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研究（96） - 在線閱讀 - 澳門虛擬圖書館

32020澳門研究BOLETIMDEESTUDOSDEMACAUJOURNALOFMACAUSTUDIES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澳門基金會出版

編者語......................................................................................................編輯部5論文‧宗教及歷史‧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概要........................................李憑　姜霄6港澳家族與社會──何東與何鴻燊在特殊時期的應變...............................................鄭宏泰18清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印行的二份中文傳單..................冷東　邢思琳30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述評......................................................趙殿紅44澳門華商的經濟權力及其資本關係網絡構建──以何賢為中心的考察..................................................................方木歡59‧法律研究‧澳門地區第三方支付下的洗錢風險及法律監管........................................張曉晗701988年3月創刊澳門研究季刊2020年第3期總第96期

‧經濟社會建設‧遊客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變化（2014－2018）──用戶原創內容的對比研究.............................劉丁己　劉咏丹　江明華81‧教育研究‧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關黌諺97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綜合性學習與運用模組比較研究.........................................................................................................朱聰穎110政策研究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督與管理..................................................................盛力119書評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九）......................................................宋玉宇　寧有餘129

JOURNALOFMACAUSTUDIESQuarterly32020Editor’sNote..........................................................................................................EditorialBoardGeneralIntroductionoftheTwenty-fourHistoriesPublishedbyFiveProvincialPublishingHousesCollectedintheUniversityofMacau.............................................LIPing,JIANGXiaoFamilyandSocietyinMacaoandHongKong:HoTungandHoHung-sun’sDifferentPursuitsduringPrecariousTimes....................................................................ZHENGWanTaiThePrintedPublicAnnouncementandLeafletbytheEastIndiaCompanyinQingDynasty.........................................................................................................LENGDong,XINGSilinAReviewofResearchesonChineseResidents’ReligiousBeliefsinMacao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ZHAODianhongTheEconomicPowerofChineseBusinessmeninMacaoandtheirConstructionofCapitalRelationNetwork..................................................................................FANGMuhuanMoneyLaunderingRisksandLegalSupervisionunderThird-partyPaymentinMacao.....................................................................................................................ZHANGXiaohanMacao’sDestinationImageChange(2014-2018):AComparativeStudyonUser-GeneratedContentbetweenMainlandTouristsandNon-mainlandTourists.............................................................................LIUTingchi,LIUYongdan,JIANGMinghuaComparativeStudiesofReadingModulesinPrimarySchoolChineseLiteraturebetweenTextbooksPublishedbyPeople’sEducationPressandtheMacaoVersion............................GUANHongyanComprehensiveLearningandApplicationModulesintheTextbooksofPrimarySchoolChinesePublishedbythePeople’sEducationPressandMacaoVersion.............................ZHUCongyingTheSupervisionandManagementofMacaoPublicCapitalEnterprises...........................SHENGLiALiteratureReviewofMacaology(PartThirty-nine)..............................SONGYuyu,NINGYouyu5618304459708197110119129

5編者語編者語編輯部本期我們有“論文”、“政策研究”和“書評”三大部分。“論文”部分有“宗教及歷史”、“法律研究”、“經濟社會建設”、“教育研究”專欄。“宗教及歷史”專欄有李憑、姜霄的《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概要》，此文介紹澳大圖書館庋藏的一套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由地方官書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足本，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將尚未發表的文字與圖片公佈於眾。鄭宏泰的《港澳家族與社會──何東與何鴻燊在特殊時期的應變》以何東與何鴻燊兩人在一個特殊時期的經歷和遭遇為例子，分析港澳之間的緊密而獨特的關係，尤其側寫澳門的關鍵地位。冷東、邢思琳的《清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印行的二份中文傳單》介紹《大英國人事略說》長文和精簡版的《告白》，兩者皆為研究中英關係及澳門印刷史的重要歷史文獻之一。趙殿紅的《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述評》分不同宗教評述作者搜尋到的有關明清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的研究，作出歸納總結、分析和建議。方木歡的《澳門華商的經濟權力及其資本關係網絡構建──以何賢為中心的考察》以澳門華商代表何賢為個案研究，聚焦澳門華商資本關係網絡的構建過程及其衍生的經濟權力。“法律研究”專欄有張曉晗的《澳門地區第三方支付下的洗錢風險及法律監管》，該文在分析第三方支付的洗錢手法、特點的基礎上，結合域外國家的法律監管經驗，建議特區政府細化監管細則、強化身份識別、分類進行管理及加強國際合作。“經濟社會建設”有劉丁己、劉咏丹、江明華合著的《遊客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變化（2014－2018）──用戶原創內容的對比研究》，利用Python開發的網絡抓取工具，收集攜程和貓途鷹在2014－2018年期間，遊客關於“澳門景點”主題的遊客評論，以瞭解澳門整體旅遊地形象在這五年之間的變化，以及不同遊客心目中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認知與變化的差異。“教育研究”有關黌諺的《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和朱聰穎的《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綜合性學習與運用模組比較研究》，兩者皆以《我愛學語文（澳門版）》和人教版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小學《語文》為研究對象，比較教科書閱讀模組、綜合性學習與運用模組的特點，可為兩地小學語文教科書提供參考和借鑑。本期的“政策研究”有盛力的《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督與管理》，該文分析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現狀及問題，以國內外公共資本企業改革的範例和經驗為參考，對進一步規範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發展提出了目標規劃以及政策建議。“書評”則為宋玉宇和寧有餘合著的《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九）》。‧澳門歷史研究三十年‧

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摘要]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一套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由地方官書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足本，書中保存了澳門著名書畫家鄧芬的大量鈐印與墨跡，因此在版本學的價值上疊加了珍貴的藝術價值。此外，該本輾轉的遷徙過程亦成為中華傳統文化在粵港澳大灣區間傳播的典型事例。五年來筆者對這部刻本作了兩番逐頁的檢視，以及數十次局部的研討，陸續發表了一些局部性成果。本文即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將尚未發表的文字與圖片公佈於眾，作為拾遺補闕，亦概括介紹這部刻本，以期引起本澳學界的重視。[關鍵詞]澳門大學圖書館　局刻本二十四史　鄧芬2016年秋，承蒙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副館長王國強博士向筆者展示了一套清朝同治八年（1869）至光緒四年（1878）由地方官書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感到分外欣喜。此後，承蒙該館梁德海主任、許偉達主任以及遠在加拿大的鄧芬大師後人劉季先生的熱情幫助，筆者有幸將這部二十四史版本逐頁地檢視一遍，其間對於該書中的局部情況展開過數十次細緻研討，從而揭示出這部典藏含有的豐富學術內涵和珍貴藝術品質。經研討所獲的一些局部性成果，已經陸續在本澳的三次學術會議以及內地的三期學術刊物上宣讀和發表，以餐方家。12019年春，筆者本着溫故而知新的態度，對澳門大學圖書館的這部刻本再次逐頁檢視，竟然又有新的發現，令人更加喜出望外。發表本文的宗旨在於，概括介紹這部珍貴的版本，以期引起本澳學界的重視；同時，將第二次逐頁檢視而獲得的嶄新資料公佈出來，作為拾遺補闕，以方便學者作全面的研究。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概要李　憑　姜　霄作者簡介︰李憑，澳門大學榮休教授；姜霄，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廣州　5102751這三次學術會議按照時間順序為，由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主辦的“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七屆學術年會暨澳門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2018年10月28－31日）、由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辦的“澳門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2018年11月26－29日）、由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主辦的“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八屆學術年會暨澳門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論壇”（2019年9月22－25日）。這三篇學術論文是《完備而獨特的線裝叢書──澳門大學庋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上）》、《書畫家鄧芬的鈐印和墨跡──澳門大學庋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中）》、《中華傳統文化凝聚的粵澳書緣──澳門大學庋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下）》，依次發表在《學術研究》（廣州）2018年第1、第3和第5期。‧論文｜宗教及歷史‧

7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概要一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庋置的五省官書局合刻本為一套二十四史之完備足本，其內涵共計626冊，均依序線裝。每冊封面及封底之內襯有紅丹紙，書根印着書名、冊次和篇目。全套行款一致，為每半頁12行，每行25字，小字呈雙行37字。這套刻本雖經輾轉流徙，但依舊呈現良好的品相。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歷朝正史的集合，為紀傳體史書的代表。清朝發生太平天國運動後，各處藏書缺損嚴重，加上乾隆年間出版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的品質不甚令人滿意，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於是上書皇帝，提出由地方官書局合作刊刻一套二十四史，該項建議獲得批准而隨即執行。先後參與此項刊刻事業的地方官書局有浙江書局、金陵書局、江蘇書局、湖北書局和淮南書局等五家，它們在刊刻這部史書時不僅擇優選取底本，而且延聘一批著名學者從事編校工作，以確保其版本質量和學術水平。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雖然由地方官書局各自獨立印刷，但是統籌規劃版式和卷冊規模，並且以整套叢書的形式一致地面向廣大社會，因此品質勝過此前的武英殿本，代表了清朝雕版印刷的最高水平。該版本出版之後，受到官方和學界的歡迎，被稱為中國印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無疑，正是在它的基礎上，才有了後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中華書局校點本二十四史。大約一個半世紀之後的今天，雖然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為圖書館界所熟知，但是完備無缺的藏本在海外卻已少見。筆者走訪了澳門、香港、新加坡以及吉隆坡等都市的17所重點圖書館，對它們的收藏情況作過考察，發現只有四家圖書館收藏有該刻本（不排除個別圖書館雖然藏有，但是沒有公佈或者未及檢出和整理），而且均為零種。1因此，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的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以下簡稱為澳大局刻本二十四史，或逕稱作澳大局刻本）很有可能是上述諸都市中唯一的足本，具有異乎尋常的版本價值。不僅如此，澳門著名書畫家鄧芬在閱讀澳大局刻本二十四史時留下了諸多鈐印和墨跡，更使該刻本在固有的版本價值基礎上疊加了珍貴的藝術價值。二鄧芬（1894－1964），字誦先，號曇殊，又號從心先生、二不居士、泳人等。他出生於廣州，活躍於澳門，終老於香港，是詩、書、畫三絕萃於一身的曠代奇才，被張大千推崇為“現代嶺南唯一國畫家”，被張發奎讚譽為“一代宗師”。鄧芬的書畫作品價格不菲，香港蘇富比拍賣公司在2017年秋季拍賣會上，將鄧芬的國畫《春風白馬訪瓊樓》與古代畫家唐伯虎、文徵明以及現代畫家張大千、李可染、吳冠中、徐悲鴻、傅抱石等人的作品同列，拍出過驚人的價格。其實，鄧芬在古籍鑑賞方面也具有出色的能力，只是流傳下來的與其相關的文物甚少，所以澳大局刻本中所存鄧芬的鈐印與墨跡頗值得珍視。經過兩番全面檢視獲知，在澳大局刻本中共有朱色鈐印15處、批註23條、題簽7條、圈點32頁、補佚51頁，均屬鄧芬所為。以下依次簡略披露。1李憑、姜霄：《完備而獨特的線裝叢書──澳門大學庋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上）》，《學術研究》（廣州）2018年第1期。詳見該文第134頁之表1的統計。參加考察者還有朱曉玲、馮煒垚二位碩士。

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鄧芬在澳大局刻本的《史記》、《後漢書》、《三國志》、《晉書》、《舊唐書》、《明史》等六部著作中抑有15處朱色鈐印，分屬7枚印章。其中兩枚印文為“鄧芬”，兩枚印文為“藕絲孔居”，其餘三枚印文是“泳人”、“心太平居”、“從心得來”，詳細信息列表如下（表1）﹕表1　澳大局刻本中所抑鈐印信息表序號鈐印印文款式位置1鄧芬朱文方形名章《後漢書》第1冊封底內題簽末尾。2鄧芬朱文雜形名章《史記》第2冊首頁《秦始皇本紀第六》第1、第2行下方。《後漢書》書名頁題簽落款處。《後漢書》第1卷《光武帝紀第一上》第1行下方。《三國志》書名頁題簽落款處。《晉書》書名頁題簽落款處。3泳人白文橢圓形名章《史記》第12冊卷77《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末頁題簽落款處。《史記》第12冊末頁“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下方。《史記》第13冊末頁“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下方。《明史》末冊第1頁第1行下方。《明史》末冊書後所附宣紙上題簽落款處。4藕絲孔居朱文方形閒章《史記》書名頁左下角。5藕絲孔居白文橢圓形閒章《舊唐書》第41冊首頁《元稹白居易傳》第一行下方。6心太平居白文方形閒章《後漢書》第1冊末頁題簽落款處。7從心得來白文方形閒章《史記》正文第1頁《史記集解序》標題上方。

9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概要上表所列七枚鈐印的印文，第1、2、3、4、6、7等枚已經於兩年前發表在《書畫家鄧芬的鈐印和墨跡──澳門大學庋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中）》一文的表1“鈐印信息表”中。1而上表所列的第5枚印文，圖形尤為別致雅觀，卻是2019年春再次逐頁扒梳澳大局刻本時才發現的，未曾列入兩年前發表之舊的“鈐印信息表”中。因此，特將此枚鈐印的印文插入舊表的相應位置，與已經發表的其他印文再一併羅列類比，以此製作成為本文的表1，以求彌補缺憾。新增的第5枚白文橢圓形閒章與舊有的第4枚朱文方形閒章印文相同，均鐫作“藕絲孔居”四字，應是鄧芬在澳門定居時的一處室名，這也表明澳大局刻本正收藏於此室。鄧芬在閱讀澳大局刻本的過程中寫下了23條批註，均以他最擅長的行書小字寫就。在《書畫家鄧芬的鈐印和墨跡──澳門大學庋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中）》一文的第120頁中，列有表3“批註信息表”。當時限於篇幅的緣故，舊表僅選列了鄧芬寫於《史記》和《舊唐書》諸頁中的批註。現將鄧芬在《漢書》和《北史》中所作的批註補插入舊表之中，一併刊印成為本文的表2，以求資料的完備（表2，圖1、2）。表2　澳大局刻本中批註信息表書名卷次卷名頁碼位置內容鈐印《史記》77《魏公子列傳》5尾批趙勝、田文不能比擬，黃歇更不足道也。毛遂、馮驩雞鳴狗盜之客，救其命成其功而已。侯嬴、朱亥，博徒賣漿之輩，能保其名，全其信義，此無忌之誠實而有禮所致者也，非齊、楚、趙三君所可及之矣。千古愛士之名真不虛哉！己丑四月媽閣藕絲孔居泳人曇殊芬拜讀。泳人尾批盜符負魏罪難辭，博得侯生死報之。禮士未妨驕趙勝，田文黃歇愧同時。從心感此因題。無105《扁鵲倉公列傳》3夾批越人不獨能醫病，且能醫心之好惡也。時醫之謂歟！無129《貨殖列傳》1夾批己丑四月朔日，偶檢及此頁。乃知至治之極，與今之所謂人民解放同一轍。可見古之治平之道，亦何妨行之今世？無2眉批今之世生產過剩之國往往將貨物投之濁流，是亦別有用心也。無4地腳然則任俠乃不佳之名詞矣。無《漢書》31《陳勝項藉傳》1眉批（圖1）以項羽與陳涉合傳目，太刻薄也。無16眉批楊喜為郎中騎，班孟堅不敘其銜，使人不知為何如人，謬極。無17眉批《史記》多呼曰“項王”，而此多呼曰“羽”，作者不過同是漢臣，史家司馬與班先後幾代，何毀譽之異也？“贊曰”、“太史公曰”往往同文，微有損益。漢以魯公禮葬項羽於穀城者，爰楚懷王之初封號也，孟堅不系出。亦奇！無《北史》11《隋本紀》上24尾批（圖2）觀諸近世竊國之流，與之楊氏堅、廣父子較，相去太遠，又烏得而不亡也？己丑夏日，曇殊芬媽閣。無1《書畫家鄧芬的鈐印和墨跡──澳門大學庋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中）》，《學術研究》（廣州）2018年第3期。參見該文第116頁的表1“鈐印信息表”。

1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舊唐書︾53《李密傳》1眉批煬帝有知人之明。無眉批楊素勝煬帝多矣。無眉批既傾心結託，而取其下計為上策，此自取敗也。無2眉批既知言之不用則事必後悔無及，當時何不去之，可免間行入關為捕者所獲也。卒至邯鄲，穿牆而遁未得脫，亦千慮一失也。無3眉批不甘寂寥之人窘處於亂世之心聲也。“陳勝、吳廣、劉邦鼠輩”，子又何異之。成則為王，敗則為寇，成事在天，奈何，奈若何？無眉批近人《沁園春‧詠雪》詞一闕，便是壓倒千古！無眉批何必潤色飭其詞（指李密之詩），花言巧語以欺世之宣傳而自欺耶！無4眉批密數隋帝十罪，在今日之救國自居者堪稱良苦矣。誠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也。無9眉批言之成理，亦大好文章也，惜不及王伯當之真旨也。所謂義士立志，不以存忘易心。伯當果能生死以之，以性命相報，可謂不易心也。無13眉批密或能以附楊玄感之心附李淵，當不有殺身之禍。無眉批密縱能如伯當之言，亦必不能逃李淵之忌。無54《王世充竇建德傳》4眉批與陳勝之魚書狐鳴無以二也。無眉批自為得計，殊不知矯偽卑鄙不能成大事居人上者。無圖1　《漢書》卷31《陳勝項藉傳》眉批（續上表）

11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概要圖2　《北史》卷11《隋本紀上》尾批鄧芬在閱讀澳大局刻本的過程中還寫下了7條題簽（圖3、4），筆者已經在《書畫家鄧芬的鈐印和墨跡──澳門大學庋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中）》一文的第121頁中刊為表4“題簽信息表”，因無所補充而不贅列。圖3　《後漢書》封面題簽

1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圖4　《晉書》封面題簽澳大局刻本中《宋史》的部分卷帙曾因雨痕濕敗，遭致斷裂及破損，核計實有51頁。各頁缺文多則百餘字，少則兩三字。為此，鄧芬皆悉心檢查，並且仿照原版以楷書補抄完備（圖5、6），於此可見他對澳大局刻本的愛惜之情。楷書雖非鄧芬所長，但所抄文字規整，自成風格。鄧芬補抄的文字已經在《書畫家鄧芬的鈐印和墨跡──澳門大學庋置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考察（中）》一文的第122頁中刊為表5“補佚信息表”，亦因無所補充而不贅列。圖5　《宋史》卷478《世家一‧南唐李氏》補抄

13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概要圖6　《宋史》卷480《世家三‧吳越錢氏》補抄此外，在澳大局刻本中，還有不少圈點處。由於部分圈點是與批註、題記結合在一起的，經過反覆類比，筆者認為這些圈點亦應是鄧芬所為，它們同樣寄託着鄧芬的心得（圖7、8）。圖7　《史記》卷129《貨殖列傳》卷首夾批與朱筆圈點

1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圖8　《舊唐書》卷53《李密傳》眉批與墨筆圈點綜合澳大局刻本中留存的鈐印、批註、題記以及圈點，不難發現，在二十四史中鄧芬閱覽的重點是《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史》、《舊唐書》、《明史》等八部著述。比較感興趣的是諸書的列傳，如《史記》的《魏公子列傳》、《刺客列傳》、《扁鵲傳》、《遊俠列傳》、《貨殖列傳》；《舊唐書》的《李密傳》、《王世充傳》等。尤其關注的是民生、人品及醫學三方面的內容。鄧芬出身於廣府名門望族，他的祖父鄧嘯篔與父親鄧次直都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修養，在他們的影響下，鄧芬接受了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因此，鄧芬雖然以書畫享譽中外，但對於古籍也有深刻的理解，這正是他用心閱讀澳大局刻本並將其視為珍品的緣故。不難看出，鄧芬閱讀古籍之時能夠學以致用，借文獻以比喻現實和分析時事。按統計，在澳大局刻本中的七處批註和題簽之下，鄧芬寫明了時間。其中，最早的一處為己丑春日，最晚的一處為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均為公曆1949年間。這一年鄧芬五十五周歲，正值書畫創作的鼎盛階段。澳大局刻本中的行書墨跡顯然是鄧芬在讀書過程中率性而書，雖然略微偏草，但是更能夠體現鄧芬的書風特徵。鄧芬的書法瀟灑但不散漫，轉折之間的方筆毫不馬虎；他的布白章法和諧，無論文字多寡，均能因紙定位，行間透氣；且四周留空，因此黑白相映，疏密相稱。這些墨跡中，篇幅長的佈局虛實相生，甚為美觀；篇幅短的行文舒展灑脫，頗覺別致；加之，與鈐印搭配得當，輝映成趣。鄧芬的行文看似無意，卻依託着感懷情意，構成為一幅又一幅絕佳圖案，其藝術價值絕不遜於商賈之間的拍賣畫品。

15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概要三鄧芬與澳大局刻本結緣於廣州，此後便攜帶這部珍貴的典籍來到澳門，不久將它轉致何賢。這在鄧芬於《後漢書》第1冊末頁所書之題簽中交待得很清楚：此部二十四史一書，原為廖桐史後人出賣在羊城。余因盧達文君販書店新收到，乃以低價購來，轉與何賢兄，時值約可五千強也。己丑四月，芬。讀這段題簽可知，澳大局刻本被鄧芬購入之前，曾先後為廖桐史和盧達文所有；又知，後來鄧芬將此書轉與好友何賢，時為己丑年，即1949年也。則這套局刻本二十四史，輾轉經歷過廖桐史、盧達文、鄧芬、何賢四位之手，最終才入藏於澳門大學的伍宜孫圖書館。廖桐史（1876－1942），名昭彝，桐史為字，又字孔訓，廣東順德人。他早年勤敏好學，治經史，擅詩文。清朝末年棄文習武，畢業於廣東武備學堂，然後執教於黃埔陸軍小學，培養出廣東政要中的不少人物。民國時期，廖桐史任廣東省政府顧問、第八路軍總部少將參議等政職和軍職，以及增城、興寧、潮安等縣之長，他在任上清廉自守，肅霸安民，迭著政聲。日寇侵略中國後，廣東被敵軍淪陷，他拒絕日方聘任，從此蟄居寓所，鬱鬱以終，遺下著述《雙清館書牘》行於世。1閱覽《雙清館書牘》可知，廖桐史於1933年遷居廣州雙清館，直至去世。此時他已失去收入，生活非常拮据，難有餘財購置大型叢書；而且，不久他就雙目失明，喪失閱讀能力，亦無購置大型叢書的必要了。由此推知，澳大局刻本應該是廖桐史定居廣州之前的家藏。然而，即使日趨潦倒，生計窮困，廖桐史也捨不得出賣澳大局刻本。直到廖桐史去世七年之後的1949年，該書才被廖家後人出賣給羊城書賈盧達文。盧達文的書店名曰萃古堂，舊址位於廣州西關的十六甫正街12號。這家書店以收購和販賣古籍為主業，店主盧達文尤其酷愛傳統文化與典籍，與顧頡剛等古史巨擘素有往來。盧達文既善於鑑別墳典，又擅長修復古籍，是當時廣州書肆之中修補手藝最高者。澳大局刻本曾因浸水受損而經過修補，如今修補處依舊光潔平整，而且紙張的色澤和柔韌性與原書之葉幾近相仿，歷七十年而依舊保持良好品相（圖9、10）。這絕非尋常的工匠技術，應該是出色的盧達文手藝。盧達文更有值得稱讚的品性，就是識得真正讀書之人。當時居住廣州的鄧芬時常光顧萃古堂，便與盧達文有了因澳大局刻本而締結的書緣。在收購澳大局刻本之後，盧達文並沒有將其據為奇貨而標以高價出售，而是以低價賣給了鄧芬。鄧芬不免竊喜，這可以從他“乃以低價購來”之語看出。當然，鄧芬心中自然明白，盧達文並非不識貨。盧達文愛書，更愛讀書之人；他懂得這部澳大局刻本的學術價值，更願意為它找到真正懂得它的價值的主人。1詳見興寧市地方志辦公室編：《興寧人物志》第1－2輯，1996年，第34頁；許衍董編：《廣東文徵續編》第二冊卷5，廣州：廣東文徵編印委員會，1987年，第75頁。

1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圖9　澳大局刻本中修補的書葉（1）圖10　澳大局刻本中修補的書葉（2）歡欣地購得澳大局刻本之後，鄧芬並未將這套叢書長期據有，而是在來到澳門的當年就將它轉給了好友何賢。鄧芬這樣做，決非不珍視這部古籍，他的用心在於，要向何賢隱晦地轉達他對於當代時局的看法。因為1949年的中國正面臨着天翻地覆的變革，這是每一位愛國人士必須認真思索的主題。我們細讀鄧芬在澳大局刻本中所做的諸多批註和題簽，不難體會到他的思考是積極地關注祖國前途的，是真摯地愛國的。何賢（1908－1983）是廣東番禺人，1938年到香港經商，1941年到澳門定居，並進入大豐銀行任職，此後升任至大豐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的職位。何賢與鄧芬為同時代的好友，兩人赴港和蒞澳的時間大體一致。他們早有過從，而且關係密切，言行默契。與鄧芬一樣，何賢也抱有強烈

17澳門大學圖書館庋置局刻本二十四史概要的愛國情懷。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何賢仿效《史記》所載的義士魯仲連，表現出“急公好義”的言行，曾多次聯合澳門富商為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抗日武裝隊伍捐資捐物，他的愛國言論與義舉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何賢收藏澳大局刻本長達三十餘年，東亞大學建立之後將它捐贈給該校的圖書館。東亞大學為澳門大學前身，於1981年由何賢提議建立。創校之初，該校圖書館內書籍不豐，何賢便委託澳門日報社社長李鵬翥從何家的藏書中選擇出三千餘冊古籍相贈，這其中就有鄧芬贈送給何賢的局刻本二十四史。顯然，何賢的贈書正是為了促使本澳廣大青年學子接受中華傳統文化的涵養。如今聯想當年鄧芬將澳大局刻本轉給何賢之事，不難理解到他們二人的思想共鳴之處。1991年東亞大學更名為澳門大學，局刻本二十四史遂歸於澳門大學圖書館典藏。2014年澳門大學遷往橫琴，此部見證鄧芬與何賢真摯友誼與愛國情懷的珍貴古籍隨之庋置於該校新建的伍宜孫圖書館。要之，澳大局刻本在文獻學和版本學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書中保留的許多鄧芬的鈐印與墨跡使它又疊加了藝術價值。它的複雜的流傳過程亦為中華傳統文化在粵澳間傳播的典型例證。自從1878年澳大局刻本問世，至今已逾142年，其間它經歷過多少顛沛輾轉？實在難以細考了。筆者僅能依據抑在它身上的鈐印和手書略加推演出粗略的線索而已。從澳大局刻本被順德廖家購得，到入藏廣州廖桐史雙清館；從廖氏後人將它賣給萃古堂書店，到被鄧芬購得而運至澳門藕絲孔居；從它被鄧芬轉致何賢，到被捐贈澳門東亞大學，遂而庋置於現今的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在不到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裏，澳大局刻本經由四位賢達之手，歷置七處藏書場所，勾勒出一條中華傳統文獻在粵港澳大灣區傳承的軌跡。[責任編輯　陳超敏]

1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摘要]澳門和香港常被形容為兄弟城市，原因是兩地同樣具連結中外、混合華洋特質。同時，兩地近在咫尺，聯繫緊密，所以社經發展能互補長短，特殊時期與情況下的彼此牽引尤其明顯。至於說明二者關係的最佳例子，非歐亞混血的何東家族莫屬，日軍侵佔香港、澳門尚得和平之時又最能反映家族應變與兩地互動。具體而言，香港淪陷後，何東與侄孫何鴻燊均避居澳門，前者年近八十，以年老為由退隱，過着低調生活，後者剛處雙十年華，志大氣銳，一心闖出新天。雖然兩者考慮不同，似沒重疊，但家族社會資本或人脈關係似乎又糾纏其中，甚至可能成為促使後者在那個特殊環境中突圍而出的重要因素。[關鍵詞]家族關係與資本　港澳聯繫　戰時社會2020年5月28日，被稱為“一代賭王”的港澳巨富何鴻燊去世，消息轟動中外社會，同時引起不少人對港澳社會緊密相連的注視。誠然，今時今日，我們講求區域融合，倡議一小時生活圈或四小時交通連結半徑等等，重點無非在於強化不同地區之間的優勢互補，促進商貿與人民互通，期望能因此給各方帶來更多社經文娛等效益。1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尤其是在香港開埠與越來越多歐洲勢力東來，在中華大地──特別是沿海一帶──爭逐地盤、攫取利益，加上交通改善和商業貿易又日趨活躍之後，區域融合互動的格局乃隨之興起。所以早期的不少宣傳廣告，某些貨品總以“暢銷粵港澳湛”或“縱橫省港澳”為號召，當然亦有企業以在這四個地方均設有分店為實力雄厚的象徵，說明這些地區緊密相連、息息相關。2至於“港澳”兩個城市，更港澳家族與社會──何東與何鴻燊在特殊時期的應變鄭宏泰作者簡介︰鄭宏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全球中國研究計劃聯合召集人、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電話調查研究室總監。*本文在2016年3月26日發表於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舉辦的“嘉模講壇：雙城人物”專題演講的講稿上修訂增補而成。筆者特別感謝文化局的邀請，更要感謝前研究助理張晶小姐，以及現任研究助理李明珠小姐和梁凱琪小姐在資料搜集等方面的支援和幫助。1Y.W.Sung,TheEmergenceofGreaterChina:TheEconomicIntegrationofMainlandChina,TaiwanandHongKong,Basingstoke;NewYork:Macmillan,2005;S.J.Guo,B.G.Guo,GreaterChinainanEraofGlobalization,Lanham:Rowman&Littlefield,2010.2黃振位︰《珠江三角洲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考察》，載鄧樹雄、黃敦靄編︰《邁向廿一世紀粵港關係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浸會學院，1990年，第91－99頁。‧論文｜宗教及歷史‧

19港澳家族與社會──何東與何鴻燊在特殊時期的應變如兄弟般，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獨有的兩個特別行政區，各具特色、互相輝映。1但在港澳發展初期，促進區域融合的主體力量，並非如今天般有政府在居中引領，而是全憑民間力量在尋求發展空間之下所促成的結果。在民間力量中，除少數屬個人打拼外，大多是居於兩地的親人家族或呼親引伴，或枝脈互通，以血緣或地緣為核心，在兩地連結成緊密網絡，從而開展生意、事業和投資，至於他們的業務，不少是在不同家族成員或親屬友好彼此分工合作下展開的，他們分佈各個區域，負責不同業務；有的持續數代，有的則在二戰結束後才逐步展開。其中一些較常被引用的例子，較早期的有蔡應春家族、唐麗泉家族、盧九家族、容達舫家族、周少岐家族、鄭觀應家族、莫仕揚家族、曹善允家族和利希慎家族，現在較多人認識的則有霍英東家族、高可寧家族、傅老榕家族、郭得勝家族及何賢家族等，而其中的何東家族，更相信是云云家族中影響最為深入的。本文以何東與何鴻燊兩人在一個特殊時期的經歷和遭遇為例子，談談港澳之間那種緊密而獨特的關係，尤其側寫澳門的關鍵地位。一、應對1949年變局為甚麼那麼多的世家大族會將香港和澳門視作支持家族發展事業的兩個極為重要平台呢？在回答這個十分有趣的問題之前，筆者想用早前黃紹倫教授與筆者一同分析何東家族在應對1949年中國大陸易幟、國民黨敗退台灣而解放軍隨時可以跨過深圳河或拱北，2收回香港或澳門時的重要歷史背景，作一簡單的說明。然而，在講解這個例子之前，我們必須對何東家族當時的情況有一些扼要瞭解和掌握。簡單來說，屬於歐亞混血群體的何東，乃當時港澳首富，地位顯赫，且在港澳、中國大陸和歐美等地均政商人脈關係無孔不入，而他家族的生意、投資亦散佈這些地方，核心資產則為地產，屬於搬不動的類別，香港的佔比尤其巨大。3其次，何東本人和國民黨不少高層關係深厚，兒子何世禮更是國民黨將軍，且在經過重重考驗後獲蔣介石肯定，地位正如日初昇。4更為現實的問題是，在那個兵敗如山倒，甚至是樹倒猢猻散的環境下，不少國民黨高層例如孔祥熙、宋子文和陳立夫等家族，則早已選擇逃往美國，不跟隨蔣介石撤往台灣。面對這個歷史的巨大轉變與人生的巨大危機，何東明顯必須作出極為慎重的應對，因為稍有差錯，應對失誤，整個家族便可能因此崩潰沒落。而他在深思細慮之後的最重要決定，明顯是堅守港澳。為此，一向精打細算，講求分散投資風險，且不打沒把握仗的何東，顯然又作出了多方準備，以免出現“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現象。從不同資料中，我們找到他在如下各方面的努力：（1）他於香港重光、英國重新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後，多次向殖民地政府表示效忠，暗示自己日治時期堅拒利誘，不為日軍所用，爭取港英政府給他更大信任和支持，讓本身可繼續在香港1余振、余永逸、鄺錦鈞：《雙城記III：港澳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回顧與前瞻》，澳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2009年。2黃紹倫、鄭宏泰︰《勇對洪潮：1946－1956年間的何東家族》，載鄭宏泰、周文港編︰《危機關頭：家族企業的應對之道》，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第195－214頁。3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4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將軍：何世禮》，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2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紮根下去。（2）他於1947年10月以治療耳疾和“整牙”（牙齒手術）為由，乘坐長途機往美國，在美國逗留長達六個月，期間有可能接觸曾任中國戰區蔣介石高級參謀而當時則擔任“中國的最後任務”（調查中國狀況）的何世禮同窗魏德邁，或是其他美國高級官員，似是爭取美國的好感或支持。（3）回港約七個月後的1949年1月，何東宣佈捐出25萬元予澳葡政府，以宣揚中國和葡萄牙文化。澳門當局決定將捐款用來興建一所供華人學生就讀的中葡學校，以及在新澳門公共圖書館興建新翼收藏中文書籍，兩棟建築物均以何東命名。同年3月何東親抵澳門，澳葡政府委派副官到碼頭迎接他。翌日何東在私人秘書兼友人布力架（JoséBraga）的陪同下，造訪澳葡政府總部與總督會面，而澳門總督則在3月11日設大型雞尾酒會以示歡迎。在眾多賓客中，中華民國外交部駐澳門大使也位列其中。在總督致歡迎辭及感謝何東捐款後，何東獲邀發表演說。他在3月17日回港，回程之前，他出席了另一由澳門五大華人社團為他舉辦的大型宴會。一個月後的4月24日，澳門總督伉儷亦到何東在香港住所進行回訪。連串舉動明顯是要強化與澳門的關係。（4）到了1949年5月，他又乘坐長途飛機，飛往歐洲，在不同地方參見了英國和歐洲皇室成員，並和英國前任首相丘吉爾、法國總統以及其他高級官員會面，連串舉動明顯是爭取歐洲國家給他的信任和支持。（5）更為重要的一點，則是由於兒子何世禮最終選擇響應陳誠的呼籲，跟隨國民黨撤往台灣，何東因而很可能利用了本身在香港的關係和地位，協助國民黨特工進入啟德機場，炸毁停留在機場中本來計劃交還新中國的民航機，讓他立功，爭取蔣介石的信任，從而可以迅速讓他擔任駐日本代表團團長一職。1從以上連串應對變局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那個風雲色變的極為關鍵時刻，澳門被何東家族視作各種應對策略中的重要一環，地位吃重，不容小覷。至於背後的原因，當然與澳門當時由葡萄牙統治，擁有一種與香港或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社會制度和商貿活動空間有關。事實上，正因澳門具有本身獨特條件，擁有通往西方葡語系世界的一些不同管道，所以才長期吸引不少世家大族的落戶與投資，或是設立據點，何東家族自然亦因察覺香港與澳門之間互補長短、優勢各異的特點，對澳門自然十分重視。二、澳門與香港的互補長短眾所周知，香港尚未開埠之前，澳門自明中葉起已成為連結華洋的獨一無二的管道，華洋雜處，且與西方世界建立起相對穩定的默契和溝通機制，經歷朝代興替而不衰，成為當時世界形勢中的一株奇葩。自香港開埠後，澳門連結中外的獨一無二地位迅即被其取代，而由於香港無論幅員、海港、貿易連結及宗主國綜合實力等均較澳門強，為了生存與發展的澳門只能另闢蹊徑，提出以比香港更好的營商條件，吸引投資。在眾多爭取生存空間的努力中，澳門尤以銳意發展“豬仔”（苦力）貿易、鴉片貿易及賭博三項，算是成功取代了香港，原因是大英帝國受國際壓力下不能在港繼續有關的生意，這便給尋1黃紹倫、鄭宏泰︰《勇對洪潮：1946－1956年間的何東家族》，載鄭宏泰、周文港編︰《危機關頭：家族企業的應對之道》，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第195－214頁。

21港澳家族與社會──何東與何鴻燊在特殊時期的應變求生存空間的澳門獲得了突破，幾乎成為這三項生意的“專門店”。而何東家族則相信曾因從事這些生意的緣故，與澳門在很早之前便有了接觸和往來。先說“豬仔”貿易。何東生父乃荷蘭人何仕文（C.M.H.Bosman），他於香港開埠不久便遠渡而來，尋找發財機會，表面上從事貿易生意，實際上相信是從事“豬仔”貿易，並相信在這項生意中致富。由於當時的“豬仔”館（貿易商）一般會港澳兩個管道同時運作──即視乎那個管道對自己有利或較方便，例如檢查較寬鬆等，在開拓生意及安排“豬仔”遠赴美國的過程中，何仕文或者也經常要在香港、澳門及華南沿岸來來去去，所以對澳門的情況應該不會感到陌生。雖然何仕文最終因生意失敗──很可能是“豬仔”交易中遭遇不測，令他被逼黯然離開香港，返回歐洲，唯何東家族與澳門的淵緣或接觸，相信從此建立起來。1其次是鴉片貿易。英國人因向中國輸入鴉片，然後因鴉片之故發動戰爭，並在贏得戰爭後攫取香港，所以鴉片自然乃當時社會的合法生意，何東家族──包括何東（以過繼子何世榮為代表）、何福和何甘棠等人，曾先後在香港獲得專利權，參與其中。到香港因國際壓力逐步取消鴉片貿易後，澳門乃乘時而起，在不同層面上容許鴉片貿易，吸引不少原本在香港經營鴉片生意的家族渡海而至。對於澳門的鴉片貿易，何東家族或者曾想染指其中，唯從種種迹象中看，卻又表現得並不太積極，所以一直未能取得專利直接參與其中。除此以外，何東在澳門也有其他的生意與投資。從資料上看，1902年10月10日，香港的《孖剌西報》（TheHongKongDailyPress）刊登了一則來自澳門的消息，指何東在澳門購入大片土地：“一位來自香港的何東先生，據悉已買下澳門StradadaBellaVista地區的大片土地，計劃興建一座由花崗岩築成的大屋，大屋前方位置，更附有私人網球場。”2為甚麼何東會在澳門興建私人大屋呢？閒時渡假或者是其中一個解釋，至於何東在澳門早已有生意往來而需經常往來港澳，看來相信是更為合理的推測。事實上，從其平妻張靜蓉所寫的遊記中可見，在購入地皮前的1900年，張靜蓉曾提及她（可能亦和何東在一起）“時以事居澳”，推斷何東那時應已在澳門有投資了。到何東購入地皮那年，張靜蓉更曾帶同未滿周歲的次子何世儉（長子於1900年夭折）“到澳門就醫，旋得痊癒”，可見當時澳門的醫療技術已相當不錯，連香港的有錢人家亦會前來求診。何東在澳門購入地皮翌年的清明節，張靜蓉“重與儉兒居留澳門，擬事攝養。蓋舊歲體察經驗，覺澳門氣候水土，於儉兒尚為適宜”，3顯示何東在澳門的大宅，初期確實主要用作渡假休養之地。按以上零散的資料推斷，在20世紀之前，儘管何東亦會往返澳門，但應不算太頻密，縱使有生意或投資，亦應並不太大。但自進入20世紀後，則相信有了較為重要的投資，且對澳門的前景有了較好的看法，所以才促使他購入大片土地。由於何東在澳門的投資日多，給當地經濟作出明顯貢獻，甚至可能捐款支持葡萄牙政府，到了1930年，葡萄牙政府給何東頒贈爵士勳章，而何東明顯又知所圖報，加大對澳門的投資與捐獻，所以在兩年後的1932年再獲葡萄牙政府贈送更高級的頭銜──葡萄牙高級爵士勳章。41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2TheHongKongDailyPress,10October1902.3何張靜蓉：《名山遊記》，香港：東蓮覺苑，1934年，第89頁。4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

2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必須指出的是，19世紀末“豬仔”貿易被禁止。進入20世紀後，港英政府逐步計劃取消鴉片貿易，澳門則堅持繼續作為財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唯一方面鴉片市場波動不少，影響收入，加上整體經濟欠佳，令澳葡政府倍感財政壓力，因而想出了“招商開賭、以裕財政”的方法，於是令博彩業在19、20世紀間迅速地在澳門勃興起來。11937年，傅德蔭、高可寧的泰興娛樂公司與澳葡政府簽下專營合約，開展了博彩業專利經營的歷史，令澳門的經濟增添了不少活力。更加不容忽略的是，自抗日戰爭爆發後，難民與資金開始湧入澳門，令經濟有了不少“火氣”。為此，一方面，在30年代末，何東曾答應五女兒何艾齡及其丈夫鄭湘先的要求，將崗頂前地的物業借出，設立肥皂製造工廠──三靈化學工業製造廠（TheSandreneFactory），計劃生產肥皂，2至於所製造的產品，則計劃轉售香港與華南一帶。唯後來據說因港英政府宣佈禁止肥皂入口香港，何艾齡和鄭湘先乃改為回到香港設廠，崗頂前地的優質地皮，才不致於淪為“工廠區”了。另一方面，在30年代末，何東又與友人合股，在澳門籌備高級酒店──澳門國際酒店。經過數年工程和籌備後的1941年3月，國際酒店落成，何東以主要股東的身份，在香港租了一艘輪船，專程運載一眾獲邀嘉賓及親友等前往澳門，出席該酒店的開幕典禮，而澳督戴斯拉（GabrielTeixeira）則主持了揭幕儀式，場面相當熱鬧。3當然，論何東家族在澳門投資無孔不入和巨大，則非1961年博彩專營權易手一事，因為新經營者乃何東侄孫何鴻燊（何東胞弟何福之孫，家族中另一耀目新星）與其合夥人組成的澳門旅遊娛樂公司。何鴻燊不久即成為澳門博彩業的新霸主，書寫了何家在澳門的傳奇篇章。4即是說，若論何東家族參與澳門生意最直接和最龐大的，並非何東嫡系，而是以傍枝何鴻燊一脈的博彩業最為突出，至今仍叱咜澳門，為人所共知。且不要說何鴻燊為何能在何東去世後的20世紀60年代在澳門創基立業，尤其能在當時博彩業界競爭對手林立的情況下，取得澳門博彩專營權的問題，而應在這個問題上追問何鴻燊為何會到澳門發展？與何東又有何種關係？對於這兩個表面看來沒有甚麼關係的問題，很多港澳市民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尤其很可能忽略了何東對於何鴻燊直接或間接助力──即社會學所說的家族社會資本──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讓他可在澳門展開了人生的另一片天。三、香港淪陷與退居澳門要說明何東的社會資本如何給予何鴻燊助力的問題，我們不妨將歷史的鏡頭撥到1940年。因應戰火在世界不同角落不斷蔓延擴大，葡萄牙政府在1940年9月與日本簽訂了《日葡澳門協定》，宣佈了澳門的中立位置，從理論上說可避過澳門免受日軍的威脅。5與此同時，港英政府則因應翌年乃大英帝國佔領香港一百周年的大事決定舉行大規模慶祝活動，那怕那時各種情報已顯示日1V.Zheng,P.S.Wan,GamblingDynamism:TheMacaoMiracle,Berlin:Springer-Verlag,2013.2《澳門時報》(澳門)1939年11月11日；ArquivodeMacau,No.AH/AC/P-17305-A1337,1939.3何文翔：《香港家族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2年，第21頁。4何文翔：《香港家族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2年；Zheng,P.S.Wan,GamblingDynamism:TheMacaoMiracle,Berlin:Springer-Verlag,2013.5黃啟臣：《澳門通史》，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23港澳家族與社會──何東與何鴻燊在特殊時期的應變軍有可能侵略香港。進入1941年，本來計劃大肆張揚的殖民地一百周年慶祝活動，因為日軍加強在深圳邊界屯兵而低調舉行，令不少殖民地官員失望，但接着的日子卻又風平浪靜，儘管傳媒和政府仍常有備戰呼籲與戰爭消息，不少市民習以為常後亦不再當作是一回事了，當然亦有不少人因為崇洋心態，對英國防衛實力滿有信心了。是年的12月2日，剛巧是何東和元配麥秀英“八秩雙壽並六十年花燭重逢”的“大慶齊眉”日子。為此，並不覺得日軍會侵略香港的何東，乃決定不如殖民地政府般取消慶祝活動，繼續隆重其事。1結果，在12月2及3日，何家一連兩天在半山大宅及告羅士打香港大酒店舉行了兩日極為熱鬧的慶祝活動。一如所料，港澳及中國大陸官商顯赫人物到賀者眾。例如在香港大酒店的喜宴上，港督楊慕琦（MarkYoung）夫婦、澳督戴斯拉夫婦、一眾港府高官及社會賢達如周壽臣、胡文虎、李樹芬、陳廉伯、布力架、高可寧、李保葵、鄧肇堅、簡東浦及李冠春等，均有出席，場面極為熱鬧。2然而，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喜宴完結翌日，何東卻急急忙忙離開香港，前往屬中立地的澳門，家人的說法是辦完大型慶祝活動後，他的身心頗感疲憊，所以帶同幾個近身隨從，前往澳門“休息數天、調理身體”。3眾所周知，何東離開四天後的1941年12月8日，日軍由深圳揮兵向香港發動侵略，英軍不堪一擊，在約兩個星期時間內佔據了新界、九龍和香港島大部分地方，港督楊慕琦解甲投降，香港淪陷，進入三年八個月的黑暗歲月。對於何東在喜宴後迅速離港往澳一事，另一說法則是他突然獲日本友人告密，粗略知道日軍將發動戰爭，侵略香港，乃與近身隨從離港赴澳，希望暫避風頭，免遭戰火波及。何東姪孫何鴻燊在接受記者訪問時這樣說：我二伯公何東消息十分靈通，日軍炸香港前四日，他已獲日本朋友通知，叫他坐船去澳門休息，我是航空救護員，不出走便給日本人抓去赤柱集中營，所以便缷下“蛤乸衣”（救護員制服)，坐漁船去澳門。當時，全澳門只有兩個姓何的來自香港，便是我和何東。4何東在千鈞一髮間及時逃過日軍的魔掌，自然不用在日軍的刺刀面前被迫“以身侍敵”，做出一些違背良心的事，算是逃過了人生的一場巨大劫難。而澳門在二戰時期因為葡萄牙的中立政策，所以能夠得享和平，免受日軍鐵蹄蹂躪，乃吸引了大量如何東這樣的人──例如周埈年和曹善允等港澳名人──前來避難，此點又極為鮮明地突顯了前文提及，澳門乃是不少香港家族應對變故重要一環的說法。何鴻燊口中何東“獲日本朋友通知”與“全澳門只有兩個姓何的來自香港”這兩點，尤其值得玩味。其一自然說明何東有很強的日本關係。此點實不出奇，一方面，何東其中一名胞弟何啟1《工商日報》（香港）1941年12月1－4日。2《工商日報》（香港）1941年12月4日；IreneCheng(Hotung),InterculturalReminiscences,HongKong:DavidC.LamInstituteforEast-WestStudies,HongKongBaptistUniversity,1997.3IreneCheng(Hotung),InterculturalReminiscences,HongKong:DavidC.LamInstituteforEast-WestStudies,HongKongBaptistUniversity,1997;“SirRobertHoTung:ConfidentialCorrespondence,”HongKong:PublicRecordsOffice,1946.4何文翔：《香港家族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2年，第14頁。

2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滿，孩提時已給人收養，然後被帶到日本生活，所以何東曾多次到日本探訪親友或談生意（其中一名女兒便是何東與平妻在日本旅行時所生），另一名胞弟（何甘棠）的親家謝家寶，則是日本郵船公司的買辦，反映何東與日本方面的關係不淺。1其二是何鴻燊相信是何東避居澳門時最為親近的親屬。抗爭爆發後，部分何家成員參與抗日（例如何世禮、何綺華），部分被日軍抓進了集中營（女婿吉廷士和女兒何文姿），部分因從四方八面回港為何東慶壽而滯留香港（兒子：何世榮、何世儉、何佐芝；女婿：羅文錦、楊國璋、鄭湘先等），後來則逃往大後方，留在澳門的，現時所知確實只有何鴻燊與何東。2接着的問題是：何東與何鴻燊在澳門時有何互動呢？更引起我們興趣的是，在澳門避居長達四年時間內（自1941年12月4日踏足澳門至1945年12月23日夏慤少將以軍艦將他接返香港止），3何東到底是否真的大隱隱於市，在那個商業貿易、博彩娛樂和情報刺探等均極為活躍的時期，不問世事，沒有甚麼重大舉動呢？若果真的如此，背後又有何考慮呢？四、在繁囂中隱世在嘗試解開這些疑團之前，讓我們就戰時營商狀況，提出一些非傳統的觀察。扼要地說，我們總以為戰爭時期營商不易，百業凋零。誠然，大多數情況下確實如此，但卻會有特殊的例外，重要的是處身其中的經營者，是否精明幹練，懂得靈活變通、敢於拼搏，以及能否得到上天眷顧。舉例說，被譽為新賭王的銀河娛樂集團主席呂志和，在其剛出版的傳記提及，日治期間，他只有13歲，年紀輕輕決定輟學出來創業，初期只賣零食，然後不斷因應社會情況變通，生意日好，讓他財源滾滾。到日軍投降時，他那時手上已賺了近200萬軍票，約50萬港元，其財富在當時而言，“幾乎可以買下成條街”，4可見日治時期反而令呂志和賺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呂志和的例子並非獨一無二。因經營鏞記酒家而名揚香港的甘穗煇，據說亦因他在日治時期懂得靈活變通而取得突出成績，讓他賺了不少錢，其中尤以他在人棄我取之下，於日治時期以極低廉價錢，購入威靈頓街的地皮，成為了鏞記的立足點，並可在重光後迅速崛起。5所謂“富貴險中求”。戰時營商環境雖然惡劣，但懂靈活變通，又敢於冒險者，還是可以找到空間與機遇，從而可以取得突破。1IreneCheng(Hotung),InterculturalReminiscences,HongKong:DavidC.LamInstituteforEast-WestStudies,HongKongBaptistUniversity,1997;JeanGittins,EasternWindows,WesternSkies,HongKong:SouthChinaMorningPost,1969；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將軍：何世禮》，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2JeanGittins,EasternWindows,WesternSkies,HongKong:SouthChinaMorningPost,1969;FlorenceYeo,MyMemories,England:s.n.,1994.3據報導，日治期間，何東“有一次因為要向銀行提款作為家用，曾返港一行”(何文翔：《香港家族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2年。）。至於他的妻子麥秀英，據說曾在1943年年底前往澳門，與何東會面，並在那兒小住了兩、三個月，唯她回到香港不久即因病去世（鄭宏泰、黃紹倫：《三代婦女傳奇：何家女子》，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第316頁。)。4畢亞軍：《呂志和傳》，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第53－56頁。5鄭宏泰、高皓：《家族企業的發展與傳承》，上海：東方出版社，待出版。

25港澳家族與社會──何東與何鴻燊在特殊時期的應變相對於日軍統治下的香港，作為中立地尚得享和平的澳門，由於吸納了四方八面的移民和資金，乃如戰前的香港一般，出現一片畸形的繁榮。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於當時澳門周邊的地區均已落入日軍之手，或是遭到封鎖，所以澳門便如香港未開埠前的局面一樣，乃地區上的唯一活口，成為各種物資、金錢和情報等等的收集及轉發中心。在這樣的環境下，不但商業顯得前所未見的活躍，賺錢機會不少，富有人家尤其可以紙醉金迷。何東侄孫何鴻燊便這樣介紹當時的澳門：日本尊重澳門的中立地位，他們不會以任何方式干涉澳門的管治，只負責澳門糧食供應。在那段時間，只要你有錢，你就可以享受最上等的英美香煙，一直到戰爭結束。如果你有錢，即使在戰爭期間，你也可以繼續乘坐汽車或摩托車：澳門仍有汽油供應。你亦可以享受珍饈百味：只要你有錢。我幾乎每晚都大排筵席，席上會有燕窩、有燒肉。1作為港澳首富，有份投資的澳門國際酒店又剛落成，在1941年底退居澳門的何東，那時若想繼續享受生活和賺大錢，實在易如反掌，不會有很多競爭對手。然而，他似乎又對奢華生活和繼續賺錢表現得沒有多大興趣，寧可韜光養晦；反而處於雙十年華，大學未及完成已隻身來澳尋找機會的何鴻燊，此時卻表現得志大氣銳、極為進取，帶有何東青年時開疆闢土的影子。在深入討論何鴻燊與何東在澳門的互動之前，我們顯然要粗略交代何鴻燊的背景。何鴻燊，1921年於香港出生（與1862年出生的何東年齡相差約六十載），祖父何福，父親何世光。本來，身為渣甸洋行買辦的何世光，與其他同樣擔任渣甸洋行買辦的兄弟何世耀和何世亮等叱咜香港商界，地位顯赫。可惜，其中的何世亮，在30年代初，據說因為貪念，中了渣甸洋行大班的“股票圈套”，因為他偷看了渣甸洋行大班的私人信件，以為該公司的股票將會大漲，於是聯同擔任匯豐銀行買辦的何世榮（何福長子，但過繼給何東），私下吸納大量渣甸洋行大班手上的股票，但最後發現原來是個陷阱，所以輸了身家。為此，何世耀抑鬱而死，何世亮自殺，何世光則被逼“走路”（逃跑），遠走越南避債，只有何世榮因為何東的協助解困，算是得以全身而退。2何世光“走路”後，過去依靠他供養的一家人，生活乃變得拮据，何鴻燊據說曾因此遭遇不少白眼，令他立志要自強不息、有所作為、不給人看扁，從而恢復父親（或自己）一房昔日的光輝。正因如此，香港淪陷後隻身到澳門尋找機會的何鴻燊，其實身無長物，但那股奮鬥之心，則顯然十分強烈。至於在那個時刻令何鴻燊得以突圍而出的，則是取得了日軍上校的信任，日後讓他可與日本人合作，一起做近乎獨市的生意，賺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3到底當時只屬黃毛小子，個子高大強壯，又未取得甚麼成績的何鴻燊，如何獲得日軍上校信任的呢？他本人這樣憶述：在戰爭時期，我成為澳門最位高權重的日本人的老師。當時澳門設有一日本特別支部，這個部門比日本總領事館更為重要。有一天，該支部的部長Sawa陸軍上校會見總督，表示想學英語，但他需要一個可靠並且絕不會謀害他的人。總督再三思量1JillMcGivering,MacaoRemembers,Oxfor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SirRobertHoTung:ConfidentialCorrespondence,”HongKong:PublicRecordsOffice,1946,p.108.2鄭宏泰︰《買辦與信任──徐潤、鄭觀應和何東的例子》，載莫華釗、梁元生、胡波、侯杰編︰《買辦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14年，第141－159頁。3何文翔：《香港家族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2年。

2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後說：“你認為何東爵士的侄孫如何？你和何東爵士相交甚深，你能夠信任他的家人嗎？”Sawa陸軍上校馬上接受了總督的提議。1這裏帶出的訊息是：（一）何東和日軍駐澳門上校Sawa有私交；（二）Sawa要找可以信賴的人教授英文；（三）何鴻燊成為那份工作的人選，得以走近Sawa身邊。當然，何鴻燊並沒直接承認自己是因獲得伯公的推薦，才能登堂入室，取得Sawa信任。唯明眼人均會知道，在那個特工處處、暗殺成風的年代，若然沒有身在澳門的何東首肯，甚至給予某些保證，年青力壯的何鴻燊要出任Sawa的英文老師，肯定並不容易。2必須指出的是，當時在澳門生活，而英文造詣又極好的，其實還有曾任何東私人秘書的韋達。韋達，1901年生於香港，乃韋玉（又名韋寶珊）之侄，自少聰敏，皇仁書院高材生，在香港大學取得文學學士和碩士頭銜，曾翻譯《易經》和《成唯識論》等書。避居澳門期間，有學者氣質的韋達以教授英文為生。加上韋達當時已年過四十，性格穩重而不易受人煽動，所以對Sawa的威脅又會較少。由是觀之，若然要教授Sawa英文，韋達實乃不二之選，反而何鴻燊大學尚未畢業，又只是一名理科生，嚴格而言實在未符合教授英文的資格。無論真正考慮點何在，何鴻燊獲選為Sawa英文教師乃成不爭事實，而何鴻燊與Sawa的關係，亦一如所料地並沒止於英語的傳授，因為一心想在紛陳時局中乘時而起的何鴻燊，明顯並不滿足於教書的工作與收入。進一步的資料顯示，利用教授英文之便利，何鴻燊不但取得了Sawa的信任，還逐步與之建立了緊密關係，而這種關係則成為後來其搞生意、發展事業的重要基礎。何鴻燊表示，在澳門期間，他不久即獲邀加入了戰時澳門最大的公司：聯昌公司。這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由經濟主管羅保博士持有，三分之一歸澳門最富有家族所有，最後三分之一由日本軍隊擁有。我得以成為這家公司的秘書，是因為我擁有化學知識，同時也因為我是何東爵士的侄孫。他們知道我值得信任。3這次，何鴻燊說得十分清楚了，何東侄孫的身份，乃各方股東信任的重要一環，所以才能令他雀屏當選，獲各方老闆看中，成為聯昌公司的秘書，從而可以掌握整家公司營運的大權，可見何東對於何鴻燊初出茅蘆時的助力，顯然不是金錢上的，而是讓他可以向社會上層攀爬，結識政商人物，爭取其信任的社會人脈和網絡資本，而這些看不見的東西，實在又比黃金還要重要，其所發揮的力量，自然不容低估。回到何東與何鴻燊在澳門期間有何互動，而何東為何寧可大隱於市的問題上，較合理的推測應是他決定與日軍保持距離之故。儘管他有不少日本朋友，與一些日軍將領有私交，但在分析利害得失後，選擇離港到澳，已說明他與日軍保持距離的心態，不願成為日軍利用的棋子。何東這樣做，當然有他深謀遠慮之處。一方面，何東與國民黨抗日領袖如蔣介石、張學良、宋子文及孫科等關係密切；就算是與倫敦或港英政府的高層，同樣交往極深，若他為日軍所用，則必然失去了中英兩國所有老朋友，更不用說在中英兩國的土地物業投資，這樣實在極不划算。1JillMcGivering,MacaoRemembers,Oxfor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SirRobertHoTung:ConfidentialCorrespondence,”HongKong:PublicRecordsOffice,1946,p.108.2冷夏：《何鴻燊傳》，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年。3JillMcGivering,MacaoRemembers,Oxfor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SirRobertHoTung:ConfidentialCorrespondence,”HongKong:PublicRecordsOffice,1946,p.107.

27港澳家族與社會──何東與何鴻燊在特殊時期的應變另一方面，何東的兒子何世禮當時乃國民黨將軍，若他為日軍所用，則必然影響兒子仕途，甚至影響其安全，這實在又是另一不可不防的大忌。明白到自己身份的敏感，隱居澳門期間的何東，看來因應本身的情況，以健康欠佳為由，多次拒絕了日軍脅之以武、誘之以利，以免為其所用，寧可大隱於市，不問世事。正因如此，到二戰結束，日軍投降後，當何東回到香港後，港英政府在偵查通敵者的事情上，都沒有找到何東與日軍有任何往來。此點尤其可從何東致殖民地政府的私人信函上找到一些有力說明。他這樣寫：我在香港、九龍及新界的物業均受到日軍的劫掠或破壞，並經歷了一段令人極為沮喪的時期，我的健康也十分差。日軍曾經用盡各種方法──既有引誘亦有威脅，要求我與他們充份合作，但我可以十分詚誠和滿意地說，我仍是一個十分忠誠的英國屬土子民。1在不同時代的不同環境下，“健康問題”總會給人拿來大做文章，或是作為一種“擋箭牌”。失去民心的領導人可以因為“健康理由”下台，被囚禁的政治異見人士可以因為“健康理由”保外就醫，不服上層領導的下屬可以用“健康理由”提早退休。在那個烽煙四起的年代，何東恰到好處地運用這個理由，自然令自己幸免於難，而保持了清白之身。五、江山代有人才出在隱居澳門的四年間，何東雖然多次拒絕與日軍合作，但這樣的“不給情面”，實在並非沒有風險，如果處理不慎，很可能會招來日軍怨恨，嚴重者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睿智聰明的何東，內心應該很清楚。從某種意義上說，何鴻燊出現於澳門，並向他尋求協助，可說給何東有了借力打力的條件，或者說起碼可讓何東有了一個旋轉門或擋箭牌，用今天互聯網上的術語則是“防火牆”，既可迴避或推卸日軍的某些要求與苛索，又可助侄孫一臂之力，可謂“一為神功，二為弟子”，真正的一舉兩得。眾所周知，“孤島”中的澳門，雖然得享和平，但日軍的影響力實在無處不在，亦無法排除，特工及情報人員更是隨處可見，基本上形成了澳葡政府、日軍和本地華人之間三方面利益相互糾纏、明爭暗鬥的格局，前文提及的聯昌公司由三方面股東所組成，正是各種勢力利益糾纏一起的明顯反映。為了維持利益的相互制衡，尋求“同路人”的加入，以免其站到敵對勢力一方，自然顯得很有必要。在那種極為微妙的環境下，若然名聲顯赫，政商影響力仍強的何東，絲毫沒有參與那時的商貿與社會活動，顯然難以讓關鍵力量有“同路人”的感受，因而可能會引起猜忌，令其不安。沿着這個角度思考，推薦志大氣銳的何鴻燊參與其中，便可讓何東成為相關勢力人士眼中“同路人”的感受，產生了“利益均沾”的效果。但是，從某個角度說，侄孫一脈，實在又非何東本身嫡系。早前的“股票圈套”中何東亦置身事外，則是最好說明。因而也可以讓何東理直氣壯地對外聲稱，侄孫一房自有他們的世界，與自己無關，從而劃清界線。所謂“打鐵還靠自身硬”，何鴻燊亦確實是家族中難得的將材，他在父親“走路”之後，表現得很有志氣，不向親屬賒借度日，寧可自食其力，這種舉止相信得到何東的欣賞，覺得這個侄1“SirRobertHoTung:ConfidentialCorrespondence,”HongKong:PublicRecordsOffice,1946.

2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孫與別不同。至於何鴻燊在那個風雲色變的時刻，表現出初生之犢不怕虎，又有立志在大時代發大財的魄力與鬥志，這些特點看來應該同樣得到何東的肯定，所以何東在權衡輕重之後，自然願意給這個侄孫來個“順水人情”，推其上位，既推薦他為日軍中校教授英語，又支持他在聯昌公司中擔任要職，因而讓何鴻燊可迅速地與當時澳門的上層社會建立起緊密關係。即是說，何東願意給予何鴻燊的助力，相信既有本身利益的考慮，亦有當時環境的考慮，實在機會難得，可見兩人的互動，應該十分微妙。儘管如此，何東給予何鴻燊的助力，其實亦應只限於言詞舉止上的推薦和背書而已，未必有實質金錢的支援。但這樣的助力，已令何鴻燊十分受用了，因為這已足夠使他突破常人難以逾越的阻礙，踏出了人生中極重要的一步，抓到重大機會了。誠如阿基米德所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可挑動整個地球。”對於有才幹、有能力的人而言，那怕只是一言一語的鼓勵，或是一個提醒與一把扶持，即能令其受用無窮、乘時而起，書寫人生傳奇了。1進一步的資料顯示，擔任聯昌公司秘書後的何鴻燊，在不同方面均憑着本身過人膽色、卓越才幹與領導能力，尤其在那個四周炮火隆隆、政局波譎雲詭的時刻，作出各種精準超卓的決定，就算碰到困難險阻，亦能揮灑自如地運用機智和能力解決，化險為夷，並在這個過程中為投資帶來更大回報，令生意不斷取得佳績，為股東帶來極豐厚回報。至於他本人不但從這份工作中獲得了第一桶金，更豎立起個人精明幹練、靈活敏銳的形象，奠下江湖地位，其突出表現不但令背後的老闆讚許，同輩佩服，就連何東相信亦對他刮目相看。更準確地說，在1941至1945年的四年間，同樣避居於澳門，由於已經年過八十、兒孫成群，身家財富豐厚的何東，實在有了很多顧慮，所以事事不敢過於冒險、進取，因為對他來說，堅守才是最重要，進攻反而大可不必，而這樣的應對策略，自然讓人覺得是不復當年勇了。相對而言，剛進入雙十年華的何鴻燊，在父親避債越南後家道中落，所以可說身無長物、孤家寡人，既“無咩嘢”（沒甚麼）可輸，亦了無牽掛，有的則是雄心壯志，一身是膽，以及要出人頭地的不屈不撓的決心，所以在機會面前乃表現得積極進取，鍥而不捨。由是之故，我們不難想像，在那個風起雲湧、浪濤激盪的年代，彈丸之地的澳門，一個顯赫家族的一老一幼，在同一個時空下，有了微妙的互動，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發展軌迹或選擇，而其結果則是書寫了不同的人生篇章。簡單來說，一個機關算盡，寧可持盈保泰，力保不失，因為不失已是最大勝利；一個躍躍一試，緊抓每一機會，見縫插針，因為身無長物意味着沒有東西會輸掉。2正是在這樣奇妙的互動過程或環境中，我們會粗略地看到，何東的澳門故事，顯然如日落西山；而何鴻燊的澳門故事，則如旭日初昇。至於兩者的起落興替，其實又反映了家族代代相傳，共寫傳奇的自然歷程。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抗日勝利，香港重光，澳門獨一無二的中立地位迅速失去了作用。在英國尚未搶先宣佈重新殖民統治香港前，港澳歐亞混血群體中流傳一個說法，指中國政府接管香港後，已成為國民黨少將的何東兒子何世禮，可能會成為香港的新總督。3然而，這一傳聞隨着英國海軍少將夏慤正式宣佈接管香港而破碎，這對蟄伏澳門多年的何東而言，相信最為失望。1冷夏：《何鴻燊傳》，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2冷夏：《何鴻燊傳》，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3C.J.Symons,LookingattheStars:MemoirsofCatherineJoyceSymons,HongKong:PegasusBooks,1996.

29港澳家族與社會──何東與何鴻燊在特殊時期的應變香港重光之初，何東與何鴻燊一樣仍留在澳門，似乎要觀察香港社會的穩定情況，沒有立即返港，何東更遲至1945年12月才決定離澳，而他返港的安排，似乎有某種特殊的涵意，因為他是在該年12月23日，當夏慤將軍的軍艦“路經澳門”時，獲邀上船，然後浩浩蕩蕩一併回港。1何東返港四天後，在廣州陪同孫立仁將軍完成當地接管儀式的兒子何世禮，在美軍戰機的護送下飛抵香港，與駐港的夏慤及費斯廷（F.W.Festing）等軍方領袖見面，2而何東亦在那時才可與兒子見面──即父子相隔已達四年了，大家的心情複雜，相信不難想像。之後，何東乃全力投入香港的物業財產收復之中，對澳門發展則放鬆了；何鴻燊然亦在確實香港社會穩定之後，一度返港處理事務，但隨後又將心力投放到澳門的事務上，因過去數年間在澳門積累和打拼下來的基礎，讓他在新形勢下有了截然不同的競爭優勢。對年老的何東而言，澳門畢竟只是防守的一環而已，香港才是施展抱負的舞台；但對於何鴻燊而言，香港似乎顯得人多口雜，競爭對手亦太多，加上父親又曾在那裏遭遇滑鐵盧，可謂諸多不順，反而澳門雖小，卻來得簡單，易於駕御，做起事來可得心應手，至於過去數年在當地打下的基礎，建立的人脈關係等，那時又能更好地發揮效果。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戰後的何東，仍舊將發展焦點集中於香港，但何鴻燊則情歸澳門，視之為一展所長的人生重要舞台，這種另闢蹊徑的發展，既書寫了何鴻燊一房日後在澳門人盡皆知的另一突出篇章，亦突顯了傳統中國家族所強調開枝散葉，鼓勵子孫後代在不同領域上各展所長的特質，同時亦反映了香港和澳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在促進不同家族踏上不同發展軌迹的重要特色。六、結語概括而言，港澳無疑是近代中國極富傳奇的城市。原因既有本身缺乏天然資源，但卻發展成現代化世界都會的一面，亦有兩個城市同樣混雜華洋、中西薈萃，並可從充當中外商貿與人貨流通中搭建起交流互動橋樑的另一面，而這樣的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無數機會與空間，讓置身其中的大小家族可盡情發掘與發揮，從而書寫傳奇。至於不少像何東家族般的港澳家族，得以乘時而起，雖有本身的才幹和膽色，但同時更不能排除“時勢造英雄”的重要條件與背景了。走過了極富傳奇的曲折歷史路途後，港澳兩地在20世紀末先後結束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抱，成為中國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享有“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所以仍能充當着連結中外、溝通華洋的橋樑地位，這在全球化年代，尤其當中華民族走上了復興之路，並日漸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見吃重的角色後，更具空間和機遇，顯示港澳兩地的大小家族，只要仍採取積極進取的態度，認清發展大局與時勢，必然仍能發光發熱。[責任編輯　陳超敏]1“SirRobertHoTung:ConfidentialCorrespondence,”HongKong:PublicRecordsOffice,1946;SouthChinaMorningPost,24December1945.2SouthChinaMorningPost,28December1945.

3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摘要]在19世紀中英商貿及文化領域的交流、糾紛和交涉中，從馬戛爾尼訪華到洪任輝天津告狀，英國一直努力昭示着自己的主見、號召與呈請，力圖改善或突破清代的商貿管理體制和文化隔閡。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大班馬治平聯袂馬禮遜完成的中英文《大英國人事略說》長文和精簡版的《告白》，以中文活字印刷品和在中國國內散發的方式，在中國朝野引起一定反響，甚至得到道光皇帝的御覽，初具了英國對中國政治宣言的色彩，並在其後的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中最終完成目的，是為研究中英關係及澳門印刷史的重要歷史文獻。[關鍵詞]傳單　澳門　中文活字印刷　廣州十三行　英國東印度公司2017年5月，筆者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查閱了關於廣州商館的中文史料，即編號FO/1048的檔案，總數約有一千二百餘件，除一件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文獻外，其他文獻涵括時段均介於嘉慶七年（1802）至道光十五年（1835）期間，凡此時段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廣東及澳門各級官府、粵海關、外洋行商人往來的諭令、稟文、信函、章程、名單、契約、債條等文件的正本、草稿、抄本、副本林林總總，文獻價值極高。翻閱這批中文檔案過程中，有兩份中文活字印刷品非常醒目，和其他絕大部分手寫體文獻相比，顯得格格不入，好像是兩個時代的東西混到一起。但是細細考究以後，發現兩份中文活字印刷品與19世紀中英關係相關的政治、經貿、信息傳遞、活字印刷技術變遷、東印度公司與澳門、馬禮遜關係等研究領域均有重要關聯，幾點粗淺體會請學界指正。一、內容之特：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對華傳單第一份印刷品是《大英國人事略說》（圖1），中文譯本共有10頁，可以稱得上一份小冊子清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印行的二份中文傳單*冷　東　邢思琳作者簡介︰冷東，廣州大學教授、博士。廣州　510006；邢思琳，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本文係2019年北京用友公益基金會“商的長城”重點項目《英國怡和洋行中文商業檔案整理研究》（項目編號2019-Z02）的階段性成果。‧論文｜宗教及歷史‧

31清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印行的二份中文傳單了。內容分為十四段，共計一千八百餘字，馬治平撰寫，馬禮遜翻譯，全文如下，1標點為筆者所加：英吉利國人品國事說英國人原居之地距中華有七萬里之遠，即是其船往南轉亞非里加州之大地方，遂來東北到粵必行這樣遠路。既英國人坐船快捷安然渡行汎此重大海洋，其敢為本事可見也。有時伊遇着狂風大作，但賴船主夥長等之善策梢人之膽行，未幾何致破船之患。又且在洋面海賊國敵等，都不敢向攻也。英國船所帶進口的係遠國之土產之製造各物，所帶出口者係華夏之茶葉等貨。如是華英兩國商人發財裕國，且貧民有工夫做得飯食為良人度日，享此福矣。英國與中華交易由來二百年之久，且今年陸續到粵進口插帶英國旗之船有六十八十隻之多，由此貿易豈非數十萬人得有工夫做麼？英國國朝之志意屢被人在東土妄稱，及即有假言以英國總是多貪廣開新地，但謊言莫大於此。蓋英國之地方現在太多，寧可減少，不可增多也。除英國母地外，其在歐羅巴亦有貴地方，在北亞米利加其亦有好大地方，又在西忻度其有海島盛多，在亞非里加極南角好望之甲為英國之屬地，又於太平南洋有屬英國許多發達下落之地方，終者在亞西亞州多有海島且忻度斯垣古國各地方皆入英國版圖矣。其最近中國屬英國之下落地方為裨能埠、馬地班埠、馬拉加埠與先嘉波埠。夫英國朝廷既經有了這多大地方，何得復渴開新地乎？其所尚者，特為養護英民享平安納福樂而已。但懷此意時，仍最忌恨被人之欺負，且必想報壓治背義之仇也。大清國　大皇帝懷柔遠人之至意，但近年屢次因吏憲不體行　上旨，所以　皇恩不及遠客。且駐粵外國商人之貿易，因吏員之勒索，多被阻難。又且民商因被誣告以與英國人勾結為漢奸，則致罰銀或拷打或冤獄斃命皆有之，但英國人特願照例買賣公道貿易納餉而已，何奸情之有哉？又且正餉外，洋商多被勒索銀兩，且有下吏暗中要賄賂陋規如是，內商與遠商均被壓害。蓋　皇上耳朵離粵省遙遠，致事之應聲亦不得聽聞，因所陳敝端多在黑陰匿隅而作矣，不然何得　上宏志大者依允下吏妄為乎？又一層，或時揭貼街上有臭諭詈罵遠客，謊言暗指以逆性之惡行，致惹賤民欺凌遠客。且緣此起有滋生鬭毆傷殺等敝，及終停止貿易阻害公幹，但此患豈非衙門辦理不善所致乎？英國水手雖外形似粗，內懷尚存仁溫之心，但伊耐不得受人凌辱，所以民人非禮言行時致滋事，釀出命案。抵粵之英國各船上有嚴束水手人等之例，倘強害何人，不論民人與否必要治其罪，但既有衙吏放縱賤民任意欺凌遠客，則船上嚴束水手未致盡免鬧事也。1英國國家檔案館FO1048/32/8.PrintedleafletpraisingBritishseamenandmerchantsandChristianity,andaccusingChineseofficialsoffrustratingtheemperor’sbenevolentintentionstowardsforeigners.EndorsedinEnglishashavingbeenlandedatNingpobytheLordAmherst.(Dated:May).

3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照英國法律不分內外人色，其加害于外國人或于英民者，治其罪同為一例，皆准上衙自白其理，亦准給律師為助遠客之意。夫各國風俗大同小異，但雖其內有相異者，曉事達理之人，可能彼此相恕，則清英兩國人何不友心和睦交易乎？英國　帝君常令其眾民，以不論往向通天下何處，務要力試與各國人守友睦之往來，惟總不可忘記英國之美名之貴體等意。或遇清國人到英國各地方，皆准之安住似英民一般，故無人敢欺之害之，而未蒙官吏伸其冤也。既然情由如此，何苦要惹彼此相敵乎？何不彼此力勸，自勉相爭前進，看誰可出上頭，為仁慈恩愛之行作矣，即如向來屢次遇清國難水手，在大洋中荒洲破船處，蒙英國水手爭先向救，遂帶回中華送到父母妻子等，倘非如此，該人無奈在彼海島餓死。此等仁情是英國水手以為可榮過於上陳殺賊之功矣，尚且世上有奸人妄指英國水手可為欺凌藐視，豈不可惡哉？清國人民為高明勤工興旺者，但普天下非獨清人為如此。素有無智之人愚然教以所有之美好人物盡在中國，其餘他國為賤陋無值，何也？但人有如是之教訓，則何等徒虛小兒之見哉。倘該人經往至天下別國，則可見天心無私，乃恩慈公同賜于地球各方盛多美物。即英國一處，人民太平安居，親體財物皆為法律所護，無人敢侵害。又英人所奉救世主耶穌之教，特諭訓以于地　神賜太平，且恩意向眾生矣。英人經大進格物技藝，文墨詩書之學可令人雅緻，禮義聖善之德行也。英人於用兵時被人之畏，於息兵時被人之貴。所有各國內清國該修好者，英國為第一也。其年來之貿易為重大，其邊界近乎昆連，即雲南省發的一條河流英國一所地方而入大海。清國商人多為公平勤功辦事，且或時向遠商有仁義大量之厚行。英國商人所以為貴者，係公道豐厚交易，即如英國公班衙派人駐粵貿易者由來已久，有名聲矣。其主事人等所應許為妥當，若經照數收銀兩全完，則向來做生理伊所應承，從未一次反口。茲請大清國人民深想上陳之各條，不要轻視這種才具品行之人，且奉官職者宜敬禮。大皇帝厚待禮接遠人之至意，則果然將來在中華之英人與內地人民固為彼此友見和睦，各安本業享福矣。華英兩國之友特願我人類眾生皆可享真福者。用軟且怱手此筆。

33清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印行的二份中文傳單圖1　《大英國人事略說》圖片出處︰英國國家檔案館FO1048/32/8。

3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通觀這份小冊子的內容，主要有幾層意思：一是闡明作為海洋國家的英國在航海方面取得的成績，無論是狂風駭浪還是海盜敵國都不能阻擋，可以通行海洋而無所畏懼；二是闡明與中國貿易的內容和通商之利，每年來華商船的規模可以為兩國提供數十萬就業機會；三是駁斥英國意欲侵佔中國土地的傳言，宣示大英帝國屬地之廣，以展現其國家地位，表明英人來華志在經商，並無擴張領土野心，以說明其在華立場；最後列舉英國商人在廣州所受官民欺凌，及中英糾紛皆緣當地官府惡意所致，以顯示其另覓口岸之正當性，明陳英國法律不分本國、外國人，一視同仁；提醒天下以英國為中國最應親善之對象，宜彼此平等友好。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已經隱約露出具有威脅殺氣的口吻，宣稱“最忌恨被人之欺負，且必想報壓治背義之仇也”。第二份印刷品標題是《告白》（圖2），也是馬治平撰寫，馬禮遜翻譯，但是時間要略早於《大英國人事略說》，全文如下︰1英吉利國貴公班衙特派駐粵統理本國貿易主事馬治平等告知以英等經稟書撫院督憲三位大人，但洋行商不肯代遞，且廣協親手接該稟時亦監督不肯轉遞英等來中華特為貿易之意，願與中國人為相友，但在省城英國公館被人攻擊，且物件被打壞；於我安靜住澳門時，又在我公館內有拿鎖人，因說於英國人串結，又有設我總不能服的強約交易之新章程等事。緣此英等經諭知我本國屬國眾商，以倘未見伸冤，則我英國與中華國所有之交易必早日皆然停止。我英吉利人對中華人除相友之心外並無別意，但虐政我斷不肯服之。十一年四月十八日1英國國家檔案館FO1048/31/42.PrintedpublicannouncementbySelectCommittee.Thehongmerchantshavedeclinedtopresentourpetitions,theFactorieshavebeenattackedandpropertydestroyed,andintolerablenewruleshavebeenintroduced.Unlessgrievancesareredressedtradewillsoonbesuspended.AwishtoliveinpeacewithChinesedoesnotimplyreadinesstosubmittomisgovernment.(Dated:4m18d).

35清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印行的二份中文傳單圖2　《告白》圖片出處︰英國國家檔案館FO1048/31/42。這份告白的內容可以看作《大英國人事略說》的壓縮版，只是把內容集中在抗議不合理的貿易制度和信息溝通制度、在廣州和澳門的商館受到騷擾等。但是語氣強硬了很多，結尾甚至以中斷貿易，反抗虐政威脅之，而這種威脅以往則為廣東官方的撒手鐧。威脅停止與英國貿易即“封倉”的做法，是因為風帆時代的英國商船必須依照季風的變化航行，7、8月份西南季風把船隻帶到中國開始交易，次年1、2月乘西北季風返航，否則將耽擱至第二年，蒙受重大損失。當分歧出現時，清朝政府官員只需簡單地坐在後面等待，時間和金錢的壓力自然而然便能制定出解決方案，因為他們很清楚，為了避免拖延到下一個交易季節，外國商人最後總會妥協。1這充分反映了隨着形勢及雙方力量的變化導致的英國立場態度的轉變。這兩份文獻是19世紀初中英關係的重要歷史文獻，甚至有學者認為《大英國人事略說》是英國對中國最早的政治宣言。2《大英國人事略說》目前已有台灣地區之學者李秀琴發表的名為《意識形態與翻譯：以馬禮遜〈大英國人事略說〉中譯本為例》的長文，3內容非常豐富。然而，該論文主體是從翻譯學的角度進行探討，分別從政治、經濟與文化三種角度，剖析在當時1[美]范岱克（PaulA.VanDyke）：《18世紀廣州的新航線與中國政府海上貿易的失控》，劉新成主編︰《全球史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98頁。2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第一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第618頁。3李秀琴：《意識形態與翻譯：以馬禮遜〈大英國人事略說〉中譯本為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台北）2012年總第22卷第2期（中國翻譯史專輯‧下），第73－92頁。

3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的時空背景下，譯入語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以及包括作者、譯者、贊助者的各方意識形態，乃至文化萬象（universeofdiscourse）對翻譯行文的影響。而《大英國人事略說》反映的中英關係、文化交流與衝突、信息傳遞方式、活字印刷技術、東印度公司與馬禮遜關係等諸領域皆有繼續深入探討的餘地。至於馬治平和馬禮遜聯手完成的《告白》，則尚無人利用和研究。二、作者之特：“二馬”的聯袂之作兩份中文印刷文獻作者的特殊之處，就是由當時著名的兩個人物馬治平和馬禮遜聯袂完成的。《大英國人事略說》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大班馬治平（CharlesMarjoribanks，1794－1833）於1831年以英文撰寫（英文原名為“BriefAccountoftheEnglishCharacter”），是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即將退出歷史舞台的背景下撰寫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利權自18世紀中葉開始，在印度和中國的貿易取得一定進展。但至19世紀初期，來自英國散商即自由商人的反對聲浪日益高漲，認為中國這樣一個廣大市場不能長期為東印度公司獨佔。另一方面，在廣州口岸，英國人與中國官府民眾衝突摩擦日多，清廷因此對外管理越趨嚴厲。馬治平在內外交迫下態度轉趨強硬，打算停止對華貿易，在廣州之外另闢貿易口岸，並請求英國駐印度總督班廷克（W.C.Bentinck，1774－1839）派遣艦隊來華以武力示威。馬治平此舉引起東印度倫敦總公司極度不滿，認為已嚴重危及公司利益，英國國會於1830年選派委員審查，繼而於1832年通過廢止東印度公司對華專利權。1馬治平於1832年1月離華，總計擔任英國廣州商館大班一年有餘。正是懷着離職前的憤懣心情，他在1831年撰寫了這本闡釋英國人性格與英國政策的小冊子，力圖改變長期遭中國扭曲的英國形象，並痛陳中英通商過程中英國商人所受到的種種不合理的待遇，以舒心中之懣。《大英國人事略說》英文原稿藏於1831年10月30日的東印度公司檔案（EIC/R/10/9）中，該篇英文文稿後又以匿名的方式刊於1832年7月18日出版的《廣東記錄報》（TheCantonRegister）上。2《大英國人事略說》英文稿件只能在外國人中閱讀，影響面很小。為了能在中國社會更廣泛宣傳，《大英國人事略說》英文原稿由著名的來華傳教新教牧師馬禮遜（RobertMorrison，1782－1834）翻譯成中文。馬禮遜在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生活了二十七年之久，廣泛參加了宗教、文化及社會的各項活動，對中國社會有了深刻瞭解，特別是他能書寫中文，能使用中國官話或廣州方言交流，讓人大為驚奇。與因強硬“狡黠”而被清朝官員列入黑名單而警惕防範的中國通小斯當東（GeorgeThomasStaunton）相比，馬禮遜的溫和禮貌博得了中方上下官員的好感，3使歷次中英爭端裏，都在有利於英國的結果中解決，展示了馬禮遜外交方面的出眾才能。直至1834年去世，馬禮遜參與了歷次中英衝突的談判與交涉，充當解決事端的重要角色，並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支付年薪2,000英鎊。對於英國商館來講，馬禮遜已經成為翻譯《大英國人事略說》的最佳人選。1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第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第1－4頁。2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第113－130頁。3RobertMorrison,ElizabethA.RobertMorrison,MemoirsoftheLifeandLaboursofRobertMorrison,D.D.,Vol.1,London:Longman,Brown,Green,andLongmans,1839,p.420.

37清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印行的二份中文傳單馬禮遜也較為出色地完成了翻譯任務。根據李秀琴《意識形態與翻譯：以馬禮遜〈大英國人事略說〉中譯本為例》一文的研究，馬禮遜在文體、格式以及用語選擇上都採取了低姿態及中國化的策略，向皇帝釋放出悲情訴求的訊息，其目的在於博取中國朝野的認同，進而達到被善意接納、平等對待，甚至同意多開通商口岸的目的。1首先在文體上，馬禮遜採用的是文言。馬禮遜認為中文有上、中、下三種文體風格，上等者如《四書》、《五經》，其所採用的文言體，簡潔又經典，最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推崇。中間者則為淺白通順的文言，即如《三國演義》所採用的文體，既具有經典著作的莊重與尊嚴，卻沒有經典著作過於簡潔而失之難懂的缺點，同時也不像口語式的白話小說體那般粗俗。下等者則如口語式的輕鬆白話小說，最為士大夫所鄙薄。基於這樣的理由，馬禮遜採用了中庸層次以淺白文言翻譯《大英國人事略說》，既容易為清朝朝野所接受，也反映了馬禮遜深厚的文言根基。其次在編排印刷上，馬禮遜仿照中國傳統木刻雕版印刷的線裝書款式，以豎體排版，引用中國紀年，在小冊子封面的右上角印上道光十二年壬辰孟春新鐫的字樣，以營造親和感覺。數年後馬禮遜的助手米憐（WilliamMilne，1785－1822），也在馬的指導下，以這種方式編制《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MonthlyMagazine）。此外，在格式方面，文中若提及大清國、大皇帝、皇恩、帝君、天心時，馬禮遜皆會以空一格或換行抬頭等形式呈現，以示尊敬。文體、格式以外，《大英國人事略說》中若干詞彙則沿用當時清朝官方用語，如勤工、格物、懷柔遠人等字眼。此外，相對於清朝以“大清”自稱，馬禮遜也仿照其風格，在文章標題部分，將English譯成“大英國人”。涉及到英國君主時，馬禮遜不僅將其譯成英國帝君，並仿造中國風格，在帝君前空上一格，以示尊敬，同時也暗示英皇的地位與大清皇帝一樣崇高無比。文章的最後一段，馬禮遜更是將譯文“華英兩國之友”中的華英二字，在譯本中平行並列，借以表達兩國地位的平等，以及暗示清朝並非世界的中心，而英國也非其藩屬。當然距離信達雅的翻譯標準，馬禮遜尚未達到理想境地，閱讀《大英國人事略說》雖然總體通順易懂，但是還有許多拗口晦澀之處。除了馬禮遜的漢學根基的缺陷外，還有一些人為故意為之。根據李秀琴《意識形態與翻譯：以馬禮遜〈大英國人事略說〉中譯本為例》的研究，例如英文源語文本第四段文字“ForeignerstradingtoCantonhavebeenheavilytaxedandoppressed,andcommercehasbeengreatlyimpededbytheexactionstowhichithasbeenexposed”，馬禮遜將其譯成“且駐粵外國商人之貿易，因吏員之勒索，多被阻難”，明顯遺漏“課以重稅並遭壓制”等文字。有關“課以重稅並遭壓制”等語，文中並無其他語句可供替代，故不可能為譯者所省略。此乃《大英國人事略說》原文中所欲傳達之重要訊息，不應於翻譯過程中遺漏，唯一可能者應為譯者馬禮遜的策略運用。因為按清朝粵海關收入，實為內務府主要經費來源，直接進入皇帝荷包，供皇帝花用。馬禮遜顯然不想因為抱怨海關稅率太高而激怒大清皇帝，因此索性採取這樣的策略，將“課以重稅並遭壓制”此句省略，借以把所有罪過（如索賄、欺壓等）諉給下級官員，用以區別皇帝的仁慈寬大、品德高潔（如懷柔遠人）。以此邏輯推演，外商在華貿易所遭阻難的種種委屈，實皆緣於“吏憲不體行上旨”，以至於“皇恩不及遠客”，而皇上又“離粵省遙遠，致事之應聲亦不得聽聞，因所陳弊端多在黑陰匿隅而做矣，不然何得上志宏大者依允下吏之妄為乎”！21李秀琴：《意識形態與翻譯：以馬禮遜〈大英國人事略說〉中譯本為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台北）2012年總第22卷第2期（中國翻譯史專輯‧下），第73－92頁。2李秀琴：《意識形態與翻譯：以馬禮遜〈大英國人事略說〉中譯本為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台北）2012年總第22卷第2期（中國翻譯史專輯‧下），第73－92頁。

3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自雍正教案以後，清朝政府對外國宗教在中國傳播非常戒備，英國東印度公司擔心影響商貿往來，一直保持與教會的距離，不想讓西方傳教士過多涉及公司事務。而《大英國人事略說》促成了“二馬”的珠聯璧合，不僅穩固和發展了馬禮遜的地位和影響，而且《大英國人事略說》也稱得上19世紀英國中文文獻的一篇佳作，確實在清代社會取得一定效果。小冊子在廈門、福州、寧波等地散發。“福州都司陳顯生稱讚此書印刷精美，讀後獲益良多。寧波知府也讀過這本書。事後，阿美士德號商船的實際負責人胡夏米總結說：《大英國人事略說》一書宣傳效果極佳，內容具體，觀念實用，陳述委婉”。1三、印刷之特：宗教到政治的轉化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印刷術由中國傳播到世界各地，對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中國的雕版印刷大概起源於唐朝，2到了宋朝，畢昇又發明了泥活字印刷術，此後陸續出現了用木活字和錫、銅、鉛等活字印刷書籍，但直至明朝末年，活字印刷仍未能像雕版印刷那樣在中華大地上流行起來。315世紀中期，德國人谷登堡（JohannesGensfleischzurLadenzumGutenberg）成功地讓活字印刷術產生了質的飛躍，他“從事金屬活字的鑄造和和金屬活字版印刷的研究獲得成功，並用所製活字字模澆鑄鉛合金活字，排版印刷了《四十二行聖經》等書，還用壓印原理製成木質印刷機械代替手工的印刷”。4從此，鉛印技術為歐洲廣為採用，促使歐洲的印刷技術遠遠地超越了同時期的中國。5但是，19世紀前期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境內使用中文活字印刷的宣傳品，則尚屬首見，除了政治和經貿的因素，《大英國人事略說》和《告白》在中文活字印刷史的發展中也佔有一席之地。正如《大英國人事略說》和《告白》是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和馬禮遜聯袂完成，印刷環節也是二者在澳門由馬禮遜翻譯並付梓印刷的。1812年12月，英國東印度公司為支持馬禮遜出版《華英字典》，準備在澳門專門成立一個印刷所。馬禮遜1812年給倫敦傳教會的信中寫道：“這個季度，（澳門東印度公司）委員會已向倫敦總公司董事會正式寫了報告，申請從英國運來一部印刷機，派遣兩名印刷工人到中國印刷這部字典──中文的部分由中國印刷工人負責。”6於是，他便聘請了梁發等人為印刷工匠。1813年，東印度公司倫敦總公司派遣出色的印刷工湯姆斯（PeterPerringThoms）攜同一套先進的印刷機、英文鉛字字模和其他印刷用品來到澳門，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成立了，成為中國近代報業的重要階段。71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6頁。2 曹之：《雕版印刷起源說略》，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一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86－195頁。3 漢文有幾萬字，製一套活字很不容易，而且如此數量巨大的漢字字模對於保管、排版等工序都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這是活字印刷術直至明朝末年仍未在中國成為主流的主要原因。從活字的製造方面來看，拉丁文等歐洲文字一共只有二十幾個字母，鑄造字模顯然比中文輕鬆得多，活字印刷似乎天生就更適用於西文的印刷。參見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3頁。4 宋原放、李白堅：《中國出版史》，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年，第180頁。5 侯月祥：《潘仕成與廣州刻版印刷》，《廣州研究》（廣州）1984年4期。6RobertMorrison,ElizabethA.RobertMorrison,MemoirsoftheLifeandLaboursofRobertMorrison,D.D.,Vol.1,London:Longman,Brown,Green,andLongmans,1839,p.354.7 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39清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印行的二份中文傳單當時，湯姆斯等人面對的最大的困難是：如何把中文文字與英文字母同時呈現在一頁紙上。為解決這一難題，他們經過多方嘗試，最後決定雕刻單獨的中文金屬字模，然後將中英文活字合排在同一版面上。湯姆斯在中國工人的幫助下，陸續雕刻了9,000多個活字。1825年，湯姆斯離開中國以後，其他工人仍繼續雕刻中文活字，直至1834年初東印度公司印刷所解散為止，一共雕刻了20萬個以上的活字。1“所有這些活字都是工匠們用鉛塊或錫塊手工製作而成的，他們先把字寫在金屬塊光滑的一端，然後用鑿子雕鑿出來”。2因此，這是近代印刷術傳入中國之始，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成為了“中國第一個以鉛合金活字排中文書刊、有現代概念的出版社”3。活字鉛印印刷品的最大意義就是在於可以大範圍的分發散佈張貼，從而獲得信息傳播的最佳效果。目前看到的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最早鉛印的中文書籍是1815年在澳門出版的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其後又印刷出版了大量宗教和字典類印刷品。而《大英國人事略說》和《告白》無疑是印刷廠最早刊印的政治類印刷品，這是以往沒有關注的問題。從中文活字印刷史的角度，儘管他們的印刷活動未能引發中國印刷業在短期內發生較大的變革，但中文活字的研製主要是由他們來完成的，他們在實際運用中解決了中文活字製造的問題，同時也發明了快捷的中文排版檢字方法，為中文活字印刷解決了最基本、最關鍵的技術問題。毋庸置疑，他們是促進中西方印刷技術傳播與交流的先驅。正是因為紙張與活字印刷的結合，帶來了信息傳遞的活力和自由，打破了長期封閉的社會狀態，使得跨越時間和空間的交流成為可能，為知識和思想的傳播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潛移默化地改變着歷史的走向，對世界和中國的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四、輿論之特：被動到主動的宣傳攻勢廣州成為清朝重要的通商口岸後，在中外商貿領域的交流、糾紛和交涉中，衍生出錯綜複雜的信息傳遞需求，成為清代官員極其重視的涉外管理。頒佈的《防範外夷規條》規定了嚴格的中外信息傳遞制度，其第四條規定：“外夷雇人傳遞信息之積弊，宜永除也。查粵東驛遞向無馬匹，遇有各衙門緊要公文，雇拔力能奔馳迅速之人，給以工資飯食齎遞，名曰‘千里馬’……應請嚴諭行商、通事以及‘千里馬’腳夫人等，嗣後概不得與外夷傳遞書信。”4外商在華貿易期間如需請求清朝地方政府解決問題，官府不同外商直接接觸，行商會作為中介，代清政府向外商傳達命令、規定，代外商向清政府轉遞他們的書信、請求，“凡夷人具稟事件，應一概由洋商代為據情轉稟，不必自具稟詞”。5《粵海關志》詳細記載了具稟程序：“必須赴總督衙門稟控者，應將稟詞交總商或保商代遞，不准夷人擅至城門口自投……若事屬尋常，行商並未攔阻不為代投，及不應具稟之事，該夷人輒行逞刁違抗，帶領多人至城門遞稟者，即將該夷商貿易暫停一1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第15、107頁；張秀民：《中國印刷史》，韓琦增訂，杭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45頁。2[美]衛斐列（FrederickWellsWilliams）：《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顧鈞、江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54頁。3 葉再生：《概論馬禮遜的中國語文字典、中國最早一家現代化出版社和中國近代出版史分期問題》，葉再生主編︰《出版史研究》第一輯，北京︰中國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23頁。4 《兩廣總督李侍堯奏陳粵東地方防範洋人條規摺》宮中朱批奏摺，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5 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30頁。

4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月，不准買賣貨物，以示懲警。”1因一般貿易事務引起的糾紛，外商應到粵海關衙門投訴；一般交涉事務，應到澳門同知、香山縣丞等衙門投訴，按照一般程序審理。現代信息技術出現之前的19世紀初期，信息傳遞方式是商業貿易中的關鍵因素。能否迅速地瞭解行情的變化、市場的供應需求以及貨價的漲落；迅速瞭解社會的供求並傳遞信息，關繫到商業的成敗和效益。此外，信息傳遞的影響又不局限在商業領域，更對清代中外關係、政治軍事、個人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決定國家或事業的效率成敗和基本生活需求。英國方面對清朝政策非常不滿，整個19世紀中英雙方進行了爭奪信息傳遞規則的長期較量。從19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西方人首先在廣州開展辦報活動，通過報刊媒介的優勢進行輿論上的準備。從1827年開始，廣州先後出現了《廣州記錄報》（TheCantonRegister）、《華人差報與廣州鈔報》（ChineseCourierandCantonGazette）、《中國叢報》（ChineseRepository）等英文報刊。在宗教方面的宣傳則更加久遠，馬禮遜長期關注出版能將事實真理從廣州傳揚到各地的“公共媒介”（publicvehicle），計劃編印大量的宣傳佈道的宗教書籍和雙語字典輔助材料。但是，在中國社會更加實用的中文印刷品信息傳遞，英國方面則十分謹慎，這主要緣於清政府嚴厲的通商口岸管理決策。乾隆二十四年（1759），英國東印度公司命令對中文已有相當掌握能力的英商洪任輝（JamesFlint）違禁前往寧波貿易不遂，遂遠赴天津告御狀，呈控粵海關陋規，希望清廷能增闢寧波為通商口岸外，並痛陳粵海關積弊。由於事涉外夷，關繫國體，乾隆起初似乎察納其言，派欽差南下查案，但後來唯恐旁人起而效尤，也怕百姓與外人勾串，因此下令將洪任輝在澳門圈禁三年。事後由兩廣總督李侍堯奏准頒佈《防範外夷規條》五款，如規定外商不得在省住冬，貿易結束後，必須隨船回國，或到澳門居住；“夷人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等，2對英國東印度公司是一個沉重打擊。清朝禁止西方人在中國境內宣傳宗教外，還禁止國人向外國人傳授中文，甚至在1759年洪任輝事件中，以“教授夷人讀書，代作控詞”的罪名，處死為洋人講授中文並寫狀詞的中國人劉亞匾。洋人要想學習中文，就不得不在晚上偷偷進行，並將房間裏的燈光遮蔽，以保護中國教師的安全。至於對外國人士在中國印刷和散佈中文印刷品就更加警惕。鴉片戰爭前與中國的貿易對英國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維護英中貿易是英國政府的首要目標，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想因此影響最重要的經貿往來。即使是澳門的西方宗教人士也不敢過分開展張揚，例如1831年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在澳門開始印刷勸誡華人的中文書《賭博明論略講》，還有梁發撰寫的宗教佈道小冊，但是只嘗試性地秘密散發了很少數而已，因為唯恐觸怒中國官府，會連累到接受傳教小冊的無辜民眾。到了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一改以往只依靠十三行商向粵海關及廣東官府提交申訴、甚至抗議稟文的被動姿態和方式，以大規模印行和散發中文宣傳冊子和告白的主動方式，開始了信息傳遞的被動隱蔽到主動公開的轉變。馬治平在離華前策劃了一項北上探查的秘密任務，即派遣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高級職員胡夏米（HughHamiltonLindsay，1802－1881）探查福建、江浙一帶沿海港口與英國通商的可1[清]梁廷枏總纂︰《粵海關志》（校注本）卷二九《夷商》四“道光十一年總督李鴻賓等所奏《防範外夷八項章程》之第五項”，袁鍾仁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6－567頁。2[清]梁廷枏總纂︰《粵海關志》（校注本）卷二八《夷商》三，袁鍾仁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

41清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印行的二份中文傳單能性，以及觀察各地方政府及百姓對與外人通商的反應。1832年2月，胡夏米偕同普魯士傳教士郭實獵（KarlF.A.Gützlaff，1803－1851）及水手、兵丁六十名乘坐“阿美士德號”（TheLordAmherst）自澳門出發，經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一路向北行進。阿美士德號除了載有羽紗、西洋布、棉紗等商品，還攜帶了大批譯成中文的有關政治與宗教的宣傳書冊，而在眾多宣傳書冊中，最重要的就是500冊《大英國人事略說》，這成為了英國對中國最早的政治宣言而沿途四處散發，取得了一定宣傳效果。最重要的是，它得到道光皇帝的御覽，使得清代最高統治者對當時的世界形勢和中英關係有所瞭解。1至於馬治平撰寫、馬禮遜翻譯《告白》，更是19世紀初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境內發佈的絕無僅有的中文告示。《大英國人事略說》內容豐富，但是長達十幾頁的小冊子和繁複的文字只適合於呈送官員和士紳，並不適合大範圍的公共宣傳，而適合大範圍公共宣傳的手段莫過於可以在公共場合張貼以及散發的中文紙質告示了。紙質公告一般是國家基層行政單位針對管轄地方社會特有事件、直接對社會民眾宣示國家政策的信息傳播窗口，“州縣之患，莫患乎上下隔絕，而情意不通”，2告示傳達政令、官民互動，事關“政通人和”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功能。清代縣衙紙質公告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和文獻價值，已經引起學界廣泛注意，總結性文章主要有吳佩林、李升濤的《近三十年來關於明清告示的整理與研究》；3個案性研究主要有王洪兵的《清代告示與鄉村社會秩序的建構──以順天府寶坻縣為例》、唐仕春的《清朝基層社會法秩序的構建﹕會館稟請與衙門給示》，潘浩的《清代前期榜文告示初步研究》、卞利的《明清徽州地方性行政法規文書初探》等。4此外，雷榮廣和姚樂野的《清代文書綱要》、史媛媛的《清代前中期新聞傳播史》書中也涉及清代告示的類型、內容、傳播等內容。5清代縣衙告示的文獻資料整理也成果頗豐，如楊一凡的《古代榜文告示匯存》、四川省檔案館的《清代四川巴縣衙門檔案匯編》（乾隆卷）、四川大學歷史系和四川省檔案館的：《清代乾嘉道時期巴縣檔案選編》（上、下）等。61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第113－130頁。2 徐棟輯：《牧令書輯要》卷一《治原》，《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7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0頁。3 吳佩林、李升濤：《近三十年來關於明清告示的整理與研究》，《西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充）2014年第3期。4 王洪兵：《清代告示與鄉村社會秩序的建構──以順天府寶坻縣為例》，《中國社會歷史評論》（天津）2010年；唐仕春：《清朝基層社會法秩序的構建︰會館稟請與衙門給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7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潘浩：《清代前期榜文告示初步研究》，武漢大學2011年碩士論文；卞利：《明清徽州地方性行政法規文書初探》，《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合肥）2009年第4期。5 雷榮廣、姚樂野：《清代文書綱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聞傳播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6 楊一凡、王旭編：《古代榜文告示匯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四川省檔案館：《清代四川巴縣衙门檔案匯編》（乾隆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四川大學歷史系、四川省檔案館：《清代乾嘉道時期巴縣檔案選編》上、下，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1996年。

4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境內發佈的中文告白，則絕無僅有。一頁紙的告示發佈方式與傳播影響關係密切，更加適合交通便利和人煙稠密的場所，也適合沿途各地的張貼和散發，遵循以城市為中心，然後向四路城門、通衢集鎮、四鄉村落擴散的信息傳遞，產生強大的輻射作用，從而引起中外人士的普遍關注。1《大英國人事略說》和《告白》兩份中文印刷品的刊行，雖然是英國人在形象建構、委屈申訴、貿易拓展等方面的一次反擊，成為英國與清朝長期斡旋宣傳的一次頗具特色的活動，使得中國朝野對英國人的看法有所影響，2但是這種影響仍然是局部和輕微的，根本原因是清朝統治者需防範反抗力量勾結海外勢力以顛覆封建政權。這種政治上的考慮，又隨國際形勢的變化而強化。16世紀以後，西方殖民者駕駛多桅的大帆船紛紛東來，伴隨而來的就是征服、劫奪和殖民主義的猖獗。當中外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相遇碰撞，那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多民族統一國家、抵禦西方殖民主義就成為不可避免的歷史使命。中國歷代“重農抑商”政策和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以及對中華文化的自詡，則成為這種中央決策的經濟和思想根源。五、結語宣言是國家、政府、團體或其領導人為說明自己的政治綱領、政治主張，或對重大的政治問題表明基本立場和態度而發表的文件。作為一種極為嚴肅的公佈主張，沒有任何的嬉戲，有的只是認知之後慎重思想情感的宣泄，態度鮮明公開地昭示自己的主見，充滿着號召與呈請。縱觀18世紀以來的中英關係，英國方面一直努力突破清代外交商貿管理體制。從馬戛爾尼（GeorgeMacartney）訪華到阿美士德（Amherst）使團的遞交文書，再到洪任輝天津御狀及馬治平的兩份中文宣言，都是不同形式的宣言方式。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特權於1833年結束，當年12月10日，英國樞密院任命律勞卑（WilliamJohnNapier）為英國新設置的駐華商務監督，作為英國第一位正式駐華官員，律勞卑除了建立郵局拓展信息傳遞的渠道，更長遠的目的是實現英國政府與清朝官方建立直接聯繫的交涉制度，改變以十三行為中心的文書傳遞制度和文書形式，完善以廣州為中心的海外郵政系統，為此與廣東當局衝突對峙了一個多月。兩廣總督盧坤拒絕律勞卑的要求，下令停止與英國的貿易，撤退通事、買辦、僕役，驅逐律勞卑離開廣州。律勞卑被迫在9月14日退回澳門，10月11日心力交瘁的律勞卑在澳門病故。3這個事件被英國政府視為極大的恥辱，成為英國朝野鼓吹對華戰爭的催化劑。41836年12月，義律（MargaretElliot）開始擔任英國駐華貿易總監，1838年道光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達廣州開始了禁煙行動。義律則在英國廣州商館前全身戎裝，握劍在手，宣稱1 參見吳佩林、李升濤：《近三十年來關於明清告示的整理與研究》，《西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充）2014年第3期；王洪兵：《清代告示與鄉村社會秩序的建構──以順天府寶坻縣為例》，《中國社會歷史評論》（天津）2010年第11卷。2 李秀琴：《意識形態與翻譯：以馬禮遜〈大英國人事略說〉中譯本為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台北）2012年總第22卷第2期（中國翻譯史專輯‧下），第73－92頁。3“BritishAuthoritiesinChina,”TheChineseRepository,Vol.3,No.7(Nov1834).4 吳義雄：《鴉片戰爭前在華西人與對華戰爭輿論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43清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印行的二份中文傳單在華英人的生命和財產處於極度危險之中，英國的“國家尊嚴”遭到蔑視，1要求“所有口外英人船隻前往香港，升起國旗，準備抵抗中國政府的任何攻擊行動”。2鴉片戰爭爆發後，侵華英軍總司令伯麥（JamesJohnGordonBremer，1786－1850）派遣懸掛白旗的船隻遞交宣戰宣言，希望與清朝政府開展談判，並成為《南京條約》的基礎。1842年8月29日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標誌着19世紀條約體制、十三行衰落和滿清帝國沒落的開始，鴉片戰爭雖然已經結束175年，但是它帶給中國人巨大的恥辱感至今還揮之不去，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它的反思。而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後，條約文本一直存放在兩廣總督衙門，並未上繳朝廷供呈御覽，也並未能向下頒發。很多外交官員也不瞭解條約的具體內容，正所謂“歷來辦理夷務諸臣，但知有萬年和約之名，而未見其文”。究其原因，當然是因為這個條約的內容有損當時朝廷的面子，堂堂大清天朝在人家的炮口下被逼迫簽訂了和約，而且和約的內容更是不同尋常。中方在條約中不得不改稱“英夷”為“大英國”，稱夷人頭領為“大英國君主”，此外，清朝政府還需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史稱“五口通商”），准許英國派駐領事，准許英商及其家屬自由居住。清政府向英國賠款2,100萬銀元，其中600萬銀元賠償被焚鴉片，1,200萬銀元賠償英國軍費，300萬銀元償還商人債務。廢除清政府原有的公行自主貿易制度，准許英商與華商自由貿易。以口頭協議決定中英民間“訴訟之事”，“英商歸英國自理”；中國的司法主權開始受到侵害。此外，形式上還需用中英兩國文字寫成、近代照會成為外交文書等等，都可以在《大英國人事略說》中找到端倪。3[責任編輯　陳超敏]1“CharlesElliottoPalmerston,”2ndJanuary1839,英國國家檔案館FO17/30,p.4.2“PublicNoticetoBritishSubjects,”TheCantonPress,March30[th],1839.3 鄧嗣禹著、楊衛東譯：《張喜與1842年南京條約》，載《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0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20－32頁。

4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摘要]澳門是一個宗教歷史與文化研究的活標本，但迄今為止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除了媽祖研究成果相對豐富之外，各大宗教及“民間宗教”仍然處於起步階段，成果較為零散，主要以考證源流、梳理史實為主，同時較為注重宗教的“傳播與交流”研究範式，探討澳門與內地宗教信仰的互動關係，較少從歷史學、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等多學科角度研究宗教信仰與華人社區組織、族群凝聚力、生產生活方式等的關係，從而挖掘澳門華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內涵。未來，建議從以下方面推動相關研究：首先，深入探討澳門華商熱衷組建的以華人廟宇為中心的“神緣性組織”的功能和作用；其次，將澳門華人的宗教信仰置於中國華南地區宗教場景中進行考察；再次，研究明清時期澳門從宗法社會向商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華人各種宗教信仰間的衝突與融合問題；最後，研究明清時期華人宗教信仰問題與中國傳統文化在澳門的延續、堅守與推陳出新的關係。從既有學術積累再出發，將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與廟宇功能的研究推向深入，豐富和完善“澳門學”的學科內涵，是相關領域學者們的共同使命。[關鍵詞]明清時期　澳門　華人　宗教　信仰澳門是一個“群神共舞”的社會，一如其混合共融的人種與文化。中國傳統宗教如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所謂“民間宗教”，1與外來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巴哈伊教等和諧相處，構成澳門華人五彩斑斕的信仰世界。吳志良、鄭德華主編的《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下編第一章“多元並存的宗教信仰”，2對澳門的佛教、道教、民間信仰等中國宗教信仰與壇廟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述評趙殿紅作者簡介︰趙殿紅，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唐廷樞研究中心研究員、歷史學博士。1 關於中國的“民間宗教”或“民間信仰”，目前尚無公認的、明確的定義，但在世界範圍內有許多討論，觀點各有所長。西方研究較早，從20世紀初的荷蘭人高延（J.J.M.deGroot）、法國人葛蘭言（MarcelGranet），到當代美國學者凱薩琳‧貝爾（CatherineBell）、柯若樸（PhilipClart）、魏樂博（RobertP.Weller），以色列學者夏維明（MeirShahar）等，都對中國“民間宗教”的內涵和外延作了深入闡述；中國當代學者烏丙安、蒲慕洲、李亦園、姜彬、呂大吉、金澤、王銘銘、葛兆光、路遙、葉濤等，也在借鑑與延伸西方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對中國民俗學、人類學、宗教學影響深遠。參閱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其中，譚世寶、胡慧明對澳門“民間宗教”的範疇和歷史作了評析，見譚世寶、胡慧明：《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第187－242頁。2 吳志良、鄭德華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論文｜宗教及歷史‧

45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述評宗教，以及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蘭教、瑣羅亞斯德教（祆教）等外來宗教作了通論性敘述，全面介紹了澳門的宗教生態。明清時期，澳門華人人口一直佔絕對多數，鴉片戰爭以後，澳葡政府加強殖民統治，強力拓展城界，加上大量華人為避內地禍亂而移居澳門，使華人人口比例迅速增加至九成以上。晚清澳門華商崛起，華商對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參與和貢獻，直接推動了晚清澳門向近代化乃至現代化的過渡。1據統計，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海峽兩岸暨港澳有關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研究的論文約有300篇，涉及專題有人口、家族、社會階層、華人經濟形態、社團組織、宗教信仰、文化教育、政治思潮等，其中“宗教信仰”部分約有100篇。2可見關於澳門華人社會為數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對宗教信仰的關注度相對較高。一、史料與專著關於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特別是古代部分，近年研究主要得益於史料的發現、整理與應用。如湯開建對明清時期澳門問題中文檔案文獻、譜系資料的梳理與研究，金國平對葡文史料的翻譯與整理，譚世寶對澳門碑刻鐘銘的整理與研究，章文欽的詩詞研究，陳煒恆的器物研究，施議對的文字學（如楹聯）研究，姜伯勤對經幢文獻的發現等等，為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打下了扎實的資料基礎。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人初識遙遠的中國，從王室成員到商人與傳教士，急切地希望瞭解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1508年2月13日，葡王唐‧曼努埃爾（DomManuel）詔令海軍將領薛奎羅（DiogoLopesdeSequeira）遠征馬六甲，向他發出了具有綱領意義的指示：“你必須探明有關秦人（Chijns）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他們何時到馬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些甚麼貨物？他們的船每年來多少艘？他們的船隻的形式和大小如何？他們是否在來的當年就回國？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任何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是懦弱的還是強悍的？他們有無武器或火炮？他們穿着甚麼樣的衣服？他們的身體是否高大？還有其他一切有關他們的情況。他們是基督教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大嗎？國內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不遵奉他們的法律和信仰的摩爾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們一道居住？還有，倘若他們不是基督教徒，那麼他們信奉的是甚麼？崇拜的是甚麼？他們遵守的是甚麼樣的風俗習慣？他們的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3以此為起點，東來的商人和傳教士致力於觀察和記述華人信仰和風俗習慣，留下了不計其數的珍貴史料。如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GonzalezdeMendoza）的《中華大帝國史》（HistoriadelGranReinodelaChina）、葡萄牙人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MendesPinto）的《遠遊記》（Peregrinação）等。儘管因當時的條件所限，加上基督信仰至上所形成的偏見，這些作品對中國記述的真實性、客觀性、準確性都大打折扣。但無論如何，它們既是西方人瞭解中國信俗的開始，也是中國人回望歷史的重要補充和參照。1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2 林廣志、陳文源：《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研究述評》，《港澳研究》（北京）2014年第1期。3AlgunsDocumentosdoArchivoNacionaldaTorredoTomboÁcercadasNavegaçõeseConquistasPortuguezas,pp.194-195，轉引自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錢江譯，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第36頁。

4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路遙等2012年出版《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其中有譚世寶、胡慧明撰寫的《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1文中“涉及澳門‘民間宗教’研究的起源與發展”部分，對早期進入澳門的西洋商人、傳教士對華人信俗的考察和報告進行了梳理和評價。該文認為，19世紀的研究以西人為主，主要有瑞典人龍思泰（AndersLjungstedt）、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美國商人亨特（WilliamC.Hunter）等；20世紀60－80年代，多為土生葡人和傳教士學者，亦有澳門本土人士，主要有王文達、土生葡人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葡萄牙學者安娜‧瑪里亞‧阿馬羅（AnaMariaAmaro）、葡萄牙神父文德泉（ManuelTeixeira）、美國學者胡紀倫（CésarGuillen-Nuñez）、葡萄牙人類學者路易（RuiBritoPeixoto）等。文章分析了該階段研究之“非歷史的錯誤方法與觀點”，並加以批評糾正。對1990年代以來的研究，該文列舉了美國學者喬納森‧彼特（JonathanPorter）、中國學者鄭煒明、姜伯勤、章文欽、黃曉峰、徐曉望、譚世寶、何建明等人的成果，認為“1990年代以來的有關研究承接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趨勢，既有相當多學者仍然無意或有意地繼承甚至維護和發展了非歷史的錯誤方法與觀點，也有學者用嚴格的歷史考證方法，系統收集、整理、挖掘新舊資料，務求去偽存真，探討澳門開埠以來四百多年歷史文化的真相，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觀點”。2儘管該文回顧的是澳門“民間宗教”的學術史（事實上論述所及也包含了佛教和道教），但作為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的主體部分，對理解其他宗教信仰的研究史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2014年澳門理工學院出版文兆堅編著的《澳門研究書目提要》，3其中第八章“宗教”部分收錄了13本專著，包括黃兆漢、鄭煒明的《香港與澳門之道教》（1993），鄭煒明、黃啟臣的《澳門宗教》（1994），徐曉望、陳衍德的《澳門媽祖文化研究》（1998），何建明的《澳門佛教──澳門與內地佛教文化關係史》（1999），姜伯勤的《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1999），李志剛的《基督教在澳門》（2006），霍志釗的《澳門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從“單一”到“多元混融”的變遷》（2009），吳炳鋕、王忠人主編的《澳門道教科儀音樂》（2009），童喬慧的《澳門土地神廟研究》（2010），梁潔芬的《雙地記（教會篇）：香港和澳門天主教會》（2010），吳炳鋕、王忠人主編的《澳門道教科儀音樂續編》（2011），鄭煒明、陳德好編著的《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的人類學田野調查》（2013），胡國年的《澳門哪吒信仰》（2013）等。這些專著已經涵蓋了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的基本層面，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已經出現於澳門宗教研究領域當中。上述成果以外，在專著方面，還有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1999），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2006）、《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2011），陳煒恆《蓮峰廟史乘》（2008）、《澳門廟宇叢考》（上下卷，2009）等考據型論著，為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發掘了不少文字資料和考古材料。1 譚世寶、胡慧明：《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7－242頁。又有譚世寶、胡慧明：《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澳門廟宇神祇研究述評》，《民俗研究》（濟南）2010年第2期，其內容與《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20世紀60至80年代的研究”大體相當。2 譚世寶、胡慧明：《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7－242頁。3 文兆堅編著：《澳門研究書目提要》，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4年。

47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述評在媽祖信仰研究方面，除上述書目以外，還需補充林明峪的《媽祖傳說》（1988），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出版的《媽祖文化研究──第一屆媽祖文化研究獎得獎作品集》（2005），徐曉望的《媽祖信仰史研究》（2007），徐曉望的《閩澳媽祖廟調查》（2008），李向玉、鄭煒明、胡柱鵬主編的《“中國漁民信俗研究與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等論著。由此可見，關於澳門媽祖信仰的研究已是相當充分。二、佛教研究蔡鴻生在《清初嶺南佛門事略》（1997）中指出，嶺南地區是中國佛教的“濱海法窟”，“嶺南佛門產生於濱海地域，源遠流長，梵僧的弘法和寺院的創建，早在2世紀中期就開始了。進入唐宋時代，新興的南宗禪獨領風騷數百年。到明清之際，名刹林立、高僧輩出，已經與滇南和江南鼎足而三，成為遺民逃禪的著名淵藪了……從唐代到清代，從粵北到粵東，嶺南佛門的發展史，是與文化交流和社會變遷連在一起的。譯經傳入新觀念，佛門風尚打上海洋烙印，乃至僧徒的社會類型，等等，都是濱海地域的產物。海洋作為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既影響俗界，也影響僧界”。1澳門地屬嶺南，明清之際嶺南佛教史上的市井僧、流放僧以及佛門的遺民潮等，也對澳門佛教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因此，該書也是研究澳門佛教歷史的重要參考書。明天啟三年（1623），廣州長壽寺的循智法楷法師“斥衣缽資”建觀音堂，成為澳門最早的佛教寺院。據王文達的研究，觀音堂的建立緣於澳門望廈村閩潮居民的觀音信仰。2康熙三十一年（1692）成鷲首次遊澳門時，觀音堂已改稱“普濟禪院”，應與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為南海觀世音道場浙江普陀山的主刹賜額“普濟禪寺”有關。3普濟禪院奉石濂大汕禪師（1633—1705）為祖師，稱其為“太祖太老和尚”，其“大汕宗風”得以世代弘揚。姜伯勤的《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1999）對大汕禪師的生涯、交遊、詩學與禪學、藝術造詣作了通達詳備的考述，4同時指出，清代澳門最著名的佛教寺院為以下三大禪林：普濟禪院（觀音堂）屬廣州長壽寺系，其“大汕宗風”繼承了曹洞宗壽昌系覺浪道盛的宗風，並可追溯到更早的臨濟宗憨山德清的影響；蓮峰廟屬鼎湖山系，繼承了禪淨律合一的無異元來所傳的道丘棲壑及弘贊在犙的宗風，可追溯到臨濟宗元覺離幻所傳之成鷲跡刪的影響，晚近亦由普濟禪院住持管理；媽閣廟內的正覺禪林，由普濟禪院禪僧管理。5何建明的《澳門佛教──澳門與內地佛教文化關係史》（1999）側重論述晚清以後澳門佛教的發展及其與內地佛教的關係，探討了澳葡政府管理之下澳門佛教發展的特性。6該書是第一本以“澳門佛教”命名的專題研究著作，基本上理清了澳門回歸祖國之前佛教的發展歷程。惜乎本書資料發掘比較單薄，幾乎沒有涉及佛教在澳門發展的獨特性及其在澳門錯綜複雜的宗教生態中1 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頁。2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3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聯合出版，1998年。4 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5 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606頁。6 何建明：《澳門佛教──澳門與內地佛教文化關係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4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的位置，例如，佛道相融、多神共祀是澳門華人宗教的一大特色，該書並沒有對此加以論述。論文方面，1993－2002年間，姜伯勤主要以澳門文化局主辦的《文化雜誌》為園地，發表了數篇關於大汕禪師、普濟禪院、蓮峰廟等的重要文章，這些文章亦是上述《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的部分章節。12003年，姜先生又發表《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補考》一文，該文據新見資料續作考證：據錢澄之《田間詩集》，發掘出大汕賣出自己的繪畫作品周濟清初遺民志士的史料；又分析了現存廣州光孝寺中大汕1692年所作碑文。文章指出，碑文與澳門普濟禪院中現存之“大汕宗風”的牌坊一起，成為大汕在廣州和澳門弘揚中華文化傳統的有力象徵。2譚世寶在澳門媽祖信仰、民間宗教、廟宇碑刻鐘銘考證方面用力頗勤，除上述《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等專著外，3還撰寫了數篇有關澳門佛教歷史的論文，主要論述了澳門三大古禪院的歷史源流及其與內地的關係，辨析澳門蓮峰廟的歷史傳說及新見史料等。41999年，澳門《文化雜誌》總第38期（春季刊）同時刊載了何建明的三篇文章：《略論清代澳門與內地的佛教文化關係──以普濟禪院為主的個案研究》、《觀本與澳門近代禪淨佛教的傳入和發展》、《竺摩法師與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佛教文化》，內容與其專著《澳門佛教》部分章節大致相當。同年，華方田也在北京發表四篇有關澳門佛教的通論性文章：《澳門佛教一瞥──澳門的佛教宗派》、《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澳門佛教與民間宗教》、《澳門的佛教組織》，5內容大體上以介紹當代佛教為主。三、道教與“民間宗教”研究道教是多神宗教，與“民間宗教”關係最為密切。關於兩者的聯繫與區別，是學術界討論的一大熱點。6在澳門，道教與“民間宗教”的關係更加密不可分。一方面，與中國內地相比，澳1 主要有︰《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總第13、14期；《大汕禪師的澳門南海航行與唐船貿易圈中禪宗信仰與媽祖禮拜──兼論17－18世紀之交唐船海客的宗教倫理》，《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聯合出版，1998年；《澳門普濟禪院藏澹歸金堡日記研究》，《文化雜誌》（澳門）1999年總第38期；《澳門蓮峰廟與清初鼎湖山禪宗史──新見史料〈澳門蓮峰廟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菩薩蓮座〉研究》，《文化雜誌》（澳門）1999年總第38期；《澳門普濟禪院所藏大汕自畫像及大汕廣南航行與重修普濟禪院的關連》，《文化雜誌》（澳門）2002年總第42期。2 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補考》，《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03年第2期。3 分別於2006、2011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4 主要有《澳門三大古禪院與內地的關係》，廣東省社科院、中國社科院等聯合主辦“澳門與內地關係研討會”提交之論文，珠海，1999年11月；《澳門佛教與民間宗教》，鄧開頌主編︰《澳門通史簡編》第十六章（華方田協助撰寫），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澳門三大古廟之歷史源流新探》，《文化雜誌》（澳門）2002年總第42期；《澳門蓮峰廟碑刻鐘銘的一些新發現》，《文物》（北京）2004年第12期；《蓮峰廟的一些歷史傳說及所見的“文物”之去偽存真》，《文化雜誌》（澳門）2003年總第46期。5 華方田：《澳門佛教一瞥──澳門的佛教宗派》，《世界宗教文化》（北京）1999年第3期；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99年第4期；華方田：《澳門佛教與民間宗教》，《中國佛學》（北京）1999年第4期；華方田：《澳門的佛教組織》，《世界宗教文化》（北京）1999年第4期。6 參見郭武：《道教與民間宗教關係綜述》，《江西社會科學》（南昌）2001年第12期。

49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述評門歷史上華人宗教信仰相對自由寬鬆，多種信仰共存，相融較多而衝突較少；另一方面，澳門地方狹小而廟宇眾多，且“多神並祀”的現象十分普遍。道教信仰傳入澳門，最遲在南宋的紹興年間，因當時信奉三清、魯靈光、玄武、天后、東嶽大帝、城隍、康王神等道教神仙的崇拜活動已遍及香山地區。及至元朝，道教所供奉的神祇，如譚公、洪聖爺、文昌帝君、關帝、北帝、城隍等崇拜都見於澳門。鄭煒明在與黃兆漢合著的《香港與澳門之道教》中認為，早期澳門道教的代表主要有三：一是媽祖閣廟，二是三巴門的呂祖仙院，三是純陽派信善壇。1黎志添則撰文研究了澳門正一派火居道士，文章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前，在澳門由正一派火居道士開設的三大喃嘸道館是陳靜修道院、吳慶雲道院和陳同福道院；而在清代廣東地區流行的火居道館，早於清咸豐年間在澳門境內已經存在。2經過數百年的發展，現在澳門的道教團體可歸納為道教廟宇、全真派壇堂及正一派散居道院三個類型。2011年，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兼融全真和正一兩派風格，這種兩派共融的現象在各地道門中頗為罕見，亦成為富有澳門本土特色的宗教音樂。至今澳門保留昔日嶺南正一派及全真派科儀音樂大大小小道曲達500多首，在全國各地名冠前列，具有曲目數量多、體裁樣式豐富、腔體結構完整、序曲獨特、重視敲擊樂器、本土氣息濃郁、嚴謹恪守傳統等特點。吳炳鋕、王忠人主編的《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及其續編對這些樂曲進行了整理和記錄。3道教文化方面，黃鴻釗的《澳門道教文化志略》簡要梳理了澳門道教廟宇、信俗及其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貢獻。4鄭煒明認為，“整個澳門地區，其實是一個屬於道教系統的媽祖信仰圈”。5對此，譚世寶有不同看法，認為“明清時期中國漢族地區的宗教，充其量只可以說是以儒家的官方祀典為主導的多神多教並存的多元‘祭祀圈’或‘信仰圈’，不應也不可能把其中存在多元信仰的某一地區，說成只是某一宗教的某一神明的信仰圈”。6據譚世寶統計，不計菩提禪院和功德林兩座相對最正統的佛寺和行會及慈善團體的龕堂，澳門約有40多個社區寺廟。以主祀觀音和娘媽（媽祖）的最多，8個寺廟主祀觀音，6個主祀娘媽；供奉土地和關帝的廟各有4個；主祀康公、哪吒、北帝、譚公、洪聖大王的各有2個；主祀城隍、醫靈大帝、石敢當、三婆、女媧、鍾馗、劉伯溫、先鋒楊爺等小神的各1個。除主神外，澳門寺廟還有大量同祀和寄祀的神像，或在主殿旁邊另起殿堂，或在同一殿堂另立神龕，但更多的是在同一龕壇上於主像周邊添加其他神像。主神和同祀神之間，沒有上下或從屬關係。民間信仰裏的神，有些分掌一定的神職，如醫靈、城隍；有些與地域族群有關，如康公、楊爺；有些是超地域與族群的信仰對象，如觀音、天后；還有行業神等。不論寺廟最初以哪一類神作主神，其他類神都可因信徒需求而被供奉在一起，例比如望廈康真君廟同祀媽祖，蓮峰廟原主祀媽祖而同祀觀音1 黃兆漢、鄭煒明：《香港與澳門之道教》，香港：加略山房，1993年。2 黎志添：《澳門吳慶雲道院的歷史變遷──十九世紀以來澳門正一派火居道士研究》，吳炳鋕、王忠人主編：《澳門道教科儀音樂》，澳門：澳門道教協會，2009年。3 吳炳鋕、王忠人主編：《澳門道教科儀音樂》，澳門：澳門道教協會，2009年；吳炳鋕、王忠人主編：《澳門道教科儀音樂續編》，澳門：澳門道教協會，2011年。4 黃鴻釗：《澳門道教文化志略》，《文化雜誌》（澳門）2004年總第50期。5 黃兆漢、鄭煒明：《香港與澳門之道教》，香港：加略山房，1993年，第75頁。6 譚世寶、胡慧明：《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9頁。

5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等眾神。1以下分述各信仰之研究︰（一）媽祖信仰如前所述，澳門媽祖信仰是澳門“民間宗教”中研究最為充分、參與學者最多的領域。1995年4月，澳門文化研究會與澳門海事博物館聯合主辦“媽祖信俗歷史文化研討會”，會議極大地推動了澳門乃至世界其他華人地區媽祖信仰的研究。會議上舉行了李獻璋著、鄭彭年譯的《媽祖信仰研究》首發式，2三年後又出版會議論文集《澳門媽祖論文集》（劉月蓮、黃曉峰主編）。32005年，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出版《媽祖文化研究──第一屆媽祖文化研究獎得獎作品集》，收錄了10篇論文。徐曉望對澳門媽祖信仰歷史及文化論述最多，出版專著3本：《澳門媽祖文化研究》（1998年，與陳衍德合著）、4《媽祖信仰史研究》（2007）、5《閩澳媽祖廟調查》（2008），6其他論文20餘篇。其中，《清代官府祭祀天后儀禮研究》通過分析清代多篇有關祭祀媽祖禮儀的規定，詳細敘述了清代地方官對媽祖的祭祀儀禮；7《澳門媽祖閣碑記與清代泉州與澳門之間的貿易》根據在澳門媽祖閣發現的兩塊碑刻，討論了清代澳門與泉州之間的茶葉貿易與鴉片走私；8《澳門天后聖母與中西宗教的兼融》探討了澳門歷史上媽祖崇拜與天主教聖母崇拜的相互融合；9《論媽祖與中國海洋文化精神》從文化哲學角度分析媽祖文化與中國海洋文化精神，將媽祖信仰視為東方海洋文化的代表，與西方海洋文化的代表神希臘神話中的海神波塞冬進行比較研究，頗有新意。101995－1998年，徐曉望獲澳門基金會專項資助，研究澳門媽祖文化，於1998年出版《澳門媽祖文化研究》，從社會史、經濟史、宗教史等多角度探討了澳門的媽祖信仰，並對澳門媽祖信仰進行了100份問卷調查。1999年以後，徐曉望更將研究視野擴展到閩台地區及海外華人圈的媽祖信仰，發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如2008年發表《澳門的媽祖信仰》，對澳門媽祖閣的始創年代、福建海盜嚴啟盛與澳門開港的關係、媽祖閣的歷次重修、蓮峰廟等其他奉祀媽祖的廟宇、媽祖信仰與澳門居民的社會生活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論述。11對於澳門媽祖閣的始建年代與三大廟宇（媽祖閣、普濟禪院、蓮峰廟）之“官”、“私”屬性問題，徐曉望、譚世寶等學者進行了長期的討論。12徐曉望認為，媽祖閣的始建與福建海盜嚴1 吳志良、鄭德華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74－175頁。2 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鄭彭年譯，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5年。3 劉月蓮、黃曉峰主編：《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1998年。4 徐曉望、陳衍德：《澳門媽祖文化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5 徐曉望：《媽祖信仰史研究》，福州：海風出版社，2007年。6 徐曉望：《閩澳媽祖廟調查》，澳門：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2008年。7 徐曉望：《清代官府祭祀天后儀禮研究》，劉月蓮、黃曉峰主編：《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1998年。8 徐曉望：《澳門媽祖閣碑記與清代泉州與澳門之間的貿易》，《南洋學報》（新加坡）1995年第50卷。9 徐曉望：《澳門天后聖母與中西宗教的兼融》，《歷史月刊》（台灣）1997年第4期。10 徐曉望：《論媽祖與中國海洋文化精神》，《福建學刊》（福州）1997年第6期。11 徐曉望：《澳門的媽祖信仰》，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四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12 參見徐曉望：《緒論：媽祖信仰研究的學術史回顧》，《媽祖信仰史研究》，福州：海風出版社，第11－13頁；譚世寶、胡慧明：《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4－238頁。

51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述評啟盛有關；三大廟宇不是官廟，而是民間公產，受到官府保護，有時被官府借為公用。1譚世寶則認為該廟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由太監李鳳等官員所建，三大廟宇為官督商助的闔澳官公廟宇。2對廟宇屬性問題，金國平、吳志良從澳門廟宇的歷史發展演進出發，認為媽閣廟經歷了從小廟到大廟，從私廟到官廟的發展過程。3章文欽對澳門媽祖閣與媽祖信仰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角色進行論述，發表了數篇有分量的論文。主要有《澳門媽祖閣碑刻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4《澳門媽祖閣與中國媽祖文化》、5《媽祖閣與澳門媽祖信仰》、6《澳門的航海保護神崇拜與中西文化交流》、7《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等。8澳門多元文化共存的環境，使澳門的媽祖信仰呈現出與其他地區不同的特色，郁龍余撰文《媽祖崇拜與中外文化交流》闡釋了媽祖崇拜與中外文化交流的關係。9此外，陳衍德對媽祖信仰與商業經濟及漁業經濟的互動關係作了探討；10石奕龍則分析了澳門媽祖信仰形成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原因；11吳宏岐從歷史地理學視角探討澳門媽祖信仰的歷史變遷及空間擴展，並闡釋了媽祖信仰與其他信仰的交融；12陳樹榮從媽閣廟石殿神龕“萬曆乙巳四街重修”碑記入手，再次深入探究了澳門媽祖文化的發展歷史；13李天錫則撰文比較了香港和澳門兩地媽祖信仰的異同。14田若虹《近二十年來以媽祖信仰為核心的“媽祖文化圈”研究》根據人類學“文化圈學派”的理論，15將媽祖信仰分為媽祖故里（福建莆田湄州島）、中國台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及海外等五個“媽祖文化圈”，認為媽祖信仰已成為一種跨國籍、跨地區的民間信仰，媽祖文化亦已上升為人類傳承文明、發展進步的世界性課題，媽祖則更多地被作為聯結世界各地華人的情感紐帶。1 徐曉望：《澳門的媽祖信仰》，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四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2 譚世寶：《澳門媽祖閣廟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學術研究》（廣州）1996年第9期。3 金國平、吳志良：《澳門與媽祖信仰早期在西方世界的傳播》，《早期澳門史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4 章文欽：《澳門媽祖閣碑刻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5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6 章文欽：《媽祖閣與澳門媽祖信仰》，《學術研究》（廣州）1996年第9期。7 章文欽：《澳門的航海保護神崇拜與中西文化交流》，《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3期。8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劉月蓮、黃曉峰主編：《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聯合出版，1998年。9 郁龍余：《媽祖崇拜與中外文化交流》，《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總第13、14期。10 陳衍德：《澳門商業經濟與媽祖信仰》，《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3期；陳衍德：《澳門的漁業經濟與媽祖信仰》，徐曉望、陳衍德：《澳門媽祖文化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陳衍德：《媽祖信仰與經濟文化的互動：澳門和閩南的比較》，《海交史研究》（泉州）1997年總第32期。11 石奕龍：《關於澳門媽祖信仰形成問題辨識》，《文化雜誌》（澳門）2003年總第49期。12 吳宏岐：《澳門媽祖信仰的形成、擴展及其與中西宗教的交融》，《海洋史研究》（第八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3 陳樹榮：《澳門媽祖文化的形成及發展──從媽閣廟石殿神龕“萬曆乙巳四街重修”碑記談起》，《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歷史卷（含法制史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14 李天錫：《香港與澳門媽祖信仰比較研究》，《莆田學院學報》（莆田）2009年第16卷第1期。15 田若虹2006年12月在澳門科技大學進行海洋文化交流時所作學術報告。

5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2011年，《澳門研究》雜誌總第63期發表了兩篇有關媽祖信仰的重要文章，一是德國學者普塔克（RoderichPtak）撰寫、肖文帥翻譯的《海神媽祖與聖母瑪利亞之比較（約西元1400年－1700年）》；1二是林其泉、高志峰撰寫的《從澳門媽閣廟看媽祖信仰傳播以及媽祖習俗》。2013年，《澳門研究》總第69期又發表徐曉望的《關於澳門開港與媽閣廟起源的再認識》，對有關澳門開港與媽閣廟起源的學術爭議進行了再次梳理，對福建漳州海盜嚴啟盛與澳門開港和媽閣廟建立的關係作了進一步的論證，實際上是其早前兩篇文章《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淵源》（1997）、《嚴啟盛與澳門史事考》（2006）觀點的延伸。（二）觀音信仰根據印度學者的考證，觀音最初是中東地區一位神的信仰，後來傳到印度，在佛教中演化成了觀音，作為慈悲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佛教影響最廣的一位菩薩。後來，觀音信仰也影響到了道教，很多道觀開始供奉觀音。需要注意的是，佛教各個派別都很推崇觀音，藏傳佛教布達拉宮就是觀音的道場。觀音、媽祖及天主教的聖母信仰，並列為澳門的三大女神信仰。明天啟三年所建觀音堂（澳門普濟禪院前身），即緣於澳門望廈村閩潮居民的觀音信仰。1967年，葡萄牙人類學家亞瑪羅（AnaMariaAmaro）發表長文《觀音古廟》（“OVelhoTemplodeKunIâmemMacau＂），是第一篇專題研究澳門觀音信仰的文章，也是較早用人類學方法對澳門觀音古廟所進行的個案研究，對後來的研究產生不小的影響。2觀音與媽祖“同道不同源”，兩種信仰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台灣玄奘人文社會學院林嫣嫣的碩士論文《觀音與媽祖的相關性研究》認為，在所有女神信仰中，觀音與媽祖的角色最為多變，而以其時空之不同，兩者之神性卻有諸多重疊，連教化眾生的目的也殊途同歸。3這種重疊性在澳門的表現尤其明顯，如蓮峰廟就同時主祀觀音和媽祖。澳門華人寺廟中，主祀或同祀觀音者最多，可見觀音信仰在澳門與在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受歡迎。澳門三大古廟中的兩座──普濟禪院和蓮峰廟都以觀音為主神，但除了前述姜伯勤對普濟禪院、蓮峰廟的研究，以及陳煒恆《蓮峰廟史乘》、4王文達《蓮峰廟史乘》外，5有關澳門觀音信仰的研究卻非常少，需要引起學界的關注。（三）關帝信仰在華人傳統的信仰世界中，觀音與關帝最為深入人心。無論是社區神廟、商戶神龕還是家庭供奉，最常見的便是觀音與關帝。在澳門華人心目中，關帝具有多重角色，既是保佑一方平安的戰神，又是講求義氣、和氣生財、公平交易的財神。澳門華洋雜處，利益交錯，關帝信仰對穩定社會人心起到重要作用。澳門現有主祀關帝的廟宇4座，其中以建於清雍正末乾隆初的關帝古廟（三街會館）最具影響力。2012年9月8日，澳門大學舉辦關帝文化國際研討會。會上發表了6篇主題演講，分別是：“中國現代化進程與關公信仰的重建”（胡小偉）、“由台灣的‘高雄關帝廟’之年度祭典活1 該文後來又收入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四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2 參見譚世寶、胡慧明：《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4頁。3 林嫣嫣：《觀音與媽祖的相關性研究》，台灣玄奘人文社會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4 陳煒恆：《蓮峰廟史乘》，澳門：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2008年。5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

53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述評動探討現代人對關公崇拜的轉變”（康詩瑀）、“關公崇祀源流述略”（呂宗力）、“《三國演義》中呂布與關羽的對比研究”（梅紅）、“讓中華關帝文化傳承永恆”（朱正明）、“武聖關公”（區秉光），並沒有一篇有關澳門關帝信仰的專論。可見，與觀音信仰一樣，澳門關帝信仰研究基本處於空白，需要引起學術界重視。（四）土地神信仰土地神是古代農業社會神靈崇拜意識的產物，也是我國民間信仰中的一個重要神祇，其影響廣泛，遍及城市鄉野。同時，民間信奉的土地神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澳門除了有主祀土地神的廟宇外，無論大小店鋪、酒店，還是小巷深處的普通人家、新起的高樓豪宅，門口幾乎都供奉有土地神的牌位，稱為“門口土地神”。在澳門坊間，除了將土地神視為“地神”之外，同時亦視之為“財神”與“福神”。有關澳門土地神信仰的研究文章，主要有拉蒙‧拉伊‧馬索（RamónLayMazo）的《土地神》、1喬森納‧彼特（JonathanPorter）的《中國的民間宗教與澳門的居民》、2吳炳鋕的《澳門的土地廟和福德正神寶誕記趣》、3譚世寶的《在澳門看明清以來土地社稷神壇的變遷史跡》、4童喬慧《澳門土地神廟初考》等。5童喬慧的專著《澳門土地神廟研究》（2010）通過實地考察澳門土地神廟和廣泛參閱相關文獻，透過不同的文化視角，較為全面地探討了澳門土地神廟的歷史緣起、文化內涵、空間坐落和建築樣式等。在此基礎上，作者還就澳門的民間信仰問題、澳門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澳門的城市建設與土地信仰、澳門土地神廟在現代化建設中如何發展等展開論述。作者認為，澳門土地神信仰之所以廣泛流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移民社會的無根性是土地神信仰發展的基礎，多元文化的共生是土地神信仰發展的平台，民間需求和統治者的宣導是土地神信仰發展的支撐。”6（五）其他民間信仰哪吒是深受人們喜愛的少年英雄，是家喻戶曉的神話人物。在四川江油和宜賓、河南西峽、天津河西和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哪吒都有着廣泛的信眾。鄧啟剛的《哪吒信仰的域外傳入與其在中國的本土化》認為，哪吒及其傳說隨着佛教的傳入而進入中土，不僅帶來了印度文化因數，也吸收了中西亞神話傳說。哪吒及其傳說傳入中國之初，面臨着文化衝突問題。通過佛教自身、道教、儒家倫理、文學藝術、民間方術等對哪吒的傳說、名稱、形象、神能、信仰方式各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本土化改造，哪吒被本土道教所吸納和改造，並為儒家倫理所接納。7陳國成的《澳門的疫症與廟宇》探討了清末澳門疫症促成大三巴哪吒廟的興建，哪吒古廟與大三巴哪1 拉蒙‧拉伊‧馬索（RamónLayMazo）﹕《土地神》，良友譯，《文化雜誌》（澳門）1988年總第5期。2 喬森納‧彼特（JonathanPorter）﹕《中國的民間宗教與澳門的居民》，雙水譯，《文化雜誌》（澳門）1992年總第10期。3 吳炳鋕︰《澳門的土地廟和福德正神寶誕記趣》，《中國道教》（北京）2002年第5期。4 譚世寶︰《在澳門看明清以來土地社稷神壇的變遷史跡》，《中國俗文化研究》（成都）2004年第2輯。5 童喬慧︰《澳門土地神廟初考》，《華中建築》（武漢）2007年總第25卷第2期。6 童喬慧︰《澳門土地神廟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頁。7 鄧啟剛︰《哪吒信仰的域外傳入與其在中國的本土化》，《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綿陽）2014年第12期。

5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吒廟的關係以及兩廟分別主辦哪吒慶典、聖像出巡活動的社會意義等問題。1陳氏另有“TempleFestivals,SocialNetworks,andCommunalRelations:TheDevelopmentofaLocalCultinMacao”（《廟會、社會與公共關係：澳門一種民間信仰的演變》）一文，以西方人類學視角，解析澳門哪吒信仰與外地宗教信仰聯繫的重要性。2鄭妙冰的InSearchofFolkHumor:TheRebelliousCultofNezha（《民間幽默的探討──哪吒反叛精神的崇拜》）則有專章對澳門兩座哪吒廟和哪吒信仰作了概括性論述。3陳學霖《澳門哪吒廟的歷史淵源與社會文化意義》則敘述了哪吒神的來歷及其形象的演變，考察了澳門兩座哪吒廟的年代和演變過程、廟宇背景與社區群體關係，進而探討兩廟所發揮的宗教社會功能及其呈現的民俗文化意義。4胡國年《澳門哪吒信仰》主要介紹澳門哪吒信俗的起源、日常拜祭、賀誕禮儀及活動，重點介紹大三巴哪吒廟，並探討了澳門哪吒信仰之文化內涵。51999年3月27日，澳門包公廟值理會、澳門歷史學會、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科教文中心聯合舉辦“呼喚廉政──包青天文化研討會”，其中與澳門包公廟及包公信仰有關的論文主要有楊仁飛的《包公廟與澳門社會信仰及社會變遷──關於包公廟歷史及宗教文化的思考》、徐新的《清官文化博物館──澳門包公廟建築文物的政治意義和歷史價值》及陳煒恆的《包公廟信仰淺談》等。2013年1月21－23日，澳門理工學院、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和澳門海事博物館聯合舉辦“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展”暨“中國漁民信俗研究與保護”學術研討會，就朱大仙信仰和中國漁民信俗展開專題討論，取得重要學術成果。其中，朱天舒的《從港澳的譚公和洪聖大王談起──漁民信仰中的兩種模式》認為，譚公與洪聖大王兩種信仰反映了民間信仰中神祇形成與演繹的兩種模式：譚公信仰的形成代表民間的地方神可以向漁民神、行業神、宗族神、正統神等多元化發展的模式；洪聖大王則代表正統神在民間信仰中被再塑的模式。陳樹榮的《澳門的海神信俗》指出，澳門的海神信俗除媽祖（天后）信俗外，還有朱大仙、洪聖大王、東海龍王、三婆、楊爺、龍母、譚公、水上仙姑等，這些海神信俗與其他民俗一起共同構成澳門的城市記憶和本土文化。江淳的《淺談澳門媽閣神功戲》認為，數百年來，澳門華人每年在澳門媽神信仰的中心廟宇──媽閣廟進香獻祭、演戲娛神、為阿媽賀誕，已經成為澳門華人社會凝聚人心、保持傳統的重要節日，也是澳門華人力量逐漸崛起的重要體現。此外，孟繁仁《澳門女媧廟瞻禮》討論了澳門女媧廟的歷史源流及其與孫中山的關係，中華“女媧文化”在澳門的流播等。6程建軍則從建築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澳門康真君廟的建築風格。71 陳國成︰《澳門的疫症與廟宇》，《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香港）2003年總第32期。2Kwok-shingChan,“TempleFestivals,SocialNetworks,andCommunalRelations:TheDevelopmentofaLocalCultinMacao,”inBerliner-China-Hefte,Vol.35(2009),pp.118-126.3ChristianaMiuBingCheng,InSearchofFolkHumor:TheRebelliousCultofNezha,HongKong:GreatMountainCulture,2009.4 陳學霖：《澳門哪吒廟的歷史淵源與社會文化意義》，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5 胡國年：《澳門哪吒信仰》，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6 孟繁仁：《澳門女媧廟瞻禮》，《文化雜誌》（澳門）2004年總第53期。7 程建軍：《澳門康真君廟建築》，《文化雜誌》（澳門）2006年總第60期。

55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述評亦有學者按神祇功能對民間宗教進行分類研究，如陳偉明在《近代澳門防災救災的社會應對（1840－1949）》和《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中，1將媽祖、華光、康公等均視為災害保護神，從宗教角度出發討論了清末澳門防災的社會應對中在精神層面的應對。前者通過分析災害保護神的廟宇興建、重建、擴建，說明民眾以此種方式求得精神與心靈的寄託，增強對未來的信心；後者則從功能的角度對近代澳門民間災害保護神進行分類研究，探討其地域文化特色，進而分析信仰群體的文化行為，發掘信仰的心理安慰功能和文化功能。四、澳門華人信仰天主教與基督教之探討1576年澳門教區建立以後，耶穌會、方濟各會、奧斯定會、多明我會等天主教修會陸續在澳門駐紮，以澳門為基地，向中國、日本等地輸送傳教人員和物資。澳門開埠以後到康熙末年禁教前的百餘年間，澳門天主教得到快速發展，是澳門天主教史上的黃金時代，此時的澳門至少已經有了15座重要的教堂。2明清時期澳門華人信仰天主教現象對華人的價值取向、社會觀念及政府治理產生了深刻影響。明代後期，澳門經濟貿易持續繁榮，華人人口不斷增加，在澳門或澳門周邊地區置產定居，華人開始顯示出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和經濟發展能力。3這一時期華人的自我組織和管理，以媽閣廟、觀音堂（普濟禪院前身）等華人寺廟為中心，形成神緣性組織，多數華人仍然持守中國傳統信仰。但加入天主教的華人也不在少數，據考證，1644年明清鼎革之際，澳門約有2萬華人教徒。4湯開建《明代澳門地區華人居住地鉤沉》探討了明代澳門華人信仰天主教情況，並清單將華人教徒詳細分類。5又在《明清之際澳門天主教的傳入與發展》指出，17世紀開始，隨着進入澳門的華人人口日漸增多，澳門天主教修會尤其是耶穌會更加重視對入澳華人的傳教活動；而明清鼎革之際，澳門華人“在情感上有亡國喪家之痛，在政治上不願意成為異族統治者的‘順民’”，在這一特殊歷史情境之下，又有很多華人加入天主教，澳門在1640年代一度出現約2萬華人教徒。6章文欽的《澳門與明清時代的中國天主教徒》則分三個時期探討明清時期華人信奉天主教與澳門的關係，對澳葡政府吸納華人入教的政策以及華人奉教的動機、身份處境進行探討。7盧金玲《明清之際澳門華人天主教徒研究》分析了澳門華人天主教徒信教的原因，認為華人進教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可以分為西洋傳教士的拉攏及誘惑、婚姻因1 陳偉明、聶浩然：《近代澳門防災救災的社會應對（1840－1949）》，《文化雜誌》（澳門）2018年總第103期；陳偉明、李玉姬：《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總第89期。2 湯開建：《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從澳門出發》，澳門：澳門大學，2012年，第15頁。3 參見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4 湯開建︰《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從澳門出發》，澳門：澳門大學，2012年，第18頁。5 湯開建：《明代澳門地區華人居住地鉤沉》，《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6 湯開建：《明清之際澳門天主教的傳入與發展》，《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從澳門出發》，澳門：澳門大學，2012年。7 章文欽：《澳門與明清時代的中國天主教徒》，《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

5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素的影響、尋求好處及幫助以及經濟利益的驅動等主客觀因素。1受乾隆十一年（1746）福安教案波及，澳門發生封鎖“唐人廟”事件，作為當事人之一，張汝霖撰寫了《請封唐人廟奏記》，對澳門華人入教原因作過分析。2郭衛東的《乾隆年間澳門“唐人廟”事件述論》、劉芳的《清乾隆年間查禁澳門唐人廟事件》則研究了唐人廟事件之脈絡及其與福安教案的關係。3趙殿紅的《華人入教與政治博弈──乾隆年間澳門“唐人廟”事件解析》認為，查封唐人廟是清朝禁教政策首次延伸到澳門的表現，事件牽出中方對華人教徒身份和信教原因的調查。事件當中，代表中國政府的香山知縣張汝霖、代表居澳葡人的議事會以及澳門教會等角色互相角力，反映出當時的澳門政治與宗教勢力的力量對比和觀念交鋒。4對於華人加入天主教與加入葡籍的關係問題，陳文源的《晚清澳門華人加入葡籍現象及原因分析》及何順標《晚清澳門華人入葡籍研究》均認為，5入教不等於入籍，但入籍必然入教，入教與入籍的原因各有不同，在歷史上存在相互交織的過程。張澤洪的《澳門族群與多元文化──16－18世紀澳門天主教與中國傳統宗教》則分析了明清時期天主教的傳入以及澳門華人信仰天主教的人數、信教原因和信教情況，6同時梳理了在此期間澳門佛教、道教、民間信仰等中國傳統宗教的傳播與發展及其對社會的影響，並探討了天主教與中國傳統宗教的互動，以此論證多元宗教文化在澳門的相容共存。關於基督新教，一般認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Morrison）於1807年進入澳門，是基督教（新教）傳入澳門之始。澳門歷史上一直是天主教勢力範圍，基督教徒受到排斥，但澳門仍然不失為基督教傳入中國內地的策源地，基督教信仰也是晚清澳門華人信仰世界的重要層面。顏小華的《1980年來中國內地期刊收錄的澳門基督教史研究綜述》從基督教史的綜述性研究、傳教士與教會、印刷業與辦刊、教會教育與辦學、醫療活動、建築等方面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當中有一部分對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的基督教信仰亦有論述。7如李桂玲的《澳門的宗教》、藍欽文的《澳門基督教簡介》、周大寧的《話說澳門──迎接12.20澳門回歸（六）》、劉先覺和許政的《澳門的宗教建築》、邱樹森的《略論明清時期的粵澳宗教文化交流》等，對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的基督教信仰源流、信仰狀況、教堂建築等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吳義雄的《基督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早期文化活動略論》認為，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來華活動的初期，也是將澳門作為重要的活動基地。馬禮遜、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衛三畏1 盧金玲：《明清之際澳門華人天主教徒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2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81頁。3 可參見郭衛東的三篇文章：《乾隆年間澳門“唐人廟”事件述論》，《中西文化研究》（澳門）2003年第2期；《乾隆十一年福建教案述論》，《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福州）2004年第7期；《中國官府與西方教會：1746年福安教案再研究》，《北大史學》（北京）2013年第1期。另參見劉芳：《清乾隆年間查禁澳門唐人廟事件》，《社會科學論壇》（石家莊）2010年第3期。4 趙殿紅：《華人入教與政治博弈──乾隆年間澳門“唐人廟”事件解析》，《學習與探索》（哈爾濱）2017年第2期。5 陳文源：《晚清澳門華人加入葡籍現象及原因分析》，《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03年第2期；何順標：《晚清澳門華人入葡籍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6 張澤洪：《澳門族群與多元文化──16－18世紀澳門天主教與中國傳統宗教》，《中華文化論壇》（成都）2004年第3期。7 顏小華：《1980年來中國內地期刊收錄的澳門基督教史研究綜述》，《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總第90期。

57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述評（SamuelWellsWilliams）等傳教士，都有在澳門長期居住和活動的經歷。新教傳教士所舉辦的文化事業，特別是“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馬禮遜教育會”和“中國醫務傳道會”的一系列活動，都與澳門有着密切的關係。1湯開建、顏小華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早期澳門活動述略》考述了美國長老會海外傳道會於鴉片戰爭前後多次派遣傳教士前往澳門的歷史過程，他們在澳門開展佈道、學校教育、印刷出版等活動，制定相關傳教方略，為隨後進入內地的傳教工作做好了充分準備，從而使澳門自明代以後繼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2澳門雖然是明清時期天主教、基督新教入華的策源地，但對澳門華人信仰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問題，學術界長期缺乏持續而深入的研究，存在極大的學術空間。究其原因，主要是史料的缺乏和多語種資料使用不足。未來以葡文為主的多語種原始文獻的翻譯和公佈，當可推動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五、結語在宗教研究方面，澳門是一個活標本，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更是一個饒有意味的課題，但迄今為止的研究十分薄弱。有關澳門華人社會的研究成果，即使關注到華人的信仰問題，要麼多流於掌故軼聞，要麼只注重宗教的“傳播與交流”研究範式，探討澳門與內地宗教信仰的互動關係，很少有學者能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研究這些宗教信仰與澳門華人社區組織、族群凝聚力、生活方式的關係，亦無助於人們理解澳門社會華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內涵。首先，澳門華商熱衷組建以華人廟宇為中心的“神緣性組織”，其功能和作用需要深入探討。鴉片戰爭後，華人商業迅速崛起，其地位從附屬型轉向主控型，華商逐步成為晚清澳門規模最大、資產最多的群體。同時，華商階層作為澳門華人社會的精英群體，其社會作用日益突顯，成為華人風俗的引領者、華人利益的保護者、華人困厄的賑濟者和華人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在澳門宗法社會逐漸失效，商業社會逐漸形成的過程中，在華人社會承擔社會組織功能的，一是社團，二是廟宇。有關澳門華人社團的研究較為充分，而對華人廟宇社會功能的研究卻乏善可陳。林廣志認為，晚清澳門華人組織的功能性體現在華人之間的集合、對話、溝通、協調上，而華商組織的發展經歷過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媽閣廟、蓮峰廟為代表的神緣性組織；第二階段是以三街會館為代表的業緣性組織；第三階段是以鏡湖醫院為代表的慈善性組織；第四階段是以宜安公司為代表的聯誼性組織；第五階段是以澳門商會（中華總商會）為代表的政商性組織。3其中第一階段的“神緣性組織”正是華人廟宇社會組織功能的體現。除了林廣志舉例的媽閣廟、蓮峰廟、康公廟等華人廟宇之外，陳學霖還論述了澳門哪吒廟在華人社會中的組織功能。4陳國成也以哪吒信仰為例，分析了澳門崇奉哪吒及舉行慶典對強化社區組織與坊眾關係的重要性。5在華1 吳義雄：《基督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早期文化活動略論》，《學術研究》（廣州）2002年第6期。2 湯開建、顏小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早期澳門活動述略》，《中南民族大學學報》（武漢）2006年第1期。3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4 陳學霖：《澳門哪吒廟的歷史淵源與社會文化意義》，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5Kwok-shingChan,“TempleFestivals,SocialNetworks,andCommunalRelations:TheDevelopmentofaLocalCultinMacao,”inBerliner-China-Hefte,Vol.35(2009),pp.118-126.

5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洋雜處之地，華人廟宇在保財祈福之外，應該另有深意，實際上掌管廟宇就是掌握了華人社會某一群體的話語權，因為在漫長的歲月中，在商業繁盛而商人組織未出現前，廟宇這種神緣性組織兼具了商人組織的功能和作用。其次，澳門華人的宗教信仰應當置於中國華南地區宗教場景中進行考察。但除了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之外，現有成果的視域過於狹窄。而長期關注華南地區宗族、信仰的研究機構及學者，對澳門這個“表像單純，深層複雜”的人類學樣本缺乏持續、有效的關注。1在這方面，程美寶從華洋交往中“小人物”的研究上做出了先例，其研究方法可作為研究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的參考。2再次，明清時期澳門從宗法社會向商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華人各種宗教信仰間的衝突與融合問題均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中國傳統的佛道及民間宗教與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在澳門狹小的地域得以共處，在葡人社區以外，歷史上天主教的強勢並未導致其未來必然的獨大地位，中國民間宗教的香火反而比其他地區更為旺盛，這種歷史細節是如何發生的？需要有更多的學術成果來體現和印證。最後，研究明清時期華人宗教信仰問題，對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在澳門的延續、堅守與推陳出新十分重要。林廣志、趙林等學者已經關注到這種意義，前者撰文討論了晚清華商的文化堅守與風俗涵化問題，後者認為澳門與香港、台灣地區不同，澳門雖然具有多元文化共存互融的特點，但在民間社會始終保持着生機旺盛的“鄉土”氣息。3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下，澳門的族群、宗教都是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研究的“活標本”。“澳門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進程中的有價值的個案，只有從史學、哲學、宗教學、文化等多角度綜合研究，才能重新認識澳門的豐富內涵及其文化價值”。4從現有的以考證源流為主的學術成果出發，將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與廟宇功能的研究推向深入，豐富和完善“澳門學”的學科內涵，是相關領域學者們的共同使命。[責任編輯　陳超敏]1 林明德：《澳門的匾聯文化》，台北︰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1997年，第4頁。2 程美寶：《澳門作為飛地的“危”與“機”──16－19世紀華洋交往中的小人物》，《河南大學學報》（開封）2012年第3期。3 林廣志：《衝突與交融──清代澳門華商的文化堅守與風俗涵化》，《文化雜誌》（澳門）2008年總第67期；趙林：《澳門宗教文化的本土化特色》，《文化雜誌》（澳門）2014年總第91期。4 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學術研究》（廣州）2011年第12期。

59澳門華商的經濟權力及其資本關係網絡構建——以何賢為中心的考察[摘要]資本是一種經濟權力。華商為追逐這種經濟權力，必然會聯合一切可聯合的資本力量以構建資本關係網絡。在澳門，生存並發展於斯的華商是其近現代以來獨特的社會歷史景象。20世紀40年代初，澳門華商代表何賢依靠金融業和眾多的實體產業完成了資本積累以立足於澳門，並通過囊括港澳資本力量和積極參與國內經濟建設的資本投資，構建起一個龐大的資本關係網絡，展現為“立足澳門、囊括港澳、延伸大陸”的關係圖景。澳門華商正是通過資本關係網絡的構建，使其在澳門經濟領域中享有主導權和話語權，為他們在澳門經濟社會中獲得經濟權力奠定堅實的基礎。[關鍵詞]澳門華商　資本關係網絡　經濟權力　何賢何為資本？如莫斯卡（GaetanoMosca）所言，“在眾多物質力量中，有一種力量能夠輕而易舉地統禦國家的一切其他力量，有時甚至違反法律的明文規定，更不用說違背公平正義原則了，這種力量就是流動財富，即金錢，或確切地說，是那些強有力地組織起來的那部分金錢”。1JonathanNitzan和ShimshonBichler就直接將資本理解為權力。2在馬克思論著中，就提出“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的論斷，3這表明資本具有權力的屬性。華商家族要在現代社會中延續與發展，必然會與資本發生互動，積極促使其家族在現代社會中運轉起來的經濟基礎。田餘慶研究東晉門閥士族就注意到經濟因素對士族家族勢力與司馬氏共天下的基礎性作用。4馮筱才研究近代中國商人虞洽卿就着重分析虞氏如何從買辦起家，以經營金融、房產以及新式機械制造業等事業獲得資本積累，從而為虞氏家族立足並發展於近代政商界打下堅實基澳門華商的經濟權力及其資本關係網絡構建──以何賢為中心的考察方木歡作者簡介︰方木歡，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博士後、副研究員，政治學博士。廣州　5102751[意]加埃塔諾‧莫斯卡（GaetanoMosca）：《政治科學要義》，任軍鋒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4頁。2JonathanNitzan,ShimshonBichler,CapitalasPower:AStudyofOrderandCreorder,London:Routledge,2009,pp.5-7.3[德]馬克思（KarlHeinrichMarx）、[德]恩格斯（FriedrichEngels）：《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頁。4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33－338頁。‧論文｜宗教及歷史‧

6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礎。1然而，學界卻鮮少對華商的經濟權力作出進一步的具體研究，尤其對華商與資本力量構建的關係網絡及其機制未予足夠重視。在澳門，生存於此的華商是其近現代以來獨特的社會歷史景象，他們在歷史上的經濟活動能夠為研究上述問題提供豐富的經驗素材。深究起來，澳門華商崛起的奧秘在於其資本關係網絡構建及其運用，這是澳門華商的經濟權力基礎。本文將以澳門華商代表何賢為個案研究，研究視野聚焦於澳門華商資本關係網絡的構建過程及其衍生的經濟權力。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之所以選取澳門華商代表何賢，是因為他不僅僅是澳門近現代史上具有經濟影響力的華商代表，而且在回歸前的澳門政治與內地政治中相當活躍，相對具有較強的政治影響力及社會影響力。因何賢在澳門經濟社會領域上的影響力，1955年起他就擔任華人代表，立法會改制後亦由他繼任華人議員。在國內，1956年起他成為全國政協委員，1978年當選為政協常委。自1975年起，他連續三屆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還曾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的職務。在澳門，他承擔中華總商會會長、鏡湖醫院慈善會主席等華人社團職務。因此，通過挖掘澳門華商代表──何賢在澳門及內地政治的經濟活動，能夠為本研究提供豐富的、對焦性的經驗支持。文中所引用資料全部來自年鑑、報刊、出版著作和網站的公開資料，爲保持表述的準確性，引用時未作匿名化處理。一、立足澳門：金融業、實體產業與資本積累（一）大豐銀行：何賢家族的根基大豐銀行是何賢打造其經濟王國的支柱性產業，也是其家族各項事業賴以生存的牢固根基，推動着其家族產業經營不斷往多元化方向發展。大豐銀行的前身為澳門華商在1940年開辦創建的大豐銀號，其主要經營貨幣兌換、電匯業務。對於大豐銀號的創立，據馬萬祺述說，澳門巨商傅德蔭與馬萬祺商量合夥籌辦一家銀號，馬萬祺尋求與香港恒生銀號林炳炎、何善衡合作，傅德蔭予以同意。在籌建大豐銀號期間，馬萬祺舉薦當時任職廣州匯隆銀號經理何賢出任大豐澳門總行經理。大豐股東主要是傅德蔭、林炳炎、馬萬祺、何善衡等。何賢、梁球琚、鍾子光、2陳蔚文、伍宜孫、王頌獻等亦持有股份。後馬萬祺因病辭去大豐總經理的職務，林炳炎、何善衡將大豐銀號股份轉給傅德蔭，傅德蔭要求何賢入股大豐，並由何賢出任大豐銀號總經理。3在20世紀50至60年代，大豐銀號經營業務擴大為存款、放款、按揭、匯兌和找換等。1970年澳葡政府頒佈法令《澳門銀行法》，規定“允許在澳門創立一個銀行制度，俾能適當地將已在進行中的工商業重要發展作為基礎”。41971年12月23日大豐銀號正式註冊為大豐銀行，註冊資本為500萬澳門元，以何賢集團投資為主。1983年，大豐銀行資本達8,000萬澳門元，由何賢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澳門華商成為中國大陸企業資本投資的穩定來源，中國政府亦借助澳門拓展境外投資。1983年中國銀行就參股大豐銀行，註冊資金增加到1.6億澳門元，華資、中資各佔一半。到1995年底，資產總額達到140.54億澳門元，擁有18家分支機構。1997年3月該行資1 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1－39頁。2 鍾子光為當時澳門有名的華商，關於其資料記載比較少。3 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58、100頁。4 黃漢強：《澳門經濟年鑑（1983）》，澳門：澳門華僑報，1983年，第22－28頁。

61澳門華商的經濟權力及其資本關係網絡構建——以何賢為中心的考察本增至10億澳門元。11982年大豐銀行存款額達9.28億澳門元，成為澳門實力雄厚的銀行之一，翹首於眾多激烈競爭的商業銀業中。何賢在澳門借助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以大豐銀行為主要陣地，不斷拓展更多元化的經濟產業。大豐銀行屬下很快便發展有印染廠、紙廠、火柴廠、石粉廠、鐘錶行、地產、大豐倉庫、大豐金行等大豐系產業鏈。2（二）和安黃金公司：何賢家族崛起的基石澳葡政府在管治澳門初時就實施了專營制度，該制度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得到完善。專營制度又稱承充制，它是將某一類的貿易或服務的經營權拍賣，由競得者進行壟斷性經營。競得者通過向其領照經營者收取“規費”，並按合同規定向澳葡政府（通常是公物會）繳交承充金，競得者的合法經營受到政府法律的保護。3專營制度涵蓋了豬肉、牛肉、漁業、鹽業、鴉片、賭博業等各行業，而經營黃金買賣同樣需要競得澳葡當局授予的專營權。抗戰勝利後，澳門發展成為主要的黃金轉運中心，黃金買賣與賭博業便成為澳門的兩大生意，成為澳門經濟的主要支撐。正當澳門黃金行業興盛之時，澳門一些華商進行黃金買賣投資與合作經營。當時澳門黃金走私被“五福堂”所壟斷和操縱，以及泰興娛樂公司的一家分號。安排這一壟斷的關鍵中間人，是一位土生葡人名流︰時任澳門經濟局局長羅保（Dr.PedroJoseLobo），4他在19世紀40年代的澳葡當局擁有很大權勢，在葡國也享有聲譽和名望。由於他對何賢為人的賞識信任，何賢就是透過羅保的關係取得黃金專營權。於是，羅保與澳門華商何賢、鍾子光（其後來身故，由梁昌頂上）等人合資成立“澳門和安黃金公司”。5由於香港光復後施行外匯管制，禁止黃金進口，導致地下炒賣黃金盛行，金價炒到幾百港元一盎司，因此使沒有禁止黃金進口的澳門成為亞洲黃金交易中心，和安黃金公司從美洲購買大量的金磚金條用船運到澳門，再從澳門將黃金走私到香港，所獲利潤可達黃金原價的兩倍至三倍。6也正因香港禁止黃金入口，香港及東南亞的黃金買主都湧到澳門，向和安黃金公司購買黃金。黃金買賣作為澳門當時最大的生意，實際上由羅保、何賢、梁昌、鍾子光等人壟斷。和安黃金公司在澳門經營十多年，直到1974年香港當局准許黃金進口才停業。因此，這十多年間成了何賢家族迅速崛起的黃金時代，奠定其雄厚的經濟基礎。（三）涉足博彩業：逸園賽狗有限公司澳門博彩業形式多樣，大體分為番攤、百家樂、骰寶等組成的幸運博彩與由跑狗、跑馬組成的相互博彩兩種。幸運博彩業主要以霍英東、何鴻燊、葉德利、鄭裕彤四人為主要股東的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跑狗是澳門一項獨特的賭博種類，由一組善於奔跑的格力犬追逐一個圍繞跑道上的機械電兔。澳門跑狗始於1932年，由范潔朋等一群華僑和美國人士，借鑑上海賽狗經驗在澳門組織了“澳門賽狗會”，興建賽狗場。由於經營效果不理想，轉由電燈公司總經理、英國商人嘉理仁（FrederickJohnsonGellion）及富商畢侶儉經營，並改名為“華南跑狗娛樂場”，但因生1 姜建清：《近代中國銀行業機構人名大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9頁。2 趙榮芳：《何賢生平》，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中山文史》（廣州）1990年總第19輯，第17－19頁。3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6－171頁。4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33頁。5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65頁。6 金豐居士：《大豐碼頭，昔日金庫空餘陰森》，《新報》（澳門）2008年1月10日。

6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意無法好轉而在1942年香港淪陷後停辦。直到1961年，由印尼華僑鄭君豹向澳葡當局申請恢復賽狗，同年8月12日與澳葡政府簽訂專營賽狗合約。但到9月份，鄭君豹向澳葡當局申請將賽狗專營權轉讓給澳門賽狗有限公司董事長程伯庵，再由程伯庵轉讓給以何賢、何柏、許以忠、聞祖舜為主要股東的澳門逸園賽狗公司，並於1963年9月正式恢復開辦。這間賽狗公司，按規定每年只需向政府繳納專利稅170萬澳門元，實際每年繳納的專利稅卻高達2,000多萬澳門元。1976年8月中旬，在政府《憲報》公佈的該公司註冊章程中，何賢任董事會董事長、執行委員會主席，何厚鏗擔任董事一職，股東大會主席由何厚炤擔任。1澳門逸園賽狗公司自此開辦賽事十多年來，成為澳葡政府一項重要的稅收來源，對繁榮澳門經濟有重要作用。1983年何賢逝世後，因其家族成員專注經營大豐銀行，而無意繼續經營賽狗博彩，加之其他股東對經營意見不一，經何氏家族成員商量，決定邀請何鴻燊、鄭裕彤等合組財團，承購逸園賽狗公司75%的股份，使逸園成為何鴻燊集團的旗下公司。2（四）實體產業的不斷擴張何賢在建築業、房地產業也有所涉足。1970年6月18日，由何賢經營的澳門工程有限公司承接“澳氹大橋”工程，以開發氹仔、路環西島開通大道。3何賢與澳門華商馬萬祺牽頭，組織成立聯生發展有限公司，與同行共同投資興建聯生工業村和集裝箱碼頭。1975年10月7日與澳葡政府簽訂合約，儀式在澳門總督府舉行，代表澳葡簽字的是澳督李安道（JoséEduardoMartinhoGarciaLeandro），代表聯生發展有限公司簽字的是該公司董事長何賢、副董事長馬萬祺。4在房地產業上，何賢也與馬萬祺合作成立大生建築置業有限公司，5在澳門進行的第二、三期填海工程中，建造不少適合經濟收入中下層人士購買的經濟樓房住屋及工業大廈，為澳門的工業發展提供眾多的廠房和兩三千個單位的經濟住房。20世紀70年代後期，由於澳門工業廠房建設速度快，為滿足澳門對水泥的需求量，何賢與馬萬祺、趙善略等組成合股公司──澳門水泥廠有限公司並於1983正式投產，並銷往香港和鄰近地區。6何賢在澳門交通運輸和石油業也有投資。一是公交運輸服務業。抗戰勝利後，儘管燃料逐步得到供應，但由於澳門人口大幅度減少，巴士行駛一直得不到恢復。何賢認為要發展澳門經濟，首先必須發展交通事業，投資興辦澳門福利公共汽車公司，與澳門市政廳簽訂合約取得了澳門市內公共交通的專利權。1952年何賢創辦澳門首間大規模的巴士公司──福利公共汽車公司，派出大、小巴士行走澳門多處地方。7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大量向澳門地區供應石油產品。何賢面對這新興行業，迅速採取應變的經濟措施，開辦大明石油公司，代理供應澳門來往廣州、珠海、中山等地車輛的汽柴油。同時，還為外商、僑商、港澳商人在國內投資設廠提供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用油，辦理澳門出售提油票券，而在廣州、珠海、中山等地指定油站供應的業務。大明石油公司在我國外貿公司的支持下，經銷的石油產品佔澳門同類商品進口總值的40%左右，其中1 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2年，第130－132頁。2 劉屹松：《澳門賭王：何鴻燊全傳》，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68頁。3 吳楠：《何厚鏵家族傳》，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年，第208頁。4 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08－309頁。5 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53－354頁。6 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62－364頁。7 譚啟志等：《澳門巴士的發展》，《紅藍史地》（澳門）1995年第4期，第62－72頁。

63澳門華商的經濟權力及其資本關係網絡構建——以何賢為中心的考察煤油佔74%，輕柴油佔77%，對澳門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以及我國的對外開放都有促進作用。1何賢在報紙行業也多有建樹。澳門本地報紙《新園地》、《澳門日報》的創立與發行離不開何賢的協助。21948年解放軍渡江前夕，何賢和澳門愛國人士曾集資籌組《澳門商報》。但是，澳葡當局迫於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壓力，最終沒給予審批許可，迫使《澳門商報》胎死腹中。1949年新中國成立，澳門同胞紛紛組織社團，其中，“新民主主義協會”於1950年元旦出版的會刊《新園地》（就是從《澳門商報》改過來的一個小報），由何賢出任擔保人。由陳滿醫生任社長，初期為月刊，由於備受會員歡迎和各階層人士讚賞，改為半月刊。1958年8月15日，在以何賢為首的愛國主義人士的努力下，新創辦《澳門日報》，其定位就是姓“澳”，以“來自澳門同胞，屬於澳門同胞，為了澳門同胞”為宗旨。《澳門日報》的正式籌組從1958年6月開始，第一步集中主要骨幹，第二步集中少量資金買下河邊新街28號兩層舊樓，第三步為是年7月，籌組人員擠在28號兩層舊樓工作，實在難以容身，得到何賢的幫助，將28號後座買下來。與此同時，何賢還將鵝眉街2號A、B兩幢舊洋房以象徵式的租金租與《澳門日報》作職工宿舍使用。3何氏掌握澳門自來水公司的經營權。澳門自來水廠最先由姓董的華僑於1932年開設，在其後幾十年五易其主，期間還曾由電燈公司兼營自來水。延至20世紀40年代後期，改由何賢聯同羅保、何添、鍾子光、何善衡等人接辦。1947年，何賢出任董事長，由鍾子光主理，後來由羅保之子羅碧接手負責。1968年澳門自來水公司進行改組，註冊資本高達300萬澳門元，由何賢任職董事長，當時自來水公司的股份全部均為華人擁有。1981年，澳葡政府建議市政廳收購自來水公司，實行官商合辦，當時何賢曾答應增加新股東和資本，以改善服務，但這個計劃後來被擱置。1981年6月，澳門自來水公司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再次進行公司改組，由何賢增撥資金，公司資本額增至5,100萬澳門元，並邀請香港富商鄭裕彤加入為新股東，認股3,000萬澳門元，舊股升值16倍，同時行政上亦進行改組，主管人為陳錦靈。4經過改組後的自來水公司董事會，着手改善自來水公司行政及服務，經營獲得了顯著成效。二、囊括港澳：與資本力量的聯合何賢建立的資本關係網絡離不開港澳華商的支持與合作。何賢與澳門和香港具有經濟實力的華商進行了資本聯合，從而使何氏家族與來自港澳的資本力量構建密切的資本關係網絡，更強化其家族在經濟領域中的權力。（一）與澳門華商的資本合作一是傅德蔭。傅德蔭，被稱為“傅老榕”，與高可寧、5何東、羅文錦等家族合稱為香港四1 趙榮芳：《何賢生平》，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中山文史》（廣州）1990年總第19輯，第25頁。2 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75頁。3 李成俊：《改革促發展，創新鑄輝煌──〈澳門日報〉半世紀若干人與事》，廖子馨：《我們──澳門日報五十年成長足跡》，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08年，第46－47頁。4 梁欣欣等：《澳門水務史》，陳子良：《澳門百業續編》，澳門︰培正史地學會，1999年，第211－212頁。5 高可寧，澳門賭商、慈善家，廣東番禺人。因善於經營，一躍成為澳門賭博業的權威，先後組織省港澳同安輪船公司及開設富衡銀號、德生按、裕豐按等大型按押數間，遂成巨賈。參見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251－252頁。

6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大家族。抗戰爆發後來到澳門，傅德蔭與高可寧聯合成立泰興公司，投得澳門賭博經營權，並收購中央酒店開設賭場，經營賭業20多年。何賢與傅德蔭合作經營大豐銀號，後轉型發展為大豐銀行，這兩個家族仍是該銀行的重要成員。在大豐銀行董事會、監事會及行長室成員名單中，何厚鏵是名譽董事長，何厚鏜擔任董事長，何厚鏗為常務董事，董事中就有傅厚澤。傅厚澤是傅氏家族第三代掌門人，為傅德蔭之長孫。二是梁昌。梁昌出生於澳門，與其妻曾由澳門往香港發展，在香港開設燕昌置業公司。由於在二戰期間梁昌在澳門建立了相當不錯的關係，他的發跡與何賢、鍾子光、傅德蔭的關係分不開。1944年，澳門缺糧，一元僅可買米四兩，梁昌憑藉他在辦館工作的經驗，與友人合作開設一間英昌行，由中山、順德運米到澳門售賣。由於與澳門經濟局局長羅保熟悉，取得澳門食米經營權，米行生意越做越大。後梁昌加入羅保、何賢等人的和安黃金公司，獲利巨大，不數年遂成澳門巨富，1952年斥巨資購買佛山輪，經營利為旅酒店、峰景酒店。20世紀60年代舉家遷至香港居住。在香港，創立了港澳飛翼船有限公司，任職恒生銀行董事、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澳門分行董事、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副董事長。1三是馬萬祺。馬萬祺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澳門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上，何賢與馬萬祺都有諸多合作，他們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夥伴關係，對澳門政治與治理格局具有較大影響。他曾強調，“40年間，他和何賢合作無間，不但在生意上，在社會工作上，就連去賭場，也是何賢買大，他絕不買小，港澳地區以‘何馬’合稱他們這對莫逆之交”。2他曾作詩《贈何賢史》敘述他們之間的交情：“笑傲江湖數十秋，真金烈火勉同儔。平生愛慕東風勁，管鮑何如共一舟。”3四是崔德祺。崔德祺是崔氏家族在澳門的代表人物。在澳門，曾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會長、澳門同善堂值理會主席等職。4崔德祺與何賢多有交往，在澳門政治和經濟上進行多方面的合作，如崔德祺曾是由何賢擔任董事長的逸園賽狗有限公司的董事，當時賽狗業從1963年開賽以來一起保持興旺之勢，進展理想。5隨着崔氏家族的影響力日益增長，其已是澳門社會中深具影響力的華商家族之一，時人並稱為“何馬崔”三大家族。（二）與香港華商的資本聯合一是何添。何添是香港恒生銀行創辦人之一，20世紀30年代與林炳炎、何善衡等人一同開辦恒生銀號，銀號以何善衡主管銀行內之經營及運作，何添為其副手，主力協助銀行之推廣及維繫與客戶之關係。1952年，恒生註冊為有限公司，何添擔任首任總經理，於1967－1979年擔任恒生銀行副董事長。1941年香港淪陷之時，何添與何善衡逃往澳門避難，至1945年才返港復業。1946年，何添與何善衡、梁球琚等成立恒昌公司（大昌貿易行前身），代理糧油雜貨。1992年，何添將大昌行股份，售予中信泰富為首的財團。大豐銀號在澳門初創時期，何添也參與其中，與何賢1 齊以正：《億萬富豪梁昌之死》，載齊以正、郭峰等：《香港超級巨富列傳》，香港：文藝書屋，1980年，第163－169頁。2 馬鼎盛：《愛國儒商馬萬祺》，《明報》（香港）2000年4月6日，引自夏泉、董錦編：《馬萬祺研究資料匯編》，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64－66頁。3 馬萬祺︰《馬萬祺詩詞選》，謝常青箋釋，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51頁。4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281頁。5 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2年，第140－141頁。

65澳門華商的經濟權力及其資本關係網絡構建——以何賢為中心的考察多有工作交集。二是何善衡。何善衡祖籍廣東番禺，生於澳門。1924年由何善衡提議，與何賢、馬子登三人合作在廣州上九路開設匯隆銀號，由何賢任經理。11933年3月，何善衡與好友在香港創辦恒生銀號，何善衡任經理，其業務蒸蒸日上，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和香港面臨威脅時，果斷地把恒生全部資金調往澳門，使恒生得以保存實力繼續發展，並將恒生銀號改名為永華銀號。抗戰勝利後，何善衡及時將資金調回香港，使恒生業務迅速發展，銀號改為恒生銀行，任董事長（1983年改任為名譽董事長），後兼任大昌貿易公司董事長等職。1946年何善衡曾與梁球琚、何添等人成立恒昌公司，代理食米入口，是為大昌貿易行的前身，其後大昌行除經辦糧油入口外，還代理汽車、家電、建築材料等，與香港社會發展息息相關。2三是林炳炎。1933年，林炳炎與何善衡、何添等人集資在香港開辦恒生銀號，任董事長。因在上海有產業，在廣州十三行也開有昆昌銀號，經常來往香港、廣州、上海等地，開拓銀號業務。在1937年，恒生銀號已成為香港銀行、銀號大戶之一，當時《粵華報》稱其為“金融巨子”。日軍佔領香港後，林炳炎將資金轉移至澳門，合辦永華銀號。在留澳期間，與傅德蔭、馬萬祺、何善衡等人創立大豐銀號，何賢就在大豐銀號擔任經理。林炳炎受澳門眾華商推舉出任澳門鏡湖醫院主席，在任期間除弊革新，促使鏡湖醫院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當時鏡湖醫院副主席為何賢，協助林炳炎管理鏡湖醫院事務。3四是霍英東。霍英東是香港著名實業家，在1953年創辦霍興業堂置業有限公司及有榮有限公司。先後擔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香港足球總會會長，曾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副主席。4據霍英東自述，他與何賢、何鴻燊、馬萬祺和陶開裕等港澳商人合組“中澳投資建設有限公司”，與中山縣簽約合作開發中山溫泉賓館項目，這個項目得到中央、省不少領導的支持，給予了各方面的積極配合。5而這個以霍英東和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為主的港澳投資公司，在中山羅三妹山南麓投資興建的中山溫泉賓館，成為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賓館。6三、延伸大陸的資本投資何賢建立的資本關係網絡不僅只立足於澳門和延伸香港，其觸角已延伸至中國大陸，特別在建國初期，何賢就積極參與投資祖國經濟建設，而且在改革開放後，何賢的資本投資更為活躍，促使其家族資本關係網絡構建得更為全面和寬廣。（一）支持祖國國內經濟建設一是與華僑成立華南企業有限公司。1950年海外及港澳工商界愛國人士組織回國觀光團到北京訪問，受到時任主管中央財經工作的陳雲副總理的接見。在接見中，各位愛國人士表示樂意回1 黃霑對何賢的訪談，載黃霑：《數風流人物》，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第349－350頁。2 《廣東省志》編纂委員會：《廣東省志（1979－2000）》第32卷《人物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338頁。3 《近代金融世子──林炳炎》，2014年4月20日，http://www.wutongzi.com/a/13285.html。4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440頁。5 霍英東口述：《時局的生意：霍英東自述》，冷夏執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159頁。6 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44頁。

6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國投資、興辦實業，為社會主義新中國做點貢獻。會面結束後，該團成員菲律賓華僑黃長水、美國華僑司徒美堂等與港澳地區的陳祖沛、王寬誠、何賢、馬萬祺等聯合發起並公開向海內外招股1千億人民幣（舊幣）。這一舉動很快得到海外僑胞莊成宗、許廉甫、李沃林、李昆生等以及南洋僑領劉家祺、劉淼慶等人的響應。1951年2月，由港澳和僑胞工商界知名人士發起籌組的華南企業有限公司正式開業。華南企業有限公司按照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的指示，制訂了一份有利於吸引海外僑胞投資的有獨特經營方針和管理方法的章程。其資金以僑胞的投資為主，國家適當投入一部分。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籌設初期主要採取“以商業為主，工業為副，以商養工，逐步轉向工業”的發展策略，主要經營對外貿易，其中貿易額佔廣州私營進出口貿易的三分之一。華南企業有限公司開業後一二年便取得很大成績，和澳門工商界人士的積極參與功不可沒。1華企建立時正值朝鮮戰爭進行中，以美國為首的不少西方國家實施對華禁運和物資封鎖。華企利用自身毗鄰港澳地區和擁有廣泛海外關係的優勢，在搶購搶運物資和打破封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二是參與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1979年2月初，榮毅仁向中央提交《建議設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見》的建議書，提出“從國外吸收資金，引進先進技術，為四個現代化服務，似有必要設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集中統一吸收國外投資，按照國家計劃、投資人意願，投入國家建設”。1979年6月27日，國務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ChinaInternationalTrustandInvestmentCorporation，簡稱CITIC），並由榮毅仁負責籌建工作並承辦信托投資任務。經過三個月的籌備，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在1979年10月4日正式成立，第一次董事會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召開。會上宣佈了國務院批准的董事會人選，榮毅仁出任該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公司當時注冊資本為2億元人民幣，總部設在北京，積極開展海外業務。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早期的董事和高管團隊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榮毅仁請來的原來在上海工商界的舊知好友；二是榮毅仁班底的年輕管理人員；三是中組部任命的中央各部委官員。而在第一屆董事會上，榮毅仁代表籌備組向董事們報告了籌建公司經過，籌建期間的業務和今後的工作設想。其中，何賢與王寬誠、馬萬祺等華商作為港澳董事參與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並在董事會會議上均先後發言。3（二）着力投資建設珠江三角洲無論是建國之初或是改革開放後，何賢一直着力於珠江三角洲的資本投資和經濟建設，主要分佈在廣州、佛山、中山、珠海等地。一是在廣州番禺。何賢、何添昆仲在1947捐資擴建岳溪學校。1958年向岳溪贈送一批機械，並捐建澄溪醫院。之後，何賢兄弟不斷解囊支持家鄉基礎設施建設。改革開放後，為促進番禺經濟發展，何賢1979年牽頭在番禺興建一座高級賓館用來接待外商和回鄉的港澳同胞，何賢與其兄長何添為興建賓館捐贈200萬港元，霍英東出資300萬港元，張耀宗等人又捐贈100多萬港元，建成番禺賓館。何賢兄弟還捐資修建蓮花山的蓮花塔，興建縣人民醫院的碧秋大樓、縣婦幼保健院大樓，後又與霍英東帶頭捐資興建大石大橋、洛溪大橋，溝通了番穗之間的交通，促進了番禺縣工1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1－182頁。2 張應龍編著：《華僑華人與新中國》，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83－185頁。3 計泓賡：《榮毅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03－220頁；尹鋒：《榮氏真相》，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第213－218頁；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33頁。

67澳門華商的經濟權力及其資本關係網絡構建——以何賢為中心的考察農商業的發展。1二是在佛山。早在20世紀50年代，何賢就捐資參與興建佛山華僑大廈。自國家實行開放政策後，何賢主動帶頭與盧道和、馬萬祺投資2,000萬港元，在佛山興建18層高的“旋宮酒店”，其中何賢本人投資350萬港元，為發展佛山的旅遊業作出貢獻。在何賢和霍英東先生倡議下，1981年8月由廣東省公路建設公司與澳門南聯公司簽訂協議書，共貸款1.5億港元，興建了廣珠公路的沙口、細滘、三洪奇、容奇4座大橋，改變了汽車過河靠渡輪的落後狀況，使廣州至澳門的全線公路暢通無阻，對繁榮珠三角洲起了促進作用。2在南海，1960年何賢到西樵山旅遊，向南海西樵山中旅社提議改造邯鄲樓，主動捐贈10萬港元的賓館設備，1979年又捐資重新裝修三湖賓館。三是在中山。何賢很關心和支持中山建設。1958年農業機械化時，何賢捐資支持中山添購拖拉機。何賢特別支持中山旅遊業發展，在1979年就捐資興建菊城賓館。中山為引進外資開發溫泉找到何賢，何賢動員霍英東來中山投資4千多萬港元建設中山溫泉賓館。中山人為紀念孫中山的歷史功績希望建設一座孫中山紀念堂，何賢獲悉後主動聯絡郭德勝先生，由郭德勝先生捐資1千萬港元，於1983年在石岐仁山建起一座雄偉壯觀的孫中山紀念堂。何賢也聯絡港商楊志雲先生，由楊先生捐資1千萬元興建中山人民醫院楊穎濱大樓。3四是在珠海。1980年何賢以澳門拱北旅遊發展有限公司的名義投資400萬美元，與珠海市旅遊公司合作興建“拱北賓館”，佔地面積達3,300平方米，功能齊全，設備一流。1981年，何賢、霍英東與珠海市旅遊公司合作投資716萬美元，興建珠海賓館。在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華商的推動下，珠海市興建一大批具有現代化特色的賓館，從根本上改變了珠海市的投資環境。4四、經濟領域中的主導權與話語權由於何賢資本實力的鞏固發展，使其成為澳門華商中較有影響力與支配力的代表，在經濟領域漸具主導權與話語權，可以從兩個事件予以體現。（一）奪得黃金買賣專營權當時澳門的兩大生意，一個是黃金買賣，由羅保、何賢、鍾子光、梁昌等人控制；另一個是賭場生意，歷來由傅德蔭、高可寧家族經營。黃金集團和賭業集團互為尊重，河水不犯井水，而澳葡政府也默許這兩大生意由這兩大集團控制和壟斷，這種經濟秩序維持了幾十年。如競投黃金專營權，外來勢力很難打入澳門。匯豐、渣打、太古、渣甸、嘉道理這些香港洋行洋商，以前都到澳門下標競投。由於每次下標需向澳葡政府交納一百萬澳門元的大額按金和澳葡政府的阻撓，都沒能取得成功。以致於沒有人敢在澳門競投黃金專營權，華商更不會與何賢集團搶奪黃金生意的地盤，如霍英東所言︰“我當時與何賢、何添兩兄弟較熟悉，每年舉辦賽車，他們都邀請我過去湊熱鬧，香港不少商界的朋友都過去，大大小小的事，我們是不會撈過界的，大家對他們很尊1 吳楠：《何厚鏵家族傳》，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年，第265－274頁。2 趙榮芳：《何賢生平》，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中山文史》（廣州）1990年總第19輯，第76－79頁；謝常青：《馬萬祺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44－345頁。3 趙榮芳：《何賢生平》，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中山文史》（廣州）1990年總第19輯，第80－81頁。4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2頁。

6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重。”120世紀50年代初，和安黃金公司的黃金買賣專營權經受到挑戰，1952年澳葡政府提高黃金進口稅，影響了承批黃金的和安黃金公司利潤，澳葡政府還設立“黃金進口監察委員會”，2由葡萄牙政府四名官員組成，負責核定進口黃金重量的準確性以及擬定有效的核定筆錄，此舉旨在削弱以羅保、何賢等人為首的集團勢力。但是，黃金買賣專營權始終掌握在此集團手中，這個集團直到港英政府允許黃金進口才得以解散。（二）協調澳門賭牌爭奪糾紛為提高澳門賭場的納稅額、增加政府收入，1961年澳門總督馬濟時（JaimeSilvérioMarques）取消原先賭牌持有人的經營優先權，標出三百萬的投標底價，並規定以暗標競投，價高者得。當時，主要以傅德蔭家族控制的泰興娛樂公司，和以何鴻燊、霍英東、葉漢等人為代表的新集團的兩派勢力在爭奪賭牌。據霍英東述說，他和何鴻燊因被傳要在澳門賭牌競投中“食餅仔”而合作參加下標活動。3在投標前夕，霍英東曾要求何鴻燊跟何賢講清楚，他們會按底價下標，還通過何賢告知傅德蔭家族，他們並沒有“食餅仔”。在何鴻燊等人競投得澳門賭牌後，由於擔心泰興這些舊公司和澳葡政府官員的阻撓，霍英東與何鴻燊提議搞“大聯合”，要“跟何賢、梁昌、傅蔭釗等人商量，搞一個不牟利的公司，以用於繁榮澳門”，後來何鴻燊跟何賢他們談了這個問題，何賢、梁昌都很支持，傅德蔭家族和高可寧家族也贊成合夥搞一家不牟利的公司。但是，最後主要因葉漢、吳海林的反對而不了了之。4泰興公司與新集團產生的矛盾衝突後來還是在何賢調解下有所緩和，這是因為何賢在澳門商界較有影響力，而且何賢與兩個集團人員的交情匪淺：一邊是與傅家有資本合作，與高可寧是番禺同鄉；另一邊與霍英東、何鴻燊等人關係友好。在這場新舊集團爭奪賭牌的風波中，雙方都給何賢留面子，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何賢的調解是這場惡鬥得到平息的重要原因。五、結語何賢構建資本關係網絡主要依靠其資本積累，並與港澳和大陸地區的資本力量構建一個龐大的資本關係網絡（圖1），可以“立足澳門、囊括港澳、延伸大陸”言之。1 霍英東口述：《時局的生意：霍英東自述》，冷夏執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76－83頁。2MoisésSilvaFernandes：《1949－1966年間葡中關係概況》，《行政》（澳門）1998年第40期，第528頁。3 所謂食餅仔，緣起香港當時盛行的、在地盤拍賣過程中的一種投機行為。例如一幅地要1,000萬才能投得，在拍賣過程中A、B、C、D四人合謀以僅750萬投得，然後再由這4人進行內部競投，如D最後以900萬獲得這幅地，那麼900萬和750萬之間的差價150萬，就由四方平分，每方將分得30多萬。參見霍英東口述：《時局的生意：霍英東自述》，冷夏執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第58－59頁。4 霍英東口述：《時局的生意：霍英東自述》，冷夏執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79－84頁。

69澳門華商的經濟權力及其資本關係網絡構建——以何賢為中心的考察圖1　澳門華商家族的資本關係網絡圖圖片來源︰作者自製。首先，“立足澳門”是指何氏家族的資本關係網絡紮根於澳門地區，以澳門為基地。何賢擁有的大豐銀行奠定了其家族經濟王國的基礎，黃金買賣的專營壟斷和澳門逸園賽狗公司更充實和加強了這一基礎。正是由於來源於金融行業和博彩業充足的資金支持，何賢在澳門擴大了資本投資，涉足不同實體產業。這些實體產業與何氏家族的金融業如大豐銀行業實質上是相互聯繫的，因為正是何氏家族在不同行業的發展，其家族的經濟實力才得到社會認同，增強何氏家族的社會信用度，無形之中加強大豐銀行這個“吸儲器”的經營與發展能力，澳門華人特別是富有華商才會放心把錢存入大豐銀行。其次，“囊括港澳”是指何賢在澳門不僅與傅德蔭、高可寧、梁昌、馬萬祺等澳門華商實行資本之間的合作，而且也與香港華商如何添、何善衡、林炳炎、霍英東等進行了資本聯合，從而大大加強以何賢為代表的澳門華商經濟實力，進一步構建起龐大的資本關係網絡。最後，“延伸大陸”是指何賢在新中國建國之後，開始參與投資國家經濟建設，如與海內外華僑成立華南企業公司，以及在廣東地區的投資建設。尤其在改革開放後，何氏更為踴躍地參與投資內地，如參與創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和對珠三角的投資建設，從而為何氏家族資本實力的穩固發展拓開了新的空間，尋找了新的發展機遇。概而言之，通過以澳門華商代表何賢為個案的考察，表明正是由於華商家族擁有資本關係網絡的強力支持，為其家族整個關係網絡的構建並從中獲取權力構築了經濟基礎，使澳門華商有充足的資本力量與政府、社團及國內政黨建立和維繫關係網絡，從而在澳門經濟領域中獲得主導權和話語權，進而在澳門政治與治理中發揮重要的影響。研究澳門華商家族的資本關係網絡，可為其在政治、社會領域影響力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論與經驗基礎。[責任編輯　陳超敏]資本關係網絡立足澳門囊括港澳延伸大陸經濟權力

7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摘要]隨着網絡技術的發展，澳門地區第三方支付機構發展迅速。第三方支付作為一種新型支付方式，在方便大眾的同時，由於其支付形式的特殊性，再加之法律監管的不完善性，使得第三方支付極易成為洗錢分子利用的管道。因此，本文在分析第三方支付的洗錢手法、特點的基礎上，結合域外國家的法律監管經驗，為澳門進行監管提供法律建議。主要建議澳門特區政府細化監管細則、強化身份識別、分類進行管理以及加強國際合作。[關鍵詞]第三方支付　洗錢　法律監管　身份識別澳門地區是世界級的賭城，也是享譽世界的旅遊城市。自2015年起，澳門地區的入境旅客便突破了3,000萬人次，在2017年更是高達3,200萬人次。眾多的遊客所帶來的消費金額也是高額的，在2017年，旅客消費總額高達600億澳門元，而同年的澳門地區GDP為4,000億澳門元。1在這其中，大陸地區遊客人次佔總入境旅客人次的69%左右，是澳門地區遊客的主要來源地。大量的遊客帶來了大量的消費金額，隨之也帶來了遊客的消費習慣。大陸地區遊客的消費習慣不同於其他地區，歐美等國比較習慣使用信用卡進行消費，而大陸地區第三方支付全面普及，大陸遊客更喜歡通過第三方支付平台進行移動支付。大陸地區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為了抓住用戶，積極地擴展海外市場，而澳門地區的商戶為了抓住遊客，想方設法為遊客的消費提供便利。因此，雙方一拍即合，第三方支付進入了澳門。在2015年10月，澳門本地大型企業如新八佰伴、澳門銀河等正式接入支付寶、微信支付等大陸地區的第三方支付系統。截止目前，澳門地區的大型商場多數都能進行支付寶、微信支付，並大力推行第三方支付。除了大陸地區的第三方支付在澳門大肆推廣外，澳門本地也開始開展第三方支付業務。在2016年，澳門金融管理局先後發出兩張牌照，同樣是開展第三方支付業務。分別是由澳門通股份有限公司推廣的“MPay”和由極易付股份有限公司推廣的“UePay”。而澳門本地的銀行、電訊澳門地區第三方支付下的洗錢風險及法律監管*張曉晗作者簡介︰張曉晗，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為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資助的《澳門金融犯罪與監管法律制度研究》（項目編號FRG-18-035-FL）的研究項目。1 《統計年鑑（2017年）》，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8年。‧論文｜法律研究‧

71澳門地區第三方支付下的洗錢風險及法律監管公司也和大陸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合作，開展線上業務。例如：中國電信（澳門）就可以通過微信公眾號進行線上繳費。目前來說，澳門地區的大型商場、連鎖超市、連鎖店鋪均已接入第三方支付。但是，澳門地區的街邊店等小微商店仍未全面支持第三方支付。此外，據澳門電子商務協會理事長梁耀漢表示，2018年澳門電子支付增長顯著，可以說是澳門電子支付的元年，有些商店電子支付已佔三成營業額。2018年機構參與度上有明顯變化及上升，多家銀行及信用機構積極推出便民支付方法。1總體而言，澳門地區第三方支付發展迅速，雖然不能與大陸地區相比，但是，澳門地區的第三方支付的普及率在逐漸增加。一、第三方支付下的洗錢風險分析目前來看，澳門地區洗錢行為還是通過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進行。例如：澳門地區的“歐文龍案”、“黃國威案”，均是通過空殼公司進行虛假交易，進而通過銀行轉賬或者現金提款等方式，進行清洗“黑錢”活動。但是，隨着第三方支付的發展，澳門地區的洗錢行為可能會借助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以第三方支付先行地區為例：2015年，美國的第三方支付機構“PayPal”，被美國檢方指控涉嫌為洗錢犯罪分子轉移非法資金600萬美元；22016年，中國江蘇省揚中市破獲了一起“第三方支付平台為詐騙團夥洗錢案”，涉案金額達2,042.9萬元人民幣。3雖然，金融機構清洗“黑錢”仍然佔據主要地位，但是，第三方支付機構清洗“黑錢”行為也在逐步上升。（一）第三方支付洗錢手法根據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inancialActionTaskForce，以下簡稱FATF）在2010年發佈的《利用新型支付方式洗錢》（“MoneyLaunderingUsingNewPaymentMethods”）的報告，4再結合澳門地區洗錢方式現狀，利用第三方支付的洗錢手法分可能為以下四類︰（1）利用第三方支付帳戶進行洗錢用戶在第三方支付機構註冊後，會擁有一個第三方支付帳戶。用戶可以利用現金、銀行轉賬、第三方帳戶間轉賬等形式為第三方帳戶注入資金。用戶可以通過本人注入資金、也可以通過其他第三方來注入資金，這種行為是不可查的。而在這其中，第三方帳戶之間的轉賬操作更值得注意。例如：在澳門地區的娛樂場內，存在着許多進行非法兌換港幣業務的人員，其業務一般針對大陸賭客。由於中國內地實行外匯管制，且澳門地區的銀行對取錢業務存在諸多限制。因此，許多中國內地賭客無法兌換到足額的港幣進行賭博。而這些非法兌換，可能通過支付寶或者微信進行轉賬，然後在澳門直接面對面獲取港幣現金，以規避中國內地和澳門地區的監管。1 《澳門電子支付大增　引內地第三方支付機構鼓勵創新》，https://www.kltong.com/news_detail.html?id=1254，2019年4月17日。2 李程、陳恆有：《第三方支付創新與洗錢風險防控》，《時代金融》（昆明）2016年第4期，第4頁。3 杜萌、馬超：《第三方支付平台為詐騙團夥洗錢涉罪──揚中警方偵破公安部掛牌督辦新型網路涉罪大案》，《法制日報》（北京）2016年8月27日。4FinancialActionTaskForce,“MoneyLaunderingUsingNewPaymentMethods,”http://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reports/ML%20using%20New%20Payment%20Methods.pdf,20April2019.

7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2）利用木馬病毒等技術手段進行洗錢洗錢分子利用木馬病毒、虛假鏈接、網絡攻擊等多種駭客行為來竊取他人的第三方支付帳戶，繼而通過這些帳戶進行轉賬、提現等行為，來完成洗錢過程。2016年，江蘇省揚中市公安局破獲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洗錢案”中，洗錢分子就是利用攜帶木馬病毒的支付鏈接和虛假的結算通道，來竊取被害人的第三方支付帳戶及密碼。（3）勾結第三方支付機構的工作人員進行洗錢洗錢分子直接與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相關工作人員建立聯繫，進行私下交易，來換取其對可疑帳戶的忽視。使第三方支付機構的內部反洗錢監管淪為形式，無法落到實處，進而完成洗錢行為。（4）利用虛假交易進行洗錢虛假交易是傳統洗錢手法中常見的方法之一，多數發生在不動產、古董文物、金銀首飾等貴重物品交易中。但是，在互聯網時代，特別是電子商務高度發達的時代，通過第三方支付進行虛假交易變得更為便利。常見的虛假交易行為是行為人同時偽裝成為買賣雙方進行虛假交易。例如，行為人在網上開一個網店賣手工類的高級產品，同時另行註冊一個帳號自我進行購買，那麼行為人不需要發貨，就可以偽造交易，進行洗錢行為。（二）第三方支付洗錢特點在論及第三方支付洗錢特點時，我們首先要對第三方支付在商業交易中的地位有一個概況性的描述。在第三方支付出現以前，買賣雙方進行商業交易時，多數通過現金交易或者銀行轉賬來進行。在第三方支付出現之後，買賣雙方可以不再通過現金交易或銀行轉賬進行交易，而是將錢款打到第三方支付帳戶中。買家下訂單同時將貨款打入第三方帳戶中，在收到貨物後，再指示第三方支付機構打款。在此，第三方支付機構起到了信用仲介的作用。此外，用戶線上下實體店利用手機進行移動支付時，第三方支付又起到了虛擬POS機的作用。1第三方支付的信用仲介和虛擬POS機兩大作用，帶來了以下三點特點︰（1）隱匿性第三方支付的隱匿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用戶的隱匿性。第三方支付機構在進行用戶註冊時，多數只要求用戶提供手機號碼或者郵箱及身份號碼等簡單資料，並且其註冊是通過網絡進行，是一種非面對面的行為。例如：澳門地區的“MPay”進行註冊時，用戶只需以手機號碼就可以快速註冊。而銀行、證券公司等傳統金融機構的開戶，則需要本人持身份證件進行，同時還會留存用戶的相關信息。與傳統金融機構開戶相比，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註冊難以保證用戶信息的真實性。這是註冊領域的隱匿性，在使用領域同樣存在着隱匿性。例如：使用信用卡進行消費時，會有簽字進行客戶身份驗證，而使用第三方支付則無驗證，用戶只要輸入密碼即可。如果開通了小額支付，那麼密碼都不需要了。在進行大額存取時，銀行還需要用戶持身份證件去銀行面對面的辦理業務，而第三方支付除了在註冊時存在信息驗證，在使用時，就不再需要進行身份驗證。因此，用戶的真實性無法得到保證，極易被洗錢分子利用。另一方面是交易過程的隱匿性。如上所述，第三方支付機構是一個信用仲介，其不但是買賣雙方的信用仲介，也是用戶與銀行的信用仲介。第三方支付機構參與到銀行的結算業務中，原本1 范如倩、石玉洲、葉青：《第三方支付業務的洗錢風險分析及監管建議》，《上海金融》（上海）2008年第5期，第47頁。

73澳門地區第三方支付下的洗錢風險及法律監管銀行瞭若指掌的交易過程被割裂為兩個看起來毫無聯繫的交易。1原本買賣雙方通過銀行轉賬進行商業交易時，銀行可以清楚地知道資金流轉動向。但是現在，買賣雙方通過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交易，第三方支付機構利用其在銀行開立的帳戶，遮罩了銀行對資金流向的識別。因此，除了第三方支付機構，任何人無法得知交易過程，增強了交易過程的隱匿性，使得洗錢風險大為提升。（2）便利性利用第三方支付進行洗錢的便利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洗錢成本的降低。傳統洗錢手法不論是金融機構洗錢還是非金融機構洗錢，都需要付出極大的人力、時間和金錢。而利用第三方支付進行洗錢，是通過網絡進行的，因此可以極大減少洗錢成本。另一方面是資金套現的便利性。傳統洗錢手法利用金融機構或者非金融機構進行洗錢時，資金套現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整個交易過程原則上都是可查的。因此，一旦頻繁的進行資金套現，極易被監管機構所察覺。但是，利用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資金套現，就不再那麼容易被察覺，這是第三方支付的虛擬POS機功能的體現。例如：交易雙方通過POS機進行交易時，在交易取消後，資金會回到原先的交易銀行卡中。而利用第三方支付交易則不然，在交易取消後，資金會退回到第三方支付帳戶中，而一個支付帳戶可以綁定多個銀行卡。因此，完全可以實現A卡支付，資金退回到B卡中。通過這種頻繁的虛假交易，再利用網絡的匿名性，可以將資金匯入到一個銀行卡中，再進行提現。而這個過程，銀行是不可查的。（3）跨境性傳統洗錢手法要跨越國邊境，一般來說效率較低。通常做法是行為人將非法收益匯入地下錢莊中，地下錢莊僱用大量水客，以“螞蟻搬家”的方式，將非法收益“人肉”帶出境外，再兌換成外幣，存入境外銀行以完成洗錢活動。例如：2001年，香港地區廉政公署查獲的洗錢案件，其涉案金額高達500億元港幣。該案件就是通過僱用“水客”，從內地將非法收益背入香港，再存入香港和境外的銀行，來完成洗錢活動。2相比較而言，通過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跨境洗錢活動就簡單多了。以澳門地區存在的非法匯兌為例，內地賭客通過第三方支付將錢轉入“非法匯兌人”的第三方支付帳戶中，“非法匯兌人”在將現金交付給內地賭客。這樣從形式來說，第三方支付帳戶的轉賬發生在內地是合法的，而現金交易則發生在澳門，似乎也是合法的。兩個合法行為卻造成了一個非法事實，那就是非法匯兌。二、澳門地區第三方支付洗錢行為法律監管現狀（一）第三方支付機構反洗錢立法現狀澳門地區關於第三方支付的法律法規，目前來說，只有澳門金融管理局出台的《開設支付機構的牌照申請指南》以及澳門第32/93/M號法令《金融法律體系制度》。根據澳門地區的《金融體系法律制度》要求，在澳門經營支付活動，包括透過互聯網或移動設備等提供支付服務，必須取得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聽取澳門金融管理局意見後發出的行政許可。因此，澳門金融管理局制定了《開設支付機構的牌照申請指南》（以下簡稱《申請指南》）。1 王鑫、劉柬超：《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洗錢犯罪的特點及防控對策》，《法制與經濟》（南寧）2017年第7期，第26頁。2 郭興豔：《借道香港洗錢“六重門”》，《第一財經日報》（上海）2013年2月28日，第A01版。

7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根據《申請指南》，以是否涉及管理或運用客戶留存於擬設機構的資金為區分，將第三方支付機構分為兩類。管理運用客戶留存資金的為非銀行信用機構，不管理運用客戶留存資金的為其他金融機構。除了在性質上的劃分之外，其他申請條件基本一致。例如：都要求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等。《申請指南》只是對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設立做了一般性規定，具體要求還是要通過行政命令來作出。原則上來說，這只是市場准入規範並非反洗錢規範。澳門地區關於反洗錢的法律法規，目前來說，以第2/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及第3/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為核心。1此外，還有金融情報辦公室、法務局、博彩監察協調局等相關部門出台的具體細則。由此，澳門地區形成了完整的反洗錢法律法規體系。根據《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澳門地區規定的金融機構反洗錢義務主要有：盡職審查、拒絕有關交易、舉報可疑交易、資料保存、合作義務。其中，以盡職審查為核心，其要求有關機構應當識別及核實客戶的身份，如未能取得有關客戶資料，應當拒絕有關交易，並且舉報可疑交易。此外，有關機構還需設置偵測清洗黑錢及恐怖融資可疑活動的適當監察系統，並及時向監管主體報告。目前來說，澳門地區並沒有明確管制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洗錢行為，但是在《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三章“預防性規定”的第六條“主體的範圍”中，指出了受金融管理局監管的實體要履行反洗錢義務。澳門地區的第三方支付機構根據《申請指南》分別定性為非銀行信用機構及其他金融機構。因此，原則上第三方支付機構是受《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的管制，應履行反洗錢義務。但是，《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只是做了大致性規定，具體的細則還是要靠金融管理局出台的具體細則。而金融管理局目前只有關於銀行、保險等機構的具體細則，並沒有關於第三方支付機構的實施細則，所以，澳門地區的第三方支付反洗錢監管還處於初級階段。（二）第三方支付機構反洗錢司法現狀2017年，亞太區打擊清洗黑錢組織（Asia/PacificGrouponMoneyLaundering，以下簡稱“APG”）完成對澳門特區的相互評估。在評估中，澳門特區取得良好評級。但是，在洗錢犯罪的調查、檢控及充公的有效性方面，澳門特區的運作被評為處於低水平的狀況。2從2014－2019年的相關數據來看（表1），3金融情報辦公室提供的可疑交易報告數量整體呈上升趨勢，而反觀檢察院最終起訴的清洗黑錢案件卻始終維持在個位數，同可疑交易報告數量的上升不成正比。澳門地區的反洗錢規定由預防性規定和刑法規定兩部分組成，可疑交易報告數量逐年增加，說明預防性規定在發揮着積極作用，而立案數與起訴數維持在較低水平，說明大多數可疑交易報告無法走到司法程序，這也讓人懷疑刑法規定是否可以落到實處，原因可能如下︰1 澳門特區立法會在2017年通過了第3/2017號法律，修改第2/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及第3/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的部分內容。2“Anti-moneyLaunderingandCounter-terroristFinancingMeasures,Macao,China:MutualEvaluationReport,”APG,Dec2017,https://www.fatf-gafi.org/media/fatf/content/images/APG-Mutual-Evaluation-Report-Macao-China-2017.pdf.3 數據來源於澳門特區檢察院2014－2019年的年度工作報告和金融情報辦公室2014－2019年的年度報告，由筆者統計而成。

75澳門地區第三方支付下的洗錢風險及法律監管第一，上游犯罪來源於境外地區。澳門特區雖然人口少、地區小，但澳門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且不實行外匯管制。因此，大量的黑錢可能會流入澳門，並由澳門轉移出去，澳門只是一個中轉站，並非上游犯罪發生地。洗錢犯罪的確定，依賴於上游犯罪的確定。流經澳門的黑錢多來源於境外地區，因此確定上游犯罪是澳門進行反洗錢司法實踐的難點。這一難點的存在導致澳門地區清洗黑錢犯罪立案、起訴數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第二、忽視利用第三方支付機構等互聯網工具進行的洗錢行為。根據金融情報辦公室的年度報告顯示，可疑交易報告的來源還是在傳統交易範疇內，主要是博彩業。而在其個案特徵中並沒有利用互聯網進行的可疑交易報告，僅存的線上交易行為也只不過是電話銀行。1表1　2014－2019年可疑交易報告與立案、起訴的數據對比年份（年）可疑交易報告（份）立案（宗）起訴（宗）20141,81260120151,807164320162,321223420173,08558220183,71650320192,9414810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根據檢察院及金融情報辦公室統計。三、域外地區第三方支付機構反洗錢法律監管（一）FATF組織第三方支付機構反洗錢法律監管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是政府間的國際組織，也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權威性反洗錢組織。FATF成立於1986年，總部設在巴黎，目前有38個國家或地區成員和兩個國際組織。2FATF組織於1990年出台了反洗錢40條建議，並在之後進行了兩次修改，在2004年又出台了9條特別建議，同40條建議合稱《40+9建議》（“TheFATFRecommendations”）。《40+9建議》是國際反洗錢領域的重要指導性文件，目前已經得到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承認，成為國際社會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的標準。3FATF組織也高度關注利用第三方支付進行洗錢的行為，除了《40+9建議》外，還在2010年出台了《利用新型支付方式洗錢》（“MoneyLaunderingUsingNewPaymentMethods”）的報告。FATF組織並沒有單獨給第三方支付設置義務，而是將第三方支付機構納入到金融機構中一併監管，並要求第三方支付機構履行客戶盡責審查、保存資料、大額可疑交易報告及內部控制等義務。雖然FATF組織並沒有單獨給第三方支付機構設置義務，但是在《40+9建議》中為第三方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進行了有關描述。在客戶盡責審查（Customerduediligence）中，FATF組織建議主管當局可以按照實際情況對風險進行劃分，高風險業務要進行更為嚴格的審查措施，低風險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金融情報辦公室︰《金融情報辦公室2017年報》，http://www.gif.gov.mo/web1/doc/AnnualReport/2017/GIF_Annual_Report_2017_Chinese.pdf。2http://www.fatf-gafi.org/about/membersandobservers/#d.en.3147.3 羅海：《我國商業銀行反洗錢問題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

7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業務可以採取簡化的審查措施。在保存資料中，FATF組織建議第三方支付機構保存客戶資料至少五年以上，並且在交易結束後繼續保存資料五年，以供有關部門進行查閱。在大額可疑交易報告中，FATF組織建議要對交易的目的和背景進行審查，特別要注意無明顯目的或交易方式異常的交易行為。在內部控制中，第三方支付機構也要建議實施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包括培訓僱員、建議內部審查和合規等制度。1（二）中國內地第三方支付機構反洗錢法律監管針對洗錢問題，中國內地以《反洗錢法》和《刑法》中的洗錢罪為核心，以相關部門的行政規章為補充的反洗錢法律體系。針對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洗錢問題，中國內地主要有相關職能部門出台的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進行監管。中國內地針對第三方支付機構反洗錢管制的主要特點有：第一，將第三方支付機構定性為非金融機構，但是納入金融監管體系中。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先後出台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在《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中，將第三方支付機構定性於非金融機構，但是比照金融機構進行監管，要履行反洗錢義務。在2016年出台的《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中，將第三方支付機構納入到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主體範圍。第二，建立分類管理和正向激勵制度。2015年出台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中，提出要建立客戶風險評級管理制度，對客戶進行分級管理，並提出來建立反洗錢激勵制度。2016年出台的《支付結算違法違規行為舉報獎勵辦法》中，進一步完善獎勵制度，包括具體的獎勵條件、標準以及舉報程序。（三）美國第三方支付機構反洗錢法律監管美國的博彩業、金融業起步較早，又加之美國經濟較為發達。因此，較世界其他國家而言，美國的洗錢犯罪也比較猖獗。所以，美國進行反洗錢立法也早於世界其他國家。目前來說，美國針對洗錢行為的立法主要有1970年的《銀行保密法》（“BankSecrecyAct”）、1986年的《洗錢控制法》（“TheMoneyLaunderingControlAct”）、1992年的《阿農齊奧—懷利反洗錢法案》（“Annuzio-WylieAnti-MoneyLaunderingAct”）、2001年的《愛國者法案》（“UnitingandStrengtheningAmericabyProvidingAppropriateToolsRequiredtoInterceptandObstructTerrorismAct”）。美國針對第三方支付機構反洗錢管制的主要特點有：第一，美國政府將第三方支付機構定性為貨幣服務業機構。2儘管第三方支付機構利用網絡進行交易和管理，但是美國政府認為其提供的業務本質上是貨幣服務，只不過是傳統貨幣服務在線上進行交易罷了。第三方支付機構僅僅是作為仲介機構，為客戶管理資金。在《愛國者法案》頒佈之後，美國財政部下屬的金融犯罪執法網絡（finCEN），3對貨幣服務商、貨幣匯兌商進行了解釋說明，並納入到反洗錢監管中。4第1FATF《40條建議》（TheFATFRecommendations）第十、十一、二十、二十六條規定，https://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recommendations/pdfs/FATF%20Recommendations%202012.pdf。2 楊仁榮：《反洗錢國際比較及中國的選擇》，《浙江金融》（杭州）2004年第4期，第23－25頁。3 美國財政部全面負責反洗錢工作，而其下轄的金融犯罪執法網絡負責資訊的收集、情報的整合與回饋。就其功能而言，相當於澳門特區的金融情報辦公室。4NaomiClaxton,“Progress,PrivacyandPreemption:AStudyoftheRegulatoryHistoryofStored-ValueCardsintheUnitedStatesandtheEuropeanUnion,”Arizona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parativeLaw,Vol.28,Issue2(2011),pp.501-538.

77澳門地區第三方支付下的洗錢風險及法律監管二，現金交易報告制度。美國《愛國者法案》規定，1在貿易和商業過程中從一筆交易中接收超過一萬美元的錢幣或現鈔必須按照財政部制定的有關規定在適當時間、以適當的方式向監管機構遞交報告，第三方支付機構也要履行該義務。（四）歐盟第三方支付機構反洗錢法律監管目前來說，歐盟針對第三方支付機構洗錢行為的法律主要有：2000年出台的《電子貨幣監管指令》（“Directive2009/110/EC”）、2005年出台的《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指令》（“ThirdAnti-moneyLaunderingDirective”）。歐盟針對第三方支付機構反洗錢監管的主要特點有：第一，將第三方支付機構定性於非金融機構，重點從電子貨幣方面進行監管。歐盟通過《電子貨幣監管指令》（“Directive2009/110/EC”），將第三方支付機構定性為非金融機構，建立門檻，確定市場准入條件。第三方支付機構想要從事支付業務必須以銀行貨幣或電子貨幣為仲介，並取得相關營業執照。2第二，進行交易限額。根據歐盟出台的《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指令》及《電子貨幣指令》，對交易數額進行限制，通過限制交易數額來抑制洗錢行為。（五）小結通過比較世界各地的相關立法，我們可以發現﹕第一、關於第三方機構的定性，世界各地主要採取的做法是將第三方支付機構定性為非金融機構，但是納入到金融監管體系中。而反觀澳門，澳門的做法是直接將其定性為金融機構，繼而理所當然地進入到金融監管體系中。這兩種不同的做法導致的法律後果有所不同。澳門地區將第三方支付機構直接定性為金融機構承擔着極大的法律風險，因為這意味着現行的金融監管法律都將對其生效，那麼現行的法律規範極其有可能與第三方支付產生衝突，而需要再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或者補充，這都是複雜的立法工作，而世界其他地區的做法則明智得多。將第三方支付機構定性為非金融機構，而納入金融機關體系，這是一種一舉兩得之舉。只要出台一份具體細則，那麼就可以利用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進行監管，還不會同現行的金融監管法律發生衝突。第二、根據洗錢風險，將第三方支付進行等級劃分、分級管理。目前，FATF組織及中國內地都採取了這種做法。這種做法有利於將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對高風險行為的監管中，可以更好地打擊洗錢行為。澳門地區目前只有關於銀行業的風險等級管理制度，而現有的銀行業的風險等級管理制度並不能適用於第三方支付中。在銀行業中的風險等級劃分中，把通過互聯網或者電話等非面對面方式進行的業務視為高風險業務，而第三方支付正是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因此，有必要結合各國的規定及澳門地區現狀，制定風險等級劃分及管理制度。四、法律監管建議（一）出台細則強化監管目前，澳門地區將第三方支付機構定性為非銀行信用機構和其他金融機構，都屬於金融管理局監管的金融監管體系中。從國際趨勢來看，是符合國際潮流的。雖然各國對第三方支付機構定1“USAPATRIOTAct,”Section365(b).2 何萍：《中國洗錢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兼歐盟反洗錢制度比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81頁。

7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性各不相同，但是，總體而言都將其納入到金融監管體系中。澳門地區從法律上來說，已經是將第三方支付機構納入到了金融監管體系中了，但是這並不足夠。《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只是對反洗錢義務的概括性描述，具體到如何履行義務、可疑交易的定性等都需要出台細則來進行解釋說明。而在目前的情況來說，對於金融機構的監管細則，僅有金融監管局出台的關於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兩個指引。就澳門金融管理局出台的《反洗錢及反恐融資指引》（以下簡稱《指引》）來看，在其使用範圍中定義為澳門地區的信用機構、金融仲介機構、其他金融機構。而第三方支付機構屬於非銀行信用機構、其他金融機構，那麼應當屬於《指引》的管理範圍。但是，就具體細則而言，該《指引》卻都與第三方支付的商業模式相衝突。例如：在《指引》的第六條風險評估中，提到了管道風險。在管道風險中指出，通過互聯網進行的行為屬於高風險行為。但是，第三方支付所有的行為都是通過互聯網進行，那麼第三方支付全部都是高風險行為了。此外，在開戶、匯款等規定中亦有衝突。因此，必須要出台具體細則來單獨指引第三方支付行為，並在《指引》中排除第三方支付行為，這也是為甚麼世界多數國家或地區將第三方支付納入金融監管體系中，但是將其定性為非金融機構的原因了──就是為了避免這種相互衝突的情況發生。雖然《指引》的內容同第三方支付的模式相衝突，但是，《指引》的內在精神及文本模式，應該成為第三方支付具體細則的標準︰第一，貫徹風險為本的理念。第三方支付應該貫徹風險為本的理念，仿照《指引》、結合現狀，建立風險評估方法及風險等級劃分，並且在日常交易中落實風險監管。第二，以客戶盡職調查為核心。客戶盡職調查是反洗錢的核心及基礎，其他管制措施都是圍繞着客戶盡職調查而來的。在第三方支付具體細則中，可加強客戶盡職調查。（二）完善客戶識別制度綜觀世界各國對反洗錢的監管，重心都是落在客戶身份識別上，其他監管措施都是以客戶身份識別為基礎的，澳門地區的立法也是如此。澳門地區的《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中，以盡職審查為核心，再輔以其他措施來實現監管。而第三方支付是通過網絡進行的，存在隱匿性。正是這種隱匿性衝擊了客戶身份的識別，導致後續監管措施也無法落實到實處。因此，必須要通過多種方式來打破這種隱匿性︰第一，採用多種方式，實現客戶身份識別。目前來說，澳門地區的第三方支付機構只要手機號碼就可以申請帳號，例如：澳門通旗下的“MPay”。這種模式對客戶身份識別是不夠的。就現有的技術手段來說，可以採用面部識別、指紋識別等手段來加強客戶識別。在註冊帳號時，用戶與第三方支付機構是非面對面的，通過身份信息、面部識別、指紋識別及手機號碼可以大幅度減少這種非面對面感，使得第三方支付機構可以在網絡上與用戶實現面對面，而且目前大多數智能手機也支持此技術手段。在使用帳戶時，也不能只憑藉用戶設置的密碼進行支付或者轉賬，可以在用戶進行大額交易或多次交易時，進行身份驗證，進而在使用過程中加強身份識別。第二，通過捆綁銀行帳戶，實現客戶身份識別。就目前來說，澳門地區的第三方支付機構均支持多種方式對第三方支付帳戶進行充值。例如：澳門通的“MPay”就可以通過支付寶、澳門通、銀行卡進行充值轉賬。多種方式的充值轉賬方便了用戶，但是也增加了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監管難度，會造成資金流向不明。因此，可以強制用戶綁定銀行帳戶，並且用戶只可以綁定一個自己的銀行帳戶。通過第三方支付帳戶同銀行帳戶的綁定，可以進一步加強對客戶身份的識別。捆

79澳門地區第三方支付下的洗錢風險及法律監管綁銀行帳戶實質是第三方支付機構委託銀行進行身份審查和識別，這是一種義務的轉移。因此，作為回報，第三方支付機構應當同銀行進行信息共用。這樣，第三方支付機構借助銀行實現了客戶身份識別，而銀行則借助第三方支付機構查清了客戶資金流向，實現合作共贏。對政府而言，一筆資金實現兩次反洗錢審查，也大大的壓縮了洗錢犯罪的空間。此外，綁定唯一的銀行帳戶也有利於打擊虛假交易行為。但是，必須要注意的是，在實行客戶身份識別時，要保護好用戶的個人信息。一旦發生個人資訊洩露事件，用戶將不再信任第三方支付機構，澳門的第三方支付的建設也將遭受重創。因此，第三方支付機構要管理好用戶的個人身份信息，而政府也要加強監管。（三）實行分級管理制度分級管理制度，實質是客戶身份識別制度的配套制度。就上述所言，在客戶身份識別時，採用身份證件、人臉識別、指紋識別、手機號碼及唯一銀行帳戶等手段。但是，考慮到現有技術手段的普及性及用戶基於個人信息的接受性，不可能所有用戶均提交上述識別信息。因此，現階段可以根據用戶願意提交的身份識別信息進行帳戶分級。第一階段，依據身份識別資料建立客戶分級制度。根據中國內地地區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其將第三方支付帳戶劃分為三類，劃分依據主要是身份驗證方式，每一等級帳戶擁有不同權限。1澳門地區可以依此建立客戶分級管理制度。現有的五種身份識別方式中，銀行帳戶和身份證件為固定項，每增加一種驗證方式可以提升一級，共分為三級。針對每一級別設立不同的權限，主要限制帳戶的交易金額和交易次數。第二階段，依據日常使用信息來對帳戶等級進行升降級。根據澳門地區的《反洗錢及反恐融資指引》中的客戶風險評估，可以建立帳戶等級的升降級。《反洗錢及反恐融資指引》中，風險等級評定是將風險考慮為國別風險、客戶風險、交易風險、管道風險四類。目前來看，國別風險及管道風險不適用於第三方支付機構。2因此，在第三方支付帳戶升降級中主要考慮兩類︰客戶風險和交易風險。具體而言：客戶風險主要考慮客戶本身，即客戶是否具有高風險性（犯罪前科、政治敏感人物）；交易風險則主要考慮交易行為，具體來說，包括行業類型、業務類型、交易數額、交易頻率、交易資金來源地等因素進行考量。在設立帳戶後，設定初始級別，隨後，每一年度都將進行考核，再進行帳戶升降級。第三方支付機構也應對不同等級的帳戶進行不同權限的處理，並且要保持持續關注、記錄保存。發展第三方支付，是為了開展電子商務、促進經濟發展。如果對第三方支付的監管比照銀行進行，那麼將不利於個人用戶和小商戶參與到電子商務的浪潮中。因此，有必要對第三方支付進行分級管理。（四）加強國際合作打擊犯罪，除了要解決立法問題以外，更要注重司法實踐。更明確來說，司法實踐是打擊犯罪的核心。再好的法律都需要司法機關的良好執行。而就澳門而言，澳門反洗錢司法水平較低的主要原因在於上游犯罪發生在境外地區。雖然，澳門特區對《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進行了1 王勇：《探析“捆綁式”客戶身份識別制度──基於第三方支付中的反洗錢視角》，《浙江金融》（杭州）2009年第11期，第13頁。2 國別風險主要是指客戶居住國，但是互聯網無邊界，此條無法適用於第三方支付；管道風險主要是指客戶通過互聯網、電話、郵寄等非面對面方式，此條也無法適用於第三方支付。

8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修改，將上游犯罪同洗錢犯罪相分離。但是，單純的改變澳門地區立法對完善洗錢犯罪的作用，可能沒有想像的那麼大。要解決司法實踐問題，關鍵還是在於加強國際合作。國際合作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情報交換合作。金融情報辦公室可以根據流入澳門非法收益的來源國及FATF組織發佈的高風險國家名單，建立風險管控名單，並同相關國家進行情報交換，可以採用一事一議、定期交換等形式。除了司法情報交換外，第三方支付機構和銀行也應當與各地區建立合作關係，共用資訊，來實現《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中“預防性規定”的實踐。第二，司法互助。澳門檢察院對清洗黑錢行為，苦於上游犯罪證據不足，導致即使交易行為異常，也無法定罪。因此，司法系統可以加強與高風險國家的司法互助，以取得相應證據，打擊清洗黑錢行為。來實現《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中“刑法規定”的實踐。五、結語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2012年的調查數據，大約30.48%的用戶進行網絡購物或網上銀行服務。12017年，澳門特區政府又與阿里巴巴公司簽訂協議建設智慧城市。隨着網絡建設的展開，第三方支付會在澳門得到質的飛躍。因此，洗錢犯罪分子利用第三方支付進行洗錢的比重也會日益增加。第三方支付洗錢犯罪將成為下一階段澳門特區政府應當注意的犯罪行為，澳門特區政府應當關注第三方支付機構洗錢行為，並及時完善法律。除了法律的完善外，人員素養的提升也是重中之重。第三方支付機構洗錢行為發生在網絡空間，因此，法律的監管、案件的立案與調查都離不開網絡。澳門特區政府需要加強培養網絡技術人才，以應對網絡空間的犯罪。最後，在2017年，澳門特區政府通過修改反洗錢法律，並將金融情報辦公室由經濟財政司移交保安司管轄。這表明了澳門特區政府要加強金融情報辦公室與司法機關的配合，通過更完善的配合來進一步加強對清洗黑錢行為的司法打擊。除了對傳統洗錢行為進行司法打擊，澳門特區政府也應該對第利用三方支付等新型洗錢方式進行司法打擊。[責任編輯　陳超敏]1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2年數據，由筆者自行計算。

81遊客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變化（2014－2018）──用戶原創內容的對比研究[摘要]本研究通過發掘遊客提供的在線信息，試圖研究並瞭解遊客對旅遊地形象的認知與改變趨勢。本研究利用Python開發的網絡抓取工具，收集攜程和貓途鷹在2014－2018年期間遊客關於“澳門景點”主題的遊客評論，並使用文本挖掘工具收集並分析了超過50,000條評論（攜程41,352條，貓途鷹9,839條），以瞭解澳門整體旅遊地形象在這五年之間的變化，以及不同遊客心目中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認知與變化的差異。結果顯示，非內地遊客及中國內地遊客對娛樂場相關詞語的評論頻率均有所下降。此外，不同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新景點更容易引起中國內地遊客的關注，而非內地遊客則對購物和餐飲更感興趣。結果還發現澳門特區政府預測的本澳旅遊地形象和遊客所感知的旅遊地形象之間，在“文化之城”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兩個詞上達成一致，其他方面則仍有不同見解。[關鍵詞]旅遊地形象　澳門　在線評論　Python　遊客原創內容　文本挖掘工具隨着Web2.0技術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遊客通過互聯網的評論、照片和視頻分享和交流與旅遊相關的數據。以往的研究表明，這種在線的遊客原創內容（tourist-generatedcontent，TGC）會影響遊客對旅遊地的選擇並可以塑造該地形象。1旅遊地景點的營銷人員需要知道互聯網上遊客心中的旅遊地形象，以及此類旅遊地是否與旅遊當局對旅遊地本身所宣傳的形象一致，從而使他們能夠決定有沒有必要改變負面形象還是加強正面形象。然而，由於遊客原創內容的性質，分析這些數據涉及兩個挑戰︰首先，在線評論主要是定性的，這使得很難量化數據並將其轉化為有用的信息；其次，數據量通常是非常大且非結構化的，使得信息難以跟蹤。2因此，在此研遊客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變化（2014－2018）──用戶原創內容的對比研究劉丁己　劉咏丹　江明華作者簡介︰劉丁己，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主任、管理學博士；劉咏丹，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學博士；江明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品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博士。1S.W.Litvin,R.E.Goldsmith,B.Pan,“ElectronicWord-of-mouthinHospitalityandTourismManagement,”TourismManagement,Vol.29,Issue3(2008),pp.458-468;S.Volo,“Bloggers’ReportedTouristExperiences:TheirUtilityasaTourismDataSourceandTheirEffectonProspectiveTourists,”JournalofVacationMarketing,Vol.16,Issue4(2010),pp.297-311.2O.Netzer,R.Feldman,J.Goldenberg,M.Fresko,“MineYourOwnBusiness:Market-structureSurveillancethroughTextMining,”MarketingScience,Vol.31,No.3(2012),pp.521-543.‧論文｜經濟社會建設‧

8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究中，研究人員使用文本挖掘工具和內容分析框架的組合來克服這兩個困難，並利用旅遊網站上發佈的大量遊客原創內容的數據，讓旅遊地營銷人員瞭解遊客對旅遊地的看法。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主要定位是國際休閒旅遊中心，其旅遊地形象的建立及演變過程也值得認真總結。對澳門旅遊地進行研究，有助於積極地闡述中國旅遊發展理念、介紹中國對解決世界旅遊發展難題的破解之道，從而贏得尊重和認同，進而在構建國際旅遊地形象話語權中把握先機。本研究分析和比較內地遊客與非內地遊客在攜程（Ctrip，針對中國內地旅客）和貓途鷹（TripAdvisor，針對非內地遊客）兩個主要網站上，針對澳門這個旅遊地的在線評論。自2002年澳門特區政府開放博彩經營權牌照，加上開放自由行政策，澳門的旅遊業發展迅速。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DSEC）的數據顯示，2018年澳門入境遊客總數超過3,580萬人次，同比增長9.8%，其中內地遊客2,526萬人次，佔比70.55%，非內地遊客則是1,054萬人次，佔比29.45%。1然而，澳門的旅遊營銷人員仍希望轉型升級，希望各旅遊景點進一步多元化，並吸引更多不同地區的遊客，以避免過分依賴博彩業與內地遊客。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MacauGovernmentTouristOffice）於2015年啓動《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為澳門旅遊業未來15年的發展提供指引。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認為關鍵目標是通過關注東西方文化對比、新舊文化差異、傳統與現代特色元素來將澳門重新打造為綜合旅遊度假勝地，並同時擴大其高價值市場。如果澳門成為綜合旅遊地，就等同於向市場提供兩個信息：“用自己的風格體驗澳門”（突出在澳門可以享受個性化的豐富多樣體驗），以及“歷史小徑之旅”（鼓勵遊客遊覽澳門歷史城區）。確立目標很重要，更重要的是瞭解實現目標的實施策略是否有效，瞭解遊客實際感知的旅遊地以及評估這些年來旅遊地形象的變化，而發現這些變化趨勢有助於澳門特區政府制定未來針對不同市場的澳門旅遊地形象的品牌和營銷策略，並規劃未來的旅遊業發展。2一、文獻綜述（一）旅遊地形象學者克朗普頓（Crompton）提出，旅遊地形象（destinationimage）是“基於一段時間內各種來源對信念和形象信息的匯編”。3在克朗普頓提出旅遊地形象概念後，許多研究學者一直在致力於旅遊地形象概念的形成。這個話題最早可以追溯到菲爾普斯（Phelps）將旅遊地形象分為主要形象（primaryimage）和次要形象（secondaryimage）的理論。4他的一項理論提及到主要形象是由過去親身旅行的經歷來塑造的，而次要形象是從外部得到的附加消息（如朋友評論和在線遊客點評）之後構建的。接着加特納（Gartner）提供了有關原生形象（organicimages）和誘導形象（inducedimages）的理論，該理論將旅遊地形象從信息提供者的角度進行劃分。5原生形象來自於較為客觀的雜誌、書籍和體驗等，而誘導形象則指旅遊地組織發佈的較為主觀的營銷材料。1 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401。2 Macau Government Tourism Office, MacaoTourismIndustryDevelopmentMasterPlan,Macau,2017,pp.122-144.3 J. L. Crompton, “An Assessment of the Image of Mexico as a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uponthatImage,”JournalofTravelResearch,Vol.17,Issue4(1979),pp.18-23.4A.Phelps,“HolidayDestinationImage-TheProblemofAssessment:AnExampleDevelopedinMenorca,”TourismManagement,Vol.7,Issue3(1986),pp.168-180.5W.C.Gartner,“ImageFormationProcess,”JournalofTravelandTourismMarketing,Vol.2,Issue2-3(1994),pp.191-216.

83遊客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變化（2014－2018）──用戶原創內容的對比研究因為原生與誘導兩種形象對形象塑造產生不同的影響，加特納建議旅遊地組織可以適當結合這兩種形象塑造方法來推行適合自己的旅遊地形象的營銷策略。博亞尼奇（Bojanic）也建議將旅遊地形象塑造分離為獨立來源（independentsource）和形式來源（formalsource）。1加特納（1993）也將旅遊地形象劃分為三個相互關聯的元素：認知的（cognitive）、情感的（affective）和意動的（conative）。更具體地說，認知的因素指的是，個人對旅遊地的特徵或屬性的信念或知識。2情感的因素是指個人的情感反應或評估，反映了他或她對旅遊地的感覺。意動的因素代表個人基於對旅遊地的信念或知識（認知因素）和對其的感受（情感因素）而進行的互動。旅遊地形象理論表明，認知和情感因素強調了個人對旅遊地特徵的主觀聯想或感知，而意動因素則暗示了個人希望未來的自己發展方向的理想化狀況。3此外，格拉扎等人（Gallarzaetal.）總結了65項旅遊地形象的研究，並提出了多個旅遊地形象分類。4但是，上述調查總結的研究項目中，沒有一項是從中國的角度進行的旅遊地形象研究的。綜上所述，本研究的旅遊地形象定義主要參考巴洛谷（Baloglu）和麥克拉瑞（McCleary）在1999年提出的定義，即“旅遊地形象是一種表示旅遊者個人態度的概念，它是指個體對旅遊地的認識、情感和印象”。5而其中包括的要素則參考比爾里（Beerli）和馬丁（Martin）的理論，將旅遊地形象概括為八個要素，6包括：（1）一般基礎設施（generalinfrastructure）；（2）旅遊基礎設施（tourisminfrastructure）；（3）旅遊、休閒和娛樂（tourism,leisureandrecreation）；（4）文化、歷史和藝術（culture,historyandart）；（5）政治和經濟（politicalandeconomic）；（6）自然環境（natureandenvironment）；（7）社會環境（socialenvironment）；（8）地方氛圍（atmosphereoftheplace）。儘管上述研究對旅遊地形象概念及其形成的系統這兩方面有所研究，但是由於網絡已成為近幾十年來進行通訊和信息交換的主要渠道，因此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越來越多的出版物重新評估了旅遊地形象形成的系統，並引入了“在線旅遊地”的概念。“在線旅遊地形象”可以定義為“旅遊地的集體信念、知識、想法、感受和整體印象的在線表現形式”。Web2.0技術使人們能夠在多個社交媒體平台上創建和共享遊客原創內容，從而鼓勵他們共同構建區別於旅遊地形象的在線旅遊地形象。通過Web2.0技術，在線旅遊地形象將在供給方面如國家旅遊組織（nationaltourismorganisations，NTOs）、旅遊地市場組織（destinationmarketingorganisations，DMOs）、旅行社，以及需求方面如遊客之間平等地進行溝通和交流互動。因此，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在線旅遊地形象是遊客行為、旅遊地選擇、電子口碑（electronicword-of-mouths）的重要驅動因素，並最終影響旅遊地的聲譽。不過，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於通過組織生成信息進行的在線旅遊地形象研究（如，Choi等），7而在如何利用遊客原創內容來理解在線旅遊地形象，特別是對不同地區1D.C.Bojanic,“TheUseofAdvertisinginManagingDestinationImage,”TourismManagement,Vol.12,No.4(1991),pp.352-355.2N.Stylos,C.A.Vassiliadis,V.Bellou,A.Andronikidis,“DestinationImages,HolisticImagesandPersonalNormativeBeliefs:PredictorsofIntentiontoRevisitADestination,”TourismManagement,Vol.53(2016),pp.40-60.3N.Stylos,C.A.Vassiliadis,V.Bellou,A.Andronikidis,“DestinationImages,HolisticImagesandPersonalNormativeBeliefs:PredictorsofIntentiontoRevisitADestination,”TourismManagement,Vol.53(2016),pp.40-60.4 M. G. Gallarza, I. G. Saura, H. C. Garcı́a,“DestinationImage:TowardsaConceptualFramework,”AnnalsofTourismResearch,Vol.29,Issue1(2002),pp.56-78.5S.Baloglu,K.W.McCleary,“AModelofDestinationImageFormation,”AnnalsofTourismResearch,Vol.26,Issue4(1999),pp.868-897.6A.Beerli, J. D. Martín, “Factors Influencing Destination Image,” AnnalsofTourismResearch,Vol.31,Issue3(2004),pp.657-681.7SoojinChoi,XinranY.Lehto,A.M.Morrison,“DestinationImageRepresentationontheWeb:ContentAnalysisofMacauTravelRelatedWebsites,”TourismManagement,Vol.28,Issue1(2007),pp.118-129.

8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遊客所產生的、基於遊客原創內容的在線旅遊地形象的比較，仍有待探討。（二）遊客原創內容和在線旅遊地形象隨着遊客原創內容的急劇增加，越來越多的遊客喜歡在旅行前在互聯網上搜索信息，1最近的研究也表明遊客會通過瞭解遊客原創內容來尋求旅遊相關知識和排名。2遊客原生內容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例如文本、照片和視頻等。旅遊博客就是遊客最常使用的資源之一，他們描述旅遊活動，表達對特定旅遊地的感受和態度。3沃羅（Volo）之後提供了一種系統化的分類方法，用於對遊客原創內容進行分類：“從消費者到消費者”（C2C）、“企業對消費者”（B2C）、“企業對企業”（B2B）和“政府到消費者”（G2C）。4更具體地說，“消費者對消費者”通常指用戶生成或遊客生成的內容，用於共享旅遊體驗、與家人和朋友交流以及創建電子口碑。“企業對消費者”也被視為企業博客，以傳達公司的產品，促進與客戶的關係。這種內容是由內部或專業博客所生成的。“企業對企業”為旅遊企業提供了便利的網絡機會，利益相關者可以通過它交流行業趨勢、技術發展、研究成果或營銷技巧。“政府對消費者”反映了國家旅遊組織或旅遊地市場組織為了與目標市場溝通而創造的內容，以及由內部或專業博主生成的內容。由於本研究的目的是瞭解遊客對旅遊地的看法，因此調查的重點將放在“消費者對消費者”的內容上。與傳統渠道相比，遊客原創內容在數據存儲、傳播和搜索效率方面具有多項優勢。它可以隨時隨地被世界各地的遊客分享和使用，這有助於塑造一個在線旅遊地形象。5蒂莫申科（Timoshenko）和豪瑟（Hauser）最近的研究表明，與訪談和焦點小組等傳統方法相比，使用者原創內容對於評估客戶需求和開發產品可能更有價值。6研究人員和組織甚至可以使用文本挖掘工具來識別出現頻率較多的關鍵詞、主題和副主題，以發現客戶對特定形象（如餐廳）進行較低或較高評級的主要原因，例如口味、環境和服務，7使用者原創內容對餐廳形象的應用同樣適用於旅遊地形象的應用。研究表明，消費者認為與旅遊地營銷商和官方旅遊組織提供的內容相比，遊客原創內容可以提供更可靠的信息。8這個觀點受到利特溫（Litivin）和潘（Pan）等的學者1I.Llodrà-Riera,M.P.Martínez-Ruiz,A.I.Jiménez-Zarco,A.Izquierdo-Yusta,“AMultidimensionalAnalysisoftheInformationSourcesConstructanditsRelevanceforDestinationImageFormation,”TourismManagement,Vol.48(2015),pp.319-328;B.Pan,D.R.Fesenmaier,“OnlineInformationSearch:VacationplanningProcess,”AnnalsofTourismResearch,Vol.33,Issue3(2006),pp.809-832.2XianweiLiu,M.Schuckert,R.Law,“UtilitarianismandKnowledgeGrowthduringStatusSeeking:EvidencefromTextMiningofOnlineReviews,”TourismManagement,Vol.66(2018),pp.38-46.3S.Pühringer,A.J.Taylor,“APractitioner’sReportonBlogsasaPotentialSourceofDestinationMarketingIntelligence,”JournalofVacationMarketing,Vol.14,Issue2(2008),pp.177-187;XuLi,YouchengWang,“ChinaintheEyesofWesternTravelersasRepresentedinTravelBlogs,”JournalofTravel&TourismMarketing,Vol.28,Issue7(2011),pp.689-719.4S.Volo,“Bloggers’ReportedTouristExperiences:TheirUtilityasaTourismDataSourceandTheirEffectonProspectiveTourists,”JournalofVacationMarketing,Vol.16,Issue4(2010),pp.297-311.5M.Banyai,T.D.Glover,“EvaluatingResearchMethodsonTravelBlogs,”JournalofTravelResearch,Vol.51,Issue3(2012),pp.267-277.6A.Timoshenko,J.R.Hauser,“IdentifyingCustomerNeedsfromUser-GeneratedContent,”MarketingScience,Vol.38,No.1(2019),pp.1-20.7Susan(Sixue)Jia,“BehindtheRatings:TextMiningofRestaurantCustomers’OnlineReviews,”InternationalJournalofMarketResearch,Vol.60,Issue6(2018),pp.561-572.8A.M.Munar,“Tourist-createdContent:RethinkingDestinationBranding,”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e,TourismandHospitalityResearch,Vol.5,Issue3(2011),pp.291-305.

85遊客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變化（2014－2018）──用戶原創內容的對比研究研究支持，利特溫等認為遊客原創內容具有網絡口碑傳播的優勢並且影響遊客的旅遊意願，而潘等則指出遊客原創內容的豐富、原始和真實數據會影響到遊客的決定。1隨着遊客原創內容的發展，遊客不僅接收、創造和共享數據，而且構建一個共同的旅遊地形象並積極影響其形成。2沃羅的研究強調了人們在瀏覽社交媒體網站和接收數據時如何被吸引、激發前往特定旅遊地的動機和如何在這一過程中塑造人們認知的旅遊地形象。3相比較於傳統的數據收集的過程，如今人們在線旅遊地形象的塑造建立在通過基於Web2.0技術進行的雙向通信之上。遊客與旅遊地組織都有權塑造旅遊地形象。因此，在線旅遊地形象因其對遊客行為、旅遊地的選擇和旅遊地聲譽的影響而備受關注。4（三）澳門旅遊地形象研究根據旅遊文獻和旅遊地選擇與決策過程的相關模型研究，鄧（Dann）提出了旅遊動機的“推—拉理論”（Push-pullTheory）。5這個概念解釋了旅遊者是如何被內部變量推動的，以及他們是如何被旅遊地拉動的。6基於“推—拉理論”，McKercher及Yankholmes的旅遊研究調查了澳門作為世界博彩之都的旅遊地背後的原因。7在2002年澳門博彩市場開放後短短五年，澳門博彩業收入就超過了拉斯維加斯金光大道。8近年來，遊客對澳門旅遊地認知呈現多樣化：娛樂、美食、購物、娛樂、休閒等形象在遊客中越來越普遍。例如，參與問卷調查的遊客對澳門商業活動的評價回饋顯示，參與者較多的被當地美食和休閒勝地所吸引，而較少被娛樂場所吸引。9黃和羅森本認為，遊客來澳門的博彩場所不僅是為了博彩，也是為了購物。約9%的中國內地遊客將博彩作為赴澳旅遊的主要目的，而大多數中國內地和香港遊客將休閒度假作為赴澳旅遊的主要動機。美食消費雖然只是遊客整體旅遊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卻可以影響遊客未來的訪澳意願和對澳門的推薦行為，紀念品也是旅遊產品組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被用來提升澳門的旅遊地形象。10澳門的旅遊體驗是由多個旅遊地服務屬性驅動的，這些服務屬性超越了博彩和娛樂設1S.W.Litvin,R.E.Goldsmith,B.Pan,“ElectronicWord-of-mouthinHospitalityandTourismManagement,”TourismManagement,Vol.29,Issue3(2008),pp.458-468;B.Pan,T.MacLaurin,J.C.Crotts,“TravelBlogsandTheirImplicationsforDestinationMarketing,”JournalofTravelResearch,Vol46,Issue1(2007),pp.35-45.2A.Beerli, J. D. Martín, “Factors Influencing Destination Image,” AnnalsofTourismResearch,Vol.31,Issue3(2004),pp.657-681.3Volo,“Bloggers’ReportedTouristExperiences:TheirUtilityasaTourismDataSourceandTheirEffectonProspectiveTourists,”JournalofVacationMarketing,Vol.16,Issue4(2010),pp.297-311.4A.H.Mak,“OnlineDestinationImage:ComparingNationalTourismOrganisation’sandTourists’Perspectives,”TourismManagement,Vol.60(2017),pp.280-297.5GrahamM.S.Dann,“Anomie,Ego-enhancementandTourism,”AnnalsofTourismResearch,Vol.4,No4(1977),pp.184-194.6TerryLam,CathyH.C.Hsu,“PredictingBehavioralIntentionofChoosingaTravelDestination,”TourismManagement,Vol.27,No.4(2006),pp.589-599.7BobMcKercher,AaronYankholmes,“TravelasLearnedBehaviour:WesternMigrantsinHongKongandMacau,”TourismManagement,Vol.67(2018),pp.191-200.8IpkinAnthonyWong,“MainlandChineseShoppingPreferencesandServicePerceptionsintheAsianGamingDestinationofMacau,”JournalofVacationMarketing,Vol.19,No.3(2013),pp.239-251.9IpkinAnthonyWong,“UsingDestinationAttributestoPromoteEventTravel:TheCaseofMacau,”JournalofConventionandEventTourism,Vol.12,Issue4(2011),pp.241-252.10IpkinAnthonyWong,MarkS.Rosenbaum,“BeyondHardcoreGambling:UnderstandingWhyMainlandChineseVisitCasinosinMacau,”JournalofHospitality&TourismResearch,Vol.36,No.1(2012),pp.32-51.

8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施。之後黃（Wong）和齊（Qi）（2017）根據澳門會展參加者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看法進行了研究，發現他們對綜合度假村的購物中心持積極態度。1雖然這些研究已證明澳門旅遊地形象多樣化，但都採用傳統的調查方法，即將一小部分遊客作為目標。目前的研究旨在使用大量的遊客原創內容數據來驗證這些發現並填補研究空白。隨着互聯網的指數式增長，在線旅遊網站已成為遊客到澳門旅遊的主要數據來源。崔（Choi）等人首次嘗試利用文本和視覺分析工具，分析不同在線渠道（包括澳門官方旅遊網站、旅遊地營銷網站、在線旅遊雜誌和旅遊博客）上的內容。2這項研究顯示，遊客認為澳門是一個以博彩業為主的多姿多彩的旅遊勝地，具有中西文化交融、世界文化遺產和現代設施特色的旅遊地。利用相似的數據，唐（Tang）等人比較了英文和中文網站，發現不同地區的旅遊觀念不同，例如中國遊客所認知的主要形象是博彩之都，而非內地遊客主要認知到與休閒娛樂相關的文化遺迹形象。3黃（Wong）和齊（Qi）通過文本挖掘工具追踪了2005－2013年間關於澳門旅遊地形象的在線評論，他們發現經過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的努力，澳門與非博彩景點的聯繫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加強，而澳門與娛樂場等相關詞語的聯繫則越來越弱。4然而，他們的研究只涵蓋來自貓途鷹的非內地遊客用戶，而這些非內地遊客用戶只佔訪澳遊客的一小部分。因此，目前的研究側重於2014－2018年間攜程（Ctrip）的中國遊客用戶和貓途鷹（TripAdvisor）的非內地遊客用戶的遊客在線原創內容。具體來說，本研究所關注的研究問題為：（1）揭示2014－2018年間，國際遊客和內地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感知的變化及趨勢；（2）從遊客在線原創內容的角度來探討國際遊客和內地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感知有哪些差異；（3）從遊客在線原創內容的角度來探討遊客心中的澳門旅遊地形象和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所推廣的旅遊地形象有哪些差異。二、研究方法（一）樣本選擇本研究運用攜程和貓途鷹的澳門旅遊景點頁面上的遊客原創內容。貓途鷹（TripAdvisor）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線旅遊社區和信息交流平台之一，遊客在這裏發佈和閱讀有關旅遊地的評論和信息。截至2018年底，貓途鷹擁有約6.61億條評論，每月平均吸引4.56億獨立訪問者。攜程（Ctrip）是中國內地最大的在線旅遊信息和預訂網站。它擁有3億會員，會員使用它來制定旅行計劃，並分享他們對旅遊地的評論和意見。根據中國商務研究中心發佈的《2019年中國在線旅遊1CoraUnInWong,ShanshanQi,“TrackingtheEvolutionofaDestination’sImagebyText-miningOnlineReviews-theCaseofMacau,”TourismManagementPerspectives,Vol.23(2017),pp.19-29.2SoojinChoi,XinranY.Lehto,A.M.Morrison,“DestinationImageRepresentationontheWeb:ContentAnalysisofMacauTravelRelatedWebsites,”TourismManagement,Vol.28,Issue1(2007),pp.118-129.3LiangTang,SoohunChoi,A.M.Morrison,XinranY.Lehto,“TheManyFacesofMacau:ACorrespondenceAnalysisoftheImagesCommunicatedbyOnlineTourismInformationSourcesinEnglishandChinese,”JournalofVacationMarketing,Vol.15,Issue1(2009),pp.79-94.4CoraUnInWong,ShanshanQi,“TrackingtheEvolutionofaDestination’sImagebyText-miningOnlineReviews-theCaseofMacau,”TourismManagementPerspectives,Vol.23(2017),pp.19-29.

87遊客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變化（2014－2018）──用戶原創內容的對比研究市場預測報告》顯示，攜程網在2018年佔據了中國在線旅遊市場71.6%的份額。1攜程在中國內地擁有最高的市場份額和最大的活躍用戶數量，因此是本研究用來解釋中國內地遊客最佳的可用數據來源。相比之下，貓途鷹的評論大多是用英文來寫的，用戶來自世界各地（即非中國內地）。2因此，本研究有理由假設非內地遊客和中國內地遊客分別在貓途鷹和攜程上發佈評論。（二）數據獲取所有審核數據的過程都是使用Python開發的在線文本挖掘工具（網絡爬蟲，Web-crawler）實現的。通過此工具收集到的文本內容在經過篩選步驟選出的視頻、圖表和圖片將用於本研究。澳門旅遊景點的在線評論於2019年1月從貓途鷹和攜程獲得，收集了2014—2018年之間與旅遊屬性類別有關的所有評論總共51,191條評論（攜程旅行網提供了41,352條，貓途鷹提供了9,839條）。貓途鷹的評論大多是英文，並使用谷歌翻譯（GoogleTranslate）翻譯成中文。由於本研究側重於與旅遊地形象相關關鍵詞出現的頻率，因此只選擇較為客觀的詞。所有翻譯的評論都由兩位翻譯專家通過抽查校對，以確保其準確性。兩位翻譯專家會從每100條評論中抽查校對同一條評論（即第100條、第200條、第300條等都會進行人工翻譯審查）。如果兩位翻譯專家都同意所有選定的評論都是正確翻譯的，則研究人員會判定所有評論都是準確的。在分析已經翻譯過的評論數據時，對這些評論進行抽查校對保證了收集數據的準確性和得到結論的有效性。兩位翻譯專家認為評論的翻譯是準確的，且對於被抽查評論的翻譯正確與否的同意率在90%以上。所有從貓途鷹翻譯過來的評論數據都是正確的。由於攜程的評論都為中文，其收集的評論數據可以直接用於本研究進行分析。（三）數據分析首先使用詞性標記和篩選來清理數據。句子中的每個單詞都分配了詞性標記，如名詞、形容詞或副詞，每個句子只保留名詞和形容詞，其次是消除停用詞（功能詞和詞匯詞）。以下是此過程的兩個示例：（1）原句：Itwasverycrowded,andafter2hrswemanagedtoreachStPaul’sruins.Therewasverylittleleftofthechurch,buttheyhaveprotecteditverywell.處理後的句子：crowdedreachSt.Paul’sruinschurchprotected.（2）原句：ThisisthefamouslandmarkofMacau.Hence,itisalwayscrowded.Thereareafewlanesleadingtoit,andthereareshopsalongtheselanes.處理後的句子：famouslandmarkMacaucrowdedlanesleadingshops.數據清理後，使用NVivo11軟件進行文本挖掘。將查明出現頻率最高的詞，並根據比爾里（Beerli）和馬丁（Martin）的理論將旅遊地形象概括為八個主題方面：（1）一般基礎設施；（2）旅遊基礎設施；（3）旅遊、休閒和娛樂；（4）文化、歷史和藝術；（5）政治和經濟；（6）自然環境；（7）社會環境；（8）地方氛圍。31 《2019年中國在線旅遊市場預測報告》，中商情報網網站，https://m.askci.com/news/chanye/20181226/1836111139253.shtml。2CoraUnInWong,ShanshanQi,“TrackingtheEvolutionofaDestination’sImagebyText-miningOnlineReviews-theCaseofMacau,”TourismManagementPerspectives,Vol.23(2017),pp.19-29.3A.Beerli, J. D. Martín, “Factors Influencing Destination Image,” AnnalsofTourismResearch,Vol.31,Issue3(2004),pp.657-681.

8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三、研究結果（一）在攜程和貓途鷹中出現的關於旅遊地形象較為普遍的關鍵詞通過文本挖掘工具，收集了與旅遊地形象相關的關鍵詞（圖1）。從貓途鷹評論中一共收集了46,172個關鍵詞，從攜程評論中一共收集了116,162個關鍵詞。圖1還清楚地顯示，貓途鷹的關鍵詞數量在2014－2018年持續波動，而攜程的關鍵詞數量從2014－2017年大幅增加，但2018年略有回落。為了評估文本挖掘數據的外部效度，研究人員將結果與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根據訪澳者居住地分類得出的報告進行了比較。如前所述，貓途鷹是非內地遊客最常用的網站，而攜程是中國內地遊客主要使用的網站。研究將遊客分成非內地遊客和中國內地遊客兩類，並採用皮爾森（Pearson）的關聯分析來測試遊客人數與關鍵詞數量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這兩個旅遊網站上確定的關鍵詞數量與訪問人數明顯相關（r=.72,p<.02）。通過文本挖掘工具得到的數據與官方旅遊報告之間高度緊密相關，表明了文本挖掘工具有很強的外部效度。圖1　2014－2018年貓途鷹和攜程關鍵詞組別編號數量圖片出處︰作者自製。本研究亦發現，“文化、歷史與藝術”、“旅遊休閒娛樂”和“自然環境”是貓途鷹提到的三大因素，而“文化、歷史和藝術”、“旅遊休閒娛樂”和“旅遊基礎設施”是攜程提到的三大因素。從使用詞雲的貓途鷹和攜程上關鍵詞的出現頻率（表1），更加突出文本中更頻繁出現的單詞。雖然每年有差異，但貓途鷹上最常用的四個常用關鍵術語是“娛樂場”（casino）、“遺迹”（ruins）、“商店”（shops）和“風景”（views），而攜程上四個最常用的關鍵術語是“酒店”（hotel）、“教堂”（church）、“商店”（shop）和“博物館”（museum）。“娛樂場”在貓途鷹上被提及的頻率最大，而“酒店”在攜程上被提及的頻率最大。兩者結果有差別的原因很可能是攜程主要是酒店機票預訂網站，因此許多中國內地遊客通過攜程預訂酒店並在旅

89遊客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變化（2014－2018）──用戶原創內容的對比研究行結束後留下大多數與酒店有關的評論，而貓途鷹是相比攜程而言提供更多的如餐飲、服務、觀光等信息的綜合型旅遊網站，其網站的評論則更多與文化與休閒娛樂有關。詞雲的結果有助於回答研究問題（2）和研究問題（3）。結果顯示，非內地遊客和中國內地遊客具有一些相似特徵，同時也有一些不同。而在遊客心中的澳門旅遊地形象和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所推廣的旅遊地形象對比方面，詞雲的結果顯示“文化之都”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遊客對澳門最接受和認可的旅遊地形象，但其他所推廣的旅遊地形象，例如“盛事之城”和“美食創意之城”的旅遊地形象等，尚未被大多數遊客所感知到。表1　2014－2018年貓途鷹和攜程評論的詞雲年份貓途鷹（TripAdvisor）攜程（Ctrip）20142015201620172018（二）2014－2018年貓途鷹旅遊地形象要素變化在詞雲中，無法解釋不同年份的詞頻率之間的差異，因為它們不近似任何定義的數量。因此，本研究使用卡方檢定（Chi-squareTest），其得到的結果有助於解釋旅遊地形象因素的趨勢和

9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變化。卡方檢定的結果表明，在貓途鷹上的澳門旅遊地形象的不同要素間的詞頻確實隨年份變化存在顯著不同（χ2=311.3,p<0.001）。從2014－2018年在貓途鷹上觀察到的相關詞的頻率和百份比表示的旅遊地形象因素，本研究綜合得出9個方面（表2）。2014－2018年“旅遊休閒娛樂”和“文化、歷史與藝術”相關關鍵詞的趨勢有所波動，“自然環境”相關關鍵詞從2016－2018年呈上升趨勢。澳門的歷史中心、其歷史悠久的街道，以及葡萄牙和中國風格的宗教建築於2005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UNESCO’sWorldHeritageList）。此外，從2016－2018年，大型娛樂場度假村如新濠影匯（StudioCity）、永利皇宮（WynnPalace）、澳門巴黎人（ParisianMacau）和美獅美高梅（MGMCotai）在金光大道（CotaiStrip）上初具規模。這些度假村結合了豪華酒店、大型娛樂場和娛樂場所，為遊客提供更多的休閒選擇。因此，非內地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看法與文化、歷史、休閒和娛樂等方面都有聯繫。儘管從2014－2018年，澳門的休閒娛樂選擇有所增加，但與休閒娛樂有關的旅遊地形象相關討論的詞頻並沒有相應增加。這可能表明非內地遊客對新的休閒娛樂景點反應並不強烈，因此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影響也不明顯。即使“文化和休閒”的百份比趨勢是波動的，但“自然環境”的百份比趨勢每年都在增加。非內地遊客似乎更加關注“美麗”、“人群擁擠”、“風景”和“城市小”等方面。表2　2014－2018年貓途鷹（TripAdvisor）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要素澳門旅遊地形象要素20142015201620172018總數文化、歷史和藝術提及次數2,1063,1434,1702,3052,23413,958百份比29.60%32.80%31.10%27.50%30.60%30.50%旅遊、休閒和娛樂提及次數2,3992,9174,1642,7722,24814,500百份比33.70%30.40%31.10%33.00%30.80%31.70%旅遊基礎設施提及次數3795887986624212,848百份比5.30%6.10%6.00%7.90%5.80%6.20%自然環境提及次數7961,1361,5921,1101,0495,683百份比11.20%11.80%11.90%13.20%14.40%12.40%一般基礎設施提及次數3924706454093792,295百份比5.50%4.90%4.80%4.90%5.20%5.00%社會環境提及次數2523026533151571,679百份比3.50%3.10%4.90%3.80%2.20%3.70%政治和經濟提及次數1562012782182021,055百份比2.20%2.10%2.10%2.60%2.80%2.30%地方氛圍提及次數5407109535375103,250百份比7.60%7.40%7.10%6.40%7.00%7.10%自然資源提及次數891271366792511百份比1.30%1.30%1.00%0.80%1.30%1.10%總數提及次數7,1099,59413,3898,3957,29245,779百份比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三）貓途鷹上的遊客休閒娛樂要素貓途鷹上澳門“旅遊休閒娛樂”相關的不同要素間的詞頻同樣隨年份變化存在顯著不同（χ2=610.4,p<0.001）。表3列出了2014－2018年與“旅遊休閒娛樂”相關要素百份比以及每個要素

91遊客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變化（2014－2018）──用戶原創內容的對比研究的變化。在此期間，“娛樂場”、“威尼斯人”（Venetian）和“旅遊塔”（MacauTower）要素百份比的趨勢有所下降，“購物”（shopping）、“餐飲”（foodandbeverages）和“相片”（photo）的要素百份比在2016年有所增加，之後一直保持穩定（表3）。這些詞的變化趨勢顯示非內地遊客可能對澳門旅遊地形象有所改變：對“遊樂場”和“旅遊塔”有關形象的看法減弱，而與購物和餐飲體驗有關的形象則有所提升。由於與“購物”和“餐飲”相關的澳門旅遊地形象仍佔很大比例，澳門特區政府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推廣其他旅遊主題。表3　2014－2018年貓途鷹（TripAdvisor）遊客休閒娛樂要素旅遊休閒娛樂要素20142015201620172018總數娛樂場提及次數6931,0191,0317515043,998百份比28.90%34.90%24.80%28.50%27.10%28.60%購物提及次數4184499505123522,681百份比17.40%15.40%22.80%19.50%18.90%19.20%威尼斯人提及次數144242532161971,176百份比6.00%8.30%12.80%6.10%5.20%8.40%相片提及次數2593235043502321,668百份比10.80%11.10%12.10%13.30%12.50%11.90%餐飲提及次數2452105693532211,598百份比10.20%7.20%13.70%13.40%11.90%11.40%旅遊塔提及次數5104993303622801,981百份比21.30%17.10%7.90%13.80%15.00%14.20%體驗（Experience）提及次數130175248143177873百份比5.40%6.00%6.00%5.40%9.50%6.20%總數提及次數2,3992,9174,1642,6321,86313,975百份比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四）中國內地遊客對澳門形象的看法非內地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看法以貓途鷹的評論為代表，而中國內地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看法則由攜程的評論代表。通過卡方檢定發現，攜程上澳門旅遊地形象的不同要素間的詞頻隨着年份增長存在顯著不同（χ2=1811.0,p<0.001）。表4說明了澳門旅遊地形象要素的列聯表，包括2014—2018年攜程的關鍵詞出現頻率和百份比。“旅遊休閒娛樂”、“文化、歷史與藝術”、“旅遊基礎設施”和“自然環境”是攜程中提及的四大方面。從2016－2018年，“旅遊休閒娛樂”、“旅遊基礎設施”和“自然環境”等詞出現頻率有所上升，而“文化、歷史和藝術”相關詞出現數量從2016－2018年卻有所下降。中國內地遊客似乎更注重休閒娛樂景點以及旅遊基礎設施，如“酒店”、“渡輪”（ferries）”、“餐館”（restaurants）和“街道”（streets）。環境問題也引起人們的關注，如“空氣”（air）”和“環境”（environment）等詞（表4）。

9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表4　2014－2018年攜程（Ctrip）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要素澳門旅遊地形象要素20142015201620172018總數文化、歷史和藝術提及次數2,6295,2738,0269,2655,26430,457百份比37.40%27.70%29.00%23.90%23.10%26.40%旅遊、休閒和娛樂提及次數1,9835,9378,43312,0777,52735,957百份比28.20%31.20%30.50%31.10%33.10%31.20%旅遊基礎設施提及次數5982,3613,5775,0003,02914,565百份比8.50%12.40%12.90%12.90%13.30%12.60%自然環境提及次數4601,0411,6573,3302,1438,631百份比6.50%5.50%6.00%8.60%9.40%7.50%一般基礎設施提及次數4361,4391,6131,8801,1096,477百份比6.20%7.60%5.80%4.80%4.90%5.60%社會環境提及次數2887291,3272,0961,0045,444百份比4.10%3.80%4.80%5.40%4.40%4.70%政治和經濟提及次數3139261,1101,8791,1335,361百份比4.40%4.90%4.00%4.80%5.00%4.70%地方氛圍提及次數2086661,1722,3281,0865,460百份比3.00%3.50%4.20%6.00%4.80%4.70%自然資源提及次數1216687229204472,878百份比1.70%3.50%2.60%2.40%2.00%2.50%總數提及次數7,03619,04027,63738,77522,742115,230百份比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五）攜程上的遊客休閒娛樂要素卡方檢定的結果表明攜程上澳門“旅遊休閒娛樂”相關的不同要素間的詞頻隨年份變化存在顯著不同（χ2=1471.4,p<0.001）。表5列出2014－2018年攜程休閒娛樂要素的列聯表。“娛樂”、“娛樂場”、“餐飲”、“購物”和“旅遊塔”是在攜程上提到排在前五的幾個方面的詞。在此期間，“娛樂場”出現的頻率有所下降，而與“娛樂”和“旅遊塔”相關詞則顯著增加。“餐飲”和“購物”這兩個關鍵詞在最近幾年出現的頻率在持續波動（表5）。綜上所述，從2015－2018年間中國內地遊客對澳門的非博彩形象似乎有所提升，而對澳門博彩形象則相對減弱。這樣的結果表明，澳門特區政府在旅遊多樣化方面已經取得卓越的成效。

93遊客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變化（2014－2018）──用戶原創內容的對比研究表5　2014－2018年攜程（Ctrip）遊客休閒娛樂要素旅遊休閒娛樂要素20142015201620172018總數娛樂提及次數3598721,3922,4701,4146,507百份比19.80%16.10%18.20%22.60%20.50%19.90%娛樂場提及次數3751,0531,2141,3197954,756百份比20.70%19.50%15.90%12.10%11.50%14.60%餐飲提及次數2485791,2741,6238814,605百份比13.70%10.70%16.60%14.90%12.80%14.10%購物提及次數3111,1581,3721,2611,1455,247百份比17.20%21.40%17.90%11.60%16.60%16.10%威尼斯人提及次數2356747319896573,286百份比13.00%12.50%9.50%9.10%9.50%10.10%旅遊塔提及次數1845369832,0461,1284,877百份比10.20%9.90%12.80%18.80%16.40%14.90%體驗（Experience）提及次數26811777123711,367百份比1.40%1.50%2.30%6.50%5.40%4.20%相片提及次數734555134884952,024百份比4.00%8.40%6.70%4.50%7.20%6.20%總數提及次數1,8115,4087,65610,9086,88632,669百份比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六）貓途鷹和攜程評論趨勢的比較上述研究結果顯示，非內地和中國內地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看法有所不同，本段落將進一步討論兩者的差異和產生差異的可能原因。兩個市場的旅遊地形象趨勢不同，攜程有着明顯趨勢變化：休閒相關要素的頻率在增加，而與文化相關的要素在減少（表4）；然而，這個趨勢在貓途鷹上找不到如此明顯的變化（表2）。澳門特區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AWorldCentreofTourismandLeisure）的形象，多年來，澳門已建成許多休閒娛樂景點。中國內地遊客似乎對澳門的新景點反應更為強烈，而非內地遊客對購物和餐飲更感興趣。澳門對非內地遊客有個持續穩定的旅遊地形象，而對中國內地遊客則在2014－2018年間有所轉變：由一個文化歷史遺迹旅遊地轉變到休閒娛樂的度假勝地。至於旅遊休閒及娛樂方面，非內地遊客更傾向於去娛樂場，而中國內地遊客則對新旅遊景點更有興趣。儘管非內地和中國內地遊客在與休閒娛樂要素有關的旅遊地形象方面存在差異，但如表3和表5所示，在2014－2018年期間兩者對“娛樂場”的興趣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遊客很少提及“娛樂場”和“威尼斯人”，這可能側面反映出他們對澳門非休閒娛樂活動的興趣將日益濃厚。考慮到澳門特區政府在旅遊業多元化方面的努力，這些結果可能實際反映出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看法的改變。（七）澳門旅遊地形象的預測和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感知之間的差異多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和旅遊地營銷組織已將澳門打造成許多不同類型的旅遊地形象品牌。首先，隨着2002年澳門特區政府向三家公司發出博彩經營權牌照，澳門的主要旅遊地形象分別為“東方蒙特卡羅”（MonteCarlooftheOrient）和“東方拉斯維加斯”（LasVegasoftheEast），這在全世界廣為人知。澳門博彩業嚴重依賴貴賓廳業務，2014年之前，貴賓廳業務佔博彩業總收

9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入的60%以上，而拉斯維加斯的這一比例為僅30%。1隨着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將澳門提升打造為“文化之都”。為強調遊客在澳門擁有參與休閒娛樂活動如大獎賽和節日活動的選擇，將休閒娛樂引入到澳門旅遊地形象中。2009年，旅遊局試圖將澳門的旅遊地形象打造為一個“多元化休閒度假娛樂旅遊地”，遊客可以在這裏體驗東西方文化，以及傳統和現代獨特景點的對比。2011年，隨着澳門在購物、盛事活動和娛樂等方面信息的加大宣傳，澳門特區政府推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AWorldCentreofTourismandLeisure）的定位。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在2013年將澳門定為“盛事之都”（CityofEvents），這些盛事活動包括澳門國際煙花匯演比賽、澳門格蘭披治賽車、澳門光影節、澳門葡韻嘉年華等等的特色主題活動。為了更好地規劃澳門旅遊業的未來發展，旅遊局於2015年制定了《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將澳門打造為不僅擁有自然風光、獨特風格的建築以及世界一流的設施，而且具有獨特世界文化遺迹和沉浸式歐亞文化的多元化旅遊地。澳門是一個適合每個不同細分市場的旅遊地，包括青年、老年、一家大小，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的人，都在澳門能找到自己喜歡的旅遊體驗。澳門特區政府在2017年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食創意之都”（CreativeCityofGastronomy）之後開始推廣“美食旅遊”（gastronomytourism）。“2018澳門美食年”的揭幕引發了一項涉及各種舉措的4年行動計劃。雖然特區政府和旅遊地營銷組織為澳門形象品牌推廣已作出巨大努力，但本研究結果顯示，並非所有預期形象都能成功影響到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認知。當然這或許也和樣本選取的網站有關，但可以理解的是，雖然非內地和中國內地遊客對關於文化和歷史澳門旅遊地形象的認知都很強，但是對澳門休閒娛樂的旅遊地形象卻不是如此。明顯的趨勢是，與非內地遊客相比，中國內地遊客對澳門的休閒娛樂形象更深，而在休閒娛樂方面，儘管特區政府推動了不少多元的盛事活動，但在研究結果中都沒有收集到任何相關話題的關鍵詞。這表明遊客或許已經太習慣澳門一直以來的各種盛會活動，或者未能強烈感受到澳門“盛事之都”的氛圍，因此澳門特區政府和旅遊地營銷組織可以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推廣活動。儘管特區政府自2018年以來一直在推廣美食旅遊，但轉變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看法是需要時間的。餐飲美食是旅遊地形象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在貓途鷹和攜程旅遊休閒娛樂方面一直名列前五。然而，與2017年相比，2018年兩個網站中與餐飲相關的關鍵詞有所下降。結果顯示非內地和中國內地遊客可能尚未充分認可澳門作為美食創意之都的這個旅遊地形象，當然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選取的網站不是以美食為主題，但這並不影響澳門特區政府和旅遊地營銷組織未來投入更多精力推廣本地美食的發展方向。最後，主要與澳門歷史城區有關的文化旅遊地形象已經建立並得到遊客的認可。澳門特區政府和旅遊地營銷組織將澳門打造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努力已見成效。儘管非內地遊客對澳門休閒娛樂旅遊地形象的意識並沒有得到明顯提高，但中國內地遊客對澳門休閒娛樂旅遊地形象有了更加多樣化的認知，並且這種旅遊地形象逐年增強。此外，澳門特區政府和旅遊地營銷組織還可以對其他旅遊地形象主題的塑造作出努力。1MatthewTingchiLiu,TianTsingGyaChang,EdmundLoi,AndrewChiHongChan,“MacauGamblingIndustry:Current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NextDecade,”AsiaPacificJournalofMarketingandLogistics,Vol.27,Issue3(2015),pp.499-512.

95遊客的澳門旅遊地形象變化（2014－2018）──用戶原創內容的對比研究四、結論和實踐意義（一）主要貢獻本研究通過文本挖掘工具和文本分析嘗試發掘澳門在兩大旅遊網站的在線旅遊地形象，為現有的學術文獻提出了補充。通過分析和比較這兩大網站上遊客原創內容出現較頻繁的詞之間的差異和關係，研究人員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發現，這些發現對市場營銷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實證了非內地遊客和中國內地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認知並不一致。非內地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認知在研究年份中持續波動，而中國內地遊客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認知也從“文化”、“歷史”和“藝術”轉向“休閒娛樂”，並且持續關注“旅遊基礎設施”。儘管存在差異，但本研究發現隨着時間的流逝，非內地和中國內地遊客對澳門博彩的旅遊地形象的認知都在降低。研究還發現並非所有政府預設的旅遊地形象都能在短時間內被遊客充分感知。雖然“文化之都”是遊客對澳門最接受和認可的旅遊地形象，但是事實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旅遊地形象在研究時段中不斷加強。較為可惜的是，“盛事之城”和“美食創意之城”的旅遊地形象尚未被大多數遊客所感知。這些都表明，澳門特區政府和旅遊局宣傳的旅遊地形象訊息都已成功地傳達給遊客。鑑於網上各種來源的數據都易於獲得，旅遊地營銷組織必須分析和監測遊客對不同旅遊地形象的觀點，並調整其品牌戰略以提高效率。（二）實踐意義本研究結果同樣也提供了幾個直接的實踐啟示︰第一，不同的營銷策略應該用於不同的細分市場。多樣化的娛樂休閒選擇較適合中國內地遊客，而選擇以文化休閒作為旅遊地形象賣點的做法則更適合非內地遊客。舉例來說，有效的營銷傳播和促銷方案可以為中國內地遊客帶來更高的價值如減少出遊成本、提升住宿體驗、方便快捷等，並提供多元化的休閒娛樂活動（如各國風味美食、娛樂場、夜生活等），這對於澳門的旅遊地旅行而言至關重要。同時，為了吸引更多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興趣群體、傾向於文化休閒的非內地遊客，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和旅遊地組織需要與遊客雙向交流，提供更多官方真實的信息如以澳門城市背景下的夜生活、表演文化活動的攝影組相片來豐富澳門文化休閒活動，以彰顯澳門開放友好的主題氛圍。此外，社會責任（socialresponsibility）可能是未來十年提升澳門旅遊地形象的另一個重點。旅遊地社會責任作為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地組織、小區居民之間對話中的一個關鍵問題，被所有旅遊地內的利益相關者視為實現的關鍵。1為提高澳門的旅遊地形象，在行政管理方面，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可以提供支持性政策，鼓勵提倡旅遊地組織積極承擔社會責任，資助相關社會責任計劃例如生態環境保護、參與企業慈善事業、旅遊資助和有目標性的扶貧計劃等。1MatthewTingchiLiu,YongdanLiu,ZiyingMo,ZhidongZhao,ZhenghaoZhu,“HowCSRInfluencesCustomerBehaviouralLoyaltyintheChineseHotelIndustry,”AsiaPacificJournalofMarketingandLogistics,Vol.32,Issue1(2020),pp.1-22;MatthewLiu,IpkinAnthonyWong,RongweiChu,GuichengShi,JamesL.Brock,Ting-hsiangTseng,“CanaSociallyResponsibleCasinoBetterRetainitsManagementStaff?FromanInternalCustomerPerspective,”AsiaPacificJournalofMarketingandLogistics,Vol.26,Issue4(2014),pp.520-539;MatthewTingchiLiu,IpkinAnthonyWong,GuichengShi,RongweiChu,James.L.Brock,“TheImpactof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CSR)PerformanceandPerceivedBrandQualityonCustomer-basedBrandPreference,”JournalofServicesMarketing,Vol.28,Issue3(2014),pp.181-194.

9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第二，澳門旅遊當局可以深化其多元化策略，以更好地塑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形象。為了推廣澳門作為多日旅遊地，特區政府不妨強調遊客來澳不僅“可欣賞原有精彩景點，還有更多全新體驗”，鼓勵澳門相關政府部門和機構組織開發新的宣傳活動和推廣項目，從而讓遊客更深入地探索澳門的不同休閒娛樂和多元主題活動項目。很多例子都表明，通過多元主題活動項目可以成功塑造生動活力的城市形象，例如蘇格蘭首府愛丁堡（Edinburgh）的軍樂節和意大利的托斯卡納（Toscana）的露天音樂會，都是利用文化影響力舉辦的藝術盛會，此外，西班牙也通過獨特性的節慶活動吸引遊客，而韓國則通過把其具有競爭優勢的、旅遊者較易感知的關鍵性因素如地域飲食、服飾、瓷器、歌劇和節慶等與旅遊結合起來，在努力挖掘體現地方特色項目的同時促進了旅遊品牌的塑造。最後，澳門旅遊業的主管單位和營銷機構不妨考慮建立一個基於遊客行為的大數據實時監測評估系統，以追踪網上評論所顯示的關於澳門旅遊地形象的變化、趨勢與預測，並通過數據分析，評估本澳旅遊品牌策略的有效性和可持續發展。本研究結果顯示，隨着集中化、新近現代開發的娛樂場以及其他多元休閒娛樂等特色，澳門正處於從以娛樂場為主的旅遊城市轉型到以體驗為主的休閒娛樂中心的早期階段。在這個充滿活力的時期，澳門的綜合度假勝地（integratedresort）和博彩業面臨一系列挑戰，包括離岸在線博彩網站、區域競爭、人力資源短缺、人工成本增加以及近期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等。1旅遊地營銷人員還可以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術來抓住實時在線評論和評估系統，瞭解消費者的真實想法，從而抓住澳門未來十年的機遇。（三）局限性與未來研究首先，由於時間和成本的限制，谷歌翻譯在這項研究中被用來進行中英文互譯。未來的研究可以應用人工智能（AI）技術來處理內容翻譯，以確保更高的準確性和更低的成本。其次，為了更好地理解對澳門旅遊地形象的更廣泛看法，可以收集更多不同語言的評論，如日語、韓語或西班牙文，供將來學習之用。這一成果有助於澳門特區政府為不同市場制定更具體的品牌戰略。此外，通過完整具體的翻譯，未來的研究可以使用情緒檢測來分析遊客對澳門景點的看法。由於成本限制，本研究局限於應用較為成熟的網絡爬蟲技術來收集數據，並運用NVivo11軟件進行文本挖掘。隨着人工智能技術普及與應用，未來的研究可以運用人工智能領域的前沿技術例如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NLP）來深度分析遊客評論中的情感因素。這些結果將有助於政府瞭解景點的弱點和不足，並致力於制定具體解決方案。最後，在線評論是分析多年來遊客對旅遊地形象看法趨勢的寶貴資源。未來的研究可以基於更多的第三方平台，獲得持續時間較長的數據（例如2000－2020年），甚至擴大所使用的平台數量。此外，由於研究選取的樣本來自以訂酒店和訂機票為主的兩個一般旅遊體驗網站，沒有包括其他重點主題網站（例如探討美食為主的大眾點評網），因此無法得知澳門在某些特定新興發展方向上的情況（例如更多關於澳門美食之都發展的具體評論），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限制之一。未來研究可以針對這部分再作深入研究。[責任編輯　陳超敏]1MatthewTingchiLiu,TianTsingGyaChang,EdmundLoi,AndrewChiHongChan,“MacauGamblingIndustry:Current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NextDecade,”AsiaPacificJournalofMarketingandLogistics,Vol.27,Issue3(2015),pp.499-512.

97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摘要]本研究以《我愛學語文（澳門版）》和人教版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小學《語文》為比較研究對象，就兩套教科書閱讀模組的選文呈現、助讀呈現進行了比較研究，梳理兩套教科書選文的體例編排、體裁列入、題材選擇、國別區域、篇幅長短、難易程度、經典示範等方面的同與不同，比較助讀系統閱讀提示、思考問題、練習強化、聯繫拓展的功能實現程度，以期為兩地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的合理構建、功能實現，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借鑑。[關鍵詞]語文素養　小學語文教科書　人教版　澳門版　閱讀模組　比較人的持續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在這個系統中，語文素養不可或缺。語文教學是提高語文素養的主要管道，語文教材是實現語文教學的載體，教科書是語文教材的核心要件，閱讀模組是語文教科書的主體。語文素養的重要性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通用學習的基礎性，即工具性和知識性；二是知識、經驗、成果等的傳遞性，即應用性；三是個體情感、社會文化品質的提升性，即思想性、文學性、審美性的統一。閱讀汲取、語文表達、成熟審美是語文素養的行為表現。葉聖陶主張“口頭為‘語’，書面為‘文’”。1借鑑此說，本文所言“語文表達”即“口語表達＋寫作表達”。積累（語言、知識、認知）、養成（習慣、技藝）、提升（思想、審美）是貫穿於語文教學全過程的三個持續性動作，幾個概念的關係如下（圖1）︰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關黌諺作者簡介︰關黌諺，吉林師範大學遼源分院、教授。遼源　136200* 本文為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申請之澳門基金會資助的研究項目“澳門小學語文教材知識測量及比較研究”（項目編號MF-17-002f-R）的研究成果之一。課題組成員有：林廣志、郭曉明、王敏、關黌諺、朱聰穎、趙靜。1 葉聖陶︰《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138頁。‧論文｜教育研究‧

9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圖1　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與人的持續發展關係圖圖表來源︰作者自製。教科書是狹義的教材，是統一編寫、系統反映教學內容、被教學使用的書籍。教材是以教科書為藍本，縱橫關聯、多維拓展所形成的豐滿而充實的教學材料集合。換言之，在使用教科書教學的過程中，為了適應學情需要，通過增刪改補而實現的縱橫關聯、多維拓展的教學材料，即教材，所以教材是以教科書為主體呈現、動態而發展的。語文教科書以文選組織為主體呈現，設置識字（小學）、閱讀、寫作、口語、綜合實踐等模組。語文教科書的功能實現體現為：教學互動以閱讀為原點切入，以表達為應用檢驗，實現培養對象的知識積累、能力發展、思想成熟、情感豐富、審美提升。因而閱讀的承載是多維的，支持語文教學過程中的所有動作。“模組”本是電腦語言，具有程序獨立性、可執行性、服務於“整個系統”生成的協同性等特點，本文藉以表述語文教科書閱讀教學構成，較“板塊”更能形象地表達其可操作性與功能實現生成性的特點。可操作性是指閱讀選組、助讀設計、累練設置、說寫關聯等，因語文素養階段培養目標而定篇、定位、定點、定格呈現。生成性是指語文教科書閱讀功能實現，會因“人”的變數，包括教情、學情、時境的差異而生成效果的程度不等、取向不同、所長不一的豐富性。拆解閱讀模組，可分為識字運用、閱讀汲取、寫作表達、口語交際、綜合實踐等呈現形式，並以選文為關聯相互融匯。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的呈現，必然是與寫作表達、口語交際、綜合實踐目標交融的，口語、寫作、實踐模組也一定是與閱讀目標關聯的。在教學行動中，識、讀是原點，說、寫是呈現。伴隨人的持續發展，識讀與說寫是循環往復的。本文所研究的閱讀模組，僅限於“專題選文＋助讀系統”。通過比較內地和澳門兩個區域教科書的閱讀模組，來探索研究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構建和完善。本文中閱讀模組的系統呈現，源於兩版教科書梳理統計；相關功能實現，源於理論分析和筆者於內地和澳門前線教學指導的觀察。

99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一、兩版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意義（一）教科書比較版本選擇意義澳門小學語文教科書，以香港版本居多。原因有四：一是地域文化接近；二是生活語言同宗；三是繁體字學用堅持；四是澳門沒有本土教科書。目前被使用的7個版本中，《我愛學語文（澳門版）》（以下簡稱“澳門版”），1由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為適應澳門《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落實而出版，被選用最多。2017－2018學年，在全澳近60所中文小學語文教學學校中，有30家之多使用，以此版為教科書比較藍本，具有代表澳門地域性特徵。人教版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小學《語文》（以下簡稱“人教版”），2在2017年全國使用的13種小學語文教科書版本中，此版被業界認為編寫實力較強、較權威，為全國大部分地區使用。以此教科書為比較藍本，對內地更具有代表性。（二）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的意義對適用不同地域的兩版教科書進行比較，有利於小學語文教科書的完善和發展。（1）有利於落實語文素養要求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相互借鑑，更好地落實區域《小學語文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一語文即教學語文）》（以下簡稱《學力》），3以及《全日制義務教育課程標準》（以下簡稱《課標》）語文素養要求，4完善小學語文教科書對中華文化傳承、民族語文創新、國民語文素養提升等更有效的構建。（2）有利於完善教科書功能模組對識字、閱讀、口語、寫作等模組的比較研究，有利於合理借鑑、科學規劃、有效呈現。不同教情學情下閱讀模組的比較研究，有利於探索中華優秀文化傳承共性與個性的統一，不同背景下人才培養共性與個性的需求，語文素養形成共性與個性的利弊分析。（3）有利於提升教科書教學功能從使用回饋來看，兩版教科書都有被選擇的認可，也都有教和學雙重的不足。比較研究兩版教科書閱讀模組的系統呈現和功能實現，更有利於完善教科書選文適用、助讀高效的特徵。所謂系統呈現，是指選文、選文組合、助讀設置的形式呈現。所謂功能實現，是指選文、助讀的呈現能達至的教學效果。澳門版、人教版教科書編寫標準為《學力》和《課標》。兩者共同要求可概括為：強調面向全體學生，着眼語文素養培養，豐富語言積累，培養語感，發展思維；強調聽、說、讀、寫綜合；關注道德修養、文化薰陶、審美提升獲得；落實閱讀興趣、閱讀習慣、獨立閱讀能力的目標。但兩者在閱讀量化要求上明顯有別：《課標》要求背誦優秀詩文160篇（段），課外閱讀達145萬字；《學力》要求背誦優秀詩文60篇（古詩30篇），課外閱讀總量不少於80萬字。同與不同之下的選文呈現、助讀設置比較，對兩地教科書完善有借鑑意義。1 余婉兒、蘇潔玉︰《我愛學語文（澳門版）》，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2 課程教材研究所小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3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19/2016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附件一《小學語文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一語文即教學語文）》，2016年。4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10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二、兩版教科書選文呈現與功能實現作為閱讀模組的主體，選文是否具有體裁豐富、題材多樣、背景廣闊、經典藝術、難易適度的特點，選文編排是否體現遞進性、序列性、持續性的組織，將直接影響學習者積累有效、認知有度、思想有素、情感得豐、審美得薰的實現程度。本文將從選文編排、文體類型、選文主題、時空跨度、文本篇幅、文學藝術、綜合性實踐等方面來梳理比較。（一）編排呈現與功能實現（1）單元組構建各有不同澳門版：前六冊每冊七個單元，後六冊每冊六個單元；單元設主題標識，無單元導讀，3－4篇選文，按講讀、導讀、聆聽（視聽）功能設置，共計261篇，文後設“語文知識與運用”和“多元學習角”等積累、強化、拓展性練習，設“單元總結與評估”為檢測、說話、寫作性練習。人教版：每冊八組，不設主題，有單元導讀，每組4－5篇選文，按精讀、略讀功能設置，共計381篇，單元設有讀寫積累、語言強化、口語交際、寫作練習、拓展連結等性質的“語文園地”，每冊設置選讀文6－8篇，共計81篇。（2）功能實現的情況分析關於積累練習︰《學力》和《課標》要求不同，兩版選文數量相差大，閱讀積累客觀上存在差別。澳門版篇章練習繁多，但因選文不足，語用效果並不一定理想；人教版“語文園地”集中讀寫積累，與篇章結合會因教師操作不同而有諸多不同。關於閱讀遷移︰從“講讀、導讀”與“精讀、略讀”設計來看，意在舉一反三、遷移學用。其功能實現受限於選文數量和品質。關於聽說︰澳門版單設篇章聆聽（視聽），人教版隨文聽說練習。篇章聆聽佔用選文數量，會影響閱讀汲取。單元組主題和單元導讀︰同為助讀，其作用發揮取決於表達形式、合理解讀。人教版一段話提示，更便於師生解讀。（二）體裁呈現與功能實現為便於梳理，本文體裁不區分文章與文學類別，以兩版教科書呈現為述。包括：兒歌、兒童詩、兒童故事、童話、寓言、詩歌、記敘文、說明文、應用文、議論文、小說、戲劇、散文、古詩文等。（1）體裁呈現的共同點︰一、遵循學生的年齡特點，由感性到理性、由易到難。二、低年段多兒歌、兒童詩、兒童故事、童話、寓言、記敘文和少量淺顯易懂的古詩，因集中識字之需而編寫的兒歌佔有一定數量。三、中高年級逐步豐富選文的體裁。說明文遞進選入，二年級始有說明認知性的兒歌、童話故事和小短文，三年級過渡到科普說明；陸續增加應用文、小說、戲劇、散文、古文等。四、散文、記敘文比重較大。五、兩版選文均從四年級始增強文學性，如選入簡單劇本和文學名著節選或改編。（2）體裁呈現的不同點︰一、古文入選時段不同。澳門版三年級始；人教版五年級始。二、議論文選用有別。澳門版五年級始選；人教版未選。三、文學作品佔比不同。澳門版名著節選少，改寫多；人教版名著入選多，五年級下冊始選四組中外文學作品，選文體裁豐富。四、古詩文比重有別（表1），澳門版古詩文合計24首（篇），約佔261篇選文的9.2%；人教版古詩文合計

101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49首（篇），約佔381篇選文的12.9%。（3）體裁呈現分析︰一、低年級多選兒歌、童詩、記敘短文、童話等體裁。有部分因集中識字之需而編寫兒歌、兒童詩和小文，符合兒童認知興趣，這部分選文有便於滿足集中識字之優點，也存在需要商榷的編寫不足。二、記敘文選文居多，貼近學生生活表達，有利於讀寫結合實施。三、借鑑以往實驗，較早和較多選入古詩文，也便於集中識字，且有利於精準表達。四、議論文觀點及表達生活化，選入有助於學生思想成熟和觀點表達。表1　兩版教材古詩文統計古詩古文澳門版人教版澳門版人教版一上／3／／一下24／／二上／4／／二下34／／三上／4／／三下341／四上／6／／四下33／／五上23／／五下／／21六上4／11六下／1032總計174574備註六下人教10為背誦詩篇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按“澳門版”和“人教版”統計。（三）題材呈現與功能實現兩版教科書選文按單元組題材主題分析如下（表2、3）︰（1）題材呈現的共同點︰一、單元主題化。人教版雖未設單元標題，但單元組導讀提示和選文內容可現主題。二、主題材豐富性。兩版皆以服務於學生的“認知積累、情感豐富、智慧增長、思想成熟、審美提升”為總體構建，以自然、生活、科學、熱愛、成長、修養、文學等諸多主題體現。三、比重有傾斜。“景物描摹”、“智慧認知”、“愛的情感”、“科學探索”等類，單元主題細化，選文居多。如“自然景物”類，主題細化為自然現象、山水風景、山河壯麗、地域民族、城市鄉村、四季生態等景與物的描摹寄情。（2）題材呈現的不同點︰一、單元主題顯隱不同。澳門版五字標識主題，如“來學常用字”、“歡樂在家中”、“故事有深意”等，具有工整性、激勵性、興趣化和祈使化的特點；人教版通過單元組導讀突出主題。二、題材選文示範有別。人教版選文多，共計381篇（另有81篇選讀）；澳門版選文少，計261篇。三、文學類比重不同。人教版五下始有4個集中單元，原作較多；澳門版散選，且改寫多。四、勵志類體裁不同。澳門版比人教版多了議論體裁，如五下選文《學習與思考》和六下選文《勤奮與成功》。五、澳門版選文突出愛澳題材，三下“澳門是我家”和五下“迷人的澳門”，兩個單元8篇澳門題材，佔選文總數約3.1%。

10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3）題材呈現功能分析︰一、題材集中利於強化。自然景物和愛的情感類選文居多，有利於三點強化，即︰1）結合現實認知真、感受美、體會情、懂得為；2）敘述、描摹、達情語言的積累；3）讀寫結合過程中的認知、領悟。二、題材多樣利於成長。自然風物、祖國山河、地域民俗、城鄉生活的認知感受中生成愛，人類、現象、規律、哲理等智慧故事中懂得思考發現，童年快樂、善良助人、個性堅強、誠實包容中健康成長，名篇名著閱讀中學會欣賞判斷。表2　人教版選文呈現及專題概括專題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第四組第五組第六組第七組第八組一上冊入學教育中文拼音生活常用四季認知自然認知常識認知成長憧憬認知理解一下冊認識春天學習尊愛愛對地球夏日情趣智慧認知幸福童年個性修養科學世界二上冊秋色宜人成長情思偉大祖國智慧認知愛的旋律愛的旋律愛的旋律科學世界二下冊春景意趣愛的旋律美麗祖國智慧認知自然畫卷個性修養智慧認知科學世界三上冊成長情思名人小事秋景情趣科學世界文化傳承美麗祖國智慧認知愛的旋律三下冊自然畫卷保護環境智慧認知成長情思愛的旋律科學世界愛的旋律神話故事四上冊自然奇觀智慧認知童話故事狀物情思文化傳承愛的旋律成長情思科學世界四下冊美麗祖國個性修養智慧認知和平情懷生命感動田園情趣智慧認知智慧認知五上冊閱讀成長思鄉情懷科學認知智慧認知綜合性學習愛的旋律愛國情懷偉人故事五下冊西部風情成長情思語言藝術愛的旋律中國古典綜合性學習文學形象異域風情六上冊自然畫卷愛國情懷愛的旋律保護環境名人經典綜合性學習愛的旋律藝術魅力六下冊智慧認知民族風情國家奉獻外國名篇科學精神綜合性學習古文背誦綜合複習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按“人教版”統計，專題亦為作者自行概括。表3　澳門版《我愛學語文》選文呈現及單元專題單元專題單元一單元二單元三單元四單元五單元六單元七一冊上我上小學了來學常用字秋天的節日親親我的家閱讀真有趣一天天成長說一聲謝謝一冊下小小觀察家可愛的春天漫遊童詩國智慧小故事文字的魔法植物大放鏡童心讀童話二冊上童詩的世界開心成長路親親我祖國森林的童話友情的故事寓言有道理想像的天空二冊下新年喜洋洋文字的秘密玩具百寶箱歡樂在家中校園生活冊古詩的美景科普小故事三冊上幫助我的人故事的王國向祖國出發說話有學問日記寫心情四季好童詩我有創造力三冊下名人放大鏡生活小科學我的小寶貝給你寫封信澳門是我家成語故事屋古詩見真情四冊上人生的足印故事有深意可愛的動物知識的探索漫遊神話國旅遊的體驗／四冊下詩歌的世界人物放大鏡歷史與成語溝通的方法古詩話神州科普展覽館／五冊上青春路上行民以食為天歷史是鏡子古詩的啟示大自然的話名家的散文／五冊下語言的寶藏說話的魅力迷人的澳門評論與建議小說的魅力聖賢的教誨／六冊上放眼看天下智慧的種子燦爛的文學戲中看歷史科技新天地款款新詩情／六冊下筆下風景畫論辯的藝術古文的道理飛越名人村祖國的風采告別小時候／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按“澳門版”統計。

103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四）國別區域與功能實現兩版選文都以中華優秀作品為主，體現民族傳統、文化傳承、古典精粹。都有不同國別、區域的選文，人教版國外選文比重較大，包括歐美亞多國作品65篇，約佔選文總數的17%；澳門版國外選文5篇，佔比1.9%。選文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以開放包容的形式呈現，有利於學生開闊視野、汲取多元。（五）篇幅呈現與功能實現（1）選文篇幅呈現共同點︰兩版都基本遵循從短小向漸長遞進，長短結合，如詩歌或古詩短小精緻篇幅與現代文較長篇幅的選編結合。（2）選文篇幅呈現不同點︰一、長短結合形式不同。澳門版短小詩歌或古詩，以獨立單元形式選編。而人教版單元組內則長短結合，如五上第二組“思鄉情懷”有《古詩三首》（兩首七絕、一首36字短詞）和三篇長文《梅花魂》（1,000餘字）、《桂花雨》（600餘字）、《小橋流水人家》（近600字），無論長短均以精緻細膩表達思鄉深情。二、篇幅長短有別。從整體平均、年冊對應看，人教版選文篇幅遠遠長於澳門版。人教版從四年級起入選千字篇章，澳門版五年級以上的長文多是600字左右。以四年級下冊選文為例作比較：人教版選文40篇（包括8篇選學），1,000字以上5篇，其中1,500字以上3篇；800字左右20餘篇；其餘為短篇或古詩。澳門版選文21篇（包括聆聽篇），500多字的2篇；400字左右6篇；其餘為短文或古詩。選文數量澳門版僅為人教版一半，篇幅澳門版不及人教版一半。（3）篇幅呈現功能分析︰一、單元間或是單元內長短結合，有利於情感的多樣性表達和認知，重視不同形式的薰陶感受。單元內長短結合更有利於同一主題的感受遞進。二、適時、適度的長文閱讀，有利於學生閱讀能力階段達標和持續提升。（六）難易呈現與功能實現（1）難易呈現的主要區別為︰一、整體來看，澳門版較為容易。其一是選文數量差距大。其二是選文篇幅差距大。其三是選文程度有別。從年段適應看，澳門版選文表達水平低就於學生可達水平，以四下單元二“人物放大鏡”選文《媽媽的變化》為例，從兩點可看其低就：模式化的首尾照應，為容易模仿而失示範性構思表達自然入心的感情；近學生語言表達水平，失精煉、形象示範。其四是視野寬窄有別。如國別區域比較，澳門版視野顯窄。其五是經典名著傳承不同。澳門版多改寫入選。二、從局部來看，澳門版古文較“難”。其一是選文難，如五下選文《論語四則》、《孟子兩則》，年代久遠的語錄問答，需要補學的過多；六上選文《春望》、《破陣子‧醉裏挑燈看劍》，對小學生而言賞析難度偏大。其二是編排難，如《論語四則》、《孟子兩則》，一講一導，講讀不足以支持導讀的教學鋪墊。（2）難易效能分析。選文少，則示範性不足、積累不充分；篇幅短，則閱讀理解提速慢；程度低，則不利於寫作進步；視野窄，則不利於拓展豐富；改寫差，則不利於承襲發揚；過於難，則學而知少或不知。（七）經典名著與功能實現（1）經典名著呈現之同與不同︰一、都以單元組織呈現，選文包括古今中外，中華古詩居多，小說節選（改寫）。二、選文覆蓋不同，節選原文和改寫呈現不同，選文數量差異大。以五、六年級為例：澳門版共計7篇（首）原文、節選（改寫）；人教版共計14篇原文或節選（改寫），關乎《史記》、《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小兵張嘎》、《儒林外

10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史》、《紅樓夢》、《百萬英鎊》、《故鄉》、《安徒生童話》、《契訶夫短篇小說之凡卡》、《魯濱遜漂流記》、《湯姆索亞歷險記》等中、外、古典、現代、長篇、短篇多部作品。（2）經典示範功能實現︰教學實踐可驗證，選文多且背景豐富、區域覆蓋廣，有利於更好滿足學生汲取、理解、判斷、審美、表達等更多生成的需要。三、兩版教科書助讀呈現與功能實現教科書的助讀系統，是多元組合，一般形式為：單元（組）專題擬定、單元（組）教學提示、篇章導入、問題思考、積累練習、聯繫拓展等。兩版助讀系統呈現不同，人教版持簡，澳門版主繁（表4）。表4　兩版教科書助讀系統呈現助讀形式兩版呈現人教版澳門版教材體例說明無圖文說明單元（組）專題擬定無五字片語單元（組）學習提示單元（組）導讀提示無單元（組）學習重點無按“聆聽”、“說話”、“閱讀”、“寫作”、“語文知識”、“其他”分項詳列《學力》學習重點。篇章插圖小幅；部分大幅；全部篇章提示區分精、略。精讀不設；略讀前設區分講、導。講讀前設；導讀不設思考討論文後集中式＋文中標注式文後集中式積累練習形式簡潔：“語文園地”中“我的發現”、“日積月累”形式繁多：篇章後設“語文知識與運用”＋“多元視角”聯繫拓展文後“思考討論”＋文後“閱讀連結”＋語文園地中“口語交際”、“寬頻網（故事連結、交流平台）”文後“多元學習角”＋“單元總結與評估”之“說話、”“閱讀”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按“澳門版”和“人教版”製作。（一）從單元提示看兩版助讀功能（表5）從表5舉例可見：（1）不同形式同類作用。人教版相對詳實的單元導讀提示，與澳門版五字單元標題，都有單元組選文閱讀提示作用。（2）作用成效各有不同。澳門版單元標題提示作用，取決於主題擬定的合理性，和教學的認知和解讀；人教版單元導讀提示作用，取決其與文本內容情感、學生認知領會能力的契合度，也取決於教學解讀和提煉。（3）兩版形式皆需改善。澳門版單元標題，與單元選文對應，有許多尚需商榷推敲；人教版單元導讀，用一段話提示內容特點、學習方向、學習行動，也存在方向與內容特點是否統一的商榷。

105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表5　兩版單元標題舉例及分析學段單元單元標題/導讀單元選文功能分析澳門版三下單元一名人放大鏡《齊白石畫蝦》、《機智風趣的紀曉嵐》、《王羲之的故事》“放大”中見名人智慧？還是“放大”看名人智慧？不如直接擬定：名人智慧。六上單元四戲中看歷史《晏子出使楚國》、《完璧歸趙》、《將相和》、《折箭》前三為“戲”，後一無“戲”；看“歷史”的甚麼？從文本可鑑歷史名人智慧。擬為“讀史明智”更鮮明。人教版二上集中識字第七組藍天、白雲、高山、河流，大自然就像一幅幅美麗的圖畫。我們會用自己的雙手，把畫畫得更美。《動物拍手歌》、《“紅領巾”真好》、《清澈的湖水》、《淺水窪裡的小魚》、《父親和鳥》這一組歌文貼近學生的情感認知，有大愛意識引領。組前助讀稍顯偏移，雙手畫與保護有聯繫，但有偏移。順應孩子們心中柔軟，引領珍愛行動，會更自然。三上第七組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想的不一樣，做的不一樣，結果往往就不一樣。下面這組課文，講述了幾個生動有趣的故事，這些故事會告訴我們怎樣看問題，怎樣想問題。讓我們多讀讀，多想想。《矛和盾的集合》、《科利亞的木匣》、《陶罐和鐵罐》、《獅子和鹿》導語提示：遇問題該怎樣對待──智慧認知；思考創新。前兩篇孩子們相信智慧思考的創造；讀後兩篇會懂得不能智慧認知的愚蠢；多讀讀多想想可獲得更多。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按“澳門版”和“人教版”製作。（二）從人教版“精讀”、“略讀”與澳門版“講讀”、“導讀”看助讀（1）兩組概念的助讀設置共同點︰從教科書編寫意圖解讀，兩組概念目標所指一致。如《略讀指導舉隅》所言，“就教學而言，精讀是主體，略讀只是補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讀是準備，略讀才是應用”。1解讀“主體”和“準備”，從教與學雙重着眼，教學“精”、“講”時，即實現舉一反三的“一”，使學生學有所得，且學會得之有法。解讀“補充”、“應用”，“略”、“導”是用“精”、“講”學會之法去獲得，是教和學的鞏固與檢驗，是學的生成和應用。（2）兩組概念的助讀設置不同點。一、兩版教科書選文的篇章提示和思考討論，因“精”、“略”和“講”、“導”在設置上有區分。人教版“略讀”選文前設導讀提示、選文後不設思考討論；“精讀”選文前不設導讀提示，選文後設思考討論。澳門版在講讀和視聽（聆聽）選文前設導讀提示性的“課前熱身操”，不設導讀；講讀導讀文後設思考討論，視聽（聆聽）文後不設思考討論（表6）。二、《課程標準》指出：讓學生逐步學會精讀、略讀和流覽。人教版“精”、“略”的概念裏，除了教學互動中“教”與“學”過程和方法的構建，還有閱讀方法的學習掌握和閱讀方法應用的獲得，即“精讀”仔細揣摩、反覆玩味、積累所賞，“略讀”知其所言、淺嘗輒止、擇己所用。（3）“精”、“講”與“略”、“導”功能實現︰一、助教功能實現。兩版“精”、“講”與“略”、“導”都明示了對教師教的指導，即“精”、“講”帶領學生梳理揣摩、欣賞積累、1 葉聖陶、朱自清︰《略讀指導舉隅（跟大師學語文）》，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0－11頁。

10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應用拓展的同時，教給實踐的方法；“略”、“導”指導學生用方法實踐。二助學功能實現。人教版單元選文4－5篇，單元組“精讀”選文兩篇，“略讀”2－3篇。從舉一反三“一”的建立來看，首“精”知“一”而用，再“精”的過程可以實現“一”的檢驗、強化，更好奠定“反三”的基礎。而“略讀”不止一次的應用實踐，可以實現學得應用的相對熟練。澳門版受篇章所限，少了些再習得和再實踐的機會。三、方法功能實現。人教版“精”、“略”閱讀方法指導實踐，於學生閱讀量的達標中得到檢驗。（三）從篇章提示和思考討論看助讀功能文前“篇章提示”作用有四：一是引起閱讀興趣、二是關注閱讀重點、三是建立閱讀聯繫、四是引發閱讀思考。文後“思考討論”作用也有四：一是驅動梳理認知、二是引導揣摩體會、三是指導欣賞積累、四是促進拓展遷移。從如下三種呈現比較，看兩版作用實現︰（1）導入性文前提示澳門版講讀（聆聽）“課前熱身操”，以導入閱讀（聆聽）、激起興趣或是建立聯繫為目的。從課例功能實現看，其“熱”的預設取決於適合學情的志趣、關聯、引思。如《小小的船》以簡潔之問引發想像，與文本表達緊密關聯，以“說說”激發動的熱情；但《鞋》的問題關聯，讓學生無法集中到與文本關聯的某種感覺上（表6）。如果換成看圖給家人選鞋子，從關聯性和操作性來看，可以更好地讓這個年段的學生“熱”起來。（2）綜合性文前提示人教版“略讀”選文前導讀提示，綜合了閱讀興趣激發、重點關注和對“精讀”梳理、揣摩、欣賞方法的自主應用引領，意在實現承前“精讀”所學，啟後“略讀”學用。具有文前導入性提示和文後思考性討論的雙重作用。從《通往廣場的路不止一條》和《珍珠鳥》兩例可見（表6），承前啟後功能是否落實，取決於前後關聯緊密、後文重點關注，指導閱讀得法。（3）文後思考討論比較澳門版“講讀”、“導讀”和人教版“精讀”三類文後的“思考討論”，行動指導性差異較大。澳門版多見於“是甚麼”、“看見甚麼”、“怎麼樣”、“為甚麼”的問答，統觀全套教科書，過於易答或過於寬泛問題佔多數；人教版朗讀積累、感悟交流、聯繫拓展等驅動性任務，貫穿全套教科書始終。其多見的任務形式有：朗讀，包括有感情地朗讀、背誦、分角色朗讀等；摘錄抄寫，包括摘錄喜歡、抄寫欣賞；聯繫生活說說認知、感受等。此類行動操作性任務可以促進學生情感認知與有聲表達的統一，感受美好和抄錄記憶的統一，智慧認知與表達提升的統一。人教版有些思考討論的問題，存在不合理的限制性。如《釣魚的啟示》思考討論1（表6），如果改變問題切入點，將其呈現為：有感情地朗讀課文。“我”為甚麼會大聲地哭出來？你覺得父親堅持要“我”放掉大魚的理由是甚麼？對“我為甚麼會大聲地哭出來”的理解，是有感情朗讀要表達的情，理解父親堅持要“我”放掉大魚的理由，是有感情朗讀要達的情之重。兩版比較表明，避免簡單性、寬泛茫然性、限制性思考討論，構建更親近文本、貼近情感、利於智慧成長的思考討論，更有意義。

107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表6　兩版篇章提示和思考討論舉例學段單元單元選文篇章提示思考討論澳門版一下單元三《小小的船》（j）彎彎的月亮像甚麼？說一說，越多越好。1.課文裏的“船”指甚麼？2.“我”坐在“船”上看見了甚麼？“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3.看到這小小的“船”，“我”會想到坐在“船”上看藍天。你會想到甚麼？《鞋》（j）每天你都會穿鞋，鞋會讓你想到甚麼人？甚麼事？1.“我”有哪些家人？家人回家後都會做甚麼？2.作者說“鞋”像大大小小的船回到港灣，為甚麼這些船要回到港灣？3.你會用甚麼詞語形容家給你的感覺？4.你喜歡這首童詩嗎？為甚麼？5.你和家人回家後會一起做甚麼？說一說。《熨斗》（d）／1.讀課文，看課文圖畫，說說熨斗跟船兒有甚麼相似的地方？2.為甚麼作者說熨斗像船兒，又跟船兒不一樣？3.“海會皺皺白色的眉毛”是甚麼意思？4.你最喜歡課文裡哪一句？為甚麼？《着急的鍋》（t）你知道甚麼是鍋吧？猜一猜，為甚麼鍋會着急呢？／人教版五上第四組《釣魚的啟示》（J）／1.有感情地朗讀課文。想一想為甚麼“我”不願意把鱸魚放回湖裏，而父親卻堅持要“我”這麼做。2.根據課文內容，用適當的詞語概括“我”心情的變化。得意──（）──（）──（）3.課文中有一些含義深刻的句子，如“道德只是個簡單的是非問題，實踐起來卻很難”。請把這樣的句子找出來，並結合上下文和生活實際說說自己的理解。4.課文中哪些語句對你有啟示？你由此想到了甚麼？寫下來和大家交流。《通往廣場的路不止一條》（L）一次釣魚的經歷，給“我”留下了永久的記憶；下面這篇課文的作者，在登塔遠眺的時候，也獲得了終生受益的啟示。讀讀課文，說說“我”是怎樣克服遇到的困難，再聯繫生活實際，體會“通往廣場的路不止一條”這話的含義。／《落花生》（J）／1.分角色朗讀課文。說一說課文圍繞落花生講了哪些內容。2.抄寫第十自然段，再說說花生最可貴的是甚麼，和同學交流自己的體會。3.下面這兩句話有甚麼含義，你是怎樣體會到的？和同學交流交流。（1）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它雖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2）那麼，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珍珠鳥》（L）通過普通的花生，我們體會到了做人的道理；從人和珍珠鳥的交往中，我們又能獲得哪些啟示呢？讀一讀下面的課文，想想“我”是怎樣逐漸得到珍珠鳥的依賴的；結合生活實際，和同學交流對“信賴，往往創造出美好的境界”這句話的體會。／備　注j、d、t分別指代澳門版講、導、聽；J、L分別指代人教版精、略。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按“澳門版”和“人教版”製作。

10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四）從積累練習和聯繫拓展看助讀澳門版每篇後設語言積累運用專項練習，人教版每單元集中語言積累讀寫。澳門版文後“多元學習角”設置關聯生活、拓展認知任務，人教版文後“閱讀連結”（資料袋）；單元語文園地“寬頻網”、“趣味語文”、“課外書屋”等任務驅動型的知識聯繫、視野拓展。兩版練習、拓展形式不同，但宗旨相同，都是基於文選閱讀基礎上的語言應用積累、表達提升強化、相關知識聯繫、相聯視野拓展、相類智慧借鑑。整體看兩版各有特點：一、澳門版積累練習形式豐富，但過於繁瑣，累用量少；人教版積累量多，但形式單一，需要教者設計強化。二、澳門版聯繫窄限，對閱讀拓展不足；人教版更寬泛些，拓展連結有空間更合適。四、比較研究的幾點借鑑與改進建議兩版教科書閱讀模組的多維比較，對於兩地教科書編寫落實《學力》和《課標》的科學、完善，有着建設性的借鑑意義。（一）模組構建追求繁簡相宜閱讀模組的外顯形式，要關注小學生的興趣傾向和年齡特點，更需要滿足學生認知的遞進需求和閱讀持續提升的成長需要，合理構建繁簡相宜的閱讀選文呈現和助讀形式。一是還原選文插圖輔助性。因輔助之需而選擇性設插圖，避免繪本化，以利於學生對文本閱讀的集中關注和有效性。二是積累練習分總結合。篇章分設與單元集中，可本着及時學用與鞏固強化的實際需要，合理構建，做到篇章分設簡明、單元綜合實用。三是整合提示與思考。單元、篇章提示，因需要突出功能、追求簡潔；篇章思考討論以突顯學習重點、指導有效思考和易於行動操作為原則，避免過易、過難、過模糊的任務；提示與思考可以有效整合，互相照應。（二）選文編選論證因材施教《學力》和《課標》的量化要求，都是學段的底線要求，而非統一化規定，即為下限而不是上限。預設留出更多、更高的適切空間，為實現因材施教提供更大可能。（1）選文數量要富餘選文數量呈現既定與可選優化組合，既定達標，可選充足富餘。單元“精讀”、“略讀”都可設選讀，使教、學雙邊可選；年段補充拓展性文選，自主閱讀可選。從設計上為集體達至、個體更優提供可能。（2）選文程度要就高所謂“就高”，是指避免低就。學生的認知、理解、賞析水平需遞進發展，要合理論證以選擇更適合年齡、學段遞進性發展需求的範文。選文生活化的低就，會阻礙學生積累、理解、感受、欣賞、表達的遞進性提升。從兩版選文比較和筆者對兩地小學語文前線教學指導的觀察來看，選擇思想性、經典性、示範性、藝術性高於學生已有水平的文本，更有利於學生語文素養的持續提升。（3）選文背景要廣泛選文合理規劃本國土、本民族、本區域以外的經典優秀文本比重，在培養學生熱愛本土優秀文化的同時，兼收並蓄，形成更廣闊的文化視野。

109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4）選文體裁要全面兩版教科書選文體裁都能體現豐富性，對於議論文的選入存取捨。從生活認知、思想成長的話題性表達需要看，議論文貼近學生生活，與學生成長隨影而行，選文學習不可或缺。（5）選文題材要開放本着服務於學生知識積累、社會認知、思想成長、個性修養、情感態度、審情趣等綜合提升，增強選文題材覆蓋性。（6）選文篇幅要保障短長遞進，短長結合，時段足夠，字數定標準但可高於標準。特別需要保證長文入選的充足。以小學四年級學生為對象的PIRLS測試，閱讀字數為1,000字左右。以此為參照，低年段到中年段選文篇幅遞進需有字數的保障。筆者主張篇幅遞進標準：低年級即短長結合，二年級達400字，選讀可更多字數；三年級要保障800以上精讀和適量略讀、選讀，並有適當的字數富餘；四年級1,000以上（含1,000）精讀和略讀應不少於50%選文佔比，選讀選文字數還可適量提升；五六年級以閱讀文字性整本書為預設目標，增加經典文學作品選讀。（三）助讀體系考慮教學兩效教科書的助學與助教可統一化。在系統化、可操作性中，指導、引領師生同源同宗的教、學互動。一是提升助讀系統性，單元、篇前、篇後，去繁存簡，以突顯選文意圖、突出文本重點、指導閱讀行動、引發共性個性思考、建立生活聯繫、鼓勵語文表達為宗旨設計呈現，形成單元篇章總分、篇前篇後統籌的系統。二是提升助讀呈現品質，做到關聯文本內外、關注學情發展，問有所思促進讀有所獲，議有所研促進聯繫拓展探究，練有所為促進累用習慣養成和語文運用能力提升。三是選文連結要多元，或是作家作者，或是內容關聯，或是區域同宗，或是文化融通，或是手法相類……拓展連結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數量充足，為自助閱讀提供可行多重的可能。五、結語通過梳理同與不同、研究理念踐行、觀察功能實現等多重視角，對人教版與澳門版教科書進行比較研究，可以改進和完善教科書的編寫，同時也可獲得使用教科書的有效思考。期望本文對於內地和澳門兩地的小學語文教科書的編寫和教科書的使用能有所借鑑。[責任編輯　陳超敏]

11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摘要]“語文綜合性學習”和“語文綜合運用”分別是教育部頒佈的《課程標準》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佈的《基本學力要求》裏提出的重要內容。“語文綜合性學習”在內地各版本教材中已經成為固定模組，而作為“三文四語”之地的澳門，在“語文綜合運用”方面有着獨特的見解。本文針對兩版小學語文教科書“綜合性學習”和“綜合運用”領域，從編寫理念、編排體例、編寫內容、呈現方式等方面進行了比較研究，梳理出各自的特點，並提出建議與思考，以期使相關領域的安排更科學合理，進一步提高教科書的品質。[關鍵詞]小學語文　人教版　澳門版　綜合性學習　綜合運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於2001年7月份頒佈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中，把“綜合性學習”作為一項專門的課程內容與“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口語交際”相並列，而在《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下稱《語文課程標準》）修訂中，“課程性質”的表述為︰“語文課程是一門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1這裏突出強調了課程目標和內容聚焦於“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突出“綜合性”和“實踐性”特點。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15年頒佈的《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下稱《基本學力要求》）將語文學習內容分為聽、說、識字與寫字、讀、寫、綜合運用六個板塊。與教育部頒發的《語文課程標準》相比較，“綜合運用”板塊對應的是“綜合性學習”板塊。同時，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2016年發佈的《小學中文科課程指引》中明確提出“全面而均衡地發展學生的中文運用能力”;“中文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本學科應全面發展學生的中文運用能力。教師宜按基本學力要求，訂定適當的學習目標，讓學生有全面、均衡的中文學習經驗，培養良好的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和中文綜合運用能力”;“中文學習的根本，不僅要求學生掌握一定的中文知識，更期望學生能在學習和生活環境中，把知識轉化為能力，靈活運用”。2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綜合性學習與運用模組比較研究*朱聰穎作者簡介︰朱聰穎，全國優秀教師、東北師範大學特聘講師、澳門聖保祿學校發展主任。* 本文為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申請之澳門基金會資助的研究項目“澳門小學語文教材知識測量及比較研究”（項目編號MF-17-002f-R）的研究成果之一。課題組成員有：林廣志、郭曉明、王敏、關黌諺、朱聰穎、趙靜。1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頁。2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小學中文科課程指引》，2016年，第5、18頁。‧論文｜教育研究‧

111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綜合性學習與運用模組比較研究可見，兩地對於綜合性學習、語文綜合運用有着強烈共識，即“語文知識的綜合運用、聽說讀寫能力的整體發展、語文課程與其他課程的溝通、書本學習與生活實踐的緊密結合”。1《語文課程標準》與《基本學力要求》中提出的目標要求是編寫教科書的重要參照與座標。內地人教課標版《語文》教材（下稱“人教版”）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澳門《我愛學語文》版小學語文教科書（下稱“澳門版”）是由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3對這兩個版本的小學“語文綜合性學習”領域和“綜合運用”領域進行分析，首先要對《語文課程標準》和《基本學力要求》中提出的綜合性學習以及綜合運用的目標進行解讀。一、兩地對語文“綜合性學習”及“綜合運用”的理解及要求有關《語文課程標準》對各學段“綜合性學習”的目標如下﹕第一學段（1－2年級）（1）對周圍事物有好奇心，能就感興趣的內容提出問題，結合課內外閱讀共同討論。（2）結合語文學習，觀察大自然，用口頭或圖文等方式表達自己的觀察所得。（3）熱心參加校園、社區活動。結合活動，用口頭或圖文等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聞和想法。第二學段（3－4年級）（1）能提出學習和生活中的問題，有目的地搜集資料，共同討論。（2）結合語文學習，觀察大自然，觀察社會，用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自己的觀察所得。（3）能在教師的指導下組織有趣味的語文活動，在活動中學習語文，學會合作。（4）在家庭生活、學校生活中，嘗試運用語文知識和能力解決簡單問題。第三學段（5－6年級）（1）為解決與學習和生活相關的問題，利用圖書館、網絡等信息渠道獲取資料，嘗試寫簡單的研究報告。（2）策劃簡單的校園活動和社會活動，對所策劃的主題進行討論和分析，學寫活動計畫和活動總結。（3）對自己身邊的、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或電視、電影中的故事和形象，組織討論、專題演講，學習辨別是非、善惡、美醜。（4）初步瞭解查找資料、運用資料的基本方法。4而《基本學力要求》對綜合運用的要求，分兩個學習階段如下︰第一學習階段（1－3年級）（1）能關注身邊的事物，就感興趣的內容提出問題，結合課內外閱讀進行討論；（2）能以口頭語言作簡單報告；（3）能運用影音媒體學習中文，並能和同學交流；（4）能在教師的指導下開展有趣味的中文實踐活動；1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4頁。2 課程教材研究所小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3 余婉兒、蘇潔玉︰《我愛學語文（澳門版）》，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4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14頁。

11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第二學習階段（4－6年級）（1）能運用口頭、書面語言以及電腦簡報作有條理、有內容的報告；（2）能與同學共同策劃簡單的校園活動和社會活動，並能寫活動計劃和活動總結；（3）能就關注的問題，有目的地蒐集資料，與別人討論，尋找答案；（4）能利用圖書館和網絡查找資料，並懂得摘取、輯錄、整理和運用；（5）能在中文學習中，認識中華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色；（6）能運用中文知識，解決生活中的簡單問題；（7）掌握一種利用鍵盤輸入漢字的方法，並會寫電子郵件；（8）與同學合作開展專題研習，並能運用演講、表演、書面報告、作品集、壁報及多媒體等方式展示學習成果。1針對上述兩個版本的目標和要求，可以通過研究和歸納找出“三個意識，三個能力”進行梳理（表1）。表1　兩地語文綜合性學習板塊課程目標的比較版本《語文課標標準》“綜合性學習”板塊要求《基本學力要求》“綜合運用”板塊要求學段第一學段（1－2年級）第二學段（3－4年級）第三學段（5－6年級）第一學習階段（1－3年級）第二學習階段（4－6年級）問題意識能就感興趣的內容提出問題。能提出學習和生活中的問題；嘗試運用語文知識和能力解決簡單問題。解決與學習和生活相關問題。能就感興趣的內容提出問題。能運用中文知識，解決生活中的簡單問題。活動意識熱心參加校園、社區活動。能在老師的指導下組織有趣味的語文活動，在活動中學習語文。策劃簡單的校園活動和社會活動。能在教師的指導下開展有趣味的中文實踐活動。能與同學共同策劃簡單的校園活動和社會活動，並能寫活動計劃和活動總結。合作意識共同討論。共同討論，學會合作。對所策劃的主題進行討論和分析；組織討論。進行討論。與別人討論，尋找答案；與同學合作開展專題研習。觀察能力結合語文學習，觀察大自然。結合語文學習，觀察大自然，觀察社會。關注自己身邊的、大家共同的問題，或電視、電影中的故事和形象。能關注身邊的事物；能運用影音媒體學習中文，並能和同學交流。能關注問題。信息能力結合課外閱讀。有目的地搜集資料。利用圖書館、網絡等信息管道獲取資料；初步瞭解查找資料、運用資料的基本方法。結合課內外閱讀。有目的地蒐集數據；能利用圖書館和網絡查找資料，並懂得摘取、輯錄、整理和運用。表達能力用口頭或圖文等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聞和想法。用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自己的觀察所得。嘗試寫簡單的研究報告。學寫活動計劃和活動總結專題演講。能以口頭語言作簡單報告。能運用口頭、書面語言以及電腦簡報作有條理、有內容的報告。掌握一種利用鍵盤輸入漢字的方法，並會寫電子郵件；能運用演講、表演、書面報告、作品集、壁報及多媒體等方式展示學習成果。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及《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附件一《小學語文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一語文即教學語文）》自製。1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19/2016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附件一《小學語文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一語文即教學語文）》，2016年。

113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綜合性學習與運用模組比較研究這樣一比較，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無論是“綜合性學習”還是“綜合運用”，都是強調貼近現實生活。聯繫生活的實際問題開展學習活動，在提高學生語文素養、實現語文學習目標的同時，提高對社會、自然等問題的認識，強調共通能力，同時善於與人合作，解決問題。其中，“三種能力＂側重的是學生知識和技能的培養，“三個意識”則主要側重過程和方法維度，同時，又包含着對學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的薰陶。例如，作為“三文四語”的澳門在學習中文上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引導學生認識中華文化，培養他們熱愛中國語言文字和中華文化以及愛國、愛澳的情感”。1以加強學生對祖國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瞭解。各階段的目標也正是圍繞着這幾個關鍵點是螺旋上升、循序漸進的。二、兩地教材“綜合性學習”及“綜合運用”領域特點比較要對兩套教科書中的綜合性學習領域進行比較，必須要明晰它們各自是基於怎樣的思想編制？由哪些內容構成？這些內容怎樣來組織？如何有效呈現這些內容？這四個問題也就是教科書編寫理念、編排體例、選題內容、呈現方式，是任何教科書編制都必須回答和傾力解決的四個基本問題。2因此，我們從這四個方面入手，對人教版和澳門版兩套教科書的小學“語文綜合性學習”及“綜合運用”領域進行比較，分析各自特點。為了便於更清晰的比較，梳理出兩個版本關於“語文綜合性學習”及“綜合運用”領域的內容清單如下（表2、3）：表2　人教版教材綜合性學習的框架及呈現方式學段年級單元小學語文教材中綜合性學習內容教材中的呈現方式第一學段一、二年級每組都有無明確內容但滲透在每組學習中，如識字當中的“識字加油站”、“我是識字大王”；“尋找身邊的雷鋒”等。課後的建議，語文園地中的“展示台”交流。第二學段三（上）第一單元記錄自己的課餘生活。在精讀課文後佈置，語文園地的“展示台”交流。第五單元瞭解生活中的傳統文化。三（下）第二單元環境保護。第五單元人間真情。四（上）第三單元談、講、編、演童話。第七單元成長的故事。四（下）第三單元瞭解自然。第六單元走進田園。第三學段五（上）第一單元我愛閱讀。“小”、“大”結合，單元精讀課文後小“綜合性學習”結合以任務驅動式貫穿整個第五單元板塊的“大”綜合性學習實踐活動。第五單元遨遊漢字王國（綜合性學習單元）。五（下）第三單元語言的藝術。第六單元走進信息世界（綜合性學習單元）。六（上）第二單元熱愛祖國（家鄉）。第六單元輕叩詩歌的大門（綜合性學習單元）。六（下）第六單元難忘小學生活（綜合性學習單元）。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自製。1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19/2016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附件一《小學語文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一語文即教學語文）》，2016年。2 宋彥︰《人教版與長春版版小學語文教課書綜合性學習領域比較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第30頁。

11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表3　澳門版教材綜合性學習的框架及呈現方式學段年級單元小學語文教材中綜合運用內容教材中的呈現方式第一學習階段一、二年級每組都有滲透在課後訓練中，如“思考與討論”、“觀察訓練”等。語文知識與運用、語文自學板塊、交流。三（上）第三單元認識祖國面貌。在單元總結與板塊出現，同時又專門的專題研習。第七單元我有創造力。三（下）第二單元節約能源的方法、專題研習。第二學習階段四（上）第四單元知識的探索。在課文後佈置與單元總結與評估相結合，在“語文自學”、“多元學習角”等欄目裏提供配合聽說讀寫文學、中華文化、思維等範疇的學習活動。參觀報告。第五單元搜尋神話故事、故事新編。四（下）第六單元介紹科學新知。五（上）第二單元中國菜系、多種途徑搜集資料。飲食文化、搜集資料、分享。第三單元虎門硝煙。第五單元大自然文字。大自然發出警號。五（下）第一單元智慧的語言、製作《歇後語小冊子》。第三單元迷人的澳門、專題研習。第五單元閱讀報告。六（上）第五單元我國的科技發明、專題研習。六（下）第二單元論辯的藝術、辯論賽。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附件一《小學語文教育階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一語文即教學語文）》自製。（一）編寫理念的比較人教版教科書“語文綜合性學習”領域的編寫在遵循兒童認知特點基礎上，針對語文學習規律，立足課程標準的目標要求，圍繞重點內容，在內容和形式上比較簡約。從中年級開始，系統的綜合性學習共有15次，基本每冊安排兩次，前後半段各一次，較為均衡，並且沒有設定過多的要求與約束，對師生開展研習活動留下了比較充足的開發和選擇空間。注重培養學生的團隊意識、合作精神，以及策劃、組織、協調和實施的能力，把聽說讀寫能力的培養，融合在整個學習活動中，強調語文綜合運用能力。澳門版教科書強調了知識的梳理與運用。相對來說，更加側重於單項知識的深入理解與掌握。注重學習過程的指導，培養學生學習的樂趣，幫助學生發展獨立學習的能力及從中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整套教材安排專題研習3次，綜合運用14次，相對來說較為分散。在活動形式上，注重將聽說讀寫等能力訓練相結合，進行觀察、參觀、訪問以及利用網絡和書籍搜集資料等活動。並安排了交流、討論、評價等環節，引導學生反思改進，促進學習成效。（二）編排體例的比較人教版教材在語文綜合性學習編排體系上體現了由隱到顯、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原則。從學生認知能力和發展規律出發，在第一學段中，將綜合性學習滲透在每組課文的學習中，結合課文或專題，安排少量實踐活動，依據學生的生活及興趣，讓學生逐步體會學習語文同生活及其他學科的共通。從中年段，即三年級起，便在教材中明確提出“綜合性學習板塊”。如三上第一單元第一課課後的綜合性學習“記錄自己的課餘生活”，讓學生通過文字或圖畫，記錄整理自己的

115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綜合性學習與運用模組比較研究課餘生活安排，並相互交流。而在六年下第六單元中，則安排了“難忘小學生活”，讓學生調動已經掌握的各種技能，採用各種語文形式，把成長足跡記錄下來。這樣從觀察自己生活入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開展綜合性學習。澳門版教材中沒有專門的“綜合性學習”或“綜合應用”板塊，不追求整體或大塊的集中綜合訓練，而是溶解在每篇課文或單元總結裏。除了安排三次“專題研習”外，更多的是將內容融合在“語文知識與應用”、“語文自學”和“單元總結與評估”等板塊中。每一課後都有“語文知識與應用”板塊，用以落實知識的理解、掌握與運用。例如，一下裏認識“提手旁”的字，從字理識字到書寫筆順，再到發現提煉規律，最後組詞、造句、擴句。三上第七單元，單元主題為“我有創造力”。單元共有四篇課文，兩篇講讀，一篇導讀，一篇為聆聽內容。再加上單元總結與評估，共五個內容，在每個內容後的“多元學習角”板塊裏都加入了含有創新意識的思維元素。又例如，“邊想邊說”板塊中，根據傘的自述，學生分別從“水杯”、“牙籤”、“線繩”三個物品中選擇一種，輪流說出其用途，越多越好。並且設置了自我評估。在“創意發明”中，則是把不同的物品合併，創造出新的發明。由生活中的創新意識，到生活中的創意實用，這是一種循序漸進，更是創新實踐，是知識和意識在實踐中的運用。在單元總結與評估中，整理出增強創造力的思考方法並進行了實踐訓練。可以說整個單元圍繞創造力，結合生活和兒童實際，調動數學、空間、語言等多方面智慧，進行有針對性的綜合訓練。這種結構的設計密切了前面的學習內容，有利於學生檢測對已學內容的掌握情況。（三）選題內容的比較人教版語文教材在綜合性學習內容的設計上體現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緊密結合。強調了綜合性，以教材為依託，將生活中豐富的學習資源與教材相結合，實現語文的生活性和實踐性以及與其他學科的整合。如“記錄自己的課餘生活”、“瞭解自然”、“遨遊漢字王國”、“熱愛祖國（家長）”等為主題的綜合性學習，都以學生身邊或學生生活中的事物為切入點，由此延展開來，探究延伸到生活、自然、文學、科學等領域，將聽說讀寫的能力訓練融合於學習活動中，使學生“在實踐中學語文”變成了現實。澳門版教材的語文綜合運用是結合在課後訓練和單元總結中的，因此在內容選擇上是與單元主題學習相配套的。都是以身邊生活、祖國歷史文化等人文內容為切入點，注重提高學生聽說讀寫及綜合能力。如“認識祖國面貌”、“大自然發出警號”、“論辯的藝術”等實踐活動，以及“節約能源的方法”、“迷人的澳門”、“我國科技發明”專題研習內容，通過課內、課外及生活中的廣泛聯繫，建立一個開放的、廣闊的語文學習空間，真正實現語文與生活、與社會、與自然的聯繫。同時，重點關注了創新思維以及科學技術方面的領域。（四）呈現方式的比較人教版教材綜合性學習的設計，遵循兒童的心理發展規律和特點，形式活潑、靈活多樣。在第一學段，教材中沒有明確的綜合性學習內容，而是在單元學習中滲透綜合運用，如每個“語文園地”都編排了“我的發現”這個欄目，引導學生自主發現漢字的特點以及識字規律。在“語文園地”中開設“成語故事”、“趣味語文”等內容豐富，活潑新穎的欄目，使學生豐富知識、開闊視野，為日後的語文知識綜合運用及能力的整體發展打下基礎。在第二、三學段中，綜合性

11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學習在呈現方式上，有明確的內容與要求。以板塊的形式，在精讀課文後或語文園地的“展示台”交流。綜合性學習和整組語文教學互為融合、互為依存、相互推進的。尤其是在高年級，“大”、“小”結合的方式。有在精讀課文後小規模的搜集資料、調查訪問的活動。同時又有整單元板塊的大型綜合性學習活動。如在五年級上冊安排了兩次“綜合性學習”，第一次是“小”的綜合性學習，出現在“語言的藝術”單元精讀課文後，主要是進行一些搜集公共場所廣告詞或相聲、評書、影視劇作品等，發現積累並學習運用有藝術性有魅力的語言。另一次則是“大”的綜合性學習“走進信息世界”，以任務驅動式貫穿整個第六單元板塊。活動分成兩個部分，在“信息傳遞改變着我們的生活”板塊裏有五篇閱讀材料供學生閱讀理解，第二板塊則是學習利用信息，寫簡單的研究報告。強調學生的主體性，有利於培養學生合作、探究精神以及對語文綜合運用的能力。澳門版教材注重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創設生動活潑的學習情境，注重對學生學習過程的指導。基本是以單元為單位，以主題為引領，以聽、說、讀、寫語文能力為主導，每個單元的課文都是以讀、寫、聆聽、說話，思維及自學為訓練點來編排，通過貼近生活、富有趣味的材料及活動讓學生增強學習興趣、掌握方法和策略、發展思維、培養自主探究精神、發展共通能力。同時引導學生進行多元化的評估，促進學習成效。在整套教材中，無論是第一學習階段還是第二學習階段，都沒有明確的綜合性學習內容。而是在每篇課文後開設了“語文知識與運用”及“多元學習角”等板塊，在“多元學習角”裏提供配合聽說讀寫文學、中華文化、思維、語文自學等範疇的學習活動，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例如，四下第六單元“科普展覽館”在第19課《太陽》課後“多元學習角”板塊中，要求學生分組上網或圖書館搜集資料，然後運用不同說明方法，配合圖片、投影片進行簡單的口頭匯報。涉及語文自學和說話等範疇的綜合運用。在“單元總結與評估”中則是把閱讀、說話、寫作等領域的訓練結合在一起。以“介紹科學新知”為主題，搜集相關資料，畫概念圖，再分享、互評。三、思考與建議比較的目的不是分出高低，而是通過比較各取所長，揚長避短，以期得出更科學合理的方案和策略。通過對兩版小學語文教科書“綜合性學習”和“綜合運用”領域的比較研究，我們對這兩個版本的教科書有了一個比較全面地瞭解。兩版教科書雖然是分別按照《語文課程標準》和《基本學力要求》編寫，但是體現的基本理念和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兩版教科書各具特色，也存在着不足。通過比較與分析，提出以下改進建議︰（一）加強活動的實效性無論是語文綜合性學習，還是語文綜合運用，開展語文實踐活動的效果都是第一位的。內容的選擇和編排設置要有利於操作和效果達成。兩個版本的教科書在一、二年級階段都沒有設置明顯的綜合性學習活動，主要融合在“語文園地”、“語文知識與運用”及“語文自學”中，然而這種編排有着模式化之嫌，在形式上的差別不大，基本都是固定板塊，對於低年級的學生來說，這樣的編排方式不夠吸引人，趣味性不強。

117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綜合性學習與運用模組比較研究而在訓練目標定位上，因為澳門版教材從始至終沒有真正的綜合性學習板塊（有三次專題研習），而是更多的強調單一知識的運用。例如，課後的“語文知識與運用”中字詞、造句、修辭及語法知識的訓練等等。在“多元學習角”中有綜合運用的影子，但是相對來說缺少整合性，或者內容過於簡單並且重複。例如五上第二單元，綜合運用任務是通過多種途徑收集“中國菜系”，然後列表整理統計，再用“總分總”方式說話表達的語文實踐活動。這樣的活動規模看起來比較大，有搜集、分類、列表整理、表達等能力訓練，但本質上這些活動的學習目標卻很單一。即通過在“中國菜系”的收集和整理的過程中讓學生瞭解知識、擴大視野，學會總分總方式說話。而這對於五年級學生來說，難度較低，同時也容易使學生失去興趣。同時，在這種僵硬的活動過程中不利於對學生的個性和創新意識的培養。如果將活動內容再進一步拓展，例如開展一次美食節活動，無論是學生自己動手製作的美食還是拿來成品，抑或是通過多媒體展示菜系，讓學生更形象的觀其形色，聞、嘗味道，調動運用多種感官，培養多種能力。（二）加強編排的系統性兩版教材都編制了若干個學習組塊，並且在學習活動之間的能力和目標要求上，有一定的遞進性。但是還是可以看到活動與活動之間系統性與聯繫性不夠緊密，所以使得綜合性學習和綜合運用從整體上看是各自為營的，沒有形成很好的合力。以澳門版四年級教材為例。上下冊共有“知識的探索”、“閱讀報告”、“參觀報告”、“神話故事新編”、“介紹科學新知”五次綜合運用活動。這幾次活動的訓練目標和重點都各有不同，而各活動之間前後也缺乏必要的聯繫，更缺乏一條貫穿整個活動的主線，這樣的割裂會造成學生的學習活動成為一項項單一任務，而不能形成合力，效率低下。再如，前文提到的五年上第二單元課後活動是多種途徑搜集“中國菜系”的資料分享。在之後的“單元總結與評估”中，則是搜集“飲食文化”的資料分享。兩次活動都是在同一單元出現，並且只是搜集與交流的內容上的不同，缺少遞進性。另外，從編排數量來看，人教版教材從三年級起基本每學期兩次綜合性學習，呈現一定的規律。而澳門版教材的編排數量則呈現出一定的隨意性。例如，四下全冊只有一次綜合運用，而五上全冊大小共有五次之多。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不易於把握。所以，各冊教材中的綜合應用之間應該有一個內在邏輯，加強每次活動之間的聯繫，使得每一次語文綜合性學習和綜合運用的實施都為下一次活動實施打下鋪墊，系統上成為一個整體，使學生能夠在原有能力基礎上，進一步建構學習，培養探究能力和意識；也可以使學生整學期的語文綜合性學習和語文運用活動有一個清晰、明確的目標，進而全面提升語文能力。（三）加強學習的自主性國家的《語文課程標準》在“實施建議”中提出：綜合性學習應突出學生的自主性，重視學生主動積極的參與精神，主要由學生自行設計和組織活動，特別注重探索和研究的過程，要加強教師在各環節中的指導作用。1無論是語文綜合性學習還是綜合應用，都應該注重讓學生在真實的、具體的環境中去主動的學語文、用語文。學習形式、學習方法、學習手段的選擇和運用也應1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5頁。

11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是自主的。學生不僅只學習書本知識和語法知識，還要親自去動手搜集、調查、表達等，在實踐中親身體驗語文，提升語文能力。學生可以根據學習目標和自身實際需要，自主選擇方法，設計過程和方案，與人交流合作，反思優化，進而完成學習任務。所以，綜合性學習和綜合運用更應突出學生的自主性，重視學生主動積極的參與，要更多鼓勵學生自行設計和組織活動。過多地指導和限制反而會阻礙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和創造性。例如，澳門版教材五上第五單元“單元總結與評估”中，“大自然發出警號”作為說話訓練，進行口頭報告形式。讓學生通過互聯網或報刊搜集有關“大自然發出警號”的資料，整理後報告，並回答提問。而大自然很多警號恰恰是具象的，不只是通過口頭報告可以達到，需要直觀形象的展示出來。所以更適合學生做成平面或多媒體作品，借助信息技術等工具，通過多種形式來匯報展示，更好的呈現，從而不但訓練學生搜集整理發佈資訊及口頭表達的能力，同時還有多媒體信息技術的掌握，以真正達到綜合訓練的目的。因此，綜合性學習和綜合運用的教材內容一定要貼近學生生活實際，操作上要更多地賦予學生時間和空間，為學生提供更多的自主選擇方式，教師也應該有創設活動情境的能力，從而真正達到學習目標。[責任編輯　陳超敏]

119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督與管理[摘要]本文以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現狀及問題，以國內外公共資本企業改革的範例和經驗為參考，對進一步規範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發展提出了目標規劃以及政策建議。針對澳門公共資本企業存在的企業信息不透明、經營狀況不佳、缺乏客觀的評價體系標準等問題，澳門特區政府應當研究制定相關法律並推動公共資本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以市場化導向作為公共資本企業發展的指導原則，協助企業建立客觀的評價標準體系。[關鍵詞]公共資本企業　改革　目標規劃　政策建議　澳門一、公共資本企業的相關定義和理論公共資本企業，亦稱公營企業、國有企業，是指由政府投資或參與控制的企業，同時具有營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點。其營利性體現以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為目標，而其公益性體現為國有企業在實現國家調節經濟的目標、保障經濟民生各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在《世界銀行政策研究報告》中將國有企業定義為﹕政府擁有或政府控制的、從產品和服務的銷售中創造主要收入的經濟實體，反映了國企的所有權歸屬，1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佈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指引》，將其定義為“國有企業最終歸公眾所有，行使所有權的政府機構應對公眾負責”，2強調了國企所具備的公共服務職能。在近期成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的職權描述中，將公共資本企業定義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公法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財務出資的企業”。3從制度經濟學理論來看，明確的產權和競爭機制將激勵市場的有效運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產權制度，企業是在一定的產權關係基礎上形成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表明在產權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督與管理盛　力作者簡介︰盛力，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1WorldBank,BureaucratsinBusiness:TheEconomicsandPoliticsofGovernmentOwnership(English),WorldBankpolicyresearchreport.WashingtonDC,1995,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97611468336015835/Bureaucrats-in-business-the-economics-and-politics-of-government-ownership.2OCED,OECDGuidelinesonCorporateGovernanceofState-ownedEnterprises,Paris:OECD.doi:10.1787/9789264244160-en.3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簡介，https://www.gpsap.gov.mo/introduction。‧政策研究‧

12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得到明確下，市場機制能夠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從委託代理關係分析，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形成了委託代理關係，而產權公有導致的實際所有者缺位會造成所有者權益的損害。在國有企業產權理論上歸全民所有的情況下，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存在多層委託代理關係，存在所有者實質上缺位、信息不對稱以及權責利不明確等問題，容易引發受託人道德風險，公司治理成本高企等負面影響。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國有企業的認知來看，強調政府實行公共政策干預實現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在市場經濟下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化存在矛盾，資本主義國家需要對國家進行干預，發展國有經濟成為重要的環節。在凱恩斯關於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理論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實行全面的政府調節、建立國有企業。西方國家將國有企業視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為實現特定的社會政策目標而建立的特殊經濟組織形式和政策工具，發揮國有經濟在調節市場失靈方面的作用。二、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現狀分析澳門特區現時有不少由政府全資或部分出資的公共資本企業，負責經營不同的項目，發揮着特定的經濟功能，廣泛分佈於基礎設施、通訊網絡以及投資等領域。根據特區政府2018年預算執行報告，1截至2018年末特區政府共於12個在澳門註冊登記之商業機構作出財務投資，當中包括了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這一公共行政協會，但不包含早前宣佈清盤的大利來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和利保發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等。從公共資本企業的作用和地位來看，政府出資設立的公共資本公司以政府的政策目標為前提，同時可以增加運作的靈活性，大都分佈在沉沒成本較高的公共事業領域，在澳門的經濟民生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以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澳投”）為例，其設立時是為了推動粵澳合作和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建設，負責園區的建設及管理。如新成立的澳門輕軌股份有限公司，利用輕軌運行公司化代替運輸基建辦公室，可不必受制於公務員編制等政府部門的規定，得以擴大規模和聘請專業人士，推動市場化運營。從公共資金的投入來看，政府投入大量公帑於公共資本企業。據財政局2018年度預算執行報告，2特區政府直接作為股東在澳門註冊登記的商業機構作出的財務投資總投資金額從2017年的81.9億澳門元上升到2018年的93億澳門元，升幅為13.5%。特區政府作出資本投資最多的公司為“澳投”和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出資金額分別為72.6億和16.7億澳門元。其中“澳投”的投資資本佔到了特區政府財務投資的總投資金額的78%，年升幅近27%。澳門特別行政區持有“澳投”94%的股份，剩下的6%的股份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和工商業發展基金等持有，換言之，即“澳投”是由澳門特區政府全資持有的（表1）。除此之外，特區政府每年還會撥付額外資金給相關的公共企業。如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在2018年共計獲得特區政府給予的營運津貼近3億元、投資津貼3,672萬澳門元。31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2018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報告》，2019年。2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2018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報告》，2019年。3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工作報告及賬目》，2019年，https://www.tdm.com.mo/c_about/report/2018FIN_report_cn.pdf。

121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督與管理表1　2018年政府財務投資總投資金額前五位的公共資本企業股份情況公共資本企業2017年認購股本（千澳門元）2018年認購股本（千澳門元）投資變動情況（%）股份比例（%）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5,735,8807,262,44026.6194.00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1,665,3111,665,311055.24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199,600199,600099.80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52,04252,042021.50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45,05045,05007.77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2018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報告》，2019年。從企業下設附屬機構的情況來看，公共資本企業開辦了較多的子公司和孫公司。政府投入資本最多的“澳投”成立了3間子公司，分別是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醫藥園”）、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和澳投（橫琴）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前二者註冊於澳門，後者註冊於珠海。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亦持有6間子公司。同時，從孫公司的情況看：“中醫藥園”設立了粵澳藥業有限公司等5間子公司；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旗下擁有兩間子公司；澳投（橫琴）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則開立了10間子公司。1以澳投（橫琴）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為例，通過不同產品或地區或其他類別分別設立子公司，不僅能夠使每間子公司發揮其在對應領域的專長，亦可在一個細分市場中佔有更多市場份額。10間子公司的創立使澳投（橫琴）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公司業務發展到健康管理、健康旅遊、健康產業、文化傳播、會議展覽、商務服務、科技發展、信息諮詢、科研開發和科技孵化這些社會主流需求領域當中。其中，子公司澳投（橫琴）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從事醫療技術專業領域內的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術轉讓、技術服務，以及保健食品飲料、中醫保健品、中醫護膚品、藥品、中醫藥的研發。子公司澳投（橫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從事保健按摩服務；健康養生管理諮詢；足浴服務；保健儀器、美容儀器、養生產品的銷售；餐飲管理。子公司澳投（橫琴）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從事文化創意策劃；設計、製作、代理、發佈國內廣告；電子商務技術、多媒體技術的技術開發；網頁設計；平面設計；攝影服務（不含航拍）；包裝設計；舞台藝術造型設計；工藝美術品（不含文物）、多媒體設備的批發、零售。其次，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一個典型的規模龐大的公共資本公司，若不設立子公司，公司管理層次的增加和管理鏈的增冗將影響整個企業集團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效率。因此，多個子公司的創立充分符合了公司治理結構的需要，而母公司對子公司的管理依然符合《集團子公司的管理制度》。2此外，設立子公司不僅能夠充分享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相關政策所帶來的優厚福利，有更多的機會享受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還能為澳門特區政府拓寬和發展收入來源，使得特區政府收入和財政狀況保持健康水平，也促進澳門特區經濟實現穩定發展。澳門公共資本企業普遍選擇開設子公司而不是選擇外判服務是基於以下幾種因素的考量︰外判服務機構目前主要是券商和銀行，資產管理機構通過運營外判，即可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運作效率、優化核心競爭力，也由於引入第三方機構，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和客觀性。但是，外判增1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公共財政事務跟進委員會︰《公共財政事務跟進委員會第1/VI/2018號報告書》，2018年8月15日，https://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18-08/282355b753c79be527.pdf。2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1101/5211343101001324.shtm.

12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加了成本，並且很難更換外判服務提供商或返回企業內部進行供應。長此以往，當外判服務不再受公司控制時，靈活性就喪失了，母公司就無法對環境的變化迅速作出反應。此外，供應商在質量和服務方面也可能存在某些風險，即外判服務提供商提供的質量和服務是否令人滿意。儘管在許多情況下，企業與外判服務提供商之間會達成某種服務水平的協議，但很難澄清協議中各方的義務。因此，澳門公共資本企業選擇不開展外判業務，而在其企業下創立子公司，也是防控信息系統的控制權轉移到外部時所產生組織商業秘密的外部化帶來的風險。從相關的法律法規來看，澳門尚未出台針對公共資本企業的相關法律法規。現時澳門公共資本公司受《商法典》規範，根據《公司法》運作，公司重大事項需經股東大會通過，可能出現由於涉及私人公司投資、商業保密等原因，不能夠公開財務資料的情況。同時，根據第30/99/M號法令，財政司有權指導、統籌及監察本地區行政公營部門之財政活動，確保行政當局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之編製及執行，因而對監督公共資金的使用負有一定責任。財政局在對政府出資企業的財務監管包括政府派駐於企業管理機關的代表、外部核數師以及政府審計部門的共同監督。此外，按照目前法律規定，每個範疇司長可根據實際需要成立公共資本企業在市場運作，同時各司範疇使用公共資本開辦的企業需向各司司長負責，司長需向行政長官負責。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已於2020年6月15日批示公佈《公共資本企業對外公佈資料指引》，引導所有政府出資五成以上的公共資本企業定期向外公佈企業基本資料、組織架構以及財務和運營報告以供公眾查閱。1三、澳門公共企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隨着澳門越來越多公共企業的設立，如何監督公共企業財政以防資產流失，受到社會各界關注。現時澳門公共資本企業在發展中存在以下問題：（一）企業信息不透明，缺乏立法監管目前澳門沒有專門監管公共資本企業的獨立法規，在企業的信息披露、財政預算以及資金使用等方面未有嚴謹的規範。因公共資本出資的企業處於私人領域，受《商法典》和私人企業的財務準則規範，沒有明確的監管關係，缺乏特定機構的監管，相關公共資本企業的運營及財政運作難以透明化。在沒有特別的財政制度監管的情況下，公共資本企業運營狀況、財務數據和組織機構等信息極其不透明。例如政府全資持有、注資最多的“澳投”作為公共行政架構以外的公共資本企業並沒有定期公佈其財務報表或是年度報告。隨着政府在公共資本企業所投入的資本越來越多，雖涉及大量公帑卻欠缺有效的監督機制，公眾難以獲知相關企業的盈虧情況，社會各界無法有效監督實施。在資料披露不足、透明度不高的情況下，財政司和立法會對公共資本企業財務監督亦存在一定難度，進一步阻礙了良性監管關係的形成。在沒有專門法律的約束監管下，政府完成對公共資本企業注資後，資金便擺脫了公共財政和公眾視野，不透明的企業運作非常容易滋生貪污腐敗，成為利益輸送的溫床。過去曾出現公共資本企業宣告清盤後財政去向不明，以及層層分拆大量附屬公司、在澳門範圍外開設孫公司的情況，加大了監管難度，造成進一步規避監管的客觀效果。儘管財政司已經出台相關指引並得到行政長官批示，但考慮到有關指引並非是強制性1 澳門特別行政局印務局︰《第133/2020號行政長官批示》附件《公共資本企業對外公佈資料指引》，https://bo.io.gov.mo/bo/i/2020/25/despce_cn.asp。

123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督與管理的，即便不遵守也沒有相關的懲罰機制和法律後果，因此單單靠建立指引難以發揮監管作用，仍需立法監管。澳門現時法律對公共資本企業的利潤留成暫時沒有相關法律規定，沒有法律明定公共法人機構上繳利潤或向政府支付紅利的情況，同時也沒有規範公共法人機構及其附屬機構的留成收益、利潤用途、上繳預算的金額、公共企業資產產權轉讓收入等。（二）企業經營狀況不佳，內部機制不健全澳門公共資本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較小，加之政府每年給予補貼，缺乏硬預算約束，企業難以自負盈虧。在這種情況下，公共資本企業容易產生成本高、效率低、競爭力不強等問題，進而影響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提供。《預算綱要法》只適用於公共行政領域的部門和機構，公共資本企業的採購活動和投資預算缺乏指導，可能導致過度依賴公共資金，從而加重政府的財政壓力。例如，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在2018年營業虧損高達3億澳門元，需要特區政府撥予巨額的營運和投資津貼才得以正常運行，同時還出現過行政管理制度漏洞多、節目質量不佳以及民眾滿意度偏低等諸多問題。1而由特區政府出資逾4億澳門元的大利來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歷年虧損更是高達3.6億澳門元，並於2016年以僅剩的1.09億澳門元淨資產進入清盤程序。特區政府投資500萬澳門元的利保發建設有限公司已經清盤，政府收回公司權益總金額400多萬澳門元。2同時，公共資本企業往往帶有一定的行政化管理色彩，導致企業的創新和活力不足、激勵與約束機制還需完善。在近期的廉署工作報告及補充調查協議中也揭發了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任人唯親的問題，可見相關企業尚未建立健全企業基本迴避制度和紀律程序制度。（三）缺乏客觀的評價標準體系，易引發公眾猜疑雖然公共資本企業帶來的相關社會效益難以量化，但仍需要一個特定的評價體系來評估公共資本企業的業績情況和管理人員的經營成效。尤其在公共資金撥付時，需要有明確的標準與預期目標來規範公共資金的合理使用，防止公共資本企業作出不合理的投資或是出現貪腐。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在中醫藥園時的基礎設施中投入了大量資金，雖然目前還沒有收益，但也應當向社會公眾披露公共資金詳細的使用情況和產生的具體社會效益。如果缺乏客觀的評價標準體系，公眾會對財政資金的使用產生猜疑，引發諸如特區政府撤回調撥600億澳門元成立澳門投資發展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法案等情況。3四、公共資本企業改革的相關經驗及啟示（一）國家設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經驗及其對澳門的啟示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肇創於2003年，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舉措。作為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國資委專門承擔着監管國有資產的職責。與此同時，國資委不同於政府的行政部門，不承擔政府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在其成立和發展過程中，呈現出鮮明的特點：首先，國資委建制完備，形成了從中央國務院到省市區到地市到縣市下四級政府設置國資委以管理各級公有企業資產的格局。其次，其機構非常龐大，僅在中央層面，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有67個大小部門，負責監管的央企高達95家，有對口管理關係的社會團體達151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策略發展工作小組：《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策略發展工作小組報告》，2010年。2 《二常會：立法管公資企業財務披露》，《澳門日報》（澳門）2019年1月16日，B06版。3 《啟公開諮詢解說及收集公眾意見，600億澳投基金法案撤回》，《澳門時報》（澳門）2019年9月19日，第1版。

12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個。再次，各級國資委在國企高管任免和推薦、國有資產的重組和處置以及有關國計民生的領域被賦予了充分的權力，可以作出關鍵性的重大決策，從而對其他政府機構有着較大的影響力。同時，各級國資委只對各級政府負責，在必要事項上接受社會媒體和輿論監督，但是各級主管不向同級立法機構負責，不接受立法機構質詢，組織的相對獨立性有體制性的安排和保障。因而這種超然的地位減少了不必要的干擾，國資委可以按照自身的既定意志議程來行使自己的職權，完成自己的使命。有學者認為，國資委代表對國企的一種“集權監管模式”（concentrativeregulation），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狀況、國際或是國內發展趨勢來看，國資委在中國的存在都是一種進步。1雖然在建設初期，國資委曾被指摘對央企“管人、管事、管資產”，過分干預企業行政事務，同時扮演了“老闆”和“婆婆”的角色，並存在越位、缺位、錯位等問題。2但隨着國企改革的不斷深化和自身職能轉變的要求，國資委近年來相繼出台了《國務院國資委出資人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試行）》、《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方案》等一系列改革文件，明確了其權力邊界及分類開展授權放權的改革要求，其主要職能也從“管資產”轉變為“管資本”。國資委的組設，實際上順應了全球“國企治理”的理論及實踐模式，旨在追求國企及國資管理的“效率”，其本身是歷史進步。經濟學者通過模型分析證明，國資委集中管理的模式更有效率──在國企管理中分割對國企的控制權，會使企業管理者要對不同政府部門分別支付對價以獲得管理權，從而，導致企業經營效率更加低下。國企控制權的分割行使實際上是將原來統一的賣方壟斷的控制權市場割裂成兩個同樣保持賣方壟斷的市場。這會使得交易成本上升，進一步損害企業運作效率。若國家擁有某些特殊企業，可糾正市場失靈，從而可彌補效率損失，那麼，多個政府職能部門分割行使控制權就純粹是浪費資源的低效安排。3因此，國資委的組設被認為提高了國資及國企管理效率。經過十餘年的探索和實踐，國資委經歷了多次制度創新，並不斷進行角色調整，以下幾方面的經驗值得澳門關注和借鑑：首先，實行清單管理制度。制定和出台出資人代表機構監管權力責任清單，清單以外的事項由企業依法自主決策。其次，強化章程約束。依據法律法規，根據企業實際經營情況，一企一策制定公司章程，推動各治理主體嚴格依照企業章程行使權力、履行義務，充分發揮企業章程在治理中的指導作用。再次，發揮董事作用。出資人代表機構主要通過董事體現出資人意志，因此應當依據股權關係向政府出資企業委派董事或提名董事人選，規範董事的權利和責任，明確其工作目標和重點。最後，創新監管方式。以企業功能分類為基礎，對政府出資企業實行分類管理、分類授權放權，強化事中和事後監管，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監管效能。4同時，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國資委也在以下幾方面曝露出不足：另一方面，機構過於冗繁。在國資委的四級機構設置下，僚屬機構眾多並且相互之間的權責複雜，使得同時進行國有資產的監管和自身機構人員的規範化的難度較大。其次，國資委僱員過1 蔣大興︰《國企為何需要行政化的治理──一種被忽略的效率性解釋》，《現代法學》（重慶）2014年第5期。2 蔣大興：《廢除國資委？──一種理想主義者的“空想”》，《清華法學》（北京）2016年6期。3JianghuaiZheng,ZhibinXie,“IntegratingtheSeparatedControlRights:AnAnalysisoftheChangeoftheState-OwnedAssetAdministrationSystem,”CenterfortheYangtze-river-delta’s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ofNanjingUniversity,2006,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926647.4 《授權放權，將國企“放活”“管好”》，《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2019年5月4日。

125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督與管理多，還沒有借助現代科技等手段邁出行政精簡的關鍵改變。再次，其組織使命有諸多未竟之處。國資委成立之初便提出了要在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然而，在中央層面，董事會等現代企業制度並沒有實現多數覆蓋，很多央企仍然是一把手說了算。另外，由於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力量較為強大，國有企業數量眾多、規模大，光靠國資委單一機構難以管理，仍存在着大量鞭長莫及的領域，以至於國有資產流失、高管貪污腐化等不良事件時有發生。綜合以上，國資委的設立、發展和實踐歷程，給澳門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首先，特區政府應設立代表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專門機構來監管現有和未來的公營事業。在多元經濟發展的轉型期，適時建立隸屬於特區政府的公營資產管理機構以實施對公營事業的科學有效管理和增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顯得尤為重要。其次，應藉助立法手段，賦予新機構必要範圍內的審批權力和充分的監管權力，以便其在履行組織使命和推動公營資本保值增值的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再次，新機構需超然。新機構只需對特區政府核心機構和領導負責，只需遵守法律規範和必要的公序良俗，只在一定範圍內接受社會輿論的監督和公評，無需赴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使得屬於機構秘密的事項不必曝光在立法會這種洩密性場合。此外，新機構應重視管理的科學性和監管方式的創新性，制定科學、量化的考核方式，並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減少機構冗雜和執行效率低下等問題，提高工作效率。（二）國有企業改革的相關國際經驗以英國的國有企業民營化為例，二戰以後英國經濟逐漸走弱，英國歷屆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改革以提高經濟競爭力。英國國有企業改革主要是政府通過制定私有化政策加以推行，國企私有化改革方案的特點是先易後難、“無禁區”地全面推進。在1979－1991年，撒切爾（Thatcher）執政下國企私有化改革分階段進行。通過直接出售國企、公開上市、國企內部管理層收購、承包、推行僱員股份所有權等方式逐步將私有化領域從競爭性製造業推向石油、天然氣海岸設施、電報電話、鐵路等自然壟斷領域。此外，撒切爾還將私有化推向社會公益和政府行政機構，包括交通安全監督、私人武器檢查等。撒切爾私有化改革有效遏制了通貨膨脹，穩定了經濟增長並提升了國企效率，但其也帶來了失業和貧富差距上升的負面影響。以新加坡國有企業發展的“淡馬錫”模式為例，新加坡通過控股公司管理經營性國有資產和投資，建立了以淡馬錫控股有限公司（TemasekHoldingsPteLtd）為主導的新加坡國有資產監管模式的“淡馬錫模式”。這一模式為解決國有企業管理難、效率低的全球性難題提供了寶貴經驗。淡馬錫控股公司是新加坡在1974年按公司法成立的最大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通過構建健全的董事會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等措施，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國企管控模式。“淡馬錫”模式的特點是政企分離、產權明晰。政府賦予淡馬錫公司的職能並對其實行監督管理，制定考核經濟指標，實行一視同仁和公平競爭策略，最終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並培育和造就一批具有國際水平和影響力的現代企業。五、關於進一步規範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發展的目標規劃及政策建議雖然公共資本企業在澳門承擔了一定的社會經濟功能，但存在信息不透明、預算軟約束和經營狀況不佳等問題，應當設立專門機構監管。從國內外相關經驗來看，內地設立了監管國有資產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新加坡成立了經營國有資產的淡馬錫控股（TemasekHoldings）等。特區政府現時成立的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直屬於行政長官，等同於行政機構

12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的監督，明確了職能之一是推動相應的立法工作，將肩負着監督公共資本企業和自治基金的重任。這一監督機構的設立也回應了國家領導人提出的“堅持與時俱進，進一步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水平”的希望。1此外，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研究報告中建議，公共資本作為政府的重要資源，加強對公營企業和資金運用的信息披露有助於政府更加有效地管理公共資本、改善服務的提供，防止因透明度缺失導致的資源使用不當，更好地運用公共資本滿足經濟和社會目標。可見，成立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對規範公共資本企業運行有重大意義。新的辦公室未來不僅需要參照國資委的經驗來提升自身的治理水平和運作能力，還需分階段有序推進公共資本企業監督管理體制改革及跟進完善措施，其在短、中、長期的目標如下：（一）短期目標：公共資產監管制度得到全面檢視，公共資本企業得以規範運作在短期內，初期目標主要集中在全面檢視公共資本企業經營狀況，包括公共資金的使用、歷史盈虧情況等，準確掌握目標企業的資產數據，明確監管對象和範圍，建立監管的目標清單。同時，研究分析公共資本企業和自治基金的運作管理模式，找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為特區政府制定有助於公共資本企業和自治基金有效運作及完善管理的政策與法規提出進一步改善的相關意見或建議。其中，推動公共資本企業運作透明化是短期工作的重要目標之一。通過完善信息公開管理制度，嚴格稽核公開內容，確保信息公開的時效性、準確性，實現公開監管公共資本企業的業務流程和審批過程，爭取公共資金的使用能夠達成社會共識，為中長期改革奠定基礎。（二）中期目標：對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管質量顯著提升，構建起統一的監督管理體系在中期，主要目標體現為通過推動相應的立法工作，加強監督檢查和明確法律責任，構建實施對公共資本企業和自治基金集中統一的監督管理體系。其中，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需要與立法會共同合作盡快推動針對公帑使用的特定法律，為先前建立的監督體制提供常態化的法律支撐，在法律層次上建立起對公共資產的事前及事中監管制度，與審計署事後對政府帳目及運作上的各項審計工作形成有效互補。此外，還應當督促和指導公共資本企業健全財務會計制度，統一財務統計報表的編制及匯總工作，協助相關部門開展財務檢查和信息公開檢查工作，以提升對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管質量。（三）長期目標：通過公共資本的有效運作推動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實現整體經濟穩健發展長期目標集中於對公共資本企業制定實施前瞻性的發展規劃，通過多種途徑提升相關企業的競爭力和專業化水平。建立起推動公共資本企業有效運作的發展體系，激勵企業改革和轉型升級，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注入新能量。同時有意識地培養公共資本企業成為澳門產業多元的中間載體，建立客觀的評價體系為公共資本企業的設立提供系統性評估，同時完善對達成歷史任務或效率低下的企業的退出機制，為整體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根據以上提供的短、中、長期目標，新的辦公室在未來可考慮根據跨期目標開展分階段的工作。在短期內，新的辦公室應着手於掌握公共資本企業和自治資金的詳細信息，梳理現行的政策法規，按照輕重緩急制定和完善監督管理制度解決亟需得到改善的短期問題，為中長期的行動奠定基礎。在短期做了充足的準備工作下，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在中長期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有計劃地具體開展對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管工作：1 《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19年12月20日，新華社，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2/20/c_1125371345.htm?ivk_sa=1023197a。

127澳門公共資本企業的監督與管理（1）研究制定專門法律，規範公共資本企業的財務安排及信息披露面對公共資產企業的日益增加與擴大，建立專門的法律予以監管是當務之急。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應當積極推動建立跨部門協作機制，加強與立法會的合作，研究制定公共資本企業法律制度的可行性，推進相關法律的制定和落實，確保監督有法可依。相關的法律應當結合公共資本企業的實際情況對當前重要問題作出安排，設置一個有利於公眾監督、訊息透明的機制，確保公帑用得其所。推動公共資本企業及其附屬公司定期公開賬目，倘若暫停運營需詳細交待資產，結算確保使用公共資本的投資有事後監管、追責機制，使得公共資本公司在靈活運作的同時保障民眾知情權，確保公帑合理使用。同時，盡快落實公共資本企業信息披露和企業內部管理的指引，讓社會知悉公共資本企業的主要業務、公司股權架構、財務數據以及外部審計報告等。相關政府部門需認真聽取社會各界人士就完善政府企業監管、提高公共效益所提出的意見及建議，並將適時檢討及完善有關法律。（2）推動完善現代企業製度，加強公共資本企業內部規管參考內地和國際有關企業內部基本控制規範，新的辦公室需推動公共資本企業加強內部監督管理，督促其建立公正、透明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和治理結構，以明晰目標定位、優化組織架構和完善行政管理。推動公共資本企業建立建全內部激勵機制和監督評價體系，明確日常工作客觀的準則，確立有效的內部溝通及投訴機制，實施能力和業績導向的市場化幹部選拔任用機制，提高企業員工積極性。在新的辦公室的監管下，公共資本企業應當着力於完善企業內部制度，提升資本運作能力，鼓勵引進戰略投資者，提高資本的流動性，放大公共資本功能，提高投資預算的制定能力、盈利能力，同時逐步建立利益留存和利潤分配機制。此外，公共資本企業應當加強信息披露的力度，公佈年度運營評估報告，主動接受外界監督。（3）協助建立客觀的評價標準體系，實施持續的目標管理機制新的辦公室可協助政府建立相關評價體系以評估公共資本企業的業績情況和管理人員的經營成效，實施投資預算績效管理，建立績效評價結果與預算安排和政策調整的掛鈎機制。在涉及公共資本的使用上，政府需制定客觀的資金撥付標準，推動公共資本企業建立中長期計劃和預期目標。同時，確保政府派駐公司的代表以政府利益為出發點，定期向政府報告監督成效。政府應實施持續性的目標管理，對涉及公共資金的重大項目、戰略決策以及決策程序合規性，做到及時介入評價，充分利用大數據分析工具等新興信息技術手段為決策提供參考，同時推動建設聯通新的辦公室和公共資本企業的線上信息系統，通過網絡進行數據信息採集和實時分析，以強化事中和事後監管，同時在不過度干擾公共資本公司的投資決策下進行企業考核。（4）以市場化導向作為公共資本企業發展的指導原則政企不分，行政屬性太重，會影響企業的市場化水平，使得公營資本企業存在淪為政府周邊組織的風險。提倡市場化導向的經營理念，讓公共資本企業紮根市場，以市場為主要競技場，是公共資本企業保值增值的關鍵。對此，一方面，在鼓勵公共資本企業在合法經營的同時，為它們創造一種只需面對國內外市場，且超然於立法機構干預和輿論界不當關注之外的風清氣正的宏觀經營範圍。另一方面，在宏觀把握好大方向後，政府應勇於放權，不干預具體事項，在人事任免、經費收支以及經營方向的把握等方方面面，讓這些企業放心大膽地按照市場化原則組織自己的經營管理。

12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5）公共資本企業也應倡導高薪養廉公共資本企業是政府主導建立的市場主體，承擔攸關國計民生的各種經濟活動，也要參與社會的組織生產，有着強大的社會財富創造能力。這就使得這些企業往往會匯聚眾多的經濟資源，一方面，這些企業在經濟發展的某一領域長袖善舞，通常有着驚人的財富生產能力；另一方面，為了發展壯大，它們必須有投資和支出，往往花錢如流水。因此，如果不能為掌管這些企業的高管提供與之匹配的優渥薪酬，一方面，可能經不住非公企業的高薪誘惑，造成骨幹經營人員的流失；另一方面，他們可能通過貪污受賄、挪用公款以及其他的違法犯罪手段來滿足自己的金錢慾。同時，高薪會掃除高管們對家庭和個人生活的後顧之憂，令他們將更多精力放在企業發展上，從而大大提高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水平，甚至通過高品質的企業經營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可見，加強公共資產的監管是以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為核心、依託多種資源的多部門合作和各方支持的過程。首先，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的工作開展離不開與立法會、審計署以及財政部等多部門的支持，需要各方的支持協調，實現信息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共享。其次，制定公共資本企業長遠發展的戰略離不開智力資源的支持。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在對公共資本企業的發展制定決策時，需要參考高校、法律等顧問組織和專業社會團體的意見，形成專家智囊團，在決策上吸收專業意見、聽取民意，形成良性的內部決策機制。再者，推動公共資本企業的專業化發展有賴於當地的教育資源。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需要有效利用高校的教育資源，推動設立公共資本企業骨幹人才的定期培訓制度，培養專業經營管理人才，形成人才梯隊建設的良性循環，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因此，通過依託和綜合各方資源，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將在公共資本的監督管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實現自身的職能與使命。[責任編輯　陳超敏]

129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九）一、葉農著《歐風遺蹤：澳門聖若瑟修院與教堂》，澳門：澳門文化局，2019年，215頁。著者葉農，1982－1989年在華東師範大學學習，師從中國著名文獻學大師潘景鄭、顧廷龍、胡道靜三位先生，學習歷史文獻學，並獲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2003－2008年在暨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9年至今，任教於暨南大學。此外，還兼任（澳門）中國澳門學學會副理事長、澳門城市學會副理事長、廣東省市場經濟促進會秘書長等職。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史（港澳史）、基督教傳華史、海外漢學、歷史文獻學。主要著（譯）作還有《中國駢文發展史論》（澳門：澳門文化藝術學會，2010年）、《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61）的澳門》（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13年）、《澳門街市》（香港：三聯書店，2016年）、[英]高志（AustinCoates）著《澳門與英國人（1637－1842）：香港的前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文化局，2017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九）宋玉宇　寧有餘作者簡介︰宋玉宇，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研究助理；寧有餘，暨南大學碩士研究生。廣州　510632‧書評‧

130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年）等。文獻整理有[西班牙]龐迪我著；葉農整理；金國平、羅惠玲、蔣薇譯；金國平校《耶穌會士龐迪我著述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澳門︰澳門文化公所，2019年）、《清宮藏鴉片戰爭後粵海關稅收報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等。並在《民族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本著作屬於澳門文化局“為使公眾對澳門文化遺產的特色與價值有更深入全面的認識……邀請學者以史實為據，以通俗為文，深入淺出地介紹與文化遺產相關的緣起變遷、歷史人物、建築特色、宗教傳說”，1而特別策劃及出版的“澳門文化遺產叢書”之一種。2019年12月由澳門文化局出版，全書共八章。第一章《聖若瑟修院與教堂》，主要從前壁鐘樓、中殿祭壇、墓碑骸骨、修院大樓四個方面，結合澳門檔案館藏以及澳門文化局文化傳播處的聖若瑟修院教堂圖畫，詳細地介紹了聖若瑟修院大樓、附屬教堂等建築群的歷史和建築結構；並還收錄多幅聖若瑟教堂圖畫。第二章《從“大三巴”到“三巴仔”》，一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簡要地介紹了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會院的發展歷程和第一批來華傳教士的傳教活動與體制。第二部分是“聖若瑟修院與教堂的興建及維修”，利用修院裏提供的實物資料，結合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概括性地介紹了聖若瑟修院自1728年創辦以來發展歷史過程。在第三節中，著者分析了“三巴仔”名稱的由來，認為“三巴仔”可能是澳門華人對聖保祿學院、教堂與聖若瑟修院、教堂的內部區別沒有搞清楚而造成的誤會。最後一部分，著者概括性地介紹了聖若瑟教堂從供奉“三位賢者”到奉祭“耶穌聖心”這一供奉對象變化的歷史發展過程。第三章《耶穌會創辦聖若瑟修院》，包括聖若瑟修院的創辦者、聖若瑟修院的院訓與辦學規則、耶穌會被取締與聖若瑟修院停辦三個部分。通過對這些方面的論述，著者指出，1762年聖若瑟修院關閉，財產被澳門教區拍賣之前，聖若瑟修院在耶穌會管理期間，其辦學規章遵循耶穌會《教育計劃》（RatioStudiorum），對耶穌會學校的任務、目的、學制、教學內容、課程設置、管理、教師、學生、考試紀律、獎懲等作出了非常詳盡、全面的規定。第四章《遣使會管理聖若瑟修院》，著者通過對聖若瑟修院的復辦、聖若瑟修院的教師隊伍、聖若瑟修院的各類學生、聖若瑟修院再次關閉四個部分的分析，探討了1784年聖若瑟修院復辦到1856年遣使會對聖若瑟修院管理結束這一段辦學歷史。著者認為，聖若瑟修院復辦的原因包括兩方面：一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向教皇申請得到批准，遣使會士接受了耶穌會的全部事業；二是澳葡政府為恢復澳門教育的努力，使得聖若瑟修院得以恢復。另外，在“聖若瑟修院的教師隊伍”和“聖若瑟修院的各類學生”兩個部分，著者根據《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等相關研究成果編制了詳細的《遣使會管理下聖若瑟修院的教師名錄》以及《遣使會管理下聖若瑟修院的修生名錄》。在最後一部分，19世紀以後修院的教師跟中國政局、澳門的政治糾纏在一起，導致修道院的關閉。第五章《澳門教區與耶穌會交替管理》，著者把天主教澳門教區的管理的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澳門教區管理時期（1856－1890）；二是交替管理時期（1890－1985年）。還簡要介紹了不同時期對聖若瑟修院的管理機構，主要包括：1857－1890年，由澳門教區神父管理；1890－1910年，由耶穌會士管理；1910－1930年，由澳門教區神父管理；1930－1940年，由耶穌會士管理；1940年以後，由澳門教區神父管理。1葉農︰《歐風遺蹤︰澳門聖若瑟修院與教堂》，澳門︰澳門文化局，2019年，第1頁。

131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九）第六章《聖若瑟修院的宗教與世俗教育》，利用澳門檔案館所藏的聖若瑟修院藏品，結合有關聖若瑟修院的調查報告，從聖若瑟修院的宗教教育、聖若瑟修院的世俗教育、聖若瑟修院與其他世俗教育機構三個方面，綜合探討聖若瑟修院1856年以來的的教育特點和課程設置。在最後一部分，著者認為，聖若瑟修院為澳門的一些世俗教育機構提供教學場地、師資、設施等。這些世俗教育機構包括：澳門商業學校、議事公局小學、男子中心學校、利宵中學、海星中學等。第七章《從聖若瑟修院走出來的名人》，著者對從聖若瑟修院畢業的傳教士、經商者、從政者、藝術家、醫生、漢學家等各個不同群體的分析，認為作為歷史上最為重要、最有影響力的教育機構，聖若瑟修院運用西式的教育方式，着重對語言、音樂、藝術等的培養，聖若瑟修院的畢業生，很多都成了近代以來香港、澳門的著名人士。第八章《聖若瑟修院的文化藝術活動》，通過聖若瑟修院的西洋油畫、聖若瑟修院的音樂教學、聖若瑟修院的藏書印書、聖若瑟修院珍藏館四個部分的考察和探討。著者認為，由於繪畫是修院的必修課程，對繪畫的重點培訓，使得繪畫成了修院藏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澳門聖保祿嚮導聖母》、《聖母升天》、《嘉模聖母》等。另外，由於藝術、藏書和音樂的發達，使得聖若瑟修院成為了一座著名的藝術寶庫。二、查燦長著《轉型、變項與傳播：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鴉片戰爭至1945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380頁。著者查燦長，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廣告學系教授。1988年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世界經濟史專業，獲碩士學位；2003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現代化研究方向），獲博士學位。近年來先後發表了有關世界經濟史和中國現代化的論文20餘篇、專著2部。現在主要從事西方傳媒與現代化的研究。在“導論”中，著者指出，“現代化”在時間概念上是從中世紀結束以後一直延續至今的“兼有近代與現代之意”的一個歷史過程。此著作的研究目的就是以力圖從澳門的經濟轉型、政

132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治變項與社會整合等三個方面的有機聯繫與邏輯發展的基點出發，考察和展現從鴉片戰爭至1945年期間澳門這一中國最早由外力開埠的國際商港之現代化路徑的動態實況。並在此基礎上，對國內沿海港口城市的發展軌跡、模式和規律作理論上的探究。全書共分四章。第一章《必然的依附性：澳門的開埠與通商》，通過對澳門的自然環境與地緣特徵、澳門的開埠與通商、16－19世紀澳門短暫的繁榮與無奈的衰微三個方面，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視角來對近代澳門現代化啟動時期的自然地緣特徵、時代背景及由此引發出來的若干重要歷史問題進行一概括性的梳理、考察和論析，認為澳門的繁榮得益於清朝政府的海禁遷界政策而讓澳門有了壟斷貿易的機會，而也正是因為對外貿易政策的變動導致澳門的海上貿易走向衰落。第二章《生存路徑的選擇﹕經濟結構的轉型》包括“歷史的錯位與轉折”、“經濟結構的換位與產業轉型”以及“向現代化經濟的緩慢推進──19世紀末至民國（1945年的澳門經濟）”三個部分。著者以19世紀中葉前後澳門的生存環境的變化和澳門的生存路徑的摸索與選擇為考察重點，來探析澳門經濟轉型的現代化內容、特徵與歷程。著者認為，新的國際貿易體系下，澳門的貿易走向了衰落，經過鴉片戰爭後半個世紀的生存路徑的探索和嘗試後，“利於澳門的因素”在19世紀末時得到興起和發展，澳門開始從真正從“單一型”的經濟向多元經濟轉型。第三章《角色與功能的丕變：政治制度的變項》，著者在第一節通過澳門主權的歷史詮釋和澳門管理政制的二元性兩個方面，梳理考察了澳門政制形成的歷史背景。在第二節，著者分析了澳葡政府政治功能的變化和總督與議事會權力角色的變化，認為澳葡政府千方百計設法擺脫中國政府的控制和管理，目的是達到使澳門走向在政治上獨立於中國的自治形態。最後著者探討了鴉片戰爭後澳門華人治權的變項，認為經濟上很強的對外依附性和政制上很強的歷史演變性是影響和推動澳門現代化的重要因素。第四章《互動依存的雙向交流：跨文化傳播與社會整合》，主要是通過對城市結構與功能的變遷、東西文化的雙向交流與傳播、社會整合與華人市民社會等問題展開研究，旨在從鴉片戰爭前後澳門社會與文化發生急變的這一時段和內容來考察和探究澳門城市與社會文化的現代化進程。著者認為，澳門在鴉片戰爭至1945年間所進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諸方面的現代化，及在此期間所形成的經濟結構、政治模式和文化特徵，是1949年以後，澳門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形態與發展的基礎。此著作前有張憲文、吳志良兩位學者各自所寫的序言，書後附錄了“徵引文獻”與“後記”等。

133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九）三、LuísFilipeBarretoandWuZhiliang(eds.),PortCitiesandInterculturalRelations15th－18thCenturies（《15至18世紀港口城市與跨文化關係》）,CentroCientíficoeCulturaldeMacau,I.P.,FundaçãoMacau,2012,206p.編者LuísFilipeBarreto（巴雷多）是里斯本大學歷史系教授。巴雷多教授曾擔任葡萄牙教育和科學部下屬里斯本澳門科學文化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16－18世紀初歐洲與中國的文化史和文化互動，出版了大量葡萄牙文藝復興及關於澳門歷史的文章。著作包括DescobrimentoeRenascimento-FormasdeSeredePensarnossécs.XVeXVI(Lisboa:ImprensaNacional,1982)、LavraroMar-OsPortugueseseaÁsia:c.1480-c.1630(Lisboa:CNCDP,2000)和Macau:PodereSaber(Lisboa:Presença,2006)等。編者吳志良，1988年加入澳門基金會，現任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全國政協委員。著有《澳門政制》、《青年與澳門未來》、《葡萄牙投資環境》、《葡萄牙印象》、《東西交匯看澳門》、《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等。本著作收錄了6位學者對15－18世紀期間港口城市演變的研究，從語言、宗教、社會以至民族等方面探討作為國際文化交匯中心的港口城市的社會特點、社會功能、覆蓋網絡以及城巿的演變。前有前言及6位學者的簡介。編者在前言中指出港口城市在沿海和海洋地區中是作為首都一樣的存在，是國際和跨文化網絡的中心，是交流、促進和增加產品、投資、人員和服務的城市樞紐和陸地、海洋的邊境市場。目前出版的這一卷包含了2009年10月12－14日於里斯本舉行的“港口城市和跨文化關係國際研討會（15－18世紀）”（Symposiumon“PortCitiesandInterculturalRelations(15-18thCenturies)”）的精髓，研究主要集中在澳門、廣州和馬六甲等港口城市，同時包括巴洛克時期的Formosa（台灣）和作為接受中國文化、物質、知識中心的羅馬城的交流和流通方式。

134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第一篇“ATaleofTwoPorts:MacauandGuangzhou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兩港記：明清時期的澳門與廣州》），作者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從事歷史學、宗教研究、亞洲研究的夏伯嘉（RonniePo-chiaHsia）教授，著有《紫禁城耶穌會士：利瑪竇1552－1610》（AJesuitintheForbiddenCity:MatteoRicci1552-1610）、《早期現代歐洲翻譯文化史》（TheCulturalHistoryofTranslationinEarlyModernEurope）、《劍橋基督教史》（CambridgeHistoryofChristianity）。通篇分為“China’sPrimaryPort:Guangzhou”、“EmergingSymbiosis”、“TheSeventeenthCenturyCrisis”、“CentralizationandControlundertheQing”幾部分。內有6副插圖，包括“Guangdongprovince”（《廣東省地域圖》）、“ChinaintheMingdynasty,showingthemajorwaterandlandlinesofcommunications”（《中國明代水陸交通線》）、“MapofMacaubyJacquesNicolasBellin,1764.Notethe‘villagechinois’outsidethecitywallsisMonghavillageandtheCasaBrancawasthePortuguesenamefortheQianshanmagistracy”（《1764年JacquesNicolasBellin繪製的澳門地圖》）、“Chinesemapofcoastaldefense,1790,detailsofMacau.Note,fromsouthtonorth,thewalledcityofMacau,thegateatGuanzha,andthemagistracyatQianshan”（《1790年的澳門海防地圖》）、“Chinesemapofcoastaldefense,1790,detailsofMacau.Note,fromsouthtonorth,thewalledcityofMacau,thegateatGuanzha,andthemagistracyatQianshan”（《康熙時期的廣州城市規劃圖》）、“Guangzhou,oilpaintingbyunknownChineseartist,ca.1800.NotethefactoriesofforeignmerchantsontheembankmentinfrontoftheOuterWallsofGuangzhou.CourtesyoftheEssexMuseum,Salem,Massachusetts,USA”（《美國馬薩諸塞州塞勒姆埃塞克斯博物館提供的1800年廣州外商工廠油畫》）。作者利用耶穌會傳教團的新文獻對廣州、澳門地軸進行一個簡要的概述，說明兩個港口聯繫密切，ProfessorLuísFilipeBarreto描述澳門為廣州的外埠，直到18世紀末才逐漸衰落，最終被鴉片戰爭後開放的通商口岸所取代，並闡明二元城市關係在中西交往史上的重要性。第二篇“ComparingtheIncomparable:SomeThoughtsonSeventeenth-CenturyMacauandFortZeelandia”（《比較無與倫比：關於十七世紀澳門與熱蘭遮城的思考》），著者普塔克（RoderichPtak），德國籍中國學博士，自1994年起於德國慕尼黑擔任中國研究教授，先後於巴黎、里斯本、澳門擔任客座教師，出版多本中國航海史、澳門、中國傳統文學的書籍及文章。作者試圖證明早期的澳門像一個典型的蕃坊，如中世紀的廣州或其他地方，並得出早期澳門在某些方面與蕃坊類似，但是它與古典蕃坊範疇大不相同。把熱蘭遮城與澳門做比較，原因有三：一、澳門是第一個中國沿海的歐洲前哨地，熱蘭遮城則被視為第二個主要的歐洲人定居點（較小的地方，如上川和其他地方除外）；二、澳門可以運用各種類別方法進行調查，比如蕃坊式，這同樣也使用於熱蘭遮城；三、這兩個地區的歷史在過去和現在截然不同。第三篇“Trade,MigrationandSojourningCommunity:ChineseMerchantsinMelaka”（《貿易、移民與旅居群體：馬六甲的華商》），著者錢江（James,K.Chin），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暨南大學華僑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現為中國海洋史研究會副會長、香港海事博物館董事會成員，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代海洋史和中國國際移民。本篇以當代華人史料、馬來傳說和西方記載為基礎，考察馬六甲華商早期的商業活動、在馬六甲僑居的中國群體的發展及其與亞洲海上不同地區的貿易聯繫。最後得出結論，15世紀初馬六甲崛起為重要的海上貿易中心和港口城市與中國明朝帝國的支持和鼓勵密切相關。到17世紀中

135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九）葉，由於政治的因素，大批效忠明朝的商人從華南地區逃到馬六甲，以及荷蘭當局採取的鼓勵政策，誘使更多中國商人和工匠到馬六甲工作，而早期馬六甲的華人商埠以閩南商人為主。文中含有3份倫敦大英圖書館館藏的、表明荷蘭馬六甲和荷蘭巴達維亞華人社區密切合作的中國商人家書，3個關於馬六甲船隻情況的統計表格。第四篇“Malacca:ACentreforIslamicDebateanda‘NewMecca’(1480-1511)”（《馬六甲：伊斯蘭辯論中心和“新麥加”（1480－1511）》），作者JorgeSantosAlves，2004年於葡萄牙里斯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澳門大學客座教授、葡萄牙天主教大學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殖民前的東南亞、澳門歷史、中葡歷史（16－19世紀）。通篇分為“LiteratureandtheContextualFramework”、“ReligiousLifeinMalaccaintheTransitiontotheSixteenthCentury-ProtagonistsandIdeas”、“SultanMahmudSyahandtheQuestforthePerfectSynthesis?”。本篇試圖在15、16世紀馬六甲、帕塞和亞齊蘇丹國的生活中，尋找一個宗教層面的比較框架，描繪它們的特徵和動態，證明造成馬六甲環境嚴重破壞的因素是由於其宗教生活的變得更加複雜。馬六甲情況的惡化方式和同一時期的（直到1520年）馬來亞—印度尼西亞沿海地區的其他地區，如蘇門答臘、爪哇大致相同。第五篇“MalaccaunderDutchRule(1641-1795and1818-1825)”（《荷蘭人統治下的馬六甲》），作者WillyVandeWalle，天主教魯汶大學日語研究教授，教授日本歷史、語言和文學、近現代中國史、中國古典文學，日本政府授予其“朝陽勳章”。通篇分為“TheVOC”、“TheCaptureofMalacca”、“TheFortressofMalacca”、“TheStrategicSignificanceofMalacca”、“PeacewithPortugal”、“TheAdministrativeSet-up”、“MalaccaSociety”、“TheEuropeanCommunityinMalacca”、“AWorldApart”、“TheIndischeWereld”、“ReligiousLifeinMalacca”、“ReligiousLifeintheDutchRepublic”、“CatholicLament”、“ConditionalTolerance”、“GovernorBalthasarBort”、“TheReformedChurchundertheVOC”、“Batavia:theCentreofIndischSion”、“ExtentoftheChurchintheIndies”、“TheChurchinMalacca”、“ProtestantPlacesofWorship”、“MalaccaFallsintoBritishHands”、“Conclusion”。本篇指出在17和18世紀初，馬六甲不可能成為荷蘭帝國的中心，因為荷蘭早已建立巴達維亞，對比馬六甲和巴達維亞，由於馬六甲有豐富的文化傳統，更受根深蒂固的社會關係的制約，而巴達維亞時在雅卡特拉廢墟上建立起來，更適合從零開始建立一個政權和社會。因此，馬六甲注定要生活在巴達維亞的陰影下，作為崗哨一樣的存在並配備規模小的駐軍，而不是作為貿易中心。根據當時荷蘭的技術、物資、人力資源根本不配備在馬六甲建立一個像19世紀殖民地的能力，就荷蘭人而言，他們的目標時將一個特定的地區、城市、領域整合成一個更大的帝國整體。馬六甲河荷蘭人建立的許多港口城鎮一樣，並不是一個統一和一體化帝國真正組成部分。第六篇“TraScritturaeLegendaLaCinaNegliStampatiRomaniDellaFinedelCinquecento”（《書本與傳說之中的15世紀羅馬版畫中的中國》），著者ElisabettaCorsi，羅馬大學文學與哲學系教授，研究領域涉及近代早期中國天主教視覺文化和科學文化的融合。本篇強調羅馬印刷品在第一次傳播有關中國的知識中的作用，特別是對建築教皇西斯托五世（PapaSistoV）的重要性，其不僅對建造建築物感興趣，最重要的是對建造一個具有跨國性質的傳教士群體感興趣，這都將有助於塑造歐洲在隨後幾個世紀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責任編輯　陳超敏]

136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JOURNALOFMACAUSTUDIESQuarterlyNo.3September2020ABSTRACTSGeneralIntroductionoftheTwenty-fourHistoriesPublishedbyFiveProvincialPublishingHousesCollectedintheUniversityofMacauLIPing,JIANGXiao•6•Abstract:ThereisasetofTwenty-fourHistoriespublishedbytheFiveProvincialPublishingHousesinthelibraryoftheUniversityofMacau.ItusedtobecollectedbythecalligraphyandpaintingmasterDengFen,wholeftalotofsealsandcommentsinthisseriesandincreaseditsculturalvalue.Inaddition,thetraveltraceofthisseriesisalsoatypicalcaseoftheinheritanceofChinesetraditionaldocumentsbetweenGuangdongandMacao.Theauthorshavemadetwicepage-by-pagereviewsofthesebooksanddozensofdiscussionsduringthepastfiveyears,andhavesuccessivelypublishedsomeresults.Basedonpastresearches,thisarticleaimstointroducetheunpublishedannotationsandpicturesandprovidesageneralintroductiontothisseriesinordertoattracttheattentionofthelocalacademiccommunity.Keywords:WuYeeSunLibrary,theTwenty-fourHistoriespublishedbyFiveProvincialPublishingHouses,DengFenFamilyandSocietyinMacaoandHongKong:HoTungandHoHung-sun’sDifferentPursuitsduringPrecariousTimesZHENGWanTai•18•Abstract:MacaoandHongKongarefrequentlyquotedas“sistercities”becauseoftheirsimilarrolesofconnectingChinawiththeoutsideworldandblendingEastandWestculture.Also,bothcitiesaregeographicallyverycloseandsocio-economicallysupplementarytoeachother.ManyfamiliesflourishedinMacaoandHongKongduringdifferentperiodsoftimebytappingintothegreatopportunitiesofmiddlemen’sroles.TheHoTungfamilyisthemosttypical.Specifically,duringtheJapaneseoccupationofHongKong,bothRobertHoTungandStanleyHoHung-suntookrefugeinMacao.Becauseofoldageandtoavoidrisks,HoTungkeptalowprofile.Conversely,HoHung-sunwasactiveandadventurousashewasinhisearlytwenties,strivingtobuildhiscareer.Thoughthesemenpursuedandthoughtdifferently,theirfamilysocialcapitalandconnectionsintertwinedandseemedtobecriticallybased,whichsupportedandsustainedfamilydevelopment.Keywords:Familynetworkandcapital,Macao-HongKonglink,war-timesocietyThePrintedPublicAnnouncementandLeafletbytheEastIndiaCompanyinQingDynastyLENGDong,XINGSilin•30•Abstract:ForeignmaritimetradeinChinawasregulatedthroughtheCantonSystem,whichemergedgraduallythroughaseriesofimperialedictsinthe17thand18thcenturies.TheFlintAffairtookplacein1759andtheMacartneyEnvoycametoChinain1793.TheseaffairsindicatedthattheBritishlookedforwardtoovercomingtheCantonSystem.ThePrintedpublicannouncement(“BriefAccountoftheEnglishCharacter”)andaleafletwerewrittenbyCharlesMajoribanks,whowasPresidentoftheSelectCommitteeoftheEastIndiaCompany’sbranchatCanton,weretranslatedintoChinesebyRobertMorrison.TheannouncementtriedtolobbytheEmperortogaingreatertraderightsandrequestchangestothecurrentarrangements.TheBritishresolvedtoforcethechangestheyhadlongwantedtomake.Keywords:Leaflet,Macao,moveabletype,ThirteenHongs,EastIndiaCompany

137ABSTRACTSAReviewofResearchesonChineseResidents’ReligiousBeliefsinMacao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ZHAODianhong•44•Abstract:Macaocanberegardedasalivingspecimenforstudyingreligioushistoryandculture,butrelevantresearchcarriedoutbytheacademiccirclesisstillveryweaksofar.ExceptfortherelativelyrichresearchresultsofMazu,theresearchofworldwidereligionsandChinesefolkreligionsinMacaoarestillintheirinfancy,manifestinginthefragmentationoftheresearchresults.Thesestudiesmainlyfocusonresearchingtheoriginsandsortingouthistoricalfacts.InordertobetterexploretheinteractiverelationshipbetweenMacaoandmainland’sreligiousbeliefs,moreandmoreattentionhasbeenpaidtotheresearchparadigmofreligiousdisseminationandexchange.However,researchhasrarelyfocusedontherelationshipbetweenreligiousbeliefsandChinesecommunityorganizations,ethniccohesion,productionandlifestylefrommultidisciplinaryperspectives,suchashistory,anthropology,religiousstudies,sociologyetc.,soastoexploretheprofoundconnotationofthespiritualworldofChineseresidentsinMacao.Inthefuture,itisrecommendedtopromoterelatedresearchfromthefollowingaspects:Firstofall,thefunctionandroleofthe“DivineOrganization”centeredonChinesetemplesthatChinesebusinessmeninMacaoarekeentoestablishshouldbediscussedindepth;Secondly,Chineseresidents’religiousbeliefsinMacaoshouldbecarefullyinvestigatedinthecontextofthereligiousbeliefsinsouthernChina;Thirdly,itdeservesseriousresearchandexplorationontheconflictandintegrationofvariousreligiousbeliefsamongtheChineseintheprocessofthetransitionfromapatriarchalsocietytoacommercialsocietyinMacao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Finally,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issueofChinesereligiousbeliefs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andthecontinuation,persistenceandinnov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inMacaoisalsoworthyofin-depthconsideration.Startingfromtheexistingacademicaccumulation,itisthecommonmissionofscholarsinrelatedfieldstodeepenthestudyofChineseresidents’religiousbeliefsandtemplefunctionsinMacao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thusenrichingandperfectingthedisciplinarycontentofMacaology.Keywords:MingandQingDynasties,Macao,Chineseresidents,religion,beliefTheEconomicPowerofChineseBusinessmeninMacaoandtheirConstructionofCapitalRelationNetworkFANGMuhuan•59•Abstract:Capitalisakindofeconomicpower.Inordertopursuethiskindofeconomicpower,Chinesebusinessmenwillinevitablycombineallavailablecapitalforcestobuildanetworkofcapitalrelations.InMacao,Chinesebusinessmenthathaveexistedandprosperedhereisauniquesocialandhistoricalcommunitysincemoderntimes.Intheearly1940s,ChineserepresentativeHoYinreliedonthefinancialsectorandmanyentitiescompletedcapitalaccumulationformakingafootholdinMacao.HealsobuiltahugenetworkofcapitalrelationsbyincludingthecapitalstrengthofHongKongandMacao,andactivelymadecapitalinvestmenttothedomesticeconomicconstruction.Itshowstherelationshipprospectof“basedonMacao,includingHongKongandMacaoandextendingtothemainland”.ItisthroughtheconstructionofthecapitalrelationsnetworkthatChinesebusinessmeninMacaoenjoythedominantpowerandtherighttospeakintheeconomicfield,layingasolidfoundationforthemtogaineconomicpowerintheMacaoeconomicsociety.Keywords:ChinesebusinessmaninMacao,capitalrelationsnetwork,economicpower,HoYinMoneyLaunderingRisksandLegalSupervisionunderThird-partyPaymentinMacaoZHANGXiaohan•70•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networktechnology,third-partypaymentinstitutionsinMacaohavedevelopedrapidly.Asanewtypeofpaymentmethod,third-partypaymentisconvenientforthegeneralpublic.Duetothe

138 澳門研究 2020年第3期particularityofitspaymentformandtheimperfectlegalsupervision,third-partypaymentcaneasilybecomeachannelusedbymoneylaunderers.Therefore,basedontheanalysisofthemoneylaunderingmethodsandcharacteristicsofthird-partypayment,thisarticlecombinesthelegalsupervisionexperienceofforeigncountriestoprovidelegaladviceforthesupervisionofMacao.ThispapermainlyrecommendsthattheMacaoSARgovernmentshouldrefinetheregulatoryrules,strengthenidentification,classificationmanagement,andstrengthe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Keywords:Thethird-partypayment,moneylaundering,legalsupervision,identificationMacao’sDestinationImageChange(2014-2018):AComparativeStudyonUser-GeneratedContentbetweenMainlandTouristsandNon-mainlandTouristsLIUTingchi,LIUYongdan,JIANGMinghua•81•Abstract:Travelwebsitesallowtouriststosharetheirthoughts,beliefs,andexperiencesregardingvarioustraveldestinations.Inthispaper,theresearchersdemonstrateanapproachfordestinationmarketingorganisationstoexploreonlinetourist-generatedcontentandunderstandtourists’perceptionsofthedestinationimage(DI).Specifically,theresearchershaveinitiatedaninvestigationexamininghowthedestinationimageofMacaochangedduringtheperiodof2014to2018basedonuser-generatedcontentontravelwebsites.WebcrawlersdevelopedbyPythonwereemployedtocollecttourists’reviewsfrombothCtripandTripAdvisorregardingthethemeof“Macaoattraction”.Morethan50,000reviews(41,000+fromCtripand9,000+fromTripAdvisor)werecollectedandanalysedusingthetext-miningtechnique.Theresultsrevealthatthefrequencyofcasino-relatedwordsdecreasedinreviewsbybothinternationalandmainlandChinesetourists.Additionally,internationalandmainlandChinesetouristsperceivetheDIofMacaodifferently.MainlandChinesetouristsaremoresensitivetonewattractions,whileinternationaltouristsarenot.Thestudyalsoshowsthattherearedifferencesbetweenthegovernment-projectedDIandthetourist-perceivedDI.Onlythe‘CityofCulture’and‘AWorldCentreofTourismandLeisure’havebuiltrecognitionwithtourists.Keywords:Destinationimage,Macao,onlinereviews,Python,tourist-generatedcontent,text-miningComparativeStudiesofReadingModulesinPrimarySchoolChineseLiteraturebetweenTextbooksPublishedbyPeople’sEducationPressandtheMacaoVersionGUANHongyan•97•Abstract:Thispaperisbasedonthecomparativestudyof“IlovetolearnChinese(Macaoversion)”andtheprimaryschool“Chinese”ofthecompulsoryeducationcurriculumstandardtextbookofthePeople’sEducationPressversion.Ithasconductedacomparativestudyonthepresentationoftwosetsoftextbookreadingmodules.Itsummarizes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onthestyles,genres,themeselection,countryregions,length,difficulty,andclassicdemonstrationsofthetwosetsoftextbooks,comparesthedegreeoffunctionrealizationofreadingtips,thinkingproblems,practicestrengtheningandconnectingandexpandingintheaidedreadingsystem,aimingtoprovidevaluablereferenceforthereasonableconstructionandfunctionalrealizationofreadingmodulesinprimaryschooltextbooks.Keywords:Chineseliteracy,primaryChinesetextbooks,thePeople’sEducationPressversion,Macaoversion,readingmodule,comparativestudyComprehensiveLearningandApplicationModulesintheTextbooksofPrimarySchoolChinesePublishedbythePeople’sEducationPressandMacaoVersionZHUCongying•110•Abstract:“ComprehensiveChineselearning”and“comprehensiveapplication”arebothimportantcontentsinthecurriculumstandardissuedbytheMinistryofEducationandthebasicacademicabilityrequirementsissuedby

139ABSTRACTSMacaoSAR.“ComprehensiveChineselearning”hasbecomeafixedmoduleinmainlandtextbooks,andMacao,asaplaceof“threetextsandfourlanguages”,hasuniqueviewson“comprehensiveapplication”ofChinese.BasedontwoprimaryschoolChinesetextbook“comprehensivelearning”and“comprehensiveapplication”,thewritingconcept,layoutstyle,writingcontentandpresentationaspectsandsoonhavebeencarriedoutonthecomparativestudyofteasingoutoftheirowncharacteristicsandputforwardsuggestionsinordertomakerelatedarrangementmorescientificandreasonable,soastofurtherimprovethequalityoftextbooks.Keywords:PrimaryschoolChinese,theeditionofthePeople’sEducationPressversion,Macaoversion,comprehensivelearning,comprehensiveapplicationTheSupervisionandManagementofMacaoPublicCapitalEnterprisesSHENGLi•119•Abstract:Withexperiencesofdomesticandforeignpubliccapitalenterprisereformsasreferences,thispapertakesMacaopubliccapitalenterprisesastheresearchobject,throughtheanalysisofthecurrent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Macaopubliccapitalenterprises,toregulatetheirdevelopmentandmakepolicysuggestions.Tocopewiththeexistingproblems,suchastheopaquecorporateinformation,pooroperatingconditions,andlackofobjectiveevaluationsystemstandardsinMacaopubliccapitalcompanies,theMacaogovernmentshouldstudyandformulaterelevantlaws,promotepubliccapitalcompaniestoimprovethemoderncorporatesystemandtakethemarket-orientedprincipleastheprincipleforthedevelopmentofpubliccapitalenterprises,toassistenterprisestoestablishanobjectiveevaluationstandardsystem.Keywords:Publiccapitalenterprise,reform,goalplanning,policysuggestion,Macao

140《澳門研究》是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自1988年創刊以來，得到澳門社會各界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為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提升本刊的學術水平及在學術界的認受性，本刊於2018年起實行“匿名評審”制度，確保所有刊登論文均經過同行評鑑。本刊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惠賜稿件，來稿請以中文撰寫並提供英文摘要，稿件類別及要求如下：（一）稿件類別（1）論　　文︰刊登具理論視野、研究方法、論證過程、研究結論等的有關澳門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包括學術論文和應用論文。字數以10,000至15,000為宜，並含中英文摘要、關鍵詞、表格、圖片、注釋、參考文獻（註釋和參考文獻同時以腳註的方法附於每頁下方）等。（2）學術筆記︰刊登篇幅精簡的研究新發現、新角度或新思考，以及對本刊所刊內容的回應，字數不限。（3）政策研究︰刊登有關澳門時事、政策及重大社會議題的短評及分析，字數不限。（4）書　　評︰刊登內容有關澳門的、或澳門本地作者撰寫的著作之評述，字數以5,000字以內為宜。（二）投稿要求（1）來稿須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職務職稱或學術簡歷、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和電郵。（2）論文所涉課題如為資助項目，請於標題頁左下方標註，如：“資助項目：基金資助（編號）”，如有需要，編輯部將要求提供資助證書影印文件。（3）有關稿件的引文、註釋規範，請參考“《澳門研究》關於規範引文註釋的規定”（https://cms.um.edu.mo/publications/journal-of-macau-studies/macau-studies/regulations-of-commentary-citation/）。（4）來稿請電郵至cms.info@um.edu.mo，若三個月內未獲採用通知，即可自行處理。（三）其他（1）稿件署名作者應為合法著作權人，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2）論文一經發表，本刊有權將之以其他形式出版；任何外界的轉載、摘要、翻譯、出版等均須徵得本刊許可。（3）編輯部對來稿有權作文字修改、句段刪節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凡不願意者，請予以註明。修改期為一個月，逾期按自動退稿處理。（4）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來稿一經刊發，即奉薄酬。《澳門研究》編輯部《澳門研究》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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