澳門研究（第 104 期） - 在線閱讀

1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編輯出版

2····································································································································································································1988 年 3 月創刊2022 年第 3 期總第 104 期季刊論文·······························································································································································································································································································

3··································································································政策研究··········································學術筆記學術動態·························································································································································································

4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Editor’s Note Editorial Board 5········································································Editor’s Preface LIN Guangzhi 6······································································Zheng Guanying’s Views of Japan before and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Zheng Guanying’s Views of Railway and the Practice of Guangdong-Wuhan Railway CorporationMajor Connotations and Historical Features of Zheng Guanying’s Thoughts on Water Conservancy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ainan Strategy between Zheng Guanying and Zhang ZhidongThe World and the Nation: The World Vision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Zheng Guanying’s PoetryZheng Guanying’s Thoughts on Patriotism and Modernization Based on his Poems on Political Current AffairsThe Hygiene Cogitation of Zheng Guanying: Centered on Chinese and Foreign Essentials to HygieneThe Influence of John Fryer on Zheng Guanying’s Western Thoughts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g Guanying and Timothy RichardTen Important Newly Discovered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Macao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Research and Policy Suggestion on Elderly Services for Women in Macao“The Six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s for Macao Research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 ZhengyangGUO GanMAO YulinAI Xi, LIU DanmanLIU QianDENG LichanYANG GePAN XiaotongLI ZiTANG KaijianLEI Zifeng, LEI Chun KwokEditorial OfficeCompetition Results1726384967788999110122151163·················································································································································································································································································································································································································································································································································································································································································································································································································································································································XUE Hewen 8·························································································Zheng Guany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Consular Service in Modern China

5編者語為紀念鄭觀應誕辰 180 周年，本期《澳門研究》推出“鄭觀應誕辰 180 周年”紀念專輯，並由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廣志教授出任主持人。鄭觀應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實業家，被譽為“澳門之子”，他既有豐富的民族工商業實踐，又有多種著作，其經典名作《盛世危言》成書於澳門，對近代中國和澳門具有重要意義。本期專輯刊出了十篇通過匿名評審的年青學者之有關鄭觀應的研究成果，包括薛賀文的〈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李政陽的〈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郭淦的〈鄭觀應的鐵路觀及其在粵漢鐵路的實踐〉、毛禹霖的〈論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和時代特徵〉、艾希和劉丹漫的〈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劉茜的〈“天下”與“家國”——鄭觀應詩歌中的世界眼光與國族意識〉、鄧麗嬋的〈從鄭觀應的時政詩考察其愛國及現代化思想〉、楊格的〈鄭觀應的衛生觀——以《中外衛生要旨》為中心〉、潘小童的〈傅蘭雅對鄭觀應西學思想的影響〉，以及李孜的〈鄭觀應與李提摩太關係考述〉。本刊希望透過專輯，一方面深化對鄭觀應以及近代中國的研究，同時鼓勵年青學者從事澳門研究。此外，本期“學術筆記”有湯開建的〈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新史料的發現和討論將有助澳門歷史研究的深入推進；“政策研究”雷梓峰和李振國的〈澳門婦女養老問題及政策建議〉，為澳門的養老問題提供了對策建議。編輯部

6林廣志研究鄭觀應，學習鄭觀應——專輯主持人語鄭觀應生於雍陌，“世居澳門”，被譽為“澳門之子”。在鄭氏筆下，澳門是他的“故里”、他的“故鄉”，是他的“蓮花地”，是他富強救國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他自雍陌而來，又從澳門出發，居滬上，遊長江，走南洋，長期奔波於外，又時常回澳門度歲省親；每遇挫折或病患，往往蟄居澳門以養息。其人生蹤跡與思慮，可謂居濠江之畔而觀天下，處廟堂之遠而憂國家。在早期的《救時揭要》中，鄭觀應以〈澳門豬仔論〉、〈論禁止販人為奴〉、〈澳門窩匪論〉、〈擬自禁鴉片煙論〉等 14 篇文章對澳門葡人的劣行進行評述和抨擊。“澳門上古名蓮峰，鵲巢鳩佔誰折衝？”“請問深知西律者，試思此事可曲從？”在〈澳門感事〉詩中，鄭觀應對葡人侵佔中國領土表示憤慨和無奈，批判清政府的昏聵無知和軟弱無能，並提出了系列挽救和應對之策。他的傳世巨著《盛世危言》成書於澳門，後來的增補也大多在澳門完成。鄭觀應既有豐富的民族工商業實踐，又有影響深遠的宏偉巨著，其故居“鄭家大屋”還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擁有如此豐厚的思想和物質遺產，在近代洋務派人物中實屬罕見。他的愛國情懷、強國思想和奮鬥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學習、研究和弘揚。20世紀 80 年代以來，以夏東元先生為代表的內地學者對鄭觀應思想及其事功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豐碩成果；近三十年來，澳門學界也已經形成了紀念和研究鄭觀應的學術氛圍。2014年 8 月，筆者曾與澳門博物館合作，策劃組織“紀念《盛世危言》出版 120 周年學術研討會”，並精選優秀論文如徐秀麗〈鄭觀應研究概觀〉，彭南生、邵彥濤〈從《盛世危言》到“盛世危言”——鄭觀應《盛世危言》的百年閱讀史研究〉，李長莉〈商人思想家鄭觀應：“洋貨流行”市場分析與“商戰”思想〉，謝放〈鄭觀應的“中體西用”思想及其影響——以《盛世危言》（五卷本）為中心〉，湯開建〈鄭觀應家族澳門史二題——以所見有關鄭觀應文物檔案為中心〉，曹天忠〈鄭觀應、盛宣懷交誼與晚清洋務實業——以漢陽鐵廠（1896—1898）為例〉等刊於《澳門研究》總第 74 期。2020 年以來，筆者在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為國際關係、歷史學博士生講授“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特意將鄭觀應及其《盛世危言》作為課程論文題材，鼓勵和指導同學們研究鄭觀應的事蹟與思想。本期《澳門研究》“紀念鄭觀應誕辰 180 周年”專欄精選的，便是其中的較為優秀的論文，內容涉及鄭觀應思想、事功和交往等多個領域。

7薛賀文的〈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認為，鄭觀應領事思想包括重視使節之職、完善領事管理與培養外交人才等；李政陽的〈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討論了鄭觀應“師日”、“防日”和“抗日”以及“聯日”主張的形成與變化；郭淦在〈鄭觀應的鐵路觀及其在粵漢鐵路的實踐〉中指出，鄭觀應的鐵路觀主要體現在鐵路對國家之安全及發展具重要意義，鐵路路權必須為國家所有；毛禹霖的〈論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和時代特徵〉系統揭示了鄭觀應因地制宜發展水利以自強求富的思想；艾希、劉丹漫的〈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認為，與張之洞比較，鄭觀應經略海南的科學性、超前性以及策略性更為顯著；劉茜的〈“天下”與“家國”——鄭觀應詩歌中的世界眼光與國族意識〉肯定了鄭觀應詩歌的愛國思想及其史料價值；鄧麗嬋的〈從鄭觀應的時政詩考察其愛國及現代化思想〉認為，鄭觀應的時政詩內容豐富，藝術地呈現了試圖通過改革以實現現代化的強烈願望；楊格的〈鄭觀應的衛生觀——以《中外衛生要旨》為中心〉認為，鄭觀應在傳統養生理論和實踐基礎上，所著《中外衛生要旨》闡釋和傳播了新的“衛生”觀念與知識；潘小童的〈傅蘭雅對鄭觀應西學思想的影響〉對鄭觀應早年就讀於傅蘭雅開辦的英華書館的情況進行探析，論述了傅蘭雅對鄭觀應後期西學觀念和教育理念形成的影響；李孜的〈鄭觀應與李提摩太關係考述〉認為，鄭、李二人因投身賑務相識，因謀求變革相知，在變法的道路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在指導學生研習鄭觀應思想和事功的過程中，我們深刻感受到，在澳門研究鄭觀應具有強烈而真切的“現場感”和“親近感”。考慮到澳門迄今仍然缺乏平台性的、團隊式的、持續性的研究，澳門社會各界對鄭觀應這位著名“鄉里”的認知、學習、研究和傳播仍然有待加強，2022 年 2 月，澳門科技大學在唐廷樞研究中心的基礎上，在鄭觀應誕辰 180 周年之際，成立了我國首個鄭觀應研究的學術機構——鄭觀應研究中心。可以預計，該中心的成立將推動澳門與海內外學術機構的交流合作，持續加強鄭觀應思想及其實踐的研究與傳播，為近代香山、澳門與中國、與世界之研究，為愛國愛澳之教育，為建設“人文灣區”，為澳門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作出應有的貢獻。研究鄭觀應，資料文獻的收集整理尤為重要。我們將首先做好“鄭觀應研究數據庫”、編纂《鄭觀應史料叢刊》等基礎工作。而這些長期的、艱苦的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學者的持續參與，方可成其事、畢其功。因此，培養鄭觀應研究的年輕學者便成為當務之急。本期《澳門研究》集中推出的文章可能存在文獻涉獵不足、思考尚淺、文筆稚嫩等問題，期待讀者諸君批評指正。我們相信，假以時日，這些年輕人一定會成為鄭觀應研究的中堅力量。

8薛賀文鴉片戰爭後，海禁政策的瓦解以及華工問題的出現導致清政府華僑政策轉變，鄭觀應提出設立駐外領事以保護華僑利益，旨在促進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中國陸續在海外各地設立領事後，領事的管理問題日漸重要，鄭觀應在領事管理方面強調重視領事人員選任、培養及考核三個方面，從領事管理角度進一步完善近代中國領事制度，鄭觀應領事思想影響着近代中國領事的管理逐漸走向制度化與正規化，其思想包括重視使節之職、設立領事制度、完善領事管理、培養外交人才。鄭觀應的領事思想促進近代中國領事制度的萌芽和發展，同時近代中國駐外領事設立的實際效果也展現了鄭觀應領事思想的正確性，兩者之間密切聯繫。近代中國　領事制度　鄭觀應　[ 摘要 ][ 關鍵詞 ]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19 世紀中後期，西方列強紛紛向中國派駐領事以擴張貿易和收集情報，中國卻無領事駐外來保護商民與交涉事宜，郭嵩燾、鄭觀應等眾多愛國人士開始思考和重視中國駐外領事制度的設置與管理。鄭觀應作為洋務運動實業家，積極倡導在華僑眾多之地設立領事以保護僑商權益，並期望僑商團結共同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牽制列強。同時，鄭觀應重視新式外交人才的培養，密切關注領事人員的能力，選賢任能。鄭觀應對於保護國民利益、商業經濟、政治文化和科學發展等方面的探討和研究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尤其對於中國近代外交制度的轉變更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研究鄭觀應“領事制度”外交思想議題尤為重要。目前學者關於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研究，主要是外交思想的形成因素、外交思想中的使節制度、駐外使臣的遴選和培養，以及使節制度的目的即華僑的保護，①但由於研究角度及史料運用的不同，這些研究僅對鄭觀應外交思想進行了簡要概述，並未對鄭觀應相關領事思想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將主要考察近代中國領事設立的起源以及設立領事之後的管理制度，並研究在該時期鄭觀應的領事思想是如何作者簡介：薛賀文，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國際關係博士研究生。①相關主要論著有：羅紅希、李蘇瓊：〈試論鄭觀應外交思想的緣起〉，《學理論》（哈爾濱），第 26期（2010），頁 171 — 172；汪菁華：〈鄭觀應外交思想述論〉，《安徽史學》（合肥），第 3 期（2001），頁 45 — 48、95；徐松榮：〈鄭觀應外交思想論略〉，《長沙電力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長沙），第 1 期（2004），頁 90 — 93；焦會琦、雷桂賢：〈淺論鄭觀應的外交思想〉，《牡丹江大學學報》（牡丹江），第 2 期（2007），頁 36 — 38；等等。

9影響近代領事的設立和管理，從而更加完整地呈現出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之間的密切聯繫。鴉片戰爭後，英國駐上海領事館正式設立，此後西方列強紛紛開始在上海、天津、武漢等地區設立領事館，而清政府直至光緒四年才在英屬殖民地新加坡設立第一個中國駐外領事館，①時程二十多年，這是清政府和眾多外交官、愛國人士不斷努力的結果。李鴻章、鄭觀應等人不斷學習和仿照西方國家領事制度，瞭解西方國家外交思想，逐步建立並實施向國外派遣領事的制度。（一）華工問題出現，華僑政策轉變19 世紀，西方殖民國家廢除了殘酷的黑奴貿易，為了維持巨大的殖民地利益，殖民大國急需大量廉價勞動力服務市場，於是將目光放到了剛剛被迫打開國門的中國，歐美各國及附屬殖民地開始大規模招攬華工。但鄭觀應提出“夫豬仔館者，拐販華人過洋為奴，其所居名曰招工，俗謂之‘買豬仔’”。②“豬仔”華工問題至 19 世紀 60 年代都未被重視，清政府也未曾對海外華工提供相應保護。對華民出洋，清政府早期是嚴厲禁止的，也禁止外國人私買中國人，但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儘管法令依舊禁止華民出洋，但由於國門被迫打開，對於此等問題也就聽之任之了，而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殖民國家開始被允許在中國招工，華工問題也開始逐漸顯現。“被騙出洋而死於難者，每年以千百計”、③“粵民之在古巴者，其受害依然如故”。④面對此等情況，李鴻章、⑤郭嵩燾、鄭觀應等一批洋務派人士提出設立領事制度以保護華商、華僑合法利益，建立領事保護制度維護國家主權。對於保護華工問題，清政府也開始從無視華工漸漸轉變為重視華僑問題、保護華僑利益，並且聽取外交人士意見，通過外交手段對海外華工進行保護。（二）保護華僑權益，設立海外領事為保護海外華商、華僑的生命財產不被侵犯，郭嵩燾、陳蘭彬、⑥容閎⑦等人紛紛上奏一、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①鄭觀應時期（1842—1921）設立的領事館主要有：新加坡、日本、朝鮮、美國、小呂宋（菲律賓）、夏威夷、古巴、英屬殖民地（東南亞、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南非等地區）、荷屬東印度、墨西哥、秘魯、海參崴、意大利那不勒斯和熱那亞、美國的勃蘭特、葡屬莫桑比克、法國的波爾多和馬賽、挪威、奧國等。②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救時揭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③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救時揭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④[ 清 ]劉坤一：〈致黎召民〉，陳代湘校點：《劉坤一集》第四冊，長沙：岳麓書社，2018 年，頁 327。⑤“今若於秘魯、古巴各島分別遣使設官，拯其危急。”參閱[清 ]李鴻章：〈請遣使赴秘魯片〉，唐小軒主編：《李鴻章全集》第二冊，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1108。⑥“應即知照該外部，派設中國領事，妥為保護。”參閱 [清 ]陳蘭彬：〈使美日秘陳蘭彬等奏應派駐美中國領事以資保護僑民片〉，王彥威、王亮編；李育民、劉利民、李傳斌、伍成泉點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冊，北京：國家圖書出版社，2015 年，頁 280。⑦“秘魯華工之工場，直一牲畜場。”參閱[清]容閎：《西學東漸記：容純甫先生自敘》，廣州：新世紀出版社，2011 年，頁 87。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

10總理衙門。其中，郭嵩燾於光緒三年向總理衙門奏稿“臣隨查明英國屬地新嘉坡等處，中國流寓經商人民共計數十萬人，應分別設立領事，以資彈壓，於是年九月十五日具奏”。①郭嵩燾在奏稿中提出了設立領事的重要性，以及設立領事的兩個主要緣由，一是保護商民，二是彈壓稽查，並提出任命胡璇澤為中國駐新加坡第一任領事。郭嵩燾抵英後，根據《中英續增條約》與英國外部協商設立領事一事，經清政府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與英國外部反覆交涉，光緒四年第一個中國駐外領事館在英属殖民地新加坡正式設立，並商定由當地華僑富商胡璇澤為中國駐新加坡第一任領事管理事務。此後，清政府陸續在日本、朝鮮、美國、小呂宋、英屬殖民地、荷屬東印度等地區設立了 37 個領館。② 1901 年，清政府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掌管國家外交之權力，同時加強了對駐外使臣和領事的管理。與此同時，清政府還在南非、墨西哥、巴拿馬、新西蘭等地設立領事館。1909 年頒佈的《大清國籍條例》更是為保護海外僑商提供了法律依據。③截至 1911 年，清政府在海外各地共設立了 45個領事，展現出對外設立領事館的積極態度。（三）鄭觀應外交思想，倡導領事設立鄭觀應一直關注海外華工保護問題，是較早提出設立領事保衛人權的洋務派人士之一。鄭觀應於 1872 年 10 月 11 日在《申報》頭版發表了〈擬請設華官於外國以保衛商民論〉一文，主張中國應仿照歐洲國家於海外各國首都、各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和派遣領事官員以保護在外貿易的華商或居住在海外的華人。鄭觀應認為可在通都大邑、通商口岸分別設立相應領事人員，遇到外國人欺辱華人或者華人在海外滋生事端，領事官員可以予以治理，這樣既可以開拓海外貿易市場，又可以保護華工人身安全。而針對領事設立所需相關費用問題，鄭觀應認為目前國家處於內憂外患之際，軍餉尚不充裕。因此，可以收取海外務工華人一定的費用，用以委託中國官員保護其個人權益，這樣一來便可不用國家出錢，可謂兩全其美。鄭觀應的這種理念在後續郭嵩燾的奏稿中也被提及：“因查各口民商盼望保護，皆願湊集領事經費。”④在鄭觀應等人主張的思想推動下，清政府開始重視領事的設立和華僑保護問題。1876 年 10 月，清政府總理衙門頒佈了《出使章程十二條》，該章程為近代使節制度奠定了基礎，但是這一制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對此，鄭觀應在〈論出使〉一文中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論述。同時，〈論出使〉中所涉及的一些觀點其實也是〈擬請設華官於外國以保衛商民論〉的延續。鄭觀應首先提出了出使人選的重要性：“出使之選，與將相並重……”⑤鄭觀應認為清政府在遴選使節、領事人員時，應尤為慎重，其重要性與一國選任將相一樣，因為使節、領事代表國家與外國政府直接交①[ 清 ]郭嵩燾：〈新嘉坡設立領事片〉，楊堅校補：《郭嵩燾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83 年，頁 384。②《中國領事工作》編寫組：《中國領事工作》下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 年，頁 380。③《中國領事工作》編寫組：《中國領事工作》下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 年，頁 382。④[ 清 ]郭嵩燾：〈新嘉坡設立領事片〉，楊堅校補：《郭嵩燾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83 年，頁 385。⑤[ 清 ]鄭觀應：〈論出使〉，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易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124。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1涉，抉擇兩國交涉事宜，責任重大，薛福成也在其後續著作中提到相同的觀點。①其次，鄭觀應再次強調了建立使節制度、領事設立的必要性：“今中國既與歐洲各邦立約通商，必須互通情款，然無使臣以修其和好，聯其聲氣，則彼此扞格，遇有交涉事件，動多窒礙。”②鄭觀應認為既然現如今國門打開，各國開始通商，中外交涉事宜也逐漸增多，在此等情形下必須派遣使臣、領事掌握瞭解他國情況、條約有無，做到知己知彼充分瞭解，更好地處理兩國之間的交涉事宜。同時，鄭觀應對於之前在〈擬請設華官於外國以保衛商民論〉一文所論述的設立領事保護華僑等問題，再次深入進行了舉例論述，可見鄭觀應思想逐漸深入、全面：“查泰西之例，凡各國通商所在，必有……倘華人有滋事不法者，亦循法懲辦。”③最後，鄭觀應重點提出作為出使人員所應具備的要求：“為使臣者，非才德素著，膽識兼優，持大體而敦氣節，達時務而諳西律者，斷難勝任而愉快。”④由此可見，鄭觀應在〈論出使〉中所提出的使節制度，是在〈擬請設華官於外國以保衛商民論〉的基礎上加以完善、全面，將領事制度的設立從僅保護僑商的層面上提升到了中外交涉的層面，其對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提供了具有建設性的建議與參考。①“昔漢武帝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使才與將相並重，久矣！”參閱 [ 清 ] 薛福成：〈使才與將相並重說〉，鄧亦兵編選、校點：《庸庵隨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 年，頁 59。②[ 清 ] 鄭觀應：〈論出使〉，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 易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24。③[ 清 ] 鄭觀應：〈論出使〉，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 易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25。④[ 清 ] 鄭觀應：〈論出使〉，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 易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24。⑤“在《出使章程》中，規定駐外領事分為三等：第一等總領事，第二等正領事，第三等副領事或署領事。領事同樣作為出使大臣的幕僚，由出使大臣選派：在外設領主要是由出使大臣根據所轄地區的實際需要，爭取有關國家同意後上奏朝廷批准。”參閱《中國領事工作》編寫組：《中國領事工作》下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 年，頁 379。光緒四年，清政府在英屬殖民地新加坡設立領事後，對領事的管理從漠不關心到被迫妥協式再到不斷採納西方國家先進的領事管理方法，進而完善中國相關駐外領事制度，以及最後開始大量選任、培養和儲備領事人才。雖然這種改變還存在一定的不足，但相較於之前來說卻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這些進步是國家制度完善的結果，是由一批像鄭觀應一樣具有先進思想、不斷學習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一）領事設立增多，領事管理加強1861 年 1 月清政府設立總理衙門負責處理各國事務，1876 年 10 月總理衙門頒佈了《出使章程》，其中規定了駐外領事的等級、薪酬及選任。⑤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設立後，陸續在 37 個地方設立了領館，領館人員組成主要為領館館長、翻譯官及領事隨員，視情況可聘任當地外國人或華商任副領事或秘書。1901 年 5 月清政府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1907 年 1 月外務部對原有的《出使章程》進行了大幅度的修訂，並且陸續制定了一系列與二、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管理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

12出使有關的其他章程，對駐外領事各項內容進行了調整。新章程頒佈之前，對於領事人員的任命只定薪水、不授官階，領事工作僅為一份差事，而新的章程規定將領事作為一種實官，定編定員、按官階領薪俸，並且領館人員的組成增加了通譯官和書記官。同時隨着領事制度的不斷變化，清政府開始注重對於領事人員的選任、培訓和調用，要求領事人員要有豐富的遊歷經驗且通曉各國語言文字。以上各項規定不僅保證了領事人員的質量，而且提高了領事館的工作效率，領事的管理逐漸走向制度化、正規化和專業化。（二）重視領事之職，完善領事管理清政府在海外各地陸續設立領事館後，對於領事的管理方面也在進一步加強，尤其是對於駐外領事的選拔方面更是進行了一定的改變。領事設立初期，清政府對於官員選任有着一套較為完善的制度，但由於駐外領事工作性質和內容的不同，並不可單純地仿照國內官員選拔來選任駐外領事人員，如若領事人員選擇不當，不僅有辱君命，更是有損國威。早期對於領事人員的選拔主要考慮其是否在華僑、華商之間具有較高的威望，具有較高威望的人員能夠更好的管理和保護海外華人。曾紀澤提出“該處領事有聯絡邦交，保護商民之責，非諳練洋務，深悉地方情形之員，不足以資鎮撫”。①郭嵩燾在向清政府舉薦胡璇澤作為領事官時亦提到：“見廣東人道員胡璇澤，為其他人民所推服，數年前廣屬人民與各屬互鬥，亦經胡澤選解散，英國官商皆倚信之。”②郭嵩燾認為胡璇澤關心僑胞利益、對於華僑的糾紛乃至械鬥都可以處理得很好，官商都極為信賴，其作為領事官管理和保護華僑無可厚非。但是由於此時是領事設立的初期，清政府對於領事的選拔並未給予過多重視，甚至對於領事的經費都未曾撥給，多數領事人員是由相對開明的洋務派官員組成的，這些洋務派官員並未受到過專業的語言訓練，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但隨着後續駐外領事館的增多，領事管理開始逐漸規範化、領館人員編制逐步制度化，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駐外領事的選拔也有了巨大的改善。1912 年11 月，外交部頒佈了多個有關領事管理章程，規定了各領館的人員配置和領事官的任用辦法。在《外交官領事官任用暫行章程》中規定了領事人員任用資格，領事人員需要經過專業訓練，處理領事事務要具有一定的專業性，要擅長外交事宜、熟悉外國語言。而在 1915年 1 月，外交部更是頒佈了《領事館職務條例》，該條例不僅規定了駐外領事官的工作職責，還要求領事對於所駐國之法律及習慣有所瞭解和掌握，此外，駐外領事要仔細研究國際條約的相關內容以及與所駐國有關的經濟、貿易等情況。（三）領事賢明思想，推行領事管理在領事的管理方面，鄭觀應認為領事的賢明尤為重要：“領事賢，則商民既安，邦交亦日睦。”③ 鄭觀應在〈通使〉一文中較為全面地論述了關於領事人員選任、培①[ 清 ]曾紀澤：〈懇留新嘉坡領事疏〉，喻岳衡點校：《曾紀澤遺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 年，頁 88 — 89。②[ 清 ] 郭嵩燾：〈新嘉坡設立領事片〉，楊堅校補：《郭嵩燾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83 年，頁 384。③[ 清 ]鄭觀應：〈通使〉，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392—393。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3養以及管理三個方面：第一，對於領事人員的選任，鄭觀應認為要制定明確的領事選任章程，不得徇私枉法，必須按照公法條約、他國語言、政治歷史和風俗習慣等幾個方面來對領事人員進行任命考核：“似宜明定章程，毋得濫徇情面，援引私親，必須以公法、條約、英法語言文字，及各國輿圖、史記、政教、風俗，考其才識之偏全，以定去取。”①鄭觀應提出要明確規定領事人員的考核內容，以便更好地選拔出領事人才予以委任，同時也可以更好地將考核規範化，避免出現徇私舞弊、任人唯親的情況；第二，對於領事人員的儲備和培養，鄭觀應主張如若選拔出來的領事人員充足，可以先將這些領事人才儲備起來進行培養，以便在之後的領事工作中進行任命或者調用，即“有餘則儲候續調”；②第三，對於領事人員的管理，“倘出洋多次、辦事勤勞、允符人望者，即……以難寬之罰，則不肖懷刑”。③鄭觀應認為可以制定領事人員考核機制，對於工作認真努力的領事人員進行獎勵或者提升職務，並且鼓勵領事人員之間互相檢舉監督，這樣即可以監督領事人員免於沾染不良習氣或者違法亂紀，還可以激勵領事人員人人奮進、避免懶惰懈怠，同時鄭觀應建議懲罰犯錯誤的領事人員，以儆效尤。綜上，鄭觀應對於領事人員的選拔、培養和管理等方面具有較為全面的思考，並且提出了系統可行的辦法，對於完善近代中國領事的管理方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改變了傳統的領事制度觀念。①[ 清 ]鄭觀應：〈通使〉，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393。②[ 清 ]鄭觀應：〈通使〉，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393。③[ 清 ]鄭觀應：〈通使〉，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393。19 世紀中後期國內外形勢變化動盪，中國急需改變原有的外交模式以更好地適應現實情況。鄭觀應作為傳播西方外交理念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積極強調領事制度的重要性。鄭觀應領事觀點在當時極具領先性，促進了近代中國領事制度的形成。（一）鄭觀應的領事觀點分析第一，鄭觀應領事觀點的形成源於鄭觀應長期的洋務活動和他的外交經歷。因此，這些觀點不僅帶有強烈的愛國情感和抵禦外侮思想，還具備了一定的西方外交思想的先進性，鄭觀應領事觀點的提出同時也是對中國傳統外交思想的一個巨大的衝擊；第二，鄭觀應的領事觀點在守舊派批判郭嵩燾出使英國時，給予了強烈的支持。鄭觀應極力強調派遣使臣和設立領事的必要性，反對中國自我封閉、閉關獨治的外交理念，強調要順應世界的發展趨勢，與各國建立起良好的交涉環境，才能避免出現清政府早期閉關鎖國時所帶來的三、鄭觀應領事觀點與近代中國領事制度評析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

14危害；第三，鄭觀應提倡的相關領事觀點也符合現代領事制度的內容。例如，現代國際社會對於職業領事要求“受過專業培訓，具備派遣國國內法所規定的資格和條件”。①這與鄭觀應提出的對於領事人員的選任要通過考核，並且要具備一定的技能條件是一樣的。領事是代表國家執行領事職務，所以一定要符合相關的專業要求，才可以對其進行任命。可見，鄭觀應所提出的領事人員嚴格選任制度比較符合現代領事制度的相關內容。鄭觀應在領事的設立和管理方面的觀點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促進了近代中國領事制度的萌芽和發展，但是鄭觀應的領事觀點也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具體局限性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從當時國內政治環境來考慮，西方侵略勢力導致國內存在種種危機，清政府一味的妥協退讓，致使權力不斷被架空，國力衰弱、財政緊張，使得鄭觀應推行的觀點並不能夠得到很好的實施，缺少了一定的國家層面支持；二是鄭觀應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並未進行深刻的認識，對西方列強仍存在一定的幻想，認為單純地建立領事關係便可以獲得尊重，受到平等的對待；三是鄭觀應對於國際體系以及世界格局存在着錯誤的認識，19 世紀中後期，西方資本主義將觸角伸向世界各地，出現了瓜分世界的狂潮，西方列強開始不斷爭奪國外市場，利用軍事戰爭擴張土地，大規模建立殖民地從而獲取經濟利益，國家之間以鄰為壑，在此等情況下讓西方各國遵守國際公法，放棄強權外交，建立良好的領事關係，必然存在困難。（二）近代中國領事設立與管理分析近代設立領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居住和生活在海外的僑民、僑商，拓展海外業務以便開拓政府財源，瞭解海外情況更好地解決中外關係。近代中國領事制度是在 19 世紀後期從西方列強處學習過來的，因而清政府早期並不太清楚如何設立和管理領事，中國駐外領事館也是在清政府派遣使臣之後才開始設立的。之所以首先在英屬殖民地新加坡設立領事，主要是因為在新加坡居住的華商人數眾多，而且大量的僑匯都是從新加坡匯入至國內，如若在新加坡設立領事，相關設領費用無需清政府承擔。在這一時期，清政府對於領事設立的意義相對比較模糊，因此，清政府在海外設立領事的數目較少，但是在甲午戰爭結束之後，清政府對於在海外地區設立領事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一來是為了保護華僑從而獲取民眾的支持，二來是為了開拓海外貿易市場從而獲得財富。此外，清政府以及後期的北洋政府等都開始注重領事的管理，對於領事的選任、領事館人員編制、領事館分工等問題也進行了明確的規定。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是從無到有的過程，不論是駐外領事的設立還是領事人員的管理，都經歷了一段較長的完善歷程。近代中國領事承擔着保護僑民、僑商和瞭解外國情況的重任，而在當代中國領事則是國家處理對外關係的重要手段，在國際關係中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雖然近代中國領事與當代中國領事的定義、價值與意義不同，但近代中國領事設立和管理的發展過程，具有着鮮明的時代特徵和一定的思考價值。①《中國領事工作》編寫組：《中國領事工作》下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 年，頁 389。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5（三）鄭觀應領事觀點對近代中國領事制度的影響在鴉片戰爭前，中國傳統的外交思想是沿襲儒家思想而來的，這種傳統的外交思想已延續千年，但在鴉片戰爭後，西方殖民國家的“砲艦政策”將中國國門打開，從而改變了這一情況。由於目睹了大量華工在海外遭受慘絕人寰的待遇，鄭觀應逐漸意識到中國急需設立駐外領事以保護海外受難同胞，於是鄭觀應在《申報》創刊不到兩個月後便開始發表〈澳門豬仔論〉、〈續澳門豬仔論〉、〈求救豬仔論〉、〈擬請設華官於外國保衛商民論〉等一系列文章，①呼籲清政府盡快設立駐外領事以便更好地維護華工利益，使其在海外不受欺辱。同時，中國國門被迫打開後，西方殖民國家紛紛在中國各地建立起通商口岸並設立領事館，收集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相關情況，②並將所獲取的情況以調查報告、奏摺和日記等方式反饋給政府。③鄭觀應認為駐外領事的設立可以瞭解他國情況，並為國內的發展建言獻策，更好地促進中外關係，其在〈論出使〉和〈通使〉中都對此進行了論述，〈論出使〉和〈通使〉在當時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此外，鄭觀應認識到陳舊的外交理念和方式已經無法與世界局勢相適應，必須建立起新的外交制度才能夠更好的拉近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的關係。近代中國領事制度是由鄭觀應等人不斷改良和完善的外交思想與觀念建立起來的，是在不斷摸索和挫折中逐漸形成的，實際上，西方國家的領事制度也是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實踐和積累。④（四）鄭觀應領事觀點評介近代中國外交理念發生的種種變化都與鄭觀應先進的外交思想密切相關，鄭觀應不僅提出了要在海外地區設立領事，對於駐外領事的管理也給出了有用的建議。鄭觀應的領事觀點細緻地分析了駐外領事制度，形成了較為系統的近代外交模式。鄭觀應對於近代中國領事制度的發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同時，鄭觀應的外交思想具有一定的先進性，突破了傳統外交思維定勢。一是對於鄭觀應提出領事設立目的的思考。鄭觀應認為設立領事是為了“保吾民，禦外侮”、⑤“折衝樽俎，讚美皇華”，⑥雖然鄭觀應所提倡的領事設立目的是美好的，但在當時中國國內正在遭受西方殖民國家的侵害、國內百姓尚且都無法逃脫迫害之時，對①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57—58。②“英國領事的考察報告都屬於概括介紹型的考察報告，考察的對象十分廣泛，雲南各地的地理地形、氣候、礦產、物產、農業、手工業、交通、城鎮、民族、風俗、歷史等都納入了考察及撰寫範圍。”參閱楊梅：《近代雲南西文文獻》，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64。③“郭嵩燾的《使西記程》、《郭嵩燾日記》、《倫敦和巴黎日記》，劉錫鴻的《英軺私記》，張德彝的《歐美環遊記》、何如璋的《日本遊記》、容閎的《西洋東漸記》、曾紀澤的《出使英法俄國日記》、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等。”參閱王力：《近代中國駐外領事商務報告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 50。④王力：《近代中國駐外領事商務報告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 年，頁 48。⑤[ 清 ]鄭觀應：〈通使〉，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391。⑥[ 清 ]鄭觀應：〈通使〉，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390。鄭觀應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

16於海外華僑又該如何去保護？尤其是對於“化解矛盾和讚美皇華”，這種目標在當時的情況下真的能夠實現嗎？總的來說，以上關於設立領事的目的其象徵意義是大於實際意義的。二是對於鄭觀應所提出的有關領事的選任。通過鄭觀應的嚴格選任制度雖然可以挑選出具有語言基礎、通曉他國國情的領事人員，但是單靠具有才華的領事個人的力量並不足以改變現狀，國家的整體實力才是真正能夠改變現狀的硬性要求，國家強大才是能夠保護海外華工不受欺辱，維護國家主權的真正方式，“弱國無公義，弱國無外交”，①沒有強大的國家作為有力的後盾，僅依靠領事的設立和領事人員的努力是不足以解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華工。雖然鄭觀應對於領事設立的目標和選任領事的目的都存在着一定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從結果上來看，設立領事和不設立領事最終還是具有一定區別的，設立領事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具有一定的現實效果。將鄭觀應的領事觀點與近代中國領事的設立和管理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其對於未來在分析相關領事制度問題方面具有一定的意義：首先，將鄭觀應的領事觀點作為一個獨特的角度，進而論述近代外交體系中關於領事從無到有的一個發展過程，這種從個體角度出發研究近代中國駐外領事的整體過程，為後續對於近代領事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其次，從橫向的角度分析即從分析鄭觀應的領事觀點到分析近代中國領事制度以及兩者的密切聯繫，再從縱向的角度分析即將“清政府對待華工的態度轉變”、“保護海外華工”和“設立駐外領事館”相關問題帶入研究，並將橫向與縱向兩者進行有機結合，盡可能將研究做到全貌，為將來的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礎，方便後續研究的進行；最後，領事的設立與領事的管理是領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今後研究中國駐其他國家領事問題，或研究其他眾多外交官、愛國人士的領事觀點、外交思想問題，抑或研究其他時期領事制度問題時不可避免地要從這兩個角度出發。[ 責任編輯陳超敏 ][校對黃耀岷葛家傑 ]①陳飛瓊：《民國外交戰》，北京：團結出版社，2014 年，頁 96。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7李政陽作為中國近代民族覺醒過程中的重要事件，甲午戰爭失敗致使中國朝野救亡禦侮意識高漲，很多知識分子對此進行反思並提出自己的主張。面對戰爭前後不同的國際形勢，中國近代先進思想家鄭觀應對日本進行了分析，並提出師日、防日、抗日和聯日等主張，形成了系統的“日本觀”，其日本觀具有連續性、漸進性和先進性。其中“師日”、“防日”和“抗日”在甲午戰爭前和後都有體現，而“聯日”則主要表現在甲午戰爭後。鄭觀應主張從教育、議院、外交和商業方面學習日本以達仿西之目的，中日之間的歷史互動及日本當時的動向建構了鄭觀應的防日觀，而抗日與聯日主張則是在不同時局下以國家圖存為要的均勢思想的體現。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是其“富強救國”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日本觀必不可少的部分。日本　甲午戰爭　均勢　建構主義　鄭觀應[ 摘要 ][ 關鍵詞 ]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甲午戰爭前中國社會對日本的主流觀點仍基於夷夏觀。日本 1874 年入侵台灣、1879年將琉球廢藩置縣後，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對日本重視和警惕起來，①但輕日思想仍是社會主流。作為中國近代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申報》可以反映出這一思想變化過程。②雖然當時不乏黃遵憲、黃慶澄、鄭觀應等能正確評價明治維新的知識分子，羅森、王之春、李筱圃、傅雲龍等更是赴日進行了考察，但當時中國社會主流仍未能清晰認識日本明治維新。在已有的研究中，夏東元對鄭觀應在甲午戰爭中的對日態度及提出的戰後對策進行梳理，認為鄭觀應在甲午戰爭中始終持有積極抵抗日本的態度，並利用自己的人脈不斷給當局提供情報消息，在戰後主張加強海防和邊防建設以抵禦入侵。此外夏東元強調鄭觀應關於提防奸細和日本特委的建議。③夏東元和易惠莉都認為鄭觀應在甲午戰爭前對日本已經有了警惕。④易惠莉認為在甲午戰爭前鄭觀應筆下的日本具有模仿和潛在作者簡介：李政陽，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①焦潤明：〈甲午戰前中國文人的日本觀以“琉球事件”為中心〉，《日本研究》（瀋陽），第 4期（2013），頁 74。②參見〈議林華書館東洋伐台灣論〉，《申報》（上海），1874 年 6 月 13 日；〈釋中東交涉近聞〉，《申報》（上海），1879 年 7 月 24 日；〈譯西報論東洋使臣至英國事〉，《申報》（上海），1872 年 10 月 11 日；〈論日本工藝製造之精〉，《申報》（上海），1894 年 6 月 11 日；〈答客問高麗事〉，《申報》（上海），1894 年7 月 1 日。通過以上目錄，可見思想變化過程。③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119 — 143。④參見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119；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37。夏東元認為鄭觀應看出俄、日奪朝鮮後會侵犯中國，易惠莉還認為鄭觀應已認識到朝鮮將是最大的戰爭策源地。

18敵國的“雙重形象”。曹成建認為甲午戰爭後鄭觀應視日本為亞洲強國，與此同時鄭觀應認為中國的自然和人文條件優於日本，但日本的明治維新值得中國借鑑和效仿。①可以看出，既有的鄭觀應日本觀研究中具有以下特徵：第一，缺乏專題研究，其日本觀多夾敘在其他議題的論述中，在時間和對象上缺乏連續性。第二，缺乏縱向的系統研究，例如甲午戰爭前後其日本觀有無變化？演變邏輯為何？第三，鄭觀應日本觀背後的學理基礎研究尚淺。那麼在甲午戰爭前和後，鄭觀應如何看待日本？其觀點如何形成？主張背後的支撐是甚麼？顯然，這些問題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也對系統地瞭解近代中日關係具有一定的幫助。①曹成建：〈甲午戰後鄭觀應之日本觀〉，《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貴陽），第 4 期（1995），頁 21 — 22。②參見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49、258 — 259。③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28。④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57 — 258。⑤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43。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重要的報紙，《申報》多次對明治維新的具體措施進行了報道和評價，讓當時仍處洋務運動的中國瞭解了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和啟蒙思想家認識到日本在學習西方知識的道路上已走到中國前面。尤可貴者，鄭觀應在甲午戰爭前提出“師日”的主張，②鄭觀應在 1889 年〈交涉篇〉指出：“今日本行之，亦勃然興起，步趨西國，陵侮中朝。”③在 1890 年〈商戰〉篇指陳：“考日本東瀛一島國耳，土產無多，年來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夫日本商務既事事以中國為前車，處處借西鄰為先導。……彈丸小國，正未可謂應變無人，我何不反經為權，轉而相師，用因為革，捨短從長。”④於此同時鄭觀應也對日本的動向有了高度警覺，認為強大後的日本很有可能會侵犯中國，因此希望中國通過以“師日”自強並以此為“仿西”之捷徑。日本當時人口不到中國十分之一，土地不及中國三十分之一，但卻能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中國，鄭觀應認為其根本原因不在於堅船利炮而在仿西和變通，除了鄭氏，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也在甲午戰爭後表達了師日的觀點。日本從鴉片戰爭中認識到中國的沒落和西方各國由貧弱到富強，隨後日本派人遊歷西方各國，習其技藝、制度、思想等富強之術，返日後棄舊法行新法，設西學堂，之後便國富民強。鄭觀應主張通過學習日本來仿西，並將學習日本看作仿西的捷徑，甲午戰爭前後其師日的論述可以大致歸納為教育、議院、外交和商戰四類。鄭觀應提倡建立類似日本的教育體系、學習其教學之法，則人才輩出、國泰民安。“如我國能仿俄國或日本，衰弱之時痛除積痼，幡然一變，各省亦援照西法，廣開學堂書院，認真講求，較盛觀察所設者規模宏敞，則各藝人材何患不出 ? 自足與泰西爭強競勝矣”。⑤鄭觀應詳細介紹了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教育體系，中學之前日本學校教授學生人倫道德之事，一、“何不反經為權，轉而相師”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9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中學畢業之後按照學生的興趣劃分文科班和武科班。若欲再入文科專科學習，需要讀預備班，詳分為農科、法科、醫學等，然後才能進專科學校，其又精分法、文、理等六門。此外，鄭觀應還着重闡釋日本軍隊的官位制度，重點介紹海軍學校的艦上練習以及隨艦遠航。較之日本，中國學校不分年齡大小通教五經、古文，學校老師的知識範圍狹窄，對國際政治、歷史、技藝等一概不知。鄭觀應建議中國宜仿日本教育體系任命文部大臣專管教育、派二十歲左右通識者出國學習、譯國外實用書籍為教材、設工藝院專習一藝、重文亦重武、建天文台地理會等。①總之，鄭觀應在尊重科學的基礎上對仿照對象、教學之法、人才甄別等教育方面進行了論述。②“議院之明效大驗，有如此者。今日本行之，亦勃然興起，步趨西國，陵侮中朝。而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國尚可不亟行哉”？③鄭觀應認為甲午戰爭的結局足以證明議院對國家富強具有明顯效果，也打破了“議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的固有觀念。④議院分為上院和下院，上院由國之宗室和官員大臣組成，地方品德高尚和才學之人構成下院。如遇國事，商討決定的順序是下議院到上議院，若上下議院的意見不一則兩院重議，最終提交國君裁定，君不同意，則下發再議。鄭觀應大聲疾呼中國應重視議院的作用：“（中國）苟欲安內攘外，君國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設立議院始矣！……查日本憲法，係本其國之成法，而參以西法，中國亟宜仿行，以期安攘。”⑤因議院為國人所設，議員也由國人所選，因此議院不僅是君與民的橋樑和紐帶，亦強化了君與民的聯繫，使信息可以通過議院在君與民之間準確傳遞。此外，議院吸納專業人士的意見，又反映民眾的合理主張，可以最大程度實現君民共主，這有助於廣開言路、廣集眾智、廣求良策，發揮君與民的雙方優勢，使其決策更符合實際需要。⑥“日本無郡不有日報館，我各省當道，亦宜妥訂章程，設法保護，札飭有體面之紳士倡辦，以開風氣”。⑦“朝議一事，夕登日報，俾眾咸知，論是則交譽之，論非則群毀之”。⑧議院有報業作為輿論監督才能發揮更大作用，鄭觀應建議中國發展報紙業，將議員所議朝政之意見在報紙上發表，接受大眾的監督和評價。在鄭觀應看來，學習日本設立議院可以通達民情，使上無昏君、下無怨民。鄭觀應首次提出中國要實行議院制，在“體”上進行改良。⑨①王學明：〈試論鄭觀應的教育思想〉，《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第 2 期（1996），頁 77 — 79。②蘇志宏、郝丹立：〈鄭觀應教育價值論述評〉，《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成都），第 1期（1993），頁 97 — 102。③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93。④張澤洪：〈鄭觀應的政治改革觀〉，《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第 8 期（2001），頁260 — 261。⑤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91、116。⑥龍天貴：〈鄭觀應法律思想述評〉，《貴州社會科學》（貴陽），第 2 期（2005），頁 165。⑦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23。⑧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90。⑨黃先鋒：〈鄭觀應議院觀的哲學基礎和思想地位〉，《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第 4 期（1995），頁 110 — 111。

20通使代表本國與他國進行談判與溝通，是外交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土耳其、希臘、日本各小國，皆遣頭等公使，分駐各邦，而中土堂堂大國，行走班次乃反居其後，於體統有關礙，於交涉亦動多掣肘”。①鄭觀應認為通使在我國處於相對較低的地位，不利於外交活動，應該提高其身份地位。②中國與外國所訂條約對中國極為不利，“較之日本與外國更修條約誠有天淵之隔”，③“嘗考日本於英國立約，鴉片土不得入境，例止三斤以配藥之需。……我國亦宜設法嚴禁吸食，並仿日本條約，請各國勸英國一律行之”。④較之日本，我國未與英國簽訂禁煙條約，鄭觀應認為中國應與英國簽訂合約禁止鴉片入境，還應立法禁止吸食鴉片。如何管理外國人在中國的行為才能避免衝突、保護本國權益？鄭觀應建議中國仿照日本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外國在中國的租界未被劃定區域導致被侵佔，⑤“凡租界之地宜仿日本國例，一經勘定，即劃溝為限，方可杜侵佔滋事之虞”。⑥不僅僅租界，外國人在中國買地建房處理不當也會產生問題。鄭觀應認為“日本國例不然，非土人或入籍者，不准買其本國之地。中國宜仿行之”。⑦在傳教士方面，“仿日本定新律頒行，設教部，凡各省各種教士均歸管轄。如不端，准其裁撤，否則不准傳教”。⑧甚至可以“效日本近年辦理，擇公正教民與華教士代為傳教，無須西人”。⑨管理在中國的外國人，鄭觀應認為法律是關鍵。“日本維新後刑律大旨改宗於法，而參以英、德。……日本東瀛一小國耳，參用西律憲法，西人亦歸其審理，……何中國猶遠不及日本哉”？⑩中國應該效法日本修改刑法才能被外國所接受，才能將在華西人列入我國管轄。⑪“夫日本商務既事事以中國為前車，處處借西鄰為先導。我為其拙，彼形其巧。……彈丸小國，正未可謂應變無人，我何不反經為權，轉而相師，用因為革，捨短從長”。⑫日本自明治維新後，認識到通商的重要性，只有得通商之利，避其害，才能國富兵強。從 19 世紀 60 年代到 90 年代，日本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便成為亞洲工廠，經濟總量稱霸亞洲，從 19 世紀 80 年代開始，日本政府在原有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和完善商業法、金融和鐵路，為商業的進一步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年來日本機器織廠日增，所織各種棉布運入中國銷售者亦日見其夥”。⑬日本的工業化帶動紡織業發展，機器取代手工，絲產量和出口量成倍增長。“將來日本在內地通商，勢必廣制機器，華人所不知為而不能為，所欲①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71。②汪菁華：〈鄭觀應外交思想述論〉，《安徽史學》（合肥），第 3 期（2001），頁 48。③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14。④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74。⑤田濤：〈鄭觀應對國際法的認識〉，《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天津），第 6 期（2001），頁45 — 47。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08。⑦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97。⑧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88。⑨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90。⑩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73 — 276。⑪喬素玲：〈鄭觀應與中國法律觀念近代化〉，《比較法研究》（北京），第 2 期（2003），頁 103。⑫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365。⑬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487。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21為而未及為者，恐日人先我而為之。則外洋之利權既為歐西所奪，而內地之利權又將為日本所奪矣！現在風氣之速，甚於迅雷，若不急思籌辦，則日本創之，各國效之，華商必至坐困，無利可圖，可不懼哉”！①鄭觀應認為中國不重商，應轉而相師，效法日本，振興商務。此外，鄭觀應認為日本重商、衛商的措施包括：仿西法重訂稅則，本國貨物稅輕，他國貨稅重；只准各國在外埠通商；來往貨物必須由日本人驗稅；稅關皆用日本人；通商訴訟由日官審判；設商務局，日商聯盟，遇不公不與之交易。較之日本，中國與歐洲各國通商比日本早，因學校不講求製造諸學，無法生產機器，進而無法進行工業化生產，國家未頒佈商務法令衛商，導致商務落後於日本，中國商人人心渙散，致使他人坐收漁利。②因此鄭觀應強調效仿日本廣開技術、製造學校，建立新的稅收制度，頒佈助商政策等。①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398 — 399。②趙秀玲：〈論鄭觀應的商戰思想〉，《文史哲》（濟南），第 3 期（1999），頁 45 — 46。③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04。④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07。⑤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3期（2006），頁1 — 16。⑥[ 明 ] 嚴從簡；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50。⑦[ 明 ] 張廷玉：《明史‧日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8342。⑧[ 清 ]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沿海倭亂》，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855。1891 年鄭觀應分別在〈防海下〉和〈防邊中〉篇中提出要警惕日本，“年來日本講究水師，頻添戰艦，多置軍械，及遣人分住各口，設貿易館，習方言，託名學賈實則交結匪人，時入內地暗查形勢，繪圖貼說，其志叵測，恐終為中國邊患”。③俄國早已對朝鮮虎視眈眈，然後伺機侵佔東三省，滿足其侵佔野心，“日本亦有心圖此久矣。是朝鮮一隅，為俄、倭所共爭，亦中國所必守”。④鄭觀應在甲午戰爭前提出防日之說，並成功預言日本會出兵朝鮮，並且鄭觀應多次通過書信向盛宣懷表明要警惕日本。建構主義認為人類的認知是通過認知主體和認知客體的互動，由認知主體構建和不斷構建起來的“認知結構圖式”實現的，共有知識在構建國家身份認知的同時，也間接影響了國家的對外利益和對外行為。⑤早在明代日本的浪人、無業流民和亡命之徒即倭寇就不斷侵掠騷擾中國山東和東南沿海等地區。倭寇“數侵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皆受其患”，⑥“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⑦從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亂〉篇中和明人薛俊的《日本國考略 ‧ 寇邊略》中可以看出，1368 至 1449 年明朝前期倭寇一直持續對中國進行侵掠和騷擾，明朝中期倭寇更加凶殘和放肆。“倭賊百餘自上虞爵溪所登岸……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滸墅關……殺傷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⑧到 1565 年，在戚繼光的領導下，東南沿海抗倭才取得最終的勝利。明代倭寇對中國沿海地區的不斷騷擾侵掠，中國對倭寇的侵犯進行防禦和反擊，中國和日本的互動構成中國認為日本可能會繼續侵犯二、“其志叵測，恐終為中國邊患”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

22①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頁 2493。②譚銳：〈鄭觀應國防思想初探〉，《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江門），第 3 期（2004），頁 62 — 63。③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427。④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433。⑤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52。⑥余宜斌：〈晚清政府的自強運動現代化延誤的制度分析〉，《南京社會科學》（南京），第 6 期（2000），頁 35。中國這類共有知識，共有知識一旦形成便會相對穩定的存在於國家的觀念結構中。之後中日兩國先後閉關鎖國，延續着中國對日本的既有觀念。也就是說，“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①以及之後 1874 年日本入侵台灣和 1879 年將琉球廢藩置縣等事件建構了甲午戰爭前鄭觀應對日本的觀念。日本對中國的“外藩”朝鮮進行侵略，以及之後的甲午戰爭印證了鄭觀應的擔心。面對漫長的海岸線和敵強我弱的狀況，鄭觀應提出分海域設立軍事重鎮，萬一有變則相互呼應的策略。此外鄭觀應認為應挑選水師堂學院畢業的智勇雙全且熟知海戰兵法的將領來統帥海軍，主張海軍定期進行軍事演習，強調各區域海軍的互相配合等來防禦日本。②在〈海防中〉篇裏，鄭觀應多次強調海軍必須磨練專業技術、備足武器彈藥、時時備戰來防禦外來侵略，海軍將領必須熟悉海軍事務、膽識非凡，借此建設海軍。1895 年鄭觀應在〈海防下〉寫下擔憂：“日本以兵力相脅，要求挾制割地通商，不啻導其先路焉。以一區區島國，魚肉中土尚不難，如取如攜，若俄、德、英、法諸大國久已雄視天下，以中國為可欺，一旦蠢然思動，其勢力較日人為何如？如人之患病，然其發愈遲其患愈重。”③“及我遣使議和，猶且據台灣，割遼東，索賠兵餉二百兆，反為天下之罪魁禍首。此端一開，凡貪我土地者皆將效尤，以我中國為中矢之鵠。恐此後海疆有事，咆哮挾制之來必變本加厲矣”。④甲午中日戰爭後，鄭觀應認為日本取得戰爭的勝利會誘使更多國家侵略中國。之後鄭觀應在出刊於 1895 年《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中加入“朝鮮亡於日本，則日本得隴望蜀，勢必與俄力爭東三省”，和“聞日本之志不淺，商務亦日盛，惟恐不得朝鮮、東三省等處”。⑤這彰顯了鄭觀應甲午戰爭後的防日觀，顯示出鄭觀應對日本可能繼續侵略中國的擔憂。可以說，鄭觀應較為準確地預測了之後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九一八事變日本武裝侵佔中國東北以及日俄為爭奪朝鮮和中國東北而爆發的日俄戰爭。中國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許土地進行自由買賣，科舉制度使寒門可以掌握政權。日本幕藩土地所有制禁止土地買賣，日本依據等級身份的門閥制度讓政權機構人員難以變更。相較於日本，具有彈性的中國封建制度更穩定，也讓社會變革的難度加大。近代之前，中國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強大的一員，擁有幾千年的固有文化，對過去文化的眷戀也使變革的力度和廣度不夠。⑥日本實行自上而下的變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而中國社會的變革沒有得到民眾的深度支持，變革範圍僅圍繞軍事和商業，未涉及制度和文化範疇。此外，日本之前就有吸收中國文化的經歷，對外來先進文化持歡迎態度，“小而巧”的日本對舊文化沒有太多羈絆，因而日本更易進行變革。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高於中國洋務運動時期，相較於日本，中國提供更大的市場和利潤，外國帝國主義列強紛紛覬覦垂涎，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23而巨額賠償使洋務運動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洋務自強運動的失敗導致甲午戰敗，戰敗日本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無能和腐敗，這誘使更多帝國主義列強發動侵華戰爭。均勢是國際關係中影響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傳統理論之一。在《戰國策》中的〈秦策一〉得到充分的體現，春秋戰國時位於西方的強大秦國與東方的齊、燕、韓、趙和魏國以及南方的楚國形成“七國分立”之勢，謀士蘇秦提出六國合縱對抗秦國的策略，六國合縱即與秦形成均勢。均勢代表人物愛德華 ‧ 莫爾思（Edward L. Morse）認為均勢是維持國家之間權利平衡的一種對外政策，旨在防止一國控制並危害別國的安全。①漢斯 ‧ 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指出：“均勢是一種特殊的狀態，是由於權勢大致平均地在一些國家之間分配所造成的。”②在合縱中相對弱小的六國通過聯盟使總權勢與強大的秦國形成力量的均衡，這正如西德尼 ‧ 弗伊（Sidney B. Fay）把均勢概括為“國家之間權勢的一種大體上的均衡”。③1891 年甲午戰爭前鄭觀應在五卷本〈邊防中〉中提出“獨力當俄、日之狡謀，不如合力以制俄、日之鋒銳，此連衡之策不可不講也。……結英吉利同心合力以拒俄、日，中英聯盟則與俄、日勢均力敵”，④和“先與英訂立密約，庶俄、日均有所顧忌，不敢輕於動兵，而後朝鮮可固。朝鮮固則東三省亦固”的抗日觀點，甲午戰爭後鄭觀應在十四卷本重提抗日之說“我中國欲仿遠交近攻之法，宜速結英、德、美以拒俄、日”。⑤鄭觀應提出聯合英國共同對抗日俄的均勢思想。中英間聯盟與俄日權勢相當，中國與俄國有着漫長的邊界線，17 世紀 50 年代中俄就開始在邊境交鋒，俄國也從未放棄東進侵華的計劃，俄國通過戰爭、威脅等各種手段侵佔中國領土。對於英國與中國結盟的原因，鄭觀應認為若俄國吞併朝鮮和東三省，必將損害英國在東亞的利益，之後好戰之俄國會西進進軍歐洲，這是英國不願看到的。鄭觀應認為中國和英國存在不願被俄國先後侵佔的共同利益和目標，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當一國與另一國存在關乎生存的共同利益時，聯盟的可能性就會增加。鄭觀應在甲午戰後重提抗日之說以及在兩次鴉片戰爭後依舊堅持結英拒日。這與埃弗里 ‧ 戈登斯坦（Avery Goldstein）的均勢理論的三個範式之一不謀而合：“在無政府秩序的政治形態中，意識形態和其他政治動機很容易從屬於謀求生存的戰略需求。”⑥“均勢是大多數國家在大多數情況下尋求自我保存的政策”，⑦當時處於“安全困境”中的清朝第一要務是謀求生存，鄭觀應提聯英抗日主張是其均勢觀的具體表現。三、“遠交近攻”與“婚姻之國”①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269。②魏煒：〈均勢的理論化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國際觀察》（上海），第 1 期（2006），頁 57。③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268。④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07。⑤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53。⑥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270。⑦（英）馬丁‧懷特（Martin Wight）；宋愛群譯：《權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頁 125。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

24鄭觀應的聯日主張主要表現在甲午戰爭後。1895 年鄭觀應提出“中、俄、日可世為婚姻之國，合力以驅逐英、法、荷”。①在十四卷本〈邊防六〉中認為“惟同在亞洲互相攻擊，唇亡則齒寒，徒為漁人得利。中國宜開誠布公，勿念前仇，亦與日合，以踐興亞會之約，庶不為西半球各國所侵害也”。②在八卷本〈邊防二〉重提聯日“為中國計，亟宜變法自強，結日聯英以拒俄法”。③在八卷本〈邊防二〉中又強調聯日“中、英、日合，非但朝鮮及中國邊省可固，即日本與英之屬土亦固，東方太平之局不難保矣”。④甲午戰爭後鄭觀應為何提出聯合日本的主張？一方面，近代以前中國在東亞範圍內處於先進地位，日本的文明程度落後於中國。中國文化推動了日本古代社會的發展，唐朝時日本就仿照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經濟制度進行文明開化，日本的文字來源於中國，甚至日本自創的片假名和平假名也是由漢字演變而來，相對較高的文明程度決定文化由中國單向流入日本，這就是中日文化的“同文”。王韜“若言日人本中產，或間有之，要未必盡然也。江、浙兩省，密邇東瀛，航海遭風，至其國中，遂留不返”等記載，⑤以及徐福東渡的傳言則一定程度上證明中日的“同種”。中日文化“同文同種”以及中日同處亞洲的“唇亡齒寒”的地緣關係使鄭觀應“仍冀日本念輔車相依之誼，唇亡齒寒之憂、極力維持，非但中國之幸，亦亞洲之福也”。⑥“同文同種”、“唇亡齒寒”的論點使得鄭觀應提出結日形成均勢保“東方太平之局”、“不為西半球各國所侵害”。⑦另一方面，“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蓋俄人包藏禍心，匪伊朝夕，為我邊患亦已數見不鮮”。⑧從地緣和歷史可以看出聯合日本的原因是因為俄國。兩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忙於應對英法和太平天國，俄國趁火打劫非法佔領中俄西段邊境有爭議地區、軍事威脅中方開放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口岸，《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侵佔了中國 100 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871 年到 1880 年中俄因伊犁問題關係緊張，而 1874 年日本佔領台灣，1875 年中日又出現琉球矛盾。面對這種情況當時中國政府特別擔心俄國與日本聯盟，“俄人遠來，專恃日本為後路，宜速與聯絡”，只要“彼國（日本）中立，兩不相助，俄勢自阻”。⑨為防止俄日聯盟的出現，中國在琉球問題上作出讓步，在當時國人的認知當中，相較於日本，俄國更富有侵略性。此外，“三國干涉還遼”後，1896 年中俄簽署《中俄密約》又稱《防禦同盟條約》，1897 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後，俄國違背條約又趁機攫取中國的利益，俄國的背信棄義使梁啟超、康有為、唐才常、張之洞等公開發表聯日抗俄的觀點。當然，在此期間日本主動與清朝“修好”、鼓吹“保全中國”政策等亦推動了聯日主張。①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431。②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73。③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51。④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53。⑤[ 清 ]王韜：《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日本通中國考》，上海：上海著易堂，1891 年，頁 593 — 594。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78。⑦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53、573。⑧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47。⑨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51。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25此外，“結英、日以拒俄，如日有異心則結英、德以拒俄、日，如法有異心則合英、德、美以拒俄、法、日，以期保護東方商務，彼此均有裨益”。①鄭觀應根據時局處理國際關係以“乘此間暇，大修政令，百度維新，變法自強”謀求生存更能表現均勢範式。②“觀”包含在特定歷史場景中對某些問題的認識、理解及解決問題的看法，當歷史時局發生變化時，“觀”亦可能發展或改變。而建構主義和理性主義則對“觀”有着不同的理解，建構主義認為集體共有的經驗、思想和假設形成“觀”，理性主義強調“觀”的優點以及能否應驗。③顯然，在探析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時脫離不了建構和理性主義。甲午戰爭前鄭觀應對日本的明治維新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和瞭解，認為日本在“仿西”的道路上已經走到了中國前面，並提出部分師日的觀點，甲午戰爭後更廣泛地論述師日觀，主張從教育、議院、外交和商業等方面學習日本。關於防日之說，鄭觀應在甲午戰爭前後都有論及，中日在明朝、台灣和琉球事件之間的互動以及當時日本多次的軍事動向建構了鄭觀應的防日觀。鄭觀應的抗日觀在甲午前後都有體現，與文中所述的建構和理性主義視角下的均勢相關。甲午戰敗標誌着洋務運動失敗、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此時日俄關係緊張，日本主動與清“修好”，在圖存為要下，鄭觀應抗日主張逐漸轉變為聯日，當然中日“同文同種”、地緣關係以及抗俄的均勢思想也支撐了其聯日主張。可以看出，鄭觀應在甲午戰爭前提出師日、防日和抗日，“三觀”構成其戰前日本觀，甲午戰爭後主張師日、防日、聯日和抗日，“四觀”共存於其戰後日本觀。[ 責任編輯陳超敏 ][校對吳浩彭黃耀岷 ]①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55。②王存奎：〈略論中國近代外交思想中的均勢觀〉，《安徽史學》（合肥），第 4 期（2003），頁 34 — 38。③（美）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115 — 126。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

26郭淦鄭觀應對鐵路的認識與見解是其維新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鐵路觀主要體現在：鐵路對國家安全及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鐵路路權應為國家所有；修築鐵路所需資金應通過商辦募股籌集，建造過程應體恤民情；應學習借鑑他國先進的鐵路建設技術，積極培育本地人才。1900 年至 1907 年間，鄭觀應出任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對內解决購地過程中與本地居民、鄉紳之間發生的矛盾，對外消弭與華美合興公司合作過程中爆發的衝突。他對募股形式、人員任免等事務進行的改革，雖然促進了公司發展和鐵路建設，但也招來“反鄭風潮”，最終以“忌者沒趣”為由選擇自退。此次伴隨着改革、誣告和風潮的震動中外的築路實踐，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鄭觀應對鐵路建設的重要性和艱難性的認識。路權　粵漢鐵路　鄭觀應　鐵路觀[ 摘要 ][ 關鍵詞 ]鄭觀應的鐵路觀及其在粵漢鐵路的實踐鄭觀應是中國近代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與思想家，對當時乃至後世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長期以來，學界對鄭觀應及其思想開展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夏東元、易惠莉等對鄭觀應的生平事跡及其思想體系開展了綜合性的研究；①楊華山、李自茂等研究其企業治理觀；②黃群、李堅等研究其市場觀；③王琳、彭干梓等研究其教育觀；④王五一研究其財稅思想等等。⑤關於鄭觀應較為系統的鐵路觀、短暫主持和參與粵漢鐵路建設的歷程及對其鐵路觀的影響，夏東元、易惠莉等多位學者在其著作中雖然有所涉及，但大多夾在敘述鄭觀應生平事跡之中，針對其鐵路觀及其參與粵漢鐵路建設的過程仍然缺乏全面系統的考訂與討論。作者簡介：郭淦，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國際關係博士研究生。①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103 — 132；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68 — 113。②楊華山：〈論中國近代早期的企業人才觀念和市場意識鄭觀應個案分析〉，《海南師範學院學報（人社版）》（海口），第 3 期（2001）；李自茂：〈鄭觀應企業經營管理思想述略〉，《宜春學院學報》（宜春），第 3 期（2003）。③黃群：〈鄭觀應近代市場觀述評〉，《求索》（長沙），第 4 期（2009）；李堅：〈鄭觀應的市場觀〉，《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烏魯木齊），第 3 期（1995）。④王琳：〈鄭觀應的職業教育思想及啓示〉，《職教通訊》（常州），第 3 期（2011）；彭干梓：〈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與實業教育思想〉，《職教論壇》（南昌），第 19 期（2011）。⑤王五一：〈鄭觀應銀行思想探析〉，《廣東社會科學》（廣州），第 3 期（2014）。

27①王杰、賓睦新：《唐廷樞：中國近代民族工業先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 年，頁 120。②按：由於鐵路耗資巨大，盛宣懷邀請美國的華美合興公司參與築路，1898 年伍廷芳與合興公司簽訂《粵漢鐵路借款築路合同》由合興公司包辦路工，但條約內規定不允許合興公司私自出賣路權，1902 年，合興公司違反合約，私下將三分之二股份賣給比利時萬國東方公司，引起粵、湘、鄂三省的紳商不滿。③[清 ]鄭觀應：〈張文襄公電稿〉，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61 — 62。④楊佑茂：〈張之洞與清末鐵路的修建〉，《衡水師專學報》（衡水），第 4 期（2000）。⑤[ 清 ]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奏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 年，頁 11 — 19。 ⑥[ 清 ] 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頁 3。19 世紀初，由於蒸汽機車的發明和發展，英國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首個鐵路運輸系統。隨着洋務運動的興起，率先“開眼看世界”的李鴻章、張之洞、唐廷樞、盛宣懷、薛福成、鄭觀應等人對中國的鐵路建設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1876 年，英商怡和洋行修築了一條上海至吳淞長約 16 公里的窄軌鐵路，俗稱吳淞鐵路，這是中國第一條鐵路，未幾即被清政府買下拆除。同年，輪船招商局總辦奉直隸總督李鴻章之命，赴直隸勘察煤鐵礦，籌辦開平礦務局，建議修建鐵路。1878 年唐廷樞創辦開平礦務局，於 1881 年主持修築一條唐山至胥各莊長約 10 公里的、標準軌距的運煤鐵路，5 月開工，11 月通車，這是中國第一條自主修建的鐵路。此後延續到閆莊、蘆台、大沽、天津，公司先後改名開平鐵路公司、中國鐵路公司。此後，台灣鐵路、蘆漢鐵路、關內外鐵路、滬杭甬鐵路、廣九鐵路、漳廈鐵路、齊昂鐵路、株萍鐵路、京張鐵路、張綏鐵路、潮汕鐵路、新寧鐵路、滬寧鐵路、滇越鐵路、中東鐵路、粵漢鐵路、廣三鐵路等紛紛修築，鐵路事業在晚清發展迅猛。①作為洋務運動後期的領袖人物，張之洞雖深諳鐵路對國民經濟的好處，但他更多考慮的是修路過程中可能引發的官民糾紛，以及鐵路運營過程中導致民工失業等動搖清廷統治根基的因素。在後來面對華美合興公司（The 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以下簡稱“合興公司”）違約的問題上，②張之洞堅持“重在路權，不爭銀數”的方針以維護主權，③“但期公司歸我，浮價不必計較”，不惜以 675 萬美元的高價贖回路權。④在鐵路公司募股的問題上，張之洞主張官督商辦，“此次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關係繁重，必須官為主持，俾得早日觀成，並准本省商民永遠附股一半，藉為利用厚生之資”。⑤張之洞認為，鐵路修建應以官為本“由官借款”，籌資、建設、運營等涉及到鐵路的各項事務必須在政府的管控下進行；為了緩和商民情緒提出“准商民買股”的辦法，方便活躍社會資本，以便更好地募集資金供鐵路建設以及運營。無論是堅持收回鐵路路權還是堅持官督商辦，張之洞始終堅持其維護社會穩定和清廷統治的目的。清廷鐵路公司督辦盛宣懷極力主張“築路救亡”、“借款築路”，⑥擬定了“速成幹線、以夷制夷”的計劃，認為不管是借款修築還是將鐵路承包給國外公司，盡快修建好鐵路才是當務之急。儘管合興公司毀約導致了該計劃落空，但盛宣懷依舊堅持維持原約“續借美一、鐵路觀的形成和內涵鄭觀應的鐵路觀及其在粵漢鐵路的實踐

28款”，認為中方可以根據“中美路約”捍衛主權，廢約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清廷再續外債的問題，應維持舊約，與美修好。在鐵路所有權的問題上，盛宣懷堅持“幹線國有”，保證清廷在鐵路修築以及運營上的主導權，藉助“官威”化解種種矛盾，確保工程進度和經營效率，最終實現“富國、強兵、戡亂、禦外”的目標。①相較於張之洞和盛宣懷，鄭觀應同樣意識到鐵路對於國民經濟、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肯定了收歸路權的做法，但與張、盛不同的是，鄭觀應更多地從國家與商民、自強與外禦、募股與籌資、建設與發展等角度提出興辦鐵路的思想，形成了較為系統、完整的鐵路觀。（一）強調修築鐵路的必要性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闡述了修築鐵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涉及兩個層面：其一，鐵路“便於通商”。鐵路修築完成後能夠使政府得到一定的財政收入，“可助國用”，更重要的是帶動鐵路沿線地域資源開發、經濟發展，使“各處礦產均可開採”、“商賈便於貿易”；其二，鐵路“便於用兵”。對內可以解決“幅員遼闊，控制較難”的問題，使“官吏不敢逾法”，對外可以藉由鐵路“迅速調兵”，應對外部勢力威脅。鄭觀應將鐵路生動地比喻為“人身血脈流通，手足靈捷”，遇到意外也能夠在“呼吸之頃”便“臂指相使、四肢並舉”。②（二）修築鐵路必須“權自我操”鄭觀應分析中國所處周邊環境時指出，“今英法俄三國爭造鐵路以通中國，包中國之三面，合之海疆已成四面受敵之勢矣”，強調中國面臨形勢之危急，必須有屬中國自己的鐵路。在與華美合興公司就鐵路問題周旋的過程中，鄭觀應意識到，“我國路礦頻為外人要求承辦，名曰為我，實欲圖我。借我之力，制我之民。事事佔我便宜，處處奪我權利。有強權而無公理”。③“利權非我握，侵蝕有誰知”。④因此，他強調，修築鐵路必須“權自我操”，⑤無論是鐵路路權還是用人權、使用權都應把握在自己手中。（三）修築鐵路要事先謀劃，修築過程要體恤民情鄭觀應指出，在修築鐵路之前應當事先謀劃，“宜考較以何國立法最善，何國經費最省，何國機器最新，何國火車最穩，最速而又價廉”，強調物美價廉的辦事準則。在修築過程中要體貼民情，對“鐵路、地價、補費，工程司均應照公道價值給發”，對修築過程中遇到“愚民阻撓”等情况設置專門的彈壓人員進行規勸調解，對鐵路所經村莊、古墓等①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卷一二三，上海：外交史料編纂處，1933 年，頁 78。②[清 ]鄭觀應：〈鐵路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55 — 656。③[清]鄭觀應：〈上督辦粵漢鐵路盛宮保論粵路及購地事〉，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783。④[ 清 ]鄭觀應：〈粵漢鐵路情懷〉，《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41。⑤鄭觀應在鐵路、稅務、礦務等多個方面提及“權自我操”主張，如：[清 ]鄭觀應：〈上督辦粵漢鐵路盛宮保論粵路及購地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47；[清]鄭觀應：〈稅則〉，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546；[清 ]鄭觀應：〈致許星台方伯、潘嶧琴學士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470；[清 ]鄭觀應：〈稟謝兩廣督憲岑宮保辭商部議員督辦兩廣礦務差使〉，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983。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29先爭取繞道修築，實在繞不開的“必須會同地方官紳公估價值，出示曉諭後，並邀工程局委員帶勇彈壓，切實開導，方可開工，庶免滋事”。①（四）主張商辦籌資，借款築路考慮到鐵路建設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清政府的財力難以承擔修築鐵路所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鄭觀應適時地提出借鑑“外洋軌路皆集商股而成”的方法，通過商業募股的形式籌集資金。在募股的過程中創新設立大小兩種額度的股票，既刺激了廣大民間投資者、小股民的投資欲望，又保證了大買辦家、商賈的投資需要，為鐵路公司發展、鐵路的修築順利籌集資金。此外，“專歸華商接辦而無西人相助恐巨款難集”，②鄭觀應為此提議借款築路，用他國之銀錢，修築我國之鐵路，待鐵路修築完成並開始盈利，可償還本息及額外獲利。（五）聘請外國技術人員，借機學習先進技術鑑於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技術上存在巨大差距，鄭觀應感嘆道，鐵路是“天乃假手西人以大顯利用宜民之神力”，③中國想要修築屬於自己的鐵路還得聘用他國技術人員。在聘請他國技術人員幫助修築鐵路時也應鼓勵我國工匠借機學習他國先進技術，聘請國外的工程師不僅是為了完成一項工程、修築一段鐵路，“亦須預早留意人材”，培養一批“深諳鐵路修築之法”、掌握工程技術的中國工程師。④鄭觀應系統的鐵路觀可於清光緒帝十九年（1893）出版的《盛世危言》中〈鐵路〉一章有所窺見，之後鄭觀應又將其應用至參與粵漢鐵路修路的實踐中。①[清]鄭觀應：〈合興公司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交涉條陳〉，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798。 ②[ 清 ]鄭觀應：〈鐵路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58。③[ 清 ]鄭觀應：〈鐵路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51。④[ 清 ]鄭觀應：〈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293。⑤按：文章中涉及到月份的內容，若無別註均按陽曆計算。⑥[ 清 ]鄭觀應：〈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293。鄭觀應與粵漢鐵路頗有淵源。1897 年 2 月，⑤鄭觀應在向盛宣懷陳述〈管見十二條〉時，就已對鐵廠以及鐵路等事提出建議。隨即盛宣懷力請鄭觀應繼續主持鐵廠工作，卻被其回函婉拒，但在回函中仍闡述了對鐵路的見解，尤其指出鐵路建設可帶動沿線地區經濟發展，應高度注意“鐵路公司”所在之土地溢價，“嘗閱各國鐵路車站，凡地當孔道或商賈熱鬧之區，翔辦之時，中外官商無不知其地價日漲，所以有云鐵路公司之利不如地基之利也”。⑥為此，鄭觀應請求成立地基公司。同時，強調應當注意“現在漢口、吳淞之地中外人已購不少，必須設法防維，毋令徒為外人所謀也”，可預購漢口、吳淞等將來熱鬧之地。三日後，鄭觀應在談及購地、鐵廠情形時接受了盛宣懷的提議，以漢陽鐵廠總辦兼二、粵漢鐵路踐行鐵路觀鄭觀應的鐵路觀及其在粵漢鐵路的實踐

30任粵漢鐵路總董之職。此時，他再次強調為了修建鐵路應抓緊購地，“如不速購，恐為捷足者先登”。①同時主張借款築路，採用“欲取之先與之之法”向“英法殷商”籌款，亦考慮“使美商聞知”，如若美商“見機轉圜，可與分辦”。1899 年，鄭觀應借款築路的想法有所轉變，“與其借洋款，不如與洋人合股”，②主張引進外資華洋合股辦企業。1903 年，鄭觀應與粵漢鐵路產生了更緊密的聯繫。當年 7 月，他奉署兩廣總督岑春煊札委粵漢鐵路工程局事宜，同月又被札委代理總辦粵漢鐵路廣東購地事宜。一個月後，盛宣懷正式札委鄭觀應接替張振勛的職務，成為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剛上任的鄭觀應便上書盛宣懷，闡述自己對鐵路的看法，在原有借款築路的基礎上必須強調“權自我操”，他意識到，“鐵路是國家產業，借款是國家幫項，自應權由我操”，不應因借款而喪失國家之權力，鐵路不僅僅只是一種交通工具，其背後是遼闊的國土，假若“外人擬借路礦派兵保護，將來即可藉以據人土地”，這種“智取術馭之法”將會對國家主權造成巨大的威脅。③對內購地的過程中需要與農民及地方官打交道，解決民間廬墓、風水等多種問題和矛盾。鄭觀應為了避免工程局、購地局出現“不候委員局紳估勘，即着工人遇木即砍，遇墳即遷”而引發的民怨甚至滋事，④擬定了多條章程妥善處理這些矛盾，主要措施是以經濟補貼為主，以調勇彈壓為輔。在購買建設用地時“由購地委員會同該處地方官紳公同分別估定”，予以公示，在處理鐵路所需經過路段上的房屋、田地、墓地等場所時，凡是要折（拆）屋、伐樹、遷墳、改橋等事，必須與地權者充分協商，給予他們合適的經濟補償。工程局一眾人員應“以禮待各紳”，工程局、購地局設置有專門彈壓人員，“凡建築鐵路之工程司及督工各西人遇有無知愚民阻撓，不宜以槍恐嚇，當囑勇弁勸解、彈壓，以免滋事”，對於所經村莊、古墓、祠堂，“果屬有礙求繞道者”，總工程司需要與當地官員、購地局委員一同前往多次確認後，討論是否需要繞道，同時將討論過程“當眾指明，以服人心”。⑤對外要與承建的美國私人企業合興公司及洋工程師等技術人員打交道，解決這些洋人與當地農民鬧事甚至槍殺華民等矛盾與糾紛。合興公司是美國爭奪在華鐵路特許權及其他各種工業權益而創辦的私人企業，1895 年 12 月 27 日在新澤西州註冊成立，原始股 6,000 股，①[ 清 ]鄭觀應：〈鄭觀應致盛宣懷函（正月十四日上海）〉，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485。②[ 清 ]鄭觀應：〈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296。③[清]鄭觀應：〈上督辦粵漢鐵路盛宮保論粵路及購地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647。④[清 ]鄭觀應：〈上督辦粵漢鐵路盛宮保書〉，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798。⑤[清]鄭觀應：〈合興公司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交涉條陳〉，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651 — 653。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31每股 100 美元，合計 60 萬美元；1896 年中美雙方簽訂蘆漢鐵路借款合同；1898 年 4 月 14日中美雙方在華盛頓簽訂《粵漢鐵路借款合同》（十五款），主要內容是借款 400 萬英鎊，年息 5 厘，八折交款，借款期 50 年，鐵路財產擔保；由合興公司包建工程，三年完工；鐵路建成後，美方分取五分之一的營業餘利；借款本利未還清前，鐵路一切事宜均由合興公司經理。1900 年 7 月 13 日，中美雙方簽訂《粵漢鐵路借款續約》（二十六款），主要是將借款增至 4,000 萬美元；修建鐵路 918 英里；總辦管理處美方 3 人、中方 2 人；工期延期為 5 年；美方獲得開辦與鐵路有關的火輪、渡船、棧房及其他機器廠等特權；美方不能將此合同轉給他國或他人。續約簽訂後，合興公司因資本僅 60 萬美元，不足以負擔 4,000 萬美元借款，在美國招股失敗，於是轉往歐洲招股。比利時人購下 4,000 股，控制了該公司。1901 年 12月，粵漢鐵路開工，至 1903 年秋才建 49 公里。1903 年冬，比利時人收購了美方 1,400 股，完全控制該公司，遂通知清政府將粵漢鐵路分為南北兩段，南段由美國人修築，北段由比利時人修築。張之洞得知美方嚴重違約後，奏請清廷廢除合同、收回自辦。湖北、湖南和廣東商紳強烈要求收回自辦。1905 年 8 月 29 日，中美雙方在華盛頓簽訂《收回粵漢鐵路美國合興公司售讓合同》，規定中方賠償合興公司 675 萬美元，收回該公司所得的粵漢路權及其一切財產。合興公司派遣的工程人員往往大權獨攬，欺壓甚至殺死華民。鄭觀應撰寫數篇文章揭發該公司在粵漢鐵路上的罪惡，列舉十餘起洋工程人員惡性傷人的案件，並要求給予作惡者以嚴懲，強調“余非仇視外國，實因美人動輒指我華工為野蠻，驅逐回國，禁其再到。不料自稱文明之國，所為若此，故不平則鳴，錄此以告中外。當道設法改良，以期事事持平，以存公理而篤邦誼，則不獨我華人同受其福已也”。①之後更是直言不諱“其虐待我華人如此，不知視我國為何物”？②為此提出“飭洋總工程司從速改良，將溺職及性情乖張之各工程司立即開除”，③嚴懲洋工程人員肆意妄為之舉以平民憤。對於合興公司出售粵漢鐵路建築權等問題，鄭觀應感慨道，“鐵路瓜分界，群雄詐力施。利權非我握，侵蝕有誰知”？④再次強調鐵路路權必須“權自我操”。1904 年 12 月，購地局因購地任務基本完成而裁撤，鄭觀應辭去購地局總辦職，但依然關注着合興公司和粵漢鐵路。1905 年廣東七十二行商、八大善堂代表在廣濟醫院召開大①[清 ]鄭觀應：〈美國合興公司承辦粵漢鐵路在廣東興築之工程司各管工疊次滋事各款列後〉，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793。②[ 清 ]鄭觀應：〈致廣東商務總會羅雨三觀察論美工程司滋事書〉，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806。③[ 清 ]鄭觀應：〈致廣東商務總會羅雨三觀察論美工程司滋事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664。④ [ 清 ] 鄭觀應：〈粵漢鐵路感懷〉，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1385。鄭觀應的鐵路觀及其在粵漢鐵路的實踐

32會，成立拒約會，抵制美貨、反對美國排華禁約。鄭觀應擔任拒約會臨時主席，反對合興公司續約之事，對該公司員工暴力行徑表示強烈譴責，同時贊成將粵漢鐵路收回自辦。同年 10 月，清政府向英國借款，從美國合興公司手中贖回了粵漢鐵路路權。鄭觀應從 1897 年任粵漢鐵路總董，到 1900 年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和工程局兩局總辦，再到後來 1905 年擔任拒約會臨時主席，歷經八年時間，順利解決了粵漢鐵路修築過程中與當地居民、官紳的諸多矛盾，基本完成了購地任務，同時強烈譴責合興公司的違約行徑，一定程度上響應和支持了清政府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粵漢鐵路牽涉多方勢力之利益，關係錯綜複雜，鄭觀應作為總董，所要處理的矛盾和協調的關係難度極大。1906 年，鄭觀應被廣東各善會、總商會、七十二行商等投筒公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最初收到聘書時，鄭觀應因“維時丁艱在澳，年老多病，不能當此重任”，表示“堅辭總辦”，但幾經推辭未獲批，只得答應“暫為權理”，不領薪水，義務工作一年，且待“期內股分招齊，董事局已定，即當告退，任舉別人”。①鄭觀應一經上任便積極開展工作，改變過去招股不利的境況。鄭觀應認為，“民可與樂成，而難與謀始”，②想要多渠道募集股金還得對現有的募股形式作出調整：其一，劃分小額的股票，方便股本較少的民衆購買。對於平民百姓來說，儘管明白投資鐵路公司能帶來一定的回報，但苦於股票價格定價過高難以進入。鄭觀應“刊出鐵路小股票一百萬張，每張售銀二元，張分十則，每則值銀二毫，以便小民承買”，③以此吸引大量普通百姓投資。其二，抽出募集資金作為股利，定期分紅。鄭觀應希望從募集來的小股票中抽出八十四萬元分作股票特利，然後採用“第一票三十萬元，第二票十萬元，尚餘四十四萬分別等差遞減減列”給股東作為投資紅利，同時“無論曾否已得特利，仍可按照票列銀數，准作五成換給鐵路實股票”，依此法讓股票顯得“本小利厚，而且見功急促”，④吸引大量股民投資。其三，設置實股吸引大股東，同時堅持只接受華人投資。在設置小股票的同時，還設置鐵路實股票，每股五元，兼顧富商需求，保證了對大股東的吸引力，強調“只受華本，不招洋股，一歸洋人，即視作廢”，⑤保證國人對公司的控制權。三、粵漢鐵路實踐之困境①[ 清 ]鄭觀應：〈致招股創辦廣東粵漢鐵路有限公司諸公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726。②[清]鄭觀應：〈禀粵督岑宮保為變通招股章程〉，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 807。③[清]鄭觀應：〈禀粵督岑宮保為變通招股章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665。④[清]鄭觀應：〈禀粵督岑宮保為變通招股章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665。⑤[清]鄭觀應：〈禀粵督岑宮保為變通招股章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665。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33招股章程變通後，股份招徠頗為順利，澳門富商盧九、①上海粵商鄺國華等人積極投資入股。②截至 1906 年 6 月 21 日，所募股份已比原計劃四百萬股增加了一倍。除招股方式的變革外，鄭觀應還對公司建設及運營進行了若干大膽嘗試：其一，為體現粵漢鐵路有限公司商辦的特殊性質，在公司內部人員任免上規定，“粵漢鐵路係國家大事，既歸商辦，無論大小衙署，皆不得私薦一人，以符商辦宗旨”。③其二，以“伏查粵漢鐵路係由鄂、湘、粵三省集資購回，賠補金磅虧損極巨，商辦萬分竭蹶，縱蒙免稅，仍不能彌補巨虧”為由，④申請“將粵漢鐵路所購機器、材料一切，仍照合興原約概免納稅”，⑤為公司發展減輕壓力。其三，預見到鐵路的修築所到之處，其地價必升，和商業必旺。以大坦尾為例，⑥稱其“東西長約十里有奇，南北闊有四五里者，有一二里者，與車頭為品字形，又與沙面洋場對峙，踞省河之上流，為西北江之總匯，開闢商場，固形勝之要區，亦鐵路之樞紐也”。⑦因此，公司應及早購入周邊土地以備後續發展商業之需。在鄭觀應的努力下，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迅速發展，並擬定於“六月二十二日行開工之禮”。⑧粵路公司總辦職位在鄭觀應豐富多彩的企業活動中增添了十分耀眼的光彩，⑨然而他也置身於各種矛盾和問題的漩渦中，尤其是遭到諸多“意見不合者”的攻擊。⑩在被選為商辦粵路公司總辦之初，香港商股團體即寫出“公司公舉權理人與商律不符，決不公認”的告白。⑪ 1906 年 5 月，股東馮秉垣控訴粵漢鐵路公司“即不遵守章程辦理，甚至不容股東干預，自食前言，全無信行”。⑫這些意見看似指責公司，實則針對鄭觀應。①[ 清 ]鄭觀應：〈盧華紹致鄭觀應函〉，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90。②[清]鄭觀應：〈鄺國華致鄭觀應函〉，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602。 ③[ 清 ]鄭觀應：〈創辦人九善堂、七十二行商公定《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簡要章程》〉，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810。④[清]鄭觀應：〈禀稅務大臣請准粵漢鐵路所購機器材料等項免稅事〉，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822。⑤[ 清 ]鄭觀應：〈禀稅務大臣請准粵漢鐵路所購材料等項免稅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676。⑥[清]鄭觀應：〈禀岑督請由公司集股開闢大坦尾商場事〉，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820。⑦[清]鄭觀應：〈禀岑督請由公司集股開闢大坦尾商場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675。⑧[清]鄭觀應：〈禀岑督公司截收小股舉行開工禀請奏諮事〉，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835。⑨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下冊，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622。⑩按：1906 年 8 月粵路各股東舉定董事局員，鄭觀應按原約定提出辭職要求，其寫給粵督岑春煊的辭呈中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一身為眾矢之的，四方作藉口之資，若再因循，勢必鼓煽風潮，難端又作”，見[清]鄭觀應：〈稟粵督岑宮保辭粵路總辦〉，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95。鄭觀應認為自己繼續待在公司必然會更進一步陷入風潮之中，但兩廣總督岑春煊亦多次挽留不准去職。結合之後越演越烈的粵路風潮，不禁感嘆鄭觀應對時局變化的敏感度，亦為其在後續風潮的經歷感到唏噓。⑪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202。⑫[清]鄭觀應：〈馮秉垣致粵漢鐵路總公司函〉，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633。鄭觀應的鐵路觀及其在粵漢鐵路的實踐

34同年 9 月，兩廣總督岑春煊奉調雲貴總督，改由閩浙總督周馥接任，為粵路風潮持續發酵埋下了伏筆。①11 月 23 日，廣東各報刊登載股東林道腴等致文瀾書院函，列舉鄭觀應任粵路公司總辦期間虧耗銀錢等二十條罪狀（以下簡稱“二十條”），將反鄭風潮推向了高潮。林道腴所指“二十條”，歸納起來，主要就兩條：其一，“謂總辦事事電禀商部、督憲，無一無批示‘祗遵’字樣，明明養成官督商辦之局”，指責鄭觀應任總辦期間未能正確履行其職責，粵路公司名為商辦實為官督商辦。其二，舉出“公司定窩臣車價耗折九萬元”、“總辦串同鄺甘泉為舉華益公司事，花去電費三百元”等例證，指責鄭觀應任內耗折過高、串同他人貪污受賄。其他還有“文案及執事各員均事浮於額”、“擅削股東權利”、“受人請話，事事庇護連德”等罪狀。②1906 年 11 月 24 日，為證明“二十條”反映的情况並不屬實，粵漢鐵路股東吳尹全等人將二十條罪狀一一列出辯證，擬寫“辯證”詞進一步登報辯證。三日後，廣州總商會、九善堂、七十二行商各創辦員“當眾提議，隨得眾創辦員齊口一聲應代總辦辨正”，③後因“人多知二十條之誣，已不辯而自明”而未能刊登。④儘管“二十條”有的子虛烏有、故意捏造，有的出於誤解，與事實不符，後被逐一澄清，但所謂“二十條”讓 9 月份上任的周馥意識到了新的機遇：只要發現鄭觀應在帳目上存在問題，便可趁機掌握粵路的控制權。於是，他派員查帳的同時又派遣“溫佐才觀察到公司傳玉帥面諭，以收支數目未據呈明”，⑤要求鄭觀應“速回公司，安心整頓”，12 月 9 日，李元來函稿稱周馥親自到粵漢鐵路公司，拜會鄭觀應，以此施加壓力。儘管後來查驗股銀無訛，但對於周馥而言，其目的是要置鄭觀應於絕境。1907 年，《二十世紀報》開闢〈鐵路潮〉專欄，對鄭觀應開展了不間斷的批評、攻擊，甚至辱及其夫人。⑥鄭觀應多次請求辭退，但對周馥而言，“既無意把鄭觀應留下來當總辦，但也不輕易放他走”。⑦強調“一俟葬親事畢，所有路事仍應來省料理”，⑧但又推薦與北洋關係密切的伍廷芳等人接辦粵路。四、粵漢鐵路困境之化解及鐵路觀之改進①按：岑春煊一定程度上是偏袒鄭觀應的，但周馥作為袁世凱的北洋親信則站在鄭觀應的對立面，因此這次人事調動對鄭觀應極其不利。②[清 ]鄭觀應：〈粵漢鐵路同人為誣鄭觀應二十款辯白辭（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寄）〉，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643。③[ 清 ]鄭觀應：〈葉慕彭致鄭觀應函〉，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214。④[清]鄭觀應：〈高祉元致鄭觀應函〉，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633。 ⑤[ 清 ]鄭觀應：〈（粵路坐辦）左宗蕃等致鄭觀應函〉，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649。⑥按：鐵路公司移知鄭觀應葬親後仍回省事。⑦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208。⑧[清]鄭觀應：〈李汝綱致鄭觀應函〉，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660。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35周馥針對鄭觀應的目的，從李元寫給鄭觀應的一封函件中可管窺一二：“竊思路事風潮疊起，上游意在侵奪”。①實際上，周馥與鄭觀應的矛盾，深層次的原因是袁世凱與孫中山爭奪鐵路建設、鐵路利益的主導權。鄭觀應淪為派系鬥爭的犧牲品。②面對周馥等人的不斷攻擊，鄭觀應意識到“疆帥忽更易”③，乃是風潮迭起的根本原因。鄭觀應進退維谷，在公司待不下去了，也不能辭職，其多次向盛宣懷致函請求“速退”。對於盛宣懷而言，鄭觀應只要留任粵漢鐵路公司總辦就是對袁世凱北洋派的打擊，因而囑咐鄭氏不能“放棄公權，置大局於不顧”。④鄭觀應於風潮之中飽受攻擊，只有從粵路公司完全退出，風潮才有可能平息。最終，粵漢鐵路公司於 1907 年 7 月召開董事局會議，選舉羅光廷為總理，黃景堂為協理。一個月後，鄭觀應將粵路關防、文卷移交新任後正式離職，至此鐵路風潮終於了結。1907 年 12 月，鄭觀應賦長詩〈自任路政備受謗言大局已定潔身而退賦長歌一章見志並示同人〉，感慨謗言所累的憤懣，表達對鐵路路權、公司募股乃至粵漢鐵路風潮的看法。經過艱難的實踐，他的鐵路觀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有關鐵路路權，鄭觀應意識到，“利權歸美商，動輒受挾制”，鐵路路權必須“權自我操”，應在合適之際“乘機議爭回，協籌自辦策”。有關公司募股，粵漢鐵路公司成立初期面臨“路政賴維持，股款資擘畫”的艱難境地，招股不利影響公司乃至粵漢鐵路未來的發展，鄭觀應“公舉總辦後”改革募股機制，使得“入股更踴躍，中外諸紳民，臂助俱得力”。有關粵路風潮，鄭觀應知道粵路風潮的關鍵原因“何圖事變生，疆帥忽更易”，最終導致“水火起局中，樹黨相攻擊”，正是派系之間對權利的爭奪，使其深陷風潮無法自拔，但他亦明白，自己“喜未操財政，皎皎礪清節”，自己的所作所為清清白白，並不懼怕他人攻擊。一場風潮過去，受盡折騰的鄭觀應長嘆一句“扁舟吾去矣！歸弄羅浮月”。⑤儘管離開了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鄭觀應依然時刻關心着粵漢鐵路的發展，並未真正“歸弄羅浮月”。1911 年 5 月，郵傳部頒佈全國鐵路幹線收歸國有的旨令，湖南、湖北、廣東、四川掀起保路風潮。鄭觀應覆函接收粵漢、川漢鐵路，欽差大臣瑞方針對如何平息風潮的問題，提及當初粵漢鐵路因“梁紳慶桂、黎紳國廉，借各省均謂捐釐已重，如欲再加，於商務更壞，與印委爭辦”而遭到衆怒才决定募股商辦，⑥正是當初股民“群①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649。②按：李鴻章死後，盛宣懷、袁世凱二人在輪船招商局以及電報局的歸屬問題上產生矛盾，袁世凱堅持將輪、電二局奪歸北洋所有以期實現其利益最大化，然而這種做法遭到了盛宣懷強烈的反對，盛宣懷堅持商辦企業，維護實業的發展、維護商人的利益。由於二人意見上的分歧進而形成了盛、袁派系鬥爭，鄭觀應、周馥分屬盛、袁兩派，自然鄭觀應會受到周馥的針對。③[清]鄭觀應：〈自任路政備受謗言大局已定潔身而退賦長歌一章見志並示同人〉，《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52。④[清]鄭觀應：〈譚幹臣致鄭觀應函〉，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656。⑤[清]鄭觀應：〈自任路政備受謗言大局已定潔身而退賦長歌一章見志並示同人〉，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400。⑥[清]鄭觀應：〈覆督辦川粵漢鐵路大臣端欽使書〉，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 931。鄭觀應的鐵路觀及其在粵漢鐵路的實踐

36情踴躍，竟認至加倍”才造就了“中國實業向來所未有”的粵漢鐵路，如今“政府定各省幹路均歸國有”，為了平息由此引發的風潮，應對股東“本利給還，不能虧本”。之後又多次致函盛宣懷，在肯定鐵路幹線國有的前提下，強調在鐵路國有的過程中應當“先力請保全股東權利，並籌現款收買股票，以免商民虧損”，①以此平民心、息風潮。自清政府下令鐵路國有以來，鄭觀應並沒有甚麽明確支持國有的言論，但從其“聞蜀路鬧事”的詩作中還是能夠窺見一二：“郵部籌大局，商辦歸國有。……暴動必遭殃，毋為狂妄誘。……外禦其侮時，合群須共守。同室若操戈，尤恐招外醜。……君民共一心，何慮強鄰取。方今論富強，富強和約久。”②看來，鄭觀應並非無原則地支持鐵路收歸國有，他堅決反對因為鐵路國有而“同室操戈”，強調鐵路“如政府收歸國有，自應本利給還，不能虧本”當顧及大小股東的利益。民國時期，鄭觀應對鐵路國有化的態度，表現得更為堅定。1916 年，鄭觀應上書請求粵路國有，稱當時的粵路公司有着“鐵路車站新添貨捐局，稅繁苛擾，窒礙諸多”、③“人浮於事，糜費太重，獲利殊難”等一系列問題，亟需補救，呼籲“照章收歸國有，抑招商包辦以顧資本，而裨路政事”。他在與友人的通信中譴責“粵路內容腐敗、弊竇叢生、各飽私囊、不顧股東血本”，④強調必須盡快收歸國有，以便粵路重回正軌。對於粵漢鐵路，鄭觀應由開始主張商辦發展到後來收歸國有，皆因其心懷民衆、企業以及國家，無論是商辦還是國有，只要能夠使得商民獲益、企業發展、國家富強，他都義無反顧地選擇支持。綜上所述，晚清粵漢鐵路從購地到興修，再到最終宣佈國有，鄭觀應深知近代鐵路發展之重要和艱難，始終給予高度關注和大力支持，可以說是洋務運動中既有理論體系又有實踐經驗的鐵路問題專家。鄭觀應的鐵路觀，蘊含了他對商民富庶、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渴望。他堅持鐵路路權“權自我操”，旨在希望國家能強大起來，將國家之權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他堅持鐵路建設“以人為本”，最大程度上考慮到鐵路沿線風土人情的保留；對待公司運營他堅持商辦，活化地方經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他參與粵漢鐵路的建設之後，其鐵路觀有一定的調整，不再堅持商辦而主張將鐵路收歸國有，以期實現鐵路公司運營的高效與廉潔。①[清]鄭觀應：〈李寶森致鄭觀應函〉，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744。②[ 清 ]鄭觀應：〈鄭觀應五言古詩〉，《鄭觀應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③[ 清 ]鄭觀應：〈粵漢鐵路股東鄭觀應等請求粵路國有書〉，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801。④[清]鄭觀應：〈鄭觀應致譽甫函〉，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802。葉恭綽（1882—1969），字譽甫，廣東番禺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留學日本，清末任交通部承政廳長兼鐵路總局長；民國後，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財政總長。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37鄭觀應的鐵路觀有其獨到之處，也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在當時難以得到完整的實踐。當時的中國國力羸弱，生產技術遠不及西方國家，在鐵路建設上依賴外國先進技術，從而導致他在處理對外關係上常常受制於人。整體國民意識不強，即便有少數如鄭觀應、張之洞、盛宣懷等開明紳士能夠“開眼看世界”，但仍難改變清廷乃至整個社會對鐵路路權及國家權力的認識。無論是鐵路建設，還是公司運營，均受到了當時複雜社會因素的影響。即便鄭觀應嘗試對公司募股機制、運營制度等方面開展改革，盡力保證粵漢鐵路公司運營、鐵路建設公平公正，亦無法解決政治派系鬥爭、股東利益鬥爭等深層次因素帶來的影響，最終致使其身陷風潮、退出公司。鄭觀應雖退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公司，但仍在近代鐵路建設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以過人的世界觀，力促清政府修築鐵路、維護路權，積極參與到廣東商辦鐵路公司的運營與發展中。鄭觀應的鐵路思想和實踐，對於推動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的發展，有着一定的影響和貢獻，這是值得肯定的。鄭觀應作為對中國近現代史，尤其在經濟方面具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在參與中國早期鐵路建設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光芒和時代的局限性，都是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樣本，可以看到晚清中國鐵路建設的重要性和艱巨性並存。[ 責任編輯陳超敏 ][校對吳浩彭黃耀岷 ]鄭觀應的鐵路觀及其在粵漢鐵路的實踐

38毛禹霖十九世紀下半葉，隨着晚清農業危機的加劇，水旱災情不斷爆發，發展近代水利設施日益成為當時社會所面臨的重要議題之一。鄭觀應作為近代水利思想發展過程當中的重要見證者與參與者，在傳統農業經驗和近代科學技術相結合的基礎上，先後撰寫了《救時揭要》、《易言》以及《盛世危言》中的一系列水利篇章，用以闡釋和梳理發展近代水利的主旨和途徑。這些水利篇章主要關注引進歐美先進技術、學習近代科學理念和改革官僚制度等問題，主張在發揚傳統水利思想的前提下，引進歐美的先進科技，實現傳統智慧和近代科學的融合；堅持自強求富是發展近代水利的主旨；認為因地制宜是發展近代水利的要訣；推動制度改革是發展近代水利的途徑。水利　現代化　制度改革　鄭觀應論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和時代特徵同光年間，剛剛經歷了一系列戰火洗禮的中國滿目瘡痍，而咸豐五年（1855）的黃河大改道又致使黃河中下游河道屢屢決口。此外，光緒元年（1875）爆發的丁戊奇荒也使華北各地的情況雪上加霜。面對如此艱難的局面，身為地方紳商的一員，鄭觀應積極提出自己的見解。他呼籲向歐美學習，大力整治河道，興修水利設施，推動農業的發展。作為晚清傑出的思想家之一，鄭觀應敏銳地意識到近代中國水利建設的重要意義，並由此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水利思想，本文即圍繞着鄭觀應水利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內涵和時代特徵進行探索。[ 摘要 ][ 關鍵詞 ]咸豐黃河大改道以後，華北地區陷入了水災不斷的困境，而全國各地頻繁爆發的起義又使清廷焦頭爛額，根本無力大規模修築黃河的堤壩。同時，河水的泛濫和連年的戰爭也導致中國的農業經濟蒙受沉重的損失，水利設施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多年的戰火嚴重削弱了各地水利工程的防災抗災功能。在天災和人禍的雙重壓力下，中國迫切地需要為當時的水災水患問題尋找到一條可行的治理途徑，而鄭觀應的水利思想正是在這種艱難的時局下孕育而生的產物。在同治十二年（1873）刊行的《救時揭要》中，年僅三十二歲的鄭觀應就對當時全國各地水患頻發、城鎮農田被毀被淹、沿岸百姓顛沛流離的慘狀進行了比較確切的描寫：“或一、鄭觀應水利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作者簡介：毛禹霖，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研究生。

39兩廣常被水災，或長江時罹水患，黃河水決，清水潭崩，哀鴻遍野，慘不可言。”①除此以外，左宗棠也在光緒七年（1881）的奏稿中描述了當時華北各省水旱災害頻發、百姓生活困苦的社會情況：“畿甸地方，年來旱潦頻仍，雖經多方修浚，尚無明效……不得水之利，徒受水害。竊慮及今不治，則旱潦相尋，民生日蹙，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②艾新軍還根據孟昭華和彭傳榮編寫的《中國災荒辭典》附錄〈中國災荒年表〉統計得知，僅僅光緒一朝，中國就爆發了三十一次水災和二十次旱災。③面對全國各地的水患問題，清廷的治河措施無論是在策略謀劃還是在執行落實方面，都具有十分明顯的局限性和落後性。這種陳舊的治河舉措不僅無法從根源上遏制洪澇災害的產生，而且還使本就仰賴地方紳商募捐的治河經費被貪官污吏進一步虛耗、浪費。清廷的顢頇證明了傳統的治河思路和整治手段已經完全不能應對晚清時期的水患問題。一方面，就整治水災的資金而言，清廷除了調動官方的力量進行救濟以外，還在南方各省積極動員地方紳商進行募捐，為受災地區提供資金上的支持，周濟災民群體，“國家體恤元元，重施恩惠，而天下急公好義者，亦莫不仰體宵旰憂勤，輸將恐後。若廣東一省，所助賑銀約計四十餘萬，上海亦二十餘萬，其他各處捐款不勝枚舉”。④王超就曾指出“以經元善、鄭觀應為首的社會慈善家們開始了發動民間力量參與救災活動的先河。從此，在政府‘官賑’以外，民間‘義賑’也成為救災賑濟的重要力量”。⑤另一方面，就治理河流的措施而言，清廷籌集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重修堤壩、加固堤防。清廷不但屢次從國庫中調撥款項，呼籲地方紳商進行募捐，花費重金對河道進行修繕，而且還特別委任重臣通盤謀劃治河策略：“臣擬於十二日親履工次察勘地形水勢，與直隸督臣李鴻章、署順天府尹臣張凱嵩，會籌修築疏浚一切事宜，務臻妥慎。”⑥但是，面對河堤決口的問題，清廷長期只採取嚴防死守的措施，以修復和加固河道堤防為第一要務，忽視了其他相應的配套治理工作，堵塞缺口便是治河的主要乃至唯一的任務：“旋經直隸官憲設法修復堤工，以免後患。群以畿輔之地，今年縱不能復原，似亦不致如去年之困苦矣。”⑦如此顢頇應付的政策自然無法真正彌除河流泛濫的隱患。況且，連年的用兵還導致清廷十分困窘的財政狀況，經費的短缺嚴重限制了大規模水利工程的建設和治河措施的落實，這使本就已經過時、單一的整治策略更加難以發揮其效力：“但值廢弛已甚之後，官民交窘之時，迥與康熙、雍、乾間情事不同，僅能量力補苴，實無從更張大舉。”⑧①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 年，頁 402。②[ 清 ] 左宗棠；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長沙：岳麓書社，2014 年，頁 23。③艾新軍：〈鄭觀應防治水旱災害思想探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赤峰），第 3 期（2010）。④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 年，頁 402。⑤王超：〈淺議鄭觀應的救荒思想〉，《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瀋陽），第 1 期（2008）。 ⑥[ 清 ] 左宗棠；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長沙：岳麓書社，2014 年，頁 31。⑦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 年，頁 402。⑧劉憶江：《李鴻章年譜長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68。論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和時代特徵

40單一的治理措施、猖獗的貪污問題使清廷的治河政策不但未能徹底解決水患問題，反而給日後洪災的爆發埋下了導火線。首先，清廷專注於用泥土加固河堤，此舉不只變相地降低了河流兩岸土地的高度，而且在河床泥沙不斷沉積的作用下，河流自身的海拔也越來越高，最終河水必然壓垮之前修築的河堤，引發較之以往更加嚴重的洪澇災害。由此而產生的地上河現象在黃河下游的直隸省境內最為突出：“直隸之水源派繁多，宣洩不暢，乃不事疏導，專事堤工。其需土也，勢難挖河中之泥，則必挑掘就近田地。迨至明年，而堤上之土漸坍入河，又必掘田以修之。似此年復一年，堤身既高，河身亦與之而俱高。河身愈高，田地遂因之而益低。加以渾水灌清，濁沙淤塞，勢必致河變為田，田變為河。由是論之，非築堤也，實填河也。河既填矣，高田數倍，水性之就下，安得不犯濫而妄行乎？”①此外，清廷腐朽的官僚體制也使賑災所需的白銀不單被各州縣的貪官污吏私自侵吞，而且這些官吏還將更多的賦稅進一步分攤到了每一位災民的頭上，這使得遭受水災侵襲本就一貧如洗的災區民眾生活更加地困頓：“尤可駭者：去秋水災，哀鴻遍野，皇上軫念民依，撥款賑濟。乃聞灤州、樂亭各州、縣將賑銀扣抵兵差，聲言不足，仍向民間科派。災黎謀食既艱，又加此累，多至轉於溝壑，無所控告。是民非困於災，直困於貪吏之苛政也！”②①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47。②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42。③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 年，頁 403。④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 年，頁 404。為了應對河流泛濫和農業蕭條這兩大危機，鄭觀應一邊主動向歐美學習，積極引入外國的工程技術和科學理論，另一邊又從傳統的水利智慧中汲取經驗，推動官僚制度改革，最終孕育出了獨特的水利思想。圍繞着歐美先進技術、科學理論與官僚制度改革這三項核心內容，鄭觀應的水利思想呈現出不斷豐富的發展態勢。（一）先進科技是鄭觀應水利思想中的技術保障面對全國各地水災頻發的嚴峻挑戰，鄭觀應積極呼籲引進歐美各國的治水經驗和技術，為探尋嶄新的河流治理思想打好了基礎。對於困難重重的河床清淤任務，鄭觀應提出“不若以外國之法治之，蓋西人挖河，以機船在河中挖起淤泥，即以其泥填高堤壩。法甚便捷，且所浚較深。倘能仿而行之，將見從此河流安穩，永無沖激之患矣”，③即仿照歐美，使用新式的機器輪船進行清淤工作，以保證清淤工程的進度和品質。此外，他還進一步提議借用荷蘭的風車來運輸河水：“宜用荷蘭風車之法，使水一歸於海，而多築高堤，以為捍禦，庶有所障蔽，不至河決即成澤國。”④使用風車能使泛濫的河水迅速地奔流大海，而不至於堤壩一旦決口就只能任其波及各省。同時，鄭觀應還希望在發生旱災的時候，通過風力取水的方式，從深井中引水灌溉農田，以減少旱情所帶來的農業損失。“至如平曠二、鄭觀應水利思想的核心內容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41①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87。②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19。③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23。④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 年，頁 403。⑤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45。⑥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47。之區，可仿泰西風車之法，以代人力之勞。遇旱則掘深井，以風力汲水，灌溉田疇；遇潦則開水道，以風力戽水，導注江海。工程既省，晝夜弗輟”。①除此以外，鄭觀應還非常清晰明瞭地指出了河流的泥沙淤積和河床的逐漸增高對河堤造成的顯著不利影響。在這一思路的引導下，他在《盛世危言》中旁徵博引了歐美各國的成功治水案例，詳細闡述了自己主張的建設水庫、使用風車、清除淤泥等一系列新型治河手段：“一曰緩上游。河之上游，諸山峙立，當於山下鍬塘，谷裏通渠，引水停蓄……一曰開支河……取泥之法，可參用泰西挖泥機器船……一曰宣積澇……荷蘭治水之法：岸設大風車，逐水歸海……一曰開大湖以蓄水。”②通過體系化的講解和分析，指出治河的訣竅在於調節河流的流量和清除河床的淤泥，二者缺一不可，必須學習歐美各國，齊頭並進才能取得治水的成效，如“美人李佳白之言曰：河之決口，其故有二：一由水盛，一由淤塞。無論何國之河，當制其水勢之盛而去其淤，方為妙法”。③（二）官僚改革是鄭觀應水利思想中的制度保障在制度改革方面，鄭觀應檢討了過去河道官僚體制的弊病和漏洞，建議任命有治河經驗和才識的人員主持河道事務，他認為：“治河之官，要有專長，必先甄別其學，明試其才。可以坐言而起行者，乃授之以官。由是重其職守，專其責成，治有成效，勿屢更調。”④同時，他還準確地把握着過去河道官僚在水患治理過程當中的方法問題，並且一針見血地點出之前的官僚只注重堵塞大堤的缺口，不顧河流未來決堤的可能性，施政鼠目寸光、只求苟安的毛病。他認為這樣的治水策略不但不能真正地解決河流泛濫的難題，反而會虛耗朝廷的公帑，造成官僚體制的貪污腐敗：“今之治河者，不過襲白圭故智，築堤防，增壩埽。每逢秋決，則人力難施，所費金錢直如恒河沙數。故論者謂：河工一項，乃國家之漏巵，而官場之利藪也。”⑤在這種認知的基礎上，鄭觀應進一步地補充了自己的思想，他認為只要沒有治水的能力與學識均不能擔任河道官員，以免影響治河政策的成效，造成資金上的浪費：“蓋河道有分合之處，有起伏之源，有宣洩之歸，倘兢兢然率由舊章，即廉潔奉公，斷難奏效。其不肖者，則循行故事，虛縻國帑，侵入宦囊。故從前河工各員視為美缺，則其剋減之多，苞苴之厚，不卜而知。”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鄭觀應還特別提議效法元代的先例，向各省派遣一名官員專門負責農業、水利事務，以測量和記錄各州縣的水利設施情況，並對這些水利設施加以修復和增建，以保障各地水利設施的正常使用和運行：“然後略仿元人之法，每省簡一大員為水利農田使，輕車簡從，分行各州、縣，測量繪畫，舊渠之宜復者復，新渠之宜開者開，論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和時代特徵

42必順人心，必隨地勢，著有成效，優獎超升。”①（三）近代科學是鄭觀應水利思想中的理論支撐從學習近代科學理論的角度上來看，一方面，鄭觀應在《易言》中強調開鑿溝渠、建設水利設施，然而，他認為除了推行傳統開渠鑿井的辦法外，還可以因地制宜、博採眾長地引進英國人在印度修築水池、對外售水的方法，以爭取獲得更大的成效，如“英人於印度高地築塘蓄水，寬數百頃，按時開放，售之於民。中國及東洋本有鑿井築池之法，均可傍收博採，因地制宜”。②另一方面，亦對治理河流上游根源的問題提出了新的思考，鄭觀應認為治河的要訣在於利用樹木鞏固土壤，避免大規模的水土流失，同時建設水庫以調節河流的流量：“惟於山上多種樹木，水可遲留，即山潦盛發之時，藉以稍分其勢。且水必需攔，蓋宜於山下鍬塘，谷裏開溝，引水入塘，暫為停蓄，旋注諸河。倘本河不能宣洩，則開溝引歸別河；若上游塘水必由本河通流，不能另穿別路者，可在本河兩邊開溝受水。皆用堰閘啟閉，隨時蓄放，庶河流迂緩不致橫決。”③所以，鄭觀應積極提倡學習歐美等國的植樹造林經驗，呼籲通過培育樹木的方法保持田地土壤的濕潤和鄉野空氣的水分，進而保護農作物的生長，降低旱情可能導致的損失，“惟有樹以吸水，則枝葉固茂，且陰森之氣，又浸淫而生水，自上而下，歸於地中，土脈愈潤。上下呼吸，長養不窮，雖值旱乾，猶不至於速槁。倘忽然得雨，將前此未盡之水氣，合後來之雨澤，接續滋榮，尤為神速。若無樹之田，水口較遙，不能平地引入，即時雨偶降，而水性就下，苗根入土，不過數寸之多，水已入地尺餘，吸引無資，涸可立待”。④故而，鍾祥財曾說過：“鄭觀應農業思想的顯著特點之一是主張仿效歐美各國，實施現代的農業生產方式。”⑤在鄭觀應的水利思想中，他始終鼓勵培植樹木，宣導學習歐美等國的種樹經驗。鄭觀應清楚地認識到在田野之間培育樹木不但可以使田地的土壤變得豐腴，水汽更加充沛，還能夠收穫良好的木材，加固河堤河岸，防止水患災害的發生，對於農業的長遠發展有利無弊：“泰西數十年來於種樹之事極為盡心，特設專官如古者虞人之職。自樹木廣植後，不特名材美木獲利無窮，且樹旁之田瘠者變而為腴：因樹根能吸土膏，能爛沙石，故磽確之地悉化膏腴也。無水者變而有水：因樹木能放養氣，能潤本根，故乾熯之區咸資灌溉也。而且根株盤沙，沙石化為土壤，鬆脆變而堅凝，牆岸益堅，提防愈固，則禦旱禦水無所不宜。”⑥①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16。②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16。③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46。④中山市人民政府：《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46。⑤鍾祥財：〈鄭觀應的農業思想初探〉，《古今農業》（北京），第 1 期（1992）。⑥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16。從《救時揭要》的刊行到《盛世危言》的出版，鄭觀應的水利思想伴隨着時間的推移三、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43①張大偉：〈鄭觀應防災備荒思想探析〉，《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牡丹江），第 4 期（2007）。②鍾霞：〈論鄭觀應的荒政思想〉，《廣西教育學院學報》（南寧），第 6 期（2002）。③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 年，頁 402。④夏東元：《鄭觀應文選》，澳門：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 年，頁 403。⑤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46。不斷完善，展現出了豐富的時代特色。這些水利思想有的來自於鄭觀應自身的遠見卓識，有的則來自於其所身處的晚清中國社會。歸根結底，鄭觀應的思想不單單體現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系列動盪和危機，也展現出了鄭觀應在面對這一系列社會變局時所擁有的進步理念。而這些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則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自強求富是發展近代水利的主旨庚申之變以後，清王朝逐漸出現了一股迴光返照式的中興氣象，而以“自強”、“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也借機登上了歷史的舞台。在此期間，鄭觀應以自強求富為思想主旨，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水利思想。這一思想主旨不僅反映了洋務運動對鄭觀應水利思想造成的深遠影響，也映射了鄭觀應本人在思想發展道路上對國家富強、民族獨立的不懈追求。張大偉曾說過“鄭觀應思想的核心是富強救國，要求清政府實行一系列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防災備荒思想正是他改革思想的集中體現”。①而鍾霞也曾指出：“憂患意識是鄭觀應荒政思想的主線。”②所以，關於水災水患對晚清社會秩序的衝擊，鄭觀應一開始就有着十分清晰的認知，他曾直截了當地將水患問題所帶來的破壞與當時全國各地的戰火相提並論，並且指出洪澇災害已經成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心腹大患，“俗云：‘世有大患者三：一曰水，二曰火，三曰賊’”。③同時，鄭觀應也清楚地認識到治理水患對當時中國社會的重要意義。因為消弭水災不但是農業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是社會穩定的必要保障，更是自強求富的必由之徑，所以救災止災不只是一時的社會任務，也是追求國家富強、民族獨立的基礎：“患未成而杜之於先，患既成而弭之於後。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國泰民安，而天災亦鮮矣。富強之道，不在是哉！”④（二）因地制宜是發展近代水利的要訣為了遏制全國各地頻頻爆發的洪澇災害，恢復和發展慘遭戰火破壞的農業經濟，鄭觀應不只從河流治理和農業復甦兩個方面對其水利思想進行系統性的歸納和闡述，而且還考慮到了近代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他立足於晚清社會的現實情況，因地制宜地推動中國近代水利的發展，為探索獨特的水利思想鋪平了道路。一方面，從治理河道的措施來說，面對京杭大運河長期淤塞的實際情況，鄭觀應指出要重視疏浚鎮江到台兒莊、以及德州到天津的運河河道，使黃河與京杭大運河之間可以相互調節水量：“考運河淤塞之由，其弊端總在黃河改向。昔日黃水濟運，今則運水反以濟黃。欲治此河，必須統籌全勢，分別繪圖，洞悉情形，方有把握。一由鎮江至台兒莊六百七十里地，設法疏通；一由山東德州至天津六百里之遙，妥為整頓。”⑤此外，鄭觀應也對大運河北段的地上河現象十分關注，他曾非常尖銳地點出運河北段的河道治理不能只仰賴於論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和時代特徵

44過去單一的疏浚措施，因為運河的河面高於海面，海水已經無法接濟乾涸的河道：“查山東以西至新黃河接界之處，斷非深浚可以為功，實緣河與海平，則應挖河以收海水，因勢利導，挹彼以注茲耳。今運河反高於海，即使深浚，又安能使海水逆行乎？”①從恢復農業生產的措施來說，鄭觀應曾經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國疆域遼闊，各省自然條件差異懸殊，西北內陸常年乾旱，東南沿海卻頻頻水災，所以他強調農業水利設施的建設事關國計民生，不可輕視。“天災流行，何國蔑有。然事後而始圖補救，何如事前而預切綢繆。況事關國計民生，當軸者尤宜先務之急也。今西北各省，迭遘旱荒，東南復多水患。若不專心農政，設偏災偶至，何以禦之”？②（三）制度改革是發展近代水利的途徑19 世紀下半葉，鄭觀應逐步為晚清社會的水利建設勾勒出了一幅制度改革藍圖。這幅藍圖不只符合當時農業發展的需求，也體現了他從宏觀角度推動晚清水利近代化的企圖。無論是在濫砍濫伐的問題上還是在民眾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問題上，鄭觀應都着眼於尋找其長期的社會原因，並由此推動制度層面上的改造。這也說明近代水利的發展離不開制度上的革新。首先，對於當時水利設施匱乏，各種自然災害不斷的深層次原因，鄭觀應進行了深刻的總結，他表示：“自粵、捻構亂，燕、齊、晉、豫諸省所有樹木斬伐無餘，水旱頻仍，半由於此。”③他明確點出連年的戰爭對自然環境帶來了巨大的破壞，而毫無止境的濫砍濫伐更使中原、河北各省水土流失的情況雪上加霜，自然條件的惡化是導致全國各地水旱災害頻發的長期原因。此外，鄭觀應還從中國社會自身的痼疾着手進行分析：“然而小民不知遠計，各便私圖，非官為倡率之則苟且因循，年復一年而荒廢愈甚，遇有災歉則坐待賑濟，或相率逃亡，比戶荒涼，滔滔皆是。且開渠則各惜尺寸之地，種樹則謂非旦夕之功，可與樂成，終難圖始。蚩蚩者氓大抵然矣。”④鄭觀應認為普通民眾的短視與無知使得各地的水利設施缺乏建設，樹木種植的推行更是無從下手，除非官府率先宣導，否則極難打開局面。民眾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問題嚴重阻撓了水利工程的興修和維護工作。然後，針對以上羅列的種種深層的社會問題，鄭觀應提出了很多具有針對性和可行性的制度革新，以進行預防和補救。其中，對於全國各地的濫砍濫伐現象，鄭觀應提議建立起一套近代化的植樹造林制度，責令新設的農業水利官員對植樹事務進行督導和管理，務必廣種樹木，懲處濫砍濫伐的人員，而新種樹木所產出的農作物則應該用於增加人民的收入，每十年再由官方組織樹木的砍伐和售賣，最後將所得的利潤全部收歸為水利設施的修繕經費，即“可責水利農田使，相勸督率於田側隙地，廣植林木以復舊觀，有斬伐者罰賠不貸。至於蠶桑之利及松、梓、果、蓏一切有利之植，尤必隨時廣種，以厚民生，歲歲增加。①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46。 ②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87。③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17。④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17。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45十年則官伐而售之，仍以此款修理川塗，廣興水利”。①對於普通民眾缺乏維護水利設施和種植樹木等意識的問題，鄭觀應則提議設立近代化的法律法規，仿造歐美等國訂立保護樹木的制度，同時在地方上設立樹藝局，派遣士紳到鄉野間宣講種植樹木的技藝和用途，增強人民植樹培土的意識，即“西例：凡伐一樹，即須補種兩株。立法甚美。今各省既興礦務，築鐵路，所需木料日多一日，亟宜明定聿程，責成地方官設樹藝局，招致勤廉士紳，專講種植，要使境內無曠土，無童山，其利澤溥長何如也”！②因此，滕秀梅就曾表示鄭觀應“從不孤立地談農業改良，而是把農業改良同國家的社會政治、教育制度和經濟發展等因素聯繫起來，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時救國方略，富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豐富的思想內涵”。③①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17。②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17。③滕秀梅：〈試析鄭觀應的農業改良思想〉，碩士論文，南京農業大學，2010 年，第 31 頁。④王欣瑞、周偉：〈鄭觀應農業思想及其當代價值〉，《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晉中），第 6期（2020）。⑤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15。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晚清社會爆發的一系列的危機迫使鄭觀應去尋找一條適合當時中國水利建設的嶄新道路。從同治末年的《救時揭要》到光緒年間的《盛世危言》，二十多年的時光和閱歷塑造了鄭觀應自己的主張，也打磨了他的思想。最終，從解決社會問題的角度出發，鄭觀應將中國傳統的農業智慧和歐美先進的水利技術進行結合，孕育出了一系列帶有着濃郁時代色彩的水利思想。（一）鄭觀應思想內的傳統性與同一時代背景下的王韜、左宗棠相似，鄭觀應的水利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帶有着很強的傳統色彩，而這些濃郁的傳統元素主要來自於鄭觀應所借鏡的前人智慧和水利經驗。當然，這些傳統因素在鄭觀應思想持續深化的過程中又不得不與來自歐美的先進理念相互交融，並最終成為了其水利思想的共同組成部分。王欣瑞和周偉曾強調“中國傳統的農業思想是鄭觀應農業思想的歷史基礎”。④在鄭觀應的水利思想不斷發展的過程當中，他一直強調古人的農業智慧對今天水利設施的發展具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在水利工程的防災抗災作用上，鄭觀應專門指出三皇五帝時代的井田、溝渠制度就對晚清時期的水利建設具有着良好的借鑑意義：“伊古以來，禦旱防潦之法莫善於黃帝之井田，大禹之溝洫矣。何則？平原千里，川渠畎澮，經緯相通，大雨時行，容水有地，河流順軌，潦不為災。及乎雨澤不時，旱熯為患，而溝洫所積之水浸灌有餘，滋潤土膏，流通地脈，苟非七年之旱，未足以困我烝民也。”⑤在治理洪災、疏浚河道等問題上，鄭觀應也同樣以前人的經驗作為榜樣，不論是雍正朝重臣李衛四、鄭觀應水利思想的時代特徵論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和時代特徵

46的疏浚政策還是夏代大禹的洩洪方法，都能被他引以為自己治河主張的歷史依據：“雍正朝，李敏達公疏云：天地之有江河，猶人身之有血脈，宜流通不宜壅阻。而黃河西北之水，由高就下，悍激湍流，尤非人力所能奪。故神禹治水，止言疏引，順其性而利導之。《尚書》所載無庸瑣贅。然洪流浩瀚，洶湧奔溢，急則沖刷無底，漫則沙泥淤塞。治河之法或導、或防，惟於此處可施作用耳。”①與鄭觀應效法古人、挖渠開荒的觀點類似，同為晚清傑出思想家的王韜也贊同效仿古制，裁汰軍丁，改兵為農，以開闢荒地，同時招攬全國各地流離失所的災民，開墾農田，使他們得以自食其力：“官地宜仿古者屯田遺意，以所汰老弱之兵，改而為農……如近日遇水旱荒災，饑黎載道，朝廷賑恤維艱，勢不能終給，莫若徙流民以實空地，使之自食其力。”②同樣，作為清廷重臣的左宗棠也曾在光緒七年（1881）的奏摺中表示治理河流的要訣不外乎在上游開鑿溝洫和在下游疏通河道兩種辦法：“治水之要，須源流並治。下游宜令深廣，以資吐納；上游宜多開溝洫，以利灌溉。”③此外，左宗棠還特別強調貫徹落實疏浚河道、挖掘溝渠政策的重要性，他認為必須力排眾議才能成功達到治理河流的效果：“惟治水之功，有創有因，有修有浚。其施工之處，如河身循舊者，尚可免異議相干；至創開新渠，則事體攸關。”④（二）鄭觀應思想的創新性與身為清廷重臣的左宗棠相比，鄭觀應敢於大膽地創新。不管是在疏浚河道上，還是在興修水利上，積極吸取了歐美的成功經驗，為探索近代水利發展道路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同時，他還試圖在遏制洪災的基礎上，為當時中國農業的長期發展尋覓到一條近代化的途徑。這種思想上的創新性使得鄭觀應的水利思想帶有着濃厚的近代化色彩。高寅城曾表示“鄭觀應的荒政思想就是想要通過先進機器、技術與理念的引進希圖改變中國之現狀”，⑤在疏浚河道、修築堤岸方面，他極力主張仿照歐美等國，利用機器輪船清理河床上的淤泥，借鑑荷蘭的風車、岸堤等技術，使用風力運水、大堤預防的方式，將氾濫的河水運回大海，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⑥王韜在這一方面也抱持着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治河挖沙離不開歐美的先進技術，只有浚通河道，開鑿支流，才能真正做到消弭水患：“今莫若參用西國爬沙之法，疏刷宣通，去其壅積，然後多分支流以殺其勢。”⑦而左宗棠卻與兩人不同，他仍舊堅持依賴過去的傳統方法，將大量的人力資源投入到河道的疏浚工作中，力圖借助軍隊的力量，築成堤壩，浚通河道，整治水患：“臣擬飭所部現駐張家口各營……其左營督帶、前福建藩司王德榜，及臣親軍營總理營務處鹽運使銜知府王①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24。②[ 清 ]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69。③[ 清 ] 左宗棠；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長沙：岳麓書社，2014 年，頁 23。④[ 清 ] 左宗棠；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長沙：岳麓書社，2014 年，頁 27。 ⑤高寅城：〈鄭觀應荒政思想研究〉，碩士論文，江西師範大學，2009 年，頁 29。⑥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46。⑦[ 清 ]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69。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47詩正，所帶官弁勇丁尚兩千餘員名，應即由張家口、懷來縣現駐之處，順桑乾河流節節疏築至蘆溝橋西，察看河道情形，次第施治。”①而在興修水庫，種植樹木方面，鄭觀應和王韜也顯然比左宗棠更具有遠見卓識。鄭觀應特別指出整治河流可以效仿尼羅河的治理經驗，在黃河上游的蒙古地區建設人工湖，以調節黃河四季時節的河流流量並灌溉周圍的農田，使人工湖既可以預防黃河的水災水患，又可以促進上游地區的農業生產和發展：“又埃及之尼勒河，昔日為患尤甚於聖桑羅。夏季約瑟執政，於其國之東南掘一大湖，湖名梅利。自此歷數千年不為患。則甚矣開湖之為益大也！”②同時，鄭觀應還呼籲比照歐美的成功經驗，在田野周圍多種樹木。如此一來，即便連日無雨，田地裏的農作物也不至於立刻枯萎，土壤也不至於馬上龜裂，“西人謂：成頃之田，四圍須多種樹……在上者果能廣為勸諭，令民於畎畝之旁，有樹者增益之，無樹者補種之，將雨澤雖或愆期，不可恃而仍若可恃耳”。③而王韜在興修水利方面同樣贊同借助歐美科學技術的力量，他認為利用好外國機器可以使農業開墾、溝渠建設事半功倍：“開阡陌、深溝洫，興水利，資灌溉，或濟之以西國機器水火二氣之力，務使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④但左宗棠在治理水患本源的問題上卻依舊着眼於在上游地區挖掘溝渠，劈山開石等傳統的途徑：“現飭前福建藩司王德榜，會同直隸委員鄒振岳、孔慶篤，臣軍委員冒沅等，從蘆溝西北探源而入，詳加履勘，如能就地伐石，鑿筍合縫，疊成盤磴，外峻內夷，兩旁鑿渠，分釃其流，俾上源節節渟滀，層遞下注，則急湍可殺，而昏波可澄。”⑤（三）鄭觀應思想所映射出的矛盾性立足於傳統智慧和近代科學這兩個迥然不同的思想來源，使得鄭觀應的水利思想帶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性，而這種矛盾性既塑造了他思想中新舊交雜的獨特樣貌，也成為了推動其思想發展的邏輯動力。從時間線上來看，鄭觀應的水利思想亦展現出了兩種相互影響的趨向，即在其思想內容日益豐富的同時，創新性的特徵也越發突出。從矛盾性本身的形態分析，鄭觀應水利思想的內容展現出了新舊交雜、傳統和近代相互交匯的複雜樣貌。而在此其中，我們又能發現傳統性和創新性互相結合的兩種不同形式。其中一種形式是傳統智慧和近代理念的深度融合，這種融合創造了具有鄭觀應特色的水利思想，譬如鄭觀應就主張在整治河流時要重點利用地方上的鄉紳來推動各項治理政策，因為士紳們居住於河流兩岸，屬於利益相關方，必然會對治水工作盡心竭力、全力以赴，“然而責之河官不如責之疆吏，責之疆吏不如責之鄉紳，蓋生長聚族於斯，則痛癢相關，不敢自貽伊戚也”。⑥然而，這種利用地方士紳集團而不是近代化政府的力量來興修大型公共水利工程的見解，顯然屬於傳統智慧和近代理念相互結合的範疇。①[ 清 ] 左宗棠；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長沙：岳麓書社，2014 年，頁 27。②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21。③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88。④[ 清 ]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69。⑤[ 清 ] 左宗棠；劉泱泱等校點：《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長沙：岳麓書社，2014 年，頁 39。⑥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22。論鄭觀應水利思想的主要內涵和時代特徵

48而另一種形式，則是晚清時期“西學中源”說或者“泰西近古”說的集中體現。錢鍾書曾對當時中國社會的這種意識有過比較具體的描述：“蓋引進‘西學’而恐邦人之多怪不納也，援外以入於中，一若禮失求野、豚放歸笠者。衛護國故而恐邦人之見異或遷也，亦援外以入於中，一若反求諸己而不必乞鄰者。彼迎此拒，心異而貌同耳。”①同樣，陳旭麓也曾經比較詳細地解釋過晚清時期的改革者提倡“西學中源”說的原因：“維新者則往往是迫於某種信息和規範的壓力，唯恐刺傷披髮左衽的民族隱痛，蹈‘用夷變夏’之嫌，不得已而採取權宜之計，為西學在中國扎根創造條件。”②顯然，鄭觀應在引進歐美先進的水利工程理念和技術時也使用了類似的手法，通過這種方式，將移植自歐美的植樹培土，防止水土流失，保持土壤水分的近代科學思想附會到古人的文獻記載中去，希圖以此減少引入這些新型理念的阻力，即“夫以上之法皆中國自有之，且盡人能言之，無所為高遠難行、神奇莫測也”。③因此，鄭觀應在號召積極向歐美各國的先進水利經驗進行學習的時候才會反覆地重申，無論是開鑿溝渠，還是植樹培土都是在中國過去的水利建設歷史中有跡可循的，並不是完全移植自歐美，所以仿照外國的方法也就是效法古人的智慧：“故古者井田之法，必於兩旁種桑：一以養春蠶，一以衛五穀也。乃後人習而不察，罔知種樹，徒事西疇，反不若西人之即物以窮理矣……夫種樹之義，似乎創自西人，實乃師乎古制，亦何樂而弗為哉！”④當然，不論是何種形式的結合，鄭觀應的水利思想都建立在其傳統性和創新性的深度融合之上。而正是這種傳統性和創新性相互交融，一體兩面的複雜形態構成了其水利思想的矛盾性的基本樣貌。而從矛盾性的時間變化上進行分析，鄭觀應水利思想的內容則隨着時間的推移，表現出兩種相互聯繫的趨向。其一是鄭觀應自己的水利思想不斷深入，逐漸完善的變化趨勢。從同治末年刊行的《救時揭要》出發，鄭觀應逐步從急切地回應社會問題，轉為了視野更加廣闊，體系更加豐滿的理論闡述。同時，其目光也漸漸從單純的整治水災任務轉向了複雜的水利工程建設工作。這種趨勢一方面說明了隨着鄭觀應年歲和閱歷的不斷增長，其看待事物和問題的角度出現了變化；但另一方面，這也同樣顯示出伴隨着鄭觀應的水利思想和理論的日益成熟，其邏輯框架漸漸趨於完備。其二，在鄭觀應的思想逐漸深化和豐富的過程當中，其思想內核中傳統智慧和近代理念的結合也更加緊密。其創新性的特徵越發突出，並且在新舊矛盾的對撞中逐步佔據了主導地位。[ 責任編輯陳超敏 ][校對吳浩彭黃耀岷 ]①錢鍾書：《錢鍾書集‧管錐編（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頁 1538。②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頁 360。③夏東元：《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17。④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89。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49艾希　劉丹漫19 世紀中後期，隨着南洋局勢日益緊張，海南內憂外患的處境引起了眾多有識之士的關注和討論，而具有較高研究價值的當屬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鄭觀應立足於海南內外部要素的系統分析，在軍事方面，系統闡述兵力、硬件設施、情報體系的軍事力量部署；在人文方面，主張綜合自治、基建、經濟、開民等措施穩定內部環境；在經濟方面，提出借助農林礦產資源的開發打造海南貿易圈。同時期的張之洞海南經略也取得了較好的實踐成果，對二者進行比較研究後得出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存在共通之處，也存在價值和理念差異。二者都主張海南軍事進行現代化建設，重視內部穩定和黎族發展，鼓勵加快海南資源開發刺激經濟。但民本意識的體現程度不同，“治黎”、“撫黎”舉措的側重點不同，一體化、區域化思維的本土化應用程度不同。鄭觀應海南經略的科學性、超前性更為顯著。治黎　海南　海防部署　張之洞　經濟建設　鄭觀應　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19 世紀以來，基於國際形勢的不斷變化，海南問題成為了思想界的討論焦點，其中鄭觀應、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為海南近代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指導。關於鄭觀應海南經略的價值考究，夏東元教授高度評價了鄭觀應的“萬國商場”思想，直言鄭觀應的眼光和膽識都遠在凡人之上，該思想是同時代任何一位思想家都不能企及的。①邵建教授則認為鄭觀應將海南問題上升到了國家的戰略層面，並根據自己對海南進行的考察分析，對經濟、軍事、少數民族等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解決設想和經略，具有很好的時代意義。②而同一時代背景下的張之洞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海南經略，並在很大程度上落實了相關舉措，為海南近代發展繪上極具價值的一筆，與鄭觀應的海南經略有較大的比較研究價值。目前在現有的比較研究中，陳曉平在〈張之洞與鄭觀應的相遇與乖離〉一文中有章節提到開發海南，但著墨不多，缺乏較為深入的同維度比較，也沒有明確兩者海南經略的異同之處。③與張之洞海南經略相比，鄭觀應在重塑海南海防體系與其有何優良之處？鄭觀應的“懷柔治黎”作者簡介：艾希，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廣東第二師範學院講師；劉丹漫，廣東第二師範學院政法系本科生。廣州 510310①夏東元：〈鄭觀應與中國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識〉，《社會科學》（上海），第 11 期（1992）。②邵建：〈鄭觀應開發開放海南島思想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12 紀念鄭觀應先生誕辰一百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2012 年。 ③ 陳曉平：〈張之洞與鄭觀應的相遇與乖離〉，《澎湃》，2021 年 2 月 2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910436。[ 摘要 ][ 關鍵詞 ]

50的理念進步點體現在哪裏？鄭觀應對挖掘激發海南經濟商機有何獨特的見解？鄭觀應和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究竟有哪些異同？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從軍事、人文、經濟三個方面切入，對鄭觀應和張之洞的海南經略進行多維度比較，有利於明晰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價值和理念差異，完善鄭觀應和張之洞的思想體系研究，增加近代海南經略的可探究性、科學性、系統性。隨着民族的海洋意識逐漸覺醒，海防思想在兩次鴉片戰爭後不斷發展。法國作為海權國家，中國作為陸權國家，而海南正處於海陸權的地緣政治區域的暴風眼。中國古代地緣政治更多在於監控地方勢力，也較少關注海洋的全球視域。①鄭觀應在張之洞授命下進行南遊考察，為張之洞提供了許多關於海南和南海的情報信息，兩者的海南經略均卸下了中國傳統地緣政治觀的部分枷鎖。（一）海南的地緣政治地位明確在法國佔領了西貢及繼與越南開戰後，鄭觀應充分認識到法國對我國的海南地區的野心，直言“法人自咸豐九年奪取西貢，設大帥鎮撫其區，經之營之，二十年來無少間日，陽與鄰邦和好，陰懷兼併之心”，②可見西貢成為了法國開拓東南亞殖民地、進犯中國的重要據點。海南，是我們中國在南洋地區的孤島，海域面積較大，與內陸地區的聯繫並不密切。然而，海南作為中國對外交流的重要門戶，更是對我國南部海防、廣東的安全都有重要的影響，是“咽喉門戶”，正如鄭觀應所言“夫華洋交界之處，實為中外關鍵，海口扼據得勢，陸路縱有疏略，無損大局。南洋內蔽各省，外控諸番，誠中國之屏藩、廣東之咽喉門戶也……竊海防形勢首重南洋，其次莫如瓊郡”。③由此可知，若海南被攻佔，那麼中國的海防將會更加被動，而廣東也將會岌岌可危。海南距離內陸較遠，又有水域阻隔，消息傳達不暢，在邊防的部署中，清政府並沒有過多的精力去顧及海南。然而，法軍已經佔領了西貢，隨後又對越南開戰，而海南因為沒有了強大實力的支持和庇護，如若再不進行改革和相關的戰略部署，那麼它也將會步台灣的後塵。所以，在海防的戰略部署中，鄭觀應認為海南是南方海防的重要一環，並多次向清政府強調要予以海南抵禦列強進犯的高度重視。對於海南戰略地位的認識，張之洞指出“是瓊島一隅，在中國則如石田、如贅瘤，然令他人據之，則全粵不能一日安枕，非唯一國之覬覦，實為列邦所屬目”。④他還進一步一、海防經略打破傳統地緣政治觀①安北江：〈中國古代的政治地理與地緣政治〉，《思想戰線》（昆明），第 6 期（2021），頁 76—88。②[清 ]鄭觀應：〈《南遊日記》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29。 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62。 ④趙德馨編：《張之洞全集》第一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 年，頁 522。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51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表明“海南一旦落入敵手，則中國東南沿海，將全為敵人所控制”。①由此可看出，張之洞和鄭觀應對海南戰略地位的認識基本一致，兩者均充分意識到海南對廣東、乃至整個東南沿海的戰略影響。（二）海南的近代軍事體系凸顯在海南軍事體系的建設中，張之洞和鄭觀應都有了充分的近代軍事思想意識。軍事近代主要體現有：不排斥地方力量的正規化、軍事防禦體系已不拘於硬件因素、對外的夥伴關係的合作敏感性有新的認知。（1）正規化利用地方力量針對清軍抗敵積極性低、兵力不足的情況，鄭觀應在〈上督辦粵防彭宮保並寄方、鄭兩軍門〉中明確指出“用其子弟自守家鄉，自應較外來兵勇尤為得力也”。②他認為，組織訓練海南的民兵團可以彌補清政府兵力的不足，而且子弟兵保衛自己家鄉積極性較高，既有熟悉當地地理氣候的優勢，也能夠拿出保衛家鄉百分的熱情和忠誠，可以成為海南佈防的主力軍之一。這與張之洞實行的訓練綠營兵、組建地方武裝——鄉勇、組建新軍三個措施有着相同的基本理念。相比於傳統中央集權思想對地方軍事武裝的極力打擊，鄭觀應能夠意識到群眾的力量和民兵團成立的必要性，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思維方式。（2）重視信息戰略地位在海南軍事硬體設施方面，鄭觀應認為必須“瓊台、長沙門等處先行擇險設防，仍留意南洋門戶，險要處築炮台派鐵甲魚雷快艇扼守，以顧完全”；③對於火炮、軍艦的配備，鄭觀應清楚意識到中國在與列強的對抗中的失敗主要是因為火器比不上敵人。所以鄭觀應認為“制勝以炮械為先”、“中外失和，不論何等軍器均不能售也”，④自主製造生產火器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取得戰爭主動權、提高國家實力的重要舉措。為抵禦法軍的進犯，鄭觀應在《南遊日記》的五月十六日的日記中闡述了八個方面的預防舉措。除了火器的籌備和校準，籌備必備的軍需糧草，鼓勵軍民一同抗戰外，鄭觀應也提到要防止教民趁機作亂，與商民產生更大的衝突，重視商業電報洩露軍情的情況等等。此外還特地指出要避免步越南的後塵，重視內部的團結，嚴抓通外敵刺探情報的內奸，盡力避免“脅中國之人以攻中國，藉中國之糧以困中國”。⑤隨着通訊設備的不斷發展，相應的信息體系也必須隨着更新改革；沒有成熟的情報體①蘇雲峰：《海南歷史論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年，頁 89。②[清 ]鄭觀應：〈上督辦粵防彭宮保並寄方、鄭兩軍門〉，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64。③[清 ]鄭觀應：〈稟督辦海防彭宮保、兩廣督憲張振帥論海防〉，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36。④[清 ]鄭觀應：〈上督辦粵防彭宮保並寄方、鄭兩軍門〉，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63。⑤[清 ]鄭觀應：《南遊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50 — 252。

52系和獨立的通訊網絡，在戰爭中可能會因為信息的滯後和洩漏而處於被動並導致最終的失敗。鄭觀應、張之洞對通訊情報體系的建設有充分的認識。鄭觀應對信息體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融合了發展性思維，而張之洞在海南架設的電線形成的電報網對海南的現代化建設具有極大的促進價值。張之洞在〈展設欽廉雷瓊電線片〉中對海南的電線線路作出了詳細的規劃：“自橫州舊線南出一歧作線，經靈山、合浦達廉州府城，南抵北海，計線路三百四十四里。”①可見，鄭觀應在海南海防建設經略中，能夠關注到情報和通訊體系自主權掌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順應了時代的發展。（3）關注中泰夥伴關係在清楚認知中法軍事實力差距後，鄭觀應對中泰的夥伴合作關係作了一定的闡述。他認為，泰國作為清政府前附屬國且毗鄰越南，兩者為“唇齒關係”，泰國於公於私都應出兵相助。正如鄭觀應在《南遊日記》中所言“越南已受其愚，須早合從以禦暴。若暹羅猶遲疑瞻顧，不聯緬甸以事中國，將來必蹈越南覆轍，不為英亂，定為法滅”。②前文提及西貢是法軍在南洋實施戰略侵佔的重要據點，鄭觀應在《南遊日記》五月十六日的日記中直接點出“聞法事又將決裂，藉端要脅。果能如願，當出其不意，毀其老巢，使無駐足也”。③鄭觀應借泰國的兵主要是為了攻佔西貢，讓法軍失去駐紮的據點，進而緩解海南的艱難處境。（三）鄭張海南軍事經略小結鄭觀應的海南海防建設主要從提高軍隊戰鬥力、改良武器裝備、建構情報體系、尋求外軍支援等方面進行規劃，具備了軍事體系建設的思想雛形；而張之洞加強海南海防建設的措施則是真正為海南的海防開啟了近代化的進程。張之洞利用近代軍事技術手段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主要有派遣官員測量並繪製瓊防圖、鋪設電報電線、增修建置海南各處炮台、建設榆林軍港等。其中張之洞對榆林軍港的開埠是崖州現代海防之始。④相較而言，鄭觀應對於海南海防經略中，與張之洞在電報電線的鋪設、炮台的修建上以及利用海南當地有效武裝達成的共識，是其經略科學性的體現。必須指出的是，鄭觀應提出向泰國借兵的建議，雖然有一定的現實必要性，但也暴露出了鄭觀應對外國支援力量的幻想。但是鄭觀應以區域聯繫的觀點分析海南在南海中的戰略地位，充分抓住中泰雙方禦法衛瓊的共同利益點，該區域化的規劃思維具有一定的思想突破性。①周偉民、唐玲玲編：《張之洞經略瓊崖史料匯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 年。②[清]鄭觀應：《南遊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38 — 239。③[清]鄭觀應：《南遊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50 — 252。④何永濤：〈試析張之洞與晚清海南海防事業的發展〉，《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西安），第3期（2017）。海南內部的治理歷代多以“黎區”的相關問題為焦點，黎人與漢人之間的矛盾問題衍生了一系列的“撫黎”措施，所以“撫黎”的相關措施一直是研究各大家海南經略的二、懷柔德化經略以期除黎匪癥結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53重點話題。鄭觀應的海南經略的研究也不例外。〈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一文釐清了黎人在海南建設中的地位，其中“然防瓊必以富瓊為要，富瓊當以撫黎為先”，①更是直接表明了要緩解黎人與瓊民、清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對穩定海南內部社會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中法一旦開戰，這些黎民也就有了作亂的時機，若海南要想全身心地抵禦外來的侵略，勢必要優先解決內患，而其內患主要是當地黎人對清政府的抵觸和積匪的作亂。在論述治黎經略時，鄭觀應主要傾向於以溫和的方式解決黎人自身的矛盾以及面臨的發展問題。有關張之洞方面，馮子材的治黎措施以張氏的治黎經略為核心指導思想，所以結合馮子材的相關思想和舉措探討治黎問題是可行的。（一）安內和攘外的辯證性認識在“安內”和“攘外”的問題上，鄭觀應具體分析了內亂的成因以及內亂和外患之間的聯繫。他指出，黎族內部階級分化不斷嚴重，漢族奸商、高利貸的“唆騙盤剝”，以及當地統治者的剝削壓迫，黎族人民不得不揭竿而起，最終成為了“黎匪”。②四周被海域包圍，便利的水路以及遠離清政府政治中心等等都使海南成為了匪患藏匿的最佳場所，而列強對海南的覬覦更使得消滅積匪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黎匪在擾亂海南內部的利益的同時，也極有可能為了自身利益而與法人合作，兩者勾結聯合勢必讓海南陷入水深火熱的困境中。對此鄭觀應直言“撫黎不能不辦積匪，辦積匪即所以撫群黎”。③在鄭觀應看來，匪患會趁亂挑唆思想開化程度較低的黎人叛亂，統治階級要想穩定海南黎區並保障“治黎”能夠取得預期的效果，就必須優先解決匪患問題。而黎人一旦與匪患聯手，“彼據險屯田以為長久計，若不早為剿絕，恐一度嶺煽動，岐黎蟻聚蜂屯，全瓊震動滋蔓，更覺難圖”，④屆時中法開戰，海南對法軍而言將會不攻自破。光緒十年十二月中，張之洞在〈截擊瓊州客黎各匪折〉中較為詳細地奏報了“黎亂”及“平黎”的情況，其中就明確指出了“客匪”和“黎匪”。面對客、黎的聯合作亂，他在馮子材的提議下，制定了“先平黎亂再剿客匪”的方針策略；面對內憂外患的海南狀況，他主張“攘外必先安內”。⑤相比於鄭觀應中，張之洞、馮子材的平黎計劃較為詳細且有針對性，但是他們平黎的最終目的是鞏固封建階級的統治地位，在措施中以暴力強行鎮壓，面對外來的侵略則採取消極應對的心態；鄭觀應的平黎主要目的則為盡可能團結海南的各族人民的力量，構築海南①[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1。②盧葦：〈清代海南的“黎亂”和清朝政府的“治黎”政策〉，《廣東社會科學》（廣州），第 1 期（1993）。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5。④[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5。⑤袁國客：〈張之洞治理海南黎族述評〉，《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銀川），第1期（2003）。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

54的軍事力量以抵抗法軍的進犯。相較之下，鄭觀應在關於如何緩解海南的危機問題的思考上，正確把握了“攘外”和“安內”相輔相成的關係。鄭觀應不僅將取得戰爭的勝利寄希望於軍事佈防和尋求外部力量的支援，也能聚焦於培養海南內部的新生力量，進而在分析現有的局勢後，以最優化的方案經略解決海南現有的內部憂患。（二）儒家懷柔德化經略的應用黎人之所以會成為海南內部不穩定的威脅，鄭觀應提出了兩個主要原因：“其梗頑不變者，一緣於向化之無由，二每為奸人之所隔”。①此外，鄭觀應將黎人劃分為生黎和熟黎。鄭觀應認為“黎人巢處岩壑，耕田而食，射獵為生，原安樸素，不過生黎為熟黎所誘，熟黎為土豪所欺，遂至勾通叛亂”。②對於黎人叛亂，鄭觀應則是對生黎予以懷柔招撫，而對仍有抵抗意識的熟黎，則採取鼓勵包圍手段斷絕其糧草、武器。這與張之洞、馮子材提出的相關方針理念大致相同。他們認為將黎族人民進行區別化對待，能夠傳達“平亂者”實現黎區穩定的意願，或減少阻礙，或得到“生黎”的援助。黎人生存環境固守自封，文化水平低下，對外界的環境具有很強的敵意，對此鄭觀應提出以文開化黎人，幫助黎人改變原始落後的粗獷生活習慣。鄭觀應直接點出“誠能教之以方，馭之有法，起居飲食以馴其狼心，大義五倫以縛其野性……貪饕成則口腹慣，饑寒迫則耕作勤，習與性成，雖復驅之為黎人不可得矣，又奚用大兵壓境哉”。③可見，鄭觀應並不支持一切採用武力鎮壓，而試圖以懷柔手段招撫黎人。（1）承認黎人自主治理的合法性以文開化思想，以商業貿易帶動黎人與外界的溝通，即“以黎治黎，以峒辟峒。設通商之市，以有易無；立義學之規，勝殘去殺”。④鄭觀應主張給予黎人一定的管理自主權，這與傳統的中央集權主義思想相比，具有一定的改革色彩。但是海南遠離政權中心，清政府已經沒有多餘的精力對黎人制定和實施新的管理經略，而黎人經過多年的自我管理已經自成體系。鄭觀應結合分析了中國當時執政階級的窘境和黎區的現狀後，認為應當繼續完善改革黎區自治的政治體系。對於黎族內部的治理，張之洞與馮子材關於治黎經略思想和措施之目的，與鄭觀應的不盡相同。張之洞與馮子材為鞏固中央政府的統治，致力於變革海南黎區的基層政治體系，改革沿用明朝的黎族土官制。清朝土官制中土官世襲的規定為光緒年間黎族社會出現階層①[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2。②[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4。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2—603。④[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2。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55分化埋下了“導火線”，這也是海南黎區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對此，張之洞與馮子材開設了撫黎局，張之洞為改變“以黎治黎”的傳統模式，削弱了土官的權力，讓清政府有更多的黎區控制權。同時，當任用有威望之人作為撫黎局總長時，為了保證黎人沒有反抗清政府的機會，要求擔任者必須派親屬到官府當差，實則以其為人質加以制約。①對於是否“以黎治黎”的問題，張之洞、馮子材的經略主要立足於統治階級的角度，以鞏固清政府的統治為出發點；而鄭觀應提出的“以黎治黎”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主思想，順應了歷史的發展趨勢，黎族自治經略與中國現代實施的民族自治區經略更是有異曲同工之妙。（2）開通黎峒山川道路海南黎區的道路開闢對加強黎族與漢族之間的交流、促進黎族的發展發揮的巨大作用，清末及以後的有識之士都清楚意識到了這一點。而將黎區的道路開闢計劃貫徹得最為徹底的當屬張之洞與馮子材。而張之洞的治黎經略得以大部分落實，馮子材可謂先鋒者。關於馮子材的撫黎成就，柳震清直言馮子材與陳漢光並列為數千年來撫黎最為傑出的人物。②馮子材的“平黎”受命於張之洞，其治黎經略也與他的不差上下，可以說，馮子材是張之洞治黎的“首席執行者”。鄭觀應不支持“開十字路”的原因主要是考慮到黎漢兩族之間的矛盾；他認為黎峒之路工程量較小，耗時較短，動用人力也較少，“況開十字路必須借重兵力，若無故以重兵壓境，黎人勢必驚惶蠢動，抵死以禦我師”，③即開路反而因工程量過大而進一步激化黎人與清政府的矛盾。而張之洞、馮子材則是貫徹“大舉澈辦”的方針，以武力強行鎮壓“黎亂”，在震懾黎人後，在高強度的作業下，竟提前完成了“十字路”的道路工程建設。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馮子材“開通十字大路”的舉措為黎區的發展帶來了很好的契機，也為民國時期陳漢光進行黎區道路建設奠定了很好的基礎。而鄭觀應主要站在黎人民眾的立場進行對黎區道路進行建設規劃，將促進黎區的穩定放在了首要考慮地位。（3）發展海南的資本主義經濟鄭觀應提倡僱用黎人參與甘蔗的種植和蔗糖生產，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可以此提高黎人和當地人民的經濟收入，讓黎人有利益可謀，並借此弱化其暴亂的動機。這種僱傭生產模式其實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理念的一種體現。不管是鄭觀應提出以甘蔗的種植和蔗糖的生產，還是張之洞提出僱用黎人開採礦產資源，都是溫和的民生措施。但相較而言，鄭觀應所提出的經濟模式更符合時代的發展趨勢。首先，張之洞對僱傭生產經濟模式只局限於礦產的開採過程，而鄭觀應所提出的農業生產體系則是完全突破了小農經濟思想的局限。其次，鄭觀應能夠正確把握就業對社會穩定的邏輯關係，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經濟保障社會穩定的核心理念不相上下。而在當時①肖紅松：〈張之洞治黎方策和績效論析〉，《歷史教學》（天津），第 7 期（2005）。②王獻軍：〈陳漢光的治黎措施及其評價與再認識〉，《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三亞），第 1 期（2018）。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1。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

56的社會背景下，以懷柔為中心思想，在對黎人與漢人之間的矛盾進行深層次的剖析基礎上，發展經濟是促進民族融合的重要手段，既能夠減少不必要的衝突，也能夠穩定社會秩序，不給列強有可乘之機，不失為增強黎區內部凝聚力的有效手段。（4）黎漢通婚和發展黎區教育清末的黎族人民除了受到帝國主義入侵外，還受到來自清廷、當地貪官污吏以及本民族上層地主的剝削和壓迫，漢人對黎人的欺騙都是民族矛盾的累積。①要緩解民族矛盾，穩定黎區，減輕漢族對黎族的敵意，引導黎人走出封閉的生存環境，單靠暴力鎮壓並不能得到徹底實現，鄭觀應指出通婚和發展黎區教育才是優先選擇的良策。鄭觀應對於提出黎漢通婚的理由是“甥舅往來示無虞詐”。②“通婚”自古以來就是處理民族關係的重要策略，北魏孝文帝為了促進鮮卑族與漢族更好地融合，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聯姻。民國時期的陳漢光在黎區的治黎計劃中，“開化”計劃明確了改良風俗和黎漢通婚兩項措施。從重視血緣關係的漢文化氛圍角度來看，讓黎人和平融進漢族的生活，可讓他們進行自我改進，實現兩個民族的人民雙向融合，以此加速民族間矛盾的緩和。通婚作為一種和平過渡緩解民族關係的方式，從中可見鄭觀應的懷柔思想。而關於在黎區開展教育的提議，鄭觀應指出“甚至為敵人前驅，或充作奸細，皆失於教化”，該理念同張之洞的“除弊化俗”理念均重視對黎人的教化。張之洞針對“各黎性固愚獷，亦甚樸魯，平日每為奸民剝削”的狀況，提出興教育以化民俗的主張。③當然，除了鄭觀應、張之洞的主張，在鴉片戰爭後，民族開化教育都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的廣泛認同。而該主張的落實效果則可見於馮子材的“延師設學”舉措。馮子材是落實黎區文化教育措施的“先鋒”，他將文化教育深入落實到了黎區的內部。而民國時期的陳漢光“建立學校”的治黎計劃也是在馮子材的“延師設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三）鄭張海南人文經略小結張之洞提出一系列的“治黎”、“撫黎”思想與措施對海南的近代化發展有着很大的促進作用，而馮子材則是張之洞海南發展思想的首要執行者。儘管柳震清對馮子材給予高度評價，但鄭觀應的促進黎區內部穩定的經略與同時期的張之洞、馮子材相比較為柔和。這主要因為鄭觀應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與張之洞、馮子材不同，鄭觀應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先進民主思想的影響，所以他提出的治黎經略能夠從黎人利益角度出發，所追求的是黎漢兩族之間的共贏，是黎區的穩定，是充分發揮海南在中國南海的海防屏障作用。①王瑤瑤：〈清末馮子材“治黎”“平黎”研究〉，碩士論文，海南師範大學，2020 年，頁 19。②[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6。③劉亞玲：〈張之洞開發海南的思想與實踐〉，《甘肅社會科學》（蘭州），第 3 期（2006）。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57商戰思想一直是鄭觀應的核心思想，他認為要抵禦外侮，就必須自強，必須發展近代工商業，甚至提出“習兵戰不如習商戰”。①鄭觀應的海南經略價值更多體現在其經濟經略部分，其海南經略目的主要在兩方面：一是為相關的軍事活動提供資金支持，二是試圖為海南謀求國際地位。針對“撫黎”經費問題，張之洞、馮子材採取的主要兩個措施有：一是強行督促當地的官紳監督捐納，二是暫時提高對海南和各港口的稅收。但海南自身的經濟發展本就因自然環境而受到很大的局限，再加上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和官紳的剝削，黎區人民早已苦不堪言。②雖然這兩項措施確實能解燃眉之急，但其實施勢必會引發黎區人民暴動、壓跨海南自身的財政、加劇海南內部矛盾等一系列問題。可見，這兩項措施的實施並不是最優選擇。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那兩項強硬性措施只是將最終的經濟壓力嫁接到當地人民群眾身上，是一種典型的“拆西牆補東牆”的不明智做法，只會更加激化海南的內部矛盾。反之，鄭觀應提出的關於海南黎區建設費用的經略具有可持續性、可行性。鄭觀應表示，“以鄙見計之，究不如因瓊州之民力以開瓊州之利權，而為撫黎之經費”。③他對海南的氣候和地理都進行了細緻的考察，結合國內外市場的分析，參考同溫度帶外國的農業模式，對農業、礦產業和畜牧業都提出了系統的創新經略。而他參考美國、新加坡的相關模式提出建設以海南為中心的貿易圈，在小農經濟體制仍沒有得到徹底瓦解，且統治階級還未清晰意識到以開放理念融進國際市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社會背景下，如此宏大的經略凸顯其創時代先河的地位。（一）產業資源和市場的協同開發（1）聚焦國內外市場，開拓新農產品資源海南雖然瘴氣讓人望而生畏，但因為與呂宋、台灣的緯度相近，且荒地較多，土質為“磺質”、“土實塗泥”，所以鄭觀應認為它具有很大的農業發展潛力。經過多番的考察，鄭觀應認為甘蔗、蕉麻和咖啡是最適宜種植的農產品。對於農業經濟的經略發展，鄭觀應不囿於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模式，而是聚焦市場需求，採取機器大生產的模式，並且構想將海南打造成國際貿易的中心，即踐行“萬國公共商場”的理念。由於清政府衰落的綜合實力，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已經一落千丈，想要通過平等的外交手段維護自身的合法利益已然不現實。海南若想提高在國際上的地位、成功融進世界市場，其經濟發展和產品生產便有必要聚焦於西方市場的需求，方可實現中國與西方列強的利益捆綁。三、經濟合作經略以謀求國際地位①夏東元：〈鄭觀應思想發展論〉，《社會科學戰線》（長春），第 2 期（1979），頁 169。②唐上意：〈張之洞對瓊州客黎起義的鎮撫與黎區的開發〉，《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第 3 期（1993）。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5。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

58對於市場需求的分析，鄭觀應在南遊報告中都作了詳細的論述。雖然“瓊地素不產茶”，①但是鄭觀應認為海南可以種植咖啡代替茶。對兩者的比較，鄭觀應明確指出：“其（咖啡）工較植茶尤易，其利較茶為數倍”，②鄭觀應在報告中記載道“考外國洋人飲食，咖啡與糖、面為日所必需，雖外洋種植繁滋，仍不足用”，③咖啡和糖在西方的市場中依然處於不飽和的狀態，正是海南進入世界市場的主要缺口。而海南在咖啡種植方面的優勢在於其具有豐富廉價的勞動力和大面積的種植地，以及優越的種植氣候和土壤。此外，他還提出了發展製糖工業，並對製糖工業所述勞動力作了大概的闡述：“用機器榨洋糖之法，每一糖榨大者可用千人，小者或五六百人夫一糖榨可以用千人，百糖榨可以用十萬人。”④他認為借助種植甘蔗和發展製糖產業可以為黎人謀求收入，一定程度上緩解黎漢兩族之間的矛盾；同時製糖工業的發展會吸引外來商人對海南的投資。咖啡與糖兩種商品具有互補關係，這兩種商品在西方市場中需求彈性小，具有很大的市場潛力，可作為海南長期的農業產業支柱。可見，鄭觀應提出的農業體系建構出發點為當地的人民，凸顯其經略的民主性和系統性；尤其是他提出的“甘蔗種植—蔗糖生產”產供銷一體化產業鏈具有極高的可行性和科學性。而蕉麻則面向清政府的生產需求，鄭觀應對其作用直言道“設造機器結為大小繩纜，以供天下戰艦及招商局輪船之用”。⑤他指出種植蕉麻不僅可以為輪船招商局輪船和戰艦提供麻繩，還可奪佔呂宋的市場利益，即“以中國之所產奪外國之利權”。⑥此舉可看出鄭觀應的商戰思想，更是將海南的發展與國家利益直接掛鉤，使統治階級充分意識到海南發展的價值，從而減少海南建設發展的政治阻力。在選擇海南的農產品種植時，鄭觀應除了對種植環境進行分析外，還充分考慮其收益。農產品的引進和相關產品的生產對海南來說，既能夠穩定社會秩序，也能夠解清政府財政難以支撐海南築防的困境。在報告中，鄭觀應對三大產品的收入預算作了如下的闡述：“約地稅、關稅每年合算，大糖榨可得銀二萬餘元，小者可得銀一萬餘元······更於瓊地之中擇其可種麻者……每年可以多至百萬餘金 ······ 至其高旱之地，則種植咖啡……而其工較植茶尤易，其利較茶為數倍。”⑦為了讓海南的建設得到統治者的支援，鄭觀應用數字直觀地······①[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7。②[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7。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6。④[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1。⑤[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6。⑥[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6。⑦[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6 — 607。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59展示了海南發展經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鄭觀應對海南新農產品體系的建構具有多樣性、開拓性思維，他設想的工商相結合的產業鏈完全突破了傳統的小農經濟思想。在發展海南農業方面的認識上，張之洞在〈撫黎章程〉中具體指出了“移民墾黎山”和“尋覓咖啡種子在瓊種植，以收外洋之利”兩項措施。①在海南新農產品的探索認識上，鄭觀應、張之洞在一定程度上都運用了國際市場思維。不可否認的是，十多年的買辦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有利於鄭觀應拓展自己的視野，並非僅將視野囿於資源的開採環節以及國內的市場，而能提出具備世界市場視野的“生產—銷售”的市場鏈和市場建構體系。當然，由於其自身的政治立場，在進行市場經略構想時，對清政府的利益有所顧忌，鄭觀應提出的經略還是有一定的階級妥協性。（2）開發礦產資源，發展畜牧業在對海南進行地理考察之時，除了對農業有了系統經略，鄭觀應還注意到海南蘊藏的豐富森林礦產資源，但由於瘴氣的阻礙，資源並沒有得到有效開採，這也是法人覬覦海南的原因之一。對此，鄭觀應表示“急宜招商集股，開採須有獎勵引誘之法”。②他提倡可以對外進行招商引資，借助外國人的資金和技術對海南進行開採。既然列強都想得到海南的資源，還不如我們以經濟的開放發展主動與其分羹。此外，鄭觀應還提出將判了死刑的囚犯作為首批開發勞工，隨後再考慮招募農工進行資源開採。在分析海南礦產資源的開採時，鄭觀應明確指出“採取巨木佳礦出售，非但利國利民，且可免外人攫奪也”。③面對法軍隨時都可能進犯海南的危機，鄭觀應在報告中更是多次強調清政府應盡快採取招商集資的方式開採海南礦產資源。招商集資既是實現區域經濟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讓海南的整體經濟經略得以落實的資金獲取管道，所以這樣的做法對國庫已經虧空的清政府來說，不失為減輕財政壓力的解決途徑。再者，礦產資源的開採需要技術支援，況且海南有瘴氣等自然條件的限制，所以招商引資的模式既解決了資金缺乏的難題，也排除了技術水平低的困境。由此可知，引進外資既能帶動內部經濟發展，也是與他國實現利益掛鉤的最直接形式。在對礦產資源分配問題的思考上，鄭觀應提出“宜歸官者則歸官，宜歸商者則歸商，宜歸民者則歸民”。④礦產資源的開採主要服務於軍事建設，也為當地人民提供就業、商業機會，是活躍當地經濟的重要方式。鄭觀應將其帶來的利益總結為“則下為利是求，上即因民而利，亦未嘗非富強之一策也”。⑤該舉措與蕉麻的種植一樣，均與統治階級的利益直接①唐上意：〈張之洞對瓊州客黎起義的鎮撫與黎區的開發〉，《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第 3 期（1993）。②[清]鄭觀應：〈致雷瓊道王爵棠觀察論開墾兼承辦銅綠礦山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8。③[清]鄭觀應：〈致雷瓊道王爵棠觀察論開墾兼承辦銅綠礦山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8。④[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6。⑤[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6。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

60掛鉤，這讓海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統治階層更多利益上的關注，進而為海南的發展減少政治阻力，贏得更多的政治力量支持。清末，海南黎區的礦產、林木資源逐漸受到統治階級的關注，也具有一定的開發規模，但開發進程主要受限於資金和當地的自然環境。在張之洞的“撫黎”措施中，在黎區招商伐木，助商開礦，商人進入黎區後，集資合股，並僱用黎人從事伐木開礦的工作，既開發了黎區的資源，也促進了黎人從業。①顯然，兩人對海南的礦產、林木資源都有招商集資開採資源的意識，但兩人的區別在於，鄭觀應在提出礦產資源開採時，認為外國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克服海南的瘴氣環境，所以他所主張的外資引進模式趨向於對外開放；而張之洞的外資引進仍立足於國內的市場格局，他傾向於吸引內地的資本家前往海南進行投資開發。資源的分配往往與階級利益有直接的關聯。雖然鄭觀應不能夠對中國近代社會矛盾有較為清晰的認識，但從其資源的分配經略中，我們可以看出，鄭觀應力求階級之間的利益能夠得到和諧的分配，也側面反映了其資本主義思想中的私有制成分。除了農業和礦產業，鄭觀應還指出發展海南的畜牧業。他認為“西北所賤，未必不為東南之所珍”，②“況瓊州地沃草肥，放馬牧牛，倍形茁壯，購牛馬之良種，分授黎人芻牧，或備駕馭，亦可㷈皮。而畜類之滋生，在在皆利民之要術”。③他對於畜牧業發展優點的思考，一是着眼於西方市場對牛羊肉的需求以及南方市場的缺口，二是着眼於借飼養馬匹來連接海南內陸的交通，從而促進商品的流通。雖然鄭觀應提出的海南畜牧業的發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從實際出發考慮在海南發展畜牧業可行性並不高。首先，海南處於熱帶地區，並不適合牧草的生長；其次，海南經濟發展水平低下，自身購買力不足，而海南與內陸地區又有水域相隔，在海運不便利的情況下，畜牧業所生產的產品並不能夠獲得國內市場的支持；再者，畜牧業的產品多為牛羊肉、乳製品，這些產品與中國自身的飲食習慣並不契合，所以只能將市場轉移到西方的市場，然而西方國家關於此類的產品生產已經擁有高品質、成熟、穩定的體系，基本上不需要外來進口。綜上，鄭觀應對海南的畜牧業經略建設的提議在當時的情景下並不具有可行性。（二）海南政治認同的空間轉向在農業、林礦產資源的開發、畜牧業的經略中，鄭觀應都在一定程度上從世界市場的角度進行市場的分析和架構；但真正以經濟全球視野為思想中心的經濟經略當屬他的“萬國公共商場”主張。鄭觀應除了主張類似中外合資性質的“華洋合辦”等之外，還提出“打開門戶”在邊界創辦“萬國公共商場”。他認為該設想能夠帶來較多的經濟、政治利益：首先是能帶動經濟的發展，增加財政收入，為民眾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中外雙方可共利；①袁國客：〈張之洞治理海南黎族述評〉，《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銀川），第1期（2003）。②[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7。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1。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61其次是能防止“侵佔”、“蠶食鯨吞”，進而“藉彼合力以保疆土”或“共同保護”。①而海南便是他認為適合建設“萬國公共商場”的地區之一。海南地理位置獨特，廣闊的海域既提供了便利的交通，也潛藏着各國勢力的威脅，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商人經商的積極性。由此鄭觀應意識到，僅僅用軍事力量固守海南很難抵擋各國勢力的覬覦，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主動將各國的利益與海南建立起聯繫，那麼各國為了自身的利益以及避免與其他勢力產生不必要的矛盾糾紛，海南也能避免步台灣後塵。鄭觀應的海南經濟經略不囿於傳統固守思想，提出招商引資新模式便是其創新點之一。我國的商業經濟的發展並不成熟，中國商人出於安全考慮不敢前往海南投資經商，所以海南經濟活力的激發勢必要另闢捷徑。對此，鄭觀應提出“准中外人租地開礦、耕植畜牧，以期公同保護”，②可見外資成為了不二選擇。他認為借他國資金活躍海南經濟的同時，與他國簽定貿易協約能夠實現“以商衛海南”，即以利益捆綁模式作為海南的一道“護身符”。海南“萬國商場”是實現其國際政治認同“空間轉向”重要舉措，海南經濟網絡已不囿於加強島陸聯繫，而是結合島嶼網絡打造新的經濟市場空間，在提高海南經濟地位的同時提升海南的國際政治地位價值。針對海南貿易圈體系的打造，鄭觀應直言“盡開商場，仿照英新、三藩市”。這是同時期的學者所提出的相關經略均不能與之媲美的。而要想發展對外經濟，便利、完善的交通體系的建設既是前提也是保障。除了已提及的黎峒山川道路、借發展畜牧業提供牛馬運輸兩種方式外，鄭觀應也主張海南對內發展河運，對外發展航運。首先，鄭觀應認為在海南內部，河流較多，有發展河運的優勢條件，“按瓊圖大五指山與霸王嶺相隔大略不過四五十里，知大五指山附於感恩、昌化為最近也。府之東路則挖昌化樂安省直抵其源流處，既通幽密而達明夷，復由樂安之右逾嶺以至樂平，西禦活羅，南指抱蘊，以控馭崖州、陵水諸黎”，③海南水系發達，河網密佈，交錯縱橫，開通建設的成本較低、困難程度較低；其次，鄭觀應認為“宜於各港口之中擇其可以築砌碼頭者，招集鉅賈，湊合股份，設造輪船往來瓊崖一帶，駛至海口，使貨物流通往來，亦不至多需時日，是以輪船利導比開十字路之艱辛其便捷為何如也”。④港口建設是建構“河運—海運”一體化的關鍵，河海聯運可為“萬國公共商場”提供交通保障，提高市場貨物的輸送量，極大激發海南內外部市場潛力，增加招商引資的資本。值得一提的是，海陸聯運交通體系的先進思想與現在海南自由港的建設設想有着較高相似度，如海南目前正致力打造的西部陸海新通道區域國際集裝箱樞紐港，不斷擴大港口①夏東元：〈鄭觀應與中國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識〉，《社會科學》（上海），第 11 期（1992）。②[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7。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1。④[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07。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

62的貨物輸送量，為海南的自由貿易提供便利的交通支撐。①由此可見，鄭觀應提出的“打造萬國公共商場”觀念是其海南經略超前性、跨時代性的最佳體現。而張之洞作為近代治黎的重要主導者，在對海南以及黎區的整體的經濟措施中，雖然他的經濟經略高度並不能與鄭觀應相比，但其中也有與鄭觀應提出相似的措施，並在一定程度將其予以實踐，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張之洞在“撫黎”計劃中便具體指出了“移民墾田”、“招商伐木”、“助商開礦”三項主要經濟經略。在礦產資源和林木資源的開發上，鄭觀應、張之洞兩人的意見較為一致。張之洞也有“開商設墟，鼓勵商業貿易”的經濟規劃，但僅僅是立足海南內部、國內的市場，主要目的是在“平黎”後穩定黎區的社會環境，讓黎人均有所勞且有所得。而鄭觀應的貿易圈建設理念則是以一種世界市場的視野進行規劃和建設，他的意圖主要有三個：一是為海南創造更多的經濟利益，提高海南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將海南的利益與多方掛鉤，達到保衛海南免遭法國列強進犯的目標；二是為黎人提供更多的經濟收入，以此促進海南黎區的穩定，也有利於後續海南發展建設工作的展開；三是讓海南具備獨立的經濟來源，為軍事海防、公路建設、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建設提供充足的資金，以此減輕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並提高“治黎”經略的可行性。（三）鄭張海南經濟經略小結從階級地位代表的差別角度來看，張之洞、馮子材代表着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受限於小農經濟思想，在海南的經濟規劃中有明顯的思想局限性；而鄭觀應則是基於商戰思想、以商人的視角分析制定海南經濟開發的最優方案，將經濟對政治的促進作用充分應用於海南的國際市場開拓經略中。其中，新農產品的開發、礦產資源的開採經略以及貿易模式對當時海南經濟的發展具有很高的指導價值，而其畜牧業的發展經略的科學性、可行性則比較低。但都能反映出其超前的經濟發展理念以及一體化、多元化的思維方式。①〈重點項目馬力全開，自貿港建設動能足〉，《海南日報》（海口），2021 年 1 月 9 日，版 1。總的來說，對海南軍事、人文、經濟的發展，鄭觀應提出的經略思想與張之洞、馮子材的思想措施有許多共同之處，但在具體的經略舉措中存在着差異性。雙方的海南經略根本性的差異在於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進而表現於經略根本出發點不同，鄭觀應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思想家，他的經略思想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主意識；而張之洞、馮子材所代表的是地主階級洋務派，他們的思想、措施則是圍繞着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展開。（一）兩者的相同之處（1）地緣政治觀和軍事建設體系的革新在張之洞的海南經略中，海南海防的現代化建設和治黎經略有着極大的思想指導價四、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63值。而在近代海防建設的思想熱潮中，張之洞對海南海防的建設給予了高度重視，他提出的一系列海南海防建設措施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海南海防的現代化建設。即使鄭觀應和張之洞所代表的階級並不相同，但是經略中也有許多跨階級的共識。立足近代國情綜合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進犯日益“囂張”以及近代中國國力弱的現實。其次，西方先進思想在中國的不斷傳播和本土化的初步發展。再者，地主階級洋務派和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謀求近代中國發展的目標一致性。基於此，鄭觀應和張之洞提出的海南海防經略中，都在一定程度上運用了近代軍事建設的思維和手段。鄭觀應將海南納入了南洋海防的重要關口，明確指出“凡海口生重地，莫不森列炮台，嚴為防範……築台必照西式之堅，制炮比如西法之精”；①而張之洞修築了具有較強禦敵實力的海口秀英山炮台和大英山，炮台炮堤相結合，以近代軍事技術的手段有效加強了海南海防。而軍隊訓練也打破了傳統模式，不管是鄭觀應的民兵組建還是張之洞的綠營兵訓練、地方武裝組建，在武器使用、戰術訓練上都以西方模式作為參照。除了炮台築造、軍隊訓練外，有線電報網絡的打造也是兩人經略中近代海防思想的“亮點”。他們充分認識到電報在戰爭體系中的地位，對打造有保密性、便捷性、系統性的情報體系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可見兩人的戰爭防禦思想已打破傳統囿於提升武器和軍隊實力的局限，並將防禦體系提升到資訊情報層面。這一系列的海防軍事措施都極大程度上推動了海南軍事近代化的進程。（2）安內舉措的多元性對內的相關經略主要體現在“治黎”和“撫黎”兩個方面。在“治黎”的問題上，鄭觀應和張之洞都清楚意識到匪患問題對海南安全的威脅，也明晰清政府對海南的內憂是鞭長莫及的。在統治集權無精力平定海南匪患的前提下，從實際出發，在海南當地發展武裝力量是必然的選擇；而從唯物史觀來看，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解決海南內部危機必要力量。有鑑於此，兩人都提出在海南建立當地的武裝力量，這也是思想進步的體現。在黎漢矛盾問題上，鄭觀應和張之洞均採取了多元化的舉措，多維度尋找兩族的利益契合點，以期緩解相關矛盾。在海南修路造港、發展海南的資本主義經濟、鼓勵黎漢通婚、發展黎區教育等幾個方面上，都形成了大同小異的計劃方案。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海南內部的發展：第一，打破了黎漢兩族對立的僵局，讓黎族走出固步自封的生活環境，能夠為團結海南內部有生力量奠定一個良好的開端；第二，黎人的思想得到多方面的開化，更能接納黎區外部因素的介入，減輕海南內部發展阻力；第三，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啟動黎區自然資源和勞動資源的流動，為海南的發展提供更多可能性。①夏東元：《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280。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

64（3）產業資源和市場的開發協同性海南豐富的資源得到越來越多方勢力的關注，但資金缺乏、技術落後兩個主要因素使海南沒法自行開發資源。對此，鄭觀應和張之洞都提出了“招商引資”，即借助外部的資金、技術對海南進行開發。鄭觀應在考察海南後，向張之洞呈遞的〈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以及向王之春提出的〈開墾兼承辦銅綠礦山書〉對海南的資源開發進行系統的闡述。在之後，張之洞也確實按照鄭觀應的設想，派馮子材、楊玉書入瓊平定客黎叛亂，設立善後機構，開通道路，組織招商引資開發資源。①當然，除了礦產資源，鄭觀應和張之洞對海南的農業資源、林業資源、勞動力資源都有較為明確的認識。開發資源是海南發展重輕工業的首要之舉，既能借此為重構海南經濟體系，又能為黎漢的“破冰”提供一定的經濟條件和保障，更是為海南商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原始動力和資本。（二）兩者存在的差異由於鄭觀應與統治階級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並不一致，即使鄭觀應思想具有時代超前性，但在地主階級仍佔統治地位的背景下，他的海南經略並沒有得到全面施行。甚至，張之洞讀過〈條陳時務五策〉後，覺得鄭觀應的思想離經叛道，有“全盤西化”傾向，不宜重用。②（1）民本意識的體現程度不同鄭觀應和張之洞的階級性差異決定了各自對民本意識的應用和認可程度。在海南軍隊力量的儲備問題上，兩人都有意識到海南地方武裝的重要作用。鄭觀應融合了自己民團思想，他意識到“蓋泰西各國，寓兵於士、農、工、商”，所以明確指出“處處團防，村村聯絡，聲勢相應，休戚相關，而國無籌餉之艱，兵無遠調之苦”。③他有全民皆兵、寓兵於民的意識，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力量，所以他認為要給予黎民有充分的自主權。這無疑與張之洞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初心背道而馳。反之，張之洞為加強中央政府對黎區進行有效的軍政控制體系，採取了扣押黎族頭目親屬的方式防止暴亂，同時不斷削弱其權力。不可否認的是，該措施對黎族有很強的管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海南大規模新內亂的潛在危機。但從中我們也可看出，鄭觀應在於團結海南已有力量，充分意識到“一致攘外”的重要性，也充分尊重民眾力量；而張之洞並沒有清楚意識到清末政府的行政體系已經不能為該管理模式提供強有力的支撐，仍以穩定中央集權為首要任務，以“安內”為最終目的，只為鞏固統治階級的勢力，也未能認知民眾創造歷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① 陳曉平：〈張之洞與鄭觀應的相遇與乖離〉，《澎湃》，2021 年 2 月 2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910436。② 陳曉平：〈張之洞與鄭觀應的相遇與乖離〉，《澎湃》，2021 年 2 月 2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910436。③ [ 清 ] 鄭觀應：〈民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 救時揭要（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225。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65（2）“治黎”、“撫黎”側重點不同在“治黎”問題上，鄭觀應認為應當優先以懷柔手段帶動黎人發展，以溫和的手段讓黎漢矛盾在經濟發展中得到過渡和解決。當然，在面對匪患作亂的情況下，鄭觀應也不反對用強而有力的鎮壓手段。而張之洞則是提出了“大舉澈辦”，最後取得的“成果”是黎族民眾懾於清軍軍威，紛紛被迫就撫。但在“大舉澈辦”過程中，清軍對參加反抗的黎漢民眾進行了血腥的殺戮，使黎民的生命、財產受到空前的劫難，黎區的社會混亂狀態也只是在武力鎮壓下暫時結束。①在“禦外侮”與“平內亂”的衡量上，鄭觀應更側重於以最小的矛盾激發點緩和海南黎區各階級、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尋求利益共同點，進而團結一切力量抵禦法軍的進犯。所以，鄭觀應的海南發展經略主要立足“保衛海南”的目的。可見，鄭觀應“治黎”和“撫黎”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提高海南的綜合實力，緩和黎漢兩族的矛盾，穩定海南內部環境，進而能夠抵抗法國的進犯；而張之洞所施行的“治黎”和“撫黎”一系列措施，其根本目的主要是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正是因為階級利益的差異，鄭觀應的“治黎”和“撫黎”措施越顯民主色彩。（3）區域發展的思想格局不同為了保障海南的資源得到更多資本家的支持，加強海南各因素的聯動發展，鄭觀應着重考量了產業鏈一體化、交通體系一體化的協調發展，以及市場區域化思維的應用。這映射出鄭觀應海南經略中的相互依賴思維。鄭觀應主張中有許多一體化思維的本土化應用，如“甘蔗種植—蔗糖生產”產供銷一體化產業鏈、機械化開採林礦資源、農牧產品市場的區域一體化的綜合考量等。除了經濟上的一體化，鄭觀應提出“河運—海運”的發展也充分體現了交通體系一體化。當然，在海南交通設施的建設上，張之洞還是有“開通十字路”、“環島鐵路”、“榆林港”的成績，這為海南近代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見，在一體化思維的應用上，雖然張之洞在交通體系的建構上也有一定程度的體現，但鄭觀應卻比張之洞應用得更為深入。張之洞也有一定的區域發展一體化的觀念，但在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主導下，他的區域發展觀必然是不能達到跨國層次的。他的海南經略仍以傳統地緣政治觀為主導，並沒有打開海洋格局。相較於張之洞的市場觀，鄭觀應對於海南島在海洋格局中有更高水平的認識，能夠理清海南國際政治地位與其經濟空間格局之間的關係。儘管從階級上來說，由於打造貿易圈主力軍是資產階級，動搖了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該設想並不現實；但以新時代的視角去看，結合現今的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建設理念，鄭觀應“萬國商場”主張的先進性則是不言而喻的。①肖紅松：〈張之洞治黎方策和績效論析〉，《歷史教學》（天津），第 7 期（2005）。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

66誠然，鄭觀應的海南經略中存在如過於寄希望於外援力量、經濟規劃顧及統治階級利益等思想短板。正如易惠莉教授所言：“他越追求政治上的合法化，他的變革思想也就越失去尖銳性。”①這主要是因為鄭觀應個人所代表階級的複雜性。在 1880 年前後幾年期間，鄭觀應既是外國洋行的買辦，又是民族資本家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並兼任洋務企業的重要職務。②可見，多重身份的交織重疊讓鄭觀應的部分思想依然有所受限。但總體看來，鄭觀應的海南經略的科學性、可行性、超前性仍佔思想的主導特徵。[ 責任編輯陳超敏 ][校對黃耀岷葛家傑 ]① 陳曉平：〈張之洞與鄭觀應的相遇與乖離〉，《澎湃》，2021 年 2 月 2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910436。②夏東元：〈論鄭觀應的一身四任再論鄭觀應〉，《學術月刊》（上海），1979 年第 8 期（1979），頁 49 — 55。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67劉茜晚清以降，隨着西力的衝擊，晚清社會發展被打亂，西風東漸，更是深深影響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在當時中國社會的複雜景象中，鄭觀應在詩歌創作中表達了他對近代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國族意識的重構、國家體制的改革等問題的深入思考，並“以議論為詩，直紀時事”的創作主張延續了古典詩歌的“詩史”精神，詩歌中蘊含了高度的史料價值，為研究晚清思想，採用“詩史互證”這一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行性。世界萬國　詩史　詩歌　國族意識　鄭觀應“天下”與“家國”——鄭觀應詩歌中的世界眼光與國族意識被譽為“實業詩人第一家”的鄭觀應，①可以說是晚清士人中商儒兼業、中西兼學的成功人士，也是晚清“開眼看世界”的有志文人的代表。鄭觀應的一生與中國最為動蕩不安的時代疊合在一起，作為晚清的實業家、維新改良的啟蒙思想家，他對社會改良的設想是從他對洋務運動的實踐出發的，更具有實用意義與參考價值，他在《盛世危言》與《易言》等著作中表達出的務實求真的思想，與“審時度勢”的獨到思考與見解，對當世及後世都有深遠的影響。同時，作為一名詩人，他的詩歌創作也是蔚然可觀，其詩作數量遠超同時代的其他詩人，分別見於《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待鶴山人晚年紀念詩》、《羅浮偫鶴山房談玄詩草》等，共計詩歌 1,180 餘首。學界對鄭觀應詩歌的研究始於 20 世紀 60年代，曹思彬曾發表《鄭觀應的反美詩歌》，②啟發了學者們從鄭觀應詩歌領域瞭解其思想的研究路徑。90 年代以後，鄧景濱較全面地闡述了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先後發表了〈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③〈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的詩歌研究〉。④但是，作為鄭觀應文學創作中的一個重要版塊，學者所給予的關注度還是稍顯薄弱，學界關於鄭觀應的詩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出發，從其內容體系上考量鄭觀應詩歌與社會、感情、形式、語言的關係，對詩作中最具特色、最有價值的實業詩，進行內容與價值的分析與總結；⑤二是從詩歌藝術理論的角度對鄭觀應的詩歌進行評價。[ 摘要 ][ 關鍵詞 ]作者簡介：劉茜，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生，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講師。①鄧景濱：〈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的詩歌研究〉（上、下），《許昌師專學報》（許昌），第1、2期（1999）。②曹思彬：〈鄭觀應的反美詩歌〉，《南方日報》（廣州），1964 年 5 月 16 日。③鄧景濱：〈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嶺南文史》（廣州），第 2 期（1995）。④鄧景濱：〈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的詩歌研究〉（上、下），《許昌師專學報》（許昌），第1、2期（1999）。⑤鄧景濱：〈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的詩歌研究〉（下），《許昌師專學報》（許昌），第 2 期（1999）。

68而將鄭觀應的詩歌與晚清知識分子思想意識嬗變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的方式還較為少見。因此，本文將鄭觀應詩歌置放於晚清知識分子對“國家定位”與“國族意識”的觀念下予以考察，並說明其詩歌創作中對傳統詩歌“詩史”精神的延續。①( 意 )利瑪竇（Matteo Ricci）；(比 )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79。②( 意 )利瑪竇（Matteo Ricci）；(比 )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81。 ③〈癸丑仲夏扈蹕避暑山莊恭紀〉，轉引自黄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覲禮之爭〉，《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 78 本第 1 分冊（2007），頁 56。《詩經 ‧ 小雅 ‧ 北山》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即是天下”的意識根深蒂固。直到明末清初，一批西方傳教士帶來了自西方“地理大發現”以來的世界地理知識與西方的史地著作，第一次對“中國即是天下”的觀念形成了強而有力的衝擊。雖然，國人逐步接受了“中國僅僅是大東方的一部分”，①把“西洋諸國”納入到“天下”的概念中，但是卻形成了以“中國為天下中心”的層級結構觀念，在這一世界層級圖景中，西洋諸國被國人置於“藩屬”、“化外”的層級結構中。明末來華的利瑪竇曾這樣概括當時國人對世界的認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他們看來，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誇耀的。”②發生於 18 世紀末的“覲禮之爭”，是中國依然以國為“天朝上國”、君為“天下共主”觀念的證明。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覲見乾隆皇帝，英方使臣拒絕了清政府要求其與以往來華的葡、荷使臣一樣，須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在激烈的爭執之後，最終英使臣以“三跪九俯首”的變通方式，基本順從了清方的要求。當時清朝官紳作詩有云：“獻琛海外有遐邦，生梗朝儀野鹿腔。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③詩中所述“遐邦”來覲見乾隆皇帝時所表現的“生梗朝儀”，是不得體、野蠻的表現，但由於皇帝“天威”的震懾，遐邦使臣“齊膝跪地”臣服於天朝上國，最終還是彰顯了皇帝“天下共主”的威嚴。外國使團的“恭順”表現，加重了清朝官紳保守的“天下”觀念，以致於繼續停滯在天朝大國和朝貢體制的幻夢之中，使之既不屑於去瞭解中國之外的世界，當然也更不利於瞭解自己。然而，世界不會因為清人的裹足不前而停滯。當時的清人由於以“天下一國”觀念為基礎，對世界的認知模糊不清，導致鴉片戰爭使清廷上下從軍事到思想都措手不及。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批率先接觸到西方的知識分子開始了對西方列強的深入觀察，以及對國與國關係的冷靜思考。鄭觀應與同時代的晚清士人一樣，被迫裹挾在時代的巨變之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一、從“天下一國”到“世界萬國”的重新認知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69“天下”與“家國”——鄭觀應詩歌中的世界眼光與國族意識法戰爭、中日甲午海戰、八國聯軍入侵，每一次侵略都給國家帶來巨創。中國新舊秩序、新舊價值觀念交替碰撞，都衝擊着這一時代的士人們。鄭觀應沒有走科舉考試之路，而是到上海學習經商，在上海洋行學做買辦時接觸到了西方，受到各類報紙的啟發，並且相當留心閱讀西學書籍。對近代資本主義有親身體驗的鄭觀應，用戰國七雄比附當時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方今俄與英、美、普、法、奧、日諸國，爭逐海上，何殊戰國七雄。”①在鄭觀應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著述中，顛覆了一直以來國人五洲一統、華夏中心的論調，破除了清人“天朝上國”的虛妄觀念，從傳統的“中國即是天下”的概念逐漸過渡到中國是天下萬國中的一國。他在〈論公法〉一文中說：“公法者，彼此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可相維繫而不能相統屬者也。”②明確指出當時的世界已是“萬國林立”的態勢。誠然，鄭觀應描述的“萬國之大和”是一種理想狀態，在商界馳騁多年的鄭觀應以其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深刻洞察，在他的後續的詩作中，不斷表達了中國被列強覬覦的危機意識。可貴的是，鄭觀應持續觀察到西方列強鯨吞中國的野心，認為對西方列強中“防俄宜先”，對沙俄的認識有一個持續性觀察的過程。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前，鄭觀應就已經洞察到沙俄企圖擴張的野心，他在〈論邊防〉中說：“俄則地據形勝，兵嚴紀律，惟以開疆拓土為心，向為諸國所忌，而尤為中華之所患。”③並贊同 1850 年林則徐對俄羅斯的看法，即“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也”。④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宮廷西逃，他在〈拳匪〉一詩中不僅揭露了八國聯軍的侵略暴行，還在詩中特別指出沙俄“兵最凶”、“更奇詭”：又在〈書東三省俄兵暴虐事〉中，以敘事的方式記錄了鄰國帝俄“心狠若豺狼”，完全不講大義，在東北“佔官署”、“毁民房”、“驅人下河海”所犯下的一系列暴虐事件：鄭觀應不僅很早就看出了沙俄侵略的危害性，並能夠對北方局勢進行準確的判斷。當侵略俄德兵最凶，殺人如犬豕。淫姦復槍斃，婦孺全慘死。京津遭毒炮，屋宇成棘枳。玉石誰為分，蘭艾同時毀。春秋救鄰國，大義豈如此。列邦各懷私，強秦更奇詭。⑤俄志圖北省，法欲據南方。昔創興亞會，兩國頗驚惶。…… 動輒肆陰謀，遑恤背盟章。所謀如弗遂，壓以兵力強。朝廷惟忍辱，日月暗無光。驅人下河海，視我如犬羊。兵來佔官署，兵去毁民房。暴虐竟如此，何時天罰彰。⑥①[ 清 ] 鄭觀應：〈論公法〉，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6。②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74。③[ 清 ] 鄭觀應：〈論邊防〉，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14。④轉引自馮玉軍：〈俄國之於中國的意義與俄蘇問題研究方法〉，《國際論壇》（北京），第 6 期（2021）。⑤[ 清 ] 鄭觀應：〈書東三省俄兵暴虐事〉，《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卷二，宣統元年（1909）著易堂鉛印本，頁 25。⑥[ 清 ] 鄭觀應：〈書東三省俄兵暴虐事〉，《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卷二，宣統元年（1909）著易堂鉛印本，頁 33。

70聯軍佔領北京，沙俄卻趁機侵擾中國東北三省，他在〈閱東三省俄國鐵路章程〉詩中說：外人入內地，築路造兵房。托詞防盜賊，保護各行商。大權操自彼，視我若犬羊。各省恐如是，先籌抵禦方。①痛哉列國議瓜分，虎視眈眈伺我隙。俄人陰謀更恣肆，直欲包舉如卷席。非特得隴還望蜀，不啻假途先滅虢。各國紛紛竟效尤，要求不得肆恫嚇。②亞洲各國人，泥古不知變。貴邦首維新，富強今已見。……歐土亦凡民，才豈過亞人。惟自強不息，故月勝日新。④①[清]鄭觀應：〈閱東三省俄兵俄國鐵路章程〉，《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卷二，宣統元年（1909）著易堂鉛印本，頁 35。②[清]鄭觀應：〈贈日本伊藤候相三十六韻〉，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1352。③[ 清 ] 鄭觀應：〈與西客談時事志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95。④[ 清 ] 鄭觀應：〈與日本總領事小田切中日在滬共設各種書院〉，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38。⑤[ 清 ] 鄭觀應：〈列國興革大勢歌〉，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1361。在〈贈日本伊藤侯相三十六韻〉中，又進一步揭露帝俄“得隴望蜀”，企圖“包舉如卷席”的狼子野心，同時由於清政府的軟弱，引得其他列強也紛紛效尤：正是由於鄭觀應能夠準確地洞見時局，並給予準確的判斷，他清楚地看到“群雄各覬覦，利權暗侵奪。俄德窺北轅，法日界南轍。英復圖中央，圍棋布子密”（〈與西客談時事志感〉），③同時期望能夠鞭策世人，警醒國人。在擺脫了中國中心論的蒙昧認知以後，如何將自己在世界體系中重新定位，是又一個困難的命題。從鴉片戰爭開始，國人需要從“中國即是天下”的概念，扭轉到把遙遠的西洋諸國接納為天下的一部分，再到被傳統觀念中的“藩屬”之地的西洋諸國用堅船利炮打開國門，前後短短幾十餘載，國人必須審視自我，重新定位中國、中國人以及中華文明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鄭觀應在這一歷史觀念的變動過程中，對中國的重新定位表達在他所作的〈與日本總領事小田切中日在滬共設各種書院〉一詩中：詩中所述之“亞洲”不僅僅是一個地理上的區域，還是一個歷史文化空間，雖然這個歷史文化空間是以中華文化為中心，但鄭觀應已將這種華夷觀念瓦解，並認識到曾被中國視為蠻夷之地的日本已悄然崛起，明治維新所帶來的巨大成功使日本走上富強、工業化的道路。在他的詩作中說“轉弱為強觀日本，因時變法效西歐”（〈列國興革大勢歌〉），⑤充分表達了對維新求變的渴盼。在晚清思想中，康有為在 1898〈日本變政考〉中也有同類表述，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71這也是晚清進步知識分子懵懂的共識。此外，詩中所出現的“亞洲”、“亞人”等表述則體現了鄭觀應的“泛亞細亞思想”，以促進東亞各國的團結，雖然有關“泛亞思想”的言說背後，中、日有不同的理念和主張，但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種“泛亞細亞思想”無疑是重新建構了一個想像的政治空間，具有對内消解國家中心，對外反抗西方霸權的意義。①這種泛亞細亞思想在晚清至民初時期的康有為、孫中山的思想中亦都有所體現。同時，鄭觀應能夠以其他弱小國家為鏡，居安思危，這種同病相憐的憂患意識是晚清近代中國民族意識開始嬗變中的重要一環。在〈讀波蘭衰亡戰史書感〉一詩中，鄭觀應滿懷憂心地寫道：波蘭在 18 世紀以前曾被“兩雄”——俄、普——肢解，釀成亡國的悲劇，鄭觀應讀波蘭戰史後究其原因，概括在詩中是由於波蘭政府“治亂休戚漠不關”的麻木所致，這與當時清政府的境遇何其相似，彼時的中國被群雄虎視，西方列強“紛索租界歸自治”，③中國已成為被列強鯨吞蠶食的對象，而當局者卻苟且偷安、妥協求和，政府的軟弱使鄭觀應扼腕拊髀。鄭觀應以他親身體驗與深入觀察掙脫了中國中心論的思想桎梏，從天下格局中的“天朝”，扭轉為世界格局中的“中國”，清醒地看出中國不僅不是世界的中心，反倒是被孤立，被列強覬覦的危機態勢。在他的詩歌中表達了他的“救國苦心”，面對這樣的局面，他甚至發出了“關懷大局危如許，痛哭陳書淚不禁”（〈乙末感事〉）的萬分無奈之句。④俯仰天地察人國，消長存亡理可測。環聚星斗成天球，匯合山海為地域。……我讀波蘭戰史篇，每為掩卷長歎息。治亂休戚漠不關，馴至兩雄相僭逼。②“族群意識”在中國古代就已出現，如華夏之於夷狄，漢人之於匈奴人，唐人之於突厥人，宋人之於契丹人、女真人，明人之於滿人。分辨“我族”與“非我族”，實際是建立了一種“自我”與“他者”族群之間的藩籬。這種“族群意識”來自於氏族或種族觀念，最開始界定族群邊界的依據是血緣。在封建國家形成以後，王朝作為主要政治組織單位出現了，族群意識雖然增加了政治的新內涵，開始從血緣擴及地緣，但是血緣世襲的王朝政治也遮蔽了人們的國家觀念。⑤因此，從先秦至清的兩千餘年中，中國的族群意識依附於王朝政治，這種二、從“族群意識”上升到“國族意識”①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 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台大歷史學報》（台北），總第 30 期（2002）。②[ 清 ]鄭觀應：〈讀波蘭衰亡戰史書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50。③[ 清 ]鄭觀應：〈讀波蘭衰亡戰史書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50。④[清]鄭觀應：〈乙末感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1360 — 1361。⑤郝時遠：〈先秦文獻中的“族”與“族類”觀〉，《民族研究》（北京），第 2 期（2004），頁 36 — 46。“天下”與“家國”——鄭觀應詩歌中的世界眼光與國族意識

72群雄似虎狼，暴虐無倫理。驅我作牛馬，反笑不知恥。普告漢滿人，相依如唇齒。憤志學東鄰，愛國同生死。③天地有正色，建中皇立極。黃人居中原，世為天下則。……焚殺似兇狼，災禍生不測。苛禁我黃人，不容屢彼國。……黃人居外洋，異族招忌克。定讞歸洋官，罪名任羅織。④以血緣為基礎，糅合儒家禮制文化的“族群意識”，還不能稱之為現代的“國族意識”。甲午戰敗後，“天朝大國”的觀念已經幻滅，晚清士人普遍具有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企盼維新、提倡富強改良的思想言論日漸鼎沸。受現代國家觀念影響的改良階層瞭解到，挽救國家危亡不僅需要自上而下的維新改良，還需要加強普通民眾的族群意識，凝聚為團結抵抗外辱的合力。中國在 19 世紀由改良派發起的“自強”、“洋務”等運動，對西學的興趣、海外留學的潮流、太平天國運動等，都具有深刻改造既有社會體系，以及自我與他者關係的含義。重構國族，包括改造國家體制和動員個體對國家的歸屬，把過去以王朝為國家的意識，轉變為以國家與民族為一體的國族意識，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在國族思想中高度融合。①因此，甲午戰敗後浮現出的“國族意識”，是一個“地緣——文化——政治”的結合體，其核心就在於以國家為單位，內結外競，競存於世界。②在“國族意識”產生，國家觀念逐漸強化的歷史背景下，首先需要喚起的是已經淪陷於西方列強統治下本土國民的救國使命感，晚清進步士人在他們的著述中逐漸體現出重國家社會、輕種族矛盾的歷史書寫方式，以此構建出國民對國家共同體的認同。概覽鄭觀應的詩歌創作，亦有不少以促進國族整合為目的，喚起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詩作。在〈憤世〉一詩中，強調了漢人與滿人，以及生活在華夏大地的其他族群，都應該有唇齒相依、相互依存的情感，寄望於中國的同胞能夠團結一心，共赴國難：在鄭觀應的詩篇中，無論是“普告滿漢人”，又或是“黃人”等言說，其內涵都不是狹隘的“華夏”、“漢族”之類的定義，而是以國家觀念為定位的大民族。近代國族意識的產生也促使人們開始關注曾被明清政府視為“棄民”的海外華人的境遇。明清兩代長時間的海禁政策，那些前往南洋等地的華人曾被朝廷視為“棄民”，直到 1840針對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在美國、夏威夷、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的排華事件，鄭觀應又作〈哀黃人〉一詩：①趙軼峰：〈國族重構與中國現代歷史學〉，《南京社會科學》（南京），第 5 期（2019），頁 49 — 60。②姜萌：《族群意識與歷史書寫中國現代歷史敘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實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頁 101。③[ 清 ] 鄭觀應：〈憤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62。④轉引自管林、陳永標、王松濤、謝飄雲、左鹏軍、閔定慶：《嶺南晚清文學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307。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73年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開始認識到在列國的相互競爭中，海外華僑華人是一支可依靠的力量，海外華人群體成為了與各國進行博弈的戰略資源。加之中國士紳階層的國家觀念日漸萌發、強化，清政府不再將出洋華民視為“叛民”和“棄民”。① 1883 年鄭觀應首次使用了“華僑”一詞來稱呼在國外客居的國人，從此也成為對僑居海外華人的專稱。②“華僑”一詞逐漸與“華人”這一族裔相聯繫，泛指本土以外具有中國人血統並一定程度保留中華文化的人。從“逃民”、“罪民”到“唐人”、“華人”再到“華僑”，客居海外的中國人終於在身份和處境上得到了政府與主流階層的認同。鄭觀應心繫海外華人的境遇起伏，對華工出洋的問題頗為關心。他曾因洋務遊歷南洋多國，在接觸了客居海外的華人群體後，對華人在南洋被外國人欺凌的事件感同身受，並向李鴻章報告了華人的遭遇，力促官方給予關注與保護。特別是在晚清時期，沿海地區出洋務工的人數日益增多，其中一些華人是以“豬仔”的身份被販賣出去的，鄭觀應對販人為奴之事，深惡痛絕，從同治元年（1862）起就不斷收集資料，在同治十二年（1873）刊行的《救時揭要》中創作了一系列有關華工的文章如〈澳門豬仔論〉、〈續澳門豬仔論〉、〈求救豬仔論〉、〈論禁止販人為奴〉、〈救豬仔巧報〉、〈記豬仔逃回訴苦略〉等“觸景傷情，略陳利弊”之作。在《易言》（1880）、《盛世危言》（1894）中都有〈販奴〉一文，揭露了沿海地區販人為奴之事：“其（指華人敗類）與洋人溝通，散走四方，投人所好，或誘以貲財，或誘以游博，一吞其餌，即入牢籠，被拘出洋，不能自主。”③鄭觀應除了在著述中抨擊華人被販為奴，在詩歌中也描述了華人在外遭受到的欺辱與無助的境遇，在〈南洋〉一詩中寫道：“愁聽華商無保護，任人凌辱復如何！”④在〈南遊同感〉一詩中云：“般鳥客貨稀，呂西例最酷。人店皆抽稅，華民同奴僕。欺吾無領事，弱為強之肉。愿睹漢官儀，藉以保宗族。”⑤在〈書抵制美國禁華人入口〉一詩中寫道：“華人出外洋，政府無保恤。勞苦得工資，竟為土人嫉。譏我如野蠻，作工不守律。……”⑥除了表達憤慨之情，還主張政府出面保護海外華工、華商的權益。鄭觀應希望政府能對出洋的華工通過各種外交手段加以保護，並指出拐賣華人過洋不僅害民，而且害國。這種重民、愛民的思想，雖然是以儒家民本論為基礎的，但是揭露葡萄牙人販賣華工、虐待華工的罪行，要求清政府設置駐外領事，以國之外交手段保護海外華人群體，為華民在異國他鄉爭取政治地位和平等待遇的言論，也是國族意識在當代實踐的一種體現。鄭觀應所關注之“民”，不僅僅是天朝統治下的黎民百姓，還包括在異域謀生的僑①有關研究參閱黃松贊：〈試論新、馬華僑社會的形成和歷史分期〉，廣東華僑歷史學會編：《華僑論文集》第一輯，1982 年，頁 75；黃建淳：《晚清新馬華僑對國家認同之研究以賬捐投資封爵為例》，台北：海外華人研究學會，1993 年，頁 22 — 24。②趙志海、劉華明主編：《中華辭海》第三冊，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2001 年，頁 2415。③鄭振鐸編：《晚清文選》卷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88。④[ 清 ] 鄭觀應：〈南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008。⑤《羅浮偫鶴山人詩草》，係己酉本所贈，見[清]鄭觀應：〈南遊同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56。⑥[清 ]鄭觀應：〈書抵制美國禁華人入口〉，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78。“天下”與“家國”——鄭觀應詩歌中的世界眼光與國族意識

74民、僑商、華工等，其“民”之範疇已體現出以國家觀念為基礎的理念，還體現在他對台灣問題、以及對台灣人民生活境遇的關注。1895 年，甲午中日戰爭後，清政府將台灣割讓與日本，雖然朝野上下都進行了反對“割台”的運動，甚至引發了“公車上書”事件，但是由於清政府的軟弱與一意孤行，反割台運動失敗。面對台灣的淪陷，無數晚清志士都表達了悲慟的心情，鄭觀應在〈乙末元旦作〉一詩中慨歎道“淮勇羞降敵，台灣恨屬人”，①對台灣失地發出“憤世獨悲辛”的長歎。同時，鄭觀應對海外華人的認識又是全面與冷靜的。光緒十年（1884），鄭觀應奉命前往南洋一帶籌劃聯暹抗法一事，在《南遊日記》中記載了他在當地與新加坡華商的談話：“同舟者排坐，互相問答，均屬英籍華商。余此來，欲勸南洋華商急公好義，出奇制勝。無如富者皆入英籍數世，不思故鄉，間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心，未能遂成志願，掃此妖氛，憤懣不已。”②面對新加坡華商逐漸本土化和西化，以致與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的隔閡日漸加深、不熱心中國政治的態度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可以說，近代國族意識不僅使國人關注現實中的南洋華人華僑問題，也啟發了對南洋地區戰略問題的思考，即強調領土主權對現實政治和國家利益的重要性。鄭觀應對南洋問題、海外華人群體所創作的敘事詩，是國族意識在傳統詩歌上的體現。“詩史”一詞，最早見於唐人孟棨用於對杜甫詩的評述，出現於所撰的〈本事詩〉中：“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③至宋代，在《宋詩鈔》中“詩史”也是反映時代、記敘史實的詩篇：“詩多紀國亡北徙事，與文丞相獄中倡和作，周詳惻愴，人謂之詩史。”④“詩史”之說，不僅是對杜甫詩歌“善陳時事，律切精深”的高度評價，⑤也可以看成是對我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傳統的明確肯定。因此，所謂“詩史”，一方面，強調了詩歌創作中記錄歷史事件的寫實手法，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另一方面，則體現了詩人試圖勾勒出“一代興替之變”的歷史場景，⑥並在其中表達個體意志的創作特徵。晚清民初的詩歌創作繼承並發揚了這種“詩史”精神，陳平原曾說：“在民族存亡的歷史轉折關頭，更容易產生太平年間所缺乏的悲壯情懷，一下子思接千古，自覺地把自己放到民族發展的鏈條中來考察，很自然地產生一種深沉的歷史意識。不只是一種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當前的變革，發一通興亡的感慨；而且秉筆直書，錄下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使後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⑦三、映照時代的“詩史”精神①[ 清 ]鄭觀應：〈乙末元旦作〉，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59。②[ 清 ] 鄭觀應：〈南遊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971。③張葆全、周滿江選註：《歷代詩話選註》，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31。 ④〈水雲詩鈔序〉，[清 ]吳之振等：《宋詩鈔》（卷一零五）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938。⑤〈杜甫傳贊〉，[宋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零一，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頁 5738。⑥鄧新躍：〈楊慎對杜詩“詩史說”的批評及其批評意義〉，《杜甫研究學刊》（成都），第 1 期（2005）。⑦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98。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75自覺記錄時代的“詩史”精神在鄭觀應的詩歌創作中尤為突出，不同於前人的是，鄭觀應的時代也是中國近代報紙刊物萌芽勃興的時代，維新志士們敏銳地意識到報刊輿論功能的重要性，期望以報刊這個有力的傳播媒介，傳遞信息、通達民情、開啟民智、立言議政。近代報刊的創辦，為鄭觀應的著述提供了有別於傳統著述活動的內容和條件。鄭觀應在 1870 年代積極向《申報》投稿，文章、詩歌頻頻見報，他於 1872 年年末輯成的《救時揭要》一書中就囊括了在《申報》刊發的 10 篇文章，這一著作使鄭觀應在 1870 年代中期以後在上海的紳商社會嶄露頭角，獲得了相當的聲譽。易惠莉曾在《鄭觀應評傳》中這樣評價鄭觀應早期的著述活動：一是輯《道言精義》……，二是輯《陶齋志果》……，三是輯《救時揭要》。前兩者屬於傳統的鄉土文化範圍，而《救時揭要》則是“觸景傷時，略陳利弊”的作品，與社會現實有着密切的聯繫。①從中可以看出鄭觀應對報刊社會力量的認識，後續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反映中國的國情、社會環境的詩歌。如，在《申報》上曾發表了〈有感〉、〈俠客行〉、〈喜晤甚陽先生兼懷隨緣子四律〉、〈美國前總統遊歷申江，於閏月二十九夕，租界遍設燈火並出水龍勝會，詩以紀盛〉、〈粤東水患甚於上年，書此志感寄望炊主人〉等，其中既有反映鄭觀應與道教人士交往具體側面的詩歌，也有記述美國第十八任總統尤利西斯 ‧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卸任後與妻子遊歷上海的景象，還有記述廣東遭受水災，抒發憂國憂民思想感情的詩歌。晚年還曾在《慈善報》發表〈大舞台曲〉，在《益世報》（天津版）上發表〈由滬返粵感賦〉等詩歌，這些詩歌為深入研究鄭觀應思想的演變，乃至論析晚清思想的走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價值。這些詩歌由於刊發於報刊，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可以說是新世代“詩史”精神延續的一種表現。鄭觀應誕生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的當年（1842），此後在他人生的八十年間還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戰爭、中法戰爭、維新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反袁運動、鐵路風潮等，鄭觀應的人生與中國最跌宕起伏的時期交織在一起，政治上的風起雲湧，國際上的內外交困，無不反映在鄭觀應的詩歌創作中。他的〈五十自述〉、〈鐵廠歌〉、〈開礦謠〉、〈商務歎〉、〈陸礦歌〉等詩作，可以說是他參與商戰的實錄；而在〈庚申己末兩歲秋感〉、〈聞大東溝戰事感作〉、〈拳匪〉等詩作中又瀰漫着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等戰火的硝煙；還有為建構國族意識，用歷史書寫來凝聚國族認同的〈讀波蘭衰亡戰史書感〉、〈憤世〉、〈哀黃人〉等詩篇；在〈水陸師學堂各藝大書院博物會機器製造廠棲流工作所皆富強始基急宜創辦賦此志感〉、〈答黃幼農、黄花農、蔡毅若、岑馥莊觀察論時事〉、〈與日本總領事小田切中日在滬共設各種書院〉等詩作中，論證了實業、教育、道德、政治之間的密切關係，提出“蓋憲法乃國家之基礎，道德為學問之根柢，學校為人才之本源”的教育思想。②可以說，鄭觀應詩歌的題材範圍十分廣泛，涉及到實業振興、抵禦外辱、富強救國、國民教育等，詩歌中①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56。②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27。“天下”與“家國”——鄭觀應詩歌中的世界眼光與國族意識

76所表達的進步意識，是近代敘事詩“詩史”精神。在國運衰敗，列強緊逼的歷史背景下，晚清文人知識分子受亡國滅種危機意識的驅使，只得無奈把尋求出路的目光投向中國以外更加廣闊的世界。詩歌題材中還出現了外國史實與國際時事。當然，書寫異國事件的出發點是以他國的“亡國慘史”為國人的參照，成為同樣處於民族危機中的中國的“殷鑑”，而他國的“衰而復興”的歷史則可以成為中國效法的“榜樣”。①如〈書憤〉一詩中寫道：“保護蹈波蘭，獅熊非我族。”②〈憤世〉中又提出：“否則繼波蘭，禍至悔無已。”③在〈南洋〉一詩中還說“南洋島嶼似星羅，聞屬荷蘭地最多”。④鄭觀應通過對波蘭亡國的歷史、以及被荷蘭殖民的南洋地區的政治現狀的瞭解，表達出自己對於本民族可能步他人之後塵的隱隱擔憂。在關注波蘭、印度、南洋小國多舛命運的同時，也關注身邊那些以維新而崛起的國家與復興。關於立憲問題，藉土耳其的歷史沉淪來喚醒國人，他在〈與潘蘭史徵君論時事感懷得五絕二十六首〉中說“立憲不可遲，群雄虎視時。存亡在此舉，當軸漫狐疑”。⑤如不及時改制，就會像土耳其那樣沉淪，“是真立憲耶？假立憲耶？是真立憲，何拂逆民情？若是假立憲，不懼蹈土耳其之覆轍耶？”（〈與潘蘭史徵君感論時局書〉）⑥關於維新改良問題，他把目光投向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明治時期日本由於變法維新的成功，也曾被鄭觀應引為“復興”的榜樣。在詩歌創作的語言上，鄭觀應主張“力掃靡詞”、“尤顯貴淺”。⑦戊戌變法前由梁啟超等人提出的“詩界革命”，提倡“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其中一個創作主張就是在傳統詩歌的形式下，以新名詞、新事物入詩。鄭觀應的詩歌創作就充分踐行了這一理念主張，鄭觀應在詩歌中展現出豐富的新名詞、新事物。如“飛郵挾雷電，織軌走星虹”中的飛郵和織軌分別指電報和火車。⑧“激輪飛電收權利，織霧開山救困貧”中的激輪、飛電、織霧、開山分别指鄭觀應親自經辦的四項企業：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局、開平採礦局。⑨除了政治、經濟、科技方面的新名詞，詩作中還常常出現英文音譯，在〈五十自述〉一詩“德律風傳百里音，電桿線捷飛輪駛”中所提到的“德律風”，⑩即 telephone（電話）的音譯。若從中國古典詩歌審美的角度考量，這些代表着新鮮事物的名詞確實缺乏古典詩歌所需的意境美，①沈從文：《中國舊體敘事詩之新變（1840—1940）》，博士論文，復旦大學，2010 年，頁 88。②[清 ]鄭觀應：〈書憤〉，劉崇敬譯註：《早期改良思想家詩文選譯》，成都：巴蜀書社，1997 年，頁 231。③[清 ]鄭觀應：〈憤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62。④[清 ]鄭觀應：〈南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008。⑤[ 清 ]鄭觀應：〈與潘蘭史徵君論時事感懷得五絕二十六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92。⑥[清 ]鄭觀應：〈與潘蘭史徵君感論時局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304。⑦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494。⑧[清]鄭觀應：〈上禮部尚書孫燮臣師四十韻〉，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1295。⑨[清]鄭觀應：〈上合淝傅相七排四十二韻〉，轉引自鄧景濱：〈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的詩歌研究〉（下），《許昌師專學報》（許昌），第 2 期（1999）。⑩[ 清 ] 鄭觀應：〈五十自述〉，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647。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77而顯得過於直白質樸無文了，但是這種貼近現實的語言，又最能引發讀者共鳴，具有了激發國人奮進的力量。鄭觀應號“杞憂生”，在他的詩作中常常將“杞憂生”的寓意與詩歌的創作結合在一起，“杞人有淚憂天墜”（〈無題〉），①“吾儕深抱杞人憂”（〈亞細亞協會歌〉），②“仰天獨抱杞人憂”（〈與日本總領事小田切領事論時事作歌並序〉）等，③鄭觀應在書寫歷史事件、對歷史事件進行評述的同時，還表達了自己作為歷史參與者的自身感受，使這些詩歌讀來更加親切，具有了情感的穿透力。鄭觀應自言其詩是“隨手寫錄”，在《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己酉本的自序中說：“惟於家國之事傷心慘目……往往夢寐不安，為之行愁作歎。……故自忘鄙俚，復隨手寫錄，幾不成韻語，或五言，或七言，寓意規諫，大聲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見唐虞盛世。”④南社四劍之一的潘飛聲讚譽他“詩中陳同甫”，⑤長沙蕭榮爵評價他的詩歌是“傷亂每編王粲句，感時常寫杜陵篇”。⑥將鄭詩與王粲、杜甫的詩篇並提，這與鄭觀應自述的“憂國新詩懷杜甫”詩論主張相一致。⑦鄭觀應以詩歌為載體，記錄了他所生活時代的一個個歷史場景，不僅反映時代變遷，還反映了他對社會發展的認識歷程，為中國舊體詩歌延續千年的“詩史”傳統增添了新的內容。鄭觀應踐行了“以議論為詩，直紀時事”、“心有所感，信筆賦之”的詩歌創作主張，⑧在題材上包攬了述志感物、實業振興、時事維新、禦辱抗侵、修身風物等內容。從題材的選擇來看，鄭觀應審視到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題材範圍的廣泛，體現了他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與政治環境的敏銳觸覺，貫穿着愛國禦辱、立憲變政、實業救國的主題。這些貫穿在鄭觀應一生中的詩歌，不僅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鄭觀應思想的多面性，也反映了他思想的演變歷程，乃至晚清思想的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鄭觀應的詩作，特別是他的創作中被較多關注的實業詩，可以說是對中國近代創業歷史艱辛歷程的側寫，這就為傳統文學與史學觀念之間的融通、互證提供了史料基礎，也為開闢“詩史互證”、“詩文相佐”的研究方式提供了新的路徑。[ 責任編輯陳超敏 ][校對黃耀岷葛家傑 ]①[ 清 ] 鄭觀應：〈無題〉，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65。②[ 清 ] 鄭觀應：〈亞細亞協會歌〉，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12。③[ 清 ] 鄭觀應：〈與日本總領事小田切領事論時事作歌並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06。④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346。⑤潘飛聲：《在山泉詩話》卷二，上海：上海廣益書局，頁 9。⑥[ 清 ]蕭榮爵：〈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50。⑦李文初：〈如何評價鄭觀應的詩歌〉，《嶺南文史》（廣州），第 1 期（2003）。⑧[ 清 ] 鄭觀應：〈羅浮偫鶴山人詩草自序〉，《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宣統元年（1909）著易堂鉛印本，頁 550。“天下”與“家國”——鄭觀應詩歌中的世界眼光與國族意識

78鄧麗嬋19 世紀中後期，中國面臨着技術、經濟與政治現代化轉型，鄭觀應藉助詩歌創作構建、維護政治和商業上的人際關係，並以其理性判斷對社會發展提出建言，創作時政詩評論時局、針砭時弊。他以民族的利益為旨歸，形成禦外侮、振興工商、倡變法等以制度變革為中心的救亡思想體系。民族經濟發展上，鄭觀應以“商律”的變革為中心，注重資本積累與技術提升，力排眾議並超越傳統的道器之辯。隨着現代化的再深入，鄭觀應倡導的以政治為中心的制度變革，其理念進一步暴露了傳統儒家倫理與現代西方思想吸收和兼容的問題。在西學東漸中，鄭觀應呼籲的民族觀、技術資本和政治理念都旨在變革舊有的社會制度，其現代化的努力始終被中國傳統貫穿，以上在《羅浮偫鶴山人詩草》中得到集中體現。制度變革　時政詩　現代化　鄭觀應　《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從鄭觀應的時政詩考察其愛國及現代化思想近代以降，“啟蒙者—改革家”使命合一業已成為一種常態，乃至成為思想家的內在要求。身兼啟蒙思想家、實業家的鄭觀應同時也是一位詩人，其詩主要見於《羅浮偫鶴山人詩草》，當中明顯與時政有關的詩歌約有 129 首，佔詩集的 46%。①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上主張“詩言志”，②“在心為志，發言為詩”，③講求情感的表達和含蓄蘊藉的旨趣，但《春秋公羊傳》亦有“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呼聲，④鄭觀應的時政詩大抵就是“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典型。⑤相比於李鴻章有限的 143 首詩，鄭觀應詩歌數量龐大，題材與格調融傳統與現代一體，詩文不輟；⑥相比於張之洞詩歌維護正統秩序、單一時政主題的論述，⑦鄭觀應的時政詩確實是近代亟待挖掘的存在。現有的對鄭觀應詩歌的研究主要有兩大類，[ 摘要 ][ 關鍵詞 ]作者簡介：鄧麗嬋，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國際關係專業博士生。①剔除詩序和他人附和所作之詩，《詩草》共收詩 279 首，其中對具體時事進行議論的詩歌、涉及時政的應和詩各自約有 60首，此處同一標題下創作的多首詩歌視為單一時政事件，僅記為一首，以便統計。參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②李民、王健：《尚書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19。③[漢 ]毛亨傳；[漢]鄭玄編；[唐]陸德明音義；孔祥軍點校：《毛亨傳箋》，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④[ 漢 ] 何休解詁；[唐 ]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679。⑤[ 唐 ] 白居易；朱金城箋註：《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2792。⑥參見王強：〈李鴻章詩歌研究〉，碩士論文，南京師範大學，2015 年，頁 7、19。⑦參見祝伊湄：〈張之洞詩學及詩歌創作研究〉，博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2010 年，頁 142—172。張之洞現存詩有 698 首，少於鄭觀應，時政詩主要涉及農民起義與外族入侵、南北清流之爭和滿漢新舊之爭三大主題，覆蓋面較少。

79一是在其詩學風格、創作觀念上進行文學闡釋，二是以愛國思想為中心，對其詩歌進行總體的歷史內容和現實價值的評析。鄭觀應了然中外情變與時事利病，以超脫於“道器、體用”的抗辯邏輯和文化政治，在其《盛世危言》、《羅浮偫鶴山人詩草》等著作中指出中國的具體需求，促進現代啟蒙思想轉向更開闊且更內在的視角。那麼，鄭觀應的時政詩是如何反映他的以民族最高利益為旨歸、層次豐富之愛國思想？基於國家富強理念之上，他如何看待民族工商業發展中商律的作用，以及技術與資本在國家復興的關係？他呼籲的新政治制度如何與傳統的社會文化制度進行聯繫？此外，他的時政詩與非時政詩又如何互為兩翼、作為詩人心聲表達愛國者鄭觀應的心智？以上問題皆未得到充分解答。鄭觀應的思想絕非是中國現代化成為輕車熟路之後的遲來者，更何況這至今是一個未竟的命題。他對中國自強求富的理性邏輯論辯，反映了其思想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碰撞，因此理解鄭觀應面對西方的衝擊之下倡導對社會的總體結構進行優化的方式是有其必要性的。夏東元認為，根據鄭觀應“有國者苟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的思想，其愛國主義有三個層次：禦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①該觀點評價中肯，道出鄭觀應的啟蒙邏輯，抵禦外敵是直接目的，振興工商業為手段，並以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為保障。又曰：“變政如彼德，外侮自泯焉。富強從此卜，商戰共籌邊。”他認為，民為國本，財為民天，洋人控制稅收、佔據江海貿易、礦產與鐵路之利益，在詩中得出結論：“恥懼不若人，科制變宜先。議院未能設，輿論須參研。商律宜固定，報律亦當編。”②在他的分析中，抵禦外侮既是民族救亡的目標之一，也是愛國思想的基礎層次。然而，三個層次並非單線遞進，而是相互纏繞，且鄭觀應十分注重制度上的設立與改良，其思想體系已然呈現了較為複雜的思辨特點。鄭觀應愛國的三個層次始終以民族利益為旨歸，他也被認為是近代中國持有民族主義觀念的制度改良先行者之一。③鄭觀應所理解的民族層次有三：其一，作為儒家傳統知識分子與商人，對人民大眾被拐販過洋為奴的境遇有所體覺。“況乎青年伉儷破鏡難圓，白髮高堂倚門悵望”，④文句沉鬱頓挫，深入大眾，有詩為證：“招工來廈汕，滿載如豬畜。……欺吾無領事，弱為強之肉。”⑤一、理解與建構：民族觀念下鄭觀應愛國的三個層次①夏東元：〈鄭觀應與中國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識〉，《社會科學》（上海），第 11期（1992），頁 62—66。另趙璐：〈甲午戰後的《盛世危言》熱與鄭觀應的愛國思想〉，《唐都學刊》（西安），第 2 期（1995）也持有相似觀點，對夏東元的觀點進行論證與補充。②[ 清 ] 鄭觀應：〈答黃幼農、黃花農、蔡毅若、岑馥莊觀察論時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81。③ Hao, Yen-P’ing. “Cheng Kuan-Ying: The Comprador as Reform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9, no. 1, 1969, pp. 15-22.④[ 清 ] 鄭觀應：〈澳門豬仔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⑤[ 清 ] 鄭觀應：〈南遊有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56。從鄭觀應的時政詩考察其愛國及現代化思想

80在太息掩涕之餘，不乏對國民保障的相關制度進行思考。其二，中國中心論之破除。有“同居覆載之中，奚必強分夷夏”之語，①再有詩歌為證：“南北有定位，東西各輪碾。亞洲與墨洲，足跡相對踐。……如何測以蠡，慎勿窺諸管。”②鄭觀應通過描述地球的形狀，發出了切忌管中窺豹的告誡。其三，提出中華多民族的相處之道，將滿漢的對立置於與列強的抵抗之後：“普告漢滿人，相依如唇齒，憤志學東鄰，愛國同生死。”③多民族國家意識在外部衝擊下更為凝聚。④鄭觀應迸發自覺的民族意識，表達了對各類現存制度的不滿。他積極瞭解中外軍備，如甲午戰爭前即明白“唯彼（暹羅）國素不准預蓄軍械，鎗礮須購於英法”，⑤呼籲發展軍備抵禦外敵，其中將才訓練制度又比引入西式兵備更重要，“武備院，韜略館，身非素習拔優列，不能妄把兵符綰”。⑥又有對中國海關稅務難以把控的感歎：“公理已淪亡，欺侮何偏重。”⑦太阿倒持，讓這位覺醒的有識之士痛苦萬分。在政治制度變革上，他“翻羨東瀛佳子弟，日新月盛愧吾華”，⑧也羨慕美國留學生“諸生海外將成曲，底事吳兒換別腔”。⑨孟德衛認為，中國的外部世界由三部分組成，歐洲則處於最外圍。⑩而鄭觀應在中國“外部之外圍”世界一探究竟，以歐美法律制度為範本進行反思，如“合力求振興，憲法從斯始”。⑪他也深知是人才制度已不能適應近代化的需要：“一統好河山，八股人才送。”⑫又有“自學者騖虛而避實，遂以浮華無實之八股……率天下而入無用之地”，⑬由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八股讓天下無人才可用。“講求學校”與“改良政治”等同屬愛國的第三層次，但也與救亡圖存之下的禦外侮息息相關。這個時期鄭觀應對社會現狀的思考把反封建與反帝國分離，他先進的民族觀念反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對未來中國社會狀態的思考，具體體現在他對泛亞細亞思想不合實際的寄託。鄭觀應與亞細亞協會總領事等有詩歌〈贈日本駐滬小田切總領事論時事歌〉唱和，甲午戰爭後仍然接受協會人士本伊相說的中國現在情形如一線懸危卵之比喻，並以之入詩①[ 清 ] 鄭觀應：〈論公法〉，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7。②[ 清 ] 鄭觀應：〈海天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53。③[ 清 ] 鄭觀應：〈憤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62。④以上民族意識參見伍國：〈鄭觀應與近代民族國家觀念〉，《嶺南文史》（廣州），第 4 期（2005），頁41—44。該文從破除中國中心論、關注華僑與華工、重視民眾的政治參與三方面對鄭觀應的民族國家觀念進行論證。⑤[ 清 ] 王彥威纂；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之光緒朝》卷 46，民國二十年刊本，頁 6b。⑥[ 清 ] 鄭觀應：〈兵備歎〉，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69。⑦[ 清 ]鄭觀應：〈答陳藹庭觀察論稅員〉，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96。⑧[ 清 ] 鄭觀應；〈贈美國肄業諸生並容沅浦鄺容階兩教習〉，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55。⑨[清]鄭觀應：〈贈駐美國副使容純甫觀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1256。⑩參見(美)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江文君、姚霏、丁留寶等譯：《1500—1800 中西方的偉大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頁 5。⑪[ 清 ] 鄭觀應：〈憤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62。⑫[ 清 ] 鄭觀應：〈時文歎〉，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52。⑬[ 清 ] 鄭觀應：〈西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275。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81表示贊同，進一步評論“堪羨東瀛能變法，遂令西士服成規。政歸一體無偏護，底事中華習不移”。①這股思想之風“鼓吹黃白種族對立的泛亞主義，嚴重削弱了中國知識界、紳商界亟待建立和健全的近代國家觀念”，②近代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基於對以上觀念的理解，容易構築出毫無根據的理念與對策。對日本制度的親近，反映了鄭觀應民族利益的取向，該意識始終貫徹到他的啟蒙邏輯與制度變革的呼籲中。①[ 清 ] 鄭觀應：〈時事感懷〉，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10。②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548。③(美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黃彥傑譯：〈引論〉，《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亞洲傳統和可持續的未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頁 1。④[ 清 ] 鄭觀應：〈商戰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597。⑤[ 清 ] 鄭觀應：〈海禁宏開利權外溢甲午以後事變日亟盛杏蓀京卿關心時局因賦長歌借相質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00。⑥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257。⑦〈輪船招商局股東大會紀事〉，《申報》（上海），1909 年 8 月 16 日，頁 3，版 2。⑧[清]鄭觀應：〈漢陽差次得滬友書賦此志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 1298。⑨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23。類似事件再有鄭觀應以獨立商辦精神贏得津滬電報的永久承辦權，而且獲得各條新線的專辦權。成果頗豐，不再一一列舉。總體而言，其近代的資本主義商人精神是昂揚奮發的。⑩[ 清 ] 鄭觀應：〈水陸師學堂各藝大書院博物會及機器製造廠棲流工作所皆富強始基急宜剏辦賦此志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57。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現代化源於一個叫做“除魅”（disenchantment）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和技術知識取代了宗教和非理性知識”。③理性與邏輯思辨是現代知識分子重要的思維特點，最能體現鄭觀應思維的當屬“商戰”思想，他認為“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為無形之戰。一法泰西，講武備以圖強，為有形之戰。知己知彼，戰守無虞，自然國富兵強”。④他的商戰思想涵蓋中國的國防安全、對外政策以及商業制度的改革。而商戰在制度變革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商律中。其一，改良工商業的制度，強調“商律”在愛國思想層次的重要性。“其二農工商，振興有法度”，⑤而商律的制定和愛國的第一層次禦外侮是息息相關的：“朝廷近頗重商農，裕民、富國、振困窮。不頒商律嚴賞罰，外侮頻來，難折衝。觀時勢已岌岌。兵學治學宜亟立培養多掄文武才。”⑥可見禦外侮和振興工商兩層思想是並行交融的。其二，維護並按照商律管理近代企業。輪船招商局股東大會中，依託“商辦章程，悉遵商律”的原則，⑦在粵港澳各股商及其委託代表見證下，辦理股商交卸事宜。振興工商業作為重要的禦外侮手段，鄭觀應尤為強調技術與資本進步與蓄積。鄭觀應深知生產技術的重要性：“製造需機器，借材異域多。不知優與劣，糜費更蹉跎。”⑧承受着盛宣懷的“斂字訣”壓力下，堅持對招商局添置新船的要求一次次進行申訴，以維護競爭力，具有同時代人少有的遠見。⑨其詩有云：“機器求新巧，討論日孜孜……日新而月異，百物足自資。人材從此出，習俗可轉移。工商日益旺，府庫餘度支。器不向外購，尤能塞漏巵。”⑩二、蓄積與突破：鄭觀應技術資本觀的應用與局限從鄭觀應的時政詩考察其愛國及現代化思想

82該詩直接把機器技術、人才培養、工商發展、經濟安全並舉，《盛世危言》中又提及：“獨有商務之盛衰，不獨關物產之多寡，尤必視工藝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則拙者可巧，粗者可精。”①足見鄭觀應的洞見。然而，知易卻也行難。鄭觀應知曉“總辦既非任，工師才亦輇”，②掌握工藝的西洋匠人對技術進步具有重要作用，“洋匠挾制多紛更，總辦無權費經營”。③在提及礦務業時，“（皖南之礦）又擬僱洋匠前來打鑽，爾欲華洋合辦”。④在上海機器織布局章程中亦有提及對西洋匠人的重視和對技術的鑽研，“領袖工作宜屬洋匠督教也。事經開創，必賴師承”。⑤但仍在織布局的人員培訓上，過於依賴洋匠丹科，並未做任何擴大生產規模的技工培訓，因此處於全局務利鈍繫於一人的被動局面。⑥該技術問題甚至進一步影響到資金問題，“在上海創辦織造洋布局，因人事不齊，日久未能成功”。⑦鄭觀應的確忽略了織布局技術與生產的緊要聯繫，加之同時期社會集股困難，⑧造成舉步維艱的局面。鄭觀應對資本的蓄積與再生產具有明確意識。他初入寶順洋行，憑藉強烈的競爭意識抓住一切獲利機會，在貿易條件不明朗的情況下“打通關節”，“在上海洋行中率先打開了東洋口岸”，並且在艱難的條件下，克服急流險灘開闢的“上海—漢口航線”，⑨憑藉近代商人的精神與其商業判斷進行資本的積累。盛宣懷評“喜兵事，好奇計，尤精於白圭計然家言”，⑩資本是技術引進的基礎和關鍵，若資本不足則成掣肘，“器成價不資，弊竇難言宣”。⑪既是冒險，也有失策之處，如在 1883—1884 年的經濟風潮中，鄭觀應由於挪用資金進行股票投機，導致織布局的損失。⑫除卻投機及偶然原因，資金管理和資本積累的確存在主客觀等諸多問題，以下主要以機器織布局、輪船招商局等機構為例進行分析。其一，資金未得到科學管理與合理使用。購置機器花費大量資金，“外國所需多購自專造者，宜早購定備用”，⑬如機器織布局的記錄中，原計劃吸收 40 萬兩投資，鄭觀應招合股分銀 50 萬兩，實收 35.28 萬兩，用其中 20.9 萬兩購①[ 清 ] 鄭觀應：〈商戰〉，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588。②[ 清 ] 鄭觀應：〈莫若篇〉，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05。③[ 清 ] 鄭觀應：〈鐵廠歌〉，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03。④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256。⑤中國史學會編：〈紡織製造編〉，《洋務運動》第 7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頁 472。⑥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98。⑦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16。該選段出自〈彭汝琮致鄭觀應函之一〉，函件雖未指明因何人事原因而誤工，但函件時間為光緒七年九月八日（1881年 10 月 30 日），與以上易惠莉《鄭觀應評傳》記載丹科出洋的時間“光緒七年九月底”符合，因此彭汝琮應是針對丹科出洋之事進行評論。⑧參見〈上海機器織布局啟事〉，《申報》（上海），1881 年 4 月 30 日，版 4。⑨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2。⑩[ 清 ] 鄭觀應：〈盛宣懷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41。 ⑪[ 清 ] 鄭觀應：〈莫若篇〉，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05。⑫參見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14—356。鄭觀應於此次經濟危機未及時挽救市場，獨立商人地位有所撼動，經濟、政治和商業能力和信用下跌。⑬[ 清 ] 鄭觀應：〈鄭官應致盛宣懷函〉，朱子恩等編：《盛宣懷檔案資料：漢冶萍公司（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200。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83置機器，但後文又言及購存機器等項“由上海縣核實勘估，共值銀十二萬餘兩”。①在投資目標未能完成的情況下，用超過三分之二的銀兩購置機器，資金層層耗盡，經收股本後並未開辦已先虧折。其二，企業融資困難，資金短缺。有記錄可證“今老股加價無多，新股驟難招集，而建造房屋、找付機器價值、添購軋機、電鐙等費，需費不貲”。②另輪船招商局也面臨相似困境：“招商局生意大壞，本年竟致虧本六、七十萬之多……股票已落至一百二十兩，尚無人願受。”③其三，官督商辦下體制僵化，資金為政府挪作他用。如在1883 年鄭觀應呈交李鴻章的文件中因朝鮮借款“暫挪公款應急”，④專管官務的龔壽圖儘管在資本選擇上“均無干涉之情形也”，但他卻被評價為“假稱虧折，蓄意誑騙為案中最要關鍵”。⑤在商人階層的確有對一味官氣、不諳商情的嫌惡，更有“一切實由商辦，官場浮華習氣，一概芟除，方能持久”的呼聲。⑥此外，傳統的義利觀也困擾着鄭觀應，“羞言阿堵物，莫逞孔方豪”，⑦“傳統的商人道德倫理，倡導有悖於近代資本主義商業精神的對財富的虛無消極態度”，⑧這一點在他的詩歌也有體現“身心猶是幻，富貴亦何娛”，⑨“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⑩對商業利潤的虛無態度阻礙了他的近代商人意識發展。但無論如何，對技術和資本的蓄積體現了近代商人的自覺意識。鄭觀應在看待傳統與現代的觀念上亦有寶貴的突破。其一，鄭觀應抵抗大眾對現代化的非議，並將成果帶入民生領域。“然國人對於郵政亦未嘗無非議之人也……如鐵路，所曹 [ 遭 ]掊擊之甚，而以夙有成見”，對鐵路、郵政、鐵礦等頗有微詞，僅有“其餘談新政者如鄭官應之屬咸津津樂道”。⑪下層民眾如此，精英對近代技術也偶有排斥現象，朝鮮詩人姜瑋與鄭觀應有交往，他前往中國學習先進的技術與近代化成果，在漢陽鐵廠四十餘日，曰：“舊苦風火之崇，遇夜輒瓻。”⑫此後恐連累朋友，告辭回國。無論是社交辭令抑或對新興技術①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第 7 冊“紡織製造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頁 450 — 451。根據記錄：實收 35.28 萬兩，其中 20.9 萬兩購置機器，14.3 萬兩用於放出或者押股票，並無實銀存局。數目還差約 800 兩，暫未提及去向。②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第 7 冊“紡織製造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頁 452。③吳倫霓霞、王爾敏編：《盛宣懷實業函電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 年，頁 117。④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268。⑤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第 7 冊“紡織製造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頁 450—452。⑥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第 7 冊“紡織製造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頁 469 頁。⑦[ 清 ] 鄭觀應：〈世欲希道德而又不能忘情於酒色財氣故作四箴以自警兼勉同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419。⑧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75。⑨[ 清 ] 鄭觀應：〈自遣〉，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72。⑩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279。⑪楊鍾義纂修：〈交通六：郵政〉，《奉天通志》卷 166，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頁 2b。⑫（朝）姜瑋：〈遠遊艸〉，《古歡堂收艸》卷 16，1889年活字本，第 7頁。原文為“風火之崇”，應為印刷之誤，此改“崇”為“祟”，“風火之祟”涉及理學對人魂魄、生死的解釋，此處應指姜瑋對自己身體狀況的擔憂。從鄭觀應的時政詩考察其愛國及現代化思想

84心存疑慮，對鐵廠的恐懼確實存在。如此對比，鄭觀應實難能可貴，可稱得上是“精騖八極，目營四海”，①有着近代資本主義商人的頭腦與傳統儒生的兼濟天下之抱負。其二，他的道器觀將技術與資本進行理性與綜合的看待。〈跋〉以儒家思想為技術之本，“孔子之道，儒道也，亦人道也……窺杞憂生之意，尤在睦鄰禦侮。夫樹國威，尊國體，必先由自強始”。②《盛世危言》首篇〈道器〉批判“西人不知大道，囿於一偏”。③儘管以涇渭分明的道器觀結尾，但他實際上“刻意把‘體’的範圍縮小，將‘用’的面向拓展，甚至把政教法度、開議院、整飭吏治都納為‘用’的範疇”，時人評價“更質言之，則非資本問題，而政治問題也。嗚呼，我政府何以待之，我國民何以待之”。④鄭觀應符合進步的歷史潮流，基於工商業的要求，繼而生發對政治制度的變革願景。①本為李鴻章誇讚張佩綸之語，此處借用為評價鄭觀應，參閱[清]李鴻章：〈致張佩綸〉，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33）信函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頁 117。②[ 清 ] 鄭觀應：〈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67。③[ 清 ] 鄭觀應：〈道器〉，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242。④上海時報館編評：《粵漢鐵路交涉秘密檔案》，上海：上海時報館，光緒三十年十月初五日初版，頁 104。 ⑤[ 清 ] 鄭觀應：〈乙未感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60。⑥( 丹 ) 戴維 ‧ 格雷斯（David Gress）；黃素華、梅子滿譯：《西方的敵與我：從柏拉圖到北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478。⑦ [ 清 ] 鄭觀應：〈答汪甘卿孝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1355。⑧( 加 ) 大衛‧萊昂（David Lyon）；郭為桂譯：《後現代性》，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36。⑨[清 ]鄭觀應：〈中日變法志感〉，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74。單純運用技術和資金並不能達到禦侮取勝的目的，在近代中國只有建立和新興工商業相協調的民主政治才能促進經濟發展，鄭觀應有詩為證：“財政暗侵開礦路，利權顯奪踞關津。急求立憲開民智，上下同心撫字仁。”⑤如果把“現代”定為民主、經濟發展、科學方法及其技術三個要素，其中民主“與人類對自由的需要相吻合……在本質上是一項關於‘合意的服從’（Calculated Obedience）的政治制度”，⑥同理，鄭觀應對議會制與立憲制的提出是基於個人政治素養的選擇，他堅信民主是最佳選擇，除了西方的大勢所趨外，還因為清政府面臨的統治危機，承前所論，立憲立法總是與民族存亡相互聯繫的。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安身於傳統的儒家社會，此中首先是生發之關係。鄭觀應倡導的政治制度主張，闡述上多從儒學生發，為新興的社會各項制度正名。“人說泰西法，我說出孔孟”。⑦傳統上內儒外法的觀念，此處的“法”本質上還是“人治”。鄭觀應迂迴倡導變“人治”、“刑治”為“法治”，議會制一旦確立，可保證中國脫離政治之舉息牽於一人的境地。但正名中無可避免出現矛盾，大衛 ‧ 萊昂（David Lyon）認為“現代性……是緊隨着啟蒙運動後出現的社會秩序。現代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進取動力、對傳統的背離拒斥以及全球性後果為標誌”，⑧其與傳統的背離是必然的，鄭觀應對政治制度的批判也集中於對僵化之科舉制度的抨擊：“吾華惟泥古，八股為儒珍。”⑨反觀日本因積貧積弱後痛定思痛，主動招攬勤勉三、生發與流轉：鄭觀應以儒學傳統為基礎的政治訴求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85①[ 清 ] 鄭觀應：〈時文歎〉，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52。②（美）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黃彥傑譯：《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亞洲傳統和可持續的未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頁 67。③[ 清 ] 鄭觀應：〈時文歎〉，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467。④（美）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黃彥傑譯：《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亞洲傳統和可持續的未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頁 125。⑤[ 清 ] 鄭觀應：〈商務歎〉，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70。 ⑥陳嘉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7。⑦[ 清 ] 鄭觀應：〈議院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313。子弟遠赴西方學習，而中國士人所學非所用，強弱就由此區分開來。科舉制度本身也有其他缺陷，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有着過分的學緣關係，“陳陳相剿襲，昏昏如說夢。科場流弊多，師弟交誼重”，①師門與團派之間相互提攜，後來人才無法居上。然而，新興的政治制度又流轉於傳統儒家文化之中。此處“流轉”借鑑杜贊奇的定義，他認為歷史上的觀念和實踐如果在穿越洲際的過程中歷經各種變形，仍然可以保留着與其源頭可以識別的聯繫，而且還以一種更豐富且更適用於一個新時代的形式回到原來的國家，則為流轉。②儘管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並非來自中國，但在進入中國後的確與儒學發生關係，接受儒學為其存在和推廣正名。杜贊奇“跨洲”、“變形”、“聯繫”等關鍵詞是以流轉切入的闡釋點：資本主義確實跨洲而來，接受儒家思想後本土化，但與原國家的政治精神是一致的，只不過本土的制度建立條件尚未成熟。根據杜贊奇的看法，“大寫文化”（culture with a Capital C）包括民族長久的習性、宗教和傳統文化，“小寫文化”（culture with a Lowercase C）為人們對外來的事件、做法、習慣和制度等賦予意義和重要性。如果以該理論理解鄭觀應所在社會的文化活動，則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思想是中國固有的“大寫文化”，而鄭觀應嚮往的政治制度則為“小寫文化”，但也最終被儒學等傳統文化所清算：“儒家漫說無因果，報應分明有早遲。”③的確符合杜贊奇所說的“這種文化週期性派生出淨化運動，力圖回到作為建制的或者反建制的意識形態那種真正的價值和能力”。④承前所述，強大的儒學傳統通過壓制新興的政治制度的意義，清洗着新傳入的政治制度的話語結構和意義，使得立憲與議會屢屢受挫。與杜贊奇預測的不同的是，小寫文化並未能如此順利成為大寫文化的一部分，鄭觀應詩云“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華商因此不及人，為叢驅爵成怨府”，⑤他認為政府不聽輿情，開銷巨大，官員學非所用，導致會辦招商局遇到挫折，即因中國喪失了利權，民族資本主義難以發展；又有封建官員的抽成與阻撓，因此發展工商業等小寫文化的意義被抹除了。現代性主要“抽象出現代化過程的本質特徵，着眼於從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上把握現代化社會的屬性，反思‘現代’的時代意識與精神”。⑥對於鄭觀應而言，“果能設立議院，聯絡眾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之眾如一人”。⑦他認為商戰為富，變革政治制度為強，這是民族救亡的兩翼。但礙於當時社會環境，他也曾經動搖過呼籲變法的決心——“合群立憲維新本，獨守成規創業微”，在收入《待鶴山人晚年紀念詩》時，改為“文期豹從鄭觀應的時政詩考察其愛國及現代化思想

86變難占吉，道盡狼當早見微”，①後者在艱難世道面前表現出不確定之感。有學者認為，呼號“政體強身”並追求富強，但議院制度終究是移植的，終究只能水土不服。②鄭觀應早年接受的仍然是應試科舉的傳統教育，他在對生發與流轉着的政治制度的引入過程中，完成了制度在不同文化中意義轉換的思考。“法的精神不太能夠反映民族文化，但是能夠反映特定的法律文化”。③在倡議院與呼籲立憲的過程中，他認識到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相互配合，儘管在詩歌中偶爾體現出他的不得志，但在辛亥革命後卻切實參與到新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建設當中。鄭觀應呼籲變法圖強已不容易，但他仍然秉持思想的現代性。光緒二十年，鄭觀應曾將孫中山引為“富強說”的同道人，還極力轉請盛宣懷向李鴻章推薦孫中山，“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④時至民國，雖未對辛亥革命表現明顯支持——僅在民國元年刊印的〈西行日記〉作出過客觀的描述，“既遭灘河之險，復受烽火之驚”，⑤繼續思考目前的經濟形勢和相關商戰對策，隱約表達了對民國政府的現代化措施，期望“人心均盼早日改革，地方安靖，貨物流通”，⑥鄭觀應的民族主義思想甚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提出。⑦客觀來說，鄭觀應在其時代可謂是高瞻遠矚。①[ 清 ] 鄭觀應：〈花甲初度感懷兩律承親朋賜和賦謝〉，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68。改句參閱同頁的注釋二。鄭觀應後期思想在政治上並非表現出一致地否定，他在〈感時即事上盛杏蓀太常〉（書籍出處同，頁 1326）中原句為“奇材膺重聘”，於 1909 年改為“憲法宜早立”，經歷過甲午中日戰爭、廢除科舉制等重大事件後，仍在不停自省、自我更新。②王杰：〈西學中解　潮頭風範論鄭觀應《盛世危言》對近代中國的啟導〉，《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5 年第 3 期，頁 173—179。③（美）彼得‧A‧霍爾（Peter A. Hall）等；王新榮譯：《資本主義的多樣性：比較優勢的制度基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365。④中山市人民政府：《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47。鄭觀應早年與孫中山有舉薦關係，儘管鄭氏未公開對辛亥革命作出過多評論，但能體現其對孫中山其人與主張的部分認同，對革命表示相對的傾向性。⑤[ 清 ] 鄭觀應：〈西行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026。⑥[ 清 ] 鄭觀應：〈西行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030。⑦ Chong, Key Ray. “Cheng Kuan-ying(1841-1920): A Source of Sun Yat-sen’s Nationalist Ide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8, no. 2, 1969, pp. 247-267.⑧參見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36—443。鄭觀應前期因英國對華工的同情等事件而對國際公法抱有幻想；在甲午中日戰爭前儘管對日本擴張表現出警惕，但是對防止日本完全缺乏必要的外交對策構想。鄭觀應的愛國思想以民族利益為旨歸，禦外侮與救亡圖存為直接目的，以倡導商律為前提、注重技術和資本的進步和積累的工商業發展是核心與手段，並呼籲變革政治制度以適應、維護既有的現代化成果，三層次的關鍵在於軍事將才、工商業和政治等領域制度的革新。鄭觀應的思想體現了啟蒙思想家理性的邏輯與闡釋，他正是深知近代中國的國內外環境，才由表及裡、逆推正設：實際上應是政治制度保障工商業發展，軍事、技術、資本才得以生存，民族利益得以維護。他的思想以民族為旨歸，但也急於求成，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失之準確。⑧他的愛國思想富有層次與厚度，在《盛世危言》提出整四、鄭觀應對現代化的推動與困境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87① Kumar, Krishan. From Post-Industrial to Post-Modern Society: New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91.②(英 )米歇爾‧馬斯特羅尼（Michele Mastroeni）；林芳芳譯：〈資本主義多樣性的演化：考察制度變革的雙層方法〉，周豔輝主編：《當代資本主義多樣性與制度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年，頁 74 — 75。③ Hao, Yen-P’ing. “Cheng Kuan-Ying: The Comprador as Reform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9, no. 1, 1969, pp.15-22.④《詩草》收錄未涉及時評的應和詩約 57 首，如〈贈李次青方伯時同在海南軍次〉；隨記抒懷類有 63 首，如〈秋夜即事〉。出處為《鄭觀應集》，文集版本與數據計算方式同前言部分。邵建《一個上海香山人的人際交往鄭觀應社會關係網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年，頁 11），書中提及官場核心人物為王之春和鄧華熙，但就應和詩數量而言，與彭玉麟的詩歌交流更多。⑤夏東元：《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445 — 474。⑥此為以“盛”為關鍵詞在《鄭觀應集》檢索出包括但不限於以盛杏蓀、盛宮保、盛宗丞等稱呼為題的詩文。統計過程中如有若干首詩歌同題，則分別細化至具體數目以便突出鄭觀應對人脈維護的區分與重視。統計王之春、鄧華熙和彭玉麟相關數據的方法同。其中一首題名為〈上盛杏蓀太常〉在己酉本改“上”為“贈”，視盛為同階層者，可窺鄭觀應交友心跡。套現代化的措施且始終躬行，不可不謂振聾發聵。此外，眾多學者認為鄭觀應囿於傳統倫理，使思維有所局限，無法更進一步地推動現代化的進程。事實上，現代化本身就有天然地帶有批判性的比對。英國社會學家庫馬（Krishan Kumar）認為，現代性是中世紀的發明，之前的世界籠罩在黑暗之中，被想像為異端。①當學者以“現代”概念對近現代社會批評時，對傳統儒家已有先在的否定，因此對傳統的批評是否公允也值得商榷。至於鄭觀應倡導制度變革的原因，他作為非官方的改革家，可以提出更靈活的制度變革措施，將西方思想實在地融入中國的體制中，希冀藉助制度去約束社會和當權者，去建立新規則。米歇爾‧馬斯特羅尼（Michele Mastroeni）提出“工具性制度”和“決定性制度”的概念，前者是指快速變動、解決特定領域問題的制度，後者則是構成社會義務並制約人們作出選擇的社會規範。②如藉助以上分類理解，鄭觀應基於禦外侮、振興工商的制度多屬於工具性制度，在鬆散耦合的軍工、商業等領域，制度變革與法律的轉移更容易實現，短期內確能起到“富國強兵”之效用。但以上制度不可避免有濃重的政治性，又需政治領域的制度變革來保障，政治的制度變革必以約束性協議的姿態，與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社會進程中緊密結合時，變革的阻力則很大了。鄭觀應並非官方變革者，還身處“具有寄生性質的買辦階層，且因偏離為帝國服務的社會要求而受到批評”，③其中儒學思想緊緊纏繞在決定性制度之中，鄭觀應的近代思想因此無法更深一步，對傳統稍微偏離則動輒受到掣肘。鄭觀應另闢蹊徑，發奮著書並建言立說，儘管無法動搖內裏的運行，但以相關著作針砭時弊，其現代思想掙脫傳統的唯倫理性，勇於衝破地方習俗和實踐的限制，具有深刻的現代性，開啟了社會變遷的可能。在鄭觀應的時政詩之外，“非時政詩”也作為其愛國與現代化的一部分而存在，主題主要有二：應和交際與隨記抒懷，前者構建鄭觀應所需的政治與經濟的社交活動圈，他在經濟上與盛宣懷有緊密聯繫，④如 1896 年鄭觀應就招商局職務、漢陽鐵廠焦炭和人才、速辦銀行等問題多次致函盛宣懷。⑤文集中與盛宣懷有關的作品有文 68 篇、詩 6 首、詩序 1 篇，鄭觀應或許視盛為同一階層的合作夥伴，應和詩數量較少。⑥政治上與王之春、鄧華熙、彭玉麟從鄭觀應的時政詩考察其愛國及現代化思想

88交往密切，關於王之春有文 14 篇，詩 13 首；鄧華熙有文 9 篇，詩 4 首，詩序 1 篇；而關於彭玉麟則有文 16 篇，詩 37 首。以上非時政詩包括但不限於讚美他人功績、向上建言、婚喪嫁娶、題詩唱和等主題，形成鄭觀應完善的社交詩歌系統。因詩歌的交往意味着階層的接觸與跨越，可看到結交的人官階較高時，應和詩數量更多，如鄭觀應就彭玉麟的同一詩韻創作 24 首詩歌，而對於盛宣懷等同級合作夥伴，詩歌數量則較少。再者，鄭觀應以詩為媒取得人格上的平等，少卻攀附之嫌疑，如此步步為營，推進制度改革與中國的現代化。鄭觀應在其〈待鶴山人詩集自序〉中提到：“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直記時事，不避嫌怨，不拘格調，既不取法古人，又無入神之句，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救國苦心婦孺皆知。”①的確如此，若以中國古典詩學之要求，其詩歌未免過於直白、失其含蓄蘊藉之雅趣，然而經世致用的鄭觀應卻完成了啟蒙的突圍。《盛世危言》等以文章道出對世道的思考，〈莫若篇〉等時政詩表達出他對現實的關懷，在風雨飄搖的清末，“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②不也正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 責任編輯陳超敏 ][校對吳浩彭黃耀岷 ]①[ 清 ] 鄭觀應：〈待鶴山人詩集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47。②[ 唐 ] 白居易；朱金城箋註：《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2792。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89楊格近代以來，隨着西方醫學知識的傳播，漢語“衛生”一詞的含義由傳統的“養生、保身”逐漸演變為“保持個人和環境清潔以預防疾病”。鄭觀應作為近代“衛生”思想演變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在其傳統養生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編著《中外衛生要旨》以闡釋和傳播新的“衛生”觀念與知識。該書主要關注醫學衛生、個人與公共衛生、營養與食品衛生等問題，主張中西醫結合，“內證主以中法，外證參以西醫”，呼籲用化學方法檢驗中藥材成分；認為個人衛生與公共衛生密切相關，提倡以沐浴清潔保持個人衛生；同時注重“性味”與“營養”以改進國人膳食。鄭觀應的衛生觀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知識精英對西方衛生知識的認知與實踐，對瞭解和研究中國近代衛生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中外衛生要旨》　鄭觀應　衛生鄭觀應的衛生觀——以《中外衛生要旨》為中心中國人對於“衛生”的傳統認知是“養生”和“保身”。然而，西學東漸使“衛生”的含義發生了變化，從“養生、保身”逐漸演變為“保持個人和環境清潔以預防疾病”。1881 年，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翻譯《化學衛生論》（The Chemistry of Common Life），① 此書被認為是中國最早冠以“衛生”之名的譯作，並為之後的衛生學著作翻譯打下了基礎。② 1883 年出版、由美國傳教士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口譯的《衛生要旨》（Treatise on Hygiene）內容包含衛生諸說，還強調了國家與社會在衛生事務中的責任，可以視為一部近代衛生學著作。③東亞地區近代意義上的“衛生”一詞最早出現在日本，並建立了相應的國家衛生制度。1887 年，傅雲龍被清廷派往日本考察，他訪問日本內務省衛生局後所作的〈衛生說〉，被認為是目前可見的中國文人當中最早專門對近代意義上“衛生”的討論。甲午戰爭前，中國的“衛生”並非與日本的“衛生”完[ 摘要 ][ 關鍵詞 ]作者簡介：楊格，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國際關係博士研究生。①此書對食物資源、輔助飲食的介紹，闡釋毒理作用，又圍繞消化、呼吸的原理談論養生，大多是對化學知識的介紹。余新忠在〈晚清“衛生”概念演變探略〉（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新世紀南開社會史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280—284）一文中指出：《化學衛生論》採用衛生一詞，似乎並無將“衛生”與 hygiene或 sanitary等詞對譯的意識，恐怕也沒有想到要用這一詞彙來指代西方的近代衛生事務。主要是因為這些最切日用的化學知識，對於把握“生生之道”甚為重要，從而有利於生命的護衛。②傅蘭雅後又翻譯了一系列以“衛生”為名的著作，如《居宅衛生論》、《孩童衛生編》、《幼童衛生編》、《初學衛生編》等。然《居宅衛生論》關注的是環境與保身之關係，描述是西方房屋和下水道系統。羅芙芸在其《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健康與疾病的意義》（向磊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34）中認為，此書的受眾是歐洲的城市規劃者或英國議員，而不是中國學者，因而未被關注。③王少陽：〈西方衛生觀念在近代中國的引進與傳播〉，《天中學刊》（駐馬店），第 6 期（2020），頁 36。

90全對應，依然保留有“養生”這一層面的意義，①可以說中日兩國的“衛生”各自受到西方的影響。② 1905 年，在借鑑西方和日本近代衛生行政經驗的基礎上，清政府設立了衛生科，③標誌着國家對近代“衛生”的認可。對於近代“衛生”思想的演變，已有羅芙芸（Ruth Rogaski）、余新忠等國內外學者就“衛生的現代性”問題進行了研究。④“衛生觀”是對“衛生”的主觀與客觀認識的系統化之集合體。面對強烈的民族危機，晚清時期的精英人士對“衛生”的理解的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意義也越發明晰，即社會各界藉“衛生”一詞所表達的希望國家改革和強盛的民族意識的覺醒。⑤鄭觀應在其諸多詩文當中均有關於“衛生”的論述。⑥其中，《中外衛生要旨》一書所集合的有關“衛生”的內容，不僅是有關於個人養生、慎疾的內容，還有從個人衛生延伸到公共衛生的內容，因此可以認為鄭觀應具有近代意義的衛生觀。就鄭觀應的衛生觀，有文章認為鄭觀應對“衛生”的理解沒有脫離“養生” 的範疇，⑦忽略了鄭觀應有關個人和公共衛生的論述，是片面而非全面的。基於《中外衛生要旨》，已有學者進行近代中醫養生思想演變的研究，亦有比較早期維新思想家的醫療衛生觀，及以《中外衛生要旨》卷一為例研究其徵引文獻體例等。目前還沒有綜合其醫學衛生、個人與公共衛生、營養與飲食衛生等方面之作，分析鄭觀應之發展、多元的衛生觀。①張仲民著《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頁 79 — 80）認為：“衛生”一詞從 1880 年代開始流行，逐漸為晚清各界廣泛使用，這體現在從報刊論述到日記、書信、教科書、竹枝詞、小說、廣告中，而且不同的人對之都有不同的用法，其中很多人使用的一直是其“保衛生命”之意。②余新忠：〈晚清“衛生”概念演變探略〉，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新世紀南開社會史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280 — 284。③鄭天挺等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下冊（音序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年，頁 2786。④余新忠有〈清末における“衛生”概念の展開〉（《東洋史研究》第 64 卷 3 號，2005 年，頁 104 — 140）等文章，羅芙芸有專著《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健康與疾病的意義》（向磊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⑤杜麗紅：〈清末北京衛生行政的創立〉，余新忠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頁 303。⑥相關文章有〈中國古法衛生體操圖說〉、〈論醫道〉、〈醫道〉、〈修路〉，詩歌有〈衛生歌〉、〈不纏足歌〉等。⑦張瑞在〈論“衛生”在晚清的含義以《衛生學問答》與《中外衛生要旨》為中心〉（《河北學刊》（石家莊），第 3期（2013），頁 180）一文中認為：“衛生”一詞含義相當模糊，《衛生學問答》和《中外衛生要旨》中的“衛生”均未脫離“養生”範圍；廣東科技出版社 2014 年版《中外衛生要旨》影印說明中（頁 2）認為：書名是“取中外養生健體之方法及語錄，擇其要者輯成一書”，其中的“衛生”為近晉代李頤《莊子集解》“防衛其生，令合其道也”之含義。鄭觀應少時體弱多病，在因疾求醫的經歷中，痛感治病不如防病重要，研究中醫及養生之術，歸隱嶺南後疾病發作，多方延醫無效，三載未癒，決定輯錄《中外衛生要旨》，期望達到“延年卻病”的目標。歷時四年，於光緒十六年（1890）十一月十一日完成《中外衛生要旨》輯著，並為之作序。初版有四卷，後增訂一冊〈延年益壽論〉，完稿後編為仁、義、禮、智、信五卷。據載，書為毛泰紙，四孔線裝木刻版。高廣為 14.5cm×24cm，雙邊邊欄，有格一、《中外衛生要旨》的內容及特點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91鄭觀應的衛生觀——以《中外衛生要旨》為中心10 行，25 字，匠體，花板口，單黑魚尾。印有藏書家章，為鐵線陽文“近仁”兩字。①此書目前已被《中華大典 ‧ 醫藥衛生典 ‧ 衛生學分典》收錄。在〈《中外衛生要旨》序〉和〈增訂《中外衛生要旨》後序〉文中，鄭觀應寫道：“人與動物之有益而免病之法，種種有益，茲將各種西醫名論擇其精義，刪繁就簡，俾易卒讀，附刊於後。”②表達了擇中西醫名論使“天下人不必延醫服藥，咸登壽域”的願望。③卷一集黃帝、神農、張三豐、蘇軾、朱熹、袁枚等各家之言，論心、精、氣、神四者及其關係；卷二輯錄泰西名醫海德蘭（Frederick William Headland）著醫書中多條養身理論，兼有外功按摩導引，收錄〈青萊真人八段錦〉、〈希夷真人十二段錦〉、〈家藏秘傳達摩易筋圖說〉等三種氣功功法，是中國古法衛生“體操”；卷三為膳食指南，介紹傳統食物宜忌學說和西人對某些食物化學成分的分析，收錄王士雄的《隨息居飲食譜》並集歷代中醫理論書籍輔證，牛乳、咖啡、初高辣（即“巧克力”）等內容及成分說明引自嘉約翰《衛生要旨》；卷四為泰西衛生要旨，採錄泰西名醫養生要語，介紹包括鍛煉身體、冷水浴和溫泉浴等西方個人衛生與公共衛生方面的知識；卷五為續編，補錄了飲食、酒醇、呼吸、消化等西醫生理衛生常識和人體衰老學說等。《中外衛生要旨》是一本資料集。在這本書中，鄭觀應的辯證法思想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中西醫的關係方面，鄭觀應將中西名士的觀點集合，“嘗聞中西醫云：人能自保其身，較易於醫者之治病，而保身之法大要，慎起居、節飲食、寡欲清心、存神養氣而已。故西醫格致之士，④培養精神，以絕病源，有六要理：曰光、曰熱、曰空氣、曰水、曰飲食、曰運動”。⑤鄭觀應並非簡單地列舉中西各家之言，還進行考證、評述，他的觀點和主張當中蘊含着豐富的辯證法思想。鄭觀應還用辯證方法論述養生與道德修養的關係，認為養生的根本是提升個人道德修養。⑥鄭觀應分列了先賢的養生之道，指出養生必須養心，心存雜念是無法達到養生的最高境界的。他還認為，長生要先養性，思慮過重不利於靜養身體，好的道德修養是養生的基礎。然而，《中外衛生要旨》在養生方面的價值尚未被該領域的研究者發現，中醫耳鼻喉學科創始人干祖望曾表示：“這樣一部具有歷史價值、實用價值的佳作好書，而所有研究保健養生學者，獨獨遺忘而不談。”⑦①干祖望：《繭齋索隱干祖望醫學文集》，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 年，頁 792。 ②[ 清 ] 鄭觀應：〈增訂《中外衛生要旨》後序〉，董沛文编：《鄭觀應養生集：修真四要‧道術‧中外衛生要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 年，頁 550。③[ 清 ]鄭觀應：〈《中外衛生要旨》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167。④郭嵩燾曾在日記中記錄他在英國所見的科學家及其專業，其中將“public health”音譯為“波拍利喀赫爾斯”，並稱之為“格致之學”（《郭嵩燾日記‧卷三》，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73 — 174）。⑤[ 清 ]鄭觀應：〈《中外衛生要旨》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167。⑥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342 — 343。⑦干祖望：〈干祖望醫話（7）百年前的西洋保健養生書〉，《遼寧中醫雜誌》（瀋陽），第 10 期（1997），頁 464。

92雖然我們確實能夠看到鄭觀應有時以道士的口吻在評論：“西法雖精求衛生之道，全在形質上考求，不知無質生質、無形生形之妙……豈西醫之所能知？縱知亦不信而大笑也。惟願其格致日精，終知神仙之道。修行者立功、立德，不修行者無交無病，亦享遐齡，見非五大洲一大快事哉？”①這與他長期修道不無關係，也是他所處時代主流思想的一種體現。但是，他又承認衛生的科學性，對於科學持有一種謹慎探索的態度。與其說這是鄭觀應因為受到道家思想和西學觀念影響而產生的矛盾，不如說正是這種“清單式”的介紹，把中外相關理論和實踐都擺在世人面前，給出他認為最優的選擇。②如果說鄭觀應的〈衛生歌〉已經可以反映出他的公共衛生意識，那麼《中外衛生要旨》則是在此基礎上增加了醫學衛生的內容，深化了其在個人與公共衛生、營養與食品衛生方面的認識，展現了鄭觀應動態、多元的衛生觀。①[ 清 ] 鄭觀應：〈《衛生要旨》補刊《西醫格致養生語錄》〉，董沛文编：《鄭觀應養生集：修真四要 ‧ 道術‧中外衛生要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頁 151。②[ 美 ] 羅芙芸（Ruth Rogaski）；向磊譯：《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健康與疾病的意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36 — 140。③一方面，西醫受到國人高度認可，另一方面，清政府十分警惕教會爭取民眾皈依基督教的目的。 ④張秀蘭、張璐：〈醫學使命醫療慈善的中國根源和外國介入〉，( 美 ) 阮志貞（Jennifer Ryan）、( 美 )陳致和（Lincoln C. Chen）、(美 )托尼‧賽奇（Tony Saich）編；魏柯玲譯：《衛生慈善事業在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頁 82 — 85。⑤胡成：《醫療、衛生與世界之中國（1820—1937）：跨國和跨文化視野下的歷史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3。鴉片戰爭後，我國被迫開放口岸與外國通商，清廷以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對待宗教和外國醫療慈善機構在華開展的活動。③醫療傳教士初抵中國時，聽不懂中國方言，當地人也不通英文，找不到翻譯，尋找棲身之所乃一大難事。醫學傳教士改善生命的道德義務與支撐大多數本土慈善的儒教和佛教教義是相通的，當各地方熱心慈善人士得知其目的是創辦醫院時，往往能夠給予場所支持。諸如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等傳教士活躍在普及西醫的前線。19 世紀 60 — 70 年代，僅以嘉約翰設立的博濟醫院為中心，醫療傳教士在廣州周邊村鎮的民房裏已陸續開設了 23 個診所，把西方醫院制度和醫學衛生體系移植到中國。多數教會支持的醫院因為有資金來源支持，可對患者提供免費醫治服務。④相比於傳教（建立教堂），華人對醫療（建立醫院）的接受度更高。⑤同時，傳教士在東南沿海一帶通過建立書報館的方式傳播西學，出版大眾書籍向大眾普及有關衛生和醫學的知識。墨海書館、美華書館、益智書會等相繼在華成立，印刷了《西醫略論》、編譯了《衛生學要旨》等書籍，王韜等清末一批科技創新人士在這樣的環境中逐漸接觸到了西學。在官辦的譯書機構中，江南製造局翻譯官頗有影響力，出版了《保全生命論》等。嘉約翰、德貞（John Dudgeon）、合信（Benjamin Hobson）等翻譯了大量西方醫學著作，試圖提高中國人的衛生意識。從洋務重臣到早期的維新思想家，都對西醫的傳播持積二、匯“中醫”通“西醫”之主張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93極態度。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支持西醫，他不僅為教會醫院提供資金，還於 1888 年創辦了一所大型西式醫院——天津儲藥施醫總醫院，西醫系學生畢業後分配作軍醫官，為北洋水師服務。梁啟超認同傅蘭雅的觀點，即衛生與健康、病弱與國強關係緊密，同意宣導國民接受衛生之學。①鄭觀應以辯證接受的態度看待西學東漸帶來的醫學衛生知識，既認同中醫學說，又採納西醫觀點，提出“中西醫結合”的主張。《中外衛生要旨》是鄭觀應崇道、學道之後形成的傳統養生觀點的載體。書中有關養生、保身觀點也是鄭觀應衛生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道家傳統的“重生貴術”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相信通過個人的努力，可以避免患病甚至延緩死亡。《中外衛生要旨》在徵引傳統中醫理論的同時，又採納了西醫衛生的觀點。因少時較全面地接觸西方文化，鄭觀應認為西方文化“由外而歸中”，與中國文化相融合，可生成一種“本末具、虛實備、理與數合、物與理融”的新文化。體現在醫學方面，秉持此理論，他主張中西醫結合。“西醫事事徵實，日日講求，又有顯微鏡能測目力難見之物，故能察隱洞微”，中醫雖有四點不如西醫，但要辯證地看待中西醫的關係，“竊謂中西醫學各有短長：中醫失於虛，西醫泥於實；中醫程其效，西醫貴其功”，提倡“內證主以中法，外證參以西醫”。②同時，《中外衛生要旨》的輯錄是鄭觀應在“中西醫結合”上的一次符合時代主流觀點、又略顯大膽的探索。晚清，華人既不認為西醫在內科技藝方面強於中醫，又不完全認可治療內科疾病的西藥。1848 年，在墨海書館擔任編校的王韜就曾記錄，合信譯述的《西醫略論》、《內科新說》等介紹西醫內科和慢性病療法的書籍，不如此前介紹西醫解剖學理論的《全體新論》受歡迎。③亦有西洋醫生撰文稱：“華人只認為西方外科手術醫生比華人外科醫生手術高明，沒有給他們的治療以同樣高度的評價。”④對此，鄭觀應主張用化學的方法分析致病原因和藥材成分：“一切藥性病源無不本化學研究而出，故考求有素，識見自真。”⑤對於中醫積累了上千年的關於植物藥學知識，同時代的一位叫輝伯（Faber）的西洋醫生與鄭觀應的觀點不謀而合，極為肯定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是一部不可能被外國出版物取代的重要醫藥著作，以西方科學方法對之進行研究乃明智之舉”。⑥鄭觀應亦呼籲在此方面努力，在寫給盛宣懷的信中如此概括：“官應曾①梁啟超在其〈讀西學書法〉（金正耀編：《中華大典‧理化典‧中西匯通分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8 年，頁 216）中寫到：“中國人數之眾甲於大地，然歐洲近三十年間，戶口驟增，中國則自嘉慶以來，即號四萬萬，至今百年，其數如昔，固由水旱兵劫之所致，抑亦養生之道未盡，夭折者多也。西人近以格致之理，推乎養生所應得之事，飲食、居處，事事講求。近譯如《衛生要旨》、《化學衛生論》、《居宅衛生論》、《幼童衛生論》等書，凡自愛之君子，不可以不講也。” ②[ 清 ] 鄭觀應；辛俊玲評註：《盛世危言》，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年，頁 165 — 168。③方行、湯志鈞編：《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11 — 112。④胡成：《醫療、衛生與世界之中國（1820 — 1937）：跨國和跨文化視野下的歷史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年，頁 85。⑤[ 清 ] 鄭觀應：〈醫道〉，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523。⑥ Rev. Ernst Faber, Dr. Theol, “A Revised Pen Ts’ao ( 本草 ) (Pium Desiderium).”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vol. 4, 1890, p. 270.鄭觀應的衛生觀——以《中外衛生要旨》為中心

94輯《中外衛生要旨》五本，知中外醫理各有所長，擬請華人精於西醫、深曉西學者，將中國《本草》所載之藥逐一化驗性質，詳加注解，補前人所不及，並將人之臟腑經絡查於古書所論方位是否相符，互相參考，棄短取長，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發明，實於醫學大有裨益。”①①[清 ]鄭觀應：〈覆盛宮保論創設醫院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97—198。②張瑞：〈沐浴與衛生清人對沐浴認識的發展和轉變〉，余新忠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頁 288 — 294。③[ 清 ] 張德彝：《五述奇》卷九，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235。 ④[ 清 ] 鄭觀應：《中外衛生要旨》，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4 年，頁 196 — 197。⑤余新忠：〈清代江南的衛生觀念與行為及其近代變遷初探以環境和用水衛生為中心〉，《清史研究》（北京），第 2 期（2006），頁 13。⑥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上海：華東醫務生活社，1953 年，頁 40。“潔淨”的概念古已有之，多為道德層面的意義，將清潔與高尚的情操相聯繫。直至近代，隨着西學東漸，“潔淨”方有更現實的意義，與“衛生”相關聯起來。西方文化優越感給東方世界構建了一個“不潔”的形象，給中華大地的“落後”民族貼上了“不衛生”的標籤，體現為個人與公共衛生的“污穢”。個人衛生觀念的更新反映在人們對沐浴的看法。清代前期，沐浴作為一種個人行為，主要被賦予了道德、享樂、禮儀、民俗等意義，例如從容赴死、社交娛樂、“洗三”等等。沐浴與健康不是正向的促進作用，反而有很多因沐浴不當而患病的例子。②這種不當，既有氣溫原因也有衛生的原因：當時，從皇室到百姓在家中均以盆浴為主要的洗浴方式，公共浴室又多見混堂，其衛生狀況之糟糕可以想像。晚清時期，沐浴逐漸與個人衛生相關聯。張德彝隨同中國近代第一個官方外派使團出訪歐洲，在《航海述奇》中記錄了各國見聞，並注意到“洋人好潔，每月洗浴多次”。③ 1876 年，傅蘭雅在《格致匯編》中提出沐浴清潔有利於身體健康。1882 年，嘉約翰於《衛生要旨》中將“沐浴”置於“衛生”概念之下，強調的是毛孔的呼吸作用。鄭觀應認為沐浴關乎個人衛生與健康。“人身用水洗淨，為各事內之不可少者。較之修行誦經，更屬緊要。皮膚內有無數小孔，若為塵土穢物閉塞，則汗不得出，易生各病。用肥皂亦能消化汗內之油類質，然常用肥皂洗面則皮必粗，可以不必。若無病之人，每日以冷水洗身，則不懼寒暑。軟弱之人，天時寒冷不可用之，每於七日內用溫水洗浴，兩次亦可。若不常洗浴，必致有病，而心思不能運用矣”。④明顯看出，鄭觀應所言皮膚納垢影響呼吸這方面內容與清代早期養生家見解不同，是其受到西學影響後從個人衛生角度進行的闡釋。相對於個人衛生而言，中國傳統公共衛生方面的觀念與行為似乎更為缺乏。⑤比較起來，可以稱得上是公共衛生歷史條件的，似乎只有兩點：一為飲料，一為死人的安置；此外則為垃圾糞便等的清潔而已。⑥五口通商以降，西方影響日漸加深，租界的殖民當局對近代清潔三、從“個體”到“公共”之潔淨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95舉措的引進及其效果的彰顯，很快就引發了當時以上海為中心的通商口岸的精英人士的關注和議論。他們以“喚醒民眾”為己任，在啟蒙宣傳方面大加努力，圍繞各種“不衛生”的現象給出建議，撰寫文章並發表。鄭觀應有感於上海的環境衛生狀況：“余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仆地皆置之不理，惟掩鼻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①鄭觀應並非厭惡華界的污穢、豔羨租界的潔淨，感官刺激帶給他的不適遠不及面對列強欺侮的不甘。鄭觀應已經意識到，華人公共衛生意識、設施和措施缺乏是導致時疫的原因。上海開放後，“商旅麋集，人煙稠密，煤氣、電氣滿佈空中……居者四五家，人口二三十，空氣既極窒塞，穢濁自必充斥，即西人所謂炭氣多養氣少，疫病一起，如放邊（鞭）炮，循此藥線而接續不絕，此衛生上一大問題。然經濟困乏，雖知之而不能行也”。②鄭觀應指出，衛生問題是由於經濟原因而導致的，如果國家沒實力、政府不作為，這個問題無法得到妥善解決。公共衛生問題是社會發展滯後的表象，傳統和落後的體制需要變革。鄭觀應以一人之力無法改變困局，唯有多次強調保持環境衛生的必要性。衛生問題頻發與人員居所密度不無關係，因此，如醫院一類對於環境衛生要求高的場所，必須“屋宇寬廣，潔淨無塵”。③在《中外衛生要旨》中，鄭觀應用化學原理分析，“空氣之不清，非惟動物放炭養二氣，又因動植物腐爛而生毒氣。即如已死之動植物，或動物之糞，遇空氣則腐爛發出數種毒氣，此氣之最毒者為輕硫，其臭難當，人最惡之。故不宜受此氣之毒也”。④鄭觀應輯文意在教化民眾，提升環境衛生，要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良苦用心可見。①[ 清 ]鄭觀應：〈盛世危言‧修路〉，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63。②[ 清 ] 鄭觀應：〈致許君奏云述戚君有之衛生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34。③[ 清 ] 鄭觀應：〈善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526。④[ 清 ] 鄭觀應：《中外衛生要旨》，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4 年，頁 181。 ⑤“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參見[唐 ]房玄齡註；[明 ]劉績補註；劉曉藝校點：〈入國〉，《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365。⑥季鴻崑：《中國飲食科學技術史稿》，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60。⑦〈素問 ‧ 藏氣法時論〉：“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又〈素問‧五常政大論〉：“穀肉果菜，食養盡之。”參見王慶其編：《黃帝內經鑑賞辭典（文通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 年，頁 277、284。膳食，⑤作飲食解。在我國，膳食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始終與醫學相伴，有“醫食同源、藥食同用”的說法。⑥《黃帝內經》提出了一種“穀養、果助、畜益、菜充”的平衡膳食模式。⑦以《黃帝內經》為理論基礎的傳統中醫學說，初步確立起了中國傳統營養學的理論體系，奠定了四、兼“性味”與“營養”之膳食鄭觀應的衛生觀——以《中外衛生要旨》為中心

96①路新國：〈論中國傳統營養學兼與西方近代營養學比較〉，《揚州大學烹飪學報》（揚州），第4期（2001），頁 1。②歷代“食經”按照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為食單、食譜。南朝虞宗《食珍錄》記載六朝帝王名門家中最珍貴的烹飪各物；宋代陶谷著《清異錄》收錄隋代〈謝諷食經〉和唐代〈燒尾食單〉，是現存隋唐兩代宮廷與官府筵席中唯一稍為齊全的食單，陳達叟作《本心齋食譜》以歌訣輯錄蔬食二十品類制法，易於傳誦普及；元代倪瓚著《雲林堂飲食制度集》匯集五十餘種無錫當地菜品烹飪方法；清代李調元整理其父李化楠撰《醒園錄》中記載江南、四川百餘種調料及飲饌制法。二為食療與烹飪指南。宋代林洪撰《山家清供》全書兩卷共列舉 104 種飲饌烹飪方法，以素食為主，當中不少以中草藥入饌以期食療；元代忽思慧作《飲膳正要》是一部既有烹調方法又列明飲食諸忌和效用、融合蒙漢文化的食療專著，賈銘著《飲食須知》按水、火、穀、菜、果、味、魚、禽、獸分類介紹食材物性相反相忌指導養生；元明之際韓奕撰《易牙遺意》仿古代食經，記載十二類食物、食藥製作方法，將飲食與治病相結合；明代劉伯溫《多能鄙事》切合民生、介紹烹飪技法和老人飲食療疾方；清代袁枚《隨園食單》列 326 種地方風味菜餚以及飲食須知和烹飪戒律。③[ 清 ] 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7 年，頁 771。④性，指食物具有的不同屬性，包括寒、熱、溫、涼（平）等，也稱“四氣”。味，即滋味，包括辛、甘、酸、苦、鹹（澀、淡），習稱“五味”。參見 [ 明 ] 李時珍：《本草綱目》，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8 年，頁 33 — 34。⑤陳紀蕃編：《金匱要略》，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 年，頁 800。⑥[ 明 ] 黃承昊：《折肱漫錄》，上海：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1 年，頁 71。中國傳統營養學發展的理論基礎。①歷代文士編撰的膳食書籍各有側重，②均以脾胃學說、四氣五味學說、飲食有節說、因時制宜說、因地制宜說、食復學說、飲食禁忌學說等為基礎。在延續“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的膳食結構數千年之後，國人傳統的營養與食品衛生觀念受到了西學東漸的影響。薛福成對中西方養生之道作過比較，觀察到洋人不論貧富都重視養生、每餐有肉、有酒、有餐後水果和咖啡，膳食均衡；而海外華人過於苛待自己，哪怕賺得多也不注重飲食，③不應如此。營養與飲食衛生是近代“衛生”概念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對膳食作用的分析發生了由宏觀到微觀、由哲學到科學的轉變。鄭觀應在《中外衛生要旨》中專門以一卷（卷三）來介紹中外飲食衛生知識，採中西所長。該卷輯錄了《隨息居飲食譜》的序言，內容分穀類、豆類、獸類、禽類、魚類、菜類、瓜類、糖類、水類、油類、茶類、酒類、食物類、煙類等 14 大類 150 餘種食材，後附鳥獸果實禁須知，分别介紹不同的食材。在行文邏輯上，不僅從“食藥同源”角度出發，介紹食材的四性五味，④以及性味歸經、升降浮沉的作用取向，還結合西學營養、消化的概念，對食材的成分進行分析。既涉及到人文科學，又關乎自然科學，哲學與科學的觀點相輔相成。涉及到膳食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多方考證食材的作用取向。鄭觀應在《隨息居飲食譜》的基礎之上，查閱中醫典籍和名醫論述。引用李時珍、申元渚司馬關於糯米的性味和作用；巢元方著《諸病源候論》記牛中了蛇毒之後牛肉也有毒性的介紹；程林有關鹿肉“九月以後正月以前堪食，他月食之則發冷”時令之說；⑤論證薛立齋“酒不可與乳同飲”的觀點，認為此處的乳是人乳，輔以“每遇冬月，常以熱酒飲乳酪”的食法，同意“牛乳同酒飲，此常事耳”等等。⑥二是比較南北方不同飲食習俗。鄭觀應結合個人經歷，談到了南北方的下酒菜和飲酒習慣。在“菜類”的文末，說北方人喜歡吃油炸食品，像油炸排骨、炸八塊雞、油餅、鍋燒肉等等；南方人則愛好糟滷等，像糟魚、糟蟹、醉蟹、醉蝦、燻肉、風雞、火腿、酥鯽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97魚等等。①在“酒類”中，介紹北方人夏暑之際喜歡在酒水中加冰、卻不會傷到脾胃，南方人就很少這樣嘗試，鄭觀應將原因歸結為“北人禀厚”。②三是推薦中西方食材烹飪方式。鄭觀應根據食材所含營養成分向國人提供食用建議，還對西人食譜和烹飪技法進行了介紹。在“荳類”中提到中西方薯芋的品種和營養成分含量，認為西方人食用最多的荷蘭薯不適合國人，國產的黎峝薯（即甘薯）最好、白心蕃薯次之、紅心蕃薯又次之。在“穀類”中介紹了西人對麵粉的使用，從把小麥做成麵粉開始到如何通過發酵將麵粉製成麵包；在“獸類”中介紹燉牛肉的兩種方法，認為冷水下鍋不如沸水下鍋，是從營養保留的角度談蛋白的丟失。有關膳食的內容，充分體現出鄭觀應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飲食禁忌、飲食有節的傳統膳食主張。鄭觀應在輯錄時，除介紹食材宜忌之外，對同種食材以地域和時節作更細緻的區分，並向不同的人群加以建議。如：在穀類按語中，對廣東的早熟、晚熟兩季稻和廣西的七禾、八禾的適宜食用方法和人群作了說明。“即如鹹魚臘味，習武及健壯有氣力之人，胃能消化，故有益也”。③之後談及北五省的主食結構，將其與南方的米作比較，總結南方人喜食米飯、輔以薯芋瓜菜（富貴人家才能常常食肉）的現象。對於南北方的飲食差異，鄭觀應認為是氣候原因導致的：“北方嚴寒，人宜多食油酥，以養肉身之煖。南國炎蒸，人宜多食瓜果，以涼潤腸胃而生津液。”④是因地制宜的保衛之術。同時，他認為節飲食，不傷為上：“飽食即臥之為傷……不宜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宜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過食則結積聚，過飲則成痰癖……不宜多啖生冷，不宜飲酒當風。”⑤還引用“西人云”介紹易成癮食物的危害。如，酒類按語中，酒的危害有四：一是阻礙食物的消化，二是使人胡言亂語，三是酒後失態冒犯尊長而不自知，四是耽誤大事。⑥此類見解確有道理，引西人之觀點卻體現出鄭觀應對民眾膳食適度的良苦用心。鄭觀應提倡通過生物、化學方法，從西方營養學角度論及成分。鄭觀應吸收了傅蘭雅有關化學衛生的主張，試圖通過實驗室來認識食材構成：“百餘年來，著名之醫生前赴後繼發展化學。其用顯微鏡詳查萬物之構造，以明其中油、糖及蛋白質等物各有幾何。不僅可考該種食物是否於健康有益，而且也考其益處之多少。西學亦可測食物有多少攝入人體，多少以汗、尿與類便狀排出。”⑦提到“西國麵粉係用機器磨成極其勻細潔白”，⑧然後介①從此處出現的食物名稱推斷，“北方”的代表下酒菜指向河南一帶，而“南方”的名菜則偏向長三角。②“北人禀厚”的說法，見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合肥：黃山書社，2014年，頁 855）論“瓜瓤”：北人禀厚，食之猶慣；又見明代盧和輯《食物本草》（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5 年，頁 8）論“麵筋”：北人禀厚少濕，宜其常食而不病也。③此處介紹具有鮮明的地域特點，鹹魚、臘味與米飯同食的方法，與嶺南一帶煲仔飯的烹調方法類似。④[ 清 ] 鄭觀應：《中外衛生要旨》，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4 年，頁 374。⑤[ 清 ] 鄭觀應：〈致月岩四弟書並寄示次兒潤潮〉，董沛文編：《鄭觀應養生集：修真四要 ‧ 道術 ‧ 中外衛生要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 年，頁 116。⑥[ 清 ] 鄭觀應：《中外衛生要旨》，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4 年，頁 401。⑦[ 美 ] 羅芙芸（Ruth Rogaski）；向磊譯：《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健康與疾病的意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38。⑧[ 清 ] 鄭觀應：《中外衛生要旨》，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4 年，頁 284。鄭觀應的衛生觀——以《中外衛生要旨》為中心

98紹麵粉之內的各營養成分的佔比：含水 14%，澱粉 59.7%，麵筋 12.8%，蛋白質 1.8%，鹽類1.6%。①亦有就某一種營養成分在不同食材中含量的介紹，如蛋白質“生物血內有蛋白，牛肉每百分函二分，雞蛋函三十分，乳牛肉函三分，白鴿肉函四分，牛肝函二十分”。②此外，還從消化的角度去分析。如，在穀類按語中，說“西人云，論米函漿最多，易化”等。③屋宇東南向，門窗透日光。絨衣能護熱，寢室貴通涼。蒸水除膠質，酸磷益腦漿。檸檬宣胃汁，果實潤肝腸。欲節精神壯，體操筋骨強。晚浟宜少進，晨酒勿多嘗。散步依昏曉，遵行壽且康。④如鄭觀應所著《衛生歌》所言，他的衛生觀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個人從落後、“病態”的傳統提升到“健全”的“現代”文明的需要。鄭觀應輯錄的《中外衛生要旨》，採中西所長、融中外之技，對醫學衛生、個人與公共衛生、營養與食品衛生的見解站在了時代的前沿，是清末維新思想家在西學東漸背景之下擁抱近代文明、走向現代文明的勇敢一步。面對西方的種種衝擊，近代中國的維新思想家，在西學東漸的模式下，主動地做出略顯大膽的努力和嘗試。社會在發展進步，鄭觀應衛生觀中有關中西醫結合、公共衛生、營養衛生的內容仍具有參考價值。雖然已有一些書籍收錄了《中外衛生要旨》當中的內容，但是對其進行的研究尚少：美國學者羅芙芸在其研究中以一節研究鄭觀應的衛生思想，然而我國學者僅在學術史梳理中提及，對鄭觀應的衛生觀及其輯錄的《中外衛生要旨》研究確實不足。[ 責任編輯陳超敏 ][校對吳浩彭黃耀岷 ]①[ 清 ] 鄭觀應：《中外衛生要旨》，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4 年，頁 284。②[ 清 ] 鄭觀應：《中外衛生要旨》，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4 年，頁 319。③[ 清 ] 鄭觀應：《中外衛生要旨》，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4 年，頁 280 — 281。 ④[ 清 ] 鄭觀應：〈衛生歌〉，董沛文編：《鄭觀應養生集修真四要 ‧ 道術 ‧ 中外衛生要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 年，頁 278。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99潘小童鄭觀應能成為引領西學東漸的思想先驅，離不開他對英文的熟練掌握。鄭觀應放棄科舉、赴滬學賈之時，就利用夜間的空餘時間，於 1866 年到 1868 年 5 月 20 日期間在英華書館進行了為期兩年的學習。傅蘭雅的嚴謹態度和他對傳播西學的熱情，使鄭觀應獲得了優質英文教育及西方文化熏陶，不但為他開闊國際視野、掌握西學知識奠定了基礎，也提高了他對教育的重視。在這段交往中，鄭觀應對中西方文化的適應與融合體現出了一種雙重性，他既努力為國家自強尋找出路，又在與西方的接觸中找尋超越性的價值。西學東漸　英華書館　傅蘭雅　鄭觀應傅蘭雅對鄭觀應西學思想的影響在晚清時期，出現了一批新興精英人士。他們以商人、買辦、記者、政治活動家等為主，擁有扎實的英文基礎和豐富的涉外工作經驗，因此得以與傳統統治精英中具有改革意識的官員建立合作關係，甚至還與關心中國改革的來華傳教士產生聯結。鄭觀應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極具影響力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積極學習和吸收西學，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圍繞“富強救國”提出了引入西方君主立憲制度和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一系列思想，這些都深刻地影響着當時的中國社會。而他的英文能力與西方文化的習得，來源於他早期與傅蘭雅（John Fryer）相處兩年的學習經歷，這段交往成為了他的西學啟蒙之一。有鑑於鄭觀應在晚清中國的重要性，他的社會關係非常複雜。這些關係無疑對他的人生歷程和事業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因此對其社會關係的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對於鄭觀應的社會交往研究，目前學術界已經有了不少成果。除了對鄭觀應社會網絡的綜合性研究之外，①對於鄭觀應與具體人物的交往也是研究的重點，如鄭觀應與王韜、②盛宣懷、③孫中山、④梁啟超等之間的交往，⑤相關研究主要圍繞他們與鄭觀應之間的思想交匯與比較，作者簡介：潘小童，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研究生。①邵建：〈鄭觀應社會關係網研究〉，博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2012 年；李志剛：〈鄭觀應與中外基督教人的交遊及對傳教的主張〉，《嶺南文史》（廣州），第 3期（2002），頁 59 — 63；易惠莉：〈鄭觀應與他的家族〉，《嶺南文史》（廣州），第 3 期（2002），頁 68 — 74；等等。②蕭永宏：〈王韜與鄭觀應交往論略兼及王韜對鄭觀應思想之影響〉，《江蘇社會科學》（南京），第 5期（2016），頁 244 — 255。③邵建：〈鄭觀應與盛宣懷關係研究〉，《廣東社會科學》（廣州），第 2 期（2014），頁 121 — 129。④周冬梅：〈鄭觀應的女子教育觀：兼與孫中山的女子教育觀比較〉，《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淮北），第 2 期（2004），頁 139 — 141；邵建：〈鄭觀應與孫中山關係再討論〉，《社會科學》（上海），第 3 期（2014），頁 158 — 163；等等。⑤周輝湘：〈鄭觀應並未出賣梁啟超〉，《衡陽師範學院學報》（衡陽），第 3 期（1992），頁 72 — 73；周輝湘：〈鄭觀應與梁啟超的一樁公案〉，《歷史教學》（天津），第 6 期（1996），頁 47 — 48；等等。[ 摘要 ][ 關鍵詞 ]

100以及透過人物交往對鄭觀應與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進行探討。然而，在現有的相關研究中，由於資料有限，對於鄭觀應早期交往經歷介紹較少，並且大部分乃是包含在綜合性研究當中一筆帶過，缺乏更加深入的研究。其次，現有研究較多偏重於他與國內人士的交往，而探討鄭觀應與外國人士之間關係的研究相對較少。此外，在對於鄭觀應早期交往的研究中，較多集中於寶順洋行的買辦經歷對他的影響，而同時期他在英華書館中受到傅蘭雅的影響則常常被忽略。因此，在結合中、西方文獻史料的基礎上，藉由考察鄭觀應與傅蘭雅之間的交往經歷，尤其是鄭觀應早期在英華書館夜校的學習經歷，以此探究鄭觀應早期西學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對於多方面、深層次地完善鄭觀應研究是有必要的。①[ 清 ] 鄭觀應：〈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 易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63。②上海英華書館是由聖公會在華開辦的一所學校，也譯作“英華書院”，其主要目的是針對官僚及富商的子弟開設英語教學課程。傅蘭雅自 1865 年至 1868 年 5 月 20 日在此擔任校長一職。③ Wu, Guo. Zheng Guanying: Merchant Reformer of Late Qing China and His Influence on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ociety. Cambria Press, 2010, p. 23.咸豐八年（1858），時年十七歲的鄭觀應童子試落榜未中。之後，鄭觀應奉其父命赴滬學賈，隨後進入寶順洋行，開啟了他的買辦生涯。這段從咸豐九年（1859）到同治七年（1868）的洋行經歷，不但成為他學習商業知識的渠道，而且透過入學，他接觸到了許多外國人，為他接觸與瞭解西學打開了一扇啟蒙的大門。（一）鄭觀應入學的原因及背景進入寶順洋行開始買辦生涯，這對鄭觀應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寶順洋行在中國享有盛名，它是自上海開埠以來就進入上海的十一家洋行的其中之一，而寶順洋行中的優秀人才及競爭機制，都在督促着他不斷學習進取。勤奮好學的鄭觀應開始試圖突破，而此時的上海作為一座“江海通津，南北冠蓋往來，群萃旅處”的城市，①為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於是，鄭觀應在傅蘭雅擔任校長的上海英華書館（Anglo-Chinese School）學習了兩年英文。②鄭觀應之所以選擇英華書館，有兩大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當時可供選擇的學校不多。20 世紀 60 年代正是上海英文培訓學校開始發展的時期，隨着外國洋行在口岸不斷建立，出現了大量中英文買辦的需求，隨之也刺激了一批專教英語學校的產生。最早建立的是大英學堂，於 1864 年 6 月創辦。傅蘭雅主持的英華書館於 1865 年創辦，由傳教士和上海當地的士紳共同贊助，其目標群體是商賈階層的子女，是第一所強調英語教育的傳教士學校。③但是在兩所學校中，大英學堂的招生對象是十到十四歲的幼童，並不適合鄭觀應就讀。事實上，英華書館日班的學生年齡也有限制，第一年限制在十到十三歲，第二年放寬到十到一、鄭觀應的入學背景與時間考證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01傅蘭雅對鄭觀應西學思想的影響十八歲。①但書館的夜班專門針對白天因工作無法上課的職工，因此在當時的學校中，傅蘭雅主持的英華書館更符合鄭觀應的需求。其次是學校的地址。英華書館幾經易址，在傅蘭雅主持時期，書館位於漢口路接近福建路的部分，②距離在黃浦灘邊顛地所租借地區最南端的寶順洋行不遠，③也方便鄭觀應在上班之後前往書館學習。英華書館的學習經歷，無疑為鄭觀應後來西學思想的形成創造了環境。在《易言》的自序中，鄭觀應就提到了自己在這段時期經歷的思想轉變。他在上海時，“達人傑士往往獲從之遊，與之周旋晉接。竊聞時論，多管大計”。④可以看出，當時的上海不但具有優越的基礎設施及商業環境，更重要的是，上海既受到西方的影響，又深深扎根於中國傳統文化，最終形成了一個開放、轉型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培養出了許多像鄭觀應、馮桂芬、王韜等一樣對西學開始改觀、並將中國文化轉型與西學傳播相結合的人士。鄭觀應僅在英華書館夜班學習了兩年，但並非出於其對課程或學校的排斥，而是出於經濟原因。英華書館一共有 22 位日班學生及 20 位夜班學生，學費為每人每年五十兩銀子。⑤而作為寶順的低級僱員，鄭觀應當時的月薪大約在十元左右。⑥顯然，書館的學費對他而言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即便如此，他仍然在白天繁重的工作後，繼續堅持前往夜校學習兩年，可見他從青年時期便有勤勉學習的心，也可以看出此時鄭觀應已經深深地感受到通曉英文的重要性。此外，雖然英華書館的主要目標是英文教學，但鄭觀應沒有滿足於僅僅學習英文。在英華書館夜校就讀期間，他“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⑦可以看出，面對當時中國內憂外患、民族危亡的景況，鄭觀應在當時已經開始思考和尋找救國之道了。總之，在寶順洋行的這段早期買辦生涯，不但鍛煉了他作為買辦的商業技能，同時也為他瞭解西方文化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洋行內的工作需要及各路人才都促使他不斷學習。這也造就了鄭觀應在此期間對西學抱有一種開放的心態，為他後續能在通曉西文的基礎上瞭解西方政治學說鋪平了道路。（二）鄭觀應入學時間考據對於鄭觀應在英華書館夜校學習英文的具體時間，目前學界還未有準確定論。鄭觀應入讀英華書館一事，大部分文獻都模糊處理、一筆帶過，即使有明確時間，對他在書館就讀的起始時間也不統一。①( 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43。②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May 6, 1930.③吳乾兌：〈鴉片戰爭與上海英租界〉，《近代史研究》（北京），第 6 期（1990），頁 45 — 59。④[ 清 ] 鄭觀應：〈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 易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63。⑤ ( 美 )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243。⑥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 年，頁 6。⑦[ 清 ]鄭觀應：〈稟商部條陳六弊請通飭各總商會舉調堂員互相砥礪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04。

102部分文獻誤將鄭觀應入讀英華書館夜校的時間與其進入寶順洋行的時間相混淆。例如，夏東元編著的《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卷）中，在咸豐十一年（1861）及咸豐十二年（1862）都提到了“從英華書館傅蘭雅讀英文夜校”，①而後在同治七年（1868）中提到“鄭在寶順後期與廣東高要人梁綸卿一起到傳教士傅蘭雅所辦的英華學館夜班學英語，並繼續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②二者顯然有矛盾之處。實際上，鄭觀應是在寶順洋行工作後才進入英華書館。從鄭觀應自身條件來分析，他初到上海時應是隨其叔父鄭秀山學習英文，他應是在洋行工作中認識到不斷加強英文的重要性，才萌生出更進一步學習英文的想法，因此他在剛剛到達上海之時便進入英華書館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對於鄭觀應在英華書館的學習時間，也有持與傅蘭雅主持英華書館同時期觀點者，即學習時間在 1865 年至 1868 年期間。③此種說法的確合情合理，但還可以進一步精確。根據鄭觀應的自述，他“約梁君綸卿入英博士傅蘭雅先生英華書館夜課，只讀英文兩年”、“長從英博士傅蘭雅學習英文”。④而傅蘭雅作為英華書館的第一任校長，其主持書館擔任的時間為 1865 年至 1868 年 5 月 20 日。傅蘭雅在 1865 年才接受聖公會的工作，成為上海英華書館第一任校長。同年 7 月 12 日，《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以及《上海新報》開始刊載英華書館的招生啟事。⑤換言之，上海英華書館於 1865 年才正式開設，因此鄭觀應入學時間不會早於 1865 年。三年後，傅蘭雅接受了江南製造局的工作，而製造局給的最後期限是在 1868 年 5 月 20 日必須到崗。另外還有兩點佐證，在 5 月 30 日的信件中，傅蘭雅明確提到“英華書館已經解散”，並且自 6 月開始，傅蘭雅書信抬頭就已不再是“英華書館”。因此，1868 年 5 月 20 日可以看作他作為英華書館校長任期的終點。那麼，在傅蘭雅主持英華書館期間，鄭觀應又是何時進入夜校進修的呢？根據傅蘭雅在 1867 年 7 月 5 日給聖公會的第二份英華書館報告，他曾提到夜校是“在去年開辦”，⑥即 1866 年才開設了夜校。他還提到，比起教育平均年齡在 15 歲左右的日班小孩，教育夜班的成年人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所以夜校開班六個月後曾一度暫停，但在此之後，在白天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提出了重開夜校的請求。可見，英華書館最初僅設有白天的課程，後來才為針對鄭觀應這類白天工作、只有夜間有閒餘時間的人士開辦了夜校，而這樣的夜校於1866 年才首次開班。因此，鄭觀應進入夜校的時間不會早於 1866 年。綜上所述，鄭觀應在英華書館學習的時間應為 1866 年到 1868 年 5 月 20 日期間。①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0 — 21。②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7。③如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8 — 39；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223—224；Wu, Guo. Zheng Guanying: Merchant Reformer of Late Qing China and His Influence on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ociety. Cambria Press, 2010；等等。④[ 清 ]鄭觀應：〈稟商部條陳六弊請通飭各總商會舉調堂員互相砥礪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604。⑤ “Anglo-Chinese School.” The North-China Herald, September 16, 1865.⑥(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99。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03由於鄭觀應早期生涯的資料相對較少，相對詳細的記載也不過是其晚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中對早年經歷的一段自述。因此，他在英華書館學習的詳細情況難以考據。但幸運的是，傅蘭雅在英華書館教學期間，留下了一系列的書信及報告，收錄在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所整理的《傅蘭雅檔案》（The John Fryer Papers）中，這讓我們得以從中探究鄭觀應的夜校學習經歷。（一）傅蘭雅的教學理念提起傅蘭雅，我們更容易聯想到的是他晚清著名翻譯家的身份。傅蘭雅的確用翻譯西方著作的方式推進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但除此之外，他也在推動教育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曾在 13 歲時進入聖雅各學校（St. James School）就讀並成為實習教師，在 18 歲時就讀於海伯利學院（Highbury College）並獲得教師證書。①他的師範學習經歷為他來華鋪平了道路，也正是由於他的教師身份，他得以指派到香港聖保羅書院擔任校長，兩年後又成為北京同文館的英文教師，自 1865 年起又前往上海擔任英華書館校長一職。因此，在主持英華書館之前，傅蘭雅從學習和實踐中都已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這也為英華書館的教學質量提供了保障。英華書館之所以能培育出眾多優秀人才，主要歸功於當時的書館負責人傅蘭雅。首先，他對所有學生都一視同仁，不會因為學生家庭背景而有所偏待。根據他的記錄，書館的 35名學生中，大多數是來自廣州、寧波等地的官宦或富商的子弟，其中來自香山的高達 14 位。但不論學生是來自官商家庭還是來自普通家庭，傅蘭雅對所有學生都一視同仁，甚至還為因五十兩學費而被拒諸門外的中下層子弟着想，代表他們向聖公會致信，以期能得到聖公會的幫助。②在給聖公會的第二份報告中，傅蘭雅詳述了學生的情況，並提出因為不加甄別地收錄學員，導致招進了一些智力不足而完全無法理解英語的學生，或者是由於缺乏早期管教而觀念錯誤、懶惰成性的學生；相反，每年五十兩銀子的高昂學費導致只有富裕階級的學生可以進入學校，而一些勤奮的中下層子弟則因此被拒諸門外。由此，傅蘭雅對聖公會提出建議，希望可以重新考慮這種導致濫竽充數的學生和排斥中、下層階級的制度，以便確保進入學校得到教育的人是最有資格、最值得的人。儘管由於資金有限，學校的設施條件較差，曾經發生過因校舍無力修繕而三次遭到盜竊，以及無法及時為老師發放工資的情況，但傅蘭雅並沒有為了追求賺取更多學生的學費而一味地擴招，反倒是為了教學質量考慮，希望拒絕一部分未達標學生的入學。因此，傅蘭雅來中國的目的並非發財致富，而是在解決自身生存問題的基礎上幫助中國人民。二、上海英華書館的教學質量①(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7。②(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01。傅蘭雅對鄭觀應西學思想的影響

104在傅蘭雅對於英華書館的報告中，他提到夜班的學生“大多為成年人，他們非常刻苦努力，但是他們的進步仍比不上更年輕的日班學生”。①既然傅蘭雅對夜校學生不大看好，作為夜校學生的鄭觀應是否長進不大呢？事實上，傅蘭雅對於學生的評判標準向來異常嚴苛。格致書院聘請的教師來門義（Edmund R. Lyman）在日記中寫到：“傅蘭雅博士告訴我英華書館的學生英文很糟，但我發現根本不是這樣的。這些中國男孩比美國高中的學生水平還要高……總體來說，我很滿意這些孩子的表現。”②可見，傅蘭雅用極高的標準來要求學生。此外，傅蘭雅的學生成就頗高。王韜曾寫到，聖保羅書院“皆有子弟肄業，教以西國語言文字，造就人才，以供國家用”。③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傅蘭雅夫人整理的傅蘭雅成就資料中，提到他在聖保羅書院教導的學生“現在幾乎全是中國各個部門的領導”，其中有美國公使、西班牙公使、西印度公使、著名律師、李鴻章首席秘書、商業精英、輪船招商局的主要領導等。④雖然傅蘭雅對其學生要求嚴格，但對於他所欣賞的學生，他並未吝嗇對他們的讚美。在英華書館期間，他曾在兩封信件中對書館的四位學生給予了讚賞，⑤只是他從未提及這四位學生的姓名。那麼，究竟是怎樣的學生才能被傅蘭雅反覆誇讚呢？在他剛剛接受製造局的翻譯工作、準備從英華書館離開時，他觀察到了一種現象，即“在有智慧的中國人中間開始形成了一種趨勢，他們對外國政治、科學及觀念越來越感興趣”。⑥可以看出，他對於關注西學的中國人非常認同，這也和他畢生所期望成就的目標相一致，即在中國傳播西方的知識及觀念。綜上，我們從當時傅蘭雅對“聰慧的人”的定義，結合鄭觀應對於自己在校時的“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的自述，可以合理推測鄭觀應當時與傅蘭雅的交往應該不會僅限於英文教學，還涉及了文化層面的交流。⑦總而言之，傅蘭雅對於學生的評判標準非常嚴格，即便是他認為進步緩慢的學生，實際上也都收穫頗豐，傅蘭雅的教學也為他們之後成為各行各業的人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雖然對於鄭觀應與傅蘭雅的具體交流內容缺乏翔實的史料，但不可否認的是，鄭觀應後來能熟諳英文，並在其日後的交往與閱讀中熟練運用英文，一定與傅蘭雅的悉心教導息息相關，英華書館的經歷也為鄭觀應日後借用西學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鋪平了道路。（二）西式教育理念之啟蒙在英華書館，鄭觀應接觸到的不僅僅是有關英文語法、口語、閱讀等知識，同時還有與當時中國私塾的填鴨式教育不同的西方教育理念，以及對西學的初步瞭解。①(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45。②(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2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83。③[清 ]王韜：《漫遊隨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第 60 頁。④(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3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0。⑤(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 289、316。⑥(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56。⑦此外，也有學者認為鄭觀應作為中國圖書館改革的先驅，他先進的圖書館思想來源於與傅蘭雅的討論。見 Liao, Jing. “The Genesis of the Modern Academic Library in China: Western Influences and the Chinese Response.” Libraries & Culture, vol. 39, no. 2, 2004, p. 165。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05從鄭觀應的角度出發，他的勤奮好學和對救國的渴望促使他主動學習西方的語言及觀念，但英華書館是一所以英文教學為主要目標的學校，作為校長的傅蘭雅是否會傳授西方知識？答案是肯定的。傅蘭雅從小便對中國感情深厚，自從傅蘭雅來到中國之後，其志向就是在中國傳播西學，他“半生心血，惟望中國多興西法，推廣格致，自強自富”。①在英華書館擔任校長期間，傅蘭雅還兼任《上海新報》（Shanghai Chinese Newspaper）的編輯。無論是校長還是編輯，這兩份工作不但讓他熟練掌握中文，也讓他充分意識到了中國的相對落後。1867 年，當恭親王奕訢上奏同文館、準備開設天文算學館時，傅蘭雅在信件中連續兩次提及“中國開始覺醒了”、“中國很快就會加入到國際性的文明競爭中”，②他也在日記中提及“中國人渴望瞭解外國知識”，③顯示出傅蘭雅對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關注，以及希望西學能在中國得以傳播的迫切之心。此外，傅蘭雅在其就任英華書館校長的過程中，曾多次在信件中抱怨這份工作。傅蘭雅對職務感到厭煩的負面情緒，是否會導致他對於學生不負責任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種負面情緒更多來自於他與聖公會之間的衝突，而他本人對於教育是十分重視的，不會輕易將負面情緒帶進工作中。一方面，傅蘭雅與聖公會之間存在着傳教方式及辦學理念上的矛盾。實際上，他就任英華書館校長這件事情並非完全出於他的自願。在他就任英華書館之前，傅蘭雅受聘於北京同文館，負責英語教師一職。但由於聖公會不滿傅蘭雅的新婚妻子，從而無法接受傅蘭雅擔任差會代理，而傅蘭雅則對聖公會不顧自己的請求，將發生在他妻子身上的不幸之事公開而憤怒，④雙方因此產生了矛盾，傅蘭雅期望繼續留在北京同文館的請求也被聖公會拒絕。迫於聖公會的壓力，他一直無法找到更加合適的工作。在 1865 年 7 月 4 日的信件中，他提到自己“別無選擇，只能接受邀請，擔任一年的校長”。⑤因此，傅蘭雅於 1865 年進入英華書館擔任校長一職。擔任校長之後，傅蘭雅與聖公會的矛盾並非就此結束，反而不斷深化。因為除了私人生活方面的矛盾，傅蘭雅與聖公會之間最根本的矛盾，即教育理念上的差異。英華書館作為聖公會創辦的學校，其目標之一就是向學生傳播基督教。傅蘭雅最初來華的確是出於傳教的目的，但是在傳教的途徑和節奏上有着與聖公會不一樣的想法，他擔心過分強調基督教會嚇跑中國學生，所以更希望能夠循序漸進地傳授，但聖公會卻覺得這是他過於世俗的①傅蘭雅於1892年《格致匯編》語，轉引自楊珂：〈從“傳教士”到文化使者〉，碩士論文，華中師範大學，2004年。② (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99 — 300。③(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55。④ 1864 年夏天，傅蘭雅安排其未婚妻安娜‧羅勒斯頓小姐經陸路來華完婚，但她在途中不幸被船長下藥強暴。雖然聖公會對此事表達了同情，但卻指責傅蘭雅與“基督本性發生動搖的人匆忙完婚”，並藉由“無法接受一個妻子行為不檢點的人做外貿差會的代理”將其開除。傅蘭雅也在與聖公會的信件往來中提及“科里布先生在中國和英國散佈其帶有偏見的謠言，而事實是我妻子是被船長施以強烈春藥後成為犧牲品的”，這也是雙方矛盾的根源所在。參考(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218—230。⑤(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27。傅蘭雅對鄭觀應西學思想的影響

106表現。正是這個矛盾，導致了聖公會一直沒有與傅蘭雅簽訂長期合同。①對此，傅蘭雅向聖公會表示過這種不穩定性給他的教學帶來負面影響，他也譴責聖公會在是否長期聘用他的事情上猶豫不決，並在多封信件中提到對失去工作的恐懼。這也成為傅蘭雅最終決定辭去校長一職、轉向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傅蘭雅始終非常重視中國人的教育問題。首先，對於傳播西方觀念和基督教教義的目標，傅蘭雅雖然最終選擇了用翻譯西學著作的方式來實現，但他並沒有否認教育是一條好的途徑。雖然他在信件中對工作有所抱怨，但他也在信中多次表達對留在學校的渴望，也不止一次提到希望能出版一套適合中國人學習英文用的教科書。因為在他看來，老師這一職業能對學生產生長久且深遠的影響，這種成就感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其次，在他即將離開英華書館之際，面對不確定的未來選擇，他曾認真考慮過在上海以新的原則創辦一所學校。雖然當時時機並不成熟，但他日後的確參與了格致書院的創辦，並與王韜一同主持了命題課士。在晚年，傅蘭雅雖已定居美國，但仍心繫中國教育事業，尤其是上海的盲童，因此大力推動了上海盲童學校的建立。此外，他與學生的關係向來比較密切。1865 年，因為與聖公會的矛盾不得不放棄回到同文館之後，他在香港聖保羅書院擔任校長時的學生曾給他去信，以安慰和鼓勵他。②儘管他對於香港聖保羅書院學生的第一印象是“難以與他們交流”、“無論發生甚麼他們的反應都很冷漠”，但在教學過程中，他“在上帝的幫助下克服了語言的困難，並找到了打通學生心靈的方法”。③因此，當他的兩年任期到期後，他看到了自己努力後的成果，與學生之間建立的良好關係也使得他對於離職表示遺憾和傷感。正因為他對學生始終保持耐心和愛心，否則他不會在離開香港兩年後仍與學生有往來，並且形容自己和這三位學生的關係“像兄弟一樣”。綜上所述，傅蘭雅對於這份工作的不滿，雖然確實有一小部分是來自於因學生進步緩慢而產生的挫敗，但更多的是與聖公會之間傳教觀念的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職業不穩定性和對未來去向的糾結。換言之，比起學生和教育事業本身，生活的不穩定與前景的迷茫更多地引起他的負面情緒。因此，他對於英華書館校長一職的抱怨，並不代表他對學生不認真盡責，也不意味着他對教育事業毫無興趣。相反，傅蘭雅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將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思想觀念傳播給中國人，並藉由傳播西學來突破中國人陳舊的思想觀念，甚至晚年定居美國後仍然心繫中國，在上海捐贈土地及錢財，大力推動上海盲童學校的建立和發展。① Bennett, Adrian Arthur.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8-9.②(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03。③ (美 )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1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12 — 213。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07在英華書館的學習經歷，可以說為鄭觀應日後更好地瞭解西方的科學技術及政治制度打下了基礎。其中，傅蘭雅給鄭觀應的影響體現在兩方面。首先是在英文上的教育，使鄭觀應可以熟練地運用英文進行閱讀與溝通，為鄭觀應後期與外國人士交流、汲取西學知識打下了基礎。其次，鄭觀應在英華書館的這段經歷極大地加強了他對於教育的重視，使他認識到培養近代化的新式人才是中國教育的當務之急。（一）鄭觀應的教育觀鄭觀應的教育思想主要內容可以總結提煉為“廢八股、倡西學、興學堂”。①他深知舊式私塾與科舉制度無法培養和選拔出新式人才，因此他致力於改變傳統科舉制度，並引進西方教育機制，以建立中國新式學堂。可見，這三者是緊密且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在《盛世危言》中，鄭觀應認為“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②鄭觀應將“講求學校”放在致富自強之道的首位，可見他認為教育對於國家自強的基礎性和重要性。晚年時，當鄭觀應回顧自己一生，首要囑咐其子孫的仍然是教育。根據其自述，他“……入英博士傅蘭雅先生英華書館夜課，只讀英文兩年，可知當日貧讀之難”，③可見鄭觀應直到晚年，仍然對因為經濟原因無法在傅蘭雅處更深入地學習而深深遺憾。鄭觀應並非單純地回憶初入社會時的艱難，他引用這段經歷更多地是希望自己的後代能夠珍惜“今日讀書不需籌款”的環境，“自應憤勉，毋負光陰”。④除了勉勵他的兒子以外，對“凡諸弟來滬學習商務者，我無不囑其先入英文學堂”，⑤可見他將英文教育也放在相當重要的位置上。鄭觀應在教育方面更多是提出先進的思想理念，但鄭觀應仍然盡自己所能在密切關注及實際推動中國的教育改革。當留美幼童因多方原因被清廷下令撤回後，鄭觀應一方面給帶領幼童回國的容閎贈詩，另一方面也在著述中感歎“全數遣回，甚為可惜”、“何至淺嘗輒止，貽譏中外”，⑥以表示對此事的惋惜以及對清廷做法的不滿。鄭觀應也身體力行地將精力傾注在教育事業之上。他曾長期擔任招商局公學的駐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務中學的名譽董事，還為《英國報律》（British Press Regulations）的翻三、傅蘭雅對鄭觀應的影響①王學明：〈試論鄭觀應的教育思想〉，《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第 2期（1996），頁 77 — 80。②[清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1。③[清]鄭觀應：〈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483。④[清]鄭觀應：〈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483。⑤[清]鄭觀應：〈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483。⑥[清 ]鄭觀應：〈考試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296。傅蘭雅對鄭觀應西學思想的影響

108譯提供了重要的資金贊助，並專門為此作了一篇序。①此外，傅蘭雅和徐壽於 1876 年合力創辦了格致書院，其目的是“向中國人提供關於外國的知識，從而促進中外友好關係”，②對此鄭觀應也曾大力支持。在格致書院創立之初，鄭觀應就成為 34 名常捐人員之一，用實際行動表示了對書院的支持。③隨着書院不斷發展，鄭觀應被邀請作為格致書院課藝命題人。他分別在 1893 年冬季和 1894 年冬季，主要圍繞時務和經濟分別出了七道題。在格致書院中，不但書院學生受到鄭觀應等人的維新思想熏陶，鄭觀應也受其學生觀點的啟發，真正做到了教學相長。多次獲得獎項的楊毓輝，因學業出眾而被鄭觀應邀請為《盛世危言》進行修訂並題跋，同時，楊毓輝的文章及其觀點也被鄭觀應收錄進《盛世危言》之中，楊氏的〈論泰西善堂〉一文就被附在〈善舉〉之後，〈釐捐〉裏則直接引用楊氏觀點。可見在格致書院中，鄭觀應不但將他的先進思想傳遞給學生，並且也教學相長，在與學生的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二）鄭觀應的英文觀在英文方面，鄭觀應不但自身能熟練掌握及運用英文，並且也對英文教育十分重視。在實際運用方面，熟練使用英文成為了鄭觀應擴寬世界視野、積累西方人脈的基礎。除了早期在洋行的經歷之外，鄭觀應曾作〈華人宜通西文說〉一文，他在該文中從形體、音韻、難易等各方面對比了中文與英文的區別。此外，鄭觀應也與外國的傳教士、記者等人士保持往來。鄭觀應曾收到美國記者克利爾曼（James Creelman）來信，他在信中詳述了旅順大屠殺的慘況。鄭觀應收到信後悲痛欲絕，“傷心流淚，情不自已”，於是將克利爾曼的來信翻譯成中文，寫成〈中日交戰西文報記日兵屠城慘酷圖說序〉一文，並增加繪圖十二幅，編撰成冊，散發至人民手中，以佈告天下、傳之後世。④這都有賴於鄭觀應熟練的英文水平。鄭觀應將有志西學者多、而可與西人相頡頏者少的原因，歸結於文字不通。在理解西方思想上，他認為雖然京師同文館、上海翻譯館等已有不下百部的翻譯著作，可不但在質量上“翻譯之書恆有辭不達意之患，似是而非之弊”，而且在數量上“今所譯者不過萬分之一耳”，⑤因此僅靠翻譯往往難以得其要領，還是需要培養熟練掌握英文的人才。面對無暇顧及洋文或視洋文為異端的學者，鄭觀應也從自身實際經歷出發，提出了振聾發聵的“當今之世，無論西學之不能不講，即一切華洋交涉之事亦日繁一日，苟其不明洋文，安能周旋於其間哉”的發問。⑥歷史也證明了，鄭觀應提出的“知洋文必將盛行於中國”的判①[清 ]鄭觀應：〈譯英國報律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406。② (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傅蘭雅檔案》第 2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 34—35。③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78 — 284。④[清 ]鄭觀應：〈中日交戰西文報記日兵屠城慘酷圖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盛世危言後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486 — 488。⑤[清]鄭觀應：〈華人宜通西文說〉，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 284。⑥[清]鄭觀應：〈華人宜通西文說〉，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 285。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09斷是正確的。①雖然鄭觀應推崇西方教育制度、重視英文教學，但他在包容外來文化的同時仍堅守着中華文化。他雖然提倡重視英文學習，但是並不代表他認為可以放棄中文。相反，他批評“略識洋文，略諳西語，便詡詡然誇耀於世，以為中國文字學問不足學”的浮薄少年，並提出“必以我本國文字學問為始基，而後能融會中、西之學，貫通中、西之理”。②雖然生在變化動蕩的年代，夾在中、西兩種文化之間，但鄭觀應並沒有被任何一種文化所完全支配。一方面，他在考試失敗後放棄了科舉之路，在一個思想觀念正在被形塑的年紀，以買辦的身份與西方人保持密切聯繫，並且跟隨傳教士傅蘭雅學習英文，以開放的心態面對洋文與西學。另一方面，他接受過傳統教育，肯定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他深深地為中華文化而自豪，致力於改革科舉制度也並非出自對落榜的怨恨，而是在尋求可以改善國家的方式。儘管我們能看到很多掙扎，但兩種文化經過他自身的調整和適應，最終在他身上很好地呈現了出來。綜上所述，早期來到上海時接觸到的寶順洋行與傅蘭雅開辦的英華書館夜校，二者都從不同層面形塑了鄭觀應對西學乃至西方文化的態度。鄭觀應並未像王韜一樣可以有機會遊歷西方世界，雖然他透過作品竭力推崇西方制度，但他從未踏足過他筆下的西方各國。因此，他對西方的認識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所接觸的西方人士。鄭觀應多重身份及改革思想正是一種反映，即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所接觸的社會，都受到 19 世紀末中國的轉型以及對世界秩序的適應所產生的影響，而傅蘭雅對鄭觀應的教學正是影響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當鄭觀應站在古今中西交匯的十字路口迷茫之時，傅蘭雅不遺餘力地成為了他的西學啟蒙者。隨後，鄭觀應一生融合東西之學，成為引領西學東漸的思想先驅，傅蘭雅也逐漸在完成“西學東漸”後，轉向了“中學西進”的使命。如今，面對現代性帶來的傳統價值規範被瓦解、普遍有效的新價值規範未被建立的普世困境，鄭觀應與傅蘭雅這份跨越中西互相成就的交往，一定能為我們帶來啟示。[ 責任編輯陳超敏 ][校對吳浩彭黃耀岷 ]①[清]鄭觀應：〈華人宜通西文說〉，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 285。②[清]鄭觀應：〈華人宜通西文說〉，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 285。傅蘭雅對鄭觀應西學思想的影響

110李　孜第二次鴉片戰爭失利後，中國社會遭西方列強勢力東漸，鄭觀應等愛國分子迫切需要找到一條救國的道路。以李提摩太為代表的西洋傳教士此時相繼來華，為了更好地發展基督信眾，他們大量傳播西方的政經文教等內容，試圖影響國民對西方社會的觀念與看法。此舉也迎合了鄭觀應等精英分子的政治想法和改革意圖，兩人的歷史命運註定與國運相隨，他們因投身賑務相識，因謀求變革相知，在變法的道路上有合作也有分歧。鄭觀應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的發展深受李提摩太等西方傳教士的影響。丁戊奇荒　戊戌變法　傳教士　李提摩太　鄭觀應[ 摘要 ][ 關鍵詞 ]鄭觀應與李提摩太關係考述鄭觀應（1842—1921）被譽為中國現代化運動先驅，他十七歲來到上海學習經商並在洋行從事買辦工作，在接觸西洋文化的同時已經開始思索救國之道，逐漸成為一名“買辦型學者”。① 1873 年伊始他陸續刊行《救時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等著述，其核心就是中體西用，並提出富強救國的藍圖。鄭觀應的主張與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傅蘭雅（John Fryer）、花之安（Ernst Faber）、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傳教士有許多的關聯，他們在華宣揚基督教文化，傳播西學，試圖改變晚清文化圖景。《盛世危言》中僅李提摩太其人其事或觀點就被提及二十餘次，②儘管如此，學界專門考究鄭觀應與李提摩太等傳教士之互動特別是思想關聯者並不多。邵建通過研究鄭觀應的人際關係網，披露兩者結識的過程；③易惠莉將鄭觀應的著作、思想放在其經歷和活動中考察，兩人的關係夾敘於評述當中；④李志剛對鄭觀應與李提摩太的交遊及其所受之影響略有著墨。⑤國外的研究部分，早在 1899 年，傳教士麥都思（Charles Spurgeon Medhurst）就在《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中指出，有別於其他人譴責新教和天主教的態度，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引用了李提摩太、傅蘭雅等傳教士的作者簡介：李孜，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① Hao, Yen-P’ing. “Cheng Kuan-ying: The Comprador as Reform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9, no. 1, 1969, pp. 15-22.②按：〈西學〉後面附錄了〈英士李提摩太《七國新學備要論》〉、〈中國宜求格致之學論〉、〈華人宜通西文說〉；〈遊歷〉後面附錄了〈李提摩太《親王宜遊歷各國說》〉；〈教養〉後面附錄了李提摩太〈轉移積患養民說略〉、〈訓俗〉後面附錄了〈李提摩太《天下四大宗論》〉。參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276 — 280、281 — 282、282 — 286、383 — 386、482 — 487、494 — 495。③邵建：《一個上海香山人的人際交往：鄭觀應社會關係網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年。 ④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⑤李志剛：〈鄭觀應與中外基督教人的交遊及對傳教的主張〉，《嶺南文史》（廣州），第 3 期（2002），頁59 — 60。

111觀點；①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提到，鄭觀應在其改革派著作《盛世危言》中所透露的人道主義情感，顯然受基督教的影響；②郝延平（Yen-P’ing Hao）強調鄭觀應大量閱讀李提摩太掌管的教會雜誌《萬國公報》（Church News），與諸多外國人特別是李提摩太交往很深，並善於接納其中觀點。③但值得注意的是，李提摩太在其回憶錄中並沒有提及與鄭觀應之關係。鄭觀應與李提摩太在中國如何認識？鄭觀應的思想為甚麼會受李提摩太的影響？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的影響？兩人是否有共同關心的事業和共同奮進的目標？研究這些問題對瞭解鄭觀應的維新思想體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1876 年開始，中國北方多省陸續遇大旱，因丁丑（1877）和戊寅（1878）年災情最為嚴重，故史稱“丁戊奇荒”。對於鄭觀應而言，賑務既是上海紳商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也是鄭氏家族的一貫傳統。④災情爆發後，在父親鄭文瑞“售鬻衣飾，捐資為倡”的帶領和號召下，⑤鄭觀應也在上海開展籌捐活動。1878 年 1 月，他與上海仁元錢莊董事經元善、王介眉等紳商創立了上海共濟同人會，向社會各界勸捐，⑥“一可省，宴客錢。珍錯筵，滋味僅下咽。姑無論殺坐冤報相糾纏，請想一想三晉災黎劇可憐。他那裏，饑腸火煎；我這裏，酒食留連。忍不少省些，移作救命錢”。⑦同年 4 月，鄭觀應又與經元善等人在上海成立上海協助晉賑公所：“公所議設於法租界浦灘新太古輪船公司內……公所銀錢收解，公議以鄭陶齋官應、葛蕃甫繩孝、李玉書麟策、胡小松培基、經蓮珊元善、沈味畬善經、王介眉宗壽七人經手，以重責成。”⑧對此，外文也有描述：1878 年夏天，上海的兩大福利機構和法租界的太古輪船公司都成立了特别救濟機構（協賑公所，簡稱賑局）。⑨在〈上海協晉賑公所同人啟〉名單中，鄭觀應位列七人之首，賑務的辦公場地也設在新太古輪船公司內，不但彰顯了其作為太古輪船總買辦的身份和社會地位，也直接反映了鄭觀應在上海紳商賑務活動作為主要領導人的位置。⑩一、緣起丁戊奇荒① Medhurst, C. Spurgeon. “ 盛世危言 , A Review.”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 vol. 30, no. 1, (January 1899 - December 1899), pp. 195-198.②( 美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 年）》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頁 578。③ Hao, Yen-P’ing. “Cheng Kuan-ying: The Comprador as Reform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9, no. 1, 1969, pp. 15-22.④按：《申報》刊載了鄭觀應的〈論救荒要務〉、〈賑饑十二善說〉等文章，說明鄭觀應在 1872 年已經投身於上海的賑務活動。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15—217。⑤〈李文忠公奏廣東香山縣鄭氏一門好善請將事跡載入廣東省志並香山縣志以示表彰附片〉，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91—92。⑥謝忠強：〈“官賑”、“商賑”與“教賑”：近代救災主體的力量合流以“丁戊奇荒”山西救災為例〉，《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第 2 期（2010），頁 122 — 127。⑦[ 清 ]鄭觀應：〈十可省歌〉，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075。⑧〈上海協助晉賑公所同人啟〉，《申報》第 2228 號，1879 年 7 月 15 日。⑨ Rankin, Mary Backus.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44.⑩按：鄭觀應多年來一直負責上海協賑公所的工作，1881 年他給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寫信：“外呈上海協賑公所收解賑款徵信錄，仰祈飭存備案。卑所籌助直賑係在晉賑，將蕆未蕆之交，其間款目有承接劃撥者，故匯為一編，以明原委，合併聲明。”也直接證明了此點。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022 — 1023。鄭觀應與李提摩太關係考述

112李提摩太在 1870 年來到中國，剛開始時，他在煙台嘗試以街頭佈道的方式進行傳教，收效甚微。1875 年，瞭解到青州城附近的信眾較多，他決定移居青州府。不久後丁戊奇荒爆發，無助的老百姓有廟就拜，有神就求，甚至官員也開始在廟中祈雨。於是李提摩太趁機準備了幾張海報，告訴人們“若想求得雨，最好拋棄死的偶像，追求活的上帝”。通過向災民分發救濟，再引導人們轉向上帝祈雨，他發現效果出奇地好，當地的民眾結隊前來請教，如何侍奉上帝，如何向神明禱告。① 1876 年，李提摩太致信上海友人，描述災區的慘狀，號召人們捐款助賑：“窮民更難糊口，不得不以五穀各糠並草種以及樹葉樹皮磨面充飢，其中老弱不堪，行動不能自如，只得坐以待斃。”該信被刊登在上海的《每日新聞》（Daily News），並翻譯成中文刊登在《申報》上。②他的努力獲得了成效，1877 年 3 月，旅居上海的西方人士在上海成立了山東賑災委員會（Shantung Famine Relief Committee）。隨後，中國賑災基金委員會（Committee of China Famine Relief Found）在此基礎上成立。③該機構作為在上海的外國人與李提摩太共同開展賑災救濟的紐帶，將上海募捐得到的款項匯給李提摩太。④許多省份也陸續成立賑災委員會，他開始收到來自不同渠道的捐款，並與中國官員和士紳合作，共同賑濟災民。⑤《申報》刊載了李提摩太的捐款利用情況：“統計貴國捐項並各西國士商捐賑經弟共收到銀一萬三千八百三十五兩，先後分賑益都臨朐昌樂濰縣等四縣……幸又適逢常州善士攜到上海捐款前來賑教，暫顧目前，願各處仁人君子如樂捐不倦。”⑥除了李提摩太的自述，傳教士鮑康寧（F. W. Baller）的《席勝魔記》也描述傳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和李提摩太在山西賑災的情形：“李牧師就定意往太府去，會一位李提摩太先生，要把這一面救人命，一面叫全省的人脫離諸般壞風氣的事，商議怎麼辦理，可以一舉兩得。”⑦《北華捷報》也印證兩人投身賑務的場景：傳教士李修善已經在臨汾進行了賑災工作很久，我們從上海委員會（Shanghai committee）收到六千兩銀子，還有一千兩來自中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戴德生（J. H. Taylor）的捐助。⑧曾有學者評價：“賑務中上海以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為最著，北方以李提摩太為最著······”⑨可見李提摩太在賑務活動中的重要位置。隨着賑災工作的推進，上海逐漸成為江蘇和浙江精英分子處理賑務的中心，報刊雜誌①(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79 — 80。②〈西教士勸捐書復函附登〉，《申報》第 1513 號，1877 年 4 月 3 日。③“Shantung Relief Fund.”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March 15, 1877.④ Richard, Timothy. “The Shansi Famine.”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Mar 21, 1878.⑤ Bohr, Paul Richard. 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 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 1876-188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13-115.⑥〈寓青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五月十七日來札〉，《申報》第 1603 號，1877 年 7 月 17 日。⑦( 英 ) 鮑康寧（F. W. Baller）：《席勝魔記》，上海：中國基督聖教書會，1906 年，頁 38。⑧ Richard, Timothy. “The Famine in The North.”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May 20, 1879.⑨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83。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13被廣泛用來推廣募捐和組織活動。①鄭觀應和李提摩太作為上海和北方賑務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此時建立了聯繫，兩人相識的時間是在 1877 年。②《申報》刊登了兩人當時代表各自賑務機構往來的書信，談到雙方交流的情形。李提摩太描述到：“弟前於光緒三年在山東放賑，與貴局諸執事晤面款洽，殷勤如舊相識，雖各放各賑而相互協辦，不勝感激……十月二十日，適有貴局先生路過并門，晤面談論，聲言伊等現在晉省蒲解兩屬放賑，未訖又言：今歲直隸民遭水災，困苦難堪。囑弟：西國若能再捐再賑，福德無量。”③鄭觀應對此也予以積極回應：“頃從仁濟醫院奉到手書，猥承獎飾，心長語重，循誦之下，感愧莫名。連年北省賑務，貴國諸善長樂施不倦，一視同仁。先生利濟存心，尤為備歷艱苦。敝同人前自山東歸者莫不感頌大德、景仰高風。”④根據兩人的活動軌跡推斷，李提摩太於 1870 年抵達山東煙台之後就在附近傳教，1875 年移居青州府，1876 年開始在山東賑災，1877 年秋繼續赴山西開展賑務活動，期間沒有去過上海。而鄭觀應期間也沒有親身到山東和山西參與賑災活動。按照兩人書信往來的內容，兩人因為賑災業務建立書信聯繫，並沒有見面。有一組數據反映了兩人投身賑務的成效：“1876—1879 年華北大旱災中，中西方人士多次合作，以李提摩太為主導的外國人募捐約 204,560 兩銀，以上海紳商為主導的募捐約 276,974 兩，在很大程度緩解了當地的災情。”⑤“緣起”在這裏有許多層次的意思，遠隔萬里的兩人在中國“際遇”，本身就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因為命運與國運相隨，鴉片戰爭的失敗，國門被迫打開，西方商人、傳教士的湧入，間接地使鄭觀應掌握外語，並與外面的世界產生了勾連。這還不夠，一個在山東的英國傳教士，與一個在上海經商的中國人，還需要一點催化劑，才能讓兩人產生“連繫”。丁戊奇荒的出現，既然能稱之為“奇”，就是一件極小概率的事情。一個人是因為家風嚴謹且懷揣家國情懷，另一個人則要“傳播福音”，轉換“愚昧”信眾。在這場慘烈災情的推動下，讓兩人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下產生了聯繫。賑濟工作又反哺了兩人的事業，並成為兩人相識、相知的一個重要推手。鄭觀應獲李鴻章賞識，以“歷辦晉賑捐輸出力”為由向朝廷保奏，獲光緒皇帝上諭：“鄭觀應着隨帶加三級。”不僅如此，他還藉此結交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江南士紳，包括經元善、謝家福、沈善登、沈善經、盛康、盛宣懷等，他所進入的這個江浙的官商圈子，擁有巨大的活動能量和影響力。⑥對李提摩太而言，通① Rankin, Mary Backus.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43.②按：易惠莉認為，鄭觀應因為賑務的緣故與李提摩太等西方傳教士建立了聯繫。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84。邵建則將兩人相識的時間確定為 1877 年。邵建：《一個上海香山人的人際交往：鄭觀應社會關係網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年，頁 186。③〈照錄李提摩太來書〉，《申報》第 2416 號，1880 年 1 月 19 日。④〈復函附登〉，《申報》第 2416 號，1880 年 1 月 19 日。⑤(日 )高橋孝助：〈近代上海的“城市”化和“洋務派”的活動〉，《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年 6 月，頁 833。 ⑥邵建：《一個上海香山人的人際交往 :鄭觀應社會關係網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年，頁 63 — 64。鄭觀應與李提摩太關係考述

114過賑災傳教，老百姓、官員不再敵視他。李鴻章感謝他為賑災工作的投入，使“他的子民得以免於災荒之苦”，並為他請賜了爵位。①同時，反思此前不太如意的傳教經歷，李提摩太深刻意識到要“尋找上等人”，對包括行政官員、知識分子還有他們的子女等進行思想啟蒙和改造，“他們形成的土壤，最適合我們傳播福音的種子”。②語言的相通和事業上的相互認同，為兩人的思想交流進一步創造了條件。鄭觀應的思想涇渭分明：一是融會貫通的傳統儒家學說，在〈道器〉中，他通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 ‧ 繫辭》）引出“天地萬物，道為根本……故物由氣生，即器由道出”。在他看來，西方雖然在自然科學技術等方面有所成就，終歸不是正統，還是得回歸中國的“道”；③二是來自西方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內容，提出中國除了堅持自己的“道”，更要學習西方先進的“器”而自強，從而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也就是“中體西用”主張。他從何處接收到這些外來的信息和想法，就不得不提西洋傳教士帶來的論著或譯著。從編纂《易言》開始，他就參考了德國傳教士花之安撰寫的《德國學校論略》，以“論洋學”及“西學”為題介紹了西方現代高等教育體制。④後來，他在《易言》的基礎上拓寫《盛世危言》，在抄錄了李提摩太《七國新學備要》的許多內容後對西方現代教育制度、課程設置、運作經費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德國學校論略》與《七國新學備要》均是對西方的教育體制進行介紹，區別在於花之安並沒有提及教育經費問題，而李提摩太則有專門的章節對“外國學校費用”進行介紹，並完整展現在《盛世危言》中。⑤李氏對中國的教育及人才培養提出四點建議：一是國家設立新學部，並行令各地設立新學校；二是新學部應被賦予專權，使其能管轄各省學政；三是國家每年應撥款興辦新學校；最後是朝廷應充分利用各地紳商富戶的財力，補貼國家的教育投入。⑥這幾個建議都被鄭觀應採納，二、思想的碰撞與關聯①(英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124 — 131。②(英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204。③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234 — 235。④按：在《易言》中，鄭觀應所用的名詞術語包括：技藝院、船政院、通商院等，與《德國學校論略》幾乎完全一致，其內容也多是抄自後者或對之加以概括提要。⑤按：從發表時間來看，《七國新學備要》原名《新學》，由李提摩太在 1888 年撰寫，次年 3 月在《萬國公報》上發表後改名為《七國新學備要》，收錄於廣學會校刊的《新學匯編》。而《盛世危言》（五）編定成書是在1893年，表明《盛世危言》應當創作於《七國新學備要》見刊《萬國公報》之後。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84—386。從重複的內容來看，在《盛世危言》（五）〈學校〉篇中鄭觀應提出：“大抵泰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報館，曰書籍館。”這與李提摩太《七國新學備要》第一句幾乎完全一致。”李提摩太文中提到的“外國新聞報館”、“外國書籍館”等觀點，也悉數被鄭觀應採納，並相應地把〈藏書〉、〈日報〉安排在《盛世危言》顯要的部分，而這些內容在《易言》中從未出現。在〈西學〉篇鄭觀應直接將李《新學》的前三章作為附錄，包括〈七國新學備要論〉、〈中國宜求格致之學論〉和〈華人宜通西文說〉，也側面說明了這就是其思想和資料來源。參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247、276 — 282。⑥(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七國新學備要〉，《新學匯編》第二卷，上海：廣學會，1898年，頁 27。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15他進而提出：“仿日本設文部大臣，並分司責任……聘中外專門名家，選譯各國有用之書，編定蒙學普通專門課本，頒行各省。務使各州、縣遍設小學、中學，各省設高等大學，一體認真，由淺入深，不容躐等。並通飭疆吏督同地方紳商就地籌款，及慨捐鉅資。相助者報部獎勵。”①可見，鄭觀應對李提摩太的建議幾乎全盤接受，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洋傳教士特別是李提摩太的影響。在探尋治國理政的道路上也可以看到李提摩太對鄭觀應思想的影響。鄭觀應在〈遊歷〉篇後附錄了李提摩太的〈親王宜遊歷各國說〉，該文強調歷代君王瞭解民情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進而結合當今時務，例舉西方國家對出洋的重視程度，建議清政府開放海禁，選派精英子弟出國學習：鄭觀應很早就注意到學習西方政教制度的重要性。如何將中國的政治改革合理化，是他一直探尋的問題。而李提摩太所著〈轉移積患養民說略〉恰好為他創新的變法提供了線索。通過“教養之道”，鄭觀應從社會進化論的角度引出全民教育對社會文明進步發展的必要性，對未盡教養之責的君主及封建專制社會進行了抨擊，即從理論上解決變革過程中所面臨的政治阻力問題。③鄭觀應的變法論達到如此高度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從 1881 年開始，李提摩太就在《萬國公報》上連續刊出近百條有關建議，他提倡效仿西方進行社會變革，即民生教養是國家走向富強的關鍵：“誠以民為邦本，養與不養即國家之強弱盛衰繫焉。”④鄭觀應則稱：“夫天生民，以教養托之於君，故有國家天下者，其責無過於教養。……橫覽環球各邦，其國運之隆替，莫不繫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關乎教化。其教養有道者，勃然以興；教養失道者，忽然以亡。試觀英、德、法、美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佈國中，人無貴賤，皆有所教。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校之中。”⑤後來他將這一觀點明確為：“有教育而後知道德，知道德而後開國會、立憲法，所謂有治人而後有治法。”⑥〈教養〉充分體現了鄭觀應接受李提摩太的有關思想，對其①[ 清 ]鄭觀應：〈學校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267。 ②[ 清 ]鄭觀應：〈遊歷〉，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381 — 383。③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00 — 406。④( 英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轉移積患養民說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482。⑤[ 清 ]鄭觀應：〈教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480。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241。我朝苟不開海禁，雖至今不用其法可也。既與交涉，而獨鄙其事而不為，不幾自敝乎？……願朝廷亦遣親王遊歷其境，以代時巡，目睹其政治，取其善者而為之，並遣英才子弟詣彼讀書……自設海軍以來……一無事事。何如派往各國遊歷，藉以保華民，張國勢……中國體制所關，經費有限，縱不能如西例盡人皆可出遊，莫如選擇王公大臣子弟，通古今，識大體，年少而未當國者，派往各國考求利弊，探訪情形。豐其資裝，寬其歲月，與我國使臣相助為理。夫今日之少年，皆他年老成謀國之良佐也。②鄭觀應與李提摩太關係考述

116變法理念十分認同：“博士素以救世為心，毋分畛域，念中國積弱不振，泥守古法，謂八股、鴉片、裹足為三大害，曾著書勸世變法維新，殊深欽佩。”①鄭觀應積極接受李提摩太的思想，與李氏在中國致力傳播西學有很大關係。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提到：1891 年，獲清朝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的賞識，他被推薦擔任廣學會督辦。②廣學會是基督教在中國設立的出版機構，③在他看來，佈道只能使少數人信仰宗教，而通過文字宣傳則可在無形中教化成千上萬的人。④隨即他開始大力推行他的“以學輔教”，通過創辦的刊物，系統地論述有關中國變法問題。⑤廣學會曾有兩本刊物極具影響力，《泰西新史攬要》由英國人麥肯齊（John Robert Mackenzie）所著，李提摩太翻譯。該書描述了各國政治體制演變、科學發明創造、文化風俗習慣等，特別是對各國變法圖強的歷程進行詳細敘述。⑥鄭觀應有〈讀泰西新史感言〉，他認為是體制上的束縛，導致中國的積弱，唯有覺醒求變，才能改變現狀：“專制重愚黔，愚黔如自縛。自縛手足乖，國勢焉不弱。”⑦在鄭觀應拓寫《盛世危言》（十四）的〈議院下〉時，就基本上是在轉述該書有關歐洲議院歷史的部分。受李提摩太的影響，他甚至超越了其改革構想，提出設立議會制政府的建議。⑧《中東戰紀本末》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編譯，並收錄了李提摩太等人的文章。該書分析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落敗的原因，並強調只有通過變法中國才有出路，這在當時社會也造成了極大的震動。⑨李提摩太掌管廣學會達 25 年之久，至 1911 年底為止，廣學會共出版書籍 461 種。《萬國公報》作為廣學會的喉舌，是當時全國銷量最多的刊物。⑩廣學會對西方知識的介紹，彌補了當時中國極端缺乏西學書刊的情況，成為當時國人獲取西學的主要渠道。⑪而這些內容迎合了當時社會精英同樣具有變革的想法和意圖，並且逐漸改變了國人對外來文化的看法。隨着廣學會刊物的逐漸推廣，中國書商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書商們不再拒絕代銷與基督教相關的書籍，市面上也開始出現《泰西新史攬要》的盜版和盜印品；慈禧太后六十壽誕後，光緒就派人到北京的廣學會購買《聖經》，訂閱《自西徂東》、①[ 清 ]鄭觀應：〈致英博士李提摩太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166。②鄭連根：《那些活躍在近代中國的西洋傳教士》，台北：新銳文創，2011 年，頁 96。③按：廣學會 1887 年 11 月 1 日在上海成立，初名“同文書會”（Society of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S.D.K），1894年改名為“廣學會”。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 132。④張湧：《李提摩太西學著譯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27。⑤(英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124 — 131。⑥許豔民：〈李提摩太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甘肅社會科學》（蘭州），第 3 期（2011），頁 66。⑦鄧景濱編：《鄭觀應詩選》，澳門：澳門中華詩詞學會，1995 年，頁 81。⑧ Bohr, Paul Richard. 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 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 1876-188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75.⑨許豔民：〈李提摩太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甘肅社會科學》（蘭州），第 3 期（2011），頁 66。⑩何菊：《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革：李提摩太在華宗教與社會實踐研究（1870—191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01 — 102。⑪許豔民：〈李提摩太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甘肅社會科學》（蘭州），第 3 期（2011），頁 65。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17《中東戰紀本末》、《泰西新史攬要》、《七國新學備要》等廣學會書籍，達 89 部（篇）之多。由此可見，上至大清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受到了廣學會刊物的影響。①難怪鄭觀應如此評價：“近有久於中國者，不忍坐視其困，多將中外利病著書救世，如林樂知、李提摩太、傅蘭雅、艾約瑟、花之安等輩是也。”②①按《廣學會年報》（1898 年第 11 次），轉引自孫邦華：〈李提摩太與廣學會〉，《江蘇社會科學》（南京），第 4 期（2000），第 166 頁。②[ 清 ]鄭觀應：〈傳教〉，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407。③[ 清 ]鄭觀應：〈禁煙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396。④[ 清 ]鄭觀應：〈禁煙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396。⑤按：中國的反鴉片聯盟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委員包括慕維廉和李提摩太，其宗旨是 1）收集中國罌粟種植和吸食鴉片的數據；2）讓基督教國家的人們意識到毒品對那些使用人的影響；3）與各團體合作，取締鴉片貿易等。參見 “Missionary New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30, no. 1, January, 1899, pp. 50-51.⑥[ 清 ]鄭觀應：〈禁煙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396。⑦[清 ]鄭觀應：〈與陳次亮部郎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368。⑧( 美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 年）》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頁 571。除了在思想上的關聯，在禁煙、翻譯著述及維新等諸多社會運動方面，鄭觀應與李提摩太皆有交集。鄭觀應的禁煙思想，具有獨特性。他深知鴉片的危害性，主張仿照日本的做法，禁止鴉片貿易，“我國亦宜設法嚴禁吸食，並仿日本條約，請各國勸英國一律行之”。③但是，他認為禁煙應當設立緩衝期，期間由華商販賣，“始允將印度所出之鴉片，盡歸我華商公司承辦，逐年遞減”。④對於禁煙，李提摩太反對的力度更大，他作為執行委員會委員，加入“中國反鴉片聯盟”（The Anti Opium League in China），⑤該聯盟旨在讓人們認識毒品的危害，與各社團合作取締鴉片貿易等。兩人在禁煙上意見一致，共同參與禁煙活動：“英國禁煙會董事亞力山打，自倫敦來遊印度、中國，查探洋煙是否有害華人，曾偕廣學會董李提摩太、仁濟醫院總理慕維廉，到招商局與余一談，問有無良策。余即將所擬禁煙論告之。”⑥其次，在外文書籍翻譯及出版方面兩人也有許多溝通。負責“官書局”的維新派官員陳熾曾委託鄭觀應請李提摩太“將外洋有用之書次第譯刊”，只是“李提摩太、林樂知皆有職事，不遑他顧，且非厚資不能聘也”。鄭觀應原擬集資重印《泰西新史攬要》，但李提摩太不同意，要求必須“由美華書館排刊，小本每部洋銀兩元，大本每部洋銀三元”。⑦由此可見，在書籍譯印方面，鄭觀應充當的是聯繫政府官員與李提摩太、林樂知等傳教士的“中間商”。在戊戌變法中，兩人與支持革命的政治力量包括皇帝和洋務派官員以及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緊密聯繫。1894 年，李提摩太試圖勸說張之洞，提出讓中國成為外國的保護國，張之洞沒有積極回應。⑧李提摩太訪問北京，康有為主動拜會李提摩太。李提三、在社會運動中的合作與分歧鄭觀應與李提摩太關係考述

118摩太吃驚地發現，他曾提出的各項建議，幾乎都被康有為的請願書採納。①梁啟超還給滯留北京的李提摩太當過臨時秘書。②帝師翁同龢要求李提摩太撰寫關於中國改革的報告，該報告獲得了光緒皇帝的認可，決定聘請他為私人顧問，幫助決策維新。③梁啟超作出過如下評價：“通論中國時局之書，最先者林樂知之《東方時局略論》、《中西關係略論》。近李提摩太之《時事新論》、《西鐸》、《新政策》。”④康有為也曾說道：“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⑤強學會的成立是康梁在“開民智”運動中的一次重要嘗試，陳熾作為政府推舉的負責人，康有為則是幕後的推手，他將許多官僚學者甚至是高級官員集合起來，其中就有張之洞、翁同龢、李鴻章等，也包括許多西方人士如英國公使歐格納（Nicholas R. O’Conor），傳教士李提摩太和李佳白（Gilbert Reid），會員們定期集會聽取關於時事的演講。⑥鄭觀應對維新派的運作自然是大力支持，當康有為在上海成立強學會分會時，他不但資助強學會，還擔任會董，並將出版的《盛世危言》贈與康有為、梁啟超。康有為盛讚該書有利於推動維新運動，將該書編輯入《自強叢書》，又收入梁啟超的《西學書目》中，向社會各界推薦。⑦ 1897 年 12 月，鄭觀應與汪康年、康廣仁等維新各派代表宴請中外名流，包括李提摩太、立德夫人（Alicia Bewicke）、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等西方人士，以及文廷式兄弟、鄭孝胥等。⑧兩人在合作變法的道路上篤定前行。隨着變法的推進，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開始反擊，支持維新的翁同龢被撤職，而光緒皇帝及康有為、梁啟超仍繼續推動變法，改革前景不容樂觀。鄭觀應向康表示：“事速則不達，恐於大局有損無益。譬如大指與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舉重否？”⑨按照鄭觀應自己的解釋：所謂大指者即光緒，尾指者即康有為。單依靠一個皇帝，變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在頭尾之間還要有大批的中層力量才行。可見鄭觀應已經意識到變法中存在的問題，革命的步伐開始放慢，漸漸隱入幕後。⑩儘管如此，他仍對康、梁的事業處處關注，1898 年 9 月，受康有為委託，鄭觀應致函李提摩太，願意出資並希望能夠借助李提①蘇慧廉；關志遠、關志英、何玉譯：《李提摩太在中國》，新北：華藝學術出版，2015 年，頁 227。② Soothill, W. Edward.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Seer, Statesman, Missionary & the Most Disinterested Advisor the Chinese Ever Had. Seeley Service & Co., 1924, p. 219.③何菊：《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革：李提摩太在華宗教與社會實踐研究（1870—191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18。④梁啟超：〈讀西學書法〉，上海《時務報》石印本（光緒二十二年），轉引自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134。⑤ ( 美 )傑西‧格‧盧茨（Jessie Gregory Lutz）；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年，頁 39。 ⑥( 美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 年）》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頁 344。⑦黎細玲：〈探析鄭觀應及其朋友圈〉，收錄於《鄭觀應研究的當代價值：紀念鄭觀應誕辰 175 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 年，頁 207 — 208。⑧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632。⑨[清 ]鄭觀應：〈致經君蓮珊書〉，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18。⑩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556。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19摩太的影響力，到北京去推動中國的變法：“昨聞英新公使、日相伊藤到京，均有勸我朝廷維新之意。弟與經君蓮珊痛愚民之政未改，願出往來北京舟車等費，欲求大駕赴京一行，將民間疾苦痛陳，應如何改良方合，條陳我政府，請英公使轉呈。或蒙我政府准如所請，能照《盛世危言》所論採擇施行，則我國廿一行省百姓無不感激。”①李提摩太欣然答應，他專程從上海到北京說服英公使支持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維新新政。②變法失敗後，鄭觀應一方面極力撇清關係：“然觀應早一年已與督辦言及，康、梁辦事毫無條理，不知度德量力，將來必有風波，豈得謂之同黨乎？”③一方面仍暗中關注，以便及時接濟。“幸康南海與梁君卓如聞風先出，得李提摩太博士求英公使電致上海英領事及在滬之英國兵船……請兵船船長持康南海之小照登商局船救康南海過兵船赴香港，乘英公司郵船到南洋或到歐洲”。④經元善逃到澳門後，鄭觀應致函澳門招商分局摯友葉侶珊，照拂經元善。很快經元善就被朝廷通緝，並派人前去捉拿。但在葉侶珊的誘騙下，經元善提前被澳門葡萄牙當局逮捕並保護起來，使得清政府無功而返，也就是所謂的“經元善案”。事後汪洵致盛宣懷函：“其實此事始終皆陶齋一人作俑。”⑤可以看出鄭觀應在商場和官場混跡多年，深諳政治兇險，他的從容應對讓自己和經元善一干人等脫盡關係。相較於鄭觀應急忙劃清界限，李提摩太責怪維新派“操之過急”，沒有對慈禧施加影響，從而導致維新運動失敗。⑥他表現出來更多的是惋惜與不甘，“我們在這些人身上看到的，不是一群無知無原則的冒險家，而是這個國家一群最傑出的政治家和學者”。⑦他更希望徹底改變中國，把革命進行到底，隨後在其寓所舉行秘密會議，商討如何援救光緒皇帝。⑧他後來去了天津見英國公使，請求拯救皇帝和被抓捕的革命分子，遭到拒絕後，兩人不歡而散。⑨隨後在鄭觀應給李提摩太的信件中，鄭觀應對變法的態度已經發生較大轉變，他先是討論時局：“德佔膠州，俄佔旅大，英佔威海衛，法佔廣州灣，海疆扼要之區盡為強鄰所據。”進而提出“可見以力服人，不若以德服人也”。並希望李提摩太可以以上帝之名勸各國不要入侵他國領地：“今公等以救世為心，祈禱上帝默佑，自應仰體上帝好生之德，憐劫運之將至，挽回造化，指示迷津，普勸各國君主以德服人，無分畛域，無分族類，保護教養，一視同仁。縱為鄰國平亂，除暴主立賢君，亦不應侵人土地。”並希望其盡快①[ 清 ]鄭觀應：〈致英博士李提摩太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503。②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457。③[ 清 ] 鄭觀應：〈觀應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18。④[清]鄭觀應：〈致何君穗田書〉，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520。⑤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73—74。⑥蘇慧廉；關志遠、關志英、何玉譯：《李提摩太在中國》，新北：華藝學術出版，2015 年，頁 42。⑦ “Editorial Comment.”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30, no. 1, (January 1899 - December 1899), p. 45.⑧鄭連根：《那些活躍在近代中國的西洋傳教士》，台北：新銳文創，2011 年，頁 98。⑨(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250 — 251。鄭觀應與李提摩太關係考述

120行動：“救世之士，宜及早籌之”。字裏行間透露出來他的一種無力感，把救國的希望寄託於基督教和傳教士的身上。①在這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中，致力於推動社會變革是鄭觀應與李提摩太得以合作的主要原因。他們試圖通過翻譯書籍，出版刊物，培養國民對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認同，逐漸改變他們的觀念和想法，進而將關於政治制度變革的討論上升到社會公開層面。合作的主軸就是提高國民認識，形成社會輿論和壓力，最終轉化為驅動社會革新的動力。然而，由於使命的不同，在戊戌變法全面承壓的時候，革命的本質與弱點被完全暴露出來。鄭觀應的目的是救國，但並不認同帝黨和康有為、梁啟超在推進新政時不計後果的革命方式，在看不到中堅力量對變法的有力支撐的時候，他選擇了退後與暗中支持，他是一個溫和的資產階級改良派。②而李提摩太的目標是傳教，作為洋務派的座上賓、維新派的祖師爺，他很早就提出，“要從宗教的小圈子裏走出去，去影響中國知識界的發展，影響中國的政治的進程”；“傳教士要把中國人的上層人作為我們的學生，把對中國最重要的知識系統地教給他們，直到他們懂得為他們苦難的國家採取最好的辦法時方止”。③隨着他在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他的胃口也越來越大，1895 年他致信《字林西報》（North-China Daily News），並以〈避免戰爭的一種解決方式〉（“The War-A Solution”）為題建議中國馬上和日本簽署協議；利益相關的國家開會並討論以下內容：讓日本和平擴張領土、讓俄國和平擴張領土、中國不能影響其他國家（在中國）的合法進程；中國同意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如此才能保證通過仲裁解決爭端而不是戰爭。④儘管在維新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李提摩太的歷史使命也與國運相聯，他所處的環境是西方列強對中國殖民的歷史空間，因此經常展現西方所謂的“高級文明”的視角，曾多次建議將中國置於外國“保護”之下，不由自主地充當了西方勢力的代言人，這也是他的改革方案和倡議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鄭觀應作為晚清中西方文明接觸下的傑出代表人物，在上海這個西方文化的落腳點，造就了他的歷史地位。他的思想、能力、成就，與西方商人、傳教士甚至是軍隊的到來有很大的關係。鄭觀應與李提摩太的相遇可以說是偶然，也可以說是必然。在內憂外患的壓力下，鄭觀應迫切需要找到一條救國的道路。隨着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政經文化大量的湧入，作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批的中國人，“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成為鄭觀應的不二選擇。⑤李提摩太恰是掌握了西方文化入華話語權的關鍵人物，兩人的相知也就順①[ 清 ]鄭觀應：〈致英博士李提摩太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523 頁。②夏東元：〈略論鄭觀應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矛盾表現〉，《天津社會科學》（天津），第 6 期（1984），頁55 — 60；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549 — 558。③鄭連根：《那些活躍在近代中國的西洋傳教士》，台北：新銳文創，2011 年，頁 97。④ Richard, Timothy. “The War-A Solutio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864-1951), May 3, 1895. ⑤[清 ]鄭觀應：〈稟商部條陳六弊請通飭各總商會舉調堂員互相砥礪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604。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21理成章，並就此在多方位展開了合作。由於對“中體西用”理念的認同，在瞭解和掌握了西方大量的情況和資訊後，鄭觀應對中國的憲政、經濟、法治、人才培養及教育等領域的改革都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盛世危言》作為其資產階級維新思想的完整體現，展現了諸多李提摩太的思想印記，從而印證李氏思想是鄭觀應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但這不能看做是李提摩太一個人施加的影響，他所代表、傳播的，是當時整個西方較為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社會治理制度，這在客觀上促進了晚清社會知識的傳播和思想的啟發，使近代中國文化思潮得到長足發展。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兩人的命運註定和其國家利益相聯繫，由於在對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認知上的分歧，在變法的道路上沒有辦法繼續合作下去。在李提摩太其回憶錄《親歷晚清四十五年》（Forty-Five Years in China）中，並沒有提到鄭觀應其人，該回憶錄主要涉及與宗教、賑災、革命運動等相關的人和事，包括李鴻章、左宗棠、康有為、梁啟超之類的歷史名流。或者，在李提摩太的眼裏鄭觀應“還不夠出色”，對其在華四十五年的事業成就中並非特別明顯，鄭觀應不是政府要員，李提摩太也沒有從事任何商業活動；其次在傳播西學的過程中，鄭觀應主要扮演“學習”和接受李提摩太思想的角色；最後在維新運動中他也無法和康梁等齊名，與其最關注的老本行“宗教”交集更少。鄭觀應畢生的經歷與成就都脫離不了一個“洋”字，他的英語啟蒙老師是傅蘭雅（John Fryer），他的事業夥伴是太古輪船公司總船主麥奎因（McQueen），此外，還有一眾傳教士林樂知、花之安、慕維廉，甚至是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幸之助等，他都對鄭觀應的思想和事業成就產生過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則有待於進一步考察。[ 責任編輯陳超敏 ][校對黃耀岷葛家傑 ]鄭觀應與李提摩太關係考述

122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湯開建新澳門歷史文獻檔案是澳門學的核心內涵與研究基礎。澳門學的深入發展，離不開新史料的發現。本文就新近發現的來自全球各大圖書館的十種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予以公佈，內中的材料，很多細節都是獨家所有，不見於他書，蘊含着極為豐富的澳門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之重要史實。此十種文獻分別是：葉權《沙南遺草》之〈夜泊濠鏡澳〉、許孚遠《敬和堂集》之〈請諭處番酋疏〉、喻安性《喻氏疏議詩文稿》之〈澳門立石五禁〉、陳常〈為懇恩禁飭積弊以杜後患以廣皇仁事〉、許弘綱《群玉山房疏草》之〈更置山海將領疏〉、盧驥《長崎先民傳》、張漢喆《漂海錄》、黃高啟《越史要》、姚衡《寒秀草堂筆記》、繆艮《塗說》。明清　漢文　歷史文獻檔案　澳門甚麼是澳門學？筆者認為，最簡單的回答應該是：澳門學就是澳門歷史與文化，包括文字層面的歷史文化和物質層面的歷史文化。而更應強調的是：在澳門歷史文化中，其核心內涵就是指一切歷史遺存下來的文獻和檔案。對於這個問題，20 世紀 80 年代至 90 年代馳譽於國際學術界的“敦煌學”是一個極好的參照。“敦煌學”之所以能成為“敦煌學”，其權重就是敦煌藏經洞所發現的敦煌經卷和大量的敦煌壁畫，以及相關的考古材料。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敦煌經卷總數達七萬餘件，散佈於世界各地，其內容涵蓋歷史、地理、宗教、文學、語言、藝術、科技等各個方面，其語種包括漢、蒙、藏、梵、回鶻、西夏、粟特、于闐、吐火羅、敘利亞、八思巴等。在這一點上，澳門學所包含的歷史文獻、檔案與“敦煌學”有着極為驚人的相似，甚至可以說澳門學所產生的澳門歷史文獻與檔案，不論是涵蓋地域及內容之廣泛、還是檔案存積之規模與數量，均遠遠超過“敦煌學”。正因為有了這些豐富的歷史檔案與文獻，澳門歷史研究才能發展成為澳門學，正因為有了澳門學，澳門才能真正的立足於世界文化之林。自 2008 年至今的十餘年時間內，筆者一直對全球澳門學文獻進行調查，也對全球漢文澳門歷史文獻檔案進行收集、挖掘與整理。通過十餘年各種資料庫的網絡搜尋和世界各地檔案館、圖書館的實地調查、訪問，搜集到的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收獲頗豐，僅鴉片戰爭之前的文獻檔案就有 3,000 餘種（其中有 400—500 種為日本、朝鮮、越南文獻），當中記載了作者簡介：湯開建，澳門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 ][ 關鍵詞 ]

123澳門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資料，其中大部分已見於現在已經出版的各類叢書中，但還有一部分並未有出版，其主要庋藏地包括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台北故宮博物院檔案館、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館、台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英國國家檔案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日本內閣文庫、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越南河內國立圖書館及漢喃研究院圖書館、澳門歷史檔案館等地。在很多海外的檔案館和圖書館裏，尋獲和發現的有關澳門問題的新文獻和新檔案數量極為龐大，而且都蘊含着極為豐富的澳門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之重要資訊，據初步統計，這十餘年來由筆者團隊發現的相關文獻檔案不下千種，有一部分已向學術界公佈，是次筆者再公佈以下十種新發現的澳門漢文文獻檔案。研究明清澳門文學和澳門詩歌之學者，最先提及的就是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的幾首關於澳門的詩歌：〈香嶴逢賈胡〉、〈聽香山譯者〉、〈香山驗香所採香口號〉，湯顯祖是萬曆十九年（1591）來澳門的，一般人都將其列為有關澳門的最早的詩歌。最近筆者在閱讀《明別集叢刊》時，發現了一首比湯顯祖更早的澳門詩歌，那就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曾經遊歷澳門的安徽布衣葉權， ①他來澳門時給我們留下了一首〈夜泊濠鏡澳〉詩，其詩見於其文集《沙南遺草》中（圖 1）：一、一首早期的關於澳門的詩歌〈夜泊濠鏡澳〉①葉權（1522—1578），字中甫，安徽休寧人。時為布衣，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曾親身遊歷澳門，留下了關於澳門最早的中文記錄《遊嶺南記》。②[ 明 ]葉權：《沙南遺草》（卷 5）五言律詩，《明別集叢刊》第 3 輯第 17 冊，影印民國三十年薛茂如抄本，合肥：黃山書社，2015 年，頁 353。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夜泊濠鏡澳〉遠遊殊懭憾，孤艇獨依凭。夜浪翻銀海，秋河轉玉繩。嚴更催戍鼓，殘焰耿夷燈。牛宿南天近，乘槎惜未能。② 圖片來源：[ 明 ] 葉權：《沙南遺草》（卷 5）五言律詩，《明別集叢刊》第 3 輯第 17 冊，影印民國三十年薛茂如抄本，合肥：黃山書社，2015 年，頁 353。因為葉權是於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來澳門的中國人，也是有明確紀錄的第一個來澳門的中國人，因此他留下的關於澳門的詩歌《夜泊濠鏡澳》，應是目前所見最早的第一首由中國人創作的關於澳門的詩歌，此發現對澳門文學史來說具有很高的價值。圖 1　《明別集叢刊》之〈夜泊濠鏡澳〉書影

124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請諭處番酋疏〉題為逋商激殺番酋罪人已得恭請正法並乞敕部檄諭以慰夷情以結外援事：本年五月十二日，據漳州府海防同知舒九思呈，據海澄縣船商張瑞等報稱，舊年八月內，呂宋番酋抽召壓冬久住商眾同征美洛居，法令過嚴，商眾難堪，因而殺酋駕船逃遯。今酋子稱，有分封印信劄付在船，被帶行具文一道，用金箧牢封，另小書一摺釘封，外用紅綾包裹，付瑞等七船商人，同領齎報等情，連金箧、綾包呈送前來。又據偵探倭情哨官黃文英等齎到金篋一箇，亦藏夷文一道，將文取出，金篋並綾包暫發布政司貯庫，前詳批仰分守漳南道查報。及查，夷文內有中國字義，開寫郎 ‧雷氏 ‧敝裏系朥是 ‧貓吝爺氏奉干系蠟國主命鎮守東洋呂宋等處，稱蒙差官來探日本消息，招回唐人。日本近雖稱兵入境，然彼國有征伐之兵，敝國有備禦之固，況日本熟知敝國士卒精壯，遇敵無不爭鋒，何足以懼？其前革回唐民，係是久住，不安生理，專好淫賭，非為今之革者。因敝國狹窄，米穀稀少，糧食不給，別無他端，伏望尊慈鑑察。其被害戰船，乞追軍器金銀寶貝，並究殺父之人償命，以警後人，以正法紀。從兄巴禮①於舊年十月內，駕船往貴省奔訴父冤，萬里懸情，惟冀秉公嚴追究治。從兄巴禮厚遣歸國，感佩圖報等情。及據郎‧雷氏訴詞一紙，為辯明父冤事，緣父守國，欲討美洛居，時有澗內唐民，願充助敵者二百五十人，自備行糧，立功給賞。時父與兵同船開駕，到交逸地方，有佛郎人與唐兵言，競父責番人吊在船桅懲戒，原船裝載金銀莫計，同船番目各帶寶貝銀錢數多，船進合萬門灣泊，父令唐人韆罟捕魚，共烹而食，臥至半夜，詎料唐人心貪財寶，陰謀不軌，將父並番目四十餘人命盡行殺死，僅存巴禮、書記二人報息，將本船寶貝駕逃對西北而行，未知去向何方，僕時奉命帶兵駐劄朔務，各屬聞變，共議報冤，將城內舊澗拆卸。僕聞訃回國，勸諭不許生端報怨，復議設新澗城外，慮及番兵橫為擾害，著頭目四人逐日在澗看守，以便唐人生理。不想起蓋未完，而日本報警，番目思見澗地接邇城郭，兼之唐人每有交通之情，恐招蕭墻之禍，再議移澗，此非本①從兄巴禮，從兄是指郎 ‧ 雷貓吝的從兄，巴禮，即神父。萬曆二十一年（1593）八月，郎 ‧ 雷氏 ‧ 敝裏系朥是 ‧ 貓吝爺氏被害後，菲督郎 ‧ 雷貓吝派遣他當神父的從兄於當年十月前往福建省政府報告其父被害之冤情。明代澳門與馬尼拉（呂宋）的關係十分密切，因為從萬曆八年（1580）開始到崇禎十三年（1640）這六十年間，是西葡聯合王國統治時期，澳門隸屬於西班牙統治，所以來華的西班牙人問題，實際上也是屬於澳門問題，因此我們在研究中應該特別注意明代西班牙在菲律賓群島的活動。在日本內閣文庫許孚遠的《敬和堂集》中，收錄了〈請諭處番酋疏〉（圖 2）：二、日本內閣文庫收藏許孚遠的《敬和堂集》

125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心。革回唐民，每船給米五十包資助，想來人必能道其詳者，激切含冤，伏望作主，轉達施行，等因到臣。案照萬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內，該臣看得倭酋關白，情形叵測，選委哨官郭明、顏仁、黃文英等齎文前往呂宋，知會夷酋，密探動定回報，及訪沿海人民，先時往返諸番者甚眾，邇因警報奉旨禁商，不許往來貿易，在番百姓懼不敢歸，見留呂宋者數十餘艘，及先後失利，或削髮從俗者，不計其數，思歸不得，流落無依，情甚可憫。今海禁復開，若不招回，恐生他患。隨頒招來票式行，據署南路將秦經國選委海澄縣商人朱良材、魏德、周元、陳申等齎往招回。間續據本官呈稱，差去各商，有票無票，約招壓冬黃復等商船五十餘隻，載回逋販共有二千一百二十餘名。幸其獲歸故土，不至失所淪沒異域。等因。並據商人朱良材等報，殺呂宋酋長商民有自交趾還漳者，又經批仰該道行海防官密為緝究，詳報去後。今據該道左參議吳之鵬呈，據海防同知舒九思呈，據交趾船商黃磐報稱，呂宋失事王廷等三十六人搭磐船回，除王廷、郭明、林一顯三人患病在船未到，將郭惟太等三十三名送職審。據供：俱於先年往販東洋，各因失利，留彼壓冬。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呂宋番酋欲征美洛居，抽召唐民高肖為把總，魏惟秀、楊安頓、潘和五、洪亨五為哨官，鄭岳為通事，並惟太與鄭玉廷等二百五十人充兵助敵，令中土住番二千餘人，每人各出銀錢一十文，番酋衹以其半給惟太等為工食，內高肖、魏惟秀、楊安頓、鄭振岳，原係削髮從番者，與眾同酋一船出洋。番酋暴虐，要我商人日夜撐駕，不勝苦楚。及至撐駕不齊，即將鄭玉廷一槍戮死，又將一人弔起桅頭，亂箭射死，高肖等一十三人跳水淹死，眾人思無活計，謀欲殺酋。時係洪亨五、陳西巖、陳我廷、吳攀為首，夤夜將番酋刺殺，番眾驚懼，各投水神王。惟太等將船駕逃，被風飄至交趾番地登岸，又被番人千餘將各人沿身摉劫，衣服剝。呂宋原船長二十五丈，濶二丈五尺，內大銅銃二門，鳥銃六十門，槍刀器械難計，金銀千餘兩，俱被廣南番掠盡。惟太等飢餓三日姑散番山，求丐半載，幸遇黃磐船至，惟太等三十二人借磐銀三十六兩，買辦柴米，附搭先回。餘人欲搭後船回澳，及查金印下落，眾稱呂宋原有正次二酋，正酋同子出征，次酋守國。金印亦係次酋掌管，船中並無前印。又稱銃器具被交趾人鑿碎分散去訖為照。販番之徒嗜利忘返，甘為夷虜，被其魚肉者，不可勝計。今因助征之役，戮死一人，射死夷人，淹水死者一十三人，眾思完軀無策，故潘和五等五人為首，刺殺其酋，此其變出異常，而實有以激之者。據法當坐元兇，今潘和五等首犯尚逃未回，郭惟太等供係為從，尤難定執合無。俟至商販之期移文交趾夷酋，嚴緝潘和五等，解回正法。仍令能幹商首齎文安慰呂宋國酋，等因到道，覆議相同，備呈到臣。該臣批：呂宋係通商之地，其國酋被我民賊殺，非細故也。郭惟太等逃往交趾，搭船回漳，宜據見在三十六人鞫究端的，分別首從處治，以慰遠夷之情。豈得因渠供

126稱潘和五等為首，而議移文彼國捕獲，此獄將何時決耶？海澄縣原稟殺呂宋王隊長，有肖峰等十九名，三十六人之中必有名號相對者矣。仰道速行審確招詳，毋致遲誤，去後未報。該臣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芳譽看得，呂宋地在東洋，與中國商民交通貿易，其來久矣。聞邇年為佛郎機番佔管其地，所稱郎雷氏奉干系蠟國主命，鎮守東洋呂宋等處者，即佛郎機番也。我民往販呂宋中，多無賴之徒，因而流落彼地以耕種捕魚為活者，幾不下萬人。番酋築蓋鋪舍，聚劄一街，名為澗內。唐人受彼節制，已非一日。去秋，彼酋興兵往征美洛居國，抽取我民二百餘人為兵，刑殺慘急，遂致激成此變。夫以番夷豺狼之性，輕動兵戈，不戢自焚，固其自取。而殺其酋長，奪其寶貨，逃之交南，我民狠毒，亦已甚矣。今據新酋來文與其訴詞，惟欲乞究殺父之人，及厚遣從兄巴禮歸國，並不遷怒加害於澗內唐人。又臣所遣朱良材、魏德、周元、陳申等，招回壓冬流落二千餘人，新酋且為資其糧食而遣之歸，意亦至厚。彼明有尊事中國，哀求親附之心，而我以外夷視之，不問其讎，不恤其孤，非義也。況日本素與呂宋交通，我因呂宋而得日本之情者，十有四五。其來文且云，彼國有征伐之兵，敝國有備禦之固，士卒精壯，遇敵無不爭鋒，則固結呂宋，使之自守，以為外援，尤有不可輕絕之道。除臣等一面移文兩廣督臣，催取番使巴禮到此，厚加禮遇，及究郭惟太等擅殺之罪，分別處治，以俟冬月風汛，屆期徑差官往彼慰勞外，今將夷文仍用金篋裝貯，咨送兵部備查相應具題。伏乞敕下該部覆議，移檄一道行臣等傳諭彼酋，庶使外夷益知嚮慕感激，而於招徠之中存制禦之道，其有裨於安攘不淺矣。緣係逋商激殺番酋，罪人已得，恭請正法。並乞敕部檄諭，以慰夷情，以結外援。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蕭廷鐸親齎，謹題請旨。① 疏章內提到的幾個人物必須加以說明，郎 ‧ 雷氏 ‧ 敝裏系朥是 ‧ 貓吝爺氏即第七任西班牙菲律賓總督戈麥斯 ‧ 佩雷斯 ‧ 達斯 ‧ 馬里尼亞斯（Gómez Pérez das Mariñas），此人在其菲督任內頗有建樹，但性情暴虐，對華人的統治極為殘酷，最終引發移居菲律賓的華僑潘和五領導起義。其中提到的“酋子”，即為郎 ‧ 雷氏 ‧ 敝裏系朥是 ‧ 貓吝爺氏之子，中文名為郎 ‧ 雷貓吝（Luís Pérez das Mariñas），第八任西班牙菲律賓總督。這份疏章不僅記錄了西班牙菲律賓總督郎 ‧ 雷氏 ‧ 敝裏系朥是 ‧ 貓吝爺氏對華人統治的殘暴，也反映了當時華人往呂宋貿易通商的繁盛，以及華人與西班牙人的關係，同時還保存了極為詳細的華人潘和五反對西班牙統治者起義的全過程。潘和五起義是菲律賓華僑史最為重要的事件，西班牙文資料留下了很多紀錄，但中文材料卻是隻星半點，在這一疏章中對這一起義記載得極為詳細，花了 2,700 餘字詳細記錄潘和五起義的全過程，其中還提到① [ 明 ] 許孚遠：〈撫閩疏〉，《敬和堂集（第 6 冊）疏》，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二十二年序刊本，漢10530/317/100，頁 5 — 13。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27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潘和五起義失敗後，其部隊全部逃往安南。國內現存《敬和堂集》收錄於《明經世文編》中，但《明經世文編》本沒有〈請諭處番酋疏〉，因此內中的材料，很多細節都是獨家所有，不見於他書。可證這一獨家史料的出現，對於研究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菲律賓華僑史以及澳門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圖 2　日本內閣文庫本《敬和堂集》之〈請諭處番酋疏〉部分書影圖片來源：[ 明 ] 許孚遠：〈撫閩疏〉，《敬和堂集（第 6 冊）疏》，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二十二年序刊本，漢 10530/317/100，頁 5—13。在故宮珍本叢刊明代詩文別集中有崇禎刻本喻安性的《喻氏疏議詩文稿》，該書不僅記錄了萬曆四十一年（1613）喻安性到澳門驅逐日本人而給澳門葡萄牙人訂立〈海道五約〉的詳細情況，而且還記錄了當時葡萄牙人與喻安性反覆商討雙方條件的詳細細節，這些細節與當時的葡文材料所提到的葡萄牙人向明朝政府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和辯駁，完全可以互證。下面迻錄〈澳門立石五禁〉全文（圖 3）：三、崇禎刻本喻安性的《喻氏疏議詩文稿》①判事，應指判事官，即澳門王室大法官，此處王室大法官為路易斯‧科埃略，其在任時間為 1608—1614 年，其葡文名為 Manuel Luís Coelho。②議事頭人，當指議事會理事官，此時議事會理事官為埃斯特旺‧博吉斯，其葡文名為 Estêvão Borges。③咩 ‧ 唦啷 ‧ 姑你，葡萄牙商人，中日貿易巡航艦隊首領，1613—1614 年出任澳門地方兵頭，其葡文名為João Serrão da Cunha。—禁蓄養倭奴。本夷出自西洋，所役使者，惟黑鬼耳，乃邇年收養倭奴漸衆。夫倭，為中國峻絕，輕入內地，法在必誅，我之疾視若仇，彼反招為牙爪。近該本道巡澳，諭以利害，勒碑嚴禁，各夷願將倭奴遵發回國矣。第恐日久法弛，復踵前轍，今與諸夷約，此後市舶不許夾帶一倭，在澳夷商亦不許再養幼倭，違者倭與夷一併擒拿，處以軍法。據夷目判事、①議事頭人、 ②夷商咩‧唦啷‧姑你③等僉具認狀稱：

128①曾一本、林道乾，葡文作一名叫做 Cherempum Litaoqiem 的海盜。②安東尼奧 ‧ 朴加羅（António Bocarro）《旬年史之十三》第 2 卷記載了回答喻安性的五個問題的人為多年與華人打交道的澳門葡商勞倫索 ‧ 卡瓦略（Lourenço Carvalho）。這一節葡文回答的文字內容比中文要多，而且與中文多有不同。其中，特別提到了 1608—1610 年之間的日葡衝突，中文則沒有提及。③和尚頭，即澳門主教之俗稱。當時的主教為皮主教，為西班牙多明我會士，其葡文名為 D. João Pinto da Piedade。④這一節回答內容，葡文與中文差異不大。夷等棲澳六十餘年，業長子孫，毫無違律，先年叛賊曾一本、林道乾犯城，①蒙調夷等隨征，自出錢糧，冒死獲功，班師給賞，功案可據。茲蒙本道巡澳譯諭再三，除將經奉查出倭奴盡數驅逐回國，惟是夷等官商，父母、妻兒、主僕在澳棲址，咸遵憲法，各保身家，並無倭奴潛住內地，澳商亦不敢夾帶一名為僕來澳，自罹取滅等情。②本道巡澳，復面訊前情無異，似應俯從。—禁販賣人口。夷人得中國子女，輙削髮易服以供奴婢，甚或鈐釱而禁錮之。俟舶開洋載往外夷賣為臧獲者，歲以百十計，大為粵民蟊害。夫夷人竊居華地，食我土毛，彼不奴華倖已，而反奴華人，其於尊崇國體何居？本道當於巡澳日，據各夷控愬，夷奴盜充兵，當與之約，寨哨不許收夷奴充兵，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彼皆唯唯。業揭示禁，近且詳奉兩部允行刻榜矣。合再申飭，此後遇有奸棍拐誘唐人下澳，並不許夷人收買一人。如有違犯，提調澳官督同和尚頭、③夷目，勒令本夷即時送出。若占不發，就紀名於簿，俟各夷上省買貨，按名究追，仍治以罪。據夷目判事、議事頭人、夷商咩‧ 唦啷 ‧ 姑你等僉具認狀稱：夷等老舊夷商，妻室在澳日久，不敢違犯，惟新到夷商，事靡週諳，澳中流徒，間有拐帶良人。新商誤買，出乎不知，情有可原。茲奉明禁，業經屢次拿獲唐奸拐誘人贓，解香山究罪案證，自後不敢故犯等情。④本道巡澳，復面訊前情無異，似應俯從。—禁兵船騙餉。夷人互市之初，凡舶到澳，即報抽輸餉，廩廩奉約束惟謹。邇來狡譎日生，托言紅毛阻截，假稱護送兵船，抗丈匿稅，額餉日虧，坐令受役者之蒙參，當事者焦勞拮据，那移抵補。茲部議云：堂堂天朝，豈少此二萬之餉，莫若亟捐，勿與之市。但念此端非自各夷本心，或出奸棍撥置，播弄機關耳。今與諸夷約，以後凡市舶到，不拘大小式樣，即入澳投抽納餉。敢有仍前妄稱兵船，拋泊大調環、馬騮洲等處外洋，遷延不服丈抽，即聽丈抽，亦不許拋泊外洋。違者即時調集兵船，定將本船人貨焚戮，決不姑息。據夷目判事、議事頭人、夷商咩‧唦啷‧姑你等僉具認狀稱：夷等自投澳以來，洋船等港，大小例有規則等第丈抽納餉，毫莫敢違，苦因紅毛中途阻截，掠貨燒船，殺死夷商，本傾命沒，致鳴國主，撥發兵船護來，並無載貨，難憑抵餉。蒙照貨船一例徵餉，各兵窮惶，飄風回國，苦累夷等貱納完官，書回國主後，並不許兵船護來，其若貨船到港，照例規則丈量納餉，不敢故違，自取罪戾等情。本道巡澳，復面訊前情無異，似應俯從。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29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上面所錄文字，記錄了喻安性所立的“五禁”的情況，但每一“禁”都分為兩段文字，上一部分為喻安性所立“禁令”的內容，而下一部分則是著名的葡萄牙商人勞倫索 ‧ 卡瓦略（Lourenço Carvalho）對各條“禁令”的回答和辯護，勞倫索 ‧ 卡瓦略的辯護原詞長篇①三吧嚧寺，即聖保祿教堂。②以上關於喻安性與澳門葡人所立五條禁約及澳門葡商勞倫索 ‧ 卡瓦略（Lourenço Carvalho）為五禁的辯護詞的回答，原文載於 António Bocarro, Década 13 da História da India, Vol. 2,Academia de Ciências de Lisboa, pp. 724-727。但葡文內容與中文略有不同，中文譯文見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頁 71 — 72。—禁接買私貨。往昔夷貨皆從省城置買，故多真實，邇來奸徒潛搬下澳發賣，緣為奸欺瞞稅餉。夫私貨，豈直白手交付，毋亦視價低昂耳。彼奸徒觸禁罔利，未有肯折本而售，公買私買，均用價值，諸夷亦何樂就於私販，而冒不法之名乎。且東粵無通販於夷，倘諸夷不與接買，則番貨無從所之，是必充積會城，任從揀擇，物之真偽，莫敢或欺，價之低昂，便能質正。而又盡數報官，輸錙銖之餉，明明正正，豈不順哉！今與諸夷約，此後如有奸徒潛運貨物到澳，並不許接買絲毫，仍許夷人執送提調司驗明詳報，本道即將所獲之貨盡行給賞，船器沒官。此法一行，而私販可杜矣。據夷目判事、議事頭人、夷商咩‧唦啷‧姑你等僉具認狀稱：公私貨物價值均，然夷等何苦求私干法，詎因奸徒罔利，輙裝私貨下澳，以後遵禁密拿解究，求滋給賞等情。本道巡澳，復面訊前情無異，似應俯從。—禁擅自興作。濠鏡澳乃中國內地，豈外夷所敢竊窺，衹緣夷人慕義來王，初許結茅，暫為棲息，不虞其擅自造作土木，並典謬為世守不拔之業。如本澳房舍，猶謂爰居計耳，至築造三吧嚧寺，儼若雉堞，與高創銃臺，置頓大銃，以備禦敵之具，此其意向叵測，甚屬悖戾。今與諸夷約，除住舍前已落成，遇有朽壞准照舊修葺外，以後凡有夷商來市，原無家產在澳者，俱令就船住宿，不許新建房屋。在澳夷商，亦不許添創亭舍。敢有擅興一土一木，即係違禁。提調、備倭、巡緝官飛報本道，差官拆毀焚燒，本夷重治。各官如有阿縱，隱匿不報，與報愆期者，並綑拿處以軍法，決不姑息。據夷目判事、議事頭人、夷商咩‧ 唦啷 ‧ 姑你等僉具認狀稱：夷等貿易來澳，搭寮棲址，因暴風雨颺茅露宿苦楚，隆冬火災，貨命焚喪，哀告憐准，蓋瓦存身。詎遭紅毛賊寇連至，三次劫殺夷等，縮首就刃不已，築閘關，攔銃臺，防懼紅毛，非敢他奸。其三吧嚧寺，①通澳安供天主神佛，男女受戒禮拜，設於高山，以潔香火，戒惡勸善，併訓幼夷道理書字，專為福事，可查可勘。況且澳地獨山，四邊洋海，又無田地，澳夷童叟，靠賴省城官票給商運米，得足日食。敢懷奸軌，自取父母、妻兒、親族滅門大禍，自後除舊房屋朽壞，告乞給發木瓦等料修葺，其新來貿易夷商，澳中原無妻室，並不許新建房屋等情。本道巡澳，復面訊前情無異，似應俯從。②

130① [ 明 ] 喻安性：〈香山澳散倭記事〉，《喻氏疏議詩文稿（卷 6）文稿》，《故宮珍本叢刊（第 535 冊）‧明代詩文別集》，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崇禎刻本，2000 年，頁 181。②[ 清 ] 印光任、張汝霖：〈官守篇〉，《澳門記略》卷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清西阪草堂乾隆十六年張汝霖序刊本，2010 年，頁 25。③[清 ]申良翰：〈外志〉，《（康熙）香山縣志》卷 10，《廣州大典》影印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十二年刻本，第 295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 年，頁 467 — 468。大論，記錄在葡萄牙人安東尼奧 ‧ 朴加羅（António Bocarro）《旬年史之十三》第 2 卷中，可以反映廣東海道副使喻安性在澳門訂立《海道五禁》時雙方鬥爭的激烈，幾乎每一條禁令葡方都進行了大量的辯解和掩飾，但最終由於喻安性始終堅持原議，而且十分嚴厲地告誡澳門葡萄牙人稱：“澳中萬千生命，仰給天朝，若有叛志，是自絕其生命也。誠如明諭，百凡惟明諭是聽。” ①最後澳門葡萄牙人在明政府強大威懾下，訂下了“海道五禁”。正如《澳門記略》所言：“復條具五事，勒石永禁，與澳夷約，惟海防同知命。”② 圖 3　故宮珍本叢刊明代詩文別集崇禎刻本喻安性的《喻氏疏議詩文稿》部分書影圖片來源﹕ [ 明 ] 喻安性：〈澳門立石五禁〉，《喻氏疏議詩文稿（卷 5）議稿 ‧ 粵東建議》，《故宮珍本叢刊（第 535 冊）‧ 明代詩文別集》，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崇禎刻本，2000 年，頁 153。以下為《（康熙）香山縣志》的〈海道五禁〉﹕—禁畜養倭奴。凡新舊彛商，敢有仍前畜養倭奴、順搭洋舡貿易者，許當年歷事之人前報嚴拿，處以軍法。不舉，一併重治。—禁買人口。凡新舊彛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倘有故違，舉覺而佔恡不法者，按名究追，仍治以罪。—禁兵船編餉。凡番船到澳，許即進港聽候丈抽。如有拋泊大調環、馬騮洲等處外洋，即係奸刁，定將本船人貨焚戮。—禁接買私貨。凡彛趂貿貨物，俱赴貨城公賣輸餉。如有奸徒潛運到澳與彛，執送提調司報道，將所獲之貨盡行給賞首報者，船器沒官。敢有違禁接買，一併究治。—禁擅自興作。凡澳中彛寮，除前已落成，遇有壞爛，准照舊式脩葺，此後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興一土一木，定行拆毀焚燒，仍加重罪。③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31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壬寅，廣東巡視海道副使羅之鼎言：香山蠔鏡澳，為粵東第一要害，以一把總統兵六百防守，無裨彈壓。可移羅定東西一將，抽兵六百，助守澳門。而羅定道言：羅旁萬山聯絡，猺獞雜居，萬曆初年討平，布兵防守。邇來撥減過半，移將或有通融，抽兵未敢輕議。布按二司謂：以澳視羅定，則羅定為稍緩；以西山較東山，則東山又稍緩。宜以東山改設守備，隸西山參將提調，移其兵四百於鷹兒埔，合原兵為一千；而以香山寨改為參將，增置營舍，大建旗鼓，以折亂萌。於是總督許弘綱、巡按御史王命璿奏：澳夷，佛郎機一種，先年市舶於澳，供稅二萬以充兵餉。近且移之島中，列屋築臺，增置火器，種落已至萬餘，積穀可支戰守，而更蓄倭奴為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比較《（康熙）香山縣志》中記載的〈海道五禁〉，可以看出，《（康熙）香山縣志》中記錄的五禁為 293 字，而《喻氏疏議詩文稿》中的〈立石五禁〉為 2,063 字，將近八倍，可以反映這一新發現的史料比我們原來所知道的〈海道五禁〉內容要豐富得多，大大地超越了我們原來的認識。這應該是澳門史研究中最為重要的發現。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萬曆四十一年（1613）喻安性在澳門訂立的〈海道五禁〉，應該是澳門開埠後，明朝政府為保衛國家安全，對居住澳門之葡萄牙人進行有效管理最為重要的文獻紀錄，亦可稱之為明王朝在當時葡萄牙人僑居的“海外特區”頒佈的第一部國家安全法，具有極為重大的歷史意義。關於香山參將的設立問題，明代文獻中出現了一些誤區，《明熹宗實錄》卷十一天啟元年六月丙子條之按語：“萬曆四十二年，始設參將府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守之。”①從這一條史料看，似乎香山參將始設的時間應該是萬曆四十二年（1614），但又據《明神宗實錄》卷五七六萬曆四十六年（1618）十一月壬寅條：“廣東巡視海道副使羅之鼎言：香山濠鏡澳為粵東第一要害，以一把總統兵六百防守，無裨彈壓，可移羅定東西一將，抽兵六百，助守澳門。”②可見，至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時，澳門還是以把總統兵鎮守。又載：“布按二司謂：……宜以東山改設守備，隸西山參將提調，移其兵四百于鷹兒浦，合原兵為一千，而以香山寨改為參將。增置營舍，大建旗鼓，以折亂萌。”③可見，至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以後，布按二司才正式提出“以香山寨改為參將”。這就是說，《明熹宗實錄》提出的萬曆四十二年（1614）建香山參將之說是錯誤的，而香山參將的正式建立應該是《明神宗實錄》提出的萬曆四十六年（1618）。《明神宗實錄》的原文是：四、明崇禎十四年序刊本的許弘綱《群玉山房疏草》①[ 明 ]朱純臣修：《大明熹宗哲皇帝實錄》卷 11，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549 — 550。②[明 ]葉向高修：《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57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10904。③[明 ]葉向高修：《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57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10905。

132牙爪，收亡命為腹心。該澳去會城咫尺，依山環海，獨開一面為島門。脫有奸雄竄入其中，一呼四應，誠為可慮。該司權酌時宜，庶幾未雨撤桑，其廣州海防同知原議，駐紥雍陌，今似可以無用，並乞敕下兵部復議。從之。①我們在許弘綱《群玉山房疏草》卷下〈更置山海將領疏〉找到了《明神宗實錄》中所引廣東巡視海道副使羅之鼎奏摺的原文，移錄全文如下：題為更置山海將領以控澳人以杜後患事：據廣東布政司呈奉，前督臣批據巡視海道副使羅之鼎呈稱，香山濠鏡澳為東粤第一要害，番人市舶，盤據其中。族類萬計，亡命千群。厚墉高壘，繕械治兵，日漸獷猂。而僅以一把總統兵六百防守其間，無裨彈壓，奸情叵測，後患可虞。查得羅定蕩平已久，乃東、西二山，兩將並設，或酌移其一，抽兵六百，鎭守澳門，庶讋群醜而折奸萌等因，奉批。仰廣東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從長確議通詳，又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田批，同前因蒙批，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巡海、羅定道覆議妥確速詳，依經移准。羅定道回稱：羅旁萬山聯絡，猺獞雜居。萬曆初年討平，布兵防守，邇來已撥減過半。且屬鎭下，調遣急需。今移將或可通融，抽兵未敢輕議。具報前來。該本司會同按察司、海道，看得自古及今，未有弛防內地而不為患者。香山濠鏡澳，佛朗機也。始則以舶互市，繼則列而居，生齒日蕃，根蒂日固。諸島藉為利穴，亡命恃為逋逃藪，而隱禍已胚胎矣。頃者藉防紅番，蓄倭繕兵，出沒叵測。雖移虎門寨把總于香山鷹兒埔屯兵戍守，第權勢輕微，未足鎮壓此海道，所以有移將調兵之議也。顧兩山汛地，延袤甚廣，反側靡常，該道謂難輕撤，亦各為地方計耳。第以澳視羅定，則羅定為稍緩；以西山較東山，則東山又稍緩合。無以東山改設守備，隸西山參將提調，移其兵四百于鷹兒埔，合原兵六百，共為一千。而以香山寨改為參將，增置營舍，大建旗鼓，振揚威武，以讋澳人。庶一轉移，間而保障永賴，誠為妥便。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議，照粤之防海蓋並海外諸彝而盡防之，非謂佛朗機之獨可嚮邇也。唯是市舶司之設，乃聖朝所以大一統、示懷柔，而舶稅二萬，又兵餉所必需，故不得不通其往來耳。但先前以舶為市，而漸且移之嶴中。先年借島暫棲，而漸且至于列屋。列屋不已，且築敵臺矣。敵臺不已，且置火銃矣。計其種落已至萬餘，積粟陳陳，可支戰守。而更蓄倭以為牙爪，收亡命以為腹心，其謀固叵測也。該澳之與會城咫尺相望，三面依山，環海獨開一面，以為島門，抑天險矣。毎遇互市，則又揚揚出入會城，漫無禁制。脫有奸雄，竄入其中。如曾一本、林道乾之類，一呼四應，水陸皆兵，是蜂蠆起于懷袖，而肘腋盡豺狼也，豈不危哉！近雖經按臣遠慮，①[明 ]葉向高修：《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57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10904 — 10905。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33移會到臣，徙市地于舟中，選委職官分門盤詰，不許縱放入城。然姑治其標耳，治本之策惟有置將設兵。而將以區區把總，兵以六百抽丁，能遂制其死命耶？海道所急在海，故欲移將抽兵于兩山；羅定道所急在山，故謂將可移，兵不可撤，議各有攸當也。兹該司權酌時宜，議以東山參將改為守備，隸于西山參將。以香山把總改為參將，而又添兵四百，合原兵共足一千，常川屯駐。遇有警急，仍以附近大兵應之。是在香山，則將尊令肅，兵衆氣揚，既可以折澳人方張之勢。在東山，則旗幟乍新，刁斗自若，亦可以防猺獞意外之虞。庶幾户牖綢繆於未雨，而聖明南顧之慮，或藉以少舒乎！至於廩糧之彼此伸縮，衙舍之改闢更張，與增兵四百名之新餉，容臣等便宜措處，不敢瑣瑣以凟聖聰也。其廣州府海防同知，原議駐箚雍陌，今亦可以無用矣。伏乞勅下兵部覆議，上請就將二缺亟選推謀勇將官二員，一署銜曰香山參將，給與勅書；一署銜曰東山守備，俱勒限前來赴任。俾事有責成，防為早飭，海邦永永賴之矣。奉聖旨：兵部知道。①①[ 明 ] 許弘綱：〈更置山海將領疏〉，《群玉山房疏草》卷下，《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5 輯第 24 冊，影印清康熙百城樓刻崇禎十四年鄭滂序刊本，頁 276—278。圖 4　許弘綱《群玉山房疏草》卷下〈更置山海將領疏〉圖片來源：[ 明 ] 許弘綱：〈更置山海將領疏〉，《群玉山房疏草》卷下，《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5輯第 24 冊，影印清康熙百城樓刻崇禎十四年鄭滂序刊本，頁 276—278。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

134《明神宗實錄》引上述羅之鼎奏摺僅 394 字，而《群玉山房疏草》原文總字數為 1,313字，相當於明實錄的 3 倍多，可以反映，這一奏摺原文的發現，有助於瞭解明朝政府在澳門從設立香山把總到設立香山參將演變的詳細過程，同時也獲得了關於明朝香山參將的建置更多的史料。奏摺中提到“番人市舶，盤據其中。族類萬計，亡命千群。厚墉高壘，繕械治兵，日漸獷猂”，葡萄牙人盤踞澳門進行貿易，其人口已經達到萬人以上，除了葡人之外，還有“千群”以上的亡命走私的華商寄居澳中，這些亡命之徒實際上指的就是當時在澳門做生意的“閩攬”、“閩奸”，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時，葡萄牙人已建起了“厚墉高壘”，說明澳門城堡之建置到此時已經基本完成，“繕械治兵”則是說明澳門城牆上已經架起了火礮和各種兵器。奏摺又稱“香山濠鏡澳，佛朗機也。始則以舶互市，繼則列㕓而居，生齒日蕃，根蒂日固。諸島藉為利穴，亡命恃為逋逃藪，而隱禍已胚胎矣。頃者藉防紅番，蓄倭繕兵，出沒叵測。”這裏介紹了葡萄牙人澳門開埠以後以海船在海上開展海外貿易，在澳地則建築房屋居住，而且葡萄牙人口的繁衍越來越多，周邊的島嶼都以澳門為獲利之地，進行走私，而內地犯罪的人都逃到澳門來躲避。澳門葡萄牙人還藉口防止荷蘭人的進攻，蓄養倭奴，製造火砲，澳門已成為國家安全的隱患。萬曆四十一年（1613）時，兩廣總督張鳴岡曾經建議虎頭欽總改紮鷹兒浦，①此奏摺則言“雖移虎門寨把總於香山鷹兒埔屯兵戍守，第權勢輕微，未足鎮壓此海道”。鷹兒浦，又作鷹兒埔，香山縣地名。但香山縣內未見有“鷹兒埔”地名，僅有“崖鷹埔”一名，屬仁厚鄉良字都，可知萬曆四十一年（1613）時曾將虎門把總移到香山良字都的崖鷹埔屯守。但由於當時澳門的形勢比較緊張，而屯守崖鷹埔的香山把總統轄的士兵只有六百人，“未足鎮壓此海道”。因此海道副使羅之鼎呈報，要求從東山參將處調兵四百於香山鷹兒埔，“合原兵六百，共為一千”。並提議將香山寨改為參將的駐紮地，並“增置營舍，大建旗鼓，振揚威武，以讋澳人”。羅之鼎的建議獲得了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命璿的贊同，他們兩人再一次上疏提到對澳門葡萄牙人防範的重要性：“照粤之防海蓋並海外諸彝而盡防之，非謂佛朗機之獨可嚮邇也。唯是市舶司之設，乃聖朝所以大一統、示懷柔，而舶稅二萬，又兵餉所必需，故不得不通其往來耳。但先前以舶為市，而漸且移之嶴中。先年借島暫棲，而漸且至於列屋。列屋不已，且築敵臺矣。敵臺不已，且置火銃矣。計其種落已至萬餘，積粟陳陳，可支戰守。而更蓄倭以為牙爪，收亡命以為腹心，其謀固叵測也。該澳之與會城咫尺相望，三面依山，環海獨開一面，以為島門，抑天險矣。毎遇互市，則又揚揚出入會城，漫無禁制。脫有奸雄，竄入其中。如曾一本、林道乾之類，一呼四應，水陸皆兵，是蜂蠆起於懷袖，而肘腋盡豺狼也，豈不危哉！”廣東的海防不僅要對所有的海外諸國的防範，而且入住澳門的葡萄牙人就更應該防範，但是為了表示中國對外夷的懷柔，所以開設市舶，允許葡萄牙人來澳貿易，但抽其舶稅二萬，以支撐廣東的兵餉。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都是在船上進行貿易，而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以後，貿易都移到了澳門島中。剛開始葡萄牙人是借澳門島嶼暫時棲①[明 ]葉向高修：《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499，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9416。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35息，後來逐漸則在澳門島上建築房子居住，而且房屋越蓋越多，還建起了城堡、砲台，在城堡和砲台上還安置了火砲。島上的葡萄牙人的部落已經發展到一萬餘人，囤積的糧食很多，可以支持葡萄牙人的戰守。更為危險的是，葡萄牙人蓄養倭奴，作為他們的爪牙，收留內地的犯罪之人，作為他們的心腹。澳門與廣州相距很近，而且每年都有葡萄牙人出入廣州進行貿易，並沒有甚麼禁令，如果出現了像以前的曾一本、林道乾之類的海盜奸雄，廣州的海上安全就非常危險了。於是再一次提出，要將香山把總升格為香山參將，增加四百名士兵合原兵共作一千人，“常川屯駐”，這樣才能“折澳人方張之勢”。奏疏中還提到要將原來駐紮在雍陌的廣州府海防同知正式撤銷，而將香山參將府從鷹兒浦改到雍陌駐劄。這一建議獲得了兵部的同意，①香山參將正式設立。五、英國國家檔案館藏〈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香山知縣陳常 ‧為懇恩禁飭積弊以杜後患以廣皇仁事〉英國國家檔案館是蘊藏澳門歷史文獻檔案最為豐富的海外檔案館之一，該館除收藏了大量的有關澳門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英文檔案外，還保存了數以萬計的漢文澳門檔案，其中僅 FO1048 一個卷宗就保存了澳門相關檔案 1,300 餘件，可見藏量之富。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清代澳門歷史檔案雖然很多，但早期檔案極少，其中康熙朝檔案僅有 4 份，我們在 TNA/FO1048/17/52 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康熙三十二年由香山知縣陳常給清政府所上的一份奏摺，這是一份反映清代前期澳門歷史十分重要的檔案，下面迻錄全文（圖 4）：①[明 ]葉向高修：《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57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10905。②石，即石琳，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一月出任兩廣總督。③巴德肋，又作巴禮，葡文作 Padre，即神父之意。④嘶大德，又作事打的，即議事會，葡文為 O Senado。議事會為澳門城市市政機構，亦明清時期澳門最高行政機關。澳門議事會設有四名市政議員，兩名普通法官。在四名市政議員中，推選一人為理事官，主要負責處理與中國政府打交道和對華人事務。此處稱理事官，因為理事官是議事會對華工作的主要官員，故亦稱理事官為事打的。⑤二載一任，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是每年選舉一次，並非二年，不知此處為何作二年。待考。⑥嘉必當熱臈爾，嘉必當即甲必丹，葡文為 Capitão，即船長之意，熱臈爾，即葡文 Governador 之譯音，即總督之意，嘉必當熱臈爾意即總督，早年稱總兵官，因為早年澳門總督僅負責澳門城市的武裝力量和軍事事務。⑦比嘶玻，又作俾斯玻、備須甫，葡文為 Bispo，即主教之意。⑧額格勒亞，又作阨格勒西亞，葡文為 Igreja，即天主堂之意。廣州府香山縣為懇恩禁飭積弊以杜後患以廣皇仁事：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奉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憲牌，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奉總督兩廣部堂石②批遠西艾學士家人王良呈稱，切照濠鏡地地方，荷蒙天朝柔遠，安插西洋士商居住，迄今幾二百餘年，凜遵功令，如同一日。但本居民及往來貿易者，多半閩粵之人。而遠西士商始入之時，語言文字皆不諳曉，是以憑其亂定名色。故濠鏡所居天學諸士，西音稱巴德肋，③譯言鐸德，每年更替；督理濠鏡事務之員，西音稱嘶大德，④譯言理事官，二載一任；⑤官兵之員，西音稱嘉必當熱臈爾，⑥譯言總兵官；管理天學事務之總師，西音稱比嘶玻，⑦譯言主教；學士供奉上帝之所，西音稱額格勒亞，⑧譯言天主堂。茲身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

136①四頭人，即澳門議事會四位市政議員，但有時廣東地方不明澳門議事會的結構，故又將理事官稱作為四頭人。②野子廟，又作野仔廟。澳門當地人將澳門仁慈堂內的育嬰堂稱作為野仔廟，因為該堂內收有很多無父無母的私生子，所以也有人將仁慈堂稱為野仔廟，但並非稱所有天主堂為野仔廟。③原文作“鏡濠”，當為“濠鏡”，據改。④朱弘祚，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一月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二月出任廣東巡撫。⑤陳學蔸，應即陳學蘷，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出任粵海關監督。理事官為四頭人，①總兵官為兵頭，主教學士為和尚王，天主堂稱為野子廟。②切思濠鏡旦丸海島，自蒙天朝安插以來，迄今並無西洋顯位人員久居，焉能有一和尚王耶？即今住居門往來貿易者，乃係西洋客商，而遠西諸士，或居門，或入內地，總以引人昭事真宗，辯明佛、老之謬，盡忠報國，並無名利之私，豈有和尚廟號等名。近荷皇恩優任，西士俱頗曉中文義理，誠恐日後聳聞九重，則難免遺禍地方耳。至於門偶有一二無知黑人，或因酒後閗毆，本地土棍，即串通營弁、兵丁，或縣佐、典吏之處，求一差役，竟行牌文到嚇詐，皆假各憲之名，大張聲勢，欲鎖拿西洋人員及幕賓通事等。或言題逐西洋人，不得在貿易；或阻禁工匠，修整洋船。騙得銀錢，則云代請憲恕。等情。自蒙皇恩開禁以來，屢被訛騙，莫敢強何。今濠鏡③西洋士商，仰感聖天子眷注，不時顧問，遠臣輩生業相安否？在京之西士，俱已包涵回奏，而海外孤旅，焉敢再為爭論。忖想積弊多端，目下貿易甚是艱難。海外之商，又聞中人弊害，俱裹足不前，是以國課有虧。前蒙撫部院禁逐土棍，今稍寧靜。誠恐日後仍復如故，若不早申鳴於憲天，異日難辭不言之咎。不得不冒昧哀陳，伏乞憲恩賞示禁諭，庶士商得以安生，而國課不致壅塞，則皇仁浩蕩，永沐千古矣。等情。奉批東按察使查報。奉此合行查禁，備牌仰縣，移會香山營官，即將遠西艾學士家人王良所呈，土棍串通營弁、兵丁、縣佐、典史，偶因黑人鬦毆，或差役，或行牌文，假藉各憲名色到嚇詐，或阻禁工匠，勒騙銀錢，逐一嚴行查究具報。仍給示通行嚴禁，毋得縱令兵役，借端生事，擾害夷境官兵，以副朝廷懷柔至意。至天主堂官士堂宇之名，悉照翻譯名色稱呼，不得仍行混立名色，一併飭知遵照。等因。奉此除咨呈香山協鎮及行捕廳一體查禁外，合就出示嚴飭。為此示諭濠鏡彝目理事官及通事，並四鄉、三街、七行鄉保甲長、居民人等知悉：嗣後有土棍，如營弁、兵丁、縣佐、典史，或差役，或行牌文，假藉各憲名色到嚇詐，或阻禁工匠，勒騙銀錢，許該地保協同扭赴本縣，以憑究觧重處，決不輕饒。至天主堂官士堂宇之名，悉照翻譯名色稱呼，不得仍前混立名號。各宜凜遵，毋違。須至告示者。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示欽命巡撫廣東等處都察院右都御史加五級朱諱弘祚④康熙卅二年二月初□日給示一道同前事欽差督理廣東沿海等處地方稅務兵部職方司陳諱學蔸⑤康熙卅二年二月卅日給示主自理教學於濠鏡，倏聞閩粵之人稱官士堂宇之名，皆非西來本音。稱鐸德為和尚，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37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一道同前事欽命提督廣東全省軍務太子少保左都督總兵官許諱貞①康熙卅二年五月□日給示一道同前諭欽命廣東提刑按察使陳諱子威②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初十日給示一道同前事香山協鎮府朱諱明③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給示一道同前事④①許貞，又作許正，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出任廣東提督總兵官。②陳子威，福建閩縣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出任廣南韶道，康熙三十二年（1693）調任廣東提刑按察使，康熙三十三年（1694）調任甘肅涼莊道。③朱明，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出任香山協副將。④英國國家檔案館藏〈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香山知縣陳常 ‧ 為懇恩禁飭積弊以杜後患以廣皇仁事〉，共五張，TNA/FO1048/17/52。圖 5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 TNA/FO1048/17/52〈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香山知縣陳常 ‧ 為懇恩禁飭積弊以杜後患以廣皇仁事〉書影圖片來源：英國國家檔案館。

138此處艾學士，當即艾未大神父。艾未大（Jacques Vidal，1660—1704），字雅谷，葡萄牙耶穌會士。1684 年抵達澳門，1688 年進入福建傳教，1692 年時轉到廣東傳教。艾未大神父來廣東傳教後的第二年就通過自己的家人王良向當時的兩廣總督石琳報告了澳門的情況，提到“本居民及往來貿易者，多半閩粵之人”，“今住居門往來貿易者，乃係西洋客商，而遠西諸士，或居門，或居內地”；還報告了澳門政府和天主教的管理機構：“濠鏡所居天學諸士，西音稱巴德肋，譯言鐸德，每年更替；督理濠鏡事務之員，西音稱嘶大德，譯言理事官，二載一任；官兵之員，西音稱嘉必當熱臈爾，譯言總兵官；管理天學事務之總師，西音比嘶玻，譯言主教；學士供奉上帝之所，西音稱額格勒亞，譯言天主堂。”還向兩廣總督匯報：香山本土的“土棍串通營弁、兵丁、縣佐、典史，偶因黑人鬦毆，或差役，或行牌文，假藉各憲名色到嚇詐，或阻禁工匠，勒騙銀錢”。此是對澳門葡萄牙人安居有很大的影響，因此要求“逐一嚴行查究具報。仍給示通行嚴禁，毋得縱令兵役，借端生事，擾害夷境官兵，以副朝廷懷柔至意”。此報告獲得了兩廣總督石琳的批准，並會同廣東巡撫朱弘祚、欽差大臣陳學蔸、廣東總兵官許貞、廣東提刑按察使陳子威、香山協副將朱明聯名發佈告示予以禁止。此事可以反映當時清政府對於澳門問題的重視，值得注意的是發佈告示的康熙三十二年（1693），當時正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皇帝對全國發佈“容教令”之後，由於康熙皇帝對西方傳教士的重視、對天主教的包容，所以廣東地方也隨之跟進，兩廣總督石琳之所以對耶穌會士艾未大神父作出如此迅速的批文和天主教的尊重、對澳門的寬容，應該都與康熙皇帝“容教令”的頒布有密切的關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份檔案的最後提到“為此示諭濠鏡彝目理事官及通事，並四鄉、三街、七行鄉保甲長、居民人等”，這就是說康熙時期的澳門有“四鄉”、“三街”、“七行”。四鄉，應指澳門四個鄉村。澳門有四個鄉村，始見於此處。據目前資料，澳門開埠以後，明代即有望廈村、沙梨頭村，其他兩個村應為媽閣村和龍田村，但媽閣村和龍田村何時形成村落，並無正式資料證明，但據此檔案則可知，至少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之前，媽閣村和龍田村已經出現。三街，應指澳門早期的三條街道，一般指營地大街、草堆街、關前街，但據澳門新發現考古材料同治十二年〈草堆街中葡文石碑〉，應為關前大街、石閘門街及草堆街。這就告訴我們澳門關前大街、石閘門街和草堆街出現的時間都應該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之前。七行，作何解釋？行，即指行店，多指經營對外貿易的商行。在明代澳門已經出現行店之名，據郭應聘的〈總督條約〉稱“在澳則造有行店”， ①康熙二十四年（1685）洋禁開放後設粵海關於澳門，同時設立十三行，最初的十三行是在廣州還是在澳門，並無史文明確記錄，但據屈大均《廣州竹枝詞》稱﹕“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將十字門與十三行對稱，可以看出，當時的十三行可能就是設在澳門。這裏的澳門設有七行，會否是十三行移回廣州後，澳門還剩下七行呢？當然這僅是一種推測，尚待深入研究。①[ 明 ] 郭應聘：〈總督條約〉，《郭襄靖公遺集》卷 15，《續修四庫全書》第 1349 冊，影印明萬曆三十四年陳經邦序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351。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39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①（日）盧驥：〈談天〉，《長崎先民傳》卷上，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東都書林慶元堂文政二年刻享保十六年自序本，圖書編號：281.93/R59A，頁 12。②（日）盧驥：〈醫術〉，《長崎先民傳》卷下，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東都書林慶元堂文政二年刻享保十六年自序本，圖書編號：281.93/R59A，頁 9。最早傳入日本的西學，前期為南蠻學，後期為蘭學。日本有一批向葡萄牙耶穌會士學習南蠻天文學和醫學的基督徒，其中很多人都成為了日本著名的天文學家和御醫。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漢文文獻中有華人盧驥的《長崎先民傳》（圖 6、7）：六、日本國會圖書館藏盧驥《長崎先民傳》關莊三郎，從長老之遊阿媽港、呂宋者，傳西蕃天文學。雖未嘗讀書，然於理無所不通。弟子相從肄業者，命之坐側使讀書，默而識之，讀未畢，直言其是非。卒未嘗輕授受，故游其門者，僅二三人已。關既專精天文，當斯時也。謙貞名顯於時，關因執贄見之，始以為謙貞不如己。初相見，問窺星尺，謙貞曰：此須自用工夫，何問人為？相語及閫奧，於是始知其學過己也。遂趨承請業，恨相從之晚。①圖 7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盧驥《長崎先民傳》部分書影（二）圖 6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盧驥《長崎先民傳》部分書影（一）吉田安齋，字鉅豐，號自休，半田順庵之弟子也。順庵蓋本邑產，自幼篤志瘡醫，受業於澤野忠庵之門。慶、元之間，遠入阿媽港，潤色其技，歸朝之後，名聲大震。安齋壯歲即師事半田氏，折肱斯道，盡得蘊奧，兼讀軒岐之書與所傳者，審同辨異，遂成一家之學。延請者無虛日，其回生起死，不可枚舉。元祿甲戌終於家。② 圖片來源：（日）盧驥：〈談天〉，《長崎先民傳》卷上，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東都書林慶元堂文政二年刻享保十六年自序本，圖書編號：281.93/R59A，頁 12。圖片來源：（日）盧驥：〈醫術〉，《長崎先民傳》卷下，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東都書林慶元堂文政二年刻享保十六年自序本，圖書編號：281.93/R59A，頁 9。

140這本書記錄了日本人向葡萄牙耶穌會士學習西方天文學和醫療技術，而且都是到澳門來學習。文中的澤野忠菴（Cristóvão Ferreira）即是來日本傳教的葡萄牙耶穌會士，澤野忠庵（1580—1650），葡萄牙耶穌會士。先後在印度、澳門等地傳教，慶長十四年（1609）來到日本，抵日不久，就趕上幕府明令取締天主教，於是只好潛伏地下活動。寬永十年（1633），晉升為日本教區會長，同年被捕。嚴刑之下放棄天主教信仰，其妻為日本人。在傳教的同時，他也培養了一批學生，在歐洲天文學和西洋醫學的傳播上也有很大的貢獻。而文中的關莊三郞、半田順庵都是日本基督徒，後到澳門學習天文學和醫學，成為了日本的著名天文學家和名醫。早在明萬曆年間，就有一批朝鮮人進入澳門，這批朝鮮人來自於釜山，他們是被作為奴僕販賣而進入澳門的，此事已見於明人田生金的《按粵疏稿》中，至清中葉後，又有一批朝鮮人進入澳門聖若瑟修道院學習神學，後來均成為神父，返國傳教。這是為我們所已知的朝鮮人在澳門的歷史事實。近來，又從韓國人張漢喆的《漂海錄》中發現在明朝滅亡之際，有一批朝鮮人為避清禍逃入澳門，定居澳門達四世之久，且在澳門建有“朝鮮村”，此在目前中葡文獻檔案中所未見（圖 8）：七、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筆寫本張漢喆《漂海錄》余於庚寅冬魁是試，鄉之父老助於盤纏之資，勸余赴試於京。……十二月二十五日，海旭初昇，南風乍起，本舡沙工李昌成，格軍俞昌道、金順起、金次傑、高得成、鄭寶成、柳一春、李成彬、金壽起、李福日，商人姜才裕、金才完、梁允夏、李道元、金順泰、張元巳，陸商、白士廉、金七白並余與金瑞，一共二十九人，同乘一船，解纜出港，隨風業上，其疾如飛。……日未暮，船已到鷺魚島之前，島在所安島之西，距業陸之岸為七十里。……於時，船未駐泊，而東風大起，本船為風所驅漂出西海，回看鷺島，已作蒼茫遠留矣。……此舟之遭東風，在所安之西，而直向西海，其疾如飛，以余所料，明朝必當到泊於外煙之島。……蓋金山、外煙等諸島，雖在西海之中，近於中國明州之岸。……二十九日，陰，余率舟人登高四望，則萬里滄波，一望無際，但南雲際依然有島嶼之形，疑是琉球之界矣。……（辛卯正月）初二日，陰，……彼船忽回棹向我而來，下碇留船，五人乘小艇下來，皆以紅色畫布裹其頭，身着翠錦狹袖，有一人鬚髮不剪，頭戴圓巾，以書問余曰：你是何國人？余對以朝鮮人，漂流到此，乞蒙慈悲，使得生還故國。惟是伏祝着巾者，見余書，喜形於色，而復問曰：你國地方有中土人流落者乎？你知其人可數以對否？余疑其為大明遺民也。以書答曰：皇明遺民，果多迯入我國者，而國俗人崇尚禮儀，莫不厚待，自朝家錄其子孫矣。吾屬僻在海曲，明人散在遠近，未嘗記其數矣，不知相公居何國？往何方？答曰：俺大明人，遷居安南國在古矣。今因販豆，將日本麼，你欲還本國，隨俺抵日本好麼？余知其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41人之為明人也，不覺涕泣而書曰：吾屬亦是皇明赤子也。壬辰倭寇，陷我朝鮮，魚肉我，塗炭我，其能拯我於水火之中，措我於祍席之上者，豈非我皇明再造藩邦之恩耶？……初三日，陰，……朝來二十七人，皆拜謁於余，俯伏聽令，禮數甚恭，彼人輩皆相顧喧笑，指我而云云，指二十七人而云云，蓋稱歎我國之禮貌也。余書問着巾者之姓名，乃林遵也。問於林遵曰：船上多不剪髮着巾之人，亦多削髮裹頭者，是何不同也？答曰：安南在南海外，距中土絕遠，大明不幸，明人之迯入安南者甚多，彼着巾不剪髮者二十一人，皆明人也。問所泊小島之名，乃琉球地方虎山島也。又有着巾者二人，書問於余曰：你國稱臣奉貢於清國耶？余難於為答，以書答曰：吾等所居之地，距王京隔遠，生長鄉曲，蹤跡未嘗入京城，凡係朝廷事，皆不知也。問其姓名，則乃胡璫、陳增也。……初四日，陰，向暮，風力差減，霧氣四塞，安南人方有立，以書問余曰：你國人有淪落於香澳島者，而今其子姓繁衍，世居香澳，你知之否？答曰：知不得也，願聞其詳。方有立答曰：青藜國之香澳島，在廣東之南海外，迯世明人多入於此，昔余浮海漂入此島，島中有朝鮮村，村中有金大坤者，為里中之望。大坤之言曰：吾之居此，已四世矣，吾祖原來朝鮮人，昔者作俘於清國，流入於南京，隨明人避世於此島，築室娶婦，生男育孫，仍作香澳之人云矣。且居人稱道：大坤之祖，精通醫技，能得人情，家計豐殖，後孫繁碩，然而築臺高崗，遙望故國而悲泣，故後人名其臺曰望鄉臺云爾。余問曰：自香澳而距南京為幾里？自安南而距香澳為幾里也？答云云。問答文字渰失於青山之海，追紀領略不能紀取者，多可歎。①圖 8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筆寫本張漢喆《漂海錄》書影圖片來源：（朝）張漢喆：《漂海錄》，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筆寫本，藏書編號：古 267-2，頁 1—46。①（朝）張漢喆：《漂海錄》，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筆寫本，藏書編號﹕古 267-2，頁 1 — 46。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

142香澳島，即香山澳島的省稱，此稱在明萬曆時期湯顯祖的詩《香嶴逢賈胡》中即已出現，即指澳門。故知，此文獻雖出自於清乾隆中期的記錄，但《朝鮮顯宗實錄》卷 18 載：此處的香山島和香澳就是張漢喆的《漂海錄》中的香澳島和香澳。青藜，當即青黎，當即葡萄牙語 Chinês（唐人）的閩南語譯音，意即唐人國。因答話人為明朝遺民，故諱言大清國，而稱唐人國之鄰界。《漂海錄》與朝鮮王朝實錄資料相互呼應，可信度甚高，可以作為信史看待，因此研究澳門朝鮮的歷史看來還有不少可挖掘的地方。澳門漢人金姓族人中，是否來自於朝鮮，尚待我們深挖資料或進行族譜調查。顯宗十一年七月乙丑，濟州牧使盧錠秘密馳啓曰：五月二十五日，漂漢人沈三、郭十、蔡龍、楊仁等，剃頭者二十二人，不剃頭者四十三人。所着衣服，或華制，或胡制，或倭制。到旌義境敗船，自言：本以大明廣東、福建、浙江等地人。清人既得南京之後，廣東等諸省服屬於清，故逃出海外香山島，興販資生。五月初一日，自香山登船，將向日本長崎。遇颶風漂到於此云。問：香山島今屬何省？答曰：香澳乃廣東海外之大山，青黎國之隣界。問：何人主管？則答曰：本南蠻地，蠻人甲必丹主之。其後寢弱，故明之遺民，多入居之。①澳門博卡羅鑄砲廠始建於 17 世紀 20 年代，是由葡萄牙王室鑄砲師博卡羅（Manuel Tavares Bocarro）父子主持鑄砲，在 17—18 世紀中，澳門博卡羅鑄砲廠生產的優質火砲在海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獲得了很高聲譽。該廠“一直為整個印度州鑄造火砲”，②這個印度州應包括葡印總督轄下的各個國家，有印度、越南、暹羅、帝汶等國家。1651 年 3 月26 日，交趾支那國王阮福溙（Nguyễn-Phúc-Thái）運來 5,000 斤銅，並致函澳門總督請求澳門博卡羅鑄砲廠為其鑄造大砲。③越南漢文文獻中有黃高啟《越史要》，其中記錄了 17世紀著名的澳門博卡羅鑄砲廠派來的葡萄牙鑄砲師茶那低孥（João da Cruz）在順化城南建立鑄砲廠的紀錄，還將葡萄牙的造船技術傳入越南（圖 9）﹕八、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維新八年刻本黃高啟《越史要》① （朝）許積等編纂：《朝鮮王朝實錄‧顯宗實錄》卷18第36冊，果川：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本，1955—1958年，頁 671。②（葡）博卡羅（Manuel Tavares Bocarro）；范維信譯：〈要塞圖冊〉，澳門文化局編：《16 和 17 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頁 223。③（葡）文德泉（Manuel Teixeira）；葉志良譯：〈唐‧若奧五世在遠東的外交政策〉，《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11—12 期（1993），頁 9；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Macau, 1982, pp. 92-93.④（越）黃高啟：〈記歐人東來之漸〉，《越史要》卷 3 第 5 節第 8 章，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維新八年刻本，館藏編號 NLVNPF-0117，頁 32。是辰，阮主肇基南服，與鄭抗衡，不得不結交歐人。其待葡人最為優。千六百十四年黎弘定十二年，葡國人茶那低孥創鑄砲廠於都城之南今呼為鑄坊，後以教之以製船之法。以是知南朝之製造之技藝，得之葡萄牙為多。④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43這裏的茶那低孥（？ —1682），其葡文名為若奧 ‧ 達 ‧ 克魯茲（João da Cruz），克魯茲是一位葡亞混血兒。法國學者卡迪埃雷（L. Cadière）以及很多學者之前都認為克魯茲是在 17 世紀初到達順化，也就是《越史要》提到的黎朝弘定十二年（1614），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也認為 1615 年已經有葡萄牙人進入安南，向阮氏政權提供武器，而且在富春（順化）建立了一座“鑄造廠”。但這個觀點後來被卡迪埃雷推翻，故學術界一般認為克魯茲是 1658 年到達科欽支那（Cochinchina）的，這一點恰好與交趾支那國王阮福溙致澳門總督的信所述的時間相合。克魯茲當年居住的地方叫 Tho Duc，在順化的西南，在香河的對岸，所有的鐵砲鑄造者都住在那裏。該區域今天被稱為“ 鑄造者之村 ”（Phuong Duc “Village of Founders”）。①澳門與越南的關係非常密切，在 16 世紀末期就有越南人進入澳門，在聖保祿學院學習，17 世紀初澳門聖保祿學院又多次派傳教士前往交趾支那傳教，1622 年澳門每年都派有船隻前往越南進行貿易，並開闢了澳門至越南的短程專門航線。① Volkov, Alexei. “Evangelization,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17th Century Cochinchina: The Case of João da Cruz.” Europe and China: Science and the Ar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edited by Luís Saraiva,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3, pp. 31-67.圖 9　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維新八年刻本黃高啟《越史要》部分書影圖片來源：（越）黃高啟：〈記歐人東來之漸〉，《越史要》卷 3 第 5 節第 8 章，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維新八年刻本，館藏編號NLVNPF-0117，頁 32。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九、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嘉慶時期學者姚衡的《寒秀草堂筆記》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有一本漢籍，即清嘉慶時期學者姚衡的《寒秀草堂筆記》，在他的筆記裏，記錄了嘉慶皇帝賜給他父親的藥物名錄，令人吃驚的是，在這些藥物中，其西洋藥物多達六十九種，整理如下（表 1、圖 10）：

144表 1　嘉慶皇帝賜給戶部侍郎姚文田西洋藥物名單備註序號藥名郭羅多油方日班你油橙子花油客几拉油日牙心的油花露油德里雅噶牙卜都牙色噶謀牛兀思噶末牙撒蘇付拉蘇達噶馬噶達末利地昂地謀牛金地略厄把昂地莫牛昂地謀牛瑠璃五錢四分、一玻璃瓶阿里西油能保心，暖脾胃，化濕痰，順氣治小水不通，兼內疼痛治刀傷治刀傷能化散止痛，化毒能解諸蟲之毒治頭迷係補藥能補脾胃，治肚疼能補脾胃，治肚疼能補脾胃，治肚疼能補脾胃，治肚疼能補脾胃，治肚疼能補脾胃，治肚疼能補脾胃，治肚疼治惡毒冷，腹內掙痛，脾胃虛弱治諸瘡腫毒，坌氣痛治瀉肚，去食氣，化痰治瀉肚，去食氣，化痰發散，調脾胃、頭沉，順氣治牙疼、偏腦疼、筋受傷治發燒治瘡內膿，發散能清脾胃治嘔吐，清脾胃係吐藥三斤一兩三錢五分六玻璃瓶一斤一玻璃瓶十八斤九兩二十五玻璃瓶，一磁瓶八瓶四瓶四瓶八瓶七瓶三瓶三瓶三瓶二十瓶，二匣十一兩六錢一匣十兩五錢，一匣五兩，一匣五斤八兩，一匣十二兩，一匣二十四斤三兩，三磁瓶一百廿八斤十三兩二錢二匣，二磁瓶二斤九兩一匣一兩一玻璃瓶十四兩七錢，一匣都爾們底那油十六斤八兩二錢三十一玻璃瓶，外又一瓶三十斤九兩九錢三十二玻璃瓶，一磁瓶，一錫合一百六十五兩三錢二磁瓶，二玻璃瓶，四十三錫合郭巴益巴油巴爾撒米油利諾油阿里法油蜜羅柑油噶几雅油蜜羅費的里油數量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45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阿里噶農對不理噶四斤八兩，一匣十五兩五錢，一匣二斤五兩，一匣二斤十四兩，一匣三斤十兩，一匣十斤七兩，一匣五斤七兩，四匣八斤八兩，二磁瓶七兩三錢，一匣一斤十四兩，二匣得爾西百拉達都地牙色三多立克農噶牙公熱拉巴撒拉撒巴里拉郭事尼勒三爾郭郭拉辣依斯得杜爾們底拉能跑肚，去小水，治蟲症、筋骨疼治五臟內濕潮，發散能保心，治傷寒治眼疾，拔毒，收口治吐血、紅痢疾治五臟內濕潮，清血解毒能化濕痰，順氣治吐血、紅痢疾治瘡止瀉，把甘收口能清血解毒27282930313233343536二斤十一兩，一匣八兩八錢，一匣六斤七兩，一磁瓶一斤二兩四錢，一匣一斤，一匣二兩八錢，一匣一斤十二兩一匣二兩三錢，一匣八兩七錢，一錫合一兩，一錫合一斤三錢一匣八兩二錢，一玻璃瓶一兩，一玻璃瓶多爾們底拉得蠟得馬爾達臥博博那果瑟拉必諾額勒蜜思朋熱牙巴思達古馬拉必各得勒礍剛地歐福爾必窩噶斯多里約額里斯波羅碧額達得厄里克西爾必厄達底思治吐血、紅痢疾治傷熱之症能化痰能化痞疾，解肝毒能壯筋骨，發散腫毒能治鼠瘡、疳瘡係吐藥能去火解毒能止血，治癆病係外用搽藥，去瘡上瘀肉能化濁痰，順氣能避瘟病，治牙病能避瘟病，治牙病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三斤十五兩五錢，一匣七錢，一玻璃瓶六斤九兩六錢，一錫合八斤三兩二錫合，一匣七斤一兩，一磁瓶四兩，一玻璃瓶馬斯底斯瓦牙郭阿莫你牙果噶拉巴諾白得畧西巴爾撒蘇爾佛勒能補脾胃合膏藥用能化痰能化痰能化濕痰，利小水，解毒治癆症、咳嗽、吐痰，順氣505152535455巴爾撒末多爾們底那四兩，一玻璃瓶治癆症、咳嗽、吐痰，順氣56

146圖 10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嘉慶時期學者姚衡《寒秀草堂筆記》部分書影圖片來源：[ 清 ] 姚衡：〈賓退襍識〉，《寒秀草堂筆記》卷 3，載《咫進齋叢書》第 2 集，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道光十九年刊本，圖書編號：CHL9100.7833，頁 2—7。昂地謀牛鐘九兩，一匣能化痰，利小水，和血四斤六兩一匣係膏藥料，治溜火、半身不遂十斤八兩，二匣治跌打損傷，和血七十七斤十三兩六錢五分，二磁瓶，三匣能補脾胃，去心跳、頭迷三斤，一匣能發散，化痰，順氣七兩，一匣能發散，化痰，順氣五斤十一兩，二匣能發散，化痰，順氣一斤十三兩，一匣能發散，化痰，順氣九斤十四兩七錢，二匣能溫補命門，相火六斤三兩九錢九分，二匣能保心，補脾胃，散悶氣十三兩五錢，一匣治痘疹、毒瘟、疹毒、傷寒治瘧疾、傷寒，解小兒痘疹或水或酒，裝滿放十二時辰服，治痰火病十五兩，一匣阿里斯多羅吉牙薩朋索爾達噶種得格羅佛尼白斯噶肋菓郭羅佛你牙斯噶末尼牙倭硫黃龍涎香吸毒石保心石丸二個，一匣69575859606162636465666768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47關於西洋藥物傳入清宮的紀錄，各種文獻檔案均有記載，如蕭奭《永憲錄》中記錄了江西巡撫王企靖進獻給康熙皇帝的西洋藥物就有格爾莫斯、歌爾德濟德辣、德哩啞嘎、巴木撒木香避風巴爾沙摩、金濟納等 26 種。①康熙《萬壽盛典》中記錄了戶部尚書王鴻緒進呈的西洋藥物就有西洋鹽露、西洋化五金水、西洋羅斯瑪里諾露、西洋巴爾撒木阿餑餑克里的果、西洋古巴依巴油等 11 種。②這兩種書都是記載西洋藥物較多的文獻，也是極為罕見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文獻，但與姚衡的《寒秀堂筆記》所載西洋藥物相比，則是小巫見大巫了。這裏一方面可以反映在清代康乾之際通過澳門而進入清宮的西洋藥物數量之巨，絕不是某些著作中所言的十幾種那麼少，另一方面，更可以反映清代康乾之際儘管出現過很多清王朝禁絕天主教的運動，但這一時期中西經濟文化交往之繁盛並沒有因為禁教運動而被阻滯。這份文獻所包含的有關西學的資訊提供了我們一個極好的研究課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①[清 ]蕭奭：《永憲錄》卷 1，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71 輯，影印乾隆十七年自序刊本，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頁 24。②[清 ]王掞：《萬壽盛典初集》卷 59《慶祝》5《貢獻》6，《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4 冊，新北﹕商務印書館，頁 81—84。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還有一本漢籍，即清乾嘉時期杭州學者繆艮的《塗說》。繆艮（1766—1835），字兼山，號孔良，又號蓮仙，浙江仁和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補弟子員，好遊歷，曾來澳門遊玩，見到了澳門聖保祿教堂裏的西班牙美婦，深為感觸。後來又看到他的同鄉金采香所作的〈戊午秋觀夷婦禮拜詩〉八絕句，將該詩錄入其著《塗說》中。下移錄全文（圖 11）：十、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道光八年杭州學者繆艮《塗說》余向至澳門，見夷婦拜廟者，呂宋國人為最美，嘗謂詩稱美如玉，惟此足以當之。後於鶴山署同事陳耐菴案頭，得閱吾杭金采香所作戊午秋觀夷婦禮拜詩八絕句，情景如在目前，因備錄之。其詞云：三巴門內瑞煙開，夷婦殷勤禮拜來。席地跏趺忘日永，氤氳人氣繞蓮臺夷廟名大三巴者，聞創自前明時，巋然屹立，俯視全墺。左鐘樓垂三百餘年，時刻無纖毫舛錯。廟門石柱層累，而上凡三接，若有神助者。其俗禮拜曰好日，每七日一禮拜。是日老少畢集，奴婢成羣，相率跪佛前聽講，香煙人氣滿室，氤氳至鞠，竟日不倦。一雙纖手嫩於蓮，對佛持經志益虔。百八牟尼剛數罷，堂頭法語又傳宣夷性喜修指甲，不事麻姑，長爪而纖巧白嫩，仍足令人心醉。多有識本國文字者，持經一卷，息心默誦，無老少，咸手戒珠。一日中，沙彌屢傳法語，若開導然。一聲棒喝碧天寥，靜撫風琴古韻遙。彷彿魚山開梵唄，羣芳屏息謝塵囂廟門內有經閣，和尚誦經其上，每誦畢奏樂一回，其風琴有太古遺音。堂左有小圓臺，高五尺許，圍以白綢，沙彌拾級而登，手舞足蹈，為說一切，法眾屏息點頭，似有所悟。

148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頰泛紅潮豔似花，盈盈秋水玉無瑕。青紗蓋卻春風面，步障何須仿謝家首二語為夷婦寫照，僅得什之六七，惜無周昉寫生手，為傳阿堵。至其往來行路，俱以青紗一方覆身首，有古者施步障遺意。瓔珞垂胸半掩藏，冰肌耀雪暗飛香。愛他衫子袈裟薄，持較龍綃分外涼夷婦不施脂粉，不飾珠翠，佳麗者肌膚多澤以花露水。胸垂瓔珞，鈕門半開，一種光華射目，香氣襲人，別有天然真色。所衣名袈裟，布質輕而文薄如紙，白如雪，機杼玲瓏可愛。夷婦貼身服之，越顯肌膚紅白。梨渦絮語帶春情，小鳥枝頭若鬥鳴。識得卿卿相爾汝，解人衹是聽無聲夷婦笑語喁喁，巧如小鳥。其深情密意，不難於語言外得之。跣走凌波意欲仙，湘裙纏裹亦翩翩。洞藏春色深如許，漫道嫦娥愛少年禮拜先一二日，相率浴於河，意在潔而事近褻，蓋夷俗也。其婦女無下衣，腰圍羣布數重以自蔽。華人之無賴者，每與夷婦通，嘗云夷性愛年少，微有鬚即不得問津云。浪游鏡海正秋深，偶被情牽不自禁。莫訝詩成多綺語，死灰無復戀花心僕本恨人那得無情，然鏡花水月，境過情遷，前有句云：花月盡成今日淚，又云：形比花前一鶴癯。其痛悔之心，概可想見。今不自諱，即不自恕，綺語亦復何害。采香小字冬郎，失其名，諸生也，為粵東名幕若霖先生之子。喜吟詠，其室人亦能詩。隨侍尊人至嶺南，往來惠、潮間，掌書記事。性倜儻，頗有名士風。游門時，此詩之外，又有為夷女折贈石榴花之作，或亦不能無染云。年四十餘，病卒於潮。惜哉！① 圖 11　繆艮《塗說》卷 2〈夷婦拜廟詩〉圖片來源：[ 清 ] 繆艮：〈夷婦拜廟詩〉，《塗說》卷 2，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道光八年如此草堂刻本，頁 42—45。①[清 ]繆艮：〈夷婦拜廟詩〉，《塗說》卷 2，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道光八年如此草堂刻本，頁 42 — 45。

149新發現的十種重要的明清澳門漢文歷史文獻檔案關於金采香的〈夷婦拜廟詩〉八絕句，在 [ 清 ] 方恆泰《橡坪詩話》中亦有具錄，八絕句已為世人所知，但金采香寫的〈夷婦拜廟詩〉除了這八絕句的詩文外，每一絕句詩均有極為詳細的注釋，而這些注釋中夾雜了金采香在澳門停留時許多所見所聞，均為我們今人所不知的史實，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如第一首詠三巴寺絕句的注釋就稱：“左鐘樓垂三百餘年，時刻無纖毫舛錯。”不僅介紹了當時的鐘樓位於大三巴教堂的左邊，而且介紹了鐘樓上的時鐘三百年來所報時間從無舛錯。又稱：“廟門石柱層累，而上凡三接，若有神助者。”這是在中國文獻中第一次對大三巴牌坊進行的文字描述。又稱：“其俗禮拜曰好日，每七日一禮拜。是日老少畢集，奴婢成羣，相率跪佛前聽講，香煙人氣滿室，氤氳至鞠，竟日不倦。”對於大三巴教堂禮拜日宗教活動的描述如此細緻，這在中文文獻中也是首見。第二首絕句的注釋則是對聖保祿教堂內的神父和修士的細緻描寫，稱他們“喜修指甲”，“長爪而纖巧白嫩”，以及他們手持經卷、息心默誦的形態等等。第三首絕句的注釋說明大三巴教堂內有一宣講聖經的“經閣”，誦經後還有鋼琴奏樂。大三巴教堂左邊還有一個高五尺許的小圓台，神父在上面宣道。第四首絕句的注釋主要是對澳門葡萄牙婦女的描寫：“其往來行路，俱以青紗一方覆身首。”介紹了來教堂參加宗教活動的葡萄牙婦女的衣著和裝飾習俗。第五首絕句的注釋仍然是對澳門葡萄牙婦女的美貌和裝飾打扮的讚歎：“夷婦不施脂粉，不飾珠翠，佳麗者肌膚多澤以花露水。胸垂瓔珞，鈕門半開，一種光華射目，香氣襲人，別有天然真色。所衣名袈裟，布質輕而文薄如紙，白如雪，機杼玲瓏可愛。夷婦貼身服之，越顯肌膚紅白。”第六首絕句的注釋則是對澳門葡萄牙婦女的說話的語音的讚美：“夷婦笑語喁喁，巧如小鳥。其深情密意，不難於語言外得之。”第七首絕句的注釋則詮釋了葡萄牙婦女的一種習俗：“禮拜先一二日，相率浴於河，意在潔而事近褻，蓋夷俗也。其婦女無下衣，腰圍羣布數重以自蔽。華人之無賴者，每與夷婦通，嘗云夷性愛年少，微有鬚即不得問津云。”第八首絕句的注釋則是對他自己在澳門寫成的這些歪邪不正、沒有意義的“綺語”之絕句的解釋：“僕本恨人那得無情，然鏡花水月，境過情遷，前有句云：花月盡成今日淚，又云：形比花前一鶴癯。其痛悔之心，概可想見。今不自諱，即不自恕，綺語亦復何害。”絕句之後，又對絕句的作者金采香進行了一些不為人所知的介紹，金采香：“小字冬郎，失其名，諸生也，為粵東名幕若霖先生之子。喜吟詠，其室人亦能詩。隨侍尊人至嶺南，往來惠、潮間，掌書記事。性倜儻，頗有名士風。游門時，此詩之外，又有為夷女折贈石榴花之作，或亦不能無染云。年四十餘，病卒於潮。”根據方恆泰的《橡坪詩話》，我們雖然知道金采香和他的八絕句，但並不瞭解金采香為何人，此處將這位曾經在澳門留下美麗詩篇的杭州詩人寫下了一個小傳，使我們對作者有了更多的了解。總之，這首金采香〈夷婦拜廟詩〉八絕句注釋的發現，不僅對清代澳門社會風俗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材料，而且也對清代澳門文學史增加了新的認識。

150澳門歷史研究的深入發展，離不開新史料的發現，一個時代的新史學更離不開人們對新資料、新文獻、新檔案的開掘和利用。過去我們是用這種方法走進的澳門歷史研究，今後我們仍然會一如既往、繼續沿着這條不斷深入開掘新史料的道路前行，以求真正深入探索澳門歷史研究的更高境界，而入其學術研究之堂奧。[ 責任編輯陳超敏 ][校對吳浩彭黃耀岷 ]十一、結語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51雷梓峰　李振國隨着社會老齡化進程加快，澳門人口老化及衍生之養老問題使社會面臨重大挑戰。由於男女生理不同，女性平均壽命較男性高，社會人口結構逐漸呈現“老齡”、“高齡人口女性化”等特徵，婦女養老問題在未來將更為突出，值得社會作出更多關注。本文從婦女養老性別需求差異角度出發，結合相關理論和實際情況進行分析，並作出政策建議，認為政府在構建養老體系時，應考慮女性的弱勢和特殊性，從決策上促進資源按需分配，改善澳門婦女長者生活質量。老齡化　政策建議　婦女　澳門　養老服務[ 摘要 ][ 關鍵詞 ]澳門婦女養老問題及政策建議2019 年，聯合國預測未來三十年老年人口佔比上升最快的國家和地區中，澳門位居第四，①相關資料亦顯示澳門將於 2026 年進入老齡化社會，2036 年進入超老齡化社會，②意味未來人口老化速度將進一步加快，老齡化情況不容忽視。其中，由於女性平均壽命較男性高，社會人口結構逐漸呈現“老齡”、“高齡人口女性化”的特徵。隨着社會發展和維護女性權益意識加強，中外學者開始關注探討婦女養老問題。澳門養老體系中的性別差異在可見的未來將持續影響社會長遠發展，因此，本文擬對澳門婦女養老問題進行分析，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以婦女角度探討養老問題，是較新近出現的議題。1998 年，聯合國人口專家在馬耳他召開國際會議，提議發起提高婦女養老生活質量運動，會上眾多代表認為應在 1999 年國際老人年採取行動，③以作為開啟關注女性養老權益的新一頁。但鑑於當時研究正處萌芽，專家對婦女養老建議僅限於數據收集及意識加強，這一舉動卻為學術界奠定基本論題。婦女養老研究是因應社會時代變化產生，研究內容可概述為社會、制度及經濟等三個層面——其一，由於婦女長者正處社會弱勢，張曉妍認為她們面臨家庭地位低下、社會保障一、文獻綜述作者簡介：雷梓峰，澳門大學社會科學（澳門研究）碩士；李振國，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及商業經濟學系助理教授。①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9: Highlights. United Nations, 2019.② 〈城大八建議應對人口老齡化〉，《澳門日報》（澳門），2020 年 4 月 23 日。③ 〈老年女性時代正在來臨〉，《人口研究》（北京），第 2 期（1993），頁 77。

152低、生活品質低及精神生活匱乏等養老困境；①周文紅指出她們容易受到社會的老齡、性別及貧困歧視。②其二，在制度上，張雨明透過實證分析指出婦女長者有特殊需求，需透過性別政策作出完善；③對於缺乏性別視角而導致的不合理養老保障體系，李雯娟認為在政策制定時要關注性別利益，增加女性養老專項資金、拓展女性養老服務類型等；④趙碧濤提出要完善〈女性權益保護法〉及〈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保障婦女長者如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退休制度和就業等方面權益。⑤其三，一直有學者專門研究養老範疇的經濟保障，由於勞動力市場結構中女性非正規就業比重較大，令社會保障男女有別，⑥因此，Joanna Rata、王莉莉、張雨明等建議提高對女性經濟保障的程度，例如更多補足女性作為照顧者角色、延長女性退休年齡、建立遺屬養老金及家務勞動價值衡量等。⑦綜觀而言，學術界對婦女養老問題研究有從個人經驗、社會變遷和觀念的綜合層面出發，亦有多維度探討保障制度、政府對養老資源的分配以及現實養老需求等問題，研究者通過一個個具體現象來呈現他們研究中女性世界的構成邏輯，有着強烈的社會人文關懷和問題意識，建立往後研究和本文的基石。值得一提的是，現階段婦女研究對策性質較多，理論性並不強，雖國內有學者如張雨明等較有系統地研究婦女養老需求，然而至今已十數年，明顯不合時宜。相比而言，在澳門幾乎没有人針對養老性別需求差異來研究，這方面確是有待加強探討，令社會更關注婦女長者群體。①張曉妍：〈城市全職主婦的養老困境及對策探析〉，《人才資源開發》（鄭州），第 8 期（2017），頁 81 — 82。②周文紅：〈社會化居家養老中的婦女問題與對策研究〉，碩士論文，同濟大學，2008 年。③張雨明：〈中國女性老年人的生活現狀與需求研究與日本比較〉，博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2008 年。④李雯娟：〈性別差異與女性養老問題研究以蘇州市為例〉，《現代商業》（北京），第 35 期（2016），頁173 — 174。⑤趙碧濤：〈中國老年女性權益保護問題研究〉，碩士論文，南京財經大學，2015 年。⑥ Olivier, M & Kaseke, E. “Labour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Protection of Femal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ADC.” 5th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Social Security, Warsaw, 5-7 March 2007.⑦Rata, Joanna. “Female Old-age Security and the Labour Market: Policy Challenges for Pension Schemes, the Vase of Poland.” 5th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Social Security, Warsaw, 5-7 March 2007; 王莉莉：〈將性別平等觀念納入中國的養老保障體系國外遺屬津貼制度介紹〉，《人口與經濟》（北京），第 1 期（2007），頁 64 — 68；張雨明：〈中國養老保險中的性別差異分析〉，《經濟研究導刊》（哈爾濱），第 3 期（2010），頁 69 — 70。 ⑧世界衛生組織編，中國老齡協會譯：《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北京：華齡出版社，2003 年。本文使用文獻研究法、比較研究法、數據分析法等方法進行研究。受限於澳門本身客觀描述女性長者生活狀況的基礎數據不多、文獻較少，主要數據來源是《澳門婦女現狀報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2017 年）及輔以其他相關政府部門的官方數據。在理論運用上，本文使用積極老齡化、社會性別、馬斯洛需求層次、ERG 等理論作為框架指導：首先，積極老齡化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理論和策略，包括參與、健康和保障等三大支柱，⑧受到眾多學者及政府機構所應用。而社會性別理論雖始於女權運動和婦女研二、研究方法和理論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53澳門婦女養老問題及政策建議究，但主張把社會問題置於兩性關係結構中進行探討。①誠然，社會對男女有不同的性別期待和評價，即使去到長者階段，亦會因不同性別特點和分工定形影響相應的資源和機會分配，與婦女長者生活質量有莫大關係。再者，長者需求貫穿整個生命歷程，本文藉需求理論分析婦女長者的需求類別和原因，以正確對待需求差異。應用上，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指人的需求由生理、安全、社會、尊重需求及自我實現等五個需求層次構成，當某層次未被滿足時則停留至滿足為止。② ERG理論卻認為人的三大核心需求是生存需求、相互關係需求和成長發展需求，當人追求更高一級層次未能獲得滿足時，會“回歸”至較低一級層次並需求更多作為替代。③如長者退休不繼續工作，則有機會投入更多時間參與社會、社區、家庭及休閒娛樂等，回歸較低層次需求。無獨有偶，澳門特區政府委託學術機構進行的《國際養老政策及理論研究報告》亦是運用積極老齡化理論及需求理論，因應本地情況總結出澳門長者四方面的需求，分別是：醫療及社會服務、保障、參與及生活環境等主要需求（表 1）。④該需求框架為本文提供理論基礎，而本文會進一步利用該框架，重點討論當中婦女長者的需求特徵。①祝平燕、周天樞、宋岩主編：《女性學導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年。② Maslow, Abraham.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50, no. 4, 1943, pp. 370-396, http://psychclassics.yorku.ca/Maslow/motivation.htm.③ Alderfer, Clayton P. “An Empirical Test of A New Theory of Human Need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vol. 4, no. 2, 1969, pp. 142-175.④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養老保障機制跨部門研究計劃：《國際養老政策及理論研究報告》，頁 22，http://www.ageing.ias.gov.mo/uploads/file/484ba397e54612c2cfe7cc567f776353.pdf。表 1　澳門長者需求簡表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養老保障機制跨部門研究計劃：《國際養老政策及理論研究報告》，頁 22。醫療及社會服務保障參與生活環境1. 防疾及宣傳2. 治療服務3. 復康及長期照顧4. 社會服務1. 社會參與2. 有償及義務工作3. 公民參與4. 持續教育文娛康體活動1. 法律保障2. 社會氛圍3. 經濟保障1. 交通2. 住房主範疇次範疇

154①朱旭紅：〈論人口老齡化過程中的性別差異〉，《浙江學刊》（杭州），第 1 期（2010），頁 192 — 199。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澳門 2016 中期人口統計〉，2016 年，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bfa0112a-eaf3-49a9-9168-b5add46e9d65/C_ICEN_PUB_2016_Y.aspx。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澳門婦女現狀報告 2017》，2017 年，https://www.camc.gov.mo/cam/wr_2017_tc.pdf。④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體育局：《2015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市民體質監測報告》，2015 年，https://www.sport.gov.mo/uploads/wizdownload/201609/15529_jndmb.pdf。表 2　澳門女性老年人口變化趨勢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多年來，傳統性別文化令女性在社會或家庭權利關係中處於弱勢。社會性別理論主張分析兩性在社會、政治、經濟或文化中的差異，發現社會政策及制度的不合理之處，進而不斷完善。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顯示（表 2），長者人口數量將會由 2021年約 89,000 多人增加至 2036 年 157,600 多人，隨着澳門老年人口增加，長者佔比將不斷擴大（2021 年：15.4%，2036 年：24.7%）。其中，女性平均預期壽命較長（2036 年女性預計較男性長壽 5.7 歲），未來婦女長者人口數量將快速增長（由 2021 年佔本地人口8.1% 上升至 2036 年 15.1%），長者女多男少的問題尤為突出（2036 年長者中女性預計佔61.1%），令解決老年女性問題成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關鍵。①前文提到，本文理論基礎及研究方向與“澳門長者需求簡表”（表 1）框架大致相同，十分值得參考，故以下會從醫療及社會服務、參與、保障和生活環境等四方面分析其養老需求。（一）一般衛生護理需求較大，且更需照護服務（醫療及社會服務需求）婦女長者身心健康總體上較男性為差。其一，本澳寡婦比例遠高於鰥夫（2016 年，寡婦：7.2%，鰥夫：1.2%），②寡婦相對容易出現情緒困擾問題。③此外，婦女長者身體健康較差及更容易患病（2015 年，60 至 64 歲組別五年內患過病的女性有 57.2%，男性有43.6%，多 13.6%；65 至 69 歲組別，女性有 71.1%，男性有 60%，多 11.1%），④且人數三、婦女長者人口特徵及養老需求本地老年人口（千人）／佔比平均預期壽命預測（男：女）婦女長者人口佔比長者中女性佔比年份89.2／ 15.4%119.1／ 19.6%144.4／ 23.1%157.6／ 24.7%81.4：86.581.8：87.082.1：87.682.5：88.28.1%10.7%13.4%15.1%202120262031203652.8%54.5%57.9%61.1%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55眾多，更需要一般的醫療服務（2015 年至 2019 年期間，婦女使用一般衛生護理服務超過55%），到了高齡（75 歲及以上）時就轉而對專科護理需求更大（表 3）。另一方面，婦女長者失能機率會隨年齡而升高，更需長期照護服務。而資料顯示，未能自理日常生活的長者婦女佔多數（2016 年，60 歲以上未能自理日常生活的女性有 2,954人，男性有 1,603 人），①按照 2020 年 22 間長者院舍約 2,400 多個宿位的數目（還有約 1,000名正在輪候中央院舍宿位的長者），②單是失能婦女對宿位的需求都不能滿足。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澳門 2016 中期人口統計〉，2016 年，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bfa0112a-eaf3-49a9-9168-b5add46e9d65/C_ICEN_PUB_2016_Y.aspx。②〈兩年內增兩長者中心百五宿位〉，《澳門日報》（澳門），2020 年 6 月 13 日。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澳門婦女現狀報告 2017》，2017 年，https://www.camc.gov.mo/cam/wr_2017_tc.pdf。④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2020 年數據。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體育局﹕《2015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市民體質監測報告》，2015 年，https://www.sport.gov.mo/uploads/wizdownload/201609/15529_jndmb.pdf。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澳門婦女現狀報告 2017》，2017 年，https://www.camc.gov.mo/cam/wr_2017_tc.pdf。（二）生活經濟壓力大，需多方保障（保障需求）社會性別理論解釋下，傳統社會觀念會影響對兩性社會角色的期待，以致婦女身兼多角，性別定形甚至到退休依然延續，她們的家庭責任沉重（91.6% 退休女性是家務承擔者），③勞動參與率（2020 年長者就業情況中，女：9.6%，男：20.9%）、④工作收入（較多女性從事收入稍低的體力勞動工作）⑤及儲蓄都不如男性。因婦女退休後没有工作收入，經濟狀況較為一般，主要收入來源是政府福利或子女就業所得，⑥經濟較為依賴。要指出的是，近年物價有較大幅度增長，理想情況下婦女長者在完全繳交社保且在 65 歲獲發養老金，金額才僅與通脹持平（表 4），退休後經濟上要承受巨大壓力。實際上，相當一部分退休婦女没有工作收入且提早領取養老金，甚至未符合領取條件經已被迫提前退休。為方便數據對比，以 2017 年剛 60 歲即提前獲發養老金的退休婦女為例，獲發養老金表 3　婦女長者醫療衛生服務使用情況資源來源：整理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統計年刊。年份一般衛生護理專科衛生護理 75 歲及以上婦女長者專科護理57.3%56.5%55.7%55.3%55.4%51.2%50.9%50.7%50.4%50.1%55.6%55.7%55.6%54.6%53.9%20152016201720182019澳門婦女養老問題及政策建議

156年齡百分比為 75%，①加上其他現金福利，每月可領取 4,915 澳門元，只比最低維生指數一人家團的金額 4,050 澳門元高約 900 澳門元。除生活壓力外，上文提到年長婦女較易患病，現實是現金福利除基本保健外，實難以支撐專科或其他醫療費用（65 歲或以上長者才享有免費醫療）。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養老金之申請提前獲發養老金〉，https://www.gov.mo/zh-hant/services/ps-1746/ps-1746b/。 ②劉詠詩：〈全民齊心，栽種“豐盛而堅實”的長者服務〉，《澳門社會服務十年回顧與展望》，澳門：澳門社會服務團體慶祝回歸十周年活動籌備委員會出版，2009 年，頁 91—98。③澳門婦女數據資料庫，https://www.womendb.ias.gov.mo/www/ratio/search?ratioId=899a44a6c9494a1598e91f2377fc4d5e&lgType=tx-cn。④胡笑霞、周嘉琪、李衛燕：《澳門社區長者活躍老化與成功老化之間的關係》，2013 年，http://www.kwnc.edu.mo/worldcongress_info2013/doc24.pdf。（三）社會參與較單一，需協助建立人際關係網（參與需求）談到長者參與，澳門從事長者服務的社團人士歸納出三類特性：1）只參加文娛康樂活動；2）願意投入義務工作，參與組織活動；3）關心社會，主動表達對社會和政策意見。②當中不難發現，第二、三類特性與長者個人教育、心理和價值有關，較低的文化水平會窒礙婦女長者主動參與組織活動和發表社會政策意見（2016 年，長者識字率，女：72.1%；男：91.3%）；③第一類文娛活動則是識字程度低的婦女長者重要的參與需求。根據 ERG 理論，婦女長者在未實現較高層次的成長需求時，會轉而回歸較低層次的關係需求（圖 1），意味着未有就業的婦女長者更願意投放時間和精力於社區生活。長者有機會因新環境缺乏社會支援和人際網絡導致生活問題，④應當協助她們正確建立人際關係網。事實上，根據筆者訪談，多數特別是不識字的獨居婦女長者心靈匱乏，參加社區文娛活動頻率十分頻繁（約一星期去五天），相較之下較少會主動參與和關心社會。故此特區政府或相關機構在制定開展社區活動時，不僅需要考慮兩性差異，更要引導婦女長者參與，重視她們對公共事務決策的意見和影響。* 註：長者現金福利包括：養老金、敬老金、現金分享及公積金個人帳戶額外注資等。資料來源：整理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及歷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報告》。表 4　澳門物價及長者現金福利情況201592.84.5% 2.37% 1.27% 3.01% 2.75%67,050（+8.1%）67,550（+0.7%）68,850（+1.9%）69,850（+1.4%）73,190（+4.7%）95 96.16 99.05 101.782016 2017 2018 2019消費物價指數消費物價變動率長者現金福利 *（升幅）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57（四）出行困難需改善（生活環境需求）《國際養老政策及理論研究報告》指，長者對生活環境有兩大需求：一是適合長者居住的安全環境，二是住房供應充足，令長者“老有所住”。澳門特區政府推出的社會房屋政策的確解決了不少基層長者住屋的燃眉之急，然而，近年不少居住舊區唐樓的長者持續向議員反映，隨着年紀增大，體力下降及受病患影響，上下樓梯深感到吃力，唐樓環境惡劣令出行不便，甚至數年未曾出門，①而他們卻因有自置物業而不能申請社屋改善生活環境。有研究分析中國 40 歲以上骨關節炎的患病狀況後，指女性 40 歲後骨關節炎的機率比男性高（女性為 50.4%，男性為 41.6%），並呈現隨年齡增高的趨勢，②加上骨質疏鬆情況亦遠比男性嚴重（研究指出 60 歲以上患者中 80% 是女性，而 70 歲以上有 40% 因骨折導致行動不便，需長期臥床和被照顧），③因此，一般情況下，婦女長者居住唐樓因病不能出門的機率會比男性高。（一）政府安老政策發展方向不明確現時，澳門養老服務由政府、民間或兩者合作經營，為長者提供社區支援及院舍照顧等服務。④由於社服機構人資成本相對低、運作模式靈活、較有效率和較瞭解長者需求，除個別長者院舍外，多是由政府資助社團營運，“財政資助為主，技術輔助為輔”成為特區政府施政管理的主要模式。但問題是，特區政府作為服務發展的推動者，一直常態化地向社服機構“購買服務”，在面對社會眾多養老服務供不應求時，在職能上還應擔任甚麼四、現存問題①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鄭安庭—就改善長者居住環境提出書面質詢〉，2020 年 9 月，https://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20-10/277735f8956996dd06.pdf；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黃潔貞—就照顧者及長者的支援措施提出書面質詢〉，2019 年 12 月，https://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19-09/339115d91bf6cd29e3.pdf；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林玉鳳—就本地唐樓長者安老事宜提出書面質詢〉，2018 年 12 月，https://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19-01/327885c2c71f000bcd.pdf。②王歡、孫賀、張翟南、王飛、薛慶雲：〈中國 40 歲以上人群原發性膝骨關節炎各間室患病狀況調查〉，《中華骨與關節外科雜誌》（北京），第 7 期（2019），頁 528 — 532。③〈更年期與骨質疏鬆〉，2004 年 11 月 8 日，台灣衛生福利部，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36&pid=1204。④鄧安琪、容凱旋：〈澳門老人福利政策的回顧與完善〉，《澳門社會福利發展：特點與趨勢》，澳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6 年，頁 243—261。圖片來源：作者自製。圖 1　婦女長者由成長需求回歸關係需求成長需求人可藉工作促進個人成長。關係需求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和互動。生存需求生理及物質慾望的需求，如薪金、福利及工作環境等。澳門婦女養老問題及政策建議

158角色？在服務規劃上，是要繼續大力津助長者院舍，減低服務短缺？抑或是鼓勵市場化發展，例如是長者公寓、推出養老券等，利用市場力量提高服務供應和質量？在資源優先項上又應如何規劃？種種跡象表明，特區政府在養老服務發展方向上仍取態未明。（二）長照體系問題多，供需不匹配儘管特區政府與民間機構分工合作，力圖做好養老服務，但長者照顧體系卻長期為人詬病。誠如上述，失能長者婦女對老人護理院舍有急切需求，但宿位供不應求。過去有學者指出，本澳安老院舍缺乏監管、没有統一的服務標準、未有完善的長者缺損資料庫及協調機制等，因此未能確定相關資源分配是否合理、有急切需求的長者是否能得到確實服務。①為此，2006 年特區政府推行長者持續照顧體系三年計劃，內容主要包括統一評估、建立中央輪候和服務配置協調機制，②目的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及滿足需求。然而，十多年過去了，宿位入住困難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長者人口入住率只有2.04%（2017），未達規劃標準供應率的 3.4%（2013），③也遠未達 5% 的國際水平——香港 6.8%（2009）、澳洲 5.4%（2006）、加拿大 4.2%（2003），④養老服務質量亦有待改善。就目前情況而言，安老機構入住需求問題的癥結到底何在？未來特區政府如何合理配置好資源以提高接待服務量及水平？又如何協調各持份者，更精準評估有需要長者，加快入住程序，令其得到確切服務？（三）婦女長者社會參與不足婦女長者在生命週期中不斷積累弱勢，其文化程度、收入狀況和價值觀等均會影響社會參與情況，老年時越發顯現。如最早提出生產性老齡化的美國，社會參與水平較高的是健康、受教育程度較高、經濟條件較好的長者，婦女長者或低收入長者則參與不足或只能參與較低水平的活動，⑤令長者群體內部存在階層分化。毋庸諱言，本澳目前長者較高水平的社會參與漸有“精英化”傾向。不僅體現在社區參與，更明顯是就業方面。長者優勢在於有豐富社會經驗、人脈和充裕的時間，就業更可促進長者的生活福祉，減低對社會保障的需求。⑥而婦女長者卻因較差的健康、體能、文化水平，以及年齡歧視等而難以進入勞動市場，⑦剝奪部分婦女長者的就業權利和工作機會，對此，特區政府有何策略持續提高各階層婦女長者群體的參與水平和質量，令長者老有所為？①賴偉良：〈澳門老年保障制度評述〉，《澳門社會福利發展：特點與趨勢》，澳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6 年，頁 207 — 227。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06 年財政年度施政方針》“社會工作領域”，2005 年，https://www.gov.mo/zh-hant/content/policy-address/year-2006/。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關於立法會陳美儀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2017 年，自 https://www.ias.gov.mo/wp-content/uploads/2017/02/2017-06-20_145044_70.pdf。④徐永德：《安老事務委員會就長者住宿照顧服務所進行的顧問研究》，香港：安老事務委員會，2009 年。⑤徐新、張鍾汝：《城市老齡社會政策的演進及挑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 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辦工室轄下行政署：《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二零一二年進度報告書》，檔號 CSO/ADMCR 1/3581/12，2012 年，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hc/sub_com/hs52/papers/hs520605-csoadmcr1358112-c.pdf。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人口老化的趨勢與挑戰》，2014 年。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59①澳門特區政府養老保障機制跨部門研究計劃：《國際養老政策及理論研究報告》，頁 21，http://www.ageing.ias.gov.mo/uploads/file/484ba397e54612c2cfe7cc567f776353.pdf。②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性別預算〉，2021 年，https://www.publicwork.ntpc.gov.tw/home. jsp?id=b0ad357ae42d3857。③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性別預算編列原則及注意事項（109 年 2 月修正版）〉，2020 年，http://www.oge.tycg.gov.tw/web/news/list.aspx?type=14。 ④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規劃 2019—2025 年》，2020 年，http://www.cam.gov.mo/cam/Macao_Women_Development_Goals_CN.pdf。⑤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法案—2021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https://www.al.gov.mo/zh/law/lawcase/443。在社會老齡化趨勢下，婦女養老需求呈現多樣化及差異化的特點。上文通過分析表明，婦女長者在不同方面呈現弱勢，需完善社會政策以緩解現狀。為令政策回應人民需求，聯合國推崇需求主流化（mainstreaming），主張“由下而上”（bottom-up）解決問題：即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先瞭解政策所面向群眾的需要，並把他們的意見作為政策制定的重要考慮因素，以制訂出人民需要的政策。①全球各地政府以此方針不斷優化改革養老服務，其養老制度、配套設施、服務模式對比過往有較大的發展和改進，當中更包含不少針對婦女長者的政策。本文經對比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一）養老政策應引入性別預算鑑於婦女長者對醫療及社會服務需求較大，為使政府預算滿足不同社會群體需求，特別是婦女長者，建議特區政府在養老工作預算中納入性別視角（性別預算），以更合理分配資源。性別預算指透過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後，發現特定性別群體（如不同年齡、教育程度、年收入等的男性、女性或其他）處於弱勢，這時政府制定法令法規、政策、計劃或方案等按照分配資源的預算給予援助。②台灣地區早於 2016 年在不同領域實施“性別預算”概念，促進性別平等，包括計劃類、綱領類、工具類、性平法令類及其他類等五類性別平等業務類型，具體如工程建設會將性別友善／中立廁所、哺乳室、監視系統、照明等工程建設費及設備採購費列入性別預算等。③而澳門特區政府制定《“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規劃 2019—2025 年》時，當中包括“性別預算”的工作，④惟目前並未有任何實質政策行動和預算計劃。⑤對於養老工作，宏觀而言，性別預算應作為未來老齡化的指導性原則，在社會發展和觀念起承上啟下作用。這也不是說要專門撥款或設立款項用於婦女長者群體，而是確保在有限資源下，針對不同性別長者的不同需求而有效分配資源，例如是在資助社服機構或安老院舍時，可根據該機構的對婦女長者的生活特徵、所需服務內容及需求量進行更多預算和規劃等，按需分配、有效利用資源，這對婦女長者的積極養老，改變社會弱勢地位有重要意義。（二）為獨居婦女長者建立合理養老指數標準針對婦女長者對經濟保障的需求，澳門養老保障制度作為貧困長者最後安全網，完善五、政策建議澳門婦女養老問題及政策建議

160制度對保障婦女長者生活有重要意義。為精準關顧特殊生活狀況群體，特別是高齡寡婦、健康欠佳、行動不便及低經濟收入的婦女長者，特區政府應完善及分層化養老保障制度，在有限資源下有的放矢，如以長者收入和資產作為界定標準，提供差異化服務和保障，最大限度滿足基層有特殊需求長者。參考有科學合理分層標準且老齡化嚴重的日本，政府將保障生活的基礎生活費及特殊情況加算的附加額的發放標準，①根據年齡、性別、家庭結構、物價因素並按所在生活地區級別來評定。不同情況家庭每月所領取金額會不同，且金額會不斷調整、完善至相對合理水平，理論上没有家庭成員照顧的高齡長者所獲金額會較高，這一方面保障絕對貧困家庭基本生活所需，同時又考慮到相對貧困問題，有助實現差異化的精準救援。相比澳門只用最低維生指數作標準評定則較籠統，建議特區政府在公平原則下針對不同家庭狀況、居住環境和家庭成員的生理特徵細化保障類別，建立合理的養老指數標準進行精準保障，並且每年完善標準。考慮不同家庭特徴及實際消費狀況的不同，給獨居、長期病患的婦女長者或雙老家庭分配更合理的指數標準，甚至推出按係數釐定金額屬福利性質的“養老券”，用於醫療、入住安老院舍及食物生鮮等養老項目，針對性持續改善他們養老生活質量。（三）研究適合澳門發展的護理保險制度婦女長者對照護需求是高於男性的。不少有被照顧需求的婦女長者面對經濟及社會服務等問題，外界對其幫助甚微，實難以支撐昂貴護理費用，急需探尋解決老年照護問題之道。放眼國際，日本自 2000 年實行介護保險制度，使用者只需支付一成費用，即可就近使用包括上門護理或看護、前往康復機構使用設施和短期入住生活護理等多樣化的保健醫療和其他福利服務；②為解決照料及醫療產生的經濟問題，中國近年亦推行長期護理險，在保障下使用者支付三成左右費用就可使用護理服務，③試點實施期間確為不少家庭帶來實惠。④從外地對護理制度的推行經驗來看，有關制度的實施已迫在眉睫。上述兩者差別在於，日本介護制度有政府財政介入，中國則從原有醫保費用劃撥，靠的是社會互助共濟，政府作為協調搭建體系並没太多財政負擔。各地各施各法，重要的是兩地政府在市場失效時發揮應有責任，盡可能提高社會護理保險水平，減低市民負擔。姑勿論以何種方式構建護理制度，澳門未來社會照顧壓力越發沉重，更應未雨綢繆，考慮研究建立階段性介護保險制①楊雪、許東黎：〈國際比較視角下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設定方法與保障能力研究基於美、日、英三國的實踐〉，《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學報》（北京），第 4 期（2020），頁 19 — 25。②〈日本因應高齡化社會之社會政策發展趨勢〉，2016 年 9 月 26 日，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0503225。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醫保局財政部關於擴大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的指導意見》，2020 年，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05/content_5557630.htm。④中國新聞網：〈社保“第六險”來了！今後養老能靠它嗎？〉，2020 年 9 月 25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9-25/9299712.shtml。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61度。讓有需要的婦女長者只需支付部分費用或使用“養老券”，從經濟解決醫療、照護及居住等基礎問題，以此提高晚年生活質量。（四）設寡婦年金保障婦女長者生活在保障婦女養老權益上，外地與澳門最大不同是養老保險是夫妻的共同權益。很多國家例如日本、德國、瑞士等，以法律制度設立寡婦年金（或鰥夫金），夫妻一方早逝，另一方可一直享受死者養老權益；夫妻離婚時養老保險屬必須分割之財產。以德國為例，寡婦金有大寡婦金和小寡婦金兩種形式。一般情況下，大寡婦金金額為死者養老金的 55%（若死者未滿 65 歲，金額有一定比例扣除），還會支付子女津貼，通常在遺屬死亡前會一直支付，再婚停止支付；小寡婦金則是 25%，同樣提供子女津貼（金額不同），最多支付 24 個月。此外，德國比起其他國家的觀念更先進，設有“母職養老金”，生育母親會得到 3 個收入點計入養老積點（收入點是若年收入是平均收入是 1.5 倍，工作一年則累積 1.5 個積點，所有積點加起來就是養老積點）。①婦女長者群體要面對較高養老風險，寡婦年金在設立上，不同國家有不同保障制度，有屬企業年金制的，亦有屬養老保障的第一支柱。澳門均可參考設立，更好建立全面多層次的社會保障機制，大大保障夫妻離異或丈夫死亡後妻子的經濟生活，有助社會和諧發展。（五）加強完善其他養老機制（1）建立需求機制，進一步明確養老發展方向由於婦女長者需求是動態、不斷變化的，為更精準實施養老的策略，建議特區政府建立恆常性需求機制，統籌相關學術及社服機構，恆常用問卷調查、訪談來瞭解收集不同婦女長者群體特點和對養老的具體需求，動態監測管理，對症下藥，將養老資源的利用最大化，以解決問題。針對過去社會上不少意見及學者認為特區政府在統籌管理養老機構上消極對待，應不斷完善監督機制，推進養老機構有效運行，完善從養老機構的建設、營運、入住安老院舍的各個程序到資金的運用。同時，特區政府需認真考慮養老問題的福利性或市場化的方向選擇：婦女長者經濟及消費能力不高，在性別需求差異項目上，究竟繼續是由政府統籌並提供資源解決急需問題，還是部分較高消費項目交由市場解決？抑或相反因市場效率更高，交由其解決急需的問題、政府再補貼？為此，特區政府需要建立有效機制，明確發展方向及指導原則。（2）加強婦女長者心理輔導特區政府應加強關注及重視婦女長者心理健康。根據數據顯示，婦女長者自我心理健康狀況的評價中，有 17.2% 認為自己心理狀況不佳，②更有受訪獨居婦女長者向筆者表示自己內心痛苦卻不願與人訴說。加上婦女長者社交需求強烈，陌生環境下應盡快幫助建立①中國—歐盟社會保障改革項目：《歐盟成員國的參數養老改革：德國國家報告》，2017 年 6 月。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澳門婦女現狀報告 2017》，2017 年，https://www.camc.gov.mo/cam/wr_2017_tc.pdf。澳門婦女養老問題及政策建議

162①林子敬、邱渝雅、洪郁茹：〈從心理層面探討 60 歲以上老年詐騙以及如何預防〉，《台灣老年學論壇》（台南），總第 48 期（2020）。②〈街總籲保持冷靜防電騙〉，《澳門日報》（澳門），2020 年 9 月 10 日。熟悉的社交圈子。社團社工除協助引導婦女長者破冰外，更要對其進行心理篩查，以及時察覺識別，進行情緒支援。鑑於現時不少騙案是利用長者缺乏心靈慰藉，先建立情感、信任，然後再詐騙，①而獨居婦女長者長期心靈較空虛、資訊接收慢和缺乏支援網絡，防範意識較低，往往更容易受騙。②有見及此，政府相關部門可分析過往受騙長者的群體特徵，實證婦女長者是否為容易上當受騙，③進而制訂相應反詐騙策略，保障財產安全；與此同時，可聯同社服機構找出易受騙人群，因材施教作針對性教育宣傳，提高她們自我保護意識。（3）推行退休適應政策從企業角度來看，婦女長者一方面因生理因素可承受的工作強度不如男性，文化水平不高也令其可選擇的工作不多，加上近年澳門經濟歷經巨變，競爭力相對較弱。樂見的是受惠社會發展，現時多數非體力勞動工作已與年齡和性別没有必然關係。如長者有意願和有能力繼續工作，特區政府應起帶頭作用，率先打造友善的“親老”職場環境。公共行政部門可考慮按情況彈性僱傭調配人力，按需續聘年齡已達 65 歲或以上長者，特別是婦女長者，讓她們繼續發揮力量貢獻社會。在社會推動方面，特區政府可鼓勵企業開展適合的婦女長者再就業培訓，利用工資補貼和減免稅收等政策優惠，推動適合婦女長者的職業發展，例如是茶藝師、文創手工業、家庭護理等服務性產業，提供更多就業渠道和培訓，同時希望企業機構願意以行動回應。對婦女長者的再教育和培訓，不單是學習具體職業技能，更多可用不同教學內容豐富婦女長者晚年生活。本文通過系統性分析和總結澳門婦女長者的需求概況，發現澳門婦女長者身心健康不如男性，對醫療及照護需求較大，但現有服務不能滿足她們需要；經濟能力較差，因此保障需要適度提高；社會需求單一及參與不足，需要加強協助引導；出行困難，需改善生活環境和條件等問題。結合實際社會情況，提出優化養老服務的政策建議：（1）養老政策應引入性別預算；（2）為獨居婦女長者建立合理養老指數標準；（3）研究適合澳門發展的護理保險制度；（4）設寡婦年金保障婦女長者生活；（5）加強完善其他養老機制等。當然，本文仍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可更深入地應用定量定性分析，加強理論應用的廣度和深度等。婦女養老問題是澳門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對其持續關注和研究，有利於澳門可持續發展老齡政策的完善。[ 責任編輯陳超敏 ][校對黃耀岷葛家傑 ]六、結語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63第六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結果公佈由澳門基金會及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聯合舉辦的第六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自啓動以來反應熱烈，共計收到澳門本地和外地的有效申報著述 260 份。日前召開了評審會議，經評審委員會綜合評審，最終評選出優秀著述共 60 項。其中著作類一等獎 4 項、二等獎 4 項、三等獎 8 項及優異獎 12 項，獎金分別為 50,000 澳門元、30,000 澳門元、15,000 澳門元及 10,000 澳門元；論文類一等獎 4 項、二等獎 4 項、三等獎 12 項及優異獎 12 項，獎金分別為 25,000 澳門元、15,000 澳門元、8,000 澳門元及 5,000 澳門元。“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活動自 2004 年至今已舉辦至第六屆，受到本澳學界以及海內外研究澳門的學者廣泛關注和重視，參與評選的作品涵蓋眾多領域和學科，水準較高。本次評獎自去年 7 月啓動以來，獲得學術界積極的響應，收到來自澳門、內地、香港、台灣和其他地區的中、英文著述共計 274 份，其中，澳門本地學者佔總數超過百分之八十。同時，不少參評的論文刊登於國內或國際核心期刊，本屆英文著述的數量亦顯著增加，可見本地學術氛圍更趨活躍，研究成果也更為國際化。除了 14 份不符申報資格的著述外，共有 260 份申報著述符合參評資格，其中著作類 74 份、論文類 186 份。此次評獎分為經濟管理、政治法律新聞社會學、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教育藝術四個學科組別。主辦單位依據學科專業籌組評審委員會，成員來自本澳文化學術界與內地知名高等院校及研究單位，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總編輯方軍；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林；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研究員金國平；廣東畫院院長、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林藍；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葡文系教授姚京明；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唐曉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張翼；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美學研究所所長劉成紀；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躍進；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龐川及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系助理教授關鋒。①評審委員會依據評審規則進行初評、複評及終評後，共評選出 60 項著作和論文類奬項，獲奬名單如下：①以上評審委員會成員名單及同一級別獎項的獲獎名單按姓氏筆劃排序。

164一）一等獎二）二等獎Casino Capitalism,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China’s Macau“Responsible investing in the gaming industry”“Change of Ideologies of Macao in the Post-Handover Period: A Corpus-Based Discourse Analysis of Macao’s Policy Addresses”Luís Gonzaga Gomes, Filho da Terra: Divulgador e Tradutor de Imagens da China e de Macau“Comparing crisis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he hotel industry between initial and pandemic stages of COVID-19”“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among community dwelling adults in Macao, China”“Read sideways or not: vertical saccade advantage in sentence reading”City Integr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China“Adherence to COVID-19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pplying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and Generalised Social Beliefs to a Probability Community Sample”1.1.2.3.4.4.4.1.1.2.2.3.3.2.3.4.Sonny Shiu-Hing LoLam Sut IHan LiliJian Ming Luo, Chi Fung LamIvan Ka Wai Lai, Jose Weng Chou WongAnise M. S. Wu, Juliet Honglei Chen,Kwok-kit Tong, Shu Yu, Joseph T. F. LauMing Yan, Jinger Pan, Wenshuo Chang, Reinhold KlieglXiaoqing (Maggie) Fu, Yongjia Lin, Yang ZhangKwok Kit Tong, Juliet Honglei Chen, Eilo Wing-yat Yu, Anise M. S. Wu著作類 4 項論文類 4 項袁持平、楊繼超等李德、蔡天驥、王紅宇、郭世雅〈法船“安菲特利特號”遠航中國所繪華南沿海地圖初探（1698~1703）〉《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研究》《近代澳門與香港經貿關係研究：以澳門經濟轉型為中心》《澳門回歸以來教育發展與經驗》《澳門社會現狀調查》〈明朝中國海商與澳門開埠〉《風雨岐關路》莫世祥郭曉明、王敏楊迅凌蘆海濱陳文源著作類 4 項論文類 4 項第六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結果公佈

165Macao-PISA 2018 Report: Assessment of reading, mathematical and scientific literacy performance of 15-year-old student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Food Exports from Brazil to China: 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A Digital Analysis of the‘Digitally-Derived Geometric Design’of the Front Wall of St. Paul’s Church in Macao - A Study on the Architecture and City of Macao, No. 1-”1.2.3.4.5.6.7.8.Kwok-cheung Cheung, Pou-seong Sit, Soi-kei Mak, Man-kai IeongDan Wei, Ângelo Patrício Rafael, Almeida Zacarias Machava, Ana Cândida Muniz Cipriano, Daniel Freire e Almeida著作類 8 項“Working for a better future: Social mobility beliefs and expectations of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in Macau”“The Comorbidity of Gambling Disorder among Macao Adult Resident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and Life Purpose”“Transitioning from Pre-service to Novice: A Study on Macau EFL Teachers’ Identity Change”“Factors Impacting Risk Perception under Typhoon Disaster in Macao SAR, China”“Evaluating value co-creation activities in exhibitions: An impact-asymmetry analysis”“WeChat use of mainland Chinese dual migrants in daily border crossing”1.2.3.4.5.6.7.Allan B. I. Bernardo, Jose Antonio R. Clemente, Tulips Yiwen WangJuliet Honglei Chen, Kwok Kit Tong, Anise M. S. Wu, Joseph T. F. Lau, Meng Xuan ZhangLianjiang Jiang, Kaihao Yuan, Shulin YuJose Weng Chou Wong, Ivan Ka Wai LaiBei Ju, Todd L. Sandel, Hannah ThinyaneJian TangYajing Shen, Shiyan Lou, Xiujuan Zhao, Kuai Peng Ip, Hui Xu, Jingwen Zhang論文類 12 項柳智毅葉桂平趙利峰趙殿紅、蔡潔華等譯駱偉建、江華、趙英杰龍揚志《澳門經濟與各產業發展現狀分析》《被授權的對外合作平台：“一國兩制”下的澳門對外關係研究》《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解析：立法背景和立法原意的探究》《澳門文學期刊述要與目錄匯編》《民國澳門博彩史》《普塔克澳門史與海洋史論集》三）三等獎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

166著作類 12 項論文類 12 項袁嘉、梁華峰鄧駿捷顧躍王長斌史唯何志輝呂澤強施議對袁持平、楊繼超等勞校歷史學會楊允中、柳智毅葉農鄭德華、譚美玲等〈粵港澳大灣區地價指數的編制和比較：一個基於特徵定價模型法的框架〉〈新文學運動的邊緣迴響──論澳門的早期新詩〉〈塑繪與裝飾──基於澳門寺廟教堂的雕刻工藝風格流變考〉《澳門博彩法律制度（修訂版）》《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澳門法制史新編》《記憶之外：走回 20 世紀看澳門建築保育》《〈澳門記略〉所載詩文研究》《澳門博彩業面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讀山──澳門青洲山考察報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研究──如何提升澳門在珠江西岸區域的地位與功能》《歐風遺蹤──澳門聖若瑟修院與教堂》《中國龍文化研究──以澳門舞醉龍及其他個案為中心》四）優異獎The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 A Cognitive Constructional Analysis“A latent class segmentation analysis of gamblers in a gambling destination”“Computer-based course evaluation: an 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Making post-colonial place identity: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St Lazarus neighbourhood, Macau”“Towards a Dialogic Approach: Crisis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Reactions in the World’s Most Densely Populated City to Tackle COVID-19”“The Portuguese Calçada in Macau: Paving Residential Colonialism with a New Cultural History of Place”“Experiential learning for children at World Heritage Sites: The joint moderating effect of brand awareness a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family travelers”Macau 20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Changes and Challenges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Ronald FongMeng U IeongJun (Justin) Li, Mark Bonn, Jong-Hyeong KimXi YeW. M. To, Margaret N. F. TangFiona X. Yang, Virginia Meng-Chan LauSheyla S. Zandonai, Vanessa AmaroJuliana Qi Xuan Yuncg, Angus Weng Hin Cheong, Athena I No Seng, Kim Jing Li10.11.12.1.2.3.4.5.6.7.8.8.1.2.3.4.5.6.9.9.10.11.12.第六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結果公佈李憑、姜霄〈澳門大學庋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完備而獨特的線裝叢書 ( 上 )、書畫家鄧芬的鈐印和墨跡 ( 中 )、中華傳統文化凝聚的粵澳書緣( 下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consumers’ WTB and WTP for electric motorcycles using CVM method in Macau”Lichao Zhu, Qingbin Song, Ni Sheng, Xiu Zhou

167同時，為表彰在推動或研究澳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方面具有卓越貢獻和重大成就的人士，本屆評獎續設榮譽獎項“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傑出貢獻獎”。經由評委會推薦、討論及投票，由李觀鼎教授獲得此殊榮。李觀鼎教授出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其後在暨南大學獲得文藝學博士學位。李教授素以學養深厚、才情橫溢見稱，長期鑽研中國語言文學，出版作品眾多，包括文藝評論《邊鼓集》、《三餘集》，專論《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詩集《滴水集》、長詩《蓮花在今夜熠熠開放》等等。同時，李教授也致力於傳承培養青年人才，曾於北京語言學院、北京交通幹部管理學院、澳門大學等院校任教，育人無數，桃李滿門。其從事文學教學研究，熱心參與及組織文學活動，關注澳門文學和文化建設發展，在澳門文學界極具權威且深受尊敬，並於 2004 年獲頒授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功績勳章，以表彰其推動澳門文學發展及研究領域的傑出表現。澳門研究 2022年第 3期麥瑞琪、張國祥、楊文佳、薛寶嫦傅承哲、楊愛平黃文輝〈從 PISA 科學素養評核框架及評核模式之轉變審視澳門學生科學素養的性別差異趨勢〉〈港澳青年跨境就業創業政策的心理融合效應及其認知機制──基於行為公共管理的視角〉〈鄭觀應澳門住宅“新村尾鄭慎餘堂”考析〉10.11.12.馬哲張中鵬〈論澳門法中的破產預防制度──以其與現代破產重整制度的區別為視角〉〈議題、視角與歷史意識──近三十年澳門地區澳門史研究的演變和趨勢〉8.9.“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festivals in postcolonial destinations”Carol Xiaoyue Zhang, Lawrence Hoc Nang Fong, ShiNa Li, Tuan Phong Ly7.

168ABSTRACTSNo. 3JOURNAL OF MACAU STUDIESNov 2022Quarterly· 8 ·· 17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collapse of the maritime prohibition polic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blem of Chinese labour led to the change of the Qing Dynasty’s policy towards overseas Chinese. Zheng Guanying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uls abroa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overseas Chinese, aiming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ese consuls. Zheng Guanying’s opinion wa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ese consuls should be promo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uls overseas, the management of consuls was to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erms of the consular management, Zheng Guanying emphasized that the consular management of staff should be selected, trained and assessed in three key ways and as a result he improved the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consulate management. As a consequence of his ideas, the manage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consulate became more institutionalized and regularized. Zheng Guanying’s ideas on consul include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post of diplomatic envoy, establishing consular system, improving consular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diplomatic talents. Zheng Guanying’s thoughts on consular services promoted the ger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consular system and had the actual effect of establishing modern Chinese consuls abroad, thus proving the correctness of Zheng Guanying’s ideas, 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Zheng Guanying’s consular thoughts and the modern Chinese consular system were both of their time but also had a great deal of valuable ideas, and have added significant and important knowledg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sent Chinese consular. Keywords: Modern China, Consular system, Zheng Guanying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awakening in modern China,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led to a rise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resisting foreign enemies. Many intellectuals reflected on it and put forward their own opinions. Confronting the situation of being besieged on all sides, Zheng Guanying, an advanced ideologist in modern China, analyzed Japan and put forward his views on Japan and his strategy for saving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Zheng Guanying’s views of Japan were continuous, complex, and advanced, mainly focusing on learning from Japan, defending Japan, uniting Japan and fighting against Japan. These views were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ideological system of “prosperity and saving the country”. Meanwhile, Zheng Guanying’s understanding of Japa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Japanese views of China’s modern intellectuals, and his advanced ideas still have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until now.Keywords: Japan, Sino-Japanese war, Balance of power, Constructivism, Zheng GuanyingZheng Guany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Consular Service in Modern ChinaZheng Guanying’s Views of Japan before and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XUE HewenLI Zhengyang

169· 26 ·· 38 ·Abstract: Zheng Guanying’s understanding and opinion on railwa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restoration ideas. His view of railwa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Railwa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nd railway right should be owned by the state; funds need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ways should be raised through commercial public offerings, an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should consider the locals’ feelings.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advanced railway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actively cultivate local talents. From 1900 to 1907, Zheng served as the general office of Guangdong-Wuhan Railway Corporation, which solv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and squires in the process of land purchase internally and eliminated the conflicts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His reform of the form of stock offering and personnel appointment and dismissal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and railway construction, but also attracted “Against Zheng”. Finally he chose to resign on the grounds of “avoiding people who are not interested”. The practice of road construction, accompanied by reform, false accusation and agitation, to some extent deepened Zheng Guanying’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and difficulty of railway construction.Keywords: Right of the railway, Guangdong-Wuhan Railway, Zheng Guanying, View of railwayAbstrac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with the intensified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frequent floods and drough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became one of the major social issues to develop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As an important witness and particip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houghts on water conservancy, Zheng Guanying wrote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water conservancy in Writings on the Brink of Crisis (Jiu Shi Jie Yao), Ideas on Reform (Yi Yan) and Words of Warning in Times of Prosperity (Sheng Shi Wei Yan) successively, to explain and analyze the gist of and chann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These articles mainly focus on issues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advanced technology, the learning of modern scientific ideas and the reform of the bureaucracy, and advocate that European and American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be introduced on the premise of carrying forward traditional thoughts on water conservancy,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wisdom and modern science; the gist of developing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is to keep pursuing self-improvement and accumulating wealth;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is the key to developing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is a channel for developing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Keywords: Water conservancy, Modernization, Institutional reform, Zheng GuanyingZheng Guanying’s Views of Railway and Practice of Guangdong-Wuhan Railway Corporation Major Connotations and Historical Features of Zheng Guanying’s Thoughts on Water ConservancyGUO GanMAO Yulin

170Abstract: In the mid- and late- 19th century, with the increasingly tense situation in Nanyang, the situ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in Haina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of many people of insight, and Zheng Guanying and Zhang Zhidong’s Hainan strategies have high research value. Zheng Guanying should be based on Haina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lements of the system analysis. The system described military forces, hardware facilities, intelligence system deployment; in the humanities, advocated comprehensive autonomy, infrastructure, economic, civil and other measures to stabilize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econom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ve idea of building Hainan trade circ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mineral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Zhang Zhidong’s Hainan strategy has also achieved good practical results. Afte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it is concluded that Zheng Guanying and Zhang Zhidong’s Hainan strategy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but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in value and concept. Both advoc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Hainan military, attach importance to internal sta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 nationality, an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Hainan resources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But the embodiment degree of people-oriented consciousness is different: the focus of “governing Li” and “Fu Li” is different, and the localization application degree of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thinking is also different. Zheng Guanying’s Hainan strategy is more scientific and advanced. Explo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Zheng Guanying and Zhang Zhidong’s Hainan strate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Zheng Guanying and Zhang Zhidong and explore the mod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ainan. Keywords: Governance of Li, Hainan, Deployment of maritime defense, Zhang Zhido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Zheng Guanying· 67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period, with the impact of the western powers, the inherent cycl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disrupted, and Western culture has deeply influenced the cognition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the external world. In the complex scene of Chinese society at that time, Zheng Guanying expressed his in-depth thoughts in his poetry creation on the chang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modern tim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ystem and other issues. And the creation proposition of “taking discussion as poetry, direct discipline and time” continues the spirit of “poetry history” of classical poetry, Poetry contains a high degree of historical value, which provides the feasibility for studying the though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adopt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mutual evidence of poetry history”.Keywords: World, Poetry as history, Poetry, Nationalism, Zheng GuanyingThe World and the Nation: The World Vision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Zheng Guanying’s PoetryLIU Qian· 49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ainan Strategy between Zheng Guanying and Zhang ZhidongAI Xi, LIU Danman

171· 89 ·Abstract: Over the centuries, with the spread of Western medical knowledge to the East, new knowledge was brought into China,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hygiene” had also changed accordingly. Zheng Guanying dialectically and tolerantly accepted the theories and knowledge about hygiene in Western culture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oncepts, he has published Chinese and Foreign Essentials to Hygiene to promote his diverse hygiene cogitation integrating medical hygiene, personal and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and food hygiene. He advocate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s internal syndrome, while the external syndrome shall be dealt with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ll be tested by chemical methods. He believed that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personal hygiene through bathing and it is a mus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ublic health. At the same time, he adopted the viewpoint of “function plus nutrition” to guide the diet.Keywords: Chinese and Foreign Essentials to Hygiene, Zheng Guanying, Hygiene cogitationThe Hygiene Cogitation of Zheng Guanying: Centered on Chinese and Foreign Essentials to HygieneYANG Ge· 78 ·Abstract: In the mid-to-late 19th century, China confronted a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 economy, and politics after the Opium War. Zheng Guanying made suggestion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his rational judgment, and composed political poems to satirize current affairs. With the interests of his nation as his goal, he formed a national salvation ideology of institutional reforms such as defending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conducting the commercial warfare, and advocating political reforms. In terms of national economy, he focuses on the reform of “commercial laws” and advoc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prevailing over dissenting views with his transcendental argument between “Tao” and “Qi” .With the deepening of modernization, the political-centered institutional reform advocated by Zheng Guanying further exposed the problem of absorption and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s and modern Western thoughts. During the period of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aimed at institutional reforms, his national concept, technic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concept were penetrat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was concentrated in his poems on political current affairs mainly Luofu Daiheshanren Shicao. Zheng Guanying travel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his ideas transcend the times, and many enlightenment ideas have continued to this day, which still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Keywords: Institutional reforms, Poems on political current affairs, Modernity, Zheng Guanying, Luofu Daiheshanren ShicaoZheng Guanying’s Thoughts on Patriotism and Modernization Based on his Poems on PoliticalCurrent Affairs DENG Lichan

172· 110 ·· 151 ·Abstract: After the defeat in the second Opium War, Chinese society suffered from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western powers. Zheng Guanying and other patriots urgently needed to find a way to save the country. Western missionaries, represented by Timothy Richard, came to China one after another at this time. In order to better develop Christian believers, they disseminated western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persuading Chinese elites to believe in the value of Western culture. The fate of the two men was destined to follow the fate of both countries. They started to contact each other while involved in the relief work, and got to know each other while trying to “awake” the Chinese people. There were cooperation and disagreements during the reform process. The practice of Timothy Richard and other missionaries catered to the political ideas and reform intentions of Zheng Guanying and other elites, which great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bourgeois Reform thought.Keywords: Ding-wu Disaster,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Western missionaries, Timothy Richard, Zheng Guanying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aging results in fact pose a great challenge in Macao. As women and men have differences in physiology, and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of wome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en, social population structures gradually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ing and feminization in elderly”. The issue of women’s pensions will become more prominent in the future, which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women’s pension nee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mak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women’s disadvantages and special health needs when formulating pension system, promot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ccording to needs from the decision-mak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women in Macao.Keywords: Aging, Policy suggestion, Women, Macao, Elderly services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g Guanying and Timothy RichardResearch and Policy Suggestion on Elderly Services for Women in MacaoLI ZiLEI Zifeng, LEI Chun Kwok· 99 ·Abstract: Zheng Guanying’s mastery of English was indispensable to his becoming a pioneer in leading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When Zheng went to Shanghai, he used his free time at night to study for two years at the Shanghai Anglo-Chinese School between 1866 and May 20, 1868. John Fryer’s rigorous attitude and his enthusiasm for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helped Zheng access to quality English education and Western cultural inculcation, not only for him to broaden hi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master the knowledge of Western learning laid the foundation, but also to improve his attention to education. During this interaction, Zheng’s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embodied a duality, as he was striving to find a way for national self-improvement while finding transcendent values in his contact with the West.Keywords: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Anglo-Chinese School, John Fryer, Zheng GuanyingThe Influence of John Fryer on Zheng Guanying’s Western ThoughtsPAN Xiao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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