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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編輯出版

2··················································································1988 年 3 月創刊2022 年第 1 期總第 102 期季刊論文····················································································································································································································································································································································································

3書評····················································學術筆記··································································································································································································································

4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5····························································································································································································································································································································································································································································································································································································································································································································

5編者語本期我們的內容分別收錄在“論文”、“學術筆記”和“書評”三大欄目當中。“論文”欄目分為“教育研究”、“宗教及歷史”和“經濟社會建設”三個部分。在“教育研究”中，鄭振偉的《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從原始的檔案和舊報章入手，探索 20 世紀澳門師範教育的發展，認為 1950 年代的聖若瑟中學、1980 年代的中華教育會，以及 1990 年代的澳門大學，都是 20 世紀師範教育的濃墨重彩。劉暉的《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認為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規劃的新格局中，澳門高等教育發展對策將基於三個因素，即澳門產業結構、深合區的佈局以及澳門高等教育在灣區中的定位。蘇少丹、張紅峰的《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與政策回應》認為澳門高教治理的政策調整須從系統整體出發，探尋差異的偶然性與統一的必然性，回歸學術本身之作為存在之理的邏輯，構建可持續發展的治理體系。盛力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在澳門高等教育產學研互動中的優勢和策略》通過對產學研合作的發展現狀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各方面優勢的闡述，提出產學研合作與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密不可分。彭俊、李悅的《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及其影響因素探究 基於整體變化評定模型的實證分析》運用相關分析和分層迴歸方法，探討大學生國情教育的學習期望、學習投入對澳門大學生國家認同水平的影響。向天屏的《我們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中小學需要的寫作教師了嗎？》通過文獻分析法，對五篇兩岸四地中小學寫作教學調查研究論文與八所大學的十個中小學語文師資培育課程進行分析。“宗教及歷史”有陳敏、夏泉的《正名與逐利：戰後被控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該文結合相關檔案、報刊、回憶等史料，探討被控為“經濟漢奸”的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經濟社會建設”中周金泉、何文晉的《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 現狀特徵與未來展望》在回顧博彩旅遊消費有關研究和綜合運用澳門博彩旅遊的歷史資料基礎上，對澳門博彩旅遊發展的基本特徵、態勢及制約瓶頸等整體性和根本性問題進行分析。周平、陳朋親的《小城與大國：澳門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角色》通過梳理次國家政府外交理論和中國次國家政府外交的實踐經驗，結合澳門的特點及獨特優勢，明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澳門作用”。“學術筆記”欄目方面，呂澤強的《澳門二十世紀軍事碉堡初步研究》首次披露散佈在西望洋山／媽閣山、氹仔及路環山嶺的碉堡遺址的存在及狀況，一定程度補充對澳門 20世紀軍事建築研究的空白。至於“書評”則有白昕霞的《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五）》。最後，由於排版誤植，第 100 期之《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一文當中之表 2、表 3 的標題有誤，本刊已於電子版中進行修正，煩請各位讀者以第 100 期之電子版為準。由此引起的不便，特此致歉！編輯部

6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鄭振偉本文嘗試從原始的檔案和舊報章着手，探索二十世紀澳門師範教育的發展。1920 年代，澳門已有師範學校，惟具體不詳，而澳門政府的檔案中也能看到 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初有學校向政府申辦師範課程。1940 年前後，廣東的一些附設師範課程的學校因抗戰遷澳，始見正規的師範教育。本地的聖若瑟中學、聖公會的兩所屬校在 1950 至 1970年代陸續開辦簡易或幼稚師範科課程，另有一所本地及其他於 1949 年前後遷自內地的學校開設師範課程，但最終除聖若瑟中學的師範課程以外，其他的都在歷史中悄然告終。1960年代有一所官辦的師範學校，以葡語授課，學生人數極少，停頓經年後重開，於 1990 年正式結束。概括而言，聖若瑟中學於 1950 年代開始的師範培訓課程、中華教育會於 1980 年代初推動的華師大的在職教育專業課程，以及澳門大學於 1990 年代陸續開辦的教育學士學位課程，都是二十世紀師範教育的濃墨重彩。蒙學會　遷校　聖若瑟中學　聖公會　中華教育會[ 摘 要 ][ 關鍵詞 ]中國的師範教育始於清末，盛宣懷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奏請在上海設置南洋公學，在校內設置四院，其中之一即為“師範院”，①孫家鼐於翌年奏請籌備京師大學堂，章程總綱第四節為設立“師範齋以養教習之才”，②但 1898 年正是戊戌政變，一切新政戛然而止。1902 年張百熙具奏的《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規定，京師大學堂有“師範館”之設，省會高等學堂設“師範學堂以造就各處中學堂教員”，府治中學堂設“師範學堂以造成小學堂教習之才”。③張百熙、榮慶、張之洞於翌年重訂章程，是為《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其對師範教育有更詳備的計劃。章程中師範教育分初級和優級，前者由州縣設立，修業期五年，後者由京師和省城設立，修業期三年；另實業學堂內亦設實業教員講習所，畢業年限則視乎學科，一至三年不等。初級師範學堂培養小學教師，除完全科及一、中國師範教育的發軔作者簡介：鄭振偉，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①陳寶泉：《中國近代學制變遷史》，北京﹕北京文化學社，1927 年，第 11—13 頁。②《總理衙門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湯志鈞等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戊戌時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228—239 頁。③《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欽定高等學堂章程》、《欽定中學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243—260、264—272、272—279 頁。

7清朝的洋務運動持續了三十多年，從同治元年（1862）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所開設的學校，前賢已大致將該時期的學校分為三類：一為京師同文館、上海和廣州的廣方言館，以及湖北自強學堂之類的專門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學校；二為福建的船政學堂、天津和廣東的水師學堂這一類專門造就造船和駕駛人才的學校；三為天津的武備學堂、廣東的水陸師學堂、湖北的武學備學堂和南京的陸軍學堂之類的造就陸軍官弁的學校。④澳門簡易科外並添設預備科和小學師範講習所，優級師範學堂為培養初級師範學堂及中學堂教員，實業教員講習科用作培養各實業學堂、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和藝徒學堂教員。①宣統年間，師範教育又曾略有變動。至於女子師範，初只見於“家庭教育法章程”，1906 年天津設立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次年學部擬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其中限定各州縣必須設立一所女子師範學堂，對象為高等小學堂畢業的女生，修業期四年。光緒三十四年廣東的師範學堂和學生人數如下：這些學校大概就是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教忠師範學堂、坤維女子師範學堂、潔芳女子師範學堂等。②民國元年公佈《師範教育令》（1912.9），又先後頒佈《師範學校規程》（1912.12）和《高等師範學校規程》（1913.2），初級師範學堂改稱師範學校，優級師範學堂改稱高等師範學校，並將全國劃分為六個國立高等師範區，其中有廣東區由教育部直接管轄。截至 1916 年底，廣東或有九所師範學校，總體在學人數為 617 名，畢業生人數 213 名。③二、師範制度確立前後澳門的教育改良①《欽定學堂章程》包含各種章程、通則和綱要，相關內容見《奏定初級師範學堂章程》、《奏定優級師範學堂章程》、《奏定實業教員講習所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403—419、419—432、474—478 頁。②黃佐﹕《廣東師範教育制度的變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 10 輯，1963 年，第 143—149 頁。 ③《全國師範學校一覽表》，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編印，1917 年 5 月。④何炳松﹕《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大學教育》，《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商務印書館創立三十五年紀念刊》上卷，1931年，第 61頁。收入吳永貴編﹕《民國時期出版史料匯編》第 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社，2013年。1299 206 141 413 60 4371 1 6 1 2學校完全科 選科 專修科 完全科 簡易科優級師範學堂 初級師範學堂女子師範學堂學生表 1　1908 年廣東的師範學堂和學生人數統計數據來源：《廣東省學務統計總表》，《廣東教育官報》宣統二年二月第一期；《廣東師範學堂統計表》及《廣東師範學堂學生統計表》見《廣東教育官報》宣統二年三月第二期。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8在這期間的人口本就不多，而華人辦理的學校仍以傳統的私塾為主。雖然 1878 年的紀錄是70 所男校、3 所女校，但平均就讀的人數極少。①至於政府和私立學校辦理的西式學校也不多，它們是 1902 年紀錄的兩所初學義塾（即市政學校，男子中心學校和女子中心學校），以及澳門通商義學、華童學習西洋文義學、若瑟堂書院、囉唦唎嘛女書院和利宵學校。②洋務運動未能讓大清強盛的原因固然是多樣的，而教學就是其中之一。梁啟超主張維新變法，在《時務報》上就曾發表過系列的論文，其中有《論師範》一文。梁啟超看到日本的成功，一開始便曰“善矣哉，日人之興學也”。洋務派興辦教育的成效不彰，梁啟超歸因於學堂教習多用西人，並提出同文館和水師學堂等聘用西人充當教習有“五不相宜”，中國有四萬萬之大眾卻缺乏人才充任教習，慨嘆“天下事之可傷可恥，孰過此矣？”梁啟超提出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範學堂為變法的第一義，而他提出的正是日本尋常師範學校的制度。梁啟超認為變法應該由基層做起，也就是從小學堂開始，而不是立刻建設大學堂。梁啟超建議“師範學校，與小學並立。小學校之教習，即師範學校之生徒也”，“以師範學堂之生徒，為小學之教習，而別設師範學堂之教習，使課之以教術，即以小學堂生徒之成就，驗師範學堂生徒之成就，三年之後，其可以中教習之選者，每縣必有一人，於是薈而大試之，擇其尤異者為大學堂中學堂總教習，其稍次者為分教習，或小學堂教習”。③以師範學校的學生作為小學教師，當師範學校的學生水平提升後又可以選拔為中學和大學的教師，自是開創性的主張。晚清的師範學堂便是設有附屬學校，民國的《師範教育令》規定師範學校應設附屬小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則應設附屬小學校、中學校，女子師範學校於附屬小學校外應再設蒙養園，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於附屬小學校外應再設附屬女子中學，並設蒙養園。④戊戌政變，康有為和梁啟超師徒亡命日本，而當時前赴日本的還有陳子褒（榮袞）。陳子褒與康有為於 1893 年同應鄉試，且名列在康有為之前，據冼玉清所述，陳子褒讀康有為的文章，“歎為不及。往謁大服。執贄萬木草堂稱弟子，攻讀兩年”。對於康有為和陳子褒二人，冼玉清以為一主變法圖強，一主教育救國；一身歷五洲名震中外，一伏處閭里闇然歛抑；一為政治家，一為教育家。⑤陳子褒伏處的閭里和身體力行的地方正是澳門。清政府所建立的師範教育制度是模仿日本的，⑥而陳子褒在日本期間曾考察過當地的中小學，返國便嘗試改良小學教育，在澳門時又曾與弟子門人等辦理佩根平民義學、贊化平① João Andrade Corvo, Estudos Sobre as Províncias Ultramarinas, Lisbo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 Vol. 4, 1887, pp. 169-173.② 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 c. for the Year 1899, HK: HK Daily Press Office, 1899, pp. 346-349.③梁啟超﹕《論師範》，湯志鈞等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戊戌時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79—82 頁。④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70—672頁。⑤冼玉清﹕《萬木草堂與灌根草堂》，《大風》（半月刊）1940 年總第 63 期，第 1919 頁。⑥《癸卯學制》基本上是直接取法日本，甲午戰爭以後往留學的地點也以日本為主。見徐宗林、周愚文﹕《教育史》第 11 章，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9 年，第 129—156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9民義學及灌根勞工夜學。① 1900 年初，陳子褒在《漢報》上發表《論中國教育亟宜改良》，②以日本教育作為參照，指出西人以為中國人無愛國之性質，其原因在於教育，日本人愛國如愛身，國民開化，也是由於教育。日本三十年的變法，內政外交，成果赫赫，他認為應師法日本之興學，並提出“編教育書、倡教育學會、開教育報”三者相輔而行，不應該只羨慕“外人國勢之強，國民之良，而不得其要綱”。陳子褒以為局勢危急，故又提出教育有急激和溫和兩派，“急激教育有類演說，所以救現在，溫和教育按級教育，所以種將來也”。陳子褒於返國後倡設“蒙學會”，當時約有二十餘人，分佈在中山、新會、台山各處的書塾，陳子褒原倡議發起教育學會，後改為蒙學會，以教育二字問題太大，故捨大取小。③陳子褒認為“中國地處溫帶，國民腦慧，不讓外人，而竟湮鬱於野蠻教法之中……至謂中國之亡，亡於學究之手，豈謬語哉！袞以為學堂不難，難於在今日興學之教習；不難於聘教習，難於教科新書”。④早於 1900 年，陳子褒已出版《繪圖婦孺三字書》、《繪圖婦孺新讀本》（卷一及二）、《婦孺新讀本》（卷三）、《婦孺論說》（第一及第二種）、《婦孺習字格》（第一種）、《增改婦孺須知》、《增改婦孺淺解》、《婦孺通解》、《婦孺駢解》、《教育說略》等書，香港（威靈頓街聚珍書樓、文武廟直街文裕堂）、省城（第七甫博聞報、雙門底聖教書樓、文陞閣）和澳門三地均有寄售，澳門的寄售處就在石閘門（草堆街與營地大街交界附近）的大隆紙店。⑤陳子褒初到澳門時曾受聘於澳門鄧氏，兼在原生學堂助教。原生學堂於 1901 年停辦後，陳子褒在荷蘭園 83 號開設蒙學書塾，曾先後改稱子褒學塾和灌根學校。⑥冼玉清《萬木草堂與灌根草堂》一文憶述陳子褒初設館時學校名灌根草堂，她在灌根草堂讀書六年，前文提及陳子褒的《論中國教育亟宜改良》，署名正是“澳門灌根草堂陳榮袞”。灌根學校於1919 年易名為今觀學校，由丕麗和崔百越主任，並附設男女初高兩等小學，校址就在南灣巴掌圍斜巷六號貳樓，也就是後來崇實學校的校址。⑦蒙學書塾設“高等班”和“尋常班”，由陳子褒及其弟陳子韶分別任教。⑧1903 年（癸卯）舊曆正月，澳門蒙學研究會在近西街（教員盧雨川）、荷蘭園（教員陳子褒和陳子韶）、高尾街（門牌 18 號，教員陳仲瑜）、三巴①冼玉清﹕《改良教育前驅者﹕陳子褒先生》，陳子褒﹕《教育遺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293—298 頁；夏泉、徐天舒﹕《陳子褒與清末民初澳門教育》，《澳門研究》（澳門）2004 年總第 22 期，第206—219 頁。②陳榮袞﹕《論中國教育亟宜改良》，《漢報》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本文未見收入《教育遺議》。陳子褒另有《論教學童作論》（1901.9.19 及 1901.9.20）和《論學童為蒙師之師》（1901.10.5 及 1901.10.7）見刊於《香港華字日報》，應是藉報章提倡其改良教學的具體辦法。③見陳德芸在《教育學會緣起》一文的按語，陳子褒﹕《教育遺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 20 頁。④陳子褒﹕《教育學會緣起》，陳子褒﹕《教育遺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 20 頁。⑤《蒙學新書》，《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1 年 3 月 22 日。另《蒙學書塾書目》見於《繪圖婦孺三字書》，蒙學書塾編輯，光緒二十六年七月。⑥王文達﹕《維新之塾師﹕陳子褒兄弟》，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 294頁。⑦《澳門今觀學校招生廣告》，《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19 年 1 月 11 日。⑧《蒙學書塾》，《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2 年 1 月 3 日。該廣告謂“高班”陳子褒教授，“幼班”陳子韶教授；高班每人全年學費 10 元，幼班 18 元；在館食宿者全年房租約 12 元，每月食用約 4 元。1902 年張百熙欽定學制章程，小學教育為六年，即三年尋常小學堂，三年高等小學堂。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10仔（教員區麗庵，之前受聘於啟蒙書塾）設有學塾，幼班課程包括修身、歷史、唱歌、讀書、學文、解字、習字、算術，高班的課程再增加地理和作文。當時有陳亨如在香港西營盤設塾，另內地各處共 11 所學塾亦延聘該會的同志為教習，包括盧湘甫（澳門張氏家塾）、盧聘畬（前山蒙養學堂）、陳舜雲（竹秀園家塾）、區朗若（山場小學堂）、黃式如（省城時敏學堂）、盧袞裳（省城時敏學堂）、陳輯五（省城時敏學堂）、陳德芸（石岐蒙學堂）、陳□廷（西墩蒙學書塾）、陳仲寅（外海蒙學書塾）、陳惠疇（外海蒙學書塾）等教員，而當時的盧湘甫實已受聘於澳門的張氏家塾。①這份名單和 1905 年廣告（圖 1）中所見該會的成員部分相同。又據 1904 年的調查，各地採用蒙學會教法的蒙館共有 24 處，教員 25 人，男、女學生 657 人（表 2）。②①《蒙學書塾》、《蒙學研究會告白》，《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3 年 2 月 10、12 日。②《陳子褒先生小傳》、《蒙學研究會》，《嶺南學生界》（廣州）1905 年第 2 卷第 2 期，第 54—55、56—58 頁。表 2　1904 年各地採用蒙學會教法的蒙館資料來源：《蒙學研究會》，《嶺南學生界》（廣東）1905 年第 2 卷第 2 期，第 56—58 頁。地點 地點 書塾 教習 學生類型數量 數量書塾 教習 學生類型273291328321745403240503615930303030131720—202022新會香山前山香港澳門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男女生男女生男女生學生外海五間潮連四間會城二間三江一間男女生女生男女生男女生男女生男女生學生學生學生男女生男女生男女生男女生陳彤史陳受廷陳儉堂李子祥容巨卿陳伯裳陳筠如伍雨生陳友桐陳惠疇陳仲寅陳輯五高尾街一間高尾街女塾張氏家塾那洲一間官堂一間上柵一間竹秀圍一間蒙養學堂恭都小學堂養新學塾大廟腳一間蒙學書塾區麗菴梁玉如（女）盧湘父陳耀平陳季純陳仲瑜陳舜雲盧聘畬區朗若陳德芸盧雨川陳子韶（尋常班）陳子褒（高等班）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1既然上述蒙館所採用的是蒙學會的教法，而這些教員名字與 1903 年和 1905 年的名單又有重疊，或可假設這 25 人全都是蒙學會的成員。此外，資料所見成員也有流動。關於蒙學會的其他成員，暫以盧子駿（字湘父；另有作湘甫）的研究較多。①盧湘父原是張氏家塾的漢文教習，該塾的英文教習為黃耀裳，其後增聘徐甘棠為格致教習。家塾中學生分為高等和尋常兩班，尋常班專習中文，高等班則中西並習。盧湘父為新會潮蓮鄉人，從遊於康有為，也曾遊歷日本，並在橫濱大同學校當教習，曾“編撰蒙學新書，誘導初學”，他認為“中國訓蒙舊法，漫無層級……又以近日報紙，文義高深，似專為成人而設，因與生徒等共撰孩子報，達以淺易之語言，繪入醒豁之圖畫，務適合於孩子之眼界”。②盧湘父於辛亥年移硯香港，設立湘父學塾，校址在忌連尼厘道 1 號，教員除他本人外，還有盧可封、林樹仁、張頌棠等，學科有經學、歷史、修身、國文、算術、地理、理化、圖畫等，全年修金 50 元。③就辛亥年底招生廣告所見，該塾於壬子年增聘盧伯舉，學科則增加了國語，④這個增加似乎跟民國成立後的國語運動有關。該塾應是男女生兼收，而當時已附設漢文夜學，1915 年增設湘父女塾，並有獨立校舍。圖 1　1905 年 2 月澳門蒙學研究會廣告資料來源：《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5 年 2 月 20 日。①陸鴻基﹕《戰前香港市區私塾教育的一環﹕盧湘父及其思想與事業》，《教育學報》（香港）1982 年第 10卷第 2 期，第 1—6 頁；區志堅﹕《怎樣教導婦孺知識？盧湘父編撰的早期澳門啟蒙教材》，《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1 年總第 10 期，第 102—116 頁。②《盧子駿君小傳》，《嶺南學生界》（廣州）1904 年第 1 卷第 8 期，第 45 頁。③《介紹名師》，《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10 年 12 月 6 日。從《香港華字日報》往後各年的廣告所見，學校不斷擴充和增聘教員，有寄宿安排，並設有女塾和漢文夜學。④《中華民國元年壬子湘父學塾招生廣告》，《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12 年 2 月 2 日。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12陳仲瑜和陳星瑜二人其後在高尾街 2 號開設陳氏華英書塾，分教華文和英文。①又部分書塾應不只一名教員，以大廟腳蒙學書塾為例，丙午年（1906）正月二十日開學，除盧雨川外，另有劉希明教授體操，吳節薇教授算學和英文。②己酉年（1909）正月開學的景厚學塾，校址設在龍嵩街 75 號，英文教員是皮麗，中文教員是彭百吉和盧雨川。③但隨着時間的流逝，蒙學會的成員亦逐漸減少。1918 年，當時的會友僅餘十人，即陳子褒、鄧景范、陳俊卿（三人都在香港般含道清風臺貳號）、區礪菴（香港寶慶坊養新書塾）、陳景度（香港堅道朱六安堂家塾）、陳仲儒（香港堅道馬敦厚堂家塾）、陳子韶（澳門荷蘭園沃華學校）、陳君實（廣州小東營灌根學校）、陳寶川（香山雞柏唐氏學校）和陳伯裳（日本橫濱大同學校），在香港的六人，澳門、香山、廣州和日本各一人。④陳子褒於新學的提倡，一方面是教授方法的改變，另一方面是編寫新教材，如冼玉清所述，前者包括注重實驗、廢止讀經、廢止體罰，後者包括編輯小學國文讀本、改良習字帖和創編七級字課。⑤崔師貫（百越）對陳子褒有如下的評述：這個評價同時說明該時期澳門在改良私塾教育的步伐和貢獻，以及在女學方面的提倡。《七級字課》在清季民初十數年間曾一度通行香港、澳門、中山及台（山）、新（會）、恩（平）、開（平）各小學，⑦而從澳門檔案館卷宗所見，《七級字課》直至 20 世紀 30 年代仍然用作培性、維德、何星堂、習成、菁莪、養正、明德、蒙學、培德、卓豪、子裳、志道、尚德、崇新、展文等小學校課程的教材。⑧設學於澳門，行新法教授，編《七級字課》、《小學釋詞》、《諸史小識》等書。蓋務求語文之溝合，使學齡兒童，更無不通國文之患。又以學校教育，必本於家庭，而婦女不識字者居多數，亟倡女學，期造就平等之智識。……其教科採圓周法，不為強灌，以養成學徒自動力為主。教化大行，信徒日眾，每有母子同堂受業者。時省學務處猶未設立，內地興學者，皆來取法，澳門一隅，教育遂為全粵冠。⑥澳門早期學校的專業師資主要來自廣東的師範學校。⑨ 1916 年 3 月，當時向“監察華學公會”（即後來的“華視學會”）申領學校准照的學校共 102 家，其中有兩所女校的負三、澳門及從內地遷澳的師範學校①《澳門陳氏華英書塾》，《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6 年 1 月 16 日。② 《澳門蒙塾書塾廣告》，《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6 年 2 月 8 日。③《己酉景厚學塾廣告》，《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09 年 2 月 8 日。④《蒙學會友通問處》，《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18 年 3 月 1 日。⑤冼玉清﹕《改良教育前驅者 陳子褒先生》，陳子褒﹕《教育遺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297—298 頁。⑥崔師貫﹕《陳子褒先生行略》，陳子褒﹕《教育遺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 4 頁。⑦語見陳德芸《七級字課說略》一文的按語，陳子褒﹕《教育遺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 82 頁。⑧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⑨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77 頁。該書有專章討論澳門的師範教育，見第 176—199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3責人（陳子褒和莫遠公）與男校的負責人為同一人。①從其他政府檔案卷宗所見，部分人士的簡歷，如張馳南（南海縣籍，學歷為“增生”）、何星堂（順德縣籍，學歷為“順德高村鄉國文修業十年”）、馮燕芬（鶴山縣籍，學歷為“上海美界渣文書院國文專修科”）、蔡壽慈（中山縣籍，學歷為“陳子褒高等學校”）、郭杓（南海縣籍，學歷為“佛山師範講習所畢業／香港聖士提反書院畢業／英國牛津大學高級試驗文憑”）、汪蓂初（番禺縣籍，學歷為“澳門鏡湖義學”）、陳受廷（新會縣籍，學歷為“漢文專修十九年”）、梁玉如（香山縣籍，學歷為“漢文專修十年／子褒學校普通四年”、莫耀廷（新會縣籍，學歷為“專修文學”）、鄭翼唐（中山縣籍，學歷為“專修文學十六年”）等，②應可大致確定當時學校負責人不必具備任何師範學歷。然而，也並非沒有師範出身的校長，例如創辦崇實學塾的梁彥明，先後畢業於南海師範學堂和兩廣優級師範學堂，崇正學校和其後的中華初級中學校（1927 年創立）校長鄭叔熙畢業於兩廣優級師範學堂，維基學校校長李仲齊也是廣東優級師範學堂畢業，尚賢學校校長宋蔭棠是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畢業，但這些畢竟都是少數。至於當時對於教員的要求，似乎至多也只是要求相關的畢業文憑，如聖若瑟書院聘英文教師的要求是文憑，民主學校聘華文教師，基本資格關乎年齡、品行、健康、學問和能說粵語，之後就是畢業證書和教學經驗，另外還會考慮文憑數量和教學年資。③澳門的師範教育或始於 1920 年代。1921 年 10 月澳門某項慶典的報導中曾提及一所“師範夜學”參加提燈會活動，④但具體不詳。而澳門在當時應有一所“澳門師範學校”，證據是 1927 年 9 月某些學校向華視學會呈交的 1927/28 學年教員學歷報告，坤元學校（女校）見馮秋雪曾於該校任教一年，允文學校見劉君卉於該校任教一年，並鄭智盦則曾在該校修業；又維基學校見李仲齊曾任“本澳女子師範教員一年”。⑤ 1928 年 8 月，澳門的華視學會曾收到開辦“中文師範學校”的呈請，資料顯示申請人擬開辦“初級師範預科”班，並擬“將中文學校漢文專科學生盡行編入師範預科，暫設一班，一年畢業，升入師範正科，三年畢業”。該校名譽校長為何澤永，校長兼主任教員為蘇菊菴。在課程設置上，列有 20門課，但部分為選擇教授。資料中的首兩門課為教育學和心理學，而教授方法欄上分別註明“詳解說明教育原理”和“研究各種人心的現象及兒童心理”，至於所用書籍欄上，教育、心理、物理、國文、歷史、地理、算術、動物、植物、生理、礦物、公民等科目的教材，雖然沒有具體的出版資料，但都冠以“師範學校”等用詞。⑥然而申辦一事並不成功，華視學會在 1929 年 8 月 12 日的會議上曾討論並否決兩項設校的申請，一是鮑澍澧呈報開①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JIECM/01/0001，第 3 頁。②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③《澳門三巴仔聖若瑟書院聘請英文老師及招生》，《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15 年 7 月 30 日；《澳門民主學校委員會通告》，《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15 年 10 月 19 日。④《澳門華人國慶紀念補誌》，《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1 年 10 月 15 日。又 1927 年 9 月至德學校呈交的教員學歷報告中見林吉六曾於“澳門半夜師範學校”肄業（檔案號﹕ MO/AH/EDU/CP/06/0068）。⑤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0027、MO/AH/EDU/CP/06/0064、MO/AH/EDU/CP/06/0043。⑥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0094。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14設中學校一所，另一項就是何澤永呈報開設師範學校一所。前一項是因為申請人的資歷只是初中畢業的程度，後一項則是因為申請人何澤永的資歷是法政學校畢業而並非師範畢業。華視學會的會長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lva）在會上並提議擬定師資的標準，具體如下：（1）凡欲設立小學校者，其校長資格最低限度須曾在初級中學校畢業領有證書者，或曾任小學教員三年以上具有證明者；（2）凡欲設立中學校者，其校長資格最低限度須曾在師範學校或大學畢業領有證書者，或曾任中學教員三年以上具有證明者；（3）凡欲設立師範學校者，其校長暨所有教員，一律須曾在師範學校畢業領有證書及曾任師範學校教員二年以上具有證明者。①“中文學校”於 1928/29 學年有三名教員，男生 37 名，女生 12 名，②而往後數年的政府檔案未見該校的名字，估計是未能轉型為“中文師範學校”，所以也就只能結束了。澳門於 1933 年似乎有一所聖羅撒初級中文女子師範學校，葡文名稱為 Escola Normal da Primária Chinesa para o Sexo Feminino de Santa Rosa de Lima。 該 校 設 在 加 辣 堂 街 2號，與聖羅撒書院相鄰，申辦人也是聖羅撒書院的雷淑英修女（Rev. Mother Marie Louis Agnes）。學校分為兩年高級小學（Primária Complementar）和三年的初級師範（Normal Primária），高小的學科有國語、算術、公民教育、歷史、地理、自然科學、音樂、英語和衛生，初級師範的學科有公民教育、教學法、心理學、本國文學、英語、歷史、地理、算術和自然科學等。學校的教員除了雷淑英修女外，另有四名女教員和三名男教員。由於各人中文名字皆為葡文拼音，暫未能辨認，但從文件的簡介中可知各人的籍貫，包括南海二名、中山兩名、肇慶一名、番禺一名，另有一名為法國籍。③ 1933 年在澳門華視學會註冊的私立中文學校名單所見，截至 1934 年 1 月，這所聖羅撒師範學校共有二十四名女生，校名是 Escola Normal de Santa Rosa de Lima。④華視學會 1933 年 9 月 6 日的信件和其後民政廳於 9 月 9 致雷淑英修女的信函中，都重點提及這所中文師範學校是開創先河，但疑惑的是1933/34 這學年往後的卷宗上就只見聖羅撒學校（附設小學），再也沒看到有聖羅撒師範學校的紀錄。⑤20 世紀抗日戰爭爆發，廣州和鄰近鄉鎮的中小學校因逃避戰事而遷校，當時也有遷到澳門的，如執信女子中學、潔芳女子中學、私立協和女子中學、南海聯合中學、中山縣立聯合中學（校長林卓夫被暗殺）等，這些學校，除了高中、初中和小學的課程外，亦設高①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JIECM/01/0001，第 24 頁。②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JIECM/03，第 291—292 頁。③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JIECM/03，第 227—231 頁。④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JIECM/03，第 260—263 頁。另一份日期為 1938 年 11 月的文件卻又記錄該校 1933/ 34 年度男女教員各有 5 名，女學生 60 名，檔案號﹕ MO/AH/EDU/JIECM/03，第 301—303 頁。 ⑤《華僑報》上曾見以這學校名義捐款救濟逃難學生的報導。《港澳僑團源源接濟逃澳難生》，《華僑報》（澳門）1940 年 4 月 4 日。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5師、簡師和簡師科的課程。①執信女子中學 1921 年於廣州創辦，1938 年 1 月遷澳復課，當時全校共 24 名教員，設有初中一至三年級、高中一至三年級和和高中師範一至三年級，全校女生有二百餘人，曾租用羅地利忌博士路的一座洋樓（即黎登別墅）作為學生宿舍，學校和辦事處則設在天神巷 24 號屋，其後該校再租南灣街 33 號作為中學部，小學校舍則設於天神巷。1939/40 年度奉教育廳批准招收初中一年級三班，高中普通科一年級兩班，幼稚師範科一年級一班，共六班，②而該校在廣州是特准兼辦師範的私立學校。1939 年度下學期廣東省教育廳的中學師範畢業試，辦事處就設在南環（即南灣）的執信學校。③ 1939 年初租三巴仔橫街 3 號屋作分校，但該分校只維持至 1940 年 7 月底便結束。該校剛在澳門復課時師範科的學科及教材如下（表 3）：①廣告，《華僑報》（澳門）1942 年 8 月 23 日。②《執信新生舉行入學試》，《華僑報》（澳門）1939 年 8 月 6 日。③《廿八年度下學期考試試期已定》，《華僑報》（澳門）1940 年 6 月 20 日。學科學級公民國文文學史略衛生幾何三角歷史代數算術教學法地理論理學生物學化學物理教育心理學復興高中公民課本第二冊復興高中國文第二冊中國文學史略師範衛生溫氏高中幾何溫氏高中三角///標準高中師範地理/師範最新生物學//教育概論幼稚教育/復興高中公民課本第四冊 復興高中國文第四冊////標準師範歷史高中乙組代數////復興高中化學上冊/民眾教育教育心理學/復興高中公民課本第六冊//////小學算術教學法之研究/師範論理學//復興高中物理上冊教育測驗與統計/高中師範一年級 高中二師範年級 高中師範三年級表 3　執信女子中學 1937/ 38 學年師範課程學科及教材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16教學法教學視導小學行政英文國音圖畫體育音樂家事工藝///師範英文選第一冊/自編自編/自編/小學教材及其教學法上冊//師範英文選第二冊/自編自編//自編小學教材及其教學法教育規導小學行政師範英文選第三冊標準國語會話/自編自編//校長楊道儀於 1940 年 7 月離開澳門，①校長職務由金曾澄接任，同年 12 月金曾澄委任教務處主任陳道根為代表，負責處理澳門的公務。1942 年 7 月 31 日該校即停辦。②陳道根就是當時隨楊道儀來到澳門，及後成為中華教育會的骨幹，並為聖若瑟中學創辦師範課程。潔芳女子中學在廣州辦學三十多年，1938 年 12 月 26 日在澳門復課，校長姚學修，教務主任梁繼，校址設在龍頭左巷 10 號。該校在廣州原設有師範本科及高初中學、小學、幼稚園，隨校遷澳者共 86 人。1939 年 2 月間，有學生二百多人，因附屬小學人數較多，曾商借望廈普濟禪院作第二校舍。③ 1942 年初復設師範，④同年 9 月，該校承租近西街已停辦的崇新小學校址作第一分校，崇新的張志城校長並致函華視學會表示將校舍校具讓潔芳女中分校借用。⑤中山縣立臨時聯合中學，校長是林偉廷，該校由中山縣立中學、中山縣立女子中學和鄉村師範三校組成。日軍空襲石岐，張惠長及林偉廷二人將各校合併後移至南屏，後再遷澳門；鄉師唐穎波校長改任副校長，中學孫恩沛校長改任訓育主任，女中簡□□校長改任事務主任。⑥ 1939 年 3 月 15 日，該校在澳門開課，⑦初時借用協和、培英等學校上課，學生約 300 人。1939 年 8 月取錄高中師範一年級新生 23 名，高中普通科一年級 68 名，初中一年級 72 名。⑧ 1940 年 9 月，在台山菜園涌北街第 2 和 4 號設校，而原址是舊日的裕資料來源：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0157。①楊道儀與汪精衛有親戚關係，汪曾派人與楊道儀聯繫，希望她和執信女子中學及校產能遷往日佔區。見單文經﹕《穗澳教育先賢陳道根先生傳述稿》，《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 1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 95 頁。澳門檔案館的卷宗見楊道儀於 1942 年 7 月 1 日致函校長金曾澄要求取回所借的圖書、儀器和校具。見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0157。②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0157。③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0161。④《教育消息》，《華僑報》（澳門）1942 年 2 月 4 日。⑤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0161。⑥《中山三校合組聯合學校》，《大公報》（香港）1939 年 3 月 4 日。⑦《中山縣立女中／中學／簡師學生注意》，《大公報》（香港）1939 年 3 月 6 日。⑧《縣立臨時中學定期擧行入學試，新生取錄揭曉》，《華僑報》（澳門）1939 年 8 月 23 日。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7安絲廠，該校並為附近貧困失學兒童設立一所民眾夜學，晚間七時至九時上課，學費和雜費全免，並提供用書。① 1940 年 8 月第一次取錄新生，初中部 45 名，高中部 30 名，之後再續招高中普通師範科一年級、初中一年級和初中三年級各一班。② 1941 年 8 月第一次招考新生，取錄高中師範生 11 名，高中普通科 46 名，初中 62 名。③1942 年初，該校共有 11 班，1942 年 8 月第一次招考生，高中普通科 35 名，師範科二十多名，初中 28 名。④依據 1940年 11 月該校具呈的編制，該校共 39 名教員，有高中普通科一至三年級，高中師範科二至三年級，簡師四年級，初中一至三年級。該校師範科的學科及教材如下（表 4）﹕①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0168。②《中山聯合中學增招班額擴充校舍》，《華僑報》（澳門）1940 年 8 月 26 日。③《中山聯合中學招考新生揭曉》，《華僑報》（澳門）1941 年 8 月 14 日。④《學校消息》，《華僑報》（澳門）1942 年 1 月 24 日；《學校消息》，《華僑報》（澳門）1942 年 8 月 23 日。學科學級公民體育國文論理算學物理化學歷史農藝圖畫音樂工藝/自編教材師範物理上冊（正中版）//自編教材/高中師範公民（經濟概要）（正中版）新課程標準師範適用國文讀本第五冊（中華版）新課程標準師範適用論理學全冊（中華版）師範適用算學第五六冊（中華版）新課程標準算學（第三冊）（中華版）師範化學（上冊）（正中版）新課程標準本國史（第一冊）（中華版）農藝及實習（第三冊）（中華版）新課程標準師範適用國文讀本（第三冊）（中華版）復興初級中學國文（第七冊）（商務版）簡易師範公民（第七冊）（正中版）自編教材/ 自編教材自編教材自編教材/自編教材/ /////// //自編教材高師三年級 高師二年級 簡師四年級表 4　中山聯合中學 1940/ 41 學年師範課程學科及教材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18勞作小學行政教育心理選修科目小學教材及教學法實習自編教材新實習（錦章版）地方教育行政（正中版）自編教材///// /新實習（錦章版）/資料來源：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0168。1942 年 8 月的招生情況似乎不俗，高中部普通科招了三十多名，師範科二十多名，初中也有三十多名。①然而，因為澳門生活程度較高，該校於 1943 年 8 月向華視學會繳銷學校的證照，遷返內地的恩平。②佛山南海師範學校於 1940 年 3 月 20 日由南海遷澳，原先借鏡湖學校復課，之後借用英文專科學校，到 1941 年 3 月校長李兆福才正式向華視學會請求備案發給准照自主辦理。③佛山南海師範其時與廣州市南海中學和南海第一初級中學聯合組成南海聯合中學，校址曾設在雅廉訪馬路陳園。④該校有高初中、小學、春秋季師範科、簡易師範科，以及一年制簡易師範科等。⑤ 1942 年 8 月招考新生，高中 10 名，師範科 10 名，初中 8 名，小學 20 名；9 月續招，高中 8 名，高中師範科 6 名，簡易師範科 10 名，初中 12 名，小學 15 名。⑥又該校亦曾派師範生每日到鏡湖義學教導難童。⑦ 1942 年，該校被勒令停辦高中及師範科，由於抗命不從，最終被廣東省教育廳取銷立案。⑧南海聯中和執信女子中學兩校曾被評為腐敗，唐彬向陳立夫呈報（1942 年 7 月 23 日）稱協和在澳門辦理的師範成績最佳，建議將執信和南海兩校併入協和，並要求准許將協和的幼稚師範科改為普通師範科，在澳門培養師資。⑨①《學校消息》，《華僑報》（澳門）1942 年 8 月 23 日。②《中聯中學遷校恩平》，《華僑報》（澳門）1943 年 8 月 16 日。該校於 1943 年 8 月 20 日正式遷返國內，見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0168。《廣東中山戰區教育督導員周守愚呈送廣東各縣中小學校調查表教育概況等報告及有關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號﹕五—13815/1943.10—1944.5。 ③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0175。④廣告，《國民日報》（香港）1941 年 2 月 2 日；《學校消息》，《華僑報》（澳門）1942 年 9 月 7 日。⑤《教育消息》，《華僑報》（澳門）1942 年 2 月 6 日； 廣告，《華僑報》（澳門）1942 年 8 月 24 日。⑥《學校消息》，《華僑報》（澳門）1942 年 8 月 25 日、9 月 7 日。⑦《南海聯中學生教育難童》，《華僑報》（澳門）1942 年 5 月 11 日。⑧《教育部關於南海聯中案的文電》，見《第二歷史檔案館澳門地區檔案史料選編》，273/1942.9/ 五 /13342/35J—181/537。⑨《教育部關於澳門學生回內地投考事宜的文書》，見《第二歷史檔案館澳門地區檔案史料選編》，271/1942.7/五 /13342/35J—181/523。新課程標準師範適用小學行政（中華版）新課程標準師範適用小學行政（中華版）新課程標準小學教材及教學法（上冊）（中華版）小學教材及教學法（上冊）（中華版）新課程標準教育心理（上冊）（中華版）簡易師範小學行政（商務版）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9關於私立協和女子中學，該校於 1935 年奉教育部令改辦中學，易名為“私立協和女子中學校”。該校於 1937 年暑假從廣州遷至台山，1938 年寒假時再遷澳門，2 月 5 日在澳門復課。1939 年 9 月，該校上學期開學，設有高級及初級中學、三年制幼稚師範科、附屬小學，以及幼稚園，中學部設於高樓下巷，小學則設於風順堂街。① 1940 年 4 月，該校初中生 210名，高中生 138 名，幼師生 62 名，小學生 231 名，幼稚園生 120 名，共計 771 名。② 1942 年，教育部曾特令澳門協和中學幼稚師範科改為普通師範科，以造就師資，其他澳門各校所開設的師範科一律停辦，師範生可轉學協和，並照原校收費。③ 1938 年 6 月，該校三年制的幼稚師範科 34 名學生畢業，④ 1939 年 6 月 24 名，⑤ 1942 年 6 月 9 名。⑥ 1943 年 6 月有 13名高中師範科學生畢業，⑦ 1944 年 6 月 12 名。⑧該校於 1944 年增設“高級特別師範科”，畢業後可以擔任高初級小學教員或行政人員，但有輿論質疑高中畢業生於一年所學是否能夠勝任初中教員。當時教育部法令的規定，師範學生及特別師範科畢業生只能充任小學教員，幼稚師範科畢業生只能充任幼稚園及小學教員。⑨抗戰勝利後，該校在澳門只繼續開設小學和幼稚園，直至 1949 年才又在澳門招考高中和師範各年級學生，校舍設在高樓上巷。這個時期遷澳的其他學校，因為在內地時本就設有師範科，如設在南灣 63 號（利為旅酒店右側）的思思中學，分校主任是鄭雨芬和李震，1938 年 12 月 12 日在澳門復課，招生廣告便見招收“師範科”和“簡師班”學生，⑩但具體情況不詳。此外，培正中學亦可能於1944 年新學期設有高中師範科。⑪① 《私立協和女子中學概況》，呂家偉、趙世銘編﹕《港澳學校概覽》戊篇，香港﹕中華時報，1939年，第 17頁。②《各地基督教中學訊》，《申報》（上海）1940 年 4 月 11 日。③《協和中學師範科邀准辦理》，《華僑報》（澳門）1942 年 8 月 26 日。④《協和中學結業禮中華視學會長呼中國萬歲》，《華僑報》（澳門）1938 年 6 月 26 日。⑤《協和女中昨行畢業禮》，《華僑報》（澳門）1939 年 6 月 18 日。 ⑥廣告，《華僑報》（澳門）1942 年 6 月 15 日；《學校消息》，《華僑報》（澳門）1942 年 6 月 21 日。⑦《教育消息》，《華僑報》（澳門）1943 年 6 月 27 日。⑧杜﹕《協和女中學昨行畢業禮》，《華僑報》（澳門）1944 年 6 月 25 日。⑨《協和增設師範科班》，《華僑報》（澳門）1944 年 7 月 15 日；雷學欽引述該特別師範科的報導﹕“招收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之女生入學，修業期限為一年，期滿由學校發給證書，俾使擔任高初級小學教師及行政人員，並擇其對文理科或專科具有特長者，施以特殊之訓練，使擔任初中教員。”見雷學欽﹕《研究高級特別師範科》，《大眾報》（澳門）1944 年 7 月 19 日。⑩《思思中學澳校招生》（廣告），《華僑報》（澳門）1938 年 12 月 11 日。⑪《教育消息》，《華僑報》（澳門）1944 年 7 月 7 日。澳門高等院校開設師範科始於 1950 年前後。20 世紀 40、50 年代，由於抗戰和政權的轉易，澳門曾出現一些高等院校，其中某些院校亦曾設有師範課程。1938 年底，江亢虎曾致函華視學會，表示在澳門復辦原在上海的南方大學；1939 年，戴恩賽也曾向華視學會呈請開辦望廈大學；1944 年 9 月，培正中學辦理的“私立培正臨時文理學院”曾正式上課，只是後來未獲僑委會批准辦理；1945 年，嶺南大學也曾計劃在澳門設立分校，並已獲准，四、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師範教育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20但因抗戰勝利故未有辦理。華南大學於 1949 年 8 月成立，校長王冠英，時任澳督曾答應出任該校名譽董事長。①該校於 10 月開學，設文學、商學、理工、藝術四學院共 13 個學系，當時文學院社會教育系曾增設夜班，為教師提供進修機會，本地小學教師經審查合格即可免試入學，並獲半費，夜班學額為 100 名，但招生情況並不理想，該校大約於 1954 年前後遷往台灣花蓮港。②私立越海文商學院（後改名粵海）於 1949 年 10 月開學，院長謝文龍，規劃有中國語言文學、英國語言文學、教育學、會計銀行學、經濟學和工商管理學等六個學系，但該校於 1952 年 4 月向教育督導處提交的報告未見有教育學系的學生。③私立中山教育學院於 1949 年 10 月開辦，院長吳兆棠。該學院設中小學部，1950 年 8月獲澳門政府特許設立師範部，主任為蘇卓明，師範部分高級師範科（分普通師範和幼稚師範兩組）和簡易師範科，前者修讀三年畢業，後者一年，對象均為初級中學畢業生。④從“澳門中山教育學院暨附屬中小學”1950 年 2 月的招生廣告所見，該校有兩處校址，一在媽閣街 26 號，一在下環街 99 號。該校文史及數理專修科及特別師範科各招學生 20 名，並招收高中一二年級、初中一二年級下學期插班生；小學一上新生，一下、二下、三下、四下、五下各級插班生，而各級均設獎學金名額及免費生名額各三名，半費生各十名。⑤從 1950 年8 月下旬該校招生的數字所見，大學部 4 名，專科部 5 名，師範部 10 名，中學部 24 名，小學部 32 名，共 75 名。據 1951 年 7 月該校向澳門教育督導處呈報的資料顯示，當時全校共 21 名教員，師範科由 8 名高級中學的教員兼任，師範科及格男生 1 名，女生 15 名；剔除退學者，高初級小學男生 57 名，女生 26 名，高初級中學男生 31 名，女生 12 名；1952 年 4 月，師範科女性 15 名，男生 1 名。⑥ 1953 年 9 月，孫甄陶任院長。1954 年 2 月，該院的升大預備班、師範部、高初中及附小學生有三百多名。⑦中山學院和粵海大學曾於1960/61 年度合併辦理，為期五年，取名“中山粵海聯合學院”，校址在媽閣街 28 號的中山學院，當時只設高初中小學各部，大學部暫停，馮漢樹為院長兼附中主任，尹嘉為副院長兼訓導主任，鄭逸雄為教務主任，梁守謙為總務主任。⑧ 1965 年 7 月底雙方合約結束，①《澳督贊助創辦華南大學》，《市民日報》（澳門）1949 年 8 月 5 日。②鄭振偉﹕《1940 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第 95—97 頁。1949 年 10 月 8日該校第二次招生，社會教育學系只見 8 名學員，見《華南大學招生揭曉》，《華僑報》（澳門）1949 年 10月 10 日。③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6/0175。1949 年 9 月第一次入學試只取錄新生 37 名，其中教育學系 10 名，見《文商學院新生放榜》，《大眾報》（澳門）1949 年 9 月 27 日。④《中山教育學院今年增師範部》，《華僑報》（澳門）1950 年 8 月 17 日。⑤廣告，《華僑報》（澳門）1950 年 2 月 4 日。⑥《私立學校督導表（1950.11.13—1952.5.7）》，見澳門檔案館，檔案號﹕MO/AH/EDU/CP/08/0019，第 284頁，第 23 頁。⑦《中山學院辦升大班》，《華僑報》（澳門）1954 年 1 月 19 日；《中山學院昨日開課》，《華僑報》（澳門）1954 年 2 月 17 日。⑧ 1962/63 年度 12 月底的統計，中學生 248 名，小學生 365，幼稚園生 77 名（檔案號﹕ MO/AH/EDU/FA/15/0014/076）；1963/64 年度 12 月底的統計，中學生 251 名，小學生 421，幼稚園生 95 名（檔案號﹕ MO/AH/EDU/FA/15/0018/051）。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21中山學院繼續在原來的院址（即媽閣街 28 號和下環街 99 號）辦學，時任院長為尹嘉。①華僑大學是當時另一所提供師範課程的院校，校址曾設於高園街，1953 年遷至柯高馬路30—32 號，之後在東望洋斜巷 1 號，該校於 1954 年 3 月奉准增設師範學院，院長為甘履及，該院主要培養中等教育師資，先開設英語和教育兩學系，課程與台灣師範學院所設的必修課程相銜接。② 1957/58 年度，中山、粵海文商、華僑工商三校，只華僑工商的大學部還有35 名男生和 5 名女生。中山和粵海文商有中小幼各級學生，後者並有技術課程 52 名男生和 23 名女生。③上述院校雖然提供師範課程，但師範生不多，其時高中畢業生往內地和台灣修讀師範課程是另外的選擇。就資料所見，北平師範學院曾為港澳立案僑校提供“保選”名額，但給予澳門的名額只有五個，高中畢業生須經僑委會審核後，再依期到北平參加複試。④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於 1951 年開始在澳門招生，學院設國文、地理、教育、理化、博物、數學、英語、音樂、體育、藝術等十個學系，而最重要的是有公費待遇。1953 年 3 月台灣的教育部更公佈了保送高中畢業僑生升學的辦法，⑤又前文已提及當時澳門的中山學院曾為學生舉辦升大預備班。澳門本地學校能夠提供師範教育，澳門中華教育會的一項舉措至為關鍵。該會於 1948年 5 月 16 日第五次常務會議議決向僑委會請求准許澳門的私立學校增辦小學師範科，⑥呈請獲僑委會核准後，理事會於 7 月 20 日通函各校。⑦當時的僑委會定下三項條件：（1）附設各該科之中學，應為該區立案中學中規模較大，設備充實，師資健全之中學為宜，並應將附設之中學名稱，及設科計劃報會備查。（2）教育係專業性質，於招收新生時，除應對入學資格加以注意外，並宜以志願從事國民教育工作者為合格。（3）關於各該科教學科目及主持人，應分別遵照特別師範科，或簡易師範科暫行辦法規定斟酌辦理之。聖若瑟中學在接到相關的通知後，遵令添招“簡易師範科”。⑧何心源校長正是借重陳道根在師範教育方面的專業知識，由他在聖若瑟中學第二校開設簡易師範科。⑨ 1952 年 4 月①《中山、粵海兩學校合併設聯合書院》，《華僑報》（澳門）1960 年 8 月 11 日；澳門檔案館，檔案號﹕MO/AH/EDU/FA/18/109，第 6 頁。私立中山學院（下環街 98 號）於 1968 年仍然存在，校長梁守謙，但當時只有小學部一至六年級學生 95 名，幼稚園高低班學生 25 名，教職員 7 名。見《聖公會聖馬可堂福利部社會福利品分發單位數量減增調查報告表》，蔡高中學檔案 1968 年 4 月 6 日。②《教育消息》，《華僑報》（澳門）1954 年 3 月 16 日。③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FA/18/0009。④《僑校保送高中生按期回國升學》，《世界日報》（澳門）1948 年 6 月 18 日。⑤《台灣四大學在港澳招生》，《華僑報》（澳門）1951 年 8 月 11 日；《台灣教育部公佈暑期保送僑生赴台升學辦法》，《華僑報》（澳門）1953 年 3 月 25 日。⑥《中華教育會請示僑委會私立學校增辦師範科》，《華僑報》（澳門）1948 年 5 月 17 日。⑦《僑委會覆函教育會准中學附設師範科設立者須呈教育會匯報》，《市民日報》（澳門）1948 年 7 月 23 日；《僑委會准澳僑校設特別簡易師範科》，《大眾報》（澳門）1948 年 7 月 23 日。⑧《本校增設師範科的經過》，轉引自《七十五年雅歌聲﹕校史述析》，澳門﹕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2006年，第52頁。⑨單文經﹕《穗澳教育先賢陳道根先生傳述稿》，《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 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第 98 頁。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22該校呈交教學督導處 1951/52 年度的資料顯示，簡易師範科課程包括教育概論、體育與遊戲、工用藝術、形象藝術、小學行政、教學實習、教材及教授法、教育心理、算學和國文等科目。當時聖若瑟中學全校共 36 名教員，男生 505 名，女生 252 名，除師範科外，另設有高初級中學和高初級小學；任教師範科的教員共 6 名，5 男 1 女，就讀師範科的共 15名女生。①1952/53 年度，該校改辦二年制幼稚師範科，1953 年第一屆幼稚師範科學生畢業。1954/55 年度共 23 名幼稚師範科畢業生，因就業理想，故 1955 年 8 月投考者多至 86 人。②又 1965 年該校增設一年制的特別師範課程，培訓小學教師。聖若瑟中學於 1974 年 2 月重歸天主教澳門教區管理，高秉常主教於 1979 年 6 月訓令私立聖若瑟中學、望德中學和真原小學合併，正名為教區中學以利發展教育事業。教區中學同時續辦師範教育，1979 年度開辦兩年制的夜間特別師範科，培養小學和幼稚園教師，學員主要為在職教師，上課地點是望德堂前地的第一校。然而這個課程卻有點特別，學員於兩學年共四學期均須修讀葡文，且是每周三節，其他科目包括教育概論、教育心理、輔導概論、健康教育、小學行政、教師修養、教材教法通論，以及分科教材教法（英語、算術、社會、自然、勞作、美術和體育）等，但這些科目每周大多只有一節，只第二學年教育心理上下學期每周兩節，第二學年的輔導概論在上學期每周二節，到下學期也只是一節。③當時的聖若瑟教區中學還設有一年制的（日間）特別師範科和兩年制的幼稚師範科。聖若瑟中學過去所開辧的師範課程是附設於中學內，以培養幼兒和小學的師資，規模不大卻是歷史悠久，為澳門造就不少優良師資。依據老志鈞的分析，該校培養幼兒和小學教師的課程共七項，其中幼稚師範科為時最長，培養小師的日間和夜間別師範科次之。④當然，20 世紀 50、60 年代的師範課程並不是只有聖若瑟中學，濠江中學於 1952 年曾開設簡易師範班，但大概只辦了一屆。聖約翰英文書院於 1953 年由曾詢創立，他本人原為浸信會基督敎敎友，後於 1957 年將書院改隸基督教，1972 年 9 月又由聖公會接辦。該校於 1953 年 11 月獲准立案，校址原設在聖味基街，開校時的課程依照香港英文書院編制，創辦時共分八班。該校多次遷址，1955 年 6 月在風順堂街，1956 年又因來自香港的寄宿生增加，遷往南灣巴掌圍斜巷 6 號，1959 年 12 月又曾遷入西坑街 3 號；⑤ 1963 年中購入荷蘭園 87 號全幢作為女生宿舍。1965年男女分校，男校在西坑街，女校則在荷蘭園，1966 年租用崗頂夜 斜巷 2 號作為英文①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CP/08/0019/028，第 49—56 頁。②《學校消息》，《華僑報》（澳門）1955 年 8 月 31 日。1952—2006 年間該校師範科畢業生見老志鈞論文，詳見後註。③文件顯示這個課程是應政府邀請而辦理的，政府檔案卷宗見羅玉成神父給教育廳信件的說明，如政府中葡小學的教員如能在該年（1979）註冊則該課程於 1981 年 6 月將會結束，也許這就是葡文課佔去幾近三分之一課時的原因。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FA/18/0617/03，第 1—13 頁。④老志鈞：《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的師範課程》，《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 1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第 211—230 頁。該文數據止於 2008 年。⑤《聖約翰書院今日始業禮》，《華僑報》（澳門）1953 年 11 月 22 日；《聖約翰書院最近遷址》，《華僑報》（澳門）1956 年 3 月 28 日；《聖約翰書院增小學幼稚園》，《華僑報》（澳門）1960 年 1 月 15 日。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23部男校。①聖約翰英文書院頗具規模，1966 年 5 月，全校八百多名學生；② 1966 年開設一年制特別幼稚師範科，8 月份該校公佈取錄中英文部及幼稚師範新生共 348 名。師範科於1967 年度因政治事件暫停一學期，後於 1968 年 1 月才招春季班（只招女生），學期改為1968 年 2 月至 1969 年 1 月底止，同時 1968 年秋又繼續開班招生。報載第一屆畢業生多在香港和九龍各校幼稚園擔任教職，並獲准註冊；1969 年 6 月，中五及中六兩級畢業男女學生共 61 名，小學 14 名，特別幼稚師範生 26 名。③聖公會幼稚師範學院與聖約翰英文書院同屬於澳門聖公會。1967 年余艷梅校長退休以後，蔡高於 7 月 1 日移交澳門聖公會聖馬可堂接辦，林汝升牧師出任校長，當時蔡高的幼稚園則遷至東望洋斜巷 5 號馬禮遜會所，聖公會幼稚師範學院的校址即設於該所二樓。1973 年蔡高中學在白馬巷 53 號新校舍落成後，該院亦一併遷入，原址則闢作女生宿舍。④ 1967 年開辦的幼稚師範學院，招考 16—25 歲的女性（香港招生的年齡上限似乎為 30 歲），申請人須中學畢業或具同等學歷，課程包括教育概論、教材教法、兒童心理、幼稚教育、鋼琴、唱遊、舞蹈、國文、英文、圖書、手工、體育、護理常識等科，⑤開學時共招 25 名學生，⑥其後增至三十多人。由於學員在澳門和香港兩地就業理想，故有報道於 1968 年度即擴大招生。⑦該學院重視教學，評核嚴謹，對學生的操行尤其重視，1972 年 6 月由校長親自召開學期結束會議，校長強調學校的宗旨是培養品學兼優的學生，隨後並由教師佈告教學課程，9 月開學時又召開教學座談，聽取教師報告，將評分制改為評級制等，務使學生掌握專門技術，學以致用。⑧該學院前十屆的學生人數如下：①《聖約翰書院今行畢業禮，由下學期起決擴充校舍》，《華僑報》（澳門）1963年6月26日；《倫大文憑試中心，聖約翰增設女校》，《華僑報》（澳門）1965 年 6 月 29 日；《聖約翰增設中文部，將在崗頂設新校舍》，《華僑報》（澳門）1966 年 5 月 31 日。②《聖約翰增設中文部，將在崗頂設新校舍》，《華僑報》（澳門）1966 年 5 月 31 日。③《聖約翰幼師中文籌備成熟》，《華僑報》（澳門）1966 年 6 月 24 日；《聖約翰新生放榜》，《華僑報》，1966 年 8 月 18 日；《聖約翰幼師班今恢復》，《華僑報》（澳門）1968 年 1 月 22 日；《聖約翰書院女校續辦特別幼師班》，《華僑報》（澳門）1968 年 6 月 25 日；《聖約翰行畢業禮》，《華僑報》（澳門）1969 年6 月 24 日。1969 年 9 月後未見該校師範科的報導，或許於是年停辦。④《聖公會屬下各校昨在新校舍行開學禮，幼稚師範班人數大增遷新校舍上課》，《華僑報》（澳門）1973 年9 月 2 日；《本校史略》，《蔡高中學第 25 屆翀社同學錄》，1976 年。⑤《澳門聖馬可堂》，《港澳教聲》（香港）第 165 期，1967 年 6 月 30 日，第 3 版。⑥《澳門聖馬可堂》，《港澳教聲》（香港）第 169 期，1967 年 10 月 25 日，第 3 版。⑦《聖公會學校通訊》，《華僑報》（澳門）1968 年 7 月 22 日。⑧《聖公會幼稚師範學院昨晨開學期結束會議》，《華僑報》（澳門）1972 年 6 月 28 日；《聖公會屬下幼稚師範學院今屆學生劇增》，《華僑報》（澳門）1972 年 9 月 13 日；《聖公會屬下幼師學院開校務會議討論考試評分等問題》，《華僑報》（澳門）1972 年 11 月 26 日。資料來源：畢業生數字來自《聖公會幼稚師範學院第十屆畢業同學錄》（澳門，1977）所見的畢業照，但1972/73年度或有26名畢業生，見《聖公會屬校得奬者及畢業生名表》，《華僑報》1973年7月5 日。年度人數1967/6835 18 17 19 20 25 25 20 23 211968/69 1969/70 1970/71 1971/72 1972/73 1973/74 1974/75 1975/76 1976/77表 5　1967/68 至 1976/77 年度聖公會幼稚師範學院畢業生人數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24學院歷屆畢業生就業情況理想，而該院的畢業證書並獲香港承認。①又該校的劇場藝術和古典舞蹈等應為特色科目，其內容包含佈景化妝、兒童劇寫作、改編童話、佈景製作以及化妝油彩製作等等，因實用而頗受歡迎。②由於往後兩屆學生人數銳減，林汝升牧師於1979 年 1 月亦奉調離開澳門，該學院也許因此於 1978/79 學年結束後便停辦。③1949 年間前後有內地學校遷澳辦學，德明中學也是當時開設一年制特別師範科的學校。該校先後設於賈伯樂提督街和近西街（小學部），中學部於 1951 年遷往白鴿巢前地 1號，校長為李雪英。1953 年該校增設特別師範科，招生對象為高中畢業的女生，9 月開學時有三十多名學生，分別來自港、澳、滬、穗等地的高級中學。④ 1961 年 7 月，第 8 屆幼師畢業學生兩班共 55 名，1965 年 7 月第 12 屆幼師畢業生 56 名，1966 年 7 月第 13 屆 85名，1967 年 9 月更曾增設夜校幼師班，特別注重教材教學法、鋼琴、舞蹈、唱遊、美術、手工等學科的教學。⑤ 1966 年陳博望接任校長，1967 年底曾宣告停辦，在教職員的反對下該校選舉了新校長。該校第 17 屆幼稚師範科於 1969 年 9 月開學，當時更增聘來自香港的教師，加設教育概論和教育行政等科目，⑥ 1970 幼師科畢業生 18 名。⑦ 1970 年 9 月開辦特別幼師夜校。⑧該校於 1971 年停辦中學，小學部遷至新橋福安街，而截至 1971 年 12 月 31日的統計，師範班在讀女生仍有 12 名。⑨澳門學校所開設的幼稚師範科課程，招生的對象並不限於澳門學生，聖公會幼稚師範學院的招生簡章，其宗旨就明確表明因“年來香港幼稚教育蓬勃發展”才開設幼稚師範學院，章程並強調“將盡力介紹畢業生至本教會及他教會所屬之幼稚園或護幼園任教”，⑩所以該校的辦學動機至為明確。查當時香港並無幼稚園師範學校，只有教育司署的“幼稚園在職教師訓練班”，但名額遠不及所需，1980 年的《小學教育及學前服務綠皮書》指出香港約有 93% 幼稚園師資未經認可訓練。⑪聖若瑟中學亦曾主動在香港招生，提供兩年制的課程，招收初中畢業女生，並在近西街 5-9 號設立女生宿舍。⑫①《聖公會幼稚師範學院畢業證書受香港承認》，《華僑報》（澳門）1975 年 8 月 10 日；《聖公會屬校獲奬及畢業生名單揭曉》，《華僑報》（澳門）1977 年 7 月 4 日。②《聖公會屬下幼稚師範學院今晨行開學禮》，《華僑報》（澳門）1971 年 9 月 6 日。③《聖公會幼稚師範學院》，《澳門聖馬可堂五十週年金禧紀念特刊 1939—1989》，第 81 頁。④《德明中學幼稚師範班九月初開課》，《華僑報》（澳門）1953 年 8 月 27 日；《學報消息》，《華僑報》（澳門）1953 年 12 月 25 日。⑤《德明中學七月四日行結業禮》，《華僑報》（澳門）1961 年 7 月 3 日；《德明畢業生名單》，《華僑報》（澳門）1965 年 7 月 6 日；《德明中學畢業禮晚會在崗頂舉行》，《華僑報》（澳門）1966 年 7 月 2 日；《德明幼師開辦夜班》，《華僑報》（澳門）1967 年 9 月 7 日。⑥《德明幼師今日開課》，《華僑報》（澳門）1969 年 9 月 1 日。⑦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FA/15/0027/091。⑧《德明中學開辦特別幼師夜校》，《華僑報》（澳門）1970 年 9 月 21 日。⑨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FA/15/0031/019。1953 年至 1969 年各屆畢業生人數可參考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89 頁。 ⑩《一九七二年度聖公會幼稚師範學院招生簡章》（蔡高中學檔案）。⑪《幼稚園師資訓練綠皮書有新建議》，《大公報》（香港）1980 年 4 月 30 日。⑫《澳門聖若瑟中學增設特別師範班》，《華僑日報》（香港）1965 年 6 月 23 日。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25澳門連勝仿林聯合學院是一所幾乎被遺忘的學校，①該校於 1960 年由連勝和仿林兩所學校合併而成，並增設師資班，院長徐濟東。②就該校 1960 年 10 月的廣告所見，學院設有“大學部”和“師資專修班”，校址設於河邊新街水字巷 22 號，③ 1964 年 3 月遷至三巴仔街 2 號及 2B 號。④該校 1964 年的招生簡章列有文史、社會教育、外國語文、工商管理和經濟共五個學系，另設有兩年制的高級師範專修科和一年制的特別幼稚師範科（只招女生）。⑤從 1966 年 2 月該學院呈澳門教育廳的資料所見，該學院分六個學系，包括兩年制的高級師範班、一年制的特別幼稚師範班，以及四年制的文史學系、工商管理系、會計學系和社會教育學系，另附設普通高初中、小學和幼稚園。然而，兩個師範班不能算作學系。師範班的課程包括普通教育學、分科教學法、教育心理、兒童心理學、普通教學法、教育學概論、教育行政、學校應用文、健康教育、中國教育史、教育測驗與統計、教育哲學、教學示範及批評，以及鄉村教育等。校長及教員共 15 人，師範班的主任由教務長藍丹山兼任。⑥又該校接受台灣（教育部）、僑委會和難胞救濟總會的資助。政府檔案卷宗上的資料未見該校列出師範科學生人數，但估計不多，⑦至於報章上的報導則略見含糊，1963年師範專修科畢業生或有二十多名，1964 年或沒有，1965 年特別幼師科四名、高師科三名，1966 年合大學及師範科只有四名。⑧霖生英文書院於 1965 年在澳門創立，校長曹霖生，⑨該校屬天主教學校，初期設文、理、商三科，畢業生（香港教署核准）可以參加香港區的普通教育文憑試（G.C.E.，英語教育系統國家的考試），校址在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 113 號（荷蘭園正街）。除日間課程外，該校另設有夜間的英語進修課程。1970 年前後，澳門英文學校增多，如中華英文書院、培青英文學校、澳門英專學院、循序英文學校、關氏英文專科學校，當中部分屬補習性質。或許有見及此，故曹霖生在書院內附設一師範學院，目的是培養英語教師。曹霖生曾在報章發表告校長書，直言在澳門未受過中學以上訓練的教師恐尚居多數，實為教育系統的漏洞，又強調澳門須靠自己培養教育的人才，並期望各校校長鼓勵教員和學生參加師範訓練課程。⑩該校原計劃於 1969 年 2 月上課，但因所招收學員的英語水平參差，臨時改為教①老志鈞﹕《澳門連勝仿林聯合學院初探》，《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 2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第 79—93 頁。②《仿林師資班將開課》，《華僑報》（澳門）1960 年 11 月 16 日；《學校消息》，《華僑報》（澳門）1961年 1 月 27 日。③《澳門連勝仿林聯合學院招生》（廣告），《中國學生周報》（香港）第 431 期，1960 年 10 月 21 日，第 14 版。④《連勝仿林學院下週遷址上課》，《華僑報》（澳門）1964 年 3 月 14 日。⑤《澳門連勝仿林聯合學院招生簡章》，《澳門連勝仿林聯合學院特刊》，1964 年 10 月 10 日，第 50 頁。⑥《澳門連勝仿林聯合學院校務概況》，1966 年 2 月 8 日，見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FA/18/0126。⑦1962/1963年度 12月底的統計，專科男生 37名，女生 11名，中學生 106名，小學生 210名，幼稚園生 88名（檔號﹕ MO/AH/EDU/FA/15/0017/090）；1963/64 年度 12 月底的統計，專科男生 38 名，女生 11 名，另有商科生46 名，中學生 116 名，小學生 250 名，幼稚園生 86 名（檔案號﹕ MO/AH/EDU/FA/15/0018/091）。⑧《連勝仿林行畢業禮》，《華僑報》（澳門）1963 年 7 月 16 日；《連勝仿林聯合學院行畢業禮》，《華僑報》（澳門）1964 年 7 月 25 日；《連勝仿林學院今舉行畢業禮》，《華僑報》（澳門）1965 年 7 月 13 日；《連勝仿林聯合學院前日舉行畢業典禮》，《華僑報》（澳門）1966 年 7 月 22 日。⑨曹霖生，1918 年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任中國駐美使館武官，1919 年巴黎和會時任中國代表王正廷的秘書。⑩《成立英文師範學院，曹霖生發表吿校長書》，《華僑報》（澳門）1969 年 6 月 14、15 日。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26授一般英語的預備班，其後曹霖生在 7 月份的畢業典禮上表示於 9 月創立澳門師範學院，該校獲政府批准以“澳門中英文師範學院”名義在霖生書院內暫時設立，逢周一至五於夜間上課。①截至 1969 年 12 月，英語師範班有三十多名學生，學生修讀的科目應包含教育心理學和英語教授法，報導並指該校得到聯合國教育機構支持，並有專員實地調查考察云云。②原校舍最終於 1973 年賣盤，校務結束。1982 年澳葡政府成立私立學校教育輔助處，在推動教育改革方面開始有所作為，師資培訓的工作頓時迫在眉睫。查澳葡政府曾於 1965 年 10 月成立“澳門小學師範學校”（Escolas do Magistério Primário de Macau），附設於當時的國立中葡小學校內，以葡文授課，目的是培訓葡文小學教師。③該校早於 1974 年便因學生不足和缺乏特定資格教員等因素而處於停辦的狀態，但即使創校時學生的人數也極少。④從該校的報告所見，1967/68 年只有四名學生參加考試，1970/71 年只有八名學生在讀。⑤課程方面，有一般教育學和敎育史、教育心理學、特殊教學法、美術和工藝、女性教育、法律學和學校行政、政治組織和國家行政、德育教育、音樂教育、體育、教學實習等科，但 1965 至 1974 年間只培養了 24 名教師，老師的數量長期較學生還要多。⑥澳葡政府其後於 1982 年重開師範學校，夜間授課，先是第 27/82/M 號法令設立三年制“幼稚園教員訓練班”和一年制“教育助理員訓練班”（分學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其後又再頒佈第 31/82/M 號法令和第 24/82/ECT號批示，⑦前者是規定三年制“葡語教師任職資格課程”（包括教學實習）和一年制“葡語輔導員任職資格課程”的運作，後者則是任命以馬迪士（José Mateus）為協調員所組成的四人師範學校委員會，負責招生考試、課程設置、審查立法、學校運作等任務。學校於五、澳門政府對師範教育的資助①《霖生書院附設英文師範學院開課》，《華僑報》（澳門）1969 年 3 月 2 日；《霖生書院昨行結業禮》，《華僑報》（澳門）1969年7月16日；阮樹華譯：《就澳門師範學院創辦澳洲教育家司空海曼談師資培養之重要性》，《華僑報》（澳門）1969 年 8 月 14 日。②《澳門中英文師範學院興建校舍》，《華僑報》（澳門）1969 年 12 月 7 日。該校 1970/1971 學年的招生簡章未見相關課程，故該學院於 1970年以前應已結束。《澳門霖生英文書院招生簡章 1970—1971》（陳國賢藏品），“雙源惠澤，香遠益清﹕澳門教育史料展”，澳門中華教育會主辦，2010.9.10-30。③據歐禮諾所述，澳門市政廳早於 1919 年已設有一所師範學校，惟資料不詳，而該校在 1919 年 11 月 19 日以前一直在男子中心學校的一間教室內授課；歐禮諾認為該校是這所師範學校的前身。見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Macau: DSEJ, 1999, pp. 101, 160. 又 Manuel Antunes Amor 於 1919 年 7 月受聘為市政學校校長，合約要求他開設小學任教資格的簡要課程。引見 Rui Simões, “Os Discursos Sobre a Instrução dos Macaenses: Da Monarquia à República,” Rufino Ramos, et al. (ed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acau,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Macau Foundation, 1994, pp. 510-511, ft note 26.④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SIDE/13/0452。⑤澳門檔案館，檔案號﹕ MO/AH/EDU/FA/09/0005、MO/AH/EDU/FA/09/0015。⑥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Macau: DSEC, 1982, p. 109.⑦第 27/82/M 號法令《設立幼稚園教員訓練班及教育助理員訓練班》，《澳門政府公報》第 25 期，1982 年 6月 19 日；第 31/82/M 號法令《設立中葡教育葡語教員及督導員訓練班》，《澳門政府公報》第 30 期，1982 年7 月 24 日；第 24/82/ECT 號批示《關於小學師範學校籌備委員會》，《澳門政府公報》第 31 期，1982 年 7 月31 日。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271982 年 10 月 26 日正式上課，學生有百多名，分別修讀幼兒教育（三年制）、葡語教師（三年制）、教育助理（一年制）及葡語導師課程（一年制）。澳葡政府為隆重其事，舉辦了為期五天的開課演講周，①在山頂醫院的會議室舉行，但教育文化司蒙地路（Fernando Amaro Monteiro）於 12 月 10 日黃昏卻突然宣告學校暫時結束，官方的解釋是學校屬於試驗性質，兼且缺乏教師和校長，而停課前仍有六十多名學生。②一年期的兩門課程於翌年二月重開，上課地點在南灣的商業學校。1983 年 9 月，由於報讀人數過少，該校只再新增一年制的葡語教師班。③ 1984 年 3 月，重開後的第一屆學生畢業，18 名學員完成教育助理員和中葡學校葡語導師的課程。④ 1986 年 3 月 24 日該校結業禮，有 7 名葡語導師、3 名葡語教師和 11 名幼兒導師畢業。⑤在澳門回歸前的過渡期期間，澳葡政府為求推動中葡雙語教育，曾規劃設立一所中葡文小學師範學校，以培訓中、葡文師資，但最終未有成事。⑥師範學校於 1990 年正式撤銷，澳葡政府的用意相當明顯，如法令所述“是由於回應本地區教師培訓的東亞大學教育高等學院的設立”，⑦所以才有往後對於澳門大學在教師培訓方面的支持，也就是將師資的培育交由高等院校負責。1985 年初，廣州華南師範大學開始為澳門在職教師開辦函授課程，該“教育專業澳門地區函授教育班”的開學儀式於 3 月 6 日舉行。查中華教育會於 1984 年 3 月便開始與華南師範大學接洽，與當時的澳門教青司同為協辦單位，而主辦方華南師大為澳門在職教師開辦教育專業文憑函授課程，也是開創國內院校在境外辦學的先河。澳門時任教育文化暨旅遊政務司黎祖智（Jorge A. H. Rangel）曾於 1984 年 1 月下旬訪粵，返澳後即宣佈與廣東省教育廳達成協議。85 級的三年制教育專業函授教育班共取錄 166 名學員，其中 120 人獲當時教育文化司署津貼學費 1,000 澳門元。⑧ 86 級於半年後再度招生，並經廣東省高教局①演講周共有 12 項專題演講，包括“指導外國人學習葡語的方法”（葡國大學敎授加里路）、“幼稚園兒童的衛生問題”（山頂醫院兒科醫生莫拉士）、“教育是促進國際文化關係的重要因素”（東亞大學校長薛壽生）、“教師作為德育教導者應有的責任”（取潔中學校長潘日明神父）、“培養教師的需要”（湛伯倫教授）、“講述幼稚園的管理方法”（幼兒導師馬玉）、“葡語在澳門的過去、現在及將來”（東亞大學杜默士）、“文法的應用”（里斯本大學文學院教授加里路）、“傳播界對教育的影響”（新聞處長古維傑）、“學前教育的重要性及兒童學習的過程”（幼兒教育專家陳寶琼）、“葡文基本文法及動詞的用法”（加里路教授）、“葡國的集體教育法”（教育文化司長蒙地路），10 月 22 日閉幕時全體發表演講的人士出席研討會，主題為“教育作為個人及團體發展的因素”。資料整理自《華僑報》的報導如右﹕《葡小師範開學周昨日假山頂揭幕》1982年 10 月 19 日、《葡小師範開學周今繼續舉行演講》1982 年 10 月 20 日、《葡小師範開學周今日有三項演講》1982 年 10 月 21 日、《葡小師範周開課結束》1982 年 10 月 22 日。②《葡小師範學校昨日正式上課》，《華僑報》（澳門）1982 年 10 月 27 日；《當局對停辦葡師有解釋》，《華僑報》（澳門）1982 年 12 月 12 日。澳葡政府於 1982 年 2 月頒佈第 12/ECT/84 號批示（關於小學師範學校教育試驗制度事宜）和第13/ECT/84 號批示（關於幼稚園教師課程規則事宜），師範學校試驗性質的課程最終改為正式課程。該兩項批示見《澳門政府公報》第 9 期，1984 年 2 月 25 日。③《報讀政府師範學校今年人數得十二人》，《華僑報》（澳門）1983 年 9 月 20 日。④《政務司黎祖智昨主持葡小師範學校畢業禮》，《華僑報》（澳門）1984 年 3 月 29 日。另有報導引述該校校長羅沙女士所述，1983 年 7 月已有 20 名葡語師範班學生畢業，見《本澳師資問題探討》（澳門電台供稿），《華僑報》（澳門）1983 年 9 月 26 日。⑤《葡文小學師範學校昨日舉行結業儀式》，《華僑報》（澳門）1986 年 3 月 25 日。⑥《教育司談推行雙語制》，《華僑報》（澳門）1986 年 9 月 23 日。⑦第 46616 號國令，《政府公報》1965 年 11 月 13 日，第 46 期，第 1308—1309 頁；第 14/90/M 號法令，《澳門政府公報》1990 年 4 月 30 日，第 18 期，第 1562 頁。⑧《華南師大函授教育班錄取教師共一六六人》，《華僑報》（澳門）1985 年 2 月 25 日。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28批准為該兩級學員完成教學計劃後續辦為本科。學員先後修讀 12 門專業基礎課程，最終 85級有 105 名學員畢業，86 級 161 名。① 1990 年又再開設三年制的學前教育專科，取錄 108名學員，畢業人數 90 名。1989 年 8 月，華師大成人教育學院在澳門招生，開設在職兼讀制課程，授課形式包括學員在教師指導下的自學（每周不少於 12 學時）、課堂面授和輔導（每年約 210 學時）、指定作業等等，最後就是考試，其中與教育相關的專業為學校教育、學校管理、學前教育、幼兒心理與教育、電化教育等，均設專科（三年制文憑課程）和本科（五年制學位課程）。②從 1985 至 2000 年，報讀華師大教育專業課程的學員有 1,551 人次，獲得專科文憑的 1,024 名，大學畢業的 431 名，而當中獲頒授學士學位的 236 名。③1989/90 年度澳門教師數為 3,245 名，師範教育學歷的 911 名（28.07%），1990/91 年度的數字分別為 3,204 名和 1,031 名（32.18%）。④澳門的教育調查始於 1985 年，1980 年代的數據大致可以看到澳門小學師範學校、聖若瑟中學師範課程，以及東亞大學師範課程畢業生的情況（表 6）：①趙育生﹕《“華師旋風”在澳門》，《華南師大報》（廣州）2015年7月18日，第4版；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93 頁。②《華南師範大學成人敎育學院在澳招生工作展開十四專業接受報名》，《華僑報》（澳門）1989 年 8 月 16 日。③劉羨冰﹕《澳門高等教育二十年》，《行政》（澳門）2002 年第 15 卷第 3 期，第 842—843 頁。④《教育調查 1990/91》，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2 年，第 66 頁。備註：升級率不全是 100%。資料來源：資料整理自 1985 至 1992 年間先後由當時的澳門統計司和統計暨普查司接續出版的各年度《教育調查》。1990/911989/901988/891987/881986/871985/861984/851983/84 1111111111111 1 1114（兼）6（兼）7（夜） 5（夜）17（日）5（夜）56（日）13191451218官立 官立私立官立學年學校 教師學年初註冊學生學年終升級或畢業私立 私立17108（兼）3（兼）713 91196 8 101 80 1839 75 845 61526672/362917 353736 70635239857512412322270162（日） 132（夜）118 386294表 6　1983/84 至 1990/91 澳門的師範課程、教師及學生數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29①李天慶﹕《澳門東亞大學教育學院成立典禮致辭》，1989 年 9 月 12 日。②范禮保﹕《教育、衛生暨社會事務政務司范禮保在東亞大學教育學院成立典禮上的講話》，1989年 9月 12日，印刷單張。③編輯委員會編﹕《澳門大學三十年﹕歷任校長手記》，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第 146 頁。1987/88 年度的教育調查未有考慮一些師範的數據，該年度學校“程度”的各項類別中只設“師範”和“中學及師範”，分屬官立和私立類別；前者由政府監管，即澳門小學師範學校的課程，後者由教區監管，即聖若瑟中學的師範課程。1988/89 年度的調查才見東亞大學師範課程的數據，類別中增設“中學、師範及高等”，同樣由政府監管，數據顯示註冊和升學或畢業人數急增。1989/90 年度回復原來的兩類，但其時政府的師範學校已停辦，“師範”指的就是東亞大學的師範課程。私立東亞大學於 1981 年成立後，澳葡政府於 1984 年便開始在暑假期間合辦教師／行政人員進修課程，共三百多名教師參加，其中約十分之一來自官校。1987 年雙方又簽署協議，為澳門私立學校和官立中葡文學校培訓教師。1987 年 7 月東亞大學設立“教師專業訓練課程指導委員會”，專責中小學教師的培訓工作。指委會於 1989 年 1 月結束後便成立“教育學院籌備委員會”，其任務為：（1）改進原有的在職教師訓練課程；（2）開設全日制職前教師訓練課程；（3）籌備明年開設初中教師培訓課程；（4）籌備成立教育學院。①經過半年多的籌備，教育學院於 1989 年 9 月 12 日成立。澳葡政府教育司於 1987 年委託澳門東亞大學為在職的小學和幼稚園教師分別開設兩年制的文憑課程，經費由該司負責。教育學院成立之際，第一屆“教師專業訓練課程”共 62 名學員順利結業。這兩項教師專業訓練課程為教育學院奠立了基礎。護督范禮保（Francisco Luís Murteira Nabo）在成立典禮上的致辭，明確提出要從多方面培訓教師，“一方面是職前培訓，目的是增加教師人數；另一方面是在職培訓，目的是為未受過教學訓練的在職教師提供補充訓練；還有一方面是持續的培訓，目的是為整體教學人員提供輪番的訓練”。② 1991 年東亞大學重組為澳門大學，1992 年教育學院的課程亦正式納入大學的本科教育體系。時任校長費利納（Mário Nascimento Ferreira）認為教育學院是東亞大學“重組計劃中一項最創新的舉措”，而教育學院亦“將配合澳門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逐步將培訓和進修課程擴展到澳門不同層次的學校教師”。③從此，澳門大學的教育學院一直肩負着本澳中學、小學和幼兒教師的培訓工作。教育學院成立以後，不再只限於為在職教師開設培訓課程，各類教育文憑課程和教育學士學位課程亦陸續開辦。1989 年開設培訓小學和幼兒教師的全日制職前教育文憑課程；1990 年開設全日制教育學士（文科）課程，培養中學的中文和英文教師；又為曾接受培訓而又未及文憑水平的小學和幼稚園教師舉辦高級教育證書課程。為配合教育發展的需要，教育學院於 1991 年 9 月增設四門課程，包括全日制中學數學教育學士學位課程，以培養中學數學教師；幼兒教育學士學位課程和學校教育學士學位課程，為在職的小幼教師和學校行政員提供延續培訓，以及學位後教育證書課程，培訓具大專學歷但未受師範訓練的教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30師。幼兒教育和學校教育課程初只設文憑課程，增加學士學位課程是為了培養能兼顧實驗研究或行政工作的教師。另教育學士學位（文科／理科）是兼收在職中學教師的，學員可以以選課方式在四至七年內完成課程。教育學院成立之時只設立四個課程：幼兒教育文憑課程（在職／職前）；小學教育文憑課程（在職／職前）。1990/91 及 1991/92 這兩學年共增加六個課程，學生人數激增。這些課程將澳門師資培訓推向多元化，也為澳門高等院校的教師教育填補了空白。1992/93 學年，教育學院的招生工作納入大學內統一進行，改變由學院自行安排入學考試的方式。對於報讀學校教育及幼兒教育專業的在職學士學位課程和文憑課程的人士，則另設考試科目。為了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進入教師隊伍，澳葡政府教育司在 1991 年 6 月與東亞大學簽署一項資助教育學院教師培訓課程的協議書，為期五年。協議規定，除原有的在職教師外，職前的學生亦將一併納入受教育司資助之列。①澳門本地學生的學費，40% 由澳門基金會（其後由澳葡政府）支付，如屬教育學院學生，餘下的 60% 由教育司支付，但學生須承諾畢業後為澳門學校服務若干年。這個安排促使更多中學畢業生報讀教育學院的課程。1996 年 2 月再簽訂有關資助教師培訓計劃之議定書，1998 年 7 月又再簽訂為期兩年的教師延續培訓課程合作協議書。②教育學院在成立後的首個十年，先後開設各類課程，包括“教育文憑課程（職前／在職）”、“教育學士課程（學校教育／幼兒教育）”、“全日制教育學士（文科／理科）課程”、“高級教育證書課程”、“學位後教育證書課程”、“教育科學高等專科學位課程（小學教育專業／學前教育專業）”、“教育學學士學位課程（學前教育專業／小學教育專業）”等，完成教師培訓課程的人數相當可觀（表 7）。①《資助在職教師培訓課程》，《華僑報》（澳門）1991 年 6 月 13 日。②《教青司與澳大簽合作協議》，《澳門日報》（澳門）1998 年 7 月 5 日。表 7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各類課程及人數（1991/92 至 1999/2000 學年）年度課程教育學碩士學位課程學士學位課程文憑課程其他課程總計 358 438 524 530 442 580 591 624 66820 31 22 26 21 33 66 86 101233 206 195 176 88 260 252 272 244105 201 307 328 333 277 242 225 2560 0 0 0 0 10 31 41 671991/92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1997/98 1998/99 1999/2000資料來源：李向玉、謝安邦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轉制變革：過渡期澳門高校的發展（1987—1999）》，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36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31①龔水桑・阿爾芙斯・斌多（M. Conceição Alves Pinto）：《澳門教育﹕對教育制度之探索》（Ensino em Macau: Uma Abordagem Sistémica da Realidade Educativa），王明譯，澳門﹕教育文化政務司辦公室，1987 年，第 44 頁。②《教育調查 1983—84》，1985 年，圖表 30 及 41，無頁碼。從澳門 20 世紀初年學塾負責人的學歷和籍貫可以推知，澳門早期的師資與內地是一脈相承的，故本文嘗試從中國師範教育發軔之始，追蹤以陳子褒為中心的蒙學會眾人的一些改良教材和教學的活動；陳子褒的學生在澳門辦學，而陳子褒所編著的《七級字課》更是一直沿用至 1930 年代。澳葡政府在 1920 年代已開始規管由華人辦理的私立學校，設立小學者只要求校長須初中畢業或擁有小學任教的資歷，但設立中學則提及“師範”作為教員的條件選項，至於設立師範學校則校長和教員必須是師範畢業或擁有在師範學校任教的資歷。1930 年代初，當時的中學教育尚未普及。1934 年 1 月在華視學會註冊的學校有 113所（其中 14 所停辦，1 所解散），但當中只有 5 所男子中學（並附設小學）和 2 所女子中學，另外就是那所聖羅撒女子師範學校。抗日戰爭期間，內地一些附設師範科的中學遷澳辦學，部分頗有規模，但最終僅餘下私立協和女子中學的師範課程，而這個時期可以視作澳門師範教育真正的開端。1949 年前後再有內地學校遷澳，澳門出現高等院校開辦的師範課程，但這些院校的收生情況並不理想，最終只是曇花一現。1950 至 1960 年代，師範教育以聖若瑟中學和來自廣州的德明中學分別於 1951 年和 1953 年開辦師範課程為主，而聖約翰英文書院和聖公會幼稚師範學院亦隨後分別於 1966 年和 1967 開設幼師課程，但 1966年底的政治事件對這些學校都有一定的衝擊，而這期間還有連勝仿林聯合學院和霖生英文書院的加入，後者更是強調要培養英語教師。澳葡政府曾於 1965 年為葡語教師開設了一所師範學校，但因辦校思想因循守舊，以致長期培訓和一些研究澳門具體實際教學的計劃無法付諸實踐。① 1980 年代，澳門本地的教育開始得到澳葡政府應有的關注，政府積極參與私立學校的教育，提升師資水平成為當時迫切解決的問題。根據 1983/84 年度的教育調查數據，小學教師只有 25.6% 持有師範文憑，但幼稚園教師有 56.7% 持有師範文憑，②這個情況足以說明在這以前澳門各校所提供的簡師或幼師科課程的重要作用。在過渡期前後，澳門教師的培訓工作主要就是政府以協議的形式提供資助，由聖若瑟中學、華南師範大學和澳門大學來辦理，而澳門師範教育的方向隨着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成立也就正式確立下來，也就是由本地高等院校承擔培訓中學、小學和幼稚園各級教師的責任，以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和提升教師的專業地位。[ 責任編輯 陳超敏 ]六、小結百年以來澳門的師範教育

32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 *劉暉澳門高等教育在最近四十年取得長足進步，業已形成公立與私立並列的舉辦體制，綜合性大學與單科大學並存的科類結構，東西方大學管理要素相容的治理方式，對接行業的小而精的學科專業特色，體現了澳門獨有的文化特色與體制優勢。當然，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規劃的新格局、新要求中，澳門高等教育面臨着新問題與新挑戰。未來的澳門高等教育發展對策基於三個因素：一是澳門產業結構的調整與更新；二是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佈局的持續影響；三是澳門高等教育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融合發展中的定位。澳門高等教育　現狀　挑戰　對策[ 摘 要 ][ 關鍵詞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頒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澳門特區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和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支援澳門豐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內涵，支持粵澳合作共建橫琴，擴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功能，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援澳門發展中醫藥研發製造、特色金融、高新技術和會展商貿等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①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明確了合作區建設的發展目標和四大戰略定位。澳門高等教育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機遇期，如何從新發展定位和審視高等教育的歷史與現狀、機遇與挑戰，明確格局與佈局、理念與戰略，對澳門高等教育的未來以及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義。（一）東亞高等教育之濫觴：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澳門乃是東亞高等教育之濫觴。1594 年在澳門誕生過一所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1594—1762），聖保祿學院是東亞最早的西式大學，它比東京大學（1877）早 283 年、一、澳門高等教育歷史與現狀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重大項目（課題批准號：VOA210008）子課題成果。作者簡介：劉暉，廣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粵港澳大灣區教育政策研究院院長。廣州　510006①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3/13/c_1127205564.htm。

33北京大學（1898）早 304 年、新加坡國立大學（1905）早 311 年、香港大學（1911）早 317 年、台灣大學（1928）早 334 年，此後二百多年間幾乎是空白，直到 1981 年私立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之前身）成立，才續寫高等教育歷史。於是，比上述國家和地區又晚了一個半世紀之久。澳門高等教育的起承轉合頗具故事性，可謂“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回顧過往，鑑往知未，歷史必映照未來。澳門高等教育的緣起與傳教活動關聯密切。1590 年起，耶穌會規定凡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一律要先在澳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和禮儀，同年 12 月，果阿耶穌會長（Antonius de Quadros）批准委託貝勒茲（F. Perez）、代塞拉（M. Teixeira）和平托（A. Pinto）三人將聖保祿公學升為大學規格的聖保祿學院，是為澳門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學校，也是遠東最早的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以創建於 1290 年的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為樣板，結合中國需要，設立人文學、哲學、神學和語言學等系列課程。在當時人文學和哲學課程體系中，包含數學、天文、物理、醫學、音樂等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內容。同時，附有一座藏書四千餘冊的圖書館、一所印刷廠和一個診所，設有繪畫班和音樂班。1594 年學院成立時便有二百餘名學生，這在四百年前是一個可觀的規模。①升格為大學的聖保祿學院，經費仍得到葡商支持，直至 1762 年按照葡萄牙國王唐 ‧ 若澤一世（D. José I）的命令取消，其成員被遣散。學院招生對象大部分是歐洲的傳教士和一部分中國、日本的修生。曾在聖保祿學院攻讀畢業而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約 200 多人，在這 200 多名畢業生中，幾乎包括了入華傳敎的主要骨幹，其中不少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出版了不少研究著作，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溝通者。培養了以義大利著名學者利瑪竇（Matteo Ricci）、日籍著名傳敎士安治郎、中國著名學者徐光啟、大畫家吳歷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東西方文化交流巨匠，對我國以至世界文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1981 年 3 月 28 日，中國香港人黃景強、胡百熙和吳毓璘共同創辦了東亞大學，並表示“澳門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地方，澳門的大學也一定要體現出多語言、多文化的特點”。②當時有 139 所大學及學會的代表應邀出席成立典禮，以其價值標識和空前盛況，載入澳門發展史冊，從此澳門邁進了現代高等教育的新時代。東亞大學創立之初，採用三年制學士學位課程和英式的學院制，目的是滿足主要生源市場——香港學生的求學需要。根據 1987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時的香港學生佔整個東亞大學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三以上。因此，東亞大學又被人稱為“在澳門設立的香港大學”。③選擇英式的三年學制而不是葡式的四年，聘請大量英聯邦國家和地區的大學管理者及教授，如原新加坡南洋大學校長薛壽生就被聘為東亞大學的首任校長，並在課程設置上，均開設大量的商業及管理類課程，也為了迎合香港職場人的求學需要，其實用主義理念十分明顯。①胡兆量：《我國第一所西式大學 論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歷史地位》，《深圳大學學報》（深圳）1999年第4期，第 29 頁。 ②張紅峰：《澳門東亞大學轉型與變遷考述﹕利益博弈與文化傳承》，《現代大學教育》（湖南）2017年第 1期。 ③張紅峰：《澳門東亞大學章程的變遷及對內地高校章程建設的啟示》，《復旦教育論壇》（上海）2014年第5期。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

34儘管“趕了個晚集”，但澳門人四十載勵精圖治，憑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高等教育重新起步，急起直追，尤其在最近二十年取得長足進步。（二）高等教育現狀：後起之秀，未來可期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葡雙方政府在澳門文化中心舉行政權交接儀式，澳門正式回歸祖國母親的懷抱，也標誌着澳門高等教育的新征程和發展的里程碑。回歸以來，澳門高等教育在特區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努力推進下歷經了快速擴張階段、轉型發展階段和品質保障階段三個過程。目前，澳門已建立了由四所公立大學、六所私立大學以及二所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為主體的特色高等教育體系，充分利用了微型社會的小而精的優勢，其高校的辦學品質、教學水平、師資隊伍、學生人數都得到的大幅度提升（圖 1、2）。1999 年回歸之後，澳門高等教育快速發展，澳門大學近五年在世界主要大學排行（包括 THE 和 QS 世界年輕大學排名）的表現，都在持續上升（圖 3、4）。圖 1　澳門高等院校教學人員數量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高等教育廳 2019/2020 年度《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35圖 2　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註冊人數圖 3　澳門大學近五年在世界主要大學排行榜表現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高等教育廳 2019/2020 年度《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資料來源：QS 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ShanghaiRanking’s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U.S.News 全球最佳大學排名（U.S.News & World Report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Rankings）。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數

36圖 4　澳門大學近五年在世界年輕大學排名表現（THE 和 QS 為例）表 1　澳門大學近五年與幾所東亞大學的排名比較註：QS 世界年輕大學排名中，71 為 71 至 80 區間，81 為 81 至 90 區間，51 為 51 至 60 區間。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輕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Young University Rankings）；QS 世界年輕大學排名（The QS Top 50 Under 50 Ranks The Best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比較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與東京大學、北京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台灣大學的綜合排名，顯示以兩者為代表的高等院校群體品質和水平穩步提高，世界大學排名顯著提升（表 1）。澳門大學近五年在四大排行榜以每年前進 50 至 100 位的速度進步，與東亞一流大學的差距在快速縮小，甚至超越了葡萄牙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科英布拉大學（1290 年建校），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指標。澳門科技大學的進步也很亮眼，跨越式發展，值得期待。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501-550 34 39 12 27 68 無QSQSQS201720182019THETHETHEARWEARWEU.S.NewsU.S.News351-400 39 29 24 43 195 401-500501-600 501-600501-60024 71 91 101-150 151-200 401-500752 44 53 50 106 144 422501-550351-400501-600742443351-4002846225723423827576530321522854311232640101-150109253676198151-20016672170無501-600501-600390407501-600澳門大學澳門大學澳門大學無無無無無無無無東京大學 北京大學 香港大學 台灣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科英布拉大學東京大學 北京大學 香港大學 台灣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科英布拉大學東京大學 北京大學 香港大學 台灣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科英布拉大學ARWEU.S.News601-700 501-600 25 53 67 101-150 151-200 501-600621 62 68 38 103 174 380無

37資料來源：QS 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ShanghaiRanking’s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U.S.News 全球最佳大學排名（U.S.News & World Report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Rankings）。澳門高等教育經過四十年的發展，業已形成公立與私立並列的舉辦體制，綜合性大學與單科大學並存的科類結構，東西方大學管理要素相容的治理方式，對接行業的小而精的學科專業特色，體現了澳門獨有的文化特色與體制優勢。當然，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規劃的新格局、新要求中，澳門高等教育面臨着新問題與新挑戰。（一）區域比較中看問題澳門、香港、台灣、新加坡皆屬於微型社會，有諸多相同點。第一，四者皆有被殖民的歷史；第二，四者的經濟（表 2）、人口和地理等資源稟賦有限；第三，四者社會開放程度較高，文化多元。將澳門高等教育與其他三者進行比較，有助於探究澳門高等教育的優勢、劣勢以及發展方向。二、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表 2　港澳台新的主要經濟指標資料來源：四地 2019 年統計年鑑。QSQS20202021THETHEARWEU.S.NewsARWEU.S.News501-600251-300387301-350501-600575 1044367 701-750301-350 251401-500 601-700402 10682236267424362473232449592323455111258034112575322535151-2001002239101-1508369 406120201-3001866697201-300184601-800501-600412431601501-600402澳門大學澳門大學無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東京大學 北京大學 香港大學 台灣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科英布拉大學東京大學 北京大學 香港大學 台灣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科英布拉大學67.96 5.5 4,126.86 -2.60.5 25,250.73 1.1-0.09 42,180.68 2.91.15 25,250.73 0.7750.742,360.3571澳門香港台灣新加坡人口總數（萬） 人口自然增長率（%） GDP（億元人民幣） GDP 增長率 (%)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

38對比高等教育系統結構，澳門高等教育系統公立私立高校並存，缺乏整體統籌規劃；香港高等教育系統呈現“差別有序”特點，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通過“共展所長”的理念優化高等教育系統結構；台灣高等教育系統胎生於日本，後轉型歐美，採取公私立高等教育並舉發展模式；新加坡高等教育系統推行大學公司法人制度，將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性質由原來的法定機構改為以非營利性有限公司註冊，且在公司法令下擁有機構綱要與章程。對比高等教育規模增長與品質保障，規模增長方面，澳門、香港、台灣均已實現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新加坡高等教育以精英教育為主。品質保障方面，澳門高等教育質和量發展失衡，品質總體水平相較其他三地為低，品質保障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香港高等教育延續了英國高等教育系統，在規模增長初期就注重量與質的均衡發展，還具備內外結合的品質保障體系；台灣高等教育階層分化嚴重，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等特點使得品質的提升跟不上數量的擴張，其高等教育品質保障是以自我評鑑為主、以外部評鑑為輔的一種自我問責、自我約束、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品質保障體系；新加坡高等教育十分注重人才的培養，品質總體較高，此外，新加坡大學在大學遠景戰略政策性協議、中期發展績效協議與大學品質鑑定框架三大品質保障體系下確保高校辦學品質（表 3）。對比高等教育的高校數量和綜合實力，澳門的高校數量為 10 所，香港的高校數量為 20所，台灣的高校數量為 152 所，新加坡的高校數量為 11 所。QS 世界大學排名前 100 名中，香港高校上榜的共 6 所，新加坡高校上榜的共 2 所，台灣高校上榜的有 1 所，澳門為 0 所。對比高等教育國際化拓展方面，澳門擁有實現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先天優勢，但因後續發展受阻，其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英國高等教育模式的植入為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奠定了基石，加上高等教育產業化與建立區域高等教育中心的戰略目標極大推進了高等教育邁入國際化進程；台灣地區雖然十分重視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但在實質發展過程中容易受到經濟利益和招生壓力等影響，其高等教育國際化品質一般；新加坡高等教育作為亞洲教育樞紐之一，逐漸形成了由外國著名大學分校、本國公立大學與表 3　港澳台新的主要高等教育指標註：- 表示無合適資料資料來源：四地 2018、2019 年統計年鑑。0.85（2018） 5.58（2018） 10 78.57 85.15 1:21.84 38.290.94 8.72 20 - 76.92（2018） 1:14.0（2018）40.84（2018）0.76 4.21（2017） 152 77.8 95.02 1:19.68 51.62- - 11 - - - 57.60高等教育支出佔 GDP 比率 （%）（政府投入）高等教育支出佔政府開支總額（%）可頒授學位的院校數量具博士學位教師人口比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等教育師生比具高教程度人口比例（就業人口）（%）澳門香港台灣新加坡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39理工學院組成的三級金字塔式結構，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較高。（二）本地現狀中看問題（1）教育體系不完整，不能很好滿足社會需求縱觀澳門教育的歷史脈絡，其突出特點是：教育體系成形晚，後發優勢勢頭強，未來的可塑性空間大。比較教育專家馬克 ‧ 貝磊（Mark Bray）認為：“儘管十八世紀前沒有幾個國家形成教育體系，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和中葉，很少有幾個國家甚至殖民地沒有教育體系。直到 1990 年代末，澳門的情況只能與世界大多數地區幾十年前，甚至幾個世紀前的模式相當。”①澳門高等教育體系也處於原型之中，只能說經過這些年的建設，初具規模與特色，漸入佳境。但仍無法滿足國家和區域發展對澳門定位中的高級專門人才需求。（2）學科專業不夠強，與發展新定位有差距總體來看，澳門大學人、法、教育學科的排名較高，而理工醫、經濟學和管理學學科的排名較低，以澳門大學為例，在 THE 和 QS 的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商業與經濟學、經濟與計量經濟學、社會科學與管理學科、商業與管理研究均排在 400 名以後（表 4）。顯然，這樣的學科狀態，既無法滿足傳統優勢行業的發展需求；也無法很好回應中央政府的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澳門的新定位，即“擴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功能，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援澳門發展中醫藥研發製造、特色金融、高新技術和會展商貿等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高等教育的學科建設與發展面臨很大挑戰。表 4　澳門大學世界大學學科排名①貝磊、古鼎儀主編：《香港與澳門的教育與社會：從比較視角看延續與變化》，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教育中心，2002 年，第 216 頁。資料來源：THE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法學名次 名次2021THE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2020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教育學心理學工學電腦科學人文藝術學生命科學臨床與健康研究商業與經濟學社會科學語言學英語語言和文學電腦科學與資訊系統學數學經濟與計量經濟學電子電器工程社會科學與管理學科商業與管理研究醫學91101-125101-125126-150176-200201-250201-250251-300301-400301-400201-250251-300351-400351-400401-450401-450451-500451-500551-600//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

40（3）全職教師比率不夠高，不利於建設高水平的師資隊伍澳門 10 所高等院校全職教師比率平均為 60.35%，最高的澳門大學為 78.12%，最低的保安高校為 3.45%（表 5）。偏低的全職教師比率，是制約澳門高等教育水平的主要因素。大學的水平主要看教師的水平，學生的成長有賴於教師的發展，師資隊伍強則高等院校強。全職教師是師資隊伍的骨幹與核心，適度提高全職教師比率，有助於教師對學校的認同與歸屬，有助於隊伍的穩步發展，有助於澳門高等院校整體水平與品質的提升。（三）澳門高等教育的 SWOT分析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學者 H. Weihrich 提出 SWOT 分析法，主要對組織內部的優劣勢和組織外部的機會和威脅進行綜合分析。將 SWOT 分析法納入澳門高等教育之中，通過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ies）、威脅（threats）四個模組對澳門高等教育的已知現狀和未來走勢進行全面且深入的分析，有助於澳門高等教育利用自身優勢和外部環境機會提高變革速度，同時面對已有的劣勢和可能存在的威脅加強自身的應對能力，應對策略與應對措施，以期達到最佳、最優、最穩的戰略決策目的（圖 5）。表 5　2019/2020 學年澳門 10 所高等院校的全職教師比率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高等教育廳 2019/2020 年度《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澳門大學高等院校 全職教師比率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城市大學聖若瑟大學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管理學院中西創新學院全澳整體78.12%60.59%57.50%3.45%29.92%46.36%81.82%69.77%13.33%21.21%60.35%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41（1）澳門高等教育的內部優勢1.1 優秀的教師團隊教師隊伍是澳門高等教育品質保障的關鍵要素，近年來，澳門 10 所高校中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比重正逐年增加。2014/2015 學年，澳門擁有博士學位的高校全職教師佔比達到 59.69%，到了 2019/2020 學年，擁有博士學位的高校全職教師佔比上升至 78.57%，其中，澳門大學擁有博士學位的高校全職教師的數量最多，高達 87.95%，位居 10 所高校榜首。2014 年至 2019 年，澳門高校的博士學位高校教師的比例增加了 11.82%，基本完成了高校師資隊伍建設由量到質的轉變。同時，澳門高等教育的師資具有多元化的優勢，外聘教師為 950 人，佔總比的 36.57%，其中澳門科技大學外聘教師的人數最多，為 380 人，本地教師的人數為 232 人，澳門城市大學外聘教師的數量位居第二，共 251 人，本地教師為 139 人，澳門大學的外聘教師也高達 185 人。①如今，澳門高等教育的師資正蓬勃發展，逐漸形成一支科研水平高、創新能力強、整體素質優的高校師資隊伍。1.2 特色的葡語專業隨着一帶一路政策的展開，中國與葡語國家進入全面合作發展的新階段，這也要求中國高等教育為之儲備大量的中葡雙語人才。澳門高等教育作為培養葡語人才的主陣地，順應了當前經濟全球化、貿易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積極回應國家的戰略佈局與號召，葡語教育在澳門各大高校得到了快速、蓬勃的發展。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聖若瑟大學等高校開設葡語專業，成為澳門高等教育事業中的特色專業，提升了澳門高等教育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其中，澳門理工學院於 2012 年建立葡萄牙研究中心，致力於傳播和研究葡語文化，加強與葡語國家的學術交流，為培養葡語教師和中葡雙語人才提供專業的平台管道。葡萄圖 5　澳門高等教育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圖片來源：作者自製。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高等教育廳：《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WEAKNESSES

42牙研究中心自建立以來已出版了三十餘部葡語課程教材和學術專著，為澳門高等教育特色學科的發展作出傑出貢獻。澳門大學於 2017 年成立中葡雙語教學暨培訓中心，作為中國和亞洲重要的葡語培訓基地，澳門大學吸納了葡萄牙、巴西等多個國家的知名教授，並以中葡雙語教學暨培訓中心為輻射點，升級革新現有的課程教材、考核體系、教學方案等方面，幫助學生快速成長。此外，澳門其他高校也通過引進人才、海外交流、教師培訓、合編教材、學科競賽等形式推動中葡雙語項目的建設發展。1.3 強大的財政支持澳門高等教育事業一切以學生為本，一切以圍繞學生的發展為中心己任。本着這一出發點，澳門特區政府對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外地經所屬國家或地區主管當局認可的公立或私立高等院校所開辦的頒授學位或學習期不少於兩學年的高等教育課程的修讀學生提供每人 3,300 澳門元的學習用品津貼。澳門特區政府還為了讓每位學生都能擁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對於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學生，提供一定的獎助貸學金。此外，澳門高等教育還通過高等教育基金會、政府部門、社會機構等平台為優秀學生提供獎學金和助學金，為貧困學生提供貸學金和利息補助，確保每一位學生不會因為經濟問題而被迫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在澳門特區政府高昂的教育資金投入下，在 2014/2015 學年，澳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了 76.17%，其中，研究生人數比率為26.04%。到了 2019/2020 學年，澳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達 95.02%，其中，研究生人數比率達到 28.11%。①澳門高等教育從精英化教育邁入普及化教育離不開澳門特區政府強大的經濟支持。（2）澳門高等教育的內部劣勢2.1 狹小的地域空間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最大的局限性是地域面積過於狹小，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土地總面積為 32.9 平方公里，雖然澳門可以滿足本土的高等教育供給需求，但是在高等教育輸出這個維度上，澳門土地資源緊張是整個澳門高等教育的短板之處。相對於娛樂業、博彩業、服務業、旅遊業，澳門高校可使用的土地面積十分受限。澳門 10 所高等院校中，除了澳門大學（已建橫琴校區）和澳門科技大學（擬建珠海校區）突破了這一短板外，其他 8 所高校均因土地資源問題無法作出高等教育的擴張和輸出，一方面抑制了澳門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和規模擴張，另一方面也減緩了澳門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速度。2.2 失衡的學科專業體系眾所周知，澳門的經濟結構是以博彩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結合澳門微型社會的特點，澳門高等教育學科體系的建設過程中市場化導向嚴重。從宏觀視角觀察澳門高等教育的整體學科體系，以旅遊與娛樂服務、商務管理、博彩管理等學科在澳門高等教育系統中遍地開花，分佈較廣。人文社科類課程的重視程度相對較低，理工科類課程的發展更為緩慢。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高等教育廳：《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43各個高校的整體學科體系建設不全，學科分佈零散，學科體系的設置較為單一，國家重點學科、優勢學科較為缺乏。澳門高等教育的學生選課方面，截至 2019/2020 學年澳門高等教育各級程度課程註冊學生人數共 36,107 人。其中，註冊旅遊及娛樂服務學科的學生人數達到了 5,726 人，註冊商務管理與博彩管理的學生人數更是高達 9,190 人，而註冊資料庫與網絡的學生人數才 9 人（圖 6）。①如果澳門高校學科專業體系發展與學生選課方向繼續失衡，將制約澳門高等教育邁入現代化、全球化、多元化的進程，反過來說，澳門產業的適度多元發展也會受到極大限制。學科專業的失衡還潛藏着學生就業的危機，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並持續至今，跨境流動受到極大限制，致使入境人數驟減（圖 7），重創了博彩旅遊業，與此行業相關的專業人員的工作機會與收入也必然受到嚴重影響，對澳門的產業結構和學科專業結構的未來發展提出了挑戰。圖 6　2019/2020 學年各級程度課程註冊學生人數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高等教育廳 2019/2020 年度《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高等教育廳：《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不詳或未指明服務行業健康及社會福利建築及工程資訊與通訊技術理學商務管理及法律社會科學人文及藝術教育

44（3）澳門高等教育的外部機遇3.1 一帶一路的戰略思想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和“一帶一路”的版圖下，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交流合作的強紐帶，澳門高等教育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澳門高校不但培養了大批中葡雙語的優秀人才，而且為推動中葡文化的交流傳播作出巨大貢獻。同樣，“一帶一路”也為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2018 年，澳門特區政府推出了《澳門中長期人才培養計劃——五年行動方案》，根據行動方案的內容，澳門特區政府將進一步打造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以澳門高校為主陣地，落實高等院校中葡人才培訓以及教研合作專項資助計劃，充分發揮澳門高等教育的獨特優勢和紐帶作用。2021 年 7 月，第十二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在澳門召開，其中，“一帶一路”作為論壇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澳門將繼續發揮中葡平台的優勢，進一步加強與葡語國家在基建領域的合作項目，共同構建“一帶一路”的合作共贏平台。政策的風向標給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機遇，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濟貿易文化等領域的發展要求強大的中葡雙語人才儲備，澳門高校可以藉助這一政策平台繼續推動和優化葡語學科的發展，打造國家需要的人才儲備基地。3.2 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佈局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要的戰略佈局與戰略決策，高等教育的融合發展不僅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內容之一，還為澳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機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將澳門打造成“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核心引擎，即積極推進建設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合作交流圖 7　澳門入境人數一覽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統計年鑑 2020》。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45基地”。“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立也為澳門的高等教育事業指明了新的路徑。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背景下，中山大學聯合澳門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共同發起粵港澳高校聯盟，包括 24 所廣東高校、7 所澳門高校、9 所香港高校，粵港澳高校聯盟的創立將澳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推向新的高度，聯盟以科研協作、交流互訪為契合點，成為澳門高等教育事業改革創新的助推器，澳門高等教育能夠借此機會學習其他高校的辦學經驗、學校發展的模式和進路，同時也通過粵港澳高校聯盟的平台，向內地和香港高校展示澳門高等教育的特色，傳播校園文化。3.3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新機遇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明確了合作區建設的發展目標和四大戰略定位，提出要支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總體方案對於合作區的戰略定位是：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以戰略定位為抓手，《總體方案》中諸多創新亮點值得關注。例如，《總體方案》提出，對合作區符合條件的產業企業減按 15% 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對在合作區工作的境內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其個人所得稅負超過 15% 的部分予以免徵。9 月 17 日上午，廣東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委員會正式揭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進入了全面實施、加快推進的新階段。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為澳門高等教育升級提供了新機遇。（4）澳門高等教育的外部挑戰4.1 大灣區內的高校競爭關係粵港澳大灣區的建立不僅是灣區內各地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新機遇，也是各大高校面臨的新競爭與新挑戰。基於宏觀視角，粵港澳大灣區不同地區的高等教育水平也參差不齊。以城市為例，在 2021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前 100 中，香港共有多所大學上榜，包括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其中香港大學排名由 25 名上升至 22 名，香港理工大學也由 91 名上升至 75 名；①廣東地區，廣州高等教育不僅擁有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兩所雙一流學校，暨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也被列入雙一流學科建設名單之中；深圳大學經過這幾年的高速發展也於 2018年加入廣東省高水平大學建設的隊伍中。由此可見，粵港澳大灣區的高水平學校主要分佈在香港、廣州和深圳三座城市中，香港高校具有高度的學術自由權利、成熟的大學治理體系、優質的國際師資隊伍等優勢，廣州和深圳高校擁有雄厚的基礎設施條件，多元的學術學科體系，快速的辦學規模擴張等優點。雖然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趨勢是以合作共贏為主，但在各地區高校資源交融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競爭關係，競爭關係不僅會導致澳門本土學生流向香港或內地高校的問題，還表現在香港和內地的優質學生選擇澳門高校的意願程度上。① QS 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

464.2 澳門本土人才外流2016/2017 學年澳門本土學生升學資料顯示，就讀澳門本土高校的學生人數共 15,649人，在澳門以外地區升學的學生人數為 17,341 人；2017/2018 學年澳門本土學生升學資料顯示，就讀澳門本土高校的學生人數共 14,992 人，在澳門以外地區升學的學生人數為17,886 人；2018/2019 學年澳門本土學生升學資料顯示，就讀澳門本土高校的學生人數共14,544 人，在澳門以外地區升學的學生人數為 18,526 人，就讀於中國內地高校的學生人數為 9,227 人，其中，廣東地區的升學人數為 4,706 人，就讀於香港的學生人數為 1,778 人，就讀台灣的學生人數為 4,385 人；亞洲地區，就讀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國的學生人數共143 人；就讀歐洲高校的學生人數共 1,481 人，其中選擇英國高校的學生人數最多，為 1,024人，葡萄牙其次，為 338 人。北美洲地區的升學人數為 824 人，南美洲地區的升學人數為2 人，大洋洲的升學人數為 686 人。①澳門本地學生在本土求學意願逐年降低，不利於澳門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競爭中提高自身發展水平（圖 8）。圖 8　2019/2020 學年學生升學人數的地域比例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高等教育廳 2019/2020 年度《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未來的澳門高等教育發展對策基於三個因素：一是澳門產業結構的調整與更新；二是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佈局的持續影響；三是澳門高等教育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融合發展中的定位。現階段，澳門高等教育事業的目光正投向世界一流大學發展建設的隊伍中，積極開展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策略與佈局。首先，中央政府對澳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給予充分的支援和肯定。澳門高等教育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三、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對策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高等教育廳：《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47表 6　2021 年世界一流學科排行中澳門高等院校上榜一覽表資料來源：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ShanghaiRanking’s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下，與內地高校互利共贏、合作辦學、資源分享，極大促進了澳門高等教育的進步。融入國家高等教育事業發展之大局，是澳門高等教育事業的戰略首位。其次，澳門具有獨特的高等教育體系，可以利用其學科優勢，形成與澳門以外的高校錯位發展的新格局。着眼澳門未來發展定位，描繪高等教育藍圖。筆者認為整體發展理念是“精品、多元、高端”，可以用三句話來表達未來高等教育的策略：小而精緻，見微知著；制度創新，多元發展；定位高端，引領未來。（一）小而精緻，以優長與特色追求高品質發展通過澳門高等教育的 SWOT 分析，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如何在過去二十年快速進步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高品質發展，筆者認為應該遵循“小而精緻，見微知著”的思路發展學科，以增強優勢與特色的策略樹立品牌大學。（1）圍繞澳門和大灣區的需求，採取小而精的學科發展策略。把若干學科做成精品，學科專業小而精緻就是要高精尖，在區域乃至世界處於領先地位。上述的 THE、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顯示了澳門大學的優勢學科，這裏筆者再參照 ARWU 2021 世界一流學科排行中澳門高等院校的學科排名情況一併予以討論（表 6）。電子電力工程控制科學與工程通訊工程儀器科學計算器科學與工程土木工程材料科學與工程納米科學與技術食品科學與工程生物學基礎醫學藥學法學教育學心理學工商管理管理學旅遊休閒管理機械工程化學數學學科領域 學科名稱 澳門大學理學生命科學醫學社會科學工學澳門城巿大學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旅遊學院151-200 301-400/201-300/301-400/301-400 ////////////////////51-7551-7551-75201-300101-150/151-200151-20076-100/201-300/201-300/201-300/51-75301-400/301-400/301-400201-300/201-300/101-150/201-300/301-400/301-40051-7525////////////////////45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

48THE、QS、ARWU 2021 三個排行榜的學科分類與指標有所差異，但存在共同指向的優勢學科，例如法學、教育學、心理學、工商管理、旅遊休閒管理、工學、生命科學、藥學等。在 ARWU 的一流學科榜上，兩所院校的控制科學與工程、通訊工程、電腦科學與工程、藥學都優勢明顯，下一步應提升特色與水平；四所院校的旅遊休閒管理都排進了前80 名，水平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如果要與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相匹配，應該設立進入世界前 10 名的發展目標。當然，過去排名高的學科並非就必然列入重點建設目錄，未來的學科戰略還要兼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有關“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要求，佈局新學科新專業。（2）立足粵港澳大灣區高等院校佈局結構，採取錯位佈局特色發展的策略。建設幾所特色大學（學院）、一流大學。所謂特色發展，要找到特長所在，有所為，有所不為，以期異軍突起。新加坡的高等教育起步晚，發展快，特色鮮明，其經驗值得借鑑。例如，澳門旅遊學院就是一所特色大學，既有地域特色，又有區域優勢；而其他三所大學的旅遊休閒管理學科亦有很好基礎，可否資源分享，融合發展，形成集聚效應？例如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簡稱新大，SMU），是新加坡五所公立大學之一，是亞洲頂級、世界一流的財經類院校，在 UTD 世界知名商學院排名中，新加坡管理大學排名第 54 位。其李光前商學院和經濟學院在亞洲排名第三；會計專業在亞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十；金融專業在亞洲排名第二，全球排名第二十五。南方科技大學則是另一個特色發展的例子。其他幾所高等院校的相關學院也可以做成富有特色的高水平學院。事實上澳門 10 所高等院校均各具特色，今後要加強總體規劃，可在資源配置上實施特色發展導向，以揚長避短、錯位發展、增強特色、提高品質。（二）制度創新，以人才與學科引領經濟社會多元發展制度創新策略是基於前文的 SWOT 分析，澳門高等教育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告訴我們，澳門具有制度創新的歷史基因與現實條件，制度創新使得“彈丸之地”爆發出驚人的發展能量。（1）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制度創新，高等教育引領觀念創新。“沒有一種力量，比觀念更具有顛覆性”，①觀念比物質存在更加頑固，所有變革首先是觀念的革新，觀念是變革的先導。相對內地而言，澳門的高等院校擁有更多的學術自由和更高的自治水平，擁有一支更加多元的師資隊伍，一個更為開放的思想市場，這樣就蘊含了更大更多的可能性、多元化、特色化的思想要素，大學當為制度創新提供思想資源。澳門高等院校觀念開放的優勢變為制度創新的優勢，此其一。其二，創新澳門高等教育體制機制。澳門特區高等教育具有地理空間獨特性、文化傳統多元性和“一國兩制”制度優勢，賦予高等教育制度創新的機會與空間。例如跨境教育優勢、研究生培養自主權的優勢，以及《粵港澳大灣① 胡傳勝：《觀念的力量：與柏林對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8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49區發展規劃綱要》和橫琴深度合作區給予的特殊政策，將政策優勢變為制度優勢和治理優勢。（2）澳門經濟多元發展是未來趨勢，高等院校提前做好專業人才支撐。作為世界賭城和“一帶一路”重要樞紐的澳門，服務業發展水平始終走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前列。據統計，2016、2017、2018 年第三產業的比例分別為 93.3、94.9 和 95.8%，澳門第三產業呈現出穩中有進的趨勢，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名列第一。2018 年博彩業增加值佔 GDP的比重為 50.5%，除博彩業外，佔澳門服務業增加值前三的是不動產業務、批發零售業和銀行業，都是傳統行業，比重達到 20.7%，遠遠超過其他行業。但澳門土地面積狹小、產業結構過於依賴博彩業等問題，也使澳門服務業逐漸陷入發展瓶頸。①對第三產業尤其是博彩業的高度依賴，使得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高度的不確定性乃至危機。前文述及疫情對博彩旅遊業的嚴重影響，與此相應，本地生產總值應聲而跌，呈現出56.3% 的負增長。②澳門到了思考與規劃城市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路徑的十字路口，產業經濟規劃，專業人才先行，高等院校的學科專業新佈局當是題中應有之意。（3）充分發揮“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在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作用。澳門特區政府的高效管理與充裕財政、澳門市場經濟的深厚傳統與國際資本，是澳門面對充滿機遇與挑戰未來的獨特優勢。一方面，特區政府既要做好規劃，也要鼓勵競爭，營造一個開放包容的高等教育市場。澳門高等教育發展到今天，形成公立與私立並行不悖的舉辦體制，融合境內外資源配置的方式，顯示了澳門特區高等教育制度特色與優勢。“競爭市場比壟斷市場更能有效地滿足消費者的偏好”，③澳門未來還要進一步完善鼓勵競爭的制度環境，形成多元主體參與、多元資本配置、多種體制機制，共創高等教育新局。另一方面，構建高等院校融入經濟社會多元發展的機制，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支撐產業發展。要充分利用內地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天時地利人和以及特區政府的政策優勢，通過多種形式聯合辦學，滿足經濟多元發展對專門人才的需求。例如，澳門特區政府2018 年頒佈了《澳門中長期人才培養計劃——五年行動方案》，鼓勵本澳高校加強與內地高校合作培養人才，例如：“2+2”的合作方式（兩年在內地、兩年在本澳修讀課程），讓畢業生能同時取得兩校頒發的學位。不僅如此，澳門高等院校還應該創新豐富多樣的互利合作方式，新增優質資源，啟動存量教育資源。還要圍繞《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提出的“發展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產業、發展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發展文旅會展商貿產業、發展現代金融產業”的產業發展新定位，設置相關新學科或在原有基礎上發展交叉學科，更好地開展科技研發，人才培養，社會服務。①陳章喜、倪容、吳振幫：《澳門服務業關聯度評估及產業優化》，《澳門研究》（澳門）2020 年第 4 期，第41—49 頁。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統計年鑑 2020》。③加里‧S‧貝克爾：《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上海：三聯出版社，2004 年，第 8 頁。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

50（三）定位高端，以高層次研發和研究生教育彰顯區位優勢定位高端，引領未來有三層意涵，一是高端的科研平台，二是高水平大學與學科專業，三是高端的學位體系，高等教育全面引領和服務澳門經濟社會發展。（1）建設高端的科研平台，助推澳門經濟社會升級發展。目前澳門高等院校設有 4 間國家重點實驗室，即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大學）、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型積體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大學）、中藥品質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大學）、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科技大學），此外，澳門大學應用物理及材料工程研究院與中山大學生物無機與合成化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共同成立了“教育部聯合重點實驗室”，兩校利用各自學科的優勢，強化跨學科研究方向的深度契合。橫琴業已成為銜接澳門與內地的高等院校、高科技平台、高層次人才的聚居地。澳門大學進駐橫琴後，擁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與機會，越來越多的科研平台正在向橫琴集聚。目前橫琴擁有省級新型研發機構 3 個、省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11 個，以及澳門 4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在橫琴設立的分部。這些平台是橫琴、澳門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產業的創新之源，在人工智慧、中醫藥、積體電路設計等領域，省科技廳將聯合珠海、橫琴推動中國科學院等國家重點科研院所在合作區設立高水平創新研究院。同時，廣東還將支援以“澳門出資 + 橫琴提供場地”方式，在合作區建設新型研發機構和國家重點實驗室。（2）建設高水平大學和學科，培育二至三所世界一流大學。繼續支持發展勢頭正勁的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進一步提升品質和水平，使其在可預見的未來發展成為世界級的高水平大學；以國家重點實驗室、高素質師資隊伍、富有特色的專業為依託，建設高水平學科，在金融服務、博彩旅遊、中醫中藥、高新技術和會展商貿等學科領域，形成專門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優勢。同時，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再造一所高水平大學。《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明確提出，建全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用”的新體制，統籌推進粵澳深度合作。這為高等教育升級提供了新機遇。集聚國際國內高端發展要素，實現澳門經濟多元發展，是合作區建設的重要目標，高端要素的首要是高端人才，高等院校是儲備與延攬高端人才的大平台。可借鑑深圳中外合作高水平大學之路，探索舉辦體制創新之路，採取融合、合作、合併，與國內外一流大學合作，在橫琴合作區聯合舉辦大學，建設體制機制新穎、對接區域發展新定位、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新型大學。（3）建設高端的學位體系，增加研究生教育的供給，以高水平研究生教育服務本澳產業升級，輻射南中國，尤其是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博士學位教育的需求。大力發展博士研究生教育。隨着中國高等教育政策的調整，高等職業教育明確成為類型教育，將會升格一批承擔本科和研究生人才培養的高職院校，目前來看，升格的最大短板是教師的學歷學位不達標（表7）。從廣東三所準備升格本科的“雙高計劃”（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高水平專業建設計劃）高職院校教師的職稱結構、學歷結構（表 8），反映出博士學位師資缺口較大，對博士學位教師以及在職攻讀博士學位的強烈需求，可見一斑。在內地高校博士生招生指標收緊的情況下，澳門高等院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大有可為。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51自 2001 年以來，國家教育部批准澳門高等學校可在中國內地 25 個省市自治區招生。二十年來，澳門與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的跨境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取得長足進步，澳門成為滿足中國內地對高等教育的差異化需求的主要選擇，而高端學位的需求可謂方興未艾。《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確定：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增強對周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其中進一步強化了澳門和內地文化學習方面的交流，促進了澳門高等院校這一“新興產業”的發展，既為澳門經濟結構增加了新的模式，為澳門未來的經濟進一步多元化發展提供人才保障，也要求澳門繼續發揮比較優勢做優做強高等教育，為大灣區高層次人才供給發揮輻射帶動作用。[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表 7　2018—2020 年廣東省高職院校教師基本情況表 8　廣東省三所“雙高計劃”高職院校教師基本情況指標（中位數）人廣東省屬／公辦／廣東 5 所“雙高”校之一廣州巿屬／公辦／廣東 5 所“雙高”校之一深圳巿屬／公辦／廣東 5 所“雙高”校之一廣東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全國 廣東 全國 廣東 全國高級職務教師（人）教師總數（人）生師比碩士學位（人）博士學位（人）青年教師（45 歲以下）（人）“雙師”素質教師（人）Q 學院F 學院X 學院辦學體制 統計時間專任教師職稱結構 專任教師學歷結構正高 副高 中級 博士 碩士專任教師人數博士教師佔比院校名稱558.50 429 564.50 443 576 45315.58 15.42 15.95 15.22 16.41 16.00225 153 232 165 240.50 1749 3 10 3 11.50 3136.50 125 153 127 153.50 130303.50 207 303 218 308.50 2352338576068866441522301702813782722929512243260438143611.1%20.1%48.8%2021.08.312021.08.312021.08.31166 239.50 167 296.50 173資料來源：廣東省教育廳統計資料。資料來源：三所高等院校內部統計資料。澳門高等教育的現狀、挑戰與對策

52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與政策回應 *蘇少丹　張紅峰澳門現代高等教育自東亞大學始已屆四十年，其治理模式經歷了從“大學自治”到“政府管控”，再到“高校—政府—社會共治”的過程。治理模式的變遷蘊含着高等教育利益相關主體間的均衡、矛盾協調以及基於此的政策回應。在當前澳門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之下，相應政策成效顯現，高校經費有所保障，法律法規逐步完善，中介作用得以發揮。但也存在着不可迴避的困境，高校自治與政府管治間存在矛盾張力、相關利益主體話語權不均、外部質量評鑑與學術自治角色錯位等。澳門高教治理的政策調整須從系統整體出發，探尋差異的偶然性與統一的必然性，回歸學術本身之作為存在之理的邏輯，構建可持續發展的治理體系。高等教育　治理模式　利益主體　公共政策[ 摘 要 ][ 關鍵詞 ]“治理”理念是一種影響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公共活動的新的管理思想，對公共事務管理方式的變革具有重要意義。高等教育隸屬公共事務範疇，公共治理涵蓋高等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涉及多方利益主體，在其發展過程中面臨着不同主體的利益協調。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源起於 1981 年創辦的私立東亞大學，因其私立性質，並受西方辦學傳統影響而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大學自治模式。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簽訂，澳門進入過渡期，為適應回歸期間實行的“三化政策”，澳門迫切需要高等教育承擔人才培養重任。因此，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步為政府所重視，政府開始介入澳門高校治理，“高校—政府”模式在此時期逐步呈現。隨着澳門高等教育規模逐漸壯大，形成公私立學校並立的多元辦學格局，“政府—高校”之間的線性治理模式已不適應高教事業發展要求。社會力量介入澳門高教治理成為形勢所趨，“高校—政府—社會”多元治理模式開始形成。《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5》提出要“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 2035 年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教育治理新格局”，①隨着公共治理理念引入高等教育領域，高等教育管理範式向治理範式轉變，呈現出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澳門現代高等教育在其發展歷 本文為澳門理工學院研究項目“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澳門高質量高教發展及政策研究”（RP/ESCHS-04/2021）的研究成果。作者簡介：蘇少丹，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博士生、佛山科學技術學院法學與知識產權學院助理研究員；張紅峰，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副教授。①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5》，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

53程中，呈現出由“高校自治”到“高校有限自治與政府實際管控”、再到“高校—政府—社會共治”的治理模式變遷。治理模式的變遷蘊含着主體間的利益協調與政策回應。①張紅峰﹕《微型社會與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研究》，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4 頁。②張紅峰﹕《微型社會與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研究》，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7 頁。③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轉制變革》，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22 頁。④張紅峰﹕《微型社會與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研究》，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10 頁。（一）回歸前：高等教育初步發展（1）東亞大學創立澳門現代高等教育事業始於 1981 年創立的私立東亞大學。1978 年，港商吳毓麟、胡百熙與黃景強向澳督建議在澳門氹仔與路環間實施填海工程，並籌辦一所大學。這一看似偶然的機會立刻轉化為澳門發展高等教育的機遇，雙方一拍即合，由澳葡政府在氹仔島的沿海半山上批給 10 萬平方米的土地，三位創辦人註冊的西島發展有限公司籌資，於 1981年 3 月 28 日創辦了東亞大學。①自此，澳門現代第一所高校成立。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簽訂，澳門進入過渡期。為適應“三化政策”（法律本地化、公務員本地化、中文官語化），澳門高校需承擔起人才培養的重任，因此，政府開始關注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1987 年 12 月 19 日，澳門總督以澳門基金會主席的身份與東亞大學創辦人簽署協議，以 1.3億港幣收購私立東亞大學，由澳門基金會全面接受東亞大學物業以及管理和財政權。東亞大學的轉型，一方面制定了“當地語系化”的發展目標，另一方面亦想讓葡萄牙的語言文化留下痕跡。②（2）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成立在過渡期間，澳葡政府為培養保安人才，於 1988 年 7 月 4 日，頒佈第 57/88/M 號法令，設立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法令指明，為在澳門回歸時保安部隊軍官返回葡萄牙後，能確保維持本地區的秩序、社會治安及民防安全，建立當地語系化的保安部隊，實屬當務之急。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的成立，為澳門培養本地的保安人才隊伍發揮了巨大作用。（3）澳門理工學院成立、公立東亞大學主體變為澳門大學、合辦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1991年9月16日，澳葡政府頒佈第49/91/M號法令，把理工學院從公立東亞大學獨立出來，成立澳門理工學院。同日頒佈 50/91/M 號法令，改公立東亞大學主體為澳門大學。③ 1992 年，原未轉入公立東亞大學的東亞公開學院則與葡萄牙國立公開大學合作開辦了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作為一所私立高等院校而設。至此，東亞大學一分為三，完成了以“東亞”命名的學術發展使命，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④（4）旅遊學院成立旅遊學院的創辦，可追溯至 1982 年 2 月創辦的旅業與酒店業學校，該校主要以開辦一、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回顧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與政策回應

54短期課程為主，為旅遊司下屬的一個廳級單位。1986 年，東亞大學理工學院開辦二年制酒店管理文憑課程；1991 年，酒店管理課程與 1990 年開設的旅遊課程，跟隨東亞大學理工學院轉至澳門理工學院。1993 年，澳葡政府頒佈 48/93/M 號法令，設立旅遊高等學校籌設委員會，擬成立澳門旅遊學院。把旅業及酒店業學校，以及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和酒店管理課程納入旅遊高等學校籌設委員會。政府的構想是成立一所由政府直接領導的旅遊高等學校，定位等同一個司級部門，行政制度與政府其他部門沒有區別。這樣就可以更有效地執行本地區的旅遊博彩政策，更靈活地針對市場的需求開辦培訓課程。① 1995 年 8 月 28 日，澳葡政府頒佈第 45/95/M 號法令，正式設立旅遊培訓學院。1997 年，澳葡政府頒佈第 47/97/M號法令，將旅遊培訓學院更名為旅遊學院。該學院成為澳門第四所公立高等院校。（5）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成立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是天主教在澳門主辦的一所高等院校。② 1995 年，澳門教區與葡萄牙天主教大學決定共聚資源，並於 1995 年成立天主教大學暨高等教育基金。1996 年，澳葡政府頒佈第 206/96/M 號訓令，承認並准予設立澳門大學校際學院，最後更名為澳門高等校際學院。③澳門高等校際學院由澳門教區與葡萄牙天主教大學共同創建，屬於私立性質。（6）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成立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可追溯至 1923 年創辦的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屬下培養護士的鏡湖高級護士學校，之後幾經易名。1999 年 11 月 15 日，澳督頒佈第 418/99/M 號訓令，認可鏡湖護士助產學校升格為高等教育機構，並易名為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門鏡湖護理學院隸屬於鏡湖醫院慈善會，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 （二）回歸後：高等教育漸成規模（1）澳門科技大學成立根據第 19/2000 號行政命令，澳門特區政府於 2000 年 3 月，認可精英教育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為私人高等教育機構所有人，正式批准其成立澳門科技大學。2003 年，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成立。根據第 22/2006 號行政命令，澳門特區政府承認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對澳門科技大學的所有權。澳門科技大學的建設與發展，得到特區政府在土地資源、經費資助等方面的大力支持。（2）澳門高等校際學院升格為聖若瑟大學2009 年 12 月 1 日，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易名，升格為聖若瑟大學。該校的學位、文憑由葡萄牙天主教大學和聖若瑟大學聯合頒發，實質上是國外高等教育機構在澳門的辦學形式，亦可看作是葡萄牙天主教大學在澳門設立的分校。④聖若瑟大學逐步發展，下設五個學院和一個研究所，並設有持續進修部。①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轉制變革》，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215 頁。②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轉制變革》，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232 頁。③龐川、馬早明、林廣志﹕《澳門高等教育研究 1999—2019》，澳門﹕文化公所，2020 年，第 15—16 頁。④焦磊﹕《澳門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策略探究》，《世界教育信息》（北京）2015 年第 4 期，第 67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55（3）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更名為澳門城市大學2011 年，特區政府頒佈第 6/2011 號行政命令，認可將“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更名為“澳門城市大學”。更名後，原有的公開教學課程被轉入其內的國際公開學院。國際公開學院一方面引進境外大學的公開教育課程，向澳門及內地高等院校提供公開課程；另一方面面向境外高等教育機構輸出公開教育課程，提供教學與培訓。①更名後的澳門城市大學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成為一所學科健全，具備學士、碩士、博士授予權的綜合性私立大學。（4）澳門管理學院成立澳門管理學院的創辦，可追溯至 1984 年 10 月由澳門管理專業協會成立後開辦的工商管理課程，旨在為澳門培養當地語系化的高層管理人才。1988 年，為規範辦學，政府要求管理專業協會成立一所專門的教育機構。基於此，澳門管理學院得以創辦。2000 年 7 月，特區政府頒佈第 45/2000 號行政命令，認可澳門管理學院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學院以培養專業化的管理人才為目標，開辦學位課程及為澳門各行業提供全面企業管理課程，以適應工商界、公共機構及其他性質機構對會計、管理理論和應用相結合的發展需求。②（5）中西創新學院成立中西創新學院伴隨着澳門旅遊博彩業的發展而誕生。2001 年 8 月，特區政府頒發第33/2001 號行政命令，認可創新教育社股份有限公司為一所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擁有人，並批准其開辦中西創新學院。中西創新學院以招收旅遊博彩業從業人員為主，向其提供更高層次的教育培訓，以提高博彩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為目標。從招生主體及課程開設形式來看，中西創新學院是一所以招收在職人員為主的受認可高等教育機構。③以上澳門的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總結如下（表 1、2）：①焦磊﹕《澳門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策略探究》，《世界教育信息》（北京）2015 年第 4 期，第 67 頁。②龐川、馬早明、林廣志﹕《澳門高等教育研究 1999—2019》，澳門﹕文化公所，2020 年，第 21 頁。③焦磊﹕《微型社會高等教育發展比較研究﹕兼論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策略》，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第64頁。表 1　澳門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分佈1988 年，澳門基金會正式收購東亞大學，私立東亞大學轉型為公立東亞大學。1991 年，東亞大學“一分為三”，公立東亞大學主體變為澳門大學。1988 年，回歸過渡期，為培養本地保安專業人才而設。1991 年，由東亞大學理工學院與政府開辦課程共同設立。2022 年 3 月 1 日更名為澳門理工大學。1981 年 3 月 28 日，東亞大學成立。第 50/91/M 號法令第 57/88/M 號法令第 49/91/M 號法令澳門大學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理工大學學校名稱 創建年份1991 年1988 年1991 年依據 創立概況學校性質公立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與政策回應

56自 1981 年東亞大學創辦起，澳門高等教育事業不斷發展、壯大，形成多元化的公私立並設的高等教育格局。目前，澳門四所公立院校、六所私立院校在特區政府的支持下穩步發展。1992 年，由東亞公開學院與葡萄牙公開大學合作設立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第 178/92/M 號訓令、第 6/2011 號行政命令第 206/96/M 號訓令、第 64/2009 號行政命令第 19/2000 號行政命令第 45/2000 號行政命令第 34/2001 號行政命令1923 年，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開辦鏡湖高級護士學校。2000 年 3 月，特區政府認可澳門科技大學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2006 年，特區政府承認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對澳門科技大學的所有權。2000 年，特區政府承認澳門管理學院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2001 年，特區政府批准創新教育社股份有限公司開辦中西創新學院，認可其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1999 年，升格為高等教育機構，更名為澳門鏡湖護理學院。2011 年，更名為澳門城市大學。第 418/99/M 號訓令澳門城市大學聖若瑟大學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管理學院中西創新學院1996 年，成立澳門高等校際學院。2009 年，更名為聖若瑟大學。1988 年，澳門管理專業協會辦澳門管理學院。學校名稱 創建年份1992 年1996 年1999 年2000 年2000 年2001 年依據 創立概況學校性質私立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各高等教育機構官網資訊及澳門相關法律法規、文獻資料綜合整理。表 2　澳門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分佈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各高等教育機構官網資訊及澳門相關法律法規、文獻資料綜合整理。1995 年，旅遊培訓學院成立。旅業及酒店業學校及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和酒店管理課程納入其中。1991 年，旅遊和酒店管理課程跟隨東亞大學理工學院進入公立澳門理工學院。1986 年，東亞大學理工學院開辦酒店管理文憑課程；1990 年，該院開辦旅遊文憑課程。1997 年，旅遊培訓學院更名為旅遊學院。第 45/95/M 號法令旅遊學院 1995 年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57（一）高校自治1981 年創辦的私立東亞大學，因其私立性質而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市場導向、大學自治特點。其市場導向主要體現在招生定位、課程設置等方面。私立東亞大學招生主要面向香港及東亞地區，學科設置也是基於市場的人才需求，側重於管理、財務、銀行、會計和語言等課程的開設。此外，大學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自治模式，體現在：自設章程、校董會、理事會、學術委員會、監事會等管理機構。其在籌備階段就秉承了西方大學的傳統，一些從英國、香港聘請的學者參與主導和設計了大學的章程。由於大學的私立性質，章程中規定的權利主體必須要體現出創辦者的意志，正式的結構不能與大學創辦的目的、與政府簽訂的協議以及創辦者的根本利益相衝突。①創始人認為，章程基本權利的表述是為了體現出大學從出資方那裏獲得自治權利的合法性。②整體而言，在澳葡政府管治時代，私立東亞大學呈現出內生、自治，遠離公共行政干預的發展樣態。（二）高校有限自治與政府實際管控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澳葡政府與東亞大學簽署收購私立東亞大學的協議書，並由澳門基金會全面接受東亞大學的物業以及管理、財政權。私立東亞大學轉制為公立東亞大學。澳門基金會管理委員會對公立東亞大學實施管治，這也意味着：政府作為公共行政力量開始介入澳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1）完善法律法規1991 年，澳葡政府頒佈的第 11/91/M 號法令《關於訂定在澳門地區從事高等教育活動的一切公立及私立教育機構的組織和運作》中提出：根據澳門基金會接收東亞大學以後的新形勢，有必要在該大學的章程中加入有關其宗旨和機構性質的相應修改，使之更符合政府在高等教育領域裏的教育、科學和技術政策。③政府通過法律制度，開始對大學章程的制定提出要求。該法令同時提出，公立高等教育是公共法人，享有制定章程以及學術、教學、行政和財政的自主權；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在不妨礙該法令第 44 條至 46 條的規定的情況下，享有管理自主權，以及學術和教學自主權。④ 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於 1992 年分別起草章程，章程中規定在確保學校行政、學術和財政的自主的同時，也在組織架構上訂立澳門總督為大學的校監，校監享有任免學校校長、副校長、秘書長及主持大學校董會的職權，從實質上規定了政府對於大學的直接控制權。⑤二、澳門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① Bernard Mellor,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sia: Origin and Outlook, Hong Kong: UEA Press Ltd, 1988, p. 21.② Bernard Mellor,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sia: Origin and Outlook, Hong Kong: UEA Press Ltd, 1988, p. 21.③第 11/91/M 號法令，https://bo.io.gov.mo/bo/i/91/05/declei11_cn.asp。④第 11/91/M 號法令，https://bo.io.gov.mo/bo/i/91/05/declei11_cn.asp。⑤張紅峰﹕《微型社會與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研究》，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10 頁。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與政策回應

581999 年 12 月，第 470/99/M 號訓令核准《澳門大學章程》，該章程提出，澳門大學作為公權法人機構，享有學術、教學、紀律、行政及財政自主權。政府以法律形式對大學自主權予以支持，給了澳門大學一定的自主發展空間。但是，法律將公立高校定義為“公法人”，在澳門高等教育的語境中，公立高校基於公法人的定義一向被認為是公共行政的自治機構，雖然在行政和財政上享有自治權，但本質上仍然是公共行政機構。①2002 年，澳門大學新一任校董會組成後，開始着手修章工作。但修章工作卻受到有關政府部門顧問的干涉。“修章建議提交政府後，有關政府部門的一些顧問就某些問題提出刁難。這些顧問們並不理會（或不曉得）現代國際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只着眼於改革建議與政府行政運作的不同而諸多反對”。② 由此可見，在這一階段，政府行政力量直接干預大學章程的制定並起到了實際的管控作用。第 14/2006 號行政命令，核准《澳門大學章程》以及第 1/2006 號法律《澳門大學法律制度》，對澳門大學自主權予以支持的同時，也提出一定的限制。如：澳門大學受適用於公法人的法例所規範；澳門大學人員的報酬受對公共行政工作人員所定出的年報酬上限所約束，但校長、副校長及講座教授的報酬除外。2017 年，第 10/2017 號法律《高等教育制度》頒佈，除對高等院校自主權提供法律支持外，也明確提出政府對於高等院校的監察以及財政上的管控權利。《高等教育制度》提出，公立高等院校為公法人，具有學術、教學、行政及財政自主權。私立高等院校自行管理，享有學術、教學、行政及財政自主權，但受相關法例約束。高等院校的自主權不影響公立高等院校須按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接受評鑑，且不影響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監察公立及私立高等院校的活動及運作。政府在財政支持、課程核准、行政違法行為處罰等方面，對高等院校有着直接的管控權。（2）健全行政機構設置2.1 設高等教育輔助項目組1991 年以後，澳門高等教育的宏觀治理隸屬於澳葡時期的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務政務司，第 158/GM/91 號批示頒佈，設立高等教育輔助項目組，對高等教育事務進行相關協調工作。2.2 設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隨着高等院校的相繼設立，1998 年，最後一任澳葡政府總督韋奇立頒佈了第 11/98/M號法令，認為“高等教育作為教育制度之專門領域，需有一行政當局之專責部門協調及處理與其有關之事務”，③取消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GAES）項目組，並設立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GAES）技術辦公室。“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為一負責支援、跟進及發展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教育的技術辦公室”。④①張紅峰﹕《探討澳門高教實現良治》，《澳門日報》（澳門）2013 年 5 月 8 日。②《將不可能變為可能》，《澳大新語》（澳門）2009 年第 1 期，第 6—7 頁。③第 11/98/M 號法令，https://bo.io.gov.mo/bo/i/98/14/declei11_cn.asp。④第 11/98/M 號法令，https://bo.io.gov.mo/bo/i/98/14/declei11_cn.asp。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592.3 設高等教育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自 1991 年以項目組形式成立，至 1998 年之後以技術辦公室形式設立，歷經二十多年，在高等教育事業上主要起輔助及協調作用。隨着澳門高等教育事業規模的逐步壯大，高等教育事務由輔助辦公室進行輔助協調顯然已無法滿足現實要求。根據第 1/2019 號行政法規設立高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為一具行政自治權的公共部門，負責輔助、跟進及發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等教育”。①高等教育局的設立，意味着高等教育事業由具有專職功能的政府公共行政部門統籌管理。2.4 教育及青年局與高等教育局合併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澳門教育暨青年局於 1999 年設立，是領導管理澳門義務教育以及青少年相關問題的政府部門。為統籌管理澳門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事務，2020 年，教育暨青年局與高等教育局兩局合併。根據第 40/2020 號行政法規，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成立，為一具行政自治權的公共部門，負責構思、統籌、協調、執行及評估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教育政策及青年政策。以上法律法規的逐步完善以及教育行政部門的設置與調整，折射出澳門高等教育已逐步形成高校對政府的依附以及政府對高校的直接管控模式。高等教育事業明顯呈現出“政府—高校”的管理模式，高校自主權沒有擴大，政府管控權逐步加強。（三）“高校—政府—社會”共治社會力量作為高等教育的另一重要利益主體，在澳門高等教育治理中逐步發揮其作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2018 年，新《高等教育制度》生效、高等教育委員會成立、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等出台。（1）緩衝器：高等教育委員會設立高教委員會的設立是高等教育治理社會參與的典型體現。第 15/2018 號行政法規提出設立高等教育委員會，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諮詢機構，其宗旨是：一，促進行政當局與高等院校或高等院校之間的溝通和協調；二，集社會各界力量，藉參與、協調、合作和檢討，推動高等教育的發展。高等教育委員會由公共行政部門代表（4 名）、高教實體代表（10 名）、相關社團組織代表（12 名）以及高教領域傑出專家學者代表（4 名）組成。高等教育委員會的設立宗旨及其人員構成，目的在於吸納社會力量參與高等教育治理，以改變傳統高教管理模式中社會力量的缺位與邊緣化狀態（表 3）。①第 1/2019 號行政法規，https://bo.io.gov.mo/bo/i/2019/04/regadm01_cn.asp。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與政策回應

60（2）外部監督：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頒佈2018 年，第 17/2018 號行政法規提出，根據第 10/2017 號法律《高等教育制度》第 40條的規定，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作為補充性行政法規。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的宗旨為：①1）設立有效機制，以規範一切有關院校和課程評鑑活動的原則及運作；2）訂定保障高等教育素質的要件，以推動高等院校的持續自我完善；3）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4）鼓勵提高學術活動的素質；5）提升高等教育的學術、教學及研究水平；6）確保高等教育課程的素質和持續改善。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包括院校評鑑與課程評鑑。評鑑工作主要是由外評實體進行。院校根據指引的規定，並按其需要和發展規模，選擇合適的外評實體進行評鑑工作。②引進外部評審，意味着高等教育的素質評鑑突破院校內部評鑑以及政府公共行政部門的評鑑、而由具有專業資格的第三方評鑑機構開展素質評鑑工作。《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是澳門高等教育治理納入社會力量的又一個體現。自 1981 年東亞大學創辦以來，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發展至今四十年。伴隨着澳門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的變化，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也發生變遷，詮釋着高校、政府、社會等相關主體的利益權衡與矛盾協調。公共教育政策因應高等教育治理過程中所呈現的矛盾而進行調整。當前，高等教育以“高校—政府—社會”三維協調的多元治理模式回應高等教育作①第 17/2018 行政法規，https://bo.io.gov.mo/bo/i/2018/32/regadm17_cn.asp。②第 17/2018 行政法規，https://bo.io.gov.mo/bo/i/2018/32/regadm17_cn.asp。高校實體公共行政部門 社團代表 個人委員暨育服務中心澳門業餘進修中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國際青年商會中國澳門總會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理工學院校友會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澳門高等教育發展促進會澳門高等教育人員交流協進會澳門國際研究所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聖若瑟大學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門管理學院中西創新學院社會文化司司長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局長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主任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副局長郭小麗謝安邦楊俊文姚偉彬表 3　澳門高等教育委員會人員架構表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61為公共教育事業的屬性要求。其宏觀治理模式以及法律規範、行政機構設置等政策取向，顯示“參與式民主”在高等教育事業治理中得到重視，傳統的“政府—高校”的二維管控模式已為時代發展所摒棄。然而，政策執行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相關主體的利益矛盾、民主參與的均衡性、品質評鑑制度與高校內部自治的角色錯位，是當前高等教育治理所面臨的難題。①鮑勃 ‧ 杰索普﹕《治理的興起及其失敗的風險﹕以經濟發展為例的論述》，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第 55 頁。②唐漢琦﹕《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價值研究》，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29 頁。③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北京）2002 年第 1 期，第 20—32 頁。④唐漢琦﹕《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價值研究》，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7 頁。（一）理論基礎治理興起於西方，英語中的“治理”（governance）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語和古希臘語中的“操舵”（steering）一詞，原意為控制、引導和操縱，與統治的含義接近。①1989 年，世界銀行首次以“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一語描述非洲國家因政府失靈而使經濟和社會發展陷入混亂的情形，“治理”的含義開始以別於“統治”而出現。1992 年，世界銀行在其年度報告《治理與發展》（“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中，以解決發展中國家的“治理危機”為目標，提出了通過建立“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制度。此時的“治理”還是“統治”的同義詞，但當“善治”提出時，它意味着一種新的統治方式出現。②治理理論創始人之一羅西瑙（James N. Rosenau）在其著作《沒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中提出：治理不同於政府統治，治理由參與者的共同目標支援，這個目標不一定是法律規定下的政府職責，也不一定需要依靠政府的強制力量去實現，治理具有比統治更豐富的內涵，它擁有更規範的行動機制，既包括政府的機制，也包括非政府的、非正式的機制，政府及其他各類組織、群體甚至個人都可以借助這些機制滿足各自的需要，實現各自的目的。中國學者俞可平作為較早期研究治理的專家對“治理”作出如下定義：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官方的或民間的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的範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係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範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種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管理的過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權威、管理規則、治理機制和治理方式。③“治理的本質上是多元主體在共同利益目標下共同參與協調相互之間的多元利益矛盾衝突的結構安排和持續過程”。④依據治理的定義，高等教育治理可定義為高等教育中多元主體的利益協調機制與過程。公民社會成為社會公共治理形成的必要條件。高等教育治理中，社會力量的納入則是三、理論基礎與利益主體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與政策回應

62公民社會參與高等教育治理的體現。對高等教育治理展開研究，首先應當明晰高等教育作為公共事業所涉及的相關利益主體，進而挖掘各主體的利益訴求、主體間的利益與矛盾衝突以及應對相關矛盾衝突的協調機制及政策回應等。（二）相關利益主體高等教育涉及多方利益主體，在訪談調研中，澳門學者提出：關於高等教育利益主體，對公立院校而言，利益主體主要是政府、學生（家庭）、社會（納稅人和福利受眾）、捐贈人等；私立院校還要增加出資辦學者，此外政府亦在私校的經費來源構成上增加比重。①相關利益主體所反映的訴求均基於各自的立場，如有某一方的利益訴求管道受阻，在高教治理中缺位，那麼制定出來的政策則難以兼顧各方利益。當前，澳門高等教育治理呈現相關利益主體共治的局面。政府，作為公共行政部門，在高等教育治理中充當統籌者與引導者，以公共利益為政策制定的基礎；高校，是高等教育的實體機構，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為核心主體，高校在財政、行政、教學、學術方面，始終有其自主權的訴求；學生及其家長，作為高等教育的消費者與受益者，對高校教育的公平性、師資力量、教學品質、規範管理等方面有相應的要求及期望；社會，具體為社會機構組織及市民，對於本地區高等教育的治理同樣有其重要的角色體現。高等教育是準公共產品，一地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狀況對該地區經濟、政治、文化、教育、民生等領域產生巨大影響。高校知識生產、人才輸出、研究成果轉化等與社會的整體發展休戚相關。因而，社會作為高等教育治理的利益相關主體，隨着澳門高等教育事業規模的壯大而更為彰顯其角色與作用。澳門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過程中所呈現的利益主體參與的逐步多元化，是教育實現社會共治的表現。縱觀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發展歷史，可以看到，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經歷從無到有、從私立東亞大學自謀發展、逐步發展到當今澳門十所高等院校公私並立多元的高等教育格局，這是公共政策在高等教育事業整體規劃上的有力推動而成。在此過程中，也伴隨着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變化以及相應政策的完善。總體而言，政策的成效包括以下方面：（一）高等教育辦學經費得以保障自 1987 年，政府以 1.3 億港元收購私立東亞大學以來，高等教育事業開始為政府重視。回歸之後，特區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發展越來越重視。在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方面給予大量支持，經費投入總額逐年上升。②澳門公立院校的辦學經費主要來自特區政府的財政投入，同時，特區政府也通過批准建設用地、發放資助款項或設立優惠貸款等方式對私立學校進四、治理模式變遷之下的政策成效①根據澳門學者訪談素材整理。② 龐川、馬早明、林廣志﹕《澳門高等教育研究 1999—2019》，澳門﹕文化公所，2020 年，第 25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63（一）“高校自治”與“政府管控”存在矛盾張力在澳門高等教育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應為宏觀管控者而非直接管控者。《高等教育制度》對高等院校的自主權予以了保障。然而，高等院校尤其公立院校因其“公法人”的性質而受到諸多規約。這其實反映出政府的角色轉型並沒有完全實現，政府直接介入高行相應資助。由於政府的經費投入，澳門公立高等院校發展有着強大的財政支持，私立高等院校也在澳門回歸之後呈現迅猛的發展態勢。（二）高等教育法律法規日趨完善在澳門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過程中，伴隨之是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澳門高等教育法規及其政策都是為相關主體的利益服務的”。①相關法律法規，從不同層面對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給予了法制保障。1991 年頒佈的第 11/91/M 號法令《高等教育法》在私立東亞大學轉制為公立東亞大學、又一分為三的歷史時期，為推動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起到有力的作用。舊高教法沿用多年，經過十幾年的醞釀、修訂和完善，2017 年，特區政府頒佈第 10/2017 號法律《高等教育制度》並於 2018 年 8 月生效，同時推出的還包括高等教育規章、高等教育委員會、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高等教育基金、高等教育學分制度等行政法規。高等教育相關法律法規的逐步完善，為澳門高等教育事業有序發展提供了保障。（三）高等教育委員會起橋樑作用澳門高等教育委員會設立，旨在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澳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其人員架構體現來自與高等教育相關的不同利益主體，包括政府、高校、相關機構社團、個人代表等。高教委員會自設立以來，其角色定位以及實際運作都起到與相關利益主體溝通和協調的橋樑作用。本研究對高教委員會委員進行訪談，其提到﹕“如果沒有高教委員會，僅靠政府，那麼制定出來的政策，是難以完全服眾的。高教委員會在中間起到協調的作用，也就是說，在政策出台之前，如果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有意見相左，在高教委員會這個層面就已經進行了協調了。那麼，到了政策正式對外公佈的時候，出現大規模的反對聲音的情況可能性就不大。因為，高教委員會的組成，是具有代表性的利益相關者，在協調的過程，其實就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溝通了。因此說，設立高等教育委員會是非常有必要性的。”② 在對澳門學者的訪談中，其提出：高教委設立是澳門高教法規體系健全的重要一環，具有重要意義，改變了原來僅有政府與高校密切聯繫的形式，政府也確實能夠在委員會運行過程中得到廣大參會人員對於高教發展的建議。③ 可見，高等教育委員會的設立，對於教育行政當局與高校，以及高校間的協商、溝通起到重要的橋樑作用。五、治理模式變遷之下的政策困境①龐川、馬早明、林廣志﹕《澳門高等教育研究 1999—2019》，澳門﹕文化公所，2020 年，第 79 頁。② 根據澳門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訪談素材整理。③根據澳門學者訪談素材整理。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與政策回應

64等教育事務，對高等院校自主權發揮帶來一定阻礙。“政府無論如何出資，都應該以一種‘外行’的姿態退出直接管控，變成一種宏觀調控，並透過一種組建利益相關者治理委員會的形式，對高校實施間接治理”。①（二）利益相關者間話語表達權不均澳門高等教育治理逐步呈現出“高校—政府—社會”的多元治理樣態，從相關法律及機構設置上看，都已關切到各相關利益主體。然而，細究相關組織架構、治理過程，則發現不同利益相關者在對於高等教育治理的話語表達權存在着實質上的不均衡。例如：高等教育委員會的人員架構，其構成上雖包括了來自政府、高校、社團、個人等代表，但其核心領導層為政府公共行政人員，主席為社會文化司司長，副主席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局長。作為旨在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治理的高教委員會，“主導的是政府，主席、副主席就是司長局長，無法站在政府以外的中介者一方”。②此外，學生或家長作為高等教育的“消費者”與“獲益者”，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理應有直接、暢通的渠道供其反映訴求，表達意見。在對學生代表進行訪談時，其提出：“青年學生是高校發展和‘服務’的主體，瞭解他們直接的想法更能有效地實施教育政策。學生也需要有一定的平台來表達合理訴求。”③ 但在當前的治理機制之下，這一群體話語表達僅能以相對間接的方式進行（如：向高教委員會的社團代表表達意見、在高等院校內部通過不同層級反映訴求等），這樣的表達途徑效率較低，其所起的效果也顯然有限。（三）外部質量評鑑與內部學術自治角色錯位澳門高校實行外部評鑑制度，自東亞大學創辦時所參照的英國模式就已有所體現，隨着澳門高等院校的逐步壯大，高校品質評鑑制度也逐步多元。特區政府於 2018 年頒佈《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評鑑制度為高等院校的院校認證、課程認證、院校素質核證、課程審視提供宏觀指引與標準規範。當前，全澳 10 所高等院校共開設三百餘個課程，其認證及品質評審主要經由第三方評鑑機構按相應指標進行。這也意味着，在評鑑制度導向之下，高等院校一定程度上對標其選擇的評鑑機構的指標而發展。由此形成的結果是，高校可能在教學、科研、學生管理、文化建設等方面各有權衡取捨。然而，大學作為學術組織，學術自治是大學之根，不應受制於外部因素。以外部評鑑主導大學治理的方向，將吞噬學術精神對於高校的支撐力量。當前，澳門高等院校重視國際化、多元化評鑑制度的引進，但卻弱化了高校內部學術力量的參與。澳門高校學者在接受訪談時提出：我個人感到沒有渠道可以發揮直接的作用，但作為學者和高校研究者，有一個權力是別人無法剝奪的，那就是通過學術參與發聲，我會保持發表見解的權利。④外部品質評鑑與內部學術自治角色錯位，從長遠看，違背了高校學術為本的價值基礎。①根據澳門學者訪談素材整理。②根據澳門學者訪談素材整理。③根據澳門高校學生訪談素材整理。④根據澳門學者訪談素材整理。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65①盛冰﹕《高等教育的治理﹕重構政府、高校、社會之間的關係》，《高等教育研究》（武漢）2003 年第 2 期，第 47—51 頁。② 根據澳門學者訪談素材整理。③李彩虹、楊移貽﹕《治理理念下的高等教育第三部門》，《大學教育科學》（長沙）2012 年第 6 期，第 23—28 頁。（一）調整政府角色定位，重構政校關係“高等教育的治理首先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將發生很大變化，政府的角色應當從原來的舉辦者、辦學者、管理者，轉變成協調者和品質控制者”。①在澳門現行的高等教育治理體系中，公立院校是作為“公法人”的性質而存在的。這也意味着公立高等院校被視為公共機構而受到政府相關行政制度及法規的約束。在本研究訪談中，學者提出：澳門高教行政治理的本質沒有改變，甚至存在一種文化依賴性。尤其對於公立高校而言，到目前為止，依然是作為政府的行政機構而存在的。高校是特區政府的一個行政部門，缺少社會參與和學術上的自主性。②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緣起於私立東亞大學，有着大學自治的歷史基礎，校董會、大學章程、學術委員會等，突顯其遠離行政干預、趨向學術精神，回歸大學存在之理的邏輯起點。但伴隨經濟、政治及社會環境的變化，澳門高等教育的治理模式發生變遷，政府的角色也在其中經歷了“強介入”、“慢退出”的過程。當前，雖然高等教育治理中開始重視吸納社會力量參與，但政府在高等教育領域，尤其在公立院校中的“管控”角色依然明顯。調整政府角色，重構政府與高校的關係，需要政府、社會對於高校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組織的認可，給予其空間與關切。（二）調整高教委員會架構，發揮實質中介協調作用“政府的直接干預和市場的直接介入易破壞大學的學術自由，而大學脫離政府、社會（市場）的‘完全自治’也必然步入迷途或陷入困境。因此，需要有獨立的中介組織介入治理結構”。③澳門高教委員會設立的初衷就在於調動社會力量參與高教治理，如高教治理引入第三方組織的典型代表——英國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在政府與高校之間起到較好的“緩衝器”作用。然而，正如本研究訪談時學者指出的，澳門高等教育委員會的核心領導層為政府教育行政部門領導，這意味着，政府非但沒有退出“第三方組織”之外，且作為高教委員會中處於核心領導層。這實際上與高教委員會設立的價值取向相違背。在“官民共治”中，往往“官”因其絕對權威而削弱了“民”的話語權。因此，高等教育委員會作為中介組織，其人員架構中，政府行政代表的介入將對不同主體間的利益協調產生影響，高等教育委員會所發揮的中介協調作用的實效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三）固守大學學術本位，重塑外部評鑑機構角色外部評鑑與內部學術自治並不相衝突。外部質量保障體系的實施主體是政府或者社會六、政策完善路徑澳門現代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變遷與政策回應

66第三方機構，內部質量保障體系的實施主體則是高校自身。①學術自治是基礎、外部評鑑是補充，高校治理應基於這個角色定位。外部評鑑一定程度上由規章制度與指標體系構成，其制定的價值基礎應是出於遵循教育規律，保護學術自由，規範高校管理，其終極目標也應是回到大學精神內涵。因而，外部評鑑、制度約束並不與學術自治相違背，而應當以其作為外部推動者、中間聯動者的角色定位，服務於大學自治，體現高校學術本位、學術自由的精神內核。在外部品質評鑑過程中，不同的高校在內部管理機制、教育教學規律、學術研究、課程設置、人才培養等方面，有其共性與個性。因而，固守大學學術本位，是對一切差異、矛盾、衝突的最有力回應。無論社會發展樣貌如何，大學的使命始終不變。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已歷四十年，其治理模式變遷以及政策調整基於一定的歷史條件以及社會環境的變化。葡萄牙四百多年管治史結束，澳門回歸祖國並實現經濟騰飛，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迎來契機，也具備充分的基礎條件。而高等教育的相關利益主體矛盾也逐步顯現。高等教育治理，應當從系統整體出發，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探索差異的偶然性與統一的必然性，回歸學術本身作為存在之理的邏輯，固守學術自治。一所完全為外部力量所牽制並成為權力和利益僕從的大學，不可能為其內部的成員大膽探索、用於求知和求真提供精神庇護和精神動力。② 因此，任何高教治理模式的探索，究其根本，應當為了體現大學作為求真、求實的學術組織的精神內核。[ 責任編輯 陳超敏 ]七、結語①劉振天﹕《系統、剛性、常態﹕高等教育內部質量保障體系建設三個關鍵詞》，《中國高教研究》（北京）2016 年第 9 期，第 12—16 頁。② 閻光才﹕《理解大學 關於大學的幾點斷想》，《教育研究》（北京）2002 年第 3 期，第 36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67澳門的產學研合作主要以理工科為主，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並未受到相應的重視。通過對產學研合作的發展現狀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各方面優勢的闡述，發現產學研合作與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密不可分。產學研合作的多個環節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人才的加入；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也需要產學研合作的推動和促進。二者和諧並存的發展方式才能夠最大發揮產學研合作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功能，從而增進人類的福祉，推動社會的進步。然而，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還是存在一定的劣勢，諸如其理論系統繁雜而紊亂、實際應用層面較窄、知識轉化率很低等問題。正因如此，想要促進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就要鼓勵社會科學跨學科發展。澳門高等教育　產學研互動　人文社會學學科[ 摘 要 ][ 關鍵詞 ]中國的產學研合作強調政府的引導作用，通過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示範基地、搭建產學研協同創新平台等方式來推動產學研協同創新全方位的發展。在政府的引導作用下，多數高校都對參與產學研具有比較高的積極性。調查顯示 51.4% 的高校反映其主要領導對產學研合作非常重視，39.4% 的高校反映其主要領導對產學研合作比較重視，沒有高校對產學研合作不重視。①可見當前我國絕大多數高校都對產學研合作非常重視。但是通過中國高校產學研經費規模的調查發現，產學研實到經費不僅在不同層次大學之間分佈差異較大，在不同學科性質高校分佈差異也十分明顯：理工類高校平均高達 16,061.76 萬人民幣，綜合性高校 15,454.67 萬人民幣，農學類 6,583.33 萬人民幣，醫學類 5,100 萬人民幣，而師範類高校僅 1,515 萬人民幣。其佔學校科研總經費的比例也存在較大差異：理工類高校佔47.22%，其他類型高校佔 43.33%，綜合性高校佔 28.79%，醫學類高校佔 28.75%，農學類高校佔 19.17%，師範類高校僅佔 18.33%。② 由此可見，我國的產學研合作主要集中在理工一、問題的提出作者簡介：盛力，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副院長。 ①楊志﹕《高校產學研合作發展現狀、困境及發展建議 基於對九十五所高校的調查》，《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北京）2019 年第 6 期，第 75—82 頁。②楊志﹕《高校產學研合作發展現狀、困境及發展建議 基於對九十五所高校的調查》，《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北京）2019 年第 6 期，第 75—82 頁。盛力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在澳門高等教育產學研互動中的優勢和策略

68產學研合作主要是指生產企業與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之間的合作關係。生產企業作為技術需求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作為技術的供給方，雙方彼此合作，有效地將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進一步提升了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在知識型社會中，高等院校已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同時也是創新發展的中心。Etzkowitz 等用三螺旋的概念解釋了“大學—產業—政府”的關係。④他指出，在當代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中，大學可以在創新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產學研合作關係創建了基礎條件。例如，美國矽谷經濟模式，它主要以史丹福大學的科研技術為發展的動力，將高等院校和企業生產力有效地結合。在鼓勵師生創業的同時，有效落實了科學技術服務二、產學研合作的現狀科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在產學研合作領域還未得到重視和發展。具體到澳門地區，也有同樣的問題。目前看來，澳門高等教育還未找到合適的模式，發展環境也不夠成熟。就合作模式而言，不同國家的校企合作模式存在差異。①例如，美國的矽谷依託美國史丹福大學等名校，形成了企業與高校緊密合作的產學研體系，成為其他國家借鑑的對象；②德國的“雙元制”採取在校學習與企業實踐雙重培養模式，成為其他國家效仿的經典模式。③就涉及學科範圍而言，澳門的產學研合作主要還是以理工科方面的合作為主，依託三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及優勢學科，分別開展晶片設計、智慧城市物聯網、材料科技、中藥質量及癌症診療等方面的研究和開發。但是，人文及社會科學在產學研合作領域以及人才培養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應該被重視起來。從合作領域來看，澳門致力於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就離不開葡語、澳門研究、經濟學及傳播學人才的參與。從人才培養來看，產學研的合作模式需要多種人才，不僅僅只是技術型人才。產學研合作的本質可以歸納為三點，即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生產試製與市場營銷、政策支持與中介橋樑。在整個過程中，參與合作的主體以及合作的方面是多樣化的，涉及資本運作、生產開發、市場營銷、管道推廣。這就要求有善於發現問題、熟悉政策評估及優化的人才參與進來，通過綜合計劃和組織協調，將整個系統內的參與者與要素整合起來。社會科學在這方面有着強大優勢。因此，無論是從探索合作模式還是發展合作學科的角度來看，將人文社會科學納入澳門高等教育產學研合作之中都是不可迴避的歷程；探尋如何發揮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在產學研合作方面的優勢同樣是值得思考和解決的問題。① Brent Goldfarb, Magnus Henrekson, “Bottom-up versus Top-down Policies towards Commer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 Policy, Vol. 32, Issue 4 (2003).②邵鵬：《中外高校產學研合作模式比較研究》，東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③姜立增：《德國職業教育的特點及啟示》，《機械職業教育》（南陽）1998 年第 7 期。 ④ Henry Etzkowitz, Loet Leydesdorff,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 Research Policy, Vol. 29, Issue 2 (2000), pp. 109-123, doi:10.1016/S0048-7333(99)00055-4.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69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在澳門高等教育產學研互動中的優勢和策略於生產力，以產學研合作方式構建了矽谷經濟快速發展的實例。①通過對 1993—2019 年的文獻進行分析，發現目前國內對產學研合作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產學研合作內涵、產學研合作模式與產學研合作評價三個方面。本部分從這三個方面入手，分析產學研合作的現狀。（一）對產學研內涵的解析劉建生認為產學研合作是一種系統性的活動，它以企業、高等學校和研發機構為主體，以優勢互補和利益共用為基本原則，以政府以及中介機構為輔助，以實現人才培養、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為目標，按照一定的機制和規則進行合作。②呂榮勝、劉惠冉認為產學研合作通常指在市場需求的引導下，以企業為主導，企業、研究機構和高校共同參與，按照一定的運行機制實現技術、科研、教育、生產等創新領域所需的要素供給，優勢互補，利益共用，以促進技術創新、實現經濟價值為主要目的的合作形式。③（二）對產學研合作模式的研究王娟茹、潘杰義提出了產學研的直接合作模式，即技術協作型、契約型和一體化型合作模式，並對三種模式的優缺點、適用條件及其組織形式進行了分析；④李焱焱等基於目標導向提出了人才培養型、研究開發型、生產經營型和主體綜合性產學研合作模式，基於主體作用提出了政府主導型、企業主導型、大學和科研機構主導型和共同主導型產學研合作模式；⑤武海峰、牛勇平提出了政府指令型、政府推動主導型、市場需求主導型和共建型模式；⑥王文岩、孫福全、申強根據產學研合作的方式將產學研合作劃分為技術轉讓、組建研發實體、委託研究、共建科研基地、聯合攻關、人才聯合培養與人才交流、內部一體化、產業技術聯盟等多種模式，根據產學研合作的形態將產學研合作劃分為點對點模式、點對鏈模式和網絡模式，根據產學研合作中政府的作用將產學研合作劃分為市場自發模式、政府引導模式和政府主導模式；⑦ 吳紹波、顧新、劉敦虎將我國產學研合作模式劃分為技術轉讓模式、基於項目的產學研短期合作模式、共建研究機構模式和共建經營實體模式四大類；⑧ 崔旭、邢莉認為我國產學研合作主要有委託開發、聯合開發、共建研發機構、聘任①馬玉寶﹕《產學研合作推進創意產業發展研究》，《科技經濟導刊》（濟南）2021年第 11期，第 168—169頁。②劉建生﹕《產學研合作模式再探討 基於共生理論的視角》，《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北京）2012 年第 1 期，第 102—106 頁。③呂榮勝、劉惠冉﹕《產學研合作模式與官學研產合作模式對比分析及適用性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武漢）2014 年第 12 期，第 27—31 頁。④王娟茹、潘杰義﹕《產學研合作模式探討》，《科學管理研究》（呼和浩特）2002 年第 1 期，第 25—27 頁。⑤李焱焱、葉冰、杜鵑、肖引、桑建平﹕《產學研合作模式分類及其選擇思路》，《科技進步與對策》（武漢）2004 年第 10 期，第 98—99 頁。⑥ 武海峰、牛勇平﹕《國內外產學研合作模式的比較研究》，《山東社會科學》（濟南）2007 第 11 期，第108—110 頁。⑦王文岩、孫福全、申強﹕《產學研合作模式的分類、特徵及選擇》，《中國科技論壇》（北京）2008 年第 5 期，第 37—40 期。⑧吳紹波、顧新、劉敦虎﹕《我國產學研合作模式的選擇》，《科技管理研究》（呼和浩特）2009 年第 5 期，第 90—92 頁。

70科研人員到企業協助開發、共建人才培養基地、共建經濟實體以及建立技術創新聯盟等模式。①呂榮勝、劉惠冉從概念、目標、性質、參與主體、合作類型、合作形式、組織形式、管理模式等角度對產學研合作模式於官學研產合作模式進行了對比分析；②陳柳根據產學研合作的深化水平，將產學研合作分為鬆散型、半緊密型和緊密型三個層次。③（三）產學研合作的評價研究潘杰義、楊青青、司公奇構建產學研合作創新風險評價指標體系（4 個一級指標：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資金風險和管理風險，19 個二級指標），運用集對分析法分析了 41份有效問卷，發現產學研合作創新中存在的主要風險；④王秀麗、王利劍建立產學研合作投入產出指標體系（4 個投入指標、4 個產出指標），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對我國 30 個省市的產學研合作創新效率進行了定量分析與評價，發現大部分省份沒有充分發揮產學研合作創新效率；⑤霍妍構建了基於投入的產學研合作評價指標（4 個一級指標、14 個二級指標），基於過程的產學研合作評價指標（4 個一級指標、14 個二級指標），基於產出的產學研合作評價指標（4 個一級指標、14 個二級指標），提出了一種基於離差法的產學研合作評價方法；⑥金芙蓉、羅守貴構建了產學研合作項目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指標體系有投入方面的指標，也有產出方面的指標，包含可利用的基礎設施、合作的經費投入、合作的人力資源投入、合作的科技產出和獎勵、人才培養和學術活動、合作的經濟績效 6 個一級指標和 13 個二級指標，最後以上海某產學研合作項目為例，驗證了該指標體系的實用性；⑦車維漢、張琳以 2005—2007 年上海市製造業的研發數據為基礎，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對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投入產出指標體系（5 個投入指標、3 個產出指標）進行分析，發現上海市一些行業的研發投入的效率還有待提高；⑧趙惠芳、王桂伶、徐晟構建了產學研合作品質的評價指標體系，此指標體系包含學研方貢獻、企業方貢獻、合作過程 3 個一級指標和 10 個二級指標；⑨閆青、張超豪從投入要素、合作過程和產出效益三個方面構建了產學研合作創新績效評價的指標體系（含 5 個一級指標、20 個二級指①崔旭、邢莉﹕《我國產學研合作模式與制約因素研究 基於政府、企業、高校三方視角》，《科技管理研究》（呼和浩特）2010 年第 6 期，第 45—47 期。②呂榮勝、劉惠冉﹕《產學研合作模式與官學研產合作模式對比分析及適用性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武漢）2014 年第 12 期，第 27—31 頁。③陳柳：《信任、聲譽與產學研合作模式》，《科技管理研究》（呼和浩特）2015年第 12期，第 233—236、250頁。④潘杰義、楊青青、司公奇﹕《基於集對分析法的產學研合作創新風險綜合評價研究》，《科技管理研究》（呼和浩特）2008 年第 10 期，第 49—51 頁。⑤王秀麗、王利劍﹕《產學研合作創新效率的DEA評價》，《統計與決策》（武漢）2009年第 3期，第 54—56頁。⑥霍妍﹕《產學研合作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評價方法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武漢）2009 年第 10 期，第 125—128 頁。⑦金芙蓉、羅守貴﹕《產學研合作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科學管理研究》（呼和浩特）2009 年第 3 期，第 43—46、68 頁。⑧車維漢、張琳﹕《上海市產學研合作效率評價 基於分行業數據的 DEA 分析》，《科技進步與對策》（武漢）2010 年第 3 期。⑨趙惠芳、王桂伶、徐晟﹕《基於證據理論的產學研合作品質評價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武漢）2010年第 6 期，第 108—111 期。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71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在澳門高等教育產學研互動中的優勢和策略標），運用一級模糊綜合評價和多級模糊綜合評價數學模型進行了分析，最後以南京工程學院與南京康尼機電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合作創新、培養人才的績效評價為例，驗證了該模型的實用性、合理性；①王天擎、李琪建立了基於 RS-DEA 的產學研合作效率評價模型並將其運用到我國 30 個地區的產學研合作效率評價中。②通過對以往產學研合作領域研究的回顧，發現多數的研究停留在產學研領域的宏觀層面，鮮少有研究針對某一學科分析其與產學研合作領域的碰撞。為此，本文將填補這一空白，提出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在產學研合作領域的發展優勢及發展策略。根據以上提到的，無論是從合作領域來看，還是從人才培養來看，澳門高等教育的產學研合作都離不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參與。以下將闡明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優勢及其與自然科學的關係。（一）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優勢首先，就社會科學本身而言，其能解決社會危機，能夠洞察社會危機背後的原因。社會科學的本質是科學，它利用科學高效準確的特點對紛雜的社會現象加以解釋，形成一套系統的、有組織的社會理論，使得人們能夠通過對理論的把握來解決、預測甚至是控制社會危機，從而增進人類的福祉。第二，社會科學能夠提升人們適應社會的能力，為人們的生活提供指引。隨着現代社會的劇烈變化，人們的生活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而其中必然有一部分群眾或未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因而未能擁有合適的認知和難以跟上時代的變化。社會科學此時便能夠顯現出它的指引作用。第三，社會科學能夠幫助掌握社會的發展。社會不是由人類的簡單相加所構成的，社會構成是由社會不同的個體、因素相互影響、互動有機地形成。通過對社會及體系的瞭解，發現社會當中所呈現的特定模式與規則，理解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最後，協助政府設計政策。社會科學學者可將學科獲得的經驗，為政策設計提供參考，更能貼合人們的需求，同時預視不良後果和危機的出現，在政策通過之後，使其能有效執行。（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與自然科學的聯繫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絕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依賴、共生共存的。正如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相互依賴，共生共存一樣。從科學的狹義性來看，即“以經驗實證為基礎、可以實現準確預測的科學”，“科學”只用在自然界中。從科學的廣義性而言，即“比一般性、日常性、常識性或業餘的知識學習和傳播過程投入更強烈且集中的知識能量”，三、問題的討論①閆青、張超豪﹕《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模糊綜合績效評價研究》﹕《科技與經濟》（南京）2013 年第 1 期，第75—79 頁。②王天擎、李琪﹕《基於 RS-DEA 的產學研合作效率評價模型》，《系統科學學報》（太原）2018 年第 2 期，第 126—130 頁。

72社會科學屬於科學的範疇。雖然有些社會科學學科在科學的狹義範圍內並不能算作是科學，但這不能否定這些學科理論的重要性。但是，將一門學科定義為狹義上的“科學”，並確立了穩定的學科理論和固定的學科方法之後，該學科本身就可能變成一個比較狹隘的系統，這些問題包含：不會對已建立的理論與典範進行反思檢討；學科的論證與人類和自然界的現實情況脫節；逐漸脫離學科的本意和目標；狹隘的功能主義、工具主義和科技理性主義；忽視大方向的實踐主義；保守的態度和風險規避。無論是社會、自然或應用科學，上述這些都是在一個知識體被定義成是科學後可能發生的問題。在研究社會的架構與設置時，我們不能只依靠單一的經驗法則和研究方法，任何學科都需要有宏觀的社會和人類發展視角，這樣的視角需要我們具有批判的思維，進行適度的批判研究，並建立替代的方案與新的規範。舉例來說，在新冠疫情中，醫藥科學造就疫苗的誕生，人們預視着疫苗能使生活回復到正常，但他們卻忽視現實的問題。疫苗的分配及如何使人們提高意願去接種疫苖困擾着世界各地政府，接種率低影響抗疫的成效，而這些問題社會科學都能作出一定的解答。一件產品設計得如何精良，如何優質，如何高科技，但實際上卻沒有人使用，這樣的產品就難以發揮其功能和效用。除此之外，社會科學學科在學科上是具有一定的優勢的。相比起科技學科的投入大、風險高、回報不穩定，人文社會科學卻有着投入小、風險低、回報穩定的特質，亦能產出一定的商業價值，其影響是無形及具有效用的，可長遠及持續地使社會得到發展。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不是完全割裂的，尤其是在當前的大背景下，跨學科研究已然成為一個熱點話題。早在 1985 年，邁克爾‧索萊（Michael Soule）在《生物科學》（Biological Sciences）上發表的一篇有影響力的文章，將社會科學置於保護生物學的綜合學科之下。①從那時起，生物學家們對保護生物學便有了更廣泛的理解，更直接地認識到一系列不同的自然、社會、跨學科和應用科學傳統的作用。②目前，社會科學被廣泛應用於理解不同的保護和環境管理問題，包括但不限於水資源管理、漁業資源管理、農業景觀管理、野生動物管理、鳥類保護、森林管理以及海洋保護規劃。③（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產學研的發展方向根據 Hsu 等發現，知識從大學轉移到工業的可能機制和活動包括啟動以技術為導向的初創企業，並提供合作研究、合同研究、諮詢服務、技術許可、教育培訓、企業員工高級培訓、研究人員交流以及其他形式的正式或非正式信息轉移。④ Schartinger 等通過研究奧地① N. J. Bennett, R. Roth, S. C. Klain, K. Chan, P. Christie, D. A. Clark, ... & C. Wyborn, “Conservation Social Science: Understanding and Integrating Human Dimensions to Improve Conservati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 205 (2017), pp. 93-108.② P. Kareiva, M. Marvier, “What is Conservation Science?,” BioScience, Vol. 62, Issue 11 (2012), pp. 962-969.③ N. J. Bennett, R. Roth, S. C. Klain, K. Chan, P. Christie, D. A. Clark, ... & C. Wyborn, “Conservation Social Science: Understanding and Integrating Human Dimensions to Improve Conservati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 205 (2017), pp. 93-108.④ David W. L. Hsu, Y.-C. Shen, Yuan, Benjamin J. C. Yuan, Chiyan James Chou, “Toward Successful Commer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Performance Drivers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aiwa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92 (2015), pp. 25-39.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73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在澳門高等教育產學研互動中的優勢和策略利大學中不同學科與商業部門之間的知識互動模式，發現企業培訓課程和講座是經濟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在產學研互動過程中最重要的形式。此外，在各種經濟部門中，服務業通過培訓和教育從大學獲得知識的程度高於其他部門。① Perkmann 等提出，在社會科學學科中知識主要通過人際聯繫以及勞動力流動的方式轉移到工業界。② Franco 等用訪談的方式瞭解葡萄牙大學和社會生產之間相互聯繫的渠道，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並不像技術和設計那樣為工業應用提供直接和明顯的可能性”。作者提出，這些學科最好通過當地政府以及會計和稅務領域的專業協會來與工業生產界建立聯繫。這種合作產生了無數的司法、經濟和金融意見，以及各種與其相關的諮詢項目，使會計和稅務研究中心具有很高的知名度。③ Heberlein 指出，要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進行跨學科研究，需要通過機構和行政支持，為跨學科自然資源相關研究建立具體的研究結構，促進這兩個學科群的研究融合；改善跨學科研究形象和增加科學家個人獎勵所必需的物理、社會和組織整合；以及通過專門資助跨學科自然資源研究來提高科學水平的努力。④根據這些研究成果以及澳門的實際情況，社會科學學科可以在諮詢服務、教育培訓以及服務業培訓三方面加強產學研互動，配合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格局。在此過程中，澳門特區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倡導社會科學學科積極參與產學研互動，並提供政策支持。對大學來說，這些學科首先可以通過與其他諮詢公司合作，拓展在澳門的諮詢業務，吸納澳門培養出的優秀社科人才。其次，擴展高校與企業的聯繫，開展以提升專業技能、瞭解政策走向以及開設員工心理健康等主題講座。最後，擴大服務業的相關人才培養，助力澳門打造國際休閒娛樂度假中心。例如，澳門大學的度假村管理專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為澳門以及其他區域旅遊業的發展輸送人才。通過以上對產學研合作的發展現狀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各方面優勢的闡述，發現產學研合作與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密不可分，相依相存。產學研合作的多個環節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人才的加入；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也需要產學研合作的推動和促進。二者和諧並存的發展方式才能夠最大發揮產學研合作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功能，從而增進人類的福祉，推動社會的進步。然而，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還是存在一定的劣勢，四、結論① D. Schartinger, C. Rammer, J. Fröhlich, “Knowledge Interaction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in Austria: Sector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In Innovation, Networks,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06, pp. 135-166.② M. Perkmann, R, Salandra, V. Tartari, M. McKelvey, A. Hughes, “Academic Engagement: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2011-2019,” Research Policy, Vol. 50, Issue 1 (2021).③ M. Franco, H. Haase,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Researchers’ Motivations and Interaction Channel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36 (2015), pp. 41–51.④ T. A. Heberlein, “Improv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tegrating the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Vol. 1, Issue 1 (1988), pp. 5-16.

74諸如其理論系統繁雜而紊亂、實際應用層面較窄、知識轉化率很低等問題。正因如此，想要促進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就要鼓勵社會科學跨學科化發展。多學科交叉融合不僅是當今學術研究的潮流，更是優勢學科的發展點、新興學科的生長點、重大創新的突破點，也是人才培養的制高點。通過將社會科學不同學科有機融合發展，可以整合其理論系統，將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融會貫通，更廣泛、實際地應用於人類社會問題之中，畢竟，社會現象相較於自然現象而言更加複雜，很難靠單一的某個學科全面地解釋、預測，甚至是控制。總而言之，將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納入到產學研合作領域之中不僅是產學研合作領域的必經之路，也是人才培養的必經之路，更是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75本研究調查澳門在讀大學生國情教育現狀，基於大學影響力之整體變化評定模型，採用自編《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影響因素問卷》，運用相關分析和分層迴歸分析方法探討大學生國情教育學習期望、學習投入對於澳門大學生國家認同水平的影響。結果發現，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整體呈現中上水平，具有內地教育經歷的學生其國情教育水平顯著高於未有內地教育經歷的學生，而在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等不同背景變量上未呈現群體差異。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期望、學習投入及國家認同間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內地教育經歷、國情教育期望、校園環境支持、社會性人際互動和個人努力品質都是國家認同的影響因素，且學生的國情教育期望是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澳門特區政府和教育當局應大力加強澳門地區大學生與內地的交流合作，積極提升學生參與國家建設的能動性，並繼續強化愛國愛澳的校園文化氛圍，助力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和國家建設熱情的新時代澳門青年。澳門　大學生　國情教育　影響因素　整體變化評定模型　實證分析彭俊　李悅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及其影響因素探究——基於整體變化評定模型的實證分析[ 摘 要 ][ 關鍵詞 ]（一）研究背景隨着 2019 年 2 月 18 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正式發佈，國家對於澳門在大灣區時代的實踐探索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時代要求正確處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澳門在以“國家為中心”的發展戰略中應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國家治理實踐。“一國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是“一國”，這就需要澳門繼續加強廣大青年的國情教育，提升澳門青年一代對於中國國情的認識和中華文化的認同。同時，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形成主流已經成為澳門在“一國兩制”實踐中成功的關鍵性經驗因素。①澳門強大的“愛國愛澳”力量為澳門回歸後二十年的穩定繁榮發展打下扎實的政治基礎，關注澳門青一、研究背景與目的作者簡介：彭俊，澳門城市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悅（通訊作者），深圳大學基礎教育與教師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澳門城市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候選人。①楊允中：《總結歷史經驗，提升“一國兩制”實踐自覺性自信性》，《“一國兩制”研究》（澳門）2018 年第 1 期，第 49—57 頁。

76（一）研究框架二十世紀大學影響力理論（College Impact Models）提出了學生在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習發展規律，以阿斯汀（Astin）、汀陀（Tinto）、帕斯卡雷拉（Pascarella）、韋德曼（Weildman）等為代表的學者分別建構了學生在校學習發展規律的影響因素理論模型。其中，帕斯卡雷拉的整體變化評定模型（General Model for Assessing Change）認為，學生的學習結果受制於學生個人背景特徵、院校組織結構、院校內部環境、社會性人際互動以及個人努力品質等五個因素的共同影響。③該理論構築了“輸入—過程—輸出”的核心學習模型，以學生個人背景特徵和院校組織結構為學習過程的輸入變量，以院校內部環境、社會性人際互動和個人努力品質年的國情教育，有助於確保“愛國愛澳”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實現“一國兩制”在澳門地區的行穩致遠。因此，新時代“一國兩制”的實踐需要以及澳門成功實踐的歷史經驗都表明，在澳門地區開展青年國情教育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目前，學者們也陸續開展了關於澳門國情教育的相關研究，如趙聯飛和陳志峰採用質性研究方法調查澳門中小學國情國史以及愛國愛澳教育情況，並對澳門國情教育相關課程的教材編制、教學方法以及教師配備等方面提出了建議，①鄒平學深入探討了繼續持久地在澳門青年中強化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②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強調思想政治教育評價以及完善德育評價，而以往有關國情教育的研究較少採用系統的量化研究方法對國情教育的成效進行評價。再者，已有研究較多關注澳門中小學學段的國情教育狀況，而高等教育階段中通識教育課程以及學校教育環境對於大學生國情教育的影響卻少有學者涉足。由此，本研究採用大學影響力之整體變化評定模型進行國情教育的量化研究，是大學影響力模型在國情教育領域研究的初步嘗試。（二）研究目的基於實證資料，從教育實施的過程角度，為澳門地區高等教育階段國情教育的品質“循證”和品質提升提供重要研究路徑。本研究依據大學影響力理論，建立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影響因素模型，具體嘗試探究以下三個研究目標：（1）瞭解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現實狀況；（2）探討不同學生背景下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水平的差異情形；（3）剖析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影響因素。二、研究框架與研究假設①趙聯飛、陳志峰：《澳門中小學國情國史及愛國愛澳教育研究》，《中國青年社會科學》（北京）2018 第 6 期，第 129—135 頁。②鄒平學：《強化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為澳門青年發展提供強勁動力和廣闊空間》，《青年發展論壇》（南昌）2019 年第 6 期，第 9—13 頁。③ E. T. Pascarella, P. T. Terenzini, 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 A Third Decade of Research, Vol. 2, Jossey-Bass Publisher, 2005, pp. 37-45, 78-110.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77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及其影響因素探究——基於整體變化評定模型的實證分析為學習的過程變量，以學習和知識技能的發展為輸出變量，更適用於解釋大學生國情教育過程。依據整體變化評定模型的變量關係，本研究構建以下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影響因素模型（圖 1）。在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過程中，學生的個人背景（包括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和內地學習經歷）以及個人特徵（表現為對國情教育的期望）設定為國情教育的輸入變量，校園環境支援、社會性人際互動和個人努力品質為國情教育的學習過程變量，統稱為學習投入變量，而國情國史以及愛國愛澳教育的根本目標在於國家認同，①因此，研究將國情教育的學習結果（即輸出變量）界定為國家認同。（二）研究假設雖然已有國情教育研究結果未能提供研究假設的直接依據，但相關研究結論依稀顯現出先驗假設雛形。2017 年澳門針對 18 歲以上居民的民意調查顯示，“一國兩制”和“愛國愛澳”位列澳門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前兩名。對於中國公民的身份，53.8% 的居民感到“非常自豪”和“比較自豪”，加之“尚感自豪”的居民人數，對中國公民身份具有強烈認同感的居民比例高達 85.36%，比 2016 年的資料增加 3.89%。②夏瑛對比了近十年澳門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資料後表示，澳門青年國家認同始終處於極高水平。③澳門青年高度的國家認同水平與澳門特區政府強大的國情教育投入密不可分。已有研究將澳門國情教育的成功經驗總結為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注重整體規劃和制度配套、融合日常學習生活、多方協圖 1　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影響因素模型圖片來源：作者自製。① 趙聯飛、陳志峰：《澳門中小學國情國史及愛國愛澳教育研究》，《中國青年社會科學》（北京）2018第 6期，第 129—135 頁。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民調小組：《“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2017 年 5 月）》，《“一國兩制”研究》（澳門）2017 年第 3 期，第 81—93 頁。③夏瑛：《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趨勢、現狀和成因》，《當代港澳研究》（廣州）2019 年第 2 期，第 66—86 頁。教育期望學習投入校園環境支持社會性人際互動個人努力品質學生個人背景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內地學習經歷國家認同個體價值互依信念內隱行為

78作共同參與等重大舉措，同時，持續推行的多元化課外國情教育交流活動也為增強學生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助力匪淺。①基於以上研究結論，本研究結合大學影響力模型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設：假設一：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呈現較高水平。假設 1-1：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期望呈現較高水平；假設 1-2：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學習投入呈現較高水平；假設 1-3：澳門大學生國家認同呈現較高水平。假設二：不同學生背景下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水平的差異顯著。假設 2-1：不同性別的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水平的差異顯著；假設 2-2：不同教育程度的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水平的差異顯著；假設 2-3：不同生源地的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水平的差異顯著；假設 2-4：不同內地學習經歷的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水平的差異顯著。假設三：澳門大學生的個人背景、國情教育的期望和學習投入對國家認同變量產生顯著的影響關係。假設 3-1：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期望、學習投入及國家認同變量間呈現顯著相關；假設 3-2：澳門大學生的個人背景對國家認同變量產生顯著的影響關係；假設 3-3：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期望對國家認同變量產生顯著的影響關係；假設 3-4：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學習投入對國家認同變量產生顯著的影響關係。①胡榮榮：《回歸以來澳門中小學的國情教育﹕發展與經驗》，《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2020 年第 2 期，第 63—76 頁。②《高等教育統計數據 2020》，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https://portal.dsed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d=80108。③吳明隆﹕《問卷統計分析實務 SPSS 操作與應用》，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59 頁。（一）研究樣本與資料收集根據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統計資料，2019/2020 學年高等教育註冊學生人數總體為36,107 人。②依據有限總體抽樣公式：③設定 P 值為 0.50，顯著性水平 a 設為 0.05，查正態分佈表可得正態分佈的分位數 k 為 1.96，經過計算可得抽樣樣本數約等於 380 人，即抽取的樣本數達到 380 人時，樣本研究的推論可靠，可以有效代表澳門高等教育學生總體。樣本數確定後，綜合考量疫情期間調查的時間、精力以及資源等因素，本研究採用分層抽樣與整群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式，通過線上調查獲三、研究設計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79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及其影響因素探究——基於整體變化評定模型的實證分析得 380 份有效樣本。首先以澳門境內 10 所高等院校為抽樣框，挑選兼具人文和理工學科，融合學士、碩士和博士等三個教育程度的三所大學為此次研究的抽樣單位，隨後按照當前這三個教育程度的比例在這三所大學中進行整群隨機抽樣。澳門在讀學生中，學士、碩士與博士階段的學生比例大致為 7：2：1（學士、碩士、博士註冊人數百分比為 70.86%、19.43%、8.36%），在考慮到預留部分無效樣本量的情況下擬整群隨機抽樣 400 份，在學士、碩士和博士樣本人數達到 280 份、80 份和 40 份時截止樣本抽取。所獲得的 400 份樣本中，剔除非中國籍學生 10 人，共獲得有效問卷 390 份，有效率為 97.5%。具體的樣本分佈如下（表 1）：表 1　研究對象的個人背景信息（n = 390）表格來源：作者自製。（二）研究工具由於缺乏澳門國情教育相關的先驗研究工具，本研究基於整體變化評定模型自編《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影響因素問卷》，其中包含學生背景信息和三個子問卷。學生個人背景信息主要調查學生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以及內地學習經歷等人口學變量；三個子問卷中，《國情教育期望問卷》調查澳門大學生對於國情教育的學習期望程度（共 5 題）；《國情教育學習投入問卷》調查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校園環境支持（共 4 題）、在國情教育中老師和學生雙方開展的社會性人際互動（共 3 題）以及學生在國情教育瞭解和應用過程中的個人努力品質（共 9 題）；《國家認同問卷》基於認知、情感和行為的理論框架，調查澳門大學生在認知認同中的個體價值（即個體對於所屬國家價值的主觀認識）（共 4 題）、情感認同中的互依信念（即個體傾向於所屬國的情感依戀程度）（共 4 題）以及行為認同中的內隱行為（即個體通過內在行為或者思想活動與所屬國建立連接的程度）（共 4 題）。所有子問卷題項採用 Likert 五點計分方式，1 代表“很不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人口學變量 類別 人數 比例（%）性別男 219 56.15171 43.85271 69.4979 20.2640 10.26181 46.41205 52.562 0.512 0.51153 39.23237 60.77女學士碩士博士澳門居民內地居民香港居民台灣居民無有教育程度生源地內地學習經歷

80表 2　研究工具的信度以及效度分析表格來源：作者自製。一般而言，一份優良的教育類量表至少應該達到 0.8 以上的信度係數值，①本研究三個子問卷的克隆巴赫 Cronbach α 係數均大於 0.9，提示測量工具穩定；同時，本研究採用驗證性因數分子驗證學習投入問卷與國家認同問卷的可靠性。模型擬合指標顯示，兩個問卷的卡方自由度比（χ²/df）接近 3，擬合優度指數 GFI、比較擬合指數 CFI 均大於 0.9，漸進殘差均方和平方根 RMSEA 小於 0.08，殘差均方和平方根 RMR 小於 0.05，證明以上問卷的建構效度良好（表 2）。（三）資料分析採用 SPSS21.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首先，使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及其各維度的現狀水平；其次，針對多組組間均數採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統計不同人口學變量下學生國情教育水平的差異；隨後，在 Pearson 相關分析獲得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各維度間的顯著相關的基礎上，採用分層迴歸分析探求澳門大學生的個人背景、國情教育的期望和學習投入對國家認同及其子維度變量的影響關係（檢驗水平 a=0.05）。① 馮成志、賈鳳芹：《社會科學統計軟體 SPSS 教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第 137 頁。（一）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期望、學習投入與國家認同的現狀描述性統計分析後發現，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總體水平高於理論均值 3，學生在國情教育的期望、學習投入與國家認同等方面的水平較為平均（表 3）。這表明，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學習期望、學習投入與國家認同均呈現中上水平。在學習投入的子變量中，校園環境支援得分最高，進一步證明了澳門教育當局對愛國愛澳國情教育的巨大投入。國家認同的子變量中，內隱行為水平最高，表明澳門大學生傾向於通過思考、連接等內在行為活動尋求個人與祖國的關係。四、研究結果變量教育期望 0.903 / / / / /0.9700.9413.010 0.917 0.072 0.024 0.9733.031 0.947 0.072 0.023 0.9840.8980.9590.9710.9400.9530.915學習投入國家認同校園環境支持社會性人際互動個人努力品質個體價值互依信念內隱行為Cronbach α 係數 χ²/df GFI RMSEA RMR CFI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81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及其影響因素探究——基於整體變化評定模型的實證分析表 3　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期望、學習投入與國家認同的描述性分析註：* P<0.05，** P<0.01。表格來源：作者自製。（二）不同學生背景下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水平的差異狀況本研究針對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及內地學習經歷狀況等不同學生背景變量進行了組間比較（表 4）。結果表明，不同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的學生在國情教育期望、學習投入以及國家認同情況等方面均不存在顯著差異。具有內地學習經歷的學生在國情教育學習投入、國家認同及其子維度等不同方面均顯著高於未接受過內地教育的學生，曾經具有內地教育經驗的學生尤其在總體國家認同以及內隱行為維度上顯著高於其他學生。是否具有內地學習經歷因素雖未在對國情教育的期望方面達到 0.05 水平的顯著性，但具有內地學習經歷的學生的國家教育期望平均分仍然高於未接受內地教育的學生。表 4　不同背景學生國情教育期望、學習投入以及國家認同情況的差異分析變量 平均值3.523.473.643.473.403.473.413.463.52男生 (n=219)女生 (n=171)F 值學士 (n=271)碩士 (n=79)博士 (n=40)F 值澳門 (n=181)內地 (n=205)香港 (n=2)台灣 (n=2)F 值無 (n=153)有 (n=237)F 值3.473.592.3033.513.543.520.0373.503.534.003.400.3013.443.572.4553.45Mean3.490.2023.473.483.450.0223.453.494.003.000.6393.363.635.165*3.433.521.0583.473.443.490.063.413.524.002.381.7173.313.577.837**3.363.481.5563.393.413.520.3083.383.444.002.251.4283.263.516.516*3.413.521.1493.473.403.470.2043.403.514.002.351.5153.303.566.916**3.503.560.4533.533.513.490.0503.453.604.002.501.9373.363.638.187**標準差0.780.800.830.870.850.890.940.950.90中數3.403.253.503.333.113.173.003.203.25教育期望學習投入國家認同校園環境支持社會性人際互動個人努力品質個體價值互依信念內隱行為表格來源：作者自製。變量教育期望 學習投入 國家認同 個體價值 互依信念 內隱行為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內地學習經歷

82（三）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影響因素分析（1）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期望、學習投入及國家認同各子維度變量間的相關分析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期望、學習投入及國家認同各子維度變量間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關係（表 5）。其中，學生國家認同與國情教育學習投入之間的相關係數（r =0.847）大於其與國情教育期望（r =0.700）和校園環境支持（r =0.681）之間的相關係數，即學生的國情教育學習投入越大，學生對國家認同的水平就越高。（2）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影響因素的分層迴歸分析在 Pearson 相關分析獲得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期望、學習投入及國家認同各子維度變量間呈正相關的基礎上，採用分層迴歸分析探求澳門大學生的個人背景、國情教育的期望和學習投入對國家認同及其子維度變量的影響關係。首先，以國家認同的總均分為因變量，以澳門大學生的個人背景、國情教育的期望和學習投入各子維度分別作為引數，形成 6 個模型，進行分層迴歸分析。在第 1 層，納入學生性別（賦值：男 =1，女 =2）、教育程度（學士 =1，碩士 =2，博士 =3）以及生源地（澳門=1，內地 =2，香港 =3，台灣 =4），第 2 層納入內地教育經歷，第 3 層納入教育期望，第 4層納入校園環境支持，第 5 層納入社會性人際互動，第 6 層納入個人努力品質。隨後，分別以國家認同的三個子維度（個體價值、互依信念、內隱行為）為因變量進行分層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學生性別、教育程度和生源地等一般人口學變量後，內地教育經歷、國情教育期望、校園環境支持、社會性人際互動和個人努力品質均對國家認同及其子維度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表 6、7）。具體而言，具有內地教育經歷可對國家認同產生 2.7%的解釋力度，學生國情教育期望對於國家認同的解釋力度最大，達到了 47.0%，國情教育學習投入中的校園環境支持、社會性人際互動和個人努力品質分別可以解釋國家認同 8.4%、7.7% 和 7.8% 的變異。進一步研究國家認同的子維度發現，在國家認同的個體價值維度，內註：所有變量均呈現相關關係， ** P<0.01。圖片來源：作者自製。表 5　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期望、學習投入與國家認同的相關性（r 值）社會性人際互動個人努力品質個體價值互依信念內隱行為學習投入國家認同教育期望變量 教育期望 個體價值 互依信念 內隱行為 學習投入 國家認同校園環境支持 社會性人際互動 個人努力品質校園環境支持10.650** 10.700** 0.737** 10.726** 0.708** 10.900**0.670** 0.646** 0.708** 0.777** 10.660** 0.644** 0.742** 0.819** 0.878** 10.689** 0.673** 0.766** 0.828** 0.817** 0.917** 10.752** 0.840** 0.941** 0.973** 0.783** 0.815** 0.833** 10.700** 0.681** 0.772** 0.845** 0.926** 0.982** 0.957** 0.847** 1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83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及其影響因素探究——基於整體變化評定模型的實證分析地教育經歷、國情教育期望、校園環境支持、社會性人際互動和個人努力品質分別對個體價值的變異產生 3%、42.7%、7.2%、5.0% 以及 6.0% 的解釋力，除了教育期望以外，校園環境支持對於學生國家個體價值的影響最大；在國家認同的互依信念子維度，內地教育經歷、國情教育期望、校園環境支持、社會性人際互動和個人努力品質分別對互依信念的變異產生 2.5%、41.8%、7.6%、8.0% 以及 8.5% 的解釋力，除了教育期望之外，社會性人際互動和個人努力品質分別對學生互依信念的影響較大；在國家認同的內隱行為子維度，內地教育經歷、國情教育期望、校園環境支持、社會性人際互動和個人努力品質分別對內隱行為的變異產生 2.2%、45.9%、8.4%、7.8% 以及 6.6% 的解釋力，除了教育期望，校園環境支持和社會性人際互動對學生內隱行為的影響較大。表 6　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影響因素的分層線性迴歸分析結果（n=390）模型12345引數國家認同因變量個體價值 互依信念 內隱行為常量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常量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內地教育經歷常量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內地教育經歷教育期望常量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內地教育經歷教育期望校園環境支持常量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3.272***0.088-0.0080.0523.463***0.078-0.012-0.2270.431**0.761***-0.013-0.019-0.1310.265**0.794***0.245-0.002-0.025-0.0980.201*0.509***0.411***0.1130.036-0.001-0.0893.169***0.1210.052-0.0043.378***0.1110.048-0.311*0.473**0.676**0.020.041-0.215*0.307**0.794***0.1740.030.035-0.182*0.245*0.517***0.400***0.0630.0630.055-0.175*3.273***0.098-0.0250.053.467***0.088-0.029-0.2330.438**0.757**-0.003-0.035-0.1370.271*0.796***0.2340.008-0.042-0.1030.207*0.508***0.417***0.0910.049-0.016-0.0933.348***0.05-0.0330.0963.522***0.041-0.036-0.1570.391**0.830***-0.049-0.043-0.0620.226*0.791***0.311-0.038-0.049-0.0280.1620.505***0.413***0.1770.001-0.025-0.019

84註：* P<0.05，** P<0.01，*** P<0.001。表格來源：作者自製。表 7　分層線性迴歸分析模型的匯總結果612345內地教育經歷教育期望校園環境支持社會性人際互動常量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內地教育經歷教育期望校園環境支持社會性人際互動個人努力品質0.170*0.305***0.174***0.471***0.0590.0350-0.0510.1190.169**0.141***-0.0430.709***0.004-0.0040.4730.0040.0310.0213.040*0.0270.5010.49477.055***0.470.5850.57990.045***0.0840.6630.656107.196***0.0770.005-0.0020.6910.0050.0350.0253.475**0.030.4620.45565.912***0.4270.5340.52773.230***0.0720.5840.57676.633***0.050.004-0.0040.5040.0040.0280.0182.818*0.0250.4460.43961.829***0.4180.5220.51569.818***0.0760.6030.59682.841***0.080.005-0.0030.5920.0050.0260.0162.610*0.0220.4860.47972.515***0.4590.5690.56384.409***0.0840.6480.641100.318***0.0780.219*0.346***0.200**0.396***0.0140.0610.056-0.140.172*0.221***0.170**-0.0760.651***0.1730.287***0.159**0.510***0.0310.048-0.015-0.0520.1170.136*0.123*-0.0590.786***0.130.298***0.172**0.477***0.128-0.001-0.0240.0160.0830.173***0.142**0.0020.655***模型 統計量 國家認同 個體價值 互依信念 內隱行為R ²R ²調整 R ²F 值R ²R ²調整 R ²F 值R ²R ²調整 R ²F 值R ²R ²調整 R ²F 值R ²R ²調整 R ²F 值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85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及其影響因素探究——基於整體變化評定模型的實證分析註：* P<0.05，** P<0.01，*** P<0.001。表格來源：作者自製。（一）研究結論根據本次抽樣樣本資料而言，可以得出澳門地區大學生國情教育狀況的相關結論。其一，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總體水平高於理論均值，學生在國情教育的期望、學習投入與國家認同等方面的水平較為平均。這一結論進一步印證了以往研究的結果，澳門青年一代的國家認同和家國情懷現狀均處於較高水平，這一點得益於澳門特區政府在回歸後二十年在國情教育中作出的持續投入與整體規劃。學生在國情教育期望和國家認同內隱行為等維度的較高水平體現出澳門大學生對於參與國家治理，投身國家建設的熱情較以往大幅提升。其二，具有內地教育經歷的學生其國情教育水平顯著高於未有內地教育經歷的學生，而國情教育水平在學生的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等人口學變量上未呈現顯著群體差異。研究表明，學生的性別、教育程度、生源地均不能導致學生國情教育水平有顯著差別，而是否具有內地教育經歷是影響學生國情教育品質的重要尺規。以往研究大力提倡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以多種形式支持和鼓勵澳門青年回內地學習和交流，①本實證研究資料再次驗證，促進澳門青年與內地的學習交流是提升澳門青年國情認識的有效經驗，是根植愛國主義教育的關鍵路徑。其三，澳門大學生國情教育的期望、學習投入及國家認同間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內地教育經歷、國情教育期望、校園環境支持、社會性人際互動和個人努力品質都是國家認同的影響因素，且學生的國情教育期望是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本研究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印證了澳門開展國情教育的成功經驗：加強澳門青年大學生的國情認識和國家認同，必須從促進兩地教育交流、提升學生國情教育期望、加大學校國情教育投入、增強國情區情議題的人際互動以及激發個人學習的努力品質等幾方面多管齊下，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扶持和培養澳門愛國愛澳的青年力量，為國家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建設目標打造生力軍。五、研究結論與建議①鄒平學：《強化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為澳門青年發展提供強勁動力和廣闊空間》，《青年發展論壇》（南昌）2019 年第 6 期，第 9—13 頁。R ²R ²調整 R ²F 值60.7410.735136.198***0.0780.6440.63786.163***0.060.6880.681104.937***0.0850.7140.708118.642***0.066

86（二）研究建議研究發現，具有內地教育經歷在國情教育中的差異作用顯著，因此，特區政府和教育當局應大力加強澳門地區大學生與內地的交流合作，使澳門學生更多地瞭解內地情況，以促進學生家國情懷的培養。據 2019 年內地高校港澳學生調查，大部分學生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規劃、產業信息、就業政策瞭解不多，但是大多數願意留在內地參與創業就業的學生表示，這與他們在內地的教育經歷有着重要關係。①通過在內地接受教育，學生可以熟悉內地的人文環境，更多藉助兩地資源，聚集一定的社會關係，更加瞭解內地政策法規。這些信息的獲取對於澳門青年後續在內地參與就業與發展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影響因素的分析中發現，學生的國情教育期望是國家認同的關鍵影響因素，澳門教育當局應積極提升澳門地區大學生參與國家建設的能動性，使學生積極主動地融入國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大局。儘管澳門特區政府長久以來一直重視青少年愛國愛澳的宣傳教育，但應該看到激發大學生融入國家發展的內生動力才是策略之本。這就要求政府不僅在思想和情感上鞏固青年愛國愛澳的熱忱，而且在機制上打造愛國愛澳青年人才的發展通道。當前國家已經提供了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建設發展的良好契機，中央和特區政府應創造各種條件，融通澳門青年在灣區學習、工作、創業過程中的各種屏障，並提供優勢政策促使澳門青年參與國家的灣區建設。此外，研究發現，校園環境支持也是大學生國情教育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澳門教育當局應重視學校對於國情教育的主陣地作用，繼續強化愛國愛澳的校園文化氛圍，助力培養澳門大學生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國家認同感。目前，澳門特區政府已在國情教育方面實施了大量投入，如將愛國愛澳原則作為教育目標納入教育法規，組織編寫國情教育教科書，並將《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列入高等教育階段通識課程必修科目。②未來，教育當局可以在開拓國情教育的多種方式上不斷創新，讓國情教育從規範的學科課程演變為潛移默化的潛在課程和生動且富有內涵的活動課程，使得學生在學校學習和生活的實踐中習得愛國主義意識和情感。[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文峰、趙健、陳仁鴻等：《內地高校港澳學生的創業就業教育現狀調查 基於廣州 J 大學的調查》，《港澳研究》（北京）2019 年第 3 期，第 45—49 頁。②駱偉建：《國家認同，愛國愛澳》，《中國人大》（北京）2019 年第 24 期，第 34—35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87我們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中小學需要的寫作教師了嗎？向天屏本研究通過文獻分析法，檢視五篇兩岸四地（北京、上海、香港、澳門與台北）中小學寫作教學調查研究論文（包含識字與寫字教學）與八所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立大學、台北教育大學）的十個中、小學語文師資培育課程。研究發現：多數兩岸四地低小與初中教師認為自己並未接受足夠的寫字、寫作教學培訓；兩岸四地一至九年級語文教師平均每三至四周才會上一次作文課，因此教師運用各種寫作教學策略的時間與機會並不多；多數教師根據教科書內容進度發展寫作課程；十個師資培育課程中，真正專注於發展職前教師寫作知能與寫作教學知能的科目與學分數有限，且有半數課程沒有一般寫作練習必修或必選課。本研究亦對高等教育師資培育的發展與後續研究提供建議。高等教育　職前師資培訓　中文寫作教學　教學實踐　教科書[ 摘 要 ][ 關鍵詞 ]《左傳》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古人認為學習與為人處事的最高境界之一是能將真知灼見以語言文字表達出來，甚至著書立說、傳於後世。①而西方世界更遠自古希臘時代開始，即將寫作（writing）與閱讀（reading）、數學（arithmetic）並列為小學讀寫教學的核心範疇。②當兒童通過書寫將口語轉化為書面語時，不但鞏固了發音、寫字、運用詞彙、組句及閱讀的能力，還發展了探究能力、推理能力與數學能力，進而達成與人溝通與分享的目的，③顯示文本產出能力與中小學生當下的生活、各學科的學習與日後發展關係密切。④一、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作者簡介：向天屏，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兼教育學學士學位課程統籌人（小學教育）、哲學博士。①劉根勤﹕《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2019 年 4 月 24 日，中國教育新聞網，http://www.jyb.cn/rmtzgjyb/201904/t20190424_228251.html。② J. E. Jiménez, Early Grade Writing Assessment: A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UNESCO, 2018,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6277. ③ M. W. Colonnese, C. M. Amspaugh, S. LeMay, K. Evans, K. Field, “Writing in the Disciplines: How Math Fits into the Equation,” The Reading Teacher, Vol. 72, Issue 3 (2018), pp. 379-387, https://doi-org.libezproxy.um.edu.mo/10.1002/trtr.1733; C. Gabas, C. Wood, S. Q. Cabell, “Write This Way: Examining Teachers’ Supportive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Children’s Early Writing in Preschool,” Reading & Writing, (2021),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21-10182-1.④ A. Gillespie Rouse, S. A. Kiuhara, Y. Kara, “Writing-to-Learn in Elementary Classrooms: A National Survey of U.S. Teachers,”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34 (2021), pp. 2381-2415,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21-10148-3; S. Graham, S. A. Kiuhara, M. MacKay, “The Effects of Writing on Learning in Science, Social Studies, and Mathematics:

88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教育界、學術界對寫作教學的重視遠不及閱讀與數學教育。①綜觀十年內美洲、歐洲與亞洲的寫作教學研究，各地的中小學生不是未接受足夠的寫作教學，就是寫作表現不如預期。② 背後的原因很複雜。可能是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教與學。例如荷蘭原定該有 85% 的八歲兒童應達到初級的寫作水平，2020 年卻只有 75% 的八歲學童達標。③澳門在 2020 年“停課不停學”期間，72% 的一至三年級教師表示其每三至四周才進行一次識字教學活動；儘管當時有 85% 的澳門老師佈置抄寫生字的作業，卻只有 69% 的澳門教師安排供詞造句的作業。④顯然，疫情拖緩了全球語文課程的進展，降低了教學質量，對學生的書寫能力造成深遠的影響。可能是教育政策無意間限制了寫作教學時數。例如荷蘭政府要求學校每月教授寫作兩次、⑤台灣地區政府規定國中小學生每學期要完成 4 至 6 篇作文、⑥內地要求學生每學年至少寫 16 篇作文。⑦ 這些政策原本可能是為了保障寫作教學時數，但也可能限制了寫作課程的發展。可能是學生的寫作信念影響其寫作表現。⑧例如中小學生的寫作自我效能信念越高，其寫作得分越高，⑨而寫作動機低的上海四年級學生投入相對較少的時間寫作。⑩A Meta-analysi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90, Issue 2 (2020), pp. 179-226; A. B. Ray, S. Graham, J. D. Houston, K. R. Harris, “Teachers Use of Writing to Support Students’ Learning in Middle School: A National Surve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29, Issue 5 (2016), pp. 1039-1068,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15-9602-z.① J. E. Jiménez, Early Grade Writing Assessment: A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UNESCO, 2018,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6277.② C. A. Barrett, A. J. Truckenmiller, T. L. Eckert, “Performance Feedback During Writing Instruction: A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School Psychology, Vol. 35, Issue 3 (2020), pp. 193-200, https://doi.org/10.1037/spq0000356; Dutch Inspectorate of Education, The State of Educ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2021, 2021, https://english.onderwijsinspectie.nl/documents/annual-reports/2021/04/30/the-state-of-education-in-the-netherlands-2021; T. P. Hsiang, S. Graham, Y.-M. Yang, “Teachers’ Practices and Beliefs about Teaching Writing: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Grades 1 to 3 teachers,”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33, Issue 10 (2020), pp. 2511-2548,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20-10050-4.③ Dutch Inspectorate of Education, The State of Educ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2021, (2021), https://english.onderwijsinspectie.nl/documents/annual-reports/2021/04/30/the-state-of-education-in-the-netherlands-2021.④ T. P. Hsiang, S. Graham, Z. Wang, C. Wang,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Students in Grades 1 to 3 through Emergency Remote Instruc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2021,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⑤ S. Rietdijk, D. van Weijen, T. Jassen, H. van den Bergh, G. Rijlaarsdam, “Teaching Writing in Primary Education: Classroom Practice, Time, Teachers’ Beliefs and Skill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 110, Issue 5 (2018), pp. 640-663.⑥杜正勝﹕《2005—2008 教育施政主軸》，台灣教育部，2004 年；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 108—111 年度國民小學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四年計劃（新北教國字第 1081129842 號）》，2019 年，https://www.tctes.ntpc.edu.tw/modules/tadnews/pda.php?op=news&nsn=771。⑦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 年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12 年。⑧ J. Sanders-Reio, P. A. Alexander, T. G. Reio, I. Newman, “Do students’ Beliefs about Writing Relate to Their Writing Self-efficacy, Apprehension, and Performance?,”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Vol. 33 (2014), pp. 1-11, https://doi.org/10.1016/j.learninstruc.2014.02.001.⑨ S. Graham, S. G. Daley, A. A. Aitken, K. Harris, K. H. Robinson, “Do Writing Motivational Beliefs Predic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riting Performanc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Vol. 41, Issue 4 (2018), pp. 642-656, https://doi.org/10.1111/1467-9817.12245.⑩ C. Ng, S. Graham, X. Liu, K. L. Lau, K. Y. Ta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Writing Motives, Writing Self-efficacy and Time on Writing among Chinese Students: Path Models and Cluster Analyses,” Reading and Writing, 2021,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21-10190-1.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89我們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中小學需要的寫作教師了嗎？儘管上述因素可能影響中小學寫作教學的成效，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教師寫作教學培訓與課堂寫作教學的深度、廣度有密切的關聯。Graham 等人發現“寫作教學培訓”、“寫作教學效能”與“運用數據進行教學”等三個變量，能預測挪威低小教師寫作教學實踐的質量。①王萬清的研究指出，兼顧理論與實務的自我調整取向寫作教學培訓能幫助台灣小學教師改善寫作教學知識、寫作教學效能與寫作教學實踐。② Barrett 等人的研究指出，教師培訓能幫助美國中小學教師改善教學品質（能針對學生的寫作表現提供回饋），進而提升中小學學生的寫作表現。③ Ray 及其同事發起的問卷調查研究結果更顯示，美國英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中學教師所接受有關“指導學生運用寫作支持其學習（例如列出大綱、邊閱讀邊寫筆記、邊聆聽邊寫筆記、寫讀書心得報告、運用時間線與製作投影片等）”培訓的多寡，與其課堂是否運用相關寫作技巧指引學生學習有密切關聯。④ 由於教師是寫作課程的設計者與寫作教學的實踐者，教師的知識與能力影響寫作課程的發展、教材的選用、教學轉化與師生互動。⑤倘若寫作教師沒有接受適當的職前培訓，其寫作教學品質堪憂！高等教育的師資培育機構負責中小學教師的職前培訓，承擔國民教育的重責大任，有必要瞭解目前中小學教師是否自覺已接受足夠的寫作教學培訓，以及其究竟如何教寫作，從而以此作為改進師資培育課程的依據。為了瞭解兩岸四地高等教育是否為中小學寫作教師提供完善的職前培訓，本研究將通過文件分析法，先檢視近年來兩岸四地中小學語文教師在嚴謹的問卷調查研究中對職前寫作教學培訓與其當下寫作教學實踐的具體回應，再檢視兩岸四地高等教育語文師資培育課程中的寫作教學培訓科目，以探究高等教育師資培育內容與中小學寫作教學實踐的關聯。本文亦將針對兩岸四地高等教育語文師資培育課程的發展提供建議。本研究的具體待答問題如下：（1）在兩岸四地中小學寫作教學問卷調查研究報告中，中小學語文教師是否感知自己在本科（或專科）“師範專業文憑課程”（或“師資培育課程”）中已接受足夠的職前寫作教學培訓？① S. Graham, G. B. Skar, D. Y. Falk, “Teaching Writing in the Primary Grades in Norway: A National Survey,”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34 (2021), pp. 529-563,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20-10080-y.②王萬清﹕《寫作教學師資培育及思考模式研究》，《台南師院學報》（台南）1999 年總第 32 卷第 6 期，第91—134 頁。③ C. A. Barrett, A. J. Truckenmiller, T. L. Eckert, “Performance Feedback During Writing Instruction: A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School Psychology, Vol. 35, Issue 3 (2020), pp. 193-200, https://doi.org/10.1037/spq0000356.④ A. B. Ray, S. Graham, J. D. Houston, K. R. Harris, “Teachers Use of Writing to Support Students’ Learning in Middle School: A National Surve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29, Issue 5 (2016), pp. 1039-1068,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15-9602-z.⑤ S. F. Shawer, “Classroom-leve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FL Teachers as Curriculum-developers, Curriculum-makers and Curriculum-transmitter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Vol. 26, Issue 2 (2010), pp. 173-184,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09.03.015; L. S. Shulman,. “Knowledge and Teaching: Foundations of the New Reform,”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 57, Issue 1 (1987), pp. 1-23; L. S. Shulman, “Ways of Seeing, Ways of Knowing, Ways of Teaching, Ways of Learning about Teaching,”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Vol. 23, Issue 5 (1991), pp. 393-396.

90（2）在兩岸四地中小學寫作教學問卷調查研究報告中，中小學語文教師如何表述自己當下的寫作教學實踐？（3）目前兩岸四地高等教育中的中小學語文師資培育課程（本科）如何提供寫作教學培訓？① T. P. Hsiang, S. Graham, Y.-M. Yang, “Teachers’ Practices and Beliefs about Teaching Writing: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Grades 1 to 3 teachers,”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33, Issue 10 (2020), pp. 2511-2548,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20-10050-4.② S. Graham, T. P. Hsiang, A. Ray, G. Zheng, M. Hebert, “Predicting Efficacy to Teach Writing: The Role of Attitudes, Perceptions of Students’ Progress, and Epistemological Beliefs,”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in press.③ T. P. Hsiang, S. Graham, “Teaching Writing in Grades 4 to 6 in Urban Schools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29, Issue 5 (2016), pp. 869-902,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15-9597-5.④ T. P. Hsiang, S. Graham, P. M. Wong, “Teaching Writing in Grades 7-9 in Urban Schools in Chinese Societies in Asia,”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3, Issue 4 (2018), pp. 473-507, https://doi.org/10.1002/rrq.213.⑤ T. P. Hsiang, S. Graham, Z. Wang, C. Wang,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Students in Grades 1 to 3 through Emergency Remote Instruc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2021,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⑥學分數需洽詢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辦公室。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法（documentary research），分析兩類資料：（一）兩岸四地寫作教學問卷調查研究報告為回答研究問題一與問題二，研究者挑選五篇論文作為分析的對象，包含四篇寫作教學研究論文（依參與研究教師的任教年級排序）與一篇識字（包含寫字）教學研究論文。分別為：台灣小學一到三年級寫作教學研究；①上海市、台灣地區、美國小學一到三年級寫作教學研究；②北京市、澳門、台北市小學四到六年級寫作教學研究；③上海市、香港、澳門與台北市七到九年級寫作教學研究，④以及停課不停學期間澳門小學一至三年級識字教學研究。⑤挑選這五篇論文的原因是：1）檢索十年內發表在 SSCI、CSSCI 或 TSSCI 的期刊論文，只有這四篇論文為探究兩岸四地中小學寫作教學現況的實證研究；2）寫字（handwriting）是寫作（writing）的基礎，故本研究將識字寫字教學研究納入分析的範疇；3）這五篇論文的研究方法嚴謹，均通過研究倫理審查、遵循研究倫理、採用隨機抽樣程序寄發紙本問卷、樣本具代表性（兩岸四地的樣本誤差均介於 ± 3.5%，採用 95% 的信賴區間），並採用兩組編碼員輸入數據以核實數據的正確性；4）這五篇論文的學術品質獲得認可，其中四篇論文發表在高影響因子的 SSCI 期刊，一篇論文正在 SSCI 期刊審稿中；5）研究參與者涵蓋一至九年級教師；6）兩岸四地不同城市的教師在相同時間參與同一研究，使資料更具可比性。（二）兩岸四地高等教育語文師資培育課程科目表為回答研究問題三，研究者挑選位於澳門（澳門大學教育學院，2019a，2019b）、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⑥，2021）、台北市（台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2021；台北教二、研究方法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91我們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中小學需要的寫作教師了嗎？育大學教育學系，2021；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19a，2019b；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2018）、上海市（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2015、上海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師範課程①與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師範課程②）、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師範課程③）的八所高等教育機構，蒐集並分析其最新的師資培育課程課表。研究者挑選這八所大學的最新師資培育課程進行分析，原因有三。其一，研究者雖然無法確知前述五個問卷調查研究中的參與研究教師是在何年、何地修畢師資培育課程（師範課程），但這八所大學位於上述論文的施測所在地，參與研究教師曾在這八所大學中接受職前師資培育的機會高。其二，這八所位於一線城市的大學，擁有優秀的師資與豐富的資源，其課程架構（視野）具有指標性（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為內地“985 院校”；台灣師範大學為台灣“頂尖大學”；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中文大學排名全球第 49 名，澳門大學排名 201—250 名）。其三，分析最新的課程架構與科目安排，有助學界思考未來師資培育課程該如何調整，方能滿足中小學寫作教學的需要。表 1 呈現十個中小學師資培育（師範）課程（包含四個專門培育小學教師的課程）要求的修業總學分數，以及各課程中與“寫作相關語文知能”（包含文字學、國音學、普通話、現代漢語語法、構詞、修辭學等與識字、寫字、遣詞、造句相關的知識積累科目）、“寫作技巧練習”（包含寫字、閱讀與習作、寫作、教師專業寫作、論文與研究報告等要求學生實際寫作的科目）、“寫作教學方法”（包含漢字教學、寫作教學法、語文教學法、語文課程發展與教材選擇、語文專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等有關寫作課程發展與寫作教學設計的科目）和“寫作教學實踐”（包含教師技能訓練與考核、語文教學見習、研習、實習及與小學各科實習）有關的必修、必選與自由選修課程。①上海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辦公室。②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辦公室。③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辦公室。表 1　兩岸四地高等教育語文師資培育課程中的寫作教學相關科目與學分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3)教學實習 *(6) ( 一年 )教育專題 ( 含論文寫作 ) 1 (1)教育專題 ( 含論文寫作 ) 2 (1) 教學媒體與運用 (2)國音及說話 (2)語文教材教法 (2)語文教材教法實習 (1)教育實習 * (4)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 (4)教育議題專題 (2)寫作 (2)寫字及書法 (2)兒童寫作課程設計 (2)報告撰寫與發表 (2)教材研發與製作 (2)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2)數位學習課程設計 (2)數位教學媒體應用 (2)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可選修科目中文閱讀與寫作指導 (3)小學中文課程與教材 (3)小學中文教學 (3)兒童文學的欣賞與教學 ( 包含閱讀與寫作指導及創作 ) (3)資訊科技：思考與學習 (3)必修學分必修學分合計學分入學年度課程[ 總學分數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小學教育課程 1[126]台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 1[128]201920219 9 1819 0 19/

92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1* (2)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2* (2)國語教材教法 (2)國音及說話 (2)國語文教學研究 (2)教學畢業專題 1、2 (各2)學習策略與方法 (2)童書教學活動設計 (2)服務創新與科技應用 (3)課程與科技 (2)數位學習導論與實務 (2)學習科技與教學 (2)數位學習 (2)教學媒體與運用 (2)多媒體設計 (2)台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1[138]2021 6 0 6寫字 (2)、漢字文化 (2)現代漢語 (3)、寫作 (2)小學語文課程標準與教材研究 (3)小學語文教學設計 (2)教育見習 (2)、教育研習 (1)教育實習 (6)教師技能實訓與考核 (3)畢業論文 (6)現代漢語通論 1 (3)現代漢語通論 2 (2)學年論文 (2)畢業論文 (5)教育見習 1、2 (各0.5)教育實習 (6)語文學科教學論 (2)語文教學設計 (2)教學技能訓練 (2)信息化教學設計與實踐 (1)文字學導論 (3)詩選與習作 (3)文學創作及鑑賞 (3)基礎普通話 (2)進階普通話 (2)語言、思維與寫作 (2)中文教學法 1、2 (各3)中文教學法 (3)語文教材編選與課程設計 (2)以普通話教中文的課程與設計(3)中國語文教學研究 (3)中國語文教學研究報告 (3)教學實習 1、2 (各5)書法鑑賞與教育 (2)漢字學概論 (2)漢字與文化 (2)語音學導論 (2)語言學與語文教學 (2)古代詩詞與語文教學 (2)外國文學與語文教學 (2)當代文學與語文教學 (2)文本處理技術與漢語研究 (2)中文研究的數據統計分析實務 (2)修辭學 (3)現代漢語語法 (3)漢語構詞法 (3)語文教學基礎理論的研究 (2)中文教學心理學 (2)中國語文教育當前議題 (2)中國語文教育專題研究 (2)學校中的電子學習 (2)現代漢語 1、2 (各3)基礎寫作 1、2 (各2) 中學語文教學設計 (3)教育見習 (2)普通話（0/ 考證）資料蒐集與論文寫作 (2)兒童文學與小學語文教育 (2)小學語言教學概論 (2)教師專業寫作 (2)現代教育技術 (1)上海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 + 師範 1,2[160]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 + 師範 1,3[152]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文學士 ( 中國語文研究 )及教育學士( 中國語文教育 ) 同期結業雙學位課程 1,3[156/ 五年 ]201420212021264500264515 0 15///上海師範大學小學教育（文科）1[167]2015 32 7 39 //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93我們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中小學需要的寫作教師了嗎？註： 1 小學師資培育課程；2 初中師資培育課程；3 中學（初中與高中）師資培育課程。+ 表示合併教育學院（師範）與中文系（或漢語言文學）課程的選課要求。 * 學生可能投入非語文科目的教學實習。1、2 或 I & II 代表該科目分兩個課程上課。(2) 代表該課程佔 2 學分。表格來源：作者自製。漢字學 (2)現代漢語 1、2 (各2)多媒體基礎與網頁設計 (2)現代教育技術基礎 (2)語文教育學 (2)語文課程改革 (2)語文教材專題 (2)語文教學專題 (2)語文評價專題 (2)教學技能實訓 (1)教育見習 (1)教育實習 (10)畢業論文 (4)現代語文與教育 ( 語法與修辭 ) (3)古今漢字的教與學 (3)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3)學科教學法 I & II (各3)教學實踐 (6)教育實習 (4)（半年）教學媒體與運用 (2)國語語音學 (2)修辭學 (2)現代中文寫作與教學 (3)寫作教學與中華文化 (3)教材編選與評鑑 (2)文字學 1、2 (各2)國文文法 1、2 (各2)散文選及習作 1、2 (各2)詩選及習作 1、2 (各2)應用文及習作 (2)編輯與採訪 (3)論文寫作指導 (2)作文教學指導 (2)國文教科書編撰 (2)資訊科技與教育 (2)《說文解字》研究 (2)資訊時代漢字研究 (2)現代漢語語音學 (2)現代漢語詞彙學 (2)現代漢語語法學 (2)現代漢語修辭學 (2)漢語語義學 (2)語法及語法學專題研究 (2)語音學入門 (2)漢字與書法美學 (2)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 + 師範 3[144]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中學教育課程 -中文教育 3[120]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國文學系 3[128]總學分數2018201920182019362110000362110235///研究者之所以挑選並計算這四大類科目（寫作相關語文知能、寫作技巧練習、寫作教學方法、寫作教學實踐）的必修與必選科目，是因為寫作教師必須發展寫作課程、選擇或自編教材，循序漸進地指導學生經歷審題、立意、選材（包含運用工具書或線上資源蒐集資料與激發靈感）、組織、起草與修改的歷程，運用各種修辭手法與表達技巧寫出文從字順、語意明確、前後連貫、主旨明確的文本，以達成與人溝通的寫作目的。教師本人必須具備與“寫作”、“寫作教學”、“寫作課程發展”與“寫作教材選用”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寫作教師不能只具有“讀者（閱讀）”經驗，寫作教師必須有“作者（創作）”經驗，

94要能和學生解釋並分享讀寫結合的過程與寫作的歷程性技能。① 由於“運用數據進行教學”能預測寫作教學的質量，②本研究將運用資訊科技（教學媒體）教學的必修或必選科目納入分析與計算的範疇（“計算機”科目不列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相關科目）。（三）研究限制黃國彥曾提到，採用文件分析法進行研究總會遇到資料不易蒐集與資料不易整理的困難。③面對這兩個挑戰，研究者均謹慎處理。首先，本研究並未分析五個城市內所有的師資培育課程。因為香港與中國內地大學的課程訊息公開程度不如澳門與台灣地區，如果研究者不能從線上直接獲取課程訊息，就只能通過電郵詢問學院辦公室或相關學者以獲得有限的課程訊息。如對方沒有回應，該課程就無法分析。其次，也有已蒐集到資料但難以和其他課程作對比分析的師資培育課程。舉例而言，本研究原計劃分析香港大學學士和語言教育學雙學位課程（BA & Bed [LangEd]；五年制；畢業需完成 300 學分；畢業生可教中、小學中文科或英文科），④但因此課程架構鼓勵學生自由選修（即便是必修與必選課程也提供學生多種選擇），難以計數必修與必選科目的學分數，故不納入本研究的分析範疇。最後，研究者深知課程表上所列的選修科目不等於一定會開課（與人力資源的安排有關）；即使某選修科目如期開課，也不代表學生一定會選修此科目，或在職教師曾選修此科目。因此研究者與讀者在詮釋此研究發現時，都必須謹慎。①董蓓菲﹕《寫作學習心理學》，董蓓菲編著﹕《語文學習心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173—192 頁；V. W. Berninger, R. D. Abbott, D. Whitaker, L. Sylvester, S. B. Nolen, “Integrating Low- and High-level Skills in Instructional Protocols for Writing Disabilities,” Learning Disability Quarterly, Vol. 18, Issue 4 (1995), pp. 293-309, https://doi.org/10.2307/1511235.② S. Graham, G. B. Skar, D. Y. Falk, “Teaching Writing in the Primary Grades in Norway: A National Survey,”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34 (2021), pp. 529-563,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20-10080-y. ③黃國彥﹕“文件分析法”，2000 年 12 月，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03274/。 ④請洽詢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辦公室。⑤ S. Graham, T. P. Hsiang, A. Ray, G. Zheng, M. Hebert, “Predicting Efficacy to Teach Writing: The Role of Attitudes, Perceptions of Students’ Progress, and Epistemological Beliefs,”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in press. T. P. Hsiang, S. Graham, Y.-M. Yang, “Teachers’ Practices and Beliefs about Teaching Writing: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Grades 1 to 3 teachers,”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33, Issue 10 (2020), pp. 2511-2548,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20-10050-4.（一）中小學教師是否感知已接受足夠的職前寫作教學培訓？（1）小學教師的回應Hsiang 與 Graham 的研究團隊在上海（N = 429）、台灣地區（N = 782）與美國（N = 214）同步調查小學一至三年級語文教師對職前寫作教學培訓的看法（N 均為有效樣本數）。⑤採用三、研究發現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95我們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中小學需要的寫作教師了嗎？四點量表（0 代表沒有接受培訓，1 代表接受少量的培訓，2 代表接受足夠的培訓，3 代表接受廣泛與全面的培訓）。結果發現，平均而言，相較於美國教師認為自己已接受足夠的寫作教學職前培訓（M = 2.31; SD = 0.80），上海（M = 1.39; SD = 0.68）與台灣地區（M = 2.31; SD = 0.80）的低小教師認為自己並未接受足夠的寫作教學職前培訓。Hsiang 及其團隊調查澳門小學一至三年級語文教師在 2020 年澳門停課不停學期間（二月五日到五月底）如何進行識字教學。① 307 位澳門低小教師參與此研究。教師任教低小的年資平均為 7.77 年（SD = 7.33）。整體而言，66% 的澳門低小教師認為其只接受少量的識字教學職前培訓（或是沒有接受任何識字教學職前培訓）。Hsiang 與 Graham 在北京（N = 424）、澳門（N = 181）與台北市（N = 252）同步調查小學四至六年級語文教師對“小學師範專業文憑課程”（或“小學師資培育課程）寫作教學培訓的看法（N 均為有效樣本數）。②上述 857 位高小教師中，有 61.4% 的教師具有學士學位。參與研究的教師平均教學年資為 15.8 年（0.5 至 48 年 ; SD = 8.2）。台北市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或正在修讀碩士學位）的教師比例（54.4%）顯著高於澳門（11.6%）、北京（3.4%）。90.8% 的教師已完成小學師資培訓課程（擁有小學教師資格證）；台北市完成小學師資培訓課程（或小學師範專業文憑課程）的教師比例（95.4%）顯著高於澳門教師（82.6%）。整體而言，已完成小學師資培育課程的教師中，有 11% 和 55.7% 的老師認為師資培育課程對其寫作教學“非常有幫助”或“有幫助”；然而也有 30.6 % 和 2.6%的教師指出，師資培育課程對其寫作教學“不太有幫助”或“一點幫助也沒有”（三地之間沒有顯著差異）。（2）初中教師的回應Hsiang 及其團隊同步調查上海（N = 453）、香港（N = 340）、澳門（N = 200）、台北市（N = 320）初中一至三年級語文教師如何教寫作，以及其對職前寫作教學培訓的看法（N 均為有效樣本數）。③ 59.4% 的研究參與者具有學士學位，還有 30.6% 的參與者具有碩士以上的學歷（或正在修讀碩士學位）。參與研究教師在中學教學的年資平均為 12.9年（SD = 8.4）。上海與台北市教師皆用普通話教中文；多數的澳門（76.8%）與香港教師（89.3%）用粵語教中文。97.6% 的教師具有中學教師資格。參與此研究的初中教師中，有 83% 的老師在本科（或專科）階段完成師資培訓。其中，多數教師（62%）認為自己在本科（或專科）師資培育課程中只接受“少量的”寫作教學培訓，甚至有教師（13%）表示自己在本科（或專科）師資培訓課程中“沒有接受任何寫作教學培訓”。高達 92% 的教師認為自己本科（或專科）的師資培育課程並沒有明確① T. P. Hsiang, S. Graham, Z. Wang, C. Wang,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Students in Grades 1 to 3 through Emergency Remote Instruc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2021,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② T. P. Hsiang, S. Graham, “Teaching Writing in Grades 4 to 6 in Urban Schools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29, Issue 5 (2016), pp. 869-902,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15-9597-5.③ T. P. Hsiang, S. Graham, P. M. Wong, “Teaching Writing in Grades 7-9 in Urban Schools in Chinese Societies in Asia,”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3, Issue 4 (2018), pp. 473-507, https://doi.org/10.1002/rrq.213.

96指導他們“如何教寫作”；80% 的教師指出自己在本科（或專科）師資培育課程中，沒有修習任何“寫作方法課”。多數教師認為他們在本科（或專科）師資培育階段，沒有接受或只接受少量的有關“如何教”寫應用文（74%）、記敘文（62%）、說明文（77%）和議論文（70%）的師資培訓。即便四地的教師普遍表示自己在本科（或專科）只接受少量的（或沒有接受）寫作教學培訓，統計上而言，台北的初中教師比澳門、香港與上海的初中教師更認為自己接受較少的寫作教學培訓（四點量表，0 代表沒有接受培訓，1 代表接受少量的培訓，2 代表接受足夠的培訓，3代表接受廣泛與全面的培訓；澳門：M = 1.3, SD = 0.7；香港：M = 1.2, SD = 0.4；上海：M = 1.2, SD = 0.6；台北：M = 1.0, SD = 0.7）。（3）小結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多數兩岸四地低小與初中教師認為自己並未接受足夠的寫字、寫作教學培訓。即便初中教師需要指導學生因應高中或大學的升學寫作考試，多數初中教師認為自己的師資培育課程並沒有明確指導他們“如何教寫作”（或是自己在師資培育課程中，沒有修習任何“寫作方法課”）。多數初中教師表示自己沒有接受或只接受少量的有關“如何教”寫應用文、記敘文、說明文和議論文的師資培訓。雖然較高比例的高小教師認為師資培育課程對其寫作教學有幫助，然而也有 33% 的教師指出，師資培育課程對其寫作教學“不太有幫助”或“一點幫助也沒有”。（二）中小學教師的寫作教學實踐（1）小學寫作教學現況Hsiang 與其團隊指出，參與其研究的全台灣一至三年級小學語文教師中，有 60% 的教師最多只會每周開展一次寫作教學活動（包含畫畫寫寫、寫字、寫拼音符號、寫短語、寫句子、寫詩、寫段落或短文等書寫活動）。①多數教師至少每月一次，安排學生寫日記和寫閱讀心得（包含摘要大意、寫最喜愛的情節、寫讀後感等）。多數教師至少每兩個月會安排學生寫一篇記敘文或寫一個故事。多數教師很少安排學生寫詩、寫應用文／說明書或寫意見。儘管許多參與研究的教師自陳會運用不同的寫作教學方法（例如指導寫作手法、指導學生擬定寫作計劃、指導個人或同儕修改作品、安排學生運用圖書館或電腦以幫助寫作等），但多數教師表示，這些方法最多只會每月使用一次。多數教師最常指導學生如何修改文本、如何產出及組織想法，以及寫作技巧（指導如何描寫、修辭格的運用、分段技巧、文章開端與結尾的寫法，至少每周一次）。多數教師較少指導同儕合作、提供課外的寫作指導、向學生分享自己的作品、安排學生與家長討論自己的作品、或與家長討論學生的寫作表現（每兩個月一次或一年數次）。96% 的參與研究教師使用教科書作為寫作教學的材料，49% 的參與研究教師會自編寫作教材，只有 26% 的教師表示其使用校本教材。① T. P. Hsiang, S. Graham, Y.-M. Yang, “Teachers’ Practices and Beliefs about Teaching Writing: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Grades 1 to 3 teachers,”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33, Issue 10 (2020), pp. 2511-2548,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20-10050-4.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97我們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中小學需要的寫作教師了嗎？Hsiang 與 Graham 的研究發現，857 位參與研究的北京、澳門與台北市小學四到六年級教師中，80% 的教師每兩至四周才上一次作文課（平均每次作文課歷時 69 分鐘，標準差為 26.5）。①平均每個學生每周花 43.6 分鐘（SD = 37.5）在校內寫至少一個段落長的文本。三地相比（均達顯著差異），北京教師比澳門、台北教師較常上作文課，但是澳門教師每次上作文課的時間較長（M = 78.5; SD = 14.6）；北京教師平均每周安排較長時間讓學生寫至少一個段落長的文本（M = 50.7; SD = 38.8）；北京教師比澳門、台北教師較常要求學生“抄寫優美詞語及佳句”與“改寫古詩成短文”。整體而言，三地教師的寫作教學偏向成果導向模式，教師較少指導歷程導向寫作策略。例如，超過 60% 的教師每周鼓勵學生查字典與指導學生如何運用修辭格、標點符號數次；超過 60% 的教師每周教導描寫技巧、分段技巧、文章開頭與結尾的寫法、文章結構、語法與寫作計劃策略一次，但超過 60% 的教師卻很少安排寫作前蒐集資料的活動，很少教導修改策略，也很少在課後指導學生寫作的技巧（每月一次）；教師也極少與學生分享自己的作品，或跟家討論其子女寫作的進展（一年數次）。95.9% 的教師使用教科書作為寫作教學的教材。整體而言，40.7% 的教師指出其寫作課程主要跟從教科書的內容與進度；40.1% 的教師表示會參考教科書內容發展校本課程；只有少數教師發展自己的寫作課程（12%）或根據學校要求發展校本課程（7.1%）。三地相比，較多北京教師（61.1%）跟從教科書的內容與進度指導寫作；較多澳門教師（55.2 %）參考教科書內容發展校本課程；較多台北教師（27.8%）設計自己的寫作課程（均達顯著差異）。整體而言，只有 37.5% 的教師指出其過去一學年的寫作教學受到課程綱要的影響；三地相比，較多北京教師（57.8%）表示自己的教學受到課程綱要的影響（達顯著差異）。（2）初中寫作教學現況Hsiang 及其同事發現 1,313 位上海、香港、澳門與台北市初中一至三年級語文教師很少上作文課。②只有 47% 的參與研究教師自陳至少每兩周會上一次作文課。有 48% 的參與研究老師報告每三周甚至每個月才會上一次作文課。整體而言，平均每次作文課的時間是60.5 分鐘（SD = 25.8）。雖然老師自陳使用多種寫作教學方法，但是這些寫作教學方法平均只每月實踐一次。多數教師表示會發展自己的寫作課程，但是會參考教科書、學校規定、課程標準與高中升學考試的要求。（3）小結綜合上述研究，兩岸四地一至九年級語文教師，雖然每周都會指導學生寫作技巧，但平均每三至四周才會上一次作文課（或寫較長的文本），每次寫作課歷時約一小時。於是，即便教師實踐歷程導向寫作教學的策略，實踐的時間與機會也很少。先前的研究也凸顯，多數教師根據教科書內容進度發展寫作課程。① T. P. Hsiang, S. Graham, “Teaching Writing in Grades 4 to 6 in Urban Schools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29, Issue 5 (2016), pp. 869-902,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15-9597-5.② T. P. Hsiang, S. Graham, P. M. Wong, “Teaching Writing in Grades 7-9 in Urban Schools in Chinese Societies in Asia,”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3, Issue 4 (2018), pp. 473-507, https://doi.org/10.1002/rrq.213.

98（三）兩岸四地語文師資培育課程中的寫作教學根據各校師資培育課程中四大類寫作教學知能所佔比例與其內涵（表 2），本研究發現：（1）平均而言，與寫作教學培訓相關的必修與必選修科目所佔學分數，只佔各校課程修業總學分數的 16.25%（最低為 4.35%，最高為 28.85%）（表 1）。（2）整體而言，十個師資培育課程內與寫作教學培訓相關的科目中，寫作教學方法相關科目所佔比例最高（34%），其餘依次為寫作教學實踐科目（32%），寫作技巧練習科目（18%）、寫作相關語文知能科目（16%）（表 2）。（3）雖然在寫作教學培訓的相關科目中，寫作教學方法科目所佔比例較高，但這些科目只是語文教學法相關科目，寫作教學法只是教學重點之一而非教學核心（例如，中文科課程與教材教法涉及聽說讀寫的教學、識字教學法也只着重漢字的教學）。在必修與必選科目中（表 1），沒有一科專注於指導師範生如何教中小學生寫作。此外，有三個課程，未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相關科目（教學媒體與運用、信息化教學設計或運用數據設計課程與教學等）列為必修或必選科目；有六個課程未將課程發展與教材選用相關科目列為必修或必選課程。（4）就教學實踐而言，三個小學師資培育課程的教學實習可能包含但不限於中文科實習（以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為例，小教中文組實習生，也有可能完全沒有實習中文的機會）（參見表 1：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小學教育課程、台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台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其餘七個中小學師資培育課程的教學實習或見習，因為中小學寫作教學次數有限，實習教師投入寫作教學實習的機會可能也有限。（5）就寫作練習而言，十個師資培育課程中，有兩個課程雖有畢業論文寫作課，但是沒有練習中小學寫作文體的寫作課；有三個課程沒有練習寫作技巧的必修或必選科目（其中，還有一個師資培育課程連自由選修課也沒有練習寫作技巧的科目可供學生選修）。值得留意的是，儘管有的課程表中列出不少寫作技巧練習的自由選修科目，但這些科目未必能順利開課；即便順利開課，學生也未必會主動選修相關科目。（6）就寫作相關知能科目而言，有六個課程未將文字學列為必修或必選科目；有六個課程未將語音學或普通話列為必修或必選科目；有五個課程未將漢語語法列為必修或必選科目；只有一個課程將修辭學列為一門必修科目。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99我們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中小學需要的寫作教師了嗎？（一）對兩岸四地高等教育師資培育課程的建議綜觀近年來兩岸四地寫作教學的相關研究後發現，兩岸四地低小與初中語文教師普遍認為自己並未接受足夠的識字、寫字、與寫作教學培訓，這樣的結果無疑為師資培育中文寫作教學的課程規劃敲響警鐘！面對中小學教師的反饋，兩岸四地高等教育的反思與行動，責無旁貸。（1）平衡閱讀與寫作能力的發展通過檢核十個師資培育課程，本研究發現，語文科師資培育課程中真正旨在發展職前教師寫作知能的科目與學分數實在有限。本研究檢視的十個師資培育課程中，有三個課程沒有任何有關練習寫作技巧的必修或必選科目，有兩個課程只有畢業論文撰寫的必修科目，但是沒有練習寫作的必修或必選科目。超過半數的語文師資培訓課程，沒有文字學、四、討論與建議表 2　四大類寫作教學相關知能科目（必修與必選）所佔比例寫作教學相關知能 大類學分數 百分比（%）總學分數寫作教學方法漢字教學（3 學分）中文科課程、教材與教法（50 學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16 學分）教育專題與研究（11 學分）寫作教學方法漢字學（7 學分）國音學／普通話（8 學分）現代漢語（21 學分）修辭學（2 學分）寫作教學方法語文教學技能訓練與考核（6 學分）語文科實習（43 學分）語文教育見習（6 學分）語文教育研習（1 學分）小學各科教學實習（18 學分）寫作教學方法寫字（2 學分）閱讀與習作（9 學分）寫作（8 學分）教師專業寫作（2 學分）論文與研究報告（22 學分）8074 3243 1838 16235 10034註：數據來自表 1，綜合十個中小學師資培育（師範）課程計算（只計算必修與必選科目的學分）。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100語音學、漢語語法、修辭學等必修或必選科目。本研究發現能夠解釋，為何有多數初中教師指出他們在師資培育課程中沒有修習任何“寫作方法課”。①誠然，提升職前教師閱讀理解與賞析的能力很重要，但是語文科師資培育課程或漢語言文學課程中已有大量閱讀經典或文學欣賞的科目，在考量寫作能鞏固甚至發展閱讀能力的前提下，②師資培育機構需要思考如何平衡發展職前教師的讀寫能力。（2）確保兼顧閱讀與寫作教學培訓通過分析兩岸四地寫作教學問卷調查研究報告，本研究發現中小學寫作教學策略實踐的頻率，與作文課的頻率有關。目前中小學大約三至四周才上一次作文課，可能與各地課程綱要建議中小學每學年必寫的作文篇數有關（8 至 16 篇作文，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2；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9），也可能與寫作教學一直淪為閱讀教學的附庸有關。③馮齊林指出，許多語文老師認為語文課就是閱讀課，只要學生能閱讀，就自然會寫作。於是長期以來，寫作教學一直被忽略，連教師手冊都缺乏對寫作教學的系統性指導。“能閱讀就自然會寫作”的觀點，可能也存在於高等教育中，認為只要師範生能賞析文學作品、能完成閱讀教學的任務，就懂得如何寫作與如何指導學生寫作。本研究檢視的十個師資培育課程中，沒有發現任何必修或必選的寫作教學科目。本研究發現能解釋，為何有許多初中教師認為自己的師資培育課程並沒有明確指導他們“如何教寫作”。但是，“語文／中文科教學法”是各師資培育課程中明列必修的學分，中文科教學法本應兼顧聽、說、讀、寫教學法的探究，為甚麼多數教師認為他們在師資培育階段，沒有接受或只接受少量的有關“如何教”寫應用文、記敘文、 說明文和議論文的培訓呢？④可能的解釋是，在有限的學分數與教學時數內，“語文／中文科教學法”授課教師難以兼顧寫作教學法的探究。馮齊林指出，若老師沒有寫作功底，沒有寫作習慣，很難成為優秀的寫作教師。⑤寫作教學實證研究也指出，⑥當教師的寫作自我效能感越高，越喜歡寫作，其運用的寫作教學策略也越多。實際上，由教師向學生示範寫作歷程、分享自己的作品，原本就是中外多① T. P. Hsiang, S. Graham, P. M. Wong, “Teaching Writing in Grades 7-9 in Urban Schools in Chinese Societies in Asia,”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3, Issue 4 (2018), pp. 473-507, https://doi.org/10.1002/rrq.213.② S. Graham, X. L. Liu, A. Aitken, C. Ng, B. Bartlett, K. R. Harris, J. Holzapel, “Effectiveness of Literacy Programs Balancing Reading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A meta-analysis,”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3, Issue 3 (2018), pp. 279-304, https://doi.org/10.1002/rrq.194; Z. A. Traga, S. Graham, Teaching Writing to Improve Reading Skills, International Literacy Association, 2020 (No. 9462), https://www.literacyworldwide.org/docs/default-source/where-we-stand/ila-teaching-writing-to-improve-reading-skills.pdf.③馮齊林﹕《中學作文教學中教師的低效行為及不作為現象探析：中學作文教學現況的調查與思考》，《教育科學論壇》（成都）2010 年第 11 期，第 45—47 頁。④ T. P. Hsiang, S. Graham, P. M. Wong, “Teaching Writing in Grades 7-9 in Urban Schools in Chinese Societies in Asia,”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3, Issue 4 (2018), pp. 473-507, https://doi.org/10.1002/rrq.213.⑤馮齊林﹕《中學作文教學中教師的低效行為及不作為現象探析：中學作文教學現況的調查與思考》，《教育科學論壇》（成都）2010 年第 11 期，第 45—47 頁。⑥ T. P. Hsiang, S. Graham, P. M. Wong, “Teaching Writing in Grades 7-9 in Urban Schools in Chinese Societies in Asia,”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3, Issue 4 (2018), pp. 473-507, https://doi.org/10.1002/rrq.213; T. P. Hsiang, S. Graham, Y.-M. Yang, “Teachers’ Practices and Beliefs about Teaching Writing: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Grades 1 to 3 teachers,”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33, Issue 10 (2020), pp. 2511-2548,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20-10050-4.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01我們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中小學需要的寫作教師了嗎？項研究證實的有效寫作教學方法。①高等教育師資培訓課程，在發展大學生的教育研究能力與一般語文教學技能的同時，需要強化職前教師的寫作能力、寫作興趣與運用多種寫作教學方法的能力。（3）培養語文教師發展寫作課程與編選寫作教材的能力通過分析兩岸四地寫作教學問卷調查研究報告，本研究發現多數中小學教師根據教科書的內容與進度發展寫作課程。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十個師資培育課程中有六個課程沒有關於語文科課程發展與教材選用的必修或必選科目。這一方面可以解釋為何較少教師自行發展寫作課程與教材，另一方面，也不禁令人擔憂教師是否具有足夠的教材選用知能。②語文教師需要學習如何發展寫作課程與選用寫作教材，因為即便是使用再好的教科書，教師都需要根據寫作教學目標與學生的寫作能力、興趣去調整既有教材，或設計適用的寫作教材；③新時代的語文教師還需要運用資訊科技、參考數據來發展寫作課程與教材。④師資培育機構需要思考，如何通過課程安排，有效培養職前教師課程發展與教材編選的能力。（4）發展各學科教師運用寫作技巧幫助學生學習的知能研究顯示，美國中小學各科教師只獲得“有限的”甚至“沒有獲得”有關如何指導學生運用寫作技巧提升各學科學習的相關培訓。⑤上述研究反映國外對“寫作的時機”與“由誰承擔寫作教學者”的觀點已經改變，也顯示師資培育課程除了有責任培育“語文科”教師如何指導中小學生聽說讀寫的技巧和進行語文科綜合性學習，⑥也需要培育“其他學科”的職前教師指導中小學生運用寫作技巧提升學科學習效果的知能（例如如何摘要、寫筆記、作比較、寫簡答題、寫申論題、寫研究報告）。於是“寫作技巧課”與“運用寫作技巧（寫作策略）提升中小學生各科學習”科目宜開放給非語文科職前教師選修，或是於各學科教學法中強調通過寫作提升學習力的議題。①向天屏﹕《國小五年級兒童自我調整寫作歷程的教與學》，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6 年，https://hdl.handle.net/11296/2ujz37; S. Graham, K. R. Harris, A. Chambers,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in C. MacArthur, S. Graham, J. Fitzgerald (eds.), Handbook of Writing Research, Vol. 2, Guilford, 2016, pp. 211-226.② T. P. Hsiang, S. Graham, X. Liu, Z. Zhou, Teachers’ Beliefs and Practices about Textbook Selection and Use, 2021,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③ J. McDonough, C. Shaw, H. Masuhara,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T : A Teacher’s Guide (Third edition), Wiley-Blackwell, 2013; A. Smart, S. Jagannathan, Textbook Policies in Asia: Development, Publishing, Printing, Distribution,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8,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478946/textbook-policies-asia.pdf.④ S. Graham, G. B. Skar, D. Y. Falk, “Teaching Writing in the Primary Grades in Norway: A National Survey,”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34 (2021), pp. 529-563,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20-10080-y.⑤ A. Gillespie Rouse, S. A. Kiuhara, Y. Kara, “Writing-to-Learn in Elementary Classrooms: A National Survey of U.S. Teachers,”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34 (2021), pp. 2381-2415,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21-10148-3; A. B. Ray, S. Graham, J. D. Houston, K. R. Harris, “Teachers Use of Writing to Support Students’ Learning in Middle School: A National Surve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29, Issue 5 (2016), pp. 1039-1068,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15-9602-z.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 年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12 年。

102（二）對後續研究的建議（1）探究理想的師資培育課程修業總學分數本研究發現，八所大學的十個語文師資培育課程要求的修業總學分數差距甚大（從126 學分到 160 學分），修業年限也不盡相同（四年或五年）。由於師資培訓課程的修業總學分數會限制可選修科目的數量（包含必修、必選與自由選修科目），進而影響中小學教師寫作教學的能力，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究，理想的師資培育課程該包括哪些必修科目，以及最低修業學分與修業年限的要求。（2）探究港澳語文師資培育課程是否需要融入“普通話”或“現代漢語語法”科目Hsiang 及其團隊發現港澳教師多數用粵語教寫作，顯示普通話並非港澳語文老師最熟悉的教學語言。①但是寫作需要運用現代漢語書面語，中小學老師還需要指導學生修改病句，普通話課中的漢語拼音也與識字教學有密切關係，所以香港中文大學中、小學語文師資培育課程和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中學中文教育課程都要求學生必修“普通話”或“現代漢語語法”科目以提升學生運用現代漢語書面語的知能。然而，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小學師資培育課程並未要求學生選修有關科目。關於母語為粵語的教師是否需要通過修讀現代漢語或普通話科目以提升運用漢語書面語的能力，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究。學者亦可通過訪問或問卷調查，瞭解港澳中小學語文職前與在職教師是否認為師資培育課程需要加入現代漢語語法或普通話的必修或必選科目。（3）分析授課教師實際上課的內容本研究並未分析各科目的授課大綱與課程進度。後續研究者可以深入分析相關科目授課教師實際上課的內容（例如語文教學法中寫作教學所佔課時比例與教學內容），以瞭解高等教育寫作教學培訓的完整面貌。（4）探究高小語文教師對職前寫作教學培訓的看法本研究發現，中小學各學段的語文教師中，只有多數高小教師認為職前師資培育課程對其寫作教學“非常有幫助”或“有幫助”。②由於職前高小與低小教師通常接受相同的師資培育課程，高小與低小教師對職前寫作教學培訓滿意度的看法不同，其背後原因，值得進一步探究。（5）關注非語文科職前教師寫作能力的培養本研究分析的五篇問卷調查研究報告只關注語文科教師的寫字與寫作教學實踐。由於善用寫作技巧能提升學生在各學科學習的表現，後續研究可以探討各師資培育課程是否關注非語文科職前教師寫作能力的培養（或是職前教育本科生是否需要學習寫作技巧以提升本科學習與未來教學的技能），以及非語文科教學法科目是否培養職前教師指導中小學生運用寫作技巧提升學科學習效果。① T. P. Hsiang, S. Graham, P. M. Wong, “Teaching Writing in Grades 7-9 in Urban Schools in Chinese Societies in Asia,”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3, Issue 4 (2018), pp. 473-507, https://doi.org/10.1002/rrq.213. ② T. P. Hsiang, S. Graham, “Teaching Writing in Grades 4 to 6 in Urban Schools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29, Issue 5 (2016), pp. 869-902, https://doi.org/10.1007/s11145-015-9597-5.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03我們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中小學需要的寫作教師了嗎？本研究通過文件分析法，檢視五篇兩岸四地（北京、上海、香港、澳門與台北）中小學寫作教學調查研究論文（包含識字與寫字教學）與八所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立大學、台北教育大學）的十個中小學語文／中文師資培育課程。本研究發現：（一）多數兩岸四地低小與初中教師認為自己並未接受足夠的寫字、寫作教學培訓；多數初中教師認為自己在師資培育課程中沒有修習任何“寫作方法課”、沒有明確學習“如何教寫作”、沒有接受或只接受少量的有關“如何教”寫應用文、記敘文、 說明文和議論文的師資培訓；（二）兩岸四地一至九年級語文教師雖然每周都會指導學生寫作技巧，但平均每三至四周才會上一次作文課，因此即便教師自陳會運用多種寫作教學策略，實際實踐的時間與機會並不多，且多數教師根據教科書內容進度發展寫作課程；（三）十個師資培育課程中真正旨在發展職前教師寫作知能與寫作教學知能的科目與學分數有限；十個師資培育課程中沒有一門必修或必選的寫作教學法課，也有半數課程沒有一般寫作練習必修或必選課；即便有相當比例的語文科／中文科教學實習課，但因中小學寫作教學實踐的次數有限，職前教師投入寫作教學實習的機會也受限。本研究建議，高等教育師資培育院校需要探究理想的語文／中文科師資培育課程該包括哪些必修科目，以及最低修業學分與修業年限的要求，進而力求平衡發展職前教師閱讀、寫作的能力與閱讀教學、寫作教學的能力，同時培養職前語文教師發展寫作課程與編選寫作教材的能力。另外，師資培育課程，也需要兼負起培養“非語文科”教師運用寫作技巧提升中小學生各科學習能力的責任。[ 責任編輯 陳超敏 ]五、結論

104抗戰勝利後，戰時與日偽有經濟往來嫌疑的澳門華商被國民政府指為“經濟漢奸”，面臨被廣東當局引渡的危機。他們戰時八面玲瓏，戰後卻淪為國民政府“刀俎”上的“魚肉”。肅奸機構與澳葡當局藉懲肅漢奸之名，行敲詐勒索之實的情況屢見不鮮。急欲摘掉“漢奸”帽子的澳門華商，其摘帽企圖正中部分掌握肅奸與引渡實權官吏的下懷，雙方常因“議價”未成致華商“摘帽”未遂。澳葡政府對澳門華商予以庇護，一些被國民政府控為重要“經濟漢奸”的華商藏匿於澳港，使廣東當局的“審判”空有其名。國民政府戰後重塑國家正義與民族正氣的肅奸工作在澳門地區成為一場鬧劇。澳門華商　經濟漢奸　引渡　控告　自辯[ 摘 要 ]陳敏　夏泉正名與逐利：戰後被控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 *[ 關鍵詞 ]抗戰勝利後，戰時與日偽有經濟往來嫌疑的澳門華商被國民政府指為“經濟漢奸”，①並由廣東當局與澳葡政府交涉引渡事宜。雖在澳葡政府庇護下，多數澳門華商被免於引渡，但其名譽卻大受影響。戰後國民政府出於伸張民族正義、重塑國家權威的目的，在全國展開肅奸。但各地肅奸組織因爭奪偽產逆財而陷入內鬥的情形常見諸報端，這不僅使正義無法得到伸張，反而讓肅奸與腐敗勾連，國民政府再塑國家形象的努力大打折扣。澳門華商群體中不乏富商巨賈，不論國民政府意欲何為，戰時八面玲瓏的澳門華商在戰後成為國民政府“刀俎”上的“魚肉”。近代以來，澳門華商對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社會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抗戰結束後，部分澳門華商卻陷入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中，聲譽大大受損。究其因由，這與他們在戰時的經濟活動有關。吳淑鳳《伸張正義？——戰後引渡逃匿澳門漢奸（1945—1948）》一文從引渡過程入手，②論述了部分澳門華商被控為“經濟漢奸”的歷史事實與引渡交涉過程。莫世祥《傅德蔭“漢奸”罪與否——戰後澳門肅奸典型案例剖析》以傅德*本文係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資助項目“文化教育與澳門華人”（JDNJL202001）的階段性成果。在寫作過程中承蒙暨南大學法學院喬素玲教授、余欣燁老師的幫助，謹致謝忱。作者簡介：陳敏，暨南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生院副主任科員；夏泉，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廣州　510632①本文所謂“澳門華商”特指戰後被國民政府控為“經濟漢奸”的澳門商人，其在整個澳門華商群體中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澳門華商在戰後所面臨的政治生態與社會輿論的境遇。②吳淑鳳：《伸張正義？ 戰後引渡逃匿澳門漢奸》，台灣：《“國史館”學術集刊》2001 年第 1 期。

105蔭被控為“經濟漢奸”罪着墨，①從戰時傅德蔭資助抗戰人士、募集善款救濟難民以及與日偽官員應酬周旋等方面論述了如何客觀評價澳門華商。本文立足廣東省檔案館藏民國時期廣東高等法院檔案，結合報刊、回憶等史料，探討被控為“經濟漢奸”的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以期揭示澳門華商在面對“義”、“利”糾纏時的複雜面相，並就國民政府戰後肅奸進行檢討。中日戰爭期間，澳葡政府奉行“中立”政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日本軍方脅迫，澳門所謂中立地位實質上已有名無實。抗戰勝利後，大批漢奸隱匿遁跡於此或借道逃往國外，以期避戰時通敵叛國罪嫌。隨着張發奎第二方面軍開赴廣東進行接收，懲肅漢奸遂被提上日程。國民政府展開肅奸，旨在彰顯國家意志，維護民族正義。1945 年 9 月 10 日，軍委會委員長廣州行營成立，張發奎兼行營主任。②蔣介石指定，肅奸工作由軍統局兼理，其下轄肅奸專員辦事處（以下簡稱肅奸處）執行具體任務，肅奸處名義上隸屬於各方面軍司令長官部。廣東肅奸工作則由第二方面軍肅奸處負責，③原軍統廣州站站長陳勁凡充任肅奸專員。④按理澳門懲奸應屬第二方面軍肅奸處，但國民政府其他駐澳單位亦有染指肅奸事務。澳門肅奸伊始，國民政府內部各單位為搶奪肅奸權，爭相派出駐澳機構與人員，⑤肅奸權之爭越演越烈，尤以外交部、廣州行營、軍統局三者為甚。1945 年 11 月初，外交部即派唐榴為駐澳專員，會同澳門當局辦理查點封存敵產事宜；⑥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則於 11 月 29 日委派少將高級參謀潘奮南為駐澳聯絡專員。外交部與廣州行營駐澳專員抵澳後，分別拜訪澳督戴思樂（Gabriel Maurício Teixeira），均聲稱有權處理漢奸以及查封奸偽產業。國民政府駐澳機構繁多，且各單位在肅奸工作中各自為政，使澳葡政府疲於應付，不得不照會外交部，要求改善。為改變澳門肅奸的混亂局面，搶佔接收先機，張發奎於 1945年 12 月 14 日召集駐澳各機關主官會議，商討關於偵查接收辦理在澳敵偽奸匪產業事宜，解決中央及地方駐澳機關繁多與澳方交涉極為紊亂的情形。⑦經議決“關於辦理接收在澳一、澳門肅奸權責問題①莫世祥：《傅德蔭“漢奸”罪與否 戰後澳門肅奸典型案例剖析》，《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8年第2期。②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記錄、胡志偉翻譯及校註：《張發奎口述自傳 國民黨陸軍總司令回憶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 年，第 308 頁。③廣州市行營主任兼第二方面軍令司長官張發奎上將，負責辦理接收華南職區敵偽資產，港澳間亦列入其範圍之內。參見《張司令長官高級參謀，潘奮南少將之任務》，《華僑報》（澳門）1945 年 12 月 3 日，第 4 版。④何崇校：《國民黨第二方面軍肅奸專員辦事處與廣東肅奸委員會》，政協廣東省委員會辦公廳、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下編‧第 2卷‧民國時期軍事篇》，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年，第 471 頁。 ⑤當時駐澳單位與人員有軍統局下轄肅奸處專員鄭仁波，廣州行營駐澳聯絡專員潘奮南，廣州行營情報組組長盧安華，外交部駐澳專員唐榴，廣東省政府駐澳辦事處主任陶少甫，廣東省建設廳駐澳技正彭少聰，粵桂閩區敵偽產業處理局駐澳專員陳詠滄，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屈仁則、李秉碩，青年團澳門分團主席葉劍鋒。⑥《外交部駐澳唐專員，電王外長請示，函粵軍政當局知照》，《華僑報》（澳門）1946 年 1 月 5 日，第 4 版。⑦《第二方面軍代電》，廣州市檔案館藏，引自夏泉、馮翠﹕《澳門抗日戰爭研究廣州地區中文資料初編》（未刊稿），2013 年，第 101 頁。正名與逐利：戰後被控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

106偽奸匪產業由第二方面軍駐澳聯絡專員潘奮南少將負責，而解押敵偽奸匪工作亦歸潘氏負責辦理，至交涉及與澳當局一切接洽則由外交部駐澳專員唐榴負責”，①敵偽奸匪產業查封由潘奮南協同唐榴向澳門當局接洽，潘氏將接收產業交回，由第二方面軍司令部負責查收。此項決議後，澳門肅奸權看似已掌握在張發奎手中，實則並非如此。1946 年 1 月 5 日，第二方面軍肅奸處委任鄭仁波為駐澳辦事處主任，負責肅奸工作，軍統局的插手使本就紛繁複雜的肅奸權力爭奪更加撲朔迷離。②同年 2 月 9 日，潘奮南宣稱：“澳門方面查封敵偽資產，逮捕引渡戰犯漢奸諸要務，過去辦理至不統一，致收效甚微……”③現奉令向澳督交涉，專責統一辦理，其他有關機關暫勿請求單獨接收。次日，外交部駐澳專員唐榴發表聲明駁斥潘奮南，認為“澳門敵偽資產之查封及戰犯漢奸之引渡，係由中葡兩國政府在重慶及葡京由外交途徑接洽”，根據外交部 1945 年 12 月 16 日訓電第三項，何應欽已電知張發奎、余漢謀、羅卓英及全國性專業接收委員會，澳門敵偽產業由唐榴秉承外交部命令辦理，不得由他人接收。唐氏援引外交部訓令，表示“亥寒決議辦法六項”（即張發奎於 1945 年 12 月 14 日召集會議議決事項）應進行如下修正：潘奮南曾於 1945 年 12 月向澳督提請逮捕“經濟漢奸”葉文山和戰犯深迫富雄，但竟遭唐榴抗議，致不克逮捕。⑤潘奮南與唐榴在澳門肅奸權歸屬問題上各執一詞，廣州行營與外交部在接收政策上齟齬不斷，此次訴諸報端的爭議將國民政府內部派系傾軋公開化。⑥加之軍統局在澳門肅奸問題上的介入，各方矛盾無從調適，致使澳門肅奸工作一度停滯。延至 1946年 2 月 28 日，第二方面軍肅奸處改組為廣東肅奸委員會，⑦由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領導，張發奎任主任委員。⑧廣東肅奸委員會的成立實為張發奎與軍統局爭奪肅奸權的產物。1. 審查時加入外交部駐澳門專員，審查結果交由外交部駐澳門專員，提請澳門總督予以查封；2. 澳門當局查封財產後，應開列清單，交由外交部駐澳門專員派送外交部，轉報中央規定統一接收辦法；3. 敵偽匪類之引渡，應由有關機關開列姓名犯罪事實及擬交審察機關，一面交由外交部駐澳門專員提請澳門總督先行監視，一面送由外交部，正式向葡京提請引渡。④①《關於接收敵產問題，職責權衡劃分淸楚》，《華僑報》（澳門）1945 年 12 月 22 日，第 4 版。②《肅奸鄭主任日間來澳》，《華僑報》（澳門）1946 年 1 月 5 日，第 4 版。③《本澳查封敵偽資產肅奸工作，潘奮南專責統一辦理》，《華僑報》（澳門）1946 年 2 月 9 日，第 4 版。 ④《唐專員發表書面聲明》，《華僑報》（澳門）1946 年 2 月 10 日，第 4 版。⑤《外交部檔案‧澳門引渡漢奸戰犯等案‧張發奎致外交部代電（1946 年 6 月 12 日）》，台灣“國史館”藏，文件號：172-1-2259。 ⑥其實，唐榴與廣州行營早有嫌隙。1945 年 11 月 4 日，廣東省保安司令部情報組組長陳建中根據李虎、張德開密報將唐榴好友李同逮捕，並交由廣州行營軍法處審理。密報稱：李同於香港淪陷後曾充香港日寇港務局會計員及任檢察廠檢察隊隊長，又充香港日本總督府海事部庶務，香港檢察廠通譯員等職。李同原名李劍鋒，香港陷敵後，唐榴離港時曾託付李同照看其父唐紹儀之填塋，所有四時祭掃之事均由李同照料。唐榴托人說項欲使李同免於控告，但並未成功，後只得以私人名義將李同取保候審作罷。⑦《廣東省政府法規整理委員會組織規程及人員選派暨肅奸委員會成立》，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2-1-48。⑧ 1946 年 2 月 1 日，國民政府下令裁撤第二方面軍司令部，軍委會委員長廣州行營改稱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07據何崇校回憶，1946 年 2 月張發奎曾對陳勁凡說：“外面對肅奸專員辦事處的閒話很多，肅奸專員辦事處名義上是我長官部的一部分，外界對肅奸處的指責，就是對我的指責，而事實上肅奸處不是歸我管轄的，我既無權管轄而又要承擔名義，我怎能負責？因此，要麼今後即將肅奸處脫離第二方面軍和行營，由你們自己負責；或者確實歸我管轄，不是掛一個虛名，如此則必須將肅奸處改組……”①改組後的廣東肅奸委員會由中央與省政府的代表組成，張發奎任主任委員，廣州行營總參議馮次祺代表張氏駐會辦公，肅奸委員會不再隸屬於軍統局。澳門肅奸工作仍由鄭仁波主持，只是鄭仁波不再代表軍統局，而是以廣東肅奸委員會名義與澳葡政府接洽。肅奸委員會成立後，張發奎才將澳門肅奸權確實攬入手中。1. 凡罪犯已受法院判決者，須將法庭判決書內聲明罪狀係根據何種法律及應予何等處分，連同起訴口供之各有關文件或抄件，經由各主管機關及各證人簽署以後，一併經由外交途徑轉交葡方。又因葡國已廢除死刑，故引渡犯人不得受死刑之判決；2. 對於未經判決之所有罪犯，由法庭簽發傳票、附同證據及各項有關文件或抄件，經由外交途徑轉交葡方；3. 已遞到文件經葡主管機關審查認為為適當後，方將人犯引渡。④①何崇校：《國民黨第二方面軍肅奸專員辦事處與廣東肅奸委員會》，政協廣東省委員會辦公廳、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下編‧第 2 卷‧民國時期軍事篇》，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年，第 463 頁。②《外交部檔案‧ 澳門問題案‧ 外交部致軍令部代電（1945 年 12 月 14 日）》，台灣“國史館”藏，文件號：172-1-2260。③《外交部檔案‧ 澳門問題案‧ 外交部致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公函歐字第 02623 號》，台灣“國史館”藏，文件號：172-1-2260。 ④《外交部檔案‧澳門引渡漢奸戰犯等案‧張謙致外交部電（1946年 3月 23日）》，台灣“國史館”藏，文件號：172-1-2259。自 1945 年 10 月起，外交部、廣州行營就不斷向澳葡當局施壓，要求引渡被控為“經濟漢奸”的華商。但澳葡政府態度曖昧，在引渡手續上加以刁難。同年 12 月，葡駐華代辦向外交部轉送一份備忘錄，稱關於戰爭罪犯以外交途徑提出後，即可解交。前提是該戰犯須由負責政府列在戰犯名單內，並說明將由何法庭審判。② 1946 年 2 月，葡方又稱中國政府引渡漢奸應提請引渡機關，開列罪犯姓名、罪狀和擬交審理的法院名稱，具備此條件後再由外交途徑正式提出。③此後，國民政府駐葡公使張謙多次交涉，敦促澳葡政府按照備忘錄規定配合廣州行營引渡。葡方卻閃爍其詞，並擅自變更引渡協議。1946 年 3 月 23 日，葡萄牙政務司表示為方便起見，允許中方辦理引渡時採用國際慣例之最簡手續，但應參考以下幾點：二、“澳門華商”引渡風波正名與逐利：戰後被控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

108葡方稱上述各條均是保障人權與避免人民因參與政治活動而受到懲處，葡方極願配合中國引渡工作，只是希望能以上述方式辦理。爾後，葡外交部政務司長又對 1945 年 12 月遞交之備忘錄進行解釋，稱：“節略所指戰爭犯各原則，葡方原意係指交戰國間的敵國戰犯而言，並不包括中國政府所指的漢奸。”①1946 年初，廣州行營向澳葡當局遞交《澳門部分奸商提名冊》、《澳門奸偽略史暨產業調查表》兩份名冊，要求引渡戰時有資敵罪嫌的澳門華商。其中，《澳門部分奸商提名冊》所包含的 57 名澳門華商均被國民政府指為重要之“經濟漢奸”，而《澳門奸偽略史暨產業調查表》提請引渡的 69 人中大部分為擔任偽職的政治漢奸。前述葡外交部政務司長之解釋意在庇護澳門華商，張發奎對澳葡政府推諉拖延的態度甚為不滿。後迭經外交部、國防部、廣州行營交涉，澳督戴思樂才予以妥協。截至是年 5 月 28 日，前後共 36 名漢奸被引渡回省，並解交至肅奸委員會核收，由廣東高等法院訊辦。國民政府欲引渡之重要“經濟漢奸”僅有劉星池、徐偉卿兩名被逮捕歸案。廣東肅奸委員會督察鄧匡元認為引渡任務遲遲不能完成，概由澳門肅奸工作人員變化太多，因之政出多門，澳督莫衷一是，乃得藉口滯延逮捕造成。鄭仁波上任後“亦覺辣手，步驟上不無顧慮，於是避重就輕，以減少逮捕之困難，頗獲得澳督之協助，逮捕工作頗為順利，次第提解回肅奸會者三十六人，惟重要者亦少”。②鄧匡元詳查後始知，傅德蔭、高可寧、畢侶儉、何賢、梁基浩等被控為重要“經濟漢奸”的華商與澳督均有密切關係，甚至迄今澳督仍倚重高可寧、何賢等為正紳，③力予庇護。若欲達成逮捕任務，“則必須以行營名義加壓力於澳督，或用斷然手段，以其他方式進行之。尤其在澳之漢奸聞逮捕工作展開後，即大部分逃匿香港，如董錫光、黃頌獻、黃家駒（聞誰方索葡幣四萬元待查）、黃家聰、黃祥、黃森、王明川、梁基浩、馬武仲、鮑文、高可寧等均逃港匿跡”。④特別是富商高可寧引渡案，尤能體現澳葡當局對澳門華商的態度。1946 年 6 月 28 日，廣州《和平日報》刊文稱：①《外交部檔案‧澳門引渡漢奸戰犯等案‧張謙致外交部第 43號電（1946年 4月 26日）》，台灣“國史館”藏，文件號：172-1-2259。②《鄧匡元報告》（1946 年 5 月 8 日），《廣東高等法院該處通緝被告漢奸劉耗如、郭恨、王啟賢、梁基浩、黃頌獻五名案件》，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1864。③ 經考證，何賢並不在國民政府要求引渡的“經濟漢奸”名冊之內。④《鄧匡元報告》（1946 年 5 月 8 日），《廣東高等法院該處通緝被告漢奸劉耗如、郭恨、王啟賢、梁基浩、黃頌獻五名案件》，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1864。⑤《不顧國際信義無理縱庇漢奸，港府擅釋溫逆玉明澳府保護高逆可寧》，《和平日報》（廣州）1946年6月28日。華南經濟大漢奸高逆可寧淪陷時間，代敵購買軍用品，為虎作倀，無惡不作。光復後，自知不容於當局潛逃澳門，托庇外人勢力之下。我肅奸當局知會澳門政府緝捕，為其拒絕，而且加派葡兵保護，儼如顯要。高逆住宅則設防六道，出入則三四輛汽車隨行保護，車上架機槍，如臨大敵。望我肅奸當局，速採有效之外交方式，早日將該逆拘捕為案，以儆奸邪而伸法紀。⑤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09澳葡政府對肅奸會要求引渡的澳門華商，“不僅未協助逮捕，且時向我正當商民恫嚇”，①並派兵保護有漢奸嫌疑的華商。後中山《掃蕩報》撰文揭露，結果該報記者邵廷相及該報駐澳門辦事處職員王伍卻招澳門警廳扣押。②澳葡當局藉機加強外報新聞入口檢查，凡刊登不利葡國或澳葡政府消息之中文報紙，概不准發行。③ 1946 年 8 月 4 日，澳督戴思樂離開澳門前往里斯本述職，離澳前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澳專員郭則範會晤，中心議題為引渡漢奸和移交偽產事宜。郭則範指責澳督就上述二事未有切實合作，澳督辯稱已協助引渡漢奸四五十名（實為三十三名漢奸及三名日本戰犯）。對於高可寧、鍾子光、傅德蔭等澳門華商，戴思樂表示“應分辨其行為定罪”，並稱高可寧等乃“忠實商人，受本督之指導向各方面採購物資救濟數十萬澳民而與日人聯絡者，則不特無罪，且屬有功”。④澳督出於政治目的對澳門華商予以庇護。澳葡當局官員如經濟局長羅保（Pedro José Lobo）、警察廳長官耶（Alberto Ribeiro da Cunha）、葡人探長慕拉士和傅戴偉亦通過保護華商斂財，稱未得其同意任何中國政府人員不得在澳拘捕他們，同時派澳警監視國民政府肅奸人員行蹤。1946 年 8 月，澳門政治密探隊長慕拉士，為葡京當局飭令拘解。慕拉士被拘原因，除因擅拆果菜同業公會招牌、迨機瀆職外，亦與截留澳門華商財產有關。《中山日報》披露：此外，國民政府肅奸人員貪污腐敗，敲詐勒索情事頻發。外交部駐澳專員唐榴因延誤外交要務、私吞敵偽財產以及勾結澳督辦公室秘書高士德將沒收船隻營商圖利被免。⑥廣州行營駐澳聯絡專員潘奮南亦因貪污受賄，被張發奎短暫關押，就連張發奎也曾要價百萬欲助高可寧摘掉漢奸帽子，但高氏只願出二十萬港幣致交易未成。⑦廣東省政府駐澳辦事處職員李公虎向澳門華商吳東祿索賄葡幣三千元，以解封其被扣財產。同時，更有地痞流氓假冒肅奸人員對華商進行敲詐。1946 年初，曾有不法之徒自稱為外交部駐澳專員唐榴秘書朱某一名，四處招搖，後經唐榴登報澄清，查職員中並無朱秘書其人。⑧後又有冒稱肅奸會人員之徒，對澳門天利號東主羅榮恐嚇，誣陷羅某“曾於甲申年間用皮箱辦運鎢砂資敵，有漢奸嫌疑”。⑨在肅奸過程中，澳門華商名譽飽受侵擾，金錢財產亦遭受損失。①《澳門政府藐視國際公法庇護漢奸高可寧，拒絕肅奸當局引渡派兵保護儼如貴要》，《西南日報》（澳門）1946 年 6 月 28 日。②《澳門政府庇護漢奸非法拘禁記者掃蕩報籲請當局提抗議》，《中山日報》（廣州）1946 年 7 月 6 日。③《澳門當局封閉新聞，外報入口檢查嚴》，《中山日報》（廣州）1946 年 11 月 24 日。④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712 頁。⑤《澳門尚有官箴，慕拉士瀆職撤差查辦，官耶舞弊經審判無罪》，《中山日報》（廣州）1946 年 8 月 31 日。⑥《外交部檔案‧澳門問題案‧ 中央調查統計局情報》，台灣“國史館”藏，文件號：172-1-2260。⑦李漢沖：《日本投降後有關香港、澳門的一些事件》，政協廣東省委員會辦公廳、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上編‧第1卷‧民國時期政治篇》，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97頁。⑧《唐專員來函》，《華僑報》（澳門），1946 年 1 月 15 日，第 4 版。⑨《冒充肅奸人員，恐嚇收買店東》，《華僑報》（澳門）1946 年 7 月 1 日，第 3 版。慕拉士自任密探隊長後，適當我國派員在澳處理漢奸案件期間，彼則藉警廳及地方勢力，每當我方尚未執行處理而漢奸已聞風逃避時，即遣派爪牙將逃避者之產業傢俱劫收，暗中出賣。事為葡當局所悉，故將之拘解訊辦。⑤正名與逐利：戰後被控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

110國民政府引渡回省的“漢奸”計有三十三名，其中澳門華商十二人。①廣州行營要求引渡的重要“經濟漢奸”，在澳葡當局庇護下，多數匿居港澳兩地，無從緝獲。廣東肅奸委員會於 1946 年 6 月 1 日結束辦公，後續審判工作由廣東高等法院與廣州行營軍法處辦理。②雖然諸如高可寧、傅德蔭等澳門華商未被引渡，但廣東高等法院仍受理有案，欲以“經濟漢奸”之罪名進行審判。經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核查，認為引渡名冊中的澳門華商在戰時與日偽有經濟往來，涉嫌資敵。國民政府對澳門華商採取的司法手段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引渡名冊上羅列其罪證，因逃匿而引渡不成功者，廣東高等法院立案通緝，以鍾子光、張文洞等為代表；二是引渡名冊上提請引渡，但在澳葡政府的庇護下引渡不成功者，嗣後廣東高等法院進行缺席審判，以高可寧、傅德蔭案為典型；三是根據引渡名冊，疑犯被引渡至廣東高等法院受審，以徐偉卿、劉星池案為例。鍾子光被國民政府指為“重要經濟漢奸”，在引渡名冊上位列第一。鍾氏仗着澳督庇護，表示“有錢便將來一定可以無事”。據中統局調查稱：鍾子光賺取第一桶金後即發展其他商業，如經營旅店食室、開設水喉公司，與何賢合股大豐銀行。通過此種方式洗白後，鍾氏已儼然成為一名正當華商，更在戰後托庇澳門當局，免於被國民政府引渡。在引渡名冊上位列第二的是張文洞。國民政府指控張文洞擔任日本海軍駐澳貿易主任，開設金城公司專營搜購物資及軍需用品資敵，是澳門巨大奸商之一。其發達原因：一為日本海軍勢力支持，靠日海軍庇護，入淪陷區搜購鎢礦及武裝走私；二為國民黨澳門支部成立後，張文洞以金錢籠絡國民黨澳支成員，並取得國民黨駐澳各官員的支持。因澳葡政府包庇，張文洞於 1946 年初逃港匿居。三、國民政府的指控鍾氏原為國華戲院宣傳員，頻年潦倒，於太平洋事變發生後，遂與高可寧、高福耀、藍榮輝、王頌獻開辦大福輪船公司，以“永華輪”行走廣州灣、越南等地。鍾氏則將棉紗、銅仙、白銀、電油等物資運往灣、越等地供給日軍購用，同時更勾結日海軍購料公司之新興洋行大間子（大間知林藏）、聯昌公司之齊藤合作經營；其次操縱米穀，囤積居奇。迨至 1944 年春，澳府以葡幣收中國雙毫白銀，鍾氏助紂為虐。當時外地穀米受日偽統制，運澳換取白銀。於是澳府乃將收集雙毫幾付諸敵人之手，美其名為維護本澳民食，但實際米價何嘗廉平。鍾氏亦為日偽周旋穀米之有力者，又傳其於去年購買巨型帆船二艘“新生利”、“新大利”行走廣州灣。於是鍾氏又以棉紗、鴉片煙、電油等物運往發售。此數年來積得資金，佔葡幣三百餘萬元。③①這十二人分別是徐偉卿、劉星池、謝業龍、李根源、曾金、譚榮、林鵬志、梁德鏞（即梁德容）、鍾彪、黃志強、吳盛武、林清輝。②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民國廣東大事記》，廣州：羊城晚報出版社，2002 年，第 799 頁。③《廣東高等法院檢察處快郵代電檢紀字第□六七三號》（1946 年 12 月 21 日），《廣東行轅接收港澳移交漢奸黃天始案及逃港澳漢奸、奸商名冊》，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161。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11高可寧原籍廣州番禺，澳門著名華商，以承充攤館、當押店發家，熱心慈善。在國民政府交涉引渡期間，高可寧尚擔任澳門商會值理，常與國民政府官員一同出席活動。①可見，廣州行營並非無法查實高可寧行蹤，其中關節耐人尋味。高氏雖未到案，但廣東高等法院仍對其進行“缺席審判”，②控告高氏“於淪陷期間曾與澳門日敵特務機關間諜大間知林藏勾結，合資組織大福公司，利用‘永華輪’運輸五金、銅鐵、白銀資敵，並囤積物資，操縱金融，與日本戰犯山口中尉密切聯絡，供給敵人情報”。③經審訊，廣東高等法院認為其犯罪證據確實，且畏罪潛逃，於 1947 年 8 月 13 日向司法行政部與行政院提出申請，要求查封其全部財產，④ 8 月 29 日廣東高等法院特種刑事裁定三十六（1947）年度特字第四二號稱：關於上述指控，高氏概不承認，對廣東高等法院的裁定亦表示不服，聲稱將上訴至最高法院。按照澳葡政府包庇重要“經濟漢奸”的邏輯，徐偉卿與劉星池二人理應不被引渡，澳門當局又為何要將其移交給廣州行營呢？徐偉卿曾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和鏡湖醫院主席多年。1945 年 11 月，正當國民政府封鎖澳門期間，徐氏密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控告澳葡政府在抗日戰爭時期如何親日與凌虐華僑，希圖藉此洗脫其漢奸罪名。⑥但事與願違，國民政府並未將其從引渡名單中剔除，澳葡當局知曉此事後對徐氏的背叛亦心生怨恨。徐偉卿“這麼一位重要人物沒有獲得澳門政府的庇護而被引渡回國，顯然同上述密函有關”。⑦另一位被引渡的澳門華商劉星池稱其獲罪是“因澳門政府有下級人員向民租家俬不給錢，有的向民因借不遂，故將誣告”。⑧筆者揣測可能是因澳葡政府中有官員向劉索賄過高，雙方未達成一致，遂將劉氏引渡。1946 年 5 月 2 日，徐偉卿被澳門警探與肅奸會人員捕獲。澳葡政府將其關押在澳門警廳，三日後方解送至廣東肅奸委員會，當月 21 日移交廣東高等法院進行審判。廣東高等法院稱：徐偉卿於 1941 年以前歷任澳門商會、鏡湖醫院、同善堂主席，任內利用職位被告於抗戰期間，曾與澳門日敵特務機關間諜大間知林藏勾結，合資組織大福公司，運五金、白銀等資敵。經查明罪證確實，畏罪匿澳。業呈奉國民政府本年七月十日處字第七六一號訓令，准予通緝在案，請單獨宣告沒收財產，本院察核無訛，應准許沒收。⑤①《代表張主任羅主席回拜澳督，陳市長昨正式登陸》，《華僑報》（澳門）1946 年 5 月 28 日，第 3 版。② 缺席審判：指民事或刑事訴訟中法院在一方當事人缺席時所為的判決。③《外交部代電歐 36 字第 01839 號》（1947 年 2 月 1 日），《廣東行轅接收港澳移交漢奸黃天始案及逃港澳漢奸、奸商名冊》，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161。④《廣東高等法院檢察官聲請書卅六年度特聲字第十八號》，《廣東高等法院特種刑庭裁定逃亡漢奸鍾亦吾、高可寧四名財產案》，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408。⑤《廣東高等法院特種刑事裁定三十六年度特聲字第四二號》，《廣東高等法院特種刑庭裁定逃亡漢奸鍾亦吾、高可寧四名財產案》，廣東省檔案館藏，檔號：7-1-408。⑥《外交部檔案‧澳門問題案‧徐偉卿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1945年11月）》，台灣“國史館”藏，文件號：172-1-2260。⑦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697 頁。⑧《廣東高等法院劉星池偵查筆錄》（1946 年 6 月 4 日），《該處查被告漢奸麥煜明、劉星池二名及梁重昌等十名罪嫌不足不予起訴處分案》，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2114。正名與逐利：戰後被控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

112侵吞公款。經人告發後，澳葡政府乃暗示各界於 1941 年改選主席、值理時勿再選舉徐氏。徐氏為挽救計，由台灣人劉傳能引薦結識日本領事福井保光、特務機關長大久保，附敵期間極力獻媚，表示將策動全澳華商擁護偽南京傀儡政府及懸掛偽國旗，故在澳門商會主席任內強逼澳僑團體、學校懸掛偽國旗，甚至命令各團體參加敵偽慶祝會或紀念大會。澳門學生曾因此罷課反抗。1940 年下半年，國民政府僑委會副委員長周啟剛抵澳，與商會及聞人洽商要務時，徐氏竟將此消息報告日偽，欲加逮捕。澳門商會主席改選前一日，日本領事致函澳葡政府，要求以徐偉卿蟬聯主席職，然澳葡政府不為所動，結果落選。徐偉卿卸職後逃港，港淪陷乃返澳。後由日領事介紹與新任敵陸軍特務機關長澤榮作充任高級情報員，專調查澳葡政府一切措施及華僑紳商與國民政府官員行動，享受日駐澳特務機關津貼甚厚，並收集鎢砂、銅仙資敵，獲得不義之財頗豐。①澳門華商被扣上“經濟漢奸”帽子後，或藏匿於港澳，或改變國籍避居海外，或花錢息事寧人，抑或進行抗告保全名譽。諸如鍾子光、張文洞、梁基浩等華商選擇藏匿起來，後被國民政府通緝在案；高可寧之子高福銘加入葡籍定居里斯本；而徐偉卿、劉星池、高可寧等華商則選擇抗辯以維清譽。鍾子光潛逃後，廣東高等法院檢察處電函司法行政部，稱：“被告鍾子光在澳門開設大成米機，以電油、火水、穀米資敵，並替敵人招募使役往海南島。”②要求按照《處理通緝漢奸案件條例》第二條予以通緝。面對國民政府的指控，高可寧、徐偉卿、劉星池等華商則走上了漫長的抗告之路。實際上，高可寧抗告前，曾欲私下解決此事，以摘掉其漢奸帽子，並托人找張發奎說項，可惜張發奎要價太高，交易未成。1946 年 1 月，高可寧兒女親家凌八姑曾問計於何崇校，③何氏稱：①《廣東高等法院檢察處公函（檢紀字第 1069 號）》（1946 年 6 月 14 日），《該處對漢奸罪證不確之徐偉卿不予起訴處分》，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996。②《廣東高等法院檢察處呈（檢紀辛字第 1061號）》（1946年 11月 14日），《該處通緝在逃漢奸梁基浩、鍾子光、黃海、張文治、陳農、霍宜康六名案件》，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2116③何崇校時任軍統局光粵站站長、廣州肅奸指導委員會委員。④何崇校：《國民黨第二方面軍肅奸專員辦事處與廣東肅奸委員會》，政協廣東省委員會辦公廳、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下編‧第 2 卷‧民國時期軍事篇》，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年，第 470 頁。四、“澳門華商”的自辯高可寧是澳門有名的財主，在今天當然有人要打他的主意。好在高身在澳門，葡萄牙是中立國，高如無做漢奸確鑿罪證，中國是不能向澳門要求引渡的。但是高一旦被中國方面抓住，事情就難辦了。所以他現在還應深深躲藏起來，一面設法請英國駐澳門領事和澳門當局用書面向中國證明，在戰爭期間高可寧確無勾結日軍行為，如此中國方面則不能逮捕高的。④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131947 年 9 月 19 日，高可寧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高氏宣稱“其在澳門經商忝任商會會長時，日敵封鎖澳門，以致數十萬華僑糧斷 ”，①無奈之下只得由澳葡政府請求重慶廣播台將其列入黑名單之內，冀日方可以通融而將糧食售與澳門。針對上述情形，英國駐澳領事瑞禮士（John Pownall Reeves）曾於 1946 年 7 月 17 日出具文書佐證：澳門民政總局局長華士貢西路（Teles de Vasconcelos）亦具函證明高可寧是奉澳葡政府之命與日偽交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鄭介民也致函廣州行營謂：“據崔聘西、李登同二先生稱澳門商會會長高可寧被通緝案似屬冤枉。”③並要求張發奎派公正人員複查，以明是非。1948 年 1 月 15 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認為﹕抗告失敗後，高可寧參照司法院院字第二五〇七號解釋提起非常上訴。1949 年 1 月 10 日，廣東高等法院稱“被告係熱心慈善愛國商人，無漢奸罪證，偵查結果認為該被告犯罪嫌疑不實”，⑤下不起訴處分。同年 4 月 9 日，司法行政部准予撤銷高可寧通緝令，高可寧抗告成功。與高可寧相比，徐偉卿則身陷囹圄。廣東高等法院於 1946 年 6 月 4 日對徐氏進行了第一次審訊，此次提審並未涉及實質內容，只簡單問話而已。對於廣東高等法院的指控，徐偉卿具狀逐一辯駁：①《高可寧不服裁定具狀抗告書》（1947 年 9 月 29 日），《廣東高等法院特種刑庭裁定逃亡漢奸鍾亦吾、高可寧四名財產案》，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408。 ②《外交部駐澳門專員公署函》，《廣東高等法院特種刑庭裁定逃亡漢奸鍾亦吾、高可寧等四名財產案》，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408。③《外交部駐澳門專員公署致廣東高等法院檢察處函之鄭介民證明》，《廣東高等法院特種刑庭裁定逃亡漢奸鍾亦吾、高可寧四名財產案》，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408。④前開法條為《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參見《最高法院為高可寧不服漢奸案批稿》，《廣東高等法院特種刑庭裁定逃亡漢奸鍾亦吾、高可寧四名財產案》，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408。⑤《廣東高等法院檢察官意見書》，《廣東高等法院特種刑庭裁定逃亡漢奸鍾亦吾、高可寧四名財產案》，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408。抗告人畏罪潛逃，並經原審檢察官將其財產查封，呈由司法行政部呈報行政院核准並轉呈奉國民政府通緝有案，依照前開法條規定予以單獨沒收其財產，於法並不合抗告意旨，徒托空言，殊無可採，應予駁回。④（一）關於其在澳門商會暨鏡湖醫院主席任內侵吞公款一節。澳門商會與鏡湖醫院負責人證明，徐氏任內並無侵吞公款情事，且已交代清楚。1941 年澳門中華總商會改選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of Macao has frequently assured me that any dealings that Mr. Ko Ho-ning had during the hostilities in the Pacific with the Japanese were at the request of the Government of Macao with the chief aim of obtaining rice for this Colony which was sheltering many thousands of Chinese refugees from the war area. From my personal knowledge I believe His Excellency’s assurance is in no way exaggerated. ②正名與逐利：戰後被控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

114換屆時，徐氏未蟬聯主席一職，概因澳門政府認為徐氏任內，各項措施未能與澳門政府取得協調且常有收回澳門之言論。澳葡當局對此深表不滿，乃於改選時暗示各界勿再選舉其擔任主席，但票至中途，選舉徐氏票數幾佔全數而反對徐氏者藉口澳門政府對其不滿，提出按照澳門政府推薦的商會主席候選名單選舉。徐氏認為澳門當局如此態度，就算繼續當選，將來業務推進必遇阻礙，遂表示退出。而各界也以商會主席與當地政府接觸頻繁，倘違背當地政府意旨選任惟人，恐影響僑商生意，以致不得不委曲求全。至於國民政府僑委會副委員長周啟剛抵澳，徐氏報告敵酋欲加逮捕似亦與事實不符。周啟剛抵澳後，徐氏與梁彥明策動僑胞在商會舉行歡迎會乃眾所周知，而澳門受敵偽控制係在1941 年冬香港淪陷後，1940 年下半年周啟剛抵澳之時，澳門尚未發現敵人蹤跡，倘若徐氏喪心病狂蓄意陷害，自無策動開會歡迎之理，是非曲直一查當可大白。（二）關於其任商會主席時曾策動華商擁護偽南京政府及懸掛偽旗一節。經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查實稱，並無此事。至於其任內命令各團體參加敵人紀念會或慶祝大會，因此引起澳門學生罷課反抗之事。徐氏表示 1941 年上半年他已辭職去港，其時香港仍未淪陷，澳門未受敵偽控制，當無敵人紀念會或慶祝會舉行，即有舉行，其事前既已離職，自然再無憑藉商會主席名義命令團體參加之權力。（三）關於其與敵人往來及充任敵高級情報員一節。據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調查，認為徐氏雖曾與敵人往來，但是否負有國民政府地下情報員任務不得而知，至擔任敵高級情報員一事，經查各方亦未有跡象可資證信。（四）關於其收集鎢砂、銅仙等資敵一節。徐偉卿聲稱在澳經營生意計有公昌米店、富昌銀號、南粵煙草公司及新嘉寶酒店等，後因生意不前分別倒閉出典，並未經營五金生意。①此後澳門商會與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均表示，徐偉卿被告漢奸似非事實。徐氏過去任澳門商會主席時，對澳葡政府措施諸多不滿。澳葡政府亦以徐氏不能奉承意旨供其利用深為嫉恨，況且徐氏個性頗為耿直，有欠海容，每於稠人廣眾中面斥人非，以致得罪各方頗多，是否因此招仇尤似堪研究。此外，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亦轉函廣東高等法院，表示徐偉卿是受其委託打探澳葡當局政治、金融、糧食各方面政策，後澳葡政府心生怨恨，便利用國民政府搜索漢奸之機行打擊報復之事。② 1946 年 7 月 8 日，徐偉卿以“咯血舊疾因天氣炎熱復發，困苦不可言狀”為由，③向廣東高等法院申請，希望法院早日下不起訴處分。次日，廣東高等法院再次提審徐偉卿，徐氏稱“民做事剛直或開罪於人，最近有澳門差人①《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執行委員會公函（澳總字第 18 號）》（1946 年 7 月 4 日），《該處對漢奸罪證不確之徐偉卿不予起訴處分》，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996。②《廣東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公函（強叔秘信字第 81 號）》（1946 年 6 月 19 日），《該處對漢奸罪證不確之徐偉卿不予起訴處分》，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996。③《徐偉卿刑事聲請書》（1946年 7月 8日），《該處對漢奸罪證不確之徐偉卿不予起訴處分》，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996。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15與肅奸會中人向民勒索一萬元，民不肯給他，因此被他等誣陷”。① 7 月 10 日，廣東高等法院宣佈徐偉卿各項罪名“均無事實可以證明，從而被告犯罪行為缺乏相當證據，合依《處理漢奸案件條例》第一條、第五條，《刑訴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十款為不起訴處分”。②7 月 11 日，徐偉卿即由其妹徐碧華保釋出獄。③除畏罪逃匿華商的資產被國民政府沒收充公外，經過抗告，高可寧、傅德蔭、徐偉卿、劉星池等華商自證清白，成功摘掉“經濟漢奸”的帽子。而國民政府引渡回省的十二名澳門華商中，僅有梁德榮一人被判“經濟漢奸”罪名成立。①《廣東高等法院檢察處偵查筆錄》（1946 年 7 月 9 日），《該處對漢奸罪證不確之徐偉卿不予起訴處分》，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996。②《廣東高等法院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三十年度特不字第 230 號）》（1946 年 7 月 10 日），《該處對漢奸罪證不確之徐偉卿不予起訴處分》，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996。③《廣東高等法院刑事保狀》（1946 年 7 月 11 日），《該處對漢奸罪證不確之徐偉卿不予起訴處分》，廣東省檔案館藏，文件號：7-1-996。④侯杰、馬曉馳：《抗戰後懲治女漢奸的媒介話語解析 以川島芳子為中心》，《安徽史學》（合肥）2019 年第 2 期，第 126 頁。澳門華商在戰前多數有正當職業，有些甚至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戰時生存問題迫使他們考慮與日偽合作的可能性。面對利益誘惑，部分澳門華商徘徊於“民族大義”與“個人私利”之間，難免與日偽發生貿易關係。但這是個體與群體在特定時空下通過互動而形成的特性，對有附敵嫌疑的澳門華商不應秉持“非黑即白”的判定標準。④被控為“經濟漢奸”的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緣於國民政府在澳門地區的肅奸活動。國民政府肅奸本意是懲惡揚善，重塑國家正義，但駐澳各機構對澳門逆產的覬覦，使國民黨內部派系傾軋公開化，各部彼此算計，肅奸工作一度陷入權力鬥爭漩渦。澳葡政府對有漢奸嫌疑的澳門華商予以庇護，引渡工作幾近停滯。後在國民政府與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澳門當局最終象徵性地將十二名被控華商引渡至廣州行營。為洗脫“經濟漢奸”的罪嫌，澳門華商多方奔走運籌，甚至正面抗告，期望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聲譽。雖然一些澳門華商抗告成功，但名譽始終受損。國民政府本欲通過肅奸重樹威權，奈何辦案人員在引渡及審判過程中的貪污受賄、中飽私囊等情況反倒為時人詬病。隨着國民黨軍隊敗退台灣，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也宣告結束。[ 責任編輯 陳超敏 ]五、餘論正名與逐利：戰後被控澳門華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糾葛

116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現狀特徵與未來展望周金泉　何文晉博彩旅遊消費是澳門博彩旅遊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關鍵點。本文通過對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特徵、現狀、趨勢和制約瓶頸等根本性問題的具體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建議，包括：集中發展博彩旅遊消費新品牌、拓展博彩旅遊消費空間和管道、持續推進博彩旅遊消費環境改進、促進博彩旅遊消費整合創新和實現博彩旅遊消費的協同效應。博彩　旅遊消費　特徵　現狀　未來展望[ 摘 要 ][ 關鍵詞 ]澳門旅遊發展無不打上了博彩的深深印記，早在 1911 年，《澳門政府施政綱領》開誠佈公地指出“無博彩澳門將陷入空前的困境”。①長期以來博彩旅遊業一直是澳門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產業之一，澳門回歸的二十年來，澳門博彩旅遊業借助中國經濟的騰飛也快速發展。特別是 2002 年賭權開放後，外資積極湧入澳門，引發了博彩業爆炸式增長，澳門成為世界博彩收入最高的城市，也成為全球博彩旅遊的新地標。中央政府一直大力支持澳門的發展，尤其在旅遊業方面，使澳門旅遊業得以持續發展。2011 年，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把澳門發展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戰略構想，在隨後的“十三五”規劃中亦進一步明確了該定位。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澳門未來要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及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為澳門旅遊業的發展開拓了新契機。澳門回歸的二十年來，正在形成澳門旅遊資源豐富與旅遊空間狹小、博彩旅遊需求的內地化與博彩旅遊供給的國際化等矛盾，澳門博彩旅遊產業發展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這些矛盾受到經濟、技術、社會和環境劇烈變化的深刻影響，澳門博彩旅遊發展又到了一個歷史性選擇的路口。為此，本文將立足於現階段博彩旅遊消費特徵趨勢，在全面回顧博彩旅遊消費有關研究和綜合運用澳門博彩旅遊的歷史資料基礎上，對澳門博彩旅遊發展基本特徵、態勢及制約瓶頸等整體性和根本性問題進行分析，並提出未來發展的路徑。作者簡介：周金泉，澳門理工大學副教授；何文晉，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副教授。珠海　519088①[ 葡 ]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 1900 － 1949）》，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第 60、126—127 頁。

117①鄭家亨﹕《統計大辭典》，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 年，第 747 頁。② T. MacLaurin, D. MacLaurin, “Casino Gaming and Tourism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 15, Issue 6 (2003), pp. 328-332.③王五一﹕《論旅遊業與博彩業的產業關聯》，《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澳門）2011 年第 4 期，第 74—82 頁。④王五一﹕《博彩業對旅遊業的促進作用及其局限》，《國際經貿探索》（廣州）2013 年第 2 期，第 68—78 頁。⑤阮建中﹕《歐美博彩旅遊業研究述評》，《旅遊學刊》（北京）2010 年第 9 期，第 89—95 頁。⑥曾韜﹕《國內外不同文化水平群體的博彩動機差異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8 年第 5 期，第 116—128 頁。 ⑦曾韜﹕《休閒體驗時代澳門博彩旅遊業的轉型》，《開放導報》（深圳）2016 年第 5 期，第 48—51 頁。⑧ D. R. Judd, S. S. Fainstein, The Tourist C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5-117.⑨李振環、王亞玲﹕《中國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影響因素的相關迴歸分析》，《旅遊研究》（昆明）2017 年第3 期，第 42—50 頁。（一）有關博彩旅遊消費定義及特徵旅遊消費是在人們基本生活需要滿足之後而產生的更高層次的消費需要。從最終消費支出組成來看，購買旅遊產品來滿足個人享受和發展需要的各種費用之支出，包括因住宿、膳食、交通運輸、文化娛樂、參觀遊覽、購物等等引起的支出。①這些費用支出構成了聯合國和世界旅遊組織等國際機構推薦的旅遊衛星帳戶（TSA,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的統計核算。因此，從統計經濟口徑來看，旅遊產業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在全球賭博的合法化的影響下，博彩產業與旅遊產業緊密關聯在一起，並影響旅遊產業的發展。②其中賭場的旅遊價值最高，體育博彩有少量作用，而彩票沒有作用。③隨着世界博彩產業爆發式發展，博彩業的旅遊價值呈現邊際遞減效應，因而博彩對旅遊的促進作用是有歷史局限性的。④博彩旅遊狹義上被認為是一種“特殊興趣旅遊”，即遊客為了滿足其博彩這種特殊興趣而到特定的目的地去，並且實現了其圍繞某興趣主題的旅行。“特殊興趣旅行”是因為近年與作為“大眾旅遊”對立面而日益湧現的“利基旅遊”（Niche Tourism）的研究相關，博彩旅遊就是一種“利基旅遊”。⑤因此，博彩旅遊可以定義為一個整體性概念，博彩旅遊消費滿足了博彩與旅遊的需求，博彩旅遊消費支出涵蓋了博彩與旅遊相關的各種費用支出。從博彩旅遊消費動機看，不同地區和不同文化水平的消費者在博彩動機存在差異。⑥目前遊客前往澳門參與博彩旅遊的內在原因主要由休閒動機、贏錢動機、享樂動機、控制動機、學習動機、社交聲譽動機、功能吸引動機、美食娛樂吸引動機。隨着體驗經濟時代的來臨與休閒博彩全球化發展，人們的需求也越來越多樣化，以往參與博彩活動時單純追求贏錢獲利的目的已逐漸發生改變，呈現博彩動機多元化，⑦對應着多樣化的博彩旅遊消費。（二）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的影響因素寬泛地來看，影響博彩旅遊發展的因素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技術、媒體和產業。⑧李振環、王亞玲認為影響內地居民前往澳門的因素包括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末人口數、居民消費水平、旅行社數量五個因素。⑨厲新建、漆家進、宋彥亭的研一、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的相關研究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現狀特徵與未來展望

118究表明，①內地省份赴澳旅遊人次與地區生產總值、年末人口數、最終消費支出、區位距離有關，與人均生產總值相關程度不顯著，最終消費支出結構中居民消費是影響澳門入境旅遊人次的核心因素。澳門博彩旅遊對外依存度很高，80% 以上的客源來自於內地和香港，這種客源結構給澳門博彩旅遊業的成長帶來了較高的不確定性。②劉益認為澳門的旅遊地理集中指數表明澳門旅遊客源地較少且較集中，澳門旅遊業易受到客源地社會波動的影響。③澳門作為典型島嶼型旅遊地，面臨着生態環境脆弱、水體污染、交通瓶頸、人員設施供需矛盾等典型的發展海島旅遊的制約因素。④從旅遊突發事件承載環境來看，澳門博彩旅遊活動中，因雨、霧、颱風等引發的大氣環境風險佔據高達七成的比率，其中颱風的分佈率佔比達五成；道路環境風險的觸發比率位居第二，自然災害發生時遊客群一旦受困就易釀成較大的傷亡。⑤（三）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機制與路徑內地經濟發展的“推動”與澳門博彩旅遊發展的“拉動”是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主要影響機制。在博彩旅遊消費的需求方面，主要影響因素包括人均 GNP、城市化水平、堅尼系數、教育水平、就業水平、國土面積、年齡結構、工作時間和匯率。⑥澳門作為中國唯一博彩旅遊開放地所依賴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澳門博彩旅遊對內地遊客的供給遠低於需求：一方面澳門博彩旅遊業規模有限，在“量”上難以滿足內地遊客需求；另一方面澳門博彩旅遊側重博彩本身，而許多遊客追求多元化的體驗，所以在“質”上也難以滿足遊客需求。澳門博彩旅遊的供給遠不能滿足內地遊客的需求變化。⑦馮邦彥認為內地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下降，相應的體現是入境澳門遊客減少及其在澳門消費的減少。⑧在旅遊消費政策影響旅遊需求方面，2003 年自由行政策後，內地遊客成為澳門第一大客源，其次是來自香港及台灣的遊客，廣東遊客的消費潛力沒有得到有效釋放。⑨內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政策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澳門經濟的增長，但是隨着內地居民往來港澳日益便利，遊客的大幅增加給港澳的旅遊接待帶來很大壓力，因此中央在“自由行”的申請手續和逗留時間上進行了調整，以期控制“自由行”人數，緩和接待壓①厲新建、漆家進、宋彥亭﹕《內地客源赴澳旅遊流區域分佈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商業經濟研究》（北京）2015 年第 27 期，第 122、124 頁。② 付金梅、劉超﹕《兩岸大三通背景下澳門的挑戰與對策》，《華東經濟管理》（合肥）2010 年第 4 期，第40—42 頁。③費永紅、劉益﹕《廣東赴澳門自由行遊客旅遊消費行為研究》，《特區經濟》（深圳）2008 年第 7 期，第44—45 頁。④陸林﹕《國內外海島旅遊研究進展及啟示》，《地理科學》（長春）2007 年第 4 期，第 579—586 頁。⑤謝朝武﹕《旅遊應急管理》，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2013 年。⑥ J. H. Seo, S. Y. Park, L. Yu,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of Korean Outbound Tourism Demand: Jeju Island and Three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 Tourism Management, Vol. 30, Issue 4 (2009), pp. 530-543.⑦裴廣一、黃光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下中國博彩旅遊業發展研究》，《新東方》（海口）2018年第 1期，第 60—67 頁。⑧馮邦彥﹕《轉型時期的澳門經濟》，香港：三聯書店，澳門：澳門基金會，2019 年。⑨費永紅、劉益﹕《廣東赴澳門自由行遊客旅遊消費行為研究》，《特區經濟》（深圳）2008 年第 7 期，第44—45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19力，維護港澳的社會穩定。①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應根據澳門的經濟情況適時調整對澳門的“自由行”簽注政策，實施有彈性的內地訪澳“自由行”簽注政策。②在博彩旅遊消費供給方面，澳門已是世界上最大賭城，博彩是澳門旅遊業吸引遊客的最具磁性的元素。博彩旅遊政策供給方面，劉成昆、陳致遠提出提升博彩旅遊競爭力的路徑：規範和優化現有賭場環境，創新博彩種類，盤整賽馬、賽狗等博彩項目，充分利用博彩收入加快非博彩元素的建設，充分利用高新技術手段增設多樣化的娛樂設施，創新性地舉辦休閒娛樂活動，最大化地開發和豐富旅遊產品，全心全意優化旅遊服務，延長旅客的逗留時間，並通過提升旅客的體驗、增強客戶黏性，吸引中高端客戶群來澳遊玩。③周金泉、吳宏哲認為澳門博彩旅遊產業生命週期處於成熟階段，應當採用不斷進入不同的細分市場策略。④張作文提出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八項策略，利用文化遺產景點，形成極具吸引力的文化遺產景點觀光路線。合理規劃好新填海區和新增管理水域資源，為旅遊業發展預留空間。⑤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豐富，澳門作為最早的天主教東亞傳教中心，極具宗教旅遊價值。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旅遊發展非常關鍵。⑦通過澳門非遺的研究和保護，以彰顯澳門既有的文化魅力，⑧為現代澳門旅遊市場帶來經濟效應及社會效應。⑨陳海明設計了澳門文化遺產旅遊發展戰略品質屋（house of quality），提出快速推進澳門文化遺產旅遊的發展策略。⑩郭道榮、張慧、田安太指出澳門文化產業與旅遊業融合互動的途徑包括文化產品、文化創意、節慶旅遊等。⑪澳門博彩旅遊發展受限於土地面積，被“逼入”“全域旅遊”的發展模式，大灣區一體化將為澳門旅遊發展中的難題提供絕佳的解決方案。⑫黃竹君認為澳門利用橫琴 106 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可開發的 28 平方公里，補足欠缺的旅遊資源和豐富旅遊休閒元素。⑬“自由行”政策的效果看，內地訪澳自由行遊客快速增長，整體訪澳遊客有“內地化”的傾向。在建設①張軍﹕《“自由行”政策對澳門經濟的影響》，《行政》（澳門）2007年總第 20卷總第 77期，第 657—673頁。②陳章喜、張小平﹕《澳門博彩旅遊業客源“內地化”趨勢的研究》，《產經評論》（廣州）2010 年第 4 期，第 78—84 頁。③劉成昆、陳致遠﹕《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旅遊競爭力的實證研究》，《經濟問題探索》（昆明）2019 年第 2 期，第 88—94 頁。④周金泉、吳宏哲﹕《澳門博彩產業之經營戰略》，《澳門研究》（澳門）2013 年第 3 期，第 17—24 頁。⑤張作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澳門面對的機遇、挑戰及其策略》，《港澳研究》（北京）2019 年第 2 期，第 62—67 頁。⑥林發欽﹕《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與發展》，吳志良、郝雨凡主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3—2014）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第 176—189 頁。⑦王忠、吳昊天﹕《體驗經濟視角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旅遊開發研究——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遊開發為例》，《青海社會科學》（西寧）2017 年第 6 期，第 146—152 頁。⑧李向玉主編﹕《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與未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 年。⑨劉曦璟﹕《分析澳門旅遊發展路徑》，《旅遊縱覽》2016 年第 7 期，第 166 頁。⑩陳海明﹕《經濟適度多元化背景下的澳門文化遺產旅遊發展策略研究》，《旅遊論壇》（桂林）2015年第 5期，第 45—52 頁。⑪郭道榮、張慧、田安太﹕《澳門文化產業與旅遊業融合互動研究》，《旅遊縱覽》2017 年第 12 期，第 107 頁。⑫《 融 入 大 灣 區， 澳 門 旅 遊 將 取 得 更 大 發 展 》，2019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sohu.com/a/359725721_426502。⑬黃竹君﹕《澳門城市形象變化與旅遊發展》，《港澳研究》（北京）2019 年第 2 期，第 13—20 頁。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現狀特徵與未來展望

120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一目標定位下，澳門應重視旅遊客源市場的多元化發展，非內地遊客的減少是否與內地遊客快速增加所帶來的擠出效應有關。①陳廣漢認為澳門博彩旅遊業已經基本實現資本的國際化，但遊客結構、市場輻射範圍和行業收入三個指標反映出來的國際遊客貢獻度仍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②遊客內地化的這種傾向不僅有悖於博彩旅遊國際化發展初衷，在長期看也可能影響博彩業乃至整個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四）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實證研究有關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直接資料一般來自澳門特區政府統計局和旅遊局的相關統計資料。陳章喜運用計量分析方法，對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競爭力進行了實證評價，澳門旅遊休閒市場規模、旅遊休閒基礎設施、旅遊休閒資源、旅遊休閒國際化程度的得分以及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競爭力都呈現出上升的趨勢。③李振環、王亞玲選取了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末人口數、居民消費水平、旅行社數量五個指標，分析澳門主要旅遊客源地影響。④劉成昆、陳致遠定量比較大灣區城市旅遊競爭力，認為澳門博彩旅遊業最具吸引力。⑤張維梅計算入境旅遊地理集中指數，發現旅遊客源地在向集中化方向發展，澳門應積極開發入境旅遊客源市場，使入境旅遊市場向多元化方向發展。⑥ 博彩旅遊消費者方面的有關研究多源自於調查訪問。李璽、葉升、王東發現訪澳商務人士對澳門旅遊形象的總體感知包括博彩娛樂、各類節慶活動和特色美食的休閒小城，擁有歐式文化和美麗古樸的城市景觀幾個方面。⑦ 張維梅發現澳門入境旅遊客源市場中親景型客源市場所佔比例較小，親景度在空間和時間上弱於香港和葡萄牙。⑧曾忠祿，張冬梅對澳門自由行遊客特徵進行了研究，通過對 478 個遊客樣本的分析，發現自由行遊客與隨團遊客的偏好和費用支出上有較大差別。⑨李安勇、張風超通過網絡問卷調查分析，發現遊客在用餐環境是否舒適、澳門美食體驗是否達成預期效果、服務是否有助於促進預期體驗效果等等方面體驗價值最大。澳門博彩不但沒有增進遊客對澳門旅遊體驗價值，反而降低他們的體驗價值。⑩周金泉以非隨機的便利抽樣的方式取得 393 份有效問卷，對澳門城①毛豔華、劉小飛﹕《“自由行”政策對澳門經濟影響的評價》，《旅遊學刊》（北京）2016 年 12 期，第28—40 頁。②陳廣漢﹕《澳門博彩旅遊業的國際化研究》，《當代港澳研究》（廣州）2016 年第 1 期，第 3—24 頁。③陳章喜﹕《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競爭力分析：理論與實證》，《港澳研究》（北京）2017 年第 1 期，第68—77 頁。④李振環、王亞玲﹕《中國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影響因素的相關回歸分析》，《旅遊研究》（昆明）2017 年第3 期，第 42—50 頁。⑤劉成昆、陳致遠﹕《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旅遊競爭力的實證研究》，《經濟問題探索》（昆明）2019 年第 2 期，第 88—94 頁。⑥張維梅﹕《澳門入境旅遊客源市場競爭態與親景度研究》，《湖南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湘潭）2015 年第 2 期，第 5—10 期。⑦李璽、葉升、王東﹕《旅遊目的地感知形象非結構化測量應用研究 以訪澳商務遊客形象感知特徵為例》，《旅遊學刊》（北京）2011 年第 12 期，第 57—63 期。⑧張維梅﹕《澳門入境旅遊客源市場競爭態與親景度研究》，《湖南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湘潭）2015 年第 2 期，第 5—10 頁。⑨曾忠祿、張冬梅﹕《內地赴澳門自由行遊客特徵研究》《旅遊學刊》（北京）2005 年第 3 期，第 38—42 頁。⑩李安勇、張風超﹕《基於體驗價值的澳門旅遊產業發展研究》，《大珠三角論壇》（廣州）2017 年第 2 期。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21市形象與博彩旅遊意願的影響進行分析，研究發現澳門巡迴展覽會對澳門城市形象及博彩旅遊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澳門巡迴展覽會對於澳門城市形象與博彩旅遊意願之間存在着完全中介影響的效果。①曾韜研究發現，提升人的文化水平和社會整體文化水平，能更有效地引導消費者的健康博彩動機，進而提升澳門世界休閒旅遊目的地形象。②總的來看，目前主要圍繞博彩旅遊產業的消費結構與機制、發展路徑、影響因素等基礎和核心問題已形成一定積累。現有文獻都認為博彩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影響效應，並且運用現代計量模型與工具研究了旅遊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過程，但這些研究都缺乏系統的理論構建與學理探討，難以真實刻劃博彩旅遊消費對國民經濟及旅遊相關行業的真實貢獻，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對於博彩旅遊政策的制定也缺乏可操作性。受限於博彩旅遊產業發展階段、博彩旅遊消費水平以及相關統計監測基礎等，採用現代計量模型與工具研究博彩旅遊，澳門博彩旅遊消費領域研究整體呈宏觀分析和微觀例證的啞鈴型分佈傾向，難以匹配現階段博彩旅遊消費發展地位及現實需要。以歷史科學的規範分析為基礎，開展針對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基本態勢及相關機制機理等根本問題的全面深刻審視尤顯必要和關鍵。（一）澳門博彩旅遊的歷史演變澳門博彩旅遊的歷史演變的相關研究中，大部分集中在現代，只有少量關注澳葡政府對近代旅遊業的管治措施、政策演變與成效，並從市政建設、城市發展、管理配套等多方視角檢討澳門旅遊業萌芽、興起、發展的因由，③但並沒有結合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探討博彩旅遊發展。根據澳門博彩產業的演變歷程，澳門博彩旅遊從澳門開埠，歷經了前期、早期、近代和現代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前期階段。從澳門開埠到 1847 年政府合法化博彩，澳門商務、宗教旅遊、民間賭博經歷一個發展、繁榮到衰落的過程。澳門開埠到城市逐漸形成、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處於萌芽狀態的澳門旅遊業也一直在不斷演進，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進入 19世紀後，澳門博彩活動有番攤、骰寶、鋪票、白鴿票等，其中以番攤最為風行，有番攤賭館200 多家，雖然博彩活動是非法的，但是有許多中國人和一些西方人參與到博彩活動中。④①周金泉﹕《異地展覽會推廣對城市形象與旅遊意願的影響 以活力澳門推廣周為例》，《世界地理研究》（上海）2020 年第 2 期，第 428—438 頁。②曾韜﹕《國內外不同文化水平群體的博彩動機差異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8 年第 5 期，第 116—128 頁。③張中鵬﹕《東方蒙特卡羅還是東方羅馬？ 近代澳門旅遊業的興起、演變與城市定位》，《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9 年第 2 期，第 95—103 頁。④[瑞典]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 2—4頁。二、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歷史演變與階段特徵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現狀特徵與未來展望

122此外，在澳門發展史上留下足跡的遊客中，埠外民眾尤其中外精英時常出入澳門，留下關於山川形勝、港灣要津、寺廟教堂、中西民俗、市井生活等對於自然和人文景觀的諸多記述，①博彩對於旅遊的影響初現。第二階段是早期博彩旅遊階段，1847 年博彩合法化到 1919 年 3 月 1 日成立旅遊委員會，澳門在摸索中發展旅遊，最終落腳於博彩旅遊，官方意義上的旅遊業成立。苦於鴉片戰爭後香港自由港的設立對澳門經濟的衝擊，葡萄牙政府在 1845 年宣佈澳門為“自由港”。1847 年，為獲得穩定的財政收入，澳葡政府引入承充專營經濟制度。承充專營制度最早施行於豬肉、牛肉銷售行業，範圍涉及小酒館、旅館、賭場和商店。②賭博承充專營在近代澳門經濟中所佔比重較大，有研究統計，僅賭博承充專營（含白鴿票、番攤、闈姓）一項所創造的財政收入在政府財政總收入中佔比最低為 21.1%，最高達 70%，與賭博業密切相關的當鋪、銀號、旅館、娛樂、航運等行業亦隨之繁榮，③博彩與旅遊業初步結合。第三階段是近代博彩旅遊階段，1919 年到 1999 年澳門回歸，澳門博彩業合法化得到葡萄牙的確認，博彩旅遊區的正式確立助推澳門博彩旅遊的發展。澳門近代博彩旅遊始於1919 年 3 月，澳門正式成立旅遊委員會，正式管理和扶持旅遊。隨之形成的娛樂場所包括賽馬場、跑狗場、戲院、影劇場、粵劇場，使澳門博彩旅遊成為東方的新地標，東方的蒙地卡羅。鑑於澳門博彩旅遊和經濟發展的地位，內地城市賦予“小澳門”之稱。特別是1961 年 2 月，葡萄牙海外部頒佈新法令，確定澳門為旅遊區，特准在澳門開設“博彩娛樂”，這種旅遊區對澳門的經濟起着很大的促進作用。④ 1962 年初，澳門旅遊娛樂公司投得經營賭業專利權。隨着港澳交通和本澳旅遊設施的不斷改善，各類遊客人數直線上升，澳門博彩稅總收入不斷增長。在 1990 年代，博彩業的產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30% 左右，這意味着澳門經濟受博彩業旅遊所左右。自 1985 年澳門旅遊統計開始至 1995 年，澳門的客源主要來自香港，主要吸引着來自香港、台灣、日本等地區和國家遊客的眼球，促使澳門向着亞洲區博彩旅遊中心的方向邁進，⑤博彩旅遊業成為澳門的主要旅遊方式。第四階段是現代博彩旅遊階段，1999 年澳門回歸後，開創澳門博彩旅遊業的新紀元，賭權開放把澳門博彩旅遊推向世界，進入現代博彩旅遊階段。全國人大在制定《澳門基本法》時，專門針對澳門的產業傳統，在第 118 條中作了如此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澳門基本法》第 145 條的規定：“根據澳門原有法律取得效力的文件、證件、契約及其所包含的權利和義務，在不抵觸本法的前提下繼續有效，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承認和保護。”2002 年 2 月 8 日，正式批准三家公司經①湯開建﹕《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②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11 頁。③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 ④趙殿紅、趙新良﹕《近代澳門財政轉型、城市建設與旅遊業的興起》，《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廣州）2019 年第 3 期，第 118—132 頁。⑤黃啟臣、鄭煒明﹕《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年。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23營澳門博彩。賭權的專營轉為對外的開放，促使澳門向着世界博彩旅遊中心的方向邁進。特別是 2003 年內地部分城市自由行政策的實施，內地旅遊客流量所佔的比例於 2003 年首次超過香港，形成以內地市場為基本需求的市場導向。但這種單一的博彩旅遊產業結構加大了澳門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澳門抵抗經濟波動和風險的能力大大降低，這無疑成為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隱憂。①（二）澳門現代博彩旅遊消費的特徵澳門博彩旅遊階段性演進的過程和結果，揭示了澳門現代博彩旅遊消費的幾個特徵。（1）博彩旅遊需求單一化澳門博彩業旅遊 90% 以上的顧客都來自區外，賭權開放前，香港是澳門博彩旅遊的主要客源市場。2003 年開始實行的“港澳自由行”政策，內地遊客迅速取代香港遊客，佔據遊客 80% 的比例，成為澳門博彩旅遊的主要客源市場。②在面對內憂外患的時候，這種單一的客源市場，使得澳門博彩旅遊產業難以抵禦外來風險，由於澳門博彩旅遊產業本身具有的外向性和非自主性的產業特徵，其產業利潤增長和發展將承受巨大挑戰。（2）博彩旅遊供給趨同化經過二十年快速發展，澳門旅遊業形成了博彩為主，觀光及娛樂服務協調發展的結構，其中博彩收入佔據主導地位。澳門各家娛樂場最受歡迎的遊戲是百家樂遊戲，澳門 80% 的博彩收入來自於這種遊戲。由於澳門區域土地資源嚴重不足，無法建造更多的非賭博服務設施以與娛樂場的規模相配套，致使澳門博彩旅遊中吸引了眾多只賭不玩、賭了就走的純賭客、大賭客，這就可以揭示澳門博彩收入的 70% 左右是由貴賓賭客創造的原因，③更多反映了澳門博彩旅遊供給的趨同效應。（3）博彩旅遊供給去澳門化澳門博彩旅遊在其四百多年的發展和演變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色。伴隨國際資本的加盟，在推進澳門博彩旅遊的國際化、規範化和優質化方面，確實有着不容否認的正面意義。但是澳門賭權開放以後，外部資本陸續投資和開放建成了大量的現代化博彩度假村，澳門博彩旅遊越來越拉斯維加斯化，但澳門的國際遊客並沒有相應增加，澳門傳統的元素卻越來越被削弱。但對以中華文化為主導的旅遊消費目的地，澳門傳統博彩旅遊消費的特色正在逐步失去，澳門博彩旅遊體現出來國際化的外殼和澳門本土的內核之間存在着嚴重不協調。（4）博彩旅遊消費多元化博彩旅遊中博彩娛樂服務業是澳門特色行業，度假村五光十色的夜總會、桑拿浴室、①楊駿、查方勇、陳志鋼﹕《澳門旅遊業適度多元化發展途徑探析》，《樂山師範學院學報》（樂山）2011 年第 1 期，第 78—83 頁。②陳章喜﹕《澳門博彩業發展：現狀、問題與對策 基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特徵的分析》，《新華澳報》（澳門）2017 年 2 月 16 日。③王五一﹕《繁榮與矛盾﹕澳門賭權開放十周年回望》，《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2年第4期，第108—117頁。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現狀特徵與未來展望

124歌舞廳、豔舞表演，構成澳門夜生活的風景線。四百餘年東西方文化融合交匯的世界文化遺產，引領澳門觀光旅遊。澳門豐富的人文景觀，葡歐式建築同中式屋宇並存、中葡人民混居、中葡兩種語言文字同時流通、東方的佛儒道教同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各行其道、兩種民風習俗、禮儀、服飾互相滲透，形成的特色。非物質文化遺產，使傳統文化觀光旅遊，正在與體驗旅遊融合，特色美食、中葡文化等是博彩旅遊的新特點，加之澳門正在興起的會展旅遊（從 2009 年到 2018 年的期間中，會議旅遊人次增加到 212 萬人次，增長了3 倍），①大賽車等現代體育競技等也助推澳門樹立多元化旅遊的城市形象。（一）博彩旅遊消費快速擴張澳門經濟快速增長、民生持續改善、社會穩定和諧，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獨特的文化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的遊客，2019 年澳門全年入境旅客逾3,490 萬人次，較回歸時旅客增幅近 5 倍。截至 2018 年，澳門共有 4.1 萬多間酒店房間及41 家娛樂場，為旅客提供高質素的休閒娛樂設施及活動。②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統計，2018 年澳門旅遊收益達 402 億美元，位居亞太地區第 5 位，全球第 11 位。③港珠澳大橋的通行以及未來的澳門機場的新建設，澳門的旅遊消費空間將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二）博彩旅遊消費升級轉換長期以來澳門的博彩旅遊消費支出以 VIP 顧客為主，但是隨着博彩開放，西方博彩企業的進入，把西方博彩消費的模式帶入到澳門，導致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全球化的大眾性博彩旅遊消費模式正在澳門逐步形成。此外，澳門遊客的其他消費支出比例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娛樂購物活動等消費支出呈現增加的趨勢。澳門博彩遊客的年齡分佈正在趨於年輕化，年輕人的消費支出喜好更偏重於一些體驗性旅遊，而用於博彩部分的支出正在減少。這不僅僅體現了博彩消費支出的變化，更多的體現了人們對博彩旅遊的理解，現代年輕人更趨於理性消費。根據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的訪澳遊客調查《2014年有參與博彩之旅遊選擇》，在澳門過夜遊客比例為 66.7%，不但大幅高於沒有博彩的遊客 36% 的比例，而且許多遊客願意留在酒店，留宿的比例為 88.9% 和觀看表演 18.4%，此外參與博彩活動的遊客的非博彩消費為 2,860 澳門元，消費額大幅高於沒有參與博彩旅遊的 1,545 澳門元。非博彩元素帶動非博彩元素的收益增長，澳門目前遊客在非博彩消費總量可以媲美拉斯維加斯，例如在 2014 年澳門 3,152 萬遊客中帶來的非博彩消費 77 億美元，接近同年拉斯維加斯遊客在非博彩消費 103 億美元。④三、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現狀① 澳門會展業的發展概況，澳門會展網：http://www.mice.gov.mo/tc/intro.aspx。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https://mtt.macaotourism.gov.mo/tc/2020/02/tc-total-visitor-arrivals-to-macao-in-2019/index.html。③ UNWTO/GTERC Asia Tourism Trends – 2019 Edition。④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澳門幸運博彩經營權開放中期檢討報告》，https://www.dicj.gov.mo/web/cn/news/Year-2016/mid-report/index.html。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25（三）博彩旅遊消費一站式一站式消費的大型度假村正在成為澳門博彩旅遊新趨勢。澳門博彩開放以後，隨着西方博彩企業湧入澳門，把西方博彩經營的特點帶入到澳門，使澳門傳統博彩的旅遊消費正在發生演變，形成綜合消費為一體的度假村式消費模式。澳門已經建成綜合度假村包含了五星級等現代品牌消費，多種旅遊消費活動足以在一個綜合體內完成，滿足吃、住、行、遊、購、娛等全要素的一站式服務。例如銀河綜合度假城，擁有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悅榕莊、萬豪酒店、大倉酒店、銀河酒店、百老匯酒店，共計近 4,000 間客房、套房及別墅。提供餐飲、購物、天浪淘園、UA 銀河影院、SPA 與休閒、娛樂、會展與會議等一站式服務，正在成為澳門旅遊消費的新配置。綜合度假村不僅僅適合於傳統的博彩旅遊顧客，而且適合於更多的包括家庭式、商務旅遊等多方面的現代的旅遊消費。（四）博彩旅遊消費體驗性增強澳門博彩旅遊遊客的調查研究表明，以往的博彩盈利動機與參與博彩遊戲的比重正在逐漸下降，目前遊客正在逐漸將博彩活動視為一種休閒活動，而更多的以休閒體驗旅遊活動替代傳統的博彩活動，以感受博彩文化與動機來參與博彩。澳門 6 家博彩公司自 2007年至 2014 年的非博彩收入複合年增長率高達 31%，而同期的博彩毛收入，複合年增長率只有 23%。①澳門正在形成更多的美食、博彩、娛樂項目，形成了旅遊塔的刺激體驗、水舞間表演、貢多拉船、魔術秀、冒險王國等等品牌體驗活動，正在消費者心中形成澳門的新形象。（一）反映博彩旅遊消費的經濟社會特徵全球博彩旅遊消費發展趨勢是與經濟同步發展的結果，是在經濟總量不斷提高和經濟結構不斷調整的情況下的一個基本選擇，也是長期的社會發展方向。拉斯維加斯作為歷史上的賭城就是一個例證，其博彩旅遊業的發展經歷了從 19 世紀 50 年代的完全性博彩，到現代的綜合休閒旅遊為核心的博彩旅遊業態演變。澳門博彩旅遊業長期服務於大中華地區，特別是在博彩開放後，形成了以內地博彩旅遊客為主的澳門的博彩客源狀況，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也產生了根本性變化，深受內地旅客及經濟發展影響。近年來，內地經濟持續放緩，影響了博彩旅遊消費支出。調查顯示，2019 年澳門旅客消費（不包括博彩消費）為 640.8 億澳門元，比 2018 年減少 8.0%。此外，旅客人均消費為 1,626 澳門元，按年下跌16.4%。留宿旅客人均消費為 2,681 澳門元，下跌 11.8%；而不過夜旅客人均消費為 680 澳門元，下跌 12.5%。②最終結果表明，澳門旅遊消費隨着內地的經濟演變而不斷的發生變化。四、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的趨勢①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澳門幸運博彩經營權開放中期檢討報告》，https://www.dicj.gov.mo/web/cn/news/Year-2016/mid-report/index.html。 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統計資料。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現狀特徵與未來展望

126博彩旅遊消費與社會發展密切關聯，客源地人口結構變化最為明顯。澳門第一大客源地中國內地人口結構中，65 歲以上的人口絕對數量在顯著擴大，表現為人口的老齡化。雖然老年人口的旅遊消費支出總水平在增長，但更多的是消費支出用於觀光旅遊。因而他們在博彩旅遊消費水平在不斷的降低。而同期的年輕人旅遊消費也在快速增長，並且用於博彩旅遊消費支出中的部分在逐步增加。2019 年統計資料表明，25—34 年齡段的遊客成為最大比例為 26.9%，而 65 歲以上的只佔到 5.9%。①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隨着內地的社會結構不斷的演變，澳門博彩旅遊消費也在相應變化。（二）順應博彩旅遊消費的轉型升級需要隨着客源地經濟的增長，消費增長和消費貢獻的提升，消費升級和轉型成為目前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主要特點。博彩旅遊消費屬於典型的文化娛樂消費，也代表着消費結構升級的主要方向。從具體的消費形態看，2019 年博彩旅遊消費構成中娛樂支出最高為46.8%。按旅客消費類別統計，旅客消費有 45.7% 用於購物，其次為住宿（25.9%）及餐飲（20.4%）。旅客在商品購買中，化妝品及香水最受歡迎（佔購買消費 34.4%），隨後為手信食品（佔 29.6%）及成衣（佔 9.7%）。所有商品消費均為負增長，其中以成衣消費跌幅最大（-41.5%），其餘為珠寶手錶消費（-38.4%）、手袋及鞋類消費（-22.6%）、手信食品消費（-11.7%）及化妝品及香水消費（-8.9%），②這些資料表明目前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主要導向。（三）突顯博彩旅遊消費的綜合環境影響博彩旅遊消費的環境影響是多方面的。除了直接的經濟環境因素外，社會環境因素也是關鍵性的。由於“博彩”存在一定的社會負面影響，因而博彩旅遊消費者面對的多個因素構成的綜合環境。政府與社會通常鼓勵健康的旅遊方式，一定程度上影響博彩旅遊消費對於特殊興趣的認知。因而，博彩旅遊消費的良好社會環境會影響到博彩旅遊消費支出的形式和內容。此外，社會穩定和人身安全是博彩旅遊消費的基本環境要素，與旅遊的自然環境因素相比，遊客在博彩旅遊消費過程中更加注重財產安全。博彩旅遊消費者往往置身於一個綜合環境中，澳門作為世界最安全的旅遊區，遊客得到充分的保護。與其他博彩旅遊目的地相比，更能吸引遊客前往。（四）動態博彩旅遊增長空間和潛力澳門博彩旅遊在未來的增長空間和潛力具有巨大優勢。首先，背靠着中國內地的 14億人口，以每年近 3,000 萬旅遊人口為基數，在這樣的基礎上，澳門博彩旅遊的靜態空間是非常巨大的。其次，由於澳門國際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及旅遊國際化程度不斷的改變，對於亞洲及亞太地區的遊客來講具有較高的吸引力，因而博彩旅遊的動態的空間也是非常巨大的。以客源市場來看，在 3 小時旅遊圈範圍內，澳門將會面對 30 億的潛在客源市場，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暨普查局—旅客消費調查”。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暨普查局—旅客消費調查”。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27未來澳門博彩旅遊的增長空間巨大。加之澳門現代博彩旅遊產業的改造和升級，歐美等高端遊客也正在不斷的湧入，澳門博彩旅遊潛力優勢也不斷地增強。（五）強調博彩旅遊結構性轉變和提升澳門博彩旅遊消費支出結構中，VIP 顧客長期以來佔據主導地位。但是受到全球大眾旅遊消費趨勢的影響，澳門的博彩旅遊消費也逐步體現出大眾旅遊消費的特色，大眾顧客在澳門博彩旅遊消費中的比例逐年提高。特別是進入到 2019 年第 1 季度，產生了質的變化。中場遊客的博彩旅遊消費支出 389.94 億澳門元，首次超出了 VIP 顧客的消費支出 372.08億澳門元。①這表明澳門未來博彩旅遊消費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內地的 VIP 博彩消費者受制其資金的管制和限制，以及未來澳門賭牌發放及其監管機制的影響，VIP 消費存在趨淡的挑戰。此外，在整個博彩旅遊的支出中，非博彩元素增長明顯。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結構轉變和升級，對於未來博彩企業經營和政府監管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一）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面臨的問題澳門博彩消費發展一方面受到其內生性的因素影響，同時更多受制於來自外部的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澳門的博彩旅遊消費顧客主要來自於內地，因此受制於內地經濟結構轉型的影響。內地經濟結構與消費結構轉型和升級，對澳門的博彩旅遊影響更為突出。此外，博彩旅遊消費還受到政策環境的影響，一國兩制賦予澳門與內地的不同政策管理。最為突出的就是內地居民出入境以及金融的管理限制，會對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總體上看，內地博彩旅遊消費的增長率正在逐步下降，內地遊客在澳門博彩旅遊消費中用於博彩消費的數額及其比例正在下降。正在從傳統上的博彩消費轉移到綜合性消費上來，娛樂休閒以及購物的消費支出在增加。儘管內地有 14 億龐大人口，但是內地城鄉差別較大，因而體現在區域和人群之間的收入有較大的差別和旅遊消費上的差別，應區別對待。（二）制約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的主要瓶頸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一般限制。首先。內地居民個人收入是決定消費和社會消費的主要因素，居民個人收入中旅遊消費支出的比例是反映遊客博彩旅遊消費重要指標。2019 年國家統計局資料表明，居民的消費率是居民收入中用於消費支出的比例，內地居民表現出來的消費率僅為 37%，遠遠低於國際的平均消費水平 50%。2014 年以後內地經濟增長放緩，內地居民消費收入支出比例中發生重大變化，在預防性儲蓄信貸約束的不確定性影響下，內地居民中用於房地產等方向的消費佔據了主要比例，因而在博彩旅遊消費支出等方面的比重在逐漸下降，這從澳門這些年的旅客調查資料中可以反映出來。其次，消費偏好是影響博彩旅遊消費的主要因素。消費偏好的變化決定了遊客是否能夠把費用支出在博彩旅遊五、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面臨的問題與瓶頸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現狀特徵與未來展望

128上。接觸機會理論認為遊客博彩設施的距離、博彩設施的數量和接觸博彩設施的時間會正向影響遊客的消費偏好。①適應性理論認為，隨着人口年齡增長會增加對自我行為的控制力，而削弱其消費偏好。②如果消費偏好保持不變或增強，那麼對於澳門的博彩旅遊來講，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如果偏好改變或降低，澳門的博彩旅遊消費將會減低。從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偏好統計來看，25—36 年齡段的年輕人在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開支明顯高於 65歲以上老年人，內地人口老齡化對澳門博彩旅遊是總體負面的。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特殊制約。首先是博彩旅遊供給的限制。儘管澳門 30.3 平方公里的面積在 2019 年接待遊客 3,940 萬人次，但以博彩旅遊的供求關係表明，澳門存在的問題並非需求不足，而是需求興旺，但供給明顯不足。從 2019 年澳門酒店場所及客房數目變化情況看，37 家五星級酒店擁有客房數 24,977 間，17 家四星級酒店擁有客房是 7,862 間，16家三星級酒店擁有擁有客房數 5,980 間。16 家二星級酒店擁有客房數 1,133 間，呈現出明顯的倒金字塔型分佈。每逢連續假日，大量遊客來澳消費，包括口岸通關、交通客運、酒店接待、餐飲服務等服務要素供不應求。這種倒金字塔型的酒店供給畸形，迫使遊客在旅遊住宿的支出中大比例的支付給高星級酒店。過高價格也是影響澳門遊客留宿過夜的因素，在澳門過夜遊客的數量多年來平均為 1.5 天，始終沒有得到很大提高和改善。中心商業區甚至因人流過度密集而要實行分流管制，這都反映出土地資源、休閒空間以及人力資源和旅遊服務的供給短缺。澳門博彩旅遊消費長期面對上述資源和供給短缺的“瓶頸制約”。澳門的土地空間已基本達致飽和，需要增加新的土地空間。增加土地空間有幾個可取的方式，第一是填海造地，第二是舊區重建，第三是開闢地下空間，第四是通過區域合作向外拓展。填海造地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來已不斷進行，澳門超過一半的土地依靠填海所得，目前大家關注的是由中央政府批准的 3.5 平方公里新填海地如何開發，將對澳門未來的城市建設和博彩旅遊消費發展起到很大影響。③其次是旅遊需求“推動”消費升級轉換的制約。2019 全球旅遊消費報告表明，內地居民旅遊消費持續提升，63% 的居民旅遊花費超過 1 萬元人民幣，56% 的居民旅遊花費佔生活消費用的 20% 以上，以北京為代表的一線城市旅遊消費支出更為明顯。出境旅遊人群年輕化，消費結構中最大的預算支出是購買，選擇經濟型和舒適型的酒店仍然佔到 60% 以上，最喜愛的購物地是澳門。澳門的壹號廣場、新濠天地、威尼斯人大運河購物中心等都是顧客最喜愛的地點。2019 年中國內地繼續成為澳門最大的客源地，訪問澳門的內地旅客為 2,792 萬人次，與 2018 年比較上升 10.5%。佔總訪客的 70.9%。旅客消費調查資料顯示，① J. Storer, M. Abbott, J. Stubbs, “Access or Adaptation? A Meta-analysis of Surveys of Problem Gambling Prevalence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with Respect to Concentration of Electronic Gaming Machines,” International Gambling Studies, Vol. 9 (2009), pp. 225-244.② R. J. Williams, R. A. Volberg, R. M. Stevens, “The Population Prevalence of Problem Gambling: Methodological Influences, Standardized Rates, Jurisdictional Differences, and Worldwide Trends,” Ontario Problem Gambling Research Centre, 2012. ③楊道匡﹕《澳門建設旅遊休閒中心相關問題探討》，《港澳研究》（北京）2016 年第 1 期，第 44—51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29大部分被訪旅客的訪澳目的主要是度假（52.9%），其次是過境（19.4%）、購物（7.5%）、業務公幹（5.0%）、探親（3.3%）、博彩（3.1%）及參加會展（0.7%）。①儘管前往澳門的遊客數量在增加，但是其消費的需求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變。酒店住宿率明顯以公寓和三星級酒店增長速度為顯著，而高星級酒店需求增長較慢。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暨普查局—旅客消費調查”。②廣東省人民政府：《粵澳合作框架協議》，http://www.gzfao.gov.cn/Item/5673.aspx。根據《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規劃，澳門要以“優質旅遊”、“精品旅遊”建設為目標，強化旅遊城市的多元化、現代化、國際化，持續推動旅遊業向前發展。從構建大旅遊、大休閒產業出發，深化旅遊業與酒店、餐飲、娛樂、零售、會展、商貿等行業的互動、互補、共同發展。根據《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粵澳合作最重要的戰略定位之一，是“建設以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龍頭、珠海國際商務休閒度假區為節點、廣東旅遊資源為依託”的“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②澳門特區政府制定的《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亦明確透過強化綜合旅遊娛樂項目發展，開拓國際性旅遊市場、客源和產品，以構建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宜居、宜業、宜行、宜遊、宜樂的城市。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於 2017 年發佈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提出 8 個關鍵目標、33 個策略配合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基於上述發展目標，結合本文的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幾方面的建議。（一）集中發展博彩旅遊消費新品牌澳門五年規劃、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規劃以及大灣區規劃中比較遺憾的一項是對於澳門品牌博彩旅遊的關注過少。澳門立足於四百年的博彩發展，其旅遊業發展改變了澳門旅遊在亞太旅遊中的格局，在世界的旅遊中佔有了獨具一格的風格，這種風格也成為中國旅遊的一個招牌。但隨着這些年博彩旅遊業的快速發展，一定程度上推動澳門博彩旅遊的國際化，但也淡化澳門博彩旅遊原有的特色，在吸引國際旅遊各方面裹足不前。缺乏整合澳門本地旅遊和國際旅遊之間的結合點，仍然沒有新的突破。面對逐步失去特色的博彩旅遊，澳門將會失去未來發展的機遇。因此我們建議，必須抓緊這個博彩轉變的歷史時機，創建以博彩文化大觀園為核心的博彩娛樂大世界，發掘整合中外博彩歷史文化，結合現代博彩遊戲，建立一個全球最高星級博彩綜合度假村，使之成為全球博彩文化的殿堂和博彩遊客朝拜聖地，吸引全球博彩遊客，從而改變目前受內地遊客主導的困局。（二）拓展博彩旅遊消費空間和管道現階段博彩消費的市場結構需要進一步的提升和拓展，大中華地區的遊客結構必須要得到調整。目前，應當把三小時旅遊圈範圍內的重要旅客發源地，作為未來的博彩旅遊消費的市場進行挖掘，特別是要加強新興經濟為代表的印度市場的研究和推廣。統計資料表明印度的市場比較穩定，每年約 15 萬左右的遊客進入澳門。印度具有眾多人口，存在未來六、促進澳門博彩旅遊消費若干建議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發展——現狀特徵與未來展望

130的潛在巨大需求，屬於尚未開發出的有潛力的博彩旅遊消費市場。因此澳門特區政府要儘早抓緊對印度旅遊市場的開發推廣等活動，增強澳門博彩旅遊市場對印度遊客的吸引力。除了傳統旅遊推廣宣傳管道外，積極利用區域經濟合作，吸引印度投資商，增強澳門在印度遊客心中的城市形象。（三）持續改進博彩旅遊消費環境博彩旅遊社會環境方面，鼓勵和宣傳澳門的正面影響。儘量消除博彩旅遊消費的負面影響，提升澳門國際旅遊休閒中心的目的地形象。改進遊客對澳門博彩旅遊消費的認知，培育好未來澳門的遊客。特別是要做好電視、網絡媒體等方面的傳播，真正培養起大眾博彩旅遊消費意識，改善澳門的社會環境。博彩旅遊物質環境方面，受限於人均旅遊資源及空間狹小，澳門需要開發適合大眾旅遊的配套住宿與酒店，減低遊客的住宿成本，改變目前酒店分佈的倒金字塔型。大量人流車流等導致澳門的空間更加狹小，同時引發了環境污染問題，澳門私人交通工具保有量偏高，更容易引發環境污染問題，特別是雜訊污染問題，雜訊污染已經成為現代澳門發展的一個制約問題，與其國際旅遊休閒中心定位無法對應，需要在適當時候對車輛特別是燃油機動車輛進行控制，並逐步取消，持續改進澳門的可持續發展環境。（四）促進博彩旅遊消費整合創新博彩旅遊消費創新是博彩旅遊升級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博彩旅遊消費不僅僅是博彩娛樂，更加注重遊客關注的其他旅遊要素，特別要關注遊客消費的新動向。做好博彩旅遊與文化消費的整合，把博彩旅遊消費和文化消費切實結合在一起。充分利用澳門歷史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切合點，積極創新。探索傳統博彩旅遊與現代體育競技的整合，不斷推出新的博彩旅遊產品，實現博彩旅遊產業與其他產業的整合創新。（五）實現博彩旅遊消費的協同效應澳門博彩旅遊消費應當積極迎合大灣區建設，參與大灣區旅遊共建，與大灣區城市的旅遊形成協同效應。大灣區內旅遊協同本質上是各行政區內的旅遊部門在空間結構、旅遊產業鏈分佈、旅遊產業政策與市場規則等方面形成的同質對接和融合。灣區內各行政區內可以通過正確地制定和有效地實施旅遊協作，為共同利益戰略來創造競爭優勢。大灣區旅遊協同發展的重點是實現資源與要素的優化配置，通過區域旅遊協同發展運行機制及有效的競爭機制來推動，促進資源的合理分配與流動，發揮出區域的長處，形成旅遊產業優勢及結構升級。鑑於澳門的有限地理空間，在橫琴開發中，可把橫琴作為澳門博彩旅遊的合作重點，合作開發橫琴成為澳門新的旅遊集散地，實現“橫琴—澳門”的旅遊協同發展。[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31小城與大國：澳門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的角色周平　陳朋親次國家政府外交代表着全球化時代外交的未來。“平行外交”、“多層外交”等西方外交理論從不同視角闡釋了次國家政府外交的重要性，而中國次政府外交經歷多個發展階段，逐漸成為中國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是中國特殊的次國家政府實踐體，具有《憲法》、《澳門基本法》規定的法理性和中央授權的事務性兩種授權機制，以法律、法規和文件三種形式授予對外交往權的特點。因此，澳門可發揮獨特優勢，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獨佔一席，保持與中央外交良性互動，優化中央與澳門的關係，助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適應新時代“一國兩制”新特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次國家政府外交　澳門對外關係[ 摘 要 ][ 關鍵詞 ]隨着全球化水平的提高，民族國家權威不斷上移至超國家權威，向下移至次國家行為（國家政府或地方政府），向外移至社會行為，地方政府“走向世界”已成為普遍現象，為地方政府融入國際組織，登上國際舞台奠定基礎。地方政府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大勢所趨、不可阻擋，這與次國家政府外交理論不謀而合。復旦大學陳志敏教授出版的專著《次國家政府與對外事務》，運用大量實證材料分析次政府國家的國際行為，證明中央主導、地方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體系不僅可能，還可以促進國家利益的實現。①而央地關係中，地方對外事務是一個敏感領域，受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行政關係、財政關係的直接影響，屬於“政府間放權問題”。②澳門城市大學葉桂平教授在《次國家行為體的對外關係研究——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例》一文中論述了次國家行為體與澳門對外關係，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同於一般地方政府，具有獨特政治制度優勢，能夠更好地為國家整體外交作出新貢獻，可以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塑造良好國家形象和提升國家軟實力。③處於歷史最好時期的澳門，國家賦予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發展定位，是粵港澳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之一、“一帶一路”的重要作者簡介：周平，澳門城市大學副教授、澳門“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陳朋親，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博士後、政治學博士。廣州　510275①陳志敏﹕《次國家政府與對外事務》，北京﹕長征出版社，2001 年，第 4 頁。②鄭永年﹕《中國的“行為聯邦制”﹕中央—地方關係的變革與動力》，台北﹕東方出版社，2013 年，第36—41 頁。③葉桂平﹕《次國家行為體的對外關係研究 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例》，《世界經濟於政治》（北京）2013年第 2 期，第 118—133 頁。

132節點。從對外交往權視角探索新時代優化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適應“一國兩制”新特點，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在中國外交歷史性轉型中，作為次國家行為體的實踐體，澳門應如何融入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有甚麼獨特優勢？可發揮甚麼作用？為回答上述問題，文章將通過梳理次國家政府外交理論和中國次國家政府外交的實踐經驗，結合澳門的特點及獨特優勢，明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澳門作用”。①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pluralism”,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luralism-politics, accessed on March 2019.② Brian Hocking, Jan Melissen, Shaun Riordan and Paul Sharp, “Futures for Diplomacy: Integrative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Klingender, October 2012.③ Panayotis Soldatos, “Cascading Subnational Para-diplomacy in an Interdependent and Transnational World,” in Douglas M. Brown (au.), Earl H. Fry(ed.), States and Provin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 Press, and Institute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Queen’s University( Kingston, Ontario), 1993, pp. 65-92.④ Ivo D. Duchacek “Perforate Overlent Lied Seedy of New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ans J. 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ldatos (eds.), Fed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Subnational Uni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 23.次國家政府（subnational government），興起於世界政治變遷、各國國內政治演變和地方的發展。二戰及冷戰的結束，國際環境發生重大改變，國際關係成為“國家間和國際組織以及某些次國家行為體之間的關係”，①國家不再是唯一的行為體。國際政治行為體多元化，主要是基於“超國家行為體”（supranational actors）國際組織的發展和影響，更多學者開始關注國際組織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與影響，使之日益成為“顯學”。現代國際關係中民族國家的權力轉移，下沉方向促使“次國家行為體”與國際社會的有效互動，對傳統國際政治單一行為體發起了衝擊，強調政策與行為的多層聯繫，正代表着“外交的未來”。②（一）次國家政府外交理論“次國家政府外交”（subnational government diplomacy）最早由帕納約提斯 ‧ 索達托斯（Panayotis Soldatos）創造，認為次國家行為體（聯邦部門、地區、城市公共部門、市鎮）直接實施的國際行為，對國家外交形成支撐、補充、校正、重複或挑戰，是在傳統民族國家之外從事的外交活動。③ Publius 的“聯邦制和對外關係”的專輯，討論了聯邦制國家成員的對外活動。還有杜恰切克（Duchacek）的《政治的領土層面：國家之內、國 家 之 中 和 國 家 之 間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 of Politics: Within, Among, and Across Nations）著作中，系統分析了次國家政府的國際活動，並用“次政府外交”（subnational government diplomacy）替代自己所定義的“微型外交”（micro-diplomacy），④次國家政府外交理論在國際關係中進入新的階段。伴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外交日益多元化，次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積極參與其中，成為國家政府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較為著名的次國家政府外交理論有：美國杜恰切克（Duchacek）為首倡者的“平行外交”（parallel 一、次國家政府外交理論及其中國經驗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33小城與大國：澳門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的角色diplomacy）理論，認為地方政府可以從事“平行或獨立於中央或中央外交的國際活動，這些活動與中央外交相互合作、互為補充，但有時存在競爭和衝突”。①次國家政府在國際交往中具備了制定國際交往的目標、戰略、策略、機制、手段和決策過程，甚至“外交政策”條件，與國家外交政策大同小異。②次國家政府出於自身實際情況，在國際上開展對外關係活動，從而成為國家行為體之外的“多聲音行為者”（multi-voice actor）。主權國家對外關係改變了傳統外交模式，外交部門失去對外交的單獨掌控，與次國家政府分享外交權力，在國外協同行動。③這是平行外交內涵所在，但有學者認為針對外交範式的轉變，我們應該思考“後外交”（post-diplomatic）世界，切實認識到新的複雜現實。④白里安 ‧ 豪京（Brian Hocking）的“多層外交”（multilayered diplomacy）理論也廣受歡迎。“多層外交”認為次國家行為體只是國家政治體制的一部分，並不能完全代表國家，也沒有完全自主的行為能力，不可以將其與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混為一談。全球化進程中，任何行為體政策目標的實現，都是多層面政治博弈。多層博弈必然帶來“多層外交”——國際與國內兩個層次外交，互為依託和補充。⑤此外，部分學者認為歐盟一體化過程中出現多層次決策網絡的重疊，其中最重要的行為體就是次國家政府，歐盟委員會和次國家政府可以在政策制定、落實中施加影響和發揮作用。學者稱之為“多層治理”（multilayered governance）理論，次國家行為體也擁有決策權力，可以在超國家層面和國家層面。（二）中國實踐中國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獨特政治體制，地方參與國際事務主要基於《憲法》規定的外事權或中央政府的授權，扮演的是中央外交代理人、中央外交合作夥伴、中央政府競爭性夥伴等三種角色。⑥中國地方政府參與更多的是公共外交或多軌外交，地方上友協、僑聯、貿促機構、科教文衛等承擔更具體工作，構成中國公共外交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⑦中國地方政府參與對外關係，經歷地方政府參與對外事務到次國家政府外交逐漸形成的過程。⑧任遠喆教授將這個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改革開放到 20 世紀 90 年代末的萌芽初期，經濟發展為導向的不平衡發展。中央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後，中國成功獲得應有的國際地位，地方政府參與外事主要是利用地方優勢吸引外資，在參與① Ivo D. Duchacek, “Perforated Sovereignties: Towards a Typology of New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ans J. 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ldatos (eds.), Fed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Subnational Uni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 32.②楊潔勉﹕《中國世博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年，第 236 頁。③ Francisco Adecco and Michael Keating (eds.), Paradiplomacy in Actio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 1999, p. 1.④ Iñaki Aguirre, “Making Sense of Paradiplomacy? An Intertextual Enquiry about a Concept in Search of a Definition,” in Francisco Aldecoa and Michael Keating (eds.), Paradiplomacy in Actio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 1999, pp.185-209.⑤ Brain Hocking, Localizing Foreign Policy: Non-central Governments and Multilayered Diplomac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93, pp. 34-35. ⑥陳志敏、肖佳靈、趙可金﹕《當代外交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208—209 頁。⑦韓方明﹕《公共外交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192—197 頁。⑧任遠喆﹕《次國家政府外交的發展及其在中國跨境區域合作中的實踐》，《國際觀察》（上海）2017年第 3期，第 101—116 頁。

134新興經濟體外交、公共外交、展會外交、人文外交以及同海外商會、華僑關係維護上，地方作用更為突顯。①但這一時期，沿海開放地區起步早、力度大，其他內陸地區相對落後，導致沿海省份成為地方經濟國際化的前沿和領跑者。第二階段，從 20 世紀 90 年代末到2010 年前後，地方政府參與對外事務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次區域合作加強，但次國家政府屬性仍然有限。中央外事管理權下放，調動了地方政府參與國際合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尤其是加入 WTO 以後，地方政府承擔越來越多的全球性或國際性大型活動，如世界園藝博覽會、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中國—東盟博覽會、APEC、CAFTA 等。同時中央也開始高度重視“加強人大、政協、軍隊、地方、民間團體的對外交往”。②第三階段，2011 年後，次國家政府外交全面擴展。黨的十八大後，中國在國際社會推出一系列新倡議，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這需要沿線地方政府積極推介和融入，加強東中西部合作，打造全方位開放格局。有學者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根本在於地方政府，“需要有統籌考慮中央與地方、官方與企業、國內與國外之間關係的網絡化設計”。③這一時期也順應全球外交轉型的趨勢和特點。中國次國家政府外交，從改革開放不斷走向深化，各地方政府都積極發展與國際社會的各種聯繫，已構成中國發展國家關係的社會基礎。面對國際形勢風雲變幻，中國外交致力打造三個服務發展平台：“一是以主場外交為平台，提升各個主辦城市的國際知名度與發展格局；二是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平台，支援地方同沿線國家開展交流與合作；三是以外交部省區市全球推介活動為平台，重點協助中西部地區擴大對外開放。”④通過這三大平台“使地方省區不出國門就能與外方對接，使外國駐華使節不出北京就能瞭解地方改革開放新貌。有機統籌中央、地方兩種優勢，對接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從服務中央決策延伸到服務地方發展，受到地方普遍歡迎”。⑤據統計，外交部已舉辦 18 場省市推介活動，通過推介，讓地方“走出去”，同時幫助地方講好“地方故事”。由此可言，中央正通過制度調整、方式創新，促進地方政府積極參與國際交流，發揮更大作用。①張鵬﹕《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地方支持 兼論長三角次區域的地方全球聯繫與責任》，《國際政治研究》（北京）2011 年第 1 期，第 62—70 頁。②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40—43 頁。③ Tim Summers, “China’s ‘New Silk Roads’: Sub-national Regions and Networks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7, Issue 9 (2016), pp. 1628-1643.④王毅﹕《服務國內發展是中國外交重要使命，着力打造外交服務發展三大平台》，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7417143174600363&wfr=spider&for=pc。⑤王毅﹕《在世界變局中堅定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求是》（北京）2017 年第 1 期，第 14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35小城與大國：澳門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的角色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祖國，成為“一國兩制”制度運行下的次國家政府實踐體，賦予澳門特殊的政治地位，特別行政區的對外事務權或對外交往權，也成為學者們熱議話題之一，認為特別行政區對外交往權，應該在一個廣闊的世界之中，除去主權者的中央政府，應該將縮下去之外的地域視作“外”，包括兩方面：一是與外國、外地以及國際組織的交往；另一個是與作為整體的內地、內地部分區域以及港澳台之間的交往。①還有學者關注特別行政區的國際法地位、參與國際組織與國際條約的權力，如認為特別行政區作為一個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區，根據中央的授權，具有廣泛的對外交往權，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國際人格者②。這些都是基於《憲法》與法律形式加以確定並授權地方政府具有國際人格，獲得其他國家承認，世界各國才願意交往的邏輯。③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單獨與世界各國、各地區或國際組織簽訂經濟、貿易、金融、航運等方面的協議，也可以“中國澳門”身份參加各種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澳門回歸以來，澳門特區與諸多國際組織繼續保持原有地位並積極參與國際活動，甚至在國際組織中擔任要職，這些都說明澳門特區的國際法這個主體一定程度上是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但是澳門對外交往權是中央授權於澳門行使的、屬於地方的“自治權”，本身不同於國際法主體所擁有的對外交往權。④《澳門基本法》第 13 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自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基本法》設定的授權制度，可以概括為四種基本授權方式：一是概括性授權，澳門的對外事務是中央授出的，且澳門必須在《基本法》規定下行使此權；二是一次性授權，中央政府一次性授權澳門與其他國家（未建交除外）談判互免簽證協議；三是單項反覆授權，澳門特區政府需要在某個對外領域一事一申請，中央政府一事一授權；四是追加性授權，澳門特區還享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授予的其他權利，也包含對外交往權力。⑤因此，澳門的對外交往權，一部分主要是《澳門基本法》的直接規定，另一部分取決於《澳門基本法》的授權條款與中央政府的授權行為相結合。根據《澳門基本法》與中央的授權，《澳門基本法》第 50 條規定“澳門特首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136 條規定澳門可以以“中國澳門”名義單獨同世界各國、各地區或有關國際組織簽訂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科技、體育等有關協議，137 條規定澳門可以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或“中國澳門”參與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138 條規定中央授權澳門可以根據需要簽訂國際協議，二、次國家政府外交與澳門對外關係的性質①姚魏﹕《特別行政區對外交往權研究》，華東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15 年。②陳雪梅﹕《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對外交往權》，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7 年。③王虎華﹕《試論香港的國際法地位》，載於丁偉、朱欖葉﹕《當代國際法學理論與實踐研究文集（國際公法卷）》，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 年，第 127 頁。④饒戈平、李贊﹕《國際條約在香港的適用問題研究》，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第 11 頁。⑤姚魏﹕《特別行政區對外交往權研究》，華東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15，第 53 頁。

136另 134 條規定澳門可以“中國澳門”名義參與民間團體、宗教組織和世界各國、各地區保持和發展關係等。總體而言，澳門特別行政區本身不具有外交權，所享有的對外事務權，是經中央授權於一個國家內部地方性經濟實體的職能性權力，這也符合次國家政府外交理論內涵。葉桂平教授將澳門這種次國家政府的對外關係，稱之為“被授權的對外關係”，認為無論是中央負責的“外交事務”，還是授權澳門特區處理的“對外事務”，都必然服務於國家整體外交。①對於授權多少，這是一個動態過程，“中央授權特區多少權力，特區就有多少權力，沒有明確的，中央還可以授權，未授予的‘剩餘權力’在中央”。②“一國兩制”下的澳門，不是簡單的央地關係，不能用簡單的聯邦制來解釋說明。也不同於一般性的地方政府，採取與內地不一樣的管制方法與制度，在中央授權下，根據《憲法》和《基本法》可自行處理對外事務，享有高度自治的權力，在國外也有常設辦事處、參與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擴大了澳門本身發展空間，有利於促進澳門經濟多元發展，可更好發揮其歷史、文化、地緣的特殊性與中央外交保持良性互動、合作共贏。因此，中央與澳門在對外事務上並不必然存在利益對立，兩者是互為補充、合作共贏的關係，不是競爭和衝突，更不是平行。③同時，澳門特區與次國家政府在對外事務權限、法律人格有所不同，澳門擁有對外關係授權並非是全球經濟利益的驅動，難以等同次國家政府外交理論。④澳門這種獨特優勢融入國家整體外交，與次國家政府外交的高度一致，因為相對於國家而言，各級地方政府，或稱為次國家行為體，其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日益被激發，活躍於國際舞台，不僅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的深刻發展，也極大豐富了國家外交的內涵。⑤澳門擁有廣泛處理對外事務權力，對外交往也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可與中央外交部門相互配合，服務於國家整體外交戰略。澳門的對外關係是中國整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澳門的對外關係戰略與國家總體戰略相一致。因此，作為新時代“一國兩制”踐行示範區，更應繼續發揮“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原則，在“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框架下，繼續服務國家整體外交戰略，同時通過對外交往擴大自身發展空間，保持澳門長期繁榮與穩定。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澳門與內地互動密切，同時又積極拓展與其他國家關係，這種“內交”與“外交”雙線發展不僅使澳門與內地的關係更加密切，更拓寬了自身發展空間。作為次國家政府實踐體的澳門，在中央和《澳門基本法》的授權下開展對外交往事務，三、澳門開展次國家政府外交的獨特優勢①葉桂平﹕《被授權的對外合作平台：“一國兩制下”的澳門對外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年，第 38 頁。②黃惠康﹕《“一國兩制”對國際法發展的貢獻》（上），光明日報（北京）2012 年 7 月 10 日。 ③蘇長和﹕《中國地方政府與次區域合作﹕動力、行為及機制》，《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10 年第 5 期，第 11 頁。④葉桂平﹕《次國家行為體的對外關係研究 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例》，《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13年第 2 期，第 118—133 頁。⑤楊潔勉﹕《中國世博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版，第 244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37小城與大國：澳門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的角色順應了全球化趨勢下次國家政府逐步走向國際舞台的趨勢，迎合了“平行外交”與“多層外交”的潮流，這也符合澳門政治經濟發展需求。①回看澳門開埠四百多年以來的發展，形成諸多方面優勢，可以更好的服務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主要優勢如下：（一）政治優勢首先，“一國兩制”是澳門最根本的優勢。在對外交往上，澳門可以“中國澳門”名義單獨與世界各國、各地區、各國際組織簽訂經濟、貿易、金融、航運、科技、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的協議，並保持和發展關係；可以出席大型國際會議或參與國際組織，擔任國際組織主要官員；可以締結國際合約或條約等優勢。澳門的國際聯繫對於澳門的經濟發展、文化繁榮以及澳門居民民生品質有着重要保證作用，反之，不斷擴大全方位開放格局，有利於澳門繼續保持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作用。另外，中國政府與近 90 個在澳門設立領事館或其駐香港領事館領區（包括澳門或可在澳門執行領事職務）的國家達成協議，其中澳門設立總領事館的國家有 4 個，同時給予澳門特區護照免簽國家或地區達 126 個。②澳門不斷開展與世界各國的雙邊或多邊合作，拓展了澳門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不斷夯實澳門對外關係的基礎。（二）經濟優勢澳門作為一個區域性非主權實體，與世界市場有着歷史的、廣泛的聯繫，市場經濟運行模式跟隨國際慣例，維持低稅制以適應本地市場經濟發展。澳門一方面結合自身歷史文化與區位優勢，將葡語國家、歐盟國家以及亞洲鄰國作為主要合作和交流區域，另一方面隨着賭權開放，大量美資進入澳門，澳門與美國經濟合作與交流不斷加強，推動了澳門博彩業的興旺。歷史機遇造就了澳門這座“賭城”，2006 年澳門博彩業毛收入已超越美國拉斯維加斯，2018 年全澳門博彩毛收入 3,028.46 億澳門元，較 2017 年全年的 2,657.43 億澳門元，增加14%，營業額是美國拉斯維加斯的六倍多。博彩業收入的歷史峰值出現在 2012—2014 年期間，其中 2013 年達 3,607 億澳門元。③美輪美奐、風格各異的酒店賭場建築出現在澳門這片不大的土地上，隨之而來的還有休閒、購物環境的完善，這一切是的澳門成為國際著名旅遊城市，而不僅僅是賭博之地。此外，財政盈餘也是澳門發展的重要經濟優勢之一。2018 年，澳門特區政府財政總收入約為 1,342 億澳門元（166.02 億美元），全年財政盈餘為 538.7 億澳門元（66.64 億美元）。截止 2017 年 9 月，特區政府財政儲備總額達 5051.94 億澳門元（約 624.99 億美元）。④ 同時，①王長斌﹕《論“一國兩制”下港澳特區的對外事務處理權：一個比較憲法的視角》，《“一國兩制”研究》（澳門）2010 年第 4 期，第 34—35 頁。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身份證明局﹕“澳門特區護照及旅行證的入境便利待遇”，http://www.dsi.gov.mo/index_cn.jsp。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歷年年鑑整理而得，https://www.dsec.gov.mo/zh-CN/。 ④《澳門特區政府財政儲備總額已逾 5051 億澳門元》，https://www.chinanews.com.cn/m/ga/2017/11-07/8370881.shtml。

138多年來產業發展的不斷積累下，澳門外匯儲備充足。截止 2018 年 12 月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外匯儲備資產總額達 1,636 億澳門元（約 202.39 億美元）。①（三）文化優勢澳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城市，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對此，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曾說，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在時間上來說，就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因此，澳門可以說是一座底蘊深厚，並具有獨特文化特色的城市。長期的中西文化交融與薰陶，造就了澳門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質，形成了澳門和諧共融的社會傳統。②不同國籍、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能在澳門和平友好相處，這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理念不謀而合，必然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發揮其獨特的文化感召力。2005 年，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遺，成為中國第 31 處文化遺產，迅速成為世人關注的中心。澳門人員交往頻繁、文化薈萃，教堂與廟宇毗鄰，聖誕與佛誕同生，古墓的肅穆與炮台的莊嚴交相輝映，澳門成為中國南疆遺世獨立的歷史古城，其文化多元與獨特性，成為澳門的“城市品牌”，也成為重要的對外開放窗口。（四）僑務優勢澳門歷來是華僑聚居地，歸僑眾多，分別來自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數量超過當地總人口的十分之一。③他們擁有廣泛的社會關係，從事行業多元，與世界各地的華商、東南亞、東盟及葡語國家有着深厚緊密的關係，互動頻繁。可以說，歸僑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流與合作，將為深化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華商是澳門重要優勢之一，出於歷史原因，澳門華商或僑眷遍佈世界，成為推動澳門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澳門華商貿易中心遍佈世界各地，西方發達國家聚集着數百萬華商專業人才，研究領域涵蓋當今世界高新尖端技術等，新生華人和後裔新生代逐漸成為華人華僑的主流力量，也逐漸被國際主流社會所關注，並融入主流。此外，新時代華僑華人已逐漸擺脫“只重事業，不問政治”的傳統，故國情感不斷增強。澳門作為中國最早開放的城市，除歸僑眾多以外，社團也眾多，素有“社團社會”之稱，社團已滲透到澳門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回顧澳門歷史，在澳門特殊的管治歷程中，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也就是“政府—社團—社會”的社會結構模式。近年，社團數量屢創新高，澳門社會目前登記在冊的社團數量超過 9,000 個，若①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金融管理局﹕《2018 年 12 月份外匯儲備數字及澳匯指數》，https://www.amcm.gov.mo/zh/news-and-announcements/press-releases/gee/foreign-exchange-reserves-and-nominal-effective-exchange-rate-index-for-the-pataca-december-2018。②周大鳴：《澳門的文化多元與和諧 與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討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07 年第 3 期，第 124 頁。③參見澳門歸僑總會網頁，http://www.overseachinese.org.mo/。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39小城與大國：澳門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的角色對比 60 多萬人口，相當不到 70 人便有一個社團。①進一步而言，澳門社團具有協助政府管理的功能。隨着社會發展，很多單一功能的社團已轉變為綜合功能的社團，從最初的參與慈善活動、援助國家抗戰，到現在為社會提供多元化服務，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教育、體育、慈善、政治、宗教等多個領域。②（五）平台優勢由於獨特的歷史原因，澳門與葡語國家有親密的文化聯繫。葡語國家遍佈亞、非、拉、歐四大洲，擁有 2.6 億人口，面積超過歐洲總和。③澳門擁有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相似的法律行政體制，也擁有大量兼通漢語、英語和葡語的“三語人才”。澳門與葡語國家的文化聯繫使其可以很好地發揮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橋樑作用，而中葡國家經貿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國家賦予定位澳門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並將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設在澳門。“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成為澳門對外交往發展的重要主軸，中央政府利用澳門平台，與葡語國家在貿易、金融、科技等多領域、多層次的展開對話與合作，在提升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關係的同時，也共同推進世界經濟秩序改革，齊力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單邊主義等，維護和穩定國際合作環境，形成平等互利、自由開放的世界經濟秩序。同時，利用澳門與葡語國家獨特的語言與文化優勢，增進中國與葡語國家聯繫，充分發揮澳門平台作用，更好推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的雙邊或多邊的關係發展。作為次國家行為體的澳門，與內地其他地方政府相比，更具有外事活動的高自主性、對外事務範圍的廣泛性。因此，澳門發揮其歷史、文化、地緣特性以及獨特優勢，與中央外交保持良性互動，助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利於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塑造良好國際形象，提升國家軟實力。（一）精緻示範區：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一國兩制”成功用於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這是我國的偉大創舉。粵港澳大灣區建立，灣區時代進一步將粵港澳融合和整合在一起，港澳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大陸核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門，“一國兩制”與灣區社會制度的協調和整合，則是一個新挑戰和新機遇。①陳僑予、鄭天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澳門發展的瓶頸與出路》，《特區經濟》（深圳）2019 年第 9 期，第 33—38 頁。②[ 美 ] 凱薩琳 ‧ 克雷登：《重構澳門：向全球化未來的方向思考》，魏美昌主編：《全球化與澳門》，李雪雪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 236—245頁。作者提出，受葡萄牙當局“放任式”政策的影響，澳門並沒有被整合成一個平整而單一的“體制”，澳門各地湧現出的大量的教育機構和民間團體，這反過來可以營造成為一個文化和經濟的“棲息地”，使澳門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地球村。提供另外一種也許比世界上較為發達的（或主流發展導向的）國家和地區更好的生活方式。③《專家認為澳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有四優勢》，http://www.cre.org.cn/qy/dongbu/8132.html。四、次國家政府外交與澳門對外關係的角色

140澳門特區政府需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參與到粵港澳大灣區中去，發揮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灣區所向原則：一是積極推動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建設澳門青年的夢想家園，解決澳門青年關心的住房問題，讓澳門青年成為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生力軍。同時，完善配套相關政策，鼓勵澳門青年“北上創業”，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潮流中；二是充分發揮港珠澳大橋作用，加強澳門與香港、內地的互聯互通，促進產業有效多元化。因此，放寬港澳兩地牌限制，助力澳門金融、會展、旅遊、物流等產業發展，促進澳門經濟有效多元化；三是加強粵澳合作，優化通關便利條件，促進澳門與珠海的產城人融合，提升澳門在廣東中山、江門等區域飛地工業園區發展品質；四是完善人才留澳政策，對於高科技人才，加強與國家教育部、科技部對接，給予實驗室和重點平台支援。同時與珠海協商，建設“澳門社區”，解決留澳人才夾心階層的住房問題；五是深度總結澳門回歸二十年來，在“一國兩制”實踐、經濟適度多元化、區域合作、治理模式等方面的經驗和反思，中央有關部分可以會同有關機構牽頭開展深度研究，以前瞻性的研究分析澳門未來的發展。（二）精細傳播者：以多元文化交流基地為載體，助力中國文化外交澳門自開埠以來，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在中西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促進了東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形成了“包容共濟”澳門精神。因此澳門需繼續堅持和弘揚開放精神，秉承“國家所需，澳門所長”原則，向葡語國家甚至歐盟國家，展現“澳門因素”，做一個“精細傳播者”（即內容精細、路徑精細、效果精細），運用澳門葡語信息、葡語網絡、葡語組織等“澳門平台”宣傳國家制度、外交理念、社會風情、經濟政策、文化合作等，舉辦各種沙龍和研討會等民間交往，講好“中國故事”；同時利用文化“走出去”，舉辦各種文化年活動，推介各類圖書、動畫、音樂等，優質文化產品，傳播好“中國聲音”，讓世界認知澳門，瞭解中國。增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更廣泛國家民間往來，增進友誼，做到心交往，心相通，獲得更多社會力量的支持和理解，助力“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高品質推進。澳門還可以充分利用“世界休閒旅遊中心”的定位，將早期嶺南文化與西歐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形成中華文化為主，相容葡萄牙文化的“澳門文化”，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等這些旅遊資源的發展優勢，建立以澳門為節點，輻射東南亞、中東、港澳台，連接內地的旅遊支線網絡同時與粵港澳大灣旅遊資源進行整合，整合中山、珠海、丹霞山風光等灣區資源，組建精品旅遊產品和路線，採用“一程多站”，打造住宿、觀光、購物、餐飲、娛樂一條龍式服務。以澳門為龍頭，實施灣區旅遊“走出去”，吸引更多國外遊客做客灣區，品味灣區特色文化和風土人情，助力灣區建設。此外，澳門具有豐富的旅遊教育和培訓經驗，可以對旅遊教育培訓資源進行整合，打造“粵港澳大灣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加強灣區旅遊人才培訓，尤其是“特色小鎮”、款待管理、休閒管理等專門人才教育培訓；澳門也可把旅遊管理和教育經驗“走出去”，旅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41小城與大國：澳門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的角色遊業是東南亞、南亞的支柱產業，其旅遊人力資源素質面臨諸多挑戰，①而澳門利用旅遊業培訓基地，搭建旅遊國際教育平台，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三）精進當事人：加強僑務公共外交作用，溝通中國與世界華人華僑在促進國家對外交往，協助我國開展外交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華人華僑是中國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澳門因歷史原因，華僑華人基礎雄厚，與世界各地的華僑聯繫非常密切，經常舉辦大型華僑國際會議，如世界華商大會。澳門以“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制度優勢，澳門可以成為中國與世界華商溝通交流的平台，又可借助世界華商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加強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合作與交流。澳門需繼續整合世界華商合作平台資源，考慮華商的經濟特性，通過世界華商會議，以情感引導式宣傳國家開放政策，構建集體認同感，吸引更多華商到粵港澳大灣區甚至更廣區域投資興業，從而聯通中國與世界，增強中國國際吸引力。借助中葡平台，發掘華商文化中的普適價值觀，通過華文媒體、海外宗教文化交流、華文學校、華人餐飲業等載體，基於文化慣性與故國情感，在“自我”與“他國”間充分發揮文化交流與建構作用，實現民心相通。再次，澳門加強與葡語國家在澳門民間群體，如澳門安哥拉友好協會、幾內亞比索友好協會、葡萄牙華人協會等加強信息交流，“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使葡語國家民眾瞭解中的文化傳統、發展道路、內外政策，增進他們對中國的感情。以“僑”為橋，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等平台交流與認知，樹立大國形象，提升文化軟實力。（四）精幹助推手：發揮自由港優勢，助推中國經濟外交在主權國家行為體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大國經濟外交是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制度形成與發展的主導方式和重要推力。經濟外交，基於國家經濟利益考量，是服務於國家健康、穩定的外交活動，自二戰以後成為一個獨立的外交活動範疇。在中國經濟大外交新時代，經濟外交構成“一帶一路”倡議、新型國際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中國的經濟外交並不僅僅解決貿易、金融與發展等經濟議題，還需要解決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也是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西方學者議題的有效路徑與方略。②澳門經濟上一直保持自由港地位，沒有外匯管制，資金自由，實行貨物出口和客商出入境自由，並能夠根據本地整體利益制定博彩娛樂業的政策等；澳門營商成本相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成本降低，大多數進出口貨物免徵關稅，具有一定的競爭力，是中國的一個關稅獨立、稅制簡單和稅率低下的自由港。澳門基礎設施建設日趨完善，商業樓宇供應充足，環保和基建等行業澳門相對成熟，海外金融機構在澳設立分支，方便商貿往來資金結算、融資及資金調撥等。澳門為內地發展外向型經濟提供了平台和橋樑，尤其是內地與葡語國家、歐盟國家經貿發展。① Melbourne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 and Research, U21 Ranking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2017.②白雲真：《經濟外交研究的分析性視角及其路徑》，《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9 年 4 期，第 35—42 頁。

142因此，澳門充分發揮澳門語言、歷史文化、制度、離岸服務、財政盈餘等優勢，一是加強與葡語國家及其更廣泛國家合作，借用中葡經貿合作平台，建立中葡商事法律仲裁中心、中葡國際公證中心、中葡科技成果轉化中心，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泛珠”區域與葡語國家甚至歐盟國家、拉美國家、東盟國家的有機對接，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及“泛珠”區域企業“走出去”，建立更多的合作夥伴關係，拓展海外聯繫；二是利用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豐富海外市場內涵，實現雙贏。也可借助葡語國家與所在區域經濟共同體組織，吸引世界知名企業來中國投資興業，提供資本支援，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三是也可迎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資金需求，利用澳門公私部門資金充裕，透過國家開發銀行融資項目，積極將資金投入“一帶一路”相關領域；四是利用多邊合作機制，提高澳門在國際旅遊事務中的參與度，夯實“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定為基礎，建設國際性旅遊培訓基地，發展旅遊主導的外向型經濟。（五）精準連絡人：以“中葡平台”為依託，成為內地與亞非、拉美、歐州等葡語國家雙邊或多邊外交平台多邊外交是中國外交的傳統、特色也是優勢之一，也是中國走向開放的橋樑，更是今日中國展示負責任大國形象的主要舞台，更是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係構建的主要路徑。面對世界百年之未有大變局，中國堅持多邊外交與周邊外交、大國外交、發展國家外交的互動與互補。中國與葡語國家彼此間沒有根本性的戰略分歧和糾葛，都是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多邊主義的積極宣導者。中國與葡語國家在聯合國、WTO 等國際組織中建立良好關係，在國際事務有着諸多共同的“聲音”。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是南南合作的縮影，也有新興大國間合作和南北對話的成分。葡語國家為中國發展同歐盟、南方共同市場、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南非國家發展共同體等次區域組織關係的重要對象。中國與葡語國家發展，地緣上涵蓋了亞、歐、非、南美四大洲，巴西、安哥拉在國際事務中地位呈上升趨勢，葡萄牙在歐盟內部發揮獨特作用，莫桑比克、佛德角、東帝汶等國在各自所在地區發揮一定的地緣戰略價值。①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容易發揮“帶動效應”，輻射其他國家，順應了全球化發展大潮流，在當今國際關係和國際格局發展具有一定的示範作用。澳門借助“中葡平台”國家定位，一方面在基礎設施上，尤其是航空運輸上，搶先開通拉美、非洲、歐洲葡語國家航線，實現兩地直航，減少“中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②另一方面，積極發揮會展產業優勢，利用路氹新城大型會議硬體優勢，基本可滿足兩萬到三萬人大型會議，加強與橫琴酒店配套對接，優化通關便捷措施，向國家申請承辦中非合作論壇、“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金磚國家會晤等大型國際會議，提升澳門國際地位；此外，①魏丹主編：《全球化世界中的葡語國家與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第 2 頁。②陳朋親、鄭天祥：《粵港澳大灣區世界機場群協同發展研究 基於供給側結構性分析視角》，《港澳研究》（北京）2019 年 3 期，第 88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43小城與大國：澳門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的角色還需要整合澳門中葡平台教育資源，如澳門理工、澳門大學的語言培訓和澳門城大葡語國家國別研究，實現“語言 + 國別研究”複合型人才培養，建立學術共同體，共同服務於國家戰略需要。世界形勢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治理體系遭遇挫折，聯合國多邊議程受到衝擊。國際政治中單一行為體外交回落已是大勢所趨，次國家政府外交成為各國政府的重要補充。近些年，中國的次政府外交的實踐，是對這一領域的補充與發展，通過加強與其他國家行為體的融合促進發展，推進國家外交開創新局面。澳門特別行政區建立，成為次國家政府的實踐體，在《基本法》的規定和中央授權下，結合自身特質，以及回歸以來澳門發展形成的獨特優勢，可以在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扮演着特殊角色，發揮更大推動作用。也將賦予新時代“一國兩制”新特點，賦予澳門更大的對外交往空間，更加優化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促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144澳門二十世紀軍事碉堡初步研究呂澤強　鄭國興澳門擁有一系列 17 至 19 世紀建造的西式炮台群，其中有部分組成澳門歷史城區並被列入世遺名錄。然而，澳門的山嶺仍留存着一系列 20 世紀的軍事碉堡遺址，除了部分位於澳門半島的遺址已被再發現及記錄外，其餘的一直都被遺忘忽視。本文是系統地對這些遺址調查研究的部分成果，其中，首次披露了散佈在西望洋山／媽閣山、氹仔及路環山嶺的碉堡遺址的存在及狀況，一定程度上補充對澳門 20 世紀軍事建築研究的空白，有利軍事遺產保護的開展。西望洋山　媽閣山　氹仔　路環　軍事建築　軍事碉堡　遺產保護[ 摘 要 ][ 關鍵詞 ]2013 年路環疊石塘山建築項目範圍內發現了一座澳葡時期的軍事碉堡，此消息讓筆者意識到在澳門的山嶺仍有可能留存着一些 20 世紀的軍事遺址，並萌生進行相關調查研究的想法。自 2017 年，在熟識澳門軍事及山嶺情況的鄭國興先生（本文的第二作者）的協助下，我們開始對澳門各處山嶺進行田野調查，包括澳門半島的西望洋山／媽閣山、望廈山、青洲山、東望洋山、氹仔的大潭山及小潭山，路環及九澳的自然山嶺等，本文則是對上述調查研究的部分成果。關於澳門 20 世紀的軍事建築，中外的研究都非常有限。葡人學者 Jorge Graça 曾對澳門的軍事要塞進行過專門研究，但有關 20 世紀的情況，他只提及自 1931 年，澳葡軍方開始在東望洋山及西望洋山建造軍事隧道，後者的設施在 1964 年被拆毀。①而 Richard Garrett 的研究則提到 20 世紀的最初十年，澳葡軍方在東望洋山、西望洋山及大氹島上作類似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的行為，以加強防禦，除了提及東望洋山軍事隧道及碉堡的存在外，對西望洋山則認為已無任何遺存，而青洲山只提到馬路邊上的圓形碉堡。②對於青洲山的軍事設施，李業飛先生在其著作《煙雨青洲四百年》及文章《青洲島物業變遷史實》均有提及，③筆者 2017 年末亦曾隨李業飛先生及陳鳳女士考察過青洲山的一一、已有的研究作者簡介：呂澤強，文化遺產保護專業博士、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客座助理教授；鄭國興，澳門文物修復及軍事研究工作者。① Jorge Graça,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de Macau, Macau, 1984, p. 29.② Richard J. Garret, The Defences of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07-111.③李業飛︰《煙雨青洲四百年》，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16 年；李業飛︰《青洲島物業變遷史實》，《文化雜誌》（澳門）2020 年總第 110 期，第 18—41 頁。

145碉堡是指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出現的小型混凝土防禦工事，它們外形與當時用來盛放藥丸的小圓形盒子很相似，因此英文名為 Pillbox。②在澳門半島的西望洋山／媽閣山、望廈山、青洲山、東望洋山、氹仔大潭山、路環及九澳的自然山嶺，經筆者田野調查，確定仍留存不少碉堡（機槍堡）遺址。（一）西望洋山／媽閣山經現場調查，西望洋山／媽閣山現時仍存有兩處軍事碉堡，一處位於鮑公馬路附近的山體，另一處位於媽閣山頂。前者平面略為矩形，前方呈凸出半圓形，兩側有矮䕶牆；整個碉堡約為 3 米寬 4 米長，高約兩米，部分藏於地下，鋼筋混凝土結構，前方機槍射擊口成水平條狀，上部留有軍隊徽號的部分遺存，內部中央有曾裝設武器的痕跡，內部牆壁有噴漆塗鴉字句，但沒有編號，未見曾被維修的跡象，原真及完整性高。碉堡略呈坐東朝西，隱藏在西望洋山間的叢林中，防禦性高，加上表面曾塗有掩護色漆，較難被發現（圖 1）。些軍事設施。2018 年 4 月 3 日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公佈，證實了青洲山上仍存在逾十個完好的軍用設施。①澳門勞校歷史學會的《讀山：澳門青洲山考察報告》（2019 年末成書、2020 年 6 月發佈），較完整地對青洲山的軍事設施（包括碉堡）進行了調查及記錄，同時亦調查記錄了望廈山的一些軍事設施。對於東望洋山的軍事設施，2003 年及 2013 年民政總署（現為市政署）先後向公眾開放參觀 A 組及 B 組的軍用隧道，並在現場展示該軍事設施的部分調查及歷史資料。綜合上述的整理，東望洋山、青洲山及望廈山現存的 20 世紀軍事設施，都分別被不同的機構、人士進行過調查記錄，筆者雖然在 2020 年 6 月到 2021 年 2 月期間亦有對上述三處山體的軍事設施進行考察及記錄，但相關的內容不打算在本文發表，本文更關注現時被忽略的其他區域的軍事設施遺存，包括：西望洋山／媽閣山、氹仔大潭山及小潭山、路環及九澳的山嶺。在開展相關內容之前，有一事實不能不提，在筆者開始進行上述的軍事遺址研究的同時，透過鄭國興得悉，葡人學者 Ricardo Borges（他曾是筆者 2017 年建築講座的聽眾）亦在獨自調查澳門的軍事遺址，並在其經營的 Military History of Macau 臉書上公開一些內容，其中包括一些碉堡位置簡圖，這些資料雖然信息量有限，但亦對筆者在山嶺中的搜尋、調查提供了幫助。後來，我們亦曾參加其組織對媽閣山（2020 年 7 月）及東望洋山（2021年 2 月）的公開考察活動。二、碉堡的調查及狀況澳門二十世紀軍事碉堡初步研究①李業飛︰《青洲島物業變遷史實》，《文化雜誌》（澳門）2020 年總第 110 期，第 18—41 頁。② Bernard Lowry, Pillboxes and Tank Traps, Oxford, UK, 2014, p. 6.

146圖 1　鄭國興檢視西望洋山碉堡的徽號遺存（2020 年 6 月 25 日筆者攝）圖片來源：作者拍攝。位於媽閣山頂的碉堡呈圓筒形，略坐東朝西，直徑約 2 米，高約 2 米，鋼筋混凝土結構，前方機槍射擊口成水平條狀，留有可水平開合的金屬掩護板，內部沿機槍射擊口下方有凸出的條狀枱，門口內部上方留有“BO-151”的編號，內部地面有人放置膠水桶；碉堡外周圍有石砌掩護體，外牆曾塗有掩護色漆，四周有叢林，具有一定的隱閉性。值得一提，該碉堡北側有可能曾是炮台的遺址，該處現時留有帶齒輪的機械，東側有一蓄水池遺址，上面標有編號“AA75”（2021 年 11 月發現被人完全拆毀），其東邊還有一座小屋，碉堡南側不遠處還有標高柱，山間仍有軍事戰壕，從整體分析，該些遺址仍較原真及完整地反映媽閣山曾設有的軍事據點的佈局與規模。（二）氹仔（1）氹仔炮台氹仔炮台雖然是一處 19 世紀末的軍事設施，但其由於長期被葡軍使用，在炮台範圍亦存有一個 20 世紀的碉堡。該碉堡位於炮台北側外圍昔日的石灘上，呈圓筒形，略坐東朝西，直徑約 2 米，高約 2 米，鋼筋混凝土結構，前方機槍射擊口成水平條狀，已被擴大及用茶色玻璃封閉，從門縫窺看，內部沿機槍射擊口下方有凸出的條狀枱。碉堡外牆被重新塗漆，並被改用作儲物房，由於未能入內，難以評估其內部狀況，但外觀的原真及完整性已被破壞。（2）大潭山及小潭山在大潭山的山徑旁，仍留存兩處軍事碉堡，一個位於山頂處，在標高柱附近。碉堡平面呈矩形，前部凸出為八角形，其上部有圓形頂蓋。碉堡坐東北向西南，約為 3 米寬 3 米長，整個藏於地下，只有前部露出地面約高 70 公分。整體以鋼筋混凝土建造，內部可分為兩個空間，八角形平面的部分地面較高，並有樓梯分隔，該處頂部水平 360 度方向開有共 8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47澳門二十世紀軍事碉堡初步研究個機槍射擊口，其內側仍留有原可上下推拉開合的鐵製掩護板（均鏽蝕嚴重，已經不能正常運作），從中可瞭解原本的設計。碉堡內外曾被重新塗漆，內部未見編號。另一個碉堡位於前述的西南方的下山山徑附近，坐東向西，平面略呈矩形，前部份呈三角形，約 3 米寛 3 米長，鋼筋混凝土建造，建築物大部分藏於地下，只外露約 1 米高的前方部分，該部分向外呈直角，兩側面近地處開有水平條狀的機槍射擊口，內部可分為兩個空間，雖然整個碉堡的原真及完整性較高，未見曾被維修，但機槍射擊口的金屬掩護板及相關構件已全部缺失。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大潭山開設了山徑，山徑又開在上述兩個碉堡旁邊，其外部環境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改變，這對分析及理解該兩個軍事遺址的原有佈局造成影響。至於小潭山，在其山頂標高柱附近發現一些構造物痕跡，但是否與軍事設施相關，仍需深入研究。此外，根據 1960 年代地圖，現時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南側的山體曾設有澳葡的軍事設施，但自 1980 年代起大學校區建造及經歷多次擴建，該山體的軍事遺址現時可能已不存在。另一方面，氹仔舊兵營（現時解放軍駐點）範圍內可能曾設有碉堡，但由於未能進入考察，未能得知相關情況。（三）路環（1）路環炮台路環炮台（炮壘）雖然是一處 19 世紀末的軍事設施，但由於長期被葡軍使用，在炮台範圍內亦存有一個 20 世紀的碉堡。該碉堡平面呈矩形，約 3 米寬 3 米長，部分藏在地下，有下行梯級連通入口，近入口內牆仍留有編號“CA-197”。碉堡坐東南向西北，西北面開有水平條狀的機槍射擊口，碉堡後來被改建，內部用作儲物，而碉堡前方也建造了圍牆。（2）疊石塘山疊石塘山的碉堡位於路環田畔街的山邊，荔枝碗馬路對面，正如本文文首所述，該碉堡在 2013 年因所在地段的房地產項目開始施工而再被發現，並曾被誤說為哨崗或哨站。①該碉堡呈坐東向西，平面呈矩形，約 2 米半寬 2 米半長，高約 2 米，鋼筋混凝土建造於大石上，碉堡向西及北分別開有水平條狀的機槍射擊口，內部在機槍射擊口前近地面處設有用於冷卻武器的水槽，近入口內牆仍留有編號“CA-195”。2013 年該碉堡被發現後，鄭國興先生曾入內考察，據其憶述，碉堡內當時地面中央有一處被混凝土板（1.2 米寬 1.2 米長）臨時封閉的入口，可能與射擊或地道有關，然而，該入口現時已遭破壞及封填，確實的功能仍待研究。（3）炮台山炮台山的碉堡設在山頂標高柱附近，2020 年 8 月初次考察時沒有山徑連接，當時整個碉堡被草叢遮蔽。①《地段內具歷史軍事哨站恐不保》，《正報》（澳門）2013 年 1 月 30 日。

148碉堡約坐西北向東南，平面呈矩形，前部凸出為八角形，其上部有圓形頂蓋。碉堡約為 3 米寬 3 米長，整個藏於地下，只有前部露出地面約高 70 公分。整體以鋼筋混凝土建造，內部可分為兩個空間，八角形平面的部分地面較高，並有樓梯分隔，該處頂部水平 360 度方向開有共 8 個機槍射擊口，內側仍留有原本可上下推拉開合的鐵製掩護板（均鏽蝕嚴重，已經不能正常運作），碉堡內外未見被維修，內部未見存有編號。2021 年 5 月再次調查時見到新開闢了山徑，草叢被清除，碉堡外露，周圍環境已被改變。（4）九澳山九澳山的碉堡位於山頂處，在瞭望塔（俗稱高塔）附近，據黑沙村村長吳觀祥先生憶述，該瞭望塔建於 1970 年代，用於監察山體及防火，除該塔外，在現今路環媽祖像的位置原本亦有一座設計類似的瞭望塔。2020 年 6 月初次考察時，整個碉堡被草叢遮蔽。碉堡坐西向東，平面呈矩形，前部凸出為八角形，其上部有圓形頂蓋。碉堡約為 3 米寬 3 米長，整個藏於地下，只有前部露出地面約高 70 公分。整體以鋼筋混凝土建造，內部可分為兩個空間，八角形平面的部分地面較高，並有樓梯分隔，該處頂部水平 360 度方向開有共 8 個機槍射擊口，仍留有幾塊鐵製機槍射擊口掩護板，均鏽蝕嚴重並散落在地上，碉堡內外未見被維修，內部未見存有編號，碉堡外仍有戰壕遺蹟。然而，2020 年 12 月得知有關部門在該山嶺的東側開闢一條登山道路，再次前往考察，碉堡的四周草叢被清除，碉堡完全外露（圖 2），八角形的部分亦見因使用施工機械而遭破損，部分混凝土結構破裂並散落在地上。此外，由於路環、黑沙及九澳的原有澳葡軍營都分別被保安當局、電訊公司及教會組織使用，均未能進入考察，未知其內是否存有碉堡。圖 2　九澳山碉堡及戰壕遺蹟（2021 年 1 月 13 日筆者攝）圖片來源：作者拍攝。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49澳門二十世紀軍事碉堡初步研究碉堡是防禦性的軍事設施，然而，真正理解其設計及原本在防禦系統中的功能，首先需要釐清其建造年份。據 Jorge Graça 稱自 1931 年，澳葡軍方開始在東望洋山及西望洋山建造軍事隧道，①從該建造年份可以推斷，上述軍事隧道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計劃，當時日本侵華，澳葡修建軍事隧道的動機應該與加強澳門的防禦有關。然而，澳門現存的碉堡並非所有都是1930 年代興建，青洲山及望廈山上的一些碉堡，就刻有建造年份，為 1950 年代的設施，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已經結束，為何澳葡軍方仍要建造這批防禦建築？而氹仔、路環的碉堡，又是甚麼時候興建？對於路環疊石塘山的碉堡，2013 年再次被發現後，有意見認為這是 1884 年建造的路環炮台的附屬設施，並於 1903 年之前已經存在。②然而，筆者認為，上述的判斷是不正確的，因為，從碉堡的建造形式、使用的材料，可以肯定是 20 世紀才建造，碉堡作為軍事設施，其設計反映當時使用的武器（當時主要使用維克斯 Vickers MK1 機槍），使用現代武器的射撃口設計特點為內窄外闊，此外，從澳門現存碉堡的類型分析，明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設計影響，因此，它肯定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被建造。據 2013 年 1 月 30 日的《正報》，有路環老居民表示該設施約建於 1933 年。③而筆者比對疊石塘山與青洲山的碉堡，發現兩者類型及建造方法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推斷，疊石塘山碉堡也可能是 1950 年代的設施。就該碉堡的建造年份，Ricardo Borges 則認為是 1956 年，④因當時葡國薩拉查政府見新中國成立、葡方在澳門的政治形勢存在不穩而加強澳門的軍事防禦。1951—1955 年，澳葡政府不但加強了澳門半島的防禦系統，亦開始在氹仔和路環建造防禦設施，分別制訂了相關的“防禦計劃”。⑤值得一提的是，葡人學者 Ricardo Borges 的身份有點特別，首先，他的說法是建基於葡軍事資料，其次，他的親人曾在澳門駐守，其中，當時負責設計整個防禦系統設施的軍事工程師之中，軍官 Manuel de Mesquita Borges 是他家族的成員，他從家中知道這些情況，並對其家庭認識的、曾駐守澳門的軍人朋友作訪談記錄。因此，筆者認為，其判斷具一定的可信性。而從筆者田野調查結果的分析，本文詳細提及的碉堡的坐向及機槍射擊口朝向（即防禦方向），大部分是指向內港及橫琴十字門水道，結合文中未有詳細闡述的青洲山、望廈山、東望洋山上的碉堡坐向，20 世紀建造的碉堡群在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組成一個向東南西三、碉堡的設計、功能與建造年份① Jorge Graça,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de Macau, Macau, 1984, p. 29.②《廉政公署公佈〈關於路環疊石塘山建築項目的調查報告〉》，2018 年 2 月 6 日，https://www.gov.mo/zh-hant/news/230971/。③《地段內具歷史軍事哨站恐不保》，《正報》（澳門）2013 年 1 月 30 日。④ Ricardo Borges, “Fortificações de Coloane,” Hoje Macau, 25 Nov 2019.⑤ Ricardo Borges, “Fortificações de Coloane,” Hoje Macau, 25 Nov 2019.

150北四周的防禦系統——當然，在研究澳葡 20 世紀的整個防禦系統時，亦不能單獨分析碉堡的佈局與坐向，還需同時結合當時已有的炮台和軍營，因為這些設施在 1975 年 12 月 31 日葡軍撤走之前都是軍事防禦據點（圖 3）。圖 3　現存澳葡軍事遺址分佈圖圖片來源：作者自製。由於缺乏文獻資料，本文基於實際的田野調查，從碉堡分佈數量分析，發現氹仔及路環的碉堡數量明顯比澳門半島少，究其原因，是因為被毀壞、拆除、改建？因為仍有一些未被發現？還是正如 Ricardo Borges 所說，因為當時只實施了一部分的計劃？其真正原因仍有待深入探究。碉堡屬於軍事防禦設施，正如炮台、軍營等建築，其設計曾是軍方機密，設計者亦是專門的軍事工程人員，要完整地研究其系統，需要對軍事檔案作深入調查，這項工作需等待疫情過後才能實行。四、結語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51澳門二十世紀軍事碉堡初步研究圖 4　青洲山碉堡被不適當維修，入口上部的年份標記被清除(2020 年 8 月 26 日筆者攝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調查研究這些軍事設施，分析其價值並提出適當的保護措施，是筆者的研究目的。事實上，不少隱藏在山野的碉堡，雖然受風雨的侵蝕，但仍較原真及完整性地保留。相反，一些碉堡被不適當地維修，雖然表面好像變得美觀，但卻因維修不當而失卻了一些重要歷史信息，從遺產保護角度，這些遺址實際上遭受了不可逆轉的破壞，筆者就在青洲山看到這種情況（圖 4）：有碉堡入口上部的年份標記在維修時被清除、有藏在牆腳外露的華人墓碑石塊被維修的水泥完全遮蓋、有碉堡外部仿天然岩石的偽裝物被拆毀。因此，面對城市的急速發展，對相關的軍事遺址的記錄、研究與保護，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152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五）白昕霞一、楊開荊、趙新力著《澳門圖書館的系統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年，491 頁。著者為楊開荊、趙新力。楊開荊，北京大學圖書館學博士，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博士後。主要致力於澳門文獻整理工作，研究澳門歷史遺產、文獻、信息資源網絡化、記憶工程等範疇。著作有《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澳門文獻信息服務研究》等，在國內外發表論文百餘篇。著作及論文分別獲第二屆及第三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2010 年參與澳門教區文獻 UNESCO 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項目。現任職於澳門基金會研究所，並在澳門大學兼職教授歷史遺產課程。趙新力，航空宇航工學博士、系統工程博士後，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技術交流中心正局級副主任，全球智庫排名專家，中國“圖書館、情報和檔案管理”一級學科首個博士本著作係《澳門叢書》之一種，叢書由澳門基金會策劃並資助出版，本研究中的“發展規劃項目”獲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資助。本著作從宏觀戰略着眼，對澳門圖書館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探源澳門圖書館歷史，研究世界圖書館發展趨勢，結合大量實證考察資料，展開對澳門圖書館事業所處形勢的分析，探討澳門圖書館與社會各領域的互動關係。在此基礎上，切實地對澳門圖書館的網絡系統、文獻信息總庫、澳門記憶工程等具體方案作出了可行性規劃，着重探討了如何建立澳門圖書館事業的管理協調機制、制定澳門圖書館法，怎樣加強澳門圖書館員專業倫理規範等相關問題。全書共分為四個部分，共十章。前有時任中國國家圖書館業務副館長孫蓓欣、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吳志良作序。前言與緒論分別介紹了本書的成書背景及研究狀況，概述了研究目的和意義、研究的四大框架與主要內涵。後工作站和首批碩士點創始人。作者簡介：白昕霞，暨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廣州　510632

153第一部分為背景研究——歷史的必然。包括兩章：第一章《澳門圖書館事業發展淵源》，將澳門圖書館事業分為四個時期，分別是孕育期——西方宗教活動播下種子，萌芽期——社會意識到圖書館事業，幼苗期——改革熱潮與回歸過渡期（20 世紀 80 年代初—回歸前），成長期——圖書館漸向社會系統軸心運行（2000 年—現在）。第二章《國內外圖書館事業成功經驗研究》，介紹了國外先進地區如美國、德國、新加坡、韓國、英國、丹麥、芬蘭等國家促進圖書館發展的舉措，此外，國內圖書館的共享系統包括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行業專業圖書館等都可資借鑑，並對上海、深圳、佛山等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進行分析總結。港台地區圖書館事業比較發達，加之與澳門相似的背景，亦有頗多可學習之處。第二部分為環境分析——發展的要求。包括三章：第三章《澳門圖書館事業的實證研究》，主要進行了四項調查：澳門圖書館現況與發展問卷調查、館員專業倫理調查、讀者調查及澳門公共圖書館基本現狀調查，並在此基礎上予以總結，深入剖析澳門圖書館在整體上存在的問題和潛藏的優勢。第四章《澳門圖書館事業發展形勢分析》，從單一的層面和整合的角度對澳門圖書館事業分析探討。單一層面主要涉及三大要素：其一是各個圖書館自身能力所構成的綜合水平；其二是整個地區或系統的圖書館相互聯繫的結構性問題；其三是圖書館所處的社會環境要素。整合的角度則是從潛在優勢和問題兩方面入手，以此為主幹結合前文調查問卷進一步研究。第五章《澳門圖書館事業戰略目標的思考》從全局出發，從戰略角度規劃，以新時期建設優質社會的發展目標為導向，從政治與經濟層面論述發展圖書館事業的必然需求，規劃探索了澳門圖書館事業的人文戰略目標和發展軌跡。第三部分為發展規劃——系統的規劃。這是圖書館事業最具現實意義的環節，根據澳門社會環境，對現在和未來作出可行性規劃，本部分涉及圖書館的網絡化發展、澳門文獻信息資源的有效管理，以及構建澳門記憶工程等長遠研究規劃。包括三章：第六章《澳門圖書館網絡系統模式的新思維》，規劃了各階段全澳圖書館網絡系統模式：第一階段實施系統內聯網；第二階段實施跨系統聯網，打破不同類型圖書館系統界限，主要從公共圖書館系統、高等院校圖書館系統、中小學圖書館系統等幾大主要系統等探討網絡模式的構建，並清楚每一類型圖書館的定位；第三階段實施外聯式共享共建，建立澳門地區圖書館及社會信息資源共享共建聯合體；第四階段組織與內地及其他地區圖書館聯網，提供跨境服務。第七章《“澳門文獻學”的實踐研究——構建全澳文獻信息資源網絡總庫》，總庫架構包括全澳門圖書及文獻機構的文獻資源目錄、不受版權規範的全文書刊、澳門期刊索引、論文索引、國內外專題文章、各圖書館自建的特色數據庫、各館開放的網絡資源等，為讀者提供一站式信息資源搜尋服務。第八章《“澳門記憶工程”的探索與思考》，從歷史層面強調了“記憶工程”對一座城市的意義所在，以美國、北京、台灣為例分析了這些地區的記憶工程體例結構，從橫向到縱向、從澳門研究及特色文獻資源到中西文化及博彩業等方方面面構思“澳門記憶工程”，並提出所要面對的問題。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五）

154第四部分為可持續發展——環境的保障。著者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核心是發展與保障及環境的協調一致。包括三章：第九章《澳門圖書館事業長效發展的保障體系》，對政府、圖書館界提出相應要求，澳門圖書館事業的健康發展有賴於政府的完善政策、具行政效力的管理協調機制，有賴於圖書館界的發憤圖強，因此需要強化澳門圖協的職能、形成澳門圖書館聯盟、促使澳門圖書館的社會化發展、振興圖書館學教育。第十章《〈澳門圖書館法〉研究》，從圖書館法訂立的必要性入手分析國際和國內具代表性的圖書館規則條例，確立了澳門圖書館立法的基本原則，即符合澳門社會情況、要具適當的廣度和深度、兼具公共性、開放性和民主性三原則。明確了澳門圖書館法共性的基本內容，關照了澳門本土的特質要素。對立法的可行性和對策均作了說明。第十一章《澳門圖書館專業倫理規範研究》，認為館員是圖書館系統研究中的最根本元素，圖書館的管理應着重於人文和科學方面，其中重要的是提升倫理管理的理念。通過分析世界各地具有代表性圖書館法律法規對館員的規定，總結出不同地區的不同特點，並以港台地區為鑑，對澳門圖書館員專業倫理守則內涵展開研究，提出了九點原則：一、遵守“自由、平等、中立”的原則。二、維護讀者隱私權。三、不斷提升專業知識。四、尊重知識產權。五、強調“讀者教育”的功能。六、區分個人信念和專業道德。七、提供優質服務。八、強調與圖書館同仁的良好關係。九、圖書館的社會責任。結論總結前文，再次點明本研究是從戰略角度系統研究澳門圖書館事業，並從歷史的必然、發展的要求、系統的規劃、環境的保障、科學的方法等方面得出結論。書後有參考文獻、附件（調查報告與訪問考察）、後記。二、《澳門出土明代青花瓷器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4 年，340 頁。著者馬錦強出生於中國澳門。早年求學於加拿大科康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獲藝術學學士學位；2004 年獲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化史專業碩士學位；2012 年獲北京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博士學位。曾任前澳門市政廳賈梅士博物館平面設計師；1990 年被委任為組長，負責設計及出版事務；1996 年晉升為前澳門市政廳文化暨康體部文物研究暨博物館事務處處長，負責展覽及新博物館籌設工作；1997 年晉升為前澳門市政廳文化暨康體部部長，管理文化及康體事務；2008 年起被委任為澳門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委員。曾於《文化雜誌》、《澳門研究》等學術刊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55物上發表多篇論文。於藝術方面多有造詣，繪畫、設計及攝影作品多次在澳門地區、内地及加拿大等地展出。本著作係《澳門研究叢書》之一種，由澳門基金會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出版，著者運用考古學研究方法，將出土於澳門的瓷片進行分類，從出土瓷器的形制、紋飾、款識等方面分別展開論述。運用類型學原理對出土的瓷器進行梳理，推斷年代、探討瓷器的產地（窯口），同時將澳門出土的瓷器與國内外考古出土、歐洲各大博物館的晚明收藏品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探討澳門在 16 世紀晚明陶瓷貿易中的重要作用，分析澳門地理位置的獨特性和晚明中國瓷器產品經澳門行銷海外的情況，並反思當時的澳門為各國貿易往來所帶來的影響。全書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介紹了澳門地理環境與變遷，對本課題的研究內容——澳門出土明代瓷器與研究簡史進行了說明與回顧。澳門出土的瓷器合計有數千件，分別收藏於兩個不同的博物館，本著作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收藏於澳門藝術博物館中的一千多片瓷片，並着重對其中四百多片較有代表性及較完整的瓷片進行深入研究。作者以此作為探討澳門成為 16 世紀明代晚期中國貿易的主要輸出口岸的依據，分析其獨特性和不可取代性。此外，著作亦以國內田野考古發現，特別是 2007 年景德鎮觀音閣地區出土的數萬件明代中後期重要瓷器標本和東南亞海上考古出土同類的瓷器為資料，與澳門出土瓷器進行比較，以此作為判斷澳門出土瓷器年代的依據。第二章《澳門出土明代瓷器分析》，對出土的日常生活用瓷分類，主要有盤、碗、杯、罐、壺、盒、器蓋、軍持等，其中盤、碗數量最多，這些瓷器大多是殘瓷，一般沒有使用痕跡，大部分瓷器有相對時間特徵的民窯出口瓷。大量圖片標本使讀者對這些瓷器有直觀的感受。澳門出土的明代瓷器紋飾多樣，繪以花草等植物的紋飾為大多數，雀鳥等動物次之。各類紋飾包括：花鳥、魚蟲、走獸、人物、高士、小橋、湖石、海水紋及紋章等。畫法多為青花雙鉤，用以混水和暈染技法。澳門出土的、收藏於澳門藝術博物館的 180 件有款識的瓷器，以萬曆中期居多，絕大部分底款在碗或盤的底部，只有一件在碗內，全部以青花書寫，對澳門出土瓷器的斷代工作有一定的幫助。主要分為紀念款、寄託款、吉語款、讚頌款、堂名款、圖記款、花押款等。依據澳門出土瓷器的類型、紋飾，以明朝政府於隆慶元年局部開放海禁為分界，澳門出土瓷器可分為兩期：第一期自嘉靖至隆慶（1522—1573），合計 51 年。第二期自隆慶至崇禎（1573—1644），共計 71 年。在瓷胎方面兩期有明顯分別，第一期淘煉精細、致密潔白。第二期後期器物品質明顯下降。釉色方面兩期器物表面施釉均較細膩。這些出土瓷器通過作者多方面對比分析，推斷其為江西景德鎮的產品。在澳門出土的瓷片主要產自民窯，以日用為主。第三章《澳門出土明代瓷器因由》，對葡萄牙人移居澳門、在澳門的瓷器貿易情況進行了回顧，梳理了葡萄牙人來澳的原因及“克拉克”瓷與歐洲人對瓷器的鍾愛。中國瓷器遠銷東南亞及歐洲市場，取決於澳門所處的地理位置，作為貨物中轉站的澳門發揮了重要作用，海路作為主要運輸方式遺留了大量的殘瓷。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五）

156第四章《晚明中國外銷瓷在東南亞海域的發現及西方博物館收藏品》，第一節主要比較澳門出土瓷片與馬來西亞“萬曆號”出水的瓷器及菲律賓海域“聖達戈号”出水的瓷器。第二節介紹了大英博物館收藏葡萄牙貴族及天主教教會訂製的瓷器、葡萄牙博物館及基金會收藏的明代瓷器，並選取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博物館收藏品與澳門出土的瓷器進行了對比，得出結論即歐洲各大博物館所收藏的晚明瓷器是由景德鎮製造，很有可能是經由澳門出口的。第五章《結語》總結前文，概述了澳門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展開的貿易活動，揭示了澳門出土瓷片對研究中國景德鎮瓷器外銷情況的重要意義，同時對研究早期中葡貿易史及中國外銷瓷，特別是研究“克拉克”瓷的由來意義非凡。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對外貿易的同時也吸引了諸多外來文化。數百年來的貿易變遷也使得當下的人們需要居安思危，避免單一的經濟收入來源以維持較長久的繁榮態勢。書後有參考書目、後記等。著者為邵宗海、李雁蓮。邵宗海教授畢業於美國聖路易大學（Saint Louis University），歷史學（外交史）博士，專長為兩岸關係、國際關係、中國大陸研究、台澳關係。曾任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兩岸與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澳門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廈門大學台研院及浙江大學台研所兼職教授、澳門理工學院客座教授兼院長顧問。著作有《兩岸關係論叢》、《大陸台灣研究現況》、《兩岸協商與談判》。李雁蓮博士，現任澳門理工大學副校長。本書榮獲 2012 年澳門文化局學術研究課題獎勵。前有時任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作序，介紹了本書主旨，即從三個層面剖析台灣與澳門社會發展的異同。作者邵宗海亦有序言一篇，論及本課題研究之緣由。全書共分為八章。第一章《緒論》從宏觀上概述整部著作的研究情況。台灣與澳門雖然同為以移民為主的社會，同樣曾受外來殖民勢力的統治，並且同樣受到過海洋文化的熏陶，然而二者在族群結構與族群意識的發展上卻不盡相同。基於這種不同，著者展開了本三、《從海洋、殖民與移民文化的面向——看澳門與台灣的社群關係》，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6 年，264 頁。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57課題的研究，進而達到兩個研究目的：一、從歷史和傳統角度探討導致兩個地區族群意識發展的不同的原因。二、透過研究澳門族群問題，找出台灣地區可資借鑑之處。著者採用了歷史研究途徑，輔以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個案研究法、專家訪談法等研究方法。緒論對本課題的相關研究情況、重要性和預期成果亦有說明。第二章《澳門社會的發展現象：從海洋、殖民與移民文化角度的觀察》。從海洋文化的發展和影響來看，本書認為澳門的海洋文化起源於貿易需求與地理因素，澳門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之地，其海洋文化具有澳門特性、多元性和開放性，對澳門族群結構產生一定影響。澳門社會中，葡人、華人、土生葡人是主要的社會族群。16 世紀開始的海外貿易活動不可避免地為澳門社會帶來不同文化的衝擊。宗教文化開放自由，是一個宗教多元化的社會。從殖民文化的角度來看，本著認為葡萄牙文化與中華文化的交互發展對文化的影響既交錯又相互平行。從移民文化的角度和生活形態而言，這樣的屬性降低了澳門社會發展中排他因素，使澳門成為中西民族融合的匯集之地。第三章《台灣社會的發展現象：從海洋、殖民與移民文化角度的觀察》，以三個相同的視角審視台灣地區，研究發現台灣與澳門皆具海洋文化性格，皆具多元宗教發展性，兩地皆信奉媽祖。受大陸陸權思維和海洋文明的雙重衝擊，構成了台灣獨特的海洋文化，並對族群結構造成影響。又因其地理位置四面環海，資源不足依賴進口，對外貿易和宗教信仰亦影響着台灣社會。荷蘭與日本的殖民統治使得台灣形成複雜的族群認同。台灣同時也是一個移民社會，歷史因素使得台灣政治無法擺脫族群、省籍問題的糾纏。第四章《澳門的“社群關係”：談“族群結構”與“族群意識”的影響》，涉及政治、經濟、社會三個層面。從政治角度出發，澳門之所以沒有出現族群對立，是尚未進行立法會及特首全面普選。經濟層面，澳門經濟在回歸後有了長足發展，新移民與老移民之間因社會資源問題產生分野。社會層面，大陸移民為澳門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作出貢獻，出現“族群群聚”及“大陸化”的現象。第五章《台灣“社群關係”：談“族群結構”與“族群意識”的影響》，依舊從政治、經濟、社會三個層面論述。台灣社會中族群意識的差異，對台灣民眾政治參與甚至選舉結果產生影響。經濟層面，土地資源導致的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之間的矛盾，加之經濟轉型下利益獲取不均，增加了本省族群的相對剝奪感。社會層面，外省和本省漢民族的認同存在差異，原住民、客家人對社會認同同樣存在差異。台灣社會的族群融合與多元社會中仍存在矛盾。第六章《澳台兩地“社群關係”與“社會發展”的綜合比較》，從海洋文化、殖民文化、移民文化三個角度對比了兩地族群意識與社會發展的異同。兩地海洋文化特性皆以中華文化為發展範疇，兼容並蓄，差異則在於澳門的族群關係以交流、融合為主，受外來文化影響較深，澳門社會更為開放，而台灣一旦面臨資源分配問題便會引發社會爭執，本著認為這是歷史遺留甚至是族群結構遺留的問題。台灣與澳門皆是高度移民社會，殖民程度的不同導致兩地形成截然不同的社會。 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五）

158第七章《澳台兩地“社群關係”未來發展的展望》，澳門族群意識的現狀主要講述了三大族群：葡人與土生葡人、廣東族群、福建族群。台灣族群意識的現狀主要介紹了五大族群：原住民族群、本省族群、客家族群、外省族群、新移民。並對澳台族群意識的未來發展進行了展望和小結。第八章《結論》總結了本書從歷史、傳統和現實三個角度對台澳關係展開剖析。對整個研究進行了簡單回顧。為台澳可相互借鑑的方面和未來研究走向給出建議。書後有參考書目和深度訪談座談會記錄。[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澳 門 研 究 2022 年第 1 期

159ABSTRACTS· 6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Macao in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reference to original archives and dated newspapers.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re were some attempts to reform teaching in Macao. A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appeared in Macao in the 1920s, though details are unknown. However, applications submitted for the provision of teachers’ training programs in the late 1920s and early 1930s were found in government archives. Around 1940, some high schools that also offered teachers’ training programs in Guangdong were relocated to Macao due to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Formal teacher education emerged. During the 1950s and 1970s, simplified teachers’ training programs or programs for training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were offered by the local Colégio de S. José and two Anglican-affiliated schools, in addition to those offered by a local school and other schools relocated from the Mainland at around 1949. All but that of the Colégio de S. José faded out ov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In the 1960s there was a government-run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This school taught in Portuguese and had very few students. It was suspended for a number of years, re-opened and eventually dissolved in 1990. In summary, the highlights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n Macao are: the teachers’ training program at the Colégio de S. José, which began in the 1950s;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rogram for in-service teachers of th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hich was initiated by the Chinese Educators Association of Macau in the early 1980s; and the bachelor degree programs in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which was launched progressively in the 1990s.Keywords: Society for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School relocation, Colégio de São José, Anglican Church, The Chinese Educators Association of MacauA Century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MacaoCHENG Chun Wai· 32 ·Abstract: Macao higher educa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past 40 years.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o has developed a parallel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 system, which are held i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and a single-disciplinary university. A coexisting discipline structure, a governance method compatible with management element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universities, a docking industry of small and exquisite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s, higher education embodies the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ystem advantages of Macao. Of course, in the new pattern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o is facing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o is based on three factors: the first is the adjustment and renewal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Macao; the second is the continuous impac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oLIU HuiNo. 1JOURNAL OF MACAU STUDIESNov 2022Quarterly

160the layou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trategy (a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the third is the future positioning of Macao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Keywords: Macao higher education,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 Countermeasure· 52 ·Abstract: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o has been around for 40 years since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sia. Its governance model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university autonomy” to “government control”, and then to “university-government-society shared governance”. The changes of governance model imply the equilibrium, contradic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its stakeholders and the policy response based on this. Under the current governance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o, th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have been effective, university funding has been guaranteed, law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 has been brought into play. But there are also unavoidable dilemmas. There are tensions between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e discourse power of related stakeholders is uneven, and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s insufficient in social constraints. The policy adjustment of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o must proceed from the overall system, explore the contingency of differences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unity, return to the logic of academia itself as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and construct a sustainable governance system.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Model, Stakeholder, Public policyChanges in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o and Policy ResponsesSU Shaodan, ZHANG HongfengAbstract: The disciplin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been the main focus of the collaboration of enterpris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Macao, while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disciplin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isciplines, it is found that the two are inseparable. The particip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alents is much required in many aspects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likewise, the very cooper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isciplines. It is only through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the two, that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can be maximally fulfilled, thereby 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our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However, compared to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have their own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ir complex and disorganized theoretical systems, comparatively lower rate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narrower application scop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 social scienc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these disciplinesKeywords: Macao higher education, Enterprise-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isciplinesAdvantages and Strategi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isciplin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Macao Higher EducationSHENG Li · 67 ·

161· 87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by documentary research to examine five empirical research reports (four of five published in SSCI journals) and ten teacher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programs in eight universities located in Beijing, Shanghai, Hong Kong, Macao, and Taipei Ci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ost of the participating grades 1-3 and 7-9 Chinese language arts teachers were not positive about their pre-service preparation to teach writing; Most of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s had their essay writing class every three to four weeks; writing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were not implemented frequently; most of the teachers taught writing based on the selected textbook series; and only a few subjects focused on teaching writing skills or teaching how to teach writing among the ten pre-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further studies are discussed.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Pre-service teacher preparation, Teaching Chinese writing,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Textbook selection and useDoes Higher Education Prepare Writing Teachers Well for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HSIANG Tien PingAbstract: Based on General Model for Assessing Change in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adopted the self-made Questionnaire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ation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Macao, and used the approache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education learning expectation and learning investment on the national identity level of Macao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of Macao college students is at the upper middle level as a whole. The national education level of students with mainland education experien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tudents without mainland education experience, but there was no group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education level and place of origi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the expectation of national education, learning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Macao college students. Mainland education experience, national education expectation, campus environmental support, social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personal effort quality were al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expectation of nation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Keywords: Macao,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educ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General model for assessing change, Empirical analysisA Study o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of Macao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General Model for Assessing ChangePENG Jun, LI Yue · 75 ·

162Abstract: After the triumph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 number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in Macao were accused of being “economic hanjian” (Chinese nationals working for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in economic field) who were suspected of maintaining trading relationships with Japanese authorities, and they faced the fate of being extradited to China. After the wa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ecided to prosecute hanjian, part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in Macao were like meat 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chopping block. In the name of prosecuting hanjia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Portuguese-Macao authorities devoted themselves to extortion. The Chinese merchants who had been accused of “economic hanjian” in Macao desired to clear their names and that was what the governments wanted to see. Under the harboring of the Portuguese-Macao government, some of the “economic hanjian” hid in Macao or Hong Kong. Finally, the process of hanjian prosecution in Macao turned out to be a farce.Keywords: The Chinese merchants in Macao, Economic hanjian, Extradition, Accuse, ContradictAbstract: Gaming tourism consumption is the key to Macao gaming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paper explored basic issues about the Macao gaming industry on consumption status, characteristics, trend and bottlenecks to future development. It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gambling/tourism consumption in Macao, including developing the new tourism consumption brand, expanding the space and channel,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enh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gambling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realizing the synergy effect of gambling tourism consumption.Keywords: Gambling, Tourism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Status, ProspectsAbstract: Subnational government diplomacy represents the future of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Western diplomatic theories such as “parallel diplomacy” and “multi-layer diplomacy”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 diplomac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hile China’s sub-government diplomacy has gone through multiple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major power diplomacy. Macao is a special sub-national government practice in China. It has two authorization mechanisms of legal reason stip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Basic Law of Macao, and transactional authorization mechanism authoriz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granting the right to foreign exchanges in three forms: laws, regulations and documents. Therefore, Macao can give full play to its unique advantages, occupy an exclusive seat in the major-country Study on the Law Dispute between the Chinese Merchants and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n Postwar MacaoDevelopment of Gaming Tourism Consumption in Macao: Current Status,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ProspectsCompact City and Great Power: Macao’s Role in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EN Min, XIA QuanZHOU Jinquan, HE Wenjin CHAO Peng, CHEN Pengqin· 104 ·· 116 ·· 131 ·

163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intain a positive interaction with the central diplomacy, optim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Macao, boost the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apt to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he new era.Keyword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bnational government diplomacy, Macao’s foreign relations· 144 ·Abstract: Macao has a series of western-style forts built in the 17th to 19th centuries, some of which constitute the Historic Center of Macao and are listed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However, a series of 20th century military pillboxes still remain in the hills of Macao. Except for some of the pillbox located on the Macao Peninsula, which have been rediscovered and recorded, the rest have been forgotten and neglected.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the results of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se sites. Among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xistence and condition of the pillboxes scattered in Penha and Barra hills, Taipa and Coloane hills were disclosed. To a certain extent, it fills the gap in the study of Macao's 20th century military architectur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heritage protection.Keywords: Penha Hill, Barra Hill, Taipa, Coloane, Military architecture, Pillbox, Military heritage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ilitary Pillboxes of Macao in the 20th CenturyLUI Chak Keong, CHEANG Kuok 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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