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研究（第 98 期） - 在線閱讀

12021澳門研究BOLETIMDEESTUDOSDEMACAUJOURNALOFMACAUSTUDIES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澳門基金會出版

編者語......................................................................................................編輯部5論文‧經濟社會建設‧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研究...................................................曾忠祿　王興6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婁世艷　蘆嘉迪　張以恒16‧宗教及歷史‧Taipa得名考源..........................................................................................金國平34晚清澳門豪商何廷光與《知新報》探析........................................侯杰　張宇楓62澳門華商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構建 ──以華商代表何賢為例..................................................................方木歡72‧澳門學‧“澳門學”研究回顧與建議（1999－2019）...............................................劉軍851988年3月創刊澳門研究季刊2021年第1期總第98期

‧法律研究‧回歸後澳門原有公務人員的任用與留用問題──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案述評.....................................趙英杰93政策研究教育經濟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盛力　尹業昶103學術筆記進入美國總統杰弗遜藏書的兩本1810年代澳門出版書籍.........................李海默110書評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一）..........................................................葉農　伍世堯114

JOURNALOFMACAUSTUDIESQuarterly12021Editor’sNote....................................................................................................................EditorialBoard5AStudyof“IndustrialRecipe”ofMacao’sGamingIndustry...........................................................................................................ZENGZhonglu,WANGXing6TheImpactofExogenousShocksintheGamingIndustryonFinancialSecurityinMacaoSAR.............................................................................................LOUShiyan,LUJiadi,ZHANGYiheng16InSearchoftheEtymologicalOriginofTaipa’sName...........................................................JINGuoping34AnAnalysisofHeTingguang,aMagnificentBusinessmaninMacao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NewspaperZhixinbao................................................................................HOUJie,ZHANGYufeng62TheParty-businessRelationshipofChineseBusinessmeninMacaoanditsConstructionofInteractiveNetwork:TakingHoYinasaSample.........................................................................................FANGMuhuan72AReviewoftheStudyof“Macaology”from1999to2019..........................................................LIUJun85IssuesConcerningtheAppointmentandRetentionofMacao’sPublicServantsaftertheHandover:CommentaryontheCaseNo.213/2003oftheIntermediateCourtof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ZHAOYingjie93DevelopmentoftheEducationIndustryandStrategyofMacao’sModerateEconomicDiversification...................................................................................................................SHENGLi,YINYechang103ABriefIntroductionofTwoBooksPublishedinMacaointhe1810s,PreservedinthePersonalCollectionofUSPresidentThomasJefferson.............................................................................................LIHaimo110ALiteratureReviewofMacaology(PartForty-one).................................................YENong,WUShiyao114

5編者語編者語編輯部本期我們有“論文”、“政策研究”、“學術筆記”和“書評”四大部分。“論文”部分有“經濟社會建設”、“宗教及歷史”、“澳門學”、“法律研究”專欄。在“經濟社會建設”專欄中，曾忠祿、王興的《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研究》分析澳門六家博企及其拉斯維加斯母公司的年度報告、博彩公司高層管理者的講話，以及有關澳門和美國博彩業的相關研究文獻，總結了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婁世艷、蘆嘉迪、張以恒的《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依據澳門金融管理局提供的基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穩健指標──編制指南》編制的金融穩健指標構建澳門金融安全指數並設置金融安全預警區間，評估2010－2019年各季度澳門金融安全狀況。在“宗教及歷史”專欄中，金國平的《Taipa得名考源》以大量的中西文字及圖籍資料為基礎，對這一地名進行一番比較深入的探索，在漢語文獻的支持下，首次提出了“Taipa”可能是“大陂”的諧音的新觀點。侯杰、張宇楓的《晚清澳門豪商何廷光與〈知新報〉探析》以《知新報》的創辦為主線，探討何廷光與《知新報》、維新活動的關係。方木歡的《澳門華商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構建──以華商代表何賢為例》研究澳門華商（以何賢為代表）與政黨之間互動而形成的“黨商關係”，勾勒出澳門回歸前的政治變化歷史縮影。“澳門學”專欄中劉軍的《“澳門學”研究回顧與建議（1999－2019）》以中國知網（CNKI）為平台，以“澳門學”為切入點，對相關文獻作出回顧和綜述，並就不同關係提出了建議。“法律研究”專欄中趙英杰的《回歸後澳門原有公務人員的任用與留用問題──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案述評》以澳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案為分析對象，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與《基本法》的立法過程等來解讀相關條文（如第97條、第98條及第99條）的含義及其關係。“政策研究”方面，盛力、尹業昶的《教育經濟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綜合了澳門現有的優勢及劣勢，提出了發展澳門教育產業的四大措施，並指出澳門與橫琴合作對於發展澳門教育經濟的重要性。至於“學術筆記”和“書評”，則有李海默的《進入美國總統杰弗遜藏書的兩本1810年代澳門出版書籍》和葉農、伍世堯合著的《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一）》。‧澳門歷史研究三十年‧

6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摘要]行業配方是一個行業積累的共同知識，這些知識體現在行業主流企業的共識、共同理念、文化、慣例、流程等方式上，是一個行業的公司生存和發展需要考慮的核心要素。行業配方對一個行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有效地利用行業配方，是企業提高績效，提升競爭力的方式之一。本文回顧了行業配方的相關理論，指出行業配方的形成機制和行業配方對企業的價值。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論文通過分析澳門六家博企及其拉斯維加斯母公司的年度報告，博彩公司高層管理者的講話，以及有關澳門和美國博彩業的相關研究文獻，總結了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關鍵詞]澳門　博彩行業　行業配方澳門的博彩產業面臨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如何提高澳門博彩業的管理績效並因此提升澳門博彩業的國際競爭力，是澳門博彩行業和社會都十分關注的問題。有效地利用行業配方，是企業提高績效，提升競爭力的方式之一。本論文嘗試通過分析有關行業配方的文獻，並根據相關概念分析澳門六家博企及其拉斯維加斯母公司的年度報告、博彩公司高層管理者，包括永利度假村的S‧永利、威尼斯人的艾德森、原凱撒娛樂公司的CEO拉夫曼（Loveman）和美高梅前CEO莫倫（J.Murren）等的講話，以及有關澳門和美國博彩業的研究文獻，總結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一、行業配方的概念行業配方的概念是Spender提出來的。根據Spender的定義，行業配方指：同一行業內的公司的高層管理者共同持有的……一套核心信念和假設。……是行業中人共同認可的、毫無批判地接受的專業常識和共用的知識基礎。1但上述定義並不是唯一的定義。不同的作者或同一作者在不同的地方，給出了不同的定義。其中主要定義還有如下一些。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研究曾忠祿　王　興作者簡介︰曾忠祿，澳門理工學院教授、澳門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王興，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博士研究生。1J.-C.Spender,IndustryRecipes:TheNatureandSourcesofManagerialJudgement,Oxford:Blackwell,1989.‧論文｜經濟社會建設‧

7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研究Johnson和Scholes認為行業配方是關於如何管理組織的“共同智慧”，是各種技能和經驗的積累，是試錯和學習以及對過去行為的選擇和保留的結果。1Moati認為行業配方也是一種管理模式，企業通過這種模式在其紮根的行業內與競爭對手競爭。這種模式通過管理者擔任的領導角色浸入公司內部，因此行業配方也是對整個行業的發展軌跡產生影響的產業文化。2Bezjian認為行業配方也構成一個綜合的意義體系，利用該體系，管理者們可以理解外部環境中的作用力量及其組織的應對能力，理解自己的經驗並解釋他人的行為。3此外，行業配方也被Spender視為是行業的標準或公式，是一個行業的企業生產和配送產品或服務時所遵循的流程或模式化的過程。4Brownlie和Spender還認為行業配方包括一組公理，這些公理確定一個行業的公司要生存和發展，以及其管理層必須要考慮的問題。5與行業配方類似的稱呼還有“框架”、“範式”、“組織文化”、“經營理念”等概念。但行業配方的表達更寬鬆、更開放、更容易重新詮釋，並且更能夠適應具體情況的具體細節。根據上述概念，我們可以總結出如下定義：行業配方是一個行業積累的共同知識，這些知識體現在行業主流企業的共識、共同理念、文化、慣例、流程等方式上，是一個行業的公司生存和發展需要考慮的核心要素。二、行業配方的形成機制任何一個地方的行業的發展都受到所在地的外部環境的影響和行業自己內部各企業的行為（內部環境）的影響。行業配方的形成是企業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一）外部環境行業所處的外部環境對行業內的所有公司都產生影響，從而使同一產業內的管理者具有相似的信念與假設、相似的認知地圖（cognitivemapping），6以及類似的決策方式，從而形成行業配方。7影響行業配方形成的外部環境主要有強制機制和社會交流機制。（1）強制機制這是一組由法律、法規、專業團體制定的規範和規則、社會夥伴之間的協議等等對業內所有公司明確施加的正式約束。所有企業都需要服從同樣的約束機制，因此推動行業配方的形成。81G.Johnson,K.Scholes,ExploringCorporateStrategy:TextandCases,HemelHempstead:Prentice-Hall,1993.2PhilippeMoati,“ReprésentationsetDynamiqueSectorielle.Cadred’AnalyseetApplicationauSecteurdelaDistribution,”Revued’économieIndustrielle,No.142(2013),pp.147-186.3 J. Bezjian, “Capabilities, Recipes, & Firm Performance: How Industry Recipes Influence the Application of Dynamic ManagerialCapabilities,”UniversityofEdinburgh,2016.4J.-C.Spender,IndustryRecipes:TheNatureandSourcesofManagerialJudgement,Oxford:Blackwell,1989.5D.Brownlie,J.-C.Spender,“ManagerialJudgementinStrategicMarketing,”ManagementDecision,Vol.33,No.6(1995),pp.39-50.6J.Bezjian,V.Stoyanova,P.McKiernan,R.B.MacKay,“SynthesizingScenarioPlanningandIndustryRecipesthroughAnAnalysisoftheHollywoodFilmIndustry,”TechnologicalForecastingandSocialChange,Vol.150(2020).7H.Tsoukas,“TheFirmasaDistributedKnowledgeSystem:AConstructionistApproach,”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Vol.17,IssueS2(1996),pp.11-25.8PhilippeMoati,“ReprésentationsetDynamiqueSectorielle.Cadred’AnalyseetApplicationauSecteurdelaDistribution,”Revued’économieIndustrielle,No.142(2013),pp.147-186.

8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例如，食品行業對衛生的要求、零售行業對商品質量的要求等等。（2）社會化過程管理者代表所依據的心理地圖（mentalmapping）不僅是其個人特徵和公司特徵的產物，而且還是他們在所處的社會群體中社會學習的成果。它們所處的社會群體是知識和規範的提供者。同一行業內的企業，不管是競爭對手還是合作夥伴，彼此之間有大量的互動。社會互動不可避免地建立起一套共同的期望，這些期望一旦被證實，便被視為社會理解（socialunderstanding）。行業層次的互動過程包括使業內公司的決策者聚在一起分享經驗，接觸相同的信息和分析，接觸相同的解決方案（通過課程、最佳實踐、榜樣等）等過程。促進行業互動的機制包括專業協會、培訓和教育機構、專業媒體、貿易展、研討會、行業大會等。這些過程與機制直接對決策者的心理地圖產生影響，在形成廣泛共用的行業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1隨着時間的流逝，同一產業的公司經歷各種共同的事件、彼此之間的人員流動、各公司管理者之間的人際關係的增加和強化、專業機構的培訓以及專業媒體的建立等等產生的影響使這些知識制度化，成為整個行業的共識。2長期社會交往對行業配方的形成可能是潛移默化的。已經通過社會交往進入了配方的個人並不知道其產生和修訂的過程，它變成了理所當然的“常識”，一個幾乎沒有被明確表達，且被大家毫無批判地接受了的知識。組織的文化對行業配方也有很大的影響。組織文化受到“基於工作”的分組的影響，例如行業（或部門）、專業或組織領域。組織領域是一個組織社區，社區內的組織相互之間互動頻繁，因此產生了共同的意義系統。這樣的組織可能使用共同的技術、有共同的規範系統或教育培訓制度。反過來，這可能意味着它們有一個共用的配方：在組織領域內關於組織目的的一系列假設、規範和慣例，以及關於如何管理組織的“共同智慧”。3例如，醫療領域中有很多個人或組織，包括醫生、護士、藥劑師，以及醫院、診所、衛生中心等。每個個人或組織的責任不同、功能不同，但都有同樣的行業配方指引，因此都知道遵守怎樣的職業操守、診斷程序、治療原則等等。因此，醫院用一個醫生替換另外一個醫生，儘管醫療績效可能有差異，但醫生診療操作都不會有很大的差異。一個病人從一個醫院轉到另外一個醫院，也都有同樣的醫療原則指導着對他的治療。又如“司法”（justice）組織領域。領域中有許多組織，包括律師、警員、法院、監獄組織等。每一個組織的作用都不同，關於如何實現執法的詳細規定也不同。但是，他們都恪守司法公正的原則，並在司法公正問題上有經常的互動，建立了理解和辯論有關問題的共同方式，並採用共同的慣例或尊重系統中其他人的慣例。其他組織領域如財務、會計等專業服務等行業中，行業配方也有類似的一致性。（二）內部環境行業的內部環境對行業配方的影響包括模仿機制和應對不確定性的反應機制。（1）模仿機制同一行業內的企業有彼此互相模仿的傾向。模仿推動行業配方的形成。領先企業的成功經驗1PhilippeMoati,“ReprésentationsetDynamiqueSectorielle.Cadred’AnalyseetApplicationauSecteurdelaDistribution,”Revued’économieIndustrielle,No.142(2013),pp.147-186.2PhilippeMoati,“ReprésentationsetDynamiqueSectorielle.Cadred’AnalyseetApplicationauSecteurdelaDistribution,”Revued’économieIndustrielle,No.142(2013),pp.147-186.3G.Johnson,K.Scholes,ExploringCorporateStrategy:TextandCases,HemelHempstead:Prentice-Hall,1993.

9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研究很容易引起模仿。例如大型零售領域的先驅者最早通過“批量折扣”模式取得成功，後來的零售商紛紛模仿，從而使該模式迅速成為行業共識，成為自1980年代末該行業創建以來廣泛採用的增長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共識會隨着年輕的商業行業的制度化而得到加強。在某些寡頭行業中，跟隨領導者是一種協調模式，可以抑制破壞性競爭的影響。這種模仿機制也可以通過更間接的行動發生作用，例如通過業內公司之間的人員流動和諮詢顧問的干預等。DiMaggio和Powell、1以及Porac等人認為，2戰略模仿可以成為決策者獲得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合法性有助於公司獲得所需資源（如吸引客戶、得到供應商和潛在合作夥伴的信任、獲得融資、公共補貼、公眾接受等等）。因此，趨同性不僅僅是羊群行為的結果，還因為採用同競爭對手類似的策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常常會有更好的績效。在穩定的環境中，表現不佳的公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模仿行業領導者的動力。因此在穩定或變化緩慢的環境中的行業，公司之間的趨同程度更高。（2）對不確定性的反應機制Spender認為，3採用行業配方也是管理者對不確定性的一種反應。不確定性導致他們尋找有關集體準則和指引的參考框架，為做判斷時提供參考。DiMaggio和Powell提出，4隨着不確定性的增加，模擬同構會增強，因為面對自己的無知，每個決策者都傾向於假定別人擁有自己所沒有的信息，而最理性的選擇就是遵循大多數人的觀察方式和處事方式行事。此外，與其他所有人一起犯錯，比成為唯一犯錯的人更好一些。三、行業配方的作用（一）增加企業的合法性在組織領域內，合法性是重要的影響力量。合法性涉及滿足有關領域內的相關利益者對公司的假設、行為和戰略方面的期望。遵守行業配方是增加合法性的重要手段。通過遵守行業配方，一個組織更容易獲得監管部門的批准、支持和公眾認可。超出了這個範圍的策略可能會帶來風險，因為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例如客戶或銀行家）可能不會認為該組織的戰略有合法性。5（二）提高經營的穩定性如果一個公司的業務需要“穩定性”、可預測性，那麼公司就需要使用行業接受和認可的組織方式、服務提供方式或管理方式從事經營。行業配方幫助確定適當的計劃類型，以及其他人認為可行的努力和期望之間的平衡。它使管理者能在公司眾多活動中發現計劃的重點。“它傳達了有關如何應對計劃實施過程中出現的不確定性和意想不到的後果的信息”。61P.J.DiMaggio,W.W.Powell,“TheIronCageRevisited:InstitutionalIsomorphismandCollectiveRationalityinOrganizationalFields,”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48,No.2(1983),pp.147–160.2J.F.Porac,H.Thomas,C.Baden-Fuller,“CompetitiveGroupsasCognitiveCommunities:TheCaseofScottishKnitwearManufacturers,”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Vol.26,Issue4(1989),p.397.3J.-C.Spender,IndustryRecipes:TheNatureandSourcesofManagerialJudgement,Oxford:Blackwell,1989.4P.J.DiMaggio,W.W.Powell,“TheIronCageRevisited:InstitutionalIsomorphismandCollectiveRationalityinOrganizationalFields,”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48,No.2(1983),pp.147–160.5G.Johnson,K.Scholes,ExploringCorporateStrategy:TextandCases,HemelHempstead:Prentice-Hall,1993.6J.-C.Spender,IndustryRecipes:TheNatureandSourcesofManagerialJudgement,Oxford:Blackwell,1989.

1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三）資源配置的指南創建新企業需要甚麼樣的資源、需要多大的數量、如何組織資源等等，行業配方具有指導作用。1慣例、標準和配方是定義應該追求甚麼、做甚麼事、做事的時間和方式等的規則。如果違反了規則，周圍環境通常會認為違反規則的人不稱職。換一種說法，這樣的規則系統界定了最佳做事方式的最新知識，從而形成了組織知識的核心組成部分。與個人技能不同，個人技能會在有關個人離開組織時從組織消失，而這些規則系統是集體形式的知識，這確保了各種人可以以幾乎相同的方式擔任相同的職業角色。他們需要一個框架來將其轉化為信息。配方是完整的框架。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指明了對情況的完整描述所必需的資料。2（四）應對不確定性的工具行業配方可用於管理戰略不確定性。配方將有助管理者尋求對他所面臨的不確定性的適當回應。管理者的決策常常面臨很高的不確定性。西蒙指出，3公司決策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完成的。信息不充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1）信息不完整。信息缺失或目前得不到，有多少未知因素不清楚。2）信息的含義模棱兩可。不同管道提供的信息是矛盾的，不清楚哪一個更可靠。3）結果的不確定性。事前很難根據現有的數據判斷最後結果的好壞。4）不可通用性。許多知識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適用於A情況的知識不一定適用於B情況，但不清楚哪一些是更適合目前形勢的知識。例如，旅遊企業可以選擇多種可能的資源和能力配置來為遊客提供美好的體驗，但哪種配置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則存在不確定性。行業配方可以幫助管理者理解資源和能力配置的範圍，從而作出更好的判斷。4（五）節約管理資源採用行業配方，使管理者可以無需費心思或只費很少的心思就能確保有力的績效，從而提高組織活動的效率。有了行業配方，管理者或員工可以減少個人和集體行動所需的信息量而使社會的複製和變革成為可能。實際上，分析師和行業的其他新手可以直接取用配方，而不必擔心配方所基於的各個公司事件和經驗。配方被制度化，它進入一種行業的語言、着裝、習慣和禮儀之中，並開始獨立的存在。作為一種社會學現象，考慮配方的改變而不需要對公司一級的個體經驗的任何分析是有意義的。四、行業配方的作用和缺陷行業配方的獨特性和清晰度是衡量一個行業成熟度的標準。隨着時間的流逝，配方變得更加系統化、更加穩定，但也因此出現固化趨勢。它越系統化、越穩定，採用它們的人就越感到放心，因為它越來越拒絕沒有意義的內容，更有可靠性。但這也會導致整個行業的心態固化：對新1 J. Bezjian, “Capabilities, Recipes, & Firm Performance: How Industry Recipes Influence the Application of Dynamic ManagerialCapabilities,”UniversityofEdinburgh,2016.2J.-C.Spender,IndustryRecipes:TheNatureandSourcesofManagerialJudgement,Oxford:Blackwell,1989.3H.A.Simon,“RationalChoiceandtheStructureoftheEnvironment,”PsychologicalReview,Vol.63,No.2(1956),pp.129-138.4P.McNamara,S.I.Peck,A.Sasson,“CompetingBusinessModels,ValueCreationandAppropriationinEnglishFootball,”LongRangePlanning,Vol.46,Issue6(2013),pp.475-487.

11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研究事物產生排斥心理，將錯誤歸於外部，並避免以陌生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經營，以避免新的觀念對現有的觀念帶來的挑戰。固化的結果是導致行業對外部變化的敏感度降低，行業的創新能力下降。某些邊緣參與者可能實際上代表了未來的成功方向（例如，早期網上銷售商品的市場機會，都不是傳統的零售商發現的），但是行業配方可能阻止人們看到這些東西。客戶可能仍然忠於老牌的投資者，銀行家可能不願意為此類企業提供資金，現有的市場參與者可能會認為他們是畸變的東西而忽略他們。由於從一個領域到另一個領域的配方各不相同，因此不同行業的管理者跨行業移動也很困難。例如，一些國家鼓勵私營部門的管理人員加入公共服務部門，以嘗試將新的工作方式注入公共部門。許多人感到他們的工作方式難於被接受，以及難於根據新組織的不同傳統和期望調整管理風格，例如，在決策過程中建立共識等問題上。1如果行業配方固化，從而阻止對變化世界的適應，不可避免地會緊接着出現一個對認知進行重建的關鍵階段，這可能涉及放棄行業現有的配方而改用更新的配方。五、博彩業的行業配方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行業配方。博彩業的行業配方與其他行業的配方尤其不同。下面我們根據上面討論的行業配方的概念總結博彩產業的行業配方，尤其是澳門博彩產業的配方。（一）滿足政府和社會的期望博彩業是一個高度監管的行業。不管是澳門的博彩法還是美國或新加坡的博彩法，都把博彩企業的經營權視為一種特殊安排（privilege），因此博彩企業沒有一般企業擁有的很多權利，例如其起訴政府的權力就受到很多的限制。由於是特殊安排，政府對博彩企業的經營有非常大的影響。美國《1998年國家賭博影響研究委員會報告》（“The1998NationalGamblingImpactStudyCommissionReport”）指出：“與一般的由市場主導的企業不同，合法博彩的形式和運作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決策的產物。”2為得到政府的認可和支持，博彩企業首先需要關注的工作就是滿足政府的期望。又由於社會對政府的影響非常大，政府對社會的批評或意見往往十分敏感，因此，要滿足政府的期望也需要關注社會的期望。由於以上原因，博彩業的行業配方中，最重要的一味配方就是滿足政府和社會的期望。在澳門，政府和社會的期望包括發展非博彩娛樂、培養本地人才、扶持中小企業、綠色環保等。為滿足政府和社會的上述期望，各家博彩公司都非常重視投入時間和資源進行相關的努力。仔細閱讀澳門六家博企的年報或有關高層的講話等，基本上都可以看到這些期望都是六家公司近年來的年度重點工作。（二）非博彩互補性設施拉斯維加斯永利度假村的創始人S‧永利（SteveWynn）曾在多次講話中指出：“博彩遊戲1G.Johnson,K.Scholes,ExploringCorporateStrategy:TextandCases,HemelHempstead:Prentice-Hall,1993;P.H.Grinyer,J.-C.Spender,“Recipes,CrisesandAdaptationinMatureBusinesses,”InternationalStudiesofManagement&Organization,Vol.9,No.3(1979),p.113;P.H.Grinyer,J.-C.Spender,Turnaround:TheFallandRiseoftheNewtonChambersGroup,London:AssociatedBusinessPress,1979.2RobertRussell,AndrewSmith,“PrivilegeOrRight:GamingDeservesPredictableandReasonableTaxation,”https://rmclegal.com/docs/media/0604%20_taxes%20story%20new.qx.pdf.

12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是沒有吸引力的。非博彩故事才是故事。”1“不是老虎機，它們到處都是。老虎機自己沒有吸引力。全世界所有地方的輪盤賭桌都是一樣的。百家樂賭桌也是一樣的。它們不可能帶來差異化。”2艾德森（SheldonG.Adelson）也指出，娛樂場的會展和其他非博彩元素需要達到一定的規模，娛樂場才有吸引力。3S‧永利和艾德森的講話，反映了博彩行業的另外一個行業配方，即非博彩互補性設施的重要性。非博彩設施是博彩公司差異化的一個重要工具。大量的研究表明，非博彩的互補性設施能提高娛樂場的價值。首先，顧客購買時希望有不同的產品提供，使自己在一個地方就能買到需要的各種東西；也希望每一種產品都有多種選擇，以保證買到最適合自己需要的產品。通過將不同的互補性產品放在一個地方或一個環境，能大大增加顧客的消費效率。4更多的非博彩互補性設施能使旅客有更多的東西可看、可做、可體驗，從而豐富旅客在娛樂場的總體體驗，增加娛樂場對旅客的吸引力。此外，更多的非博彩設施，除了吸引更多的博彩遊客，也能吸引大量的非博彩遊客，從而為娛樂場帶來非博彩消費的收益。5互補性的非博彩設施包括酒店、餐飲、購物、會展、表演等。分析澳門各家公司歷年的年報，可以發現，澳門六家博彩公司都在持續努力地發展娛樂場內的非博彩互補性設施。擁有更多的非博彩設施的娛樂場（度假村娛樂場），其經營績效通常都高於缺乏或更少這些設施的娛樂場（如澳門的衛星娛樂場）。（三）組織文化建設Ravasi和Schultz將組織文化描述為一組指導組織成員的行為的共同假設。6是一個組織的成員感知、思考和感覺的方式。組織文化會影響員工彼此之間、員工與客戶以及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互動方式，以及員工對組織的認同程度。7Schaufeli、Bakker和Salanova認為，組織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員工的敬業精神。敬業精神指對工作的積極心態，其特徵包括：“活力”，即工作充滿精力，有高度的投入努力；“奉獻精神”，即對工作充滿熱情、充滿自豪感、受到工作鼓舞和接受工作的挑戰；“沉浸其中”，即“完全沉浸在工作中的愉悅狀態，工作時感到時間過得很快，無法使自己脫離工作”。81策馬、勞倫斯（Lawrence）：《史提芬‧永利的度假村發展理念》，《博彩與旅遊休閒研究》（澳門）2016年總第3期年刊，第154－159頁。2SteveWynn,“G2E2014SteveWynnFullKeynote,”201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3v8no8VvA0.3SheldonG.Adelson,“G2E2014:ExclusiveSeminarKeynote,”201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KH1mW2lsY.4G.Ritzer,EnchantingaDisenchantedWorld,ThousandOaks,CA:PineForgePress,2010.5C.Palmeri,“The$600MillionCircusMaximus:HowCirqueduSoleilKeepstheBlockbustersComing,”BusinessWeek,13December2004；曾忠祿︰《澳門博彩公司非博彩多元化發展現狀及必要性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3期。6D.Ravasi,M.Schultz,“RespondingtoOrganizationalIdentityThreats:ExploringtheRoleofOrganizationalCulture,”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Vol.49,No.3(2006),pp.433-458.7 P. Schrod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Employee Perceptions of Culture and Identification in a Retail Sales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Studies,Vol.53,No.2(2002),pp.189-202.8W.B.Schaufeli,A.B.Bakker,M.Salanova,“TheMeasurementofWorkEngagementwithaShortQuestionnaire:ACross-NationalStudy,”EducationalandPsychologicalMeasurement,Vol.66,No.4(2006),pp.701-716.

13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研究組織文化對博彩公司的有效運作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博彩業是服務行業。服務行業的顧客服務，主要是靠人來完成的。因此服務品質的高低，首先取決於人的因素。S‧永利指出：1在博彩業，只有人才能使人快樂。問題是，怎樣才能保證所有員工都把為顧客服務作為自己的主動行為？澳門的博彩企業主要是大型企業，每個企業的僱員都上萬或更多，地理分佈也非常廣泛，從事的工作也大不相同。這麼大的規模，這麼複雜的環境，單靠制度和監管是不能有效勝任的。S‧永利認為，2大型博彩企業的服務質量保證，核心是優秀的組織文化。博彩企業的組織文化核心是要讓所有的員工，包括最基層的前線人員，都知道自己是做甚麼的，甚麼對公司最重要，並願意為公司的目標主動投入和作出貢獻。Schaap指出，組織文化對公司的戰略的成功實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3好的文化使員工願意花很多時間思考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並高度重視自己的責任。組織文化需要企業通過故事、符號、儀式和慣例，控制系統和組織結構來實現。因此，組織文化是博彩行業另外一個行業配方。（四）博彩中介人澳門博彩業的收入來源，一般大眾客人和貴賓廳客人的貢獻，幾乎平分天下。大眾客人到娛樂場消費可以靠娛樂場的各種設施的吸引，靠政府和企業的旅遊宣傳等吸引；而要吸引貴賓客到娛樂場消費，則需要博彩中介的服務。中介人向高端貴賓客推薦公司，安排客人的交通住宿，為客人提供貼身服務，提供貸款、追收債務等。因此中介管理是澳門博彩業的另外一個重要行業配方。中介管理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1）發現和獲得高質量的中介人。2）維持和發展與中介人的良好合作關係。3）保證中介人的誠信和合規。博彩中介人大部分的生命週期都比較短。根据特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的“獲發准照的博彩中介人名單”年度變化評估，中介人的生命周期大約為3年。這意味着博彩企業需要持續不斷地發現潛在的優秀中介人，吸引他們為公司服務。由於中介的轉換成本非常低。他們可以在澳門各大賭場來回轉換，也可以把客人帶到國外，因此博彩企業需要維持與他們的良好關係。博彩企業對中介的行為有監管責任，因此博彩企業需要保證中介人的誠信和合規。研究六家博彩公司的年報可以發現，除一家公司未討論而外，有討論的五家公司都把中介管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多家公司都提及保持與發展與博彩中介的關係，對公司的經營非常重要。例如，永利公司的年報指出：我們大部分的娛樂場客戶由博彩中介人引薦。博彩中介人在澳門的博彩市場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對我們的娛樂場業務至關重要。博彩中介人引薦高端貴賓客戶光顧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並經常協助該等客戶作出旅遊和娛樂安排。4而在澳博，中介人服務更進一步。19名貴賓博彩中介人直接經營賭廳，為公司繳納管理費用。（五）客戶關係管理客人是最重要的企業資源，因此如何保證客人在自己公司的設施消費而不到競爭對手的設1SteveWynn,“PartII:SteveWynndiscussesthefutureofhisbusines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esXyfJGI0&t=783s.2SteveWynn,“PartII:SteveWynndiscussesthefutureofhisbusines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esXyfJGI0&t=783s.3J.I.Schaap,“TowardStrategyImplementationSuccess:AnEmpiricalStudyoftheRoleofSenior-LevelLeadersintheNevadaGamingIndustry,”UNLVGamingResearch&ReviewJournal,Vol.10,Issue2(2006).4《永利澳門公司年報︰2020中期報告》，https://pdf.dfcfw.com/pdf/H2_AN202008171399155050_1.pdf。

14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施消費；如何保證客人能不斷的回頭消費，都關係到公司的經營績效。因此，客戶關係管理是博彩行業的另外一個行業配方。凱撒公司（CaesarsEntertainmentCorporation）的首席執行官拉夫曼（Loveman）特別在《哈佛商務評論》（HarvardBusinessReview）撰文，1討論客戶關係管理的重要性。所謂客戶關係管理，主要指通過系統地收集和分析顧客的資料，然後根據具體顧客的具體情況量身訂造行銷產品，提供量身訂造的服務，從而達到增加顧客滿意度和顧客忠誠度的目的。客戶關係管理系統最重要的環節是獲得顧客的信息。為獲得顧客信息，各娛樂場酒店一般都通過會員制，通過為會員提供各種優惠，而讓顧客提供自己年齡、性別、聯絡方式等信息，並在每次消費時都使用會員卡。這使公司不但瞭解顧客基本信息，還瞭解客人的遊戲偏好，消費頻率、投注額大小等。公司的優惠一般是打折優惠，例如餐飲可打七折、水療可打五折等。但由於有些高端顧客對簡單的打折不感興趣，有的公司就提供能使顧客感到與眾不同的產品，例如限量版或市場上沒有公開銷售的茅台或某些年份的拉菲紅酒。六家博彩公司都建立了客戶關係管理項目，並在客戶關係管理上有很大的投入。大數據分析最成功的博彩公司當數美國凱撒公司，其數據庫登記的博彩顧客人數高達4,500萬人，其中有710萬活躍的博彩顧客。2017年其全年發放的獎勵金額達11.3億港元。2018年，顧客尚未兌獎的積分金額有約5.2億港元。澳門有五家博彩公司公佈了它們尚未兌獎的積分金額，其中新濠天地為3.7億港元，金沙中國為2.6億元，美高梅1.3億元，永利公司1.1億元，澳博0.22億元（數據來自各家公司年報）。（六）競爭對手情報永利建造海市蜃樓度假村（Mirage），花費了5.7億美元，是當時世界上最昂貴的投資。永利為甚麼有這種勇氣？永利的勇氣來自其對競爭對手的研究。永利在投資海市蜃樓之前，重點研究了當時的三家競爭對手：凱撒、希爾頓和美高梅。三家公司最突出的業務，凱撒是國際遊客百家樂，希爾頓是美食，美高梅是購物。通過對三家公司的業務研究，永利確定海市蜃樓度假村設立這些業務有良好的市場機會。2而艾德森到澳門投資也得益於其競爭對手情報。他在決定到澳門投資之前發現永利、凱撒做中國人的生意非常賺錢，因此相信到澳門投資一定有很好的回報。3因此，研究競爭對手是發現市場機會和威脅，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方法等重要活動，是企業保持競爭優勢，成功經營的重要因素。因此競爭對手情報也是博彩業重要的行業配方。（七）品牌管理品牌推廣在包括賭場在內的幾乎每個行業中都很普遍，已經成為企業戰略的一部分。品牌對消費者和擁有品牌的公司的價值已被概念化為“品牌資產”，4是許多公司視為最大和最有價值的資產。5在博彩業，品牌聲望對三個結果變量產生積極影響：社會價值、客戶滿意度和重訪意1G.W.Loveman,“DiamondsintheDataMine,”HarvardBusinessReview,May2003,pp.109-113.2SteveWynn,“PartII:SteveWynndiscussesthefutureofhisbusines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esXyfJGI0&t=783s.3SheldonG.Adelson,“G2E2014:ExclusiveSeminarKeynote,”201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KH1mW2lsY.4GeoffreyRandall,Branding:APracticalGuidetoPlanningYourStrategy,KoganPageLimited,2000.5TimAmbler,MarketingandtheBottomLine:CreatingtheMeasuresofSuccess,London:FinancialTimes/PrenticeHall,2003.

15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研究願。社會價值對客戶滿意度和重訪意願有積極影響。品牌聲望是社會價值和客戶滿意度的重要決定因素，兩者都對重訪意圖產生重大影響。1ChunliJi、ZhongluZeng和SudhirH.Kale的研究表明，2品牌聲望和感知的服務質量都是滿意度和博彩遊戲支出的決定因素，並且品牌聲望也對服務質量產生積極影響。因此，品牌管理也是博彩業重要的行業配方。為了建立品牌，各博彩公司都通過各種廣告、各種銷售和營銷活動增加顧客的瞭解和注意，也利用當地和區域媒體向澳門社區宣傳公司項目和運營。廣告使用各種媒體平台，包括數字、印刷、電視、在線、戶外、直郵等。除了通過以上方式提高潛在的顧客對公司的意識而外，建立品牌的另外一個重要手段就是盡可能地得到第三方的認可。第三方的認可是相對客觀的標準，更容易被消費者接受。為此，各家公司都努力爭取得到各種著名的評價機構的獎項或更高評級。在澳門六家公司的年報裏，六家博企都特別注意炫耀自己得到的各種獎項。主要的獎項領域包括環保、酒店、旅遊服務、美食等。六、結論與建議基於以上的分析和總結，本文有如下結論和建議：（1）澳門的博彩業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行業配方。畢竟澳門賭權開放已經有二十年了。在該期間各公司之間的激烈的競爭，領先企業的示範效應，以及企業間的相互學習，使行業在主要關鍵領域都形成了共識。（2）澳門博彩業的行業配方具有一定的先進性。在澳門經營的公司有一半都是來自國外，它們都是世界一流的公司。它們把海外最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帶到了澳門。而原來澳門本土的公司長期經營積累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經驗也被新進入行業的公司學習和吸收。東西方知識的交流與互補形成了澳門博彩業優秀的行業配方。（3）澳門的行業配方仍有缺陷。例如在創新方面，目前還看不出有行業共識，至少在現有的文獻中沒有廣泛的討論。由於澳門博彩業面臨的宏觀環境不斷變化，澳門的客人結構和偏好也不斷變化，沒有持續創新的配方，澳門博彩業的長遠健康發展就有隱憂。（4）最近幾年來，澳門博彩業面臨的宏觀環境變化迅猛。內地大力反腐，對資金流動的監管日益完善，對跨境賭博犯罪打擊力度不斷加大，新冠肺炎的深遠影響以及大力推進的數字貨幣等，這些變化使澳門博彩產業的經營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澳門需要因應這些變化調整現有的行業配方，例如有關博彩中介的配方，也要為適應新的環境找到能保持行業穩定發展的新配方。[責任編輯　陳超敏]1HeesupHan,JunghoonLee,JinsooHwang.“AStudyofBrandPrestigeintheCasinoIndustry:TheModeratingRoleofCustomerInvolvement,”TourismandHospitalityResearch,Vol.18,Issue1(2018),pp.96-106.2ChunliJi,ZhongluZeng,SudhirH.Kale,“TheAntecedentsofTourists’GamingSpend:DoestheBrandPrestigeMatter?”AsiaPacificJournalofTourismResearch,Vol.23,No.1(2018),pp.1-12.

16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摘要]澳門是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微型經濟體，且是資金密集型行業，必然對澳門的金融安全造成重大影響。本文首先採用澳門金融管理局依據《巴塞爾協議III》編訂的2010－2019年各季度金融穩健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澳門金融安全指數並設置預警區間。結果顯示，澳門金融安全指數在2010－2019年期間出現先下降後上升再下降的大幅波動。其次，本文利用VAR模型估計了澳門博彩業對金融安全的影響，博彩毛收入、博彩稅、博彩毛收入與GDP比值、博彩稅佔公共財政比例是澳門金融安全的格蘭傑原因，這四個指標的波動都對金融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衝擊。博彩業對金融安全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博彩毛收入變動造成的負向衝擊和博彩稅規模變動造成的正向衝擊。[關鍵詞]澳門　博彩業　金融安全　主成分分析　VAR模型金融安全是現代國家經濟安全的命脈和社會穩定的核心，世界金融市場趨向全球化、自由化發展並衝破國家或地區間的障礙，為人們提供各種金融便利。金融交易的背後蘊藏着金融安全問題，特別是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並迅速傳導至全世界，形成全球性金融危機。2020年2月開始，隨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金融市場承受重大壓力。2020年3月9－18日美國股市暴跌，在8個交易日中發生4次熔斷。各國資本市場同步大幅下跌，歐洲、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股票市場發生熔斷，金融市場震蕩跨國傳染特點突出。1這類全球性、威力巨大的金融危機警醒我們要進一步重視金融安全、防範金融風險。博彩產業一家獨大是澳門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現象之一。鑑於產業結構的特殊性，澳門經濟獲益於博彩業帶來的大量資金，而澳門公共財政則依賴於博彩業帶來的巨額稅收。2002年澳門特區政府進行賭權改革，博彩業迅速發展，2013年博彩毛收入達到歷史最高值3,618.66億澳門元，比2002年增長15倍，博彩稅收佔特區政府全年財政收入比重從51%提高至86.55%。而2014年6月開始，博彩業深度調整，開始了長達26個月的持續下跌，直至2016年8月才止跌企穩。2博彩業是資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婁世艷　蘆嘉迪　張以恒作者簡介︰婁世艷，澳門城市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蘆嘉迪（通訊作者），澳門城市大學金融學院博士研究生；張以恒，澳門城市大學金融學院碩士研究生。1婁飛鵬︰《新冠肺炎疫情、金融市場震蕩與金融危機》，《西南金融》（成都）2020年第5期，第25－35頁。2如無特殊說明，本文數據來源於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論文｜經濟社會建設‧

17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金密集型產業，其波動不僅會對整體經濟和政府財政收入造成重大衝擊，且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澳門的金融業，對澳門金融安全造成衝擊。因此，估算澳門博彩業波動對金融安全的影響並研究其影響路徑，對於維護金融安全、防範金融風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的創新之處在於，依據澳門金融管理局提供的基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穩健指標──編制指南》編制的金融穩健指標構建澳門金融安全指數並設置金融安全預警區間，1評估2010－2019年各季度澳門金融安全狀況。同時，目前尚未有人定量研究博彩業對金融安全的影響，因此本文將進一步豐富關於澳門特區金融安全的研究。一、文獻綜述（一）金融安全指標體系國內金融安全指標體系的構建以綜合指數法為主，該方法是以金融子系統指標為基礎，運用統計學方法將不同單位和性質的指標標準化，轉化為一個可以準確評價金融體系安全情況的綜合指數的方法。賈曉俊、李孟剛採用綜合指數法合成金融安全指數，選取了經濟環境和金融產業運行兩個一級指標構建該指數，得到2005－2011年中國金融安全指數。2部分學者從宏觀、微觀和外部環境三個維度構建金融安全指標體系，蔣海、蘇立維選擇微觀、宏觀和國際市場三大類共17個指標估算中國1998－2007年的金融安全指數。3顧海兵、張安軍和李彬以外部金融運行、金融機構運行和宏觀層面經濟運行三個子系統為依據建立中國金融安全評價指標體系。4隨後，一些學者採用了宏觀、中觀、微觀和外部環境四個維度構建金融安全指標的方法。何德旭、婁峰採用微觀金融機構安全指標、中觀金融機構安全指標、宏觀經濟運行安全指標和國際外部風險衝擊指標共22個基礎指標構建1985－2011年的金融安全指數。5金融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由四個維度擴展為五個維度，李華等選擇宏觀經濟安全、中觀金融安全、微觀金融安全、外部金融安全和金融軟環境五個維度共41個指標構建金融安全評價指標。6（二）金融安全的影響因素金融安全的影響因素非常複雜，從微觀的金融仲介機構到宏觀的國際環境都會對金融安全造成衝擊。部分學者將影響金融安全的因素納入到了金融安全評價指標體系中，如上文所述之宏觀、中觀和微觀金融狀況以及外部環境等，也有學者研究了影響金融安全的其他因素。1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FinancialSoundnessIndicators:CompilationGuide,”Washington,D.C.,2006.2賈曉俊、李孟剛：《中國金融安全指數合成實證分析》，《當代財經》（南昌）2015年第1期，第55－65頁。3蔣海、蘇立維：《中國金融安全指數的估算與實證分析﹕1998－2007》，《當代財經》（南昌）2009年第10期，第47－53頁。4顧海兵、張安軍、李彬：《中國金融安全指數動態監測比較分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福州）2012年第3期，第11－17頁。5何德旭、婁峰：《中國金融安全指數的構建及實證分析》，《金融評論》（北京）2012年第5期，第1－14、122頁。6李華、趙妹穎、孫秋柏、李群：《加權主成分距離聚類下金融安全指標評價體系構建與分析》，《數學的實踐與認識》（北京）2018年第1期，第90－102頁。

18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除了上述被納入到金融安全指標體系的因素外，金融安全的影響因素還包括國際資本流動、1人民幣跨境流通。2近年來，有學者認為影子銀行、3貨幣政策，4以及中美貿易摩擦也會對金融安全產生影響。5金融安全還會受到國際評級機構的影響。劉勁松和李若楊認為經濟全球化提高了國際評級機構的地位，6評級機構下調具體國家的銀行信貸等級會加劇經濟惡性循環，評級機構與國內金融安全的關係日益密切。實體經濟也是影響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歷史表明，實體經濟下滑往往會導致企業清償能力下降，銀行壞賬率增加，引發銀行信貸收縮，使整個社會流動性下降，造成金融風險乃至形成金融危機。房地產業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造成金融波動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房地產業對金融安全影響的文獻數量很多。于然、周明生指出房地產市場和金融風險高度相關，中國房地產投資大量依靠銀行融資的現實影響着金融安全。7樊建偉、張遠索認為中國城市房價過快上漲會給金融系統安全帶來威脅。8劉友燦認為房價升高所形成的房地產泡沫會對銀行金融安全產生不利影響。9一直以來，針對澳門特區金融安全影響因素的研究零星出現。例如，婁世艷、張淼以互聯網金融為出發點，指出澳門金融安全面臨經營主體風險、技術操作風險和貨幣政策風險。10巴曙松、王志峰認為在大灣區建設中，澳門特區金融業有着極大的發展前景，應當探索可以分擔金融風險的澳門特區與珠海“飛地+自貿區”的金融合作模式。111羅斯丹：《國際資本流動傳導機制研究──基於對中國金融安全的影響》，《當代經濟研究》（長春）2009年第1期，第58－61頁；安起雷、李治剛：《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我國金融安全的影響及對策研究》，《宏觀經濟研究》（北京）2011年第2期，第3－7頁；趙勇：《論熱錢流出對我國宏觀金融安全的影響與防範對策》，《西南金融》（成都）2012年第9期，第51－54頁；閻波、楊竹清：《國際遊資外逃對金融安全的影響與風險防範》，《理論月刊》（武漢）2018年第6期，第136－142頁。2王智勇、楊國輝：《人民幣跨境流通對邊疆地區金融安全的影響與對策》，《雲南財經大學學報》（昆明）2010年第3期，第81－86頁；樊永勤：《人民幣跨境流通對邊境銀行業金融安全的影響及相關對策──以雲南邊境為例》，《社會科學家》（桂林）2010年第4期，第116－119、123頁。3蔡琛：《中國影子銀行的特點及對中國金融安全的影響》，《經濟研究參考》（北京）2016年第42期，第26－27頁。4王娟：《經濟新常態下中國貨幣政策對金融安全的影響及對策分析》，《理論探討》（哈爾濱）2017年第5期，第114－118頁。5吳婷婷、楊丹茜、江世銀：《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金融安全的影響路徑研究──基於PLS模型的驗證》，《國際商務研究》（上海）2020年第1期，第85－95頁。6劉勁松：《國際金融評級機構對金融危機和我國金融安全的影響》，《國際金融研究》（北京）1998年第12期，第32－35頁；李若楊：《主權信用評級對國家金融安全的影響研究》，《西南金融》（成都）2019年第10期，第13－20頁。7于然、周明生：《房地產市場週期波動與金融安全問題分析》，《生產力研究》（太原）2009年第18期，第50－52、124、211頁。8樊建偉、張遠索：《我國房地產市場管理與調控的金融安全思考》，《社會科學家》（桂林）2013年第10期，第64－67頁。9劉友燦：《關於新時期房地產市場管理與調控的金融安全分析》，《時代金融》（昆明）2017年第8期，第283、292頁。10婁世豔、張淼：《澳門互聯網金融安全面臨的挑戰與對策》，《中國管理信息化》（長春）2018年第11期，第95－96頁。11巴曙松、王志峰：《從粵港澳大灣區看珠海和澳門的金融融合發展》，《金融博覽》（北京）2019年第4期，第16－17頁。

19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博彩業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金融安全的重要影響因素。但目前，澳門特區博彩業對金融安全影響的研究僅有定性層面。林姍指出博彩業“一家獨大”會擠壓中小型公司，造成澳門特區產業結構更為單一，加大金融風險。1婁世艷、李洪江和林德欽從國際層面、宏觀經濟與中觀產業層面、微觀層面以及監管方面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得出博彩業波動是造成澳門特區經濟波動的最重要因素，博彩業可能通過自身波動影響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從而影響金融安全。2雖然該文獻與本文一樣都採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但與本文的不同之處在於，該文獻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採用了宏觀經濟運行、銀行安全、保險安全、貨幣安全和債務安全五個維度共16個指標進行構建，而本文則採用澳門金融管理局根據《巴塞爾協議III》編制統計的數據進行構建。上述針對澳門金融安全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較大成果，較全面地分析了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因素，指出了金融風險的主要來源，並提出了應對策略。但關於博彩業對金融安全影響方面的研究依然有繼續推進的必要，目前缺乏定量研究博彩業外生衝擊金融安全的文獻，本文拓展了博彩業和金融安全的相關研究。二、澳門金融安全指數測算（一）數據來源與選取本文的基礎數據來源於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和澳門金融管理局的2010－2019年季度數據。其中金融安全指標來源於澳門金融管理局根據《巴塞爾協定III》編訂的金融穩健指標，《巴塞爾協議III》對於金融風險有着高度敏感性，而且大幅度提高了銀行監管要求，適用於本文的研究。本文對原始數據的處理分為正向化處理、標準化處理和季節性調整三個步驟。原始數據存在衡量方向不一致的問題，分為正向指標與反向指標，正向指標意味着數值越大越安全，例如資本／資產等指標；反向指標意味着數值越小越安全，例如不良貸款／全部貸款總額等指標。首先，我們將反向指標進行正向化處理，計算公式為Z＝Max(Xi)－Xi，其中，Max(Xi)是各季度數據的最大值，Xi是原始值；其次，數據存在單位不一致的問題，本文採用Z－Score標準化方法處理經過正向化後的數據，計算公式為，其中，Xi是原始值，μ是樣本的均值，δ是樣本的標準差。最後，統計數據中的季度數據基本含有季節變動的因素，這種季節性週期波動會掩蓋經濟發展中的其他客觀規律，因此，本文採用基於移動平均法的X12加法模型對季度數據進行季節性調整。澳門金融管理局的金融穩健指標包括核心類指標和鼓勵類指標，兩類指標下面又有兩級指標（即二級和三級指標，個別三級指標下面有細分類別，本文不考慮），選取了21個三級指標構建金融安全綜合指數（表1）。31林珊：《回歸後澳門經濟發展的回顧與展望》，《亞太經濟》（福州）2006年第6期，第57－60頁。2婁世豔、李洪江、林德欽：《澳門特區金融安全的法律保障、政策協調與技術支撐研究》，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9年。3金融安全指標來源於澳門金融管理局，共有27個二級指標，由於錄入所有27個指標會形成非正定矩陣，非正定矩陣無法進行主成分分析，因此，本文選擇適度刪除6個指標即不良貸款減去準備金／資本、不良貸款／全部貸款總額、本地部門、外匯計值貸款／總貸款、外幣計值負債／總負債和股本淨敞口頭寸／資本，最終採用如表1所示的共21個指標使得數據變為正定矩陣，以便進行主成分分析。

2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表1　金融安全指標評價標準（I級指標）變量（II級指標）具體指標（III級指標）核心類指標資本充足性監管資本／風險加權資產監管一級資本／風險加權資產資產品質居民貸款／全部貸款非居民貸款／全部貸款收益和利潤資產回報率股本回報率利差收入／總收入非利息支出／總收入流動性流動性資產／總資產流動性資產／短期負債鼓勵類指標存款吸收機構（銀行）資本／資產大額風險暴露／資本發達經濟體貸款／全部貸款新興市場經濟體貸款／全部貸款交易收入／總收入人員支出／非利息支出參考貸款利率與存款利率之差客戶存款／全部存款股本淨敞口頭寸／資本房地產市場住房房地產貸款／總貸款商業房地產貸款／總貸款資料來源︰澳門金融管理局。（二）主成分分析本文利用經處理後的21個基礎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KMO值為0.700，Bartlett’s球形度檢驗顯著性為0.000，證明該數據適合做主成分分析，提取特徵值大於1的主成分，前4個特徵值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82.701%，說明前4個主成分基本可以包含所有的信息（表2、圖1）。從圖1主成分分析碎石圖可以發現，前4個主成分特徵值變化較顯著，此後其餘特徵值的變化趨於平緩。據此，本文選取前4個主成分來替代全部的21個指標。

21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表2　主成分特徵值及提取結果主成分主成分特徵值方差貢獻率累積方差貢獻率17.95337.87137.87125.13224.43962.31032.50811.94474.25441.7748.44782.70150.9824.67887.37960.7073.36790.74670.5682.70493.45080.3441.64095.09090.2901.37996.469100.2261.07897.546110.1640.78298.328120.0940.44698.774130.0870.41499.187140.0560.26599.452150.0450.21599.667160.0350.16599.833170.0190.09199.924180.0130.06099.984190.0030.01499.998200.0000.002100.000213.772E-071.796E-06100.000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圖1　主成分分析碎石圖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22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在選取主成分後，根據因數得分係數矩陣計算得到4個主成分，其計算公式分別為：依據4個主成分得分可以計算出綜合評價得分，記為FT，作為T季度澳門金融安全指數的初步形式，計算公式為：隨後，本文將得到的綜合評價得分並進行轉化，可得到最終的澳門金融安全指數。轉化公式如下：其中，MFSIT為T季度澳門金融安全指數，FT為T季度澳門金融安全指數初始值，MAXFT代表綜合評價得分最大值，MINFT代表綜合評價得分最小值。澳門金融安全指數計算結果如下（表3）﹕

23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表3　主成分分析得分季度FT值MFSIT季度FT值MFSIT2010Q11.8400.9192015Q1-0.7550.3742010Q21.7400.8982015Q2-1.3530.2482010Q31.9910.9512015Q3-0.9340.3362010Q42.2261.0002015Q40.9480.7312011Q11.6200.8732016Q11.2720.8002011Q21.3220.8102016Q21.7590.9022011Q31.3650.8192016Q31.7780.9062011Q41.1540.7752016Q41.9650.9452012Q11.1390.7722017Q10.9880.7402012Q20.4730.6322017Q20.6690.6732012Q30.0030.5332017Q30.0680.5472012Q40.1960.5732017Q4-0.5410.4192013Q1-0.9990.3222018Q1-0.4790.4322013Q2-0.5320.4212018Q2-0.8430.3552013Q3-0.8290.3582018Q3-0.8610.3512013Q4-1.3820.2422018Q4-1.0230.3172014Q1-0.7440.3762019Q1-1.8780.1382014Q2-1.0400.3142019Q2-2.1990.0702014Q3-1.6040.1952019Q3-2.1970.0712014Q4-1.9290.1272019Q4-2.5330.000資料來源︰作者自製。本文運用STATA對得到的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進行正態分佈檢驗，得到Shapiro-Francia的檢驗結果P值為0.075，大於0.05，澳門金融安全指數滿足正態分佈，可以進行金融安全監測預警區間的設置，參照葉莉、陳立文和王樹強2007年的預警區間的設置，1選取其中綜合指標得分最低的2019Q4作為綜合指標的下限值Z，綜合指標得分最高的2010Q4作為理想目標值Z’。將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分別代入公式，得到2010－2019年的T值。1葉莉、陳立文、王樹強：《河北省金融安全監測預警系統的構建》，《統計與決策》（武漢）2007年第20期，第119－121頁。

24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T值的範圍為[0,1]，T值越接近1，表示金融運行狀態越安全，T值越接近0，表示金融狀態越不安全。根據T值可得澳門特區在2010－2019年分別所在的預警區間（表4）。表4　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預警區間劃分表預警區間確定依據具體季度等級一[0,0.2]2014Q3、2014Q4、2019Q1、2019Q2、2019Q3、2019Q4等級二[0.2,0.4]2013Q1、2013Q3、2013Q4、2014Q1、2014Q2、2015Q1、2015Q2、2015Q3、2018Q2、2018Q3、2018Q4等級三[0.4,0.6]2012Q3、2012Q4、2013Q2、2017Q3、2017Q4、2018Q1等級四[0.6,0.8]2011Q4、2012Q1、2012Q2、2015Q4、2016Q1、2017Q1、2017Q2等級五[0.8,1]2010Q1、2010Q2、2010Q3、2010Q4、2011Q1、2011Q2、2011Q3、2016Q2、2016Q3、2016Q4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可將上述表格內的區間進行如下定義：（1）區間一定義為金融系統運行不安全，並設置為等級一。此時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位於[0,0.2]區間。（2）區間二定義為金融系統運行輕度不安全，並設置為等級二。此時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位於[0.2,0.4]區間。（3）區間三定義為金融系統運行基本安全，並設置為等級三。此時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位於[0.4,0.6]區間。（4）區間四定義為金融系統運行比較安全，並設置為等級四。此時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位於[0.6.0.8]區間。（5）區間五定義為金融系統運行很安全，並設置為等級五。此時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位於[0.8,1]區間。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情況可以用折線圖表示，如圖2所示。圖2　2010－2019年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圖表來源︰作者自製。0.1.2.3.4.5.6.7.8.9.11.11.2MFSI2010q12012q12014q12016q12018q12019q4季度很安全比較安全基本安全輕度不安全不安全

25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圖2顯示2010－2019年期間，澳門特區金融安全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10年第1季度至2015年第1季度，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由0.919跌至0.374，代表澳門金融系統運行從“很安全”轉變為“輕度不安全”狀態。第二階段為2015第1季度至2016年第4季度，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由0.374上升至0.945，代表金融安全系統運行從“輕度不安全”轉變為“很安全”狀態。兩年間澳門特區金融安全狀況轉危為安，尤其是2016年全年澳門特區都一直保持金融系統運行很安全的狀態。第三階段為2016年第4季度至2019年第4季度期間，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由0.945下跌至0.000，代表澳門特區金融安全系統運行從“很安全”轉變為“不安全”狀態。這對於金融系統的運行是非常不利的。綜上所述，2010－2019這十年間，澳門特區金融運行總體上處於一個較為安全的區間內，但也達到過金融系統運行很不安全的狀態。2019年第1至第4季度澳門特區金融安全指數呈現下降趨勢，近期澳門特區金融系統並不安全，需要重視並警惕。（三）原因分析澳門金融安全波動幅度較大，短短10年時間從“很安全”跌至“輕度不安全”，再回升至“很安全”，最後再跌至“不安全”。其中的原因主要在於：第一階段為2010－2015年，2010年澳門基本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中恢復，且澳門特區政府和金融管理局吸取此次金融危機的教訓，加強了金融監管，增強了抗風險能力，因此金融安全等級處於較高水平。但是，此後，隨着內地經濟放緩、反腐敗政策的實施以及內地遊客旅澳政策的收緊，澳門博彩業增速放緩。特別是博彩業自身管理問題的暴露及其深度調整，導致了2014年6月開始，長達26個月的博彩收入下滑，引起澳門特區經濟、財政收入下滑、本地貸款總額和不良貸款數量上升，金融安全狀況下行。第二階段為2015－2016年，澳門特區政府積極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鼓勵非博彩產業發展，適度降低經濟對博彩業的過度依賴，並且2016年7月開始博彩業止跌回升，促使澳門特區金融安全狀況穩步提升。這段時期內，經過不斷調整，金融穩健指標中的資本充足率提高了兩個百分點，不良貸款率下降了三個百分點，澳門特區金融安全狀況逐步改善。兩年間澳門特區金融安全轉危為安。第三階段為2016－2019年，澳門特區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境外投資佔了不少的比例，全球經濟下滑、特別是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導致澳門特區的境外投資資金減少，這些現象可能造成了澳門金融安全下降的趨勢。2016年第4季度金融穩健指標中的流動性資產／總資產為36%，2019年第4季度降低為33.1%，代表澳門特區金融市場流動性下降。澳門特區的金融安全指標呈現下降趨勢，近期澳門特區金融安全處於不健康的狀態，需要警惕和預防。因此，主要原因可以總結為以下內容。第一，澳門是國際化程度非常高的外向型經濟體，易受到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的衝擊；第二，澳門是微型經濟體，社會經濟自身就具有較大的波動性；第三，金融業結構單一，競爭力不足。下一節將通過VAR模型研究博彩業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

26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三、博彩業對金融安全影響的迴歸分析本文構建VAR模型研究博彩業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本文的因變量為澳門特區金融安全程度，用金融安全穩定指數來衡量（MFSI），自變量為博彩業。為了更為準確研究到底是博彩業的哪一個或幾個方面影響金融安全，本文採納了四個指標，包括博彩毛收入（取對數，即LnSR）、博彩業在GDP中的比重、博彩稅收（取對數，LnTAX）和博彩稅佔公共財政的比例（BL）。1其中，博彩業佔GDP比重因缺乏博彩業產業增加值的季度數據，故用博彩毛收入與GDP比值（SRG）替代。本文首先對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然後對一階單整的時間序列建立向量自迴歸模型，最後根據脈衝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對建立的模型進行分析。（一）向量自迴歸模型VAR方法適合於變量之間不僅存在滯後項，還存在同期影響關係的情況，在模型的每個方程中，內生變量對全部內生變量的滯後項進行迴歸，它對於相互聯繫的時間序列變量是有效的預測模型。2博彩業對金融安全的影響既可能存在即時效應，又可能存在滯後效應，因此VAR模型是適合研究此類動態變化的模型。單位根檢驗是序列的平穩性檢驗，若不檢驗序列的平穩性則會導致偽迴歸。向量自迴歸模型要求變量具有平穩性，本文用ADF方法對其進行單位根檢驗，以下是所選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表5）︰表5　單位根平穩性檢驗變量原序列一階差分序列檢驗類型（C,T,K）T值臨界值（10%）單位根檢驗類型（C,T,K）T值臨界值（5%）單位根MFSI（0,0,1）-1.505-1.605是（0,0,1）-3.646-1.950否LnSR（0,0,1）0.409-1.605是（0,0,1）-2.767-1.950否SRG（0,0,1）-1.093-1.605是（0,0,1）-3.817-1.950否LnTAX（0,0,1）0.342-1.605是（0,0,1）-2.440-1.950否BL（0,0,1）-0.396-1.605是（0,0,1）-11.131-1.950否註：（C，T，K）分別表示單位根檢驗方程帶有常數項、趨勢項和滯後階數，C=1帶常數項，C=0不帶常數項，T=1帶時間趨勢，T=0不帶時間趨勢，K表示滯後階數，其中，滯後階數按照AIC和SC準則確定。資料來源︰作者自製。檢驗結果顯示，因變量和自變量共五個指標的原數列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即它們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故對MFSI、LnSR、SRG、LnTAX和BL五個變量的一階差分DMFSI、DLnSR、DSRG、DLnTAX和DBL進行單位根檢驗，從檢驗結果來看，ADF統計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1婁世艷、李洪江和林德欽等的《澳門特區金融安全的法律保障、政策協調與技術支撐研究》（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9年）的研究發現博彩業的洗黑錢與非法集資與借貸問題也會影響澳門金融安全，但由於數據缺乏，本文模型未將其考慮在內。此外，本文還考慮了博彩毛收入波動率和博彩稅波動率，但平穩性檢驗顯示這兩個指標不適於用VAR模型進行迴歸，因此，本文僅保留了正文中所用的四個指標。2任碧雲、程茁倫：《金融脫媒對中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業務衝擊的動態影響──基於VAR模型的實證研究》，《中央財經大學學報》（北京）2015年第3期，第26－33頁。

27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即均通過了平穩性檢驗，是平穩時間序列。變量是一階單整，記為I（1）。本文採用Johansen協整檢驗判斷數據MFSI、LnSR、SRG、LnTAX和BL序列間是否存在協整關係，即變量間的線性組合是平穩的（表6）。根據包含常數項與時間趨勢項的協整秩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有4個線性無關的協整變量，在5%的水平下無法拒絕“協整秩等於4”的原假設，MFSI、LnSR、SRG、LnTAX、BL序列之間最多存在4個協整方程。表6　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原假設特徵根跡統計量5%臨界值λ－max統計量5%臨界值085433.532-196.31077.74194472.2500.884118.87354.642101505.9540.84651.46734.553106520.3100.55022.75418.174109531.6870.4690.0001*3.745110531.6870.000--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基於協整分析證明了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係，可以確定變量之間不會存在偽迴歸的問題，並且存在長期穩定的關係。本文確定一階差分變量為平穩時間序列後，選擇VAR模型的最佳滯後階數，通過AIC信息準則、HQIC信息準則和SBIC信息準則，依據最小化信息準則可以確定最優滯後階數是4階（表7）。表7　基於最小化信息準則確定最優滯後階數LagLLFPEAICHQICSBIC0203.5121.1e-11-11.028-10.952-10.8091346.4761.6e-14-17.582-17.121-16.2622406.9852.4e-15-19.555-18.710-17.1363437.7182.2e-15-19.873-18.645-16.3544523.6491.3e-16*-23.258*-21.646*-18.640*資料來源︰作者自製。由於VAR模型不僅可以研究自身滯後項的影響，還可以研究其他相關因素對未來值產生的影響，因此對模型做出假設，YT是一個包含所有內生變量的五變量向量，β0是常數項，T是時間序列的長度，J是滯後項的階數，YT－J是自身的滯後階數，XT－J是其他因素的滯後階數，εT是白噪聲向量。(1)依據VAR模型的迴歸結果可知（表8），除了滯後1至2階DMFSI、滯後2階和4階DSRG、滯後2階和4階DBL對DMFSI的影響不顯著外，其他幾個變量都對DMFSI有顯著影響。其中，滯後1至4階DLnSR對DMFSI的負向影響較大，滯後1至4階DLnTAX對DMFSI的正向影響較大。

28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表8　VAR模型的迴歸結果因變量自變量DMFSIDLnSRDSRGDLnTAXDBLDMFSI-10.017-0.051-0.045**-0.0160.085***DMFSI-2-0.0810.077-0.0130.0420.006DMFSI-30.503***0.0780.0140.012-0.001DMFSI-4-0.533***-0.055-0.030-0.0150.086***DLnSR-1-2.375***0.4850.354***1.552***-0.406**DLnSR-2-5.848***0.6640.663***1.515***-0.677**DLnSR-3-6.794***0.4760.542**1.072**-0.917***DLnSR-4-6.772***0.4910.1670.661*-0.907***DSRG-11.274*0.4580.1020.522**0.479***DSRG-2-0.2010.863**0.547***0.705***0.187DSRG-3-2.980***0.3690.141-0.002-0.023DSRG-4-0.897-0.1800.466***-0.4160.290*DLnTAX-14.382***-0.311-0.576***-1.473***0.383DLnTAX-25.701***-0.410-0.629**-1.317***0.932***DLnTAX-37.738***-0.439-0.359-0.816*1.104***DLnTAX-43.712***-0.532-0.435***-0.486**0.561***DBL-11.113**-0.891***-0.223**-0.505***-0.614***DBL-2-0.264-0.802**-0.409***-0.518**-0.673***DBL-32.937***-0.085-0.173**-0.064-0.526***DBL-4-0.532-0.0810.171-0.0250.244常數-0.033**0.0110.0020.0070.004擬合優度0.8090.7750.9330.9080.949觀測值3535353535註：*、**、***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資料來源︰作者自製。VAR模型脈衝響應函數有效的前提是模型具有穩定性，要求其所有特徵根必須在單位圓內，當特徵根均小於1時，VAR模型則具有穩定性。由於該模型具有5個內生變量，且每個變量滯後4期，因此存在20個特徵根，所有特徵根都在單位圓內，因此VAR模型具有穩定性，可以對其進行脈衝響應分析（圖3）。

29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圖3　VAR系統穩定性判別資料來源︰作者自製。（二）估計結果格蘭傑因果關係是一個變量受到其他變量的滯後影響，主要檢驗變量在統計上的時間先後順序，本文對序列進行滯後4期的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表9）。DLnSR、DSRG、DLnTAX和DBL是DMFSI的格蘭傑原因，其中，DBL與DMFSI互為格蘭傑原因，而DMFSI不是DLnSR、DSRG和DLnTAX的格蘭傑原因。表9　Granger檢驗結果最優滯後期原假設F值P值結論4DLNSR不是DMSFI的格蘭傑原因56.6200.000拒絕4DSRG不是DMSFI的格蘭傑原因15.3840.004拒絕4DLnTAX不是DMSFI的格蘭傑原因52.4490.000拒絕4DBL不是DMSFI的格蘭傑原因45.1710.000拒絕4DMSFI不是DLNSR的格蘭傑原因5.3140.257接受4DMSFI不是DSRG的格蘭傑原因11.2810.024接受4DMFSI不是DLnTAX的格蘭傑原因1.6520.799接受4DMFSI不是DBL的格蘭傑原因33.6420.000拒絕資料來源︰作者自製。本文已經證明各變量之間存在格蘭傑因果關係，因為VAR模型包含眾多參數，其經濟意義難以解釋。Johansen協整核對總和格蘭傑因果檢驗表明變量間存在協整關係且具有因果關係，但上述結果均為靜態分析。由於VAR模型屬於非理論性的模型，它無需對變量做任何先驗性的約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時，往往不分析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如何，而是分析一個誤差項發生的變化，即模型受到衝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為了更好地解釋澳門金融安全與博彩業之間的動態關係，引入脈衝響應函數。

3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脈衝響應函數是指一個內生變量的擾動項衝擊一個單位時對被解釋變量發生變動的動態路徑所帶來的影響。根據圖4可知，當DMFSI受到自身的衝擊後，會在第1期產生明顯的下降趨勢，第2期之後趨於平緩狀態。當DMFSI受到DLnSR一個單位的正向衝擊後，會在第6期產生明顯的下降趨勢，達到-0.05最低點。當DMFSI受到DLnTAX一個單位的正向衝擊後，會在第1期和第6期產生明顯的上升趨勢，達到0.03最高點。DMFSI受到DBL一個單位的正向衝擊，DMFSI在第1期會受到正向影響，第3期達到0.03的最高處，第3期後逐步趨於平緩（圖4）。圖4　脈衝響應函數結果資料來源︰作者自製。脈衝響應函數可以解釋每個內生變量的衝擊對其他變量產生的影響，方差分解可以確定VAR模型中各個內生變量的方差對總體貢獻度的大小，各變量方差分解的結果如表10所示。滯後2期的DMFSI波動中，有68.3%來自自身的變動，0.1%來自DLNSR的變動，5.5%來自DSRG的變動，23%來自DLnTAX的變動，3%來自DBL的變動。滯後5期的DMFSI波動中，有47.8%來自自身的變動，11.9%來自DLNSR的變動，4.1%來自DSRG的變動，20.3%來自DLnTAX的變動，15.9%來自DBL的變動。滯後8期的DMFSI波動中，有33.9%來自自身的變動，25.2%來自DLNSR的變動，3.7%來自DSRG的變動，25%來自DLnTAX的變動，12.3%來自DBL的變動。因此，DLNSR的貢獻度由第2期的0.1%增加到第8期的25.2%，DLnTAX的貢獻度由第2期的23%一直維持至第8期的25%，DBL的貢獻度從第2期的3%上升至第8期的12.3%，它們的貢獻度都非常顯著（表10）。

31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表10　方差分解結果時期澳門安全穩定指數方差分解DMFSIDLnSRDSRGDLnTAXDBL11000020.6830.0010.0550.2300.03030.6480.0080.0570.2190.06940.5400.0500.0460.2280.13650.4780.1190.0410.2030.15960.4230.1130.0540.2400.16970.3190.2420.0400.2680.13180.3390.2520.0370.2500.123資料來源︰作者自製。總之，模型中包含4個自變量，分別為博彩毛收入（LnSR）、博彩毛收入與GDP的比值（SRG）、博彩稅收（LnTAX）和博彩稅佔公共財政的比例（BL），變量的一階差分均通過平穩性檢驗，最多會存在4個協整方程，表明變量間的線性組合是平穩的。DLnSR、DSRG、DLnTAX和DBL是DMFSI的格蘭傑原因，從迴歸結果來看，滯後1至4階DLnSR對DMFSI負向影響顯著，滯後1至4階DLnTAX對DMFSI正向影響較大。脈衝響應結果發現DMFSI受到DLnSR一個單位的正向衝擊後，會在第6期產生明顯的下降趨勢，DMFSI受到DLnTAX一個單位的正向衝擊後，會在第1期和第6期產生明顯的上升趨勢，DMFSI受到DBL一個單位的正向衝擊，DMFSI在第1期會受到正向影響，其中，DLnSR、DLnTAX對DMFSI的貢獻度非常顯著，均位於25%的水平。DBL對DMFSI的貢獻度較為顯著，位於12.3%的水平。（三）原因分析回歸以來，特別是特區政府2002年“賭權開放”政策和中央政府2003年“自由行”政策開始以來，澳門特區博彩業迅速成長，形成了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產業結構，以及造成了政府財政對博彩業的依賴。本文模型中納入的四個博彩業衡量指標博彩毛收入（LnSR）、博彩稅收（LnTAX）、博彩毛收入與GDP比值（SRG）和博彩稅佔公共財政的比例（BL），分別衡量博彩業規模、博彩稅收規模、博彩業發展導致的澳門產業結構變遷以及博彩稅收相關的政府公共財政收入結構均造成了顯著影響，其中澳門產業結構變遷對金融安全既有正向影響又有負向影響，以負向影響為主；公共財政收入結構對金融安全亦既有正向影響又有負向影響，以正向影響為主；博彩毛收入對金融安全造成持續顯著負向影響；博彩稅收規模則對金融安全造成持續正向影響。這些都是博彩業影響金融安全的途徑。本研究認為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澳門博彩業毛收入對金融安全產生負向影響，意味着博彩毛收入的增加會在未來一年（4期）負向衝擊金融安全。該結果與預期相反，其中的原因可能在於，一方面，博彩收入增加，導致存款增加，銀行會急於把存款借貸出去，新增貸款主要發放給非居民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提高了風險資產的比重。整個樣本期內，博彩毛收入與各項存款指標的相關係數均為正，與客戶存款／全部（非同業拆借）貸款、住房房地產貸款／總貸款、商業房地產貸款／總貸款、非居民／全部貸款以及新興市場經濟體貸款／全部貸款的相關係數分別為-0.16、-0.37、-0.62、0.51和0.49，說明發放貸款數額增加，其中本地的住房與房地產貸款佔比降低，而非居民和新興市場經濟體貸款增加。同時，博彩毛收入與監管資本／風險加權資產和監管一級資本／風險加權資產的

32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相關係數均為負，說明風險資產增加。另一方面，博彩毛收入增加，意味着經濟繁榮，此時，為了防止過度通貨膨脹，金融管理機構會收緊銀根，造成對金融安全的負向衝擊。同期，博彩毛收入與發行鈔票數量和通貨的相關係數分別為-0.36和-0.24，而與M1和M2的相關係數則分別為0.27和0.19，1說明澳門金融管理局在博彩毛收入增加時會收緊基礎貨幣，而貨幣乘數增大，降低了金融安全性。此外，博彩業存在內部問題與風險，主要表現為內部管理問題以及洗錢、非法融資、詐騙、高利貸等非法行為。當博彩業繁榮時，可能這些問題也隨之猖獗，威脅到金融安全。第二，博彩稅是澳門最重要的稅收來源，樣本期間博彩稅佔澳門特區公共收入的八成左右。2019年特區政府總收入為1,335億澳門元，博彩稅總收入為1,127億澳門元，佔稅收比例為84%。博彩稅對金融安全呈顯著正向影響，主要原因在於，博彩稅的增加，增加了政府公共財政收入，提高了公共儲蓄，其他條件不變時，提高了金融安全水平。2019年12月，澳門金融機構持有的總存款額為11,636.09億澳門元，其中居民、非居民和公共部門分別佔56.7%、21.0%和21.4%；金融機構的本地債權有3,886.74億澳門元，其中公共部門為-2491.31億澳門元，即澳門特區政府淨存款額為大約2,500億澳門元。在全球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存在大量預算赤字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持有大量財政盈餘，在增加國民儲蓄的同時，提高了金融安全性，這得益於博彩業對稅收的重要貢獻。第三，博彩毛收入與澳門GDP之比即博彩業相關的澳門產業結構變動對金融安全造成衝擊，並且以負向衝擊為主。博彩業在澳門經濟中的佔比提高，說明澳門產業集中度提高，一方面，經濟對博彩業的依賴度提高；另一方面，這意味着進一步加劇了博彩毛收入的變化對金融安全的衝擊。因此，在控制博彩業規模前提下，博彩業相關的經濟結構對金融安全主要產生負向衝擊。第四，博彩稅佔政府財政收入的比重提高，意味着博彩稅收的增長速度快於非博彩稅收的增長速度。博彩稅增長強勁，意味着這一政府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得到保障，這會提高對政府公共儲蓄的信心，提高金融安全。四、結論與未來展望（一）結論無論對於國家還是地區而言，保證金融安全都非常重要。本文在綜合多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選取2010－2019年基於《巴塞爾協議III》的21個基礎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了澳門金融安全指數，並進行了預警區間設置。金融安全指數顯示，2010－2019年的大部分時間，澳門金融安全狀態為“輕度不安全”到“很安全”，但是在2014年和2019年也出現了“不安全”的狀況。在此基礎上本文通過構建VAR模型研究了博彩業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澳門博彩業毛收入、博彩稅、博彩業與GDP比值以及博彩稅佔公共財政的比例都是澳門金融安全的格蘭傑原因，四者會在不同程度上衝擊金融安全。其中，澳門博彩業毛收入對金融安全呈負向影響，博彩業毛收入一個單位正向衝擊會使金融安全指數出現下降趨勢，在第6期達到最低點-0.05。澳門博彩稅對金融安全呈正向影響，博彩稅一個單位正向衝擊會使金融安全指數在第1期和第5期達到明顯的上升趨勢。博彩毛收入與博彩稅兩變量的方差對解釋澳門金融安全的變動具有很高的貢獻度。可見，博彩業是影響澳門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1博彩毛收入月度數據來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行鈔票數量、通貨數量、M1和M2數據來自澳門金融管理局。

33博彩業外生衝擊對澳門金融安全的影響（二）未來展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突如其來的疫情對澳門特區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新冠肺炎具有高度傳染性，澳門特區政府決定2月5日起暫停賭場運營半個月。此次關閉賭場給澳門特區帶來巨額經濟損失。2020年2月，博彩毛收入同比下降了87.7%。此後，隨着疫情的發展，澳門於2020年3月開始實施了極為嚴格的通關政策，根據個人身份和來源地分別採取了不能通關、隔離、醫學觀察以及條件通關等措施，致使入境旅客數量從每月300萬人次左右降到了僅幾萬人次，粵澳經濟聯通減少甚至停滯。2020年第2季度的博彩毛收入更是下降了95.5%，進一步導致博彩稅收下降了88.4%，本地生產總值下降了67.7%，對澳門特區的金融安全造成非常不利的衝擊。雖然從8月12日起內地逐步恢復赴澳旅遊簽注，但疫情對本澳居民與旅客行為的影響可能是長期的，未來澳門博彩業發展和金融安全問題不容樂觀。第一，專家判斷顯示，新冠肺炎可能長期存在並具有變異性，未來具有很大不確定性，防疫工作不能放鬆，這會導致旅客出行更趨謹慎，而相關的檢疫、複雜的過關流程亦將增加旅客的經濟與時間成本。因此，關閘開放後，短期內“饑渴”的賭客和“掃貨”的消費者將增加，此後旅客數量可能回落。第二，疫情導致了經濟的衰退和個人收入的下降，這將降低居民和旅客的購買力。第三，疫情將提高旅客和居民的風險意識，相對增加其儲蓄、減少其當前消費。第四，疫情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大量企業虧損乃至倒閉，澳門特區內外的投資收益率將降低，不良貸款率將提高，進一步威脅澳門金融安全。本文結合澳門特區的經濟現狀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在加強監管、防止疫情擴散前提下，採取一系列措施吸引旅客，提振博彩業和非博彩旅遊業。第二，發展與旅遊博彩或者說與旅客數量無關或關係不緊密的行業，例如金融產業、養老產業等，實現產業“橫向”多元發展。第三，加強區域合作，增強粵港澳互融互通，提高大灣區的融合度，減少隔離，降低突發事件對澳門經濟的衝擊，促進經濟穩定性。第四，加強粵澳和港澳金融業交流，提高澳門特區金融業水平。在澳門特色金融市場建設、制度設計、系統建設、人員培訓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等領域開展深度合作，推動澳門特區特色金融發展，加強澳門特區與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增加澳門特區的金融業人才數量、提高人才品質，進而提升澳門特區金融業發展水平，提高澳門金融業抵抗風險的能力，提高金融安全水平。[責任編輯　陳超敏]

34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摘要]在構成澳門的三個島嶼中，澳門之中外本名已明晰，路環也無問題，可“Taipa”這個名字的起源仍為一段迷津。本文擬以大量的中西文字及圖籍資料為基礎，對這一地名進行一番比較深入的探索，以期得到一個新的認知。在漢語文獻的支持下，首次提出了“Taipa”可能是“大陂”的諧音的新觀點。[關鍵詞]澳門　TaipaTaipaQuebrada　氹仔　大陂凡地名均有來歷，因年代久遠，湮沒於史海似為宿命。澳門之中外本名已明晰，1“Lapa”得到了較好的考證，2路環也無問題，3可“Taipa”這個名字，迄今未得到很好的解釋，仍是一段迷津。這個名字並不複雜，但要想說清它的來歷還真不容易，還真要下一番“翻箱倒櫃”的功夫。一、中文記載（一）已有研究如今，“Taipa”的官譯名是氹仔，那就先從它那諸多的漢名說起吧。在繁多的研究中，我們僅舉一種。澳門回歸前，唐思對氹仔有較詳細的介紹：Taipa得名考源金國平作者簡介︰金國平，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研究員。廣州　5106321金國平、吳志良︰《澳門與媽祖信仰早期在西文世界的傳播──澳門的葡語名稱再考》，金國平、吳志良︰《早期澳門史論》，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5－437頁及金國平︰《澳門源考》，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1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45－78頁。2金國平︰《容閎故鄉“PedroIsland”（彼多羅島）為何島？──兼考“Lapa”之詞源》，《澳門研究》（澳門）2019年第2期，第74－91頁。3路環，亦稱過路環。根據地圖的標示，原指靠近大橫琴東南的一個港灣及村落，對面為今路環。隨着時間的遷移，從兩地共有的一個港灣名稱變為了今路環的專名。香港地區也有“過路環”。另外，以前“阿婆尾”也被劃在“大橫琴”的東南方向，甚至成為了今路環的異稱。“據筆者所作的調查得知，鹽竈灣（即路環島）的鹽場，舊在今之路環譚仙聖廟前的一大片空地；鹽竈灣後因聘請戲班演出而又拖欠戲金導致聲譽掃地，始被逼改用原屬大橫琴島的過路環為島名。”見鄧聰、鄭煒明︰《澳門黑沙》，澳門：澳門基金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頁。‧論文｜宗教及歷史‧

35Taipa得名考源澳門半島，連同氹仔、路環合稱澳門。澳門半島有許多別稱，如香山澳、濠鏡澳、濠鏡、濠江、鏡海及馬交等；同樣，氹仔和路環也有多個地名。氹仔，過去曾經稱龍頭灣（環）、潭仔，葡文則有TAIPA，各有出處，只是今人則普稱氹仔之名。據知，200多年前，氹仔常被稱為“龍頭灣”，而今在當地天后宮內有一口200多年歷史的古鐘，其上刻有“龍頭灣天后宮”字樣，“龍頭灣”就是氹仔當年的地名。地堡街北帝廟，也有一座百年香爐，上面也刻有“龍頭灣北帝廟”字樣，這也是明證。此外，在200多年前成書的《澳門紀略》的地圖上，氹仔被標誌為“潭仔”；“潭仔”後來逐漸演變成“氹仔”。至於葡文TAIPA，意思是指兩邊高、中間低的地方，與中文“低窪地”意義相同，也與“潭仔”之意相通。1唐謂“至於TAIPA，意思是指兩邊高、中間低的地方”一語的出處，筆者查不到葡語文獻有此說。（二）漢語圖文歷史上，中國文獻與地圖對今氹仔的記載與標記頗多，且稱謂不盡相同。曾有“大（小）吉山”、2“潭仔（山）”、3“雞頭（頸）（山）”、4和“大拔島”等名。5最早的名稱見於《（嘉靖）香山縣志》卷一《風土‧山川》：大吉山東中水曰內十字門。小吉山上西北中水曰乾門。九澳山上東南西對橫琴中水曰外十字門。6史澄的《廣州府志》一通匯總，同時記載了古今諸名：大吉山之東中水曰內十字門，小吉山之西北中水曰乾門，澳山之東南西對橫琴水曰外十字門。其民皆島彝也，今遷。內十字門有四山：曰壕田，距澳六里；曰大小馬騮，距澳十里；曰上滘，曰芒洲，距澳十里。外十字門有四山：距澳十五里曰舵尾，曰雞頸；距澳三十里曰橫琴；距澳二十五里曰九澳。地則同而古今名異同。又乾門之南曰過路環。即鹽竈灣，今客民私探石處。距澳十二里又曰潭仔，皆與十字門近。7乾隆年間刊印的中國首部澳門專著《澳門記略》，在文字部分提到了“雞頸”，但在地圖部分則分別標出了“潭仔”和“雞頸”（圖1）。1唐思編著︰《澳門風物志》，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第2頁。2“‘雞’當由‘吉’字同音轉來。”見王頲︰《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4頁。3[清]王廷鈐等︰《澳門志略》，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第7頁。4“自光緒十三年以後，葡人狡然思逞，乘地方官之忽略，逐漸在澳港內之青洲及澳東南之雞頸山、九澳兩島舉行建築。”黃鴻釗編︰《中葡澳門交涉史料》第二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27頁。“總之，約章只許澳門有屬地，未許澳門有屬海，彼豈能覬覦隔海環澳之灣仔、青角、橫琴、過路環、鷄頭山各島地及其水面。”楊繼波主編；湯開建等卷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63頁。“氹仔東端之雞頸山，又名雞頭山，以山勢綿延傾斜，狀似雞頭，而尖端狹長，形若雞頸，可能因而得名。”唐思編著︰《澳門風物志》，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第16頁。5金國平︰《西方近代水文資料譯文對澳門方志的影響》，《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2008－2011）》（中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3年，第843頁。6[明]鄧遷修；[明]黃佐纂︰《（嘉靖）香山縣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302頁。7[清]史澄等《廣州府志》第1冊卷一二“輿地略”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第220頁上。

36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圖1　《澳門記略》中的地圖圖片來源︰[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第9頁。“潭仔”和“雞頸”這兩個名稱，至清末仍在使用。黃培芳的《（新修）香山縣志》，在《海防毗連總圖》中，作“潭仔”和“雞頸”。1接着，可看中國官方文件。1837年9月，兩廣總督鄧廷楨諭令行商曰：據大鵬營參將、澳門同知、香山知縣先後稟報，磨刀外洋及九洲、沙瀝、雞頸、潭仔各洋面，共泊躉船二十五隻，於七月二十九、三十，八月初三、初四等日，該躉船陸續由磨刀移泊尖沙咀洋面十九隻。由九洲、沙瀝移泊尖沙咀二隻，由雞頸移泊尖沙咀一隻，復於八月初九日由尖沙咀移泊潭仔二隻。初十日由尖沙咀移泊雞頸一隻。2在祝淮修、黃培芳纂《香山縣志》中已將“潭”字寫作“凼”。如在《澳門東環圖》中，可見“凼仔”和“雞頸”（圖2）。31[清]祝淮修、黃培芳纂︰《（新修）香山縣志》卷四海防《海防毗連總圖》，吳相湘主編︰《中山文獻》第3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719頁。2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60頁。3[清]祝淮修、黃培芳纂︰《（新修）香山縣志》卷四海防《澳門東環圖》，吳相湘主編︰《中山文獻》第3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723頁。

37Taipa得名考源圖2　祝淮修、黃培芳纂《香山縣志》中的《澳門東環圖》“仔”和“雞頭”圖片來源︰ [清]祝淮修、黃培芳纂︰《（新修）香山縣志》卷四海防《澳門東環圖》，吴相湘主編︰《中山文獻》第3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723頁。《（同治）香山縣志》還使用“大拔”一名：“十字門為最便泊船處，以東面有二高島：南曰九澳，北曰大拔。”1“九澳”北是“雞頸”。顯然，“大拔”譯自葡語“Taipa”。就連兩廣封疆大吏也使用“大拔”，卻不知是舶來詞，如張之洞在1887年10月5日奏曰：澳門之南山島對列內外兩層，名為十字門。內層左山名大拔島，其有村落可泊船處名潭仔，右山名小橫琴島。外層左山名九澳，右山名大橫琴島，其有村處名過路環，其島大於澳門六倍。潭仔居民約二百戶，漁船極多，丁口四千餘。2建造洋房數間於大拔島迤西之山尾，當十字門內築一墩台3……4“大拔”也音譯作“他亦怕”﹕他亦怕泊船處，此乃東邊進口所泊也。在於九澳與他亦怕兩島之間。他亦怕或謂之加羗Kakiang。……所謂十字門者此也。5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葡澳門勘界時，“氹仔”和“潭仔”已經同時使用。61《西方近代水文資料譯文對澳門方志的影響》，《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2008－2011）》（中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3年，第843頁。另見[英]金約翰輯、[美]金楷理口譯、[懷遠]王德均筆述︰《海道圖說》，馮立升主編、鄧亮副主編︰《江南製造局科技譯著集成》第2分冊“工藝製造卷”，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17年，“十字門”見第236頁上及“十字門行船法程”，見第236頁下。2《粵督張之洞奏澳界轇轕太多澳約宜緩定摺》，[清]張之洞撰︰《張文襄公全集》第十三集卷二十二“奏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頁十八b。3“十字門砲台”或“西沙砲台”。4《粵督張之洞奏澳界轇轕太多澳約宜緩定摺》，[清]張之洞撰︰《張文襄公全集》第十三集卷二十二“奏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頁十八a。5陳壽彭：《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志》卷4，廣州：廣雅書局，1907年，頁二十a。6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643、649頁。

38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總之，“氹”，亦作“凼”和“壋”。“氹”為方言，指小坑、水坑、水塘。尤指田中漚肥的小坑，如水氹、糞氹及氹肥。氹仔即小氹，小坑之義。“氹”可用於活水養魚：家庭流動水養魚在廣東、廣西兩地區俗稱為氹仔流水養魚，一些山區農村利用常年流水不斷的自然條件，在溪邊、山邊、路邊或屋前屋後挖塘築氹，引水入氹，由一家一戶經營的養魚方式……中國的家庭流動水養魚具有悠久的歷史，相傳在明朝以前就出現有家庭氹仔流水養魚。1由此可見，氹仔是一個由地理通名轉來的地理專名。據說“氹仔”一名比較晚近︰在200多年前（1780年）的古地圖上，氹仔仍為海中的三山二島，即東部的雞頸山、中間的觀音岩和西部的菩提山。其中雞頸山與觀音岩相連，稱為大潭仔，菩提山稱為小潭仔。兩島面積共1.5平方公里，至1920年兩潭在北端開始相連，總稱為氹仔……，但兩氹之間仍為海灣。2我們順便來看一下“潭”字的基本解釋。第一個詞義為“水深之處”；還有一個意思為“深水池”。3在此詞義上，“氹”與“潭”相通。二、外文記載（一）“Taipa”的詞義TAIPA。是個阿拉伯詞，訛略為TAPIA，意即夯土墻（paredesdebarro）。4乾隆十三年敕修《華夷譯語》之《播哷都噶禮雅話》“地理門”中收有“墻垣”一詞（圖3）。漢語原詞──“墻垣”。葡語詞音譯──“巴代氐氐哷巴”。葡語原詞──“Parededetaipa”。何謂“墻垣”？[明]計成釋曰：“墻垣凡園之圍墻，多於版築（1），或於石砌，或編籬棘（【注釋】（1）版築：築土墻的一種方法。即用兩板相夾，中間填土，再夯實。）。”51陳醒泰編著︰《流動水養魚》，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1年，第114頁。2劉南威、何廣才編著︰《澳門自然地理》，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2年，第61頁。3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第6卷，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5年，第127頁。4RafaelBluteau,VocabularioPortuguez,eLatinoAulico,Anatomico,Architectonico,Bellico,Botanico...,Volume8,CoimbraCollegiodasArtesdaCompanhiadeJesu,1728,p.174.5[明]計成︰《園冶》（手繪彩圖修訂版），倪泰一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7年，第149頁。

39Taipa得名考源圖3　《華夷譯語》之《播哷都噶禮雅話》“地理門”中收有“墻垣”一詞圖片來源︰張榮主編︰《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年編華夷譯語》第十七卷《播哷都噶禮雅話》，北京：故宮出版社，2019年，第75頁。“Parededetaipa”的意思是“夯土墻”。用“Parededetaipa”來翻譯“墻垣”十分準確。1831年，澳門出版的《洋漢合字彙》中作“TAIPA,paredede─土壁土墻”（圖4）。1圖4　《洋漢合字彙》之“TAIPA”一詞圖片來源︰ JoaquimAlfonsoGonçalves,DiccionarioPortuguez-China（《洋漢合字彙》）,Macao:CollegiodeS.José,1831,p.788.“Taipa”是個地名的常用成份。葡萄牙北部的吉馬良士（Guimarães）地區有一組包含“Taipa”成份的地名，如“CaldasdaTaipa（夯土牆溫泉）”和“QuintadaTaipa（夯土牆莊園）”。2上述莊園為於1823年7月3日被任命的“CondedaTaipa（夯土牆伯爵）”3的私園。在巴西，還作“田埂（marachas）”解。在稻田中，用它來調配水源。（二）“Taipa”與“Typa”的堪音或許進行一下堪音是必要的。在英語中，與新拉丁語一樣，“y”可與“i”易用，由此讀“ai”的音，因而“Typa”的音值是“Taipa”。用它來拼漢語的“大”字音，如“TYPHOON大風ta-fung”。41JoaquimAlfonsoGonçalves,DiccionarioPortuguez-China（《洋漢合字彙》）,Macao:CollegiodeS.José,1831,p.788.2JoãoCarlosFeoCardosodeCasteloBrancoeTorres,ResenhadasFamíliasTitularesdoReinodePortugal:AcompanhadadasNotíciasBiographicasdeAlgunsIndividuosdasMesmasFamílias,Lisboa:NaImprensaNacional,1838,p.233.3Idem,ibidem.4德庇時（JohnFrancisDavis）著；葉農、金國平編︰《通商字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2頁。

4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大風”，亦作“ty-foong”。1還例如香港的“大潭灣”被拼作“TytamBay”。2“大潭港（TytamHarbour）或大潭灣（TytamBay），又稱香港灣（Hong-KongHarbour）。”3法語受英語的影響，也以“Ty”拼漢語的“大”音，如“Ty-Oa（大澳）”和“Tykam（大金）”，4亦作“Taican（大金）”。5但不如英語發“Tai”的音，而是保持法語的發音，作“Ta”。在明確寫出“Tai”的情况下，才發“Tai”的音。（三）“Taipa”的可能漢語詞源及指稱在此，我們想對“Taipa”的漢語對應詞提出一個新的，但有待確實的看法。筆者認為，從語音上來分析，“Taipa”可能來自“大陂（bēi）”一名。最早的荷蘭文名字“Tempe”及稍後的英語名字“Tempa”及“Typa”都與粵語“大陂（daai6bei1）”和客家話“大陂（tai3bi1）”的發音很近似。陂、坡、埤　　“陂”指攔河壩或池塘，在客家方言裏指攔河水壩是人工水利設施。這個通名在閩粵贛較為多見，多數寫為“陂”，例如廣東省大埔縣有高陂，興寧縣有瀝陂、黃陂，梅縣有東陂，博羅縣有麻陂，龍川縣有甘陂口；江西省信豐縣有古陂，廣昌縣有黃陂、頭陂，樂安縣有黃陂、東陂；福建省詔安縣有官陂、南陂、北陂、泗華陂，永定縣有高陂、西陂、羅陂，明溪縣有薑陂、大陂、王陂，龍岩縣有西陂，莆田縣內因有900年前所建木蘭陂系列工程，全縣各地有數十個陂。在福建省的一些地方又寫作“陂”，上杭縣的西陂、吳陂、深陂、蘇家陂均可換寫為坡，讀音則是[epi]（坡讀[ep’o]），在沙縣，一概寫為“坡”，如城關鎮有東坡，夏茂鎮有坡下、坡角，高橋鄉有新坡，鄭墩鄉有坡下，梨樹鄉有黃坡下坡後，南陽鄉有坡頭，南坑子鄉有蔣坡，都讀為[epue]（坡讀[ep’o]）按“陂”與“坡”古時相通是為同義異體字。《說文》“坡，阪也”，“陂，阪也，一曰池也。”“阪，坡者曰阪。”後來坡和陂才有了分工。坡、陂的異寫反映的是早期的寫法。6“陂”指“坑”。7“陂”字的“池”、“坑”詞義與“氹”字的“小坑”、“水坑”，以及“水塘”及“潭”字的“深水池”的意義相通。在此意義上，“大陂”與“大潭／大氹”相同。筆者認為，葡萄牙人用了一個他們語言中有的，而且與粵語“大陂（daai6bei1）”或客家話“大陂（tai3bi1）”相似的“Taipa”來拼讀“大陂”。1JamesHorsburgh,Memoirs:ComprisingtheNavigationtoandfromChina,bytheChinaSea,andThroughtheVariousStraitsandChannelsintheIndianArchipelago;also,theNavigationofBombayHarbour,London:Printedfortheauthor;byC.MercierandCo.,1805,p.19.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水文地理學家霍斯伯格（霍士傑，JamesHorsburgh）連續多年在華南沿海包括香港一帶洋面進行勘測。2JamesHorsburgh,IndiaDirectory,or,DirectionsforSailingtoandfromtheEastIndies,China,NewHolland,CapeofGoodHope,Brazil,andtheInterjacentPorts,(3.ed.),London:Kingsbury,ParburyandAllen,1827,p.319.3Idem,ibidem.4PhilippeJeanCoulier,TablesdesPrincipalesPositionsGéonomiquesduGlobe:RecueilliesetMisesenOrdred’AprèslesAutoritéslesPlusModernes,EnDeuxParties,RenfermantlesExpressionsdePositiondeTouslesPointsMaritimesConnus,ClassésParOrdreAlphabétique,…,Paris:H.Bossange,1828,p.169.“Tykam（大金）”今“大襟島”。5JacquesNicolasBellin:[Macao&Environs]CartedesIslesquisontal’EntreedelaRiviereDeCanton.6李如龍：《地名與語言學論集》，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93年，第78－79頁。7崔恒昇編著：《中國古今地理通名匯釋》，合肥：黃山書社，2003年，第261頁。

41Taipa得名考源《（嘉靖）香山縣志》卷一就記載了離澳門不遠的“對面（門）山”有“大陂”一名（圖5）。圖5　《（嘉靖）香山縣志》中的“陂”圖片來源︰ [明]鄧遷修；[明]黃佐纂︰《（嘉靖）香山縣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95頁。此名仍在使用，如︰三鄉鎮烏石鄭族（南湖系），始祖菊叟，原籍福建潯陽縣，宋慶曆四年遷入，後分居橋頭、平嵐、雍陌、古宥、深灣、麻子、岐頭、大陂、老富頭、白沙灣、龐頭上巷、南屏等地。1下面來看一下“Taipa”同樣諸多的外語名稱。首先說葡萄牙語的情況。葡語中，可稱“IlhadaTaipa（氹仔島）”2或“IlhasdaTaipa（氹仔諸島）”（圖6）。圖6　《中葡澳門地名譯名對照表》圖片來源︰《地圖一紙中葡澳地名譯外對照表》，《澳門專檔》第三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24頁。1鄭華冠：《香山人民的祖先》，劉秀蓮主編：《中山文史(第66輯)︰文脈相承》，福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頁。2JoseIgnacioAndrade,MemoriaSobreaDestruiçãodosPiratasdaChina,deQueEraChefeoCelebreCam-pau-sai:eoDesambarquedosInglezesnaCidadedeMacao,eSuaRetirada,Lisboa:ImpressãoRegia,1824,p.14e31.

42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其中的“PTAMara的全名是“PontaMariaNunes”。1其地相當於現在“海洋花園”的位置。“F.DATAIPA”，漢語作“十字門砲台”2或“西沙砲台”。3“CanaldaTaipa”被音譯為了“泰巴峽”。“大氹山”和“小氹山”，通以“泰巴島IlhasdaTaipa”名之（圖7）。中國官方也用“十字門島”一名，如《粵督張之洞致總署舵尾山為香山縣屬與葡無涉請駁斥電》稱：舵尾山在十字門小橫琴島上，為香山縣屬，向無葡人居此。該處瘋人得葡人養濟，此亦不過尋常善舉，何得視為管治證據？如各省有洋人施醫院，豈能即為洋人界乎？上年經敝處駁覆，並於七月問錄案咨呈在案，查照嚴切駁覆。改建磚屋，我辦我界之事，與彼無涉。彼貪狡無厭，因草稿有附島字樣，直欲囊括十字門島，斷我海道。4“十字門島”是指合二為一前的“小氹山”。5圖7　《第八圖　廣東六　由東龍至橫琴》圖片來源︰陳壽彭：《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說》圖1，廣州：廣雅書局，1907年，頁五。葡萄牙人無論是使用單數的“IlhadaTaipa”形式，還是複數的“IlhasdaTaipa”形式均指氹仔全島，又用“TaipaGrande”和“TaipaPequena”，來分別指“大氹山”和“小氹山”。葡萄牙語中，還有“TaipaQuebrada”一名。（四）“TaipaQuebrada”的詞義及指稱（1）詞義在當時葡萄牙人的概念中，雞頸和潭仔猶如一堵大牆，中間有一豁口，所以，稱這一景觀為1金國平、吳志良︰《瑪利亞‧努內斯今地何在》，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敎育學會，2002年，第404－405頁。2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一八四一──一八五四》，金國平譯，里斯本：葡中關係硏究中心；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223頁；葉農︰《澳葡殖民政府早期政治架構的形成與演變》，湯開建、馬明達主編︰《中國古代史論集》第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18頁。3湯開建主編︰《今日澳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7頁。4王彥威、王亮輯編︰《清季外交史料》4，李育民、劉利民、李傳斌、伍成泉點校整理，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679頁。5金國平︰《西方近代水文資料譯文對澳門方志的影響》，《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2008－2011）》（中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基金會，2013年，第847頁。

43Taipa得名考源“Taipaquebrada”，其中，“Taipa”意即“夯土墻”，“quebrada”意即“斷裂的”。合起來的意思就是“斷裂的夯土墻”，我們擬譯為“斷垣”。在英國航海資料中，留下了許多以各種音近“Taipa”的異體，如“TempoCeberearo（1683）”、“TipaQuibrado（1707）”、“TiboCaberata（1718）”及“TupaQueberado（1731）”等。1最早的荷蘭文名字“Tempe”，特別是稍後的上述各種英語異名的第一個成分均來自於葡萄牙語的“Taipa”，第二個成分來自葡萄牙語的“Quebrada”。英語現代著作中，還同時使用“TempaCabrado”和“TypaQuebrada”。2（2）指稱1.地圖1）指雞頸在1829年的PlanoReformadodoRiodeMacao，可以清楚地看到“TAIPAQUEBRADA”是標在大氹山的西側，小氹山被標作了“MARIANUNES”（圖8）。圖8　PlanoReformadodoRiodeMacao圖片來源︰http://macauantigo.blogspot.com/2020/03/plano-reformado-do-rio-de-macao-1829.html。1834年DieChinesischeKüstederProvinzKuang-tung,zubeidenSeitendesMeridiansvonMacao上，大氹山和小氹山被標作了“TypaCabrado,Kai-kong”（圖9）。1PeterMundy,SirRichardCarnacTemple,LaviniaMaryAnstey,TheTravelsofPeterMundy,inEuropeandAsia,1608-1667,Cambridge:PrintedfortheHakluytSociety,1907,p.169,note1.2HoseaBallou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Vol.1,Taipei:Ch’eng-WenPublishingCompang,1975,p.50.

44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圖9　DieChinesischeKüstederProvinzKuang-tung,zubeidenSeitendesMeridiansvonMacao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ie_Chinesische_K%C3%BCste_-_der_Provinz_Kuang-tung,_zu_beiden_Seiten_des_Meridians_von_Macao._LOC_2002624006.jpg。2）指潭仔和雞頸在兩張17世紀的法國圖上（圖10、11），未分潭仔和雞頸，已經畫成一島嶼。標有“alsyppa”字樣。後用紅筆改成了“ataipa”。“a”是葡萄牙語的陰性冠詞。“taipa”就是“Taipa”。圖10　佚名《珠江口諸島圖》的仔島圖片來源︰楊迅凌︰《法船“安菲特利特號”遠航中國所繪華南沿海地圖初探（1698－1703）》，《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輯）（北京）2020年，第154頁。圖11　翟敬臣（CharlesDolze）《珠江口諸島圖》的仔圖片來源︰楊迅凌︰《法船“安菲特利特號”遠航中國所繪華南沿海地圖初探（1698－1703）》，《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輯）（北京）2020年，第154頁。

45Taipa得名考源佚名《珠江口諸島圖》的氹仔島，圖上的法文名稱為“alsyppa/ataipa”（法國國家檔案館藏），翟敬臣（CharlesDolze）《珠江口諸島圖》的氹仔，圖上的法文名稱為“alsippas”（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筆者認為，“alsyppa”或“alsippas”可能為一人名。按照航海圖及地圖的慣例，一般是以船長来命名。2. 文字1）指潭仔潘日明（BenjamimVideiraPires）神父說：1879年，也佔領了TaipaQuebrada或瑪麗亞‧努內斯島（IlhadeMariaNunes）……12）指雞頸文德泉神父總結說：氹仔（Taipa）分為二島，之間有一狹窄海道隔開：本意的Taipa為較小的那個島嶼，較大的那個島嶼稱Taipa-quebrada。2實際上，這種混淆已由來已久。19世紀中期的英文著作中，便有此種情況，例如：馬儒臣（JohnRobertMorrison）曾說：面西的九澳（Ko-ho）或阿婆尾（Apomee），Typaquebrada或潭仔（Tan-tsai），其外部角稱為CabaretaPt或雞頸頭（Kai-keng-tow）。兩個島之間是十字門錨地（TypaAnchorage）的入口，漢語稱為十字門，即相交之門（Cross-gates）。在氹仔（TypaI.）島和小橫琴（Mackerar）島之間，北望澳門。MacaoRoads，漢語作沙瀝。沙瀝全然敞開，無設防。內港小且淺，通內的海路行走相當困難。3航海資料稱：北側的島被稱為TaipaQuebrada或Cabareta（海灣，華人則稱其為雞頸（Cai-cong）：……4在一張16世紀末的羊皮地圖中，標出了今氹仔島。從中間斷裂為二小島，但無名稱（圖12）。“Cabareta”為葡萄牙語形容詞“Quebrada（海灣）”的訛誤。葡文又將“Cabareta”訛誤成了“Cabrita”。現今的“雞頸馬路（EstradadaPontadaCabrita）”中還保留着這個字。在葡萄牙語中，“Cabrita”也有意思，即“雌山羊羔”，但此處來自“TaipaQuebrada”中的“Quebrada”一詞。1BenjamimVideiraPires,OsExtremosConciliam-se:TransculturaçãoemMacau,Macau:InstitutoCulturaldeMacau,1988,p.181.瑪利亞‧努內斯島可參考金國平、吳志良︰《瑪利亞‧努內斯今地何在》，《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敎育學會，2002年，第404－405頁。2MonsenhorManuelTeixeira,TaipaeColoane,Macau:DirecçãodosServiçosdeEducaçãoeCultura,1981,p.8.3JohnRobertMorrison,AChineseCommercialGuide,ConsistingofaCollectionofDetailsandRegulationsRespectingForeignTradeinChina,Canton:PrintedattheOfficeoftheChineseRepository,1848,p.68.4JamesHorsburgh,V.J.Ferreira,RoteirodaIndia,Ou,Instrucc̜oensParaNavegarnosMaresdaIndiaeChina,NovaHollanda,CabodaBoaEsperanca,BrazilePortosInterjacentes,Calcutta:NaofficinadeJ.Lavandier,1827,p.268.

46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圖12　葡萄牙國家圖書館D-89-R圖局部1圖片來源︰葡萄牙國家圖書館。3）指潭仔和雞頸之間的水道對澳門的史地瞭若指掌的Ta-ssi-yang-kuo:ArchivoseAnnaesdoExtremo-orientePortuguez（《大西洋國》）雜誌的主編庇禮喇（J.F.MarquesPereira）解釋說：Taipaquebrada──氹仔（IlhadaTaipa）島實際上是由兩個由淺灘和沙洲相連的島嶼組成。大潮時，被海水覆蓋。或至少至本世紀中葉是這樣。此島被一分為二處遂被稱為Taipaquebrada。此名至今仍存於一海灘名中。它靠近，緊挨着過路環（JorgeRibeiro）和潭仔（MariaNunes）。2根據庇禮喇的解釋，筆者擬將“Taipaquebrada”譯為“斷垣水道”。庇禮喇此言不虛，得到了菲律賓西班牙人曼努埃爾‧德‧阿戈特（ManueldeAgoteyBonechea,1755-1803）3於1792年所繪製的PlanodelaCiudaddeMacao的印證（圖13）。1我們已於2000年有部分發表，見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308－309頁。2J.F.MarquesPereira,Ta-ssi-yang-kuo:ArchivoseAnnaesdoExtremo-orientePortuguez,Serie1.a-[2]a,Lisboa:AntigaCasaBertrand,1899,p.118,nota32.此引文為作者自譯。3此人為菲律賓王家公司（RealCompañíadeFilipinas）第一任駐紮廣州十三行呂宋館大班。1787年至1796年間，在廣州和澳門生活與工作。因每年有半年時間需要在澳門“駐冬”因此，他對澳門的情況十分瞭解。

47Taipa得名考源圖13　PlanodelaCiudaddeMacao32.十字門港（Puertodetaypa）40.斷垣水道（Taypaquebrada）41.雞頸頭（Puntade[Cabrita]）圖片來源︰西班牙馬德里海軍博物館藏（MuseoNaval-Colección:MN-Signatura:88-12）。“Puntade[Cabrita]”是葡萄牙文“PontadeCabrita”的翻譯。“雞頸（Kai-kiang）或PontaCabrita──仍保留在氹仔（IlhadaTaipa）島東北一個岬角的名稱中。”庇禮喇還坦言︰“這些名稱的來歷，我還無法確定。”1“這些名稱”，顯然是指“TaipaQuebrada”和“IlhadaTaipa”中的“Taipa”。筆者從庇禮喇之說。早在19世紀末，庇禮喇就做了很好的解釋，可以說是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未引起中外學術界的的關注與重視。直至20世紀80年代，澳門歷史學的兩位大家潘日明和文德泉神父還未涉及庇禮喇的研究。（五）“十字門”“十字門”一名，最初見於《（嘉靖）香山縣志》卷一《風土‧山川》條。21J.F.MarquesPereira,Ta-ssi-yang-kuo:ArchivoseAnnaesdoExtremo-orientePortuguez,Serie1.a-[2]a,Lisboa:AntigaCasaBertrand,1899,p.118,nota32.2[明]鄧遷修；[明]黃佐纂︰《（嘉靖）香山縣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302頁。

48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應檟作於萬曆九年（1581）的《蒼梧總督軍門志》註明：“十字門澳，夷船泊此澳內。”1宋應昌於萬曆十九年（1591）序刊的《全海圖註》上見：“上十字門下十字門”。2稍後的《籌海重編》之《廣東全圖》也標有“十字門澳，夷船泊此澳內”。“此澳大可泊，東北風至老萬山二潮水，至虎頭門二潮水，至雞公頭一潮水”。（圖14）3圖14　《籌海重編》之《廣東全圖》圖片來源︰[明]鄭若曾︰《籌海重編》卷一《廣東全圖》總圖，安東巿圖書館藏手抄本。“十字門”亦稱“十字洋”。“嘉慶壬戌，英吉利戈船六，泊雞頸洋數月，殆窺伺澳門也。時方與法蘭西構兵，未敢遽進。戊辰，復敗於安南。又以戈船三皆駛至十字洋。登澳踞各砲臺，毀關閘”。4“十字門”，在葡語則稱“Taipa”或“CanaldaTaipa（十字門水道）”。有時也使用漢語拼音形式”Sapchi-mun（十字門）”。5“十字門”水域的稱呼還有“AncoradourodaTaipa（十字門泊口／泊地／錨地）”。6另外，西方水文資料的影響在多幅清末的地圖中也有所反映，如有時也標為“大拔島”（圖15）。1[明]應檟輯、凌雲翼嗣作、劉堯誨重修；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五《全廣海圖》，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九一上。2金國平主編、楊迅凌副主編︰《〈全海圖註〉研究》“地圖卷”，澳門：澳門基金會，2020年，不分頁。3[明]鄭若曾︰《籌海重編》卷一《廣東全圖》總圖，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八a。4《（同治）南海縣志》卷二十六“雜錄二”，引自胡巧利主編︰《廣東方志與十三行──十三行資料輯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5頁。5OfíciodoVice-ReiaoProcuradordosNegóciosSínicos,de6,da2ªluadoano7ºdeTongzhi(28.2.1868),MemorandumSobreaQuestãodeMacau.Documentos,Lisboa:ImprensaNacional,1921,pp.229-230.6ElijahColemanBridgman,SamuelWellsWilliams,TheChineseRepository,Volume14,1845,p.151.

49Taipa得名考源圖15　《廣東沿海總圖中》中的“大拔島”1圖片來源︰鄒愛蓮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一國兩制”硏究中心選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第92頁。三、外語圖文（一）圖籍在一張1646年的葡萄牙手稿地圖中，“雞頸”作“Caquião”（圖16）。1該圖是清光緒時期兵部七品小京官程鵬繪製。

5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圖16　《澳門及其周邊島嶼》圖片來源︰葡萄牙阿儒達圖書館藏。這說明，至1664年，“大氹”被稱為“Caquião（雞頸）”，“小氹”還沒有名字。至其時，葡萄牙文中尚未出現“Taipa”一名。藏於里斯本地理協會（SociedadedeGeografiadeLisboa）的1772年的任多（CustódioE.AzevedoRendo）的MappadaBarradeMacao（《澳門港圖》），1將小氹標作“PontadeMariaNunez”，大氹標作“TaypaQuebrada”。這是迄今為止在葡語地圖中首次見到“Taypa”一詞。“Taypa”同“Taipa”。我們看到，有時“TaipaQuebrada”也標在小氹上。有一張1626年的西班牙語圖DescripcióndelaYslaHermosayPartedelaChinaydelaYsladeManila（《福爾摩沙島、中國部分及呂宋島圖》），在YslasDeMacan（《澳門諸島》）中，雖標出了“潭仔”和“雞頸”二島，卻無命名（圖17）。21“PedrodeVeraenManila,añode1626”,AGI,MP-Filipinas141，有關研究見李毓中︰《台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II》，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5年，第XVIII－XIX頁。2比較清晰的版本，可見美國國會圖書館https://www.loc.gov/item/89696137/

51Taipa得名考源圖17　DescripcióndelaYslaHermosayPartedelaChinaydelaYsladeManila圖片來源︰馬德里海軍博物館藏。同一地圖的18世紀摹本比較清晰，但無《澳門諸島》的通欄標題（圖18）。1圖18　DescripcióndelaYslaHermosayPartedelaChinaydelaYsladeManila圖片來源︰馬德里海軍博物館藏。在一張荷蘭國家檔案館藏荷蘭東印度公司製圖家IsaakdeGraaf（1668－1743）約於1695年繪製的DeEylandevanMaccao（《澳門諸島圖》）圖上，“小氹”和“大氹”都未標上名字。大橫琴被標作“Montañas（諸山）”（圖19）。局部圖標記“雞頸”為“TempeKibrade”（圖20）。1MN,ColecciónFernandezNavarrete,Ms27,f.436.

52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圖19　IsaakdeGraaf繪製的DeEylandenvanMaccao圖片來源︰荷蘭國家檔案館藏。圖20　IsaakdeGraaf繪製的DeEylandenvanMaccao（局部）圖片來源︰荷蘭國家檔案館藏。遺留至今最早的圖籍是張不能確定具體成圖年代，但可以知道是16世紀末期至17世紀中葉的荷蘭地圖，將“潭仔”和“雞頸”斷裂處標為“TempeKibrade”。18世紀初年，英國製圖家和水文學家約翰‧索頓（JohnThornton，1641－1708）1700年所繪製的手稿卷圖TheIslandsofMacco（《澳門諸島圖》）上有一模一樣的“TempeKibrad”標記（圖21），受荷蘭圖的影響顯而易見。1在這張圖中，以“TempeKibrade”的圖例來標示“潭仔”和“雞頸”的斷裂處。如同前面的荷蘭圖一樣，看上去是標在“雞頸”的西北角上，但實際上是指“潭仔”和“雞頸”斷裂處的水道。見後詳細分析。1“EnglishMappingofIndia,17th-18thc,”http://eurindia.pc.unicatt.it/english/public_results/publications/EU_INDIA/2_4_Cook.pdf.Manuscriptonvellum,1700,藏於CambridgeshireRecordOffice,England.

53Taipa得名考源圖21　JohnThornton繪製的TheIslandsofMacco圖片來源︰http://eurindia.pc.unicatt.it/english/public_results/publications/EU_INDIA/2_4_Cook.pdf。英國人布爾福特於1840年在（DescriptionofaViewofMacaoinChina《中國澳門景觀描述》中說：“斷垣水道（Ty-paKa-brado）或稱雞頸（IslandofKaiKoong）島。”1因此，可以判斷“Tempe”大概由“Typa”或“Taipa”演變而來。“Kibrade”和“Ka-brado”為葡萄牙語的“Quebrada”的訛略音。荷蘭文的“TempeKibrade”和英語的“Ty-paKa-brado”等於葡萄牙文的“TaipaQuebrada”。在一張名為PlanoftheTypanearMacaoinChina的1759年的草圖中，2雖未繪出全部輪廓，卻在今氹仔的東部上標出了“Kaī-ke-ōng”一名，顯然是“雞頸”的拼音（圖22）。1葉農、金國平編著︰《澳門及大西洋島嶼畫冊：外三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9頁及RobertBurford,DescriptionofaViewofMacaoinChina:NowExhibitingatthePanorama,LeicesterSquare,Paintedbytheproprietor,RobertBurford,London,PrintedbyG.Nichols,1840,p.12。2PlanoftheTypanearMacaoinChina,byCapt.GeorgeBaker,1759;publ.byA.Dalrymple;engravedbyHarmar;theHillsbyP.Begbie.

54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圖22　PlanoftheTypanearMacaoinChina圖片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在英國皇家海軍軍官、航海家、探險家、製圖師庫克船長（CaptainJamesCook,1728－1779）第三次探索（1776－1779）太平洋，經過澳門時所繪製的SketchoftheTypaandMacao（《十字門及澳門草圖》）中，出現了“Typa”，但今氹仔島無有標註（圖23、24）。1此圖標出了“Typa”，其所對應的漢語名稱是“十字門” （圖25）。1許平、楊迅凌、項方︰《地圖中的歷史──16－19世紀東西文明碰撞中的澳門》，張曙光、戴龍基主編：《駛向東方︰第一卷（全球地圖中的澳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15年，第96頁。

55Taipa得名考源圖23　庫克船長繪製的SketchoftheTypaandMacao（《澳門及仔地圖》）圖24　庫克船長繪製的SketchoftheTypaandMacao（《澳門及仔地圖》）的“Typa”局部圖片來源︰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asset/sketch-of-the-typa-and-macao-james-cook-1728-1779/OgFO4nvLkXm7XA。圖25　《通商字匯》中的“十字門”圖片來源︰德庇時（JohnFrancisDavis）著；葉農、金國平編︰《通商字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2頁。澳門與今氹仔島之間為沙瀝（MacaoRoad）。潭仔以北水域稱“潭仔洋面”，雞頸以北水域稱“雞頸洋面”。

56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雞頸洋（面）”1和“潭（譚）仔洋（面）”2也出現在其他官方文件中。3“雞頸”至今還存留在地名中，如“雞頸馬路（EstradadaPontadaCabrita）。“PontadaCabrita”是“雞頸角”的意思。19世紀的英語著作稱：“CabaretaP.torKaikengtow雞頸頭……”4亦指周圍水域：“CABRITAPOINT,oppositetoMacao,雞頸洋面ke-king-yang-mëen.”（圖26）5圖26　《通商字匯》中的“雞頸洋面”圖片來源︰德庇時（JohnFrancisDavis）著；葉農、金國平編︰《通商字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頁。從一張法文版的庫克船長PlanduTypaoudeMacao《氹仔及澳門平面圖》（Bonne,Paris,1788）中，可以看到兩條航線：從內港，經十字門，出海的航線及從南灣，穿過沙瀝、“潭仔洋面”和“雞頸洋面”及斷裂處的兩個小海灣，至九澳的航線。前一條為葡萄牙人使用，後一條為外國人使用。這說明只有葡萄牙船隻可以進入內港，外國船隻的停泊地點是沙瀝，具體是“潭仔洋面”和“雞頸洋面”（圖27）。這也說明為何早期葡萄牙語地圖對“潭仔”和“雞頸”無標示。61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鴉片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4頁。2齊思和、林樹惠、壽紀瑜︰《鴉片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2－44頁。“潭子洋面，passageoppositethesouthsideofMacao,intotheTypa.”參見RobertMorrison,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ChineseandEnglishArrangedAlphabetically（《五車韻府》），Shanghae:LondonMissionPress;London:Trübner&Co.,1865,v2,p.364.3這兩個地名在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二卷（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中多次出現。4JohnRobertMorrison,AChineseCommercialGuide,ConsistingofaCollectionofDetailsandRegulationsRespectingForeignTradeinChina,Canton:PrintedattheOfficeoftheChineseRepository,1848,p.68.5德庇時（JohnFrancisDavis）著；葉農、金國平編︰《通商字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頁。6PlandelaBayed’Awatska,surlaCôteOrientaleduKamtschatka;PlanduTypaoudeMacao;PartieduJaponouNipon;IsledeSoufre,RigobertBonne;NicolasDesmarest;Charles-AngeBoily;CharlesNicolasCochin;André,engraver;CharlesJosephPanckoucke;Louis-PierreCouretdeVilleneuve,AtlasEncyclopédique:ContenantlaGéographieAncienne,etQuelquesCartessurlaGéographieduMoyenAge,laGeographieModerne,etlesCartesRelativesalaGéographiePhysique,Paris:HôteldeThou,ruedesPoitevins,MDCCLXXXVII-MDCCLXXXVIII[1787-1788],Vol.2,p.139.

57Taipa得名考源圖27　庫克船長繪製的PlanduTypaoudeMacao圖片來源︰PlandelaBayed’Awatska,surlaCôteOrientaleduKamtschatka;PlanduTypaoudeMacao;PartieduJaponouNipon;IsledeSoufre,RigobertBonne;NicolasDesmarest;Charles-AngeBoily;CharlesNicolasCochin;André,engraver;CharlesJosephPanckoucke;Louis-PierreCouretdeVilleneuve,AtlasEncyclopédique:ContenantlaGéographieAncienne,etQuelquesCartessurlaGéographieduMoyenAge,laGeographieModerne,etlesCartesRelativesalaGéographiePhysique,Paris:HôteldeThou,ruedesPoitevins,MDCCLXXXVII-MDCCLXXXVIII[1787-1788],Vol.2,p.139.在PlandelaVilleetduPortdeMacao（《澳門城及港口平面圖》，ParN.B.Ingr.delaMarine,1760）上，以法文“RADEDEMACAO”標出了沙瀝（圖28）。

58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圖28　PlandelaVilleetduPortdeMacao圖片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在一張1810年的地圖上，標註出了“Typa”和“CabaretaPoint”兩個地名（圖29）。1關於此圖的作者，王庚武據GeoffreyRobleySayer的HongKong,1841-1862:Birth,Adolesence,andComingofAge(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1980,pp.23-24)上所述，指出是1806－1809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EnglishEastIndiaCompany）勘探珠江地形的測量員霍斯伯格（JamesHorsburgh）所繪。21ThisChartoftheDifferentPassagesLeadingtoMacaoRoads（《通往澳門沙瀝不同航道圖》）,isrespectfullydedicatedtotheHonourabletheCourtofDirectorsfortheAffairsoftheUnitedEastIndianCompany,byDanielRoss&PhilipMaughan,lieutenantsoftheBombayMarine,1810;engravedbyJ.Bateman,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60751h.2王庚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60頁。

59Taipa得名考源圖29　ThisChartoftheDifferentPassagesLeadingtoMacaoRoads（《通往澳門沙瀝不同航道圖》）圖片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二）文字英國人初涉澳門及其水域發生於1682年8月1日。該船開到了大嶼山（Lampton），並且隨後去到另一個泊地，以免受到滿洲人船的攻擊。當滿洲人船退到了廣州後，太丸（Tywan）號又回到了雞頸（TempaCabrado）。12月24日，太丸（Tywan）號未出售任何商品，也未進行任何投資。在公班衙的船卡羅琳（Caroline）號在來年（6月21日）到達雞頸（TempaCabrado）時，大班很難獲准在澳門登陸，向葡萄牙總督（PortugueseCaptainGeneral）和議事亭（Council）轉交公班衙的信件。這些（葡萄牙）官員對他們說，如果沒有來自果阿總督的命令，不能允許他們進行貿易；澳門的中國商人太窮，無法購買貨物的十分之一。卡羅琳（Caroline）號在雞頸（TempaCabrado）停留兩天或三天之後，五艘滿洲人戰艦的官員登船詢問他們的業務。1因此，商務代理人們（Factors）命令船長航行至大嶼山（Lamptan）或稱大濠（Twa）。（1682年）11月21日，船到達大嶼山（Lamptan）。然而，在此遇到了一隊戰艦。為了避免受到攻擊，太丸（Tywan）號2航行至另一泊地，準備防禦。12月4日，大部分滿洲人的戰艦已經去了廣州，太丸（Tywan）號又返回了雞頸（TempaKebreda）。1683年6月21日，公班衙的卡羅琳（Caroline）號到達雞頸（TempaCabrado）。3在同一本著作中，前後接着出現“Kebreda”和“Cabrado”兩種形式，這說明它們是可互換1TheAsiaticJournalandMonthlyRegisterforBritishandForeign,India,China,andAustralia,Vol.13,London:Parbury,Allen,andCo,AsiaticJournal,1822,p.210.21682年8月1日抵達澳門，見GreatBritainParliament,HouseofLords,SelectCommitteeonForeignTrade,ReportRelativetotheTradewiththeEastIndiesandChina:FromtheSelectCommitteeoftheHouseofLordsAppointedtoInquireintotheMeansofExtendingandSecuringtheForeignTradeoftheCountryandtoReporttotheHouse,TogetherwiththeMinutesofEvidenceTakeninSessions1820and1821beforetheSaidCommittee,11April1821,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1821,re-printedin1829,p.369,337.3Idem,p.370.

6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的同義詞。“Kebreda”更接近葡萄牙語形容詞“Quebrada”，因為“Ke”與“Que”具有相同的音值。安心（GeorgeAnson，1697－1762）是首位率英國皇家海軍軍艦來華的英國人。11741年11月，他率領“百夫長（Centurion）”號到達澳門，後前往菲律賓海域，稍後又於1742年7月駛回澳門。兩次停泊的地點都是“Typa”。他這樣描寫：他可以把我們帶到一個安全的港灣，名叫十字門（Typa），……2這個十字門灣（harbouroftheTypa）由許多海島組成，並距澳門大約六英里。3（1743年）4月6日，百夫長（Centurion）號起錨離開十字門（Typa），……4從英語的水文資料來看，早在1805便出現了“TypaofMacao（澳門十字門）”一名。51827年的《東印度航海書》（外文）專有一章詳述沙瀝（MacaoRoad）航行及泊船事宜、6十字門（TypaEntrance）入口水程、7澳城（MacaoTown（orcity））8和澳門港（MacaoHarbour）的情況。9同一著作介紹“Typa”說：北側的島被稱為TypaCabrado或Cabaretta，華人則稱其為雞頸（Kai-kong）：……10至19世紀中葉，英國人在中國立足後，對周圍的島嶼地理有了更多的瞭解。面西的九澳（Ko-ho）或阿婆尾（Apomee），雞頸（Ke-king）和Typaquebrada（同一島上的兩個地方的名字。第一個在東方，另一個位於中間部分）及大橫琴（Montanha）與小橫琴（Mackarera）環繞十字門錨地（Typaanchorage）。錨地不深，底部為軟泥，從東方進入。阿婆尾（Apomee）居南，Typaquebrada位北。錨地位於最後這個島嶼和小橫琴（Mackarera）之間，北望澳門。沙瀝（MacaoRoads）全然敞開，無設防。11從“雞頸（Ke-king）和Typaquebrada（同一島上的兩個地方的名字。第一個在東方，另一個位於中間部分）”一語來看，此處的“Typaquebrada”是指潭仔和雞頸之間的水道。衛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也說：十字門錨地（Typaanchorage）位於小橫琴（Mackerara）和氹仔（Typa）島之間，距離（澳門）半島南端約三英里。所有小型船隻從澳城西側進入內港。停泊在沙瀝（Roads）的船隻，由於水淺而必須停泊於距南灣或主要海岸約3英里的地方，而大船隻則不能超過6英里的距離。121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2冊“菲律賓卷”，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第41－42頁。安心，中國當時官方文件的譯法，亦稱“賀兮安損”。2GeorgeAnson(BaronAnson);RichardWalter(NavalChaplain),AVoyageRoundtheWorld,intheyearsMDCCXL,I,II,III,IV,London:Printedfortheauthor;byJohnandPaulKnapton,1748,pp.470-471.3Idem,p.471.4Idem,p.490.5JamesHorsburgh,Memoirs:ComprisingtheNavigationtoandfromChina,bytheChinaSea,andThroughtheVariousStraitsandChannelsintheIndianArchipelago;also,theNavigationofBombayHarbour,London:Printedfortheauthor;byC.MercierandCo.,1805,p.19.6JamesHorsburgh,IndiaDirectory,or,DirectionsforSailingtoandfromtheEastIndies,China,NewHolland,CapeofGoodHope,Brazil,andtheInterjacentPorts,(3.ed.),London:Kingsbury,ParburyandAllen,1827,p.324.7Idem,pp.324-325.8Idem,p.325.9Idem,pp.325-326.10Idem,p.324.11ElijahColemanBridgman,TheChineseRepository,1837,Vol.5,p.347.12SamuelWellsWilliams,TheChineseEmpireanditsInhabitants;BeingaSurveyoftheGeography,Government,Education,SocialLife,Arts,Religion,&c.oftheMiddleKingdom,London:H.Washbourne,1849,p.141.

61Taipa得名考源四、餘論歐美尚未有關“Taipa”詞名語源的深入研究，甚至多本關於氹仔的葡文專著也未涉其來源，1因而可以說是一個研究小空白。雖說是澳門新繁華之地，但其往昔仍有許多歷史謎團待解，尤其是其外文名稱之含義及始用時間。根據現有的地圖資料，在1646年的葡萄牙手稿地圖中，“雞頸”作“Caquião”。1772年的《澳門港圖》將大氹標作“TaypaQuebrada”。這是迄今為止在葡語地圖中首次出現“Taypa”一詞。文字資料中何時出現“Taypa/Taipa”待考。從1845年頒佈的RegulamentodaAlfândegadeMacao（《澳門海關章程》）中可以看到，2為了有效地對停留在十字門水道和沙瀝，準備入廣州的的外國船隻徵收停泊費，必須將沙瀝南面的氹仔納入澳門葡萄牙人的控制範圍內，形成一個封閉的錨地。其次，是保證澳門的安全。在潭仔西南角的西沙，扼十字門水道北口處設立十字門炮台（亦稱西沙炮台）便是體現了這個意圖。上述兩個原因是葡萄牙人佔領氹仔的初衷。作為結論，要強調以下幾點：（1）《（乾隆）澳門記略》，在文字部分只提“雞頸”，但在地圖部分則分別標出了“潭仔”和“雞頸”。（2）《（道光）香山縣志》之《澳門東環圖》中，已可見“凼仔”和“雞頸”。（3）《（同治）香山縣志》還使用了《海道圖說》開始的“大拔”一名。“大拔”也有“他亦怕”的音譯形式。顯然，“大拔”和“他亦怕”均從葡語“Taipa”譯來。（4）葡萄牙文的“Taipa”是個阿拉伯詞，意即“夯土墻”。（5）在當時葡萄牙人的概念中，雞頸和潭仔猶如一堵大牆，中間有一豁口，所以，稱這一景觀為“Taipaquebrada”，其中，“Taipa”意即“夯土墻”，“quebrada”意即“斷裂的”。合起來的意思就是“斷裂的夯土墻”，我們試譯為“斷垣”。（6）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國人，用“Typaquebrada”來指稱“潭仔”或“雞頸”。（7）根據庇禮喇的研究，“Typaquebrada”指潭仔和雞頸之間的水道。我們試譯為“斷垣水道”。（8）“Taipa”極有可能是漢語“大陂”的近似音形式。在語義上，“大陂”與“大潭／大氹”同。葡萄牙人用“Taipa”來稱拼讀“大陂”。總之，此這篇小文只能算作是一拋磚引玉之作，望眾人合力，將“Taipa”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梯。[責任編輯　陳超敏]1MemorandumSobreaQuestãodeMacau:Documentos,Lisboa:MinistériodasColónias,DirecçãodosServiçosDiplomáticos,GeográficosedeMarinha,ImprensaNacional,1921;JoséLuisMarques,BreveMemóriaDocumentadaAcêrcadaSoberaniaeJurisdiçãodePortugalnaTaipa,Macau:GovernodaProvínciadeMacau,1923,PadreManuelTeixeira,MacaueasuaDiocese.VolumeI,MacaueassuasIlhas,Macau,TipografiadoOrfanatoSalesiano,1940,PadreManuelTeixeira,TaipaeColoane,Macau:DirecçãodosServiçosdeEducaçãoeCultura,1981,JúlioCésarCosta,SubsídiosparaaHistóriadoMunicipiodasIlhas,Macau:CâmaraMunicipaldasIlhas,1993,Vol.1:DaPrimeiraReferênciaàIlhadaTaipaAtéàExtinçãodoComandoMilitardaTaipaedeColoane(1689-1928),andAntóniodeSaldanha,NegociaçõeseAcordosLuso-ChinesessobreosLimitesTerritoriaisdeMacaunoSéculoXIX.ContribuiçãoparaaCompreensãodosActuaisLimitesdaRegiãoAdministrativaEspecialdeMacau,Lisboa:InstitutoInternacionaldeMacau,2010.2ElijahColemanBridgman,SamuelWellsWilliams,TheChineseRepository,Volume14,1845,pp.151-152.

62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摘要]《知新報》是晚清時期維新人士與澳門商人在澳門聯合創辦的一份重要報刊，在維新變法過程中曾發揮重要的作用。澳門商人何廷光在《知新報》創辦前後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是該報的主要投資人和總理之一，還是最初澳門方面的主要宣導者。戊戌變法後，隨着保皇運動的式微，原本接受朝廷嘉賞的紳商楷模，最終變成亂黨反賊，導致家道中落。由此可見何廷光為維新事業作出了極大的犧牲，其命運可謂與維新變法休戚與共。[關鍵詞]晚清時期　《知新報》　維新變法　康有為　何廷光甲午戰敗後，維新人士深感於國人思想之蒙昧落後，為求變法改革，務要製造輿論，傳播啟蒙思想，開啟民智，而創辦報刊即為“通時務”、“知新政”的最佳媒介途徑。於是，維新人士相繼參與創辦了《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知新報》等報刊。其中由澳門富商何廷光出資、康有為和梁啟超等維新人士參與創辦的《知新報》成為維新人士在華南地區建立的重要輿論陣地，更是康梁黨人的輿論喉舌。報刊從1897年2月創辦一直持續到變法失敗後的1901年停刊，得益於特殊的政治、區域環境。因此該報無論對中國報業發展還是維新變法來說，都具有獨特的意義和價值。而在此期間，出資人何廷光對《知新報》和變法運動亦作出了巨大貢獻。《知新報》是晚清時期的著名報紙，但有關《知新報》始末原委的相關論著似乎並不多，只有湯志鈞和湯仁澤合著的《維新‧保皇‧知新報》、1盧娟的碩士論文《晚清澳門〈知新報〉研究》相對來說較為全面。2前者將《知新報》置於維新人士的歷史活動中來詳加考量，後者則更多論及該報的文化影響，遺憾的是兩者都未對何廷光在該報中的角色及其定位予以探討。難得的是，湯開建的《晚清澳門華人鉅賈何連旺家族事蹟考述》3以及胡雪蓮的《何廷光與〈知新報〉的誕生兼及19世紀末年澳門華商的交往》4都對何廷光參與創辦《知新報》的歷程以及扮演的角晚清澳門豪商何廷光與《知新報》探析侯　杰　張宇楓作者簡介︰侯杰，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宇楓，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研究助理。天津　3003501湯志鈞、湯仁澤：《維新‧保皇‧知新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2盧娟：《晚清澳門〈知新報〉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3湯開建：《晚清澳門華人巨商何連旺家族事蹟考述》，《近代史研究》（北京）2013年第1期。4胡雪蓮：《何廷光與〈知新報〉的誕生兼及19世紀末年澳門華商的交往》，《新聞與傳播研究》（北京）2011年第2期。‧論文｜宗教及歷史‧

63晚清澳門豪商何廷光與《知新報》探析色有所論及，尤其是後者詳細闡述了其創辦動機，但是對何廷光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的活動以及《知新報》的變化未予關注。此外，像黎藜《政黨、機關報與公共空間──〈知新報〉輿論宣傳的歷史意義》等文章則主要是從《知新報》的內容出發闡述其影響，1亦未對何氏參與創辦《知新報》有所分析。因此，本文試圖以《知新報》的創辦為主線，探討何廷光與《知新報》、維新活動的關係。一、《知新報》創辦的歷史背景澳門自古以來即是中國領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自1557年被葡萄牙佔領，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作為西方叩開中國國門的橋頭堡的同時，澳門也為中國瞭解西方開闢了管道，同香港、廣州一道成為南粵地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以及連接華人、華僑和東南亞乃至國際社會的重要紐帶。與此同時，澳門在中國報刊早期的發展中亦是不可忽視的重鎮，是中國近代報刊的發源地。對此，林玉鳳有專精的研究，並取得重要學術成果。2由於早期資產階級維新人士代表人物鄭觀應時常出入澳門，並萌生了創辦日報的思想。1890年前後，鄭觀應在澳門撰寫《盛世危言》，強調中國不僅要“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且要改革政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唯有君主立憲才能拯救民族危亡。在“日報”篇中，他提出日報的基本功能應是“通民隱，達民情”，如要達到這一目的，務必要廣設報館。而報館的開設，一是要求政府廣開言路，予以法律支持，賦予民眾言論自由的權利，二則是要求“體面之紳士”發揮其意見領袖作用，為民眾的利益發聲。除此之外，鄭觀應對日報應該刊載的內容和新聞從業者的素質也進行了詳細分析。3儘管鄭觀應的某些思想觀點存在時代的局限，但在19世紀末的中國卻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1894年《盛世危言》刊印之時，正值甲午戰爭爆發之際，因而該書引起了有志之士的廣泛關注，其思想主張極為深刻地影響了清末變法維新。4在澳門期間，鄭觀應還結識了來到澳門行醫的同鄉孫中山，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孫中山的早期政治理念和實踐。孫中山作為澳門第一位華人西醫，不僅醫術精湛，而且在行醫澳門的時候，還受到《鏡海叢報》的關注，5並形成某種合作關係。《鏡海叢報》（Ching-HaiTs’ung-Pao）為1893年葡萄牙人飛南第（FranciscoHermenegildoFernandes）創辦的一份報刊，分別以中文、葡萄牙文刊行，定期發佈社論、新聞報導和廣告等，及時發佈時政要聞，反映社會熱點，是晚清時期較為典型的一份新式報刊。該報中文版停刊於1黎藜：《政黨、機關報與公共空間──〈知新報〉輿論宣傳的歷史意義》，《傳媒觀察》（南京）2018年第6期。2參見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李淨昉：《澳門與前近代中國新聞傳播事業的興起──評林玉鳳著〈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中國史研究》（韓國）2017年總第111輯；李淨昉：《中國近代報業，從澳門出發──評林玉鳳著〈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博覽群書》（北京）2018年第11期。3鄭觀應：《盛世危言》，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80頁。4侯杰等：《變法圖強：近代的挑戰與革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侯杰等：《〈盛世危言〉──“世居澳門”的鄭觀應向近代中國敲響警世鐘》，《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總第50期。5參見侯杰等：《“醫人”與“醫國”──孫中山女權思想與實踐探析》，《“孫中山與華人世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學者同盟，2008年；胡根：《澳門〈鏡海叢報〉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

64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1895年，葡文版則停刊於1899年。119世紀末，由於葡萄牙人和華人在澳門的實力此消彼長，華人逐漸掌握了澳門的社會輿論以及經濟命脈。因此，對於在澳華人而言，這份報紙結束了澳門只有外文報刊而沒有中文報紙的尷尬局面，為在澳華人開闢了暢通的中文資訊管道。《鏡海叢報》也成為晚清時期王韜在香港創辦的第一份中文日報《循環報》之後出現的新式報紙，同時這也是澳門華人創辦華文報紙的重要里程碑。《知新報》的出現，正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與發揚。1895年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北京後，康有為組織諸省舉子上書光緒皇帝未果，2這讓他體會到勢單力薄，無法傳遞變法維新的思想。因此，康有為和門生梁啟超等人認為此時應以興辦學會和報刊為急務，從而開通風氣、去舊納新、變革社會。梁啟超嘗言：“要開通風氣，非合大群不可，要合大群，非開會不可，欲開會，非有報館不可。報館之論議既浸漬於人心，則風氣之成不遠矣。”3這種辦報以變風氣的思想主張可以視作維新人士宣傳變法的一種理念和策略，通過辦報來達到傳播變法思想、凝聚仁人志士，進而實現影響朝廷、參與國政的目的。是年8月，康梁等人先是在北京創辦了《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繼而募集資金，在北京成立強學會。與此同時，康有為還到南京遊說署兩江總督張之洞，獲得了地方開明官員的某種政治支持。在張之洞等人的幫助下，康有為在上海創辦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不幸的是，1896年1月，《中外紀聞》和北京強學會慘遭封禁，張之洞不堪清廷壓力，遂查禁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維新人士自辦報刊的嘗試慘遭失敗，在這樣的情況下，維新人士為繼續辦報，宣傳變法維新，與張之洞協商決定利用創辦強學會的餘款創辦《時務報》，張之洞的幕僚汪康年任經理，掌握該報的內容審核，主筆則由梁啟超擔任。在辦報初期，汪康年同樣是主張“興民權”的人士，而梁啟超的文辭慷慨激昂、通俗曉暢，二人相得益彰，使《時務報》獲得海內外讀者和維新人士的廣泛好評，一時之間洛陽紙貴。4於是，各地學會與報刊也紛紛興辦起來。儘管維新人士參與創辦的辦報活動獲得了初步成功，但仍有一個問題尚未解決，即維新人士並沒有能夠真正掌握話語權。易言之，維新人士並未擁有屬於自己的輿論陣地。由於資金困難等原因，《時務報》不得不依附於朝廷大員，康氏門人參與辦報不足。這不僅使康有為喪失了一定的辦報自主權，同時其言論尺度也不得不有所收窄，因而難以充分宣揚自己的政治觀點、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標。這種掣肘顯然也是一種隱患，後來《時務報》中汪康年與梁啟超二人的衝突與梁啟超的出走便印證了這一點。5從表面上觀察，康有為似乎更急切地想要通過宣傳其學說以獲得朝廷的注意。但在當時，康有為的學說仍然未能夠深深地打動朝廷。在籌辦強學會遭遇困難之後，康有為重新返回了自己熟悉的兩廣地區，繼續從事講學以及撰寫文章等工作。然而，康有為並沒有放棄創辦報刊的任何機1侯杰等：《變法圖強：近代的挑戰與革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侯杰等：《〈盛世危言〉──“世居澳門”的鄭觀應向近代中國敲響警世鐘》，《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總第50期。2據茅海建等學者的觀點，“公車上書”實屬康梁黨人的篡改捏造，康有為組織的舉人上書在保守派的阻撓下而流產，成功上達天聽的則是由在京高官翁同龢、汪鳴鑾等人組織的上書。詳見茅海建：《“公車上書”考證補》，《近代史研究》（北京）2005年第3、4期。3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頁。4“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見於《清議報》第一百冊，《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一文。5曹魯曉、趙思淵：《同禦外而崩於內──〈時務報〉時期的汪康年、梁啟超關係探究》，《蘇州科技大學學報》（蘇州）2019年第6期。

65晚清澳門豪商何廷光與《知新報》探析會。他利用南粵地區的鄉黨關係，結識了香港何東、澳門何廷光等港澳富賈，為辦《知新報》創造了契機。何廷光家族的發跡，集中體現出在澳華人富賈崛起的基本脈絡。而何廷光積極參與維新變法，也是澳門華商積極參與清末社會政治的集中縮影。何廷光，原籍廣東順德人，生卒年不詳。1本名何連旺，字穗田，廷光為其加入葡萄牙籍時所取名字。後又捐候選道員，取名仲殷，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則多以“亞旺”稱之。何廷光的父親何桂大約是在19世紀50年代來到澳門，經過辛勤經營，積累了一筆不小的財富。但何桂之所以能夠成為澳門社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則主要得益於一種在廣東很流行，被稱之為“闈姓”的賭博生意。到19世紀末，何桂藉此“不僅發家致富‘積財產至百萬’，還成為澳門賭博合法化後的‘第一代賭王’”。21888年何桂亡故之後不久，其長子何連勝出走香港，次子何廷光繼承了何桂的家族事業。在何廷光的苦心經營下，其家族賭業繼續蓬勃發展，這使他成為“澳門第一等之大商”。而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下，何廷光積極進行商業轉型和多元化發展，大力投資實業，開設絲織工廠。這對於澳門的工業化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於是，何廷光不僅是在澳華人中富有影響力的紳商俊彥，而且成為華人社會中的頭面人物。與其父深居簡出、少問政治的風格不同，何廷光在經營商業之餘還積極參與澳門的社會治理，在澳門政府中擔任多個重要職務，發揮其在華人社會中的影響力。作為一個頗有商才且同時接納新思想的社會活動家，何廷光還熱衷於文化教育、公益慈善等社會事業。1892年，孫中山從香港的醫學院畢業後來到澳門的鏡湖醫院行醫。此前鏡湖醫院尚未有過西醫，作為該院總理的何廷光不僅對孫中山的就職給予了充分支持，還聯合華人紳商，在《鏡海叢報》上刊載廣告，大力誇耀孫中山的醫術及人品，努力在澳門華人中推廣西醫。孫中山亦稱何廷光為其“最得力之好友”。除此之外，何廷光還在澳門華人社區的管理中積極發揮作用，其慈善捐助惠及澳門的窮苦百姓。在澳門遭遇瘟疫期間，何廷光亦慷慨捐資賑災。而1893年因其對內地的大力賑災救助，何廷光還接連受到光緒帝的表彰。除在澳門經營以外，何廷光與廣東各地也有着緊密的聯繫。3一方面，何廷光的絲織企業需要來自廣東的繅絲原材料，二者有經濟往來，另一方面則是受到傳統文化心態的影響。儘管何廷光是煊赫一時的豪商巨富，但仍接受並踐行着較為傳統的中國思想觀念，即“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在傳統社會，商人雖然擁有巨富，但是由於社會地位不高，處於“士農工商”四民之末流，因而何廷光有着敬慕功名、尊重讀書人的心態，以科舉進仕作為光耀門楣的理想和目標。雖然何廷光在澳門社會發揮了廣泛而積極的作用，是一位較為開明的社會領袖。但就其本質而言，何廷光還是一個逐利的商人，曾經大力經營賭場和鴉片生意，做販賣貧苦華工到巴西的“豬仔”罪惡營生，甚至為此而動用黑道手段，逐利的本性暴露無遺。時人鄒代鈞在致汪康年的1湯開建曾對何廷光及其家族有過充分的研究，在其文中依據現存照片推測何廷光大致是康有為的同齡人，本文有關何廷光的事蹟即主要參見該文。詳見湯開建：《晚清澳門華人巨商何連旺家族事蹟考述》，《近代史研究》（北京）2013年第1期。2湯開建：《晚清澳門華人巨商何連旺家族事蹟考述》，《近代史研究》（北京）2013年第1期。3胡雪蓮：《何廷光與〈知新報〉的誕生兼及19世紀末年澳門華商的交往》，《新聞與傳播研究》（北京）2011年第2期。

66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信中就說：“何穗田，虯髯之流亞也，可佩可佩。”1金豐居士也稱，何廷光在事業發展的過程中“用黑道武力收伏了澳門逾百家賭館、賭攤”。2《鏡海叢報》的報人時常揭露何家的醜事，攻擊何廷光陰險狡詐，其黑道手段傷及民心。何廷光盛怒之下發出匿名信件威脅該報，因此被葡澳當局判坐兩個小時“屎牢”。3財大氣粗的何廷光兄弟甚至帶人找上門去，要大打出手。儘管《鏡海叢報》有關何廷光“黑道事蹟”的記載難免有惡意歪曲之嫌，但作為一個從事煙賭以及人口買賣的商人來說，必定有讓人指摘之處。所謂的轉型經營和樂善好施，亦可視其為何廷光在某種程度上為求“洗白”自身和樹立社會形象而採取的策略。正是由於何廷光擁有比較複雜的社會身份和經歷，所以對其參與創辦《知新報》之事也不能太過於簡單地理解和評價。過去不少人認為維新派是《知新報》的首倡者，其實這也是一種存在某些錯誤的印象。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因為後來維新派在《知新報》的言論上起到主導作用，其次是維新派的自我宣傳。正是因為由於過分強調維新派在《知新報》刊行中的作用而忽視了何廷光其人所扮演的獨特角色。4實際上，何廷光不僅是該報的主要投資人和總理之一，還是最初澳門方面的主要宣導者。至於何廷光創辦《知新報》的具體動機，因為史料的缺乏，目前也只能盡可能地進行一些合理的分析和判斷。目前已知的是，籌劃創辦《知新報》的時間是在《鏡海叢報》中文版停刊之後不久，此時的澳門處於華文報刊缺乏的狀態。在以往有關《知新報》的研究中，學者們都忽視了這一點。正如之前所述，何廷光作為一個從事多種經營的商人，自身不乏污點，而《鏡海叢報》恰恰是對其攻擊最猛烈者。儘管並無直接證據表明《鏡海叢報》與《知新報》之間存在何種直接的聯繫，但《鏡海叢報》的停辦無疑給何廷光提供了一定的契機。因此何廷光適時地在澳門創辦中文報刊，或許就有接替《鏡海叢報》向華人發聲，同時利用媒體申言進而維護其社會形象的打算。5其次，《鏡海叢報》的停刊也為作為商人的何廷光提供了商機。1896年夏，何廷光通過劉楨麟邀請當時尚在廣州講學的康有為赴澳門商量辦報事宜，6而正回鄉省親的梁啟超也旋即奔赴澳門。梁啟超同年十月致信汪康年：“澳門頃新開的一報館，集款萬金，亦欲仿《時務報》之例，十日一出，其處人必欲得弟兼為主筆。”7不久，梁啟超在給汪康年的另一封信中又云：“頃偷閒到澳門數日，澳報已成，集股萬元，而股商必欲弟為之主筆。”8這兩封信件不僅說明康有為1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03頁。2金英傑：《何老桂第一代賭王苦力出身》，《新報》（澳門）2008年7月31日，“特稿”M05版。3據《鏡海叢報》載：“八月十四日之事，通澳喧傳，何廷光坐屎牢，眾口歡騰，人心快慰。”《鏡海叢報》1894年9月26日，第10號。4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無論是何廷光的角色定位還是他本人的創刊動機，都語焉不詳或存在認知偏差。對創辦《知新報》動機的探討，又往往側重於維新派，即便是該報首刊中的《知新報緣起》一文，也是站在變法維新迫切要求變法的立場上作出分析。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主要在於有關何廷光本人的史料往往過於簡略。5對於此，湯開建教授也有類似的觀點：“何連旺和其他澳門華商創辦一份華文報紙，其最初目的很可能是為了發展澳門華文報刊事業。何氏前些年受《鏡海叢報》及葡文報刊不斷攻擊，自己創辦報刊為已申言，恐怕也是辦此報初衷之一。然而，此報經康、梁之手後，則完全變成了維新派的喉舌，這恐怕也是何連旺始料不及的。”湯開建：《晚清澳門華人巨商何連旺家族事蹟考述》，《近代史研究》（北京）2013年第1期。6“十月，至澳門，與何君穗田創辦《知新報》。將遊南洋，不果。穗田慷慨好義，力任報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鑑注》（光緒二十三年條），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7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45頁。8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46頁。

67晚清澳門豪商何廷光與《知新報》探析起初並未有在澳辦報的意圖，澳報的集資主要來自在澳紳商的籌劃，同時澳門的華商領袖還十分敬仰梁啟超的聲名和才華，想要向梁啟超委以重任，聘其擔當主筆，並“仿《時務報》之例”。梁啟超甚至坦言：“此事欲以全力助成之，令彼知我實能辦事，則它日用之處尚多也。”1由此可見，何廷光等澳門紳商有利用維新派的聲名壯大其報刊聲勢之嫌。最後，何廷光除了商人身份以外，同時也是一位對維新變法、社會活動抱有熱忱的仁人志士。儘管在辦報一事上，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對何廷光的慷慨俠義有些吹捧。但在之後變法失敗與保皇黨的籌劃上，何廷光盡力頗多。這足以證其並非純粹的唯利是圖的商人。因此，創辦《知新報》，即便何廷光無法從中獲利，但是該報對社會的思想啟蒙、對社會變革的推動，也難免令其心動。而對於康有為來說，這次結交不僅順理成章地助其繼續了辦刊事業，還可借助澳門特殊地理位置和環境，“言《時務報》所不敢言者”，形成彼此呼應之勢。更為重要的是，這令其結識了南粵地方豪族富賈中的有識之士，獲得了維新變法之奧援，為其日後在華南的活動提供了政治、經濟、輿論和社會基礎。何廷光與維新派的合作，無疑是雙贏的。二、戊戌變法前的《知新報》與何廷光在經歷數月的募資和準備之後，《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在澳門大井頭4號正式創辦。該報起初為五天一刊，第19冊起改為旬刊，及至第112冊又改為半月刊並直至1901年停刊，累計出版134冊。2《知新報》在第一冊之《本館告白》中稱，該報在創辦前本試將其擬名為《廣時務報》。梁啟超在致汪康年函中說：“此間人皆欲依附《時務報》以自立，頃取名曰《廣時務報》。中含二義：一，推廣之意；一，謂廣東之《時務報》也。其廣之之法。”3而之所以改名，《本館告白》中解釋道：“惟是報主維新，無取復沓，故更名《知新報》。”4由此可見，《知新報》也是受到《時務報》風靡海內外的啟發，在創辦之初試圖憑藉《知新報》的聲名來為新報張目。在辦報過程中，何廷光給予了全力支持。梁啟超講：“此間飲食起居，一切皆省於上海，翻譯人乃自行報銷，領薪水極薄，主筆亦不必從豐，故易易也。館設在大井頭第四號洋樓，其地之大，仿佛駕湖金公館，而租錢僅十五元，令我妒殺，近日報務日興，吾道不孤，真強人意。”5“大井頭街4號”乃是何連旺主理的何氏集成堂物業，而每月僅向《知新報》收取租金15元，足見何廷光對《知新報》非常支持。而在該報言論的把控上，何廷光也給予了極大的自由度。創辦之後，何廷光與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共任總理。梁啟超擔任主筆之事由於汪康年的反對而作罷，遂改任通訊主筆。康有為之所以未擔任要職，則是因為1896年辦報事宜議定之後，一來應其弟子邀請赴廣西講學，二來嘗試利用其在廣西的人脈開拓新事業。6該報由徐勤擔任主筆，由何樹齡、1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46頁。2關於停刊的具體時間在後文另有論述。3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46頁。4除避免重複以外，根據湯志鈞先生的考證，汪康年也對這一報名表示異議，並竭力反對梁啟超“兼領澳報”，因此其名稱的更改主要考慮的是避免該報與《時務報》有過分政治牽連，學界亦多認同此觀點。參見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310－315頁。5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56頁。6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鑑注》（光緒二十二年條），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

68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梁啟超、吳恒煒、劉楨麟等人任撰述，另有英、葡、德、法、日等外文翻譯。康有為的女兒康同薇也參與了日文翻譯和該報的編輯工作。在上述人員名單中，大部分為康門子弟。由於清廷對澳門鞭長莫及，這便意味着康門子弟在屬於自己的喉舌和輿論陣地上擁有了更大的自由度，《知新報》被深深烙上了“康氏印記”。雖說在創辦初期該報言論並未十分激烈乖張，但自變法失敗以後，開始大量刊載抨擊清廷政治鬥爭、變法受阻、慈禧弄權的文章，《知新報》徹底成為了維新人士的言論“機關報”。正如梁啟超所說：“若前之《時務報》《知新報》者，殆脫一人報之範圍，而進入一黨報之範圍也。”1就此點而論，何廷光對於維新人士厥功甚偉。由於《知新報》與《時務報》具有一定的關聯性，《知新報》按照梁啟超所寫的《敘例》，其體例格式大體仿效《時務報》。該報主要欄目為“京外（或各洲）近事”，包括報導與各國相關的新聞以及“譯錄西國農學、礦政、商務、格致等報”的文章，1900年第114冊之後則將其分為“京師新聞”、“各省新聞”、“外洋各埠新聞”、“各國新聞”、“中外交涉新聞”等。除此之外，該報每期還有一篇“上諭恭錄”、兩篇左右的“論說”等內容，在後期則又添入“詩文雜錄”一欄。在“譯錄西國農學、礦政、商務、格致等報”一欄中，《知新報》還大量運用了附圖來宣傳西方的科技知識，頗為生動。《知新報》不僅大力宣傳了變法主張，同時十分重視民意和讀者的回饋。該報通過刊登讀者來信的方式引導輿情，發揮報刊的引領作用。這一媒體策略為此前中國報刊所罕有，為維新思想的傳播創造條件。在報刊的發行方面，《知新報》除發往廣東地區以外，還在全國範圍內的派送，主要通過《時務報》的網絡來完成。2在草創階段，該報的發行並不順利，銷量也並不理想。3鄒代鈞曾在信中提及二報的銷量，稱“《時務報》七百冊，近來銷量稍減，《知新報》—百冊”4。《時務報》之興盛歸功於上海之地利與梁啟超其文辭，而《知新報》不僅偏居澳門一隅，又缺乏名氣，只能借助《時務報》的發行管道來傳播。目前所能看到的資料尚缺乏該報具體銷量的明確記載，相形之下，《時務報》的發行數目則幾乎每冊都能夠精確可考。也許正是因為銷量問題，在《知新報》創辦的次年，何廷光又在澳門創辦了一份名叫《濠鏡報》的華文報紙。但遺憾的是，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這份報紙的原貌，亦不知其內容了。以《知新報》為契機，何廷光與康梁結緣，並對康梁維新變法的活動予以了積極回應。康、何二人之間的最大謀劃乃是“巴西移民計劃”，康有為未在澳門久留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康有為試圖進京聯絡相關人士辦理此事。早在1889年康有為就提出了移民巴西的構想：“既審中國之亡，救之不得，坐視不忍，大發浮海居夷之歎，欲行教於美，又欲經營殖民地於巴西，以為新中國，既皆限於力，又有老母未能遠遊，遂還粵，將以教授著書以終焉。”5當然，康有為“殖民巴西”的念頭不過是依據當時有1參見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一百冊。2“惟派往廣東各埠者，則五日一本十五頁；派往外省者，則兩本合定一本，其上諭轅報各條，似此體例亦尚完善……惟將來銷報，乃籍《時務報》為之代理，但使能得三千份即可支援。”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46頁。3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梁啟超從上海致函康有為，告知正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知新報》第五冊至今還沒有寄抵上海。“再由上海運至各省，距出報時已數月，其誰欲觀之？”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頁。4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49頁。5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鑑注》（光緒二十二年條），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197頁。

69晚清澳門豪商何廷光與《知新報》探析限信息而自我安慰的一種膚淺認識。但當數年後與何廷光的相識，由於何廷光早年從事“豬仔”生意的經歷，使康有為的計劃有了付諸實踐的機會。閩粵地區的“豬仔”生意由來已久，在南粵，香港、澳門等地是主要的“豬仔”生意的仲介地點。鴉片戰爭後，由於巨額的暴利，大量來自沿海貧困地區的農民被從事“豬仔”買賣的“豬仔館”拐販到東南亞地區，也有不少華工被販賣到巴西、古巴等地。但無一例外，他們都遭到了殘酷的壓榨和剝削。1893年，巴西駐華公使辣達略來到澳門後發佈了《招工啟事》，兩廣總督李瀚章知曉此事後隨即照會葡澳當局，要求嚴厲查禁非法招工。迫於清廷的壓力，以及甲午戰後辣達略的注意力轉向輸入日本勞工，巴西招募華工之事遂不了了之。1何廷光家族早年曾從事過“賣豬仔”出洋的生意，儘管沒有直接證據表明何廷光參與過相關活動，但作為澳門社會的風雲人物，對於此事想必有所耳聞。康有為也正是在結識何廷光之後更為詳細地瞭解到相關情況。儘管“招募華工”與“殖民巴西”二者概念相去甚遠，康有為既無財力也無法提出華人移民的妥善方法，但他將此前的移民計劃拿出並與何廷光進行了商議，何廷光並沒有制止了康有為的想法。據康有為說：“吾港澳商咸樂任此，何君穗田擘畫甚詳，任雇船招工事。於是擬入京舉此。”2按康有為的說法，港澳的商人不僅對“移民巴西”一事有濃厚的興趣，何廷光還制定了周密的計劃，安排了船隻和工人來籌備此事，康有為則負責上京疏通事宜。儘管這件事最終不了了之，也無論康有為的真實想法是“殖民巴西”還是“運民巴西”，對於深諳此事的何廷光來說，豐厚的利潤遠比宏偉的藍圖更加誘人。除“巴西移民計劃”外，1897年春《知新報》在澳門發刊的同時，梁啟超、譚嗣同等在上海發起了“不纏足會”。為回應這一舉措，何廷光、康廣仁、康同薇等也在澳門建立“澳門不纏足會”，並在《知新報》登載文章《澳門不纏足會別籍章程》。這一倡議在澳門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滑稽的是，1899年，天足會總辦英國人阿綺波德‧立德（ArchibaldLittle）來澳門考察女子纏足時，卻發現何廷光的兩個女兒仍然纏着裹腳布，如此保守情態亦如康有為一般。3此外，何廷光還曾受日本創立“戒鴉片協會”的影響，在澳門成立了“澳門戒鴉片煙分會”，並關閉了其家族名下的所有煙棧和煙館。雖說思想中仍有迂腐之處，但在戒絕鴉片方面，何廷光態度之堅決亦令人欽佩。三、變法失敗後的《知新報》與何廷光戊戌變法，可謂《知新報》歷史的一道分水嶺。1898年，康有為在得到光緒帝的鼎力支持後，其弟康廣仁也蒙召北上京師。由於百日維新的失敗，不僅康有為、梁啟超出逃，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罹難，維新變法期間所建立的大多期刊、學會、社會團體等也紛紛被關閉。惟有《知新報》因遠在澳門，清廷無法行使權力，因而得以倖免。康有為逃到上海後，遂發電報請求何廷光等人營救其親屬。何廷光不僅迅速將其親屬接到澳門，還租賃房屋供他們居住，並饋贈生活費，待其家人關懷備至。康有為則是通過此前結識的香港富商何東的關係經由香港流亡到日1茅海建：《巴西招募華工與康有為移民巴西計劃之初步考證》，《史林》（上海）2007年第5期。2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鑑注》（光緒二十二年條），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3湯開建：《晚清澳門華人巨商何連旺家族事蹟考述》，《近代史研究》（北京）2013年第1期。

7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本，有感而發：“二何君今之俠士，義高海內，何可復得哉！”11899年7月，流亡海外的康有為在加拿大成立了保皇會。成立之後，世界各地迅速建立了諸多分會，澳門分會由何廷光擔任會長並兼任財政部長。同年10月，康有為借母病為由返港，組織會員密謀保皇相關事宜。為加強其組織性，1900年春，在改組機關結構的同時，制定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稱：“澳門《知新報》，橫濱《清議報》……今公推為總公司所。兩報即為本公司之報，凡同志皆閱此二報……而《知新報》與香港接近，皆握外洋之樞，尤為辦事之主。”2所謂“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其實與保皇會有異曲同工之妙。出於地理位置的考量，因此康有為視《知新報》“尤為辦事之主”，以港澳為總局，作為保皇勤王的基地，佈置在廣東起兵的諸多事宜。同時力薦何廷光擔任總會“大總理”，負責運籌資金，購買槍械，何廷光則將其名下房產捐出作為總部的辦事之所。3在這一時期，《知新報》輿論喉舌的主體身份逐漸突顯出來。為了鼓勵士氣低落的維新人士，《知新報》刊載了大量與清廷保守勢力論爭的文章，抨擊慈禧政變可恥，極力渲染“戊戌六君子”之慷慨就義、為國捐軀。而面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主張，《知新報》也予以了駁斥。在得知慈禧意圖廢帝的消息後，《知新報》則大肆鼓吹光緒帝為“真四千餘年後起之堯舜”，呼籲各地起兵保皇勤王。然而由於保皇會內部的矛盾以及組織混亂，保皇勤王的消息最終敗露。隨着唐才常廣州起義的失敗，勤王的計劃也被迫取消，保皇會內部也逐漸走向分裂，趨向瓦解。《知新報》在保皇運動逐漸失勢的情況下而停刊，無法繼續承擔其歷史使命。儘管庚子勤王慘遭破產，但何廷光依然保有對保皇的熱情。同年，何廷光繼續參與了港澳商會的創辦。雖然保皇黨內部對何廷光出任總理之事意見並不一致，但是由於得到康有為鼎力支援，何廷光依然保有這一職位。4儘管何廷光在保皇人士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隨着保皇人士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何廷光的活動也黯然失色。在庚子勤王失敗後的幾年間，其家族紛紛傳出產業破產、債主上門追債的消息。5高山講“穗田之性質才調，皆不合於商人資格”，這一結論坦白來說並不太客觀。因為在與維新人士結緣之前，何廷光業已名聲大噪，乃是澳門華商中的翹楚。但高山的這一評價也有合理之處，縱觀何廷光的人生，雖是豪商巨富，卻頗有些“不務正業”的意味。湯開建認為，像何廷光這樣對維新事業抱以極大熱忱的商人，毋寧稱之為“江湖中人”更加合適。6也正因為如此，在變法失敗之後，由於此前與維新人士的交往合作，何廷光成為清廷眼中“粵省亂黨”中的首腦之一，遭到通緝。在這樣的政治壓力之下，何廷光家族的實業經營無疑受到了巨大打擊，難以正常維持下去。原本接受朝廷嘉賞的紳商楷模，最終變成亂黨反1轉引自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鑑注》（光緒二十二年條），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2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與保皇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5、259頁。3金英傑：《康有為創辦成變法喉舌　〈知新報〉報館變吉安賭場》，《新報》（澳門）2007年3月8日，“濠江特稿”AA05版。4《高山致康有為書》：“穗田之忠義，夫誰不知，固吾黨之重要人物。然人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穗田之性質才調，皆不合於商人資格，人人所共知，不能為諱，而以之任總理，人心必不悅服……為商會既不可，為穗田計又不可，故弟子敢極力反對此議。”見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與保皇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3－214頁。5湯開建：《晚清澳門華人巨商何連旺家族事蹟考述》，《近代史研究》（北京）2013年第1期。6湯開建：《晚清澳門華人巨商何連旺家族事蹟考述》，《近代史研究》（北京）2013年第1期。

71晚清澳門豪商何廷光與《知新報》探析賊，1導致其家道中落。由此可見何廷光確實是慷慨豪邁的豪傑志士，為維新事業作出了極大的犧牲。但隨着保皇運動的落幕，革命呼聲的興起，何廷光也不得不漸漸退出歷史舞台，結束了曾經輝煌的維新事業。四、結語從1897年創辦到1901年停刊，《知新報》的存在雖不過四年的時間，但卻是維新變法時期存在時間最長的一份由維新人士參與創辦的報刊。澳門雖偏處南粵，但卻也為其生存提供了庇護。以戊戌變法作為分水嶺，戊戌變法之前《知新報》是鼓吹中體西用的進步報刊的象徵，而變法失敗之後，則成為保皇人士的輿論工具，也成為被革命黨人指摘的保守對象。而其主要的創辦者之一何廷光在其事業鼎盛之時，為《知新報》的出版和生存提供了大力援助，並隨着保皇運動的式微而走向衰落，其命運可謂與維新變法休戚與共。現今，《知新報》的有關論著雖然有所增多，但對該報的整理和研究依然不夠全面。如該報的停刊日期問題就尚未解決。據1901年12月21日發行的《清議報》第100冊《中國各報存佚表》云“《知新報》，澳門，佚。”同冊，梁啟超撰寫的文章《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則講“《知新報》僻在貧島，靈光歸然者，凡四年有餘，出報至一百三十餘冊。”結合二則材料可以確定的是《知新報》於1901年停刊，共發行130餘冊，然而具體數目卻未明言。在以往有關《知新報》的研究中，通常認為該報共出版133冊，即出版於1901年1月20日的第133冊為該報的最後一冊。這一看法主要源於目前澳門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等收錄的《知新報》確實僅有133冊。筆者在資料搜集過程中發現，1985年，何靖在《〈知新報〉的停刊時間》一文中披露，2作者親自接觸到了134冊版的《知新報》，該報如今收藏於中山大學圖書館中。據其查證，《知新報》第134冊出版於1901年2月3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遺憾的是並未見到有停刊聲明之類的文字，難以最終確定該冊為該報的最後一期。但據該文作者推測，因該報採用光緒紀年，而該報自第112冊始改為半月刊，因此光緒二十六年最後一期的第134冊極為可能是該報的最後一期。筆者認為這一推測頗為合理，故暫採取134冊說。由此可見，《知新報》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不僅如此，澳門及其報刊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亟待相關學者的不懈探索和研究。[責任編輯　陳超敏]1“粵省亂黨尤多……最著者有何連旺、何懋齡、徐勤、劉楨麟、麥孟華、陳宗儼、容因，往來港澳，勾結盜匪，訂期起事。”見於杜邁之等輯：《自立會史料集》，長沙︰嶽麓書社，1982年，第163頁。2何靖：《〈知新報〉的停刊時間》，《學術研究》（廣州）1985年第6期，第90頁。

72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摘要]“黨商關係”是透視國家或地區政商關係及其變動發展的重要視角。在澳門不同歷史時期，不同華商代表與不同政黨之間進行聯繫而形成密切的互動網絡。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愛國華商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多層次的密切互動，表現在與中共駐澳負責人、中共中央港澳事務負責人、中共高層領導人三個層次的往來與聯繫。澳門愛國華商在何賢帶領之下，通過舉辦慶祝新中國成立大會、戰爭時期搶送物資、協助解決國內“吃糧”難題等支持和擁護中共新政權。在澳門愛國華商陷入經濟危機之時，中共政權駐澳的經濟機構伸出援手予以解圍。研究澳門華商與政黨之間互動而形成的“黨商關係”，能夠為勾勒澳門回歸前的政治變化縮影提供重要的歷史角度。[關鍵詞]澳門華商　黨商關係　互動網絡　何賢政黨是現代政治中的主導性力量，政黨政治已然發展成為現代政治的主要形態。透視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商關係及其變動發展，政黨與企業家或商人雙向互動構成的“黨商關係”是重要視角。在澳門，自1849年淪為葡萄牙殖民地之後，並無產生和存在正式意義上的本土政黨。因為澳門社團林立和數量龐大，社團構成澳門社會的顯著特徵，澳門被稱之為“社團社會”，成為學界切入澳門歷史研究的一個普遍視角。然而，近代澳門作為一塊緊連中國大陸而雖受澳葡政府殖民管治的中國領土，由於它的政治特殊性和特異的社會狀況，即使澳門無本土政黨產生，但來自大陸境內的政黨如維新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社會的政治活動卻異常活躍，與當時澳門深具影響力的華商代表的聯繫與互動尤其密切，對澳門近現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不過，甚少有研究從黨商關係視角展開研究，而這正是構成澳門政治發展史的重要部分。因此，本文提出的研究問題是︰澳門華商如何與活躍於澳門社會的國內政黨發生關聯？進一步地說，澳門華商與政黨展開互動的關係網絡如何建構起來的？本文將重點截取新中國成立之後為時間段，以這個時期澳門華商代表何賢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互聯互動為切入點，探析政黨與華商之間互動形成的“黨商關係”及其建構的網絡結構。本澳門華商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構建──以華商代表何賢為例方木歡作者簡介︰方木歡，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政治學博士。廣州　510275‧論文｜宗教及歷史‧

73澳門華商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構建──以華商代表何賢為例文之所以選取澳門華商代表何賢作為研究對象，1是因為在澳門回歸祖國前，其政治表現相當活躍，無論在澳門還是在內地，具有較強的政治影響力。何賢從1955年起就擔任華人代表，在立法會改制後繼任為華人議員。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新政權之後，他從1956年起開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自1975年起，他連續三屆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並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職務。在澳門，他還擔任中華總商會會長、鏡湖醫院慈善會主席等職務。因此，以澳門華商代表何賢為例，分析他與中國共產黨組織及其領導人的互動，能夠為本研究提供相對豐富的經驗支撐。一、澳門華商與內地政黨的關係發展晚清以降，澳門一直不缺政黨組織的活動，它們的存在與發展需謀求澳門華商的支持與協助，而它們確實取得當時在澳門政治、經濟領域深具影響力的華商的支持與協助。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澳門華商與不同的政黨組織之間發生過重要的聯繫︰清末澳門華商何廷光與維新黨建立合作關係，民國時期華商代表盧廉若積極參與國民黨的組織活動，在抗戰時尤其在新中國成立後華商代表何賢協助中國共產黨在澳門進行革命活動及投入到國內社會主義建設而構建起多層次的互動網絡。抗戰爆發後，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深知澳門具有內外溝通聯絡的特殊價值，而且眾多澳門華商家族可以提供雄厚的資金資助和有力的政治支持，兩個政黨都在澳門設立與發展組織以加強在澳門活動，國民黨在澳門設立澳門支部秘密開展黨務工作，抗戰勝利後就在澳門公開活動。而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一直以秘密隱蔽的方式活動在澳門，曾設立歸中共香港分局指導的中共澳門工委，從事組織發展、民眾動員等工作。2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力量相對薄弱。何賢從1938年底經香港遷居到澳門，在20世紀40年代中憑藉其個人事業在澳門崛起，並逐漸在澳門社會中形成影響力。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年代，何賢與活動於澳門的中國共產黨人有不少來往和聯繫，尤其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轉向成為中國共產黨堅定的支持者和擁護者，積極主動地配合協助中國共產黨人在澳門的政治活動及其黨務工作。何賢與傾向於支持中共政權的澳門愛國華商如馬萬祺、崔德祺等人一起，把人力、物力、財力貢獻和投入到中國共產黨人開展的革命運動與社會主義建設中。由此追溯，澳門近現代史上不乏政黨的政治身影，其與華商的互動聯繫對澳門政治發展具有不平常的影響。為探析澳門歷史上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運作，本文以何賢為代表分析解放後澳門華商如何積極主動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多向互動，從而影響澳門政治歷史的發展與走向。1研究何賢的傳記著作有趙榮芳︰《何賢生平》，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中山文史》（廣州）1990年總第19輯；關振東、陳樹榮：《何賢傳》，澳門：澳門出版社，1999年；劉克剛：《澳門特首何厚鏵》，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吳楠：《何厚鏵家族傳》，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年；由公：《澳門特首何厚鏵》，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9年；黃子雅：《何賢與我：形影的生活》，澳門：星光書店有限公司，2005年；陳冠任：《何氏父子》，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黃霑：《數風流人物》，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2吳志良、婁勝華、何偉傑：《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八卷）﹕革命、戰爭與澳門》，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03－260頁。

74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二、解放後何賢與中國共產黨的多向互動1949年11月20日，澳門同胞慶祝新中國成立、廣州解放暨勞軍大會在何賢經營的澳門平安戲院隆重舉行。當時各界代表何賢（鏡湖醫院慈善會主席）、黃健（新民主主義協會代表）、梁培（工聯總會代表）等相繼演說，呼籲全澳門同胞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這次大會向毛澤東主席和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發致賀電，內容大致如下：毛主席、朱總司令：中國人民革命，在你們正確領導之下，粉碎了蔣美，獲得了基本勝利。我們今天特舉行勞軍大會，萬眾一心，向你們致崇高敬禮，堅決接受你們的領導，支持解放戰爭，並為祖國的一切建設而努力。廣東省人民政府葉主席暨解放軍戰士：我們今天舉行慶祝和勞軍大會，一致向你們致敬，堅決支援解放戰爭，肅清國特匪幫，擁護新廣東建設。1由此可知，何賢與中國共產黨已然建立密切的互動關係。從歷史來看，何賢主要是從中共駐澳負責人、中共中央港澳負責人和中共高層領導人三個層次結構展開互動的。（一）與中共駐澳負責人的交往柯麟是何賢在澳門直接接觸的第一個共產黨人。柯麟是中國共產黨傑出的地下工作者，著名的醫學教育家。21935年9月12日，中共為與居住在澳門的葉挺保持聯絡，派在香港開設西藥房的地下黨員柯麟遷居澳門，由柯麟擔任葉挺的“保健醫生”，並精心照顧葉挺一家的生活和健康，中共的指示也得以及時地由柯麟傳達給葉挺。3初到澳門，柯麟就在澳門板樟堂前街開診所開展活動。何賢與柯麟的相識是經過幾個人的牽線搭橋才得以完成。當時，柯麟是經寓居澳門的國民政府前廣東省財政廳長馮祝萬的引介，與當時滯留澳門的商人馬萬祺認識，4後通過馬萬祺的介紹，柯麟認識了何賢、林炳炎、崔德祺等澳門工商界重要人士。5柯麟和何賢在澳門社會事務中進行諸多合作，成為相知相識的好友。可以說，何賢與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繫，始於認識柯麟。當時何賢直認不諱對他帶來最大影響的是柯麟，他對柯麟有較好的評價：“他這個人做事非常認真，好重視在鏡湖醫院的工作，他為醫院，都不知道看少了多少個他自己診所的病人……他從沒有向我灌輸過任何思想，抑或是向我講過共產黨如何如何，不過他的為人態度，實在令我敬重。”6何賢在柯麟鼓勵下於1945年加盟鏡湖醫院，擔任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在1946－1947年期間擔任該會副主席。柯麟在何賢、馬萬祺等人的協助下圍繞鏡湖醫院及其他社團開展改革活動。柯麟也幫助何賢等人打入澳門中華總商會核心圈，支持何賢、馬萬祺等澳門愛國人士爭奪澳門中華總商會的領導權。何賢積極支持成立1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2－173頁。2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208頁。3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8頁。4馬萬祺曾於1942年秋賦詩首《欣喜結交柯麟醫生》以記錄他當時與柯麟認識的情況：“懸壺濟世良醫意，救國憂民志士志。有幸逢君爭早晚，難能相遇論當今。”參見謝常青箋釋︰《馬萬祺詩詞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8頁。5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58－359頁。6黃霑：《數風流人物》，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第365－366頁。

75澳門華商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構建──以華商代表何賢為例澳門中華民主婦聯會，使婦女聯合會發展成為一個擁有一萬名會員的社會團體。1何賢也積極參與創辦《澳門商報》，便於在澳門的中國共產黨人向澳門華人社會宣傳中共政策，但由於澳葡當局的阻撓，《澳門商報》改為小報《新園地》在澳門出版，由何賢出任擔保人。柯正平也是何賢在澳門進行相互合作與支持的共產黨人。柯正平作為中共在澳門的最高代表，在澳門工作六十多年，他的工作、生平猶如一部澳門近代史書。2但是，對柯正平在澳門具體事蹟的研究，目前沒有出現系統性的、專門的回憶錄、傳記或是論文，甚至在官方公開的資料中也是相對簡單，只能在相關論著中覓得。事實上，柯正平從20世紀40年代踏足澳門直至他於2005年在澳門逝世，他見證並幾乎參與了澳門的整個政治發展過程，其革命活動與澳門華商特別是何賢、馬萬祺等人有密切聯繫。經柯麟介紹，柯正平與馬萬祺成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通過馬萬祺介紹，何賢認識柯正平，並也成為好友。柯麟調回廣州後，其黨內工作由柯正平接替。1946年，柯正平就與馬萬祺進行商務合作，在澳門議事亭前地創辦新中行，由柯正平出任經理。1949年9月，為配合國家經濟恢復與發展，柯正平注冊成立澳門南光貿易公司。1950年柯正平辭去新中行經理之職，出任南光貿易公司總經理。柯正平退出後，何賢受邀加入新中行，新中行就交由馬萬祺和何賢經營。3後來，柯正平創建的南光貿易公司除了作為中國外貿部駐澳門的代表機構之外，還在政治上作為中國政府派駐澳門的代表。南光貿易公司創辦到1984年6月底，董事長職務一直由柯正平擔任，後改制成立為南光（集團）有限公司，仍由柯正平擔任董事長。41987年，澳門南光公司正名為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而貿易部門則發展成為澳門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業務亦向多元化發展，成為香港華潤（集團）有限公司的姊妹機構。5柯正平作為南光貿易公司一直以來的負責人，是中共在澳門的高級發言人。6新中國成立後，柯正平與澳門的華商代表何賢、馬萬祺、崔德祺等人的往來更密切，在澳門發生的“中葡關閘武裝衝突事件”以及“一二‧三事件”中，柯正平都參與其中，與何賢和馬萬祺相互協助與支持，取得多次勝利。何賢逝世時，柯正平為治喪委員會主任，並致悼詞：“……何賢先生一貫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積極支持祖國四個現代化建設和家鄉建設，一貫關心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甚至不計個人安危得失，不惜日夜勞碌奔走，為調解各方的矛盾糾紛、促進各界的愛國團結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何賢先生愛國愛鄉，急公好義，樂善好施，待人熱情，和藹可親，是一位忠厚長者，他的逝世，使港澳工商界失去了一位長者，港澳各界同胞失去了一個親愛的朋友……”7他對何賢的一生給予了高度恰當的評價。何賢助手崔樂其憶述：“何賢慣常在喝早茶後，約同馬萬祺至南光1魯陽、卓大宏：《柯麟傳》，澳門：澳門國際名家出版社，1993年，第114－115頁。2《不能忘記澳門的柯氏二兄弟──柯麟與柯正平》，廣東省柯麟醫學教育基金會，http://news.foundationcenter.org.cn/html/2011-03/21844.html。3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32－133、193頁。4《南光四十年紀念特刊（1849－1999）》，澳門：南光（集團）有限公司出版，1989年，第49頁。5夏泉、董綿編：《馬萬祺研究資料匯編》，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4頁。6《馬萬祺訪問記》（1985年7月29日），載李炳時：《澳門八十年代》，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13年，第345頁。7趙榮芳︰《何賢生平》，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中山文史》（廣州）1990年總第19輯，第92－93頁。

76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公司找柯正平聊天，遇有重大事件更詳加商討，費盡心思。”1崔樂其認為澳門能夠順利回歸，柯正平、何賢和馬萬祺三人功不可沒。1999年，在新華社澳門分社舉行慶祝建國50周年國慶酒會上，柯正平邀請馬萬祺、崔樂其、彭彼得合影，以此為數十年並肩作戰的難忘歲月留作紀念。柯正平意味深長地說︰“可惜何賢已不在世，否則這張合照更有意義。”2由此可見，何賢在風雨飄搖的年代與中共駐澳第一負責人建立了誠摯友情，他們在澳門事務上的配合，影響着澳門政治的發展進程。柯麟與柯正平先後作為中共駐澳負責人，他們對生存和發展於澳門的華商的政黨取向與政治抉擇影響深遠，他們是澳門華商何賢等人與中國共產黨進行互動的直接接觸者和首要合作者，甚至有研究者將柯麟比喻為是“串聯三大家族（何賢家族、馬萬祺家族、崔德祺家族）的紐帶”。3當然，何賢、馬萬祺等人作為澳門具有影響力的華商代表也願意利用他們的力量，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熱心同志和愛國人士，不是共產黨員卻勝似共產黨員。4正因澳門華商何賢、馬萬祺等積極主動尋求與中共聯繫與接觸，為中共革命和建設事業及澳葡政府與中國政府的溝通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從而得到活動於澳門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任。（二）與中共中央港澳負責人的聯繫廖承志、葉劍英作為當時中共中央港澳負責人，也是與何賢多有聯繫。廖承志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中央港澳工作方面的資深領導者。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國際聯絡部副部長。1978年起任國務院僑辦主任、黨組書記，並兼任1978年從國務院僑辦分拆成立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5從廖承志經歷來看，作為中共中央港澳事務的主要負責人，他應與澳門華商有所互動。而從歷史事實看，澳門華商確實與以廖承志為代表的中央港澳事務負責機構進行了密切的接觸與聯繫。在引發中葡外交危機的幾次重大衝突中，廖承志作為中央港澳工作主要負責人，全程關注事件的發展進程和參與處理。由於需要有在澳門有影響力的人士作為溝通和聯絡的橋樑，澳門華商代表何賢、馬萬祺等人成為合適人選，必須與他們建立聯繫與接觸機制。正由於何賢在中葡兩國之間的矛盾衝突中出色地完成任務，對維護中國國家利益以及澳門地區穩定發揮重要作用。對於廖承志請求交辦的事，何賢總會利用他在澳門的資源和人力盡力辦好。何賢曾談到廖承志：“廖承志這個人，胸襟廣大，是真正做事的人才，而且有魄力。肯幹，敢擔責任……還有一個特別的1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2年，第151頁。2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2年，第151頁。3夏泉、劉詩悅：《柯麟研究的現狀與展望》，《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3期，第128－132頁。4由於馬萬祺經常接觸中共黨人，曾向柯麟提出入黨請求。經黨組織討論後，由潘漢年向馬萬祺本人回覆，認為“在港澳這個特殊的社會環境中，進行愛國民主運動，進行革命鬥爭，馬萬祺同志留在黨外要比加入黨內的影響更大更好。我個人也認為這樣的決定完全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是使馬萬祺同志發揮更大作用、影響更好的需要。這個意見我們也向上級反映了，亦得到上級的贊同。我們把馬萬祺同志當自己人看待，會更加信任、更加尊重。”馬萬祺亦表示衷心尊重中共組織的決定，自覺地做一個黨外同志，為新中國，為港澳的未來，為社會主義奮鬥。參見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62－164頁。5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408頁。

77澳門華商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構建──以華商代表何賢為例地方，這個人跟別人沒有仇，不講人壞話，絕不會詆毀他人。”1因為廖承志一生注重港澳同胞的統戰工作，與港澳同胞建立了匪淺的交清。廖承志逝世時，何賢與馬萬祺合寫一個輓聯以表達敬意和哀悼：“世代忠良表，英華一旦凋。痛心何可了，矢志報天驕。”220世紀40、50年代及改革開放後，葉劍英也是中共中央港澳事務工作的關鍵人物。1949年10月廣州解放，當時解放軍根據中央政策方針，沒有乘勝追擊收復港澳。對於港澳工作的具體事務，中共中央交由葉劍英領導的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負責。在澳門，當時設立的中共澳門分常委，直屬港澳工委領導，而港澳工委的上級則是葉劍英為第一書記的華南分局。中共在澳門的組織在20世紀50年初已半公開化，當時澳門分黨委的對外活動由柯正平負責，澳葡當局也承認柯正平是新中國政府在澳門的代表，由柯正平負責澳門僑務，向葉劍英匯報。3直到1953年，葉劍英被調到北京，負責國防和軍隊建設工作。解放初期，葉劍英重視對澳門同胞的統戰工作。1950年組織了以澳門知名人士黃長水為團長、馬萬祺為副團長的觀光團回國考察，對馬萬祺言道：“我們是老朋友了，這些年你為祖國做了好事，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4他鼓勵支持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推動廣東經濟發展，1950年1月華南分局在廣州召開首屆廣東各地黨代表會議，葉劍英就提出“爭取港澳工商界及各地華僑資本家回國投資，從事新廣東的建設工作”。他要求財經委員會給出計劃，制定優惠政策，使港澳僑胞、華僑有投資目標。在葉劍英的大力支持，於1951年2月由何賢、馬萬祺、蟻美厚等港澳與海外華僑投資在廣州成立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全國第一家吸收華僑和港澳商人投資的公私合營公司。他還與澳門同胞共同合作應對中葡矛盾，在中葡兩國發生“關閘武裝衝突事件”後，葉劍英立刻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他引用毛澤東的話︰“在處理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時，要區別對待，大國從嚴，小國從寬，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以集中力量對付主要敵人……”提出“對關閘事件的處理，應該把握從寬的原則”。在葉劍英的正確處理下，通過何賢、馬萬祺的斡旋，“關閘事件”得以和平解決。51978年葉劍英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更積極推動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統一戰線建設，支持利用廣東鄰近港澳的地理優勢和華僑眾多的有利條件，贊成經濟特區的設立和建設。在新時期，葉劍英就提到要合理地利用港澳同胞對社會主義現代建設的熱情。6葉劍英多次會見何賢、霍英東、馬萬祺和曾憲梓等港澳知名華商，爭取他們為統一祖國和支援祖國建設事業出力。7在澳門方面，葉劍英與何賢、馬萬祺之間的交往非同一般。在《葉劍英年譜》中，發現葉劍英曾多次接見何賢等人：1黃霑：《數風流人物》，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第361頁。2參見馬萬祺：《為人師表》，載中國新聞社編：《廖公在人間》，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180－182頁；吳躍農：《廖公情懷：廖承志與海外僑胞、港澳臺同胞交往紀事》，《海內與海外》（北京）1999年第11期，第4－10頁。3湯家玉等：《葉劍英與澳門和平回歸》，《黨史縱覽》（合肥）2009年第12期，第4－8頁。4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07頁。5陳雷剛：《葉劍英與香港、澳門的不解之緣》，《黨史縱覽》（合肥）2015年第7期，第4－8頁。6葉劍英：《利用一切有利條件，加快廣東建設步伐》，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葉劍英在廣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517頁。7《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416頁。

78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1、1979年11朋6日至12月18日，在廣州調查研究和休息期間，會見了澳門知名人士何賢、馬萬祺、柯正平。2、1980年，會見澳門何賢、馬萬祺，並向他們贈送其詩集《遠望》。3、1980年4月28日，在珠海會見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及夫人，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馬萬祺及夫人、澳門南光公司負責人柯正平及夫人。4、1981年3月視察廣東省珠海市和中山縣期間，在中山賓館會見了港澳知名人士霍英東、何賢、柯正平、何鴻燊。1早在1977年4月17日，何賢和馬萬祺就前往北京向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匯報澳門社會對打倒“四人幫”的情況，並請示往後的工作方針，葉劍英指出“澳門同胞是愛國的，愛國不分先後，你們要做好團結工作，團結更多的人”。同時，葉劍英設宴款待何賢與馬萬祺。為此，馬萬祺曾填詞《歡樂宴葉帥賜宴》，序曰：4月17日承葉委員長的接見本人及何賢理事長，並蒙設宴款待，填此詞以志不忘。2可以看出，澳門這些有影響力的華商與葉劍英建立了重要的聯繫。1983年何賢逝世後，葉劍英親自向澳門何賢的親屬發去唁電，對何賢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3（三）與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接觸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華商不僅與中共駐澳負責人和中央港澳事務負責人進行交往與聯繫，同時也與中共高層領導有所接觸。1955年何賢受中央人民政府邀請回國觀光。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設宴接見何賢等港澳觀光歸國人士，觀光團受到高規格和熱情的接待。宴會之後，周恩來曾與何賢進行交談。4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全國政協作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仍將存在，並繼續發揮統一戰線的作用。當時針對有人提出第二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名單中甚麼人都有的意見，周總理指出：“我覺得好處就在這裏。政協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沒有意思了。政協就是要團結各個方面的人，只要他擁護憲法，立場站過來，我們就歡迎……我們要吸收不同意見的人在一起，要善於和這些人一起協商，團結他們。這樣，政治協商會議才能前進，才能有利於國家建設。”5於是，在1956年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召開前夕，何賢與柯正平由廣州前往北京時受到周總理的接見，周總理提議邀請何賢作為特邀委員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何賢接受了建議。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何賢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改革開放後，何賢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也有所接觸。1983年6月25日，鄧小平會見出席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並向他們發表了講話。6當時，何賢已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大常委。在國家領導人當中，何賢與時兼任外交部長的周恩來總理互動更多。周恩來之所以關注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華商，在他1957年關於中共統一戰線的一次講話中可明白一二︰“港澳的同胞不1劉繼賢主編：《葉劍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181、1182、1187、1198頁。2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16－317頁。其詩云：“歡樂宴，舉酒乾杯歡欣遍，萬眾同心願。恭祝老帥長壽，再頌國家強盛，三願宏圖早實現。壯志如虹練。”3劉繼賢主編：《葉劍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227頁。4陳冠任：《何氏父子》，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第36－37頁。5力平、馬芷蓀：《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29頁。6《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15頁。

79澳門華商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構建──以華商代表何賢為例要擔心前途。他們當中如果有些人主動堅決要求回來，可以同意。但不要動員他們回來，要讓他們留在那裏經營自己的企業。我們可以同他們內外合作，不使人吃虧……凡是有愛國心的人，我們就歡迎。”1而何賢對周恩來總理甚為尊重，曾提到，“古今中外，任何國家主要負責人，那麼以國家為重，完全不為意氣，不管大小事，絕對沒有任何私心的，我看都只有他（周恩來）一個了……他（周恩來）亦不是一朝一日就這樣的。我從五十年代，同他見面，一直到他逝世前幾個月，他都是這樣的。每次我回到大陸，他知道我到北京，必然找我談問……他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決斷快，清清楚楚，而且好認真。”何賢便以1960年與周恩來一次會面為例，周恩來詢問何賢海關入口檢查情形。何賢如實反映當時檢查繁瑣複雜，導致回內地旅客耽誤太多時間，周恩來吩咐秘書找公安部和海關總署實地調查，改善檢查程序。2而基於何賢為處理中葡關係發揮的作用，以及他為澳門社會所作的貢獻，周恩來曾給予何賢的評價是：“在港澳，像何賢先生這樣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3三、積極支持中共新政權的澳門愛國華商由於何賢在20世紀40年代末在澳門形成較大的影響力，具備充足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支持中共領導的新政權。新中國成立初，中國共產黨在港澳地區所歷經的不少政治事件中，何賢、馬萬祺等澳門華商都予以協助化解。（一）辦慶典支持中共新生政權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柯麟、何賢、馬萬祺、柯正平和梁培策劃在澳門舉行各界人士參加的慶祝大會。但當時廣東附近仍有不少國民黨軍隊，澳門國民黨勢力也不小，澳葡政府因懼怕國民黨勢力而有所顧忌，何賢與馬萬祺、柯麟去見澳門總督柯維納（AlbanoRodriguesdeOliveira），與柯維納展開一場既堅持原則又講策略的交涉，最終迫使當局同意舉行澳門慶祝大會。何賢與柯麟、馬萬祺召開籌備大會，各分其責，何賢負責場地選定，同時他認為開好首次慶祝大會，秩序和保安工作很重要，由其負責澳門政府和社會上的三山五嶽。4大會召開的同時進行募捐活動，組織方呼籲各界同胞踴躍捐獻，支援中國人民解放軍完成大西南、台灣解放的任務。當時各界同胞積極響應，共捐得12萬元的財物。何賢、柯麟、馬萬祺除發動港澳同胞支援進軍解放大西南和海南島外，多次組織澳門各界群眾到澳門石岐慰勞解放軍。1950年2月，馬萬祺率領由澳門各界160多人組成的慰問團前往中山石岐慰問，在代表澳門各界講話時表示擁護人民政府，擁護解放軍，向解放軍致敬︰“解放軍打到哪裏，澳門同胞就支援到哪裏。”5此後，何賢、馬萬祺等人都會在總商會成立“澳門各界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等組織，以宣傳國家的建設成就和響應祖國號召支持國家建設發展。（二）解放戰爭與朝鮮戰爭時期搶送物資1949年底廣東全省雖然大部分地區得到解放，但是海南島及南澳島、萬山群島還沒有獲得解1《關於香港問題》，1957年4月28日，《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4頁。2黃霑：《數風流人物》，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第360－361頁。3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2年，第146頁。4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78－182頁。5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4頁。

8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放，盤踞着國民黨殘餘勢力，解放海南島及其他島嶼成為中共華南分局在1950的工作中心。1為支援解放軍解放海南島和萬山群島，柯麟根據黨的指示，與柯正平及何賢、馬萬祺等愛國人士一起，通過南光貿易有限公司及其他渠道，組織內地急需的糧食、五金、器材、汽油等應用物資，運回內地，支援大軍解放海南和萬山群島。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國際反華勢力宣佈封鎖中國沿海，禁止多項物資輸入中國，柯麟、柯正平等在葉劍英的指示下利用港澳同胞的力量，大力發展南光貿易有限公司的業務，承擔起為祖國進口急需物資的任務。2當時南光貿易有限公司“以特殊方式為國內當時特殊環境下採購一些特需物資，出口業務微乎其微”，3成為中國打破西方封鎖的主要通道。影響較深刻的事件是“兩航起義”，何賢協助中共黨人將存放在澳門的大批物資運送到廣州。1949年11月9日，不願撤往台灣的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員工在總經理劉敬宜、陳卓林率領下宣佈脫離國民黨，並駕駛11架航機由香港飛回北京，是為“兩航起義”。早在“兩航起義”秘密籌劃中，中航通訊課的製造車間和器材因受港英法令限制，不能進入香港，於是從上海輾轉遷至汕頭、台南，最後遷到澳門。通訊課在澳門共有員工60餘人，運往澳門的設備和器材，是由柯麟通過何賢、馬萬祺把器材放在“信達”倉庫，準備運回祖國。可是在1950年，美國方面向澳門法院提起訴訟，妄圖凍結中航在澳門的財產。在這緊急關頭，中央派任泊生專程赴澳門，同時葉劍英寫信給柯麟，要求他設法把這批人民空軍急需物資運送到廣州來。柯麟接受任務後即找到何賢、馬萬祺，利用他們的關係，把存放在“信達”倉庫的全部器材搶運裝船運抵廣州。在各方面的配合下，這批通訊器材最終安全抵達廣州再轉運北上，為中國人民空軍加強雷達設備裝置發揮了作用。4（三）協助解決國內“吃糧”難題1950年初廣東各地城鄉面臨春荒問題，在鄉村徵糧已很困難。國際上一些國家和國民黨勢力利用廣州鄰近的香港和澳門的條件，乘春荒之機伺機反撲，新中國面臨嚴峻考驗。當時，中共華南分局還進行着解放海南島的戰爭準備，解放軍需要大量的糧食。葉劍英同省、市政府負責人經過研究，決定發動城鄉人民，自力更生，節約用糧，渡過春荒。同時，設法從國外進口一部分糧食，以解決吃糧難危機。5由於一些國家實行封鎖政策，周邊一些國家也尚未與新中國建交，故難以與他們開展貿易。葉劍英提出，利用民間渠道想辦法，與省政府商業廳長朱竟之、副廳長鄧文釗和僑委負責人伍治之等人，一起研究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葉劍英提出，“能不能利用一些歸國華僑在國外的關係，以別的名義將糧食買到，先運到香港，再設法轉來廣州？”該提議得到鄧文釗贊同，並推薦蟻美厚等人來辦這件事。蟻美厚是泰國華僑，在泰國主要經營船務和進出口貿易。他同情支持國內的人民革命鬥爭。1949年6月他被邀請回國準備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10月底回到廣東。葉1葉劍英：《1950年廣東的艱巨任務》，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葉劍英在廣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92－98頁。2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0－181頁。3《南光四十年紀念特刊（1849－1999）》，澳門：南光（集團）有限公司，1989年，第48頁。4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0頁。5中共華南分局一份報告顯示，當年廣東春寒特甚，是六十年來最冷的一年，農民冬季作物如番薯之類，收成只有三成，種子被凍壞的多至四成，春荒相當嚴重，餓死人的現象連續發生。組織群眾戰勝災荒，是目前刻不容緩的一個政治任務，在我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不允許再有餓死人的事件發生。參見劉繼賢主編：《葉劍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602－603頁。

81澳門華商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構建──以華商代表何賢為例劍英當即找到蟻美厚，詳細詢問其在國外的經營業務，然後說道︰“這件事情需要你出力，具體辦法還要仔細研究。總之，一是要快，二是要穩妥。廣州的人民需要這批糧食。”蟻美厚欣然領命。他趕到香港，通過長途電話讓在泰國的家人購買一批大米，然後通過五福輪船公司轉運至香港、澳門。經過一番艱難曲折，才將大米買妥並分批運抵香港、澳門兩地。接着，又經過何賢、馬萬祺和柯正平等人設法在1950年春將大米運到廣州。1那時正是青黃不接之時，又趕上解放軍準備解放海南島，軍隊、地方都需要大量糧食。從外國購買的糧食運進來之後，一部分供應給城鄉群眾，一部分供應給進軍海南島的解放軍部隊，緩解了糧食供應方面的困難。四、何賢家族兩次危機與中共黨組織的解圍由於何賢與中國共產黨的互動，以及他協助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在何賢其家族事業面臨的兩次經濟危機中，中共黨組織都通過中資銀行予以資金支持，將其解救出困境。一是在地產危機中，中共政權控制的中資銀行助力何賢走出困境。20世紀50年代地產業是香港的新興行業，香港建築商李康節為加入香港地產行業，邀請港澳兩地多家商人如何賢、霍英東組成聯合公司發展地產業，由李康節本人掌管，他極力擴張幾乎獨霸香港北角的地產生意。但由於港英政府出台限制出售“樓花”政策條例，以及香港樓市的虛假繁榮現象，爆發了房地產危機，香港不少地產公司瀕臨破產的境地。而李康節創建的聯合地產公司也因大量搶購地盤和擴張過度，最終導致合夥人因負債累累陷於困境。如霍英東所言︰“由於李康節搞得不好，最後拖累了何賢，恒生銀行逼他還錢。何賢本來投入不多，但這間聯合公司的不少借貸都是由何賢簽字擔保的，搞得何賢一身債，最後還是周恩來總理出面，安排中資銀行出資幫何賢渡過難關。”2二是大豐銀行發生擠兌，中共領導通過中資銀行支持何賢控制的大豐銀行渡過危機。1983年何賢因病赴美國治療，引致外界很多猜測，造成個別大豐的存款大戶將幾千萬元存款提走，繼而引起中小存戶的疑懼，造成存戶擠提現象。馬萬祺向柯正平反映問題，柯正平立即向中央領導報告，並得到中央領導的答覆，專門給澳門中國銀行下達指示：何賢為國家辦了很多好事，且歷經數十年，今天他的家族生意遇到困難，我們應該幫他一把。馬萬祺又向澳督高斯達（VascoLeotedeAlmeidaeCosta）反映，高斯達亦表示支持大豐銀行，並先命令金融部門撥款予大豐銀行應急。澳門中國銀行瞭解大豐銀行的資產負債情況，立即宣佈全面支持大豐銀行，擠提風潮得到解決。3事後，中國銀行接受何賢提出中國銀行參股大豐銀行的建議，注資百分之六十，並接受大豐銀行董事會委托派負責人參與管理。同時，何厚鏵也被任命為常務董事兼總經理，與代董事長何厚鏗共同參與大豐銀行管理。何厚鏵在一次接受訪談時，坦誠道：“我今日坐（大豐銀行）總經理這個位，以我的年紀和經驗，若是經過正常程序是不可能坐得到的。主要是大豐本身的一些特點，另一方面，同中銀集團合作之後，他們亦很看得起我，給我機會坐這個位來學習。”41來源於1986年11月葉劍英傳編寫組訪問蟻美厚的談話記錄，參見《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266－267頁。在王俊彥的《廖承志傳》著述中，作者記述的是由廖承志負責聯繫知名華僑蟻美厚解決糧食問題，似是出現作者替文中主人公“爭功”的問題，本文主張採用葉劍英傳編寫組的說法。2霍英東口述；冷夏著：《時局的生意：霍英東自述》，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59－62頁。3“大豐銀行擠提事件”具體情況，參見陳冠任：《何氏父子》，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年，第214－223、230頁；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56頁。4《與何厚鏵一席談》（1985年8月15日），載李炳時：《澳門八十年代》，澳門：澳門出版協會，第352－353頁。

82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五、何賢與中共關係對澳門華人社會的影響正是因為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華商與中國共產黨的緊密聯繫與交往，他們在與澳葡政府打交道、立法會運作、維護秩序穩定、社會民生保障等方面，對澳門華人社會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一）代表華人社會向澳葡政府發聲由於何賢在新中國所獲得的影響力與威望，使其在1955年以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的職務被澳門總督正式委任為華人代表。自此之後，何賢擔任華人代表一職長達20年之久，是歷任華人代表任職最久的一個，直到1976年澳葡政府實行政治改革廢除“華人代表”的職務為止。何賢任職華人代表之後，在新馬路大豐銀行二樓設立“澳門華人代表何賢辦事處”，並規定每天上午九點至十點作為接待市民時間，以方便市民辦理政策諮詢、意見表達及跟進申訴等事宜。即使有許多不屬於他的處理範圍，他也會幫市民向澳門總督舉諫，或是代為向政府部門反映，為市民爭取滿意的答覆或結論，從而為澳門居民做了許多實事。1（二）澳葡立法會中代表華人社會的中堅力量1976年澳葡政府頒佈《澳門組織章程》，成為當時澳門法律體系中最基本的法律，是澳門政治、行政、財政、立法組織運作的根本依據，澳門管理機關因而分為總督、立法會，及會同總督運作的諮詢會。立法職能由立法會和總督行使，執行職能由總督行使，並由政務司協助。立法會由此成為澳門地區名符其實的立法機關，不再從屬於總督。當時，立法會由17名議員組成，其中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各6名，另外5名由總督進行委任。1990年4月修改《澳門組織章程》後，立法會議員人數增加到23名，其中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各8名，另外7名由總督進行委任。2從1976－1999年澳葡政府歷屆立法會組成人員來看，何賢在第一屆（1976－1980）、第二屆（1980－1984）中被澳門總督委任為立法會議員，並擔任第二屆立法會副主席，1983年逝世後由崔樂其替補。在此期間，何賢承擔了立法會常設委員會委員、公共行政暨市政事務委員會委員、治安高等委員會（第二屆改為“治安最高委員會”）委員等職務，3成為立法會中華人社會的中堅力量，替華人群體表達利益訴求與爭取正當權益。（三）力所能及地維護澳門社會穩定在解放後，正因何賢獲得中共高層的信任與支持，使其在中國政府與澳葡政府之間建立了穩固的政治關係。從20世紀50年代起，何賢在中葡兩國之間的衝突矛盾或是協作配合中扮演了聯絡者與協調人的重要角色，對維護中葡兩國正常關係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美國實行禁運以封鎖新中國、葡萄牙與台灣國民黨保持外交關係、中葡界限歷史上一直未劃清的情況下，中葡兩國之間爆發了幾個衝突和矛盾，在近代史影響較為深刻的是1952年的“關閘武裝衝突事件”、41參見趙榮芳︰《何賢生平》，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中山文史》（廣州）1990年總第19輯，第69－70頁；吳楠：《何厚鏵家族傳》，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年，第143－150頁。2吳志良：《澳門政制》，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96年，第61－62、93、97頁。3古維傑編：《澳門立法會成立二十周年（1976－1996）》“附錄”，澳門：澳門立法會，1996年，第36－43頁。4對1952年關閘武裝衝突事件的敘述，不少歷史著作對其都有記載。本文主要參考新華社廣州1952年8月25日電，載廣東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第158－159頁；謝後和、鄧開頌：《澳門滄桑500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1－264頁。

83澳門華商的黨商關係及其互動網絡構建──以華商代表何賢為例1955年的“澳門開埠400周年慶典事件”，1以及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2在這些衝突事件中，都呈現了何賢奔走於兩國政府之間的身影。當時以何賢為代表的眾多澳門華商，憑藉其在中葡兩國之間建立的關係網絡及從中所獲得的政治影響力，在兩國政府之間發揮了重要的協調和聯絡作用，從而維護了澳門社會秩序穩定，避免澳門陷入危險中。（四）幫助解決澳門社會民生問題何賢與中共領導人的密切關係，使其能夠與內地政府協商解決澳門社會民生問題，例如澳門的“鬧水荒”與“垃圾圍城”等難題。20世紀50年代末，隨着澳門工商、旅遊業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用水量逐年上升，境內的大水塘、石排灣、黑沙、青洲和路環水庫的存水量日漸難以應付枯水期的用水，導致澳門地區原水自給自足的局面難以維持，嚴重影響到澳門居民生活和經濟發展。3面對澳門用水緊缺問題，何賢與馬萬祺和柯正平緊急研究解決澳門缺水問題，決定致函廣東省人民政府請求解決。1959年，何賢等人面請廣東省委、省政府支持解決澳門的供水不足問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省長陳郁決定在珠海縣境內修建水庫引水進入澳門，與何賢、馬萬祺、柯正平等到中山石岐商談，議定由澳門自來水公司投資，中山縣負責出勞動力，在灣仔修築竹仙洞水庫引水供應澳門。4經國務院批准，1959年開始動工興建竹仙洞水庫和銀坑水庫，並於1960年3月和7月分別建成，每日向澳門的供水量為8,200噸，基本滿足了當時澳門居民的用水需求。51974年，何賢接管澳門自來水公司，在1979年親自與珠海政府商談並達成協議，將香洲大鏡山、梅澳兩座新建的水庫的水輸入澳門，解決生活用水和工業用水急增的問題。61969年之前珠海曾為處理來自澳門的垃圾建有夏灣和灣仔兩個肥料廠，但在1969年隨着停止澳門進口垃圾而停辦。於是澳門將每天清除的垃圾堆放於青洲一帶，不到3年時間就臭氣沖天、蚊蟲叢生，不僅僅嚴重影響澳門居民的身體健康，也直接影響拱北地區軍民身體健康。由於澳門地方小，無法另找堆放的地方。在1972年5月29日，澳葡市政廳長歐若堅（JoaquimMoraisAlves）1參見《“開埠慶祝程序”的取消》，《人民日報》1955年10月26日。2關於澳門歷史的諸多著作都對該事件的發生過程進行了記載，參見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14－2125頁；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1999）》（下冊），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第1100－1123頁；廣東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第170－190頁；謝後和、鄧開頌：《澳門滄桑500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6－274頁；黃鴻釗：《澳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0－372頁；吳志良：《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233－65頁。31958年11月至1959年3月澳門發生嚴重乾旱情況，澳門總督白覺理（PedroCorreiadeBarros）和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總裁暨市政廳行政委員會主席PedroHyndmanLobo，就通過請求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作為中介人，參與了與中國政府的談判，從中國大陸輸入食用水並實施配給供水。參見MoisesSilvaFernandes：《1949－1966年間葡中關係概況》，《行政》（澳門）1998年第40期，第532頁。4 參見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46頁；謝後和、鄧開頌：《澳門滄桑500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84頁；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4－248頁。51961年10月，由於澳門再次遭受嚴重乾旱，澳葡當局宣佈澳門境內發生霍亂瘟疫，水供應不足是原因之一，澳葡政府被迫在1962年11月至1963年3月實行配給供水，而何賢則再次成為中介人，經總督羅必信（AntónioAdrianoFariaLopesdosSantos）和澳門市政廳主席兼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總裁PedroHyndmanLobo的批准參加了與中國政府的談判，目的是要中國政府向澳門供應未加工處理的水。參見MoisesSilvaFernandes：《1949－1966年間葡中關係概況》《行政》（澳門）1998年第40期，第539頁。6 趙榮芳︰《何賢生平》，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中山文史》（廣州）1990年總第19輯，第24頁。

84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向何賢遞交一份正式信件，要求何賢轉向珠海縣設法代為解決垃圾出路問題。1根據澳門關於代為解決垃圾出路的請求，為保障澳門同胞的環境衛生，經珠海縣衛生局和何賢協商後，雙方就為協助清理澳門垃圾有關問題達成協議，由珠海縣出面同何賢領導的澳門中華總商會簽訂一個3年的協議書，在這期間珠海縣負責將歷年堆積的垃圾清理完畢，同時也將新產生的垃圾運走。而澳葡當局負責提供機動木船、膠帶運輸機等所需設備及其運費。2珠海縣為此適當地擴建夏灣和灣仔兩個肥料廠，將澳門地區產生的垃圾運入珠海縣肥料廠進行處理，增加珠海縣農業生產所需的肥料來源。在何賢領導的中華總商會與珠海縣的合作中，澳門垃圾問題得到大大地解決。六、結語綜上澳門華商與中國近代以來維新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互動，實則是澳門近代政治發展史上的重要現象。何廷光在晚清時期較具影響力，維新黨要在澳門立足需要依重何廷光；到民初時期，國民黨則要獲得盧廉若家族的力量支持，這個家族亦幾乎傾盡全力支持國民黨的革命事業。基於歷史事實看，這些澳門華商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商人，這些華商家族除具備雄厚經濟基礎和充足的社會資源外，他們因與澳葡政府關係密切而在澳門政治具有話語權，這正是活動於澳門的國內政黨組織所不具備的，需要政黨與澳門華商展開互動以獲得立足於澳門的社會力量支持。20世紀40年代末，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愛國華商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密切互動，由此建構起來的黨商關係網絡對澳門政治乃至國內政治中發揮重要的影響。何賢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和擁護者，採取積極行動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與中國共產黨緊密互動，概括來說體現在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與中共駐澳負責人的交往，柯麟是何賢與中共黨組織發生聯繫的引路人與牽線人，柯正平從20世紀50年代初就成為中共在澳門的代表和發言人，是何賢與中共黨組織進行合作的直接接觸者和首要聯絡人；第二層次是何賢與中共中央港澳事務負責人的聯繫，表現在何賢與廖承志和葉劍英為代表進行的溝通聯繫。無論建國初期還是改革開放後，何賢用實際行動響應中共領導人號召，支持國家革命和建設事業；第三層次是何賢與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接觸，他獲得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接見，更獲得周恩來賞識與肯定。正是從三個層次與中國共產黨構建起來的黨商關係網絡，使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愛國華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澳門政治中獲得更大影響力，為他們在澳門與澳葡政府、華人社團、港澳商界構建廣泛的關係網絡提供重要支持。因此，研究澳門華商與政黨之間密切互動而形成的“黨商關係”，能夠為勾勒澳門在回歸前的政治變化縮影提供重要的歷史角度。[責任編輯　陳超敏]1廣東省珠海縣革命委員會：《關於協助澳葡當局解決垃圾出路的請示報告》，1972年7月28日，廣東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6頁。2 廣東省革委會辦事組外事辦公室：《關於協助清理澳門垃圾問題的報告》，1972年10月25日，廣東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193頁。

85“澳門學”研究回顧與建議（1999－2019）[摘要]“澳門學”的提出已經有三十年了，但似乎又是一個新概念，回顧發展過程並對相關的研究文獻進行認真梳理是有意義的，希望在發現問題的同時又推動其走向深入；多元、交叉、融合、並進，不僅是澳門文化的特點，也是“澳門學”研究的特點，但研究範圍和研究重點應該分階段推進，不會一蹴而就；任何研究都離不開一定的語境，處理好內外關係有利於澳門和“澳門學”健康發展，本文就不同關係提出了建議。[關鍵詞]澳門學　研究綜述　研究範圍　內外關係本文以中國知網（CNKI）為平台，以“澳門學”為切入點，對相關文獻作出回顧和綜述，希望盡快推動“澳門學”的研究走向深入。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陳樹榮、楊允中、黃漢強等一批澳門學者就提出要建立“澳門學”並召開了專題學術研討會。先後有黃漢強（1989）的《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1常紹溫（1994）的《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澳門學”問題》、2陳樹榮（1995）的《建立澳門學，促進澳門研究》、3吳志良（1996）的《舊話重提“澳門學”》、4湯開建（1998）的《“澳門學”芻議》5等文章就此展開討論。但回顧這二三十年以來的文獻，學科的內涵與外延還有待明確，系統性和規範性還有待完善，點和面的研究都有待深入，基礎性的研究也有待加強。自2010年以來，在澳門基金會支持下，除定期出版的期刊和發佈“藍皮書”外，還有各種學術研討會，先後召開了六次“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屆2010年在澳門大學舉行，主題為“澳門學研究的學理化和國際化”；第二屆2011年在葡萄牙里斯本科技大學舉行，主題為“澳門“澳門學”研究回顧與建議（1999－2019）劉　軍作者簡介︰劉軍，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生、新疆財經大學副教授。1黃漢強︰《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港澳經濟》（廣州）1989年創刊號。2常紹溫：《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澳門學”問題》，《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澳門︰澳門文化研究會，1995年。3轉引自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6期，第98頁。4轉引自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6期，第98頁。5湯開建︰《“澳門學”芻議》，《特區與港澳經濟》（廣州）1995年第2期。‧論文｜澳門學‧

86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學文獻調查和研究”，第三屆2012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行，主題為“全球視野下的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以澳門學為例”，之後改為每兩年舉行一次，第四屆2015年在澳門大學舉行，第五屆2017年在暨南大學召開，最近的一次2019年9月5日由澳門基金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聯同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和暨南大學合辦，這些學術活動為學者專家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極大地推動了“澳門學”研究工作的進展。一、文獻分析及輯要以中國知網（CNKI）為平台，以“澳門學”為“篇關摘”進行檢索，得到結果45條（學術期刊26、會議3、報紙8、學術輯刊5、特色期刊3），刪除無效文獻12篇。對33篇有效文獻進行統計分析發現，整體發文量較少（表1），指標分析偏低（表2），離理想狀態還有較大差距：表1　“澳門學”發文總體趨勢分析發文年份198619881992199519961999200020012004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合計所選文獻1//11/11111/1213154/143/33參考文獻/32232046886555461114222/100引證文獻/////////1/1/1/423411//321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中國知網”的可視化分析數據自製。表2　所選文獻指標分析文獻數總參考數總被引數總下載數篇均參考數篇均被引數篇均下載數下載被引比331522949264.610.88149.270.01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中國知網”的可視化分析數據自製。相關的研究文獻不多且良莠不齊，內容也有交叉重複之處，這其中不乏必然因素，如有些研究成果發表於港澳地區或海外，未被“知網”及時收錄。但對“澳門”關注的不足，特別是對澳門文化地位的“忽視”應該引起學界重視。從時間和數量上看，回歸前後和回歸十周年的一段時間是研究的高潮階段，其後就一路走低，缺乏持久的耐力，同時暴露出基礎薄弱、合作不足，研究人才匱乏，尚未形成有效的研究團隊等短板。“澳門學”文獻分佈及來源來看，“澳門學”還處於起步階段，成果有限，除期刊論文和少數專著外，還沒有相關的碩博論文，學科分佈也相對單一，還有很多新領域未涉及，無論是學者還是文獻來源都主要集中在澳門本土和周邊區域，除澳門基金會的資助外，還未見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然這些問題和“澳門學”的研究對象不夠明確，外延不夠清晰有一定關係。2020年澳門基金會開展以“澳門研究”為學位論文課題的研究資助計劃，不限學科領域，現正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課程的學生都可申請，我們相信今後相關成果會越來越豐富。

87“澳門學”研究回顧與建議（1999－2019）以“澳門學”為主題進行檢索，除去無效文章（報紙短評），可讀文獻只有10篇左右，主要是期刊論文，還沒有相關的碩博論文（不包括著作）。“澳門學”這一概念自1986年提出以來，雖備受關注，但學界對有關學科建設的重大問題還認識不一。回歸後，澳門百業待興，學術界也迎來了黃金發展期，先後有很多學者為“澳門學”的確立作出努力，如陳樹榮、黃漢強、楊允中、金國平、吳志良、湯開建、林廣志、葉農等，其中既有澳門本土學者也有大陸學者，彼此的合作也在加深，可以說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澳門學”，為後輩學者作出了表率。我們選取其中的幾篇論文作為綜述，一窺“澳門學”發展的新階段。徐新1999年在《澳門研究》（第11期）撰文《〈生存之道〉與澳門學》中認為澳門學可與敦煌學並列且毫不遜色。1他在接受中新社記者訪談時說︰“敦煌是陸地絲綢之路，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澳門的歷史檔案、文化底蘊比敦煌更豐富，只是剛剛起步，猶如當初敦煌的藏經洞剛被發現。幸運的是，澳門保存得更好，含金量更高。”2黃漢強也認為“澳門400多年來沉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豐富文化的基因，形成今天獨特的澳門文化模式，而這種文化模式對21世紀的人類社會有獨特的意義”。3不管上述說法是否言過其實，但澳門學的研究對象是鮮活的，且與時俱進，而敦煌學的研究對象都是塵封故去的，這一點是不爭的事實。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回顧了“澳門學”創立的初衷和過程，4本文是作者在自己早期文章《關於建立“澳門學”一些思考》的基礎上的一次全面昇華，特別是針對“澳門學”研究對象的思考更加成熟和深刻，由“澳門社會”轉向“澳門文化”，並以“敦煌學”為例作出了對比。黃先生是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的時任會長，也是“澳門學”的初創者和推動者之一，從宏觀層面積極構建“澳門學”的理論基礎，先後多次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展開論述，步步深入，使以澳門這一地名創立一門新學科成為可能。卓新平的《澳門學與基督宗教研究》從澳門教會的建立、天主教發展、中國明清天主教學者和基督新教發展等方面來對“澳門學”所涵括的基督教研究加以闡述。5以宗教傳播為視角，闡釋澳門發展史與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密切關聯，並認為無論是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還是新教傳教士馬禮遜，都以澳門為其入華傳教的第一站，因此取得了成功。因此，基督宗教研究應該成為澳門學不可或缺的部分。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是與宗教和傳教士密不可分的，所以宗教研究理應成為“澳門學”的重要載體。林廣志的《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首先概括了有關“澳門學”概念的三種觀點，認為“澳門學是一門以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為基礎，以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探尋澳門模式與澳門精神及其國際效應的綜合性學科”。6又從學術內涵、學科、時間、區域等不同特徵出發進行闡釋；第二部分以“歷史闡述與現實關懷”為題，對有關澳門研究的文獻作出介紹和梳理，指出澳門學是異質文明發展互動知識體系的“活化石”；最後談及澳門學的範式意1徐新︰《〈生存之道〉與澳門學》，《澳門研究》（澳門）1999年第11期。2轉引自嚴昌洪、湯蕾︰《國內外城市地方學研究綜述》，《江漢大學學報》（武漢）2006年第2期，第45－49頁。3轉引自嚴昌洪、湯蕾︰《國內外城市地方學研究綜述》，《江漢大學學報》（武漢）2006年第2期，第45－49頁。4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學術研究》（廣州）2001年第7期，第34－36頁。5卓新平︰《澳門學與基督宗教研究》，《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4期，第73－80頁。6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6期，第92－99頁。

88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義，總結為“澳門學的範式，必須具有相應的學術規定性，包括必須從全球視野、全球史的寬度和長度、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從歷史和現實的‘延續性’、‘雙重性’、從本土知識系統的建構、以多學科交叉的方法來解讀和研究澳門文化等，更重要的是，這種範式必須得到學術界的充分論證，才能得到廣泛的運用”。1縱觀“澳門學”的相關文獻，此文具理論高度，邏輯清晰，論證充分，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的四位作者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都是澳門大學現任或前任教授，文章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全文分為學術基礎、學術內涵、學術範式及學術價值四個部分展開。作為學術基礎，“澳門研究從一開始就透溢着中國政治歷史乃至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宏觀因素……從最初產生之際就越出了澳門自身的內涵……基本停留在具體的研究課題層面，不足以支撐一門叫作‘澳門學’的學問”，就學術內涵而言，澳門學等同於“中西近代文化交流的所有知識系統”，遠超澳門本土，絕非一般意義的“地區學”；學術範式的獨特性“建立在澳門與世界之間所構成的文明互動的歷史範式基礎之上……以歷史和現實作為研究主體的澳門學……完全可以突破現有的研究範式，從文明互動、多元共存的社會歷史運作範式上建立自己的文化視觀和學術模型”；澳門學“具有世界文明史和文明交流史中不可忽略的學術意義和價值……須通過澳門社會的形成、變遷和發展的過程，通過跨學科的綜合比較研究，發現澳門特有的發展模式和精神特質，並揭示出澳門模式和澳門精神所呈現的規律及其對人類社會所蘊含的意義”。2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新也是最有理論分量的論文，解決一些說法不一的問題，很有說服力，也標誌着“澳門學”從初創走向成熟的過程。吳宏岐、吳滿強、趙超的《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澳門學研究》傾向認為，所謂“澳門學”的核心研究內容還應該是澳門的“文化”或“歷史文化”。介紹了澳門地區歷史地理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內容和研究方法。澳門學“要想在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創新，積極展開多學科整合研究勢在必行，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等學科的先進研究方法固然需要借鑑，但徹底突破‘史地學’或‘沿革地理學’囿限，將澳門學或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納入現代歷史地理學的視野，從時間與空間相結合的維度來分析探討相關問題，也是其中一個必要的、可行的研究路徑”。3有史有論是一個學科獨立的必然條件，所以歷史地理學是必須的研究視角，但認為“澳門學”研究的核心是“文化”或“歷史文化”，這種提法未免太過寬泛，而且“澳門學”的研究核心更應偏重活着的存在和未知的未來。段世磊的《澳門學視角下的澳門聖保祿學院──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述評》是一篇書評，以往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大多取材於中文和葡文文獻，且不完整，對於其他語種的材料則鮮有涉及，致使論證偏頗。“《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的作者則另闢蹊徑，從大量日文文獻人手，牽引出很多未被發掘到的有關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原始材料，為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作者追本溯源還原澳門聖保祿端倪時期面貌的努力來看，此書堪稱是有關澳門聖保祿學院初創時期之研究最為系統完整且視域新穎的論述，在澳門學框架下將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推向了一個嶄1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6期，第92－99頁。2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學術研究》（廣州）2011年第12期，第1－10、159頁。3吳宏岐、吳滿強、趙超︰《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澳門學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西安）2012年第4期，第35－40頁。

89“澳門學”研究回顧與建議（1999－2019）新的高度”。1聖保祿學院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地位不言而喻，“大三巴牌坊”更是澳門的象徵，所以對其加以研究是“澳門學”不可或缺的內容。除了以上的期刊論文，還有不少學術專著也應該被認為是“澳門學”的研究文獻，如18世紀中葉由兩位澳門同知印光任和張汝霖合著的《澳門記略》，從內容看，作為“澳門學”的早期論著沒有異議；湯開建先生積極推動“澳門學”的建立，在自己的著作《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一書中就以《“澳門學”芻議》作為前言，可謂用心良苦；2003年10月澳門文化研究會出版了劉月蓮女士的博士後出站成果《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為“澳門學”的深度和廣度都增添了不少內容；2018年1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澳門學研究叢書（第一輯）》，即金國平教授的大作《澳門學：探賾與匯知》（暨南大學澳門學研究中心資助），全書收錄了金教授的十六篇新作，可貴的是金教授表示還有不少新作即將結集出版。在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澳門本土出版了很多有關澳門研究的期刊，其中《澳門研究》還定期推出介紹“澳門學”的專著。如此看來，有關“澳門學”的文獻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還有更多未被開發的資源亟待整理，當然這些是不是都必須納入“澳門學”的研究範疇還有待商榷額，鑑於個人能力有限就不贅述。二、澳門學的研究內容“澳門學”的研究對象是豐富的，但到底應該涵蓋哪些內容還是有爭議的，似乎包羅萬象但又不能無所不包，這個問題在以上的論述中也有提及。“理想中的澳門學絕不應該是澳門研究的別稱，它已不再是研究領域與題材的框定，不再是研究對象與話題的凸現，而是有關澳門研究的一種學術的質的規定性的概括；理想中的澳門學強調的不應僅僅是特定的研究對象，不是有關澳門研究所有內容的迭加與整合，而應建構並提供獨特而又內在邏輯體系的有關澳門的學理認知系統；理想的澳門學不僅僅揭示圍繞着澳門及關於澳門的知識系統，更須呈現澳門知識系統所展示的歷史的、地域的文化特性和學術特性；理想的澳門學不應僅停留在有關澳門知識體系的特徵性概括，而應具有普泛性的概括，從世界和人類文明發展的廣闊視野取其內涵的價值能量，從而顯現其學術輻射力”。2正如上文所言，澳門學的研究範疇確實不能僅僅是一個集合，而應是個系統，但先建立集合是完善系統的前提和基礎。任何學科的建立都應該有一個相對明確的範圍，至於這個範圍是寬一些還是窄一些不是關鍵，因為範圍的確定是應該分階段分步驟地，不能一蹴而就。從長遠的宏觀角度而言，澳門學、澳門研究、澳門文化三者之間應該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圖1左），即澳門文化∈澳門研究∈澳門學；但就當前而言，澳門學還處於建立之初，無論是理論基礎還是實踐外延都還比較薄弱，影響力也比較有限，現階段澳門學的研究目標要聚焦於澳門研究的核心和優勢上（圖1右），即澳門學和澳門文化的交集；吳宏岐、吳滿強、趙超也表達過類似觀點，3認為“澳門學”的核心研究內容還應該是澳門的“文化”或“歷史文化”。1段世磊︰《澳門學視角下的澳門聖保祿學院──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述評》，《世界宗教研究》（北京）2015年第2期，第168－172頁。2郝雨凡︰《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社會科學輯刊》（瀋陽）2012年第1期，50－54頁。3吳宏岐、吳滿強、趙超︰《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澳門學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西安）2012年第4期，第35－40頁。

9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圖1　澳門學、澳門研究、澳門文化三者之間關係圖圖表來源︰作者自製。“澳門文化”註定是澳門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但“文化”的概念無論取廣義還是狹義，都是包羅萬象，無法一一展開。“澳門文化”是個很難界定外延的概念，僅以此為主題，在知網進行時間區間（1999－2019）檢索，共有文獻594篇（學術期刊407、學位論文23、會議論文26、報紙文章16、學術輯刊23、特色期刊99）。1整體看，主題分佈比較平均，“文化交流、語言文學、旅遊、建築與工程、國內外政治”佔居學科分佈前五位，把檢索區間擴到最大化（1988－2021），學科分佈的前五位基本沒變（只有“國內外政治”被“民族與地方史志”替換），由此可以體現出“澳門文化”研究的學科內容基本穩定（表3），反映了研究的基本趨向。另外，從成果貢獻的機構分佈來看，主要是澳門本地的高校以及暨南大學和中山大學。表3　澳門文化研究學科分佈（1999－2019）類別文化中國文學旅遊建築與工程政治民族與地方史志經濟其他合計數量（篇）184454240323228226629佔比（%）29.257.156.686.365.095.094.4535.9100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中國知網”的可視化分析數據自製。*因類別統計時有交叉現象（如部分文學也算文化等），但也無法一一區別，而文中是按期刊類別統計所以無此現象，特此說明。總之，澳門學的研究重心應該落在“跨”和“融”上，“跨”包括跨地區、跨領域、跨時空、跨文化，這基本已經達成共識，“融”也要及時跟上，政策融、經濟融、教育融、文化融等。研究目標要區分短期、中期、長期，一步步有計劃地去實現，現階段研究的重點應該是“文化”，除“歷史文化”外，還有當代文化的融合發展問題，努力使澳門文化成為可口的“濃湯”而非簡單的“拼盤”。三、建議與不足“澳門學”研究中，雖然還有很多概念和界限尚未釐清，但要健康發展都離不開內外環境的1數據來自中國知網：https://kns.cnki.net/KNS8/AdvSearch?dbcode=SCDB，2021年3月30日統計。

91“澳門學”研究回顧與建議（1999－2019）制約，特別是不同語境下的研究角度，處理好以下幾種關係應有助於探究“澳門學”新的研究路徑，構建體系，掌握話語權，解決實際問題。（一）澳門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這組關係是所有關係中最重要、最悠久的關係，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是合集與子集的關係，無關優劣，但關係“本末”，最能直接體現“一國兩制”的關係。“一國兩制”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體現了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本末”之辨。“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異”。1“澳門學”應該多着眼兩者“異同點”的比較及相互的影響。澳門“多元融合”的文化特徵正是中華文化精髓的具體體現，所以加強中華主體文化在澳門的認同，強調國語（普通話）的法律地位，強化公民教育始終不可或缺。（二）澳門與港台的關係澳門、香港、台灣的關係是交集的關係，對大陸同胞而言，又常常被認為是一體的關係，特別是港澳關係始終被捆綁在一起，這種誤解主要源於政治體制原因，對澳門不利，幾乎淹沒了澳門的存在。澳門對香港的關係由競爭轉為過依，主要原因是香港在面積、人口、經濟、教育、文化、國際地位與話語權等各個方面都佔盡優勢，尤其是回歸前，香港可謂一枝獨秀，澳門總是蹲在這顆“東方之珠”的光環下不被世人重視。從兩者文獻研究的主題也可以看出，有關香港的研究更顯“大氣”，金融、商業、國際化等特色顯著，而澳門的相關研究難以擺脫香港的“影子”，使澳門──這一中西文化交流的始源地沒能彰顯特色，文化地位被大大降低。就港澳文化研究的主題對比來看，澳門文化研究的多樣化屬性明顯多於香港文化，不僅有文學等共同的內容，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方面更是搶眼，涉及基督、天主、媽祖、儒釋道等多元一體的文化環境。這一點也印證了劉月蓮博士關於將澳門建成文化特區比建成經濟特區更有價值的建議。澳門不應滿足於緩衝、仲介、後補等類似角色，應該加大話語權，提高主動性，勇敢發聲，講好澳門故事，使澳門文化的優越性走向國際舞台，使“澳門學”的研究盡快走進學術研究的中心。（三）澳門與葡語系國家的關係以葡萄牙語為官方語言或者通用語的國家和地區有十個，是2.4億人的共同母語，也是世界第六大語言。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語、義大利語都由拉丁語演變而來，拉丁語是歐洲以前的通用語，目前很多學術領域仍然使用相關術語，且整個拉美的語言幾乎都同屬一個拉丁語族。從研究角度分析，“澳門學”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獻檔案，數量龐大無法統計，不僅涉及到葡語，還包括拉丁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等多種語言的原始材料。亟待搜集、整理及翻譯，相關的對比分析也有待加強，更應該吸引葡語系甚至拉丁語系的更多學者積極投入到“澳門學”的研究中來。澳門作為連接中國與葡語國家、拉美國家的橋樑和紐帶，為促進中外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繼續發揮獨特作用。葡語是拉丁語系的一個語種，與包括西班牙語在內的其它拉丁語種有着不少共通之處，使得澳門成為促進與拉丁語系地區交流合作的理想平台。澳門現代文化自帶葡國（拉1《習近平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發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2018年11月12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KolQp。

92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丁）屬性，土生葡人更是這種多元語言文化的“集合體”。澳門要面向未來，要在“一帶一路”願景中做主角，有擔當，不僅僅要做經濟貿易的橋樑，更要肩負起傳播中華文化的重任。（四）澳門與大灣區（珠海）的關係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澳門要明確定位，發揮所長，錯位發展，借道超車，把握好“一國兩制”的特殊政策，做好經濟轉型和文化保護工作。背靠粵語文化圈，如何在提高話語權的同時不被同化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特別是要深挖澳門粵文化的特質以及流變過程。“澳門學”不只是澳門自己的事，也不應局限於澳門一地，雖然內地一些大學也成立了相關的研究機構，如暨南大學的“澳門學研究中心”，部分內地學者也加入其中，但這還遠遠不夠。面對珠海的崛起，澳門該如何自處，是高興還是擔憂？澳門與珠海的關係是競爭與合作並舉，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會不會複製香港和深圳的關係，還不得而知。澳門如何在經濟上防止被虹吸捲入，避免再一次被動依附，這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相較珠海，澳門的優勢不在經濟，而在文化，大灣區也不僅僅是經濟的灣區，更應是文化的灣區，澳門如何在經濟上合作，在文化上舉旗，才是“澳門學”未來認真思考的課題。（五）澳門內部不同族群的關係澳門匯集了包括五大洲的不同地域和國籍、不同宗教、不同語言、不同體徵的各種族群。2019年澳門人口已達67.96萬，比2009年（53.34萬）增長了27.4%，外地僱員增加至19.65萬人，比2009年（7.49萬）增長162.3%。按行業分析，博彩業（包括博彩仲介）和酒店及飲食業從業人口近15.3萬，比2009年（11.7萬）增長30.8%，1增長最快，流動性也最強。澳門的定居族群中，雖然華人（含港台）佔九成以上，但構成也很複雜，加上來自歐洲和東南亞的外族人口及土生葡人，還有眾多不同族裔交叉通婚的後代，更是難以統計。不同族群有着不同的文化認同和信仰習俗，特別是外籍族群抱團現象明顯，在好的生存環境下矛盾容易被掩蓋，一旦經濟或政治環境出現波動，很容易出現階層和族群的分化及衝突，不同的價值觀和文化背景是矛盾產生的內因。（六）建議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澳門學”是“米”太多且源源不斷，現在急缺的是“巧婦”。所以，專業人才的培養是重中之重，培養出來的人才要像澳門文化一樣，既博雅又精專，可以考慮在大學內設立相關專業或研究方向，構建人才培養的基地，如澳門大學已設立“哲學碩士學位（澳門研究）課程”，培養層次以碩博為主，人員構成要多元，吸引全國乃至全球的優秀人才加入；其次，學術平台的搭建也是當務之急，雖然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幾個研究中心，但這還遠遠不夠，平台也應該體現多樣性和跨學科性，要加大學者間的合作和文獻間的互引，這樣才能相互借鑑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使成果不但豐富而且有營養，“澳門學”應該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不是凌亂的“拼盤”；最後，還需致力於傳播力的提升，“澳門學”應該屬於世界，知道的人多了，感興趣的人就會增多，研究的人自然也會隨之增多，使“澳門學”成為真正的“顯學”。[責任編輯　陳超敏]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9統計年鑑》，2020年，第49、77－78頁。

93回歸後澳門原有公務人員的任用與留用問題——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案述評[摘要]澳門特區成立後，圍繞原有公務人員產生的法律問題多有出現，諸如原有公務人員的退休金、津貼、職位等問題。本文以澳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案為分析對象，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與《基本法》的立法過程等來解讀相關條文如第97條、第98條及第99條的含義及其關係。同時，針對法院判決的兩種不同法律意見所涉的相關法律問題，特別是就可能涉及的因國籍產生的平等權問題進行分析，以期為未來此類問題的解決提供參考。[關鍵詞]公務人員　任用　留用　澳門特區1987年4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以下簡稱“《中葡聯合聲明》”）簽訂時，我國政府在聲明的附件一的十四點內容中將我國對澳門地區的基本政策作了具體詳細的說明。其中的一點內容與原有公務人員的留用與任用有關，即特區成立後，原在澳門任職的公務人員均可留用，以及特區可任用原公務人員中或持有特區永久居民身份證的外籍人士擔任公職。1一般而言，報考或擔任公務人員的最基本條件是具有本國國籍，也即屬於本國公民。2這不難理解，基於人民主權原則，一個國家的權力由本國人民享有和行使，尤其體現為通過選舉組成權力機關行使國家的各項職權，而無論選民或被選舉人皆需為本國人。並且，這也是一項當然的情理，因為公共職務事關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維護者顯然應由有利害關係的當事者擔任為宜，如此亦符合政治效忠的要求。3但是，我國政府在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的過程中，選擇允許將特區的公務人員向外籍人士開放，這顯然是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考慮到澳門的社會穩定，亦是“一國兩制”的政策體現。然而，這一做法並非不存在引起爭議的可能性。何謂公務人員？何謂公務人員的留用或任用？以及是否涉及外籍人士的“超國民待遇”等問題，均需要進行探討。在這方面，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案是為數不多的一起案件。該案所涉及到的意見、分歧以及對之進行的分析，為澄清特區公務人員的制度問題與準確落實《基本法》提供了一個較為難得的機會。作者簡介︰趙英杰，澳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1詳見《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第六點。2例如我國《公務員法》第11條與英國《公務員國籍規則》（CivilServiceNationalityRules）第1條。3姚國建、談文棟：《作為憲法性義務的政治效忠──以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事件為視角》，《國家行政學院學報》（北京）2017年第4期，第42頁。‧論文｜法律研究‧回歸後澳門原有公務人員的任用與留用問題──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案述評趙英杰

94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一、案情簡介與法律問題（一）案情簡介澳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案件，1主要涉及一位在澳門回歸前已在澳門工作的葡萄牙籍人士在澳門回歸後的工作問題。這位人士在1995年來到澳門後，以編制外合同方式被聘任為當時的市政廳的技術員，這一合同關係一直延續到澳門回歸後的2002年。在這期間，他職級上有所變更，但合同關係一直是不變的，即皆為編制外合同方式。在2000年9月，澳門特區當時的臨時市政局決議以考試方式進行一般入職開考，開考職位為市政局人員編制內的高級技術員。報考條件為“凡符合《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10條規定擔任公職的一般要件及具有學士學位者，不論與公職有否聯繫，均可報考”。2這位人士考取了第二名，而2002年2月已成立的民政總署（現為“巿政署”）對其作出了臨時委任。這位人士就職後，民政總署接獲了來自廉政公署的建議，廉政公署認為只有澳門永久居民才可以進入澳門特區的編制內的職務。於是民政總署作出決定，宣佈之前對這位人士的臨時委任決議無效。3這位人士不服，向行政法院提起了司法上訴，而行政法院判決撤銷民政總署的上述決議。民政總署上訴至中級法院，而中級法院判決維持原審判決，認為被上訴人為葡籍人且一直在澳門擔任公共職務的事實，是符合《澳門基本法》的，即無須要求其為澳門永久性居民。4該判決是以多數判決作出的，表決落敗的法官認為原審判決應當被撤銷，多數判決的解讀違反了平等原則及消除葡萄牙特權待遇原則。5（二）法律問題這一案件的爭議焦點是澳門原公務人員任用條件是按照《澳門基本法》第97條規定必須為永久性居民？還是按照《澳門基本法》第99條規定的例外情況無須為永久性居民？這個問題的回答主要涉及澳門基本法第97條、第98條與第99條的解讀問題。為便於討論，暫將三個條文列出：第九十七條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務人員必須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本法第九十八條和九十九條規定的公務人員，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聘用的某些專業技術人員和初級公務人員除外。第九十八條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原在澳門任職的公務人員，包括警務人員和司法輔助人員，均可留用，繼續工作，其薪金、津貼、福利待遇不低於原來的標準，原來享有的年資予以保留。依照澳門原有法律享有退休金和贍養費待遇的留用公務人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退休的，不論其所屬國籍或居住地點，澳門特別行政區向他們或其家屬支付不低於原來標準的應得的退休金和贍養費。第九十九條　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任用原澳門公務人員中的或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各級公務人員，但本法另有規定者除外。1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網站，http://www.court.gov.mo/sentence/zh-53590d37e193e.pdf。2詳見2000年10月11日第41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3參見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司法上訴案判決，第1頁。4參見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司法上訴案判決，第7－8頁。5參見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司法上訴案判決，第8頁。

95回歸後澳門原有公務人員的任用與留用問題——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案述評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部門還可聘請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顧問和專業技術職務。上述人員祇能以個人身份受聘，並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通過梳理案情並結合案件爭議焦點，案件所涉及的具體法律問題包括：第一，編制外合同工是否屬於公務人員？如是，則適用上述《澳門基本法》條文，反之則不適用。第二，案件當事人是屬於留用還是任用？也即究竟適用哪一條款？這亦涉及到《澳門基本法》第97條所規定的公務人員“任用”與第99條第1款中的“任用”以及與第98條的“留用”之間的關係問題。第三，如果是“任用”，那麼《澳門基本法》第99條第1款應該如何解讀？即其是作為第97條的例外規定還是作為第97條所規定的一般要件的重申？具體而言，即第97條的“但書”是包括第99條整個條文？還是說僅包括第99條第2款及第3款？以及，如表決落敗法官所認為的，第99條規定可任用擔任各級公務人員的人是“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並沒有包含“中國籍人士”，這是否違反平等原則以及消除葡萄牙特權待遇原則？下面分而述之。二、《澳門基本法》的“公務人員”制度（一）澳門“公務人員”制度的形成1910年葡萄牙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後頒佈憲法，依然強調中央集權。當時澳葡政府管治澳門，對葡國人到澳門政府出任公職大開綠燈，不用考試，以“短期合同”便獲聘用，進入政府任職高級公務人員，讓他們可以任意選擇短期或長期居留澳門當或不當公務員，這便是合同公務人員制度的來源，而居澳土生葡人則多以考任（編制內）的長期職位聘用為中級公務員。11976年葡萄牙通過憲法性文件第1/76號法律《澳門組織章程》賦予澳門較大的立法權，此舉改變了澳門公職法皆源自及受命於葡萄牙的做法，使得立法會可制定包括澳門公職法等法律，總督可頒佈有關招聘的法規並擁有權力任免官員，澳門開始建立公務人員制度。21984年8月11日，高斯達（VascoLeotedeAlmeidaeCosta）頒佈第85/84號法令《澳門行政組織架構總綱》改革行政組織架構，同時也頒佈了三項重要法例──第86/84/M號法令《訂定有關公職填補規則》、第87/84/M號法令《訂定澳門公共行政當局一般職位總基礎》和第88/84/M號法令《訂定本地區行政當局政府機關督導及領導人員制度》，不僅全面系統地檢討了澳門公務人員制度，並嘗試將其獨立於葡萄牙系統，也為建立現代澳門公務人員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礎。31988年5月9日文禮治總督（CarlosMelancia）頒佈的第35、36和37/88/M號法令，是建立澳門公務人員制度的真正轉捩點，第35/88/M號法令廢止了《海外公務員章程》在澳門數十年的效力，第36/88/M號法令將上述章程修訂改編為澳門地區本身的法例，第37/88/M號法令還制定了《核准公務員紀律章程及澳門公共行政人員章程》，自此真正確立了澳門公務人員制度。4與此同時，1989年文禮治總督獲得立法會全面授權（第9/89/M號法律），為順應1984年4月中葡兩國政府就澳門問題簽署的《中葡聯合聲明》，解決過渡期內“三大任務”即“公務員當地語系化”、“法律當地語系化”和“中文官方化”，繼續檢討澳門公務人員制度的法例，先後頒佈了第53/89/M號法令《訂定外聘人員在澳門政1周灶、陳瑞蓮：《澳門公務人員招聘制度的演變》，《中國行政管理》（北京）2014年第7期，第107頁。2周灶、陳瑞蓮：《澳門公務人員招聘制度的演變》，《中國行政管理》（北京）2014年第7期，第106－107頁。3吳志良：《澳門政治制度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6頁。4吳志良：《澳門政治制度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6頁。

96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府機關擔任職務章程》、第85/89/M號法令《訂定澳門公共行政機關領導及指導人員章程事宜》、第86/89/M號法令《訂定澳門公職一般及特別職程制度》和第87/89/M號法令《澳門公職人員章程》等四項法令。1進一步明確規定了澳門公務人員錄用、晉升、福利待遇及紀律等，加強了對外聘人員的控制，較大程度上回應了過渡期公務員當地語系化的要求。2在澳葡時期，由於葡語一直以來作為澳門唯一的官方語言，致使澳門中高層公務人員幾乎都為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只有最低層的職位才由華人擔任。直至1992年1月13日《政府公報》刊登第445/91號法令，確認了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及具有與葡文一樣的法律效力”，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變。3此外，澳門公務人員的結構中編制內和編制外人員共存也是其獨特現象。1970年代初期編制內確定委任公務人員佔90%以上，到了1980年代後期編制內和編制外的公務人員幾乎各佔50%，回歸後編制外的合同公務人員更是激增。4為推行公務員當地語系化政策，1992年8月24日第60/92/M號法令對《訂定外聘人員在澳門政府機關擔任職務章程》作出修訂，1993年11月3日第62/93/M號法令對助理職務的規定作出修訂，1998年12月28日第62/98/M號法令對《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也作出了較為系統的修訂。5澳門特區成立後，為規範公務人員招聘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的用人制度，行政法務司司長於2001年9月發出《第2/2001號行政法務司司長批示》，針對公營部門甄選及錄用編制外合同及散位合同人員時應進行知識考試並有合理數目的應考人。6在特區“固本培元”的施政方針下，7編制內、編制外的聘任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為進一步規範聘任制度的相關管理，2005年完善了“工作表現評核制度”，對編制內外的人也進行統一評核；2009年第15/2009號法律《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基本規定》明確了對編制內領導人員的管理；2009年第14/2009號法律《公務人員職程制度》進一步對編制內和編制外公務人員的招聘制度進行規範。（二）《澳門基本法》中“公務人員”如何界定在港澳《基本法》各自制定的過程中，如何界定公務人員的範圍以及公務員與公務人員的關係，亦是一個難題。根據1987年8月22日《香港基本法政治體制專題小組的工作報告》中記載，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制定本條時“關於公務人員的定義，小組經多次討論，尚無適當的結論”。8“有委員認為，公務員、公務人員、公職人員間的分別應明確規定。而被政府委任，加入諮詢架構者，應界定是公務人員抑或屬公職人員……有委員認為，公務員應分類為：（一）政務式公務人員：決定政策的公務人員；（二）事務式公務人員：永久性的公務人員”。9在《澳1羅忠誠、何佩珊：《澳門公職法律制度檢討》，《行政》（澳門）1990年總第7期，第241－258頁。2吳志良：《澳門公務員在公共行政現代化中的角色》，《行政》（澳門）1999年總第43期，第263－264頁。3周灶、陳瑞蓮：《澳門公務人員招聘制度的演變》，《中國行政管理》（北京）2014年第7期，第107頁。4周灶、陳瑞蓮：《澳門公務人員招聘制度的演變》，《中國行政管理》（北京）2014年第7期，第108頁。5吳志良：《澳門公務員在公共行政現代化中的角色》，《行政》（澳門）1999年總第43期，第263－264頁。6周灶、陳瑞蓮：《澳門公務人員招聘制度的演變》，《中國行政管理》（北京）2014年第7期，第108頁。7詳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00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8《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李浩然主編：《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第881頁。9《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政制專責小組對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第四章的意見匯編》，載於1988年10月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諮詢報告（1）》，第105頁；李浩然主編：《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7月，第882－883頁。

97回歸後澳門原有公務人員的任用與留用問題——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案述評門基本法》起草過程中，關於公務人員的定義亦有不同意見。如上所述，在澳門原有的法律規範中，存在“公務員”、“公共行政人員”、“公職人員”、“散位人員”、“服務人員”的概念，並沒有“公務人員”的概念。關於公務人員的定義，有的意見認為，公務人員指一切擔任公職的人，故立法會議員、法官、檢察官均屬公務人員；有的意見認為，公務人員就是公務員，即在政府任職的編制內的公共行政人員；還有人認為，公務人員指的是所有出任政府全職受薪職位的人。1然而，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在第八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工作報告指出︰“本條仍然使用‘公務人員’的概念，以便與中葡聯合聲明的規定相一致，但需要說明，公務人員包括現在澳門的實位、合約和散位三類人員。”2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的這一報告應該能為本文所涉案件的“公務人員”問題的解釋提供有力的說明，即編制外的合同工亦屬於公務人員。加之，考慮到《基本法》中文本的“公務人員”所對應的葡文本表述為“funcionárioseagentespúblicos”（公務員與承擔公共職責的人），也即對“公務人員”採取盡可能的擴大解釋，這亦與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的上述報告相一致。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案件當事人雖然在澳門回歸前一直是以編制外合同在澳門工作，但是屬於《澳門基本法》規定的原有公務人員。根據《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規定公務人員是指受公法上的行政公職法律制度約束的人，即凡是按公職法律制度規定任職、工作的人員，具體包括公務員、服務人員、散位人員和其他部分合同散工的統稱。3大體上包括行政當局的工作人員、市政機構的人員、司法機關的輔助人員、保安部隊人員和消防人員（表1）。4表1　澳門公務人員分類所屬公務員範圍任職方式與政府聯繫是否進入政府編制公務員確定性委任（委任）永久性聯繫編制內人員“領導”“主管”官職（委任）暫時性聯繫服務人員臨時委任（委任）編制內散位（聘任）編制外合同（聘任）編制外人員散位人員散位合同（聘任）其他人員合同散工（聘任）無固定聯繫資料來源︰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152頁；轉引自周灶、陳瑞蓮：《澳門公務人員招聘制度的演變》，《中國行政管理》（北京）2014年第7期，第107頁。根據《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19條規定公務人員的任用方式包括以委任的任用和以合同的任用，前者又分為臨時委任或確定委任、定期委任及署任；後者分為編制外合同及散位合同。公務員是以確定委任或定期委任作出的任用；服務人員是以臨時委任或行政任用合同制度作1駱偉建、江華、趙英杰：《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解析──立法背景和立法原意的探究》，澳門︰澳門基金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28頁。2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文件匯編》，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200頁。3周灶、陳瑞蓮：《澳門公務人員招聘制度的演變》，《中國行政管理》（北京）2014年第7期，第106頁。4黃志勇：《港澳基本法要論》，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46－347頁。

98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出的任用；散位人員是以散位合同方式臨時聘用的一種非編制人員；1其他人員是以合同散工方式聘用的一種非編制人員，與政府無固定聯繫。其中，臨時委任是進入公務員前的一個實習階段，進入編制內的職位，在兩年內屬於臨時性質，但領導及主管人員除外。工作滿一年且工作評核不低於“良”者，續任一年，工作滿兩年且取得工作評核不低於“良”者，獲得確定委任，即表示被委任者與行政當局具有永久性聯繫。定期委任是在特定時間內擔任編制內職位或統籌項目組或已具有公務員資格之工作人員進行實習。即定期委任是對公務員中的領導和領導級人員有限期的作出委任，被委任者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已具有永久公務員身份，不獲委任仍回原職位工作；另一種是無永久公務員身份，不獲委任可能就不再是公務員，如過去從葡國招聘以定期委任方式任用的領導及主管級人員，離開原職位就不再保留公務員。2署任是指在同一職程內比本身職級高一級之編制內職位擔任職務，而該職位據位人正處於完全喪失薪俸或以定期委任方式擔任不屬領導或主管官職之其他職位的，當據位人返回原職時署任自動終止。編制外合同與散位合同都是聘請非公務員職位，編制外合同是聘用服務人員，散位合同是聘請工人及助理員職級的人員，聘用期不超過一年，是公務人員職稱中最低的一些職位。3以合同方式任用工作人員在公共部門擔任職務，應採用行政任用合同，但擔任顧問或專業技術職務或為滿足臨時性或緊急性的需求時可採用個人勞動合同。綜上，《澳門基本法》中的“公務人員”是一個較廣的概念，指受公法上的行政公職法律制度約束的人，因此公務員只是公務人員中比較重要的一部分，也即公務人員包括公務員、服務人員、散位人員和其他人員。三、《澳門基本法》的“留用”與“任用”（一）立法考察無論在中英談判還是中葡談判，港澳地區原有公務人員的留用與任用問題皆為各方重點關注的問題。原因有三，一是關係到港澳回歸後政府管治隊伍的有序銜接問題，避免出現管治隊伍人員不足而引起的社會秩序問題。二是關係到英葡原有公務人員的利益問題，畢竟涉及到他們能否繼續在特區工作的選擇。三是關係到中英兩國間和中葡兩國間的利益博弈問題，因為站在英葡的角度，顯然他們傾向對原有公務人員的留用與任用不設任何限制，以保持他們可能的影響力，但站在中國的角度，中國對港澳地區恢復行使主權，這當然意味着能夠對港澳地區的治理起到決定性作用，而這又首先反映到中央人民政府對特區管治隊伍特別是關鍵性職位如主要官員由誰擔任的事宜的考慮。無論是《香港基本法》還是《澳門基本法》，有關原有公務人員的留用與任用的現行條文均分別來自《中英聯合聲明》與《中葡聯合聲明》，且在內容上基本維持了聯合聲明的具體規定。從這一點亦可看出當事國各方對此問題的重視。瀏覽上述三個條文，不難發現《澳門基本法》第97條使用的是“任用”，第98條與第99條分別使用“留用”與“任用”不同的詞語。在《基本法》制定時，並非沒有人注意到措辭的不同之處，據1987年9月《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五次全體委員們對基本法序言和第一、二、三、1駱偉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新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266頁。2駱偉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新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266頁。3駱偉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新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266頁。

99回歸後澳門原有公務人員的任用與留用問題——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案述評四、五、六、七、九章條文草稿的意見匯集》所記載，當時有起草委員會委員提出前面提到“均可留用”，後面又提“可以任用”，前後要一致。不過，最後的條文在用詞上沒有一致，而是維持原來“留用”與“任用”的區分。1（二）概念辨析如何理解《澳門基本法》條文中仍然維持原來的“留用”與“任用”？該案判決認為第97條所規定的“任用”是新的任用（包括委任和合同方式）。第98條所規定的情況是“留用”，包括那些將維持其原來狀況和職務聯繫、並將繼續工作且“薪金、津貼、福利待遇不低於原來標準”的公務人員，不管是以委任方式，還是以合同方式任用；也不區分是永久性居民還是非永久性居民。2而第99條規定的情況所指的是澳門特區成立後行政當局新的任用（既可以是委任也可以是合同方式），包括：1）那些並不是公務員，但持有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人；2）一直在澳門工作的公務員和公務人員。3判決的解釋不難理解，即“留用”針對的是原來公務人員在原來工作狀況下繼續工作，而“任用”針對的是原來公務人員脫離原來工作狀況而改為在新的工作狀況下工作。簡言之，“留用”指的是“老本行”，“任用”指的是“新工作”。在“留用”與“任用”的含義理解上，表決落敗聲明法官的意見實際上是與判決意見一致的。例如，就“留用”而言，表決落敗聲明法官認為案件當事人在特區成立時已以編制外合同方式被任用，可受惠於《澳門基本法》第98條繼續留用待遇不變原則，可繼續獲得以同一種任用方式（編制外合同）續約，而不須具有永久居民身份。4表決落敗聲明法官對留用的意思可簡述為：當事人原來是編制外合同工，可繼續作原來的編制外合同工。在“任用”的理解上，表決落敗聲明法官的意見與判決意見亦有相同之處，即亦認為“任用”屬於“新工作”而非“老本行”。不過，在“任用”的條件的理解上，表決落敗法官的意見與判決意見不同。如上所述，判決意見認為按照第99條“新工作”的“任用”可以是原澳門公務人員中的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而表決落敗法官認為“新工作”的“任用”，如本案所示的編制外合同工改為編制內委任工，須具備第97條所指的永久居民身份。5兩種不同意見實際上關係到對條文關係的不同理解。判決意見認為第99條第1款是作為第97條的例外規定，其參照肖蔚雲教授對《澳門基本法》第97條的解釋，即例外的情況下公務人員也可以是非永久性居民，包括：第一、可以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原在澳門任職的公務人員；第二、可以是原澳門公務人員中被任用擔任“各級”公務人員的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但本法另有規定者除外；第三、可以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部門聘請的擔任顧問和專業技術職務的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第四、可以是例如司機、清潔工人等的初級公務人員。這四種公務人員可以由非永久性居民擔任。611987年9月《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五次全體委員們對基本法序言和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九章條文草稿的意見匯集》，第50－51頁；李浩然主編：《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第885頁。2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司法上訴案判決，第7頁。3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司法上訴案判決，第7頁。4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司法上訴案判決，第11頁。5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司法上訴案判決，第11頁。6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司法上訴案判決，第7頁。

10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而表決落敗法官認為《澳門基本法》第99條第1款並非是第97條的例外情況，而是第97條已定出的一般要件的重申。《澳門基本法》第97條的但書並不包括第99條的全部，而僅指第2款和第3款，不包括第1款。1換言之，表決落敗法官認為第97條的例外情況指的是第99條後兩款所指的“聘請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顧問和專業技術職務”以及這些“人員只能以個人身份受聘”，並非指的是“新工作”的“任用”沒有“永久性居民”的要求。表決落敗法官為何得出如此結論？因為在其看來，如果按合議庭判決的理解，即第99條第1款是作為第97條的例外規定，則不要求其具有永久性居民身份，則導致因國籍不同而出現不同的對待。第99條第1款規定的是“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無論是“原澳門公務人員中的”或“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皆意味着排除了中國籍的人士。這顯然違反《澳門基本法》第25條規定的平等原則，相當於給予非中國籍的原有公務人員的超國民待遇。2如果這一解讀成立，則顯然是不合邏輯的。因為從立法歷史背景解釋，《澳門基本法》第99條第1款的立法精神是為了解決部分葡籍人士的疑慮，與中國籍的當地人（澳門永久居民）享有平等權利，因此不可能被解讀為給予非永久居民的葡萄牙籍人士同樣是非永久居民的中國籍人士較優惠的待遇。3表決落敗法官的意見並非沒有道理，因此接下來進行平等原則的分析。四、任用外籍的原公務人員是否違反平等原則（一）何為平等原則平等觀念與法是同時產生的，平等是法的基本屬性，同時也是法所追求與維護的目標。人類為了獲得人的價值的平等，消除實際上存在的各種不平等的現象進行了長期的努力，從思想到原則、從理論到法律，不斷發現平等價值並不斷擴大平等的範圍。4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最早以法的形式確定了平等權，明確規定“人生來就是而且始終是自由的，在權利方面一律平等。社會差別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礎之上”。5現代各國憲法都普遍規定了平等原則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所謂平等原則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含義：（1）所有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這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權利針對全體公民，所以，一切公民都平等地享有這些權利，並在行使權利的過程中受同樣的條件限制。另一種是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僅適用於特定的對象，而在這個範圍之內的所有公民都平等地享有這些特定的權利，如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有年滿18周歲、沒有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公民才平等地享有。（2）所有公民都平等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具體說，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適用於全體公民義務，任何人都必須平等地履行，不應有不履行義務的特殊階級存在。當然，某些特殊的義務僅是對某些特定的群體設定的，所以，平等也僅限於在這個特定的群體之內。（3）國家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時，對所有公民的合法權益都應平等地予以保護，對所有公民的違法或犯罪行為，一律依法追究責1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司法上訴案判決，第10頁。2參見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司法上訴案判決，第8頁。3參見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司法上訴案判決，第10－11頁。4胡錦光、韓大元：《中國憲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196頁。5詳見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一條，引自朱福惠、邵自紅主編︰《世界各國憲法文本匯編（歐洲卷）》，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年。

101回歸後澳門原有公務人員的任用與留用問題——澳門特區中級法院第213/2003號案述評任，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1平等的另一面是禁止歧視，平等權的相對性要求禁止不合理的差別，而合理的差別具有合憲性，即憲法意義上的差別有合理的差別與不合理的差別之分。2如果不承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合理的差別，僅僅以平等理念處理各種憲法問題，有可能導致平均主義，混淆平等與自由的界限。3因此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充分衡量基於年齡、性別、語言、文化及生活環境等的差異，在法律或公共政策的規定中有可能出現一些差別，應首先區分合理的差別與不合理的差別。4那麼，如何判定屬於合理差別而不構成歧視？德國聯邦憲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簡稱BVerfG）構造了兩步驟審查模式：第一步，考察法律是否將根本上的平等者（相似者）加以不同對待。最為關鍵的就是對“相似者”進行判定，例如，法律規定對於單身母親的孩子給予學費減免政策，此時單身父親的孩子就是“相似者”，而由父母共同撫養的孩子就不是“相似者”；第二步，在判定屬於相似者後，對不同對待的立法應在憲法上被正當化，也即對不同對待的立法進行合憲性審查。包括立法應符合憲法所規定的權限或程序，法律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目的是其是否具有正當性以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5（二）葡籍原有公務人員獲任用是否違反平等原則在該案語境下，上位法當然是《澳門基本法》而非我國憲法，權利主體當然是澳門特區居民，但上述對平等原則的內容介紹完全是通用的。因此，接下來就進行平等原則的分析。首先，在《澳門基本法》第99條的語境下，葡籍原公務人員與中國籍的原公務人員是否為“相似者”，也即是否為根本上的平等者。結論應該為否，在澳門特區憲制秩序下，中國公民顯然比外國公民更受優待。這體現在很多方面，例如在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的任命上僅限中國公民，又如在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判定上，不要求中國公民以澳門為永久居住地，但對外籍公民有此要求。這亦意味着在特區公務人員“任用”機會上，中國公民必然有不差於甚至優於外國公民的待遇。那如何理解第99條第1款規定的“原澳門公務人員中的……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首先，該款目的是否在於排除“原澳門公務人員中的……中國籍人士”？這一問題是回應表決落敗法官意見的關鍵。因為如果目的涵蓋於此，則顯然屬於賦予他國籍人士優於本國籍人士的待遇，這在憲法原理上是完全講不通的，這樣的解讀結論自然是應被廢除的。需要注意的是，此時情況不屬於違反平等原則的情況，因為如上所述，澳門特區作為中國領土組成部分，外國籍人士與中國籍人士不屬於根本上的平等者，中國籍人士在公務人員的“任用”上是不應“屈就”外國籍人士所享受的待遇的。實際上，這一條款的制定是屬於“舉輕以明重”的立法方法，也即如果外國籍人士有此待遇，更何況相同條件下的本國籍人士？這樣一來，若對第99條第1款作符合憲法原理的解讀，結論為其目的絕對不在於排除“原澳門公務人員中的……中國籍人士”，而在於給予外國籍人士特別是葡國籍人士一定的優惠待遇。這裏的“優惠”不是相當於中國籍人士而言的，而是相對於所有國家地區的通常情況而言的，因為1蔡定劍：《憲法精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42頁。2胡錦光、韓大元：《中國憲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199－200頁。3胡錦光、韓大元：《中國憲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200頁。4胡錦光、韓大元：《中國憲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200頁。5張青波：《憲法平等原則對立法分類審查的體系性標準──以美國和德國的實踐為參照》，《法商研究》（武漢）2015年第5期，第169頁。

102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所有國家地區在公務人員的任用條件上有一個“下限”，即須為本國公民。在澳門特區，給予這些外國籍人士被任用為公務人員的機會，超出了通常情況的“下限”，但絕不意味着反而排除了本國籍人士享此機會，這是兩個層面的事情。也即，表決落敗法官所擔心的有違平等原則的考量是不必要的。其次，還存在一種情形可能使表決落敗法官擔心有違平等原則或者擔心給予外國籍人士特權待遇，那就是非為原公務人員且非為澳門永久性居民的中國籍人士不具有被任用為特區公務人員的機會，但作為原公務人員且非為澳門永久性居民的外國籍人士卻能有此機會。這一擔心應該亦是不必要的。兩者的情況完全屬於不同的層面，前者中國籍人士無此機會的原因是“一國兩制”與“澳人治澳”的政策下將公務人員的任用條件限定為永久性居民。後者外國籍人士有此機會的原因是有利於穩定澳門原有的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隊伍，鼓勵他們留下來繼續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服務，這對實現政權的順利交接、平穩過渡，對確保特區穩定、發展、繁榮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兩者所基於的情況完全不同，不具有可比性，也即不具有違反平等原則或者給外國籍人士特權待遇可言。五、結語澳門特區成立後，圍繞原有公務人員產生的法律問題多有出現，諸如原有公務人員的退休金、津貼、職位等問題。本文選用一個葡籍原有公務人員在特區成立後任用問題的司法判例，主要涉及《澳門基本法》第97至99條對原有公務人員任用與留用問題的規定。通過梳理澳門公務人員制度、對《澳門基本法》條文的立法考察以及對“任用”、“留用”等概念的辨析，論證該案合議庭判決是合理的。同時，表決落敗法官認為合議庭的解讀違反了平等原則及消除葡萄牙特權待遇原則的擔心也不無道理，僅從《澳門基本法》條文字面解釋確實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通過對《基本法》條文立法背景的考察、對平等原則的分析以及目的解釋，我們可以得出《澳門基本法》第99條第1款作為第97條一般要件的例外，其制定目的絕對不在於排除“原澳門公務人員中的……中國籍人士”，而是屬於“舉輕以明重”的立法方法，中國籍人士在公務人員的“任用”上是“不差於”外國籍人士所享受的待遇的，也即表決落敗法官的擔心是不必要的。最後，通過該案件的剖析，並結合澳門特區歷史背景、立法過程等深入解讀《澳門基本法》第97條、第98條以及第99條有關澳門原有公務人員任用的法律規定及其條文之間的關係，聚集判例所涉的兩種不同法律意見就相關法律問題展開分析，特別是就涉及中國籍與葡國籍原有公務人員因任用機會而可能帶來的平等與特權等敏感性質疑進行分析，以期完成較為客觀的法律解讀，為未來此類問題的解決提供參考。[責任編輯　陳超敏]1楊允中：《澳門基本法釋要》，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法務局，2003年，第143頁。

103教育經濟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摘要]澳門依靠博彩業實現了經濟繁榮，但單一化的產業結構勢必會帶來經濟的不穩定性。推動產業多元化發展是解決澳門產業結構單一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目前教育經濟在全球盛行，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發展教育產業可帶來巨大收益。澳門的高等教育系統已初步完善，並直接和間接地促進了澳門經濟發展。隨着大灣區的建立，澳門的教育產業面臨着新的挑戰和機遇。土地資源短缺、就業市場需求單一和教育質量不足等因素制約了澳門教育產業發展。而通過與橫琴的合作，或可突破限制，共享資金、人才等寶貴資源。本文綜合了澳門現有的優勢及劣勢，提出了發展澳門教育產業的四大措施，並指出澳門與橫琴合作對於發展澳門教育經濟的重要性。[關鍵詞]教育經濟　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發展路徑　區域合作作為一個開放程度極高的外向型微型經濟體，澳門依靠博彩業實現了經濟繁榮，但“一業獨大”的產業結構也給澳門帶來了一系列潛在的經濟社會問題。2020年初，全球新冠疫情爆發，旅遊博彩業大幅度下滑，進而衝擊其他相關行業，再次充分暴露了澳門經濟過度依賴旅遊博彩業的脆弱性和巨大風險。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解決產業結構矛盾，是保持澳門長期穩定繁榮發展的必然要求，亦成為澳門社會的普遍共識。近年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澳門在經濟發展中不斷求新求變，根據特區經濟特色，積極參與區域合作，努力扭轉單一結構，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並取得了顯著成效。特區政府發佈的2018年度《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顯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格局已基本形成。在新興產業方面，2018年會展業、金融業、中醫藥產業及文化產業的增加值總額達353.3億澳門元，與2015年相比，增加值總額上升36.5%。1儘管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已初見成效，當前澳門的產業結構仍有進一步豐富和調整的空間。除了繼續鞏固和發展現有的新興產業之外，澳門應着眼於尋求開拓新的產業，進一步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教育經濟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盛　力　尹業昶作者簡介︰盛力，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尹業昶，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1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8年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2019年12月13日，https://www.dsec.gov.mo/Statistic/General/SIED/2018.aspx，2020年4月17日訪問。‧政策研究‧

104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近年來，關於教育經濟的討論持續升溫──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關注到留學生對當地經濟的積極貢獻。發展教育產業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備受矚目。這一經驗也為澳門帶來啟示：通過與大灣區內臨近城市的密切合作，持續推動本澳教育產業升級發展，或可幫助澳門成功打造新的優勢產業，推動經濟多元發展。一、教育經濟與澳門高等教育發展20世紀60年代，著名經濟學家威廉‧配第（WilliamPetty）、亞當‧斯密（AdamSmith）以及歐文（R.Owen）等對教育的經濟功能進行了研究，並給出關鍵論述，從而引發了教育經濟主義的廣泛討論。教育經濟主義以教育與經濟的關係為核心，以教育的經濟功能規範其價值取向，突出了教育的經濟性。1舒爾茨（TheodoreW.Schultz）則研究和構建了人力資本理論的基本體系框架，認為教育和知識的進展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這也構成了教育經濟主義思潮的基本主張。教育投資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經濟方面的收益，無論國家教育投資還是個人教育投資，一切都是以獲取經濟效益為轉移的。教育過程同時包括消費與投資兩種面向，而教育的價值也同時包括消費價值和生產價值。教育的生產價值體現在將投資直接用於培養將來的生產能力和謀生能力，這將對產業發展產生巨大價值。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高度重視人的能力、智力和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巨大作用，斷言教育投資是生產性投資，能給國民經濟帶來巨大收益。2研究認為，1900－1957年間，美國的物質資本投資額增加約4.5倍，對勞動力教育培訓之投資增加8.5倍。而從收益來看，物質資本投資獲利僅增加3.5倍，同期教育投資獲利卻大幅增加了17.5倍，故而得出該時期“國民經濟增長額度的1/3歸功於教育”的結論，3教育產業對美國經濟的巨大推動作用可見一斑。教育經濟理論提出後的數十年來，發展教育對經濟的積極貢獻也在全球實踐中不斷得到印證。當教育從原本的“傳遞經驗”轉為培養人力資本時，便開始以產業的身份參與和貢獻經濟發展。國內學者認為，中國的教育產業自改革開放後才開始形成，相較於自工業革命時期就開始受益於教育產業的歐美國家，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有待提高。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教育產業培育的人力資本在1978－2017年間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為10.8%，表明人力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有顯著貢獻，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長期增長潛力有待提升。中國要實現經濟轉型及長期可持續增長，必須進一步挖掘人力資本及技術進步的潛力。4這一結論對於澳門教育產業和經濟發展亦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回歸二十年來，澳門高等教育已經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公立和私立相結合的發展模式，大大提升了澳門本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目前澳門高等學校數量已達10所，其中包括公立高校4所（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和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及私立高校6所（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澳門鏡湖護理學院、聖若瑟大學、澳門管理學院和中西創新學院）。澳門高等教育整體呈現公立私營多元化、制度體系規範化、專業結構多樣化、教研水平國際化的產業格局。1H.Goodacre,“TechnologicalProgressandEconomicAnalysisfromPettytoSmith,”TheEuropeanJournalof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Vol.17,Issue5(2010),pp.1149-1168.2T.W.Schultz,TheEconomicValueofEduc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3,p.3.3吳忠魁、張俊洪︰《教育變革的理論模式》，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17頁。4張勇：《人力資本貢獻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世界經濟》（北京）2020年第4期，第75－99頁。

105教育經濟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研究認為，自回歸以來，澳門公民中擁有高等教育學歷的人口比例不斷增加，高等教育快速跨越了精英化階段和大眾化階段，直接邁入了普及化階段。1這為澳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培養了大量本地人才。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亦不斷增加。2018年，澳門3所主要公立高校開支達到了34.17億澳門元，是2000年（支出2.17億澳門元）的近16倍。2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澳門高等院校的招生數量明顯增加，同時，修讀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也有顯著提升。截至2018/2019學年，澳門高校註冊學生有34,279人。其中修讀博士學位課程的有2,562人，佔全體學生的7.47%；修讀碩士學位課程的有6,189人，佔全體學生的18.05%。3此外，隨着澳門高校教育質量的持續提高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國際性學生流動不斷增加，也為澳門帶來了顯著的經濟文化社會效益。首先，國際學生來澳就讀，增加澳門外匯收入、刺激本地消費，直接促進本地經濟增長。其次，來澳留學人數規模持續擴大，也帶動了相關配套產業，如餐飲業、物業管理服務、房地產中介等的發展，增加了大量本地就業機會。此外，澳門的高等教育不斷發展，留學生數量增加，並在國際比賽、研討會中取得各類獎項，對於提升澳門國際影響力具有積極作用，同時也為本地會展業、金融業、中醫藥產業、文化產業等新興產業提供了大量人才。高等院校不僅可以為社會提供各類型高素質人才，更是匯聚行業高端研發能力的學術平台，通過聚集高水平、高技術的行業人才，帶動當地產學研一體化經濟的前進和社會生產力進步。4澳門高校持續配合特區政府與國家規劃，圍繞“一中心、一平台”和“一帶一路”建設的人才培養定位目標，建設了博彩科技、旅遊、現代管理等具有地域特色的實用專業型學科，並在文學、理學、工程、生物醫學、傳播學、經濟學、人工智能等領域，逐步形成了服務特區經濟發展、引領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學科體系和研究方向。5推動澳門高等教育產業化，除了可以帶動經濟聯動發展，還可促進產學融合，是適合澳門未來發展的另一支柱產業。6二、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機遇與挑戰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和澳門“一中心、一平台”建設的不斷推進，澳門的高等教育發展迎來新的契機。大灣區以建設世界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為目標，意在整合區域優勢資源。因此，各高校培養的高端人才將成為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力量。融入大灣區，與周邊城市，特別是珠海橫琴開展深度合作，將為澳門的高等教育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機遇。於此同時，我們也應當關注機遇背後隱藏的挑戰。1 M. Trow,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to Universal Access: Forms and Phas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ModernSocietiessinceWWII,”InternationalHandbookofHigherEducation,Dordrecht:Springer,2007,pp.243-280.2張紅峰：《澳門回歸二十年來高等教育的回顧與展望》，《高等教育研究》（武漢）2019年第12期，第1－8頁。3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高等教育統計資料──各年度教職員及學生人數》，https://www.dses.gov.mo/about/lib/p1，2020年7月4日訪問。4馮增俊、周紅莉、鄒一戈：《走向新時代的粵港澳教育發展與合作研究》，梁慶寅、陳廣漢主編︰《粵港澳區域合作與發展報告（2010－20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65頁。5焦磊：《澳門高等教育社會適應機制探究》，《高教發展與評估》（武漢）2015年第3期，第72頁。6馬早明、胡雅婷、李睿：《回歸20年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特色、問題與對策》，《廣東技術師範大學學報》（廣州）2020年第1期，第8－16頁。

106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一）澳門高等教育發展面臨的挑戰澳門自回歸以來，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相較於同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的香港和廣州，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仍有顯著差距。這種差距的成因既有澳門這一微型社會的內生局限性，也有歷史發展中思想和體制的限制。澳門的地域局限性限制了資源向高等院校輸入，也限制了高等院校人才向澳門本地輸出。1（1）外部資源限制除啟用橫琴新校區的澳大外，面積侷促的校舍成為其他幾所澳門高校發展的掣肘。澳門緊張的土地資源無法完全滿足高校適度擴張的發展要求，也無法適應大灣區融合發展中學生和教學人員流動的需求。（2）人才輸出限制由於澳門的經濟多元發展尚處於初級階段，產業結構仍較單一，就業市場相對狹小。這極大限制了高端人才就業機會，對於學科建設和長遠發展產生不利影響。（3）教育質量存在不足目前澳門高等教育雖然在規模上持續擴張，但教育質量還存在不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科研與學術深度合作較少，且大多以政府為主要推動力，缺乏高等教育發展的自主性；第二，優勢學科較少，學科設置的整體結構單一，且內部差距較大；第三，人才培養結構呈現出“中間大，兩頭小”的特徵，研究型人才的培養能力較弱。2這些問題也會對澳門高等教育的競爭力提升產生消極影響。（二）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新機遇粵港澳大灣區致力於建立互利共贏的合作關係，在這一目標下，澳門高等教育發展將迎來新機遇。（1）拓寬發展格局如今澳門的高等教育除了應對本地建設“一中心、一平台”需求培養相關領域人才之外，還要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倡議實踐提供智力支持。這一改變大大拓寬了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格局，有利於澳門廣泛吸引留學人才，選擇和發展優勢學科，增強澳門高等教育的核心競爭力。（2）突破地理局限澳門地域狹小，難以為教育和其他新興產業提供充足的土地資源。但伴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粵澳合作的持續推進，一水之隔的橫琴為澳門高等教育發展提供了新空間。澳大橫琴新校區、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澳大珠海科技研究院等項目已相繼投入使用，並已宣佈在橫琴共建“粵澳深度合作區”。這些舉措將幫助澳門在發展高等教育的過程中突破地理局限。（3）激發創新活力《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推進“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建設，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化創新平台，這為澳門的科技創新發展指明了方向。如今已有4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在澳門落地，並成為澳門開展科技創新活動和獲得科技創新成果的重要平台。2019年底，4所國家重點實1馬早明、俞凌雲、楊勵﹕《粵港澳大灣區視域下澳門高等教育發展﹕機遇、挑戰與應對策略》，《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9年第5期，第12－17頁。2焦磊：《澳門微型高等教育系統結構探析》，《世界教育信息》（北京）2014年第22期，第66－71頁。

107教育經濟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驗室的橫琴分部順利揭牌，對於探索澳門高校科技成果產業化，擴大澳門高校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具有重要意義。1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澳門的創新科技新興產業將快速成長，產學研聯動將更為緊密。三、推進琴澳合作，提升澳門高等教育競爭力隨着“一中心、一平台”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進程持續推進，澳門高等教育發展正迎來難得的“窗口期”和“機遇期”。隨着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大灣區廣闊腹地將形成極具優勢和吸引力的發展環境，資源集聚效應加強，必將對包括澳門在內的周邊地區的資金、人才等資源產生吸納效應。澳門如果不能相應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競爭力，不積極開放並融入大灣區，就會在某種程度上被邊緣化，部分功能可能會被替代，高等教育領域也不例外。因此，澳門應該藉着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東風，通過“借力”“發力”“合力”，充分利用周邊優質資源，推動澳門高等教育產業的發展，並將高等教育事業轉化為澳門多元產業結構中的重要一環，為澳門發展注入新的活力。（1）借力如上文所述，澳門高等教育發展面臨地理空間和就業市場規模的限制，只有充“借力”，才能彌補先天不足。與澳門一水之隔的橫琴，土地充足、交通快捷、物資和人員流動便利，加之“一地兩檢”等政策的落地和珠海澳門共建“深度合作區”進程的推進，琴澳兩地的交流將日益密切。澳門可將橫琴作為部分課程的教學或實驗、實習基地，並利用橫琴的優勢資源進行產業成果孵化。（2）發力發展澳門高等教育，一方面可以為澳門帶來顯著的經濟文化和社會效益，另一方面可以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因此，澳門應加大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支持，大力發展優勢學科。同時，根據高等教育發展的需要，還應主動向中央和大灣區其他城市尋求開放政策及相關資源支持。（3）合力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經濟困局，對於澳門和橫琴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驗，也突顯了兩地合作的重要性。未來在澳門發展高等教育產業的過程中，雙方應發揮彼此優勢，各取所需，盡快度過磨合期。澳門可發揮國際化優勢和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作用，吸引緊缺的國際化人才和產業落地橫琴。橫琴則可保障土地和配套設施、服務，協助澳門教育產業發展及推動成果轉化。為進一步推動琴澳合作，發展高等教育，澳門可考慮採取以下措施：（一）集中資源，持續強化優勢學科持續強化優勢學科對於提升澳門高等教育水平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可以集中資源，鞏固領先學科的現有優勢，維持並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優勢學科吸引全球範圍內的優秀人才，以此形成良性互動。以澳門大學為例，目前有六大學科領域進入基本科學指標資料庫全球前1%，包括工程學、化學、藥理學與毒理學、計算機科學、臨床醫學及社會科學總論等。此外，澳大在生物醫藥、芯片1珠海市科技創新局：《澳門高校4家國家重點實驗室橫琴分部正式揭牌》，2019年12月19日，http://www.zhuhai.gov.cn/zhskjcxj/kcyw/kjdt/content/post_2417171.html，2020年4月17日訪問。

108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研究和先進材料研發等領域也都處於世界領先水平。1琴澳合作模式也為澳門強化優勢學科提供了資源和有力支持。以澳大中華醫藥研究院暨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為例，該研究院不斷集中資源，強化學科優勢，通過國際化創新課程設計、全球視野的英文教學及多學科交叉創新研究實踐等方式，培育了大量高端人才。同時，研究院還與位於橫琴的“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一同將現在生物醫藥前沿理念與方法同傳統中醫藥和臨床經驗有機融合，面向“一帶一路”和葡語國家，培養創新型國際化的中華醫藥高端人才。2澳門特區政府《2020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明確指出了人才的重要性。城市競爭力的核心是人才。澳門要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和節奏，實現更高層次、更高質量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要培養和聚集各類人才。在未來優勢學科的發展中，應繼續引入全球頂尖師資，加大經費投入，並通過獎學金等激勵手段，以開放的態度和思維，面向全球招納優秀學生和研究人員，突破人力資源缺乏所形成的發展瓶頸。因此，特區政府需要因勢利導，在保障本地學生升學的基礎上，研究擴大本澳院校招收外地學生的比例，拓展生源。這一舉動亦能推動高等院校逐步朝着市場化的方向發展。同時，要充分利用橫琴提供的資源，持續強化學科優勢。（二）產研結合，利用橫琴實現產業鏈條化目前，澳門高校與橫琴在產學研方面的合作日益密切。澳門科技大學近期與橫琴新區管委會簽署合作協議，共建產學研示範基地，並計劃共同募集粵澳投資基金，推動灣區技術成果高效轉化。3澳門大學在橫琴設立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集五個研究中心及一個商務培訓中心於一體，成為澳大在大灣區首個產學研示範基地，將把大學開發的新技術推向市場。4未來，澳門各高校應積極向這類產學研基地調撥資源，將科研成果持續推向市場，實現產業鏈條化。這些琴澳合作的產學研基地，也將成為珠澳校企攜手支援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整合澳門與內地科技創新要素協同發展、積聚國際高端創新資源的科技創新合作樞紐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產業技術轉型升級的科技成果轉化平台，不斷提升珠澳科技產業競爭力。《2020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亦指出，澳門特區政府將會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設立高等教育範疇的產學研專責小組，支持本澳高等院校強化產學研工作。（三）人無我有，尋求差異化發展除了強化優勢學科，推動產研結合之外，澳門高等教育在發展中還應積極創新，尋求差異化發展，並以此確立競爭優勢。近年來，隨着各地行政改革的推進和公共治理水平提升的需求，各地政府對高級公共行政管理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但目前內地和港澳均未開設中文授課的公共行政博士課程。澳大發現了這一空白，正在推動設立公共行政博士專業，目標為大中華區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培養高級公共1《澳大科研發展一日千里》，2019年12月23日，澳門大學，https://www.gov.mo/zh-hant/news/312117/，2020年4月17日訪問。2《產學研結合建立中醫藥新平台》，2019年6月3日，澳門大學，https://www.um.edu.mo/zh-hant/news-centre/news-and-events/news-and-press-releases/detail/48112/，2020年4月17日訪問。3《橫琴與澳門科技大學共建產學研示範基地》，2019年11月29日，中國新聞網，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zw/ga/2019/11-29/9020884.shtml，2020年4月17日訪問。4《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啟用》，《澳門日報》（澳門）2019年10月26日。

109教育經濟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行政管理人才、公共政策研究人才和從事公共行政教學師資。這種差異化發展的模式，為澳門高等教育發展贏得了競爭優勢，對於高校未來的課程設計具有參考意義。因為此類課程面向內地公務人員招生，並提供非全日制授課方式，故部分課程可考慮安排在橫琴授課，以節約內地學員交通和時間成本。琴澳合作極大提升了類似課程安排的靈活性，有利於提升課程的吸引力。其次，由於歷史原因，澳門與葡語系國家有着悠久的文化、商貿聯繫，將澳門打造成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一直是特區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並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高校可以藉助這一平台，培養高素質的中葡雙語人才，推進“國際葡萄牙語培訓中心”和“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建設。同時，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還應該發揮旅遊教育的優勢，培養高素質的旅遊業人才。（四）嘗試參與建設國家高端智庫和國際知名智庫現代意義上的智庫是社會分工精細化和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結果。而參考世界各國現代化歷程，智庫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日益成為國家治理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為此，中國正嘗試通過建設一批國家高端智庫，在構建科學治理體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方面提供強大智力支持。首批入選國家高端智庫中的一類是依託大學和科研機構形成的專業性智庫，如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等。建立高水平智庫，可以優化澳門高等教育多年發展累積的資源，形成跨學科的研究範式，還可推動建立更加完善的學術信息網絡，並進一步提升澳門的國際知名度和對人才的吸引力。澳門可嘗試與已入選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名單的內地科研機構或高校合作建設專業智庫，並在建設過程中着力突顯特區優勢和國際化的特色，最終建成具有社會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智庫。毗鄰澳門且位於大灣區經濟核心地帶的橫琴是合作設立智庫的理想地點。高端智庫建成後，可吸引大量資金、研究課題和人才，將對澳門高等教育起到良好的輻射帶動作用。四、結語粵港澳大灣區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最便捷的通道、最廣闊的平台；橫琴是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的第一站，也是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最便利、最適宜的新空間；人才是發展的第一資源，要實現更高層次、更高質量的發展，最重要是要培育和聚集各類人才。因此，大灣區建設、經濟適度多元以及推動教育產業發展三者可謂相輔相成。在澳門《2020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促進經濟多元發展”、“優化人才政策，加強教青工作”以及“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均被列為施政重點，足以顯示其對澳門長遠發展具有非凡意義。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發展之路任重而道遠。多措並舉推動澳門高等教育發展，有助於澳門培育和強化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優勢學科，吸引優秀學生及科研人員持續參與研究活動，推動高等院校逐步朝着市場化的方向發展，從而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而針對澳門土地以及人才資源缺乏等問題，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琴澳兩地的不斷融合能為澳門高等教育發展帶來的新的機遇。未來，澳門應進一步加強與橫琴合作，將高等教育打造成優勢產業，貢獻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責任編輯　陳超敏]1薛瀾︰《智庫熱的冷思考︰破解中國特色智庫發展之道》，《中國行政管理》（北京）2014年第5期，第6－10頁。

11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在美國第三任總統、《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杰弗遜（ThomasJefferson）的藏書中，有兩冊1810年代出版於澳門的書籍，分別是︰（一）RobertMorrison,AViewofChina,forPhilologicalPurposes:ContainingASketchofChineseChronology,Geography,Government,Religion&Customs,DesignedfortheUseofPersonswhoStudytheChineseLanguage(Macao,1817)，以及（二）RobertMorrison,DialoguesandDetachedSentencesintheChineseLanguage:WithaFreeandVerbalTranslationinEnglish.CollectedfromVariousSources.DesignedasanInitiatoryWorkfortheUseofStudentsofChinese(Macao,1816)。第一本書，現在通行的中譯是《中國一覽：包含中國編年史、地理、政府、宗教、風俗──設計給學中文人士之用》（游博清譯）或《中國大觀》（譚樹林、卓新平皆採此譯）或《中國觀》（李天綱、歐陽哲生皆採此譯）或《中國一覽》（蘇精譯）；第二本書，現在通行的中譯是《中文對話與單句：附中文作品英譯雜輯，為中文學生啟蒙之用》（李晶譯）或《中文對話與短句：附流暢和逐字的英文翻譯》（游博清譯）或《中國語言對話》（譚樹林、蘇精等皆採此譯），或《中文對話與例句》（吳義雄譯）。此二書之著者，皆為所謂“外國來華的第一個基督新教傳教士”，死後葬於澳門舊基督教墳場（CemitérioProtestante）的馬禮遜（RobertMorrison，1782－1834），其人於香港之譯名為摩利臣。關於此二書如何進入從未到過中國和亞洲的杰弗遜總統之私人藏書清單中，有二信可為佐證：第一封是CharlesJ.Ingersoll（1782－1862）在1818年7月4日寫給杰弗遜（杰弗遜已於1809年自美國總統任上退休）的書信，該信云：“美國駐廣東的代表Wilcocks先生，最近從中國給我寄了兩本書（即馬禮遜所著之上述兩部書），Wilcocks先生說此二書可作為中國文學之代表樣品，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迄今英語世界對中國文學的最為先進可靠和最新的研究，Wilcocks先生希望我能代他將此二書以他之名呈獻於您。”1此信所云之Wilcocks先生，全名為BenjaminChewWilcocks，譯名為本杰明‧威爾考克斯（吳孟雪、楊黎光等採此譯）或衛將士（仇華飛、李定進入美國總統杰弗遜藏書的兩本1810年代澳門出版書籍李海默作者簡介︰美國休士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休士頓大學政治學系本科生課程授課講師。1J.JeffersonLooney(ed.),ThePapersofThomasJefferson,RetirementSeries,Vol.13,22April1818to31January1819,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6,p.124.本文的引文由作者自譯，下同。‧學術筆記‧

111進入美國總統杰弗遜藏書的兩本1810年代澳門出版書籍一、陳偉民、黃剛等皆採此譯），生於1776年，卒於1845年，自1790年代起經營美國費城與中國廣東之間商貿，並在1813－1822年間擔任美國駐廣東代表。杰弗遜得此信後，亦有回信，寫於1818年7月20日，該信云：“我收到了您7月4日的來信。威爾考克斯先生托您帶來的兩本關於中國的作品我也收到了。請您接受我誠摯的感謝，並且，如果您與威爾考克斯先生通信，我必須請您向他轉達我對他的感謝。感謝他想到把這些書籍寄給我。它們真的好有意思，它們使我們對中國的科學狀況有了更好的理解。毫無疑問，他們【指中國人】不可能在文字如此複雜，文字量如此龐大和文字的科學性仍不足的情況下，取得太長足的進步。因為僅學習文字就必須花一輩子的時間，所以他們對思想的表達必然會非常不完美。我想未來有一天有些偶然的情況也許會引起他們對歐洲簡單字母的關注，通過適當的改進來更好地表達他們的語言的聲音，然後他們才能進入科學的領域。我認為傳教士用字母系統來教導他們，比起突然向他們引入他們思想所無法妥善準備和接受的全新教義，更有可能產生良好的效果，並使他們成為我們傳教士傳佈宗教的對象。”1這一席話，固然顯示出杰弗遜在對待中國文化上的傲慢、無知、自大和主觀，且體現出杰弗遜對於基督教在華傳播的熱切性，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來說，也許杰弗遜說的並非全無任何道理，後來中國大陸實行的簡體字和中文拼音方案，即或多或少與杰弗遜意旨相合，而且從語氣上看，杰弗遜並不反對中國盡快實現科學化。另一個事實是，這兩部書也的確一直被杰弗遜妥善收藏保存在他的個人圖書館中。二人通信發生於距今200多年前，當時的歷史背景是，杰弗遜已經退休，其同一黨派之政治人物仍把持美國政治之主軸，美國正處於杰弗遜黨人統治時期，1812－1815年間美英大戰（Warof1812），史稱第二次獨立戰爭，其間美國首都華盛頓曾一度淪陷，到1815年停戰時，美國已完全穩住己方陣腳。而中國當時是嘉慶帝末期，仍處於一口通商時代（1757－1842），即依據清廷規定，西洋商人只可在廣東（廣州）通商，但中國商民不受此令限制。1816年時，英使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1stEarlAmherst，1773－1857）訪華，雙方發生禮儀之爭，由於趕路緊急，載有官服與國書的車輛未抵達，路途勞累，阿美士德堅持休息。嘉慶帝大怒，取消覲見，下令驅逐使團，不要貢品國書，次日賞了使團一些禮物，收了“貢品”，發敕諭一道，拒絕英國提出的建立外交關係、開闢通商口岸、割讓浙江沿海島嶼要求，此為當時中外關係形勢之重要背景。此外，19世紀初期，英方曾多次擔心法國會搶佔澳門，動搖到英國在遠東的貿易地位。為此，英軍曾先後在1802年與1808年兩次佔領澳門。而英國佔據澳門的行動使清廷甚為不滿，在1808年的佔領行動中，中方曾因為英軍撤兵進度緩慢，而與英方發生過零星的軍事衝突。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1818年時，中美都對英國懷有很深的不滿情緒。二人通信之時間，距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EmpressofChina）赴中國通商首航已有34年，2中美之間已有若干相互瞭解。更遑論自1790年代以來，中美貿易日趨增長，地位漸顯重要。3而且，早在1771年，杰弗遜28歲時，有人請他寫一張當時美國最好的書籍作品的清單，他1J.JeffersonLooney(ed.),ThePapersofThomasJefferson,RetirementSeries,Vol.13,22April1818to31January1819,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6,p.124.關於此封書信，亦可參閱Jyh-MingYang,LostinTransliteration:TheToleranceofUnintelligibilityinChineseBibliographicRecordsinWesternLibraries,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2008,pp.65-67.2該次首航之後中美間貿易不斷進展，參閱DanLacy,TheMeaningofAmericanRevolution,TheNewAmericanLibrary,1964,p.200.3參閱ForrestMcDonald,ThePresidencyofThomasJefferson,TheUniversityPressofKansas,1976,p.9.

112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提供的清單裏就包括了被譯為英文的《趙氏孤兒》和《好逑傳》，更可見杰弗遜與中國的淵源之早。1在1781年時，杰弗遜已經認識到亞洲與美洲在地理上其實只有一線之隔。2在1785－1787年間，杰弗遜曾應麥迪森（JamesMadison）之請求在法國購買了AmelotdelaCroix（一作Mons.Amelot.）所著的《中國遊歷記》（在英文文獻中一般叫Amelot’sTravelsintoChina）。3杰弗遜還從有“歐洲的孔夫子”之稱的法國重農主義思想家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Quesnay）那裏學到了不少和中國相關的知識。4在1790年9月，杰弗遜的友人BenjaminVaughan曾經建議杰弗遜從中國引入竹子在北美種植。5WenxianZhang、PatrickMendis和DaveWang等學者認為杰弗遜1801年總統就職演說文稿中即已強調了儒家哲學的道德價值。6而在杰弗遜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他亦一直積極尋求和中國展開更大規模貿易。7甚且DaveWang認為杰弗遜任總統時的路易斯安那購地案就是為了能使美國向西擴展，進而連通通往中國之貿易途徑。8從總統位置退下來之後，杰弗遜甚至曾嘗試自學中文。9在杰弗遜的莊園中，他還曾經想過放置一幢中式廟宇類建築。10在杰弗遜藏書清單中我們也能明確看到他有收藏法國著名漢學家杜赫德（Jean-BaptisteduHalde，1674－1743）的中國史相關漢學研究著作。11在杰弗遜的法律相關筆記冊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細讀過伏爾泰（Voltaire）的著作，抄錄了許多筆記，其中不少和中國的情況相關，比如“中國的歷史可以上溯至4,152年之前，因為有天文的觀察記錄可資為準確憑證，而在這個天文記錄之前還1參閱AlfredOwenAldridge,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WayneStateUniversityPress,1993,p.95.2參考“YoungAmericans,”Nature,Vol.485,No.6(2012),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485006b。此外，杰弗遜收藏有較高精度的亞洲地圖，見https://www.monticello.org/site/research-and-collections/map-asia-1801。3參閱RobertA.Rutland,CharlesF.Hobson,WilliamM.E.Rachal,andFrederikaJ.Teute(eds.),ThePapersofJamesMadison,Vol.10,27May1787to3March1788,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7,pp.124-131;RobertA.RutlandandWilliamM.E.Rachal(eds.),ThePapersofJamesMadison,Vol.8,10March1784 to 28March1786,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3,pp.361-363.4AlfredOwenAldridge,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WayneStateUniversityPress,1993,p.95.5J.JeffersonLooney(ed.),ThePapersofThomasJefferson,Vol.17,July1790toNovember1790,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8,pp.514-515.6WenxianZhang,ChinaThroughAmericanEyes,WorldScientific,2018,p.xxii；亦可參閱PatrickMendis,“TheConfucianandJeffersonianIdealsintheUnitedStates,”https://www.chinausfocus.com/society-culture/the-confucian-and-jeffersonian-ideals-in-the-united-states.7AlfredOwenAldridge,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WayneStateUniversityPress,1993,p.96.8DaveWang,“TheUSFoundersandChina:TheOriginsofChineseCulturalInfluenceontheUnitedStates,”EducationAboutAsia,Vol.16,No.2(Fall2011).https://www.asianstudies.org/publications/eaa/archives/the-us-founders-and-china-the-origins-of-chinese-cultural-influence-on-the-united-states/.9KevinJ.Hayes,TheRoadtoMonticello:TheLifeandMindofThomasJeffers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p.580.10MerrillD.Peterson,TheJeffersonImageintheAmericanMind,UniversityofVirginiaPress,1998,p.390.11BruceBaumetal.(eds.),RaciallyWritingtheRepublic,DukeUniversityPress,2009,p.34;JamesGilreath,DouglasL.Wilson,ThomasJefferson’sLibrary:ACatalogwiththeEntriesinHisOwnOrder,TheLawbookExchange,Ltd.,2008,p.26.

113進入美國總統杰弗遜藏書的兩本1810年代澳門出版書籍有一些關於中國史的記載，只是無法準確核定日期”，又如“中國人兩千年前就知道如何製造玻璃”等。1杰弗遜曾讀過英國早期漢學家湯瑪斯‧珀西（ThomasPercy，1729－1811）所著的MiscellaneousPiecesRelatingtotheChinese（《中國相關雜論》）一書並向別人推薦過此書，2而該書第一卷即包含了對中國語言文字的討論。香港大學法學院的JedidiahJosephKroncke教授就曾說過杰弗遜和本杰明‧佛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是美國建國者中對中國及漢學最有好感與興趣（sinophiles）的。3杰弗遜還曾說過他希望美國能像中國一樣因為地理的關係而被與紛亂且具侵略性的歐洲事務遠遠的隔開。4這也符合杰弗遜一貫宣導的盡量遠離海外紛爭（foreignentanglements）的立場。根據美國學者JohnPomfret的說法，杰弗遜甚至佩服當時中國的閉關鎖國取向，認為在這種隔絕狀態中尋求自我的美德乃是正道。5就美國政治史而言，杰弗遜是最早嘗試推進北美與亞洲貿易之人，甚至有學者稱其為“構想美國與亞太區域開展貿易之父”（theintellectualfatheroftheAmericanadvancetothePacific）。61811年時杰弗遜曾鼓勵紐約皮毛貿易大亨JohnAstor前往美國西北部設立永久貿易據點，藉此以展開和廣東之間的跨太平洋皮毛貿易。7後來近代中國政治學者張君勱先生（1887－1969）曾說杰弗遜《獨立宣言》中的“天賦人權，自為吾家舊物，遺留於海外二三百年之久，今可如遊子之還鄉矣。彼西方既採儒家言以建立其民主，吾何為不可以西方民主還之於儒家乎？”8作出相同推論的還有美國學者ElbertThomas（1883－1953）等人。9張君勱認為杰弗遜之接觸儒家學說，必由於杰弗遜在代表美國駐法之時（法國大革命爆發前）讀到歐洲思想家轉譯的中國儒家作品，但張君勱不知道的是Wilcocks向杰弗遜呈獻的這兩部馬禮遜作品中實際亦對中國儒家思想頗有收錄和介紹，杰弗遜完全可能從其中讀到了一些相關信息。[責任編輯　陳超敏]1DavidThomasKonig,MichaelP.Zuckert(eds.),Jefferson’sLegalCommonplaceBook,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9,pp.556-561.2KevinJ.Hayes,TheRoadtoMonticello:TheLifeandMindofThomasJeffers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pp.130-131.3JedidiahJosephKroncke,TheFutilityofLawandDevelopment,OxfordUniversityPress,2016,p.24.4參閱DanielJ.Boorstin,TheLostWorldofThomasJeffers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3,p.229;RichardHofstadter,TheAmericanPoliticalTraditionandtheMenWhoMadeIt,VintageBooks,1959,p.28.5JohnPomfret,TheBeautifulCountryandtheMiddleKingdom,Macmillan,2016.6參閱M.Keliher,“Anglo-AmericanRivalryandtheOriginsofU.S.ChinaPolicy,”DiplomaticHistory,Vol.31,Issue2(2007),pp.227-257.7RobWilson,ArifDirlik,Asia/PacificasSpaceofCulturalProduction,DukeUniversityPress,1995,p.27.8參閱李海默：《張君勱與杰弗遜》，《東方早報》（上海）2016年1月10日“上海書評”。亦可參考HaimoLi發表於MidwestPoliticalScienceAssociation2019（美國中西部政治學會2019年年會）的學術論文“ImplantingJeffersonianConstitutionalismtoChina:CarsunChangandtheConstitutionoftheRepublicofChina”。9ElbertThomas,ThomasJefferson,WorldCitizen,NewYork:ModernAgeBooks,1942,pp.47-48.

114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一、《近代澳門與香港經貿關係研究：以澳門經濟轉型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265頁。著者莫世祥，男，廣西南寧人。1985－1988年在華中師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8－1998年在暨南大學任教，其間於1993年4月被破格評聘為教授，1994年11月獲得首屆“廣東省優秀中青年社會科學家”稱號。1998年12月至2007年8月在深圳大學任教，曾任深圳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2007年9月至今，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澳門大辭典》（合著，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年）、《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合著，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接合與更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護法運動史》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一）葉　農　伍世堯作者簡介︰葉農，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伍世堯，暨南大學文學院古籍所歷史文獻學碩士研究生。廣州　510632‧書評‧

115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等。本著作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鴉片戰爭後港澳對外貿易整理與研究”（編號16ZDA13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亦是澳門文化局“旨在推介研究澳門與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學術成就，以促進學術界對澳門研究的關注”而特別策劃出版的“澳門文化叢書”之一。1研究主要問題包括：香港被英國割佔以後，先於香港開埠280多年的澳門，如何處理與新興香港的經貿關係？分別體現舊殖民主義取向和新殖民主義取向的葡萄牙人和英國人，如何在他們各自控制的珠江口的兩個中外貿易轉口港裏展開經貿博弈？從1841年香港開埠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在內地與港澳關係發生根本變化之前的一個多世紀裏，近代澳門與香港之間的經貿關係的演變，對澳門經濟興衰及產業轉型產生了哪些重大影響？這也成為其研究的重點。全書共分五章。第一章《珠江口的兩個自由港》，主要從香港開埠與英式自由港政策、澳門擴界與葡式自由港政策兩個方面對香港和澳門成為自由港的歷史過程進行探討，並對兩個自由港的制度差異和興衰歷程進行綜合比較。主要內容包括：免稅與加稅是港澳自由港頂層設計的制度差異所在；自由貿易與壟斷專營是港澳自由港內在運行機制的制度差異；包稅專營制度是利弊兼具的雙刃劍。第二章《苦力貿易與港澳論爭》，主要從港澳苦力貿易、港英、澳葡當局的論爭與苦力貿易的終結兩個方面對鴉片戰爭後港澳苦力貿易歷史過程進行探討。認為苦力貿易曾作為香港開埠之後重要經濟活動之一，也是推動近代澳門走出蕭條困境、步入首次畸形繁榮的主幹行業，這一行業的興亡與港澳關係的演變互為關聯。而香港報刊輿論對澳門苦力貿易弊端的抨擊，以及港英政府向澳葡當局的外交交涉，成為澳門苦力貿易消亡的香港因素。第三章《鴉片貿易與港澳分利》，通過對港澳間鴉片貿易、港澳當局分潤與鴉片貿易的衰退、港澳煙商謀利與鴉片貿易被取締等方面的探討，分析19世紀40年代以來港澳兩個自由港長期的鴉片貿易直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港澳政府相繼取締鴉片貿易的歷史，以及港澳在鴉片貿易區域分工合作關係上呈現出的不同特點。主要包括：（一）港澳間的鴉片貿易形成了香港供給生鴉片，澳門加工，澳門吸引香港資金承包澳門鴉片專營；（二）鴉片貿易促成兩地政府之間以及煙商之間的合作與博弈；（三）苦力和鴉片貿易被相繼取締，表明鴉片貿易雖然引領港澳經濟的畸形繁榮，卻因踐踏自由貿易的道德底線相繼退出歷史舞台，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但被社會道義認可的常規貿易代之興起。第四章《澳門與香港的常規貿易及其地位變遷》，主要探討1887年拱北海關成立後，澳門與香港常規轉口貿易的演變。並從繅絲加工業、茶葉加工業、鹹魚加工業、爆竹加工業、火柴加工業、神香加工業、釀酒業、紡織業、水泥業等行業的加工出口貿易情況，對澳門常規加工出口貿易的興衰問題作出一個全面的研究。通過近代澳門貿易地位變遷問題的探討，著者認為清政府航運權的開放以及澳葡政府的包稅專賣制度違背自由貿易精神，澳門逐漸失去了主導粵西南地區進出口貿易的地位。第五章《澳門博彩業的興旺與澳港經貿關係的轉圜》，通過對澳門博彩業的探討，著者認為從1846年澳門番攤賭館開始實施包稅專營管理開始，到19世紀下半葉澳門博彩業獲得長足發展，主要因素包括澳葡當局將博彩業作為最大的財政收入來源而對博彩業有意縱容，以及粵港兩地政府分別採取禁賭措施，客觀上驅使香港和廣東兩地賭客匯聚澳門，促進澳門博彩業的繁榮，在201 莫世祥︰《近代澳門與香港經貿關係研究：以澳門經濟轉型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頁。

116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世紀40年代澳門變成以博彩業為主的休閒旅遊消費城市。另外，通過對香港因素的分析，認為香港和廣東參賭資金的不斷增加，相當程度上緩解了澳門在整體經濟上依附香港及周邊商埠的經貿關係，澳門經濟與政府財政收入也因為博彩業的全力支撐而免於崩潰。前有引言，後面有參考文獻、後記等。二、《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442頁。著者張廷茂，寧夏銀川人，1960年5月生。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明清時期中外關係史和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先後完成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學術獎勵課題五項：“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研究”、“馬士加路也與澳門”、“清乾嘉時期澳門華人研究”、“晚清澳門海上貿易研究”和“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研究”。主要學術著作有：《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史》（澳門：澳亞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晚清澳門海上貿易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2015年）、《澳門歷史文獻輯譯》（第一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在《世界歷史》、《中國史研究》、《文化雜誌》、《澳門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五十餘篇。本書輯譯上百篇葡語原始文獻，為學術批評和研究的深入提供方便之門。本著作就澳門華政衙門的歷史淵源、形成過程、組織結構、功能作用、建制沿革、運作狀態、歷史影響等方面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時對現有研究成果中的多個疑點進行闡述，在一系列要點上作出澄清，增强研究成果的準確性，將有助於對晚清時期葡萄牙擴大管治背景下華人社會的研究的深入發展，共有九章。第一章《理事官的歷史淵源》，主要討論議事會理事官非華政官、所謂理事官有權管轄華人

117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一）的老傳統、理事官擴權企圖的失敗、理事官在中國官府與葡人社區之間的中間角色、相關異說辨析等問題。具體考察西洋理事官的職責和地位，將其作為考察理事官署和華政衙門起始的參照，以便準確把握鴉片戰爭之後理事官之名實因形勢所需而發生的實質性演變。第二章《華政衙門的初步形成》，主要分析理事官署的雛形、基馬良士總督的第104號訓令、1862年《理事官署章程》及其補充條款、1865年敕令核准華政衙門的建立、職員錄用制度的最初辦法、理事官司法權確立的歷史因素、相關異說辨析等問題。華政衙門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中經歷了由理事官署到華政衙門的轉變。依據新見或鮮有徵引的葡語原始文獻，如1847年4月第10號總督訓令、1847年8月第526號部令、亞馬留總督的訓令、1852年和1863年訓令核准的《理事官署章程》、1865年葡萄牙國王敕令等，具體考察該機構的建制和職能，揭示由理事官署到華政衙門的轉變過程，分析理事官地位的實質性變革。第三章《有關華政衙門的調研與爭論》，主要研究改革委員會的成立、研究報告的主要內容、關於華政衙門的爭論（1869－1870年）等幾個問題。本章將首次全文披露研究報告和爭論文章的主要內容，特別是該報告和爭論文章中就治理華人問題所提出的建議和問題，以評估這份報告和相關討論對澳葡當局治華方針的影響。第四章《華政衙門的組織結構與初期運作》，主要探討人員編制與機構建制的初步發展、1865－1868年華政衙門的工作、巴士度任期內的改革措施（1871－1872年）、1975－1876年華政衙門公務紀要等問題。著者指出：與澳葡當局的其他部門不同，華政衙門是在邊運作、邊建構的過程中漸次建立起來的。因此，對理事官署和華政衙門的早期運作的考察，是研究華政衙門不可或缺的內容，也是迄今為止常常被忽略的方面。依據多個年份理事官署和華政衙門的部門工作紀要及理事官的工作報告，考察該部門的早期（1865－1877年）運作情況，釐清理事官署職能的演變軌迹，進而揭示其運作與建制的互動關係。第五章《1877年〈華政衙門章程〉》，主要論述1877年章程的出台、華政衙門及理事官的性質與權限、華政衙門的組織結構與人員編制、華政衙門的部門分工、華政衙門的司法程序、華政衙門的行政職能以及相關異說辨析等問題。著者認為澳葡當局於1877年6月11日發佈的第59號總督訓令，頒佈一部內容全面的《華政衙門章程》，該章程在上呈候批的同時已開始在澳門付諸實施，數年間成為指導華政衙門運作的現行章程。本章全文披露該章程內容，並據此對華政衙門的性質、組織結構、人員編制、職能權限、工作規程等方面做出全面闡述，同時彌補和糾正已有成果在有關方面的缺失和誤述。第六章《1881年〈華政衙門章程〉》，主要分析再次修改《華政衙門章程》的背景、華政衙門性質與權限的修改、編制的增加與內部調整、理事官職責與權限的修改、國家律師職務的確立、司法程序的修改以及相關異說辨析等問題。1877年12月20日，葡王頒佈王室敕令，對澳門總督上呈的《華政衙門章程》作大幅度修改後加以頒佈。但澳葡當局在接到經過修改的章程覆奏葡國中央政府，請求將其中數款再行修改，同時仍奉行舊章，直到1881年12月22日，葡王頒佈敕令核准新的《華政衙門章程》。將首次全面披露該章程內容，針對修改的部分將之與1887年章程作出詳細的比較研究，試圖探討這些修改的動因，並評估這些修改的意義。第七章《1885年華政衙門的改組》，主要討論新章規範下的華政衙門、改組華政衙門的必要性、譯務科升格為譯務署、司法暨行政事務科在原章程規範下的繼續運作以及相關異說辨析等問題。利用海事暨海外部的報告和葡王敕令的內容，對此次改組做出闡述，澄清以往有關此次改組

118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的誤說。認為在華政衙門按照1881年新章程運作了四年之後，依據海事暨海外部提出的報告，葡國政府頒佈法令，對華政衙門進行改組，將其中的譯務科獨立出來，升格為向所有政府部門提供翻譯服務的譯務署。第八章《1894年司法改革與華政衙門的撤銷》，主要討論海外省司法體制改革、改革敕令中與澳門有關的規定、新章程對澳門司法體制的具體規定、華政衙門撤銷後華人的管理以及相關異說辨析等問題。根據改革敕令和《海外省司法管理章程》中有關澳門華政管理的規定，從此次司法改革的總體背景出發，分析葡萄牙政府撤銷華改衙門的緣由及這一做法對華人社會管理進程的影響。第九章《華政衙門的運作與華人風俗的延續》，主要研討葡萄牙法制在澳門華人社會的推行、華人風俗事例法律效力的確認、對華人風俗事例的遵行、典型案例分析以及華人風俗事例法律地位分析等問題。著者認為葡萄牙將澳門納入其海外省體系之後，相繼在澳門推行其主要法典，對華人的司法管理亦被納人海外省司法體系之下，華政衙門作為海外省的初審法庭審理華人之間以及華人為被告的各類案件。基於葡萄牙政府的有關命令和華政衙門的司法案件，研究華人風俗習慣延續的狀況及其影響。鑑於澳門社會在人口社會和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特殊性，加之多份研究報告的建議以及澳門華人社群的積極爭取和維護，華人風俗法典在澳門法律體系和法制體系內部得到了延續。前有引言，後面有參考文獻、後記、附錄（文獻輯錄）等。三、VictorF.S.Sit,Macauthrough500Years: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anUntypicalChineseCity（《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EnrichProfessionalPublishingPrivateLimited,280p.

119澳門學著作提要（四十一）著者薛鳳旋（VictorF.S.Sit），1970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地理及地質系，獲學士學位，1974年獲碩士學位，1974年赴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攻讀經濟地理，1977年獲博士學位，同年回香港大學任教。1985年任高級講師，1988年任教授，致力工業及城市地理的教研工作，曾創辦國際地理學雜誌《亞洲地理學者》（AsianGeographers），並任主編。還任香港新機場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東區各界協會名譽會長、深圳市城市規劃委員會顧問，於1993－2008年間，自第八屆起連續三屆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於1996年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除此之外，他亦出任多項公職，包括策略發展委員會經濟發展及與內地經濟合作委員會委員等。著有《中國城市》（英國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85年）、《中港經濟與香港前途》（香港，華風書局，1982年）、《香港的小型工業》（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5年）、《新界鄉議局史︰由租借地到一國兩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中國城市及其文明的演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北京：由傳統國都到中國式世界城市》（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6年）等等。本書展示澳門發展成為東西方文化商業交流城市的道路的歷史，而且極大地增進讀者對有關經濟方面的知識以及已經發生的社會政治變化的瞭解。著者通過視覺輔助手段，例如地圖、城市的不同圖像以及圖形和圖表來介紹澳門在過去500年中發展，地圖和圖像的特殊着色和裁剪為讀者提供清晰生動的線索，以瞭解澳門及周邊地區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情況。著者在自序中指出：本書的目的在於以澳門歷史作為城市歷史的個案，並且主要通過地圖、不同類型的城市畫像、數字座標等易看、易感性理解的方式來展現其五百年發展的歷史。將有關澳門地區的有歷史價值和精美、有特色的古今中外地圖匯集在一起，達到能感性瞭解澳門歷史的目的。1這也成為其重點研究內容和重要組成部分。全書有下列章節。第一章“TheChangingPerspectivesofChinaandtheWestonPoweratSea”（《東西方時空交匯及海權態度轉變》），主要是對澳門地理位置及功能、中國歷史上的陸上和海上對外貿易之路、中國的海禁適逢西方大發現年代、葡人來華、澳門是中國境內一個番坊等問題的探討。澳門的重要性，源於它是中華帝國境內唯一容許西方人定居的半島，也是西方人士能在最近距離觀察中國並與中國貿易的聚落，澳門是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延續四百年的、以西方人及西洋管理方式與習俗為主導的中國城市。第二章“TheGoldenCentury(1550-1643)”（《黃金百年（1550－1643）》）利用大量中外圖片史料，通過對葡人定居澳門、三角貿易、澳門城市建築、另類的中世紀晚期城市、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等不同方面的論述，著者認為耶穌會士和天主教徒的中西文化交流和三角貿易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三角貿易的黃金時代也是澳門文化黃金時代。1560－1640年是澳門發展的黃金時期，三角貿易是支撐澳門發展的主要動力。1631年以後三角貿易衰落，1640－1650年是百年黃金期的尾聲。第三章“ProtractedDecline:OpiumTraffickingandanAggressiveImperialOutpost(1644-1844)”（《漫長的蛻變：鴉片走私與侵略前哨（1644－1844）》），通過對澳門對外貿易和貿易環境的研究，著者把1644－1844年澳門發展的歷史分為四個時期：朝代更替與海禁（1644－1684）、四口通商（1684－1757）、廣州外港：“住冬”與鴉片走私（1758－1824）、列強侵華1 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2012年，自序。下文的章節的中譯亦出自本書。

120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時代的開始（1825－1844）。另外通過對人口結構與城市發展問題的研究，著者認為1644－1844年的歷史中，宗教上因為禁教和天主教內部分化的影響而沒有太大發展；文化和城市發展上，也比較僵化和遜色。第四章“Colonization:ExpansionandModernization(1845-1949)”（《殖民地：擴張與現代化》），主要是對鴉片戰爭後葡人爭奪殖民地的野心、大規模填海與現代城市建設、特殊行業的出現、工商業與漁農業、人口變遷等五個方面的探討。1845年以後，列強對於中國的侵略和中國內部的動亂，澳門失去中國對外貿易門戶的功能，畸形的“特殊行業”包括苦力貿易、鴉片貿易、博彩業的代之興起，香港資本以及因為戰亂原因的人口湧向澳門，使澳門蛻變為以博彩業為經濟主體的“東方蒙地卡羅”。第五章“ContemporaryMacau,aWorld-ClassGambling,TouristandExpositionCity(1950-2010)”（《當代澳門：世界級博彩、旅遊、會展城市（1950－2010）》），主要是對回歸前後澳門的現狀和社會發展等相關問題進行綜合探討。包括當代澳門的政治變遷：以一國兩制模式重返中國、當代澳門地理、澳門城市現狀、經濟及主要產業、人口與社會、澳門與內地的合作等六個方面。1999年澳門回歸之後，澳門的現代出口型輕工業和博彩、旅遊業有長足進展。回歸之後，澳門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及其地理優勢，經過十餘年的發展，成為全球最大、最具特色及最具吸引力的博彩、旅遊、會展城市，也成為中國與葡萄牙國家發展經貿文化交流合作的平台。前有自序以及謝志偉、趙偉、陳新滋所作的三篇序言。書後附錄參考文獻以及《澳門大學發展簡史（1981－2011）》等。[責任編輯　陳超敏]

121ABSTRACTSJOURNALOFMACAUSTUDIESQuarterlyNo.1May2021ABSTRACTSAStudyof“IndustrialRecipe”ofMacao’sGamingIndustryZENGZhonglu,WANGXing•6•Abstract:Anindustrialrecipeisthecommonknowledgeaccumulatedbyanindustry.Thisknowledgeisembodiedintheconsensus,commonphilosophy,culture,practice,processandothermethodsofmainstreamenterprisesintheindustry.Itisthecoreelementthatthecompaniesofanindustryneedtoconsiderforsurvivalanddevelopment.Anindustrialrecipeisofgreatsignificancetothedevelopmentofanindustry.Effectiveuseofindustrialrecipesisoneofthewaysforcompaniestoimproveperformanceandenhancecompetitiveness.Thisarticlereviewstherelevanttheoriesofindustrialrecipesandpointsouttheformationmechanismofindustrialrecipesandthevalueofindustrialrecipestoenterprises.Onthebasisoftheaboveanalysis,thethesissummarizestheindustrialrecipeofthegamingindustry,especiallythatofMacao’sgamingindustry,byanalyzingtheannualreportsofsixMacaogamingcompaniesandtheirLasVegasparentcompanies,thespeechesoftopmanagementofgamingcompanies,andrelatedresearchliteratureonMacaoandtheUSgamingindustry.Keywords:Macao,Gamingindustry,IndustrialrecipeTheImpactofExogenousShocksintheGamingIndustryonFinancialSecurityinMacaoSARLOUShiyan,LUJiadi,ZHANGYiheng•16•Abstract:TheMacaoSARisamicro-economywithgamingindustryastheonlydominantindustry,andthegamingindustryisacapital-intensiveindustry,whichisboundtohaveasignificantimpactonthefinancialsecurityoftheMacaoSAR.Thispaperfirstadoptsthefinancialstabilityindicatorsfor2010-2019quarterlydatacompiledbytheMacaoMonetaryAuthorityinaccordancewithBaselIII,usesthe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methodtoconstructtheFinancialSafetyIndexandsetsanearlywarninginterval.Themainconclusionsareasfollows.Duringthisperiod,theFinancialSafetyIndexinMacaosharplyfluctuatedfromfallingtorisingandthenfalling.ThenVARmodelisusedtoestimatetheimpactofgamingindustryonfinancialsecurity.Grossgamingrevenue,gamingtax,ratiosofgrossgamingrevenuetoGDPandofgamingtaxtopublicfinancearetheGrangerreasonsforfinancialsafetyinMacao,andthefluctuationsofthesefourindicatorshavevariousdegreesofimpactonfinancialsecurity.Theimpactofthegamingindustryonfinancialsecurityismainlymanifestedinthenegativeimpactcausedbychangesingrossgamingincomeandthepositiveimpactcausedbychangesingamingtaxes.Keywords:MacaoSAR,Gamingindustry,Financialsecurity,PCA,VARmodelInSearchoftheEtymologicalOriginofTaipa’sNameJINGuoping•34•Abstract:AmongthethreeislandsthatmakeupMacao,theChineseandPortuguesenamesofMacaoareclear,andthereisnoproblemwithColoane,buttheoriginofthename“Taipa”isstillamaze.Weplantoconductamorein-depthexplorationofthisplacenameonthebasisofalargenumberofChineseandWesterntextsandmaps,inordertoobtainanewunderstanding.WiththesupportofChineseliterature,weputforwardforthefirsttimeanewviewthat“Taipa”maybeahomonymfor“Dabei/Dapi”.Keywords:Macao,Taipa,Quebrada,Danzai,Dabei/Dapi

122 澳門研究 2021年第1期AnAnalysisofHeTingguang,aMagnificentBusinessmaninMacao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NewspaperZhixinbaoHOUJie,ZHANGYufeng•62•Abstract:ThenewspaperZhixinbaowasanimportantnewspaperjointlyfoundedbythereformersandthemerchantsofMacaointhelateQingDynasty,who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reformprocess.HeTingguang,aMacaobusinessman,playedanimportantrolebothbeforeandaftertheestablishmentofZhixinbao.Hewasnotonlyoneofthemaininvestorsofthenewspaperandoneofthepremiers,butalsothemainadvocateinMacaoatthebeginning.Afterthereformmovementof1898,asthedeclineoftheroyalistmovement,thegentrycumbusinessmanmodelthatacceptedtheimperialcourttoappreciateoriginally,becameadisorderlypartytorebelfinallyandcausedthedeclineoffamilyfortune.ThusitcanbeseenthatHeTingguangmadegreatsacrificeforthecauseofreformandhisfatewascloselyrelatedtothereform.Keywords:LateQingDynasty,thenewspaperZhixinbao,HundredDaysReform,KangYouwei,HeTingguangTheParty-businessRelationshipofChineseBusinessmeninMacaoanditsConstructionofInteractiveNetwork:TakingHoYinasaSampleFANGMuhuan•72•Abstract:“Party-businessrelationship”isanimportantperspectivetolookinto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governmentandbusinessinacountryorregionanditschanges.DifferentChinesebusinessmeninMacaohavebeenconnectedwithdifferentpoliticalpartiesindifferenthistoricalperiods.After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RC),Macao’sChinesebusinessmenrepresentedbyHoYinand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PC)establishedamulti-directionalrelationship,whichembodiedintheconnectionswiththeleadersoftheCPCinMacao,theheadofHongKongandMacaoaffairsoftheCPCcentralcommitteeandtheseniorleadersoftheCPC.PatrioticChinesebusinessmeninMacaoundertheleadershipofHoYinsupportedthenewregimeestablishedbytheCPCthroughholdingthecelebrationofthefoundationofthePRC,sendinganddeliveringsuppliesduringthewarandhelpingtosolvethedomesticfoodshortage.WhenMacao’spatrioticChinesebusinessmenfellintoeconomiccrisis,theCPC’seconomicinstitutionsinMacaocametotheirrescue.Studyon“Party-businessRelationship”formedbytheinteractionsbetweenChineseBusinessmeninMacaoandPoliticalPartiescanprovideanimportanthistoricalperspectivetooutlinethepoliticalchangesofMacaobeforeitsreturntothemotherland.Keywords:Macao’sChinesebusinessmen,Party-businessrelationship,Interactiverelationship,HoYinAReviewoftheStudyof“Macaology”from1999to2019LIUJun•85•Abstract:“Macaology”hasbeenproposedfor30years,stillitseemstobeanewconcept.Itismeaningfultoreviewthedevelopmentprocessandcarefullysortouttherelevantresearchliterature.Itishopedthattheproblemscanbefoundandfurtherpromoted.Pluralism,intersection,integrationandprogressarenotonlythecharacteristicsofMacaoculture,butalsothecharacteristicsof“MacaoStudies”,butalsotheresearchscopeandresearch.Theresearchfocusshouldbecarriedoutinstagesandwillnotbeachievedovernight;anyresearchcannotbeseparatedfromacertaincontext.HandlingtheinternalandexternalrelationsisconducivetothehealthydevelopmentofMacaoand“Macaology”.Thispaper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ondifferentrelations.Keywords:Macaology,Reviewresearch,Researchscope,InternalandexternalrelationsIssuesConcerningtheAppointmentandRetentionofMacao’sPublicServantsaftertheHandover:CommentaryontheCaseNo.213/2003oftheIntermediateCourtof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ZHAOYingjie•93•Abstract:Aftertheestablishmentofthe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manylegalissuessurroundingthepreviouslypublicservantsappeared,suchastheretirementpension,allowances,andpositionsofthepreviouslypublic

123ABSTRACTSservants.ThisarticletakesthecaseofNo.213/2003oftheIntermediateCourtof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astheanalysisobject,andcombinesthehistoricalbackgroundandthelegislativeprocessoftheBasicLawtointerpretthemeaningandrelationshipofrelevantprovisionssuchasArticle97,Article98andArticle99.Atthesametime,itanalyzestherelevantlegalissuesinvolvedinthetwodifferentlegalopinionsofthecourt,especiallythepossibleissuesofequalityduetonationality,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sforthefutureresolutionofsuchissues.Keywords:Publicservants,Appointment,Retention,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DevelopmentoftheEducationIndustryandStrategyofMacao’sModerateEconomicDiversificationSHENGLi,YINYechang•103•Abstract:Macaoheavilyreliesonitsgamingindustrytopursueeconomicprosperity,butthemono-structurecauseseconomicinstability,anddiversificationseemstobetheonlysolution.Atpresent,theeducationindustryisprevalentintheworld,andeconomistsgenerallybelievethatthedevelopmentoftheeducationindustrycanbringhugebenefits.Macao’shighereducationsystemhasbeensignificantlyimproved,andithasdirectlyandindirectlyfosteredlocaleconomicdevelopment.InlightoftheGreaterBayArea,Macao’seducationindustryisfacingnew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Theshortageoflandresources,limitedmarketdemandandinsufficientstaffqualityhaverestrictedthedevelopmentofMacao’seducationindustry.ThroughcooperationwithHengqin,itispossibletobreakthroughrestrictionsandbringvaluableresourcessuchasfundsandtalents.ThisarticlesummarizestheexistingstrengthsandweaknessesofMacao,putsforwardfourmajormeasurestodevelopitseducationindustry,andpointsouttheimportanceofthecooperationbetweenMacaoandHengqintostrengthenthedevelopmentofMacao’seducationindustry.Keywords:Educationindustry,Moderateeconomicdiversification,Developmentpath,Regionalcooperation

124《澳門研究》是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自1988年創刊以來，得到澳門社會各界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為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提升本刊的學術水平及在學術界的認受性，本刊於2018年起實行“匿名評審”制度，確保所有刊登論文均經過同行評鑑。本刊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惠賜稿件，來稿請以中文撰寫並提供英文摘要，稿件類別及要求如下：（一）稿件類別（1）論　　文︰刊登具理論視野、研究方法、論證過程、研究結論等的有關澳門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包括學術論文和應用論文。字數以10,000至15,000為宜，並含中英文摘要、關鍵詞、表格、圖片、注釋、參考文獻（註釋和參考文獻同時以腳註的方法附於每頁下方）等。（2）學術筆記︰刊登篇幅精簡的研究新發現、新角度或新思考，以及對本刊所刊內容的回應，字數不限。（3）政策研究︰刊登有關澳門時事、政策及重大社會議題的短評及分析，字數不限。（4）書　　評︰刊登內容有關澳門的、或澳門本地作者撰寫的著作之評述，字數以5,000字以內為宜。（二）投稿要求（1）來稿須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職務職稱或學術簡歷、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和電郵。（2）論文所涉課題如為資助項目，請於標題頁左下方標註，如：“資助項目：基金資助（編號）”，如有需要，編輯部將要求提供資助證書影印文件。（3）有關稿件的引文、註釋規範，請參考“《澳門研究》關於規範引文註釋的規定”（https://cms.um.edu.mo/publication/）。（4）來稿請電郵至cms.info@um.edu.mo，若三個月內未獲採用通知，即可自行處理。（三）其他（1）稿件署名作者應為合法著作權人，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2）論文一經發表，本刊有權將之以其他形式出版；任何外界的轉載、摘要、翻譯、出版等均須徵得本刊許可。（3）編輯部對來稿有權作文字修改、句段刪節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凡不願意者，請予以註明。修改期為一個月，逾期按自動退稿處理。（4）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來稿一經刊發，即奉薄酬。《澳門研究》編輯部《澳門研究》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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