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22021Editor’s Note ....................................................................................................................Editorial Board 5On the Medical Career and Great Achievements of Doctor Ke Lin, the Living Buddha .......................................................................................................................................... XIA Quan 6When the Mazu Meets the Virgin Mary: A Study on the two Sea-god Belief Systems in Macao and their Interaction .................................................................................. ZHAO Dianhong, LI Hanwen 13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Implication of the “Patio” in Macao .............................................................................................................KUOK Lap I, WU Pingsheng 21Interweaving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Localization: Tak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cao Muslims as an Example ........................................................................................................ LIU Zilin 37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Macao History in the Past 30 Years ................................................. CHEN Jie 47A Study on the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of Liu Guanglian .......................................................SHAO Jie 68Zheng Guanying’s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y: Centered on “Uniting Siam against France” ................................................................................................................................... XIA Mengzhen 79A Comparative Study on Crisi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Macao SAR Government in Response to Typhoon Hato and Typhoon Mangkhut ............................................... CHAN Ka Ian, LAM Iok Fong 88The Effect of Using Instant Messaging as Official Communication Tool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ivil Servants .......................................................................................JIM Sai Wai, VONG Tze Ngai 101Promoting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Macao: On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Two Formatting Methods” in the Macao SAR ...................................................................KONG Wa 114A Brief Analysis on Macao’s Rol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HENG Li, ZHANG Anning 125A Literature Review of Macaology (Part Forty-two) ........................................ SONG Yuyu, NING Youyu 131Notice for the 6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s for Macao Research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138
16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只能算是小廟或中廟。而且都具有以某一或二神為主，而以多個神祇同祀一廟或一殿，或以多個原本可以獨立的小型神廟變成一間稍大的神廟內的幾個神殿”， 1 這無形中加強了諸海神的存在感及彼此間的關聯，呈現出“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之勢。加之多神信仰的傳統以及民眾心理訴求與功利性選擇，各海神均不同程度地獲享奉祀。由此，澳門的海神信仰呈現出以媽祖為核心、多神互聯共存的“眾星拱月”體系格局。而從信仰的起源來看，澳門傳統海神信仰皆由中國內地傳入，並無誕生於本土之信仰形態；相關信仰形態傳入澳門後，逐漸打上澳門烙印，形成自身特色，成為澳門“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重要內涵。二、以聖母為核心的西方海神信仰體系澳門不僅有中式的海神信仰，也有西式的海神信仰。上述眾神均為中國傳統宗教信仰中的海神，在華人漁民社群流傳甚廣。而葡萄牙人在進駐澳門後，對澳門實施管治四百餘年的時間裏，同樣供奉着西方的“海神”，並且形成獨特的信仰體系。其中，尤以天主教中的聖母瑪利亞最受航海者及教徒崇祀。澳門有好幾座專門奉獻於聖母的教堂。最古老者為始建於1587年的聖多明我教堂（Igreja de São Domingos），又稱玫瑰聖母堂，華人俗稱板樟堂，由西班牙多明我會初創，其後不久由葡萄牙人管理。在葡萄牙本土流行信奉“花地瑪聖母”（Nossa Senhora de Fátima），因傳說聖母在花地瑪地區向三位牧童顯現而得名。1929年，葡萄牙人在澳門建花地瑪聖母堂，1967年重建，是澳門所建最新的天主教堂。自1929年經教宗准許後，每年5月13日，澳門都舉行花地瑪聖母聖像巡遊，成為澳門天主教的三大巡遊儀式之一，既保持了葡萄牙天主教的特徵，又糅合了澳門本土的文化因素，已超越宗教的內涵，成為澳門中西合璧的象徵。位於澳門東望洋山（松山）的聖母雪地殿教堂供奉“雪地聖母”（Nossa Senhora da Guia），是東來的葡萄牙人視聖母為護衛航海之神的另一明證。有學者甚至認為，聖母作為航海保護神的地位，相當於閩粵港澳漁民祀奉的天后。 2 傳說在明萬曆年間，有葡萄牙船舶東來，“至澳門港外雞頸洋面，迷失方向，松山山巔突出現靈光，指示迷津，說者謂此地聖母顯靈”。 3 約在1622年，葡人在此處興建教堂紀念。現今式樣的教堂則建於1637年。聖母雪地殿教堂供有雪地聖母和護衛航海的聖人若翰洗者（St. John the Baptist）的聖像與畫像。每年8月5日，教堂會舉行瞻禮紀念。17世紀初，葡萄牙航海者在一次前往日本的途中，遭遇荷蘭海盜船侵襲，但卻未有傷亡，因而深信得到神靈護佑。他們返回澳門之後，於1622年由奧斯定會士主持在西望洋山上修建了海崖聖母（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小堂，後又稱西望洋聖堂、西望洋聖母堂、卑拿聖堂、主教山聖堂等。聖母石像立於教堂之上，面朝大海，雙手合十，護佑着航海者。“葡萄牙船隻到達澳門時，鳴炮向聖母致敬……水手們登岸以後，帶着妻兒，赤着雙腳來到聖母堂，感謝聖母庇佑之恩，奉獻一些金錢作為禮物……正像中國的水手向庇佑他們航行的女神天后奉獻祭品一樣”。 41 吳志良、鄭德華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62頁。2 Maria Regina Valente, Igrejas de 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3, p. 92；又見李鵬翥：《澳門古今》，香港︰三聯書店、澳門︰星光出版社，1986年，第123－124頁。3 布衣：《澳門掌故》，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9年，第32頁。4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International Traits in China Old and New,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8-69.
17當媽祖遇見聖母：澳門海神信仰的兩種體系及其互動此外，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原聖保祿大教堂前壁遺址）上刻有“海星之母”圖案，可理解為聖母庇護西方航海者在東方航海活動的標誌，是為聖母航海保護神之身份的表現。 1除了聖母之外，聖老楞佐教堂供奉的主保聖人聖老楞佐（St. Lawrence），則是航海者眼中庇護平安、賜予風信之天主教聖人。《澳門記略》載：“西南則有風信廟，蕃舶既出，室人日跂其歸，祈風信於此。” 2 此風信廟即聖老楞佐教堂，華人亦稱其為“風順堂”。每當葡人出海期間，其家人常聚集於該教堂禱告，祈求親人平安歸來。有意思的是，天主教是葡萄牙的國教，葡萄牙人以天主教信仰為唯一的信仰，天主則是唯一的真神。但葡萄牙水手亦信奉古希臘神作為航海保護神，如在著名葡國詩人賈梅士（Luís Vaz de Camões）的長詩《葡國魂》當中，即有頌讚愛神維納斯抗擊海上惡魔保護葡萄牙航海者的詩句。今日澳門白鴿巢公園將《葡國魂》的主要內容繪成地板畫，其中即有維納斯懷抱葡萄牙航船的場景，並配有“善美愛神維納斯，抗拒惡神護葡人”的文字。同時，葡萄牙水手在航海過程中，甚至有使用占卜和巫術預測路線與風向的舉動。三、兩種信仰體系的互動與相容作為具有排他性的宗教，天主教追求普世價值，聲稱自己是全人類都應追隨的唯一真正信仰，肩負着說服異教徒皈依的使命，故只要有機會，便會竭盡所能進行擴張。 3 相比起天主教，中國傳統宗教信仰最為突出之處，便是其包容性、功利性和多元化，不同宗教、不同流派的信眾能夠彼此和諧共處，甚少發生宗教衝突。澳門的傳統海神信仰亦體現出這一特性，不僅儒、佛、道相融，不同宗教之神共祀一堂，神職也不斷因應信眾的訴求而發生變化。在這種特性的支撐下，中西兩種信仰體系不僅並立共存，更跨越“葡河漢界”，試圖進入對方的文化與信仰世界，以致衍生出新的文化生態。（一）兩種信仰體系的衝突與相容葡萄牙、西班牙在地理大發現的過程中開啟了大航海時代，並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發起了向東方、向中國的殖民擴張。“意識形態任務（主要是天主教傳播）也發展成為葡萄牙殖民統治印度洋以及後來佔領澳門的主要動因之一”。 4 1576年澳門教區建立以後，耶穌會、方濟各會、奧斯定會、多明我會等天主教修會陸續在澳門駐紮，以澳門為基地，向中國、日本等地輸送傳教人員和物資。澳門開埠以後到康熙末年禁教前的百餘年間，澳門天主教快速發展，是澳門天主教史上的黃金時代，此時的澳門至少已經有了15座重要的教堂。 5面對極具擴張性的天主教，由於雙方具有本質性差異，中國傳統宗教信仰與之產生劇烈碰撞。“中國禮儀之爭”在康熙中後期的激化便是例證，其核心問題便是中國天主教徒是否被允許遵從中國傳統中的祭天祀祖等禮儀。之後清廷實行禁教政策，並於雍正時期上升為國家政令。期1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劉月蓮、黃曉峰主編：《1995澳門媽祖信俗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第213頁。2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下卷《澳蕃篇》，清乾隆西阪草堂刻本。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 211.4 劉然玲：《文明的博弈──16至19世紀澳門文化長波段的歷史考察》，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頁。5 湯開建：《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從澳門出發》，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第15頁。
18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間，澳門成為清廷與羅馬教廷之間唯一的緩衝通道，清廷、羅馬教廷、葡萄牙王室、澳葡政府以及各修會等諸方勢力於此角力博弈。直至乾隆十一年（1746）發生查封“唐人廟”事件，宣告澳門雖為葡人所居，但在清廷禁教令下也難以獨善其身。 1 反過來，澳門天主教會排斥中國傳統信仰，對澳門官民共同慶祝的海神媽祖神誕活動進行抵制與破壞。雍正十三年（1735），代理主教弗蘭西斯‧羅薩（Francis da Rosa）下令將中國居民正在酬神演戲的舞台推倒；乾隆二十三年（1758），羅馬教廷宗教裁判所致函澳門教區，下令不能容許任何異教徒的表演和遊行；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一名宗教裁判所代表的煽動下，議事會命令理事官毀掉戲台，遭到中國官員和百姓的激烈反對，最終沒有得逞。 2自葡人進入澳門之時，中國文明已是高度成熟狀態，完全可與西方最發達的文明相抗衡。來勢洶洶的葡人及天主教傳教士在經歷一番試探未果後，放棄採用激進的征服策略。澳葡政府深知自身遠離本土，加之在澳門人口基數較小，處在強勢中華文明的包圍之下，因此選擇的第一效忠對象是近在咫尺的衣食父母──中國。 3 傳教士們也改走本土化路線，“以‘文化適應’之方式楔入中國社會，進而逐步宣傳教義”。 4 而開放包容及功利性的傳統，使得中國傳統宗教信仰對天主教採取部分接納之態度，促成兩種宗教文明間逐漸互動相容的格局。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傳教士甚至借助媽祖信仰的強大凝聚力開展其宣教工作。如道光十八年（1838），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稱：“幾周前，我們在這裏分發了大約3萬張中文傳單。目前，澳門港聚集着無數的小船，漁民來這裏過春節。我們打算在這些媽祖信仰者中做工作。每天我們都和上千中國人打交道，學習他們的語言並向他們傳播福音。” 5 路環島的聖方濟各教堂中，懸掛有一幅“天后聖母像”，畫中為一位典型中國古代裝束的女性，右手持一帶十字架之飾物，左手懷抱一位穿傳統中式服裝之孩童，畫像左上方書寫“天后聖母，為我等祈”八個大字。這實際上是一幅典型的中國化的聖母懷抱聖嬰圖，是傳教士為了便於向媽祖的崇拜者──中國漁民──傳播福音而特意將聖母畫成類似天后的形象，清晰地傳遞出兩種信仰間相互尊重與包容的信息。 6（二）以信眾為紐帶的相容中西兩種信仰體系的交匯，最為直觀地體現在信眾身上。作為宗教信仰的現實載體，信眾個體對於中西海神信仰體系採取了接納與包容之態度。面對天主教的猛烈來襲，儘管多數華人仍恪守中國傳統宗教信仰，但仍有不少人加入天主教。據考證，1644年明清鼎革之際，澳門約有2萬華人教徒。 7 晚清時期，澳門經濟貿易持續繁榮，華人人口不斷增加，在澳門或澳門周邊地區置產定居，華人開始顯示出較強的社會活動能1 趙殿紅：《華人入教與政治博弈──乾隆年間澳門“唐人廟”事件解析》，《學習與探索》（哈爾濱）2017年第2期，第163－173頁。2 參見Anders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1836, pp. 156-158. 3 金國平、吳志良：《再論“蕃坊”與“雙重效忠”》，金國平、吳志良編著：《鏡海飄渺》，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第113頁。4 參見韋慶遠：《澳門史論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7頁。5 Thelma Wolfe Hall, I Give Myself: the Story of J. Lewis Shuck and His Mission to the Chinese, Richmond: Thelma Wolfe Hall, 1983, p. 30.6 參見徐曉望：《澳門的“天后聖母”與中西宗教的兼融》，徐曉望、陳衍德：《澳門媽祖文化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79－188頁。7 湯開建：《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從澳門出發》，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第18頁。
23澳門“圍”的歷史源流與社會意涵或經橫路而與街道相通者＂，且於第四百條中明定“圍＂內業主對“圍＂內環境維持之義務及罰則，因此又可將“圍＂理解為一個有別於公共街道之獨立建築集合體，雖為特定業權人所持有，但其內部環境仍受公權力監管，具有準公共空間之特質。在此種由住宅建築圍組而成的狹小街道中，主要為19世紀至20世初華人的住所，故其名“圍＂是取自於“圍住在一起＂的意思， 1 在澳門這個葡萄牙人的城市中透露出華人強烈的社群意義。查閱歷年的《澳門街道名冊》，在官方中文街道標幟上，“圍＂常與“里＂共同作為同一街道的標幟， 2 如“鹹魚圍＂又標作“鹹魚里＂，亦有極少的個案與“坊＂共同標幟，如“花園圍＂又標作“叢慶坊＂。在中文的語境上，三者均是指居住、聚集的地方，而“里＂、“坊＂於中國古代的空間規劃與治理上更是有着深遠的意涵。於澳門現有的街道環境之中，“圍”、“里”、“坊”等三者在整體空間意涵上並無太大差異；而“台”出現於在20世紀60、70年代，主要由同期建成的五至六層高之公寓住宅和其所包圍的通道所組成，故該標幟又可以引伸理解為由集合住宅群所共享的“平台”空間，其街道空間形式本質上亦與“圍”相似。因此，上述街道標幟所指的空間皆可視作廣義的“圍”。王維仁、張鵲橋於2010年編著的《圍的再生：澳門歷史街區城市肌理研究》中有對“圍＂作初步的空間調查及分析，本文依其研究為基礎，重新檢視“圍＂的空間組成。（二）區位分佈依據2019年澳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所提供的道路中心線地理資訊資料（shapefile）及2012年出版的《澳門街道名冊》，統計以“圍”、“里”、“台”、“坊”任一者作為街道標幟之街道數量，符合條件者共有250處，其登記年份主要集中在1869至1905年間。然而，由於澳門完整的街道統計至1868年才首次完成，因此，“圍＂應當在19世紀華人獲准居住在內城之後便出現，作為一種適應澳門都市環境的華人住商建築身份進入澳門的都市建築之內。“圍＂主要分佈在舊城區內，亦即城牆內的基督城範圍之內，由沙梨頭起呈西北至東南走向分佈，直至哪吒廟附近的大炮台；由果欄街中段起呈東北至西南走向，多集中在營地街市外、爐石塘與大街等之間的市場區的街廓，穿越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並延伸至福隆新街與夜呣街；由下環街到媽閣之間則有不連續的分佈。而在城牆之外的城區則數量較少，主要聚集在望廈附近。回顧早期19世紀末的街道名冊，更可發現內城區包括市場區（Bazar），以及舊城牆邊沿（包括沙梨頭、大炮山等地區）的“圍＂的數目都比城郊地區如望廈（Mong-Há）、雀仔園（Horta da Mitra）、望德堂坊（Bairro de S. Lázaro）、媽閣村（Povoação da Barra）等地較多，可見“圍＂是澳門華人因應澳門都市環境所發展的街區形式。再依據澳門的都市發展，將“圍＂的登錄時間劃分為20世紀前、二戰前（1900－1945年）以及二戰後（1945至今）三個時期來觀察其分佈樣態：20世紀前登錄的“圍＂主要集中在沙梨頭、三街街區與福隆新街一帶，即澳門建城初期發展的華人區域內；20世紀初至二戰以前登錄的“圍＂則多集中於下環在鴉片戰爭後的新填海地一帶發展；二戰後至近年登錄的“圍＂僅在舊城牆以北的沙崗與望廈一帶有零星的分佈。可見“圍＂的發展是從城內華人區的中心開始蔓延（圖1－4）。1 王維仁、張鵲橋編：《圍的再生：澳門歷史街區城市肌理研究》，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10年。2 傅玉蘭：《澳門街道標幟及名稱》，《澳門研究》（澳門）1997年第5期，第47－75頁。
32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三間……其山坡房屋，共五十七間＂。 1 可見望德堂一帶已有一定的居民聚居，而其與社會的疏離與宗教生活精神，亦正恰好成為被中國社會排擠的教徒們的上佳隱居之處。又據嘉慶二十三年（1819）理事官諭稱：“有民居九十八家，其中稱爲番民，番服番音者五十四家。＂ 2 湯開建指出文本中自稱“番民＂且帶“番服番音＂者實為進教的華籍天主教徒， 3 進一步印證進教圍是由大三巴下遷至望德堂附近，且仍持續着華人的教務，收留被打壓的教徒。鴉片戰爭後葡萄牙人對澳門實行殖民統治，欲將清朝的管治權從澳門中排除。1846年澳門主教馬塔（Jerónimo José da Mata）神父派遣華籍神父廖瑪谷到荷蘭園地區傳教，也即望德堂所處地區，專責華人教務。廖神父同年與仁慈堂商議，利用其土地在望德堂側另建聖若瑟會所，作傳教聚會之用，並於望德堂前的荒地零零星星地搭建木屋，與教友長駐於此， 4 成為20世紀澳門居民所廣知的進教圍，並載於1905－1933年間的澳門街名冊之中。1854年余安道神父接任荷蘭園地區的傳教工作，教務迅速發展，望德堂由傳教站成為隸屬總堂的半獨立堂區，由華人司鐸主持教務，帶領華人教徒共同生活。“圍＂內教徒雖皆屬中下階層的勞苦大眾，但共同的宗教生活將其凝聚如一社團，共同參與教區的建設，以及擴展安老、育幼、醫療、善終等慈善事業。 5 1894年，鼠疫肆虐，望德堂區因衛生設施的缺乏而成為嚴重的疫區，總督賈也度（Eduardo Augusto Rodrigues Galhardo）下令拆除該區內髒亂之建築，重新規劃建設，建成如今之和隆街、瘋堂新街、聖味基街、聖祿杞街等方整之街區。望德堂一帶的景觀雖被大幅改變，但區內仍是以教徒居住為主，持續着進教圍原有之傳教與慈善事業。直至20世紀60年代，接連受戰亂與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圍＂內青壯一輩亦漸出外謀生，70年代在都市發展驅使下，早年由教友斥資建設之平房亦由發展商所收購，改建為五六層的公寓，繼而陸續遷入許多非教友居民入住，進教圍一名亦隨之消失，成為現今所稱之望德堂坊。另一方面，於嘉慶初期拆遷建的大三巴坡地下方之地區，隨着1835年的聖保祿學院大火， 6 連同學院的遺址成為荒地。在鴉片戰爭時期，澳葡殖民政府強行收購澳門舊城以外的龍田村土地，村內無家可歸的貧苦大眾遂又循日本人的步伐，於大三巴的殘垣下以茅草結寮，重聚一村，稱之為茨林圍。據1905年及1925年的街道名冊中所載，茨林圍的範圍從大三巴所在的山腳下連綿至大三巴斜巷頂端，毗鄰哪吒廟；圍內由數條小巷組成，有水井四口，以及上百座未編門牌的寮棚與簡易建築，但至1925年大部分已荒廢毀壞， 7 可推知現存之磚造平房乃後來逐漸改建而成。1 《署澳門同知辛為奉憲札飭查發瘋寺山腳水坑尾沙田及山坡房屋民人事下理事官諭（嘉慶十六年七月初二日，1811‧8‧20）》，劉芳輯、章文欽主編：《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第一章，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2 《澳門同知署理香山知縣鍾英為奉憲札飭查水坑尾地方民蕃聚居事下理事官諭（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1818‧10‧29）》，劉芳輯、章文欽主編：《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第一章，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3 湯開建：《道光七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4期，第149頁。4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第1617頁。5 劉炎新、梁潔芬：《澳門進教圍》，《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第21期，第239頁。6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姚京明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59頁。7 Euclides Honor Rodrigues Viana, Cadastro das Vias Públicas de Macau: No Anno de 1905, Macau: Typograhia Noronha & Ca., 1906, p. 40; Augusto de Souza, Cadastro das Vias e Outros Lugares Públicos da Cidade de Macau (《澳門街名一覽表》), Macau: Macau. Leal Senado da Câmara Barbeiro, 1925, p. 87.
35澳門“圍”的歷史源流與社會意涵地；南灣至白馬行一帶則原為洋商茶絲商行駐地，鴉片戰爭後，隨着華商的崛起，該區更成為華商巨賈之店廠與家宅主要匯聚之地。 1 下環鳳仙圍的主人何永貴於1824年隻身從番禺前來澳門，經營航運發家，其後在下環街置大屋三間，並在屋後建致和里，亦即後來之鳳仙圍，供後人居住。 2 “圍＂口有一門樓，由五間三樓高三層的青磚樓宇圍合而成，“圍＂內建築上的彩繪和花飾，顯出大戶人家對住宅建築細節上的講究。白馬行附近的善慶圍、連丁圍、昇平里，為清末咸豐同治年間的澳門首富兼最大營建商王祿王棣父子之宅邸。據王文達所載：“王祿……擇居於天神巷，顏曰積善堂。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建善慶圍。生十子，又立連丁圍……王棣……善貿易，創設萬香酒店、廣泰押及泰昌辦館，故澳葡人稱之為買辦。其居傍之昇平里，為其所建，而葡名Pátio do Comprador，即買辦圍之意，所以紀念之也。＂ 3從上述可見，“圍＂非華商家族宅邸主建築的形式，而為宅邸擴建的形式。在家宅主建築旁側建“圍＂，好比傳統合院建築中的護龍擴建，供子孫鄰祖厝而居，為於澳門狹窄的都市環境中維繫家族的向心力的空間手段。而由命名更可直接推測該“圍＂的所屬家族與其規模，雖如今已無法再見華商的大宅，但街巷之間仍留有柯傳善堂圍、余敦善堂里等以華商堂號命名的“圍＂，尚可窺探昔日華商之大宅星雲棋佈的痕跡。下環地區在1957年的街道名冊上亦載有一處何智英私家圍， 4 推測是在1925－1957年間新增。可見至20世紀中以前，以“圍＂作為家業拓建之模式仍流行在上流社會的華人之中。此外，在1905年的街道名冊中，於營地大街、草堆街、關前街與爐石塘等商業中心區一帶又見有葉家圍、李家圍、趙家圍、鍾家圍、陳家圍、林家一圍、林家三圍、吳家圍、馮家圍以及高家圍等，雖未能查知是否相應姓氏華商所建之家業，但仍可觀察得在20世紀以前“圍＂的營建居住形式，尤其是以“圍＂一字作為街道標幟的，帶有相對明顯的家族群居的意義。至20世紀以後因為昔日大戶人家的產業漸被分售而有所減弱，但以單一家庭為居住單元的“圍＂仍延續至20世紀中期。而在社會形象形塑上，華商與華人慈善團體以“圍＂作為慈善住宅，為貧苦大眾提供廉宜的住處。華商之所以投身於社會公益事業，一方面是由於20世紀中旬以前，澳葡政府仰賴民間組織支援社會福利服務，故對華人社會而言，華商個人及其所組織的慈善團體為華人社會安全網的主力；另一方面華商對社會福利事業的參與亦為其爭取得顯著的社會地位與正面之企業形象，讓其於華人事務上獲得較大的話語權，同時獲取澳葡政府的信賴，使之更容易擴展其事業。因此，自19世紀起，華商的社會福利事業與其營利事業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位於大三巴一帶的永福圍與下環的光復圍則為一個世紀以來華商與華人企業家參與社福活動的見證。永福圍登錄於1905年，推測建於19世紀末期，其原為鏡湖醫院慈善會持有的物業，於20世紀出租予貧苦大眾。 5 鏡湖慈善會的經費來源依靠華人鄉紳捐助，當中包括房地產， 6 故可推測永福圍亦為華人鄉紳捐贈物業之一。而鏡湖醫院慈善會除利用房產作醫護用途外，亦收留、安置貧1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8－172頁。2 張鴻鑫：《中華文化乃支撐澳門文化之基石》，《澳門雜誌》（澳門）2011年總第82期。3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0－213頁。4 Joaquim Alves Carneiro (ed.), Rolando dos Reis Angelo (trans.), Cadastro das Vias Públicas e Outros Lugares da Cidade de Macau, Macau: Câmara Municipal de Macau, 1968, p. 148.5 永福圍目前已捐贈予澳門文化局。唐嘉：《永福圍青磚建築有歷史價值》，《澳門日報》2019年6月30日，第C02版。6 廖澤雲主編：《鏡湖春秋文物集I》，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年，第16、23、33、36頁。
36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民難民，以及承管善長捐贈物業的租戶等， 1 而永福圍亦為當中慈善服務網絡的一部分，體現出澳門華人社群中集中分配資源的社會安全網的運作模式。至於光復圍則登錄於1925年的澳門街名冊中，據何培基之口述資料顯示，光復圍在1910－1920年代間已建成且有人居住。 2 二戰後光復圍整個街區被財主林偉昌及其兄弟連同其他物業被買下，經維修翻新後租予窮困人家。在租約期間，業主林偉昌親自向租戶收租，且從不追繳房租，可見其租賃行為並非為單純的營利，而是包含着社會義務。至20世紀70年代，林偉昌將光復圍售予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期間澳娛曾派人到光復圍勘察，並研擬再開發計劃，一度遭到租戶及居民的抗議反對，最後光復圍的再開發計劃亦無疾而終，澳娛遂延續光復圍慈善出租住宅的社會功能，成為澳娛管理之長者社會房屋項目，以低價租予原居民，租約直至租戶離開為止，但亦不再新增租客。“圍＂的建築模式合符經濟效益，同時適應澳門內城緊湊的都市環境，能於有限的土地中創造出寧適的居住空間。不論作為大家族子弟分房所用，或作為捐予慈善團體作公益用途，皆能為之於狹窄的都市空間中提供不錯的集體居住環境，同時展現出華商對家族的經營與社會責任。使得“圍＂作為住宅的功能得以彰顯之餘，亦成為了華人仕紳於都市空間中的正面代言與象徵。五、結論澳門在19世紀初放寬華人於內城的定居與置業限制以後，“圍＂作為一種常見的華人居住社區開始在內城大量興建。大部分澳門華人皆是遠離故土到此異鄉中生活，處身於澳門狹窄的都市環境之中，尤其是基層的華人，可選擇的居住非常有限，甚至必須與異族的葡萄牙人或是其他外國人毗鄰而居。由“圍＂的典型空間形式中，可見澳門華人在住居環境的營造上顯得相對的緊密與封閉。這種空間形式一方面是為了適應澳門的都市環境限制，另一方面是為了維持其社區於澳門這個葡萄牙人城市當中的獨立性，藉此調和其於原鄉與異地中的生活習慣與模式。因此，“圍”可謂是澳門華人僑居異鄉之“生態棲位＂於空間中的表現形式。概括“圍＂典型的“社會—空間＂特質：“圍＂於形成過程往往伴隨着緊密的內部社群關係之現象，可見“圍＂具有有利於社群形成的內聚性；配合其所形塑的半封閉的空間，使之與外部環境相互區隔，以維持其原有之生活習慣與文化信仰，於狹窄的都市環境中仍能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同時亦賦予其空間隱藏私人生活，甚至隱匿負面行為。於澳門的都市空間之中，“圍＂一字既作名詞，亦作動詞。“圍＂的出現乃是基於農村人口往都市移動的過渡，而其演變的契機則是澳門華人居住空間的都市化與現代化。實質上，“圍＂的社會意義遠早於前述典型空間形態的形成。因此，“圍＂不單止是一種空間形式，亦是一種社群生活方式。上承中國古代的里坊制，下接現代都市的集合式住宅公寓。可見“圍＂於住宅營建史上，其興起與衰落過程可作為反映澳門不同都市發展階段的寫照；而於社會發展的角色上，則為傳統的華人鄉村社群與現代都市社會聯通的空間實踐。[責任編輯 陳超敏]1 廖澤雲主編：《鏡湖春秋文物集I》，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年，第164、202－203頁。2 至2016年，全數租戶已搬離，光復圍亦閒置，重新等待再開發。Ho Pui Kei（何培基）, New Light, Old Lane: Conservation Plan for Patio da Claridade, Macao, Master degree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4, pp. 158-165.《政府接納城規會意見 光復圍建築擬只保立面誘發展》，《正報》（澳門）2016年12月31日，第一版。
37多元文化和本土化的交織：以澳門穆斯林的歷史發展為例[摘 要] 穆斯林在澳門雖然數量非常少，但他們的史料積累，例如文書記載、圖像、碑刻，以及一些社會生活的內容，在澳門歷史構建中的實際存在感還是很突出的。他們在澳門的發展能折射出澳門歷史的特徵：一個外部視野下的“小地方”包含着多元且厚重的歷史文化，而且基於本土化等歷史進程，成為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案例。本文將結合田野考察和資料閱讀，聯結不同的歷史資料和個案組群以簡述澳門穆斯林的歷史，從而完善相關研究，進一步思考澳門是如何在歷史發展中實現相容多元和本土化。[關鍵詞] 澳門 穆斯林 多元文化 本土化一、文獻回顧在現代歷史學研究中，傳統的政治史雖然是重點，但其他史學研究門類也在發展，例如社會史和文化史。其中文化史是當今澳門研究的一個重點，不僅僅基於未來對於旅遊業發展的一個現實性需求，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澳門本身積澱的歷史資源。葡萄牙人進入澳門以來，作為葡萄牙在東部亞洲（含東亞、東南亞）三個屬地之一（另外兩個是馬六甲與帝汶島，其中馬六甲在17世紀以後被亞齊蘇丹國攻陷後不屬於葡萄牙控制）， 1 澳門一直受到葡萄牙東方政策的高度重視。由於澳門地處東亞範圍內商貿最為活躍的南海沿岸，早在明萬曆年間，就有許多國家以澳門為主要的中轉站，在澳門進行活躍的貿易行動。由此可見，澳門自開港以來，一直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多元文化交匯點，“多元包容”也是澳門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主旋律。 2 其中，作為活躍於南海周邊的重要跨文化群體──穆斯林，他們在澳門其實也發揮着重要作用（例如仲介、貿易），對澳門的社會生活也有一定的輻射作用。澳門穆斯林本身人數偏少，文獻資料相當匱乏，相比其他宗教團體例如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和以媽祖信仰為代表的民間信仰等，學術界對於澳門穆斯林的研究相對偏少，相應研究大多集中多元文化和本土化的交織：以澳門穆斯林的歷史發展為例劉梓琳作者簡介︰劉梓琳，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歷史學院中國史博士生。南京 2100231 王任叔：《印度尼西亞古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81頁。2 Clayton H. Cathryn, “Multi-ethnic Macao: From Global Village to Migrant Metropolis,”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Vol. 15, No. 2 (2019), pp. 145-160.‧論文｜宗教及歷史‧
38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在“民族宗教”和“中外交流”兩大領域。馬建福教授在香港求學期間，曾到訪澳門。於《中國穆斯林》雜誌中，馬教授與張宇撰寫《澳門伊斯蘭教的歷史與現狀》，此文對於澳門穆斯林有簡單的介紹，可作為通史類文本參考。 1而在中外交流領域，最典型的有湯開建教授的《明清時期傳入澳門的伊斯蘭教、瑣羅亞斯德教、東正教和猶太教》和施其樂（Carl T. Smith）、范岱克（Paul A. Van Dyke）兩位教授合著的《1700－1930年珠江三角洲的穆斯林》。在湯教授的文章裏，有關澳門穆斯林的史料得到進一步的整理，從中舉出一些穆斯林在澳門生活的痕跡（例如公案、條約等），筆者因此得知一些有關澳門穆斯林的案例； 2 而施其樂教授與范岱克教授的《1700－1930年珠江三角洲的穆斯林》，其文章主旨是梳理清中後期至民初華南地區穆斯林群體的歷史資料，且實際論文研究主體是外籍穆斯林，較少提及中國本土的穆斯林群體──即回族，論文用較大篇幅書寫被西方文獻稱為“摩爾人”的穆斯林群體在澳門的營生，並採用圖文並茂的形式幫助讀者理解澳門穆斯林的情況，其一系列個案式的田野考察資料（例如下文提到的尤努斯阿訇，在《文化雜誌》2006年春季刊第164頁有所展示）使研究者更深入地瞭解到有關澳門穆斯林的社群發展，這與本文所提及的一些案例也有對應之處。 3 除已有的論文外，在有關旅華南亞裔的研究書目中也有提及澳門南亞裔穆斯林的情況，例如馬德哈維‧塔曼皮（Madhavi Thampi）的《印度人在中國，1800－1949》（Indians in China, 1800-1949）和《在殖民世界的印度與中國》（India and China in the Colonial World）， 4這些著作雖然都不是主要介紹澳門穆斯林群體，但也對理解相關歷史資料提供了重要的輔助性作用。因此筆者結合文獻資料與田野考察，從早期以南亞裔移民和東非穆斯林軍人為主的移民群體，到近現代不同族群的澳門穆斯林，對他們在澳門生活、工作的歷史予以簡單梳理，從中可思考他們是如何在澳門歷史中“多元一體”扮演不可或缺的歷史角色。二、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澳門穆斯林涉及澳門穆斯林的研究，筆者撰寫過一些不同版本的文稿，例如在有關廣州本土回族家族“慶善堂”保氏家族的論文裏，筆者提到著名穆斯林牙醫保宗器醫生的事跡（下文詳談）。 5 但就早期穆斯林定居者的問題上，澳門本地穆斯林與筆者對於哪一批人是“最早定居”有一定的討論：澳門本地穆斯林長者認為，來自東非莫三比克的“嚤囉兵”（Morous Soldier）是真正意義上第一批定居澳門的穆斯林，他們的口述包括：1 馬建福、張宇：《澳門伊斯蘭教的歷史與現狀》，《中國穆斯林》（北京）2013年第5期，第75－77頁。2 湯開建：《明清時期傳入澳門的伊斯蘭教、瑣羅亞斯德教、東正教和猶太教》，《世界宗教研究》（北京）2018年第1期，第138－152頁。3 施其樂（Carl T. Smith）、范岱克（Paul A. Van Dyke）：《1700－1930年珠江三角洲的穆斯林》，《文化雜誌》（澳門）2006年總第58期，第159－168頁。4 Madhavi Thampi, Indians in China, 1800-1949, New Delhi: Manohar, 2005; Madhavi Thampi (ed.), India and China in the Colonial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5 劉梓琳：《走進廣州慶善堂保氏──從“牙醫世家”思考粵籍穆斯林近現代的社會史》，《回族研究》（銀川）2018年第2期，第96－101頁。
39多元文化和本土化的交織：以澳門穆斯林的歷史發展為例我小的時候親眼見過年長的黑人老人家，他們曾經是葡國人的兵，葡國人叫我們穆斯林為“嚤囉”，就是來自於這些黑人。只不過他們的後代，不是回到非洲，就是在血緣上與教門認同上已經淡化甚至不再傳承，基本上在澳門的黑人後代，都是中國人樣貌，不信我們回教。 1When I was young, I visited some old African elders with my parents. They usually used English and some simply Arabic language for Islamic tradition. Unlike us, they didn’t use Urdu. 2因此他們作出了總結：“澳門最早的一批定居穆斯林，應該是非洲裔。”誠然，從8世紀開始至15世紀，穆斯林在伊比利亞實行過長時間的統治，由此伊比利亞的基督徒稱穆斯林為“摩爾人”──既有宗教信仰的形容，也有膚色的形容，因為伊比利亞穆斯林政權中後期的“泰法”（Taifa，穆斯林諸侯國）和一些從北非北上入侵的王朝（例如穆拉比特王朝，Al-Murābiṭūn），主要力量是馬格里布土著和西非黑人傭兵，他們膚色相對較深。由此，“摩爾敘事”是理解早期歐洲對於穆斯林敘事的重要因素。在歐洲──尤其是伊比利亞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中，“摩爾人”（Moors）不僅僅指代北非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Berber）， 3 也會指代所有穆斯林族群，往往帶有貶低性和歧視性寓意。西班牙征服菲律賓南部，就把當地的蘇祿人、馬京達瑙人等馬來文化圈穆斯林統稱為“摩洛人”（Morous）。因此筆者相信，後來澳門清真寺的別稱“嚤囉園”，就是來自於“摩羅／摩洛”（Morous）的音譯。在范岱克教授另外一篇論文“Ambiguous Faces of the Canton Trade: Moors, Greeks, Armenians, Parsees, Jews and Southeast Asians”中， 4 “Moors”同樣被當時的記錄者用以形容不同族群的穆斯林群體，而不僅僅是傳統含義中的阿拉伯人或者北非土著。葡萄牙與穆斯林之間的關係，穆斯林的形象看起來並不是那麼正面──在葡萄牙殖民者的敘事中，穆斯林往往是各種反派角色：“巴昔（蘇門答臘的一個政權，筆者註）國內的摩爾商人用詭計消滅（原本的非穆斯林統治者）”、 5 “儘管我們談到的民族（已經皈依伊斯蘭教的巴昔人，筆者註），其奸詐更勝武勇”。 6 這個從帝國主義者的擴張歷史中，可以找到相對合理的解釋──對於以天主教為名義，通過殖民地戰爭開拓疆域，擴大領土範圍的葡萄牙而言，對於異教徒，尤其是眾多異教徒中實力相對較強的穆斯林，必然是盡可能貶低。但由於葡萄牙主要殖民地除後期開拓的巴西以外，大多數集中在西方敘事中的“東方”──包括非洲與亞洲沿海。而這些區域，穆斯林不是統治階層和主體民眾，就是地方上主要的中介力量。《新編劍橋印度史：印度1 澳門回族老人宋偉君老先生口述，2019年3月。2 第二代巴基斯坦移民後裔Azam Khan先生口述，2019年7月。3 筆者註：柏柏爾人是西方傳統敘事中北非土著（既非阿拉伯人，亦非黑人）的泛稱，他們內部大多會以自己部族（例如“圖阿雷格”）作為自稱，或以伊斯蘭概念中的“西方”（馬格里布）自稱。4 Paul A. Van Dyke, “Ambiguous Faces of the Canton Trade: Moors, Greeks, Armenians, Parsees, Jews and Southeast Asians,” Paul A. Van Dyke and Susan E. Schopp (eds.), The Private Side of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0: Beyond the Compani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21-42.5 [葡]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何高濟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6頁。6 [葡]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何高濟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5頁。
40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的葡萄牙人》曾整理此時葡萄牙人在東方的殖民活動情況：They were heads of the civil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of the whole state from East Africa to the Moluccas and Macao, in theory responsible only to the king, and to God. 1在這些區域，穆斯林均有重要的影響力。例如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原本是隸屬於馬拉巴爾王國，馬拉巴爾大君雖然是印度教徒，但在國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是穆斯林商人和大臣；而在16世紀初期被葡萄牙佔領的馬六甲，居民大多數也是穆斯林。因此，敘事上對於“摩爾人”的貶低，並不影響他們後來與穆斯林的合作──包括經濟上的來往，以及軍旅中的僱傭。根據口述以及部分機構留存的介紹，葡萄牙人控制的莫三比克沿海地區（例如今天的索法拉，Sofala），受東非海岸穆斯林文化影響，大多數人是穆斯林。這批人與葡萄牙人較早打交道，少數人為此改宗天主教，但大多數人保持伊斯蘭教信仰並隨同葡萄牙人抵達各殖民地擔任基層軍警。澳門也不例外，目前可考的澳門“嚤囉軍營”，即東非穆斯林軍人營地，遺址有以下幾處：其中一處是今澳門海事及水務局大樓，其建築框架完完整整地保留了北非阿拉伯風格的穆斯林建築藝術；另一處則是現在坐落於澳門嚤囉園路（Ramal dos Mouros）的澳門清真寺及回教墳場（Macau Mosque and Cemetery; Mesquita e Cemetério de Macau）。根據澳門伊斯蘭會（Associação Islâmica de Macau）給筆者提供的資料顯示，1880年澳門穆斯林獲得永久性土地，在原有“嚤囉兵營”的基礎上搭建清真寺與穆斯林墓地。這個區域在澳門本地民眾的敘事中，被稱為“嚤囉園” ──事實上澳門穆斯林並不喜歡這種稱呼，因為“嚤囉”（即上文“Moors”）是歐洲殖民者和本土居民對他們的歧視的體現。但正如年長街坊的口述史訪談所呈現的，實際上這一批東非軍人後裔，不是返回原籍、移居國外，就是留在澳門繁衍生息。但留在澳門的東非軍人後裔基本上離開伊斯蘭教的傳承，成為其他信仰的信眾。從年長非裔軍人下葬的情況看，以墳場保留的墓碑情況的角度切入，筆者發現似乎沒有人願意留在澳門終老（或者說以穆斯林的身份下葬）。現今澳門回教墳場保留最早的墓碑，是上文所提及的古吉拉特（Gujarat）商人團體的墓碑（棺槨式墓碑，上有古吉拉特文字和烏爾都文，Urdu）。古吉拉特地區位於印度西海岸，是南亞地區一個非常重要的商業中心。根據Abhay Kumar Singh教授的敘述來看，穆斯林商人雖然數量不是絕對多數，但影響力是非常大的：“Muslim maritime merchants of Gujarat dominated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ic trade, shipping business of the whole of Gujarat was especially in their command. The middle Indian ocean trade was largely in the hands of Muslim merchants of Gujarat.” 2而在15－16世紀，也就是葡萄牙人初次進入印度、參與印度貿易競爭的初期，葡萄牙人與古吉拉特的統治者──來自穆斯林的“馬紮法沙”（Muzaffar Shah）── 3 實際上已有接觸，包括衝突（例如“第烏海戰”）和交流。1 Gordon Johnson, C. A. Bayly, John F. Richards,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The Portuguese in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5.2 Abhay Kumar Singh, “Maritime Entrepreneurship in Gujarat, C.1600-1800,”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Vol. 57 (1996), p. 400.3 [葡]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何高濟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頁。
41多元文化和本土化的交織：以澳門穆斯林的歷史發展為例由於葡萄牙佔據果阿地區，整個印度西海岸的商貿活動，都受到葡萄牙人的影響；同樣的，雖然葡萄牙人主觀上不喜歡任何形式的異教徒──尤其是與他們存在直接競爭關係的“摩爾人”（穆斯林），但客觀上，為了經濟利益的發展，也是因為葡萄牙自身實力不足，葡萄牙人不僅僅僱用不少非裔穆斯林軍人從事底層的軍務工作，同時也保持與穆斯林商人之間的合作，從而確保自己在東方的收益。這些活躍於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穆斯林商人，同樣也在整個東部亞洲繼續維繫原有的商業網絡。在澳門，他們留下了三個重要的痕跡：大屋、墓碑以及後裔，這些痕跡能多多少少地彌補澳門穆斯林敘事方面的文獻缺乏。以古吉拉特裔商業世家穆薩家族為例，19世紀末期就有出生在澳門本土的穆薩家族族人。1880年7月21日，澳門龍嵩街，時年40歲的古吉拉特穆斯林商人凱西姆‧穆薩（Cassim Moosa，1840－1933）在自己購置的三層大屋中，迎來長子奧馬爾的出生；90年後，也就是1970年的3月22日，奧馬爾在這座由先父購置的大屋中與世長辭，他的獨子和三個女兒把他的遺體送至澳門回教墳場下葬，並且用四種文字書寫其墓碑：最上方是阿拉伯語書寫的經文（中國穆斯林稱之為“經字”）和新月；中間是英文的生卒年介紹：Omar Cassim Moosa, born 21-07-1880, in Macau, died 22-3-1970墓碑的第三行是南亞穆斯林通用的語言──烏爾都語；最底下的便是證實穆薩家族來自古吉拉特的證據──古吉拉特語銘文。如今，奧馬爾四個孩子中，兩個年紀最小的女兒出嫁並移居他鄉，獨子和長女在大屋中度過晚年。筆者接觸穆薩家族，始於2017年11月拜謁回教墳場時閱讀奧馬爾的墓碑。2019年4月1日，筆者親自到訪穆薩大屋──也就是由凱西姆建立的百年老店“架深洋行”（Moosa & Cia. Lda.，在粵語的諧音中，“架深”就是“凱西姆”），見到年過耄耋的姐弟，從半個小時的簡單訪談中大致瞭解穆薩家族的往事。凱西姆在19世紀就已經建立架深洋行，如今依舊得以保持的穆薩家族大屋，已被澳門文化局列入“澳門歷史城區評定”項目之內。從評定書中，筆者瞭解到凱西姆‧穆薩本身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他是1888年參與清真寺土地批准建立權的申請者之一， 1 同時，穆薩家族在20世紀初，也積極參與澳門以及其他地區的一系列商業活動，包括1929年塞維利亞博覽會。 2 在19至20世紀之交，穆薩家族和另一個籍貫也在南亞的穆斯林家族：卡米薩家族（Kamisa），成為澳門早期的穆斯林營商家族。 3時至2019年4月1日，架深洋行依然營業，經營的商品以食品為主，牛油曲奇和牛油“蟲仔餅”是日常可售的點心，而牛油年糕則是應節食品，只限春節時間售賣。作為典型的古吉拉特後裔，筆者對於穆薩家族的情況作出以下總結：首先，在旅居港澳地區的南亞裔人士中，本土化與中國化（公民認同和文化意識基礎）毫無疑問是逐步進行的。穆薩家族的兩位第三代人士，均以粵語為私人第一用語，並兼通母語（古吉拉特語）和南亞裔穆斯林社區通用的烏爾都語。而在社區意識中，他們也逐步認可自己是“澳門人”的身份，認同和接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民。其次，最早期來澳定居的穆斯林，由於人數偏少以及文化差異，出現了從少子化甚至瀕臨絕嗣的情況。古吉拉特人和後期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移民後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歷史城區評定》，2016年，第47頁。2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歷史城區評定》，2016年，第51頁。3 施其樂（Carl T. Smith）、范岱克（Paul A. Van Dyke）：《1700－1930年珠江三角洲的穆斯林》，《文化雜誌》（澳門）2006年總第58期，第159－168頁。
49近三十年來澳門史研究述要“史料出版”運動，即聯合澳門本土、中國內地和葡萄牙等地歷史學界的相關學者和機構，搜集、翻譯、整理並出版了大量明清以來與澳門相關的史料。其中，政府或私人檔案類史料有：西文或譯文類──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葡中關係史資料匯編》）、 1 《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 2 Cartas Ânuas do Colégio de Macau (1594-1627)（《澳門修院年報（1594－1627）》）、 3 《從廣州透視戰爭──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莫嘉度關於中日戰爭的報告》、 4 《粵澳公牘錄存》、 5 《歷史上的澳門》、 6 《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 7 《西方澳門史料選粹（15－16世紀）》、 8《衛三畏在東亞──美日所藏資料選編》； 9 中文類──《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 10《中葡澳門交涉史料》、 11《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 12《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 13《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萃》、 14《澳門過渡時期重要文件匯編》、 15《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 16 書報類史料有：由與澳門相關的歷史人物著述的帶有文獻資料性的專著《馬禮遜文集》（1－7）、 17《澳門記略‧澳門志略》、 18《中國總論》、 19《漢英韻府》； 20 在澳門乃至中國近現代史上產生過一定影響的澳門本地中西文報刊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蜜蜂 華報》）、 21 Ta-Ssi-Yang-Kuo（《大西洋國》）、 22《知新報》、 23 Revista Mosaico（《雜1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葡中關係史資料匯編）, Macau: Fundação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d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Universidade de Macau, 1996-2000.2 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3 João Paulo Oliverira e Costa, Cartas Ânuas do Colégio de Macau (1594-1627)（《澳門修院年報（1594－1627）》）,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9.4 [葡]莫嘉度（Vasco Martins Morgado）：《從廣州透視戰爭——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莫嘉度關於中日戰爭的報告》，舒建平、菲德爾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5 金國平、吳志良主編校注：《粵澳公牘錄存（1－8卷）》，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6 [葡]徐薩斯（C. A. 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李保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7 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8 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粹（15－16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9 張西平、吳志良、陶德民主編：《衛三畏在東亞──美日所藏資料選編》（卷上、下），鄭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10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11 黃鴻釗編：《中葡澳門交涉史料》，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12 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總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13 林水先主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萃》，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15 鄭言實編著：《澳門過渡時期重要文件匯編》，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16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17 張西平、彭仁賢、吳志良主編：《馬禮遜文集（1－14）》，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18 [清]印光任、張汝霖、祝淮等編纂：《澳門記略‧澳門志略》，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19 [美]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國總論（卷一、二）》，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20 [美]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漢英韻府（卷上、下）》，鄭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21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蜜蜂華報》）,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22 J. F. Marques Pereira, Ta-Ssi-Yang-Kuo（《大西洋國》）, Vol. 1-3, Macau: Fundação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5.23 《知新報（一、二）》，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
50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俎》）、 1 《鏡海叢報》、 2 《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 3 口碑類史料有（僅列舉遊記、日記、回憶錄為例）：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大中華帝國志》）、 4 Nova Relação da China（《新中華帝國志》）、 5 《遠遊記》、 6 《勘界大 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1910）》、 7 《馬禮遜文集》（8－13）、 8 《北 上天津北京遠征隨行記（1858－1859）》、 9 《佩里日本遠征隨行記》、 10《衛三畏生平及書信》、 11《龍思泰和來自中國的信》。 12 這些史料種類齊全、數量眾多、規模浩大，說明相關澳門史研究者和機構為突破澳門史研究的“史料關”付出了極大的前期努力，取得了顯著的成果。若從史料內容的學術價值角度進一步深入考究，可以發現此一時期出版的史料大致有以下三個特點：第一，這些史料的時間跨度極大，既有縱貫明清時期的“長時段”資料，也有短至一兩年、十數年針對某一歷史事件搜集的資料，可謂“化零為整”，大致覆蓋了從明朝正德年間葡萄牙殖民者入華、嘉靖年間葡萄牙殖民者居澳一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1979年中葡建交、1999年澳門回歸近五百年的歷史時期，這對於釐清澳門問題從產生到解決的來龍去脈意義重大；第二，這些史料語種眾多，其中西文特別是葡文史料的翻譯尤其受到重視，在以上所列舉的34部史料檔集中，西文或譯文類史料文件集多達23部，這對於說明澳門在中西文明交流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對於增強中葡學者之間的學術對話、緩和乃至消弭雙方在中葡關係史研究中的分歧至為重要；第三，這些史料的主題極為廣泛，涉及面包括澳門的國際關係問題、政治治理問題、經濟貿易問題、文化交流問題、城市發展問題、社會民族問題等，這直接推動了澳門專門史相關研究的發展，使得澳門史研究視野拓展到澳門社會的方方面面，而不再僅僅局限於中葡關係史等狹小領域，進而促使了澳門史研究主體性的恢復。概而言之，上述三個特點，體現的是相關澳門史研究者和機構對澳門史相關史料在時間、語種和主題三個維度的完整性方面的追求，這是撰寫出一部可信且為澳門市民接受的澳門通史、建構起澳門集體記憶的至關重要的準備工作。其次，在微觀層面上，作為澳門史研究的重要平台，《文化雜誌》、《澳門研究》和《澳門歷史研究》匯集了一批介紹與評估該領域檔案文獻資料的專題論文。在史料來源的介紹方面，1 António Nolasco da Silva, Revista Mosaico (1-88)（《雜俎（1－88）》）, Macau: Fundação Macau, 2000.2 費成康編輯：《鏡海叢報》，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3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4 Álvaro Semedo, S. J., 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大中華帝國志》）, Macau: Fundação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4.5 Gabriel de Magalhães, S. J., Nova Relação da China（《新中華帝國志》）, Macau: Fundação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7.6 [葡]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遠遊記》，澳門︰葡萄牙大發現紀念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基金會、澳門文化司、東方葡萄牙學會，1999年。7 [葡]馬楂度（Joaquim José Machado）：《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1910）》，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8 張西平、彭仁賢、吳志良主編：《馬禮遜文集（1－14）》，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9 [美]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北上天津北京遠征隨行記（1858－1859）》（卷上、下），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10 [美]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佩里日本遠征隨行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11 [美]衛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衛三畏生平及書信》，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12 [瑞典]哈里‧赫貝里（Harry Hellberg）：《龍思泰和來自中國的信》，王夢逹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15年。
51近三十年來澳門史研究述要迄今為止，這些刊物已對中國內地、中國澳門、葡萄牙、英國、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一些藏有關於澳門的文獻資料的檔案館和圖書館進行了較為全面的介紹， 1 以方便研究者的查閱、搜集和使用。在史料具體內容的介紹方面，這些刊物主要針對明清時期與澳門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一些史料，並進行了個別的介紹， 2 促使研究者關注一些平時被忽視的史料。在史料價值的評估方面，在史料介紹時有所涉及，除此之外，這些刊物也對一些較具典型意義或新發現的史料的價值作出專門的闡述和評估。 3 總的來說，依託《文化雜誌》、《澳門研究》和《澳門歷史研究》所開展的史料學研究工作，其規模不可能如“史料出版”運動那般浩大，但其對相關史料內容與價值等內在特性的微觀探索，則是對這些海量史料的消化與吸收，是將“史料”轉化為“史學”不可或缺的橋樑，其價值不容忽視。1 Isabel Cid（伊莎貝‧希德）：《葡萄牙埃沃拉市檔案館保存有關澳門和中國的文件》，《文化雜誌》（澳門）1992年總第10期；Isaú Santos（辛耀華）：《在異鄉葡萄牙的澳門史料》，《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總第19期；鄧思平：《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的中文史料》，《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總第19期；戈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及其館藏中葡關係檔案內容簡介》，《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總第19期；霍啟昌：《香港檔案內有關澳門資料簡介》，《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總第19期；李德超：《台灣出版之有關澳門史料及庋藏之澳門檔案舉隅》，《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總第19期。鄧駿捷：《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藏書特色概述》，《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總第63期；冼麗莎（Tereza Sena）：《澳門史資料之搜 集──以〈澳門檔案（1929－1988）〉為中心》，趙新良譯，《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總第69期；湯開建：《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乾嘉道時期美國與澳門關係之中文檔案釋文》，《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總第77期；李麗青：《英國藏澳門歷史文獻概述》，《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總第79期；倪俊明：《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澳門文獻概述》，《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總第81期。吳青：《美國部分學術機構圖書館藏澳門文獻調研報告》，《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6年總第15期。2 趙春晨：《淺話〈澳門記略〉及其校注》，《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總第13－14期；趙春晨：《關於〈澳門記略〉乾隆原刊本的幾個問題》，《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總第19期；陳文源輯錄：《〈明實錄〉葡澳史料輯存》，《文化雜誌》（澳門）1996年總第26期；湯開建：《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中的澳門史料研究》，《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總第27－28期；湯開建：《田生金〈按粵疏稿〉中的澳門史料》，《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3期；湯開建：《李士楨〈撫粵政略〉中四篇關於澳門的奏章》，《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3期；羅蘭桂輯錄︰《〈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有關西洋傳教士及澳門史料輯錄》，《文化雜誌》（澳門）1999年總第38期；田映霞輯錄︰《陳沂〈澳門〉一書中保存的中葡澳門交涉史料》，《文化雜誌》（澳門）1999年總第38期。湯開建、張坤：《兩廣總督張鏡心〈雲隠堂文錄〉中保存的崇禎末年澳門資料》，《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總第35期；Paul A. Van Dyk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Macau, Cant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1700-1842,” Macau Studies, Vol. 55 (2009)；利亞姆‧布洛基（Liam Brockey）：《隱匿的澳門史料︰耶穌會年報》，陳玉芳譯，《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總第67期。劉小珊：《近藤守重與〈亞媽港紀略稿〉：兼與〈澳門記略〉之比較》，《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03年總第2期；趙利峰、吳震：《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瑪吉士與〈新釋地理備考〉》，《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05年總第4期；董少新：《伏若望〈徐保祿進士行實〉（1634）》，《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07年總第6期；馬光、白雪：《新見澳門近代史料十則》，《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1年總第10期；劉明強：《淺談利瑪竇研究的重要歷史文 獻──〈利瑪傳〉》，《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2年總第11期；張中鵬：《漂流到澳門──文順得〈飄海始末〉中澳門史料初探》，《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2年總第12期。3 黃鴻釗：《清末幾種中葡澳門交涉史料評價》，《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總第19期。韋慶遠：《〈澳門 專檔〉的重要學術價值》，《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總第25期；湯開建、趙殿紅：《委黎多〈報效始末疏〉──一份新發現的澳門早期歷史文獻》，《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總第26期；董少新：《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藏〈耶穌會士在亞洲〉評介》，《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總第30期；張中鵬、陳文源：《晚清廣州葡國領事館中文檔案文獻價值述論》，《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總第62期；湯開建：《道光七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總第63期；湯開建：《明韶州同知劉承範〈利瑪傳〉的發現、內容及價值》，《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總第75期；張坤：《〈廣州紀錄報〉對澳門史研究的資料價值》，《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09年總第8期。
55近三十年來澳門史研究述要中西文化交流、宗教傳播中相關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也進行了大量的考證， 1 這些研究對於釐清早期中西交往的一些基本史實、準確界定澳門在早期中西交往中的歷史方位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見，相關澳門史研究者和機構對澳門歷史地理的考證範圍涉及澳門史料學、國際關係史、專門史、相關歷史人物等領域的方方面面，正是這些微小而龐雜的歷史文化元素賦予了澳門這一“彈丸之地”不可或缺、獨一無二的特殊性。相關澳門史研究者和機構多年以來形成的這一批澳門歷史地理考證成果，既是對澳門史料學的有效補充，又推動了澳門史其他專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開展，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影響更為深遠的是，澳門史研究領域由此興起了濃郁的考證之風，這對於改善澳門回歸祖國之前深受政治因素和民族主義情緒影響的澳門史研究局面、推動澳門史研究回歸客觀理性的學術環境、不斷還原澳門歷史原貌並最終建構起一部真正為學界信服且為澳門本地社會接受的澳門通史，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基礎性和引領性作用。三、關於澳門國際關係史的研究類似於澳門歷史地理考證研究之於澳門史研究的重要地位，澳門國際關係史研究一方面是澳門史研究的一個專題領域，另一方面也是澳門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指引，這歸因於澳門特殊的歷史與現實地位。從歷史上看，澳門作為在厲行海禁的明清時期南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曾是西方國家與中國乃至遠東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交流的樞紐站與橋頭堡；從現實上看，澳門特區作為中央政府直轄的一個國際自由港，正在將自身逐步打造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在這些歷史和現實因素的作用下，澳門從古至今都不可避免地被置身於一種複雜的國際關係之中，並最終被塑造成為一個超越狹小地理範圍的國際文化1 《1521－1522年間的中葡軍事衝突──“西草灣”試考》、《張汝霖詐賄隱史》，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1－18、83－107頁。陳占山、黃定平：《十六—十八世紀入華葡籍耶穌會士述考》，《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2期；施存龍：《“屯門島”──葡人始佔中國據點考辨》，《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3期；陳占山：《葡籍耶穌會士陽瑪諾在華事蹟述考》，《文化雜誌》（澳門）1999年總第38期；湯開建：《平托〈遊記〉Liampo紀事考實︰兼談〈甓餘雜集〉中的佛郎機資料》，《文化雜誌》（澳門）1999年總第39期；湯開建：《佛朗機助明剿滅海盜考》，《文化雜誌》（澳門）1999年總第39期；李金明：《葡萄牙人留居澳門年代考》，《文化雜誌》（澳門）2000年總第40－41期；施存龍：《西草灣戰役的有無和西草灣地望考辨》，《文化雜誌》（澳門）2000年總第40－41期；施存龍：《葡萄牙人與Liampo考證》，《文化雜誌》（澳門）2002年總第42期；韋羽：《清中前期貴州天主教傳教活動鉤沉》，《文化雜誌》（澳門）2009年總第70期；肖承福：《明清之際贛州的“便道”傳教鉤沉》，《文化雜誌》（澳門）2009年總第71期。金國平：《從Chapa de Prata到Chapa de Ouro》，《澳門研究》（澳門）1999年總第10期；施存龍：《葡人“漳州失守”說考辨──與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對話》，《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總第22期；金國平、吳志良：《誰是中國第一位天主教徒》，《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總第25期；金國平：《“佛郎機牙”及“裏海牙”考源》，《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總第37期；黃鴻釗：《鄭瑪諾與近代出洋留學的起源》，《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總第55期；貝武權：《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居留地──雙嶼“Liampo”考》，《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總第69期；周運中：《玄雲島故事所見的晚期雙嶼港》，《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總第70期。朱炳旭：《明代海州兩位與葡萄牙和澳門發生關係的重要人物之史事考略》，《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06年總第5期；張坤：《1828－1831年英國人在澳門馬會史實詳考》，《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06年總第5期；陳麗蓮：《〈 鳴錄〉在澳門被禁初考》，《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06年總第10期；陳文源：《明代仕宦祝世祿與利瑪竇交遊述略》，《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04年總第3期；金國平：《英人初抵澳門之泊地“Monton de Trigo”考》，《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2年總第11期；鄭誠：《乾隆與沃邦──耶穌會士汪達洪介紹西洋築成術史事鉤沉》，《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4年總第13期。
67近三十年來澳門史研究述要（1866－1925）等相關革命黨人的大量研究。 1由此可見，與澳門相關的歷史名人可謂從古至今綿延不息，數量龐大、身份各異，這是澳門寶貴的歷史遺產和精神財富，彰顯了澳門的悠久歷史和文化底蘊。相關澳門史研究者和機構在釐清澳門之“事”的同時，也從“人”的角度對這一龐大的澳門歷史名人群體進行了全面細緻的歷史考察，真正做到了歷史書寫的“人事結合”，這對於促進澳門史研究成果的通俗化與大眾化、對於促使澳門史研究成果更易於為廣大澳門居民所理解和接受具有重要作用。六、總結綜上所述，近三十年來的澳門史研究，充分反映了澳門文化局、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和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等澳門本地學術機構和團體聯合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地區、葡萄牙、美國、日本等的一大批關心澳門的學者在推動澳門史研究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正是在澳門史研究取得顯著成果的基礎之上，凝聚了一大批澳門史研究者集體智慧的六卷本《澳門史新編》於2009年重新編纂問世。 2 這部巨著以澳門“本土史”為主線，充分利用了中西多語種史料，既反對“葡萄牙中心觀”也不贊成狹隘民族主義，並對基本史實進行了詳細考證，基本彌補了1995年由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編纂的五卷本《澳門編年史》等相關澳門通史著述在史料、史觀和史實方面的重大缺陷， 3 是書寫全面而準確的澳門通史、記錄世代澳門居民集體記憶、建構澳門本土的歷史解釋體系道路上里程碑式的成果。當然，檔案文獻特別是葡文史料的發掘、整理和翻譯仍然在繼續，澳門史各專題領域的研究仍然在不斷深化和拓展，書寫一部接近“信史”的澳門通史、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澳門本土的歷史解釋體系仍然任重道遠。[責任編輯 陳超敏]1 陳炎：《孫中山在澳港台及太平洋地區的革命活動及其影響》，《文化雜誌》（澳門）2002年總第43期；郭昉淩：《孫中山──翠亨四傑與澳門》，《文化雜誌》（澳門）2011年總第80期；譚學超：《孫中山是革命家還是國父──對孫中山晚年革命思想和國父稱號歷史矛盾的探討》，《文化雜誌》（澳門）2011年總第81期；程強強、夏泉：《1923年孫中山致函真光中學校祖那夏理辨析》，《文化雜誌》（澳門）2012年總第82期；何偉傑：《孫中山與澳門的反袁驅龍運動──1913年暗訪澳門及其後的革命活動》，《文化雜誌》（澳門）2012年總第84期。孫關龍、盛永華：《孫中山的科教興國思想及其實踐》，《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總第29期；盛永華、孫關龍：《從民權主義看孫中山對儒教的批判──紀念孫中山誕辰140周年》，《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總第35期；孫關龍：《孫中山進化觀淺探》，《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總第42期；盛永華：《從〈上李鴻章書〉到〈實業計劃〉》，《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總第50期；金國平：《孫中山與澳門二題》，《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總第62期；金國平：《孫中山與共濟會之關係探析》，《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總第64期；婁勝華：《孫中山及其黨人澳門結社活動考述》，《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總第64期；何志輝：《澳門印痕──孫中山思想中的時空背景》，《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總第69期。趙新良：《互助兩利：從民國報刊看澳門與中山縣的政治關係》，《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3年總第12期。2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第六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3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小雨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姚京明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1949）》，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50－1988）》，思磊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
81鄭觀應均勢思想略論：以“聯暹抗法”為中心之間的利益衝突、 1 運用均勢外交勸服他國“與中國連橫……以禦外侮而保亞洲”。 2 因此鄭氏主張“遣名將鎮南洋，結暹羅，復越南、緬甸，以綏南服”， 3 認為“使強國均平其勢”的均勢之法可以幫助中國在維護其主權獨立的同時保護周邊國家，實現“以夷制夷”。其次是受歐洲的均勢理論影響：19世紀末的中國，歐洲均勢思想深受當時先進士大夫曾紀澤、李鴻章、鄭觀應的追捧。“均勢”一說源於歐洲，對於西方均勢的定義（balance of power），西方學者小查理斯‧凱格利（Charles W. Kegley）等認為“The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ggests that states may secure their survival by preventing any one state from gaining enough military power to dominate all others”， 4 他認為均勢是使相互競爭的各方互相牽制，防止一方過於強大成為霸權；中國學者田濤認為均勢是指在“國際政治中形成實力均衡的結構體系，以保持國際社會的相對穩定”。 5 19世紀60年代均勢思想引入中國， 6 對歐洲均勢學說的最早介紹出現在1864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 A. P. Martin）所譯《萬國公法》一書中“歐羅巴大洲內，倘國勢失平，諸國即驚懼張惶，且必協力以壓強護弱，保其均勢之法”。 7 鄭觀應深受丁韙良影響，是知識界對《萬國公法》最早進行回應的第一人。 8 在《易言》中鄭氏也闡述了其對《萬國公法》的回應和肯定：“各國之藉以互相維繫，安於輯睦者，惟奉《萬國公法》一書耳。” 9 受《萬國公法》的影響，鄭觀應認為“公法者，彼此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可相維繫也，而不可相統屬之道也……故有均勢之法，有互相保護之法”。 10 即均勢思想運用的前提是遵循國際公法：平等外交的原則。但在赴南洋說服暹羅共同對抗東來強權法國的過程中，鄭氏逐漸拋棄平等外交的原則，為“聯暹抗法”的失敗埋下了伏筆。鄭觀應認為當時的暹羅深受法國、英國等西方列強侵擾，暹羅國王拉瑪五世雖然表面迎合西方，但內心希望趕走西方勢力從而實現本國真正獨立。正如鄭氏在《稟醇親王為擬收復南洋藩屬各島華僑以固邊圉事》所言：“彼 11 低首下心與各國通好者，亦非心折於西方也。” 12 而且鄭氏認為暹羅國王“頗稱明達，忿歐洲之背戾，思列聖之深恩”。 13 鄭氏認為清政府正好可以借此機1 辛朝毅：《國際聯盟》，夏東元編：《鄭觀應志》，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頁。2 鄭觀應：《邊防七》，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447頁。3 鄭觀應：《邊防七》，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447頁。4 Charles W. Kegley, Eugene R. Wittkopf, World Politics: Trends and Transformation, 10th ed., Belmont, CA: Thomson & Wadsworth Publishing, 2005, p. 503.5 田濤：《均勢觀與洋務時期的對外理念》，《社會科學研究》（成都）2002年第4期，第109－113頁。6 胡慧娥：《論洋務時期的中國均勢外交》，《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邵陽）2007年第4期，第125－128頁。7 田濤：《均勢觀與洋務時期的對外理念》，《社會科學研究》（成都）2002年第4期，第109－113頁；[美]惠頓（Henry Wheaton）：《萬國公法》，[美]丁韙良（W. A. P. Martin）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0頁。8 賴駿楠：《國際法與晚清中國︰文本、事件與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8頁。9 鄭觀應：《論公法》，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78頁。10 鄭觀應：《論公法》，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78頁。11 此處“彼”指代暹羅與緬甸。12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32頁。13 鄭觀應：《稟醇親王為擬收復南洋藩屬各島華僑以固邊圉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32頁。
89澳門特區政府應對“天鴿”和“山竹”的危機訊息發佈對比分析務，組織通過有效的媒體管理可以更有效地進行危機恢復工作，並將危機的傷害減至最低。 1儘管澳門位處颱風多發區域，長期以來有關澳門危機訊息發佈的研究卻並不多見，反映出澳門研究者對危機訊息發佈的關注度不足。自“天鴿”風災造成嚴重的人命和財產傷亡後，一些本地及外地的研究者也對相關的議題展開研究，如林怡君和莊睦雄從風險管理及危機管理兩方面分析了澳門在面對颱風災害時，在自然環境、社會層面、經濟產業及實際建設等方面具有脆弱性，並對澳門特區政府兩次颱風的防災行動進行對比，探討完善防災體系的對策； 2 王江波等則回顧了“天鴿”颱風對澳門特區的影響，以及特區政府在風災過後的防災減災規劃建設，指出建立完善防災體系，加強災後反思等方面的重要性。 3 然而，有關研究針對危機訊息發佈的着墨不多，亦未對兩次風災的危機訊息發佈情況進行有針對性的梳理，因此有必要對相關情況進行研究。（一）危機的週期性理論管理學者認為危機是一個動態概念，它一方面具有突發性和不確定性的特點，另一方面也存在週期性的發展特徵，能夠被劃分成不同的階段以便進行深入考察。除了常見的事前、事中和事後的階段性劃分，最為人熟悉的是Fink參照病理學的觀點，提出劃分為“潛伏期”、“爆發期”、“善後期”和“解決期”的危機四階段論，他強調危機往往不是憑空而來，而是有跡可尋，管理者要注意在潛伏期對危機進行偵測，及早遏制危機或做好應對危機的準備； 4 Mitroff和Pearson則認為危機管理由五個階段的管理行為構成，包括（1）信號偵測（signal detection）：識別危機的早期預警信號；（2）準備及預防（probing and prevention）：為危機做好準備並盡量減少其潛在損害；（3）遏制損失（damage containment）：在危機發生後採取有效的策略和行動控制損失；（4）恢復（recovery）：盡快恢復危機損失，實現正常運行；（5）學習（learning）：吸取教訓避免新的危機或提高管理效率。 5有別於Fink對於危機發展形態的的時序性劃分，Mitroff和Pearson的危機管理五階段論關注組織面對危機時的管理行動；另一方面，該模型又有別於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FEMA）將危機管理過程劃分為包括“減緩”、“準備”、“響應”和“恢復”的四階段危機管理生命週期模型， 6“恢復”在危機管理五階段論中並不是危機的終結，因為組織往往是通過“學習”來累積經驗，以規避或更好應對下一個新危機。（二）危機管理“4C”模式美國匹茲堡大學災害管理中心主任Louise K. Comfort的研究為進一步探討危機管理中的訊息傳播機制提供了一個較為全面的視角和理論基礎。Comfort分析了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在新奧爾良以東登陸以來，有關部門及民間機構的行動記錄和結果，指出“認知”（cognition）的作用從本質上改變了傳統危機管1 [美]羅伯特・希斯（Robert Heath）：《危機管理》，王成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年。2 林怡君、莊睦雄：《澳門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災害分析與應對策略》，《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4期，第58－72頁。3 王江波、陳晨、苟愛萍：《“天鴿”颱風後澳門特區政府防災減災規劃及其啟示》，《災害學》（南京）2019年第4期，第137－142頁。4 Steven Fink, Crisis Management: Planning for the Inevitable, New York: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1986.5 Ian Mitroff, Christine M. Pearson, Crisis Management: Diagnostic Guide for Improving Your Organization’s Crisis-Preparedness, New York: Jossey-Bass Inc., 1986, pp. 10-11.6 參見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在線培訓指南，https://training.fema.gov/emiweb/downloads/is10_unit3.doc。
90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理中常見的“3C”概念（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control）。組織對認知的忽略將導致應急系統中的其他組成部分停擺或不連貫，因此她建議將危機管理過程重新定義為“4C”，即“認知、溝通、協調和控制”（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control）。 1 一個良好的危機管理系統可以被構想為一個動態的組織間系統，其特徵是四個主要的決策點：（1）風險的識別；（2）與更大範圍內的多個組織進行風險溝通；（3）組織和動員一個集體的反應系統；（4）使所有行動者的目標保持一致。因此，危機管理的4C模式可以歸結為四個高度相關的管理過程：管理者首先需要識別危機出現的可能性和程度，隨後面臨向外溝通和協調一致的挑戰。在整個過程中，危機管理者需要保持控制，使所有行動都集中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上。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澳門特區政府在兩次災害危機中的訊息發佈模式為研究焦點，旨在探討澳門特區政府的危機訊息發佈模式，對“天鴿”及“山竹”期間的訊息發佈過程的差異進行評價和探討。研究的第一部分，希望透過建立一個系統的、客觀的及可量化的內容分析框架，對兩次風災期間的訊息發佈情況進行歸納和描述。研究的第二部分，將對兩次風災期間的危機訊息發佈模式的差異置於危機管理4C模式的視角下進行對比與總結。（一）樣本的選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是直屬行政長官的局級部門，主要負責提供新聞訊息服務及協助記者執行職務。澳門特區政府第78/2009號行政長官批示附件中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突發公共事件之預警及警報系統》4.8.3及4.8.4規定，政府在應對突發公共事件時，“由新聞局負責協助安排有關突發公共事件及其所帶來之影響的預警訊息發佈的新聞發佈會及／或記者採訪”，以及“由新聞局負責安排官方探訪工作，並發佈相關消息提供支援。當行政長官或主要官員進行探訪時，必須由負責處理事故之部門領導陪同”。 2 因此，本研究將通過收集颱風“天鴿”及“山竹”襲澳期間，各政府部門、機構透過新聞局向公眾發佈的訊息，對比澳門特區政府在兩次風災期間危機訊息發佈模式的差異。以“天鴿”及“颱風”為關鍵詞，通過使用新聞局網頁的搜索功能，查找得澳門特區政府在2017年8月21日（澳門特區政府最早發出與颱風“天鴿”有關訊息之日）至8月29日的九天期間，含有關鍵詞之訊息共364條，每一條訊息即為一個研究單位。其後在編碼階段，經編碼員共同磋商，刪去一條含有關鍵詞但不相關的訊息，“天鴿”的樣本總數修正為363條。另以“山竹”及“颱風”為關鍵詞，查找得澳門特區政府在2018年9月11日（澳門特區政府最早發出與颱風“山竹”有關訊息之日）至9月19日的九天期間，含有關鍵詞之訊息共179條。其後在編碼階段，經編碼員共同磋商後，刪去一條含有關鍵詞但不相關的訊息，“山竹”的樣本總數修正為178條。1 Louis K. Comfort, “Crisis Management in Hindsight: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67, Issue s1 (2007), pp. 189-197.2 第78/2009號行政長官批示附件《澳門特別行政區──突發公共事件之預警及警報系統》，https://bo.io.gov.mo/bo/i/2009/10/despce_cn.asp。
91澳門特區政府應對“天鴿”和“山竹”的危機訊息發佈對比分析（二）類目設計本研究以Comfort的4C危機管理理論為基礎，結合Mitroff和Pearson的危機管理五階段論，擬設立“環境監測”、“對危機的回應”、“危機處理方式”及“經驗教訓”四個框架類目（表1），檢視特區政府在“天鴿”及“山竹”襲澳期間的危機訊息發佈過程。（1）“環境監測”是指訊息旨在為受眾提供未發或已發生的災情資訊，以滿足受眾對危機的認知需要。在此框架下設“災情預警”及“災情資訊”兩個子框架。前者是指訊息旨在呼籲及提醒受眾即將發生之災情及環境變化，後者則旨在為受眾提供當下或仍持續發生的災情環境訊息。（2）“對危機的回應”是指訊息旨在向受眾提供當局在偵測出危機後，作出的組織應對風險行為資訊。在此框架下設“組織應對風險”框架，有關政府跨地區、跨部門間的協調，以及組織本地民間機構對危機作出回應的訊息將被歸入這個框架。（3）“危機處理方式”是指訊息旨在向受眾發佈公共部門的危機應對資訊。在此框架下設“善後工作”、“公共服務變動”、“補償及理賠”和“慰問及感謝”四個子框架。“善後工作”類別的訊息主要旨在為受眾提供災後善後工作資訊；“公共服務變動”類別的訊息旨在告知公眾公共機構或部門受風暴影響而作出之變動；“補償及理賠”類別的訊息旨在告知公眾有關災害理賠或資助的有關資訊；“慰問及感謝”類別的訊息旨在傳遞對公眾或特定人群在災害發生期間或前後的遭遇表達關顧或謝意。（4）“經驗教訓”是指訊息旨在向公眾傳遞當局針對災害發生期間及前後對特定事宜或整體應對措施的“調查及總結”資訊。表1 編碼類目設計環境監測 對危機的回應 危機處理方式 經驗教訓災情預警 災情資訊 組織應對風險 善後工作 公共服務變動 補償及理賠 慰問及感謝 調查與總結資料來源︰作者自製。本研究的編碼工作由兩人完成，即本文第一作者和另一位澳門大學社會科學碩士學位（澳門研究）課程的研究生（劉暢）。在向共同編碼員詳細說明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編碼類目設計等資訊後，編碼員開始進行獨立的試編碼。編碼員先從“天鴿”及“山竹”的樣本框中，通過隨機抽樣，各抽出50條樣本進行獨立試編碼，隨後採用Cohen’s Kappa的一致性計算公式， 1 計算出Kappa係數和相互同意度。公式說明如下：Po：觀察一致率（The proportion of agreement observed）Pe：機遇一致率（The proportion of agreement expected due to chance）Kappa係數值的範圍為-1至1，Landis和Koch把Kappa係數值與對應的一致性程度劃分成六個級別：當Kappa係數小於0，一致性程度屬極差（poor）；Kappa係數值介於0至0.20，一致性為微弱（slight）；Kappa係數值介於0.21至0.40，一致性即為弱（fair）；Kappa係數值介於0.41至1 Jacob Cohen, “A Coefficient of Agreement for Nominal Scale,”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Vol. 20, No. 1 (1960), pp. 37-46.
95澳門特區政府應對“天鴿”和“山竹”的危機訊息發佈對比分析（4）經驗教訓類訊息發佈對比經驗教訓類訊息共有18條，訊息發佈高峰期在颱風吹襲翌日，其後在2017年8月28－29日再次有所回升。其中，發佈該類訊息最多的是新聞局（共7條），主要是跨部門新聞發佈會的資訊。“山竹”總體樣本中的“經驗教訓”類訊息有8條，單日最多的調查類訊息發佈只有3條（2018年9月17、19日），整體有關“經驗教訓”的訊息發佈較少。最早發佈的“經驗教訓”類訊息是在2018年9月17日1時31分，由新聞局發出。其時十號風球已經除下，八號東南風球仍然懸掛。發佈該類訊息數量最多的政府部門是新聞局（共5條），它分別在2018年9月17－19日期間發佈了多則跨部門新聞發佈會的資訊。（二）危機管理4C模式視角下的總結與比較（1）認知：“失靈”與“靈敏”Comfort認為認知是危機管理模式中的重要環節，是啟動整個危機管理系統的第一步。 1 在研究過程中，本文通過對“天鴿”和“山竹”期間的氣象資訊發佈數量、頻率及訊息密度進行對比，發現特區政府在兩次風災期間的認知層面訊息發佈工作分別有着“失靈”與“靈敏”的兩大特徵。首先，“天鴿”襲澳前夕，在新聞局網站上最早有關颱風“天鴿”的政府資訊發佈在2017年8月21日，該則颱風相關訊息卻並非由氣象部門發出，而是由文化局發出，標題是“文化局呼籲文物建築負責人做好防風措施”，此時距離8月23日天鴿正面吹襲澳門僅兩天的時間。 2 另一方面，在2018年9月16日“山竹”吹襲澳門前五天（9月11日），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在應對前一個颱風“百里嘉”時，就通過新聞局發佈訊息，預警“山竹”將在幾日後影響澳門天氣，提醒政府各部門及全澳社會及早採取危機預防措施。除了訊息的預告天數，兩次颱風期間氣象部門所發佈的天文訊息在整體數量也存在很大的差異。通過檢索系統查找，新聞局網站在“天鴿”逐漸逼近澳門前（懸掛十號風球前）發佈的氣象資訊只有標註來源為新聞局的三條訊息；在颱風“山竹”逐漸逼近澳門期間，早在前一個影響澳門的熱帶氣旋“百里嘉”懸掛一號風球期間，氣象局已在新聞局網站上發佈有關“山竹”的預警訊息，隨着“百里嘉”逐漸遠離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以“山竹”為訊息主體的消息發佈更為頻繁，向市民大眾及媒體以數小時，甚至是每小時更新一次氣象資訊作出預警，在“山竹”逼近澳門前（懸掛十號風球前）的氣象發佈訊息共有18條。從訊息密度方面作對比，“天鴿”逼近澳門時，氣象部門通過新聞局作出的訊息發佈量少，訊息的標題與內容幾乎別無二致，如“颱風消息︰十號風球於上午11時30分懸掛”，只是說明熱帶氣旋懸掛情況，並沒有對颱風更詳盡的解釋和說明。另一方面，“山竹”的氣象預告則基本包括懸掛的熱帶氣旋警告、颱風距離澳門的位置、移動路徑、預計最高風力、對天氣的影響和低窪地區水浸情況，更有兩個預測將懸掛的熱帶氣旋警告及後續影響的可能性分析表格（圖1、2）。1 Louis K. Comfort, “Crisis Management in Hindsight: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67, Issue s1 (2007), pp. 189-197.3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文化局呼籲文物建築負責人做好防風措施》，2017年8月21日，https://www.gcs.gov.mo/archive/showNews.php?PageLang=C&DataUcn=115064。
96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圖1 “天鴿”期間的危機預警訊息截圖 圖2 “山竹”期間的危機預警訊息截圖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網頁截圖（2020年2月20日）。按照澳門特區政府第78/2009號行政長官批示附件《澳門特別行政區──突發公共事件之預警及警報系統》中的4.5.2規定，突發公共事件的預警訊息必須是“嚴謹、有條理及清晰易懂”，細項也列明了預警訊息應該提及可能發生的危害類型、開始時間、可能受影響的地區、緊急預警級別、特別警告和適當呼籲，以及由誰協調及調配拯救資源，“天鴿”期間的預警訊息顯然未能達到有關訊息發佈要求。Comfort在針對卡特里娜颶風的研究中指出，認知失靈導致了各州政府災難管理系統在應對颶風時的崩潰，雖然科學家清楚瞭解卡特里娜颶風的潛在威脅，但由於氣象監測訊息在預警階段的缺失，導致決策者無法準確認識到威脅的嚴重性，使得當時各州政府及社會大眾所採取的應對措施走向遲緩與失效。 1 “天鴿”的氣象預警有着相似的情況，熱帶氣旋警告訊號的懸掛訊息既遲緩、量少，又缺乏說明。“失靈”的情況在“天鴿”之後出現轉變。回顧“山竹”的環境監測類訊息發佈，氣象部門早在五日前另一個颱風的預警訊息中提示“山竹”將為澳門帶來的天氣影響。隨着颱風逐漸逼近，氣象局更在政府門戶網站作出詳盡和滾動式的預警，為各方做好應急行動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和更清晰的應對方向。（2）溝通：“後傾”與“前傾”儘管從訊息的總體數量上作比較，前述研究中蒐集到的“天鴿”樣本的訊息總量（N=361）比“山竹”樣本的總量（N=178）要多得多，但並不意味着前者在應對危機前比後者進行了更充分的溝通。1 Louis K. Comfort, “Crisis Management in Hindsight: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67, Issue s1 (2007), pp. 189-197.
102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關於即時通訊應用辦工的利弊研究在國內、國外巳經為數不少。但這些研究大多側重於探討它對私人企業或員工之影響。而對於公共部門推行即時通訊應用辦工對公務員團隊的工作和生活上所帶來的影響之相關研究則為數不多。有見於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當前澳門公務員在日常公務中使用即時通訊應用的實際情況，以便探討其在政府機構廣泛推廣使用之可行性。基於此研究目的而引伸出來的研究問題如下﹕（1）即時通訊應用作為公務溝通工具有多大的普及率？（2）於公務上使用即時通訊應用對公共組織及員工產生甚麼利弊影響？二、文獻綜述（一）即時通訊應用的定義與特徵所謂即時通訊（instant messaging，IM）就是一種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實時通訊的系統。它允許使用者即時傳送或接收文字訊息、檔案、語音或視訊以便進行訊息交流。而隨着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加上自備裝置（例如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的升級換代，使用相關流動應用程式──也就是即時通訊應用（instant messaging applications，IMA）──進行人際溝通，在今天的社會已經變得十分普及。具體來說，即時通訊應用是屬於“語文溝通＂的“電子式溝通”範圍。市面上眾多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式（例如微信、WhatsApp、Line等） 大都具備實時通訊、在線偵測、接收提示、無聲互動等眾多特徵。 1 相比起傳統電腦輔助通訊模式，即時通訊應用還有一項過人之處，就是它能在文字訊息中夾雜傳遞千變萬化的圖像與表情符號。這一看似簡單的附加功能正正是最有效的傳達心情的方式，好讓互動雙方能更容易理解對方的語意。 2（二）即時通訊應用的發展趨勢與挑戰從經濟角度來說，由於即時通訊應用擁有低成本高效益的特性，它已被廣泛用於職場和社 交活動。 3 事實上，即時通訊應用已在不知不覺間成為工作環境中發展速度最快的通訊科技之一。 4 在美國就有大約50%的企業允許僱員使用即時通訊應用處理日常作業。 5 在中國，即時通訊已經成為第三大通訊工具，僅次於移動電話及固網電話。 6 綜合以上兩大經濟體對即時通訊使1 M. Osterman, “Instant Messaging in the Enterprise,”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Review, Vol. 33, No. 1 (2003), pp. 59-62.2 S. Lancaster, D. C. Yen, A. H. Huang, S. Y. Hung, “The Selection of Instant Messaging or E-mail: College Students’ Perspective for Computer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Computer Security, Vol. 15, No. 1 (2007), pp. 5-22.3 Y. Lu, T. Zhou, B. Wang, “Exploring Chinese Users’ Acceptance of Instant Messaging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the Flow Theor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25, No. 1 (2009), pp. 29-39.4 J. Rennecker, L. Godwin, “Theorizing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Instant Messaging (IM) for Worker Productivity,” Sprouts: Working Papers o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Systems and Organizations, Vol. 3, No. 3 (2003), pp. 137-169. 5 R. Glass, S. Li, “Social Influence and Instant Messaging Adoption,”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Vol. 51, No. 2 (2010), pp. 24-30.6 W. Wang, J. J. Po-An. Hsieh, B. Song, “Understanding User Satisfaction with Instant Messaging: An Empirical Survey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Vol. 28, No. 3 (2012), pp. 153-162.
103即時通訊應用作為公務溝通工具對公職人員心理健康之影響研究用之普及程度，說明了即時通訊在現今資訊與通訊科技的應用中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代表的是不可逆轉的時代趨勢。這種通訊科技受職場用戶歡迎的原因除了因為它能快捷便利地讓使用者進行大量訊息交流外，更因為它能提供一定程度的隱私保障，例如訊息傳遞可以靜音進行。此外，在一些情況，使用電子訊息要比當事人面對面的溝通來得更為自在。另外，自備裝置（bring your own device，簡稱“BYOD”）包括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的深度普及代表科技已經成功融入生活。使用自備裝置豐富日常生活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大眾文化。從企業自身的角度來說，由於自備裝置用戶群非常龐大且數目不斷增長，因此企業實在有必要從營運角度重新思考尋求迎合這一時代趨勢的營商辦法。 1 更何況一些文獻指出採用自備裝置政策實現即時通訊辦公的企業更能有效地提升僱員的工作滿意度、生產力及共同協作精神。 2 當然這並不表示採用即時通訊應用辦工對企業沒有隱憂。Rennecker及Godwin就指出使用即時通訊應用辦公可能會產生以下的弊端﹕包括（一）濫用或沒有條理的使用導致溝通工作量大增；（二）增加兼顧多重溝通的壓力；（三）增加打擾比例。以上的弊端最終會削弱員工的生產力。 3 即時通訊應用辦公也存在安全性的考量，例如受惡意病毒軟件攻擊、被駭客入侵、帳戶被盜用等諸多問題。Mannan及van Oorschot指出即時通訊應用網絡已經成為散播病毒的溫牀。 4 有見於此，企業組織務必對推進即時通訊應用辦公工作通盤考慮，詳細瞭解它可能對企業組織和員工帶來的衝擊影響。這些影響可以是多方面的，包括影響組織之運作和溝通效能、對員工產生生理及心理影響（例如蠶食私人時間、增加工作壓力、產生焦慮感）等。（三）即時通訊應用對企業和員工之影響（1）工作壓力Cooper、Dewe及O’Driscoll認為工作壓力的潛在來源可以分成三類：工作特性因素、組織因素及個人因素。 5 根據一些學者的論點，工作特性及組織因素對個人而言屬於外在壓力，而個人因素則屬於內在壓力。因工作性質而產生的壓力源包括角色衝突、角色模糊、工作環境、輪班要求、工作負荷、薪資問題等。組織屬性的壓力源則包羅萬象，包括時間壓力（例如工作任務時間緊迫）、人際關係、組織結構與氛圍等。至於個人因素方面，個人身處的職涯階段、工作穩定性、工作安全感、家庭工作失衡都是比較常見的壓力源。綜合以上所述，工作壓力的產生，可以是因為個體在工作環境中的人際關係不佳、感覺工作負荷量過高、專業知識和技能不足（例如需要掌握數位知識以適應即時通訊應用辦工的要求）等。工作壓力過大會使個體感覺無所適從、產生焦慮或無力感、工作績效變差、低工作滿意度、高離職傾向、較差的家庭關係及人際關係等。就組織人力資源的觀點而言，亦是一種資源的損害。1 J. Burt, “BYOD Trend Pressures Corporate Networks,” eWeek, Vol. 28, No. 14 (2011), pp. 30-31.2 N. Singh, “BYOD Genie is Out of the Bottle-Devil or Angel,”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Vol. 1, No. 3 (2012), pp. 1-12.3 J. Rennecker, L. Godwin, “Theorizing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Instant Messaging for Worker Productivity,” Sprouts: Working Papers o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Systems and Organizations, Vol. 3, No. 3 (2003), pp. 137-169. 4 M. Mannan, P. C. van Oorschot, “On Instant Messaging Worms,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Proceedings of the 2005 ACM Workshop on Rapid Malcode, 2005, pp. 2-11.5 C. L. Cooper, P. J. Dewe, M. P. O’Driscoll, Organizational Stress: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01, Sage Publications, Inc.
104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2）工作焦慮焦慮一詞源自拉丁文Anxius，意旨窒息。張春興指出焦慮是一種不愉快的情緒狀態，與個體的自我觀念，情緒適應及心理健康有極密切的關係。 1 簡而言之，焦慮的產生很大程度上跟外在壓力與個人心理脆弱性有關。 2 焦慮可引發一連串認知、情感、生理、行為等反應，例如感覺憂慮、擔心或不安。 3 從工作層面來說，焦慮的成因或多或少與工作壓力有關。僱員為着保存職場生存的能力，需要不斷地自我調整與適應新的工作要求。如果跟不上企業的發展步伐，自然會產生焦慮感。例如現今企業大多要求員工具備數位能力。相關能力薄弱的員工就有較大的機會面對所謂的電腦或資訊焦慮。所謂電腦焦慮，就是當個體缺乏電腦知識而引發的心理恐懼與害怕落伍的感覺。 4 簡單來說，就是當個人在使用電腦時，不其然會引發一種緊張、不安、擔憂或害怕的生理反應。 5 此種不安、害怕、憂慮、和討厭等情緒反應，令個人害怕使用電腦、產生對電腦的排斥心理及逃避焦慮的感受。至於資訊焦慮，是指由於個人缺乏足夠時間或能力消化大量訊息從而產生焦慮感。具體來說，就是當人們在短時間內接收過多而繁雜訊息，使大腦中樞來不及分解消化，從而造成心情緊張以及一系列的自我強迫行為。職場中，各種現代化通訊設備和傳播軟件（例如電子郵件、即時通訊設備）雖然能給予員工工作便利，但同時也帶給他們困擾（例如工作與生活的界限變得模糊化）。資訊焦慮也可以表現於以下的情況﹕當員工因為接收不到每天習以為常的訊息通知而開始感覺焦躁不安、頭暈、胸悶等情況時，很可能表示他已成為資訊焦慮症的受害者了。（3）組織溝通效能Robbins及Judge指出溝通是訊息發送者透過訊息編碼及溝通渠道將訊息傳遞至訊息接收者，然後接收者將訊息進行解碼及作出回饋的一個過程。 6 他們進一步指出在人際溝通層面，溝通可分為口頭溝通、非口頭溝通（身體語言）及書面溝通三大類。而在一個組織當中，非正式溝通絕對佔據重要作用。因為不同的訊息可透過各種非官方渠道在組織中快速傳播──小道消息就是一個好例子。 7 因此，要達致高效能的組織溝通，非正式溝通是一個重要的關注點。眾所皆知，組織溝通是一個影響着組織生產力、員工／顧客滿意度、員工關係管理以及企業盈利的重要變量。Steers指出有效的溝通在組織運作過程中，能降低執行障礙，促使組織目標有效達成。 8 Hecht更認為高效能的組織溝通有助滿足需求、履行預期、減少模糊判斷等。 9 有研究發現，組織部門溝通效能得分越高，有關部門所錄得的員工抱怨以及曠工比率越低，且僱員流失率亦與溝通滿意度1 張春興：《張氏心理學辭典》，台北：東華書局，2007年。2 蔡政瑋：《影響資訊隱私暴露意願與焦慮因素之探討──以社群網站為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3 D. W. McNeil, C. L. Turk, B. J. Ries, “Anxiety and Fear,” V. S. Ramachandran (ed.), Encyclopedia of Human Behavior, Vol. 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94, pp. 151-163.4 張春興：《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台北：東華書局，1994年。5 吳明隆：《國小學生數學學習行為與其電腦焦慮、電腦態度關係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97年。6 S. P. Robbins, T. Judg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5E, Pearson Education, 2013.7 H. Sutton, L. Porter, “A Study of the Grapevine in a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ersonnel Psychology, Vol. 21, No. 2 (1968), pp. 223-230.8 R. M. Steers,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22, No. 1 (1977), pp. 46-56.9 M. L. Hecht, “Measures of Communication Satisfac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4, No. 4 (1978), pp. 350-368.
105即時通訊應用作為公務溝通工具對公職人員心理健康之影響研究有關。 1 Hecht特別強調溝通滿意度是眾多溝通理論觀點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構面，它亦是研究組織溝通的規範，更是量度溝通能力的一項重要準則。 2 簡而言之，溝通滿意度是審視組織溝通效能的重要工具。 3 溝通滿意度與工作滿意度兩者亦被證實存在明顯正相關關係。 4 判斷溝通滿意度最為直接的方法是評估員工對作為訊息發送者及接收者在訊息傳送過程中各方面的感知。此反 映溝通品質的重要性。Goldhaber和Krivnos認為溝通品質應包括準確性、即時性、適當性與完整性。 5 而在溝通的過程中比較常見的問題是訊息發送者因不同的原因而無法如期將資訊傳達給接收者。當然，接收者本身對於訊息來源的處理方式與重視程度也是問題之一。 6傳統上，組織溝通可以分為上行、下行及橫向溝通。康青進一步指出除了上、下、橫向溝通外，還有斜向溝通。 7 斜向溝通是指不同部門不同層級的人員之間的一種溝通交流。而這種溝通模式可以很大程度上省卻溝通所需的時間程序。從這一角度來看，即時通訊應用的溝通模式不單止能使員工便捷地溝通，而且更能全方位地將資訊快速地於組織內部流通，理論上可以有效提升溝通效能和滿意度。正因為如此，不同的公私營機構亦期望通過這種新的通訊科技改善業務效率。可是，要讓一種嶄新通訊科技在組織中發揮最大效益，員工的接受程度和使用意願至關重要。公營機構一向給予人們行事作風十分保守的印象，而在官僚制度下作業的部分公職人員則習慣於因循守舊、不善變通、思維方式固化。更何況部門之間的職能與文化差異，以及當中的公務員因出於自身考量（例如價值觀、身份地位、數位技能等）亦可能對顛覆傳統溝通模式的即時通訊應用辦公產生不一樣的看法。在這特殊背景下，於公營機構使用即時通訊應用處理日常公務的潛在效益仍需要作進一步驗證。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澳門公務員使用即時通訊應用辦公對工作壓力與焦慮及績效所產生之影響。此外，作為公務員如何善用資訊科技去提升溝通質量、提高溝通滿意度，以及改善工作表現，也成為本研究的重點所在。三、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為在公務上需要使用即時通訊應用進行溝通協作的澳門公職人員。為了招募相關研究對象，是次研究使用非隨機抽樣方法採集所需要之樣本。具體做法就是借用建立已久並有一定規模的公務員專屬電子社交媒體群組發放調研邀請函。這些社交媒體群組屬於聯誼性質，並不隸屬任何官方機構。當潛在受訪者接收到邀請函時可以點擊邀請函進行查看並填寫問卷（問卷的超1 P. G. Clampitt, C. W. Downs, “Employee Percep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Productivity: A Field Study,”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Vol. 30, No. 1 (1993), pp. 5-28.2 M. L. Hecht, “Measures of Communication Satisfac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4, No. 4 (1978), pp. 350-368.3 C. W. Downs, M. D. Hazen, “A Factor Analytic Study of Communication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Vol. 14, No. 3 (1977), pp. 63-73.4 T. Gregson, “Measuring Job Satisfaction with a Multiple-Choice Format of the Job Descriptive Index,” Psychological Reports, Vol.66, No.3 (1990), pp. 787-793.5 G. M. Goldhaber, P. D. Krivonos, “The ICA Communication Audit: Process, Status, Critique,”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Vol. 15, No. 1 (1977), pp. 41-56.6 蔡智勇、薛義誠：《溝通媒介、溝通特性與溝通滿足關係之探討：以社福慈善基金會為例》，《中華管理評論國際學報》（香港）2009年第12期。7 康青：《管理溝通》，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126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當前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積達3,600萬平方公里，涉及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5億人口，主要位於中亞、中東、非洲中部。 1 “一帶一路”的北線地與西線區恰與這幾個當今世界土地荒漠化程度最高的地區重合──前者橫跨亞歐大陸腹地，該地區長期受蒙古—西伯利亞高壓影響，多大風天氣，加之近年來日益嚴重的土壤沙化問題導致沙塵暴頻發、甚至擴散至周邊地區；後者途經生態脆弱的沙漠地區，日趨加劇的荒漠化嚴重威脅着該地區的綠洲經濟。荒漠化所致的如沙塵暴等次生災害一方面誘發疾病，另一方面阻斷交通，造成巨大的社會經濟損失。 2與此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碳排放問題也同樣值得關注。據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碳排放量普遍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一些國家的情況尤為嚴重。例如，沙烏地阿拉伯的碳排放值大於15.54，遠高於其他國家，而與之相鄰的中亞國家情況也不樂觀。與沙烏地阿拉伯一樣依賴油氣產業的哈薩克與土庫曼斯坦的碳排放量也達到了10.03－15.54的較高值。 3 同樣，沿線的主要經濟體如中國、俄羅斯、印度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此外，如今新冠疫情席捲全球，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更是疫情重災區。新冠疫情不僅對人類的生命健康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我們的自然環境。儘管有研究表明在疫情期間，各國的停工停產、限制出行等措施減少了溫室氣體、有害氣體的排放，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空氣污染和水體污染。但是這些向好的趨勢並非不可逆轉，在疫情平息、經濟活動恢復後，污染依舊有可能捲土重來。 4 然而，由於新型冠狀肺炎的傳播性質，不論是在醫療前線抗擊新冠疫情的醫護人員還是普通民眾，在疫情期間都會消耗大量的諸如防護口罩、手套、消毒液等醫療物資和防護裝備，這些物資大多不可重複使用，且在廢棄時有一定的無害化處理需求。疫情爆發導致醫護物資消耗以及醫療垃圾的激增會給世界多國的環境治理帶來巨大壓力，增加塑膠品廢棄物的累積甚至有害廢物質的洩漏等環境風險，進而導致水源、土壤等污染。 5 因此，“一帶一路”環境治理必須對新冠疫情所帶來的環境風險作出預判，積極與有關國際組織和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進行相應的合作，對疫情期間潛在的環境風險進行預防和管控。（二）“一帶一路”環境治理中的中國擔當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既擁有廣袤的國土面積和複雜多樣的自然生態環境，也有在過去幾十年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積累的許多環境治理經驗。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自“一帶一路”提出以來，中國十分重視其沿線的生態環境保護，發佈了一系列相關的環境保護和治理的文件。早在2013年，中國政府便發佈了《對外投資合作環境保護指南》，要求中國企業在走出國門時要嚴格遵照東道國的環保法律法規和標準要求，開展污染防治工作並減少對當1 《國家林業局：我國正在探索建立穩定防沙治沙投入機制》，2016年06月17日，人民網，http://env.people.com.cn/n1/2016/0617/c1010-28454120.html，2020年11月27日。2 李博：《“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土地荒漠化國際治理與合作──現狀、問題以及路徑》，《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赤峰）2019年第9期。3 The World Bank, “CO2 Emissions (Metric Tons per Capi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PC?view=charton, 20 July 2021.4 M. E. El Zowalaty, S. G. Young, J. D. Järhult,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 A Lesson for the Future,” Infection Ecology and Epidemiology, Vol. 10, Issue 1 (2020), https://doi.org/10.1080/20008686.2020.1768023.5 S. A. Sarkodie, P. A. Owusu,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Waste Management,”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Vol. 23 (2021), pp. 7951-7960.
128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機制來實現資源最優化，碳排放權配額不但可以交易買賣，也可以作為資產抵押獲取融資，企業可以將法人公司作為購買碳配額的“信用卡”，以透支的形式取得短期融資，從而解決中、小企業資金不足，融資困難的問題。此外也借用了市場這雙無形的手去推動企業自願發展低碳產業，減少碳排放量，緩解政府的壓力。 1除了排放權抵質押融資模式外，綠色金融債券在綠色金融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給出的定義，綠色金融債券是指募集資金專門用於符合規定條件的現有或新建綠色項目的債券工具，向固定收益類投資者募集資金，專項用於緩解氣候變化或幫助受此影響的人們適應變化的項目，將募集資金專門用於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綠色項目，債券所募集的資金能通過優惠貸款提供給企業，支援其研發綠色產品，使企業也能承擔環保的責任。 2 在2019年，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成功定價發行包含人民幣、美元及歐元三種貨幣等值70億元人民幣的綠色債券，為澳門綠色金融產業發展帶來突破。這不僅為澳門本地綠色債券發行奠定投資者的基礎和規範市場的標準，同時能為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城市綠色金融債券創新積累經驗。 3同時，憑藉着“一國兩制”所賦予的政策優勢，澳門將有機會被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綠色金融特色示範中心，為內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地方金融機構發行離岸綠色債券，或購買港澳及其他國家發行的綠色資金提供了相對寬鬆的平台，進而協助內地綠色金融企業的發展。此外，澳門與葡語系國家有着深厚的交流合作基礎，為未來建立中葡人民幣的清算平台和進一步深化雙邊綠色金融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先天優勢。（二）貿易暢通在貿易層面，澳門秉承着創造便利投資營商環境、促進區域技術交流、推動貿易暢通、推進綠色貿易發展理念。為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澳門自2008年起便開始舉辦“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致力於促進區域間環保發展合作，為中國泛珠三角地區、亞太地區、歐洲乃至葡語國家的環保產業交流提供平台。通過該論壇，澳門扮演着環保技術推廣者的重要角色、充分發揮其國際環保交流平台的功能，展示和推廣了一批中國國內先進的環保企業和技術、促進了全球性的環保技術轉移、推動世界可持續發展。2019年的MIECF以“構建生態文明，推進綠色發展”為主題，重點展示大氣、水、土壤污染以及生態城市建設的環保方案，開展了綠色論壇、會展、配對洽談等一系列活動，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參展商提供了交流合作管道。在此次為期三日的論壇展覽中，會展總面積約16,900平方米，論壇展覽還配對了350場洽談、成功安排了44份簽約項目，1 《深化金融融合發展 助推大灣區建設駛入“快車道”》，2020年2月19日，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http://gdjr.gd.gov.cn/gdjr/jrzx/gzdt/content/post_2901244.html，2020年11月27日。2 定義原文：“Bonds are labeled as green bonds if they meet a number of criteria. These include: providing investors with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allocation of proceeds; offering general descriptions of the type of projects that would be eligible for funding; and after a previously agreed upon amount of time, reporting back on the projects that proceeds supported. The World Bank and other issuers of green bonds track proceeds from such bonds through a special account until they are allocated to project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eligible.” 詳見World Bank：“The Green Bond Market: 10 years later and looking ahead,” Green Bonds, 2017 Dec,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554231525378003380/publicationpensionfundservicegreenbonds201712-rev.pdf.3 《澳中銀發七十億人幣綠色債券》，2019年10月12日，中國銀行，https://www.bankofchina.com/aboutboc/ab8/201910/t20191012_16785448.html，2020年11月27日。
140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QuarterlyNo. 2Aug 2021ABSTRACTSOn the Medical Career and Great Achievements of Doctor Ke Lin, the Living Buddha XIA Quan • 6 •Abstract: Dr. Ke Lin, the first President of Kiang Wu Hospital, was called by the local people in Macao as “Doctor Ke the Living Buddha”. He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treating patients with his expertise,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and was known as a renowned and respectable doctor in Macao. Working in Macao for nearly 17 years in the name of doctor, he accomplished many great missions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51, Doctor Ke Lin was appointed as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Sun Yat-sen Medical College and under his strong leadership, he developed it as a shining star in South China. Doctor Ke Lin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healthcare and social welfare in Macao as well as the medical education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Ke Lin, Medical educator, Kiang Wu Hospital, Sun Yat-sen Medical College, MacaoWhen the Mazu Meets the Virgin Mary: A Study on the two Sea-god Belief Systems in Macao and their Interaction ZHAO Dianhong, LI Hanwen • 13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born towards the sea, as well as the unique social and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confluence of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resulted in two distinctive Sea-god belief systems in Macao: one i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ea-god belief system with Mazu as the core, the other is the western Sea-god belief system with the Virgin Mary as the core. The two are not only self-contained, but also cross the cultural boundary and enter the other’s belief world. The two heterogeneous beliefs experienced friction and conflict, and then tried to make a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and finally reached a coexistence of limited harmony and compatibility. This cultural landscape which is based on the mutual contact, integration and even new lif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s rich in identification significance and global value.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marine culture and world marine culture,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religious belief and world religious belief. By observing the two Sea-god belief systems,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Macao Model” wher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can be further explained.Keywords: Macao, Belief in Sea God, Mazu, Virgin Mary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Implication of the “Patio” in Macao KUOK Lap I, WU Pingsheng • 21 •Abstract: Macao is an immigrant city with multi-layers of cultural backgrounds. Under the long-term domination of the Portuguese, Macao has developed its ow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living style,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ainland China. Therefor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Macao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re was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from mainland China choosing to migrate and settle there. “Patio” as a type of Macao-Chinese living space, was one of the main architecture forms inside the Chinese residential area of the inner city, and was well
141ABSTRACTSrecorded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street names, as well as legislations. The cultural origin of the “patio”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ifang” system from ancient China, and its developmen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ollective housing apartment in the modern city. As a result, “patio” is the witness of both Macao’s housing history and Macao-Chinese social evolution.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location distribution and architectural analysis of the “patio”.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patio” as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niche” of Macao-Chinese, the social-space implication of “patio” will be discussed in three phase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namely the maintenance of daily life,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formation of social status.Keywords: Patio, Chinese, Housing, Everyday lifeInterweaving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Localization: Tak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cao Muslims as an Example LIU Zilin • 37 •Abstract: Although the number of Muslims in Macao is very small, their accumu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documentary records, images, inscriptions, and social life content, is still very prominent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The history of their development in Macao reflects the features of Macao’s history, which is shown as a “small place” from an external perspective that contains a diverse and rich historical culture. And based on historical progress such as localization,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se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In this paper, I will combine fieldwork and review relevant literature to briefly describe the history of Macao Muslims by link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ase groups, so as to improve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and further think about how Macao has achieved compatibility with “multiculturalism” and “localization” i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Macao, Muslim, Multiculturalism, Localization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Macao History in the Past 30 Years CHEN Jie • 47 •Abstract: The study of Macao history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the past 30 years. This paper makes a necessary review and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in promoting the study of Macao history and constructing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Macao before and after Macao’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which is discussed from the study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Macao, the textu-al study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Macao,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acao, the study on special history of Macao, and the study on historical figures related to Macao. All these arguments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collec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monographs on the study of Macao history published or funded by the Macao Foundation, as well as some articles on Macao history in relevant periodicals such as the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Review of Culture, and the Journal of Macau Historical Studies.Keywords: The study of Macao history; Subjectivity;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systemA Study on the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of Liu Guanglian SHAO Jie • 68 •Abstract: Liu Guanglian, a historical figure from Xiangshan county, was not very famous during his lifetime, while the two private landscape gardens designed by him in Lingnan (嶺南) have long been listed as masterpie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Both Yu garden (娛園, today’s Lou Lim Ioc Park) of Macao, and Yu garden (愚園, also known as Hilly Park of Bamboo-and-Rock) of Zhuhai are not only well-known by locals, but they are the only gardens with the style of gardens from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two citie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is no detailed record of Liu Guanglian himself, only that he was a calligrapher and painter or garden designer in
142 澳 門 研 究 2021年第2期Xiangshan. The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of Liu remain vague for a long time. Based on the prefaces, postscripts and seals he affixed both in hi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Liu’s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through these extant works. In the meanwhile, it also examines his background, social network and contributions, with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have som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academic value.Keywords: Liu Guanglian, the Yu（娛）Garden in Macao, the Yu（愚）Garden in Zhuhai, Lou Family, Xu RunZheng Guanying’s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y: Centered on “Uniting Siam against France” XIA Mengzhen • 79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when Western Powers burst open China’s closed borders with warships and cannons, the Chinese people began to develop the vision of the worl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theory “balance of power” helped Chinese to take a new look at the world and to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modern view of the world. Zheng Guanying (Chiang Kun Ying)’s “balance of power” was inspired by the traditional strategy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 developed during the Chines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theory “balance of power”. During the Sino-French War, Zheng was ordered to proceed to Southeast Asia striving to unite Siam against France to protect Vietnam from French invasion. However, the King of Siam preferred the West to China. China blindly sued for peace from Fra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regarded Siam as a vassal state, resulting in lack of equal diplomatic relations. Zheng Guanying failed to realize the key of “balance of power” is realpolitik. Due to complex factors from individuals, the state and the system, the mission of uniting Siam against France ended up in vain. Although Zheng Guanying’s strategy of uniting Siam against France failed, it prompted Zheng’s theory of “balance of power” to be realistic rather than idealistic. Meanwhile, it helped the Chinese more deeply understand that the essence of “balance of power” is realpolitik, which was still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in dealing with future vassal state issues and in the use and response of diplomatic strategies for China.Keywords: Zheng Guanying, Unite Siam against France, Balance of power, Diary of South Journey, Sino-French WarA Comparative Study on Crisi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Macao SAR Government in Response to Typhoon Hato and Typhoon Mangkhut CHAN Ka Ian, LAM Iok Fong • 88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4C” model of crisis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during Typhoon Hato and Typhoon Mangk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isi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during these two major typhoons has the following differences: (1) “Failure” and “Sensitivity” in Cognition; (2) “Backward-leaning” and “Forward-leaning” in Communication; (3) “Deficiency” and “Strengthening” in Coordination; (4) “Chaos” and “Order” in Control.Keywords: Typhoon Hato, Typhoon Mangkhut, Crisi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acao The Effect of Using Instant Messaging as Official Communication Tool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ivil Servants JIM Sai Wai, VONG Tze Ngai • 101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 of using instant messaging at work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Macao civil serva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over 90% of respondents used instant messaging for internal communication. Among them, as many as 40% indicated that they have been using it at work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Beside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instant messaging contributes to improved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work stress and anxiety. This study recommends launching a government instant messaging system coupled with codes of practice for using instant messaging at government premises in order to enhance internal communication
143ABSTRACTSeffectiveness.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avoid over-reliance on it as the primar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so as to avoid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 from being too simplistic.Keywords: Civil servants, Instant messaging app, Work stress, Work anxiety,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Promoting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Macao: On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Two Formatting Methods” in the Macao SAR KONG Wa • 114 •Abstract: The issu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Macao, i.e.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method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method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as set out in Annexes I and II of the Basic Law of Macao, 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controversy in the course of the practice of the Macao SAR for 20 year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Macao SAR from 2011 to 2012, as well as several major issues or disputes related to the Basic Law in this process, and put forward some views and suggestions on these issues or dispute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cao SAR’s political system belongs to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nd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draw up a timetable or road map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the future, the Macao SAR should, while respecting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cao SAR’s political system, step by step promot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Macao’s political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Macao.Keywords: Macao, the Basic Law,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ystem, Chief Executive, Legislative AssemblyA Brief Analysis on Macao’s Rol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HENG Li, ZHANG Anning • 125 •Abstract: Most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ose countries tend to be so concentrated to their national economy that neglec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th extensive resource development. Subsequently, they are facing with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uch as land desertification, excessive carbon emissions and pollution. With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pandemic at present, the medical wastes ar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in the worldwide troubling many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this context,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nd assists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s an important node of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Macao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given by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proactively promote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elt and Road in three aspects: financial integration, unimpeded trade and 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Keywor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aca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inancial integration, Unimpeded trade, 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