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研究（第 91 期） - 在線閱讀

42018澳門研究BOLETIMDEESTUDOSDEMACAUJOURNALOFMACAUSTUDIES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澳門基金會出版

編者語..................................................................................................................................編輯部5‧澳門教育研究三十年‧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鄭振偉6澳門近代教育發展的研究史料分析..................................................................................周愚文21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肖　朗28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辦與歷史地位................................................................張偉保　溫如嘉49‧澳門城巿規劃及發展策略‧澳門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災害分析與應對策略................................................林怡君　莊睦雄58‧宗教與歷史‧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莫世祥73‧學術筆記‧巿場營銷新方向︰區塊鏈、物聯網、神經營銷學對澳門的啟示..................................劉丁己901988年3月創刊澳門研究季刊2018年第4期總第91期12月15日出版

‧經濟社會建設‧澳門的貨幣化水平、宏觀經濟指標與支柱行業的相關性研究.................................................................................................齊蓮英　王　森　李倩婷.96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理論描述與實證評價..................陳章喜　呂多鑫　吳振幫108產業多元、適度開放與經濟發展──基於澳門及香港製造業的案例研究..................................................................張少鵬119‧澳門學‧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三）............................................................................葉　農　劉　婕130‧其他‧2013－2017年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 ──對中國知網（CNKI）期刊論文庫的檢視........................................................曾祥明136《澳門研究》2018年總目錄..............................................................................................編輯部145‧學術動態‧“第五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結果公佈..........................................編輯部147

JOURNALOFMACAUSTUDIESQuarterly42018Editor’sNote.............................................................................................................................EditorialOffice5AnAccountofMacauEducationalStudiesoverthePastThreeDecades............................CHENGChunWai6AnAnalysisofSourcesfortheStudyoftheHistoryofModernMacauEducation...................CHOUYuWen21SaintPaul’sCollegeinMacauandtheTransplantationoftheEducationSystemofWesternUniversitiesattheJunctureoftheMingandQingDynasties......................................XIAOLang28TheEstablishmentofMorrisonSchoolinMacauanditsHistoricalStatus..................................................................................................................CHEUNGWaiPo,WENRujia49AnAnalysisofDisastersCausedbyTyphoonsHatoandMangkhutinMacauandCorrespondingStrategies........................................................................................................LINYiChun,CHUANGMoHsiung58CollusionNarcoticsTrafficking——AnalysisoftheModernHongKongandMacauGovernment’sManagementofOpiumTradebetweentheTwoPlaces.....................................................................................MOShixiang73NewDirectionsofMarketingDevelopment:HowBlockchain,InternetofThings,andNeuromarketingInspireMacau...............................................................................................LIUTingchi90AStudyontheCorrelationbetweenMonetizationLevel,MacroeconomicIndicatorsandPillarIndustryinMacau.................................................................QILianying,WANGSen,LIQianting96IndustrialCo-developmentintheGuangdongHong-KongMacauGrandBayArea:TheoreticalDescriptionandEmpiricalEvaluation.................CHENZhangxi,LUDuoxin,WuZhenbang108DiversifiedIndustries,ModerateOpennessandEconomicDevelopment-CaseStudiesBasedonManufacturingIndustrybetweenMacauandHongKong.....CHEONGSioPang119LiteratureReviewonMacaology(PartThirty-three).............................................................YENong,LIUJie130BibliometricAnalysison“PortugueseStudies”inMainlandChinafrom2013to2017-BasedonthePeriodicalBibliographicDatabaseofCNKI...........................................ZENGXiangming136Indexfor2018..........................................................................................................................EditorialOffice145“TheFifthOutstandingAchievementAwardsforMacaoResearchin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CompetitionResults............................................................................................................EditorialOffice147

5編者語本期，我們繼續推出有關“澳門研究三十年”的專欄──“澳門教育研究三十年”。當中，鄭振偉的《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總結了澳門過去三十年來政府、學者、學術研究機構和民間機構的教育研究工作；周愚文的《澳門近代教育發展的研究史料分析》列出幾種可供研究澳門19－20世紀前期教育發展的資料；肖朗的《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將澳門聖保祿學院置於西方大學教育轉型及耶穌會學院興起的歷史背景中，分析其移植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實踐及特色；張偉保和溫如嘉的《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辦與歷史地位》分析了馬禮遜學堂之創辦、收生、科目安排、歷史地位等。此四篇文章，兩篇指向了澳門教育的過去──即作為東亞地區最早的西式大學的澳門聖保祿學院以及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的馬禮遜學堂，在澳門乃至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的意義；兩篇指向了澳門教育的現在──即澳門現代教育的發展歷程、研究現況及研究史料。四文合起來為讀者展示了一幅較為全面和完整的澳門教育研究的圖景。從“過去”到“現在”，也指向了“未來”，我們期望這能有助後續的相關研究。本期的欄目尚有“澳門城巿規劃及發展策略”、“經濟社會建設”、“宗教與歷史”、“學術筆記”、“澳門學”和“其他”等。“經濟社會建設”欄目方面，齊蓮英、王森和李倩婷的《澳門的貨幣化水平、宏觀經濟指標與支柱行業的相關性研究》構建VAR模型，就經濟增長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及流通資金增長率指標與貨幣化水平的關係進行研究，並分析四大支柱行業佔比與貨幣化水平的相關性；陳章喜、呂多鑫和吳振幫的《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理論描述與實證評價》運用灰色關聯度分析，說明了粵港澳大灣區整體上的產業結構趨同性較強，而在文體娛樂業方面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張少鵬的《產業多元、適度開放與經濟發展──基於澳門及香港製造業的案例研究》則認為澳門存在升級不理想、產業轉換被動及博彩業深化不足的問題，文中為澳門的產業多元化提出了一些建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宗教與歷史”欄目中莫世祥的《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一文，討論了近代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深度介入乃至直接經營本地鴉片貿易，協調兩地間的鴉片經營與彼此收益，長期依賴鴉片收入作為各自的主要財政來源的情況。而“澳門城巿規劃及發展策略”欄目中林怡君和莊睦雄的《澳門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災害分析與應對策略》依據風險管理討論災害防救策略，針對天鴿與山竹颱風的防救災的紀實提出課題和對策，展現了學者對澳門城巿的關懷。編者語編輯部‧經濟社會建設‧

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摘要]澳門卅多年來教育發展的一個明顯軌跡，是政府從撒手不管到介入、再到積極參與私立學校的教育。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澳葡政府開始關注私立學校的教育，開始進行調查和研究。在澳門回歸的過渡期，學術單位是推動教育研究的主要力量，澳門大學的澳門研究中心和教育學院是1990年代兩個重要的學術研究單位，在政府和民間教育團體的支持下，推動本地的教育研究。回歸以後，學術單位研究力量一再提升，政府因應檢討教育制度委託各地大專院校進行的各種教育研究、澳門基金會匯集出版高質量的教育研究論文、中華教育會恆常徵集出版教育專題文集和專著，這又是另一番景象。本文將以澳門的當代教育發展為參照，概述這些年來的一些教育研究的情況和資料。[關鍵詞]澳門　研討會　教育改革　教育研究澳門當代教育發展的一個明顯軌跡，是政府從撒手不管到介入、再到積極參與私立學校的教育。澳葡政府於1977年立法資助私立學校的《對不牟利私立教育事業的扶助》（第11/77/M號法律），1或可理解為對私立學校教育的關注。該法例主要是規定對澳門私立學校的各種稅項的豁免和補助金等扶助方式。這種轉變或源於葡萄牙1974年革命成功後放棄了殖民主義。劉羨冰認為自澳督李安道（GarciaLeandro）於1976上任後，澳門的管治出現轉變，先是委任培正中學校長鄺秉仁進入立法會，1978年3月批准澳門符合不牟利條件的48所私立中、小、幼學校給予資助。21991年澳門立法會通過《澳門教育制度》（第11/91/M號法律），為過渡期的教育創立了自身的法律體制，之後再陸續增設各類學校，於1995年開始按所頒佈的法規編制課程大綱和學習計劃，逐步在官校試行並擴展至私立學校。2006年12月公佈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9/2006號法律）取代了第11/91/M號法律，再度調整澳門特區的教育制度。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澳葡政府關注私立學校的教育，開始進行教育調查和研究，當時的東亞大學成立學術研究單位，直接推動了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鄭振偉作者簡介︰鄭振偉，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1 黎義明︰《對澳門地區教育立法的歷史分析》，單文經、林發欽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技研究文選‧教育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26－143頁。2 劉羨冰︰《澳門教師爭取權益的五十年──團結自救，破除“唔窮唔教學”的宿命》，第八屆兩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論壇，2014年11月29－30日。‧澳門教育研究三十年‧

7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本地的教育研究，而民間的教育社團參與其中，亦逐漸發展為一股研究的力量。本文將順着這一線索，概述這些年來澳門的教育研究。一、澳門教育研究的回顧對於澳門教育研究的綜述，較早期的見於馮增俊主編的《澳門教育概論》。1該書是第一本較系統地研究澳門教育改革和發展的論著，也是粵澳兩地學者合作的成果，2全書重點在分析和探討澳門教育的歷史和未來的走向。該書第三章闢有專節介紹澳門的教育研究。作者舉出1991－1995年間有二十多種論著，這類研究主要是研討會議成果的結集；第二類為研究生的論文，1992－1998年間有近二十篇；第三類是教育刊物，包括澳門中華教育會的《澳門教育》和《教育資訊》，以及其他團體和學校的普及刊物；第四類是政府機關的出版物。作者的歸納︰一是澳門教育研究主要起於90年代；二是開始重視某些重大的教育主題，但仍欠深入全面；三是刊物中深入討論研究教育的論文較少；四是未有從宏觀和整體的⻆度把握澳門教育末來走向的論文，也未有全面探討澳門教育的著作。馮增俊其後於2009年與周紅莉曾發表《回歸十年來澳門教育發展的回顧與前瞻》，該文分三部分︰一是總結十年來關於基礎教育體系的創建、高等教育的轉型、職業技術教育的進展，以及全民教育的發展等；二是剖析和探討澳門教育發展的特點和戰略思考；三是澳門教育未來的走向和對策。32006年12月7－8日，澳門基金會主辦的“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共有兩篇回顧澳門教育研究的文章，一是單文經和黃素君的《澳門教育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另一是林發欽的《澳門教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4單、黃二人的文章點出兩個問題︰（1）有哪些人從事教育學研究？（2）有哪些研究的成果？該文處理的是第一個問題。作者回答這個問題的思路，大致是把研究者分為在澳門境內和境外的。從事教育學研究的人至少包括︰（1）修讀教育學專業的博、碩士學位課程的人士；（2）在高等教育機構從事教育學研究的人士。然而，因資料所限，作者整理的範圍只限於澳門的研究者。又澳門境內的研究者，作者補充表示不能忽視在澳門成立的、與教育研究相關的民間社團，其中尤以澳門中華教育會為最著。該文的第四部分即以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為切入點作思考，作者認為應該鼓勵︰（1）多研究多發表，包括爭取研究經費、參加研討會議發表研究成果、修改會議論文發表、將論文結集成書，以及編輯專書或論文集；（2）舉辦各種學術活動，包括境內、國內和國際三個層面；（3）強化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包括國內和國際的項目。至於林發欽的文章，大略將澳門的教育研究分為四期︰（1）興起時期（1970年代）；（2）探索時期（1980年代）；（3）發展時期（1990年代）；（4）深化時期（1999年以降）。作者認為興起時期的成果不多，文章也多只是當時的記錄，嚴格而言不屬於研究論文；探索時期伴隨着1 馮增俊主編︰《澳門教育概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2 編者在後記說明重點參考某些資料，如第三章參考劉羨冰的研究，第六章參考許國輝的論文，第九章參考張碧蓮、楊子秋、林雨生的碩士學位論文。3 周紅莉、馮增俊︰《回歸十年來澳門教育發展的回顧與前瞻》，《比較教育研究》（北京）2009年第11期，第17－20頁。4 該兩文見程祥徽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回顧與前瞻》，澳門︰澳門基金會，2007年，第295－302、第303－309頁。

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澳門師範培訓的開展，研究成果有理論基礎，省思澳門的教育，研究者以在職教師為主體，未見有系統和重大的研究成果；發展時期正是澳門主權交接的過渡期，具本科學歷以上的教師增加，澳門的教育引起外地學者的注意，這時期舉辦過大量的研討會議，結集出版不少論文；深化時期的研究隊伍出現本地的博士人才，外地學者繼續參與澳門教育的研究。上述二文的主要觀點，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教育卷》的序言中結合，單文經和林發欽以《澳門教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為題撰文，作為該書的代導論。1該文回顧了澳門教育研究的人員，也回顧了澳門教育研究的成果。前瞻方面，就是在經歷興起、探索、發展和深化階段以後對澳門的教育研究提出期許，即︰（1）增加培訓本地人才以強化研究人員的陣容；（2）改善研究環境以提升研究人員的理論探究與實務能力；（3）形成教育研究的學術體系。又王國強曾整理於2000－2009年間與澳門教育相關的書刊，以出版數據來分析澳門教育研究的情況。該文所涉及的出版物，就數量而言，澳門的545種，外地的78種，合計623種，但不包括期刊論文和學位論文等資料。就類別而言，第一類屬澳門教育概況，包括教育統計、教育法規與制度、教育單位（通訊、同學錄、教育單位特刊、招生及課程簡介、教科書、升學指南、工作年報及計劃等）。第二類為教育研究著作，分普通教育研究著作43種和以澳門為題的教育研究著作165種，共208種。從出版物的數量而言，作者認為澳門教育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作者在總結中加入兩項數據，在他收錄約2,500種外地出版有關澳門的書刊當中，只有78種（約3%）屬教育類書刊，另2000－2009年間澳門本地出版約7,000種書刊，本地教育研究只佔整體7.8%，較其他學科薄弱。2此外，澳門基金會網站上的檢索系統亦見有《澳門圖書出版概況︰1998－2014》，3該文由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供稿。1998－2014年圖書主題統計表總計9,385筆，教育類別共698筆資料，位居第6。筆者再用該系統的“精確檢索＂檢索（數據庫出版物起迄年期是2000－2011年），教育類別只有482筆，其中只133筆有書號。從書名來判斷，屬澳門教育研究的約50筆，主要為會議論文集、學位論文集、個人文集或研究專集，以及一些由學校出版的教研論文集。若要追縱澳門教育研究的數據如在澳門舉辦的會議目錄及論文題目等，澳門大學的圖書館“澳門會議目錄及論文索引（1987－2016）＂的電子資料庫可供檢索，4至於期刊論文題目則可檢索“澳門期刊論文索引＂。5又《華裔學志》在2001年曾刊登一份澳門20世紀的研究書目，6當中便收錄一些與教育研究相關的著述。只是書目的編者在導言中已表示不甚完備，因有大量相關研究的圖書和文章未具學術特質，且多由規模較小的書商出版，又或文章並非在澳門研究或相關的專刊上發表，故難於搜求。1 單文經、林發欽︰《澳門教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教育卷〉》，《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1期，第121－136頁。2 王國強︰《回歸十年來有關澳門教育範疇的圖書出版狀況與分析︰以澳門地區出版品為例》，《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學刊》（澳門）2012年第14期，第238－275頁。3https://www.macaudata.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Action/publication?headType=11.4http://libdigital.umac.mo/was5/digital/conferenceYear.jsp.5http://libdigital.umac.mo/was5/digital/moinchipa.jsp.6RoderichPtak,“TwentiethCenturyMacau:History,Politics,EconomyABibliographicalSurvey,”MonumentaSerica,Vol.49(2001),pp.529-593.

9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二、政府推動教育改革與教育研究1982年澳葡政府成立私立學校教育輔助處，首任處長施綺蓮（EdithSilva）憶述當時手上所有的資料就是六十所私立學校的名稱、地址、電話和校長的姓名。1澳門統計司於1985年首次公佈1983/84學年的“教育調查＂。1987年教育文化政務司辦公室出版的研究報告《澳門教育──對教育制度之探索》，2是首份官方對澳門教育的調查研究。1988年8月教育司出版《澳門學校的特徵》，3該書序言直截表示“只有清楚掌握這個問題的範圍，才能開始作出任何實際的計劃＂。（一）政府的教育調查澳葡政府於1986年委託里斯本大學科學院教育系教授龔水桑・阿爾芙斯・斌多（M.ConceiçãoAlvesPinto）調查澳門的教育，為制訂教育方針提供參考，而在這以前政府從沒有相關的研究。斌多訪澳一個月，發現澳門在1986年6月以前的文獻中從未出現“教育制度＂，學校之間缺乏聯繫，教育大綱千差萬別。該報告從澳門的歷史、地理、人口和語言入手，再分析澳門學校的體制、學校、教師、師資培養以及葡語教學等的各種情況。20世紀80代澳門的學校分官立學校、官制私立學校和非官制學校三類，根據1988年出版的《澳門學校的特徵》所提供的數據，當時有官立學校9間，官制私立學校3間，私立學校67間。然而，數字表示的卻是校舍單位數量。如“官立學校綜合體＂包含了三間學校（高詩華預備中學／殷皇子中學／高美士中葡中學暨預備班），非官制學校的“利瑪竇中學＂共有三個單位，一所中學，兩所小學。“聖羅撒學校（葡文部）＂屬官制私立學校，設幼稚園和小學；但“聖羅撒學校（中、英文部）＂和“聖羅撒學校（英文部）＂卻屬於私立學校，前者設幼稚園、小學和中學，但後者只有中學。因此，學校的情況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從該書所見各類學校和學生數字，最突出的情況就是官立（並官制私立）和私立（非官立）學校數量的懸殊。4私立學校主要由教會（天主教和基督教）和民間社團辦理。從數據可見，當時在澳門承擔基礎教育責任的不是政府，而是教會和民間的社團。這種情況延至90年代沒大改變。5澳葡政府之後數年陸續出版好幾本《澳門學校的特徵》，包括1994年出版的該書的第二版，同樣提供學校校舍、位置和學生數目（1988/89至1992/93的數據）等資料，但增加了學校的歷1 郭婉雯︰《施綺蓮情難捨教青司工作》，《澳門日報》（澳門）1997年2月14日；小麥子︰《訪澳門葡文學校行政委員會主席施綺蓮女士》，《終身學習》（澳門）2013年第24期，第2－8頁。2 龔水桑‧阿爾芙斯‧斌多（M.ConceiçãoAlvesPinto），《澳門教育──對教育制度之探索》（EnsinoemMacau:UmaAbordagemSistémicadaRealidadeEducativa），王明譯，澳門︰教育文化政務司辦公室，1987年。3 教育司︰《澳門學校的特徵》（EstabelecimentosdeEnsinodeMacau:SuaCaracterização），澳門︰教育司，1988年。4 根據該書各校的資料來計算，1982/83學年有52,133名學生，小幼官立學校計1,893名，中小幼官制私立學校計960名，非官立學校計49,280名；1983/84學年有54,397名學生，小幼官立學校計1,717名，中小幼官制私立學校計897名，非官立學校計51,783名。數據顯示95%的學生就讀於非官立學校。51992年3月公佈的數字，1991/92學年澳門學生總數79,355人，74,180（93%）名入讀私立學校，其餘的5,175名入讀官立學校。澳門各類學校總數179所，其中官校18所、私校161所。官校中，11所是中文學校（7所幼稚園、6所小學、1所中學），4所是葡文學校（1所幼稚園、2所小學、1所中學）。161所私校中，137所中文學校（56所幼稚園、57所小學、24所中學），16所是英文學校（3所幼稚園、6所小學、7所中學），8所是葡文學校（2所幼稚園、4所小學、2所中學）。見《本澳各級學生七萬九千名，比上年度增四千一百多人》，《澳門日報》（澳門）1992年3月4日。

1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史。1994年以“課程＂為主題，1996年又以“校規＂為主題出版該書，1997年再以“校舍＂為主題出版該書。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因應學額短缺，澳葡政府在回歸前先後分三期批地建校，截至1998年至少增加了27間校舍。1（二）教育改革技術委員會的成立澳門社會開始廣泛討論和研究教育的問題，1987年中葡兩國簽署《中葡聯合聲明》是關鍵。《中葡聯合聲明》第二款第五項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有關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並依法保護在澳門的文物＂，另《聯合聲明》附件一第七項有具體說明︰“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有關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諸如教學語言（包括葡語）的政策和學術資格與承認學位級別的制度。＂而澳葡政府當時也得承認“在剩下的短暫時間內，無所事事或敷衍了事，都將被視為違背了澳門居民以及中葡兩國的利益和需要＂2。1989年2月澳葡政府成立“教育改革技術委員會＂（第16/GM/89批示），由時任教育司正、副司長盧倬智（JorgeLoureiro）和施綺蓮分任正、副主席，時任澳門敎育司敎育活動暨計劃室主任羅成達（AlexandreRosa）負責委員會的統籌，另有5名委員，分別為高美士（JoséAntónioGomes）、張子明、黃就順、黎義明和蔡梓瑜，其中有政府官員，也有私校教師。委員會的責任是草擬“澳門教育制度綱要法＂。在一篇檢討澳門教育的文章中，羅成達指出過渡期教改工作就是要“設立一個適合澳門之敎育制度＂，而該制度應“不妨礙現有之動力及敎育自由＂。文中指出的措施包括︰（1）組織教育制度；（2）設立教育制度之課程；（3）建立評審機構；（4）改善教師培訓；（5）增加學校數目；（6）採取學校社會工作。第（1）項關乎學科的教學語言，第（2）項關乎獲政府承認的課程，第（3）項關乎取得各教育程度文憑的條件，第（4）項關乎教師的素質，第（5）項關乎班級人數，第（6）項關乎社會中的弱勢社群。3此外，這篇文章亦曾以英文在1990年3月26至30日由教科文組織在墨西哥召開的“教育發展規劃和管理國際大會會議＂上報告。420世紀80年代澳門社會所討論的教育問題是甚麼？從1991年3月出版的《澳門教育改革》的編排可見端倪。這本文集原就是東亞大學澳門研究中心1989年10月7－8日和14－15日主辦的一次研討會的成果。來自教育界的專家、學者和各界人士共150多人出席，26次小組會議，19篇文章，通過宣讀論文、小組討論和大會辯論等形式，集中討論了澳門的教育制度、學校管理、免費教育、教師效能等問題。5該文集的內容，大致也是把論文和討論這兩部分各自按教育制度、學校管理、普及教育和教師效能來編輯。研討會由當時澳門的護督范禮保（FranciscoLuísMurteiraNabo）主禮，大會主席是東亞大學的校長薛壽生，主辦單位是東亞大學的澳門研究中心，協辦的包括澳門教育改革技術委員會、澳門中華教育會和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由官方、民間和學術機構三結合的陣容，為澳門過渡時期教育改革的研討展開了序幕。這本文集另收錄三篇上述“教育1 《近六年建27間校舍，多所校舍年內落成》，《華僑報》（澳門）1998年9月28日。首批16間校舍於1996年底先後全部落成，第二批10間於1998年11月全部落成，第三批10間於2001年全部落成。2 羅成達（AlexandreRosa）︰《澳門過渡期的教育現狀與前景》，黃漢強編︰《澳門教育改革》，澳門︰東亞大學澳門研究中心，1991年，第37－47頁。3 羅成達（AlexandreRosa）︰《檢討澳門教育》，《行政》（澳門）1988年第1期，第107－111頁。4InternationalCongressonPlanningandManagementofEducationDevelopment,Mexico,26-30March1990.5 黃漢強編︰《澳門教育改革》“前言”，澳門︰東亞大學澳門研究中心，1991年，第1頁。

11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改革技術委員會＂的文件（中文及葡文本），分別是《澳門教育體系的組織》、《評核》和《關於澳門教育制度綱要法的反省》。（三）回歸前後的課程改革活動和各種調研和出版教育暨青年局（以下簡稱“教青局＂）於1994年9月開始籌組課程改革活動，統籌編制幼兒教育、小學教育預備班、小學、初中和高中各學科領域的課程大綱和教學／學習組織計劃，並於1995/96學年逐步在公立學校試行。該局其後邀請北京師範大學、澳門大學和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對澳門課程文件及實施的情況進行研究，《2000年澳門課程改革研討會論文集》就是當時的成果。1文集共收錄9篇文章，作者大部分都是當時教育學院的教授，論文包括課程設計的討論、官立小學課程的檢討、資訊與通訊科技課程的設計與實施、中澳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學比較、課程改革中的數學科簡報、中小學數學教學的問題、內地與澳門初中語文課標的比較、中學中文試行課程大綱的研究，以及對普通話和中文教學大綱的研究等。澳門主權回歸後，政府每年的《施政報告》都着墨於教育工作。隨着澳門教育改革推進，主管非高等教育的教青局，委託各地大專院校進行各種與教育相關的研究。根據該局網站所見的項目標題、摘要和簡報，以“教育調查＂為例，1999－2018年就有42項，除了各年度定期的離校生狀況調查、高中畢業生升學調查外，也有教師延續培訓、持續進修之類的報告。“其他研究文獻＂部分，2002－2018年間共13項，當中有關於學生輔導、學校自評、閱讀等主題的報告；“教育研究＂部分的專題十分豐富，2003－2018年間共31項，承擔工作的有個別研究人員，但主要是香港和澳門的高校和學術機構，專題有關於教育發展的，如非高等教育發展；有關於教育評鑑的，如基礎教育學科能力檢定、學校綜合評鑑、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有關於課程的，如中小學體育課程、小學品德與公民教育性教育、小學自然科學、視覺藝術教育、特殊教育；有關於閱讀的，如中文閱讀計劃、中小學閱讀；有關於專業發展的，如教學人員專業發展、校長專業發展規劃；還有其他如補習班和督課、小班教學、學校空間和環境等。教青局曾於2002年出版《澳門數學課程試驗計劃──協作學校教師專業成長文集》，2該計劃由北京師範大學作學術指導，在澳門四所中學試行落實數學課程的改革。文集的第一部分是數學教學的理論，第二部分是協作學校教師教學研究與心得分享，第三部分是協作學校經點評的教案。該局為配合2002年的施政方針中提到的推廣創思教學，亦曾向各地高等院校邀稿，出版《創思教學的理論與實踐︰論文專集》。3澳門另一個與教育相關的政府部門是“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該部門於1992年成立，但所出版的年刊和教育雜誌以資料為主，反而澳門行政公職局出版的《澳門公共行政雜誌》有不少與教育相關的研究。1988－2018年間，筆者用瀏覽的方式和用“教育＂作關鍵詞檢索，看到至少有40篇與教育相關的論文，討論的範疇包括澳門的高等教育、歷史上的教育家、語言教學等，其中阮邦球就有多篇以回顧和展望為副題的文章，討論澳門的學前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中學職業技術教育，另有一篇比較普通中學和職業技術中學的文章。論文有關於澳門整體的教育和學校的系統，也有關於葡語教育和教學、中文教育、翻譯教學、職業技術教育、公民教育、婦女1 教育暨青年局課程改革工作小組︰《2000年澳門課程改革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01年。2 《澳門數學課程試驗計劃──協作學校教師專業成長文集》，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02年。3 《創思教學的理論與實踐︰論文專集》，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02年。

1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教育等，也有關於過渡期的澳門教育和非高等教育發展的計劃等。該刊1993年12月的第6卷第4期（總第22期）更是教育的專號。按彭理樂（JoséAntónioBarreiros）在《創刊詞》所述，該雜誌的目標是要將在澳門公共行政內進行的工作公開，所以第1期也就有當年敎育司敎育活動暨計劃室主任羅成達《檢討澳門敎育》這篇文章，往後官方人員發表的文章，包括張子明的《澳門教育的特徵──自由和多樣化》（1993年總第22期）、蘇朝暉和潘詠賢的《澳門教育改革》（2000年總第47期）、楊子秋的《探析澳門特區非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2006年總第72期）、郭曉明的《傳承與創新──澳門第三屆特區政府教育政策的總結與展望》（2015年總第107期）等。三、學術研究機構中國內地的學術機構很早期已關注澳門的研究，廣州的中山大學曾於1987年7月召開“澳門社會科學學術交流會＂，主辦的單位包括澳門社會科學學術訪問團、中山大學港澳研究所、廣東省社科院港澳研究中心、華南師範大學學術交流中心和曁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各單位在會上曾介紹對澳門研究的基本情况，會上也歸納了當年在社會、歷史、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一些研究。1就筆者所見，中國內地較早期的教育研究專著，有吳福光編著的《港澳教育評析》，2該書第九章是“澳門教育＂，共有兩節，但第一節的材料和數據主要引用《澳門教育改革》中羅成達《澳門過渡期的教育現狀與前景》一文的材料，3而第二節主要的參考資料也限於《澳門教育改革》的一些論文，該書的附錄四是《澳門教育︰概況、政策及措施》（刪節本），所列參考文獻見該附錄來自澳門教育司教育活動研究暨計劃室（1989年2月）。另一本是《澳門教育、歷史與文化論文集》，4由澳門大學、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出版中心、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學術研究》雜誌社等六個單位聯合編輯，澳門大學和澳門基金會贊助出版經費。該書原為1995年11月9日“澳門教育、文化的現狀與前瞻＂研討會的論文結集，共收29篇文章，其中7篇與教育相關的文章，主要討論免費教育、人才培養、澳門教育的過去和澳門教育的未來等。5以下各小節再分述澳門的一些學術機構的研究。（一）澳門大學的澳門研究中心東亞大學（即後來的澳門大學）澳門研究所於1987年6月由時任校長林達光創辦，1991年易名澳門研究中心。澳門研究中心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澳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敎育、藝術、歷史等方面的發展，而“澳門敎育現狀與未來＂是該中心的專題研究範圍。6前文已提及由該中心於1989年主辦的教育改革研討會。1991年剛好是東亞大學建校十周年，該中心於同年4月27－28日召開“澳門公民教育研討會＂，研討會的內容共四項，包括公民教育的定義和內涵、澳1 余積慧︰《穗澳兩地首次交流探討澳門學術》，《華僑報》（澳門）1987年8月2日。2 吳福光編著︰《港澳教育評析》，廣州︰中山大學，1992年。3 羅成達︰《澳門過渡期的教育現狀與前景》，黃漢強編︰《澳門教育改革》，澳門︰東亞大學澳門研究中心，1991年。4 盧德祺︰《澳門教育、歷史與文化論文集》，廣州︰學術研究雜誌社，1996年。5 例如周禮杲︰《從澳門大學看澳門的高等人才培養》、劉羨冰《澳門免費教育的回顧與前瞻》、楊允中《澳門人才開發的迫切需求與大學教育的加速發展》、高桂彪和梁英《澳門教育的特點和啟迪》、李盛兵《澳門未來教育問題探析》、馬林《對澳門免費教育立法的比較分析》和鄧國光《澳門教育四百年展示的文化風韻》。6 《東大研究所介紹》，《華僑報》（澳門）1987年9月25日。

13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門公民教育的現狀和推廣公民教育的迫切性、澳門公民教育的目標和特點，以及澳門公民教育的內容和方法。1會議得到澳門中華教育會、天主教學校聯會、教育工作者協會、教師聯誼會和成人教育協會的參與，極具代表性，同樣是當時澳門教育界廣泛參與的研討會議。論文集《澳門公民教育研討會文集》於1992年由該中心出版。澳門研究中心與澳門基金會合作編輯出版的《澳門研究》原為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的學報，1988年6月創刊，曾出版一期，1993年9月復刊，截至2018年第3期總共出91期，合共出版逾1,900篇文章，與教育相關的文章110篇︰1999年以前出版13期，約22篇；2000－2009年間出版43期，約65篇；2010至2018年第3期出版35期，約23篇。2中段的數量儘管有所遞增，但該刊原為綜合性刊物，教育研究論文數量的比例也就有限了。從題目來判斷，這批研究論文包含教育史、學科教學、教育調查、成人教育、考試制度、高等教育、教會教育、課程改革、家庭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二）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和研究中心1981年澳門東亞大學（即後來的澳門大學）的成立是澳門當代高等教育發展的新里程。東亞大學原是香港商人在澳門辦理的一所私立大學，時任澳督高斯達（VascoAlmeidaCosta）於1984年為該大學制訂新任務，表明其對澳門的教育及培訓的政策，籌備教師培訓課程及其他對發展澳門的課程可給予優先考慮，並委任一位葡人副校長及開設葡語研究中心。3李天慶憶述接任東亞大學校長後的一項工作就是成立“教育學院＂，4為澳門的中小學校和幼稚園培養教師。教育學院源自1987年開設的兩項教師培訓課程，學院於1989年成立，1992年正式納入大學的本科體系。時任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務政務司黎祖智（JorgeRangel）在1992年11月舉行的學術會議上，明確表示教育學院的任務，除負責師資培訓以提高澳門教育水平外，更要從事教育研究工作，調查澳門的教育實況，協助教育委員會的工作並向教育委員會多作建議。5關於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研究，從澳門大學1994－1996學年所見的資料，6研究委員會資助該院教授的項目只有3項。在澳門大學1995－1999年的工作報告中，也只見零星由大學資助的研究項目和參與國際會議的活動。從1999－2004的澳門大學研究目錄所見，出版數量明顯增加，除專書和專書篇章外，該院發表的論文中，11項刊於受審評期刊，35項刊於學術期刊。7從2005－2008的澳門大學研究目錄所見，8該院在研究方面有更多的產出（表1）。1 黃漢強︰《澳門公民教育研討會的總結》，黃漢強編︰《澳門公民教育︰研討會文集》，澳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1992年，第16頁。2 《〈澳門研究〉三十年創刊號至第90期總目錄（1988－2018）》，《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3期，第172頁。3 《澳大成為本地區公營大學，組織架構未來兩周內設立》，《澳門日報》（澳門）1992年2月9日。4 李天慶︰《從東亞大學到澳門大學》，《澳門大學三十年︰歷任校長手記》，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第97頁。5 《澳大教育學院學術會議》，《澳門日報》（澳門）1992年12月10日。6ResearchProjectsandConferenceParticipationSupportedbyUniversityResearchCommittee,1994-1996AcademicYears,Macau:ResearchCommittee,UniversityofMacau,1996.7ResearchDirectory1999-2004,Macau:PublicationsCenter,UniversityofMacau,2005.8ResearchDirectory2005-2008,Macau:FacultyofScienceandTechnology,UniversityofMacau,2008.CD.

1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表1　2005－2008年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各類研究2005200620072008小計期刊論文223119880書籍（章）61119440書籍（章）合作10326研討會論文132314858研討會報告21405411126當然，上述數據所顯示的只是該院同仁在教研方面的成果，研究的範圍也不只限於教育。1992/93學年，教育學院當時只有1位教授、5位助理教授和17名講師，研究力量有限。然而，大學作為學術機構對於推動教育研究是至為重要的。前文所述的《澳門教育改革》就是最好的例子，而研討會後結集出版的論文就是後續研究的基礎。教育學院累計主辦和合辦過不少研討會議。1992年2月29日至3月1日，澳門教育文化藝術協會和澳大的教育學院曾合辦教育研討會，主要針對澳門基礎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作探討，共有三個專題演講，分別為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副司長馬立的《中小學課程的改革問題》，廣西教育學會會長余明炎的《中學教育質量的問題》，以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彭敬慈的《邁向專業發展》。古鼎儀在20世紀90年代曾任教於澳門大學的教育學院，曾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古鼎儀長期從事澳門教育的研究，1997年1月4日在香港珠海書院主辦的“過渡期的澳門現狀＂學術座談會上，就曾發表《後過渡期的澳門教育》，該文的重點是︰（1）評估殖民時期教育偏差；（2）銜接中國教育制度；（3）教育革新為特區社會作準備。1古鼎儀編著了不少與澳門教育相關的書刊，其中與馬慶堂合編的《澳門教育──抉擇與自由》，2是繼《澳門教育改革》以後另一本關於澳門教育研究累積下來的成果，撰稿者是當時教育學院的導師和澳門專業的教育工作者（校長、資深教師和行政人員），內容包括了教育政策、教師教育、特殊教育、教育研究，以及教育展望，該書有六個附錄，當中包括“澳門教育基本資料＂、“近年澳門教育（補充）資料＂、“澳門人口資料＂、“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幼兒／學校教育1993/94年度畢業論文題目＂、“澳門大學教育學院課程＂等，在今天看來已是重要的文獻資料。他與貝磊（MarkBray）合編的中英文版《香港與澳門的教育與社會︰從比較角度看延續與變化》，3是以澳門和香港作為比較研究的個案，用歷史和比較分析的角度研究兩地從殖民時期、過渡期、後過渡期和回歸中國後教育發展的狀況，另中英再版（2004、2005）不單原篇章的內容有所更新，並增加兩個篇章。他與蔡昌主編的《澳門教育與社會發展》，是港澳兩地大專學生和準教師參與“澳門教育交流及研究計劃＂的成果，首兩章分別是蔡昌、古鼎儀的《九零年代初期澳門官私立小學的特色》和古鼎儀的《廿一世紀澳門教育發展的方向》，其餘是學生的專題研究，主要是澳門的小學教育、中學教育、教師教育和教育政策。41 古鼎儀︰《後過渡期的澳門教育》，《亞洲研究》（香港）1997年總第22卷，第217－234頁。2 古鼎儀、馬慶堂編︰《澳門教育──抉擇與自由》，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3 古鼎儀（RamseyKoo）、貝磊（MarkBray）編︰《香港與澳門的教育與社會︰從比較角度看延續與變化》（EducationandSocietyinHongKongandMacau:ComparativePerspectivesonContinuityandChange），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台北︰師大書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2002、2004、2005、2006年。4 古鼎儀、蔡昌主編︰《澳門教育與社會發展》，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系，2001年。

15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教育研究中心早期曾出版“澳門大學學術研討會論文系列＂，除系列一是以澳門人口和人口政策為題外，往後的都是以教育為題。教育學院是於1996年與教育暨青年司（以下簡稱“教青司＂）開始合作主辦學術研討會，當時的會議都是根據教師培訓和教育發展的需要，由雙方磋商議題後再聯合邀請專家參與的。1教育學院與教青司（回歸後改為“教青局＂）舉辦的會議列述如下︰ w系列二“教育支援︰學校，家庭與社會＂（1996.3.22），文集於1997年出版，2論文主要以學生行為、輔導和家校合作等為題。 w系列三“優質教育︰傳統與創新國際教育研討會＂（1997.4.25-26），文集於1999年出版，論文分當代優質教育的發展、優質教育的課程與實施、特殊教育的優質化等四個部分。 w系列四“跨世紀學科教育──中國語文、歷史與地理教學研討會＂（1999.5.21-22），文集於2000年出版，論文分為中國語文、歷史和地理三個部分。 w系列五“澳門教育如何邁進新紀元教育研討會＂（2000.5.20-21），文集於2001年4月出版，論文的範圍包括澳門的教育方向、教育改革、課程發展、學校行政、語文教育、公民教育和資訊教育等。 w系列六“多元化教育的探討教育研討會＂（2001.5.19-20），文集於2002年1月出版，論文分課程及內容設計、教育政策及行政、教師培訓和教育制度四大部分。 w系列七“21世紀教師的專業成長教育研討會＂，論文集於2002年5月出版，第一部分為學術論文，包括師資培訓、教師專業素質、教師專業知識、教師專業的行政管理；第二部分為教師教學實驗和方法的經驗分享。 w系列八“教與學的改革和創新教育研討會＂（2003.11.29-30），文集同時出版。 w系列九“兩岸四地教育改的實踐與反思學術研討會＂（2005.5.28-29），文集於2006年6月出版，除專題演講外，分設教育改革的成效與過失、教育改革的展望與趨勢、課程與教學、教師專業成長、校內評核與校外評核、教育全球化與資訊化、教育制度與學校組織、教育素質、不同地區教育改革的比較，以及其他相關課程等十個專題。教育學院於2006開始推出“華人社會的教育發展學術研討會＂的系列，先後以不同的主題舉辦相關的研討會，包括“華人社會的教育發展＂（2006.4.29-30）、“教師教育＂（2007.3.30-4.1）、“課程與教學改進＂（2008.11.22-24）、“教師說故事，說教師的故事＂（2009.10.23-25）和“教育對話＂（2011.11.11-13）。這些會議的文集大都在會議的翌年由該中心出版。近年教育學院另舉辦過第1屆（2006）和第8屆（2014）“兩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論壇＂和“2017年大中華地區小班化教學研討會＂。前者截至2018年已辦12屆，由中國內地、澳門和台灣地區六個單位輪流主辦，後者同樣是系列研討會，在澳門召開的是第6屆，時任教青局局長梁勵在主題演講中闡述了澳門自回歸以來推動小班教學的政策和措施並展望未來的發展。（三）研究生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澳門本地各所大學與教育相關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每年有不少學位論文獲得通過。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從1996/97學年開始辦理碩士課程（分別是教育行政和教育心理專業），並先後增加1 《教青司與澳大簽合作協議，進一步加強教師培訓工作》，《澳門日報》（澳門）1998年7月5日。2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編輯︰《為澳門青少年健康綜合成長創造良好環境》，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澳門教育暨青年司，1996年。

1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不同專業。該校圖書館目錄見1998－2018年間共有656篇碩士論文，大致分屬課程（204篇）、幼兒教育（59篇）、教育心理（109篇）、體育教學（121篇）、學校輔導（53篇）和教育行政（110篇）等專業。至於教育學的博士論文，截至2018年底共23篇。除澳門大學以外，澳門城市大學於2014年成立教育學院，招收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該校圖書館目錄顯示該院2016－2018年間碩士和博士論文共103篇，2016年為31篇和5篇，2017年為27篇和2篇，2018年為25篇和13篇。另澳門聖若瑟大學亦提供教育類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該校前身為1997年成立的澳門高等校際學院，2002/03學年即已開設教育學博士學位課程，2009年12更名聖若瑟大學。截至2018年底，該校圖書館學位論文類見298筆記錄，約75篇與教育研究相關，另該校網站23篇博士論文，約9篇屬教育的研究。1近年在本地修讀教育學博士學位課程和在外地修讀教育範疇博士學位課程的人數正不斷增加（表2）。表2　2002－2018年教育學博士課程註冊及畢業人數（附本地生外地升學人數）2 人數學年註冊畢業人數學年註冊畢業本地生外地升學本地外地本地外地本地外地本地外地2002/03202010/111671/2003/04302011/12121110172004/05502012/13171320172005/061202013/14312412152006/071002014/15354151252007/081422015/16436227302008/0915202016/17507124312009/1013512017/184676///《澳門研究》於2004年曾刊登一篇的文章，內容為統計國內大學澳門研究博士論文數量，共35篇，但當中與教育相關的只有李向玉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中山大學，2000）和田野的《多元文化與幼稚教育︰澳門幼兒課程發展模式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02）。3在澳門境外地區的碩、博士論文，筆者利用“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的主題檢索，先用“澳門＂再用“教育＂作二度檢索，2002－2018年間共得82筆，當中華南師範大學的論文就佔46篇，2002、2003和2005年的論文都在10篇以上。“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的主題檢索，用相同方式，2003－2018年間共20筆，當中8篇屬華東師範大學的論文，數量1－4篇不等。利用“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檢索，用論文摘要中有“澳門＂二字檢索“教育學門＂類論文，截至2017年，合共有32筆，再檢視論文題目確認與澳門教育相關的論文，合共17篇，當中1篇為博士論文。單篇學術論文方面，筆者檢索“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的核心期刊，不設年限，先用“澳門＂作關鍵詞檢索論文摘要，再用“教育＂二度檢索，結果發現1992－2018年間只得296筆資1https://www.usj.edu.mo/en/research/doctoral-theses/.2 數據整理自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各年度的“高教統計數據彙編”、“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年刊”、“澳門高等教育資料”等刊物。見該辦公室網址https://www.gaes.gov.mo/mhedb/。3 杜繼東整理︰《國內大學澳門研究博士論文標題一覽》，《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總第25期，第355－357頁。

17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料，用相同方式檢索論文主題，也只得271筆資料。這個數量明顯偏低（表3）︰表3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有關教育的核心期刊論文（1992－2018）檢索詞1992-19992000-20092010-20142015-2018小計摘要（澳門+教育）49879261296主題（澳門+教育）68936641271筆者另檢索ERIC（EducationalResourceInformationCenter）和EducationResearchComplete這兩個常用的教育研究數據庫，結果發現以外文發表的學術期刊論文，在2009年以後的數量明顯增多，儘管總數量仍低（表4）︰表4　Eric和EducationResearchComplete有關教育的期刊論文（1990－2018）數據庫1990-19992000-20092010-20142015-2018小計ERIC611361298358EducationalResearchComplete401913161012579*各欄均有兩個數字，是分別用“education+macau＂和“education+macao＂檢索文章“摘要＂的數字，不屬論文者已剔除。四、教育社團的研究力量與教育相關的團體都積極參與和討論20世紀80年代的教育改革，並與澳葡政府掌管教育的官員積極斡旋。例如1991年8月16日公佈《澳門教育制度》（第11/91/M號法律）以前，澳門的五大教育團體（澳門中華教育會、天主教學校聯會、教育工作者協會、教師聯誼會和教育學會）和東亞大學教育學院的代表先後舉行五次聯席會議，討論“教育制度綱要法建議案＂中備受關注的條文，最終達至較為統一的意見，並提交與時任立法會社會、衛生、教育及文化事務委員會主席何思謙。1其時討論的問題包括幼兒教育、學制多元化、敎師獨一制度、強制性第二種語言、教育資助等，當中，澳門中華教育會歷史悠久，態度積極，擔當着重要的角色。在推動教育研究方面，該會參與舉辦“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教育學術研討會＂是重要的一環。會議原初由香港教師會、台灣教師會和上海教育會於1992共同召開，截至2016年已舉辦了18屆。澳門中華教育會多年來聯同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和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組成研討會籌委會（澳門地區），積極推動此項學術活動，具體的工作包括徵集論文、組織專家進行論文評選、組成參會代表團、承辦以澳門為主辦地的會議等。1997年第4屆、2002年第8屆（主題︰21世紀的教育改革與發展）和2012年第16屆（主題︰品德教育的挑戰、對策和發展）的會議就是在澳門召開。此外，該會的教育科學研究組曾於2009年曾發表《回歸後澳門中學生政治次文化的延續與變化》，2探討澳門的公民教育；2013－2014年又與華東師範大學的教育科學學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共同完成一項“澳門留級制度研1 《教育團體完成綜合意見書》，《澳門日報》（澳門）1991年5月28日；《孔志剛劉羨冰談〈教綱法〉》，《澳門日報》（澳門）1991年6月2、3日。2 余振等編︰《雙城記III──港澳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回顧與前瞻》，澳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2009年，第453－477頁。

1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究項目報告＂。澳門中華教育會於2011年開始編輯出版第一輯“澳門教育叢書＂，2012年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合作，由該會負責組織、策劃、評審工作。叢書的徵稿對象是“本澳在職或曾任職之非高等教育工作者＂，大致分澳門教育文選和教師的專著兩類。陸續出版的論文集包括第1輯《語文教學與品德教育》（2011）、第2輯《數學教育》（2012）、第3輯《班主任工作心得》（2013）、第4輯《科學文選》（2014）等。教師的專著則包括《北楓曉雨》（鄧海棠，2011）、《學海羈旅偶得》（許建忠，2011）、《學海浪花︰數學教育閑思集》（鄭志民，2012）、《南嶺知春︰數學教學及教育探研集》（鄧海棠，2013）、《中學數學教學研究》（李祥立，2014）、《語壇探新錄︰鄧景濱教授筆耕五十秋紀念文集》（鄧景濱，2015）、《學海心影錄》（孫鵬飛，2015）、《高等幾何簡論》（李祥立，2015）、《潤物細無聲︰數學教育探研集》（鄭志民，2015）、《滄浪之聲︰陳家良教育文章選集》（2015）、《留級問題研究論集》（陳志峰、鄭英傑編，2015）、《薪火相傳育英才︰數學教育研思集》（鄧海棠、鄭志民，2017）。此外，還有《路漫脩遠上下求索︰澳門教育論文集》（陳志峰編，2013），是澳門中華教育會教育科學研究組對教育範疇的研究成果，包括澳門多元化教育的剖析與探索、教師的專業形象、公民教育、基礎教育的留級問題、十五年的免費教育、學生厭學問題、品德教育、誠信教育、鄉土教育、閱讀素養、教學人員的校本評核制度、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學生的數學學習等，以及《澳門回歸十年非高等教育範疇大事記，1999.12-2009.12》（陳志峰編，2011）等。這些工作都有利於研究的推動和成果的總結。劉羨冰曾於1994－1998年任澳門中華教育會的理事長，長期從事澳門教育研究的推動，是教育社團研究力量的表率。從1960年代開始參加教育團體的工作，她是前線的教師，也是教育團體的骨幹，“劉羨冰系列＂至少已出版八種。《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是她的第一本論文集，收錄作者兼讀碩士學位時期的文章，包括原來的學位論文、修業時的論文，以及1988－1994年間在刊物和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澳門教育史》包括了澳門教育四百年史略，分章介紹澳門的高等教育、中等及初等教育、專科教育、婦女教育、多元化教育、教師隊伍與教育團體，2002年的新版並增加《澳門高等教育回歸前後的二十年》和《〈基本法〉決定全民教育的新路向》二文，該書於2009年由楊秀玲和李麗青英譯出版。《從教議教》（2005）是“劉羨冰系列＂的第二種，當中收錄不少作者在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五、澳門教育史的研究關於澳門教育史的研究，劉羨冰在這方面的研究至今無出其右。鄭潤培《澳門教育史研究述略》一文，1曾把澳門教育史的研究成果大致分為兩類，一屬教育通史，一屬專題研究。第一類多屬於澳門史著作並闢有澳門教育發展歷程的專章或專節，該文列出至少20種，其中劉羨冰的《澳門教育史》、《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2002）、《從教議教》（2005）等，都是份量十足的著述，另外就是馮增俊主編的《澳門教育概論》（1999）和林發欽的《澳門教育省思》（2007）。第二類為澳門教育的專題研究，首先是李向玉的專著《澳門聖保祿學1 鄭潤培︰《澳門教育史研究述略》，張偉保、鄭振偉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19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院研究》（2001）和關於聖保祿學院的論文，這些論文大都見於澳門文化司署／文化局出版的《文化雜誌》。其次是教會在澳門辦學活動的研究，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這些文章多刊於《澳門研究》，夏泉就至少有4篇相關的研究。第三是教育人物的研究，以望廈趙氏和陳子褒的研究為主。第四是關於學科教育的研究，包括音樂、歷史、地理、數學、社會、公民、體育等學科，以及與課程、制度和教改的研究。第五是其他層面的研究，諸如學前教育、中小學校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回歸教育等。鄭文只限於中文類的著述，在葡文方面的研究，第一類著述可補上文德泉神父（PadreManuelTeixeira）的《澳門教育》（AEducaçãoemMacau，1982）、歐禮諾（AurelianoBarata）的《1572至1979年間的澳門教育──貢獻自己的歷史》（OEnsinoemMacau:1572-1979,ContributosparaasuaHistória，1999）、安文哲（AntónioAresta）的《葡萄牙遠東教育︰教育史研究》（AEducaçaoPortuguesanoExtremoOriente,EstudosdeHistóriadaEducação，1999），以及潘日明神父（BenjamimVideiraPires）的《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OsExtremosConciliam-se，1988；中譯本，1992）（第19章為“現代教育發展＂）。第二類可補上歐若堅（JoaquimMoraisAlves）的《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及澳門商業學校》（ParaaHistóriadoEnsinoPortuguêsemMacau，2003）和白奕衡（JoãoF.O.Botas）的《澳門利宵中學1893－1999》（LiceudeMacau1893-1999，2007）。鄭潤培的文章是2009年發表的，上述的第一類著述，新作有何偉傑的《澳門︰賭城以外的文化內涵》（2011），該書第九章就是晚清到現代的澳門教育。劉羨冰的《從教議教之二︰教書育人再思考》（2012），其中第三部分收錄論文和建言共十二篇。湯開健的《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2016），該書下冊第六章就是澳門的西方教育。至於第二類的專題研究，可補上陳志峰的《早期澳門培正發展軌轍》（2009），以及黃綺妮和陳志峰合著的ReformingEducationinContemporaryMacao:IssuesandChallenges（2014）。另有張雪蓮的《澳門教育制度與受教育權保護》（2015），該書底本應是作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博士論文。此外，還可以舉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在澳門教育史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當中包括鄭振偉編《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2009）、張偉保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一輯）》（2009）、鄭振偉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二輯）》（2012）、楊兆貴、孔德立編著《輝煌的歷程︰澳門菜農子弟學校材料匯編》、鄭振偉《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研究》（2016）、老志鈞《澳門教育──人物、學校、課程與語文教學》（2016）、張偉保《振葉尋根︰澳門教育史、歷史教育與研究》（2016）、鄭潤培編《杜嵐校長與澳門教育》（2018）等。結語本文大致回顧了澳門過去卅多年教育研究的一些情況，最後一節補充了澳門教育史的一些研究成果。澳葡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對本地的教育開始有所作為，而教育改革勢必需要相關的教育數據和研究作支撐，在學術機構、政府和社團三方力量的支持下，澳門舉辦過不少與教改和課程相關的研討會議並將論文結集出版。1本地和境外高校的研究力量除體現在發表學術論文外，也1 黎祖智於1992年5月12－16日年訪京，曾與國家教委簽訂了一份包括九項內容的合作備忘，其中一項為“內地協助澳門教育改革，包括課程、教材的改革，以舉行研討會等形式予以幫助”。見《國家教委與澳簽九項備忘錄》，《澳門日報》（澳門）1992年5月19日。

2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催生了不少教育學的學位論文。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包括委託澳門和境外學術單位的調研以及對學術研討會議的資助，尤其有利於引進各地的研究和經驗。如果圍繞回歸這個議題，大概就會注意到不少以過渡期和回歸後的發展為題的各類文章。1999年11月澳門教育界慶祝澳門回歸國活動委員會就曾主辦“澳門回歸祖國後教育發展影響學術研討會＂，除主題演講外，會議上所設的一個專場就是討論回歸後澳門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基礎教育發展路向，經專家挑選出十篇論文在會上宣讀。1澳門基金會於澳門回歸十周年之時曾整理出版澳門在人文科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共12卷，其中的《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教育卷》（2009）將1994－2007年間共37篇論文收錄為一集，2其後續出版的《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2008－2011）》（2013）和《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2012－2014）》（2017）共收錄11篇論文，3囊括不少高校教授和長期關注澳門教育人士的文章。此外，近年某些本地學校也開始鼓勵教師的教研活動，而個人和社團也着意於出版一些教育研究的成果。單文經和林發欽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教育卷》的序言中指出澳門教育的研究偏重在教育史和一般的課程與教學兩大領域，這個觀察完全應合了澳門卅多來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情況。[責任編輯　陳超敏]1 如︰李向玉《試論回歸後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路向》、黃竹君《澳門旅遊高等教育的發展路向》、謝英《對推動教育改革一些問題的思考》、區錦新《建構特區政府與非官立學校的新關係》、李祥立等《對澳門基礎教育政策之探討與寄望》、梁文慧《澳門回歸後成人教育專業化的發展路向》、崔寶峰《澳門特區應構建終身教育體系》、李寶田《邁進21世紀發展澳門學前教育問題的探討》、彭德群《回歸後小學教育發展策略與〈澳門教育制度〉的銜接》和劉羨冰《〈基本法〉決定全民教育的路向》。2 全卷論文分十類︰價值與指標（3篇）、回顧與展望（8篇）、比較與借鑑（3篇）、和諧教育（3篇）、課程議題（4篇）、行政與管理（3篇）、品德與公民教育（3篇）、終身學習與成人教育（2篇）、各科教育（7篇）和教師教育（1篇）。32008－2011︰黃素君《回歸後澳門公民教育發展路向的檢視》、謝安邦、張紅峰《澳門回歸10年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研究》、劉羨冰《澳門15年免費教育的意義與展望》、楊秀玲、梁潔芬《博彩業發展與澳門教育事業》、黃逸恆、單文經《澳門公立中葡學校社會科課程的現狀分析》、代百生《澳門學校音樂教育的困境與改進策略》；2012－2014︰黃素君《澳門持續教育的現狀、發展和挑戰》、宋明娟《澳門非高等教育的現狀及其特點》、陳志峰《澳門高等教育財政制度改革芻議》、向天屏《小學語文科詩歌教材的比較研究》、謝金枝《澳門中學教師之教學關注》、郭忠耀《澳門特殊體育教育現況調查研究》。

21澳門近代教育發展的研究史料分析[摘要]教育史是歷史學門的一支，教育學的四大基礎理論之一，澳門教育史研究興於21世紀初，由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首倡，但在研究華人教育時仍感資料不足。本文引介三種史料：《中國教育年鑑》，國府1949年以前教育類“國家檔案＂（學校及校董會立案檔），及西方新教差會文獻，冀有助後續澳門教育史研究。[關鍵詞]澳門　教育　教育史料　國家檔案一、前言“教育史＂學門的學術位置，從歷史學的角度而言，可視為其子學門之一，或視為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應用史或專題史的一部分；從教育學的角度而言，也視為其子學門之一，或在美國被視為“教育的社會基礎＂（thesocialfoundationsofeducation），或被在英國被視為“教育基礎理論學門＂（foundationdisciplines），1與教育心理學、教育哲學及教育社會學並立，且是四科中產生時間最早者。準此，其學術地位與重要性可見一斑。在1999年回歸中國前，20世紀葡澳政府對於華人子弟的教育事業可謂是“撒手不管＂的，2因此對於過去教育歷史演變與發展的重視程度並不高。有關澳門教育史的研究，主要當從21世紀初開始。在2005年時任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長單文經教授的規劃下，構想將澳門教育史研究列為該院未來研究重點之一，2006年獲得澳大研究委員會經費支助，由該院同仁成立研究小組，展開初期研究工作。2007年初在該校圖書館展出“澳門教育史文獻暨梁披雲、杜嵐、鄺秉仁資料展＂，同月該院舉首屆“兩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論壇＂，之後由七校輪流主辦迄今。同年10月該院正式成立“澳門教育史資料庫五年（2008－2012）計劃研究課題組＂，次年獲列入該校重點研究領域並獲經費補助。鑑於澳門教育史研究可能遇到文獻資料欠缺的困難，因此該課題組六項工作中即有四澳門近代教育發展的研究史料分析周愚文作者簡介︰周愚文，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博士。1 周愚文：《教育史學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第384頁。2 劉羨冰編著：《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澳門：自印，2002年，第42－43頁。‧澳門教育研究三十年‧

2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項與此有關，包括資料蒐集與整理、外文資料的中譯、教育人物的訪談、史料的編輯與出版等。1在此之前，雖有一些澳門通史著作中提及教育，但屬教育史專著甚少，僅有劉羨冰《澳門教育史》與《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及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出版。至於教育史專文部分，主要涉及教會辦學、華人教育人物、學科教育、課程與制度、師資教育及各級各類教育等方面。2之後該校澳門教育史的研究成果陸續發表，如張偉保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一輯）》、鄭振偉編《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鄭振偉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二輯）》、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鄭振偉《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張偉保《振業尋根：澳門教育史、歷史教育與研究》等，另有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兼談耶穌會在東方的教育機構》，數量雖不多，但卻是好的開端。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必要條件，“無史料，無史學＂，前述澳大計劃已將史料蒐集與整理列為重點工作。有關可用史料的探討，張偉保《外文文獻與澳門教育史研究》指出，與澳門教育史有關外文文獻中，屬於史料者，葡文文獻匯編有教育暨青年局的《澳門教育史資料選輯》、A.Barata的OEnsinoemMacau,1572-1979（《澳門教育：1572－1979》）、CartasÂnuasdoColégiodeMacau(1594-1627)（《聖保祿書院年報：1594－1627》）；英文有SelectedWorksofRobertMorrison（《馬禮遜文集》）及TheChineseRepository（《中國叢刊》），兩者雖非以教育為主，但包括教育事業。至於檔案部分，舉出澳門政府歷史檔案、澳門天主教檔案，3前者主要是澳門教育廳1871－1983年的4,189卷及民政廳1734－1982年的29,419卷。此外，外地資料有台灣僑委會關於民國時期澳門中文學校立案資料，南京歷史檔案館、北京歷史檔案館、廣州歷史資料館及香港大學藏英國領事檔案中有關澳門教育史料。4張偉保另為文介紹《馬禮遜教育會年度報告》的史料價值。5雖有以上史料線索，也有學者據以研究，如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即用葡文《聖保錄書院年報》撰成。但對研究者而言，在研究早期華人教育時仍會遇到一定困難，需另闢蹊徑，如鄭振偉編《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則包括當事人專訪、文輯（包括回憶及雜錄、贈言、書信及校務報告）等內容；6鄭振偉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二輯）》，其中收錄16篇論文，主要以學校與教育人物為主，所用資料包括如澳門中華教育會與婦聯等社團出版的刊物（如《澳門新教育》），學校出版的紀念刊物及網頁資料（如培正中學），學校所用語文1 單經文︰《總序》，張偉保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6頁。2 鄭潤培︰《澳門教育史研究略述》，張偉保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3－33頁。3 張偉保︰《序言︰外文文獻與澳門教育史研究》，張偉保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12頁。4 鄭潤培、謝建成：《澳門教育史研究現況與展望》，張偉保主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8、43頁。5 張偉保︰《馬禮遜教育會年度報告的史料價值：以馬禮遜學堂為例》，張偉保：《振業尋根：澳門教育史、歷史教育與研究》，台北：萬卷樓，2016年，第21－46頁。6 鄭振偉編：《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23澳門近代教育發展的研究史料分析教材（如濠江中學）、教育人物文集等。1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則參考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等所編TheChineseRepository（《中國叢刊》）中所錄馬禮遜教育會年度報告，並將中譯本列入附錄。2鄭振偉《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則用1940年代《華僑報》、《大眾報》、《西南日報》、《市民日報》及《世界日報》等五種中文報紙為主。3如此使得資料來源更趨多元，以期補充原有史料的不足。準此，本文擬就所知，列出幾種可供研究澳門19－20世紀前期教育發展的資料，以期有助未來相關研究的進行。二、可用史料分析（一）教育年鑑與年報1.《中國教育年鑑》在共三次出版的《中國教育年鑑》所載的“僑民教育或華僑教育＂項下，載有澳門教育相關資料。如《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十一篇僑民教育第一章記載，35年各地僑校分布如下：葡屬帝汶及澳門45校，立案36校，未立案9校。4第二章第三節又記：中國國民黨第五屆第七次全會陳樹人等提案“推進僑民教育方案＂，其中“……五年內增設模範中學十五校，其配置地點如下：……澳門……＂。5內容雖不多，但提供部分訊息。《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第十二篇華僑教育第三章第八節“港澳及其他地區教育＂第二目“澳門僑教＂記載如下：該地區原有中小學六十三所，計中學二十所，小學四十三所。依據僑務委員會四十五年底資料，經該會立案教育部備案者計中等學校十一所，小學十七所，約高中五十班初中一百五十班，其中自由僑校學生數為中學五五○人，小學三八二五人，教會學校中學二八三九人，小學一七三三人。茲誌其已立案學校如左：（一）中學：澳門中德中學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澳門聖若瑟中學澳門粵華中學澳門仿林中學澳門廣州明德中學澳門望德初級女子中學澳門越海文商學院附屬中學澳門鐵城紀念中學1 鄭振偉編︰《澳門教育史論文集（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2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3 鄭振偉：《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2頁。4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1257頁。5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1262頁。

2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澳門私立興中初級中學澳門難胞義務初級中學（二）小學：澳門望德初級女子中學附屬小學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附屬小學澳門聖若瑟中學附屬小學澳門中德中學附屬小學澳門私立興中初級中學附屬小學澳門陶英小學澳門致用小學澳門崇新小學澳門勵群小學澳門東莞小學澳門吳靈芝小學澳門佩文小學澳門漢文小學澳門廣州明德中學附屬小學澳門難胞義務初級中學附屬小學澳門路環九澳學校。1以上學校資料，只列出總校數與人數及各校名單，但無更具體各校校務資料，殊為可惜，但仍有助瞭解1950年代的學校狀況。2.教育年報除中文外，另根據TheEducationalDirectoryandYearBookofChina1918，在DirectoryofSchools廣東省項下，錄有ColegiodeSantaRozadelaLima、EscolaCentraldoSexoFeminino、EscolaCentraldoSexoMasculino、LyceuNacionaldeMacao、St.Joseph’sSeminary等5校校長及教師姓名、學生人數與年齡、學費、成立時間等訊息。2（二）國府教育類“國家檔案＂目前台灣地區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藏1949年以前原教育部所屬教育類“國家檔案＂中，部分檔案與此時期澳門教育有關，就所知至少有23案，其中屬於學校立案有15案，其他有國共內戰時期學校遷澳等檔案，茲摘述如後下（表1）。1 教育部編：《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台北：正中書局，1957年，第1040－1041頁。2TheEducationalDirectoryandYearBookofChina1918,Shanghai:EdwardEvans&Sons,1973(reprinted),p.66.

25澳門近代教育發展的研究史料分析表1　1949年以前教育類“國家檔案”＂中澳門教育檔案號次案名檔號主要內容1呈報立案（校董會在內）廣東A309000000E/0018/ㄙ貳6/0001民國18-37年澳門在內54所私立中等學校之校董會與學校立案表冊規章，及部核覆意見。2僑校立案A309000000E/0019/僑貳/0001民國18-19年澳門在內之僑校立案表冊，及教育部與僑務委員會有關核覆各校立案意見。3僑校立案小學A309000000E/0021/僑貳3/0001民國28-29年港澳在內海外中小學僑校之立案表冊規章。4僑校立案中學A309000000E/0026/僑貳1/0001民國25-36年澳門在內華僑中學之校董會與學校立案表冊規章。5僑校立案A309000000E/0026/僑貳/0002民國26-30年澳門在內華僑中小學之校董會與學校立案表冊規章。6僑校立案A309000000E/0027/僑貳/0001僑務委員會民國27-29年函送教育部澳門在內華僑中學之校董會與學校立案表冊規章。7僑校立案A309000000E/0028/僑貳/0001民國28年僑務委員會會同教育部辦理澳門中小學立案、增設、變更、管理相關事項。8僑校立案A309000000E/0029/僑貳/0001民國28-29年澳門在內華僑中小學之校董會與學校立案表冊規章。9僑校立案A309000000E/0030/僑貳/0001民國29-31年澳門在內華僑中小學之校董會與學校立案表冊規章，及教育部核覆意見。10小學課程設備A309000000E/0031/302.00/0001澳門孔教會委員會主席呈請高小以上學校增授讀經科，但未獲採納。11僑校立案A309000000E/0031/僑貳/0001民國30-31年教育部核備澳門在內之僑校立案及遷校。12僑校立案A309000000E/0032/僑貳/0001民國31-37年澳門私立勵群小學章程、立案呈報事項表。13僑校立案小學A309000000E/0033/僑貳3/0001教育部民國33-45年核准澳門在內華僑小學之校董會與學校立案、改名、改組及合併。14華僑捐資興學獎狀A309000000E/0033/獎貳參2/0001教育部民國31-37年辦理澳門在內華僑捐資興學。15僑校立案中學A309000000E/0034/僑貳1/0001民國30-38年澳門私立雨芬中學校董會章程，教育部核覆港澳私立中學內遷復校。16視察整頓改進案A309000000E/0038/113/0001澳門私立越海文商學院董事會呈請准予立案，教育部令派參事視察。17國立香港中山教育學院經費案A309000000E/0038/143.24-26/0001民國38年教育部函覆部特設澳門中山教育學院吳院長，開辦費已全部撥付，正洽由港劃撥中。18私立連勝文學院院系科組案A309000000E/0038/145.42-12/0001民國38年教育部函准私立連勝文學院董事會呈請遷澳並在澳門設立分部。19私立連勝文學院視察改進及整頓案A309000000E/0038/145.42-30/0001民國38年教育部指派司長赴澳視察該校分部。20私立越海文商學院章則規程案A309000000E/0038/145.46-01/0001民國38年教育部准予澳門私立越海文商學院董事會立案，並指示將鈐記啟用日期與鈐模報部。21私立南方商業專科學校校舍校產案A309000000E/0038/148.37-34/0001民國38年僑務委員會函知教育部，廣東私立南方商業專科學校呈擬遷設澳門及部函覆意見。22呈報立案（校董會在內）廣東A309000000E/0038/ㄙ貳6/0001核備澳門私立中山教育書院董事會呈送董事會會議紀錄、董事會組織規程與院務委員會組織大綱，及部指示應辦事項。23國立僑民師範學校A309000000E/0038/僑拾肆/0001民國38-39年教育部核派澳門中山僑民師範學校校長，聘任該校校務委員會委員，電請將該校校舍洽辦情形報部，准予補助設備費，電覆校長應呈報事項，核發校長任職證明書；該校呈報各項組織及經費。附註：以上可至“國家檔案資訊網＂（https://aa.archives.gov.tw/searchindex.aspx）檢索。

2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根據表1資料可知，主要涉及以下35所學校校務：私立吳靈芝小學校、私立宏漢小學、私立尚志初級中學、私立知行小學、私立雨芬中學、私立南方商業專科學校、私立致用小學、私立執信女子中學、私立崇新小學、私立崇實初級中學、私立崇德小學、私立望德女子初級中學、私立華英小學、私立越海文商學院、私立新民小學、私立瑞雲小學、私立粵華初級中學、私立聖羅撒女子中學、私立蔡高紀念小學、私立鮑斯高紀念初級中學、私立勵群小學、私立鏡湖僑民小學、教育部設國立中山僑民師範學校、私立連勝文學院、僑立孔教中學暨附屬小學、澳門孔教會、私立中山教育書院、私立復旦初級中學、私立濠江小學、私立濠江初級中學、私立實用初級中學校、私立復旦初級中學附屬小學、私立實用初級中學附屬小學、私立新蒙小學、私立中德中學等校向國府申請立案、遷校、經費補助、視導等等資料。1其對研究各校校史，當有相當助益；惟校數較前引《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63所立案中小學為少。（三）西方新教差會文獻19世紀時，西方新教差會傳教士曾在澳門興學，教育華人子弟，有些教會出版的報刊與書籍，報導了當時的狀況。雖然內容零星片段，但仍有進一步探索的價值。首先，1832年首位美公理會海外傳教部總會（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A.B.C.F.M.即“美部會＂）美籍傳教士裨治文創辦TheChineseRepository（《中國叢刊》）英文報刊，由教會及美商資助，2該刊曾報導1839年11月由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EducationalSociety）於澳門設立的學校。學校則於1839年11月在澳門成立，由美牧師布朗（SamuelR.Brown）任校長，1843年11月底遷香港。3該刊曾載，裨治文曾代理及正式擔任會長，對校務很關心，多次訪視該校。該會1841年9月在澳門召開第三次年會時，校長布朗曾提出校務報告，之後裨治文發言稱許。4又該雜誌刊登載該會會務消息，報導1842年該校首次舉辦在澳門布朗校長住處的公開考試，首次提供支持該會友人觀察學生在其贊助下進步的情形。裨治文到場視導，有16位學生到考。其中較年幼10人，剛入學7個月，只習英語3個半月，年長班已入學2年半，學英文1年3個月。少數男童考英文朗讀、拼字及將口語句子中英互翻。年長班，隨機抽讀中英文新約聖經，之後讀中文新約聖經，再翻成英文；部分人接着再考地理、心算、代數，其中兩位再考幾何。代理會長裨治文前一天下午曾抽問年長同學，當天學生以書信回覆。5前述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書，即使用了該刊資料所錄布朗校長報告。其次，美部會在美發行的《教士先鋒報》（TheMissionaryHerald）雜誌，也曾報導該會傳教士在澳門施教的情形，如1838年曾獲來信報導，伯駕（P.Parker）與裨治文於安息日及對祈禱者1 周愚文、黃春木：《民國38年以前教育類“國家檔案＂整理描述及調查研究專業服務案檔案調查研究報告書初稿》，台北：未出版，2018年，25頁。2M.Broomhall(ed.),TheChineseEmpire,AGeneral&MissionarySurvey,London:Morgan&Scott,1907,p.12.3D.MacGillivray(ed.),ACentu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807-1907),Shanghai:ThePresbyterianPress,1907,pp.651-652.4E.C.Bridgman,“TheThirdAnnualReportoftheMorrisonEducationSociety,”TheChineseRepository,1841,10(10),pp.564-587.5E.C.Bridgman,“NoticesoftheMedicalMissionarySocietyinChinaandtheMorrisonEducationSocietyinChina,”TheChineseRepository,1842,6(6),pp.335-340.

27澳門近代教育發展的研究史料分析兩週聚會的聖經班，持續在廣州及澳門進行，出席者無實質增加。宗教教學偶爾也施予少數中國人，如有機會提供，人數會增加。兩人每人約教一、二位男童，他們學習中英文，進步是值得鼓舞。學生人數將會增加，但房間已不夠，所有學生需視為僕人，牧師們無法隨其所欲進行最重要的工作。1又1840年8月報導馬禮遜教育會在澳門租了一間寬敞房屋，牧師布朗夫婦及六位有希望的青年與其共住，每天並接受教導。英國文學是其父母的目標，但透過此媒介，基督教則是學會的主要目標。2再次，D.MacGillivray所編的ACentu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807-1907)BeingCentenaryConferenceHistoricalVolume（《新教徒差會在中國一世紀（1807－1907）──世紀會議史冊》），記載德國盲女中國差會（GermanMissiontoBlindFemalesinChina）奈兒絲醫生（Dr.MaryNiles）1890年在香港曾設盲女學校，1899年達18人，秋遷澳門。3又記加拿大長老會（ThePresbyterianChurchinCanada）1902年以後在澳門設有兩所日間小學收男女童。4最後，TheSpecialCommitteeonSurveyandOccupationChinaContinuationCommittee編ChristianOccupationinChina（《中華歸主》）略載在澳門城中設有教會盲人學校。5結語“教育史＂學門在西方是歷史學的一支，也是教育學的四大基礎理論之一，20世紀以來，已有其學術地位與價值。按澳門教育史研究的興起，當始於21世紀初，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在其中扮演重要的推手，初步成果已陸續發表。但研究澳門近代華人教育時，仍常感正式史料、檔案的不足。準此，本文根據個人經驗，列出所知的第二、三次中國教育年鑑與年報、台灣地區所藏國府1949年以前教育類“國家檔案＂中23個與澳門學校立案有關檔案及西方新教差會有關文獻，以期有助後續澳門近代教育史研究參考。[特約編輯　鄭振偉；責任編輯　陳超敏]1“EmploymentsandLaborsoftheMissionaries,”TheMissionaryHerald,Vol.XXXIV,(May1838),p.169.2“LaborersforChinese:CriminalNatureofOpiumTrade,”TheMissionaryHerald,Vol.XXXVI,(Aug1840),p.319.3D.MacGillivray(ed.),ACentu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807-1907),Shanghai:ThePresbyterianPress,1907,pp.590-592.4D.MacGillivray(ed.),ACentu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807-1907),Shanghai:ThePresbyterianPress,1907,p.248.5“TheSpecialCommitteeonSurveyandOccupationChinaContinuationCommittee,”TheChristianOccupationinChina,Shanghai:ChinaContinuationCommittee,1922,p.171.

2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摘要] 澳門聖保祿學院是在15－17世紀西方大學教育轉型及耶穌會學院興起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這一時期西方大學為了整頓專業和擴大生源，也為了吸納新的學科知識及其教學內容，通過大辦學院來加強中等教育以及學生入大學前的預備教育，耶穌會學院在歐洲隨之興起，並乘“西學東漸”之勢而遠播印度及東亞地區。作為東亞地區最早的西式大學，澳門聖保祿學院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於一體，並借鑑巴黎大學、科英布拉大學和羅馬學院的辦學模式而形成文理兼融、以文為主的課程體系和教學特色。系統考察和分析澳門聖保祿學院移植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實踐及特色，既有助於深化對其歷史意義的認識，對促進當代高等教育發展也不乏借鑑價值。[關鍵詞]依納爵　《耶穌會憲章》　《教學章程》　澳門聖保祿學院　西方大學教育體制澳門聖保祿學院是東西方交流的標誌性成果之一，它較早地出現在澳門史和關於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的著作中，如1832年瑞典史學家龍思泰（A.Ljungestedt）的《早期澳門史》中便介紹了這所“東方馳名的學府”，1法國漢學家費賴之（LeP.LouisPfister）所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榮振華（JosephDehergne）所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也多次提及這所學校，我國學者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進一步記述道：“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澳門耶穌會院附設學校。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年）乃擴充為大學，教授神學、哲學、拉丁文學，有圖書館、觀象台及藥房等。”2從20世紀80年代起，伴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及澳門回歸，澳門聖保祿學院日益受到中外學界的關注和重視，湧現出一批研究性論著，它們大多從中西關係史及文化交流史的視角切入，或在考察中國教會教育史及澳門教育史的過程中探討澳門聖保祿學院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肖　朗作者簡介︰肖朗，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教育學博士。郵編　310028*本文依據2017年12月7－21日在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及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舉行的同名講座（香港王寬誠教育基金會資助）講稿整理而成，在此謹向香港王寬誠教育基金會及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深表誠摯的感謝。1[瑞典]龍思泰（AndersLjungestedt）：《早期澳門史》，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注，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52頁。2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第814頁。‧澳門教育研究三十年‧

29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的歷史地位，遂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將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研究推向深入。但總的來說，結合西方教育史、特別是西方高等教育史來論述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研究成果迄今為止尚不多見。1有鑑於此，本文試圖結合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ofLoyola）早年接受西方大學教育的經歷，將澳門聖保祿學院置於西方大學教育轉型及耶穌會學院興起的歷史背景中，側重分析澳門聖保祿學院移植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實踐及特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揭示其歷史意義及當代價值，以期有助於彌補以往研究的薄弱環節。一、耶穌會與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傳入（一）依納爵與耶穌會及其教育的創辦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依納爵大概從未夢想過自己會被稱為‘教育家’”。2但他所創立的耶穌會卻堪稱歷史上最大的從事教育活動的宗教團體之一，美國著名教育學家孟祿（P.Monroe）主編的《教育大百科全書》曾引用一位英國教育學家的話評價道：“沒有哪一個團體像耶穌會那樣在教育上發揮了如此重要的作用。”3依納爵出生於傳統的天主教國家西班牙的貴族家庭，其父原打算送他去充任神職，後把他作為宮廷侍童送入宮廷主管的府中接受貴族教育，在此過程中他對當時西班牙流行的騎士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517年，26歲頗有騎士之風的依納爵開始在軍隊中服役。四年後在與法國人作戰中，他英勇上陣，但因身負重傷而臥床療養。養傷期間，依納爵研讀了魯道夫（LudolphofSaxony）撰寫的《基督生平》（TheLifeofJesusChrist）和湯瑪斯（ThomasofKempen）關於聖人的通俗傳記，並加以認真而細心的體會，遂“促成了身為騎士的依納爵的內在轉變。此後，他便立志效法神性的英雄，效法聖人”。4另據依納爵自述，此時他看到了“異象”：“某夜他睡不着，清晰地看見了聖母和聖嬰的像；他由這神視獲得了極大的安慰，致使他對過去的整個生活──特別是肉慾的事──如此厭惡，好像由他的靈魂將以前所有的一切印象全剔除盡淨了”。5於是，他來到蒙塞拉特城（Montserrat）將騎士披掛置於聖母像前，換上了乞丐行裝，後又到小鎮茫萊撒（Manresa）生活了十個月，其間嚴格的齋戒和贖罪功課損害了他的健康和心情，但種種“異象”又堅定了他的信心，並使他開始撰寫《神操》（ExercitiaSpiritualis）。據其自述﹕“在這段時期天主對待他，就如學校的老師對待他所教育的一個學童一樣；這是因為他的粗暴和他未受過教育陶冶的氣質，或是因為當時沒有教育他的人，或是因為天主賦給他事奉他的堅強意志，他明確地判斷並常想天主是這樣對待他。”61523年，依納爵前往耶路撒冷朝聖，但其留居當地的請求遭到拒絕，1 這裏主要指相關的中文論著和譯著。2 婁雨：《信仰傳統與時代精神之間的教育實踐者──依納爵與早期耶穌會教育的理念》，《教育史研究》（北京）2017年第1期，第218頁。3P.Monroe,ACyclopediaofEducation,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1918,Vol.3,p.533.4[德]彼得‧克勞斯‧哈特曼（PeterC.Hartmann）：《耶穌會簡史》，谷裕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頁。5[西]聖依納爵（St.IgnatiusofLoyola）﹕《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侯景文、譚璧輝合譯，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15年，第30頁。6[西]聖依納爵（St.IgnatiusofLoyola）﹕《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侯景文、譚璧輝合譯，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15年，第51－52頁。

3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這使他“曉得了留在耶路撒冷不是天主的聖意”，“認為最好先讀些書才能協助人靈，遂決定到巴賽隆納去”。1在巴賽隆納依納爵學拉丁文法兩年，後又到阿爾卡拉（Alcala）大學學邏輯學等，他決定“在這四年的期間不要再談論信德的事，等到他們多讀些書再說，因為他們還沒有學識”。21527年，依納爵來到薩拉曼卡（Salamanca），但被控下獄，在獄中他“沒有喪失他以前所有的裨益人靈的願望；為此先要讀書，並聯絡些同志……他決定去巴黎，也和期待他的人們約定了，便去審查怎樣能找到他們讀書的方法”。3在巴黎大學學習期間，依納爵通過到布魯日（Brugge）、倫敦諸城化緣所得來資助自己的學業，並於1532年通過大學畢業考試，1533年年獲學士學位，1534年獲碩士學位，後又繼續攻讀神學。有的專家概述依納爵的求學經歷道：“由1524年在巴塞隆納（即巴賽隆納──引者注）開始的學程計算，那麼依納爵用於他理智的陶冶有十一年之久。這種長期的努力沒有使他成為一名學者，而只是中等的知識份子，卻使他獲得了寶貴的教育經驗。”4在巴黎期間，依納爵開始與大學同學法伯爾（P.Faber）、沙勿略（F.Xavier）等人交往，指導他們完成了《神操》的靈修功課。1534年，他與諸同伴在巴黎蒙馬特山的聖母堂發願，立志獻身於天主“拯救人類”的計劃。次年依納爵回到家鄉，1537年年初到威尼斯與諸同伴會合後於3月抵達羅馬。1539年他們經過三個月的討論，決定組織一個天主教修會，1540年9月教宗保祿三世批准耶穌會成立，1541年4月依納爵就任耶穌會總會長。1547－1550年間，依納爵專心致志地編纂《耶穌會憲章》（ConstitucionesdelaCompaniadeJesus，以下簡稱《會憲》），1552年《會憲》開始在各會省公佈。依納爵生活的時代正值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歷史時期，而從教育背景的角度來講耶穌會的發展“主要地得益於利用了一個環境，這一環境來自中世紀的教育體制的再組織化”。5西方大學發源於歐洲中世紀，到16世紀前後已蔚為大觀，而初等教育卻十分落後，一般採取家庭教育和教會教育的形式，中等教育雖建有文法學校，但很不普及。“中世紀的大學是教師行會，它准許高等的法律、醫學、神學專業，並賦予作為其準備的人文課程正式的學位結構。……1300年以後開始的大學危機，即由於大學的飛速發展而造成生員不足和機構的失敗，對於專業的特許壟斷開始動搖。尤其是在英國和法國，古老體系的核心即大學現在轉而成為學院的集散地……在16世紀，這些大學的學院也開始向下發展開設基礎的拉丁文課程，亦即接管低級的語法學校的課程”。6耶穌會正是以此重大轉折為契機，結合依納爵等早期創始人自身的教育經歷，開始大規模地創辦學院（college）。與此同時，“15世紀義大利的人文主義學者開創了一種新的局面，逐1[西]聖依納爵（St.IgnatiusofLoyola）﹕《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侯景文、譚璧輝合譯，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15年，第72頁。2[西]聖依納爵（St.IgnatiusofLoyola）﹕《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侯景文、譚璧輝合譯，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15年，第86頁。3[西]聖依納爵（St.IgnatiusofLoyola）﹕《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侯景文、譚璧輝合譯，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15年，第95頁。4[西]聖依納爵（St.IgnatiusofLoyola）﹕《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侯景文、譚璧輝合譯，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15年，第111頁。5[美]R‧柯林斯（RandallCollins）：《哲學的社會學：一種全球的學術變遷理論》（下），吳瓊、齊鵬、李志紅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684頁。6[美]R‧柯林斯（RandallCollins）：《哲學的社會學：一種全球的學術變遷理論》（下），吳瓊、齊鵬、李志紅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684頁。

31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步地創造一種全新的教育機構──中小學，如我們今天所知的中小學。這種新機構是古希臘羅馬教育原則的延續，但以一種西塞羅和昆體良（M.F.Quintilianus）也未預見的系統化形式進行。耶穌會恰好在正確的時間點進場，充分利用了正在發生的一切，而且它在這個新系統的發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會憲》第四部分明確了耶穌會的教育體制，規定耶穌會學院包含初級部和高級部。初級部相當於中學，以拉丁文的教學為主，開設以拉丁文文法和修辭為核心的6學年的人文課程，訓練學生用西塞羅式的拉丁文體進行演說和寫作，學生也兼學希臘文、史地、算術、音樂，德國史學家哈特曼（P.C.Hartmann）稱之為“耶穌會人文中學”和“人文中學教育”。2高級部又稱“哲學院”，開設以邏輯學、自然哲學（含物理、天文等）、亞里斯多德哲學（形而上學）、倫理學、數學（含代數、幾何、三角、解析幾何、微積分和機械學等）為主要內容的3－4學年的“哲學”課程，3相當於大學預科，旨在為學生進入大學本科階段的學習奠定必要的知識基礎。在高級部之上設有神學院，開設4－6學年的《聖經》、天主教教義學和教規學等課程，相當於大學本科。必須提及的是，在《會憲》的基礎上，耶穌會積多年辦學的經驗制訂了一份周密詳盡的《教學章程》（RatioStudiorum）。據有的專家考證，“耶穌會最早的教學相關文件，是1541年的《學院基準》（FundaciondeCollegio），這是耶穌會學者《教育準則》（即《教學章程》──引者注）的草擬文件”。41583年，耶穌會第四任總會長阿奎維瓦（C.Aquaviva）聘任了來自各會省的六人委員會初步制訂一個教學標準計劃。經過仔細研究許多教育著作、考察當時最優秀的天主教及新教學校所採用的教育方法之後，他們提出了一個報告，該報告提交各會省討論後，以此為基礎又制訂了一個教學工作計劃。這個計劃於1591年印出後試行了八年，最後經過反覆討論，於1599年公佈了《耶穌會教學方法與組織》，簡稱《教學章程》或《教育準則》、《學科計劃》等。5關於《會憲》與《教學章程》的內在聯繫，美國教學論專家佩因特（F.V.N.Painter）明確指出：“《會憲》第四部分是基礎，而著名的《教學章程》，或者說是耶穌會士的教學體系，即建立在此基礎之上。”6關於《教學章程》的主要內容，美國專家法雷爾（A.P.Farrell）概述道：“《教學章程》內含四個主要部分，即管理（administration）、課程（curriculum）、方法（method）和紀律（discipline）。它從管理開始，解釋了會省會長、院長和教學監督這些高層的功能、相互關係及其職責；它呈現了課程綱要，概述了神學、哲學和人文學的適當順序和前後階段，詳述了主導課程的方法和訓練方式；至於紀律部分，則規定了學生的行為準則和良1J.W.O’Malley,“HowtheFirstJesuitsBecameInvolvedinEducation,”inV.J.Duminuco(ed.),TheJesuitRatioStudiorum:400thAnniversaryPerspectives,NewYork:FordhamUniversityPress,2000,p.73.2[德]彼得‧克勞斯‧哈特曼（PeterC.Hartmann）：《耶穌會簡史》，谷裕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8－31、64－68頁。3 這類課程在巴黎大學一般被稱為“藝學”課程，由“藝學院”開設；而在耶穌會學院及德國的一些古老大學一般被稱為“哲學”課程，由“哲學院”開設。關於巴黎大學的“藝術院”及其“藝學”課程，參見[法]涂爾幹（E.Durkheim）：《教育思想的演進》，李康譯，渠敬東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J.W.Padberg,“DevelopmentoftheRatioStudiorum,”inV.J.Duminuco(ed.),TheJesuitRatioStudiorum:400thAnniversaryPerspectives,NewYork:FordhamUniversityPress,2000,p.81.5W.Boyd,E.J.King,TheHistoryofWesternEducation,London:Adam&CharlesBlack,1980,p.205.6F.V.N.Painter,GreatPedagogicalEssays:PlatotoSpencer,NewYork:AMSPress,1970,pp.187-188.

3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好的秩序。”1應該說，《教學章程》對耶穌會學院的學級編制、課程設置、教學方法、考試方式和學校管理等各個方面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成為耶穌會教育的基本守則；它堪稱耶穌會教育的全面總結，也反映出當時歐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的突出成就。在整個17世紀，它使耶穌會管轄的教育事業在較高水平上保持了經久不衰的活力，就連信奉新教的大思想家弗蘭西斯‧培根也認為古希臘羅馬的治學之道的一切精華“在後代的耶穌會士派的學校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復興”，並引用前人的一句名言來表示他對耶穌會教育的肯定：“您確為善良之輩，可惜不能為我所用。”2美國宗教史學家莫爾（G.F.Moore）把耶穌會士譽為“歐洲天主教國家中的教育改革家”，並斷言《教學章程》“無論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都比中世紀課程前進一大步”。3在18世紀法國大革命前，耶穌會學院幾乎獨佔了歐洲天主教國家，尤其是法國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大部分，甚至對新教國家的教育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綜觀依納爵與耶穌會及其教育的創辦，有下述兩點特別值得關注：其一，就依納爵個人的生平業績而言，為了培養優秀的傳教士，他“接受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傳教士應受到教會最好的訓練”，4這種追求“卓越”的理念促使他將“宗教”與“教育”兩相結合、融為一體，宣導以教育的方式方法造就人才，這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耶穌會士成功的秘密“部分地來自他們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時把學術和信仰結合起來的極大的熱情和忠誠”。5總的來說，耶穌會“對人的個性的注重與文藝復興時期對現代人的理解一脈相承”，依納爵“於是將人的個性與新式的靈性生活結合起來”。6為此，他撰寫了《神操》，“神操”（spiritualexercises）即精神（靈魂）的練習、操練、訓練，他認為最重要的是使人在天主面前認清自己的道路，而引向這條道路的神性經驗不僅可以通過練習、操練、訓練來掌握，而且可以通過教育、教學的方式方法傳授給他人。本此宗旨，依納爵在《神操》中結合自身的體驗，重點介紹了具體的方法和步驟，譬如如何省察良心，如何沉思、默觀、反省，如何作出生活的決策等，而且主張在從事“一切神操時，我們用理智推理，用意志引出情感”，7凡此種種均充滿了教育的意蘊。此外，依納爵認為“神操應按照作神操者的情況講授，就是依據他的年齡、教育程度和能力；對於沒有接受教育或素質薄弱的人，不要給他們講授無法承擔又不能得益的事”。8美1TheJesuitRatioStudiorumof1599,TranslatedwithanIntroductionandExplanatoryNotesbyA.P.Farrell,in“ConferenceofMajorSuperiorsofJesuits,”Washington,D.C.,1970,p.X.關於《教學章程》，除了上述英譯本外，還可參見C.Pavur(trans.andanno.),TheRatioStudiorum:TheOfficialPlanforJesuitEducation,St.Louis:TheInstituteofJesuitSources,St.LouisUniversity,2005.2[英]弗蘭西斯‧培根（F.Bacon）：《學術的進展》，劉運同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頁。3[美]G.F.穆爾（GeorgeFootMoore）：《基督教簡史》，郭舜平、鄭德超、項星耀、林紀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74頁。4[美]R‧柯林斯（RandallCollins）：《哲學的社會學：一種全球的學術變遷理論》（下），吳瓊、齊鵬、李志紅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683頁。5W.Boyd,E.J.King,TheHistoryofWesternEducation,London:Adam&CharlesBlack,1980,p.204.6[德]彼得‧克勞斯‧哈特曼（PeterC.Hartmann）：《耶穌會簡史》，谷裕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頁。7[美]喬治‧剛斯（GeorgeE.Ganss）：《神操新譯本：剛斯注釋》，鄭兆沅譯，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14年，第47頁。8[美]喬治‧剛斯（GeorgeE.Ganss）：《神操新譯本：剛斯注釋》，鄭兆沅譯，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14年，第52頁。

33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國學者剛斯（G.E.Ganss）在其《神操》新譯本的注釋中解釋道：“依納爵指出因着各色各樣的人，他們的不同生活情況，在方法與內容上要有彈性的調整與適應……。”1這種“因材施教”的觀點體現了教育的精神本質，並貫穿在《會憲》和《教學章程》之中。例如，《會憲》中寫道：“依照年齡、能力、偏好、個人的知識基礎或所企求的公共利益，可以各科都讀，或選修數科；不能各科都擅長者，至少應該設法精通一科一藝。”2同時，《會憲》鼓勵有能力者追求學術上的“卓越”：“至於此人或彼人應該選修何科，統由長上鑑別；不過資質聰穎者，對指定的科目研究得愈深愈佳。”3為了使學生的學習和研究更加專心致志，《會憲》還明文規定修會的宗教事務“留待學業完成後去做，實屬明智”，4充分體現了依納爵作為“教育家”的良苦用心和遠大抱負。其二，從耶穌會學院的教育體制來看，依納爵及耶穌會士們始終以自身獨特的方式努力實現教育的“整全性”（holistic），為此創設了較為完整的學校系統，但其辦學的重心在高等教育層面，創辦優質大學可謂耶穌會教育事業的終極目標。首先，耶穌會在創立之初並不從事初等教育，《會憲》和《教學章程》中也未涉及初等教育，這一點正如美國教育史專家格萊夫斯（F.P.Graves）所指出的，“耶穌會徒永不從事於小學教育。……他們的學生必須於入任何學校之前，知道如何讀，如何寫。這樁事情在那般耶穌會徒看來，是很必要的，因為他們的教習的數目有限，不能擔保他們一定能貢獻一種初等教育，完全無缺陷的”。5歐洲國家的大學史專家也強調耶穌會學院“只有一個學制三年的哲學院（artsfaculty）和一個學制四年的神學院”。6儘管依納爵要求“開放所有的公共學校，至少是開展人文教育的機構”，7耶穌會後來也創辦一些初等教育機構，但這並非其教育事業的重點所在。其次，耶穌會創辦了大量中學，而且很有影響，但如前文所述，耶穌會主要是利用了16世紀歐洲大學向下延伸的發展趨勢，“由於許多城鎮開始建立獨立於大學的學院，大學教育的優勢地位消失了。耶穌會士通過把這一趨勢推向極端而贏得了成功”。8具體來說，耶穌會通過創辦中學，開設拉丁文、文法、修辭、史地等課程來為學生奠定語言和文史方面的良好基礎，這不僅擴大了學院自身的教育影響，而且試圖為其大學本科提供優質生員。最後，依納爵從其個人經歷和經驗中體會到要想“光榮天主，服務人靈”，傳教士“應過善良的生活並受充分的教育，方能稱職”，9所以耶穌會致力於大學教育，主張無論哲學院的1[美]喬治‧剛斯（GeorgeE.Ganss）：《神操新譯本：剛斯注釋》，鄭兆沅譯，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14年，第176頁。2SaintIgnatiusofLoyola,TheConstitutionsofSocietyofJesus,TranslatedwithanIntroductionandaCommentarybyG.E.Ganss,St.Louis:TheInstituteofJesuitSources,St.LouisUniversity,1970,p.189.3SaintIgnatiusofLoyola,TheConstitutionsofSocietyofJesus,TranslatedwithanIntroductionandaCommentarybyG.E.Ganss,St.Louis:TheInstituteofJesuitSources,St.LouisUniversity,1970,p.189.4SaintIgnatiusofLoyola,TheConstitutionsofSocietyofJesus,TranslatedwithanIntroductionandaCommentarybyG.E.Ganss,St.Louis:TheInstituteofJesuitSources,St.LouisUniversity,1970,p.191.5[美]格萊夫斯（F.P.Graves）：《中世教育史》，吳康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24頁。6HildedeRidder-Symoens,AHistoryoftheUniversityinEurope,VolumeII:UniversitiesinEarlyModernEurope（1500-180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69.7T.Hughes,LoyolaandtheEducationalSystemoftheJesuits,London:WilliamHeinemann,1904,p.82.8[美]R‧柯林斯（RandallCollins）：《哲學的社會學：一種全球的學術變遷理論》（下），吳瓊、齊鵬、李志紅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685頁。9SaintIgnatiusofLoyola,TheConstitutionsofSocietyofJesus,TranslatedwithanIntroductionandaCommentarybyG.E.Ganss,St.Louis:TheInstituteofJesuitSources,St.LouisUniversity,1970,p.172.

3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學生，還是神學院的學生，都應認真而持續不懈地開展學術研究。1《會憲》規定：“醫學和法學因與本會的基本精神聯繫淡薄，所以本會的大學不開展醫學和法學的教學。”2耶穌會最初在大學本科階段僅設神學院，後來也開始創辦法學院和醫學院，“如在奧洛穆克（Olomouc），1570年建立了一所教學學園（teachingacademy），後轉變為一所耶穌會學院，其哲學講座和神學講座發展成學院，並於1581年獲得神學學位的授予權。從此以後，這所學園即可看作一所大學。但它的法學院卻成立於1670年，其醫學院則到1753年才成立”。3總之，耶穌會學院從“不完全大學”逐漸發展成“完全大學”，4其哲學院和神學院標誌着16－18世紀歐洲大學的較高水平。（二）艾儒略與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傳入據費賴之（leP.LouisPfister）考證，明清之際在華耶穌會士有467人，5後榮振華（JosephDehergne）增補為975人，6其中除中國人外，多數人來自歐洲各國家和地區。這些來華耶穌會士有着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即他們大多接受過這一時期耶穌會學院及歐洲大學的教育，畢業後有的又留在耶穌會學院任教或受聘於其他大學，所以他們比較熟悉耶穌會學院及歐洲大學教育的整體狀況。來華後他們或翻譯西方科技著作，7或譯介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a）大學出版的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邏輯學、倫理學等講義，8或通過撰寫《童幼教育》導入西方兒童教育思想，9這些均有助於明清之際中國人瞭解西方學術研究和教育的有關情況。但這一時期比較系統地介紹耶穌會學院及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來華耶穌會士，則首推艾儒略（J.Aleni）。艾儒略1582年生於義大利北部的布雷西亞（Brescia）。據威尼斯檔案館館藏的檔案記載，他於“1600年11月1日入會（指耶穌會──引者注），學人文學已三年”。10“1602年經發願後被送到帕瑪（Parma）耶穌會大學學習哲學，一直到1605年”。11在學期間，他曾多次寫信給耶穌會會長，請求派遣他到秘魯、印度傳教。1609年，他受耶穌會派遣到印度果阿（Goa），次年抵澳門，並任教於聖保祿學院。兩年後，艾儒略入中國內地，先後在北京、浙江、陝西、山西、福建等地傳教，並與葉向高等明末士紳交往，被時人譽為“西方孔子”。12艾儒略曾撰著《西學1SaintIgnatiusofLoyola,TheConstitutionsofSocietyofJesus,TranslatedwithanIntroductionandaCommentarybyG.E.Ganss,St.Louis:TheInstituteofJesuitSources,St.LouisUniversity,1970,p.190.2SaintIgnatiusofLoyola,TheConstitutionsofSocietyofJesus,TranslatedwithanIntroductionandaCommentarybyG.E.Ganss,St.Louis:TheInstituteofJesuitSources,St.LouisUniversity,1970,p.215.3HildedeRidder-Symoens,AHistoryoftheUniversityinEurope,VolumeII:UniversitiesinEarlyModernEurope（1500-180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69.4HildedeRidder-Symoens,AHistoryoftheUniversityinEurope,VolumeII:UniversitiesinEarlyModernEurope（1500-180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69.5[法]費賴之（leP.LouisPfister）：《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6[法]榮振華（JosephDehergne）：《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7 樊洪業：《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8 肖朗：《明清之際耶穌會士與西方大學講義的譯介》，《教育研究》（北京）2005年第4期，第79－84頁。9 肖朗：《〈童幼教育〉與明清之際西方兒童教育思想的導入》，《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杭州）2005年第5期，第85－93頁。10[意]柯毅霖（GianniCriveller）：《晚明基督論》，王志成、思竹、汪建達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5頁。11[意]柯毅霖（GianniCriveller）：《晚明基督論》，王志成、思竹、汪建達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0頁。12[法]費賴之（leP.LouisPfister）：《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第136頁。

35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凡》、《職方外紀》和《西方答問》等，率先比較系統地向中國人介紹了耶穌會學院及西方大學的教育體制。《西學凡》開宗明義地寫道：“極西諸國，總名歐羅巴者，隔於中華九萬里，文字語言，經傳書集，自有本國聖賢所紀。其科目考取，雖國各有法，小異大同，要之盡於六科”。1所謂“西學六科”，艾儒略依次表述為文科、理科、醫科、法科、教科、道科，其具體內容歸納如下（表1）：表1　“西學六科”一覽表拉丁文原文中文音譯中文意譯學科內容及教學科目rhetorica勒鐸里加文科語文（含文法、修辭、閱讀、寫作等）、歷史、算術、音樂philosophia斐錄所費亞理科邏輯學、自然哲學（含物理、天文等）、亞里斯多德哲學（形而上學）、數學、倫理學medicina默第濟那醫科醫學leges勒義斯法科法學canones加諾弱斯教科天主教教規學theologia陡祿日亞道科天主教教義學在上述“西學六科”中，文科大致上指耶穌會學院所開展的修業年限為6年的中等教育，而其餘五科均為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理科（也可稱“哲學科”）指耶穌會學院及歐洲大學哲學院或藝學院所開展的修業年限為3－4年的大學預科教育，醫科、法科、教科和道科則為大學本科教育，內含修業年限為4－6年的醫學專業、法學專業、神學專業，分別由耶穌會學院及歐洲大學中的醫學院、法學院、神學院開展。應該說，上述“西學六科”在當時的歐洲頗具代表性，其中本科階段的四科三大專業是西方大學最早設置的學科和專業，反映了這一時期西方高等教育在學科和專業設置方面的基本特徵，而近現代歐美大學也正是在此四科三大專業的基礎上擴大形成的。艾儒略把16－17世紀的歐洲學校教育概括為“西學六科”，既展現了耶穌會學院自身的教育體制，也反映了當時歐洲中等和高等教育體制的普遍狀況，因而比較全面、準確。另一方面，上述“西學六科”中既包含中等教育，也包含高等教育，但其重點顯然是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學本科教育，這比較符合耶穌會學院開展教育的實際情況，而16－17世紀歐洲大學神學、法學、醫學三大本科專業的建制也漸趨成熟。因此，基督教史專家徐宗澤稱《西學凡》“是一本歐西大學所授各科之課程綱要”，2這一評價是中肯的。《職方外紀》針對16－17世紀歐洲學校教育狀況概述道：“歐羅巴諸國皆尚文學。國王廣設學校，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邑一鄉有小學。小學選學行之士為師，中學、大學又選學行最優之士為師，生徒多者至數萬人。其小學曰文科，有四種：一古賢名訓，一各國史書，一各種詩文，一文章議論。學者自七八歲學，至十七八學成，而本學之師儒試之。優者進於中學，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學落日加（拉丁文作logica，意為邏輯學──引者注），譯言辯是非之法；二年學費西加（拉丁文作physica，意為自然哲學──引者注），譯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學默達費西加（拉丁文作metaphysica，意為亞里斯多德哲學，即形而上學──引者注），譯言察性理。以上之學總名斐錄所費亞……優者進於大學，乃分為四科，而聽人自擇。一曰醫科，主療病疾；一曰1[明]李之藻：《天學初函》，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27頁。2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226頁。

3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治科，主習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興教化。皆學數年而後成。學成，而師儒又嚴考閱之。”1這裏介紹的“西學六科”與《西學凡》基本一致，只是艾儒略借用了中國古代“小學”、“大學”的概念並創造性地使用“中學”一詞來表達當時西方三種程度不同的教育及其先後遞進關係，而並非意味着西方近現代的三級學校教育制度。如前所述，當時在歐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很不健全，更遑論普及。艾儒略另在《西方答問》中分“國土”、“路程”、“土產”、“製造”、“法度”、“交易”、“西學”等條目介紹西方的政治、經濟、文教等。其“西學”條目首先介紹了西方文字的特點和學術的分類，繼而概述了西方教育的狀況。在述及“西學六科”時，將當時西方大學本科階段設置的四科直接稱為“醫學”、“法學”、“教學”（即“教科”──引者注）、“道學”（即“道科”──引者注），從而進一步強調了西方大學本科教育的重要地位。2可以說，艾儒略結合自身受教於耶穌會學院的經歷、認識和體驗，以《會憲》和《教學章程》為藍本並參照歐洲大學的普遍狀況，比較系統地介紹了耶穌會學院和西方大學的學科體系及其教學，耶穌會學院和西方大學教育體制遂傳入中國。但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並未開展辦學實踐活動，他們傳入的西方教育資訊也未對當時中國內地學校教育產生實際的影響。二、澳門聖保祿學院移植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實踐及特色（一）澳門聖保祿學院移植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實踐舉措16－17世紀，伴隨着西班牙、葡萄牙的早期殖民擴張和“西學東漸”的浪潮，以當時歐洲天主教大學和耶穌會學院為模式，印度果阿聖保祿學院、日本府內神學院、澳門聖保祿學院相繼成立，西方大學教育體制遂移植其中。1541年4月，沙勿略受耶穌會派遣赴印度傳教，次年抵達果阿，他在傳教的同時協助建立了果阿聖保祿學院。31547年底，他得知有關日本的情況，便懷着極大的熱忱準備前往日本，並於1549年8月抵達鹿兒島，後到山口等地傳教取得成功，短短兩個月中就有五百日本人受洗入教。4“沙勿略在日本開教時，這個國度的人民就給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認為日本人很適合接受基督教，並曾經寫道：‘它們善於思考，與人為善，求知好學。’”。5後當他瞭解到日本在歷史上深受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便決定轉赴中國傳教，但因其時明朝政府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而未果，最後病死於上川島。1557年，葡萄牙人獲准入居澳門。澳門地處東亞中心，三面環海，背靠中國南方大都會廣州，向東可通日本、馬尼拉等地，向南可至帝汶、索羅等地，向西又可達交趾支那、暹羅、麻六甲，既可成為西方商人東來的交通樞紐和經商中心，也是西方傳教士在遠東開展傳教活動的理想基地。自1560年第一批耶穌會士抵澳後，1[意]艾儒略（J.Aleni）﹕《職方外紀校釋》，謝方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69頁。2[意]艾儒略（J.Aleni）﹕《西方答問》，MonumentaSerica,XXIII,1964,p.11.3 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兼談耶穌會在東方的教育機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3－36頁。4[印度]保祿‧顧定豪（PaulCoutinho）：《依納爵的理想──與天主親密的結合》，李驊、張令憙譯，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08年，第60頁。5[德]彼得‧克勞斯‧哈特曼（PeterC.Hartmann）：《耶穌會簡史》，谷裕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51頁。這一點可能對後來的范禮安有影響，因為他也認為日本人是“整個東方最有才智、最富教養的民族”，參見同書第51－52頁。

37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大批西方傳教士來澳定居並從事傳教活動，至1569年澳門已有約五六千名天主教教徒。當時，以耶穌會士為主體的西方傳教士抵澳後，要負責對居澳的葡萄牙等國商人、水手及其家眷、家僕舉行宗教儀式，藉以發揮天主教的教化作用，約束這些人的不良行為，並督促教徒們嚴守教規。因此，傳統天主教的堂區和修會均開班講授天主教教義教規，兼授語言文法；其中有專為葡萄牙兒童開辦的，也有為華人教友子女開辦的。在此背景下，1571年耶穌會創辦了聖保祿公學，最初僅教授兒童葡文閱讀、寫字，數年後開設算術、音樂等課程，一度還增設拉丁文課。該校教學內容豐富，辦學經費充裕，很受當地居民歡迎，學生人數不斷增加。1577年，校長高斯達（C.deCosta）在報告中寫道：“150個兒童來上學。”1584年底，麥克西阿神父（L.Mexia）又記載道：校內有12位耶穌會士任教，“有200個學生，大家學讀、寫、算和唱歌”。1然而，這一時期包括澳門聖保祿公學在內的澳門教育機構遠遠不能滿足人口漸增的當地居民接受教育的要求，更不能適應耶穌會培養傳教士的需要；而且，隨着天主教在澳門傳教取得明顯的成效，1576年教宗額爾略十三世下詔成立澳門教區，負責中國、日本和安南等地區的傳教事務，從此澳門成為遠東最早的天主教傳教基地。“耶穌會士不滿足於澳門的傳播。他們更高的目標是以澳門為基地，進入中國內地開展廣泛的傳教”。21579年7月，羅明堅（M.Ruggieri）受耶穌會派遣到澳門，經過兩年多學習漢語和熟悉中國文化風俗，他獲准長住廣東肇慶，並於1583年邀利瑪竇（M.Ricci）到肇慶傳教。他們從澳門進入內地並用漢語傳教的消息傳到歐洲後，引起耶穌會總會的關注，總會“吸取羅、利兩氏以華語傳教的成功經驗，規定凡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一律先在澳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學和中國的禮儀以及風俗。於是，耶穌會東方視察員兼副主教范禮安（A.Valignano）向羅馬耶穌會總會長建議和請求，在澳門創辦一間大學，專門培訓進入中國內地以至日本等地東方國家傳教的耶穌會士，以便進一步開展傳教活動”。3另據美國維克特（JohnW.Witek）的研究，范禮安曾向耶穌會總會提交一份題為《耶穌會有關在澳門設立學院之目的的申述及對在印度有人提出反對理由的答辯》的報告，分四點陳述其創設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理由，並強調該學院是使耶穌會傳教事業能在日本“蓬勃發展的唯一策略”。4法國漢學家裴化行（R.P.HenriBernard）曾分析道：“范禮安既在日本體認到大名封建紛爭更迭的危險，便認為迫切需要在足夠安全的地點準備好一處避難所，來收容受迫害者或用作進行培訓基本工作的場所；果阿太遙遠，麻六甲太易遭受戰禍，於是，就在澳門，經那位在羅馬的教長同意，不顧難以置信的反對，他決定設立一所公學，作為在遠東的天主教的‘堡壘’”。5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專家李向玉認為：“創辦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真正原因，至少可以說它開設的初衷是着眼於日本的傳教活動。但不能否定的是，學院設在澳門，從客觀上也為耶穌會培養入華傳教士創造了條件，而後來的歷史發展恰恰又證明了這一點。”61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7頁。2 黃啟臣：《澳門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0期，第35頁。3 黃啟臣：《澳門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0期，第35頁。4[美]維克特（JohnW.Witek）：《着眼於日本：范禮安及澳門學院的開設》，《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0期，第46頁。5[法]裴化行（R.P.HenriBernard）：《利瑪竇神父傳》上冊，管震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73頁。6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1頁。

3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澳門聖保祿學院建在聖保祿公學旁邊的山坡上。據日本學者高瀨弘一郎的研究，范禮安在1594年11月9日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宣告澳門聖保祿學院建成。1關於澳門聖保祿學院落成後的情況，《耶穌會羅馬檔案》中保留了如下記錄：“新的學院已告竣工。它依地勢而建，周圍有高牆環繞。兩間帶有閣樓的極大屋宇露出牆頭，如同兩座城堡，其間有個美麗的庭院。沿牆有一條走廊，其中有數個小房間。由於地勢關係，小房間的地面與兩間大屋宇的閣樓一般高低。山腳與山上通過兩個或三個階梯相通，有一個帶庭院的教學區和正門，正門處有幾間辦公室。再向上走，又有幾間十分舒適供教職員使用的房間。正門前面，還有一座封閉式的極大庭院。學院可以容納四十名教士，而且居住條件十分舒適，因為除了四個教學區之外，上面還有19個房間、2個大廳、兩座教學樓和一所遐邇聞名的極大的藥房。下面還有7個房間和十分舒適的辦公室。”2裴化行所著《利瑪竇神父傳》中亦稱：“各種建築物中，由於緊挨市中心一座小山的地勢，聖保祿公學（指聖保祿學院──引者注）佔地廣闊的建築特別引人注目。”3此外，葡萄牙來華耶穌會士曾德昭（ÁlvaroSemedo）在他那部著名的回憶錄中也為後人留下了一段文字：“此城（指澳門──引者注）的修道院中，有一所是屬於我會的學院（指聖保祿學院──引者注）。其中一般有60到80人，或多點或少點，按照它接受、或派遣的人數而定。因為要從他們當中派遣傳道的使節，所以其人數必然很不固定。那所學院設有兩門神學課，一門是道義問題，一門是高等研究課程；兩堂拉丁文課；一所為孩子而設的學校，其人數甚多，它的初級班有90名葡萄牙孩子，還有當地中國人的。從這所學院（它開始時很小，工作人員只有很少的人）產生了傳教事業的頭一批戰士。”4如果說這所西式學校的上述硬件充滿了異邦風情，那麼它的軟件對明清之際的中國人來說更是別具一格。范禮安不僅為聖保祿學院的創立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也為其制度建設傾注了很多心血。他於1538年出生在義大利那不勒斯王國的基耶提（Chieti），早年獲帕多瓦（Padua）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566年在羅馬加入耶穌會，1574年受命為耶穌會東方教區視察員兼副主教，率38人赴印度，1578年9月抵達澳門。意大利學者柯毅霖（G.Criveller）認為范禮安等人“實際上都是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中世紀的宗教精神與非凡的科學知識和能力兼收並蓄，他們的思想之開放性，即使與現代人相比，也是相當驚人的”。5他是繼沙勿略之後遠東第二位著名的耶穌會士，並為實現後者的未竟之志而成為“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6葡萄牙學者桑托斯（D.M.G.1[日]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東京：八木書店，2002年，第350頁。2 《耶穌會羅馬檔案》第23卷，轉引自[葡]桑托斯（D.M.G.dosSantos）：《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44頁。范禮安在1594年11月9日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描述聖保祿學院的內容與《耶穌會羅馬檔案》中的記錄大致相同，估計後者即摘自范禮安的信件。參見[日]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東京：八木書店，2002年，第350－353。3[法]裴化行（R.P.HenriBernard）：《利瑪竇神父傳》上冊，管震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464頁。4[葡]曾德昭（AlvaroSemedo）：《大中國志》，何高濟譯，李申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0－211頁。5[意]柯毅霖（GianniCriveller）：《晚明基督論》，王志成、思竹、汪建達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頁。6[美]馬拉特斯塔（EdwardMalatesta）：《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總第21期，第41頁。

39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dosSantos）進一步論述道：“范禮安具有組織天才，又熟知各種條例和儀式，這一革新自然要以1591年耶穌會總會長阿奎維瓦在羅馬剛剛頒佈試行的學業章程RatioStudiorum為基礎，同時又明顯參考了1559年和1565年哥英布拉藝術學院（指科英布拉大學──引者注）制定的章程。為了取得好的效果，他又進行了合理的修改，以適應東方人與此不同的思想觀念或是當地的氣候、人種和文明狀況。”11594年11月中旬，就在范禮安向耶穌會總會長寫信報告聖保祿學院建成後不久，他前往果阿，1597年7月下旬回到澳門，一直逗留到1598年7月中旬。在此期間，范禮安進一步思考聖保祿學院建設的許多重要問題，並於1597年10月制訂了一份新章程，其序言中寫道：“本學院課程行將開始，但卻無定規可循。在本院任課的教師及就讀耶穌會修士來自不同省區，而不同省區之學校在做法上有着不同之習慣。因此，如果不制訂固定的規章，易造成極大混亂且年年需加以更改。根據本院教師之數目和所開設之課程，除要執行羅馬教廷有關的學習條例之外，我認為建立某些必須遵守之程序是適宜的。”2可以說，聖保祿學院的機構設置、課程設置、教學及師生生活管理等主要工作都體現了范禮安的辦學思路，也是在他的指導下進行的。（1）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教學機構作為一所耶穌會創辦的學校，教學機構成為澳門聖保祿學院的主要組成部分。1594年10月28日《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稱：“至今，我們有四個學部。第一是教授閱讀、寫作的兒童學部；第二是文法學部；第三是人文學部，這是今年才增設的；第四是倫理神學部。”3所謂“兒童學部”是指保留下來併入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聖保祿公學，4所謂“文法學部”相當於耶穌會學院初級部──中學，所謂“人文學部”相當於耶穌會學院高級部──哲學院，所謂“倫理神學部”相當於耶穌會學院中的神學院。依據《會憲》和《教學章程》，耶穌會學院初級部類似於16－17世紀歐洲各地的文法中學，以教授拉丁文及其文法、修辭為主，學生兼學希臘文、史地、算術、音樂，耶穌會創辦中學既是為了擴大其教育影響，也是為了向它所創辦的大學提供優質生員，因為這一時期歐洲的中等教育還比較落後，為數不多的普通文法中學遠遠不能滿足為大學輸送合格生員的需求，由此可見澳門聖保祿學院中的“文法學部”相當於耶穌會創辦的中學。至於將澳門聖保祿學院“人文學部”斷定為耶穌會學院中的哲學院，其主要理由可歸結如下：（1）如前所述，耶穌會學院高級部──哲學院學制3－4年，主要開設邏輯學、自然哲學（含物理、天文等）、亞里斯多德哲學（形而上學）、倫理學、數學（含代數、幾何、三角、解析幾何、微積分和機械學等）課程，所以耶穌會學院中的哲學院相當於大學預科，它與耶穌會學院初級部──中學一樣，其教學內容偏重於人文基礎學科，也是為學生將來入大學本科學習奠定基礎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聖保祿學院設立的哲學院被稱為“人文學部”。（2）追本溯源來看，耶穌會中學和哲學院開設的課程及其教學內容秉承了古希臘羅馬“人文七藝”（文法、修辭、辯證1[葡]桑托斯（D.M.G.dosSantos）：《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46頁。2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3－74頁。3“CartasAnuasdoColegiodeMacau”，28-10-1594，轉引自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50頁。4 范禮安於1579年巡視澳門後，在致耶穌會總會長的報告中稱聖保祿公學為“兒童學校”（escueladeninos）（參見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4頁），也許這正是澳門聖保祿學院“兒童學部”名稱的由來；而李向玉則稱之為“小學部”（參見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9頁）。

4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法、代數、幾何、天文、音樂）的教育傳統，所以其“哲學院”在巴黎大學被稱為“藝學院”，而在聖保祿學院中也被稱為“藝術班”，並規定“藝術班的學制為三個學年”，結業時要舉行“石試”（“石上考試”），主要考查學生所掌握的邏輯學知識；“此外，他們還要就一個自然問題和一個形而上學問題進行答辯，同樣對每人進行邏輯學問題的提問，然後由被考人對問題進行答辯”。1這裏所說的學生“還要就一個自然問題和一個形而上學問題進行答辯”，則是為了考查他們掌握自然哲學（含物理、天文等）和亞里斯多德哲學（形而上學）課程知識的情況。（3）范禮安為澳門聖保祿學院制訂的新章程“第四章藝術班”明確了藝術班教學及考試的有關程序和規則，2而日本學者高瀨弘一郎則把該章的標題表述為“第四章關於教養科目的課程”，3按照日文的表述習慣，大學中的“教養科目”是指大學為大一、大二學生進入本科階段的學習而設置的基礎科目，其內容包括文、史、哲、數、理、化等學科的基礎知識，這從一個側面也可證明澳門聖保祿學院的人文學部及藝術班相當於耶穌會學院哲學院，即大學預科。4（2）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課程設置課程設置無疑是澳門聖保祿學院的重點問題之一，很早便引起學者們的關注。有的學者指出：“學院根據在中國傳教的需要設計課程，計有中文、拉丁文、哲學、神學、數學、天文學、物理、醫學、音樂、修辭學等。其中中文課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課，人人要學，學時最多。”5有的學者對上述課程作了初步的分類：“一、人文科：漢語、拉丁文、修辭學、音樂等；二、哲學科：哲學、神學；三、自然科：數學、天文曆算、物理學、醫藥學等。”6但李向玉認為澳門聖保祿學院“在1594年升格為大學時的課程設置並非如某些學者說的那樣齊全。關於‘人人必學中文，中文學時最多’的提法，只是中國和葡國有些史學家有所敘述，本人雖曾多方搜集，仍未得到有關原始資料”。7他又介紹道：“1620年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記載，該年學院增設了一門新專業，即開設了日語。該年報說：‘除去所述的學習內容，視察員神父下令開設日語班。今年來的神父和其他的人都滿懷熱情地學習日文，以便赴日本國時更具能力應付新的情況，更好地開展傳播天主教的工作，無需再費時間找人教學日語。’”8他還強調澳門聖保祿學院十分重1 貢薩羅‧克塞羅（GonçaloCouceiro）：《澳門聖保祿教堂》（AIgrejadeS.PaulodeMacau），轉引自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8－79頁。2 參見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7－79頁。3[日]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東京：八木書店，2002年，第254頁。4 《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1594年10月28日）記載道：除小學部（兒童學部）教授閱讀、寫字外，“尚有一個文法班和一個今年剛開辦的人文學專業班。學生中除一些外來學生（指未加入耶穌會的學生──引者注）外，還有七名來自印度的耶穌會士以及來自日本的會士。這些人將參加於明年開設的藝術專業課程。學院還設有一個倫理神學個案班”。（“CartasÂnuasdoColégiodeMacau”，28-10-1594，轉引自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6頁）其實，這則記載與同期《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中關於四個學部的記載是基本一致的，惟將後者中的“文法學部”、“人文學部”、“倫理神學部”分別稱作“文法班”、“人文學專業班”、“倫理神學個案班”，這就不難理解“人文學部”為何有時又被稱作“藝術班”了。筆者認為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澳門聖保祿學院初創時有關機構的名稱尚不明確，另一方面緣於文字的翻譯表述問題。5 黃啟臣：《澳門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0期，第36頁。6 劉羨冰：《澳門聖保祿學院歷史價值初探》，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4年，原文未注明頁碼。7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51頁。8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51－52頁。

41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視《神操》的教學，“仔細閱讀現今手頭所有二十期《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本人發現沒有一期不談及全體師生是如何重視依納爵神操的”。1按上述機構設置和課程設置的情況，可大致歸納如下（表2）：表2　澳門聖保祿學院部分課程一覽表教學機構程度及性質開設或計劃開設課程兒童學部（小學部）初等教育機構葡文閱讀和寫字、算術、音樂文法學部（文法班）中等教育機構拉丁文、文法、修辭、史地、算術、音樂人文學部（人文學班）大學預科邏輯學、自然哲學（含物理、天文曆法等）、亞里斯多德哲學（形而上學）、數學、倫理學倫理神學部（倫理神學個案班）大學本科倫理神學、教理（教義）神學、《神操》不明不明日文、中文（3）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教學及師生生活管理耶穌會歷來以組織嚴密、紀律嚴明而著稱於世，這一點被公認為與其創始人依納爵在軍隊中的經歷有着密切的關聯，他最早曾用西班牙文將耶穌會命名為“耶穌軍團”（CompañíadeJesús），這種特徵也貫穿在耶穌會學院的教學及師生生活管理之中。如前所述，1597年10月范禮安即為澳門聖保祿學院制訂了新章程，其內容廣泛涉及學院各科的共同規則，假期及周休的規定，拉丁文、藝術班、倫理神學、教理（教義）神學的教學規程等，對諸如課時安排、課前儀式、座次排序、考試程序以及禱告規範等都作出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2以考試為例，據李向玉介紹，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考試制度是非常嚴格的，具有一整套程序，既複雜又隆重”，如“藝術班的學制為三學年，結業時要進行四門課程的考試。首次公開考試在三名考官面前進行，由一名教師主持。每門課程考試歷時一天，提問的內容廣泛”。3他對藝術班的考試程序作了描述後，認為“毫無疑問的是它與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的制度相仿”。4他還指出：“該院倫理神學和教義神學專業的考試也同樣鄭重與莊嚴。正因為如此，從該院畢業的學生幾乎個個都是學識淵博之士。他們不僅精通神學，而且掌握多門知識，這樣才能進行學術傳教。”5“據1620年任耶穌會視察員的羅德里格斯（JerónimoRodrigues）撰寫的一份報告記載，聖保祿學院當時實行一系列管理規定，共有十三條之多”。6例如，學院規定星期天及其他聖日為“休整日”，師生均應登山散心，呼吸新鮮空氣；神父可每天上山祈禱；教師們每天下午授課結束後也可登山活動，“以保證人人能夠鍛煉身體，有充沛精力進行學習和工作”。7再如，關於教義宣講，學院規定重大節日上的演講不應超過一小時，發願時間一般不可超過半小時。此外，學院對打掃衛生、添1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54頁。2 參見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4－79頁；關於倫理神學和教理（教義）神學，參見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兼談耶穌會在東方的教育機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58－159頁。3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6頁。4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0頁。5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0－71頁。6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9頁。7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80頁。

4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加燈油、入教堂不得穿鞋襪等細節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二）澳門聖保祿學院移植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主要特色綜上所述，澳門聖保祿學院通過實施一系列舉措移植了16－17世紀西方大學的教育體制，既符合《會憲》及《教學章程》的基本要求及精神，也體現了這一時期耶穌會學院共同而普遍的特徵。與此同時，澳門聖保祿學院結合澳門本地的歷史傳統和教育狀況，在移植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過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的若干特色。（1）建構起比較完整的學校教育體系澳門聖保祿學院在保留合併聖保祿公學的基礎上建構起包含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大學預科、大學本科這樣一個比較完整的學校教育體系。耶穌會最初不創辦初等教育機構，《會憲》及《教學章程》也不涉及初等教育。但16世紀正是歐洲宗教改革蓬勃開展的歷史時期，新教宣導“因信稱義”的思想，重視《聖經》及教徒閱讀《聖經》所形成的個人體認和信仰，為此提倡普及教育，有力地促進了初等教育在新教國家和地區推廣開來，而所謂“4R”[reading（閱讀）、writing（寫作）、arithmetic（算術）、religion（宗教）]教育則成為當時初等教育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徵。為了與新教及其教育相抗爭，耶穌會後來也開始創辦初等教育，但始終不是其辦學和教育事業的重心所在，大多數耶穌會學院中不包含初等教育機構。如前所述，16世紀澳門的初等教育比較落後，而聖保祿公學於1571年由耶穌會創辦後深受本地居民歡迎，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可以說，正是考慮到澳門當地居民的教育需求，也是為了擴大耶穌會教育在澳門地區的影響力，位於聖保祿公學之側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在建校時便將聖保祿公學合併進來而構成其兒童學部。關於兒童學部的教學情況，1654年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生動地描述道：“除了教授良好的生活習慣外，還教孩子們讀書、寫字，協助做彌撒、唱歌、算術以及進行有關教義的問答。孩子們對有關教理的提問，答案大都熟記，因此能對答如流。為了練習所學內容，常常帶小學生去教堂聽彌撒，老師陪伴左右。”1兒童學部還常組織學生演出節目。由於兒童學部辦學頗具特色，它既擴大了耶穌會教育在澳門本地的影響力，也成為澳門聖保祿學院教育的一大亮點，因此，將聖保祿公學發展成為澳門聖保祿學院兒童學部，在一定意義上堪稱耶穌會學院教育本土化的成功嘗試。換一個角度來看，16－17世紀耶穌會學院正處在從“不完全大學”向“完全大學”逐步發展的過渡時期，澳門聖保祿學院內含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大學預科、大學本科的教育體系正是這種過渡時期的產物。這種學校教育體系可稱作“學園”制，即一個學園中包含從初等教育到大學本科在內的各級各類學校，它在世界各國教育現代化的進程中也常被採用，特別是當這個國家的現代教育制度尚未健全之時，如晚清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就包含外院（小學）、中院（中學）、師範院（師範學校）、上院（大學）。即便在今天世界各國這種“學園”制也還存在，如日本不少財團投資創辦的私立學校仍採用“學園”制，一個學園中包含普通高中、大學本科、女子高校、職業學校等。這類“學園”制學校的特點在於自成體系，較易形成自身統一而鮮明的辦學風格、教育傳統以及具有特色的人才培養目標。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澳門聖保祿學院也可謂“學園”制的早期嘗試。1“CartasÂnuasdoColégiodeMacau,1654”，轉引自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6頁。

43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2）形成文理兼融、以文為主的教學特色澳門聖保祿學院在借鑑巴黎大學、科英布拉大學和羅馬學院的辦學模式的基礎上，形成了文理兼融、以文為主的教學特色。所謂“文”包括文法、修辭、史地、音樂、邏輯學、亞里斯多德哲學（形而上學）、倫理學、宗教神學等人文學科知識，所謂“理”包括物理、天文曆法、數學等自然科學知識。澳門聖保祿學院在大學本科階段僅設倫理神學部，培養優秀的傳教士是其人才培養的最高理想和終極目標，在這方面它主要借鑑了巴黎大學的辦學模式，因為創建於12世紀的巴黎大學以神學專業最為著名，其神學院建制嚴整，正如英國大學史專家拉斯達爾（H.Rashdall）所描述的，巴黎大學神學院學位申請人被要求參加論辯、佈道、操行和習練，儘管無論是在數量上抑或特點上都一直在發生着輕微的變動，但總的來說是比較規範而嚴格的；1當年依納爵及其同伴法伯爾、沙勿略均就讀於此。此外，1366年巴黎大學藝學院的課程設置如下：“藝學學士課程為文法、邏輯、心理學；藝學院教師資格課程為自然哲學；藝學碩士課程為道德哲學、完整而系統的自然哲學。”2有的學者概括道：“巴黎模式”（ModusParisiensis）“比較注重秩序、整齊和紀律……學生的進度是依照師生共同遵守的固定課程綱要而確定的。教師經常授課，而學生則在課後參與學術活動。他們將根據自身的學術能力和課程準備而分成特定的班級，每個班級都有固定的教師和必須遵守的教材。學生通過考試後，才能升入層次更高的班級。這些均有賴於教師的個人知識及其對學生的關懷，因為只有這些才能幫助年輕學子通過這些課程的學習更穩定而快速地進步。上述特點幾乎從最早開始就成為耶穌會學院教學結構和課程綱要的組成部分”。3因此，美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柯林斯（R.Collins）強調16世紀包括依納爵在內的“西班牙知識份子是巴黎重要的經院譜系的一個副產品”。4在很大程度上，澳門聖保祿學院繼承發揚了巴黎大學的辦學模式及特色。澳門聖保祿學院的人文學部主要借鑑了科英布拉大學的辦學模式。法國社會學家、教育學家涂爾幹（E.Durkheim）在追溯法國大學的起源時概括了加洛林文化復興時期文法教育的基本特徵：“這種教育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力求涵括人類知識的總體，它的目標是成為百科全書式的東西。”5眾所周知，歐洲從古希臘開始就形成了一個傳統，即哲學涵蓋所有學問，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亞里斯多德幾乎為當時各門學問都寫了一本書加以總結，從而形成了以“哲學”為標籤的亞里斯多德知識體系。古羅馬以後除了法學、醫學、神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而成為獨立的學科，其餘學科仍為哲學所囊括，而上述“加洛林文化復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試圖復興亞里斯多德知識體系，在此背景下歐洲“大學於12世紀末至13世紀大量湧現，以回應西方亞里斯多德知識體系的復興”。6到16世紀，科英布拉大學的“亞里斯多德哲學當時剛好達到頂峰，曾對歐洲許1H.Rashdall,TheUniversitiesofEuropeintheMiddleAges,OxfordattheClarendonPress,1895,Vol.I,pp.463-474.2H.Rashdall,TheUniversitiesofEuropeintheMiddleAges,OxfordattheClarendonPress,1895,Vol.I,p.437.3J.W.Padberg,“DevelopmentoftheRatioStudiorum,”inV.J.Duminuco(ed.),TheJesuitRatioStudiorum:400thAnniversaryPerspectives,NewYork:FordhamUniversityPress,2000,p.82.4[美]R‧柯林斯（RandallCollins）：《哲學的社會學：一種全球的學術變遷理論》（下），吳瓊、齊鵬、李志紅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686頁。5[法]涂爾幹（E.Durkheim）：《教育思想的演進》，李康譯，渠敬東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頁。6J.W.O’Malley,“HowtheFirstJesuitsBecameInvolvedinEducation,”inV.J.Duminuco(ed.),TheJesuitRatioStudiorum:400thAnniversaryPerspectives,NewYork:FordhamUniversityPress,2000,p.58.

4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多地方產生影響”，1特別是由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的亞里斯多德八種講義即為耶穌會葡萄牙會省會長豐賽伽（PedrodeFonseca）所主編，2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在科英布拉大學讀書時都曾學過這套講義，日後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稱之為“科英布拉全書”；3豐賽伽還撰寫出版了《辯證法》和《亞里斯多德形而上學評注》等著作，被時人譽為“葡萄牙的亞里斯多德”。4由前述內容可知，耶穌會學院哲學院及澳門聖保祿學院人文學部的課程設置及其教學內容正是以亞里斯多德知識體系為基礎的。16－17世紀，“在科英布拉大學，聖保祿學院的許多學員（即使不是大多數）在離開歐洲前往澳門之前都學習過一段時間”，5其中一些人日後留在澳門聖保祿學院人文學部執教時所講授的主要也是亞里斯多德知識體系。亞里斯多德知識體系以人文學科知識為主體，但也包含自然科學知識，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的亞里斯多德八種講義中就包含亞里斯多德論述天體、礦物和動植物等自然知識的著作，所以耶穌會學院歷來重視自然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利瑪竇早年在被譽為耶穌會的“學院模範之母”的羅馬學院讀書時，6其教學計劃規定第一學年學算數，第二學年學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前4卷、實用算數、地理學和《幾何原本》第5、6卷，第三學年學古觀測儀、行星論等有關自然的知識。7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伽利略和他在義大利的科學派別是以耶穌會和羅馬天主教會網絡為基礎的”。8伽利略於1609－1610年間自製望遠鏡用於天文觀測，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出版了《星際使者》一書，尤其是他發現了金星有位相，表明金星是繞太陽運轉的，這就部分地為哥白尼的日心說找到了證據。此後不久，他收到羅馬學院著名數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克拉維烏斯（C.Clavius）的邀請，遂於1611年3月到羅馬，受到名門貴族和教會高級神職人員的欽佩和歡迎，教宗保祿五世也接見了他，羅馬學院中有高深學問的大多數耶穌會士都贊同他的學說。9此外，克拉維烏斯因撰述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拉丁文注釋本而被譽為“16世紀的歐幾里德”。10利瑪竇於1574年入羅馬學院學習，接受克拉維烏斯的指導，他學習平面幾何學時所用的1HildedeRidder-Symoens,AHistoryoftheUniversityinEurope,VolumeII:UniversitiesinEarlyModernEurope（1500-180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133.2 這八種講義為1591年出版的《亞里斯多德物理學講義》8卷本、1592年出版的《亞里斯多德論天講義》4卷本、1592年出版的《亞里斯多德論礦產講義》、1592年出版的《亞里斯多德小自然科學講義》、1595年出版的《亞里斯多德倫理學講義》、1595年出版的《亞里斯多德論生與滅講義》2卷本、1595年出版的《亞里斯多德論靈魂講義》3卷本、1606年出版的《亞里斯多德全稱辯證法講義》，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翻譯了其中四種講義，即《靈言蠡勺》、《寰有詮》、《名理探》、《修身西學》。參見肖朗：《明清之際耶穌會士與西方大學講義的譯介》，《教育研究》（北京）2005年第4期，第80頁。3[法]裴化行（R.P.HenriBernard）：《利瑪竇神父傳》上冊，管震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33頁。4W.V.Bangert,AHistoryoftheSocietyofJesus,St.Louis:TheInstituteofJesuitSources,1972,p.63.5[美]馬拉特斯塔（EdwardMalatesta）：《聖保祿學院：宗教與文化研究院》，《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0期，第9頁。6J.W.Padberg,“DevelopmentoftheRatioStudiorum,”inV.J.Duminuco(ed.),TheJesuitRatioStudiorum:400thAnniversaryPerspectives,NewYork:FordhamUniversityPress,2000,p.82.7[日]小野忠重：《マテオ‧リッチと支那科学》，東京：雙林社，1944年；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8[美]R‧柯林斯（RandallCollins）：《哲學的社會學：一種全球的學術變遷理論》（下），吳瓊、齊鵬、李志紅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676頁。9 樊洪業：《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64－65頁。10 《利瑪竇書信集》下冊，台北：光啟出版社，1986年，第276頁。

45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講義正是克拉維烏斯的拉丁文注釋本，後在徐光啟的協助下將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6卷翻譯成中文；《幾何原本》的翻譯完成後，利瑪竇又在李之藻的協助下翻譯了《同文算指》和《渾蓋通憲圖說》，前書主要根據克拉維烏斯在羅馬學院所用的講義《實用算數概要》編譯而成，後書則依據克拉維烏斯在羅馬學院所用的《天文學》講義編譯而成。特別是在數學研究及其學科建設方面，耶穌會學院貢獻良多，這一點正如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D.Spence）所強調的，“16世紀，耶穌會在其遍佈歐洲的學校中對科學的強調，不僅是為了與同樣強調科學的新教學校競爭，同時也是為了取悅那些將學習科學置於其他學科之上的社會精英和貴族。耶穌會士們借助強調數學技藝，來證明自己正處於現代知識的前沿，而且繼承了文藝復興後期義大利人文主義的要旨”。1儘管當年就讀於耶穌會學院的笛卡兒本人對其教育多有批評，但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B.Russell）仍認為耶穌會學院教師“傳授給笛卡爾的大量數學知識是他在別處學不到的”。2澳門聖保祿學院採納了羅馬學院的辦學模式，在人文學部開設了自然哲學（含物理、天文曆法等）和數學課程，所以有的學者稱澳門聖保祿學院“除神學課程外，還開設了數學、天文、物理等課程”，3其考試時會向考生提出“物理問題”，提問的順序為“首先是邏輯學，接下來是物理，最後是形而上學”。4當然，較之自然科學知識，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課程設置及教學內容更偏重人文學科知識，而且在本科階段僅設神學院而未設醫學院和法學院，這在16－17世紀耶穌會學院中也是較為普遍的現象，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的，在當時歐洲大學中“耶穌會大多只佔據上述的人文科學系和神學系，而法律系和醫學系一般掌握在他人，大多數是世俗教授的手中”。5從總體上看，澳門聖保祿學院可謂形成了文理兼融、以文為主的教學特色。三、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歷史意義及當代價值（一）澳門聖保祿學院移植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歷史意義英國著名科學史專家李約瑟（J.T.M.Needham）在評價耶穌會士的歷史地位時指出：“即使說他們把歐洲的科學和數學帶到中國只是為了達到傳教的目的，但由於當時東西兩大文明仍互相隔絕，這種交流作為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繫的最高範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6就教育的層面而言，伴隨着明清之際耶穌會士的東來，16－17世紀以耶穌會學院為代表的西方大學教育體制傳入中國，但這一時期來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並未辦學，所以其傳入活動僅停留在紙面上，從這個角度來說，澳門聖保祿學院移植西方大學教育體制，不僅對這一時期澳門教育的發展產生了1[美]史景遷（JonathanD.Spence）：《利瑪竇的記憶之宮：當西方遇到東方》，陳恒、梅義征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第199－200頁。2[英]羅素（B.Russell）：《西方哲學史》下卷，馬元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43頁。3 《范禮安與澳門聖保祿學院》，張偉保：《振葉尋根：澳門教育史、歷史教育與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97頁。4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6－69頁。5[德]彼得‧克勞斯‧哈特曼（PeterC.Hartmann）：《耶穌會簡史》，谷裕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69頁。6[英]李約瑟（J.T.M.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第4卷，《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小組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第693頁。

4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直接的影響，而且為當時中國人展現了一個與中國傳統教育體制面貌迥異的教育體制及其主要特點。第一，澳門聖保祿學院展現了西方大學的課程設置體系及其教學內容。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和學術分類體系主要為“經、史、子、集”和“義理、考據、辭章”，傳統教學內容更是集中於人文學科，一般來說第一階段是以讀、寫、算為主的課蒙教育，第二階段是以儒家經典為主的人文教育，特別是在科舉制度和宋明理學的影響之下，自然科學知識幾乎完全被排斥在傳統教育的課程及其教學體系之外。與此相對照，澳門聖保祿學院移植的西方大學課程設置體系及其教學內容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徵。首先，從教學過程來講，它具有次序井然、循序漸進、從文入理、由基礎學科而專業學科的特點。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學生進入相當於歐洲文法中學的初級部──文法學部──後接受的是文科性質的教育，主要教授學生學習拉丁文的文法學和修辭學，兼授希臘文、史地、算數、音樂等。文科結業後，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學生從文入理，進入相當於大學預科的高級部──人文學部──開始理科階段的學習，如前所述，這一階段以亞里斯多德知識體系為主要教學內容，第一學年學邏輯學，以培養學生掌握正確的研究方法，第二學年、第三學年循序學習自然哲學（含物理、天文曆法等）、亞里斯多德哲學（形而上學）、數學和倫理學。文科和理科結業意味着基礎學科的學習告一段落，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學生進而研修神學專業課程，接受專業訓練，而在當時歐洲大學還可研修法學專業課程或醫學專業課程。其次，就其教學內容而言，整個體系既包含必修課程，也包含選修課程；既包含人文學科方面的知識，也包含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涉及面寬、系統性強。所謂必修課程是指包括文科和理科在內的基礎學科，所謂選修課程在澳門聖保祿學院是指神學專業課程，而在當時歐洲大學還包括法學專業課程和醫學專業課程。可見，整個課程設置體系及其教學內容比較全面，所包含的知識結構比較合理，也比較符合人類認識和思維的規律，有較強的科學性。因此，澳門教育史專家劉羨冰把這種課程設置體系界定為“高等通才教育的課程”是頗有見地的，1如果結合澳門聖保祿學院本科階段的神學院設置了神學專業課程，那麼也可說是高等通才與專才相結合的課程設置體系。事實上，明清之際部分有識之士已初步認識到這套課程設置體系及其教學內容的特色及長處。楊廷筠在《代疑續編》中寫道：“西教不然，其學有次第，其入有深淺，最初有文學，次有窮理之學。”2許胥臣在他為《西學凡》所寫的引文中指出：“讀其凡，其分有門，其修有漸，其詣有歸。”3《四庫全書總目》的編者則評析道：“所述為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為之綱……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為本，以明體達用為功。”4第二，澳門聖保祿學院展現了西方大學的教學組織形式、教學方法以及師資管理的某些特點。格萊夫斯評價說﹕良好的教學法和優秀的教師是“耶穌會高等學校最稱特色的地方”。5一般來說，16－17世紀西方大學已普遍採用年級制、班級制等教學組織形式，《會憲》和《教學章程》也對耶穌會學院的教學組織形式作了明確的規定。如前所述，澳門聖保祿學院即依據《會1 劉羨冰：《澳門聖保祿學院歷史價值初探》，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4年，原文未注明頁碼。2 轉引自吳相湘、包遵彭、李定一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2輯第8冊，台北：正中書局，1979年，第168頁。3[明]李之藻：《天學初函》，台北：學生書局，1965年，第21頁。4 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080頁。5[美]格萊夫斯（F.P.Graves）：《中世教育史》，吳康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28頁。

47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憲》和《教學章程》的有關規定實施年級制和班級制。學校教學法的格言是“重複為學問之母”（pluribusdiebusferesingulaproeceptainculcandasunt），要求學生每天複習已學過的功課；並要求有的年級在每學年最後一個月複習一學年的功課，有的年級用後半學年來複習前半學年的功課；還要求人文學部的畢業生利用在文法學部任教的機會全面複習早在文法學部學過的功課。像所有耶穌會學院一樣，澳門聖保祿學院也採用競爭的方式來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為此學生之間常舉行公開的“辯論”（disputationes）活動，即用學過的功課和知識進行討論，相互辯難。英國教育史專家博伊德（W.Boyd）和金（E.J.King）認為耶穌會學院“最有價值的改進在於關注培養修會成員成為教師和教授”，1耶穌會學院學生在高級部學習三年哲學課程畢業才有資格在初級部任教，在神學院學習六年神學課程畢業後才有資格在高級部任教，“在此全部過程中，他教授自己所學知識的能力被認為與他所掌握的知識同等重要，並要與他掌握的知識一起定期接受考試。不僅如此，還規定經常地、特別是在開始時要對他的教學實施監督和指導”。2因此，耶穌會學院十分注重師資培訓。學界一般認為在耶穌會學院初級部任教的教師雖已獲碩士學位，但他們很年輕，也沒有教學經驗，而且通常在不久後即進入神學院學習神學，因而“教師過於年輕和頻繁的人員流動是耶穌會學校的弊端”。3儘管如此，耶穌會學院的師資品質之高在當時的歐洲是比較突出的。澳門史專家王文達曾介紹道：“據賈典神甫（Fr.Cardin）一六四四年所著之記載有‘耶穌會於澳門高處，建此修院（指澳門聖保祿學院──引者注），經常可容六十人。其所授學科，由文法以至神學，皆有可得博士學位之程度者’。”4這也印證了任教於澳門聖保祿學院的部分教師有博士學位。反觀中國封建學校教育對學生的年齡沒有嚴格規定，既無學年制，也無班級制，授課方法以教師“滿堂灌”和學生“背誦”為主，對師資雖有很高要求，卻不注重培訓。兩相比較，耶穌會學院的教學組織形式及方法等確具先進性，澳門聖保祿學院則展現了其特點及長處。可以說，正是由於澳門聖保祿學院實施了較為系統的課程設置體系和較為先進的教學組織形式及教學方法，又有一批高水平的優秀教師在此執教，所以造就了不少知識廣博、學有專長的人才。以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為例，據學者統計，曾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或執教、之後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約有200餘人，有年代可考者102人。5其中不乏飽學卓越之士，如龐迪我（D.dePantoja）、艾儒略、高一志（A.Vagnoni）、畢方濟（F.Sambiasi）、陽瑪諾（E.DiazJunior）、曾德昭、鄧玉函（J.Terrenz）、傅汎際（F.Furtado）、安文思（G.deMagalhães）、南懷仁（F.Verbiest）等，他們或將西方哲學、科學、宗教名著翻譯成中文，或把儒家經典等翻譯傳播到西方，很好地發揮了溝通中西文明及文化的橋樑作用。另據有關研究成果，1595－1614年間有14名日本學生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學習，此後有更多的日本人到此學習，6可見澳門聖保祿學院對整個東亞與西方的文化交流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W.Boyd,E.J.King,TheHistoryofWesternEducation,London:Adam&CharlesBlack,1980,pp.205-206.2W.Boyd,E.J.King,TheHistoryofWesternEducation,London:Adam&CharlesBlack,1980,p.206.3[德]彼得‧克勞斯‧哈特曼（PeterC.Hartmann）：《耶穌會簡史》，谷裕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68頁。4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4頁。5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67頁。6 參見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94－896頁。

4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二）澳門聖保祿學院教育、教學的當代價值澳門聖保祿學院從它成立之日算起，迄今已400餘年，其間世界形勢可謂“滄桑巨變”，但仔細想來，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今天，澳門聖保祿學院教育、教學的某些實踐及特色並未過時，仍具有一定的借鑑價值。首先，耶穌會學院教育既重視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教育的傳統，又繼承了古希臘羅馬及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教育的精神，“耶穌會並不將人文主義教育和經院哲學教育（大學或專業教育）兩種教育視為互斥的系統，仿佛兩種文化的系統不能相容似的；他們反而將兩者視為同存的兩種系統。他們推崇經院哲學體系的理性嚴謹，也推崇其超然客觀的分析方法，他們並且相信其目標在於訓練高度專業的科學、法律、醫學或神學研究生。……他們同時也推崇人文主義系統（中小學教育）的詩學、雄辯和戲劇教育，相信人文主義教育能夠培養高貴情操及理想……相信人文主義教育具有能夠培養pietas的潛質，1也即能夠培養健全的人格”。2如前所述，澳門聖保祿學院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於一體，具有文理兼融、以文為主的課程體系及教學特色，有助於造就既有廣博的基礎知識、又有高深的專業造詣的人才。然而，歐洲文藝復興後伴隨着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潮流，世界範圍內的學術專業化趨勢愈演愈烈，人文學科知識分子和自然科技知識分子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兩種文化”日益分化甚至對立，3這就要求在高等教育領域處理好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或通識教育（generaleducation）與專業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的關係，在這方面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教育、教學實踐及特色誠不乏借鑑價值。其次，耶穌會學院歷來重視語言文字的教育，因為語言文字既是人類認知和思維的主要工具，也是認識和把握一個民族或地區的文化的主要管道。澳門聖保祿學院兒童學部教授葡文閱讀和寫字；文法學部教授拉丁文的文法和修辭，訓練學生用西塞羅式的拉丁文體進行演說和寫作；學院還開設了日文課。如前所述，對澳門聖保祿學院是否開設過中文課雖存在不同的看法，但羅明堅、利瑪竇、艾儒略等耶穌會士均曾在澳門學過中文，他們進入中國內地後，平時除了忙於傳教和應酬客人外，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研究中文和中國的風俗習慣，而且正是由於他們通過勤學苦練，熟練地掌握了中文，具有聽、說、讀、寫、譯五種能力，才能與中國士紳進行深度交流，並在他們的協助下進行中西文獻之間的雙向翻譯和傳播，進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雙重使者。澳門素有“語言的博物館”之稱，又有開展中西及東西文化交流的傳統，在當今國際化的時代如何進一步通過繁榮雙語教育乃至多語教育來造就大批國際型高端人才，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教育、教學實踐及特色也可提供足資借鑑的先例。[特約編輯　鄭振偉；責任編輯　陳超敏]1“pietas”在拉丁文中的涵義包括責任（responsibility）、忠誠（loyalty）、親和（tenderness）、善良（goodness）、憐憫（pity）、虔誠（piety）。2J.W.O’Malley,“HowtheFirstJesuitsBecameInvolvedinEducation,”inV.J.Duminuco(ed.),TheJesuitRatioStudiorum:400thAnniversaryPerspectives,NewYork:FordhamUniversityPress,2000,p.68.3 參見[英]C.P.斯諾（C.P.Snow）：《兩種文化》，紀樹立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

49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辦與歷史地位[摘要]自十九世紀初，中西文化交流日趨緊密，而澳門則擔當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傳教士的推動下，澳門在1839年創辦了一所新式學堂：澳門馬禮遜學堂。雖然這所學堂在1842年遷往香港，但卻為中國近代教育史留下光輝的歷史。換言之，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在這裏誕生了。同時，一些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功臣──如容閎和唐廷樞──也是在這裏接受他們的基礎教育。因此，這也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題目，值得我們的細心考察。[關鍵詞]澳門　馬禮遜教育會　馬禮遜　裨治文　顛地　容閎　唐廷樞自19世紀開始，西方工業化正邁步前進，中外文化的碰擊也日趨激烈。在這個動盪的時代，由於地理和歷史的原因，澳門首當其衝，成為中外文化的主要角力場。其中，與商人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相似，傳教士亦成為最重要的文化使者，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前線。自從1757年清朝實施一口通商後，廣州成為中外沿海商業貿易的唯一口岸，而澳門適處於珠江口的左岸，並承襲明朝中葉以來葡萄牙人在中國的居留地的特殊地位，澳門在19世紀前期具有至關重要、不能代替的角色。外商在每年貿易季節結束後必須離開廣州，暫居澳門，故外商每年大約有一半時間逗留在澳門。此外，由於清朝不准許女眷住在廣州，故此亦必須長期留在澳門。因此，澳門自然成為廣州貿易的後勤補給基地。由於與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清朝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在這種緊張關係之下，天主教傳教士除了少數在北京的欽天監等機構內服務外，大部分都必須離開中國，他們只能回國或留在澳門這個彈丸之地。這對天主教拓展在華傳教事業十分不利。到了19世紀初，基督新教開始推動海外傳教工作。最先是英國的倫敦傳道會，他們在1807年派遣馬禮遜牧師（RobertMorrison）來到中國。1813年又增派米憐（WilliamMilne）牧師，以協助馬禮遜牧師的工作。1830年，首位美國公理宗海外傳道部（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ABCFM，簡稱“美部會”）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C.Bridgman）來到中國。1833年，美部會的衛三畏（SamuelW.Williams）也來到中國，協助裨治文的傳教工作。基督新教早期的傳教工作並不十分順利，其中的因素十分複雜，除了來華傳教人員的數量偏少外，也包括中國方面的原因，如（1）中國人以天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辦與歷史地位張偉保　溫如嘉作者簡介︰張偉保，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博士；溫如嘉，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澳門教育研究三十年‧

5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朝大國自居，極之輕視外國人和外來宗教；（2）中國傳統教育亦有嚴重缺點，完全忽視科學和地理等新知識；（3）中國人罕能懂得外語，對中國以外的事物缺乏興趣。一、馬禮遜教育會的成立及前期工作1834年8月1日馬禮遜牧師逝世，部分廣州外商和傳教士認為需要延續他的教育工作，開始籌組“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EducationSociety），正式揭開了中國教育現代化的第一頁。在裨治文、馬儒翰（JohnR.Morrison）等的推動下，馬禮遜教育會在1836年11月9日宣佈成立，並提出“本會的目的，是通過學校教育和其他手段，來改善並提高中國的教育”。1教育會以“在華開辦和資助學校為目的”，2對廣州地區和東南亞華人聚居的城市進行調查，以獲得“關於中國初等教育一般狀況的第一手資料”。3在1837年的年度報告說：“協會已收留了5名兒童，並使他們受到教育，其中2名在新加坡，3名在廣州……此外，馬禮遜教育會還向郭士立夫人在澳門開辦的學校提供資助，數額為每年312元。”4早在馬禮遜學堂正式成立之前，為盡快開展有關工作，籌委會在1835年9月便開始資助郭士立夫人（MrsMaryWanstallGützlaff）所主持的女子私塾。《馬禮遜教育會第一次年度報告》指出：教育會已經用基金對郭士立（Gutzlaff，又譯作郭實臘）夫人在澳門找到的幾名孩子進行了支援……學校裏共有二十位學生。他們接受同樣的教育，幾乎相同的課程。孩子們參加初級的英語學校，接受中國老師每天額外的中文閱讀和寫作課程，英文寫作課則是由葡萄牙的一位專家來教授的。5此報告繼續說：這所學校開始於1835年9月30日，共有十二名女學生和兩名男學生，由女子協會捐助，6這個組織的目的在於促進印度和東方女童接受更好的教育。……學校為他們提供1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7頁。吳氏在同書第338頁分析說︰“應以9月28日為其成立時間。”根據裨治文在1845年的記載︰“在1836年11月9日，協會在廣州正式成立。”見《馬禮遜教育會第七次年度報（中譯本）》，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41頁。故吳氏的判斷未可遽信。2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9頁。3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0頁。4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0頁。按，梁家麟在《廣東基督教教育（1870－1953）》（香港：建道神學院，1993年）一書中說：“1837年，該會……在廣州設立了一間學校。這學校最初僅有五名學生就讀，均來自窮苦的家庭……”（第31頁）梁氏誤將該會資助學生學習視為設立學校，是不準確的。例如，這五名學習中，有兩名送往新加坡學習。由此可見，這並不是一所學校。事實上，馬禮遜教育會自辦的第一所學校是澳門馬禮遜學堂，詳見下文。5 《馬禮遜教育會第一次年度報告》，收於《中國叢報》第6卷，第229－244頁；又根據HistoryoftheSocietyforPromotingFemaleEducationintheEast,(London,1847,BiblioLifeReproduction,p.33)的報導，TheodosiaBarker女士在通過實習和試用階段並掌握了一定程度的中文後，被派往郭士立夫人在澳門的學校。報告書中提及的英文教員可能便是這位女士。6 關於這個組織，其實是與裨治文一起來華的大衛‧亞庇牧師（Rev.DavidAbeel）推動之下成立的，有關文件見HistoryoftheSocietyforPromotingFemaleEducationintheEast,pp.260-265附件甲的“AnAppealToChristianLadiesinBehalfofFemaleEducationinChinaandtheAdjacentCountries”。

51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辦與歷史地位食宿等條件。學校的辦學模式，尤其在選拔學生方面，並不像委員們所希望的那樣；但……我們相信更多的經驗能夠進一步修改和提高教育體系，不枉費教育會對他們的支持，因為教育會的目標之一就是像同類機構提供支援。1《報告》中提及兩名男生，其中之一便是中國第一個獲得美國耶魯大學學位的容閎。容氏在其回憶錄也曾指出︰“古夫人所設學堂，2本專教女士，其附設男塾，不過為馬禮遜學校（MorrisonSchool）之預備耳。馬禮遜學校發起於1835年，至1839年成立。未成立時以生徒附屬於古夫人塾中，配撥該校經費，以資補助。”3關於郭士立夫人學塾的教學和生活的安排，李志剛牧師的研究指出：“學校招收學生，均需寄宿。衣服、文具、伙食等，一切均由學校供給，概不收費。全校由郭牧師夫人掌理，管理至嚴，每日上午，授課五小時，下午為集會，黃昏有晚課，至九時始休息。每週均有中英文考試，中文每週四次，由郭牧師主持。”4二、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辦及收生情況澳門馬禮遜學堂在1839年11月4日創辦，1842年11月1日遷往香港，前後共三年，時間並不算長久。然而，它是一所以新式教育為主的新式學堂，與識字教育及科舉考試為本的傳統中國教育完全不同，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巨變。籌辦以中英雙語、引進西方科學知識的學堂是馬禮遜教育會的首要目標。這所學堂以培養具現代視野的中國青年為方向，期望他們在完成學業後為中國的未來發展作出真實的貢獻。裨治文十分明白在中國很難招聘到合適的教員，因此，教育會在1836年9月分別向英、美兩國尋求協助招聘教員，但過程並不順利。英國方面沒有任何進展，美國方面也諸多阻滯，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才能覓得合適人選。1838年10月4日，時在紐約聾啞學校任教的耶魯大學畢業生布朗先生（SamuelRobbinsBrown）被敦聘為馬禮遜學堂教員。在不足兩星期內，布朗先生被按立為牧師，完成婚禮並帶同夫人前往中國。他們於1839年2月抵達澳門。5當時，中英關係正處於嚴峻局面。布朗夫婦隨即前往廣州，與馬禮遜教育會的主席顛地（LancelotDent）和秘書裨治文懇談。在來華初期，布朗校長需要立刻學習中文，並探究中國的教育情況。布朗牧師在裨治文和衛三畏等的協助下，一方面學習中文，另一方面積極籌辦學校。隨着中英關係的日趨緊張，屬於英國籍的郭士立夫人無法繼續逗留在澳門，最後只能在1839年5月將女塾關閉。6除了帶領三名年幼盲女經菲律賓前往英國外，其餘學員均被安排回家。因此，原有的校舍終於租給馬禮遜教育會。其1 《馬禮遜教育會第一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6卷，第231－232頁。2 按即郭士立夫人。3[清]容閎︰《西學東漸記》，台北︰廣文書局，1961年，第8頁。4 李志剛︰《容閎與近代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第40、45－46頁。5 由於需乘搭在10月16日起航的馬禮遜號，一切安排到非常匆忙。布朗夫婦在10月10日完婚，情況與他的前輩裨治文相同，也是當時海外傳教的習慣做法。在一同前往的人中，有船東奧立芬先生和大衛亞庇牧師。經過125天的海上旅程，他們繞過好望角，在1839年2月19日抵達澳門，詳見WilliamElliotGriffis,AMakeroftheNewOrient:SamuelRobbinsBrown,PioneerEducatorinChina,America,andJapan:TheStoryofhisLifeandWork,FlemingH.RevellCompany,1903,pp.61-65,69.6 李志剛︰《容閎與近代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第40頁。

5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後，布朗校長夫婦便入住在這所小洋房中，而學堂亦在上址營辦。這倒也因利乘便，女塾的部分設施自然得以繼續使用。到了1839年11月4日，在澳門大三巴旁、馬禮遜教育會的會址上，布朗校宣佈馬禮遜學堂正式開學。關於馬禮遜學堂的校址，歷來均欠缺清楚的記載。根據目前唯一一本布朗校長的傳記稱：馬禮遜學堂“在澳門一所葡式大屋，面積110x60英尺，前由郭士立夫婦所使用，現租作住所（按：即布朗夫婦的居所）和學校。這裏很接近賈梅士洞（按：賈梅士洞在澳門白鴿巢公園內，距馬禮遜墓地僅一箭之遙）”。1由於校舍規模和教師人手的局限，第一批學員人數較少。當時只有一個班，共有六名學生（表1）。由於不同的原因，在一年後，他們只剩下一名學生Achik。2學生留失率高和質素參差應是馬禮遜學堂辦學初期面對的最主要困難。1840年，禮遜學堂共招收7名學生，其中亞倫和天佑因為品行欠佳被勸令退學，所以第二批學員最後只餘五名（表2）。加上第一批學員只剩唐亞植一人，布朗校長遂將之合併，並重新命名為第一班。這六人長期留在學堂，相較於後來招收的學員，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班。資料顯示，在澳門時期共曾有29名學員入學（表3）。由於學堂的管理較為嚴謹，加上風氣未開，願意入學的學童並不太多。三份名錄共有11名學童在1842年11月隨校遷港，他們是“亞勝、亞根、亞焯、亞運、亞閎、亞傑、亞寬、亞駒、3亞秋、亞煜、亞遠”。4換言之，在澳門辦學的首三年，學生輟學的情況很嚴重，主要原因是們對新式教育疑慮重重。我們可以用唐寶臣的說法來作為代表。5他曾對布朗校長說：我不理解，為甚麼一個外國人會為我的孩子提供食宿和教育，而一分錢不收呢？我們一開始感覺這由中一定暗藏着甚麼不好的預謀。有可能是想把孩子們從父母身邊引誘走，一點一點地把他們送到國外去。6布朗校長也認為“這對家長來說都像謎一樣的難以猜透”。7由此可見，要改變家長的觀念，讓1 引文見WilliamElliotGriffis,AMakeroftheNewOrient:SamuelRobbinsBrown,PioneerEducatorinChina,America,andJapan:TheStoryofhisLifeandWork,FlemingH.RevellCompany,1903,p.71.2Atsuek（亞焯）在被父親帶走後，不久便再次向布朗校取申請返校。布朗校長不願輕易將已離校的學員恢復學籍，是怕造成先例。經過一年半之後，校長才容許Atsuek返回學堂。3 根據資料顯示，Aku也是來自唐家，1841年11月入學時為10歲。唐廷樞是1832年2月出生，也曾如其長兄唐廷植入讀馬禮遜學堂。1841年11月時年齡為9周歲零9個月，故學籍上填寫作10歲是極有可能的。又，據《中國叢報》第12卷第623頁所載學生名錄，籍貫是唐家的共有6名，只有唐廷樞為1832年出生。又，CarlSmith曾查閱英國國會文書，指出在香港一件案件中，律政司（TheAttorney-General）指出“在眾多歐洲人或中國人之中，唐亞樞（TongAKu）是一位最出色的譯員”（原文“TongAkuwastheAblestInterpreteramongtheEuropeanandChinese,”inCarlSmith,ChineseChristians:Elites,Middlemen,andtheChurchin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2005,pp.43,222,note25）。據此，這名叫Aku的學員，肯定是唐廷樞。4 李志剛︰《容閎與近代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第49頁，並據原表（《中國叢報》第12卷，第623頁）校正。由於是音譯，而中文的同音字較多，故難以確定是否完全正確。5 唐寶臣先後有三名兒子入讀馬禮遜學堂，他們是唐亞植、唐亞樞、唐亞富。前二人是馬禮遜學堂在澳門時期入讀的學生。6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47頁。7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47頁。

53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辦與歷史地位他們把孩子送到學堂去，當時是多麼困難的工作。這也是這時期學員輟學率很高的基本原因。1表1　第一批共6名學生名錄（1839年11月）英文名稱中文譯名入學年齡籍貫離校時間離校原因備註Aling亞靈16澳門1840年10月12日品性劣，開除／Atsuek亞焯14汕頭1840年8月19日由父領回1842年6月1日複學Ahop亞合12前山1840年2月10日頑劣，開除／Ayun亞遠11汕漳1840年8月19日遷居，離校／Awai亞偉11汕漳1840年8月19日遷居，離校／Achik亞植11唐家／／Achik原誤譯為亞傑2資料來源︰《中國叢報》卷12，第623頁。譯文基本參照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31－233頁。表2　第二批共7名學生名錄（1840年）英文名稱中文譯名入學年齡籍貫進校日期離校日期離校原因備註Akan亞根14牛紅瀨3月1日／／或譯作亞剛Awan亞運14澳門3月1日／／或譯作亞文Afun亞寬11東岸（Tungngon）3月13日／／即黃寬Alun亞倫10澳門3月16日1840年6月13日不受勸導／Tinyau天佑11南屏3月28日1840年6月28日行為劣／Awing亞閎13南屏11月1日／／即容閎，由郭士立夫人委託合信醫生推薦3Ashing亞勝15澳門1841年1月1日／／即黃勝；因後來屬第一班學生，日期也緊接1840年，故列於此表資料來源︰《中國叢報》卷12，第623頁。按：譯文參照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32頁；又，表內Afun誤為Afan；卷12誤作卷13；現據原表（《中國叢報》第12卷，第623頁）校正。由於是音譯，而中文的同音字較多，故難以確定是否完全正確。1 按：到了1845年9月，唐寶臣再對布朗校長說：“現在我懂了。我的三個兒子自從入學以來在你們學堂待得很好的，沒有受到任何傷害。我的大兒子現在已經成為一名合格的譯員，為大眾服務。其他兩個兒子也都沒有學壞。我一開始對你們教他們的宗教心有餘悸，但現在宗教使他們變得更好了。雖然我們國家的傳統禁止我信仰這個宗教，但我個人相信這個宗教是真實的。我現在沒有任何顧慮了。你們的辛勤勞動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他人，現在我完全理解了。”見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47頁。2 由於這份名錄將亞植（Achik）誤譯為亞傑，據第一批名錄所列，Achik是11歲入讀馬禮遜學堂，其出生年份應為1828年，故Achik只能是唐廷植。這個錯誤或始自容閎的英文自傳的中譯本《西學東漸記》（MyLifeinChinaandAmerica）。其譯者將容閎記錄其同班同學的名字為“黃勝、李剛、周文、唐傑、黃寬”。這是容閎晚年所記的名單。1915年由徐鳳石、惲鐵樵譯出；譯文見[清]容閎︰《西學東漸記》，台北︰廣文書局，1961年，第7頁。容閎、黃寬、黃勝在1847年1月隨布朗校長去美國，容閎稍後入了耶魯大學，黃寬則1849年轉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習醫。黃寬在1857年回香港行醫，是香港著名的外科醫生，1879年因病逝世。黃勝抵美約一年後因病返港，從事編輯、印刷及翻譯等工作，1870年參與創立東華醫院的工作。1883年12月，黃勝被委任成為首位華人太平紳士。1884年至1890年獲委為定例局（即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902年逝世。3 馬禮遜學堂開辦半年後，合信醫生終於聯絡上在澳門當印刷工的容閎，遂命其回家向母親稟請，得到允許後，先安排他在醫務所工作數月，以觀察其品行和能力，才在1840年11月正式安排容閎到馬禮遜學堂上課。據容閎的回憶，當時學堂共有五名同學，被布朗校長編入此班。

5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表3　第三批共16名學生名錄（1841年11月）英文名稱中文譯名入學年齡籍貫進校日期離校日期離校原因Aku亞駒10唐家1841年11月1日1842年1月1日家庭約束Atsou亞秋12唐家同上／／Ayuk亞煜11唐家同上／／Ayun亞遠14汕頭同上／／Alik亞力11官塘同上1842年1月1日不守規則Ami亞美12南屏同上1842年1月1日同上Akwai亞桂11崖口同上1842年1月1日同上Atsam亞贊11汕頭同上1842年1月1日同上Apo亞保11白沙石同上1841年11月14日愚鈍Atso亞佐12上柵同上1841年11月6日兄弟翹課Ahung亞鴻11上柵同上1841年11月7日兄弟翹課Afunlan亞寬霖11後坑同上1842年11月1日父母不準隨校遷港就讀Alam亞林11廈尾同上同上同上Afai亞輝13鼓殼同上同上同上Aching亞澄12鼓殼同上同上同上Alammuk亞林茂10白沙石同上同上同上資料來源︰《中國叢報》卷12，第623頁。按：譯文參照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32－233頁。四、澳門馬禮遜學堂的科目安排由於是初辦新式學堂，故澳門馬禮遜學堂的課程設置需要不斷改進，在澳門時期末段的馬禮遜學堂，正可以代表其中成果，在課程規劃上已為未來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澳門馬禮遜學堂遷往香港之前，前後整整三年之久。其間科目安排日趨完備，我們可以從1842年9月《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布朗校長的報告瞭解學堂的課程安排。在科目設置上，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宗教、地理和歷史、品德等領域，而體育運動也在每天下午的時段以自由活動形式非正規地進行。因此，除了其後在香港階段增設的科學課程和音樂課程外，現代學校一般的課程已包括在內。以下是澳門馬禮遜學堂不同科目的具體安排︰1（一）中文科“每天上午進行中文和書法的學習，其餘時間用於英文學習。中文課他們仍然採用中國傳統的教學方式，老師還是去年那位中國老師。他的教學效率和中國大部分老師持平，和大多數中國老師一樣，他對所從事的工作頗有興趣。10個男孩子已經或幾乎可以背誦《四書》，並且複習了一遍。高級班的一個學生，已經開始閱讀朱熹編寫的集注，並努力理解消化。大多數學生理解孟子著作的意思，一部分學生理解孔子的文章，最難的是《詩經》，沒有一個人理解裏面的篇章。有些學生可以將孟子的文章翻譯成清晰地英文。在我的指導下，他們也或多或少地練習過翻譯部分中文版的新約……偶爾我會要求他們用中文寫信，與中國學校的相同年級比，算是比較超前的練習。結果他們自己說他們英文寫作的能力比中文強，我對此深信不疑。”1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45－557頁。

55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辦與歷史地位“即使是練習把中文寫正確，也絕對是一項需要長期學習和練習的壯舉，從中國作家的情況和學校的普及程度上，可見掌握中文的人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少。語言結構並不複雜，因為從這方面來說，中文算是結構最簡單的語言之一，原因在於每個漢字都是一個任意的代碼，而不是由讀音有規律的字元組成，人們必須將自己置身在大量這樣奇怪的符號面前，看上去它們的設計對讀者發音和判定一點兒幫助都沒有，瞭解它們之間的結構和配合後，選擇並組織一系列的字來表達他的意思。要想達到這個目的，人們必須在記憶中存放大量這樣的奇怪的結構，才能連同他們的含義一同書寫在紙上，並遵從一定的位置規則。”1（二）英文科（1）語法：“（學員）從來沒有閱讀過這個方面的書本，瑪瑞（LindleyMurray）和其他文法家用很多的篇幅規定了語法規則，學員們對此一無所知……的確，他們不太可能……掌握一門外語而不學習語法。如果英文和中文不同，那他們必須要知道為甚麼不同，至少要瞭解不同在哪裏──這就是語法。我試圖教給他們語言的普遍規則……除此之外，他們對語法完全不瞭解，最起碼十分有限。”2（2）閱讀及寫作︰“有1200條英文短語的合集，翻譯成對應的中文短語。他們將對這本書進行記誦，並複習若干次；學習在對話中使用地道的英文以及閱讀英文文章對他們很有幫助。一年裏的大多時間，他們每天都會背誦這本課本，還接受寫作課和閱讀課的課程”。正如上文提及，學員“自己說他們英文寫作的能力比中文強”，布朗校長“對此深信不疑”。他又認為學員“經常碰到以前從未接觸過的觀點、感情和事實，如果沒有學習英文閱讀，他們也永遠不會想到。這些知識對於英國和美國普通閱讀能力的兒童來說一點兒也不陌生，兒童讀物的作者也想當然地認為可以被年輕的讀者們理解，但對於學堂裏的學員來說，卻是陌生而又驚奇的”。3布朗校長在報告中提及“學員們對廣泛閱讀已經明顯產生興趣。高年級的學員在課餘時間，坐在我的書房或其他地方，手拿一本兒童讀物，寧願讀書也不去和低年級的學生運動，這樣的事情在學校並不少見。斯雷德（Slade）先生非常好心，幾周前送來了《廣州紀事報》，報紙放在教室裏，學員們為擁有報紙而感到自豪，如果讀懂了報紙上的內容，他們會非常高興。這份禮物啟發了他們，對每日新聞，尤其是和祖國有關的新聞也表現出了比以往更為濃厚的興趣”。4（3）口語學堂為提高英語的表達能力，曾主動限制學員之間在日常交談時不說中文，只能說英語，否則以罰款的方式加以處分，有關款項則用來增購圖書。在“最初階段，罰款情況屢屢出現，每週總金額也相當可觀，但現在每個學員都很少再說中文，逐漸減少到沒有了”。51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46－547頁。按：中國語文是單音節的表意文字，與印歐語系的標音文字截然不同，遂引來不太懂得漢字、但仍積極學習中文的布朗校長的批評。又，布朗校長曾對《三字經》、《四書》、《五經》等傳統教材──亦即對傳統中國教育──作出較全面的檢討，見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28－231頁。2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3頁。3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1頁。4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5頁。5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5－556頁。

5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三）數學科此前，學員在數學已有了些基礎，能做基礎計算，簡化複合，以及加減乘除。但是，數學教材的匱乏曾對教學造成不少的困難，“直到幾個月前，英國提供了一部分教材，連同其他有用的學校課本，福克斯先生善良慷慨的努力得以實現，教材被郵寄過來……科爾伯恩（Colburn）的代數學，他們學到了這本書的第40頁，幾乎從頭到尾完成了所有的問題……其中兩名學生……開始學習普萊菲爾（Playfair）的幾何學，每天學習一小時，其餘同學則用這段時間學習代數。他們的進度是已經閱讀並理解歐幾里得（Euclid）的前四本書，並且複習背誦了其中大部分的內容”。1（四）宗教科根據教育會的《章則》，即“要為學員準備聖經，通過教學輔導幫助學員理解聖經，基督徒優秀的學校都有這樣的教學輔導，但對於聖經教義的接納程度並不影響學生的錄取”，並指出“聖經已經送達學員手中，我也很高興地提供了一切教學輔導幫助他們理解聖經”。此外，他也嘗試通過宗教活動來協助學員鞏固英文能力，例如，他指出：“學員們的宗教和道德品質教育不僅僅局限在教室裏。我們要求學員慶祝主日（星期日），在那天，他們早晨集合在一起，聽有關聖經的中英文講解，那些英語水平比較高能夠完全讀懂《聖經》的會被要求背誦經文，英語水平稍差些的則要背誦中文的經文，然後在晚上用中英文反覆朗讀《聖經》。在進行這些活動時，我們也會一起禱告，傾聽宗教音樂。在宗教學習上，我們留給學員的作業通常都非常少，這樣的話他們就不會覺得宗教學習是一門苦差事，主日（星期日）也是令人愉悅的一天，而不是讓學員們覺得我們在強加給他們這樣印象。”2（五）地理科和歷史科學員“學習了蓋氏（Guy）的地理課本和彼得‧帕利（PeterParley）講述世界的故事，後者主要包括英美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勾起孩子們的興趣，並幫助他們記憶，這本書還體現了這位作者的風格。他們還認真學習並背誦了休姆（Hume）《英國歷史》的節選，已經學到了亨利八世時期”。3（六）品德教育布朗校長非常重視學員的品德，重視以身作則，學員常因不守紀律而被開除，反映重視學員品德的嚴謹態度。但是，他又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教育家，受到學員的敬仰和親近。他強調對學員的關愛與培養，“合理範圍內的思想自由、評論自由和處理個人事務的自由正是我們希望他們學到的第一課……我們把學生當作家庭中的一員，為他們付出父母般的關懷……高年級的學生……在學校發揮着示範作用”，提升他們的自律精神，免除了他們的無知和迷信。4由此可見，經過三年來的改進，澳門馬禮遜學堂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安排上已初具規模，奠下了日後學堂的基本框架。當然，由於當時學堂開設僅有三年，學員程度仍處於較低水平，故部分較專門的學科如科學課程和音樂課程尚待後來的補充。1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2－553頁。2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3－554頁。3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2頁。4 《馬禮遜教育會第四次年度報告》，《中國叢報》第11卷，第554、556頁。

57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辦與歷史地位五、澳門馬禮遜學堂的歷史地位澳門馬禮遜學堂創辦三年後，遷往香港黃泥涌的一座小山。這座小山被命名為MorrisonHill，1是因為它被選為馬禮遜學堂的新址。相比於澳門原校址，香港新校並“不再像往日一樣，局限在狹小的地區”。2該地段是由樸鼎查港督（SirHenryPottinger）批給的，並“得到了3,000美元的資助建校”。3另一個搬遷的原因，是遷校到香港將獲得由港府捐助每年1,200元的辦學經費，這對馬禮遜學堂的前途將產生重要的作用。此外，澳門是羅馬天主教在東方的基地，基督新教在澳門的傳教活動受到不少的限制。澳門馬禮遜學堂雖非教會學堂，但主要負責人員如裨治文、衛三畏等均屬基督新教，校舍遷到香港應對未來的發展較為有利。然而，短短三年的澳門馬禮遜學堂，仍應受更大的關注和肯定，因為它作為中國第一個新式學堂，在籌措辦學經費、招聘教員、招收中國學員、規劃適合中國青年需要的課程、選用及改善教材等眾多範疇均屬劃時代的創舉。這幾方面的經驗均極為寶貴，為日後香港馬禮遜學堂以至晚清其他學堂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澳門只是中國南部一個小漁村，但卻在明清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非常獨特的角色。它不但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也是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先導者。馬禮遜教育會成立及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建，目的是：替換掉這種古老陳舊的教育體制，這種體制只能夠培養出唯唯諾諾的只會說遵命的機器，我們應該將它廢除，幫助人們了解自己的本質，讓知識和美德的果實在中華健壯地成長。在古老的教育體制下，對美德和知識的追求還在萌芽狀態時就被扼殺了……我們來到這裏將這些年輕的中國孩子從這種災難性的扼殺中解救出來。4總而言之，澳門馬禮遜學堂的辦學目的，是為了美化中國年青人的人格，致力改良中國傳統教育的缺點。這些工作，自然需要後來者的不斷承傳和改進，香港馬禮遜學堂只是其中之一。[特約編輯　鄭振偉；責任編輯　陳超敏]1 現譯作摩利臣山。原址已被剷平，主街仍稱為摩利臣山道。現址曾被用作校舍，稱為摩利臣山工業學院，今為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利臣山）分校。2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83頁。3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44頁；按︰這3,000美元是由馬禮遜教育會主席顛地（Dent）先生捐增的。4 張偉保︰《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25頁。

5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摘要]本文依據風險管理討論災害防救策略的運用，對澳門自然環境的脆弱性、社會脆弱度、產業經濟以及實質建設脆弱性進行分析，探討澳門的淹水潛勢區域影響，再依據災害管理的理論，在減災、整備、應變、復原四方面，針對天鴿與山竹颱風的防救災的紀實提出課題和對策，可作為澳門防救災體制的參考。[關鍵詞]澳門　颱風　天鴿　山竹　災害分析　策略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導致世界各地不斷地發生極端的天氣異常事件，而以往常態的氣候現象已經漸漸無法預測。天鴿颱風於2017年8月23日侵襲澳門，根據澳門的颱風氣象資料紀錄，天鴿是自1953年來最強的颱風，不僅創下了澳門當地65年以來的風力和降雨的歷史紀錄，也帶來了水災和風暴潮；據統計，此次風災造成10人死亡、244人受傷，其造成的經濟損失為125.5億元澳門元。1其中，澳門半島的內港和青州地勢低漥的區域淹水最為嚴重，某些一樓住宅和地下停車場都被淹水。2為了使基礎民生設施、公共設施以及民眾的生活秩序迅速恢復正常的運作，澳門特區政府和當地民間團體投入了大量的社會成本、人力以及物資。接着強烈颱風山竹來襲，它也是2018年太平洋颱風季的最強風暴，澳門氣象局2018年9月16日也發出了最高熱帶氣旋信號十號風球，但是相對應的傷亡與損失都遠低於之前的颱風。鑑於澳門接連兩年都經歷了如此巨大的災害，本文希望從澳門的自然環境脆弱性與社會脆弱度、產業經濟以及實質建設的脆弱性之風險出發，並從災害管理的角度提供一些關於颱風的防減災對策的改善與建議，期望能從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經驗裏得到學習和啟發。澳門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災害分析與應對策略林怡君　莊睦雄作者簡介︰林怡君，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建築、城市規劃及景觀博士；莊睦雄，台灣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副教授。1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國家減災委協助澳門“天鴿”颱風災害評估專家組的工作報告》，2017年，第3－21頁。2陳偉柏、傅鏸漩、張志新：《天鴿颱風於香港、澳門珠江造成之海岸暴潮溢淹災害探討》，《“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台北)2017年第149期，第8頁。‧澳門城市規劃及發展策略‧

59澳門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災害分析與應對策略一、澳門之脆弱性風險與調適策略之關聯性本研究針對澳門的自然脆弱性和社會脆弱性進行探討，以天鴿風災的歷史災區表示自然脆弱性；社會脆弱性則為人口、產業經濟以及實質建設來尋找存在於同一地區的空間分佈，瞭解澳門本地水患治理的風險區域，以調適政策作為運用災害管理的理論（圖1）。圖1　脆弱性與風險之災害管理調適策略關聯性圖片來源：作者（莊睦雄）繪製。（一）自然脆弱度的探討澳門天鴿風災造成10人死亡和244人受傷，1其死亡原因大多為被海水倒灌而淹沒，其餘的為意外事件如從高樓墜落、交通事故或被強風吹至滑倒撞牆不治。此外，這10位罹難者的死亡區域主要分佈在沙梨頭區和北面沿着青洲往黑沙環方向沿岸的低漥區域（圖2）。當暴潮發生時，這些低層樓的住宅和地下停車場也很容易被海水倒灌而淹沒。1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8.23”風災經濟損失估算》，2017年，第1頁。

6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圖2　天鴿颱風的歷史災區分佈情形圖片來源：作者（林怡君）繪製。（二）社會脆弱度的探討（1）澳門的脆弱度人口在天鴿風災中，罹難者的死亡區域主要分佈在沙梨頭的低漥區域。此外，依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6年的中期人口統計資料，沙梨頭及大三巴區共有30,817人，若以老幼人士為脆弱度人口，該區的脆弱度人口約為5,951人（表1）。表1　沙梨頭及大三巴區的脆弱度人口沙梨頭及大三巴區的脆弱度人口人口數量老年人口（65歲或以上）3,074人幼年人口（0－14歲或以下）2,877人資料來源：作者（林怡君）整理。（2）經濟的脆弱度的探討──澳門的產業災損澳門產業活動主要以第三級產業為主，佔93.4%，二級產業次之，佔6.6%。1此外，依據2017年8.23天鴿風災經濟損失估算統計資料顯示，以第三級產業經濟災損為最大宗，約為111億元澳門幣（圖3），第二級產業的經濟災損次之，約為15億元。在第三級產業中，其中以批發、零售及飲食等行業的經濟災損為最嚴重，這可能是因為很多批發店因為傳統原因，多聚集於地勢相1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6年澳門產業結構》，2017年，第1頁。

61澳門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災害分析與應對策略對低窪的地區，如：內港和青洲區，以至於被海水倒灌而淹沒。另外，由於澳門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排水設備不夠完善，更加重淹水的災情。圖3　澳門天鴿風災所有產業的經濟災損示意圖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本研究將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常用的第三級產業所劃分的八項分類簡化成四項，以利於分析和討論。在第三級產業中，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的經濟災損最大，經濟災損高達60億元澳門幣，佔全部第三級產業經濟災損的一半；其次為觀光產業，包括酒店業、博彩業、博企設施內的零售及飲食業，經濟災損約為24億元；其他產業、民生設施和在地企業的經濟災損為第三以及第四，其經濟災損約為13億元澳門幣和12億元澳門幣（圖4）。圖4　澳門天鴿颱風第三級產業的經濟災損示意圖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批發、零售及飲食等行業建築業酒店業金融業博彩業博企設施內的零售及飲食業居民住屋及車輛公共設施政府部門及其職權範圍管轄下的機構/企業的設施億澳門元

6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圖5　內港海傍區位置圖圖片來源：作者（林怡君）繪製。（3）實質建設脆弱度的探討在天鴿颱風的影響之下，澳門的醫療單位和避難場所皆因受颱風影響，設施受損，如仁伯爵綜合醫院出現臨時停電和停水，幸而醫院啟動後備發電機，使醫院內的設備恢復正常運作。雖然澳門大部分的實質建設脆弱度主要集中在澳門半島北方的青洲、沙梨頭一帶，但在氹仔和路環區域也有輕微的損失。綜合而言，11間學校受到風災的影響而延後開課，包括北區中葡小學、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幼兒教育）、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幼兒教育一年級）、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聖瑪大肋納學校、聖德蘭學校、福建學校、青洲小學、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九澳聖若瑟學校以及路環中葡學校。3間體育中心的體育設施也遭受到颱風災害的破壞，包括蓮峰體育中心、鮑思高體育中心以及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此外，天鴿颱風過境澳門後的部分地區如內港、青洲區因地勢地漥遭受水浸，損失慘重，造成嚴重災損的主要原因可從區位建設與建築特徵這兩方面進行討論。1.區位建設澳門半島為東西向、地形中間高兩側低，其中內港區地勢較低，約為1.3－2.0m。另外，內港海傍區位於澳門半島西側、灣仔水道左岸，與珠海市灣仔隔江相望，在水上街市至媽閣之間，長度約3km（圖5）。根據統計報告指出，1於天鴿颱風期間內淹水的面積為3.4km²，佔澳門半島總面積的36.6%。近年來隨着城市化發展，下墊面天文硬化加快了降雨的匯流速度，使內港海傍區1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澳門“天鴿”颱風災害評估總結及優化澳門應急管理體制建議報告》，2018年，第132－134頁。2即為高層建築物間產生氣流漩渦。內滯澇水量增加，再加上風災發生時適逢天文大潮、水位上升，內港區、青洲區一帶水浸最為嚴重，低窪地段最高淹水深度高達2.5m，很多住宅一樓被淹水，地下車庫進水導致車輛受損。此外，很多位於內港區商店也因水浸而損失慘重。2.建築特徵天鴿風災發生期間，位於澳門黑沙環中街、東方明珠街交界街區附近多座高層建築物因為風洞（windtunnel）效應導致大量玻璃窗爆裂（圖6、7)，2其原因應包括下列四項︰（1）颱風強度威力強，且與颱風中心的距離相當接近，外面氣壓會變得很低、室內氣壓高，形成較大氣壓差，引致玻璃爆裂；（2）部分高層建築物坐落於澳門東北角，天鴿吹襲時正吹持續東北—東—東南颶風（12-14級風力），位於非常當風位置。同樣地，

63澳門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災害分析與應對策略2012年強颱韋森特吹襲澳門時，位於黑沙環中街一帶的寰宇天下、海明居及海天居也曾出現過玻璃窗爆裂之情形（圖8）；（3）沿岸興建屏風樓（兩旁均有大樓），透過狹管效應（valleyeffect）放大後，1風力會成倍增強，加速風力氣流。強風到達出口處時，沒有出風道將風力分流，而是被大廈擋住。因此，寰宇天下因完全當風而產生風洞效應；另外，一些專家指出，這些高層的住戶採用承受力相對低的普通玻璃、厚度不足，所以在天鴿風災後玻璃才會全部破碎。圖6　風洞效應示意圖圖片來源：作者（林怡君）繪製。圖7　天鴿風災之玻璃爆裂受災區圖片來源：作者（林怡君）繪製。1即為峽谷效應，在受限於地形與空氣流動的影響，會透過山谷、鞍部等缺口通過，形成強勁的風口，因此氣流擾動較為旺盛。

6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圖8　玻璃破碎受災區建築物的現況圖片來源：作者（林怡君）拍攝。二、天鴿颱風防減災之課題有關災害的管理策略，根據FederalEmergencyManagementAgency（FEMA）所提出的整合性緊急管理體系IntegratedEmergencyManagementSystem（IEMS），將災害發生之過程分為減災（Mitigation）、整備（Preparedness）、應變（Response）、復原（Recovery）四階段，此四階段形成循環的概念，即為災害管理四階段。天鴿風災的風力大、降雨量高，風暴潮引致低窪地區海水倒灌，住宅和公共設施停車場嚴重淹水，導致澳門當地的供電、供水、通訊設備和交通基礎設施癱瘓，出現嚴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物損失。顯示了當時特區政府於減災、整備、應變及災後復原機制仍有許多不足和需要改進之處，如下所述：（一）減災（1）地球物理暨氣象局的人力資源與設備設施管理亟需加強根據2017年天鴿颱風吹襲澳門後澳門廉政公署關於氣象局颱風預報程序的調查報告，指出氣象局出現人力資源與設備設施管理方面的問題。在人力資源方面，氣象局在預測颱風、懸掛風球時欠缺內部人員會商機制，單憑氣象局前領導個人的判斷和決策，導致市民認為氣象局存在遲報、誤報。在設備管理方面，天鴿颱風吹襲期間，氣象局的後備發電機在電力供應中斷後因電池故障而無法即時啓動，需要依賴不間斷供電系統（UPS）為電腦和伺服器臨時供電，才能使氣象預報工作未遭受到嚴重的影響。然而，氣象局在澳門多處地方設置的氣象監察站，停電時會因後備電池故障而無法正常運作。此外，由於水位監察站和潮汐站缺乏足夠的防浸設施，當出現暴雨或較強潮水時，儀器也會失靈。因此，在天然災害的頻率與規模愈來愈大的狀況下，氣象局需要強化人力資源與設備設施管理，使氣象的預警和救災工作更具有專業性與時效性。

65澳門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災害分析與應對策略（2）尚未建立水災潛勢資料庫淹水潛勢圖可供特區政府作為災害防救計劃研擬的參考依據，然而特區政府尚未將澳門的易淹水潛勢地區數據化成電子檔及公開放在相關網站上。此外，淹水潛勢圖可以進一步加值為區域層級的防災地圖，以作為給民眾減災與避災的重要資訊。（3）防救災體系不健全澳門特區政府尚未建立一套完善的防救災體系，再加上當時澳門本地災後復原重建行動力不足，所以當天鴿風災災情嚴重時，他們只能向中央提出駐澳部隊協助救災。（4）民眾缺乏防災意識與防災教育天鴿風災前，特區政府尚未意識到防災教育的重要性，這也導致民眾對災害的瞭解相對不充分。有關教育也未落實到在學校教育課程中。（二）整備（1）整建排水、下水道建設及防洪工程當暴雨或豪雨來臨時，易造成淹水災情或發生水流阻塞而倒灌的狀況。此外，位於低窪或鄰近海岸線等地區之醫療單位、學校、體育中心的排水及防洪設施應多加留意。（2）澳門能源系統較為單一由於澳門本地仰賴集中式供應的電能，所以當天鴿風災肆虐而造成電力系統受破壞時，整個澳門曾一度癱瘓。雖然澳門傳统的電能系統在技術和運營方面已十分成熟，但每當有災害或意外發生時，澳門電力系統仍可能會受損。因此，特區政府若能考慮採用分佈式能源供應公共維生資源，當災害來臨時，便能降低電能系統對民眾生活之影響。（3）缺乏社區防災組織特區政府尚未建立起澳門當地的社區防災組織，且未落實防災教育，民眾的防災觀念一般停留在對過往的經驗之上，在災害發生後，民眾無法利用既有的資源並培養災害緊急應變的能力，以降低災害對民眾與環境所產生的衝擊。（三）應變（1）缺乏災害防救通報系統的建置特區政府未利用社群網絡建立一套完整的災害防救通報系統，一旦民眾將災害情報，以文字、照片或影片等方式發佈到透過社群網絡、微信或app時，特區政府可以立即從這些地方蒐集到最新災害資訊，並即時回傳照片以利相關單位即時判斷災情，動員人力器械去救災。（2）災害指揮與運作不佳在發生天鴿颱風時，特區政府並未正確判斷出風球規模與性質，並且迅速地啟動緊急應變機制進行災難資訊蒐集、通報。此外，也沒有迅速地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並通報風災應變指定之行政機關。（3）居住在災害潛勢區域的居民並無及時被撤離天鴿風災造成了嚴重的傷亡，部分原因應歸咎於沒有將居住在水災影響範圍內的民眾及時疏散撤離至安全或相對安全的環境或避難場所。（四）復原（1）應強化民眾防災意識及向災民提供心理復健服務澳門當地於過去65年以來沒有大規模的天然災害事件發生，政府和民間平時也沒有進行災

6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害演練和防災宣導，導致民眾對於防災減災的意識薄弱。此方面應予以加強。此外，當災害來臨時，災民面對親友的罹難或自己身體的受傷，會造成他們心理上的創傷，應提供適切的心理復健服務。（2）應縮短時程復原住宅重建天鴿風災除了造成人民的傷亡之外，基礎設施也遭受到嚴重破壞。在災後復建與重建部分，受災居民的家園、受災地區的設施需要盡速復原重建以及改善災民的生計和生活條件。（3）進行產業重建澳門天鴿風災造成當地的產業災損慘重，很多位於內港一帶的商店受淹。此外，經由上述的統計資料可以得知，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的經濟災損最大，因此特區政府亟需強化澳門本地的商業、服務業，恢復民眾應有的生活機能。三、天鴿颱風防減災之對策面對天鴿風災造成嚴重的災情和人命傷亡的經驗教訓，特區政府設立檢討重大災害應變機制暨跟進改善委員會，並且邀請國家減災委員專家組來澳展開災後評估諮詢以及改進的內容。但是事實上，預防勝於治療，應將重點轉移至防災的工作上，因為防災才是最根本且長期性的災害管理措施，才能有效地降低未來災害發生的規模和衝擊，建議對策如下：（一）災前（防災和整備）（1）完善氣象局的人力資源與設備設施的管理氣象局於2018年4月推動修改熱帶氣旋情況的指示與熱帶氣旋信號，並逐步完善颱風預測及懸掛風球的相關法規、建立氣象技術人員參與的專門會商機制、訂定懸掛風球期間領導與工作人員的留守值班制度，以及完善內部的人事與設施管理。（2）建立一套適用於澳門的防救災體系對於天鴿風災帶來嚴重的災情，建議特區政府應優先全面強化現行的災害防救體系，制定一套健全的災害防救體制以及適用於澳門本地的短、中、長期的防災計劃（不僅是風災，也應包括其他災害），以強化災害防救的功能和確保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此外，民眾可以藉由瞭解和配合災害防救計劃之擬定與施行熟悉救災的運作程序，降低災害對其生命財產安全之威脅。（3）建立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應加強災害預警，並以智慧防災為目標來發展大數據技術、平台與資料庫，如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以迅速發表正確的信息給社會大眾，讓民眾可以掌握最新的災害情況，有助於災時緊急救災之工作。（4）加速優化內港防洪閘的設施內港海傍區由於地勢低窪，易受暴雨、風暴潮及天文大潮的影響，而造成淹水、海水倒灌。為解決內港水患問題，特區政府應同時使用非工程減災措施與工程減災措施，以減低澳門環境、社會與經濟的脆弱度。非工程減災措施包括建立完善的防洪（潮）指揮與法律法規體系、加強防洪（潮）風險管理；工程減災措施方面，應加速建設擋潮工程以解決風暴潮和天文大潮引起的水災，並且優化陸域排水管網，提高內港海傍區的防洪排澇能力。

67澳門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災害分析與應對策略（5）加強避難場所的排水系統檢查易淹水之醫療單位、體育中心和學校的教室及地下室入口處應設置防水閘門，並備妥沙包或沙袋，以防水患。此外，其內外的排水溝渠，平時應檢查並保持暢通；如有裝設抽水裝備，應定期檢查其是否保持良好可使用的狀態。學校（單位）應將各項教學設備和物品進行調整或重新配置於建築物二樓以上的空間，以維護校園的安全，並避免不必要之災損。（6）加強培訓防災專業的人員應設立專業救援隊伍培訓基地並且積極培訓救援人員、義工隊伍，平時應加強防災人員的防救災訓練，以提升救災能力。此外，應加強疏散撤離計劃與演練，若未來災害發生時，能及時協助災民遠離災難。（7）加強與民間團體救災、防災的合作特區政府宜與民間團體搭起良好的溝通橋樑，統一收集、分發、派送物資以提高救災成效，集合力量加強救災、防災的合作，應對災害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8）提升民眾的防災教育應每年定期舉辦民眾防災宣導與演練，建議從推動防災社區方面着手，結合學校與社會教育建立和提升民眾的防災意識，使民眾在災害發生時能啟動有效率的應變機制，減輕不可預期的災害之衝擊與損失。（二）災中（1）建立重大災害交通中斷緊急應變計劃大規模災害發生時可能會造成交通的混亂，特區政府應對災害地區或主要道路實施交通管制，以暢通救災交通並防止災情擴大，使受災民眾可快速疏散，確保災害應變及救助能確實進行。（2）完善粵港澳應急聯動協作機制特區政府應整合粵港澳三地的氣象信息、數據、物資以及共用緊急救援隊伍，完善一套粵港澳緊急聯動協作機制。因為當面對天然災害的挑戰時，一個整體的防災、救災系統之間的協調和整合是相當重要的。此外，應定期舉辦三地應急演練和人才培訓，以強化和提升澳門地區的救災能力。（三）災後復原（1）針對重要的基礎設施（水、電和通訊）加強改善防護目前澳門本地的供電能力約20%，大部分電力由內地提供。當災害發生時，這種情況會提升救災的困難度，也拖慢了民眾生活機能的恢復，所以特區政府應提升本地的產電比，以保障澳門供電穩定。此外，應着重於分散式供應水電的能力，以便應對各種災害，如醫院便於災害發生時迅速恢復正常運作。（2）提供災民心理輔導在災難發生之後，受災民眾會經歷親人的傷亡，或是自己身體也受到傷害。在這種情況下，受災者會因災難而產生一些身心反應，災民創傷需要撫平，應提供心理輔導的服務，以縮短他們心理的復原時間。

6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四、山竹風災之防減災情況強烈颱風“山竹”是繼2017年“天鴿”颱風後的一次非常嚴重的自然災害，有鑑於“天鴿”造成的嚴重災情，特區政府這次高調防災，掛出最高等級的10號風達9小時，是自1968年以來最長的一次。經過一年時間的凖備，特區政府在應急機制、部門協調、應對颱風意識與能力，以及信息的發放效率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並且將人員傷亡、財物損失的程度減至最低。有關山竹颱風之防減災情況如下：（一）減災（1）開設16個避險中心與4個集合點與緊急疏散停留點為了應對山竹颱風，特區政府特設16個避風中心（表2），有需要的市民可自行前往就近的避險中心。避險中心提供飲用水、乾糧、床墊、衛生設備、充電設施等基本物資，並設有哺乳室及無障礙設施。然而，居住在低窪地區的居民可提早與住在較高處的親友或相熟的鄰居約定，必要時先去他們家中避險，並將避險中心的資源留給最有需要的人士使用。此外，還有4個集合點與緊急疏散停留點，分別為青洲避風中心、沙梨頭街市、下環街市及營地街市。若有居民行動不便或有特殊輔助需要，可以到4個集合點乘坐專車，並前往設有無障礙設施的塔石體育館避險中心。若市民有特殊輔助需要，亦可致電求助。表2　澳門避險中心位置避險中心地址青洲避風中心澳門青洲大馬路塔石體育館（A館）澳門東望洋街塔石體育館（B館）澳門東望洋街澳門慈幼中學澳門風順堂街16號海星中學澳門高樓街36號中葡職業技術學校體育館澳門勞動節街澳門培正中學澳門高士德大馬路7號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澳門高美士街利瑪竇中學澳門大三巴巷1號A氹仔及路環社會工作中心（氹仔分站）澳門氹仔地堡街泉福新邨第二期第五座地下AI氹仔創福運動培訓中心澳門氹仔美副將大馬路2-26號創福豪庭AC/V4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澳門氹仔奧林匹克大馬路飛鷹培訓基地澳門路環打攬街46號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路環石街氹仔及路環社會工作中心澳門路環和諧大馬路20號居雅大廈第四座柏苑地下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體育館大馬路資料來源：作者（林怡君）整理。（2）全澳娛樂場於9月15日晚11時起暫停所有博彩活動特區政府經和六間博彩企業協調、磋商，在保障場內工作人員、旅客及居民安全的大前提下，自2018年9月15日晚11時起全澳娛樂場暫停所有博彩活動。此外，博監局已預先要求六間博彩企業提交娛樂場颱風應急預案內容，並且要求博企在山竹颱風來臨時必須遵循，以保障員工及場

69澳門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災害分析與應對策略內人士的安全及權益。在民防中心評估颱風過後的全澳整體狀況後，在確保市民與各方人士安全情況下才建議娛樂場恢復對外開放。（二）整備（1）緊急求助或支援熱線在山竹來臨前，特區政府各部門都加緊了防災工作準備，並預設了緊急求助或支援熱線。（2）傳遞防風災的知識在山竹來臨前，社會各界都傳遞着防風災的知識，雖然信息發放並不系統，且主要依靠社交媒體等發放，但仍起到一定作用，這些信息包括撤離時不要使用電梯、離開地下室、注意水浸車、不要製造恐慌、水浸道路預警、留意墜下物、不要接觸電箱，等等。（3）停車場和車位的關閉和開放山竹颱風影響澳門期間，為保障巿民的安全，15個位於低窪地區的公共停車場如快達樓停車場等，都在8號風球或橙色風暴潮期間關閉。不過，在特區政府由2018年9月15日下午2時起已免費開放停車場給需要的市民使用，包括澳門大學開放800個車位；體育局轄下氹仔多層停車場120個（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側）；旅遊學院望廈校區啟思樓、教學餐廳83個私家車位及電單車位；旅遊學院氹仔校區展望樓、東亞樓的私家車及電單車位共66個；塔石停車場、綜藝館停車場、公立學校的高美士中葡中學露天停車場及中葡職業技術學校露天停車場的少量車位；公共行政大樓的少量私家車車位，等等。在澳門懸掛八號風球1小時後，駕駛者可在不影響交通情况下臨時使用路邊泊位，其佔全澳約15公里相當於可停泊3,000台私家車或25,000台電單車長度的夜間泊車位及上落客貨位泊車，但八號風球除下後需儘快駛離相關地點，以免影響交通正常運作。此外，澳門博彩企業由9月15日中午12時至9月18日中午12時止，向本澳居民免費開放2,770個私家車車位。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通力合作下，山竹對車輛的損害得以大大減低。（4）日常儲備意識和準備有了天鴿的經驗，山竹來臨前，民眾已開始採購日常食品及生活必需品，雖然巿面情況並未十分混亂，但民眾仍需加強儲備意識，需要做到冷靜地準備。應儲備的日常食品包括飲用水與生活用水、無須加熱即可食用的食物、營養補充食品。食物應儲存在乾燥陰涼位置，並使用密封罐或保鮮盒儲藏。停電時使用食物的優先順序依次為易腐爛的食物、冷藏格的食物、雪櫃的食物及不易腐壞的食物。生活必需品包括大型塑膠袋和垃圾袋、廁所紙、除菌濕紙巾，乾電式便攜收音機、乾電式手電筒、備用電池，勞動手套、多用途工具刀等。在應急包的準備上，應包括身份證或駕駛執照；家庭箱；水壺、飲用水、乾糧；急救用品、必要藥物及醫生處方藥物；輕便的備用衣物、雨衣；電話、手電筒、鎖匙、哨子、收音機、備用電池、勞動手套及有浮水功能的背包與安全帽。（三）應變（1）啟動颱風期間風暴潮低窪地區疏散撤離計劃民防單位啟動颱風期間風暴潮低窪地區疏散撤離計劃，保安當局人員會立刻趕赴所負責的地區執行任務，提前通知並協助居住在低窪地區的居民及商戶有序撤離，前往就近的集合點和避險中心，以及為弱勢群體、長者贈送乾糧與飲用水備用。（2）低窪地區發佈紅色風暴潮警告消息在山竹颱風吹襲澳門期間，特區政府於地勢較低窪的地區發佈紅色風暴潮警告消息與撤離廣

7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播，包括關閘廣場隧道、沙梨頭、內港、新馬路近康公廟及河邊新街近司打口，並同時盡快地安置居民及安排轉移。（四）復原（1）環境衛生措施山竹颱風過後展開了各項善後工作，例如﹕在受風災影響的低窪地區增設四十個臨時垃圾收集點，於合適地點設置壓縮式垃圾車與大型環保斗；同時，在站點內設指示牌、手推車及垃圾袋，並加派人員支援站點工作，加快收集及清運垃圾工作，盡快恢復市面的環境衛生狀況。澳門工會聯合總會與屬下社會服務機構等組織了義工團隊，配合特區政府統一部署，協助市面清理善後及其他救災工作等。（2）關心和收集各單位受災情況社區範疇相關單位按照災前的原定計劃，協助社工局進行特定的善後工作；綜合管理部組織主管會議、關心與收集各單位受災情況並慰問專職人員及對於有需要的同事給予協助。五、天鴿與山竹颱風防減災之差異性比較在經過一年的防災工作凖備後，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在應急機制、部門協調、應對颱風意識與能力及資訊的發放效率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這使山竹風災的傷亡與損失的程度減至最低。各部門在吸取天鴿颱風的教訓後，此次處理山竹颱風的效率已大幅提升，其比較如下（表3）：表3　天鴿與山竹颱風防減災之差異性比較天鴿風災山竹風災減災減災1.地球物理暨氣象局的人力資源與設備設施管理亟需加強2.尚未建立水災潛勢資料庫3.防救災體系不健全4.民眾缺乏防災意識及防災教育1.開設16個避險中心與4個集合點與緊急疏散停留點2.全澳娛樂場於9月15日晚11時起暫停所有博彩活動整備整備1.整建排水、下水道建設與防洪工程2.澳門能源系統較為單一3.缺乏社區防災組織1.緊急求助或支援熱線2.傳遞防風災的知識3.停車場和車位的關閉和開放4.日常儲備意識和準備應變應變1.缺乏災害防救通報系統的建置2.災害指揮與運作不佳3.居住在災害潛勢區域的居民並無及時被撤離1.颱風期間風暴潮低窪地區疏散撤離計劃2.低窪地區發佈紅色風暴潮警告消息復原復原1.應強化民眾防災意識及向災民提供心理復健服務2.應縮短時程復原住宅重建3.進行產業重建1.環境衛生措施2.關心和收集各單位受災情況資料來源：作者（莊睦雄）整理。

71澳門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災害分析與應對策略關於此次山竹強颱的防救災工作，保安司長黃少澤指出，特區政府花了近一年時間作出改善與演習，使得此次風災對澳門的破壞較低，無人死亡，約40名傷者。由此可知，澳門救災工作較去年進步，其因應對策如下所述：（1）由應急機制至信息發放效率都有進步澳門氣象局於9月16日發出本澳最高級別的颱風警告訊號，掛十號風球達9小時，是自1968年以來最長的一次；當地所有賭場暫停營業，市內多處停電且地區水浸高達2.5米。此外，特區政府宣布9月17日停課，政府部門除了民防單位之外其他全面停工。（2）全城戒備、提早撤離居民澳門氣象局於9月15日晚上9時發出紅色風暴潮警告，當時山竹正集結在澳門東南約580公里。紅色風暴潮警告一發出後，特區政府隨即啟動低窪地區疏散撤離計劃，松山燈塔隨即響出以多種語言的紅色風暴潮警告，隨後便發出長達3分鐘的風暴潮警笛。此外，全澳15個低窪地區公共停車場於9月15日晚上10時正關閉；特區政府宣布晚上11時起賭場停止一切博彩活動，這是澳門歷史上首次因颱風原因關閉賭場。另外，珠海市政府於9月16日凌晨1時起關閉來往澳門三個陸路口岸，其中包括關閘、青洲工業園區及蓮花口岸。9月16日特區政府發佈黑色風暴潮警告，水浸水位約高於內港路面2.5米，救援人員派出橡皮艇與水上電單車等救援工具，並且在內港接載多名被困居民。山竹颱風襲澳期間，一共撤離了5,650名居住於低窪地區的居民，其中約有1,200人到庇護中心暫避。（3）出動駐澳解放軍協助救災天鴿颱風造成澳門嚴重破壞，所以特區政府請求中國政府出動駐澳解放軍協助救災，而此次救災行動為自1999年來治權移交後中國政府首次出動駐澳解放軍協助救災工作。然而，山竹颱風吹襲期間，潮水來得慢，與天鴿的“小型海嘯”有明顯不同。（4）提早撤離車輛天鴿颱風來襲時，曾有人溺斃於筷子基快達樓地下停車場，但是山竹颱風來襲前大多數車輛已提前撤離，並為電動車充電的裝置貼上膠紙絕緣。（5）暫停所有賭場活動天鴿颱風襲港澳造成重大災損，其中澳門賭場當時受創慘重，約近半賭場熄燈停業及部分賭場淹水或大停電，六大賭牌營運商單日市場值蒸發60億元澳門幣。在天鴿颱風襲澳期間，因有賭客持續在賭場，賭場員工必須冒雨上班，而此舉引發不少爭議。然而，因應山竹颱風襲澳，特區政府宣佈暫停所有賭場活動，保障了巿民的安全。（6）各部門處理災情的效率大幅提升山竹掠過澳門，造成內港一帶舊城區因風暴潮而嚴重水浸，部分大廈與地舖停電，但翌日洪水便退卻，市內道路與秩序隨即回復正常，大部分的商家認為山竹風災造成的損失已較去年天鴿襲澳輕微。究其原因，在於各界都汲取了天鴿的教訓，各部門處理災情的效率大幅提升。（7）風災後迅速復原特區政府在改掛3號風球後，隨即出動消防員、民政總署人員清理馬路的樹木斷枝與障礙物。9月17日早上8時，澳門各主要幹道已能正常行車，部分路段的交通燈損毀，但有交通警察維持交通秩序。天鴿襲澳後的天價飯盒及黑的問題，在山竹颱風時已不復見。

7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結語本文透過風險與災害管理面向，瞭解澳門本地的產業災損與脆弱性，探討天鴿和山竹颱風的防災和減災之道。為了因應未來氣候的不確定性和各種可能的狀況，經由兩次颱風過後的反省和檢討，發現澳門在颱風之防減災的策略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總結如下：在實質方面，建議特區政府加強和改善環境和都市空間，例如增加住宅與公共設施的面對風災的韌性和復原能力，提升結構物如電力、通訊、民生用水及燃料供應系統的抗災、耐災能力。在非實質方面，建議培養和提升防災人才的防災知識和能力，完善澳門地區的防救災體制。有鑑於天鴿風災嚴重的人命傷亡與財產損失，特區政府在2018年山竹強烈颱風的減災與整備工作上已大幅強化，災時應變及災後復原的效率皆提升不少。雖然山竹為強烈颱風，但是其所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災損與人員傷亡較天鴿颱風低。特區政府在颱風及至其他災害上的防減災工作仍有很大的進步，如潛勢區域的治水問題仍然存在，當低窪地區發生風暴潮或暴雨時，積水不易排出，這是澳門當前較為首要處理的問題，此外，防災教育與社區防救災工作的推動也需要持續加強。[責任編輯　陳超敏]

73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摘要]近代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深度介入乃至直接經營本地鴉片貿易，合謀協調兩地間的鴉片經營與彼此收益，長期依賴鴉片收入作為各自的主要財政來源。1868－1887年清朝廣東官府“封鎖香港”的事件，經由港英政府提議與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斡旋，促使清朝政府承認葡萄牙人“永駐、管理”澳門的事實。從此，港澳間的鴉片貿易進入中國海關查驗、徵收稅釐，港英、澳葡政府就地協助監管並同步分享本地包稅商壟斷的鴉片貿易所產生的高額利潤的新階段。在中外禁煙運動壓力下，1913年英、葡兩國政府簽署《管理香港和澳門殖民地鴉片專營協議》，秘密維持港澳鴉片貿易和政府分潤。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隨之先後實行鴉片官營，直接攫取鴉片貿易的最大利潤。近代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合謀販毒，成為歷史上的可恥一頁。[關鍵詞]鴉片貿易　港英政府　澳葡政府近代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曾經支持、參與乃至直接經營本地的鴉片貿易，合謀協調兩地間的鴉片經營與彼此收益，長期依賴鴉片收入作為各自的主要財政來源。港澳政府的政策舉措與兩地鴉片貿易的百年盛衰密切聯動，因此需要剖析兩者的關係。一、鴉片貿易“合法化”下的港澳政府協調分潤鴉片貿易在澳門有悠久的歷史。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之後，逐漸利用澳門毗鄰廣州進行對外貿易的便利，將產自外國的鴉片偷運到中國內地，成為最早對華販運鴉片的歐洲人。178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設立鴉片存儲倉庫，向廣州輸運鴉片。1802年，葡萄牙國王發佈命令，授予葡萄牙商人在澳門進口鴉片的特權，承運、儲存和銷售西方各國運進澳門的鴉片。這年，澳門設立鴉片管理局，並在司打口建立“洋藥公棧”，澳門成為外國商人對華走私鴉片的主要集散地。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莫世祥作者簡介︰莫世祥，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博士。*本文是201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編號：16ZDA130）《鴉片戰爭後港澳對外貿易文獻整理與研究》子課題“鴉片戰爭後港澳對外貿易服務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宗教與歷史‧

7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1821年7月，清朝廣東官府查禁鴉片貿易，緝捕澳門的華人鴉片分銷商，隨後驅逐停泊在廣州黃埔的外國鴉片躉船，並且封鎖澳門。東印度公司等外國鴉片商被迫將鴉片躉船轉移到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冬季停泊在伶仃島，西南季候風到來時就移泊金星門、汲水門（又稱急水門，今屬香港）和香港島。通過化整為零的走私偷運，促使輸入中國內地的鴉片繼續逐年劇增。香港島成為外商鴉片貿易的臨時駐泊地。1939年6月，清朝道光皇帝派到廣州查禁鴉片的欽差大臣林則徐，下令在虎門銷毀沒收的外國鴉片。次年，英國政府悍然發動侵華的鴉片戰爭，佔領香港島，逼迫清朝政府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英國等外國商人迅速以香港作為取代澳門對華鴉片貿易的主要集散地，通過各通商口岸將外國鴉片大量傾銷於中國內地。1856年10月，英國政府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次年12月，英國和法國聯合出兵，佔領廣州，隨後揮軍北上，迫使清朝政府在1858年6月分別簽訂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同年11月，清政府又與英、法、美等國代表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及所附《海關稅則》，其中規定：“洋藥准其進口，議定每百斤納稅三十兩。惟該商止准在口銷賣，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只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1這表明，清政府在外憂內患導致財政空虛的情勢下，被迫放棄先前嚴懲買賣或吸食鴉片的舉措，轉而採取“寓禁於徵”的政策，允許鴉片貿易“合法化”，通過開徵鴉片關稅，增加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同時規定鴉片離開通商口岸之後，“即屬中國貨物，只准華商運入內地”，從而為各地官府加收鴉片在內地貿易的稅釐提供法理依據。中英雙方贊同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結果，是清朝各級官府、外國鴉片商以及港英政府都能從中分享其利。香港作為英國人管治的自由港，既擁有外國商人對華轉口貿易外國鴉片的上游批發環節，又擁有主要由本地華商向華人出售煉製煙膏供其吸食的下游銷售環節，上下兩利，盡攬囊中，其鴉片貿易因此坐擁暴利。港英政府可以通過招商承充、包稅專營，坐享本地鴉片貿易所產生的部分利潤，獲得僅次於土地批租收入的又一主要財政收入來源。隨着澳門繼香港之後宣佈開放為自由港，納入香港進口鴉片的分銷鏈條，澳葡政府也採取招商專營鴉片的制度。1844年2月至1914年3月，港英政府實行鴉片包稅專營。1851年7月至1927年7月，澳葡政府實行鴉片包稅專營。在此期間，兩地政府雖然一度取消這種做法，可是隨後又再恢復招商承充、包稅專營。2這就使得兩地鴉片商可以在此數十年間，定期參加鴉片包稅專營的競投。標價最高的勝出者在履行與政府簽訂的包稅合同之後，就可以利用政府賦予的專營特權，壟斷本地鴉片煙膏的煉製與銷售，從中牟取暴利。港澳兩地的鴉片包稅商絕大多數是華商。他們不滿足只在本地專營零售鴉片的特權，還依仗港澳政府的支持，向內地走私鴉片。港英政府在1855年頒佈的第4號條例和1856年頒佈的第9號條例規定：“凡在香港租有英王土地的中國居民，均得申請船舶登記，並享受英國旗幟的保護。”這意味着香港華人只要在港擁有或租有地產物業，就可以申請懸掛英國旗的船舶登記，免受清朝1 《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海關稅則》，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117頁。21847年8月，港英政府取消鴉片包稅專營，改向本港煙商開徵牌照費。1858年起，重新恢復鴉片包稅專營。1883－1884年間，又取消鴉片包稅專營，改徵牌照費。1885年起，又恢復鴉片包稅專營。1909年5月至1910年8月初，澳葡政府因無人承充，一度實行鴉片官營，委託富商蕭瀛洲代理。

75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官府的干擾阻撓。這“雖然促進合法貿易的發展，卻也有直接地、一般地鼓勵鴉片販運和走私的趨勢”。於是，“本地船隻從香港和澳門兩地進行這項物品的走私”，成為“享受英國旗幟的保護”的常態。1有史料記載：“香港政府的一位負責官員承認，鴉片包稅人為使他的專營能有利可圖，就非把分派給他提取的生鴉片總數的百份之七十順利走私到中國不可。他僱用一個職員，專門負責和香港警察方面接頭，和在必要時加以收買。他的走私方法本身是很簡便的。他將存貨取出的生鴉片以煎熬為名，運到港島東邊的亞伯丁地方，他在那裏把生鴉片改裝成每件約四十斤的袋，然後由包稅人自備的汽船運送到漁船隊，再從漁船隊上搬到等待截獲的快航沙船上。為了補償他的冒險，包稅人往往徵收每箱八十七元到九十三元的酬勞費，作為交換條件的是他保證鴉片在離開英屬香港海面以前的安全。”2“澳門的貿易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走私的貿易。換言之，就是中國商人不照章納稅，輸入鴉片和洋貨而在沿海或內地分銷。毫無疑問，在通過海關管卡時，他們不得不完納某種稅款；當時他們逃漏了每箱共約白銀45兩或61元7角5分的關稅和戰時附加稅，獲得很大利益。”3上述史料表明，港澳鴉片商通過走私，至少可以獲取“每箱八十七元到九十三元的酬勞費”，或者逃避“每箱共約白銀45兩或61元7角5分”的稅釐，其暴利可想而知。港澳鴉片商走私的鴉片主要來源於經香港進口而餘留於本地的生鴉片。在香港，外國運經香港的鴉片大部分以轉口貿易的方式，原封不動地運送到中國內地；香港只留下少部分生鴉片，以加工貿易的方式，由本港鴉片包稅商負責加工煮煉成方便華人吸食的煙膏，其中大部分銷往出洋華工在海外聚居地，少部分供本港消費。據1883年香港的官方調查，當時香港每年至少用2,500箱生鴉片，加工煮煉成煙膏。其中，60－75%的煙膏運往大量僱用華工的美國加州和澳大利亞，其餘留給本港居民（主要是華人）消費。到1886年，中國總稅務司赫德（RobertHart）估計“香港自用及運往外國之洋藥，每年約五千箱”。4在澳門，隨着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開放越來越多的內地通商口岸，香港迅速成為外國對華貿易的中轉樞紐港，澳門對內地貿易的輻射能力與影響範圍隨之縮窄到西江流域以西的地區，擔負起承接香港進口鴉片等貨物並向粵西南地區走私分銷的轉口貿易任務。與此同時，澳門還在本地進行鴉片加工貿易，根據大量華工經澳門出洋而形成的海外需求，將澳門煮煉的鴉片煙膏販運到澳洲的“新金山”墨爾本和美國“舊金山”三藩市等地；此外，還有一部分煙膏走私到廣東內地，餘下小部分供本地消費。1888年中國海關在關於生熟鴉片的特別報告中，列出1883—1885年輸入澳門的鴉片三大銷路（表1），據此可以大致分析澳門鴉片貿易的走私程度及其分銷去向。在此三年間，澳門向內地走私的鴉片數量分別佔本地鴉片輸入總量的45%、65%、63%，佔全國鴉片走私總量的15.7%、1[英]萊特（S.F.Wright）：《中國關稅沿革史（1843－1938）》，姚曾廙譯，北京：三聯書店，1958年，第296頁。沙船：遇沙不易擱淺的平底木帆船。2[英]萊特（S.F.Wright）：《中國關稅沿革史（1843－1938）》，姚曾廙譯，北京：三聯書店，1958年，第308頁。亞伯丁：Aberdeen的音譯，即香港仔，港島地名。31872年中國海關《貿易報告（CommercialReports）》，轉引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764頁。4 轉引自石楠：《略論港英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1844－1941）》，《近代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6期。

7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31.5%、27.5%，可見澳門的鴉片走私數量在本地鴉片貿易總量中已經過半，在全國鴉片走私總量也佔有15.7－31.5%的份額。1表1　1883－1885年輸入澳門的鴉片銷路比較表（單位：擔）2年份輸入澳門總量澳門銷量輸往澳門及三藩市的鴉片膏用木船運往中國口岸走私約數18839,295.203602,779.201,9684,18818849,156360571.202,263.205,961.60188510,3923601,790.401,7286,513.60就鴉片分銷去向而言，澳門鴉片貿易有三大銷路：一是少量的就地消費，每年留下360擔，用作本地消費。二是最大宗的轉口貿易，分別以合法繳納稅釐或非法走私逃稅的方式，通過木船運輸，將大部分鴉片運入內地分銷。其中繳納稅釐的鴉片，在清朝的常關統計中會留下具體的資料，走私的鴉片則屬於輸入總量減去各項正當銷量之後的大約估計。值得注意的是，走私數量往往成倍地超過合法通過常關稅卡的統計數量。三是較大宗的加工貿易，將輸入本地的一部分生鴉片，就地煮煉製作成方便海外華工吸食的煙膏，再出口販運到澳洲和美國。此外，還將煉製的部分煙膏以陸路走私的方式，販賣到廣東內地。港澳煙商大量向內地走私鴉片，終於觸發1868－1887年的清朝粵海關“封鎖香港”事件。鑑於港澳兩地的鴉片走私貿易大多採取化整為零的方式，利用華人的木帆船（時稱民船、沙船或華船），將外國輪船運到港澳的鴉片走私分銷到廣東的沿海和沿江地區，因此清朝廣東官府決定在港澳附近的水路要道增設粵海關關卡，向來往港澳和廣東內地並運載走私鴉片的中國木船徵收釐金，以增加廣東的財政收入。1868年7月1日，兩廣總督瑞麟宣佈將在香港島周圍隸屬廣東新安縣管轄的汲水門、九龍司、佛頭洲，以及在澳門周圍隸屬廣東香山縣管轄的前山寨、氹仔、過路灣（即路環），共設立六個釐廠（後稱稅廠，即稅卡），向過往運載鴉片的民船徵收“洋藥釐金”。由於氹仔、路環兩島被葡萄牙人控制，兩處釐廠設立不久即行撤銷。隨後，廣東官府又在香港島以西隸屬新安縣管轄的長洲，以及鄰近澳門隸屬香山縣管轄的對面山南岸拱北灣，增設兩處釐廠，組成針對港澳鴉片走私貿易而開徵釐金的“新（安）、香（山）六廠”，截停檢查往來香港、澳門與廣東沿海的民船，對過關鴉片徵收釐金，每箱交銀16兩。廣東官府的行動引起香港鴉片貿易商人的強烈不滿，他們將此視為“封鎖香港”事件；港督麥當奴（RichardGravesMacDonnell）也公開否認香港存在走私活動，指責廣東官府的緝私船是“海盜船”行為。澳葡政府亦一度與廣東官府的緝私行動發生衝突。可是，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RobertHart）為了將其海關勢力延伸到另屬清朝常關體制的粵海關的管轄範圍，卻向清政府建議擴大對港澳周邊的緝私行動，不僅要徵收釐金，還要加徵關稅。其建議主要是：“擬在香港之佛頭門、九龍、汲水門、長洲、榕樹腳五處，澳門之拱北灣、關閘、石角、前山四處，設立公所，代關納稅。其九龍與關閘二處，或水面派船，或岸上立卡，其他七處，各派巡船一支，並火輪船三支巡緝。”他還聲稱：“已由總稅務司將各關巡查洋稅之輪船，調赴廣1 根據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2冊第857、859頁數據計算。2 轉引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2冊，第857頁。

77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東。”1這是要反客為主，通過介入港澳地區查緝鴉片走私的行動，分享其中的利益。在赫德等英國在華官員的支持下，“新香六廠”在港澳周邊徵收鴉片乃至其他貨物稅釐的行動得以持續進行，原來暢通無阻的鴉片走私現象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制。1885年7月18日，中英兩國簽訂《煙台條約續增專條》，規定：“洋藥運入中國者，應由海關驗明，封存海關准設具有保結之棧房，或封存具有保結之躉船內，必俟按照每百斤箱向海關完納正稅三十兩，並納釐金不過八十兩之後，方許搬出。”完納稅釐之後的鴉片可以在封存場所拆改包裝，由海關發給運貨憑單，運往內地。但“此等運貨憑單只准華民持用，而洋人牟利於此項洋藥者，不許持用憑單運寄洋藥，不許押送洋藥同入內地”。2這些規定，為中英雙方最終解決由於廣東官府持續查緝鴉片走私而造成的所謂“封鎖香港”問題奠定基本的共識。1886年6月，中英雙方任命一個聯合委員會，談判解決“封鎖香港”問題。代表英方的是英國駐天津領事白利南（ByronBrenan，又譯作卜列南）和香港陪審官（又譯作副臬司或陪席推事）魯塞爾（JamesBusuell，又譯作勞士、羅素爾）；代表中方的是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和清朝上海道台邵友濂。3魯塞爾與赫德是英國同一間大學裏的同一所學院畢業的校友，他在談判中始終控制着主動權。最終，赫德和邵友濂這兩位中方代表只能接受魯塞爾提出的方案，“這個方案主要是為了香港洋藥包商，也就是官方的包攬洋藥公司的利益”。而且，港英方面還提出，要實施這一方案，“就必須設法使澳門也照辦，也就是說必須與葡萄牙開談判，而這也就意味着承認葡萄牙在澳門的地位”。4同年7月23日，赫德結束在香港的談判，來到澳門，和即將卸任的澳門總督羅沙（TomásdeSousaRosa）進行長達半個多月的談判，最終達成葡方有條件地同意協助中方徵收鴉片稅釐的《擬議條約》。不過，其間的進展並不順利。赫德表示：“只要澳門在洋藥徵稅問題上同中國合作，總理衙門大致可以應允訂立條約，內附承認葡萄牙佔據（occupy）和治理（govern）澳門的條款，大概也可以答應停閉澳門四周的關卡。”可是，羅沙卻堅持“要把借用或割讓拱北作為必需的交換條件”，並且建議中方派人到里斯本，與葡萄牙政府直接洽談。赫德回答：“增索拱北辦不到。葡萄牙願意錯過這個訂立修好條約，從而使你們在澳門的地位能夠得到承認的機會嗎？難道你們不希望那些嚴重損害澳門繁榮安定的關卡能夠撤掉嗎？”5這實際上是要求葡方接受英方提出的建議，由中方承認葡萄牙在澳門的地位，換取葡方同意中方同等徵收港澳鴉片稅釐。同年9月11日，赫德、邵友濂和魯塞爾、白利南等中英兩國代表在香港簽署《香港鴉片貿易協定》。協定寫道：“羅素爾（即魯塞爾）允定，香港政府應向立法會議提出條例，規定香港殖民地生箱片貿易，以下述各點為條件，並規定：一、禁止一箱以下鴉片進出口；二、除鴉片包商外，不准佔有生鴉片，亦不得存儲或控制一箱以下之鴉片；三、鴉片運至香港，應即報告港長，1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9，第50頁，轉引自陳新文：《“封鎖香港”問題研究（1868－1886）》，《近代史研究》（北京）2003年第1期。2 《煙台條約續增專條》，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471－472頁。3[美]馬士（H.B.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2卷，張匯文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425頁。4 《1886年7月11日赫德去函Z字第269號（自香港發）》，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關與中葡里斯本草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頁。5 《1886年9月12日赫德去函Z字第273號（自香港發）》，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關與中葡里斯本草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3頁。

7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非經港長准許並通知鴉片包商，不得轉運，或存棧，或由此棧搬至彼棧，或再出口；四、進出口商人及棧主應有記簿，按督憲所定格式，載明鴉片情況；五、清點存棧數目，查究鴉片包商鴉片缺額，提供港長以棧存報告；六、修正華船夜間出港規章。”1上述第一條規定，為的是防止以化整為零的走私方式避稅；第二、第三條規定，是保障鴉片包稅商的專營權；第四、第五條規定，是便於港英政府查驗鴉片貿易情況；第六條規定，是限制華船夜間出港，以防走私。不過，執行這些規定，還需要符合下列六項前提條件。協定寫道：“茲商定提交條例時之條件如下：一、中國與澳門商議，採取同樣措施。二、香港政府如認為有損稅收或香港正常貿易，有權廢止該條例。三、中國九龍方面之適宜地方，應在稅務司下設官一名，發賣中國藥品稅單，不論何人並不論其所需用品數量若干，概行照發。四、具有稅單之鴉片，每百斤不超過一百一十兩者，無論何項稅釐，概不重徵。一切均照煙台續增專條辦理，與通商口岸釐稅併徵之鴉片無異，並准商人任便將洋藥分為大小包裹封固前往。五、華船往來香港者，其貨物應納稅釐，不得較往來澳門之數加多；其自中國赴香港或由香港赴中國之華船，不得於應完之出口、進口各稅釐外，另有徵收。六、稅務司官員負責管理九龍局，倘有往來香港之華船稟報被附近關卡或巡船騷擾等事，應查明定斷；香港督憲亦可隨時派員隨同審辦。倘彼此意見不合，可請京憲會定。”協議最後寫道：“完全實行此等辦法，將使所謂‘香港封鎖’之有關問題獲得相當滿意解決。”2協定將“中國與澳門商議，採取同樣措施”作為施行的首項前提；還要求往來香港的華船貨物應納稅釐，不得高於往來澳門所徵收的稅釐。這意味，港英政府將中英談判解決香港鴉片走私問題的皮球，踢到要求中方促使澳葡政府也採取相應行動的另一邊。英方此舉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儘管葡萄牙人在鴉片戰爭之後乘機佔領澳門半島，可是迄至19世紀80年代中期，清朝政府還未與葡萄牙政府簽訂正式條約，承認葡萄牙在澳門的管治地位。因此，港英政府和香港英文報刊在談及澳門地位的時候，不時揶揄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門屬於中國的領土，宣稱英國人可以將其在華享有的治外法權延伸到澳門。然而，在廣東官府“封鎖香港”期間，港英政府官員及香港鴉片貿易商卻心痛地發現：清朝官府對分別來自港澳兩地的鴉片貿易徵收輕重不等的稅釐！因為清朝官府仍然將澳門視為香山縣屬地，所以對來自澳門的鴉片只徵收過關釐金；但對已經割讓給英國管治的香港所運出的鴉片，卻不僅徵收釐金，還要徵收關稅，這就加大香港鴉片貿易銷往廣東內地的交易成本。為了獲得和澳門一視同仁的經濟利益，確保往來香港的華船貨物應納稅釐不高於往來澳門的稅釐支出，英方因此主動要求清朝政府公開承認葡萄牙管治澳門的既成事實，以便讓進出香港的貨物和進出澳門的貨物一樣，只繳納同等稅釐，藉以維護香港主導中外貨物中轉貿易的優勢地位。這就將本來屬於在經濟上由清朝中央政府、廣東官府和港英政府、澳葡政府共同瓜分港澳鴉片貿易利潤的“封鎖香港”問題的解決方案，擴大到最終解決中葡關係歷史癥結的外交和政治層面。港英政府主動幫助澳葡政府爭取清朝政府承認葡萄牙管治澳門的行動，正是澳葡政府求之不得的事情，由此便拓展出港英政府與澳葡政府共同分享對華鴉片貿易利潤的合作空間。1 《香港鴉片貿易協定》，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487頁。2 《香港鴉片貿易協定》，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487－488頁。

79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1887年3月26日，由赫德派往里斯本的英國人金登幹（JamesDuncanCampbell），作為清政府的代表，和葡萄牙外交大臣簽訂《會議草約》，商定中葡雙方將在北京“即議互換修好通商條約”。雙方還達成如下三大共識：“定準由中國堅准，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定準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定準由葡國堅允，洋藥稅徵事宜應如何會同各節，凡英國在香港施辦之件，則葡國在澳類推辦理。”同年12月1日，中葡兩國代表在北京正式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將上述三大共識寫入相關的條款裏。當天，兩國代表還簽署關於澳葡方面“協助中國徵收由澳門出口運往中國各海口洋藥之稅釐”的《會議專約》和《會訂洋藥如何徵收稅釐之善後條款》。1至此，清朝廣東官府發起的“封鎖香港”事件，經由港英政府提議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的斡旋，終於促使清朝政府正式承認葡萄牙人“永駐、管理”澳門的事實，澳葡政府也正式承諾採取與港英政府一樣的措施，管理本地鴉片貿易，協助中國海關徵收鴉片稅釐。從此，港澳間的鴉片貿易進入由赫德總稅務司領導的中國海關接管查驗、徵收稅釐，港英、澳葡政府就地協助監管並同步分享本地包稅商壟斷的鴉片貿易所產生高額利潤的新階段。1887年4月2日，隸屬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九龍關和拱北關正式成立，分別負責對往來香港、澳門的華船，徵收包括鴉片在內的各種過關貨物的相應稅釐。隨後，香港和澳門政府分別頒佈法規，按照中英雙方代表簽訂的《香港鴉片貿易協定》和中葡代表簽訂的《會議草約》的精神，規範本地的鴉片貿易，保障鴉片包稅商的專營權。其目的是：在行政上推卸政府應盡的職責，將監管鴉片貿易的繁雜工作外判給包稅商；在經濟上通過定期招標承充鴉片包稅商，獲得遞進式增長的財政收入，分享由包稅商壟斷的鴉片“合法”貿易和非法走私所產生的高額利潤。本來，設立九龍海關和拱北海關的最初緣起，是為了加強對港澳鴉片走私的查緝並徵收稅釐。可是，港澳政府分別賦予本地包稅商壟斷鴉片貿易的專營權，實際上給他們提供走私鴉片以增加暴利的機會。於是，鴉片走私繼續大行其道。走私越多，包稅商的利潤就越高，港、澳兩地政府從定期招商競標中獲取的鴉片包稅收入也隨之水漲船高。就香港而言，在新一輪招商承充的1889－1891年承包期內，鴉片包稅額由上期最高年份的182,400元，猛增至本期最高年份的477,600元，高出1.62倍。2到1903年，港府將1904－1906年的煙餉承充額增加到每年220萬兩銀，比上期每年承充額75萬兩，增加約兩倍。“或謂新承之人，仍屬舊充之商”3，上期的鴉片包稅商為了競投下期的鴉片專營權，居然願意繳付超過原來承充額大約兩倍的銀兩，顯然是對此後繼續獲取鴉片暴利充滿信心。隨着煙餉承充額的定期上漲，它在港府財政收入中佔有的比重也明顯增加，遂長期確立成為僅次於土地批租收入（差餉費）的香港第二大財政收入來源。據統計，1887年香港鴉片稅收為182,400港元，佔當年歲入12.8%。1889年開始新一輪招商承充之後，當年鴉片稅收增加到428,400港元，增加1.35倍，在當年歲入中的比重隨之增加到23.5%，幾乎翻了一番。1904－1906年的兩年間，香港每年的鴉片稅收都是204萬港元，並列成為此前歷來繳交鴉片稅最多的兩個年份，分別佔當年全港歲入的29.5%和29%。此後，鴉片稅收及其1 均載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505－506、522－532頁。2 石楠：《略論港英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1844－1941）》，《近代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6期。3 《光緒二十九年九龍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民國紀元前九年（一九○三）》，台北：“國史館”，1982年。

8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歲入比重逐年有所下降。1到1914年港英政府實行鴉片官營之後，鴉片收入及其在香港歲入中的比重一度重新飆升，詳情且待下文分解。就澳門而言，1887年拱北海關成立以後，澳葡政府的鴉片專營收入佔歷年歲入的比重明顯呈現上升的趨勢，從1888－1889年度的10.42%，逐步上升到1904－1905年度的24.11%，1905－1906年度更上升到30.92%，達到澳門鴉片專營收入佔當年全澳歲入比重的最高峰。1906年後，澳門鴉片專營收入及其所佔歲入比重都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21874年澳門放棄苦力貿易之後，鴉片貿易的專營收入迅速取代之成為僅次於博彩專營收入的澳門第二大財政收入來源。比較港澳兩地鴉片專營收入及其所佔本地歲入比重的升降浮沉，可以看出兩地的起伏變化基本吻合，顯示港澳兩地鴉片貿易以及兩地政府從中分潤的同步一致性。1887年九龍海關與拱北海關同時成立之後，港澳兩地政府收取的鴉片包稅收入及其所佔本地歲入比重，都呈現逐漸上升態勢，並在1905－1906年間達到兩地的峰值，隨後才逐年下降。究其原因，首先與同時期印度鴉片經由香港轉口到中國內地的數量變化密切相關。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印度一直是外國鴉片輸入中國的最主要的生產地。不過，19世紀後期，在中國西南、西北及北部地方種植的鴉片（時稱土藥），已經因其價格便宜，開始在內地的眾多省份擠壓外國鴉片（時稱洋藥）的銷路，逐漸實現對外國鴉片的“進口替代”了。因此，1888年起，印度鴉片經香港轉口到中國內地的數量明顯呈現逐年減少之勢。當年運抵香港的鴉片有66,146箱，到1896年減少到29,241箱，跌幅超過一倍。此後逐年回升，1906年達到回升軌的最高點44,227箱，然後又再度下跌，1913年銳減到7,448箱。3在印度鴉片輸入香港轉運中國內地的數量變化（下跌──回升──下跌）的前半階段，廣東、福建、江蘇等東南沿海地區繼續保持着對印度鴉片的旺盛需求。“中國各地鴉片吸食。固然大多數地區已改採本國鴉片，但廣東、福建、江蘇仍以外國鴉片吸食為主”；“重煙癮者對外國鴉片品質的偏好，以及本國鴉片運到沿海交通成本之大，是主要原因”。4因此，在1888－1905年印度鴉片輸入香港轉運中國內地的數量逐年遞減期間，香港輸往澳門轉口到粵西南地區的鴉片數量，以及澳門獲准包稅專營的煙膏公司採購鴉片以煮煉煙膏的數量，雖然間中略有起伏，卻基本保持平穩態勢，並未受到印度鴉片輸港數量明顯下滑的影響。從1907年起，印度輸入香港轉口到中國的鴉片數量開始第二輪的逐年下跌。在此前後，中外朝野人士要求禁止鴉片貿易的呼聲越來越高漲，促使清朝政府和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政府開始採取逐漸禁絕鴉片貿易的相應行動。和中國內地鴉片貿易的境遇一樣，港澳間的鴉片貿易也逐漸面臨中外禁煙運動的挑戰。1 石楠：《略論港英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1844－1941）》，《近代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6期。2 馬光：《1846－1946年澳門鴉片問題探析》，《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10年第9期。3 林滿紅：《清末本國鴉片之替代進口鴉片——近代中國“進口替代”個案研究之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80年第9期。4 林滿紅：《清末本國鴉片之替代進口鴉片——近代中國“進口替代”個案研究之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80年第9期。

81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二、“禁煙”期間的政府合謀販毒與鴉片官營1906年9月20日，清朝光緒皇帝頒佈禁煙上諭：“着定限十年以內，將洋、土藥之害一律革除淨盡。”1從此，禁煙成為清末新政的一項重要措施，禁煙運動隨之在全國展開。同年年底，清朝政府照會英國政府，要求10年之內，每年將印度輸華鴉片減少十分之一；增加印度輸華鴉片的進口稅；請香港總督嚴禁鴉片運入中國內地，否則將加重徵收稅餉等。1908年3月，中英兩國經過談判，就中國禁煙問題達成如下協議：一、從1908年起，以印度對華出口鴉片51,000箱為基數，每年遞減5,100箱，10年減盡；二、中國派員到印度監視鴉片發運實數；三、洋藥加徵稅釐之議，容後續商；四、中英兩國各自在自己境內採取措施，禁止香港煙膏輸入中國和中國煙膏輸入香港；五、各口岸、租界內，禁止煙館及吸煙處，並不得售賣煙具；六、禁止任便運入嗎啡及嗎啡針一節，待有約各國全允，即應照行。不過，英國代表聲明，上述禁煙協議先試辦三年，屆期如果中國不能按比例減少本國種植的鴉片（土藥），英方有權廢止本協議。2中英兩國首次達成的禁煙協議，雖然屬於為期10年逐年緩禁的拖字訣，卻反映出持續高漲的中外禁煙運動對鴉片貿易的壓力，對此後的中外鴉片貿易產生重大影響。“各國亦仿此法，一律辦理”，港澳鴉片貿易隨之遭受打擊。1909年港英政府制定法例，限制鴉片出入本港及在本港的銷售。同年2月10日，還“飭令二十六間煙館閉歇，補回領牌館主銀共一萬一千六十元，以示體恤”。同年起，九龍海關對來自波斯、土耳其等的其他國家的鴉片，限制“合法”運入中國。當年發出的准單“共一千張，每張准運一箱（鴉片）”；“以後按年減少，至一千九百十六年止，則不復出此准單”。“是類洋藥，多由日本政府辦運台灣銷售”。3港府“為了彌補因停止鴉片貿易而正在或行將喪失的稅收，決定開徵火酒和酒精稅”，並在1909年底請求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幫同組織和實施一套稽查民船載運火酒和酒精從香港進口的方案，以及一套將火酒之類貨品交存由香港進出口貨局管理的關棧制度”，隨即得到總稅務司的贊同。4在澳門，1908年11月初，澳門鴉片包稅商三宏煙餉公司獲悉美國頒佈法令，嚴禁鴉片入口，於是從同月6日起，將其承包的澳門煙膏公司“停煮運往三藩市之熟膏”，同時大量減少從香港買入用於煮煉煙膏的生鴉片。1909年4月1日，美國進而嚴禁吸食鴉片煙膏，致使長期煮煉煙膏銷往美國的澳門三宏煙餉公司生意大減，被迫於同月30日歇業。由於一時無人願意接投澳門鴉片專營，澳葡政府不得不宣佈從5月1日起，將本地鴉片煙膏的製作和銷售改行官營，“歸國家自煮自賣，而由大恒公司華商蕭登專代國家辦理煮賣”。5在事出突然的情況下，澳葡政府被迫採取政府官營鴉片的臨時措施。次年8月初，澳葡政府重新恢復鴉片招商承充、包稅專營。1[清]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總第5570頁。2 《英國藍皮書‧中英禁煙條件》，轉引自王宏斌：《禁毒史鑑》，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第282－283頁。3 《宣統元年九龍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民國紀元前九年（一九○三）》，台北：“國史館”，1982年。4[英]萊特（S.F.Wright）：《中國關稅沿革史（1843－1938）（ChineseStruggleforTariffAutonomy,1843-1938）》，姚曾廙譯，北京：三聯書店，1958年，第409頁。該書根據上海別發圖書公司1938年英文版中譯。5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第533、534頁。

8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1911年5月8日，中英兩國簽訂新的《中英禁煙條件》，商定將進口中國內地的鴉片稅從原先的每擔110兩，增加到350兩；英國在未滿7年期限之內，繼續逐年限制鴉片出口，到1917年禁止向中國輸入鴉片；如不到7年，有確實憑據能夠證實中國土產鴉片絕種，則印度向中國進口的鴉片同時停止；如中國某省先行完成禁種任務，該省亦可停止輸入印度鴉片。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民國政府繼續執行這一協議，各省嚴厲禁止種植據以提煉鴉片的罌粟。到1917年，中國如約宣佈完成禁種任務，英國隨之宣佈不再向中國輸入鴉片。中、英兩國的宣示當然與雙方實情相距甚遠。在此期間，1913年對於中印鴉片貿易以及港澳間鴉片貿易來說，都是較為重要的年份。在這一年，“印度政府議決，將核准運銷中國之鴉片，於是年全行停運”；“中國政府抵制鴉片之進口甚力，致香港、上海之積貨甚多，價達六千萬金圓。蓋中國政府禁止國中各處銷售鴉片，而零售者停止故也”；“香港政府議決，廢除鴉片專賣權，及收入售與本地諸煙戶之鴉片，而歸政府專賣”。當時，中國一位學者欣喜地撰文評論說：“凡此數端，皆邇來鴉片貿易歷史中之一大關鍵。”“（1913年）實為中國、香港鴉片貿易之末年也。”1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判斷實在太過樂觀了。且看當時袁世凱把持下的中國北洋政府的表現：雖然其“抵制鴉片之進口甚力”，卻有助於國內自產鴉片（土藥）的擴大銷售。為了增加政府收入和中飽私囊，袁世凱派到廣東擔任禁煙督辦的親信蔡乃煌，在1915年來到香港，“與香港著名煙商訂購洋藥一千二百箱”，“以為（廣東）專賣官膏之用。依期交貨，限至西曆一千九百十七年三月交清”。蔡乃煌此舉，是出高價來港大宗掃貨，竟使鴉片在香港的“市面行情，亦從此銷聲匿跡也”。2再看英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密謀協調香港和澳門之間鴉片專營制度的協議：1913年6月14日，英、葡兩國政府代表在倫敦簽署《管理香港和澳門殖民地鴉片專營協議（AgreementbetweentheUnitedKingdomandPortugalfortheRegulationoftheOpiumMonopoliesintheColoniesofHongKongandMacau）》。協議前言稱：“根據（1912年）海牙國際鴉片會議的決議，考慮到香港、澳門殖民地的地理位置，有必要對兩地的鴉片專營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包括限制消費、銷售、出口熟膏和查禁走私。”該協議共有9條款，主要內容是：一、葡萄牙政府保留管理和監控在澳門殖民地使用生鴉片和銷售熟鴉片的權利，同時願意引入類似於香港嚴禁煙膏非法貿易的法律條文。二、澳門鴉片承包商每年不得進口超過260箱鴉片（一箱等於40球生鴉片），只能用於澳門的固定和流動人口的消費。三、香港鴉片承包商每年不得進口超過540箱鴉片，這些鴉片只能用於香港的的固定和流動人口的消費。四、澳門和香港的承包商每年可以各自進口240箱和120箱生鴉片，用於出口到目前尚未禁止或今後也不禁止鴉片進口的國家。1 德厚：《中國三年之鴉片貿易》，《中華實業界》（上海）1914年第9期。2 《中華民國四年九龍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民國紀元前九年（一九○三）》，台北：“國史館”，1982年。

83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五、上述條款對香港的限制不容更改。但對澳門，則留有餘地。如果有證據證明，進出口生鴉片符合合法貿易的需求，每年可以酌加進出口的箱數。因此，承包商要向澳門總督提交進口國海關准予入口的證件，證明超過第4條款提及的每年240箱的數量，獲得合法的批准。六、澳門總督有權發出上述條款中提及的澳門每年進口超過240箱生鴉片以用於出口的許可證。七、只要香港鴉片承包商獲准接收澳門所需進口的鴉片，印度政府將允許商人在加爾各答、孟買或印度任何地方的公開市場上購買鴉片，輸往澳門。八、從印度托運給澳門承包商的生鴉片，只要符合上述條款提及的數量和條件，在香港轉運時可以豁免課稅。九、議定在澳門消費或出口的鴉片箱數，如果在5年之後證明過多，葡萄牙政府將考慮予以修訂。簽約的任何一國政府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終止本協議，但需要提前12個月通知對方。本協議有效期為10年。10年之後，如果簽約國的一方不提出終止，本協議繼續生效。1這份協議是迄今所能見到的英、葡兩國協調港澳鴉片貿易的一份秘密協議。在中外禁煙運動開始高漲的大背景下，表面上大英帝國頗為大方地和葡萄牙小兄弟商議港澳間的鴉片貿易，對葡方讓利不少；實際上，港英政府是希望澳葡政府繼續充當印度鴉片經由香港中轉貿易的一名分銷員，以便使雙方並非均等地繼續分享鴉片貿易的利益。港英、澳葡政府在港澳鴉片貿易中瓜分利益，就這樣以兩國協議的形式再次顯現出來。這份協議表明，英國將長期穩定地經由香港，向澳門提供每年大約500箱的印度鴉片，儘管承諾供應的鴉片比起往年動輒成千箱的輸入數量明顯大幅度減少。但畢竟屬於細水長流，加上貨源減少造成價格上漲，因而在1913年7月澳葡政府開始新一輪的招商承充鴉片包稅專營時，開出的競投底價是每年洋銀46,000元，高出原來承充額的三倍。由於鴉片盈利豐厚，有19人參加競投，最高出價攀升到1,056,666元，奪得承充權。2依靠英印鴉片的穩定供應，澳門鴉片承包商才有爭相出高價競投的底氣。與此協議密切配套的港英政府決策，是1913年6月港督梅含理（FrancisHenryMay）決定在次年鴉片包稅期滿之後起，仿效1910年英屬海峽殖民地（新加坡）的做法，改由政府接管鴉片專賣，實行煙膏官營，隨後得到英國政府的批准。1914年3月1日，港府正式將“香港前准商人認餉承辦之煙膏公司”，“收回自辦矣”。3從此，香港煙膏產銷進入政府官營的新階段。其做法是：政府出資徵購鴉片包稅商的原有設備，租用其廠房，繼續僱用其熬煮員工；將負責稽查鴉片走私的官員人數由38人，增加到96人，並讓他們兼理煙膏包裝和零售業務；設立由官1 譯自《英國和葡萄牙關於管理香港和澳門殖民地鴉片專營的協議（AgreementbetweentheUnitedKingdomandPortugalfortheRegulationoftheOpiumMonopoliesintheColoniesofHongKongandMacau）》，倫敦：女王陛下文印室（HisMajesty’sStationeryOffice）授權，哈里森及沈思公司（HarrisonandSonsLtd.）印製，1913年。2 馬光：《論近代澳門鴉片專營、貿易與禁煙問題》，載曾軍編：《文史與社會：首屆東亞“文史與社會”研究生論壇論文集》，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年。3 《中華民國三年九龍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民國紀元前九年（一九○三）》，台北：“國史館”，1982年。

8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營的煙膏銷售處，並將原來持照經營的鴉片鋪戶改為官煙代銷店；嚴禁私售或吸收走私入境的私煙，違者重罰；將煙膏生產量由每年900箱，減少到720箱，其中540箱供本港消費，其餘用於出口；提高煙膏銷售價格，從官營前的每兩6.5港元，增加到1914年的8港元，1916年又加到每兩12港元。此後，該價格隨行情起落，每兩最低調至8.33港元，最高升到18港元，一般都在10港元以上。“港英政府實行‘鴉片公賣’，名為‘限制消費’，實為延長鴉片專賣制的壽命，將原來由鴉片商分沾的利得轉歸政府所有，以增加歲入”。1港府實行鴉片官營之後，鴉片收入及其歲入比重大幅度增加。1913年，香港鴉片商包稅收入為1,183,200港元，佔當年政府歲入8,512,308港元的13.9%。1914年港英政府實行鴉片官營之後，包括官營及罰沒私煙在內的鴉片收入劇增到3,594,284港元，扣除直接成本913,667港元，純利得2,680,617港元，比上年包稅收入多1,497,417港元；同年官營鴉片純收入在歲入中的比重增加到34%，比上年的鴉片包稅收入佔歲入的比重增加一倍多。1918年，香港官營鴉片純收入在歲入中的比重增加到最高紀錄的46.5%（表2）。2這表明港府取代私商而實行鴉片官營，直接攫取鴉片貿易的最大利潤，確實是擴大財路的高招。既然官營鴉片收入已經佔到香港歲入的三四成，港英政府怎麼會遽然放棄這一巨大的財政收益呢？表2　1914－1918年港英政府官營鴉片收入統計表3年度鴉片官營收入（港元）直接成本（港元）鴉片利得佔歲入比重（%）19143,594,284913,6S734.019154,701,877703,30042.719165,811,110668,11042.019175,887,475613,57139.019188,686,622691,79346.5從1916年起，拱北海關不再有報關的鴉片入境記錄。英國政府也在1917年宣佈不再向中國輸入鴉片。但據1920年英國駐里斯本大使館的統計資料，1914－1919年間，每年澳門經由香港出口的鴉片多則成千箱，少則700多箱；香港出口澳門的鴉片多則600多箱，少則300箱。4這表明港澳間的鴉片貿易儘管數量明顯減少，但依然延續不息。此後數年，港英政府繼續按照協議，向澳門輸入印度鴉片，致使澳門的鴉片貿易得以綿延不絕。港澳政府從鴉片貿易暴利中繼續分潤的做法，也從公開轉為隱蔽而持續下去。倫敦《外務雜誌》報導，1923年11月，英國議員龐松培在下議院質詢當時英屬各殖民地徵收鴉片稅情形，1 石楠：《略論港英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1844－1941）》，《近代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6期；潘興明：《香港禁煙史論》，《江蘇社會科學》（南京）2004年第4期；提亞那‧蘇維（TizianaSalvi）：《香港“合法”鴉片的最後50年（“TheLastFiftyYearsofLegalOpiuminHongKong,1893-1943”）》，香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2 石楠：《略論港英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1844－1941）》，《近代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6期。3[英]邁因納斯（N.J.Miners）：《英帝國統治下的香港（1912－1941）》，第232頁，轉引自石楠：《略論港英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1844－1941）》，《近代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6期。4“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129/465，轉引自傑佛瑞‧C‧岡思（GeoffreyC.Gunn）著：《澳門史（EncounteringMacau,1557-1999）》，秦傳安譯，北京：中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127頁。

85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英國殖民地大臣回答有關鴉片稅在當地全部稅收中所佔百分比時，說：香港佔22.4%，海峽殖民地（新加坡）佔45.5%，馬來聯邦佔16.8%。次年3月24日，印度管理部次官在下院回答議員質詢時，披露1923年印度運往香港的鴉片有240箱，運往海峽殖民地（新加坡）有2,100箱，每箱各重140磅。“此等鴉片，均有進口政府予以證書，依照國際聯盟會所定之形式，載明係充合法用途，故許其進口”。1可見到20世紀20年代初，香港仍然獲得印度輸入的鴉片。因此，澳門可以繼續通過“合法”和走私的方式，獲得從新加坡和香港轉口而來的印度及波斯的鴉片，就地加工成煙膏之後，再輸往中國內地及海外。於是，在澳門，“1920年工業普查的結果顯示，鴉片處理行業的從業員人數是57人，但按照同年的澳門統計，該數目是109名男性，可是在1920年和1923年間的澳門生產總值中，有五成是來自該行業”。21926年1月初，葡萄牙報刊刊文評論澳葡政府從鴉片專營中獲取的財政收入，說：“澳門鴉片收入迭年遞減，而允准英屬印度鴉片輸入澳門之條約，已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到期，此後鴉片收入之有減無增，自不待言。一九一八年，鴉片項下收入約七千萬彼擔架（澳門錢）；至一九一九年，則降為六千萬彼擔架；一九二○年，則四千萬矣。而近年來，因私販品之陸續輸入，澳門鴉片項下收入則僅二千餘萬彼擔架。澳門預算表之出入不能平衡，相距殊懸。欲謀其他事業之改良，則勢所不能。此項經濟上之損失，與澳門行政實有巨大之窒礙。葡國並非不願禁止鴉片，惟禁止鴉片，須取逐漸辦法。即以澳門而論，禁止鴉片，非十二年後，勢難禁絕。”3文中所稱“彼擔架”，是葡文“Pataca”的音譯，即澳門幣、澳門圓。從上述評論可知，1918年起，澳葡政府獲取的鴉片專營收入逐年下滑。1913年6月英、葡兩國簽訂的《管理香港和澳門殖民地鴉片專營的協議》，在1923年7月到期之後，更進一步確立“鴉片收入之有減無增”的下跌趨勢。由於走私鴉片“陸續輸入”，澳葡政府未能嚴加控制，致使鴉片專營收入降至每年只有2,000多萬澳門圓，僅及1918年鴉片歲入的三分之一。“此項經濟上之損失，與澳門行政實有巨大之窒礙”，遂使“澳門預算表之出入不能平衡，相距殊懸”，澳葡政府陷入收不敷支的財政困境。因此，澳葡政府仍然需要長期倚賴鴉片專營，作為主要的財政來源之一。1926年，澳門歷史學家徐薩斯（MontaltodeJesus）在其名著《歷史上的澳門》增訂版中，頗有感慨地寫道：“澳門到現在還能留住一點鴉片貿易，而其他貿易都已經沒了。澳門的鴉片商行一直在華人手中，用的只是從香港來的進口毒品，通過出口成品鴉片來獲取利潤……澳門承受這一金融困境的時間長短，主要取決於鴉片和賭博業，這二項壟斷行業的收入佔澳門總收入的百分之九十……若沒有對鴉片和賭博的壟斷，先天不足的殖民地即使節衣縮食也生存不了多久。”4為了直接控制本地的鴉片貿易，增加財政收入，葡澳政府決定改變招商承包鴉片專營的一貫做法。1927年3月26日，葡萄牙政府宣佈：根據1924年11月2日至1925年2月19日日內瓦管制鴉片1 莫特（EllenN.LaMotte）：《鴉片與英國》，《東方雜誌》（上海）1924年第21卷第22號，第149、150頁。2 古萬年、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人口、社會及經濟探討》，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9年，第390頁。3 《葡報評論澳門鴉片問題》《外交公報》（北京）1926年第56期。4[葡]徐薩斯（MontaltodeJesus）：《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李保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305、303、312－313頁。

8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會議達成、並於1927年3月2日修訂通過的完全取消任何有關鴉片進口、加工及買賣的專利合約的協議，澳葡政府與香港商人利希慎掌控的裕成公司之間的合約將於1927年7月1日終止，改由政府專賣。6月30日，澳門總督巴波沙（ArturTamagninideSousaBarbosa）簽署《鴉片煙總章程》，共9章51款，規定鴉片煙入口製造、售賣、分配等事，係屬政府專辦事業，由消費督辦直接監督管理。1至此，澳門終於步1914年香港政府實行“鴉片公賣”即鴉片官營的後塵，將本地煙膏的煉製及銷售收歸政府官營。在此之前，香港富商利希慎從1920年5月起，聯合高可寧等澳門富商，以標價最高、賄賂最廣的手段，連續兩次競投獲得澳門鴉片專營權，建立起香港統籌、澳門加工的港澳鴉片聯營企業。利希慎以為可以第三次續約澳門鴉片專營，於是事先大量囤積高價買入的鴉片。澳葡政府突然宣佈將鴉片業務全部收歸政府官營，使他立刻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這時，他得知澳葡政府實際上將官營鴉片生意交給原來負責裕成公司在澳門業務的經理呂儉畢（又名畢侶儉），呂儉畢因此另組又成公司（YauSengCompany，或作YauSingCompany），在廣州、香港、澳門三地公開集資200萬元。於是他憤而在1927年10月底，向澳門總督、立法會議員、律師及港澳各界散發陳情書，批評澳葡政府違反公開招標拍賣程序、私相授受，暗示又成公司用12萬元賄賂澳葡政府官員。1928年3月26日，澳門鴉片事務管理官羅保（RJ.Lobo）通過代表律師，入稟香港法庭，指控身為香港居民曾在澳門經營鴉片生意多年的利希慎詆毀其聲譽。在法庭審理時，原吿的代表律師進而指出：被告在澳門經營鴉片生意中獲利巨大，専營權終止後，虧損嚴重，因而產生仇恨，對原告人作出惡毒舉動，令原告名聲受損。利希慎則對鴉片專營權終止引致嚴重虧損一事直認不諱，並稱儘管如此，他只批評澳葡政府，並非針對個別人士。同年4月17日，香港法庭作出判決，認為被告的舉動雖對原告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名聲損害，但並沒充分證據證明被告的攻擊對原告造成巨大傷害；如果陳情書有誹謗之嫌，應是另指他人而非原告。因此，判決原告的指控不成立。2在香港法庭袒護下，利希慎避過澳葡政府官員公開指控的誹謗罪，卻未能避過接踵而來的暗殺。1928年4月30日中午1時，他在香港中環威靈頓街裕記華人會所附近被人暗殺，連中3槍，當場斃命，享年47歲。香港報紙隨即分析利希慎被暗殺的死因，說：“聞利氏自前年承辦澳門鴉片煙裕成公司期滿後，澳門政府限於萬國禁煙條約，擬收回政府專賣。至是利氏遂與各方面而發生種種轇輵，即裕成公司繳存澳政府之六十萬元按餉，澳政府亦須裕成公司將所有帳簿繳呈政府查核，方准發返。該公司滿期後，應將股本溢利分派。惟因與各方轇輵中，利氏決暫停。此事為少數股東反對，故前月利氏已接有恐嚇函件，初尚不以為意，後迭接有此等函件，措辭極為嚴辣，利氏曾呈請當局保護，惟他仍以為公司之事，不大防備，致為凶徒所算。”3澳葡政府要求裕成公司交出所有帳簿，才肯發還該公司60萬元承包按金（即按餉），但利希慎的公司帳簿記錄有賄賂上至澳督，下至澳門政商各界相關人士的具體細節，這些帳簿後來落在香港政府官員手中，成為後人據以瞭1 利德惠：《香港利氏家族史》，顧筱芳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5頁；《澳門年鑑》1933年，第137頁，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5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53頁。2 鄭宏泰、黃紹倫：《一代煙王：利希慎》，香港：三聯書店，2011年，第189－190、192頁。3 《利希慎被刺命案續訊》，《工商日報》（香港）1928年5月3日。

87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解澳葡政府官員受賄的史料證據。利希慎不肯交出這些帳簿，顯然是想抓住與澳葡政府博弈的籌碼。可是，他因此不能收回60萬元按餉，也不可能馬上賣出公司先前囤積的鴉片存貨，致使他無法及時向公司的股東兌現公司包稅專營期滿後的盈利，結果引起“少數股東反對”。受賄的澳葡政府官員和受損的公司股東都可能反撲過來，置利希慎於死地。但到底誰是這場暗殺案的兇手和主謀，迄今已屬無解的迷案。一代煙王利希慎之死，宣告港澳鴉片包稅商的暴利也會以生命作為代價。他的末路，為鴉片包稅專營在澳門的終結，留下一場發人深省的悲劇。三、政府的轉向與最終取締鴉片貿易進入20世紀30年代，澳門、香港和廣州灣（今湛江地區）這三個分別由葡萄牙、英國和法國實施殖民管治的自由港，在進行正當商品的常規貿易的同時，繼續成為“非法進行鴉片貿易的中心”。其中，澳門實行鴉片官營之後，鴉片走私尤為猖獗，引起主張查禁鴉片的美國政府的嚴重關注。1936年5月，美國代表在國際聯盟的禁煙顧問委員會（TheOpiumAdvisoryCommittee）上，兩次投訴澳門的非法鴉片貿易，要求瞭解澳門鴉片官營的運作，以及歷年澳門出口鴉片和在當地存儲生、熟鴉片的情況，並指出：“在澳門提供的官方統計資料中，鴉片煙膏的年產量往往超過本地能夠消費的數量。這些多出的數量從未見諸官方公佈的資料，在過去7年間，此類顯然被隱瞞的數量共達35噸之多。”葡萄牙代表答覆說：“葡萄牙政府早已對澳門的鴉片官營狀況不滿，並且開始進行調查。其中首要的成果，是發現有一棟樓宇在秘密將鴉片官營中的超量鴉片提煉成嗎啡，於是沒收該棟樓宇和裏面的機器。負責管理官營鴉片的一些官員因犯有同謀罪，被法庭判罰鉅款；澳門政府財務總監和一個區的行政長官被澳門總督解僱，並被驅逐出境；澳門總督也被迫辭職，新任總督奉命採取一切的必要措施，確保鴉片官營的健康運作。”葡萄牙代表還向委員會保證，將進一步提供有關澳門鴉片官營的資訊，供委員會使用。1葡萄牙代表所說澳門總督及澳葡政府多名官員因捲入鴉片非法經營案而受到葡萄牙政府嚴懲之事，發生在1936年1月4日。當日，澳葡政府頒佈對總督美蘭德（AntónioJoséBernardesdeMiranda）的解職令，並任命民政廳長若奧‧巴枝沙為署理總督。2此舉似乎顯示澳葡政府革除鴉片官營弊政的決心。“然而，情況並未好轉，反而更加惡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澳門繼續依賴鴉片、彩票和賭博的收入。1938年，這三項收入在澳門政府當年歲入中佔三分之二，其中僅僅是供應本地3萬名吸食者的煙膏專營收入，就佔歲入的16%。此外，澳門還公然從波斯（伊朗）進口鴉片”。1939年舉行的國聯禁煙顧問委員會會議指出，澳門進口鴉片、非法煉製煙膏以及鴉片再出口都在繼續劇增。“據說，有兩家日本企業早就介入澳門購銷波斯鴉片的生意，其中一家是三井物產株式會社（TheMitsuiBussanKaisha），另一家是大阪商船株式會社（TheOsakaShosenKaisha）。據說，澳門大西洋銀行（TheBancoNacionalUltramarino）負責處理此項業務，並提供倉儲服務。1938年4月3日，日本一艘武裝船運載1,100箱1 譯自梅里爾（FrederickThayerMerrill）：《日本與鴉片威脅（JapanandTheOpiumMenace）》，紐約：國際秘書處（InternationalSecretariat）、太平洋關係學會和外交政策協會（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andtheForeignPolicyAssociation）聯合出版，1942年，第65－66頁。2[葡]施白蒂（BeatrizBastodaSilva）：《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1949）》，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269頁。

8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波斯鴉片，靠泊鄰近澳門半島的黑沙灣（HakShaWan）。在此先後，英國和日本的輪船也從波斯的布什爾（Bushire），運載鴉片到澳門。這些鴉片當中，到底有多少持有進口執照，屬於合法進口，不得而知。美國代表根據自己掌握的情報，估計在1938年，澳門進口鴉片達3,300箱，其中絕大部分來自波斯”。雖然葡萄牙政府一再向國聯承諾採取措施，整頓澳門鴉片官營的陋習，美方卻堅持認為：“多年來葡萄牙政府一直許諾採取此類措施，可是從未奏效。因此，在戰爭期間，像澳門這樣的鴉片集散地有可能成為更加危險的非法貿易中心。”1顯然，日本侵華戰爭促使步入衰退的澳門鴉片貿易出現迴光返照般的畸形繁榮：1938年澳門主要從波斯進口鴉片3,300箱，大大超過20年前香港每年供給澳門500箱的限額；日本兩家企業成為澳門購買波斯鴉片的供應商，日本的武裝船隻為澳門的鴉片貿易提供安全護航；英國和日本的輪船共同為澳門鴉片貿易提供遠洋運輸服務。依靠新介入的居心叵測的日本支持，澳門官營鴉片的營利前景看起來比先前招商專營時僅靠香港批發供貨更顯輝煌燦爛。可是，一旦日本在侵略擴張的戰爭中失敗，澳門官營鴉片趁周邊戰火漁利之路就會隨之中斷。本來，官營鴉片專賣就是港澳兩地政府緩解中外輿論及國際組織的禁煙壓力、繼續將鴉片收入作為本地政府歲入主要來源的對策。這一對策一度奏效，但在中外禁煙壓力造成鴉片來源及銷路不斷縮減的大勢所趨之下，逆勢而行的官營鴉片專賣同樣和先前的包稅商專營一樣，不可避免地逐漸走向末路。在香港，鴉片收入在政府歲入中所佔的比重，曾經在1918年達到歷史最高紀錄的46.5%。可是，從這一年開始，隨着正當商品貿易的持續發展與鴉片貿易的不斷萎縮，港英政府的鴉片收入及其在歲入的比重相應地逐年下降。1920年，官營鴉片收入佔歲入的比重從上年的41.2%，急跌到本年的29.4%。1931年後，官營鴉片收入佔歲入的比重又跌破10%；1936年甚至下跌到0.9%。1941年日軍攻佔香港之前，這一比重僅反彈到5.1%。2這說明，官營鴉片即使一度是政府擴大財路的高招，也由於禁煙時代潮流的形格勢禁，終歸在香港走上末路。在向來依賴香港供給鴉片的澳門，隨着1913年英、葡兩國簽署的關於港澳鴉片專營的10年協議到1923年屆滿，香港宣佈關上鴉片“合法”進出口的大門，澳門從香港“合法”獲得的鴉片隨之大為減少。1923年12月21日，港英政府頒佈當年的第30號法令，宣佈從當年12月31日起，禁止在本港進出口鴉片。1924年8月28日，港府又頒佈當年的第7號法令，進而宣佈禁止在本港販賣鴉片；非經香港總督發給牌照，鴉片不得運經本港，或由本港轉運；若非持有香港進出口監督署發給的准單，不得從本港載運鴉片出口，此項准單須提交海牙國際禁煙會的進口憑證才准發出。這一法令頒佈之後，香港不再有鴉片報關的進出口貿易，港英政府每月刊印的鴉片進出口貿易統計冊隨之停刊。31 譯自梅里爾（FrederickThayerMerrill）：《日本與鴉片威脅（JapanandTheOpiumMenace）》，紐約：國際秘書處（InternationalSecretariat）、太平洋關係學會和外交政策協會（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andtheForeignPolicyAssociation）聯合出版，1942年，第66－67頁。2[英]邁因納斯（N.J.Miners）：《英帝國統治下的香港（1912－1941）》，第232頁，轉引自石楠：《略論港英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1844－1941）》，《近代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6期。3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龍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民國紀元前九年（一九○三）》，台北：“國史館”，1982年。

89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1926年1月，葡萄牙一家報刊就此評論說：“澳門鴉片收入迭年遞減，而允准英屬印度鴉片輸入澳門之條約已於一九二三年契約到期。此後鴉片收入之有減無增，自不待言……（澳門）欲謀其他事業之改良，則勢所不能。此項經濟上之損失，與澳門行政實有巨大窒礙。葡國並非不願禁止鴉片，惟禁止鴉片，須取逐漸辦法。即以澳門而論，禁止鴉片，非十二年後，勢難禁絕。”11927年7月1日，澳葡政府正式將本地煉製煙膏及其專賣事宜收歸政府官營，從此不再招商承充。同年，港英政府又宣佈印度不再供應鴉片給澳門。不過，此時澳門已經通過走私管道，獲得價格更加低廉的波斯鴉片和中國內地種植的土鴉片，其鴉片官營因而得以繼續進行。可是，與先前澳門“合法”從香港獲得大量轉口鴉片的情形相比，本澳鴉片貿易已屬明顯萎縮之勢。到20世紀30年代下半期，澳門官營鴉片依靠進佔華南地區的侵華日軍與日本企業的支援，一度重現畸形繁榮的景象。但是，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引發國際形勢新變動。依靠日方支撐的澳門鴉片貿易，势必隨着日軍的失敗而終結。1943年春，美軍反攻日軍一度進佔的太平洋島嶼，宣佈取締所有日佔區的鴉片官營機構。流亡倫敦的荷蘭政府隨即宣佈收復荷屬東印度群島之後，也將採取相應的措施。同年10月，英國政府也宣佈全面禁絕英國屬地的鴉片經營和吸食，包括結束各殖民政府的鴉片專賣。當時，包括香港在內的遠東英國殖民地已被日軍佔領，英國政府的遲到表態根本無法在香港等原英屬殖民地上實施。1945年9月英軍收復被日軍佔領的香港之後，軍管當局才在同月20日發佈第13號令，宣佈在香港禁絕鴉片。從此，鴉片在香港屬於非法違禁品而被取締。1946年5月28日，澳葡政府也頒佈根除鴉片條例，取締所有煙館及鴉片貿易與吸食，對吸毒、販毒者處以嚴刑，檢獲毒品、煙具均一律充公，定期銷毀，澳門於是成為遠東地區最後一個取締鴉片的地方。19世紀40年代上半期港澳相繼宣佈成為自由港以後，鴉片貿易在兩地持續百年之久。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相繼以包稅專營和政府專營的不同方式，長期將鴉片貿易作為本地重要乃至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1913年英、葡兩國政府簽訂的《管理香港和澳門殖民地鴉片專營的協議》，成為這兩個“文明”政府合謀販毒的罪證。近代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見利忘義地深度介入乃至直接經營兩地鴉片貿易，在歷史上寫下無法掩飾的可恥一頁。[責任編輯　陳超敏]1 《葡報評論澳門鴉片問題》，《外交公報》（北京）1926年第56期。

9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傳統巿場營銷學的重要任務是通過不同的方式觀察、測量並進一步預測消費者行為並滿足其需求；不過近十年來，網絡科技和數據技術迅速發展，導致新的方式能夠提供比傳統市場營銷調研更大量、更即時、且更客觀的信息，這有助於學界和企業更有效地理解和預測消費者的真實行為。在這樣的背景下和新的社會生活形式下，市場營銷學需要借助新科技和新方法，才能進一步精進市場營銷的學術研究和實際應用。在此，介紹區塊鏈、物聯網和神經營銷學對巿場營銷學的影響，同時也反映這些新方向對澳門的啟示。一、區塊鏈著名學術期刊《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BusinessReview）在2017年一篇關於區塊鏈的專文指出︰當交易雙方進行資產和權利轉移交換時，必定會產生風險，實物資產交換尚且如此，那麼虛擬的數字資產交換中所潛在的風險就會更高，需要通過技術革新來解決問題。1一直以來，合同記錄都是經濟體系中的決定性結構之一，它們負責協作指導和管理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活動。然而它們的發展沒有跟上經濟的數字化轉型。2區塊鏈近兩年受到熱議和重視，主要是因為目前的網絡經濟環境有越來越嚴重的安全與信用問題。區塊鏈這個概念，最早是由中本聰（SatoshiNakamoto）在2008年提出，後受到大眾關注。簡單來說，區塊鏈技術是利用塊鏈式資料結構來驗證與存儲資料、利用分散式節點共識演算法來生成和更新資料、利用密碼學的方式保證資料傳輸和訪問的安全、利用由自動化腳本代碼組成的智慧合約來程式設計和運算元據的一種全新的分散式基礎架構與計算方式。3通過將信息嵌入數字代碼並存入透明共享的數據庫，可以有效防止信息被刪除或篡改。4因為整個區塊鏈是在去中巿場營銷新方向︰區塊鏈、物聯網、神經營銷學對澳門的啟示劉丁己作者簡介︰劉丁己，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學教授、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主任、管理學博士。1MariThomas,“BlockchainTechnology:AddressingtheRiskofDigitalAssetsExchange,”StellenboschUniversityThesis,2018,http://scholar.sun.ac.za/handle/10019.1/103531.2Marcolansiti,KarimR.Lakhani,“TheTruthaboutBlockchain,”HarvardBusinessReview,January–February2017issue,pp.3-4.3 袁勇、王飛躍：《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與展望》，《自動化學報》（北京）2016年第4期，第481－494頁，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MOTO201604001.htm。4Marcolansiti,KarimR.Lakhani,“TheTruthaboutBlockchain,”HarvardBusinessReview,January–February2017issue,p.4.‧學術筆記‧

91巿場營銷新方向︰區塊鏈、物聯網、神經營銷學對澳門的啟示心的前提下運作的，所以內部的合約制定就能使節點有效地擺脫第三方，進行內部自我管控，這也是在新形式下進行信用驗證的工具。運行時，每一個節點所錄入的數據都會自動創建成一個區塊，當所有區塊相互嵌合之後就會構成區塊鏈。由於區塊之間的工作息息相關，任何的信息更改都需要在大部分區塊中同時進行，大大地提升了數據的安全性。如何學習區塊鏈技術並抓住商機，廣泛有效地推廣到人們的生活與市場營銷應用上，是企業管理與市場營銷者的重要課題。澳門也要善用這一波區塊鏈的發展機遇，緊貼時代潮流的發展，積極開展區塊鏈相關的業務。其中有幾個領域可以有較多關注：（一）智慧城市：推進智慧城市的建設是澳門特區政府近年的工作重心之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2017年11月14日所發表的2018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明確強調，要加快各項城市建設。在此範疇中，他提出了五個方面，其中就包括建設智慧城市，提升城市競爭力。1在數字化時代，智慧城市的建設離不開信息技術的發展，區塊鏈就是很好的工具。區塊鏈技術可以被運用到政務、交通、旅遊、醫療、安全等各個領域。例如在醫療方面，區塊鏈技術可以幫助每一位澳門居民提供其完整準確的醫療記錄信息。既真實可靠，又方便提取，便於醫生下診斷，同時也可以追蹤病人的治療過程。運用區塊鏈技術建立電子病歷以後，無論市民去哪一家醫院或哪一家衛生診所就醫，對方都能獲取相同且真實的病歷資料，各方醫療機構可以更有效地交流。此外，區塊鏈在交通領域也大有作用。澳門作為一個人多地少的城市，交通堵塞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難題。利用區塊鏈技術對交通運輸系統進行完善與升級是實現智能交通的新嘗試。在交通系統建立了區塊鏈平台之後，每一台車輛的相關信息都會被錄入到整個區塊鏈網絡中，相當於實現電子車牌號。車輛位置將通過實時定位上傳到區塊鏈網絡中，便於即時了解城市每條道路的交通狀況，選擇較好通行的路線。同時，這種認證模式的管理更加高效。結合了電子代幣的使用後，就能達到即時支付交通違規罰款的功能。綜上，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對智慧城市的建設可望起到極大的幫助作用。（二）特色金融：區塊鏈作為在金融行業所衍生出來的技術，自然在金融業得到較大的關注，澳門也不例外。澳門正在努力發展特色金融，區塊鏈在這方面具有相當大的發展潛力，並且未來兩三年內的發展速度也有加快的趨勢。2金融代幣（tokens）的發展就是其中一種選擇。澳門是一個旅遊城市，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萬的遊客，各大娛樂商城成為絕大多數遊客的必去之地。而通常每一座娛樂城內都包含了賭場、酒店、餐廳、商店等各種場所，消費者使用代幣可以方便地在整座娛樂城內的各個場所進行消費，同時還能實時記錄每一筆消費。這樣一來，就能很好地追蹤金錢的流動去向。另一方面，銀行等金融機構也可以將區塊鏈應用到日常的工作事務中。區塊鏈的一大優勢就是防篡改，這對於銀行等注重信息核對的企業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在有效防止數據被篡改的同時也能大大減輕數據核對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同時，區塊鏈也能幫助打通融資渠道。通過防篡改的信息記錄，區塊鏈可以幫助中小企業提高信用度，降低銀行的徵信難度。3一旦區塊鏈推廣成功，澳門金融業的整體走向將會發生巨大的轉1 澳門特別行政區新聞局︰《2018施政報告：加快各項城市建設》，2017年11月14日，https://www.gcs.gov.mo/showNews.php?PageLang=C&DataUcn=119082。2 葉浩男︰《顏至宏：區塊鏈有望三年改變各行各業》，《澳門平台》，2018年6月15日，http://www.plataformamacau.com/zh-hant/%E6%BE%B3%E9%96%80/tecnologia-blockchain-ira-mudar-a-industria-local-nos-proximos-tres-anos/。3 《區塊鏈改變金融　政府角色重要》，《力報》（澳門）2018年4月24日，http://www.exmoo.com/article/62477.html。

9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變，更向電子化、數字化的方向靠近。（三）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環節，特區政府一向對食品安全問題十分關注。在過去，特區政府在食品安全問題的處理手法上主要是加強巡查、停產停售、檢驗與銷毀。這一系列的措施往往會有時間長、能耗大、成效小的問題。以過去兩年的禽流感事件為例，從驗出禽流感病毒後，政府當即下令撲殺所有家禽，切斷所有輸入源，實施“人禽分隔”。雖然當機立斷，做得很好，但也消耗大量精力。這些大規模的強制措施保障了澳門市民的安全，但也影響了經營傳統家禽業的市民的生計。1區塊鏈的應用則能對整個處理流程加以優化。除了引入現有許多先進國家和地區推出的電子化可追蹤生產履歷之外，如果再加入區塊鏈技術，對農場中的每隻雞隻都添加電子標籤進入區塊鏈中，那麼每一隻雞的信息都能被第一時間掌控並且可持續追蹤，包括來源地、檢疫情況、中轉信息等等，而且不會被竄改。這樣一來，一旦發現問題，就能以最快的速度排查，準確追溯到源頭，這比現行方式更加高效且準確，也能有效減輕對政府部門執法的壓力和對營商者的影響。區塊鏈技術是當今科技圈最熱門的話題，雖然相對全球範圍來說，澳門本地還處於剛剛起步的探索階段，但是特區政府對區塊鏈的未來發展依舊十分看好且重視。2在配合區塊鏈人才的培養後，相信區塊鏈技術在澳門會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以全球來說，基於區塊鏈的特點和未來廣闊的應用前景，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重視區塊鏈技術的研發，希望通過該技術的支持實現用戶隱私安全保障，交易成本降低，提升資源的利用率，合理分配有限的企業人力資源。區塊鏈作為在未來高速發展的新型技術，具有很大的潛力。區塊鏈的價值和優勢需要被看到，它的缺點與漏洞也更需要被熟知。管理者一方面要認識到區塊鏈技術的利弊，取其精華，為其所用，發掘區塊鏈技術更多潛在的優勢；另一方面又要時刻保持清醒頭腦，理智辨別優劣，不要盲目跟風。二、物聯網物聯網的最初概念是由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MIT）的凱文‧阿什頓（KevinAshton）教授於1999年首次提出，3他表示萬物皆可通過網絡相互連接。具體的作法是通過射頻識別（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RFID）、紅外感應器、全球定位系統、鐳射掃描器、氣體感應器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約定的協議，把任何物品與互聯網連接起來，進行信息交換和通訊，以實現智慧化識別、定位、跟蹤、監控和管理的一種網絡。4簡而言之，物聯網就是“物物相連的互聯網”，它將虛擬網絡中的互聯網技術更進一步地與現實生活中的物體所結合，打造現實世界的、日常可觸碰的“網絡”。在物聯網技術逐漸普遍後，幾乎所有與電腦、互聯網技術相結合的、實現物體與物體之間信息共用和傳遞並且進行智慧化處理的，都被列入了物聯網1SamsonHoi︰《應用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解決澳門食品安全問題？》，Samson’sBlog，2017年12月28日，https://www.samsonhoi.com/88/blockchain_food_safety。2 葉浩男︰《顏至宏：區塊鏈有望三年改變各行各業》，《澳門平台》，2018年6月15日，http://www.plataformamacau.com/zh-hant/%E6%BE%B3%E9%96%80/tecnologia-blockchain-ira-mudar-a-industria-local-nos-proximos-tres-anos/。3KevinAshton,“That‘InternetofThings’Thing”,RFIDJournal,Vol.22(2009),pp.97-114.4 孫濤、遲曉玲、王理斌：《物聯網在行業信息化中的應用研究》，《科技與生活》（北京）2010年第24期，第22頁。

93巿場營銷新方向︰區塊鏈、物聯網、神經營銷學對澳門的啟示的範圍。因此，從廣義上說，當下涉及到信息技術的應用，都可以納入物聯網的範疇。物聯網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的核心，它將虛擬的網絡延伸拓展到物品與物品之間，被認為是繼計算機、互聯網之後，世界信息產業發展的第三次浪潮，其創新性與實用性已經得到學術界和市場的廣泛關注。隨着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生活質量有着越來越高的要求。依託信息技術發展的物聯網將信息化、智慧化結合到各項產業與各個生活服務當中，其出現滿足了人們對便捷生活的要求，亦符合了當今市場潮流的趨向。可以說，物聯網是信息化時代下應運而生的產物。目前，物聯網的發展處於初步成長期，雖說其成為當下熱門話題有媒體炒作跟風的原因，但其內在的發展潛力以及符合時代趨勢的特徵是值得人們關注的。澳門作為連接中外的橋樑，在對外貿易方面一直佔據優勢。在智能化時代下，澳門更應時刻把握市場的潮流動向，加入到發展物聯網的行列中來，探索新時代下推動經濟發展的方法。特區政府要建設智慧城市，物聯網亦是其中一個需要發展的技術。除去資金、政治與法規等因素外，物聯網在澳門市場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在於技術，而技術的發展又離不開人才的培養。由於物聯網屬於新興的信息技術，在高校的普及程度並不算高，往往由於缺少專業性的課程，加大了人才培養的困難。因此，特區政府已經考慮逐步推廣與物聯網相關的信息技術課程，為澳門物聯網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後盾。其中，澳門大學等高校已經推出大數據人才的進修課程與碩士課程，着重培養具有大數據思維和創新能力的複合型人才。大數據課程項目將結合理論知識和課堂實踐，實現多元學科交叉，既讓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具備紮實寬廣的理論基礎，同時注重結合社會需求，積極提升本澳人才對大數據挖掘、分析和管理能力。1此外，澳大獲國家批准設立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澳大第三間國家重點實驗室），並已於2018年10月正式揭牌，之後將為本澳發展物聯網技術提供更多支持。可以看出，特區政府在推動澳門物聯網發展上正在急起直追。除此之外，澳門作為中葡雙方的連接點，其物聯網的發展具有更多地域的優勢和潛力。澳門物聯網的發展可以落實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這也是向葡語國家展示中國能夠建設物聯網能力的良好契機，不僅能夠促進澳門經濟多元化，還能為年輕人開拓更多機會，助力加速中國和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發展。通過物聯網手段，更多的市場信息可以從互聯網平台轉移到物聯網平台，更加有利於中國加強國際網絡空間的話語權。因此，在中國物聯網發展上，澳門在有效地發揮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橋樑的作用上大有可為。2未來澳門更應着力探究物聯網技術，掌握新時代技術的核心要領，發揮地域優勢，繼續引導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密切交流與合作，推動中國物聯網技術向國際化發展。三、神經營銷學神經營銷學（neuromarketing）是一個新興的跨學科領域，位於神經科學、心理學和市場營銷1 《大數據＋人才＝智慧未來》，《澳大新語》，2017年12月1日，https://www.umac.mo/zh-hant/news-centre/news-and-events/news-and-press-releases/detail/43775/。2 王婉瑩：《崔世平：澳門將發揮橋樑作用　加強物聯網建設》，《中國經濟網》，2016年11月17日，http://www.ce.cn/cysc/tech/gd2012/201611/17/t20161117_17909461.shtml。

9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界線之間的領域。它側重於評估消費者對各種營銷刺激的認知和情緒反應。神經營銷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可以簡單地定義為應用神經科學方法來分析和理解與市場和市場營銷交換相關的人類行為。神經營銷研究的目標是獲得關於消費者大腦內部運作的客觀信息，而不是採用長期以來一直參考市場研究主流的主觀報告。神經營銷學提供了比傳統營銷方法更多且更客觀的信息，有助於學界和企業更有效地理解和預測消費者的行為。澳門的主要經濟發展支柱是博彩業，同時近年也積極發展休閒旅遊、會展、餐飲和酒店業等等。雖然澳門的人口基數小，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遊客來到此地進行旅遊和消費。大量遊客為研究消費者行為和心理活動的澳門學者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其次是澳門的各行各業都主要以服務業為主，也就是以顧客體驗為重點，如果對顧客的瞭解不充足，很可能造成行業業績下滑，公司盈利損失，所以對消費者真正想法的瞭解非常重要。澳門許多企業早就實行了市場問卷調查、焦點訪談、市場測試等傳統方法以試圖獲得顧客資訊和真實想法。重視市場調研的傳統，也為之後引入神經營銷學方法與技術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同時為以後的實驗結果提供參考和對比。例如，澳門獨步全球的博彩業主要由世界領先的博彩業者經營，當然少不了頂尖的消費者行為分析研究。美高梅（MGM）曾經在拉斯維加斯的分公司，運用大數據來分析消費者投注行為，並通過統計分析的結果來進行相應的措施。如根據消費者下注的大小分析此消費者是屬於保守主義還是冒險主義，從而給他推薦適合的博彩娛樂項目，以提高他們的滿意度和娛樂體驗。研究成果還刊登在2017年年底的《市場營銷科學》（MarketingScience）上。如果在運用大數據的同時，還能適度利用神經營銷學技術的輔助，則有機會更準確、更有效地瞭解消費者的情緒變化和腦內活動，進一步提升顧客滿意度和消費者體驗。此外，如通過眼動追蹤來分析消費者是否感到疲憊、感到壓力或是注意力下降，從而即時提供飲品、食物來緩解消費者的疲憊或者壓力，都是提高顧客滿意的好方法。將以上技術和方法運用到澳門，將有機會為澳門博彩業的顧客帶來更好的體驗，也能為綜合娛樂度假村帶來豐厚的利潤。除了一些神經營銷學在商業上的應用例如廣告宣傳、產品設計、顧客滿意度、價格定位營銷策略等外，神經營銷學還可以用於負責任博彩、病態博彩防治、甚至心理治療方面。例如一些過度消費或是消費成癮等臨床症狀，通過神經消費學技術可以在醫學研究的瓶頸上得到質的突破。也有人提出在教育方面，可以利用市場營銷學中的營銷策略，配合神經成像檢測方式，來追蹤學生學習效果，利用神經營銷學的方法和技術，研究大腦活動在教育領域中也很可行。如怎樣的教學方法可以引起學生的真正關注、提高大家的興趣並刺激大腦學習？聽故事和聽理論知識，哪個更容易被學生接受和理解？這些都有助於本澳教育領域的發展。此外，如通過神經營銷學的技術來瞭解民意調查結果，進而加強施政，創造出市民內心嚮往和喜歡的城市，也是一個可能的應用。神經市場營銷學牽涉的倫理道德問題值得討論。神經營銷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神經影像學以增加商業利益為目的的倫理道德問題。隨着公眾越來越瞭解和明白大腦是行為的中介物，公眾更加將神經營銷學理解為入侵大腦的研究，並且對這種隱蔽操縱反應激烈。從科學的角度來看，神經營銷還遠遠不能讓研究人員設計出令人上癮並且能夠超越個人的自由意志的營銷活動，儘管人們已經開始關注、建立和解決這個問題，但有些學者卻不願意接受這個領域的發展。1因1CliveThompson,“There’saSuckerBorninEveryMedialPrefrontalCortex,”TheNewYorkTimesMagazine,October2003,pp.54-57.

95巿場營銷新方向︰區塊鏈、物聯網、神經營銷學對澳門的啟示此，有些人認為腦部成像的使用方式會侵犯個人隱私，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自然─神經科學》（NatureNeuroscience）的一位匿名作者也提出了類似的立場，認為神經營銷只不過是科學家和營銷顧問利用科學欺騙盲目的企業客戶開發的新時尚。1這些技術引發了一系列道德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引起以下關注：（1）保護可能因神經市場營銷的研究、市場營銷和神經營銷的部署（deploymentofneuromarketing）而受到傷害或利用的各方；（2）如果神經營銷到達有效性的關鍵水平，則有必要保護消費者的自主權。前者意思很直接。後者的問題存不存在取決於技術是否可以被認為如此有效地操縱消費者行為，使得消費者無法意識到技術性的顛覆。我們把這個現象稱作隱形神經營銷（stealthneuromarketing）。2除了倫理道德問題，神經營銷學仍存在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例如神經營銷學研究的效度，造成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腦成像技術高昂的成本。以人民幣計算，進行一次功能磁共振成像實驗的費用為數萬元，設備維護費更是高達每年數百萬，高昂的成本導致神經營銷學的相關研究相當少見。人們對未知的事物都會感到害怕和擔憂，因為他們無法確定是否可以控制這種新鮮事物。神經營銷學這麽新的學術領域自然也少不了讓人感到擔心。雖然神經營銷學的實驗研究和理論都還在發展階段，技術也仍有精進空間，但是人們仍然對這門領域的發展和造成的後果產生無限的想像，有些人甚至對這種直接窺探人們心理認知的技術感到恐懼。但無論是神經營銷學研究成果對不同領域的幫助，還是其技術迅速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認知提升和技術革命，人們終究都會不斷地向新領域探索、向新方向發展，最後運用到實踐中來造福人類。神經營銷學的初衷，是搞清楚消費者的大腦活動，利用可靠的信息來改進營銷戰略，最後促進營銷的效益以利商家與消費者。對商家來說，可以減少開銷、增加銷售量、實現提升顧客滿意度，才會使大部分的公司願意贊助這些研究，為科學家提供實驗場所，為學者提供補助。對消費者來說，商家能提供他們真正需要的產品，減少不必要的廣告和銷售騷擾，也是一大福音。澳門特區近年致力打造智慧城市，如果能夠利用大數據和神經營銷學技術和方法，將會為整個城市帶來嶄新的智慧時代。[責任編輯　陳超敏]1Editorial,“Brainscam?”NatureNeuroscience,Vol.7(2004),p.683.2EmilyR.Murphy,JudyIlles,PeterB.Reiner,“NeuroethicsofNeuromarketing,”JournalofConsumerBehavior,Vol.7,Issue4-5(2008),pp.293-302.

9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摘要]本文選擇澳門2000－2017年的數據構建VAR模型，就經濟增長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及流通資金增長率指標與貨幣化水平的關係進行研究，並分析四大支柱行業佔比與貨幣化水平的相關性。結果表明：在短期內，貨幣化水平與經濟增長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呈反比關係，長期而言，影響程度逐漸減弱；貨幣化水平的波動主要受自身的衝擊影響；博彩業佔比與貨幣化水平呈顯著負相關關係。因此，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和穩定物價水平有利於提升澳門貨幣化水平。[關鍵詞]澳門　貨幣化　宏觀經濟　產業結構　VAR模型貨幣化是考察經濟和金融運作水平的重要指標。21世紀以來，全球平均貨幣化比率（M2/GDP）在持續升溫，而自1978年中國正式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貨幣化的進程顯著加快，貨幣化的發展程度大幅提升。澳門一直保持着比較好的的發展形勢，基本上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澳門經濟逐漸起步，歷經五十多年的經濟增長和全面發展，在回歸祖國前就已經形成了以博彩旅遊業、出口加工業、銀行保險業、房產建築業為核心的四大支柱產業結構。澳門由於其開放型經濟特徵，其貨幣化程度持續高於中國大陸。但是，由於澳門經濟資源短缺、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比較單調，從1993年開始，澳門的增長速度逐年放緩，貨幣化進程增長率有所減弱，甚至於2003－2014年出現了明顯的下降現象，甚至低於中國大陸的貨幣化水平。圖1顯示了1984－2017年中國大陸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貨幣化水平的路徑，其中RA0代表澳門貨幣化水平，RC0代表中國大陸貨幣化水平。澳門的貨幣化水平、宏觀經濟指標與支柱行業的相關性研究齊蓮英　王　森　李倩婷作者簡介︰齊蓮英，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會計與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王森（通訊作者），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李倩婷，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碩士研究生。珠海　519070‧經濟社會建設‧

97澳門的貨幣化水平、宏觀經濟指標與支柱行業的相關性研究圖1　1984－2017年中國大陸與澳門貨幣化水平數據來源︰中國金融統計年鑑（1985－2015）、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近年來，學術界甚少關注有關澳門的研究，但事實上，作為大陸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部分，澳門的金融經濟情況值得關注。本文的重點是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經濟情況和流通貨幣的特殊性，探究經濟增長率、物價水平、流通資金增長率、貨幣化水平，兩兩變量間的作用和關係。同時，結合澳門四大支柱產業的發展，建立產業發展與澳門貨幣化水平波動的聯繫。一、文獻綜述在經濟領域中，貨幣化是指在經濟活動中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易份額逐漸增大，從非貨幣化部門流向貨幣化部門的一個過程。對於貨幣化程度的測度，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是M2/GDP這一計算方式。從貨幣化概念提出開始，國內外學者便以相關問題為中心，從理論知識和實證分析方面都進行了豐富且富有意義的研究。國外學者對貨幣化問題的研究分為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理論研究即對貨幣化的定義及測度指標的提出，實證分析即針對貨幣化進程中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係研究與檢驗。關於理論部分的研究，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等人就曾對發達國家的貨幣化程度進行了比較研究分析，他們的主要結論是：經濟貨幣化比率能夠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和金融發展的水平，貨幣化程度與該國的經濟發達程度呈顯著的正向關係。因此貨幣化比率和金融相關比率一直被人們當作為衡量一國或一地經濟、金融發展水平與進程的最有實際意義的指標之一。關於實證部分的研究，Jung採用貨幣化比率（M2/GDP）指標，使用不同的最小二乘法研究得出貨幣化指標的不斷上升能顯著促進經濟增長，提出可以通過促進貨幣化進程推動經濟增長。1NicholasApergis、IoannisFilippidis、ClaireEconomidou計量研究了在1975－2000年期間貨幣化對1W.S.Jung,“Finan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InternationalEvidence,”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Vol.34,No.2(1986),pp.333-346.

9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長期關係，對15個經合發組織和50個非經合發組織國家組成的動態異質小組採用小組一體化和協整技術。研究結果說明貨幣化和金融深化與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係。1R.M.Townsend、K.Ueda通過分析貨幣化問題來研究泰國的經濟增長、金融結構之間的聯繫，構建了一個協方差標準化的平方誤差度量，從一組模擬中構造了一個置信域，並對模型進行了形式化測試，展示了如何對過渡路徑進行基於模型的定量研究。2RudraP.Pradhan探討了印度1970－2007年間貨幣化和金融深化，以及外國直接投資（FDI）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均衡關係。運用Johansen的協整技術，發現貨幣化、金融深化、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是相互關聯的，而誤差修正模型進一步證實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互為因果關係，貨幣化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係。3A.E.Akinlo研究了貨幣化和金融發展對尼日利亞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誤差修正結果表明，尼日利亞現行匯率對貨幣流通速度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人均收入與貨幣流通速度（狹義和廣義）在統計上有顯著關係。4RudraP.Pradhan、BidishaMukho-padhyay、AadraGunashekar等通過貨幣化指標研究了1961－2011年間15個亞洲國家的金融發展、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係。利用格蘭傑因果檢驗，計量分析了貨幣化對促進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作用，結果表明三者之間存在格蘭傑因果關係。5對我國貨幣化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大陸貨幣化問題，研究開始於1991年。6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的高貨幣化比率問題深受國內外貨幣理論界的關注，其備受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自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貨幣存量快速增長，貨幣化比率持續上升。針對此現象，學者們從不同角度研究了中國貨幣化的路徑及其成因。王森對貨幣化問題進行了初步研究，明確了衡量貨幣化程度的指標分類和適用模型，認為貨幣化與商業化、金融媒介化之間可相互關聯，但也存在一定的區別。7王毅對改革以來我國貨幣化水平的變化及其成因進行探究，同樣採用金融相關比率指標（M2/GDP）衡量中國金融深化程度，通過國際比較得出中國金融深化程度僅僅處於發展中國家的中等偏上水平。8劉士余、王辰華利用貨幣化指標測量了中國的情況，認為中國貨幣化水平奇高是存在貨幣淺化現象，必須從金融制度深化改革和建立信用社會方面來解決。91NicholasApergis,IoannisFilippidis,ClaireEconomidou,“FinancialDeepeningandEconomicGrowthLinkages:APanelDataAnalysis,”ReviewofWorldEconomics,Vol.143,No.1(2007),pp.179-198.2R.M.Townsend,K.Ueda,“FinancialDeepening,Inequality,andGrowth:AModel-BasedQuantitativeEvalua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73,No.1(2006),pp.251-280.3RudraPPradhan,“FinancialDeepenin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conomicGrowth:AreTheyCointegrated,”InternationalJournalofFinancialResearch,Vol.1,No.1(2010),pp.37-42.4A.E.Akinlo,“FinancialDevelopmentandtheVelocityofMoneyinNigeria:AnEmpiricalAnalysis,”TheReviewofFinanceandBanking,Vol.4,No.2(2012),pp.97-113.5RudraP.Pradhan,BidishaMukhopadhyay,AadraGunashekar,BeleSamadhan,ShashikantPandey,“FinancialDevelopment,So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TheCausalNexusinAsia,”Decision,Vol.40,Issue1/2(2013),pp.69-83.6YiGang,“TheMonetizationProcessinChinaDuringtheEconomicReform,”ChinaEconomicReview,Vol.2,Issue.1(Spring1991),pp.75-95.7王森︰《貨幣化問題初探》，《經濟問題》（太原）1994年第5期，第38－39頁。8王毅︰《用金融存量指標對中國金融深化進程的衡量》，《金融研究》（北京）2002年第1期，第82－92頁。9劉士余、王辰華︰《中國經濟貨幣化進程︰動態演進及實證解說》，《金融研究》（北京）2005年第3期，第38－49頁。

99澳門的貨幣化水平、宏觀經濟指標與支柱行業的相關性研究張杰基於Goldsmith的貨幣化路徑假說，引入最優貨幣化模型，分析了中國高貨幣化現象，發現中國貨幣化過程存在與其他國家不同的金融制度基礎，核心原因在於政府部門有效控制銀行體系，而居民部門對銀行體系存在高度依賴關係。1苗文龍則構建GARCH模型，選取中國改革以來的數據分析得出結論，對真實貨幣化的提高有促進作用的因素有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的不平衡程度、非人力財富所佔比重、人口的年齡結構、投資性資產的預期收益率及外匯儲備等。2蔡如海和劉向明從儲蓄分流、金融結構優化和緩解流動性過剩三個視角，用統計數據分析了中國的貨幣化問題，提出的建議是儲蓄分流應該是增量分流，金融結構優化應該是縮減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3曹躍群、蔣為從價格水平入手，探究我國貨幣內生性與高貨幣化現象在經濟波動中的影響，認為在長期中資本形成增長率、消費物價指數、流通貨幣投入量等因素與經濟的波動呈顯著的負相關關係，而貨幣化程度卻起到了正向作用，建議政府應加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降低其內生性影響。4張建波結合中國銀行體系的現實模型，發現中國高貨幣化主要受高儲蓄率、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單一、不良貸款率高這三個因素影響。5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貨幣問題與經濟特徵的研究，學者們主要圍繞澳門貨幣替代特殊性以及澳門經濟多元化這兩個話題進行。毛豔華對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內涵進行理論詮釋，得出控制博彩業發展規模、大力推動包括貨幣金融在內的非博彩產業發展等政策建議。6李志杰、劉奕分析了經濟適度多元化源起和實施的政策，提出了澳門作為中國對外發展平台的思路。7蔡景真以相對指標衡量貨幣的替代程度，應用誤差修正模型來考察澳門的貨幣問題，認為澳門幣替代效應與內地和香港的貿易量互為格蘭傑因果關係，提出了多元化發展的金融路徑。8王森針對澳門幣的弱化情況，通過分析澳門幣與人民幣以及港幣的關係，提出澳門和橫琴合作建立金融島，改變澳門的產業單一化的情況。9綜上所述，國外學者關於貨幣化問題的研究從理論與實證兩個方面進行，文獻絕大多數是以廣義貨幣M2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作為衡量貨幣化水平的指標，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採用計量經濟模型進行研究。研究的結論也比較一致，即是用引導貨幣和改革金融部門的政策來增強貨幣化。國內學者的研究比較分散，幾乎涉及從金融體系、融資構造、經濟貨幣化進程等多個方面，較少對宏觀層面的綜合探討，所應用的分析方法與國外比較類似。此外，針對澳門貨幣問題的文1張杰︰《中國的高貨幣化之謎》，《經濟研究》（太原）2006年第6期，第59－69頁。2苗文龍︰《現代貨幣數量論與中國“高貨幣化”成因》，《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北京）2007年第12期，第108－116頁。3蔡如海、劉向明︰《中國的貨幣化與金融化︰影響因素與演進趨勢》，《金融論壇》（北京）2008年第5期，第58－63頁。4曹躍群、蔣為︰《中國貨幣供給內生性、高貨幣化與經濟波動──基於1952－2007年的實證研究》，《金融教學與研究》（保定）2010年第4期，第2－5頁。5張建波、盧悅衡、李亞輝︰《關於我國高貨幣化成因的研究》，《經濟縱橫》（長春）2012年第1期，第104－107頁。6毛豔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內涵、路徑與政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09年第5期，第149－157頁。7李志杰、劉奕︰《推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意義與策略》，《經濟研究參考》（北京）2012年第5期，第59－65頁。8蔡景真︰《澳門幣的替代效應及其影響因素》，《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4期，第97－104頁。9王森︰《澳門與橫琴共建離岸金融島》，《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4期，第179－184頁。

10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獻，大部分是對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存在問題的探討（並不涉及貨幣化問題），另一部分是對澳門貨幣替代效應的研究，可以發現兩者結合進行關聯性分析的文獻相對稀缺。目前，關於貨幣化問題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模型已逐步走向合理與完善，然而研究對象始終處於國家層面，鮮有學者針對某些國家中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進行貨幣化問題的探討。因此本文最重要的創新點是填補了相關研究的空白。本文在理論模型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經濟發展背景，試圖從區域發展層面，研究經濟增長率、物價水平等經濟衡量指標與貨幣化水平的相互間作用，同時建立地區支柱產業投入與貨幣供應的關係，探討其貨幣化路徑及其與產業發展的聯繫。二、研究方法與數據說明（一）研究方法目前，常用來對時間序列變量長期趨勢進行分析的方法有VAR、SVAR、ARMA、ARIMA、GARCH、單整、協整、向量自回歸等。本文將把數據分為兩個層面──宏觀經濟層面和產業結構層面，並建立VAR模型探究變量間的關係。宏觀經濟層面的分析是基於國際研究貨幣化問題的典型模型進行，首先運用ADF檢驗對選取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分析所選數據的平穩性，隨後對澳門本地經濟增長率GDPr，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PI，流通資金供給增長率M0r，貨幣化水平RA0=M2/GDPa這些變量的相互作用，建立VAR模型通過脈衝回應分析以及方差分解探討他們之間的具體關係。本文所有數據利用Eviews8.0進行處理。（二）數據說明本文主要研究變量包括經濟波動GDPr、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PI、流通資金增長率M0r、貨幣化水平RA0=M2/GDPa、博彩業生產佔生產總值的百分比R1、旅遊業生產總值佔生產總值的百分比R2、製造業生產佔生產總值的百分比R3、建築業生產佔生產總值的百分比R4、金融業生產佔生產總值百分比R5。變量的數據選用2001－2017年以當年價格按支出法計算的澳門本地生產總值GDPa、流通貨幣供應量M0、廣義貨幣供應量M2、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PI的季度數據，以及2000－2016年澳門以當年生產者價格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GDPb、博彩業、製造業、建築業、銀行業這四個行業的生產總值，以及旅遊人均消費、入境旅客、旅遊總消費的年度數據。其中，廣義貨幣供應量M2，包括貨幣供應量M1及準貨幣負債，貨幣供應量M1包括流通貨幣M0及活期存款，準貨幣負債又包括儲蓄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及存款證明書。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的貨幣供應量M0、M1、M2的貨幣種類包括澳門元、港元、人民幣、美元以及其他貨幣。貨幣量、本地生產總值以及各產業生產總值的單位均為百萬澳門元。金融業生產總值按銀行業生產總值計算。旅遊業生產總值以旅遊總消費進行計算，旅遊總消費（不包括博彩收入）=入境遊客人次×人均消費（不包括博彩消費），人均消費包括購物消費和非購物消費。本文所涉及數據均來自於澳門金融管理局、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101澳門的貨幣化水平、宏觀經濟指標與支柱行業的相關性研究三、實證分析（一）數據處理具體數據處理說明如下：1、經濟波動率GDPr以當年價格按支出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GDPa季度數據（當季值）計算所得，即，，i為計算期（下同），i=1為2001年第一季度。2、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定義為CPI，所得數據已進行定基化處理。對數化處理後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PI定義為LCPI。3、流通資金增長率定義為M0r，，其中M0（i）為流通貨幣供應量M0當季值。4、針對宏觀經濟層面分析，澳門貨幣化水平定義為RA0，，其中M2（i）為廣義貨幣供應量M2當季月份的平均值，如，GDPa（n）為第n年以當年價格按支出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GDPa年度值。5、針對產業結構層面分析，澳門貨幣化水平定義為RA0，RA0(n)，其中M2（n）為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年度值，GDPb（n）為以當年生產者價格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GDPb年度值。6、博彩業、製造業、建築業、金融業佔當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GDPb的比值分別定義為R1、R3、R4、R5。數值計算上，，其中Ri(n)表示i產業在第n年的生產總值，GDPb(n)表示第n年以當年生產者價格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GDPa年度值。7、旅遊業生產佔比定義為R2，×100%。本文的實證分析將選用置信水平為95%。（二）宏觀經濟層面分析──基於VAR模型的實證研究關於宏觀經濟層面的分析，本文將用經濟波動GDPr、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PI、流通資金增長率M0r、貨幣化水平RA0=M2/GDPa這四大指標建立典型的VAR模型進行變量間的關係研究。（1）ADF單位根檢驗為了防止建立的VAR模型時出現偽回歸現象導致研究結論的偏差，本文首先利用Dickey和WayneFuller在1981年提出的ADF單位根檢驗，檢驗時間序列變量是否具有單位根，判斷序列平穩性，對於非平穩的變量進行處理使之成為平穩時間序列。如果在建立VAR模型時使用了非平穩序列變量分析實際經濟問題時，就會帶來結果判斷方面的誤差。如果各變量都是單整的，那麼我們可對相關變量進行協整關係檢驗，判斷分析不同變量之間是否可能存在的長期均衡關係，如果協整關係確實成立則直接選用非平穩序列建立模型。如果變量不是同階單整的，那麼我們將對涉及的非平穩序列進行差分，使其轉換為對應的平穩序列，再進行下一步的分析。ADF檢驗結果如下，其中△GDPr、△LCPI、△M0r、△RA0分別為相應變量的差分（表1）﹕

10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表1　ADF檢驗結果變量ADF檢驗檢驗類型滯後階數顯著性水平（臨界值）GDPr-1.48不含截距項也不含時間趨勢75%（-1.95）△GDPr-4.65不含截距項也不含時間趨勢65%（-1.95）LCPI-0.33含有截距項不含時間趨勢25%（-2.91）△LCPI-3.25含有截距項不含時間趨勢05%（-2.91）M0r-0.82不含截距項也不含時間趨勢35%（-1.95）△M0r-6.31不含截距項也不含時間趨勢45%（-1.95）RA0-0.62不含截距項也不含時間趨勢45%（-1.95）△RA0-3.32不含截距項也不含時間趨勢35%（-1.95）由表1可知，經濟波動率GDPr、綜合消費物價指數LCPI、流通資金增加率M0r、貨幣化水平RA0的原序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不平穩，一階差分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平穩，則GDPr、LCPI、M0r、RA0均呈一階單整。得出各變量的序列平穩性結果後，建立VAR模型前還需要確定正確的滯後期k。如果所選滯後期過短，會出現嚴重的誤差項的自相關性問題，並導致參數的非一致估計結果。對滯後期的選擇，本文是根據SC信息準則和HQ信息準則來確定的，從下表可以看出最佳滯後期數為2期（表2）﹕表2　VAR模型滯後期數的判斷結果LagLogLLRFPEAICSCHQ0-323.3477NA0.64409710.9115911.0512110.966201-53.46192494.79060.0001362.4487313.1468462.7218022-18.8241658.884197.37e-051.8274723.084079*2.319000*3-3.44282424.097437.67e-051.8480943.6631932.558079419.6144333.048746.28e-05*1.6128523.9864432.541294527.4597010.198858.76e-051.8846774.8167593.031575639.9428514.563670.0001082.0019055.4924793.367260754.2389614.772650.0001312.0587016.1077673.642514884.1081326.88225*0.0001001.596396*6.2039543.398665（2）協整檢驗由於上述變量中GDPr、LCPI、M0r、RA0均呈一階單整的。對此，我們可以利用Johansen檢驗分析方法，判斷這些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係，再進一步確定它們之間的符號關係。通過觀察變量的趨勢圖像（圖2），結合單位根檢驗中的檢驗類型，我們可以認為各變量時間序列都不含有確定性趨勢，相應的協整向量中含有確定性趨勢。在此基礎上，本文得到協整檢驗結果（表3）。

103澳門的貨幣化水平、宏觀經濟指標與支柱行業的相關性研究圖2　各變量的變化趨勢表3　各變量的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協整向量數目特徵值跟蹤統計值臨界值5%顯著水平P值0*00.55827684.5054554.079040.0000至多1個0.25754731.3959535.192750.1213至多2個0.11680412.0392420.261840.4453至多3個0.0591873.9656839.1645460.4173由表3可知，協整檢驗表明在2001－2017年經濟波動率GDPr、綜合消費物價指數LCPI、流通資金增加率M0r、貨幣化水平RA0存在一個協整關係。根據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我們的到均衡向量如下：則這四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係為：以上協整關係方程說明了在2001－2017年中四個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係。從中可以看出流通中現金投入量對經濟波動呈現負向的影響，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以及貨幣化程度卻表現出正向的影響。去除貨幣化指數之後進行的協整關係分析，仍然能得到長期均衡結果，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相應的係數仍然為正數，流通中現金投入量的係數仍然為負數，說明模型的穩定性得到保證。（3）VAR模型上文已經對經濟波動率GDPr、綜合消費物價指數LCPI、流通資金增加率M0r與貨幣化水平RA0這四個變量建立的VAR模型的最佳滯後期數進行檢測，並確定為2期，而且各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係，因此可選取非平穩的原時間序列，即各變量的原始數據對VAR模型進行估計，變量之間

10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所對應的回歸係數反映了參變量之間的貢獻程度。每個係數乘上相對應解釋變量就能得出對該被解釋變量的最佳預測結果。本文用Eviews8.0估計的VAR模型分析中，係數下面的第一個小括弧內數值為標準差大小，主要用來衡量回歸係數的統計可靠性，數值越大，該值可靠性就越低；第二個括弧內的數值是t檢驗統計量，t統計量越大，置信度越高。從而根據Eviews8.0VAR模型的估計結果可得到VAR模型：由結果可知，經濟波動率GDPr的判定係數R2和調整後的R2都相對較小，分別為0.210707和0.115447，流通資金增加率M0r的R2和調整後的R2也同樣比較小，分別為0.260211和0.170926。相圖3　VAR模型的單位圓與單位根反地綜合消費物價指數LCPI和貨幣化水平RA0的R2和調整後的R2都比較大，LCPI的判定係數為0.999368和0.999292，RA0的判定係數為0.912408和0.901836。由於各變量之間的判定係數差距較大，我們用該VAR模型的單位圓和單位根判定模型的穩定性。該VAR模型的單位根都落在單位圓內，可認為該模型是穩定可靠的（圖3）。（4）脈衝回應分析脈衝回應分析方法通常是用來描述一個內生性變量對誤差項所帶來衝擊的反應，換句話說，在隨機誤差項上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衝擊後，對內生性變量的當期值和未來值所產生的影響程度。

105澳門的貨幣化水平、宏觀經濟指標與支柱行業的相關性研究衝擊期數設為20期，用Eviews8.0建立的VAR模型的脈衝回應圖像如圖4所示。本部分重點在於第四行的四幅圖像──貨幣化水平RA0受自身和其他變量變化的回應情況，並將其從左至右命名為圖m、圖n、圖o和圖p（圖4）。圖m表示對應於經濟波動率GDPr的一個標準差的衝擊，貨幣化水平RA0的回應。從圖中可以看出，RA0的反應在第1期為較小的正值，第2期變為負值，第3期達到負值最低點，隨後負向反應逐漸減弱，趨近於0。圖n表示對應於消費物價指數CPI的變化（LCPI）的一個標準差的衝擊，貨幣化水平RA0的回應。從圖中可以看出，RA0的反應從負值開始，負向反應減弱，逐漸趨近於0。圖o表示對應於流通資金增長率M0r的一個標準差的衝擊，貨幣化水平RA0的回應。從圖中可以看出，RA0的反應在前6期內圍繞零值上下波動，第7期開始出現較小的正向反應，隨後反應程度接近於0。圖p表示貨幣化水平RA0對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新息的反應。從圖中可以看出，RA0對自身的衝擊反應在第1期達到正向極值6.3%，之後正向反應減弱。圖4　四個變量的脈衝回應分析16幅圖像的綜合結果分析：第一，經濟波動率GDPr均會受到自身和消費物價指數LCPI、流通資金增加率M0r與貨幣化水平RA0的影響，初期均在0%附近發生波動性的正負向衝擊，受自身衝擊影響相對較大，第7期之後

10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影響逐漸消失。第二，消費物價指數LCPI均受到自身和經濟波動率GDPr的正向影響，且影響程度逐漸增大，在第20期自身影響達到1.9%，GDPr的影響達到1.1%。而流通資金增加率M0r基本對LCPI沒影響，貨幣化水平RA0呈負向的影響，衝擊效果增加至20期的1%。第三，流通資金增加率M0r均受到自身、經濟波動率、消費物價指數、貨幣化水平的衝擊影響，衝擊效果與經濟波動率所受的衝擊影響類似，初期均在0%附近發生波動性的正負向衝擊，受自身衝擊影響相對較大，第7期之後衝擊逐漸消失。第四，貨幣化水平RA0受到經濟波動率、消費物價指數初期的負向衝擊，然後影響逐漸下降。流通資金增加率的衝擊效果在0附近波動，效果在第5期達到正向極值1.1%，從第7期開始接近於0。貨幣化水平受自身的正向衝擊，衝擊效果逐漸減小。四、研究結論與建議本文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貨幣化程度作為研究重點，從宏觀經濟層面和產業結構層面，利用2000－2017年的相關數據，通過建立VAR模型、脈衝回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經濟增長率受自身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流通資金增長率波動的影響，短期而言，影響程度圍繞0%波動較大，無明顯的正向或反向的持續性影響。中長期而言，影響程度逐漸消失。經濟增長率的波動主要來源於自身波動，其次是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類似地，流通資金增長率受自身和經濟增長率、綜合物價指數的影響，短期而言，影響程度圍繞0%波動較大，無明顯的正向或反向的持續性影響，後期影響逐漸消失。流通資金增長率的波動主要來源於自身波動，其次是經濟增長率。第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與經濟增長率呈正比關係。雖然經濟增長率對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影響有限，但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與經濟增長率還是呈正比關係。經濟增長率的提高，會增加人們對商品和投資的需求，會一定程度上加大社會通貨膨脹的壓力。流通資金增長率對物價水平影響不大。物價水平波動主要受自身波動正向影響。第三，貨幣化水平與經濟增長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呈反比關係。貨幣化水平與經濟增長率的負相關關係比與消費物價指數的負相關關係更強，而且貨幣化水平的波動第二大成因是經濟增長率。經濟增長率的提高，社會經濟水平得以提升，會增加澳門本地生產總值，進而導致貨幣化水平的降低。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提高，一般情況下是因為貨幣供應量相對增加，但貨幣供應量的增加程度不及當地生產總值的增加程度，使得貨幣化水平的下降。流通資金增長率對貨幣化水平影響不大。貨幣化水平波動主要受自身波動正向影響。第四，博彩業生產值佔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比值是最高的，為澳門第一支柱產業。而該產業佔比與貨幣化水平的反向關係程度最高，說明博彩業生產佔比越高，澳門本地生產總值越依賴於博彩業，貨幣化水平會越低，一定程度上負向影響經濟發展。而建築業的發展速度相對來說比不上博彩業，建築業本身屬於固定資產投資的範疇，流通性較弱，但交易金額一般比較大，支付方式不僅限於包含流通資金的M2，故本地生產總值的增加幅度大於貨幣供應量M2，表現為建築業佔總比與貨幣化水平呈反向關係。旅遊業佔總比、製造業佔總比、金融業佔總比均與貨幣化水平呈正相關，相關性最強為製造業。

107澳門的貨幣化水平、宏觀經濟指標與支柱行業的相關性研究根據以上結論，本文綜合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一是重視澳門的貨幣化問題，促進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們認為澳門為了維持貨幣化水平的穩定，從宏觀的角度出發應重點關注經濟增長率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進而控制或減少這兩大指標對貨幣化水平的衝擊。此外，從產業結構的角度出發，政府應關注各大產業的發展趨勢和對當地生產總值的影響力，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以解決產業結構不平衡的問題。二是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國家戰略，通過博彩業與其他產業的協調發展來實現多元化的政策。大力推進非博彩旅遊業的發展和適度扶持其他新興產業的成長。以傳統產業拉動新興產業，擴大產業集群效應，進而提升旅遊產業的整體市場綜合競爭力，創新澳門文化形象，為經濟的長遠發展注入新元素和活力。三是加強澳門特區政府的區域政策調節力度，有效控制經濟增長速率和把關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而要實現這一目標，貨幣政策和經濟政策需運用得當、相互配合協調，拉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根據貨幣需求量適當調整貨幣的流入和流出。經濟增長速度過高而貨幣供應量跟不上，一方面增加貨幣市場供應壓力，嚴重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高度通貨膨脹的現象，另一方面很容易導致貨幣化水平的下調。四是利用國家級廣東省自貿區的橫琴新區建設的有利條件，創新貨幣金融的獨特優勢，拓展澳門的經濟運作空間，同時進一步發展作為中央政府葡語國家對外窗口的平台作用，建立廣泛的經貿合作機制，多方位發展特色經濟，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新興產業之路，營造澳門經濟、社會、文化的良好發展環境，鞏固澳門在國際和國內經濟中的地位，最終使澳門的社會經濟健康發展。[責任編輯　陳超敏]

10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摘要]粵港澳大灣區在發展灣區經濟上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平台。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通過對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發展的現狀分析與量化評估，發現粵港澳大灣區的製造業、建築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業、教育，以及交通運輸業的關聯度較大，而農林牧漁業、採礦業、文體娛樂業、旅遊業等行業的關聯度較小，尤其是文化旅遊服務業的灰色關聯度更小，表明整體上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結構趨同性較強，而在文體娛樂業方面具有較強的互補性。本文也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基本策略。[關鍵詞]產業協同　實證評價　粵港澳大灣區　灰色關聯度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包括廣東省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人口規模逾6千萬，總面積約5.65萬平方公里，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超過15,000億美元，位居世界灣區前列。1但從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內部來看，由於經濟發展水平、政策環境、制度環境等的不同，粵港澳三地發展階段不同步、發展路徑不協調、發展環境不平衡的問題十分明顯。從理論上看，區域產業協同的實質在於促進資源要素的優化整合，提升區域競爭力並實現均衡可持續發展。2因此，推行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有利於實現粵港澳大灣區資源稟賦的優勢互補，有利於生產要素的高效配置，有利於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於提高地區生產力、建設以創新為特徵的區域增長極和世界一流灣區、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文獻述評目前，理論界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研究，主要體現在：（1）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競爭力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理論描述與實證評價陳章喜　呂多鑫　吳振幫作者簡介︰陳章喜，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經濟社會與區域合作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呂多鑫，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吳振幫，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助理研究員。廣州　5106321 《香港商報》（香港）2018年10月9日。2張亞鵬：《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反思︰一個整體框架設計》，《區域經濟評論》（鄭州）2018年第2期，第75－80頁。‧經濟社會建設‧

109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理論描述與實證評價的研究。劉瞳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了灣區綜合競爭力評價體系，通過橫向對比歸納出粵港澳大灣區的比較優勢和劣勢，認為灣區的發展需要破除阻礙生產要素自由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1（2）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戰略的研究。覃成林等結合“一帶一路”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戰略使命和戰略重點，認為既要善用“一國兩制”的優勢，又要突破“兩制”約束。2（3）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制度創新的研究。鍾韻等結合區域制度與經濟增長理論、經濟整合理論、城市體系結構理論等三大理論的分析，剖析了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的理論依據，並從宏觀、中觀以及微觀三個層面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的實施機制。3（4）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歷史演變的研究。周春山等以粵港澳大灣區各地域單元1995—2015年21年經濟資料為基礎構建指標體系，並借助標準差、變異係數與GIS空間分析等方法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時空演變特徵。4（5）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城市聯繫的研究。陳章喜分析了港珠澳大橋建設對珠江口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影響效應；5陳世棟利用大數據構建“百度指數”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之間的聯繫強度，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要素便捷流動仍存在較多障礙，需要減少要素流動的制度成本。6（6）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競合關係的研究。程玉鴻等借助Dendrinos-Sonis模型，基於所構建指標體系測算出了城市競爭力資料，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內11個城市的競爭合作關係進行定量測度，認為大多數城市之間表現為合作關係。7在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發展方面，理論界進行的研究，主要表現在：（1）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產業關係的研究。邴綨綸和毛豔華等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產業關係是競爭的關係；8張光南等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產業關係是優勢互補關係，尤其體現在港澳的服務業和珠三角的製造業之間。9（2）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產業佈局的研究。鄧江年認為在產業佈局方面，香港應打造金融、科技諮詢服務等現代服務業；澳門博彩業應向觀光旅遊業轉型；廣東應由“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轉變。10（3）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產業協調機制的研1劉瞳：《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主要灣區和國內主要城市群的比較研究──基於主成分分析法的測度》，《港澳研究》（北京）2017年第4期，第61－75、93－94頁。2 覃成林、劉麗玲、覃文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戰略思考》，《區域經濟評論》（鄭州）2017年第5期，第113－118頁。3 鍾韻、胡曉華：《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與制度創新﹕理論基礎與實施機制》，《經濟學家》（成都）2017年第12期，第50－57頁。4 周春山、羅利佳、史晨怡、王玨晗：《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時空演變特徵及其影響因素》，《熱帶地理》（廣州）2017年第6期，第802－813頁。5陳章喜：《港珠澳大橋對珠江口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影響效應》，《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7年第3期，第35－44頁。6陳世棟：《粵港澳大灣區要素流動空間特徵及國際對接路徑研究》，《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8年第2期，第27—32頁。7程玉鴻、汪良偉：《城市群內城市間競爭合作關係研究及實證測度──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港澳研究》（北京）2018年第1期，第45－54、94－95頁。8邴綨綸、毛豔華：《港澳台與廣東省地緣經濟關係匹配研究》，《現代管理科學》（南京）2017年第4期，第27－29頁。9張光南、黎葉子、伍俐斌：《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負面清單”管理的問題與對策》，《港澳研究》（北京）2016年第2期，第60－67頁。10鄧江年：《廣東產業升級的創新驅動路徑研究》，《南方經濟》（廣州）2016年第6期，第114－120頁。

11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究。陳燕、林仲豪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產業關聯度高，產業結構趨同，需要從國家層面頂層規劃和建立產業耦合機制，突破同質競爭難題。1辜勝阻等提出從優化產業分工佈局、聚集人才資源、完善金融服務、推進創新合作、深化對外開放、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多方面協作，進一步激發灣區的創新發展潛力、提升國際競爭力，共同打造世界一流的灣區城市群。2通過對現有文獻的觀察，發現現有文獻主要是針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功能定位、發展戰略、產業關係等方面進行研究，但對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研究文獻甚少，尤其缺乏在理論方面的深入探索。此外，涉及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實證研究文獻，由於選取的指標缺乏理論支撐，所得出的結論難以令人信服。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點發展的大型城市群，是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平台，也是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平台。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出台，粵港澳的合作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本文以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為研究對象，在理論與實證的結合上對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進行系統的闡述，試圖為新時代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方向提供依據。二、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理論判斷（一）區域產業協同發展的理論內涵所謂產業協同，是指集群內的企業在生產、行銷、採購、管理、技術等方面相互配合、相互協作，形成高度的一致性或和諧性，區域產業集群內企業相互協同會產生協同效應，即對單個企業而言，作為集群組合中的─個企業比作為一個單獨運作的企業能獲得更高的盈利能力，進而形成競爭優勢。3產業協同性是產業集群將潛在競爭優勢轉化為現實競爭優勢的一個基本條件。因此，區域產業協同發展，在其直接的意義上，是指區域內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主體從追求各自獨立的產業發展系統，逐步演化為追求各經濟主體間產業的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達到雙贏互惠的過程。4（二）區域產業協同的主要內容（1）產業政策協同。產業政策協同包括行政政策協同與產業規劃協同等內容，行政政策協同有利於減少因行政因素造成的交易成本，促進人才、資金、技術的自由流通和優化配置；產業規劃協同有利於優化產業佈局、避免重複建設造成的資源浪費。如何實現產業政策和創新政策之間、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之間、主導產業政策和其他產業政策之間、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之間、產業政策與出口戰略之間的統籌兼顧和有效協同，是產業政策協同的重點和難點。51陳燕、林仲豪：《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產業協同的灰色關聯分析與協調機制創新》，《廣東財經大學學報》（廣州）2018年第4期，第89－97頁。2辜勝阻、吳沁沁、吳華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的六大舉措》，《經濟日報》（北京）2018年1月11日第14版。3胡大立：《產業關聯、產業協同與集群競爭優勢的關聯機理》，《管理學報》（武漢）2006年第6期，第709－713、727頁；朱葉紅、朱道才：《基於灰色關聯方法的安徽產業協同分析》，《棗莊學院學報》（棗莊）2012年第5期，第57－63頁。4向曉梅、楊娟：《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機制和模式》，《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8年第2期，第17－20頁。5張明之：《區域產業協同的類型與運行方式──以長三角經濟區產業協同為例》，《河南社會科學》（鄭州）2017年第4期，第79－85頁。

111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理論描述與實證評價（2）產業市場協同。產業市場協同是指通過消除各個子市場之間的各種有形與無形的壁壘、構建一個更大範圍的區域綜合體，在這個區域綜合體內沒有各種形式的差別待遇，商品與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而不受區域限制。突破行政區域限制、消除貿易壁壘是產業市場協同的根本要求。產業市場協同的目標是通過逐步打破地方市場分割，不斷減少商品和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優化資源配置，最終建立一個統一透明、規範有序的市場環境。（3）產業分工協同。專業化分工協作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組織形式，是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有效方式。產業分工協同是指通過政府宏觀統籌規劃產能佈局和企業市場配置生產要素資源，從而實現區域間產業分工協作、共同發展。產業分工協同，尤其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與製造業之間的協同，有利於提高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避免重複建設和惡性競爭，有利於建立區域間共生互惠的關係，實現區域協調發展。（4）產業創新協同。產業創新協同是指產業創新的各個要素在非線性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單獨創新要素無法產生的集體協同效應的過程。第三次工業革命以來，創新持續推動着製造業的發展，創新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凸顯。產業創新協同的核心是創新，是利用協同學的理論來研究產業創新，從產業創新協同的角度來看，實際上產生了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生產組織方式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市場需求創新等諸多複雜創新體系形式。三、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現狀描述（一）產業發展的市場狀況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其動力主要來自市場與資本的力量。在粵港澳經濟與產業合作的早期階段，由於內地在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的先天優勢，港澳企業紛紛將資金與技術轉移到珠三角地區，形成了“前店後廠”的合作模式，促進了三地產業的廣泛聯繫。產業結構以低附加值製造業為主，形成了依賴外部市場的“三來一補”出口導向型經濟。民間的經濟合作刺激了政府進一步開放招商引資，加深了三地的產業聯繫。近年來隨着內地成本的逐漸上升，港澳率先完成製造業向服務業的轉變，廣州、深圳製造業升級，傳統製造業紛紛向東莞、佛山、珠海等周邊城市轉移，深度合作、梯度發展使粵港澳三地的產業聯繫進一步加強。目前，外部貿易環境變化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帶來了挑戰。伴隨着經濟全球化的衝擊，在政府宏觀統籌與市場資源配置的雙重作用下，三地經貿合作日益加深，跨區域資源配置與資源分享的成果日益顯現。當前澳門以博彩業和觀光旅遊業為主，香港以金融業、進出口貿易、專業服務為支柱產業，而珠三角地區則以製造業為主。但是，粵港澳三地仍存在阻礙人員、資金、技術及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動的障礙，進一步削減制度剛性帶來的各種有形或無形的貿易壁壘，是發展產業市場一體化的迫切要求。（二）產業發展的結構狀況從區域產業結構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整體上工業化水平較高，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均值分別為40%和56.77%。從各城市來看，香港、澳門現代服務業發達，第三產業比重分別達到92.20%和93.40%。廣州、深圳緊隨其後，服務業佔比在60%以上，廣州更是接近70%，表明這兩大城市已經進入後工業化階段；東莞和珠海呈現的是“三二一”型產業結構，第三產業略高於第二產業，達到50%左右，說明其正從工業化的後期往後工業化階段發展；其他幾個城市仍處在工

11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業化發展時期，以第二產業為主導，其中佛山、惠州和中山的第二產業佔比均在50%以上，只有肇慶市的第一產業比例達15.21%（表1）。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不平衡的情況十分明顯。表1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產業結構狀況（單位：%）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香港澳門均值第一產業佔比（2016）1.220.041.961.685.030.342.137.8115.210.100.003.23第二產業佔比（2016）29.4239.9148.5059.6353.8546.4852.3747.5847.967.706.6040.00第三產業佔比（2017）69.3560.0649.5438.6941.1253.1745.5044.6136.8392.2093.4056.77資料來源：《廣東統計年鑑》、《香港統計年刊》、澳門《統計年鑑》（三）產業發展的基礎狀況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實力雄厚，GDP過千億美元的城市有5個（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東莞），其中居首位的香港，GDP更是達到3414.14億美元；GDP不足500億美元的城市有3個（珠海、江門、肇慶）。但粵港澳大灣區11市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排名第一的香港的GDP是排名末尾的肇慶的10倍之多。從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來看，超過20,000美元的城市有5個（澳門、香港、深圳、廣州、珠海），其中澳門人均GDP超過77,000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不足10,000美元的有2個（江門、肇慶）。由此觀之，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從GDP總量、人均GDP方面均呈現明顯差異（表2）。表2　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發展狀況（2017，單位：億美元；美元）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香港澳門GDP3,184.803,330.97396.221,392.00567.341,122.97508.06398.45312.513,414.14503.60人均GDP22,316.6827,184.4523,031.1918,413.4511,879.0313,526.6215,656.678,751.597,622.2046,188.8677,596.25資料來源：《廣東統計年鑑》、《香港統計年刊》、澳門《統計年鑑》（四）產業發展的創新狀況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乃至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之一，在科技創新領域如信息技術、高端製造、智慧裝備製造方面已經形成良好的新興產業基礎，符合國家大力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方向。創新活動最主要的行為主體是高校、高端研發機構、高技術企業。高校方面，粵港澳大灣區有173所高校，其中5所是世界100強大學，在校學生超過200萬人，聚集了豐富的知識資源、技術資源和人才資源。研究機構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共有43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珠三角有201家省重點實驗室、64家企業重點實驗室，香港有6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1科技研發能力和創新能力位居全國前列。企業方面，粵港澳大灣區擁有華為、騰訊、比亞迪、華大基因、大疆創新等一批領先世界的創新型企業，這些企業的PCT國際專利申請數量佔了全國的一半，可以帶動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整體創新水平的提升。科技創新是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根源，科技研發投入1 辜勝阻、曹冬梅、楊嵋：《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的戰略思考》，《中國軟科學》（北京）2018年第4期，第1－9頁。

113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理論描述與實證評價是衡量科技創新能力的關鍵指標，華為高度重視技術研發，2017年研發投入逾800億元人民幣，超過蘋果，排名全球第六。四、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實證評價（一）研究方法關於產業協同的測算方法，目前學術界主要採用複合系統協調度模型、耦合協調模型、哈肯模型、空間計量模型、灰色關聯度等方法進行實證研究。本研究採用灰色關聯度分析法對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進行實證分析。灰色關聯度法是指在系統發展過程中，如果兩個因素變化的態勢一致，即同步變化程度較高，則可認為兩者關聯較大；反之，則兩者關聯度較小。由於灰色關聯度法對於一個系統發展變化態勢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適合動態歷程分析，故本研究採用此方法。不過，目前理論界採用灰色關聯度法進行的分析，由於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撐，所測算的資料不能十分精確地反映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的現實狀況。（二）模型引介（1）區位熵區位熵又稱專業化率，多用來分析某地區產業或部門在整個區域範圍內的專業化程度，本文用粵港澳大灣區某城市某一行業就業人數與該城市就業人數之比，與灣區的該行業就業人數與灣區的就業人數的比值來表示，具體的計算公式如下：其中，i代表第i個城市（i=1,2,3,...m），j代表第j個行業（j=1,2,3,...n），qij是i城市j行業的就業人數，λij是i城市j行業的區位熵。（2）灰色系統理論與灰色關聯度灰色系統理論（GreySystemTheory），由Deng提出，用以研究部分信息明確、部分信息不明確的“貧信息”不確定性系統。1灰色關聯度分析是基於灰色系統理論的一種分析方法，主要思路是對系統所包含的相互影響的因素之間關聯程度進行定量比較。灰色關聯度對樣本量的多少和樣本的分佈規律沒有要求，有效避免了數理統計方法的弊端。在國內，林國鈞最早將灰色系統分析法運用於中國區域經濟學的研究當中，此後被廣泛應用於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的分析。2其基本思想是：根據分析對象時序數列曲線的相似程度來判斷其關聯程度，即兩條曲線越相似，1“PropertiesofRelationalSpaceforGreySystems,”inDengJulong,EssentialTopicsonGreySystem-TheoryandApplications,Beijing:ChinaOceanPress,1988,pp.1-13.2林國鈞：《貴州經濟增長的關聯分析──灰色系統理論在社會經濟研究中的應用》，《貴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貴州）1986年第4期，第250頁；柯麗菲：《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產業協同發展灰色關聯分析》，《廣西社會科學》（南寧）2013年第2期，第26－30頁；彭繼增、孫中美、黃昕：《基於灰色關聯理論的產業結構與經濟協同發展的實證分析──以江西省為例》，《經濟地理》（長沙）2015年第5期，第123－128頁；劉怡、周凌雲、耿純：《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評估﹕基於區位熵灰色關聯度的分析》，《中央財經大學學報》（北京）2017年第12期，第119－129頁。

11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其關聯度越大，反之越小。1不過，由於灰色關聯度分析的應用領域的擴大，一些相關模型存在的不足使其完整解決某些實際問題受到制約，應用受到限制。灰色關聯度分析的計算步驟如下：首先確立粵港澳大灣區總體產業結構資料為參考數列x0(j)，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各行業區位熵為比較數列xi(j)；第二步計算參考數列與比較數列差值的絕對值，然後計算每列絕對值的最大值與最小值；第三步求關聯係數ξ(j)，其計算公式是：，ε為分辨係數，0<ε<1，一般設ε=0.5，最後計算參考數列與比較數列之間的關聯度，其計算公式為：，rj為行業關聯度。理論上來說，灰色關聯度的取值範圍在0到1之間，一個行業的灰色關聯度越大，則從所考查範圍內的城市整體來看，該行業的總體結構與粵港澳大灣區越相近；反之，若一個行業的灰色關聯度越小，則從所考查範圍內的城市整體來看，該行業的總體結構與粵港澳大灣區差異越大。同理，一個城市的灰色關聯度越大，表明該城市總體產業結構與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差異越小；反之，則意味着該地區總體產業結構與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差異較大。（三）計算結果本文資料來源於《廣東統計年鑑2018》、《香港統計年刊2018》、澳門《統計年鑑2017》和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考慮到資料的可得性和可操作性，本研究分析時重點選取了農林牧漁業（X1）、採礦業（X2）、製造業（X3）、電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X4）、建築業（X5）、批發和零售業（X6）、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業（X7）、住宿和餐飲業（X8）、金融保險業（X9）、房地產業（X10）、文化、體育和娛樂業（X11）、教育（X12）十二個子行業進行關聯度分析。根據公式可計算出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分行業的灰色關聯度。結果表明（表3），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結構整體上趨同性較強，行業灰色關聯度均值為0.912。分行業來看，製造業、建築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業、教育業的關聯度較大，灰色關聯度值在0.93以上，這表明粵港澳三地在製造業、建築業、金融業等行業產業關聯度較高，產業同構現象比較嚴重。而農林牧漁業、採礦業、文體娛樂業、住宿和餐飲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業等行業的關聯度較小，尤其是文體娛樂業的灰色關聯度為0.863。這表明文體娛樂業、住宿餐飲業、交通運輸業等行業存在較大差異，產業互補性較強，在發展文化旅遊協同方面有很大的潛力。農林牧漁業、採礦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灰色關聯度較小，這是因為這些低附加值產業主要分佈於肇慶、江門等工業化程度比較低的城市，而在香港、澳門等高度現代化的城市幾乎沒有。1 陳章喜：《澳門金融對香港依存度的實證分析》，《當代港澳研究》（廣州）2011年第1期，第33－44、132頁。

115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理論描述與實證評價表3　粵港澳大灣區12個行業協同的灰色關聯度排序（2017）行業關聯度排序行業關聯度排序農林牧漁業（X1）0.8411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業（X7）0.9266採礦業（X2）0.8602住宿和餐飲業（X8）0.8964製造業（X3）0.94912金融保險業（X9）0.93810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X4）0.9255房地產業（X10）0.9368建築業（X5）0.94411文化、體育和娛樂業（X11）0.8633批發和零售業（X6）0.9379教育（X12）0.9347五、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一）產業協調機制缺乏與國際灣區的國家內部合作不同，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面臨着“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帶來的獨特挑戰。迥異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造成港澳與內地在政府功能、規劃內涵及執行力等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剛性制度和行政程序成為產生與推進合作的主要障礙。一方面，香港的“策略規劃”更側重於城市規劃設計，主要是為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提供參考，與內地的綜合性發展規劃“五年計劃”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原有的協調機制已無法滿足新形勢下的粵港澳合作需要，如何協調各政府間“遊戲規則”上的差異，成為當前必須解決的關鍵性問題。1除此之外，粵港澳各地區多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自己的產業政策，極容易造成重複建設和惡性競爭，急需一個跨省級的行政組織和機構在協調各方利益的基礎上來對區域內的分工協作進行統籌管理，實現區域資源的優化配置。（二）產業要素流動受阻三個不同的經濟體、三個不同的關稅區、三種不同的法律環境造成了區域市場的無形分割，不同的行政區域邊界、不同的法律和規則體系阻礙了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充分自由流動，既使各地的資源優勢得不到充分發揮，也不利於粵港澳整體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三個獨立的市場體系在經濟制度、行政體制、財政體系、貨幣發行制度以及經濟發展規劃制定方面完全獨立；三地的關稅水平、資金流通制度、投資開放程度、對外經濟政策也有實質性區別，這使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經濟與產業的協同合作面臨諸多掣肘和障礙。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經濟體量巨大，但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十分嚴重，地方保護主義使產業要素流動受阻，無法形成公開透明、統一協作的共同市場，灣區經濟的集聚效應和規模紅利無法得到充分發揮。（三）產業同構現象嚴重基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經濟思路，判斷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同構現象只能以城市為單位進行論證。根據公式可得到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關聯度ri，由理論分析可知，灰色關聯度越小，該城市的產業結構與區域整體的產業結構差別越大。計算結果顯示，澳門的城市關聯度最低，為0.854；深圳的城市關聯度最高，為0.947；整體均值為0.912，這表明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產業關聯度很大，產業同構現象十分嚴重（表4）。1 張立、王喆：《粵港澳大灣區︰演進發展、國際鏡鑑與戰略思考》，《改革與戰略》（南寧）2018年第3期，第73－77、122頁。

11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表4　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的產業關聯度排序（2017）城市關聯度排序城市關聯度排序廣州0.9378中山0.9246深圳0.94711江門0.94010珠海0.9165肇慶0.8642佛山0.9399香港0.8763惠州0.9327澳門0.8541東莞0.9094均值0.912-（四）產業創新動能不足粵港澳大灣區聚集着大量人才資源、技術資源，創新潛力巨大，但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國際知名灣區相比，仍存在創新品質不高、創新動能不足、創新成果轉化率不高等問題。根據《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18）》資料，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發明專利總量為25.80萬件，遠遠超過東京灣區的13.91萬件、舊金山灣區的5.44萬件和紐約灣區的3.96萬件，1但在發明專利的品質上則離上述三大灣區還有很大差距。發明專利的被引用次數稱為施引專利數，是衡量專利發明品質的重要指標。施引專利數越高，表明發明專利的被引用次數越多，發明專利的品質也就越高。與舊金山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施引專利數明顯偏低，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與舊金山灣區的施引專利數比值不足50%，2013年、2016年更是約為五分之一（圖1）。這說明在發明專利的品質上，粵港澳大灣區仍然與舊金山灣區存在較大的差距。圖1　粵港澳大灣區與舊金山灣區施引專利數對比資料來源：《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18）》1 《廣州日報》（廣州）2018年9月21日。

117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理論描述與實證評價六、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的優化路徑（一）加強產業政策協調總體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行業灰色關聯度為0.912，表明產業結構趨同嚴重，為了推進產業協同發展，需要在大灣區產業政策層面上進行協調。由世界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經驗可以看出，沒有政府參與而只靠民間或企業的經濟聯繫，是不能形成穩固的經濟一體化組織，因此，政府出面簽訂的經濟一體化協議往往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發展的保障。粵港澳大灣區應吸收借鑑國際灣區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發展經驗，加強對區域產業協同發展的管理與協調，加強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實施的法律約束，加強產業規劃同編，合理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產業佈局，完善產業協同發展體系。在組織協調的過程中，要兼顧各方利益，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協調發展的總體要求，準確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產業一體化過程中各自產業功能定位，理順並合理規劃產業佈局。借鑑大多數發達國家設置區域及城市群行政性協調機構的經驗，依據粵港澳大灣區的實際情況，設立具有常務性和權威性的城市群產業發展協調機構，成為產業規劃的執行主體、管理主體與責任主體。（二）完善產業市場環境從粵港澳大灣區批發和零售業方面看，同構現象嚴重，為0.937。良好的市場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當前行政體製造成的市場分割阻礙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不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進一步消除阻礙人才、資金、技術和商品自由流通的各種有形或無形壁壘，優化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的市場環境，完善市場共同規制，是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市場的當務之急。一方面，創新三地口岸通關模式，改進和優化通關管理流程，共同制定實施有利於三地人員、貨物便利流動的通關安排。另一方面，積極利用現代互聯網電腦技術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市場上的信息協同與價格協同，加強對人才、信息、資源和環境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加快區域統一市場的構建，並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現狀與城市未來規劃，協調好整體利益與地方利益的關係，優化產業空間佈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三）堅持產業錯位發展產業同構現象嚴重是粵港澳大灣區面臨的重要問題。根據文中產業同構理論的分析，深圳的城市關聯度最高，為0.947，要避免產業同質化，必須堅持產業錯位發展，需要充分利用粵港澳各地的優勢資源，優化區域內與區域間的產業鏈、貿易鏈和價值鏈，完善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體系，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大優化與區域協同發展的成功突破。粵港澳三地的產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珠三角強於製造業，而港澳地區服務業優勢明顯。廣州、深圳需要發揮龍頭引領示範作用，充分利用技術資源和創新資源優勢，加快由傳統製造業向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轉型升級，大力發展文化創意、會議展覽和旅遊服務等高附加值產業，提升產業發展水平。佛山、珠海等周邊城市應發揮產業基礎、協作配套方面的優勢，加強對產業鏈較長、發展空間較大的產業的對接與合作，引導合理分工，形成自己的獨特競爭優勢。香港可以繼續發揮倉儲物流、金融服務與專業類服務水平國際領先、科技創新能力強、資本開放程度高等優勢，培育利益共用的產業價值鏈，在全球化產業鏈與價值鏈競爭中發揮核心作用。澳門文化旅遊產業發達，又與葡語系國家貿易聯繫密切，有利於其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並在構建與葡語系國家的合作交流平台上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粵港澳三地可以借助大灣區戰略平台，在分別發揮各自特色的同時，共同打造

11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世界級的先進製造業基地和現代服務業基地，實現比較優勢互補和錯位協調發展。（四）推動產業協同創新粵港澳大灣區內11個城市的資源要素稟賦、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發展目標各不相同，要實現區域產業協同發展，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競爭力，協同創新發展之路是必由之路。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中教育行業關聯度大，為0.934，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大灣區產業發展協同創新的不足。要根據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能力現狀，進一步突破阻礙創新資源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不斷加大產業協同創新的力度，通過高校交流、產研合作等方式構建跨區域合作創新平台。要充分發揮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等核心城市的人才技術優勢、高新技術產業優勢和引領示範作用，積極打造創新資源高度集聚、創新技術蓬勃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策源地。努力發揮佛山、珠海等珠三角其他7個城市產業創新的比較優勢，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創新資源優化配置，聯合打造分工合作的區域創新體系，推動形成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格局。推動粵港澳合作共建科技成果轉化和國際技術轉讓平台，推進粵港科技創新走廊、深港創新圈的建設，聯合港澳設立產學研創新聯盟。[責任編輯　陳超敏]

119產業多元、適度開放與經濟發展──基於澳門及香港製造業的案例研究[摘要] 澳門經濟應該適度多元的論述，自博彩專營權開放之初已被指出。從2002年開始，在長達十五年的經濟發展中，博彩業自始至終作為澳門經濟的命脈。本研究揭示回歸前後，澳門五大產業之一製造業的發展情況。透過澳門及香港的案例比較，顯示出澳門製造業的發展情況，包括：升級不理想、產業轉換被動及博彩業深化不足。在產業升級中，技術能力未能做大做強，人力資源只單純地在低技術行業之間轉換。政策建議是提高人口基數，為產業發展提供人力資源；政府扶持產業發展，引導行業走進市場；利用博彩業優勢，持扶行業發展。[關鍵詞]產業升級　路徑依賴　案例研究　經濟適度多元化回歸後，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特區政府遂提倡經濟適度多元化概念以穩定經濟發展，期望在橫向及縱向的產業發展上都有所裨益。自2002年博彩經營權的開放以及2003年自由行的實施後，博彩業一直作為澳門的經濟命脈，不料卻令其他行業發展受到阻礙，與原意義相阻。有鑑於此，早於2002年，時任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就提出產業適度發展，2006年國家“十一五”規劃指出澳門要發展旅遊服務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0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指出文化產業在經濟適度多元化過程中具優先考慮；《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08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則提出“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的概念。1從2002年至今，一共經歷了十五年的時間，最終，產業多元化的發展未如理想，反而金融行業的發展卻是有意想不到的增長。2在此，研究的問題是，澳門的產業發展在回歸前後是如何轉變的？在產業升級及變遷的過程中，產業之間的競爭及轉換是怎樣的？最後，在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過程中，產業的變遷又是如何的？產業多元、適度開放與經濟發展──基於澳門及香港製造業的案例研究張少鵬作者簡介︰張少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郵編　1000841 張作文：《在迎接挑戰中邁向更加輝煌的未來──澳門回歸以來經濟發展回顧與未來展望》，《中國金融》（北京）2006年第20期，第22－24頁。2 關紅玲：《服務貿易視角下的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5年第2期，第94－102頁。‧經濟社會建設‧

12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一、文獻綜述（一）後發國家或地區趕超動力後發國家購買技術，提升自身市場競爭力。在東亞地區新的工業化經濟模式中，具有路徑依循的傾向，從低價勞動力到原始設備製造（OEM）、原始設計製造（ODM），最後走向原創品牌製造（OBM）。1這一種路徑依賴成為了後發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模式，後發國家或地區的特點在於其發展路徑的選擇上多依賴工業化的高度產業發展及升級，從而獲得經濟增長，其發展的目標多以趕超的概念運行，而且，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並趕超發達國家經常成為後發國家的緊迫課題。2對於後發國家來說，技術汲取等都可以向已發展國家進行購買，從而產生趕超動力。發展中國家一段時期內憑藉勞動力及原料等資源禀賦的比較優勢，可以讓經濟差距維持在一定範圍之內甚至有所追趕。3趕超（catching-up）的價值意義必需建立在後發優勢基礎上，以發達國家為目標，研究經濟發展策略，制定產業政策，以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和質量全面提升；由此，對於後發國家而言，發展的意義就是趕超，尤其針對歐美發達國家為目標的經濟趕超。4趕超性國家或地區的最大特點在四個方面，分別是：第一、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政府制定經濟計劃，從而實施不平衡的發展戰略；政府制定產業政策，從而令地區的產業發展權由政府主導，脫離自由市場尋找最優化發展機制的自由。第二、技術的引進、模仿、吸收。在技術引進後的再發展，超過已發展國家的技術能力，從而產生後進優勢。第三、出口主導，貿易立國。後發國家較多利用大量出口、低價勞動力的方式換取經濟增長，然而，對於長期發展及已具有基礎工業能力的後發國家來說，這將構成產業轉型的壓力，必須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第四、與地區主義的發展共生共榮。對於亞洲地區而言，中國、日本及韓國等東亞國家構成了戰後國家經濟動力強大的主體，然而，日本作為帶動東亞發展的主體地位逐漸縮窄，從而構成趕超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的特徵。5（二）產業升級產業政策對於西方國家來說，其結構轉換及演進由市場主導。對於後發國家來說，着重政府干預，其原因在於國家資源的投放需要更着重區位發展，才能確保產業政策能夠互相協調。後發國家或地區依靠政府主導市場經濟，確保突出經濟項目能夠順利發展。由於資源的缺乏，在發展的過程中更着重特定經濟計劃的執行；例如，在二次大戰後，日本政府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共制定並實施了13個經濟計劃；韓國於1973年制定的“重化學工業”發展計劃、自身的五年計劃等，都是明顯可見的後發國家政府主導的政策。1MichaelHobday,InnovationinEastAsia:TheChallengetoJapan,Cheltenham:Elgar,1995.2AlexanderGerschenkron,EconomicBackwardnessinHistoricalPerspective:ABookofEssays,Cambridge,MA: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2.3 洪勇、蘇敬勤︰《後發國家產業技術追趕模式研究》，《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天津）2008年第12期，第18－23頁。4 金明善、車維漢：《趕超經濟理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5 徐飛：《趕超型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特徵》，《經濟研究參考》（北京）2012年第24期，第41－42頁。

121產業多元、適度開放與經濟發展──基於澳門及香港製造業的案例研究中國發展模式從早期的均衡發展，在改革開放後逐步放寬為非均衡發展。經濟改革初期，資源缺乏，必需利用國家經濟規劃手段令個別產業拔尖發展，選擇性地投放資源，令產業高速成長。1999年針對協同發展，利用高度發展地區的經濟活力帶動低度發展地區；在2013年，改革開放後三十年的時間，中國作為後發國家的基礎工業已經形成，在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下，原有低技術、低工資創造的經濟紅利需要進行產業升級，才能保持發展優勢。由此，擴大規模（upscaling）、將原有產業升級為中級及高級技術產業等，成為發展的重中之重，這才能在全球高科技工業中突圍而出，加速大企業的成長與發展。1中國在計劃經濟年代已經奠定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形成了具規模的基礎工業；為求可持續發展及經濟增長，中國產業轉型構成了產業升級的壓力。產業升級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基本驅動力，由此，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產業升級包括發展高新技術工業，也包括現有工業向更高技術水平、更高生產率和更高附加值的產業活動轉移；產業升級來源自產業自身結構變化，其動力來自產業發展過程本身；由於產業升級是技術能力的獲得，是經驗體系的擴張和更新，因此必然成為演進的過程。2（三）路徑依賴理論“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理論最早由經濟學家保羅‧大衛（PaulDavid）在1975年提出。3其概念意指人們過去所做的選擇將會影響到往後的選擇行為。4這一種路徑存在的形式將會導致選擇者繼續過往的決策，亦即路徑依賴中的鎖定機制和回報增長，早期產生的結果影響後期發展，將來和現在的決策受到過去決策的影響。5路徑依賴解釋了技術次優方案可能成為主導的解決手段，其成為常態的原因包括：技術相關性、正外部性或規模報酬遞增，以及投資的準不可逆性。6當中，技術規模及學習過程令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機制成形，令組織的行為難以改變、牢不可破。驟眼看來，依賴、模彷過往經驗似乎具有優勢，但是，這種路徑依賴有可能導致企業本質上的低效或無效，其產生原因被歸因為初始條件、利益相關者的認知能力、制度結構和制度慣性、轉軌所需成本、不當的技術適配、缺乏合適的人力資源六個方面。7綜上所述，路徑依賴本質上是企業在決策行為過程中，在外部不確定性高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的策略行為。1AliceHoffenbergAmsden（安士敦）、瞿宛文：《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2 路風︰《產業升級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文化縱橫》（北京）2016年第4期，第60－68頁。3PaulA.David,TechnicalChoice,InnovationandEconomicGrowth,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5.4 黎霞：《信息技術教育發展的路徑依賴因素分析研究》，《軟件導刊（教育技術）》（武漢）2009年第8期，第5－7頁。5PaulPierson,“TheLimitsofDesign:ExplainingInstitutionalOriginsandChange,”Governance:AnInternationalJournalofPolicyandAdministration,Vol.13,Issue4(2000),pp.475-499.6 李丹丹、馬麗儀：《技術能力、路徑依賴與技術趕超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武漢）2016年第17期，第20－24期。7 胡小勇：《路徑依賴視角下的區域教育信息化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國電化教育》（北京）2008年第11期，第1－5頁。

12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二、案例分析（一）澳門製造業發展情況葡萄牙人來澳開埠以來，形成了特殊的經濟發展模式，包括了出口加工工業、旅遊博彩業、房地產業、建築業及金融保險業五大產業。1當中，紡織業的發展在回歸以後尤其受到衝擊。20世紀70年代中期，澳門利用1974年1月1日生效的《紡織品與服裝協議》（以下簡稱《協議》）賦予的銷售配額，逐漸開拓了歐共體和美國市場，令澳門輕工業騰飛。伴隨着70年代緬甸、柬埔寨幾萬華僑移居澳門，80年代大陸十多萬人移居澳門，為澳門勞動密集型工業的成長輸入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從過去“前鋪後居”的作坊形式發展為現代化紡織業模式。1964年，澳門已出現現代化的毛針織廠，且其數字在《協議》達成後不停上升。80年代，紡織業已具先進設備，能夠生產中高檔價值的商品，成為了澳門第二大產業，行業員工逾萬，成衣銷往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當中，歐洲和美國市場佔銷量八成以上。（二）紡織業因《紡織品與服裝協議》的取消所受到的挑戰澳門的出口加工工業基本上是勞動密集型的生活消費品製造業，技術水平不高，少量的大企業與大量的中小企業並存。西方優惠和配額制度的保障是澳門出口加工工業的兩個保護傘，服裝和毛紡業就是在這兩個保護傘下壯大起來的。自從國際《紡織品及成衣多邊協定》第一階段在1995年開始生效後，出口歐美紡織品配額逐漸消失，對澳門紡織廠商帶來競爭壓力。2回歸後，根據紡織品成衣協定（ATC），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國逐步取消紡織品成衣的配額限制。到2005年1月1日，所有紡織品成衣的配額限制將會取消，一體化過程結束。3原有的《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將回到《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內容中，澳門紡織業的保護傘被解除。回歸後，澳門製造業發展在政府的多元經濟政策下，以及博彩業的調整周期中獲得了新發展。對比香港，澳門製造業發展情況雖然在2008年金融風暴面臨了重大的跌幅，但其後逐步回升，反觀香港製造業卻停滯不前（圖1）。1 何啟海：《一業為主、多種產業並存的策略是澳門經濟穩健發展的基礎》，吳志良等編︰《澳門2002》，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2 吳雲燕、高建會︰《澳門紡織制衣業的現狀與出路》，《山東紡織經濟》（濰坊）1999年第4期，第24－26頁。3 《2005年全球紡織品及成衣配額制度之取消對澳門社會與經濟的影響及其對策跟進研究》，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2001年。

123產業多元、適度開放與經濟發展──基於澳門及香港製造業的案例研究圖1　澳門及香港製造業同期變動率1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香港政府統計處（三）香港製造業發展情況根據香港經濟增長的周期性，分為四階段︰從第一階段為20世紀50年代早期至1966年中期，從“轉口型”經濟轉向以輕紡工業為主的加工型經濟；第二階段為1967至1975年，產業從“加工型”轉向“製造型”；第三階段為1976至1985年經濟增長加速，產業結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第四個階段為1986至1998年，由於產業發展，人均收入的幅度增加，步入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行列，亦標誌着香港真正進入現代化階段。2香港的紡織業作為製造業的其中一個分支，在50年代早期已經出現，從70年代中開始，由於經濟增長過快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港商開始赴內地進行投資，令本土製造業面臨着發展壓力。直至90年代中期，已有85%以上香港製造業遷到內地。遺留在香港的製造業大都已沒有生產線，其功能已轉變成內地加工業的服務或輔助部門，這些變質的製造業，其實就是服務業，香港製造業事實上已“空洞化”。3（四）香港與澳門紡織業發展案例比較對比澳門及香港的紡織業發展，可分為發展速度差異、產業升級及回歸後的發展路徑三個方面討論。（1）發展速度的差異香港紡織業發展始自20世紀50年代初期，60年代中期開始繁盛，從轉口貿易到製造業的轉型過程中，香港紡織業邁向了黃金時代，至80年代完成了從製造業到金融和房地產為主的服務型經濟的轉型。4因《紡織品與服裝協議》和低勞動力價格，不少香港資金被吸引到澳門，令澳門紡1 澳門數據為以當年生產者價格按生產法計算的主要行業的增加值總額；香港數據為以環比物量計算按經濟活動劃分的本地生產總值─以實質計算的按年變動百分率。2 滕光進、區和堅、劉興政：《香港產業結構演變與城市競爭力發展研究》，《中國軟科學》（北京）2003年第12期，第120－125頁。3高長：《香港的經濟前景與對台灣的影響》，轉引自：《兩岸經貿關係之探索》，天一圖書公司，1997年7月。4 何太平、羅俊偉：《金融危機之後香港產業結構的調整》，《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武漢）1999年第6期，第93－97頁。

12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織業迅速發展，但後來澳門勞動力價格上升，不少的廠商已改赴內地生產，而《紡織品與服裝協議》的逐步取消更使澳門紡織業成為夕陽行業。（2）產業風險的差異香港經歷了兩次產業升級的過程，包括從早期轉口貿易至製造業的發展，以及從製造業走向以金融和房地產為主的第三產業。產業升級令香港的紡織業以離岸公司的形式存在，追求外來技術創新的同時，走向高技術服務業。相比之下，回歸前澳門的紡織業的技術並未能升級，人力資源從第二產業走向博彩業。紡織業依賴的配額制度，在保護傘消失的同時，製造業的發展停滯不前。回歸後，澳門博彩業作為龍頭行業的政策方針，形成了人力資源流失的局面，也令原有製造業的技術升級產生困難，高技術人才流失導致紡織產業未能進行升級，自身技術未能做大做強。從數據可見，澳門與香港在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上有明顯差異（表1）。澳門第二產業的發展在2008年以前的發展佔較大比重，隨着博彩業深化，第二產業佔比減少，呈現出U型發展，由於博彩業2014年第2季開始進入調整期，2015年博彩毛收入大幅下滑34.3%，令2015年博彩業在本澳的產業結構中比重有所下降，第二產業佔比增加。1博彩業的下滑令第二產業佔比上升的例子，說明了澳門經濟的波動性較強。而近年伴隨着龍頭行業的、對經濟適度多元的政策，也令第二產業的比例有所回升。不過，對比香港長期保持高度服務業優先的發展方針，其第二產業一直保持穩定發展，其產業風險並不明顯。表1　第二、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狀況2時間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澳門香港澳門香港200815.77.484.392.6200910.57.389.592.720107.27.292.89320116.36.893.793.120126.3793.79320135.77.294.392.920147.57.492.592.7201510.37.389.792.720168.57.891.592.2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香港政府統計處（3）經濟風險承擔力的差異回歸後，香港在祖國內地的支持下，成功應對亞洲金融風暴挑戰與非典的爆發，此外，2003年簽訂的自由行與CEP也幫助了香港經濟重返增長之路。澳門則在回歸後的開放賭權，令經濟有着明顯改善。數據顯示，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澳門長期佔優於香港，尤其從2004年開始，數值上升幅度更大。但是，其回落的速度亦是斷崖式的；反觀香港的變化則以穩定為特點（圖2）。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同期變動率，從2002年的7.5%開始發展，其最高值達到超出30%，最低處為1 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2015》，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41611344-4e60-4a5e-acc4-f71fe1a5ae10/C_SIED_PUB_2015_Y.aspx。22016年香港的數字為“修訂數字”；澳門為以環比物量（2015年）計算的主要行業的增加值總額（以基本價格計算）；香港的數字以環比物量計算按經濟活動劃分的本地生產總值─以2016年環比物量計算。

125產業多元、適度開放與經濟發展──基於澳門及香港製造業的案例研究負18%（圖3）。可見從博彩業開放後，澳門經濟是以一種井噴式發展為特徵，具有大起大落、暴發戶式的增長特點，其問題在於產業的過份傾斜與依賴，令市場對未來經濟發展穩定信心不足，外來因素對澳門經濟結構有着關鍵性影響；過份依賴服務業帶來的利潤，缺少對本身企業實力的構成，產業的單一導致了經濟的波動性強。反觀香港的發展模式，經濟增長率從早期的大幅上落，直至回歸後波幅收窄（圖4），雖然並沒有澳門的突發式經濟增長，但香港的經濟發展一直波幅較少。因此，香港具有更強的抗壓能力，能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可預知情況下有較好的承托力。圖2　1983－2017年澳門及香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及同期變動率（以澳門元計算）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香港政府統計處圖3　1983－2017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及同期變動率1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1 本地生產總值及其主要開支組成部分─以當時市價計算／2016及2017數字為“修訂數字”。

12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圖4　1983－2017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及同期變動率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三、討論（一）外地僱員佔比甚高，勞資關係緊張數據顯示，2017年澳門總人口接近30%來自外地僱員（圖5）。其實從回歸以來，澳門外地僱員的數字是持續增加的。澳門基於市場需求，對外地僱員長期需求甚殷，但問題在於引入外地僱員的平衡點在社會上所引起的爭議與既得利益者產生了衝突；在資方的角度而言，人力成本不停上升，招聘本地僱員遇到諸多困難，對於外地僱員的需求已躍然於紙上。1但對於勞方而言，他們要保護固有職位且不被外地僱員拉低本身薪酬，防止“飯碗不保”，本地僱員對外地僱員多抱排斥心態。圖5　總人口與外地僱員2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1 《人才委調研司機人資》，《澳門日報》（澳門）2018年8月10日。2 數字將外僱總數作為總人口一部分，兩者作比值顯示。

127產業多元、適度開放與經濟發展──基於澳門及香港製造業的案例研究（二）人員轉換，配對保障產業轉型定必造成固有行業的員工消減，當中更需要注意的，是技術人員在轉換的過程中會否出現硬着陸的問題。實際上，不少澳門原有製造業員工面對來自美國訂單減少的裁員潮後，其更多的是流向博彩業低技術工種之中。由此，說明勞動力的彈性是高的，問題是對於勞動力的技術改造是否切合；畢竟，早期澳門的製造業工人的學歷較低，在面臨工作轉型之中的心態必然是抗拒；但是，若然能夠在工作轉型的過程中提供軟着陸的方式，亦即開辦技術轉移課程、職業配對工作，對受影響的員工進行優先配對及津貼援助等，更為重要的是，提供的薪酬不低於原有價格，讓相關員工在有保障的情況下轉換工種，將有利整體市場發展，同時亦能推行技術轉移，讓產業升級。（三）博彩項目收縮，發展非博彩元素產生契機現時博彩企業中的非博彩業務佔比能夠符合特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所指，即目標在2020年或之前“爭取非博彩業務收益佔博彩企業總收益的比重增加至9%或以上”。2013至2016年博彩業與主要非博彩行業收益的比例分別是1:0.79、1:0.99、1:1.54及1:1.56（表2）。1可見從收益上來看，非博彩元素是增進不少，但是在外來投資者在澳門獲得最多收益的收窄可見，博彩業收入縮窄而改變其收益結構，是由於一些規管如控制新開業賭場的賭枱數目等所致的。總的來說，博彩項目收縮成為非博彩元素發展的契機。表2　幸運博彩承批企業來源於博彩業務和非博彩業務的收入及比重22014201520162017百萬澳門元%百萬澳門元%百萬澳門元%百萬澳門元%總收入366,442100.00245,839100.00241,010100.00284,767100.00博彩業務收入351,20395.84230,59293.80223,13092.58265,43893.21非博彩業務收入15,2394.1615,2476.2017,8807.4219,3296.79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2017年。（四）專營權塑造發展方向，調整社會其他產業發展空間在促進博彩業非博彩元素的增長上，在兩個層面上能夠加速發展，第一、2020年博彩專營權到期的前段時期，為了換取政府對博企的信心，在賭牌重新續牌的之前，博彩業對於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必然逐步上升，例如，2018年台風“山竹”襲澳，在政府的呼籲下，首次出現了全澳所有賭場暫停運作的情況，3博企甚至開放停車場予澳門居民無償使用。在博彩業賭牌即將重新轉移之時，對政府政策必然是言聽計從的，這是澳門非博彩元素發展的黃金時機。第二、在專營權合同的更新上，需要釐清非博彩元素發展的相關條款；拉斯維加斯的非博彩業元素佔總體逾65%，澳門的相關發展也應向這方面推進，可以參考新加坡的招標方式，即評分會考量其對當地1 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2016》，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37a3e672-f4b3-4c74-9394-3f5dc31eec5a/C_SIED_PUB_2016_Y.aspx。2 註：（1）幸運博彩承批企業的博彩業務收入統一採用其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的年度報告上列出的博彩毛收入，和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的資料有輕微差異。（2）非博彩業務收入為全資擁有幸運博彩承批企業的香港及美國上市控股公司年度報告中包括的澳門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資料。3 智通財經：《全澳門賭場因“山竹”停業，為歷史性首次》，2018年9月16日，https://www.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152189.html。

12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旅遊業的貢獻。1過往澳門的博彩業發展過份偏重貴賓百家樂的博彩所得（圖6），收益方面亦出現大量資金透過博彩業外流的情況（圖7），若不針對博彩業的發展進行調控，其長久發展將抽空整體經濟活力。圖6　幸運博彩與互相博彩及彩票收入（百萬澳門元）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圖7　外來直接投資收益（行業／百萬澳門元）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1JoãoPauloMeneses：《非博彩＝10.6%》，2018年6月19日，http://www.macaubusiness.com/非博彩-10-6/。

129產業多元、適度開放與經濟發展──基於澳門及香港製造業的案例研究結語及政策建議（一）結語綜上所述，產業升級能夠為後發國家及地區趕超帶來決定性的作用。但在澳門，卻出現以下問題︰（1）製造業升級不理想，回歸後，人力資源轉換至博彩旅遊等服務性行業。對比香港及澳門的案例，澳門的產業結構從過往製造業模式轉往服務業，但是製造業並沒有因應技術成長的路徑，只是單純將低技術工人轉換至另一低技術工種，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隱患。此外，澳門的產業轉換處於被動，如20世紀70年代受來自香港的資本而上升，80年代卻由於勞動力價格而轉往內地，澳門的經濟也因此而下滑，而回歸後的博彩業發展雖為經濟帶來了生機，但也表明了“發橫財”式的經濟特質，不利社會長遠發展。（2）產業轉換依賴外在因素，是被動的經濟發展模式。製造業的發展由於配額優惠及外來資本的填充所導致，隨着勞動力北移及資金轉移，製造業的發展處於停滯階段。回歸後的博彩業對人資的需求甚大，導致其他行業的發展受到阻礙。（3）深化博彩業改革，有利產業結構調整。澳門產業發展受外來因素影響，談判能力低，因此，只有深化博彩業的結構，才能夠令經濟適度多元成為可能。在產業提升中，依據原有的產業結構，深化行業技術創新，令產業發展在地區上取得話語權。（二）政策建議現時博彩業一業獨大，各行業發展受到阻礙，應首先︰（1）提高人口基數，當具有一定規模的人口基數時，能夠提供各行各業所需要的人力資源，為行業的發展帶來高技術人才；在本地勞資雙方對於外地僱員問題的解決上，更需要軟着陸的方式，對比澳門製造業發展的過程來看，勞動力的轉移、再培訓與保障機制三者的合成，將有利於減少社會內部矛盾。（2）政府扶持行業發展只能作權宜之計，最終需要回到市場經濟。現時製造行業的發展受文化創意產業的支援，培養出一批有具有基礎的從業員，然而，不能揠苗助長，資金援助需符合實際需求，要瞭解汰弱留強必然是市場競爭的特點。在扶持機制上，提高澳門產品的國際能見度，可使有能力的產品在全球貿易中佔據一定地位。（3）利用博彩業優勢，持扶行業發展。政府的角色在於對公共品的分配，澳門的博彩業既已成熟，其資本外溢能夠讓本土其他行業有所得益，面對着2020年博彩專營權的更替，應該抓緊兩個機遇，其一、在2020年以前，博企對公共政策的支持力度定必增大，由此，特區政府可以推出更具有針對性的經濟多元的政策，在這個時間段上，博企的態度必然是軟化的；其二、在制定新一輪的博彩專營權合同的時候，加入對本地扶持的條文，在評分權重上針對本土社會發展這一項，最終可使博彩業“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企業的收穫更能夠回到社會，建設澳門，使經濟多元。[責任編輯　陳超敏]

13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一、胡根著《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647頁。著者胡根，歷史學博士，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長。曾從事澳門新聞行業，師從暨南大學湯開建教授攻讀碩士、博士學位。通過編輯整理《〈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的史料積累，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澳門近代博彩業研究》。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本著作及《澳門早期博彩業》（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基金會，2011年）。全書共分八章，據湯開建撰“序”指出其有三處特色：史料豐富，內容詳贍；完整系統，面面俱到；行家講行話。第一章“中外賭博與澳門博彩業的關係”，分別從“粵澳兩地的博弈風氣”、“華南地區與澳門的傳統中式賭博”、“古代與近代的禁賭律令”三方面來研究澳門博彩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三）葉　農　劉　婕作者簡介︰葉農，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歷史學博士；劉婕，暨南大學文學院古籍所碩士研究生。廣州　510632‧澳門學‧

131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三）業發展的歷史背景，介紹了番攤、闈姓、山票、鋪票、骰戲與骰寶、白鴿票、馬吊、麻將牌與牌九、鬥蟋蟀、鬥雞、花會等傳統中式賭博形式以及海外傳來的賽馬、洋彩票、洋紙牌的賭博形式。第二章“澳門博彩業的興起”，分三節（“西方慈善彩票引入澳門”、“亞馬留開賭的歷史契機”、“博彩業在澳門的興起”）討論了賭博業在澳門興起原因，特別是亞馬留開賭的歷史契機。第三章“同光年間粵澳賭業弛禁對比”，以時間發展為線，依次將澳門從同治至光緒年間博彩業的發展，劃分了十個時期：“勞崇光、劉長佑時期”、“毛鴻賓、郭嵩燾時期”、“蔣益灃、瑞麟、英翰時期”、“劉坤一、張樹聲時期”、“中法戰爭與張之洞治粵時期的弛禁”、“李瀚章、馬丕瑤時期”、“譚鍾麟時期”、“李鴻章全面弛禁”、“岑春煊時期”和“鄭觀應的禁賭理念”，總結了各個時期內地（廣東）賭博業的發展對澳門的影響以及兩地之間相互依存、榮枯互見、此起彼伏的過程。如著者在“劉坤一、張樹聲時期”指出：“這段時期，廣東、內地各省及香港禁賭甚嚴，澳葡政府看準機會趁機大開賭戒，公開承充闈姓、番攤、白鴿票等粵人喜好的賭博，……內地賭徒紛紛到澳門搏殺，形成了澳門賭業的第二個高峰期。”1第四章“香洲開埠及對澳門的衝擊”，首先從“粵港兩地的禁賭形勢”進行分析，再引出“澳門界務之爭與香洲開埠”、“香洲開埠事件對澳門的影響”以及“‘香洲開埠’事件後的粵澳賭業”等內容，分析了“香州開埠對澳門的影響”，指出“香洲開埠對澳門當然會有巨大的影響，由於受到中方的壓力，以及廣東尤其是香山縣民眾的抵制，澳門商務大受打擊”。第五章“澳門博彩承充制度的變化”，從“澳門公物會與博彩業的關係”、“澳督與公物會對‘選擇性開標’的分歧”、“澳督羅沙制止直接向賭商抽餉”、“番攤承充辦法和條例的變更”等宏觀層面的研究，到“1881年後的澳門、氹仔與過路灣闈姓承充”、“氹仔番攤允許加開賭船”、“科舉停考前後的澳門闈姓”、“白鴿票及山票的競投風波”、“1906年的氹仔番攤生意競投”、“罕見的鋪票與闈姓捆綁競投”、“光宣年間的澳門仁慈堂彩票生意”各類博彩項目特殊發展時期的探討，以《澳門政府憲報》為主，廣採中外資料，史料豐富，論證緊密。本章末附有“光宣年間澳葡政府承充博彩項目一覽表”。第六章“澳門博彩業穩定發展的措施”，以原始合約章程、合同條約（澳門檔案館藏文獻）為中心，對“票商應有擔保人”、“賭商須以產業作保”、“設定票廠數量限額”、“毀約賭商須賠償損失”、“公開招標承投”、“增設春節臨時賭牌”、“各項博彩合同的違約罰則”七個方面進行了論證。第五、六兩章，對澳門博彩制度的變化、發展及政府制定的保障博彩發展的相關措施，進行了有說服力的分析，用行家的眼光透視博彩規章的內幕，進行了前人所沒有進行過的研究。第七章“博彩業對晚清澳門社會的影響”，從正反兩面探究了“博彩業在澳門財政收入中的地位”、“帶動澳門旅遊娛樂業的發展”、“促進澳門對外水陸交通”、“促使澳門市政建設改善”、“刺激澳門工商業發展”、“強化澳門的軍警建設”和“博彩業給澳門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第八章“澳門的賭商及其社會地位”，對“澳門的賭商”、“賭商的社會地位”、“慈善與社會公益活動”進行了探討，介紹了華人賭商王祿、王棣家族，何老桂、何連旺家族，盧九、盧廉若家族，蕭瀛州，柯六，李光；葡人賭商魚塘仔（MaximianoAntóniodosRemédios），先拿‧非難地（BernardinodeSennaFernandes），小非難地（BernardinodeSennaFernandesJr.）、若瑟方濟各依沙基利馬路士（JoséFranciscoExqcuieldeBarros）及澳門其他賭商等。1 胡根︰《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1頁。

13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本書屬“嶺南文庫叢書”之一種；前有“英國畫家錢納利畫筆下的澳門街頭賭徒”、“白鴿票賭牌的公告”、“清末澳門華人領袖何連旺照像（約於1898年）”、“身穿清朝官服胸佩葡萄牙勛章的澳門賭商盧九）”、“岑春煊就盧九承充小闈姓解約案致外交部的公函複印件”、“澳門舊西洋墳場的非難地伯爵墓地”等圖片15張、湯開建所撰“序”和“前言”。書末附有“結語”、“附錄一︰澳門博彩業大事紀要”、“附錄二︰《澳門政府憲報》刊登的博彩業中文合同、啟事及通告”、“徵引文獻”和“後記”。二、林廣志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723頁。著者林廣志，歷史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在暨南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澳門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主要從事澳門經濟史、社會史及公共政策研究。在《歷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學術研究》、《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等雜誌發表相關論文30餘篇，出版《盧九家族研究》、《澳門舊街往事》、《鎏金歲月──盧九與盧家大屋》、《澳門回歸大事編年（2010－2014）》、《澳門藍皮書》、《澳門綠皮書》等多部著作。曾獲第二、第三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論文類一等獎（2009、2012年）和第四屆著作類優異獎（2015年）。本著作獲得第五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二等獎（2019年）。主持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之子課題，主持和參與多項澳門特區政府及澳門大學之政策研究和學術課題。本著作屬“澳門叢書”系列之一種。全書共分為八章。緒論部分“晚清澳門華人的創業歷程──不該忽略的歷史片段”，從“選題動機與研究回顧”、“關於晚清澳門華商概念的界定”、“徵引史料及研究方法”入手，對所研究主題的學術史、內涵概念、徵引資料等作出介紹。第一章“鴉片戰爭前澳門華人的商業活動”，探討了居澳中國商人和早期華商組織在清初以前、鴉片戰爭前對華洋貿易的不同管理模式，研究了十三行商人與澳門貿易的關係，以及經濟

133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三）衰落與轉型時期的華人商業。第二章“鴉片戰爭後澳門華商崛起的背景”，由鴉片戰爭後澳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入手，分析了華商崛起的制度因素──澳葡政府對商業與市政的管理，以及專營制度下商業壟斷的實施及其利弊。第三章、第四章“華商的崛起：華商與澳門經濟的近代化”（一、二），探析了在鴉片與苦力貿易、賭博業、房地產投資與城市發展、茶葉貿易及其航運業、金融與典當業、近代工業、近代旅遊業、澳門漁業、澳門軍火貿易等各個領域興起與發展過程中華商的推動與控制。第五章“華商的崛起：財富增長與社會參與”，從納稅主體、澳門最大業主、社會地位的變化及其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三個方面，剖析華商在澳門經濟與政治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第六章“華商的不同道路──華商家族研究”，主要介紹了王祿家族、何連旺家族、盧九家族、曹有家族、馮成家族、陳六家族、柯六家族、林蓮家族、陳芳家族、蕭瀛洲家族、李鏡荃家族等。第七章“華商組織與華人社會”，介紹了華人社會形態，即從漁農社會到商業社會的變遷、從保甲之民到城市居民的過渡、華商階層的形成及其類別，展現了以“神緣性組織”、“業緣性組織”、“慈善性組織”、“聯誼性組織”、“政商性組織”為主的華商組織的建立、發展及其特點，研究了華商價值觀、華人社會風俗以及華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持與傳承。第八章“晚清政治漩渦中的澳門華商及其生存之道”，通過分析澳門華商與清政府的關係、與革命黨和維新派的過從，以及在清政府和澳葡政府雙重效忠壓力下華商的政治倫理與生存之道，探索了澳門華商的政治傾向與政治參與。總之，著者發現：“一、鴉片戰爭之後，澳門幾乎所有經濟領域都被華商控制，華人經濟已由早期的附庸型轉變為主控型，澳門的經濟命脈基本掌握在華人手中；二、1880年後，華商開始擔任澳葡政府的一些商業職能部門的重要職務，早期清一色的澳門葡人政治已經發生鬆動，華商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實現其‘政治表達’；三、華商組織從媽閣廟開始，在經歷了若干階段後，至澳門商會（澳門中華總商會前身）的成立，逐步完成了其近代化的進程；四、晚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實現了從漁農社會向商業社會的轉型，但在氹仔、路環二島，保甲組織仍長期作為澳葡政府城市治理的輔助力量；五、基於生存與發展的需要，澳門華商既加入葡籍，又納粟捐官，並深度介入晚清中國政治，其‘雙重效忠’的心態和行為，成為獨特的政治、經濟環境下華人華商特有的政治倫理與生存之道。”1並得出結論：“晚清澳門經濟實際上就是華人的經濟，澳葡政府制定的一整套法規章程，都是圍繞華人及其商業的需要而展開的；作為‘澳門之魂’，華商對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參與與貢獻，推動了晚清澳門向近代化乃至現代化的過渡；華商之於晚清澳門的重要性告訴人們，作為一個新的學術課題，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問題，值得澳門史學界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2前有“《澳門劃界續記》所載葡人會議傳單”、“作者手稿”、“內容提要”、湯開建所撰“序一”、金國平所撰“序二”。附錄有：《民夷交易章程》、《集股有限公司章程》、《公物會頒佈賭博、鴉片及貿易承充合同及罰則》、《澳門及所屬地方各華人行鋪生意公鈔及點街燈公鈔章程》、《氹仔、過路灣街坊公局章程》、《澳門同善堂章程》、《宜安公司章程》、《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1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內容提要”。2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內容提要”。

13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三、張廷茂著《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247頁。著者張廷茂，1984年獲寧夏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後在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世界地區國別史專業歐洲近代史方向碩士學位，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97年獲暨南大學專門史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留校進行教學工作，先後在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和歷史系工作，主要從事明清時期中外關係史和澳門史研究。先後完成四項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學術研究課題：“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研究”、“馬士加路也與澳門”、“清乾嘉時期澳門華人研究”、“晚清澳門海上貿易研究”。出版學術專著還有：《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史》、《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研究》等，文獻譯著兩部：《澳門歷史文獻緝譯》（第一、二輯）。其中《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史》和《晚清澳門海上貿易研究》由著者的博士論文《16－18世紀中期澳門海上貿易研究》拓展研究開來，共同演繹出澳門海上貿易從16世紀初期萌芽至20世紀衰落的巨幅發展長河。在《世界歷史》、《中國史研究》和《文化雜誌》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40餘篇。全書由“導論”、正文（共七章）、結語、文獻輯錄和附錄組成。“導論”勾勒了澳門專營的緣起，綜述了學術史，概述了全書主要內容。第一章“澳門專營制度的開端”，利用諸多首次徵引的葡語文獻，考證了專營制度的開端，討論了賭博合法化與博彩專營制度的區別，並將博彩專營的始點考訂為1850－1851年。第二章“番攤賭博專營制度的初建”，分“1858年番攤專營合同”、“60年代及70年代初番攤專營收入的變化”、“1873年澳門番攤承充合約”、“1876年《競投總則》”四節，以《1858年番攤專營章程》為基礎，根據相關文獻，考察了番攤專營發展演變的軌迹，闡述了早期承充的情況。第三章“番攤賭博領牌經營制的恢復”，通過新見史料，研究了澳葡當局取消專營承充制度的原因，考證了領牌制度的運作及其被終止的過程。第四章“番攤賭博專營制度的重建”，通過引用衆多的文獻，再現了番攤專營承充恢復後，各項規則的重建與演變，描述了恢復之後各屆承充的情況。第五章“番攤賭博專營的穩步發展”，通過挖掘新見史料，以葡國政府干預下的澳門番攤賭博專營承充規則的演變為主線，從承充期限延長、承充價格大幅度攀升、各屆投充銜接順暢，既未出現投不成，也未出現廢約重投的情況等多個方

135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三）面探討了番攤專營的穩步發展，成為包括番攤賭博專營在內的博彩專營制度體系發展的較為成熟的階段。第六章“番攤賭博專營的若干問題”，嚴格依據原始文獻，對公物會的保留權力、承充人的維權以及當局徵收賭稅等問題展開研究，力圖澄清博彩專營研究中的幾個疑難問題，包括三節：“公物會的保留權力”、“理事官緣何丟了烏紗帽”、“政府向賭商徵收賭稅問題”。第七章“番攤賭博專營與澳葡財政”，從“澳葡政府財政運作的若干問題”、“番攤賭博專營與財政收入的統計數據”、“番攤賭博專營對財政收入貢獻率的評估”，在勾勒晚清澳葡財稅制度的基礎上，徵引大量官方統計資料，構建了番攤專營收入與財政收入的系列數據，並參照澳葡當局財政支出的結構，量化分析了番攤賭博專營對財政的貢獻率。最後為“結語”。後附有“文獻輯錄”，共收錄了70篇文獻。這些文獻由三部分構成：（1）由著者譯自《澳門憲報》和澳門檔案館館藏手稿的葡語文獻，如“關於組建澳門帝汶梭羅省的敕令（1844年9月20日）”、“1848年1月22日猪肉專營權招投公告與合同”、“1858年7月13日澳門中式賭博番攤館專營權出投公告與合同”、“尤勉之、何連勝承充澳門一年期番攤生意合同（1874－1875）”、“游德、何連勝承充澳門一年期番攤生意合同（1876－1876）”、“何老桂（何桂）承充一年期澳門番攤生意合同”、“開辦16間番攤館招領牌照公告（1877年8月12日）”、“1859－1860年度至1878－1879年度澳門專營承充收入表”等，共33篇。（2）錄自澳門檔案館所藏澳門財政局檔案中的中文檔案，如“承充澳門番攤生意出投公告（1883－1884）”、“美基‧矮利士‧施利化、黃宏展承充澳門番攤生意合同（1883－1884）”、“黎才承充一年期澳門番攤專營合同（1884－1885）”、“盧九、林四（仕）、何連旺承充一年期澳門番攤生意合同（1886－1887）”等，共16篇。（3）錄自《澳門憲報》的漢譯文本，由於《〈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已經出版，故收錄其所漏輯或本書有不同解讀的文獻，如“盧九承充澳門番攤專營合同展期六年（1895－1901）（1894年5月18日訂立）”、“沈進、何汝（燕）華承充過路灣番攤生意合同（1892－1895）”、“澳門番攤生意暗票出投公告與規則（1901－1907）”、“劉展廷承充澳門番攤生意合同（1901－1907）”等，共21篇。“附錄”，收錄了10份統計表格︰“1873－1874年度至1879－1880年度澳門番攤專營承充”、“1880－1881年度至1911－1912年度澳門番攤專營承充”、“1874－1875年度至1910－1911年度氹仔番攤專營承充”、“1875－1876年度至1909－1910年度路環番專營承充統計表”、“博彩專營收入與財政總收入預算對照表”、“1850－1851年度至1878－1879年度澳門博彩收入與財政總收入對照表”、“1879－1880年度至1989－1899年度澳門博彩收入與財政總收入對照表”、“1900－1901年度至1910－1911年度澳門博彩收入與財政總收入對照表”、“1847－1848年度至1910－1911年度澳門財政支出主要結構分佈表”、“澳門政務廳與路環氹仔政務廳的賭餉收入”。最後有“參考文獻”、“後記”。[責任編輯　陳超敏]

13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摘要]本研究以2013－2017年間五年來中國知網（CNKI）收錄的282篇期刊論文為樣本，依據文章的研究主題、時間節點分佈、關鍵字、學科分佈、作者等指標，對中國大陸“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成果進行文獻計量分析，旨在客觀展現五年來內地“葡萄牙研究”的學術圖景，以推動其進一步拓展和深化。通過SPSS統計分析和CNKI高級檢索，可以發現五年來國內對“葡萄牙研究”的熱度日益增強，研究主題分佈廣泛但不平衡、不充分，研究成果集中於經濟管理、建築學、農學、語言學等少數學科，亦存在高學歷高層次學者的有關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高質量研究成果較少、研究方法單一等不足，今後應更加注重研究選題的均衡性與創新性，加強各學科之間的協同推進，注重跨學科研究和實證研究，並注意發揮高學歷高層次學者和高端學術機構的引領作用以及澳門的獨特價值。[關鍵詞]葡萄牙　澳門　新時代　研究現狀　文獻計量分析“葡萄牙研究”在中國大陸並不常見，1關注度與存在感往往受特定時間點的影響。例如在澳門回歸前後，國內關於葡萄牙或澳門的研究陡然增加。當前國內關於葡萄牙的介紹和研究顯然比前幾年有所增加，這也是受到2019年為澳門回歸20周年及現任聯合國秘書長為葡萄牙人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為更好地分析國內有關葡萄牙的研究，對其做一次文獻計量分析甚有意義。通過對國內葡萄牙研究文獻的計量分析，能夠較為客觀地反映特定時段國內研究者對葡萄牙研究的狀態和趨勢，描述其研究成果，探知其研究前沿。鑑於迄今為止國內尚未有對“葡萄牙研究”進行文獻計量分析，本研究擬對2013－2017年間國內學術界以“葡萄牙”為主題的期刊論文進行文獻計量分析，以較為客觀地展現該五年來國內學者對葡萄牙研究的學術圖景，進一步推動國內學術界葡萄牙研究的拓展和深化。2013－2017年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對中國知網（CNKI）期刊論文庫的檢視曾祥明作者簡介︰曾祥明，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083* 本文是2016年度北京市教工委“揚帆資助計劃”（JGWXJCYF201622）和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越崎青年學者”（800015Z113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1 本文所指國內數據，僅指中國大陸收錄於中國知網（CNKI）的期刊論文數據。‧其他‧

1372013－2017年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對中國知網（CNKI）期刊論文庫的檢視一、研究樣本、方法、數據統計與專項分析本研究僅就以中國知網（CNKI）2013－2017年期間收錄的有關研究“葡萄牙”的期刊論文進行文獻計量分析。抽取時間為2018年5月29日。抽取路徑如下：運用中國知網（CNKI）高級檢索系統，設定選取範圍為期刊論文庫，檢索項設定為“篇名”，檢索詞設定為“葡萄牙”，匹配方式設定為“精確”，檢索時間設定為“2013－2017”。電腦自動檢索的結果顯示，中國知網（CNKI）期刊論文庫中的以“葡萄牙”為篇名的論文數共有282篇，其中2017年58篇、2016年47篇、2015年67篇、2014年68篇、2013年42篇。樣本確定後，通過CNKI高級檢索功能及SPSS統計軟件，對樣本按年度節點、關鍵字、學科分佈、著作者和刊文載體等多項指標進行分析，其數據統計和專項分析情況分述如下：（一）年度節點分析1對1979年中葡建交以來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進行年度數量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內地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時間熱度及其趨勢。據中國知網（CNKI）1979－2017年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檢索結果顯示（圖1），20世紀80年代以前，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較少，為個位數；20世紀80年代初到1998年澳門回歸前，多數年份的研究文章數量也僅為10－30篇左右；1999年發表的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大增，增加至73篇；此後下降到每年20－30篇，維持到2006年達到新的峰值96篇，之後每年的文章篇數維持在40－50篇之間，2017年出現了一個小峰值58篇。可見，國內關於“葡萄牙研究”比較顯著地受大事件的影響，例如1999年澳門回歸、2017年葡萄牙人選任為聯合國秘書長等。可以預計，在2019年澳門回歸20周年前後的時間節點上，國內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也將出現一個峰值。圖1　1979－2017年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年度分析1 關於年度節點分析的時間檢索跨度為1979－2017年，其餘的時間檢索跨度為2013－2017年。

13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二）關鍵字分析關鍵字是表達文獻主題概念的自然詞彙，是科研成果核心內容的概括和提煉。通過對“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中關鍵字的統計分析，可以揭示出2013－2017年國內研究者對“葡萄牙研究”的認知現狀，並較好地展現出國內“葡萄牙研究”的廣度和熱度，把握今後國內“葡萄牙研究”的發展趨勢。關鍵字詞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個研究領域的熱點。為更好地呈現該五年來282篇期刊論文對“葡萄牙研究”的熱點分佈，我們對所有關鍵字進行同詞合併處理，先合併部分涵義相同、相近或者涵義交叉的關鍵字，再剔除涵義太廣泛或不明確的關鍵字，以消除相同關鍵字的人為命名差異所帶來的統計誤差，從而提高關鍵字分析的準確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最後，將出現2次以上的關鍵字從高到低進行了排序，結果如下（表1）︰表 1　關鍵字詞頻統計表關鍵字葡萄牙葡萄牙牡蠣葡萄牙語葡萄牙共產黨養殖群體澳門歐洲一體化葡萄牙人閱讀推廣遺傳多樣性足球風電對外傳播教學方法頻次34111133322222222從表1可以看出，關鍵字“葡萄牙”一詞出現的頻次最多，達到34次，但鑑於本項研究本身就是以國內學術界對“葡萄牙研究”所在期刊論文的計量分析，故此，該關鍵字對本項研究並無任何實際意義，因此不作考慮。接下出現頻次最多的關鍵字分別為“葡萄牙牡蠣”和“葡萄牙語”，均為11次，說明研究者們對葡萄牙牡蠣和葡萄牙語的關注和研究較多。出現3次的關鍵字有“葡萄牙共產黨”、“養殖群體”、“澳門”等3個，表明在現有不多的有關葡萄牙的研究中，涉及“葡萄牙共產黨”、“葡萄牙養殖”、“澳門”的研究受到了相對較多的關注。出現2次的關鍵字為“歐洲一體化”、“葡萄牙人”、“閱讀推廣”、“遺傳多樣性”、“足球”、“風電”、“對外傳播”、“教學方法”等。這些關鍵字也反映了葡萄牙在這些領域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對中國大陸研究者的研究產生了影響力。例如，在國際上葡萄牙的足球體育還是比較有競爭力的，自然受到了中國研究者的關注。“閱讀推廣”受到關注也並不奇怪，記得筆者在葡萄牙里斯本大學留學期間，坐地鐵的時候，每每看到不少葡萄牙人拿着書本安靜地閱讀，足見葡萄牙的全民閱讀比較普遍。（三）學科分佈分析“葡萄牙研究”是一個多元寬泛的研究體系，當中包含諸多命題，決定着其是一項多學科參與的研究課題。統計與分析“葡萄牙研究”期刊論文的學科分佈情況，有利於從整體上把握“葡萄牙研究”的學科差別，有助於瞭解各個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關注程度和研究進度，並為分析論證不同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協同程度和合作狀態提供實證數據支撐。為此，我們將所抽取的282篇期刊論文的學科情況繪製成圖（圖2）。

1392013－2017年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對中國知網（CNKI）期刊論文庫的檢視圖2　2013－2017年各學科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文章數量統計從圖2所示的學科分佈情況來看，近五年來關於“葡萄牙研究”的學科分佈較為不平衡。大致可以分為4個梯隊。第一梯隊為經濟管理和建築學兩個學科，分別發表了68和48篇期刊論文，合計佔論文總數的41.13%。第二梯隊文章數為10－20篇，分別是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外國語言文學、農學、歷史學、體育學、化學工程等。第三梯隊文章數為5－9篇，分別是旅遊學、電力工業工程、輕工業學、地理學、教育學、世界文學、法學、圖書情報與出版學。第四梯隊文章數為3－4篇，分別是考古學、音樂舞蹈、中國語言文學、公路與水路運輸、水利水電、美術與攝影等。從中可以看出，除了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外，國內各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關注較少，“葡萄牙研究”在中國大陸學術界的存在感較低。（四）作者分佈分析對科研成果作者相關情況的統計分析，有助於確定特定研究領域的主要著作者；通過關注主要著作者的研究方向和關切重點，可以進一步瞭解該領域的研究現狀及未來的發展方向。1過對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的作者的所在機構、學歷層次的分析，可以揭示國內以期刊論文為表現形式的“葡萄牙研究”的成果分佈、整體品質和成熟程度。（1）作者所在機構分析通過對“葡萄牙研究”期刊論文作者的所在機構的統計分析，可以瞭解“葡萄牙研究”在中國大陸各產出單位的受關注程度及分佈情況。以下我們將通過對主要作者所在機構及其類型分佈等進行分析。從設定參數之後的檢索結果來看，所有作者發表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期刊文章數為1－5篇，其中多數作者僅發表了1篇有關“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在此之後並無後續研究。現將發表文章數在2－5篇的作者界定為主要作者，其統計情況如下（表2）：1 劉文雲、耿慶軍、李勇︰《我國情報學教育研究論文計量分析》，《現代情報》（長春）2006年第12期。

14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表 2　主要作者情況分析表作者姓名文章數（篇）所在機構所屬學科或研究方向寧岳5福建水產科學研究所農學祁劍飛5福建水產科學研究所農學巫旗生5湖南農業大學農學曾志南5福建水產科學研究所農學湯開建3暨南大學歷史學張文化3中共鄭州市委黨校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張慶勤2貴州農學院農學王冠宇2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王昭萍2中國海洋大學農學潘玢渠2廣東嶺南職業技術學院經濟學王曉清2湖南農業大學農學何明星2北京外國語大學圖書出版、新聞傳播林嫻嵐2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王霄2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閆喜武2大連海洋大學農學從表2可以看出，主要作者共發表了44篇文章，佔總數的15.6%。從這個比例可以看出，其實主要作者發表的有關文章數也不多，只是相對大多數作者僅發表1篇文章而言，他們是主要作者。這類作者共有15名。從這15名作者所在機構的類型看，僅有3名創作者來自研究機構，其他均為大學教師或研究生，表明大學為主要的創作單位。（2）作者學歷層次分析作者的學歷層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一般來說，博士研究生具有更廣的研究視野、更泛的理論知識、更強的研究能力，因而更能準確地把握研究視角，產出較高質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對期刊論文著作者的學歷層次進行統計分析，有助於從整體上描繪出近五年來國內有關“葡萄牙研究”的研究成果的整體水平。經對282篇論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的統計，這些論文的作者總數為252人。進一步對252名作者的學歷情況進行分析，得出其中學歷為博士研究生有79人，碩士研究生的有111人，其他學歷類型或未知學歷層次的有63人（圖3），從中可以得知，當前國內關於“葡萄牙研究”的作者的整體學歷層次還比較低，可能使研究成果品質偏弱。

1412013－2017年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對中國知網（CNKI）期刊論文庫的檢視圖3　作者學歷情況統計圖（二）刊文期刊分析刊文期刊是反映文章品質及其所屬學科的重要表徵。通過對文章發表的雜誌載體進行分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知曉當前國內學術界關於葡萄牙研究的一般水平。根據檢索情況，刊發有關葡萄牙研究文章數量在3篇以上的期刊如下（表3）：表3　2013－2017年刊文數量在3篇以上的期刊統計情況期刊名刊文數（篇）是否核心期刊室內設計與裝修18否設計11否世界建築6否房地產導刊6否現代裝飾8否世界汽車5否造紙信息5否中華紙業4否漁業研究3否水利水電快報3否世界教育信息3否外國文學動態研究3是世界橋樑3是當代世界3是從表3可以看出，刊文數量在3篇以上的期刊主要是非核心期刊。儘管雜誌是否評定為核心期刊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不能說刊載在普通期刊上的文章品質就不行，但還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該五年來國內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整體水平，對葡萄牙有關情況的研究還有待深入。為進一步論證此觀點是否準確，本研究進一步對282篇文章所在期刊的期刊類型進行了統計（圖4），得知在282篇文章中，僅有40篇刊於核心期刊，這種情況與前文關於作者的學歷層次分析相呼應，即缺

14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乏相對充足的高學歷研究者參與到目前的“葡萄牙研究”當中，表明如果我們需要加深對葡萄牙的認知、擴大中葡交流的話，包括學術界在內的國內各界急需從各方面加強研究力度，提升研究水平。圖4　282篇文章所在期刊類型情況二、研究結論與討論對2013－2017年中國大陸研究者“葡萄牙研究”所產出的期刊論文成果進行文獻計量分析，可一定程度上總結內地“葡萄牙研究”的研究進展。基於此，我們根據當前“葡萄牙研究”的研究現狀，嘗試就“葡萄牙研究”的研究拓展與深化作出一些思考。（一）研究現狀述評2013－2017年期間，研究者們對“葡萄牙研究”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主要研究發現如下：一是研究的受關注度越來越高。首先，成果產出單位數量增多。有數百家學術機構的學者或研究生以此作為其論文的選題，並開展了研究，發表了不同篇數的期刊論文，產出了282篇論文。其次，該五年比歷史上的任何階段的五年都發表了更多的葡萄牙研究論文。例如，從1998年澳門回歸前一年以來的數據檢索來看，1998－2002年為188篇，2003－2007年為238篇，2008－2012年為234篇，2013－2017年為282篇，該五年為歷來數量之最。再次，參與研究的學術機構頗多。據統計共有40所高校、黨校和研究所等機構的研究人員參與了研究，產出了共282篇的期刊論文。這些機構分佈全國各地，從東部、中部到西部，都有機構的研究人員參與。二是研究的主題分佈比較廣泛。該五年“葡萄牙研究”中所呈現的研究主題除了“葡萄牙建築”、“葡萄牙經濟”、“葡萄牙主權債務危機”、“歐洲一體化”、“葡萄牙語”等幾大相對熱點主題外，“葡萄牙體育”、“葡萄牙共產黨”、“葡萄牙政黨制度”、“葡萄牙旅遊”、“葡萄牙牡蠣”、“葡萄牙電力”、“葡萄牙教育”、“葡萄牙美術”、“葡萄牙公路與水路運輸”等主題也有一些研究論文產出。這表明中國大陸的研究者們對“葡萄牙研究”所涉及的主題範圍還是比較廣泛的，涵蓋了“葡萄牙研究”的諸多命題和領域。三是期刊論文中不乏品質相對較高者。一方面，統計分析中的282篇期刊論文的著作者的學歷層次，就文中能明確確定作者學歷身份的190篇論文而言，博士有79人，碩士有111人，分別佔比為41.58%和58.42%。一般而言，研究生學歷者因其學習時間、專業訓練等保障，其創作的論文品

1432013－2017年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對中國知網（CNKI）期刊論文庫的檢視質相對較高；另一方面，在282篇論文中，有58篇論文被引用過，其中最高的單篇被引8次，最少的單篇被引1次，說明這些文章被人看過，並對其產生了一定的借鑑啟發作用。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這些論文中存在較高質量的文章。該五年研究者們關於“葡萄牙”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研究選題和學科分佈均呈現出較高的集中度和不平衡性。關於葡萄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葡萄牙建築”、“葡萄牙經濟”、“葡萄牙主權債務危機”、“歐洲一體化”、“葡萄牙語”等幾大相對熱門的主題，圍繞這些主題所做的論文均超過10篇。前文關於“葡萄牙研究”的學科分佈的結果也論證了這點。而其他研究主題就顯得比較分散和小眾。就研究主題分佈比較而言，學科分佈的集中度和不平衡性更加突出。當前中國大陸的“葡萄牙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管理和建築學兩個學科，各自發表了68篇和48篇期刊論文，合計佔論文總數的41.13%。排在第三至第八位的依次是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外國語言文學、農學、歷史學、體育學、化學工程等。除此之外，其他諸如旅遊學、電力工業工程、輕工業學、地理學、教育學、世界文學、法學、圖書情報與出版學、考古學、音樂舞蹈、中國語言文學、公路與水路運輸、水利水電、美術與攝影等學科都在9篇以下。從此可以看出，除了少數幾個學科外，國內各學科對“葡萄牙研究”的關注較少，“葡萄牙研究”在國內學術界的存在感較低。其二，整體成果品質有待提升。該五年來，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期刊論文雖然具有一定的研究品質，但從進一步分析可知，就期刊論文的產出單位而言，目前尚無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較具標桿性的高校或學術研究機構參與到“葡萄牙研究”當中，缺乏標杆性研究。就一些期刊論文的內容而言，還處於闡述和資料整理階段，真正從理論高度論證的論文不多，除了農學學科的幾篇論文進行較多的量化研究外，其他文章中的實驗數據或實證研究也較少。就282篇期刊論文的引用情況而言，僅有176次引用，平均每篇僅有0.62次的引用，表明這些期刊論文在學術界儘管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影響力還是十分有限。其三，經驗研究與定量研究偏少。根據對282篇期刊論文的查閱分析發現，僅有教育學、建築學、經濟學等幾個學科的少量文章使用了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佔論文總數的比重不到10%。再進一步而言，定性研究中大多數論文採用的是文獻研究法和歷史分析法，而其他諸如案例研究、數據分析等方法的使用則比較欠缺。（二）未來研究方向綜上所述，以中國大陸期刊論文呈現的研究現狀而言，當下研究者們關於葡萄牙的研究尚處於前期階段，還需要進一步拓展研究空間，提升研究力度，更新研究方法。下面，筆者嘗試就“葡萄牙研究”的拓展與深化問題，提出幾點思考：一是要注重選題的均衡性和創新性。“葡萄牙研究”在當前的國內學術界長期以來不受重視，僅有的一些研究也只是集中在經濟管理、建築學、語言學等少量幾個學科和少量選題上，而其他有關選題相對較少，這對於全面深入研究和認知葡萄牙不具有較好的促進作用。同時，選題集中也容易造成重複性研究，造成缺乏研究的創新性和研究資源的浪費。二是要加強各學科的協同推進，加大跨學科研究力度。“葡萄牙研究”是一個內涵豐富、命題寬廣的理論體系，需要各個學科協同推進和合作研究。要在繼續加強經濟管理、建築學、語言學、政治學、農學等學科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發揮其學科優勢的同時，加強教育學、法學、社會學、民族學、工程力學、考古學、美學等相關學科的專題研究，不斷拓展研究視域和領域。此外，由於“葡萄牙研究”涉及到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現代化以及國際社會治理體系的諸多命題，

144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涉及面十分廣泛，包羅萬象，因此，除了在單門學科內部的精耕細作之外，還要超越分門別類的研究思路，開展跨學科、多維度的複合研究，推動“葡萄牙研究”邁入新時代。三是要充分發揮高學歷高層次學者和高端學術機構的引領作用。深化“葡萄牙研究”必須高度重視高學歷高層次學者和高端學術機構的功能和作用。高學歷高層次學者由於其學術經驗更加豐富、研究視野更加開闊、問題意識更加精準，在“葡萄牙研究”中具有引領和核心作用。高端學術機構是高質量科研成果的主要產出地，它們以及其中的研究者們的研究傾向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葡萄牙研究”的指示燈和方向盤作用。近期，國內一些高端學術機構陸續集中力量成立了“中葡語言文化中心”，這將有助於“葡萄牙研究”的凝心聚力和動態引領。四是要拓展研究方法，注重理論與實證層面等多種方法的綜合運用。“葡萄牙研究”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大體系，是一個理論指導實際、推動社會發展的實踐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葡萄牙研究”需要從理論構建研討和實踐操作設計兩個層面來推動。當下的“葡萄牙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獻研究、歷史與邏輯研究等理論層面，實踐與實證研究層面的研究成果還十分欠缺。“葡萄牙研究”的研究者們應該進一步增強方法意識，重視運用實證研究方法，注重理論與實踐等多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組合，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體系中實現研究的有效突破，進而為“葡萄牙研究”提供理論支撐和實用性建議。五是要增加課題立項數量，提升研究成果應用率。“葡萄牙研究”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理論與實踐課題，光靠研究者的興趣愛好難以持續發力，需要一定的研究經費和研究便利的支持。但是當前有關這類選題的研究支持比較少。因此，除了增加國家社科和教育部社科立項外，各省市和高校等有關學術機構也要自行設立一些有關資助課題。對於這種小眾研究選題，來自政府等有關部門的資助支持十分重要。同時，也可通過課題的形式加強對這類研究的資助和引導力度，促進有關研究的繁榮發展及其成果的運用轉化。六是加強澳門在葡萄牙研究中的獨特作用。一方面，澳門相對內地來講，其對葡萄牙的認知具有語言和文化上的優勢，在鏈接中葡學術交流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價值。內地研究人員要善於、常於與澳門的有關研究人員加強學術合作。另一方面，我國正在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通過澳門，發揮葡萄牙的橋頭堡作用，有利於我國在葡語世界開展有關合作活動。因此，要發揮澳門的平台作用，甚至是助推澳門發揮某些領域的主導作用。結語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只是針對2013－2017年期間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成果之一的期刊論文進行的文獻計量分析，有關的學術著作、碩博學位論文、報紙文章和研究報告等並未列入數據分析源。就資料庫而言，雖然採用的是收錄文獻最廣且使用頻次較高的中文文獻資料庫“中國知網（CNKI）”，並且在數據篩選的過程中，力求做到完全與真實，但中國知網（CNKI）的資料庫本身可能由於諸如論文保密、文獻收錄時間差等原因未能全部收錄該五年來的有關期刊文章。除此之外，本研究僅以內地中文資料庫作為數據源，對於台港澳及國外中文資料庫、以英文等其他語種創作的有關文章皆並未考察在內。綜上所述，本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些不足，筆者將在後續的持續研究中最大限度地加以補充和拓展。[責任編輯　陳超敏]

145《澳門研究》2018年總目錄國家與澳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願景與機制創新..............................毛艷華　榮健欣（88︰007-016）粵港澳大灣區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機制研究..............................................何力武（88︰017-023）澳門研究三十年從歷史編年到多學科並舉 ──以區域研究視角回顧澳門研究的三十年發展..............................................林玉鳳（90︰007-023）城裏城外的多元視角︰三十年來澳門研究回顧及展望..............................................楊仁飛（90︰024-031）《澳門研究》與澳門學術發展.....陳杰（90︰032-050）法律研究／澳門法律研究三十年評國際和區際兩種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 ──以內地法院為視角.........何志允（89：058-069）澳門法律近三十年之發展........冷鐵勛（90：051-064）澳門司法制度三十年︰回顧與展望..............................................趙琳琳（90：065-075）《澳門基本法》研究二十五年︰回顧與展望..................................................江華（90：076-087）教育研究／澳門教育研究三十年科學素養教育在澳門──中學自然科學基本學力要求研制過程追述..................................................魏冰（90：099-106）1952年港澳學生回國升學的史態及影響......................................童鋒　夏泉（90：107-114）澳門三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回顧..............................................鄭振偉（91：006-020）澳門近代教育發展的研究史料分析..............................................周愚文（91：021-027）《澳門研究》2018年總目錄（括號內前一數字是期數，後一數字是頁碼）‧其他‧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明清之際西方大學教育體制的移植..................................................肖朗（91：028-048）澳門馬禮遜學堂的創辦與歷史地位..............................張偉保　溫如嘉（91：049-057）澳門城巿規劃及發展策略城市綜合管廊投資、建設與管理......................王建　王恒棟　黃劍（88︰024-033）廣州大學城︰城市建設新技術的應用 ──城市設計經典案例剖析..............................................李傳義（88︰034-045）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的澳門城市現代化建設 ──基於澳門檔案館內城市及建築圖則的研究..............................................呂澤強（88︰046-054）澳門城巿規劃及地下綜合管廊建設（筆談）.................朱宏偉　劉勇　莊偉華　陸萬海　李熙爗（88︰055-067）澳門天鴿與山竹颱風的災害分析與應對策略..............................林怡君　莊睦雄（91：064-078）經濟社會建設共享經濟成功的關鍵因素及其在澳門的發展..............................................劉丁己（88︰075-087）基於Malmquist-DEA模型的澳門“智慧旅遊”生產力研究.......................................陳頌泓（88︰088-094）澳門產業多元化方向與對策.曾忠祿　SusanaMIEIRO　紀春禮（89︰006-018）世界休閒之都 ──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吳玫　趙瑩（89︰019-040）結構、過程與關係：澳門社團研究的三個視角 ──以《澳門研究》刊載的澳門社團研究論文為例..............................................婁勝華（90︰088-098）

146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查甸‧馬地臣行在澳門（1821－1843）..................................................張坤（90︰129-143）合謀販毒──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莫世祥（91：079-095）澳門學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鈕力書　葉農（88︰151-155）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一）......................................馮菲　葉農（89︰131-135）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二）..................................葉農　寧有餘（90︰144-149）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三）......................................葉農　劉婕（91：130-135）書評建構澳門近代史敘事範式 ──評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李敏（88︰156-160）學術筆記巿場營銷新方向︰區塊鏈、物聯網、神經營銷學對澳門的啟示...........................劉丁己（91：058-063）學術動態“第五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結果公佈.......................................編輯部（91：147-149）其他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王國強（89︰136-160）《澳門研究》三十年創刊號至第90期總目錄（1988－2018）...................................編輯部（90︰150-200）2013－2017年中國大陸關於“葡萄牙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對中國知網（CNKI）期刊論文庫的檢視..............................................曾祥明（91：136-144）《澳門研究》2018年總目錄....編輯部（91：145-146）澳門的貨幣化水平、宏觀經濟指標與支柱行業的相關性研究........齊蓮英　王森　李倩婷（91：096-107）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理論描述與實證評價...............陳章喜　呂多鑫　吳振幫（91：108-118）產業多元、適度開放與經濟發展 ──基於澳門及香港製造業的案例研究..............................................張少鵬（91：119-129）文學及語言學從大數據語料庫看澳門地區特有詞彙及簡縮詞............................鄒嘉彥　蔡永富　王思璇　潘碧薇（88︰095-105）略論澳門原創故事法 ──“開元故事法”............高勝文（88︰106-112）“一帶一路”背景下“文化澳門”建設的三個維度..................................夏泉　高志軍（89︰041-050）城的文學，文學的城 ──2017年澳門文學研究綜述..................................................趙皙（89︰051-057）中國歷史上的白銀問題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耿昇（89：112-130）宗教與歷史清代香山鐵城張氏家族與澳門的關係──以《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為中心展開..............................................湯開建（88：113-139）《日本遠征記》有關澳門內容選譯..............................................劉嘯虎（88：140-150）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宗教文化..............................................張龍平（89：070-082）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陳偉明　李玉姬（89：083-096）黃明堂案與清末民初中葡政治關係的走向──以引渡交涉問題為中心..............................................張中鵬（89：097-105）流動人口與城市融入──九位“澳門—珠海”跨境勞工的生命史研究..............................................皇甫錚（89：106-112）1980年來中國內地期刊收錄的澳門基督教史研究綜述..............................................顏小華（90︰115-128）

147“第五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結果公佈由澳門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聯合舉辦的“第五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自啓動以來反應熱烈，共計收到澳門本地和外地的有效申報著述321份，較上一屆增加一成。日前召開了評審會議，經評審委員會綜合評審，評選出優秀著述共56項。其中著作類一等獎2項、二等獎6項、三等獎9項及優異獎11項，將分別獲獎金澳門幣50,000元、30,000元、15,000元、10,000元；論文類一等獎4項、二等獎4項、三等獎8項及優異獎12項，將分別獲獎金澳門幣25,000元、15,000元、8,000元、5,000元。頒獎典禮將於2019年舉行。“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活動自2004年至今已舉辦至第五屆，受到澳門學界以及海內外研究澳門的學者廣泛關注和重視，參與評選的作品涵蓋眾多領域和學科，水準較高。本次評獎自2018年5月啓動以來，獲得學術界積極的響應，收到來自澳門、內地、香港、台灣和其他地區的中、外文著述共計331份，其中，澳門本地學者佔總數超過百分之七十。同時，不少參評的論文刊登於國內或國際核心期刊，而本屆英文著述的數量也顯著增加，可見本地學術氛圍更趨活躍，研究成果也更為國際化。除了10份不符申報資格的著述外，共有321份申報著述符合參評資格，其中著作類89份、論文類232份。此次評獎分為經濟管理、政治法律新聞社會學、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教育藝術四個學科組。主辦單位依據學科專業籌組評審委員會，成員來自本澳文化學術界與內地知名高等院校及研究單位，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王利民常務副總編輯；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副主任、中文系朱壽桐教授；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吳志良主席；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冷鐵勛副教授；廣東畫院副院長林藍教授；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唐曉晴教授；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前校長崔維孝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費成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黃長著研究員；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兼任）、澳門大學前校長辦公室主任楊秀玲；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暨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劉祖雲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龐川教授；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財政金融及商業經濟學系主任顧新華副教授；雲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龔剛教授。1評審委員會依據評審規則進行初評、複評及終評後，共評選出56項著作和論文奬項，獲奬名單如下：“第五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結果公佈‧學術動態‧1 以上評審委員會成員名單按評審委員姓氏筆劃排序，同一級別獎項中得獎名單按作者姓氏筆劃排序

148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一、一等獎1.著作類2項：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2.論文類4項：LiSheng,“ExplainingUrbanEconomicGovernance:TheCityofMacao”；IpKinAnthonyWong,BobMcKercher,XiangpingLi,“EastMeetsWest:TouristInterestinHybridCultureatPostcolonialDestinations”；郝雨凡《十九世紀中葉美國駐澳門領事的“設”與“撤”》；郭曉明《探尋澳門中文教育自身的傳統》。二、二等獎1.著作類6項：JianMingLuo,ChiFungLam,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ResponsibleGamblinginaGamingDestination；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徐京輝《澳門刑法總論》；袁持平、劉洋等《澳門與橫琴合作中的產業選擇》；鄭振偉《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顧躍《20世紀主題性油畫創作研究》。2.論文類4項：IWRonaldFong,“ChineseMotion-DirectionalConstruction:AConceptualandCognitiveAnalysis”；JasmineM.Y.Loo,YongdongShi,XiaohongPu,“Gambling,DrinkingandQualityofLife:EvidencefromMacaoandAustralia”；陳文源《近代居澳華人的國民身份選擇與文化認同》；董皞《“特區租管地＂：一種區域合作法律制度創新模式》。三、三等獎1.著作類9項：SibingHe,MacaointheMakingofEarlySino-AmericanRelations1784-1844；李向玉、謝安邦主編；鄭妙嫻、張紅峰副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軔──東亞大學的創立和發展（1981－1991）；邵宗海、李雁蓮《從海洋、殖民與移民文化的面向──看澳門與台灣的社群關係比較》；李長森《近代澳門翻譯史稿》；林位强《澳門醫療事故法研究──兼論非財產損害賠償》；姚風《中外文學交流史　中國─葡萄牙卷》；梁文慧編著《澳門會展業與博彩業的互動發展研究》；劉昭瑞、霍志釗《蝶變：澳門博彩業田野敘事》；劉倩《澳門行政主導體制研究》。2.論文類8項：Kwok-cheungCheung,Soi-keiMak,Pou-seongSit,Kay-chengSoh,“ATypologyofStudentReadingEngagement:PreparingforResponsetoInterventionintheSchoolCurriculum”；SonnyShiu-HingLo,EricKing-ManChong,“CasinoInterests,FujianTongxianghuiandElectoralPoliticsinMacao”；W.M.To,E.F.MartinJr.,BillyT.W.Yu,“EffectofManagementCommitmenttoInternalMarketingonEmployeeWorkAttitude”；SouKuanVong,WaiMingYu,“IsTeacherEducationatRisk?ATaleofTwocities-HongKongandMacau”；FionaX.Yang,VirginiaM.C.Lau,“‘LuXurY’HotelLoyalty-AComparisonofChineseGenXandYTouriststoMacau”；林仲軒《表演認同作為其他途徑的政治：澳門網民的實踐經驗》；金國平《澳門──葡萄牙語“茶文化”之發祥地》；陶小軍、楊心珉《從“折衷”到“現代”：抗戰寓澳時期高劍父繪畫思想的嬗變》。四、優異獎1.著作類11項：Kwok-cheungCheung,Pou-seongSit,Soi-keiMak,Man-kaiIeong,Macao-PISA2015Report:AssessmentofScientific,ReadingandMathematicalLiteracyPerformanceof15-year-oldStudentsfromanInternationalComparisonPerspective；朱蓉《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研究》；柳智毅、吳倩怡、盧珺笛《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視角下的澳門管理水域合理利用與開發研

149“第五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結果公佈究》；梁金玉《鄭觀應家訓的價值》；黃湛利《新公共管理與港澳公共行政》；董致麟《中國大陸移民在澳門社會中身份認同之研究（1949－2013）》；聞人王冠《博彩心理學導論》；趙琳琳《歐陸傳統與本地意識──澳門刑事法改革研究》；鄭應峰《澳門市民話劇研究》；謝四德《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以改革促發展的視角》；譚志廣《百年之路：澳門文化遺產的保護》。2.論文類12項：IsabelMariadaCostaMorais,“ThePost-ColonialImaginary&PoliticsofRepresentationintheMacaoSAR:TheTeatrauandthe(Re)emergenceof‘Lusofonia’underChineseStars”；CéliaMariaFerreiraReis,“AExtradiçãodeMacauparaaChinanoIníciodoSéculoXX-PráticasColoniaisentreaAfirmaçãoeaManutenção”；NiSheng,UWaTang,“SpatialTechniquestoVisualizeAcousticComfortalongCulturalandHeritageRoutesforaWorldHeritageCity”；QingTian,JenniferL.Robertson,“HowandWhenDoesPerceivedCSRAffectEmployees’EngagementinVoluntaryPro-environmentalBehavior?”；XiYan,“AstudyofMacaoTertiaryStudents’LanguageAttitudesaftertheHandover”；JingHuaZhang,KwoPingTam,NanZhou,“DoSmokingBansAlwaysHurttheGamingIndustry?DifferentiatedImpactsontheMarketValueofCasinoFirmsinMacao?”；YangZhang,MichaelJohnHitchcock,“TheChineseFemaleTouristGaze:ANetnographyofYoungWomen’sBlogsonMacao”；文彤《旅遊企業社會責任對外來員工社會融入的影響研究》；王長斌《博彩行為的識別與認定：一個比較研究》；易在成《粵港澳合作機制中突破知識產權地域性的探討》；冼麗莎（TerezaSena）《十九世紀中至二十世紀初澳門傳譯員及筆譯員研究》；關俊雄《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視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同時，為表彰在推動或研究澳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方面具有卓越貢獻和重大成就的人士，本屆評獎特增設榮譽獎項“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傑出貢獻獎＂。經“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傑出貢獻獎”評審會議的討論及投票，由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特聘教授程祥徽教授和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級研究員楊允中教授獲得此殊榮。程祥徽教授出生於湖北省武漢市。早年就讀北京大學中文系，其後在香港大學取得哲學碩士。程教授長期潛心鑽研語言、文學、文字等範疇，以其專業知識及廣闊視野，為澳門該領域的研究掀起浪濤，是著名的語言學家，是澳門語言學界的翹楚。其代表作有︰《漢語語音》、《漢語風格論》、《繁簡由之》、《漢語風格初探》等二十多部，被學界譽為重磅之作，備受稱許。早於20世紀80年代在澳門東亞大學（即現時的澳門大學）中文系任教，後為中文學院院長及教授，育人無數，發掘和培養了大批澳門青年人才，桃李滿門。程教授同時心繫澳門社會長久發展，時刻關注澳門語言狀况發展，以及中文本地化等重要議題。楊允中教授出生於遼寧鐵嶺，早年畢業於軍事外語學院本科，20世紀90年代初先後獲暨南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在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範疇，尤其是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領域進行深入探索和研究，以獨到的見解分析澳門的政治和社會發展，並提出具創新意義的理論，是“一國兩制”研究的領航人。在社科領域完成學術專著逾40部，包括《微型經濟與微型經濟學》、《‘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澳門基本法釋要》、《“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一國兩制”實踐論》等、發表論文逾五百篇、主持編撰大型學術期刊逾80期、研討會論文集和研究報告逾50部。

150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JOURNALOFMACAUSTUDIESQuarterlyNo.4December2018ABSTRACTSAnAccountofMacauEducationalStudiesoverthePastThreeDecadesCHENGChunWai•6•Abstract:ThetrajectoryofeducationaldevelopmentinMacauduringthepastthirtyormoreyearshasrevealedthechangeofattitudeofthegovernmentfromindifferenceinthepasttointerventionandactiveparticipationintheprivateeducationsector.TheMacauPortuguesegovernmentshowedconcernsabouteducationintheprivatesectorinthe1980s.Sincethen,thegovernmenthasstartedtoconducteducationalsurveysandresearch.DuringthetransitionperiodinMacau,academicunitswereundoubtedlythemajorforcedrivingeducationalstudies,twoofwhichweretheCentreforMacauStudiesandtheFacultyofEducationoftheUniversityofMacau.Localeducationalstudieswerelaunchedwiththesupportofthegovernmentandlocaleducationalorganizations.Afterthereturnofsovereignty,therehaveemergedsomenewtrends,includingthegrowthofacademicunitsintermsoftheirresearchcapability,theawardingofvariouseducationalstudiestotertiaryinstitutionsfromdifferentregionsbythegovern-mentforthesakeofevaluatingtheeducationsystem,thecompilationandpublicationofqualityeducationalresearchpapersbyTheMacaoFoundation,aswellasthecallsforsubmissionofbookmanuscriptsandpapersonspecialthemesforpublicationbyTheChineseEducators’AssociationofMacauonaregularbasis.ThispaperwillgiveanaccountoftheeducationalstudiesandsomerelatedworkswithreferencetothecontemporaryeducationaldevelopmentinMacau.Keywords:Macau,Conference,Educationalreform,EducationalstudiesAnAnalysisofSourcesfortheStudyoftheHistoryofModernMacauEducationCHOUYuWen•21•Abstract:Theaimofthisarticleistoexploretheusefulfirst-handsourcesforthestudyofthehistoryofmodernMacaueducation.Thehistoryofeducationisasub-disciplineofHistory,andalsoabranchofthesocialfounda-tionsofeducationoreducationalfoundationdisciplines.ThestudyofthehistoryofMacaueducationcommencedfromthebeginningofthiscenturyinitiatedbytheFacultyofEducation,theUniversityofMacau.However,lackofsufficientfirst-handsourcesisstilloneofthemainobstaclesforstudyingChineseeducationinMacau.Threekindsofsourceswereintroduced,whichmaybehelpfulforthestudyinthefuture.Firstly,theChinaEducationalYearBookpublishedbytheMinistryofEducationKMTgovernment.Secondly,nationalarchives.Therearetwenty-threevolumesofnationalarchivesoneducationstoredbyNationalArchivesAdministrationrelatingtoChineseschoolsinMacau1937-1949.Thirdly,Journalsandbookspublishedbywesternprotestantmissions,suchasTheChineseRepositoryandtheMissionaryHerald.Keywords:Macau,Education,Educationalsources,ModernMacau,NationalarchivesSaintPaul’sCollegeinMacauandtheTransplantationoftheEducationSystemofWesternUniversitiesattheJunctureoftheMingandQingDynastiesXIAOLang•28•Abstract:SaintPaul’sCollegeinMacaucameintobeingunderthehistoricalbackgroundofthetransformationofWesternuniversityeducationandtheriseofcollegesoftheSocietyofJesusfromthe15thtothe17thcentury.

151ABSTRACTSDuringthisperiod,inordertorectifyspecialtiesandexpandenrollment,aswellasabsorbnewsubjectknowledgeanditsteachingcontent,Westernuniversitiesstrengthenedsecondaryeducationandpre-universitypreparatoryedu-cationbyestablishingcolleges.CollegesoftheSocietyofJesusthereuponroseinEuropeandspreadtoIndiaandEastAsiawiththewaveoftheeastwarddisseminationofWesternculture.AsthefirstWesternuniversityinEastAsia,SaintPaul’sCollegeinMacauintegratedprimaryeducation,secondaryeducationandhighereducation.ItusedtheeducationmodelsofUniversityofParis,UniversityofCoimbraandRomanCollegeforreference,andformeditscurriculumsystemandteachingcharacteristicswhichcoveredbothartsandscienceandgaveprioritytoarts.SystematicallyinvestigatingandanalyzingthetransplantationoftheeducationsystemofWesternuniversitiestoSaintPaul’sCollegeinMacauanditscharacteristicsisnotonlyconducivetodeepeningtheunderstandingofitshistoricalsignificance,butalsoenlighteningtothedevelopmentofcontemporaryhighereducation.Keywords:IgnatiusofLoyola,ConstitucionesdelaCompaniadeJesus（ConstitutionsoftheSocietyofJesus）,RatioStudiorum（Regulationsforstudies）,SaintPaul’sCollegeinMacau,TheeducationsystemofWesternuniversitiesTheEstablishmentofMorrisonSchoolinMacauanditsHistoricalStatusCHEUNGWaiPo,WENRujia•49•Abstract:Sincethebeginningofthe19thcentury,culturalexchangesbetweenChinaandtheWesthadbecomecloser,andMacauplayedanextremelyimportantrole.PromotedbysomeWesternmissionaries,Macaufoundedamodernschoolin1839:MacauMorrisonSchool.AlthoughtheschoolmovedtoHongKongislandin1842,itleftagloriouspositionintheeducationalhistoryofmodernChina.Inaword,thefirstmodernschoolinChinawasbornhere.Atthesametime,someeminentleaderspromotingmodernizationofChina,suchasYungWingandTangTing-shu,weretobegintheirelementaryeducationhere.Therefore,thismaybeasignificantresearchtopicanddeservesourcarefulinvestigation.Keywords:MorrisonEducationSociety,RobertMorrison,ElijahBridgman,LancelotDent,YungWing,TangTing-shuAnAnalysisofDisastersCausedbyTyphoonsHatoandMangkhutinMacauandCorrespondingStrategiesLINYiChun,CHUANGMoHsiung•58•Abstract:Basedonriskmanagement,thispaperdiscussestheapplicationofdisasterpreventionstrategiesandanalyzesthevulnerabilityofMacau’snaturalenvironment,socialvulnerability,industrialeconomyandvulnerabilityofphysicalconstruction.ThepresentstudyalsoexplorestheimpactsoffloodedareasinMacau.Accordingtothetheoryofdisastermanagement,thisstudyfurtherraisestheissuesandstrategiesfordisasterpreventionofTyphoonsHatoandMangkhutinfouraspects:disasterreduction,preparedness,responseandrecovery.ThesefindingscanbeausefulreferenceforthedisasterpreventionsysteminMacau.Keywords:Macau;Typhoon,Hato,Mangkhut,Disasteranalysis,StrategiesCollusionNarcoticsTrafficking——AnalysisoftheModernHongKongandMacauGovernment’sManagementofOpiumTradebetweentheTwoPlacesMOShixiang•73•Abstract:Inmoderntimes,theBritishHongKongGovernmentandthePortugueseMacaugovernmenthaddeeplyintervenedandevendirectlyoperatedopiumtradebetweenthetwoplaces,conspiringtocoordinatetheopiumbusinessandmutualincomebetweenthetwoplaces,andhadlongreliedonopiumincomeastheirmainsourceof

152 澳門研究 2018年第4期finance.From1868to1887,theQinggovernmentofficially“blockedHongKong”,thoughtheHongKongBritishgovernmentproposedtomediatewiththeChineseMaritimeCustomsandtheInspectorGeneralRobertHart,promptedtheQinggovernmenttorecognizethefactthatthePortuguese“permanentlymanage”Macau.Sincethen,theopiumtradebetweenHongKongandMacauenteredtheChineseCustomsinspectionandtaxcollection.TheBritishHongKong,andPortugueseMacaugovernmentshadassistedinthesupervisionandsimultaneoussharingofthenewstageofhighprofitsgeneratedbytheopiumtrademonopolizedbylocaltaxcollectors.UnderthepressureoftheChineseandforeignersanti-opiumcampaigns,in1913,theBritishandPortuguesegovernmentssignedtheAgreementbetweentheUnitedKingdomandPortugalfortheRegulationoftheOpiumMonopoliesintheColoniesofHongKongandMacau,secretlymaintainingtheopiumtradeandgovernmentdistributioninHongKongandMacau.TheBritishHongKongGovernmentandtheMacauGovernmenthadsuccessivelyimplementedopiumofficialmanagementtodirectlycapturethemaximumprofitsoftheopiumtrade.Thetwogovernmentsconspiredtonarcoticstrafficking,becomingashamefulpageinhistory.Keywords:Opiumtrade,TheBritishHongKonggovernment,ThePortugueseMacaugovernmentAStudyontheCorrelationbetweenMonetizationLevel,MacroeconomicIndicatorsandPillarIndustryinMacauQILianying,WANGSen,LIQianting•96•Abstract:ThepaperselectsthedataofMacau2000-2017tosetuptheVARmodel,andstudiesth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growthrate,comprehensiveconsumerpriceindex,circulationcapitalgrowthrateindex,monetizationlevel,andanalyzestheproportionoffourpillarindustriesandmonetizationlevel.Theresultsshowthatintheshortterm,thelevelofmonetizationisinverselyrelatedtoeconomicgrowthrateandcomprehensiveconsumerpriceindex.Inthelongterm,thedegreeofinfluenceisgraduallyweakened;thefluctuationofthelevelofmonetizationismainlyaffectedbyitsownimpact;theproportionofthegamingindustryissignificantlynegativelycorrelatedwiththelevelofmonetization.Therefore,amoderatediversificationoftheindustrialstructureandastablepricelevelareconducivetoraisingthelevelofmonetizationinMacau.Keywords:Macau,Monetization,Macroeconomy,Industrialstructure,VARmodelIndustrialCo-developmentintheGuangdongHong-KongMacauGrandBayArea:TheoreticalDescriptionandEmpiricalEvaluationCHENZhangxi,LUDuoxin,WuZhenbang•108•Abstract:TheGuangdong,HongKongandMacauBayAreahasauniqueadvantageinthedevelopmentoftheBayAreaandisanimportantplatformfortheforefrontofnationalreformandopeningupandthenationalregionalDevelopmentStrategy.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industryinGuangdong,HongKongandMacauisanimportantaspectthatcannotbeignoredintheconstructionofGuangdong,HongKongandMacau.ThroughtheanalysisandquantitativeevaluationofthecurrentsituationofindustrialdevelopmentinGuangdong,HongKongandMacau,itisfoundthatthemanufacturing,construction,financial,wholesaleandretail,realestate,educationandtransportationindustriesinGuangdong,HongKongandMacauareofgreaterrelevance,whiletheagriculture,forestry,animalhusbandry,mining,stylisticandentertainment,tourismandotherindustriesarelessrelated.Inparticular,thegreycorrelationdegreeoftheculturaltourismserviceindustryissmaller,whichindicatesthattheindustrialstructureofGuangdong,HongKongandMacauismoreconvergentasawhole,andithasstrongcomplementarityinthestyleandentertainmentindustry.Accordingtotheproblemsexistingintheindustrialco-developmentofGuangdong,HongKongandMacau,thispaperputsforwardthebasicstrategyofindustrialco-developmentbetweenGuangdong,HongKongandMacau.Keywords:Industrialsynergy,Empiricalevaluation,GuangdongHong-KongandMacauBayArea,Greyrelationaldegreeanalysis

153ABSTRACTSDiversifiedIndustries,ModerateOpennessandEconomicDevelopment-CaseStudiesBasedonManufacturingIndustrybetweenMacauandHongKongCHEONGSioPang•119•Abstract:ThemoderateeconomicdiversificationofMacauhasbeenpointedoutsincethebeginningoftheopeningofthegamingfranchise.From2002onwards,aslongas15yearsofeconomicdevelopment,thegamingindustryhasbeenanimportantlifebloodoftheeconomy.Thisstudyrevealedthechangeofthemanufacturingindustry,whichisoneofthefivemajorindustriesinMacau,beforeandafterthereunification.ThroughthecomparisonofcasestudiesinMacauandHongKong,theanalysisprovidessomesignificantelements,whichareunsatisfactoryupgrading,passiveindustrialtransformationandlackofdeepeningreformofthegamingindustry.Inanutshell,theprocessofindustrialupgrading,technologicalcapabilitieshavenotbeenabletogrowinthefrontier,andthetransferofhumanresourceshassimplyshiftedbetweenlow-techindustries.Thepolicyproposalshereare,toincreasethepopulationbaseandprovidehumanresourcesforindustrialdevelopment.Thegovernmentsupportsindustrialdevelopmentandguidestheindustryintomarketmechanisms.Byusingtheadvantageofthegamingindustrytosupportandprotectthedevelopmentofotherindustriesthroughabundantfunds.Keywords:Industryupgrading;Pathdependence;Casestudy;ModeratediversityofindustriesBibliometricAnalysison“PortugueseStudies”inMainlandChinafrom2013to2017-BasedonthePeriodicalBibliographicDatabaseofCNKIZENGXiangming•136•Abstract:Basedon282periodicalpaperscollectedfromChina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CNKI)from2013to2017,thispaperconductsbibliometricanalysisontheresultsofperiodicalpapersonPortugueseStudiesinMainlandChinaaccordingtoresearchtopics,timenodedistribution,keywords,subjectdistributionandauthors.ThepurposeofthisstudyistoobjectivelypresenttheacademicprospectofPortugueseStudiesinMainlandChinainthepastfiveyearshencedeepeningthedevelopmentofPortugueseStudiesinMainlandChina.ThroughSPSSstatisticalanalysisandCNKIadvancedsearch,itisfoundthatoverthepastfiveyears,thepopularityof“PortugueseStudies”inMainlandChinahasbeenincreasing.However,althoughtheresearchtopicsarewidelydistributed,itisnotbalancedandadequate,andtheresearchresultsareconcentratedonlyinafewdisciplines,suchaseconomics,management,architecture,agricultureandlinguistics,etc.Otherdeficienciesarealsonoticedincurrentresearches:“PortugueseStudies”conductedbyhighlyeducatedandhigh-levelscholarsisstillinitsinfancy;high-qualityresearchresultsarenotsufficientenough;researchmethodsshownodiversification.Therefore,inthefuture,weshouldpaymoreattentiontothebalanceandinnovationofresearchtopics,strengthenthecoordinatedadvanceamongdifferentdisciplinesaswellasinterdisciplinaryandempiricalresearch.Fullplayshouldalsobegiventotheleadingroleofhighlyeducatedandhigh-levelscholars,high-levelacademicinstitutionsandtheuniquevalueofMacau.Keywords:Portuguese,Macau,Newera,Researchstatus,Bibliometricanalysis

154《澳門研究》是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自1988年創刊以來，得到澳門社會各界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為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提升本刊的學術水平及在學術界的認受性，本刊於2018年起實行“匿名評審”制度，確保所有刊登論文均經過同行評鑑。本刊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惠賜稿件，來稿請以中文撰寫並提供英文摘要，稿件類別及要求如下：（一）稿件類別（1）學術論文︰刊登具理論視野、研究方法、論證過程、研究結論等的有關澳門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字數以10,000至15,000為宜，並含中英文摘要、關鍵詞、表格、圖片、注釋、參考文獻（註釋和參考文獻同時以腳註的方法附於每頁下方）等。（2）學術筆記︰刊登篇幅精簡的研究新發現、新角度或新思考，以及對本刊所刊內容的回應，字數不限。（3）時政剖析︰刊登有關澳門時事、政策及重大社會議題的短評及分析，字數以5,000字以內為宜。（4）書　　評︰刊登內容有關澳門的、或澳門本地作者撰寫的著作之評述，字數以5,000字以內為宜。（二）投稿要求1.來稿須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職務職稱或學術簡歷、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和電郵。2.論文所涉課題如為資助項目，請於標題頁左下方標註，如：“資助項目：基金資助（編號）”，如有需要，編輯部將要求提供資助證書影印文件。3.有關稿件的引文、註釋規範，請參考“《澳門研究》關於規範引文註釋的規定”（https://cms.umac.mo/publications/journal-of-macau-studies/macau-studies/regulations-of-commentary-citation/）。4.來稿請電郵至cms.info@umac.mo，若三個月內未獲採用通知，即可自行處理。（三）其他1.稿件署名作者應為合法著作權人，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2.論文一經發表，本刊有權將之以其他形式出版；任何外界的轉載、摘要、翻譯、出版等均須徵得本刊許可。3.編輯部對來稿有權作文字修改、句段刪節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凡不願意者，請予以註明。修改期為一個月，逾期按自動退稿處理。4.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來稿一經刊發，即奉薄酬。《澳門研究》編輯部2018年12月15日《澳門研究》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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