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Editor’s Note Editorial Board 5········································································“Cash Checks” of EIC Printed in Macao in Qing Dynasty XING Silin, LENG Dong 6·················A Study on Tong Tinggui Names BIN Muxin 32························································ZHANG Lanxing 21·····················································································The Discovery of Nagasaki Harbor and its Meaning Based on Trade between Portugal and JapanNING Li, WU Hongqi 46················································································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Tingshu with his Family and GuangzhouSONG Yuyu, YE Nong 58················································································Macao and Contracted Chinese Workers in Cuba and Related Issues with Coolie ContractsNature of Third-Party Payments and Liability for Fault in Macao VONG Chi Hou 84·················TANG Tat Weng 72······················································································Brief Discussion on Awarding Contracts and Relevant Act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f Macao SARYANG Bin 131····························································································Prosperous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the Macao Landscape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WANG Jianwei, LIU Junli 144············································································Management of COVID-19 in Macao: Pathway, Efficacy, and AssessmentFENG Xiaolong 158································A Literature Review of Macaology (Part Forty-six)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Special Education Knowledge, School Administrative Support andSpecial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Adjustment: Taking Macao Ordinary School Teachers as an Example95TONG Chi Man·······················································································Effects of Parental-stress, Parental-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on Quality of Life of Macao Special111CHEONG Iok KeiEducation Needs’ Parents ·························································
7這是甚麼票據？匯票、紙幣、收據還是借據？經過研究，我們認為這是還沒有人發現和研究的重要金融資料，是廣州十三行成為中外貿易中心期間但近代銀行金融貨幣體系又沒有建立之前，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適應貿易需要，在澳門發明印制而在廣州使用的“簡易現金支票”，以解決澳門與廣州之間中外貿易和貨幣結算的需求，此新發現應可促進澳省金融領域的研究。十八世紀國際間白銀流動及其輸入中國之考察》（《南洋問題研究》1988 年第 2 期）、陳春聲《清代廣東的銀元流通》（《中國錢幣》1985 年第 1 期）、孔志恒《清朝廣州口岸的外國銀元輸入》（《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5 期）等。還有法國路易 ‧ 德爾米尼（Louis Dermigny）300 多萬字的博士論文《中國與西方：18 世紀廣州的對外貿易（1719—1833 年）》的第 4 章《金幣與兌票》、第 5 章《貿易區與中國的債務》兩章中，講到了金屬貨幣的供應、大宗借兌與期票，還有向公行的借貸、空頭匯票與中國貿易等內容。但是有關近代貨幣結算體系產生之前，清代澳門與廣州十三行之間流通的匯票和支票等貿易金融結算方式的研究，則還是空白領域。本文作者之一（冷東）2017 年訪學英國期間，查閱英國國家檔案館廣州商館中文史料，即編號 FO 1048 的檔案，該檔案收藏了許多行商的親筆信函，廣東各級官員往來的文書、諭帖，也有行商與外商的信件、交易賒借契約、貨品清單等，其中也發現了一批饒有特點的金融憑證文件，茲列舉二件如下（圖 1、2）：① FO 1048/31/18 Copy made at Macao on watermarked Company paper of “bank notes” issued at Canton by the Company for amounts from $5 to $1,000. (Dated: 23 Feb).圖 1 英國國家檔案館 FO 1048/31/18 書影①圖片來源：英國國家檔案館。清代中期澳門印行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銀單”
8圖 2 英國國家檔案館 FO 1048/31/19 書影①圖片來源：英國國家檔案館。在清代早期廣州十三行與海上絲綢之路體系中，澳門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們普遍認為澳門是清代前期宗教傳播中心、中外貿易中心、外籍人士生活中心、苦力販賣中心、中外郵政信息傳播中心，此外，它還是近代金融中心和印刷基地，發揮着多方面作用。1812 年 12 月，英國東印度公司為支持馬禮遜出版《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準備在澳門專門成立一個印刷所。馬禮遜 1812 年給倫敦傳教會的信中寫道：“這個季度，（澳門東印度公司）委員會已向倫敦總公司董事會正式寫了報告，申請從英國運來一部印刷機，派遣兩名印刷工人到中國印刷這部字典——中文的部分由中國印刷工人負責。”② 1813 年，東印度公司倫敦總公司派遣出色的印刷工湯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攜同一套先進的印刷機、英文鉛字字模和其他印刷用品來到澳門，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成立了，成為中國近代報業的重要階段，也為英國“銀單”的印制奠定基礎。③二、英國東印度公司“銀單”的發行地澳門① FO 1048/31/19 Copy made at Macao on unwatermarked Company paper of “bank notes” issued at Canton by the Company for amounts from $5 to $1,000. (Dated: 23 Feb).②Eliza A. Robert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1, Nabu Press, p. 354.參見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第 15、107頁；張秀民：《中國印刷史》，韓琦增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445 頁。③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 年；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9清代中期澳門印行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銀單”本文列舉（圖 1、2）的兩份銀單，就是在澳門製作，上有英文注釋，內容為“English Company’s Note, (for water mark)”, Note for 1,000 Dollars。翻譯過來的意思為“英國公司票據，水印位置，1 千元票據”。雖然還不是鉛字印刷，但是所用紙張卻是當時處於先進水平的防偽紙張，劍橋大學圖書館的注釋解釋為：在澳門用帶有東印度公司水印的紙張製作的副本，由廣州的東印度公司發行的“支票”，數額從 5 到 1 千元。可見，這些銀單在澳門設計，但是主要在廣州發行使用。金融票據的防偽問題是世界各國共同重視的難題。清朝中期，新鈔發於各省布政司要鈐印記，各府、縣也要簽押印證，然後發於錢莊，還在紙幣上印上複雜的圖案，讓作偽者不易臨摹。更是規定，凡是出現偽鈔案，凡起意者、雕板者、印鈔者、抄紙者、項科號者、收買顏色物料者，“具是同情偽造，皆合處死”。英國的銀單看似粗糙，內藏玄機，使用東印度公司專用紙張，內含防偽水印，成為近代金融的重要標誌。同時期十三行商使用的信箋紙張精美漂亮，也有繁複的圖案和水印，但是中國的水印是浮於紙張之上，而英國及歐洲在 19 世紀的特殊紙張水印則是嵌於紙張之中，筆者在歐洲各國檔案館中親自察看了這類紙張，表面上看不出來，用手撫摸也感覺不到，只有對着亮光觀察，才能看到圖案和花紋。這種具有防偽功能的銀單，具備了近代金融票據的防偽特徵。而本文引用的第二份銀單（圖 2），根據劍橋大學的注釋及實物觀看，則是用沒有水印的紙張製成，說明英國東印度公司會根據客戶的信譽程度，而使用不同的銀單。可見澳門印刷條件的成熟，為澳省之間的金融證券的往來奠定了基礎。現金支票是銀行專門製作用於支取現金的票據憑證，由簽發人在存款銀行為本人或者他人領取不得超過存款額度的現金，是伴隨銀行系統產生的近代重要金融結算手段。觀察以上票據，雖然受時代的限制，沒有印刷成型固定文本，但已經具備了現金支票的基本要素。英國在 18 世紀以後逐漸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中心，金融資本發展到銀行資本，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發達，以支票為代表的信用工具的流通普遍，為適應與中國貿易的需要，也悄然發展到澳門。銀單的簽發日期為 1831 年 2 月 23 日，英國東印度公司結束前的三年，署名為“英吉利國公班衙單”，簽發單位即由英國特許處理中國貿易事務壟斷機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管理委員會簽發的授權憑證，①簽發人為道光年間英國廣州商館特選委員會主席部樓頓（W. H. C. Plowden)。收票單位及人員雖然沒有寫明，但應是清朝特權授予與外國進行貿易的十三行商，因為銀單主體內容皆用中文。乾隆十年（1745），兩廣總督兼粵海關監督策楞因部三、澳門英國東印度公司“銀單”的基本屬性①公班衙，英文 company 的音譯，即“公司”。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對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辦事處的稱呼。英國東印度公司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廣州設立常駐機構管理委員會，處理全部英國對華商務及交涉事宜。道光十四年（1834）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獨佔權取消而結束。
21從日葡貿易看 16 世紀長崎港的建立及意義 *張蘭星16 世紀，葡萄牙人來到日本，隨即開展傳教、經商活動。最初，葡船沒有固定停泊港，葡人經常改變活動地點。其後，他們考察了本州、九州各港，但也沒有找到最佳港口。葡商及耶穌會最終看中大村氏的長崎，並選定此處為泊船固定港。從此，長崎港成為日葡貿易及日本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其興起對日本近代的發展具有特殊意義。葡萄牙 日本 長崎[ 摘 要 ][ 關鍵詞 ]1542 年，葡人首抵日本。最開始，其在日活動具有兩個特點：只要大名不反對，葡船就能靠岸。他們主要徘徊於日本西南各港，這裏開展對外貿易已久，而且具備合適的地理條件；日本各港未向葡船徵收費用；同時，葡王和總督也未規定葡船必須停靠在日本的某個港口。儘管如此，葡人還是想尋找一個固定良港，這一直是葡商和耶穌會面臨的主要問題。①沒有固定停靠點，乃是因為葡人抵日時間不長，對日本的地形、地勢尚不熟悉，歐洲人甚至沒有日本地圖。多數葡商還不懂日語，雖然一些傳教士有一定語言基礎，但閱讀日語文獻和分析日本地圖卻很困難。此外，日本正處於戰國時期，交通混亂，如果想在日本進行地理考察，必須通過重重關卡。即便在信仰基督教的大名領地，仍有大量的反對勢力存在，因此實地考察的危險性太大。葡商、耶穌會的共同目標就是尋找一個安全、方便的港口，以停靠巨船，②躲避風浪，繼而進行貿易和傳教活動。葡人尋找港口的過程充滿艱辛，長崎開埠前，葡船輾轉停泊了多個港口。③ 本文為四川師範大學校級重點項目“近代赴日歐洲醫生與東西交流”（編號 22XW113），以及川師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項目“帆船時代的東方與西方”（編號 2021ryh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簡介：張蘭星，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川師日韓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歷史學博士。郵編 610068①關於葡商與在日耶穌會的關係，請參見：張蘭星：《論切支丹時代在日耶穌會與葡商之關係》，《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3 年第 3 期。②這是一種以早期牢船為原型，集各種歐洲船特點的重型商用帆船。為了突出其噸位巨大的特點，以及便於與其他大型帆船區分，故簡稱其為“巨船”。有關探討請參見：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p. 12-13；[日]岩生成一：《日本の歴史‧14‧鎖國》，東京：中央公論社，1968年，第 159頁；[日]外山卯三郎﹕《南蠻船貿易史》，東京：東光出版株式會社，1943年，第 210—212頁。③就 16—17 世紀日葡貿易的英文專著而言，英國史學家查理斯 ‧ 拉爾夫 ‧ 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提供了較多、較全面的資料。博克塞的相關著作主要有 3 本。第一本是《澳門來的巨船》（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該著作是研究澳門歷史及葡屬亞洲活動的重要資料。該書最重要的是第一部分“日本航線的編年史”（Part I: The Annual Japan Voyages），博克塞以編年方式記載了 1555—1640 年葡人在澳門和日本的貿易、航海、宗教、文化活動，該章佔據全文80%左右篇幅。對於史學者來說，這些豐富的、來源可靠的（博克塞精通葡語）、具有影響力的（博是研究葡萄牙、荷蘭海外擴張的專家）資料姑且可以當作史料來應用。第二本是《日本切支
2216 世紀初、中期，葡船主要在本州和九州活動。本州是日本最大的島，位於日本列島中部。16 世紀，葡船雖然到此貿易，但最終沒有在這裏選擇一個港口作為固定停靠點，葡船停靠過的本州港口有下面幾個：堺（市）是和泉國、河內國和攝津國交界之處，三國商人聚集於此開展貿易活動。據耶穌會傳教士路易士 ‧ 德 ‧ 阿爾梅達（Luis de Almeida）記載：“從 1561 年起，每年大概有 5 艘葡船在堺靠岸。”①英國船長薩利斯（Saris）也提到：“16 世紀，葡船經常光顧堺。”②如此良港沒有成為葡船的固定停泊點，確實可惜。沙勿略（Xavier）也提到：“堺雖然臨海，但城區距離海岸較遠，造成貿易不便。”③雖然在德川幕府建立後，堺再次恢復繁榮，但其發展速度和規模已經趕不上長崎和平戶。京都是天皇及（室町幕府）將軍的居所。京都的商業自古繁榮，是開展貿易的好地方。但京都也距海岸較遠，造成對外貿易不便。同時沙勿略指出，戰國的硝煙彌漫到京都，曾經繁榮的城市變得滿目瘡痍，京都的元氣一時難以恢復。1552—1553 年，葡船在京都附近的港口停靠，估計日葡雙方交換了些商貨。1578 年，三崎出現了葡船，大名北條氏與葡人交換了商品，但此後再無相關記載。④日本九州的地理位置優越，自古就有海外貿易的傳統，且港口眾多。九州曾經是中日勘合貿易的窗口。⑤葡船最先到達的地區就是九州（種子島），耶穌會的傳教活動也以九州為起點和中心。學者狄菲（Diffie）記載道：“九州本來有 100 多艘中國走私船，自從葡船來到後，這些船就再也沒有出現。”⑥一、葡人尋覓泊船良港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丹世紀，1549—1650 年》（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博採用縱、橫結合的方式，分析了16—17 世紀日歐的交流交往。第三本是《遠東的葡萄牙貴族，1550—1770 年》（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該著作的視野更寬廣，不但介紹了葡人在澳門、日本的活動，還記載了他們在印度、東南亞的活動。應該說，博克塞是研究近代日葡貿易的先行者，其著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近來，日本學者岡美穗子又著有《商人與傳教士：南蠻貿易的世界》（《岡美穂子商人と宣教師 ‧ 南蠻貿易の世界》），該書充分總結和利用了博克塞、外山卯三郎、岡本良知、高瀨弘一郎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再次選擇性地探討了 16—17 世紀日葡關係中的某些重要問題，比如平托著作中有關日本的真實描述有哪些、澳門葡人（商）向日商貸款的具體情況、德川幕府朱印船船主摻和日葡貿易的狀況等，這些都是缺乏研究亦值得探究的方方面面。其他相關論著還有：Bailey W. Diffie, George D. Winius, Found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58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日 ] 外山卯三郎：《南蠻船貿易史》，東京：東光出版株式會社，1943 年；[ 日 ]吉永正春：《九州のキリシタン大名》，福岡：海鳥社，2004 年；等等。①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26.②John Saris, Ernest M. Satow(ed.), The Voyage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 1613,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67, p. 65.③[ 日 ] 大森金五郎：《國史概說》，東京：日本歴史地理學會，1910 年，第 497 頁。④[ 日 ] 井上清：《日本の歴史》（上），東京：岩波新書，1985 年，第 229 頁。⑤明朝為了防止走私和實行海禁，於 1404 年對日本實行勘合貿易制度。簡單地說，明朝只允許中日雙方在規定時間和地點進行朝貢貿易，貿易雙方每次都要核對事先制定好的勘合證明。1547 年，中日進行了最後一次勘合貿易，其後兩國的官方貿易完全被禁。關於勘合貿易的詳情，請參見：王輯五：《中國日本交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第 151—155 頁。⑥ Bailey W. Diffie, George D. Winius, Found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58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 395.
23從日葡貿易看 16世紀長崎港的建立及意義薩摩為大名島津氏的領地，位於九州西南部，即今天鹿兒島縣北部。耶穌會最初的傳教地區就在鹿兒島，因此葡船經常停泊於島津氏的港口。學者加藤三吾記載道：“1543 年，9 艘葡船滿載貨物，來到薩摩和豐後。”①阿爾梅達記載道：“1561 年，至少有 5 艘葡船來到薩摩。”不過據博克塞（Boxer）記載：“當年只有 2 艘葡船來日。船長阿方索 ‧ 瓦滋（Affonso Vaz）在川內（鹿兒島附近）登陸。後來他們與當地人發生衝突，船長、船員被殺。川內領主立即致信果阿總督，表示歉意。領主認為，兇手應該是日本海盜，衝突由雙方誤解造成。”②看來，薩摩的自然條件雖然優越，但不夠安全。大名島津貴久最初歡迎傳教士，沙勿略初到薩摩之際，島津氏還提出要與葡人進行貿易。③後來，島津領內掀起反基督教活動，島津氏對傳教士敬而遠之，於是葡船不再造訪薩摩。在九州諸港中，大名松浦氏及大村氏的港口最有可能發展成日葡往來的固定港口。平戶是九州西北部的小島，港口條件較好，是大名松浦氏的領地。④加藤三吾認為：“平戶優越的地理位置是其能夠發展的前提。”⑤因為嘗到對華貿易的甜頭，所以松浦氏對葡人無比熱情，並主動邀請葡船來停靠。從 1550 年起，葡船經常停泊於平戶，其發展繁榮迅速。⑥學者霍爾（Hall）記載道：“薩摩似乎沒有吸引力，平戶（港）卻在 1550 年以後變得十分活躍。”⑦薩利斯（Saris）記載道：“1555 年，沙勿略從薩摩前往京都，途經平戶，發現葡船在此互市貿易。”⑧此時平戶的繁榮程度堪比堺，已經成為日葡貿易的重要港口。平戶的發展勢頭看來不錯，但松浦氏並沒有盡全力保護葡人、葡船的安全，他對傳教士的態度讓人捉摸不定。雖然松浦氏允許傳教，但領內反對者怨聲載道。1558 年，松浦隆信迫於壓力，將傳教士逐出領地。耶穌會士托雷斯（Torres）認為隆信背信棄義，勸阻葡船去平戶。1561 年，大船長費勞 ‧ 德 ‧ 蘇薩（Fernao de Sousa）及十多名葡人在平戶被殺。⑨據傳教士弗洛伊斯（Frois）描述，衝突源自日葡商人發生口角。最開始，只有幾名葡人被殺。但蘇薩得知消息後，異常憤怒，立即率兵前往報復。葡人寡不敵眾，再次受挫。不過據荷蘭探險家林奇頓（Linschoten）描述：“葡人當時氣焰囂張，肆意侮辱日本人。① Johannes Justus Rein, Japan: Travels and Researches Undertaken at the Cost of the Prussian Government,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84, p. 519.②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26.③ Robert Montgomery Martin,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Vol.1, London: Brewster and West, 1847, p. 315.④ Neil Pedlar, The Imported Pioneers, Westerners Who Helped Build Modern Jap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p. 32.⑤[ 日 ] 加藤三吾：《三浦の安針》，東京：明誠館書店，1917 年，第 49 頁。⑥ 另說，中國海盜王建議葡人到平戶開展貿易。參見：Yetarō Kinosita,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Japanese Commer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2, p. 62.⑦[ 美 ] 約翰‧惠特尼‧霍爾（John Whitney Hall）﹕《日本：從史前到現代》，鄧懿、周一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第 105 頁。⑧ John Saris, Ernest M. Satow(ed.), The Voyage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 1613,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67, p. 64.⑨“大船長”的葡語為 Capitão-Mor，英語為 Captain-Major，另譯為“總指揮官”、“司令官”、“長官”、“甲比丹”或“加比丹”，後兩種稱呼為日語漢字。
24大和民族歷來自尊自強，若受到侮辱，必然反抗。因此衝突的緣由不在日本方面。”①由於安全得不到保障，葡船暫時放棄平戶。橫瀨浦是肥前大名大村純忠的領地，位於西彼杵半島北端。由於葡人在薩摩和平戶的貿易開展不順，只好另尋港口。經測量，橫瀨浦的海水深、波浪小，是不錯的港口。傳教士阿爾梅達首先發現這裏，然後報告給耶穌會，隨後他作為葡人代表前往談判。阿爾梅達向大村純忠傳達了耶穌會的建議：“如果這裏允許傳教，葡船將到此停靠。”②大村氏渴望葡船已久，連忙答覆：“我會將橫瀨浦獻給教會，你們可以在此建教堂，進行貿易也很安全。”③為了吸引葡船，大村氏給予優厚待遇：“橫瀨浦周圍 2 公里範圍都歸耶穌會管理，包括土地和農民；禁止異教徒在橫瀨浦居住；葡船 10 年內免稅。”大村氏給予如此條件，葡人一度認為這裏就是其心儀之處。他們還將橫瀨浦命名為“基督教的聖母港”，並且在附近的八子島（八の子）豎立十字架，還將其命名為“聖 ‧ 彼得島”。④ 1562 年，耶穌會開始在橫瀨浦傳教，他們在這裏修建了教堂和街道。同年，耶穌會說服大船長佩羅 ‧ 巴雷托 ‧ 羅林（Pero Barreto Rolim）到橫瀨浦經商，另有兩艘葡船也從平戶駛向橫瀨浦。⑤由於葡人捨棄平戶來到橫瀨浦，這個不知名的漁村開始引人注目。不過，橫瀨浦的繁榮未能持續。開埠不久，那裏便遭到反對者騷擾。橫瀨浦的繁榮讓其他大名嫉妒，土地被佔的農民以及失去教眾的佛教徒、神道教徒也很不滿。反對者控訴葡人壟斷貿易，掠奪日本白銀。當地日本人開始搶劫葡船、襲擊葡人和燒毀教堂。大村氏和葡人大為焦急。1563 年 11 月底，葡船即將離開橫瀨浦時，反對者燒毀了耶穌會教堂，並偷襲葡船。“基督教的聖母港”僅繁榮了一年，就被毀於一旦。橫瀨浦被破壞後，葡商無處安身，他們不顧耶穌會勸阻，再次返回平戶。葡商的不冷靜讓他們付出代價，大批貨物被平戶所謂的反對者搶走。其中就有松浦隆信的家臣，但隆信對此否認。無論如何，橫瀨浦已成為歷史，重建港口似乎不太可能。葡商和耶穌會又開始尋找港口。為了挽留葡船，純忠決定立即另闢港口，新港口叫福田浦（今長崎市福田本町）。葡人也認為，平戶和橫瀨浦都不安全，沒有必要留戀，福田浦看起來不錯。⑥福田浦的領主①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26.② John Whitney Hal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ume 4: Early Modern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04.③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27.④[ 日 ] 吉永正春：《九州のキリシタン大名》，福岡：海鳥社，2004 年，第 27—33 頁。⑤當佩羅 ‧ 巴雷托 ‧ 羅林（Pero Barreto Rolim）的巨船來到橫瀨浦後，耶穌會得到消息，又有兩艘葡船準備停泊於平戶。前任大船長曼努爾 ‧ 德 ‧ 門多卡（Manuel de Mendonca）正好在羅林的船上，他告訴耶穌會，有一艘船由他的叔叔指揮。於是，傳教士科斯梅 ‧ 德 ‧ 托雷斯（Cosme de Torres）及門多卡一同前往平戶，成功地勸說兩艘葡船改道前往橫瀨浦。參見：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28.⑥ Engelbert Kaempfer, Kaempfer’s Japan: Tokugawa Culture Observ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 140. 恩格爾伯特‧坎普菲爾（Engelbert Kaempfer）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僱傭的醫生，他於 17世紀末來到日本，並對日本的文明文化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記載，其著作成為研究近代早期日本的重要資料。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25叫福田左京，是大村氏的家臣。重要的是，左京不反對傳教。1565 年，葡船開到福田浦展開貿易。相比平戶，橫瀨浦和福田浦的地理條件稍次。這裏太靠近外海，常有風暴，船隻停泊不太安全。不過在大村氏和左京的精心維護下，雙方貿易尚能維持。福田浦的開發引來松浦氏嫉妒。1565 年底，松浦隆信派兵襲擊福田浦。葡商已經做好充分準備，歐洲的火槍火炮讓松浦氏軍隊遭受重創，松浦方面損失了 200 多人和多艘戰船。①雖然葡人取得暫時勝利，但福田浦的安全問題仍然令人擔憂。如果將松浦氏與大村氏比較，後者採用的策略更成功。大村氏不但入教，還提供港口，甚至主動鎮壓反對派。但松浦氏對基督教的態度搖擺不定。所以葡船最終放棄平戶，寧願前往地理條件較差的福田浦。除了以上主要港口，葡船還偶爾經停其他港口，比如坊津、京泊、阿久根、天草、山口、口之津、博多等地，有些葡船甚至去了北海道。1570 年以前，葡商不停地改變泊船港口，這其實對貿易的開展不利。為了尋求安全、穩定的港口，葡人沒有放棄希望。葡人已經輾轉多處港口，他們對九州的地勢、地形、政治、經濟情況有了一定瞭解。同時，日本各大名對葡船的競爭也進入白熱化階段，大名大村氏不但皈依基督教，還提供多處港口供葡商、耶穌會考慮。這樣看來，歐洲人找到最佳港口僅是時間問題了。長崎被開發以前，葡船可以挑選日本任何港口作為貿易地點，這看起來似乎是一件好事，其實不然。因為葡船無論在哪個大名的港口停靠，對其他大名都是一種刺激。一些未能進行貿易的大名甚至騷擾、搶劫葡船。互相競爭的大名對耶穌會和葡商來說，就像一把“雙刃劍”。為了安全地開展貿易，葡人必須找到一個可以長期停靠的良港。此外，中國海吹來的颱風以及崎嶇不平的九州海岸，不利於笨重的葡國巨船航行。裝滿貨物的葡船很容易被惡劣天氣吞噬。②由於沒有可靠的航海圖，葡船航行的困難是現代人難以想像的。特別在葡船靠港之時，如果不是良港，很可能會觸礁，或被大風刮走。雖然日本的港口很多，葡商也可以自由選擇任何地方，但各港地形、地勢的不同反而成為葡人的負擔。葡商和耶穌會一直在留意、尋覓日本良港。一般來說，耶穌會的活動範圍較廣，他們負責打探各處良港。之後，商人們便會前往考察。如果都滿意，就可與當地大名講條件。長崎最初不過是個被稱為“深江浦”的漁村。③ 16 世紀 50—60 年代，葡船偶爾從長崎入港，《崎陽群談》記載道：“西南商船不期入港。”④ 1566 年，有葡商指出，日本最二、開發長崎港及大村氏獻土①[ 日 ] 吉永正春：《九州のキリシタン大名》，福岡：海鳥社，2004 年，第 41 — 42 頁。②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Manchester: Carcanet Press, 1993, p. 98.③ Engelbert Kaempfer, Kaempfer’s Japan Tokugawa Culture Observ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 139-140.④高淑娟、馮斌：《中日對外經濟政策比較史綱 以封建末期貿易政策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179 頁。從日葡貿易看 16世紀長崎港的建立及意義
26好的港口是大村氏領內的長崎，此港口優於其他地方。① 1568 年，耶穌會第一次考察長崎。相關報告提到：“這裏雜草叢生，居民還不瞭解基督教，這裏是大名大村純忠的領地。”② 1569 年，大船長曼努爾 ‧ 特拉瓦索斯（Manuel Travassos）指揮巨船來到福田浦，耶穌會和葡商告訴他，附近的長崎更適合靠岸。後來，葡商和耶穌會共同考察了長崎，認為此港海水較深，三面高山環抱，無風波之擾，地形很像里斯本，是天然良港。同時，傳教士加斯帕 ‧ 維勒拉（Gaspar Vilela）已經在此教化居民，以前佛教寺廟的土地上還建起了基督教教堂。③ 1570 年，葡人再次來到這裏，附近的雜草已被清理乾淨，還多了耕田和各種建築，港內甚至鋪設了街道。④關於長崎開埠具體在哪一年，各種資料有不同記載。有學者認為長崎開埠為 1570 年。⑤因為葡國巨船第一次到達長崎的時間是 1570 年，曼努爾 ‧ 特拉瓦索斯是當年的大船長。不過據傳教士維勒拉分析，1570 年，特拉瓦索斯可能只是在回程途中經過長崎，稍作停留。是否開展貿易，未有記載。還有學者認為長崎開埠為 1571 年。⑥當年，大船長特里斯桃 ‧瓦滋 ‧ 德 ‧ 維佳（Tristão Vaz de Veiga）的巨船正式抵泊長崎，並且與當地居民交換了商品。日本史料記載道：“長崎最初是西海邊的小漁村。1570 年，葡船到此考察。1571 年，葡人來此貿易。”⑦博克塞也提到：“1571 年，傳教士梅爾切 ‧ 德 ‧ 費格雷多（Melchior de Figueiredo）帶着葡商再次勘察了長崎，並認定此乃良港。葡商再也不用花費精力，到處尋覓停靠點了。”⑧還有日本史料記載道：“1571 年，大村氏令家臣友永對馬開設長崎為港口。港口被開發後，大村氏立即邀請各地商人前來貿易，並為他們修建店鋪。”⑨筆者認為，如果以是否開展了貿易為標準，那長崎開埠應該是 1571 年。1580 年，肥前大名大村純忠打算將長崎及附近的茂木地區獻給（日語稱“寄進”）耶穌會，作為日葡貿易的固定港口。⑩大村氏稱：“我等蒙傳教士多方恩惠，為此將長崎及①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 and Japan, 1852-1854, Washington: A. O. P. Nicholson, 1856, p. 31.②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34.③[ 日 ] 田辺茂啓：《長崎志‧正編》，長崎：長崎文庫刊行會，1928 年，第 246—247 頁。④ Pedro Gastão Mesnier, O Japão: Estudos e Impressões de Viagem,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74, p. 68.⑤ Paul Doolan , “The Dutch in Japan,” History Today, Vol. 50, Issue 4 (April 2000), p. 36; Douglas M. Peers, Warfare and Empires, Contact and Conflict Between European and Non-European Military and Maritime Forces and Cultures; An Expanding World, The European Impact on World History, 1450-1800, Volume 24, Surrey: Ashgate Variorum, 1997, p. 112; [ 美 ] 桑賈伊‧蘇布拉馬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葡萄牙帝國在亞洲 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何吉賢譯，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7 年，第 112 頁，等論著。⑥參見：[日 ]外山卯三郎﹕《南蠻船貿易史》，東京：東光出版株式會社，1943 年，第 366 頁；[美 ]約翰‧惠特尼‧霍爾（John Whitney Hall）﹕《日本：從史前到現代》，鄧懿、周一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 105 頁；John Villiers, “Silk and Silver: Macau, Manila and Trade in the China Sea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0 (1980), p. 72;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35, 等論著。⑦[ 日 ] 金井俊行編：《長崎畧史：増補長崎畧史》下卷 4，長崎：長崎市，1926 年，第 92 頁。⑧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35.⑨[ 日 ] 長崎市小學校歴史研究団編：《教授資料としての長崎郷土史》，長崎：長崎市小學校歴史研究団，1923 年，第 4 頁。⑩ José Yamashiro, Choque Luso No Japão Dos Séculos XVI e XVII, São Paulo: Instituição Brasileira de Difusão Cultural, 1989, p. 100.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27領內田地無保留地永久贈與巡察使（范禮安）。……，但所有入港船隻必須向我們繳納貿易稅。”①向外國人獻土在日本尚屬首次，其中原因值得分析：第一，在眾多基督教大名中，大村氏可謂狂熱。從信仰角度來說，虔誠的基督徒向教會獻土並不為過，歐洲也有類似情況（如丕平獻土）。大村氏一開始就想把橫瀨浦獻給耶穌會，但那裏的商鋪設施很快就被反基督教者燒毀。第二，從商業上來看，大村氏一直渴望與葡商建立聯繫，九州大名都是如此。1580 年，傳教士勞倫克 ‧ 梅西亞（Lourenco Mexia）對大名間的競爭進行了描述：“日本大名雖然各據一方，擁有眾多土地，但大多數都不富裕。當葡船到來時，我無法形容他們那種喜悅之情，因為這意味着財富。”②大村氏曾開放橫瀨浦、福田浦為貿易港口，他從中嘗到了甜頭。當上述兩港被反對者破壞後，大村氏立即開發長崎為港口，可見貿易誘惑之大。為了避免長崎被反對者破壞，保證貿易能夠順利開展，大村氏作出了獻土的驚人之舉。也有學者認為，大村氏獻土實屬無奈，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葡船每年到港，才能留住葡商。③第三，無論是何種大名，大名首先是日本的大名，其次才是基督教的大名。所以大村氏可以在任何時候拋棄基督教，大名對封建權力的渴望應該大於對信仰的追求。大村氏獻土是否出於宗教覺悟，我們不得而知。但作為佔據一方的大名，他首先要維持其封建統治。戰國末期，大名龍造寺隆信曾企圖支配肥前地區，松浦、大村和有馬氏等大名在與龍造寺氏的對抗中，處於劣勢。自長崎開埠以來，龍造寺氏時常騷擾港口。他屢次支持大村氏領內的反對派（西鄉、深崛等人）騷擾長崎，他還想控制、甚至佔領長崎。此外，松浦隆信也憤恨葡人拋棄平戶。松浦、有馬和龍造寺氏等大名的勢力隨時威脅着大村氏。為了防範龍造寺氏和松浦氏的襲擊，同時購置西洋武器，大村氏最終決定將長崎獻給耶穌會作為教會領地。在大村氏看來，獻土可以達到“雙贏”。葡船不但帶來貿易，還能增強實力。如果長崎成為教領，葡人一定會捍衛長崎，與大村氏共禦外敵。雖然大村氏獻出了長崎，但大名對自己領地的影響力不會減弱，他也可以隨時收回土地。第四，另有說法，大村氏曾經向耶穌會借款，其抵押擔保是長崎及附近地區。④由於不能按時還貸，就只能進獻土地。但此說法缺乏確鑿證據，僅是一種猜測。對於大村氏的獻土舉動，耶穌會也曾矛盾過。一方面，耶穌會確實需要長崎，以此作為佈教基地。傳教士克勞迪奧 ‧ 阿奎維阿（Claudio Aquavia）認為耶穌會應該接受獻土，如果長崎成為教領，傳教士和基督徒便可在此避難。另一方面，耶穌會發現獻土在日本尚屬首次，他們也害怕其中潛伏着危機。耶穌會亞洲總部（果亞）曾經提出反對意見，他們害怕在日耶穌會被捲入大名之間的政治、軍事鬥爭。1580 年，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談到了當時的考慮：①[ 日 ] 朝日新聞社編：《開國文化》，大阪：朝日新聞社，1929 年，第 55 頁。②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40.③[日]井上清：《日本歷史》（上冊），天津市歷史研究所譯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0—271頁。 ④ Yosaburo Takekoshi,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 Vol.1,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308.從日葡貿易看 16世紀長崎港的建立及意義
28鑑於此，耶穌會最終認定，接受獻土可以使傳教大為方便，也能得到固定稅收。出於種種考慮，耶穌會在 1580 年正式接收長崎及茂木地區。傳教士勞倫克 ‧ 梅西亞（Lourenco Mexia）立即表示：“有馬氏、大村氏今年會受到主的特別優待。”③在耶穌會的建議和安排下，大船長多姆‧米格爾‧達‧伽馬（Dom Miguel da Gama）的巨船當年便開赴長崎。長崎歸附於耶穌會後，港口建起 400 套房屋，街道變得更寬，人也越來越多。但耶穌會也發覺他們並非這裏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並沒有獲得長崎的司法權，教會不能在此宣判死刑，但以前領主就有此權利。還好，耶穌會並未在意這點，只要他們每年將港口稅分給大村氏，大村便會協助耶穌會，控制領民，確保安定。長崎港的建立對日歐交流及日本近代的發展均有重要意義：首先，長崎港是葡人開展貿易及傳教活動的重要條件。1571 年以後，葡船幾乎每年都前往長崎，很少光顧其他日本港口。長崎的繁榮令眾多大名嫉妒，特別是九州大名，他們想方設法引誘葡船到其領地停靠，但葡船很少改變目的地。1581 年，傳教士弗洛伊斯（Frois）在越前國北莊城堡謁見①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港口稅也可以看作是一種關稅。參見[日]岡美穂子：《商人と宣教師南蠻貿易の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0 年，第 116 頁。②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Manchester: Carcanet Press, 1993, pp. 100-101.③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p. 40-42.傳教士的生命和耶穌會的財產在日本時刻受到威脅，日本人是好戰民族，他們善於製造，也善於破壞。他們可以搗毀自己的寺廟（佛教寺廟），在他們眼中，無論甚麼神都得不到永久尊重。所有傳教士都認定，為了保證葡人的安全以及繼續傳教，應該接受獻土。長崎港是基督徒大村純忠的領地，葡船每年來此易貨。此地是個天然要塞，其他大名和領主不能輕易攻破。這裏的日本人不會對傳教士造成威脅，不然他們就得不到商品。總的來說，長崎似乎可以成為重要據點，在保護我們財產的同時，也可以作為臨時避難所。另外，還有一個叫門司的要塞與這裏連成一體，門司是大村氏和有馬氏領地之間的一道天然屏障，我們有必要取得其控制權。純忠也極有可能將此地一同獻給我們，只有這樣，他才能保證外貿活動的開展。作為回報，葡商將每年支付 1,000 杜卡特（ducat，約 1,000 兩白銀）的港口稅，由我們和大村氏共用。①大村氏用一部分稅收維護門司的防禦工事，剩下的分給家臣。這種做法（大村獻土）在歐洲人看來可能有些奇怪，但對當地的耶穌會和傳教士來說，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在異國接受獻土始終令人擔憂，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可能會採用兩種辦法解決這一問題。要麼把土地歸還給大村氏；要麼把長崎交給羅馬派來的主教管理。由於長崎距離果阿或羅馬非常遙遠，在日耶穌會可以暫時代管長崎。如果羅馬派人接管，我們也會交出權力。②三、長崎港的發展及其意義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29大名高山右近。當時，弗洛伊斯還見到了另一個有實力的大名——柴田勝家。柴田氏想邀請葡船前往其領地，還委託耶穌會從中斡旋。作為回報，柴田氏可向耶穌會提供 1—2 萬兩白銀的活動經費，但弗洛伊斯委婉地拒絕了請求。他向柴田氏解釋，葡商現在只想去長崎。1587 年，肥後大名八代氏也請求與葡人通商，並希望葡船從堺入港，但葡人仍然選擇了長崎。①長崎開埠後，京都、堺的商人也來此經商，此港漸為繁昌。1572 年，長崎已有居民3,000 人。②由於長崎逐漸繁榮，大村氏成為最富有的大名之一。1583 年，巨船再次到達長崎，來過的葡商發現街道變寬了，新來的葡商則感歎這裏的繁榮與和諧。1584 年，長崎遭遇火災，但富有的商人迅速投資重建了港口。據弗洛伊斯描述：“雖然以前的長崎是小漁村，但在大村氏、耶穌會和葡商的共同維護下，這裏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繁華。巨船每年從這裏帶走 500,000 庫魯札多白銀（1 庫魯札多約為 1 兩白銀）。日本各地的商人都到這裏做買賣，沒有巨船，就沒有長崎。很多商人在此購房、定居。另外，長崎屬於教會領地，每年有 300 多人在此洗禮。1584 年，長崎常住居民達到 20,000 人。由於商業的緣故，長崎人生活富裕，即便是普通平民，也穿着貴族才能享用的衣服。長崎基督教徒非常虔誠，主動捐款修建教堂。”③葡船、教堂、商人和傳教士象徵着當時長崎的風情，外來文化通過這個窗口湧進日本。還有學者認為，隨着基督教的廣泛傳播及日葡貿易的繁盛，長崎幾乎成為葡萄牙的半殖民地。④其實，當時的長崎更是亞洲乃至亞歐貿易的重要窗口，⑤由於巨船經常停泊於長崎，大家容易認為長崎僅是葡人活動的港口。其實，除了葡人外，西班牙人、菲律賓人和中國人都在此經商，貿易量還不小。坎普菲爾（Kaempfer）就提到：“16 世紀，長崎已經擁有 23 條街道，中國人、歐洲人都在這裏做生意。”⑥德川幕府接手長崎後，也一直在促進長崎與馬尼拉、台灣以及中國大陸的貿易。長崎的朱印船商人經常往來於日本和東南亞之間，當時的長崎可謂國際貿易港口。即便是在某段時間葡船沒能抵達長崎，港口仍能運轉。1590 年，長崎有居民 5,000 人，1600 年為 15,000 人，1614 年發展到 30,000 人。⑦其次，長崎開埠對世界交通、世界貿易的形成有特殊意義。在“發現”日本前，葡人在印度沿岸和麻六甲建立了據點。澳門據點建立不久後，日本長崎也被開發成貿易港口。日本實際上是葡萄牙在亞洲打通的最後一個要道，這樣，整個亞洲被聯繫起來。此外，①[ 日 ]《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9（近世 1）》，東京：岩波書店，1975 年，第 204 頁。② Neil Pedlar, The Imported Pioneers, Westerners Who Helped Build Modern Jap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p. 34.③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48.④[日]井上清：《日本歷史》（上冊），天津市歷史研究所譯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2—273頁。⑤[ 日 ] 岡美穂子：《商人と宣教師南蠻貿易の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0 年，第 12 頁。⑥ Engelbert Kaempfer, Kaempfer’s Japan: Tokugawa Culture Observ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 140.⑦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A Route Under Pressu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agasaki and Macao (1597-1617),”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Vol. 1, 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 Portugal, 2000, pp. 78-79.從日葡貿易看 16世紀長崎港的建立及意義
30西班牙在菲律賓的馬尼拉建立了基地，與美洲大陸互有往來，這樣亞洲和美洲通過馬尼拉又聯繫起來。① 1580 年，西葡合併。亞洲商品通過澳門、馬尼拉轉運到美洲。再加上日趨成熟的歐洲、非洲航線，世界主要地區的交通、貿易便聯繫起來。史學者諾美林克 ‧ 諾伊羅弗茨（Meilink. Roelofsz）曾感歎：“葡人在世界範圍的貿易活動，促使他們在全球建立殖民地和據點。他們對中、日（長崎）貿易的開發意味着世界貿易網路的初步形成。”②葡人的貿易從里斯本到非洲開普敦，再到印度、中國、日本和美洲，這是一條環繞世界的貿易網。雖然意大利人和荷蘭人開闢了北歐、地中海和近東貿易圈，但其範圍和影響比不上葡人（一部分歸功於西班牙人）開闢的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商貿網。把葡人開闢的航線和其他航線聯繫在一起，即可呈現近現代世界交通和貿易網的最初框架。再次，由於長崎逐漸興盛，日本統治者開始注意此港，並將其當作發展對外關係的重鎮來管理，長崎的發展雖有波折，卻是持續的。由於長崎一直被耶穌會控制，長此以往，這裏可能會淪為葡屬殖民地。到了豐臣秀吉統治時期，他認定長崎是重要的港口和戰略要地，絕對不能被外國人控制，必須收回。③ 1587 年，秀吉宣佈收回長崎主權。1588 年，秀吉在長崎設代官，管理長崎日常事務。1592 年，秀吉又設長崎奉行，主管外交和海防。第一任奉行是寺澤廣高，代官為村山等安。④收回長崎後，秀吉還想為長崎更名，但大村氏極力勸阻此舉。因為長崎在國外已有一定知名度，為了保障貿易順利開展，不宜改名，秀吉於是作罷。學者山森（Sansom）認為：“秀吉雖然沒有限制長崎的貿易活動，但也不允許長崎獲得像歐洲城市那樣的自治權。”⑤德川幕府統一日本後，將軍試圖重新掌控外貿主動權，其措施之一就是控制港口。為了方便管理以及限制外國人在日本的發展，幕府將所有的外貿活動都集中於長崎、平戶兩地。1616 年，德川秀忠發佈“貿易港限制令”：① William S. Atwell,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 Vol. 95, Issue 1 (May 1982), pp. 72-73.② M. A. P. Meilink-Roelofsz,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2, p. 119.③坎普菲爾曾總結道：“秀吉看到長崎的發展後，心生嫉妒。另外，葡人（商）在長崎獲得成功後，便驕傲起來，引起日本統治者不滿。再加上長崎的基督教信徒越來越多，更是讓秀吉無法容忍。”( 作者自譯 ) 參見：Engelbert Kaempfer, Kaempf’s Japan: Tokugawa Culture Observ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 140.④[ 日 ] 外山卯三郎：《南蠻船貿易史》，東京：東光出版株式會社，1943 年，第 355 頁。 ⑤ George Sansom, A History of Japan, 1334-161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330.⑥[ 日 ] 林韑、宮崎成身等編：《通航一覧》第六，東京：泰山社，1940 年，第 346 頁。嚴正通告。堅決禁止伴天連（傳教士）門徒布教，先年家康已有令出。此外，黑船或英國船，因與伴天連同屬一宗門，故一旦在你領內靠岸，一律讓其轉泊長崎或平戶，禁止其從事商業活動。此事由上意決定，現通告在此。關於唐船（中國船），不論在哪裏靠岸，可隨船主之意，開展買賣。⑥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3117 世紀初，德川幕府沿襲了奉行管理（長崎）制度。長崎奉行由將軍親自任命，相當於中國欽差，並非地方官員。德川幕府初期，長崎僅設一名奉行。1633 年，將軍鑑於長崎在外交外貿中的重要性，始設兩名奉行。一人在江戶，另一人常駐長崎。奉行的主要職責是管理長崎的外貿和司法，長崎已經成為幕府直轄領地。也有學者認為，自秀吉以來，最高統治者設奉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優先購買葡船商品。①還有學者認為，奉行僅是（長崎）名義上的最高長官，長崎町年寄（也可稱為“頭人”）才是核心人物。町年寄通常有 4—9 人，屬於世襲官員，負責監督貿易。②渡邊修二郎記載道：“除了奉行，長崎的主要官員還有：町年寄 7 人、年行司 4 人、御船頭 3 人。③不難看出，17 世紀之後，日本統治者加大了對長崎的管理力度，長崎成為德川幕府的直轄對象。儘管如此，這種模式仍然是一把雙刃劍。長崎的管理雖然受到一定約束，但日本統治者基本還是維持“禁（天主）教不禁商”的策略來發展長崎，那裏的商業發展和外交活動並沒有停滯。即便德川將軍於 1640 年將葡人趕出日本，也仍然保留了荷蘭人、中國人在長崎開展貿易活動。④而且，自 17 世紀中期日本鎖國後，⑤長崎也是日本為數不多的通商口岸，且多數外交事宜都只能在長崎解決（例如外國人要求通商、建交等），在德川幕府長達兩百多年的統治中，長崎作為外貿外交中心的地位始終沒有改變。一名荷蘭人曾提到近代早期的長崎：“那裏非常繁盛，城市的格局很開放，沒有城牆阻隔。”⑥到德國人坎普菲爾（Kaempfer）來到長崎的時候（17 世紀末），日本雖然鎖國，但長崎仍然有所發展，他提到長崎有 62 座寺廟、35 座橋，以及眾多的街道、戰船、房屋、娛樂場所、監獄、商鋪等，他特別提到長崎有兩個重要的外貿區，分別是出島（供荷蘭人）及唐館（供中國人）。⑦此外，即便葡人及傳教士被驅逐，歐洲的荷蘭人卻了留下來。鎖國後的日荷貿易持續了 200 多年，雖然荷蘭人被局限在長崎附近的人工島（出島）上活動，但正是由於出島的存在，日本才沒有完全關住大門。出島就像一絲門縫，或像一扇微開的窗口，慢慢地吸收外界“營養”。通過出島，日、西（方）始終能夠保持某種經濟文化聯繫，長崎成為日本能夠在近代迅速轉型的重要條件之一。[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校對 吳浩彭 黃耀岷 ]①[ 日 ] 高瀬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貿易と外交》，東京：八木書店，2002 年，第 197 頁。② Grant. K. Goodman, Japan and The Dutch 1600-1853, London: Curzon Press, 2002, p. 18.③[ 日 ] 渡辺修二郎：《外交通商史談》，東京：東陽堂，1897 年，第 261 頁。④荷蘭人被遷往長崎港邊的人工島出島上活動，中國人被限制在長崎的唐館（區域）活動。⑤ 1639 年，德川幕府頒佈禁教鎖國令。參見：林韑、宮崎成身等編：《通航一覧》第五，東京：泰山社，1940年，第 26 頁。 ⑥ Charles MacFarlane, Japan: An Account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Co., 1852, p. 154.⑦ Engelbert Kaempfer, Kaempfer’s Japan: Tokugawa Culture Observ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 141-147.從日葡貿易看 16世紀長崎港的建立及意義
33廷堅。①其大弟唐廷樞（1832—1892），字建時，號景星，亦畢業於馬禮遜學校（1841—1849）， 而 後 師 從 英 國 傳 教 士 理 雅 各（James Legge）， 曾 任 香 港 巡 理 府 法 庭 傳 譯 員（1851—1858）、江海關通事（1858—1861）、怡和洋行總買辦（1863—1873）、輪船招商局總辦（1873—1885）、開平礦務局總辦（1878—1892）等職。其二弟唐廷庚（1835—1896），字建廉，號應星，1843 年入讀馬禮遜學校，1849 年師從英國傳教士理雅各，1856 年在香港最高法院特納律師（George Cooper Turner）處做了幾個月的職員，②參加了一些法庭申述，③ 1858 年跟隨唐廷樞前往上海謀生，④ 1864 年任粵海關初級職員，⑤ 1873 年跟隨唐廷樞入職輪船招商局，任粵局總辦（員董），1885 年返鄉定居，直至去世。⑥幼弟唐廷堅（1843—1862），字建操，號梓貞，英年早逝。⑦唐廷樞投身洋務事業，推動了輪船運輸、保險、煤礦、鐵路、水泥等工商業的開辦與發展，被譽為中國近代工商業先驅。其成功事業，離不開唐氏兄弟的支持。唐廷桂是上海商界領袖之一，在唐廷樞接手輪船招商局和創辦開平礦務局籌資困難時，運用其強大的勢力，努力奔走，⑧召集親友和廣東同鄉認購股份，數次幫助唐廷樞化解危機。⑨唐廷庚加入輪船招商局，協助唐廷樞辦理局務，參與創辦仁和水險公司，開闢廣州至檀香山（舊金山）的太平洋航線，赴美交涉“和眾號”輪船被加徵關稅事宜，是輪船招商局的重要分管人員。⑩在唐廷樞的光環之下，唐廷桂和唐廷庚的事跡和功績被忽視，研究成果寥寥無幾，甚至連唐廷桂的名字都弄錯或者譯錯。唐植是唐廷桂的原名。香港第一份中文報刊《遐邇貫珍》上刊登了兩則唐廷桂在舊金山的新聞，都是採用“唐植”。據《遐邇貫珍》1853 年 8 月第 1 卷第 1 號刊登的《金山採金條規》載：“近接閱花旗國金山漢人採金條規，從該處總例摘出，係唐植譒譯漢文，因其字句間有未妥，特稍為改削，茲列如後。……癸丑年三月初三日，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四月初九日，漢人茂枝唐植。”⑪又據《遐邇貫珍》1854 年 4 月第 2 卷第 3—4 號合刊載：二、唐廷桂原名唐植①《唐景星家譜》，編者和抄錄時間不詳，珠海博物館唐越先生提供。② Carl T. Smith,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Chung Chi Journal, Vol. 10, No.1 & 2 (1971), p. 85.③ Parliamentary Papers, House of Commons and Command, Vol. 48, 1860, China: Hong Kong, pp. 283, 449.④ 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 p. 241.⑤唐廷庚在粵海關任初級譯員，僅 1864—1865 年有史料記載，其後未見記載。其一：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1864, Hong Kong, p. 169. 其二：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1865, Hong Kong, p. 244.⑥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ugust 7, 1896, Shanghai.⑦《唐景星家譜》，編者和抄錄時間不詳，珠海博物館唐越先生提供。⑧ “The Obsequies of the Late Mr. Tong Mow Che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September 3, 1897.⑨[ 清 ]經元善：《中國創興紡織原始記》，虞和平編：《經元善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287 頁。⑩賓睦新：《輪船招商局員董唐廷庚史事考述》，林廣志主編：《唐廷樞研究》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第 79—97 頁。⑪《遐邇貫珍》（香港）1853 年 8 月第 1 卷第 1 號，第 10—12 頁。唐廷桂正名考
34“近閱金山上年十一月十九日新聞紙，內載唐植經手斂湊四邑會館花紅銀一千元，致送該處捕廳署之士兵以為酬勞，因其地有著名劫盜濯阿儉逞兇恣劫中土掘金人，被其掠財害命者指不勝屈。”① 1859 年左右，唐廷桂從舊金山返回中國，仍繼續使用“唐植”為名。唐廷樞編《英語集全》正文注明：“羊城唐廷樞景星甫著，兄植茂枝，弟庚應星參校，陳恕道逸溪、廖冠芳若谿仝訂。”②“亞植”是唐廷桂的乳名，乃是他人對“唐植”的親近稱呼。亞植之名，能查到最早記錄是 1843 年馬禮遜學校年會報告上的學生名冊，原文為“Achik，亞植，入學年齡 11，籍貫 T’óngká，入學時間 1839 年 11 月 4 日”。③施其樂（Carl T. Smith）《歷史的覺醒——香港社會史論》（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載：“法庭爭取有華人傳譯員的編制。在這當中首先是唐亞植，又名唐茂枝、唐廷植，他於 1847 年 10 月 16 日獲任。他曾在馬禮遜學校讀書。”④劉伯驥《美國華僑史》亦採用唐亞植之說：“士比亞牧師，於一八五五年二月與三月在其東涯新錄發表，由四大會館於一八五三年所供給僑民的人數，與陽和會館通事唐亞植（Tong K. Achick），於一八五四年將四大會館首要在加州州議會礦產與採礦委員會供詞繙譯，透露當時五大會館所屬會員的人數。”⑤何光嶽《漢源流史》一書亦採用此說﹕“唐亞植，三藩市陽和會館主席。”⑥陳雅晴《亦趨亦離：早期港英殖民政府的華人譯者（1843—1900）》一文也是如此﹕“唐亞 植（Tong Achik/Achick）， 又 名 廷 植（Tong T’ing-chih/Tingzhi）、 茂 枝（Tong Mow-chee），1828-1897。”⑦該文還將唐廷桂之名誤為“唐廷植”。⑧唐氏兄弟先後入讀馬禮遜學校，皆取有英文名字。據馬禮遜學校 1843 年度報告清晰記載，Achik，亞植，入學年齡 11，籍貫 T’óngká（唐家），入學時間 1839 年 11 月 4日；Akü，亞驅，入學年齡 10 歲，籍貫 T’óngká，入學時間 1841 年 11 月 1 日，離校時間 1842 年 1 月 1 日；Afú，亞扶，入學年齡 8 歲，籍貫 T’óngká，入學時間 1843 年 4 月三、唐傑、唐實、譚亞祺、童 ‧ 阿奇、唐阿植、唐阿七是英文名回譯錯誤①《遐邇貫珍》（香港）1854 年 4 月第 2 卷第 3—4 號合刊，第 7 頁。②[ 清 ] 唐廷樞：《英語集全》，同治元年（1862）廣州緯經堂版。③ Samuel Wells Williams,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1843, pp. 9-11.④施其樂（Carl T. Smith）：《歷史的覺醒 香港社會史論》（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宋鴻耀譯，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 年，第 113 頁。 ⑤劉伯驥：《美國華僑史》，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第 162 頁。⑥何光嶽：《漢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416 頁。⑦陳雅晴：《亦趨亦離：早期港英殖民政府的華人譯者（1843—1900）》，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第 5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263—313 頁。⑧ 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1, p. 443.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357 日。① 其 中 亞 植 Achik 是 唐 植， 即 唐 廷 桂， 此 後 自 署 Tong K. Achick， 又 出 現 Tong Achick、Tong Chik ② 等 寫 法， ③ 因 號 茂 枝 又 寫 作 Tong Mow Chee。 亞 驅 Akü 是 唐 廷樞， 又 有 Akou、④ Akue、⑤ Tong Akü ⑥ 或 Tong Ting-Ku 等 寫 法， 因 號 景 星 又 寫 作 Tong King-Sing。 亞 扶 Afú 是 唐 廷 庚， 又 有 Afoo、Afu 等 寫 法， 因 名 而 寫 作 Tong Ting-Keng，又因號應星而寫作 Tong Ying Sing。以上是唐廷桂及其兄弟之英文名字情況。唐傑之名，譯自 Tong Chik，最早見於徐鳳石和惲鐵樵所譯容閎自傳《西學東漸記》（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兩人將英文原文“I entered the school in 1841. I found that five other boys had entered ahead of me by one year...The names of five boys were: 1.Wong Shing; 2.Li Kan; 3.Chow Wan; 4. Tong Chik; 5. Wong Foon.”⑦譯為“予入是校，在一八四一年，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黃君勝、李君剛、周君文、唐君傑與黃君寬也。”⑧兩人因為不熟悉馬禮遜學校之事，故而張冠李戴，將唐植（Tong Chik）錯誤地譯為“唐傑”，不知覺地造成了深遠影響。此後研究容閎之著作，皆採用了此說，甚至將 Tong Chik 誤為唐廷樞。如勒法格（Thomas Edward La Fargue）寫道“Tong Chik, better knows as Tong King-sing, became a famous business man.”⑨（譯文：唐植，即眾所周知的唐景星，成為了著名商人）。高宗魯翻譯勒法格著作，亦接受了此說法，譯為“同時入校者尚有五位中國學生，他們是：黃勝、黃寬兄弟，唐傑（景星）、李剛、周文等五人。……唐傑（景星），成為鉅賈，曾創辦中國第一個‘輪船招商局’”。⑩又如李志剛將 Achik 譯為“亞傑”、Akü 譯為“亞駒”、Afu 譯為“亞富”，⑪實際上應該是亞植、亞驅和亞扶，⑫即唐廷桂、唐廷樞和唐廷庚。容閎自傳的各個譯本也接受了這個說法，如沈潛、楊增麒評註的《西學東漸記》記載：“唐傑（1832—1892 年）又名唐廷樞，廣東香山人，初在馬禮遜學校讀書，接着在另一英國教會學堂學習。”⑬王蓁翻譯容閎自傳時，甚至將唐植① Samuel Wells Williams,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1843, pp. 9-11.②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 13.③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Cambri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17-218, 229, 232-234, 243, 259.④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Noronha & Co., 1898, pp. 588, 639.⑤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2-234. 又見 Parliamentary Papers, House of Commons and Command, Vol. 48, 1860, China: Hong Kong, pp. 4, 20.⑥ Parliamentary Papers, House of Commons and Command, Vol. 48, 1860, China: Hong Kong, pp. 47, 129, 137, 174, 187, 308-309, 311, 349-351, 354. ⑦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 13.⑧ [ 清 ] 容閎：《西學東漸記》，徐鳳石、惲鐵樵譯述，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 年，第 7 頁。⑨ Thomas Edward La 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2, p. 19. ⑩ 勒法格（Thomas Edward La Fargue）：《中國幼童留美史》，高岩（即高宗魯）譯，香港：文藝書屋，1980 年，第 16 頁。⑪李志剛：《容閎與近代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81 年，第 47—49 頁。⑫ Samuel Wells Williams,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1843, pp. 9-11.⑬[ 清 ] 容閎：《西學東漸記》，沈潛、楊增麒評註，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76 頁。唐廷桂正名考
36Tong Chik 譯為“唐實”，黃寬 Wong Afun 譯為“王寬”，①這就錯得更厲害。石霓翻譯容閎自傳，仍將唐植 Tong Chik 譯為“唐傑”，“唐傑也未見確切的生平事跡。不過，他似乎一直被認為就是唐廷樞。……但有資料標明，唐廷樞比容閎小四歲，比容閎晚入馬禮遜學校，是 1842 年才入讀香港馬禮遜學校的，並且是與哥哥唐廷植、弟弟唐廷庚同時進校的。……若是這樣，那麼唐傑則該是另一個人了”。②石霓經過一番考證，認為唐傑不是唐廷樞，而是唐氏三兄弟之外的另外一個人，這也是一個很明顯的錯誤。張偉保在《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 馬禮遜學校》載 :“由於這份名單將亞植（Achik）誤譯為亞傑，引致後來研究者很大的誤會。更有學者張冠李戴地誤將唐廷植理解為其弟唐廷樞。事實上，據第一批名錄所列，Achik 是 11 歲入讀馬禮遜學堂，其出生年份應為 1828 年。而唐廷樞……，其出生年份為 1832 年。兩者相差四年，故 Achik 絕不可能是唐廷樞，而只能是他的兄長唐廷植。這個錯誤或始自容閎的英文自傳的中譯本《西學東漸記》（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的錯誤開始。”③從而確定 Tong Chik 不是唐廷樞，而是“唐廷植”，並且指出源頭是《西學東漸記》。此外，《容閎——中國留學生之父》、④《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⑤《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⑥《容閎年圖譜：中國留學生之父》、⑦《容閎傳》、⑧《記住容閎》⑨等著作，仍是採用了將唐植 Tong Chik 譯為唐傑的錯誤。2006 年，唐氏族人唐紹明發文澄清，指出徐鳳石和惲鐵樵將 Tong Chik 譯為唐傑是錯誤，以及勒法格將唐植誤解為唐廷樞也是錯誤的，“唐廷植和唐廷樞不是同一人”，“由於這兩本書成書較早，被認為最可信，因此‘A-Chik 就是唐廷樞’的說法不脛而走，在筆者迄今所見大陸和台灣有關留美幼童的書中，被普遍採用。然而這一說法是不正確的”。⑩然而，此說並未引起學界注意，錯誤用法仍在流傳。王志通和左滕慧子譯註的容閎自傳，仍舊延續了前人的錯誤，“唐傑（1832—1892），是唐廷樞的初名，字建時，號景星，又號鏡心，廣東香山人，編著《英語集全》，1892 年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①[ 清 ] 容閎：《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王蓁譯，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 8 頁；[清 ]容閎：《西學東漸記》，王蓁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8 頁。②石霓譯註：《容閎自傳 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年，第 12、18—19 頁。③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 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第 52 頁。④李喜所：《容閎 中國留學生之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15 頁。⑤ Kenneth Everett Folsom, Li Huang-Chang: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A Study of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4, p. 189. 該書中文譯本：[美]K. E. 福爾索姆：《朋友・客人・同事 晚清的幕府制度》，劉悅斌、劉蘭芝譯，劉存寬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第 136 頁。⑥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47. 中文譯本：[ 美 ] 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雷頤、羅檢秋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58 頁。⑦許小華：《容閎年圖譜：中國留學生之父》，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15 年，第 36 頁。⑧劉中國、黃曉東：《容閎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 年，第 27 頁。⑨林小濤編著：《記住容閎》，廣州：羊城晚報出版社，2017 年，第 15 頁。⑩唐紹明：《唐國安是唐廷樞之子嗎？ 有關抓還唐氏的三則史實》，珠海容閎與留美幼童研究會主編：《容閎與科教興國 紀念容閎畢業於耶魯大學 150 週年論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 年，第 286—288 頁。
37病 逝 於 天 津 ”，① 以 及《 從“ 同 文 三 館 ” 起 步 》、②《 沉 重 的 啟 航 —— 晚 清 企 業 精神 的 興 起 》、 ③《 中 美 相 遇 —— 大 國 外 交 與 晚 清 興 衰（1784—1911）》 ④ 等 著 作。更甚者，將 Tong Achick 翻譯成“譚阿祺”和“童 ‧ 阿奇（Tong K. Achick）”。據《華人的舊金山——一個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1850—1943》載﹕“馬禮遜學校是廣東東部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基督教學校，在它第一屆的六名學生中，有三名在 1847年跟隨他們的美國老師——薩繆爾 ‧R‧ 勃朗來到了美國。在另外三人中，至少有兩人——李根和譚阿祺（音譯）加入了 19 世紀 50 年代前往加利福尼亞的移民潮。”⑤又據《華工出國史料匯編》載：“根據斯皮編制的數字和 1853 年四家會館提供的數字以及1854 年童阿奇（Tong K. Achick）提出的估計數，可以看出各縣同鄉會的發展情況。”⑥唐阿植之名，乃“唐亞植”之變異，出現於《加利福尼亞州的中國人》，⑦原文為：“唐亞植（又叫唐植、唐茂枝）和李根，他們都是馬禮遜紀念學校的學生。在 1852 年初，唐亞植隨叔父前往加州，不久就成為華僑社會的中顯赫人物，充當華僑與加州當局的中間人。除了英語能力，唐亞植熟知歐洲禮儀，因此能融入西方社會和政治世界。”⑧唐 阿 七 之 名， 是 回 譯 唐 亞 植 的 英 文 名 Tong A-chick 或 Achik 之 誤。 赫 德（Robert Hart） 稱 唐 廷 桂 為 Tong A-Chik 或 A-Chik， ⑨ 唐 廷 樞 為 Tong Akue 或 A-kue。 ⑩ 陳 絳 翻譯《赫德日記》，錯誤地將唐廷桂譯為“唐阿七”，將唐廷樞譯為“唐阿九”，原文為：“關於阿七，我說他必須把事情做好：作為一個薪資豐厚的通事，經常接受饋禮。從一個人那裏就收到五百兩之多。跡近敲詐勒索，這是難以容忍的。他告訴我據說繳納的稅款有些在道台和稅務司之間分掉！我對阿七感到遺憾。……關於唐阿七，他已特別吩咐獄卒無論如何不要去騷擾他，而且獄卒答應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寬大處理。……昨日唐阿九為了他兄弟（哥哥）的事來看我，儘管有道台的吩咐，獄卒仍然待他非常之壞。……一個月之後，阿七接受了八月中秋節禮。他被抓起來，投入監獄。……阿七是關在普通監獄，像人和別的犯人一樣，他現在備受中國監獄所常有的折磨。……阿九提出讓他繳一筆罰金從輕發落……他們已停止對阿七嚴刑拷問。他再次下令叫人們不要騷擾阿七之後，對獄中人還在拷打他，大怒不已。……撫台唐廷桂正名考①容閎：《耶魯中國人：容閎自傳》，王志通、左滕慧子譯註，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 年，第 13 頁。②季壓西、陳偉民：《從“同文三館”起步：語言障礙與晚清近代化進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第445頁。③溫宏建：《沉重的啟航 晚清企業精神的興起》，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 49 頁。④王元崇：《中美相遇 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1784—1911）》，上海：文匯出版社，2021 年，第 253 頁。⑤陳勇：《華人的舊金山 一個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1850—194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48 頁。⑥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七輯“美國與加拿大華工”，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113 頁。⑦唐有淦編著：《唐家地區華僑史話》，珠海市香洲區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印，1992 年，第 27 頁。⑧冼玉儀：《穿梭太平洋 金山夢、華人出洋與香港的形成》，林立偉譯，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第 44頁。⑨ Richard J. Smith, John King Fairbank, Katherine F. Bruner,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17-218, 229, 232-234, 243, 259.⑩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32-234.
41其他與唐廷桂同時代人的日記、遊記中，亦見“唐廷桂”之名。越南阮朝嗣德帝（1848—1883）歲貢使阮述與唐廷庚交際頗多，其途經上海往輪船招商局拜訪唐氏三兄弟，亦用唐廷桂之名，其原文為：“二月初一日，往招商局（在上海、天津為總局，各處為分局），訪唐應星，並見其兄茂枝（即廷桂），景星（即廷樞）。是夜，唐公兄弟招飲於泰和館。”①又據傅雲龍《遊歷日本餘紀》載，光緒十三年九月“十八日，訪怡和洋行執事唐廷桂，談假道諸國海程”。②以上例子足以證明，唐廷桂是本人自署、官方常用及其後人認可的名字。唐茂枝之名源於唐廷桂號“茂枝”，唐氏經常自署唐茂枝，時人或後人根據中國傳統習俗，多以字號相稱，以示避諱和尊敬。上海和香港等地的報刊，報道唐廷桂之事，也常用“唐茂枝”之名。如《上海新報》刊登一則感謝高露雲律師的《頌詞》，署名為“華商林南甫、李德昌、梁鶴巢、陳定之、唐茂枝、李陞、何斐然、鄧鑑之、謝嘉、鄭耀、林子和、卓雨芬、梁兆、陳瑞南等拜題。選錄香港新報”。③又如上海報刊載有《上海四馬路高易公館協辦兩廣賑捐所唐茂枝等公啟》、④《照錄駐紥日本橫濱大清正理事羅少耕觀察覆唐茂枝觀察代訪痲瘋醫士函》、⑤《唐君茂枝經募各善士樂助本埠南市火災賑款清單》、⑥《請付添招股銀（董事韋文圃、唐茂枝、陳可良謹啟）》⑦等報道。不少研究者採用“唐茂枝”作為名稱。如汪敬虞在撰寫唐廷桂傳記時，採用了“唐茂枝”這個名字，⑧日本學者阿部香織（Kaori Abe）博士的《通商口岸的仲介精英：唐茂枝及其上海夥伴（1873—1897）》（“Intermediary Elites in the Treaty Port World: Tong Mow-chee and His Collaborators in Shanghai, 1873-1897”）亦然。⑨“唐茂之”之名，是“唐茂枝”之誤，大多出現在《申報》、《萬國公報》等上海報刊。如《申報》刊《限期繳銀》載：“宋彩於前日邀請徐雨之、唐茂之兩君來說，據述宋彩已借得銀三千五百。”⑩又有《工部覆信》載：“前聞有華人具稟於英工部局，請准令華人六、唐茂枝是諱號，唐茂之是誤用①陳荊和編注：《阮述〈往津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第 29 頁。②羅森等：《早期日本遊記五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21 頁。③《頌詞》，《上海新報》（上海）庚午年七月二十四日（1870 年 7 月 24 日）第 394 號第 2 頁。④《上海四馬路高易公館協辦兩廣賑捐所唐茂枝等公啟》，《字林滬報》（上海）1885 年 8 月 15 日第 5 頁。⑤《照錄駐紥日本橫濱大清正理事羅少耕觀察覆唐茂枝觀察代訪痲瘋醫士函》，《字林滬報》（上海）1889 年2 月 9 日第 1 頁。⑥《唐君茂枝經募各善士樂助本埠南市火災賑款清單》，《新聞報》（上海）1894 年 6 月 15 日第 9 版。⑦《請付添招股銀（董事韋文圃、唐茂枝、陳可良謹啟）》，《申報》（上海）1884 年 6 月 3 日第 7 頁。⑧汪敬虞：《唐茂枝》，孔令仁、李德征主編：《中國近代企業的開拓者》下冊，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44—352 頁。⑨ Kaori Abe, “Intermediary Elites in the Treaty Port World: Tong Mow-chee and his collaborators in Shanghai, 1873-1897”,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5, Issue 3(2015), pp. 461-480.⑩《限期繳銀》，《申報》（上海）1876 年 8 月 25 日第 2 頁。唐廷桂正名考
42入外國公家花園遊賞，乃昨閱西子報見有工部局致華人熊經園、唐茂之等一函。”①另有《整頓書院》載：“上洋格致書院開設已閱九年，進來久無舉動，月之初八日，該書院集眾議事，唐景星、茂之昆季皆與會議。”②《萬國公報》刊有《中西書院年捐清單並啓》載：“怡和洋行賬房唐茂之捐洋二十員。”③①《工部覆信》，《申報》（上海）1881 年 4 月 27 日第 2 頁。②《整頓書院》，《申報》（上海）1883 年 4 月 19 日第 2 頁。③《中西書院年捐清單並啓》，《萬國公報》（上海）1883 年第 724 期。④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清華學報》（台北）1961 年第 2 卷第 2 期，第 172 頁。⑤ Carl T. Smith,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Chung Chi Journal, Vol. 10, No.1 & 2 (1971), pp. 81-95. 該文收入施其樂之論文集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4-51.⑥汪敬虞：《唐廷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第 112、154、170 頁。⑦汪敬虞：《試論近代中國的買辦階級》，《歷史研究》（北京）1990 年第 3 期，第 90 頁。⑧汪敬虞：《唐茂枝》，孔令仁、李德征主編：《中國近代企業的開拓者》下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第 344—352 頁。唐廷植乃是唐植之名誤用誤傳。唐廷植之名的源頭是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文中論及《英語集全》時提到，卷首並有“羊城唐廷樞景星甫著，兄（廷）植茂枝，弟（廷）庚應星參校，陳恕道逸溪，廖冠芳若谿仝訂”字樣。④實際上，《英語集全》上的記錄為“羊城唐廷樞景星甫著，兄植茂枝，弟庚應星參校，陳恕道逸溪，廖冠芳若谿仝訂”（載《英語集全》，同治元年廣州緯經堂版），劉廣京給唐植和唐庚加上一個“（廷）”字，出現了“唐廷植”和唐廷庚這個兩個名字。由於唐廷庚這個名字確實存在，所以造成後來者錯誤地認為“唐植”這個名字是“唐廷植”。緊隨其後，施其樂教授（Carl T. Smith）在“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中國代化工商業近先驅——唐氏兄弟之青年時代》）一文中，延續了劉廣京的說法，“The three brothers were Tong Mow-chee (T’ang Mao-chih) 唐茂枝 (Alias T’ang T’ing-chih) 唐廷植 , known in his youth as A-chick 亞植 , born 1828, died 1897.”。⑤汪敬虞撰寫了一系列研究買辦及唐廷樞和唐廷樞兄弟的著作，皆採用了“唐廷植”這個說法，以致傳播更加廣泛。其《唐廷樞研究》一書中，以“唐廷植”稱唐廷桂。⑥在《試論近代中國的買辦階級》中寫道：“他有一位哥哥，叫做唐茂枝（廷植），這個人可以說是當了一輩子買辦。”⑦在《唐茂枝》一文中提及：“唐茂枝（1827—1897 年），又名唐國華，亦名唐廷植，大約國華是他的原名，廷植是他的宗族輩份名，而茂枝則是他在商界所用的號。”⑧又在《從唐氏三兄弟的歷史看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繼續採用“唐廷植”這個名稱，如“原來唐廷樞有兄弟三人，上有一個哥哥名叫唐廷植，下有一個弟弟叫唐廷七、唐廷植是誤用誤傳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84黃志豪澳門電子支付近一兩年呈爆炸性的成長，當中以第三方支付模式為主要的增長點。由澳門特區政府推出的聚合支付項目 聚易用，使電子支付交易數字推向高峰，但澳門並未就此專門立法，其適用的合同及法律救濟方法，在跨境消費日盛的今天，恐怕難以滿足社會的發展。現時澳門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各自按不同的法律制度提供相同的第三方支付服務，機構與用戶的法律關係性質必需以機構的類型決定。在過錯責任歸屬方面，按現時《民法典》制度是沒法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即使服務提供者以合同彌補法律的滯後，也會因違反定式合同制度而徒勞無功。澳門 過錯責任 第三方支付[ 摘 要 ][ 關鍵詞 ]澳門第三方支付的法律性質與過錯責任澳門特區政府推廣電子支付不遺餘力，近來更推行聚合支付項目“聚易用”，因特區未有對電子支付的法律關係專門立法，以現行法律疏理第三方支付的法律關係應屬前沿且具實用價值的研究課題。此外，由於大量電子支付交易有跨境使用的特質，當第三方支付工具被盜用，澳門現行法律處理方式與國際通行的責任歸屬制度相距甚遠，但兩者的差異為何？（一）商業上的分類電子商務（E-commerce）指通過互聯網或其他電子平台以電子方式確認購買貨品 及 服 務， ① 分 為 網 上 支 付（Online payments） 及 移 動 支 付（Mobile payments）。網上支付，包括帳戶基礎系統（Account based systems）、信用卡、借記卡、中介服務（Mediating services）、自動付款方式（Automated mechanisms for bill payments）、在 線 錢 包（Online wallets）、 電 子 貨 幣 系 統（Electronic currency systems） 及 其 他付 款 的 機 制（Additional payment mechanisms）， 即 再 分 為 網 上 銀 行 的 互 聯 網 支 付（Online banking based internet payments）、 貨 到 付 款（Cash-on-delivery）、 託 管 服 務一、電子商務及支付法律的概況作者簡介：黃志豪，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① “Report on Consumer Protection in Online and Mobile Payments,” OECD Digital Economy Papers, No. 204, OECD Publishing, Paris, p. 7, http://dx.doi.org/10.1787/5k9490gwp7f3-en.
85（Escrow services）。①移動支付（Mobile payments）是指通過手機或其他移動設備進行支付數據和指令的支付方式。此類付款包括使用移動設備的互聯網付款及通過移動網絡運營商（MNO）進行的付款方式。主要技術為：移動裝置（Mobile）、POS ②及非接觸式支付（Contactless payments）③及移動遠程支付（Mobile remote payments）。④（二）法律上的分類在支付關係之中，大量支付行為不只是傳統的消費者經銀行向商家付款的過程，還存在第三方支付機構作為消費者發出付款指示的支付網關（Payment gateways）。⑤歐盟為了應對電子支付等相關行業發展的趨勢，於 2007 頒佈《支付服務指令》（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PSD）。⑥該法創新了電子支付制度，增加可提供支付服務的機構類型。除包括信貸機構（即銀行）、⑦政府機構、歐洲央行和國家中央銀行等外，新設立電子貨幣機構（Electronic money institution，EMI）⑧及支付機構（Payment institutions，PI）作為與傳統銀行一樣提供支付服務的實體。⑨2015 年歐洲議會通過了《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PSD 2），從 2018 年 1 月 13 日起開始實施，直到 2019 年完成過渡期取代舊有制度完全生效。《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在原有的電子貨幣機構（EMI）及支付機構（PI）上，引入了兩種新的支付服務提供者形式。帳戶服務支付服務提供商（Account servicing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s，ASPSP），⑩① Online Payment Systems for E-commerce, OECD 2006, p. 38-53, 轉引自 “Report on Consumer Protection in Online and Mobile Payments,” OECD Digital Economy Papers, No. 204, Paris, OECD Publishing, p. 7 ,http://dx.doi.org/10.1787/5k9490gwp7f3-en.② POS（POS systems）是一套管理企業財務的系統，在澳門第三方支付上，會使用 POS 機作為收款的機具，如掃碼等。參見“Electronic Sales Suppression: A Threat To Tax Revenues,”OECD,Paris,OECD Publishing, p. 9.③指買方和賣方均在現場進行支付。支付使用非接觸式無線電技術例如 NFC，NFC 是一種射頻標準的技術，支援電子設備之間的數據傳輸的紅外技術。④移動遠程支付是指由移動設備啟動通過電信網絡（例如全球移動通信系統（GSM）或 Internet）進行的交易。且包括以下兩種方式：第一、SMS：在此系統下，消費者通過移動支付服務提供商（MPSP）建立帳戶。它可能連接到銀行帳戶或信用卡、借記卡或預付卡。消費者向 MPSP 發送一條短信，指定要支付的金額和收款人的電話號碼；然後，MPSP 將 SMS 發送回消費者，以確認交易並請求消費者提供個人識別碼（PIN）以驗證付款。然後，MPSP 會將款項轉入收款人的帳戶。這種付款方式通常用於在停車場和加油站付款，以及涉及個人的付款。第二、無線應用協議（WAP）：在此系統下，消費者使用移動設備訪問網上商戶的站點，並以與傳統在線購買相同的方式進行購買。⑤支付網關是一種用於線上支付及信用卡的技術，是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商與用戶之間的“中間人”（Man-in-the-middle），用以確認發到銀行或金融機構的支付指令與用戶的賬號資料是否匹配。詳細可參考：Customer Identification, Loyalty and Merchant Payment Gateway, Matthew d’Arbeloff and Andrew Robbins, US Patent App. 10/167,888, 2003.⑥ Directive 2007/64/EC.⑦其也符合 Regulation (EU) No 575/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第 4 條的定義。⑧根據 Directive 2009/110/EC，第 2 條第 1 款：“電子貨幣機構”（EMI）是指根據該法獲得授權發行電子貨幣的法人。 ⑨ M. Polasik, A. Huterska, R. Iftikhar, Š. Mikula, “The Impact of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 2 on the PayTech Sector Development in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178 (2020), p. 387.⑩ Alfred Zimmermann, Rainer Schmidt, Lakhmi C. Jain (eds.), Architec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Business, Technology, Decision Support, Management, Switzerland: Springer, 2021, p. 368.澳門第三方支付的法律性質與過錯責任
86指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和維護付款帳戶的支付服務提供者，通常提供此等服務的為銀行。此外，在原有的電子貨幣機構及支付機構外，引入兩種新的支付服務提供者形式，統稱為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商（Third party provider，TPP），它們分別是：（1）支付啟動服務提供商（Payment initiation services provider，PISP），其應支付服務用戶的要求，針對在另一支付服務提供者持有的支付帳戶啟動支付指令提供服務，其不會接觸任何資金，資金的流通實際是由銀行所作出，服務內容是代表用戶連接到金融機構（如銀行）的帳戶進行付款的操作，即付款啟動服務（Payment initiation services，PIS）。①（2）帳戶信息服務提供商（Account information services provider，AISP），其應用戶的要求，針對在另一支付服務提供商或一個以上的支付服務提供商的一個或多個支付帳戶的綜合信息服務。在用戶許可後，帳戶信息服務提供商可於銀行獲得訪問的權限以提供服務。服務內容是代表用戶連接到金融機構（如銀行）的帳戶，但只能瀏覽（read-only），而不能作金錢的操作（業務通常為價格比較網站），即帳戶信息服務（Account information services，AIS）。②按澳門金融管理局有關支付服務提供商的資料顯示，本地電子支付服務商有兩類機構，為其他金融機構或信用機構（實務上即銀行及支付服務公司），③都受第 32/93/M 號法令《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及由澳門金融管理局所發出的指引所管理。④雖說在澳門有兩種機構能提供支付服務，但監管標準並不完全相同，且監管的方向都以機構內部的運作為主，對用戶及其他機構之間的權責管理，主要依靠內部合規及風控系統承擔。⑤（一）第三方支付服務模式（1）網上支付網上支付是指用戶於第三方支付機構所建成的交易平台上，⑥輸入銀行卡上的資料，透過互聯網而完成交易。用戶在交易平台上發出交易的授權到銀行或第三方支付機構。倘為信用卡付款，請求就會到達國際卡組織的數據中心（如在內地，指令會到達國家設置的清算中心）；倘以第三方支付工具（APP）付款，貨款會經收單行（Acquiring bank ／Acquirer）結算再支付到商戶。⑦在該模式下主要涉及的法律關係為：二、澳門第三方支付服務現況① Directive (EU) 2015/2366，第 4 條第 15 款及第 66 條。② Directive (EU) 2015/2366，第 4 條第 16 款及第 67 條。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 15/2021 號行政法規《電子消費優惠計劃》第 5 條。 ④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 32/93/M 號法令《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 6 條及第 122 條。⑤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商為：支付寶（澳門）、澳門中銀、廣發、工銀澳門、國際銀行、澳門通、大豐銀行及極易付；收單銀行或收單方為：澳門中銀、工銀澳門、澳門通、大豐銀行及極易付。⑥線上支付在業務上會稱作線上收單。⑦ Xu Yong, Fang Caiqia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ourth Party Payment,”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and E-Government, 30 Sep 2010, p. 6. 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89要向商戶提供收單及結算服務，但聚合支付——聚易用的使用情景下，澳門持牌的機構都可憑其鋪設在商戶營業場所的 POS 機或收單二維碼，接受所有在澳門發行的支付工具，即支付工具與收單服務並非一體，從而出現分工的現象。當用戶於澳門地區使用由內地、香港機構發行的支付工具，該境外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商需與澳門持牌收單機構簽訂合同，由其與本地商戶結算付款，即都通過第四方支付模式完成。內地支付服務商經澳門收單方結算，除了免卻在澳門申請支付服務牌照外，也免卻在當地商戶鋪設收單設備的成本。而針對商戶背景的盡職調查，如 KYC（瞭解你的客户）及 AML（反洗錢）等相關合規程序，支付服務商及收單行會共同負責。第三方支付的過程涉及多個法律關係，使用電子支付工具（APP）完成的交易，是通過用戶與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商所簽訂的合同進行，該合同應具有以下的特點：（一）定式合同性質用戶與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商所簽訂的合同屬定式合同（或稱附和合同，Contrato de adesão）。①定式合同是指在該等合同中，作為合同一方的用戶／消費者在合同條款的準備和草擬上沒有任何參與，僅接受由合同另一方向整體公眾利害關係人提供的合同文本。②葡萄牙科英布拉上訴法院③（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Coimbra）認為該類合同受《合約的一般條款》“Cláusulas Contratuais Gerais”所規管。法官指其適用是為了保護必然較弱的締約方，使其免受因雙方合同地位不平等的影響，④於第 21 條 F 及 G 款規限了合同風險及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⑤當條款含有排除或限制風險及舉證責任，按《合約的一般條款》的“絕對禁止條款”，會認定屬違反公共政策的強行性規定而視為無效。三、第三方支付機構與用戶的合同特徵① A literatura especializada de outros países tem, também, chamado a atenção para a caracterização destes contratos como contratos de adesão. Em Espanha, Maria del Carmen Gete-Alonso y Calera, “Las Tarjetas de Crédito, Relaciones Contractuales y Conflictividade,” Ediciones Jurídicas y Sociales, Madrid, Marcial Pons, 1997, p. 158: “Se trata de contratos, en particular com referencia al que se celebra entre la entidade emissora y el titular de la tarjeta (...), de adhesion, cuya regulacion contractual viene normalmente predeterminada o perfijada por las condiciones generales, previamente redactadas por la empresa que, ademas, las impone a la outra parte” 轉引自 Raquel Sofia Ribeiro de Lima, “A Responsabilidade pela Utilização Abusiva On-line de Instrumentos de Pagamento Eletrónico na Jurisprudência Portuguesa,” Revista Electrónica de Direito, ISSN-e 2182-9845, N.º 3, 2016, p. 9.② João de Antunes Varela, Das Obrigações em Geral, Vol. 1, Almedina, 2003, pp. 252-253, 轉引自第 23/2005 號案，澳門終審法院，統一司法見解，第 29 頁。③ Neste caso, refira-se,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Coimbra (TRC) de 16.03.2004 (Távora Victor),acessível em (25.10.2014). 轉 引 自 Raquel Sofia Ribeiro de Lima, “A Responsabilidade pela Utilização Abusiva On-line de Instrumentos de Pagamento Eletrónico na Jurisprudência Portuguesa,” Revista Electrónica de Direito, ISSN-e 2182-9845, N.º 3, 2016, p. 9.④ “De proteger o contraente aderente, necessariamente mais débil, das disfunções provocadas pela desigualdade contratual das partes” ( 作者譯：保護必然較弱的締約方，使其免受因雙方合同不平等造成的功能失調）。⑤葡萄牙法律 DL n.º 446/85, de 25 de Outubro, Regime jurídico das cláusulas contratuais gerais, 第 21 條 F: “Alterem as regras respeitantes à distribuição do risco”( 作者譯：修訂風險分配規則）；第 21 條 G: “Modifiquem os critérios de repartição do ónus da prova ou restrinjam a utilização de meios probatórios legalmente admitidos”( 作者譯：修改舉證責任分配標準或限制使用合法承認的證據手段）。澳門第三方支付的法律性質與過錯責任
90葡萄牙未專門立法前，第三方的支付合同條款都是通過銀行提供的定式合同而完成，①這與現時澳門較為近似。在澳門第三方支付的用戶／消費者與大機構所簽訂合同因沒有參與草擬的權力而僅能決定接受與否，故此也屬定式合同，需遵守第 17/92/M 號法律《合約的一般條款》制度，用作保護處於弱勢的消費者，抗衡其與大機構訂立合同的不公平處境。在澳門《合約的一般條款》第 12 條同樣設立相同“絕對禁止條款”制度，第三方支付交易出現爭議，風險分配、舉證責任及過錯的認定也受該法的保護。（二）多合同模式與單合同模式競合澳門的第三方支付服務商可按企業本身性質選擇不同的模式以建立法律關係，分為多合同模式及單合同模式兩種。②多合同模式是指銀行（信用機構）提供支付服務時，涉及《商法典》的銀行寄存合同及支付服務合同。銀行寄存合同非專為支付服務而建立，但配合支付服務合同構成整體提供服務；單合同模式是指支付服務商（其他金融機構）向用戶提供的專門合同，提供一份只為支付服務而設的包含支付服務及寄託內容的混合合同。（三）框架合同（Contrato-quadro）性質銀行通過與用戶簽訂合同以建立“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關係及制度”。③該類合同作為將來一連串銀行與用戶之間的交易依據，被稱為“合同上之合同”。在第三方支付的法律關係之中，用戶與服務提供商的合同也屬框架合同的一種。④故此當用戶滿足簽訂的框架合同的所有條件，服務提供者不得拒絕執行付款的指示。⑤按葡萄牙法院的見解，倘提供支付服務的機構為銀行，銀行與用戶之間一早就使用銀行服務而達成了開戶的協議（框架合同），銀行所提供的第三方支付服務也屬先前框架合同下的合同。⑥故此銀行與其客戶的第三方支付服務仍在銀行開戶協議的軌道之內。⑦在澳門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的機構，都屬《金融體系法律制度》所定義的信用機構及其他金融機構。當服務提供商屬銀行時，支付工具直接從用戶的銀行帳戶中扣值，其法律關係將涉及《商法典》有名合同中銀行寄存合同及屬無名合同的支付工具服務合同。由於兩合同為對將來每次交易的預先協定，故其應被視為框架合同；由於支付服務依賴銀行寄① Amável Raposo, loc. cit., p. 15, 轉引自葡萄牙最高法院於 1999 年所作的第 JSTJ00039094 判決。②其性質可從每間機構成立的行政命令中查閱。金融機構的業務範圍及定義，可見於澳門法律第 32/93/M 號法令《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 1 條 a 項。③ José A. Engrácia Antunes, Direito dos Contratos Comerciais, p. 483, in Verónica Santos, As Debilidades do Serviço de Homebanking, em Especial Quanto aos Crimes de Fraude Informática de Phishing e Pharming: A Questão da Responsabilidade no âmbito das Operações Bancárias não Autorizadas, Mestrado em Direito, Universidade Católica Portuguesa, 8-Jul-2019, p. 13.④ Maria Raquel Guimarães, “A Repartição dos Prejuízos Decorrentes de Operações Fraudulentas de Banca Electrónica (Home Banking): Anotação a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Guimarães de 23.10.2012, Proc. 305/09, ” Cadernos de Direito Privado, No. 41 (2013), pp. 45-69.⑤ Francisco Mendes Correia,“ Operações não Autorizadas e o Regime Jurídico dos Serviços de Pagamento e da Moeda Eletrónica,” Revista de Direito Civil, Ano II (2017), No. 3, p. 705. ⑥ Acórdão do Supremo Tribunal de Justiça (STJ) de 27.02.2014(Tavares de Paiva).⑦ Luís Miguel Pestana de Vasconcelos,“ Dos contratos de depósito bancário,” Revista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Ano VIII, Coimbra, Coimbra Editora, 2011, p. 166.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91存合同運作，故也應屬附屬於一般銀行業務關係。①當服務提供商屬非銀行的其他金融機構時，支付的過程僅按服務提供商與用戶簽定的合同建立關係，以規範將來經支付指示而建立的支付交易，其也屬框架合同。然而，用戶習慣上儲存少量款項於支付工具的帳戶，該種資金在內地稱作沉澱資金。②因在澳門只有信用機構能收取存款，③《商法典》內的銀行寄存合同明示僅適用於銀行，所以非銀行的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商與用戶簽訂的合同，即使有處理沉澱資金存款條款，也不能適用於上述《商法典》的規定，不能視為存款。④（四）適用澳門《民法典》不規則寄託的合同制度由於澳門《商法典》已經對存款訂立專門合同，即銀行會因用戶開戶簽訂銀行寄存合同。銀行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時會直接從帳戶中扣款，支付服務的合同只需與銀行寄存合同配合，就可完成支付服務的交易流程；在其他金融機構使用含處理沉澱資金條款的合同，因非屬銀行不能視作存款也不屬銀行寄存合同。在葡萄牙未就第三方支付建立專門法律前，⑤以葡萄牙《民法典》寄託合同處理所有存款法律關係，反觀澳門因設有銀行寄存合同，所以才會有其他金融機構法律適用的問題。葡萄牙最高法院指出，因用戶使用銀行服務包含存款及借貸，合同含寄託及消費借貸的法律關係。⑥該合同適用葡萄牙《民法典》第 796 條的“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履行不能及遲延”的規定，⑦電腦系統的故障風險及網絡攻擊必需由金融機構承擔。⑧ Francisco Mendes Correia 認為金融機構業務中電子貨幣服務所發生的損害責任應按葡萄牙《民法典》第 796條分配責任，更可按葡萄牙《民法典》的第 570 條尋求賠償。⑨也即在澳門的第三方支付用戶把其資金交付到服務提供商保管，且機構有責任在用戶要求時即時返還，應可被視為澳門《民法典》的寄託合同。⑩此外，用戶的存款屬種類之債，屬可替代物的寄託，適用“不規則寄託”規定。⑪用戶與機構的第三方支付服務合同，是包括了寄託關係及支付服務條款的混合合同，且能按澳門《民法典》履行與責任分配制度作為沉澱資金的保障。①澳門《商法典》第 840 條﹕“銀行寄存係指一人將一定款項或有價動產交付銀行保管並於提出要求時由銀行向其返還之合同。”②李旺達：《試析第三方支付之沈澱資金監管爭議》，《經貿法訊》（台北）2017 年總第 210 期，第 4 頁。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 32/93/M 號法令《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 107 條。④在葡萄牙對所有機構的存款適用《民法典》第 1185 條，Acórdão do Supremo Tribunal de Justiça (STJ) de 04.07.2013 (Gabriel Catarino).⑤葡萄牙的第三方支付法律為：Decreto-Lei n.º 91/2018, “Regime Jurídico dos Serviços de Pagamento e da Moeda Eletrónica”.⑥葡萄牙《民法典》第 1205 條及第 1144 條及 Menezes Cordeiros, Manuel de Direito Bancário, Almedina, 6.ª ed., 2016, p. 349.⑦由於澳門民法典有相同的條款，故中文來自澳門《民法典》。⑧ Acórdão do Supremo Tribunal de Justiça (STJ) de 18.12.2013 (Ana Paula Boularot).⑨ Acórdão do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Guimarães (TRG) de 04.10.2011 (José Manuel Araújo de Barros) 及 Francisco Mendes Correia,“ Operações não Autorizadas e o Regime Jurídico dos Serviços de Pagamento e da Moeda Eletrónica,” Revista de Direito Civil, Ano II (2017), No. 3, p. 705.⑩澳門《民法典》第 1111 條。⑪澳門《民法典》第 1131 條。澳門第三方支付的法律性質與過錯責任
92（一）現行責任的分配標準澳門的第三方支付服務合同，因條款受澳門《合約的一般條款》“絕對禁止條款”限制，風險分配、舉證責任及過錯的認定只能按法律作為根據。澳門《民法典》第 785 條，合同中涉及物的轉移時，風險就由取得人去承擔。在支付服務中，當用戶把資金轉移到第三方服務機構，資金的風險就需由取得人負責，這視為Res Perit Domino 原則的體現，①即資金的物權隨合同的建立轉移。②由於澳門法規定風險隨合同建立轉移到服務提供商，但用戶在支付服務合同中，不會訂明資金固定的數額，資金注入帳戶（交付），實際會立即影響到合同之內容，所以按支付服務特性，資金交付和合同金額上的合意是一致的，也即在交付資金時，風險也隨即轉移。支付服務提供商只有在其無過錯的情況下，方可免除其不能履行的償還責任，但支付服務提供商需以債務人身份以證明過錯非因本身的過錯所為。過錯的判斷，依澳門《民法典》所提出的評估標準。③由於澳門未就支付服務的過錯專門立法，在沒有其他法定標準之下，會使用過錯一般原則，即用戶是否達善良家父之注意（Diligência de bom pai de família）作認定準則。按 Ana Prata 將重大過失定義為“嚴重疏忽、不可原諒的錯誤、無法解釋的漫不經心、不可原諒的不作為，在與普通人的行為，甚至那些不討人喜歡的人的行為相扺觸”，④這些傳統標準構成第三方支付過錯認定的準則。（二）責任的分配標準的改進當支付交易出現爭執，用戶經移動裝置上所發出的交易指令是否屬授權或未經授權就是責任歸屬的關鍵。按《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的框架，用戶支付工具因“丟失、被盜或挪用”而產生的責任，視為未經授權交易的責任，損失按用戶及服務提供商的過錯分配。（1）建立通知機制按《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的規定，只有在用戶同意執行付款的交易，方可視為已被授權。⑤用戶授權的“同意”程序必需預先與支付服務提供商達成協議，⑥且該程序需顯示在紙張、硬盤等耐久介質，⑦讓用戶能夠以一種可訪問的方式存儲該支付服務用戶的個人信息，以供將來參考。未經授權的支付交易所引致金錢損失的責任分配，應按用戶針對支付工具發生“丟失、被盜或挪用”情況時，用戶對第三方服務提供商通知的時刻決定。支付服務提供商有責任四、第三方支付損失的責任① Acórdão do Supremo Tribunal de Justiça (STJ) de 23.11.1999 (Garcia Marques). ②澳門《民法典》第 402 條。③澳門《民法典》第 481 條及第 788 條第 1 款。④ Ana Prata, Cláusulas de Exclusão e Limitação da Responsabilidade Contratual, 2005, Almedina, Lisboa, p. 308. ⑤ Payment services (PSD 2) - Directive (EU) 2015/2366，第 64 條第 1 款。⑥ Payment services (PSD 2) - Directive (EU) 2015/2366，第 64 條第 4 款。⑦“耐久介質”英文為 Durable Medium, Payment services (PSD 2) - Directive (EU) 2015/2366，第 4 條第 35 款。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93確保用戶有適當的方法發出這種通知；而用戶有責任立即發出通知，方可轉移損失的責任歸屬。現行澳門《民法典》的制度下，只要用戶本身具過錯，即使在知道支付工具可能出現未經授權使用下，向支付服務供應商作出通知，也難以成為排除資金被盜用責任的根據，通知只能視為善意履行合同的一個體現而影響到其他損害賠償的可能。以通知作為風險轉移的方式，應屬現行澳門法律的未有的方式。（2）通知的效力當用戶向支付服務提供商發出“丟失、被盜或挪用”情況的通知後，除非該通知是基於用戶的詐騙，否則支付服務提供商就需承擔一切財務的損失。①有些地區法律會要求用戶按報警時間決定通知是否有效。②服務提供商則有責任保障有暢順的渠道給用戶作出通知，因此必需提供每天 24 小時的電話熱線，且服務提供商亦應證明其已經充份提供通知的途徑。③否則，即使用戶未有向服務提供商發出通知，仍不用承擔未經授權支付交易的責任。④雖說用戶需就作出通知前的損失承擔責任，但義務僅限於 150 歐元。⑤除非用戶因欺詐及存在重大過失，方會失去限制責任規定的保護。⑥按《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當用戶經通知把風險轉移到支付服務提供商後，只有用戶詐騙或重大過失下，責任轉移才會失效，風險將回到用戶身上。⑦與澳門現行法律最主要的分別在，不論詐騙、重大過失還是一般程度過錯，只要用戶具過錯都要負上未經授權交易的風險。然而，即使支付服務提供商願意以合同方式修改風險及證明責任，但按澳門《合約的一般條款》的“絕對禁止的條款”，也會產生無效的結果。⑧（3）通知效力的例外通知作為責任判斷的分界線，存在詐騙及重大過失情況則為例外。詐騙的認定主要依賴刑事法律為標準，而用戶的過錯能否構成重大過失，需依據法官作出判斷。例如，用戶未有謹慎保管寫有密碼的紙張，是否能視為重大過失？在德國的卡塞爾法院裁定（AG Kassel，1993 年 11 月 16 日，WM1994，2110），用戶將自己的電話號碼用作密碼，並記在① Payment services (PSD 2) - Directive (EU) 2015/2366， 第 69 條 及 葡 萄 牙 Regime Jurídico dos Serviços de Pagamento e da Moeda Eletrónica，第 110 條。② Payment services (PSD 2) - Directive (EU) 2015/2366，第 74 條第 3 款及葡萄牙 Regime Jurídico dos Serviços de Pagamento e da Moeda Eletrónica，第 115 條第 7 款。③ S. Kierkegaard, “Payment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the New Legal Framework - EU Law: Harmonising the Regulatory Regime for Cross-border Payment Services,”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Vol. 23, Issue 2 (2007), p. 175.④ Payment services (PSD 2) - Directive (EU) 2015/2366，第 74 條第 3 款。⑤ Payment services (PSD 2) - Directive (EU) 2015/2366， 第 42 條。 葡 萄 牙 Regime Jurídico dos Serviços de Pagamento e da Moeda Eletrónica，第 81 條。⑥ Payment services (PSD 2) - Directive (EU) 2015/2366，第 74 條第 2 款。⑦ S.Werner “Anscheinsbeweis und Sicherheit des ec-PIN-Systems im Lichte der neueren Rechtsprechung,”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 und Bankrecht, Vol. 51, Issue 32 (51), pp.1516-1519. 轉 引 自 Reinhard Steennot, “Allocation of Liability in Case of Fraudulent Use of an Electronic Payment Instrument: The New Directive on Payment Serv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Vol. 24, Issue 6 (2008) , p. 557.⑧第 17/92/M 號法律《合約的一般條款》第 12 條 e 款及第 14 條。澳門第三方支付的法律性質與過錯責任
94錢包裏的紙上，其行為極為疏忽。在荷蘭法院曾出現類似情況判決，認為用戶把密碼記於其日誌上並非屬過分疏忽（GCB，1994 年 9 月 24 日，TVC1995，183）。由於服務提供商難以證明用戶有過錯（例如用戶有否將自己的密碼寫在錢包裏的紙上），歐盟內部的多個司法管轄區，包括德國都採用了 Anscheinsbeweis 理論使用重大過失的推定。①一旦服務提供商能夠證明系統有使用了個人識別碼作為識別用戶身份途徑，用戶就必需證明沒有重大過失，否則損失的責任仍不會轉移到服務提供商。《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有類似的規定，當付款服務用戶拒絕承認已執行的付款交易時，服務提供商就必需證明付款交易經過了身份驗證、準確的記錄及已記入帳戶的程序，且未受技術故障或其他缺陷的影響。按澳門《民法典》制度，因未經授權交易而引致沒法返還資金的損失，當支付服務商主張非因其過錯造成，也面對其難以證明用戶使用上是否存在疏忽的情況（例如用戶有否保管好密碼），故此澳門倘引入通知作為風險轉移機制，同時引入《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第 72 條或德國法的 Anscheinsbeweis 理論證明責任推定，即當服務提供商能證明付款交易已被認證，準確記錄輸入到帳戶，且未有受技術故障或服務的某些其他缺陷的影響，②就可以作為其沒有過錯的證明，用戶就不必負上未經授權交易的發生的後果，因並非其過失而引致。總之，由於澳門第 32/93/M 號法令《金融體系法律制度》是用作管理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內部運作的法律，在未就第三方支付專門立法的前提之下，監管當局僅以現時法律工具管理每天都在成長及變化的第三方支付行業，是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的。過去電子支付模式主要為信用卡消費，提供服務的主體都為銀行，但現在第三方支付服務發展出專門的經營者，這更突顯澳門法律的不足，有必要進行更新。然而，澳門法律改革習慣上主要跟隨歐盟的步調，但內地的第三方支付發展領先世界，對澳門現行的第三方支付的整套模式的改革，倘能以歐盟現行制度為參考，並兼顧與內地第三方支付法制接軌，應更能符合澳門支付行業市場上持份者的需求。[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校對 吳浩彭 黃耀岷 ]①荷蘭、德國、挪威存在過錯的推定制度，而比利時則在 2002 年立法禁止。M. Mazitova, “Consumer Liability in Case of Fraud with Electronic Payment Instruments: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and Russian Rules,” University of Oslo, 2015, p. 25. ② Payment services (PSD 2) - Directive (EU) 2015/2366，第 72 條。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97教師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與特教教學調整之關係——以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為例林劍如提出專業知能可以涉及到：“專業態度”、“課程設計”、“教學技巧與方法”、“學習評量”、“課堂管理”等五個部分。①綜上所述，筆者發現，程介明提出的“學科特定領域知識”與林劍如提出的“專業態度”有部分相似，兩位學者都強調教師在某一領域的基本理念、專業知識與態度。程介明提出的“課程與教學知識”、“教學策略與技巧”、“評量與評鑑”，也與林劍如提出的“課程設計”、“教學技巧與方法”、“學習評量”的理念相似。此外，正如學者鈕文英所言，良好的班級經營、課室管理是實施融合教育的一個重點，②因此林劍如提出的“課堂管理”，也應該是澳門普通學校教師從事融合教育的重要專業知能。綜上所述，在特教專業知能的研究層面上，筆者認為應該圍繞着上述的“專業理念”、“課程”、“教學”、“評量”以及“班級管理”等五個領域，並將這五個層面命名為“一般特教知能”、“課程設計知能”、“教學設計知能”、“學習評核知能”、“班級經營知能”，以此設計有關量表。（二）學校行政支持學校行政支持，其重要目標及責任是能夠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支援學校中的教師、人員，以達成學生學習的目標。③從融合教育角度看，學校行政支持就是減少教師在從事融合教育中感到困擾的一種重要手段。④因此，學校行政支持的對象主要是以教師為主。而關於學校行政支持的理論，學界主要有兩個觀點作出解釋。其一是 Eisenberger 等學者提出的“知覺組織支持”（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這個觀點認為前線員工需要得到的支持包括：“社會交換”、“心理契約”、“努力與報酬期望”、“社會情緒需求”等四個因素。⑤另一觀點是 House 提出的“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強調人類的健康互動行為，需要得到不同類型的支持，包括：“情感”、“訊息”、“實質”等三個因素。⑥一些文獻更認為，社會支持還包含了被支持者面臨壓力時，支持提供者能對其採取因應方式給予正向回饋及認同的“自尊”因素。⑦綜合上述兩個理論觀點，筆者認為“知覺組織支持”雖然很適合本研究需要探討的層面，但融合教育本身就是十分強調教學人員之間的協作與溝通，⑧不同良性的互動行為可能更為重要。因此筆者選取上述“社會支持”的理論觀點，決定本研究中的教師所感受學校行政支持之探討層面包括“情感”、“訊息”、①林劍如：《特殊教育教學人員職務工作表現評核手冊》，《協同特殊教育學校》（澳門）2014 年 8 月。②鈕文英：《擁抱個別差異的新典範 — 融合教育》，台北：心理出版社，2016 年，第 320—342 頁。③李冠儀：《台北市國中身障資源班教師對學校行政支持與職業倦怠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第 23—28 頁。④胡永崇：《融合教育的爭議與檢討：以一個腦性麻痺學生的普通班教育安置為例》，《融合教育學術論文集》，台北：台北師範學院特殊教育中心，2001 年，第 61—82 頁。⑤ R. Eisenberger, R. Huntington, S. Hutchison, D. Sowa,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71, No. 3 (1986), pp. 500-507. ⑥ J. S. House,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Structure,” Sociological Forum, Vol. 2, No. 1 (1987), pp. 135-146. ⑦洪玲茹：《社教機構員工工作壓力、社會支持與專業承諾關係之研究 以高雄市公立社教機構為例》，屏東師範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2 年，第 58—60 頁。⑧鄧猛：《融合教育實踐指南》，北京：北京大學，2016 年，第 125—145 頁。
98“實質”及“自尊”等四個領域，並將四個層面命名為“情感性支持”、“訊息性支持”、“實質性支持”、“自尊性支持”，以此設計有關量表。（三）特教教學調整從特殊教育的差異教學角度看，特教教學調整是指教師在教學中，需要滿足學生之間的個別差異，滿足每位學生的需要、興趣、能力等來設計與實施多類型的教材、教學策略及教學的評量，以使每位孩子在學習上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①而特教教學調整涵蓋的範圍，學界有兩個理論去解釋。其一觀點是 Hoover、Patton 提出的“課程調整模式”（Curriculum adaptations mode），此理論模式認為融合教育的特教教學調整，除了重視學生的行為問題處理外，還會比較重視“課程內容調整”、“教學策略調整”、“教學環境調整”等三部分的調整。②另一觀點是 Wood 提出的“SAALE”模式（Systematic approach for adapting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此理論是指教師在融合教育的情境中，利用調整教學的方法，使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在教師平時教學環境中學習，當中調整教學則分為“調整環境”、“調整課程與教學”、“調整評量”等三個部分。③筆者綜合一些華文學者的研究後發現，這些學者提出的特教教學調整的層面與 Hoover、Patton 及 Wood 等提出的理論甚為相似。例如王培旬在研究中認為特教教學調整有：“教學策略調整”、“課程內容調整”、“教學評量調整”、“教學環境調整”等四個層面。④何雅玲在其研究中認為特教教學調整包含有“教學環境調整”、“課程與教學調整”、“評量方式調整”等三個層面。⑤他們的研究與上述國外學者提出之相同點，在於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是會涉及到“環境”、“課程”、“教學”、“評量”等四個範疇。因此綜合有關學者的觀點，筆者會將本研究中特教教學調整探究範圍定為：“環境調整”、“課程調整”、“教學調整”、“評量調整”等四個層面，並以此設計有關量表。（一）研究工具（1）普通學校教師特殊教育專業知能量表由研究者自編，預試題目為 30 題，經預試刪題後為 26 題。此量表包括：“一般特教知能”、“課程設計知能”、“教學設計知能”、“學習評核知能”、“班級經營知能”三、研究設計①王輝、華國棟：《論差異教學的價值取向》，《教育研究》（北京）2004 年第 11 期，第 41—45 頁。② J. J. Hoover, J. R. Patton, Curriculum Adaptations for Students with Learning and Behavior Problem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ustin, Texas: PRO-ED, 1997, p. 20.③ J. W. Wood, Adapting Instruction to Accommodate Students in Inclusive Setting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p. 76.④王培旬：《國小六年級融合教育班學智障學生數學課程教學調整之行動研究》，東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第 29—37 頁。⑤何雅玲：《國小普通班教師實施教學調整情形與其特殊教育專業知能之關係 以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為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第 11—12 頁。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111澳門融合生家長的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及生活品質的探討張玉琪本研究採用分層立意抽樣的方法瞭解澳門融合生家長的生活品質與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的關係，透過澳門不同社福機構及學校派發 332 份問卷，其中納入統計分析的有效問卷為 166 份，研究結果顯示﹕ 1）性別在生活調適壓力、生活品質（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關係、環境）中有顯著差異，社經地位及小孩不同就學階段在生活品質中有顯著差異。2）融合生家長親職壓力越高、親職效能越低、社會支持越低，其生活品質就越低。3）在階層迴歸分析中控制背景變項後，發現社會支持與親職效能均能有效預測融合生家長親職壓力對生活品質的影響，即當家長獲得的社會支持越多，親職效能越高，其親職壓力感受就越低，其生活品質越高。4）在交互作用的檢測中，社會支持是有效調節親職壓力對生活品質的解釋，其作用力顯著，即社會支持能有效緩衝親職壓力對生活品質的影響。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融合生 親職壓力 親職效能 社會支持 生活品質[ 摘 要 ][ 關鍵詞 ]作者簡介：張玉琪，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碩士、澳門理工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實習督導、澳門註冊社工。① J. T. Low, S. Payne, P. Roderick, “The Impact of Stroke on Informal Carers: A literature Review,”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49, Issue6 (1999), pp. 711-725.②胡蓉、林金定：《特殊需求學生主要照顧者壓力與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相關性之研究》，《身心障礙研究》（台北）2009 年第 2 期，第 132—143 頁。 ③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母親節—〈新肺炎疫症對基層 SEN 家庭的影響〉調查報告》，香港，2020 年，第 14 頁。④防止虐待兒童會：《保護兒童‧全面發展 2019/2020 年度報告》，香港，2020 年。澳門的融合生相關服務大多以融合生本身為主體，家長的情緒及需要常被忽略。當家長需配合融合教育而改變了生活的模式，干擾了日常自身的社交生活時，可能會感到孤獨及疲憊，進而影響其生活品質，①台灣地區一項有關特殊需求學生主要照顧者的研究發現：家長的生活品質越高，對子女的照顧品質會越高，然而，當照顧者壓力超出負荷時，他們可能會成為第二個失能者。②香港地區近期一項研究發現新冠肺炎（COVID-19）對基層特殊學習需要家庭有影響，八成特殊需求學生出現較大的情緒及行為問題，構成家長的壓力，當中八成的家長在最近兩個月出現自殺念頭，更有兩成的家長需要服用精神科藥物（如安眠藥）。③此外，香港虐兒個案當中，有 49% 涉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④由此可見，特一、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
112殊學習需要家長的壓力負荷過大，家長容易成為第二個失能者，影響的不單是自身的健康以及其生活品質，更影響着兒童的福祉。若能提高主要照顧者的生活品質，就能加強家長對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關顧，以這些孩子的最大利益為依歸。①融合生的出現雖然是必然的壓力源（Stressor），但並不一定成為壓力（stress）。融合生在其家長多年的努力後，最終被告知無效而轉介，當中可能意味着家長的教養失效，家長可能會內化其結果，認為是自己的能力有問題，從而減低家長的親職效能感，但假如融合生家長有足夠的社會支持，那麼就可以減低他們的親職壓力，②促進家長的福祉及生活品質。③另外一項研究以自閉症兒童家長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社會支持對家長的生活品質有直接影響，④可見社會支持是一個有效且能持續緩減壓力的保護因子。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0—6 歲兒童發展遲緩的盛行率約為 6%。⑤截至2022 年 1 月 31 日，澳門 0—6 歲兒童有 36,032 名，因而推估可能有 2,162 名存在早療需求的兒童。2018 年兒童綜合發展評估有大約 900 名兒童評估為患有自閉症、語言或讀寫障礙等，需要早療服務，⑥但這個數字只佔全澳六歲以下兒童的 0.25%。遠低於盛行率 6%，可以想像，澳門仍有很多隱性個案。現時的社會資源無法承托家長親職效能，家長花了長時間照顧而心力交瘁，當中很多強烈憤怒、內疚、不安、抑鬱沒有被抒發及支持，可能以另一種方式以心理或生理呈現出來，例如：焦慮症、憂鬱症、無病因的腸功能絮亂、頭肩痛等，讓有關家長的生活品質大受影響。⑦綜上所述，澳門融合生家長面對親職壓力時，生活品質可能會被降低。當中親職壓力也可能會影響親職效能，而親職效能又需要社會支持才能彰顯效果，這三個面向的交互作用可能會影響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家長的生活品質。澳門融合生在接受了融合教育體系等正式服務後，家長的生活品質有沒有改善？融合生家長的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與①胡蓉、林金定：《特殊需求學生主要照顧者壓力與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相關性之研究》，《身心障礙研究》（台北）2009 年第 2 期，第 132—143 頁。② C. Leung, S. Leung, R. Chan, K. Tso, F. Ip, “Child Behavior and Parenting Stress in Hong Kong Families,”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V. 11, Isuue 5 (2005), pp. 375-380.③ I. Duvdevany, S. Abboud,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Well-being of Arab Mothers of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who are Served by Welfare Services in Northern Israel,”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Vol. 47, (2003), pp. 264-272.④ P. Pozo, E. Sarriá, A. Brioso, “Family Quality of Lif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 Double ABCX Model,”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Vol. 58, Isuue (2013), pp. 442-458.⑤《探討提升兒童發展遲緩篩檢、轉介通報、評估與早療成效策略》，《兒童發展遲緩論壇報告書》，台灣，2017 年。⑥《首季逾九百兒童接受評估》，《澳門日報》（澳門）2017 年 4 月 25 日，B11 版。⑦ H. Allik, Jan-Olov Larsson, Hans Smedj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Parents of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Asperger Syndrome or High-functioning Autism,”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Vol. 4, Issue 1 (2006), pp. 1-8.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113澳門融合生家長的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及生活品質的探討生活品質的關係又是如何的？本研究將以橫斷性研究及量化研究方法，瞭解澳門融合生家長的親職壓力、社會支持、親職效能及生活品質的現況，以及如何緩減融合生家長的壓力對生活品質的影響，研究目的如下：1）瞭解融合生家長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與生活品質的現況。2）探討融合生家長的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與生活品質的關係。3）在社會工作的未來服務，對融合生家長的實務與政策方面提出建議。親職壓力是在擔任父母角色及親子互動的歷程中，來自家長的人格特質、親子互動關係失調、兒童特質而出現的一種壓力。①在親職壓力短式理論模式中，親職愁苦、親子互動失調及困難兒童是相互影響的，三者的影響會對親職行為有所影響，親職行為又會影響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行為表現（圖 1）。②依據陳若琳、李青松的觀點，親職壓力可分為發展教養壓力、外界環境壓力、親子互動壓力、生活調適壓力、人際互動壓力等五個面向。③親職愁苦親子互動失調親職壓力親職行為 兒童行為困難兒童家長的親職效能是兒童發展中的重要的一環，親職效能概念源自於 Bandura 自我效能理論，自我效能是由人、行為與社會的交互作用而來的雙向關係，④親職效能則代表親二、文獻探討和研究假設圖 1 親職壓力短式理論模式（親子互動）圖片來源：R. R. Abidi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The Stresses of Parenting,”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Vol. 19, Issue 4 (1990), pp. 298-301.① R. R. Abidi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The Stresses of Parenting,”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Vol. 19, Issue 4 (1990), pp. 298-301.②吳佳玲：《台灣親職壓力相關研究之回顧與分析》，《台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台南）2008 年第 7 期，第 63—89 頁。③陳若琳、李青松：《台北縣雙工作家庭父母親的親職喜悅與壓力之探討》，《生活科學學報》（台北）2001年第 7 期，第 157—180 頁。④ A. Bandura, “Self-efficacy and Health Behavior,” Cambridge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7, pp. 160-162.
114職領域的效能。當親職效能中的自我效能低，即使預期行為的結果正向，人也會缺乏自信，在面對困難或阻礙時容易陷入消沉沮喪等負面情緒，會傾向選擇放棄或逃避，成為壓力中的受害者；反之，當自我效能較高時，即使預期行為會帶來負向的結果，人仍會視此為挑戰而正面去面對，並在過程中感受到滿足與快樂。①親職效能可以預測心理健康，同時亦是調適壓力的重要因素。②因此，融合生家長的親職效能有效緩減親職壓力帶來的影響，是一項重要的內在資源，同時更可促進生活品質。社會支持是指在個人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獲得各種多重形式 (Multiplexity) 的支持，分別由不同的強度、頻率、持久性、人際網絡的範圍、密度等所組成，藉此解決個人的困境和有效緩衝個人壓力，社會支持並非單一的結構所組成。③它能夠發揮緩衝壓力的功能，讓壓力源不會轉化為壓力。④在社會支持理論的架構中（圖 2），可以看到社會支持中每個元素間的互動，社會支持功能可以分為情緒支持、工具支持與資訊支持，透過社會支持結構才能發揮其功能。⑤非正式支持系統是一種自然的結合，在非結構安排下所產生的社會連結，透過個別需求的滿足而維繫彼此關係的依存，例如：家人、親戚、朋友、同事、鄰里等。正式支持系統則是指具有特定目標的專業機構或組織，在個人面臨危機時能提供協助，增進受服務者的福祉，例如：政府機構、醫療單位等。而根據本研究目的，正式及非正式支持是本研究中的社會支持。圖 2 社會支持理論架構圖片來源：S. Cohen, T. A. Wills,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98, Issue 2 (1985), pp. 310-357.①蘇馨容：《幼稚園組織學習、教師效能感與家長參與之研究》，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② R. P. Hastings, T. Brown, “Behavior Problem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Parental Self-efficacy, and Mental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n Mental Retardation, Vol. 107, Issue 3 (2002), pp. 222–232.③ G. L. Krahn, “Conceptualizing Social Support in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Health Needs, ” Family Process, Vol. 32, Issue 2 (1993) , pp. 235–248.④ S. Cohen, T. A. Wills,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98, Issue 2 (1985), pp. 310-357.⑤ R. K. Rwampororo, “Social Support: Its Mediation of Gendered Patterns in Work-family Stress and Health for Dual-earner Couples,” Cornell University, 2001.結構正式支持系統非正式支持系統情緒工具資訊功能社會支持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115生活品質至少分為四個面向：一、生理健康面向是指軀體感覺、疾病症狀、副作用。二、心理健康面向是指焦慮、抑鬱等情緒困擾。三、社會關係面向是指與其他人的關係互動。四、環境面向是指家居環境、財務資源、社會服務的可得性及品質。①與普通家長的生活質量相比，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家長因需要多花時間於照顧及親職教養，因此在生理、心理、社會關係及環境四個領域的整體生活質量較低。②學者提出特殊需要學生家長的生活品質之障礙和保護模型（Distress/Protection QOL model），當中的障礙因素有家庭及婚姻的失調、家長子女間關係不佳、家長酗酒及家長抑鬱症狀，保護因素來自家人及朋友的社會支持及其他因素，而生活品質則受以上因素的影響。③因此本研究將會對生活品質的保護因素進行探討。本研究的假設如下：假設 1：不同背景變項的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及生活品質有顯著差異。假設 2：融合生家長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與生活品質之間有顯著的相關。假設 3：控制背景變項後，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對生活品質具有顯著的預測力。假設 4：融合生家長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對親職壓力與生活品質之間有正向調節效果。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現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透過教育安置評估後的融合生之家長，年齡層為 20 至 60 歲。在 2018 年 1 月 22 日至 4 月30 日期間，以十五週的時間進行資料收集。研究者首先以電郵及電話說明研究目的及內容，並提供問卷讓不同的社服機構參考，最後獲得兩家社會機構以及三所學校協助發放問卷給融合生家長，網絡問卷則得到兩個融合生家長網絡專頁及協會進行分享，共發放了 332 份問卷，回收 188 份，刪除無效問卷後的 21 份，有效問卷為 166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50%。以 G-Power3.1.9 mac OS 版進行計算，按效果量（Effect size）為 0.1 及檢定力（Power）為 0.8，計算結果最低樣本為 185，因此本研究有足夠的檢定力的最低樣本數為 185，母群為 1,937，得出抽樣比率為 0.096。三、研究對象、分析方法、變項測量工具① N. K. Aaronson, M. Bullinger, S. Ahmedzai, “A Modular Approach to Quality-of-life Assessment in Cancer Clinical Trials,” Recent Results Cancer Res, Vol. 111 (1998), pp. 231-249.② R. L. Hsieh, H. Y. Huang, M. I. Lin, C. W. Wu, Wen-Chung Lee, “Quality of life, Health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Impact on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Vol. 35, Issue 2 (2009), pp. 243-249.③ Yu-Tao Xiang, E. S. L. Luk, K. Y. C. Lai, “Quality of Life i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Hong Kong,”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43, Issue 8 (2009), pp. 731-738.澳門融合生家長的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及生活品質的探討
116本研究的結果分析分為兩部分，其一是描述性統計分析，即以次數分配、百分比來瞭解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婚姻狀況、社經地位、就業狀況、子女數、小孩就學階段及特殊學習需要類別等；以平均值、標準差瞭解研究對象的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生活品質；以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標準差、百分比瞭解社會支持。其二是以推論性統計分析來驗證本研究的假設，即以獨立樣本 T 檢定（T-test）分析性別在生活品質、親職壓力、社會支持、親職效能是否具有顯著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社經地位及小孩就學階段在生活品質是否具有顯著差異；以 Pearson R 檢測家長年齡、生活品質、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的相關性；以階層迴歸分析在控制背景變項後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及生活品質的關係；以階層迴歸交互作用分析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在親職壓力與生活品質的調節效果。此部分以 SPSS.v23 Mac OS 版進行統計操作。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問卷的基本資料表為家長性別、家中子女數、社經地位、家長及孩子年齡，社經地位使用中文版 Hollingshead 的二因子社會地位指數（Two 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為工具，①在對家長的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進行劃分後，得到家庭社經地位階級分類（表 1）。按家長的教育及職業等級對應的教育指數及職業指數，代入社經地位指數計算公式（社經地位指數＝教育指數 x 4 ＋職業指數 x 7），經計算後，社經地位指數再分為三個等級，社經地位指數為 11 至 29 分為中下階級，社經地位指數為30 至 40 分為中等階級，社經地位指數為 41 至 55 分為中上階級。②① A. B. Hollingshead, Two 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1-12.②郭孟瑜、余季容：《發展遲緩幼兒母親的社會支持與親職壓力之研究》，《人文與社會》（台灣）2006 年第8 期第 1 卷，第 317—353 頁。表 1 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之等別區分 資料來源：A. B. Hollingshead, Two 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1-12.親職壓力量表分為五個面向，即：1）發展教養壓力；2）外界環境壓力；3）親子互動壓力；4）生活調適壓力；5）人際互動壓力。此量表以 Likert 式五點量表計分，量表的各題項的因素負荷值大於 0.40，共解釋 54.50% 變異量，內部一致性係數 α 値為 0.96，顯示教育等級研究所或以上 位階較高的專業或行政人員專業或主管級行政人員半專業或行政人員技術性工作人員半技術性或非技術性工作人員專科／大學高中／高職國中／初中未受教育／小學I I5 54 43 32 21 1II IIIII IIIIV IVV V教育指數 職業等級 職業指數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122*p<0.05, **p<0.01, ***p<0.001資料來源：本研究。研究結果說明不論是母親或父親，情緒及行為的表達方式可能不一樣，但感受到的壓力沒有差異，①而父親生活品質顯著大於母親的生活品質，女性在各個面向生活品質皆顯著低於男性，這與國外的研究結果相似。②當家庭出現障礙的兒童，傳統對女性的照顧期待出現，此研究更發現當兒童有特殊需求時，父親 82% 會選擇繼續全職工作，而 47% 的母親會選擇辭職或兼職來投放更多時間在照顧孩子上，這受華人“男主外，女主內”的文化影響，傳統對女性的照顧期待出現，大多女性會自願放棄工作來照顧子女，會減少休閒生活或社交，從而影響生活品質。③（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7），不同社經地位的融合生家長在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等均沒有顯著差異，但在生活品質有顯著差異，結果發現社經地位對生活品質有顯著影響（F =4.69, p<0.01），Scheffe 事後比較顯示中上階級（M=55.08, SD=8.7）的生活① V. B. Gupta, “Comparison of Parenting Stres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Developmental and Physical Disabilities, Vol. 19, Issue 4 (2007), pp. 417-425. ② A. Yamada, M. Kato, M. Suzuki, M. Suzuki, N. Watanabe, T. Akechi, T. A. Furukawa, “Quality of Life of Parents Raising Children with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BMC Psychiatry, 2012, pp. 119.③D. E. Gray, “Gender and Coping: The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56, Issue 3 (2003), pp. 631-642.男 15.82 8.25164 3.872 0.000***10.84 7.3025.90 5.17164 0.487 0.62725.47 5.1653.57 7.19164 2.477 0.014*49.98 9.0913.81 2.04164 1.991 0.048*13.00 2.5513.23 2.21164 2.484 0.014*12.09 2.9013.54 1.83164 2.558 0.012*12.61 2.7313.25 2.16164 2.207 0.029*12.39 2.36男男男男男男女女女女女女女環境親職效能生活品質非正式社會支持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關係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125表 9 年齡變項與親職壓力、社會支持、親職效能及生活品質的相關程度*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本研究結果與現有研究相類似，當家長認為自己能勝任家長的角色，家長感受到的親職壓力越低，因為這能促使家長主動地探索外在環境和迎接挑戰，掌握健康行為技能和實現自我成長。親職效能高的家長認為自己是有能力的，不會因為兒童症狀而懷疑或否認自身能力，也更容易以積極態度去面對在照顧兒童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家長會認為因為照顧孩子而學習到很多相關的新知識及教養技能。①當家長獲得的社會支持越大，感受到的親職壓力便越少。②在親職效能與生活品質方面，也與現有研究相類似，即家長的教養信心越高，其生活品質也越高。③不論是正式社會支持或非正式社會支持，均對生活品質正相關。④研究同時驗證學者們研究的結果，親職壓力越大，睡眠及身體狀況越差，情緒也會比較容易受小孩的狀況而有較大波動，為了照顧責任而減少休閒活動及減少社交，⑤以上生活品質均受親職壓力影響。⑥各變項之間的關係檢測結果與研究假設相符，親職效能越高，親職壓力感越低，其生活品質越高。①趙萍萍、李詩晗、謝思敏、趙敏、黃丹、李彥章：《自閉症兒童家長親職壓力及其心理需求的關係研究》，《中國特殊教育》（北京）2017 年第 4 期，第 66—71 頁。②趙貞琦：《身心障礙子女家長社會支持之探討》，《家庭教育雙月刊》（台北）2009 年第 19 期，第 31—42 頁。③孫怡、吳維紋、林寬佳、陳若琳：《探討發展遲緩幼童之父母親職壓力與生活品質之相關 以親職效能為中介變項》，《護理雜誌》（台北）2016 年總第 63 期第 5 卷，第 33—43 頁。④陳瑋婷：《親職壓力、社會支持與生活品質之關係研究：身心障礙者家長與普通家長之比較》，《特殊教育研究學刊》（彰化）2012 年總第 37 期第 3 卷，第 1—26 頁。⑤ R. L. Hsieh, H. Y. Huang, M. I. Lin, C. W. Wu, Wen-Chung Lee, “Quality of life, Health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Impact on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Vol. 35, Issue 2 (2009), pp. 243-249.⑥ Y. C. Chou, L. C. Lin, A. L. Chang, R. L. Schalock, “The Quality of Life of Family Caregivers of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Taiwan,”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Vol. 20, Issue 3 (2007), pp. 200-210.1. 親職壓力1. 親職壓力2. 親職效能2. 親職效能-0.239** —— — — —— —-0.252** 0.275** — ——-0.615** 0.299** 0.390**-0.009 0.145 -0.063 0.1293. 社會支持3. 社會支持4. 生活品質4. 生活品質5. 家長年齡澳門融合生家長的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及生活品質的探討
127表 10 背景變項、親職壓力、社會支持、親職效能對生活品質之預測模型*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七）交互作用分析以階層迴歸檢驗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對生活品質的效果，共線性診斷方面，容忍度（Tolerance）為 0.811—0.905 間，均大於 0.1，變異數膨脹因素（VIF）在 1.104—1.449間，均少於 10，由此得知此階層迴歸沒有共線性問題。本研究以兩層迴歸分析其交互作用，在階層迴歸依序放入主要效果項、二階交互作用項。第一層首先放入三個自變項，即親職壓力、親職效能和社會支持，控制主要效果後，進行平減或中央化（Centering）的處理，平減後的連續變項跟交互作用項放到迴歸方程式就可以解決共線性的問題，而且迴歸係數的數值並不會改變，即把親職壓力（X1）、親職效能（X2）和社會支持（X3）各自減去平均值（X），得出的乘積項即交互作用項“親職壓力 x 親職效能之作用力”、“親職壓力 x 社會支持之作用力”。第二層則放入二階交互作用項“親職壓力 x 親職效能”以及“親職壓力 x 社會支持”，以探討親職效能、社會支持變項如何調節親職壓力在生活品質的作用，結果發現（表11），在模式一中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可以解釋生活品質中的 44.8%（F=43.82, p<0.001）。親職壓力對生活品質有顯著解釋力（β=.-0.53, p <0.001），即親職壓力越高，生活品質越低。親職效能對生活品質有顯著解釋力（β=0.11, p <0.01），即親職效能越高，生活品質越高。社會支持對生活品質有顯著解釋力（β=0.23, p<0.001），即社會支持越高，生活0.221**---5.038***0.136101.111***0.3367.04***0.0230.53814.942***0.0441.92---0.202**-0.586***--1.510.017--0.213**-0.549***0.156*-1.4810.0170.099-0.224***-0.505***0.1010.224***1.4220.0160.0980.048-0.176* 1.43 -0.113 1.13 -0.107 1.114 -0.051 1.1020.258** 1.37 0.198** 1.08 0.187** 1.062 0.224*** 1.0320.125 2.35 0.129* 1.84 0.125* 1.806 0.106 1.7380.143 1.48 0.143* 1.16 0.128* 1.143 0.14* 1.097β SE β SE β SE β SE性別（男性為 0）背景變項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高中中學小學小孩不同就學階段（學齡前為 0）社經地位（社經地位低為 0）親職壓力親職效能自變項F 模式顯著性ΔR2 模式解釋力Total R2社會支持澳門融合生家長的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及生活品質的探討
128表 11 親職壓力、社會支持、親職效能及生活品質之交互作用迴歸分析圖 3 “社會支持”和“親職壓力”二階交互作用*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來源：本研究。為求更進一步具體瞭解社會支持的調節作用，將社會支持分為高低兩組，低分組的單純斜率（Simple slope）為 -0.106，高分組的單純斜率為 -0.194，依其繪製兩條迴歸線（圖3），社會支持高分組別的親職壓力對生活品質的解釋力顯著比社會支持低分組高，即社會支持高分組的家長遇到高親職壓力時，生活品質會較社會支持低分組的家長高，我們可看出社會支持高分組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親職壓力時，其生活品質會減少 0.106，社會支持低分組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親職壓力，其生活品質會減少 0.194，意即社會支持在此模式中有正向的調節作用。品質越高。模式二顯示在控制了主要效果後，“親職壓力 x 親職效能”、“親職壓力 x 社會支持”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加 2.7% 的生活品質變異（F=28.91, p <0.05）。親職壓力 x 親職效能社會支持親職效能親職壓力變項親職壓力 x 社會支持F 模式顯著性ΔR2 模式解釋力Total R2模式一 模式二β βSE SE-0.53*** 0.02 -0.50*** 0.0180.13** 0.1050.100.05 0.25***0.020.16***0.0490.0030.0010.11**0.23***------43.82*** 28.91*0.448 0.0270.458澳 門 研 究 2022年第 2期
129研究結果顯示融合生家長感受社會支持越少，親職壓力越高，生活品質越差；融合生家長感受到的社會支持越多，其親職壓力會降低，生活質量會較高。有效的社會支持可以降低融合生家長的親職壓力，從而保持適當的生活品質水平；研究發現自變項“親職壓力”及“社會支持”均可預測生活品質，能驗證障礙和保護生活品質模型（Distress/Protection QOL model），①即澳門融合生家長的社會支持可緩減親職壓力對生活品質的影響。澳門融合生家長親職效能的高低，不影響親職壓力對生活品質的影響，即親職效能無法緩減澳門融合生家長親職壓力對生活品質的影響。當家長得知子女為融合生時，家長會從中找尋意義並以歸因方法來回答，來達到自我修復（Restore）。②高親職效能的人將失敗歸因於外在因素，應對方式會較成熟，例如：積極尋找解決問題，並向外求助；低親職效能則會選擇不成熟的應對方式，例如，會歸咎自己的親職技巧，或將責任歸咎於他人，將教育孩子的責任完全歸給學校、老師及其他教育者，來減輕自己的責任負擔。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一）成立同質性的家長互助團體及舉辦相關家長講座由於社會支持是顯著緩減親職壓力對生活品質影響的因素，而特殊學習需求兒童的家長的非社會支持均屬低下，因此，社會服務機構成立家長互助團體及舉辦家長講座，讓家長不但可以彼此間獲得支持，同時亦可獲得相關教養的新資訊。（二）舉辦“喘息”服務由於融合生家長心理健康層面分數為最差，故建議定期舉辦一些以身心靈（Body mind spirit）及喘息服務（mindfulness），讓家長放下一天或半天的照顧責任，有時間好好地面對自己的情緒或想法。學習在忙碌中的生活中練習放鬆疲累的身體，並用更好的心理狀態去照顧孩子，讓孩子獲得最有品質的教養方式。（三）服務輸送品質的調整由 於 澳 門 融 合 生 家 長 獲 得 的 社 會 支 持 狀 況 相 當 懸 殊， 提 高 服 務 的 可 獲 性（Availability）、可近性（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是未來的趨勢。首先必須增加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及家長的服務，地點可調整為離家長較近的地方，時間上也需注意到家長上班及沒有工作的不同需要，服務的過程中減低對學生的污名及標籤。五、結論及建議① Yu-Tao Xiang, E. S. L. Luk, K. Y. C. Lai, “Quality of Life i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Hong Kong,”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43, Issue 8 (2009), pp. 731-738.② T. L. Jones R. J. Prinz, “Potential Roles of Parental Self-efficacy in Parent and Child Adjustment: A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05, pp. 341-363.澳門融合生家長的親職壓力、親職效能、社會支持及生活品質的探討
165ABSTRACTSNo. 2JOURNAL OF MACAU STUDIESNov 2022Quarterly· 6 ·· 21 ·Abstract: During 1757 to 1842, most of the foreign trades into China was confined to Cant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rry out this research on clearing, especially those related to the “Thirteen Hongs”. The newly-discovered financial documents in Britain, which were the beginning of cash checks, were not only geared to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Canton and Macao, but also born on the financial markets.Keywords: Canton-Macao, East India Company, Clearing, Cash checksAbstract: In the early 16th century, the Portuguese came to Japan to preach and trade. Initially, they did not have stationary ports at which to dock in Japan. Thereafter, Portuguese merchants and the Jesuit began to investigate several potential ports in Honshu and Kyushu, but none of them were suitable. Shortly after that, they discovered Nagasaki, which was one of the best ports in Daimio Omura’s domain, and they decided to come there annually. From then on, Nagasaki became an important window between Japan and foreign countries for trading, and it had special meaning for Japanese modernization.Keywords: Portugal, Japan, Nagasaki“Cash Checks” of EIC Printed in Macao in the Qing DynastyThe Discovery of Nagasaki Harbor and its Meaning Based on Trade between Portugal and JapanXING Silin, LENG DongZHANG Lanxing· 32 ·Abstract: Tong Tinggui ( 唐廷桂 ) was Tong Tingshu ( 唐廷樞 )’s brother, and a comprador of Jardine Matheson & Co. In the relevant research works, many variations or incorrect names appear, and even spread widely and hav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this article, Tong’s family tree, and related historical records, confirmed that Tong Tinggui ( 唐廷桂 ) is the formal name; Tong Zhi ( 唐植 ) is an original name; Tong Achick (唐亞植 ) is a childhood name; Tong Kowa (唐國華 ) is a former name; Tong Mow Chee (唐茂枝 ) is a respectful name; and Tong Mow zhi ( 唐茂之 ) is an incorrectly written version of Tong Mow Chee, while Tong Jie (唐傑 ), Tong Shi (唐實 ), Tan Aqi (譚亞祺 ), Tong Aqǐ (童‧阿奇 ), Tong Achi (唐阿植 ), Tong Aqi ( 唐阿七 ) are English translation errors, and Tang Tingzhi ( 唐廷植 ) is an incorrect name created by the researcher.Keywords: Tong Tinggui, Tong Chick, Tong Kowa, Tong Mow Chee, Tong Tingchi, Tong TingshuA Study on Tong Tinggui NamesBIN Muxin
166· 46 ·Abstract: Tang Tingshu was born in Xiangshan. His footprints not only covered Macao, Hong Kong, Shanghai, Tangshan, Tianjin and other major cities, but also he and his family were in close contact with Guangzhou. As far as Tang Tingshu was concerned, his book The English Words Collected Complete was published in Guangzhou under the name of Weijing tang, the Weijing tang is Tang Tingshu, and he claimed to be a person of Yangcheng for many times in the book. Judging from the people who inscribed, wrote the preface and proofread the book, Tang Tingshu had a social hub in Guangzhou. Among the members of Tang’s family, his parent Tang Baochen and Liang once lived and maybe had a house in Guangzhou. His eldest brother Tang Tinggui was born in Guangzhou. In addition to publishing The English Words Collected Complete in Guangzhou, Tang Tingshu also handled westernization affairs in Guangzhou. His third brother Tang Tinggeng lived in Guangzhou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of his position. His youngest brother Tang Tingjian and some of their descendants also lived in Guangzhou. In addition, Tang's family also joined the Tang Clan Ancestral Hall in Guangzhou. Tang Tinggeng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Xiangshan Fang in Guangzhou,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initial establishment and later operation of the Tang Clan Ancestral Hall actively, and provided financial support, so he had an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ancestral hall.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Tingshu with his family and Guangzhou, we obtain probably a more comprehensive recognition of Tang Tingshu's life track and his family history. Keywords: Tang Tingshu, Tang Tinggeng, Guangzhou, The English Words Collected Complete, the Tang Clan Ancestral Hall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Tingshu with his Family and GuangzhouNING Li, WU Hongqi· 72 ·Abstract: The procedure of carrying out a public tender for government procurements in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ust be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Before signing a procurement Brief Discussion on Awarding Contracts and Relevant Act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f Macao SARTANG Tat Weng· 58 ·Abstract: The 1850s to the 1870s, it was the peak period for Chinese workers to be sent to Cuba. About 150,000 Chinese workers were trafficked to Cuba as cool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pain, Macao became the main port for Chinese workers to be sent to Cuba and as a “source of coolies”, in which the Macao-Portuguese authorities had played a special role. Restricted by Macao laws, Chinese workers needed to sign contracts before going abroad. These contracts were different from what they appeared to be. Contracted Chinese workers had no power to prevent their fate of abuse. This proposal attempted to research the issue of contracted Chinese workers going to Cuba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300 contracts, including the role of Macao in the process of contracted Chinese workers being abducted and trafficked to Cuba, the signing process of coolie contracts,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Keywords: Coolie contracts, Chinese Workers going abroad, CubaMacao and Contracted Chinese Workers in Cuba and Related Issues with Coolie ContractsSONG Yuyu, YE Nong
167contract between the procuring entity and the awardee, competent entities must review certain key legal steps. However, the competent entities related to the awarding of contracts and relevant acts stipulated by the two procedural law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 force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In practice, the personnel of procuring entities will request that the relevant acts be reviewed by the entities with per se competence, delegated competence or sub-delegated compet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ws in force do not restrict the form of the award and gives the awarding entities discretion to decide on a “whole award” or allow a “partial award”, whereby one or more awardees will be offered the procuring project. This leads to the authorization of a total expense or several individual expenses, as well as the signing of one or several procurement contracts. But, the drafted law for the reform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presently stipulates that, in a procurement procedure, one proposal can only be awarded, which will undoubtedly jeopardize this practice.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elevant acts and situations one by one,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procuring personnel can understand the legal provisions and implement procurement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Keyword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ublic procurement, Contracting entity, Awarding contract, Authorization of expenses, Procurement contract, Macao· 84 ·Abstract: Electronic payments in Macao have been growing explosively over the past year or two, with third-party payments being the main growth area. However, there is no specific legislation on this issue in Macao, and the applicable contractual and legal remedies may not be able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the present day when cross-border consumption is increasing!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was reached: At present, banks or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Macao provide the same third-party payment services under different legal regimes, and the nature of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titution and the user must be determined by the type of institution. In terms of the attribution of liability for faults, the civil code system cannot be brought into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 Even if the service providers were to compensate for the legal lag with a contract, it would be futile to do so because it would be in breach of the formal contractual system.Keywords: Macao, Fault liability, Third party paymentNature of Third-Party Payments and Liability for Fault in Macao VONG Chi Hou·95 ·Abstract: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Macao ordinary school teach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iscuss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speci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chool administrative support and special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adjustment in inclusive education. Moreover, this stud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speci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chool administrative support on the special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adjustment. The study collected data from 612 ordinary school teachers, and collected relevant data through “Pearson’s product-differenc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peci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chool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Special Education Knowledge, School Administrative Support and Special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Adjustment: Taking Macao Ordinary School Teachers as an ExampleTONG Chi Man
168· 131 ·Abstract: In spring 2017, the author discovered a Qing landscape painting of Macao in The Lee Kong Chian Collection at the Museum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Singapore. With a length of 318 cm and height of 30 cm, the painting, having never been noticed in any publication or record, is a major discovery for Macao’s history and culture. Combined with contemporary texts, maps and paintings, the author has examined its theme, features, intentions and especially the Macao Custom Office (Hopo or Guanbuxingtai) and Taxation Offices (shuikou) esta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Rough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painting techniques and created in the early or middle period of the Qianlong Reign (1735-1796), namely,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this long scroll of Macao landscape essentially remains a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stands as a Chinese traditional piece of art, and could be regarded as a topographical painting. As the earliest and largest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on Macao, this scroll deserves further study for its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art value.Prosperous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the Macao Landscape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YANG Bin· 111 ·Abstract: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effect among parenting stress, parental-efficacy, social support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data collecting was used toexamine the relations among parental-stress, parental-efficacy, social support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is study sampling parents were purposively sampled from welfare agencies and schools, and other sources through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One hundred and sixty-six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It is shown that for mothers with a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having no job and having a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preschooler’s TQL (the quality of life) is lowest. However, when controlled for their SES (Socioeconomic Status), gender, kid’s educational stage, social support and parental efficacy could buffer the parenting stress effect the quality of lif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effect among parent-stress, parental-efficacy, social support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social support could reduce the effect between parenting stres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t means that social support could buffer parenting stress’ effectiveness to the quality of lif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policy and study are included.Keywords: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tudent, Parental-stress, Parental-efficacy, Social support, Quality of life Effects of Parental-stress, Parental-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on Quality of Life of Macao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ParentsCHEONG Iok Kei support, and special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adjustments are a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p< .01); 2) speci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ith school administrative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power for “environmental adjustment”, “curriculum adjustment”, “teaching adjustment”, “assessment adjustment” and “overall special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adjustment”(p< .05), and the explanatory variabilities are between 49.7% and 62.0%.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mad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for reference by teachers, schools and the government.Keywords: Macao , Inclusive education, Ordinary school teachers, Speci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dministrative support, Special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adjustment
169Keywords: Macao Landscape, Hopo, Maritime custom of Macao, Taxation office, Chinese perspective, Topographical painting, Gentiloni painting· 144 ·Abstract: Since 2020, the management of Covid-19 in Macao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policy measure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during these three stages, three important lessons can be learnt. First, the SAR government gave high priority to COVID-19 managemen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always took Macao people’s health and well-being as a top consideration. For that purpose, the government spared no efforts including shutting down all casinos and putting the fiscal reserve into use. Second, the SAR government was good at drawing lessons from past mistakes and made timely policy adjustmen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situation an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ndemic management. Third, the high-level support from the Macao turning government mandates into their internalized behavior. Needless to say, the pandemic managementalso revealed some shortcomings and weaknesses in government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terms of its general social governance. More importantly,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made the Macao society gain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Macao’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a deep reflection on its future development.Keywords: Macao, COVID-19 pandemic, Pandemic management,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of COVID-19 in Macao: Pathway, Efficacy, and AssessmentWANG Jianwei, LIU Jun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