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研究（第 101 期） - 在線閱讀

1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編輯出版

25編輯部··················································································編者語1988 年 3 月創刊2021 年第 4 期總第 101 期季刊論文46·······60··············································································10······························34·······························77······························23································6··························································

385書評······································其他··········95·········111·········································120··········································130136·····································

4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Editor’s Note Editorial Board 5········································································Striving Ahead and Braving Obstacles: Elections for the 7th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the MacaoSAR - Editor’s Preface 6SHENG Li·····························································A Study on the System of Appointed Members of the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An Approach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34GUO Shanwen, WEN TianpengVoting Habit,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Voter Turnout: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7th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 46HUO Weidong, WONG Wai KeiPolitical Culture and Voting Behaviour: A Case Study of the 2021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77KWONG Kam-kwan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Macao Literary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A Review of Macao Some Aspects on the Monopoly of Opium Preparation in Modern Times in Macao ····························································· 111ZHAO XiLiterature Research in 2020A Literature Review of Macaology (Part Forty-four)················································································136Editorial OfficeIndex for 2019-2021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Comment the Results of Macao’s 2021 ······································ 85SHI Chaoyu, CHAN Kin Sun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tability and Variance: A Study of Group Affiliations of Candidate Groups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Votes of Elected Legislative Assembly Members·································································· 60TSOI Weng Kuan, HO Wai HongThe Impact of the Type of Aspiration and Advertising Performance of an Election Campaign on Voting Results: An Example of the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 in 2017 and 2021················································································ 95XU Jinfei, PAN Yue········································································ 120130ZHANG Tingmao, WU JinNIU Lishu, CHEN XinyuanEpidemic, DQ and Amendments to the Electoral System of the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10LOU Shenghua······················································································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Direct Elections of Macao’s Legislatures······················································································ 23CHAN Chan U

5編者語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於 2021 年 9 月 12 日舉行，《澳門研究》一如既往地推出“澳門立法會選舉”專欄，審視和分析選情及其影響。本屆專欄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盛力教授出任“特邀主編”，刊出的八篇文章，包括婁勝華的《疫情、DQ 與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陳震宇的《比例代表制與澳門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郭善文和溫天鵬合著的《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霍偉東和黃偉棋合著的《投票習慣、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基於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實證研究》、蔡永君和何偉鴻合著的《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鄺錦鈞的《政治文化與投票行為——以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史超宇和陳建新合著的《從理性選擇理論評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結果》、徐勁飛和潘越合著的《選舉宣傳片的訴求類型與廣告表現對投票結果的影響——以 2017 及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八篇文章分別從不同方面對澳門立法會選舉進行剖析，盛教授在他的序言中已有詳述，在此不贅。本期的欄目尚有“文學與語言學”、“宗教與歷史”、“書評”和“其他”，文章分別是趙皙的《新時期澳門文學研究的發展動態——2020 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張廷茂和吳津的《近代澳門鴉片煙膏專營的若干問題——與馬光先生商榷》、鈕力書和陳薪元的《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四）》以及《〈澳門研究〉2019—2021 年總目錄》。編輯部

6盛力本人十分榮幸受邀為本期的特邀主編，主持“澳門立法會選舉”專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是立法會選舉中非常特別的一屆，其首次將“愛國者治澳”原則全面貫徹落實於立法會選舉中，補充了“愛國者治澳”的保障機制，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第 6 條第 8 款規定：“拒絕聲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者；或事實證明不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或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者無被選資格。”為確保所有參選人均為“愛國者”，選管會制定了《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審核準則》，對所有參選人進行了嚴格的資格審查，對部分參選人的被選資格提出異議，通過其自動退選或終審法院裁定，最終確定了“愛國者”候選名單。同時，本次立法會選舉在史無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舉行，澳門於選舉投票前一個月發現多宗新冠確診病例，並啟動了首次全民核酸檢測，為疫情籠罩下的選舉增添了變數。最終，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克服重重險阻，於 2021 年 9 月 12 日如期舉行。本屆選舉的基本選情如下：在具投票資格 323,907 名選民中，有 137,279 名選民投下直選選票，投票率為 42.38%。同時，本屆選舉共產生了 33 名議員，其中包括 14 名直選議員、12 名間選議員以及 7 名由行政長官委任的議員，政治版圖發生變化，“民主派”出局，各主要行業領域、土生葡人族群等在立法會均有代表。其中，在直選議員的 14 個議席中有一半新面孔，代表澳門社會各階層各團體的新生力量不斷湧現，在競選中不乏針砭時弊和直諫施政不足的聲音。然而，在嚴格的防疫監控措施、不利天氣、年輕選民增加以及所謂 DQ 事件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本屆選舉的競選規模和範圍受到影響，投票率亦有所走低。簡言之，作為“一國兩制”下澳門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又一里程碑，澳門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的順利舉行對澳門政局具有深遠的影響。回顧本屆選舉，在選舉過程中存在着甚麼影響因素？本屆選舉呈現出怎樣的新特點和新趨勢？以及其對今後的立法會選情將產生怎樣的影響？本期《澳門研究》專欄推出的的八篇文章，將從不同方面對此進行剖析。一、引言

7第一篇文章是婁勝華的《疫情、DQ 與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文章從宏觀整體的角度分析了本屆選舉的獨特情況，認為第七屆澳門特區立法會選舉實現了立法會議員結構的調整及優化，而受疫情等因素影響，競選宣傳方式發生變化，線下的聚集性宣傳減少，線上宣傳增加；各參選組別政綱聚焦於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就業不足、民生艱困等議題。同時，直選投票率大幅下降。面對大量選民散居境外的現實以及投票率低迷的狀況，建議考慮引入強制投票制度與通訊（郵寄）投票方式。一直以來，澳門立法會由直選、間選和委任議員組成，選舉制度受到澳門獨特的歷史環境以及其倚賴的本土資源的影響。本期的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陳震宇的《比例代表制與澳門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以及郭善文和溫天鵬的《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便從直選和委任的角度對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制度進行分析。自1976 年至今，澳門立法機關使用漢狄比例代表制作為立法機關直接和間接選舉的議席分配方法，並發展出一套澳門獨有的分配模式，陳震宇的《比例代表制與澳門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稱之為“澳門漢狄法”，但此法是否最符合澳門的現實需要？該文嘗試以各種不同的比例代表制議席分配方法，模擬 2021 年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直接選舉的議席分配，結果發現經澳門本地改良後採用的漢狄比例代表分配方法，其應用在整體而言是成功的，其分配結果也基本符合澳門的現實情況，特別在界別利益分佈方面，能基本達至最大程度的均衡。委任議員制度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產生途徑之一，在澳門回歸後得以保留。對於直選和間選的研究相對較多，而委任議員方面則相對薄弱，郭善文和溫天鵬的《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從歷史制度主義來審視委任議員制度。文章將其發展歷程分為萌芽、漸成、確立以及轉變四個階段，其中“《澳門組織章程》的頒佈”和“澳門回歸”為兩個關鍵節點。在此過程中，委任議員制度受到了“管治需求的強化”、“華人社群與華商實力的壯大”、“社團與社團政治的崛起”以及“民意機關的內生性需要”四大因素的影響與制約。立法會直選結果一直為人們所關注。澳門地方細小，基本上只得一個選區，因此候選組別政綱傾向為“包羅萬有”、“面面俱到”，各組別政綱的差異性並不太突出；澳門特區的行政規劃主要沿襲回歸前堂區的設置，根據選民分佈情況在七個堂區分別設置票站，各區人口成份各有不同。是甚麼影響着選民的投票習慣？各候選組別的競爭性又被甚麼因素左右？本屆選舉在新冠疫情下進行，又有候選人被取消參選資格，總體投票率有所走低，究竟是甚麼原因影響着本屆選舉的結果？本專欄的第四至第七篇文章，分別使用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作出探討。霍偉東和黃偉棋的《投票習慣、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基於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實證研究》運用量化研究方法探究投票習慣和選舉競爭對本屆選舉投票率的影響。發現第七屆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的票站投票率與選民投票習慣和選舉整二、本期內容

8體競爭狀況呈正相關關係，與“民主派”的支持程度呈負相關關係。然而，上述關係並無法在第二屆至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的得以體現，甚至呈現出與一般選舉研究“反常”的情況。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基於改良漢狄法的澳門選舉制度給予參選的政治力量無需追求“選票最大化”的策略選項，使得選舉競爭程度在澳門多年都無法發揮提升投票率的作用。但是，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卻“意外”提供新的政治競爭空間，使得選舉競爭重新對投票率產生積極的刺激作用。蔡永君和何偉鴻的《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以 2013、2017 和 2021 年立法會當選議員組別背景為視角，利用各組別在不同區域獲得的有效票數，計算標準化發生比，分析和比較當選組別在各區域的“吸票”能力，瞭解各組別的得票是否具有區域性差異，以及有關“吸票”能力和競爭力是否具持續性。結果發現在現時各候選組別政綱仍大致相近的情形下，不同組別在各區的得票情況大相徑庭，而選民投票取向與組別性質背景具有一定的連繫性，但未能確定具強烈的關係，同時，在區域的“吸票”能力和競爭力分佈上則保持較高的穩定性。鄺錦鈞的《政治文化與投票行為——以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嘗試使用公民政治文化理論分析本屆立法會選舉出現歷史性的高白票率的其中一個原因，文章認為是選民的“村民型”政治文化所致，過往幾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並不一定與選民的履行公民責任有關，更多的是出於其他多種原因，當中候選人的競選策略和動員能力是常見的主要因素。史超宇和陳建新的《從理性選擇理論評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結果》也關注相同問題，文章認為本屆選舉投票率較低是受到選民預期成本和期待效應的影響，而白票和廢票並沒有存在突出數量問題，選民投白票和廢票歸因鐘擺效應。最後，在競選宣傳方面，徐勁飛和潘越的《選舉宣傳片的訴求類型與廣告表現對投票結果的影響——以 2017 及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使用定性比較分析法，抽取 2017與 2021 兩屆立法會候選組別的宣傳片進行多要素條件組態分析，結果發現當宣傳片以候選人形象多樣性與鏡頭剪輯技巧為核心要素、以訴求策略多樣化為輔助要素結合而成時，說服效果最好。立法會作為大眾巿民向政府表達意見的管道，議員擔當着促進政府與居民溝通橋樑的角色以及推動澳門特區善治的功能。在新時代背景下，新一屆議員作為特區政權架構的重要成員被寄予厚望，責任更大，任務更重，將在匯聚民智、反映民情以及監督施政等方面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四年一次的立法會選舉是澳門居民行使政治權利的一個重要方式，目的在於使政府政策在最大程度上合符廣大居民的利益和願望。完善的選舉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治理團隊是維護澳門社會整體利益、團結各方力量的保障，有助於激發各界建設澳門的動力，為澳門經濟發展、社會民生保駕護航。立法會進行的任何一個討論和決策，都影響着澳門的經濟民生和未來發展。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持續反覆之下，澳門旅遊業的發三、結語

9展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進程受到影響，經濟和社會民生需要在突破各種不穩定的因素下砥礪前行。當前，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實施方案公佈為澳門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澳門未來發展危中有機，新一屆議員在履職中挑戰與機遇並存。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推動新一屆議員積極配合特區政府施政，有效提升澳門治理效能，督促特區政府增強緊迫感和主動性，抓緊共建橫琴深度合作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逐漸融入國家戰略大局，最終確保澳門“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這對於澳門立法會和新一屆議員來說也是一次重大的機遇和挑戰。

102021 年 9 月 12 日，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結束，不久，直選結果公佈。與之前歷屆立法會選舉相比，影響第七屆澳門特區立法會選舉結果的因素，莫過於疫情與 DQ（即取消參選資格，英文 Disqualify 的簡稱）了。那麼，疫情與 DQ 是如何影響了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因應這種影響，立法會選舉制度應如何完善？疫情、DQ 與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婁勝華第七屆澳門特區立法會選舉是在疫情影響下進行的，也是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的首次選舉。選舉結果顯示，立法會直選議員全部屬於愛國者範疇，實現了立法會議員結構的調整及優化。受疫情等因素影響，競選宣傳方式發生變化，線下的聚集性宣傳減少，線上宣傳增加。各參選組別政綱聚焦於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就業不足、民生艱困等議題。同時，直選投票率大幅下降。面對大量選民散居境外的現實以及投票率低迷的狀況，建議考慮引入強制投票制度與通訊（郵寄）投票方式。此外，通過設立專門的候選人政治忠誠標準及審查程序，使“愛國者治澳”原則在選舉法律中得到全面體現。選舉制度　投票率　疫情　取消參選資格　澳門[ 摘要 ][ 關鍵詞 ]自 2019 年 12 月份始至今日，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不但改變了各國（地）的經濟活動與人們的生活方式，同樣也對選舉投票等政治活動產生嚴重影響。面對疫情，一些國家與地區推遲或延後了選舉投票舉行的日期，如美國的一些州將總統選舉投票日延後幾個月，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押後一年舉行。在有些國家，以郵寄選票的形式投票受到歡迎，並得以擴大範圍，例如，美國 2020 年總統大選，許多州的選民利用郵寄選票方式投票。再如，面對疫情，韓國簡化了以郵寄方式參與投票的官方申請程序。在澳門，雖然面對疫情的影響，特別是投票前一個月的 8 月 3 日，澳門發現 4 宗新冠確診病例，結束了近 500 多天無本地病例的記錄，特區政府決定實行全民核酸檢測，可見，此次疫情對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構成直接威脅。幸運的是，全民核酸檢測未發現任何新病例，於是，選舉管理委員會決定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如期進行。然而，即使如此，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的競選活動與投票活動難免受到疫情影響。一、疫情對立法會選舉的影響作者簡介：婁勝華，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教授。

11（一）競選活動與宣傳方式發生變化立法會選舉競選的傳統形態被改變。根據特區政府的防疫規定，疫情期間需減少人群聚集活動、增加社交距離。選管會宣佈，取消往屆例必舉行的選舉宣傳期啟動儀式。2021年，第七屆立法會競選宣傳期始於 7 月 28 日（週六）。可是，以往一眾候選團隊在選舉宣傳期開始當日凌晨在塔石廣場爭相張貼海報、聚集造勢的“盛況”不再。按照立法會選管會的決定，考慮到防疫需要，宣傳開始日當晚塔石廣場部分區域短暫實施人流管控，每一候選組別最多可以有 10 名代表且需憑選管會發出的證件進入管控範圍。選管會提醒，進入塔石廣場相關區域的所有人士均須接受測溫、出示有效健康碼及全程配戴口罩，場內人士應做好個人防疫，盡量與他人保持適當社交距離。競選宣傳可以於指定的公共場所或非指定區域進行。在指定的公共場所進行宣傳，必須遵守和執行衛生局發出的《競選活動場地管理指引》，包括為進場人士測溫、檢視健康碼、確保所有人全程配戴口罩，並按各場地的人數上限控制進場人流，讓場內人士可保持至少 1 米的社交距離。在非指定區域舉辦活動時，同樣需遵守衛生局發出的防疫指引，包括適當控制人流、所有人須接受測溫、全程配戴口罩、出示澳門健康碼，以及創設條件讓參與人士可保持至少 1 米的社交距離等。嚴格的防疫措施，導致競選宣傳方式出現變化，線下的聚集性宣傳（如造勢大會）數量減少且規模縮減，紙質宣傳品減少，而線上宣傳則形式多樣且喧囂熱鬧，尤其是各類社交媒體（如微信、Facebook、WhatsApp 等）上的文字、視頻、漫畫、圖文包等宣傳鋪天蓋地、狂轟濫炸。可以說，線上網絡宣傳因應了個人防疫需要、選擇留在家裏刷手機的新生活形態，其受眾面廣、可接觸度強，宣傳效果佳。（二）應對疫情成為各參選組別的政綱重點基於疫情對澳門經濟與生活的衝擊及影響，各參選組別在撰寫政綱時，均就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就業不足、民生艱困等問題提出應對主張。①疫後經濟復甦與振興是各組別較為關心的議題，其中，第 1 組“澳粵同盟”的政綱提出要“着力振興經濟，切實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優化營商環境，支持創科發展，扶持中小微企”。第 2 組“公民監察”政綱以“疫下尋出路”為主題。第 7 組（言起新力量）將復市作為政綱第一條，提出“關注疫後經濟復甦”，要求“推動疫苗綠色通道”。第 9 組“美好家園聯盟”在政綱中提出，爭取“經濟復甦”的主張。第 10 組“澳門公義”要求“復興經濟，創造營商環境”，“疫情下首先重啟旅遊業，當局可與內地相關部門探討，能讓更多的國內同胞來澳門旅遊。同時，當局應與酒店業界協商降低酒店房價，吸引更多遊客留澳門住宿”，認為此舉有助啟動本澳經濟。第 11 組“同心協進會”提出要“促進經濟復甦”。第 13 組“澳門基本法推廣宣傳工作聯盟”提出扶持中小企業政策，“真正用心去解① 本屆各組別及參選政網，https://www.eal.gov.mo/zh_tw/pp.html。疫情、DQ與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

12決中小企業的實際困難”。第 14 組“新希望”在政綱中提到“最近兩年本地經濟受疫情的嚴重衝擊”，特別是“本澳的旅遊業大受打擊，大量本澳的旅遊從業員‘沒工開’，而旅行社亦面臨倒閉的危機，政府須加大扶持旅遊業，利用大灣區的優勢，吸引內地旅客來澳，從而讓本澳經濟得以復甦”。“疫情之下，澳門經濟產業單一的問題帶來了空前的危機。政府應立即制定政策，認真落實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支援中小型企業的商業活動並提供援助，幫助他們實現經營的多樣化，以克服經營困難”；“面對澳門遊客量銳減，政府有責任支援中小企的經營。例如，氹仔碼頭內有大量中小企面臨經營的危機”。①疫情下居民就業首當其衝，同樣受到各組別的關注。第 1 組“澳粵同盟”的政綱提出“加大對失業、無薪假和開工不足人士的實質支援，發放就業津貼以協助中小微企解決人資困難，創造條件幫助應屆畢業生就業，嚴格執行優先聘用本地人政策”。第 4 組“匯青平台”提出，“關注疫下失業及停職人員，建議政府開拓更多‘帶津培訓’及‘重返校園’的專業課程”；“設立本澳旅遊從業員失業援助基金，為旅遊從業人員提供適當協助，例如專業培訓及轉型機會”。第 6 組“傳新力量”提出“由政府津貼一定比例薪酬，支援畢業生及待業、失業人士到中小企任職，加強實踐經驗和在職培訓，達至勞資雙贏”。第 8組“群力促進會”提出“擴大保就業計劃，完善就業配對”。第 9 組“美好家園聯盟”在政綱中提出，“加強職業配對，增加職業培訓協助再就業”。第 10 組“澳門公義”提出重啟旅遊業，“有助保障酒店業從業員及博彩業，各行各業的就業機會”。第 11 組“同心協進會”提出“確保就業穩定，完善外僱政策，堅持本地就業優先”。第 12 組“思政動力”提出“疫下經濟不景，失業率創新高，建議政府增設短期及兼任職位，招聘本地青年入職，解決短期失業問題；……外僱退場機制要嚴格執行，保障本地人就業機會”。在失業問題上，第 14 組“新希望”在政綱中提到，“最近兩年本地經濟受到疫情的嚴重衝擊，大量澳門居民被無理解僱，被逼放無薪假、半薪假。澳門居民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節節上升”，為此，要求“政府盡快減少非本地僱員的數量，並嚴打黑工及過界勞工，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空間”。對於疫情造成的大學生就業問題，該組提出“政府必須支持畢業大學生就業”，“在各公共部門、公共實體及公共資本公司”提供“更多的實習機會給予大學畢業生，避免‘畢業即失業’的情況出現”。②受疫情影響，一些居民的生活陷入困難。對此，第 10 組“澳門公義”提出“疫情下要派福利，要立法”的主張，提倡“要求疫情下今年內要再派發多一次現金分享計劃 1 萬元。今年內期望政府考慮將每年撥入社保基金的總金額 86,910 元，分兩次申請”。第 9 組“美好家園聯盟”在政綱中提出，要“監察民生用品供應及價格”。第 14 組“新希望”在政綱中提到，“最近兩年本地經濟受到疫情的嚴重衝擊，……澳門居民收入大減，市民生活十分困難。儘管經濟不景，樓價和租金的價格卻依然高企，嚴重超出了市民的承受能力。然而，①《第 14 組新希望參選政綱》（宣傳折頁）。②《第 14 組新希望參選政綱》（宣傳折頁）。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13公共房屋的數量嚴重不足，市民被逼支付高昂的租金及按揭，生活質素被樓價大大降低”。因此，要求政府提供援助。其他與疫情相關的事務還有公共衛生與健康城市建設。第 11 組“同心協進會”在政綱中提出，要“提升公共衛生應急能力，建設健康城市”。可見，與往屆相比，雖然各組別政綱多集中於民生領域，特別是房屋、交通、醫療、養老等議題，但是，應對疫情影響，重振經濟、保障就業、援助生活等議題卻成為本屆選舉候選組別政綱的必選項。（三）投票率跌至回歸後最低點回歸以來，歷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都超過了 50%，最低的是 2001 年第二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為 52.34%，最高投票率出現在 2009 年第四屆立法會選舉，達到 59.91%。然而，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僅為 42.38%。投票選民為 137,279 人，而全部選民為 323,907 人，創下回歸以來最低投票率紀錄。投票率受很多因素影響，如投票當天天氣酷熱，且有幾陣雨，還有認為與 DQ 某些候選人有關，但是，勿庸諱言，影響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的最主要因素是疫情。眾所周知，澳門持永久身份證的居民約 70 萬人，而在澳門居住的永久性居民約 50 萬，也就是說，約有 20 萬永久性居民並不居住在澳門境內，其中，不少澳門居民居住在大灣區，尤其是珠海、中山、江門、香港等地，還有不少海外選民以及在外就讀的學生選民。受疫情影響，居住在海外與香港、台灣地區的選民若要回澳門投票則需要被隔離，而居住在內地珠海、中山、江門等地的選民若回澳門投票則需要持有效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可見，疫情影響下，居住在澳門之外的選民回澳門投票的意願難免低落。實際上，對於居住在澳門的選民而言，疫情同樣影響其投票意欲。雖然澳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並沒有像香港那樣將原本 2020 年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押後一年舉行，但是，基於防疫需要，經與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商議和協調後，衛生局於 9 月 7 日發出“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投票地點和投票站防疫指引”，選民須按指引，於 9 月 12 日配合和遵守各投票地點和投票站的防疫安排，以減低病毒傳播的風險。根據指引，投票日當天，選民應留意選管會發佈的各票站實時輪候人數，選擇人流較少的時段前往投票，以達到錯峰投票、減少群聚的效果。選民亦可於前一天或當天盡早生成澳門健康碼及截圖，以便在進入投票地點時出示。進入投票地點時，選民必須出示澳門健康碼，以及接受測溫。投票地點內設立“黃碼區”，健康碼黃碼的選民需在區內等待工作人員作特別投票安排，之後由工作人員引領經特定路線前往投票站，減少與其他人士的接觸機會。黃碼選民需戴上由工作人員提供的即棄手套投票，投票後儘快離開。健康碼紅碼人士不得進入投票地點。在投票地點和投票站內，所有選民都需戴好口罩，只有在核對選民資料，需向票站人員展示容貌時方可短暫除下口罩。此外，選民排隊輪候時需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劃票前後應以酒精手液清潔雙手，完成投票後，應盡快離開投票地點，不停留、不聚集。可見，按照防疫指引，疫情、DQ與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

14持紅碼者不能前往投票，黃碼人員需在指定區域投票。即使是綠碼者，也需要滿足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碼、接受測溫、與其他投票人保持適當距離等要求，對此，一些嫌麻煩的選民就會選擇不去投票。還有一些高齡人士不習慣使用智能手機出示健康碼而棄投選票。另有一些沒有打疫苗的高危人士也可能因擔心增加感染風險而沒有去投票。可見，疫情本身以及防疫規定確實影響了選民投票意願，從而導致投票率下降。疫情導致選舉投票率下降的情況，不獨澳門，同樣出現在其他國家與地區。例如，2020 年 3 月15 日舉行的法國市鎮選舉第一輪投票以超過一半的棄票率創下記錄。（四）選舉結果偏向傳統組別疫情對選舉的影響還表現在選舉結果上，面對百年不遇的疫情的嚴重影響，選民更傾向將選票投給那些主張與展現社會團結與和諧基礎及能力、立場溫和的參選組別，那些長期服務基層且願意維護居民權益並團結居民共同面對困境的組別無疑更加受到選民的青睞。所以，表現在選舉結果上，鄉族選組與基層社團選組能夠獲得較上一屆更多的選票與議席。實際上，傳統建制三組（“同心協進會”、“群力促進會”、“美好家園聯盟”）的票數都有大幅增長。以工聯為基礎的“同心協進會”組別獲得 23,761 票，得票率約 18%，較上屆所得票大漲 7,065 票；以婦聯為基礎的“美好家園聯盟”選票增長了近 5,000 票、以街總為基礎的“群力促進會”選票增長了 2,700 餘票，得票率 11%，超過上屆選票約 7%；三組別表現出驚人的吸票能力。而鄉族選組所獲選票更是不俗。以福建族裔為基礎的“澳門民聯協進會”獲得選票 26,599 票，獨得三個議席。至於以江門同鄉會為基礎的“澳粵同盟”，得票 16,800 多張，雖然較上屆少了 400 餘票，卻同樣可以得到 2 席。可以說，無論是傳統組別還是鄉族組別，都是重視服務基層，維護居民權益，注重社會團結的組別，因此，在疫情影響下，選民更願意將選票投向它們。需要指出的是，傳統組別與鄉族組別屬於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建制力量，而特區政府在應對疫情過程中的出眾處理能力與表現，同樣為支持政府的組別加分。此外，受疫情影響，競選氣氛淡靜，各組別所獲選票多為其長期支持者的“基本盤”，而游離票選民中，除選擇轉投理念相近的組別外，一些選民可能會選擇不投票。實際上，即使“民主派”候選人不被 DQ，如果他們繼續主張激進民主而致社會撕裂，在疫情的影響下，同樣可能難以維持往屆的選票數與議席數。總之，疫情有利於傳統建制組別，而新興組別及中產、專業組別則難有優勢可言。（一）DQ事件的過程2021 年 1 月 27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聽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2020 年度述職報告時強調，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再次昭示了一個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二、DQ 事件及其對立法會選舉的影響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15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得到有效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護，各種深層次問題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① 7 月 16 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舉行的“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開幕式講話。他在講話中表示：“習近平主席強調要‘落實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人們無論持何種政治立場或觀點，都可以自由地生活、工作，都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利。但是進入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的人都必須是愛國愛港者，絕不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通過任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變成管治者。這是一條鐵的底線，同樣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②這是中央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公開表態，既然中央官員已經宣佈，由“愛國者治港……是一條鐵的底線，同樣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那麼，作為澳門特區主要管治機關的立法會，其成員當然必須遵循此一原則。2021 年 7 月 9 日，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唐曉峰宣佈，為落實《立法會選舉法》第 6 條第 8款的相關規定，以確保所有參選人必須為“愛國者”，而“愛國者”必須“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必須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不得從事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澳門基本法》權威、利用澳門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等。經審查證明，21 名候選人“不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或者“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被取消參選資格（即 DQ）。就有 21 名參選人因不擁護《澳門基本法》或不效忠澳門特區而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一事，澳門特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於 7 月 12 日公佈了七項審查準則，強調立法會選舉參選人必須為愛國者。七條準則包括：一是擁護《憲法》及《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二是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三是防範參選人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滲透特區權力機關；四是尊重《憲法》及《基本法》確立的政治體系，不得抹黑澳門特區；五是不得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及安全的行為；六是尊重《憲法》及《基本法》賦予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權限；七是參選人不得是上述行為的輔助作用者。按照選管會的規定，被稱為“民主派”的三個參選組別（“學社前進”、“民主昌澳門”及“新澳門進步協會”）隨後向選管會提出聲明異議，惟選管會經分析後，認為該三組參選組別受託人提出的異議理由不成立，並有充分事實證明相關參選人曾作出不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或①《習近平聽取林鄭月娥述職報告》，2021 年 1 月 27 日，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1/27/c_1127033004.htm。②夏寶龍：《全面深入實施香港國安法　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2021年 7月 30日，全國港澳研究會，http://www.cahkms.org/HKMAC/webView/mc/index.html。疫情、DQ與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

16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為，因此駁回該三份異議。此後，三組再向終審法院提出司法上訴。7 月 31 日，澳門特區終審法院合議庭作出判決，駁回“民主派”三組 DQ 案上訴，維持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的決議。至此，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中的DQ 事件落幕。（二）DQ事件對立法會選舉的影響（1）選舉程序發生一定變化在回歸後歷屆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審查過程中，由AL2001屆（第二屆）至AL2013屆（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對候選人的審查集中表現為資格審查，例如是否登記為選民等。而按照 2016 年新修訂的立法會選舉法，自 AL2017 屆（第六屆）立法會選舉起，規定候選人需要向選管會提交一份效忠《澳門基本法》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聲明書，AL2017 屆（第七屆）選管會需要對候選人聲明書進行形式審查。但是，按照“愛國者治澳”的原則，作為澳門特區的政權機關，立法會議員必須由愛國者組成，對於參選的候選人進行甄別，將其中的“非愛國者”或“偽愛國者”予以 DQ。故而，自 AL2021 屆起，選管會需要對候選人聲明進行實質性審查。為此，AL2021 屆（第七屆）立法會選管會制訂了“七條準則”，並要求特區保安部門就候選人的政治行為提供相關材料，根據材料對照七條準則，對候選人進行政治審查。相信在今後的立法會選舉過程中，候選人政治審查必然成為一個法定程序。（2）選舉競爭程度及投票率下降縱觀回歸後歷屆立法會選舉，在 DQ 事件發生之前，參選組別與候選人最少的是AL2001 屆，有參選組別 15 組，候選人 96 人，參選組別最多的是 AL2017 屆，有參選組別24 組，候選人 186 人。其他屆別，參選組別徘徊在 16—20 組之間，候選人徘徊在 122—145 人之間。而 AL2021 屆，在 DQ 之前，有參選組別 19 組（報名參選的有 22 組，其中，“博企員工新力量”、“澳門共同家園聯盟”兩組退選，“基層互助”一組因組成提名委員會的合資格選民不足 300 人而未獲接納），候選人 159 人。可見，在疫情影響下，選組與候選人較上屆有所下降。然而，DQ 事件之後，參選組別為 14 組，候選人為 126 位，均為回歸以來最低點。理論上，參選組別與候選人的減少會導致選舉競爭性的降低。而事實上，本屆選舉因為參選組別與候選人的減少而導致往屆競爭階段激烈競爭的格局不再，而是較為淡靜，氣氛平和，雖然與疫情相關，可是，不可否認，與參選組別及候選人減少存在關聯性。由於選舉競爭的激烈程度下降，過往超常動員而抬升的投票率在本屆則出現下降，總體投票率由上屆的 57.22% 下降到 42.38%，減少了 14.84%。雖然投票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是疫情，不可否認，也與 DQ 事件發生後選情鬆馳以及部分選民因一時無合適的候選人而棄投有關。（3）議席分佈格局發生改變從歷屆參選組別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來看，自 AL2009 屆（第四屆）起，不同政治板塊獲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17得的選票及議席相互之間此消彼長，至 AL2017 屆（第六屆）立法會選舉，不同參選政治力量得票與議席分佈是，傳統基層社團得票 22.3% 及 4 個議席，鄉族派得票 25.2% 及 4 個議席，工商博彩得票 12.6% 及 1 個議席，中產得票 10.2% 及 1 個議席，土生及公職人員得票 9.2% 及 1 個議席，而“民主派”得票 19.1% 及 3 個議席。整體上，呈現出鄉族派、傳統基層社團與“民主派”各佔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而工商博彩、中產與土生及公職人員各佔十分之一的格局。由於本屆立法會選舉中 DQ 事件的發生而使三組“民主派”與一組博彩力量未能參選，加上工商人士以及其他激進泛民人士的主動棄選，從而導致本屆選舉的政治力量分佈中不再有“民主派”與工商博彩力量，原本該兩個政治板塊的選票與議席消失，部分選票分散到其他參選組別。而新的選票與議席分佈格局調整為：傳統基層社團得票 40.2% 及 6 個議席，鄉族派得票 32.9% 及 5 個議席，土生及公職人員得票 13.8% 及 2 個議席，中產得票11.8% 及 1 個議席，即出現了“兩大兩小”較為均衡的格局。比較 AL2017 屆立法會選舉，AL2021 屆立法會選舉的選票與議席分佈，傳統基層社團所獲選票佔四成，較上屆選票增加了 14,563 票，議席增加了 2 席，而鄉族派所獲選票基本上與上屆相若，唯議席增加了 1 席，而土生及公職人員所獲選票增加了 2,351 票，議席增加了 1 席。中產所獲選票略有下降，議席維持 1 席（表 1）。表 1 立法會直選各政治力量得票及議席變動情況（2017—2021）第六屆（AL2017）第七屆（AL2021）選票選票得票得票議席議席% %38,532 22.3 4 53,095 40.2 632,895 19.1 3 - - -43,501 25.2 4 43,412 32.9 521,764 12.6 1 - - -15,881 9.2 1 18,232 13.8 217,656 10.2 1 15,636 11.8 12,399 1.4 - 1,696 1.3 -172,628 100.0 14 132,071 100.0 14174,872 - - 137,279 - -傳統基層社團政治力量民主派鄉族派博彩工商土生及公職人員中產其他有效票總投票數資料來源：根據選舉統計資料自製。疫情、DQ與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

18（4）立法會直選議員結構發生變化本屆立法會選舉是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與啟動相關甄選機制的首次選舉。而選舉結果顯示，直選出來的議員沒有非愛國者或偽愛國者，都屬於愛國者範疇。需要說明的是，愛國者是衡量議員政治忠誠的一個標準。愛國者標準與要求推進民主政制並不矛盾，愛國者標準與監督政府完全是相容的，甚至監督政府施政還是議員的職責所在。事實上，在當選議員中，有主張增進民主的，例如，第 6 組“傳新力量”在其政綱中提出“全新政制”，要“持續增進民主，提升社會參與”，“推進民主政制不斷向前”。表明要“推動立法會持續增加間選的民主成分，包括由目前團體票，逐步推動至業界成員每人 1 票，最終實現1 人 2 票，即 1 票直選、1 票間選”，“因應社會發展，逐步增加行政長官選舉的民主成分，最終實現行政長官由民主普選選出”。①同樣，當選議員有多位屬連任的，這些連任議員中，就有一些在以往的議政論政過程中，對特區政府的施政政策持批評甚至是激烈批評立場，履行議員監督政府職責的，而非不分是非地一味贊同與維護特區政府政策的。此外，當選議員中，不少是年富力強的新人，體現了議員結構的新舊交替特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選民利用手中的選票“選賢與能”，將具有問政素質、年紀輕、學歷高、閱歷豐富的賢能愛國者選入立法會，改善了立法會議員的年齡、知識、素質、能力結構，最終，實現立法會內愛國愛澳議員結構完善、問政有效的新格局。本屆立法會選舉是回歸後首次在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下進行的，選舉結果顯示，立法會直選議員全部由愛國者組成，保證了立法機構成員應有的政治忠誠，實現了立法會議員結構的調整及優化。然而，受疫情等因素影響，本屆立法會直選的投票率出現大幅下降，白票與廢票呈現上升趨勢。而選舉結果是選舉制度的實踐產物。因此，理想選舉結果的取得，需要不斷調整與優化選舉制度。從本屆選舉結果看，未來可以考慮研究從下列幾方面優化與完善立法會選舉制度。（一）應對投票率低迷，考慮引入強制投票制度雖然有人認為，選舉權是選民自由意志的表達，如果要求選民強制投票，就是強迫選民以選票表達意見，違反選舉自由原則。但是，應該說選民也是公民。對於公民來說，參與選舉投票既是權利，也是責任與義務。況且，強制投票能夠提高公民的參與，確保權力機構可以代表所有公民，而不僅僅只是代表那些願意投票的公民。此外，強制投票還有利於預防賄選行為的發生，並使選舉出的代表根據多數選民的意願提出選民認同的政策，避免偏差性決策，緩和社會對立。如果投票率過低，獲選議員的代表性難免受影響，政策主三、未來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①《第六組傳新力量政綱》（宣傳折頁）。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19張難以精準反映民意，民主的基石就會受到侵蝕。因此，根據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民主及選舉協助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IDEA）的資料，①全世界約有 30 個國家實施“強制投票”制度，包括歐洲的義大利、比利時、盧森堡、希臘、土耳其；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秘魯、玻利維亞、烏拉圭；大洋洲的澳大利亞；亞洲的新加坡、泰國等。有些實施“強制投票”的國家規定，不行使自己投票權的人，可能會被罰款、判處有期徒刑，甚至直接剝奪公民權利。如澳洲規定，若無故不投票，就需繳納澳幣 20 元罰金。在比利時，選民無正當原因卻不投票，可能被開罰 25 至 50 歐元。若公民還是堅持不投票，15 年內四度拒絕投票者，會被踢出選民名冊，且不投票者很難擔任公職，已擔任公職者也難以晉升。同樣，按照新加坡相關法律規定，每屆大選時，年滿 21 歲的新加坡公民都必須投票。如果本屆大選沒投票，下屆大選將不具備選民及或候選人資格。在下屆大選前，選民可以申請恢復選民資格，只要出示證明（如當時身在國外、生病等）。若理由不正當，需繳交新幣 50 元。而實施強制投票確實能有效提高投票率，藉此提高公民參與度。例如，根據澳洲選舉委員會統計，自1924 年實施強制投票起，大選投票率從未低於 90%。而在 2019 年歐洲議會議員選舉，比利時近九成的投票率也是歐盟國家最高。②面對第七屆立法會直選僅四成二的投票率，建議澳門特區開展引入強制投票制度的研究。如若下屆立法會直選投票率仍然低於 50% 的話，則可以考慮引入強制投票制度，立法要求所有選民必須於立法會選舉中投票，建立選民的投票記錄，如不在選舉中投票，若沒有可接受的理由（如生病、出差、旅遊等），可以引入輕微處罰制度，如繳交一定的罰款。但是，對於不投票的選民，因其行為屬於消極政治行為，應不涉及刑事，故而不建議引入刑事制度予以處罰。（二）面對大量選民散居境外的現實，考慮引入通訊（郵寄）投票方式澳門因其與廣東珠海、中山等地相鄰，不少澳門居民素來願意北上置業居住。近年來，隨着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提出，灣區就業、創業與居住更成為澳門居民生活的重要選擇。除了在灣區及內地其他地區居住的澳門居民外，還有數以萬計的港澳兩地雙重居民，以及居住在台灣地區及海外的居民。而現行立法會選舉票站均設於澳門特區境內，選民必須於澳門境內的票站行使投票權，居住在澳門境外的居民必須在投票日回到澳門方可投票。可是，受疫情影響，居住於港台地區及海外的居民若回澳門投票，需要先隔離 14 日之後才能投票，又或者需要在隔離酒店內投票。即使是居住在與澳門相鄰的珠海、中山等地的澳門居民若回澳投票，雖然無需隔離，但是，卻要先做了核酸才能過關回澳門投票，可見，居住在外地的澳門選民回澳門投票的成本較高。因此，多數選民選擇不投票，從而一定程度上導致投票率下降。即使是沒有疫情，在投票日，要從外地趕回澳門投票，同樣是舟車勞頓，因此，除非本人支持的候選人超常動員，否則，多數外地選民往往會選擇不投票。① “What is compulsory voting?,” https://www.idea.int/data-tools/data/voter-turnout/compulsory-voting.②《為什麼這些國家的投票率都超爆高？》，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178。疫情、DQ與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

20隨着澳門居民越來越多地選擇在境外居住，需要考慮在立法會選舉投票中引入境外通訊（郵寄）投票方式，方便及吸引更多居住在境外的選民行使投票權，提升投票率。實際上，實行海外投票方式的國家並不少見。如美國，①如果是美國軍隊成員及其家眷，以及在海外居住的公民，可以登記成為軍人或海外選民，要求以電郵、傳真，或郵寄方式收取選票及選舉資訊，參與本人在美國的最後居住選區舉行的所有聯邦、州及地方選舉的投票。如果投票人從未在美國居住，則會以投票人父母或監護人在美國的最後住址來決定其所屬的選區。根據法律，負責選舉事務的部門可於選舉日之前的第 60 天開始，按照軍人和海外選民選定的方法發送其選票。選民在填劃選票後，可以選擇用郵寄、親身遞交或委託他人代交方式交回選票。2020 年美國大選遭遇新冠疫情，於是，美國許多州延續及擴大了通訊（郵寄）投票方式。實際上，郵寄投票在美國行之已久，從南北戰爭時期就開始了，之後，郵寄選票一直是投票方式之一，現在包括俄勒岡州、華盛頓州、科羅拉多州、猶他州和夏威夷州實行全面郵寄投票。但是，郵寄投票需要申請，並提供理由。而在 2020 年總統大選中，34 個州提供不需要理由的郵寄投票或是允許將新冠疫情作為申請郵寄投票的理由。②雖然特朗普質疑郵寄投票存在舞弊，但是，即使在爭議較大的佐治亞州，重新點票後結果仍然得到維持。與美國郵寄選票略有不同，新加坡從 2006 年大選開始引入海外投票方式。當年，新加坡在美國華盛頓、舊金山和紐約，中國北京、上海和香港，澳洲坎培拉，英國倫敦，日本東京，以及阿聯酋的杜拜共 10 個城市的新加坡大使館內設立投票箱，供登記為新加坡海外選民前往投票，投票結束的 10 天內封上票箱寄回新加坡計票。2020 年新加坡大選時，其海外選民如往屆一樣前往上述 10 個指定海外票站順利地進行了投票。可見，通訊（郵寄）投票或海外投票在一些國家已發展得較為成熟。對於澳門來說，可以考慮引入通訊（郵寄）投票。至於在境外設立投票箱，由於特區政府僅在北京、台北與里斯本設有辦事處，其他城市未有辦事處，所以，暫未具備條件在境外設立投票箱。實際上，即使在一些境外城市設立投票箱，卻也未必可以覆蓋澳門選民境外居住的全部地區。而通訊（郵寄）投票卻可以有效地寄達已登記居住在境外的澳門選民。當然，郵寄選票前需要核實選民身份，確保郵寄投票的準確與安全。相對而言，雖然與通訊（郵寄）投票相比，網絡投票更加方便與節省投票成本，並利於提高投票率，但是，因其在信息洩露與資料真實等安全性與可靠性方面仍然未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證，況且選民中仍然有一些老年人等不習慣使用智能手機及不上網，對於他們來說，網絡投票覆蓋不到。所以，在網絡投票技術成熟之前，暫時不建議澳門引入網絡投票方式。①《軍人與海外選民投票》，https://sfelections.sfgov.org/%E8%BB%8D%E4%BA%BA%E8%88%87%E6%B5%B7%E5%A4%96%E9%81%B8%E6%B0%91%E6%8A%95%E7%A5%A8。②《2020 大選後，美國的選舉系統如何改革？》，https://www.voachinese.com/a/election-reform-2020-12-02/5683524.html。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21（三）完善選舉法律，明確政治忠誠審查的標準與程序立法會選舉制度是規範包括選舉程序在內的各項立法會選舉事項的法律。該法律在2016 年修訂之前，未有對候選人政治忠誠的規範，故而未有規範政治忠誠的審查程序。而2016 年雖然新增了候選人政治忠誠的規範內容，卻同樣未有對候選人政治忠誠審查程序的規範。儘管該法賦予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具有審核候選人被選資格，並就接受或拒絕接受每一候選名單作出決定，決定候選人喪失資格的職權，然而，不同於簡單的候選人資格要件的審查，候選人政治忠誠的審查較為複雜，尤其是對第 6 條“無被選資格”之第 8 款規範的已作聲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者”而“事實證明不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或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者”的政治忠誠審查，①應該有專門的審查程序規範與適當的時間安排作出配合。例如，在時間上，該法第 33 條“對候選名單的查核”規定，“提交候選名單的期限屆滿後九日內，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須就卷宗是否符合規範、組成卷宗的文件的真確性、候選人的被選資格，以及接納或拒絕接納每一候選名單作出決定，如有需要時，在名單上作出受託人要求作出的更正或補充”。②可是，候選人的政治忠誠審查需時，尤其是要收集證據證明一些“聲明擁護”而“事實上不擁護”的候選人，並予時間給相關候選人聽證的話，要在 9 日內作出決定，時間上難免過於倉促。而該法第 38 條“裁判”規定，“終審法院須在上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的限期屆滿後五日內作出確定裁判，並立即將裁判通知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如果被選管會判定無被選資格的候選人較多時，終審法院在 5 日內針對無被選資格的候選人提起的司法上訴作出裁判同樣顯得時間倉促。其次，“愛國者治澳”原則及愛國者標準列入選舉法律。立法機構作為特區的政權機關，必須貫徹“愛國者治澳”原則，而現行立法會選舉法直接體現該原則的條文並不明顯，主要是第 6 條第 8 款規範“不擁護《基本法》”與“不效忠澳門特區”者無被選資格。而為甄別立法會候選人政治忠誠的需要，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公佈了“七項準則”。“七項準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立法會選舉法的相關內容，但是，由於被選舉資格屬於公民的基本權利，若要剝奪公民基本權利，僅由選管委公佈的“七項原則”來規範，似乎法律的位階不夠。因此，需要參照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與香港特區本地立法，結合澳門特區實際，修訂澳門特區選舉法律制度，全面規範候選人的政治忠誠條件及資格，使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真正獲得法律保障。再次，增加賦權選管會負責候選人政治忠誠資格的審查。雖然現行選舉法律賦予了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對立法會參選人資格的審核與決定權，但是，並未明確賦予選管會具有作出相關決定所應有的調查權。建議通過修訂立法會選舉法賦予立法會選管會為行使對①《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第 6 條，《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2017 年第 7 期，第 89 頁。②《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第 33 條，《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2017 年第 7 期，第 100 頁。疫情、DQ與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

22候選人資格的審核權而要求具調查權的部門提供相關資料。同時，立法會選舉法律規範了選管會對選舉活動具有頒佈指引的權力，可是，相關指引權並未具體包括為甄別候選人政治忠誠資格而發出指引的條文，因此，需要補強此方面的具體規範條文。第七屆澳門特區立法會選舉是在疫情影響下進行的，也是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的首次選舉。選舉結果顯示，立法會直選議員全部屬於愛國者範疇，保證了立法機構成員應有的政治忠誠，實現了立法會議員結構的調整及優化，取得了較好的選舉效果。然而，受疫情等因素影響，競選活動與宣傳方式發生變化，線下的聚集性宣傳減少，而線上宣傳增加。基於疫情對澳門經濟與居民生活的衝擊及影響，各參選組別聚焦於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就業不足、民生艱困等議題。而投票結果表明，面對百年不遇的疫情影響，選民更傾向將選票投給那些主張與展現社會團結與和諧基礎的參選組別，那些長期服務基層且願意維護居民權益並團結居民共同面對困境的組別更加受到選民的青睞。同時，受疫情等因素影響，本屆立法會直選的投票率出現大幅下降。面對大量選民散居境外的現實以及投票率低迷的狀況，建議考慮引入強制投票制度與通訊（郵寄）投票方式。此外，通過規範專門的候選人政治忠誠標準及設立審查程序，並適當賦權選管會負責候選人政治忠誠資格的審查，從而使“愛國者治澳”原則在選舉法律中得到全面體現，從而獲得法律保障。[ 責任編輯陳超敏 ]四、結語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23比例代表制、簡單多數制和混合選舉制一起並列為目前世界各地代議機關議席分配的主要方法。漢狄比例代表制在 1975 年自葡萄牙引進至澳門後，一直是澳門地區立法機關直接和間接選舉的議席分配方法，也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加以改良，在保留比例代表制原則和漢狄分配方法的特點基礎上，發展出一套澳門獨有的分配方法。澳門的社會治理體制以及政治行政制度設計以“集體為主，兼顧個人”為特徵，把比例代表制應用於立法機關的產生，就是這種特徵的具體體現。鑑於現時對於比例代表制在澳門立法機關選舉上的應用，包括其背景、改良和效果等均尚未有太多涉獵和評估，而社會對於現行議席分配方法的評論，又往往對其應用的歷史背景和緣由未予充分正視，本文期望通過介紹和評估這些方面，嘗試探討比例代表制對澳門立法機關直接選舉可能產生的政治效果，繼而反思現行議席分配方法與澳門社會現實的關係。以比例代表制取代簡單多數制分配代議機關議席，最先在 19 世紀末葉於比利時和瑞士提出，用以解決當地代議機關議席分配未能反映族裔和宗教多元而產生的比例問題，以確保不同族群能較平等地參與當地政治。其後來自英吉利（今英格蘭）的黑爾（Thomas Hare）、比利時的漢狄（Victor d’Hondt）、瑞士的哈根巴赫—比紹夫基（Eduard Hagenbach-Bischoff）和法國聖拉古（André Sainte-Laguë）分別提出不同的計算方式。①至 1885作者簡介：陳震宇，澳門科技大學管理學博士（公共行政管理方向）。 ①何俊志：《選舉政治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70—75 頁。比例代表制與澳門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陳震宇立法機關作為利益表達的平台之一，使界別利益通過這個平台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影響，現已成為澳門特區社會治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比例代表制作為立法機關直接和間接選舉的議席分配方法，距今已實施了 45 年。本文通過簡單的數理分析，發現漢狄比例代表制對於澳門立法機關直接選舉議席的分配，大致呈現較佳的比例效果。而經澳門本地改良後採用的漢狄比例代表分配方法，其應用在整體而言是成功的，其分配結果也基本符合澳門的現實情況，特別在界別利益分佈方面，能基本達至最大程度的均衡。　澳門立法會　選舉　比例代表制　漢狄法[ 摘要 ][ 關鍵詞 ]一、比例代表制和漢狄分配方法的緣起、在澳門的採用及改良

24① D. M. Farrell, Comparing Electoral System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pp. 61-62.② Decreto-Lei n.o 621-C/74. Diário do Governo, I Série, 4.o Suplemento ao n.o 266, 15 de Novembro de 1974. ③ Diário da República, I Série, n.º 86, 10 de Abril de 1976. p. 757.④ M. B. Cruz, “O Debate Político sobre o Sistema Eleitoral em Portugal,” Sistema Eleitoral Português: Debate Político e Parlamentar, Lisbon: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98, p. 9.⑤ Assembleia de Freguesia，在澳門的語境下，其譯法可能是“堂區議會”，但此譯法實際上未必正確，甚至有可能與天主教聖統制下的基層組織單位（堂區）為協調組織信仰生活和禮儀活動而設立的“堂區議會”混淆。關於“堂區”一詞的詞源、應用及漢譯演變，參見《“堂區”詞考》，《澳門日報》（澳門）2021 年 9 月 17 日。年，瑞士日內瓦改革派協會（Association Réformiste de Gèneve）和比利時採用比例代表制改革派協會（Association Réformiste pour l’Adoption de la Représentation Proportionnelle）在比利時安特衛普舉行會議，討論黑爾和漢狄分配方法，在黑爾缺席下，採用漢狄分配方法便成為會上共識，並在 1899 年首次在比利時選舉採用。後來芬蘭和瑞典先後在 1906 和1907 年採用，至 1920 年大部份歐陸國家已採用名單比例代表制分配代議機關議席。① 位處歐洲大陸西端的葡萄牙，在 1910 年成立共和政體後，同樣受到當時的西歐盛行的政治思潮影響，而傾向採用比例代表制分配代議機關議席，尤以葡萄牙共和黨（Partido Republicano Português）大力主張採用漢狄分配方法。1911 年 5 月 28 日，葡萄牙舉行全國制憲會議（Assembleia Nacional Constituinte）選舉，首次應用漢狄分配方法。然而，由於當時僅里斯本和波爾圖二市出現差額選舉，加上葡萄牙共和黨在這兩座城市的得票率超過93%，在這次選舉而言，採用漢狄分配方法並未產生任何實質效果。隨着後來選舉法律進一步改動以至政權的更迭，葡萄牙在 1975 年之前只有這次選舉曾應用過漢狄分配方法。1974 年 4 月 25 日，由“武裝部隊運動”（Movimento das Forças Armadas）策動的軍事政變成功。在原有的憲制秩序被全盤否定的同時，建立全新的憲制秩序成為葡萄牙新政權的當務之急。1974 年 5 月，救國委員會（Junta de Salvação Nacional）委任多名持各種政見的法律專家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草擬選舉法律工作，結果全體委員一致同意，採用比例代表制下的漢狄分配方法作為制憲會議（Assembleia Constituinte）選舉議席分配方法。②這套方法後來更在《葡萄牙共和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為共和國議會（Assembleia da República）議席的產生辦法。③委員會之所以決定採用漢狄分配方法，除了上文提及的歷史因素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委員會認為，這套方法在眾多比例代表制選舉方法中的除數比例最小，既可保護大多數利益，也可防止少數利益坐大；在確保選舉結果的代表性同時，也能顧及執政者必要的治理能力（governabilidade），使議事秩序對社會治理可能造成的損害減至最低。④雖然儘管因皮里亞（Imperiali）分配方法的除數比例事實上比漢狄法更小，以及葡萄牙政界後來也斷斷續續提出過更改選舉方法和議席分配方式，但漢狄分配方法至今仍然是現行葡萄牙各級代議機關（共和國議會、自治區立法議會、市政議會、民政區議會）選舉的議席分配方式。⑤ 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25比例代表制與澳門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比例代表制下的漢狄分配方法作為澳門地區立法機關直接選舉議席的分配方法，其採用帶有葡萄牙本土地區政治關係的歷史背景。這一方法首先通過第 73-A/75 號法令（Decreto-Lei）而在澳門地區首次採用，①產生了制憲會議的澳門地區議席，而澳葡行政當局在 1976 年制定立法會和諮詢會選舉制度時，也全盤引進葡萄牙本土的選舉制度，包括以漢狄分配方法作為立法會直接選舉議席分配方式，②由此產生了澳門地區第一屆至第四屆立法會直選議員。1984 年，時任總督高斯達（Vasco de Almeida e Costa）基於執行權（行政當局）與立法權之間長期存在分歧而窒礙施政，向葡萄牙共和國總統建議解散澳門立法會，同時修改選民登記法令，賦予華人居民選民資格，③一方面藉以稀釋葡萄牙後裔居民（俗稱“土生葡人”）的選民比例，另一方面擴大立法會的社會代表性。在同年舉行的第三屆選舉中，共有 5 份提名委員會名單參選，結果由“聯合提名委員會”（União Eleitoral）名單取得 4個直接選舉議席，“活力澳門會”（Estabilidade, Convergência e Progresso）和“澳門友誼繁榮協進會”（Flor de Amizade e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名單各取得 1 個議席。④由於當時的直接選舉議席數量較少，按照傳統漢狄議席分配方法所產生的第三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結果，已隱約出現議席分配向個別提名委員會集中的情況，因而引起了行政當局的注意。時任行政暨司法事務政務司彭理樂（José António Barreiros）1988 年曾提出在舉行新一屆選舉時，有需要採用新的直選議席分配方式，⑤但由於選舉日期臨近而沒有落實。及至 1988 年舉行的第四屆選舉，在 5 份參選名單中，由“何思謙友誼協進會”（Associação Amizade Alexandre Ho）和“聯合提名委員會”平分 6 個直接選舉議席，⑥使得議席分配向少數名單高度集中的情況更趨明顯。這時無論行政當局還是民間社會，都出現了繼續採用漢狄分配方法不利於鼓勵居民政治參與的聲音，也有意見認為華人選民的投票行為受平時社團民主生活影響較大，習慣簡單多數制的選舉方式。⑦不過，也有社會意見認為，這套方法仍然較其他議席分配方法公平。⑧1990 年，立法會因應《澳門組織章程》修訂案提出增加立法會直選議席，而組成一個臨時委員會，檢討修訂選舉法時需處理的事項，⑨並於 1991 年 1 月發表報告書，⑩綜合當時社會提出的意見，列舉直選議席分配方法的不同選項，包括維持以漢狄法分配議席，但改為容許選民圈選提名委員會名單內的個別候選人，再結合名單的整體得票，讓得票最多① Decreto-Lei n.o 73-A/75, 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Suplemento ao n.o 9, 1 de Março de 1975.② Decreto-Lei n.o 4/76/M, 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Suplemento ao n.o 13, 31 de Março de 1976, pp. 413-435.③ Decreto-Lei n.o 9/84/M, 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Suplemento ao n.o 9, 27 de Fevereiro de 1984, pp. 428-433.④ 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Suplemento ao n.o 35, 25 de Agosto de 1984.⑤《選舉方式與選民資格應考慮》，《華僑報》（澳門）1988 年 4 月 19 日。⑥ 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Suplemento ao n.o 42, 18 de Outubro de 1988.⑦ 參見《冷靜考慮珍惜你手上的一票》，《華僑報》（澳門）1988 年 10 月 8 日；《澳門選舉方法值得檢討》，《華僑報》（澳門）1990 年 7 月 23 日。⑧《關於修改選舉法的一些淺見》，《華僑報》（澳門）1990 年 12 月 26 日。⑨《經濟財政及批給事務委員會意見書第 3/90 號》，澳門：澳門立法會，1990 年 11 月 28 日。⑩《檢討選舉法臨時委員會報告書》，澳門：澳門立法會，1991 年 1 月 15 日。

26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的候選人可以在第一輪議席分配中獲取議席、最大餘數法和簡單多數制。後來時任立法會主席宋玉生（Carlos d’Assumpção）在前述三個選項上加上類似德國聯邦議院（Bundestag）的議席分配方法，並指示會內顧問加以研究，初步方案是選民同時票選地方選區個別候選人（第一票），以簡單多數制分配議席，以及票選澳門獨一選區候選名單（第二票），按照比例代表制原則決定這部分的議席分配。①但是，上述四個方案都未能妥善解決直選議席分配向少數提名委員會名單集中的關鍵問題，個別方案（例如簡單多數制）甚至有可能衍生其他問題，例如社會分化、葡裔群體無法通過直接選舉進入立法會等。1991 年 2 月初，立法會內部對直選議席分配方式的修改取得突破，決定維持採用漢狄分配方法，但除數從傳統的 1、2、3、4（概括為 n）改為 1、2 及後續的 2 乘冪（概括為2n-1）。多數議員認為，除數的修改有助提高參選名單取得第 3 個議席的門檻，可有效解決過往選舉直選議席分配向個別參選名單高度集中的問題，以及避免因選舉活動而導致社會分化。②經修改後的漢狄分配方法，使澳門成為世界上唯一一處採用這套直選議席分配方式的地區，並沿用至今。基於此一議席分配方式的獨特性，本文稱之為“澳門漢狄法”，與之相對的原有分配方式則稱為“傳統漢狄法”。澳門漢狄法的特點在於，由於其除數基礎為乘冪，其增長會隨着分配議席數量的增加而呈指數式的態勢（表 1），在澳門選民人數和投票人數基數較低，以及選舉法律規定每一份參選名單的候選人總數不得超出應選議席數量的情況下，即使參選名單取得高票，也難以取得 3 個以上的議席，繼而有效避免議席分配向個別參選名單高度集中。另一方面，由於這套分配方法在客觀上容易產生“死票”（wasted votes），③以及立法會選舉制度限制政治社團（即根據第 2/99/M 號法律《結社權規範》規定而成立者）只能提出一份候選名單，近年一些立法會直接選舉的參選者在競選策略上往往以分拆提名委員會為手段，嘗試繞過以單一參選名單取得更多議席的高門檻，減低“死票”以爭取最大的當選機會，也成為澳門不存在“政治社團”，而由普通民間社團兼具政治參與功能的現實原因。① 參見《宋玉生提出一新方案，採用德國國會選舉法》，《華僑報》（澳門）1991 年 1 月 31 日；《巴樂士談選舉法修改問題》，《華僑報》（澳門）1991 年 2 月 7 日。②參見《新方案取代原來三個建議案》，《華僑報》（澳門）1991年 2月 12日；《立法會臨委會再研究選舉法》，《華僑報》（澳門）1991 年 2 月 20 日。③“死票”本為日文譯詞，在澳門選舉實踐的語境下，即取得高票的某一參選名單獲分配最後一席的得票，與其他得票較少的當選名單相比，二者在票數的相差。

27比例代表制與澳門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比例代表制自 1976 年在澳門立法機關直接選舉應用至今，其代表性和比例性的效果值得評估。為此，本文嘗試採用三個指標分析，包括 Laakso and Taagepera（1979）提出用以測算選舉結果代表性的“有效政黨”（effective parties）指標，以及 Gallagher（1991）提出用以測算選舉結果比例性的“最小平方根指數”（least squares index）。①前述的“有效政黨”指標的計算基礎可分為得票和議席分佈兩種。鑑於澳門立法機關存在混合產生方式，比例代表制僅適用於以直接和間接選舉產生議席的部分，加上澳門並無政治社團乃至“政黨”，因此該項指標的命名在不影響相關公式運用的前提下，應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而有所修訂。對於以得票為計算基礎的代表性指標，本文稱為“直接選舉有效名單”（effective number of elective lists under direct election ②，Nv），即所有參選名單得票比例的平方的和之倒數（reciprocal）；而以直選議席分佈為計算基礎的代表性指標，本文稱為“直選議席有效名單”（effective number of directly-elected legislative lists ③，Ns），即當選名單得票比例的平方的和之倒數。“最小平方根指數”則為各當選名單所得議席比例與得票比例的差的平方的加總，除以 2 後再求平方根所得的數值。最小平方根指數的範圍由 0 至100，數值越高，表示比例性越低。④從歷屆選舉結果計算得出的直接選舉有效名單（Nv）數值顯示，不論在 1976—1988年採用傳統漢狄分配方法，還是在 1992 年後採用澳門漢狄法的立法會直接選舉中，實際二、比例代表制在澳門立法機關直接選舉的效果① M. Gallagher and P. Mitchell (eds.),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98-606.②原稱 “effective number of elective parties”。③原稱 “effective number of legislative parties”。④ M. Gallagher and P. Mitchell (eds.),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98-606.表格來源：作者自製。1683264121113142,0481,0244,0968,1925467表 1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直接選舉議席分配除數議席議席分配除數分配除數1248910128256512123

28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當選名單數量大致上比 Nv 的計算值多。換言之，從得票比例角度看，在立法機關直接選舉議席部份的有效名單數量較低，符合理論預期。另一方面，從獲分配議席的角度分析，實際當選名單的數量，與直選議席有效名單（Ns）數值相比較少，即立法機關直接選舉議席部份的有效名單數量，比當選名單的數量更多。值得指出的是，這一情況在 1996 年和2017 年的選舉較為突出，其原因可能與獲分配最後議席的參選名單和落選名單（或未獲分配更多議席的名單）之間的得票差距較小有關。至於用以評估議席分配比例性的最小平方法指數，結果顯示在 1976—1988 年採用傳統漢狄法時的數值較高，但在 1992 年起改用澳門漢狄法後，數值呈整體下降趨勢，以 2021 年立法會選舉直接選舉的數值最低，即議席分配的比例性最佳（表 2）。關聯分析進一步顯示，應選議席數量與最小平方法指數之間，在 95% 置信水平下呈較強的負相關關係（R2=0.452），即應選議席數量越多，其議席分配的比例性越高；而當選名單數量與最小平方法指數之間，在 90% 置信水平下呈負相關關係（R2=0.329）；在直接選舉有效名單數量與最小平方法指數之間，在 90% 置信水平下同樣呈負相關關係（R2=0.286），但兩套關係的變數之間關係較弱，未能足以說明當選名單（或直接選舉有效名單）數量與議席分配的比例性之間的相關關係。至於直選議席有效名單與最小平方法指數之間，則不存在相關關係。表 2　澳門立法機關直接選舉的代表性及比例性指標6 4 3 2.00 2.69 11.466 3 3 2.00 2.29 6.806 5 3 2.00 2.54 9.296 5 2 2.00 3.02 14.798 9 6 5.33 6.19 9.188 12 6 5.33 8.84 12.6210 15 6 5.56 7.74 9.6712 18 8 7.20 8.73 7.3912 16 9 8.00 10.44 7.0514 20 9 7.54 10.47 7.2514 24 12 10.89 14.86 7.2014 14 7 6.53 7.23 4.97197619801984198819921996200120052009201320172021選舉年應選議席數量參選名單數量當選名單數量直接選舉有效名單數量（Nv）直選議席有效名單數量（Ns）最小平方法指數註：不包括 1991 年增額選舉。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29比例代表制與澳門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在比例代表制下，議席的分配方式一般有兩種，即“最高平均數法”和“最大餘數法”。最高平均數法以漢狄分配方法、因皮里亞法和聖拉各法為主要代表，以特定的除數順序計算各參選名單內每一名候選人的得票，按照其得票的多寡分配議席。例如傳統漢狄法的分配除數與候選人排序次第相同（即 1、2、3、4，如此類推）；澳門漢狄法為 1、2 及後續的 2 乘冪；因皮里亞法的除數為 1、1.5、2、2.5，如此類推；傳統聖拉各法的除數為 1、3、5、7，如此類推。最大餘數法以黑爾法、特洛普法和因皮里亞法為主要代表，首先按照既定公式計算議席分配基數作為除數，得票等於或多於該基數的參選名單可首先獲分配第一輪議席。如有剩餘議席，則結合第一輪獲分配議席的參選名單得票餘數，以及其他在第一輪未獲分配的參選名單，按照多寡順序進入第二輪和後續的分配，直至所有議席分配完畢為止。①本文嘗試以各種不同的比例代表制議席分配方法，模擬 2021 年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直接選舉的議席分配（表 3）。結果顯示，如採用最高平均數法下的傳統聖拉各法，僅需4,752.20 票便可獲分配議席，而採用因皮里亞法則最少需要 10,068 票才可獲分配議席，至於澳門漢狄法的最低當選票數，則介於前述兩種方法之間。在各分配方法的數理比例性方面，因選區規模較小的關係，各方法下的最小平方法指數值全部都在 10 以下，在最高數值可達 100 的情況下，其實已屬極低水平，彼此之間又以因皮里亞法的比例性最低、澳門漢狄法其次，其他方法的比例性較高。然而，比例性高並不必然代表議席的分配合理。從本屆選舉得票分佈的角度分析，由於澳門漢狄法的分配除數以指數式遞增，這相對於以線性遞增作為除數的其他分配方法將更難取得較多議席，實際上將更有利於平時不熱衷參與界別利益團體活動的個人集體利益，有機會在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選出代表。以由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系統社團骨幹成員組成，主要利益代表面向為婦女和兒童權益的第 9 組“美好家園聯盟”在本屆選舉的得票為例，如採用傳統漢狄法和其他分配方法，該組別獲分配的議席將比採用澳門漢狄法減少 1席。該議席除於因皮里亞法下將流向由民众建澳聯盟為主的基層和閩籍鄉族社團骨幹成員組成的、利益代表面向主要為新移民的第 3 組“澳門民聯協進會”外，於其他方法下將流向由澳門工會聯合總會骨幹成員組成的、以僱員權益為主要利益代表面向的第 11 組“同心協進會”。值得注意的還有因皮里亞法對本屆選舉直選議席分配的影響。由於因皮里亞法的分配除數遞增幅度較小，使得當選名單數量比其他分配方法少。其中由傳新澳門協會骨幹成員① 何俊志：《選舉政治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70—75 頁。三、不同比例代表制選舉方法下直選議席分佈剖析﹕以澳門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為例

30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組成、利益代表面向主要為“千禧世代”選民的第 6 組“傳新力量”，原本在澳門漢狄法下可取得議席，但在因皮里亞法下將無法取得議席。由於第 3 組“澳門民聯協進會”和第11 組“同心協進會”在本屆選舉得票較多，第 3 組“澳門民聯協進會”可取得第 9 組“美好家園聯盟”原本在澳門漢狄法下取得的第 2 個議席，使該組別可取得的議席共有 4 個；而第 11 組“同心協進會”在此方法下也可取得 3 個議席，造成直選議席分配向得票最多兩組參選名單傾斜。表 3　不同比例代表制方法下第七屆澳門特區立法會選舉的直選議席分配2 2 2 2 2 2 23 3 4 3 3 3 31 1 0 1 1 1 12 2 2 2 2 2 22 1 1 1 1 1 12 3 3 3 3 3 32 2 2 2 2 2 26,649.75 7,551.00 10,068.00 4,752.20 4,893.719,434 8,805 8,2546,151.53 6,847.567 7 6 7 7 7 74.97 4.92 8.99 4.92 4.92136891114最低當選票數當選名單數量議席分配基數不適用最小平方法指數組別編號澳粵同盟傳新力量群力促進會同心協進會新希望澳門民聯協進會美好家園聯盟澳門漢狄法組別名稱最高平均數法最大餘數法傳統漢狄法因皮里亞法傳統聖拉各法特洛普法黑爾法因皮里亞法表格來源：作者自製。本文另嘗試根據本屆選舉的直接選舉結果，檢驗數理得票門檻在估計當屆選舉直選議席分配的優度。當選門檻是政治科學和選舉研究領域關注的一個課題，其中 Lijphart and Gibberd 曾提出“排除門檻”（threshold of exclusion）和“代表門檻”（threshold of representation）的概念，以評估政黨（參選名單）當選所需的得票比例。在排除門檻下，超出此門檻比例的參選名單，在數理上足以取得一個議席；而參選名單的得票比例如達至或超出代表門檻，在數理上有可能取得一個議席。①在具體操作上，參選名單如得票符合或① A. Lijphart and W. Gibberd, “Thresholds and Payoffs in List Systems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 Issue 3 (1977), pp. 219-244.

31比例代表制與澳門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多於排除門檻所推算得出的比例，可讓其在第一輪議席分配中獲取一個議席；而取得代表門檻所推算得出的得票比例，可使其有機會在後續的議席分配中取得議席，雖然這並非必然。各議席分配方法下的數理排除和代表門檻，①以及以本屆選舉直接選舉結果模擬得出的第一輪議席分配門檻得票和最低當選門檻數值列如下（表 4）：從第一輪議席分配的實際得票門檻分析，由於因皮里亞法的除數遞增幅度較小，其得票門檻相對較高，尤其與傳統聖拉各法相比，得票門檻高出一倍有餘。在最大餘數法方面，三種方法的實際門檻雖然都比澳門漢狄法低，但原本在澳門漢狄法下可獲分配兩席的“美好家園聯盟”，均在第二輪議席分配中因得票餘數不足而流向“同心協進會”。如將數理門檻數值與實際得票門檻數值比較，則數理排除門檻估算的得票比例，在澳門漢狄法、傳統漢狄法、因皮里亞法（最高平均數法）和黑爾法下都呈現低估的情況，其餘分配方法的估算比例與實際相若。雖然預計當選門檻尚需考慮各參選名單在分區、年齡層和利益代表面向等的影響力、選舉日的投票率、分區和年齡層的投票情況等因素，門檻估算也隨着參選名單和應選議席數量而有所不同，導致其估算表現並非一成不變（關於往屆澳門地區立法機關選舉直選議席的門檻得票，表 5），但這套估算方法仍有助利害關係者估計選舉形勢，對參選名單而言更可據此制定更具針對性的選舉策略，提高當選機會。① 計算方法參見 M. Gallagher, “Comparing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Electoral Systems: Quotas, Thresholds, Paradoxes and Major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2, Issue 4 (1992), pp. 469-496.表 4　不同比例代表制方法下第七屆澳門特區立法會選舉直選議席的門檻得票8,804.73 8,804.73 15,537.76 8,254.44 8,759.81 8,804.73 8,804.7311.76% 6.25% 6.63% 6.67% 6.67%6.67%6.67%14,232.00 14,232.00 18,232.00 8,764.00 9,434.00 8,805.00 8,254.0010.78% 10.78% 13.80% 6.64% 7.14% 6.67% 6.25%4,891.52 4,891.52 6,442.49 3,301.783.70% 3.70% 4.88% 2.50%6,649.75 7,551.00 10,068.00 4,752.20 4,893.71 6,151.53 6,847.565.03% 5.72% 7.62% 3.60% 3.71% 4.66% 5.18%數理排除門檻第一輪議席分配的實際門檻數理代表門檻不適用實際最低當選門檻最高平均數法最大餘數法澳門漢狄法傳統漢狄法因皮里亞法傳統聖拉各法黑爾法特洛普法因皮里亞法註：在最大餘數法下，第一輪議席分配的實際門檻即各方法分別對應的議席分配基數。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32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表 5　往屆澳門地區立法機關選舉直選議席的數理及實際門檻得票（1976—2017）選舉年參選名單數量應選議席數量有效票總數數理排除門檻數理排除門檻實際最低當選門檻第一輪議席分配的實際門檻197619801984198819921996200120052009201320174355912151816202466668810121214142,724389.14 1,497.00 302.67 374.2514.29% 54.96% 11.11% 13.74%345.00 1,433.00 301.88 358.2514.29% 59.34% 12.50% 14.83%3,883.43 16,003.00 2,718.40 3,514.0014.29% 58.87% 10.00% 12.93%2,640.14 6,298.00 1,848.10 2,099.3314.29% 34.08% 10.00% 11.36%3,060.67 6,543.00 1,721.63 1,965.0011.11% 23.75% 6.25% 7.13%8,055.33 6,331.00 3,815.68 5,522.5011.11% 8.73% 5.26% 7.62%7,361.64 9,955.00 3,374.08 5,008.009.09% 12.29% 4.17% 6.18%9,607.54 11,989.00 4,306.83 5,994.507.69% 9.60% 3.45% 4.80%10,907.46 11,024.00 5,251.74 7,857.007.69% 7.77% 3.70% 5.79%9,767.87 15,815.00 4,439.94 6,559.506.67% 10.79% 3.03% 4.48%11,508.53 9,213.00 4,665.62 8,348.006.67% 5.34% 2.70% 4.84%2,41527,18418,48127,54672,49880,978124,898141,797146,548172,628註：不包括 1991 年增額選舉。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33比例代表制與澳門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比例代表制作為澳門地區立法機關直接和間接選舉的議席分配方法，距今已實施了 45年。隨着 1980 年代政治行政制度本地化進程的深入，以及政權交接進入過渡，華人居民開始廣泛參與社會政治事務，體制的運作也逐步趨於成熟和固定。立法機關作為利益表達的重要平台之一，使界別利益通過這個平台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影響，現已成為澳門特區社會治理體制的一項重要特徵以至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通過簡單的數理分析，本文認為漢狄比例代表制對於澳門立法機關直接選舉議席的分配，大致呈現較佳的比例效果。特別是在 1992 年起採用澳門漢狄法後，其比例效果與以往採用的傳統漢狄法相比更佳。通過模擬 2021 年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的直選議席分配，本文發現在澳門漢狄法下，在第一輪議席分配的門檻得票較高，但取得議席的最低當選票數，大概介於各種主要分配方法下最低當選票數的中間，客觀上產生當選票數不會過低，而又不會過高的適中效果。雖然數理門檻的估算受各種客觀因素制約而與實際情況略現偏差，但有關概念仍能為各界今後估計選舉形勢提供可行的參考。通過對澳門政治行政制度設計和選舉實踐的長期觀察，採用比例代表制分配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議席，與間接選舉和委任議席一道，有利於吸納不同的社會利益加入政治參與過程，並有利於政治參與和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結果能取得最大程度的平衡，從而實現最大程度的社會公正。而經澳門本地改良後採用的漢狄比例代表分配方法，其應用在整體而言是成功的，其分配結果也基本符合澳門的現實情況，特別在界別利益分佈方面，能基本達至最大程度的均衡。[ 責任編輯陳超敏 ]四、結語

34郭善文　溫天鵬議會制又稱代議制，是一種行使間接民主的政治制度。英國議會是現代議會制度之源。①英國議會脫胎於中古封建時期的等級議會，② 在 1689 年“光榮革命”後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隨後簽訂的《國民權利與自由和王位繼承宣言》（An Act Declaring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the Subject and Settl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Crown）與《1701 年王位繼承法》（Act of Settlement 1701）奠定了英國政治運作中議會至上的原則，議會作為現代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被正式確立。此後隨着英國殖民擴張與影響力劇增，現代議會制度被歐美各國所仿效，葡萄牙也在 19 世紀上半葉建立了現代議會制度。自葡人治澳以來，澳門的政制發展與葡萄牙有着密切的關係。葡萄牙國內每一次政治制度的調整或憲制性法律的修改都會對澳門產生重大影響，直接造成澳門政制的變化與憲制性權力的再分配。澳門立法會的產生也是基於葡國內部法律的調整，從 1976 年官方頒佈《澳門組織章程》正式籌組澳門立法會開始，委任議員制度就作為議員產生的方式之一，沿用至今，成為澳門政制中一大特色。委任議員制度是指行政首長直接委任社會人士，並不經由選舉直接成為立法機構組成成員。澳門立法會的委任議員制度為澳門回歸的平穩過渡及政制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確實也有一部分委任議員的問政監督表現不如預期而造成爭議。有人片面地認為委任議員制度就是行政權藉由委任議員制度向立法權的延伸，有悖於澳門立法會作為民意機關的本質，委任議員制度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產生途徑之一，在澳門回歸後得以保留。以歷史制度主義來審視委任議員制度，可將委任議員制度的發展歷程分為萌芽、漸成、確立以及轉變四個階段，其中“《澳門組織章程》的頒佈”和“澳門回歸”為兩個關鍵節點。在此過程中，委任議員制度受到了“管治需求的強化”、“華人社群與華商實力的壯大”、“社團與社團政治的崛起”以及“民意機關的內生性需要”四大因素的影響與制約。藉由完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來增強委任議員的正當性，可減少澳門市民對這一制度的疑慮與誤解，進而強化澳門市民對澳門“一國兩制”的認可。澳門立法會　委任議員　歷史制度主義　認受性[ 摘要 ][ 關鍵詞 ]作者簡介：郭善文，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所博士候選人；溫天鵬，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①王世杰、錢瑞升：《比較憲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第 229 頁。②王世杰、錢瑞升：《比較憲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第 226 頁。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

35甚至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的相關規定不甚合理，應早日取消該制度。就目前的研究來看，多數學者傾向觀察特區立法會所代表的立法權與行政權在《澳門基本法》框架內的互動關係，以及研究澳門立法會的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等。相較之下，以委任議員制度為對象的研究層面，還存在一些研究拓展的空間，因此，本文藉由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以“路徑依賴”與“關鍵節點”為分析工具觀察影響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形成的因素、其在回歸後得以保留的原因，以及尋找完善方法等問題。通過回答上述問題，不僅可在理論層面加深對委任議員制度的理解，還可消除回歸後部分澳門市民對此制度的誤解，有助澳門“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20 世紀 80 年代，關於新制度主義理論的研究逐漸興起。新制度主義是在傳統制度研究的基礎上對“行為主義革命”進行反思並形成的一種政治學研究範式，①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新制度主義理論產生了諸多流派。學界對這些流派有不同劃分，②最為普遍接受的是彼得‧霍爾和羅斯瑪麗‧泰勒（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的劃分，即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與社會學制度主義。③歷史制度主義正式成為一個研究途徑，源於 1992 年由斯文‧史泰默、凱瑟琳‧西倫、弗蘭克‧朗斯特雷（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Frank Longstreth）共同編撰的《構建政治學：歷史制度主義的比較分析》（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一書，書中正式命名了“歷史制度主義”。④對“制度變遷”的研究是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核心。歷史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不主張抽離或挖掘個別關鍵變量，傾向從廣泛的歷時性脈絡中辨識出與制度相關聯的聯繫點。⑤在歷史制度主義理論框架中，制度被定義為一系列正式規則和非正式習俗、行為準則，為社會構建穩定的互動框架，實現利益相關者的均衡狀態。⑥ 歷史制度主義傾向於從宏觀角度分析社會、政治過程的中觀或微觀制度構造，強調社一、作為理論、工具與範式的歷史制度主義①黃新華：《政治科學中的新制度主義當代西方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述評》，《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廈門）2005 年第 03 期，第 29 頁。②有三分法，即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以及歷史制度主義。有四分法，即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以及話語制度主義。還有更為細緻的七分法、九分法。③ Peter A. Hall,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y, Vol. 44, No. 5 (1996), pp. 936-957.④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Frank Longstreth,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⑤孫婧婧：《美國城市貧困集中程度緣何不降反升？基於對美國公共住房政策的歷史制度主義分析》，《中國行政管理》（北京）2021 年第 2 期，第 147 頁。⑥ [ 美 ] 道格拉斯 ‧C‧ 諾斯（Douglass C. North）：《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劉守英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年，第 126 頁。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

36會或政治過程的歷史性。換言之，是將時間維度納入制度變遷過程的分析之中，從制度變遷中探尋歷史規律，進而形成動態且縱向的一種制度研究邏輯。從分析上來看，歷史制度主義的特色在於其概念工具關注時間現象在影響制度起源和變遷中的角色，而這些制度主導了政治和經濟的關係。①其中，“路徑依賴”、“關鍵節點”是歷史制度主義理論中主要的分析工具。“路徑依賴”可探討關於制度在歷史中如何得到延續的相關議題；而“關鍵節點”側重討論某一制度發生改變的原因或者某種可能性，節點前後的制度有所不同，這個節點正是制度發展的拐點，②也是造成制度斷裂的節點。③兩者共同揭示了制度變遷的突變和漸變規律。漸變與突變規律共同影響了制度形成與確立，委任議員制度也不例外。故此，就本文所試圖回答的問題而言，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的分析是具備適用性的。首先，歷史制度主義與權力結構密切相關。一方面，制度通常是由歷史過程中演化而來，傳承了先前權力結構的狀態，發揮路徑依賴的效果；另一方面，不同時間節點上的不同權力分佈又會侷限甚至扭曲特定制度的功能。也正因與權力結構關係密切，使得運用歷史制度主義來探討與政治、憲政相關的議題最為貼切，這是本文着眼於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進行分析的原因之一。其次，歷史制度主義具備中層理論的性質。與適合於長時期宏觀層面的研究的社會學制度主義、適合於短期內微觀層面的具體經驗分析的理性選擇主義不同，歷史制度主義游刃於兩者之間，無特定立場，是中層理論的分析範式。委任議員制度作為本文的研究目標，不僅受宏觀層面的政治因素影響，同時也因澳門特殊自治地位受本地因素影響。中層理論的分析範式恰好可結合“大背景”與澳門本地因素這兩者進行觀察。最後，澳門立法會委員議員制度的形成是長時期制度發展的結果，且形成過程是歷時性的、關鍵節點性事件多。運用歷史制度主義，有助分析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的形成原因，理解它對後續澳門政制的影響。歷史制度主義認為，政治制度發展是歷時性的過程，在過程中政治制度會受到當地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因素的共同影響。澳門獨特的歷史進程勢必會影響到澳門政制的演化與發展。從澳門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變遷，可以看到委任議員制度的形成、演進與嬗變。① [ 美 ] 奧菲歐 ‧ 菲奧雷托斯（Orfeo Fioretos）、[ 美 ] 圖利亞 ‧ 費勒提（Tulia G. Falleti）、[ 美 ] 亞當 ‧ 謝因蓋特（Adam Sheingate）著；黃宗昊譯：《政治學中的歷史制度主義》，《國外理論動態》（北京）2020 年第 2 期，第 112—126 頁。②雷尚清：《重新理解穩評的遂寧實踐：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中國行政管理》（北京）2019 年第 8 期，第 128 頁。③彭海雄：《路徑依賴、關鍵節點與近代廣州公共衛生制度變遷基於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9 年第 4 期，第 167 頁。二、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的歷史演變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37（一）萌芽（1917—1963）：行政首長委任華人社群代表參與建制成為可能自葡萄牙人於 1555 年攜家帶眷居住澳門以來，“雄踞海畔若一國”。①此後，葡萄牙力量對澳門介入逐漸加強，而清政府對澳門的治理從最初的強勢逐漸減弱，其因澳葡政府得寸進尺、不斷攫取非分利益而步步為營，②澳門在政治上逐漸淪為葡萄牙殖民管治之地。葡萄牙於 1910 年爆發國內共和革命，之後才逐步推行海外省殖民地立法與行政自治制度。葡國 1911 年憲法已經單方面宣稱澳門為其“領土組成部分”，並據此頒行法律。1917 年通過的《澳門省組織章程》設置了總督與政務委員會兩個自治機關。其中，政務委員會不僅是諮詢機關，而且已帶有官方立法會的功能，開始與總督相互制衡。③總督可挑選兩名華人社會代表作為非公務員參與政務委員會，以推動和維護居民的合法權益，表達其意見。④可見，行政首長可在對自身有一定制衡作用的機構中任命組成成員，以維護華人社群的權益，與後來的委任議員制度在性質上相似。為適應各殖民地發展之需，葡國於 1920 年修憲，要求將各殖民地的政務委員會分立為立法委員會與行政委員會。同年，澳門史上首次出現了立法委員會。⑤澳門的立法委員會成員由“官守委員”和“非官守委員”構成。非官守成員包括：市政廳主席、市政廳推選的一位市政議員、從三十位納稅最多的市民中選舉的一名市民以及總督在華人社會選任的兩名華人代表。當然，與葡國衆多海外殖民相同，無論在何種情形下，殖民地各自我管理機構的立法均接受中央政府指導、監督和核准。⑥簡言之，澳門立法委員會設立的形式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不過，這讓澳門市民與華人代表參與建制成為可能。選任兩名華人社會代表參與立法委員會是總督為平衡當時華人社群利益表達之訴求，便於其行使管治權的需要。雖然這時的“立法委員會”與擁有立法權的立法會並不存在淵源關係，但就性質與目的而言，“選任兩名華人社會代表參與立法委員會”應看作為“委任議員制度”的萌芽。從 1917 年到 1963 年以來的法制來看，⑦總督權力在不斷被強化的同時，⑧在形式上總督可通過“委任”從華人社群中挑選出代表參與管治機構的運作。這裏的“委任”是葡國透過總督治理的需要而委任，行政主導但無任何民主因素存於政制中。委任的形式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無從談起代表華人利益。客觀上，總督的“委任”確實也讓華人參與了①何志輝：《澳門法制史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9 年，第 28 頁。②何志輝：《澳門法制史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9 年，第 30 頁。③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3 年，第 51 頁。④《澳門省組織章程》第 55 條。⑤許昌：《論澳門立法會的地位和職能及其轉變》，許昌主編﹕《澳門過度期法律問題論集》，澳門：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編輯部，1998 年，第 66 頁。⑥吳志良：《澳門政治制度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69 頁。⑦ 1926 年葡萄牙通過《澳門殖民地章程》，又將立法委員會與行政委員會併為政務委員會。政務委員會由“當然委員”、總督任命的委員和選舉產生的委員組成。葡萄牙在1951年在反殖民主義浪潮下，再次修憲以弱化“殖民”意象。為適應 1951 年修憲，1953 年通過了《葡萄牙海外組織法》。為細化《葡萄牙海外組織法》，1955年通過了《澳門省章程》，強化了總督的權限。⑧總督仍是澳門最高級官員和葡萄牙政府代表，政務委員會在形式上可參與立法，實際上可繞過政務委員會總督直接立法。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

38公共事務的討論，拓寬華人參政的空間。在這一階段內，總督委任產生的機構成員與後來的“委任議員制度”並無直接淵源。不過總督通過“委任”的方式來主導或平衡機構內的權力，倒是與後來回歸前澳門立法會中的“委任議員制度”之目的和手段相一致。（二）漸成（1963—1976）：立法會雛形初現，需平衡更多利益1963 年葡萄牙對 1953 年的《葡萄牙海外組織法》進行了修改，同年《澳門省政治行政章程》通過，翌年生效。章程在賦予本身管理機關更大職權的同時，也推進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澳門省政治行政章程》作為澳門政制發展歷程中的關鍵節點之一，重構了“本身管理機關”，並形成了此後相對穩定的澳門管治三元結構：總督、立法委員會及政務委員會。依據章程規定，“立法委員會”再次從政務委員會中分離出來，具備了立法與諮詢職能。1964 年以前，澳門沒有獨立的立法機關，以澳門總督為主席的政務委員會行使有限度的制定法令的權力。①立法委員會成立後，有一定專屬的立法權。②立法委員會與政務委員會仍由澳葡總督主持，但立法委員會與澳葡總督間已存在一定的制衡關係。③根據章程第 20 條之規定，立法委員會由 3 名官守議員、總督委任 1 名華人社會代表、3 名直接選舉的議員、納稅人推選的 1 名代表，行政組織、行政公益法人和道德文化利益代表性團體選出的委員 3 名以及私人社團和機構推選的 1 名代表共 12 名議員組成。在立法委員會產生方式中，有社團推選、直接選舉、納稅人推選和總督委任的代表，盡可能考慮到了各方面的利益代表，這已經與回歸後特區立法會的選舉途徑十分相似。委任議員制度依存於立法機構。此時立法委員會具備了現時立法會的雛形，“委任議員制度”也逐漸成形。根據 1971 年對《1933 年憲法》以及次年對《葡萄牙海外組織法》的修改，1972 年葡國制定了新的《澳門省政治行政章程》，這是葡國在澳門殖民憲制史上關於澳門政治的最後一部章程。這既是葡萄牙海外殖民憲制單方定位澳門主權問題的尾聲，也是澳門自身政治發展步入新時代的新聲。④立法權由總督與立法會行使；⑤總督與立法會的制衡關係加強。立法會共有議員 14 名，有 1 名議員由總督從華人社群中委任產生，其餘均由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產生。從形式上看，利益代表更為多元，其他 13 名議員，分別來自行政團體、行政公益法人、經濟利益團體、道德及文化團體、私人機構等，代表的利益來源確實更加多元，但實際上由於議員獲選的條件是必須具備使用葡文閱讀及書寫的能力，這一條件阻礙了華人參政，⑥議員基本是為葡萄牙公民或土生葡人，根本無法反映佔澳門九成多華人的① 駱偉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概論》，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年，第 184 頁。②《澳門省政治行政章程》第 18 條第 2 款。③《澳門省政治行政章程》第 13 條規定：“總督可以否決立法委員會通過的法規”。④ 何志輝：《澳門法制史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9 年，第 169 頁。⑤《葡萄牙海外組織法》第四章規定葡萄牙海外省自我管治機關為總督與立法會均在省諮詢會協同工作。⑥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澳門立法制度的歷史發展》，2014 年 11 月 15 日，http://big5.locpg.hk/gate/big5/www.zlb.gov.cn/2014-11/15/c_127214531.htm，2021 年 5 月 12 日。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39利益，由澳葡總督代表的行政權完全主導澳門治理的局面未變。這時的委任議員制度僅是總督維繫管治華人社群的手段之一。不過，《澳門省政治行政章程》在整體上較為詳盡地規定了澳門本身管理機關，對總督與立法會之間的制衡關係更為合理，為之後《澳門組織章程》的出台奠定了基礎。（三）確立（1976—1999.12.20）：被憲制正式確認，體現政治體系特點二戰結束後，“非殖民化”運動在全球展開。葡萄牙作為老牌殖民國家，國力式微。1974 年 4 月葡萄牙爆發“康乃馨”革命，建立了民主代議制政權。正是在此背景下，《澳門組織章程》於 1976 年頒佈實施。該章程的頒佈標誌着澳門進入本地高度自治的時期，澳門政治生活也開始走向民主化，①是澳門憲制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②同時，《澳門組織章程》也為澳門現行政制鑄定了基本模式，③澳門政治生活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是委任議員制度發展進程中的關鍵節點之一。依《澳門組織章程》規定，立法會成為澳門兩個自我管治機關之一，改變了長久以來總督完全主導澳門政制的局面。當然，總督仍為澳門政治權力的核心，對立法會仍有一定的牽制能力。立法會 23 名議員中，總督可委任其中 7 名議員，④但未詳盡列明委任標準等。而依附總督設立的諮詢委員會成員組成中，有 5 名委員由總督在“社會上被公認為有功績及聲譽的市民中任命”，⑤卻為總督委任諮詢委員會成員提供了原則性的標準。立法會雖然擁有不完全立法權，但在組織上已經是完全獨立的立法機關。總督通過委任產生立法議員的形式也被澳門憲制文件所載明，影響至今的“委任議員制度”已經形成。總督是基於管治需要沿用了“委任”方式，讓行政權延伸到立法權之中。長此以往，澳門形成了“以澳門總督為主、行政主導、權威式”的政治體系特點。⑥此時澳門的立法權分屬立法會與總督，行政權為總督行使，兩者權力地位並未對等，從憲制層面看，權力配置上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正是日後立法會與總督在分權制衡的政治實踐中不斷衝突的根源。1988 年 1 月《中葡聯合聲明》生效後，澳門政治進入過渡時期。為使回歸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制度上得以銜接以及保持澳門的特色，在對回歸後的澳門政制進行設計時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澳門原有制度，《聯合聲明》中就規定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成，多數成員通過選舉產生。1991 年《澳門基本法》的起草，考慮到澳門民主政制循序漸進發展的進程和立法與行政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的關係，⑦也確認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⑧ ①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3 年，第 93 頁。②何志輝：《從殖民憲制到高度自治澳門二百年來的憲制演進評述》，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08 年，第 91 頁。③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3 年，第 64 頁。④《澳門組織章程》第三節第 21 條第 1 款 a 項。⑤《澳門組織章程》第四節第 44 條第 3 款。⑥余振、劉伯龍、吳德榮：《澳門華人政治文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3 年，第 28 頁。⑦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諮詢意見報告書》，1991 年，第 121 頁。⑧《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68 條。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

40（四）轉變（1999.12.20—至今）：被《澳門基本法》保留，性質轉變1999 年底，澳門回歸，這是澳門政治發展史上的最為關鍵節點之一。早在 1993 年全國人大就已經通過了《澳門基本法》，《澳門基本法》賦予特區的立法會行使完全的立法權。延綿於此的“委任議員制度”也被《澳門基本法》所保留。《澳門基本法》規定了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①行政長官有權委任部分立法會議員，②第二屆與第三屆立法會均有 7名議員由行政長官通過委任產生。③為平穩過渡與避免權力真空，1999 年 12 月 20 日零時，根據《澳門基本法》，23 位立法會議員依法宣誓就任，特區第一屆立法會隨即展開立法工作，其中就有 7 名議員由行政長官委任產生。“委任議員制度”被《澳門基本法》所確認保留，也沿用至今。首先，《澳門基本法》已經將澳門的憲制性權力配比合理化了，不再是總督完全主導澳門治理。回歸後，行政長官既是特區最高代表亦是特區政府行政最高代表，僅行使廣義上的立法權，即訂立行政法規的權力；而澳門特區立法會行使訂立一般性法律的立法權。④特區的憲制權力在分配上已有明確的分工，各司其職。其次，從客觀上沒有讓特區政府影響特區立法會的條件存在。從特區立法會的組成上看，通過特首委任產生的議員席次固定為 7 名，而通過選舉產生的議員席次在增加。特首若以委任議員對立法會進行影響，其效果有限。再次，行政權也無必要對特區立法會立法權進行影響。回歸後，特區行政、立法及司法機構均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均以《澳門基本法》為基礎。所以，回歸後的“委任議員制度”已經從本質上有了變化，不再是行政首長對立法權的干預途徑。委任議員制度得以在回歸後保留，最初是考慮到“澳門民主政制循序漸進發展的進程”和“立法與行政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的關係”。但以政治實踐來看，行政透過委任議員制度來制衡立法的條件與動因均已弱化，反而行政可以透過委任議員制度來加強與立法的溝通作用。特區政府與特區立法會除了相互制衡以外，更重要的是相互配合，制衡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通過制衡達到相互配合。⑤委任議員獲得了政府更多的信任，與政府有更多管道進行溝通，政府與委任議員溝通的抵觸也會減至最小程度。所以，也絕不可單單認為委任議員是行政長官和政府在特區立法會的代言人。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68 條。②《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50 條。③《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 ④ 駱偉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新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2 年，第282—305 頁。⑤ 駱偉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新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2年，第 223頁。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41三、影響委任議員制度形成及變遷的因素（一）主要因素：基於管治需求的強化梳理“委任議員制度”演變歷程，可見回歸前澳門的政制走向是緊跟葡萄牙國內對海外殖民地管治方式調整而改變的。但管治形式的變化不影響葡萄牙對澳門管治。自葡萄牙人以通商為由而盤踞澳門以來，在澳門攫取的利益不斷擴大。葡人治澳的根本原因，是為了維護和向葡國持續輸送其在澳門的既得利益。葡人入澳以來，勢力逐漸壯大，華葡勢力此消彼長。直至 1849 年，澳門的管治權發生了轉移，逐漸形成了以總督主導澳門政治的管治模式。儘管隨着世界形勢的發展與變化，澳門受葡國法律影響，先後設置了諮詢委員會、立法委員會等管理機關，看似順應世界政治潮流，將總督權力分散，但實質上仍由總督主導各機關運作。即使是在葡萄牙進入共和體制，逐步推行海外殖民地立法與行政的自治制度，這裏的“自治”也僅具形式意義而已。遠在歐洲的葡萄牙政權並不想因為殖民地“自治”而影響其在殖民地的影響力。總督在澳門作為葡萄牙政府利益的最高代表，對澳門內部而言，擁有主導性的行政權力。當然會把行政權強化，延伸到立法甚至司法領域。總督依據葡國法律，透過“委任”的方式可以直接介入以便更好主導，“委任”也逐漸被制度化。（二）社會現實的變化：華人社群與華商實力的壯大葡人居澳以來，“華洋共處而分治”，①這樣特殊的社會形態逐漸形成。在總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上任之後，通過全面推行殖民政策，使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殖民勢力急劇膨脹。②這時的清朝政府已經無力在澳門行使治權，由華人主導的澳門管治逐漸轉變成葡人主導管治澳門。葡國人帶着“伊比利亞的驕傲”到了澳門，但未對華人社群的事務進行直接管理。再者，語言、風俗以及宗教等方面的自然區隔，久而久之在澳門社會形成華人社群與葡裔社群的並存。同時，由於澳門當時的管治階級絕大多數為葡萄牙裔，造成澳門社會“葡貴華賤”的現象。儘管這時澳門華人社群的影響力正逐漸減弱，但佔澳門人口最多的始終是華人。澳葡政府也不得不與華人社群交往。在華人社群有一定影響力的華商，成為澳葡政府與華人社群接受的最佳選項。19 世紀初因澳門政治相對穩定、經濟而有所發展，華商群體大量出現。較早的華商多為走私商、苦力商、辦館商、貿易商、承建商等，商業規模較小，影響力不大。華人商業規模幾經擴大，到 19 世紀中後期，澳門幾乎所有的行業均控制在華人華商手中，並由此誕生了王祿家族、何桂家族、盧九家族等著名家族。③ 1909 年 10 月 16 日，《澳門①吳志良：《澳門政制》，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公司，1996 年，第 23 頁。②何志輝：《治理與秩序：全球化進程中的澳門法（1553—199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第 173 頁。③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3 年，第54—58 頁。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

42憲報》公佈了當年“納公鈔至多之人，而華人則有 15 人，而到了 1911 年，澳門納公鈔最多的 30 人中，有葡人 8 人，而華人卻上升為 22 人”。 ①華商與澳葡政府的接觸主要是基於一些商業行為，而華商的發展可帶來更多的稅收。不過，華商在當局的眼裏，終究僅視為統治工具的一個組成部分，只透過華商來協助管治華人社群。20 世紀 50 年代，澳門形成一個高度自治的“華人社會”，華人社團扎根基層，服務民生。②出於維護自身管治的需要，澳葡政府也願意聽到來自華商群體的意見；出於代表華人社群表達意見或借機加強與當局接觸的需要，華商群體也願意參與到建制中。從“委任議員制度”萌芽以來，每次澳門憲制性文件中關於立法機關或諮詢機關組成結構的調整，都會以“華人”作為委任的社群。作為外來政權，尤其是在中國國力逐步上升、葡國國力卻下降之際，華人社群利益的表達是澳葡政府必須去面對的。以“華商”為代表的華人社群實力的壯大，對委任議員制度的強化有一定的影響。（三）政治實力的對比：社團與社團政治的崛起葡人長期對華人社群的無為而治，華人社群唯有抱團取暖以互助，這給澳門華人社團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空間。澳門社團的發展對澳門社會影響至今，形成了澳門獨具特色的“社團社會”，這也恰好印證了社會發展存在歷時性與路徑依賴的特點。借由“社團”表達訴求、維護利益的路徑在澳門延續至今，澳門逐漸形成一種“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結構，也形成了澳門獨有的“社團政治”的文化。社團填補了當局在教育、醫療、社會救濟等方面的不足，也增強了華人社群的組織性，凝聚了華人社群的力量。隨着社團力量的發展與壯大，在澳門的華人社群形成“社團統合”的社會結構。包括仁慈堂、中華總商會、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等一大批澳門華人社團逐漸興起壯大，將澳門社會各階層的族群團結在一起。隨着華人社團力量的逐漸壯大，澳葡政府賡續直面華人社群的訴求與利益，開放體制內的管道參與建制成為必然。同時，澳葡政府為維護其自身殖民統治，將澳門最好的社會資源向葡裔族群傾斜。澳葡政府與華人社團間形成一種“委托—代理”關係，依靠華人社團與澳門民間和中國官方進行溝通。③澳葡政府對待華人族群不想管，卻又不得不管，只好採取了一種通過華人社團而管治華人族群的方式。當時的華人社團成立之初多以社會自治為主要目的，且社團組織性好。對澳葡政府來說，用較少的社會資源可良好管治佔澳門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族群。向影響力較大的社團領袖提供參與建制的管道也成為管治澳門華人社群的手段之一。此外，受澳葡政府“以華治華”的管治思路影響，當時的社團領袖多身兼華商身份，已建立了與澳葡政府溝通的管道。加之，葡裔人士在建制中的壟斷性地位，故使華人社會只能依靠各個社團承擔起利益代表的功能。簡言之，澳門華人社群借由社團有表達訴求與維護利①《澳門憲報》1909 年 10 月 16 日第 42 號；《澳門憲報》1911 年 8 月 26 日第 34 號。② 楊仁飛：《從歷史視角淺析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經驗》，《統一論壇》（北京）2020年第 1期，第 9頁。 ③ 吳璧君：《澳門為何是“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特區經濟》（深圳）2019 年第 12 期，第 10 頁。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43益的需要，澳葡當局更有維護其統治的需要。所以，透過“委任”的形式讓華人社群的社團代表參與建制水到渠成。（四）民意機關的內生性需求：可以吸納更多民意議會作為民意機關應有廣泛的代表性，而這種廣泛的代表性應該覆蓋至整個社會，需要由來自不同階層和代表不同利益的群體的代表組成。這是議會作為民意機關的內生需求。在澳門立法機關的歷史沿革中，透過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的方式已經可以將民意基礎最大化。回歸前，總督委任的議員是代表總督參與到立法會中，是總督主導下澳葡政府利益的體現，無從論及任何民意基礎；加上回歸前總督和立法會均享有立法權，兩者屢次發生矛盾，進而阻礙了立法會職能的發揮。雖然在客觀上拓寬了進入議會的渠道，但這並非是影響“委任議員制度”形成的原因。1999 年底澳門的回歸是澳門政治史上節點性的事件。為促成平穩回歸，《澳門基本法》保留了“委任議員制度”。回歸後“委任議員制度”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不再是行政首長的行政權往立法的延伸。回歸後的澳門立法會作為民意機關，吸納更多民意是其內生的動力。特首根據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的結果，挑選一些在選舉結果中缺乏的專業人士、小社群的代表人物進入立法會，這樣做無疑會增強民意機關的代表性，同時照顧和方便一些相對弱勢的群體的代表進入立法會，以讓其訴求能充分地在立法會中得到充分反映。需要吸納更多民意，是回歸後委任議員制度性質轉變的關鍵因素。如上文分析，委任議員制度的形成、發展與變遷受到澳門的社會環境的影響與制約，是歷時性的過程。回歸後，基於“優化行政立法間的溝通”與“民意機關可吸納更多民意”的需要，澳門的政制設計保留了委任議員制度。但是，委任議員制度本應作為接納更多民意的機制，卻受到部分澳門市民所詬病。除去感性因素，深層原因何在？其一，未釐清被委任的議員到底是對誰負責；其二，委任標準或委任理由不明，市民易認為其“正當性”不足。有意見認為，委任產生的議員缺乏民意基礎，甚至認為這樣的立法會是不民主的。對此，學者就曾指出，這樣的觀點是建立在選舉式民主的觀念上，並將選舉與民主劃上了等號。①若此，是以狹隘眼光看待委任議員制度。根據《澳門基本法》行政長官有權委任部分議員，②但絕不意味着被委任的議員僅對行政長官負責。“行政主導”一直是《澳門基本法》中政制制度的基本原則，③行政長官既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權力核心，對外亦代表整個澳門①王禹：《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議員的法律地位、發言和表決》，《政治與法律》（上海）2009年第12期，第124頁。②《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③施家倫：《行政主導制下澳門行政與立法的關係》，《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9 年第 6 期，第 142—143 頁。四、反思與完善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

44特別行政區。所以，由行政長官委任產生的議員代表的是澳門市民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整體的利益。也即是說，委任產生的議員也是需要着眼於澳門社會的整體利益，①對全體澳門市民負責。因此，委任議員由行政長官委任產生與委任議員監督政府之間並無矛盾。值得說明的是，無論是通過委任途徑產生的議員，還是以直接選舉、間接選舉途徑產生的立法會議員，都需同時宣誓就職和滿足最基本的“愛國愛澳”之基本原則。②《澳門基本法》及其附件僅規定了行政長官有委任議員的權力與特區立法會議員的產生途徑，但未對行政長官委任議員的標準作出任何規定。儘管這樣的預留會給行政長官留有更大的彈性空間，也正易於被市民誤解。此外，特首委任議員時亦未充分說明被委任的理由，程序性不足會讓市民質疑被委任議員的“正當性”。如何增加市民對委任議員的認受性，進而強化委任議員的“正當性”，值得進一步思考。當然，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中的委任議員制度並非特別行政區獨創，更非澳門特別行政區獨有。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曾經出現或者現在仍然保留委任議員制度或者類似制度。如歐洲的英國、義大利、愛爾蘭、白俄羅斯；亞洲的中國香港、新加坡、印度、文萊、泰國、哈薩克、尼泊爾、馬爾代夫、約旦；非洲的肯尼亞、萊索托；等等。關於委任議員制度，域外經驗也值得澳門參考與借鑑。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實行一院制，根據新加坡共和國現行憲法，立法機關為總統和國會。③國會議員由民選議員、非選區議員和官委議員組成。官委議員是由總統委任非民選議員，④以反映獨立和無黨派人士意見。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官委議員制度有一套相對完備的制度﹕由新加坡國會大選後六個月內根據選後情况可裁決是否委任官委議員。若需委任官委議員，總統則根據特別遴選委員會之提名，在官委議員候選人中委任最多 9 名議員。官委議員候選人需是由民眾推薦，由通過議長擔任主席的國會特別遴選委員會提名。其中，被提名人必須在公共服務、藝術、文化、商業、勞工組織、社區服務等領域有傑出表現。官委議員享有同非選區議員一樣的投票許可權；官委議員任期為兩年半，或至國會解散，以較早期限為準。⑤總之，新加坡國會“官委議員”在制度層面有良好的程序規範與標準規範，這會使民眾減少不必要的疑慮。那麼，如何將澳門的實際情況與域外經驗相結合，來完善澳門的“委任議員制度”，以補強委任議員的“認受性”？就“委任層面”而言，委任程序與委任標準有完善空間。其一，可增加委任過程透明①郭善文、王春芳：《理性思維詮釋社會責任專訪澳門立法會主席賀一誠》，《澳門月刊》（澳門）2014年第 1 期，第 57 頁。②鄒平學、馮澤華：《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經驗、挑戰與深化路徑》，《統一戰線學研究》（重慶）2019年第 1 期，第 34 頁。③《新加坡共和國憲法》第六編第 38 條。④《新加坡共和國憲法》第六編第 39 條。⑤《新加坡國會》，2011 年 6 月 13 日，http://www.npc.gov.cn/npc/c15920/201106/002c4e783b2349dda128cb85880c7b1a.shtml，2021 年 5 月 11 日。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45度。在行政長官委任議員時，可以簡要說明委任的理由，令更多市民認為雖未經過選舉，但被委任者也確實為澳門社會中某領域的傑出人士。中長期來說，可以考慮成立委任議員遴選委員會來提供名單備選；其二，可將委任標準原則化。關於委任標準，不宜過細，否則會限制行政長官的考量空間。在滿足議員任職標準之上在以滿足“本澳社會有功績和良好聲譽”即可。 ①就“議員”層面而言，作為議員當然不能脫離市民的訴求，被委任的議員需要在其專業領域發揮自己所能之時，也應深入到基層去。在去瞭解澳門市民需求的過程中，可讓市民增加對自己的瞭解。同時，也應該適當的主動向社會述職以釋疑，減少疑慮後，進而補強委任議員的認受性。在更為嚴峻的外部環境下，澳門“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對我國來講顯得尤為重要。這也要求關於“一國兩制”的研究勢必要深入到細節，才能講好“一國兩制”之“澳門故事”。②本研究所關注的委任議員制度正是關於澳門選舉制度研究中容易被忽視的部分。2021 年恰逢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之年，對“委任議員制度”形成原因與回歸後存續原因的剖析與解構，可以讓更多澳門居民瞭解其歷史淵源與應發揮的作用，進而可提高對澳門“一國兩制”的認受程度。[ 責任編輯陳超敏 ]五、結語① 王禹：《行政長官委任部分議員的條件探討》，2013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與基本法研討會論文（澳門學者同盟、澳門法制研究會主辦），澳門，2013 年 7 月 20 日。② 齊鵬飛：《習近平與新時代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述論》，《中共黨史研究》（北京）2019年第 12期，第 12—21 頁。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

46霍偉東　黃偉棋2021 年 9 月 12 日，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順利舉行，直接選舉的低投票率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當前澳門選舉的研究成果難以作出有效解釋，也忽略了投票習慣和選舉競爭對投票率的影響效應。因此，本文運用量化研究方法探究投票習慣和選舉競爭對第七屆澳門立法會直選投票率的影響。本文發現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的投票率與整體競爭程度和上屆投票習慣呈現正相關關係，往屆“民主派”得票率則對投票率造成顯著的消極作用。本文立足澳門選舉政治發展實際與選舉研究理論進行對話，認為選舉競爭與政治參與的關係必須基於選舉制度的效應和分析地區的實際情況進行討論。立法會選舉　投票習慣　選舉競爭　投票率[ 摘要 ][ 關鍵詞 ] 本文是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自設課題“2021 年港澳選舉研究”（項目編號：2021ZD13）階段性成果。作者感謝澳門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徐勁飛博士和澳門大學助理教授陳建新博士在數據收集上提供的幫助。作者簡介：霍偉東，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黃偉棋（通訊作者），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廣州　510275①劉剛、李寒芳：《澳門特區順利舉行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體現“愛國者治澳”原則》，2021 年 9 月 13 日，新華網，http://www.news.cn/2021-09/13/c_1127856573.htm。投票習慣、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基於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實證研究 *2021 年 9 月 12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舉行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此次選舉與第六屆立法會選舉相同，通過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分別產生 14 名和 12 名立法會議員，另外 7 名議員由行政長官委任。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是全面實行“愛國者治澳”機制之後的首次選舉，體現了澳門特區立法機關往結構優化和質量提高的方向邁進，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① 本次立法會選舉順利進行並表現出三個主要特點：第一，“民主派”首次被取消參選資格。澳門選管會審核認為，“民主昌澳門”、“學社前進”和“新澳門進步協會”三組團隊不符合擁護《澳門基本法》的要求或不效忠澳門特區，因此取消他們的參選資格。第二，政治板塊發生明顯變動。由於“民主派”被取消參選資格，加上代表博彩版塊的梁安琪轉戰間接選舉席位，澳門政治的“四大板塊”格局（鄉情、傳統社團、博彩和“民主派”）發生轉變。第三，直接選舉部分投票率創回歸以來的新低。澳門歷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在 52—60% 之間浮動，但是本屆選舉只有 42.38%，比 2001 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低接近十個百分點。本次立法會選舉的三個特點環環相扣，其中低投票率問題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

47①《直選投票率 42%較上屆低 14個百分點　選管會：疫情等多因素拉低投票率》，2021年 9月 13日，《力報》，https://www.cyberctm.com/zh_TW/news/detail/2769827#.YW2D9xpBxy5。②陳麗君：《澳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述評》，《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武漢）2015年第2期，第5—13頁。③婁勝華：《多元與均衡：澳門特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結果分析》，《澳門新視角》（澳門）2017 年總第 21 期，第 1—9 頁。④楊佳龍、何寧宇：《選民結構、社團參政與社會訴求以第六屆立法會直選為例》，《“一國兩制”研究》（澳門）2019 年第 2 期，第 161—172 頁。⑤陳懷林、李小勤：《新媒體衝擊波下的澳門立法會選舉﹕數據與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7 年第 4 期，第 25—33 頁。⑥蔡永君、何偉鴻：《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7 年第 4 期，第 45—57 頁。本部分首先綜述澳門選舉研究中關於投票率影響因素的文獻，然後根據現有研究的特點和不足之處，回顧西方選舉政治學術研究的相關成果，接着結合澳門選舉實際提出研究假設，為實證研究的開展提供基礎。（一）澳門選舉投票率的相關研究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選舉投票率研究主要集中在立法會的直接選舉部分。澳門在回歸後循序漸進地提升立法會直接選舉的席位數，從 2001 年第二屆立法會開始增加，第三屆立法會增加至 12 席，第五屆立法會至今已達至 14 席。一般來說，直接選舉的席位增加代表政治空間的增加，理應帶來投票率的上升。然而，第五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的投票率卻打破了過往幾屆的上升趨勢，有學者認為這與澳門社會原有的政治冷感、利益驅動的投票以及與 2013 年澳門經濟發展情況有關。在就業率高的情況下，澳門居民安居樂業，對政府的怨氣較少，投不投票對其自身利益的影響不大。② 2017 年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率回升 2.20% 至 57.22%，參選組別數量和已登記選民數量達至歷屆之最。學者總結，第六屆立法會選舉總體表現出積極踴躍、力量多元和新老交替三大特徵，同時抹黑、賄選等不規則的選舉行為大為收斂。③有學者認為選舉氛圍熱烈得益於候選組別的政綱方向明確，非政治訴求主要針對在房屋、醫療、教育、交通等民生事務上，政治方面訴求主要針對政府的問責、監督機制。④還有研究聚焦年輕參選人蘇嘉豪，認為得到互聯網關注的候選人較能成功當選，新媒體對澳門社會政治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⑤此外，有學者提出選民投票取向與組別性質背景因素並沒有存在很高的關係性，相似背景的組別在不同區域的票數差異不大，體現選民投票相對較重視候選人過往的政績。⑥儘管澳門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唐曉峰表示，疫情、防疫管控措施和天氣是影響投票意欲的主要原因，①但是仍沒有充分的證據排除上述三個特點對投票率的影響。同時，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率的影響因素也鮮有研究進行專門探討。因此，本文以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的票站資料為基礎，以第二屆至第六屆的數據為輔助，研究影響澳門立法會選舉投票率的主要因素，並重點挖掘導致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下降的原因，為澳門政治的良性發展提供更為充足的經驗支撐。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投票習慣、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基於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實證研究

48近年澳門選舉投票率的相關研究呈現以下兩個特點：在理論上重點關注民眾對特區政府政策滿意度和候選人的競選方式對投票熱情的影響，未能與西方選舉政治的研究成果進行充分對話；在方法上主要採用描述性統計和定性觀察兩種方法揭示投票率與不同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雖然也有研究通過相關性分析探索區域社經背景與投票率的相關度，①但研究方法上還有提升空間。顯然，已有的研究發現難以充分解釋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率下降的原因，需要根據本次直接選舉的特點在選舉政治研究的成果中尋找理論資源進行解釋。取消“民主派”參選資格和政治板塊的變動產生兩個直接影響：一方面，部分選民原來支持的候選人或團隊沒有參選，導致他們需要重新選擇投選對象，或者考慮不參與投票；另一方面，參與直選競爭的政治板塊減少，同時繼續參選的政治力量獲得新的席位競爭空間。可見，選民的投票習慣和選舉的競爭環境可能是兩大關鍵因素。因此，本部分歸納投票習慣和選舉競爭對投票率影響的相關文獻，並提出研究假設。（二）投票習慣與投票率政治學中投票習慣的研究具有豐富的實證支持。多年的選舉追蹤研究發現一次選舉中的投票選擇強烈地預示着以後選舉中的投票傾向，②不同世代在成年後形成穩定而持續的投票模式。③選舉政治研究主要從三方面解釋投票習慣對投票率產生的影響。第一，投票本身所形成的習慣會增強民眾的公民意識和充分政治參與的信念，④從而一次投票的行動會大大增加其下一次選舉投票的概率。⑤第二，政治興趣和強烈的政黨認同能促使選民投票。⑥第三，政黨針對特定支持人群的競選活動能夠動員選民出來投票，因為政黨會有意識地通過日常活動和競選工程收集長期參與記錄的選民信息，這些選民更容易被聯繫和鎖定。⑦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競爭性選舉具有相同特徵，上述機制也可能在澳門得以體現。同一個選區或投票站選民的投票習慣可以通過第一個機制傳導到本次選舉，“民主派”被取消資格及其帶來政治板塊的變動十分可能觸發第二和第三個機制。因此，根據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的特點，本文提出兩個研究假設：①蔡永君、陳建新、李楠：《港澳特區地區選舉投票率分析基於區域社經背景的視角》，《港澳研究》（北京）2016 年第 3 期，第 11—20 頁。② Richard A. Brody and Paul M. Sniderman, “From Life Space to Polling Place: The Relevance of Personal Concerns for Voting Behavio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7, No. 3 (Jul 1977), pp. 337-360.③ Mark N. Franklin and Sara B. Hobolt, “The Legacy of Lethargy: How Elections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Depress Turnout,” Electoral Studies, Vol. 30, No. 1 (Mar 2011), pp. 67-76.④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59-116.⑤ Satoshi Kanazawa, “A New Solution to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The Paradox of Voter Turnou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5, No. 3 (Jun 2000), pp. 433-442.⑥ Steven E. Finkel, “Reciprocal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fficacy: A Pane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9, No. 4 (Nov 1985), pp. 891-913.⑦ Robert Huckfeldt and John Sprague,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oral Mobilization: Political Structur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Party Canva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1 (Mar 1992), pp. 70-86.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49H1：上一屆直選中同一個票站或堂區的投票率與本屆選舉的投票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H2：選民對“民主派”的支持程度與投票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係。此外，投票習慣的形成也需要留意制度因素的影響。部分國家（如澳洲、比利時和巴西）實行強制投票制，其投票率能夠達到 80—90%，這被認為是提升一個國家或地區投票率的有效方法。①更多的研究聚焦選舉的行政安排帶來的影響。美國需要經過選民登記的程序才能投票的州份的投票率，一般低於不設登記制度的美國州份，②在非傳統的地點放置投票站會刺激和提高某些區域的政治參與。③在回歸以後，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除了增加議席數字外，選舉制度一直採用全澳門為一個選區、以改良漢狄法為計票方式的比例代表制。選舉行政上，除了應對選民人數的增加增設票站外，每一次選舉所選定的票站較為穩定、市民較為熟知投票地點。因此，選舉制度和行政因素對澳門立法會直選投票率的影響應該十分微弱。（三）選舉競爭與投票率競爭性選舉被認為是民主的核心要素之一，④因此選舉的競爭程度是學者感興趣的重要議題。有學者研究指出缺乏競爭的選舉會使政治家的反應能力下降，⑤相反，來自更具競爭力的選區的民選官員對其選民的偏好有更好的回應性。⑥有大量的研究專注於競爭程度與選民投票率之間的關係。已有研究的經典觀點是：競爭程度與選舉投票率呈現正相關關係，⑦這種影響不僅具有短期，還存在長期的溢出效應。 ⑧有證據表明，競爭對青少年參與後續選舉帶來促進性的社會化影響。⑨但也有學者提出反對，他們對不同競爭程度下的同一選民進行跨期追蹤，通過精確估計發現，競爭程度對投票率的影響幾乎為零，以往研究的相關關係可能來自橫截面估計引起的偏差。⑩① Lisa Hill, “Low Voter Turnout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pulsory Voting a Viable Solu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8, No. 2 (Apr 2006), pp. 207-232.② Robert W. Jackman, Ross A. Miller, “Voter Turnout in the Industrial Democracies during the 1980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7, No. 4 (Jan 1995), pp. 467-492.③ Robert M. Stein, Patricia A. Garcia-Monet, “Voting Early but not Ofte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78, No. 3 (1997), pp. 657-671. ④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16.⑤ Kyle Dropp and Zachary Peskowitz, “Electoral Security and the Provision of Constituency Servi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4, No. 1 (Jan 2012), pp. 220-234.⑥ John D. Griffin,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A Defense of the Marginality Hypothesi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8, No. 4 (Nov 2006), pp. 911-921.⑦ Jack Vowles, “Electoral System Change, Generations, Competitiveness and Turnout in New Zealand, 1963-2005,”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4 (Oct 2010), pp. 875-895.⑧ Jack Vowles, Gabriel Katz and Daniel Stevens,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and Turnout in British Elections, 1964-2010,”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Vol. 5, No. 4 (Oct 2017), pp. 775-794.⑨ Julianna Sandell Pacheco,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Context: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on Youth Voter Turnout,” Political Behavior, Vol. 30, No. 1 (Feb 2008), pp. 415-436.⑩ Daniel J. Moskowitz and Benjamin Schneer, “Reevaluating Competition and Turnout in U.S. House Elec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4, No. 2 (Apr 2019), pp. 191-223.投票習慣、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基於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實證研究

50此外，學術界關於如何準確測量選舉競爭程度仍然存在爭議，其中關鍵的挑戰是如何在不同的選舉制度中概念化和衡量選舉競爭程度，研究共識從單一議席選區（single-member district）、多議席選區（multi-member district）到比例代表制選區（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district）越發薄弱。① 因此，目前研究較常使用的指標分別是接近度（closeness）、②競爭指數（competitiveness index）③和分化指數（fractionization index）。④一般來說，接近度主要用於兩極競爭模式下選舉競爭程度的測量，分化指數更適用於多議席選區和多極競爭的情況。⑤每一次澳門立法會直選都有多個隊伍競爭議席，每一次選舉的競爭情況也是學術界和民眾關注的焦點。結合上述理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3：立法會直選中參選隊伍的競爭程度與投票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四）研究評述澳門選舉研究的文獻對影響直接選舉投票率因素已經作出一些解釋，但是還未能與選舉政治的經典研究進行充分對話，也在方法上存在提升空間，更為重要的是難以有效解釋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率下降的原因。結合西方選舉政治的研究成果和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的特點，本文認為投票習慣和選舉競爭可能成為解釋投票率變化的關鍵因素。本文通過實證研究驗證上述三個假設，探究投票習慣和選舉競爭是否以及如何影響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的投票率。本研究以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為研究對象，運用澳門回歸以來歷次立法會直接選舉的數據，從資料精度、量化方法提升和縱向比較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補充，嘗試與選舉政治理論的經典發現進行對話，將澳門選舉研究置於世界選舉政治研究的視野之中。（一）資料來源本文的資料來自公開資料和本團隊的主動收集。2001—2017 年的選舉結果取自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提供的直接選舉結果資料。⑥由於 2021 年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結束時間較近，立法會選管會網站並沒有提供選舉結果。因此，作者所在的中山大學粵港澳發① Gary W. Cox, Jon H. Fiva and Daniel M. Smith, “Measur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lections,” Political Analysis, Vol. 28, No. 2 (Apr 2020), pp. 168-185.② John G. Matsusaka and Filip Palda, “The Downsian Voter Meets the Ecological Fallacy,” Public Choice, Vol. 77, No. 1 (Dec 1993), pp. 855-878.③ James W. Endersby, Steven E. Galatas, and Chapman B. Rackaway, “Closeness Counts in Canada: Voter Participation in the 1993 and 1997 Federal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4, No. 2 (May 2002), pp. 610-631.④ Henri Capron and Jean-Louis Kruseman, “Is political Rivalry an Incentive to Vote?,” Public Choice, Vol. 56, No. 1 (Janu 1988), pp. 31-43.⑤何俊志：《測量中國的選舉競爭﹕指標建構及其驗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北京）2015 年第 2 期，第177—186 頁。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網站，“選舉活動綜合報告”獲取，https://www.eal.gov.mo/zh_tw/introduction.html。二、研究設計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51展研究院聯合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組成選舉研究團隊，在 2021 年 9 月 12 日投票結束至 9 月 13 日凌晨到全澳門所有票站記錄點票結果，①獲取基於票站的投票結果資料。（二）變量設置本研究以票站的投票率作為因變量，具體指的是已投票選民佔票站分配總選民人數的比例。自變量方面，本文根據研究假設對投票習慣和選舉競爭進行操作化。投票習慣變量以一個票站所在堂區在上一次選舉的投票率作為測量第二至第六屆直選投票習慣的操作化指標。由於第七屆和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的票站資料可以一一對應，因此第七屆的投票習慣變量使用同一票站在第六屆選舉的投票率進行測量，具體原因在下文票站安排一節進行詳細說明。“民主派”在各個票站或堂區的得票率作為測量他們支持水平的操作化指標。然而，由於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並沒有“民主派”參與選舉，但是“民主派”在第六屆同一票站的得票率可以測量本屆支持水平的替代性指標，以衡量“民主派”被取消資格對投票率造成的影響。本文只將吳國昌、區錦新和蘇嘉豪三支隊伍代表 2017 和 2021 年的“民主派”陣營，2001—2009 年間三次立法會選舉只將吳國昌和區錦新所在的競選隊伍計入“民主派”，2013 年的結果則計算吳國昌、區錦新和周庭希三支隊伍的得票。本文採用分化指數（fractionization index）來測量每一個票站的選舉競爭程度。分化指數的計算公式為：，假設有 n 個政黨參選，隊伍 i 的取值範圍則為 1~n，N 為一個選區的有效票數，Ni 為某一隊伍所獲得的選票數。②分化指數的取值範圍均為 0 至 1，數值越大說明各個隊伍之間的競爭程度越大。假如所有隊伍的得票數相同，選票在各個政黨之間分佈最為均勻時分化指數的值為 1，表示各個隊伍之間競爭程度最大。（三）描述性統計（1）歷屆直接選舉的競爭情況與投票率回歸以來歷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直接選舉的投票率與競爭情況（表 1），其中，2001—2017 年的立法會直接選舉的投票率都維持在 52—60% 之間，2021 年跌至 42.38%。從競爭程度看，2017 年的競爭程度最高（分化指數為 0.9372），2021 年競爭程度最低，然而 2017 年並非整體投票率最高的年份。“ 民主派 ” 的得票率在 2001—2009 年維持在 20% 左右，2013 年下降了約 4% 至15.73%，2017 年稍微回升至 17.77%。“民主派”的得票率和競爭程度在整體資料上沒有呈現明顯的相關關係。①由於路環監獄和流動站 A、B、C 涉及選票數量較少，同時考慮防疫等原因，本團隊沒有單獨派出成員到四個地點進行記錄。由於其餘 36 個票站的資料獲取完整，因此這四個票站的資料可以根據立法會選管會公佈的按投票地點劃分的投票結果相減獲得。2021 年第七屆澳門立法會初步結果資料來自：https://www.eal.gov.mo/zh_tw/AFL_2021.html。② Henri Capron and Jean-Louis Kruseman, “Is Political Rivalry an Incentive to Vote?,” Public Choice, Vol. 56, No. 1 (Jan 1988), pp. 31-43.投票習慣、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基於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實證研究N /NF Ni / N

52表 1　回歸以來歷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直接選舉的投票率與競爭情況200120052009201320172021159,813 83,644 52.34% 20.95% 10 15 6 0.8708128,830 58.39% 18.81% 12 18 8 0.9193149,006 59.91% 19.36% 12 16 9 0.9045151,881 55.02% 15.73% 14 20 9 0.9115174,872 57.22% 17.77% 14 24 12 0.9327137,281 42.38% --- 14 14 7 0.8617220,653248,708276,034305,615323,907年份選民總數應選議席分化指數投票率已投票選民“民主派”得票率參與競選隊伍獲得議席隊伍表格來源：作者自製。（2）票站安排對選舉分析的影響澳門立法會選舉的票站安排總體按照澳門特區行政劃分進行，澳門特區的行政規劃主要沿襲回歸前堂區的設置。根據澳門特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公佈的“堂區分佈”情況，澳門特區由七個堂區組成，分別是：花王堂區、望德堂區、風順堂區、大堂區、花地瑪堂區、嘉模堂區（氹仔）和聖方濟各堂區（路環），橫琴口岸澳門口岸區、新城 A 區和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則尚未劃分進入任何一個堂區。①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為了統計工作開展，又在堂區的基礎上劃分 25 個澳門統計分區。②由於澳門人口和選民人數分佈不均勻，澳門立法會選管會的行政能力有限，並沒有在所有的 25 個統計分區設置票站，一般根據選民分佈情況在七個堂區分別設置票站。然而，一個票站所在某個堂區並不代表在這個票站投票的選民必然是所在堂區的選民。有關堂區選民人數和票站分配登記選民人數的差距（如表 2 所示），明顯看到每一個堂區的選民總數和分配的登記選民人數都存在明顯的差值，這個差值也不能互相補差。因此，澳門立法會選管會為了選民投票便利，並沒有將票站和堂區一一對應。從選舉行政安排的角度，這樣的安排能夠便利選民，但是對選舉結果的統計分析造成較大的影響：第一，澳門立法會選管會只公佈各個票站的登記選民人數，但是沒有公佈每一個票站覆蓋的地理範圍和人口構成情況；第二，澳門特區的統計年鑑和人口普查等資料大部分只公佈到堂區層次，並沒有下延到 25 個統計分區，因此也無法將每一個票站對應的分區統計資料嵌入票站資料之中；第三，由於 2001—2013 年每一次選舉設置的票站數目不同，也無法進行票站的一一對應估計。上述三個選舉行政安排的因素不僅令選舉結果的統計分析面臨資料缺失的問題，而且帶來方法學上跨層推理的風險。因此，本文進行投票率影響因素分析時採用票站為單位的資料。①澳門特別行政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https://www.dscc.gov.mo/zh-hans/geographical_location.html。②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統計年鑑 2020》，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0d9c0cd4-a82c-424d-b031-ad6331680fcc/C_AE_PUB_2020_Y.aspx。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53表 2　2017 年和 2021 年立法會選舉堂區選民和票站登記選民的關係表格來源：作者自製。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符合採用以票站為單位的資料的條件，原因是其票站設置與第六屆高度相同。除了 2021 年因為疫情需求設置的三個流動票站外，其餘 38 個票站中有 36個設置在同一個地點，另外兩個票站雖然有所更改，①但是都設置在同一個堂區甚至在同一統計分區，因此這兩個票站也基本服務同一區域的選民。由於 2021 年三個流動票站涉及的選民人數較少，本研究將三個流動票站和路環監獄的資料合併，與 2017 年票站資料構建成一個一一對應的分析資料，為分析“民主派”在 2017 年的得票率與 2021 年投票率之間的關係提供合適的資料樣本。（四）實證策略從變量設置可知，本研究的因變量是投票率。投票率是一個取值區間在 0-1 的比例值，雖然它是一個連續型變量，但是資料形式從統計上並不適用於 OLS 模型，而應該使用 Beta迴歸模型。本文的計量模型如下：其中，α1 是截距參數，β1、β2 和 β3 是斜率參數向量，F 代表各個票站參選隊伍得票分化指數，Lag_Turnout 代表上一屆次堂區／票站的投票率，Opp_votes 代表“民主派”本屆次的得票率，ε 代表殘差項。由於迴歸結果顯示 β1 和 β2 的值並非直接的效應值，需要計算相應的邊際效應，本研究也會在研究發現中說明。本文的量化實證策略如下：首先，估計分化指數、上一屆次堂區投票率和“民主派”得票率對第二至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率的影響情況；然後，採用分化指數、第六屆票站投票率和第六屆“民主派”得票率估計第七屆投票率的影響情況，再將全域分化指數①這兩個票站分別為 2021年的“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二校”和“石排灣公立學校”，對應 2017年的票站地點為“聖若瑟修禮堂（印務局旁）”和“社會工作局石排灣辦事處”。151,69868,81817,22527,20724,58627,6356,738143,76976,91320,09828,77520,60427,9656,1147,929-8,095-2,873-1,5683,982-330624144,00168,00717,02126,97721,19223,5124,905135,57774,74619,54828,10819,49024,3304,5398,424-6,739-2,527-1,1311,702-818366堂區2021 年堂區選民總數2021 年票站登記選民人數差值2017 年堂區選民總數2017 年票站登記選民人數差值花地瑪堂區花王堂區望德堂區風順堂區大堂區聖方濟各堂區（路環）嘉模堂區（氹仔）投票習慣、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基於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實證研究g u

54更換為是次選舉 3% 以上得票率隊伍的得票分化指數，進行模型的穩健性檢驗；接着，計算第七屆投票率影響因素的邊際效應，得出三個因素實際產生的效應量。本研究主要通過赤池資訊準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簡稱 AIC）與貝葉斯資訊準則（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簡稱 BIC）來比較不同模型的擬合優度。（一）計量結果模型 1—5 展示第二至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率影響因素的計量結果及其穩健性檢驗（表 3），其中因為立法會選管會沒有公佈堂區層級的 1996 年投票結果，所以模型 1 只放入兩個變項。結果顯示，除了 2013 年外，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的競爭程度與投票率呈現顯著的負向作用。如果將測量方式從全部隊伍得票的分化指數更換為有競爭隊伍的得票分化指數（表 4），2013 年的負向顯著性也會得以顯示。“民主派”的得票率在不同年份表現出完全差異化的效應，2001 年和 2009 年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其他年份則呈現負相關關係。然而，往屆堂區的投票率只有在 2005 年對投票率帶來顯著的提升作用。從第二至第六屆立法會選舉的分析結果來看，選舉的競爭程度越高投票率則越低，“民主派”的得票率和投票習慣並沒有表現出對投票率固定的影響模式。在第二至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中，在統計上都沒有充分的證據接受假設 H1、H2 和 H3。三、實證結果表 3　第二至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率影響因素計量結果-10.80***(1.47)2.21***(0.46)8.80***(1.24)3.41***163(0.11)-319.76-307.39-5.71***(0.74)-2.39***(0.42)2.16***(0.63)4.65***(0.59)4.14***222(0.09)-599.54-582.53-24.60***(1.61)1.12(0.97)-1.19(0.75)22.95***(1.57)6.54***28(0.27)-135.40-128.74-2.20(2.13)-9.08***(1.56)0.50(1.49)3.32(2.40)5.22***31(0.25)-107.84-100.67-19.04**(6.51)-6.70**(2.04)0.87(1.47)18.64***(5.50)5.14***37(0.23)-128.54-120.48投票率(1)2001年(2)2005年(3)2009年(4)2013年(5)2017年全部隊伍分化指數“民主派”得票率往屆堂區投票率常數項Scale( 常數項 )觀察值AICBIC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55表 5 是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率影響因素模型結果及其穩健性檢驗，模型 6—9之間主要差別是更換了往屆投票率的層次（堂區→票站）和分化指數的測量對象。此外，由於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中“民主派”被取消參選資格，因此“民主派”的得票率採用上一屆的得票率進行估計。結果顯示，2017 年“民主派”的得票率越高，2021 年該票站的投票率越低，往屆投票率和競爭程度在採用堂區層級投票率時並沒有顯示顯著性，但是與 2017 年票站資料一一對應之後，都呈現顯著的正向效應，模型的估計效果更好（AIC 和BIC 值都明顯下降）並且具有穩健性（表 5）。因此，在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中，本研究具有統計上充分的證據證明假設 H1、H2 和 H3 成立。由於模型 8 在表 5 的各個模型中的估計效果最好，因此本文以模型 8 為基礎計算變量的邊際效應，結果顯示：某一票站 2017 年“民主派”得票率每比平均高 1%，該票站在2021 年投票率比平均降低 2.12%；2017 年票站投票率每比平均高 1%，2021 年的投票率比平均提高 1.37%；票站全部隊伍的得票分化指數每比平均提升 1%，投票率比平均提高0.67%。圖 1 展現的是各引數與投票率之間的相關關係散點圖，模型結果中的“民主派”得票率、往年投票率和投票率之間的負向和正向關係能夠直觀觀察出來，而分化指數所代表的競爭程度高低則需要通過計量模型的估計才能發現。表 4　第二至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率影響因素計量結果的穩健性檢驗-9.76***(0.86)1.89***(0.38)7.59***(0.71)3.82***163(0.11)-386.70-374.33-4.53***(0.64)-2.75***(0.42)1.34*(0.62)4.01***(0.55)4.12***222(0.09)-595.61-578.59-18.04***(1.08)2.51**(0.85)0.16(0.61)15.83***(1.05)6.91***28(0.27)-145.36-138.70-4.41*(1.82)-7.67***(1.59)-0.45(1.43)5.57**(2.07)5.36***31(0.25)-112.21-105.04-11.21*(4.91)-8.07***(1.95)-0.50(1.43)12.28**(4.27)5.06***37(0.23)-125.78-117.72投票率(1)2001年(2)2005年(3)2009年(4)2013年(5)2017年全部隊伍分化指數“民主派”得票率往屆堂區投票率常數項Scale( 常數項 )觀察值AICBIC表 3 和表 4 註：括弧中數值為估計參數時的標準誤；其中，*** p<0.001, ** p<0.01, * p<0.05。投票習慣、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基於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實證研究

56表 5　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率影響因素計量結果及其穩健性檢驗0.49(1.49)0.174.83***(1.71) (1.78) (1.32) (1.40)(1.24)(0.48)2.04(1.50)0.13(1.56)-15.94***-16.02***0.184.71***(1.24)(0.50)2.32(1.51)2.30**(0.79)-5.14***-4.11***(0.88)1.75*(0.87)-5.49***-3.48***(0.91)投票率(6)2021年(7)2021年(8)2021年(9)2021年全部隊伍分化指數競爭隊伍分化指數2017 年“民主派”得票率2017 年堂區投票率2017 年票站投票率常數項4.64***37(0.23)-110.57-102.524.64***37(0.23)-110.47-102.425.99***37(0.23)-160.40-152.345.88***37(0.23)-156.61-148.55Scale( 常數項 )觀察值AICBIC註：括弧中數值為估計參數時的標準誤；其中，*** p<0.001, ** p<0.01, * p<0.05。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57圖 1　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率與其他變項之間相關關係散點圖圖片來源：作者自製。（二）澳門立法會直選中的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從計量結果來看，第二至六屆澳門立法會直選的選舉競爭越大、投票率越低，投票習慣並沒有形成對投票率影響的固定模式，這與選舉政治研究成果相悖。然而卻在經歷“民主派”被取消參選資格後，第七屆的結果卻又重新契合已有發現。這種反常的現象應該如何解釋？本文認為，應該從選舉競爭的“選票最大化”假設在不同選舉制度的適用性進行討論。選舉政治中競爭程度的研究有一個前提：參選隊伍或政黨為了爭取議席必然追求盡可能多的選票，因此隊伍／政黨之間選票差距越小競爭程度越大。換言之，選票在各隊伍之間分佈越均勻，證明競爭越為激烈。誠然，對於一個政黨和參選隊伍來說，選票越多代表他們獲得越強的選民支持，選票增加對獲得議席的機率和數量必然是一個正相關的關係，然而其邊際收益可能是遞減的。簡單來說，如果一個團隊的得票已經越過了當選門檻，門檻之上獲得的選票實際就成為了“廢票”。不可否認，“選票最大化”假設在有效競爭的政黨數量較少、選區應選議席較少的選舉中具有強大作用。因為這些選區的候選人或參選政黨的數量較少，選票的爭奪基本就是一票定勝負，甚至還不時出現得票相同的情況，需要通過二輪投票或抽籤的方法決定。一個選區的選票越多還可能產生“溢出效應”，提升地理臨近的選區同一政黨的得票。①所① 鄧志松：《選舉的空間因素﹕以三次總統選舉為例》，《國家發展研究》（台北）2006年第1期，第89—144頁。投票習慣、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基於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實證研究

58以在簡單多數決制和兩黨制的選舉中，競爭程度測量的經典指標對投票率的影響都有較好的正向預測效果。然而，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實行基於改良漢狄法的封閉名單式比例代表制，全澳門作為一個選區選舉超過 10 名立法會議員，每次參與競爭的團隊數量多達十數個。在比例代表制下，並非獲得最多選票的隊伍才是收益最高的，只要團隊達到一定門檻的選票比例就可以“安全”地獲得一個席位，因此部分團隊只需要“鞏固票源”，並不一定存在動機去爭取盡可能多的選票。甚至在一些採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中，一個政黨為了獲取更多的席位採用“分拆隊伍”的策略，將選票平均分散分拆的隊伍之中，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就是其中的經典案例。①澳門回歸後的政黨政治屬於一種基於社團的非競爭型政治，社團並不以取得執政權為組織目標，避免了政黨選舉時常出現政治力量對立或極化分佈的情況。②因此，澳門選舉的情況普遍趨向穩定，選舉政治格局變化不大。③故此，第二至六屆立法會直選中各隊伍選票分佈越均勻，代表各個政治板塊之間的力量越穩固，選舉結果更容易被預測，反而無法刺激選民為支持隊伍進行“救急”的心理。所以，選舉研究中測量競爭程度的分化指數並沒有在澳門的選舉中發揮測量競爭的作用，分化程度越高反而說明隊伍間的得票處於一種越為穩定的狀態，對選民的投票意欲產生一定的消極作用。①馬岳、蔡子強：《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港式比例代表制的經驗》，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3 年。 ②婁勝華：《澳門社團“擬政黨化”現象分析以回歸後選舉參與為中心》，《澳門研究》（澳門）2014 年第 1 期，第 30—39 頁。③庄真真：《從立法會直選結果看澳門政治生態變化以 2009 至 2017 年三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結果為研究對象》，《澳門研究》（澳門）2017 年第 4 期，第 58—66 頁。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註：1. 灰色正方格表示團隊的席位在第六屆和第七屆之間有所變動；白色表示沒有變動，但並不代表團派出和當選的議員沒有變化。2. 正方格中的各個簡稱代表如下：博 = 澳門發展新連盟；街 = 群力促進會／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工 = 同心協進會／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婦 = 美好家園聯盟／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福 = 澳門民众協進會、澳門民聯協進會；江 = 澳粵同盟／澳門江門同鄉會；公 = 公民監察；傳 = 傳新力量；新 = 新希望；吳 = 民主昌澳門／吳國昌；區 = 民主新動力／區錦新；蘇 = 學社前進／蘇嘉豪。圖片來源：作者自製。圖 2　第六屆和第七屆立法會直選議席的政治光譜示意圖

59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在“民主派”被取消資格和梁安琪隊伍轉戰間接選舉後，參選隊伍數量和得票超過 3% 的隊伍比例都下降至回歸以來的最低點，澳門政治版塊從上一屆的五大板塊縮減至三大版塊，競爭性減弱和參與直選競爭的政治力量減少（圖 2），整體投票率明顯下滑。但是，博彩版塊和“民主派”版塊空出的四個席位等於給另外三個版塊的參選隊伍帶來前所未有的政治機會，他們可以通過增加自己的選票搶奪席位，從而提升自己在立法會的政治資源。新形勢給予各隊伍更大的政治空間，形成良性競爭的強大誘因，因此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的競爭程度“反常地”對投票率產生超越選舉制度效應本身的提升作用。此時，“選票最大化”的動機重新在澳門選舉中發揮作用，使競爭重新促進選舉參與。結合選舉研究的已有成果、澳門選舉政治的發展情況和回歸後立法會直接選舉的資料，本文發現第七屆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的票站投票率與選民投票習慣和選舉整體競爭狀況呈正相關關係，與“民主派”的支持程度呈負相關關係。然而，上述關係並無法在第二屆至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的得以體現，甚至呈現出與一般選舉研究“反常”的情況。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基於改良漢狄法的澳門選舉制度給予參選的政治力量無需追求“選票最大化”的策略選項，使得選舉競爭程度在澳門多年都無法發揮提升投票率的作用。但是，第七屆立法會直接選舉卻“意外”地提供新的政治競爭空間，使得選舉競爭重新對投票率的產生積極的刺激作用。本文的發現對澳門政治研究的意義在於：一方面，研究揭示了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率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為澳門政治參與和政治發展的研究提供新的解釋，並提升相關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本文將澳門選舉發展的特點和選舉政治的經典學術發現進行對話，立足澳門選舉制度的特點和選舉資料，批判和發展關於選舉競爭與政治參與之間關係的理論體系，促進澳門甚至中國港澳台地區選舉研究與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經驗的有效對接。誠然本研究還有進一步改進之處。雖然目前立法會選管會公佈的歷屆直接選舉資料已經是票站層級，但是每一個票站獲編派的選民所覆蓋的地理範圍並沒有公佈，因此無法與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對接，難以進一步提升投票率的量化估計效果。即使公佈覆蓋的相關範圍，又或是每一個票站完美對應澳門每一個堂區和統計分區，由於樣本數過小，也無法將人口統計的資料嵌入票站後運用傳統的計量模型進行估計，即存在“高維災難”的情況，未來可以通過機器學習等計算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提升。① [ 責任編輯陳超敏 ]四、結論與討論投票習慣、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基於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實證研究① 陳雲松、吳曉剛、胡安寧、賀光燁、句國棟：《社會預測﹕基於機器學習的研究新範式》，《社會學研究》（北京）2020 年第 3 期，第 94—117 頁。

60蔡永君　何偉鴻以 2013、2017 和 2021 年立法會當選議員組別背景為視角，本文利用各組別在不同區域獲得的有效票數，計算標準化發生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 SIR），並且側重以本屆（2021 年）當選組別為對象，分析和比較當選組別在各區域的“吸票”能力，瞭解各組別的得票是否具有區域性差異，以及有關“吸票”能力和競爭力是否具持續性，藉以探討不同社經背景選民在投票取向上與候選組別背景的關係。本文發現在現時各候選組別政綱仍大致相近的情形下，不同組別在各區的得票情況大相徑庭，而選民投票取向與組別性質背景具有一定的連繫性，但未能確定具強烈的關係，同時，在區域的“吸票”能力和競爭力分佈上則保持較高的穩定性。立法會選舉　組別背景　區域性得票[ 摘要 ][ 關鍵詞 ]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2021 年舉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延續了過往兩屆（2013 和 2017 年）的立法會議席數和分佈比例，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對《2013 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修正案》予以批准和備案後，修訂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使立法會直選和間選議席各增加至14 和 12 席，委任議員維持 7 名，議員人數合共 33 名。本屆立法會選舉共有 19 組直選組別的候選名單，共有 159 名候選人，及後經選舉管理委員會審查後，有 5 組未能符合資格，最終共有 14 組候選名單和 128 名候選人。在六屆立法會選舉後，筆者於 2017 年第 4 期《澳門研究》發表了《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一文，該文以當選議員的組別性質為視角，比較 2013 和 2017 年的立法會選舉，剖析當選組別的背景與其總體及區域性得票的關係，以瞭解選民社經背景在投票取向的影響性。本文將以相同的研究框架，加入本屆立法會的選舉結果，將2013、2017和2021年立法會選舉作比較，以作追蹤研究之用，透過本文，可更清晰地瞭解澳門立法會直選各組別在不同區域的“吸票能力”與“競爭力”，以及相關趨勢。作者簡介：蔡永君，澳門基金會高級技術員、法學博士；何偉鴻，澳門基金會技術員、管理學博士。

61從主要候選人的職業來源、社團背景和服務群體劃分，這三屆立法會直選中候選組別可分為七大類，包括扎根和長期服務基層的傳統社團；商界（包括具博彩業背景或鄉族社團背景）；公職人員；被視為“民主派”的民主民生社團；獨立於傳統工人社團的新興工人組織；專業人士；以及開展針對青年、老人等服務的社會服務背景人士。雖然 2021 年選舉的候選組別有所減少，但總體背景來源相對穩定，包括傳統社團；商界（鄉族社團）；公職人員；新興工人組織；專業人士；青年組織。本屆當選的候選組別佔總體有效票數的 93.5%，比過往兩屆大幅增加（2013 年為 85.48%，2017 年則是 84.47%）。而當選門檻方面，本屆為 6,649.75 票，較上一屆的 8,348 票下降 20.3%，與 2013 年相若（6,565票），獲得議席的組別數目由上屆的 10 組減至 7 組。本屆新增選民 18,292 人，投票率為 42.38%，而各候選組別中，競選連任的有一組未能當選，同時有一新組別成功入閣（表 1）。本文以選舉管理委員會統一印製的政綱簡介對各組（以背景劃分）作簡要分析，由於選舉管理委員會提供的版面有限（兩版），給予各候選組別平等的政綱宣傳機會，因此可理解為各組別把其最重要的理念或欲宣傳的想法放在選舉管理委員會統一印製的政綱簡介內。從這三屆的政綱來說，以比例來看，“民生類別”在各背景的組別中佔比較重，顯示其在各組政綱中所佔的重要性，當中，鄉族（商界）的政綱從過往側重“民生類別”的議題轉為更多為“社會服務”類別，“傳統社團”的政綱在歷屆中“民生類別”的比重相對平均，公務員／土生的組別則在“政府與行政”的內容上較其他背景的組別涉獵為多，相對地，過往博彩業（商界）組別則明顯在經濟議題上較其他組別着墨更多，而本屆“青年和專業人士”背景組別對“城市環境”的議題較為關注。值得注意的是，從這三屆的政綱內容作分析，屬“社會服務”的議題在各背景組別中的出現比例有所提高，當中，“醫療衛生”為一個重點，同時，以細項劃分，因應經濟環境轉弱，除了過往三屆均佔超過九成比例的“土地與房屋”問題外，“勞工與就業”亦是本屆各組重點闡述的部分。此外，由於擁有青年社團背景的競選組別有所增加，眾多組別也把政綱重點放在青年人的發展和支援上，有關“青年”內容的比重較過往屆別大幅度提高（表 2）。一、2021 年立法會直選候選組別背景和政網分析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

62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表 1　2021 年澳門立法會的直選候選組別組別第 1組：澳粵同盟第 2組：公民監察第 3組：澳門民聯協進會第 4組：滙青平台第 5組：澳門發展力量第 6組：傳新力量第 7組：言起新力量第 8組：群力促進會第 9組：美好家園聯盟第 10組：澳門公義第 11組：同心協進會第 12組：思政動力第 14組：新希望第 13組：澳門基本法推廣宣傳工作聯盟鄭安庭、羅彩燕林玉鳳、趙雲橋施家倫、宋碧琪梁偉明、潘立峰陳德勝、高勝文林宇滔、甄慶悅蔡文政、黎安娜梁鴻細、顏奕恆黃潔貞、馬耀鋒何潤拱、馬國財李靜儀、梁孫旭葛萬金、李秋玲周新政、黃鐵軍高天賜、謝誓宏商界、鄉族社團專業人士商界、鄉族社團專業人士、青年社團社會服務界專業人士青年社團傳統社團傳統社團新興基層組織傳統社團公職人員專業人士公職人員、土生葡人是是是否否否否否是否是否否是否否否是是否是否否否否否是否主要候選人背景 # 上屆議員 ^ 首次參選 *註：灰階為當選組別；# 以總體各候選人的職業、社團背景等作衡量；^ 組別內任何候選人為 2017─2021 屆別的議員將視作為“上屆議員”；* 以候選組別作劃分標準。2013 及 2017 年澳門立法會的直選候選組別請參考：蔡永君、何偉鴻：《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7 年第 4 期，第46—47 頁。表格來源：作者自製。同時，筆者整理了各候選組別所派發的宣傳單張，藉以進一步瞭解候選組別的政綱內容和方向。總體來說，由於整個澳門為單一選區，候選組別政綱傾向為“包羅萬有”、“面面俱到”，各組別政綱的差異性並不太突出。然而，從 2013、2017 和 2021 年直選中各組別提出的詳細政綱，也能窺見其在政綱的側重點上具有明顯的差異化。除了是保障就業、加快增建公共房屋、改善交通、提升社會福利等重點外，政綱所涵蓋的範圍有所擴大，包括更多提及“城市規劃與都市更新”、“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等議題，而經歷天鴿和山竹等颱風對社會造成的巨大破壞後，“治水防災”成為了本屆各組政綱的熱點。

63表 2　2021 年澳門立法會直選候選組別政綱分析（出現比例，1=100%）類別組別鄉族（商界）公務員／土生傳統社團青年及專業人士社會服務及其他經濟類別文教體育及青年民生類別專業社會服務其他政府與行政城市環境0.30 0.38 0.13 0.80 0.13 - 0.33 0.130.30 0.38 0.38 0.40 0.50 - 0.17 -0.40 0.75 0.33 0.40 0.33 0.17 0.56 0.080.44 0.40 0.30 0.40 0.30 0.50 0.60 0.200.40 0.38 0.38 0.50 0.13 0.00 0.83 -註：筆者把候選的 14 組政綱的內容分類為 31 個類別，並歸類為 8 大範疇，當中，由於今年的政綱內多有提及治水等防災的部分，以及提及國家安全和食物安全的內容，因此較原來的 28 個類（2013 和 2017 年）有所增補，於“城市環境”加入“防災”，“其他”加入“國安”及“食安”。經濟類別：博彩業、經濟、勞工與就業、區域合作、人口政策／移民民生類別：交通、房屋與土地、專營與物價、治安政府與行政：公共管理、公務員、公共財政、廉政審計社會服務：醫療衛生、社會保障、老人、婦幼、其他弱勢群體文教體育及青年：教育、文化、體育、青年專業：法律、專業城市環境：城市建設與規劃、環保、防災（新增）其他：政制、動物保護、國家安全（新增）、食物安全（新增）2013 及 2017 年澳門立法會的直選候選組別政綱分析請參考：蔡永君、何偉鴻：《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7 年第 4 期，第 48—49 頁。資料來源：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2021 年立法會選舉候選名單政綱概要》（直選）。表格來源：作者自製。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為此，因應候選組別的背景，政綱也具有一定的針對性，例如具博彩業背景的組別在政綱中以較大篇幅關注博彩業發展和從業員的利益；公職人員背景的組別特意獨立列出對公共行政領域議題和公職人員福利的主張；以婦女團體為背景的候選組別在政綱中強調為婦幼和家庭爭取權益。同時，從縱向的視角上窺見，部分直選組別在政綱上具有一定的延續性，例如持續提出“全民基金”，又或在取得的往績上，進一步提出延伸的政策措施內容。由此可見，雖然各組別總體上為了爭取更大比例的市民認同，政綱內容大致較為相近，但隨着社會利益的分化和日漸複雜多變的社會議題，各組別政綱內容也遁多樣化的路向發展，且越趨明顯。

64表 3　澳門各堂區／區域的人口和社經特徵是澳門半島最遲開發的區域，由於毗連中國大陸，20 世紀 70 年代末從中國大陸遷徙來澳的廣東和福建籍基層移民大多聚居於此，是澳門半島面積最大（未計算新城 A 區）、人口最多的堂區，也是傳統上直選的最大票倉，2020 年底（下同）登記選民數達 14.4 萬人，約佔全澳選民人數近四成半，而以出生地劃分，該區 64.9% 的選民出生地為中國內地。人口的平均年齡相對較低，人口學歷水平偏低，除路環外小學學歷比例為全澳最高的區域（17.8%），具大學學歷比例則是各區中最低（17.3%），但學歷水平較 2011 年人口普查時已大為提高（其時為 10.5%）。該區的已婚比例僅低於路環區，為全澳第二高，達 65.7%，就業人口中從事博彩業的比例為各區之冠（達 26.9%），而從事製造及建築業則僅低於路環區，佔 14.7%。是澳門半島主要的商住和傳統工業區，區內以舊式低層樓宇為主，亦是澳門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2020年為124,090人／平方公里），是直選的第二大票倉，佔全澳選民人數四分之一（約7.7萬人）。居民以本澳出生較多（43.5%），學歷水平僅高於花地瑪堂區，15.7% 取得小學學歷，而具大學學歷的為 22.9%（略低於全澳 23.1% 的水平）。居住人口中超過三成就業人口從事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及通訊業的服務性行業。是澳門半島面積最小（0.6 平方公里）且人口最少（2020 年為 33,200 人）的堂區，其北部和東部是較高級的住宅區，選民人數 2 萬人，是澳門各區中選民人數最少。人口老化程度較高，平均年齡是各區之首，65 歲以上的人口佔 14.0%，50 歲以上中老年居民比例也較高（達 37.4%）。本地出生人口比例為各區中最高（51.4%，全澳總體為40.8%）。高學歷（大學）人口比例達 28.3%，僅低於氹仔區。區內從事金融、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專業人士）；以及從事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公職人員）的人口比例為各區之首，是中產人士聚居的區域。堂區／區域花地瑪堂聖安多尼堂望德堂特徵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一）區域的劃分和特徵歷史上，自葡萄牙人來澳定居和實施行政管理以來，澳門半島以各居民區內具代表性的教堂名稱命名的堂區，成為澳門政治行政生活中的一個單位，並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方便行政管理的指引功能，①縱然現時堂區劃分在公共行政或社會管理的實效不大，但在統計暨普查局統計上仍以堂區劃分作為區域數據的單位，事實上，不同堂區／區域在總體人口特徵、社會構成和經濟發展情況也有相當的差異，形成區域性的特定社經背景，由於《2021 年人口普查》之數據暫未公佈，本文根據《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相關各堂區的人口特徵數據，並因應 2021 年立法會選舉的選民數字，將澳門各堂區／區域的人口和社經特徵更新如下（表 3）。二、2013、2017 和 2021 年立法會直選結果的區域性分析①陳震宇：《澳門的行政堂區兼議市民服務中心的可行區劃》，《行政》（澳門）2008 年第 1 期總第 79 期，第 19—33 頁。

65西部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商業區，中部是澳門自 20 世紀 80 年代崛起的商業中心區，而南部的填海區（皇朝廣場一帶）則是新興的商住社區，其面積雖是澳門半島各堂區中第二大，但人口密度卻是最小，選民人數約 2 萬人。20—29 歲人口比例較高，居民出生地以中國大陸佔多，比例僅次花地瑪堂區和路環。具高中學歷的人口所佔比例最多（30.6%），也遠高於總體水平（26.3%），而具大學學歷的比例也較高（28.1%）。人口從事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及通訊業的服務性行業的就業人口比例較高（35.0%）。以職業身份劃分，該區僱主比例為各區之首（5.5%），遠高於全澳 3.1% 的水平，可視為澳門中小企業主居住的集中地。大堂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區域，區內建築主要是商住混雜的低層樓宇，西面是密集的中低端住宅區，南面則是澳門的高尚住宅區，選民人數約 2.8 萬人，在各堂區中，與上屆 2017 年立法會選舉的選民數比較，其增幅最少，只有 2.4%。區內 65 歲或以上居民佔人口比例為 11%，是澳門半島各堂區中僅次望德堂區，居民平均年齡也僅次望德堂區，人口中以本澳出生居多（44.2%），學歷水平與總體相若，就業人口中從事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及通訊業的服務性行業為各區最高（37.6%），遠高於總體的 31.6%。是澳門近年發展最為迅速的區域之一，人口達 11 萬，選民人數約 2.8 萬，較上屆的 2.4 萬增加了 14.9%。平均年齡是各區中最低（34.7 歲），50 歲或以上人口比例也是各區中最低（21.7%）。由於對比澳門半島是新發展區域，區內樓宇大部分為中高端的高層住宅群，吸引中產家庭居住，高學歷（大學）人口比例為各區中最高，從事專業領域（金融、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和為公職人員（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的就業人口比例僅次望德堂區。部分原因是該區外地人口較多，選民登記比例遠低於其他各區（僅 25.4%，總體為 47.6%），而各屆投票率亦相對偏低。原是澳門的“市肺”，開發程度最低，然而，隨著石排灣公共房屋群的落成，以及大型住宅項目的開發，人口由 2011 年的 4,200 多人倍增至 2020 年的 32,000 多人，但選民人數僅約 6,100 人，佔人口比例低於二成（18.9%）。人口中 65 歲以上的比例為各區中最高（14.5%），遠高於總體的 9.1%，在中國內地出生比例較高（45.6%），小學學歷比例為各區中最高，但具大學學歷比例與總體水平持平，已婚人口的比例也是全澳最高。就業人口中約 1/6 從事製造業及建築業，位列各區首位。註：* 指 20 至 29 歲的人口，《選民登記法》規定年滿 17 歲的居民可提前登記成為選民，但因統計資料沒有提供 17─19 歲歲組的分區統計人數，因此忽略不計。資料來源：選民數據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選民登記網站 http://www.re.gov.mo/re/public/index.jsf；人口特徵、出生地、婚姻狀況和就業分佈見《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由於《2021 年人口普查》之數據暫未公佈，因此有關分區的人口特徵最後更新至 2016 年；地理面積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地圖繪製暨地籍局網站，https://www.dscc.gov.mo/zh-hant/geo_statistic_web2.html。表格來源：作者自製。風順堂氹仔路環

66（二）研究方法數據來源方面，2013 及 2017 年澳門立法會各直選組別在各投票站的得票數據來自《2013 年選舉活動綜合報告》及《2017 年選舉活動綜合報告》，2021 年則因立法會直選官方網站僅公佈以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劃分的各組得票數，本文以筆者在選舉日及翌日凌晨（2021 年 9 月 12 至 13 日）於澳門、氹仔及路環各投票站門外公佈的各組得票數據作為相應的得票計算。①由於路環監獄和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票站投票人士分別為在囚人士和間選選民（可同時於此票站作直選投票），其投票取向與選民社經背景及人口特徵關係不大；同時本屆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選舉管理委員會為正在進行醫學觀察的選民設立了 3 個流動站，上述票站不列入本文區域性之分析，而整體性和組別得票集中程度分析則包括在內。本文採用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標準化發生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IR）②以及 T— 檢定，分析 2013、2017 及 2021 年立法會選舉結果。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一般用於集中不均的評估，例如市場集中（market concentration），以分析其競爭的激烈程度。Owen 等學者嘗試運用 HHI 分析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之間的競爭程度，③ Fuchs 分別通過計算不同檢索引擎網站（如 Google、Bing、Baidu、Yahoo）和第三方平台（如 Facebook、WeChat 等）全球活躍用戶所佔的比例，以便分別計算其 HHI 值，從而評估網上廣告市場競爭和集中程度。④上述指數有助評估最近三屆澳門特區立法會直選的競爭程度。標準化發生比 SIR 主要評估某一個特定事件在整體人口發生機率，與整體預期平均發生機率之間的一個比較值，這個比較值不受國家人口大小、案例所影響，一般用於評價或比較國家或地區某一種疾病發生機率是否處於一個正常值，Deborah C Glass、Anthony Del Monaco、Sabine Pircher 等學者在探討澳大利亞男性消防員志願者患癌、自殺發生機率較一般人口為低時指出，由於不同消防員有不同的服務年期（少於 3 個月、大於 3 個月但少於10 年、10 年至 20 年、20 年以上），該研究按上述志願者服務年期區間收集這些男性消防員志願者患癌、自殺的數據，通過計算上述服務年期區間所收集的癌症、自殺統計作觀察值，比對他們的預期平均患癌、自殺數字，從而計算出不同服務年期區間癌症、自殺標準化發生比，發現服務年期區間越長，患癌、自殺 SIR 值越低，體現健康志願者效應（“healthy①經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和終審法院對廢票的覆核，澳門半島的直選有效票數（不計算理工學院）與作者在票站外公佈所收集的數字相差 15 票，僅佔總有效票數的 0.012%，各候選人的排名不變，也不對研究的分析結果構成顯著影響。② David Clayton, John Kaldor, “Empirical Bayes Estimates of Age-Standardized Relative Risks for Use in Disease Mapping,” Biometrics, Vol. 43, No. 3 (1987), pp. 671-681.③ P. Dorian Owen, Michael Ryan, Clayton R. Weatherston, “Measuring Competitive Balance in Professional Team Sports Using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31 (2007), pp. 289-302.④ Christian Fuchs, “The Google and Facebook Online Advertising Duopoly,” in Christian Fuchs, The Online Advertising Tax as the Foundation of a Public Service Internet: A CAMRI Extended Policy Report,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8, pp. 11-19.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67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volunteer”effect）有助減少患癌、自殺的機率。①此外，也有其他學者利用 SIR 值進行相似的研究，如 M. Boniol、A. Koechlin、T. Sorahan 等通過計算 SIR 值分析 1975 年後英國和瑞典從事橡膠製造業人士患癌的情況。②本文將參考上述的研究，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地圖繪製暨地籍局劃分的澳門半島堂區標準（包括花地瑪堂區、聖安多尼堂區、望德堂區、大堂區、風順堂區），以及氹仔和路環，按票站的實際地理位置劃分成七大堂區。上文所述澳門七大堂區人口特徵，無論在人口規模大小、人均年齡、職業、收入、學歷、出生地等因素均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這些因素對各組別堂區得票的情況將有所影響，導致各組別在不同堂區“吸票”和競爭力的差異。本文根據立法會選舉官方網站資料，把 2013、2017 及 2021 年直選投票站分別歸入七個區域。本文在處理各區域有效票數時，各屆均剔除了監獄的有效票數，③ 2017 和 2021 年剔除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的票站，④ 2021 年則加上剔除三個流動投票站的有效票數。⑤當中，本文將側重以本屆（2021 年）當選組別為主要分析對象並對其進行區域性分析。根據 2013、2017 和 2021 年三屆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站分佈，其主要依據統計暨普查局的統計分區分佈，即基本每一統計分區將設有一個或以上的票站，⑥而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一般按選民申報的常居住址，為選民安排附近票站投票，而部分處於區域邊界的投票站，將按其覆蓋的範圍、該區投票站數量和選民人數作適當調整，即地理位置處於某一堂區的票站，另一堂區的選民也可能在此投票。⑦總體上過往三屆的投票站位置基本保持較高的重覆性，變化不大。堂區得票 SIR 值計算方面，首先將直選中各當選組別的堂區得票數字，即區域得票數作為觀察值（observed value），由於 2013、2017 及 2021 年的澳門立法會直選分別有 20、24 及 14 個組別參與；假設各組別獲取選票機率相同的情形下，堂區有效得票的平均值（堂區有效得票總數除以參選組別數），就是各組區域得票的預期值（expected value），通過計算各當選組別區域實際得票數（觀察值）與堂區有效得票的平均值（預期值）比例，將① Deborah C Glass, et al., “Mortality and Cancer Incidence among Male Volunteer Australian firefighters,” Occup Environ Med, published online, 8 April 2017, p. 4.②M. Boniol, et al. “Cancer Incidence in Cohorts of Workers in the Rubbe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irst Employed since 1975 in the UK and Sweden,” Occup Environ Med, published on 6 January 2017, p. 1.③由於監獄內投票的均為在囚人士，其投票取向與所在的區域（路環）的社經背景或總體人口特徵等關係不大，而 2013、2017 及 2021 年監獄內的投票人數僅為 250 人、226 人和 280 人，佔投票總人數不足 0.3%，因此對本研究的總體分析結果影響甚微，可忽略不計。④由於 2017 及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委會安排所有符合間選的直選選民，統一在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進行直選和間選投票，這與路環監獄的情況相同，未能推斷其所居住之區域，這票站佔投票總人數分別為3.1%（2017年）和 5.2%（2021 年），對本研究的總體分析結果影響較輕，故忽略不計。⑤與剔除監獄和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票站的原因相同，2021 年立法會選舉，於三個流動站投票的投票人數合共僅佔總投票人數的 0.06%。⑥統計分區是以堂區的範圍作細部劃分，澳門半島五個堂區分為 17 個統計分區。氹仔和路環則分別劃分為 5 個和 1 個統計分區（未計算“路氹填海區”及“新城 A 區及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⑦此可視為本研究在統計上的一個限制。

68能得出標準化發生比。①如組別堂區得票 SIR 值高於 1，即該組在該堂區得票高於整體平均值，“吸票”能力相對較其他組別為高，SIR 數值越高，表示該組別在該堂區競爭優勢越為明顯。相反，如組別堂區得票 SIR 數值少於 1，即表示該組別未能獲取該堂區整體平均值的票數，“吸票能力”相對較弱。本文根據本屆當選組別把其背景劃分為、鄉族（商界）、傳統社團、公務員／土生葡人和及專業界別四大界別作闡述探討。（一）總體情況本屆登記選民人數為 323,907，較上屆（2017 年）增加了 18,292 人，有效票數由上屆172,628 減少至 137,279，與 2013 年立法會直選有效票數相若（146,518），總體投票率則下降至 42.38%。本屆直選組別“澳門民聯協進會”（下稱“民聯”）以 6,649.75 張有效選票獲取最後一個直選議席，較上屆的議席門檻減少 1,698 票；並與 2013 年議席票數門檻相若（6,565 票）。本屆共有 7 組直選組別取得議席，較上屆（2017 年）減少了 5 組。選情方面，根據總核算委員會有關 2021 年立法會選舉《總核算最終結果》顯示，本屆直選票源的分佈相對集中，獲取議席的組別除了“傳新力量”外，其餘 6 組的得票率均超過 10%。其中，“民聯”的得票率更超過 20%（20.14%）。“同心協進會”（下稱“同心”）的得票率亦超過 15%（17.99%）；其餘取得議席的 4 組，得票率處於 10 至 14%，與 2013年立法會直選的得票率分佈特徵具一定的相似性；②而由於 2017 年立法會直選參選組別數目較多，並沒有一組取得超過 10% 的得票率。（二）競爭與集中度本文採用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分析上述三屆立法會直選組別票數分佈（得票率）的集中程度。2013、2017 及 2021 年立法會直選票源分佈的 HHI 分別為 955.65、672.72 和 1,383.45，數值少於 1,500，反映具有一定的競爭性，③不存在寡頭壟斷的情況。但上述數值反映本屆的競爭較上兩屆有所下降，得票率集中程度較高。同時，本文通過計算立法會直選組別得票率的標準差，分析上述三屆立法會直選組別競爭程度的差異。2013、2017 及 2021 年的組別得票率標準差分別為 0.05、0.03 和 0.07，反映本屆組別得票的差異度較大，競爭程度相對較往屆低。三、結果分析① David Clayton, John Kaldor, “Empirical Bayes Estimates of Age-Standardized Relative Risks for Use in Disease Mapping,” Biometrics, Vol. 43, No. 3 (1987), pp. 671-681; Deborah C. Glass, et al., “Mortality and Cancer Incidence among Male Volunteer Australian firefighters,” Occup Environ Med, published online, 8 April 2017, p. 1-5.② 2013 年有 3 個直選組別：“澳門民聯協進會”、“澳粵同盟”和“群力促進會”的得票率均超過 10%。③ HHI 數值越高，集中程度越高，競爭越低，詳見：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2010, https://www.justice.gov/atr/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s-08192010.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69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接續進一步以組別得票的 SIR 值（組別實際票數①／組別預期票數②）來判斷各組別在近三屆選舉“吸票”能力的高低。同時，通過計算取得最後一個議席票數與預期票數的SIR 值，在不受投票率等因素的影響下，客觀地體現組別取得議席門檻所需具備的“吸票能力”程度。2013、2017 及 2021 年立法會直選組別取得議席門檻的 SIR 值分別為 0.90、1.16 和 0.71。③由於澳門立法會直選使用改良漢狄法（Modified d’Hondt Method），把組別取得票數轉換成取得議席數，基本規則是把每組所取得票數除以一、二、四、八，以幾何級數如此類推，然後將得出的數字分配予該組別名單上排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的候選人，如此類推。回歸後歷屆選舉，一組候選人最多是第三位的候選人（即所得票數除四）能成功當選，因此，直選組別得票率的標準差數值越高，選舉競爭程度越低，相對地取得議席門檻的 SIR值亦會有所下降。本屆選舉中，組別得票率的標準差值為 0.07，相較於上屆（0.03）上升 0.04，反映本屆各組得票較上屆集中。本屆直選組別整體 SIR 值只需要達到 0.71 或以上，即參選組別獲取比平均每組預期所得選票數（9,433 票）低出 29%，仍能取得議席，較上屆 SIR 的門檻值（1.16）大幅下降，與 2013 年相比，取得議席的 SIR 門檻值也較低。為此，本屆出現一較為特別的情況，即在競爭性程度相對較低，得票率集中程度較高的情形下，反而組別得票的 SIR 門檻值大幅下降（較往屆取得少的票數但仍能獲得議席），這很大程度歸因於澳門立法會直選使用改良漢狄法之故。（三）組別的總體“吸票”能力及區域性分析本文針對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的當選組別（共 7 組）的得票進行分析，④並分別與2013 年及 2017 年立法會直選結果作比較；由於組別“傳新力量”和“美好家園聯盟”（下稱“好家園”）只參與了 2017 年及 2021 年立法會直選，故這 2 組只能以過往 2 屆的區域性得票 SIR 值作比較；另外，社團“民众建澳聯盟”（下稱“民聯”）在參與 2017 年立法會直選時分拆成“澳門民众協進會”和“澳門民聯協進會”2 個組別。因此，在比較“民聯”上述三屆區域性得票 SIR 值時，分拆組別的票數將會進行加總，然後才計算其區域性得票 SIR 值。（1）總體“吸票”能力分析⑤每一屆的澳門立法會直選參選組別數量、有效票數、投票率均有所不同，整體得票①組別實際得票數據來源至 2021 年立法會選舉總核算結果，網址：https://www.eal.gov.mo/pdf/2021/final/FinalRptD03.pdf。②組別預期票數等於總有效票數除以參選組別數目。③ 2021 年“民聯”取得最後一個議席，該組取得第三個議席，按改良漢狄法（Modified d’Hondt method）計算，取得議席門檻 SIR 值應為 2.82/4=0.71；2017 年“同心”取得最後一個議席，該組取得兩個議席，取得議席門檻 SIR 值應為 2.32/2=1.16；2013 年“新希望”取得最後一個議席，該組取得兩個議席，取得議席門檻 SIR 值應為 1.80/2=0.90。④本研究對象為當選組別，因此下表的研究結果僅顯示當選組別的整體和各區域得票情況。⑤整體性分析包括路環監獄、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和三個流動投票站的有效票數。

70SIR 值，即組別實際得票與平均得票之間的比例，可反映各當選組別整體競爭力的變化。本屆當選組別 SIR 值，只有“傳新力量”低於 1，其餘 6 組當選組別整體 SIR 值均為 1.5 或以上，當中“民聯”和“同心”整體 SIR 值均大於 2；相對於 2013 及 2017 年立法會選舉，本屆大部分當選組別吸票能力相對較強，從整體得票 SIR 值來看，具有較長“參選年資”的鄉族（商界）社團；傳統社團；具有公務員和土生葡人背景的組別，其在競爭優勢上相當明顯。福建籍候選人為背景的“澳門民聯協進會”為本屆最高得票組別（整體 SIR 值為2.82），但與上屆有所不同，該組別上屆分拆為“澳門民聯協進會”及“澳門民眾協進會”，並由施家倫和宋碧琪分別作為第一候選人，兩組合計的 SIR 值總和為 3.47，而本屆的 SIR值也較其 2013 年所取得的為低（當屆 SIR 值為 3.61）。此外，作為上屆最高得票組別，具鄉族（商界）背景的“澳粵同盟”，本屆得票率雖然較上屆有所提升，但整體得票 SIR值由上屆的 2.39 下降至 1.78，反映其競爭力有所下降，只成為最高得票組別的第四位。傳統社團方面，本屆“同心”成為得票率第二高的組別，整體得票 SIR 值（2.52）較過往兩屆 2017 年和 2013 年為高，反映在新冠疫情經濟放緩下，傳統代表勞工及基層、關注就業問題的“同心”，其“吸票”能力有所提升。同時，本屆“同心”得票與另外兩個傳統社團背景組別“群力”和“好家園”也有較大的差距，上述 2 個組別本屆整體得票 SIR 值分別為 1.60 和 1.51，雖然“群力”本屆得票率較上屆上升了 4.32%，但整體得票 SIR 值較上屆減少了 0.12，反映在票源相對集中的程度下，“群力”的競爭力較上屆有所降低。①相反，“好家園”本屆得票率及整體得票 SIR 值均較上屆有所提升，因而取得了多一個議席。作為公務員和土生葡人族群利益代表的組別“新希望”，雖然本屆整體得票 SIR 值較上屆略有下降，但在本屆整體得票率（13.8%）高於上屆（8.33%）的情況下，該組較上屆取得了多一個議席。最後，具專業界別背景的“傳新力量”，其得票率由上屆 4.15% 躍升至 6.64%，成功獲得一個議席。（表 4、5、6）。①“群力”2021 年整體得票 SIR 值未能直接與 2013 年比較，2013 年“群力”整體得票 SIR 值為 2.16，但當屆該組第一及第二候選人分別是來自“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和“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的何潤生和黃潔貞，其後於 2017年立法會選舉，黃潔貞代表直選組別“好家園”成為第一候選人下，“群力”被分拆成兩組，使得其“吸票”能力有所下降。② 本屆候選人組別較過往兩屆有所變化，背景上淡化了商界的元素，但為與過往屆別作整體分析，且其仍以“鄉族背景”為其重要的群眾基礎，因此保留使用鄉族（商界）。表 4　2021 年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當選組別的整體得票率及整體得票 SIR 值（按得票順序）組別背景傳統社團傳統社團傳統社團專業公務員／土生鄉族（商界）鄉族（商界）②整體得票率整體 SIR第 3 組澳門民聯協進會第 11 組同心協進會第 14 組新希望第 1 組澳粵同盟第 8 組群力促進會第 9 組美好家園聯盟第 6 組傳新力量表格來源：作者自製。20.14%2.82 2.52 1.93 1.78 1.60 1.51 0.9317.99% 13.80% 12.73% 11.43% 10.78% 6.64%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71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2）組別背景與區域性分析每一屆取得議席組別區域性得票 SIR 值，即組別在某一堂區實際得票與堂區平均得票之間的比值，可反映該組別在此堂區（而非整體澳門的）“吸票”和“競爭能力”。不同組別在各區域 / 堂區得票 SIR 值的差異，正好說明區域因素對各組票源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要性。本文以 2021 年立法會當選組別為視角，分析不同組別各堂區得票的 SIR 值，並與 2017及 2013 年作比較，以分析其在過去三屆不同堂區 SIR 值的變化。本文採用 T—檢定（Student’s t-test），分別對 2021 及 2017 年（本屆和上屆）、2017 及 2013 年（上屆和前屆）不同組別各堂區得票 SIR 值進行檢測，探討組別前後兩屆之間堂區得票 SIR 值分佈是否存在顯著差異。T—檢定適合少量樣本，並假設兩個數列樣本為隨機變量、母體依從常態分佈和樣本之間為獨表 5　2017 年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當選組別的整體得票率及整體得票 SIR 值（按得票順序）表 6　2013 年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當選組別的整體得票率及整體得票 SIR 值（按得票順序）表格來源：蔡永君、何偉鴻：《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7 年第 4 期，第 54 頁。表格來源：蔡永君、何偉鴻：《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7 年第 4 期，第 54 頁。組別背景鄉族（商界）鄉族（商界）鄉族（商界）博彩業（商界）傳統社團傳統社團傳統社團民主派民主派民主派專業公務員／土生整體得票率整體 SIR第 20 組澳粵同盟第 8 組澳粵同盟第 16 組同心協進會第 9 組澳門民聯協進會第 2 組群力促進會第 13 組民主新動力第 14 組澳門發展新連盟第 4 組公民監察第 8 組澳門民众協進會第 11 組美好家園聯盟第 7 組學社前進第 3 組民主昌澳門第 6 組新希望9.97%2.399.67%2.328.62%2.078.33%2.007.15%1.726.59%1.586.05%1.455.85%1.405.84%1.405.56%1.335.50%1.325.34%1.28組別背景鄉族（商界）鄉族（商界）傳統社團公務員／土生博彩業（商界）傳統社團博彩業（商界）民主派民主派整體得票率整體 SIR第 13 組澳門民聯協進會第 1 組澳門發展新連盟第 12 組改革創新聯盟第 14 組群力促進會第 6 組同心協進會第 19 組民主昌澳門第 5 組民主新澳門第 9 組新希望18.04% 11.09% 10.79% 8.96% 8.94% 8.16% 7.50% 6.02% 5.98%1.201.201.501.631.793.61 2.22 2.16 1.79

72立變項下（即 2017 年組別的堂區 SIR 值結果不會影響到 2021 年的結果），建立虛無假定（null hypothesis），即兩屆之間該組別各堂區 SIR 值樣本平均值分佈不存在顯著差異。當 P 值少於0.05，表示否定虛無假定，即存在顯著差異。本屆在剔除路環監獄、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以及三個流動票站的有效票數後，花地碼堂區佔總有效票數比例接近一半（48.11%），與過往兩屆的比例相若，該堂區成為了各組別的“必爭之地”。本屆除了“傳新力量”在各當選組別中的 SIR 值低於 1（即區域的平均值）外，其餘當選組別 SIR 值均大於或等於 1.2。其中擁有較強烈鄉族背景並取得 3 個議席的“民聯”，在該堂區的得票 SIR 值更高達 4.11，雖然 SIR 值較上屆為低，但該組在花地碼堂區相對其他組別在吸票能力上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且與其他當選組別差距甚大。該組在其餘堂區的得票 SIR 值，除了望德堂和風順堂外，其餘 4 個堂區均高於 1.7 或以上，該組在“大票倉”取得相對優勢下整體競爭能力自然較佳。而 T—檢定的結果顯示，本屆與上屆、上屆與前屆該組別的堂區得票 SIR 值分佈不存在顯著差異，反映該組別在各堂區“吸票”能力並未有大太變化，不論是票源或相對競爭力仍然主要集中在花地碼堂區（表 7、8）。代表傳統社團組別的“同心”在本屆成功取代了另一鄉族（商界）背景的“澳粵同盟”，成為該堂區取得第二多票數的組別。“澳粵同盟”本屆在該堂區得票SIR值1.78（減少0.69），其餘的堂區 SIR 值均較上兩屆有所減少。該組別在 2021 與 2017 年、2017 與 2013 年各堂區SIR 值分佈 T- 檢定 P 值分別為 0.13 和 0.23，反映該組堂區 SIR 值分佈不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可以推論，在整體各區“吸票”的能力比重沒有明顯調整，而本屆票源集中度提高的情況下，該組別整體競爭能力相對有所下降。傳統社團組別的“同心”、“群力”及“好家園”，本屆在花地碼堂區的 SIR 值分別為2.36、1.63 和 1.20，“同心協進會”在該堂區得票 SIR 值較上兩屆均有所提高，並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同時，除氹仔外，該組其餘堂區得票 SIR 值均接近或高於 2，與上屆的“吸票”能力相若。比較“同心”在這三屆各堂區 SIR 值分佈，其 T—檢定 P 值分別為 0.03 和 0.38，即該組別的堂區 SIR 值區域分佈在 2017 與 2013 年存在顯著差異；而 2021 與 2017 年則不存在顯著差異。可以說，結合其整體 SIR 值大幅度提高（2013 年為 1.63，2017 年為 2.32），即 2017 年其“吸票”能力比重出現變化的同時，整體各區的競爭力也有較大提高。而本屆與上屆的堂區 SIR 值分佈不存在顯著差異，說明在各區的“吸票”比重保持穩定，但整體SIR 值提升至 2.52，反映其總體競爭力進一步提升。另一代表傳統社團組別的“群力”，附了氹仔外，其餘堂區 SIR 值均較上屆有所下跌，本屆各堂區 SIR 平均值 1.48，較上屆 1.70 為低。該組別在 2021 與 2017 年、2017 與 2013 年各堂區 SIR 值分佈 T—檢定 P 值分別 0.29 和 0.01，與組別“同心”檢定結果相同，但不同之處是，由於上文所述，2017年該組別已分拆成兩組參選，使各堂區SIR平均值由2013年的2.37大幅度下降至 1.70，而這 3 屆該組別堂區 SIR 平均值亦呈下降之趨勢，反映該組別的競爭能力正在下降。另一組“美好家園聯盟”，本屆在傳統票倉花地瑪堂區 SIR 值為 1.2，較上屆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73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0.98 有所提升，除了路環外，其餘堂區 SIR 值均較上屆有所上升，該組別 2021 與 2017 年各堂區 SIR 值分佈 T—檢定 P 值為 0.44，並未存在顯著差異，顯示其在各區“吸票力”的比重在兩屆相若。具公務員和土生葡人背景的“新希望”，該組別三屆堂區平均 SIR 值分別為 2.37、2.47和 2.36，數值相對穩定，而其在 2021 與 2017 年、2017 與 2013 年各堂區 SIR 值分佈 T—檢定 P 值分別為 0.68 和 0.8，沒有存在顯著差異。在三屆的選舉中，該組別票源均相對集中於望德堂區、大堂區和氹仔區，以本屆為例，其得票 SIR 值在該三區分別達 2.85、2.64 和 3.11，而在傳統票倉花地碼堂區 SIR 值為 1.52，均較上兩屆取得較佳的成績。本屆只有一組界定為專業背景的組別“傳新力量”獲得直選議席（一個），該組別在2021 與 2017 年堂區 SIR 值分佈 T—檢定 P 值為 0.72，沒有存在顯著差異，該組別在傳統票倉花地碼堂區 SIR 值只有 0.72，而在風順堂區、路環的 SIR 值亦少於 1，顯示其在該區競爭優勢不強，相對地，其在望德堂區（SIR 值為 1.23）和氹仔（SIR 值為 1.37）擁有較佳的競爭優勢。本屆“傳新力量”在各堂區的平均 SIR 值為 1.06，較上屆輕微上升，為此，在本屆票源集中程度相對提高的情況下，堂區競爭能力輕微提升有助該組成功取得一個議席。表 7　本屆當選組別於 2021、2017 及 2013 年立法會直選堂區得票 SIR 值分佈年份堂區花地碼花地碼聖安多尼聖安多尼望德堂望德堂大堂風順堂氹仔路環平均值澳門民聯協進會鄉族（商界）2021年立法會直選鄉族（商界）傳統社團傳統社團傳統社團公務員／土生專業堂區票數 SIR平均值群力促進會同心協進會有效票數比例美好家園聯盟新希望澳粵同盟傳新力量48.11%23.54% 5.06%4.66%7.85%8.35%47.06%2.43%24.79%-5.44%1.901.861.841.811.861.811.701.891.691.851.684.111.711.202.221.361.835.013.212.182.231.491.782.141.621.632.161.102.471.822.761.751.882.362.822.491.923.012.042.111.632.702.322.101.631.561.341.251.701.301.691.591.671.481.481.201.662.151.841.451.920.982.041.471.752.001.522.022.852.642.353.111.442.082.192.373.250.721.111.231.190.961.370.830.861.171.061.27

74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表格來源：作者自製。表格來源：作者自製。表 8　本屆當選組別 2021 與 2017 年、2017 與 2013 年堂區選票 SIR 值分佈T—檢定結果透過對當選立法會議員組別得票進行區域性分析，可見候選組別的背景與區域因素對各組別的選情有着不同程度的影響。在上述三屆立法會選舉中所有的當選組別，其區域得票SIR 值大小可反映組別之間“吸票”能力的差異；而按組別背景性質劃分，特別是具鄉族和公職人員背景組別，在某一區域的得票三屆均相對突出，且“吸票”能力的區域比重沒有顯著改變。因此，結合區域社經背景特徵和相關組別的政綱，可初步勾勒出不同組別與選民投票意向之關係。一般來說，花地瑪堂區被認為是澳門基層市民聚居的區域，也是傳統社團開展民生和街四、選舉結果的啟示平均值風順堂氹仔路環平均值路環大堂氹仔望德堂風順堂聖安多尼大堂花地碼4.68%8.51%1.681.683.251.561.952.841.692.491.401.781.701.222.752.361.011.047.77% 1.65 2.42 1.28 1.73 1.24 1.66 3.39 1.371.76% 1.77 4.06 2.96 1.59 2.65 2.16 1.88 0.55- 1.69 2.85 2.31 2.06 1.70 1.60 2.47 1.0344.11% 1.94 5.12 2.29 1.51 1.87 1.1927.21% 1.89 2.64 2.50 1.99 2.45 1.847.83% 1.87 1.85 1.89 1.57 2.54 2.754.71% 1.85 2.70 1.66 1.27 2.40 2.549.33% 1.88 2.01 2.34 1.71 2.21 2.166.42% 1.81 2.49 1.21 1.27 2.17 3.450.38%0.28 0.13 0.38 0.29 0.44 0.68 0.72-0.8-0.23 0.03 0.010.66P-Value(2021 vs 2017)P-Value(2017 vs 2013)1.82 2.09 1.44 1.01 2.92 2.56- 1.87 2.70 1.91 1.48 2.37 -- -2.36 -T- 檢定澳門民聯協進會美好家園聯盟同心協進會新希望群力促進會澳粵同盟傳新力量2017年立法會直選2013年立法會直選

75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區工作的重點區域，從區域性得票角度分析，近三屆具鄉族（商界）背景的組別在花地瑪堂區具有很高的“吸票”能力，其 SIR 值介乎 1.78 至 5.12；而傳統社團在該區的 SIR 值則普遍低於 2，雖然 2017 年和 2021 年選舉中，傳統社團在花地碼堂區的 SIR 值有所提高，但已很大程度上反映傳統社團原來以代表勞工與基層利益的優勢已逐漸減退，需要尋求新的票源增長點。同時，在澳門經濟發展快速下，中產家庭增加對傳統社團的選情構成一定的影響，例如自 2017 年從“群力促進會”分拆出來，以婦女聯合總會為社團背景的“美好家園聯盟”，其在相對較多中產人士居住的望德堂區和氹仔區取得較突出的成績，政綱也較側重於家庭友善和婦幼政策。雖然從區域社經特徵來看，從事博彩業的勞動人口較多居住於花地瑪堂區，而 2013 和2017 年兩屆部分具博彩（商界）背景組別也在政綱中突出對博彩從業員利益的關顧，但未能在該區獲得明顯的得票優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縱然過往三屆直選當選組別中，不少具有商界背景，但他們均在政綱或宣傳上較少提及商界利益，當中，鄉族（商界）背景組別在政綱中持續強調對民生議題的關注，注重強化社會保障的服務，經濟成果的分享，關注弱勢社群的利益，也在財政支援上傾向關懷老弱，例如其中一鄉族社團的政綱多年前已提出“全民基金”，又例如其中一個鄉族社團持續多年贈予長者敬老金和禮品包，淡化其商界背景的色彩。而具有鄉族或族群背景的組別，他們並沒有在政綱和宣傳上強化有關元素，反之致力吸納不同鄉族和群體的選票，加入年輕和專業人士的候選人，展現年輕化和專業化的力量。普遍認為，中產和年輕選民對專業界別背景的的選情相對有利，而從本屆立法會選舉的區域性得票分析來看，相關組別的確在本地出生和專業人士比例較高的望德堂區和氹仔區擁有一定的優勢。而具公職人員和土生葡人背景組別，其政綱中相對較大篇幅針對公職人員的權益，也是少有組別提供葡語的政綱或宣傳資料，反映對公職人員和葡裔人士的重視，在得票上也傾向獲得中產和年輕選民支持；三屆選舉中其在氹仔、望德堂的得票相對突出，其三屆氹仔區域得票 SIR 值在保持在 3.0 以上，而在相對較多土生葡人居住的大堂區，也取得較佳成績。總括來說，過往三屆各當選組別在區域性得票分佈呈現較高的穩定性，但不能忽略的是，近年花地瑪堂區和路環區建成眾多大型屋苑和公共房屋群，花地瑪堂區的面積廣闊，當中如東方明珠區集聚了不少中產人士居住，其居住人口的社經背景將展現持續的變化，另外由於不少選民未有及時更改地址，路環的居住人口大幅度提高至 32,300 人（佔澳門人口的4.73%），但其投票有效票數佔整體仍相對很低（由2013年的0.38%提高至2021年的2.52%），預期未來將成為一個新興的票倉，或對各組的區域性得票產生“洗牌”效應。再者，在現時各候選組別政綱仍然相對接近，傾向包羅萬有和依據當前熱點議題的情形下，本文從實證角度分析當選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分佈，發現選民投票取向與組別性質背景具有一定的連繫性，但未能確定具強烈的關係，例如同為傳統社團，相似背景的組

76別在不同區域的票數差異不低，體現選民投票取向相對較重視候選人的過往政績，①又或是該社團自身（獲得議席的組別基本也有對應的社團支持），且可以看出，除了少數情況外，整體三屆各組別的區域“吸票”和“競爭力”分佈保持了較高的穩定性，也可理解為在澳門的政治環境下，選民的忠誠度相對較高，然而，在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情形下，選民投票的意向和目標是否能長期保持穩定性，而候選組別在未來選舉將淡化組別背景的因素，又或強化對特定群體的針對性，值得進一步的關注。[ 責任編輯陳超敏 ]① 例如在 2005 年進行的兩次電話問卷調查顯示，市民在選擇立法會候選人時的考慮因素當中，過往政績均在各項因素中排第二位，見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澳門地區定期民意研究合作計劃”之澳門立法會選舉及巿民置業（2005 年 4 月 25 日—30 日）；“澳門地區定期民意研究合作計劃”之澳門立法會選舉及公共服務事業調查（2005 年 8 月 29 日─ 9 月 1 日），http://hkupop.hku.hk/。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77政治文化與投票行為——以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結束了超過 440 年的葡佔時期，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下稱澳門特區）。根據《澳門基本法》第二條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而《澳門基本法》附件二規定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訂明立法會議員由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擔任，多數議員經由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此外，還包括了七名由行政長官委任的議員。①然而，第一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卻另有規定。根據 1993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澳門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由“原澳門最後一屆立法會的組成，如符合本決定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確認，即可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②任期至 2001 年10 月 15 日。換句話說，回歸後澳門特區第一屆立法會全體議員並不是經由澳門特區政府主導籌辦產生的，而是承接自回歸前最後一屆立法會全體議員並過渡至新成立的澳門特區政府。由特區政府正式主導的立法會選舉，至回歸後接近兩年才舉行，即澳門特區第二屆立法會。2021 年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經歷和累積了五屆的經驗，卻出現了比以往各屆都多的白票，鄺錦鈞2021 年 9 月澳門特別行政區舉行了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在接受市民報名參加選舉之時，數張名單被取消了參選資格，而選舉之後出現了破記錄的低投票率，以及高白票和廢票問題。雖然選舉管理委員會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基於天氣太熱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影響了選民的投票意欲，但卻對高白票和廢票率的解釋着墨甚少。本文認為，今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出現歷史性的高白票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選民的“村民型”政治文化所致，過往幾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並不一定與選民的履行公民責任有關，更多的是出於其他多種原因，當中候選人的競選策略和動員能力是常見的主要因素。立法會選舉　政治文化　選舉策略　白票[ 摘要 ][ 關鍵詞 ]作者簡介：鄺錦鈞，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府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印務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https://bo.io.gov.mo/bo/i/1999/leibasica/index_cn.asp#s3。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1993 年 3月 31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http://www.people.com.cn/item/aomen/1-macau/aomen/newfiles/d1040.html。

78這出人意表的結果遂惹來不少揣測，莫衷一是，一般市民大眾多數認為這是基於一些被列為民主派的參選組別被取消參選資格有關。從研究選舉策略和政策的角度而言，這些揣測有其應然的理據，但卻不必然，本文將以政治文化為理論基礎，分析這次選舉的投票率低和白票率高的現象。選民是否會在投票日到票站投票，與及候選人如何令選民把票投給自己，長久以來都是政府和政治團體包括政客所關注的議題。前者關係到選民實踐投票意欲，主辦當局（政府）和參選人（政客或政治團體）都有不同的關切角度，而投票率或白票數字正是檢驗選民支持政府的一項重要指標，後者關係到選民的最終投票抉擇，最為關切的一方往往就是參選人，因而掌握選民的最終抉擇正是參選人的選舉策略。就澳門的情況而言，不少學者如余永逸、盧兆興、鄺錦鈞等都曾經從不同角度作出探討，①當中，選民的公民政治文化正是其中一個有意義的理論。政治文化是指“政治態度、政治信念和政治價值等，例如效能感、容忍度和信任。這些因素不僅影響到公民的日常生活態度，也影響到公民的政治參與觀念”。②從現代民族國家的角度而言，政治文化是指“為政治制度而提供基礎的思想、信仰、價值觀、傳統和實踐。所有的文化都是被建構起來的，而不是自然或宿命的產物”。這種政治文化的出現，是建基於歷史、偶然性、環境和其他變量互動形成的社會、政治和經濟依持關係的產物，③政治信任和政治參與有正相關關係。④另一方面，有研究發現年輕人認為政治行動沒有意義，因為這等行動並不能帶來任何改變。⑤至於問及選民不投票的決定，Andre Blais 認為他們的回答亦大致上可以是：“不能、不願意、沒有人叫他們去投票”三個答案。⑥在他們的政治參與方面，可以分為四個模式：資源匱乏、心理參與、政治動員和理性選擇。⑦在這四個模① Eilo Wing-Yat Yu, “Formal and Informal Politics in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lections 2004-200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6, Issue 52 (2007), pp. 417-441; Sonny Shiu-Hing L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rom Elections to Protest,” Political Change in Macao,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Kam Kwan Kwong, “Democratization and Patron-Client Politics in Macau: The 2005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Vol. 4, No. 2 (Fall 2005).②辛道轍：《民主化：全球公民社會的視角》，收錄於郭定平主編：《文化與民主》，《復旦政治學評論》第八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③ Edward Weisband and Courtney I. P. Thomas,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Nation-States, Boulder,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p. 5.④蒲島郁夫﹕《政治參與和政治平等新論：亞歐十七國（地區）的比較分析》，收錄於郭定平主編：《文化與民主》，《復旦政治學評論》第八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72 頁。⑤ Thalia Magioglou, “Democracy as an Open-Ended Question: A Model of Lay Thinking Grounded in Two Cultural Contexts,” in Thalia Magioglou (ed.), Culture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A Social Perspective, USA: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2014, pp. 6-9.⑥ Andre Blais, “Turnout in Electio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31.⑦ Andre Blais, “Turnout in Electio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30-633.一、理論框架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79政治文化與投票行為——以 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式之中，除了第一個與政黨角色參與有關之外，其餘都似乎與選民和政府扯上關係。Almond 和 Verba 將這些公民的特質建構為公民的政治文化（civic political culture），並將其定義為“內在化於對人口的認知、感受和評價中的政治制度。人們被牽引其中，就像他們被社會化進入非政治化的角色和社會體系一樣。政治文化的衝突與其他文化衝突有很多共同之處，如果我們從一般文化變遷中的阻力、融合與合併的趨勢整體的角度來看待政治文化過程，就就更容易理解了”。①他們把政治文化大體上分為三大類型：參與型、臣民型和村民型。②（一）參與型在參與型政治文化如美國和英國中，人們明白自己是公民並關注政治。他們為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感到自豪，並願意討論它。他們傾向於在政體中扮演“積極分子”的角色，儘管對這種角色的感受和評價可能有所不同。他們相信他們可以影響政治，或會組織團體來抗議不公平的事情。因此，他們表現出高度的政治能力和政治效能。他們會以投票為榮，相信人們應該參與政治。他們活躍於自己的社區，通常屬於志願組織。他們很可能信任他人，並回憶起小時候參與家庭討論的情景。參與型政治文化顯然是維持民主的理想土壤。（二）臣民型相較參與型政治文化，民主程度較低的是臣民型政治文化，人們仍然明白自己是公民並關注政治，但行為較為被動。他們雖關注政治新聞，但對討論政治感到不自在，對分化中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的執行上雖然較為關注，卻並不積極參與，認為他們只能透過向地方官員申訴來影響政治。他們通常不會自覺地組織相關團體，其政治能力和效能感較低，有時會感到無能為力。在一般層面以至政治、行政或向下流動等政治制度的表現上，本質上是一種被動的關係，並有時會顯得力有不逮。他們表示他們會投票，但許多人並不熱衷於此。他們不太可能信任他人，也不太可能回憶起在孩提時代的觀點。在此人們習慣於將自己視為臣民型而非參與者型的政治文化中，民主更難以紮根。（三）村民型人們對自己的政治制度不感到自豪，也沒有甚麼期望。他們不關心政治，對政治知之甚少，很少談論它。他們既沒有參與政治的意願，也沒有能力參與政治，沒有政治能力或效能感，在現有的情況下感到無能為力。換言之，他們對身處的政治體系、政治與行政過程的輸入輸出、自我在政治體系中的取向等等都處於接近零的低度，在一些地方性自治社區，與及在中央集權例如非洲酋長領地和王國中的政治文化，都屬於村民型。儘管在這些社會中發展出更多元化的專業團體，而有可能衍生出更多不同的政治取向，然而，即使是規模更大、更差異的政體，也可能以村民型政治文化為主。本文把以上理論重構為以 Almond 和 Verba 的三種公民政治文化為主軸、以 Blais 所論述的選民投票決定為輔的理論框架，來分析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的低投票率和高白票率的議題。① Gabriel A. Almond, Sidney Verba:《公民文化》，張明澍譯，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第 12 頁。② Gabriel A. Almond, Sidney Verba:《公民文化》，張明澍譯，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第16—20 頁；Gabriel A. Almo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2-23.

80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自從葡萄牙政府於 1974 年由軍政府轉化為民主政制之後，隨即為西方第三波民主化運動揭開了序幕。①葡萄牙民主化之後，政府由民選產生，當時，澳門作為葡萄牙行政管治的領地，立法機關的產生方式亦無可避免地“民主化”起來。1976 年《澳門組織章程》頒佈，訂明立法會由選舉產生，同年舉行了第一屆立法會選舉。②雖然，這次選舉的參選人只局限於葡國籍人士，但是也算是一次具備民主成份的選舉。可是，這些選舉一直被坊間認為滲有買票賣票的違規或不規則行為，但由於這是有限制的小數人選舉，同時亦沒有訂立選舉法律規管，即使污點未清，亦不甚了了。由於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於 1989 年 10月，就《澳門基本法結構（草案）討論稿》展開公開諮詢，當中包括回歸後的政治體制，③於是，葡國政府於 1990 年修改《澳門組織章程》，在直選和間選組別各增加兩個議席，以便符合《基本法》就澳門回歸後的立法會議席規定，並於 1991 年進行增加立法會議席的中期選舉，確定了為 1992 年和 1996 年的立法會選舉議席數目。④無論是 1991 年的中期選舉，抑或 1992 年和 1996 年的換屆選舉，不規範的拉票和投票過程與及買票賣票等事件已經是坊間“心知肚明”的事。有說這是由於葡萄牙政府在澳門已經是夕陽政權，無心管理；有說選民害怕被人知道收取了利益而不投票而遭到報復；也有說選民根本不明白投票的意義，選票對某些選民而言只是換取利益的媒介而已。⑤2001 年的第二屆立法會選舉是澳門特區回歸後舉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政府對這場選舉非常重視，尤其是一洗以往予人充滿不規則行為的印象。選舉前，特區政府通過了第10/2000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組織法》和第 3/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以立法形式賦予廉政公署法定權力檢控有關選舉的不規則行為。此外，選舉管理委員會在這屆選舉舉行之前鼓勵市民登記成為選民，並進行了大規模的廉潔選舉宣傳，二、澳門回歸前立法會的歷史發展三、回歸後澳門立法會的投票行為① Samuel Huntington 對政治制度的轉變及其影響進行了一段長時間的觀察和研究，且就這議題出版了相當多而且具有影響力的著作。有關葡萄牙這次民主化運動的起因及其影響，可以參閱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7，而有關政治制度轉變的論述，可參閱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而關於葡萄牙掀起這一波民主化運動的前因後果，可以參考 Carnation Revolu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nation_Revolution。②關於 1976—1992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發展過程，可參閱 Lo Shiu H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cau,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③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澳門基本法》簡介，http://www.basiclaw.org.mo/index.php?p=6_0。④比較 1976 年第一屆立法會議席數目和 1992 年第五屆立法會議席數目的變化，可以參考 1976 年《澳門組織章程》原始文件，http://legismactext.safp.gov.mo/1976/1976_09/LEI01QQ76.pdf，以及 1990 年的修訂版本，https://bo.io.gov.mo/bo/i/76/09/eo/cap2_cn.htm。⑤這些不規則事件的過程可以從一些學術文章中得以窺探一二，例如 Richard Louis Edmonds and Herbert S. Yee, “Macau: From Portuguese Autonomous Territory to Chines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999, pp. 801-817，以及 Herbert S. Yee, “Mone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Macau: The 1996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XVII, No. 10 (Oct 1997).

81政治文化與投票行為——以 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表 1　澳門回歸前和後立法會登記選民人數及投票率 1992—2001199219962001116,445 75,093 64.49%48,137 28,526 59.26%159,813 83,644 52.34%年份登記選民人數已投票選民投票率（%）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網頁，https://www.eal.gov.mo/zh_tw/SD4_1_3_2001.html。從表 1 可以看到，回歸前立法會議席增加之後的選舉至回歸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選民基數不斷增加，1992 和 1996 年的投票率顯著增加，其中 1996 年的選民登記人數和投票人數都比 1992 年的人數倍增，投票率亦相對明顯增加。而 2001 年的選民人數比 1996 年有超過三成的增長，但投票率卻大幅度下跌。原因可能是由於這一屆選民相信新成立的澳門特區政府真正有決心打擊賄選，而不敢將手中的選票換取利益，但卻又不明白這是公民的應有權利，所以沒有去投票。①再者，選民的腦海中早已認定買賣選票並不是甚麼特別事情，相反，選舉投票正是提供一個賺取額外利益的難得機會，既然是四年才得一次，當然會熱烈地參與。但回歸後的特區政府顯示出堅定的反賄選決心，對他們起到阻嚇作用，真的相信特區政府和回歸前的葡治政府的貪腐印象不一樣，這一次賄選行為是有刑事代價的。同樣，想通過賄選成功當選的候選人亦不敢貿然進行買票等不法行為，連帶投放資源發動選舉文宣、派發小禮物和動員帶動拉票這些可以催化投票率的競選行為都大幅度冷卻了。這樣，便不難解釋得到 2001 年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急劇下瀉了。然而，經過四年的體驗，到了 2005 年的立法會選舉當天，仍然不覺得有人因為 2001年立法會選舉中涉嫌賄選被捕人士被正式定罪入獄的案例，因而令競選活動一下子活躍起來，引致 2005—2017 年這四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都處於 55% 至接近 60%，可以說是相當令人鼓舞（表 2）。但今屆選舉結果之中，不但投票率比第一至第六屆（包括被認為投票率最低的 2001 年第二屆）選舉更低，更打破澳門立法會按《基本法》改革以來最低記錄。其中，一般市民包括研究人員大都認為是出於有三張被辨別為“民主派”的參選名單被取消參選資格（disqualified，簡稱 DQ）有很大關係。②①引用資料來源包括了作者的現場觀察，參考價值甚高。詳細論述，可參閱 Herbert S. Yee, “The 2001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cau,”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Issue 43 (2005), pp. 225-245.②BBC曾這個關係訪問了不同階層的市民，詳細報道可參閱《澳門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歷史新低分析指“DQ”影響選民意願》，2021 年 9 月 13 日，BBC NEWS（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8542662，2021 年 10 月 26 日。令市民感覺到澳門特區政府有切實執法的決心，大大有別於葡治時代的手法。有趣的觀察是，2001 年這屆立法會選舉的選民人數增加了，投票行為加強了規範，投票率相比 1990 年代兩次選舉都要低（表 1）。

82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表 2　澳門立法會議席改革後的投票比較 1992—20212021##201720132009200520011996**174,872 57.22 944 1,300137,279 42.38 3,141 2,082151,881 55.02 1,083 4,280149,006 59.91 711 6,498128,830 58.39 660 3,27283,644 52.34 550 2,11675,093 64.49 467 2,128年份有效票投票率（%）白票廢票資料來源：綜合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管理委員會立法會選舉網頁 2001—2017 年，https://www.eal.gov.mo/。** 白票和廢票數據引用自 Herbert S. Yee, “Mone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Macau: The 1996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XVII, No. 10 (Oct 1997), p. 956.## 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公告，公報編號：38/2021，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印務局，https://bo.io.gov.mo/bo/i/2021/38/out01_cn.asp。白票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都反映選民對政府或者候選組別包括候選人的不滿，前者包括施政表現和效能；後者包括欠缺心儀候選人的選擇或者不滿政客的表現等，當然也包括其他各種原因。除了白票率之外，本屆立法會選舉結果另一個關注點就是高廢票率問題。正如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唐曉峰在選舉點票結束之後的記者會所分析，低投票率是因為天氣太熱令選民不願意出來投票；而廢票的數字是否真的很高，則屬於見仁見智。出現廢票的原因很多，但卻沒有回應記者提問關於歷史性高位的白票率的原因。①要解釋這個現象，DQ 事件也許是其中一個主要成因，卻不是唯一原因。正如上文引述不同時期的學術研究文章看到，投票行為的影響因素可受到不同政治文化的影響而有不同傾向的。例如，余振觀察澳門第一屆立法會選舉反映的政治文化時發現，選民是被動甚至是冷漠的，他們被政治動員出來投票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和得到利益有很大關係。②鄺錦鈞在第三屆立法會選舉進行的一項票站調查發現，除了社團是一個主要的動員力量之外，當選民被問及他們是①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唐曉峰在選舉點票結束之後召開記者會發表的意見，但卻沒有回應有記者提問，這樣高的白票率是否 DQ 事件引致，獨欠這問題的答覆令白票成因更加撲朔迷離，增加市民的聯想空間。《澳廣視立法會選舉新聞直播》，2021 年 9 月 13 日早上 2 時 08 分，澳廣視。亦可參考《2021 年立法會選舉完成初步點票》，2021 年 9 月 13 日，澳門新聞局，https://www.gcs.gov.mo/detail/zh-hant/N21IMGLV0K;jsessionid=6E1925FF53E20536303924F1F6540305.app11?0。②參閱 Herbert S. Yee, “Mone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Macau: The 1996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XVII, No. 10 (Oct 1997), pp. 948-958.四、理論分析

83政治文化與投票行為——以 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如何選擇候選人時，47.4% 選答只專注民生工作；5.6% 選答只專注政治工作；但若候選人是兼做民生和政治工作的話，便有 44% 選民選答，反映“民主派”主打的政治議題並不是大眾化的選擇。①余永逸在第四屆立法會選舉行政問題的研究發現，即使修訂之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加強了反賄選執法，②例如取消選民證和增加了罰則等措施，但是仍然有不少社團透過提供利益吸引選票。③雖然，其後於 2013 年投票日之前廉署拘捕社團何姓職員和黃姓市民涉嫌通過承諾提供利益，以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④以及 2017 年立法會選舉日，有參選社團因為發現有參選組別向長者派發早餐，懷疑和賄選有關進而向廉署投訴等。⑤從過去多屆立法會選舉的政治文化不難發現，以利益吸引選票是其中一個常用的拉票手法，若果這種手法被選民唾棄，便不會每一屆都出現類似手法拉票了。由此可以說明，利益交換是澳門立法會選舉常見的政治動員手法，當然並不表示是唯一手法，但是，這樣便可以解釋澳門市民的日常參與政治並不熱衷，甚至很多市民拒絕談論政治，但投票率卻常常處於六成左右的較高程度了。就此可以初步界定，澳門的政治文化是屬於 Almond 和 Verba 所說的“村民型”。由於今屆立法會選舉遭遇“新冠肺炎”疫症大流行的衝擊，候選人都不能夠像以往一樣積極進行拉票活動，加上選管會早於年初便宣傳廉潔選舉和表現出打擊賄選的決心，市面上的公開選舉宣傳活動已經十分稀疏。假設真的有候選組別打算提供利益，也是十分困難，且被選管會宣傳所阻嚇，投票率低便是意料中事。至於白票問題，回到上文理論框架重構的討論之中，村民型的政治文化認為“他們既沒有參與政治的意願，也沒有能力參與政治”；加上防疫之下缺乏 Blais 所說的“政治動員和理性選擇”，少部分可能出於習慣、都市議題或其他原因而仍然保留投票興趣的選民雖然參與投票，但他們可能由於沒有被政治動員投票給某組別甚或不滿某些安排（當然包括 DQ）而投白票。綜合澳門特區第一屆至今的立法會選舉的競選活動和手法，可以看到澳門選民基本上是屬於“村民型”的政治文化，但卻會被政治團體或候選人的競選手法而被政治動員出來投票，而其政治動員手法舉目可見，大多數的手法都和 Blais 的政治動員模型和理性選擇模型有關。⑥從不同地方包括政治團體或個別候選人的選舉工程可以看到，選舉結果特別是政府所關注的投票率數字，跟政府的宣傳方式連上關係；另一方面，“哪一張候選名單嬴得① Kam Kwan Kwong, “Democratization and Patron-Client Politics in Macau: The 2005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Vol. 4, No. 2 (Fall 2005), pp. 466-467.②修訂全文請參閱修改第 3/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第 11/2008 號法律，https://bo.io.gov.mo/bo/i/2008/40/lei11_cn.asp。③ Eilo Wing-Yat Yu, “Electoral Fraud and Governance: The 2009 Legislative Direct Election in Macao,”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Vol. 10, Issue 1, pp. 97-104, 121.④《澳門舉行第五屆立法會選舉　一宗涉賄選案被偵破》，2013 年 9 月 15 日，《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13-09-15/094228220466.shtml 2021 年 12 月 1 日。⑤《投票日派早餐不構成賄選？》，2017 年 9 月 28 日，《論盡媒體》，https://aamacau.com/2017/09/28/%e6%8a%95%e7%a5%a8%e6%97%a5%e6%b4%be%e6%97%a9%e9%a4%90%e4%b8%8d%e6%a7%8b%e6%88%90%e8%b3%84%e9%81%b8%ef%bc%9f-%e5%ad%b8%e7%a4%be%e6%89%b9%ef%bc%9a%e5%bb%89%e7%bd%b2%e6%8e%aa%e8%be%ad%e6%a8%a1%e7%b3%8a/，2021 年 12 月 1 日。⑥ Kam Kwan Kwong, “Democratization and Patron-Client Politics in Macau: The 2005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Vol. 4, No. 2 (Fall 2005).

84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多少個議席”這個令候選人最為關注的結果，則和候選人的拉票及政治動員能力的關係匪淺。正如上文引述余振研究 2001 年第二屆立法會選舉的發現，政府大力宣傳廉潔選舉和打擊賄選，大大打消了部分打算以選票換取利益的選民的投票意欲，亦令競選代理不敢大膽延續葡治時代的賄選策略，解釋了投票率驟降的背後原因。即使如此，當屆的白票率卻反而是 1999 年回歸至今最低的記錄，但由於當屆剛好是澳門歷史性回歸之後第一次選舉，選民即使不滿亦會持觀望態度，謀定而後動，因此造就了投票率和白票率雙低現象。可惜的是，葡治時期的賄選這種政治文化模式深入民間，更有部分欠缺民主選舉意識的市民更認為選舉是每四年一次的賺取“外快”和享受免費的美點佳餚的機會，加上 1980 年代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之後，正式確定了葡萄牙在澳門的“託管”角色，此後既不能單單依賴其行政效能，而單從觀察可見，其行政決心似乎隨着治權移交日子越來越近而不斷弱化，本地居民亦不寄予厚望，只能指望回歸之後有所改變。雖然正式向有關執法部門舉報的個案可以說是寥寥可數，但若問問身邊的朋友或親屬，便不難會發現很多人都有類似的體驗。事實上，本屆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唐曉峰在2021 年年初已經續步推動針對這些疑似不規則的競選手法的政策，便可側面察覺到監管當局的政策是有其背後原因，而非刁難選民，事實上是有其成效的。話雖如此，澳門選民的政治文化其實已經開始漸有轉變。2017 年的選舉之中的投票率和白票率可以觀察得到一些戲劇性的變化，選民對候選人的選舉承諾的認知和重視，似乎受到天災突襲之後的現象帶動，成為“臣民型”的政治文化。儘管如此，因這個題目已經脫離了今次研究的主旨，故暫且放下，留待另文專題研究。今次選舉結果特別是高白票率方面的分析，除了一般普羅見解之外，本文提出的政治文化正好為高白票率這獨特現象提供另一個解釋。本文認為，今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出現歷史性的高白票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選民的“村民型”政治文化所致。多個研究顯示，過往幾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並不一定出於選民的履行公民責任有關，更多的是出於其他多種原因，當中候選人的競選策略和動員能力是常見的主要因素。然而，投白票則是出於對政治或候選人的不滿而發，本身既是出氣，亦是一種訊息，極具反諷意味。監管當局和成功當選的立法會議員，看來有需要嚴肅地正視這等現象，冀望在短時間之內進行一些工作，扭轉市民的負面觀感。雖然，也許這只是這一屆獨有的現象，來屆或者會扭轉乾坤。若然屬實，固然只是澳門特區選舉史的一段插曲。但是，假若下一屆選舉結果和今屆相距不遠，又或者白票率回落至低水平但投票率上升不高的情況出現的話，便可能影響整個議會的公信力。留待到時再處理便可能頓覺錯失先機、事倍功半了。[ 責任編輯陳超敏 ]五、結論

85澳門特區回歸後，實行行政主導下行政、立法、司法相互配合和制約的憲政模式，行政主導更是重中之重。在立法與行政的關係中，行政長官擁有較高的法律地位，廣泛且重要的職權，並且在政治體制中有較大的決策權，在特別行政區中行政長官扮演主要的角色，①以發揮政府的效能。立法權歸立法會所有，澳門立法會依法享有辯論質詢權、提起彈劾權、審核批准權，立法權是一種反映和代表民意的政治權力。②於代議民主政治制度下，代表民意的公共機構對事關全域的重大事項和具有政策導向的政府行為進行審議，在經過論證或辯論後以票決的方式作出批准或授權的決定。民選產生的議會及其議員，除了行使立法權之外，還要體現行政向議會負責，並接受其監督的這一憲制思想和法治精神。澳門特區是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也擁有代議民主制的決策程序。③立法會議員與其他利益代表管道，如行政系統內作為諮詢組織的成員相比，其擁有的政治力量最大。因此，議員所具有的角色、力量、民意代表性等，注定了其與利益代表的本質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④從理性選擇理論評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結果史超宇　陳建新澳門特區有序地完成了第七屆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低投票率和白票廢票數量增加都引來了社會關注，加上選前有五組非建制派候選人被取消資格，新一屆澳門立法會的代表性和監察力也受到社會的一定質疑。本研究主要使用理性選擇理論模型去分析此次選舉結果：首先解釋了本屆立法會直選投票率較低是受到選民預期成本和期待效應的影響，並且聯繫香港區議會選舉來對比分析，對高投票率選舉的意義進行了一定的反思；接着發現白票和廢票沒有存在突出數量問題，將選民投白票和廢票歸因鐘擺效應，從而發現白票和廢票或受到鄰近地區謠言所影響；最後通過回顧第六屆澳門立法會議員的質詢紀錄和《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回應了對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結果的代表性和監察力的質疑。整體上，本研究發現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體現了選舉的公平和選民意向的集中。澳門立法會選舉　香港區議會選舉　投票率　理性選擇理論[ 摘要 ][ 關鍵詞 ]作者簡介：史超宇，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傳播系博士生；陳建新，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府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①蕭蔚雲主編：《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澳門：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2005 年，第 142 頁。②王禹：《澳門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功能和使命探討》，《“一國兩制”研究》（澳門）2016 年第 4 期。③蕭蔚雲：《論澳門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106 頁。④蔡永君、何偉鴻、陳建新：《澳門立法會議員利益表達與公共政策參與的探析一個書面質詢的視覺》，《公共政策與管理評論》（北京）2013 年第 4 期。

86直選、間選和委任三部分議員組成了澳門立法會，回歸以來，澳門立法會進行了六次選舉，直選和間選議席幾乎在每屆立法會選舉中都不斷增加，到了 2013 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之時，議員總數增加至 33 名，即 14 名直選、12 名間選、7 名澳門特首委任，議席分配的格局和數量延續至今。2021 年第七屆澳門立法會（2021 至 2025 年）同樣由 33 名議員組成，直接選舉產生議員 14 名，間接選舉產生議員 12 名，選舉結束 15 天內，由行政長官委任的議員有 7 名。回歸以來，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改革的總體模式和機制是原來制度的延續和優化：增加直間選的的議席數目，完善組別的劃分和提高代表性，改革趨勢是鼓勵和支持華人精英的參與。直選議席的增加有效地刺激了不同社會群體參與直接選舉的積極性，擴大了選民的影響力。雖然直選產生的議席不過半，但因是市民直接參與，所以一直為本地媒體與市民所關注，①澳門立法會直選被學者形容為三種選舉形勢：第一，傳統社團通過人海戰術來保勢；第二，新興富商派以財造勢；第三，民主民生派標榜爭取“理性”選民的支持。②過往研究澳門立法會直選的文章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向：第一是通過分析選舉結果來評價和預測澳門的政治生態，在這個方向中通常集中於三個方面：一是投票、二是政治版圖／社團、三是候選人本身／參選力量。部分學者同時涉及三個方面，如陳麗君對第四屆（2009 年）③和第五屆（2013 年）④立法會選舉結果的分析，提到投票率、政治版圖（富商派大勝）、賄選問題；庄真真對第五屆（2013 年）立法會選舉的分析中同樣提及投票率、政治版圖（民主派失守）。⑤也有學者討論其中一個或兩個方面，如婁勝華對第六屆（2017）立法會直選的分析中涉及參選力量和政治版圖；⑥蔡永君和陳建新使用理性選擇理論框架對區域得票進行宏觀解釋和預測；⑦又如在投票和參選力量中，陳懷林和李小勤在對第六屆立法會直選結果的分析中主要考量新媒體（Facebook）的使用對候選人選情的影響。⑧第二個研究方向是對立法會職能和選舉制度的探討，這個方向的論文又可劃分為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結合澳門的政治體制進行探討，第二方面是結合議員的書面質詢等討論選舉本身，第三方面則是參考香港地區，對兩個地區的立法會和政制等進行比較。第一方面的文章多見於婁勝華對澳門社團和選舉制度的研究，2010 年其對澳門選舉制度的變革及特徵分析中提到了路徑依賴理論框架；⑨值得一提的是，受制於《澳門基本法》和澳門行政主導體制的考慮，①陳懷林、李小勤：《新媒體衝擊波下的澳門立法會選舉﹕資料與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7 年第 4 期。②蔡永君：《轉型時期的澳門政治精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06年，第 25—26頁。③陳麗君：《第四屆立法會選舉後的澳門政治生態分析》，《港澳研究》（北京）2005 年第 2 輯。④陳麗君：《澳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述評》，《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武漢）2005 年第 2 期。⑤庄真真：《2013 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反思與建議》，《當代港澳研究》（廣州）2014 年第 1 輯。⑥婁勝華：《競爭激烈、新老交替與力量均衡澳門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活動及其結果分析》，《港澳研究》（北京）2017 年第 4 期。⑦蔡永君、陳建新：《港澳特區地區選舉投票率分析基於區域社經背景的視角》，《港澳研究》（北京）2016 年第 3 期。⑧陳懷林、李小勤：《新媒體衝擊波下的澳門立法會選舉﹕資料與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7 年第 4 期。⑨婁勝華：《混合與過渡﹕澳門選舉制度的變革及特徵分析》，《社會科學》（上海）2010年第 3期，第 78—85頁。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87從理性選擇理論評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結果研究這部分問題的學者聲音多集中在爭取更多直選議席，減少官委議席上。第二方面的文章以蔡永君等對直選議員書面質詢的研究居多。①其意圖通過對議員書面質詢的分析對特區政府公共政策研究和制定的方向有更宏觀的把握和預測。第三方面與香港地區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章中，多為法律學者從法條角度討論港澳兩地《基本法》規定的不同，從而導致立法機關的產生方式和構成結構的不同。②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參與直接選舉的 14 個候選組別中，有 7 個組別的候選人順利當選，不少組別取得兩個議席，“澳門民聯協進會”創下取得三個議席的好成績；落敗的 7個直選組別（合共）只得 8,568 票，總得票率不足 6.5%。2021 年 9 月 12 日選舉當日結束投票後 5 個小時，直接選舉完成點算後，在 137,279 張選票中，有效票為 132,056 張、空白票和廢票的票數為 3,141 張和 2,082 張。投票率為 42.38%，相較 2017 年第六屆澳門立法會選舉下跌了 14.84%。整體來說，是次立法會選舉有不少地方引來社會關注：低投票率，空白票和廢票比例增多，對新一屆立法會代表性和監察力的質疑。本文借鑑蔡永君和陳建新在對 2013 年立法會選舉投票進行分析時使用的理性選擇理論，同樣聚焦於投票率，嘗試回應上述幾個引起社會關注的問題。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起源於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時是經濟學家應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作為基礎，將經濟學中基本的“理性人”假設（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引入對政治行為的實證分析，在經濟學和政治學之間建立了一種統一性。③在諸多關於投票率與選舉結果的原因研究中，“理性選擇理論”模型都被廣泛地使用，根據理性選擇理論模型，在選舉投票中選民的行為被認為同時取決於預期成本和參與投票的期望效應（預期效用—預期成本＝抉擇的關鍵）。預期成本包括選民參與投票消耗的時間、金錢和其他資源；同時，選民在每次投票都要考慮選票可能帶來的預期效用，例如對政策的影響。④在這個問題中存在着兩個變量的博弈：一方面是與個體利益或公共利益相關的投票參與，另一方面是這種投票參與可能帶來的時間成本和交通成本。⑤20 世紀中期，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經濟理論》、⑥布坎南與塔洛克（James M. 一、理性選擇理論①蔡永君、何偉鴻、陳建新﹕《澳門立法會議員利益表達與公共政策參與的探析一個書面質詢的視覺》，《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北京）2013 年第 4 期。②王禹：《澳門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功能和使命探討》，《“一國兩制”研究》（澳門）2016 年第 4 期。③ [ 美 ] 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民主的經濟理論》，姚洋、邢予青、賴平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6 頁。④ 蔡永君、陳建新：《港澳特區地區選舉投票率分析基於區域社經背景的視角》，《港澳研究》（北京）2016 年第 3 期。⑤周架峰：《“投票悖論”的分析及其矯正理性選擇理論的“投票現象”應用批判》，《長春理工大學學報》（長春）2010 年第 6 期。⑥ A.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88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合著的《同意的計算》和①奧爾森（Mancur Olson）的《集體行動的邏輯》，②這三部著作的出版標誌着政治學研究的“經濟學路徑”的確立。在以選舉為主題的當代西方代議制民主中，選民的投票率整體處於下滑趨勢。安東尼‧唐斯根據理性理論模型對此現象作出解釋，認為由於理性的選民選擇系統地依賴特定的信息來源，信息成本的存在導致選民知情程度的差別，並由此導致政治權力實際分配的不平衡，其中導致的一個後果就是影響選民是否投票；投票成本的存在，使得一部分選民選擇棄權。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反向論證了唐斯的觀點，③福山認為選民的投票決定，主要的考慮不是預期效用，而是避免自己最害怕的結果出現，或者可以看成把最害怕的結果出現的機會降到最低的原則。實際上，兩位學者基本上是從預期成本和預期效用兩方面合力解釋了低投票率，回溯了理性選擇理論模型。本研究嘗試使用理性選擇理論模型，從以下三部分來回應前言部分提出的問題，分別是：投票率與選舉意義、廢票白票比例，以及本屆澳門立法會的監察力。澳門回歸後立法會選舉投票率較高的年份分別是 2005 年（第三屆澳門立法會選舉）58.4%、2009 年（第四屆澳門立法會選舉）59.9%、2017 年（第六屆澳門立法會選舉）57.2%（表 1）。Goldfarb 和 Sigelma 在一篇關於理性選擇的投票理論的文獻綜述中提出，在簡單理性的假定下，“公民責任”、“利他”等動機都能被融入理性選擇的投票模型中。④2005 年特區第三屆立法會選舉，廉政公署接獲賄選舉報 423 宗，較 2001 年大幅上升， ⑤立案調查的合共 12 宗，截至 2005 年底完成偵查且移送監察院的有 6 宗。投票率最高峰是2009 年立法會選舉，當時澳門特區政府面對兩大挑戰——歐文龍貪污案件和美國金融海嘯。歐文龍貪污案調查始於 2005 年，根據香港廉政公署情報，調查一宗貪污案件時，發現時任運輸工務司司長的歐文龍涉嫌濫用職權，收受建築商人賄款，指定建築商於特區政府的大型建造工程項目中標，歐文龍貪污案件當時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這一事件導致 2007 年 5 月由澳門六個社團組織的大規模示威，參加遊行的一萬多人中，甚至包括個別立法會議員和少量公務員；另一方面，2008 年的美國國金融海嘯也給澳門經濟帶來一定二、投票率與選舉意義① James M.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②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③ [ 美 ] 法蘭西斯 · 福山（Francis Fukuyama），《誠信﹕社會德性與繁榮的創造》，李宛蓉譯，台北：立緒文化，1998。④ A.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⑤婁勝華﹕《建章立制與銜接漸進﹕回歸後澳門選舉制度的發展》，《行政》（澳門）2010 年總第 86 期。

89從理性選擇理論評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結果的衝擊，特區政府也提出確保民生和就業保障來應對金融海嘯帶來的衝擊，①這一屆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攀升至回歸後高峰。2017 年第六屆澳門立法會直選投票率為 57%，較2013 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上升兩個百分點，但不得不提的是在 2017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前兩星期，天鴿風災意外地重創澳門，造成 10 人死亡，超過 200 人受傷，經濟損失超過 100 億澳門元，全市大範圍停水、停電，駐澳解放軍協助救災，特區政府治水救災不力飽受批評；②風災過後特區政府的問責成為一個大的話題，一般而言，發生重大損傷政府威信事件後，建制派的選情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一些較為熟悉澳門政治的學者在選前分析，在澳門建制派也有質詢政府的慣例，風災過後，溫和的中間派可能比民主派在選舉中更為有利。③確實，從直選投票結果來看，民主派並沒有因為“天鴿”風災而得到更多議席，④而在風災期間，資源充裕的傳統親中社團則展現了強大的動員能力，積極參與救災、派發物資等行動，贏得不少選民的選票。根據唐斯的觀點，選民獲得政治信息是為了兩個目的：一是幫助他們作出關於投票的決策，二是構成可以影響政府政策的輿論。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在抗疫的大環境下如常舉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澳門本地感染比例較低，根據 2020 年民意調查研究學會網絡新冠肺調查，顯示受訪的澳門居民中近九成滿意特區政府此次疫情的應對表現。⑤同時，在是次立法會選舉前一個星期，中央政府於 9 月 5 日出台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意味着澳門需要融入國家大局和在灣區經濟發展上進行提速，這種基調也更強調新一屆立法會成員需要對國情更為熟悉，並不只是針對澳門的狀況進行監察。從預期表 1　澳門特區立法會直接選舉選民投票情況（2001—2021）159,813 83,644 52.342001220,653 128,830 58.392005248,708 149,006 59.912009276,034 151,881 55.022013305,615 174,872 57.222017325,180 137,279 42.382021年份選民總數（人）投票選民（人）比例（%）資料來源：根據立法會選舉網站資料整理。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陳麗敏：政府確保民生及就業得到保障》，2009 年 6 月 20 日，https://www.gov.mo/zh-hant/news/74992/。②《澳門“天鴿”颱風災害評估總結及優化澳門應急管理體制建議》報告，2018 年，https://www.dsepdr.gov.mo/uploads/attachment/2020-05/827cd17ec92228c657ec185036a29c90.pdf。③《澳門立法會選舉：你不知道的五個重點》，2017 年 9 月 8 日，BBC，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1158243。④沈敏路：《澳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結果分析》，《智富時代》（廣州）2018 年第 11 期。⑤《民意調查研究學會網絡新冠肺調查　居民防疫意識強滿意政府應對表現》，2020 年 2 月 11 日，易研方案，http://www.e-research-solutions.com/news/post/5e61ec5a94849e0015132017。

90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效用來看，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和深合區方案的出台，使居民對此次立法會直接選舉的預期主要放在未來特區政府的施政如何配合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和灣區發展大局上，傳統建制派議員足以扮演此角色，一定程度上會降低選民參與選舉的意願；從預期成本來看，選舉當天下午的暴雨，染上新冠肺炎的風險（長者及長期病患者都是有較高風險，而他們的投票意願也是較高的），出門投票的交通成本（一般而言，低收入人群中的棄權率高於高收入人群），以及旅居於外地的澳門居民因疫情原因而未能回澳投票，種種因素交織都影響了投票率。以理性選擇理論模型作為理論基礎，綜合上述觀點，不難推論出是次澳門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偏低的主因。另一方面，立法會機關的選舉本質上是要讓政府正常運作，為人民服務，並不只是盲目追求“廣泛代表性”。2019 年香港正處於反修例和社會運動的籠罩之下，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的關於“特區政府及特首民望意見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市民對於特區政府表現的滿意程度在不斷降低，到了 12 月份對特區政府表示不滿意的比率升至69.6%，同年香港區議會選舉，選民參選率和投票率創歷史新高，根據 2019 年區議會選舉網頁資料顯示，2019 年正式登記選民人數共 4,132,977 人，而是次區議會選舉中累積投票人數達到 2,943,842 人，即累積投票率高達 71.2%，較上一屆區議會選舉投票率（47.0%）高出 24 個百分點，升幅巨大，成為歷屆之最。區議會選舉共產生了 479 個議席，除去 27個直接當選議員的議席之外，在香港 18 個分區，以單票制選舉出來 452 個議席，反對派取得 388 個議席。①較高的投票率並不意味着議員的能力和議會的代表性較高，J‧S‧ 密爾（John Stuart Mill）認為代議制民主容易產生兩種危險，其中一種是同一階級的人構成的多數實行階級立法的危險。“民主在為其本身提供本分工作——監督和制約，所必要的智力條件方面有足夠多的事情要做。如何形成和保證這種治理條件，是在評價代議制團體的特有構成時必須考慮的問題”。②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認為儘管個人有多種方式參與公共事務，然而現代民主的核心政治制度是選舉和投票。選舉投票不僅是公民權利的實現形式，而且成為賦予政府合法性的最終來源。③不過，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干擾，選民往往很難計量成本和預期收益。選舉鐘擺效應（pendulum effect）主要是來自心理學，這個概念是用來描述選民情緒的擺蕩現象，並且可以用來描述選民的非理性投票行為，指當某陣營於選舉中大勝後，大①曹琬茜：《2019 年香港區議會選舉及其對香港政治生態影響分析》，《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廣州）2020 年第 2 期。② [ 英 ] J‧S‧密爾（John Stuart Mill）﹕《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年，第 86 頁。③ [ 美 ] 艾伯特 ‧ 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李增剛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98 頁。三、廢票白票比例與鐘擺效應

91從理性選擇理論評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結果敗的陣營容易在下一次選舉收復失地，這一情況就如鐘擺向左擺後便會向右，主要是出於人民不希望一黨持續獨大的體現。①澳門雖不存在政黨政治，但在澳門立法會選舉中同樣存在“鐘擺效應”，2014 年澳門爆發反對《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的“反離補”運動，民主派蘇嘉豪在這次抗議運動中展露頭角，三年後選戰澳門立法會成功，成為澳門立法會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從這個角度來看，是次立法會選舉前大規模“民主派”候選人被取消資格（Disqualification, DQ）後，有部分選民以投廢票和白票方式來表達對 DQ 事件的不滿，從而得出較多空格票或廢票的情況便不難以理解了。其實，本屆選舉空白票和廢票總數量處於回歸以來立法會選舉的第三位（第一位為 2009 年的 7,209張，第二位為 2013 年的 5,363 張，第三位才是 2021 年的 5,223 張），而單就廢票數量而言，2021 年只是歷屆數量的第五位，相反本屆的空白票數量才是歷屆之最（表 2），但是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假設真的有投票者希望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應該以廢票來表達，還有這次投廢票的人是有付出時間的，實際上，廢票數量只是歷屆倒數第二低，因此結合前文所述的原因，似是跟澳門居民對特區政府不滿的關係不大。但是隨着澳門人口老齡化，不排除有部分投票者（特別是年長人士）未能有效投票而放棄，從而增加了白票數量，傳統社團在本屆都取得不錯表現，而傳統社團的支持者都不乏年長人士或弱勢人士，因此特區政府應該檢視選舉過程會否對年長人士或弱勢人士帶來不便。選舉的理性模型前題是理性選民假設，認為選民的行為同時取決於預期成本和參與投票的期望效應；但公共輿論表明大多數人都不擅長對政治問題進行抽象的、具有完整邏輯性的思考，②現實的建構和傳播的方式會影響民眾對社會運動的看法，從而影響參與運動的人的態度和策略選擇，並且限制當權者的應對手法。因此，參與社運的人和當權者都會表 2　澳門特區立法會直接選舉空白票和廢票（2001—2021）2001 550 0.66 2,116 2.532005 660 0.51 3,272 2.542009 711 0.48 6,498 4.362013 1,083 0.71 4,280 2.822017 944 0.54 1,300 0.742021 3,141 2.29 2,082 1.52年份空白票（人）比例（%）廢票（人）比例（%）資料來源：根據立法會選舉網站資料整理。① 庄真真：《2013 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反思與建議》，《當代港澳研究》（廣州）2014 年第 1 輯。② [ 美 ] 蘭斯 ‧ 班尼特（W. Lance Bennett）﹕《新聞 ‧ 幻象的政治》，楊曉紅、王家全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98 頁。

92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着力傳播對自己有利的訊息和宣傳對自己現實的有利詮釋，甚至利用假新聞和謠言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①干擾公眾對預期效用的判斷，進而影響選舉結果。回顧 2019 年的香港社會運動充滿着不少謠言和虛假新聞，從而推高香港區議會當時選情。實際上，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在每次遇到重大社會事件都會伴隨其後選舉投票率的拔高：2003 年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大規模遊行示威之後，次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率為 55.6%；2014 年的雨傘運動後，2016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投票率為 58.3%。而從過往政治實踐看，澳門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或多或少地受到周邊尤其是港台政治的影響，2014 年澳門的“反離補運動”就是在台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激進街頭運動的影響下發動的。②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前一個月民主派候選人被取消資格，使外界對本屆立法會的監察力存在不少質疑。其實，一方面政治和經濟行為中包含着不確定性，對付不確定性是幾乎每一項社會制度中的重要內容，根據唐斯的觀點，只要不確定性減少了，引進並保持了穩定的秩序，理性便是存在的，理性行為需要可預測的社會秩序。澳門立法會的運作和產生基礎作為一種地方性民主，需要在堅持“一國兩制”大方向，以及擁護《澳門基本法》的前提下，形成對政府的適度監督狀態。如果將本屆澳門立法會直選議員的當選組別按照慣常的政治力量劃分，可以分為四個大類：一、傳統社團共取得 6 席（同心協進會、群力促進會、美好家園聯盟）；二、商界鄉族取得 5 席（澳粵同盟、澳門民聯協進會）；三、土生及公務員力量取得 2 席（新希望）；四、中間專業人士取得 1 席（傳新力量）。整體分佈比例均衡，熟悉粵澳事務人士成為立法會的主要組成部份，可以做到有效監察特區政府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工作。再者，澳門立法會素來有建制派質詢政府的傳統，根據統計資料，除商界代表梁安琪之外，第六屆澳門立法會直選議員大部分議員的發言和質詢紀錄數量大致類似，在質詢議題的種類上基本是受到社團身份影響，無建制或非建制影響（表 3）。①陳韜文、李立峯：《再國族化、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角力﹕香港的傳媒和政治》，《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2007 年總第 101 期。②婁勝華：《競爭激烈、新老交替與力量均衡澳門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活動及其結果分析》，《港澳研究》（北京）2017 年第 4 期。四、新一屆澳門立法會的監察力

93從理性選擇理論評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結果另一方面，在民主政體下，選民除了借助投票表達訴求外，還可以通過利益集團、社會運動等多種形式追求既定目的。就政治參與而言，作為有效的政治行為，選舉權並不實用。①立法機關的選舉本質上是由選民選舉自己的代表，衡量選舉制度的一個重要指標是代表性的體現，澳門立法會的使命和功能也是包括兩類：一是民意代表選拔機制；二是居民民主參與途徑。放之澳門社會，居民的民主參與比民意選拔更充分地體現在立法會的選舉當中，其串聯着居民的政治和經濟生活體驗。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假說是關於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之間關係的經驗研究檢驗的一個基本假設：經濟繁榮促進政治民主。經濟學家羅伯特‧J‧巴羅（Robert J. Barro）對此進行了計量經濟學的檢驗，得到的結論之一是，在經濟發展早期階段，人民更傾向於關注基本的經濟福利——物質生活水平、就業等等，而不是政治權利，如投票。②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本屆立法會的選舉結果符合當下澳門居民的基本利益訴求。① [ 美 ] 茱迪‧史珂拉（Judith N. Shklar）﹕《美國公民權﹕尋求接納》，劉滿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6 頁。② [ 美 ] 安東尼 ‧ 唐斯（Anthony Downs）﹕《民主的經濟理論》，姚洋、邢予青、賴平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7 頁。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活動報告》，第六屆立法會第一／二／三／四會期（2017—2021）。49 198 1756 148 1758 197 186052 16 1261 190 1952 187 1553 193 1963 178 1952 167 15167 19施家倫鄉族團體商界或專業民主民生派宋碧琪麥瑞權鄭安庭梁安琪林玉鳳高天賜吳國昌區錦新蘇嘉豪62 196 2060 196 1963 166 1963 182 19年份議員姓名何潤生傳統社團黃潔貞李靜儀梁孫旭議程前發言書面質詢口頭質詢表 3　第六屆澳門立法會直選議員發言和質詢紀錄

94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五、總結根據理性選擇理論模型，一方面，筆者認為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低投票率主要是受到預期效應和預期成本兩方面因素的影響：疫情的發展和深合區方案的出台使得選民將預期重點放在未來政府的工作上，而非希望透過選舉給政府施加壓力；天氣、交通、疫情則使得選民不願投入更多的成本參與投票。參考香港的區議會選舉，高投票率選舉的意義受到質疑。另一方面，在對空白票和廢票的統計分析中，筆者同樣認為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其實相較往屆並無太多特別之處，反而在空白票增多下，特區政府應該檢視投票過程會否影響弱勢人士投票。反而廢票數量卻是歷屆倒數第二低，或可以間接證明 DQ 事件未必如坊間所言般具影響力。此外，本研究同樣嘗試回應了 DQ 對本屆立法會監察力的影響，根據對第六屆立法會直選議員的質詢紀錄的回顧，筆者認為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結果不存在代表性較差以致影響立法會監察力的問題，今屆立法會和特區政府都需要把工作重心放於澳門跟灣區的合作和互動，筆者相信以較熟悉國情的立法會議員去監察特區政府可以更有成效。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澳門立法會始終是單一政體下的地方立法機構，無論是立法會選舉本身，還是選舉出的議員都需要秉持愛國愛澳的基本信念。澳門特區政府回歸以來，傳統建制力量在愛國愛澳，探索澳人治澳的道路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再者，從剛出台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 年）》來看，澳門也必須要融入國家和灣區的發展大局，相信本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結果將有利於澳門未來的民主政治和經濟社會的發展。[ 責任編輯陳超敏 ]

95徐勁飛　潘越本文使用定性比較分析法，抽取 2017 年與 2021 年兩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候選組別並對其宣傳片進行多要素條件組態分析，結果發現當宣傳片以候選人形象多樣性與鏡頭剪輯技巧為核心要素、以訴求策略多樣性為輔助要素結合而成時，傳播說服的效果最好。愛國愛澳傳統陣營的候選組別宣傳片將候選人形象塑造為保守和不出錯的形象特質，同時親民溫和、有經驗有能力，並且有品德操守；而中間派陣營在候選人形象塑造方面側重於創新的形象特質。不同的候選組別應對自身受眾時側重不同的宣傳要素，從而使宣傳片達到更好的說服效果。澳門立法會　宣傳片　定性比較分析[ 摘要 ][ 關鍵詞 ]作者簡介：徐勁飛，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潘越，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碩士研究生。選舉宣傳片的訴求類型與廣告表現對投票結果的影響——以 2017 及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已塵埃落定。自從有選舉活動以來，各種競選方式和策略都開始滲入生活空間，競選文宣成為了競選活動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隨着電子媒體的高度發展，電視競選廣告作為競選文宣的一種表現形式，透過大眾傳播媒介在選舉過程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以往幾屆的立法會選舉只有文字與圖像的政綱，自 2017 年第六屆澳門立法會選舉起正式將宣傳片納入候選人競選政綱，每一個候選組別都需要提供一條宣傳片。宣傳片結合了聲音、動態畫面、文字等要素，更全面地展示了候選組別所要傳達給選民的信息。由此可見，宣傳片是極為重要的競選宣傳手段，如何呈現出一條“完美”的宣傳片以達到說服選民的效果，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一）澳門立法會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是不記名、普遍、定期和直接的選舉，所有的澳門地區登記選民都能直接投票選取自己支持的候選組別，選舉方式是按比例代表制，以多候選人名單方式選出，每一選民只能對候選名單投出單獨一票，換言之，選票是投給候選名單，而並非投給名單內的某一位候選人。一、文獻綜述

96得票數目轉換為議席的方法是把每張候選名單的得票數按名單內候選人的排名序除以1、2 及後續 2 乘冪，以此方法先為各張候選名單的候選人計算出一個決定其能否取得議席的商數，繼而將各個商數由大至小排列，按大者先得原則進行議席配給，一個商數獲配給一個議席，直至全部議席配給完盡為止。為最後一個議席進行配給時，如果遇上商數相同的情況，該議席配給予尚未取得議席的有關名單；如果各張名單均已取得議席，該議席配給予得票較多的有關名單；又如果各有關名單的得票數也相同，則以抽籤方式決定。王艷成在 2014 年發表《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選舉制度研究》，梳理了澳門立法會自產生以來一直到 2013 年的歷史演變過程，分析了當前選舉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包括輸送物質利益、隱蔽的買賣選票、違法宣傳和詆毀他人等，基於前一部分的問題展示提出了相對應的措施和解決辦法，如限制物質利益輸送、制定競選經費上限、加強巡視打擊和各部門合作、完善相關制度和保障勞工利益等措施。①彭春華在 2017 年分析了澳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中各個社團的表現，並對他們參與選舉的行為進行了分析，最後總結出在現有的制度下社團參與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的特點：第一、注意培養青年才俊；第二、參與選舉過程中候選人要更積極投入；第三、社團在日常工作中要注意社團的實質建設。②婁勝華在 2017 年發表的《競爭激烈、新老交替與力量均衡——澳門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活動及其結果分析》中，發現在選票的分佈上，社會基本政治力量呈現出越來越多元、均衡的態勢，中產專業人士首次有代表當選立法會議員，從而拓展了立法會政治力量的版圖；在當選議員方面，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新老交替的特徵；在選舉文化方面，雖然選情緊張激烈，但賄選與不規則選舉行為有所減少，《立法會選舉法》修訂的政治效果得到體現。③趙聯飛在 2019 年對澳門“一國兩制”制度與澳門青年發展中指出，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促進了當地青年的社會參與水平，他認為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對澳門青年的參與有實質性的影響。④ （二）競選策略在選舉中，不同候選人的競選策略是非常多樣化的。孫藝琳對美國總統競選候選人形象背後的營銷傳播策略進行了分類：第一，需要符合選民需要的、差異化的形象定位策略；第二，多角度、多樣化的信息訴求策略；第三，動之以情的感性溝通策略；第四，全方位覆蓋的媒體組合策略。⑤學者肖沛雄與王夢溪對 2008 年美國總統競選的民主黨派候選人奧巴馬（Barack Obama）所採用的競選策略進行了分析，在國內外特殊的傳播環境中充分有效地利用現代多媒體的優勢，並在各利益方、大眾傳媒和公衆三足鼎立的傳播調控態勢，①王艷成：《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選舉制度研究》，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 年。②彭春華：《澳門社團政治行為的評價及展望》，《嶺南學刊》（廣州）2017 年第 4 期，第 110—117 頁。③婁勝華：《競爭激烈、新老交替與力量均衡澳門特區第六屆立法會直接選舉活動及其結果分析》，《港澳研究》（北京）2017 年第 4 期，第 25—33 ＋ 93 頁。 ④趙聯飛：《回歸祖國 20 年來澳門青年發展回顧》，《江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現刊名為《青年發展論壇》）（南昌）2019 年第 6 期，第 3—8 頁。⑤張淑燕、孫藝琳：《美國總統候選人形象廣告營銷傳播策略解讀》，《廣告大觀﹕理論版》（上海）2011 年第 1 期，第 31—38 頁。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97選舉宣傳片的訴求類型與廣告表現對投票結果的影響——以 2017及 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確定了媒介傳播主體對象，聚焦經濟民生的傳播主題，可以說是在競選主軸策略、形象策略、議題策略、聯盟策略，以及新媒體策略這五個方面運籌帷幄，成功入主白宮。①學者韓運榮和田香凝考察了 2016 美國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Hilary Clinton）和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策略，發現希拉里主要是以理性為導向進行營銷競選，而特朗普則是以感性為導向，喜歡用挑釁性的語言製造新聞、爭取關注，在社交媒體上不斷輸出情緒化內容、煽動目標選民，而特朗普作為最後的勝利者，學者分析認為特朗普認清了美國社會內部民意分裂的現實，精準定位目標選民。②鈕則勳以競選廣告論述功能論為基礎，探討 2012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候選人之文宣策略，發現以文宣功能來看，正面文宣遠多於負面文宣，主題方面則形象塑造多於政策政見；建制派與泛民主派形象塑造文宣皆多於政策政見文宣。各派別候選人在塑造形象特質上有明顯差異。③莫莉、黃合水對比分析 2012 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競選廣告策略並進行了探討，兩黨都強調了清廉的候選人形象，並以感性訴求為主，弱化了政黨色彩。④ （三）電視競選廣告楊雪瑩疏理了美國選舉電視競選廣告的發展史，1960 年 9 月 26 日的美國總統競選辯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成功將總統競選與電視媒體相結合的案例。從此，不僅誕生了第一位“電視總統”肯尼迪（John F. Kennedy），同時，也使電視這種新的大眾傳播媒體開始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⑤趙鵬菲也在 2017 年以 2016 年希拉里和特朗普的電視競選廣告為例，進行了美國總統候選人電視競選廣告策略比較。⑥另外大部分文獻研究都在探討美國競選電視辯論的文字語境修辭，不屬於電視競選廣告的範圍，本文不進行詳細疏理。學者陳立民與楊鴻翔在《電視競選廣告中的影響與宣傳》一文中，對電視競選廣告進行了內容分析、策略分析，以及時代背景、候選人政見、大事件等結合分析，發現電視競選廣告中所呈現的視覺文化，共有以下幾項特點：（1）“民意”的操縱與“行為”的操控；（2）片段組合的“再製”與意識形態的“再現”；（3）後現代的“集體經驗”。⑦學者王怡珊基於“同一”理論，對希拉里 2015 年宣佈競選美國總統時的宣傳視頻進行解析，通過分析①肖沛雄、王夢溪：《美國政治文化傳播的新趨勢奧巴馬競選總統的媒介傳播策略》，《當代傳播》（新疆）2009 年第 1 期，第 32—35 頁。②韓運榮、田香凝：《新媒體語境下的政治營銷策略比較研究以 2016 美國大選為例》，《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北京）2017 年第 1 期，第 122—127 頁。③鈕則勳：《2012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候選人之競選文宣策略》，《遠景基金會季刊》2013 年總第 14 卷第 4 期，第 77—129 頁。④莫莉、黃合水：《台灣兩大政黨競選廣告策略比較分析以 2012 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競選廣告為例》，《台灣研究集刊》（廈門）第 2012 年第 4 期，第 50—59 頁。⑤楊雪瑩：《電視傳播與美國總統競選的關係及其影響以肯尼迪與尼克松競選為例》，《新聞傳播》（黑龍江）2018 年第 13 期，第 60—61 頁。⑥趙鵬菲：《美國總統候選人電視競選廣告策略比較以 2016年希拉里和特朗普的電視競選廣告為例》，《青年記者》（山東）2017 年第 9 期，第 94—95 頁。⑦陳立民、楊鴻翔：《電視競選廣告中的影像與宣傳》，《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高雄）2005 年第 20 期，第 125—140 頁。

98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希拉里在競選視頻中如何使用言語、形象、音樂等符號達到使受衆群體“認同”自身政治觀點的目的，幫助人們客觀全面地看待競選人的政治行為，從而樹立正確的認識觀。①楊奇光以希拉里在 2016 年美國大選中推出的“整裝待發”（Getting Started）競選廣告為例，在視聽傳播方式與效果的基本框架內，分別從敘事模式、符號選擇和視聽語言三個層面，對該宣傳片展開全面的分析，並結合對其傳播現象的闡釋，他認為電視競選廣告的主要路徑選擇還是在於迎合受眾的情感需求，因為視聽手段的優勢就是通過引起受眾情感共鳴而使他們認同片中的價值觀。②（一）定性比較分析法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以下簡稱 QCA）是由伯努‧瓦里豪克斯（Benot Rihoux）、查爾斯‧C‧拉金（Charles C. Ragin）於 1987 年提出，其原理是基於布爾邏輯運算來探索可能存在的原因組合。最初只能處理兩分類變量，而後又演變出可以處理多值變量的技術。目前 QCA 技術主要有 csQCA、mvQCA、fsQCA 等。而 fsQCA能發現條件組態關係以及殊途同歸、有效識別多元條件之間因果效應的強弱；且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分析方法，QCA 分析技術（如 csQCA 和 mvQCA）更具優勢，模糊賦值更客觀、充分地捕捉到前因條件在不同水平變化的細微影響。fsQCA 模糊集定性比較方法融合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利用布爾代數和集合論討論組態之間的因果效應，在給變量賦值時需要理論和實際知識作為依據，將變量進行校準、賦予模糊隸屬參數，有助於回答多重並發因果的組合效應。③由於使用內容分析法或是其他傳統分析方法得出的結果較為單一，無法更好地解釋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宣傳片是如何影響投票人態度，所以本文選擇定型比較分析法（fsQCA），藉此嘗試從多組態的角度來闡述這些宣傳片的傳播效果。（二）案例選取本文收集有關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分析和新聞報道，選取了典型愛國愛澳陣營的三個候選組別：“群力促進會”、“美好家園聯盟”、“同心協進會”，還有隸屬於中間派別的“傳新力量”與“公民監察”兩個參選組別。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投票人數為 17.5 萬人，投票率為 57.2%，較上屆上升約 2.2%。尤其是中間派在澳門政治的崛起（表 1）。本次選舉中，“公民監察”與“傳新力量”兩組別旗幟鮮明地開闢中間路線，標榜以專業、理性的方式議政，二、研究方法①王怡珊：《基於伯克“同一”論解析希拉里美國總統競選視頻》，《開封教育學院學報》（河南）2016 年第10 期，第 40—41 頁。②楊奇光：《從希拉里的競選宣傳片看美國主流政治傳播策略》，《對外傳播》（北京）2015 年第 5 期，第76—78 頁。③ [ 比利時 ] 伯努瓦 ‧ 里豪克斯（Benot Rihoux）、[ 美 ] 查理斯 ‧ 拉金（Charles C. Ragin）：《QCA 設計原理與應用超越定性與定量研究的新方法》，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 年，第 15 頁。

99選舉宣傳片的訴求類型與廣告表現對投票結果的影響——以 2017及 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既以不同於傳統社團的批判角度監督政府施政，同時亦主張以理性方式為政府建言獻策，受到不少選民的青睞，而他們的宣傳片可能會側重於貼近澳門的中產階層、青年人及文藝界人士等相關風格進行拍攝，選取這兩組候選人宣傳片同時進行分析，判斷是否與愛國愛澳陣營的側重點會有所不同。傳統愛國愛澳陣營一直在立法會佔據主導地位，而其候選組別的宣傳片也具有代表性。第七屆立法會選舉這五組候選組別依舊參與了選舉，相比第六屆的得票率，“群力促進會”、“美好家園聯盟”、“同心協進會”、“傳新力量”四組的得票率皆上升，而“公民監察”卻落選。由於 2017 年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才把宣傳片統一納入到候選政綱的策略中，所以本文選取了總共十組有關 2017 及 2021 兩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官網候選名單各組所提供的宣傳片，將對其進行比較分析。（三）變量設計競選宣傳片也屬於競選文宣的一種，因為競選文宣必須透過傳播的過程傳送給選民，才能發揮其效果，所以可稱之為競選傳播。①美國政治學家 Harold D. Lasswell 提及傳播過程中有五個重要的因素，即“傳播者”、“訊息”、“媒介”、“閱聽人”和“效果”（圖 1）。有學者認為這個過程是單向線型的傳播過程，也可以用來解釋競選文宣的傳播模式。②“傳播者”是參加選舉的候選組別與候選人；“訊息”是競選文宣也就是宣傳片的內容，製作競選文宣首先要考慮訴求的方式；“媒介”是媒體，負責傳播訊息的工具；“閱聽人”在競選傳播的情境中指的是投票的選民；“效果”是關於競選文宣的傳播效果，在競選過程中指的是選民最後是否有被成功說服進行投票的行為。表 1　五組侯選組別有效得票率2017 7.15% 2021 11.43%2017 5.50% 2021 10.78%2017 9.67% 2021 17.99%2017 5.56% 2021 2.82%2017 4.15% 2021 6.64%候選組別群力促進會美好家園聯盟同心協進會公民監察傳新力量年份有效得票率年份有效得票率表格來源：作者自製。①鄭自隆：《競選文宣策略﹕廣告、傳播與政治行銷》，台北﹕遠流出版社，1992 年，第 76 頁。②陳美華：《台北市議員女性候選人競選文宣內容之分析以第九屆政黨提名候選人平面文宣為例》，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100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1）條件變量的設計根據以往有關 fsQCA 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的研究經驗，需要從之前的有關理論或是文獻之中提取變量。本文的條件變量設置主要遵循“Lassewell 的傳播模式”（5Ws of Communication）的理論框架模式，結合參考前文文獻綜述中的關於電視競選廣告的研究，以及美國學者 Kaid 與 Johnston 認為電視競選廣告由“語意內涵”和“非語意內涵”及“製作技巧”三元素組成。①本文參考了這兩位學者關於美國總統大選電視競選廣告進行內容分析時的編碼類目，從選“語意內涵”和“非語意內涵”及“製作技巧”三個元素中選取符合澳門立法會選舉宣傳片的條件變量（圖 2）。1）訴求策略多樣性。訴求是廣告中所表現的說服主題，也就是根據選民的動機製作而成的用於加強刺激的信息，經過市場區隔產品定位與產品差異性的分析，在此情境下為選民區隔，來判斷出閱聽人的動機，再根據這個動機來擬定廣告說服主題。②每一個廣告都應該有一個訴求點，這個訴求點是競選廣告的說服主題，若是沒有利用好這個訴求點，競選廣告就會失去廣告最主要的說服功能，只剩下告知功能。因此想要有好的宣傳效果，訴求策略就一定要正確，否則功效就會大打折扣。候選組別在宣傳片中傳達廣告信息的時候，會在台詞上結合各種訴求方式以盡可能爭取選民的認同，一般有四種常用的訴求方式：理性訴求、感性訴求、恐懼訴求、名人訴求。理性訴求是指以數字、法律、事實等邏輯性內容來陳述候選組別，以此來尋求觀看者的認同與接納；感性訴求是指以情感的刺激來引起觀看者的情緒與共鳴，例如希望、驕傲、失落、興奮等等；恐懼訴求是指視頻中陳述了面臨的困境或者危機，從而提出解決焦慮的方法，但恐懼訴求不宜太強烈，否則會導致選民抗拒，從而使說服效果降低；名人訴求是指視頻中請到了知名人士或是受人尊敬者進行表態支持，為候選組別背書。③不同的訴求策略吸引的受眾也不相同，例如理性訴求在邏輯上的說服力強於感性訴求，部分觀看者會覺得比較乏味單調，感性訴求過多的注重情緒心理上的渲染，對於想簡單明瞭瞭解政綱的選民來說，會覺得過於拖遝。④若是能結合多種訴求類型，那麼說服的選民範圍可能會更大一些。該變量是衡量各組在宣傳片中所使用的訴求類型的數量來判斷該視頻的訴求策略多樣性。圖 1　Lasswell 的 5Ws 傳播模式圖片來源：Harold D. Lasswell,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New York: P. Smith, 1950, pp. 59-67.① Anne Johnston, “Videostyle,”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2, 2008, pp. 808-810.②鄭自隆﹕《競選文宣策略﹕廣告、傳播與政治行銷》，台北：遠流出版社，1992 年。③金水﹕《平面商業廣告中的理性訴求與感性訴求》，《美術大觀》（遼寧）2007 年第 5 期，第 124 頁。 ④張力引﹕《綠色廣告的訴求類型研究》，《大眾文藝》（北京）2019 年第 12 期。Who傳播者Says What訊息in Which Channel媒介To Whom閱聽人With What Effect效果

101選舉宣傳片的訴求類型與廣告表現對投票結果的影響——以 2017及 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2）語意內涵具體為候選人形象的多樣性。在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對選民而言，是一種具有意義的符號，這種符號是候選人透過媒介主動地投射某些特質給選民。①選民會通過候選人的宣傳片傳達出諸如由發言、舉止或是人格特質等訊息所塑造出的候選人形象，來進行主觀的評價。而塑造這些形象也會刺激選民的政治思想、感覺及傾向，從而使選民進行投票支持。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意味着形象年代的到來，選舉時候選人的形象都是媒介專家研究設計的重點，而形象更常決定了選舉的勝敗。②不少研究已經證明選民對於候選人的形象評價是決定其投票行為極其重要的因素。③相關研究發現候選人形象設計有多重面向，由多種要素構成，但是大致可分為候選人政治形象與候選人的個人形象。參考既有國內形象的研究，可以將候選人形象細分為八個特質，分別是行政能力（解決問題、執行政策的能力）、歷任公職經驗與表現、領導才能（判斷力、與部屬關係、具備領袖氣質等）、魄力與創新觀點（對於市政的規劃是否主動積極以及有獨到的見解等）、品德操守（清廉、誠實、值得信任）、口才表達、外在儀表、群眾魅力（親和力、是否受歡迎）。④該變量通過衡量各組在宣傳片中所塑造出的候選人形象特質的數量來判斷候選人形象的多樣性。3）非語意內涵具體為候選人與觀眾的眼神接觸。隨着時代的發展，動態影像對接收者的感官刺激更需要被重視，即非語意內涵及製作技巧對觀看者產生的影響。非語意內涵比語意內涵更具可靠性，可傳遞語言無法傳達的肢體意義。曾有學者指出非語言傳播在人際與社交互動中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競爭力、信賴度與社交能力的評價。⑤有研究者認為，直接的眼神接觸可以避免旁觀者產生“跟自己無關”或者是“自己的參與與否得不到重視”的感覺，眼神交流也能夠傳遞交流雙方的一些人格特點，例如主動和別人進行眼神交流多被認為是自信的表現，更有領導能力、更有權力。⑥眼神接觸可以吸引觀眾注視並增進投票選民對候選人的信任。該變量通過衡量宣傳片中候選人直視鏡頭與觀眾進行眼神接觸的秒數佔總視頻時長的百分比來判斷候選人眼神接觸是否到位。4）製作技巧具體為攝影機鏡頭類型及操作剪輯技巧。有研究指出攝影角度、運鏡、編輯等均會影響選民觀看情緒，引導選民對競選廣告的理解與詮釋。⑦競選廣告結構的安排不同，也會影響到接受的效果。鏡頭的變換與剪輯會影響投票人的情緒與記憶，即剪輯可能會提高選民對候選組別的評價與投票支持。⑧例如運動鏡頭與固定鏡頭通過有效地剪輯手法① D. D. Nimmo, R. L. Savage, Candidates and Their Images: Concepts, Methods, and Findings, Goodyear Pub. Co, 1976.②彭芸﹕《政治廣告與選舉》，台北﹕正中書局，1992 年。③吳三軍﹕《基於勸服視角的美國競選廣告視覺元素分析》，《現代傳播》（北京）2013 年第 5 期，第 126—130 頁。④張淑燕、孫藝琳﹕《美國總統候選人形象廣告營銷傳播策略解讀》，《廣告大觀﹕理論版》（上海）2011 年第 1 期，第 31—38 頁。⑤ J. K. Burgoon, B. A. L. Poire, “Nonverbal Cues and Interpersonal Judgments: Participant and Observer Perceptions of Intimacy, Dominance, Composure and Formality,”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Vol. 66 (1999), pp. 105-124.⑥李旭：《眼神接觸知多少》，《百科知識》（北京）2015 年第 8 期，第 21—22 頁。⑦ R. Edmonds, The Sights and Sounds of Cinema and Television: How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Influences our Feeling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2.⑧吳三軍：《基於勸服視角的美國競選廣告視覺元素分析》，《現代傳播》（北京）2013年第5期，第126—130頁。

102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穿插起來，就可以使畫面更加流暢，從而達到理想的宣傳效果，提升作品的觀賞性。①轉場特效就是畫面附加技巧的剪輯，經常用於一個畫面的淡出和一個畫面的淡入，如果無畫面附加技巧剪輯就是兩個鏡頭直接切換。不同的轉場帶來的效果也會不同，最好要結合多種轉場技巧，最終制作出引人入勝的宣傳片。②那麼鏡頭類型包含特寫、中景、遠景、全景四個類型，操作剪輯技巧包含仰拍、俯拍、溶入、淡入、淡出、切、拭消。③該變量通過衡量宣傳片中所使用的鏡頭類型及剪輯技巧的數目來判斷視頻本身的風格的多樣性。（2）結果變量設計有效得票率。本文選取了兩屆澳門立法會選舉，而每一屆的投票總數都是不一樣的，並且都存在着廢票或是白票的情況。如果單純地比較各界候選組別的票數是無法得出結果的，所以本文的結果變量是選取各個候選組別的有效投票率（有效得票總數佔總有效票數的百分比），以此來衡量候選組別宣傳片的宣傳效果。圖 2　研究框架圖片來源：作者自製。（3）變量賦值與模糊參數顯示QCA 方法需要在基於定量和定性結合的情況下對變量進行赋值。本文參考既往有關立法會選舉的研究，將採用模糊集賦值方式是四均值賦值法，即使用“0、0.33、0.67、1”四值對變量進行具體地分類賦值，其中“0”表示的是完全不隸屬；“0.33”表示不隸屬的程度大於隸屬程度；“0.67”表示隸屬程度大於不隸屬的程度；“1”則表示完全隸屬。因為本文所設計的條件變量或是結果變量均有既往文獻資料或是理論支撐，因此四均值賦法在描述案例與變量之間的差異性時會更加貼切。賦值依據採用客觀方式逐一對變量進行赋值，即單個變量中各個案例樣本數據在整體案例樣本數據中的百分佔比。筆者通過參考整理相關文獻與研究後，對本文的條件變量和結果變量赋值的具體設定如下（表 2）：①黃敬春：《電視宣傳片的鏡頭剪接方法和技巧探討》，《神州》（北京）2016 年第 9 期，第 47—49 頁。②卜禹伸、劉佳慧：《淺談企業宣傳片鏡頭剪輯實踐形式與創新探索》，《數碼世界》（天津）2018 年第 4 期，第 1 頁。③曹華：《紀錄片中鏡頭的剪輯運用以 <舌尖上的中國 >為例》，《電影新作》（上海）2017 年第 4 期，第 96—101 頁。競選宣傳片候選組別有效得票率候選組別訴求策略多樣候選人形象多樣性眼神接觸製作技巧

103選舉宣傳片的訴求類型與廣告表現對投票結果的影響——以 2017及 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表 2　條件標量賦值依據表 3　結果標量賦值依據（4）結果變量賦值本文參考既往相關研究，發現當候選組別有效得票率高於 9% 時，可以獲得兩席或是三席的議會席位；而有效得票率高於 5% 並且低於 9% 的組別均能獲得一席議會席位；有效得票率低於 5% 的候選組別均不能取得議會席位（表 3）。① 00.330.671條件變量赋值訴求策略多樣性候選人形象候選人與觀眾眼神接觸攝影機鏡頭類型及操作剪輯技巧宣傳片中沒有採用任何訴求類型宣傳片中沒有塑造任何有關候選人的形象特質宣傳片中出現了1—3 種有關候選人的形象特質宣傳片中出現了4—6 種有關候選人的形象特質宣傳片中出現了 7種及以上有關候選人的形象特質宣傳片中候選人與觀眾眼神接觸的秒數佔比在 60% 以上宣傳片中使用了9 種及以上鏡頭及剪輯技巧宣傳片中候選人與觀眾眼神接觸的秒數佔比在 31—60%宣傳片中候選人與觀眾眼神接觸的秒數佔比在 1—30%宣傳片中沒有使用任何鏡頭類別或是剪輯技巧宣傳片中沒有出現任何眼神接觸宣傳片中使用了1—5 種鏡頭及剪輯技巧宣傳片中使用了6—8 種鏡頭及剪輯技巧宣傳片中採用了 2種訴求方式宣傳片中採用了 3 種及以上的訴求方式宣傳片中採用了 1種訴求方式表格來源：作者自製。00.330.671結果變量賦值各候選組別有效票的得票總數佔總有效票數的百分比候選組別有效得票率低於 1% 的視為無候選組別有效得票率在 1—4% 之間的視為低候選組別有效得票率在 5—9% 之間的視為中候選組別有效得票率高於 9% 的視為高表格來源：作者自製。①譚陽：《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中族群背景候選人的選舉結果的影響因素組態分析基於qca定型比較分析》，澳門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21 年。

104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一）模糊參數顯示在 fsQCA 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中，給案例賦予集合模糊隸屬分數的過程是校準，本文採用的是間接校準法，通過對各個變量反覆校準後，結果如表所示（表 4）﹕（二）單一條件的必要性分析同主流的 QCA 模糊集的研究一致，本文首先將 10 個條件變量進行了單一條件的必要性分析，檢驗單個符號是否能成為澳門立法會候選組別高得票率產生的必要條件。在 fsQCA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中，當結果發生總伴隨着某個條件的存在，一致性衡量標準達到 0.9 時，該條件就是結果的必要條件。研究結果可知，攝影機鏡頭類型及操作剪輯技巧這一變量的一致性大於 0.9，可以作為立法會候選組別選舉產生高得票率的必要條件。即當攝影機鏡頭類型及操作剪輯技巧運用較少時，各個候選組別的高得票率機會也會下降（表 5）。三、研究結果分析表 4　模糊及數據陣2017 2021 2017 2021 2017 2021 2017 2021 2017 20210.670.6710.670.331110.330.670.670.330.670.670.6710.671110.670.670.670.670.330.670.6710.670.670.3310.330.6700.330.670.330.330.670.670.3310.670.330.67110.670.67群力促進會美好家園聯盟同心協進會公民監察傳新力量候選組別有效得票率候選人形象訴求策略多樣性眼神接觸鏡頭及剪輯技巧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105選舉宣傳片的訴求類型與廣告表現對投票結果的影響——以 2017及 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三）條件組態的充分性分析條件組態分析是用來分析多個條件構成的不同組態引發結果的充分性分析。①在分析組態充分性上，使用一致性 0.75，頻數閾值設定為 1 來衡量。一致性低於 0.75 的值表明實質上的不一致，應予以刪除。執行操作後，fsQCA 3.0 軟件會輸出三種複雜程度不同的解：複雜解、簡約解和中間解。參考既往的 fsQCA 定性分析方法，複雜解完全尊重原變量設置且沒有使用邏輯餘項，簡單解可能含有反事實案例的邏輯餘項，中間解會包含有意義的邏輯餘項並且不允許消除必要條件。所以本文主要在此匯報中間解，並輔之以簡約解。從表中可以看到各組態的一致性水平均高於可接受的最低標準 0.75。說明所有的組態情況能解釋案例研究的情況（表 6—8）。表格來源：作者自製。註：“～”表示條件缺席。表格來源：作者自製。～訴求策略 * 候選人形象 * 眼神接觸 *～鏡頭與剪輯技巧訴求策略 * 候選人形象 * 鏡頭與剪輯技巧結果覆蓋率 solution coverage結果一致性 solution consistency原覆蓋率raw coverage原覆蓋率unique coverage一致性consistency0.8188010.1811990.8651230.0463215 10.683924 0.9464570.949178表 6　複雜解①張明、陳偉宏、藍海林：《中國企業“憑甚麼”完全並購境外高新技術企業﹕基於 94 個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中國工業經濟》（北京）2019 年第 4 期，第 117—135 頁。表 5　必要條件分析0.3160760.8651230.4046320.5899180.5899180.9087190.3610351.0000000.9491780.8972810.9291850.8108610.9514980.886288～訴求策略候選人形象～候選人形象眼神接觸～眼神接觸鏡頭與剪輯技巧～鏡頭與剪輯技巧變量一致性 Consistency 覆蓋率 Coverage0.863760 0.825521訴求策略

106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四）組態分析結果以上所得出的條件組態代表了候選組別取得高得票率的充分條件組合，可以用來進一步分析宣傳片發揮作用提高選民支持的不同組態。表 9 根據以往研究經驗使用圖表的方式展示，採用“ ”表示變量在要素條件組態中出現，用“ ”來表示變量在組態中缺席，其中大圈“ ”表示的是核心要素。核心要素條件為同時出現在簡約解與中間解的條件。如表所示。QCA 在條件組態的充分性分析後給出了 2 個組態，總一致性和總覆蓋率為 0.95 和0.87，具有較強解釋力。表 8　中間解表格來源：作者自製。候選人形象結果覆蓋率 solution coverage結果一致性 solution consistency原覆蓋率raw coverage淨覆蓋率unique coverage一致性consistency0.8651230.8651230.865123 0.9491780.949178表 7　簡約解表格來源：作者自製。表 6-8 註：“～”表示條件缺席，“*”表示條件和，即條件同時存在。訴求策略 * 候選人形象 * 鏡頭與剪輯技巧～訴求策略 * 候選人形象 * 眼神接觸結果覆蓋率 solution coverage結果一致性 solution consistency原覆蓋率raw coverage淨覆蓋率unique coverage一致性consistency0.2711170.8188010.8651230.594005 0.9464570.0463215 10.949178

107選舉宣傳片的訴求類型與廣告表現對投票結果的影響——以 2017及 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候選人形象眼神接觸鏡頭與剪輯技巧/原始覆蓋度唯一覆蓋度一致性解的覆蓋度解的一致性0.04632150.2711170.8651230.9491780.5940050.8188011 0.946457註： = 核心條件存在， = 核心條件缺席，“ / ”表示該條件可存在亦可缺席。表格來源：作者自製。（五）結果展示組態一為“訴求策略 * 候選人形象 * 眼神接觸 * 鏡頭剪輯技巧 ”。是以候選人形象與鏡頭剪輯技巧為核心要素，以眼神接觸為輔助要素，訴求策略缺席結合而成。形象就是印象、意見與態度的綜合體，是形成態度與意見的基礎。①陳明通的研究結果顯示了選民以候選人形象特質為投票依據高達 70%。②還有學者有同樣的論點，認為候選人個人特質構面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重要關鍵因素。③通過刺激決定論來說，選民對於候選人的形象認知來自於選民接觸的媒介訊息，選民會因為媒介所呈現出的候選人形象而形成或改變對候選人的看法。④若在宣傳片中塑造的候選人的形象越全面和豐富，對選民產生的影響力就會隨之增加。例如同心協進會在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中所提供的宣傳片，短短 90 秒的視頻中，出現了 7 種不同的候選人形象特質，包括行政能力、歷任公職經驗與表現、領導才能、親和力等等特質。試想選民在觀看完這樣的宣傳片後，會否對候選人有更深刻的印象？若是宣傳片中的候選人僅僅身穿西裝背台詞般訴說自己關心群眾和專業素養，說服力會遠遠低於直接展現候選人在街頭與民眾交流解決問題的畫面。宣傳視頻中關於候選人形象特質畫面出現的越多，說服選民的可能性就會越大。在該組態中，鏡頭剪輯技巧也是一大核心要素①韓運榮、田香凝：《新媒體語境下的政治營銷策略比較研究以 2016 美國大選為例》，《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北京）2017 年第 1 期，第 122—127 頁。②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1991 年。③郭策：《用“定位理論”分析 2004 年美國總統競選的電視廣告》，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④謝瑩瑩、初廣志：《電視競選廣告的訴求形態及表現形式研究美國電視競選廣告（1952—2008）文本分析》，《廣告大觀：理論版》（江蘇）2011 年第 5 期，第 85—88 頁。組態 1 組態 2訴求策略表 9　不同候選組宣傳片的有效得票率到影響組合要素

108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條件。鏡頭與剪輯技巧運用代表了視頻的精美程度。合適的剪輯節奏和拍攝角度會使觀看者產生不一樣的感受，若是單一的鏡頭運用或畫面播放都會降低觀看者的興趣。即使選民已經具有影像識別功能，仍然會受到競選廣告影像編輯的影響，從而提高對候選人評價與支持。①競選宣傳片的運鏡和構圖都有不同的意涵，例如，特寫鏡頭的鏡頭意義表示親密，而從上往下拍的俯角鏡頭則會帶來權力威嚴的感覺。②“公民監察”在 2017 年立法會選舉中的宣傳視頻運用了 8 種有關的鏡頭剪輯，很好地把控了整體視頻的節奏，轉場運用也很流暢，使選民想要繼續看下去，同時也增加了選民對候選人的印象。眼神接觸作為輔助條件，對宣傳片的傳播輸出效果也有幫助。在宣傳片中，候選人說話時面帶微笑與觀眾進行眼神接觸會吸引觀眾注視，從而增進選民對候選人的信任，因此，在宣傳片最後所有候選人進行喊口號拉票時，大部分候選組別都選擇了直視鏡頭與選民進行眼神接觸，以此來提升信任程度及政治參與度。訴求策略條件的缺席對於這個組態來說，覆蓋的組別只有“美好家園聯盟”在 2017 年立法會選舉中的宣傳片視頻，當有着長時間的眼神接觸時，也可以很好地提高選民對候選人的信任，即使台詞上都是通過理性邏輯訴求來說服觀眾，但是仍獲得了比較高的得票率。綜上所述，主要通過塑造多樣的候選人形象和運用鏡頭與剪輯技巧並輔助眼神接觸，眼神接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訴求策略的缺失，可以幫助候選組別通過宣傳片取得選民信任，並得到更高的選舉得票率。組態二為“訴求策略 * 候選人形象 * 鏡頭與剪輯技巧”，是以候選人形象與鏡頭剪輯技巧為核心要素，以訴求策略為輔助要素結合而成。這一組態中候選人形象與鏡頭剪輯技巧和上一組態類似，而輔助要素條件為訴求策略。這一組態的覆蓋度高，有 6 個案例樣本都符合這個組態。那麼這個組態中，除了必要的多樣性候選人形象和充分運用鏡頭剪輯技巧之外，訴求策略的運用也有助於獲得更高的有效得票率。理性訴求最常用於競選宣傳片之中，宣傳片通過提出證據以邏輯說明道理來說服觀眾選民，有研究證明在台灣地區，競選廣告以感性訴求比較討好。③劉冰認為一則成功的廣告都是運用理性與感性結合的廣告訴求策略，④因為這樣可以讓受眾產生情感反應與認知反應，在此基礎上，運用輕微程度的恐懼訴求可以較好地導致意見改變。⑤所以若能將幾種訴求策略結合在一起，可以達到更好的說服效果。例如2021 年立法會選舉，“群力”與“同心協進會”均使用了三種訴求策略，運用了適當程度的恐懼訴求，點出澳門現在處在一個危機時刻，提醒觀眾選民需要他們的幫助來度過難關，很好地影響了觀眾的情緒波動。而在這個組態中，眼神接觸要素條件可運用在宣傳片中，也可不運用在宣傳片中，影響並不是很大。綜上所述，塑造全面多樣的候選人形象、運用好鏡頭剪輯技巧，並輔以合理多樣的訴求策略，可以最大程度地說服選民，取得較高的投票率。① G. Noggle, L. L. Kaid, “The Effects of Visual Images in Political Ads: Experimental Testing of Distortions and Visual Literac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1, No. 4 (2000), p. 913.② 吳三軍：《基於勸服視角的美國競選廣告視覺元素分析》，《現代傳播》（北京）2013年第5期，第126—130頁。③ 鄭自隆：《競選文宣策略﹕廣告、傳播與政治行銷》，台北：遠流出版社，1992 年。④ 劉冰：《論情感訴求廣告策略的應用及發展》，《傳播與版權》（廣西）2017 年第 7 期，第 77—78 頁。⑤ 翁秀琪：《大眾傳播與實證》，台北：三民書局，1992 年。

109選舉宣傳片的訴求類型與廣告表現對投票結果的影響——以 2017及 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本研究通過 QCA 方法分析兩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各個候選組別的宣傳片，探討可以達到更好說服選民效果的因素。本文通過定性分析比較法，得出兩種取得較高得票率的宣傳片要素組合，通過各組合對比，發現影響候選組別得票率的主要路徑由多種類型的要素條件組合作用而成的，單一要素很難對結果產生較大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在訴求策略方面，宣傳片應該結合理性訴求、感性訴求，或恐懼訴求等多種訴求類型。“美好家園聯盟”在第六屆選舉時的宣傳片中只用了理性訴求一種訴求策略，而在第七屆的選舉中選用了情理結合的方式，有效得票率較於第六屆有所提升。合理使用各種訴求類型可以擴大可說服受眾的範圍，也不會使宣傳片情感過於單調，或只訴求情感而沒有邏輯實證去說服觀眾選民，即可以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說服觀眾。宣傳片的重點應在於如何塑造好視頻中候選人的形象，不能只出現候選人對着鏡頭背書的單一形象，需要通過候選人走上街頭幫助民眾或是曾經的相關新聞報道等寫實的畫面，讓選民直觀地“看見”候選人做了甚麼，從而才能塑造出一個有效的形象特質。“親民”形象是愛國愛澳陣營三個候選組別在視頻中塑造的一個共同特質，足以證明這一特質的受重視程度，“群力促進會”與“同心協進會”在宣傳片中塑造的形象特質最多且多樣化，在第六屆和第七屆的選舉宣傳片中都塑造了 6—7種的形象特質。“傳新力量”在第六屆選舉時只塑造了兩種候選人形象，並且只是基礎的外在儀表特質與領導才能特質，對於一個第一次參加競選的候選組別來說，觀眾在沒有那麼熟悉瞭解的情況下，宣傳片中也沒有塑造出全面的候選人形象時，無法很好地說服選民。但在第七屆選舉時，“傳新力量”注重塑造了“魄力與創新觀點”這一特質，或許是因為沒有歷屆工作經驗，無法打造出經驗豐富老道的形象，不過通過得票率情況看出，這一策略取得了效果，成功說服了一部分希望聽到立法會新聲音的選民。總體來說，愛國愛澳傳統陣營在形象塑造上更偏向塑造親民溫和、有經驗、有能力，並有品德操守的保守形象，而中間派的“公民監察”與“傳新力量”注重創新、活力的年輕形象。這都是根據各組的受眾特點來決定的。但在此程度上，還是需要盡可能全面地去刻畫和塑造視頻中的候選人形象。要想塑造盡可能全面的候選人形象，那就需要鏡頭與剪輯來進行銜接。掌握好後期的剪輯是對整個宣傳片的昇華。“同心協進會”在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中運用的各種鏡頭銜接與剪輯技巧十分流暢豐富，在此基礎上很好的掌握了訴求策略變化的節奏。眼神接觸可以彌補視頻理性訴求比重過重的不足，增加說服選民的可能性。“美好家園聯盟”在第六屆的選舉宣傳片中雖然單一使用了理性訴求方式，但是眼神接觸的時間是最長的，表達了候選人的真誠，在一定程度上也彌補了視頻中過於平淡的情緒。綜上所述，要拍攝出一條傳播說服效果較好的宣傳片，首先需要有適當的鏡頭運用與剪輯技巧為基礎，隨着流暢豐富的視頻節奏，塑造盡量全面的候選人形象特質，並結合情理訴求策略，合理使用恐懼訴求，將說服效果最大化，同時輔以眼神接觸，增加觀看選民四、結論與分析

110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的信任感。日後競選廣告視頻在競選文宣中的比重會越來越大，因為隨着網絡的發展，人們習慣在手機、電腦等通訊工具上獲取相關競選信息。在信息碎片化閱讀的時代，宣傳片可以很好地抓住瀏覽者的眼球，吸引他們觀看完全程，讓選民更好更直接地瞭解到候選人的信息。[ 責任編輯陳超敏 ]

111趙皙2020 年是十分特殊的一年。在步入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之際，新冠疫情引發了全球性的危機時刻。在此緊要關頭，澳門文學的發展並沒有止步不前，而是以平穩漸進的步伐繼續向前邁進。澳門文學在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進程中逐步完善着自我形象的建構，使之呈現出更真實、更清晰的自我定位；隨着研究視野的進一步開拓，與之相關的文學研究也成就了其廣度和深度的多向度拓展；在文學創作方面也有不凡的收穫，湧現了一批與疫情相關的主題指涉作品，顯現出澳門文學對人類共同議題的及時關切。澳門　文學　2020 年　研究概況　發展動態[ 摘要 ][ 關鍵詞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當代香港文學跨界現象研究”（編號 20FZWB063）、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媒介融合與當代江蘇文學跨界互動研究”（編號 2020OJSA1089）的研究成果。作者簡介：趙皙，徐州工程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徐州 221018① 趙皙﹕《識別與傳承﹕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建構中的中華文化基因》，《文藝報》（北京）2020 年 12月 18 日。新時期澳門文學研究的發展動態——2020 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首次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在深圳舉行的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上提出。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建構有助於豐富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生態，提升區域內文化的認同感。澳門與它的鄰居香港一樣，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既重要又特殊，澳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都是嶺南地方文化的承襲者，均擁有中國東南沿海特質的文化血脈，而這種濃厚的地域文化基因早已埋藏於城市的肌理之中。後因歷史的偶然命中，澳門“被選擇”改寫了城市命運，異質文化的注入扭轉了原本單一而內向的文化傳承模式，形成了開放而混雜的次生文化。雖然歷史的選擇一度讓澳門失去了國籍，但百年間與祖國的往來卻從未間斷，澳門不僅作為中外信息的交匯點，還與香港同時在文化群體“南下”與“北上”的往來中扮演了“第三空間”的角色。雖然這開放而混雜的次生文化為文化基因的識別帶來一定難度，但是數千年來的中華文化基因從未斷裂，由此它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建構奠定了十分深厚的文化和情感基礎。①進入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隨着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近一步發展，澳門文學在這個城市群的緊密互動中重新被定位、被重視。澳門文學也正以新姿態積極融入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建構中，由此踏上了新的征程。2020 年 8 月 29 日，一、新征程、新姿態：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

112① 賀仲明﹕《編後記》，《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2020 年第 1 期。②《努力建設新時代文學理論創新和觀念變革的前沿陣地〈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創刊編委與專家座談會綜述》，《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2020 年第 2 期。③《努力建設新時代文學理論創新和觀念變革的前沿陣地〈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創刊編委與專家座談會綜述》，《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廣州）2020 年第 2 期。④賀仲明﹕《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品質與意義》，《南方日報》（廣州）2020 年 5 月 17 日。⑤蔣述卓、龍揚志﹕《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共時呈現》，《當代文壇》（成都）2020 年第 1 期。⑥蔣述卓、龍揚志﹕《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共時呈現》，《當代文壇》（成都）2020 年第 1 期。《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創刊編委與專家座談會在廣州召開，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當代室主任李建軍；澳門大學南國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朱壽桐等人出席會議並講話，會議由編委會主任張培忠和蔣述卓共同主持。《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已於同年創刊，迄今刊出 3 期。該刊物作為廣東省作家協會主辦的雙月刊，由賀仲明教授擔任主編，正如創刊號《編後記》所述，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學評論刊物，主要以“呈現這一地區開放和創新的傳統文化特徵”為主要追求目標，①並以“努力建設新時代文學理論創新和觀念變革的前沿陣地”為方向，②從中體現出該刊物的國家戰略立足點與地方視野的全球性拓展。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專門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題詞：“希望這份雜誌在建設大灣區的宏偉實踐中，在多元文化的匯流激盪中，以充沛的活力和創造力，成為新時代中國文學理論創新、觀念變革的前沿。”③ 刊物的創立，不僅為大灣區文學研究提供了更加精準的理論平台，而且能夠有助於進一步“挖掘、思考和深化本土文學中的地方文化個性，從文化和美學的高度認識其價值，並將地方文化與民族國家意識充分結合和豐富起來，促進具有獨特文化個性的高品質文學作品的產生，同時也推動地方文化與民族整體文化的交融和互動。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也應該積極關注本土文化在文學中的呈現和發展，促使地域文化個性在文學表達中的不斷深化，包括對粵港澳大灣區地方性文學經典歷史的探尋和闡揚，對具有實力的年輕本土作家及時關注和推崇”。④澳門文學是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重要構成，以自身的特性豐富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學生態，基於共同的語言、文化傳統，澳門文學與兄弟城市之間彼此交融又各成風姿，因此大灣區文學絕不是對粵港澳新文學史發展過程中的省港、省澳的“結構化”現象的簡單重複。⑤蔣述卓、龍揚志提到：“港澳作為彰顯地方特色的文學空間對於中國文學的意義，實際上遠遠超過了一般區域文學的作用。”⑥澳門文學在積極融入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過程中，得到了被重新審視的機會，改變了長期以來在文學史敘述中被簡化、被遮蔽的現象。朱壽桐認為，在談及中國文學的近現代演進時，澳門的作用不容忽視：“中國的近代化和中國文學的近代化，中國被動地向西方開放的近代史，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從澳門說起。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記憶，澳門文學無論多簡陋、粗糙，都將這樣的歷史以生動的形態記錄下來，以豐滿的精神狀態得以保鮮。包括早期詩僧結社及其相應的創作，包括清代一些隱居澳門的官員感時憂世之作，澳門文學最早傳達出近代化的強烈信息，為中國文學的現代進程注入了最初的活力與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113新時期澳門文學研究的發展動態——2020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資源。”①例如，1815—1830 年間，馬禮遜傳教士先後在澳門、香港、廣州等地嘗試用活字取代木刻來印刷中文書籍，在澳門成立了“馬家英式印刷所”，後又將石印機搬移到廣州十三行，中國出版行業的現代歷程因此而展開。②正如細數歷朝代到訪澳門的名人，還不難發現湯顯祖、屈大均、魏源、陸希言、何紹基、康有為、張道源、丘逢甲、黃石集、奢介春、阮元、汪兆墉、吳道熔等人都留下過曾經深入澳門社會的印記，據李德超統計，明清時期到訪過澳門的中國文人多達 130 餘人，創作了 400 多篇詩文。③這為澳門地區古體詩的發展及其成就找到了關鍵性的源頭。蔣述卓、龍揚志認為，澳門及毗鄰的廣州與香港在近代印刷術和出版業的發生過程中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此外，澳門以戰時的中立地位吸引了“李供林、陳洵、朱希祖、黃節、詹安泰、章士釗、葉恭綽、廖平子、陳蝶衣、陳融、鄭春霆、高劍父等大批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前來躲避戰火，他們發起成立‘四界救災會’、文化協會、前鋒劇社、曉鐘劇社、起來劇社、綠光劇社、呐喊文學研究社、怒吼社、淘聲社、曉社讀書會、前哨讀書會、暴風劇社、中藝劇團等文藝社團，愛國華人社團則紛紛捐資創辦勞工子弟學校、銀業公會小學、菜農子弟學校、水電工人子弟學校、糧食公會小學、鮮魚子弟學校、航業公會小學、豬臘工會子弟學校等子弟學校，在華人社會普及發展初級教育、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④因如上諸種條件的會聚，由此萌生了三地南方“新文化中心”一說，顯示了穗港澳三地，尤其澳門彼時在文化上的特殊吸引力。不僅如此，隨着學界對“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概念的認識不斷深入，澳門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關鍵性不斷被挖掘，澳門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作用也就需要重新定位，至少澳門文學應有面目隨着大灣區文學研究的深入而逐漸浮出，逐漸明晰。趙海霞在《澳門近代報刊與文學演進脈絡》一文中，以時間維度為參照，將澳門近代文學分成了 19 世紀早期、20 世紀 20 年代前後以及抗戰時期三個發展階段，文章以近代報刊媒介對文學的介入為觀察視角，勾勒出澳門地區近代刊物與本地文學的互動脈絡。該文認為，土生葡人飛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創辦的《鏡海叢報》創刊號（1893 年 7 月 18 日）中刊載在第 6 頁末尾的《閱史有感》和《書懷》兩首詩歌，是為澳門中文報刊文學的起始點。⑤文章詳細介紹了 20 世紀末到 19 世紀初期的幾份重要報刊對本地文學的推動。例如《知新報》（1897）是康有為、何廷光、梁啟超等人在澳門創辦的一份政論報紙，具有濃厚的現代意識色彩。文章指出，該報自第 112 冊開始，增加了以詩詞為主要體裁的文藝性專欄內容。“《知新報》上的詩詞有兩類，一是由第 46 冊起的‘閩中新樂府’，另一類是在最後一年出現在二、新視野、新維度：同時發力的多向度澳門文學研究①朱壽桐﹕《從澳門學到澳門文學》，《光明日報》（北京）2015 年 12 月 21 日。②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第 6—13 頁。③李德超﹕《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概況》，韓國全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73 年。④蔣述卓、龍揚志﹕《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共時呈現》，《當代文壇》（成都）2020 年第 1 期。⑤趙海霞﹕《澳門近代報刊與文學演進脈絡》，《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天津）2021 年第 1 期。

114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報屁股’的詩詞。這類文藝性文字每冊約佔一頁（兩版），通常放在報紙內文最後部分，在技術頁之前”。①這兩類詩詞的內容涉及纏足、抽鴉片、溺死女嬰等黑暗社會現實，呈現出“詩歌新聞性”的特點，詩文將先進的現代觀念、“民主”和“自由”等現代詞彙和外國人名引入其中，顯現出濃厚的近現代氣息。②除了《鏡海叢報》和《知新報》，文中還列舉了《澳報》（1899）、《濠鏡報》（1901）等諸種澳門本地刊載文學作品的近代報刊。據介紹，進入 20 世紀澳門文壇的主要活動仍以組織詩社以及詩詞唱和為主，而馮秋雪等人在澳門組織的“雪社”（“雪堂詩社”）則是“澳門文學史上第一個以本土居民為骨幹的文藝團體的作家群落”。③雪堂詩社定期聚會並以“月課”的形式創作詩詞，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文學活動便是編輯出版《詩聲》（即《雪堂月刊》）。《詩聲》創刊於1915 年 7 月，直至 1920 年 6 月一共出版了四卷 46 期。文中介紹，《詩聲》的第 1 卷多發表古代詩論，自第 2 卷起將原本編輯體例分設“叢錄”、“纂著”兩個門類，並且增設了“詞苑”欄目用於刊登詩詞作品，又設“投稿”用來徵召社外人士作品的發表。第 3 卷起又增設“詩格”，介紹歷代名詩。第 4 卷增加了附刊《詩聲附庸》，其中馮秋雪寫於民國九年（1920）一月的一首新詩《嗚呼紙鳶》就刊載於此，詩歌寫到：“西風起，紙鳶飛滿天，放哩！放哩！的聲，鬧成一片。／斜日照着林梢，好一個天氣已涼，時節又暖。／放紙鳶！放紙鳶！放紙鳶！” ④據澳門大學鄧駿捷教授 2020 年的考證，該詩是目前所知澳門的第一首新詩，這個發現進一步拓展了對澳門新文學發展進程的認知。⑤此外趙海霞還在這篇論文中強調，《詩聲》自第 1 卷第 1 號起，就刊載詩話、詞話等古代文學理論作品，討論包括詩歌的境界、主旨、格律、詩人風格等方面的內容，如《山藏樓詩話》、《霏學樓詩話》、《心陶閣詩話》、《飲劍樓詩話》、《遠廬詩話》以及張炎的《詞源》和周濟（止庵）的《詞選序論》，而馮秋雪所撰的《冰簃詞話》四回，則是該時期澳門相當重要的詞話論著。⑥馮秋雪在 1925 年重組“雪社”，又將其中的同題作品、社員詩詞編輯出版為《雪社詩集》。《詩聲》和《雪社詩集》所具有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遂成為這一時期澳門詩詞創作與理論發展的代表。進入 20 世紀 30 年代，伴隨着《小齒輪》（1933）、《大眾報》（1933）、《華僑日報》（1937）、《市民日報》（1944）、《藝峰》（1940）、《迅雷》（1945）等報刊的相繼出現，澳門新文學也在寂靜之中悄然起步。作者對只刊發了一期但是具有時代意義的文藝刊物《小齒輪》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由香港作家魯衡主編，是一本純自費的刊物，誕生於澳門。內容上覆蓋了小說（《快要咆哮的手車輪》、《掘井》、《時代速寫》、《媒》）、①鄧耀榮﹕《澳門維新派政論報〈知新報〉》，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16 年。②趙海霞﹕《澳門近代報刊與文學演進脈絡》，《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天津）2021 年第 1 期。③鄭煒明﹕《澳門文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12 年，第 42 頁。④馮秋雪﹕《嗚呼紙鳶》，《詩聲》（澳門）1919 年第 4 卷第 8 號。 ⑤鄧駿捷﹕《新文學運動的邊緣迴響論澳門的早期新詩》，《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9 年第 5 期。 ⑥趙海霞﹕《澳門近代報刊與文學演進脈絡》，《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天津）2021 年第 1 期。

115新時期澳門文學研究的發展動態——2020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隨筆（《異域隨筆》）、雜文（《加緊揮動我們的文化武器吧》）、詩歌（《憂鬱的琴》）以及劇本（《勝利的死》）等，所涉及的文學體裁較為齊全，而其中的作者也多來自港澳地區，從其中的篇目名稱也不難看出受到了中國內地左翼文學的影響。而刊發於澳門，但寫作的主力集中於香港的這種特殊現象，似乎是劉登翰研究員指出的“寄養”現象以及朱壽桐教授曾談及的“僑寓”現象（即由於澳門本地缺乏發表文學作品的園地，澳門本地作者去別處尤其是去香港尋求發表的一種現象）的一個反證，但也同樣反映了香港文學在周邊地區的輻射能力。同時代的《大眾報》、《華僑報》、《市民日報》紛紛創刊，也加速了這一時期的澳門新文學的發生與發展。而 20 世紀 40 年代的純文學期刊《藝峰》、文藝性週刊《迅雷》也能從側面印證澳門文學的發展雖然緩慢但始終延續未曾中斷，直至 1958年《澳門日報》的文學副刊“新園地”，成為澳門文學和本土作家的重要陣地，澳門文學逐漸蓬勃起來。①這篇文章從三個不同時段清晰勾勒出澳門近代報刊與文學互動關係的發展脈絡，為讀者展現了澳門文學早期發生的媒介生態。霍超群博士於近兩年關注了澳門賭場書寫與文化空間的關係，②以及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兩個方面。③前者是與凌逾教授合作的文章《從“殉賭”到“殉城”：澳門賭場空間與城市文化》，文中分析了澳門漢語新文學中與“賭”相關的一系列文本，發現了其中塑造了“殉賭者”和“殉城者”兩類書寫主題，並分析了從“殉賭者”到“殉城者”的演變邏輯，通過賭場書寫和塑造賭城形象背後的個體經驗，體現出文學場域中對澳門城市倫理和城市文化反思的表達。透過文本的印證，兩位學者也指出了澳門所謂的“文化城市”理念，實際缺乏核心價值與穩固的文化根系，值得反思。文中分析了 20 世紀 60年代的兩部小說——鍔未殘《老顧客》、游靜萍《格力狗》中賭徒悲劇的命運同質性，此中的賭徒都毫無懸念地指向了滅亡，完成了“賭博——破家”敘事框架；而太皮的小說《荷官歐陽家明》、梁錦生的小說《虧空澳門》、方恨少的小說《浮影》、李宇樑的中篇小說《上帝之眼》、短篇小說《二〇二七》、《失物二十四小時》則是將視點從賭徒移向了依附於賭場產業鏈中生存的小人物，與此前賭徒形象的塑造不同的是，這類“人物的悲劇不止於個人意義上的道德失控，而是與城市命運息息相關”，④遂成為“為城市發展而死”，“賭城擴張下無名的犧牲品”的“殉城者”。此外，對於澳門有關“賭城”指涉，文章也作出了簡要梳理，例如亨利‧諾曼（Sir Henry Norman, 1st Baronet）的旅行日記中書寫澳門的章節——《澳門：葡萄牙的神秘中心》（1895），台灣作家牛哥的小說《賭國‧仇城》（1948）以及內地吳威如的小說《夢斷澳門》（1997）等，其中對於澳門的城市形象書寫①趙海霞﹕《澳門近代報刊與文學演進脈絡》，《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天津）2021 年第 1 期。②凌逾、霍超群﹕《從“殉賭”到“殉城”﹕澳門賭場空間與城市文化》，《中國現代文學論叢》（南京）2019 年第 2 期。③霍超群﹕《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研究（1999—2019）》，《民族文學研究》（北京）2020 年第 3 期。 ④凌逾、霍超群﹕《從“殉賭”到“殉城” ﹕澳門賭場空間與城市文化》，《中國現代文學論叢》（南京）2019 年第 2 期。

116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都不約而同指向了“賭城”這個關鍵字。進入 21 世紀初期，澳門本地的本土意識及身份建構的需求日益突顯，作者通過方欣的《葡京，下不完的賭注》、李宇樑的《上帝之眼》、吳威如的《夢斷澳門》、陸奧雷在小說《東望洋時速 200》等幾篇小說文本，探討了澳門城市精神實質的落點，以及賭場所介入此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引發一系列的反思。霍超群博士在《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研究（1999—2019）》一文中以澳門華人為立足點，分析了回歸後澳門漢語文學中土生葡人形象的轉變，基於對漢語文學作品的分析，作者試圖以發展的眼光，梳理出了土生葡人從“入侵者”到“澳門族群”的形象變化，並認為土生葡人除了被賦予“新人”的身份之外，這一群體在澳門的“家”小說中還承載着“消弭痛苦”與“創造新生”的功能，這背後折射了“遲到了”的澳門式溫情，作者還認為，這種現象“與澳門如何看待自身被殖民的歷史相關。族群關係的重構，既是對‘澳門’這一異質空間的某種追認，又是對澳門當下多元文化樣態的認同”。①作者歷數澳門漢語文學作品，發現在以寂然的前期作品《烏夜啼》為代表的時期，民族主義色彩還相對濃厚，“無論是純種葡萄牙人還是土生葡人，以橫行霸道、仗勢欺人的入侵者身份居多。余行心的《絲士咖啡室》、陳志峰的《一九六六、一九九九》、馮傾城的《德國人眼中的澳門》等篇章可歸入此類”。②但回歸之後，隨着先前層級分明的格局逐漸被打破，澳門華人與“土生”之間的交流也就變得更加廣泛而深入，前期以揭露中葡緊張關係的敘事模式很難繼續以主流的方式進入漢語作品中。這一時期產生了諸如呂志鵬《外面》中的土生員警小戴、太皮《懦弱》中的女偵查員白羅莎、何貞《澳門來兮》中的威廉、太皮《綠氈上的囚徒》中的菲拿度等一類“土生”新形象，他們不同於前一時期的全方位負面形象，而是攜帶着自己種族的記憶以一種新身份融入澳門華人社群當中去。文章選擇了陳志峰的《法朵》與何貞《澳門來兮》這兩則頗具代表性的文本，聚焦土生族群在面向“母體”、“在地”與“他者”時的糾結與複雜，“華人作家似乎抓住了這一點，生發出多個表達‘認同’與‘疏離’的辯證關係的故事，使得這群‘只屬於澳門的人’在澳門的‘家’小說中承擔着消弭痛苦、創造新生的功能，當中透露出的悲憫，確實達到了治癒人心的作用。這或許是一種獨屬於澳門的溫情”。③作者還通過棱稜與何貞的小說作品比較了不同時代的澳門華人對土生族群的迥異態度，“在那個被異邦統治的年代，作家對異族‘他者’的同情是有限度的，中葡雙方至多是一種互不干犯的‘並存’關係；但在後回歸時代，以何貞為代表的作家更傾向於將雙方的關係描述為一種和諧包容的‘共生’的存在——‘複數澳門性’以這樣的方式彰顯”。④此外，作者還列舉了土生文學作品——阿德（Adé）的詩歌《老①霍超群﹕《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研究（1999—2019）》，《民族文學研究》（北京）2020 年第 3 期。②霍超群﹕《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研究（1999—2019）》，《民族文學研究》（北京）2020 年第 3 期。③霍超群﹕《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研究（1999—2019）》，《民族文學研究》（北京）2020 年第 3 期。 ④霍超群﹕《澳門漢語文學中的土生葡人形象嬗變研究（1999—2019）》，《民族文學研究》（北京）2020 年第 3 期。

117新時期澳門文學研究的發展動態——2020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屋》、李安樂的詩歌《兩座小屋》，並試圖從土生文學這面鏡子來反映澳門的空間複雜性，也可從中管窺澳門已然作為不同族群共生的“家”這一現實，從而解釋了土生葡人形象從“入侵者”到“縫合者”轉變的根本原因。余思亮博士使用跨界視角也於近兩年間分別討論了廣府南音與葡語對白在小說文本與舞台演出之間的越界形態，①以及澳門美食散文中體現在味蕾與文字之間的跨界意蘊——透過書寫美食所表達出來的認同心理與故土情結。②前者討論了 2017 年的一部澳門現代話劇——《長衫詞》，③如何以土生葡人女性作家江道蓮的小說《長衫》為主要故事線索，並將粵語表述融入傳統廣府南音說唱、葡萄牙怨曲法朵（Fado）和葡語對白等多種表達形式，呈現出多語言交匯、跨藝術形態的融合特徵，也直接反映出澳門本地這種獨特的文化生態。該劇以 20 世紀 40 年代的澳門為故事背景，運用戲劇演員和說唱演員同時在場的互動表演方式，以長衫（旗袍）為象徵符號，探討女性命運的同時，直接指向了新舊觀念更迭、跨文化身份認同等社會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劇中所出現的《長衫詞》曲詞：“花露凝點恨水長東，想起繆蓮往事，理屈詞窮。”這是《客途秋恨》中書生繆蓮與妓女麥秋娟遙相思念的情感，暗諷張玉“所托非人的愛情悲劇，最後被自己深愛的男人親手殺害，不得始終，有屈難訴”的悲慘命運，④其實這也是對南音經典曲作《客途秋恨》的跨文本重釋。通過多語種表達、藝術形式重疊、文本跨越等多重方式，這部劇作體現了澳門的多元文化特徵以及藝術表現的實力；後者以澳門 201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都”，成為繼成都、順德之後第三個獲得評定的中國城市這一現象為切入點，詳細介紹了散文集《文字裏的古早味——澳門作家的味蕾》中李烈聲《蝦醬之戀》、吳淑鈿《古早味之樂》、林韻妮《母親的蝦片》和水月《美味的工人球場》等篇目，在澳門的美食散文之中重現童年記憶，連結親情血脈，通過味覺感官與文字的跨界整合，提示我們，“一道佳餚能重拾中國澳門人的身份認同，無論身在何方，家鄉的味道時刻提醒漂泊的遊子，毋忘故土”。⑤楊慧瑩《澳門 20 世紀 80 年代新移民詩人的成就及成因》一文從內外兩個層次分析了澳門 20 世紀 80 年代的新移民詩人所獲得的文學成就。作者認為，澳門本身所具有的包容與開放、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文化環境為新移民詩人的創作提供了良好的書寫空間，而新移民詩人在作品呈現的漂泊之感、力度感較高的詩歌精神與多樣性的創作風格，“與澳門本土所具有的平和、舒緩的詩歌風格相補足”，⑥同時也豐富了澳門本土詩歌創作的生態。①余思亮﹕《粵音與葡韻迭影的美學交融﹕再現澳門土生葡人女作家江道蓮小說〈長衫〉》，《美與時代》（鄭州）2019 年第 9 期。②余思亮﹕《激發文字裏的味蕾﹕澳門美食散文的身份認同與鄉土情結》，《新閱讀》（北京）2020 年第 11 期。③由澳門本地表演團體足跡 Step Out 與區均祥粵劇曲藝社合作。④余思亮﹕《粵音與葡韻迭影的美學交融﹕再現澳門土生葡人女作家江道蓮小說〈長衫〉》，《美與時代》（鄭州）2019 年第 9 期。 ⑤余思亮﹕《激發文字裡的味蕾﹕澳門美食散文的身份認同與鄉土情結》，《新閱讀》（北京）2020 年第 11 期。⑥楊慧瑩﹕《澳門20世紀80年代新移民詩人的成就及成因》，《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長沙）2020年第2期。

118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宋梓默的碩士學位論文《〈人民日報〉對澳門形象的建構研究（1999—2018）》從媒介形象的視角討論國家官方報紙——《人民日報》中澳門形象的問題。論文認為，從近 20年的文本分析中基本可以看出，《人民日報》對澳門的報道多以 500 字以內的短篇消息為主，主要集中在要聞版面，並且政治類的議題佔主導地位，受“一國兩制”政策的一貫性的延續所致，因此除了報道的形式之外，20 年內的報道特點變化並不特別顯著。基於官方話語為主導的“正面、中立”的報道傾向，《人民日報》建構了“積極、正面的澳門媒介形象”，並且這種媒介形象受制於“政策典範與國家認同的建構”、“澳門與國家發展的關聯定位”、“媒介屬性與價值偏向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響，論文認為，要想祛除由於這“一種理想化的和諧美好的建構效果”對於澳門社會所面臨的真實問題的遮蔽，應“加強對澳門社會各領域深入、全方位的關照，展現真實而不浮於表面的澳門風土人情；傾聽來自澳門社會真實的表達，平衡多方對新聞事件的認知，形成建構客觀真實澳門的社會合力，讓受眾在和諧穩定的澳門形象中能夠感知到‘理性’指引下的真實的澳門”。① 從研究本身來看，整體上本年度既有對澳門 19 世紀末期為起始點進行的近代報刊與文學關係的梳理，也有從 20 世紀 60 年代為始端進行的澳門賭場的文本分析，還有對 20世紀 80 年代澳門新移民詩人的探討，以及從澳門回歸為時間節點進行的土生葡人形象研究與官方報紙中的澳門形象研究，因此，本年度的澳門文學及其相關研究從時間維度實現了“百年跨越”，呈現出宏闊的研究視野；內容維度上，覆蓋了從報刊媒介到文學發展、從傳統文本到現代舞台、從文字到味覺感官的多重跨界形變，還針對澳門文學與賭場空間的文化關係、土生葡人形象等澳門特殊的文學生態，進入了更深層次的探討。由此可以看到，澳門文學研究正在向研究視野的拓展、研究廣度和深度的延展同時發力。最終結果，有力展示了本年度澳門文學創作的豐收情況。此次文學獎分別開設了本地組與公開組，充顯示出澳門文學的包容態度。據主辦方的統計，共收到本地組作品 158 份，包括散文 45 份、新詩 40 份、劇本 13 份、短篇小說 36 份及中篇小說創作計劃書 24 份；共收到公開組作品 69 份，包括散文 46 份及短篇小說 23 份。當中，本地組中篇小說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共選出入選創作計劃共 8 份，並於第二階段收到最終完成作品 7 份，②從作品數量來看，不難發現大眾對於文學創作的熱衷程度。本屆的比賽評委由來自中國內地、港澳台地區的知名作家、詩人及評論人組成，也充分說明澳門文學空間的開放性特質。最終經各組評委的綜合評審，評選出了本機群組中篇小說優秀獎三名及鼓勵獎兩名；劇本冠、亞、季軍各一名；本地組及公開組散文、新詩及短篇小說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三、新收穫、新議題：本年度澳門文學創作的新情況①宋梓默：《〈人民日報〉對澳門形象的建構研究（1999—2018）》，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20 年。②《第十三屆澳門文學獎比賽結果公佈》，https://www.fmac.org.mo/article/news/view/5620。

119新時期澳門文學研究的發展動態——2020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獎各五名。分別是，本地組散文冠軍：金學良《異鄉人》、亞軍：周江明《帳簿》、季軍：郭妙瑜《好如一瓶白開水》；本地組新詩冠軍：袁紹珊《板塊移動》、亞軍：黃春年《黑洞、血和泥土——送給歲月的敘事歌》、季軍：莊志豪《里斯本港》；本地組劇本冠軍：葉玉君《石城》、亞軍：鍾智威《離家很遠》、季軍：黃若洲《美的路情》；本地組短篇小說冠軍：譚健鍬《入關‧出關》、亞軍：鄧曉炯《傳說》、季軍：梁茵雅《漆紅色的日記本》；本地組中篇小說優秀獎：鄧曉炯《迷城咒》、張健嫻《陰性》、李宇樑《半張臉》（原名：M 城 98、99。98 是 96 的情夫）、鼓勵獎：彭曉麗《聽風低語》、胡六根《瘋堂人》；公開組散文冠軍：譚健鍬《致我的草堆街》（原載於 2020 年 5 月 13 日《澳門日報》）、亞軍：劉利祥《夢魂不憚濠江遠》（原載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光明日報》），季軍：袁紹珊《給我一片黃色的澳門時間》（原載於第 32 期《無形》）；公開組短篇小說冠軍：黃厚斌《手套之家》（原載於第 346 期《特區文學》）、亞軍：譚健鍬《風暴之前》（原載於第 429 期《香港文學》）、季軍：林倩婷《現在或未來》（原載於第 75 期《澳門筆匯》）。正如主辦方的設想那樣，通過近年來持續不斷地舉行澳門文學獎，鼓勵了越來越多的作者進一步投入澳門文學的創作之中，也從中成功發掘一批又一批的文壇新銳，形成澳門作家之間的良性互動與切磋，並且由近年“澳門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中被發掘進行跨界創作的作品逐漸湧現。例如第三屆戲劇組的冠軍之作《捕風中年》（李宇樑）被改編成電影《還有一星期》，小說組優秀獎作品《奧戈的幻覺世界》（廖子馨）被改編成電影《奧戈》，第六屆戲劇組季軍作品《魔法寶石——一個關於夢想、勇氣和愛的傳奇》（鄧曉炯）改編成結合魔術的原創兒童劇《魔法寶石》，第十屆戲劇組冠軍作品《決定 ‧ 性》（葉玉君）由澳門藝術節特地委約澳門戲劇精英製作創意舞台劇，這兩部跨界作品都曾在澳門藝術節上演。此外還有第六屆戲劇組亞軍作品《江記士多》、第七屆戲劇組冠軍作品《Baby Baby》及優秀獎《生之葬禮》、第八屆戲劇組季軍之作《尋找愛的出口》，都有過被跨界改編的經歷，這說明了澳門作家的隊伍正在不斷壯大，作品的水平和跨界形變張力都在不斷提升。①而在 2020 年全球疫情得肆虐下，澳門文學創作也及時湧現出了疫情相關的敘事主題之作，呈現出新時期下澳門文學的嶄新議題。如陸奧雷的短篇小說《禁閉島》、穆欣欣的散文《文化抗疫，用以抵抗生命中的黑暗》、公榮的散文《春江水開始暖了》、穆森的《新年新希望》、楊宓的散文《雙城記》等，體現了文學對人類共同議題的及時關切。在 2020 年的特殊情形之下，全球各行各業受到極大波動，澳門文學卻能夠做到緊跟時代步伐，以積極的姿態，踏上了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新征程，文學研究更是以百年跨越的開拓性視野實現了多維度的拓展，文學創作也是收穫頗豐，呈現出嶄新的發展動向。[ 責任編輯陳超敏 ]①《共同書寫澳門的文學風景第十三屆“澳門文學獎”徵集》，《文藝報》2020 年 7 月 27 日。

120張廷茂　吳津鴉片煙膏承充（專營）是近代澳門鴉片貿易史研究的重要議題。澳門鴉片煙膏承充始於 1851 年。鴉片煙膏承充的制度和規則經歷了長期的演變，而承充者的主體是澳門的華人。衡量鴉片煙膏收入的財政意義，需要利用澳葡當局的財政決算資料，而非預算令中的資料。正確翻譯西文文獻是澳門歷史研究的重要條件；只有依靠準確的譯文，才能對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的闡釋。近代　澳門　鴉片煙膏　承充[ 摘要 ][ 關鍵詞 ]近代澳門鴉片煙膏專營的若干問題——與馬光先生商榷早在 18 世紀 20 年代，澳門就開始參與對華鴉片貿易。鴉片戰爭之後，澳門的鴉片貿易獲得更加長足的發展。除了原來的鴉片煙土（即生鴉片）貿易外，還增加了一種新的貿易形式，即將鴉片煙土熬製成煙膏，以供當地人消費，或者出口國外市場。對於鴉片煙膏的加工、出售和出口，澳葡當局實行了承充（專營）制度，就是利用公開拍賣的方式，向經營者批給專營權；承充商依照合同向政府交納承充規銀，而政府則依法保護承充商的利益。研究近代澳門的鴉片貿易史，鴉片煙膏專營的制度和實踐，就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者中相繼出現了專門研究澳門鴉片貿易的專題論文。2010年，馬光先生發表了《1846—1946 年澳門鴉片問題探析》。①該文內容涉及鴉片承充制度的起源與運作、澳門華商與澳門鴉片承充制度、澳門鴉片的加工與出口、澳門鴉片的吸食、澳門向廣東的鴉片走私、鴉片承充制度對於財政收入的重要意義以及澳門政府漫長的禁煙歷程等七個方面。該文是中國學者中較早論述近代澳門鴉片問題的專業論文，在學術選題的開拓方面具有積極作用。但是，由於該文時間跨度長達百年，涉及面太過寬泛，論述淺嘗輒止，顯得有些膚淺。而且由於文章過於依賴“資料匯編”和《澳門編年史》，缺少自己的獨立考證，出現了多處錯誤。作者簡介：張廷茂，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歷史學博士；吳津，暨南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廣州　510632① 馬光：《1846—1946 年澳門鴉片問題探析》，《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0 年第 9 期。

121①馬光：《1846—1946 年澳門鴉片問題探析》，《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0 年第 9 期，第 143 頁。② Artur Levy Gomes, Esboço da História de Macau, 1511 a 1849, Macau: Repartição Provincial dos Serviços de Economia e Estatística Geral, 1957, p. 346.對於歷史上的某種制度，人們總是習慣於探討它的起源或開始，澳門鴉片煙膏承充（專營）制度也是如此。馬光先生指出：鴉片承充制度的開始既然是文章所列的內容，當然應該是自己研究的成果。可是，這段文字完全抄錄他人的研究結論，完全沒有自己的考證。尤其是，其中存在多處錯誤和問題，需要一一加以辯證。首先，“1846 年 2 月鴉片承充制度開始實行、澳門的承充制度始於 1846 年”的說法值得商榷。阿圖爾‧維‧戈梅斯（Artur Levy Gomes）的原文是：“1846 年 2 月 16 日，發佈了第一道省政府訓令，規範了在澳門城區鴉片煙膏的熬制和專營權的批給。”② 這裏只是說“給了專營權”（concede o exclusivo da venda do opio cozido），沒有指出是否經過公開競投。此外，我們在現今所能查到的 1846 年澳門總督發佈的訓令中，沒有發現有這樣的內容。另一位葡萄牙學者高美士（Luís G. Gomes）則指出：“1851 年，首次進行了鴉澳門的承充制度的開始時間約為 1846 年，這一年 2 月 16 日鴉片承充制度開始實行 [ 注釋 7：Artur Levy Gomes, Esboço da História de Macau, 1511 a 1849, Macau: Repartição Provincial dos Serviços de Economia e Estatística Geral, 1957, p. 346. 此材料由暨南大學趙利峰老師告知，在此致謝 ]，之後不久，白鴿票、豬肉、番攤等經營紛紛也開始實行承充制度。如 1847 年 1 月，白鴿票開始在澳門專營承充繳餉，此即為澳門博彩業合法之始[注釋8：據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4卷），澳門基金會 2009 年版，頁 1623—1624 考證，《澳門政府憲報》所載的 1887—1888年的歲入報表中，有白鴿票專營餉項一欄，其中的注釋：“白鴿票賭博是應華人的請求，於 1847 年 1 月，由澳門總督批准設置”，見 Receita do Anno Economico de 1887-1888, 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 21 de Março de 1888。相應地在 1847 年的《澳門政府憲報》中，澳門公物會該年 1 月至 6 月的上半年收支明細表中，准許開設五個月的白鴿票收益是 720 兩，見 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 12 de Agosto de 1847。這與上述歲入報表中注釋內容在時間上是完全吻合的 ]。澳門豬肉承充始於 1849 年 3 月 21 日，魚專營始於 1851 年，番攤承充始於 1849 年 4 月 [注釋 9：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21 de Março de 1888, n.º 11（第二附報），轉引自《澳門編年史》（第 4 卷），頁 1624]。① 一、澳門承充制度與鴉片專營制度開始時間近代澳門鴉片煙膏專營的若干問題——與馬光先生商榷

122片煙膏專營權的競投。”①這個說法明確指出了“專營權競投”，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在《澳門憲報》上找到了 1851 年澳門鴉片煙膏競投的總督令和成交後簽署的承充合約。該總督令指出：澳門總督賈多素在此通告，根據總督公會（Conselho do Governo）的決定，昨日已於公物會（Junta de Fazenda）門前將澳門市區（即從媽閣廟至關閘）煮賣鴉片熟膏之專營權出投，由譚亞建（Tam-Acam）和梁亞敬（Leon-Aguin）兩位華人投得。他們出價最高，且承諾遵守下列合同條款。②這道總督令包括了鴉片煙膏專營權、出投的決定、出投的時間、出投地點、專營權的範圍和承充者的姓名，資料相當齊全。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的一份關於澳門鴉片煙膏承充的文件。據此我們相信，澳門鴉片煙膏承充始於 1851 年，而非 1846 年。其次，“1847 年 1 月白鴿票開始在澳門專營承充繳餉”的說法不能成立。《澳門政府憲報》所載 1887—1888 年歲入報表對白鴿票賭博注釋的意思是：“中式彩票應中國人請求，由澳門總督於 1847 年批准設立。”顯然，制表人只是在說明這項收入的開始，並非強調承充制度的起始。值得注意的是，該表同時在對番攤的說明中指出“對番攤賭博發放許可證”，而且使用了複數形式。1847 年上半年歲入表中的說明也稱“開辦 5 個月中式彩票許可證收入”。所以，這個注釋只能說明來自白鴿票的收入始於 1847 年，並不能說明白鴿票的承充制度始於 1847 年。其三，“澳門豬肉承充始於 1849 年 3 月 21 日”的說法已經過時了。葡萄牙學者的傳統觀點認為，澳門的豬肉專營始於 1849 年。但是，根據我們所掌握的原始史料，澳門的豬肉專營始於 1848 年。1848 年 2 月 1 日，澳門總督亞馬留（João Ferreira do Amaral）在1848 年 2 月 9 日的《澳門憲報》上發表了總督訓令，內稱：按照去年發佈的出投公告，已於 1 月 22 日在理事官署進行了豬肉銷售專營權的拍賣，由華人投得。承充期限為 1 年，從當年 2 月 10 日起算。③ 可見，澳門的豬肉承充並非始於 1849 年。其四，“番攤承充始於 1849 年 4 月”的說法不能成立。此說誤會了《澳門憲報》所載《1887—1888 年財政預算收入表》中的說明。該說明的意思是：“根據 1846 年 2 月 16日政府訓令，1849 年 4 月確立對番攤賭博給予經營許可證。”④這裏明確稱“給予許可證”，而且用了複數形式（as licenças），所以，這裏說的根本就不是承充制度。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在其《澳門編年史》第三卷中指出：“1849 年，是澳① Luís G. Gomes, Efemérides da Historia de Macau, Macau: Notícias de Macau, 1954, p. 92.②《1851 年 5 月 12 日澳門煮賣鴉片熟膏出投公告與合同》，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130 頁，附錄 5。③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2—3 頁。 ④ “Orçamento da Receita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do Anno Economico de 1887-1888,”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XXXIV, Supplemento ao N.º11, 21-03-1888, pp. 99, 100.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123門開辦番攤賭博的大致日期，至少是由一位總督發放首個番攤經營許可證的時間。”①施書此論值得注意，前半句僅言“開辦番攤賭博”，後半句則明言“由總督發放許可證”。可見，在施白蒂看來，賭博合法化開始時實行的是許可證制度。我們還有更有說服力的史料。1859 年澳門公物會在《澳門憲報》上刊佈了《自實行專營權以來番攤招投成交價格表》，其中在 1849 年欄內說“非經公開招投，而是由省總督給予批准”；在 1849—1850 年度欄內說“非經招投，而是由總督公會給予批准”，而在1850—1851 年度欄內則說“在理事官署進行公開招投，以 1 年為期，應納規銀 1000 元，由一位華人投得”。②據此我們確信，澳門番攤賭博承充始於 1850—1851 年度。其五，這段文字中還有幾個具體的細節問題。葡文版《澳門政府公報》的漢譯名稱有“澳門地捫憲報”和“澳門憲報”，沒有所謂“澳門政府憲報”；1887—1888 年的收入表不是“歲入報表”，而是財政預算令中的表格；1888 年《澳門憲報》的葡文報頭名稱中沒有“Solor”，因為 Solor 早已喪失；關於番攤賭博的文字不在《澳門編年史》（第 4 冊）第 1624 頁，而在 1644 頁。① 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3.º Volume, Século XIX,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de Macau, 1995, p. 129.② 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11—12 頁。③ 馬光：《1846—1946 年澳門鴉片問題探析》，《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0 年第 9 期，第 143 頁。作為一項經營制度，鴉片煙膏承充制度具有一些基本要素和特徵；而相關出投章程和承充合約則為研究這些特徵提供了基本的依據。馬光先生指出：二、澳門鴉片煙膏承充制度的特點澳門鴉片承充制度作為一個重要的制度，呈現了以下幾個特點：澳門的鴉片承充的運作主要是依據鴉片承充合同進行。合同詳細規定了承充的地點範圍（如限於氹仔、過路環等地）、競標者所應具備的條件（如有一個銀行賬戶、繳納一定的保證金）、違約後的處罰，合同甚至對煙膏的價格也做了詳細的規定。……1882年對於澳門的鴉片煙膏承充制度來說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在這一年，澳門政府制定了極其詳細的闈姓合同、番攤合同、白鴿票合同、氹仔番攤鴉片煙合同、過路灣（今路環）番攤鴉片煙膏合同、澳門賣魚生意合同、澳門賣豬肉合同、氹仔／過路灣賣豬肉合同、澳門／氹仔／過路灣賣鹽合同等諸多的合同（注釋 10：《澳門政府憲報》1882 年6 月 6 日第 22 號，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1—1911）》，澳門基金會 2002 年版，頁 72—75）。這些合同之前也有，但是在 1882 年澳門政府將之系統化、規範化和完整化，這些規章制度成為了以後招標時的藍本和樣板。③近代澳門鴉片煙膏專營的若干問題——與馬光先生商榷

124這段對於澳門鴉片煙膏承充制度特徵的概括文字中有幾處需要做出澄清。首先，合同規定的承充地點範圍“限於氹仔、過路環等地”的說法不確切。事實是，在澳門專營制度的早期實踐中，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三個地方分開投標，分別簽訂不同的承充合同，每一個合同的承充範圍當然是限於本地：澳門半島的合同限於澳門半島，氹仔的合同就是限於氹仔，路環的合同就是限於路環。第二，“合同規定競標人必須有一個銀行賬戶”的說法，不知出自那份合同。在我們所閱讀的澳門鴉片煙膏承充合同中，並沒有發現這樣的條款。承充人繳交規銀，都是直接交給公物會銀庫。關於壓票銀和按櫃銀的繳存，開始是要現金，直接交給公物會，20 世紀初期改為銀行的存款證明。第三，“合同甚至對煙膏的價格也做了詳細的規定”的說法是對合同條款的誤會。合同中對價格的規定有兩條：①一是煙膏承充者對加工煙膏的收費，但這並不是規定煙膏的價格；二是規定承充者“須按澳門時價發賣煙膏”，只是要求按時價售賣，並沒有對煙膏價格作出詳細規定。第四，“1882 年對於澳門的鴉片煙膏承充制度來說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在這一年，澳門政府制定了極其詳細的……等諸多合同”。這個說法不能成立。其實，這一年的變化在於，澳門當局首次以漢文將闈姓合同、番攤合同、白鴿票合同、氹仔番攤鴉片煙合同、過路灣番攤鴉片煙膏合同、澳門賣魚生意合同、澳門賣豬肉合同、氹仔過路灣賣豬肉合同、澳門氹仔過路灣賣鹽合同等，刊佈在《澳門憲報》上。那些合同早已有之，並非 1882 年才制定，而且此前的任何一份合同都比這裏刊佈的合同篇幅更長、內容更詳細，並非 1882年才將它們系統化、規範化和完整化。馬光先生指出：這裏的概括是不確切的。在澳門專營制度的投標過程中，並非自始就有競投底價的規定。在晚清的大部分時間，競投過程中沒有底價的規定，直到 20 世紀初期，才在出投章程中增加了出投底價的規定。其實，在長達百年的鴉片承充進程中，承充制度的各個要素經歷了諸多變化。對於這樣複雜的變化過程，我們很難一言以概之。對於煙膏承充規則的任何概括，都不免出現簡單化的傾向。① 參見有關鴉片煙膏承充合同。② 馬光：《1846—1946 年澳門鴉片問題探析》，《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0 年第 9 期，第 143 頁。招標時，由政府報出底價，然後通過競價方式將承充權給出價最高者。如，為了將 1903 年 9 月 1 日起至 1913 年 6 月 30 日澳門、氹仔、過路灣的煮賣鴉片煙膏的承充全出投，澳門政府 1902 年 7 月 16 日就以 20 萬元為底價開始招承充人（注釋 11：《澳門政府憲報》1902 年 6 月 14 日第 24 號，《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頁 338—339）。②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125①馬光：《1846—1946 年澳門鴉片問題探析》，《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0 年第 9 期，第 150—151 頁。②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228 頁。③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232 頁。④ AHM / Finanças / N.º 433, fls. 74v-75. Mic. A0589.⑤ “Tabella Comparativa da Receita Publica de Macao nos Tres Annos Economicos decorrdos desde o 1.º de Julho de 1850 a 30 de Junho de 1853,”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VIII, N.º 26, 02-09-1853, p. 104.馬光先生在論文中強調了華商與澳門鴉片承充制度的密切關係，指出承充者都是清一色的華人，這一點很正確。但是，在其附錄中所開列的《澳門鴉片承充情況表》中，①有一些不確切的地方，需要加以澄清和糾正。首先，表中關於馮成承充鴉片煙膏的文字中存在四個問題。一是當時投充的期限都是按年度計算，而非自然年。二是，1874—1875 和 1875—1876 年並非馮成單獨承充，而是與何連勝一起承充，只有 1878—1879 年度才是馮成一人承充。三是漏掉了 1876—1877、1877—1878 兩個年度馮成與何連勝承充氹仔鴉片煙膏的資料。四是漏掉了 1875—1879 四個年度馮成與他人承充過路灣鴉片煙膏的資料。其次，氹仔鴉片煙膏的承充漏掉了 1880—1881 年施亞錦的承充，1883—1884 年盧九、胡袞臣的承充，1884—1885 年黃桂芳的承充和 1885—1886 年盧九、胡袞臣的承充。②第三，過路灣鴉片煙膏的承充漏掉了 1875—1877 年馮成、宏展的承充，1877—1879年何桂、馮成的承充，1880—1882 年黎才的承充，1882—1884 年黎才的承充，1884—1886年黎才的承充。③第四，陳六承充澳門煮賣鴉片煙膏漏掉了一個重要的細節。陳六雖然簽署了承充1883—1893 年澳門鴉片煙膏合同，但在 1885 年 12 月 15 日已經重新簽約，將鴉片煙膏承充的一切權利讓與其子陳厚華、其侄陳厚賢和陳厚能。④為了評估各項專營制度的收入對於澳葡財政的貢獻率，我們需要考察各項收入佔澳葡財政總收入的比重。為了衡量鴉片煙膏對於澳葡財政的重要意義，馬光先生在其文章中列出了一份《澳門財政收入及煮賣鴉片專營收入比重表》，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於作者過於依賴《澳門編年史》的二手資料，缺乏自己的原始考證，所以，表格中存在諸多錯誤，需要加以糾正。首先是貨幣單位的錯誤。1850—1851、1851—1852 和 1852—1853 年度各項資料的貨幣單位不是“厘士”，而是“兩”。表中三個年度財政收入應該分別是 33,402 兩 3 錢 2 分1 厘、41,219 兩 3 錢 1 分 3 厘和 40,525 兩 4 錢 4 分 4 厘；煮賣鴉片專營收入應該是 144 兩、1,440 兩和 1,620 兩。⑤其餘的資料以此類推。原資料在倒數第三位有小數點，小數點後面三、澳門鴉片煙膏的承充情況四、鴉片煙膏承充的財政貢獻率近代澳門鴉片煙膏專營的若干問題——與馬光先生商榷

126的三位數分別是“錢”、“分”和“厘”。馬先生將小數點去掉，使之變成厘士，是完全錯誤的。其次，誤把財政預算當決算。澳葡當局的財政資料有兩套：一是財政預算，為中央政府下達的預算令；二是財政決算，是澳葡財政官員上報的實收資料。要衡量鴉片煙膏專營收入的財政貢獻率，當然需要使用決算資料。馬先生提供的表格是決算與預算的混合體，其中 1866—1867、1874—1875、1875—1876、1887—1888、1894—1895、1896—1897、1898—1899、1899—1900 年為財政預算令中的資料，①並非實際歲入。當然，為了表格的完整，個別年份找不到決算資料，以預算資料代替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完全不加區分的情況下把預算當作決算，在學術方法上是不可取的。第三，表格中存在若干資料錯誤。1851—1852 年度鴉片煙膏的收入不是“144,000厘士”，而是“1,440.000 兩”；1866—1867 年度的收入不是“227,498,589 厘士”，而是“227,498,089 厘士”；1874—1875 年度的財政收入不是“341,947,000 厘士”，而是“358,181,000 厘士”；1875—1876 年度的收入不是“354,831,333 厘士”，而是“352,289,333厘士”；1887—1888、1888—1889、1894—1895、1896—1897、1899—1900 年度闈姓票和白鴿票的收入應該填入中式彩票欄目，為何要填入賭博欄而讓中式彩票欄空着？《澳門編年史》第 4 冊有 1893—1894 年度闈姓票、白鴿票和番攤的收入，表內中式彩票欄和賭博欄為何空白？①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 234 頁。②馬光：《1846—1946 年澳門鴉片問題探析》，《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0 年第 9 期，第 149 頁。③馬光、白雪：《新見澳門近代史史料十則》，《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2 年第 10 期，第 211—212 頁。下文引述不再另加注釋。 ④ “Acordo a que se refere o Decreto N.º 279 de 10 de Janeiro de 1914,” in Boletim Oficial, N.º 9, 28-02-1914, pp. 82-83.馬光先生在“澳門政府漫長的禁煙歷程”一節中徵引了 1913 年 6 月 14 日葡英兩國簽署的《澳門和香港兩地鴉片煙膏專營管理協議》中的內容，但是，所述內容似乎與原文的意思不太符合。②在另一篇《新見澳門近代史史料十則》的文章中，我們看到了對這個協議的全文漢譯。 ③我們細讀該協議的原文④之後發現，譯文中有很多錯誤。茲依次糾正如下：這裏的翻譯存在問題。這個協議的開頭語說明了該協議簽署緣起的兩個因素：一是國際鴉片會議已經簽署了協議，二是鑑於港澳兩地的地理位置需要對兩地鴉片煙膏專營和緝五、英葡港澳鴉片煙膏專營協議為貫徹執行國際鴉片會議所達成的共識，目前，對各個殖民地所有與鴉片消費、銷售、出口、緝私等相關的事務做一個嚴格的限制就顯得尤為必要。鑑於香港、澳門兩殖民地之地理環境，對兩地做一個同樣的規範迫在眉睫。為此，英葡政府現達成如下協議：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127私的事宜用相似的制度加以規範。譯文將第二個因素一分為二，其中的一半被翻譯成了國際會議的共識，不符合原文的意思。實際上，整句應該譯為：“為落實國際鴉片會議之決議，並考慮到因香港、澳門的地理位置而須以同樣的制度對兩地鴉片煙膏之消費、銷售、出口以及緝私等各方面加以管理之必要性，葡萄牙政府與大不列顛政府特簽署下列協議：”“生鴉片的製作及鴉片的銷售”不符合原文意思。鴉片不能被製作，只能被加工；不是“鴉片的銷售”，而是“煙膏的銷售”。“semelhantes a / similar to”不是“和”，而是“相似的、相同的”。“應努力推行該殖民地條約中所做的關於鴉片制度的限定性條款和香港有關打擊鴉片非法貿易所做的規定”翻譯錯誤。整句應該譯為：“葡萄牙共和國政府擁有監督管理澳門鴉片煙土加工與煙膏銷售之權力，故應在該地的鴉片管理章程中實行與香港政府打擊煙膏非法貿易章程中的規定相同之條款。”“人口變動的澳門人”是甚麼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常住人口及流動人口”。整句可譯為：“澳門煙膏承充商為煮膏專供當地常住人口及流動人口所消費之鴉片煙土，每年不得超過 260 箱（40 粒煙土視為一箱）。”“人口變動的香港人”不符合原文意思。“體現在”翻譯不到位。不是“協議”，而是“承充合約”。整句可譯為：“香港煙膏承充商為煮膏專供當地常住人口及流動人口所消費之鴉片煙土，每年不得超過 540 箱；該數額載於新近與香港承充商所簽立的承充合約中。”“輸入後亦不會禁止鴉片”的譯文語義不通，實際意思是“以後也不禁止鴉片進口”。整句可譯為：“澳門煙膏承充商和香港煙膏承充商每年可分別進口 240 箱和 120 箱煙土，專用於向目前尚未禁止和以後也不會禁止鴉片輸入的國家出口。”第一條　葡萄牙共和國在澳門殖民地範圍內保留管理和控制生鴉片的製作及鴉片的銷售權利的同時，應努力推行該殖民地條約中所做的關於鴉片制度的限定性條款和香港有關打擊鴉片非法貿易所做的規定。第二條　澳門鴉片承包商每年進口的鴉片數量不能超過 260 箱（每箱 40 球生鴉片），這些鴉片專供人口變動的澳門人消費。第三條　香港鴉片承包商每年進口的鴉片數量不能超過 540 箱，這些進口的鴉片專供人口變動的香港人消費。這個數字體現在最近與香港承包商所達成的協議中。第四條　澳門、香港的承包商分別被允許每年進口 240 箱和 120 箱的生鴉片，這些鴉片專門用來向那些尚未禁止或者輸入後亦不會禁止鴉片的國家出口。近代澳門鴉片煙膏專營的若干問題——與馬光先生商榷第五條　上述針對香港所做之限定不容更改，然而，在遵循合法進口的條件下，澳門政府可以保留增加每年進口生鴉片數量的權利。為此，澳門的承包商應該向澳門

128第六條　進口生鴉片的數量限制超過第四條的規定時，在遵守上述條款的前提下，澳門總督有權授予牌照的權利。第七條　儘管對每年生鴉片的進口數量已在第 2、4、5 條中做出了限定，但是印度總督有權允許商人購買那些在加爾各答、孟買或印度任何地方的公開市場上所出售的鴉片。承包商在這些市場上購買到他們所需的鴉片後，只要數量不超過對香港的鴉片承包商所做的限制，即可將這些鴉片出口到澳門。第八條　從印度運到澳門的生鴉片，在遵守上述條款的前提下，可以在香港做無需納稅的轉口貿易。第九條　五年（與包稅商簽訂的合同的有效期限）之後，如果澳門當地消費量或出口鴉片量有必要增加的話，葡萄牙政府可以考慮重新修訂對鴉片數量的限制問題。這條譯文完全不符合原文的意思。整句應該譯為：“前條對於香港之限額視為最後規定，不可更改；惟現已議定，澳門方面如有證據證明進口係用於合法貿易，則可獲准增加每年進口用於出口之煙土的箱數，為此，澳門煙膏承充商須向澳門總督呈出由鴉片進口國當局所簽發的海關證明，以證明於前條所定 240 箱限額之外增加進口之鴉片係用於合法貿易之目的。”這條譯文嚴重走樣，我們將其重新譯為：“澳門總督有權按照第五條之規定發放進口准照，准予在第四條所定限額之外增加進口鴉片煙土。”本條譯文中有多處漏譯和錯譯，我們重新譯為：“鑑於本協議第二、四、五條已對澳門每年可進口煙土之限額做出規定，只要香港煙膏承充商獲准由印度獲得煙土，則印度政府亦應允許澳門煙膏承充商按照既定限額和條件從加爾各答、孟買或印度其他地方的鴉片公開市場上購買煙土，運回澳門。”該條譯文錯誤地將國際航運中的“貨物轉船”譯成了“轉口貿易”。澳門鴉片承充商訂購的鴉片，不可能在香港進行轉口貿易。我們重新譯為：“澳門煙膏承充商遵照上述限額和條款所購之煙土，自印度運經香港時，准予免費轉船。”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該條譯文不符合原文意思。不是“有必要增加”，而是“被證明數量過高”。不是“可以考慮”，而是“應該同意”（原文說“認為合適”，就是應該同意的意思）。“in question”不是“問題”，而是“有關的、相關的、在談論的”。我們重新譯為：“五年（與承充商簽訂之合同期限）期滿後，若有證據表明前條所定澳門消費和出口鴉片之限額過高，葡萄牙政府應該同意對有關的數額做出修改。”海關當局出示鴉片進口國家政府所開具的證明，以表明這些超過第四條所規定的 240箱數量的進口鴉片是經過合法授權過的。

129該協議有效期十年，但是如果雙方政府在任何時間提前十二個月告知對方想終止該協議時，該協議可能會被終止。十年後即到期之日，除非任何一方政府有同樣的終止通知，該協定將繼續有效。不是“雙方政府”，而是“雙方政府中的任何一方”。不是“可能會被終止”，而是“將被終止”。事實上，協議 10 年到期後，英國政府宣佈不再續約，該協議就被終止了。①我們重新譯為：“該協議有效期為 10 年。但是倘若雙方政府中的任何一方在任何時候提前 12個月照會對方意欲終止協議，則該協議將被終止。10 年期滿時，除非任何一方向對方發出終止協議的照會，否則本協議將繼續有效。”澳門鴉片煙膏承充（專營）是近代澳門鴉片貿易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澳門的承充制度始於 1848 年，而鴉片煙膏的承充則始於 1851 年。在長達百年的歷史過程中，鴉片煙膏承充的制度和規則經理了複雜的變化，任何的簡單概括都將是簡單化的。澳門華人是鴉片煙膏承充的主要力量，其承充情況應該得到全面的反映。衡量鴉片煙膏承充對於澳葡當局的財政意義，需要利用澳葡政府的決算資料，而非財政預算令。歷史文獻構成史學研究的基礎，而正確翻譯西文歷史文獻，則是史學研究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本文的討論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我國澳門歷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兩個問題：一是疏於考證；二是譯文錯誤。對於文章所列的澳門鴉片承充的開端、煙膏承充制度的特點、華人承充煙膏的活動、煙膏承充的財政意義等事項，馬先生嚴重依賴於《澳門編年史》的二三手資料，完全沒有原始文獻的引據，最後的結果便是疏於考證，以訛傳訛。對於英葡兩國港澳鴉片煙膏專營協議的翻譯，存在諸多的譯文錯誤，導致無法依據譯文對該協議作出全面準確的陳述，從而不能正確理解葡英兩國在鴉片煙膏專營問題上的關係。真正的研究，就是利用原始文獻對自己所提出的問題進行考證、分析和闡釋，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正確閱讀和翻譯西文文獻，是澳門歷史研究的重要條件；只有依據既“信”又“達”的譯文，才能對澳門歷史的諸多問題做出符合歷史原貌的陳述和闡釋。[ 責任編輯陳超敏 ]六、結語① Alfredo Gomes Dias, Portugal, Macau e a Internacionalização da Questão do Ópio (1909-1925),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2004, p. 197.近代澳門鴉片煙膏專營的若干問題——與馬光先生商榷

130作者簡介：鈕力書，暨南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陳薪元，暨南大學文學院古籍所歷史文獻學碩士研究生。廣州　510632。上的梳理和分析。因此，本書是瞭解回歸後澳門公共管理和公共治理狀況的重要參考書。第一章《緒論》，著者探討公共管理的研究緣起，繼而梳理政府改革及社團治理的基本理論主張。第二章《澳門政府改革的核心戰略》從科學決策、陽光政府和精兵簡政三個方面來闡述澳門特區政府最為核心的政府改革基本戰略。尤其是第三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科學決策、陽光政府、精兵簡政不僅成為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戰略，也是特區政府施政的核心戰略。對其基本的梳理和分析，有利於從整體上把握特區政府政府改革的總體方向、原則、精神和理念。第三章《政府改革的基本路徑》從改善政府公共服務品質、發展電子政務、完善公共諮詢、應對職能重疊來介紹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路徑。強調強化公共參與、構建多元化的評估主體、形成科學合理的評估指標體系，是未來澳門特區政府改進和優化公共服務品質的主要方向和措施；提升電子政務需從制度建設、內部管理電子化、公共服務電著者鄞益奮，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副教授，博士，2006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方向為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已發表學術論文 100 多篇，參與和負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委託的研究課題。曾榮獲 2009 年第二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論文類三等獎。著者對澳門特區公共管理的兩大體系即政府管理改革及社團治理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和分析，為讀者瞭解澳門特區政府的行政改革和社團治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視角。澳門特區政府在回歸以來的管治能力一直深受關注，特區政府如何因應管治能力提升而展開改革，本書進行了學理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四）鈕力書　陳薪元一、鄞益奮著《澳門特區政府改革與社團治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215 頁。

131子化、政府與公眾溝通電子化等方面進行；在公眾諮詢方面，特區政府需凝聚社會的共識；在應對職能重疊方面，需整合機構和完善跨部門合作機制，增強部門之間的相互信任和信息共享。第四章《績效治理：政府改革的發展朝向》討論澳門特區政府的政府績效治理制度，分析制度背景、制度內涵及推進建議等各方面等內容。著者指出，在未來的發展中，澳門特區政府績效評估中的公務員工作表現評估、廉政公署及審計署評估，以及公眾參與評估都需要進一步完善，從而更好地制定預算、激勵員工、提升政府服務、提升公民和政府的溝通，最終提升特區政府施政的績效和能力。第五章《澳門社團治理體制》從傳統澳門社團在社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澳門社團在現今社會治理中所面對的新挑戰出發，來尋找澳門社團社會治理的新定位。著者提出需強化澳門特區政府對於民意要求表達的自主性，鼓勵社團之間以及政府和社團之間的溝通和理性對話，從而增加它們之間的深層互動交流，防止少數民意凌駕於整體民意之上。第六章《澳門社團組織文化》說明由於法團主義體制、歷史傳統、文化秉性以及愛國愛澳價值觀等因素的影響，澳門社團的和諧文化體現於澳門社團之間，以及澳門政府和社團之間的合作關係，但社團內部管理體現了少數人主導的小圈子文化、財務透明度不高的封閉文化，以及民主化和制度化不足。著者指出，未來澳門社團文化應向制度化、民主化、透明化的方向發展。第七章《澳門社團的人力資源狀況》指出澳門社團人事管理整體上處於一種制度化不足的傳統管理階段，需進一步加強制度化建設水平，引入參與式管理，規範人員選拔機制，完善人才激勵機制，不斷提升人員的專業化水平。第八章《澳門社團的社會服務模式：以街坊總會為例》，通過選取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為例，討論其多元雙贏的社會服務模式。指出澳門特區政府通過同街坊總會建立的親密夥伴關係，為澳門居民提供了廣泛而細緻的社會服務。第九章《結論》，著者認為提升公共治理成效和政府管治能力應着眼於從四個層面：提升政府政策制定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完善上下級關係、理順部門間的合作關係、優化政府和社團的合作夥伴關係。本著前有陳慶雲所作《序言》，書後附參考文獻、《後記》。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四）

132二、駱偉建等著《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解析——立法背景和立法原意的探究》，澳門：澳門基金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532 頁。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實施》（廣東省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著者江華，澳門大學法學博士，澳門大學學院高級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憲法》和港澳《基本法》，曾在《港澳研究》、《廣東行政學院學報》、《“一國兩制”研究》、《行政》雜誌、《澳門法學》、《澳門研究》等學術期刊以及《澳門日報》等報紙上發表論文 40 餘篇。參與和完成多項科研課題研究。著者趙英杰，澳門大學法學院憲法與基本法專業博士研究生，曾參與省部級課題項目，發表論文多篇。本書通過梳理《澳門基本法》起草工作有關的文獻資料以及起草委員會委員“口述歷史”的訪談記錄，呈現《澳門基本法》的整個制定過程，包括起草委員會委員們的工作過程、條文草擬的不同階段以及各種討論意見等，闡明《澳門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希望有助於讀者更全面準確地理解基本法的條文，以及澳門特區全面準確地理解和實施《澳門基本法》，使“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的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全書共三篇。第一篇《〈澳門基本法〉結構的確定》，以時間為論述順序，介紹起草委員會的成立和起草工作。第一章《〈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成立》，介紹了 1988 年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成立，並對其工作任務、性質和人員作出解釋，著重介紹了人員名單的確定與人員構成。第二章《〈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起草工作》，介紹了起草法律的意義、起草小組的種種工作，包括赴澳調查諮詢、聽取各方意見並分析等；記述了草案起草過程中所遇的爭議問題，包括各節歸屬、獨立、先後的安排、概念解釋、熱點話題等；簡述了著者駱偉建，1987 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律系憲法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1988 － 2000 年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工作。曾參與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工作，出任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2001 年受聘於澳門大學法學院至今，現任澳門大學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授《憲法》和《基本法》。2009 年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專業功績勳章。有關《澳門基本法》和法律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概論》（澳門基金會，2001 年）、《“一國兩制”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133三、童喬慧著《澳門城市環境與文脈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年，226 頁。《澳門基本法結構（草案）》並指出其三大特點：具有憲制性法律的形式和內容、體現“一國兩制”的邏輯、體現中央管治權的要求。第二篇《〈澳門基本法〉條文的形成》，對《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中一些條文形成過程進行介紹並解讀。第三至六章分別介紹了序言、總則、中央和特區的關係、居民權利與義務四部分條文內容和形成過程。對《澳門基本法》中的下列問題進行了討論，包括：《序言》中的“逐步佔領”一詞、國家今後對澳門的方針、《基本法》立法依據、核心內容以及與“一國兩制”關係（“一國兩制”是《基本法》主要內容，《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化）；並對《基本法》的各條，進行了分別解讀。第七至十章分別介紹政治、經濟、文化、對外事務四部分條文的內容和形成過程，並對第 45 至 145 條進行解讀。第三篇《〈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訪談》，收錄了陳滋英、宗光耀、武連元、田曾佩、羅立文、胡厚誠、曹其真、廖澤雲、康冀民、郭東坡、孫琬鍾及黎祖智共 12 位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以《澳門基本法》探源為題的訪談紀要。其中包括了他們的參會緣由、工作回顧、提出的建議、對《澳門基本法》的看法等內容。這些內容對於立法背景和立法原意的探究具有重要價值。該書前有《前言》與《緒論》，書中附有許多法律條文和起草委員會委員的照片，書後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著者童喬慧，東南大學建築歷史與理論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現任武漢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建築歷史與理論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城市文脈保護與更新、東西方建築文化比較、中國古典園林。在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 20 餘篇。著者通過大量文獻的研究和整理，以及親身的實地考察，從歷史的角度論述澳門地理環境的變遷、人口規模的變動、區域結構和城市形態的演化等；從空間的維度對澳門城市節點、街道、邊界進行分析；從城市建築學的角度對澳門的城市建築進行宏觀與微觀的考察；從文化層面上解讀澳門城市環境與文化生活的多元混合現象以及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四）

134身份認同；分析研究澳門城市文脈的基本向度以及文脈特色的延續。第一章《澳門城市環境的歷史源流》分成四個部分﹕ 1）從自然環境與歷史沿革，以及填海造地兩方面，介紹澳門城市地理環境的發展。2）將明末至今分成四個歷史階段，介紹澳門城市人口發展史。3）從條約開埠期、天主教城期、殖民開發期、自治規劃期四個時期詳細闡述澳門城市形態演化的歷程，指出澳門城具有葡式正本與中式他本的“拼貼記憶”，並肯定兩者的共存與發展。通過表格說明澳門城市規劃的內容，並指出其具有整體性、承襲葡萄牙城市規劃思想，充滿詳盡系統的觀念、但也缺乏具有法律效應的城市規劃法四個特點，又引用文獻史料闡釋宗教發展對城市形態的影響。4）介紹了印度葡萄牙殖民地科欽與果阿兩城，再從四個角度對比澳門與果阿的地理環境、城市區域、城市結構和城市文化，指出二者異同與各自特色。第二章《澳門城市環境的空間營造》，通過文字描述、景觀圖片和規劃地圖相結合的方式，介紹澳門各類城市廣場與城市公園的位置特點與景觀佈局，展現其各自特色，並指出它們具有社會交往性，受葡萄牙園藝景觀的影響，具有殖民控制的特質。又從空間脈絡、空間序列、街道佈局、空間尺度、街道景觀、街市生活多角度介紹澳門的街道，並配以精美的圖片，給讀者帶來直觀的感受。本章以歷史時間順序闡述澳門城市邊界演變過程，不同時代構造出不同的環境意向。指出城市港口有兩大特性：一是持續蠶食大海，二是在防禦、景觀、港口、橋樑建設方面營造城市意向。最後，對市政廳廣場與龍環葡韻兩處地方進行個案要素分析。指出市政廳廣場是葡式城鎮與中式城鎮的“匯合點”，具有適宜的平面佈局和空間尺度，豐富的周邊建築文化遺產，以及群體構成要素的對比統一和移步景異的空間層次。龍環葡韻充滿南歐風致與清幽古韻，極具人文和藝術價值。第三章《澳門城市文脈的建築讀本》，從肌理、場所、歷史性建築、標誌建築、天際線五個方面對澳門城市建築進行宏觀分析，同樣又從界面、色彩、尺度、小品、符號五個方面進行微觀考察。文中先對概念進行介紹，再列舉了澳門城中具體的例子進行解析，附以圖片，展示澳門城市建築的風貌。本章亦對大三巴牌坊和媽祖閣廟進行個案分析，探討澳門宗教對環境的影響，認為澳門作為中葡交匯地，宗教世界觀的差異以及宗教背後的政治權利之爭促使其成為了多神匯聚之地，顯示了超然的容忍與融合。第四章《澳門城市文脈的文化闡釋》分三個部分，包括：1）從民間教育、建築藝術、民情風尚三個角度論述澳門具有中西疊痕的城市文化；又從澳門城市族性與文化、二元政治、人口流動三方面說明澳門混合文化架構在中葡歷史上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介紹了澳門豐富多樣的城市生活，體現了城市多元文化的糅合與共生。2）解釋了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定義與特點，指出澳門的殖民歷程與後殖民歷程有著與眾不同的特質，最後提出後殖民主義對澳門的啟示：澳門文化應放在中西文化夾縫中所存在的“第三空間”，既要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又要在平等基礎上與其他文化對話，汲取他人精華，剔除本民族文化的糟粕。3）從文化認同層次將澳門文化與嶺南文化和中華文化進行考量，再從澳門文化與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135周邊關係的角度將其與珠三角文化和香港文化進行對比，討論了澳門城市文化錯綜複雜的身份認同問題。第五章《澳門城市環境與文脈的地域特色》，從建築、社會機構、社會活動三方面說明了澳門的多元性與共生性，表現了澳門友善平和的面貌；又從矛盾與糅合、制約與創新、匯通與調適三方面對澳門城市文脈特色的延續進行探討。對於回歸以來澳門的發展，著者提出了幾點有利優勢和面臨的嚴峻問題，並希望澳門城市環境持續發展並維持根本形象與個性。該書前有《序》與《緒論》，書後有《結語》和《後記》，還附有參考文獻與 6 篇附錄。[ 責任編輯陳超敏 ]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四）

136澳門文學研究三十年編輯部（括號內前一數字是期數，後一數字是頁碼）《澳門研究》2019—2021 年總目錄澳門現代文學研究三十年——以出版專著為討論對象 . 張堂錡（92：006-016）澳門新詩研究軌跡 ....................................... 呂志鵬（92：017-033）澳門華文小說研究三十年的回顧與反思....................................... 余少君（92：034-041）框框內外——澳門現代散文研究三十年的回顧與對話...................................... 留婷婷（92：042-052）澳門歷史研究三十年澳門歷史文化領域中的非中文著作概況 .......... Paul A. Van Dyke　劉嘯虎譯（93：006-018）從一百篇《澳門學著作提要》看澳門歷史研究的軌跡 ............................. 韓天歌　葉農（93：019-026）議題、視角與歷史意識——近三十年澳門地區澳門史研究的演變和趨勢 ....................................... 張中鵬（93：027-036）澳門經濟研究三十年博彩從業人員博彩參與國際比較 ....................................... 曾忠祿（94：006-015）澳門經濟研究三十年——《澳門研究》經濟部分之文獻回顧 ....................................... 陳志誠（94：016-048）新聞與傳播抗戰時期澳門《華僑報》“和”“戰”之爭............................. 劉龍華　夏泉（93：037-048）試析抗戰勝利後地方報紙收回澳門的報導.......................... 劉正剛　邱德鑫（93：049-059）澳門城市規劃及發展策略韌性城市的規劃研究：澳門的思考.......................... 顧朝林　曹根榕（92：053-062）澳門都市更新的法律道路................................ 稅兵　楊昕（92：063-077）澳門基建與韌性城市的建立（筆談）韌性城市不是一天建成的——以澳門為例...................................... 崔世平（92：078-079）與水化敵為友——天鴿風災後澳門治水方向...................................... 李熙爗（92：080-086）二十世紀上半葉澳門的建築遺產保護...................................... 呂澤強（92：087-095）經濟社會建設澳門博彩業未來的發展趨勢——基於澳門居民博彩行為演變分析.......................... 曾忠祿　紀春禮（92：099-106）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研究——基於《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的視角....................................... 齊冠鈞（92：107-115）澳門 2018 年經濟分析及 2019 年經濟預測..... 陳志誠　關鋒　何偉雄　廖振華（92：116-136）澳門—珠海廣義物流耦合度分析.................... 黎明　沈錦發　李莉（95：006-022）回歸二十年澳門新聞媒體的嬗變：進程、特徵與趨勢 ...................................... 孟書強（93：060-071）澳門特區政府應對“天鴿”和“山竹”的危機訊息發佈對比分析 ....... 陳嘉欣　林玉鳳（99：088-100）即時通訊應用作為公務溝通工具對公職人員心理健康之影響研究 .......... 粘世偉　黃子毅（99：101-113）

137法律研究澳門特區立法會議事規則：性質、效力與價值 .......................................... 張強（92：137-147）澳門地區第三方支付下的洗錢風險及法律監管 ....................................... 張曉晗（96：070-080）行政行為還是政治行為？——澳門特區終審法院“第 61/2017 號案”述評....................................... 王榮國（97：087-096）回歸後澳門原有公務人員的任用與留用問題——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 213/2003 號案述評....................................... 趙英杰（98：093-102）循序漸進推動澳門政制穩步發展——評澳門特區“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 江華（99：114-124）文學及語言學容閎故鄉“Pedro lsland”（彼多羅島）為何島？——兼考“Lapa”之詞源....................................... 金國平（93：074-091）2018 年澳門文學研究綜述 .......................................... 趙皙（93：092-098）澳門公共語言空間的語言管理——以報紙和政府網站為例 ....................................... 張璟瑋（94：106-113）澳門文學發展的時代印記——2019 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 .......................................... 趙皙（97：115-124）劉光廉生卒年考.......................................... 邵婕（99：068-078）鄭觀應均勢思想略論：以“聯暹抗法”為中心 ....................................... 夏夢真（99：079-087）新時期澳門文學研究的發展動態——2020 年澳門文學研究概況........................................ 趙皙（101：079-087）教育研究澳門高校大學生的英語學習狀況調查....................................... 張胡波　陳紅　王盈娟　Pedro Paulo dos SANTOS（94：114-121）澳門非高等教育“基本學力要求”中的 21 世紀核心素養 ...................... 魏冰　林佳佳（95：023-033）澳門本地教材的校本實踐邏輯與模式............................. 邵艷菊　楊潔（95：034-042）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與人口、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研究 ................... 劉思亮　夏夢真（95：043-054）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 ...................................... 關黌諺（96：097-109）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綜合性學習與運用模組比較研究 ...................... 朱聰穎（96：110-118）澳門和內地葡萄牙語高等教育發展分析 ............................. 徐威　孔繁清（97：066-077）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寫作模組比較研究 ...................................... 關黌諺（97：078-086）澳門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關係（2003—2018） ................. 齊蓮英　王森　陳書浩（94：049-059）D-C-S 模型基礎上澳門基層海關人員壓力源、工作特質與工作疲勞關係之研究.................................... 聞人王冠（94：060-073）澳門青少年性壓力研究 .......................... 鄭焯基　羅琨瑜（94：074-096）遊客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變化（2014 － 2018）——用戶原創內容的對比研究.............. 劉丁己　劉咏丹　江明華（96：081-096）珠海—澳門物流產業與經濟增長效應研究 .................... 黎明　沈錦發　李莉（97：006-027）關係承諾促進視頻博主營銷與澳門年輕消費者購買意願的研究.............. 劉丁己　陳洋洋　劉咏丹（97：028-040）澳門服務業關聯度評估及產業優化................. 陳章喜　倪容　吳振幫（97：041-049）家長參與之實證分析——以澳門融合生家長為例 ....................................... 董志文（97：050-065）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研究............................. 曾忠祿　王興（98：006-015）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 婁世艷　蘆嘉迪　張以恒（98：016-033）《澳門研究》2019—2021年總目錄

138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近三十年來澳門史研究述要.......................................... 陳杰（99：047-067）近代澳門鴉片煙膏專營的若干問題——與馬光先生商榷............................ 張廷茂　吳津（101：120-129）新冠肺炎疫情專輯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徐建華　劉騰然　孫顧宇　姚昭宇（100：016-033）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 唐國傑　何牧　陳泓鐳　余永逸　胡文詩（100：034-048）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 莫紫瑩　薛瑾　劉丁己　陳洋洋（100：049-066）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澳門就業政策..................................... 鄞益奮（100：067-077）新冠疫情衝擊下的澳門博彩企業..................................... 曾忠祿（100：078-086）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研究 ............................ 徐威　麥雁鈴（100：087-100）網課的“另類體驗”──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生線上學習的調查分析..................................... 邵艷菊（100：101-112）澳門立法會選舉疫情、DQ 與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 . 婁勝華（101：006-009）比例代表制與澳門立法機關的直接選舉..................................... 陳震宇（101：023-033）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制度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為路徑......................... 郭善文　溫天鵬（101：034-045）投票習慣、選舉競爭與投票率——基於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實證研究......................... 霍偉東、黃偉棋（101：046-059）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 蔡永君　何偉鴻（101：060-076）宗教與歷史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所反映 16 － 17 世紀傳入日本的西方知識和西方文化.......................... 湯開建　周孝雷（93：099-135）初創時期的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院....................................... 關俊雄（93：136-153）治外法權與非正式帝國——中美《望廈條約》研究述評....................................... 何思兵（94：097-105）從冼玉清求醫窺探民國時期廣州知識分子對中西醫的認知 ...................... 崔占龍　夏泉（95：055-063）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概要................................. 李憑　姜霄（96：006-017）港澳家族與社會——何東與何鴻燊在特殊時期的應變....................................... 鄭宏泰（96：018-029）清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印行的二份中文傳單 ............................. 冷東　邢思琳（96：030-043）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述評....................................... 趙殿紅（96：044-058）澳門華商的經濟權力及其資本關係網絡構建——以何賢為中心的考察....................................... 方木歡（96：059-069）中華醫學傳教會在鴉片戰爭前夕的衝擊與調整——以澳門醫療工作為中心的歷史考察....................................... 關俊雄（97：097-114）Taipa 得名考源 .................. 金國平（98：034-061）晚清澳門豪商何廷光與《知新報》探析............................. 侯杰　張宇楓（98：062-071）澳門華商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構建——以華商代表何賢為例....................................... 方木歡（98：072-084）試論“活菩薩柯醫生”柯麟的醫學生涯與成就 .......................................... 夏泉（99：006-012）當媽祖遇見聖母：澳門海神信仰的兩種體系及其互動.......................... 趙殿紅　李涵聞（99：013-020）澳門“圍”的歷史源流與社會意涵.......................... 郭立怡　吳秉聲（99：021-036）多元文化和本土化的交織：以澳門穆斯林的歷史發展為例 ................................ 劉梓琳（99：037-046）

139《澳門研究》2019—2021年總目錄政治文化與投票行為——以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 鄺錦鈞（101：077-084）從理性選擇理論評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結果......................... 史超宇　陳建新（101：085-094）選舉宣傳片的訴求類型與廣告表現對投票結果的影響：以 2017 及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為例............................ 徐勁飛　潘越（101：095-110）學術筆記進入美國總統杰弗遜藏書的兩本 1810 年代澳門出版書籍 ................................ 李海默（98：110-113）澳門學“澳門學”研究回顧與建議（1999 － 2019）.......................................... 劉軍（98：085-092）政策研究數據分析方法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應用前景 .............. 孫思宇　劉江銳　李卓航（92：096-098）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與“一帶一路”的協同發展 ................ 馬志成　盛力（95：071-076）“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在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人文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 葉桂平（95：077-084）“一帶一路”與澳門建設：用人才交流搭建中國與葡語國家溝通橋樑 ....... 魏丹　唐妍彥（95：085-095）藉參與建設“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機遇提升澳門民生福祉 ...................... 李雁玲（95：096-104）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人才高地：淺析澳門的定位和作用 ............. 王齊超　王建偉（95：105-112）粵港澳大灣區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的挑戰及對策探討 ................................... 李曉閔（95：113-120）粵港澳大灣區下的澳門平台經濟發展的探索.......................... 陳鎂甜　陳建新（95：121-127）港澳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比較分析....................................... 鄞益奮（95：128-136）澳門在構建國際文旅交流平台中的優勢、作用及路徑分析.............. 馬聰玲　李淑冰　張雅俊（95：137-146）“一帶一路”背景下澳門融資租賃業發展：障礙及建議....................................... 紀春禮（95：147-153）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地緣功能﹕以馬來西亞為例 ................... 蔡怡竑　王建偉（95：154-161）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督與管理.......................................... 盛力（96：119-128）教育經濟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盛力　尹業昶（98：103-109）淺析“一帶一路”環境治理中的澳門角色............................. 盛力　張安寧（99：125-130）書評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四） ................................. 葉農　肖瓊（92：148-152）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六） .......................... 封小龍　柳俊熙（93：154-158）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七） ....................................... 宋玉宇（94：155-161）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八） ............................. 葉農　韓天歌（95：064-070）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九） .......................... 宋玉宇　寧有餘（96：129-135）與世界對話：澳門文學的可能性——評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 霍超群（97：125-128）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 宋玉宇　寧有餘（97：129-134）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一） .............................. 葉農　伍世堯（98：114-120）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二） .......................... 宋玉宇　寧有餘（99：131-137）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三） ..................................... 白昕霞（100：113-118）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四） ......................... 鈕力書　陳薪元（101：130-135）其他編者語 .................................. 編輯部（92：005）編者語 .................................. 編輯部（93：005）修訂啟事 ............................... 編輯部（93：159）編者語 .................................. 編輯部（94：005）2000 年後創刊的澳門期刊出版綜述.......................... 王國強　郭倩雯（94：122-154）

140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編者語 .................................. 編輯部（95：005）編者語 .................................. 編輯部（96：005）編者語 .................................. 編輯部（97：005）編者語 .................................. 編輯部（98：005）編者語 .................................. 編輯部（99：005）第六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公告 ................................................（99：138-139）編者語 ................................. 編輯部（100：005）洞察變局，探求未來──寫在《澳門研究》100 期出版之際..................................... 吳志良（100：006-009）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記《澳門研究》出版 100 期..................................... 林玉鳳（100：010-011）疫情之下的澳門──專輯主持人語..................................... 徐建華（100：012-015）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Dr. Lúcio Augusto da Silva（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醫生）撰.................................. 吳玉嫻譯（100：119-142）編者語 ................................. 編輯部（101：005）砥礪前行下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專輯主持人語........................................ 盛力（101：006-009）《澳門研究》2019—2021 年總目錄..................................... 編輯部（101：136-140）

141ABSTRACTS· 10 ·Abstract: The seventh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the MSAR was held under the epidemic and was also the first election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patriots governing Macao”.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show that all directly elected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patriots, which has achieved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s member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campaign propaganda methods have changed, offline mass propaganda has decreased, and online propaganda has increased. The political platforms of the participating groups focus on issues such as economic recession, underemployment, and people’s hardship caused by the epidemic. At the same time, the direct election turnout rate dropped sharply. In the face of the reality of a large number of voters living abroad and the low turnout rate, it is recommended to consider introducing a mandatory voting system and correspondence voting methods. In addi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candidates’ political loyalty standards and review procedures, the principle of “patriots governing Macao” has been fully reflected in the electoral laws.Keywords: Electoral system, Turnout rate, Epidemic, Disqualification, MacaoEpidemic, DQ and Amendments to the Electoral System of the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LOU Shenghua· 23 ·Abstract: A legislature functions as a platform of expressions of political interests, through which sectional interests of a community can extend influence over public policy-making.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has now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governance in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orty-five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was applied in seat distributions in direct and indirect election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Through simple mathema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has, in general, well produced proportion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directly-elected seats in Macao’s Legislature. The application of a locally-modified D’Hondt method has generally been successful, with seat distribution results meeting with Macao’s social reality. In particular, the largest degree of balance has basically been achieved in terms of distribution of sectional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Keywords: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Macao, Elections,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D’Hondt method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Direct Elections of Macao’s LegislaturesCHAN Chan UNo. 4JOURNAL OF MACAU STUDIESNov 2021Quarterly

142Abstract: As one of the ways to becom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system of appointed members has been retained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of Macao.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of appointed member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Emergence, the Formati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wo critical junctures therein are ‘the issue of the Organic Statute of Macao (Estatuto Orgânico de Macau)’ and ‘the Return of Macao to P.R. China’. In this process, the system of appointed members has been influenced and constrained by four factors: ‘the growing need for governance’, ‘the strength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ese businessmen’, ‘the rise of societies and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endogenous demand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By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appointed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the Macao S.A.R. to enhance the legitimacy of appointed members, the doubts and misunderstandings of Macao residents towards this system can be reduced, and the recogni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of Macao by the Macao citizens can be strengthened.Keywords: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Appointed member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Legitimacy Abstract: On 12 September 2021, the 7th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 was successfully held, but the low turnout rate of direct election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public opinion.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on Macao elections are difficult to explain effectively, ignoring the effects of voting habits and election competition on turnout.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voting habits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on the turnout rate of the 7th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direct elec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turnout rate of the 7th Legislative Assembly direct election is curre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overall competition and voting habits in the previous term, while the vote share of the “democratic camp” in the previous term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turnout rate. Based o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electoral politics in Macao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electoral research theor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ust be discussed in light of the effects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under analysis. Keywords: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 Voting habit, Electoral competition, Voter turnout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affiliation of elected legislative assembly members (2013, 2017 and 2021), this paper adopts numbers of valid votes in various areas in order to calculate the 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 (SIR) for individual elected groups. It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competiveness A Study on the System of Appointed Members of the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pproachGUO Shanwen, WEN Tianpeng · 34 ·Voting Habit,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Voter Turnout: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7th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HUO Weidong, WONG Wai-Kei · 46 ·Stability and Variance: A Study of Group Affiliations of Candidate Groups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Votes of Elected Legislative Assembly MembersTSOI Weng Kuan, HO Wai Hong · 6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143Abstract: When the 7th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ere held in September 2021 opening for citizens to nominate candidates, several campaign lists were disqualifi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elections. After the election’s record low turnout rates, high blank and void vote rates were found. Although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analyzed that the hot weather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might be the main reasons affecting the voters’ motivation to vote, the Committee did not give much attention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high proportion of blank votes and void vot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historically high blank votes rate in the current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is due to the “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voters. The voter turnout rates in the past few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are not necessarily due to the citizen obligations of the voters, they may relate to many other factors, of which the candidates’ campaign strategies and the ways of mobilizing voters are also the main factors.Keywords: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Political culture, Campaign strategy, Blank votes· 77 ·Political Culture and Voting Behaviour: A Case Study of the 2021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KWONG Kam-kwanAbstract: The Macao SAR has just completed the election of the 7th Legislative Assembly 2021 in an orderly manner, but both the low turnout rate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blank and invalid votes drew the public’s attention. In addition, five groups of non-establishment candidates were disqualified just before the election, so that th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supervisory power of the newly formed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have also been doubted by the public. This study mainly adopts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analyse the results of the direct election. First, the low turnout rate in the direct elections is affected by the expected costs (the risk and inconvenience trigger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expected benefits (the reduced choice of candidates and the public satisfaction on the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on COVID-19 prevention) of eligible vote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Hong Kong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2019, the high turnout rates may not lead to better governance. The high proportion of blank votes and invalid votes may be caused by the pendulum effects, or the high proportion is triggered by some “manipulated” issues, like rumors and fake news. By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 in the number of enquiries by directly in gaining votes by groups with distinct affiliations in regional perspective, so as to manifest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of voters and electoral group affiliation.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duration and trend of the competiveness in gaining votes.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 political platforms of competing groups are still in much similarity. Though there is huge regional divergence among groups in gaining votes, it cannot be confirmed that group affiliation casts a very strong effect on voting behavior. Nevertheless, from the observation throughout the year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roups in gaining votes among different districts has remained in much stability.Keywords: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 Group affiliation,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votesABSTRACTSComments on the Results of Macao’s 2021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SHI Chaoyu, CHAN Kin Sun · 85 ·

144elected members of the 6th Legislative Assembly,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Q and pro-establishment directly elected members. All in all,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7th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 which can be verified b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rgues the election was a fair and representative one.Keywords: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 Hong Kong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Turnout rates, Rational choice theory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multi-conditional configurations of the promo videos for the two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s in 2017 and 2021.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st persuasive effect is achieved when the promo videos are combined with the diversity of candidate images and camera editing techniques as the core elements and the diversity of appeal strategies as the supporting elements. The patriotic camp’s candidates' videos portrayed the candidates as conservative and error-free, as well as friendly and moderate, experienced and capable, and with moral integrity; while the centrist camp focused on the innovative image of the candidates. Different candidate groups should focus on different elements of publicity for their own audiences, so that the publicity film can achieve a better persuasive effect.Keywords: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Promo, fsQCAAbstract: 2020 is a very special year. As we enter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new crown” epidemic has triggered a global crisis.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the development of Macao’s literature has not stopped, but with a steady and gradual pace continues to move forward. In the process of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the GBA literary community, Macao literature has gradually im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image, making it present a more real and clearer self-position;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horizons, related literary research has also achieved the expansion of its breadth and depth; it has also achieved extraordinary gains in literary creation, and a number of works related to the epidemic have emerged, showing the timely concern of Macao literature on common issues of mankind.Keywords: Macao, Literature, 2020, Research survey, Development trendsThe Impact of the Type of Aspiration and Advertising Performance of an Election Campaign on Voting Results: An Example of the Macao Legislative Assembly Election in 2017 and 2021XU Jinfei, PAN Yue · 95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Macao Literary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A Review on Macao Literature Research in 2020ZHAO Xi · 111 ·澳門研究 2021年第 4期

145Abstract: The Monopoly of Opium Preparation is an important thesis on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Opium in Macao. The Monopoly of Opium Preparation started in 1851. The system of the Monopoly of Opium Preparation underwent many changes over time, and the main farmers were Chinese living in Macao. The final statement was needed for the judge of the Opium Preparat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finance of Macao. Correct translation of the western documents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Macao. On the basis of accurate translations we can analyse historical questions correctly.Keywords: Macao, Modern times, Opium preparation, Monopoly system· 120 ·Some Aspects on the Monopoly of Opium Preparation in Modern Times in MacaoZHANG Tingmao, WU Jin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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