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研究（第 100 期） - 在線閱讀

2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編輯出版

3吳志良······ 610林玉鳳5編輯部··················································································1988 年 3 月創刊2021 年第 3 期總第 100 期季刊論文徐建華劉騰然孫顧宇姚昭宇·············································· 16唐國傑何牧陳泓鐳余永逸胡文詩···································· 34莫紫瑩薛瑾劉丁己陳洋洋················································· 4912徐建華····································································································

4邵艷菊··········· 101曾忠祿徐威麥雁鈴······································································································································································鄞益奮························································································ 67 7887白昕霞······················································ 113書評Dr. Lúcio Augusto da Silva（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醫生）撰吳玉嫻譯 119··················································································其他

5Editorial BoardLAM Iok Fong5610·····································································································WU Zhiliang·····························································32021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XU JianhuaXU Jianhua, LAO Tang In, SUN Guyu, YAO ZhaoyuMO Ziying, XUE Jin, LIU Tingchi, CHEN YangyangXU Wei, MAK Ngan-LengSHAO YanjuLúcio Augusto da Silva (au.), WU Yuxian (trans.)BAI XinxiaYIN YifenZENG ZhongluTONG Kwok Kit, HE Mu, CHEN Honglei, YU Wing-yat, MU Man Sze12163449677887101113119···················································································································· ·········································· ······················ ·········································································· ··················· ··································· ···················································

6編者語編輯部本期的《澳門研究》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主任徐建華教授出任“特邀主編”，負責主持 “新冠肺炎疫情專輯”，我們希望在《澳門研究》出版第 100 期之際，一如既往，集結學術的力量為社會服務，希望在新冠疫情陰霾仍然籠罩之際，探討疫情對澳門社會的影響。本期專題刊出的七篇文章，包括徐建華教授及其團隊的《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唐國傑及其團隊的《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莫紫瑩和薛瑾、劉丁己、陳洋洋合著的《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鄞益奮的《新冠疫情下的澳門就業政策》、曾忠祿的《新冠疫情衝擊下的澳門博彩企業》、徐威和麥雁鈴合著的《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研究》、邵艷菊的《網課的“另類體驗”——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生線上學習的調查分析》。七篇文章各有側重，從不同方面剖析疫情對澳門社會、經濟、教育等的影響。徐教授在他的序言中已有詳述，在此不贅。本期我們特別刊出吳玉嫻翻譯之Dr. Lúcio Augusto da Silva（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醫生）所撰的《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冀以古鑑今，為現時的抗疫工作提供參考。“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都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曹丕的《典論 ‧ 論文》已告訴我們文章可以突破時間和空間，為後世提供源源不絕的發展動力，謹以此與所有《澳門研究》的作者和讀者共勉。

7洞察變局，探求未來──寫在《澳門研究》100 期出版之際吳志良《澳門研究》自 1988 年創刊、1993 年復刊，自復刊至今整整出版了 100 期。從創刊到復刊、從半年刊、雙月刊到季刊，多番改版，逐漸成形。這 100 期雜誌是澳門當代學術成長的印記，也見證了澳門過去 33 年的巨大變化，真實記錄了澳門社會在此一翻天覆地深刻變化中的心路歷程。回顧和檢視這一過程，不僅有助於澳門學術邁上新的台階，也有助於澳門在百年不遇之大變局中認準方向、確定目標、明晰定位、開闢新途，使澳門能夠在國家發展戰略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從而在增加自身內在價值與擴大生存空間的同時，釋放潛能、展現優勢、輻射活力、貢獻智慧。《澳門研究》是在澳門回歸祖國進入過渡期之時創刊的。創刊前一年，《中葡聯合聲明》簽訂，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也應運而生。正如時任東亞大學校長、澳門研究所所長林達光教授在《發刊詞》中所言，《澳門研究》作為研究所的學術刊物，宗旨是一致的：“立足澳門，研究澳門社會，為澳門的安定、繁榮和發展服務。”他認為，“結束舊秩序、產生新秩序”是“一個史無前例的轉折過程，其複雜性不應低估”。因此，“深入研究澳門的過去和今天”，“對未來發展提供科學性的預測”，“搞清這過渡的內容和規律是個迫切的任務”，呼籲學者主動擔當，並引起公眾的關懷和參與。他還強調，“雖然探索的焦點應集中在澳門本身，但如果我們把它看成是一個狹隘的、孤立的問題，那麼研究的成果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認為，澳門研究應該放在中國、亞洲和世界的廣泛關係網絡中進行，因為“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構成澳門經濟、文化、學術發展的生命網絡”。也只有探索並理解這些關係的實質，我們才“有條件去找新的創造性的途徑，來開拓澳門在世界的地位並發揮其作用”。① 1993 年，澳門進入回歸祖國的後過渡期。這一年，將僅出版了創刊號就停刊的《澳門研究》復刊。我們十分認同林達光教授的遠見卓識，在《復刊詞》重申了前述的宗旨，只是在“來開拓澳門在世界的地位並發揮其作用”這句話中加上了“中國”兩字。今天誠懇重温辦刊的初心，對澳門學術發展的方向和更好地理解澳門，仍具極大的參考價值。 ②回歸一①《發刊詞》，《澳門研究》（澳門）1988 年創刊號。②《復刊詞》，《澳門研究》（澳門）1993 年總第 1 期。

810 年後，我們在“《澳門研究》改版寄語”中也承認，“澳門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社會發展趨勢，仍有待學界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如何適應時代的發展、繼續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出謀獻策，貢獻智慧，是澳門學術界面臨的新課題”。①換言之，雖然學術增量已經奠定了澳門研究的良好發展基礎，有條件去加強學術規範、提高研究水平和論文質量，但《澳門研究》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新的學術使命已經擺在眼前。推而廣之，學術界如是，社會、政府也如是。澳門開埠，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晶。正如本刊創辦者所言，澳門的生命網絡建立在澳門與祖國、澳門與世界的廣泛關係上。歷史也證明，澳門的命運與國家休戚與共，其生存發展與國勢興衰息息相關。澳門經濟史研究成果表明，澳門是一個極度外向型的經濟體，甚至有學者稱之為隨波逐流式的發展模式。從早期的航海貿易到後來的苦力貿易、鴉片貿易、博彩業發展，到 20 世紀 80 年代的出口加工業再到現在的博彩旅遊業，都極其依賴國家與世界的發展走向，對外依存度極高。正是基於此一判斷，我們在澳門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就提出，澳門未來最大的挑戰是其自治能力的局限性，如何創造更好的自治條件，增強自治能力，忠實、有力地實踐“一國兩制”，建設好特別行政區並保持長治久安，是包括學者在內每一個澳門人必須思考的問題。中國 40 多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帶動了當代澳門經濟的起飛，為澳門回歸祖國奠定了初步的經濟基礎。過去 20 多年來，澳門順利完成了從“葡管中國領土”到建立“澳人治澳”的特別行政區的政治變遷，特區開局良好；特區成立後，博彩業適度開放，一定程度上推行了經濟制度的變遷，改變了主要行業獨家經營的狀況。政治與經濟的兩次制度變遷，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區政府和居民的共同努力下，都非常順暢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經濟快速增長、居民收入明顯提高、民生福利大幅改善、社會和諧穩定、民主政治穩步發展，一改回歸前治安不靖、經濟蕭條、民生艱難的困境，呈現出一片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局面。與 1999 年相比，2019 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增加 8 倍多，人均生產總值增加 5.5 倍，居民收入中位數增加了約 4 倍，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約 8 倍，實行 15 年免費基礎教育，學生和 65 歲以上人士享受免費醫療，社會房屋和經濟房屋供應不斷增加，社會保障基本實現居民全覆蓋。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場巨大的變革中，單一的經濟結構和鄉土型社會形態卻沒有太大的改變。在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多次提醒澳門要居安思危，特別要加速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解決“一業獨大”、過度依賴博彩業的問題。中共十九大提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中央 2019 年正式頒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港澳二①《復刊詞》，《澳門研究》（澳門）2010 年第 1 期總第 56 期。

9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乘上祖國發展快車搭建了平台。2021 年 9 月，中央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澳門正式參與橫琴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深合區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橫琴深度合作區是在配合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成立的。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橫琴深合區，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突破，是澳門邁向新征程、增加新動能、創造新氣象的重大歷史機遇，是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甚至比 20 年前博彩業適度開放，更能對澳門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如果說 20 世紀 80 年代澳門經濟起飛為第一次現代化，那麼，博彩經營權適度開放以來的經濟飛躍則為第二次現代化，而橫琴深合區建設有可能將澳門推向第三次現代化的進程。第一次現代化主要是原始資本積累，第二次現代化為澳門帶來富足，我們期待，第三次現代化促進澳門社會的整體進步。在第一階段，人心思歸，絕大多數澳門居民盼望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當家作主。當然也有極少數人對澳門發展的信心不足，移民他鄉；第二階段，人們在發展和分享之間、保育與發展之間產生了激烈的討論和爭議，要求公平正義，反對資本擴張對城市景觀、特別是受保護文物和澳門寧靜的生活造成過度的影響。從 2007年“五一遊行”到 2014 年“反離補運動”和 2016 年“資助暨南大學事件”引起的遊行，從保護燈塔運動、火葬場選址到旅遊稅的討論，清晰反映了澳門社會、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心路歷程和情緒訴求。在歷次社會運動中，民粹主義、福利主義此起彼落，甚至出現了越來越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和排外情緒，本土觀念、本位主義在這些思潮的影響下得到放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有社會資本的流失。可以說，第二次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與矛盾，既是第三次現代化要面對和解決的，而某些負面思潮又將影響第三次現代化的順利展開，值得高度重視。歷史上，澳門一直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天南海北的移民來澳門定居發展，同舟共濟，守望相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在澳門可以和睦相處，共生共榮，塑造了“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核心價值，這是澳門彈丸之地賴以生存的根本。歷史已經證明，封閉導致短視、帶來衰敗，開放開拓眼界、促進繁榮。新冠疫情的無情衝擊，促使我們更加冷靜地梳理澳門走過的路，理性地思考澳門未來發展前景，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迎難而上，砥礪前行。可幸的是，回歸祖國 20 多年來，澳門人的家國情懷顯著增強，社會的政治基礎更加牢固，為第三次現代化創造了有利條件。正是國際格局的巨變、中國的快速崛起和“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造就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成立。無疑，深合區將再次激活澳門的“生命三

10網絡”，改變澳門一向被動發展的邏輯，是澳門發展的歷史性轉折。能否抓住機遇、主動掌握命運，還要看我們能否解放思想、突破思維局限，充份認識到此一重大舉措的意義並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創新，在一個更大的格局中思考發展的問題，在一個更大的空間裡解決發展的矛盾，在一個更高的平台上尋求突破發展的瓶頸。在橫琴深合區，兩種制度可以各顯優勢，又可以互補短板，還會倒逼澳門內部的制度改革。在新的歷史階段，澳門發展的方向、目標和定位逐漸明晰：首先，正確認識和實踐“一國兩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以及國家的憲制權力和憲制機關的權威；其次，落實“愛國者治澳”，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和體系，理順政府的職能，建立高效的行政架構和隊伍，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第三，全情投入橫琴深合區建設，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發展與民族振興貢獻力量並分享紅利和榮光；第四，促進澳門經濟多元化，加快“一平台、一中心和一基地”建設，優化澳門居民的生活工作空間和條件，提高居民的民生福祉和幸福感，逐步解決社會發展積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港珠澳大橋計劃從“單 Y”變為“雙 Y”，給本位主義提了個醒；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計劃橫空出世，又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好榜樣。我們相信，只要時刻保持開放的心態和合作的精神，不斷提升競爭力和管理水平，主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一個更高的格局、更大的空間裡，澳門社會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將得以逐步解決，第三次現代化將為澳門帶來一個全新的局面，“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必將邁上新台階。澳門學術界一向具有現實關懷，澳門學術也有實用主義的傳統，洞察世局變化，緊貼時代發展步伐，圍繞澳門發展的中心，展開學術研究，探索特區發展道路，提出解決發展中問題的方案，為建設更加繁榮、富強、和諧、文明的新澳門獻計獻策。澳門研究以澳門為主題，不可避免有澳門情結、澳門視角、本土意識，但一定要避免自我中心、自我膨脹、自以為是，更要警愓民粹主義、本土優先、不願也不敢競爭等思潮的侵擾，保持開放、寬容的精神，樹立正確的是非觀與價值導向，科學理性地探討問題，引領和促進澳門學術和澳門社會的健康成長。感謝三分之一世紀以來各位作者、歷任主編和編輯部同事的奉獻，使得《澳門研究》能夠發展至今並不斷擴大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和知名度。我們相信，《澳門研究》作為學者拓展澳門研究、砥礪學術人生、創造增量知識、提升研究水平的學術平台，必將一如既往服務澳門研究，服務澳門學者與廣大讀者，努力做促進澳門發展、深合區與大灣區開發、國家現代化建設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助力劑與推進器。

11宋代大學問家朱熹與陸九淵在“鵝湖之會”後曾經寫成《鵝湖寺和陸子壽》一詩，當中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千古傳頌，喻意透過不斷的探討和研究，學術才能日益完善和深刻。《澳門研究》在 1988 年由當時的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創辦，1993 年復刊時開始由澳門大學以及澳門基金會共同編輯出版，箇中三十多年的轉折、變化和思路，吳志良先生已在他的專文中有所詳述，本人謹以《澳門研究》的讀者、作者以及如今的編者身份，與各位分享見證《澳門研究》出版至第 100 期的幾點觀察。《澳門研究》的創刊宗旨是“立足澳門，研究澳門社會，為澳門的安定、繁榮和發展服務”。這個可以解讀為以研究服務澳門，其服務的形式，首先當然是研究本身——以文章、著述來完成使命。就像《澳門研究》的《發刊詞》和《復刊詞》均曾經強調的，澳門研究應該“深入研究澳門的過去和今天”，以“對未來發展提供科學性的預測”，同時應為澳門“找新的創造性的途徑，來開拓澳門在中國以及世界的地位並發揮其作用”。在這個大前提下，《澳門研究》除了刊登學者個人關注的議題和研究發現外，也會因應澳門的時代需要，組織不同的專題，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進行對話。從早期的關於過渡期事務以及“一國兩制”的討論，到回歸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從澳門的立法會選舉、多元產業發展到新冠肺炎對澳門的影響，從 CEPA（《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粵港澳大灣區以至澳門在“一帶一路”的功能，都曾經是《澳門研究》的關注焦點，組織專題請學者各抒己見。所以，《澳門研究》作為一個出版園地，一個學者交流的平台，過去三十多年其實還肩負了鼓勵研究、培養人才以及推動學術對話與辯論的責任。不少澳門本土學者，包括筆者在內，最早接觸的學術期刊都是《澳門研究》，因為《澳門研究》的編者曾經長時間持續鼓勵本地的年輕學者投稿，有了出版園地，對推動學者繼續研究澳門是很大的動力，這在國內外學術界對澳門問題關注甚少的 20 世紀 90 年代以至回歸初年尤為重要。此外，早在 1993 年《澳門研究》復刊時，其刊登的稿約就明確地表示會刊出本地學者的研究，也歡迎世界各地學者的論文以至有關澳門的研究資料，“希望本刊能成為薈萃本地區及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澳門的學術成果的刊物”。這為來自不同地區、不同院校以至不同流派的學者提供了交流以至辯論的平台，承蒙內地和海外研究澳門的不少名家支持，讓大家能在《澳門研究》上讀到本地觀點，同時，也窺見中國以至國際視野中的澳門。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記《澳門研究》出版 100 期林玉鳳

12回歸以來，澳門的國際地位隨着國家實力而逐漸提升，加上近年地緣政治、區域發展以及國際形勢的轉變，以澳門為主體的研究日益受到國際學界的關注，相關研究在國內外的學術期刊日漸增加，加上不同大學實行的學術論文認可制度，都讓我們認識到《澳門研究》需要與時俱進。2018 年，我們在《澳門研究》出版三十周年之際，決定實行匿名評審制度，希望以此提升期刊的整體水平，同時繼續吸引本地和海內外的學者投稿，結果新制度實行順利。今天，《澳門研究》創刊號第 100 期，我們已經出版了超過 1,200 位作者的逾 2,000 篇文章，見證了關於澳門的研究幾乎從無到有，從集中在歷史、經濟與法律，到多學科並舉又有跨學科研究，也見證了一些前人的研究在後來者發現新史料新理論之下被商榷和置疑，也見證了關於澳門的不同學術觀點以至“澳門學”是否一個學科的爭論，於是，我們想起“鵝湖之會”裏程朱理學與心學之間的學術辯論，我們相信，“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關於澳門的研究，也將會在前輩奠下的基礎上，透過後來者不斷的探索，令關於澳門的研究，日益完善和深刻，可以為澳門的未來，貢獻學術的力量。

13疫情之下的澳門──專輯主持人語徐建華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近兩年了，人類仍未看到疫情結束的曙光。截止 2021 年 11 月 21 日，全球 2.57 億人感染，死亡人數高達 514 萬，疫情成為二戰以來影響人類社會的最大事件。在政治上，國與國之間因為疫情起源的追究而衝突不斷；國家應對疫情的措施往往也成為一國內部政治紛爭的根源。在經濟上，疫情導致全球經濟衰退，逆全球化湧現；大量民眾失業而面臨經濟困難。在文化上，因疫情導致的污名、歧視與仇恨犯罪不僅存在於一國內部，更擴展到全球；不同民眾對口罩的接受程度的差異也激發了文化衝突。在社會層面，無數民眾經歷死亡、失去親人的悲痛；更多的人經歷了強制隔離而造成的心理創傷，民眾面對疫情而產生的恐慌普遍存在；而各國政府因應對疫情而採取封鎖、隔離而導致的次生危害也史無前例。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其經濟、社會各方面受疫情的衝擊更是所有未有。疫情之前，由於博彩業在澳門回歸以來井噴式增長，澳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超過 10 萬美元，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富有地區。作為全球最大的賭城，澳門的經濟發展嚴重依賴於以中國內地遊客為主的旅遊及博彩業。疫情導致邊境實際上間歇性封鎖，人員流動急劇下降。2020年入境澳門的旅客數量僅為 2019 年的 15%。2020 年澳門全年本地生產總值與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了一半。作為支柱產業的博彩業收入更是下降了八成。在疫情最嚴重的 3 月份，博彩業整個月的收入只相當於正常年份的 1 天的收入。可以說，疫情對澳門社會產生的影響在全球也可謂“首屈一指”。《澳門研究》作為專門研究澳門社會的標杆性雜誌，在其具有特殊意義的第 100 期推出新冠疫情專輯，意義重大。本人受邀為本期特刊的特邀主編，倍感榮幸。在本期特刊中，七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疫情對澳門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各篇文章的視角可能不同，但都致力於釐清疫情對澳門社會所產生的後果，從而為澳門社會長期的繁榮穩定與良治作出貢獻。一、引言二、本期內容

14第一篇文章由本人和團隊成員共同完成。在名為《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一文中，我們詳細探討了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雖然疫情對人類社會產生了重大的破壞性作用，它也產生了少數意外的好處。例如，因為人類生產與生活活動的減少而帶來了環境的改善；因為人類出行的減少而導致交通事故減少等。犯罪學的研究表明，人們的非法活動往往依附在合法的活動基礎之上。疫情導致人類合法活動受限、進而帶來的犯罪數量減少則成為其意外的積極後果之一。在本文中，根據官方統計資料、新聞媒體資料以及對警察的訪談，我們分析了疫情對澳門犯罪產生影響的具體體現。一方面，疫情使澳門犯罪率降到回歸以來的最低點，與博彩業相關的犯罪更是下降了八成；另一方面，以電信詐騙為主體的非接觸式犯罪則顯著增加。我們進而從日常活動理論來解釋疫情對澳門犯罪所產生的影響，並提出疫情引起人類活動更多地從線下轉到線上，是澳門犯罪變化背後的結構性原因。文章最後探討了疫情對澳門犯罪潛在的影響，特別指出學界和政府都應該關注疫情對澳門有組織（黑社會）犯罪的潛在影響。本期的第二篇文章《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由唐國傑及其團隊完成。一直以來，澳門都是全球抗疫的優等生。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兩年之際（截止 2021年 11 月 21 日），澳門疫情感染人數僅為 77 人，所有患者全部治癒出院，沒有 1 例死亡。這一成績既來自澳門特區政府快速而有效的應對，也離不開民眾的積極參與。總體來說，澳門居民對於特區政府的防疫政策配合度相當高，這從澳門開展三次全民核酸檢測時民眾的積極參與程度中可見一斑。但是，針對不同的防疫措施，民眾的遵從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對於同一措施，不同群體的遵從程度也會不同。唐國傑團隊通過比較在澳門收集的三次防疫調查數據，對上述問題作出探討，以求為進一步應對疫情建言獻策。首先，他們的研究發現，在所有措施中，澳門居民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這一項上做得最好；但是，隨着時間推移，居民對這一措施的遵從程度也有所下降；在所有居民中，35—45 歲男性群體在這一點上遵從度最低。其次，研究發現，對於在公眾地方保持 1 米社交距離這一措施，絕大多數居民都做不到，儘管這一行為隨着疫情的發展有所改善；在所有居民中，年輕人最難做到保持社交距離。再次，對於兩類不當的抗疫行為如“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和“非必要的外出”這兩項上，超過六成的居民做不到。針對以上的發現，研究倡議政府和民眾都要意識到澳門防疫的成功之處和可能的薄弱環節，繼續努力，力爭繼續保持抗疫優等生的地位。作為支柱產業的博彩業吸納了超過 8 萬的就業人口。疫情以來，各大博彩企業積極履行其社會責任，力爭做到不辭退員工。面對經濟的大蕭條，企業員工即使保住了工作職位，也不得不面對減薪或放長假等措施，進而面臨各種各樣的焦慮。本期的第三篇文章《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一文正探討了這一課題。通過對疫情期間澳門綜合度假村 300 多名員工以及 70 多名管理者的問卷調查，劉丁己及其團隊重點研究了企業領導的責任心對員工焦慮的影響。研究發現，受新冠疫情

15影響，員工的忙碌心態會增加他們的焦慮程度，進而降低他們的主觀幸福感。與此同時，企業領導人的責任意識則能顯著地緩解員工焦慮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建議企業領導人在疫情之下，要更加強化責任意識，積極和員工溝通，從而把疫情對員工的影響降到最低。疫情以來，特區政府積極開展各種措施，保障居民就業。雖然疫情對經濟就業造成重大衝擊，澳門的失業率也有所上升；但是，在特區政府的積極干預下，失業率仍維持在較低水平。2021 年中（7—9 月），澳門的就業總人口為 37.56 萬人，總體勞動力參與率為 68.5%，總體失業率為 2.9%。本期的第四篇文章《新冠疫情下的澳門就業政策》由鄞益奮撰寫。文章首先回顧了疫情對澳門的嚴峻挑戰，如本地生產總值的斷崖式下降、博彩收入顯著下跌、入境旅客銳減、失業率上升、月收入中位數減少、酒店入住率下降等。其次，文章亦回顧了澳門特區政府應對疫情的總體政策，包括設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推出三輪經濟援助、推出本地遊等。再次，文章介紹了澳門“保就業”政策的基本框架，如帶津培訓計劃、優先保障本地人就業，以及扶持青年就業三方面。最後，文章為新冠疫情下澳門就業政策的完善方向提供了幾點建議，包括堅持積極就業政策、完善職業培訓、堅持民生導向、落實本地人優先就業，以及積極支持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作為全球最大的賭城，博彩業給澳門貢獻了一半的本地生產總值以及近九成的政府稅收。疫情對博彩企業的衝擊首當其衝。在本期的第五篇文章《新冠疫情衝擊下的澳門博彩企業》一文中，曾忠祿詳細研究了疫情對博彩業的具體影響。文章發現，總體而言，2020 年澳門博彩企業的收入下降了近八成，六大博企全面虧損，其中金沙虧損最嚴重，高達 127 億港元。2021 年前七個月，博企收入有所改善，但仍損失了 67% 的收入。文章進而認為，博彩企業受損的不僅僅限於財務，還包括信用、應收賬款以及資產估值等影響。與此同時，與全球其他地方的博彩企業相比，澳門博企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如捐款、捐贈抗疫物資、為中小企業提供支援、為零售租戶減免租金、不大規模裁減員工、提供隔離酒店等。文章最後指出，儘管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博彩企業對澳門的長遠發展仍充滿信心。儘管疫情對全人類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不同群體和行業受影響的程度卻有所差異。一些行業因為疫情帶來的改變而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高等教育則是其中之一。在疫情之前，線上授課、線上會議還是一種非主流的教學手段。疫情催生了線上教育的蓬勃發展，線上會議幾乎成為常態，並且還體現出傳統線下會議所不具備的優勢，如打破空間限制等。疫情既改變了教學模式，又改變了學生體驗。本期的第六和第七篇文章分別從這兩方面作出探討。徐威和麥雁鈴的文章《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研究》通過對澳門高校30 位從事英語教育的教師進行訪談和問卷調查，探討疫情對大學英語線上教學的具體影響。研究發現，一方面，多數教師在網課初期都面臨着相當大的挑戰，因為疫情之前多數教師並無網課經驗。另一方面，雖然網課有克服時空限制的優點，但課堂中師生互動卻受到相當的限制，從而使得教學效果大打折扣。邵艷菊的《網課的“另類體驗”——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生線上學習的調查分析》則從學生的角度來分析線上教育的體驗。作者對澳門某私立

16大學的 26 位學生進行訪談，詳細列出了學生對網課的矛盾體驗。一方面，網課打破了時空限制，節省了學生交通成本，提升了靈活性；另一方面，時空的打破又模糊了學習和生活的邊界，讓學習變得難以集中精神。文章進而分析了不同的學生群體如本澳學生和內地生在克服網課帶來的困難以及利用網課帶來的優勢上的差異。文章最後也對後疫情時代網課的發展和前景作出展望和反思。疫情對澳門社會產生全面而深遠的影響。本期的七篇文章雖然力圖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探究，但其所能涵蓋的範圍仍相當有限。我們期待着更多的學者對這一課題繼續進行深入的研究。此外，我們也期待着研究者有更開闊的理論和國際視野。正如澳門基金會吳志良主席在本期（《澳門研究》100 期）寄語中所言，澳門研究既要有紮實的本土經驗知識，又要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兩者缺一不可。沒有對澳門社會深切的關懷，研究常流於冰冷的數字而不得澳門社會的要害；沒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對澳門社會的理解則可能陷入狹隘的地方主義，缺乏更大的世界觀和格局。最後，我們期待着更多的優秀學者以飽滿的熱情、科學的方法、嚴謹的態度、開放的視野投入到澳門研究當中。只有高質量的研究和有效的知識，才能既為國際學術的發展提供獨特澳門視角，又能為澳門社會的發展貢獻良策。三、總結

17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截至 2021 年 8 月初，全球已有超 2 億人感染新冠病毒，逾 420萬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短短一年多的時間，新冠疫情嚴重影響了世界各地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澳門也不例外。2020 年 1 月 22 日，澳門確診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特區政府立即採取措施，包括取消春節慶祝等大型公眾活動。十天後，首位澳門居民感染新冠病毒。隨着疫情在澳門本土進一步上升，特區政府決定暫時關閉博彩場所半個月。當澳門本土和中國內地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後，國外疫情又來勢洶洶。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起，所有外國人以及14 天內到過外國的內地、香港、台灣居民被禁止入境澳門，澳門機場也停止轉機服務。①自此，澳門的防疫舉措漸趨常態化。儘管新冠疫情對全球各地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都造成了嚴重影響，但作為一座以博彩和旅遊業為支柱的城市，澳門在新冠疫情中所遭受的挑戰尤為嚴峻。受疫情影響，澳門經作者簡介：徐建華，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主任、副教授；劉騰然，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碩士；孫顧宇，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何鴻燊東亞書院本科生；姚昭宇，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鄭裕彤書院本科生。①新華社﹕《澳門通過疫情“大考”　社會秩序穩步恢復》，2020 年 12 月 26 日。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徐建華　劉騰然　孫顧宇　姚昭宇新冠疫情對澳門社會方方面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犯罪活動也不例外。儘管全球範圍內有關疫情對犯罪影響的研究不在少數，相關研究在澳門卻處於空白。本研究利用官方數據、訪談資料和媒體資料挖掘來揭示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研究發現，疫情導致澳門犯罪率達到回歸以來最低水平、與博彩業相關的犯罪顯著下降、部分特定類型的犯罪如與口罩相關的網絡詐騙、涉及裸聊的情色詐騙、違反防疫措施的犯罪則呈上升趨勢。本研究進而運用日常活動理論，從有動機的犯罪者、合適的目標和缺乏監管這三大犯罪要素的變化出發，為疫情對澳門犯罪所產生的影響作出解釋。研究發現，疫情減少了傳統的犯罪者與受害者的交集機會，博彩業的停滯導致博彩相關案件大幅減少，疫情也促使部分犯罪三要素的交集從線下轉為線上，導致網絡犯罪增加。本研究不僅拓展了全球範圍內新冠疫情對犯罪影響的研究，而且藉助疫情這一自然實驗豐富了博彩對犯罪影響的認知。最後，本研究從犯罪學的日常活動理論來理解澳門犯罪的變化，為特區政府在未來預防和打擊犯罪提供理論依據。新型冠狀病毒　澳門　犯罪　日常活動理論[ 摘要 ][ 關鍵詞 ]

18濟遭遇重創，入境遊客大幅減少，旅遊博彩業損失慘重。官方數據顯示，2020 年前三季度澳門本地生產總值按年下跌近六成，前 11 個月累計博彩淨利潤同比大減約八成。①在學術界，一些研究開始關注新冠疫情對澳門旅遊業和博彩業的具體影響，②亦有研究聚焦於新冠疫情下澳門小型企業的危機管理與生存策略。③此外，部分學者也探討了澳門賭場資本主義的城市結構和政治經濟如何對政府迅速有效應對疫情產生積極作用，④以及政府的短期韌性策略對長期發展的可能不利影響。⑤疫情對經濟的直接影響和政府相應的應對方案固然值得重視，由疫情而導致或加劇的其他社會問題也不容忽視。本研究則重點關注疫情以來澳門犯罪的變化。根據犯罪學中Cohen 和 Felson 的日常活動理論，非法的犯罪活動往往依附於人們合法的日常活動之上。當有動機的犯罪人、合適的目標，以及有效監管的缺失這三個要素同時出現時，犯罪往往就會發生。⑥在澳門，疫情導致犯罪三要素變化，對犯罪的模式及趨勢帶來了顯著且深遠的影響。此外，受澳門博彩與旅遊業這一單一經濟結構的影響，疫情對澳門犯罪所造成的影響也有其獨特的特徵。因此，本研究旨在揭示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所產生的影響，並進而探討其背後的原因。2021 年 8 月 5 日，新冠疫情又有捲土重來之勢。澳門新增 4 例確診病例，特區政府隨即啟動全民核酸檢測已完成，珠澳之間的通關政策再度收緊，相關管控措施陸續施行。本研究的發現可以為澳門特區政府在疫情管控常態化之下的犯罪防治與社會治理提供參考。①《二零年經濟回顧及展望》，《澳門日報》（澳門）2020 年 12 月 29 日。②K. Y. Chau, J. M. Luo, X. Duan,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Macau’s Gaming Industry,” Journal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Hospitality & Tourism, 2021, pp. 1-11; E. Agyelwaah, I. Adam, F. Dayour, F. Badu Baiden, “Perceived Impacts of COVID-19 on Risk Perceptions, Emotions, and Travel Intentions: Evidence from Macau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Vol. 46, Issue 2 (2021), pp. 1-17; H.-W. Ho, “Covid-19 Pandemic: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for Macau Casinos,” Gaming Law Review, Vol. 24, No. 8 (2020), pp. 563-567; C. Noronha, J. Guan, S. H. I. Sio, “Accounting for Gaming in the Time of Plague: COVID-19 in Macau,”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Management and Policy Journal, 2021.③ J. C. Alves, T. C. Lok, Y. Luo, W. Hao,“Crisis Management for Small Busines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Renewal Strategies of Firms in Macau,” 2020, DOI：https://doi.org/10.2/203/rs.3.rs-34541/vl.④ L. Lou, “Casino Capitalism in the Era of COVID-19: Examining Macau’s Pandemic Respons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2021.⑤ G. McCartney, J. Pinto, M. Liu, “City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from COVID-19: The case of Macao,” Cities, Vol. 112 (2021),103130. ⑥ L. E. Cohen, M. Felson,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4, No. 4 (1979), pp. 588-608.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一、文獻綜述：新冠疫情對全球犯罪的影響新冠疫情對犯罪的影響受到全球學者的廣泛關注。在現有中英文文獻中，學者們主要探討了新冠疫情對犯罪影響的三個方面：傳統犯罪總體減少；家暴案件井噴增長；網絡犯罪不斷增加。

19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一）傳統犯罪總體減少受新冠疫情威脅而施行的公共空間管控、居家隔離、保持社交距離等政策成為遏制傳統犯罪的“無心之柳”。由於相關政策致使人口流動性下降，從而導致許多的人和人接觸類型犯罪減少。一項研究表明，在美洲、歐洲、中東和亞洲的 23 個國家共計 27 座城市中，居家隔離政策與城市犯罪率的大幅下降顯著相關。平均而言，在研究的城市中，包括襲擊、偷竊、入室盜竊、搶劫、車輛盜竊在內的犯罪率總體下降了 37%。總體而言，對公共空間行動的限制越嚴格，犯罪率下降的幅度就越大。①多項研究也都證實了傳統犯罪數量大幅減少的結論，儘管不同種類犯罪的降幅在不同地區有所差異。②同時，也有研究指出，疫情導致的犯罪率下降可能是短暫的，一般只在管控措施施行之後維持兩到五周左右，隨後便恢復到正常水平。③也有學者擔心，受新冠疫情的衝擊，社會和經濟現狀的混亂、弱勢群體壓力的積累也有可能促使傳統犯罪數量回升，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會導致犯罪率不斷攀升。與此同時，總體犯罪率的下降似乎掩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與殺人有關的案件並未受到新冠疫情顯著影響。有研究認為這一趨勢可能與殺人案件的性質有關。一方面，部分殺人案件與有組織犯罪相關聯，而這一群體的日常生活並未受到防疫政策的較大影響。④然而，這一論點並非始終成立。在巴西，原本很大比例的殺人案件是由幫派成員所犯下的；但當居家隔離政策下達之後，相關城市的謀殺率卻大幅下降。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犯罪集團試圖通過採取實施宵禁、限制行動、克制犯罪等措施，在其控制的地區利用這場疫情危機加強自身權力。⑤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殺人案件發生在家庭環境裏，因此不受防疫管控的影響。這一發現也與下文家暴案件的井噴式增長密切相關。① A. E. Nivette, R. Zahnow, R. Aguilar, A. Ahven, S. Amram, B. Ariel, M. J. A. Burbano, R. Astolfi, D. Baier, H.-M. Bark, “A Glob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Stay-at-home Restrictions on Crime,”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1, pp. 1-10.② D. S. Abrams, “COVID and Crime: An Early Empirical Look,”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94 (2021), 104344; J. R. Balmori De La Miyar, L. Hoehn-Velasco, A. Silverio-Murillo, “Druglords Don’t Stay at Home: COVID-19 Pandemic and Crime Patterns in Mexico City,”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72 (2021), 101745; J. H. Boman, O. Gallupe, “Has COVID-19 Changed Crime? Crime 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andemic,”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45, No. 4 (2020), pp. 537-545; P. R. Estévez-Soto, “Crime and COVID-19: Effect of Changes in Routine Activities in Mexico City,” Crime Science, Vol. 10, No. 1 (2021), pp. 1-17; M. Gerell, J. Kardell, J. Kindgren, “Minor COVID-19 Association with Crime in Sweden,” Crime Science, Vol. 9, No. 1 (2020), pp. 1-9; G. Mohler, A. L. Bertozzi, J. Carter, M. B. Short, D. Sledge, G. E. Tita, C. D. Uchida, P. J. Brantingham, “Impact of Social Distancing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on Crime in Los Angeles and Indianapoli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68 (2020), 101692.③ A. E. Nivette, R. Zahnow, R. Aguilar, A. Ahven, S. Amram, B. Ariel, M. J. A. Burbano, R. Astolfi, D. Baier, H.-M. Bark, “A Glob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Stay-at-home Restrictions on Crime,”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1, pp. 1-10.④ J. R. Balmori De La Miyar, L. Hoehn-Velasco, A. Silverio-Murillo, “Druglords Don’t Stay at Home: COVID-19 Pandemic and Crime Patterns in Mexico City,”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72 (2021), 101745.⑤ R. Berg, A. Vasori, “COVID-19 is Increasing the Power of Brazil’s Criminal Groups,” LSE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Blog, 2020.

20（二）家暴案件井噴增長新冠疫情之下的封鎖與隔離政策，使得人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前所未有地增多。新冠病毒的威脅和經濟下行的危機帶來的不確定性與焦慮，則更進一步增加了矛盾演變為家庭暴力的風險。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地有關家庭暴力的事件報告越來越多，婦女對緊急庇護所的需求也越來越大。①美國的一項研究指出，2020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新冠疫情使家庭暴力求助熱線的撥打數增加了 7.5%。家庭暴力事件的增加開始於官方下達“居家令”之前，在保持社交距離後的前五周尤為突出；且值得關注的是，家庭暴力甚至更多出現在沒有家庭暴力史的家庭。②在中國內地，2020 年同樣發生了多宗家庭成員內部的惡性殺人事件，且多發於夫妻等親密伴侶之間。此類案件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被歸因於由居家隔離措施導致的矛盾糾紛，以及疫情期間收入下降甚至失業所導致的爭吵與財產糾紛。③與家庭暴力的誘因類似，疫情期間，性犯罪的數量也有所增加。印度的一項研究表明，疫情出現後，色情製品使用增加、安全套和性玩具銷售激增。這些現象反映出疫情期間人們性活動可能更為頻繁，性犯罪可能會增加。④ （三）網絡犯罪不斷增加受疫情影響，網絡犯罪也不斷增長。在疫情期間，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互聯網和電子設備來進行他們的工作和社會交往；民眾也越來越依賴於網上銀行以及線上支付系統。⑤這一新的工作、交往和消費模式引起了一系列獨特的、與網絡有關的犯罪。利用 2019 年 5月至 2020 年 5 月英國警方已知的犯罪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分析，一項研究探索了新冠疫情和封鎖措施對英國網絡犯罪的短期影響。研究發現，在新冠疫情期間，網絡犯罪的報告有所增加，這一數字在封鎖政策最嚴格的兩個月裏達到峰值，其中與網上購物和拍賣有關的欺詐行為，以及對社交媒體和電子郵件的黑客攻擊這兩種最常見的網絡犯罪類型數量增長最快。 ⑥在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數據顯示，2020 年檢察院受理的網絡詐騙案件較 2019年增長 54%。在疫情最為嚴峻、封鎖政策最為嚴格的時期，檢察機關所審理的詐騙案件中① J. H. Boman, O. Gallupe, “Has COVID-19 Changed Crime? Crime 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andemic,”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45, No. 4 (2020), pp. 537-545; C. Bradbury-Jones, L. Isham, “The Pandemic Paradox: The Consequences of COVID‐19 on Domestic Viol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20; A. Taub, “A New Covid-19 Crisis: Domestic Abuse Rises Worldwide,” The New York Times, Vol. 6, 2020; UN Wome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The Shadow Pandemic, 2020.② E. Leslie, R. Wilson, “Sheltering in Place and Domestic Violence: Evidence from Calls for Service during COVID-19,”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89 (2020), p. 104241.③靳高風、楊皓翔、何天嬌：《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中國犯罪形勢變化與趨勢——2020—2021 年中國犯罪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北京）2021 年第 3 期。④ Mansi Vora, B. C. Malathesh, S. Das, S. S. Chatterjee, “COVID-19 and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53 (2020), 102227.⑤張桂榮：《全球新冠疫情相關網絡犯罪形勢分析及應對建議》，《犯罪與改造研究》（北京）2021 年第 8 期。⑥ D. Buil-Gil, F. Miró-Llinares, A. Moneva, S. Kemp, N. Díaz-Castaño, “Cybercrime and Shifts in Opportunities during COVID-19: A Preliminary Analysis in the UK,” European Societies, Vol. 23 (2021), pp. S47-S59.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

21大概 33% 為電信詐騙案件。①就網絡犯罪的對象而言，疫情期間網絡犯罪的受害者主要是個人而非組織。②就網絡犯罪的實施者而言，有研究以英國為案例，揭示了網絡犯罪分子在疫情期間主要利用突發事件和政府公告來精心策劃和執行網絡犯罪活動。③一項在社交媒體上進行的問卷調查也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間，人們確實感受到網絡犯罪的激增，很多人聲稱他們的數據被竊取，受到了黑客的攻擊。④也有學者認為疫情期間民眾對網絡犯罪關注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網絡犯罪的報告率。⑤①王東：《最高檢：檢察機關疫情期間辦理詐騙案中超 30% 是網絡犯罪》，2021 年 1 月 25 日，http://news.jcrb.com/jsxw/2021/202101/t20210125_2245839.html，2021 年 8 月 6 日。② D. Buil-Gil, F. Miró-Llinares, A. Moneva, S. Kemp, N. Díaz-Castaño, “Cybercrime and Shifts in Opportunities during COVID-19: A Preliminary Analysis in the UK,” European Societies, Vol. 23 (2021), pp. S47-S59.③ H. S. Lallie, L. A. Shepherd, J. R. C. Nurse, A. Erola, G. Epiphaniou, C. Maple, X. Bellekens, “Cyber Security in the Age of COVID-19: A Timeline and Analysis of Cyber-crime and Cyber-attacks during the Pandemic,” Computers & Security, Vol. 105 (2021), p. 102248. ④ M. Kashif, Aziz-Ur-Rehman, M. K. Javed, D. Pandey, “A Surge in Cyber-Crime During COVID-19,” Indonesi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JSEI), Vol. 1, No. 2 (2021), pp. 48-52.⑤ J. Hawdon, K. Parti, T. E. Dearden, “Cybercrime in America amid COVID-19: The Initial Results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45, No. 4 (2020), pp. 546-562.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新冠疫情對犯罪的影響雖然在全球範圍內呈現出上文所提到的三個主要趨勢，但不同國家或地區不同犯罪類型受影響的程度則存在差異。新冠疫情不僅影響了澳門居民的生產、生活——由於封鎖、隔離等防控措施，市民的正常活動受到限制，大家減少了外出，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也相應減少；更影響了澳門的支柱產業博彩業——許多來自內地和其他地區的旅客無法到澳門進行消費，賭場前所未有的暫停營業也使澳門經濟受到了嚴重的衝擊。上述因素的變化從不同方面改變了日常活動理論所關注的犯罪三要素，從而對澳門犯罪模式及趨勢產生巨大影響。在此背景之下，本文主要研究兩個問題：（1）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例如，澳門犯罪率有甚麼變化？犯罪類型有哪些改變？是否有新型犯罪類型出現？基於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我們提出了第二個研究問題：（2）為甚麼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產生了上述影響？我們將運用犯罪學中日常活動理論作出詳細的解釋，以期有助於澳門今後更有效地預防、管控與治理犯罪。本研究採取了多種策略來收集資料，包括官方數據分析、訪談警察以及媒體資料挖掘。首先，我們收集了多個政府部門公佈的官方數據，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保安司司長辦公室、司法警察局、治安警察局以及博彩監察協調局所公佈的數據。官方出版物包括犯罪統計數字的年度和月度報告、嚴重犯罪和調查案件的月度統計以及出入境人數的統計。二、研究問題、數據及方法

22其次，我們對警察進行訪談。通過研究團隊的社會網絡，我們一共採訪了 3 名資深警察，其中一位是司法警察，另外兩位是治安警察。在採訪過程中，他們結合自身經歷，從前線和管理的角度回答了疫情期間澳門犯罪活動的變化。他們的回答不僅是對官方數據的佐證與補充，也為我們研究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提供了新的啟發。再次，我們分析了從新聞數據庫收集的媒體資料。慧科新聞數據庫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新聞數據庫之一，涵蓋了包括中國大陸、港澳台地區以及海外超過 1,500 家主流報紙的新聞報道。我們以“澳門＋疫情＋犯罪”作為關鍵詞，對 2020 年全年新聞報道進行檢索，篩選出總共 641 篇報道用於本文的分析與研究。我們認真閱讀了檢索出的每一篇報道，從新聞媒體的角度概括與分析疫情期間新型犯罪的現狀。有代表性的案件也被提取出來進行具體說明，豐富文本內容。如前文所述，新冠病毒的肆虐在全球範圍內掀起恐慌，澳門特區政府也採取多種手段應對疫情，包括強制病毒檢測、醫學隔離，限制出入境、行動自由等強制封鎖令，而澳門社會的特殊性又使政府不得不暫停博彩業。這些措施一度讓澳門社會陷入停滯，包括經濟活動停滯、海陸空交通停滯和社交活動停滯。根據犯罪學的日常活動理論，非法的犯罪活動往往依附在人們合法的日常活動基礎之上。因此，澳門社會各個方面不同尋常的停頓必然會引起犯罪形勢的劇變。我們將在這一部分結合官方數據、訪談資料與新聞報道，詳述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情況的影響。我們發現，新冠疫情導致澳門總體犯罪率降至回歸以來的最低點，與博彩業相關的犯罪率顯著下降，特定類型的犯罪則有所增長。（一）澳門回歸後犯罪率的新低2020 年，澳門警方共立刑事案件 10,057 宗，比 2019 年減少 4,121 宗，下降近三成。同時，暴力犯罪和侵財犯罪分別下降 63.9% 和 38.6%。①在 2020 年初發生的新冠疫情令澳門的罪案數下降至 2005 年之前的水平。從表面上，數據似乎表明澳門的犯罪水平只是回到賭權剛開放的年代，罪案減少並不太明顯（圖 1）。但是，年度罪案數的差異受到人口基數的影響，基於絕對數值得出的結論會有偏差。一旦將其他指標性變量與案件數相結合，例如將人口增長納入考量，利用人口基數計算犯罪率，會得出不同結論。三、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2020 年罪案數字統計數據》，https://www.gss.gov.mo/cht/statistic.asp。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

23圖 1　澳門回歸後罪案統計數字（1999 至 2020 年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時間序列資料庫（司法與罪案）》，2021 年。對比過去十九年的平均犯罪率，2020 年澳門的犯罪率下降了三成三，2020 年也是澳門回歸以來犯罪率最低的一年。在過去的二十年，澳門的犯罪率一直保持平穩，在 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時期達到每十萬人口有兩千五百宗罪案的頂峰，其後犯罪率一直保持在每十萬人口兩千至兩千二百宗罪案左右（圖 2）。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圖 2　澳門回歸後每 10 萬人口犯罪率（1999 至 2020 年）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時間序列資料庫（司法與罪案）》，2021 年。0

24如果從更微觀的層面考察，可以發現疫情的突發對澳門的犯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過去四十個月的統計數據來看，一般每年二月農曆新年期間，澳門的罪案數會下降到低谷。二月過後罪案水平回升，直到下年二月再一次跌到新低。在 2020 年，這一下降幅度尤為明顯。澳門在當年一月底發現首宗確診病例後，罪案數不僅在二月份再次跌入低谷，幅度也遠比往年大，罪案數目減少接近六成（圖 3）。圖 3　澳門按月罪案統計數字（2018 至 2021 年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統計資料（最新罪案數字）》，2021 年。（二）與博彩相關的犯罪下降尤為明顯近年澳門研究時常圍繞博彩業這一經濟龍頭行業的發展對澳門經濟結構和社會民生的影響展開討論。但是，在中英學術文獻裏，從犯罪學角度去研究澳門博彩業的文獻寥寥無幾。新冠疫情除了對澳門經濟過度依賴賭業有重大警示之外，也讓我們重新思考賭場和罪案的關係。澳門賭業滋生了許多與賭場相關的犯罪，如非法禁錮、高利貸、暴利、假鈔、洗黑錢、綁架、詐騙、偷竊籌碼、賭場周圍的搶劫和盜竊，以及其他一系列非刑事的違法行為如偷渡和賣淫。現有文獻表明，賭場對罪案的發生有着顯著影響。一項具有參考價值的實證研究利用美國 1977 至 1996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控制了 50 多個變量，瞭解賭場對七種犯罪（謀殺、強姦、搶劫、嚴重傷害、入室盜竊、偷竊和汽車盜竊）的影響。研究發現，賭場導致了除謀殺之外的所有犯罪數量的增加。①這一研究發現與澳門極低的謀殺率相一致（近年來澳門多年謀殺案件數為 0，常在 1—2 宗徘徊）。而根據保安司發表的《澳門博彩業對澳門治安影響的評估意見》報告，與澳門博彩業相關的嚴重犯罪包括因高利貸而衍① E. L. Grinols, D. B. Mustard, “Casinos, Crime, and Community Cos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8, No. 1 (2006), pp. 28-45.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

25生的非法禁錮、涉及賭博的高利貸、涉及博彩的詐騙、犯罪集團、嚴重傷人、綁架和殺人；其他與博彩相關的犯罪和違法行為包括非法兌換、賣淫、扒仔、非法入境等。觀察過去四年首季度澳門的博彩犯罪數據，可發現自新冠疫情以來，與博彩相關的罪案持續減少。即使澳門整體罪案數在 2021 年第 1 季恢復至接近疫情前的水平，但幾乎所有與博彩相關的犯罪和違法行為都在繼續減少（表 1）。司法警察局的數據也顯示，2020年澳門與博彩相關罪案總數為 1,114 宗，比上年的 5,428 宗下降了接近八成，這一斷崖式下跌的現象是所有罪案類型中最為明顯的。由此，從客觀統計數據可見，新冠疫情對與博彩相關犯罪的影響比對其他類型犯罪的影響更顯著。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表 1　2018 至 2021 年首季度與博彩業相關的罪案及非刑事違例案件數目非法兌換2018 年首季250 1820(+628%) 556(-69%) 364(-35%)60(-46%)5(-79%)77(-51%)27(-40%)10(-44%)111(-56%)24(-91%)158(-29%)45(-65%)18(-62%)250(4%)272(+16%)222(+13%)128(+20%)47(-34%)240234197107712019 年首季 2020 年首季 2021 年首季懷疑從事賣淫活動扒仔非法入境者為賭博的高利貸在賭場內被扒手盜竊（三）新冠疫情下增長的犯罪類型（1）利用互聯網、非接觸侵犯財產犯罪增多值得關注的是，在新冠疫情下，並非所有犯罪類型均呈減少趨勢，部分罪案數量不減反增。2020 年，澳門網絡購物詐騙案件數增幅達近一倍。具體來看，在疫情初期，網絡購物詐騙案件大多與口罩等醫療物資有關。騙徒往往首先通過網絡社交平台例如微信等聲稱出售口罩，引起當事人關注，讓當事人提前通過網絡銀行或銀行櫃檯等轉帳方式將費用匯到其銀行帳戶內再交收口罩。當事人匯款至賣家銀行帳戶之後卻收不到口罩，而賣家則假意托辭並拒絕退款，或註銷其網絡社交平台帳號。僅從 2020 年 2 月 18 日至 2 月 24 日，司警9(-65%)2(-87%)49(+20%)5(+25%)608(-39%)26(-68%)15(-72%)41(-33%)4(-73%)998(-66%)82(+34%)53(+8%)61(+39%)15(114%)2,950(+134%)61494471,260非法禁錮將假貨幣轉手涉及賭場之詐騙在酒店和賭場內搶劫總數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統計資料（最新罪案數字）》，2021 年。

26就接獲了 12 名市民網購口罩詐騙案。①而在 2020 年，司警立案了 29 宗網購口罩詐騙案件，涉及 64 名受害者，總損失金額折合為 1,920,111 澳門元，佔所有網絡詐騙案損失總金額的六成八。②除了網絡購物詐騙，疫情下有關網絡投資詐騙的案件數目也有非常顯著的上升趨勢。俗稱“殺豬盤”的網絡詐騙案在 2020 年立案數字增加了一倍有餘，94 宗案件報稱損失折合 28,381,264 澳門元。③該類案件的作案手段通常是騙徒在社交平台與被害人建立網友或網絡情侶關係，隨後聲稱自己有某股票或虛擬貨幣的內幕消息、或某賭博網站的漏洞，說服受害人使用騙徒指定的投資或賭博平台程式。一開始，被害人投注小額，能夠提現獲利。但加大金額後，騙徒便以各種理由拒絕提款，並將平台停止運作，讓被害人無法追回失去的款項。利用互聯網的侵犯財產案件數目在 2020 年大幅增加，以網絡購物詐騙和網絡投資詐騙為甚，2021 年亦如是。2021 年首季度，涉信用卡網上消費案件在所有電腦犯罪中所佔比例最高，共錄得 264 宗，同比增加 208 宗。 ④（2）情色勒索與詐騙案件大幅增加受疫情影響，情色類案件數目大幅上升，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在警方公佈的數據中，情色類案件包括“裸聊勒索”、“性侵兒童”、“傳播與未成年有關的色情物品”等增長尤為突出。裸聊勒索相關案件由 2019 年的 6 宗增長至 2020 年的 68 宗，漲幅超過 10 倍。這一迅猛增幅，成為疫情期間犯罪的一個新特點。⑤疫情雖限制人們正常社交，但同時也促進了網上交友，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被害人抵擋不住所謂“網友”的刺激與誘惑，雙方同意通過視頻或相片等形式裸聊，隨後不法分子以將裸聊視頻或相片向其親朋好友及身邊同事傳播為名進行勒索。不法分子利用了被害人擔心“社會性死亡”的心理，趁機作案，令裸聊勒索事件暴增。2021 年首季的網上裸聊勒索案件更是比 2020 年和 2019 年同期增長了 20 倍。⑥ 除此之外，2020 年有關性侵兒童的案件為 24 宗，較 2019 年同期相比增加超過一倍。該增長趨勢仍在持續，2021 年首季性侵兒童案件比去年同期多出一倍半。2020 年 6 月，①《多宗網絡口罩騙局　十二市民被呃報案》，《現代澳門日報》（澳門）2020 年 2 月 24 日，P1 版。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2020 年焦點犯罪簡況》，https://www.pj.gov.mo/Web//Policia/statistic03/。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2020 年焦點犯罪簡況》，https://www.pj.gov.mo/Web//Policia/statistic03/。④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2020 年焦點犯罪簡況》，https://www.pj.gov.mo/Web//Policia/statistic03/。 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2020 年焦點犯罪簡況》，https://www.pj.gov.mo/Web//Policia/statistic03/。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2020 年焦點犯罪簡況》，https://www.pj.gov.mo/Web//Policia/statistic03/。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

27澳門當地多家傳媒機構收到電郵，該電郵稱“澳門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某體育教師十餘年中，多次侵犯女同學，校方試圖隱瞞”。①該涉案人士之後證實被司警拘捕。由於教師這一特殊身分以及十多年中不斷性侵騷擾多名女同學的惡劣性質，這一事件引發社會熱烈討論與強烈譴責，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這些性侵兒童的案件大多發生於學校或家庭環境。此類案件的增加是否由疫情導致目前還不能妄下定論，但可以發現，2020 年的數據比往年的確有顯著性的變化：其他性犯罪如強姦、性騷擾罪都有明顯下降，唯獨性侵兒童案件數上升。其他關於發放與傳播與未成年人有關色情物品的案件也有顯著增加。2018 年澳門檢察院僅僅立案 3 宗此類案件，而 2020 年前三個季度就偵破 59 宗此類案件。②儘管 2020 年偵破案件的數量激增，這歸功於澳門警方與國際刑警之間加強交流情報信息，因為大多數涉及發放未成年人色情物品的疑犯都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地僱員，但我們仍須警惕新冠疫情的爆發對此類案件發展態勢的影響。（3）非法賭博和引誘、協助、收容及僱用非法入境者案件在疫情下持續增加澳門雖被譽為世界四大賭城之首，但非法賭博活動一直存在，並在疫情期間不斷增加。非法賭博活動包括在法律許可外的地方經營或主持賭博，未經許可組織彩票或互相賭博，在任何場所以牟利的目的經營“麻將”賭博等。2020 年非法賭博案件由前一年的 16 宗激增超過 3 倍到 66 宗，而 2021 年的首季非法賭博案件也在持續增長，相比上一年同期上升了 85.7%。③大部分不法賭博案件涉及在公園、住所聚賭，一般由年紀較大者犯案。另一種在疫情下增長的犯罪類型是引誘、協助、收容及僱用非法入境者案件，分別在 2020 年上升了 17.6%、2021 首季上升 109%。 ④此外，也有相當部分案件的偷渡人士來澳目的是為了進行博彩活動。⑤ （4）違反防疫措施的刑事案件最後，新冠疫情也導致了一些直接與防疫措施有關的犯罪類型的發生。在 2020 年的首三季，初級法院處理了共 23 宗與新冠疫情有關的案件。除了 5 宗相關人士拒絕強制隔離措施的案件由民事法庭受理，其餘 18 宗都是由刑事法庭審理，包括 12 宗違反防疫措施（虛報健康申報表、離開指定觀察地點和沒有按防疫人員指示進行核酸檢測等）、3 宗使用他人證件購買政府口罩、1 宗唾沫和鼻水毀損售予公衆的口罩，以及 2 宗透過網絡訛稱出①《體育教師涉性侵女生被捕》，《大眾報》（澳門）2020 年 6 月 14 日，P1 版。 ②《裸聊勒索升 11 倍　性侵兒童增 6 成　疫情下犯罪新趨勢　情色案件肆虐濠江》，《東周刊》（香港）2020 年 12 月 9 日，A36—38 版。 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2020 年焦點犯罪簡況》，https://www.pj.gov.mo/Web//Policia/statistic03/。④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2020 年罪案數字統計數據》，https://www.gss.gov.mo/cht/statistic.asp。⑤《（新聞小語）防疫護治安協同打偷渡》，《澳門日報》（澳門）2020 年 9 月 23 日，B07 版；《疫情迫使鋌而走險　賭客爭相偷渡至澳門》，《超訊》（香港）2020 年 4 月 26 日。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28售口罩的案件。①這些與新冠疫情有關的案件大部分被告被判處緩刑和罰款，但也有人被判處長達一年兩個月的有期徒刑。在 2021 年 8 月份澳門一家四口染疫事件迎來新一波疫情，提高防疫措施短短六日內，澳門相繼出現 2 宗拒絕佩戴口罩、拒絕出示健康申報二維碼而進行刑事毀壞及襲擊保安人員，② 1 宗在核酸檢查期間襲擊執法人員，③和 1 宗在民防即時預防狀態下在網上發放虛假信息的案件。④這些零星案件都是由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引發的，無論犯罪動機或情節都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終審法院：《初級法院審理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有關的案件情況》，http://www.court.gov.mo/zh/subpage/news?id=2097。②《檢院立案偵查兩違防疫措施案　涉事者罪成可判三年或科處罰金》，《力報》（澳門）2021 年 8 月 12 日。③《男子核檢期間襲擊執法人員　已移送檢察院處理》，《力報》（澳門）2021 年 8 月 13 日。④《虛構五防疫人員確診新冠肺炎　本澳男子網上造謠　將移送檢察院偵辦》，《力報》（澳門）2021 年 8 月7 日。⑤ L. E. Cohen, M. Felson,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4, No. 4 (1979), pp. 588-608.⑥新華社：“2019 年澳門入境旅客逾 3940 萬人次”，http://www.gov.cn/xinwen/2020-01/15/content_5469537.htm。四、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為了更深入地理解疫情對澳門犯罪所產生的影響，本文將從犯罪學經典的日常活動理論來對以上所觀察到的現象進行分析。日常活動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始於 20 世紀 70 年代末，該理論認為，人們日常活動的變化會導致依附在這些正常的日常活動之上的犯罪三要素變化，進而會影響一個社會的犯罪率。根據日常活動理論，犯罪行為的發生是有動機的犯罪者、合適的目標和缺乏監護（控制、監督）這三個要素交集的結果。 ⑤以下我們將分析新冠疫情如何影響澳門社會犯罪三要素的交集，從而導致了以上我們所觀察到的犯罪趨勢與類型的變化。（一）疫情大量減少了犯罪人和受害人的交集機會新冠疫情已經改變了無數人的生活方式，改寫了社會行為規則，並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擾亂了社會經濟活動。在整個社會受到脅迫的情況下，犯罪活動暫時被推向了潛伏期，這一邏輯推論得到了本研究結果和各地官方資料的支持。在澳門，犯罪活動的減少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特區政府的一系列果斷措施，直接減少了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交集機會。以澳門的出入境政策來看，一直以來，澳門與內地的關係可比喻為輔車相依。無論經濟、民生、還是政治，都與鄰近的珠海聯繫密切。每日大量的貨物和人員跨境流動使澳門很容易受到疫情影響。此外，作為旅遊城市，澳門僅在 2019 年就接待了近 4 千萬人次訪客。 ⑥在疫情爆發的情況下，大量的遊客無疑對澳門的公共衛生構成巨大的風險。早在疫情的初期，輿論就已經在探討“封城”的可能性。有民眾要求政府關閉邊境，禁止非本澳居民入境，以防止病毒蔓延到澳門。然而，特區政府在衡量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後，認為封城的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

29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代價沉重，並聲稱絕不會“封城”。即使澳門沒有採取比較極端的“封城”措施，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一系列防疫安排都大大減少了粵澳之間的跨境人流，從而減少了犯罪人和受害人的交集，最終降低了澳門整體的犯罪率。在內地，中央政府立即根據預防和控制疫情的需要，暫停向內地居民發放前往澳門的“個人遊”簽證。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也婉轉地在不直接禁止非澳門居民的中國公民（包括香港、台灣地區）的前提下收緊了出入境政策。例如，原本每天過境的大量“藍卡”持有者（外地僱員），只能在鄰近的珠海市完成 14天的醫學觀察並獲得珠海衛生部門頒發的醫學觀察證明後，才有資格入境澳門。為了控制病毒的傳播，澳門、香港和廣東省政府都採取了前所未有的緊急措施，包括限制居民外出，減少甚至禁止社會活動、停止生產以及中斷跨境交通。因為新冠病毒可以潛伏 14 天，特區政府對所有入境者，包括從高風險地區來的澳門居民，採取了 14 天強制隔離措施，以防感染者潛滲入社區。這些措施成功地堵截了絕大部分的旅客，入境和離境人數急劇下降。同時，限制入境和強制隔離的政策不僅隔離了潛在病毒攜帶者，而且還減少了潛在罪犯的數量。當邊境流動因日益嚴格的旅行限制措施而急劇減少時，犯罪人數也相應減少，尤其在疫情前幾個月，兩地的人員流動跌入在特區成立以來的低谷（圖 4）。一旦粵澳兩邊都對出入境實施嚴禁的防疫要求，進出澳門的人數就會大幅減少。與此同時，非澳門居民所涉及的刑事案件也大幅減少（圖 5），導致 2020 年第 2 季的總體犯罪率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 36%。這一現象在澳門非常顯著，訪客急劇的下降減少了潛在的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交集。疫情前常見的高利貸、非法禁錮、盜竊、打劫、販毒等罪案，在實圖 4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3 月入境人數與罪案總數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治安警察局：《數據資料（出入境）》，202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統計資料（最新罪案數字）》，2021 年。

30施嚴格的出入境管制政策的時期幾乎銷聲匿跡。總而言之，澳門所採取的嚴格疫情防控措施不但成功阻止了病毒進入社區，也減少了犯罪三要素的交集，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澳門犯罪率的下降。圖 5　2017 至 2021 年首季訪澳內地居民涉及刑事案件的人數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治安警察局﹕《數據資料（出入境）》，202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統計資料（最新罪案數字）》，2021 年。（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博彩業停滯自然導致博彩相關罪案下降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博彩業對澳門整體治安環境的影響。澳門賭場的關閉，使超過六萬名員工進行居家隔離以降低感染病毒的風險，也間接排除了無數賭客在短期內成為賭場相關暴力和其他類型犯罪的涉案人的可能性，儘管後者並非政府初衷。大多數犯罪分子被禁足賭場或已經被驅離境，根本沒有機會實行犯罪。賭場關閉了兩個禮拜對澳門犯罪環境具有象徵性意義。賭場暫停營業對減少新冠病毒的傳播和減少犯罪活動尤其是與賭博有關的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無論在學術還是在公眾輿論中，賭場的刻板印象就是一門偏門的行業，例如，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代名為“罪惡之城”（Sin City）。更有學者描述賭場的生態環境為充滿各種不正當交易的“邪惡的巢穴”或“合法化撈偏”的場所。①官方統計數據也難以得知 “犯罪黑數”大小。②賭場為一些與博彩相關的犯罪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前所未有的封鎖相應地消除了賭場和附近場所的犯罪機會，導致犯罪率下降。除了刑事犯罪之外，一系列的違法行為也受到疫情衝擊本澳博彩業的影響。澳門 2020 年的賭收從疫情前一年 2,900 多億跌至 600 億左右，跌幅接近百分之八十，而司法警察局在同① P. Zabielskis, “Too Big to be Bad?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Review of Research on Crimes, Vices, and Misdeeds in the Casino Culture of Macau,”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 64, No. 2 (2015), pp. 127-152.② S. D. Li, “Crime and Gambling in Macao,” in L. Cao, Y. S. Ivan, B. Hebento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Crimin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309-324.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

31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期立案的與博彩相關的犯罪也下降了八成。以上數據顯示，在疫情下，澳門賭場業務下降與博彩相關的犯罪和違法行為的減少有很明顯的直接關係（圖 6）。2020 年 1 月的犯罪水平與疫情的前階段一致，但在 2020 年 2 月關閉賭場時出現了非常明顯的下降 ( 圖 7)。了官方數據中所有與賭場有關的犯罪和違法行為的下降情況，賭場的重啟也沒有導致犯罪率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因為多重的防疫限制，如進入賭場需要出示 48 小時核酸陰性結果證明以及內地暫未開放自由行簽證，很多賭客都不願意來澳賭博。同時，賭場的各種防疫限制也有可能助長本澳社區裏出現的多宗不法賭博案件。圖 6　2018 至 2020 年博彩業毛收入與博彩相關犯罪案件及檢舉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每季博彩統計資料》，202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刑事案件年度統計數據》，2021 年。圖 7　2019 至 2021 年博彩毛收入總額和嚴重犯罪數量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每季博彩統計資料》，202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刑事案件（每月統計）》，2021 年。

32隨着賭業逐漸復甦，各類型的罪案開始穩步上升，但嚴重罪案仍然遠遠不及疫情前的水平。上述數據顯示，通常與賭場有關的大多數嚴重犯罪，①如非法禁錮、與賭博相關的高利貸和盜竊，在賭場關閉後的 2 月大幅下降。根據司法警察局公佈的數據，2020 年立案的與博彩相關的犯罪是疫情前的五分之一。關閉澳門的“搖錢樹”阻止了潛在的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交聚。儘管賭場本身不違法，但它為許多非法行為提供了機會。②一位治安警察在受訪時表示，在賭場門口駐守的“花紅更”警員最能夠體會到疫情對賭業的影響，他說：疫情前經常有賭客互相爭執毆打，醉酒鬧事或搶籌碼等等的事情需要警員處理。但在新冠肺炎的一整年，賭場門庭冷落，警員幾乎沒有再接過這類求助了。澳門的刑事犯罪、違法和不道德活動往往直接或間接地與該地區的賭場文化息息相關。隨着賭業衰退，不僅澳門的經濟命脈受到疫情重創，與賭場有關的犯罪活動也大幅減少。正可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疫情最終導致了本地生產總值大幅萎縮和博彩相關犯罪減少的雙重效果。（三）犯罪三要素的交集從線下轉到線上在新冠疫情期間，各國政府實施的封鎖和隔離政策極大地減少了人與人面對面的接觸。但是，人們線上活動激增，從而滋生了更多的網絡犯罪。疫情爆發初期，市民由於對新冠病毒的恐懼以及對疫情後續發展的不確定，即使在特區政府推出四輪口罩保障計劃的情況下，一些民眾還是選擇網購以保證口罩儲備充足。民眾這一對病毒的恐懼、擔心個人身體健康、囤積防疫物資的心理被騙徒所利用。當前社交網絡技術不斷發展，亦給騙徒提供了更多的電信詐騙的機會。此外，疫情期間大多數人避免外出、居家辦公，減少了與他人的線下接觸，日常活動發生改變也造成網購詐騙案例的增加。因此，疫情剛爆發期間，關於網購口罩引發的網絡購物詐騙案件增多。所幸，這一現象是短暫的，特區政府及時確保了每位在澳人士能以低價買到足夠的口罩，使可能落入口罩詐騙陷阱的目標減少。“殺豬盤”網絡投資詐騙和裸聊勒索增加，是因為疫情使市民的正常社交受到限制，加之社交網絡日益發達與普及，許多年輕人透過不同社交軟件來結識伴侶，而這兩種案件的犯罪人利用受害人的貪念或色心來進行詐騙或勒索。根據《澳門居民互聯網使用趨勢報告》，2020 年是歷年來澳門居民上網率最高和上網時長最長的一年。人們在家中上網的比例上升，利用網絡消閒娛樂、獲取資訊和服務的比率都大幅增加。疫情不僅培養了人們的上網習慣，伴隨疫情而來的經濟低迷還催生了人們的投資熱情。根據金融管理局的數據，澳門居民在 2020 年境外證券投資達 10,250 億澳門元，按年上升 11%，不少人因疫情開始投資股票等金融產品。在此背景下，安全意識薄弱的部分男性、學生和未成年人群體，以①根據司法警察局的刑事案件統計數據，嚴重犯罪包括殺人、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勒索、縱火、暴利、高利貸、犯罪集團、販賣毒品、搶劫和盜竊。② P. Zabielskis, “Too Big to be Bad?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Review of Research on Crimes, Vices, and Misdeeds in the Casino Culture of Macau,”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 64, No. 2 (2015), pp. 127-152.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

33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及許多被放無薪假或被解僱、賦閒在家的僱員由此成為犯罪者的目標。一位受訪的司法警察表示：現時澳門的傳統街頭罪案已經是近年來最低的水平，很多澳門常見的街頭犯罪，如盜竊、打劫、傷人都減少了。但是，智慧型犯罪大幅增加。很多案情的被害人都供稱自己因疫情而花大量時間上網，在家長時間沒有正常社交使其墮入網絡騙案。日常活動理論為我們理解新冠疫情導致網絡犯罪增加這一現象提供了很好的解釋。新冠疫情導致了很大一部分人社交和生活由線下轉移到線上。線上活動的增加，無論是情感交流還是投資，都為潛在的犯罪人提供了更多的犯罪機會。本研究通過官方數據、深度訪談以及媒體文本分析，探討了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並從犯罪學的日常活動理論作出相應的解釋，發現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疫情使澳門整體犯罪率有明顯下降，達到自回歸以來的最低點。第二，相較於其他類型的案件，與博彩業有關的罪案數量下降尤為明顯。第三，在新冠疫情之下，一系列新型犯罪模式衍生。疫情初期，有關口罩的電信詐騙案件增多；非接觸式侵犯財產案件中情色類相關案件、特別是利用網絡進行“裸聊”詐騙案件數量大幅上升，成為新型情色犯罪的主體。此外，不法賭博和引誘、協助、收容及僱用非法入境者案件在疫情下持續增加；違反防疫措施的刑事案件也成為與新冠疫情有關的新型犯罪類型。本研究進一步利用美國犯罪學者 Cohen 和 Felson 提出的日常活動理論來對上述影響進行解釋。賭場生意冷淡、相關經濟活動的減少以及訪客的大幅下降導致合適的犯罪目標、犯罪機會與條件的減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犯罪人的作案動機。再者，由於疫情期間市民的生活和工作習慣發生改變，人們更加依賴於網絡，網絡上潛在的被害人增多，這給潛在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作案動機和條件。因此，有關口罩等防疫物資的電信詐騙以及利用網絡進行“裸聊”的情色詐騙案件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增多。疫情作為一自然實驗，為研究者研究犯罪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通過研究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本研究在以下方面作出了貢獻。首先，澳門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又是全球人均GDP 最高的城市之一，疫情對澳門的影響在全球範圍內首當其衝。本研究豐富了現有文獻關於疫情對犯罪在全球範圍內所造成的影響的探討。其次，本研究具體探討了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整體趨勢、與博彩業相關的犯罪和新型犯罪的影響，讓我們對嚴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澳門犯罪的關係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認識。再次，本研究的發現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博彩業對澳門犯罪影響的程度，豐富了博彩與犯罪關係的研究。最後，本研究以系統的犯罪學理論解釋疫情期間澳門犯罪活動的變化，提升了我們對犯罪的理論認知，為特區政府預防與打擊犯罪提供了理論依據。五、結語

34本文主要研究了疫情對澳門犯罪在 2020 年的影響。未來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進行拓展。第一，隨着新冠疫情的持續以及防控的常態化，未來的研究可以通過分析官方公佈的更長時間的統計資料，就疫情對澳門犯罪的長期趨勢所產生的影響進行追蹤研究。第二，澳門暴力犯罪的走向值得關注。以往研究表明，博彩業對澳門有組織犯罪導致的暴力犯罪起到了很大的吸納作用。①隨着疫情對澳門博彩嚴重打擊的持續，有組織犯罪所導致的暴力活動是否會死灰復燃？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擔憂的問題。一位接受我們採訪的澳門高級警官正表達了類似的擔憂。第三，以後的研究也可以進一步討論疫情對某種特定類型犯罪的影響。例如，有研究表明疫情導致全球範圍內家庭暴力事件大幅增長。今後的研究可以運用多種資料收集方式如訪談、受害人調查等，對澳門這一特定類型的犯罪進行深入討論。[ 責任編輯陳超敏 ]①Kwok, S. I., Lo, T.W., “Triad Organized Crime in Macau Casinos: Extra-legal Govern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 57, No. 3 (2016), pp. 589-607.從日常活動理論看新冠疫情對澳門犯罪的影響

35* 本研究得到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的資助（項目編號：0022/2020/A），在此亦感謝研究組成員和本澳市民的參與和熱心參與。作者簡介：唐國傑，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心理學系副教授；何牧，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心理學系博士研究生；陳泓鐳，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心理學系及協同創新研究院認知與腦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余永逸，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胡文詩，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心理學系及協同創新研究院認知與腦科學研究中心正教授。①直接衝擊如由恐懼傳染病而起的焦慮或者強迫思維等，間接衝擊如由於保持社交距離等生活習慣改變而帶來的影響等。② C. González-Sanguino, B. Ausín, M. Á. Castellanos, J. Saiz, A. López-Gómez, C. Ugidos, M. Muñoz,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2020 Coronavirus Pandemic (COVID-19) in Spain,”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Vol. 87 (2020), pp. 172-176；董平、倪照軍、趙康卿、孫廣強、孫洪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民眾抑鬱狀況調查》，《中國心理衛生雜誌》（北京）2020 年第 8 期，第 710—714 頁。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 *唐國傑　何牧　陳泓鐳　余永逸　胡文詩澳門人口密集，人員流動性大，居民能否遵從配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等個人預防行為，對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十分重要。通過對比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2 月三次有關澳門居民個人預防行為調查的數據，分析居民在不同抗疫階段的個人預防行為的實施情況及變化趨勢，冀能為未來加強澳門市民的抗疫能力、防止疫情的反彈提供方向性的建議。此外，本文亦分析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受疫情影響情況、遵循抗疫行為的相關動機與遵從個人預防行為之間的相互關連，從而協助瞭解不同組別群眾的狀況，為加強及改進宣傳措施提供參考。澳門　新型冠狀病毒　預防行為　健康信念　預防動機　抗疫　疫情　遵從　配戴口罩　社交距離本研究團隊擬從澳門居民遵從新冠疫情預防措施這個角度為切入點，試圖對比民眾在新冠疫情發展三個不同時期的遵從性，揭示未來防疫政策的新思路，降低疫情對民眾身心健康的直接與間接的影響。自 2019 年 12 月被首次發現起，新型冠狀病毒在短短四個月內已蔓延至全球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該病毒引發的疫情給全人類的身心健康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隨着疫情在社區中擴散，各地民眾紛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直接和間接衝擊，①伴之而來的抑鬱和焦慮水平，亦有不同程度的明顯增加。②本研究團隊也在本澳居民中觀察到類似的、由新冠疫情引發的直接和間接的衝擊。根據在 2020 年 7 月收集的本澳數據，我們估算大約有 4.0% 和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摘要 ][ 關鍵詞 ]

3610.5% 的澳門成人居民分別表現出對於新冠疫情的過分擔憂（coronavirus anxiety）和不受控制的強迫性思維（coronavirus obsession）；這些由直接衝擊帶來的精神症狀，也同時伴隨着較高水平的主觀痛苦、負面情緒、過度時間消耗等不良反應，並影響了個體的日常生活和工作。①此外，根據本研究團隊於 2020 年年初的電話訪問，由於新冠疫情所帶來的一系列生活習慣的改變，使本澳的成年居民經歷了家庭糾紛增加、與他人的友誼受影響、體重增加等新的壓力源，而這些壓力源同時對民眾帶來了抑鬱、焦慮等間接衝擊。②過去類似的公共衛生危機如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和埃博拉病毒等，都表明全球或區域性的疫情可能對民眾的心理健康造成持久的影響，③新冠疫情亦不例外。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為了控制病毒傳播、抑制病例增長，世界各地均採取各種以衛生行為為主的預防措施，特別是在尚沒有其他能夠有效預防新型冠狀病毒的措施出現的時期。在一眾新冠防疫相關的衛生行為中，最為重要的衛生行為預防措施為保持社交距離和提升個人衛生習慣如在公共場所配戴口罩、避免接觸眼及口鼻等。④儘管有充分的研究證據顯示這些衛生行為預防措施可有效抑制新冠感染病例的增長，⑤但其實施的成效仍受制於民眾對這些預防措施的依從性，然而，各國學者亦均觀察到不少人並未遵從其相關的預防措施。⑥由於傳染病的控制有賴大眾共同參與，瞭解民眾在遵從預防行為上的差異和相關影響因素，有助相關部門制定針對性的宣傳策略，而有效的宣傳策略對控制新型冠狀病毒的社區傳播至關重要。具體而言，當局需要做到“三個識別”：第一，識別哪些新冠疫情預防行為較少人遵從；第二，識別哪些特定的人群較不遵從這些預防行為；第三，識別哪些因素會影響人們遵從或不遵從這些預防行為。① Juliet Honglei Chen, Kwok Kit Tong, Xiaoyu Su, Eilo Wing-Yat Yu, Anise M. S. Wu, “Measuring COVID-19 Related Anxiety and Obsession: Validation of the COVID-19 Anxiety Scale and the Obsession with COVID-19 Scale in a Probability Chinese Sample,”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1), in press.② Juliet Honglei Chen, Eilo Wing-Yat Yu, Xiaoyu Su, Kwok Kit Tong, Anise M. S. Wu, “Mental Distres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ts Association with Public Perceptions toward Government’s Pandemic Responses and Lifestyle Changes,” Current Psychology, No. 3 (2021), pp. 1-9; Juliet Honglei Chen, Yun Li, Anise M. S. Wu, Kwok Kit Tong, “The Overlooked Minority: Mental Health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orldwide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Beyond,”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54 (2020); Meng Xuan Zhang, Juliet Honglei Chen, Kwok Kit Tong, Eilo Wing-Yat Yu, Anise M. S. Wu,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ts Association with Pandemic-Related and Generalized Belief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Vol. 18, No. 11 (2021).③ A. Desclaux, M. Diop & S. Doyon, “Fear and Containment: Contact Follow-up and Social Effects in Senegal and Guinea,” in M. Hofman, & Sokhieng Au (eds.), The Politics of Fear: Médecins Sans Frontiéres and the West African Ebola Epidemic,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10–234. ④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dvice for the Public,” 2021,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孟浩蓉、鍾若曦、黃瓊、何冠豪、劉濤、肖建鵬、胡建雄、李杏、曾韋霖、萬東華、朱志華、吳君樂、龔德鑫、馬文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公眾口罩使用情況和基本防護意識分析》，《華南預防醫學》（廣州）2021 年第 2 期，第 188—192 頁。⑤ B. F. Maier, D. Brockmann, “Effective Containment Explains Subexponential Growth in Recent Confirmed COVID-19 Cases in China,” Science, Vol. 368, No. 6492 (2020).⑥ C. A. Harper, L. P. Satchell, D. Fido, R. D. Latzman, “Functional Fear Predicts Public Health Compliance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2020, pp.1-14.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

37澳門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在 32.9 平方公里內有近 70 萬居民居住。①相比起其他地區，潛在的社區感染將給澳門帶來更嚴重的後果，所以澳門特區政府根據國際主流的防疫指引制定了一系列的預防措施，用以降低病毒在社區的擴散風險。在社區層面，澳門特區政府採取對從國外返回的人員進行強制隔離、推行健康碼以管制居民出入部分公眾場所等策略；在個人層面，則提倡民眾在公共場合戴口罩、正確洗手和保持社交距離等建議。隨着新冠病毒傳播速度間歇性放緩、新確診病例數下降以及疫苗的接種，人們感知到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可能會降低，從而低估維持預防行為的必要性，②進而減少預防行為。③民眾防疫行為的減少與世界衛生組織防控指引背道而馳，自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以來，世界衛生組織一再重申遵守預防措施的必要性， ④停止或減少相關預防行為可能會導致疫情反彈，⑤如何在個人層面上鼓勵居民保持預防行為非常重要。現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上述提及的第三個“識別”上，即哪些因素影響民眾的遵從或者不遵從的行為。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本研究團隊已應用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及社會信念模型（social axioms model）來解釋在澳門社區中的防疫措施依從性的個體差異。⑥健康信念模型是一種價值期望理論，旨在瞭解避免疾病的意願以及與其防控行為相關的信念，包括“易感性”（對患病風險的信念）、“嚴重性”（對患病後果嚴重性的信念）、“回報性”（對防控行為降低疾病威脅有效性的信念）、“障礙性”（對執行防控行為成本的信念）、“自我效能”（自覺有能力做到防控行為）和“行動提示”（提示人們去實施防控行為的力度）。該研究發現“易感性”、“回報性”、“自我效能”和“行動提示”均與澳門居民是否遵循新冠疫情預防措施相關。具體來說，當居民相信個人患病風險高、預防行為有效、認為自己有能力做到預防行為，以及在生活上能夠獲得行動提示（即有外在訊息提示他去做）時，便會有較強的遵從行為。另一方面，社會信念模型認為個人行動會由與社會、環境或精神世界相關的一些普遍性信念所指導（例如通過自己努力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21 年第 2 季人口統計》。② B. Trogen, A. Caplan, “Risk Compensation and COVID-19 Vaccines,”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2021); D. R. Zeballos Rivas, M. L. Lopez Jaldin, B. Nina Canaviri, L. F. Portugal Escalante, A. M. C. Alanes Fernández, J. P. Aguilar Ticona, “Social Media Exposure, Risk Perception, Preventive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La Paz, Bolivia: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PLoS ONE, Vol. 16, No. 1 (2021).③王玲莉、王加好、艾春燕、楊鈺立、張宛築：《貴州大學生對新型冠狀病毒風險感知與行為分析》，《中國學校衛生》（蚌埠）2021 年第 2 期，第 211—214 頁。④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dvice for the Public,” 2021,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⑤ Z. Malki, El-Sayed Atlam, A. Ewis, G. Dagnew, A. R. Alzighaibi, G. ELmarhomy, M. A. Elhosseini, I. Gad, “ARIMA Mode ls for Predicting the End of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Risk of Second Rebound,” 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Vol. 33, No. 7 (2021), pp. 2929-2948; Biao Tang, F. Scarabel, N. L. Bragazzi, Z. McCarthy, M. Glazer, Yanyu Xiao, J. M. Heffernan, A. Asgart, N. H. Ogden, Jianhong Wu, “De-escalation by Reversing the Escalation with a Stronger Synergistic Package of Contact Tracing, Quarantine, Isolation and Personal Protection: Feasibility of Preventing a COVID-19 Rebound in Ontario, Canada, as A Case Study,” Biology, Vol. 9, No. 5 (2020). ⑥ Kwok Kit Tong, Juliet Honglei Chen, Eilo Wing-Yat Yu, Anise M. S. Wu, “Adherence to COVID-19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pplying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and Generalized Social Beliefs to a Probability Community Sample,” Applied Psychology-Health and Well Being, Vol. 12, No. 4 (2020), pp. 1205-1223.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38可以扭轉逆境），主要包括五組普世的社會信念，即“憤世嫉俗”、“努力回報”、“錯綜複雜性”、“命運控制”和“宗教靈性”。①這五組普世信念有助我們理解人們在不同行為方面的個體差異。②其中，持有“努力回報”信念的人更傾向於相信努力會帶來好結果，所以會在失敗後會更加努力；③但對社會抱有消極及不信任感的“憤世嫉俗”的人則不太可能遵循當局所倡導的預防措施。該基於社會信念模型的理論假設亦完美契合了該研究的發現，即相信“努力回報”的澳門居民更多地遵從各項預防措施，而“憤世嫉俗”信念較強的民眾則呈現相反趨勢。④由於澳門地少人多，個人預防行為的執行與否對減少疫症在社區傳播十分重要。由於本研究團隊已對第三個“識別”進行了相關研究，因此是次研究的重點則為其餘兩個“識別”，即﹕（1）識別哪些新冠疫情預防行為較少人遵從；（2）識別哪些特定的人群較不遵從這些預防行為。此外，本研究亦會比較在不同的疫情階段中居民對抗疫措施遵從的變化，進而探討在現階段的疫情上應該處理的難點與解決的策略。藉由瞭解不同人群對個人預防行為的遵從以及影響遵從行為的因素，冀為加強澳門市民的抗疫能力提供方向，以及為未來的宣傳措施提供參考。（一）受訪者本研究團隊於 2020 年 4 月、9 月以及 2021 年 2 月分別隨機訪問了 616 名（男性39.1%；CI(95%): 35.1— 43.0%）、1,011 名（男性 38.8%；CI(95%): 35.8— 41.9%）以及472 名（男性 49.2%；CI(95%): 44.9— 53.4%）年齡在 18 歲以上的澳門居民。2020 年 4 月的受訪者年齡均值為 41.70 歲（CI(95%): 40.23— 42.98 歲），標準差為 16.28 歲。2020 年9 月的受訪者年齡均值為 41.16 歲（CI(95%): 40.10— 42.16 歲），標準差為 15.82 歲。2021年 2 月的受訪者年齡均值為 40.28 歲（CI(95%): 40.19— 42.11 歲），標準差為 13.67 歲。在三輪的數據收集中，均沒有發現報稱曾感染新冠病毒的受訪者。（二）調查問卷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和澳門衛生局的抗疫建議，本團隊的三輪研究均評估了 4 項最主要① M. H. Bond, Kwok Leung, Al Au, Kwok Kit Tong, et al., “Culture-Level Dimensions of Social Axioms and Their Correlates across 41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35, No. 5 (2004), pp. 548-570.② Kwok Leung, M. H. Bond (eds.),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Social Axioms, New York, NY: Springer. 2009.③ T. M. Singelis, C. Hubbard, Pa Her, A. An, “Convergent Validation of the Social Axioms Surve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34, No. 2 (2003), pp. 269-282.④ Kwok Kit Tong, Juliet Honglei Chen, Eilo Wing-Yat Yu, Anise M. S. Wu, “Adherence to COVID-19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pplying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and Generalized Social Beliefs to a Probability Community Sample,” Applied Psychology-Health and Well Being, Vol. 12, No. 4 (2020), pp. 1205-1223.二、研究方法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

39的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即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在公眾地方與人保持 1 米社交距離、在未洗手前避免接觸口、鼻、眼，以及避免非必要的外出。在電話訪問中，受訪者首先被問及他們在過去一周內對每項抗疫行為的遵從情況（例如，“請問在過去的一周內，您在公共場所戴口罩的頻率是？”），用李克特 5 分制評分（從“ 1 = 從不”到“5 = 總是”）來表示對應的遵從頻率。其次，訪問亦收集了基本的人口統計項目信息，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從未受過正規教育到高等教育），以及與疫情相關的經歷（例如是否曾感染新冠病毒等）。此外，在 2021 年 2 月的第三輪調查中，額外加入了“預防動機”來測量居民遵行抗疫行為的動機，具體包括自主動機、融合動機、外部動機以及零動機這四類。①（三）數據收集方式三輪的電話調查採用兩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旨在獲取代表性樣本。第一步是隨機選擇澳門本地的電話號碼，第二步是在電話號碼對應的住戶中隨機選擇一名符合條件，即 18 歲或以上的澳門居民作為受訪者。針對每位被隨機抽中的受訪者，團隊的研究員會先向其介紹研究目的和內容，解釋研究為自願匿名參加，然後徵求對方的參加意願與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最後只有給予知情同意的受訪者才會接受正式的電話調查訪問。本研究在三輪數據收集前均獲得了相關的科研倫理審核批准，並在實施過程中嚴格遵循相關科研倫理。① C. S. Levesque, G. C. Williams, D. Elliot, M. A. Pickering, B. Bodenhamer, P. J. Finley, “Validating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the Treatment Self-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TSRQ) Across Three Different Health Behaviors,”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Vol. 21, (2007), pp. 691-702.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2020 年 4 月第一輪電話調查的受訪結果顯示（表 1），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澳門居民的抗疫行為遵從情況有較大差異。其中，“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實施情況最好，87.4% 的居民“總是”佩戴口罩，9%“經常”佩戴口罩，僅有 1%“從不”或“很少”佩戴口罩。根據均數及變異數分析，沒有證據顯示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會影響佩戴口罩的遵從行為。相比之下，澳門居民對於另一種重要的抗疫行為“在公眾地方與人保持 1 米社交距離”的實施情況較差，僅有 17.6% 的居民“總是”保持社交距離，24% 的居民“從不”或“很少”保持社交距離。在各年齡段中，年長者（65 歲及以上）在保持社交距離方面做得最好。根據均數及變異數分析，沒有證據顯示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會影響保持社交距離的遵從行為。對於兩類不當的抗疫行為，“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和“非必要的外出”，超過 60% 的澳門居民“從不”或“很少”實施。年輕人群體（24 歲及以下）是這兩類行為的較高風險人群，“經常”或“總是”實施這兩類行為的比率最高。根據變異數分析，55歲或以上的年齡組別人士的遵從行為較不理想。三、調查結果與討論

40表 1　2020 年 4 月澳門居民抗疫行為實施情況（N = 616）整體性別教育程度年齡男性小學或以下24 歲及以下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及以上初中高中大專學士學位或以上女性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1）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0.2% 0.8% 2.6% 9.0% 87.4%0.4% 0.8% 2.5% 9.5% 86.7%0.0% 0.0% 3.9% 2.0% 94.1%0.0% 1.3% 0.0% 11.7% 87.0%0.6% 0.6% 2.5% 8.9% 87.3%0.0% 0.0% 3.8% 10.1% 86.1%0.0% 1.2% 2.9% 8.3% 87.6%1.1% 0.0% 1.1% 6.5% 91.4%0.0% 1.4% 5.0% 12.2% 81.3%0.0% 0.9% 0.9% 9.3% 88.9%0.0% 0.9% 2.8% 7.3% 89.0%0.0% 0.0% 3.2% 14.3% 82.5%0.0% 1.0% 2.0% 5.0% 92.1%0.2% 0.8% 2.6% 9.0% 87.4%整體性別教育程度年齡男性小學或以下24 歲及以下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及以上初中高中大專學士學位或以上女性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2）在公眾地方與人保持 1 米社交距離5.9% 18.1% 33.7% 24.7% 17.6%5.4% 17.5% 36.3% 23.3% 17.5%2.0% 23.5% 35.3% 13.7% 25.5%2.6% 19.7% 28.9% 28.9% 19.7%5.7% 15.2% 34.2% 24.7% 20.3%7.7% 21.8% 33.3% 25.6% 11.5%7.5% 17.4% 34.0% 25.3% 15.8%7.6% 20.7% 34.8% 20.7% 16.3%4.3% 18.4% 36.9% 24.8% 15.6%5.7% 12.3% 38.7% 26.4% 17.0%6.5% 19.4% 28.7% 32.4% 13.0%7.9% 22.2% 30.2% 19.0% 20.6%4.9% 17.6% 30.4% 21.6% 25.5%6.2% 18.5% 32.0% 25.5% 17.7%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

41整體性別教育程度年齡男性小學或以下24 歲及以下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及以上初中高中大專學士學位或以上女性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3）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 *26.6% 37.0% 22.7% 10.3% 3.4%22.0% 37.3% 24.1% 10.4% 6.2%35.3% 43.1% 15.7% 2.0% 3.9%20.8% 40.3% 29.9% 7.8% 1.3%23.4% 34.8% 26.6% 10.1% 5.1%28.2% 37.2% 17.9% 12.8% 3.8%28.6% 36.1% 20.7% 12.0% 2.5%23.7% 30.1% 23.7% 16.1% 6.5%19.1% 39.7% 26.2% 12.8% 2.1%29.9% 41.1% 21.5% 5.6% 1.9%27.8% 34.3% 24.1% 13.0% 0.9%38.1% 34.9% 22.2% 1.6% 3.2%27.7% 39.6% 16.8% 8.9% 6.9%29.6% 36.8% 21.8% 10.2% 1.6%註：* 指不當的抗疫行為。數據來源﹕本研究。整體性別教育程度年齡男性小學或以下24 歲及以下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及以上初中高中大專學士學位或以上女性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4）非必要的外出 *32.3% 30.8% 22.1% 11.5% 3.2%29.5% 32.0% 22.8% 11.6% 4.1%39.2% 35.3% 11.8% 9.8% 3.9%40.3% 33.8% 11.7% 13.0% 1.3%28.5% 26.6% 25.9% 14.6% 4.4%36.7% 21.5% 25.3% 11.4% 5.1%30.0% 34.2% 23.5% 9.9% 2.5%23.7% 24.7% 30.1% 18.3% 3.2%21.3% 37.6% 27.0% 9.9% 4.3%33.3% 34.3% 18.5% 12.0% 1.9%31.2% 32.1% 21.1% 12.8% 2.8%42.9% 23.8% 22.2% 9.5% 1.6%49.0% 26.5% 12.7% 6.9% 4.9%34.1% 30.1% 21.6% 11.5% 2.7%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422020 年 9 月第二輪電話調查的受訪結果顯示（表 2），在兩類倡導的抗疫行為方面，95.7% 的澳門居民“總是”或“經常”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小學或以下”學歷人群佩戴口罩情況稍差，其中 73.8% 的人“總是”佩戴，而其他學歷人群都在 80% 以上。根據均數及變異數分析，沒有證據顯示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會影響佩戴口罩的遵從行為。在公眾地方與人保持 1 米社交距離方面，25% 的澳門居民能實踐的頻率為“總是”，29.6%“經常”保持社交距離，5.7%“從不”保持社交距離。值得注意的是，“小學或以下”學歷群體有 13.1%“從不”保持社交距離。65 歲及以上群體中有 10.2%“從不”保持社交距離，是各年齡段中比率最高的。根據均數及變異數分析，沒有證據顯示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會影響保持社交距離的遵從行為。而在兩類不當的抗疫行為方面，50% 以上的澳門居民“從不”或“很少”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40% 以上的澳門居民“從不”或“很少”進行非必要的外出。根據變異數分析，55 歲或以上的年齡組別人士的遵從行為較不理想。在各年齡群體中，高齡人群表現出兩極分化現象。例如，65 歲及以上群體“從不”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的比率是各年齡段中最高的（25.4%），同時，65 歲及以上群體“總是”實施該行為的比率也是各年齡段中最高的（11.9%）。整體性別教育程度年齡男性小學或以下24 歲及以下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及以上初中高中大專學士學位或以上女性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1）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0.3% 0.9% 3.2% 12.6% 83.1%0.3% 1.3% 3.8% 10.2% 84.4%0.0% 0.0% 6.0% 20.2% 73.8%0.0% 0.0% 1.3% 14.1% 84.6%0.0% 0.7% 3.9% 12.3% 83.2%0.0% 0.8% 4.0% 14.3% 81.0%0.7% 1.4% 2.3% 10.7% 84.8%0.0% 2.3% 4.0% 13.9% 79.8%0.5% 1.0% 3.1% 10.8% 84.5%0.0% 1.4% 2.9% 11.5% 84.2%0.5% 0.0% 2.7% 12.8% 84.0%0.0% 0.0% 4.2% 12.6% 83.2%0.8% 0.0% 2.4% 15.0% 81.9%0.3% 0.6% 2.8% 14.1% 82.2%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表 2　2020 年下半年澳門居民抗疫行為實施情況

43整體性別教育程度年齡男性小學或以下24 歲及以下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及以上初中高中大專學士學位或以上女性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2）在公眾地方與人保持 1 米社交距離5.7% 10.7% 29.0% 29.6% 25.0%5.9% 12.8% 29.3% 28.1% 24.0%13.1% 13.1% 20.2% 26.2% 27.4%1.3% 9.0% 29.5% 35.9% 24.4%2.8% 9.5% 36.5% 28.1% 23.2%5.6% 11.9% 25.4% 23.8% 33.3%7.0% 11.0% 26.8% 32.2% 23.1%2.3% 13.9% 27.7% 34.1% 22.0%6.2% 11.9% 26.8% 37.6% 17.5%3.8% 9.1% 31.1% 27.8% 28.2%7.4% 8.0% 29.3% 30.9% 24.5%5.9% 11.8% 31.9% 19.3% 31.1%10.2% 10.2% 27.6% 22.0% 29.9%5.7% 9.4% 28.8% 30.6% 25.6%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整體性別教育程度年齡男性小學或以下24 歲及以下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及以上初中高中大專學士學位或以上女性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3）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 *18.8% 32.1% 27.3% 14.1% 7.7%14.6% 32.7% 30.4% 15.1% 7.2%16.7% 27.4% 27.4% 20.2% 8.3%16.9% 27.3% 32.5% 16.9% 6.5%16.1% 39.3% 23.2% 14.4% 7.0%27.8% 23.8% 31.7% 11.1% 5.6%18.4% 31.2% 28.0% 13.3% 9.1%11.0% 34.3% 29.7% 16.9% 8.1%17.0% 28.9% 32.0% 16.5% 5.7%18.6% 35.2% 24.8% 11.9% 9.5%21.8% 34.0% 25.0% 13.3% 5.9%21.8% 36.1% 30.3% 5.9% 5.9%25.4% 22.2% 21.4% 19.0% 11.9%21.5% 31.7% 25.2% 13.4% 8.1%

44註：* 指不當的抗疫行為。數據來源﹕本研究。整體性別教育程度年齡男性小學或以下24 歲及以下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及以上初中高中大專學士學位或以上女性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4）非必要的外出 *17.9% 24.4% 18.8% 15.9% 23.0%15.6% 27.6% 22.5% 13.8% 20.5%31.3% 18.1% 12.0% 14.5% 24.1%30.8% 17.9% 19.2% 15.4% 16.7%14.0% 24.6% 17.2% 19.6% 24.6%23.0% 18.3% 16.7% 14.3% 27.8%14.2% 28.4% 21.9% 14.2% 21.4%12.7% 30.6% 28.9% 13.3% 14.5%13.4% 32.5% 25.3% 17.5% 11.3%15.7% 26.7% 14.3% 19.0% 24.3%17.6% 15.4% 14.9% 14.4% 37.8%26.3% 17.8% 15.3% 16.1% 24.6%28.3% 18.9% 11.8% 14.2% 26.8%19.4% 22.3% 16.5% 17.3% 24.6%2021 年 2 月第三輪電話調查的受訪結果顯示（表 3），59.1% 的澳門居民“總是”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這一比率相比前兩次抽樣調查降幅明顯。此外，與 2020 年的結果明顯不同，根據均數及變異數分析，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都會影響佩戴口罩的遵從行為。男性中有 47.4%“總是”佩戴口罩，大幅低於女性（70.4%）。在各學歷群體中，“總是”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的比率隨學歷的升高而降低，即小學或以下學歷人群實施情況最好，96.3%“總是”佩戴口罩，而學士學位或以上學歷人群實施情況最差，僅有 53.5%“總是”佩戴口罩。在各年齡段中，65 歲及以上的年長者群體“總是”佩戴口罩的比率最高，為93.2%，而 35—44 歲的中年群體最低，僅為 36.1%。在公眾地方與人保持 1 米社交距離方面，18.7% 的居民表示“總是”保持社交距離，46.9% 的居民“經常”保持社交距離。根據變異數分析，年齡會影響保持社交距離的遵從行為。與佩戴口罩行為相類似，“總是”在公眾地方與人保持 1 米社交距離的比率隨學歷的升高而降低：55.6% 的小學或以下學歷人群“總是”保持社交距離，而學士學位或以上學歷人群僅為 12%。同樣，65 歲及以上的年長者群體“總是”保持社交距離的比率最高，為 42.4%；而 24 歲以下及 25—34 歲的年輕人群體最差。至於兩類不當的抗疫行為，15.3% 的澳門居民“從不”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27.8%“很少”做，5.7%“總是”做。根據變異數分析，年齡和教育程度都會影響這項遵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

45整體性別教育程度男性小學或以下24 歲及以下25—34 歲初中高中大專學士學位或以上女性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2）在公眾地方與人保持 1 米社交距離3.6% 7.4% 23.4% 46.9% 18.7%3.0% 6.9% 21.1% 54.7% 14.2%3.7% 11.1% 14.8% 14.8% 55.6%6.3% 6.3% 17.5% 52.4% 17.5%2.7% 5.4% 21.4% 52.7% 17.9%8.5% 2.1% 21.3% 36.2% 31.9%2.3% 8.3% 27.3% 50.0% 12.0%5.3% 10.5% 44.7% 21.1% 18.4%2.9% 7.2% 21.7% 59.4% 8.7%4.2% 7.9% 25.5% 39.3% 23.0%整體性別教育程度男性小學或以下初中高中大專學士學位或以上女性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1）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0.2% 0.6% 4.7% 35.4% 59.1%0.4% 0.4% 3.9% 47.8% 47.4%0.0% 0.0% 0.0% 3.7% 96.3%0.0% 0.0% 4.8% 41.3% 54.0%0.0% 1.8% 6.3% 34.8% 57.1%2.1% 0.0% 0.0% 25.5% 72.3%0.0% 0.5% 5.1% 41.0% 53.5%0.0% 0.8% 5.4% 23.3% 70.4% 年齡24 歲及以下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及以上0.0% 0.0% 5.3% 15.8% 78.9%0.0% 0.7% 5.0% 50.4% 43.9%0.0% 0.7% 6.8% 56.5% 36.1%0.0% 1.9% 3.7% 5.6% 88.9%0.0% 0.0% 0.0% 8.6% 91.4%1.7% 0.0% 1.7% 3.4% 93.2%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從行為。25—44 歲的群體較能遵從，年輕及年長的群體較做不到。在各學歷群體中，“從不”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的比率隨學歷升高而降低：小學或以下學歷人群的比率為37%，而學士學位或以上學歷人群為 12%。年齡表 3　2021 年上半年澳門居民抗疫行為實施情況

46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及以上0.7% 4.1% 14.3% 68.7% 12.2%7.4% 7.4% 31.5% 24.1% 29.6%5.7% 11.4% 34.3% 20.0% 28.6%6.8% 11.9% 22.0% 16.9% 42.4%整體性別教育程度男性小學或以下初中高中大專學士學位或以上女性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3）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 *15.3% 27.8% 38.2% 13.0% 5.7%10.8% 27.7% 45.5% 11.3% 4.8%37.0% 25.9% 18.5% 11.1% 7.4%17.5% 30.2% 41.3% 9.5% 1.6%12.6% 24.3% 39.6% 18.9% 4.5%27.7% 29.8% 25.5% 8.5% 8.5%11.1% 28.6% 41.5% 12.4% 6.5%19.6% 27.9% 31.3% 14.6% 6.7%註：* 指不當的抗疫行為；2021 年 2 月的調研中未包含“非必要的外出”行為。數據來源﹕本研究。年齡24 歲及以下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及以上34.2% 15.8% 34.2% 13.2% 2.6%7.2% 29.5% 45.3% 10.8% 7.2%6.8% 31.3% 46.3% 11.6% 4.1%20.4% 22.2% 33.3% 18.5% 5.6%28.6% 34.3% 11.4% 17.1% 8.6%31.0% 24.1% 24.1% 13.8% 6.9%結合三輪跨度的數據總體來看（表 4），在澳門居民實施的四類抗疫行為中，“在公衆地方佩戴口罩”實施情況最好。即便如此，隨着時間推移，“總是”佩戴口罩的比率在逐漸下降，從 2020 年 4 月的 83.1% 跌至 2021 年 2 月的 59.1%。該顯著的降幅從側面反映本澳居民似乎對於疫症已經習以為常，伴之而來的警戒心明顯低落，尤以 34—45 歲的群體和男性更為顯著。對於“在公眾地方與人保持 1 米社交距離”，雖然實施情況不如“在公衆地方佩戴口罩”，但情況卻在逐漸好轉。“從不”或“很少”保持社交距離的比率從 2020 年 4 月的24% 下降到 2020 年 9 月的 16.4%，再下降到 2021 年 2 月的 11%；同時，“經常”或“總是”保持社交距離的比率從 2020 年 4 月的 42.3% 提升到 2020 年 9 月的 54.6%，再提升到 2021年 2 月的 65.6%。相比於其他年齡群，年輕人群體最不願意保持社交距離。至於兩類不當的抗疫行為，對於“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通過數據的對比可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

47以看出，“從不”或“很少”實踐該不當行為的比率在降低，從 2020 年 4 月的 63.6% 逐步降至 2021 年 2 月的 43.1%，而“經常”或“總是”在實踐該不當行為的民眾卻從 13.7%增加至 21.8 之後略微回落到 18.7%。這一實踐率的波動提示民衆對於這一不當行為的實踐率仍有不小的進步空間，而且在未來也許也會出現類似的波動。與此類似，“非必要的外出”這一不當行為也在逐漸增多。2020 年 4 月，63.1% 的居民“從不”或“很少”進行非必要外出，而在 2020 年 9 月該比率下降至 42.3%；與此同時，“經常”或“總是”進行非必要外出的比率從 14.7% 上升至 38.9%，值得警惕。此外，我們亦調查了“疫情相關經歷”和“預防動機”對於澳門居民抗疫行為的影響。對疫情相關經歷的分析結果顯示，該經歷顯著影響人們保持社交距離的行為，即自己或者親人朋友有因為疫情而被隔離過的人會比沒有此類經歷的人更傾向於保持社交距離，t（469）= 3.70，p < .001。而“預防動機”是指個體實施抗疫行為的動機，具體分為四類：（1）自主動機，即實施抗疫行為是為了自我的利益與福祉，例如“我覺得我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2）融合動機，即實施抗疫行為是為了避免產生社會性消極情緒，例如“因為如果我不實施預防行為，我會感到內疚或羞愧”；（3）外部動機，指他人或外界的影響，例如“我實施預防行為，是因為我要別人認同我”；（4）零動機，指沒有明確的動機而實施行為，例如“懶得去想為何要做，讓我做就做了”。我們運用了多因素迴歸分析來探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表 4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2 月澳門居民抗疫行為實施情況匯總從不時期行為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在公眾地方與人保持 1 米社交距離在未洗手前接觸口、鼻、眼 *非必要的外出 *很少有時經常總是2020 年 4 月2020 年 9 月2021 年 2 月0.2%0.3%0.2%0.8%0.9%0.6%2.6%3.2%4.7%9.0%12.6%35.4%87.4%83.1%59.1%2020 年 4 月2020 年 9 月2021 年 2 月5.9%5.7%3.6%18.1%10.7%7.4%33.7%29.0%23.4%24.7%29.6%46.9%17.6%25.0%18.7%2020 年 4 月2020 年 9 月2021 年 2 月26.6%18.8%15.3%37.0%32.1%27.8%22.7%27.3%38.2%10.3%14.1%13.0%3.4%7.7%5.7%2020 年 4 月2020 年 9 月32.3%17.9%30.8%24.4%22.1%18.8%11.5%15.9%3.2%23.0%註：* 指不當的抗疫行為；由於社會漸漸恢復運作，2021 年上半年的調研中未包含“非必要的外出”行為。數據來源﹕本研究。

48索“預防動機”對於澳門居民抗疫行為的影響（表 5），結果顯示在控制了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等人口統計學變量的影響後，兩種“預防動機”可以顯著預測“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的行為。具體來說，自主動機對佩戴口罩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即自主動機越強的個體越傾向於佩戴口罩；而零動機對佩戴口罩行為具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即不清楚自己為何而實施預防行為的個體更少佩戴口罩。表 5　對佩戴口罩行為進行多因素回歸分析（N = 472）預測因子第一步第二步（截距）下限95% 置信區間佩戴口罩行為的頻率上限（截距）性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自主動機融合動機外部動機零動機年齡教育程度/ 2.90 2.44 3.37 12.35***-.02 -.01 -.07 .05 -.38.19 .01 .00 .01 3.47***.15β B t.19 .08 .31 3.25**/ 2.05 1.49 2.62 7.15.04 .04 -.06 .15 .86.08 .00 .00 .09 1.62.01 .00 -.04 .05 .13.49 .48 .39 .57 10.19***-.06.03-.12-.04.03-.09-.11-.06-.17.02.11-.02-1.28.61-2.54*註：* p < .05. ** p < .01. *** p < .001.數據來源﹕本研究。整體來說，通過對比 2020 及 2021 年間收集的三次隨機抽樣的電話調查數據，本研究發現澳門市民在不同抗疫階段的個人預防行為呈現規律性的變化與浮動。在各項預防措施中，即使本澳居民的防疫意識在疫情中後期已經較為鬆懈，但在公共場所佩戴口罩仍是大部分人能夠做到的。本研究結果與東亞地區其他研究的結果一致， ①即東亞地區人士表現出對個人衛生措施的強烈遵守，尤其是在佩戴口罩這一措施上。相對而言，保持社交距離四、結論① Minjung Lee, Myoungsoon You,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in South Korea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Vol. 17, No. 9 (2020). 澳門居民遵從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的概況

49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則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和資源來克服其帶來的不便以及對社會規範的衝突，這對年輕人來說尤其困難。①考慮到固定不變的信息較難引起認知和行動，我們建議相關部門能在年輕人聚集場所實施多樣化的提示信息來促進遵從行為。此外，年輕群體對疫情風險的評估過度樂觀，也可能影響其遵從行為。針對這一情況，我們建議可以參考 Weinstein 提出的建議， ②通過向同齡人提供額外信息（例如國內外的年青人感染或死亡率數字）來減少過度樂觀。其次，澳門民眾對於洗手前不可接觸眼、口、鼻的意識依然薄弱。相對於佩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離，個人衛生行為並不太受他人留意，亦較少受群體壓力所左右，所以民眾對於遵從該防疫措施的實踐率相對較低。個人衛生習慣雖然看似無足輕重，也會帶來行動上的不方便，但是當新冠病毒傳入澳門之際，這些個人衛生習慣便可能左右早期病毒的傳播和擴散。我們的數據顯示年長及低學歷的市民比較難遵從這一個人衛生習慣，而其中的年長者群體恰恰是對於新冠病毒抵抗能力較脆弱的群體，所以針對這兩個群體，促進其個人衛生習慣的措施刻不容緩。從現實角度出發，我們明白要改變個體長年累積的衛生習慣實屬不易，但考慮到一旦在年長者之間出現無症狀感染，便可能導致快速擴散，所以我們建議特區政府努力出台針對性的提供協助和示範，以便協助弱勢群體抵禦新冠病毒，降低其在本地大面積傳播的風險。最後，雖然目前大部分市民仍然有較高的配戴口罩的實踐率，但整體的遵從程度已經減弱。這一現象提示我們持續保持某一行為需要不斷提供足夠的外界支持。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提升“自主動機”能促進佩戴口罩行為。具體來說，如果市民佩戴口罩不是為了回應社會或他人要求，而是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想這樣做的話，他們會有更多遵從行動。我們建議可以將這一研究發現應用到當下的抗疫行為中，使用教育、宣傳等途徑讓市民明白為何自己要主動去做、而非被動迎合其他人期待去做，如此相信會收穫更好、更持久的效果。[ 責任編輯陳超敏 ]① J. L. Andrews, L. Foulkes, Sarah-Jayne Blakemore, “Peer Influence in Adolescence: Public-health Implications for COVID-19,”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 24, No. 8 (2020), pp. 585-587.② N. D. Weinstein, “Reducing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Illness Susceptibility,” Health Psychology, Vol. 2, No. 1 (1983), pp. 11-20.

50① Li Duan, Gang Zhu,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People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Lancet Psychiatry, Vol. 7, No. 4 (2020), pp. 300-302; Yu-Tao Xiang, Yuan Yang, Wen Li, Ling Zhang, Qingge Zhang, Teris Cheung, Chee H Ng, “Timely Mental Health Care for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Urgently Needed,” The Lancet Psychiatry, Vol. 7, No. 3 (2020), pp. 228-229.② Tingchi Liu, Shaoshan Wang, G. McCartney, IpKinWong, “Taking a Break is for Accomplishing a Longer Journey: Hospitality Industry in Macao under COVID-19 Pandem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 33, No. 4 (2021), pp. 1249-1275.③ J. B. Carnevale, I. Hatak, “Employee Adjustment and Well-being in the Era of COVID-19: Implications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116 (2020), pp. 183-187.④ M. D. Griffiths, Z. Demetrovics, P. A. Atroszko, “Ten Myths about Work Addic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Vol. 7, No.4 (2018), pp. 845-857; P. Shinebourne, J. A. Smith, “‘It is Just Habitual’: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Long-term Recovery from Addi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Vol. 9, No. 3 (2011), pp. 282-295.作者簡介：莫紫瑩，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講師、中山大學工商管理學博士後、管理學博士；薛瑾，蘇州經貿職業技術學院講師、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劉丁己，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學教授、博導、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主任、管理學博士；陳洋洋，澳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生。新冠疫情不僅對全球衛生健康帶來嚴重威脅，也對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影響。①全球繁榮發展的旅遊與服務產業也受到此次疫情的嚴重影響，服務產業員工的工作量相對之前大幅度降低。②這意料之外的變化可能讓員工產生工作的不確定性和空虛感，③從而大大降低工作效率。④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莫紫瑩　薛瑾　劉丁己　陳洋洋本研究調查在新冠疫情肆虐、社會焦慮的整體背景下，服務業工作人員的忙碌心態和領導者責任意識的影響，試圖瞭解服務行業從業人員在疫情下主觀幸福感的變化。本研究也探索了員工焦慮和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以及員工不同程度的焦慮感所產生的中介效應。本研究共收集了三輪數據，時間分別在 2020 年 4 月（第一輪）、5 月（第二輪）以及 6 月（第三輪），共收集到來自澳門綜合度假村酒店 300 多份員工以及 70 多份管理者的調查數據，使用多層線性模型對數據進行了整理分析。結果表明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員工的忙碌心態會增加他們的焦慮程度，從而降低他們的主觀幸福感，而領導者的責任意識則可以緩減焦慮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結果能夠為服務業的企業和政府機構提供啟發，提出理論參考與實際建議。領導人的責任意識能夠顯著幫助員工克服焦慮感和不安、提高幸福感，從而積極應對新冠疫情下突發改變的工作環境。澳門　服務業　多層次中介　領導責任心　忙碌心態　焦慮　新型冠狀病毒[ 摘要 ][ 關鍵詞 ]

51巍斯和克羅潘扎諾（Weiss and Cropanzano）曾提出情感事件理論（Affective Events Theory，AET），①表明工作中的壓力事件、引發厭惡情緒的環境，以及與領導的互動是典型的職場情感事件。新冠疫情的出現大幅度降低了服務業員工的工作量，那麼結合情感事件理論，突發的改變是否激發了員工的情感反應？領導人又在其中產生甚麼樣的影響？由此值得研究探討。管理心理學家認為有責任心的領導人能夠對員工和下屬的心理效應產生顯著影響。例如，領導者的責任心通常被認為是一種積極的領導特質，它與領導的任務完成度有關，②對公司的成功運營和發展起着關鍵作用。③情感事件理論探討了領導力作用，④但是對員工和領導人的性格分析甚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同層次的領導責任心對下屬員工的情感反應和感知幸福的影響，以及下屬員工自身特點（尤其是他們的“忙碌心態”）對自身感知幸福的影響。本研究對現有文獻有三方面貢獻：第一，通過關注服務業員工的心理健康狀態（焦慮感）和忙碌心態，推進新冠肺炎疫情下對服務行業的研究。我們研究了不同層次焦慮感程度下服務業員工的忙碌心態（指由於工作量大而時間利用效率高的狀態），⑤與領導責任心和與主觀幸福之間的關係。第二，假設忙碌是當今社會的普遍現象，⑥通過檢驗忙碌心態對個人心理狀態和外在表現的影響，及時地為社會各行各業尤其是服務業提供了相關的參考依據。第三，本研究同時對澳門本地社群作出貢獻，研究結論有助於瞭解本澳服務業員工在疫情期間的狀況，瞭解本澳企業在新冠疫情期間領導責任心對員工情感事件過程的影響。① H. M. Weiss, R. Cropanzano,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Experiences at Work,”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18,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6, pp. 1-74.② K. Landay, P. D. Harms, M. Credé, “Shall We Serve the Dark Lord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Psychopathy and Leadership,”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104, No. 1 (2019), pp. 183-196.③ R. Cropanzano, M. T. Dasborough, “Dynamic Models of Well-being: Implications of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for Expanding Current Views on Personality and Climate,”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Vol. 24, No. 6 (2015), pp. 844-847; S. T. McClean, C. M. Barnes, S. H. Courtright, R. E. Johnson, “Resetting the Clock on Dynamic Leader Behaviors: A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 13, No. 2 (2019), pp. 479-508.④ H. M. Weiss, R. Cropanzano,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Experiences at Work,”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18,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6, pp. 1-74.⑤ Jeehye Christine Kim, M. Wadhwa, A. Chattopadhyay, “When Busy is Less Indulging: Impact of Busy Mindset on Self-control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5, No. 5 (2019), pp. 933-952; K. Wilcox, J. Laran, A. T. Stephen, P. P. Zubcsek, “How Being Busy can Increase Motivation and Reduce Task Completion Ti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10, No. 3 (2016), pp. 371-384.⑥ S. Bellezza, N. Paharia, A. Keina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Time: When Busyness and Lack of Leisure Time Become a Status Symbol,”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4, No. 1 (2017), pp. 118-138; Jeehye Christine Kim, M. Wadhwa, A. Chattopadhyay, “When Busy is Less Indulging: Impact of Busy Mindset on Self-control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5, No. 5 (2019), pp. 933-952; K. Wilcox, J. Laran, A. T. Stephen, P. P. Zubcsek, “How Being Busy can Increase Motivation and Reduce Task Completion Ti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10, No. 3 (2016), pp. 371-384.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52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一）理論背景巍斯和克羅潘扎諾（Weiss and Cropanzano）提出來的情感事件理論模型探討了情感事件和組織成員對應反響之間的關係。①工作場所會發生令人快樂、生氣、焦慮和害怕等各類事件，引發工作態度和行為的外溢效應，因此情感事件理論模型一直被應用在情感驅動行為的學術研究中。②理論指出，在特定的事件中，個人特徵通過影響如焦慮感這樣的情感反應並影響最終的結果。③特定的事件還能通過干擾已有的情感模型從而直接影響情感反應，④而員工和領導的個人特徵可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他們的情感體驗。過去情感事件理論方面的文獻主要聚焦研究其在工作場所中性格特徵和相關結果的關係，⑤忽略了領導和員工的個人特徵對員工產生的心理影響。近年來，對於領導力行為（例如：魅力型領導行為）引發的員工情感反應或其他結果的研究也有所增加。⑥但現有的研究主要探討領導性格⑦或者員工性格等⑧其中一個因素產生的影響，忽略了領導和員工性格所產生的綜合影響。⑨由此，有必要從“個性特徵—結果”這一關係鏈去研究特定的事件和原因，並綜合員工和領導共同產生的影響去探討情感事件理論模型。這樣的形式能夠更一、理論背景和假設① H. M. Weiss, R. Cropanzano,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Experiences at Work,”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18,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6, pp. 1-74.② C. D. Fisher,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Real-time Affective Reactions at Work,” Motivation and Emotion, Vol. 26, No. 1 (2002), pp. 3-30.③ H. M. Weiss, R. Cropanzano,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Experiences at Work,”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18,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6, pp. 1-74.④ Tingchi Liu, Shiying Dong, Kit Peng Chang, Francis Tan, “Macau Gambling Industry’s Quick V-shape Rebound from 2014 to 2019,”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Vol. 33, Issue 2 (2020), DOI: doi.org/10.1108/APJML-08-2019-0489; E. A. Holmes, R. C. O’Connor, V. H. Perry, I. Tracey, S. Wessely, L. Arseneault, et al.,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all for Action for Mental Health Science,” The Lancet Psychiatry, Vol. 7, No. 6 (2020), pp. 547-560.⑤ F. Walter, H. Bruch, “An Affective Events Model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Behavior: A Review,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35, No. 6 (2009), pp. 1428-1452; R. Cropanzano, M. T. Dasborough, “Dynamic Models of Well-being: Implications of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for Expanding Current Views on Personality and Climate,”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Vol. 24, No. 6 (2015), pp. 844-847.⑥ F. Walter, H. Bruch, “An Affective Events Model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Behavior: A Review,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35, No. 6 (2009), pp. 1428-1452.⑦ F. Walter, H. Bruch, “An Affective Events Model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Behavior: A Review,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35, No. 6 (2009), pp. 1428-1452; Hong Deng, Frank Walter, Yanjun Guan, “Supervisor-directed Emotional Labor as Upward Influence: An Emotions-as-Social-Inform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41 No. 4 (2020), pp. 384-402.⑧ R. Cropanzano, M. T. Dasborough, “Dynamic Models of Well-being: Implications of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for Expanding Current Views on Personality and Climate,”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Vol. 24, No. 6 (2015), pp. 844-847.⑨ W. L. Gardner, D. Fischer, J. G. (Jerry) Hunt, “Emotional Labor and Leadership: A threat to Authenticity?,”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Vol. 20, No. 3 (2009), pp. 466-482.

53好地理解領導和員工所帶來的影響因素，並且促進行業瞭解情感事件影響背後的複雜機制。本研究整合了兩個方面的情感事件，即員工特徵（如性格特徵—忙碌心態）與領導特質（領導責任心）的跨層次模型。在新冠疫情黑天鵝事件的背景下，通過整合情感事件理論和領導力理論，本研究探討了員工性格特徵（員工忙碌心態）以及領導性格特徵（領導責任心）在情感事件機制中對員工焦慮感和主觀幸福的影響。研究模型力求簡單明瞭且不複雜，為的是在疫情期間，更好地收集有效的數據，並增強效度與信度，本研究模型如下（圖 1）﹕① J. Gershuny, “Busyness as the Badge of Honor for the New Superordinate Working Class,” Social Research, Vol. 72, No. 2 (2005), pp. 287-314; S. Bellezza, N. Paharia, A. Keina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Time: When Busyness and Lack of Leisure Time Become a Status Symbol,”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4, No. 1 (2017), pp. 118-138; Jeehye Christine Kim, M. Wadhwa, A. Chattopadhyay, “When Busy is Less Indulging: Impact of Busy Mindset on Self-control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5, No. 5 (2019), pp. 933-952; Xiaotian Sheng, Yuqing Wang, Wei Hong, Ze Zhu, Xichao Zhang, “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Time Pressure and Work Engagement: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lee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 Vol. 26, No. 1 (2019), pp. 25-35.② S. Bellezza, N. Paharia, A. Keina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Time: When Busyness and Lack of Leisure Time Become a Status Symbol,”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4, No. 1 (2017), pp. 118-138.③ Jeehye Christine Kim, M. Wadhwa, A. Chattopadhyay, “When Busy is Less Indulging: Impact of Busy Mindset on Self-control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5, No. 5 (2019), pp. 933-952.（二）研究假設（1）員工忙碌心態、焦慮感以及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員工忙碌心態。“忙碌的”和“忙碌”是現代社會的代名詞。當今社會越來越多的人處於這樣的狀態，學術界也對“忙碌”有相關研究。①貝蕾莎（Bellezza）等人曾經從工作分配時間和業餘分配時間的角度去研究過忙碌心態。②金姆（Kim）等人把忙碌心態定義為個人主觀認知的忙碌，即認為自己本來就很忙，即使沒有迫在眉睫的最後期限，也會有很多事情要做。③圖 1　研究模型圖表來源﹕作者自製。服務業員工忙碌心態服務業員工忙碌心態團隊層面個人層面服務業員工焦慮感服務業員工主觀幸福感假設 4假設 1假設 2假設 3假設 5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54麥克納馬拉和如帕尼（Macnamara and Rupani），以及卡尼爾絲（Caniëls）等人借鑑了以往有關心態的文獻，指出一個人的心態是相對穩定的，但也可通過努力改變。①結合格爾順（Gershuny）和金姆（Kim）等人對忙碌心態和忙碌的定義，②以及克納馬拉和如帕尼（Macnamara and Rupani）、卡尼爾絲（Caniëls）等人的心態理論，③我們認為忙碌心態是一種忙碌的自我感知，感覺自己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這種心態是相對穩定的，只有通過個人的努力才能改變。員工焦慮感。焦慮感是對感知到的身體和／或心理危險的一種反應。它是一種不愉快的情緒狀態，與擔憂、恐懼、痛苦和不安有關。 ④ 布蘭德斯和比安弗尼（Brandes and Bienvenu）指出，人們在評估任務和執行任務時往往會變得焦慮，特別是在高風險的環境下，且焦慮感會導致實際表現下降。 ⑤員工焦慮感通常會影響員工工作和生活等不同方面，例如擔憂自身工作成果和人際關係。工作場所的焦慮感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問題，例如瓊斯（Jones）等人發現，工作焦慮感（員工方面）和工作壓力（管理者方面）與心理疾病和缺勤呈正相關。 ⑥鑑於員工焦慮感帶來的顯著影響，探討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影響是很有意義的。之前的研究表明，忙碌心態中的人會感覺自己有很多工作要做，並且有強烈的高效工作的願望。 ⑦那些習慣忙於工作的人如果突然閒了下來，會感到失落和① B. N. Macnamara, N. S. Rupan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Mindset,” Intelligence, Vol. 64 (2017), pp. 52-59; M. C. Caniëls, J. H. Semeijn, I. H. Renders, “Mind the Mindset! The Interaction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Mindset for Engagement at Work,”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Vol. 3, No. 1 (2018), pp. 48-66. ② J. Gershuny, “Busyness as the Badge of Honor for the New Superordinate Working Class,” Social Research, Vol. 72, No. 2 (2005), pp. 287-314; Jeehye Christine Kim, M. Wadhwa, A. Chattopadhyay, “When Busy is Less Indulging: Impact of Busy Mindset on Self-control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5, No. 5 (2019), pp. 933-952.③ B. N. Macnamara, N. S. Rupan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Mindset,” Intelligence, Vol. 64 (2017), pp. 52-59; M. C. Caniëls, J. H. Semeijn, I. H. Renders, “Mind the Mindset! The Interaction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Mindset for Engagement at Work,”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Vol. 3, No. 1 (2018), pp. 48-66.④ M. K. Jones, P. L. Latreille, P. J. Sloane, “Job Anxiety, Work-related Psychological Illness and Workplace Performanc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54, No. 4 (2016), pp. 742-767.⑤ M. Brandes, O. J. Bienvenu, “Personality and Anxiety Disorders”. 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Vol. 8 No. 4 (2006), pp. 263-269.⑥ M. K. Jones, P. L. Latreille, P. J. Sloane, “Job Anxiety, Work-related Psychological Illness and Workplace Performanc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54, No. 4 (2016), pp. 742-767.⑦ J. Gershuny, “Busyness as the Badge of Honor for the New Superordinate Working Class,” Social Research, Vol. 72, No. 2 (2005), pp. 287-314; S. Bellezza, N. Paharia, A. Keina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Time: When Busyness and Lack of Leisure Time Become a Status Symbol,”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4, No. 1 (2017), pp. 118-138; Jeehye Christine Kim, M. Wadhwa, A. Chattopadhyay, “When Busy is Less Indulging: Impact of Busy Mindset on Self-control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5, No. 5 (2019), pp. 933-952; Xiaotian Sheng, Yuqing Wang, Wei Hong, Ze Zhu, Xichao Zhang, “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Time Pressure and Work Engagement: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lee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 Vol. 26, No. 1 (2019), pp. 25-35.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

55空虛。①基於察赫爾等人（Zacher）、格朗（Grant）等人以及斯特勞斯（Strauss）等人的研究，在新冠疫情期間實施的措施和調整方案會顯著影響員工的工作效率，處於忙碌心態的員工可能會更加的焦慮感。②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1：（疫情下）忙碌心態較強的服務業員工，焦慮感更強。主觀幸福感。主觀幸福是感覺幸福的狀態，可以衡量一個人享受生活的程度。③快樂的人通常會體驗到快樂、有趣和驕傲等積極情緒，而很少體驗到悲傷、焦慮感和憤怒等消極情緒。④幸福還與積極的生活狀態和工作成果有關，如生活滿意度、健康狀況、優秀的工作表現和組織關係承諾。以往的研究表明，快樂的員工比不快樂的員工更有效率。⑤情感事件理論相關的研究文獻還指出，個體心理狀態可能在個體性格特徵與其結果（如行為和其他心理結果）之間的關係中起中介作用，因為個體性格特徵通常過於寬泛，不能直接導致特定的結果。⑥因此，情感事件理論提出，情感反應提供了性格特徵—結果的聯繫。⑦例如，奧斯瓦德（Oswald）等人論證了積極的情緒會加強員工的親社會活動。⑧費舍爾（Fisher）發現員工積極的情感反應與工作行為之間存在間接關係。⑨因此本研究有理由相信並假設員工焦慮感在員工忙碌心態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發揮中介作用。① M. D. Griffiths, Z. Demetrovics, P. A. Atroszko, “Ten Myths about Work Addic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Vol. 7, No.4 (2018), pp. 845-857; P. Shinebourne, J. A. Smith, “‘It is Just Habitual’: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Long-term Recovery from Addi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Vol. 9, No. 3 (2011), pp. 282-295.② H. Zacher, A. Schmitt, N. L. Jimmieson, C. W. Rudolph, “Dynamic Effects of Personal Initiative on Engagement and Exhaustion: The Role of Mood, Autonomy, and Suppor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40, No. 1 (2019), pp. 38-58; A. M. Grant, S. Nurmohamed, S. J. Ashford, K. Dekas, “The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Ambivalent Initiative: The Interplay of Autonomous and Controlled Motivatio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 116, No. 2 (2011), pp. 241-251; K. Strauss, S. K. Parker, D. O’Shea, “When Does Proactivity Have a Cost? Motivation at Work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Proactive Work Behavior on Employee Job strain,”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Vol. 100 (2017), pp. 15-26.③ A. J. Oswald, E. Proto, D. Sgroi, “Happiness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 33, No. 4 (2015), pp. 789-822.④ S. Lyubomirsky, K. M. Sheldon, D. Schkade, “Pursuing Happiness: The Architecture of Sustainable Change,”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 9, No. 2 (2005), pp. 111-131.⑤ A. J. Oswald, E. Proto, D. Sgroi, “Happiness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 33, No. 4 (2015), pp. 789-822.⑥ F. Walter, H. Bruch, “An Affective Events Model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Behavior: A Review,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35, No. 6 (2009), pp. 1428-1452.⑦ H. M. Weiss, R. Cropanzano,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Experiences at Work,”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18,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6, pp. 1-74.⑧ A. J. Oswald, E. Proto, D. Sgroi, “Happiness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 33, No. 4 (2015), pp. 789-822.⑨ C. D. Fisher,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Real-time Affective Reactions at Work,” Motivation and Emotion, Vol. 26, No. 1 (2002), pp. 3-30.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56根據情感事件理論，在特定的事件中，個體的性格特徵會通過情感反應影響他們的結果。本研究認為將新冠疫情視為特定事件，忙碌心態會增加員工的焦慮感並導致消極的情感反應，①從而對員工的幸福感知產生負面影響。焦慮感已被證明有如下負面後果，例如情緒枯竭、員工退縮等由工作產生的心理疾病。②因此，焦慮感可能會降低個體的主觀幸福感。本研究進一步預測，新冠疫情將增加忙碌心態員工的焦慮感，降低他們的主觀幸福感。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2：（疫情下）服務業員工的焦慮感對其主觀幸福感有負向影響。假設 3：（疫情下）服務業員工的焦慮感在其忙碌心態與主觀幸福感間發揮中介作用。（2）領導責任心、焦慮感和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領導責任心。責任心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特徵，表現為個人組織性、計劃性、周全細緻性、可靠性和可實現性，③是目前的領導力文獻中對領導者性格研究最廣泛的內容。④有責任心就是遵循自己的良心，這是道德評價的基礎。⑤高度盡責的個人是可靠的、自律的、細心的和徹底的。⑥有責任心的個體在作出決策時特別注意細節，傾向於謹慎而不是隨意，有強烈的責任感，並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⑦因此，有責任心的領導者可能會對自己的行為更有意識、更深思熟慮。責任心也通常被認為是一種積極的領導人格特質，與領導者對任務完成度的追求有關。⑧① Jeehye Christine Kim, M. Wadhwa, A. Chattopadhyay, “When Busy is Less Indulging: Impact of Busy Mindset on Self-control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5, No. 5 (2019), pp. 933-952; K. Wilcox, J. Laran, A. T. Stephen, P. P. Zubcsek, “How Being Busy can Increase Motivation and Reduce Task Completion Ti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10, No. 3 (2016), pp. 371-384.② K. Jones, P. L. Latreille, P. J. Sloane, “Job Anxiety, Work-related Psychological Illness and Workplace Performanc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54, No. 4 (2016), pp. 742-767; D. T. Welsh, M. D. Baer, H. Sessions, “Hot Pursuit: The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Organization-set Versus Self-set Goals for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Citizenship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l, No. 25 (2019), pp. 409-428; L. W. Howard, C. L. Cordes, “Flight from Unfairness: Effects of Perceived Injustice o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Employee Withdraw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Vol. 25, No. 3 (2010), pp. 409-428.③ J. Hu, T. A. Judge, “Leader-team Complementarit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Leade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eam Power Distance Values on Team Processes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102, No. 6 (2017), pp. 935-955; M. T. Babalola, M. C. Bligh, B. Ogunfowora, L. Guo, O. A. Garba, “The Mind is Willing, but the Situation Constrains: Why and When Leader Conscientiousness Relates to Ethical Leade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 155, No. 1 (2019), pp. 75-89.④ F. Walter, H. Bruch, “An Affective Events Model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Behavior: A Review,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35, No. 6 (2009), pp. 1428-1452.⑤ J. Horn, C. E. Nelson, M. T. Brannick, “Integrity, Conscientiousness, and Honesty,” Psychological Reports, Vol. 95, No. 1 (2004), pp. 27-38.⑥ R. R. McCrae, P. T. Costa, “Validation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cross Instruments and Observ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2, No. 1 (1987), pp. 81-90.⑦ T. A. Judge, R. F. Piccolo, T. Kosalka,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s of Leader Traits: A Review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Leader Trait Paradigm,”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Vol. 20, No. 6 (2009), pp. 855-875.⑧ K. Landay, P. D. Harms, M. Credé, “Shall We Serve the Dark Lord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Psychopathy and Leadership,”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104, No. 1 (2019), pp. 183-196. 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

57新冠疫情為研究領導責任心提供了特定天然的背景。已有研究證明領導責任心會影響下屬的滿意度和行為，①還會影響員工的責任心和實際行動。②根據領導理論，負責任的領導有一種使命感和目標感，幫助員工和組織“度過灰暗時期”，③並建立一個具有普遍信任感且有利與工作的環境，以消除如焦慮感、危機感、不安感等負面情緒，這也正是疫情期間社會所需要的。④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假設 4：（疫情下）領導者責任心對服務業的員工焦慮感有負向影響。情感事件理論提出，在特定事件中，領導者的暗示會影響員工的情感反應。因此本研究預測在新冠疫情期間，領導者的責任心將有助於改善如員工焦慮感等負面情緒。相關文獻已將服從性、可靠性、責任心和自我調節確定為評價個人責任心的核心維度。⑤此外，也有學者提出，領導責任心是負責型領導的關鍵特質，⑥而且員工的心理健康也取決於工作環境和組織氛圍。⑦在新冠疫情期間，有責任心的領導更有可能會全面的考慮員工的安全、健康和幸福。因此，有責任心的領導者會表現出負責任的領導才能，可能會為員工產生更多積極的結果。此外，有責任心的領導者會考慮員工實現自我突破的需求，去幫助他們更好地發展和成長，支持他們找到“生命的可能性”，⑧這反過來又有助於糾正員工對他們主觀幸福感的不良感知。因此，我們期望領導責任心能夠通過情感事件機制降低員工的焦慮感，增加員工的主觀幸福感。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5：（疫情下）服務業員工焦慮感在領導責任心和員工主觀幸福感間發揮中介作用。①M. T. Babalola, M. C. Bligh, B. Ogunfowora, L. Guo, O. A. Garba, “The Mind is Willing, but the Situation Constrains: Why and When Leader Conscientiousness Relates to Ethical Leade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 155, No. 1 (2019), pp. 75-89.② J. Hu, T. A. Judge, “Leader-team Complementarit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Leade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eam Power Distance Values on Team Processes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102, No. 6 (2017), pp. 935-955.③ K. Landay, P. D. Harms, M. Credé, “Shall We Serve the Dark Lord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Psychopathy and Leadership,”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104, No. 1 (2019), pp. 183-196.④ T. Maak, N. M. Pless,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 a Stakeholder Society: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 66, No. 1 (2006), pp. 99-115.⑤ A. N. Salvaggio, B. Schneider, L. H. Nishii, D. M. Mayer, A. Ramesh, J. S. Lyon, “Manager Personality, Manager Service Quality Orientation, and Service Climate: Test of a Mode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92, No. 6 (2007), pp. 1741.⑥ K. Landay, P. D. Harms, M. Credé, “Shall We Serve the Dark Lord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Psychopathy and Leadership,”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104, No. 1 (2019), pp. 183-196.⑦ D. E. Bowen, B. Schneider, “A Service Climate Synthesis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Vol. 17, No. 1 (2014), pp. 5-22.⑧ W. L. Gardner, D. Fischer, J. G. (Jerry) Hunt, “Emotional Labor and Leadership: A threat to Authenticity?,”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Vol. 20, No. 3 (2009), pp. 466-482.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58（一）數據收集澳門綜合度假村酒店是澳門的最重要支柱產業之一，在 2019 年貢獻了近 80% 的財政收入。①這些綜合度假村酒店能夠提供博彩服務（如幸運博彩、老虎機等）和非博彩服務（如購物、會議展覽、娛樂表演、餐飲服務等）。②雖然澳門面積小、人口密度高（人口約 70 萬，領土約 33 平方公里），但每年赴澳的大量遊客（2019 年有約四千萬人次），使其服務業從業者躋身全球最繁忙人群之一。③同時，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澳門也深受疫情影響，其中旅遊業就受到重創，遊客數量驟減。④ 2020 年 2 月赴澳遊客僅僅不到 20 萬人（156,394人），較 2019 年 2 月下降 96%。⑤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澳門特區政府甚至罕見地要求娛樂場關閉兩週（綜合度假村酒店的其他服務仍然營業）。此外，儘管遊客人數大幅減少，特區政府還要求所有公司在疫情緊急期間，不可任意解僱任何本地員工，⑥並在一定期間要求所有赴澳工作的員工嚴守防疫出入境規定，沒有重大特殊原因，一律留守原地，減少不同地區人員流動。本研究的數據來自於澳門六家主要綜合度假村酒店的娛樂場（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銀河娛樂集團、金沙中國、美高梅中國、永利澳門和新濠博亞娛樂）的相關部門員工和管理層。⑦研究對象包括娛樂場的一線員工和一線主管、客戶服務人員、收銀、食品飲料服務；財務、監控、執行辦公室、戰略和分析等後台部門的員工和主管。研究項目組向多家綜合度假村酒店的高級管理層說明了調查的目的和數據收集的過程，獲得了數據收集的許可，之後研究項目組的成員讓調查對象在員工休息區填寫問卷。由於調查對象多為以中文（包括粵語及普通話）為母語的澳門居民，所以問卷以中文進行。過程中研究項目組採用布瑞斯林（Brislin）的反譯法（back translation），將英文問二、研究方法① DSEC, Yearbook of Statistics for 2019 , 2019, https://www.dsec.gov.mo/en-US/Home/Publication/YearbookOfStatistics, accessed July 2020.② J. Ahn, Ki-Joon Back, “Integrated Resort: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 69, No. 2018 (2018), pp. 94-101.③ Jian Ming Luo, Chi Fung Lam, Ben Haobin Ye, “Barrier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tainment Tourism in Macau,” Sustainability, Vol. 11, No. 7 (2019), pp. 2145-2158.④ Tingchi Liu, Shaoshan Wang, G. McCartney, Ip Kin Wong, “Taking a Break is for Accomplishing a Longer Journey: Hospitality Industry in Macao under COVID-19 Pandem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 33, No. 4 (2021), pp. 1249-1275.⑤ DSEC, “Visitor Statistics Dataset”, 2020, https://www.dsec.gov.mo/en-US/Statistic?id=401, accessed 31 October 2020.⑥ Macau Government, “Special Webpage against Epidemics Announcement”, 2020, https://www.ssm.gov.mo/apps1/PreventCOVID-19/en.aspx#clg17610. ⑦ Tingchi Liu, Tina Tsing Gya Chang, E. H. Loi, Andrew Chi Hong Chan, “Macau Gambling Industry: Curr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Next Decad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Vol. 27, No. 3 (2015), pp. 499-512; Tingchi Liu, Shiying Dong, Kit Peng Chang, Francis Tan, “Macau Gambling Industry’s Quick V-shape Rebound from 2014 to 2019,”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Vol. 33, Issue 2 (2020), DOI: doi.org/10.1108/APJML-08-2019-0489.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

59卷譯為中文，之後再譯為英文，為了確保翻譯版本的一致性和準確性。①過程中有兩名擁有名擁有英語文學碩士學位的雙語專業人員參與確保質量。為了減少可能的偏差，如一致性主題和錯覺相關性，實施了三次問卷調查。三次調查分別於 2020 年 4 月（第一次調查）、5 月（第二次調查）、6 月（第三次調查）期間進行，每次調查時間間隔至少四周。目標樣本中的每個團隊都使用與其他團隊不同的團隊編號進行編碼。在填寫每一份問卷之前，受訪者都需要填寫手機號碼的後四位數字和他們所屬的團隊代碼。所有的問卷都是通過二維碼發送，在線填寫完成後再提交。我們在第一次調查中評估了外生變量（領導者報告的“責任心”和員工報告的“忙碌心態”），在第二次調查中評估了內生變量（員工報告的“焦慮感”），在第三次調查中評估了標準變量（員工報告的“主觀幸福感”）和相關人口統計學變量數據。第一次調查中，642 名員工和 80 名領導交回了調查問卷，這些員工被邀請參加第二次調查。在第二次調查中，有 484 人（回覆率 75.39%）交回了問卷。在第三次調查中，392 名員工（回覆率 80.99%）交回了問卷。其中 19 個員工的問卷由於缺失部分數據無效。數據經整理後，保留了 373 名員工和 74 名領導的有效數據。受訪者平均團隊規模為 5 人，男性佔 34%，女性佔 66%；主要年齡集中在 20 至 39 歲（佔 43.1%）；過半的受訪者（58.2%）工作年限不足 5 年，大約三分之一（30.5%）的受訪者工作年限為 6 至 10年；超過六成（60.3%）的受訪者擁有學士學位。（二）研究量表本研究所採用的量表出處如下，基本皆為李克特 7 點量表（1= 非常不同意，7= 非常同意）：領導責任心：由團隊領導在第一次調查時進行評分，使用亨德里克斯等人（Hendriks）的 15 項量表進行測量。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α）值為 0.91，表明具有足夠的信度。②員工忙碌心態：在第一次調查時員工進行評分，使用金姆（Kim）的三項量表評估。③金姆（Kim）等人利用兩種不同的視覺標誌對忙碌／不忙碌的思維模式（對照組）組進行了試驗，選擇“忙碌”標誌的受訪者被認為具有忙碌的心態。在忙碌狀態下的被調查者還被要求思考並寫下三件讓他們忙碌的事情或活動，從而確保他們出於忙碌心態中。該量表的 α 值為 0.84。員工焦慮感：數據來源於參與第二次調查的員工，評估的三個形容詞來自沃特森（Watson）等人積極和消極的影響時間表（PANAS），即“痛苦的”，“緊張的”和“緊張的”。④該量表的 α 值為 0.81。 ① R. W. Brislin, “Back-translation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1, No. 3 (1970), pp. 185-216.② A. J. Hendriks, Willem. K. B. Hofstee, Boele De Raad, “The Five-factor Personality Inventory (FFPI),”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27, No. 2 (1999), pp. 307-325.③ Jeehye Christine Kim, M. Wadhwa, A. Chattopadhyay, “When Busy is Less Indulging: Impact of Busy Mindset on Self-control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5, No. 5 (2019), pp. 933-952.④ D. Watson, L. Clark, A. Tellegen,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4, No. 6 (1988), pp. 1063-1070.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60（一）信度與效度表 1 和表 2 顯示了每個量表的信度和收斂效度（基於提取的平均方差，AVE）。基於不限定模型（unconstrained model）和限定模型（constrained model）之間的 χ2 變化評估區分效度。根據 Fornell 和 Larcker（1981）的研究，⑥雖然領導者責任心量表的 AVE 小於 0.50，但其複合信度 0.91 高於 0.60，驗證了領導者責任心的收斂效度。同時，如表 2 所示，模型三、研究結果① S. Lyubomirsky, H. S. Lepper, “A Measure of Subjective Happiness: Preliminary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46, No. 2 (1999), pp. 137-155.② P. M. Podsakoff, S. B. MacKenzie, Jeong-Yeon Lee, N. P. Podsakoff,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88, No. 5 (2003), pp. 879-903.③ Ipkin Anthony Wong, Erdan Ma, Suk Ha Grace Chan, Guoqiong Ivanka Huang, Tong Zhao, “When Do Satisfied Employees Become More Committed? 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Internal Service Clim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 82, No. 1 (2019), pp. 125-135. ④ M. K. Lindell, D. J. Whitney, “Accounting for Common Method Variance in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Desig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86, No. 1 (2001), pp. 114-121; P. M. Podsakoff, S. B. MacKenzie, Jeong-Yeon Lee, N. P. Podsakoff,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88, No. 5 (2003), pp. 879-903.⑤ Avery Zook Li, Gary J. Sipps, “Cross-validation of a Short form of the Marlowe-Crowne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41, No. 2 (1985), pp. 236-238.⑥ C. Fornell, D. F. Larcker,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 18 (1981), pp. 39-50. 員工的主觀幸福感：採用柳博爾米斯基和萊佩爾（Lyubomirsky and Lepper）的四項量表對第三次調查中員工的主觀幸福感進行評定。①該量表的 α 值為 0.81。其他變量：團隊成員的工作年限、領導年齡、受教育程度和領導的任職年限被評估為控制變量。類似的人口統計學變量數據來源於第三次調查。每次調查還記錄了被調查者出生地區的病例數，以客觀提供新冠疫情的信息。（三）數據檢查由於相關變量數據都來自同一來源，所以研究組首先採用了單因子分析方法（single-factor method）來檢查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CMB）。②檢測結果 χ2/df 值為 15.7，大於 2.0 的臨界值。③然後再使用標記變量法（marker variable approach）檢測共同方法偏差，④其中運用標記變量社會讚同度的檢查方式（1 =false；2 = true）採用李等人的 13 項量表進行測量。⑤標記變量在理論上與本研究中的其他變量不相關，與其他個體水平變量（-.019 到 .003）和組水平變量（.018）具有低顯著（或不具備顯著相關性）以及潛在的同源方差。總的來說，該結果證明了同源方差不會影響結果的顯著，雖然變量數據來源於三次調查，但沒有一個方差膨脹因子（VIFs）高於 3（1.14、1.21、1.21），因此結果不會因多重共線性而受到影響。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

61擬合度數據良好：χ2=206.37，df=122，均方根誤差值（RMSEA）= .04，比較擬合指數（CFI）= .94，Tucker-Lewis（TLI）指數 = .93，標準化均方根殘差（SRMR），SRMRwithin= .06，SRMRbetween= .08。結果表明，所有限定模型都與不限定模型顯著不同，表明具備區分效度（表 1、2）。表 1 還展示了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由於提出的模型和假設的關係存在於兩個層面（團隊層面和個人層面），因此進行建構分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為了測試分層線性建模是否合理，評估了三個因變量（忙碌心態、焦慮感和主觀幸福感）零模型，結果顯示顯著，χ2（73） ≥ 127.18。三個變量的組內相關係數（ICC）分別為 0.22、0.19 和 0.15，表明 15.1% 至 21.9% 的變量方差位於團隊層面。表 1　均值、標準差以及變量之間的相關性1. 焦慮感2. 忙碌心態3. 主觀幸福感均值標準差 AVE 1 2 3 43.444.92 1.251.13 0.57 -.24*** .21*** 0.760.52 .20*** 0.725.091.42 0.6 0.774. 領導責任心團隊成員工作年限領導者年齡領導者受教育水平活躍病例減少比例0.96 0.41 -.33*** .21*** .27*** 0.644.5 - 0.1 -.13* -.11* -0.098.11 - 0.01 .24*** .17** .17**2.08 - .11* -0.07 -0.08 -.28***.02 - .05 .06 .13* .0955.9540.0615.24.91備註：AVE= 平均方差提取值；活躍病例減少比例 =（活躍病例表 1- 活躍病例表 3）／活躍病例表 1。活躍病例 = 總病例 - 死亡病例 - 治愈病例；* p < .05.; ** p < .01.; *** p < .001數據來源﹕本研究。表 2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Anxiety1 .67 (13.68)***.80 (21.45)***.84 (25.50)***.87 (16.64)***.79 (13.61)***Anxiety1Anxiety1BM 1BM 2領導者年齡忙碌心態因子條目因子載荷（t-value） CR CR.82.75.6.52.43 (6.27)***BM 3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62.87 (43.91)***.83 (28.55)***.79 (15.53)***.47 (8.61)***GH1GH2GH3GH4主觀幸福感 .84 .57LC6LC7LC5LC4LC3LC2LC1 .70 (9.66)***.60 (4.92)***.63 (8.13)***.64 (7.79)***.61 (6.27)***.59 (4.71)***.64 (6.68)***LC8.91 .41LC9LC10LC11LC12LC13LC14LC15TLI模型擬合度 CFI備註：*** p < .001.93 .06SRMRwithin SRMRbetween.08.94.61 (6.14)***.69 (9.90)***.57 (6.65)***.61 (6.89)***.77 (13.04)***.57 (6.16)***.74 (11.05)***.52 (4.37)***RMSEA.04數據來源﹕本研究。（二）假設和結構關係檢驗模型 1 檢驗了假設 1 提出的員工忙碌心態和焦慮感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正相關（β = .20，p < .001）；結果支持假設 1。模型 3 檢驗了假設 2 提出的焦慮感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負相關。檢驗結果顯示兩個變量之間的係數為 β = -.26（p < .001），假設 2 同樣獲得支持。假設 3 提出焦慮感在忙碌心態和主觀幸福感之間發揮中介作用。本研究通過在 SPSS中應用 Haye’s Process macro 3.3 插件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員工忙碌心態通過焦慮感對員工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

63幸福感有顯著的間接效應（ ϴ = -.05，p < .05，置信下限 CI = -.09，置信上限 CI = -.02），結果支持假設 3。同時我們在 SPSS 中應用 MLmed 插件，進一步檢驗了 95% 置信區間和中介結果。①結果表明，忙碌心態通過焦慮感對主觀幸福感的間接影響仍然顯著（ ϴ within Indirect = - .06，pwithin Indirect < .01，置信區間下限 within Indirect = -.10，置信區間上限 within Indirect = -.02），進一步支持了假設 3。模型 2 檢驗了假設 4，即領導者責任心對員工焦慮感在跨層次情況下存在直接效應，檢驗結果也支持假設 4（β = -.35，p < .001）。分層線性建模的結果如表 3 所示。假設 5 提出焦慮感在領導者責任心和主觀幸福感之間發揮中介作用。在使用 Boostrapping 和 Monte Carlo 方法的檢驗後，結果表明，當使用 Boostrapping 檢驗方法時，員工焦慮感的中介效應在 95% 的置信水平上，具有統計學意義（ϴ = .09，p < .01，置信區間下限 = .03，置信區間上限 = .14），當使用 Monte Carlo 方法來測試模型 2 中的中介效應時，焦慮感在領導責任心與主觀幸福感的中介作用並不顯著（ϴ anxiety between direct = .02，pbetween Indirect > .05，lower CI between Indirect = -.07，high CI between Indirect = .12）。因此，假設 5 得到部分支持。表 3 展示了模型的主要擬合度指標，以及為檢驗模型屬性而計算的指標值（表 3）。① Andrew F. Hayes, N. J. Rockwoo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Concepts, Computation, and Advances in the Modeling of the Contingencies of Mechanism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64, No. 1 (2020), pp. 19-54.備註：參數預測已標準化；*p < .05, **p < .01, ***p < .001數據來源﹕本研究。表 3　分層線性模型結果焦慮感控制變量活躍病例減少比例團隊成員工作年限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主觀幸福感-- - -.10* -- .11* -領導者年齡領導者受教育水平忙碌心態焦慮感領導責任心---.21***.17**.14.15**---.26***-.12.16*----.35***.13.17**.17**-.20***--.07個人層面團隊層面R2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64 （一）主要結果本研究的目的是調查員工和領導者的特質如何通過情感事件理論過程共同影響員工焦慮感和員工的主觀幸福感，從而更加瞭解在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龍頭產業的服務人員心理健康和整體幸福感的情況，研究分析使用多層次設計，測試員工焦慮感的跨層次中介效應。結果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間，忙碌心態會增加員工的焦慮感，從而降低他們的主觀幸福感，而領導者的責任心可以防止員工焦慮感的增加和員工主觀幸福感的降低。研究結果支持假設，並與以往關於忙碌心態、焦慮感和主觀幸福感之間關係、以及領導責任心對其下屬情感反應和幸福感影響的研究發現基本一致。①（二）研究貢獻儘管本研究的背景與抽樣來源是澳門的綜合度假村酒店，但因為綜合度假村酒店基本上都有複合服務業務，是涵蓋酒店、零售、購物、體育、旅遊、娛樂等其他功能的綜合服務體，因此本研究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基本代表服務行業的概括情況。本研究至少從以下三個方面對現有文獻作出貢獻：第一，進一步補充了新冠疫情對服務業影響的相關研究。儘管新冠疫情作為特定事件對個人（例如醫務人員）心理健康的影響已被許多研究證實，②但其對服務業員工的影響尚未得到同等份量的研究關注。而本研究提供了理論梳理和一手數據驗證，說明了員工和領導者之間（特別是員工忙碌心態和領導者責任心）通過感知焦慮感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第二，本研究可對情緒和心態方面的文獻有所貢獻。本研究結果表明，忙碌心態會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間，忙碌的心態其實會增強員工的焦慮感，降低他們的主觀幸福感。研究結果同以往的學術研究一致，即忙碌的感覺會導致緊張、焦慮感等負面情緒。③此外，研究結果也呼應了格里菲斯，以及夏因伯恩和史密斯的研究結論，即習慣忙碌的人如果突然不再忙碌，會感到失落和空虛，從而引發消極情感反應。④四、研究結論① D. T. Welsh, M. D. Baer, H. Sessions, “Hot Pursuit: The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Organization-set Versus Self-set Goals for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Citizenship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l, No. 25 (2019), pp. 409-428; K. Jones, P. L. Latreille, P. J. Sloane, “Job Anxiety, Work-related Psychological Illness and Workplace Performanc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54, No. 4 (2016), pp. 742-767.② N. Chen, M. Zhou, X. Dong, J. Qu, F. Gong, Y. Han, et al.,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99 Cases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Wuhan, China: A Descriptive Study,” The Lancet, Vol. 395, No.10223 (2020), pp. 507-513; Li Duan, Gang Zhu,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People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Lancet Psychiatry, Vol. 7, No. 4 (2020), pp. 300-302; Yu-Tao Xiang, Yuan Yang, Wen Li, Ling Zhang, Qingge Zhang, Teris Cheung, Chee H Ng, “Timely Mental Health Care for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Urgently Needed,” The Lancet Psychiatry, Vol. 7, No. 3 (2020), pp. 228-229.③ A. MacNamara, G. H. Proudfit, “Cognitive Load and Emotional Processing in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Electrocortical Evidence for Increased Distractibilit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Vol. 123, No. 3 (2014), pp. 557-565.④ M. D. Griffiths, Z. Demetrovics, P. A. Atroszko, “Ten Myths about Work Addic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Vol. 7, No.4 (2018), pp. 845-857; P. Shinebourne, J. A. Smith, “‘It is Just Habitual’: An Interpretative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Long-term Recovery from Addi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Vol. 9, No. 3 (2011), pp. 282-295.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

65第三，本研究發現領導責任心與員工的情感事件有關，感知焦慮感在新冠疫情期間會降低員工的主觀幸福感，而領導責任心有助於防止員工感知焦慮感的增加。由於研究結果支持我們最初的假設，即員工焦慮感在領導責任心和員工主觀幸福感之間發揮中介作用，則領導責任心對員工對情感反應的影響部分證明了心理狀態可以完全解釋人格特徵和結果之間的關係，因為人格特質通常過於寬泛，無法直接預測其產生的特定結果。本研究同時對澳門本地社群作出貢獻，研究結論有助於瞭解本澳服務業員工在疫情期間的狀況。①之後的研究可以針對不同地區的服務業員工，或是澳門的其他行業員工樣本，從而進一步驗證在新冠疫情期間領導責任心對員工情感事件過程的影響。（三）實踐意義從員工個人角度來看，在處於忙碌心態時，積極地設置工作時間表和待辦事項清單是可行且對工作有幫助的。本研究的發現與格里菲斯、以及夏因伯恩和史密斯等人的建議一致，在如新冠疫情這樣具挑戰的環境下，忙碌心態強的人焦慮感程度高，從而影響他們的主觀幸福感。從管理者的角度來看，對下屬表示出關心、盡責、可靠等具備領導責任心的行為很有必要，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工作和生活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和不確定性，領導責任心可以極大程度地減輕員工的負面情感反應（如焦慮感）和提高他們的主觀幸福感，盡責盡心地對待其下屬至關重要。因此，服務業管理層在突發焦慮狀況下提供心理諮商輔導和實際支援（如現金紓困支援或保證就業承諾），顯然屬於有效且具人性的措施。同時，由於領導者個人魅力特質也具備影響力，盡責的管理者可以影響員工的心理和行為變化。②據此，領導也可以根據情況，為下屬分配適當的工作任務，使他們保持適當的忙碌心態，從而員工能夠在消極的環境中保持合理的忙碌狀態，保障其主觀幸福感。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有必要在疫情流行期間考慮社會反應和員工的心理特徵，制定針對性的政策。全球各地不少政府都在疫情期間編列重大預算或採取緊急措施，不計代價全力支持。例如中國政府的相關防疫措施有效控制疫情，頗受各地好評；而澳門特區政府在疫情期間可謂全球防疫模範生，同樣值得稱讚。但不同地方也有不少政府，連鼓勵人民帶口罩都無法有效執行，就值得深思檢討。從研究結論來看，不論是政府或企業，相關措施和政策應明確領導者的職責，並展示如何在疫情等特殊情況下規範相關工作；針對員工的管理，要保持暢通的溝通渠道，及時瞭解員工心理變化，確保員工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從而保障員工的服務質量。① F. Walter, H. Bruch, “An Affective Events Model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Behavior: A Review,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35, No. 6 (2009), pp. 1428-1452. ② J. Hu, T. A. Judge, “Leader-team Complementarit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Leade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eam Power Distance Values on Team Processes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102, No. 6 (2017), pp. 935-955.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66（四）研究局限和後續研究方向首先，由於研究數據來源於澳門的龍頭服務產業，因此把研究結果應用在本澳其他行業和本澳以外的服務業仍有一定局限，相關的研究結果和影響因素可能會因上述差異而有所不同。雖然研究結果與以往文獻在多個領域的研究結果一致，未來研究中仍有必要進行心），但員工的主觀幸福感仍很可能受到更上層環境不同方面的影響，因此進一步的研究可以探索其他潛在的調節變量可能產生的影響。同時，部份數據（如表 3）的 R2 數值較低，反映出雖然在新冠疫情的大環境下服務行業員工有焦慮感，但是忙碌心態對於他們焦慮情緒產生是有限的，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可以同時影響員工的焦慮情緒。未來研究中可嘗試在模型中增加更多預測型變量，例如員工相較於疫情前的工作強度比率；或是在模型中考慮更多的控制變量，如當地確診病例數目、疫苗接種比例、員工相較於疫情前的收入比率、員工對流行病知識和防禦嘗試的掌握程度等等，有機會提高模型的解釋功效。此外，本研究主要關注焦慮感，而沒有更多測試其他可能的深層心理因素（如恐懼、瘋狂等其他因素），這也一定程度限制了研究結果的深度和可適用性，未來的研究可以參考相關文獻，如艾爾斯等人的作法，將本研究擴展到不同的行業和類別，甚至是更長的時間段，進一步行業跨度更大、時間跨度更長的進一步驗證。①[ 責任編輯陳超敏 ]① R. Ilies, Sherry S. Y. Aw, H. Pluut, “Intraindividual Models of Employee Well-being: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Vol. 24, No. 6 (2015), pp. 827-838.新冠疫情下服務業領導責任心如何影響焦慮的員工？——來自澳門的實證研究

67① D. Watson, L. Clark, A. Tellegen,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4, No. 6 (1988), pp. 1063-1070; M. B. Mawritz, R. Folger, G. P. Latham, “Supervisors’ Exceedingly Difficult Goals and Abusive Supervisi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Hindrance Stress, Anger, and Anxiet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35, No. 3 (2014), pp. 358-372.② Jeehye Christine Kim, M. Wadhwa, A. Chattopadhyay, “When Busy is Less Indulging: Impact of Busy Mindset on Self-control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45, No. 5 (2019), pp. 933-952.③ S. Lyubomirsky, H. S. Lepper, “A Measure of Subjective Happiness: Preliminary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46, No. 2 (1999), pp. 137-155.④ A. J. Hendriks, Willem. K. B. Hofstee, Boele De Raad, “The Five-factor Personality Inventory (FFPI),”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27, No. 2 (1999), pp. 307-325.構面條目參考文獻我感到壓抑。我感到緊張。焦慮感Watson et al. (1988)Mawritz et al. (2014) ①Kim et al. (2019) ②Lyubomirsky et al. (1999) ③Hendriks et al. (1999) ④忙碌心態主觀幸福感領導責任心我感到不安。我很忙。我有很多事要做。我努力工作。總的來說，我認為我是一個快樂的人。和其他大多數同事比，我認為自己是快樂的。有一些人通常很快樂。無論發生甚麼他們都很享受生活，並最大限度的利用周圍的一切。你認為自己多大程度是這樣的性格？有一些人通常不快樂。雖然他們也不抑鬱，但他們也不那麼快樂。你認為自己多大程度是這樣的性格？我很少隨身攜帶東西。我關注細節。我很少把事情搞得一團糟。我會馬上去做困難的事情。我很少忘記物歸原位。我喜歡次序。我很少逃避責任。我按日程表做事。我對工作要求嚴格。附件﹕ 主要問卷問題資料來源：作者整理。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68作者簡介：鄞益奮，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副教授。2020 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為澳門社會經濟帶來巨大挑戰。澳門作為開放的微型經濟體，對外部經濟環境具有極高的依賴性。新冠疫情下，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斷崖式下降，幸運博彩毛收入顯著下跌，失業率明顯上升，來澳旅客銳減，月平均收入中位數和酒店平均入住率都有所下降。（一）本地生產總值斷崖式下降新冠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嚴重的衝擊，全球經濟衰退。以旅遊博彩經濟為主體的澳門經濟，不可避免地深受重創。資料表明，新冠疫情給澳門特區經濟增長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澳門 2020 年本地生產總值為 1,944 億澳門元，經濟實質收縮 56.3%。2020 年第 1 季、第 2 季、第 3 季、第 4 季的本地生產總值分別下降 48.7%、67.9%、63.8%、45.9%（表 1）。表 1　新冠疫情下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及實質變動率本地生產總值（百萬澳門元）時期2019年第 1季2019年第 2季2019年第 3季111,782108,909108,351實質變動率4.1%-2.1%-1.5%新冠疫情下的澳門就業政策鄞益奮新冠肺炎疫情對澳門的經濟社會產生了嚴重的衝擊和負面的影響。澳門特區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總體政策理念是“促經濟、保民生和保就業”。在保就業政策中，特區政府的主要措施是出台帶津培訓計劃、保障本地人優先就業、扶持青年就業。特區政府應該強化積極就業政策，完善職業培訓，堅持民生導向，落實本地人優先就業，支持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和創業。新型冠狀病毒　就業政策　帶薪培訓　外勞退場一、新冠疫情對澳門的嚴峻挑戰2019年第 4季 116,077 -1.3%[ 摘要 ][ 關鍵詞 ]

69（二）幸運博彩毛收入顯著下跌澳門經濟受疫情衝擊巨大，博彩旅遊業收益首當其衝大幅度下降。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的數據，疫情影響之下，澳門博彩收入顯著下跌。資料顯示，2020 年 6 月，澳門博彩毛收入 7.16 億澳門元，創下 2009 年 1 月以來的歷史新低。2020 年全年，澳門博彩收入下降了 79.3%，至 604 億澳門元（表 2）。表 2　新冠疫情下澳門幸運博彩毛收入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時期時期幸運博彩毛收入（百萬澳門元）幸運博彩毛收入（百萬澳門元）2020年 3月2020年 1月2020年 5月2020年 7月2020年 9月2020年 11月2021年 1月2021年 3月2021年 5月2021年 7月2020年 4月2020年 2月2020年 6月2020年 8月2020年 10月2020年 12月2021年 2月2021年 4月2021年 6月22,1265,2571,7641,3442,2116,7488,0248,30610,4458,444 / /3,1047547161,3307,2707,8187,3128,4016,535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20年第 3季2020年第 2季2020年第 1季2020年第 4季2021年第 1季38,98735,02558,84761,53956,939-63.8%-67.9%-48.7%-45.9-0.9%（三）入境旅客銳減新冠疫情爆發後，澳門旅遊業陷入困頓。資料表明，澳門入境旅客由 2020 年 1 月的285 萬人次銳減至 3 月份的 21 萬人次，下降的幅度超過 90%。即便是 2020 年的國慶日疊加中秋節，也未能催旺澳門旅遊市場環境。資料顯示，從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8 日訪澳總旅客逾 15.6 萬人次，較 2019 年的國慶黃金周日均旅客人次下跌 86%，酒店及公寓的平均入住率為 43.6%，較 2019 年同期下跌 50.4%（表 3）。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70新冠疫情下的澳門就業政策表 3　新冠疫情下澳門的入境旅客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時期時期入境旅客（人次）入境旅客（人次）2020年 3月2020年 1月2020年 5月2020年 7月2020年 9月2020年 11月2021年 1月2021年 3月2021年 5月2020年 4月2020年 2月2020年 6月2020年 8月2020年 10月2020年 12月2021年 2月2021年 4月2021年 6月2,850,465212,31116,13374,006449,085636,351556,765754,541866,063156,39411,04122,556227,113581,986659,407427,122794,819528,519（四）失業率明顯上升受疫情影響，澳門的總體失業率和本地失業率都明顯上升。資料表明，澳門的總體失業率從 2019 年第 4 季的 1.7% 上升至 2021 年第 1 季的 2.9%。本地失業率從 2019 年第 4 季的 2.3% 上升至 2021 年第 1 季的 4.0%，失業人數主要集中在博彩仲介、酒店服務、批發零售及建築業等行業（表 4）。（五）月收入中位數減少疫情影響下，澳門居民的月工資中位數由 2019 年第 4 季的 17,000 澳門元下降到 2021年第二季的 15,300 澳門元（表 5）。表 4　新冠肺炎疫情下澳門的失業率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9年第 2季2019年第 1季時期本地失業率（%）總體失業率（%）2019年第 3季2019年第 4季2020年第 1季2020年第 2季2020年第 3季2020年第 4季2021年第 1季2.31.71.81.71.72.12.52.92.72.92.32.52.32.93.54.13.84.0

71表 5　新冠肺炎疫情下澳門的月收入中位數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時期時期月收入中位數（澳門元）月收入中位數（澳門元）2019年第 3季2019年第 1季2020年第 1季2020年第 3季2021年第 1季2019年第 4季2019年第 2季2020年第 2季2020年第 4季2021年第 2季17,00017,00016,00015,00015,30016,30017,00015,00015,00015,300（六）酒店業平均入住率下降受新冠疫情影響，澳門的酒店平均入住率由 2020 年 1 月的 81% 下降到 2021 年 6 月的45.3%。在 2020 年 5 月和 6 月，澳門酒店業平均入住率更達到了最低的 11.8%（表 6）。表 6　新冠疫情下澳門的酒店業平均入住率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酒店業平均入住率（%）酒店業平均入住率（%）時期2020年 3月2020年 1月2020年 5月2020年 7月2020年 9月2020年 11月2021年 1月2021年 3月2021年 5月時期2020年 4月2020年 2月2020年 6月2020年 8月2020年 10月2020年 12月2021年 2月2021年 4月2021年 6月8123.211.812.117.14440.355.262.114.812.611.813.339.853.138.459.045.3二、澳門應對新冠疫情的總體政策第五屆澳門特區政府上任以來，就碰到了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面對疫情，澳門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與社會各界同心抗疫，推出多項防疫措施和政策。2020 年4 月，特區政府發佈了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砥礪奮進，共創新猷”，確定 2020 年施政的總體方向是“抗疫情、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推改革、促發展”。2021 年度《施政報告》“強基固本、迎難而進”繼續把“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作為施政的主要目標，明確了 2021 年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是切實做好常態防疫工作、加快推動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72經濟復甦振興、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持續優化民生建設工作。特區政府設立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推出了三輪經濟援助、本地遊等“顧民生、穩經濟”的政策活動和措施。（一）設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是一種典型的跨部門工作小組的運作方式。協調中心負責全面規劃、指導和協調各公共及私人實體關於預防、控制和治療新冠狀病毒感染的工作。協調中心直接隸屬行政長官運作，社會文化司司長擔任副主席。協調中心直接隸屬行政長官運作，並由其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社會文化司司長（擔任副主席）、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主任、衛生局局長、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代表、澳門海關代表、新聞局代表、市政署代表、治安警察局代表、消防局代表、警察總局代表、衛生局代表、民航局代表、海事及水務局代表、經濟及科技發展局代表、博彩監察協調局代表、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代表、社會工作局代表、旅遊局代表、消費者委員會代表。協調中心的財政、行政及後勤支援由衛生局負責。（二）推出三輪經濟援助新冠疫情以來，特區政府推出了三輪普惠性、針對性的經濟援助措施，對受疫情影響的居民、僱員及企業進行援助。2020 年 2 月，澳門特區政府公佈首輪經濟援助措施，紓緩居民及各行各業因疫情影響受到的經濟壓力，保障就業和民生。援助政策包括調整企業所得補充稅、退回本地僱員的職業稅、豁免居民住宅的全部房屋稅、退回全部營業車輛的牌照稅、推行中小微企業援助及利息補貼、提供免息援助貸款、提前實施現金分享計劃、向澳門居民發放每人 3,000 澳門元的電子消費券、向每名特區永久性居民多發放一次 600 元的醫療券、對弱勢家庭多發放 2 個月的援助金。2020 年 4 月，澳門特區政府正式推出第二輪經援措施，通過澳門基金會設立規模為100 億澳門元的抗疫援助專項基金，對居民、僱員及企業進行更有針對性的援助，以共度時艱。比起第一輪經濟援助措施，第二輪經援措施更具有普惠性和針對性，覆蓋更多的中低收入者。第二輪經濟援助措施包括：直接向合資格的本地僱員發放款項援助；針對自由職業者給予一次性款項援助，並可就銀行貸款提供利息補貼；根據企業的運作規模，給予援助款項作支持，向居民再發放 5,000 澳門元消費補貼等。2021 年 4 月，澳門特區政府推出“2021 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計劃”，即第三輪經濟援助措施。第三輪經濟援助措施的內容主要包括：提前發放現金分享、促進本地消費計劃、提升職業技能、惠民惠商措施（稅務減免、其他民生福利）等等。（三）推出本地遊為進一步舒緩因新冠疫情對澳門的負面影響，促進澳門整體經濟復甦，特區政府在2020 年和 2021 年分別推出了“心出發‧遊澳門”和“澳人食住遊”活動等本地遊活動，期望借此逐步恢復澳門旅遊業活動，拉動澳門本地經濟發展。2020 年的“心出發‧遊澳門”由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統籌、澳門基金會資助，並由新冠疫情下的澳門就業政策

73澳門旅行社協會、澳門旅遊商會及澳門旅遊業議會組成的工作小組承辦。“心出發‧遊澳門”路線分為“社區遊”及“休閒遊”兩個組別，致力為澳門居民度身訂造，提供經濟實惠的旅遊計劃，讓居民認識社區和旅遊產品的最新發展。2021 年的“澳人食住遊”計劃透過“以工代賑”支援旅遊業界，推出優質的本地遊行程，促進內需及帶動社區消費。“澳人食住遊”沿用此前“心出發‧遊澳門”項目模式，由澳門旅行社協會、澳門旅遊商會及澳門旅遊業議會三會組成工作小組承辦，負責組織澳門合資格旅行社參與。“澳人食住遊”計劃中，澳門居民不僅可以獲取本地遊資助，還可以獲得酒店體驗資助一次。三、“保就業”政策的基本框架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可以說，在“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的總體政策下，特區政府將“保就業”政策擺到一個最為重要的政策議程。澳門特區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保就業”的政策主要體現為帶津培訓計劃、優先本地人就業以及扶持青年就業。（一）帶津培訓計劃就業是經濟發展問題，也是民生問題。保就業是特區政府應對疫情的重中之重。一直以來，在應對就業不足，解決結業問題上，澳門特區有着職業培訓的政策工具。“職業培訓課程有穩定社會的功能。當經濟不穩，勞動市場的失業情況嚴峻時，舉辦有補助津貼或生活津貼的培訓課程，除了能提升人力資源的素質外，更可以舒緩失業者或受經濟影響的在職者的經濟困難，穩定失業人士的緊張或不安情緒，讓特區政府在較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全力發展經濟，改善就業情況”。 ①近年來，特區政府所開辦的有津貼培訓課程主要有“文化進修課程”、“4 億元培訓課程計劃”、“有津貼特困行業從業員培訓計劃”、“建造業就業不足人士短期援助計劃”及“漁民休漁期培訓計劃”等。為應對疫情影響下失業率的上升，特區政府推出了帶津培訓計劃。特區政府的帶津培訓計劃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特區政府為失業人士、應屆高等院校畢業生提供的是“就業導向帶津培訓計劃”，另一類是特區政府對在職人士及自由職業者提供的是“提升技能導向帶津培訓計劃”。帶津培訓計劃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一系列培訓和賦能，提升參與人士的職業能力、服務水平和就業競爭力，亦藉着津貼補助，緩解參與人士的經濟壓力。同時，幫助參與者完成就業轉介和投入相關職位，達至培訓及就業之間的銜接，維護社會經濟發展穩定。“就業導向帶津培訓計劃”由“技能培訓”及“就業轉介”兩部份組成，學員完成課程及配合就業轉介，最高可獲得 6,656 澳門元的培訓津貼。“提升技能導向帶津培訓計劃”中，在職人士經過培訓後獲得技能可以獲發 5,000 澳門元津貼（表 7）。①孫家雄、孔令彪：《澳門職業培訓政策的回顧與展望》，《行政》（澳門）2012 年總第 98 期第 25 卷第 4 期，第 991—1003 頁。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74表 7　“就業導向帶津培訓計劃”和“提升技能導向帶津培訓計劃”的比較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事務局。對象就業導向帶津培訓計劃提升技能導向帶津培訓計劃獲取津貼持有澳門居身份證並受疫情影響的失業人士（2019年 1月 1日或之後因勞動關係終止而失業）。2020年或之後畢業於高等院校且非處於受僱狀態的人士為參加對象。合資格僱主推薦的本地在職僱員。合資格僱主推薦的本地無薪假僱員。合資格僱主推薦的自由職業者。符合條件者可獲最高 6,656澳門元的培訓津貼。僱主推薦僱員於工作時間參加培訓，僱主按每一僱員可獲 5,000澳門元的培訓津貼。無薪假僱員或自由職業者本人參加培訓，可獲 5,000澳門元的培訓津貼。在時間先後次序上，特區政府一開始推出的是針對失業人士的“就業導向帶津培訓計劃”。後來，特區政府留意到一些在職人士亦有帶津培訓的需求和時間，因此調整帶津培訓計劃的參與對象，制定符合市場需求的課程種類，推出“提升技能導向帶津培訓計劃”。“提升技能導向帶津培訓計劃”的培訓課程由澳門大學、澳門旅遊學院、澳門理工學院提供，提供的課程包括﹕語言、商業管理、職場技巧、財務會計、資訊科技、會展、文化遺產及旅遊、創意藝術、餐飲、零售等。2021 年 4 月，特區政府對參加計劃的次數、要件及津貼發放的條件作出修訂，主要內容包括增加參加培訓計劃的次數、放寬對完成課程的要求、調整放寬完成高等教育課程的人士參加“就業導向帶津培訓計劃”的要件、“提升技能導向帶津培訓計劃”適用範圍擴展至博彩業僱員，並取消僱主推薦僱員參加課程的五個名額上限，而不獲僱主推薦、處於無薪假的僱員亦可自行申請。（二）優先保障本地人就業疫情下失業率的上升，令外勞退場的聲音和訴求再一次擺上了特區政府的政策議程。2020 年度《施政報告》強調，要做好保障本地居民就業權益與引入外地人力資源之間的關係。事實上，澳門外地勞工的輸入政策，其基本的目標定位有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本地人力資源的補充，二是盡可能發揮對本地就業和提升本地人才的帶動作用。由此，澳門基本的就業政策取向非常明確，就是在有效開發和善用本地人力資源、切實保障本地居民就業權益的前提下來輸入外地僱員和引進澳門所需要的人力資源。新冠疫情下，“優先保障本地人就業”的政策立場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體現。數據表明，疫情爆發後，澳門外地勞工的數量一直處於減少和收縮的趨勢。2021 年第 1 季澳門的外地勞工數量是 173,112 人，比 2019 年第 4 季的 196,538 人，減少了 23,426 人（表 8）。新冠疫情下的澳門就業政策

75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表 8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澳門外勞數量時期時期人數人數2019年第 3季2019年第 1季2020年第 1季2020年第 2季 181,6972021年第 1季2019年第 4季2019年第 2季2020年第 2季2020年第 4季189,515193,470189,518173,113 / /190,367196,538186,427177,663有社會聲音提出，澳門優先保障本地人就業的政策立場並不能充分落實。雖然疫情發生後澳門外勞數量有所減少，但 2021 年第 1 季仍然有超過 17 萬的外地勞工，而事實的另一面卻是本地居民失業率的不斷上升。對此，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先生表示，外僱退場並不是難事，在建築業、家傭、服務業、製造業等工種上，只要澳門人願意去做，特區政府便會調整有關工種的外僱退場機制和調整外僱數量。因此，落實本地人優先就業的政策，並非是特區政府有相關的外勞退場機制就可以解決，更重要的是市民能接納相關工作。（三）扶持青年就業新冠疫情衍生青年就業困難的問題。據 2020 年第 2 季就業調查公佈，16 至 24 歲的歲組失業率最高，達 10%；其次是 25 至 34 歲的歲組失業率，達 4.5%。 ①疫情下青年失業的問題值得重視。“倘年輕人長期找不到穩定工作，將演變為長期失業，最終變成潛在的社會問題”。② 特區政府一直關注青年人的就業需要，積極為青年人提供適切的職業轉介和就業輔導服務，包括職業潛能評估及模擬面試工作坊等服務。針對新冠疫情影響，2020 年 6 月特區政府特別為應屆大學畢業生推出“疫境自強 ‧ 職出前程”職場體驗計劃和舉辦專場配對會，以支援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特區政府還密切關注本地居民就業需要，持續舉辦行業專場配對會，協助有就業意願的居民盡快投入職場。針對疫情對就業市場的影響，特區政府推出多項扶持就業市場的措施，主要由勞工事務局、澳門基金會、社會保障基金等部門負責，同時亦與社團及澳門各個大專院校合作，扶持就業市場及協助解決部分青年就業問題，為青年開辦就業展等招聘及實習活動，增加青年及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機會。 ③值得一提的是，澳門特區政府勞工事務局、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和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在 2020 年 8 月聯合舉辦了“青年就業博覽會 2020”，以“疫境前行、職就未來”為主題，為青年提供疫情下的就業輔導。在此次的青年就業博覽會上，共有 63 家企業和機構提供超過 3,000 個職位，幫助青年克服疫情帶來的就業困難。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21 年第 2 季就業調查》。②《學者：部分職位消失爆結構性失業》，《澳門日報》（澳門）2020 年 9 月 27 日，A10 版。③郝家樑、史芸琳：《後疫情期青年就業問題及政策建議》，https://macaueconomy.org/downloads/research/20201229/20201229P46.pdf。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76①沈熙：《就業政策評估指標研究的六個趨勢》，《開放導報》（深圳）2009 年第 1 期，第 58—61 頁。新冠疫情下，澳門特區政府秉持“穩經濟、促民生、保就業”的基本政策理念，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收到了廣大居民的肯定和認可。在“保就業”方面，特區政府推出職業培訓、初步落實外勞退場、扶持青年就業，使失業率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内。在疫情常態化的發展趨勢下，特區政府應強化積極就業政策、完善職業培訓、堅持民生導向、落實本地居民優先就業。（一）堅持積極就業政策，完善職業培訓一般而言，就業政策就是政府為促進就業、減少失業和保護失業者而採取的各種調節勞動力市場和救濟失業者的一系列措施的總和。 ①從基本分類看，就業政策可分為積極的就業政策和消極的就業政策：積極的就業政策是通過促進經濟增長和修復勞動力市場，消除引起失業的原因，達到增加就業的目的；消極的就業政策則是面向失業者提供失業救濟和失業保險，助其度過難關、重新就業。換言之，積極就業政策就是強調政府在促進就業中的積極作用：政府研究制定就業政策的目的，不是僅僅為了保障各類勞動者特別是弱勢勞動者的基本生活，而是更加注重鼓勵他們增強自我發展能力，變“輸血”為“造血”。在新冠疫情影響下，特區政府應不斷堅持和強化積極就業政策，出台更多的關於就業諮詢、職業培訓、職業中介、創造公益崗位，以及稅費減免、小額貸款、財政補貼等方面的積極就業政策措施。未來特區政府的積極就業政策，不僅要滿足於現有的職業培訓和帶津培訓政策，而且要全方位地發揮政府在促進就業的重大作用，從經濟發展、產業政策、財稅金融政策、職業培訓、提供公共崗位、促進創業與靈活就業等方面有效擴大就業。首先，在完善職業培訓上，要擴大帶津培訓的覆蓋面，要不遺餘力地鼓勵勞動者參加職業培訓提升就業能力，特別是在職業培訓上，特區政府應正面直視職業培訓體系的不足，着力完善相關職業培訓的法律和法規，更好地服務勞動市場。加強職業培訓，優化帶津培訓和職場體驗計劃，推出更多切合市場需求且帶有津貼的培訓課程，提升居民參與培訓的積極性，持續提升居民職業素養、技能及就業競爭力。應不斷優化“帶津培訓”課程和為居民提供就業配對服務，協助有關居民盡快投入就業市場，提升培訓與就業配對的成效。其次，要給予資金、政策等扶持，鼓勵居民自主創業，在提高居民自身就業品質的同時帶動更多人就業。特區政府應通過提供職業介紹、就業創業指導、技能培訓等形式，為幫助失業居民重新就業提供公共就業服務，進一步提高勞動力市場供需匹配效率。通過創造良好就業環境、增強勞動者就業能力、促成合理的就業結構、保障勞動者權益、構建及發展和諧勞動關係等方式，推行職業培訓、崗位創造、中小企業扶助、公共就業服務崗位開發等政策措施，千方百計促進社會就業，在實現更加充分就業的基礎上側重提高就業品質。四、新冠疫情下澳門就業政策的完善方向新冠疫情下的澳門就業政策

77最後，職業培訓是政府和企業的共同責任，政府應督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和政府一起做好職業培訓的工作。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就業政策，把就業工作作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民生和諧改善的優先目標，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發揮政府在促進充分就業方面的作用，不斷提高就業品質。一方面，政府要根據就業市場自下而上回饋的資訊適時地調整就業政策；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有意識地將就業整體規劃注入到公共就業政策問題的認知中，將更多人群納入就業體系並着力保障其就業權益。（二）堅持民生導向，落實本地人優先就業長期以來，澳門本地人優先就業雖然有相關的法律規定，但卻無法真正落實。雖然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和《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都有明確規定聘用外僱作為本地人力資源不足的補充，但實際執行情況卻長期受到社會質疑。現行的政策未能有效落實優先聘用本地人，已經成為社會深層次問題。①相關意見認為，澳門的勞動力不可能完全市場化，應嚴格執行本地居民優先就業政策，應該保護本地的勞動市場。在下一個階段，特區政府應實行更為積極的就業政策，除了因政府增加基建投資而出現大量需求的工種外，也應嘗試進一步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服務外判給社團和企業，從而為實施“以工代賑”規劃充足的工作崗位。同時，政府要積極主動落實公共工程標書或合約內優先聘用本地居民的條款，提振本地居民對就業的信心。在疫情影響下，特區政府要堅守居民優先就業原則，審慎批給外僱名額，完善外僱退場機制。特區政府要嚴格執行本地居民優先就業政策，透過完善外僱退場機制，讓具條件的企業騰出職位空缺，使符合相關職缺條件、且具意願的本地居民進入就業崗位。要持續監督和懲罰“過界勞工”及“黑工”等損害本地居民就業權益的行為。在疫情期間，特區政府尤其應監察企業是否存在留用外僱卻將本地人停工甚至解僱的情況，最大程度地協助本地人重新就業。（三）積極支持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在扶持青年就業方面，特區政府應重點加強青年的職前培訓，協助配對就業，令青年人順利進入職場，發揮所長，尤其是要重點加強有利應屆畢業生在職時所需的通用技能培訓課程，以提升應屆大學生畢業生的綜合競爭能力。首先，在疫情對大學生就業產生嚴重負面影響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應推出更有力的產業政策，扶助行業發展，推動和促進澳門實現產業多元，以使青年就業多元化，幫助青年向上流動。其次，特區政府要加強大學生的職業規劃和就業輔導服務，加強畢業生實習計劃。當前，特區政府已經開展一些就業輔導及實習計劃，為大學畢業生就業做好準備。在疫情的持續影響下，特區政府應考慮擴大實習或短期工作崗位和機會，透過組織澳門大專學生於①《疫情常態化下澳門就業市場面面觀：完善機制保證本地居民就業》，《澳門月刊》（澳門）2021 年第 4 期。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78不同機構及企業進行實習，在為大學生將來投身社會作好準備的同時，也有利於緩解嚴峻的就業形勢。最後，加大力度鼓勵學生創業尤其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進行創業。疫情影響下大灣區創業的意願有所降低。在這種情況下，特區政府應該加大力度，激勵澳門大學畢業生積極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善用國家的創業政策和措施，投身國家建設，融入大灣區發展。為鼓勵澳門青年在傳統就業取向以外開拓新的選擇和機會，澳門特區政府已經制定了《青年創業援助計劃》，為擁有創業理想但缺乏資源的本地青年提供一筆免息援助款項，協助他們減輕創業初期的資金壓力。在這個基礎上，未來鼓勵和促進青年創業應該進一步突出對大學畢業生創業的支持和援助。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致力將橫琴發展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明確提出，高水平打造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中葡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等一批創客空間、孵化器和科研創新載體，構建全鏈條服務生態。推動在合作區創新創業就業的澳門青年同步享受粵澳兩地的扶持政策。採取多種措施鼓勵合作區企業吸納澳門青年就業。相信隨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逐步推進，橫琴將為澳門青年創業提供更加良好的創業環境和創業空間，為澳門青年在大灣區創業注入新動力。新冠疫情對澳門的經濟社會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澳門特區政府積極應對疫情，形成了“穩經濟、促民生、保就業”的防疫政策。其中，“保就業政策”涉及經濟和民生，更是政府防疫政策的重心。澳門特區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就業政策，體現了積極就業政策的特性，強調職業培訓在促進再就業的作用，並因應社會的要求減少了外地勞工的數量，優先保障本地人就業，同時重視扶持青年人的就業。應該講，這些政策回應了澳門社會的訴求，也是特區政府長期以來就業政策的延續。為更好應對新冠疫情的影響，澳門特區政府需要對常用的職業培訓、確保本地人就業、重視青年就業等政策工具進行更有針對性的改良和完善。在職業培訓方面，更加強調積極就業政策的理念，全方位地發揮政府在促進和服務公共就業方面的作用，提升職業培訓和高質量就業的有效性；在確保本地人就業方面，更加嚴格執行有關打擊黑工和過界勞工的規定，同時鼓勵本地人轉變就業心態，才能真正實現本地人的優先就業；在重視青年就業方面，應集中精力做好應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工作，提供更好的就業輔導服務，同時鼓勵大學畢業生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就業和創業。[ 責任編輯陳超敏 ]五、結論新冠疫情下的澳門就業政策

79* 本研究是澳門理工學院研究項目“澳門博彩旅遊行業大數據建設計劃”（項目編號：RP/CJT-01/2021）的部分成果。作者簡介：曾忠祿，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旅遊教學及研究中心教授。① 澳娛綜合：https://www.sjmholdings.com/；金沙中國：https://investor-hk.sandschina.com/zh-hant/financial-information/annual-reports；美高梅中國：https://cn.mgmchinaholdings.com/Annual-and-Interim-Reports；銀河娛樂：https://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zh-hans/investor/financial-reports；永利澳門：https://wynnmacau.gcs-web.com/zh-hant/financial-information/annual-reports；新濠博亞：https://ir.melco-resorts.com/sec-filings。 2019 年底開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對全球社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其中受到影響最大的是旅遊業；而作為旅遊業的一部分的實體博彩業（相對於網上博彩），又是旅遊業中的重災區。分析疫情衝擊對澳門六家博企的影響，瞭解它們的應對策略和當前的處境，為特區政府的有關博彩決策，乃至考慮澳門未來長遠發展方向都有重要意義。本研究重點分析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1）疫情對六家博彩公司的影響有多嚴重？ 2）博彩公司對疫情的衝擊採取了哪些應對措施？ 3）疫情期間博彩公司在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如何？ 4）博彩公司對疫情以及對澳門未來的展望。本研究利用澳門理工學院的“澳門博彩旅遊行業數據庫”的數據，以及來自六家博企 2020 年的年度報告、① 2021 年中期報告以及它們向特區政府提供的年度經營業績報告，並利用了一些媒體報道作為補充。分析方法為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採用 ATLAS.TI 9 軟件作為輔助分析工具。新冠疫情衝擊下的澳門博彩企業 *曾忠祿新冠疫情使澳門的博彩企業受到較大的衝擊。企業受到的影響不僅僅限於財務，還包括信用影響、應收賬款的影響、資產估值的影響等。新冠疫情期間，各家博企都採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包括減少支出、推遲資本計劃、增加融資等。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博彩公司相比，澳門的博彩公司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具體包括捐款、捐贈抗疫物資、為中小企業提供支援、為零售租戶減免租金、不大規模裁減員工、提供隔離酒店等。各家博彩企業對澳門的長遠發展仍充滿信心，但對疫情的發展仍感到充滿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包括：難以預測疫情如何發展、難以預測疫情過後的業務會如何恢復等。澳門　新冠疫情　博彩企業　應對措施　社會責任 2019 年 12 月底，武漢首先爆發了新冠疫情。隨後疫情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出現。1 月一、新冠疫情的發展[ 摘要 ][ 關鍵詞 ]

8023 日武漢封城。為防止疫情在澳門傳播，特區政府於 2020 年 2 月 4 日宣佈澳門所有娛樂場從即日起關閉 15 天，15 天以後娛樂場允許部分重開。3 月 24 日，特區政府宣佈從 3 月25 日零時起：禁止外國旅客入境；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旅客入境前 14 天內曾經到過外國，禁止入境；入境前 14 天內曾經到過香港、台灣，入境後要接受 14 天指定地點的醫學觀察。與此同時，內地也完全停止了對赴澳旅客的簽注。這些措施使來澳門的旅客幾乎立即全部消失。澳門的博彩旅遊業除了本地居民和部分滯留在澳門不能回內地的外地勞工外，幾乎沒有任何客人。8 月中旬，內地開始逐步恢復內地居民赴澳旅遊，首先是珠海，接着擴大到廣東，然後是全國。但由於核酸檢測、簽注方便性等因素的影響，赴澳客人始終僅佔正常年份的一小部分。2020 年全年，赴澳旅客數量僅是 2019 年的 15%，2021 年 1 至 6 月，赴澳的旅客也僅佔 2019 年的 19.4%，而到目前為止，赴澳旅客仍沒有恢復，博彩業、旅遊業都因為缺乏旅客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衝擊。（一）疫情對六家博企經營的影響疫情對澳門博彩企業的衝擊前所未有。從 2020 年 2 月開始，澳門博彩公司的經營就開始出現虧損。2020 年澳門全年的博彩收入僅相當於 2019 年全年的 20%。2021 年前 7 個月，澳門的博彩收入有所好轉，但也僅相當於 2019 年（疫情前的正常年份）同期的 33%，這意味着 2021 年的前 7 個月，六家博彩公司平均損失了 67% 的博彩收入。（二）對總體經營收入的影響根據六家公司公佈的年度報告，2020 年經調整 EBITDA（未計利息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稅項 taxes、折舊 depreciation 和攤銷前的收益 amortization），金沙中國（以下簡稱“金沙”）的經營虧損最嚴重，高達 33 億港元；永利澳門（以下簡稱“永利”）、澳娛綜合（以下簡稱“澳娛”）居中，各虧損 21 億港元；美高梅中國（以下簡稱“美高梅”）、新濠博亞（以下簡稱“新濠”）再其次，各虧損 14 億港元；銀河最低，也虧損 10 億港元（圖 1）。需要說明的是，新濠經調整的 EBITDA 包括了其在菲律賓和塞浦路斯的經營虧損，其在澳門的虧損應該要比上面的數字低一些。圖 1　六家博企 2020 年經調整的 EBITDA（億港元）金沙永利美高梅銀河澳娛新濠-33.2-20.6-13.7 -13.7-10.2-20.9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六家公司的年報整理。新冠疫情衝擊下的澳門博彩企業

81但經營收入還不能反映公司績效的全部，因為經營收入沒有包括息稅、折舊和攤銷等非經營的收支。如果把一個公司所有經營和非經營的收支相抵，可以發現各家公司的總體虧損情況。為了展示疫情對六家博企僅限於澳門的經營的影響，可以根據六家博彩公司向特區政府提供的經營業績報告來看它們全年財務虧損的情況。 ① 2020 年全年，虧損最高的是金沙，全年虧損達 122.7 億港元；其次是永利，虧損高達 59 億港元，美高梅居中，全年虧損 48 億港元；再依次為銀河 37 億港元，澳娛 31 億港元；最後虧損最小的新濠（僅限澳門業務），虧損也達 24 億港元（圖 2）。如果將澳門博彩公司遭受的打擊與世界其他地方比較，可以發現它們遭受的打擊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博彩公司更嚴重。例如，2020 年，拉斯維加斯的博彩收入僅比 2019 年減少43.3%，新加坡的博彩收入僅比 2019 年減少 53%，都遠遠低於澳門減少的 80%。同時在澳門和新加坡經營的金沙，2020 年在澳門的經調整 EBITDA 是 4.3 億美元虧損，而在新加坡的經調整 EBITDA 是 3.83 億美元。②在新加坡經營的另外一家博彩公司“雲頂新加坡”，2020 年經調整的 EBITDA 是 4.5 億美元。③同時在澳門、菲律賓、塞浦路斯經營的新濠，經調整的 EBITDA 在菲律賓是 2,900 萬美元，在塞浦路斯是 230 萬美元，而在澳門是 1.36億美元虧損。（三）疫情對不同業務的影響儘管新冠疫情衝擊博彩公司的所有業務，但不同業務受到的影響有差異，下面比較六家博彩公司在博彩、酒店和其他方面受到的影響。（1）對博彩收入的影響新冠疫情對博彩公司的最大影響是博彩收入。2020 年全年，六家博企的博彩收入平均圖 2　新冠疫情對六家博彩公司 2020 年年度盈虧的影響（億港元）金沙永利美高梅銀河澳娛新濠-122.7-59.4-48.3-23.7-36.9-31.0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六家公司的經營業績報告整理。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①澳門特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http://www.dicj.gov.mo/web/cn/information/RelContas/index.html。② Sands, 2020 Annual Report, https://investor.sands.com/financial-reports/Annual-Reports/default.aspx.③ Genting Singapore, 2020 Annual Report, http://www.gentingsingapore.com/#!/en/investors/annual-reports.

82下降 79%。2020 年的博彩收入僅為 586 億港元，比 2019 年減少 2,249 億港元。博彩收入下降最多的是金沙，下降了 83%；永利位居第二，下降了 82%；下降最低的是新濠，下降了 70%（表 1）。（2）客房收益的影響有四家公司公佈了客房收益損失的百分比，其中金沙的客房收益比 2019 年減少了80%，損失達 46 億港元；永利比 2019 年減少 70%，損失達 16 億港元；美高梅和新濠的客房收益分別下降 75% 和 69%，具體金額沒有公佈。澳娛和銀河沒有單獨的客房收益，但它們公佈了包括酒店在內的非博彩收益。澳娛的非博彩收入（酒店、餐飲、零售及其他收入）2019 為 10.5 億港元，2020 年為 3.59 億萬港元，僅相當於去年的 34%，即少了 6.9 億港元收入。銀河的非博彩收入 2019 年為 54.9 億港元，2020 年為 15.7 億港元，僅相當於去年的 29%，即少了 39.2 億港元收入。（3）其他影響博彩收入、客房收入和餐飲零售等收入的減少僅僅是六家博彩公司受到的影響的一部分，疫情的影響範圍比以上三者要廣泛得多。疫情給博彩公司帶來的其他影響包括：投資項目延期、應收賬款收回週期延長、壞賬增加（導致為壞賬準備的撥備增加）、信用受到影響而導致的融資成本增加等等。表 1　2020 年六家博企博彩收益的下降情況資料來源：六家公司 2020 年年報。博彩公司博彩收益金沙永利銀河美高梅澳娛新濠-83.3% -82.0% -81.0% -78.5% -78.0% -70.4%二、博企的應對策略面對疫情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各家博彩企業都採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包括 :（一）衛生防疫安全疫情期間各家博彩企業要維持日常的經營，保證客人能放心到娛樂場消費，首先需要保證娛樂場的衛生防疫安全，確保客人不會因為到娛樂場消費而傳染上疾病，員工不會因為上班而被傳染。為此，各家企業重開時都嚴格執行特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和衛生局頒佈的疫情防護措施，這些防護措施包括：限制營運的賭枱數目及每張賭枱的座位數目、限制角子機的間距、體溫檢查、口罩配戴、出示健康碼等。閱讀六家博企的年報，每家公司都提及嚴格執行這些措施。（二）減少支出在收入銳減的情況下，企業需要維持日常的經營，才能保證有生存下去的機會。要維持新冠疫情衝擊下的澳門博彩企業

83經營，就需要有足夠的運轉資金，並能支持到情況改善。因此各家博彩企業都十分關心如何讓現有的資金維持更長的時間。澳門六家博企於是都採取措施減少開支，方法包括：減少運營和人員支出、推遲資本項目等。減少運營支出方面，澳娛於 2020 年第 1 季就啓動了力度較大的成本削減計劃，“主要是透過控制非員工營運及行政開支，使日常營運成本減少約 18%”；①金沙“採取多項紓減措施以克服當前環境，包括削減成本及資本開支方案，以盡量減少非必要項目的現金流出”；②永利“於 2020 年的短期投資策略為保留資本且保留足夠流動資金”；③美高梅“積極降低營運開支及推遲 2020 年非必要原定資本開支，以改善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 ④新濠則實施成本削減計劃，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非必需項目的現金流出，並通過延期和縮減規模的方式，調整資本支出計劃。人員開支是博企最大的支出項目之一，在客人稀少的情況下，各家博彩公司都有人員過剩的問題。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博彩公司都通過裁減人員來減少支出。但在澳門，特區政府號召各家博彩公司與員工共度時艱，盡量不要裁減員工。為此，六家博彩公司普遍採取其他方法來減少人員開支。這些方法包括：盡可能安排員工消耗帶薪休假及自願無薪休假、限制現場員工的人數、暫停招聘、進行架構變動等措施。澳門六家博企或多或少也有裁減員工（主要是非本地員工），但都相對溫和。例如同時在澳門和菲律賓經營的新濠，2020 年在澳門的娛樂場減少了 10% 的員工，數量從 16,245 人減少到 14,484 人。然而，其在菲律賓馬尼拉的新濠天地，員工從 5,867 人減少到 4,551 人，減幅達 22%。除了減少運作成本外，各家企業也盡可能推遲重大資本項目的開支。永利已暫時延遲2020 年的重大項目資本開支，並預計於 2021 年不會出現與項目建設相關的重大資本開支。美高梅、新濠也都推遲原先預計在 2020 年展開的若干資本開支。金沙雖然早期仍堅持完成原定的投資計劃，包括倫敦人建造等項目，但隨後也採取措施減少資本投資計劃。為減少資金支出，銀河、金沙、永利、澳娛都決定 2020 年不派年度股息。（三）增加融資減少開支仍不足以保證在疫情期間有足夠的現金流維持公司的運作。為了確保在收入短缺的情況下仍有足夠的資金流通，各家公司都增加了融資，方法包括﹕擴大循環融資的額度、延長原有融資合同的年限、發行公司債券（優先票據）等。（四）增加信貸虧損撥備在疫情下，博彩公司的客人也同樣受到嚴重打擊，從而影響了他們的還款能力，導致各家公司所放出的貸款都面臨着部分收不回的可能。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各家公司都在評估各方面情況後增加了信貸虧損撥備。①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澳娛）﹕《2020 年年報》，第 5 頁（行政總裁報告）。②金沙中國有限公司﹕《2020 年年度報告》，第 125 頁。③永利澳門有限公司﹕《2020 年年度報告》，第 19 頁。④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2020 年年報》，第 37 頁。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84（五）其他為應對疫情的挑戰，盡可能減少疫情對公司的衝擊，各家博企還採取了其他應對措施，包括﹕利用客人較少的空檔增加對員工的培訓；加快企業的數字化建設，盡可能通過數字化技術減少人與人的接觸；保持與有關的客人溝通，以爭取他們重新回到澳門消費；等等。三、疫情期間履行的社會責任雖然疫情使澳門的博彩公司遭受巨大的打擊，然而，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澳門博彩公司在疫情期間承擔的社會責任，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博彩公司更多，當中包括為避免裁員、捐獻及進行社區服務、為零售租戶減租、扶持中小企業等，對減少疫情對社區的衝擊、穩定澳門的就業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一）避免裁員不管是美國、澳大利亞、英國還是加拿大的博彩公司，疫情期間都讓員工放無薪假。拉斯維加斯的凱撒娛樂（Caesars Entertainment），在賭場關閉一個月之後，就讓 90% 的員工放無薪假；①澳大利亞的星際集團（The Star Entertainment Group），疫情期間讓 95% 的員工放假，員工僅在假期的頭兩周收到薪水。②為了在疫情期間讓各企業盡可能保留員工的有薪工作崗位，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的政府採取各種措施幫助企業，其中也包括博彩公司。博彩企業如果在疫情期間對員工發放了薪酬，也同樣能得到政府資助。③澳門六家博企雖然也都採取措施以減少開支，包括讓員工提前休假（帶薪假）、鼓勵員工自願放無薪假，但沒有大規模裁員（尤其是本地員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澳門六家博企的僱員數量比 2019 年同期減少大約 8,654 人，僅佔 2019 年員工總數的 7.5%。其中永利的僱員數量基本沒有變化（其 2019 和 2020 年報公佈的數據均為“超過 13,000······澳門僱員”或“在澳門的僱員”），金沙和澳娛減少不到 5%。減少最多的兩家公司，也僅在 11—18% 之間。金沙在 2020 年年報裏的總結也許具有代表性：“儘管 COVID-19 全球大流行導致年內訪客大幅減少，金沙仍兌現對僱員的承諾，避免大量裁員。”（二）捐獻及進行社區服務為了支持內地、澳門，乃至其他地方的抗疫活動，各家博彩公司的做法之一是提供資① Caesars Entertainment, Annual report, 2021, https://investor.caesars.com/static-files/09dfde7b-8ba1-4744-81ff-4d4f91373267.② The Star Entertainment Group, Annual Report 2020, https://www.starentertainmentgroup.com.au/wp-content/uploads/2020/10/2020-Annual-Report.pdf.③例如加拿大最大的博彩公司 Great Canadian Gaming Corporation，2020 年得到政府 2,130 萬加元的補助；英國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 Rank Group，2020 年 7 月從政府的“新冠疫情工作保留計劃”（CJRS）得到 710 萬英鎊的補助；澳大利亞皇冠集團先後兩次從聯邦政府的工作保留計劃（JobKeeper Program）得到一億多澳洲元的補助。Great Canadian Gaming Corporation, Annual Information Form 2020, https://gcgaming.com/wp-content/uploads/GCGC-AIF-2020-FINAL.pdf; Rank Group, Annual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2020, https://www.rank.com/en/investors/results--reports---presentations.category1.html; Crown Resorts, Annual Report 2020, https://www.crownresorts.com.au/CrownResorts/files/03/03f7dcdc-cb6e-421b-b88a-99d363a84181.pdf.新冠疫情衝擊下的澳門博彩企業

85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金支援。湖北疫情發生之後，六家博企向湖北捐贈抗疫金額合計達 1.2 億澳門元；永利2020 年直接共捐出 1.196 億港元現金；澳門的博企還向澳門仁慈堂社服店、同善堂、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捐款，支持它們的公益慈善事業；2021 年 7 月河南遭受重大水災，每家博企也向受災地區各自捐款 1,000 萬澳門幣。此外，澳門的博彩企業也積極捐贈抗疫物資。銀河透過澳門基金會向澳門特區政府、珠海市與橫琴新區政府以及摩納哥公國合共捐贈口罩 150 萬個；美高梅中國向澳門特區政府捐出 50 萬個外科手術口罩，向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婦聯”）捐贈 10 萬個兒童口罩和健康檢測機器人；金沙向澳門社區捐贈超過 65 萬件防疫物資，為 500 個弱勢家庭提供財務支援，以及向 34 間本地長者及戒毒康復院舍捐贈現金；美高梅中國與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工聯”）、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街總”）及澳門明愛合作，為前線員工提供口罩、頭套及其他必要物品，同時亦向同善堂、仁慈堂、工聯、街總、澳門扶康會及澳門明愛等社區組織捐出抗疫物資，使本地社區及貧困家庭受益。在社區服務方面，銀河娛樂為多個社會服務組織提供專業消毒清潔服務；美高梅中國推出“美高梅中小企抗疫支援計劃”，與中小企清潔公司合作，為 150 間中小企進行清潔和消毒工作。公司亦為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澳門扶康會、澳門明愛轄下的托兒所、職訓中心、治療及教育中心等場所進行清潔和消毒。（三）支持中小企業疫情以下，各家博企都紛紛推出不同的措施幫助澳門的中小企業，包括免租及減租優惠、推行中小企業支援計劃、購買社會責任債券等。在免租及減租優惠方面，各家博企紛紛向旗下的零售業租戶免租和減租，例如金沙授予購物中心租戶租金優惠 2.15 億美元，導致其營業額租金減少 4,500 萬美元。在推行中小企業支援計劃方面，美高梅與澳門中小型企業合作，幫助他們維持經營，推出“美高梅中小企抗疫支援計劃”，措施包括“中小企預付貨款計劃”及“14 天特快付款”安排等；金沙於 2020 年 7 月舉辦“金沙物美嘉年華”，商戶在該活動中可獲得免費展銷平台，活動中合共數百個攤位向澳門居民及遊客提供不同的折扣優惠。此外，中國銀行在 2020 年 2 月發行中小企業專項（疫情防控）社會責任債券，各家博企紛紛認購以支持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業盡快恢復生產，例如銀河透過基金會以 1億港元認購相關債券，以支持澳門的中小企度過難關。（四）推行實習計劃疫情導致澳門的應屆畢業生就業機會減少，各家博企分別推出不同的實習計劃，以協助相關畢業生，例如銀河遂於 2020 年 8 月至 11 月推出“U-LEAD 工作體驗計劃”（“U-LEAD”），讓澳門應屆畢業生在銀娛接受為期三個月的有薪實習，在酒店業、博彩業、設施管理、設計及發展、企業等不同範疇獲得相關的工作經驗。又如美高梅 2020年年支持和配合勞工事務局開展的“疫境自強 ‧ 職出前程”職場體驗計劃；為 22 名應屆大學畢業生提供實習計劃。

86（五）提供隔離酒店為配合澳門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一些博企因應疫情和醫學觀察所需，提供旗下酒店以作隔離之用，例如澳娛提供數家酒店作為醫學觀察用途；①金沙自 2021 年 2 月 19 日至 4月 18 日等時期提供澳門喜來登大酒店一座大樓約 2,000 間酒店客房作隔離檢疫用途；等等。儘管目前六家博企都面臨巨大的困難，但它們對澳門未來的發展仍充滿信心。然而，各家公司所指的“未來”時間的長短則有差異，銀河的“未來”是中至長期，“就中至長期而言，我們對澳門未來充滿信心”；②美高梅則指長遠：“我們對澳門市場的長遠增長保持樂觀”。③金沙則沒有明確表達具體的時間，僅表示：我們相信訪客人次將回復至出現全球大流行前的水平，並將繼續錄得顯著的長期增長。我們……由始至終對未來感到樂觀。金沙樂觀的理由是：即使全球大流行及相關的旅遊限制於 2020 年對市場構成負面影響，仍堅信澳門市場將會復甦，並將於未來受惠於在澳門及大灣區可觀的基礎建設投資，包括“港珠澳大橋通車直接將香港國際機場與澳門聯繫在一起，將有助澳門於未來數年內旅遊業及會展獎勵旅遊業務的發展”。④ 相對於澳門未來的發展，六家博企對疫情的發展則沒有這麼樂觀，它們得出的一致結論是：1）短期內疫情將持續發展；2）當完全解除旅遊警告及限制後，娛樂場度假村的需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可能低迷不振，以及前往澳門的入境旅遊可能恢復緩慢。3）市場何時能恢復正常充滿不確定性，包括對疫情繼續持續的時間不確定，以及對疫情過去之後旅遊市場能否及時恢復的不確定。儘管六家公司對疫情的展望是 2021 年年初完成的（年報公佈的時間是 3—4 月），但到目前為止六家博彩公司的展望都基本符合疫情的實際發展（表 2）。四、對未來及疫情發展的展望①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澳娛）﹕《2020 年年報》，第 3 頁（主席報告）。②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2020 年年報》，第 13 頁。③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2020 年年報》，第 39 頁。④金沙中國有限公司﹕《2020 年度報告》，第 19 頁新冠疫情衝擊下的澳門博彩企業

87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表 2　六家博企對未來及疫情發展的展望金沙永利銀河澳娛美高梅新濠未能確定疫情潛在的擴散程度及持續時間，也未能確定相關應對及保護措施的實行或放寬。未能合理估計疫情對未來經營業績、現金流量或財務狀況造成的影響。未能預測現時開放的所有物業未來是否需適當地關閉或被強制關閉，即使將來取消或修改相關旅遊警告及限制，也不能預測物業的博彩及非博彩活動會否或何時回復至疫情爆發前的營業額或定價水平。疫苗在遏制新冠肺炎傳播方面仍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儘管多個國家已批准若干疫苗並根據公民需求的優先程度向彼等推出疫苗，但仍無法保證何時會有足夠數量的人士接種，令旅遊限制得以解除。無法確定入境限制何時能解除，以及若疫情出現惡化，相關限制會否重新執行。相信新冠肺炎會繼續在可見的未來影響澳門，因此難以量化疫情的影響，但會盡力維持公司的時間表。在短至中期內，預計旅遊限制和社交距離措施會逐步被放寬，但難以預測業界復甦的速度。尚未清楚疫情的持續時間，很可能會繼續影響公司的業績。新冠疫情已經並將繼續嚴重打擊公司的營運，且已重大影響公司的業務、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預期博彩總收入將繼續受到疫情的負面影響。新冠疫情的影響力範圍、持續時間，以及實施或放鬆保護措施存在不確定性，即使疫情消退，也不能保證旅行和消費者的情緒會迅速或完全反彈。資料來源：六家公司 2020 年年報。澳門的博彩行業遭受新冠疫情的打擊，在全世界同行中都是屬嚴重的。企業所受的影響，不僅僅限於財務影響，還包括信用影響、應收賬款的影響、資產估值的影響等。新冠疫情期間，各家博企都採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包括減少支出、推遲資本計劃、增加融資等，希望盡可能避免企業因為缺乏流動資金而帶來的不良後果。在疫情期間，各家博企仍堅持承擔各種社會責任，包括捐款、捐贈抗疫物資、為中小企業提供支援、為零售租戶減免租金、盡量不裁減員工、提供隔離酒店等。博彩公司承擔的社會責任對減少疫情對社區的衝擊、穩定澳門的就業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博彩公司相比，澳門的博彩公司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此外，各家博彩企業對澳門的長遠發展仍充滿信心，但對疫情的發展仍感到充滿不確定性，其不確定性包括：難以預測疫情如何發展、難以預測疫情過後的業務會如何恢復等。[ 責任編輯陳超敏 ]五、總結

88作者簡介：徐威，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語言學博士；麥雁鈴，澳門城市大學通識教育部主任、助理教授、教育學博士。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研究徐威　麥雁鈴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澳門各高校在 2020 年 2 月陸續開始線上授課，高校教師需要系統地掌握網絡教學的方法，學生也需要充分適應全新的學習方式。大學英語是在澳門就讀的大部分非英文學制本科生的必修課程，其中基本的教學、互動、練習和報告等內容都可以通過網絡課堂完成。對澳門高校的大學英語網課具體情況進行調查，並將其和其他地區類似課程的授課情況進行比較，可以總結出澳門的大學英語網課的獨特之處。在此基礎上，將網課的利弊和傳統課堂的優劣進行比較，互相結合並取長補短，可為將來的大學英語教學提供經驗和參考，進一步完善課堂。澳門　新型冠狀病毒　澳門高等教育　大學英語　網絡教學隨着新冠疫情的爆發，2020 年初起全球範圍內的社會、經濟以及人們的生活都受到了巨大的影響，全球的高等教育也面臨着一個全新的挑戰。澳門各高校與 2020 年 2 月初就已經陸續開始了新的學期，由於學生無法返校，因此只能網上授課，這個決定直接而倉促。面對突如其來改變的上課形式，澳門的高校教師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熟練掌握網上授課的方法和技巧，盡可能確保線上課堂的順利開展，並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而對於大部分教師來說，網課都是一種全新的上課方式，他們必須面臨這一巨大挑戰。在課程方面，大學英語作為大部分本科生的必修課程，不受額外的實體工具、實驗室、戶外活動等條件的要求或限制，可以通過網絡授課完成基本的教學、互動、練習和報告等內容。本文以在澳門的高校和大學教授大學英語的教師為研究對象，通過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等方法，探討他們在疫情期間的網絡教學的情況。研究對象共計 30 人，主要是來自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澳門城市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的大學英語教師，對他們所負責的大學英語網課的具體開展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內容包括上課方式、授課平台、高校的支持、作業和考試的形式、學生反饋等方面。在此基礎上，將大學英語線上授課的利弊和傳統的線下課堂進行比較，將二者結合起來並取長補短，為將來的大學英語教學提供經驗和參考。一、研究背景與數據收集[ 摘要 ][ 關鍵詞 ]

89雖然上述研究對象來自於澳門規模比較大的幾所高校，但是由於樣本數量談不上特別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研究的泛化效果。因此，本研究對若干位大學英語教師進行了深度採訪，力求更深入地探討網絡教學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與應對方法。① https://www.ipm.edu.mo/cntfiles/upload/docs/mpi/coronavirus/DSES_guidelines_start_acad_year_Chi.pdf.對於教師來說，2020 年教學方法的改變既是挑戰又是機遇。本文對就職於澳門各高校的 30 位大學英語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得知其中僅有 9 人在疫情之前有過在線教學的經驗，沒有經驗的人數高達 70%。網絡教學雖然早已存在，但在全世界範圍內如此大規模地開展還是首次。對於澳門高校的大學英語教師來說，這一切要從網絡教學平台的選擇開始。（一）前期準備工作澳門特區政府前高等教育局（現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於 2020 年 8 月 19 日向全澳高等院校發出《本澳高等院校 2020/2021 學年開課適用指引》，在開課安排、教學安排、學生管理以及實習和交流活動等方面作出了建議。在教學方面，指引中提及可“視實際狀況制定讓學生安心學習措施，當中，如學生具備合理原因，或在其他不可抗力的情況下未能回校上課，院校應為相關學生提供合適學習支援（如網上教育等），以讓其可繼續學習”； ①並在網上教學的具體實施、教材製作、意外處理、教學管理等方面提供參考內容。根據該指引的建議，高校應當明確學習大綱、作業安排、師生互動方式以及期末評核制度等規定，同時也應為教學人員提供合適的支援。在開課制度被大致確定下來之後，實際的課程開展情況還是需要各高校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的。隨着 2020 年上半年疫情的不斷惡化，不但外地學生無法來澳上課，各高校也逐步決定對本地生進行同步線上教學。對本研究中接受調查的 30 位大學英語教師來說，在開始網絡教學之前，他們對可用的網絡教學平台以及其操作都不夠瞭解，絕大部分教師選擇網絡教學平台的原因都是受到了所在工作單位的影響，而並不是主要通過自身的使用或者以往的網絡教學經歷來作出判斷。在參與調查的人員中，70% 的教師都沒有網絡教學經驗，這也直接影響了教師對平台的選擇情況。在選擇原因中排列第二位的為該平台“普及率高”，其次是“互動性強”、“他人推薦”、“適合教學”等（圖 1）。這充分說明教師在疫情爆發前期選擇網絡教學平台時缺乏科學的研究和足夠的準備。二、課程開展情況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90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研究在《本澳高等院校 2020/2021 學年開課適用指引》中，教育當局亦沒有明確建議如何選擇或使用哪些教學平台的相關內容。各類線上教學平台以及英語學習軟件五花八門、良莠不齊，教師們需要更多支援去接觸、瞭解，才能找到合適的平台，繼而推薦或指導學生使用優質的線上學習資源。參與調查人員的具體教學平台選擇情況如 Zoom、Microsoft Teams、騰訊會議等（圖 2）。圖 1　在線教學平台選擇原因（多選）資料來源：本研究。學校建議普及率高互動性強他人推薦適合教學臨時決定2775551 選擇人數圖 2　在線教學平台選擇情況（多選）資料來源：本研究。ZoomMicrosoft Teams騰訊會議雨課堂Google TalkCanvas騰訊課堂選擇人數24733311根據上述網絡教學平台的選擇情況來看，存在一位教師同時使用多個教學平台的現象。此外，本研究對部分受調查教師進行了訪談，得知教師們在教學中途會更換網絡教學平台或者增加使用其他平台的現象。經分析，本文認為教師調整教學平台的原因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1）為了確保網絡教學的質量，充分考慮學生的網絡情況。澳門現有 4 所公立大學與6 所私立大學，根據澳門前高等教育局《高教統計數據彙編 2019》，從 2019/2020 學年這10 所大學的新生註冊情況來看，共有全日制本地生 15,610 人，全日制非本地生 20,126 人，

91非本地生佔比為 56.32%。將這兩萬多名非本地生根據其來源地進行分類後，具體情況如下（含 12 名非全日制學生）（表 1）：因此，在澳門就讀的非本地大學生大部分來自中國內地，其次為港台地區及國外。教師在進行網絡教學的同時一定要對學生所處的網絡環境有所瞭解。2020 年的網課來得非常突然，學生居家學習，教師居家教學，不同地區不同家庭的網絡情況的差別非常之大。在這種情況下，教師所選擇的網絡教學平台一定要確保適用於大部分學生，並具備相當的穩定性。圖 2 中高票選出的“Zoom”多人視頻會議平台的優點之一就是使用期間較穩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生可以在低延遲同步的情況下在線學習。教師通過一段時間的嘗試和摸索，最終都基本能夠找到適合自己課堂教學的網絡教學平台。（2）對於一些教師來說，單一的在線教學平台無法滿足所有的教學需要。有的教學平台以穩定性見長、有的方便課堂練習和課下作業的批改與收錄、有的實時互動功能齊全等等，教師需要根據自己的具體教學情況和教學風格，充分利用不同的教學平台以確保教學的完整性。（3）很多教師傾向於選擇自己操作起來更簡單的平台。以 Microsoft Teams 為例，該教學平台可以根據高校的具體情況直接同步在職教師以及學生的姓名、學號、班級、郵箱、課程等資訊，便於統一管理與實際操作。使用這種平台會大大減少教師課前的準備工作，但缺點是對內地學生的網絡質量要求較高，例如在線播放英語聽力的音頻檔時內地學生時常反映會出現卡頓、聲音不清晰的現象。教師們從對網絡教學平台的選擇、適應到調整、熟練的過程貫穿了 2019/2020 學年的整個第二學期。直至 2020 年 5 月網課逐漸結束時，由於疫情的不穩定性，教師們也不得不做好在接下來的學期中繼續開展網絡教學的準備。選擇合適的線上教學平台是對課程有效開展的重要保障，國內目前關於網絡教學平台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多。在“停課不停學”的背景下，隨着網絡教學實踐的不斷深化，教師利用網絡教學平台進行教學已經逐漸常態化。（二）高校提供的支援既然高校對教師關於教學平台的選擇作出了建議，那麼它們對網絡教學的具體支持情況如何？本文的調查結果如下（圖 3）：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前澳門高等教育局《高教統計數據彙編 2019》。總計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20 47 9 20,138表 1　2019/2020 學年澳門各高校非本地新生來源情況來源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歐洲非洲人數 18,904 481 103 161 179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92大部分教師在開展網絡教學時都受到了澳門高校自主編寫的在線教學指引或參與了高校組織的在線教學培訓。以澳門城市大學為例，該校 2019/2020 學年第二學期的開學時間為 2020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①是澳門在疫情期間開學較早的高校。雖然澳城大在網絡課堂的管理方面缺乏經驗，但通過與澳門特區政府的溝通、澳門高校之間的協作、校內工作人員的團結互助，最終開發出了新型的網絡教學模式，並在一個月內逐漸穩定下來，達成了比較可觀的教學效果。根據調查，參與研究的教師中有 18 位受到了澳門高校的軟件支持以完成網絡教學，而其中僅有 4 位教師得到了軟件上的支援，本文認為這是由軟件和其本身的性質決定的。網絡教學所用到的軟件使用成本較低，也比較容易統一管理，而軟件在選擇和採購上會產生更多的時間和費用的成本，操作能力、使用效果又因人而異。為了使網絡教學的效果最大化，不少教師都使用自己的私人電腦或者自行購買麥克風、攝像頭等設備來完成教學。（三）大學英語網課的優點與挑戰對大部分教師來說，從傳統的線下課室突然轉變到線上課堂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不過克服困難的過程也是不斷提升自己的過程，有學習就會有收穫。教師被迫學習、適應網絡教學的事實對他們自身的專業水平也是一種不錯的歷練。參與本文調查的 30 位教師認為，疫情期間的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相對於傳統教學而言有如下優點（圖 4）：圖 3　澳門高校對教師開展網絡教學所提供的支援（多選）資料來源：本研究。在線教學指引在線教學培訓軟件硬件2219184 選擇人次資料來源：本研究。圖 4　疫情期間網絡教學的最大優點（多選）師生實時互動打破時空限制多元學習渠道批改作業方便課堂容易管理備課更加輕鬆其他選擇人次211782110①澳門城市大學：《“停課不停學”澳城大網絡教學已逐步開啟》，2020 年 2 月 4 日，https://cityu.edu.mo/zh/%E3%80%8C%E5%81%9C%E8%AA%B2%E4%B8%8D%E5%81%9C%E5%AD%B8%E3%80%8D%E6%BE%B3%E5%9F%8E%E5%A4%A7%E7%B6%B2%E7%B5%A1%E6%95%99%E5%AD%B8%E5%B7%B2%E9%80%90%E6%AD%A5%E9%96%8B%E5%95%9F//，2021 年 7 月 5 日。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研究

93既然課堂教學由線下轉移到了線上，那線上的教學就必然會體現出它本身的特點。利用網絡為媒介的教學的優點體現在“打破時空限制”和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兩個方面，這也是由於網絡的即時性和靈活性所決定的。教學課堂從線下轉移到線上之後，同學所受到的關注方式發生了變化，在課室裏無論經常坐在前排還是後排的同學都以姓名清單的方式顯示在線上課堂中，教師可以利用這一特點改善課堂互動的開展情況。然而，令人比較意外的是僅有兩位教師認為網絡教學的備課相對於傳統教學更加輕鬆。根據後續對這些教師的訪談，大家認為網絡教學的備課量相對於之前增加了很多，主要體現為如下幾點：第一，教師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學習教學平台的操作，不但要學會如何保持正常上課，還要進一步研究如何設置與批改作業、如何考察學生的真實出勤情況、如何監督與記錄學生的學習情況等，這些內容對於大部分教師來說都是全新的領域；第二，對於大學英語這門課來說，它對課堂的互動性要求較高。如何能在保證質量的情況下在線完成必要的課堂活動也是一大難題，例如個人或小組的課堂報告、聽力和口語的練習等；第三，教師還需要根據自己所承擔的課程的特點，確保測驗和期末考試的公正性，研究如何預防任何形式的作弊現象等。除此之外，如何處理網絡教學中的軟件或軟件的突發狀況，如何協調不同地區的學生的網絡學習問題等等都是教師需要面對的，在上述調查中甚至沒有一位教師認為網絡課堂容易管理。他們認為網絡教學的最大的挑戰如下（圖 5）：圖 5　疫情期間網絡教學的最大挑戰（多選）資料來源：本研究。硬件問題、軟件問題出勤管理、課堂秩序作業管理、考試管理經驗不足、耗時過多81012149171317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94本文將所調查的八項內容分成了四組。對第一組“硬件問題”、“軟件問題”和第二組“出勤管理”、“課堂秩序”來說，所選擇的人次差別不大，它們是部分教師認為的網絡教學最大挑戰。而對於第三組來說，“作業管理”和“考試管理”本應屬於同一種類型的管理，但是選擇的結果卻相差巨大。本文認為，“考試管理”之所以被認為是最大的挑戰，是因為教師需要考慮到考試的公正與合法，需要想方設法杜絕一切違紀現象發生的可能。對於線上作業的管理來說，教師可根據具體的作業內容來靈活處理，例如口語測試可讓學生自己錄音、錄視頻，語法、寫作測試可使用開卷測試的形式等。對於第四組內容而言，“耗時過多”所選的人次與“考試管理”並列第一，可見教師們在網絡教學上確實需要付出相對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從備課到批改作業，從課上的秩序維護到課下的數據整理等，相對缺乏網絡教學經驗的教師們都經受了一次教學改革的洗禮。（一）線上課堂的開展情況既然課堂的教學模式發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變，那線上教學的具體開展效果如何？本節從對大學英語課堂來說比較重要的師生互動情況談起。本研究根據李克特量表統計了這 30位大學英語教師對自己的網絡課堂互動性的看法，結果顯示，參與調查的 30 位大學英語教師整體上認為網絡課堂的互動性一般，並不能從實際的線上教學中體現出網絡的互動性優勢（圖 6）。但是，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多樣性的。結合後續對他們的訪談結果，本文認為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原因為教師對網絡資源以及電腦操作的熟知程度。選擇非常同意的三位教師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他們相對比較年輕，學習和利用網絡資源時更容易上手，相對而言也更能利用網絡手段調動課堂的氣氛，與學生展開互動等。三、教學效果的調查圖 6　教師對網絡課堂互動性的滿意程度（單選）資料來源：本研究。非常不同意0%不同意13.33%一般50%同意26.67%非常同意10%154038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研究

95儘管課堂的互動性未能通過網絡課堂的設計得到顯著的提升，但是從大學英語教師們對自己網絡課堂的教學設計來看，整體上還是滿意的（圖 7）。這種主觀感受與實際效果的偏差可以看作是教師對自己教學方法的肯定，他們在對網絡教學更加熟悉，對軟件、硬件的使用更加熟練後，大學英語的教學效果應當會得到明顯的提升。圖 7　教師對網絡課堂教學設計的滿意程度（單選）資料來源：本研究。非常不同意0%不滿意10%一般36.67%滿意12%非常滿意13.33%1130412（二）網課的考核方式對於大部分高校課程來說，學生成績的考核方式是至關重要的，大學英語更是如此。參與本文調查的 30 位英語教師所採用的期末考核方法如下（圖 8）：圖 8　大學英語網課的考核方法（多選）資料來源：本研究。線上報告書面報告線上考試視頻錄製線上練習線上討論222117911 選擇人次由於每所高校的課程設置不盡相同，每位教師所承擔的年級、教學內容又不完全一致，因此他們應當根據自己的具體需求來選擇期末考核的方式。根據圖 8 的統計結果來看，選擇“線上報告”、“書面報告”和“線上考試”的教師佔大多數，大部分以報告與考試相結合的方法來盡量保證考核的有效性。他們對自己所採用的考核方式做出以下評價（圖 9）：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96與圖 6 類似，圖 9 的調查結果也趨向於一般，這說明大學英語教師整體上對課程的期末考核方式並不夠滿意。由於 2019/2020 學年第二學期是在澳門全方位開展網絡教學的第一個學期，教師對教學方法的改變、考核方式的採用等方面經常是不得已而為之，只能自己盡力做到保證質量，合理考核。（三）學習態度與教學評價不但教師要學習如何開展網絡教學，學生也需要適應對着電腦、手機等電子設備上課的新情況。從教師的角度來看，他們認為學生在網絡課堂中的學習態度表現為（圖 10）：圖 9　教師對考核方式的看法（單選）資料來源：本研究。非常不同意0%不滿意10%一般36.67%滿意12%非常滿意13.33%163119圖 10　學生在網絡課堂中的學習態度（單選）資料來源：本研究。1非常不好3.33%不好10%一般40%好43.33%非常好3.33%123113受調查者中，認為學生學習態度“好”和“非常好”的教師佔比將近一半，這個結果與線下教學的比例基本保持一致。這就說明學生的課堂學習方式從線下換到線上，學習態度沒有受到較大的影響，認真的學生還是會認真，少數不認真的學生也不會因為上網課而改變學習態度。如將視角進行轉換，開展網絡教學的這個學期中學生對教師的評價，有以下結果（圖 11）：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研究

97圖 11　從線下到線上教師受到的教學評價的變化（單選）資料來源：本研究。1降低20%不變36.67%升高3.33%不清楚40%12116澳門各高校對於學生教學評價的管理制度與實施情況有所不同，對參與本文調查的 18位可以明確瞭解到自己的教學評價結果的教師來說，整體評價情況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樣的，其中根本原因還是教師缺乏線上教學經驗而導致學生未達到預期的學習效果。根據以 419 名非英語專業大二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對他們在疫情期間線上學習環境中的英語學習焦慮進行的定量研究來看，結果表明“大學生的英語學習焦慮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線上課堂焦慮、線下考試信心焦慮、線下考試焦慮和線下考試結果焦慮。大學生的在線英語學習焦慮均與英語成績之間呈現出負相關關係，其中線下考試焦慮和線下考試結果焦慮對於英語考試成績有預測作用；而線上課堂焦慮和線下考試信心焦慮對於考試成績沒有預測作用”。①學生在線學習英語時同樣也要面臨很多的挑戰，解決很多的困難。在網絡教學期間與學生充分溝通以獲得及時的反饋，瞭解學生在意的是甚麼，最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是甚麼，對教師來說也是極其重要的。（四）大學英語網課的總體效果最後，網絡課堂對大學英語的教學來說，到底適不適合？教師們給出了答案如下（圖 12）：①張婧﹕《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非英語專業大學生在線直播英語學習焦慮分析》，《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成都）2021 年第 3 期，第 103—114 頁。圖 12　網課對大學英語教學的影響（單選）資料來源：本研究。3非常不好6.67%不好20%一般36.67%好26.67%非常好10%11628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98由此可見，30 位參與調查的教師對此褒貶不一，他們對於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的看法存在較大爭議。雖然大學英語的教學內容基本可以通過網絡來完成，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上還是因人而異的。（一）時間倉促，準備不足為了進一步瞭解疫情期間澳門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的開展情況，本研究對若干參與調研的教師進行了深度訪談，其中有一名教師在疫情之前已有線上教學的經驗。訪談結果發現，受訪教師都對突如其來的網課感到措手不及，花了較長的時間來進行學習和適應。曾有網課經驗的教師（教師甲）認為，一個學期的網課下來，教師被迫變身成為“科技通”，除了增加了額外的工作量，也產生了不小的心理壓力和精神負擔。有教師表示，網課剛開始時，上課所需要的硬件設備裝置需要靠家人幫忙處理。此外，也有教師提到學生在上網課之前、期間及之後，都需要給予心理準備以及更多的輔導。關於學生實際的學習效果，接受採訪的教師們一致認為單純通過網課的教學難以有效與學生展開課堂上必要的互動。雖然他們曾嘗試採取“翻轉課堂”、“即時分享”、“對話框”等教學手段以豐富課堂、增加互動性，但教師們普遍認為最終獲得的整體教學效果比較一般。有位受採訪的教師說道：“每堂課的教學目標都做到了，但看不到學生的現場反應，不知道效果如何。”教師們雖然能夠通過教學平台的界面觀察到學生的實時在線情況，但是要求每位學生打開攝像頭以確保教師可以實時觀察到學生的聽課情況是不太現實的。此外，多數教師反映“課前準備不足”是導致教學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之一，亦是世界各地教師曾經面對的情況。隸屬於歐洲委員會的歐洲現代語言中心 ECML（European Center for Modern Language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於 2020 年對來自超過 40 個國家共 1,735 名教師進行疫情期間教學調查，當中只有 24% 的教師認為自己的教學方法有明顯改變，超過五成認為自己能維持教學品質以及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有超過五成的教師認為混合式教學（hybrid learning）並不十分有效。①根據本文的調查及訪談發現，教師們面對網絡教學的挑戰時還是比較擔心的，覺得沒有準備好，同時也需要技術支援。此外，網絡教學的實際師生互動質量以及學生上網課的的積極性也受到較多的質疑。巴西的學術組織 Instituto Península 在疫情不同階段對巴西教師的感受與認知的調查研究報告中亦指出，83% 受訪教四、訪談與其他建議①ECML, “The Future of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Light of Covid: Lessons Learned and Ways Forward,” https://www.ecml.at/ECML-Programme/Programme2020-2023/Thefutureoflanguageeducation/tabid/5491/language/en-GB/Default.aspx, 20 July 2021.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研究

99師覺得沒有足夠準備應付網課，67% 感到焦慮，38% 感到疲倦。 ①由此可見前線教師在開展網絡教學期間，情緒可能是影響教學品質的因素之一。（二）線上線下，差異很大線上教學絕對不是把課室從實體搬到網上，或把面對面講課變成直播而已。線上教學與線下教學最大的不同在於時空的分離，師生在線上教與學的過程中分別處於不同的時空，教師的挑戰不是如何提供或提供甚麼樣的教學內容，而是他的教學活動如何促成學生的學習行為以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以大學英語課程中的口語練習為例，它的目的主要是培養學生用英語進行口語交際的能力，教師應當設計相應的線上教學模式，採用小班／小組教學制，注重多樣化的互動方式，將口語教學任務進行分解，再分配到每個小組或每個學生身上，充分調動他們參與課堂口語表達的積極性。盡可能地發揮在線直播課的教學優勢，調整直播課的教學策略和教學方法，精心設計在線教學各個環節，能夠讓學生在輕鬆的氛圍下進行學習，更好地激發學生的學習意願，提高在線直播課英語教學的學習效果。為了有效促進學生的學習行為，教師必須瞭解學生的線上學習模式。線上學習模型可被分為五個階段，分別是使用及動機、在線社會化交互、信息交換、知識解構以及自我發展。②教師需要在每個階段利用教學活動來推進學生的學習，並把這個五環節緊扣起來。例如，教師在第一階段錄製歡迎詞、給予時間讓學生熟悉學習平台、創建小組以及組長、要求學生填寫 KWL 表格（What I know, what I want to know, what I learned）等。（三）貫徹“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現代教學法提倡“以學生為中心”，從學習目標、方法，活動到評核都從學生的需求出發，強調教師的角色從主導者變成推動者。正因線上教學分離時空的特性，使得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顯得更為重要。教師需要將“課堂”變成“社群”、“講課”變成“任務”、“作業考試”變成“問題探究”等，讓學生自主活動、建構知識，真正有效開展長時期及大規模的線上教學。此外，教師也需要及時瞭解大學生的心理狀況，重視學生在遠程學習中產生的焦慮，根據他們對考試成績的擔心進行有針對性的輔導。教師可以在網絡教學期間有意識地培養學生將所學知識轉化為應用的能力，切實提高學生的應試技能，逐漸減少學生對於線下英語考試的恐懼心理，降低考試焦慮，以提升大學生的英語能力和水平。（四）探索“後疫情時代”的教學方法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已經逐漸進入後疫情時代，傳統教學模式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已然無法滿足當今的教學需求，教師應當利用自身通過開展網絡教學而學習到的經驗，將網絡手段的優點與線下傳統課堂的特點互相結合，與時俱進地探索出更加符合新時代需求的① Instituto Península, “Pesquisa de Sentimentos e Percepção dos Professores Brasileiros nos Diferentes Estágio do Coronavírus no Brasil,” 9 Dec 2020, https://petletras.paginas.ufsc.br/2020/12/09/voce-ja-ouviu-falar-no-instituto-peninsula/, 20 July 2021.② G. Salmon, M. Nie, P. Edirisingha, “Developing a Five-stage Model of Learning in Second Life,”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52, Issue 2 (2010), pp. 169-182, https://doi.org/10.1080/00131881.2010.482744.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00教學方法。在傳統的線下課堂教育中，教師更多關注的是學生的學習狀態和知識點的講授，較少注重信息化教育方式，教師也相對缺乏信息獲取能力、信息處理能力和信息運用能力。面對突如其來的線上課堂授課，很多教師對於網絡各類教學平台或教學軟件無所適從，在特殊時期突顯出了教師的信息化素養不足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隨着德爾塔（Delta）病毒變種在全球範圍內的肆虐，人類的抗疫之戰可能會不斷面臨新的挑戰。在這種人類可能會長期與病毒共存的背景下，教師也應當做好線上與線下融合教學的準備。某個地區突發的個別確診案例都可能會導致該市甚至該省的學生無法按時到校上課，線上與線下同步教學的模式或許將成為未來幾年的重要舉措之一。線上教學發展歷程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以學習資源為中心”和“以學習活動為中心”。第一階段關注線上教學的軟件條件，包括網絡平台、技術利用、同步／非同步學習資源運用等；第二階段則着重教學、學習活動的設計與支持。新冠疫情期間，澳門特區政府響應國家政策實施“停課不停學”，全澳高等教育以及非高等教育進行線上教學超過三個月，如此長時期以及大規模的網絡教學實屬首次。澳門教育界以及社會其他各界均對於線上教學在短短幾個月內的“爆發式成長”提出了許多建議。例如建議政府提供教育電視、電子版教材、網上題庫等非同步教學資源；同時增加同步性教學工具，如直播平台、實時交流平台等。可見目前本澳的線上教學發展仍處於第一階段，要完善網絡學習資源，的確需要政府、學校多方面更大力度的關注。與此同時，大學英語教師對於線上或混合式教學的掌握仍處於探索階段，線上教學效果仍然受到質疑，而混合式教學是趨勢，但暫未受到特別的青睞。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的未來發展，勢必與國際接軌，走向混合式教學。有效執行與否，必須依賴教師的“轉型”——轉變教學理念、轉變教學方法，結合政府及高校對網絡教學資源素質的完善，雙翼齊飛，進一步優化本地線上及線下教學的可持續發展。直至 2021 年下半年，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雖然本澳以及內地的疫苗接種情況比較樂觀，但是隨着新冠病毒變種的不斷出現，抗疫的壓力和難度也被極大地提升了。對澳門的高等教育來說，在這種天災發生的年代仍然需要不斷尋求發展的機遇。在疫情的嚴重影響下，來自內地和香港地區的 2,739 名在校大學生中，多達 84% 的學生表示對出國留學不再感興趣。①這一事實不但反映了在校大學生將來的求學趨向，也足以作為即將步入大學的中學生選擇高校的風向標。澳門各高校應當充分利用這一難得的機遇，通過在新時期五、結語① Ka Ho Mok, Weiyan Xiong, Guoguo Ke, Joyce Oi Wun Cheung,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Student Mobility: Student Perspective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105 (2021), article no. 101718, https://doi.org/10.1016/j.ijer.2020.101718.新冠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英語網絡教學研究

101完善教學質量來吸引更多的學生來澳門就讀，這對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最後，本研究也體現出了一定的局限性。除了前文提到的調查樣本的規模不夠大之外，本文也僅僅是通過大學英語教師這一群體的視角來研究這一論題，研究空間上還可以進一步拓展。無論是甚麼學科，高等教育的開展是由多個不同的群體共同促成的，以高校行政人員、兼職教師、外聘專家以及學生等群體的角度來探討本論題，可能會得到更加完善的成果。[ 責任編輯陳超敏 ]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02作者簡介：邵艷菊，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博士。網課的“另類體驗”——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生線上學習的調查分析邵艷菊本文旨在從學生的視角出發，在澳門一所私立高校開展實證調查，探究疫情期間大學生線上學習的經歷與體驗。本研究採用半結構訪談的方法，收集線上學習的整體感受、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使用、網絡課堂的參與及收穫、與教授的互動及與同伴的合作狀況等問題的資料。通過編碼分析，獲得一系列網課學習的相關主題，包括網課的矛盾心情、網課的多元體驗、網課的資源整合、網課的求助原則、網課的參與模式、網課中的學習動機、網課中的教授、網課中的夥伴等。在此基礎上，將以上主題歸納為線上體驗、線上資源、線上參與、線上互動四大類屬，並最終將其概括為一種富有能動性、生產性和創造性的“另類體驗”。最後，本文提出後疫情時代高校開展線上教學的建議。澳門　新型冠狀病毒　線上學習　體驗 2020 年春天，新冠疫情的爆發促使線上教學應時而生，成為一種替代性的教學模式。澳門各高校也在特區政府“停課不停學”的政策號召下，紛紛開始線上教學安排。截至2020 年 5 月恢復畢業生年級“有限度復課”之前，澳門高校大多數學生 2019/2020 學年第二學期的課程基本都是通過線上課程（以下簡稱“網課”）完成的。因此，探討網課狀態下澳門高校大學生的學習經歷，對於反思疫情期間線上教學的教育實踐，思考後疫情時代如何應對常態化的線上教學，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和意義。（一）線上學習：疫情期間的實證調查全球範圍內，針對疫情期間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的現象與問題湧現出大量的實證研究。圍繞大學生群體，主要呈現出兩大主題：1）線上學習的使能因素（enablers）與阻礙因素（barriers）；2）線上學習的感知（perceptions）、挑戰（challenges）與體驗（experiences）。首先，在影響因素分析中，線上課堂的可獲得性、便捷性與舒適度，課程內容、師生互動、自我導向等因素，都嚴重影響大學生線上學習的學習成效。Kamble 等學者基於在印度開展的個案訪談，聚焦疫情下教師主導的線上學習模式，揭示出線上學習環境的舒適度、一、文獻梳理[ 摘要 ][ 關鍵詞 ]

103方便性、有效性、課程內容以及師生活動等影響因素。① Roslan 與 Halim 採用量化與質性混合研究的方法，調查馬來西亞醫科學生線上學習的狀況，提出了學習設備、空間、無線網絡的匱乏等負面因素，以及學生自我調節水平這一潛在的賦能因素。② Lei 與 So着眼於中國內地高校中旅遊與款待專業的線上教學狀況，分別針對教師和學生開展了大規模的問卷調查，發現在技術、課程、師生、交流、疫情影響、變化、整體滿意度、模式偏好等主要影響因素上表現出一定的相似性與差異性。③ 另一方面，疫情期間大學生線上學習的感知和體驗也呈現出積極與困難並存的局面。Stewart 與 Lowenthal 通過訪問在韓國留學的國際交換生，發現被迫進入遠端授課的狀態後，人際交往的缺失為交換生帶來強烈的隔離與孤獨感。④ Lee 與 Osman 通過網絡問卷，比較韓國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大學生線上合作學習的狀況，發現在語言、性別、隱私性以及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學生感受到更加豐富和積極的體驗。⑤ Barrot等學者着眼於菲律賓大學生疫情期間線上學習的經歷，通過問卷調查發現線上學習最大的挑戰在於居家學習環境。此外，線上學習嚴重影響學生學習的質量以及精神健康，並提出了資源整合、尋求幫助、技術提升、時間管理等實踐策略。⑥ Adnan 與 Anwar 通過針對巴基斯坦本科生與研究生的問卷調查發現，疫情期間的遠端學習突顯出經濟欠發達國家或地區在網絡普及性和可獲得性方面的教育公平問題。⑦此外，還有一些在印度、沙特、約旦等地開展的實證研究指出，雖然大學生呈現出接受及適應疫情期轉向線上教學的授課安排，但也需要面對技術、時間、互動等多方面的挑戰。⑧ ① Aakash Kamble, Ritika Gauba, Supriya Desai, Devidas Golhar, “Learners’ Perception of the Transition to Instructor-Led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s: Facilitators and Barri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Vol. 22, Issue 1 (2021), pp. 199-215.② Nurhanis Syazni Roslan, Ahmad Sukari Halim, “Enablers and Barriers to Online Learning among Medical Student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An Explanatory Mixed-Method Study,” Sustainability, Vol. 13, Issue 11 (2021), https://doi.org/10.3390/su13116086.③ Sut Leng Lei, Amy Siu Lan So, “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 A Comparison of Teacher and Student Perceptions,”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Education, Vol. 33, Issue 3 (2021), pp. 148-162.④ William H. Stewart, Patrick R. Lowenthal, “Distance Education under Duress: A Case Study of Exchange Students’ Experience with Online Learn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21, https://doi.org/10.1080/15391523.2021.1891996. ⑤ Jieun Lee, Gihan Osman, “Students’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Onlin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of Korea and the UAE,”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Vol. 22, Issue 1 (2021), pp. 1-18.⑥ Jessie S. Barrot, Ian I. Llenares, Leo S. del Rosario,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Challenges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How They Cope with Them: 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21, https://doi.org/10.1007/s10639-021-10589-x.⑦ Muhammad Adnan, Kainat Anwar, “Online Learning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Students’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Pedagogical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Vol. 2, Issue 1 (2020), pp. 45-51.⑧ Saurabh Kumar, Ankush Sharma, Shveta Sharma, Sajjan Pal, Anand Kumar Singh, “Adaptation to Online Technology for Learning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Effectiveness and Student’s Perception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Diagnostic Research, Vol. 15, Issue 3 (2021), pp. 1-4; Salma Mohammed Binshehab, Navin Anand Ingle, “Perception for Online Learning among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Dental Student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Annals of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Research, Vol. 11, Issue 3 (2021), pp. 1334-1339; Saleh Al-Salman, Ahmad S. Haider, “Jordanian University Students’ Views on Emergency Online Learning during COVID-19,” Online Learning Journal, Vol. 25, Issue 1 (2021), pp. 286-302.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04網課的“另類體驗”—— 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生線上學習的調查分析除上述外文期刊研究，國內學者也針對疫情期間線上學習開展了豐富的調查研究。李臣之等學者在廣東省進行大規模的問卷調查，探討碩士研究生線上學習的感受與體驗，發現其體驗感的核心元素在於教師教學質量和學習收穫感知，教學平台、師生互動及主觀能動性是提升線上學習質量的主要因素。①徐來等學者聚焦國際生群體，發現他們在網絡技術、教學互動、教學內容等諸多方面的消極體驗。②李達等學者以個案研究的方式，發現疫情期間高職院校學生對線上教學呈現出較高的滿意度，但也在政策支持缺乏、平台不穩定、課程碎片化、學習氛圍弱等方面存在困難。③ （二）線上學習：概念性探討與思考線上學習涉及互動與合作、社群感、歸屬感等核心概念議題。本文將分別從師生互動、生生互動、建立社群、教師賦能等多重視角回顧相關文獻。Ouyang 等學者通過測量參與頻率、參與行為及參與認知，發現建立線上學習型社區不僅需要師生積極互動，而且需要師生持續交流以達致知識的建構與獲得。④ Choo 等學者基於探究社群（community of inquiry）的概念框架，驗證教學現場感與認知現場感對線上學習尤為重要。⑤ Phirangee 針對線上學習環境中的生生互動問題進行訪談，發現互動匱乏會導致孤立、異化及失去聯結的感受，將減弱學習者的社群感。⑥ Mehall 指出線上學習中有意義之人際互動（purposeful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可以給學生帶來強烈的學習感知、滿意度以及學業成就。⑦與此同時，在促成線上學習社群及學生社群歸屬感的過程中，教師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⑧ 除此之外，“規模化”線上學習的相關討論，對思考澳門高校在後疫情時代如何應對線上教學的挑戰也極具參考價值。劉振天與劉強指出大規模的線上教學可能只是傳統教學披上技術的外衣，網絡學習過度碎片化而導致學習過於淺表，忽略學生知識成長之外的精神成長，無法達到高校課堂的深層次、實質性改革。⑨荊永君等指出混合式教學可能成為①李臣之、陳潔敏、楊暖：《碩士研究生線上教學體驗：基於廣東 16 所高校的調查》，《高教論壇》（廣西）2021 年第 6 期，第 91—96 頁。②徐來、陳鈺、施妤婕：《國際學生漢語課程線上學習體驗調查分析 —— 以國內某高校國際學生為例》，《國際漢語教學研究》（北京）2021 年第 1 期，第 39—49 頁。③李達、鄭成棟、羅冬梅：《疫情期間高職院校開展在線教學的現狀及效果研究 —— 以青島酒店管理職業技術學院為例》，《中國教育信息化》（北京）2021 年第 5 期，第 80—83 頁。④ Fan Ouyang, Yu-Hui Chang, Cassandra Scharber, Pengcheng Jiao, Tianhui Huang, “Examining the Instructor-Student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in an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y Course,” Instructional Science, Vol. 48 (2020), pp. 183-204.⑤ Jinhee Choo, Nesrin Bakir, Norma I. Scagnoli, Boreum Ju, Xiaoping Tong, “Using the Community of Inquiry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in Online Undergraduate Business Courses,” TechTrends, Vol. 64 (2020), pp. 172-181.⑥ Krystle Phirange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Learner-Learner Interactions that Weaken a Sense of Community in an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Online Learning, Vol. 20, Issue 4 (2016), pp. 13-33.⑦ Scott Mehall, “Purposeful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n Online Learning: What Is It and How Is It Measured?,” Online Learning Journal, Vol. 24, Issue 1 (2020), pp. 182-200.⑧ Sharla Berry, “Faculty Perspectives on Online Learning: The Instructor’s Role in Creating Community,” Online Learning Journal, Vol. 23, Issue 4 (2019), pp. 181-191.⑨劉振天、劉強：《線上教學如何助力高校課堂革命？ —— 疫情之下大規模在線教學行動的理性認知》，《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上海）2020 年第 7 期，第 31—41 頁。

105後疫情時代主流模式的情境下，教師支援和學生自我導向學習是其線上學習行為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①萬昆等認為後疫情時代規模化的線上學習需要提升師生的信息素養以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才能提升學生線上學習的整體滿意度。② Sim 等學者亦提出線上學習可能成為後疫情時代一種替代性的教育模式，需要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學習熱情及自我效能感。③（三）線上學習：澳門高校大學生經歷了甚麼？目前，針對疫情期間澳門線上學習與教學的實證研究較少，僅有彭康麟等學者在宏觀層面分析疫情對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線上教育的推動作用。④他們通過比較分析同時同地的傳統模式、異時異地的慕課模式、同時異地的第三方模式，指出後疫情時代可能出現三者混合的教學模式。由此可見，微觀層面的實證研究出現一定的空白，尤其缺乏考察學生參與線上教學的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將從學生的視角出發，聚焦澳門高校大學生的網課經歷，通過半結構訪談獲悉其線上學習的感知與體驗，並思考後疫情時代線上學習的實踐方向。①荊永君、李昕、姜雪：《在線學習行為意向影響因素分析及後疫情時代的教育啟示》，《中國電化教育》（北京）2021 年第 6 期，第 31—38 頁。②萬昆、鄭旭東、任友群：《規模化在線學習準備好了嗎？ —— 後疫情時期的在線學習與智能技術應用思考》，《遠程教育雜誌》（杭州）2020 年第 3 期，第 105—112 頁。③ Sandra Phek-Lin Sim, Hannah Phek-Khiok Sim, Cheng Sim Quah, “Online Learning: A Post Covid-19 Alternative Pedagogy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Asian Journal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Vol. 16, Issue 4 (2021), pp. 137-151.④彭康麟、沈華文、林明珠：《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在線教育的思維與演化：COVID-19 的逆襲反思》，《旅遊學刊》（北京）2020 年第 5 期，第 6—9 頁。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等教育局（現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2019/2020 年度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2020 年，第 9 頁。二、研究方法（一）研究場域與對象本研究以 H 大學為研究場域，調查 2019/2020 學年第二學期本科生線上學習的網課經歷。H 大學是本澳一所私立高等院校，其外地學生佔比略高於本地學生。⑤在 2020 年疫情爆發初期，H 大學回應政府“停課不停學”的政策指引，啟動網絡直播教學與錄播課程並行的授課方案，應對疫情造成的推遲開學問題。雖然澳門地區的本土疫情較早得到控制，但是 H 大學本地學生與外地學生均以線上授課的形式完成此學期的所有科目學習及考核（畢業班除外）。為了深入探究 H 大學本科生線上學習的感知與體驗，本研究採用半結構訪談的方法，與受訪學生就網課的經歷進行交談。研究者通過電郵對曾經線上授課的 4 個班級發出訪談邀請，通過電郵解釋及溝通，最終在自願參與的原則下與 26 名同學確定訪談議程。從抽樣的角度來看，本研究基本遵從目的性分層抽樣的原則，訪談對象在專業領域和生源地上呈現一定的差異性。26 名同學分別來自社會工作、工商管理、國際旅遊三個專業。其中，有 13 名內地生和 13 名澳門本地生，訪談對象基本信息如下（表 1）：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06表 1　訪談對象基本資訊專業專業性別性別受訪者受訪者女女S1 S2女男S4 S3男女S5 S6女女S8 S7男男S9 S16男女S10 S17男女S11 S18男女S12 S19女女S13 S20女女S14 S23女男S15 S24女女S21 S25女男S22 S26生源地生源地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內地生澳門本地生澳門本地生澳門本地生澳門本地生澳門本地生澳門本地生澳門本地生澳門本地生澳門本地生澳門本地生澳門本地生澳門本地生澳門本地生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內地生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內地生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內地生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內地生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內地生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內地生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內地生工商管理社會工作內地生工商管理社會工作內地生工商管理社會工作內地生國際旅遊社會工作內地生國際旅遊社會工作內地生數據來源：本研究。（二）訪談提綱與過程基於前人研究中對疫情階段大學生線上學習感知、體驗、影響因素等相關文獻的梳理，本研究主要從四個維度設置半結構訪談的提綱，即線上教學的整體感受、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使用、網絡課堂的參與和收穫、與教授和同伴的互動合作。研究者希冀通過半開放的提問方式，深入聆聽受訪者網課的真實感受。具體而言，研究者在 2021 年 4 月至 5 月開展訪談工作。出於對訪談對象意願的尊重，9人以一對一方式進行訪談，17 人以小組形式進行訪談（共 6 組）。個人訪談時長 1 小時以上，小組訪談時長 1.5 至 2 小時。最終，形成 15 個音訊文件。在訪談開始之初，研究者簡要介紹本次調查的研究目的，解釋知情同意書的內容，並詢問是否同意訪談過程錄音以供後續資料整理分析之用。在獲得訪談對象的同意後，研究者根據半結構訪談提綱提問，並請訪談對象根據真實感受進行分享。（三）資料整理與分析首先，研究者將每位訪談對象的真實姓名隱去，以代號（S）作匿名處理。與此同時，請研究助理協助將 15 個音訊文件逐一轉錄為文字稿。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對每一份訪談稿進行編碼分析。①在開放編碼階段，提取每一份訪談稿的本土概念，獲得很多對網課有①陳向明：《紮根理論在中國教育研究中的運用探索》，《北京大學教育評論》（北京）2015 年第 1 期，第 2—15 頁。網課的“另類體驗”—— 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生線上學習的調查分析

107意義的話語表達。之後，在聚焦編碼階段，將其在四個提問維度上進行橫向對比，分別得出網課的矛盾心情、網課的多元體驗、網課的資源整合、網課的求助原則、網課獨特的參與模式、網課中的學習動機、網課中的教授、網課中的夥伴等多個重要的研究主題。第三，進入選擇性編碼階段，研究者將上述眾多主題歸納為線上體驗、線上資源、線上參與、線上互動四大類屬，並將研究結論歸納為網課的“另類體驗”。最後，基於線上學習的概念性討論，解讀訪談對象獲得“另類體驗”的內涵構成和實踐機制。三、研究結果分析（一）線上體驗在關於線上教學整體感受的訪談中，無論是直播教學還是錄播課程，訪談對象紛紛表達了其矛盾的心情，以及對網課截然不同的感知與體驗。（1）網課的矛盾心情參與本研究的受訪同學談及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和大學的網課安排，紛紛表示心情複雜而矛盾，交織於時間、場地和網絡三個主要因素之中。首先，在時間方面，無論是澳門本地學生還是內地學生，都認同網課節省了到校園的交通時間、跨境過關的通勤時間、以及照顧家庭的時間，這為完成課業、查閱資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充裕時間。第二，在空間方面，疫情期間的居家安排使得學習與生活的邊界變得模糊，無形中為線上學習的專注力帶來很大挑戰。第三，在網絡方面，內地學生感受到更多的困擾。受地域性因素影響，授課平台在使用中極不穩定，部分內地學生甚至無法順暢地參與網課。S1 ﹕突然感覺時間多了很多，上完課可以做其他事情，上學的話有很多瑣事，反而沒有這麼多自己的時間，可以專注學習。S17 ﹕因為我還需要輔導妹妹的功課，所以感覺網課在時間上很方便，雖然也很容易走神。S2 ﹕在家的沙發上堂非常不舒服，沒有辦法專注，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S11 ﹕每天就是床和書桌之間挪動，生活和學習的邊界不清，總感覺狀態不對。S14 ﹕我感覺那時的上課效率只有一半，不停地跑神，都不知道在幹甚麼。S8 ﹕在家上課是挺舒服的，沒那麼累，但是網絡卡頓比較嚴重，非常難集中。S15 ﹕不誇張地說，網絡卡卡卡，我的心情是崩潰的，甚至一看見電腦，心理很厭惡。除此之外，對網課矛盾的心情滲透在網課帶來的諸多不確定性中。在網課的具體實踐環節中，如何形成有效互動、如何促成教學氛圍、如何提升專注力、如何組織考試、如何提升教學設計、如何進行小組討論、如何提問、如何答疑等都成了受訪學生的困難與擔憂的問題。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08S3 ﹕還是不方便多一些，網絡交流不順暢、集中力不夠、交流互動也少了，有一科非常難，也不知道如何提問，感覺交流就是停留在“咪”（麥克風）上，沒法深入。S17 ﹕其實關鍵還是課程的鋪排，學生可以拿走多少，老師知不知道，學生現在到哪個階段，這個對於網課很關鍵。（2）網課的多元體驗回顧一個學期的網課經歷，受訪學生分享出三種截然不同的學習體驗：“沉浸其中”的積極體驗、“應時而生”的折中體驗、“挫敗崩潰”的消極體驗。首先，積極的線上學習體驗來自於一些學習風格獨立的學生。網課帶給他們一個可以沉浸其中的獨立空間，把控自己的學習時間和節奏，甚至可以充分利用居家學習的時間與自由度，完成超出預期的報告功課，體驗到前所未有的成功感與學習收穫。S5 ﹕對於 online 的意願還是很強烈的，我更擅長分析和報告寫作，線上的學習和測試適應起來沒有問題。S6 ﹕我不會感到不自在，反而更容易集中，我不喜歡跟人說太多話，在課室更緊張一些。S1 ﹕說實話，網課階段的功課質量非常高，報告好像我的 baby，很有成就感。S10 ﹕我覺得還是比較快地適應了網課，有一門課特別難，但是我非常努力，我自己很滿意那個報告，我覺得我現在已經可以遊刃有餘地在家上課了。第二，折中的線上學習體驗來自於一些認同且接受線上教學安排的學生。在他們看來，網課是面對疫情最有可能保證學習進度的教學方式。因此，雖然相較於面授課堂而言，線上課堂的氛圍不甚理想，但作為“應對突發事件的選擇、很好的補充”，受訪學生在線上教學模式中努力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S11 ﹕雖然在空間不變的情況下上網課有些難，代入感不強，但是我覺得這已經是面對不可抗力，很好的補充方式了。S13 ﹕上網課，我覺得優勢在於錄播，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倒回去聽，反覆學。S21 ﹕從應對突發事件的角度，online 的安排還挺好的，我在內地，非常擔心怎麼開學的問題。第三，消極的線上學習體驗來自於一些渴望課堂氛圍、難於專注集中的學生。在他們的敘述中，網課帶來強烈的“虛無感”、“崩潰感”、“不真實感”。在努力適應融入網課的過程中，受訪者屢屢挫敗，內心充斥着負面感受。S4 ﹕我感覺不到老師，特別分心，感覺沒在學習，感受不到課堂，只能自學。S9﹕完全沒有辦法接受網課，那段時間我很焦慮，時間分割很難，很累也很懶散，幾乎不想上課了。S23 ﹕我的體驗很差，很不真實，很抽象，都不知道在幹甚麼的感覺，分組怎麼做也不知道，成天就是在那 “發呆”，只想快點回到學校。網課的“另類體驗”—— 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生線上學習的調查分析

109（二）線上資源在關於網課中互聯網及社交媒體使用的訪談中，大多數受訪同學都提及不同種類學習資源的整合。此外，在學習遇到困難時，不同的受訪者也表現出不同的求助原則：或優先選擇網絡查找資料，或向同學老師求助，亦或通過書籍尋找答案。（1）網課的資源整合從受訪對象的分享中可以看出，雖然受疫情影響只能通過網絡查找資料來完成課業報告，但也會因學科專業及學習習慣的差異整合不同類型的線上資源。其中，既涉及 B 站視頻、微信公眾號等社交媒體資源，也涵蓋大學網上圖書館、政府官方資料庫、學科資料庫等學術性資源。此外，也有受訪對象表示更傾向於閱讀紙本書籍，在傳統學習模式中更能獲得“心安”的感受。S11 ﹕我關注了很多社工的公眾號，大型 NGO 有每日推送，還關注了一些課題組的公眾號，挺有幫助的，獲得很多靈感和啟發。S15 ﹕我在 B 站上看到很多專業性的視頻，可以彌補網課的缺失，還有一些商科網站、圖書館校際聯盟，學到挺多的。S22 ﹕我們的報告需要查找一些政府網站，例如文化局、旅遊局、統計年鑑，跟旅遊有關的，會很有用，還算方便。S16 ﹕我覺得網絡太多資訊，是一種滋擾，反而會去買紙本書，心安很多。（2）網課的求助原則在分享如何整合學習資源的過程中，受訪學生也談到在網課學習中遇到諸多困難，由此衍生出“網課的求助原則”這一全新的意義主題。由於網課中師生無法在空間上共同在場，“如何答疑”成為每個學生都非常關注的棘手問題。有些學生傾向於先通過線上方式與老師和同學討論，也有學生選擇先自行查閱資料嘗試尋找答案，還有一些學生會將問題分類，視乎問題屬性及緊急程度決定其求助策略。如此不同的求助原則，折射出網課所激發的自主學習模式。S4 ﹕我會將問題分類，如果是學術性問題，我會先找資料，試試看，如果是實務性問題，還是直接問老師比較高效。S16 ﹕我一般不會一片空白去問老師，都是先上網找，定了方向，再看書，最後實在不明白，再問老師，這樣好一點。S26 ﹕我一般是先上網查，之後問同學，最後一次過，所有問題一起問老師。（三）線上參與在關於網絡課堂的參與和收穫的訪談中，受訪者分享到“時時小框”這一獨特的線上參與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特有的學習體驗。在此基礎上，其背後的學習動機，作為一個有意義的主題，也浮現出來。（1）網課的參與模式談及網課的課堂參與，受訪者紛紛提到直播課中教學平台的文字對話框。對比打開麥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10克風說話，多數學生更傾向通過輸入文字表達觀點。這種剝離聲音的“時時小框”，讓大家感覺更自在，也更有意願參與課堂互動。因此，老師的麥克風聲音與同學的“小框”文字，形成了一種很獨特的網課互動場景。S1 ﹕我在網課中的參與還是比較多的，但是喜歡在小框打字，不喜歡說，好像打字更快，更方便，也不用擔心廣東話不好的問題。S16 ﹕我非常鍾意用“框框”寫字回應，很自由，反而與人相處會有些焦慮。（2）網課的學習動機在對網課參與模式的分享中，研究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不少受訪對象強烈的學習動機。當追問如此努力的驅動力的時候，受訪學生分別描繪出三種不同的驅動因素，即個人因素、學業因素及工作因素。具體而言，個人因素指向個體學習風格、過往的學習經歷、個人成長背景等因素，促成受訪者“不懂就要懂”、“一定要盡力做好”的學習信念。其中，不少來自內地的學生也提及“曾經的高中學習經歷”對他們學習態度的影響。S17 ﹕我就是把不懂的要搞懂，這樣心才踏實，好像才學到了。S24 ﹕我對個人報告的要求比較高，不怕浪費時間和精力，不怕失敗，反正要麼不做，要麼做好。學業因素則源於學生明確的學習目標，以及對所學專業的認同與熱愛。尤其一些計劃攻讀研究生的同學，特別分享到內心“對 GPA 的追求”。S5 ﹕我的目標感非常強烈，肯定要申請碩士，所以必須好好學習，學業成績的分數可以給我帶來替代性的成功感。工作因素則主要來自本澳學生的分享。由於需要兼顧學習與工作，他們更加珍惜網課帶來的便利。而且，一些本地學生特別強調工作對專業素養的要求，因此需要努力學習。S3 ﹕我是邊工作邊讀書，所以當時的初心，就是不要混日子，網課階段也是，不懂就不斷地看。S16 ﹕我那個時候還一直兼職工作，疫情階段有份 part-time 也不容易，所以就要做好時間管理，兩邊兼顧好。S18 ﹕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拿到 degree，而且學到東西，現實工作中，已經在實務上“碰釘”了，所以要學多一點。（四）線上互動在關於網課中與教授互動及與同伴合作的訪談中，分別生成了教授的角色形象、互動方式、同伴合作學習等多個意義主題。（1）網課中的教授當提及網課中的教授，其角色形象常常因與學生的熟悉程度而不同。受訪學生認為，如果是曾經授課的老師，其在網課中的形象依然是那個“熟悉的人”；如果是未曾交往過網課的“另類體驗”—— 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生線上學習的調查分析

111的老師，則更像“鏡頭裏的人”。令研究者感到意外的是，不少受訪對象也感受到網課帶給教授的“無力感”，因此會更加主動地參與線上互動，以緩解老師的尷尬。S8 ﹕老師很陌生，沒有走來走去、眼神交流，只是在那而已。S15 ﹕其實可以感受到教授在努力地互動，但卻沒有設計中的效果，挺遺憾的。S17 ﹕網課的時候，作業變多了，我能感受到老師想要抓住大家的進度，再給回饋，這樣確實有用一些。此外，教授與同學的互動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其中，時效性問題是答疑互動的關鍵所在。有些教授在直播課後依然留在網絡教學平台在線答疑；有些教授則傾向使用微信或電郵等“一對一”的方式答疑。因此，學生需要調整、適應不同教學和互動風格。S3 ﹕習慣有問題先問老師，但是 online 又得不到即刻回應，很麻煩。S4 ﹕本來我很喜歡到老師辦公室問一下，但是現在只能線上提問，感覺時間被無限地延長了，很影響學習進度。（2）網課中的同伴在網課階段，小組合作學習也面臨巨大的異地交流的挑戰。在受訪對象的敘述中，小組合作出現了兩種身份表達：“同伴”與“組員”。“同伴”意味着“團隊凝聚力”和“相互信任”；與之相反，“組員”則意味着只是形式上構成小組成員，合作學習可能並不順利。S19 ﹕我們的小組報告是到同學家做的，我們想把它做好，但是又擔心線上不穩定，所以就全組人在一起 present。S9 ﹕我們所有的報告，都是在討論中吵完的，不過，這個過程之後，我們就組隊成功了！現在我們已經非常默契，已經有了特定的合作模式，不吵了。S1 ﹕我感覺在小組，我是被依賴的那個，很累。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後，有些澳門學生選擇“同城見面”來推動小組功課的進展。相對而言，內地同學依然需要以“微信電話”維繫小組成員之間的溝通。而且，頻繁通話也很大程度地化解了網課引發的學習焦慮。S23 ﹕我們有一次約出來聊功課，就特別起勁，不是那種死氣沉沉的感覺了。S25 ﹕網課那個時候，我們的小組報告也是要當面談一次，set 好框架，達成共識，之後在 wechat 上面跟進，這樣比較好。S21﹕我們一個四川，一個廣東，每天要打4個小時的語音電話，討論功課、報告，當然也聊學校的事。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12 基於以上對訪談資料的解讀與分析，研究者將受訪學生在網課階段多個類屬的線上學習經歷概括為一種“另類體驗”，以此詮釋澳門高校大學生在為期半年的網課學習中富有能動性、生產性、和創造性的學習過程。具體地說，在線上體驗的分析中，積極、折中、消極的三種截然不同的體驗狀態並存。並非單一的消極體驗。也反映出個案高校學生在線上學習過程中不同類型的學習投入狀況。①獲得積極和折中體驗是線上學習中的“網絡型”學生；而感受到消極體驗則屬於線上學習中的“傳統型”學生。第二，在線上資源的分析中，多種資源的混合使用體現出受訪學生具備一定的信息素養，可以對學術型與非學術型資源進行有效地整合。而不同的求助原則，也很大程度折射出受訪對象自我導向的學習風格。第三，在線上參與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學生使用文字對話框參與網絡課堂的獨特方式。“小框”成為形成線上社群的一個獨特空間，替代教室給學生帶來一種課堂的歸屬感。②第四，在線上互動的分析中，本研究發現學生之間可以跨越空間障礙，通過積極的線上溝通，形成屬於他們自己的學習團隊，並且延續至復課後的學習生活中。綜上所述，以上分析剖析了網課“另類體驗”的內涵構成，也揭示出澳門高校大學生線上學習的獨特性。不同於以往文獻中的負面體驗、孤獨感與隔離感，③受訪學生的網課體驗呈現出積極感知與學習收穫、社交媒體與學術性電子資源的高度整合、小組合作學習模式的積極探索等特徵。除此之外，本研究也發現澳門本地學生和內地生線上學習體驗和身份認同存在一定的差異。由於大多數本地學生需要全職或兼職工作，他們的自我認同呈現為“工作中的人”。相較而言，內地學生的角色定位則更傾向於“只是學習的人”。因此，澳門本地學生的網課體驗更加積極，線上教學為疫情時期兼顧工作帶來很大的便利。而且，他們的學習動機也更追求專業的實務性與學習的生產性。與之相反，內地學生的網課體驗相對保守，單一的學生身份使他們更著眼於線上課堂的氛圍、凝聚力及參與感，其學習動機更加強調學習的學術性及對未來升學的促進作用。此外，身份認同的差異也導致小組合作學習模式的差異。雖然澳門本地學生可以同城見面，但由於工作在身，他們更傾向通過社交媒體溝通，必要時再面對面討論。與之相反，受訪的內地學生大多提及與團隊成員在社交媒體上密切四、結論與討論①陸根書、劉秀英：《常規和在線學習情景下學生投入特徵及類型 —— 基於西安交通大學大學生學習經歷調查數據》，《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武漢）2017 年第 3 期，第 129—136 頁。② Susi Peacock, John Cowan, “Promoting Sense of Belonging in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ies of Inquiry in Accredited Courses,” Online Learning Journal, Vol. 23, Issue 2 (2019), pp. 67-81.③ Muhammad Adnan, Kainat Anwar, “Online Learning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Students’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Pedagogical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Vol. 2, Issue 1 (2020), pp. 45-51; William H. Stewart, Patrick R. Lowenthal, “Distance Education under Duress: A Case Study of Exchange Students’ Experience with Online Learn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21, https://doi.org/10.1080/15391523.2021.1891996.網課的“另類體驗”—— 疫情期間澳門高校大學生線上學習的調查分析

113的日常交流。一方面，以此解決學習遇到的困難；更為重要的是，以此加強維護線上學習的社群感。①由此可見，疫情下被迫轉入線上教學模式後，本地生和內地生感受到不同的網課學習過程。因此，大學的網課實踐面臨如何更好地服務於本土社會和如何應對跨境教育的雙重挑戰。本研究對於思考後疫情時代本澳高校如何更好地開展線上教學具有一定的啟發。在技術支援層面，大學需要考量盡量規避地域差異的教學平台，保障線上教學的基本質量，提升學生的使用感與學習體驗。在信息素養層面，大學可以通過線上工作坊的形式協助師生掌握更加多元的多媒體及資料庫資源，積極培育良性互動的線上社群。在學生支援層面，大學可以建立自下而上的交流機制，及時瞭解不同地區學生線上學習的困難和問題。最後，本研究僅在一所私立高校開展調查研究，受訪對象的選擇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導致研究結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者希冀未來的研究可以將目光轉向本澳的其他院校，同時關注本科生及研究生群體參與線上教學的學習差異。[ 責任編輯陳超敏 ]① Jinhee Choo, Nesrin Bakir, Norma I. Scagnoli, Boreum Ju, Xiaoping Tong, “Using the Community of Inquiry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in Online Undergraduate Business Courses,” TechTrends, Vol. 64 (2020), pp. 172-181.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14著者簡介：白昕霞，暨南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學博士研究生。廣州　510632軍人物。發表專業學術論文 300 餘篇。主要著作有《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澳門編年史》6 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明代澳門史論稿》上下卷（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從澳門出發》（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12）、《被遺忘的“工業起飛”：澳門工業發展史稿（1557—1941）》（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4）、《明清天主教史論稿二編——聖教在中土》上下卷（澳門：澳門大學出版社，2014）等。全書共有上下兩卷，上卷共 711 頁，下卷共 727 頁。此著作出版獲“澳門大學研究委員會多年度研究資助項目”及“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資助，並為此項目的結題稿。對澳門西洋文明展開全面系統且具規模化的研究，是著者“澳門學研究中的第一次”，在“國際學術界也是一次首創”，是著 200 萬字，“不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都可以稱為‘澳門學’著者湯開建，1949 年生，湖南長沙人，1981年在蘭州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82—1985 年任教於西北民族學院，1986—2007 年任教於暨南大學，2008 年起任教於澳門大學歷史系。現任澳門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2020 年同時擔任澳門大學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史研究中心歷史系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首席專家。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明清史、澳門史、西夏史、中國天主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邊疆民族史等，曾先後獲得國家教育部、廣東、甘肅、澳門地區以及國家級社科類學術獎勵 15 項。2009年獲頒“法國教育騎士勳章”，澳門史研究的領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三）白昕霞一、《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1440 頁。

115巨著”，揭示了“16—19 世紀澳門城市文明的發展不僅是人們常說的‘西洋文明傳入中國內地的橋樑和孔道’，澳門還是西洋文明傳入中國的策源地”； ①澳門不僅僅是一座“賭城”，還是擁有 400 餘年悠久歷史的文化名城。該著作構建了從 16 世紀中葉到 19 世紀中後期的龐大敘事體系，涉及包括政治、法律、軍事、城市建設、宗教、科技、教育、醫療衛生、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俗等。第一章《闖入澳門的西洋人》將進入澳門的西洋人分為兩個群體：葡萄牙人及非葡籍西洋人，以列表的形式進行了統計，並敘述了兩個群體入澳後的生活。第二章《澳門的西方政治、法律與軍事》全方位展現了西方政治、法律、軍事在澳門的運作。第三章《澳門城市建設中的西洋文明》描繪了深受西洋文明薰染的澳門直街與前地、城堡及炮台、堂區及教堂、西方公共建築及西洋式私家住宅花園，以大量圖版展示不同時期的城市風貌。第四章《澳門的西方宗教》指出了“天主教在 16—19 世紀的 400 年間始終是澳門唯一至尊的西方宗教”， ②點明了天主教在澳門的特殊地位。第五章《澳門的西方科學技術》分述了傳入澳門的西方天文學、地理學、西方技術、西洋奇器、西方科技書籍及西方印刷術、引入的外來動植物及動植物學研究予以介紹，多角度展現了“澳門作為 16—19 世紀西學東漸的橋頭堡”地位。③第六章《澳門的西方教育》對澳門西方教育分為三類：天主教教育、基督教新教教育和公共教育。第七章《澳門的西式醫療與西方醫學》對澳門天主教背景下的西方慈善醫療、服務於世俗社會的公共醫療、基督新教醫學傳教與澳門醫療的近代化，以及澳門的西方醫學、藥物及流行病展開論述，對政府醫生制度有詳細的考證，對外來藥物和流行病的研究填補了澳門醫療史的空白。第八章《西方語言、文學在澳門》介紹了葡萄牙語及土生葡語、拉丁語、英語及洋涇浜英語、其他西方語言在澳門的傳播情況，對西方文學代表作品和不同西洋群體對西方文學的傳播創作進行總結。第九章《澳門的西洋美術、音樂、戲劇及體育》圖文並茂地展現了多種西洋文藝活動和體育活動。第十章《澳門西洋社會生活及風俗》將 16—19 世紀深受西洋社會生活及風俗影響的澳門五彩繽紛地展現在讀者眼前。書後有後記等。①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1438 頁。②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580 頁。③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 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714 頁。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16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三）二、《澳門法制史新編》，澳門﹕澳門基金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448 頁。級課題、澳門基金會等多項項目，發表各類學術論文十餘篇，主要著作還有：《外來法與近代中國訴訟法制轉型》（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 年）、《治理與秩序：全球化進程中的澳門法（1553—199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澳門刑事法：制度源流與文本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年）等。主編過《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歷史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法律文化研究‧第 9 輯‧香港法律文化專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跨域法政文叢》（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著述先後獲湖南省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別獎、第三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等多項榮譽。本著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之一，由澳門基金會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出版，探討了澳門法制中以五大法典為軸心的法典體系，對澳門治理形態與社會秩序變遷下的法制文明展開回望。以全球史觀為視角，從澳門法自早期格局形成之始至澳門回歸祖國前夕的法律多元結構入手，剖析華洋共處狀態下澳門法律多元的嬗變、葡萄牙管治時期下近代澳門法律體系的形成及現代澳門法律體系的發展，探討不同時期澳門法制發展的演變。全書共分為三編，共十五章，前有何勤華教授作序，對三編分別進行了概括：“第一編考溯鴉片戰爭前早期澳門法律多元的格局；第二編梳理鴉片戰爭至 1976 年近代殖民管治時期澳門的憲制性法律與葡萄牙五大法典在澳門的延伸適用；第三編考察 1976 年至 1999年間澳門政治發展與憲制性法律制度的嬗變，描述在此期間以澳門五大法典之編纂為核心著者何志輝，1975 年生於湖南益陽，2004 年畢業於湘潭大學，分別於 1999 年獲法學學士學位，2004 年獲法律史學碩士學位，2007 年獲澳門科技大學法理學博士學位，後獲日本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博士。曾任日本京都大學訪問學者、香港大學訪問學者。曾任教於湘潭大學法學院、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研究所，現為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葡關係與澳門法文化研究、西法東漸與澳門法制史研究、傳統訴訟法制與近代轉型研究、法文化與民俗民間文學研究、比較法與法社會學理論研究。主持過省部級科研項目，參與國家社科基金、省

117①何志輝：《澳門法制史新編》，澳門﹕澳門基金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第 2 頁。②何志輝：《澳門法制史新編》，澳門﹕澳門基金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第 1—23 頁。③何志輝：《澳門法制史新編》，澳門﹕澳門基金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第 22 頁。的法律本地化運動，分析五大法典之基本特質並擇取相關內容進行展開說明。”①導論對“澳門法的歷史存在與分期”、“中華法系主導下的早期澳門法”、“澳葡政府管治下的近代澳門法”、“雙軌立法體制下的現代澳門”、“過渡期與本地化的現代澳門法”等不同時期的澳門立法制度進行分析和界定，可“透視四個多世紀以來澳門治理格局與法律秩序的面貌”。② 該書聚焦澳門憲制法律與法典體系的發展歷程，特別着墨於澳門政治發展的歷史分期與法典體系的源流梳理，有助法制史領域相關研究的縱深發展。本書與同類著作相比“着力於治理結構的變遷與法律體系發展的歷史脈絡，同時以該代表性法律文本進行切片觀察，使編排體例、具體內容及研究方法均呈現所謂‘新編’之‘新’”，③對於除了“以五大法典為軸心的法典體系”，“其他領域的制度變遷與法律發展（如行政法制、經濟法制尤其是博彩法制及司法制度）”將在後續研究項目成果中呈現，繼以《澳門法制史續編》。第一編《共處分治時期：早期澳門法律多元的嬗變》包括三章，第一章《主導治理：明清澳門律例體系與地方立法》、第二章《有限自治：澳葡內部歐陸法統與自治體系》、第三章《從〈王室制誥〉到立憲宣告：分治格局的動搖》。第二編《葡萄牙管治時期：近代澳門法律體系的形成》包括六章，分別是第四章《管治的依托：葡萄牙憲制與澳門章程》、第五章《近代澳門民事法體系的形成》、第六章《近代澳門商事法體系的形成》、第七章《近代澳門刑事法體系的形成》、第八章《近代澳門民事訴訟法體系的形成》、第九章《近代澳門刑事訴訟法體系的形成》。第三編《通往高度的自治：現代澳門法律體系的發展》包括六章，分別是第十章《〈澳門組織章程〉：邁向本地自治的起點》、第十一章《總督與立法會：過渡期的權力格局及其發展》、第十二章《〈澳門基本法〉與法律本地化運動》、第十三章《澳門刑事法制本地化發展》、第十四章《澳門民商法制本地化發展》、第十五章《澳門訴訟法制本地化發展》。後有參考文獻與後記。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18三、《澳門市民話劇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 年，333 頁。①鄭應峰：《澳門市民話劇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 年，第 22 頁。②鄭應峰：《澳門市民話劇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 年，第 83 頁。會科學雜誌社聯合舉辦的“第五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三等獎。本著作屬《澳門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叢書》之一種。全書由緒論、正文、結論、參考文獻、附錄、後記組成。本書從不同的角度梳理、敘述澳門市民話劇發展的歷史，分析了其獨特的藝術結構和思想內容，對一些職業劇團和業餘話劇團體及其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分別進行了研究。緒論部分從“市民話劇的特徵”分析了“澳門市民社會的特點以及市民話劇的展開”以及“澳門市民話劇目前的發展概況”，確定了“澳門市民話劇的研究範圍及縱橫研究的視角”，從學術史的角度梳理了澳門市民話劇的研究現狀。全書共有六章。第一章《澳門市民話劇的初步形態》從“澳門早期市民話劇的發展”之“在場”與“劇場”關係中反映出澳門話劇的市民性，揭示了“澳門早期市民話劇的本位性意識”、“抗戰的爆發促使了澳門話劇的正式誕生”，鑑於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澳門早期話劇的在其誕生之初就以‘中國’這一語義作為話劇的‘在場’”，①從而構成澳門早期市民話劇的主導性審美要素。第二章《澳門市民話劇的市民意識構建及其表徵》分析了澳門話劇的市民意識首先建立在“民族傳統意識之上”，同時揭示“話語公共領域的對抗性力量來源是澳門市民話劇的潛在發展動因”。②滲透於個體層面的社會意識“體現為個體自由的表達”，而“人性著者鄭應峰，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教授，文學博士。畢業於華南師範大學，分別於 2002 年取得中國漢語言文學教育學士學位，2006 年取得中國當代文學碩士學位及 2015 年取得中國現代文學博士學位，多年任教於澳門科技大學，榮獲澳門科技大學頒發的 2016/2017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主要教研領域為華文戲劇、電影藝術、中國現當代文學。長期致力於澳門話劇研究，自 2009 年以來在《戲劇文學》、《藝術評論》、《澳門研究》、《澳門科技大學學報》等期刊發表相關論文十餘篇，負責澳門科技大學校級科研項目“澳門 20 世紀下半葉戲劇活動分析 I”，澳門基金會項目“澳門市民話劇研究”，本著作即為此項目研究成果，並榮獲由澳門基金會與中國社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三）

119價值構建”作為“澳門市民意識系統的有機構成部分”充分體現了“個體性訴求的市民意識”。“關於資產個體的社會心理透視”則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澳門中西不同類別的金錢故事劇作受歡迎的原因”。①第三章《中國視野下的澳門市民話劇構形》敘述了“在中國話劇的大視野之下”形成的“自己的城市構型”及“文本與話劇演出層面所構成的動態的藝術體系”，在空間的構型中從“國家、城市、社團三個層次逐層細化”，在時間的構型中從“話劇的澳門歷史時間”、“話劇的澳門生活時間”、“藝術本體論下的內在敘事時間”三個時間維度對澳門市民話劇展開獨特呈現。在性別話語中分析了“以國家為隱喻的男性權利話語”、“女性公民意識”、“中性話語——市場規則的力量”，並指出“市場規則話語的強大慣性促使兩性性別話語的對峙被壓制……使澳門話劇慢慢形成一種不以劇運人士意誌為轉移，而和社會結構密切互動的格局”。② 第四章《澳門巿民話劇與政治意識形態關係》對抗戰結束後澳門市民話劇新階段展開分析，新階段以“職業話劇的消退和業餘話劇的發展”為特點，“市民生活題材話劇進一步發展”，澳門市民話劇敘事性向橫向視野延伸。20 世紀 50 年代末期澳門市民話劇出現了新的類型：“政治語調”話劇，其後又有 20 世紀 60 年代初至“文革”末期革命英雄主義話劇出現。第五章《澳門話劇本土意識的甦醒和構建》以“文革”後澳門話劇新時期為背景及在此背景下建立起的澳門話劇本土意識，“從文化尋根和歷史話語切入”，著者得出“澳門市民話劇的當代發展是諸種合力的結果，並最終形成了話劇本土化的藝術格局”。③ 第六章《港澳兩地當代市民話劇的交疊》對比了兩座社會發展經歷相類似的城市香港與澳門的市民話劇藝術。結論總結了澳門市民話劇個體、社會、民族三個敘述維度。對澳門市民話劇情感表述中的三個不同階段的時間意識加以分析，並揭示了澳門市民社會對市民話劇的影響及市民話劇對社會形態積極的反作用。附錄《澳門市民話劇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事件記鈎沉》，以列表的形式選取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 51 個事件，分別從事件、演出、人物等方面進行匯總，展現這一時期的澳門市民話劇樣態。[ 責任編輯陳超敏 ]①鄭應峰：《澳門市民話劇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 年，第 68 頁。②鄭應峰：《澳門市民話劇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 年，第 114 頁。③鄭應峰：《澳門市民話劇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 年，第 196 頁。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20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Dr. Lúcio Augusto da Silva（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醫生）吳玉嫻　譯譯者介紹：吳玉嫻，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助理教授、歷史學博士。① P. J. Peregrino da Costa, Medicin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Sião, Molucas, Japão, Cochinchina, Pequim, Macau, Tipografia Rangel Bastrorá, 1948, p. 180.[ 譯者語 ] 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Lúcio Augusto da Silva）（下簡稱“席爾瓦醫生”），出生於果阿，歐洲人後裔，1841年在資助下前往里斯本學習醫學。1842年9月，在科英布拉（Coimbra）學習後不久就轉到里斯本醫學外科學院（Escola Médico-Cirúrgica de Lisboa）學習，1851 年完成學業，此後他還在布魯塞爾大學（Universidade de Bruxelas）完成了博士學位。畢業後，他被任命為安哥拉衛生部外科醫生、安哥拉政府主治醫生、聖多美普林西比的外科醫生。① 1860 年 6 月 4 日，席爾瓦醫生被任命為澳門外科主治醫生、澳門衛生局局長。在澳門任職期間，他先後完成了數十份工作報告，《關於 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的報告》（Relato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em Macau no anno de 1862）就是其到澳門後的第一份工作報告。席爾瓦醫生在 1863 年完成了這份工作報告，作為公文遞交給葡萄牙海軍及海外衛生委員會（Conselho de Saude Naval e do Ultramar），獲得好評。最終經海外衛生委員會一致討論決定刊登在 1864 年《里斯本醫學報》（Gazeta Medica de Lisboa）上。1883 年該報告在澳門商業印刷廠（Typographia Mercantil）印刷出版，全書共51 頁，主體內容包含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介紹“澳門的地理環境”及“1862年的天氣情況”，第三部分“主要疾病及流行病”和第四部分“疾病總史”主要討論澳門的過往流行病以及當年霍亂流行的情況。本稿前有致葡萄牙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的信件、葡萄牙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的回覆，以及《里斯本醫學報》對報告的介紹。這份報告是澳葡政府在未得到清政府承認的情況下，在澳門強行推行殖民統治後的第一份有關流行病的工作報告。報告一方面記錄 19 世紀 60 年代澳門的自然地理環境，一方面從字行間展現出這一時期澳門的社會生活狀況，包括居澳華人生活習慣、醫療觀念等。不僅如此，報告還詳細記錄了澳葡政府針對霍亂流行所採取的系列措施，以及推行防疫舉措中與“中醫”的交流碰撞，是研究澳門近代社會發展以及中西醫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這份報告為 19 世紀全球殖民浪潮下政府應對霍亂流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為全球疾病醫療史補充了新的案例。因此，該報告值得被中文學界瞭解，對它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能為現今的新冠流行防疫提供一些歷史經驗。

121致——葡萄牙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這一簡單報告的再版並不是為了突顯其科學性。有時會有人提及報告中的內容，但沒有任何一個提到這些內容是從刊登此報告的《里斯本醫學報》中獲得的——因此在這份報刊上重新刊登是合宜的。文章內容並沒有被修改。僅僅修改了一些在第一版時出現的小錯誤，在此感謝已撤銷的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里斯本醫學報》、以及偉大的特謝拉‧馬克斯（Teixeira Marques）教授，他將其短暫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科學事業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葡萄牙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海軍暨海外衛生事務廳——第 4 號尊敬的先生（您），過去一年內的第 5 至第 22 號公文，它們分別發佈於 3 月 28 日，4 月 30 日，5 月 25、28 日，6 月 25 日，7 月 1、9、24、25 日，8 月 9、22、24、25 日，9 月 9 日及 24 日，已呈交予葡萄牙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此外還有所涉及到的相關文件和圖表也一併呈交。會方很滿意並高度評價了先生在任時履行職責的表現，展示出勤奮和敏銳的洞察力。先生每月遞交的公文以及詳細而有價值的附件圖表，與 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報告，都受到了委員會的充分的肯定。經會方一致商討決定，上述的報告將在《里斯本醫學報》上刊登。願上帝保佑您。——1864 年 1 月 27 日於海軍醫院——寫給澳門外科主治醫生——海軍暨海外衞生委員會主席，曼努埃爾‧瑪利亞‧羅德里格‧德‧巴思圖（Manuel Maria Rodrigues de Bastos）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22葡萄牙海軍暨海外衛生委員會授權我們刊登以下報告，報告是關於 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的情況，由澳門外科主治醫生，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Lucio Augusto da Silva）撰寫。衛生總局對刊登此報告的允許，意味着總局對這位勤懇而卓越的下屬的工作，予以尊崇肯定。這一份對實際情況小心觀察加上作者仔細撰寫的報告，是具有科學研究態度的主治醫生以及勤懇的海外省醫生在海外環境下共同長時間實踐而來。席爾瓦醫生的極度謙遜與嚴謹透過他的文字貫穿在報告中，毫無疑問，這是我們讀過的最具科學性的關於海外省流行病的報告之一。（《里斯本醫學報》，1864 年，第 59 頁）文獻摘要澳門外科主治醫生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所作：關於 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的報告。今天我們從新聞和出版從業者的眾多困難職責中的其中一個開始，即為編制文獻摘要。除了很難理解作者沒有透過文字表達的個人想法外，為與自己關係親近的同胞作者的文字進行分析，尤其是評論，是一件艱難的事。然而，在不損害朋友情誼、不挑起敵對者敵意，以及為激發普通人好奇心的三重顧慮下，評論承擔着說出真相且僅說出真相的義務和職責。在科學評論的領域是沒有朋友和敵人之分的，作者和文獻摘要編纂者的姓名必須被隱去，一邊是文字，另一邊是尖銳而謹慎、理智、仔細的評論。秉持着這樣的理念，我們希望可以給讀者呈現出最完整的公正態度，這是我們在撰寫此種文獻時一直需要秉持的精神道路。我們的信念是懲惡揚善，寧可自己掙扎着最後被碾碎在廢墟中，也不要自我毀壞、不要屈服着忍耐或阿諛奉承、或充滿自責且不公的生活。虛假的評論只會損害才華橫溢的人們，因為那些評論將漸漸偷走他們的公眾聲望，並且同時危害着被沒有良知的編著者的文字所蒙騙的社會，獲得不相配的聲名以及那最寶貴的利益。在這個好時機，我們開始進行評論工作，去分析這一份篇幅短小但質量極佳的報告——《澳門外科主治醫生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所撰寫的關於 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的報告》—— 雖然我們沒有榮幸能去認識這位醫生。這份寫作手法簡樸且流暢的報告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從地理地形角度介紹了澳門及其周邊環境；第二部分分析了 1862 年的氣候狀況；第三部分介紹了 1862 年當年的主要疾病、流行病以及衛生狀況，提到了中國城市中與澳門最為臨近且有頻繁經濟往來的、遭受霍亂危害的城市；第四部分列出了 1862 年澳門霍亂流行病的傳播時間表。在這第四部分中我們認為最重要並值得一提的就是第一和第三部分。關於第二部分我們能給出的評價很少，不僅因為天氣現象與這類流行病是否有直接聯繫仍值得懷疑，還因為我們認為作者所提到的資料並不完整——當然是因為缺少資源，這並不奇怪；但作者已從他的視角表現出了一個觀察者的善意以及正直的精神。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123第四部分關於 1862 年澳門霍亂流行病總史，它透露的資訊不多，但我們並不是說醫生沒有好好地進行臨床檢查，而是因為他所記述的這個流行病傳播的軌跡或多或少與歐洲最近發生的流行病類似。由此可以推斷，在疾病面前，歐洲人或多或少和本地人（澳門人）是一樣的；也可以推斷，疾病更趨向攻擊社會福利保障相對較弱的群體；主要的病徵都是炎症引起的；無毒無力症是很少見的，昏迷的情況也很少見；並沒有觀察到單例的爆發型霍亂。在多個致死的個案中，48 小時這個時間段內的症狀至關重要；治癒與死亡的總比例是 3.97：1。對於中國中醫給出的數據，我們不對此作出分析，因為我們無法確定它們的準確性和嚴謹性。第一和第三部分顯示出醫學及其管理的重要性。遺憾的是，在其他的殖民地並沒有出現類似的報告；這份報告真實地反映了我們對殖民地管理的不完善，但也真實地表現了我們的政府需要聽取正確的意見，對症下藥來治理殖民地。在報告的第一部分，席爾瓦醫生對澳門的地形進行了詳盡的描述，以便對它形成準確的認識，這其中任何一行都不能錯過。最後的分析可以看到，澳門除了多沼澤之外，還有很多醫療疏忽，有一部分原因是政府的忽視，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民眾散漫的天性導致。他們貧窮、無知、迷信、記仇，堅決反對一切治療方法，狂熱地在健康和生活方面迷信他們的所謂的中醫或庸醫。但看起來比席爾瓦先生的報告上更嚴重的是，這些充滿陋習的中國民眾並不滿意，不斷向葡萄牙人請求在他們的城區建立住所，那裏充斥着各種壞毛病和有害物質，危害着自身和葡裔社群。報告第三部分對該地區的醫學地理作出了重要的解釋。報告指出，霍亂幾乎是澳門和它臨近的中國城市的地方病，如同霍亂在恒河平原及其鄰近地區流行一樣。霍亂也如天花等在其他國家一樣傳播性極廣並演變成地方病，當地人也一樣很抗拒接種疫苗。關於這一點，我們找到了這一時期記錄下來的一些由疫苗所引發的工作與討論的資料：“新的流行性天花出現在 1857 年，這一次爆發得最為嚴重。在這個境況和缺少疫苗的情況下，外科主治醫生根據多位醫生的意見為 311 名人士進行了牛痘接種，根據醫生統計他們大部分後來都有患了良性天花的紀錄，但沒人死亡。”①遺憾的是這一個珍貴的數據並沒有在其最重要的領域及應用中得到更具體的解釋，因此我們冒昧地希望作者可以注意一下這個問題。總體來說，席爾瓦醫生的報告是在戰場上完成的，工作是嚴謹認真且深思熟慮的，這些對於公共衛生的從業者來說尤其重要。因為它表明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才能在那裏保障華人社群的安全和利益，更保障那些身居海外、但仍為他們祖國爭榮的葡萄牙人。特謝拉‧馬克斯（Teixeira Marques）①此引文來源待考。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24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詳細地講述流行病的歷史，描述它們在不同地區以及不同特殊條件下呈現的特點，是醫生的職責之一，尤其是正式地被委以重任領導整個衛生局的醫生。①我們要完成許多更緊急、更困難，且一天天不斷發生的工作任務，因此，僅用清晰的脈絡以及我們能力範圍內的方式，記錄澳門 1862 年從 8 月末至 10 月中爆發的流行性霍亂的主要情況。接下來的章節會詳細講述流行性霍亂的特徵以及一些相關的概念。香山島是廣東臨海海域的眾多島嶼之一，在它的南邊的海上的一塊狹長地帶，延伸百多米後迅速蜿蜒開來，發展成為了細小的澳門半島。半島從東北至西南大概有三英里長，寬一英里，周長八英里，位於北緯 22°12’44”，東經 11°32’30”。從東北面到西北面被香山島包圍，從西北面到西南面是灣仔，這一地區被一條形成澳門內港的狹長運河分開，從西南面至南面連接橫琴島，從南面至東南面連接氹仔島。東南面至東北面更遠的地方還有一系列其他的島嶼。在澳門半島差不多正中的位置有一座小山，那裏坐落着一座炮台。從這座山到半島的任意一個地方，地勢處處起伏，被兩座自由延伸的山脈聚集到一起，直到海邊。另一邊則是地表稍有起伏的平原地帶，在東邊被一處山脈沿海邊阻斷。半島及其鄰近島嶼土壤都是花崗岩質為主，其山脈樣式以及稀少而生長不良的植被都說明了這一點。除此之外，在平原地區還有粘土質、石英質、雲母質和含鹽的沉積物，它們由花崗岩解體衍化而來，被水帶到此處。有些飲用水的源頭來自山裏，其中公用的只有兩處，也是水量最小的兩處。其中一處在西南部，位於城市內，另一處在距此不遠的東北部。最好可以探察所有的荒廢源頭，來為城市提供它所缺少的水源，在人口密集中心，水源永遠不充足。現任澳督阿穆恩先生（Coelho do Amaral）已下令探查兩處源頭，其中一處已提供的水量之多足以說明進行這些探查的必要性。每家每戶還有公共地方都有水井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但就算是這樣，在降雨稀少的季節仍感到供水不足。地理環境概述I①澳門衛生服務（局），葡文為“ Serviço de Saúde”，直譯為“保健服務”，因為中文“衛生”一詞字面意思為“保衛生命”、引申為“身體健康”，最後由“潔淨”聯繫在一起，因此一般譯為“澳門衛生局”。1844 年澳門衛生事務進行了重組，主要確立了澳門所有從事軍事醫療服務的人員架構（Quadro de Médicos），因此在19世紀的葡文文獻中，“澳門衛生服務（局）”並不經常出現。1879年、1885年、1890年《澳門指南》（Directorio de Macau）中均只出現了“Quadro de Saúde”，無中文譯名，並無澳門衛生局“Serviço de Saúde”這個機構。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125城市被從興建炮台的中心山延伸出的兩座城牆所包圍，大概佔據半島西南端三分之一左右的土地。這個細小的區域居住着島上相對而言極多的人口群。對這裏的人口並沒有作出過統計，比我們人口多得多的中國人尤其被忽視，對他們的首胎死亡率及非活產率沒有認知，這三項數據尤其重要，如欠缺之所產生的不良後果，實在值得人們注意。根據教區資料，1860 年 1 月澳門的人口總數為 4,611 名葡萄牙居民和 790 名皈依教徒，其他歐洲人、波斯人以及摩爾人共 70 名，中國居民 80,000 名。澳門人口數在這一年內增長至 85,471 人，包括住在城牆外面的華人。葡萄牙居民在之前的一年裏有所減少，因為很多人或者很多家庭移民去了臨近的英國殖民地香港——該地僅距澳門 40 英里，而在澳門土地上有一塊小小的葡國殖民地——那裏的各項經濟產業都有更多的機遇。澳門被劃分為三個堂區：東部大堂區、西部聖安多尼堂區以及兩者之間的風順堂區。1860 年，大堂區有葡萄牙居民 2,530 人，聖安多尼堂區 631 人，風順堂區 1,450 人。大堂區是葡萄牙人最密集的地區，但聖安多尼堂區和風順堂區的華人人數要比這些多得多。城市裏幾乎大部分路面都鋪有大的巨型石塊，在鋪有排污管道處的石塊通常砌得較差且鬆動。葡萄牙人以及其他歐洲人住的地區有些路面會更寬闊一些，有寬敞的別墅，乾淨而整潔，很多還伴有花園和庭院。中國城區的街道很狹窄，房屋矮小、黑暗、潮濕，很多還很骯髒，人和家畜同住，他們和動物和睦共處。在城牆之外還有兩處中國民眾的居住區：分別是沙梨頭和望廈。沙梨頭位於城市西北部，與聖安多尼堂區相鄰；另一處是望廈，在東北部一段距離的地方，與之前提及的兩處平地之間。在平原上，中國民眾種植水稻、土豆和各種蔬菜，他們在巨大的坑地儲存雨水，還儲存人類糞便，之後澆撒在田地裏，使周圍的街道每天都彌漫着令人無法接受的惡臭。他們每家都用一個鋪磚的四邊形糞坑存放多餘的糞便。有一小段大海的支流流經平原，貫穿沙梨頭居民區，那裏正是衛生情況最差的地區。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半島的整個西岸，尤其是柴船尾地區。牲畜屠宰場、肉鋪、水產鋪、蔬菜店以及市集，都是衛生情況很差的地區。城市內也和外面一樣有很多骯髒的地方，很多木頭在腐爛，以及其他老舊而被廣泛接受並幾乎合法化的習俗導致城市的不衛生，這些陋習一直持續且擴散。澳門的貿易活動很豐富，糧食來自附近島嶼，因為澳門半島這塊土地很小，僅產出一些蔬菜和少量的可供食用的家禽。豬肉很差，距離澳門 76 英里的黃埔和 88 英里的廣州以及香港的牛肉都還不錯，只有澳門的極差。出現以上的情況，因為澳門的中國肉販們只注重自己的利益，這裏並沒有相關且合適的監督系統。窮人階級通常吃米飯和豬肉，很少吃牛肉，偶爾吃魚肉，多數時候吃不同蔬菜、芋頭、土豆和南瓜這些健康食品。除此之外，他們使用各種調味料，食用大量用醋保質的食品，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26包括醃製果實、甜食、用果實和米飯而釀製成的中國酒（料酒），這些東西不僅在固定區域大量出售，幾乎所有的街道上都有。軍人的伙食包括米飯、豆類或大麥米、蔬菜、麵包、豬肉，偶爾牛肉，間中幾天有酒喝。王家海軍士兵的伙食幾乎是相同的，不過他們一直都有牛肉吃，並且每天都有一定量的燒酒。總體來說，他們都吃着品質很差的水果，酒精濃度很高的酒以及中式甜點。綜上所述，在宗主國葡萄牙大陸一直享有盛名的澳門，不僅存在着大量人們都認識到的衛生問題，還有許多早應該被禁止的生活習慣。就是因為這樣，澳門才經常爆發各種流行病，之後我們會講到。總體上可以說，空氣、水還有土壤這三個生活中首要的事物，經過醫生的研究，與人口數目沒有關係。這塊殖民地迫切需要具有開拓精神的管理者，就像偉大而不幸的亞馬留將軍（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澳門第 79 任總督）一樣。他的政績至今仍令居民們受益匪淺。然後，從外港海面上所看到的澳門景象的確引人注目。澳門的主街道、美好的房子、教堂、比比皆是的綠化樹木、還有上面或是堡壘或是炮台的小山丘，都能使旅客留下美好的深刻印象。1862 年的天氣情況與過往數年相比在氣溫上有很大偏差，而氣溫是氣候構成中的主要元素。過去在澳門進行氣象觀測的人，並沒有所需要的科學條件作出比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澳門已經很久沒有在一年內的氣溫這麼低、而且同時還有兩季氣溫極高的年份了，一年（1862 年）內的氣溫變化很大。這種情況我不能在沒有親自進行觀察前就妄下定論，因為我們是從 1861 年 12 月起才住在這裏的；但是，截至現在為止，1863 年已經過去了大半，我們可以說本年的氣溫不會像去年那樣高低極端。讓我們來看看 1862 年的有規律觀察的結果，它們也表現出了流行病的趨勢，這些觀察結果，是我們在軍事醫院用里斯本理工學院標準化的天氣觀測儀器得來的。在 1 月，我們研究了前一年 12 月的天氣情況。氣壓計顯示，大氣壓在 3 日和 12 日漲至 770.14 和 770.75 毫米汞柱，在 24 日降至 761.82 毫米汞柱，月平均氣壓為 767.12 毫米汞柱。氣溫在 16 日和 24 日分別上升至 18.3° 和 18.1°，在 30 日和 31 日降至 7.5° 和 8°；平均氣溫為 14°。15 日和 16 日濕度分別為 86.5% 和 86.6%，10 日降至 58.2%，平均為 78.1%。這個月有 9 天下雨或下毛毛雨，8 天有強風，除 3 天外，所有日子都陰天或者烏雲密佈。2 月份氣壓在 2 日和 12 日升至 772.11 和 772.14 毫米汞柱，在 21 日和 22 日降至 760.14和 760.05 毫米汞柱，平均為 767.11 毫米汞柱。氣溫在 22 日和 23 日達到了 20.7° 和 21°，1862 年的天氣情況II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127在 3 日、4 日和 5 日降至 7.5° 和 7.3°，平均為 14.2°。濕度在 5 日和 27 日為 82.7% 和83.1%，20 日和 13 日降至 55.5% 和 54.1%，平均為 69.8%。2 月只有 3 天下雨，6 天有強風，更多日子是晴天，通常僅僅在凌晨和夜晚有時會有輕微的陰天。寒冷的日子比 1 月份多，但還有些日子的氣溫又更高；是變化很大的一個月份。3 月的最高氣壓在 7 日和 8 日，分別為 770.28 和 770.68 毫米汞柱；最低氣壓是 1 日和10 日的 759.18 和 759.29 毫米汞柱，平均為 765.20 毫米汞柱。氣溫在 21 日升至 23.4°，在6 日降至 11.9°，平均氣溫為 16.8°。濕度在 1 日和 25 日達到 91.5% 和 92.4%，最低濕度是30 日的 56.2%，平均為 78.6%。3 月有 6 天陰雨或下雨，10 天有強風，2 天大霧，很多日子是晴天，儘管多數都伴有輕微的陰天。4 月最高氣壓是 11 日的 766.13 毫米汞柱，最低是 27 日的 753.30 毫米汞柱，平均為760.40 毫米汞柱。氣溫在 28 日為 29.5°，在 11 日為 16.6°，平均為 22.6°。濕度在 8 日和 19日達到了 94.5% 和 94.7%，在 14 日降到了 69.2%；平均為 83.9%。這個月有 10 個陰雨天或雨天，8 天有強風以及 2 天有霧，但是這個月的晴天數量比上個月要多。5 月的 4 日和 5 日氣壓達到了 762.10 和 762.79 毫米汞柱，28 日為 752.89 毫米汞柱，平均為 757.88 毫米汞柱。最高氣溫和最低氣溫為 11 日和 29 日的 29.5° 和 29.2°，以及 15日和 16 日的 22.8° 和 22.7°，平均為 25.9°。濕度測定得到的最高濕度是 14 日和 16 日的96.6% 和 95.8%，最低是 23 日的 61.3%，平均為 83%。整個月有 13 天下雨或陰雨，15 天有強風，但它們之中的大部分時候都是晴朗的。6 月氣壓最高是在 12 日和 13 日記錄為 758.70 和 758.64 毫米汞柱，最低是在 4 日的748.45 毫米汞柱，平均為 754.37 毫米汞柱。最高氣溫為 19 日和 24 日的 31.2° 和 31.3°，最低為 11 日和 12 日的 23.5°，平均為 28°。濕度變化不大，範圍在 4 日與 26 日的 89.9%，以及 12 日的 72.5% 之間，平均為 80.9%。有 13 天下雨或陰雨，3 天有強風，其他天都是晴天。7 月要提到一個整體的天氣現象，只有在這個季節才有。在 27 日早上 7 時刮起了東北偏東至西南方向的颱風，至下午 4 時結束，導致了多數房屋、碼頭及船隻毀壞，以及很多人死亡。7 月最高氣壓是 18 日的 757.50 毫米汞柱，最低為 27 日颱風最強時的 737.17 毫米汞柱，平均為 752.81 毫米汞柱。氣溫在 1 日和 2 日為 31.3° 和 31.4°。在 10 日和 11 日為24.3° 和 24.6°；平均為 27.8°。濕度在 12 日為 95.7%，在 26 日為 70.2%，平均為 84.7%。7月下雨 17 天，7 天有強風，很少晴天。在 4 日凌晨 3 時有極強雷電，城市落下三道閃電。8 月的大氣壓在 29 日達到 758.20 毫米汞柱，在 8 日降至 748.80 毫米汞柱，平均為753.31 毫米汞柱。氣溫在 15 日和 17 日達到 33.9° 和 33.5°，28 日降至 23.5°，平均氣溫為28.7°。最大濕度在 28 日達到 95.9%，最小濕度為 16 日 60.7%，平均濕度為 82.2%。這個月有 18 天下雨，最後 10 天下雨量最大，並伴有雷鳴和強閃電；有 6 個強風天，在前 20天有部分晴天。9 月最高大氣壓是 18 日的 761.05 毫米汞柱，最低位是 24 日的 749.96 毫米汞柱，平均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28為 757.46 毫米汞柱。最高氣溫分別為 2 日和 22 日的 31.5° 和 31.4°。最低氣溫為 7 日的24.7°，平均氣溫為 28.2°。濕度在 8 日達到了最高的 92%，在 19 日和 21 日降到了最低的70.8%，平均濕度為 79.3%。有 13 天陰雨或下雨，11 天刮強風，還有很多個晴天。10 月天氣由熱轉冷，很多天的早晚都能明顯感到令人舒爽的涼意。只有 2 天有適度降雨，3 天有強風，其他都是晴天，僅有少時段的陰天。氣壓最高是 3 日的 766.62 毫米汞柱，最低為 2 日的 755.40 毫米汞柱，平均為 760.42 毫米汞柱。最高氣溫為 4 日的 30.5°，最低氣溫為 19 日的 21.1°，平均氣溫為 25.3°。濕度在 3 日為 86%，在 16 日降至 52.6%，平均濕度為 64.5%。11 月的天氣在氣溫上有很大變化。氣壓最高為 20 日的 766.44 毫米汞柱，最低為 9 日的 757.02 毫米汞柱，平均為 762 毫米汞柱，氣溫最高也僅僅在 5 日達到 26.7°，在 30 日最低，降至 15.3°，平均氣溫為 22.1°。最大濕度為 28 日的 88.3%，最低為 9 日的 51.9%，平均濕度為 68.7%。在 28 日和 30 日有適量降雨，有 5 天颳強風，其他日子都是晴朗的好天氣，僅僅有極少時候陰天或多雲。12 月整月都很冷。最高氣壓為 27 日的 772.54 毫米汞柱，最低為 12 日的 760.16 毫米汞柱，平均為 764.75 毫米汞柱。氣溫在 13 日達到最高的 24.7°，在 27 日和 28 日降至最低，分別為 10.1° 和 10.3°，平均氣溫為 17.6°。最大濕度為 11 日的 90.9%，最低濕度為 27 日的53.7%，平均為 77.4%。整個月共有 12 個雨天，3 日有強風天，幾乎每天都是陰天或多雲。這就是 1862 年的主要天氣數據。我們現在來給它們進行一下分析。我們獲得的重要且有用的分析結果如下。氣壓：絕對最高氣壓為 12 月 27 日的 772.54 毫米汞柱，絕對最低氣壓為 7 月 27 日的 737.17 毫米汞柱，全年平均氣壓為 760.24 毫米汞柱，變化範圍為 35.37毫米汞柱。氣溫：絕對最高氣溫為 8 月 15 日的 33.9°，絕對最低氣溫為 2 月 5 日的 7.3°。全年平均氣溫為 22.6°，變化範圍為 26.6°。濕度：絕對最高濕度為 5 月 16 日的 96.6%，絕對最低濕度為 10 月 16 日的 52.6%，全年平均濕度為 77.6%，變化範圍為 44%。最冷月份為 1 月和 2 月，最熱月份為 8 月和 9 月，下雨最多月份同樣為 8 月和 9 月，下雨最少月份為 10 月和 11 月，濕度較大月份為 4 月、5 月、6 月、7 月和 8 月，濕度最低月份為 10 月和 11 月。風力最強月份為 3 月、5 月和 9 月，風力最弱月份為 6 月、10 月和 12 月。由此可見，8 月是最熱、下雨最多、濕度最大的月份。最後我們還要說一下 8 月，在連續幾日的萬里無雲和酷熱後，氣溫全都達到了全年的最高溫度後，從 15 日之後氣溫開始有了轉變，在 20 日、21 日、22 日、23 日、24 日、25日和 26 日都有下雨且伴有雷電、多雲以及強風，在 27 日仍繼續有小量降雨，在 28 日再次變成大雨天氣。22 日有閃電和強雷鳴，溫度也降至 28.2°，而在 15 日和 17 日氣溫達到了 33.9° 和 33.5°。該月亦是流行性霍亂首宗確診出現之時候，正如之前所說的那樣。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129澳門地處北回歸線，澳門一年四季比赤道周邊國家的兩季要更明顯，赤道周圍的國家一般僅有兩季。但是關於主要疾病，我們還是僅僅關注一年之內兩個的極端季節就夠了。在其他季節裏通常得病率不高，兩組主要疾病逐漸交替出現。在天冷的季節，衛生情況通常來說是令人滿意的，毫無疑問比其他時候更好，尤其是對歐洲人來說，冬季比夏季情況要好得多。季節病佔主導地位，如支氣管炎、白喉、鼻炎、肌肉風濕症、短暫發熱，以及少部分的肺炎和胸膜炎。在熱季，通常是首批水果開始出現的時候，腹瀉、痢疾和間歇熱就開始大量出現了，通常來說都是些日常病，有時會轉變成惡疾。在這個季節，根據那些中醫說的，華人中經常出現霍亂的情況，我們的部分醫生也說道，一年間若沒有葡籍患者則是罕見的，這種疾病發生在葡萄牙人身上基本可以說就是致命的。這種疾病在澳門被稱為“發風”（fai-fum），很多人因此死亡，往往也不會有別的結果。我們已經觀察了很多這種被稱為“發風”的霍亂病例特點。現在我們可以確信的是，霍亂是澳門的一種地方病，和中國的很多地方一樣，在每年的特定時段爆發，對生活環境各不相同的華人來說發病率會低一些，但總的來說還是佔主導地位的疾病。在這幾年裏，由於特殊的天氣狀況，在極熱天氣的影響下，霍亂發展成一種地方性的流行病。疫情持續時間短。隨着疾病傳播的誘因的消失，霍亂的情況變得緩和並最終停止。我們繼續在此地逗留的決定也為我們在此探索這個疾病提供了機會。我們不想妄下判斷，我們基於疾病發展之情況將其定性為“流行病”。除了霍亂之外，其他在澳門各時期出現的可以算作流行病的疾病有麻疹和天花，屬於這一時期增長幅度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疾病。但通常來說流行性麻疹都是良性的。霍亂在澳門出現的原因，①有些我們之前已經提到了，它們都解釋了這流行病的疫情何以嚴重至此。發病的時間很短，讓人措手不及，最終導致某部分的病人死亡。這些因素未見改善之餘，尤其在華人間更見嚴峻，他們沒有認識到衛生的重要性，這些不衛生的情況逐漸影響到葡萄牙人居住的城市範圍，導致葡人區的環境惡化。可以感覺到，沒有任何資料能獲得澳門歷史上出現的不同流行病和風土流行病的數據，就算是比較近代的也沒有。模糊的個人資料、空泛的參考資料以及在僅存的公文副本中也沒有太多的說明，根本不足以滿足要求。讓我們來看看我們在這方面可以收集到的資料：在 1850 年有一次小型的霍亂，致使少數人死亡。死亡的是一些染疫的士兵。正是在此現行主要疾病；流行病；1862 年衛生情況；上海、天津、登州、北京和香港的霍亂III①如酷熱天氣、差劣的衛生狀況等。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30情況下澳督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病逝了，他的死亡也有指向霍亂的跡象。撰寫病歷的醫生記載為“腸胃炎”，並以下面的方式總結他的報告，他寫道：“然而，有可能存在一些特殊原因導致更嚴重的病徵，並且影響了澳門的很多人，有三個個案與此十分類似，結局相同，還有其他的情況繼續出現這樣嚴重但是並不致死的症狀。”官也總督的疾病是從嚴重的腹瀉、嘔吐、口渴、焦慮和一般性虛弱開始的。助理醫生第一次出診作出了以下觀察：極度虛弱、聲音沙啞、嘔吐、糞便呈液態狀，深色而發臭、脈搏細微、大量冷汗、四肢發涼，還有小腿肌肉痛。之後症狀有了改變，糞便為渾濁的淺黃色且無味、明顯的發冷且基本為普遍出現的症狀、嘴唇發紫、極度乾渴、舌頭蒼白且缺少濕度和涼度，還有嚴重的上腹痛。在停止排液後，除了排尿、脈搏微弱、聲音沙啞、說話困難外，智力和思維沒有受到絲毫影響，眼窩深陷、眼皮半睜半閉、面部緊張、無法隱藏所有面部表情；最後還有汗液發黏、呼吸短促、身體不同部位發紫（手腳情況更為嚴重）、瘦削、皮膚褶皺不平，這些就是直到最後的主要症狀。這些症狀以及隨之而來的很多病例都使人相信，在 1850 年的澳門真實地存在着流行性霍亂。1855 年，根據外科主治醫生佩雷拉‧克雷斯波（Pereira Crespo）在一篇公文中所提到，該年爆發天花疫情，超過 200 人死亡。看起來疾病在這個國家經常以流行病的形勢爆發，並且非常嚴重。因此，接種疫苗尤為關鍵，且對於底層民眾來說更為迫切。1857 年，新一輪的天花疫情爆發，且這一次的發展態勢更加嚴重。在這種疫苗接種非常缺乏的情況下，外科醫生基於業界共識，為 311 人接種了牛痘疫苗。據他描述，其中絕大部分都獲得了良性的天花，並且無人死亡。1858 年，霍亂疫情爆發。最開始在六月初於葡萄牙人之中傳播，但在七月底即刻結束。而華人社區的感染者和病死者的數量則被忽視了，不過鑑於他們所生活的環境的衛生狀況，疫情應該持續了較長時間。葡萄牙人社區中共有 69 人感染，死亡人數為 36 人。死者當中 14 人為軍人，7 人為仁慈堂醫院收留的貧民，15 人為平民。外科醫生克雷斯波在一份官方公報中表示所有死者都屬於貧困階層。同年的氣象狀況也有異常。疫情爆發時伴有降雨和雷暴，而往年這一時期並不如此。在瞭解了近幾年的情況後，我們來關注 1862 年時，在霍亂爆發前的城市衛生狀況。1 月和 2 月最主要的疾病都是那些因為寒冷而引起的，如支氣管炎、白喉炎、鼻炎、風濕病和發燒等。這可能是近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因為今年尤為寒冷。2 月時出現了一些嚴重的發燒病例，但因採取了恰當的治療而迅速得到處理。如果天花病例沒有大量出現，3 月和 4 月的衛生狀況可以說是讓人非常滿意的。許多兒童也接種了天花疫苗。儘管 3 月有大量病患，但整個 4 月持續減少並直到月底得以清零，極少有人因此死亡。之後發生的事和預期一樣。隨着氣溫升高和 5 月第一批水果的成熟，間歇熱、腹瀉、痢疾開始取代冬季疾病而佔據主流，並一直持續到了 6 月和 7 月。但應該注意到這些疾病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131的病例是很少的，且都得到了及時處理。與城市的其他方面相比，特別是相比起去年的衛生情況，可以說這一季以令人滿意的方式結束了。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注意到家禽突然死亡的情況正在上升；但因為一些原因，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動物流行病的情況的存在。同時，6 月時，在上海出現了霍亂的新聞傳了出來，上海是距離澳門北面一千多英里的中國城市，那裏的霍亂導致很多人死亡。在上海出現霍亂之前，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從未出現過霍亂，僅有過一個模糊的傳聞說一個中國叛亂者的營地出現過嚴重的疾病。上海與香港聯繫密切，而且香港與澳門每天都有來往。5 月底在上海出現的霍亂向北傳播。從上海到天津，又從天津迅速傳到了登州和北京——兩地在 7 月有了不少受害者。廣東省——位於上海以南，與澳門接壤，該省部分地區遭受到霍亂侵害，廣州則相安無事，霍亂最終抵達澳門，最終在澳門結束。上海在 9 月再次被此流行病侵襲，這次染疫病的主要為歐洲人。霍亂最終在澳門結束，在香港爆發的同時上海亦爆發第二波疫情。根據《香港政府憲報》上刊登的殖民地醫生年報顯示，公共監獄有 25 人患病，最終 13 人死亡，那裏的疾病最開始出現是 10 月 17 日。霍亂僅在華籍犯人中出現，並多是刑期較長的囚犯。歐洲犯人的居住條件要好一些，僅有一位痢疾患者，並且沒有人因病死亡。同一份報告指出，海軍醫院有兩宗或三宗，其中兩宗致死。這裏沒有提及華人的情況。然而 8 月底出現的霍亂打破了我們對城市的衛生狀況相當滿意的態度，它的發展和進程將在以下章節展示。流行病的發展與進程IV8 月 22 日早上的拜訪結束後，我們被叫到了仁慈堂醫院，為一位剛送到那裏的黑人婦女提供醫療救助。這位婦女很窮困，生活在大堂區一處名為“大炮台山下” ①的破舊茅屋裏。她已是強弩之末，並在不久後死亡。把她送院的人僅知道她的疾病從嘔吐和腹瀉開始，她在醫院期間也一直是這樣的症狀。屍體沒有很明顯的瘦削，沒有變成青紫色，這位婦女的膚色自然，只有指甲變成上述顏色，腸內液體為紅色，從腸道不同位置觀察得來的結果差不多顏色一致；但是手指和腳趾、上下肢肌肉的收縮，以及腸內壁表面的解剖損傷使我們確信，這位婦女是死於霍亂。但是，我們還沒有觀察疾病的進程，我們對這個可能是特例的病例保持着謹慎態度，沒有和其他人交流，並且我們更小心地調查這個城市的不同疾病。接下來三日再沒有出現疑似病例。①這的原文是 Baixo-monte，直譯成山腳下，鑑於後又提到這位患者來自大堂區，故而推測是指大炮台山腳下。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32①衛生委員會，Junta de Saude，1879 年澳葡政府出版的《澳門指南》一書中，將衛生委員會（Junta de Saude）稱為“醫局公會”。Direct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 de 1879,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p. 9。“Saúde”一詞在葡文中意為“健康”，與中文“衛生”一詞本意一致，即“捍衛生命”的意思，且在中文翻譯常用“衛生”一詞來表 Saude，如衛生局 Serviço de Saúde，故而在這翻譯成“衛生委員會”。26 日的同一時間我們再次被叫到仁慈堂醫院，那裏送進來了另一位黑人婦女，也是同樣的情況，被同一種疾病侵害，是第一位婦女的鄰居。這位婦女同樣只在醫院掙扎了幾小時就死亡了，表現出了與之前一例一樣的症狀，不同的是在腸道內發現的液態物質已有了霍亂症狀。我們在此兩宗個案發生後秘密地口頭通知有關當局，首宗個案出現時我們已領會到疫症的發生迫在眉睫，現已在澳門以北的一些地區傳播開來，而且澳門市內的情況有利於病症擴散，使大量人染疫，使大量人士受害。還有在 26 日有另一名黑人婦女的女兒也出現了有霍亂特徵的嘔吐及腹瀉徵狀，她生於帝汶，和之前兩位死在仁慈堂醫院的黑人婦女住在同一地區。這名兒童在染病後接受利奧卡迪奧‧科斯達（Leocadio da Costa）醫生的治療長達八九個小時後死亡。隨後一天，27 日，她的母親同樣患此病死亡。這兩例我們之後再討論。27 日軍事醫院接收了一位從 20 日起就有腹瀉徵狀的士兵。他很多年以來都沒有因病留醫過，他最後因完全不能工作方被送院。28 日上午 11 時起，這位病人開始頻繁嘔吐，且伴有膽汁嘔出、大量排便、四肢發冷、胃痛、下肢輕微抽筋、脈搏加快但微弱模糊。這一切的表現都使他在第二天變成了嚴重的霍亂患者，想治療為時已晚。在 29 日軍事醫院治療了一例值得一提的霍亂患者。一位已處於腹瀉康復期的士兵感覺自己恢復得很好，在前一天還和他的同事說已向我們申請了出院，29 日早上 8 時就突然染患了霍亂。我們觀察到這位病人的症狀如下：全身冰冷、發冷汗且汗液黏稠、面色有異、焦慮、僅肱動脈脈搏紊亂、腹瀉、大量嘔吐且嘔吐物為無色無味液體、胃痛、乾渴、無排尿、聲音微弱、下肢強烈抽筋。所有這些徵狀迅速發展，只有嘔吐和腹瀉後來終止，儘管進行了有力且持續的治療，病人還是在八小時內死亡。我們第二天聚集在衛生委員會①並進行屍體解剖，得到了以下主要病理變化：不算非常明顯的全身發紫、手指腳趾攣縮、大腿及小腿處肌肉異常、面色有異、腸道裏有大量水煎米（是種過分烹製導致的穀物的顏色）一樣的液體、小腸絨毛和集合淋巴小結腺體肥大。衛生委員會通過病人的症狀以及解剖得來的病理變化，一致認為這名士兵死於霍亂。這一情況被迅速告知上級部門，並提出一些此時需要和可能的防範措施。同樣在 29 日，在軍事醫院裏有一位間歇熱康復期的住院中士長出現了霍亂症狀，治療已晚。還是 29 日夜間，大堂區一位 73 歲的女士患病，由弗洛利亞努‧阿爾瓦雷斯（Floriano Alvares）醫生救治，由我們一同觀察，於 9 月 1 日死亡。在望德堂區的窮人庇護所，也有兩個華人因此被接收（住院），其中一位死亡。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1338 月 28 日以前，城裏沒有任何一個關於霍亂疫情發展的重要消息出現，我們也沒有看到任何與此病相關的病例，讓我們能正式知道它如何存在。然而，在 26 日之前，或者更早之前，這個疾病就已導致一些華人死亡，這是之後通過民間的“中醫”知曉的。這些醫生說，華人中在 26 日有 14 人染病，12 人死亡；27 日有 10 人染病，4 人死亡；28 日有 15人染病，7 人死亡；29 日有 5 人染病，2 人死亡。30 日和 31 日住進軍事醫院的人中僅發現了兩例，一個是警隊的士兵，一個是“亞馬遜”號戰船的船員﹕正是聖安多尼堂區和帆船上出現的首例。該名船員在住院三日前輕微腹瀉。兩人都痊癒了，病情也不嚴重。華人的情況是 30 日有 5 人染病，1 人死亡；31 日 2人染病，1 人死亡。9 月 1 日有兩名當天染病的士兵送入軍事醫院，一個來自警隊，一個來自第一營。當天下午兩點一名該醫院的華裔男侍者染病，並於八小時內死亡。仁慈堂醫院接收一名“大炮台山下”居住的黑白人混血婦女，以及一名居住在大堂區議事亭前地的女士染病；除了那名華人外，其他人都痊癒了。“中醫”統計有 5 人染病，4 人死亡。9 月 2 日出現 4 例，公共監獄 2 例，1 例在窮人庇護所附近，該名病人被庇護所接收，1 例是普通孩童，都在大堂區：其中，公共監獄裏的一個華人嚴重感染，被送入軍事醫院救治並痊癒，還有一個患者是華人女性，後被允許回家休養，因其情況已改善。另外的兩例中，窮人庇護所附近的患者最終死亡。“中醫”統計染病 6 人，死亡 1 人。9 月 3 日早上，當我們進入軍事醫院霍亂患者的病房時，在其中一張病床上看到了一個傳令兵，他當時還被霍亂病菌嚴重侵襲，他在前一天下午和我們去了沙梨頭和望廈的華人居住區，陪同警察局長及其助手進行衛生視察：這位積極卻不幸的士兵生於澳門，在 3號凌晨染病，並在六天後死亡。同一天在窮人庇護所還接收了一名患病的的華人，後來康復。“中醫”統計有 7 人染病。9 月 4 日和 5 日都是好天氣，病人們的治療都在有序的進行，且沒一例病情嚴重。在4 日有一名第一營的士兵染病，他在軍人醫院接受治療，還有一名住在仁慈堂醫院的老人，後死亡；“中醫”統計有 9 人染病。5 日有一名營地的士兵和一名戰船的犯人染病，均被送進軍事醫院，另還有 3 個華人染病。6 日下午開始烏雲密佈，晩上下起了大雨，7 日和 8 日更是雷電交加，尤其是 8 日。軍事醫院的大部分病人在這幾天裏病情加重。6 日在風順堂區亞婆井街出現了第一例短時間死亡的患者；這位病人由我們共同觀察並由特奧多羅‧德‧阿佈雷烏（Theodoro de Abreu）醫生主治。另有一名華人被送入窮人庇護所，後死亡。“中醫”處統計有 5 人染病。7 日軍事醫院接收一名警隊士兵，還有一名外科診療室的病人在夜間染病。在窮人庇護所接收了一男一女兩名患者，女患者最終死亡。“中醫”處僅有兩人染病。8 日一名“大炮台山下”的貧窮婦人染病，還有兩名龍嵩正街的歐洲人以及兩名軍事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34醫院的外科診療室病人染病，當中 1 人死亡，全都來自於大堂區。同一間醫院還接收了一名第一營的士兵。華人有 6 人染病。9 日僅有一位送入窮人庇護所的女士染病，她已於當天死亡，“中醫”處統計有 7 人染病。10 日送入軍事醫院的有兩名霍亂病人，一名是“亞馬遜”號戰船的駐軍部隊成員，另一名是第一營的士兵。第二名患者在此前連續五天均有輕微腹瀉，後在政府大廳當值時突然發病。兩人均已死亡，後者入院治療時間不足十小時；同時在窮人庇護所有兩個來治病的華人被接收，一名棄嬰之家的華人奶媽患病，她先回家休養，後進入窮人庇護所，最後死亡。“中醫”處有 4 人染病，2 人死亡。11 日軍事醫院接收 5 名同日患病的霍亂病人，病情都不算嚴重，均來自“亞馬遜”號戰船。窮人庇護所送入兩人，一名男士以及一名女士，她是棄嬰之家的奶媽。“中醫”統計有 16 人染病。在 12 日凌晨出現了第 2 例大堂區棄嬰之家的病例，一名兒童染病，被送入仁慈堂醫院，幾小時後死亡。軍事醫院夜間有一名外科診療室的病人患病，並在同日凌晨送入 3 名霍亂患者，一名來自“亞馬遜”號戰船，一名來自第一營，一名來自警隊。窮人庇護所接收了一名華人。“中醫”統計有 21 人染病，1 人死亡。13 日棄嬰之家有一名兒童和一名女士染病，均被送入仁慈堂醫院，該名兒童死亡。軍事醫院接收兩名在凌晨染病的士兵，一名來自第一營，一名來自警隊。“中醫”統計有 15人染病，3 人死亡。14 日沒有葡萄牙人染病。“中醫”上報 17 人染病。15 日有一名棄嬰之家的兒童染病，一名第一營的士兵染病。華人中只有 9 人染病。16 日沒有葡萄牙人染病。華人裏有 12 人染病。17 日公共監獄向軍事醫院送入一名當天染病的中國犯人，後死亡。窮人庇護所也送入一名男性病人，同樣死亡。同時還有兩名警察染病，在家接受治療。“中醫”僅有 4 人染病。18 日沒有葡萄牙人染病。華人中有 9 人染病，4 人死亡。19 日有一名警隊士兵在染病後幾小時內被送入軍事醫院，同一間醫院內的霍亂診療室有 1 位歐洲侍者染病；那名士兵幾天後死亡。華人有 16 人染病，3 人死亡。20 日在棄嬰之家有一名兒童病情嚴重並在之後死亡，這是該處的最後一例病人。還有一名住在風順堂區海關附近的薩賓娜‧羅薩里奧（Sabina do Rosario），她是 17 日其中一個染病的警察的母親，她和她的兒子一樣，由阿爾瓦雷斯（Alvares）和阿佈雷烏（Abreu）醫生共同醫治，最終在第二天死亡。窮人庇護所接收兩名華人，後治癒出院。“中醫”統計有 11 人染病，5 人死亡。21 日軍事醫院送入一名下士軍人，他在海關時患病，已治癒。這是這所醫院出現的最後一例霍亂病人，也是最後一個患霍亂的軍人。這一天沒有其他的霍亂病人入院。華人裏有 28 人染病，7 人死亡。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13522 日，在 20 日患病的薩賓娜‧羅薩里奧的母親、17 日患病的警察的祖母伊格納西亞‧安東尼亞（Ignacia Antonia）染病，並在十小時後死亡，他們都住在一起。這位病人已死。在窮人庇護所有一名男性被隔離，後治癒出院。“中醫”報告有 21 名華人染病，6人死亡。 23 日風順堂區小市集有一名嚴重患者，是一名兒童，由阿佈雷烏醫生治療，後死亡。同一家的兩名婦女也染病，均已痊癒。窮人庇護所送入一名男性患者，在此之後庇護所再沒有霍亂患者。華人中 10 人染病，2 人死亡。24 日除了 4 例之外沒有其他患者，沒人死亡，包括華人。25 日，在 23 日染病的小市集女童的妹妹的奶媽染霍亂病死亡，之後，一名退休家廚據說在附近的村子裏也染病死亡，兩人都是華人。大堂區夜呣街市政廳的一名歐洲籍官員染病並死亡，由外科主治醫生特列斯（Telles）醫治，並由我們共同多次觀察。華人中有 6人染病，1 人死亡。26 日沒有葡萄牙人染病。華人有 3 人染病。27 日，一名兒童染病並死亡，她的奶媽在 25 日染病；同一家裏從 23 日至 27 日共有6 人染病，4 人死亡。這些病人都是由阿爾瓦雷斯和阿佈雷烏醫生共同醫治的。華人在這最近一天（即 27 日）有 7 人染病，1 人死亡。9 月的最後三天和 10 月的最初兩天葡萄牙人中沒有任何人患霍亂。華人的情況如下﹕9 月 28 日 5 人染病，2 人死亡；29 日 1 人染病；30 日 2 人染病；共 8 人。“中醫”認為華人的霍亂已經結束，並於 9 月 30 日期停止通報。10 月 3 日在大堂區仁慈堂醫院附近的阿爾比諾‧迪亞斯（Albino Dias）染病，澳門出生，12 歲，由阿爾瓦雷斯醫生醫治並康復，還有一名少女染病，後死亡。之後於 10 日一名風順堂區的婦女染病，同一家還有三人染病，都由阿爾瓦雷斯和阿佈雷烏醫生共同醫治。之後在 18 日出現了最後幾例：共有 3 例，分別是一名華裔女僕以及華裔兩名男僕，來自風順堂區三層樓街的同一戶人家，一開始同樣由之前幾位醫生觀察。故此，葡萄牙人中的流行性霍亂從 8 月 22 日開始，於最後一次出現霍亂病情的 10 月10 日結束；華人人群中，根據“中醫”的報告，從 8 月 26 日開始，於 9 月 30 日結束，我們對後面部分數據持保留態度，其準確性並不高，因為中醫缺乏熱心和善意，這些數據是在警局的警長和兩個警官審問下得來的，反而在警局的人身上可看到這些高尚的品格。例如，在 10 月 3 日有一名中國少女染病，還有在 18 日有 3 名在葡萄牙人宅邸的華人染病，這時候“中醫”早已結束了對流行性霍亂的監視，很有可能的是霍亂一開始就是在華人中最先出現，再者華人人口數目比葡人更多，而且他們生活在衆多不衛生因素存在的環境中，簡直難以想像。除此之外，我們還觀察到這些“中醫”通報的霍亂病情數據遲緩，很多只被診斷為單純的腹瀉，這就是為甚麼華人的死亡率與患病率相比並沒有實際看到得那麼高的緣故。這正正是因為缺乏醫學知識、對尋覓真相的熱心、以及對真理和科學的熱愛，所以與預期出現落差。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36多數這種流行性霍亂的病例中不會表現出全部病症前兆，不論程度強弱的染病都會瞬間爆發。極少數病例有前兆，症狀就是在發病前二至八天單純膽汁性腹瀉、食欲不振、腹胃不適、身體虛弱。不論是否有這些先兆症狀，感染霍亂的第一階段或者說發病期症狀均具有以下症狀﹕不安、焦慮、面部蒼白攣縮、眼窩深陷、四肢發冷、出汗；下肢疼痛抽筋發癢、頻繁不適、有時上肢也有同樣症狀；聽力有一定下降；脈搏攣縮、細微、頻率快；呼吸加快；聲音虛弱，偶爾沙啞；多數病人排尿減少；舌頭明顯變寬、發白、濕潤、極度口乾、腸胃痛、腹胃不適，大量且頻繁嘔吐及腹瀉；嘔吐物早期有膽汁，後期則沒有任何消化物轉為無色液體，有時為淺檸檬黃色，含有白色流蘇或絨毛狀物。腹瀉最初的排泄物幾乎為液體，或多或少含膽汁，顏色滲透在排泄物中，與嘔吐物顏色一樣，並且很多時候與水煎米的顏色非常相似（尤其是這種過分烹煮的穀物在過濾時濾掉大部分穀物顆粒之後的顏色）。腹瀉和嘔吐這兩種發病初期的主要症狀，在適當治療後能有效減弱，患者有可能在治療幾天後其他症狀也逐漸減弱並且康復，也有可能病情加重。疾病的第二階段是發冷期或者特徵期，症狀主要如下：背部褥瘡、極度虛脫、明顯瘦削，尤其是面部，但還不至於使人完全變樣；全身輕度發紫、手指和腳趾指肚起皺；全身嚴重發冷；大量出冷汗，汗液呈黏稠狀；聲音變小、低啞、衰弱，僅有一兩個例外病例；聽覺困難；智力無礙，僅有一例不同；橈骨動脈脈搏微弱，後連肱動脈也變微弱；經常性嚴重抽搐；腹胃不適、腹直肌肉突出；舌頭與第一階段所說的顏色相比沒有很大改變；極度口乾；完全停止腹瀉，僅有很少的幾宗個案仍有膽汁性排便；通常來說也不再嘔吐，但間歇性有此情況的人比腹瀉的人要多；少量排尿，大量打嗝的情況，但這些並非致命的徵兆。在這個極其嚴重的時期，病人要麼死亡，要麼進入下一階段。大部分因霍亂死亡的人都是死於發冷期。第三階段也叫做反應期，這一階段的表現多數都明顯而規律，其他的少數表現不完整也不穩定，直到變得規律，這個過程很慢，有時使病人重新回到之前的發冷期並且死亡，這種情況偶爾發生。反應期幾乎全都是發炎引起的，但都不嚴重。有時病人變成運動失調，均會致命。我們觀察了 3 例昏迷反應的病人，2 例最終死亡。很多情況超越了間歇發熱的階段。還有一些，極少數的病人因呼吸器官發炎使情況更複雜。4 位病人感染典型性肝炎並致死，一例除外。這一例後來因毛細支氣管炎而死亡。治癒的患者均沒有經過第一階段，他們的病期幾乎都很短暫，全都很快就康復了。經歷全部三個階段的病人病期都很長久，這很自然，也從不會過於長久，病後康復期通常來說並不困難也不會拖很長。在康復前病人都不會因此變得身體虛弱。從發病至死亡時最短疾病總史V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137為七個小時，葡萄牙裔病人中沒有爆發性個案。從發病期至最終死亡時間最長為 9 天。通常來說，病人們會在發病後 2 至 3 天內死亡。在如此多的病例中，有一些非常顯著的徵狀被我們忽略了，這些應該在一開始就被診斷發現。像我們之前說到的那樣，這個流行病很少會表現出前兆症狀和特徵，所有患者都是突然患病的。因此，是否存在前兆症狀對能否判斷患有霍亂沒有任何影響。完全停止腹瀉及嘔吐，排尿再次出現及恢復正常、嚴重的抽筋、不明顯的發紫，這些並不能有利於提早斷症，還有腹瀉和嘔吐的持續反應、停止排尿以及打嗝的出現也都不是死亡的先兆。僅有的值得注意的預兆性情況可能是：體溫的明顯下降並伴有大量且黏稠的排汗、焦慮，以及典型性角膜暗沉、乾燥。病理解剖很少進行。我們解剖了一些，都是在醫院死亡的病人。由於家人對解剖病人一事反感，並且需要向很多部門申請，以及我們偶然在一次解剖中受了傷，所以我們沒有進行很多病理解剖。出於同樣的原因，解剖檢查僅限於在胸部和腹腔的器官中進行，尤其是消化器官。因此，這個對研究疾病史來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們並沒有給予很多重視。屍體紫斑極不明顯，除非是手指和腳趾上的，指尖上有皺紋。病人變瘦的情況並不常見，並未至於使之不能被辨認，故可解釋第二階段的發展非常迅速，且在此階段病人停止排泄。值得注意的是手指和腳趾的收縮，以及腿部、髖部和手臂的肌肉突出。打開腹腔，我們在所有屍體的腸道部分都有同樣的發現。腸道外壁發黏而光潔，血管異常地充血而使它呈紫色，所有解剖的屍體都是這樣，無一例外。腸道內液體顏色各不相同，差不多是紫色的，但多數是和水煎米相似的顏色。有一個在第一階段就完全停止腹瀉的病例，其腸道液體的情況非常特別﹕量大，腸壁一處有穿刺，解剖時液體從穿孔有力地射出在手術枱上，腸道內壁表面被大量、黏稠、灰白色的物質覆蓋。我們小心取出一部分，可以看到腸壁絨毛以及肥大的集合淋巴小結腺體，但並不是十分明顯，沒有觀察到粒狀小體。為了盡可能地避免這種有可能成為流行病的趨勢演變為大規模的流行病，我們向有關部門提出類似情況下系統化且有效的基本衛生措施。我們聯同警察局局長和其助手視察了城市內的街道、市集，沙梨頭和望廈的村落，以及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地方。我們已向上級部門和警察局長指出了以上地區堆積垃圾的移除問題，街道、廣場和莊園的清潔問題，仍處於暴露狀態的城市管道的處理問題以及冬天的保潔問題。不論是警察局還是市政廳都會認真處理各自管轄範圍內的任務。已在醫院用硝酸和氯水進行了蒸薰消毒，並且我們還要求在軍營、公共監獄等地也進行同樣的消毒，我們也在場監督並向各機構給予指引，展示這種消毒是怎樣進行的。醫院的病人在隔離室進行治療，病人的衣服在清洗前要先進行蒸薰。說到流行病，治療過大部分病人的軍事醫院被完全摧毀和粉刷，進行了各種重要的工程。為了從華人處得到盡可能準確的流行病進程的資訊，我們向警察局懇請“中醫”遞交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38他們治療的霍亂病人情況的即日報告。這是很值得表揚的貢獻，警察局局長與其他的官員們克服了華民的厭惡和懶散帶來的一些困難，得到這些資訊。我們在醫院內治療差不多所有霍亂病人，不論是在醫院，還是在私人住所內。根據我們所見的病人情況來看，病人的治療工作是根據每個人的疾病進程所處的不同發病時期、徵狀以及併發症而進行的。憑藉含有西德納姆鴉片酊液體的口服液，腹瀉得到了治療，這種藥水含有拉檀根提取物仙人掌酊、鴉片、嗎啡醋酸漿液、樹膠漿液以及含有鴉片酊的澱粉灌腸劑漿液等。通過這種基本有效的治療方式，根據病人排便頻率和多少的情況來看，腹瀉症狀很好的停止了。其中 3 例我們將甘汞（氯化亞汞）和鴉片一起使用，其中兩例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應對噁心和嘔吐的情況我們使用了上述指出的治療腹瀉的藥劑、里維埃的止吐劑、麻醉熱敷、於上腹部使用芥子泥和進行拔火罐、還有發皰劑，偶爾在表面使用鹽酸嗎啡制的苛性藥，這也是治療腸胃病時用的方法。應對抽筋症狀我們使用天仙子油、混有鴉片的肥皂草擦劑、含樟腦的揮發性擦劑、芥子藥酒等進行按摩。為了對付身體虛弱和發冷，我們通過外敷內用兩種方式大量使用興奮劑。這之中我們更多使用的是椴花、蔗汁、母菊的熱湯劑（催汗藥）、硫酸醚、西德納姆的鴉片酒、波爾圖的葡萄酒、燒酒、醋酸銨以及含有硫酸奎寧、硫酸醚和樟腦的安卓爾（Andral）藥酒。有時也用少量的等量識特羅邁爾（Strohmeyer）藥劑、加茴香的氨水、纈草醚藥酒和胡椒薄荷油混合物。還有些時候使用更為複雜的斯特羅貢諾夫（Strogonoff）混合物。這種治療方法通常是輔助性的，之前已經指出了，用以通過外部的刺激性摩擦，獲取周圍的熱量：在四肢用熱水洗手和洗腳並敷以少量的芥子泥、發皰劑，在床上用熱水袋和攤子放上沙子和熱鹽治療。對於一直都不算嚴重的發炎現象，治療僅限於口服緩和劑，空腹使用，有需要時也用過灌腸劑和輕催瀉劑。對於無力症的情況，我們使用湯力水和興奮劑。會使病情複雜化的發炎症狀通常來說這樣做就可以解決，但也要視病人的不同情況而定。很多普通的患者以及一部分澳門出生的士兵，在醫生來的時候或者是剛住院的時候，就已經接受了在葡萄牙使用過的療法。這種療法是通過使用一種酒精藥物實現的。這種酒精主要是由三種植物浸泡而成的，分別是沉香、防己和籐和。這種使用的藥物添加在熱母菊藥劑中，用它在鹽和薑的幫助下在四肢上進行按摩摩擦。還有的時候我們會使用華人中常用的一種小藥丸，這種藥丸的成份我們會進一步分析。一些病情不太嚴重的病人在這樣的治療下就可以康復了，其他人也可以通過這種藥物緩解徵狀，直到看醫生或者住進醫院，醫院也傾向於使用上面提到的這種療法。作為這份報告的總結，我們只需要將這些重要的數據整理到一起，並將這些得霍亂的病人進行分類。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139正如上文所述，這種流行病出現在澳門正值特殊且多變的天氣條件的情況之下，這也正是霍亂最容易發展形成的天氣情況，這樣的天氣情況在 1858 年爆發流行病時也出現。這段時期是一年內最熱的時期，並且在 8 月 20 日至 28 日期間有大量降雨，就是在這期間的 22 日，出現了首宗霍亂個案，那一天除了大量降雨還颳風，還伴有雷鳴和強閃電。除此之外，大部分接受治療的病人在有閃電、雷鳴和降雨的 9 月 6 日、7 日和 8 日期間，加重了病情。9 月 8 日是情況最糟糕的一天，有 6 名葡萄牙人染病，是染病人數最多的一天。和華裔民眾的染病人數一樣多。在葡萄牙社群中，流行病出現在大堂區大炮台山腳下的地方，還有窮人階級中。在那裏出現了 3名病人染病後，在七天後的 29 日，位於同一堂區的軍事醫院、仁慈堂醫院、第一營軍營、棄嬰之家，還有公共監獄也都出現了患者。8 天後，8 月 30 日，出現了首宗聖安多尼堂區的病人，是一位警隊士兵，營地位於該堂區。所有其他的染病個例都來自該警隊。該堂區沒有普通的葡萄牙民眾染病。第二天，8 月 31 日，出現了第一例“亞馬遜”號戰船的病人，船下錨於內港，在位於大堂區海關對開海面上。流行病開始後的 15 天後，9 月 6 日出現了第一宗風順堂區個案，在亞婆井街的一戶普通人家，之後所有的其他該堂區染病者也都是普通人，都是來自差不多環境和住所的人家。根據“中醫”的報告，華人中在 8 月 26 日出現的首 14 例都出現在市集（區）：3 例在 Acaió（未知地名），6 例在桔仔街，4 例在柴船尾街，還有 1 例在沙欄仔（街）。之後一天 27 日，出現了沙梨頭地區的首 3 例病人，這直到 9 月 3 日才出現下一例，以及接下來的其他例。在望廈是 9 月 4 日出現的第一例患者。9 月 11 日出現了在海上的首 3 例患者，生活在市集對面的船隻上（桔仔街和沙欄仔街），並且也是望德堂地區的首例，那裏是城牆外的一個小城區，靠近東門。在位於東門內的小型華人市區雀仔園坊，首例病人出現於9 月 13 日。流行病的疫情頂峰日是 9 月 21 日，那一天的葡裔患者以及華裔患者者共計有 29 人。染病人數第二多和第三多的日期是 9 月的 12 日和 22 日，分別為 27 人和 23 人。接下來的圖表將指出霍亂爆發期內每日的各種變化。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40霍亂疫情每日病例數例總表8月 9月 10月日期日期日期葡萄牙人葡萄牙人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救治的華人葡萄牙人救治的華人葡萄牙人救治的華人“中醫”救治的華人“中醫”救治的華人“中醫”救治的華人1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 211 15101427284 1 5 — — —— — —1 1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1 3 61 1 72 — 92 — 31 1 52 2 26 — 6— 1 72 3 105 1 165 1 214 — 15— — 172 — 9— — 122 2 4— — 92 — 162 2 111 — 281 1 213 1 10— — 41 2 6— — 31 — 7— — 5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1412930 1110 512531共計— — —— — —— — —5 4 —— — 1— — 2— — —50 22 2272930——293031—3 2 5——2就霍亂患者之國籍及性別與患者及死者所作之比較，現在我們將患霍亂的病人的不同類型進行分類。這裏呈現的華人的死亡率看起來比葡萄牙人的死亡率要小一些。但如果我們還考慮中醫給統計的資料以及我們曾提及過的因素，我們應該相信華人的死亡率是要更高的，而且高於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染疫病人 65 人，死亡 21 人，比例 3.095：1葡萄牙人救治的華人：染疫病人 28 人，死亡 12 人，比例 2.33：1中醫救治的華人：染疫病人 328 人，死亡 73 人，比例 4.49：1葡萄牙人和華人患者共計 421 人，死亡人數 106 人，死亡率 3.97：1男患者男患者男患者男患者男患者女患者兒童患者兒童患者兒童患者男死者男死者男死者男性死亡率男性死亡率男性死亡率女性死亡率女性死亡率死亡率女性死亡率死亡率女患者女死者女死者女死者共計共計共計共計共計共計42 1074.2 : 12.1 : 13.1 : 13 : 11.4 : 12.33 : 13.8 : 16.1 : 123 11512541165217282077645 8 5.62 : 1328 73 4.49 : 121葡萄牙籍霍亂病人人數按所屬地分類統計表死者所屬地區警隊士兵第一營士兵“亞馬遜”號戰船士兵棄女窮人普通人總計患者18 39 29 15 37 61765 216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42不同隊伍的士兵都是在軍事醫院接受治療的，棄女還有大部分窮人在仁慈堂醫院接受治療，普通人在自己家裏獲得治療。兩名未因病死亡的棄女中有一人是成年人。葡萄牙籍窮人霍亂患者都來自大堂區，分別為 6 名女性和 1 名男性，該男性死亡，6名女性中的 5 名死亡。不同所屬的士兵以及棄女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都來自同一個堂區，只有警隊的士兵屬不同區。葡萄牙籍霍亂病人按出生地分類統計表葡萄牙籍霍亂病人按所屬堂區分類統計表死者所屬地區馬德拉島維德角葡萄牙大陸莫三比克果阿帝汶澳門共計患者224113529654111102141862 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疫情報告書

143“中醫”救治的華裔霍亂病人按染病區域分類統計表死者雀仔園坊望廈望德堂區沙梨頭海上，船隻上市集以及其他地區共計患者1111174337209328124773518我們的報告到這裏就結束了，還要提到的是，這次流行性霍亂結束後，在 11 月和 12月，城市裏出現了許多麻疹病例，並在 1863 年的 1 月爆發成為了大規模流行病，於 3 月初結束。只有少數家庭中沒有人患此病，接連有兒童和部份成年人染病。沒有人因此死亡。[ 責任編輯陳超敏 ][ 葡文校對林禮賢何仲佳 ]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44ABSTRACTS· 16 ·· 34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all aspects of Macao society, and crimes are no exception. Although many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globally on how COVID-19 affects crimes, we know little about the situation in Macao.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official crime statistics, interview data, and media data mining,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crimes in Macao. Under the pandemic, crimes in Macao dropped to a new low since the handover, with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gaming-related and traditional street crimes. However, specific crime types such as cyber-frauds, erotic frauds involving nude chatting and crimes emanating from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rose significantly within the same period. Routine activity theory is applied to explain the pandemic’s effect on crimes in Macao from three analytical points: motivated offenders, suitable targets, and the absence of capable guardian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andemic reduced the conven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nvergence of potential offenders and victims; gaming-related cases dwindled under the waning gaming industry; and social distancing partially transformed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crimes from offline to online, which led to cybercrime cases growing exponentially. This study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s impact on crime globally, but also enriches the knowledge of the impact of the gaming industry on crimes in Macao through the pseudo-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pandemic. Finally, this study serves as a theoretically informed reference point for future policymaking on crime prevention.Keywords: COVID-19, Macao, Crime, Routine Activity TheoryAbstract: Adherence to COVID-19 prevention behaviors, such as mask-wearing and social distancing, is crucial for controlling the pandemic, considering the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mobility in Macao. Utilizing the data from our three surveys conducte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0, the second half of 2020, and the first half of 2021, we compared the adherence to preventive behaviors among Macao residents and analyzed its trend during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andemic. Our study provided empirical evidence to inform and improve the prevention capabilities of Macao residents so as to reduce the risk of a rebound of the infection in the community. We also explored whether prevention motivations and demographics could affect the adherence to COVID-19 preventive behaviors to identify potential factors that may help improve future prevention initiatives.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Crimes in Macao: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Adherence to COVID-19 Prevention Policies in MacaoXU Jianhua, LAO Tang In, SUN Guyu, YAO ZhaoyuTONG Kwok Kit, HE Mu, CHEN Honglei, YU Wing-yat, MU Man SzeNo. 3JOURNAL OF MACAU STUDIESNov 2021Quarterly

145· 49 ·· 67 ·· 78 ·Keywords: Coronavirus, Preventive behavior, Health belief, Preventive motivation, Anti-epidemic, Pandemic, Adherence, Mask-wearing, Social distancingAbstract: COVID-19 has a serious and negative impact on Macao，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general policy concept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response to COVID-19 is “promoting the economy, protect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nsuring employment”. In the employment policy, the main measures taken by the SAR government are to introduce the training plan with allowance, ensure the priority employment of local people and support youth employment. The SAR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its active employment policy, improve vocational training, adhere to the orient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give priority to local people in employment, and support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fresh college graduates. Keywords: COVID-19, Employment policy, Training plan with allowance, Exit of foreign workersAbstract: Macao’s gaming industry has been badly hit by the COVID-19. The impact on enterprises is not limited to financial losses, but also on its credibility, accounts receivable, asset valuation, etc. During the Macao’s Employment Policy under COVID-19Macao Gaming Companies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YIN YifenZENG Zhonglu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service employees’ subjective happines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nxiet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ch may influence employees’ busy mindset and leader’s conscientiousness.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anxiety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employee anxiety. The data of 300+ service employees and 70+ team leaders were collected via three waves of survey, in April (Time 1), May (Time 2) and June (Time 3) in 2020, with an interval of four weeks between each time-point. Data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by using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ling. Result shows that employees’ busy mindset can increase their anxiety and decrease the subjective happiness ultimatel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le leader conscientiousness can help remedy the negative outcome of anxiety on subjective happiness. The findings provide the empir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to service employees and senior executive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y can significantly help employees overcome anxiety, improve their well-being, and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sudden changes in the work environment under the new pandemic.Keywords: Macao, Service industry,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ling, Leader conscientiousness, Busy mind-set, Anxiety, COVID-19 pandemic Does Leader Conscientiousness Matter to Service Employees’ Anxiety? Evidence from Macao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MO Ziying, XUE Jin, LIU Tingchi, CHEN Yangyang澳門研究 2021 年第 3 期

146COVID-19 pandemic, all six companies have taken active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reducing expenditures, postponing capital plans, and increasing financing. Compared to gaming compani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Macao gaming companies have assumed mor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cluding donations of funds and anti-pandemic materials, providing support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reducing or exempting rents for retail tenants, avoiding laying off employees, and others. Gaming companies remain confident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Macao. However, they feel uncertai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ndemic. The uncertainties come from the unpredictable pandemic, the business recovery after the pandemic, etc. Keywords: Macao gaming enterprises, COVID-19, Measures against the pandemic, Social responsibility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universities in Macao had gradually started online teaching in February 2020.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needed to master the methods of online teaching systematically, and students needed to fully adapt to new learning habits. College English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most non-English major undergraduates in Macao, and its basic teaching contents, interactions, exercises, and reports can be completed through online classroom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online courses in Macao’s universities and compared it with similar conditions in other regions, and finally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cao’s college English online courses. On this basi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online courses wer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offline teaching, in order to provid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future English teaching.Keywords: COVID-19 pandemic, Macao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 English, Online teachingA Study on College English Online Teaching in Macao Universities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XU Wei, MAK Ngan-Leng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through conducting an investigation in a private university in Macao. Adopting the method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is study set questions within four dimensions, namely, general experience of online learning, the use of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engagements and gains from online courses, interactions with professors as well as collaborations with peers. From coding analysis, several meaningful theme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contradictory mood, multiple experiences, resources integration, help-seeking principles, engagement patterns, learning motivation, professors and peers within online courses. Then, all the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at is, online experiences, online resources, online engagements and online interactions. Finally, the analysis was concluded as an “alternative experience” that is dynamic, productive and creative.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vides practical suggestions on how to better explore online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post COVID-19 era.Keywords: COVID-19 pandemic, Macao,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Alternative Experiences of Online Courses: An Investigation of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Macao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SHAO Yanju· 87 ·· 101 ·ABSTRACTS

147《澳門研究》徵稿啟事《澳門研究》是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自 1988 年創刊以來，得到澳門社會各界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為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提升本刊的學術水平及在學術界的認受性，本刊於 2018 年起實行“匿名評審”制度，確保所有刊登論文均經過同行評鑑。本刊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惠賜稿件，來稿請以中文撰寫並提供英文摘要，稿件類別及要求如下：（一）稿件類別（1）論文（2）學術筆記（3）政策研究（4）書評（二）投稿要求（1）來稿須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職務職稱或學術簡歷、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和電郵。（2）論文所涉課題如為資助項目，請於標題頁左下方標註，如：“資助項目：基金資助（編號）”，如有需要，編輯部將要求提供資助證書影印文件。（3）有關稿件的引文、註釋規範，請參考“《澳門研究》關於規範引文註釋的規定”（https://cms.um.edu.mo/publication/）。（4）來稿請電郵至 cms.info@um.edu.mo，若三個月內未獲採用通知，即可自行處理。（三）其他（1）稿件署名作者應為合法著作權人，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2）論文一經發表，本刊有權將之以其他形式出版；任何外界的轉載、摘要、翻譯、出版等均須徵得本刊許可。（3）編輯部對來稿有權作文字修改、句段刪節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凡不願意者，請予以註明。修改期為一個月，逾期按自動退稿處理。（4）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來稿一經刊發，即奉薄酬。《澳門研究》編輯部：刊登具理論視野、研究方法、論證過程、研究結論等的有關澳門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包括學術論文和應用論文。字數以 10,000 至 15,000 為宜，並含中英文摘要、關鍵詞、表格、圖片、注釋、參考文獻（註釋和參考文獻同時以腳註的方法附於每頁下方）等。：刊登篇幅精簡的研究新發現、新角度或新思考，以及對本刊所刊內容的回應，字數不限。：刊登有關澳門時事、政策及重大社會議題的短評及分析，字數不限。：刊登內容有關澳門的、或澳門本地作者撰寫的著作之評述，字數以5,000 字以內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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