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18澳門研究BOLETIMDEESTUDOSDEMACAUJOURNALOFMACAUSTUDIES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編輯 澳門基金會 出版
  • 編者語..........................................................................................................................編輯部5‧經濟社會建設‧澳門產業多元化的方向與對策.......................................曾忠祿　SusanaMieiro　紀春禮6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吳　玫　趙　瑩.19‧文學及語言學‧“一帶一路”背景下“文化澳門”建設的三個維度................................夏　泉　高志軍.41城的文學，文學的城 ──2017年澳門文學研究綜述............................................................................趙　皙.51‧法律研究‧評國際和區際兩種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以內地法院為視角........................................................................................何志允.581988年3月創刊澳門研究季刊2018年第2期總第89期6月15日出版
  • ‧宗教與歷史‧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宗教文化觀念.............................................張龍平.70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陳偉明　李玉姬.83黃明堂案與清末民初中葡政治關係的走向──以引渡交涉問題為中心................................................................................張中鵬.97流動人口與城市融入 ──九位“澳門—珠海”跨境勞工的生命史研究..............................................皇甫錚.106‧中國歷史上的白銀問題‧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耿　昇.113‧澳門學‧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一）.......................................................................馮　菲　葉　農.131‧其他‧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王國強.136
  • JOURNALOFMACAUSTUDIESQuarterly22018Editor’sNote·····························································································································EditorialOfficeMacau’sIndustrialDiversification:DirectionandPolicies······························································································ZENGZhonglu,SusanaMIEIRO,JIChunliWorldLeisureandTourismCenter:Non-gamblingSymbolsintheMediaImageofMacau································································································································WUMei,ZHAOYingTheThreeDimensionsof“CulturalMacau”Constructionunderthe“BeltandRoadInitiative”·····························································································································XIAQuan,GAOZhijunLiteratureintheCity,CityinMacauLiterature-ReviewofResearchonMacauLiteraturein2017·····································································ZHAOXiAReviewontheTakingofEvidenceAbroadUnderInternationalandInterregionalJudicialAssistance-TakingCourtsinMainlandChinaasanExample···································································HEZhiyunImpressionsofHai-chwang-szeandReligiousCulturalIdeasofWesternersinChinaintheMiddleandLateQingDynasty······································································································ZHANGLongpingResearchonDisastersandDisasterPatronSaintsinModernMacau(1840-1949)·····CHENWeiming,LIYujiTheHuangMingtangCaseandtheTrendofSino-PortuguesePoliticalRelationsintheLateQingandEarlyRepublicofChina-CenteredontheBargainingonExtraditionCase····················································ZHANGZhongpengFloatingPopulationandUrbanIntegration:AStudyontheLifeHistoryofNine“Macau-Zhuhai”Cross-borderLaborers················HUANGFuzhengGuangzhouForeignTradeandInternationalSilverMarketfromthe16-18thCenturies··············GENGShengLiteratureReviewonMacaology(PartThirty-one)···························································FENGFei,YENongOverviewofTextbookPublicationinMacaubefore1949··············································WONGKwokKeung5619415158708397106113131136
  • 5編者語本期我們的專欄有“經濟社會建設”、“文學與語言學”、“法律研究”、“宗教與歷史”、“中國歷史上的白銀問題”、“澳門學”及“其他”。“經濟社會建設”專欄方面，曾忠祿、SusanaMieiro及紀春禮的《澳門產業多元化的方向與對策》，通過比較馬耳他和盧森堡的產業結構，認為澳門的產業多元化可考慮高端製造業、國際金融服務業和互聯網博彩業；吳玫和趙瑩的《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應用符號融合理論和幻想主題分析法，探究中英文媒體中關於澳門城市形象的非博彩元素，為澳門擺脫“賭城”形象，設計“世界休閒之都”品牌身份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在“宗教與歷史”欄目中，張龍平的《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宗教文化觀念》通過西方商人、外交官、傳教士、畫家等群體對海幢寺的書寫，塑造了海幢寺在西方世界的複雜多元形象。前往廣州海幢寺的來華西方人，很多都在澳門經歷過一段時間，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到澳門的來華西方人的價值觀；陳偉明和李玉姬的《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認為澳門的災害保護神及其祭拜供奉、祈福禳災等儀式，體現了對近代社會的心理安慰與社會凝聚的文化功能；張中鵬的《黃明堂案與清末民初中葡政治關係的走向──以引渡交涉問題為中心》，在利用新發現檔案基礎上，綜合各種既有史料，糾正既往結論的模糊與錯訛，並進一步考察案件緣起和案情演變；皇甫錚的《流動人口與城市融入──九位“澳門—珠海”跨境勞工的生命史研究》通過對9位跨境勞工的生命史訪談，揭示了現代澳門高速經濟發展下人們的生活和生命體驗。“其他”中有王國強的《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按各時期出版的特性，分19世紀、20世紀初首二十年、20世紀20至40年代三部分，分述教科書的出版及發行概況，並通過多個統計表說明整個時期的發展特徵，可供各界參考。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歷史上的白銀問題”欄目的有《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一文，是為耿昇教授在2017年有關研討會上的論文，本應盡早出版，但由於耿昇教授不幸去世，故擱置下來。耿昇教授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翻譯家，著作等身，本刊對他的離開，深表遺憾，而是次本文能夠重新刊登，十分感謝其家人的支持！本刊特此致謝！編者語編輯部‧經濟社會建設‧
  • 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摘 要]澳門產業多元化是否有可行性？通過比較人口與澳門接近的兩個微型經濟體馬耳他和盧森堡的產業結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肯定的。澳門的產業多元化，可考慮高端製造業、國際金融服務業和互聯網博彩業。澳門有資金優勢，有低稅收優勢，還有靠近內地龐大市場的優勢，如果能通過系統的研究，選擇恰當的細分市場，澳門是有成功的潛力的。要有效地實施多元化戰略，澳門需要通過科學的方法制定深思熟慮的多元化戰略規劃，以及相應的鼓勵創新的政策。[關鍵詞]澳門　多元化　可行性　方向有關澳門產業多元化的問題，已有大量的研究，查詢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2018年3月22日），標題中同時有“澳門”和“多元化”的文章共有53篇，其中核心期刊論文23篇。這些論文主要集中在對澳門產業多元化的必要性的論證，也有文章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包括橫向多元化、縱向多元化等。但迄今為止只有很少論文提出有實際操作價值的建議，尤其缺乏如何通過多元化降低澳門財政收入來源過於單一的多元化建議。本論文希望能填補該空白，並通過比較與澳門類似的兩個微型經濟體盧森堡和馬耳他回答兩個問題：（1）微型經濟體產業多元化是否可行？（2）如果可行，澳門產業多元化應該往甚麼方向發展？一、澳門對博彩業的依賴澳門是世界上對單一產業依賴最高的經濟體之一。這種依賴反映在澳門的博彩業佔澳門經濟產業增加值（GrossValueAdded,GVA）的比重、澳門博彩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的比重，以及政府來自博彩業的收入佔政府財政收入的比重上。（一）澳門博彩業佔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博彩業是澳門最大的產業。2016年（撰文時能得到的最新資料），澳門博彩業佔澳門GVA澳門產業多元化的方向與對策*曾忠祿　SusanaMieiro　紀春禮作者簡介︰曾忠祿，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教學暨研究中心教授、澳門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SusanaMieiro，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教學暨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紀春禮，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教學暨研究中心講師、博士。*本論文是澳門歐洲研究學會資助的研究項目“EconomicDiversificationofSmallEconomies:ABenchmarkStudyofEconomicStructuresofLuxembourgandMalta-LessonsforMacao”的部分成果。‧經濟社會建設‧
  • 7澳門產業多元化的方向與對策的比重（以當年生產者價格按生產法計算）為47.2%，1緊接其後的澳門第二大產業“不動產業務”，比重僅11%（圖1）。而2016年是澳門博彩業經過連續兩年下跌之後的低谷階段。在澳門博彩業下跌之前的高峰2013年，博彩業佔澳門GVA的比重更高達63%。圖1　澳門各行業增加值及產業結構（2016）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7年。2（二）澳門的就業人口分佈澳門對博彩業的嚴重依賴，也反映在澳門就業人口的分佈上。2017年澳門的就業人口中有21%在博彩及其中介服務部門工作。高度勞動密集的酒店餐飲、批發零售，僱用的勞動力才分別佔總就業人口的14%和12%（圖2）。圖2　澳門就業人口分佈（2017年第4季）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就業調查”，2017年第4季。1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6年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2017年，https://www.dsec.gov.mo/Statistic/General/SIED/2016.aspx。2 以當年生產者價格按生產法計算。
  • 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三）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2017年特區政府的稅收來源，有87%來自博彩直接稅（圖3）。如果考慮博彩企業繳納的博彩溢價金和其他費用，博彩業對政府財政收入的貢獻超過92%。1圖3　澳門特區政府的稅收來源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財政局“公共財政資料”。由於就業和政府稅收對博彩業高度依賴，如果博彩業長期不景氣，澳門的就業和政府財政收入就會面臨巨大的困難。因此，澳門需要產業多元化，以便能長遠降低對博彩業的依賴，尤其是降低政府財政收入來源單一的風險。澳門目前的多元化的產業，不管是會展還是文創，最終發展都不可能分散澳門的財政風險。因此，澳門需要發展其他產業，一些通過一定時間的發展，能為政府財政帶來新的來源的產業。但澳門是一個微型經濟體，微型經濟體市場小，資源有限，發展其他產業是否有可行性？二、微型經濟產業多元化的可行性為回答上面的問題，我們選擇兩個與澳門相似的微型經濟體盧森堡、馬耳他，來做一個標桿比較（Benchmarking），通過比較它們的產業結構和發展趨勢來判斷微型經濟體產業多元化的可行性以及可能的發展方向。（一）盧森堡盧森堡是位於歐洲西北部的一個內陸國家，人口59.4萬（2017年7月估計），面積2,586平方公里，人均GDP10.9萬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盧森堡最大的產業是金融業，但金融業並沒有形成一業獨大的局面。盧森堡還有多個在國際上非常有競爭力的產業，其非金融服務業、製造業都在經濟中佔有重要的位置（表1），因此盧森堡的經濟結構是比較多元的。1 作者根據各家博彩公司向政府提交的業績報告和政府的總收入計算。
  • 9澳門產業多元化的方向與對策表1　盧森堡產業結構（2016）產業GVA(%)金融27.1%批發零售／酒店餐飲／通訊運輸24.3%房地產／公司服務18.9%醫療教育社保9.7%政府服務5.7%製造業5.5%建築業5.1%其他3.7%資料來源：Luxembourginfigures,2017.（1）金融服務業金融服務業是盧森堡最重要的產業。盧森堡的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2017年在世界排名第18位；在歐洲則位居第3，僅次於倫敦和蘇黎世。2016年，盧森堡的金融業佔其GVA的比重達27%，對政府的稅收貢獻佔比為18%，就業貢獻為就業人口的12%。盧森堡的金融業本身也是相對多元化的產業。產業由三大支柱構成：銀行、投資基金、保險和再保險業務。從資產規模來看，規模最大的是銀行，2016年的總資產高達7,637億歐元；其次是投資基金，2015年（撰文時能得到的最新數據）總資產為2,906億歐元；最後是保險，2016年11月（撰文最新能得到的數據）總資產為2,190億歐元（表2）。1表2　盧森堡金融業結構公司數量總資產（億歐元）銀行1427,637基金1672,906保險2922,190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2017.（2）非金融服務業2非金融服務業佔盧森堡2016年GDP的63%。主要的非金融服務業（不包括政府服務和批發零售等內部消費部門）包括：信息通訊技術產業、媒體與通訊業、物流業等。信息通訊技術產業︰從2009到2013年，該部門以年均7.4%的速度快速增長，全球著名的多個產業巨頭都在盧森堡經營，如VerizonBusiness、Skype、eBay、AppleiTunes、亞馬遜、PayPal、谷歌、Vodafone。2016年該產業有2,079家公司，僱用的員工佔盧森堡國內就業人口的4.6%。媒體與通訊業︰盧森堡的媒體與通訊業主要由土生土長的兩家公司主導。一家是RTLGroup，該公司是歐洲領先的電視與電台服務公司。另外一家是SES，該公司是世界領先的通訊與1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Luxembourg,FinancialSystemStabilityAssessment,”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17/05/15/Luxembourg-Financial-System-Stability-Assessment-44907.2ChambredeCommerce,“LuxembourgEconomy:OpenDynamicReliable,”http://www.luxembourg.public.lu/en/publications/k/cc-economie-luxembourg/cc-economie-luxembourg-en-pdf.pdf.
  • 1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廣播服務提供商，擁有50多顆通訊衛星。近些年來，盧森堡在國際電影製作方面也建立了國際名聲，在盧森堡經營的電影公司超過20間，僱用的員工超過700人。物流業︰盧森堡有卓越的物流基礎設施。在世界160個國家（地區）中，盧森堡在世界銀行的物流績效指數排名位居第二位。盧森堡的航空貨運中心在歐洲排名第六，每年空運處理能力達100萬噸。最大的公司Cargolux是一家全貨運航空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在全球90個地方有85個辦事處，員工超過1,870名。（3）製造業盧森堡的製造業佔其GVA的5.5%。2016年，盧森堡製造業的出口達125億美元。1鋼鐵出口佔總製造業出口的29%，是盧森堡GDP的1.8%，僱用的人員佔製造業的22%、總勞動人口的3.9%。除鋼鐵工業外，盧森堡的製造業還包括金屬加工和金屬製品製造、化學工業。盧森堡還擁有從事非金屬礦物產品生產、玻璃，木材和建築領域使用的原材料的公司。食品工業、飲料和煙草製造業也是盧森堡重要的製造業。（二）馬耳他馬耳他是歐洲大陸南邊、地中海之中的一個島國。面積316平方公里，2017年人口約41.6萬。馬耳他資源缺乏，沒有能源，沒有淡水，糧食大部分需要進口。馬耳他2017年的人均GDP4.25萬美元（按購買力平價估計），在世界228個經濟體中名列42位，遠低於盧森堡和澳門（同期澳門的人均GDP為11.4萬美元，在世界排第4）。2但馬耳他是一個發達經濟體。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列出的33個發達國家，馬耳他是其中之一。3世界銀行把馬耳他列為世界高收入國家。4馬耳他的經濟相對多元化，其多元化主要表現在產業分佈相對均勻，有多個支柱產業。最大的一個產業佔其GVA的比重僅為11.1%（2014）；最大的五個產業佔其GVA的比重也僅為40.4%，此外，最大的產業和最大的五個產業佔GVA的比重，過去20年來都一直呈下降趨勢，例如，其最大的產業佔GVA的比重在1995年為15.3%，2004年下降到13.1%，2014年更下降到11.1%。最大產業比重的下降，不是因為該產業衰退了，而是其他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例如其藝術娛樂產業（主要是博彩業），從2004年佔GVA的2.1%，增長到2014年的9.5%。5馬耳他的其他產業也快速增長，從2004年到2014年，其GVA增長了66%。馬耳他增長最快的五大產業，是金融業、計算機軟件、法律會計服務、博彩和教育。6此外，馬耳他最重要的產業還包括金融服務、旅遊、船舶修理／飛機維修、建築、食品飲料、藥品製造、資訊技術服務等（圖4）。1STATEC,LuxembourginFigures,2017,https://statistiques.public.lu/catalogue-publications/luxembourg-en-chiffres/2017/luxembourg-figures.pdf.2CIA,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04rank.html.3IMF,“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10-Recovery,Risk,andRebalancing,”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PublicationServices,2010,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02/.4http://gi.org/wp-content/uploads/2018/01/World-Bank-Country-List-Upper-Middle-and-High.pdf.5CentralBankofMalta,“EvaluatingtheDiversificationoftheMalteseEconomy,”ArticlepublishedintheAnnualReport2015,pp.40-43,https://www.centralbankmalta.org/file.aspx?f=21348.6CentralBankofMalta,“EvaluatingtheDiversificationoftheMalteseEconomy,”ArticlepublishedintheAnnualReport2015,pp.40-43,https://www.centralbankmalta.org/file.aspx?f=21348.
  • 11澳門產業多元化的方向與對策圖4　2012年馬耳他的產業結構資料來源：Deloitte,Malta,EssentialsforExcellence,2013.金融服務業︰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2017－2018全球競爭力報告，把馬耳他的金融服務業列入世界金融服務最佳20個地區之一。1馬耳他的金融服務業包括投資基金業、（專屬資本）保險業、再保險業及銀行業。2016年金融服務業對馬耳他的GVA貢獻為達7%。2僱用的員工超過1萬人。馬耳他金融業的發展始於1988年，當年馬耳他頒佈了國際商業活動法，從而為大量吸引國際投資奠定了基礎。從那以來，大量的外國金融服務公司湧入馬耳他。金融行業的資本流入大約佔馬耳他外商直接投資儲備的60%左右。3資訊通訊業（ICT）︰馬耳他自稱擁有歐洲最先進，最可靠的資訊和通訊技術基礎設施。馬耳他政府一直致力於將馬耳他打造成“歐元—地中海地區”的資訊通訊技術中心。2017年資訊通訊創造的GVA達7.3億歐元，佔馬耳他GVA的6.6%。經營的公司有300多家，僱員超過7,300人。4互聯網博彩業︰馬耳他很早就大量投資於遠端賭博的基礎設施。目前在互聯網博彩方面處於世界領先位置。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馬耳他就開始有互聯網博彩公司進入。但大量的互聯網博彩公司進入馬耳他始於2004年，當年馬耳他頒佈了遠程博彩法。截至2017年，進入馬耳他的網上博彩公司有266家。這些公司直接僱用的員工有5,458人，創造大約13%的馬耳他GVA。5馬耳他與網上博彩相關的行業包括電信運營商、資料中心運營商、律師、審計師、銀行和支付機構。IT行業有超過200間公司在經營，為他們服務的其他行業僱用了3,000多人。這為馬耳他遠端博彩行業的遊戲開發提供了良好的技術環境、經驗豐富的專業技術人員（尤其是分析和挖掘資料的專業人員）。世界網絡博彩運營商有10%在馬耳他落戶，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網上博彩公司Betfair和Betsson。馬耳他的網上博彩公司經營的博彩包括：賭場博彩和技巧博彩、線上彩票、彩池和差點設賭、P2P和撲克網絡等等（BettingandGaming）。61USEmbassy,https://mt.usembassy.gov/wp-content/uploads/sites/129/2017/06/Malta-CCG2017_Final-version.pdf.2EconomicPolicyDepartmentofMinistryforFinance,“EconomicSurvey2017,”https://mfin.gov.mt/en/The-Budget/Documents/The_Budget_2018/Economic_Survey_2017.pdf.3IMFStaffReportforthe2012ArticleIVConsultation,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cr/2012/cr12105.pdf.4MaltaEnterprise,“TheICTSectorinMalta:AnOverview,”https://www.maltaenterprise.com/sites/default/files/The%20ICT%20Sector%20in%20Malta.pdf.5MaltaGamingAuthority,http://www.mga.org.mt/wp-content/uploads/MGA-Press-release-08062017.pdf.6“Malta:E-Commerce,”LowtaxGlobalTax&BusinessPortal,http://www.lowtax.net/lowtax/html/jmaecom.html.
  • 1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製造業︰2016年，馬耳他的製造業創造的GVA大約為7.7億歐元，佔馬耳他GVA的比重為8.8%。企業數量近3,400個，直接僱用的人員超過2萬人，佔馬耳他全日制僱員的11%，1是馬耳他最大的私人企業僱主。馬耳他正日益成為地中海地區優秀的製造業中心。馬耳他2012年的一項研究顯示，2在EU34個國家中，馬耳他的中等科技和高科技產品出口居第一，來自海外的許可和專利收入位居第二，在知識密集的行業中的就業人口比重居第7位。馬耳他製造業的發展主要依賴其優秀的勞動力大軍。由於勞動力成本高，馬耳他的製造業主要集中在高價值、資產與知識密集的高端製造業，包括電動機械、製藥、醫療設備、化工、塑膠產品、機器設備等（表3）。製造業的很多公司都是有很高國際知名度、高技術生產的市場領袖，如邁梭電子（MethodeElectronics）、特瑞堡公司（Trelleborg）、AbertaxQuality公司等。32013年的一項報告顯示，製造業員工人均創造的價值達3.2萬歐元。2009年，製藥業更高達7.4萬歐元。4表3　2017年1至11月馬耳他的出口產品出口產品百份比電動機械33.2%藥品12.1%塑料/橡膠/玩具9.5%機器設備6.2%海味5.2%飛機及部件5.2%光學儀器3.7%其他24.9%資料來源：MaltaEnterprise,2017.5根據上述對盧森堡和馬耳他的產業結構的分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微型經濟體一定程度的產業多元化是可行的。微型經濟體的多元化，主要由服務業主導，但製造業也佔有重要的位置。三、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有利條件與盧森堡、馬耳他比較，澳門的土地面積最小，但澳門卻其獨特的優勢。在三個微型經濟體之中，澳門人口最多，這顯示了澳門的內部市場、人力資源供給比盧森堡和馬耳他都更大。從人均GDP來看（按匯率），2016年，盧森堡為10萬美元，澳門為7.3萬美元，馬耳他僅為2.5萬美元，澳門的財政資源遠高於馬耳他。盧森堡僅有一所大學，盧森堡的大學在2003年才成立。馬耳他也只有兩所大學。澳門有10所高等學院，1981年便成立了東亞大學。澳門的大學多，成立時間早，這意味着澳門在培養高素質1“ManufacturingNowSecondMostImportantEmployerinMalto,”MaltaToday,https://www.maltatoday.com.mt/news/national/83716/manufacturing_now_second_most_important_employer_in_malta.2MaltaCouncilforScienceandTechnology,2012.3http://www.maltaenterprise.com.4MaltaCouncilforScienceandTechnology,NationalResearchStrategyforManufacturinginMalta,2012.5“Malta.AVibrantEconomy,OpenforBusiness,”MaltaEnterprise,https://www.maltaenterprise.com/sites/default/files/ME%20presentation.pdf.
  • 13澳門產業多元化的方向與對策人才方面，有潛在的優勢可以挖掘。在總體稅收水平方面，盧森堡為30%，馬耳他為32%，而澳門僅為7%，澳門的稅收水平低，意味着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澳門在稅收上較具競爭力。從申請的專利數量來看，盧森堡最多。2017年盧森堡申請的專利有922件，澳門僅139件，大約相當於盧森堡申請數量的15%。但澳門申請的專利數量遠遠高於馬耳他（78件），幾乎相當於馬耳他申請的數量的2倍。因此，與馬耳他比較，澳門在專利技術方面有優勢（表4）。表4　澳門、馬耳他、盧森堡申請的專利數量比較201320142015201620172018.1澳門2877881101392馬耳他27262952782盧森堡40055866669792234資料來源︰https://worldwide.espacenet.com/.四、澳門產業多元化的方向在研究和分析盧森堡和馬耳他的產業多元化現狀後，我們認為澳門的產業多元化可優先考慮三個領域：高端製造業、國際金融服務業和互聯網博彩業。這裏提出了三個領域，不意味着它們是唯一的領域，也許還有更多的領域；也不意味着它們就是最好的領域，也許還有更好的領域沒有被發現。（一）高端製造業澳門有發展高端製造業的潛力。2016年，澳門的製造業創造的增加值為22億澳門元，佔澳門經濟的0.81%；僱用了10,940員工，約佔澳門勞動力的2.8%。最大的生產部門是食品和飲料部門，僱用了4,707人。第二大部分是服裝產業，僱員1,237人，總增加值為1.7億澳門元。第三大部門是水泥、混凝土和石膏的生產，該產業僱用了431人，但創造的GVA達4億澳門元。如果只考慮GVA（圖5），那麼澳門最大的製造業是食品和飲料（35%），其次是水泥、混凝土和石膏（17%），再其次才是服裝（7%）。圖5　2016年澳門製造業不同行業GVA比重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 1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通過發展製造業促進多元化，澳門可以採取以下策略︰1）引進高科技更新現有的工業。例如，引入納米技術更新澳門的水泥生產，使其現代化。根據對現有的專利技術的分析，將納米技術用於水泥生產已沒有大障礙。如果澳門採用該技術生產水泥，不僅可以使該工業部門更加清潔，而且可以提高水泥的質量，從而使澳門的水泥產品走向高端市場，在國際上更具競爭力。澳門也可以引進納米技術提升澳門的食品生產質量，使澳門的手信可以保持更長的時間。將納米技術用於食品生產，葡萄牙已有成功的經驗。該國使用納米技術提高了其葡萄酒、奶酪和橄欖油的質量。2）創造新的行業。許多學者和研究人員認為，一個地方最好的產業多元化選擇是圍繞相關產業的多元化選擇。相關多元化也許是各種多元化戰略選擇中最容易的選擇，因為現有的產業可以為相關產業提供一定的知識基礎。但相關多元化有一個最大的缺陷，它可能使一個經濟體失去利用新技術帶來的機會。如果一個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地區只實施相關多元化，可能使一個地區的經濟永遠停留在低附加值領域。在新技術、新機遇不斷出現的今天，不利用新技術、新機遇進入新產業，將使一個地區失去重要的發展機會。因此，一個經濟體在追求相關多元化的同時也應該追求非相關多元化。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有許多非相關多元化成功的案例。例如廣東順德美的公司從生產藥品瓶蓋，通過引進技術進入了空調行業；格蘭仕公司從生產羽絨衣到生產微波爐；深圳的通訊設備（以華為和中興為代表）、無人機（大疆公司為代表）以及互聯網通訊（以騰訊為代表）都是嶄新的產業，都不是通過相關多元化發展起來的。世界有名的亞馬遜公司通過網上售書創造了互聯網銷售產業，但亞馬遜並不是從傳統書店或零售公司的多元化發展產生的，而是利用互聯網帶來的機會創造的。對於澳門，在3D打印、人工智能、互聯網技術等快速發展的今天，應該有發展新產業的機會。澳門潛在的非相關多元化產業可考慮機器人產業，例如博彩業的機器人荷官、酒店業和零售業銷售機器人。澳門是世界上最大的博彩市場，但澳門缺乏勞動力，如果能利用巨大的博彩市場機會，專門針對博彩業開發機器人產品，有進入該市場的潛在可能。（二）金融服務產業澳門有發展國際金融中心（IFCs）的潛力。國際金融中心指融合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之中的金融和金融相關企業集群。1許多微型或小型經濟體都成功地發展了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在歐洲，除了盧森堡、馬耳他外，瑞士、澤西島（Jersey）、根西島（Guernsey）、馬恩島（theIsleofMan）、都柏林、列支敦士登、安道爾、摩納哥和塞浦路斯都有國際金融中心。在盧森堡，銀行業佔GVA的27.2%，而在馬耳他，這一比例為12%。在澳門，這個比例只有6.3%（表5）。所以澳門有很大的潛力。表5　金融服務對經濟的貢獻比較（按基本價格）佔GVA比重僱員數量盧森堡27.2%26,062人馬耳他12%10,000人澳門6.3%6,053人資料來源︰作者整理。1SabineDörry,“Luxembourg’sSpecialisationasaFinancialCentrewithintheGlobalValueNetworksofInvestmentFunds,”CEPSInsteadworkingpapers,https://www.liser.lu/publi_viewer.cfm?tmp=2592.
  • 15澳門產業多元化的方向與對策對於國際金融業務，澳門最大的目標市場應該是內地市場。內地市場是潛力巨大的市場，2016年，內地個人的可投資資產達到165萬億元人民幣。從2014－2016年，年均複合增長率（CAGR）為21%；2017年，可投資資產總額達188萬億元人民幣。2016年，可支配資產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的高淨值人群（HNWI）已達158萬人。2014－2016年每年增長23%；到2017年，該群體人數估計達到178萬人以上。2016年，富裕人士人均可支配資產約為3,100萬元人民幣；富裕人士持有的可投資資產總額達49萬億元人民幣。富裕人士持有的可投資資產預計到2017年將達到58萬億元人民幣。1面對這麼多的高凈值人群，這麼大的可投資資產規模，理財市場的需求應該是非常龐大的。雖然市場潛力巨大，但競爭也非常激烈。距離澳門僅一小時船程的香港是世界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內地的銀行業也非常強大，因此澳門進入國際金融市場一定會面臨非常激烈的競爭。在這種形勢下，要在這個領域取得成功，澳門需要向盧森堡和馬耳他學習，精心挑選和細分市場，以盡可能避開現有的競爭。這意味着澳門的國際金融市場需要專攻特定的領域，這實際上就是特區政府提出的“特色金融”了，也就是國際上通常說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專業化。專業化是目前全球金融中心體系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和特徵。任何國家的金融中心都不可能處理所有的金融服務。儘管倫敦和紐約號稱“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金融服務”，但實際上也只專注於其具有特定優勢的某些領域，2只是覆蓋的領域比較寬而已。全球大多數國際金融公司都是區域性的，盧森堡是一個地區專業化金融中心的例子。3其主要業務都圍繞着投資基金的複雜管理，以及試圖吸引來自倫敦和紐約等金融中心的高端業務。目前，盧森堡的國際金融業務主要集中在三塊市場：財富管理、資本市場、基金和保險市場。4盧森堡2006－2007年在對未來市場進行分析之後，建議將金融服務集中在投資基金和傳統的私人金融活動上。5而馬耳他是另外一個例子，其國際金融中心主要集中在對沖基金，投資、外匯和專屬保險市場。6澳門發展國際金融服務需要挑選恰當的目標市場。（三）互聯網博彩業澳門經濟多元化的另一個潛在方向，是互聯網博彩或遠程博彩。互聯網博彩是不能忽略的龐大市場。在美國，內華達州和新澤西州這兩個傳統的博彩州都已將互聯網博彩合法化了。內華達州博彩委員會於2011年12月22日通過了相關條例，為內華達州的互聯網博彩許可和經營提供了法律框架。新澤西州於2013年批准了互聯網博彩合法化，目前所有互聯網博彩在該州都是合法的。目前世界上有3,792個遊戲網站和106個網上賭場。7博彩毛收入估計達560億美元（圖6）。最有1“2017ChinaPrivateWealthReport,”http://www.bain.cn/pdfs/201708170645512300.pdf.2“MagnetsforMoney,”TheEconomist,13September2007,https://www.economist.com/special-report/2007/09/13/magnets-for-money.3RistoLaulajainen,FinancialGeography:ABanker’sView,London:Routledge,2003.4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lu/Documents/financial-services/lu_10-year-retrospective-luxembourg-financial-sector.pdf.5SylvieRijkers-Defrasne,OliverKrauß,AnetteBraun,AxelZweck,“LuxembourgFirstNationalTechnologyForesight,”TheEuropeanForesightMonitoringNetwork,ForesightBriefNo.099.6“FinancialServicesMalta,”ChetcutiCauchi,https://www.ccmalta.com/CCM/factsheets/Malta-Financial-Services.pdf.7OnlineCasinoCity,http://online.casinocity.com.
  • 1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影響的互聯網博彩註冊地有8個，它們是英國及其領土（共4個）、菲律賓、加拿大、馬耳他、安提瓜和巴貝多（AntiguaandBarbuda）（表6）。圖6　全球互聯網博彩收入增長趨勢資料來源：MarketLine,GlobalOnlineGambling,2015;SpectrumGamingGroup,2010.表6　網上博彩註冊地及註冊的公司數量註冊機構經營公司數量國家/地區博彩委員會（英國）508英國彩票與博彩委員會（馬耳他）266馬耳他卡納威克博彩委員會（魁北克）196加拿大第一卡格揚（菲律賓）137菲律賓博彩監管委員會（馬恩島）74英國領地奧爾德尼島博彩委員會(AGCC)46英屬島嶼博彩委員會（安提瓜和巴布達）45中美洲島國直布羅陀互聯網博彩33英國領地資料來源：Websitesofgamingcommissionsofthecountries(regions)concerned;casinocity,http://www.casinocity.com/.儘管互聯網博彩迅速發展，但從全球角度來看，該行業仍處於起步階段，預計未來將繼續高速增長。澳門可以效仿馬耳他，將互聯網博彩作為經濟多元化發展的選擇之一。澳門是實體賭場主導的經濟，互聯網博彩行業是否會影響實體賭場？新澤西的經驗表明它不會。例如，在2016年中，新澤西州的互聯網博彩收入比2015年增長了32%，但賭場博彩收入也增長了1.6%，與之前九年的下降相反。實體賭場之所以沒有受到影響，最主要原因是互聯網博彩的玩家與實體賭場的玩家是不同的。互聯網博彩涉及大量的不同產品和服務，如線上賭場、電子競技、幻想體育；涉及大量的支持性產品和服務，如各種分析工具、遊戲開發、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基於人工智能的雲平台、新的創新性的支付方式等等。澳門發展互聯網博彩市場，可以利用實體博彩公司建立的名聲，以及對博彩遊戲的深刻理解，認真研究該市場，分析利弊，找出適合澳門的產品和服務。澳門進入該市場，需要建立支援性基礎設施或者有相關的服務提供者，例如數據中心、線上支付處理器、
  • 17澳門產業多元化的方向與對策安全審計員、遊戲軟件開發商和平台提供商。這些服務是為了吸引互聯網博彩公司必不可少的設施。五、澳門產業多元化的障礙經研究盧森堡和馬耳他的產業政策，我們發現，澳門產業多元化的努力進展緩慢，可能與澳門的產業政策不完善有關。澳門目前的產業政策的主要有兩大缺陷：（一）缺乏產業多元化的戰略規劃；（二）缺乏支持科技創新的政策措施。（一）澳門缺乏系統的產業多元化戰略規劃不管是盧森堡還是馬耳他，都有經過深思熟慮的產業多元化戰略規劃。兩個經濟體都通過系統的方法（foresight）制定了研發與創新的重點領域。盧森堡通過foresight的方法，確定了六大重點發展領域，包括製造業、生態技術、健康技術（healthtechnologies）、物流技術、信息通訊技術和航天技術，並因此制定了一系列的落實措施。馬耳他於2003年就通過參與歐盟的foresight研究，提出了“研發與創新戰略”，2006年正式發表了“國家研究與創新戰略：2007－2010規劃”，1提出的研究與創新目標為：針對國家急需，集中在少數重點領域，推動中小企業創新，推動本土研發與創新出口。2在上述方針的指導下，確定了四大研究與創新領域、七大產業。四大研究與創新領域是：能源與環境、健康／生物技術、高端製造業和信息通訊技術。3七大產業是：金融服務、信息通訊、高端製造業、遠程博彩、製藥與醫療保健、航運及物流、航空。澳門缺乏類似盧森堡和馬耳他這種系統的、經過充分論證的研發與創新戰略。（二）澳門缺乏鼓勵創新的政策和措施不管是盧森堡還是馬耳他，都在提出了國家戰略之後，制定了非常系統的激勵政策和預算支持。兩個經濟體都有支持公立機構的研發和創新的法律與政策，支持私營企業研發與創新的資助與激勵政策。而澳門沒有這種政策，我們研究了一些相關部門如經濟局和貿促局等的網頁，都沒有看到支持研發與創新的政策與措施，僅有創業支持。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理論上來說應該是支持研發與創新的機構，但目前的科技基金支持對象主要是理論性探討，強調“項目的科學價值”，4資助的對象也很少是企業。5因此，澳門在科技與創新研究方面的投入比較低（圖7），高科技產品的出口也非常少（圖8）。1“CountryProfile:Malta,”http://202.171.253.70:9999/ec.europa.eu/invest-in-research/pdf/download_en/psi_countryprofile_malta.pdf.2“NationalStrategicPlanforResearchandInnovation2007-2010,”http://www.doi-archived.gov.mt/en/archive/prebudget2007/R&I.pdf.3“MonitoringandAnalysisofPoliciesandPublicFinancingInstrumentsConducivetoHigherLevelsofR&DInvestments,”http://202.171.253.71:9999/ec.europa.eu/invest-in-research/pdf/download_en/malta.pdf.4 參見第273/2004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資助批給規章》，2004年11月22日。5 參見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歷年資助項目，http://www.fdct.gov.mo/zh/approvedproject。
  • 1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圖7　三個經濟體研發投入佔GDP比重比較（%）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圖8　三個經濟體高科技產品出口值比較（百萬美元）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結論通過比較馬耳他和盧森堡的產業結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澳門經濟更加多元化是可行的。澳門的產業多元化，可考慮高端製造業、國際金融服務業和互聯網博彩業。澳門有資金優勢，有低稅收優勢，還有靠近內地龐大市場的優勢，如果能通過系統的研究，選擇恰當的細分市場，澳門是有成功的潛力的。要有效地實施多元化戰略，澳門需要有通過科學的方法制定的深思熟慮的多元化戰略規劃，以及相應的鼓勵創新的政策。[責任編輯　陳超敏]
  • 19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摘 要]本研究應用符號融合理論和幻想主題分析法，探究中英文媒體中關於澳門城市形象的非博彩元素，為澳門擺脫“賭城”形象，設計“世界休閒之都”品牌身份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本研究選取了報紙中的報導、旅遊局的旅遊手冊以及個人博客中關於澳門城市的描述，將其區分為賺得媒體、自有媒體和分享媒體，挖掘出關於澳門的與博彩無關的符號元素，並對比它們在各媒體中的分佈。研究發現在自有媒體、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中相關非博彩幻想主題共有11個。但這些主題均沒有形成有歷史記憶的幻想類型和有價值的語意視野。不同的媒體呈現出關於澳門城市的意識圖景有所差異，呈現的符號現實多為表像的感官體驗和景觀描繪，並未有深層價值觀層面的符號想像。[關鍵詞]城市品牌　媒體類型　符號融合理論　幻想主題分析　澳門一、緒論澳門作為一個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特色的小城，一直以來保留着中國傳統文化和歐陸風情的人文景觀和閒適的生活特色。自2008年，國務院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中首次提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以來，1博彩元素之外的經濟多元化發展成為了澳門城市建設的發展方向。澳門城市的形象如何在基於“亞洲拉斯維加斯”發展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過程中強化其城市品牌，成為一個重要課題。目前關於澳門城市品牌的研究大多數從澳門城市形象的方向探析，也有品牌定位、品牌塑造等方面的研究。而媒介作為品牌傳播的載體，通過符號的呈現激發受眾關於城市特點和形象的聯想，在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傳播過程中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媒體如何呈現澳門在賭城形象之外的多元化形象，十分值得探討。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吳　玫　趙　瑩作者簡介︰吳玫，澳門大學傳播系副教授；趙瑩，澳門大學碩士生。*此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創新研究”(項目編號14ZDA05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本文中的部分內容來自作者發表的英文論文：WuMei&ZhaoYing,“SymbolicRepertoiresforCityBrandingBeyondCasinos:TheCaseofMacau,”inInternationalJournalofStrategicCommunication,Vol.11,No.5(2017),pp.415-433.感謝Taylor&FrancisGroup同意翻譯並在《澳門研究》發表這部分內容。1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2008年12月，第52頁，http://www.cuhk.edu.hk/oalc/doc/RiverPearl.pdf。‧經濟社會建設‧
  • 2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本文將美國傳播學家歐尼斯特‧鮑曼（ErnestBormann）提出的符號融合理論（SymbolicConvergenceTheory）和幻想主題分析法（FantasyThemeAnalysis）用於澳門城市品牌研究中，為此提供了一個新的具有操作性的理論和方法。主要目的是在訪澳旅客人數最多的國家和地區的媒體中，描繪並對比其對澳門所呈現的符號現實。本文選取了5個不同國家中的14份不同報紙，共22篇中文及英文報導，同時在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網站中選取了7篇旅遊手冊及38篇個人博客作為分析樣本，找出幻想主題及其所延伸出的語義視野，描繪該文本所呈現的符號現實（意識圖景）。並對“自有媒體”、“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三種不同媒體中所呈現的關於澳門博彩元素之外的符號現實進行對比，從而總結出具針對性的傳播策略，為澳門城市品牌的多元化塑造與傳播提供相應建議。本文希望解決的研究問題是：1. 在不同媒體中有關澳門的非博彩形象的幻想主題是甚麼？2. 這些幻想主題又聚合形成了怎樣的符號現實？3. 在這樣的符號現實基礎上如何豐富多元化的澳門城市品牌形象？二、文獻綜述（一）澳門城市品牌本文將澳門非博彩元素的相關內容作為主要分析內容，通過文本所涉及的關於澳門的信息，挖掘非博彩元素的幻想主題，進一步描繪媒體所構建的澳門形象的符號圖景，並對比其在不同媒體類型中所形成的不同圖景。美國杜克大學富奎商學院的凱勒（RyanKevinKeller）在《戰略品牌管理》一書中提到“像產品一樣，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間區域也可以成為品牌”，即目的地品牌結合目的地所具備的系列因素的綜合應用，通過構建其積極正面的形象，使目的地具有一定的鑑別度和區分度。1目的地品牌的研究涉及到旅遊行銷、城市政策、產品和服務品牌，2基本的術語涵蓋了國家品牌、區域品牌和城市品牌，在戰略傳播和公共外交研究中被學者廣為重視。一些學者在對旅遊目的地品牌作文獻綜述時，3說明了如何將品牌從原來的產品品牌、城市政策和市場行銷三方面，發展為在深度（如品牌代言、品牌延伸、品牌資產、品牌架構、品牌識別）和廣度（國家品牌、區域品牌和城市品牌）兩方面。過去的研究主要限制於“正負資產”、4“有形和無形元素”、5物理環1Cai,L.A.,“CooperativeBrandingforRuralDestinations,”AnnalsofTourismResearch,Vol.29,Issue.3(2002),pp.720-742;Govers,R.&Go,F.,PlaceBranding,London:PalgraveMacmillan,2009.2Hankinson,G.,“TheMeasurementofBrandOrientation,ItsPerformanceImpactandtheRoleofLeadershipintheContextofDestinationBranding:AnExploratoryStudy,”JournalofMarketingManagement,Vol.28,Issue.7-8(2012),pp.974-999.3Kasapi,I.&Cela,A.,“DestinationBranding:AReviewoftheCityBrandingLiterature,”MediterraneanJournalofSocialSciences,Vol.8,Issue.4(2017),pp.129-142.4Kerr,G.&Johnson,S.,“AReviewofaBrandManagementStrategyforaSmallTown–Lessonslearnt!”PlaceBrandingandPublicDiplomacy,Vol.1,Issue.4(2005),pp.373-387.5Parkerson,B.&Saunders,J.,“CityBranding:CanGoodsandServicesBrandingModelsbeUsedtoBrandCities?”PlaceBrandingandPublicDiplomacy,Vol.1,Issue.3(2004),pp.242-264.
  • 21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境、經濟條件、文化活動、心理元素等。1最近的研究從以下幾個方面總結了城市品牌的基本概念：（一）符號和意義層面：城市品牌與城市形象和城市認可度相關；（二）戰略傳播層面：城市品牌關注於傳播的策略過程；（三）商業維度：城市品牌旨在強化競爭力和經濟價值；（四）關係維度：城市品牌旨在發展品牌關係網絡。2這些維度使城市品牌成為了戰略傳播中的主流研究，首先，城市品牌的研究以目的性的組織行為開始，以加強城市競爭力和利益相關者權益為任務；第二，以建立積極的城市形象為主的系統性戰略傳播；第三，理解居民和訪客對城市的印象至關重要；第四，城市品牌涉及了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大多數關於城市品牌的研究都基於地理位置可以被品牌化的思想，即“將某種形象和聯想與這個城市的存在自然聯想在一起”。3成功的城市品牌要能夠給公眾以美好的印象和聯想，此外，品牌是顧客對其價值和品質的感知，是對其聯想和感覺的集合。4城市品牌是存在於顧客頭腦中的理性與感性知覺的混合物，即受眾頭腦中形成的意識圖景構成了城市品牌的一部分。5受眾對城市的感知受其與城市的互動程度影響，內部與外部的利益相關者對城市品牌的感知就有所不同，“內部利益相關者由於身居城市，其滿意度的形成主要是通過城市軟硬體環境的‘親身體驗’而形成；城市的外部利益相關者心目中的形象主要來自短暫的體驗、其他人的介紹、城市內部品牌和城市宣傳”。6即受眾對城市的知曉程度和滿意程度反映了城市品牌的外在形象，而媒介作為承接城市形象傳播的載體，通過信息符號在受眾頭腦中構建一定的意識圖景，使受眾對其產生了相應的聯想，這些聯想具備一定的城市特性，從而形成了對這個城市品牌的認知。澳門這一城市在旅客或其他體驗者頭腦中的形象構成了屬於澳門的獨特品牌，在走向“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過程中，挖掘其多元化的元素，以達至澳門城市品牌的更新十分重要。這可使公眾在感知到澳門的多元化的同時，在公眾頭腦中可以形成屬於澳門的獨特印象和聯想。近年來，關於澳門城市的研究多為城市形象方面的探析，如針對澳門城市形象的歷史以及轉變過程的研究，即從最初的小漁村到葡萄牙居澳，再到澳門回歸至如今在內的整個歷史轉變過程中，探討澳門城市形象的轉變過程。7有研究探討澳門在體育影響方面的發展，探究通過體育盛1Hankinson,G.,“RelationalNetworkBrands:TowardsaConceptualModelofPlaceBrands,”JournalofVacationMarketing,Vol.10,Issue.2(2004),pp.109-121;Cheng,L.K.P.&Taylor,J.,“BrandingofFormerSovietCities:TheCaseofAlmaty,”TheICFAIUniversityJournalofBrandManagement,Vol.4,Issue.4(2007),pp.7-13;DeCarlo,M.,Canali,S.,Pritchard,A.&Morgan,N.,“MovingMilantowardsExpo2015:DesigningCultureintoaCityBrand,”JournalofPlaceManagementandDevelopment,Vol.2,Issue.1(2009),pp.8-22;Kasapi,I.&Cela,A.,“DestinationBranding:AReviewoftheCityBrandingLiterature,”MediterraneanJournalofSocialSciences,Vol.8,Issue.4(2017),pp.129-142.2Kasapi,I.&Cela,A.,“DestinationBranding:AReviewoftheCityBrandingLiterature,”MediterraneanJournalofSocialSciences,Vol.8,Issue.4(2017),pp.129-142.3 李光鬥︰《提升城市品牌競爭力》，《標準生活》(北京)2006年第6期，第43－45頁。4Kavaratzis,M.,&Ashworth,G.J.,“CityBranding:AnEffectiveAssertionofIdentityorATransitoryMarketingTrick?”PlaceBranding,Vol.2,Issue.3(2006),pp.183-194.5DeChernatony,L.,“BrandManagementthroughNarrowingtheGapbetweenBrandIdentityandBrandReputation,”JournalofMarketingManagement,Vol.15,Issue.1-3(1999),pp.157-179.6 張焱、張銳︰《城市品牌理論研究綜述》，《商業研究》（重慶）2007年第11期，第80頁。7Hendrik,T.,“UrbanImageConstructioninMacauintheFirstDecadeafterthe‘Handover’,1999-2008,”JournalofCurrentChineseAffairs-ChinaAktuell,Vol.38,Issue.1(2009),pp.49-72.
  • 2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事的舉辦提升澳門的國際地位。1另有研究根據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戰略指向，結合澳門的產業和文化資源優勢，探究澳門城市形象定位以及培育策略，提出應從產業發展、歷史文化、世界遺產的保護和利用，以及城市環境建設和景觀設計等方面培育澳門的新形象。2有些研究討論澳門城市形象中的旅遊業、博彩業、會展業等方面的發展，認為澳門應抓緊博彩旅遊業發展機遇，加強泛珠三角合作等。3其中，有研究專門從珠海多元傳媒信息體系的角度，探討珠海市民對澳門城市形象的印象。4關於澳珠共同發展的角度研究澳門城市形象的研究中，也有基於橫琴島及澳門產業資源優勢來探究澳門未來城市形象定位的研究。5大多研究方法多從人際傳播的角度使用受眾調查的量化研究方法，也有研究以個案研究法進行澳門城市形象探究，而基於符號學、以符號融合理論為基礎，使用幻想主題分析法研究澳門城市品牌的則為少數，尤其是探討澳門博彩元素以外的元素構建於不同媒體類型中形成的語義圖景則為個例。本文以符號融合理論為基石，挖掘各類媒體上與博彩無關的澳門符號，從而為澳門城市品牌研究提供新的理論和方法探索。（二）媒體類型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社交媒體逐漸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並在傳播活動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在行銷領域中，多種不同的媒體類型被應用於品牌行銷和受眾關係建立的過程中，不同媒體因其線上和線下的不同的媒體活動，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付費媒體、賺得媒體、自有媒體和分享媒體。6本文主要涉及的媒體類型為：賺得媒體，自有媒體和分享媒體。自有媒體（ownedmedia）有學者從所有者的角度對其定義為，品牌自己所擁有並在其控制之下的媒體。7如官方網站、專屬頁面、品牌手冊及新聞通稿等。品牌所有者決定着該媒體所發佈的內容。自有媒體在操作上較其他媒體方便，尤其是在對受眾的目標指向性和傳播效果上，自有媒體都優於其他媒體類型。8本文中自有媒體主要為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網站的旅遊手冊。賺得媒體（earnedmedia）相比較於自有媒體，賺得媒體不受品牌的直接控制，9而是通過口碑傳播和新聞媒體的無償1 梁洪波︰《第四屆東亞運動會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體育學刊》（廣州）2007年第1期，第36－39頁。2 覃成林︰《基於產業和文化資源優勢的澳門城市形象定位研究》，《城市發展研究》（北京）2009年第10期，第123－126頁。3Ruan,J.,&Feng,B.,“MacaoCityImageAnalysis,”SAREconomy,Vol.5,No.2(2009),pp.19-21.4 楊洸、陳懷林︰《多元資訊環境中之受眾如何構建城市形象──從珠海看澳門》，《新聞學研究》（台北）2004年總第85期，第31－70頁。5 李嘉揚、劉志梅︰《基於橫琴島開發下的澳門城市形象定位探討》，《中國城巿經濟》（北京）2011年第14期，第7－8頁。6http://www.toprankblog.com/2011/07/online-marketing-media-mix/.7Stephen,A.T.,&Galak,J.,“TheEffectsofTraditionalandSocialEarnedMediaonSales:AStudyofaMicrolendingMarketplace,”JournalofMarketingResearch,Vol.49,No.5(2012),pp.624-639.8Baetzgen,A.,&Tropp,J.,“HowCanBrand-OwnedMediaBeManaged?ExploringtheManagerialSuccessFactorsoftheNewInterrelationBetweenBrandsandMedia,”TheInternationalJournalOnMediaManagement,Vol.17,No.3(2015),pp.135-155.9Stephen,A.T.,&Galak,J.,“TheEffectsofTraditionalandSocialEarnedMediaonSales:AStudyofaMicrolendingMarketplace,”JournalofMarketingResearch,Vol.49,No.5(2012),pp.624-639.
  • 23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報導，以達到品牌宣傳的目的。1從行銷的角度來講，品牌需要贏得線上和線下的信息覆蓋，而不需要刻意有償購買廣告。2因此，賺得媒體是品牌行銷過程中想要達到的結果。賺得媒體主要指報紙、雜誌、電視等。本文中的賺得媒體為報紙。分享媒體（sharedmedia）分享媒體是基於互動行為的媒體，也是一種社交媒體，由於社交媒體具有分享的互動屬性，使信息的傳播和擴散更加便捷且迅速。通過社交媒體實現信息在不同節點的傳播，分享的互動行為便在品牌與受眾之間產生。分享媒體已經成為媒體類型中最受歡迎的公共關係平台，包括臉書、推特、博客等。本文中的分享媒體為個人博客。自有媒體、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相互聯繫又相互區別。在媒體的領域中，它們並沒有清晰的界限，尤其是社交媒體可以在不同情況下成為這三種媒體中的任何一個。要依據媒體在品牌傳播中的角色進行判斷。在行銷領域，它們都為品牌行銷承擔各自的不同角色，自有媒體的可控性最強，在品牌傳播中起主導作用。賺得媒體是贏得受眾高度信任的媒體，在品牌行銷中是關鍵的角色，通常是良好的品牌行銷行為的結果。分享媒體可為自有媒體提供參考策略，啓發自有媒體如何才能獲得更好的傳播效果。有效應用不同的媒體類型是品牌行銷策略中的重要環節，本文探索並對比以上三種媒體類型對澳門城市品牌的構建情況，進而挖掘更優的符號元素和品牌設計策略。（三）符號融合理論及幻想主題分析符號融合理論源於1978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鮑爾曼（ErnestBormann）關於群體決策的研究，主要強調群體成員如何通過賦予含義的敘事來構建現實。人們有分享故事來戲劇化個人經歷的偏好。這些故事即幻想主題，通過群體成員之間的符號互動而產生。互動行為主要表現為，分享與其他成員產生共鳴的內容，成員之間依次重複分享其內容並擴展開來，從而潛在地影響人們的思考和行為方式。3符號融合理論可被理解為不同於傳統兩極傳播的多級傳播模式。4信息流在群體成員之間流通，形成一個互動網絡，以此構建共同的語意視野。群體成員在傳播活動中不斷提升他們之間的一致性，群體共識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這個理論基於兩個基本的假設：第一，符號現實在傳播過程中被創造出來。人們在互動交流的過程中，通過共用符號來感知外界環境。為此，人們創造並使用符號構建他們對現實的理解。這些符號將人們連接到一起。第二，人們為達到對他人更深層次的理解，在共用符號的同時共用符號的意義。將符號的內部聯繫注入群體共用的主題中，從而構建了可被接納的符號現實。51Burcher,N.,“FacebookUsageStatisticsbyCountryDec2008-Dec2011,”2012,www.nickburcher.com/2012/01/facebook-usage-statistics-by-country.html.2LeeOdden,“Paid,Earned,OwnedandSharedMedia-What’sYourOnlineMarketingMediaMix?”http://www.toprankblog.com/2011/07/online-marketing-media-mix.3Bormann,E.G.,“FantasyandRhetoricalVision:TheRhetoricalCriticismofSocialReality,”QuarterlyJournalofSpeech,Vol.58,Issue.4(1972),pp.396-407.4Larzarsfeld,P.F.,Berelson,B.,&Gaudet,H.,ThePeople’sChoice:HowtheVoterMakesupHisMindinAPresidentialCampaig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4.5Vaughan,D.,“SymbolicConvergenceTheory,”inS.Littlejohn&K.Foss(eds.),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Theory,ThousandOaks,CA:SGAE,2009,pp.944-946.
  • 2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群體幻想開始於共同的群體文化的創建，人們多被鼓勵以群體所接納的方式進行敘事，如故事、笑話或夢想等。1這裏的敘事是指人們對某種重要情境的描述，盡可能使他人感知到被描述的情境。為了傳達這些圖景，人們在情境中設定角色，並賦予角色一定的行為，創造了屬於他自己的敘事方式。若敘述具吸引力且被多次複誦，則會構建人們眼中的“現實”。符號融合過程中涉及幾個不同的層次，包括戲劇化信息、幻想鏈條、幻想主題、幻想類型和語義視野。2戲劇化信息涉及敘事、寓言、類比、比喻、雙關語、幽默等形式的內容。一些戲劇化信息可引領其他人傳遞相似的信息，幻想鏈條隨即產生。當戲劇化信息在幻想鏈條中被反覆傳誦，幻想主題便形成了。幻想主題呈現了群體成員中的共有經歷，並培養了共用的觀念。3幻想主題可以是一個詞語、一句話或一個段落。作為分析的最基本單位，它所描述的不只局限於此時此地的事件，可以是想像性地描繪過去的經驗，也可以是對未來進行客觀的猜想或假設。4多個相同或類似的幻想主題聚集在一起，並產生連結時，幻想類型就形成了。語義視野是使符號融合成為可能的一種更嚴謹的結構，它是幻想主題和幻想類型聚合後形成的。語義視野實際上是研究對象在某個議題上的符號現實，是整個思維意識圖譜在該議題上的生動再現。5符號融合理論解釋了文本信息中的符號如何構建了統一的話語環境，通過人們對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想像構建了一個共有的語義視野。幻想主題分析是與符號融合理論相配合的研究方法，它的主要任務是找出符號融合發生的證據，當類似的戲劇性信息在各種不同的語境中出現時，這樣的複誦就是符號融合的證據。6因此，幻想主題分析開始於戲劇性信息的鑑別，而幻想主題便是由戲劇性的元素──角色、場景、情節和正當性機制──組成。正當性機制指代某個價值系統，它是理想化的，也是感性的，為幻想鏈條中構建的社會現實被大眾所接受提供了說服力。7角色是具有某些人格特質或動機的人物，角色一般會被賦予一定的行動，而這個過程便構成了情節，其中行動所發生的場所或環境即為場景。不同於人類的普通經驗，幻想主題具有組織性和藝術性特點，他們是對滿足心理和修辭需求的創造和想像。8幻想主題反映了社會或大眾對某一議題的看法及看法背後的價值觀念，它為進一步推理行為動機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通過這種方法可進一步理解社會共同經歷背後的含義和價值觀。9符號融合理論和幻想主題分析法使用文字資料的歸納檢查，以及音像材料和焦點小組訪1Bormann,E.G.,“FantasyandRhetoricalVision:TheRhetoricalCriticismofSocialReality,”QuarterlyJournalofSpeech,Vol.58,Issue.4(1972),pp.396-407.2Bormann,E.G.,“SymbolicConvergenceTheory:ACommunicationFormulation,”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35,Issue.4(1985),pp.128-138,http://doi.org/10.1111/j.1460-2466.1985.tb02977.x.3Cragan,J.F.,“RhetoricalStrategy:ADramatisticInterpretationandApplication,”CentralStatesSpeechJournal,Vol.26,Issue.1(1975),pp.4-11.4Foss,S.K.,“FramingtheStudyofVisualRhetoric:TowardaTransformationofRhetoricalTheory,”inHill,C.A.&Helmers,M.(eds.),DefiningVisualRhetorics,NewYork:Routledge,2004,pp.303-313.5Bormann,E.G.,Cragan,J.F.,&Shields,D.C.,“InDefenseofSymbolicConvergenceTheory:ALookattheTheoryandItsCriticismafterTwoDecades,”CommunicationTheory,Vol.4,Issue.4(1994),pp.259-294.6Bormann,E.G.,TheForceofFantasy:RestoringtheAmericanDream,Carbondale,IL:SIUPress,2000.7Alemán,M.W.,“EmbracingandResistingRomanticFantasiesastheRhetoricalVisiononaSeniorNetDiscussionBoard,”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55,Issue.1(2005),pp.5-21.8Bormann,E.G.,“FantasyandRhetoricalVision:TheRhetoricalCriticismofSocialReality,”QuarterlyJournalofSpeech,Vol.58,Issue.4(1972),pp.396-407.9Bormann,E.G.,“FantasyandRhetoricalVision:TheRhetoricalCriticismofSocialReality,”QuarterlyJournalofSpeech,Vol.58,Issue.4(1972),pp.396-407.
  • 25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談。本文應用幻想主題分析法研究傳播媒介如何再現澳門城市形象，通過不同傳播媒介所構建的語義視野，為澳門多元化發展提供參考依據。戰略傳播旨在將信息努力整合到一個連貫的意義系統中，符號融合理論和幻想主題分析法是識別意義系統內在一致性的重要手段，特別是符號在人類幻想中的結構性融合，這對於理解和管理圖像生成、圖像構建和圖像整合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學者可以利用現有的符號資源創造信息和品牌的戰略溝通方案，以保持意義的一致性。三、研究方法本研究應用幻想主題分析法找出中文和英文媒體對澳門的不同幻想主題，描繪並對比它們對澳門構建的語義視野。同時，對關於澳門的報導、宣傳和博客資料按不同媒體類型分別進行分析，得出三種不同媒體對澳門城市的不同幻想主題，描繪並對比它們對澳門構建的符號圖景。從這兩個維度中深入瞭解並挖掘澳門在博彩元素之外的多元化元素。（一）研究抽樣本文選取了五個不同國家中的14份不同報紙，共22篇中文及英文報導，同時在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網站中選取了7份旅遊手冊及38篇個人博客作為分析樣本，並將樣本按賺得媒體、自有媒體和分享媒體進行分類。所選取的報導、旅遊手冊及博客均旨在展示澳門基於“賭城”形象之外的多元混合的文化。這些所選取的內容相較於其他內容而言有較強的故事性，更符合幻想主題分析的要求，從場景主題、人物主題、行動主題出發宣傳信息，符合信息戲劇化、符號化的要求。賺得媒體︰本研究選取2011－2015年的中文報紙與英文報紙中有關澳門的報導。共計22篇，中文報導為14篇，英文報導為8篇。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DSEC）入境旅客的統計資料，統計出近5年（2011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不同國家及地區入境旅客資料，從32個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入境旅客資料中，按照近5年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入境旅客總數由多至少排名，選出前15名入境旅客較多的國家及地區，擁有中文或英文報紙的國家及地區為：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美國、印度、澳洲、加拿大。在這些國家及地區的報紙中選取關於澳門近5年（2011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的新聞報導。篩選中文報導：以關鍵字“澳門”在中文報紙的資料庫中進行搜索，時間段設為2011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在此期間的有關報導為69,022篇。由於數目較大，為了提升樣本的代表性和研究價值，研究者根據報紙在當地的印刷量、閱讀率、及媒體使用率對報紙進行了篩選（表1）。表1　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地區前5名報紙信息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參考消息》《蘋果日報》《蘋果日報》《人民日報》《頭條日報》《自由時報》《南方都市報》《東方日報》《聯合報》《揚子晚報》《明報》《中國時報》《齊魯晚報》《AM730》《工商時報》資料來源： 《2010－2014年中國新聞出版統計資料匯編》（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2015）、《Nielsen2011-2015年媒體大調查》（尼爾森媒體研究，2016年）、《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2011－2015年報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傳媒稽核認證會，2016年）。
  • 2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以關鍵字“澳門”在以上中文報紙資料庫中進行搜索，其中故事性較強、符合幻想主題分析的中文報導14篇（大陸地區4篇、香港地區5篇、台灣地區5篇）。分別來自以下中文報紙：《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大陸）、《明報》（香港）、《東方日報》（香港）、《聯合報》（台灣）、《自由時報》（台灣）、《台灣蘋果日報》（台灣）。篩選英文報導：以關鍵字“Macau/Macao”在英文報紙的資料庫中進行搜索，其中故事性較強、符合幻想主題分析要求的新聞報導為8篇。分別來自於以下英文報紙：ChinaDaily、WollondillyAdvertiser（澳大利亞）、TheStraitsTimes（新加坡）、BusinessWorld（菲律賓）、TheCoffsCoastAdvocate（澳大利亞）、TheDailyTelegraph（澳大利亞）、DNA（印度）、NewIndianExpress（印度）。 自有媒體：選取旅遊局官方網站上的旅遊小冊子作為分析樣本，因旅遊小冊子由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制定，歸旅遊局所有，作為旅遊指引手冊主要為面向旅客的旅遊宣傳品。可最大化地分析旅遊局本身的自有媒體對澳門城市品牌構建的方向和內容。因旅遊手冊分為中英兩種語言，且兩種語言版本的內容完全一致，因此，自有媒體僅選擇了中文版本的旅遊手冊作為研究樣本。在自有媒體類型中，本文選取了來自澳門旅遊局網站中公佈的7本旅遊小冊子（截至2016年4月1日）。分別為：《Macau戶外景觀》、《論區行賞步行路線》、《澳門世界遺產》、《Macau廟宇》、《澳門博物館》、《Macau教堂》、《大三巴　天主教藝術博物館》。分享媒體：在澳門旅遊局的官方網站中，博客精選區的博客內容為澳門旅遊局篩選的個人來澳體驗的分享，其博客內容的原創作者均為澳體驗旅遊的不同博主，針對其旅行經歷和感受進行描述並發表在不同的部落格和臉書當中，澳門旅遊局對其博客內容進行連結，將其展現在互動專區的博客專欄中。因旅遊局網站中所選取的博客內容指向性強，均與澳門旅遊內容相關，且視角為消費者及受眾對澳門城市的印象，所以選取這部分內容作為分享媒體的分析樣本，本文選取了澳門旅遊局網站博客專區公佈的來自不同博主的37篇中文個人博客及1個個人英文博客的網頁（截至2016年4月1日）。（二）研究步驟1.找出清楚的可分析文本，如報導、旅遊手冊和博客文章，並將文本按賺得媒體、自有媒體和分享媒體分類。2.在所選擇的文本上逐字細心地找出具有語義修辭的關鍵字。3.在文本中找出故事要素（角色、情節、背景），找出不斷重複、複誦的字詞句子，即媒體用於詮釋現實的戲劇化信息。4.嘗試找出幻想主題，再將重複的幻想主題歸納為幻想類型，進一步構建語義視野。5.描繪並對比不同類型媒體中所構建的關於澳門的語義視野。本文嚴格按照以上幻想主題分析法步驟進行，用幻想主題分析法找出重複“複誦”的關鍵字句，描繪並對比不同媒體關於澳門博彩元素之外的多元化的幻想主題與語義視野。四、研究結果──幻想主題描述本文對關於澳門非博彩元素的相關報導、宣傳資料和博客進行幻想主題分析，並進行中文媒體和英文媒體所構建的語義視野對比，以及賺得媒體、自有媒體和分享媒體所構建的語義視野
  • 27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進行對比。研究發現了關於澳門非博彩元素的11個幻想主題。分別為：“古韻新聲”、“中西合璧”、“歐陸風情”、“休閒勝地”、“節日盛世之都”、“中國風”、“人文風情”、“宗教聖地”、“藝文氣息”、“美食天堂”、“融合料理”（表2），這些幻想主題均為形成有歷史記憶的幻想類型和有索引價值的語意視野。表2　幻想主題分佈總表　幻想主題自有媒體賺得媒體分享媒體中文媒體英文媒體中文媒體英文媒體1古韻新聲2中西合璧3休閒勝地4歐陸風情　5節日盛世之都　　　6中國風　　　7人文風情　　　　8宗教聖地　　9藝文氣息　　10美食天堂　　　　11融合料理　　　　幻想主題一︰古韻新聲“古韻新聲”這一幻想主題在中英文媒體類型中均有出現，主要體現在澳門“舊區改造”、“都市更新”及新舊元素融合並存等特徵中，尤其在中文賺得媒體中較為明顯。澳門歷史城區的名人故居，雖然是具有年代性的古屋，但因被賦予了新的生命而全力活化。例如牛房倉庫將舊建築再利用，與前衛的當代藝術結合，被賦予新的內涵，如︰“有些藝展空間則是將往昔的舊建築再利用，賦予藝文新面貌，例如名氣響亮的‘牛房倉庫’。”此外，“古韻新聲”也體現在新穎奢華的現代化建築與古典窄巷之間的對比。媒體中反覆出現“古樸”、“傳統”、“現代”、“新內涵”等關鍵字，體現了澳門這座城市的“古意之中又有新風”（表3）。澳門在逐步走向“亞洲拉斯維加斯”的城市形象過程中，許多新的娛樂場及現代化酒店等也隨之逐步落成。但澳門歷史城區的古典建築仍然散發着歷史的味道，這便形成了新舊元素的鮮明對比與和諧共存的景象。媒體中反覆出現“新舊交融（oldandnew）”、“歷史古屋（historichouses）”、“傳統與現代結合”等，這些關鍵字描繪出一個新舊交融的澳門形象。在英文分享媒體中注重於中國傳統的節日氛圍和現代化的夜生活之間的對比。如︰“澳門是趣味盎然的都市：有光燦奪目的新穎奢華飯店，也有韻致悠長的古典窄巷建物。”中文分享媒體中的“古韻新聲”體現在美食老店中，如清平直街的老店杏香園仍然保持着古老的裝修風格，古老的美食口味，成為澳門的“懷舊之旅”中的特色。中文自有媒體中主要體現在澳門歷史城區的景觀、建築當中，如氹仔舊城區的街巷成為了澳門歷史城區的一大特色之處，媒體中反覆出現“舊城風光”，體現了氹仔城區的懷舊風韻，引發人們對懷舊的歷史想像。如︰“官也街地處澳門氹仔居民聚居的中心地帶，走在街上，昔日氹仔舊區的風韻映入眼簾，兩旁一座座歷史悠久的食肆為老街引來絡繹不絕的遊客。”
  • 2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表3　“古韻新聲”的媒體類型分佈及相應關鍵字媒體類型關鍵字中文媒體自有媒體古廟、古屋、教堂和現代化交通工具、新潮等廣告標誌融合一起，別具風味傳統與現代相互結合、熱鬧氛圍鑼鼓喧天、舊城風光古老的小碎石、古樸優雅的文化環境賺得媒體歷史古韻蕩漾、充滿前衛感、為老建築注入美麗新生命古意之中又有新風有着狹窄馬路的老城區與佈滿珠寶店的時尚購物區在這裏並存糅合傳統工藝和現代元素分享媒體有最時尚的購物商場，也有最傳統的懷舊老店。小巧又令人無限着迷、悠閒、華麗、復古、時尚英文媒體賺得媒體MélangeofnewworldglamorandoldworldgritCotaiSandsflickerbrightlyincontrasttothequaintcolonialchurchOldfishingvillage,agoodplacetogoshopping分享媒體TraditionalChinesefestivals,ultra-modernhotelsandnightlife幻想主題二︰中西合璧“中西合璧”這一主題在中英文媒體類型中均有出現（表4）。澳門的殖民歷史使其成為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它們均描繪澳門的建築風格體現了中西文化融合的特色。自有媒體中反覆出現“混合中西特色”、“中西合璧”、“中葡文化”等關鍵字，如︰“鄭家大屋是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鄭觀應故居，由其父親鄭文瑞籌建。建築外觀呈中式風格，內裏卻充滿中西結合的建築元素，彬文的字聯、精巧的灰塑，大家不妨親身來到鄭家大屋感受它的氣派。”此外，自有媒體中也強調澳門在貿易和茶文化遺產中的地位，媒體反覆以“東西文化交匯點”和“通向世界的門戶”來體現澳門作為茶葉走向世界的門戶，留下了大量珍貴的茶文化遺產。同時，作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和東西方貿易的中繼港，氹仔島興建了澳門國際機場，使其再一次成為通向世界的門戶。賺得媒體中多次出現“澳門歷史城區”、“中西建築共存”等關鍵字，強調“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保持多項“中國之最”紀錄，突顯澳門的獨特性，如︰“作為中國境內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築共存的這片歷史城區，是中西文化交流互補、多元共存的結晶。”除了主要對中西建築並存的反覆描繪以外，媒體還提到澳門人的親和與包容的性格，如“澳門造就了澳門人包容東西方文化的性格”，此外，也反覆出現“歐風”、“中國味”等關鍵字對建築特點的描繪，如中式建築鄭家大屋的裝飾所體現的“東風西漸”，葡國建築何東圖書館所夾雜的中式元素，無不體現澳門這座城市的中西並具之美。分享媒體類型中除了關注澳門中西結合的文物古跡外，也提到了澳門豐富多元的美食文化，如：“澳門豐富多元的美食文化，充滿葡萄牙風情的文物古跡，結合中西方特色，看似雜亂卻又很有澳門自己獨特的樣貌。”英文媒體主要通過“中西文化交融（acombinationofeasternandwesterncultures）”、“兩面性（twosides）”、“中葡（Portuguese-Chinese）”、“中西之風（ChineseandEuropean-style）”等關鍵字來描繪澳門這個匯集並融合中西方特色的城市，體現在中西美食中如具中國風
  • 29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格的杏仁餅和具葡國特色的濃縮奶昔；也體現在建築元素中，如有西方風格的博物館和前地，也有中國傳統藥房、茶館。如：“TheHistoricCentreofMacau,aworldheritagesite,isalivingtestimonytotheco-existenceofeasternandwesternculturesandcivilizationsoverauniquechapterinhistory”。表4　“中西合璧”的媒體類型分佈及相應關鍵字媒體類型關鍵字中文媒體自有媒體融中國傳統和葡國色彩於一爐中西合璧、南歐風格、中國色彩、中西文化融合、中西茶情富西方建築特色且糅合不少中式元素東西文化交匯點中外商品的集散地和進行東西方貿易的中繼港、通向世界的戶賺得媒體既能邂逅歐風，也能遇見中國味中西特色建築共存的歷史城區，中西文化交流互補、多元共存的結晶中西並具之美西風東漸的成果是中國境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中西建築互相輝映的歷史城區分享媒體結合中西方特色中西合璧，人文價值英文媒體賺得媒體ThemarriageofeastandwestTwosidestoMacau,fourcenturiesofPortugueseandChineseco-existence.ChinatownwithPortuguesestreetsigns分享媒體AnimportantgatewaythroughwhichwesterncivilizationenteredChinaEastmeetswest,unmistakableblendofeasternandwesternflavors幻想主題三︰休閒勝地“休閒勝地”這一主題在中英文媒體類型中均有體現（表5），澳門因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風光，使澳門成為理想的休閒和度假勝地。除了優美的自然風光和新鮮的空氣外，公園、前地和圖書館等公共場所設施多元，均為居民和遊客提供了休閒的設施和環境。中文媒體中反覆出現“悠閒舒適”、“放鬆”等關鍵字，展現了澳門擁有很多可進行戶外活動的場所，如海灘、步行徑、公園等。喚起人們對休閒和放鬆的幻想，如︰“路環島仍然保持着自然風光，山上遍植樹木，到處鬱鬱蔥蔥，鳥語花香，有海灘、天然海水浴場、步行徑、燒烤區等，已成為理想的休閒和度假勝地。”此外，澳門毗鄰香港，也是短暫度假的理想之地，英文媒體中出現關鍵字“理想之地（anidealdestination）”、“短途之旅（quickvacation）”體現了澳門是適宜旅行的“理想之地”。英文媒體着重於娛樂方面，除賭場文化之外，也有其他多種娛樂項目，包括高爾夫球、溫泉、賽馬、賽狗以及豐富的夜生活。“國際級別的娛樂項目（withmanyworld-classentertainmentcomplexes）”的關鍵字體現了澳門除賭場外的多元的娛樂元素。南歐風格的文化和生活氛圍仍在這裏保存着其本來的活力，用“燈紅酒綠”、“夜生活”這樣的關鍵字突顯澳門豐富的南歐文化與生活氣息。澳門旅遊塔作為澳門的地標建築之一，於2006年6月起推出全球最高的高飛跳，高達764英
  • 3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尺，是為想尋求刺激的遊客而準備，也是一個欣賞美景的好地方。英文分享媒體中“活力四射的旅客（energetictourist）”、“無與倫比的假期快照（unbeatableholidaysnapshots）”及中文分享媒體中“刺激感”、“驚喜”等關鍵字喚起人們對高空彈跳和空中漫步的刺激之旅的想像。表5　“休閒勝地”的媒體類型分佈及相應關鍵字媒體類型關鍵字中文媒體自有媒體理想的休閒和度假勝地自然環境優美，消遣娛樂戶外活動，欣賞大自然的美景、輕鬆一下疲憊的身心地理環境優越、得天獨厚的天然海浴場賺得媒體親和包容、魅力獨特、精緻的小城一個有故事的淳樸小城、一個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浪漫小城、一個有無限發展空間的魅力小城浪漫巷弄、質樸、色彩濃郁的優雅建築、隨處皆美自然環境優美，氣候適宜、許多美食、流連忘返分享媒體時時有驚喜、樂趣美麗建築、十分賞心悅目、黃昏的海面很平靜高空彈跳和空中漫步刺激感英文媒體賺得媒體Anidealdestination,agreatdestinationforaspectacularandentertainingholiday!theentertainmentcapitalofAsiaAnothergreatplacetostay,agreatplaceforaromanticgetawaythepicturesquecityArelaxed,southernEuropeanatmosphere,vibrantandfascinatingcity分享媒體Thepanoramicviews,unbeatable幻想主題四︰歐陸風情“歐陸風情”這一主題在中文的三種類型媒體及英文賺得媒體中均有出現（表6）。葡萄牙在澳門的殖民歷史，給澳門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這種影響深入的體現在文化、生活、建築等澳門的生活當中。中文的自有媒體中反覆出現“南歐風格”、“歐陸情調”、“巴羅克風格”、“葡萄牙風格”等關鍵字，主要通過描繪前地、教堂、博物館等建築和內部裝飾風格，展現了葡萄牙殖民期間留給澳門獨特的具西方特色的印記。例如：“議事亭前地一帶鋪設黑白色碎石地面，並砌成波浪形圖案，襯托周圍顔色鮮艶的文物建築，使前地一帶顯出濃濃的南歐風情。”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雖然沒有像自有媒體中對澳門的風景、街道和建築的細緻描繪，但在裝飾、壁畫、地景以及葡萄牙土風舞表演和美食的描述中，反覆出現了“葡萄牙風情”、“異國風情”等關鍵字。如“葡萄牙土風舞表演和民族服飾極具特色，十足展現濃濃的葡萄牙風情”、“用味覺感受葡萄牙風情”等。英文媒體主要體現在澳門作為歐洲國家在亞洲的最後一個殖民地，保留了具西方特色的建築，如聖保祿大教堂遺址和澳門博物館，徒步漫遊是一種接觸並瞭解澳門歷史的方式，着重於對澳門獨特的西方印記的感受和體驗。
  • 31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表6　“歐陸風情”的媒體類型分佈及相應關鍵字媒體類型關鍵字中文媒體自有媒體清幽典雅、濃郁的歐陸情調南歐風情富葡萄牙風格、莊重平和美輪美奐、巴羅克風格歐陸特色賺得媒體濃濃的葡萄牙風情道地的葡式風采像是來到了葡萄牙、鮮豔的、漂亮、風景如畫、增添了韻味殖民文化的巨幅縮影分享媒體歐風建築、南歐海洋風情異國風情、葡萄牙風葡國風情色彩濃郁、歐陸風情、高雅、精美衝突的美感、異國風情、神秘色彩、富麗堂皇、璀璨動人、令人嚮往英文媒體賺得媒體ThePortugueseleftaverybigthumbprinthereColonialfeel-walkinginfeelslikeatimewarpThebusytown,ever-impressive,historic,takesonebacktothetimesofthePortugueseruleEuropean-styleSlicesofPortugal幻想主題五︰節日盛世之都這一主題在中文的賺得媒體和英文的賺得媒體中均有體現（表7）。澳門對於文化慶典的重視體現在其舉辦了較多的盛世活動，如每年舉辦的格蘭披治大賽車、美食節、娛樂展、音樂會等。中文媒體中反覆出現“文化交流”、“活動多”、“讚不絕口”等關鍵字，體現了澳門作為節日盛世之都的魅力。英文媒體中主要以關鍵字如“五顏六色（variouscolorfulevents）”、“葡風色彩轉成鮮紅和亮金色（Portuguesecolourstobrightredandgold）”、“照亮了城市的天際線（brightenthecity’sskyline）”等色彩鮮明、視覺衝擊力較強的詞描繪節日氛圍，體現生動壯觀的節日景象。例如：“FunandfireworkswillcreateafestiveMacaufortherestoftheyear,withvariouscolorfuleventsspreadthroughoutthecalendar”。表7　“節日盛世之都”媒體類型分佈及相應關鍵字媒體類型關鍵字中文媒體賺得媒體展現澳門這座節日盛事之都的魅力，美好歲月盡在其中青春活力氣息，國際青年舞蹈節非常熱鬧、氣氛推到最高點、緊張刺激、不亦樂乎，美食節英文媒體賺得媒體afestiveMacau,variouscolorfuleventsChineseNewYearinMacauisfantastic.PortuguesecolourstobrightredandgoldBrightenthecity’sskylinewithspectacularfireworks
  • 3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幻想主題六︰中國風“中國風”這一主題在中文的自有媒體、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中均有體現（表8）。澳門作為一個有中國歷史淵源的城市，雖然經歷了一段被葡萄牙殖民的時期，但仍保留着濃厚的中國風格，這一幻想主題主要體現在建築、園林、廟宇等具有濃厚的中國風格上，媒體中反覆出現的關鍵字為“中國蘇州園林風格”、“中華傳統廟宇特色”、“中式大宅”等。着力體現澳門的歷史變遷及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仍然保留其傳統且富於中國文化特色的部分，如“盧家大屋是用厚青磚建造的中式兩層建築，是典型的中式大宅，也是晚清時期粵中民居溫婉纖細建築風格的典型”，媽祖廟“充分體現宗教和建築藝術有機結合的中華傳統傳統廟宇特色”等。自有媒體中涉及了園林、建築及廟宇等具中國風格，而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主要側重在建築和茶文化。其中分享媒體主要提及了茶文化這一部分。表8　“中國風”的媒體類型分佈及相應關鍵字媒體類型關鍵字中文媒體自有媒體最具中國蘇州園林風格、令人陶醉、迂回、挺拔、幽靜、淙淙、有聲有色規模恢巨、造工精美、中華傳統廟宇特色典型的中式大宅、溫婉纖細古木參天、風光優美、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古建築、色彩斑斕小巧別致、傳統的中式佈置、獨特的古色古香賺得媒體這座中式大宅屬於中國人隱於內的細膩繁複中式建築、傳統工具和工藝技術洋溢中國風分享媒體悠閒自在、完全中式風格、懷舊氛圍、濃郁清爽幻想主題七︰人文風情“人文風情”這一主題在中文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中均有出現，均以“風土人情”、“人文風情”、“溫暖”等關鍵字體現澳門本土的溫暖人情。賺得媒體主要描繪澳門人包容東西方文化的性格，以及容納不同民族生活方式的特點（表9）。例如：“幾天的步行澳門，給我突出的感覺是平和友善，無論遊客說外語、說普通話都能得到真誠的對待。在穿行狹窄的街巷時，澳門的司機會主動禮讓行人先過。這點滴的小事情令遊客感到溫暖。”分享媒體類型中對“人文風情”這一主題的體現仍然是通過與賭場的對比，呈現出一個賭場之外的不一樣的澳門，體現了澳門的靜態人文之美。表9　“人文風情”的媒體類型分佈及相應關鍵字媒體類型關鍵字中文媒體賺得媒體低調角落和溫暖人情，令人回味風土人情、平和友善澳門人包容東西方文化的性格分享媒體人文風情、熱絡氣氛、充滿驚喜、文物風情中西合璧，人文價值
  • 33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幻想主題八︰宗教聖地“宗教聖地”這一主題在中文自有媒體和賺得媒體中均有出現（表10）。它們除了提及澳門的教堂數量多、歷史悠久，且對教堂的外觀等有所描繪以外，自有媒體中主要關注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了首個據點及貿易、商業中心，也帶來了宗教，使澳門成了天主教傳播之地。媒體反覆出現了“西方天主教的少林寺”、“天主教傳播之地”、“宗教聖地”等關鍵字，體現了澳門在教會人才培養和宗教傳播地位中的重要角色。例如：“聖若瑟修院聖堂曾被授予皇家修道院的稱號，培養了許多中國和東南亞各地的教會人才，被年長一輩的澳門人稱為西方天主教的少林寺。”賺得媒體主要強調澳門作為第一個天主教城市，四百多年的葡萄牙統治的歷史，使得澳門受到了天主教的影響，因而耶誕節也成為了澳門延續至今的一個重要節日，媒體反覆出現“耶誕氣氛”、“裝飾”、“耶誕燈飾”等，此外，“澳門城內的教堂舉行子夜彌撒及報佳音活動，教堂的鐘聲及聖詩的歌聲響遍全城”，體現了澳門的宗教佳節氛圍濃厚。表10　“宗教聖地”的媒體類型分佈及相應關鍵字媒體類型關鍵字中文媒體自有媒體天主教傳播之地、宗教聖地歷史悠久，外觀壯麗堂皇，凡本澳教會的大慶典，必在此舉行氹仔唯一的天主教堂、風景優美、蜿蜒小徑、歐陸氣息、份外動人西方天主教的少林寺賺得媒體第一個中國天主教城市、聖誕氣氛特別濃厚澳門天主教的中樞、氣氛特別莊嚴中國所建的第一所教堂、富麗堂皇、典雅精緻天主教深遠的影響、葡國耶誕風情幸福的耶誕氣氛幻想主題九︰藝文氣息這一主題在中文自有媒體和賺得媒體中均有出現（表11），自有媒體主要以景點為主體，如在文化方面較為典型的塔石藝文館，那裏匯聚了藝術展覽及不同的文化活動。媒體反覆出現“藝術文化”、“文化氛圍”等關鍵字，力圖體現澳門本身具備的獨特藝術文化氣息。例如：“有近百年歷史的葡式老房子，陽台、門窗、壁爐、石柱和旋轉樓梯營造出藝術意味，內部設有藝術教室、圖書室和展覽區，但規模較小。”澳門的“藝文氣息”不僅體現在城市建築和街道巷弄之中，在當地文創產業的藝術家和生意人的帶動下，創意產業尤其是原創作品正形成一股文創新勢力，如個性鮮明的創意服飾、原創性文具、傢俱等。中文賺得媒體反覆出現“原創”、“創意”、“文創”等關鍵字，體現了澳門作為“創業產業空間”，它的文創產業正在發展進程中。
  • 3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表11　“藝文氣息”的媒體類型分佈及相應關鍵字媒體類型關鍵字中文媒體自有媒體濃厚等歐洲新古典主義風格、獨特的藝術文化藝術文化精粹、餘韻不絕、豐富的藝文旅程獨特肌理、空間及文化內涵、文化氛圍濃厚整體呈現出澳門的創意與活力賺得媒體藝文氣息、逗趣的演出、聲光多元演出文創產品相當吸引人、多種趣味設計樣式文藝氣息濃郁、洋溢幸福滋味天馬行空的創作平台文化闔家歡獨特元素、多元的精彩展覽、幽默的原創品牌，正形成一股閃亮的文創新勢力。創意產業空間，生活靈感源源不絕迷人的燈籠藝術個性鮮明的創意服飾幻想主題十︰美食天堂“美食天堂”這一主題僅在中文媒體的分享媒體中出現（表12），而且篇幅較多，可見博主們來澳旅行過程中，關於美食的體驗是必不可少的環節，中西飲食文化的結合也成就了澳門獨特的美食特色，種類繁多，如傳統粵菜、異國料理等，除了金碧輝煌的米其林餐廳外，也有古樸道地的巷弄小店。關鍵字如“風味十足”、“品種繁多”、“美味”等反覆出現，體現美食種類繁多、口味獨特、風味十足的特點；“乾淨明亮”、“氣氛贊”、“服務好”等關鍵字體現了良好且獨特的就餐環境；此外，“令人驚喜”、“滿足”等關鍵字也體現了美食體驗過程中給人帶來的情感想像。例如：“澳門真是一個挖掘不盡的美食天堂，澳門大排檔的二樓整個豁然開朗，明亮寬敞的空間，和印象中的大排檔完全不一樣。鮮蝦雲吞湯頭很鮮美，喝下去整個胃都暖，有一種滿足的感覺。澳門夏天海鮮不多，但這裡的炒花甲卻很鮮甜肥美。”表12　“美食天堂”的媒體類型分佈及相應關鍵字媒體類型關鍵字中文媒體分享媒體挖掘不盡的美食天堂、豁然開朗、明亮寬敞、鮮美、滿足、很鮮甜肥美貼心、軟香可口、親切的桌邊服務、舒服金碧輝煌、驚豔、讓人印象深刻、形美、色澤真美、鮮香四溢令人驚喜、葡國佳餚、中式精美菜色、大大滿足歡欣開懷、氣勢磅礴、氣味好迷人、濃淡有致、友善熱情、放鬆心情包羅萬象、傳統美味、葡萄牙風味、一次上癮井然有序、乾淨整齊、乾淨明亮、咸淡適中、好吃味道香醇、令人驚豔、令人讚不絕口、調味適宜、搭配極好、氣氛贊、服務好幻想主題十一︰融合料理澳門的殖民歷史使澳門成為了西方文化進入澳門的大門，其融合了歐洲、南美、印度和中國的多元因素，這種多元文化體現在澳門的飲食、文化、建築中，構建了澳門多元文化混合的獨特身份。這個主題沒有單獨強調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混合，而是着重於多元性混合的特徵。這
  • 35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一主題僅在英文賺得媒體中出現（表13），文中的關鍵字，如“融合料理（fusioncuisine）”、“文化融合的標誌（asymbioticculturalexchange）”、“文化熔爐（ameltingpotofcultures）”等，體現了澳門作為融合多元文化的“融合料理”。例如：“ItsPortugueseheritagehascreatedafusioncuisinethatcombinesEuropean,African,IndianandChineseelements”。表13　“融合料理”的媒體類型分佈及相應關鍵字媒體類型關鍵字英文媒體賺得媒體AfusioncuisinethatcombinesEuropean,African,IndianandChineseelementsDifferentdiningexperienceMacauwouldbecomeaculturalmagnetofallthingsopulentFoodhereisameltingpotofcultures五、研究結果──各媒體類型所構建的符號現實比較分析（一）中英文媒體中“賺得媒體”類型所構建的符號圖景對比（圖1）圖1　中英文賺得媒體類型所構建的符號圖景對比情況中英文賺得媒體中共有的幻想主題為：“休閒勝地”、“古韻新聲”、“中西合璧”、“節日盛世之都”、“歐陸風情”。“休閒勝地”──中英文媒體均有體現在澳門優厚的自然風光和美麗的景觀當中，但中文賺得媒體中着重於對浪漫、溫暖以及澳門之小巧、怡人方面，而英文媒體中着重於對娛樂項目繁多，以及強烈的刺激體驗和感受。“古韻新聲”──英文媒體主要體現在現代化發展與古老街巷並存之景象，而中文媒體除了現代與傳統的對比之外，將新舊元素融合，如將舊建築活化利用，注入新內涵等。另外兩個主題“中國風”和“歐陸風情”則着力體現澳門當地的建築風格兼具中國特色與南歐風格。“中西合璧”──中英文媒體對這一主題的描述差別不大，均體現在中西文化對澳門的建築、街巷、地景以及生活中的種種影響。“節日盛世之都”──英文媒體主要通過節日中的色彩和強烈的視覺衝擊效果體現濃厚熱烈的節日氛圍，而中文媒體主要着重於介紹節日中的具體環節和細節。
  • 3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歐陸風情”──英文媒體主要體現在葡萄牙對澳門的殖民影響，而中文媒體主要體現在歐式的建築和景觀中。中文賺得媒體中獨有的幻想主題為：“中國風”、“藝文氣息”、“宗教聖地”、“人文風情”。中文賺得媒體主要體現了澳門在發展進程中仍然保留的中國氣息，這體現在中國傳統的園林風格、中國古典的建築以及其他中國風格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中文媒體對澳門人因經歷了特殊的歷史時期，而形成的多元包容且容納多種民族生活方式的特徵也作出描繪。澳門的人文氣息和澳門人的包容、平和的性格特徵，這種隱隱於內的特徵也是中文媒體類型中對澳門的描繪。英文媒體中獨有的幻想主題為“融合料理（fusioncuisine)”。英文媒體中着重於澳門的兩面性和多元性，感情色彩較為鮮明、強烈。尤其多次提及澳門豐富多彩的夜生活和刺激的空中漫步、高空跳項目，主要體現其具有活力、刺激、娛樂方面的特點。同時，也着重於澳門的節日氛圍，如中國傳統節日──春節、賽龍舟等，主要表現出其五光十色、有趣、明亮、鮮豔的特徵。如“fusioncuisine”這個主題體現在澳門在建築、美食、文化方面的多元交融性特徵。英文媒體並未詳細描繪澳門的景色，但多以“迷人（fascinatingplaces）“、“風景如畫（thepicturesquecity）”、“娛樂（entertainment）”這樣的詞彙來描繪澳門城市，呈現了澳門個性鮮明、色彩亮麗的圖景。（二）中英文媒體中“分享媒體”類型所構建的符號圖景對比（圖2）圖2　中英文分享媒體類型所構建的符號圖景對比情況“休閒勝地”──中英文媒體對這一主題均體現在娛樂項目的刺激感體驗中，但中文媒體除此之外，對“休閒”的生活方式和自助遊方面均有所提及。“古韻新聲”──中英文媒體對這一主題均體現在現代與傳統的對比中，英文媒體着重於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節日習俗與現代化的夜生活之間對比，中文媒體着重於澳門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對傳統和古老建築的保留，以形成的新舊元素交融之景。“中西合璧”──中英文媒體均有體現在中西建築風格並存之美中，但中文媒體除此之外，也有對中西並存的美食文化的體現。中文分享媒體中獨有的幻想主題為“人文風情”和“美食天堂”。這兩個主題分別體現在澳門除賭場之外的靜態人文之美，以及匯聚了中西多元文化的美食體驗。英文分享媒體類型中沒有獨有的幻想主題。可以看出英文媒體中的分享媒體的宣傳和推廣效果較差。
  • 37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三）中文媒體中三種媒體類型內部所構建的符號圖景對比（圖3）圖3　中文媒體類型內部所構建的符號圖景對比情況中文自有媒體、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中，其共同擁有的相同幻想主題分別為“休閒勝地”、“中國風”、“歐陸風情”、“中西合璧”、“古韻新聲”。共有的主題中，自有媒體中涉及的主題所涵蓋的比例明顯高於相同幻想主題在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類型中的比例，但其中所包含的幻想主題類型卻較少。幻想主題多為對景觀、建築的表象描繪，以及表面的感官體驗。而缺少深層的價值內涵，因而也很難觸碰受眾對澳門的深層感受。如自有媒體對“休閒勝地”這一主題主要體現在澳門的建築風景和街區巷弄的景色描繪，賺得媒體中除了對自然環境的描述外，也強調澳門這座城市帶給人的浪漫感受，以及它自身潛在的發展空間。而分享媒體中主要體現在刺激動感的娛樂項目體驗以及遊客對煙花節等項目所感受到的浪漫感覺。“中國風”這一幻想主題在自有媒體中體現在中國蘇州的園林風格、中華傳統廟宇特色以及典型的中式大宅，而在賺得媒體中除了提及中式建築外，也有對中國傳統飲茶文化有所體現，同時飲茶文化的內容也被分享媒體所體現。這說明自有媒體在“中國風”這一主題中缺乏對澳門貿易地位的涉及，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所提及的飲茶文化為自有媒體提供了參考。自有媒體中的“歐陸風情”體現在建築、地景、公園這幾方面，而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中，雖然沒有自有媒體類型中所描繪的內容細緻，但也有部分提及。此外，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中還提及了葡萄牙土風舞表演、酒店、餐廳和美食。可以看出自有媒體忽略了遊客對表演和美食方面的內容。自有媒體除了有“中西合璧”這一幻想主題外，還體現了另外兩種媒體類型中所缺少的澳門在貿易和茶文化中的歷史地位。而賺得媒體中所體現的文化細節，如聖老楞佐教堂的中國化名稱──“風順堂”──是“東風西漸”的成果，這類細節也是自有媒體中所欠缺的，同時賺得媒體在中西元素融合的建築、街巷、博物館和公園以外，還提及了澳門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其親和與包容的性格，同時也強調“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保持
  • 3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多項“中國之最”紀錄這類體現澳門城市地位的內容。分享媒體類型主要突出對澳門美食文化的關注。“古韻新聲”這一主題中，自有媒體着重於描繪澳門歷史城區的景觀，突顯舊城風韻和歷史氣息，而賺得媒體則強調“舊區改造”和“都市更新”分享媒體則關注美食老店。可以看出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能夠緊跟社會變化趨勢，而且關注與受眾體驗，為自有媒體應做的適當改變和更新提供了參考依據。自有媒體和賺得媒體中共有的是“藝文氣息”和“宗教聖地”。自有媒體對“藝文氣息”體現在地區、景點和建築的描繪當中，而賺得媒體在這一主題中表現較豐富，除了自有媒體中所提及的內容，也有體現在戲劇、音樂、舞蹈等藝術表演中。關於西方天主教的主題，自有媒體中的“宗教聖地”體現在建築特徵鮮明之外，還體現在貿易和商業中心、傳教之地，以及教會人才的培養，而賺得媒體中主要體現在教會活動及慶典中，強調西方宗教給澳門帶來的濃厚耶誕氣氛。關於人文元素，賺得媒體中體現範圍較為寬泛，主要體現在澳門人所具備的包容性格和容納不同民族生活方式的特徵，而分享媒體主要體現在澳門在賭場之外的靜態之美和人文價值中。賺得媒體中獨有的幻想主題為“節日盛世之都”，主要體現澳門對文化交流、文化慶典的重視。分享媒體中獨有的幻想主題為“美食天堂”，體現澳門的美食種類繁多、口味佳、環境好，對具體美食的外觀、口感有詳細的描繪。綜上可知，自有媒體雖然控制度較強，但在符號影響力上並未達到理想的狀態，除了對澳門的建築、街區、公園等基本的表層描繪之外，更深的語義影響力並沒有形成。對比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雖然相似主題所涵蓋的內容比例少於自有媒體，但這兩個媒體類型中所體現的人文感受和體驗方面的內容是自有媒體所欠缺的。受眾對城市的感知受到其與城市的互動程度影響，即受眾對城市的知曉度和滿意度也反映了城市品牌的外在形象。關於價值觀層面的深層內容、受眾體驗和人文感受方面內容的缺失造成了受眾對澳門這一城市品牌缺少深層的認知，因而缺少深層的歷史和文化共鳴，同時，也並未將澳門城市品牌在受眾頭腦中構建更深層的意識圖景。（四）中英文媒體中三種媒體類型內部所構建的符號圖景對比（圖4）圖4　中英文媒體內部所構建的符號圖景對比情況
  • 39世界休閒之都——澳門媒體形象中非博彩元素符號研究中英文媒體中共有的幻想主題分別為“古韻新聲”、“中西合璧”、“歐陸風情”、“休閒勝地”、“節日盛世之都”。無論中文媒體還是英文媒體，均體現澳門東方元素與西方元素、新舊元素的結合。澳門在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進程中，其作為“休閒勝地”的宜遊特點也均被體現。中文媒體着重於對歷史和文化的表現，對澳門城市的中國元素與西方元素的描繪，主要體現莊重平和、古典懷舊、溫婉纖細以及小巧別致的特點。對於澳門城市中的建築、風景、節日的描繪較為細膩、內斂。而中文媒體中的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尤為突出受眾的體驗和感受，尤其是對美食方面的描述詳細具體到食物色澤、口味，如“美食天堂”是針對美食文化的主題。賺得媒體由於具有一定的新聞特性，因此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歷史遺產名錄》也被多次提及，體現了澳門城市的地位和歷史價值。綜上可知，中文媒體類型中所呈現的主題較英文媒體要詳盡許多，同時，中文媒體中的表現形式多為內斂、平和，符合中國文化和語境特徵，對中式元素和西式元素分別進行了詳細的描繪。英文媒體中並未進行詳盡描繪，而是以多元混雜這樣的特徵寬泛概括。中文媒體中對歷史和文化的着重點體現在建築、人文和宗教當中，而英文媒體強調澳門作為歐洲在亞洲的殖民地來展現。英文媒體中的表現形式多為鮮明、強烈的感情色彩，符合西方的個體性特徵。此外，賺得媒體中的主題幻想性明顯強於分享媒體，感情色彩較為強烈。雖然分享媒體是媒體類型中最受歡迎的公共關係平台，但無論是中文媒體還是英文媒體，對分享媒體的使用效果都不佳。結語本研究通過對澳門城市在中文媒體與英文媒體中的呈現形式，分別在自有媒體、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中總結出共11個幻想主題。分別為：“節日盛世之都”、“中西合璧”、“人文風情”、“美食天堂”、“古韻新聲”、“休閒勝地”、“宗教聖地”、“藝文氣息”、“中國風”、“歐陸風情”、“融合料理”。以上主題都是基於澳門城市的有關描述性文字信息，來自於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官方網站的旅遊手冊、個人博客以及中英文報紙中的有關報導。但這些主題均沒有形成有歷史記憶的幻想類型和有索引價值的語意視野。基於自有媒體、賺得媒體、分享媒體不同的媒體特徵，其呈現出的關於澳門城市的符號圖景也有所差異。自有媒體雖然掌握關於澳門城市品牌的主體信息，其對信息的控制度也強於其他兩個媒體類型，但自有媒體局限於對澳門城市建築、街道、前地、景色等實體物質的基本描述，雖然其幻想主題及相關內容的比例明顯高於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但因缺乏賺得媒體和分享媒體中對個人體驗和感受方面的內容，使自有媒體的語義缺乏與讀者親近交流的吸引力。此外，基於文中的媒體類型中呈現的符號現實多為表象的感官體驗和景觀描繪，並未觸及深層的價值觀層面，因此，對受眾的觸動能力和範圍十分受限，也很難形成有心靈震撼的符號圖景，對品牌構建也很難起到深層作用。賺得媒體中獨有的針對澳門節日、文化和活力更新方面的主題內容以及分享媒體中的刺激元素都為自有媒體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同時，應充分利用社交平台，加強分享媒體的傳播效果。本研究中各媒體所涉及的文化符號缺少有價值的情感態度，因此很難激發受眾的情感和深刻
  • 4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的印象。凱樂（KevinLaneKeller）指出成功的城市品牌必須能夠喚起公眾，創造強烈的聯想和想像。消費者對品牌的感受和認知來自於他們自身對價值觀和感覺的判斷。1本研究中涉及的元素符號仍然流於表層的感官符號，如：“休閒勝地”這一主題中所涉及的澳門優美的自然風光、優越的地理環境、全面的公共設施和種類繁多的戶外活動等，但並沒有挖掘這些感官符號所代表的深層意義和價值元素，因此這些表層文化符號缺乏打動人心的力量，並不能給讀者留下長久的不可磨滅的印象。中文媒體和英文媒體因其語義環境和文化氛圍的差異，也呈現出不一樣的澳門城市圖景。“中國人看重集體而輕視個人，固然會使個人的主體性引而不顯”，2這種集體文化以及中國文明和歷史進程的長期穩定性，決定了中國以和諧、自然為主的文化特徵和語義環境，因此，中文媒體中多以內斂、平和、溫婉精緻的表現形式來呈現澳門城市的符號圖景，其中不僅是對澳門城市的建築和地景細節和裝飾的詳細描述，也有對歷史和文化的表現。相反，由於西方文化對個體性的發展和重視，使得英文媒體中多以個性鮮明、情感強烈的表現形式來呈現澳門的符號圖景。尤其是對生活方式、節日氛圍等方面的着重強調，也為澳門城市品牌針對英文媒體的宣傳策略提供了依據。本研究通過描繪符號圖景並發掘城市品牌中的符號資源，試圖為品牌的戰略傳播提供新的嘗試，符號融合理論和幻想主題分析法為媒體中的符號圖譜提供了可信的解釋。3通過分析幻想鏈條中的主題進一步挖掘語意視野、幻想機制和意義。4從研究發現中可知，符號融合理論和幻想主題分析法在深度挖掘文化符號中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為澳門城市品牌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指引方向。本研究中的樣本主要為文本，然而關於澳門城市的行銷推廣信息形式多樣，如食品和圖像等其他形式，此外，付費媒體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另外，焦點小組與文本分析相結合，也會為進一步理解遊客對澳門的體驗具有重要意義，進一步挖掘這些體驗如何整合進受眾的想像，可拓寬關於這座城市的文化想像。[責任編輯　陳超敏]1Kavaratzis,M.,&Ashworth,G.J.,“CityBranding:AnEffectiveAssertionofIdentityoraTransitoryMarketingTrick?”PlaceBranding,Vol.2,Issue.3(2006),pp.183-194.2 趙善軒︰《中西大不同》，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193頁。3Bormann,E.G.,Cragan,J.F.,&Shields,D.C.,“DefendingSymbolicConvergenceTheoryfromAnImaginaryGunn,”QuarterlyJournalofSpeech,Vol.89,No.4(2003),pp.366-372.4Bormann,E.G.,“SymbolicConvergenceTheory:ACommunicationFormulation,”The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35,Issue.1(1983b),pp.128-138.
  • 41“一帶一路”背景下“文化澳門”建設的三個維度[摘 要]澳門是展示淵源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窗口；是世界觀測“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與區域多元文化的窗口；也是中西經濟文化交融交鋒的前沿。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文化澳門”建設可憑藉自身優勢，從中國的澳門（立足中華文化）、澳門的澳門（植根本土）、世界的澳門（放眼世界）三個維度深耕文化沃土，以此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關鍵詞]一帶一路　澳門　中國　文化澳門與祖國內地同文同種、血脈相連。自1999年回歸祖國以來，澳門與內地的聯繫更加頻密，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澳門帶來新的發展契機。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澳門“文化建設”如何借助國家倡議揚帆起航？在“文化澳門”建設中如何兼顧好本土、中華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係？筆者以為推進“文化澳門”建設，應把握好三個維度：一是立足、弘揚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文化，抱持文化自信的態度，以文化認同促進國家認同；二是要植根澳門本土，發揮區域優勢，以自身特色鮮明、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文化姿態突顯澳門風貌；三是要秉持相容並包、開放多元的文化態度，努力使澳門成為連接葡語世界和華語世界的經濟文化紐帶。總之，“文化澳門”建設既要傳承中華文化、立足本土，又要放眼世界、相容並包，從而使其更加根深葉茂。一、中國的澳門：背靠祖國，堅持以中華文化為主導2013年9月8日，習近平訪問哈薩克，為使“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首提“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1同年10月3日，習近平出訪印尼時表示︰“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一帶一路”背景下“文化澳門”建設的三個維度夏　泉　高志軍作者簡介︰夏泉，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高志軍，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專業2018屆碩士、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博士生。郵編　5106321 《弘揚人民友誼　共創美好未來──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人民日報》（北京）2013年9月8日，第3版。‧文學及語言學‧
  • 4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要共建21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1“一帶一路”宏偉藍圖逐漸清晰地展現在世人眼前。放眼今日，“‘一帶一路’已經成為最具時代共鳴的中國方案、最為光彩奪目的中國華章”。22015年3月，“為推進實施‘一帶一路’重大倡議，讓古絲綢之路煥發新的生機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亞歐非各國聯繫更加緊密，互利合作邁向新的歷史高度”，中央政府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以下簡稱《願景與行動》）。《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出，要深化與澳門的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發揮澳門獨特優勢，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3中央政府發佈《願景與行動》後，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崔世安旋即表示：“澳門居民對此深受鼓舞，並將以積極的態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為國家發展作出最大努力，並藉此推動特區新一輪的發展。”其實，澳門特區政府早在2014年即已向中央表示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願望。4澳門特區政府以極大熱情，將表態化為實際行動：一是將“一帶一路”建設囊括於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中，確定為“發展戰略”；二是於2016年11月發佈的澳門2017年度《施政報告》中載明：“政府已設立由行政長官辦公室牽頭的專門工作委員會，統籌本澳參加‘一帶一路’工作。”“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委員會最終於2017年3月初獲批；5三是選址澳門城市大學的澳門“一帶一路”研究中心於2016年成立，等等。6“一帶一路”是一條聯通世界、有利於彼此文化交流的坦途大道。“文化澳門”的含義宏富，既包括深浸民族基因當中的中華優秀文化，又包括植根澳門的本土文化和隨西學東漸而來的西洋文化，三者交融共生，從而構成了“文化澳門”的主要基幹。歷史上，澳門的文化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16世紀50年代至19世紀30年代，葡萄牙文化、天主教文化居主導，由繁至衰時期；第二階段是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葡萄牙文化、天主教文化再次復興，但中國文化迎頭趕上，“雙軌並流”時期；第三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中華文化超越其他文化，成為澳門的“主體文化”，葡萄牙文化、天主教文化成為澳門文化中的特色。而就在第三階段，由於澳門與祖國內地因社會制度等原因造成人為阻隔加劇，兩地交流減少，客觀上使澳門“本土性”顯現。7由此可見，中華文化構成“文化澳門”的根，本土文化是粗壯的枝幹，外來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補充，三者時有競爭，構成“文化澳門”兼具中西元素的特色。當前，中國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而“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1 習近平：《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的演講》，《人民日報》（北京）2013年10月4日，第2版。2 龍國貽：《一帶一路助推文明融通（新論）》，《人民日報》（北京）2018年4月25日，第5版。3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國家發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務部（經國務院授權發佈），《人民日報》（北京）2015年3月29日，第4版。4 政府發言人辦公室：《澳門特區將全力參與“一帶一路”建設》，2015年3月28日，http://www.gcs.gov.mo/showCNNews.php?DataUcn=87433&PageLang=C。5 《特首領頭五司參與助力國家發展》，《澳門日報》（澳門）2017年3月7日，A02版。6 江迅、駱丹：《澳門政經突破亮點　凝聚葡語八國二億人》，《亞洲週刊》（香港）2017年6月4日第31卷第22期。7 齊鵬飛：《“文化澳門”芻議》，《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北京）2002年第1期，第54頁。
  • 43“一帶一路”背景下“文化澳門”建設的三個維度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澳門與祖國內地同屬中華文化圈，在“文化澳門”建設中，澳門應以中華文化為幟，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對自己固有的文化秉持文化自信的態度。有論者指出，所謂文化自信，含義有三：一是不妄自菲薄、不崇洋媚外；二是不妄自尊大、不盲目排外；三是積極宣導參與，展現人類文化的多樣性。2但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撐應是政治穩定、經濟繁榮。自澳門開埠四百餘年來，澳門發展的歷史經驗昭示後人，澳門文化發展與其政治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密不可分”，澳門經濟興衰決定其文化興衰。澳門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時期，往往是澳門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反之亦然。3因之，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是“文化澳門”建設的前提。澳門回歸祖國以來，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迎來了政治穩定、經濟快速發展的新時期。據統計，1998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為594億澳門元，人均約18,000美元；4至2013年，澳門生產總值達4,134.7億澳門元，人均生產總值8.7萬美元。5內地與澳門的經濟往來亦日益密切。據海關統計資料顯示，1999－2013年，“內地對澳門地區累計進出口302.9億美元，年均增長11.9%。其中，對澳門地區出口271.3億美元，年均增長12.1%；自澳門地區累計進口31.6億美元，年均增長10.2%。2010－2012年，內地對澳門地區貿易增速分別為8%、11.2%、18.7%，增速逐年加快；2013年進出口值突破30億美元，達35.7億美元，增長19.4%，增速明顯高於同期全國7.6%的外貿整體增速”。6實踐證明，“一國兩制”背景下的澳門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誠如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所言：“澳門是祖國大家庭的一員。澳門特區成立以來，我們依託祖國，立足本地，實現了澳門經濟實力增強的歷史性跨越，居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和諧穩定成為社會的主旋律。‘一國兩制’的巨大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在這裏展現。祖國好，澳門更好已被實踐所驗證。”7澳門所取得的成就，歸根結底是“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使澳門的繁榮穩定有了制度保障。一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指出的：“‘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8據1999年統計資料顯示，當時澳門人口約45萬，其中97%為華人；92011年澳門官方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華人在澳門人口中的比例儘管有所下降，但仍佔總人口的92.4%。由此可見，“澳門是華人社會”。10前已述及，在四百餘年澳門歷史上，其文化經歷三個時期，自20世紀50年代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北京）2017年10月28日，第1版。2 李志勇：《全國政協委員于殿利：文化的生命力在於開放和交流》，《中國紀檢監察報》（北京）2018年3月19日，第4版。3 齊鵬飛：《“文化澳門”芻議》，《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北京）2002年第1期，第53頁。4 《澳門的歷史與現狀》，《人民日報》（北京）1999年4月15日，第10版。5 蘇寧、彭波、江琳：《同心致遠　共創繁榮（澳門回歸15周年系列訪談）──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答本報記者問》，《人民日報》（北京）2014年12月8日，第4版。6 杜海濤：《澳門回歸15年與內地貿易年均增11.9%》，《人民日報》（北京）2014年12月15日，第6版。7 王蘇寧、杜尚澤：《崔世安宣誓就任澳門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人民日報》（北京）2014年12月21日，第2版。8 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人民日報》（北京）2017年7月2日，第2版。9 《澳門的歷史與現狀》，《人民日報》（北京）1999年4月15日，第10版。10《（澳門）2011人口普查詳細結果》，第10頁，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564633df-27ea-4680-826c-37d1ef120017/C_CEN_PUB_2011_Y.aspx。
  • 4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以來，中華文化逐漸成為澳門多元文化的主導力量。華人社會的現狀，更促使在“文化澳門”建設中應注重中華元素。文化的繁榮離不開政治穩定、經濟可持續發展。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意識到：“必須要堅定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不斷凝聚共識和力量，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確保澳門長治久安。”1只有澳門的長治久安與繁榮穩定，才能保證“文化澳門”持續前行。從某種意義上說，堅持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本，汲取其中的有益養分，以文化認同促進國家認同，並以國家認同推動文化認同，如此，“文化澳門”才會更好。二、澳門的澳門：植根澳門，培育澳門特色文化澳門文化除具有中華優秀文化基因外，澳門本土的博彩文化舉世矚目。博彩文化紮根澳門已有百餘年的歷史。1847年澳葡政府頒佈法令將博彩業合法化，但終究遊走於“法律邊緣”。及至1961年，博彩業完全合法化。2澳葡當局的舉措，無疑使博彩文化漸趨繁榮。但博彩業一支獨大，給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一定風險。澳門回歸祖國後，中央政府敏銳意識到這一問題。中央政府在有關“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就指出：“支持澳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3無疑，中央政府認為“旅遊”可成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助推器。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更加具體提出二個支持理念：“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支持澳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加快旅遊、中醫藥等產業發展。4上述規劃綱要為澳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這也為澳門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定位、新的機遇”。5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對此回應稱︰“經濟適度多元是澳門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和長遠戰略”，特區政府“重視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頂層設計”，有意“調控博彩業規模”，以促進包括旅遊等新興行業增長，並將重點支持中醫藥等產業的成長。6隨着近年來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澳門因應時代潮流進一步提出要加快世界旅遊中心等建設，促進中醫藥產業等的發展，以此推動“一帶一路”建設。7經濟適度多元必然引起與之相關的文化產業的勃興。筆者認為“文化澳門”建設可搭乘“一帶一路”“順風車”，着重從以下兩方面展開：首先是重視旅遊、飲食文化建設。澳門昔日華洋雜處的歷史境況為今日澳門的多樣文化奠定堅實基礎，保留至今的歷史文化遺跡甚多。時任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局長吳衛鳴指出：“澳門不1 蘇寧：《澳門慶祝回歸祖國十八周年》，《人民日報》（北京）2017年12月21日，第6版。2 吳敏儀主編：《澳門：邁向世界的國際娛樂之都》，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年，第3頁。3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北京）2005年10月19日，第1版。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國投資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投資年鑒2012》，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13年，第35頁。5 蘇寧、彭波：《交匯東西文化　吸引世界目光（特稿）─澳門回歸十五周年述評之三》，《人民日報》（北京）2014年12月17日，第3版。6 王蘇寧、杜尚澤：《崔世安宣誓就任澳門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人民日報》（北京）2014年12月21日，第2版。7《崔世安：更好融入國家發展》，《澳門日報》（澳門）2017年2月23日，A07版。
  • 45“一帶一路”背景下“文化澳門”建設的三個維度光有刺激的賭場，還有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和獨具特色的人文風情。”1對這些歷史文化資源，澳門特區政府應加以整合，如此可提高澳門在世界的知名度，澳門本土文化方能得到進一步弘揚。“民以食為天”，旅遊業的興盛必然帶動餐飲業發展。澳門獨特的歷史條件造就了其飲食文化的中西多元。澳門作為多元文化交融的理想之地，既彰顯本地文化特色，同時又可吸納新的文化因數，海納百川，可為“文化澳門”建設添磚加瓦。早在2005年第29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澳門歷史城區”就被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31處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是一片以澳門舊城區為核心的歷史街區，包括20多座歷史建築，並由相鄰的廣場和街道連接而成……保留至今，見證了400多年來東西文化在澳門融合，和諧期存”。2繼歷史城區成功申遺後，2017年10月30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宣佈“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一六九三—一八八六）”被成功收入《世界記憶名錄》，3這也是澳門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重要體現。澳門的歷史建築是一部中西交流交融史，其兼具中西合璧的特點，有着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時代見證者與主要信息載體，也是構成“文化澳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澳門”建設如缺少古典文化元素的加入，無疑將黯然失色。對此，澳門特區政府深有同感，在2016年發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中，就將澳門未來的發展定位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4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創建既要有旅遊資源，又要有本土文化元素的摻入支撐，歷史城區的建築群兼具這樣的特質。發展旅遊業是提升澳門文化品質、“文化澳門”建設的必然選擇。據統計，2017年入境澳門的旅客達3,260餘萬人次，比2016年增長5.4%。5特區政府顯然意識到了發展旅遊業的好處。2018年澳門旅遊局着力推動旅遊業發展：“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的旅遊建設，發揮澳門的獨特優勢，加強區域聯動，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目的地。”6“文化澳門”建設離不開具體的物質載體。借助“一帶一路”的勁風，推動旅遊業的發展不僅能夠促進澳門經濟發展，適度多元目標的實現，也有助於旅遊文化品質的提升。總之，弘揚澳門本土優秀文化，尤其是被澳門之外的廣大人群認可、接納，方能更加促進澳門本土文化的繁榮。旅遊業恰好能很好地承擔這一職能。旅遊業的繁榮給餐飲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400多年以來，美食一直是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元素之一”。2017年10月，澳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都”，這是“為澳門增添的又一張亮麗的國際名片”。澳門飲食文化“源遠流長、內涵獨特”，各色菜品無不蘊含着澳門獨特的歷史與文化。這裏不僅有粵菜、葡菜，甚至連家常菜、特色菜、風味小吃也“遍佈小城每個角落”。71 蘇寧、彭波：《交匯東西文化　吸引世界目光（特稿）──澳門回歸十五周年述評之三》，《人民日報》（北京）2014年12月17日，第3版。2 有關澳門歷史城區各個組成部分的介紹，可參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http://zh.macaotourism.gov.mo/sightseeing/sightseeing.php?c=10。3 《“漢文文書”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澳門日報》（澳門）2017年11月1日，A03版。4 蘇寧：《穩定是大局　民生為優先　澳門正式發佈首份五年規劃》，《人民日報》（北京）2016年9月9日，第11版。5 《去年旅客逾三千二百萬》，《澳門日報》（澳門）2018年1月18日，A07版。6 《當局四重點推動旅遊發展》，《澳門日報》（澳門）2018年1月18日，A07版。7 蘇寧：《美食之都，澳門的又一張名片》，《人民日報》（北京）2018年4月19日，第20版。
  • 4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俗話說“眾口難調”，多樣的飲食文化無論為本地人還是旅客都提供了多樣化的選擇。據統計，澳門餐飲行業發達，餐館數高達2,280多家，從業人員有3.2萬人。以2016年為例，餐飲業收益逾百億澳門元，對經濟貢獻增加值達43億澳門元。1餐飲業的高收益勢必會刺激餐飲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而依託世界文化遺產的旅遊業的持續高漲，將帶動旅遊文化的繁榮。最後，旅遊文化也帶動餐飲文化共同繁榮。其次是發展中醫產業，弘揚中醫文化。中醫既是醫學的重要一支，又是中華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中醫利用前人的智慧及古老的處方，為華人和葡萄牙人醫療作出了重要貢獻”。2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特區政府早在2015年就有意推動中醫產業參與其中。3而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推動澳門中醫藥事業發展”就已寫入其中。4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可謂一拍即合。2016年，“為貫徹落實《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中醫藥（含民族醫藥）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開創中醫藥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中央出台《中醫藥“一帶一路”發展規劃（2016－2020年）》，5這為中醫在澳門的發展迎來新的機遇。一是澳門在發展中醫產業，弘揚中醫文化的過程中應該加強與內地合作。其實，為避免澳門本地“地域狹小、土地供應不足”的局限，2011年3月，粵澳兩地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規定︰“雙方在橫琴共同籌劃面積約5平方公里的‘粵澳合作產業園區’”，以發展中醫藥等產業。6中央政府亦多次強調深化內地與港澳的合作。7顯然，澳門與內地的合作既解決了土地緊張問題，又為中醫產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空間。二是澳門中醫產業可借助“一帶一路”倡議，走出國門。有論者指出，中醫產業可倚中葡平台優勢以及內地醫療團隊力量成立聯合小組，向有2億多人的葡語世界推廣中醫學、藥材，尤其是推廣至發展水平較低的非洲國家。中藥有着價格低廉、治療範圍廣泛、自給自足等優勢。8實踐證明，這一努力取得了部分成效。如2017年初，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曾1 蘇寧：《美食之都，澳門的又一張名片》，《人民日報》（北京）2018年4月19日，第20版。2[葡]阿馬羅（AnaMariaAmro）：《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3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1006頁。3 政府發言人辦公室：《澳門特區將全力參與“一帶一路”建設》，2015年3月28日，http://www.gcs.gov.mo/showCNNews.php?DataUcn=87433&PageLang=C。4王君平：《澳門特首崔世安訪問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推動內地與澳門中醫藥合作》，《人民日報》（北京）2015年1月27日，第11版。5《中醫藥“一帶一路”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http://www.satcm.gov.cn/bangongshi/gongzuodongtai/2018-03-24/1330.html。6蘇寧、彭波：《交匯東西文化　吸引世界目光（特稿）──澳門回歸十五周年述評之三》，《人民日報》（北京）2014年12月17日，第3版。7如2015年中央在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就稱：“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臺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載《人民日報》（北京）2015年3月29日，第4版。2017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亦稱：“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詳見《政府工作報告──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人民日報》（北京）2017年3月17日，第1版。8史昊宇︰《參與國家中醫藥“一帶一路”規劃大有可為》，《澳門日報》（澳門）2017年5月3日，C10版。
  • 47“一帶一路”背景下“文化澳門”建設的三個維度赴莫桑比克就中醫培訓項目達成合作意向。1是年底，產業園團隊赴莫桑比克服務當地，展開實習帶教工作。通過雙方交流互動，使團隊“感受到中國文化得到當地的接受和尊重”，中醫成為“加強溝通、建立關係”紐帶。2澳門利用獨特的歷史資源優勢，在中醫產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實際上已使中醫文化漂洋過海，走向世界。三是中醫亦面臨挑戰，應加大投入力度。來自西醫（或謂之現代醫學）的挑戰使中醫的發展步履維艱，中醫如何在現代社會立足並能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發展？這是擺在中醫面前的時代課題。有論者認為，可從以下四個方面着手展開，即：成立中醫藥專門基金，用以支持產業園區中醫藥的開發與建設或支持優秀中醫藥企業的上市；推進中醫藥教學和科研，可從增設相關課程、擴大招生規模、加大對中醫藥科研投入等方面入手；加快建設中醫標準體系，中醫因未能建立自身評價標準而遭詬病，有必要建立一套檢查中醫藥的標準模式；對中醫藥文化應予以宣傳，“中醫藥文化的沒落”與宣傳缺失有很大關係。3澳門可憑藉中醫產業園區特色，在依靠自身實力的基礎上，與內地加強聯通，嘗試走向世界，盡可能的發揮中醫優勢。中醫與中醫文化密不可分，惟有中醫的繁榮方能帶來中醫文化的勃興。歷史上，中醫曾在澳門發揮過重要作用。時至今日，只要中醫還在為澳門的健康貢獻着自己的力量，中醫文化就應值得弘揚。而產業園恰好具備這樣的功能，其以“養生保健示範”和“中醫文化展示”為主的“國醫館”、“中醫藥科技植博館”示範性項目，“可為澳門居民提供健康管理、中醫藥養生等醫療保健服務，為居民提供改善健康養生的方式”。4三、世界的澳門：放眼世界，秉持相容並包、開放多元的文化態度在“文化澳門”建設中，澳門走向世界何以可行？其能夠走向世界既有歷史因素的客觀推動，又是“一帶一路”背景下中葡國家間加強交流合作的客觀要求。澳門古屬楊越地，秦統一嶺南後，澳門隸屬南海郡。隨着朝代更迭，澳門所屬屢有更易，尤至宋末元初，已有相當人口居住。有明一代，福建漁民更是往返澳門。種種史實表明，在1553年葡人東來之前，“澳門已有着它自身的悠久歷史”。51553年，“有夷商因船隻觸風破損，願借濠鏡地晾曬浸水貨物，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這是外商進入澳門之始。6這裏所說“外商”即指葡萄牙人。從葡人佔領澳門到鴉片戰爭前，明清政府始終對澳門擁有並行使主權。1840年後，葡國向中方提出領土要求。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中國政府事實上承認了葡萄牙對澳門的管治權。中華民國時期，中國政府聲明上述條約作廢，另訂新約。但新約實際上只是一經濟協議，對主權未有涉及。7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領導人歷來重視澳門問題的解決。經過幾代領導人辛勤耕耘，終結碩果，澳門於1999年12月20日回歸祖國，這使中華民族的偉1《中醫藥園拓莫國醫藥合作》，《澳門日報》（澳門）2017年3月29日，B01版。2《產業園為本澳青年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澳門日報》（澳門）2017年12月19日，B10版。3史昊宇︰《參與國家中醫藥“一帶一路”規劃大有可為》，《澳門日報》（澳門）2017年5月3日，C10版。4《結合醫療旅遊增經濟效益》，《澳門日報》（澳門）2017年12月19日，B10版。5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22頁。6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5頁。7《澳門的歷史與現狀》，《人民日報》（北京）1999年4月15日，第10版。
  • 4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大復興更加邁進堅實的一步。在四百餘年中葡文化交流交鋒交融的歷程中，中葡間的文化交流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第一個時期起於1553年葡人登岸澳門止於1720年康熙帝禁教，這一時期，中葡間時有雙向互動；第二個時期是從持續禁教到鴉片戰爭後被迫馳禁，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扇重要窗口；第三個時期是從鴉片戰爭到澳門回歸前夕，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有所降低。但總的來看，“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主要起着中轉站的作用”。1由上可知，澳門與西方文化交流由來已久，而正是這樣的交流，使澳門浸透中華文化的同時又薰染西方文化元素。回顧是為了更好的前瞻。隨着科技進步，各國交流日益頻繁。“當今世界，開放融通的潮流滾滾向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世界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國經濟社會發展日益相互聯繫、相互影響，推進互聯互通、加快融合發展才能促進共同繁榮發展的必然選擇”。2澳門以開放的胸懷走向世界是大勢所趨，澳門特殊的歷史條件使得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可成為連接華語世界與葡語世界的經濟文化紐帶。“旨在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與合作，發揮澳門在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台角色”的“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於2003年正式成立。3從論壇成立到2016年，中葡國家雙邊貿易額增長逾9倍，“中國已經成為葡語國家第一大貿易國和第一大出口國”。雙邊往來為澳門帶來新的發展機遇。4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在中葡國家合作中，澳門是一座“跨洋大橋”，“它以語言文化為紐帶、以經貿合作為主題、以共同發展為目標，充分發揮澳門的獨特優勢和平台作用，對推動中國與7個葡語國家加強聯繫已經並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5澳門在中葡國家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可見一斑。澳門與葡語國家歷史淵源深厚，因此，澳門走出國門理應是“文化澳門”建設的重要一環。國家助推下的“一帶一路”為澳門走出去提供了更加堅實的基礎和更為廣闊的空間。其實，無論在國家“十二五”還是“十三五”規劃中，均有來自中央支持澳門建設中葡合作服務平台的倡議。6李克強總理更是強調“我們要發揮並進一步提升澳門的平台作用。澳門擁有獨特的中葡雙語優勢、優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礎設施、良好的商業環境，是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一條十分重要的紐帶”，並支持澳門成立中葡國家文化交流中心等機構。7這為新時期的澳門與葡語1宋德華：《澳門與中西文化交流》，《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1998年第4期，第33－35頁。2習近平：《開放共創繁榮　創新引領未來──在博鼇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北京）2018年4月11日，第3版。3江迅、駱丹：《澳門政經突破亮點　凝聚葡語八國二億人》，《亞洲週刊》（香港）2017年6月4日，第31卷第22期。4馮學知：《中葡平台　澳門作用愈加凸顯》，《人民日報》（北京）2016年10月27日，第20版。5李克強：《在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北京）2016年10月12日，第3版。中葡國家間的合作平台還有：2010年成立於北京，2016年宣佈遷至澳門的“中葡合作發展基金”。其目的是便於中國公司與葡語國家展開合作。詳見江迅、駱丹：《澳門政經突破亮點　凝聚葡語八國二億人》，《亞洲週刊》（香港）2017年6月4日，第31卷22期。6 馮學知：《中葡平台　澳門作用愈加凸顯》，《人民日報》（北京）2016年10月27日，第20版。7李克強：《在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北京）2016年10月12日，第3版。
  • 49“一帶一路”背景下“文化澳門”建設的三個維度國家深度文化交流提供了國家後盾。特區政府更是躍躍欲試，在多個場合宣佈要加強澳門與葡語國家的合作。1“德不孤，必有鄰”，“一帶一路”是一條沿線國家共同受益之路。葡萄牙外長席爾瓦（AugustoSantosSilva）就曾表示，“一帶一路”對於葡國經濟“是不可或缺的機會，葡萄牙希望借助自身優勢參與這一倡議”。2葡語世界中，除葡萄牙外，巴西、幾內亞比索等國亦加入到“一帶一路”倡議中。3有論者早已指出：“‘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繁榮之路，也是文化發展之路，將極大推動相關國家文化交流。”4由上可知，澳門在中葡國家文化交流中始終扮演着紐帶作用。當今世界是彼此聯通互動的時代，可以預見，隨着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進一步向縱深發展，澳門在其中的作用將會進一步突顯；澳門與葡語世界的文化交流將進一步夯實；“文化澳門”建設的內容亦必將更加繽紛多彩。結語在2015年由中央發佈的“一帶一路”願景中明確提出了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地位。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澳門應運用國家倡議為“文化澳門”建設凝聚力量。首先，澳門應扛起中華文化的大旗，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對自己國家的文化秉持自信態度。歷史經驗表明，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期是文化的大發展時期。近年來，澳門政治穩定，經濟保持快速發展的事實，業已證明“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符合歷史發展趨勢。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是澳門文化走向繁榮的有力保障。而堅持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以文化認同促進國家認同是繁榮澳門文化的必然選擇。其次，植根澳門，發展旅遊、飲食文化以及中醫文化。歷史上澳門華洋雜處的現實催生了一大批中西合璧建築的產生以及獨特的中西飲食文化。尤其是澳門申遺成功後，澳門古建築群在世界上的地位進一步彰顯。這些文化遺產不但能為澳門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而且其蘊含着的歷史1如崔世安在2014年時就表示，要“加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深耕國際聯合互動的領域。我們不僅要讓澳門在內地新一輪的發展中得益，更要把本地的發展融入國家整體發展中，全面推進區域合作，實現互利共贏”。詳見王蘇寧、杜尚澤：《崔世安宣誓就任澳門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人民日報》（北京）2014年12月21日，第2版。2015年初，澳門特區政府在《澳門特區將全力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亦對加強中葡國家合作有所闡述，詳見政府發言人辦公室：《澳門特區將全力參與“一帶一路”建設》，2015年3月28日，http://www.gcs.gov.mo/showCNNews.php?DataUcn=87433&PageLang=C。2016年時，特區政府在2016－2020年五年規劃中更是強調要“打造‘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詳見蘇寧：《穩定是大局　民生為優先　澳門正式發佈首份五年規劃》，《人民日報》（北京）2016年9月9日，第11版。而2017年的《施政報告》中也已寫明要“善用中葡平台”。詳見江迅、駱丹：《澳門政經突破亮點　凝聚葡語八國二億人》，《亞洲週刊》（北京）2017年6月4日，第31卷22期。2章亞東：《葡萄牙外長──葡希望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人民日報》（北京）2018年3月26日，第4版。3江迅、駱丹：《澳門政經突破亮點　凝聚葡語八國二億人》，《亞洲週刊》（香港）2017年6月4日，第31卷22期。4楊建毅：《借助一帶一路建設促進文化發展》，《人民日報》（北京）2018年4月16日，第7版。
  • 5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資訊十分豐富，因此，來澳的遊客越多，就越能起到傳播當地文化的作用。旅遊業的發展帶動着餐飲業的高漲，而豐富的飲食種類為遊客提供多種選擇。總之，旅遊業、餐飲業越興旺，與之伴隨的旅遊文化、餐飲文化就越能為更多的人所瞭解、接受。中醫既是醫學的重要分支，又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中醫曾對澳門有過重要貢獻。圍繞“一帶一路”倡議，國家更是重視澳門中醫產業園區的建設。中醫產業園區的建設，既要加強與內地的合作，又要嘗試走出國門，最重要的是加大自身投入力度。中醫與中醫文化密不可分，惟有中醫的繁榮方能帶來中醫文化的勃興。最後，放眼世界，讓澳門文化成為溝通華語世界與葡語世界的橋樑。澳門自秦時就已被納入中國版圖，在葡人東來前澳門就已有其自身悠久的歷史。葡人東來，一方面通過損害中國主權而獲得對澳門的長期管控，另一方面，葡人佔領澳門使其在客觀上漸次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歷史上的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過紐帶作用。澳門與葡語國家的此種特殊關係也為今日的“文化澳門”建設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新時代，國家在“一帶一路”建設的相關倡議中已闡明要讓澳門成為中葡國家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澳門借助“一帶一路”的勁風，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特區政府均要求繼續深化與葡語國家合作，看中的正是澳門與葡語國家的文化淵源。澳門走出去首先是澳門文化走出去。澳門與葡語國家既有相通的文化又存在差異，相容並包的澳門正好可借助走出去戰略，求同存異，汲取對方文化中的有益因數，為我所用。[責任編輯　陳超敏]
  • 51城的文學，文學的城──2017年澳門文學研究綜述[摘 要]2017年的澳門文學研究，無論是本土學者還是內地學者，都默契地將研究視點集中在城市與文學的主題上來。從對“我城”書寫的關注到對澳門小城意象的挖掘，甚至在集中探討文學形態與城市日常關係的研究中，無不彰顯出學界對澳門文學城市空間的特別關注。正因如此，澳門文學與城市發展並肩行走在這樣的注視中，使得澳門文學乃至澳門文化的自信心得到進一步的鞏固。[關鍵詞]澳門文學　城市空間　文學空間　文化自信2017年的澳門文學研究，無論是本土學者還是內地學者，都默契地將研究視點集中在城市與文學的主題上。從關注我城書寫到小城意象，抑或是文學形態與城市日常，都彰顯出研究者對澳門文學城市空間的進一步關注，有助於建立澳門文學乃至澳門文化的自信心。一、文學空間與城市空間的雙重面相澳門文學的特色在城市文學形態中逐漸顯示出本屬自我的個性，張堂錡教授的《懷舊記憶與我城書寫——回歸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新趨向》一文就明確指出，澳門文學在澳門回歸祖國這一“回歸書寫”的特色主題中，用“懷舊記憶”為路徑的“我城書寫”是澳門文學近十幾年來的一大指證，“文學作品中觸及澳門回歸後的生活與內心感受的作品，可稱之為‘回歸書寫’。‘回歸書寫’可以說是澳門文學新世紀以來一個深具特色的主題”。1張教授特別強調，同樣是描寫回歸祖國，澳門文學的“回歸書寫”並不同於香港，在各類文學作品中很難見到類似香港人的焦慮心態，而是以另一路徑──以“懷舊記憶”來建構獨屬於澳門的特色。回歸前後，澳門的城市生態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回歸前的澳門除了博彩業之外，城市發展可謂百廢待興，因此文學作品多有“向前看”的心態，字裏行間透露出渴望快速發展，並以香港為榜樣，同樣躋身於國際大都城的文學，文學的城──2017年澳門文學研究綜述趙　皙作者簡介︰趙皙，徐州工程學院人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徐州　2210181 張堂錡：《懷舊記憶與我城書寫──回歸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新趨向》，《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文學及語言學‧
  • 5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市的行列中去；但自從澳門回歸，城市迅速發展，整座城市的面貌也煥然一新，文學作品隨之呈現與回歸前迥然不同的風格。張教授解釋了回歸後本土作品的“怎樣回歸，如何懷舊”︰“曾經熟悉的小城不再，街道上車如流水、人如潮湧，老建築消失，老行業式微，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互動日漸疏離，全球化浪潮衝擊下，澳門的‘都市性’取代了過去的‘家園感’，於是而有了新世紀以來的懷舊風潮。”1他將這種懷舊情緒的產生歸結為對澳門人現狀的不滿，“因為懷舊，澳門作家開始思考澳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不斷穿梭於歷史、文化、地景之中，尋找屬於本土的認同，形塑屬於自身的記憶與城市的形象。因為懷舊，他們的文字多了較以往更為細膩的抒情，和更為深沈的感喟，‘澳門情懷’的集體流露因此成為新世紀以來澳門文學普遍而真誠的審美特徵”。2此外，該文還從本土作家作品、澳門文學獎的角度梳理了澳門從“賭城”到“我城”的歷程，發現了本地作家對澳門城市形象的建構意識逐漸濃厚，在澳門文學作品中城市形象被賦予了新的意義與面貌。不僅有學者關注澳門文學的城市形象，還有對城市格局與文學關係進行探討的內容，例如鄭海娟博士的《澳門當代文學中的小城意象》。該文分別從澳門當代華文文學中的“小城”意象、“小城”意象的生成機制和“小城”內部異質文化空間，以及文學作品中的“小城”與外部世界關係呈現，這幾個層次為我們研究澳門當代文學對本地文化地理空間的再現提供一種新的視角。該文回溯了20世紀英美詩壇著名詩人奧登（WystanHughAuden）的一首名為“澳門”（Macau）的十四行詩，為澳門的“小城”意象找到了歷史依據，由此這座蕞爾小城在澳門文學不同文體的作品中分別得以呈現。鄭博士列舉了澳門本地詩人汪浩翰、陶里、玉文和江思揚等幾位的詩作，指出了在這一次次的描寫中，澳門的城市空間與文學空間不斷融合，因為反覆被書寫而進入文學園地中的“小城”意象也逐漸形成並逐漸得到強化。尤其在與同屬於華文文學範疇的香港文學、台灣文學相比後，認為澳門文學的“小城”有別於前者的複雜而宏闊，反而作為一種特殊的氣質，展現出以小見大的審美特徵。無疑對澳門文學的突出特色進行了又一次的強化，在梳理澳門副刊文學特徵時，鄭博士強調，《澳門日報》的副刊《鏡海》、《新園地》、《小說》和《澳門街》等都是反映澳門城市生活現實的重要載體，“獨具特色的副刊文學雖然不免格局受限，但由於它們靠近城市生活的現實，反而能夠細緻入微地雕琢小城澳門色彩斑斕的各個側面”。3從澳門城市空間的狹小到文學體裁的細小，澳門的“小城意象”同時作為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的雙重代表，“既是作家空間經驗的再現，也是一種想像的建構，折射出創作主體對現實的觀照方式”。4除此之外，澳門由於開埠較早，城市基礎較為完備，城市特徵顯著，“它同香港一樣，沒有真正的鄉村，也沒有一般意義上的鄉土文學，澳門文學說到底是產生於澳門的城市文學。然而對澳門本地創作者來說，澳門是他們朝夕與共的棲身之地，‘小城’的空間意象事實上與鄉土文學中承載着敘事主體情感的鄉村、田野等空間景觀有着類似的功能，往往寄寓着濃厚的懷舊情1 張堂錡：《懷舊記憶與我城書寫──回歸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新趨向》，《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2 張堂錡：《懷舊記憶與我城書寫──回歸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新趨向》，《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3 鄭海娟：《澳門當代文學中的小城意象》，《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7期。4 鄭海娟：《澳門當代文學中的小城意象》，《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7期。
  • 53城的文學，文學的城──2017年澳門文學研究綜述結，負載着文化鄉愁”。1“小城”在相對寧靜、舒適的環境中折射出澳門本土作家對“家”的渴望與依戀。與此同時，澳門的小城形象甘於以“小”自居，在混雜文化的境遇中，自成一體，與香港文學龐雜的城市圖景呈現截然不同的狀態，“澳門當代文學創作主題在不斷生成‘小城’這一符碼的同時，也在試圖建構一種不同於現代性單線發展方向的新的意義與價值”。2在小說文體中澳門“小城形象”凝聚了偏安一隅的小城與國際化自由港口的雙重蘊涵，通過周桐、呂志鵬和余行心等本土作家的小說作品統統體現出來，在澳門現代化、國際化的城市地位與“小城”意象之間存在着的反差，是這種混血城市人口在身份認同上的迷惘與糾結，也進入了本土作家獨特的生活體驗和歷史經驗，他們在文本上“建構出一個安寧閒適的歸屬地與寄寓鄉愁的家園，不斷書寫澳門的‘小城’情懷。然而，小城並非遺世獨立的存在，作為現代化都市的澳門總是處在世界之中，並與周遭世界保持着複雜而多元的關係，關於‘小城意象’的討論，因之需要放在澳門與外部世界關係的背景下解讀。紛紛擾擾的外部世界作為正向或反向的多股力量，逐漸改變或破壞着‘小城’的風景與生活，而這也相應地在文學世界中留下了痕跡，它既是澳門文化多元共生的體現，又進一步營造出澳門華文文學色彩斑斕的文化生境，並形塑着澳門文學未來的路徑和方向”。3除此之外，亦有深入澳門城市佈局進行研究的內容，譬如凌逾、霍超群從城市脈絡的組成要素──街道出發，深入挖掘街道這一城市標籤在文學作品中的社會歷史隱喻和文化心理意蘊。首先，澳門街道進入文學作品，成為澳門本土作家追思傳統，批判現實的象徵。凌逾教授借由呂志鵬的小說《傳承》和《小店》指出︰“作者對於街道實際上暗含了一組相悖的情感態度，這使得街道的指涉在小說中變得曖昧不明。故事的結局似乎告訴讀者，在澳門，人情味的濃淡和繁華程度不僅息息相關，而且此消彼長。倘若僅僅將街道作為集體懷舊的承載空間，或許並不能解開澳門人目前的心理困境……擁擠的街道儼然成為這座小城的印記。如果說香港作家善於書寫高樓大廈的擁擠感帶給人的窺伺慾和逃離心，那麼，澳門的擁擠感則是一條條狹窄的街道與一輛輛龐大的汽車相左難容，吞噬着人的生命力。這是澳門街道敘事的另一指向。”4城市在迅速膨脹的同時，帶走了往日城市中蘊藏的溫情，因此兩位學者敏銳地指出了澳門人內心的糾結──既要享受城市現代化帶來的便利，又想要保留傳統的人情味。於是敏感的作家試圖在文學作品中去追尋這種雙贏的可能性，但在發現城市在現實中的發展速度無力掌控之時，卻只能用回顧街道的變遷歷程來完成一次圓滿的回憶。雖然凌、霍二位沒有明確指出造成此種情況的緣由，但這一心態的確是澳門文學充滿濃厚懷舊意味的一大重要原因。有趣的是，他們還將澳門城市的陸地敘事和海洋敘事進行對讀，從李宇樑系列小說中發掘了澳門街道承載懷舊記憶之外，還潛藏了血腥書寫的情感體驗，在對城市交通工具車和船截然相反的態度上，找到了澳門人的心理依託︰“在澳門人心中，車船雖均作為城市交通工具運行，但兩者的地位不啻天淵。車讓澳門人置身於擁擠的街道、嗅到危險的訊號，船給澳門人揮斥方遒的成就感，捨船而駕車，出於發展的迫不得已；駕而唾之，釋放着‘失船’的焦慮。如果說汽車是澳門街道敘事的顯在主角，那麼輪船便是對這種敘1 鄭海娟：《澳門當代文學中的小城意象》，《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7期。2 鄭海娟：《澳門當代文學中的小城意象》，《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7期。3 鄭海娟：《澳門當代文學中的小城意象》，《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7期。4 凌逾、霍超群：《澳門文學：迷宮般的城市街道裏，用文學講述人情記憶》，《文學報》（上海）2017年10月16日。
  • 5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事的顛覆和解構；如果說街道指涉着當下的澳門，是一片不斷填海擴張的陸地，那麼海洋遙相呼應的便是曾經的故土，是一灣岸堤的幽夢；如果今日澳門的城市故事是人車的尺度之爭，那麼往昔的澳門歌謠則是魚水的和諧樂音。”1他們指出，這種心靈的歸靠來源於澳門城市變遷與發展史上獨特的參與者──海洋，“把記憶中的海洋當作失去的樂園予以懷念，以期對抗不斷擴張的陸地，這是澳門街道敘事與西方都市批判之根本不同，也是作品敘事邏輯背後更深層的文化隱喻”。2獨具風景的澳門城市文學，是來源於澳門人內心深處對海洋文化的依戀，揭示了澳門文學獨特面貌的文化傾向與心理依託。二、城市文學活動改變城市日常2017年3月4日至19日，第六屆澳門文學節如期舉行，澳門文學節的標語──“雋文不朽”，業已成為澳門文學節永久性的主題（其對應的葡譯和英譯分別是“rotadasletras”和“thescriptroad”）。自2012年迄今已經成功舉辦了六年，均是由澳門本地的葡語報紙《句號報》（PontoFinal）發起舉辦。作為全球首個匯聚中國和葡語國家文化藝術工作者的文學交流盛會，知名作家、出版工作者、譯製人員、音樂人、導演以及視覺藝術工作者都在邀請範圍之列，澳門文學節幾年間已經邀請了百多位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前來參與，活動內容豐富多彩，逐漸成為澳門這座城市的一樁文化盛事。歷來文學節在邀請作家時，十分看重作家與澳門之間的文化淵源，善於從文學的角度深度挖掘澳門的城市文化資源。我們從舉辦者的思路和每屆文學節的活動內容來看，“文學”這則概念的外延在城市的場域下被不斷擴充，除了純文學活動，還有音樂會、電影展映、戲劇表演和視覺藝術展覽等形態各異的文化活動，這其中還不乏因為創作者的身份跨界而出現交疊現象，文學在這場活動中不斷實現跨界與融合。此次文學節上的各類大小活動累積有一百餘場，除了作家對談、詩人沙龍、詩歌朗誦會、寫作工作坊、走進圖書館、走進各大校園等系列活動等純文學活動之外，還同時舉辦音樂會、影視展覽、“白與紅”詩歌即興表演、“詞句傳情”多媒體詩歌表演和戲劇《澳門愛‧財‧良》等跨媒介活動，這其中大部分的活動均對澳門市民免費開放，讓這場文學盛宴成為澳門市民生活中的文學佳餚。此外，活動地點遍佈澳門整座城市，除了位於澳門市中心的歷史建築舊法院大樓的主場地外，還有葡萄牙駐澳港總領事館、東方葡萄牙學會、戀愛‧電影館、澳門威尼斯人劇場、鄭家大屋、澳大黑盒劇場、澳門創意空間、澳門藝術博物館等場地，可謂深入城市肌理。正如鄭周明所說的那樣︰“作為華語地區首個匯聚華語、葡語文學交流的節日，它與其他城市如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地書展活動最大的不同在於其跨語言、跨媒介的文學節日現場，因此我們能看到除了全球知名作家參與文學節外，包括翻譯、音樂、視覺藝術等領域的創作人、專家都會被邀請參與到文學節的活動當中，因為文學節，也讓許多嘉賓、本地人以及遊客對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超越了以偏概全式的認知。”3與內地和港台不同的是，這裏的文學節看起來並沒有多少“人氣”，就像一位受邀前來的參與者感受1 凌逾、霍超群：《澳門文學：迷宮般的城市街道裏，用文學講述人情記憶》，《文學報》（上海）2017年10月16日。2 凌逾、霍超群：《澳門文學：迷宮般的城市街道裏，用文學講述人情記憶》，《文學報》（上海）2017年10月16日。3 鄭周明：《澳門文學節：跨文化對話改變着城市日常》，《文學報》（上海）2017年4月1日。
  • 55城的文學，文學的城──2017年澳門文學研究綜述的那樣︰“活動現場沒有圍欄，活動參與度屬小眾，作家們根本沒有‘偶像包袱’。任何一位有心的文學愛好者，無須入場證，都能走進現場，與自己喜愛的作家拉近距離，索取簽名或拍個合照，甚至還能有機會與作家同桌進餐。”1然而，就是在這樣輕鬆閒適的氛圍中，來自不同國家的作家、藝術工作者跨越語言障礙，雖然尚不能夠進行完美的跨語種交流，但這種對話在六年來一直堅持着，各種語言代表的文化在此碰撞，在閒散的交談中激發出文學本來的力量。據筆者瞭解，本屆文學節上每一場活動都被設定成小型化的模式，但議題密集且豐富，包括了寫作、文化、政治、難民、核問題等等，超越了文化市場、版權等功利又常規的內容，在輕鬆自由的環境下，文學與文化“以最日常的方式緩慢流動在城市生活之中，沒有喧囂的氣氛，也沒有追逐的迫切感”，只“讓一座城市的文學活動變得日常自然，文化土壤也在重新組合，讓外界心生期待，那些漸漸顯露的文學年輕的身影”。2除了澳門文學節，2017年在這座城市間還有其他豐富多彩的文學活動，讓這座原本被視為“賭城”的小城，如今充滿了文藝氣息。2017年1月21日第六屆“我心中的澳門”全球華文散文大賽頒獎禮暨第三批《澳門文學叢書》新書發佈會在澳門科教文中心舉行。從2004年至今，該大賽已連續舉辦六屆，通過大賽活動，充分展示出海內外文學家心中的“澳門印象”，使澳門的文化形象更加鮮明。3而《澳門文學叢書》截止至2017年已經出版了56部，是內地讀者瞭解澳門文學與文化的重要途徑。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表示，近年來澳門社會快速發展，本土文學的視域有所擴張，作家的文學藝術創作得以擺脫地域因素的制約，能夠以開闊的藝術視野來思考並書寫本土生活。他還呼籲澳門和海內外的華文作家攜手，共同深入挖掘澳門本土歷史文化與現實生活中可以書寫的題材，彰顯澳門文學的意義。作家出版社總編輯黃賓堂認為︰“澳門雖小，但文學創作者不少，而且他們內心寧靜、單純、自由，堅守文學的理想精神，自覺講述澳門故事，為內地讀者以及全世界的華文讀者認識澳門搭建起一座寬闊的橋樑。”42017年是澳門筆會成立30周年之際，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及港澳台地區的作家匯集澳門，漫步澳門歷史城區，深入這座城市的文化脈絡，感受獨特的歷史文化風貌。澳門筆會會員黃文輝在其《澳門歷史城區︰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晶》一文中寫道︰“澳門歷史城區的價值首先體現在它有着中國最古老的西式建築群，也保存着中國歷史最悠久的歐洲人聚居地和亞洲早期貿易港的完整面貌；並有大量獨具特色的民間建築，植根在中國和歐洲、亞洲的文化土壤上，表現出東西方建築文化交流的深刻影響。總之，澳門歷史城區展現了中國和東西方不同國家在空間結構概念、建築風格、美學觀念、工匠手藝和技術的交融。”5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澳門筆會理事長湯梅笑在歷史文化遺跡“鄭家大屋”裏分享了對這座城市閒適的感受，在“城市的褶皺”──澳門城獨有1 葉子：《有一個閒適的非典型文學節　在澳門》，《北青藝評》（北京）2017年3月26日。2 鄭周明：《澳門文學節：跨文化對話改變着城市日常》，《文學報》（上海）2017年4月1日。3 劉秀娟：《“澳門文學”日益走出澳門──第六屆“我心中的澳門”大賽頒獎禮暨第三批〈澳門文學叢書〉發佈會在澳舉行》，中國作家網，2017年1月25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125/c403994-29047586.html。4 劉秀娟：《“澳門文學”日益走出澳門──第六屆“我心中的澳門”大賽頒獎禮暨第三批〈澳門文學叢書〉發佈會在澳舉行》，中國作家網，2017年1月25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125/c403994-29047586.html。5 黃文輝：《澳門文學散步》，《光明日報》（北京）2017年11月10日。
  • 5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的橫街窄巷裏，找到澳門文化最有生氣的存在。不同於內地文學活動的轟轟烈烈，澳門的這些大大小小的文學活動逐漸成為一種常態，甚至成為城市的一部分而存在，平靜而有序地進行着。這種存在不為營造多麼厚重而生硬的學術氣氛，卻在稀鬆平常和開放包容的狀態下改變了城市的日常，融入城市文化的內在肌理。三、多維度文學發展促使文化自信生成2017年12月，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在深圳舉行，來自北京、上海、香港、澳門及深圳本地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分別從粵港歷史、港澳經驗、深港個案對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歷史與現狀、共性與個性進行論述，對文學意義上粵港澳大灣區共同體建構可能性展開探討，論證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新概念的形成和發展。這個從經濟領域衍生出來的新概念，把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等的9個市區一併包括，試圖從文學角度凝聚文化認同，進一步增強該區域內各城市間的文化往來。正如陳曉明教授所說︰“我理解這個大灣區的文學，它確實和城市文學這個概念是能夠建立起一種關係的，因為大灣區它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一個地區，它也是這個經濟最富有活力的地區，它也是未來中國發展的某種示範區，所以我覺得在整個意義上來說它的一個文學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和我們理解的城市文學這個概念，它是可以做一個相互的闡釋，那麼在我的理解當中，大灣區這個文學，它既是一個城市文學的一個重新的一個提升，又是對我們城市文學的重新的認識，所以非常有活力。”1陳教授還強調，大灣區文學的特點在於多元化︰“粵港澳地區本身的文化是有一脈相承的基礎，同時也有不同的文化滋養。比如中國香港文化跟英國文化密切的關係；比如中國澳門文化也有葡萄牙文化的某種因素；廣東文化、嶺南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充分活躍的聯繫。如此豐富多元的文化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互動。”2旨在說明，澳門文學作為城市文學的獨特性代表，也有裏應外合的兄弟，可以遇見的是，作為城市文化共同體的一個重要成員，在大灣區文學這則頗具活力的新理念下，澳門文學的發展前景將會比較樂觀。澳門文學生長在如今這個寬廣的背景下，呈現多元發展的同時，也越來越有自主性的展現。古遠清教授指出，歷來“港澳”是一個固定的片語，在文學中更是緊密捆綁，但其實港澳文學之間相異甚遠。他曾提到︰“澳門文學的一大特色，便是溫和性。在風格上，不像內地文學追求磅礴氣勢，抒寫時代風雲之變幻，也不似香港文人的敏感。這就是為甚麼在香港會岀現‘九七’小說、詩歌，而在澳門，並未以‘九九’做重大題材或由此掀起一股旋風。作為小城文學，澳門的作品不以感時憂國的精神見長，而以表現休閒的生活情調取勝。在文藝論爭上，既不像台灣時有政治的介入使論爭異化為社會事件或政治事件，也不像香港各個圈子因寫作路線不同黨同伐異。不錯，澳門有寫作圈子，但有意見分歧也極少形諸筆墨相譏乃至爭戰。”3古教授一語道破澳門文學的特殊性所在，並從與廣東文壇的密切關係、與中國古典文學的傳承關係等方面細數澳門文學與粵籍作家的淵源，分析了澳門小說、澳門散文和澳門文學評論的情況，認為澳門文學會在這1 《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盛大舉行，以文化聚合力量，共築發展》，深圳作家網，2017年12月22日，http://www.szwriter.com/bencandy.php?fid-50-id-2219-page-1.htmhttp://video.sina.com.cn/p/news/o/doc/2017-12-21/184967658583.html。2 陳曉明：《新文學素質醞釀的地方》，《深圳商報》（深圳）2018年2月1日。3 古遠清：《澳門“文學粵軍”在壯大》，《羊城晚報》（廣州）2017年8月28日。
  • 57城的文學，文學的城──2017年澳門文學研究綜述種“恒溫的精神文化氣候”中逐漸成長。在對王列耀、龍揚志一書《文學及其場域：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1999－2009）》的評論中，古教授特別強調道，他最在意的是該書有關澳門文學與香港文學的比較。很顯然，在“港澳文學”多元化發展的今天，其中的內涵在不斷產生劇烈的變動，使得我們越來越難以將其一視同仁。在澳門文學的輪廓逐漸變得更加清晰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澳門文學的發展促使澳門文化的自信生成。在“三言四語”的語言背景下，澳門文學坦然接受文化的多元性，追求自由的同時不忘堅持自我，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較為從容自如，正如李觀鼎所說︰“澳門文學的文化自信，大大降低了文藝商品化對它的影響，避免了諸多弊端，它尊重資本，但不屑於當金錢的奴僕，它冀望暢銷，卻不肯為此而媚俗；它拒絕靈魂的降解，在精神貶值處張揚精神價值；它拒絕消費主義慫恿，於物慾中堅守文學本真。”1城市似乎就是迅速發展和多元融合的代名詞，以城市為根基發展起來的文學人為地拭去了鄉土的純粹性和慢節奏，但隨着人們對城市本身的瞭解逐漸深入，以澳門為代表的城市文學也折射出城市的另一面──安靜閒適、與世無爭。因此從澳門文學與港澳台文學“分流”的趨勢來看，澳門文學的能見度逐步提高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澳門文學定會在堅定的文化自信中穩步前行。[責任編輯　陳超敏]1 李觀鼎：《在堅定的文化自信中穩步前行》，《文藝報》（北京）2017年1月4日。
  • 5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摘 要]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最大貿易國，當前正在加速推進自由貿易區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內地法院在審理涉外民商事案件不斷增多，域外取證亦隨之增多。內地法院實施域外取證可概括“兩模式五途徑”。兩模式指的是國際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和區際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而前者有三種途徑，分別依多邊公約途徑、依雙邊條約途徑和依外交途徑；後者也有兩種途徑，分別涉澳途徑和涉港途徑。本文以內地法院為視角，對域外取證的兩模式五途徑分析比較，發現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的思路和構想。特別是針對域外取證的司法統計口徑缺失導致定量研究不足、域外取證時間漫長導致效率不高，以及域外取證存在兩難困境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完善域外取證思路和構想，包括完善司法統計口徑和開展司法大數據研究、創新國際和區際司法協助的域外取證手段、制訂統一的域外證據效力審查判斷的司法解釋等，為內地法院域外取證制度的完善進行理論探索。[關鍵詞]國際　區際　司法協助　域外取證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最大的貿易國，當前正在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1對外推進“一帶一路”國家戰略，2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完善涉外民商事訴訟中域外取證的相關程序，切實保障涉外民商事訴訟當事人合法權益，3適時推動域外取證的制度創新和程序創新，可使中國內地人民法院（下稱“內地法院”）能為中外和港澳台當事人提供靈活、高效、快捷的司法救濟途徑。4根據中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5內地法院實評國際和區際兩種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以內地法院為視角何志允作者簡介︰何志允，澳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生。1 習近平︰《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　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決策導刊》（重慶）2014年第12期，第4－5頁。2 王義桅︰《一帶一路︰中國崛起的天下擔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22頁。3 本文所指的涉外民商事訴訟包括涉及外國因素和涉及港澳台因素的民商事訴訟，因此有些學者為了更好地區分涉及外國因素和涉及港澳台因素的民商事訴訟，將涉及外國因素的民商事訴訟稱為國際民商事訴訟，將涉及港澳台因素的民商事訴訟稱為區際民商事訴訟。4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最高法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司法服務和保障──對〈關於人民法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若干意見〉的解讀》，《人民法治》（北京）2015年第11期，第14－15頁。5 中國法制出版社︰《民事訴訟法新解讀》，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第227－230頁。‧法律研究‧
  • 59評國際和區際兩種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以內地法院為視角施域外取證可概括“兩模式五途徑”。兩模式指的是國際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下稱“國際域外取證”）和區際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下稱“區際域外取證”），前者有三種途徑，分別依多邊公約途徑、依雙邊條約途徑和依外交途徑；後者也有兩種途徑，分別涉澳途徑和涉港途徑，故共五途徑。由於內地與台灣無區際司法協助安排，因此涉台域外取證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本文以內地法院為視角，選取內地法院依照兩模式五途徑如何開展域外取證工作作為研究主題，通過對比分析發現當中存在的問題，並且提出解決思路和構想。一、域外取證兩模式五途徑（一）國際域外取證內地法院與外國法院之間就民商事案件開展域外調查取證合作，是民事訴訟法賦予的一項法定職能，而國際域外取證案件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簡單到複雜。據統計，內地法院和外國法院相互開展包括域外取證在內的國際司法協助個案上升到每年數千件。從2015至2017年連續三年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年度工作報告顯示，2015年內地法院辦理國際司法協助案件6,014件，12016年內地法院辦理國際司法協助案件2,210件。22017年內地法院辦理國際司法協助案件2,967件。3內地法院通過依多邊公約、依雙邊條約和依國內法三種途徑，基本形成了既符合中國國情，又適應國際法的國際域外取證制度格局。換言之，內地法院可依據《海牙送達公約》與該公約成員國的法院之間相互委託域外取證，又可依據中國簽訂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協議）與締約國的法院之間相互委託域外取證，對於與中國既無《海牙取證公約》關係，也未有雙邊司法協助條約的國家，內地法院也可以根據互惠原則通過外交途徑與外國法院相互進行民商事案件調查取證。4因此，在全球193個主權國家之中，5除了與中國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其餘絕大部分國家都可以與內地法院相互開展國際域外取證合作，下面對內地法院國際域外取證的三個種途徑作出簡述。（1）依多邊公約途徑1997年7月3日我國第八屆人大常委會第26次會議作出決定，中國加入《海牙取證公約》，同時根據公約的條款作出指定、聲明和保留。首先根據公約第2條指定中國司法部為負責接收來自另一締約國司法機關的請求書並將其轉交給執行請求的主管機關的中央機關；其次根據公約第23條聲明，對於普通法國家旨在進行審判前文件調查的請求書，僅執行已在請求書中列明並與案件有直接密切聯繫的文件的調查請求；最後根據公約第33條聲明保留，除公約第2章第15條以外，不適用公約第2章的其他全部規定。不適用的第2章其他全部條款包括第16條至第22條共7個條1 周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5年3月12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鑑2015》，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96－118頁。2 周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6年3月13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鑑2016》，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147－168頁。3 周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7年3月12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中國法律年鑑2017》，北京︰中國法律年鑑社，第18－24頁。4 曾朝暉︰《〈關於依據國際公約和雙邊司法協助條約辦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和調查取證司法協助請求的規定〉的理解和適用》，《人民司法》（北京）2013年第7期，第28－34頁。5 滕飛、安然、穆易︰《會員國──聯合國概況》，《世界知識年鑑2014－201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第1063頁。
  • 6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款。1實踐中，負責審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內地基層或中級法院依據《海牙取證公約》開展域外取證時，由承辦法官按照公約規定的格式和文字（包括譯文）製作請求書，請求書在添加必要的附件後裝訂成兩套，暫不填寫簽發日期、地點，也不加蓋任一經手法院或者部門的印章，只製作轉遞函與請求書及其附件等一併報送本級或上級法院的國際司法協助專辦員審查。國際司法協助專辦員收到本院或者下級法院報送的轉遞函與請求書及其附件後，按照《海牙取證公約》要求審查合格後，製作轉遞函，逐級呈報高級人民法院的國際司法協助統一管理部門。高級人民法院審查合格後，製作轉遞函，呈報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司法協助統一管理部門。最高人民法院審查合格後，應當在請求書及其譯文上填寫簽發日期、地點並加蓋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司法協助專用章後郵寄被請求國中央機關。2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授權依據《海牙取證公約》直接對外發出取證請求書的五所高級人民法院國際司法協助統一管理部門收到下級法院或者本院的取證請求並審查合格後，3在請求書及其譯文上填寫簽發日期、地點並加蓋該高級人民法院國際司法協助專用章後郵寄被請求國中央機關。截止2017年4月《海牙取證公約》成員國已達61個，4這也意味着內地法院可依據多邊公約與前述公約成員國（不包括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開展國際域外取證合作。（2）依雙邊條約途徑截止2017年2月，中國對外締結的包含民商事案件域外取證雙邊司法協助條約有39項，其中民刑事司法協助條約19項已全部生效，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20項已生效17項。5實踐中，審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內地基層或中級法院依據雙邊司法協助條約開展域外取證時，由承辦法官按照雙邊司法協助條約規定的格式和文字（包括譯文）製作請求書，請求書在添加必要的附件後裝訂成兩套，請求書加蓋提出域外取證請求的法院院章，並且製作轉遞函，與請求書及其附件等一併報送本級或上級法院的國際司法協助專辦員審查。國際司法協助專辦員收到本級或者下級法院報送的依據雙邊司法協助條約提出的域外取證請求書，按照我國與被請求國締結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的要求審查合格後，製作轉遞函，逐級呈報高級人民法院國際司法協助統一管理部門。高級人民法院審查合格的，製作轉遞函，呈報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司法協助統一管理部門。最高人民法院審查合格的，製作轉遞函，及時轉遞中央機關，按照條約規定的方式由我國的中央機關遞送給被請求國的中央機關。61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我國加入〈關於從國外調取民事或商事證據的公約〉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北京）1997年，第551－559頁。2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依據國際公約和雙邊司法協助條約辦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和調查取證司法協助請求的規定實施細則（試行）》，法發【2013】6號。3 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關於指定北京市、上海市、廣東省、浙江省、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據海牙送達公約和海牙取證公約直接向外國中央機關提出和轉遞司法協助請求和相關材料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北京）2003年，第14頁。4Conventionof18March1970ontheTakingofEvidenceAbroadinCivilorCommercialMatters[EB/OL],HCCH,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status-table/?cid=82.2017-04-26/2017-05-05.5 外交部︰《我國對外締結的司法協助及引渡條約的情況》[EB/OL]，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wgdwdjdsfhzty_674917/t1215630.shtml.2017-03-01/2017-05-05。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依據國際公約和雙邊司法協助條約辦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和調查取證司法協助請求的規定實施細則（試行）》，法發【2013】6號。
  • 61評國際和區際兩種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以內地法院為視角（3）依外交途徑請求和提供司法協助，應當依照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途徑進行，沒有條約關係的，通過外交途徑進行。1實踐中，中國與已建立外交關係國家通過外交途徑相互委託取證，一般是通過中國外交部指示駐被委託國使館將有關文書送給該國的外交部轉交該國的管轄法院執行取證，也就是依互惠原則辦理。2審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內地法院需要依外交途徑委託外國法院調查取證，由各高級人民法院將委託書和司法文書送外交部領事司轉中國駐有關國家大使館，由大使館送駐在國外交部轉交有管轄權的法院辦理調查取證。委託調查取證，還應附調查提綱，開列需要證人提供證言的具體問題。按國際慣例，委託書及司法文書須附有該國文字或該國同意使用的第三國文字譯本。此外，內地法院還可以通過領事途徑開展域外取證。中國與已建立外交關係國家的法院向在對方境內的本國公民調查取證，可以委託本國駐外國領事館以符合駐在國法律的方式代為調查取證。一般可以採取通知具有本國國民身份的當事人到本國駐該國的領事館接受調查，但不能採取強制措施。3（二）區際域外取證區際域外取證的範圍主要是指內地法院與香港特區法院、澳門特區法院之間依據區際司法協助安排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託對方法院調查取證。眾所周知，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後，內地與港澳特區之間的司法協助屬於一個主權國家內部的不同法域的司法機關所進行的區際司法協助，雙方按照《香港基本法》第95條和《澳門基本法》第93條的有關規定，相互進行司法協助。42001年8月15日，當時的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劉家琛和澳門特區代表陳麗敏在澳門簽署了《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託送達司法文書和調取證據的安排》（下稱《內澳送達取證安排》）5；2016年12月29日，當時的最高人民法院代表沈德詠和香港特區代表袁國強分別代表兩地在深圳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託提取證據的安排》（下稱《內港取證安排》），6本文根據內地與港澳特區達成的上述兩個區際司法協助安排來論述的區際域外取證。由於內地與台灣之間僅僅存在《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而該協議由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簽署，7不具有區際司法協助協議的法律效力，因此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之內。（1）涉澳途徑隨着內地法院審理的涉澳門民商事案件不斷增多，雙方都希望解決域外司法文書送達和調查取證的問題。經過最高人民法院和澳門特區代表之間的談判磋商，雙方在2001年8月15日，簽署了1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款，《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北京）2017年，第508－535頁。2 互惠原則是指內地法院和外國法院之間互相承諾給予互惠司法協助。3 黃瑞︰《試論中國國際民商事司法協助》，《南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南昌）1996第1期，第96－102頁。4 宋錫祥︰《論中國內地與港澳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及其完善》，《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2009年第6期，第78－95頁。5 中國法制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新司法解釋全書》，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294－295頁。.6 中國法制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新司法解釋全書》，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360－307頁。7 海協會、海基會︰《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兩岸關係》（北京）2009年第5期，第13－14頁。
  • 6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內澳送達取證安排》，共25條，定於2001年9月15日起在兩地同時施行。值得注意的是，在雙方代表正式簽署該安排後，內地與澳門分別以不同方式公佈該安排。最高人民法院於2001年8月27日發出公告，稱該安排在內地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司法解釋的形式予以公佈，1自2001年9月15日起施行。澳門特區則於2001年8月22日發佈第39/2001號行政長官公告，稱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1999號法律命令公佈該安排。2《內澳送達取證安排》在相互委託調查取證方面，借鑑參考了許多《海牙取證公約》的做法，並且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海牙取證公約》原本就是協調國家之間解決域外取證司法協助問題的示範，雖說內地與澳門同為《海牙取證公約》成員，但是內地與澳門之間不適用《海牙取證公約》，因此雙方在結合兩地區際司法協助的基礎上，合理地借鑑了《海牙取證公約》的做法。3例如在委託書的內容、格式、文書、費用、期限、法律適用和執行程序等，都與《海牙取證公約》大同小異。但是在該安排取消中央機關和轉遞機關等稱謂，代之以委託方和受委託方，同時也取消外交官員、領事代表在駐在國向本國國民取證的內容，代之以允許對方司法人員入境參與取證活動，此外，該安排吸收了中國所締結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後，產生了關於相互安排證人到對方法院作證的條款。該安排生效以來，為雙方法院審理互涉民商事案件帶來了許多便利。（2）涉港途徑涉香港民商事案件在內地法院審理的涉外案件中一直以來所佔比重較大，香港回歸祖國後，雙方一直努力推動區際司法協助達成安排，但是在域外取證領域卻進展緩慢，由於雙方民事訴訟制度差異太大，對於法院在調取證據中的作用和取證程序等方面均有不同規定，經過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多輪協商，直到2016年12月29日簽署《內港取證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2月27日公佈該安排，自2017年3月1日起生效。該安排只有12條，規定了雙方就民商事案件互相委託取證的適用範圍、聯絡機關、辦理程序等事項，更加細化了民商事案件當事人可以分別通過兩地聯絡機關向對方法院請求協助詢問證人、取得文件、扣留財產、取樣鑑定等，將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兩地法院在審理民商事領域互涉案件時面臨的障礙。4該安排是中國第二個區際域外取證司法協助安排，其獨特之處是適用職權主義的內地法院與適用當事人主義的香港特區法院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終於達成區際司法協助安排，與第一個區際域外取證司法協安排即《內澳送達取證安排》相比，都是吸收和借鑑《海牙取證公約》和中國締結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中合理的內容，刪除了國際因素和淡化了不同法系的痕跡，兩個區際域外取證司法協助安排只有細微的區別，例如《內港取證安排》中香港特區的聯絡機關是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並非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還有雙方委託調查取證的範圍是不同的，在安排分別列明各自的委託範圍。由於其生效時間不長，其功效還有待觀察。1 根據我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32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可對於在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解釋。因此制訂司法解釋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定職權之一，那麼最高院選擇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公佈本《安排》，能否能視為最高人民法院對澳門特區《基本法》第93條的具體運用進行司法解釋？這值得探討，對此筆者持肯定意見。2 澳門特區第3/1999號法律即是《法規的公佈與格式》，該法律第6條第1款及第5條（三）項的主要內容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簽訂的互助協議，由行政長官命令公佈。3 張淑鈿︰《論內地與香港域外取證司法協助的現狀和展望》，《當代法學》（吉林）2003年第11期，第60－65期。4 江保國︰《內地與港澳民商事取證安排比較研究︰以香港安排為重點》，《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鄭州）2017年第5期，第151－158期。
  • 63評國際和區際兩種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以內地法院為視角二、國際域外取證和區際域外取證之比較（一）兩者的共同點兩者都屬於域外取證司法協助協議範疇。域外取證是內地法院在審理涉外民商事訴訟過程遇到的常見問題，如果某一項證據對法院查明案件事實有至關重要的影響，而該證據在境內又無法獲得，那麼域外調查取證則成為不可回避之問題。以往內地法院審理傳統涉外民商事訴訟案件主要是涉外離婚、繼承、監護、收養等家事案件和海事海商案件，但是隨着中國對外開放的水平不斷提升，像涉外知識產權糾紛、股權投資並購糾紛、跨境融資借貸糾紛等訴訟案件紛紛出現，查明案件事實的難得越來越大，更加依賴重要的事實證據。如果該證據形成於境外，而訴訟當事人在境內無法自行取得的情況下，當事人只能向法院申請域外取證，如果法官認為該證據對於查明事實和適用法律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那麼通過域外取證必然成為當事人和法院的共同選擇。如上文所述，國際域外取證有三類途徑，區際域外取證有兩類途徑，兩者最大共同點在於，它們都需要通過司法協助來實現的，換句話說內地法院需要國外或境外的法院來配合完成域外取證，當然內地法院在同等條件下也會接受國外或境外的法院委託來完成域內取證工作。（二）兩者的區別（1）國際與區際的區別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國際域外取證依據多邊公約、雙邊條約及互惠原則，區際域外取證依據的安排是區際司法協議協定。關於國際與區際兩者概念之差異，許多文獻都有詳實論述，本文不再贅述。有鑑於此，在區際域外取證司法協助安排中，關於中央機關、轉遞機關等術語都被取消，代之以委託方和受委託方以及聯絡機關等；外交官員、領事代表等術語被取消，代之以委託方司法人員。其他一些在國公約、條約中的慣用術語如主權、國家安全、聲明、保留等也被刪除或被替代。（2）適用法律原則區別1.國家主權原則和一國兩制原則國際域外取證適用國家主權原則，各國都是主權獨立之國家，彼此應相互尊重主權，互不干預內政，這是發展平等互利的民商事司法協助。內地法院特別強調國家主權原則，尤其是在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中，如果外國法院請求協助的事項有損於中國的主權、安全或社會公共利益，內地法院將不予執行。1區際域外取證適用一國兩制原則，內地與港澳特區同在一個中國的主權範圍內，內地與港澳特區之間達成的區際司法協助協議，特意用了“安排”這樣的字眼，以有別於國際條約。而且這種“安排”只可以在港澳特區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之間進行，而不可以是港澳特區與內地其他地區機關之間進行，達成的安排事務僅限於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一方面說明區際司法協助與國際司法協是有區別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兩部特區《基本法》是嚴格禁止內地司法機關之外其他機關插手涉足澳門特區自治事務，但又為司法協助留下雙方互相協助的餘地。21 內地法院特別強調國家主權，可能是與近代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飽受西方列強欺辱並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而形成一種特別希望在國際社會獲得尊重的心理預期有關。關於該原則，中國《民事訴訟法》第276條也有明確規定。2 劉曉巧︰《1999中國內地與澳門民商事區際司法協助》，《學術論壇》（南寧）1999第2期，第66－68頁。
  • 6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2.互惠對等原則和平等協商原則國際域外取證適用互惠對等原則。互惠原則也可以解讀為兩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的法院之間，互相給予對方優惠待遇原則；對等原則與互惠原則相反，也就是兩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的法院互相限制對方的權利。內地法院一貫主張根據互惠原則與外國法院互相給予司法協助，互惠原則也寫入民事訴訟法第276條，作為內地法院開展國際司法協助的原則之一，但同時內地法院明確要求在國際司法協助活動中適用對等原則。因此互惠與對等原則廣泛適用中國與其他國家法院之間的民商事司法協助領域，內地依據民事訴訟法第5條第2款規定，外國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民事訴訟權利加以限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對該國公民、企業和組織的民事訴訟權利也實行對等原則。同時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司法解釋《關於依據國際公約和雙邊司法協助條約辦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和調查取證司法協助請求的規定》的第2條明確規定，1人民法院協助外國辦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和調查取證請求，適用對等原則。區際域外取證適用平等協商原則。內地與港澳特區作為同一主權國家範圍內三個獨立平等法域，這種平等法域關係是國家通過兩部特區《基本法》確立的，並以此為基礎開展區際司法協助。2內地法院與港澳特區法院互不隸屬，大家處於平等的地位且各自獨立，在民商事訴訟領域都有各自不同的法律規定，存在法律衝突的問題在所難免，此時應通過平等協商加以解決，《內澳送達取證安排》第2條第2款明確規定，本安排在執行過程中遇到，應當由最高人民法院與澳門特區終審法院協商解決。《內港取證安排》第11條規定，本安排在執行過程中遇有問題，或者本安排需要修改，應當通過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協商解決。由此可見，平等協商原則有別於互惠對等原則。3.便捷高效原則和優先限時完成原則就國際域外取證領域而言，無論是中國加入的《海牙取證公約》，還是中國締結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均明文規定締約國法院必須按照便捷高效的原則來處理他國法院的域外取證請求。為了落實該原則，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司法解釋《關於依據國際公約和雙邊司法協助條約辦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和調查取證司法協助請求的規定》第1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便捷、高效的原則確定依據《海牙送達公約》、《海牙取證公約》，或者雙邊民事司法協助條約，對外提出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和調查取證請求。因此，內地法院在辦理域外取證司法協助請求必須以便捷高效為原則，但是卻沒有規定完成的期限。就區際域外取證而言，內地與港澳特區達成的兩個司法協助安排中都明確規定優先限時完成域外取證。《內澳送達取證安排》第5條第2款之規定，受委託方法院應優先處理受託事項。完成受託事項的期限，送達文書不得超過自收到委託書之日起兩個月，調取證據最遲不得超過自收到委託書之日起三個月。《內港取證安排》第10條第1款規定，受委託方應當儘量自收到委託書之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受託事項。受委託方完成受託事項後，應當及時書面回覆委託方。由於可見，在區際域外取證過程，法院完成取證任務是有期限規定的。4.國際條約優先原則和參照國際條約原則條約必須信守，這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內地法院依據中國締約和參加的國際條約開展國際司法協助時，必須優先適用公約或條約的規定，公約或條約的法律效力優於國內法，內地民1 中國法制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新司法解釋全書》，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302－303頁。2 任繼聖︰《國內不同法域之間的司法協助》，《法學家》（北京）1995年第4期，第62－63頁。
  • 65評國際和區際兩種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以內地法院為視角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該國際條約的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由此可見，國際域外取證必須適用公約或條約，而區際域外取證並沒有這樣的規定，但是考慮到港澳特區的獨立法域特點，在區際司法協助安排中，仍然參照的國際條約的某些做法。例如，許多文獻中提及公共秩序保留是否適用於區際司法協助領域，多數學者認為公共秩序保留一般適用於國際司法協助，在一些多法域聯邦制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解決區際法律衝突時，不同法域的法院之間進行司法協助必須適用該國憲法規定的充分尊重與信任條款（FullFaithandCreditClause），不得適用公共秩序保留條款（ReservationofPublicOrder）。1但是《內澳送達取證安排》卻並未否定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其第8條第2款中規定，受委託方法院在執行受託事項時，如果該事項不屬於法院職權範圍，或者內地人民法院為在內地執行該受託事項將違反其基本法律原則或社會公共利益，或者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認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執行該委託事項將違反其基本法律原則或公共秩序的話，可以不予執行，但應當及時向委託方法院書面說明不予執行的原因。對此《內港取證安排》卻有不同的規定，淡化公共秩序保留的色彩，僅僅在第3條中規定，受委託方在調查取證不符合本轄區相關法律規定時可以要求修改、補充和重做，只有不屬於本安排規定的委託事項範圍內才可以退回。這也符合內地法院對涉港澳民商事訴訟案件的處理原則，即參照涉外民事訴訟特別程序規定來處理。三、對國際域外取證和區際域外取證的評價（一）不足之處（1）司法統計口徑缺失導致定量研究不足受限於內地法院司法統計口徑，筆者無法從法院公佈的司法統計資料中獲得全國法院按照兩模式五途徑開展國際域外取證的案件數字和區際域外取證的案件數字，因此，難以進行定量分析。當前，筆者只能利用一些零星分散的案件數字進行研究。例如，從2001－2011年，內地法院委託澳門法院調查取證395件，澳門法院委託內地法院調查取證155件；2因為《內港取證安排》在201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內地法院與香港特區之間互相委託調查取證的民商事案件數字還無官方統計數字發佈。但從2014、2015、2016、2017連續四年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四個年度工作報告顯示，2014年內地法院辦理國際、區際司法協助案件1.3萬件；32015年內地法院辦理國際司法協助案件6,014件，區際司法協助案件1.3萬件；42016年內地法院辦理司法協助案件2,210件，司法互助案件1.1萬件，52017年內地法院辦理國際司法協助案件2,967件，區際司法協助1.1萬1 李廣輝︰《論內地與澳門特區民商事區際司法協助》，《當代法學》（長春）2003年第3期，第74－87頁。2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涉港澳台工作綜述》[EB/OL]，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345.html。3 周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4年3月10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鑑2014》，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67－82頁。4 周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5年3月12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鑑2015》，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96－118頁。5 周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6年3月13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鑑2016》，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147－168頁。
  • 6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件。1從上述零星分散的案件數字來看，內地法院與澳門特區法院之間的相互委託取證案件總量不大，而每年一萬餘件的區際司法協助案件當中，涉港和涉台案件佔據大部分，但是送達司法文書佔據大部分，域外調查取證只佔小部分，這僅是筆者推測，並無統計資料支援。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最近四年工作報告中的對國際和區際兩種模式的司法協助，表述也無統一標準，如2014年的資料，將國際與區際司法協助一併統計，到2015年的資料區分國際、區際司法協助分別統計，再到2016年的資料區分司法協助、司法互助分別統計，2017年的資料又變回區分國際、區際司法協助分別統計。上述情況說明，由於受限於國際和區際司法協助的案件統計，難以進行量化分析和深入的研究。（2）域外取證時間漫長導致效率不高眾所周知，內地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各級法院的審判人員長期超負荷工作，但是案件積壓嚴重的問題並未得到有效解決。2特別是內地實施立案登記制改革後，各級法院受理的民商事訴訟案件的數量有較大幅度的增長，3這令原本已經飽受案多人少困擾的法院，更加雪上加霜。據最高人民法院公佈的資料顯示，2015年全國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約為1,100萬件，在全國法院案件受理總量1,800萬件中佔約61%。4因此在大量民商事訴訟案件中，如果當事人向法院申請調取證據或證據保全，法官或許會因忙不過而以各種理由限制調取證據或證據保全，5無奈之下當事人轉而尋求公證證據保全。6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內地法院處理國內民商事案件的調查取證問題都存在那麼多困難，難道還會為域外取證打開一條綠色通道嗎？相反，在目前的體制下，審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內地法院需要實施域外取證行為，取證文書需要層層審批、轉遞才可以到達域外法院，而域外法院是否順利完成取證，也帶有極大的不確定因素，要麼被域外法院拒絕取證，要麼是因客觀困難導致無法取證。假如域外法院順利取證，那麼取證文書按原來的路徑返回審理案件法院的時間也同樣漫長，如此一來，內地法院如果採取域外取證行為，必定會導致該案件久拖不決。因此，從最高人民法院公佈的國際司法協助和區際司法協助案件數來看，當中只有小部分是域外取證，多數為域外送達等其他司法協助行為。（3）域外取證的兩難困境內地法院在審理民商事案件過程中，如果某項證據是審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證據，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而書面申請法院調查收集，如法院未調查收集，那麼遭受敗訴或其他不得後果的當事人有權提起上訴或申請再審。因此內地法院在審理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當事人申請法院採取域外取證措施，法院將陷於兩難困境。一方面法院不批准域外取證，當事人在遭遇敗訴或其他不利後果時以這為理由提起上訴或申請局面；另一方面法院批准了域外取證，除了上文所述的耗時漫長效率低下之後，還會帶來域外證據如何判斷的新問題。內地法院無論是通過國際還是區1 周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7年3月12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中國法律年鑑2017》，北京︰中國法律年鑑社，第18－24頁。2 駱錦勇︰《案多人少難題該怎麼破》，《人民法院報》（北京）2015年8月2日第一版。3 宋碩︰《立案登記　這些事您注意了嗎》，《法庭內外》（北京）2016年第2期，第18－19頁。4 蓋琳、申亞欣︰《立案登記制實施一年　全國法院立案數量同比增長近三成》，《人民日報》（北京）2016年5月11日第二版。5 廣東省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遊戲天堂電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訴惠州市建興網絡服務有限公司侵害電腦軟體著作權糾紛案一審判決書》，（2013）惠中法民三初字第241號。6 公證證據保全是中國公證機構的可依法開展公證事項之一，詳見中國《公證法》第11條第9項。
  • 67評國際和區際兩種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以內地法院為視角際途徑，從證據的來源地看，都屬於在域外形成的證據。對於域外形成的證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規定，如果當事人自行向法院提供的證據是在中國領域外形成的，該證據應當經所在國公證機關予以證明，並經中國駐該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予以認證，或者履行中國與該所在國訂立的有關條約中規定的證明手續；此外，當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證據是在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形成的，應當履行相關的證明手續。1但是《海牙取證公約》在第3條中只規定了不得要求認證或其他類似手續，而中國締結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之中，有些包括免除認證條款，有些不作明確規定；依外交途徑辦理域外取證是否等同於履行大使館或領事館認證，內地與港澳特區的兩個區際域外證安排當中也明確對認證作出規定，總而言之，對於依據兩模式五途徑獲得的域外證據，如何判斷其效力？即使無《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也無針對域外證據審查判斷標準的統一司法解釋。在此情況下，如果內地法院採用審理國內民商事案件質證程序，能否對域外取證獲得的證據之三性（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作出一個準確的判決？這個問題恐怕沒有那麼簡單，還會牽涉到域外法查明的問題，而這些種種在此便不展開討論了。目前中國需要一部對域外證據效力如何認定的司法解釋，以指導內地法院在審理涉外民商事案件中，採用統一的審查判決標準。（二）解決的思路和構想（1）完善域外取證的司法統計口徑和開展司法大數據研究正如上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統計口徑當中，僅僅是粗略地統計每年內地法院處理民商事領域的國際司法協助和區際司法協助的案件數量，並沒有按照兩模式五途徑進行分類統計，應當進一步細化完善的空間。儘管有此願景，但內地法院若要落實該項工作將面臨困難重重。當前內地法院基本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頒佈《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所列舉的424類案由對民事案件進行分類統計。2從理論上說任何一個案由的民事案件都有可能成為涉外民事案件，任何一涉外民事案件都有可能引發域外取證的情形。事實上涉外民事案件不是單獨民事案件案由，它只是包含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同理，域外取證也不是一個單獨完整訴訟程序，而是在涉外民事訴訟過程有可能發生一種訴訟行為。因此，對國際司法協助和區際司法協助進行分類統計，在當前制度框架下是無法實現的，這需要更高層的司法部門才有能力推動該項制度的完善。但這不意味學術界和實務界就無所作為，專業學術團體和研究機構可以走在全國前例。例如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和區際衝突法專題研究委員會等學術團體和研究機構，以中國裁判文書網為平台，運用司法大數據的研究成果，組織專門研究力量，從分散的、零星的、碎片化的全國具有涉外案件審理權的法院公佈裁判文書中，整理歸納出每年涉外和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當中出現過的域外取證的案例（裁判文書），定期發佈案例統計資料和經典個案的裁判文書，供研究人員參考使用，以此為途徑，加強對域外取證的個案研究，這將有力地推動對域外取證領域的法學理論和實務研究。（2）創新域外取證手段內地法院審理國內民商事案件已經力不從心，當事人申請法院調查取證多數情況下會遭拒絕，無奈之下當事人轉而尋求公證證據保全作為替代措施，但是公證保全費用高昂，公證證據保1 法律出版社︰《新編民事訴訟法小全書》，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190－198頁。2 孫佑海、吳兆祥、黃建中︰《2011年修改後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人民司法》（北京）2011年第9期，第28－33期。
  • 6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全的成本阻卻了其被廣泛採用，再說公證證據保全也不適用於域外取證的範疇。與此同時，在國內民商事案件的審判當中，為了解決法院無暇顧及取證工作的困境，調查令孕育而生。目前內地法院正在越來越多地採用調查令方式取證，該項制度不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推動，而是由上海市基層人民法院首創，逐漸推廣到全國各地基層法院，在法院無暇顧及取證的情況下，經當事人的代理律師申請，法官批准並簽發調查令，授權代理律師持令收集與本案有關的證據，1而最高人民法院對試行調查令制度是持肯定態度的。2以2017年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頒佈《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辦法》為例，該地方法規允許廣東律師在代理民事案件時，申請法院向被調查單位發出協助調查函，由律師持該協助調查函向有關單位調取證據，3這是地方立法機關正式認可律師申請調查令的合法性。長期以來，內地法院對取證程序秉持職權主義理論，調查令制度的出現說明內地法院已開始接納當事人主義理論。雖然我國在加入《海牙取證公約》的時候，已經聲明不執行普通法國家旨在進行審判前文件調查的請求書，但是我國《民事訴訟法》並不是完全禁止域外司法機關和個人來中國調查取證，而是強調要經過中國主管機關的批准。4有鑑於此，內地法院可以考慮在區際司法協助模式下，允許律師持調查令到域外取證。以香港特區為例，其適用普通法系，雖說《內港取證安排》沒有突破允許律師調查取證，但如果將來有可能的話，內地與香港特區修改取證安排，試行允許對方的律師持對方法院發出域外調查令，向本地法院申請調查取證，在本地法院對合法合規性審查同意後，再由本地法院完成調查取證交由對方律師帶回。這樣的制度設計，可以避免許多層層轉遞的中間環節，由代理律師作為連接雙方法院的紐帶，有本地法院審核把關，避免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情況發生。如果內地法院在審理涉外案件過程中，對律師申請法院發出域外調查令持更加開庭包容的態度，是可以實現這一設想的。至於我國在《海牙取證公約》中，是否取消不執行普通法國家旨在進行審判前文件調查的請求書的聲明，便屬於更高層次的制度設計了，最好是先把區際域外取證程序完善了，積累了經驗再考慮。（3）制訂對域外證據效力審查判斷的司法解釋為了避免域外取證獲得的證據陷於兩難困境，內地法院必須重視域外證據效力審查認定標準的問題。鑑於香港、澳門兩個特區已經加入《海牙取消認證公約》，而中國內地仍然未能加入《海牙取消認證公約》，對內地法院通過國際、區際司法協助從域外取得的證據，是否屬於免除公證、認證或其他證明手續，並無明確法律、司法解釋依據，那麼該域外證據的效力還得由審理案件的法院按照常規標準來判斷。域外取證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沒有明確的判斷標準，定然會引發新的爭議，不利於糾紛的解決。在實踐中曾經有珠海橫琴新區人民法院按照區際司法協助途徑委託澳門特區法院送達司法文書，當澳門特區法院依照澳門法定程序完成送達後，將送1 溫觀生、周穎俊︰《民事調查令制度的文本與實踐探析》，《廣東律師》（廣州）2016年，第6期，第23－27頁。2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面加強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中國知識產權年鑑2008》，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第684－688頁。3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辦法》，廣東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於2017年7月27日通過，自2017年11月1日起施行。4 內地《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3款規定，未經中國主管機關批准，任何外國機關或個人不得在中國領域內調查取證。其言外之意是說，如果經過中國主管機關批准，外國機關和個人是可以在中國領域內調查取證。
  • 69評國際和區際兩種司法協助模式下的域外取證──以內地法院為視角達證明書送回橫琴法院後，橫琴法院卻不認可受送達人在文書上的簽名方式，需要重新送達。1雖然這個問題不涉及域外取證問題，但是我們可舉一反三，域外取證過程司法文書的因雙方法律規定的簽收方式不同，會否導致一方法院不認可另一方法院出具的司法文書效力呢？從國際域外取證來看，如果內地法院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經過層層轉遞從外國法院獲得的域外證據，在使用中被內地法院認定為無效證據，必然會造成訴訟資源的極大浪費，也極大地浪費了當事人的時間精力費用等成本。目前內地法院對民事證據審查判斷的依據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之第四節“證據”，2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兩部司法解釋。這兩部司法解釋對民事證據的審查判斷，都是採用通過法庭調查環節來對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來進行質證的，並由法官按照自由心證（內心確信）原則行使自由裁量權。這樣的證據判斷標準對於國內形成的證據，沒有太大的問題，因此各種證據很容易通過其他途徑來驗證其真偽。但是域外形成證據卻有其特殊性，在很多情況下域外證據無法驗證其真偽，即使是拿上法庭質證，法官也難以形成內心確信。所以，當前的司法解釋面對域外形成的證據審查判斷標準顯得力不從心。從國際和區際兩個角度出發，內地法院都應當制訂一部關於對域外形成的證據審查判斷標準的司法解釋，對通過兩模式五途徑獲得的域外證據效力，實行統一的審查判斷標準，以利於各級涉外審判法院完善域外取證工作。在不斷積累經驗的基礎上，對《民事訴訟法》的第二十七章司法協助補充完善域外證據效力審查判斷的條款，將來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啟動加入《海牙取消認證公約》談判，遠景目標是內地加入《海牙取消認證公約》，以及內地與港澳兩個特區達成《區際取消公文書認證的安排》。結語本文通過分析內地法院在域外取證領域的兩模式五途徑，對國際域外取證和區際域外取證進行分析比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內地對外開庭逐步向縱深發展的進程中，內地法院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實施域外取證案件也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簡單到複雜，內地法院必須用好用足現有的兩模式五途徑，在不斷解決問題過程中完善域外取證工作。當然，內地法院存在不足之處，包括在司法統計口徑缺失導致定量研究不足、在域外取證時間漫長導致效率不高、在域外取證的存在兩難困境。筆者結合實際談論了三點完善的思路，包括完善域外取證案件的司法統計口徑和開展司法大數據研究，創新國際和區際司法協助的域外取證手段，內地法院需要制訂統一的域外證據效力審查判斷的司法解釋，為將來修改民事訴訟法的第二十七章司法協助域外取證條款打下基礎。由於篇幅有限，關於域外取證還有許多問題本文無法展開論述，例如內地法院內地啟動加入《海牙取消認證公約》談判，以及將來內地與港澳兩個特區達成《區際取消公文書認證的安排》可能性論證等問題都未能涉及。[責任編輯　陳超敏]1 珠海橫琴新區人民法院︰《珠海森合園林景觀工程有限公司訴廣東安邦投資有限公司、楊俊雄、姜森耀、天德投資有限公司債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一審判決書》，（2016）粵0491民初775號。2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36次會議通過，2014年12月18日公佈，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
  • 7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摘 要]廣州海幢寺始建於明末，自清初全面擴建後，恰逢中西貿易興起。為防範“外夷”，海幢寺成為外國商人閒遊之地。因參與接待清中後期的商人、使臣而在西方世界聲名鵲起，海幢寺吸引更多西方人慕名而來。通過西方商人、外交官、傳教士、畫家等群體對海幢寺的書寫，塑造了海幢寺在西方世界的複雜多元形象，成為瞭解中國的窗口。但出於自身固有之宗教認同，西方人對於海幢寺的宗教景觀、宗教儀式、宗教信仰、宗教思想存在偏見之處，這種偏見影響到了中西交往，卻為開啟在華傳教營造輿論基礎。[關鍵詞]海幢寺　西方人　宗教文化　一口通商廣州海幢寺始建於明末，經清初擴建後形成殿、閣、樓、塔、堂、舍一應俱全的佛教叢林。海幢寺建成後，廣州進入對外貿易的“一口通商”時代，一批批商人、傳教士、外交官、遊客聚集廣州，在朝廷防範限制“外夷”的整體氛圍下，地處珠江南岸，與廣州城隔江相望的海幢寺便成為接待“外夷”的絕佳之地。對此，蔡鴻生教授在《廣州海幢寺與清代“夷務”》一文中已有清楚的論述。1隨着遊覽海幢寺的“外夷”日益增多，海幢寺在西方人筆下出現的頻率也越來越高，成為當時西方世界認識廣州佛教文化，瞭解中國宗教信仰的一扇窗戶。本文聚焦清代中後期，在“一口通商”與開啟在華傳教的大背景下，通過梳理不同身份的西方人對廣州海幢寺的書寫，考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及其宗教文化觀念。一、海幢寺與“外夷”明清之際，廣州佛教盛行，逐步形成光孝、華林、大佛、長壽、海幢等五大叢林，其中尤以海幢寺與“外夷”接觸最為頻繁。自乾隆年間“一口通商”政策全面實施後，清廷的對外貿易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宗教文化觀念張龍平作者簡介︰張龍平，暨南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本文係《廣州大典》與廣州歷史文化研究資助專項“晚清旅粵西人的嶺南文化印象研究”（項目號2015GZY05）的項目成果。同時也是廣州市“廣州城市精神與城市形象”重點研究基地的研究項目之一。1 蔡鴻生：《廣州海幢寺與清代“夷務”》，《廣州海事錄──從市舶時代到洋舶時代》，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37－250頁。‧宗教與歷史‧
  • 71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宗教文化觀念被嚴格限制在廣州，不久朝廷又頒佈《防範外夷規條》，提出“外人到粵，令寓居行商館內，並由行商負責管束稽查”。1十三行商館區空間狹小、環境嘈雜，這一限制外商活動自由的做法顯得不近人情，外商也多有抱怨，希望朝廷“指一闊野地方行走閒散，以免生病”，因之乾隆末年朝廷“曾准於每月初三、十八兩日，令赴關報明，派人帶赴海幢寺、陳家花園內，聽其遊散，以示體恤”。1816年，兩廣總督蔣攸銛示：“茲查近年已無陳家花園，各夷人每有前赴花地遊散之事。從前原定每月兩次准該夷人出外閒遊，茲酌定於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每次十名，人數無多，隨帶通事，易於約束，添以次數，則夷人可以輪替前往，於俯順體恤之中，仍寓稽查防閒之意。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遊散解，夷人每次不准過十人以外，着令通事赴經過行後西炮台各口，報明帶同前往，限於日落時仍赴各口報明回館……”2此外，“海幢之地，帶珠江一水，近城郭而不囂，入山林而不僻。潮汐吞吐，峰巒照映，煙雲浮沒，勢高顯而行平整”。3這個不囂不僻的郊遊勝地自此進入被嚴格限制的“外夷”視野。海幢寺有接待旅粵遊散外商的經驗，在以防範外夷為主旋律的時代，接待“粵道貢國”使臣的重任自然也會落到海幢寺的身上。1793年12月馬戛爾尼使團經廣州返回英國，兩廣總督長麟在海幢寺為使團舉行“謝恩”儀式，並安排使團入住海幢寺隔壁的伍家花園，使團隨員巴羅（JohnBarrow）記載了“謝恩”儀式的情況︰“我們從這裏前往河對岸，那裏有一座為此用杆和席搭蓋的臨時建築；其中有一副黃絲屏風，上面用金字繡上皇帝的名字。總督和官員們在這屏風前例行跪拜，表示感謝皇恩，因為他恩賜我們旅行順利。”4使團副使斯當東（SirGeorgeStaunton）也在記載入住伍家花園時提到海幢寺︰“館舍位於一所大花園中，旁邊還有池塘和花壇。館舍的一側是座廟（即海幢寺），另一側是座高台。登台望遠，廣州全城景色及城外的江河舟楫俱在眼前。”51794年荷蘭駐巴達維亞總督派遣正使德勝（LsaacTitsingh）、副使范罷覽（AndreEverardvanBraamHouckgeest）來華祝賀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8月15日荷蘭使團自巴達維亞起航經澳門到廣州。10月13日兩廣總督長麟又在海幢寺接見荷蘭使團，長麟告知德勝按例不在官署接待他們，去年接待馬戛爾尼使團也是安排在海幢寺。關於此次接待荷蘭使團情形，王文誥在其《長牧庵制府帶同荷蘭國貢使詣海幢寺接詔恭紀八首》中有詳細記載，其四︰“龍象花宮湧海幢，桫欏貝樹蔭清江。慈客遙仰天威在，一日光榮遍海邦。”其五︰“萬斛琉璃掛彩門，氍毹匝地映紅幡。今朝節府承明詔，樂奏鈞天語帶溫。”6可見海幢寺當天排場的氣派。1817年1月，從北京外交失利而來的英國阿美士德使團返抵廣州，1月7日兩廣總督蔣攸銛同樣也在海幢寺與阿美士德（LordAmberst）會晤，據馬士（H.B.Morse）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當天情況如下：“廣東總督由撫院和海關監督陪同，於中午前往現在作為不列顛1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頁。2[清]梁廷：《粵海關志》卷二十六，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9頁。3 今釋：《募建海幢寺疏》，釋新成主編：《海幢寺春秋》，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32頁。4 《巴羅中國行紀》，[英]喬治‧馬戛爾尼（GeorgeMacartney）、[英]約翰‧巴羅（JohnBarrow）：《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何高濟、何毓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469頁。5[英]喬治‧斯當東（SirGeorgeStaunton）：《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錢麗譯，北京︰中國工信出版集團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第364頁。6 林劍綸、李仲偉：《海幢寺》，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9－80頁。
  • 7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使團駐所的河南寺（海幢寺），事先已在通往主神殿的人行道兩旁建了幾個臨時房間，大神前面一個為此次儀式使用的小房間，主要是以黃色裝飾物裝飾。上述的三位中國官員到來，進入這個房間，並坐在一張黃色的桌子左方，即大位。桌子放置皇帝函件，並向特使報告他們的到來。”1由此看來，海幢寺介入“外夷”事務，多少有點被動色彩，在“一口通商”的大背景之下機緣巧合地參與到中外交往之中，成為當時中西匯通的見證者和參與者。隨着外商、使臣陸續來到海幢寺，海幢寺因為多次介入“外夷”事務而在西方世界聲名鵲起，也吸引着更多的西方人慕名而來，他們的身份也不止商人、外交官，還有他們的家屬、職員、傳教士、作家、畫家和普通遊客，這些人通過他們的書寫共同地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個更加多元化的海幢寺的形象。二、來華西方人對於海幢寺的書寫明清時代的海幢寺依山傍水而建，其建築物按一般寺門定式沿一中軸線興建，自江邊作東南向延伸，依次建有海山門──頭門──天王殿──大殿──塔殿——觀音殿（藏經殿），大殿北面左右還建有韋馱殿和伽藍殿。中軸線東側興建有茶房、香積廚、叢現堂、祖堂、佛母堂、僧舍、齋堂、地藏樓、扶福堂、大悲樓，西側為經坊、客堂、房舍、雲水井、雲水樓、諸天閣、禽畜舍、放生池。寺後園為花圃、水塘，觀音殿西南後山為烏龍崗，東南面為鐘樓、大榕樹，連接萬松嶺、普同塔。2清代遊覽海幢寺的西方遊客大多沿中軸線而行，依次參觀，這在他們的記載當中有明顯的體現。（一）西方商人書寫的海幢寺海幢寺當初開放給西方人遊覽就是為了照顧商館區的外商對於活動空間的需要，故來華貿易的外商比較早留下了對海幢寺的記載。1805－1806年俄國商船“希望號”和“涅瓦號”首航廣州，期間曾發生商船被粵海關扣押的事件，但這也並不影響到“涅瓦號”船長里相斯基（Ю.Ф.Лисянський）遊覽海幢寺的雅興。他記載到：“最大的廟宇坐落在珠江對岸，歐洲商館的對面。從外表看它頗似一座修道院，由幾幢供祭祀用的建築組成，其中三幢立在長長的院子中間。我在廟裏待了幾個小時，發現到處都很乾淨。供台上擺滿了神像，一些殿裏是中間三尊兩側十二尊，另一些殿裏則是中間只有一尊，兩側數尊。所有的神像都鍍金塗漆。中間的神像高約1.5俄丈（2.7米），是坐姿。他們前面永遠點着檀香末做的香燭，而每個來祭拜的人都會帶供品來。……參觀了整座廟宇後，我拐進他們的膳堂。當時正是吃飯時間，聽到鐘聲大家都聚到飯桌邊，每個人面前擺着一碗米飯和青菜，用筷子吃。我得知，每個加入到住廟人群體的人在加入之前就必須放棄與女人有任何來往並禁止食肉和魚，違反這一誓言必定遭致死刑。飯後嚮導領我們到了一個關着20頭豬的非常乾淨的地方。這是居民送給寺廟的，而我不知道何以會賜予它們這樣一種神秘的地位。其中一頭大約有30歲，它老得連走路都費勁了。”3里相斯基遊覽海幢寺的時間很短暫，但1[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第三卷，區宗華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5頁。2 曾昭璿、曾新、曾憲珊：《清初廣州海幢寺創建考》，釋新成主編：《海幢寺春秋》，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23－27頁。3[俄]尤‧費‧里相斯基（Ю.Ф.Лисянський）：《“涅瓦號”廣州見聞》，伍星宇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63－64頁。
  • 73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宗教文化觀念也記錄下海幢寺的大致方位、寺院的主要建築、佛像、齋堂進食和放生豬，想必這些場景給他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與俄國商人里相斯基短暫遊海幢不同，美國人亨特（WilliamC.Hunter）是旗昌洋行的合夥人，自1825年之後於廣州生活了二十多年，儼然一位資深“廣州通”，對於海幢寺也更為熟悉。他曾記載：“到商館對岸河南的大廟一遊，總是很有意思的。這座廟宇是華南各省中最大最漂亮的寺廟之一。……如果用英語來講，這座廟的名字是‘海的帳幔’（seasereen）。它擁有一個內容充實的圖書館和一個印刷作坊。在那裏，教義被刻在木版上，木版不斷地印出來，用來贈閱或出售。一系列大而漂亮的殿堂或獨立的廟宇，都建造在石砌的平台上，殿前有寬闊的花崗岩石階，周圍是低矮的石頭護欄，由花崗岩的石柱分開，石柱支撐着上面的屋頂。建築物的各種色彩、掛在裏裏外外柱子上的金子條幅，構成一種歡快的美妙氣氛；特別對外國參觀者是這樣。僧人的住處與大殿分開，並排地列於東西兩側，長度與寺相等。住持的屋子也和別人一樣，樸素而舒適，有一間會客室，陳設着好的傢俱，另一間相鄰的屋子裏有一個供着佛像的神壇，佛像前有永遠點着的線香，還像通常一樣，有一盞長明燈。”在寺院景觀的描寫之外，亨特還曾近距離觀看過海幢寺的誦經儀式︰“每到晚上，和尚們，約有200－500人，聚集在三間一排的大殿上誦經。誦完經後全體繞場行走，一邊唱着經讖，點着香，打着鐘；最後在表示過去、現在、未來的三尊巨大描金佛像的中間那一尊前面行跪拜禮。”由於和海幢寺的住持很熟悉，亨特還曾多次品嘗過海幢寺的齋食︰“我們跟這位‘首席僧人’混熟了，有幾次他請我們共進早餐或吃晚飯，吃他那無與倫比的食物齋菜和水果。餐桌上總是擺滿各種鮮花，而且總有人很好地侍候。我當時剛從麻六甲英華書院回來不久，很高興有機會和他交談，炫耀我的中國官話。”當然，與里相斯基一樣，亨特也對海幢寺的放生豬感興趣，“在花崗石通道右側的房屋當中，有一座房子裏養着這個寺廟的一大奇觀──大約十二頭極其肥大的豬。它們肥得幾乎都走不動了”，並特別解釋“餵養這些豬是為了說明佛教的教義，不要殺生，要愛惜動物的生命”。1（二）西方外交官書寫的海幢寺海幢寺接待的首批外交官就是馬戛爾尼使團，使團成員返回歐洲後在其著述中曾提到海幢寺，但並未對海幢寺有更多的景觀細節描述。1817年1月阿美士德使團抵達廣州，朝廷安排入住海幢寺，因此，阿美士德使團成員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海幢寺。埃利斯（HenryEllis）是阿美士德使團的副使，在出使過程中留有完整的私人日記，他曾記載到：“這是我見到的最大的廟宇之一，也是有着最好的神像和其他附屬品的廟宇之一。為了讓我們在裏面居住，必須要把大殿裏的巨大佛像轉移，我們聽說它們被送到了對岸的廟裏。不過宗教活動並沒有中斷，僧人們每天圍繞着沒有被徵用的另外一個大殿巡行。我們不能不承認，有些宗教儀式似乎並不缺少神聖和莊嚴。”當然，他也沒忘記記載在歐洲享有盛名的放生豬，“我一定不能忘了說說祭祀用的豬。它們個頭很大，也很老了，被圈養在廟附近一個鋪着石頭的豬欄裏，在積累多年的污穢和惡臭中打着滾兒。”2阿裨爾（ClarkeAbel）是阿美士德使團的首席醫官，他在其《中國旅行記》（NarrativeofAJourneyintheInteriorofChinaandofAVoyagetoandfromthatCountryintheYears1816and1[美]亨特（WilliamC.Hunter）：《廣州番鬼錄　舊中國雜記》，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4－385頁。2[英]亨利‧埃利斯（HenryEllis）：《阿美士德使團出使中國日誌》，劉天路、劉甜甜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87－288頁。
  • 7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1817）中詳細記載了在海幢寺的見聞︰“我們居住在其中的這處大型宗教設施，除了數不清的神像之外，其面積幾乎相當於一個城鎮。寺中附有客房以及另外供僧人居住的建築，……寺中有許多鍍金的佛像，分佈在一片寬闊的寺院裏。”在對寺院建築的描述之外，阿裨爾投入筆墨最多的是對海幢寺信眾求佛儀式和僧眾法事儀式的描寫，關於信眾求佛，他記述到：“常常看到可憐的信徒們──多為女子──抱怨他們得到的報應或乞求佛的恩典。這個時候，在佛像的前面點着一根蠟燭，一名長老在場監督儀式的進行。信徒們要奉獻大米，同時在紙上畫一些圖畫作為供品，這些看來都是必須的和約定俗成的表演。僧人接過這些東西，將大米放到供案上，將圖畫用蠟燭點着，然後放入地上的一個陶盆裏，讓它燃盡，這個陶盆是公用的容器，用來放所有這些供品燃燒後殘留的灰燼。乞求者現在要從僧人手中接過兩塊形狀像腎的木塊，她要讓木塊多次從她的手中落下，同時充滿激情地喊一聲，再抬頭看佛像。當她做完這些後，僧人要從香爐中取出一些香灰，與大米混在一起，再交給她作為祭品，這樣儀式就完成了。”關於僧眾法事儀式，他記述到：“每天白天和夜晚不同的時間，都要敲鐘召集僧眾，僧人們便聚集到這座殿中做法事。一次主要的法事大約從下午四點鐘開始。這個時候，眾多光頭僧人身穿垂至腳踝的長袈裟，有的是黃色，有的是茶褐色，紛紛從周圍的建築中走來。他們在袈裟的外面還披着一條披肩，披肩穿過左肩，在右臂下用一個象牙環繫着；有的僧人左胸上佩戴着一塊白銅，可能標誌着他的身份等級。走進殿中，這些僧人除了一位主持之外，都跪倒在佛像的周圍。主持僧通過擺在供案上的蠟燭點燃一根沉香，標誌法事開始；他手持沉香祈禱幾秒鐘後，舉着它走向殿門，把它插在門外的小柱子上。他回到供案前，拿起一個盛着米的小碗，對着碗祈禱，然後拿着小碗走到殿門，將碗放在燃燒的沉香前。接着，他以同樣的方式奉獻了一杯燒酒，把它擺在盛米小碗的旁邊，再跪在面前祈禱幾分鐘，將倒空的杯和碗擺到供案上，然後與僧眾跪倒一起。在主持僧獻祭時，所有僧眾在有節奏地吟誦經文，一名僧人每隔一會兒就會敲擊木魚，發出一聲清脆的響聲，詠經的眾僧人就會有節奏地停頓一下。僧眾們在連續跪了一段時間後，突然都站了起來，排成兩排，繞着大殿行走，同時誦經幾遍，然後便四散而去。”1除了接待外交使臣之外，海幢寺在其歷史上還曾接待一位“大人物”。1891年4月俄國皇儲尼古拉二世（NicholasII）訪問廣州，受到兩廣總督李瀚章的隆重接待，抵達當天傍晚皇儲便急不可耐地前往海幢寺參觀，“晚餐前太子殿下化名乘小船去了城市南郊的河南島，參觀那裏的佛教寺廟Hai-chwang-sze（海幢寺）”。由於行色匆匆，皇儲一行主要沿着海幢寺的中軸線行走，依次參觀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觀音殿、普同塔。皇儲此行有研究過中國佛教的俄國漢學家波科季洛夫（D.D.Pokotilov）陪同，故而更能瞭解海幢寺佛教景觀背後的涵義。關於海幢寺的“四大金剛”，皇儲一行瞭解到：“一尊（綠臉）的標誌物是劍，他抓着它似乎帶着無聲的威脅（這位威嚴的神是東方各國的保護神，按照法師們的說法，是治理兇惡的急旋風的）。第二尊（紅臉）的標誌物是一把琴，目的是征服自然現象。他本身是火元素的化身，被視為南方的統治者。控制西方的第三尊（白臉）的標誌物是帶珠子的小傘，如果這個強大的保護天神高興的話，就在預定時間賜雨，發怒就乾旱；或打開自己的奇妙的幔帳，保護人們免遭不幸。第四個黑色天王是神秘的夜半領域的統治者，左手握着一個古怪的動物（像蛇），它可以讓信徒認為那是不可1[英]克拉克‧阿裨爾（ClarkeAbel）：《中國旅行記（1816－1817年）》，劉海岩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4－216頁。
  • 75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宗教文化觀念戰勝的龍。”關於大雄寶殿供奉的三尊佛和十六羅漢，皇儲一行也瞭解到：三尊佛代表着“現在、過去和未來”，而十六羅漢代表着“在廣袤的亞洲地區被信仰的人物身上洋溢着平和、喜悅和安詳”，因為“每個傳道者和法師都有自己極其典型的面相、自己的光輝傳說和傳統的尊稱。比如說，那迦犀那尊者，坐在懸崖邊，雙手合十禱告：他的頭很醜，大嘴、濃眉、長長的鬚髯，耳朵上掛着耳環……很多像他這樣的忠實信徒把‘光明的福音’從遙遠的興都庫什山外帶到中國腹地”。而對於皇儲一行在海幢寺沒看到任何一個僧侶，他們認為“與在中國享有非常優越地位的喇嘛不同，本地神職人員（和尚）在儀式和日常生活方面，與日本和安南的同教者比跟西藏人和蒙古人更接近，他們在自己的鄉民中起着不重要的作用。……地方當局很少對他們客氣，比如說，1816年阿美士德勳爵使團路過時，地方當局把河南廟撥給他和隨從，而主要神像被送到河對岸。19世紀50年代混亂時期一度把這裏變成中國兵士的宿營地”。可見，儘管俄儲海幢之行行色匆匆，卻是不折不扣的一次深度遊。1（三）西方傳教士書寫的海幢寺海幢寺開始接待西方人的年代正值基督新教東傳的開端，在海幢寺的外來參觀者中就有一批肩負對華傳教重任的西方傳教士，強烈的宗教優越感和傳教使命感使得他們在參觀異教徒的活動場所時難免帶有成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Morrison）是新教對華傳教的第一人，1807年9月來到廣州，便住在十三行商館區的美國商館，海幢寺與商館隔江相望，11月1日馬禮遜寫信給他的哥哥，提到了他到海幢寺的場景：“我住的商館對面有一個‘河南’島，島上有一座宏偉的廟宇，裏面有很多佛像，有的足有20英尺高，寺裏有140名和尚。和尚完全剃除頭髮，只在寺院居住，嚴守清規戒律，不吃葷腥。和尚不教導人們，但是在一些場合下舉行約定的儀式。有一天晚上，我看見60位和尚晚禱時向佛像禱告，他們給佛下跪行禮，反覆念‘阿彌陀佛’，然後上香等。”21830年2月美部會傳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和雅裨理（DavidAbeel）來到廣州，抵達後沒幾天馬禮遜便帶他們去參觀了海幢寺，裨治文稱海幢寺是“廣州城內外眾多寺廟中最宏偉、最金碧輝煌的寺廟之一”。裨治文參觀海幢寺的遊記後來發表在《教士先驅報》（MissionaryHerald）上，字裏行間流露出一種特殊的既好奇又反感、既喜愛又厭惡、既欽佩又輕蔑的複雜情感︰“寺院佔地數英畝，四面高牆環繞，目前寺裏有150多位僧人。寺廟建築由亭子、殿堂和廂房組成。最大是一間大殿叫大雄寶殿，供着三尊佛像──過去、現在和未來佛──三尊大佛依次排開，在他們的左右兩側有十八尊菩薩弟子的塑像，叫作十八羅漢。現在統治中國的韃靼家族依據他們對輪迴的看法，稱他們的皇帝就是十八羅漢轉世。……我們在一個廂房裏看到一個印刷室，裏面有大量木版活字。此外還有一間書店，出售佛道和道德類書籍。我們還參觀了一位僧人的住所，他們的僕役曾做過我們的嚮導。他立刻叫人備上茶和蜜餞，請我們喝茶、用點心。他和馬禮遜先生用流利的官話交談，不時請我們原諒他招待不周，我們感謝了他的熱情款待並付了小費，然後起身離去。”3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朝廷逐步實施宗教寬容，更多傳教士得以進入內地傳教。施美夫1[俄]埃‧埃‧烏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俄儲中國行》，伍星宇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13－219頁。2[英]艾莉莎‧馬禮遜（EilzaMorrison）編：《馬禮遜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96頁。3[美]雷孜智（MichaelC.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傳》，尹文涓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0頁。
  • 7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GeorgeSmith）是英國聖公會傳教士，1844年9月抵達香港，曾任香港維多利亞教區主教。抵達香港後不久，施美夫便開始了遊歷“五口”通商城市的行程，10月3日施美夫抵達廣州，10月7日施美夫遊覽了海幢寺，後來在遊記中描述了海幢寺的場景：“進廟後，穿過一個長長的院子，院子盡頭擺着一只用整塊石頭雕成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大龜。又穿過一重門，迎面看到兩個高大的雕像，據說是神化了的英雄，守護着寺廟大門。穿過又一進院落，進入一個前殿，殿內有四座巨大的神像，……使人意識到已進入‘四大天王殿’，其中有三尊，酷似古希臘、羅馬神話中的伊思庫勒瞥斯、阿波羅和瑪律斯。……一條寬敞的大道由此通往正殿。正殿非常宏偉，和尚們在三尊佛像前做晚課。這三尊佛像，加上眾多的其他神像和祭壇的襯托，給人以莊嚴肅穆之感。許多和尚雙手合十站立，口中念念有詞，面向菩薩誦經。一個當值的和尚在領誦，伸長着脖子，一氣不歇地朗聲誦讀經文，不時有鼓聲、鈴聲作和。……由此出來後，我們被匆匆領到我們的朋友方丈的住處。出於禮貌，我們仍尊稱他為方丈。他彬彬有禮地接待我們，即刻奉上茶來。飲茶前，他與我們一一碰杯。接待過後，他派了一個小和尚領我們參觀寺內各處。……寺內頗大，佔地七、八公頃，種一些水稻，還有作觀賞用的小樹林。中心廣場兩邊建有僧侶居住的公寓和形形色色的工作用房。我們被引領到豬圈──聖豬之家。一般認為，這些豬豐餐飽食，神聖不可侵犯，皆因佛門子弟不守戒律，啖食豬肉，禍及它們的同類，所以寺廟善待聖豬，聊以彌補。於是，僧侶們對這些聖豬禮遇有加，以此為邪惡的世俗贖罪。在我們看來，這些豬過於肥大，趕了許久也站不起來，這恐怕是中國人認為神聖之處吧。”後來，施美夫在廣州期間曾多次訪問海幢寺，並與住持建立良好關係。1格雷（JohnHenryGray）是英國外交大臣派駐廣州沙面的本堂牧師，後一度升任香港維多利亞教區副主教，1852年來到廣州，從事傳教活動23年，曾出版《中國──法律史、禮儀和風俗》（China,AHistoryofTheLaws,Manners,andCustomsofThePeople）、《阿拉伯和它的信仰》（ArabanditsFaith）、《漫步在廣州城》（WalksintheCityofCanton）、《在1875－1876－1877的環球旅行》（AJourneyRoundTheWorldintheYears1875-1876-1877）等著作。由於長期待在廣州，格雷通曉中國語言和文化，對海幢寺非常熟悉，曾借用海幢寺的房舍從事寫作，與海幢寺住持私交甚好。2在其1875年出版的《漫步在廣州城》一書中，格雷曾花40頁篇幅詳細說明海幢寺的來歷，以及山門、八大金剛、四大天王、大雄寶殿、十八羅漢、舍利殿、觀音殿、畏盧閣、齙牙豬（Pow-Nga-Chue）、雲水房、經坊、客堂、齋堂、禪堂、大廚房、地藏樓十王殿、幽冥鐘、花園、茶毘爐、塔院、普同塔、西歸堂等主要代表性寺院景觀，並對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海幢寺的遭遇進行介紹。31876年格雷回到英國，並與茱莉亞‧科克斯（JuliaCox）結婚，婚後夫婦二人一起在1877年回到廣州，一住就是14個月，直到格雷夫人感到身體嚴重不適，被迫在1878年回到英國。在廣州期間，格雷夫人常給遠在英國的母親寫信描述她在廣州的見聞，這種遊記性質的信前後共有44封，後來收集到一起，以《在廣州的十四個月》1[英]施美夫（GeorgeSmith）：《五口通商城市遊記》，溫時幸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25－27頁。2[英]格雷夫人（Mrs.JohnHenryGray）：《在廣州的十四個月》，梅貝堅譯，香港︰茉莉花出版社，2011年，第1頁。3JohnHenryGray,WalksintheCityofCanton,Victoria,Hongkong:DeSouza&Co,1875,pp.34-75.
  • 77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宗教文化觀念（FourteenMonthsinCanton）為名在1880年出版了。1在這14個月當中，格雷夫人於1877年4月15日和1878年5月4日的信中兩次談到了海幢寺，在前一封信中格雷夫人描述初次參觀海幢寺的情形，“我們乘船到河南參觀漂亮的海幢寺，這是廣州保存得最完好，最值得一看的寺廟……廟裏有很大的神龕，裏面供奉着三座碩大無比的大坐佛，用木頭雕刻而成，外面鍍金；大佛的兩邊有十六尊矮一點的偶像，代表着大佛的高徒。每尊偶像前面，都擺放着個香爐。吊燈掛在鐵鍊上，從天花板垂下。這些是四時照亮大佛的長明燈。大佛的前面有三個很大的祭壇，祭壇上有多姿多彩的木雕，木雕都鍍金。祭壇上擺放了很大的鋅盤，裏面放置了人造花，有些則點上香。在另一個大廳裏的神龕，則放置着一個佛祖舍利，舍利盒上安置着一個雕工精緻的大理石舍利塔。第三個神龕放置着大茲大悲觀世音的大型偶像。”格雷夫人此次參觀海幢寺的時候，正好是僧人晚上誦經時刻，故而格雷夫人在信中詳細描述了誦經儀式的場景，並認為“僧人們都遵從着最嚴格的儀式，表現出最大的敬意”。2在後一封信中，格雷夫婦受邀參加海幢寺新任住持的授職儀式，故而格雷夫人在信中主要描述了授職的盛況，以及在儀式結束後參加住持宴請，並借機參觀海幢經坊、火化塔、象牙豬的場景，認為海幢寺“有太多有趣的東西了，我很想再次到來造訪”。3（四）西方畫家書寫的海幢寺除了上述西方人以文字方式書寫的海幢寺之外，海幢寺還以繪畫形式享譽海外。在倫敦大英圖書館特藏中國清代外銷畫當中，就收藏有91幅清代廣州海幢寺的外銷組畫，這些畫將清代海幢寺內的總體佈局、建築結構，乃至一尊尊佛像都細緻記錄下來，甚至還生動記錄了當時海幢寺放生社內的豬圈。此外，還有描繪各種佛教建築、僧人生活、佛事活動、祭祀陳設等不同題材的畫作，成為當時西方人瞭解認識海幢寺的另一種重要途徑。4外銷畫畢竟是在中國由中國畫師創作並出口到西方的畫作，當時還有西方畫家到海幢寺創作的案例。1838年8月到10月，法國畫家奧古斯特‧博爾熱（AugusteBorget）在廣州作畫兩個月之久，他乘船自澳門抵廣州，租了一隻小艇，漫遊於珠江之中，把沿岸景色一一收入畫中。在廣州期間，博爾熱多次來到海幢寺，並作了一幅《海幢寺》石版畫，畫的左面畫出半個大殿，殿前是一株古榕，枝繁葉茂，樹下寺院中有不少遊人。在廣州期間，博爾熱創作的畫有：《廣州河南海幢寺》、《廣州一石橋》、《廣州近郊廟宇前的廣場》、《廣州商館》、《廣州河南海幢寺內景》、《廣州河道風光》、《廣州流動小吃攤》等等。5他回國後還出版了《中國與中國人》（素描集）（LaChineetlesChinois），法國作家巴爾扎克（HonoredeBalzac）曾評價稱：“假如作者不是在巴黎刊行此書，而是用英語寫成，並且在倫敦出版這本書，那麼，只要一個上午，它就會從賣這本書的書店中消失的。”6在廣州1[英]格雷夫人（Mrs.JohnHenryGray）：《在廣州的十四個月》，梅貝堅譯，香港︰茉莉花出版社，2011年，第1頁。2[英]格雷夫人（Mrs.JohnHenryGray）：《在廣州的十四個月》，梅貝堅譯，香港︰茉莉花出版社，2011年，第27－29頁。3[英]格雷夫人（Mrs.JohnHenryGray）：《在廣州的十四個月》，梅貝堅譯，香港︰茉莉花出版社，2011年，第218－224頁。4 達亮：《清代外銷畫中的廣州海幢寺》，《法音》（北京）2015年第7期，第51頁。5 達亮：《清代外銷畫中的廣州海幢寺》，《法音》（北京）2015年第7期，第52頁。6[法]奧古斯特‧博爾熱（AugusteBorget）：《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錢林森、張群、劉陽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115頁。
  • 7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期間，除了作畫，博爾熱還寫了一些遊記，記錄下了在廣州的心情，10月1日博爾熱來到海幢寺，日記記載：“外面的嘈雜聲那麼大，而寺廟內部卻如此莊重安靜，都讓我以為自己走進了另一個世界。……我無法向你說清，我親愛的朋友，在這些美麗的樹蔭下，在如此的寂靜中，我是多麼舒適地呼吸着，在這裏，只有我的腳步聲打破了這片寧靜。似乎我把所有日常的煩惱、一切不良的情緒都擱置在了門口，我希望在一個永恆的冥想中度過一生。”海幢寺的寂靜給博爾熱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隨着參觀的繼續，海幢寺內的佛像和一些場所對外來遊客的限制，也讓博爾熱感到了不適甚至是惱火，在參觀天王殿時博爾熱看到殿的“兩邊各有一座巨大的雕像，它們的手裏握着巨大的寶劍，眼裏充滿了血絲，嘴裏長滿了嚇人的牙齒”。在試圖進入觀音殿時，“這裏是備受女性喜愛的女神的住所。無論我怎麼請求，人們都不讓我進去，對此我非常惱火，因為我覺得女人們可能把她們的溫情性格都獻給寺廟，她們經常到這裏來為她們的孩子向諸神祈求”。1以上選擇西方商人、外交官、傳教士、畫家等代表性群體參觀海幢寺的觀感，基本能夠勾勒出來華西方人對廣州海幢寺的歷史由來、地理方位、建築景觀、宗教儀式，乃至宗教思想的大致看法，通過他們的不斷書寫，整體上向西方世界構建了一個不斷完整的海幢寺印象，海幢寺也由此奠定了在清代中後期中西交往中的地位，成為認識廣州、瞭解中國的一扇窗口。但由於中西宗教文化的差異，使得他們難免帶有主觀宗教成見去看待海幢寺的宗教景觀、宗教儀式和宗教思想，這種宗教成見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於中國宗教文化的認識，影響到了中西之間的深度交往與融合。三、西方海幢寺印象中的宗教文化觀念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參觀海幢寺的西方人，無論是商人、外交官、傳教士、畫家，還是普通遊客，無論他們來自英國、荷蘭、法國、美國，還是俄國，他們大多是有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等基督宗教信仰背景的，因此，他們在進入中國的佛教信仰場所時不可避免地帶着自身信仰成見去看待中國的宗教信仰，他們未必是來華傳教士，但卻在客觀上為開拓在華傳教事業打造輿論基礎。（一）關於佛教景觀西方人認為中國的佛教寺廟內部佈局十分劃一，衛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在《中國總論》（TheMiddleKingdom）中曾描述過一座標準寺廟的佈局，走進寺廟會一眼望見四大天王的塑像，寺門對面的龕中是彌勒佛，還有戰神關帝的塑像，走到屏障的後面，大殿裏是釋迦牟尼的蓮花坐像，兩旁站着較小的阿難和摩訶迦葉，大殿兩側還有十八羅漢塑像，後殿供着觀世音，所有寺廟都有大小不一的房舍、齋堂、書房和回廊。2海幢寺的佈局與衛三畏的描述雖有所不同，卻也大同小異，海幢寺作為清代中後期少有開放給西方人閒遊的寺院，久負盛名，且有臨近商館區的地利之便，還是吸引了大批西方人前往。他們對於海幢寺的清幽，建築的精美、神奇還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海幢寺的部分建築裝飾、佛像造型和禮佛氛圍也給一些人留下不佳的觀感。1[法]奧古斯特‧博爾熱（AugusteBorget）：《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錢林森、張群、劉陽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39－43頁。2[美]衛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中國總論》，陳俱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46頁。
  • 79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宗教文化觀念阿美士德使團曾評價稱“寺廟建築外表裝飾一派俗豔華麗，使人有一種墮落的感覺”；認為寺院的佛像“形態和姿勢凸顯出傲慢神態”，“高度和比例都大得讓人生畏，體態肥胖，誇張的中國人相貌，大量鍍金，紅綠顏色是佛像的主要特徵，佛像前的供案上整天香煙繚繞”。針對寺院裏出現的神秘小院子和美麗的鮮花，使團認為這是“崇拜偶像的僧侶利用想像產生的敬畏與愉悅來控制被蒙蔽的信徒們”。1裨治文在參觀海幢寺時，也看到“佛像不計其數，有些形體巨大，面目醜陋”，並對在場的西方白人祭拜佛像行為耿耿於懷，“我們穿過寺廟的一座座大殿，每座大殿都供着佛像──我們看見一些白人在佛前跪拜──他們把本屬於上帝的榮耀給了這些泥雕木偶。……看到這樣的場景，真是讓人痛心。但是對於那些深陷其中者，則是更大的悲哀，他們就像羅馬人，將上帝的真理當作謊言，禮拜那些偶像勝於我們應當永遠稱頌的創世者”。2博爾熱在參觀海幢寺時也看到了嚇人的神像，並認為“無法理解為甚麼在這個民族居住的地方會有這麼多的宗教建築，他們看起來除了拜祭祖先就沒有其他祭禮了，而除法律之外也就沒有其他道德規範了；他們把身上的重負都轉移到僧侶身上，要他們來請求上天，請下各位神仙。我無法抓住任何一個幫助我理解他們信仰的標誌。他們的神像基本上都很嚇人，而時間並沒有使他們的信仰變得更優雅”。3施美夫在參觀時，看到四大天王塑像認為“十分兇猛怪異”，當他在大雄寶殿看到有和尚在焚香，燃燒金箔時，認為“整個場景喧嘩嘈雜，令人困惑，烏煙瘴氣”。4（二）關於佛教儀式佛教的宗教儀式和天主教的儀式有很多相似之處，法國傳教士古伯察（EvaristeRégisHuc）曾列舉：“十字架，僧帽，法衣，喇嘛出門或在廟外舉行某些儀式時穿的斗篷式長袍；禮拜時的雙重唱，唱讚美詩，祓除邪魔，五條鏈懸掛香爐，可以隨意開關；伸出右手放在信士頭上以示祝福；念珠，教士的獨身生活，精神上退隱，崇拜聖者；齋戒，列隊行進，連禱，聖水──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和佛教徒之間的相似點。”5因此，當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來到海幢寺，看到這些異教徒在宗教儀式上與他們存在眾多相似點時，就難免流露出不快之意了。阿美士德使團曾見到過海幢寺的宗教儀式，阿裨爾記載到：“我們在寺院的主殿，有機會目睹這些儀式進行的過程，由於它們與羅馬天主教的儀式很相似，大大惹惱了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們。他們至少可以證明普雷麥爾神父的激烈言辭沒有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魔鬼如此成功地仿冒真正教堂中的神聖儀式’。”6阿裨爾是名醫官，卻不幸言中早期來華傳教士對中國宗教儀式的強烈不滿，馬禮遜在參觀海幢寺時就曾指出：“這裏的人都是偶像崇拜者，如果我有時間給你講講他們的無數的崇拜儀式，你可能會覺得非常可笑，也會對此好奇；但只要嚴肅地思考，你就會替他們感到深深的惋1[英]克拉克‧阿裨爾（ClarkeAbel）：《中國旅行記（1816－1817年）》，劉海岩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4－215頁。2[美]雷孜智（MichaelC.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傳》，尹文涓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0頁。3[法]奧古斯特‧博爾熱（AugusteBorget）：《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錢林森、張群、劉陽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40－42頁。4[英]施美夫（GeorgeSmith）：《五口通商城市遊記》，溫時幸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26頁。5[美]衛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中國總論》，陳俱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44頁。6[英]克拉克‧阿裨爾（ClarkeAbel）：《中國旅行記（1816－1817年）》，劉海岩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5頁。
  • 8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惜……這些中國人多麼需要耶穌的傳教士啊！”1博爾熱雖不是傳教士，可當他看到“這座建築的四個面上都放着一些桌子，桌子上擺着各式各樣插滿假花的花瓶和幾個燭台，燭台上一直都有蠟燭和香在燃燒”的這些宗教儀式時，也表示“這些儀式的細節與我們的儀式細節如此相似，難道你不和我一樣對此感到吃驚嗎？人們在神面前燃燒這些蒼白的模擬陽光的東西，在其腳下燃着香，以此來紀念他在大地上大量傳播的事物，這是否是為了承認神所創造的事物的偉大呢”？2（三）關於佛教信仰對中國佛教景觀和佛教儀式的負面觀感背後反映出來的是西方人對中國佛教信仰的質疑，這種質疑集中體現在他們對於中國寺僧佛教修養狀態、信眾的信仰程度和寺院過多涉入世俗活動的不滿。當“涅瓦號”船長里相斯基進入海幢寺時，他的隨行中國嚮導頭上戴着帽子便進入神聖的廟宇，他認為“看起來景仰之情相當有限”，當他的隨行人員告訴他給佛帶來供品就會獲得貿易的利潤，向佛祭拜便可以順利航行回國等“好的回報”時，他當然會發現這種宗教信仰背後充滿了功利性動機。3當阿美士德使團入住海幢寺，埃利斯卻發現“僧人們的臉上看不到虔誠的專注精神”，“帶有一種難以捉摸的虛無表情，就像是沉浸在印度神學所諄諄教誨的神聖存在之中”；當他們得知海幢寺被挪作他用，還把許多佛像遷走，並將房舍改動時，認為這是“中國人缺乏宗教莊重感的又一次表現，同時也並非是最微不足道的一次表現”；當使團在廟裏居住的時候，沒有看到過僧人以外的任何人參加宗教活動，他們便認為“中國人對待宗教確實不那麼熱衷，而是像我們一樣地有些默然”。4裨治文在陪同馬禮遜參觀海幢寺時，曾與住持交談，認為“他顯得既不關心今生，也不關心來世”，“覺得他是一個可憐而又可悲的迷信者”。5博爾熱在參觀時正好看到一位中國官員在祭拜，他寫道：“在祭台前，有一位官員跪在一小塊紅色的地毯上，他頭頂上遮着一把紅色的絲質陽傘，這個工具在這個地方其實沒有一點用處；在他的兩邊，在一個雙簧管、一個小鐘和一面鑼的伴奏下，有幾個和尚在唱經。這位官員時不時地把雙手舉過戴着帽子的頭頂，並以前額碰地。他向三位大神敬上香，獻上肉和水果等祭品。”在描述完這一祭拜過程後得出的結論是“儘管中國人總在讚揚他們古老的文明，他們卻仍處於信仰的初級階段”。6當俄國皇儲一行進入海幢寺，他們發現在寺院山門口大殿一側竟然有一些富裕的民眾為年老的家人準備的空棺，在觀音殿他們發現在一塊布上有用絲線繡着的富豪浩官家族的女人的名字，當他們進入寺內竟然沒看到任何一個僧侶，便認為“他們在自己的鄉民中起着不重要的作用”，“地方當局很少對他們客氣”，7地方當局可以把海幢寺變成使團住所，可以變成士兵的1[英]艾莉莎‧馬禮遜（EilzaMorrison）編：《馬禮遜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96頁。2[法]奧古斯特‧博爾熱（AugusteBorget）：《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錢林森、張群、劉陽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41頁。3[俄]尤‧費‧里相斯基（Ю.Ф.Лисянський）：《“涅瓦號”廣州見聞》，伍星宇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63頁。4[英]亨利‧埃利斯（HenryEllis）：《阿美士德使團出使中國日誌》，劉天路、劉甜甜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88頁。5[美]雷孜智（MichaelC.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傳》，尹文涓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0頁。6[法]奧古斯特‧博爾熱（AugusteBorget）：《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錢林森、張群、劉陽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40頁。7[俄]埃‧埃‧烏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俄儲中國行》，伍星宇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13－219頁。
  • 81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宗教文化觀念宿營地，這些都是海幢寺涉入世俗事務的表現，也反映出朝廷和當地鄉民對海幢寺的不尊重。與中國的宗教信仰如此不堪相比，西方人卻認為海幢寺的寺僧對基督宗教非常熱衷。施美夫描寫到：“每次進寺，都有許多地位較低的和尚圍上來，打着各種手勢索要煙草。我們明確告訴他們，沒有那種禮物，而贈送他們幾本《以弗所書》，以及一本名為《永恆的賜福之道》的小冊子，很受歡迎。……離寺時，我們看到有幾個僧侶坐着讀我們贈送的書。在以後的訪問中，更多的僧侶向我們索討。有一次，方丈本人要求從我們屋中借閱一本米憐博士撰寫的佈道手冊。下次去方丈住處時，他給了我一本盛在香木匣子裏的精緻的小冊子，裏面用漢語記載着拜佛經文。佛經原本用的是古印度巴利文，用漢字拼寫，讀起來毫無意義。”1傳教士對耶佛的截然不同態度，顯然有他的傳教需要，通過貶低中國的宗教信仰，來實現傳播西方基督教的目的，這是他們的宗教優越感和使命感使然，更是他們的傳教策略。（四）關於佛教思想在描述完佛教景觀、佛教儀式、佛教信仰之後，西方人還試圖從中尋找這些宗教現象背後所體現出來的佛教思想。衛三畏認為：“佛教在中國的勢力，主要在於有能力提供民眾所缺少的關於未來狀態的觀念和能治理眾人和天地萬物的神。”2為了便於民眾去理解這個抽象的“未來狀態”和“神”，佛教寺院在景觀佈置、神像設計與宗教儀式上採取了很多具體的現實表達，因而參觀海幢寺的俄國學者烏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才會提出“佛教在東亞很多地區戰勝了敵對的多神信仰，多多少少是因為它除了極樂永生的抽象思想外，還引入了阿彌陀佛神奇世界的鮮明形象。東方民族的感性想像需要營養，需要具體的概念而不能忍受抽象。外來的印度信仰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相對誇張的宗教儀式以及與罕見偶像的‘經’書一起引入中國（儘管很遙遠）的還有外國畫家的作品”。3除了解釋這些佛教景觀和儀式之外，他們還希望找到佛教信仰與世俗的關係，烏赫托姆斯基認為“釋迦牟尼的宗教提倡君主崇拜，尊重人民統治者和佈施王侯自古以來就是信奉它的僧侶們的義務”。4甚至在有些統治者那裏，他還是佛的化身。因此，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們大多禮佛，對佛教學說和僧侶階層“放任自流”，允許其發揚光大，正因如此，海幢寺才會一次次進入朝廷官員的視野中發揮特殊作用。但中國畢竟是以儒立國，除了“儒教被國家、聖人、學者奉為唯一正教”之外，5對於其他宗教往往都如佛教一樣“放任自流”，這就造成中國宗教極為多元，僅明清時代的廣州便有寺廟道觀百餘座，其中最多的就是佛教寺廟，其他還有民間信仰和祖先崇拜，傳教士認為這些不同的信仰“分屬不同的邪端異教系統，控制着百姓大眾的思維”。傳教士反對盲目崇拜，但中國人卻廣泛地參與到各種宗教活動之中，對於傳教士而言這是不可饒恕的罪孽，帶着這種眼光去看中1[英]施美夫（GeorgeSmith）：《五口通商城市遊記》，溫時幸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27－28頁。2[美]衛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中國總論》，陳俱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37頁。3[俄]埃‧埃‧烏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俄儲中國行》，伍星宇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16頁。4[俄]埃‧埃‧烏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俄儲中國行》，伍星宇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15頁。5[英]施美夫（GeorgeSmith）：《五口通商城市遊記》，溫時幸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29頁。
  • 8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國的宗教信仰，他們當然會看到各種問題。而從另一方面言之，宗教多元化存在意味着人有宗教信仰的迫切需求，這對於開拓在華傳教事業來說未必是壞事，所以施美夫說：“這也表明，無論世界何處，人類生存不能沒有宗教崇拜；人若沒有獲得真正的宗教，則不可避免地會尋求異端邪教。”1傳教士借中國宗教信仰狀況表達傳播基督教之意不言自明。結語綜上所述，為弘揚佛法而創建的廣州海幢寺，在清代中後期恰逢“一口通商”與開啟在華傳教的雙重背景下，機緣巧合的參與到了中西交往之中，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乃至政治外交往來互動的重要管道。海幢寺因接待商人、使臣而在西方世界聲名鵲起，吸引着各種不同身份的西方人來到海幢寺，並通過他們的書寫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個日益多元複雜的海幢寺形象，也推動了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宗教文化與廣州風土人情的瞭解。但出於對工業革命以來西方文明的優越感和自身宗教身份的高度認同感，他們在書寫海幢寺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流露出對海幢寺宗教景觀、宗教儀式、宗教信仰乃至宗教思想的不滿，也由此造成了他們對於中國宗教文化不可消解的成見，這些宗教成見的存在直接影響到了中西之間的深度交往。對於旨在開拓在華傳教事業的新教傳教士來說，將中國宗教文化有意無意地塑造成信仰低級、封建迷信、異端邪教等負面形象，同時展現中國佛教徒對西方基督教經書的渴望，無疑是向西方世界展現出在中國傳教事業的無限可能性，因此，海幢寺作為佛門寺院為“一口通商”提供防範“外夷”場地不假，卻也為開拓在華傳教營造輿論基礎。處在如此社會大變局之中，佛門清淨之地也無法獨善其身，這未必是當時佛門寺僧願意看到的局面。[責任編輯　陳超敏]1[英]施美夫（GeorgeSmith）：《五口通商城市遊記》，溫時幸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28頁。
  • 83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摘 要]災害保護神信仰是中國傳統民間神信仰的重要內容，近代澳門民間災害保護神信仰，以澳門的風災、火災、疫災等災害類型為主要對象。祭拜供奉，祈福禳災，形成了一系列內容豐富多彩的宗教文化活動與文化行為。其所體現的心理安慰與社會凝聚的文化功能，反映了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澳門民間社會在與各種災害的抗爭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借助超自然的宗教力量，以滿足社會與民眾的物質與精神需要。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對近代澳門的災前防災、災後救災、穩定社會秩序、重建經濟文化架構方面發揮了一定的歷史作用，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關鍵詞]近代　澳門　災害　保護神災害，通常指對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生命財產造成破壞與危害的天然事件與社會事件。近代澳門城市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相關自然災害與人為災害的襲擊。尤以風災、火災、疫災最為嚴重、影響最大，給澳門城市生命財產帶來嚴重的影響與危害。如1890年7月29日，“一場威力巨大的颶風掠過澳門，給澳門及附近地區造成嚴重損害，海水上漲的高度比平常漲潮時的最高水位還高十英尺。澳門四周海岸被可怕的風浪輪番襲擊。南岸堤岸斷去四分之一，內港碼頭被嚴重毀壞。無數的華船漂散或沉沒，也有船員喪生，氣壓計至二十八點六十六英寸。據說，此次台風是1874年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又1898年，“4月又發生瘟疫，4、5月間疫情極為嚴重。據本關各廠估計，5月初掩埋的病死者人數一天之內高達八十人。五月底，減至每天二十五人至三十人。到6月份，瘟疫迅速消失，同月底結束”。1近代澳門，在大災大難面前，除了政府與社會在物質上的應對救助外，人們普遍的思想認識水平還十分低下。如何應對和救助，廣大民眾在精神上仍然感到彷徨，束手無策。唯有借助神靈信仰，祈福禳災，尋求精神上的寄托、心理上的慰藉，希望上天保佑一方平安，近代澳門民間信仰中的災害保護神信仰自然應運而生。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陳偉明　李玉姬作者簡介︰陳偉明，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導；李玉姬，暨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廣州　510632* 本文為201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代澳門災害史研究（1840－1949）”（項目編號15BZS014）的階段性成果。1 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66頁。‧宗教與歷史‧
  • 8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所謂民間信仰，是指從人類原始信仰中不斷傳承和變異而來的民間民俗習慣。類似的民俗行為與習慣受到人們的信奉，甚至有可能成為支配人們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作為社會一種普通的民間文化現象，主要存在於民眾日常生活之中，更具有生活化與民間性的特徵，對於民眾的社會精神文化生活，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近代澳門以華人內地移民為主，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近代澳門民間信仰文化發展繁盛，廟宇林立，偶像遍佈，相關信仰禮儀多姿多彩，層出不窮，對近代澳門社會生活的不同層面一直發揮了重要作用，對社會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不斷發展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災害與民間信仰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了必然的聯繫，形成了民間信仰中災害保護神信仰，並相應產生了一系列的祈福禳災活動，體現了澳門民間信仰中的地域特色與社會意義。不管是災前或災後，近代澳門民間的災害保護神信仰在物質上未必能即時提供很多的實際援助，但在精神層面上，則給澳門民眾帶來心理上的慰藉與寄托，對社會生活的整合與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對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的認識與關注，目前相對還是比較薄弱，有關研究尚為淺少。所以探求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的相應習俗與活動，總結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的文化形態特點與特色，揭示有關文化行為所體現的文化功能，可以進一步認識澳門民間信仰的多元化形態與發展規律，展示民間信仰世俗性與功能性的歷史風貌，側面地反映宗教文化所具有的歷史作用與社會意義。一、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的形態與特色近代澳門的災害以風災、火災、疫災為主，所以民間信仰中的災害保護神信仰也以類似災害的祈福禳災為主要內容，如氹仔北帝廟，1882年《重修上帝祖廟捐簽碑志》中所載：“上帝廟創建於道光，閼逢癸夘之歲，坐位巽乾辰戌之原，地枕一灣，諸峰朝拱，門環十字，四水歸原。是以赫濯聲靈，洋夷振懾。調風和雨，海國安瀾。無水（火）而不驚，有疪癘而無染。斯固昇平之瑞，實蒙默佑之恩也。”1祈望借神靈超自然之力，能夠抵禦類似風災、火災、疫災之類的災害對澳門城市的襲擊。（一）風災保護神澳門地處南海沿岸，夏秋季時常受到台風襲擊，給民眾生命財產帶來了嚴重的威脅，特別是近代民國時期，漁業不斷發展，更成為近代以來澳門最重要的行業支柱。1887年8月，兩廣總督張之洞《再陳澳界轇轕立約必宜緩定折》中曾對氹仔的漁業狀況作過陳述。其謂：“潭仔居民約二百戶，漁船極多，丁口四千餘。”又︰“潭仔鋪戶，船廠六十餘家，民居蓬屋一百餘家，壯丁二三千人，每年約繳綠衣、街燈等費共銀一千餘元……過路環鋪戶、船廠四十餘家，民居百餘家，每年繳綠衣、街燈費共銀一千餘元，未繳租紗。又潭仔，過路環約有拖船八百餘隻，每隻寄泊一次收銀二元二角半，每年約銀二千餘元。”2反映了澳門近代漁業的興盛發達。直至1947年，澳門漁民仍有三至四萬人。3漁業在近代澳門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7頁。2 張海鵬主編：《中葡關系史資料集》下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95、1498－1499頁。3 麥振華：《澳門漁業概況》，澳門：澳門中華服務社，1947年，第5頁。
  • 85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漁業主要是海上作業，常遇到風暴襲擊，神明的庇佑乃成為廣大漁民的精神寄托，風災保護神靈信仰遂應運而盛，據澳門道教第四代傳人吳炳志的記述：“朱大仙是海神，等於譚公一樣……譚公和姓朱的神仙，因為他們是海神，如天后一樣保護漁民出海，你看到譚公廟恰在海角，媽閣廟在海邊，以前稱為圓台仔處，有一間天后廟，即未填海之前是向海的。氹仔觀音閣又是在海邊。你會發覺澳門很多廟宇都還在海邊。因為他們是海神，是保護漁民的，所以漁民信奉他，奉為神仙。”1形成了各種各樣的風災保護神靈，成為近代澳門風災災害中社會應對的重要的精神力量。媽祖信仰是澳門歷史上最盛行的民間信仰。媽祖原本是一個多元的地方保護神，在近代澳門社會與地理環境下，媽祖作為風災保護神的宗教偶像更為深入民心，尤其在近代澳門經濟支柱的漁業發展中盛行，漁民們都渴望媽祖保護他們出海魚蝦滿倉，避免遭遇海上風暴所帶來的滅頂之災。近代澳門相關的媽祖信仰活動，都會在海上整個捕撈歷程中進行。根據有關田野調查，澳門的漁船在出海之前，必定要駛過媽祖廟前面的海面，此時每艘漁船上都會燒起紙錢元寶，有時還要燃放鞭炮，類似的活動均有專人負責，目的正是祈求媽祖保佑出海平安，滿載而歸。1995年，澳門漁民互助會理事長馮先生談及漁民海上媽祖拜祭的情況，其謂︰“每逢大風大浪，我們就要在上下顛簸中燃燒紙錢拜媽祖。如果船上有神像，就在船上祭拜，如果沒有神像，就朝着天空拜。”最後當漁船返航回澳門、經過媽閣廟前面的海面時，也要舉行燃燒紙錢元寶、放鞭炮等儀式，以感謝天后賜福，使其滿載魚蝦，平安返航。2媽祖信仰成為近代澳門重要的風災保護神，媽閣廟也成為澳門重要的風水神聖之地。1947年1月16日《澳門消息報》載：“由於風水這種近乎愚昧的信仰，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中國人不敢住在今天民國大馬路一帶，而那些漁民們也寧願把它們的棚屋建在稍遠的媽閣一帶。”3曾有學者指出：“事實上，媽閣廟不僅是澳門水上人家一個十分重要的陸上據點，也是香港和鄰近地區漁民的聚集地。漁民來到這裏和家人團聚，在整年的艱辛勞作後，享受一段時日的閑暇，漁民們也到媽閣履行一些把他們和廟宇維繫一起的宗教義務。因為媽閣廟有遠近皆知的好風水。對於這一點，一方面，人們可以由小丘、岩石、流水及土地的起伏看出其優異的風水位置。另一方面，亦可由位於此間的神靈影響而知道，它們保佑着漁業的昌盛，人丁安康和子孫興旺──這些大賜之惠，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在漁民生活中都有一個直接的反映。反過來看，漁民逢年過節，必返回這裏，舉行那些被今人認為是必不可缺的，向阿媽拜謝的活動。”4實際上媽祖作為澳門風災保護神，其影響力已遠超於漁民行業圈內，已成為澳門市民的共同保護神。因此成就了媽閣廟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澳門香火最為鼎盛的廟宇。1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從頭細說澳門的水上人家》，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2008年，第98頁。2 陳衍德：《訪問澳門漁民互助會談話記錄》，徐曉望、陳衍德：《澳門媽祖文化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96－97頁。3[葡]路易斯‧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澳門傳說》，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04年，第39頁。4 路易（RuiBritoPeixoto）：《藝術、傳說和宗教儀式──關於中國南方漁民特性的資料I》，《文化雜誌》（澳門）1988年總第5期，第17頁。
  • 8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譚公信仰也是近代澳門重要的風災保護神。澳門的路環設有譚公廟，建於同治元年（1860），由漁民所立，奉為水神。廟內還供奉有巨鯨魚遺骨。相傳譚公是元朝惠東人，因有呼風喚雨及手到病除的特殊能力，據說譚公經常幫助船家預測天氣及治療疾病，故被人奉為神，由於傳其12歲得道，所以人們設廟供奉，仍將他的樣貌雕塑成孩子一樣，譚公也是澳門地區代表海上安全之神。1譚公廟也是目前路環香火鼎盛的廟宇，每年農曆四月初八譚公誕，都會舉行神功戲賀誕。此外，還有三婆神靈信仰。澳門氹仔立有三婆廟，也是一座水神廟。受到漁民們的祭拜供奉。咸豐九年（1895年）《重修三婆廟碑記》有云︰“從來拖船來往，必藉神力以匡扶。廟貌輝煌，每因人心之振奮。我等家居港澳，舟泊龍灣，風雨調和，災祥預告，揆厥原由，皆清惠三婆暨列神之力所至也。”2類似的風災保護神信仰，儘管眾神靈源流不一，但其主要功能都是保護地區風調雨順，尤其是漁民海上作業避免風濤襲擊，平安順利。所以除了媽祖閣，類似的神廟主要設立在漁業發達的路氹離島地區，形成一系列風災保護神靈。（二）火災保護神火災是近代澳門較為突出的災害。近代澳門地域面積較小，房屋擠迫，房屋結構以木構為主，且面臨沿海，風勢頗大，容易釀成重大火災。近代澳門產業炮竹業也較為發達，屬於高危行業，火災高危程度甚高，也給民眾生命財產帶來嚴重威脅與危害。如1925年12月澳門台山炮竹廠發生爆炸，死難者百數十人，傷者逾千，釀成慘劇。所以在民眾的宗教信仰中，祈求火災保護神的庇佑也是重要的文化形態。華光神信仰是火災保護神之一。澳門新橋蓮溪廟，內奉北帝、華光、華佗、文昌諸神，其中華光被視為火災保護神。1947年11月30日《澳門消息報》有載，蓮溪廟落成那天，據稱人們稀裏糊塗地錯將華光神像擺上神台。為了不得罪所供神仙，人們便在廟中多設一座神台供奉北帝。“那些住在澳門的老居民認為，這座城市裏發生的可怕火災，都是由於在華光生日那天沒有落雨的緣故，同時解釋了台山炮竹廠發生死傷無數的大爆炸，二龍喉火藥庫的爆炸，大三巴以及青州地區的火災等所有災難。所有這些災難都充分證明了，在冬天，在沒有雨水的年份，在華光生日不下雨的日子裏，可怕的火災是無法避免的。有一年，蓮溪廟前一個戲台子着火了，所有人都認為火焰頃刻間就會毀滅性地吞噬整個戲台子。因為當時不但有風，而且沒有足夠的水可以用來撲滅大火。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突然間，狂風停了，下起了傾盆大雨，大火很快熄滅了。這件事之後，信徒們對華光更熱愛了，人們不願吃用來祭祀的全獸供品，希望華光能一直保佑他們免受火災的威脅。自那天起，蓮溪廟附近的居民們，從來沒有忘記過在每年華光的誕辰到廟裏向之慷慨進貢。”3華光大帝俗稱為火神爺，在廣東地區廣泛供奉。忌火的戲劇伶人奉華光為祖師爺，凡新戲台落成，開新戲或戲班出外演出必拜新華光大帝。在近代澳門民間逐步演化為地區火災保護神。1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從頭細說澳門的水上人家》，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2008年，第158頁。2 譚棣華等編：《廣東碑刻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15頁。3[葡]路易斯‧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澳門傳說》，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04年，第48頁。
  • 87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又有康公信仰。澳門十月初五街中部有康公廟。據傳“舊時科學未昌，人多迷信風水，堪輿家謂苟欲避免祝融為患，於此間建一廟，以為鎮壓，藉靈貺而弭災劫，於是劫餘大眾，僉以為然，遂建此廟，適咸豐初年，廣東發生水災，西江滾滾，曾將木頭神像，漂流至澳。瀕海居民，有認識此乃康真君神像者，遂檢起而奉諸今廟址之大橡樹下，迷信者竟向之膜拜焉。因祈禱者眾，必有巧合靈驗者，於是香火遂得繁盛起來。”1而隨着民眾消防意識的增強與消防技術的提高，近代澳門的火災的危害性進一步降低，火災的可控性越來越高，而一些低下階層的民眾更以為是康公火災保護神的作用，更加篤信供奉。有謂：“澳門自從建立起康真君廟之後，果然大火甚少發生。究其原因，大抵坊人經過多次烈火後，有如驚弓之鳥，人人對於火燭均存戒心，小心奕奕，防範未然，而且經過數年時間，救火設備，亦漸次改善。因是火警亦隨之鮮矣。而迷信者益信風水靈驗，深感神靈顯赫也，於是康真君廟之香火鼎盛弗替焉。”2（三）疫災保護神澳門地域狹小，城市社區擠迫，街道狹窄，居住衛生環境惡劣，而且澳門一直是中外交往頗為密集頻繁的重要城市之一，人流物流來往穿梭，也容易造成疫症流行病的傳播蔓延。1906年，“本年西曆五六七等月，澳門時疫頗盛，本埠華人染疫而斃者共有一百七十二人。聞前山及附近地方染此症者甚少。此外民人均屬平安。在澳門最險之症則為肺病，因此致斃者合計老少共二百六十八人。皆因人煙稠密，所住房屋湫隘，牖戶閉塞不通，且多習慣燕居，空氣甚少，致有此病，不能歸咎於水土也”。3由於居住衛生條件較差，醫療支援不足。一般民眾唯有寄望於相關神靈，祈福施藥，避疫消災。通過一系列諸神供奉崇拜，形成了近代澳門疫災保護神信仰。朱大仙信仰是近代澳門漁民最重要的疫災保護神信仰。據傳自20世紀20年代，當時有一位吳姓漁民的兒子久病不愈，吳氏在彷徨無助之際，到惠陽平海附近的龍泉庵，向朱大仙求助。神奇的是他的兒子自此病癒，恢復健康。吳氏於是成為朱大仙的虔誠信徒，並且把求得的朱大仙神像帶返澳門。4事跡在澳門漁民中廣為傳揚。1927年，吳氏在澳門組成蘸會，朱大仙的信仰進一步在澳門漁民中發展。朱大仙信仰主要在澳門漁民中流傳，一直沒有建成廟宇供奉，只是由熱心漁民組成蘸會，每年統籌主辦打蘸。從澳門一些漁民的口述中可知，朱大仙信仰最重要是求醫治病，是作為疫災保護神而受到特定的信仰群體供奉。5哪吒神在中國民間流傳甚廣，形象多變，是民間信仰中重要保護神，能降魔伏妖，祛病消災。近代澳門，祂主要被作為疫災保護神而受到信徒膜拜。據說：“哪吒廟在澳門半島有兩處，一在柿山，一在大三巴……上述兩處哪吒廟，傳說曾發生一宗街坊糾紛事件。在大三巴建廟前，澳門的瘟疫流行，死人無數，該區坊眾以本區並無神廟壓邪，及與柿山坊眾商議，擬請柿山之哪吒神來大三巴，建廟供奉，但遭反對，屢洽不果，於是自行在現址建廟，奉哪吒為廟神。”6也1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4頁。2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5頁。3 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243頁。4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從頭細說澳門的水上人家》，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2008年，第152頁。5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從頭細說澳門的水上人家》，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2008年，第149頁。6 唐思：《澳門風物志》，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第213頁。
  • 8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有謂︰“正直當年澳門發生疫症，只有柿山一帶沒被波及，當這個消息傳開後，眾人均到柿山祈求福安，聲威更是一時無兩。”1如光緒二十四年（1899年）立《倡建柿山古廟簷亭勸捐小引》碑文所載：“柿山古廟，倡自清初，建立以來，威靈日顯，熙來攘往，求醫者起死回生。由是老幼沾恩，因而（遐）邇景仰。”2此外，還有包公信仰，有載：“相傳澳門包公廟之包拯神像，本來於清朝光緒年間，由一位居於三巴門附近之老嫗，自佛山返來澳門，供奉於其家中者，當時坊人大多迷信，向其所求問卜，每獲巧驗，於是眾皆神之。適因光緒十四年，澳門病疫流行，有提議請扛該神像遊行保安者，竟然獲得寧謐，故坊人遂倡議集資建廟焉。”3還有一些則以傳世名醫作為偶像供奉。1895年9月11《鏡海叢報》載：“三巴門曠地，向建有包公廟一所，日前所登扶鸞向神求示，值董查悉，即是此廟。現在廟旁建有新祠，內供醫靈等神。”4又如路環天后古廟，廟內供奉華佗神像。也因路環地處偏僻，缺醫少藥。居民奉拜華佗，以此祈福禳災。由上可知，為應對澳門的主要災害，民間信仰中具有某些祈福禳災特定功能或主要功能的有關神靈，或可稱為災害保護神。災害保護神信仰，成為近代澳門民間信仰發展中的重要內容之一，給澳門社會與民生帶來重要的精神寄托與影響。在相關災害的抗爭中，或給人們帶來更多防災減災抗災的期盼與安慰，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也體現了重要的地域文化特色︰（1）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展示了多重特色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中，既存在較為單一突出的災害保護神靈，如譚公信仰、康公信仰、哪吒信仰等，衪們以祛災驅疫為特定的信仰功能。也存在不少較為綜合的全能神靈偶像，同樣是有防災消災功能，同樣能在災害保護中，發揮精神安慰作用。如澳門土地神，掌管一地平安，澳門下環福德祠中立有土地公，同治十年（1871），據《澳門福德祠碑志》中有載：“同治十年七月十八日，因風雨為災，遂致牆垣盡圯，猶幸棟宇雖傾，神像巍然宛存，非神靈顯赫，能若是乎？伏思倘任其頹廢，不特深負前時創造之功，若不亟行興復，亦無以為靈爽式憑之地。於是再行集議，仍舊捐資將祠重修，刻期告竣，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迎請福神，復升故位。”5澳門民間認為土地神可以抵禦天災而重修此廟。認同土地神在防災消災中所具有的法力。據稱澳門居民經常在禍起或消災時拜祭土地神，保佑自己平安健康。6近代澳門土地神信仰展示了多重功能。20世紀40年代時期，在新橋區一棟姓馬的華商別墅，在這別墅旁生長着三棵像塔一樣的大榕樹，當地人稱之為“榕樹頭”。據載：“眾所周知，華人後來已經不再直接祭拜那三棵大榕樹了，而是信奉它所代表的保護神。所以他們在一棵樹旁修建了一個小廟，從此新橋區的信眾就每天下午來這裏真心實意地給菩薩上香敬供品，往地上倒酒，接着開始無數次地磕頭作揖，直到那燒過的香灰落滿一地為止。儀式雖然單調，但非常熱誠，因為信徒也希望菩薩保佑他們，即使不1 《澳門柿山哪吒古廟擴建百年紀念特刊》，1998年，第2頁。2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2頁。3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9頁。4 《鏡海叢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322頁。5 譚棣華等編：《廣東碑刻集》，廣州：廣東高教出版社，2001年，第1020頁。6 童喬慧：《澳門土地神廟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頁。
  • 89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能賜予他們發財致富的良機，也可使他們少受病魔纏身和其他種種不幸。”1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具有的多重性特色，與澳門宗教文化的包容性發展有密切關系。近代澳門民間信仰，漫天神佛，互不對立，共存包容。一般民眾可以根據自身的精神需要與目的，隨時隨地拜祭供奉不同的神靈偶像，形成了災害保護神信仰中的多重性文化特色。（2）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展示了中西文化交匯融合的二元特色近代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發展的重要城市，中西宗教文化相互融合，包容發展。在災害保護神信仰方面，西方宗教信仰也和中國民間信仰一樣，同樣具有共祈福禳災的文化特色。1895年，“華曆本月二十七日，澳中各炮兵科集錢文，齊向教中所奉之女神，祈求保佑，保其身體安康”。又1895年5月，又有載：“神道設教，中西同然，第所奉之神各異耳。天主教內有神名聖羅忌，云能制疫保安。由十六日起，西邦持教之徒，科集錢文，分赴大廟及龍嵩廟，誦經祈禱，求澳地之平安，共連九日而止。”2一些傳說中的人物也如中國民間信仰一樣，成為地方重要的保護神，也得到西方信眾的認同。1895年5月，有謂：“據西人言，前禮拜內，華人大眾科有錢文，奉教堂中所供某神聖巡遊，因是而獲福，慶神之靈應如是云。神為法人名哥羅，本世家而素封者，傾家財濟貧乏，遂至困窶。嗣緣歲有大災，人多患瘡而斃，神乃親為扶救，染及其身，臭穢難近，遂無所依倚，逃之空山。昔所畜犬，隨而不去，日覓野味以供之，數年各創皆愈，腿瘡潰爛成跛疾，故升天後現塑之神像，極似中華之鐵拐仙，持竹杖掛葫蘆，一足不良，黑面拳須。西洋人奉為治疫之神，遇事類多靈應云。”3近代澳門，隨着中西文化不斷交流融合，西方宗教文化也入鄉隨俗，不斷吸收中國民間文化的元素，從而更能為華人社會所認同接受。儘管中西宗教文化存在着差異，但是在人類共同面對的災難與困難方面，在澳門華洋相雜的社會中，中西宗教文化也是有共通性和包容性的。在災害保護神信仰中，呈現了中西文化交匯的二元特色。（3）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表現了一定的環境特色一方面，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受地域環境因素的影響，在建置定位方面呈現了一定的規律性與趨向性。例如季候風的影響──澳門處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帶，主要面臨南海，且地域狹小，丘陵海拔較低，容易受到季風吹襲，主要受太平洋東南季候風和內陸東北季候風的影響。因此，澳門廟宇的建置座向上，也必須考慮到季風吹襲的因素。據考察，澳門廟宇座向大多背山而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回避每年不同季節所帶來的狂熱的東南季候風或東北季候風。4另一方面，受環境變遷的影響，某些特定的災害保護神信仰也可能出現變化或式微。最典型是澳門的先鋒廟，據載：“先鋒廟，建自清朝道光年間……先鋒廟所在地，往昔為蓮峰海濱，水上漁民，船廠水寨，相聚而居，號蘆兜城，時有坊人甘富者倡議建廟，得各船廠捐資，及梁孔記等樂助，不日而成。故以廟號先鋒，非祈禳之所，香火為免疏落。後得漁民組織炮會，捐送海龍神像附祀於廟之偏殿。因水上居民，終歲在海上謀生，歷經波濤凶險，且迷信者矣，惟有默祝托1[葡]路易斯‧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澳門傳說》，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04年，第153頁。2 《鏡海叢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196頁。3 《鏡海叢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232頁。4 陳煒恒︰《澳門廟宇叢考》，澳門：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2009年，第34－35頁。
  • 9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庇於水神──海龍王，先鋒廟之香火，遂告繁盛。昔年每當歲首，神誕建醮，搭棚高十餘丈，張燈結影，熱鬧一時。迨後來該區填海辟路後，漁船貨艇，俱不泊是間。該廟香火，因之沉寂。近且洋樓密集，將廟掩蔽，幾令人不復知有先鋒廟焉。”1可知澳門環境變遷對災害保護神信仰的發展變化所帶來的影響。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所體現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僅受自然環境的影響，也受到社會人文環境的影響，與社會發展狀況密切相關，反映了宗教文化的內容與特色，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發展的一個重要縮影。二、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的文化行為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的民間信仰，需要通過各種外在文化行為去展現和體現，如祭祀、祈福、禁忌、占卜等活動，以表達對神靈的崇拜與寄望，實現民間災害保護神信仰的文化功能。有關信仰的文化行為與活動，成為民間信仰心理的一種支配與反應，對人類社會文化生活產生深刻影響。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不管是災前還是災後，人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各種民間信仰的儀式以及行為活動，去應對突然降臨的災禍或可能將會帶來的恐懼與危害，祈求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靈能在人類遇到或可能遇到不測風雲之時，為人類逢凶化吉，給人民生活現狀與未來發展帶來新希望，由此逐漸形成民間災害保護神信仰的傳統習慣與行為。考察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的文化行為與文化功能，可以從更多方面瞭解澳門民間信仰的文化生活與宗教心理，見證人類社會在精神文化方面，如何發揮自我麻醉、自我救贖的社會作用。（一）祭祀供奉祭祀供奉活動與其他民間信仰一樣，也是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中最常見的文化活動與文化行為。不管是社會或家庭還是個人，都會通過各種敬神祭祀供奉活動來祈求神靈保護、減災防災。1839年，法國人奧古斯特‧博爾熱（AugusteBorget），曾記載了澳門民間有關祭祀供奉神靈的狀況。其謂：“由於澳門居住人口眾多，在他們的破屋中，很難找到一個地方作供奉神佛先祖的祭台，然而家家都有佛龕。大多是有兩扇門的小佛龕，裏面有一個小蠟像或精心制作的木雕像，寺廟中的各種陳設應有盡有，但尺寸極小。早晚兩次，人們向這個神位供些茶水，並點燃小紅蠟燭。”2除了家中祭拜，也有到公共廟宇中拜祭祈福，清人梁喬漢曾有詩謂：“燒香望廈拜蓮祠，乞取靈簽第幾枝。心事怕教遊侶笑，低頭密自訴神知。”3反映了民眾到廟宇拜神求簽，祈求好運。20世紀50年代之初，澳門土生葡人路易斯‧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也曾對清末民初蓮峰廟的祭拜情況作過相關描述，其謂：“在進香者之中，大多數人是水上人家，因為他們需要到廟裏來虔誠地拜祭神靈，上香許願。因為在那個時代，人們還誠心誠意地迷信神靈不可探測的1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3頁。2[法]奧古斯特‧博爾熱（AugusteBorget）︰《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錢林森等譯，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第59頁。3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年，第250頁。
  • 91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神秘力量……人民對佛教的信仰如癡如狂，正處於鼎盛時期，這座廟裏擠滿了拜神者匯成的狂熱人流，他們攜帶許多珍貴的祭品，有臭烘烘的線香，有不多見的熏香，還有擱放在桌案上或祭台上的誘人食品和鮮美水果，以供奉許許多多正襟危坐的神像和各種各樣的神仙牌位。人們用這些供品，或為了討好，或為了賄賂，以求得鐵面無私而又會令人敬畏的神靈的保佑，廟堂的地上擺滿了許許多多的小圓墊，用來讓信徒們跪下來或者伏在地上磕頭作揖。儘管如此，這些墊子也不會夠用。這些人在他們最崇敬和最熱愛的神靈面前，有的人是為了虔誠地頂禮膜拜，有的人是為了誠心誠意地反省思過，有的人是為了決心改正錯誤或者懺悔。”1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中，祭祀供奉神靈保佑是最重要的文化行為，其祭祀內容主要是祈福禳災，祈福主要是禱告神明，以求平息災禍，福慶延長。禳災主要是行使一些法術，解除面臨的災難。澳門災害保護神的設立祭祀，在空間上分佈十分廣泛。澳門雖小，但有關廟宇數目眾多、隨處可見。據1988年澳門文化學會文物部資料，當時澳門大約有80間寺廟，這個數目還不包括祭壇和神龕。祭壇和神龕在每條街和每個區的入口處經常可見。2又據田野調查，有關口述歷史記載也指出：“在以前，大家都見到每個街口有一個土地（神位），每一個社區則有一個比較大的土地（神位）。甚至每家每戶都供奉土地，這是因為市民、居民均認定土地公是保護大家出入平安的，所以人人都供奉它。”3又如蓮溪廟，“儘管外表不起眼，該區的居民還是經常到廟裏拜神祈福，其中大多數是迷信的女人。她們誠心誠意的祈求諸神保佑，希望滿足她們的願望，為她們解決紛爭，也有不少時候，求神幫助報復她們記恨的仇家”。4祭祀活動也是層出不窮，特別是一些私人祭祀活動，相比公共祭祀活動更是難以統計。有謂：“祠廟和其他公共敬神的公共場所還只不過是無數表現宗教的形式之一，許多活動是私下進行的，人們在家裏供奉着祖先的排位和他們崇拜的神像，這是他們每天頂禮膜拜的對象。生命、問世、結婚、死亡等事情都要遵循很多儀禮規定，而這一切都在黃曆上有所說明，它指引人們去做日常生活中的無數事情，如出門旅行，遷居等等。”5澳門災害保護神的祭祀祈福，有些還需要舉行一些較大規模的儀式，以表示對神靈信仰的虔誠與隆重。如近代朱大仙信仰儀式，據載：“參與活動的信眾向上天供上祭品，水果，鮮花，神秀及金銀衣紙等祭品。點燃三支粗大神香，其中一支即時插放在船頭的香爐內，其中兩支則會弄熄帶返自己的船隻備用。日後當出海遇大風浪時，漁民便會拿出供天香，並插在船頭處，祈求神明保佑脫險。”6在一些祭祀活動，信眾也會得到一些實際的福佑回報。如一些信眾通過拜祭神靈，或可求得治病良方，如氹仔竹林寺內的“梁公聖佛神方”。據調查，它表面看是佛教藥方，方內列明各式1[葡]路易斯‧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澳門傳說》，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04年，第80頁。2 路易（RuiBritoPeixoto）：《藝術、傳說和宗教儀式──關於中國南方漁民特性的資料I》，《文化雜誌》（澳門）1988年總第5期，第18頁注。3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神功戲與澳門社區》，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2009年，第28頁。4[葡]路易斯‧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澳門傳說》，澳門國際研究所，2004年，第47頁。5 路易（RuiBritoPeixoto）：《藝術、傳說和宗教儀式──關於中國南方漁民特性的資料I》，《文化雜誌》（澳門）1988年總第5期，第6頁注。6 《澳門水面醮──朱大仙信仰》，澳門：澳門港務局海事博物館，2001年，第34頁。
  • 9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中藥，但在求方過程中，用的全是巫術的方法──先拜神，後求簽，方得到藥方。據悉，用這種方法可以治療輕微的疾病。1所以有學者認為，在澳門19世紀晚期，那些對待疾病和治病的一些行為，確實很難將宗教和魔法的觀念區分開來。“按照阿爾賽烏‧阿勞苦對道教或佛教等民間教義所做的解釋，神仙的概念絕大多數都來自於它對疾病的有效治療。為此，澳門道教或佛教的神龕到處可見，比如望夏村西北那座古老的蓮峰廟為供奉神農和華佗神像……在治療疾病時藐視醫生而求助神仙，這在我們看來是很古老的行為，而在疾病嚴重時尋求減輕軀體疼痛和精神上的安慰，求神是最為普遍的做法”。所以，“無論在佛教的佛堂和道教的廟宇，還是中國拜神婆的神龕前，祈禱的結果都是開一張藥方，或者拿些草藥，也可能是得到一張用墨筆勾畫的黃色或紅色的辟邪紙或護身符，人們期望能夠用它們來驅邪，或者用來制作神茶或仙茶，這在中國的南方民眾中非常普遍”。2類似的神茶或仙茶，實際上是符水的一類東西。如朱大仙信仰中的“符印”，在紅布或紙張上印制朱大仙符，符印刻有“朱大仙”、“庇護平安”、“驅邪出外”、“引福歸堂”等字樣，紅布印制的符，會綁在船頭上作保護，紙上蓋過的符則是個人護符。尤其是在小孩久病不癒時，會焚符，混入茶水中飲用。3類似的符印以及符水，帶有明顯的巫術色彩，反映了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中的祭祀活動所具有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某些文化活動與文化行為已經從高高在上的神性逐步走向世俗社會。（二）遊神迎神遊神迎神活動也是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中重要的文化行為。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中的遊神迎神活動，實際上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民間心目中的“天”都是一些人格化的神，故此有天人感應之說。所以人們可以通過遊神迎神的一系列活動，祈求上天諸神保佑民間萬民安康吉祥。近代澳門遊神迎神活動，通常都會在固定相應的日子舉行，其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包括慶賀、遊藝、戲曲等一系列活動。如澳門路環譚公廟的譚公誕。有載：“相傳譚公幼為牧童，十二歲得道，常為漁民預測天氣，治療疾病，代表海上安全之神，深受沿海居民膜拜。每到譚公誕，澳門居民都要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活動，不少善信到譚公廟參拜。”4也邀請戲班上演粵劇酬神。1950年5月，在譚公誕之日，就曾邀請粵劇團到路環開演，一連四日五夜，以酬神功。5又如天后誕遊神迎神活動。1948年《澳門消息報》第13期曾有記載謂：“每年在天后的節日裏，人們都會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有隆重的宗教儀式和精彩的戲曲表演，比康公、包公、蓮溪、土地廟的活動更為精彩。媽閣區的居民，尤其是水上人家，在這些喜慶的日子裏，總是不忘盡他們所能向天后娘娘貢奉最好的祭品。”6天后誕慶活動，也有上演神功戲酬神。據口述歷史記錄：1 陳煒恆：《路氹掌故》，澳門：澳門臨時海島市政局，2000年，第57頁。2[葡]阿馬羅（AnaMariaAmaro）：《澳門的神茶和仙茶──神奇的中國南方民間醫學》，《文化雜誌》2004年總第50期，第165、168頁。3 《澳門水面醮與朱大仙信仰》，澳門：澳門港務局海事博物館，2001年，第82頁。4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從頭細說澳門的水上人家》，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2008年，第103頁。5 《大眾報》，1950年5月23日。6[葡]路易斯‧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澳門傳說》，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04年，第60頁。
  • 93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澳門漁民在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天後誕辰之日，會帶備祭祀品前往媽閣廟燒香祈福，求天后保佑平安順景，廟前空地則搭棚上演神功戲，十分熱鬧，神功戲至今已上演了一百多年，神功戲既酬謝，又娛樂大眾。”1也有拜土地的迎神活動，有載：“昔日裏，沙梨頭街區的街坊們習慣在每年的農曆二月舉行他們的朝拜土地的活動，又稱當地神仙日。在這期間進行的朝拜活動，必不可少的是演出粵劇和燃放煙火爆竹，參與者們總是興致勃勃的爭搶放過爆竹煙花剩下的金屬外殼……街區的每一位街坊都會奉現出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使朝賀活動圓滿成功。”2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的文化活動與文化行為，不論何方神聖，信眾都會舉行大同小異的遊神迎神活動，以求一方平安。所以從空間上而言，類似的宗教文化活動並沒有多大區別，而從時間上而言，除了按照年節和相關固定的神誕日子的災前祈福活動外，也有災中禳災迎神與災後謝神活動。災中禳災迎神話動，如1909年，據載：“本年西曆四五六月，澳門疫症又復出現，計有三百九十人已登冥錄，當西曆五月間疫氛最熾之際，土人祈禱神明，冀息遣怒，虔制巨龍長逾百尺，用人夫四十名以肩承之，周歷小巷通衢，遊行三夜，以期禳解，此龍由香山運到來之時，將雙眼遮蔽，蓋恐其不樂此土，或將飛去也。”3而災後謝神活動則較為普遍。一方面是酬謝神恩，消災解難，另一方面也希望諸神保佑，不再讓災禍降臨。1895年6月，有載：“澳中連獲大雨，滌洗渠道，淨無塵滓，所有時症，漸慶安平，惟系平昔疫所未到之處，劫數難逃，微為未靖耳。以故澳中神眾，擬將日前所迎陳綏靖伯及各仙靈，再在澳中遊行之日，擇於十六日舉駕還宮，酬神報惠。”4近代澳門宗教文化盛行，中西融匯，不但澳門中國民間信仰具有遊神迎神的文化活動與文化行為，西方宗教文化也表現了同樣的特點。1895年7月，有載：“中西之俗雖異，而其敬畏神明之心則無或異，特是所行之名，所行之禮，各有不同耳。連日澳中各教堂，男女奔趨，異常鬧熱，皆因頌贊真神而至。蓋緣澳之時疫已靖，追念神恩，同為酬謝。”5近代澳門災後遊神迎神活動，除了社會民眾感謝神恩救贖之情外，有時候政府為了振興災後社會經濟，也會借宗教文化行為之名，舉行大型迎神敬神活動。1902年，有載：“本年西曆三月起，澳門疫症流行，異常酷烈，直至西曆六月中旬，始漸平靖。僑寓華民因恐儻被傳染，動多擾累，故舍此而去者不止二萬人。災後地方寥落，雖因政府極力招徠，准出酬神會景三日，笙歌、雜耍、舞獅，遊龍。冀引居民復業，然終屬無功。所幸者，當會景喧闐之際，四方來觀者不下數萬人，而地方安謐如常，則賴所派巡兵鎮守得宜也。”6近代澳門宗教災害保護神信仰所具有的一系列文化活動與文化行為，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地方世俗色彩濃厚，對於近代澳門社會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民眾的恐懼不安方面，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在精神上得以撫慰。1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從頭細說澳門的水上人家》，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2008年，第157頁。2[葡]路易斯‧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澳門傳說》，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04年，第129－131頁。3 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263頁。4 《鏡海叢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238頁。5 《鏡海叢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280頁。6 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248頁。
  • 9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三、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的文化功能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相關的文化活動與文化行為，在社會民眾中具有較高的認同度，體現了重要的社會文化功能。（一）心理安慰功能在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歷程中，由於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常常會遇到無法抵禦的天災人禍，給人類社會帶來生命財產的危害和損失。災害保護神信仰可以給受災害威脅的人們予心理上的安慰，增強生存生活的意志和信心。人類社會之所以產生災害保護神信仰，並進行相關的文化活動與文化行為，也是與他們的生存生活的意志與信心息息相關。讓人類在災害面前，猶如在黑暗中仍能祈求未來的一線光明，所以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具有心理安慰的文化功能。1839年5月法國人奧古斯特‧博爾熱曾記錄了關於媽閣廟的認識。其謂：“這座廟宇的誕生源於一個在緊迫的危險情況中許下的誓願。在危險解除之後，人們忠於誓言建起了這座廟，上帝的情願與人類的內心如此緊密地相連，當危險一旦超過他們的力量，人類就召喚上帝的情感來解救他們……我們大部分的宗教建築都可以由虔誠之心甚至是迷信來要求建成，但我們也要把它們的建設歸功於上帝迫在眉睫的危險中突然給出的啟示，以及他們及時介入的說服力。此外，人們所說的澳門寺廟的傳說也是如此，上帝的題獻也證明了這一點，正如我告訴你的，這座廟叫媽閣廟。”1可知近代澳門媽祖信仰，最早就是災害保護神的信仰，而媽閣廟也成為人們心靈拯救與心理平衡的精神座標。特別是媽祖天后作為海上保護神，在漁民海上作業時，媽祖天后更是人們心理上的精神支柱。澳門漁民信奉天后歷史悠久︰“在他們的漁船上一般都擺放有天后像的，位置就在船頭尖端的甲板上，一個小小的木匣，起着遮陽擋雨的作用，內裏放入一個約五六寸高的天后神像，一身彩衣，頭戴珠冠，面相肅穆莊嚴，面向船艙，背靠大海。就是這樣一個小神像，便左右了漁民的一切人生觀。但也有的漁船上並沒有安放此類神像的，有的漁民認為天后是安放在他們心裏，是一種精神上的力量，他們深信，當有危難時，一想到這位女神，便可化險為夷。故此在平常的日子裏，無論他們在甚麼地方作業，只要他們的漁船經過有媽祖的廟宇，他們也會頂禮膜拜，以表虔誠。”2這反映了近代澳門民眾對於災害保護神靈的心理依賴與心理安慰。近代澳門民眾患病，病人到醫院求診，醫院也有神像供奉，以增強人們的心裏安慰與治病信心。如澳門鏡湖醫院，“開創之初，亦供奉醫靈等神像供求醫者參拜，求靈簽神藥服食……以求內心平衡之表現也”。3即使近代科學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也很難一下子改變人們對於災害保護神靈的心理安慰與心理依賴，即使是醫院，也希望通過科學與宗教的雙重手法，為民眾提供物質與精神上的服務。又如舞醉龍活動，在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日，浴佛節舉行的傳統遊神活動。由澳門漁行及漁販組成的醉龍隊，一邊舞龍，一邊喝酒，舞步似醉非醉，原是祭祀祈福的傳統活動，有驅除疫病，祈求風調雨順之意。舞醉龍活動還會有免費分派龍船頭飯。據稱，吃過龍船頭飯的人，這一年將1[法]奧古斯特‧博爾熱（AugusteBorget）︰《奧古斯特‧博爾熱的廣州散記》，錢林森等譯，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第64－65頁。2 參見徐贊源、胡國年︰《澳門漁民節慶及信仰》，《疍民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年，第279頁。3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總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總會，2001年，第9頁。
  • 95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會身壯力健，百病不侵，常吸引本地街坊民眾排隊輪候。1由此可知，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的文化行為令人們增強生存生活的意志和信心，具有心理安慰和心理保護的文化功能。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和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人們必須通過某些宗教信仰與宗教文化行為來保持勇氣與信心，以應對現實的困惑與危機。（二）社會凝聚功能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的文化行為，一般都是社會群體行為，通過宗教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促進社會群體之間的聚合交流，在調劑民眾的社會生活同時，也調節了社會群體的社會關係，加強了社會群體之間的團結，從而具有社會凝聚功能。近代澳門的災害保護神信仰活動，一般都會在年節或特殊的法定日子裏舉行大型的遊神迎神文化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各社會群體社會階層既是主導者，也是參與者。因為祈求災害保護神保佑一方平安，乃是社會的共同願望。各社會群體聚集一堂，有着共同的信仰、共同的願望，可以增加祈福禳災的精神力量。舉族舉家在傳統的宗教文化活動中，加深了聯繫與交往，無形中發揮了社會群體的凝聚作用。如1875年，澳門花王堂重建，澳葡政府為紀念1874年特大風災中的死難者，定9月22日為天災節。每當此日，教會都會舉行祈禱活動，提醒人們注意防範自然災害的嚴重性。作為一個特殊的日子，取得社會的共識，也增強了社會群體共同關注災害防範，增強了社會群體的團結與凝聚。2又，1893年3月：“又連日澳中華人紳商，因在醫院建議，奉請華元化、包孝肅、關壯穆各神巡遊街道，藉迓休祥而驅疾病。各街好事者多斂錢物，炙豕燃燭，以將誠敬。”3相關的活動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需要社會群體共同參與支持。又如澳門宗教文化活動中特有的神功戲，需要出資籌辦，更為社區群體增強了凝聚力和歸宿感。在不同災害保護神靈信仰文化行為中，也充分體現了其凝聚文化功能。據口述歷史的記載，土地誕等相關活動離不開社團，因為有社團及社友，於是大家會組織及商量如何舉辦土地誕，除了燒花炮之外，還有很多有關的活動如神功戲。4媽閣廟籌辦神功戲時，“據我們所知，是由街坊，漁欄，下環區坊眾一起發動的。初時，舉辦神功戲的值理會，一般由街坊開始發動，配合下環區坊眾發動捐款來籌備”。5又如哪吒廟的節慶巡遊，當時民眾“是眾志成城，人人都很熱心”地共同籌組相關的遊神迎神活動。6遊神迎神活動也為參與者與參觀者提供相應的娛樂遊戲，體現了部分的娛樂文化功能。如北帝誕上演的神功戲時，據有關人員憶述，大家都喜歡宮闈戲，不喜歡苦情戲。通過有關宗教文化行為，為社會群體營造一種樂觀激情的氛圍，滿足社會民間對美好生活的祈求。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的有關文化活動與文化行為，有助於調節人們的精神生活與心理安慰，煥發新的精神面貌。此外，不管是災前或災後，都有助於凝聚人心，體現了社會群體的團結1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神功戲與澳門社區》，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2009年，第122頁。21874年9月22日，一場特大台風襲擊澳門，毀壞了大量建築，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據統計，此次台風有5,000人喪生，2,000艘漁船商船被毀，損失達200萬元。（見徐薩斯（C.A.MontaltodeJesus）︰《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李保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63頁）後來，澳葡政府將9月22號定為“天災節”。3 《鏡海叢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160頁。4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神功戲與澳門社區》，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2009年，第28頁。5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神功戲與澳門社區》，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2009年，第76頁。6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神功戲與澳門社區》，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2009年，第126頁。
  • 9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與自信，以及共同追求平安生活的美好願望，反映了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活動中所具有的心理安慰與社會凝聚的文化功能。結語災害保護神信仰是人類社會宗教文化發展的重要形態之一，近代澳門乃為中西宗教文化融匯之地，滿天神佛，中西合璧，災害保護神信仰也是其中重要的方面與內容，特別是近代澳門的自然災害與人為災害持續不斷，以風災、火災、疫災首當其沖，其災害保護神信仰也主要圍繞有關災害而不斷繁盛興旺，成為近代澳門宗教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特色。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反映了在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限的社會裏，人類在與災害抗爭的過程中，借助某些超自然的力量，以滿足社會與群體的物質需要與精神需要，增強了人類生存生活的勇氣與信心。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對於維持近代澳門社會穩定，更好地抗災防災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與力量。近代澳門災害信仰保護神的文化活動與文化行為所具有的心理安慰與社會凝聚功能，實際上也是在一種非理性的信仰過程中，客觀地起到了理性的社會整合與社會穩定作用，體現了傳統文化中的合理成份，說明了近代澳門災害保護神信仰文化行為，具有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它成為了社會民眾的精神護身符，保護社會群體在一定條件下繼續保持良性的交流與互動。在不斷團結、不斷凝聚的過程中，對於災前防災、災後救災、重整社會秩序、重建社會經濟文化架構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保障了澳門地區的穩定與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歷史意義。[責任編輯　陳超敏]
  • 97黃明堂案與清末民初中葡政治關係的走向——以引渡交涉問題為中心[摘 要]“二次革命”結束後，袁世凱加大實施對革命黨陣營的打擊迫害，引發北洋政府與海外政權一系列的引渡交涉。革命黨人黃明堂被拘捕及其以是否引渡回廣東受審問題為焦點的中葡交涉，在民國初年澳門史上是頗引人注意的地方性政治事件，在近代粵澳關係、中葡關係史上亦具有典型的研究價值。以往研究受限於文獻不足，有不少錯訛和模糊不確之處。本文在利用新發現檔案的基礎上，綜合各種既有史料，糾正了既往結論的模糊與錯訛，並進一步考察案件緣起和案情演變，同時對於深入認識清末民初澳門政治走向、澳門華人政治文化以及澳門和北洋軍閥、革命黨陣營之間的三角關係亦有裨益。[關鍵詞]黃明堂案　澳門　交涉　中葡關係　清末民初辛亥革命結束後，清帝遜位，民國肇建，既終結了清季以來“君主國還是共和國”的道路之爭，同時亦嘗試揭櫫以憲政方式約束國家最高統治者的權力邊界，尤其在孫中山、袁世凱易位的情勢下更顯迫切。然而，新生的民主共和制猶如曇花一現，1913年3月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遇刺身亡，直接觸發以武力討袁為宗旨的“二次革命”，最終導致民國初期共和制國家建設的夭折和轉向。至8、9月間，擁袁軍閥龍濟光、張勛先後攻克革命派大本營廣州、南京，袁世凱強勢當選正式大總統，革命黨人被迫紛紛走避海外，繼續從事反袁鬥爭的宣傳和活動。在廣東，龍濟光取代革命黨統治伊始，即以革命黨人潛居為由同香港和澳門當局交涉引渡事宜。其時，澳門反袁勢力以孫眉、劉思復為代表。作為孫中山的長兄，孫眉擁有着與近代民主革命難以割裂的天然聯繫。劉思復則是以經營反袁刊物《晦鳴錄》聞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寄居澳門期間將《晦鳴錄》改刊為《民聲》繼續出版，1914年初在廣東當局步步緊逼下被迫離開澳門。在這一風聲鶴唳的緊張形勢下，原同盟會會員、革命黨人黃明堂被拘捕，中葡圍繞是否引渡其回廣東受審問題展開持續數月的交涉，結果引渡失敗，史學界稱此為“黃明堂案”。揆諸清末民初澳門歷史變遷，黃明堂案件是頗值得引人注意的一場地方性政治事件，在近代粵澳關係、中葡關係黃明堂案與清末民初中葡政治關係的走向──以引渡交涉問題為中心*張中鵬作者簡介︰張中鵬，廣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520* 本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華人群體與近代澳門城市治理體制變遷研究”（項目編號：16CZS022）的階段性成果。‧宗教與歷史‧
  • 9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上亦具有典型案例的研究價值。既往研究側重從中外關係視角梳理粵澳政府合作拘捕、審訊、引渡的努力並最終失敗的基本脈絡，1囿於原始文獻的缺乏，對案情過程的描述和分析仍有許多模糊之處。近日筆者在整理澳門檔案館藏近代漢語文獻時，發現不少與黃明堂案件有着直接聯繫的原始檔案，參照書札、報紙、回憶錄等文獻，可資進一步梳理史實，考察黃明堂案及中葡引渡交涉問題緣起、發展和演變的諸多細節，進而結合宏觀的政治社會變動，探討晚清民初澳門政治文化和政治走向，以及這一時期澳門地區和革命黨陣營、北洋軍閥三角關係的若干特徵。一、黃明堂與新發現黃明堂案檔案成為革命黨人之前，黃明堂是粵桂越邊區的遊勇領袖。據後人追憶，黃氏1870年生於廣西欽州，早年迫於生計加入三點會。21907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伊始，即協助孫中山發動鎮南關起義，次年又與黃興共同領導河口起義，成為共和革命陣營中的重要將領。1924年1月，黃明堂接受中央直轄第二軍軍長之職時，曾憶及前半生追隨孫中山之往事：“溯自南關首義，革命軍興，北伐視師，長江飲馬，明堂於役其間，追隨帥座二十餘載，中經護國、護法，無不負弩前驅，躬與其事。”3二次革命失敗後，黃明堂依然活動於港澳珠三角地區，不料被葡萄牙當局逮捕扣留，在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積極營救下，澳葡政府最終把黃明堂定為“國事犯”予以釋放。4廣東政府在黃明堂被捕後積極活動，企圖協商將其引渡回粵處死。新發現黃明堂案檔案，實則是民國四年（1915）時任廣東都督龍濟光圍繞案件發往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館，並敦請領事館轉致澳門總督的七份照會。第一份照會遞交於1915年2月27日，據廣東方面稱︰欽州土匪黃明堂於中華民國三年十一月間，勾結匪類，在佛山地方擄刦騷擾，罪大惡極，正在嚴拿。據報，已蒙澳門政府代為拿獲，甚為感激。除電請澳門總督飭將該犯扣留押候委員引渡，並派委員盧怡若帶證赴澳提解外，相應照會貴總領事，即請轉達澳門貴總督飭將該犯黃明堂押候委員盧怡若帶證赴澳質明，交由該委員提解回粵歸案訊辦，並請發給介紹書，以便交委代往接洽。寔紉厚誼，至提回之後，一切均照向章辦理。51 參見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327頁；江犖整理：《黃明堂傳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8頁；黃澍卿：《忠誠於孫中山的革命將領黃明堂》，《廣西地方志》（南寧）2001年第5期，第30－33頁；吳國強：《黃明堂》，《廣東史志》（廣州）2000年第4期，第70－72頁。2 關於黃明堂的生卒年，說法不一，今據黃明堂嫡孫的回憶及家譜文獻。參見江犖整理：《黃明堂傳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8頁；黃澍卿：《忠誠於孫中山的革命將領黃明堂》，《廣西地方志》（南寧）2001年第5期，第30－33頁。3 《民國日報》（廣州）1924年1月22日，“本省要聞”。4[葡]施白蒂（BeatrizBastodaSilva）：《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75頁；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943頁。《歐陽麗文自傳》（手抄本），今存欽州市博物館，參見廣西欽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欽州文史》（二）《孫中山與欽州專輯》，1996年。5 澳門檔案館藏民政廳檔案，AH/AC/P-12477。
  • 99黃明堂案與清末民初中葡政治關係的走向——以引渡交涉問題為中心3月2日，廣東方面再次發出照會，在上一次照會基礎上，又稱︰茲查該犯黃明堂尚有中華民國三年八月十五夜間，糾帶夥匪在新墟附近地方掘毀鐵軌，行劫廣九鐵路夜車搭客行李銀物，拒斃警兵一名，拒傷搭客一名一案，實為著名匪首，罪大惡極，亟應提回完辦，以戢盜賊，而安善良。合再照會貴總領事，希即轉達澳門貴總督，飭候委員盧怡若帶證到澳質明，即將該犯黃明堂交委提解回粵，以便歸案訊辦，勿任狡脫。至紉高誼。再查黃明堂又名黃章文，至提回後，一切均照定章辦理。1至3月9日，廣東方面照會再次增加黃明堂罪案證據︰粵省巨匪黃明堂前於民國二年舊曆七月初四日夜行劫新會縣杜元鄉阜仁里黃成一家，擄去黃成一名，並鎗斃更夫黃文玉一名一案。又於民國二年舊曆七月初六日，行劫新會縣屬棠下來往江門墟艇，並鎗斃江門建昌磚瓦店伴鄧康一名一案。前據兩案事主稟請赴澳對質，提解歸案訊辦。當經電請澳門貴總督將該匪黃明堂押留，並派委員木全忠帶同證人八名赴澳投質，照請貴前總領事轉達在案。現聞前送證人八名內有事主不能作為證人者，茲再另派證人八名，仍交委員木全忠帶赴澳門聽候隨時傳訊。相應照請貴總領事轉達澳門貴總督飭知華民政務司於傳訊黃明堂時，知會委員木全忠傳集前後證人帶候質訊，一經訊明，將犯交委提解回粵歸案訊辦。2第四份照會發出於4月23日：照得土匪黃明堂前蒙澳門政府代為拏獲，當派委員盧怡若帶證赴澳證提，並經兩次照請轉達澳門貴總督，飭俟該委員帶證到澳質明，將該犯交委提回訊辦各在案。茲據該委員稟稱，此案已經澳政府一再訊明，證人亦指證確鑿，請再照會貴總領事轉請速行交犯，以免久候等情前來。查該匪黃明堂糾帶夥匪掘毀鐵路，行劫火車，拒傷搭客，戕斃警兵，又在佛山地方擄刦騷擾，實屬罪惡昭著，人民恨之切骨，均望從速提回懲辦，以除地方之害。現既質訊明確，合再照請貴總領事，希即轉達澳門貴總督飭將該匪黃明堂速交委員盧怡若提解回粵，以便歸案訊辦，而免日久守候。實紉厚誼。至該犯提回後，一切均照定章辦理。3第五份照會發出於4月24日：照得土匪黃明堂糾帶夥匪肆行搶掠，前在新塘附近地方掘毀鐵路，行劫火車，拒傷搭客，戕斃警兵，又在佛山地方擄刦騷擾，實屬罪大惡極，洵為著要首匪。前蒙澳門政府代為拏獲，當派委員盧怡若帶證赴澳證提，一再照請轉達轉達各在案。嗣據該委員稟報，此案已經澳官訊明，證人亦指證確鑿，諸承澳門政府極力相助。該匪可以提回，不獨被害人民欣感，本上將軍亦深感激。現又據廣東紳商各界紛紛來署具稟，以該黃明堂在粵為匪數十年，實屬積慣巨匪，現幸獲訊明確。惟是引渡交涉為日已久，亟盼早日提回，以洩人民之憤各等情前來，故特加派陸團長朝珍赴澳，謁見澳門貴總督面陳一切。務請即將該匪黃明堂交由陸團長等刻日提解回粵，以便歸案訊辦。足紉睦誼，為此照會貴總領事，希再轉達澳門貴總督查照為荷。41 澳門檔案館藏民政廳檔案，AH/AC/P-12478。2 澳門檔案館藏民政廳檔案，AH/AC/P-12479。3 澳門檔案館藏民政廳檔案，AH/AC/P-12480。4 澳門檔案館藏民政廳檔案，AH/AC/P-12481。
  • 10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第六份照會發出於5月9日：照得粵匪黃明堂前蒙澳門政府代為拿獲，當派委員盧怡若帶證赴澳證提，一再照請方總領事轉達。嗣據該委員稟報，此案已經澳官訊明該匪可以提回，甚為感激。惟據廣東紳商各界亟盼早日提回，紛紛來署具稟，故又加派陸團長朝珍赴澳，謁見澳門貴總督面陳一切。務請即將該匪黃明堂交由陸團長等刻日提回訊辦，並復照請方總領事再為轉達各在案。茲據陸團長面稱，現在澳政府恐將該犯解回，華官治以死罪，是以尚在遲疑等語。查澳政府對於該犯既注意在此，將來該犯提回，本上將軍自可飭令執法員免其死罪，定以監禁。為此再行照請貴總領事，務希再將此意轉達澳門貴總督查照。務將該犯即飭交由陸團長等提解回粵，以便歸案訊辦。1第七份照會發出於5月27日：粵省土匪黃明堂前於民國二年舊歷七月初四日夜行劫新會縣杜元鄉阜仁裏黃成一家，擄去黃成一名，並鎗斃更夫黃文玉一名一案。又於民國二年舊曆七月初六日，行劫新會縣屬棠下來往江門墟艇，並鎗斃江門建昌磚瓦店伴鄧康一名一案。現據兩案事主來署續稟懇請照會派員，帶同赴澳質證，提回訊辦，以雪沉冤等情。除已電請澳門總督飭將該匪仍行押候委員引渡，並派委員木全忠帶證赴澳提解外，相應照會貴總領事即請轉達澳門貴總督飭將該犯黃明堂押候委員木全忠帶證赴澳質明，交由該委員提解回粵歸案訊辦。並請發給介紹書，以便交委帶往接洽。實紉厚誼。至提回之後，一切均照向章辦理。2這些照會現存澳門檔案館民政廳檔案中，綜合目前所見照會，從1915年2月27日至5月27日，廣東政府不斷尋找黃明堂作為土匪的罪案、證據和證人，以最終實現將其由澳門葡萄牙政府遣返回廣東的目的。在此期間，圍繞黃明堂案的粵葡引渡交涉不僅至少持續三個月之久，而且從廣東政府多次提交不同罪案的事實，可以看出交涉過程一波三折，內中隱藏着北洋軍閥、革命陣營與澳門葡萄牙政府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和較量。在北洋政府努力尋找引渡依據的關鍵期，革命黨人隨即開展黃明堂處置問題上的競爭。1915年3月26日，陳炯明為營救黃明堂等在港澳被捕之革命黨人，致函鄭螺生、李孝章、李源水、區慎剛等：“日前，黃君明堂在澳被捕，惡政府欲以他罪，謀為引渡，正在營救之中。本日復持港函，洪兆麟、龍俠夫、任鶴年、劉振襄、廖簡荃五君同時在港被捕，任、劉、廖雖經釋出，而洪、龍二君則現隔別羈留，惡政府使人持二萬脂膏來港運動，務達引渡之目的而後快。以黃、洪、龍為吾黨健將，惡政府早經珍得而甘心，則今日被捕，陰謀引渡，自在意中。當此官僚禍國，吾黨以掃清毒孽、強固國家為責任，自非依賴人才萬難奏效，若不急為謀救，一任惡政府之肆毒，即在旁人猶當扼腕，鈏為同黨，何以為情，故弟持書以後，焦急萬分，想兄聞此，應具同感，惟此訟費之款未便，即各埠多所籌商，只可能三數萬，知已謀之故，特囑丘君耀西親至兄處及芙蓉澤如兄處告急而已，即請兄處設法力速籌集小款。”3不久後的4月3日，孫中山自日本東京致電葡萄牙總統，“謹請求閣下勸告澳門當局依照1澳門檔案館藏民政廳檔案，AH/AC/P-12482。2 澳門檔案館藏民政廳檔案，AH/AC/P-12483。3 《陳炯明致鄭螺生、李孝章、李源水、區慎剛等函》，程存潔：《南洋籌餉──廣州博物館藏孫中山及其同志有關籌餉手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88頁。
  • 101黃明堂案與清末民初中葡政治關係的走向——以引渡交涉問題為中心法律審理政治逃亡者黃明堂”，同日亦致電澳門總督“謹請求閣下依照法律公正審理被捕之逃亡者黃明堂”。1二、黃明堂案的興起與案情史事辨析從粵葡照會和陳炯明、孫中山之信函，我們可以大致廓清黃明堂案的一些史實。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所見檔案文獻仍不能反映黃明堂案案情演衍的全過程，需要與同時期其他案件予以對照和類比，方能把握案情的進展和內外關係。以同一時間的馬添案為例。1915年5月12日，拱北關英國籍扡人馬添，在白石角分卡海面執行巡稽公務時，被一夥匪徒槍擊致死。2據龍濟光向北洋政府大總統和外交部的報告，匪徒黃蝦九有、伍關、郭豆皮仔自澳門而來，案發後又遁跡於澳門。前山團長陸朝珍立即赴澳，“派偵探黃明長探確，該匪等潛在新田地，團長立即知會參謀盧怡若商請華民政務司，派警協同連排長等，前赴新田地各店分頭緝拿，當將該正兇黃蝦九有、伍關、郭豆皮仔三名登時拿獲，現交華民政務司管押”。3“前山陸軍團長陸朝珍在澳門拿獲黃蝦九有等三名，線人、證確業飭與葡督磋商，交犯歸案究辦”。45月31日電稱，“業經濟光照會葡領正式引渡，惟葡領迄未照覆。現聞澳門葡督有將各犯釋放之事，當飭各路營縣截緝，旋由省城警察廳將伍關一名復行拿獲，又由香山縣營縣緝獲悍匪劉八一名，均叢縣研訊”。5從馬添案看粵澳引渡程序，一般案發後，由廣東方面聯繫線人四處探查，獲取罪犯潛藏澳門的有效情報後，商請澳門華民政務司派警協同緝捕罪犯，最終交付華民政務司管押。廣東政府隨即照會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館要求引渡，但需提供證據和證人，經澳葡政府確認後將罪犯移交廣東政府，否則引渡失敗。第一，案發時間。從目前所及廣東方面向澳葡政府遞交的首份照會來看，發照時間是1915年2月27日，而且照會內稱黃明堂1914年11月間勾結匪類在佛山地方擄劫騷擾，意味着黃明堂在這一時間間隔中被澳葡當局拘捕。進一步依據《申報》對黃明堂動向的持續報道，“黨人鄧鏗、黃明堂等密謀於陰曆元旦（即1915年2月14日）擾亂省城，先遣顧中玉運械匿踞江門，即以江門為總機關司令部，約分五路進兵”，6結果11月中旬事情敗露，江門司令部被搗毀，顧中玉於除夕前遇害。7大約同時，黃明堂委派吳建勝等人前往欽縣活動，準備以大寺墟為機關重建組織，運送軍火協助進攻擾亂省城，又以失敗結局。據吳建勝等人供認，黃明堂同鄧鏗、朱執信等40多名革命黨人隱匿於香港中興棧或紅磡46號，1915年1月23日在紅磡機關部受黃明堂委任給銀回到欽縣，2月初竟被發現。1915年12月3日，澳門總督致信里斯本稱其時一共和革命領袖在澳門被捕，北京政府堅持要求將其引渡，指他為一般罪犯。葡萄牙司法當局則以證據不足拒絕引渡，並設法拖延時1 黃比新輯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有關孫中山的一批未刊電文》，《孫中山研究》第2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8頁。2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03-18-007-01-007。3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03-18-007-01-008。4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03-18-007-01-009。5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03-18-007-01-014。6 《申報》（上海）1915年2月25日，“槍斃黨人顧中玉”。7 《申報》（上海）1914年11月14日，“外縣文報之紛飛”。
  • 10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間，以避免和北京政府發生矛盾。1聯繫2月27日澳葡照會，可以推斷，黃明堂被捕時間應在1915年2月間。第二，案發地點。關於黃明堂案發地點，學術界大多認為是在澳門，也有人曾指出被捕於香港，有必要加以辨析。細讀前引陳炯明3月26日信件，已確切指出黃明堂案發地點在澳門，且與在香港被捕的革命黨人作了區分。與此同時，假如黃明堂在香港被捕，拘押和審訊又設在澳門，必將面臨港澳兩地之間的引渡交涉問題，這在粵葡照會以及陳炯明、孫中山信函中均未及見。誠如前文所言，隱匿於香港的革命黨人打算實施1915年農曆元旦擾亂省城之系列計劃，卻在新年前後陸續被廣東政府偵破和摧毀。尤其欽縣革命暴露後，有人就此呼籲廣東方面速咨港督，“嚴逐該黨出境，就地拿辦，以遏亂萌”。2黃明堂應在擾亂省城計劃失敗後逃往澳門，並在此受到澳葡當局的拘捕。第三，身份界定。中葡各方圍繞黃明堂案爭論或分歧的核心，在於對黃明堂身份的界定。廣東當局努力以事實為依據證明黃明堂係內地刑事犯，始終以“欽州土匪”、“粵省土匪”、“粵省巨匪”等貶斥性稱謂呼之，最大程度地避免與“政治犯不引渡”、“死刑不引渡”等歐美司法原則相衝突。另一方面，孫中山在致葡萄牙政府信中將黃明堂界定為“政治逃亡者”，革命黨人希望依照國際法“政治犯不引渡”原則，使澳葡政府應當且有理由拒絕廣東龍濟光政府的引渡要求。3第四，引渡依據。按照廣東當局意思，黃明堂既已被界定為“土匪”，需要不斷尋找黃明堂作為土匪的罪案、證據和證人等引渡依據。在證人方面，廣東當局起初遣送八名證人赴澳門，在有事主不能作為證人者的情形下，再次遣送八人赴澳作證。在罪案搜集方面，1915年2月27日照會指責黃明堂1914年11月間在佛山製造劫掠騷擾案，3月2日照會補充黃明堂1914年8月搶劫廣九鐵路乘客，並以該兩起案件作為引渡黃明堂的理由。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3月9日照會追加黃明堂1913年7月4日行劫新會縣杜元鄉阜仁里黃成家以及7月6日搶劫新會縣棠下來往江門墟艇兩起案件，以疊加構成引渡理由。概言之，究竟是刑犯劫匪，還是政治逃亡者，成為粵葡交涉以及澳葡政府裁定黃明堂身份和行為性質的關鍵，而在身份和行為性質認定問題上的模糊性，構成澳葡政府與北洋軍閥、革命陣營三方較量的角力場。第五，引渡人員。粵葡照會所及廣東方面執行引渡任務的有陸朝珍、木全忠、盧怡若等人。陸朝珍乃龍濟光嫡系，早於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以滇軍越境剿匪出力”，朝廷賞知縣龍濟光、把總陸朝珍花翎，並升敘有差。41915年，被北洋政府授予陸軍少將軍銜。木全忠為恩科武舉人，曾出任寶壁艦艦長。與兩人不同的是，據中西方學者考察，盧怡若及其父盧九、長兄盧廉若等家族成員與革命黨人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5據盧怡若回憶，“我們兄弟差不多對革命都有1 葡萄牙外事部外交歷史檔案文件14《外事部外交及政治事務部殖民地事務司1915年12月4日2602號公文》，參見[葡]卡洛斯‧高美士‧貝薩（JoséCarlosGomesBessa）︰《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137－138頁。2 《申報》（上海）1915年2月5日，“廣東連破黨人機關”。3 李欣榮：《清末“國事犯”觀念的引進、論辯與實踐》，《近代史研究》（北京）2013年第6期。4 《清德宗實錄》卷509，清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己亥條。5 若昂‧哥德斯（JoãoGuedes）：《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總第17期；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
  • 103黃明堂案與清末民初中葡政治關係的走向——以引渡交涉問題為中心興趣，我的哥哥和弟弟們都是同盟會的會員，我的四弟還參加了黃花崗之役”。11912年5月，孫中山訪問澳門，下榻盧家府邸娛園，中葡各界人士在娛園舉行盛大歡迎儀式及合影留念。澳門特區政府民政總署檔案室今存孫中山與盧怡若、盧廉若等人在娛園春草堂前的合影照片，題記“孫大總統蒞澳駐節家園時留紀，民國元年五月二十日盧怡若志於娛園”。雖然今學界懷疑題記是否記於民國初年，但少有質疑照片的真實性。1913年6月，孫中山為探望患病中的長女孫娫，再次蒞臨澳門，盧廉若參與了在澳國民黨員、革命支持者和孫中山的見面會，有學者甚至認為盧廉若及其部分家人均是新生的國民黨黨員。2耐人尋味的是，細讀今存民初檔案可知，盧怡若在1910年代中葡交涉中多次充當龍濟光政府委員的角色，亦因此營救了不少“二次革命”失敗後在澳門避難的革命黨人。如1913年10月，廣東當局向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遞交照會，要求澳葡當局協助緝拿陳賡虞、陳席儒、鄧鏗三人，澳葡總督就此召見盧怡若、盧廉若查詢實情。3盧怡若兄弟堅稱“不知道他們是否來過澳門”，“提供的情況早已是人所周知的，但可以使澳門政府憑此在表面上和廣州政府進行合作”。4在這一時期，孫眉利用同澳葡政府機關的私人關係，亦參與了不少革命黨人的庇護和營救。而1915年2月孫眉去世，盧怡若是否以及如何參與營救黃明堂，仍需要更多史料的發現。三、從黃明堂案看清末民初中葡政治關係16世紀以來，作為主權組成部分的澳門司法管轄權，被限定在明清王朝朝貢體系的框架之內。而鴉片戰爭爆發後，搭上英法等西方強勢國家順風車的葡萄牙，以各種理由不斷侵蝕清王朝對澳門政治和司法上的管理。及至清末，已改為約定遣返對方潛逃而來的所謂“犯罪民人”，“中國拿獲西洋國犯罪民人，解歸西洋國官員審辦，及西洋國拿獲中國犯罪民人，應解歸中國官員審辦，均經辦有成案”。51886年，清政府代表、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Hart）與澳葡政府簽訂《擬議條約》、《續訂洋藥專條》，進一步以條約形式肯定兩者既有的刑事互助和引渡機制，“中國罪犯逃匿澳門及其屬地，一經中國政府提出引渡，即緝拿逮捕”。6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第45款特別規定，中國犯罪民人有逃至澳門地方潛匿者，由兩廣總督照會澳門總督，即由澳門總督仍照向來辦法查獲交出，甚至各通商口岸由犯罪華民逃匿大西洋國寓所及船上者，一經中國地方官照會領事官，即行查獲交出。7戊戌政變後，維新派因勢藏匿於使館和租界，引發一系列國事犯交涉案。蔡元培事後曾予以評論：“蓋自戊戌政變後，黃遵憲逗留上海，北京政府欲逮之，而租界以保護國事犯自任，不1 《旅澳老同盟會會員盧怡若昨來台》，《台灣新生報》（台北）1964年4月9日。2 若昂‧哥德斯（JoãoGuedes）：《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總第17期。3ProvinciadeMacau,ProcaraturaAdministrativadosNegóciosSinicos,No.15,Macau,4deOutubrode1913.澳門檔案館藏。4 若昂‧哥德斯（JoãoGuedes）：《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總第17期。5 澳門檔案館藏民政廳檔案，A0718-AH-AC-P-1307。6 陳霞飛：《中國海關密檔》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431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總稅務司赫德為香港願辦之處澳門亦願照辦事致總理衙門電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204頁。7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2卷，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361頁。
  • 10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果逮。自是人人視上海為北京政府權力所不能及之地”，革命活動亦托庇於此，“演說會之所以成立，《革命軍》、《駁康有為政見書》之所以能出版，皆由於此”，1最終爆發了著名的蘇報案。晚清政府將澳門定義為租界，如1887年廣東巡撫吳大澂上奏“葡人居住澳門，原有租界，歲繳租銀五百兩”。2而葡萄牙方面企圖將澳門界定為其“海外省”，如1916年8月10日，澳門警察廳照會香山縣，竭力拒駁香山知事陸紹裘將澳門定義為租界的中方立場，堅決主張“澳門乃大西洋國之一省”，且屬於“大西洋斷不能認此事係屬可能辯論者”。3“澳門已然成為中國特殊區域”的大致結論在中葡爭議中延續到民國時代。1900年初，慈禧意欲廢除光緒帝，立載漪長子溥雋為皇位繼承人，引起朝野嘩然。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聯合1,231名滬上紳民致電總署勸諫，從而暴露“名為立嗣實則廢立”的公開秘密，招致清廷通緝。在維新派的保護和聲援下，經元善南下逃亡澳門，澳葡政府卻希望藉此否定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中有關“照向來辦法”查交中國罪犯的條款，以“政治犯”為由拒絕移交，清政府則改稱經元善拐款逃走，屬於刑事犯罪的範疇。最終，澳葡當局5月12日正式遞交照會，指出有關經元善拐款逃走之控告不實。後經葡萄牙高級法庭覆核，確定經元善屬於政治犯，不僅予以釋放，且給予政治避難。4深入檢討經元善案的全過程，大致由“政府通緝”、“嫌犯入澳”、“中葡交涉”、“罪行初步認定”、“證人入澳”、“法庭審訊”、“澳葡裁定”等幾個環節組成，對於此後發生的中葡之間引渡交涉無疑具有“典範”意義。在中葡引渡交涉過程中，澳葡當局1908年12月31日頒行《葡國新訂澳門交犯章程》，單方面對中葡引渡交涉的程序、證人、證詞、犯罪事實認定和引渡要求予以重新規定。對於交涉公文，規定凡華官照請交犯公文內須開列犯人姓名、所犯何罪、犯事地方及時日、見證人等姓名單、被害者姓名、犯事情形、犯人之籍貫事業。對於證詞證人，原被告均可提供證人，如居葡界之內，即由政務司立刻傳案訊問；如在葡界之外，應在十五日內傳齊來澳，聽候審訊。對於審訊過程，所有兩造見證供詞，政務司訊問被告及人證並查閲全案之後，應准交犯與否即行斷定，後提交至澳門總督和會議處參酌地方公益及各國條約決議。5為有效應對澳門司法制度上的變動，中國官府日漸形成兩種公文敘述模式：（1）民人狀告且提供罪犯潛居澳門的線索或事實，由中方政府探明案情後照會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館或澳葡政府，提交證據和證人，請求對罪犯予以引渡。（2）中國官府警察偵探、暗探或線人偵查，同時對案情予以定性，向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館或澳葡政府遞交照會，請求引渡罪犯回內地。對黃明堂案的引渡交涉，先是廣東政府直接照會澳葡政府，請求將“土匪”黃明堂引渡回內地，然後不斷尋找證據和證人，繼而疊加民人狀告的一系列“犯罪事實”，以形成相互印證的證據鏈。值得注意的是，格於澳門性質和界址等問題上爭議不斷，葡萄牙方面在帝制與共和、北洋軍閥和革命黨等晚清民國各中國勢力之間曖昧兩可，在跨區域提犯和引渡交涉上亦始終未能訂立提1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00頁。2 《粵撫吳大澂奏查明澳門佔界及將佔界擬即清釐摺》，王彥威纂輯：《清季外交史料》第73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15頁。3 澳門檔案館藏民政廳檔案，A0891-AH-AC-P-5154、A0879-AH-AC-P-4914。4 《上前攝澳督葡主教嘉若瑟君書》、《答原口聞一君問》，虞和平編：《經元善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338－342頁。5 澳門檔案館藏民政廳檔案，A0795/AH/AC/P-3193。
  • 105黃明堂案與清末民初中葡政治關係的走向——以引渡交涉問題為中心犯章程。及至1917年5月31日，民國廣東省長朱慶瀾以政治公安考慮為由照會澳葡政府：“前清光緒三十四年本省與香港政府改訂香港提犯章程後，所有內地逃往香港等案犯得以照章提回，依法懲辦，未始不足以戢匪氛而伸法紀。惟澳門提犯未經兩國政府協訂章程，雖歷年逃澳案犯一經本省長官照會請提，澳門總督即為飭屬交回懲辦。然無定章可守，匪徒不免巧避，且使經辦官員莫由循照。”1“二次革命”結束後，北洋軍閥為追緝革命黨人，不斷照會求助於港英和澳葡當局，1914年6月7日龍濟光派其弟龍覲光赴港澳拜見兩地總督，請求協助引渡革命黨人。2在這一時期，港澳當局均表現出和北洋政府、革命黨兩股勢力的依違離合，甚至具有很大程度的私人性和偶然性。如“二次革命”結束後不久，澳葡政府在革命黨人的影響下以澳門僅有兩個不大重要革命黨人曾超佑和曾實佑搪塞，10月2日廣東方面要求逮捕引渡革命黨人陳倉午、陳葵裕、譚翰，澳門總督致函龍濟光，稱被追緝的主要人物不在澳門，其他謀反份子也處於澳門政府的嚴密監視之下，不會做出有損中國安定的舉動。31915年12月3日，澳門總督致信里斯本稱澳門當局對於中國內地的帝制和共和勢力，“禁止雙方的擁護者試圖在澳門進行任何集會，不准成立社團舉行革命聚會宣傳政治”的擁護者試圖在澳門進行任何集會。4從這一意義上說，黃明堂免於被引渡回內地，除與革命黨人的積極斡旋不無關係外，更應投置於近代中葡引渡交涉乃至中葡政治關係演變的時間序列中加以理解。[責任編輯　陳超敏]1 澳門檔案館藏民政廳檔案，A0795/AH/AC/P-3193。2 《申報》（上海）1914年6月7日。3 若昂‧哥德斯（JoãoGuedes）：《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總第17期。4 葡萄牙外事部外交歷史檔案文件14《外事部外交及政治事務部殖民地事務司1915年12月4日2602號公文》，參見[葡]卡洛斯‧高美士‧貝薩（JoséCarlosGomesBessa）︰《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137－138頁。
  • 10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摘 要]跨境勞工作為特殊的勞工群體，每日往返於澳門—珠海兩座城市，他們對於城市的印象與城市居民、遊客等其他群體截然不同。通過對9位跨境勞工的生命史訪談的經驗資料，本研究發現，跨境勞工群體對於城市的印象伴隨着居住空間的分隔而產生分異，“語言”是城市融入的重要門檻，“婚姻移民”則是勞工“進入”城市的重要途徑。伴隨跨境生活，勞工在與他人的人際交往中，積極尋求縮小“空間隔離”帶來的“社會融入”差距，從而不斷改變對於“身份”的認知，“身份”的界限伴隨勞工的生活而越發模糊。在此基礎上，跨境勞工對於城市的印象，隨着空間、社會融入的改變，而產生了不同於其他群體的全新固化印象。[關鍵詞]澳門　珠海　城市融入　跨境勞工人是構成城市發展的主體。城市作為關係性空間，連結着“人”與“社會”的進程。以傳播為媒介，架起了城市與人之間的關係。伴隨着城市的發展，現今的城市空間將其中的地理區隔越發縮小，城市作為開放性系統，為人、物、資訊等要素的自由流通提供空間。澳門—珠海即是如此，從地理位置上來說，澳門─珠海僅有一關之隔，從珠海過關前往澳門只需十分鐘左右，這為人口的密集、快速流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外地勞工成為澳門特殊的勞工群體。根據2017年2月澳門勞工事務局統計的外地僱員人數顯示，中國內地在澳門的勞工人數為113,828人次，在澳門的外地勞工，指不享有澳門居住身份、經澳門特區政府批准而獲得在澳門就業的非本地勞工。1大量的外地勞工入境，不僅將澳門─珠海兩座城市之間的地理區隔縮小，同時也為這一全新的流動群體，賦予了更多的社會認知。澳門—珠海在地理空間上的緊密聯繫，使得內地勞工在澳門工作、珠海居住的“雙城生活”成為常態，跨境工作和生活成為勞工們的“活生生的日常”。這種城市之間的單日遷移，架起了跨境勞工群體與不同於本地人、遊客等其他人群間對城市印象的區隔。城市作為人造的空間環境，不僅是傳統意義上人們居住的一種場所，更是“城市中各種力量的成長、組合和嬗變”的載體。2城市空間不僅是現代化的象徵，亦是城市人口構成集體意識、流動人口與城市融入──九位“澳門—珠海”跨境勞工的生命史研究皇甫錚作者簡介︰皇甫錚，浙江樹人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講師、傳播學博士。郵編　3100151謝蓮秀：《澳門經濟發展與工會應對外勞問題的對策主張》，《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學報》（北京）2006年第5期，第25－30頁。2張京祥、吳縛龍、馬潤潮：《體制轉型與中國城市空間重構──建立一種空間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城市規劃》（北京）2008年第6期，第55－60頁。‧宗教與歷史‧
  • 107流動人口與城市融入——九位“澳門—珠海”跨境勞工的生命史研究消費、生產的共通場域。空間、日常生活和生產關係的內在聯繫，使城市作為空間的一種形式而存在，資本利益而造成的人口分割和分散，使城市中心區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政治權利和商業功能，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間被迫向周邊邊緣地區置換。1這亦說明，為何數量龐大的勞工群體願意選擇在珠海生活──澳門高額的房租價格、生活成本等，使得他們不得不選擇居住在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的珠海。以跨境的時間、距離、空間換取較低的生活成本，這種“缺席但也在場”的狀態，幾乎構成了跨境勞工的全部生活。圍繞着城市而產生的日常生活構成了空間、人口的轉向，這已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轉向，亦是生活空間與意識的流動。這種流動賦予了“跨境勞工”全新的身份感知，亦使該群體每日接觸的不僅是工作、生活，同時是在“跨境”的過程中不斷產生對城市的融入與體驗。以“跨境勞工”群體為代表的“雙城生活”特殊的社會群體，成為兩城社會、經濟、文化等要素的構成者。對於“城市”而言，他們不僅是城市的生產者，也是城市的消費者。本文將以“跨境勞工”這一特殊的群體為視角，通過對他們的訪談與觀察，深化這一群體對於“城市”的融入與感知。一、相關概念界定（一）流動人口與跨境勞工從地域上來說，澳門—珠海的跨境勞工屬於“城城流動人口”的範疇。流動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已成為事實上的城市常住人口，成為不流動的“流動人口”，2例如，有的勞工已在珠海置業落戶，未來依然會選擇在澳門工作珠海生活，他們的跨境生活已成為常態。獲得俗稱“藍卡”（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的內地勞工，有權在獲批的工作年限內在澳門工作和生活。出於研究的需要和採訪便利，本研究的跨境勞工的主體定為內地勞工，而不考慮如菲律賓、印尼等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勞工。由於目前暫無權威資料統計具體有多少內地勞工在珠海生活，本研究將以研究者所接觸的勞工為個案，展開分析。（二）城市融入勞工的大批量湧入，帶來的不僅是經濟、社會的發展問題，同時也是勞工的城市融入問題。“城市融入”包括空間的融入，亦有身份、地域、認同等問題的轉換。勞工進入澳門展開工作，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轉換，亦是生產和生活空間的轉換。生活空間的變化，意味着勞工必須要實現城市融入，適應城市的生活方式、交往規則與文化內涵。本研究的“城市融入”指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社會融入或社會融合。3參照Gordon對社會融合的七種方面：文化融入、結構融入、婚姻融入、態度融入、身份融入、行為融入和文明整合中的部分內容，4同時結合珠海─澳門的實際情況，將身份融入、空間融入作為重點溝通內容，雖然在大部分研究中，空間融入很少作為城市融入的討論部分出現，但根據本研究對象的特點，空間融入將會作為重點的討論內容。對於勞工1吳寧：《列斐伏爾的城市空間社會學理論及其中國意義》，《社會》（北京）2008年第2期，第112－127頁。2殷京生：《城市、城市發展與城市流動人口》，《天府新論》（成都）2003年第1期，第76－79頁。3朱宇、林李月：《流動人口的流遷模式與社會保護︰從“城市融入”到“社會融入”》，《地理科學》（長春）2011年第3期，第264－271頁。4MiltonM.Gordon,AssimilationinAmericanLife:TheRoleofRace,Religion,andNationalOrigins,OxfordUniversityPress,1964.
  • 10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而言，進入澳門工作不僅意味着面對全新的工作環境，也是對城市的全新接觸與感知。同時，由於生命的進程是一個不斷推進的過程，因此個體對於城市的體驗是過去、現在和預期會發生的經驗的匯總。“城市感知”即是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以及其他經歷所形成的整體印象，這種整體印象和認知的形成包含着直觀感覺和理性理解的雙重作用。1基於以上內容，本研究分為如下部分展開：（1）跨境勞工在進入城市之前對城市的整體印象；（2）進入城市後，工作生活的社會實踐對於個體經驗的重構；（3）城市融入的渴望與路徑；（4）個體身份的全新反思。二、研究方法──生命史訪談本研究希望通過生命史訪談，對被訪者的生命歷程進行梳理，繼而挖掘出他們的生活經歷、軌跡和對自身生活的解讀。通過他們對於“雙城生活”的記憶及故事，描述出個體對於“城市”的整體印象，以及他們是如何融入和改變城市印象的。這種半結構式的訪談，保留了每個個體的獨立的經驗性資料。同時，由於研究者作為學生時亦經歷過多年珠海—澳門的雙城生活，在進行訪談的過程中，以相同的生活經歷與被訪者進行溝通，共同挖掘出個體內心的真實感受。三、資料收集、樣本描述與分析框架（一）資料收集本研究採用滾雪球抽樣獲取被訪者。受到研究時長和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本研究獲得9位被訪者資料並進行梳理。在訪談過程中，通過“生命史訪談”的方法請被訪者講述自己“跨境”生活的經歷、認知與感悟，並將被訪者描述的與研究主題相關的部分進行追問。（二）研究對象樣本界定與描述根據本研究的研究需要，將被訪對象的個體特徵定義為：在珠海生活、澳門工作三年及以上者，符合澳門勞工事務局頒發的外地僱員中專業僱員條件、2具有合法勞工簽證，且未來仍希望繼續以此方式生活的跨境勞工。研究者於2017年3月期間，共訪談9位跨境勞工。其中男性4人、女性5人。年齡分佈在27歲到38歲之間。從被訪者原籍分佈看，其中近半數來自廣東省，亦有山西、江蘇等其他省份。被訪者在澳的職業分佈為：媒體從業者、高校行政人員、公司文員等。近半數被訪者已在珠海置業。具體內容如下（表1）：1秦潔：《都市感知︰都市人類學研究的新視角》，《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深圳）2011年第1期，第80－85頁。2即受聘者具備高等教育學位，又或具備高度技能或專業工作經驗，且為履行具高度專業要求的工作。
  • 109流動人口與城市融入——九位“澳門—珠海”跨境勞工的生命史研究表1　被訪者個人資料序號編碼性別年齡在澳工作時長婚姻狀況現居住地租房或置業原籍工作描述1YH女293未婚拱北口岸租房山西電視台編導2YJH女273未婚石花東路珠海置業江蘇財務3XX女284未婚拱北口岸租房蘭州公司文員4TL男375已婚灣仔沙珠海置業廣東電視台主持5GXW男324未婚夏灣租房廣東醫院行政6YS男285未婚明珠站珠海置業河南電視台行政7HF女273未婚檸溪租房廣東大學行政8JHG女317未婚夏灣租房廣東財務9RFM男389已婚拱北口岸珠海置業山東老師四、資料分析與發現（一）城市疏離感與“婚姻”渴望勞工在日常工作中需要與人大量溝通，但是這種接觸是表面性的、淺嘗輒止的。共同情感的匱乏、急劇的競爭、居無定所、階層和地位的差異、職業分工引起的個體的單一化等，使人和人之間的隔閡加深，個體倍感孤獨。1同樣，這種孤獨感、壓抑感在跨境勞工身上最為明顯。如被訪者5：澳門人大多是工作中認識，人都很好，他們從小沒甚麼競爭感，性格比較單純，原則性很強，但還是會覺得玩不到一起。現在一起玩的還是內地人，大家生活環境比較一樣，受的教育也相似，所以更能聊的來……我不住澳門，下班就要趕回珠海，很難會和他們一起party甚麼的，自然私下接觸也就少了……呆在這裏也有幾年了，但還是會覺得生活得有點壓抑。顯然，對於被訪者5而言，人際往來和居住距離是城市疏遠感的最主要原因，但是當被訪者5主動提及自己現正交往了本地女生後，依然會流露出對於未來的新期待和想要繼續維持這種生活的規劃。如果真的以後能結婚，當然還是希望留在澳門，福利這麼好，工資比內地高，但是未來的事誰也說不準……訪問過程中發現，所有未婚人士無論男女，都希望通過找到本地伴侶，作為融入澳門城市的方式，這種對婚姻的渴望，遠超其他人群。“婚姻融入”成為跨境勞工認為的、能夠快速融入澳門社會的重要途徑與門檻。對於在異鄉工作打拼的人而言，以“婚姻移民”的方式獲得澳門的永久居留權，會比其他方式更為便捷，並且通過本地伴侶，能夠更快地適應、融入社會，從不穩定的異鄉人身份，變成穩定的“本地人”。同時，對於被訪者而言，“語言”成為城市疏離感的重要問題。澳門屬於粵語語系，對於非廣東人而言，不會說粵語成為溝通的重要障礙。如被訪者1：其實工作中他們會遷就我說國語，但有時候大家討論事情或者有分歧，還是會下意識的說廣東話，這個時候就會覺得吃力，雖然基本能聽懂，但我自己只會簡單的說幾1LouisWirth,“UrbanismasaWayofLife,”inJ.K,TheUrbanSociologyReader,NewYork:Routledge,2005,pp.32-42.
  • 11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句，溝通是很大的問題……雖然在這挺久，但覺得廣東話比較難學，久而久之也就習慣現在這樣。對於5位非廣東籍的被訪者而言，“語言”是融入城市的敲門磚。被訪者普遍會提及本地人會遷就他們說國語，但是自己不會粵語，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短板”。由此，“文化同化”現象幾乎很難在非廣東籍被訪者身上看到。相反，對於本身是粵語使用者的廣東人而言，語言問題從未發生，他們更多的壓力來源於居住環境的“空間隔離”。“語言”、“婚姻”的融入，成為跨境勞工心中認為的“進入”城市後“身份融入”的重要象徵。從9位被訪者的訪談中均可發現，語言是影響人際溝通的重要因素，但是居住空間的隔離，是融入城市、維護人際交往的最大障礙，這也造成了個體始終覺得無法融入城市、對澳門具有疏離感的首要問題。（二）從“空間隔離”到“社會融入”居住空間對於個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對於澳門─珠海兩地，雖然拱北關口實際過關距離不遠，但是並不意味着每日過關都很輕鬆。如被訪者1所言：每天過關很累，即使我已經搬到距離關口最近的地方。如果碰上雨天，排隊很辛苦。每天往返上下班不堵車，也要三個小時的樣子，雨天或者碰上假期，還不一定知道甚麼時候才能回到珠海。這種一關隔開兩座城市的生活，帶來的不僅是居住“空間隔離”的問題，亦是“空間分異”的問題。居住空間分異既包括居住隔離的結果，也包含社會中各群體空間社會距離變化的過程。1然而如被訪者4、被訪者9等所述，他們的家庭環境決定了他們必須生活在珠海，如伴侶、孩子均在珠海工作、學習，這就意味着被訪者4、被訪者9等不得不必須承擔跨境勞工的生活。在日復一日的跨境生活中，居住環境決定了勞工無法真正融入社會，居住空間距離拉遠了同城市居民的交流，無形中拉開了社會距離。同時，如被訪者6所言：是有提供宿舍，但是那是多人間，就好像大學宿舍一樣，不方便又小，不住宿舍每個月有500澳門幣的補貼，即使離得遠，也不想住的特別擁擠。顯而易見，跨境勞工需根據自己的家庭狀況、個人意願等選擇居住地，居住地的空間隔離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工的城市融入，但這並不意味着勞工對於澳門工作、生活環境毫無感知。如被訪者8所言：他們對本地人就業保護的很好，很多內地勞工很優秀，但是得不到對等的工資和晉升，這其實並不公平。同樣地，被訪者9的工作為大學老師，但是由於校內薪資體系結構問題，其薪資收入相比同等崗位的本地員工仍有差距。這對於在澳門工作的勞工而言，內心落差無從避免。但又正如被訪者9所提供的資料，即使“同工不同酬”問題存在，仍希望能夠留在澳門工作，雖然原因多樣，但是最主要的是被訪者9所言的“身份”。雖然被訪者9目前並未取得本地身份證，但由於其工作環境，在日常交往的過程中，並未產生如“自卑”、“不合群”等問題。如同被訪者4、被訪者9等，均提及了覺得自己並未與本地人有差異，除了地理位置上的間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際維護等外，個體在社會融入方面具有信心。這不僅與個體內在心態有關，亦與個體在社會中所處的工作性質、社會地位有關。當然，亦有其他觀點。如被訪者3：我覺得自己和遊客沒有區別，遊客是一年來一兩次，我雖然天天在這裏，但是很有危機感，老闆隨時可以炒了我……每天接觸的也是內地人，除了工作地外，其他的日常和內地生活沒有區別……不覺得自己會成為這裏的一份子。1吳啟焰：《大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
  • 111流動人口與城市融入——九位“澳門—珠海”跨境勞工的生命史研究在被訪者3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其接觸的群體可以概括為“同質同類化群體”，這不僅與被訪者個體的工作環境有關，亦與其本人的性格特點有關。對於澳門—珠海特殊的跨境工作而言，居住的“空間隔離”無從避免。因此，有的被訪者認為自己始終是“城市的異鄉人”，有些被訪者則會積極、主動的尋求“社會融入”，這種差異性及其明顯的劃分，不僅依賴於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亦和勞工個體的性格、心態、生長環境等有很大的關係。（三）“空間轉換”過程中的身份、認同改變勞工在每日的跨境生活中，不僅經歷着城市空間的距離變化，也在跨境工作中產生對城市的全新認知和心態的轉變。如被訪者4，該被訪者原籍廣東，工作原因是於2003年第一次進入澳門，對於澳門的初始城市印象有着不同於其他人的感受，這種極好的城市感知，在被訪者4在有機會前往澳門工作後依然保持。那時候澳門剛開放賭權，我做記者過來採訪，覺得這裡民風好淳樸，整體感受相當好，這裏人都好有禮貌……那時候開車很規矩，澳葡遺風還在……直到現在我都覺得澳門很好，除了現在人變多了之外。在被訪者4的觀點裏，並未覺得自己與本地人有甚麼區別，由於工作關係，在日常交往中甚至有些本地人會誤認為他是土生澳門人。這一方面與被訪者4的工作性質有關，另一方面也與自身心態有關。正如被訪者4的觀點，覺得自己心態樂觀，除了身份證上的差異外，已經能夠完全融入到澳門社會。又如被訪者7所言：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從未想過能堅持一件事情這麼久，剛來的第一年真的覺得很苦，現在習慣了也就好了，也會慢慢適應這裏的環境，這樣的生活也挺好……我跟其他人還不一樣，他們可能是珠海澳門兩地跑，我是順德、珠海、澳門三城，因為我老家在順德，週末要回去。被訪者7的話語則更為透徹，被訪者7在澳門工作了三年，一開始覺得異常辛苦勞累，但在適應後會逐漸喜歡、適應，短時間內並不想改變。心態在每日雙城往返的過程中發生變化，這意味着個體對於自我的身份、認同亦會隨着工作生活的不斷變化而產生新的變化。9位被訪者或多或少都會覺得自己的身份既不是澳門人、又不是珠海人，而是有的如被訪者2所言的“半個澳門人”，有的如被訪者3所言的“浮萍”身份。在這個過程中，轉變心態與身份認同是必然的。當然，這裏所言的身份認同，不是身份證上的、制度上的認同，而是文化意義上的認同。認同不僅是個人的心理變化，也反應了人與社會的關係。不同的關係產生了不同的身份變化，也改變了個體對於城市的印象。整體而言，9位被訪者對於城市感知和融入的表述有相似亦有分歧，相似的地方多表現於對城市的“外貌”感官感受，和居住空間較遠的勞累、疲乏的相似生活經歷，無法在“空間”上融入澳門城市的無奈。相反，在對人際關係維持、身份融入的問題上，差異性表述極其明顯。這不僅是外在工作條件與環境的影響，也和勞工本身的心態、性格、生長環境、社交能力等多元維度有關。個體如何認知自己的身份和感受，必然直接影響個體對於城市的感知和融入。結語城市對於本地人和遊客意味着不同的經驗環境：本地人總是可以在城市的偏僻角落、一石一瓦中挖掘出童年的記憶，因為他沒有白白在那裏度過童年；而遊客則是走馬觀花，流於城市的表
  • 11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面和風景，只在城市的空間裏穿梭，但無法進入它的歷史。1人群對於城市情感的不同，會改變人群對於城市的印象和感知。跨境勞工既不同於生長於此的本地人，也不同於來此旅行的遊客，甚至和在讀學生也不一樣，這一群體對於城市的印象，來源於工作和每日跨境往返的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跨境勞工對於城市的直接接觸，一是在對城市的感官印象即城市建設上，二是與城市有關的人上，他們支援起勞工對於城市最原始的印象。對於跨境勞工而言，最大的危機感不是語言、婚姻等其他問題，而是居住空間的隔離所帶來的融入感問題。空間融入不僅是城市融入的一個重要表現方面，也是造成城市融入障礙的重要因素。2居住空間隔離造成的城市融入困難，是跨境勞工始終無法在真正意義上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在對9位被訪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雖然有部分心態樂觀、性格外向且由於工作原因，積極展開在澳門的人際、工作往來，但是每天往返於兩地的奔波，仍然是他們對城市產生隔閡的、無可避免的問題。對於跨境勞工而言，每日工作往返，會不同於本地人或遊客，勞工既是城市的實際參與者，但也是過客，很少勞工會出現“主人翁”心態。這種形態情感的變化過程，雖並不會產生如無法展開人際交往溝通等問題，但是卻始終無法讓勞工有真正的“本地人”心態。這不僅是“身份證”的問題，亦是城市包容性和融入的問題。城市融入是雙向互動的過程，或者說是一個雙向的現代化過程。3城市居住空間的分隔，勾連出空間與日常生活中的交集，勞工與本地人伴隨着居住空間的分異，其交往密度必然下降。雖然用不同人群形成“人以群分”的居住分隔作比喻較為不妥，但是跨境勞工與本地人的居住疏離的程度，是勞工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雖然被訪者積極尋求如婚姻的方式去解決“隔離”問題，但是從“城市融入”到“社會融入”的難度，遠不止空間帶來的“跨境”問題。結合本研究被訪者所提供的資料，個體對於城市的印象伴隨着勞工在澳門的工作特性、工作時長和社會環境不斷產生變化。這種印象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在勞工對個體身份、態度、生活環境的不斷變化中產生的。跨境勞工對於城市印象的感知，除了舊有的感官感知外，會伴隨着工作時間、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而不斷變化，這些變化構成了他們對於城市的整體印象。進一步而言，居住空間的分隔會成為社會融入的屏障，“空間融入”的困難是勞工每日往返所必須經歷的，但這並不意味着跨境勞工在“身份融入”上有明顯區隔。這裏所言的“身份融入”並不是指獲取本地身份證，而是個體在自我感知上的“融入”和文化意義上的認同。跨境勞工在每日的工作中，在與他人的人際交往中，積極尋求縮小“空間隔離”帶來的“社會融入”差距。因而，當個體認為自身與城市融入的程度越高，其對於“身份”的感知越模糊。這種既不認為自己是本地人，也不認為自己是外地人的自我感知，成為該群體在每日雙城跨境中的常態。[責任編輯　陳超敏]1陳永國：《本雅明譯波德萊爾譯坡︰思想在文學翻譯中的旅行》，《外國文學研究》（武漢）2010年第1期，第141－151頁。2 Offic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ity of Portland, “Portland Pedestrian Design Guide,” 1998,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article/437808.3梁波、王海英：《城市融入︰外來農民工的市民化──對已有研究的綜述》，《人口與發展》（北京）2010年第4期，第73－85頁。
  • 113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摘 要]16－18世紀，“廣州─澳門”是中西關係和中西貿易的前哨港和目的地。以“廣州─澳門”市場為核心的亞歐美貿易，白銀既是一種貨幣單位和結算手段，也是一種商品，形成了在中西貿易上重要的“白銀貿易”，最終推動建立了事實上的中西貿易的“銀本位制”體系，促生並發展了國際貨幣的白銀化或全球化。這一過程使中國商品不斷被推向歐美市場，也加速了西學東漸，使中國逐漸接受西來之風，步入了近代社會的征程。[關鍵詞]白銀　廣州外貿　貨幣白銀化　貿易國際化年鑑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1902－1985）於其名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LaMéditerranéeEtleMondeMéditerranéenÀL’ÉpoqueDePhilippeII）、《15至18世紀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CivilisationMatérielle,ÉconomieetCapitalisme:XVe-XVIIIeSiecle）中，指出14－18世紀歐洲的經濟、貿易、文明和社會發展，完全是以地處歐亞非三個大陸匯合處的地中海為中心而展開的，“地中海文明”又是環地中海國家之間的、與外部世界經濟文化和政治交流而形成的“多元文明”，故“歐洲文明”也可以稱作“地中海文明”。1991年，法國漢學家與東南亞史學家龍巴爾（DenysLombard，1938－1998）推出三卷本代表作《爪哇，十字路口》（LeCarrefourJavanais），認為南中國海或南洋應被準確地定性為“東南亞的地中海”。爪哇在東南亞扮演了一個類似地中海在歐亞非交界處所扮演的角色，中國、印度、伊斯蘭教地區和歐洲列強的勢力都曾匯聚並影響這一地區，從而使南中國海形成一個文化熔爐性的經貿大都會。但筆者認為，16－18世紀南中國海的世界貿易和其他交流，應該是圍繞着“廣州—澳門”的貿易為中心的，無論是從商品的數量還是從其價值上，都應一概如此。更為重要的是，“廣州—澳門”與亞洲、歐洲、美洲之間的貿易，其結算和支付手段，大都使用白銀，包括銀錠、銀圓和白銀兌票，形成了事實上的中西貿易“銀本位制”體系。中西雙方貿易的興盛與萎縮，都與白銀庫存量或白銀危機有關。中歐雙方從事貿易的一大目的，就是賺取白銀；白銀充足之後，再用以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耿　昇作者簡介︰耿昇，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曾獲法國政府文學藝術勳章。北京　100732‧中國歷史上的白銀問題‧
  • 11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擴大雙方的貿易。白銀連接起東亞（特別是中國）與歐美的遠程貿易，使亞歐美三大洲的命運榮枯共享、休戚相關。歐洲（特別是西班牙）掠奪西屬美洲的目的，是為了得到那裏豐富的白銀蘊藏。歐洲對廣州的貿易從大逆差變成大順差，中國白銀從大入超到大出超，其關鍵商品就是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向中國輸入的鴉片。換言之，在16－18世紀的“廣州─澳門”貿易中，白銀既是一種貨幣單位和結算手段，也是一種商品，形成了在中西貿易上重要的“白銀貿易”。一、英國開拓海外市場與中英白銀交易16－18世紀，英國要替其產品在亞洲尋找出路，此段歷史肯定比東印度公司的成立還要早得多。英國人從17世紀初開始便想將其貿易從傳統的東方（Levant，利凡得）擴大到遠東最遙遠的區域，他們相信，英國毛織品銷售的遼闊範圍以及政府配發的特許證，必然會導致龐大的商品出口。英國東印度公司初期的運作便如同世界上的所有商貿公司一樣──為國家提供財政支持以換取特殊權益。東印度公司由此而成為因製造業一舉蹶起的英國與歷史悠久的農業中國之間相會的媒體或中介，而就本質上來說，這應屬一種互惠互利的交流。中國茶葉在英國和西方的高層沙龍乃至勞動大眾中都頗受歡迎，工業革命也使英國產品在中國民眾中受到高度珍視。這種“交換契約”的意義不僅能大幅增加雙方的國稅收入，而且也能延續東印度公司的發展命運，英國遠距離國際貿易政策的基礎便是確保該公司能控制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和中藥市場，這就賦予了英國工業一種佔領中國市場的手段。中英之間的這種互相擴大貿易的願望，終於在1792－1793年間同時地在雙方爆發。英使馬戛爾尼（GeorgeMacartney，1737－1806）於1792年9月從朴茨茅斯港（Portsmouth）出發使華，次年8月到達北京──當然，該使團主要代表英國政府而不是代表東印度公司與中國談判，其目的也不在於解決英國北方勢力對廣州某些衝突事件的操縱，而是要開闢“北京—天津”一線的中英貿易市場，打破由廣州行商壟斷中國對外貿易的局面。1英國還想中國開放其他港口，在英國製造商與中國運銷商之間建立直接聯繫，使英國人通過這些港口控制中國沿海貿易，然後再逐漸滲透至中國內地市場，從而提前四十年勾勒出19世紀工業製造商帝國的雛形。國際貿易必然需要大量周轉資金，儘管當時在世界範圍內已發行了紙幣，但在金本位或銀本位的體制下，金銀始終是國際最流通的硬通貨。紙幣的發行量與行情，大都決定於金銀的儲備量與行市。18世紀紙幣的發行並未撼動白銀貨幣的主導地位，白銀仍然是牽動國際商業市場的重要因素。英國海外市場，特別是東亞市場的開闢，始終是以白銀交易為後盾。由於早期的中國物產豐富、自給自足，西方沒有多少可供中國採購的商品，故西方在無法支付從中國購買大量商品的銀價時，才向中國輸入鴉片以榨取白銀。在傳統上，中國是一個白銀進口大國，清後期的鴉片走私顛覆了國家曾經贏利數百倍的貿易平衡。後來，在印度瑪爾瓦（Malwa）毒品連續降價的拖拉下，鴉片已不再是富人的一種奢靡享受，而開始在民間所有階層1 當該使團離華時，英國東印度公司正處於蓬勃發展時期，但英國卻利用修改東印度公司憲章的機會，發動一場大辯論，內容主要在於是否允許東印度公司繼續壟斷東方貿易，特別是輸往印度和中國的大宗出口商品，然而結果還是肯定的，1793年4月，東印度公司又獲許將其在遠東從事貿易的特權再延長二十年。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p.1203-1204.
  • 115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中肆虐，再加上中國本土罌粟種植業（特別是在中國福建、浙江、廣東和雲南諸省）的發展，情況每況愈下。終於，清朝皇帝於1830年頒佈的禁煙令，但根本無法阻止鴉片的秘密走私和進口，而這實際上是清朝人力和物力向典型非經濟目的之一種轉向。不過，我們尚不能具體評估鴉片在個人和集體收入中的比重，也完全不知道鴉片消費的地理和社會分佈範疇，以及其零售價格。據亞歷山大‧馬西森（AlexandreMatheson）1847年11月的一封信透露，1鴉片很可能是於1827年被引入雲南種植的，後來又被前往交趾支那學習印度種煙技術的華人傳入貴州和陝西等省份，此外，中國的鴉片種植又受到1840—1846年禁煙運動的刺激而逆勢增長──這場運動本來是為了斬斷來自印度的鴉片供貨的，但其結果卻為當地的鴉片生產拓展出發展空間。從基本估計情況來看，中國在1822－1827年間共耗資940萬銀圓來進口鴉片，在1828－1833年間共耗費1,330萬銀圓。按照當時每3個銀圓可購一擔大米的市價，1,330萬銀圓便折合300－400萬擔大米，但940－1,330萬銀圓只是中國進口鴉片時的價格，由廣東批發商進口後，鴉片經過許多中間環節和反覆加工精煉，其價格已經大幅提高。這樣算來，這一時期中國人所消費的鴉片市值可能最終相當於3,300－4,300萬擔大米，約等於或高於當時國家糧倉中的全部庫存糧。中國人大量吸食和進口鴉片必然會造成國家白銀外流，導致清政府的白銀危機。一方面影響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國計民生，另一方面又使西方利用來自中國的白銀來促進世界白銀流通與貿易發展。中國的白銀本來大都來自世界貿易市場，其後又回流到世界白銀流動市場中。二、清王朝白銀的輸入輸出及世界白銀產量中國自鴉片輸入後淪為白銀外流大國，但其實中國白銀外流在此之前就已形成規模。早於1800年，中國有50萬銀圓流向印度加爾各答。1807－1809年，更是接二連三地有成批的白銀外流，主要輸往孟加拉和馬德拉斯，總共在680萬元銀圓左右。1810和1811年，又分別有1,402,461和1,158,680銀圓流向倫敦。在五年間，中國共有940萬銀圓的白銀外流。2然而，無論如何，正是鴉片的進口，才真正地使中國從白銀的純輸入國逆轉為白銀的純流出國。鴉片要在中國白銀流向逆轉中負極大的責任。中國白銀的大量外流從1822－1827年的270萬銀圓增到1833－1834年的550萬銀圓，與此同時，鴉片的進口價值也從1822－1827年的730萬銀圓增至1833－1834年的1,310萬銀圓，其數量也從1817－1825年的6,819箱鴉片猛增到1828－1833年的16,684箱。3為了應對進口鴉片的增加，中國很早便在廣州就地利用豐富的儲備金來支付，那裏始終有充足的白銀供採購鴉片。根據馬士（H.B.Morse）的記載（表1），在1817－1840年的24年間，中國的外貿逆差達39,351,798銀圓（折合28,333,294兩白銀），直到1825年，貿易的平衡才稍稍有利於中國，收入計在每年520－660萬銀圓之間，甚至在1818年達到了730萬銀圓。中國白銀的流出一般均徘徊在1JohnKingFairbank（費正清）,TradeandDiplomacyontheChinaCoast:TheOpeningoftheTreatyPorts,1842-1854（《中國的沿海貿易與外交》）,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3,p.247.2H.B.Morse（馬士）,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2,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26,p.352;Vol.3,pp.56-58.3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p.744-746,772.
  • 11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1820年的140萬銀圓到1825年的430萬銀圓之間；其中最大的浮動是從1818年的600萬銀圓，到1822年僅有的234,600銀圓。從1826年起，形勢發生逆轉，中國進口驟降，於1826－1833年間暴跌六分之五，後於1834－1840年間又跌落近半。中國白銀進口每年差距巨大，從1827年的最多240萬銀圓到1830年的255,355萬銀圓。另一方面，中國白銀的外流量卻大增，在1817－1825、1826－1883年間平均增長近一倍，保持在400－670萬銀圓之間。只有在1839－1840年間，在林則徐於廣州實施新政的影響下，中國的白銀外流才減少至190－370萬銀圓。因此，中國白銀的傳統流向幾乎完全逆轉。在1826－1840年間，中國白銀外流達80,297,701銀圓，而只勉強收入12,327,209銀圓，也就是說，中國在15年間一共損失67,970,492銀圓。當然，這一數字本身只能是約估。如果考慮到中國在1719－1833年間共進口30,633,000銀圓，再加上從“墨西哥—菲律賓”進口的銀圓，總計約5億。因此，此時銀圓損失高達近6.8億左右。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中國在100年內將會失去它在150年間所賺取的全部白銀收入。1表1　中國的白銀進出及鴉片進口情況（單位︰銀圓）中國的白銀總量平均量中國鴉片的進品量進口總量出口總量年均進口量年均出口量鴉片1817－182553,201,86024,583,1665,911,3182,731,4367,326,7431826－18338,568,95744,077,8851,071,1205,509,73513,134,7131834－18403,758,25236,219,816536,8935,174,259／總計65,529,069104,880,867／／／資料來源︰ 根據馬士（H.B.Morse）的資料所作的計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和第4卷。轉引自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1341.英使馬戛爾尼1794年就已經預見到中國白銀即將大量外流，但他並未將鴉片的輸入作為原因，他說：中國人在與荷蘭人、法國人、丹麥人、瑞典人、美國人進行貿易，他們至此之前一直從中獲得了筆巨額的順差，後來卻跌落為零。但他們與我們（英國人）的交易卻在繼續發展，使人覺得一切都充滿着希望和前途。這就是說，如果英國與中國之間的進出口還基本上保持平衡的話，那麽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則偏於有利於印度一方。中國人難道不會非常警覺地發現，如此之多的白銀卻根據貿易平衡條例而流出國門之外，當地方政權再無資源向歐洲證卷市場投資時，它們便像過去一樣依賴於來自廣州的商業貨艙……2歐洲白銀現金數額的急劇增加已由下列事實所證實：東印度公司很久以來便不再需要把棉花或鴉片個體進口商的資金打納入到自己的賬戶中，而是同意給予很高的兌率進行兌換。自17601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p.744-746,754,1341.2Cranmer-Byng（克朗梅-比茵）,AnEmbassytoChina（《出使中國》）,Longmans,1962,p.263.本譯文由作者自行翻譯。
  • 117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年代以來，倫敦市場上的匯票行情經常被確定在每個銀圓兌換5先令，也就是大大在平價兌率之上了。1到了1763和1772年，90天即付活期票據達到了每個銀圓5先令6便士，利息實際上達到40%。在平常情況下，365天的即付活期票據的利息保持在5先令1便士至5先令6便士之間，也就是在1.66－10%之間，這實際上是為了將來自中國的白銀收納到國庫中。在1830－1833年間，中國每年向英國輸出白銀15,570－1,910,936銀圓，總額為4,596,682銀圓。2對於這種現象，學界至今所作出的解釋都不太令人信服，特別是我們未能掌握中國輸出白銀價值與進口商品價值的順差之間的任何對應關係。在1817－1825年間，中國白銀進口平均增長到25,016,448－220,886,951銀圓之間，其結存共達2,927,753銀圓。中國白銀的出口當時為2,731,436銀圓，但到1826－1833年之間卻猛增到5,509,735銀圓。中國進口白銀為26,340,696－23,998,153銀圓，其中有23,998,153銀圓返銷，這樣一來就留下了2,342,810銀圓的差距。3參考東印度公司輸往廣州的白銀價格表（表2），可知英國羊毛織品於1785－1827年間便佔了全部輸華歐洲商品的81.9－82.22%，最多時在1807－1813年間，高達91%；但白銀的交易量卻只佔歐洲總數的4－8%或9%，僅在1792－1798年間曾達到過16%。因此，這個時期中英貿易的真正基礎是羊毛織品，它成了英國進口中國茶葉的經濟支柱，完全扭轉了早期白銀交易的趨勢，但毛織品交易仍使英國人賺到了巨額中國白銀，進而使他們更大數量地採購中國商品。美國人從1817年起也轉向了輸往中國的毛織品交易，而且他們在1821－1832年的12年間，總共向廣州出售了價值6,140,574兩白銀的毛織品。這總體上代表着每年平均有511,714兩白銀的交易，但它也只佔英國廣州對華出售商品中的27%，或者是佔西方對華出口總額（21,878,790兩白銀）的28%。表2　東印度公司輸往廣州商品的白銀價格表每年的平均數（單位︰兩／白銀）白銀毛織品金屬歐洲商品總數歐洲總數印度商品總數1763－1769993,405249,32178,553356,3931,349,798187,1861,536,9841770－1777370,954315,06033,947349,007699,961204,381904,3421778－178417,280385,31830,979440,520457,80049,672507,4721785－17911,383,079950,493180,3741,159,6712,542,750111,5482,654,2981792－1798369,6921,569,960320,0631,890,0232,259,71576,5742,315,5681799－1806550,7262,702,000268,7532,974,5003,525,226258,4683,783,6941807－181319,5422,880,307240,6153,140,4583,160,000827,6233,987,6231814－1820856,9612,143,555153,1562,324,1663,181,1271,168,0464,349,1731821－1827122,8521,997,740201,5292,283,7272,406,5791,363,7083,770,2871828－183316,0801,800,383203,0562,294,2142,310,2941,186,3943,496,688資料來源︰ 詳見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全書拾撿；E·H·Pritchard（普里察德）,Anglo-ChineseRelationsduring17-18Centuries（《17－18世紀的中英關係史》）（Urbana,1929）中的詳細統計數字。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1220.1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763.2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p.753-757.3H.B.Morse（馬士）,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4,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26,pp.222-344.
  • 11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擅長於皮貨生產和交易的俄羅斯人，於1823－1837年間便通過恰克圖（Кя́хта）向中國傾銷折合21,208,479盧布的白銀兌換券的商品。但當時西方向中國的出口貿易的基本趨勢是以毛織品取代西伯利亞皮貨，呢絨基本上取代了皮革製品，甚至，在廣州還出現了俄羅斯呢絨與英國毛織品互相競爭的局面。自1844年起，俄羅斯呢絨確實已經出現在廣州地區（但我們不知道其首次出現的時間），它是經過北京、蘇州（呢絨產品交易的主要集散地）、南京和杭州等地輸往廣州的。1這樣一來，17－18世紀以廣州貿易為中心的中外貿易，牽動了世界白銀和其他貨幣的大流動循環，西方四處籌集白銀以採購中國商品，或將西方商品銷往中國以賺取白銀，使中國既賺取了白銀又復外流，形成國際貿易的雛形。不過，以上事實也清楚地說明，無論鴉片在中國的購銷量有多大，都不可能完全解釋中國白銀的輸入和流出。我們應該認識到，鴉片並不僅是中國白銀外流的標誌或途徑，而更應是中國白銀進出口數量轉向的原因──鴉片是西方用以榨取中國白銀的百年“肮髒交易”，而賺取白銀是中國為支付鴉片進口費用而被迫採取的下策。當然，中國的白銀問題也可能不是主要取決於鴉片的進口，而在於世界白銀市場流通行情、興盛衰亡。中國白銀的外流開始於1817或1818年，即鴉片進口由平穩期向大舉輸入階段交匯點的具體時間，2這一過渡階段也是兩種現象之間建立真正聯繫的時間。當時，世界白銀產量處於最低潮期（表3），年平均產量從1781－1800、1801－1810年巔峰期的879,060－894,150公斤下降到1811－1820年的540,770公斤及1821－1830年的460,560公斤，而後一個數字更是八九十年前的水平，勉強高於1721－1740年的年平產量533,145公斤，也明顯低於1741－1760年的533,145公斤。後來，世界白銀年平均產量於1831－1840年間又上升回596,450公斤，但直到1841－1850和1851－1855年間，世界白銀年產量才勉強接近1801－1810年的水平，約在780,415－886,115公斤之間。白銀產量於19世紀初的萎縮已經得到了廣泛證實，在墨西哥的特殊情況下，白銀年產量的下降趨勢也加劇（表3）。墨西哥的白銀開採量從1792－1798和1799－1806年的2,330萬銀圓（鷹洋）和2,130萬銀圓，下降到1814－1820年的1,120萬銀圓，而1821－1827年的年平均產量又下降至870萬銀圓，僅到1828－1833年，年平均產量才微弱上升至1,080萬銀圓。總而言之，全球白銀產量在1801－1810至1821－1830年間下降了48%，而僅在墨西哥一地，白銀產量在1799－1806和1821－1827年間便下降了59%。在此大幅下降的時期，便是鴉片大舉輸入、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的伊始，鴉片的輸入可能就是為了彌補西方世界對於白銀產量下降而造成的白銀渴求，從這個角度來看，白銀的流入與流出並非單純取決於國家法律，而主要由市場決定，市場又受制於戰爭、經濟和政治時局。1N.Rondot（隆多）,ÉtudePratiqueduCommerceD’exportationdeLaChine（《中國出口貿易的實踐研究》）,Paris,1848,p.160.2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1294.
  • 119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表3　1763－1833年墨西哥金銀年均產量與兌率年份黃金白銀阿姆斯特丹金銀兌率年份漢堡金銀兌率1763－176934,38811,311,1111：14.671761－17701：14.811770－177729,33915,916,8761：14.591771－17801：14.641778－178425,67019,452,4521：14.611781－17901：14.761785－179117,72918,298,4641：14.83//1792－179815,16823,316,1551：15.281791－18001：15.421799－180612,29121,344,2041：15.351801－18101：15.611807－181312,71216,379,2791：15.59//1814－1820/11,259,7241：15.321811－18201：15.511821－1827/8,753,3281：15.841821－18301：15.801828－1833/10,835,1151：15.901831－18401：15.67資料來源︰ 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1343.三、拉美的白銀生產與廣州貿易市場墨西哥白銀生產量的凹形趨勢，必然會引起西方世界向持保守態度的一種傾斜。這種傾向特別強大，那就是白銀的減產在任何地方都從來未被黃金生產的增長量所平衡。完全相反，採金業也處於頽勢。當然，金銀生產動向並未準切地同步，而且差距還不小。其實，拉美黃金產量自1770年起開始下降，也即白銀生產驟降的40年前，由1741－1760年的年均產量24,610公斤減少至1761－1780年的20,705公斤。其最低的生產水平是1811－1820年的11,445公斤，這個低谷比白銀最低產量的時間要早十年。不過，黃金的世界年產量從1820年代起便強勢增長，於1821－1830年增至14,216公斤，後來於1831－1840年又增至20,239公斤。在這一階段，黃金在貨幣市場上佔42%份額，而白銀只佔29%。拉美白銀年產量後來又重新從460,560公斤增至496,450公斤，並於1841－1850年增至創紀錄的54,7590公斤。然而，這種差距並未阻止金銀價格在1800－1830年同時疲軟跌落。與產量增長相伴而生的是，白銀生產不可能大幅度跌落，也不可能大幅改變長期以來其與黃金比價的總趨勢，更何況黃金產量在多數情況下，其絕對數字是減產的。黃金價格與白銀相比仍在持續飈升，唯有其兌率在1811－1820年於漢堡短暫地從1：15.61下降到1：15.51，或者是在1814－1820年於阿姆斯特丹從1：15.59下降到1：15.32。所以，其兌率接近於美元所含371.25喱純銀的十五分之一。1從理論上講，人們可以無限次地降低兌率，一直到金幣從流通領域中消失為止。在1820年之前，很可能是從1810年開始，這種投機操作（劣幣驅逐良幣）又受到了美國自1797年重振金本位、停止可兌換英鎊策略的刺激。2英國1816年通過《金本位制度法案》（GoldStandardAct），在法律形式上承認黃金作為貨幣本位來發行紙幣，至1823年5月1日全面實施，從而激起了大量黃金流入英國。1J.L.Laughlin（勞格林）,TheHistoryofBimetallismintheUnitedStates（《美國金銀兩本位利的歷史》）,NewYork:D.Appleton,1897,p.21.2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1204。
  • 12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1800－1814年，由於英國黃金外流，黃金被許多人窖藏起來以致在流通上出現問題，所以被迫中斷黃金對英鎊的兌換，不得已部分地選擇白銀，尤其是軋有印記的銀圓。英國於1810－1811年間共從中國賺取250萬枚銀圓，被迫更多地以白銀為信貸本位。當時黃金與白銀的兌換率持續高企，波斯頓馬薩諸塞銀行（BankofMassachusetts）的庫存現金、英國軋製金幣的發展、墨西哥白銀產量的比較，以及白銀的進口與出口數量都證實了黃金和白銀的兌率高達1：16。1當然，這種兌率在不同的國家中總有差異：1821－1830年漢堡的金銀兌率為1：15.80；1826－1833年阿姆斯特丹的金銀兌率為1：15.89；美國在這些時間之前的金銀兌率為1：16。2金銀之間這種高兌率的後果，便造成白銀的大量聚集，它恰恰就是當時中國輸入白銀最多的國家──美國。美國在1796－1825年的30年間共向中國提供了8.930億銀圓的白銀（英國當時只向中國輸出121,860銀圓，比美國少近5倍）。實際上，到20世紀上半業，金銀之間的貿易匯兌平均價與貨幣匯兌平價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其中，貨幣匯兌平價自1792年以來便一成不變地為1：15，而貿易匯兌則為1：16，即是說，當時只要用15兩白銀就可以購買1兩黃金，然後再在市場上每倒賣會獲得16兩白銀，當中便有1兩白銀的賺頭，收益約6.66%。然後再用另外15兩白銀買現鈔，還能賺得1兩黃金，再賣出去還能再賺1兩黃金。根據錢幣標準定義，1個銀圓含371.25喱（grain，英美舊時重量單位，約合64.8毫克）的純銀（銀幣中含有其他雜質）；每個墨西哥鷹洋（約10個銀圓）含247.50喱的純銀；1個金美元（它實際上並不真正存在）只含24.75喱純銀。3美元在1826－1833年的發行，已經達到了其初始階段的10倍之多，僅在1817－1825、1826－1833年間就增長138%。而同一時期墨西哥白銀產量僅為其初始階段的半數。這樣就打亂了墨西哥白銀進出口之間的平衡，它於1817－1825年之間共形成總值2,121,900美元的白銀逆差，到1826－1833年才轉為順差，其收入與軋製銀幣的數目相同──2,275,697美元。但銀行儲備金的直線下降反映了貨幣市場的緊張情況，這就迫使金幣的製造於1834－1840年間增長400%，幾乎趕上了銀幣的軋製量，這是由墨西哥於1834年《製幣法》產生的直接後果。與本文有關的最重大事件，當為在美國發生的白銀滯留事件。美國向歐洲供應的黃金比較多，向亞洲特別是中國供應的白銀較少。它們在美國國庫中各自所佔的份額，黄金於1817－1825、1826－1833年間分別從680萬美元跌落到170萬美元，白银從500萬美元跌落到100萬美元。在這兩個階段，美元的總額是34,227,746元和12,107,459元，其中共有6,120,033美元流向中國。41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1345.2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p.1343-1344.3這是每年發行美元的平均數，對於墨西哥的產品來說則為鷹洋（銀幣）。這是根據勞格林（J.L.Laughlin）的《美國金銀兩本位制的歷史》（TheHistoryofBimetallismintheUnitedStates）（NewYork,1897）第249-250頁（軋幣的數目）而得出的結論。4J.L.Laughlin（勞格林）,TheHistoryofBimetallismintheUnitedStates（《美國金銀兩本位利的歷史》）,NewYork:D.Appleton,1897,pp.62-70;T.Pitkin（彼得肯）,StatisticalViewofTheCommerceofTheUnitedStates（《美國貿易統計展望》）,HewHaven:Durrie&Peck,1835,pp.155-156.
  • 121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五、歐洲和西屬美洲白銀出口的危機歐洲白銀出口危機和白銀產量下降，僅發生在歐洲發生軍事衝突和經濟危機時期。在1770－1777年間，英國輸出的白銀從1.7330億銀圓下降到6,120萬銀圓；歐洲大陸國家的白銀輸出也減少至105,200,000銀圓，歐洲白銀供應的困難程度，在歐洲“七年戰爭”期間也未加緩和。相反，從1763年起，東印度公司又大舉使用了印度這個中轉站來輸入和輸出白銀。1這一年，東印度公司用盧比從印度馬德拉斯（Madras）向廣州輸送了610,177銀圓的白銀，而從英國僅僅輸送124,000銀圓到廣州，威廉堡（FortWilliam）政府於1769年致廣州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信中寫道：“我們要把與中國的貿易發展到最高水平，這是我們心中最重要的目標。這一切並不僅僅是由於明顯可見的利益，而且我們很想在那裏獲得優勢地位，並使歐洲的其他國家失去了染指該市場的勇氣。但從國家的觀點來看，豐厚的收入能預防在中國出現缺乏充足白銀資本的局面，以供那些駛往那裏的商船填滿船艙的貨艙。”但英國在這幾年為廣州貿易輸出的白銀水平很低，徘徊在80－90萬銀圓之間。2歐洲白銀缺乏的情況，甚至在戰後恢復與和平時代也出現，這種情況在阿姆斯特丹、漢堡與德國其他地方以及倫敦都出現過。東印度公司經歷了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最終使其白銀供應癱瘓。此時恰逢歐洲大陸走私猖獗，攪亂了英國自中國進口茶葉的銷售，故而也影響了其白銀銷售。東印度公司的第二個危機時期，比前一個時期更為嚴重。英國在這一時期既與西班牙，又與荷蘭發生了衝突。荷蘭放棄了其傳統的中立立場──因為荷蘭曾是18世紀的英國貿易和財稅收入的生命線之一，這相當於一場對於傳統結盟對象的顛覆。英國一時之間再也找不到可以借貸的債主了，特別是白銀貨幣的債主，法國和美國的放債人因此乘虛而入地躋身於英國白銀債務的債主之列。英國的印度殖民區也無力再向廣州提供更多的白銀，甚至於在1779－1785年之間，英屬印度向廣州輸送的白銀竟然下降為零。3這一切的危機在凡爾賽條約簽訂之後仍在持續。東印度公司廣州董事會始終缺少銀圓。在1783年，英國在廣州的銀行的白銀儲備金只有8,000英鎊，其中只有2,800銀圓。4長期以來，英國銀行對廣州的白銀供應都是直接通過墨西哥來完成的，而且在兩個多世紀中都經由大帆船航路來維持，這條航路經過中太平洋，借助於東北信風將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與菲律賓的馬尼拉聯接起來，5英國大部分的白銀再從菲律賓乘西班牙帆船輸往中國的廈門，或是乘許多往來於菲律賓群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中國帆船運輸。這些中國帆船去時運1H.B.Morse（馬士）,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5,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26,pp.107-139.2H.B.Morse（馬士）,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5,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26,p.145.本譯文由作者自行譯出。3Charles·Wilson（威爾遜）,Anglo-DutchCommerceandFinanceinTheEightneenthCenturies（《18世紀的英德貿易與財政》）,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41,pp.170-182.4J.Clapham（克拉彭）,AnEconomicHistoryoftheModernBritain（《近代英國經濟史》）,Vol.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26,p.217.5P.Chaunu（肖努）,“LegaliondeManille（《馬尼拉大帆船》）,”Annales（《年鑑》）,Vol.6,No.4(1951),pp.447-462.
  • 12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載中國商品，形成了西班牙船返船航時的裝艙貨物，回程是運載白銀和其他西洋貨。據初步統計，它們在18世紀共從歐洲運出10.7－21.2億銀圓。每年都有500－600萬銀圓由墨西哥大帆船經菲律賓運往中國和東印度。我們再從中加上來自歐洲和美國運去的3.06－3.30億銀圓。這樣一來，中國於18世紀就從西方世界一共輸入5億銀圓，基本上相當於英國的20.5億登記英鎊，也就是墨西哥於1719－1833年之間生產的白銀15.7億鷹洋的30%。1據估計，中國每年都會從菲律賓獲得1,500萬英鎊的收入，約合280萬銀圓。荷蘭每年都向菲律賓發送一艘1500噸位的三桅貨船，其中裝載的白銀約合1,800－2,000萬英鎊，即相當於330－370萬銀圓。在1700－1815年的115年間，西方輸往中國澳門和廣州的銀圓多達34,500億枚。例如，在1699年間，共有三艘葡萄牙和西班牙商船在等待從馬尼拉駛往澳門，共攜帶100萬美元以採購中國絲綢和茶葉等商品。此後，馬尼拉的帆船每年都到訪澳門，每船都裝載150－200箱銀圓，每箱約3,000枚，即總共為45－60萬銀圓。我們還應該再從中加入駛往廣州和廈門的中國帆船運輸的白銀數量，這樣算來，便是上述數字的兩三倍了。所以，中國在這115年間進口的銀圓總數多達9－12億，或者是13.5－18億。這个數值有很大的商榷餘地，但中國於18世紀每年平均輸入150－180萬銀圓，還是十分確切的。1700－1815年這115年內，一共進口1.7－2.1億銀圓，倒是符合事實。2西屬美洲銀礦生產的白銀，一方面經過大西洋和印度洋，另一方面通過太平洋而被運往“廣州—澳門”。這樣一來，中國廣州的對外貿易便將世界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與大西洋）和亞歐美三大洲聯繫起來。正是由於“廣州—澳門”貿易中的白銀供求關係，才形成了東亞的早期世界商貿市場。白銀交易與世界貿易市場的主要支點是墨西哥、安的列斯群島、印度、菲律賓、中國的澳門與廣州，歐洲最多也只不過是扮演了一種白銀周轉中心和使用白銀買賣中國商品的中轉站。白銀不僅溝通了中歐、中國與西屬美洲，以及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交流，也使歐洲貿易向菲律賓群島擴張，東印度公司也利用了這批白銀從事廣州貿易。墨西哥利用其白銀鷹洋到印度和中國去採購商品，歐洲卻是通過其商品而獲得中國白銀。所以，西班牙與法國提出，任何輸往印度和中國的白銀，都必須首先經過歐洲。因為他們認為歐洲的貿易公司開闢了所有商品的流通渠道，從而供養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口；而墨西哥通過向中國和印度出售白銀而採購那裏的絲綢與棉織品，會有損這兩種產品在歐洲的生產，3而且墨西哥在東方出售白銀，美洲大陸不會獲得任何利益。這種觀點其實有害於當時世界市場的形成。西班牙後來要求直接與菲律賓進行貿易交流，不再容忍通過大帆船而從事的與菲律賓和中國的這種所謂的“邊緣貿易”了。西班牙決定重啓其與遠東的直接聯繫，是繼菲律賓貿易公司於1733年失敗的30年之後，維亞納的佛朗切斯科‧列昂德羅（FranciscoLeandrodeViana）在一批經濟學家的鼓動下，決定扭轉菲律賓那不利的貿易形勢，向馬尼拉派出了快速護衛艦布恩昆塞爵號（BuenConsejo），並在此後直至1783年，共向菲律賓的加的斯（Cadix）派出過13艘商船，4進而在菲律賓創建了一家新的外1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754.2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p.753-754.3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p.754-755.4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193.
  • 123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貿公司，繼承了在1784年被解散的那家公司。新公司從事西班牙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這些船舶駛往馬尼拉時要經過好望角、印度洋或美洲，返程時則必須經印度洋而到達加的斯。這些船舶都負責運送銀圓和軋製銀圓的原料。對於銀行來說，銀圓是為了鞏固它自己的地位，從政府處獲得進口白銀和銀圓的壟斷權。而確保這種壟斷權的手段，便是破壞大帆船交易並使白銀自阿卡普爾科大量外流。在“阿卡普爾科－馬尼拉”航線開通的同時，新公司又與中國內地，特別是與“廣州—澳門”和廈門建立了直接貿易交流關係，還向中國派遣了大批營銷商。1新公司的大班們既想經營印度商品，又意圖販運中國商品。他們從科羅曼德爾（Coromandel）、孟加拉和加爾各答等地開始經營活動，向馬尼拉發送葡萄牙商務船舶。2除了白銀之外，西班牙人不再提供其他任何商品了。這樣一來，歐洲商船從廣州又得不到充分的商品供應，這些商品的一部分將用在廣州的總兌票據支付上，故他們只好到印度去，船上裝滿紅酒、燒酒、鐵器、胭脂蟲鮮紅染料和軋出銀圓的原料，故它們每次航行都會帶去價值60萬銀圓的商品。六、美洲－歐洲－廣州－澳門︰白銀流通的三大角美國是如何為其在“廣州—澳門”貿易提供資金的？他們直到當時為止，都是用白銀支付貨款的，白銀與其他貨幣的競爭程度大約在66.73－75%之間。但中美貿易於數年之間明顯走下坡，他們商船的流動量於1821－1825年間為37艘、14,044噸位，到1826－1830年卻只有9艘和17,600噸位了。這就是說，在總噸位方面共下降17%，而最明顯處於其低峰期的是在1826年（19艘船、7,034噸商品）與1825年（42艘船、16,1150噸位）之間。3英國方面，在1821－1825年間，東印度公司只發出了21艘船和27,287噸商品。美國國家船舶公司發往廣州的船舶分別為48艘船、31,500噸貨物，以及30艘船、19,913噸貨物，這就是說在貨物噸位上共增長14－58%。儘管這些船舶中的貨物五花八門，但白銀和銀圓始終佔據主導地位。4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對於西方人來說，廣州貿易越來越被納入到了一種轉賑和補償的結算體系之中，而且這種體系從世界的一端擴展到了另一端。根據當時中國的貿易餘額條例，白銀只有在歐洲商船回運貨物時才會出現。當時清朝政府深受白銀外流之苦，而且又沒有任何辦法能阻止這種趨勢。中國白銀的外流，就如同鴉片輸入中國一樣，在清朝基本國策上是被嚴格禁止的，至少在開始階段如此。中國使用的是銀錠（sycee），它未被錢幣化，在理論上來說是純淨的白銀，可以作內部交換和交納賦稅使用。清政府於1809和1814年兩次禁止在對外貿易中使用銀1W.L.Schurz（舒爾茨）,“TheRoyalPhilippineCompany（《菲律賓皇家公司》）,”TheHispanic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3,No.4(Nov1920),pp.501,506-507.2H.B.Morse（馬士）,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2,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26,p.122.3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1346.4H.B.Morse（馬士）,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3,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26,pp.128-129.
  • 12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錠，1809年的詔令同樣還禁止金錠出口。1但廣東總督於1817年又重新允許使用銀錠，不過要逐箱地檢查裝載有近150萬兩錠銀的、運往加爾各答的錢櫃，1818年，中國銀錠本身又面臨受禁的威脅。清政府對於白銀日益嚴重的外流感到焦慮不安，甚至連夷族人也開始騙取清政府的白銀，而他們本來的角色卻僅限於向清政府提供白銀。清朝戶部最終還是放行白銀外流了，其條件是每艘船運走的白銀數量不能超過其來時艙貨價值的十分之三。但清政府的限制或禁止都不具有很大的實效作用。中國白銀外流的走私絲毫不遜色於鴉片內流的走私，而且它們大多是在澳門或伶仃洋完成交易的。正如廣州夷館的某位大班於1812年所寫道的那樣：“中國所有的貴金屬外流，在理論上都完全受禁，銀錠肯定受到了最嚴格的監視。但清政府的官吏們的貪婪行為始終都是固疾，銀錠和白銀借助於一定數量的酬金，經由負責阻止白銀出口的官吏們的活動而實施，白銀的外流從未中斷過。”2其後，官吏們與行商達成了協議，為了預防任何事故，白銀絕不允許運出廣州城或黃埔港，而僅僅自澳門或伶仃洋出口。當時在伶仃洋，人們僅通過在走私團夥中有固定據點的商賈尋求裝有鴉片供貨的帆船，進而轉港運輸。這樣一來，北京當局也最終明白了（廣州當局很早就明白了這一切），有兩大問題是互相聯繫在一起的。如果說中國清朝皇帝1822年的詔令僅僅重複了禁止出口銀錠之事，那也引起了對內部交易的制約，尤其是造成了對在產地採購茶葉時的手頭拮据。清政府1830年的一道詔令又明確地宣佈說，走私出口白銀要被判處雙重罪，因為這同時也會引起白銀的外流和鴉片的急驟進口。清朝政府立法，要求廣州行商們在他們與外國人的貿易交往中，只能接受商品交換，不允許使用白銀。由於廣州地區的商賈喜歡使用外國銀圓或鷹洋，所以行商們便用銀錠來購買外國銀圓。使用外國銀圓導致了福建和其他地方供採購茶葉的白銀的匱缺。3但中國這種出現得很晚的覺醒，仍可以完全遏制事態的發展。在1830－1840年間，廣州夷館共從中國運出26,618,815個現鈔銀圓和2,554,205個銀錠。因為白銀在中國的定價較低，所以黃金與白銀的兌換比例在那裏一直上升到1：18，到1830－1840年間還更多；而當時在漢堡，同樣的總率則為1：15.80左右，在阿姆斯特丹和紐約為1：16左右。4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中國對黃金的定價要比西方高得多。這是由於西方人獲取的黃金在18世紀時就已經不大起作用了，他們掠奪的白銀在六七十多年之後，也已經不大起作用了，中國的黃金產量大幅下降，而其傳統上的黃金供應者交趾支那或印度尼西亞的黃金也大幅度銳減。這其中與越南阮氏王朝勢力的上升與由嘉隆統一安南王朝事件關係密切。菲律賓的棉蘭老出產金沙和白銀，但那裏在1841年也只能向中國出口折合721,000法郎的黃金和985,000法郎的白銀。5我們對於這些現象的起源幾乎一無所知，但其後果卻不容置疑。如果說黃金的昂貴在鴉片的推動1H.B.Morse（馬士）,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3,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26,pp.128-129.2H.B.Morse（馬士）,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3,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26,p.187.本譯文由作者自行翻譯。3H.B.Morse（馬士）,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4,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26,p.60.4YangLien-sheng（楊連陞）,MoneyandCreditinChina（《中國的貨幣與信貸簡史》），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2,p.48.5J.Mallat（馬拉）,LesPhilippines,Histoire,Géographie,Moeurs,Agriculture,IndustrieetCommercedesColoniesEspagnolesdansL’Océanie（《菲律賓的歷史、地理、風俗、農業以及與大洋中的西班牙殖民地的貿易》）,Vol.2,Paris:A.Bertrand,1846,p.345.
  • 125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下，已經嶄露出將白銀從中國驅逐出去的苗頭，那麽白銀的稀缺再加上它與銅幣相比的升值，中國貨幣體系便由此而完全被打亂了。中華帝國在白銀方面究竟匱缺到了甚麽程度呢？我們現在尚不完全瞭解西方從中國賺取的白銀數量，也無法知道它們是通過陸路還是帆船貿易而賺取到的，更不知道中國的白銀生產水平，甚至不知道中國通過中俄之間的恰克圖（Kiakhta）貿易而獲得的白銀數量。但中國在廣東貿易中缺乏白銀，在1830年前後尤為嚴重，這是不爭的事實。英國政府就曾經抱怨：“廣州在本貿易季特別缺少銀圓，這是中國在近幾年來大量輸出白銀而造成的必然惡果，況且在那些年間，又缺少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中國人直到此時，都頑固地拒絕接受除了西班牙的舊軋銀圓之外的其他銀圓。自從西班牙的殖民地獨立以來，其軋製的銀圓也急劇地減少。”但商賈們卻要在交納5.5%的銀錠補貼之後，才能把它們輸往倫敦。1清政府掌握的儲備銀數量一直在銳減，從雍正時代的6,000萬兩銀下跌到了1850年的800萬兩。2清政府國庫到底空虛到甚麽程度呢？我們應該從其後果，而不是到國庫空虛本身中去探討原因，這些原因大都應歸咎於銀銅幣的貶值。清朝官方的金銀兌率於1647年被定為每兩白銀兌換1000文的1吊銅錢。商業行情的漲落從未超過20%上下。即使自康熙於17世紀末復興銅幣市場以來，貨幣市場也始終如此。七、鑄造銅幣──清朝緩解白銀危機的權宜之計清王朝面對中外白銀危機，曾一度採取傳統幣制——鑄造銅幣。這在中國貨幣史上雖為一種倒退，但也不失一種權宜之計，它為應對白銀危機作出過重要貢獻。不過，銅幣主要是發行於國內市場，成為銀圓在國內市場的替代幣，從而使白銀被集中用於國際貿易。中國不僅擁有悠久的銅幣製造史、嫻熟的鑄銅幣技術、先進的鑄造設備和專業的鑄幣專家技工隊伍，也蘊藏有比較豐富的銅礦（特別是在雲南），更有銅幣廣泛流通的國內市場。雲南銅產量在1754－1772年間每年平均增長10萬擔，在1773－1820年間又年平均增長13萬擔。但在1823－1858年間，又下降到年平均年產量8－10萬擔，當時由於國內銅產量減少，白銀使用增多，從而導致清王朝白銀庫存的下降同樣高達100%。這種銅產量的下降，恰恰發生在人口於30年間增長21.64%的關鍵時期，中國人口於1820年達3.534億人，到1850年又達到4.299億人。3如此眾多的人口，無論對於金幣、銀幣、銀錠或銅幣，甚至是各種紙幣和兌票的消費，其數量都相當驚人。然而糟糕的是，當時中國貴金屬之匱缺，再沒能得到外國的補償了。中國傳統的銅料供應國日本在1685－1720年間所扮演的角色，到此時已經僅僅保留着一種歷史的記憶了。長崎的帆船往來又進一步地加強了銅料的產量的下降，使之從1799－1807年間的年平均1,000擔，下降到1817－1825－1833年間平均780擔－800擔。對於西方人來說，這本來是一個接力日本銅供應者的最好時期，這可推動發展他們在向中國大舉出口鴉片的同時，也向中國出1H.B.Morse（馬士）,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3,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26,p.259，“英政府1831年報告”。本譯文由作者自行翻譯。2HoPing-ti（何炳棣）,StudiesonthePopulationofChina,1368-1953（《1368－1953年的中國人口研究》）,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9,p.216.3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1353.
  • 12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口銅的貿易。但過去他們由於沒有找到一種合適的價格，故未這樣做，如今也並未這樣做。美國人於廣州進口的一大部分中國銅又被轉口消耗於日本。從而造成了銅幣的減少。美國人於1828年於其從廣州進口的3,237擔中國銅中，向印度轉口銷售2,000擔，價值5萬銀圓；他們於1829年從中國進口銅的價值折合80,896銀圓；在1832－1833年間，他們每年約從中國進口銅10,799擔，價值215,990銀圓。1但歸根結底，中國銅危機主要不在於走私出口，而在於銅產量的嚴重不足，而且這種現象從乾隆時代就已初見端倪。乾隆初年，每文銅錢的直徑為1.10法寸（pouce，每法寸約合27.07毫米），但後來卻慢慢變小變薄了。到1790年左右，銅錢重量也減少至原來的8.5－7.5%。到了嘉慶初年，也就是19世紀初，新銅寶大部分的重量只有乾隆初年的1－2%，僅有30－40%的銅錢達到1兩的10%，其餘大部分均不足法定重量。到道光年間的1820－1830年，假幣泛濫，官制銅錢也只有1兩之重的5%。自1850年的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情況更加惡化。太平軍的勢力擴大到長江流域，切斷了雲南銅的運輸通道，從而迫使清政府改用鐵幣和紙幣。八、中國白銀繼續外流以及拉美白銀的流入銅幣雖為中國傳統幣制，但在18世紀時已是過時之物。雖然它可以暫時緩解清政府的白銀危機，但由於無法用於外貿，只能成為地道的“內銷”貨幣，其價值便直線貶值，對於貿易全球化和貨幣國際化尤其緩解世界白銀危機均無益處。與此同時，白銀價格不斷虛高，在一段時間內，銅幣實際上被排斥於流通領域之外，人們只能把它們囤集或窖藏起來或出口，以至於到1837年，中國每年理論上的外流白銀高達6,000萬兩，其中3,000萬兩來自廣州港，1,000萬兩來自福建港和浙江港，2,000萬兩來自天津港。2白銀虛高升值和銅幣直線貶值，導致生活費用上的通貨膨脹，明顯是構成當時中國經濟生活崩潰的一大原因。在1799－1807及1826－1833年間，中國白銀產量增長36.90%，而其價格卻貶值到了原點，甚至降到了1.14%以上。僅僅在1808－1816年間，才出現了白銀產量增長11.52%和價值增長10.69%的繁榮期。當時清朝在稅務方面更依靠白銀，稅賦都是以銀錠為單位而結算和支付的。為了尋求對中國白銀問題種種亂象的解釋，我們還必須到美洲銀礦方向去尋找原因。巴西白銀產量自1770年以來，尤其是自1785年起，一直在持續萎縮，甚至下降33%。在此前的1770－1777年和1778－1784年兩個階段，巴西白銀產量僅下跌14和12%；在1799－1813年間，竟下降到了1778－1784年間的半數。墨西哥的白銀產量於1799年之前都在持續穩步上升，僅在1785－1791年間才形成一個穩產期。但其產量自1800－1801年起，則一直減少至2,100－1,790萬圓和1,590萬圓；到1821－1827年間，其產量則低於1792－1980年間白銀年產量水平的三分之一，也就是1807－1813年產量的近一半。這樣就導致了金銀幣比值或兌率的變化，在1830－1833年間，金銀的兌率甚至達到1：16。白銀產量減少，自然而然地在市場上較為稀見（況且美洲自己也囤積了1陳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學報》（北平）1934年第6卷總第579（本冊第168）頁。2H.B.Morse（馬士）,TheInternationalRelationoftheChineseEmpire（《中國的對外關係史》）,Vol.1,London,NewYork(etc.):Longmans,Green,andCo.,1910-1918,pp.202-204.
  • 127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大量白銀，以備不時之需），但此時它卻成為必不可缺的國際貿易貨幣。西屬美洲白銀產量的銳減，既源於白銀礦開採的困難，又與當地的戰爭動亂和經濟危機有關。當時在整個歐洲，特別是在英國，也爆發了白銀危機。由於缺乏黃金，人們被迫轉向使用白銀作為流通貨幣。英國從葡萄牙白銀供貨，轉向了追求西班牙的白銀供貨商，而英國人過去就曾為此與西班牙爆發戰爭。我們很難評估歐洲自西屬美洲獲得的白銀數量，其中許多白銀是通過安第列斯山脈（AndesMountains）地區轉運的。因為在1810年左右，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發生了導致世界秩序大動蕩的革命。但這一切反而有利於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向英國人的開放。英國人於1811年進入美洲資源開發之列，同樣在1811年，英國也進入了美洲西屬殖民地的大部分白銀產地和白銀轉運港口，如烏拉圭的蒙特維的亞（Montevideo）、阿根廷的布宜諾斯埃利斯（Buenos-Aires）、智利的瓦爾帕萊索（Valparaíso）、古巴和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Caracas）。特別是在墨西哥，因為墨西哥銀礦蘊藏量雖然豐富，但當時均被水淹，需要多年改建方能恢復生產。1此時，世界白銀產量的下降，卻又遇到了英國戰爭軍費開支的巨額增長。英國軍費從1803－1806年的每年平均開銷140萬英鎊，增加到了1807－1810年間的年均670萬英鎊，到1811－1814年間，年均開支高達1,920萬英鎊，到1808－1815年間達到1.13億英鎊。2這樣一來，銀礦的枯竭，包括英國軍費在內的各項開銷的增加，必然會導致金銀兌率的跌落，從而迫使英國人轉向歐洲大陸尋求白銀。在數周內，由銀行發行的銀圓便一枚不剩。歐美的這種白銀生產背景，直接影響了亞洲的國際貿易市場，因為亞洲在傳統上更喜歡白銀。東印度公司在一切可能範疇內竭盡一切能力謀劃賺取白銀。中國當時只能獲得少量白銀，遠不能滿足茶葉貿易發展的需要。我們對於西方向中國和印度出口金屬銀以及商品，與茶葉的進出口作一番比較頗能說明問題。中國出口茶葉的總擔數，與馬士（H.B.Morse）提供的數字之間存在着差距。這裏僅僅是指貿易投資的白銀數目（表4）。事實上，並非是英帝國獨自面對這場牽動全域的白銀危機，葡萄牙也正處在從使用白銀到發行紙幣的過渡階段。葡萄牙紙幣發行始於1797年7月，當時恰逢其停止用黃金兌換白銀的四個月之後。該國軋製金幣數量自1770年左右便不停萎縮。它從1763－1769年的年平均軋製7.273億枚輔幣，降到了1778－1784年的3.634億枚，在15年內被腰斬半數。31F.‧Crouzet（克魯宰特）,L’ÉconomieBritaniqueetleBlocusContinental（《英國經濟與大陸的包圍》）,Paris,1958,pp.184-185.2NormanJ.Silberling（西勒貝林）,“BritishPricesandBusinessCycles,1779-1850（《1779－1850年周期內的英國物價與商業》），”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經濟與統計學報》）,Vol.18(1930),pp.159-268.3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1207.
  • 12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表4　中國與印度收入的白銀與商品對照表（單位：由白銀折合成英鎊）年代印度中國茶葉白銀商品白銀商品1778－17845,210357,4500121,49956,6401785－1791124,719368,198512,491410,133135,3811792－1798139,888539,977164,109656,527147,3571799－1805760,263825,387186,7761,038,013203,1331806－181133,360994,3520963,112206,996資料來源︰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324、350－351頁。從廣州的方面來說，沒有任何白銀輸入中國，其前後三年也呈現出白銀流動量的疲憊；從印度一方來講，在1806年之前，白銀的流入卻始終持續不斷。但作為白銀危機的後果，那裏也出現了銀價的暴跌。中國在印度半島作出了犧牲。因為英國威靈頓（WellesleyWellington，1769－1852年）政府於1799年命令將未來應該從英國運往“廣州—澳門”的白銀，都改道運至印度，以防止法國波拿巴（NapoléonBonaparte，1808－1873年，拿破侖三世）可能對印度半島即將發動的攻擊。在廣東政府的抗議下，英國政府的這項決議才被撤銷。1所以，中國在1785－1811年間，只獲得價值6,043,637鎊的白銀，印度半島卻獲取價值折合73,722,687鎊的巨額白銀。在商品方面，情況正好相反，中國在同一段時間內共從商品中獲利價值20,511,389英鎊的白銀，而印度半島只從中獲取可折合18,030,740英鎊的白銀。後來，中國白銀收入又迅速增加，在1778－1784至1799－1805年這個時間段中，共暴增754%，而印度卻只增加1.3%。中國變成英國工業產品的最理想銷售市場，其銷售量要比中國茶葉的出口量多得多。英國賺取的利潤折合成白銀，在1785－1791年間增加237－139%，在1792－1798年間增加60－90%，在1799－1805年間增加58－38%。2由此可見，在18世紀末的時間，洋貨產品在中國銷售量龐大，中國商品出口反而減少。這一切也與中國的白銀危機休戚相關。這樣算來，在27年間，英國輸往廣州的貨艙中共裝載了折合2,050萬英鎊白銀的商品和價值600萬多英鎊的白銀，這與18世紀輸往中國的90%白銀和10%商品局面完全相反，也與1760－1770年間分別佔60－70%和30－40%的形勢大相徑庭。中國最大的客戶們只向它提供越來越少的白銀。英國人的這種行為，後來又由美國人繼承，而美國人的廣州貿易也越來越依靠白銀。在如此嚴重的東亞外貿貨幣混亂中，英國在華貿易發展速度，明顯與他們躋身於美洲大陸的速度相聯。西方和東南方之間有兩種產品的交易規模是不對等的，西方是毛皮，南方則是白銀。在這方面，有一個關鍵的時間──1797年，我們或者可以說是1795和1797年這兩個時間，也就是在荷蘭的閉關時間，或者是西屬美洲的“開關”時間，毛皮與白銀的交易是不對等的。但這兩件事的原因卻截然不同。英國駛往廣州的商船於1792－1794年間由6艘增加到7艘，最終在1801年增1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1211.2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688.
  • 12916－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與國際白銀市場加至36艘，僅在1797－1801年的四年間便增加三倍。其攜帶的白銀數量從1795－1797年的66萬圓增至1802年的2,584,000圓，在五年間又增加了四倍。這與英國的外貿出口數據形成鮮明對照。因為英國外貿從1798－1799年的180－220萬銀圓，下跌到1801年的113,000銀圓。美國人沒有等多久，便在智利和秘魯海岸現身。1美國人的活動，在某種意義上，大大地促進了中國在美洲的貿易競爭，特別是白銀貿易活動。美洲與中國貿易，是從安第列斯山區地開始的，美國人也正是通過安第列斯山脈北區，而獲得為他們提供購買中國商品或輸往中國商品所必需的白銀。他們特別是控制了海地國的貿易，由於海地國以其毗鄰聖多明各（SantoDomingo）開始，進一步便接近古巴，所以從事海外貿易非常便利。在1821－1823年間，美國每年平均有480萬枚銀圓從那裏被運往“廣州—澳門”。但當時由於墨西哥白銀產量正處於低潮期，所以這些輸往中國的白銀來源應該是多種多樣的，這是由美洲國家從作為殖民地向歐洲提供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時所獲得的報酬，進而又投放中國廣州的生意上。“歐洲戰爭為美國打了金礦和銀礦之門”。2美國人自1806年起，便自阿爾巴尼（Albany）銀行採購了大批銀圓輸往中國廣州。當時墨西哥白銀產量仍處於疲軟期，它從1809年的年產量2,470萬銀圓降到了1812年的910萬圓。美國輸往廣州以從事與中國貿易的白銀量，也從1810年的470萬圓銳減到1812年的180萬圓。3美國與中國從事貿易的波士頓或紐約大帆船是歐洲的“印度船”和阿卡普爾科帆船的繼航者，經歷二百餘年航行，才於1815年結束。大帆船貿易使美洲白銀直接流向遠東，特別是中國，其後又淹沒於歐洲市場裏。當時經西方而輸往中國的運載貴金屬貨幣的大帆船，都要繞過經由非洲的好望角而不是智利的合恩角（CapHorn）。輸往遠東白銀的數量的變化，證明了這種航向的變化。美洲人在1793－1833年前後與此前40年間，共輸往廣州銀圓103,600萬枚，這個數字幾乎與歐洲在1741－1791年的50年間輸往廣州的白銀103,300萬枚大致相等，而且歐洲自1792年以後只向中國輸送2,720萬枚銀圓。4當時西方在中國貿易的白銀交易和商品交易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75%。事實上，支付方式的差異，僅僅是與經濟“齡期”有關。當英國的工業革命完成時，美國工業“齡期”尚屬未來。它們各自向中國出口的便有“資源”（白銀）與產品之別。中國當時需要進口的商品最多就是金屬（白銀、鉛與錫和紡織品）。51LouisDermigny（路易‧德爾米尼）,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áCantonauXVIIIeSiècle,1719-1833（《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Impr.Nationale,1964,p.1164.2M.Wirth（維爾特）,GeschichtederHandelskrisen（《貿易危機史》）,FrankfurtamMain,1883,p.387.3D.R.Dewey（杜威）,FinancialHistoryoftheUnitedStates（《美國的財務史》）,London,Mumbai,1903;NewYork,1934,pp.144-150.4W.L.Schurz（舒爾茨）,“TheRoyalPhilippineCompany（《菲律賓皇家公司》）,”TheHispanic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3,No.4(Nov1920),pp.450-452.5H.B.Morse（馬士）,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Vol.2,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26,p.702.
  • 13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結語嚴格地來說，國際上的貨幣白銀化或白銀貨幣化是從15世紀開始的。這一切對於當時的東方更為有利，因為西方本身還是更喜歡黃金的，無論羅馬還是俄羅斯均是如此。貨幣白銀化的進程，實際上與貿易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發展同步，二者互相促進，又互相牽制。實際上，國際貨幣白銀化從東方開始起步，16－18世紀東方市場促生並發展了貨幣的白銀化或全球化，其中“廣州—澳門”這個東方市場的核心區起到決定性作用，不啻是白銀貨幣化和貿易國際化的“孵化器”之一。在16－18世紀，“廣州—澳門”是中西關係和中西貿易的前哨港和目的地，馬六甲、果阿和馬尼拉僅僅成了“廣州—澳門”國際貿易的過道和中轉站。這種貿易編織起亞洲、歐洲和美洲的國際貿易網，促進了白銀貨幣的國際化，從而進一步促成這一地區的社會轉型與國際關係的新格局。伴隨着中西貿易、白銀貨幣化或貨幣白銀化和中外關係的發展，不僅僅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優質產品大量外傳，而且也使西方近代科學的許多產品、思想意識、社會形態傳入了中國，使中國逐漸接受了西來之風，步入了近代社會的征程。[責任編輯　陳超敏]
  • 131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一）一、[葡]潘日明（BenjaminVideiraPires,S.J.）著《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OsExtremosConciliam-se:TransculturaçãoemMacau,Macau:InstitutoCulturaldeMacau,1988）著者生於1916年10月30日，為葡萄牙籍耶穌會神父、詩人、葡萄牙亞洲史（包括澳門史）學者、史學家和漢學家，是《葡萄牙與巴西百科全書》的作者之一，也是澳門取潔中學（現已結束）的創辦人及前任校長。1996年7月退休，隨即發生澳門取潔中學事件。1998年返回葡萄牙北部故鄉休養。1999年1月9日病逝於米蘭德拉醫院，終年82歲。他於1932年加入耶穌會，1936年完成古典人類及葡國文學高等課程；1940年取得布拉加大學哲學系大專學位，再前往西班牙進修神學四年；1945年，在波爾圖開始擔任神職人員；1948年以隨軍神父身份扺達澳門，旋即被派往廣東肇慶傳教；1949年10月，解放軍進入肇慶，接管所有教堂寺廟，他與所有教會神職人員一齊被驅逐回澳門，並繼續在澳門當地擔任傳教工作。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一）馮　菲　葉　農作者簡介︰馮菲，暨南大學體育學院講師、博士；葉農，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廣州　510632‧澳門學‧
  • 13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著者撰寫了多種歷史和文學著作，曾於1973年和1996年兩度獲得葡萄牙政府授予的勛章，又於1987年獲澳葡政府授予勛章。其許多著作由於沒有被譯成中文或英文，知悉者不多：包括：三本葡文詩集，分別是：《空中花園：詩歌集》（JardinsSuspensos:Poemas,Macau:SecçãodePropagandaePublicidade,1955）、《發現：詩集》（Descobrimentos:Poesias,Macau:SecçãodePropagandaePublicidade,1958）、《海鏡》（EspelhodoMar,Macau:InstitutoCulturaldeMacau,1986）。20世紀50年代，澳門學額嚴重短缺，遂於1961年創辦取潔學校，並自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逐漸擴充學校的規模，至1995年，全校已有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學生2,400名。目前該校已經停辦，改由耶穌會擁有的利瑪竇學校接管位於大三巴巷的校址繼續辦學。1988年，澳門文化司署出版了其葡文版，但有些觀點較為偏向葡萄牙人的立場，值得推敲。1992年，澳門文化司署又出版了由蘇勤翻譯的中文版。中文版翻譯相當粗糙，許多原文均未翻譯。排版上，亦有許多錯誤。該著作比較正確的譯名應是“和諧共處：澳門的文化交流”，其內容是收集了著者二十篇主要討論澳門19世紀至20世紀期間，澳門葡人和澳門華人在文化和社會上互相交往史的論文，是研究澳門與中西文化交流的學者重要讀物。此著作前有“著者小傳”（NotaBiográficadoAutor）、“著者著作書目”（ObrasdoAutor）、“序言”（Introdução），之後章節內容，共分下列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中國傳統文化，作為研究文化交融的著作，著者先在此介紹中華傳統文化，以及葡萄牙人來華之前的中西關係。第一章“至十六世紀中國和歐洲關係概況”（PanorâmicadasRelaçõesSino-EuropeiasAtéaoSéculoXVI），主要介紹了從秦帝國建立至16世紀之前，中國與歐洲各國交往的歷史；第二章“古代中國對外開放還是閉關自守”（IsolamentoouAberturadaChinaAntigaaoMundo），指出“中華民族把本國的主要文化與外地的文化融匯貫通”；第三章“葡萄牙人到達中國的明朝”（AChinadosMings,àDatadaChegadadosPortugueses），指出葡萄牙人抵達時的明朝，因海禁而閉關，導致了嚴重的後果。第二部分研究了澳門開埠後，澳門文化史的第一個階段。第四章“澳門的開埠”（AFundaçãodeMacau）簡介了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歷史過程；第五章“遠東的‘傳教之母’”（A“MãedasMissões”noExtremoOriente），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傳教會與傳教士主導了澳門的教育等文化事業；第六章“中國之靈魂”（AAlmadaChina），討論了“中國哲學和道德的範疇內之人類生活最重要的五種關係”（父子、弟兄、夫妻、朋友、君臣關係），結論是“中國人則是發展了天主教產生之後的最好的道德哲學……這種道德只有用基督教的‘新酒’才能得以恢復”。第七章“多少磨難，多少夙願”（TantaFoiaTormentaeaVontade），探討了對華傳教的困難與耶穌會被取締後澳門教育的困難局面。第三部分研究了澳門開埠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及澳門文化史的第二個階段。包括第八章“葡國人和中國人接觸之要點”（PontosdeEncontrodoHomemProtuguêsComaChinês），從心理學角度分析了中葡兩國人的共同點；第九章“是泥流泉還是亞婆井”（AFontedoNilauouPoçodaAvó），從亞婆井的傳說來分析澳門人的文化是植根於澳門的；第十章“中葡和葡中的互相影響”（InfluênciasMútuas:Sino-LusaseLuso-Chinesas），從作物的相互引種、衣着服飾、生活習慣、軍事科技、語言文學、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方面探討了雙方的交流。第十一章“地租”（OForodoChão）、第十二章“澳門第一支警察”（APrimeiraPolícia
  • 133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一）deMacau）、第十三章“昔日中國人所見的澳門和葡萄牙”（MacauePortugalAntigos,VistosporOlhosChineses）、第十四章“世界型的土地和海洋”（TerraeMarCosmopolitas），至第十五章“十八和十九世紀澳門的外商”（ComerciantesEstrangeiros,emMacau,nosSéculosXVIIIeXIX）、第十七章“十九世紀的澳督與澳門生活”（OsGovernadoreseaVidadeMacau,noSéculoXIX）、第十八章“百年前的‘華人區’”（A“CidadeChina”,HáCemAnos）、第二十章“移民潮”（AsOndasdaImigração），主要研究了澳門“地租”、治安及其引發的中葡衝突、外國人在澳門的社會生活、澳門華人社區以及在著者所處時代的現實移民等問題。第十六章“亞歷山大‧德‧果烏維亞、傳教團神父和耶穌會士的返回”（D.AlexandredeGouveia,osPadresdaMissãoeoRegressdosJesuítas）、第十九章“現代教育發展”（DesenvolvimentoModerndaEnsino），研究了澳門19世紀以來的教育事業的發展情況。最後為“後記”（Epílogo）、“引用資料索引”（ÍndicedasMatérias）。全書收錄了“疍家女”（MulherTancareira,G.Chinnery,1848）”等圖片、地圖十餘幅，中文版未有收錄地圖與圖片。二、岳銘著《濠江溯源》（1978年，一冊，80頁）著作於1978年出版，2008年由加利福尼亞大學數位化，澳門大學圖書館影印。著作共分為兩個部分：“大三巴教堂史話”與“澳門史略四百年”。前者有十三篇：“前言”（曾引述釋跡刪所作《詠大三巴詩》：暫到時方物色新，短衣長帔稱文身；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裏人）、“耶穌會”、“聖保祿教堂的沿革”、“大三巴聖保祿堂和學院的重建”、“前人筆下的聖保祿堂院”、“有關隧道的傳說”（指出“相傳堂下有石窟，有隧道縱橫交錯貯藏珠寶甚多”，並做出了相關的探討）、“教堂開放引起明朝的干涉”、“明朝在澳門邊境的軍事佈防”、“封鎖邊境，對澳禁運”、“沈上疏反天主教”、“清朝初期之仇教”、“耶穌會的被解散”、“聖保祿教堂之被燬”。本部分主要通過澳門大三巴的興衰起伏，反映明清兩代粵澳與中葡關係的變遷與發展、中西文化的歷史過程。後者有十六篇：“澳門名稱之演變”、“澳門及歷史遺跡”、“路環、氹仔沉船千艘的金銀寶藏”、“大嶼山上多人魚”（講述了大嶼山“廬亭”的傳說）、“元朝時代中國和歐洲的交通”、“葡萄牙人航海東來之歷史背景”、“嘉靖間葡人對我國南部沿海之侵擾”、“葡人由侵擾至借地”、“明朝設關閘及在澳門的軍事佈防”、“十六世紀末期葡萄牙國內外形勢”、“葡人屢次築城之失敗”、“荷葡澳門之戰爭”、“澳門城”、“由借地至攫奪行政權之經過”、“澳督亞馬勒被殺事件”、“清朝與葡國簽約之歷史背景”。本部分主要闡述了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的歷史遺跡、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歷史過程、澳門建城史、葡萄牙人奪取澳門管治權的歷史經過。最後為“後記”。著者講述了其著述動機與經過：“余昔年初履澳門，見三巴牌坊矗立，舊壘斑斕，古跡盎然。澳門之西南海灣如鏡，堤樹成蔭，風景甚佳。為欲認識此地過去之歷史事跡，於是搜集資料，草成‘澳門歷史四百年’之芻稿。……去歲偶見報章載有關於香港考古學會會員來澳門路環考古之消息，……將原文若干內容章節增刪，並補以‘澳門離島沉船千艘之金銀寶藏’一章。”
  • 13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前有著者所作《南灣即景》一首，並附照片一幅：“長橋跨海接葡京，巨廈巍峨層次呈。主教地臺臨絕頂，望洋燈塔俯滄瀛。海灣似鏡波光靜，堤樹成蔭幽氣生。欲向濠江描景色，橋頭瀏覽最分明。”書中有插圖十幅：“埋葬死者的地窟墓穴”、“大三巴遺址”、“青洲山圖”、“正面澳門圖”、“側面澳門圖”、“一六三二及一七九六之澳門外貌”、“十字門位置圖”、“御批通鑑木刻版本影寫”、“前山寨圖”、“縣丞縣圖”。記錄澳門地理風物、文史掌故的專著，首推18世紀中葉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印光任與張汝霖編撰的《澳門記略》。20世紀以來，類似的專著逐漸增加，除本書外，還有王文達著的《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李鵬翥著的《澳門古今》（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香港：三聯，1999年）。此外，還有伍松儉（唐思）著的《澳門風物誌》（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同系列還有其續篇（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第三篇（澳門：澳門基金會，2004年）、黃德鴻著的《澳門新語》（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陳煒恆著的《路氹掌故》（澳門：臨時海島市政局，2000年）等。1995年註冊成立的澳門近代文學學會曾出版過黃坤堯等著的《鏡海鈎沉》（澳門：澳門近代文學學會，1997年），係該會出版的“蓮峰系列”之一。書中部分文章曾以“鏡海鈎沉”欄目在《澳門日報》之《新園地》版發表，內容側重文史考證，或發前人所未發，或在前人基礎上加以深化，盡量做到持之有據，信而有徵，以加強文章的學術性。至於澳門詩詞的歷時選輯本，則有李毅剛纂輯的《澳門四百年詩選》（澳門：澳門出版社，1990年）、方寬烈編的《澳門當代詩詞紀事》（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章文欽箋注的《澳門詩詞箋注》（珠海：珠海出版社；澳門：澳門文化局，2003年）。三、黃培坤著《澳門界務爭持考》（東昇中西印務民國二十年（1931年）出版）所謂“澳門界務”是鴉片戰爭後中葡之間關於“澳門問題”的第二個階段，是指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後，“澳門問題”的核心──澳門界務紛爭。該問題的起源，是因為在上述條約中存在的兩個漏洞：一是雖然確立了葡萄牙人對澳門的管治權，但並未對勘界時間做出限制，為葡萄牙人明爭暗奪澳門地界提供了時間；二是條約中規定未經定界以前，一切均保持“現時情形”的模糊規定，為葡萄牙人蓄謀擴張地界提供了可趁之機。1因為澳門界務問題涉及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因此此問題早已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東方雜誌》於1909、1914年刊登佚名文章《澳門劃界記》和《論澳門劃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學術界開始對此問題展開了一連串的研究，韋慶遠、黃鴻釗、費成康、鄧開頌、金國平、湯開建、吳志良、萬明、薩安東、呂一燃、鄒愛蓮、譚志強、柳華文、鄭煒明、馬光、曾金蓮等均發表過相關學術論文與著作。此著作是20世紀上半葉專門研究此問題的一部重要著作，這一時期著作的特點是基本上只對葡萄牙人租居澳門的緣起及勘界談判的由來進行介紹。全書主要記錄了中葡勘界談判的談判內容。主要內容有：1參見徐素琴︰《晚清中葡澳門水界爭端探微》之《導言》，長沙：岳麓書社，2013年。
  • 135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一）著者首先介紹了葡萄牙入居經過、清代治安條例與澳門的界址、葡萄牙人在澳門半島擴張界址的經過、《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後葡萄牙人在澳門擴張界址的種種言行、高而謙與馬楂度曾在香港展開的澳門勘界談判。然後，詳細介紹了九次會議的情況。它們是“會勘澳門及其屬地界務第一次會議簡明議案”，於清宣統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909年7月15日）舉行；“會勘澳門及其屬地界務第二次會議簡明議案”，於清宣統元年六月初六日（1909年7月22日）舉行；“會勘澳門及其屬地界務第三次會議簡明議案”，於清宣統元年六月十七日（1909年8月2日）舉行；“會勘澳門及其屬地界務第四次會議簡明議案”，於清宣統元年六月二十四日（1909年8月9日）舉行；“會勘澳門及其屬地界務第五次會議簡明議案”，於清宣統元年七月初六日（1909年8月21日）舉行；“會勘澳門及其屬地界務第六次會議簡明議案”，於清宣統元年八月初二日（1909年9月15日）舉行；“會勘澳門及其屬地界務第七次會議簡明議案”，於清宣統元年八月二十六日（1909年10月9日）舉行；“會勘澳門及其屬地界務第八次會議簡明議案”，於清宣統元年九月十七日（1909年10月30日）舉行）、“會勘澳門及其屬地界務第九次會議簡明議案”，於清宣統元年十月初一日（1909年11月13日）舉行。全書還收錄了《華使演講》、《華使第一說帖》、《華使第二說帖》（條復葡使第三次會議之說詞）、《華使第三說帖》、《華使第四說帖》（答覆葡使第三說帖）、《華使第五說帖》、《華使第六說帖》、《華使第七說帖》、《華使第八說帖》、《華使第九說帖》、《華使第十說帖》、《葡使第一說帖》、《葡使第二說帖》、《葡使第二說帖》（提出了澳門的葡國屬地：澳門之連島、中立地、內口河流、對面山（拉巴）、青洲島（凡爾脫）、潭仔（太巴）、過路環（過路環）、小橫琴（唐若澳）、大橫琴（橫琴）、水界）、《葡使第三說帖》、《葡使第四說帖》、《葡使第五說帖》、《葡使第六說帖》、《葡使第七說帖》、《葡使第八說帖》、《葡使第九說點》、《葡使第十說帖》。全書共115頁，澳門大學圖書館曾將其影印，供學者們研究之用。[責任編輯　陳超敏]
  • 13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摘 要]澳門被譽為中西文化交流之都，也是海上絲路起點之一，隨着西方傳教士及貿易商旅來華，他們急切需要學習中國文化與及打好語言基礎，才能在中國幹一番事業，因此學習語言成為重要溝通的工具，教科書的歷史任務亦隨即展開，本文共收錄132種自1800－1949年之間在澳門出版的中外文教科書書目，內容包括語文、科學、宗教、音樂、歷史等類別，從中可反映出澳門教科書的出版事業對中國出版事業的直接影響發展，成為現代語文教科書出版模式的先河。筆者按各時期出版的特性，分為三部分說明：1）19世紀的教科書出版概況；2）20世紀初首二十年的教科書出版概況；3）20世紀20至40年代的教科書出版及發行概況。最後，通過多個出版統計表說明整個時期的發展特徵。[關鍵詞]澳門　教科書　出版一、19世紀的教科書出版概況據筆者多年搜集所得，此時期有40種教科書出版，其中中文教科書只有2種，外文著作有38種。因此，本節將重點介紹各種語種的出版概況，分別為英文、葡文及中文教科書三方面。（一）英文教科書最早出版的英文教科書，是馬禮遜的《中文會話及凡例》，它是為學生學習中英文文法而編寫的，本書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出版、成書於1816年出版。1823年，馬禮遜出版《英國文語凡例傳》，本書是為了與廣東一帶的民眾溝通而作，故內容以廣東話與詞彙為主，句子短語均有中英對照，其中保存了不少地道的廣東話，足以反映當時社會的現狀，也為方言的發展留不少名言。1840年後，以香山書院為主要出版單位，分別有裨治文的《廣東方言》（1841）、衛三畏的《漢語教程》（1842）及《拾級大成》（1842）。1.RobertMorrison（馬禮遜）,DialoguesandDetachedSentencesintheChineseLanguage:WithaFreeandVerbalTranslationinEnglish（《中文會話及凡例》）,Macau:TheEastIndiaCompany’sPress,PrintedbyPeterPerringThoms（湯姆斯）,1816,8,262pp;24cm.（澳門大學圖書館）本書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王國強作者簡介︰王國強，澳門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理事長、圖書館學博士。‧其他‧
  • 137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為澳門地區現存最早的外語教科書之一，也是貿易英文之始，編寫對象為從商的外藉人士，以簡單的對話學習中文會話，句子為中英文對照，題材以生活情境、商品買賣如棉花、絲綢等為主，共有31課。每課開端有簡單標題，如Dialogue1:WithaShopmanandVisitor，亦在對話前有簡單的情境介紹，說明此段對話可用在甚麼情況，每段對話分成兩欄，左面為A方，右面為B方，中文對話是以直行打印，字的左面為羅馬拼音字，右面為英文字或片語，每段對話結束後，均有較詳細的英文篇幅以解釋中文詞彙的用法或寫法。本書的對話編輯方法直接影響了以後的中外文教科書的格式和內容取材。本書有附錄，包括中文金句、重量與量度、書信範例、祝賀語等。2.RobertMorrison（馬禮遜）,GrammaroftheEnglishLanguage:FortheUseoftheAnglo-ChineseCollege（《英國文語凡例傳》）,Macau:TheEastIndiaCompany’sPress,PrintedbyPeterPerringThoms（湯姆斯）,1823,97pp.（澳門高美士中葡學校、大英圖書館、萊頓大學、耶魯、哈佛）3.ElijahColemanBridgman（裨治文）,AChineseChrestomathyintheCantonDialect,Macau:S.WellsWilliams,1841,4,35pp,698.（澳門公共圖書館、港大）4.SamuelWellsWilliams（衛三畏）,AnEnglishandChineseVocabularyintheCourtDialect
  • 13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英華韻府歷階》）,Macao:PrintedattheOfficeortheChineseRepository（香山書院）,1844,440pp,19cm.（澳門公共圖書館）5.SamuelWellsWilliams(衛三畏),EasyLessonsinChinese:orProgressiveExercises,toFacilitatetheStudyofthatLanguage,EspeciallyAdaptedtotheCantonDialect《拾級大成》,Macao:PrintedattheOfficeortheChineseRepositroy（香山書院）,1842,287pp.（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本書編寫對象為學習中文的外國人，以讀及譯的練習為主，共分為十章節，內容包括學習1）中文部首（每字前列出編號，再排注音和每字英文意思，然後為詳細英文譯意）；2）字根；3）古文閱讀與寫作；4）閱讀練習；5）會話練習（包括與老師、傭人、買辦等角色的對話，內保存了很多地道的廣東話）；6）國文選集（《鹿洲女學》、《東園雜字》、《小兒論》）；7）量詞；8）中譯英練習；9）英譯中練習；10）閱讀和翻譯練習（其中名著選譯《三國志》、《玉嬌梨》、《雜句》、《聊齋》雜選、《子不語》雜選、《聖諭廣訓》第七條、《勸世良言》、《新遺詔書》選）。第八至十章的譯文練習，由簡單的中譯英、英譯中，再到較詳盡的翻譯練習，期望讀者從淺入深，讀完十課，便完成中文學習，拾級大成因而得名。
  • 139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二）葡文教科書隨着香港開埠、英美的基督會及馬禮遜學校遷往香港，原本在澳門迅速發展的中英語文教育和英文教科書出版便隨即消失，但外文教科書卻承接而上。最早在1828年，葡藉漢學家江沙維為聖若瑟修院的學生編纂了兩種以拉丁文及中葡文為主的語文文法教科書，即《辣丁字文》（1828）及《漢文文法》（1829），此兩書是葡人或外國人學習中國文字的重要書籍。而F.C.deSantaAnnaeCosta在此期間也出版了第一本地理及歷史葡文教科書，6.JoaquimAfonsoGonçalves（江沙維）,GrammaticaLatinaadUsumSinensiumJuvenum（《辣丁字文》）,Macao:ImpressonoRealCollegiodeSanctiJosoph,1828,232pp,17cm.（澳門公共圖書館、聖若瑟修院）7.JoaquimAfonsoGonçalves（江沙維）,ArteChina:ConstantedeAlphabetoeGrammaticaComprehendendoModelosdasDifferentesComposições（《漢字文法》）,Macao:ImpressonoRealCollegiodeSanctiJoséph,1829,2,502,48pp.（澳門公共圖書館）8.JoaquimAfonsoGonçalves（江沙維）,VocabulariumLatino-Sinicum:PronuntiationeMandarinaLatinisLiterisExpressa（《辣丁中國話本》）,Macau:LaurianoHippolytoTypisMandatum,1836,iv,246pp.（聖若瑟修院）9.F.C.deSantaAnnaeCosta,AEscholaElementardeGeografia,ChronologiaeHistoriaUniversal:AntigaeModernacomHumAppendixdaHistoriadoReinodePortugal,Macau:J.JosédaSilvaeSousa,1842,216pp.（澳門公共圖書館）鴉片戰爭後二十年，聖若瑟修院為學習通識教育的修生出版了三部著作︰AntónioLopesPereira（羅安當）分別編寫《地理手冊》（1863）及《歷史及地理手冊》（1865）；JoséJoaquimdeAfonsecaMatos亦於1865年編寫一部葡文教科書。10.AntónioLopesPereira（羅安當）,CompêndiodeChorographiaPortiguezaparausoAlumnosdoSemináriodeMacau,Macau:TypographiadoSeminário,1863,48pp,16.5cm.11.AntónioLopesPereira（羅安當）,CompêndiodaHistóriaeChorografiaPortuguezaparausodosAlumnosdoSemináriodeMacau,Macau:TypographiadoSeminário,1865,111pp,18cm.（葡萄牙國家圖書館）
  • 14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12.JoséJoaquimdeAfonsecaMatos,CompêndiodeGrammaticaPortuguezaCollegidoeOrdenadoparausodosAlumnosdoSemináriodeMacauporumProfessordoMesmo,EudoredeColomban,Macau:TypographiadoSeminário,1865,92,1pp,22cm.13.AntónioLopesPereira（羅安當）,CompêndiodaHistóriadePortugalparausodosAlunosdoSemináriodeMacau,Macau:TypographiadoSeminário,1865,137pp.再約近二十年，即在18世紀的80年代，再次掀起出版教科書的熱潮，共出版15種，對象為當時的葡文學校學生，分別有《寫信必讀》（約1880）、《葡文會話及練習》（1883）等。同年，出版CarlosBaker的《通識讀本》，為葡文學校學生的閱讀教材；土生葡人J.L.HartMilner出版《應用葡文文法》（1883）；JoséVicenteJesus出版《初級數學手冊》（1883）。1888年，MadameMariePape-Carpentier出版《衛生初級教材》、《物理學初階》及《歷史初階》；同年，聖若瑟修院出版了AntónioLopesPereira《葡萄牙歷史大全》的第二版；LodovicoNocentini亦於1889年出版一部《衛生與醫學》的教科書，以給天主教區學校使用。此外，此時期由伯多祿編寫了6部有關中葡文學習的教科書，開創中葡雙語學習的平台，作品以學習廣東話、官話、中文文法、寫作等內容為主。14.CartaseFormulasCommerciaesExtrahidasdeeOutrosCompêndios（《寫信必讀》）,Macau,1880?.（澳門公共圖書館）15.JoséVicenteJesus,CompêndiodeArithmeticaElementarAdoptadonaEscolaCentraldeMacau,Tomo1,1.a2.apartes,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1883,2.aedição,17pp,17.5cm.16.J.L.HartMilner,GrammaticaPracticadaLínguaPortugueza,Macau:TypografiaPopular,1883,32pp.（葡萄牙國家圖書館）17.CarlosBaker,OCírculodeConhecimentos:LivrodeLeituraGraduadoparaCriançasdeTodasasIdades:GraduaçãoI,Macau:TypographiaPopular,1883,9pp.（澳大）本書為翻譯作品。以科學及日常生活常識名詞200個，並附加約100字短文說明，以作葡文學校學生的讀本之用。18.PequenosExerciciosdeConversaçãoemPortuguezparausodosAlumnosdaEscolaCentral,Macau:TypographiaPopular,1883,38pp,18cm.（澳門公共圖書館）19.Dr.Saffray,QuestionáriosSobreLiçõesdeCoisas,Macau:TypographiaPopular,1883,41pp,19cm.（澳門公共圖書館）20.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Fabulas,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884,55pp,22cm.（澳門公共圖書館）21.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PhrasesUsuaesdosDialectosdeCantaoePeking,Macau:TypographiaPopular,1884,45pp,19cm.（澳門公共圖書館）22.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GrammaticaPracticadaLínguaChinesa,Macau:TypographiadeCorreioMacaense,1886,341pp,20cm.（澳門公共圖書館）23.A.MouillesauxdeBerniers(au.),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trans.),LiçöesProgressivasparaoEstudodaLínguaSinicaFalladaeEscripta:VertidasemPortuguezparausodosAlumnosda“EscolaCentral”deMacau（KungIuSoT’na《公餘瑣談》）,Macau:TypographieduPe-tang,1886,8,231pp,29cm.（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24.AntónioLopesPereira（羅安當）,CompêndiodaHistóriadePortugalparausodosAlunosdoSemináriodeMacau,2.aedição,Macau:TypographiadoSeminário,1887,137pp.
  • 141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25.JoséVicenteJesus,CompêndiodeGeografiaElementar,2.aedição.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1888,54pp,18cm.26.MariePape-Carpantier,PrimeirasNoçõesdaHistoriaNaturalPostasaoAlcancedasCrianças,parausodosAlumnosdoGrauElementardaEscolaCentraldeMacau,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1888,39pp.（港大）27.MariePape-Carpentier,PrimeirasNoçõesdeHygiene(daHistóriaNatural):PostasaoAlcancedasCriancasparausodosAlumnosdoGrauElementardaEscoladeMacau,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1888,39pp,18cm.（澳門公共圖書館、港大）28.MariePape-Carpentier,PrimeirasNoçõesdePhysicaPostasaoAlcancedasCriancas.ParausodosAlumnosdoGrauElementardaEscolaCentraldeMacau,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1888?.29.LodovicoNocentini,NoçõesdeHygieneeMedicinaPraticaparausodosAlumnosdoSeminárioDiocesanodeMacau,porumProfesordoMesmoSeminário,Macau:TypographiadoSeminário,1889,135pp.（澳大）本書分為衛生與醫學兩個主題，共分為12章節，文後附名詞索引。30.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VocabulárioePhrasesdosDialectosdeCantãoePekim:parausodosAlumnosdaEscolaCentraldeMacau,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889,123pp,21.5cm.（澳門公共圖書館）31.P.JoaquimAfonsoGonçalves（江沙維）,VocabulariumLatino-Sinicum:PronuntiationeMandarinaLatinisLiterisExpressa（《辣丁中國話本》）,Macau:ImpressonoRealCollegiodeS.José,1889,2.aedição,1,246,2pp,18.5cm.（澳門公共圖書館）32.A.MouillesauxdeBerniers(au.),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trans.),LiçöesProgressisvasparaoEstudodaLínguaSinicaFalladaeEscripta:VertidasemPortuguezparausodosAlumnosda“EscolaCentral”deMacau（KungIuSoT’na《公餘瑣談》）,Macau:TypographieduPe-tang,1890,8,156pp,30cm.（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本書為學習漢語的葡人而編寫，內容參考了衛三畏等的英漢學習的教科書，前言部分介紹了中文文字的筆順、九聲字、羅馬拼音字、官話的拼音字表、部首表、漢字文法。第二部分為練習，共有100個課文，課文由淺入深地引導學生學習。每課前列單字，然後為一篇文言文，文中重要的單字附以葡文註腳說明。從第87課起，以不同的中國名著為課文，包括《三國志》、《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聊齋》等，練習的最後一部分為重要字詞索引。第三部分為附錄、常用的中文書信。18世紀90年代，只有5本教科書出版，包括1891年由聖若瑟修院出版的《廣東音樂簡介》；1893年CarlosAugustodaRochaAssumpção出版了兩部有關漢語學習的教科書。伯多祿在此時期亦出版兩種，即《廣東話與官話文法大全》（1894）及《中文文法初階》（1895）。33.SeminárioDiocesanodeSãoJosé,BrevesPrincipiosdeMusicaeCanto-chãoparausodoSemináriodeSJosédeMacau,Macau:TypographiadoSeminário,1891,19cm.（葡萄牙國家圖書館）34.AugustoJosédaCunha(au.),FranciscodeAlmeida(tran.),AEconomiaPoliticaPostaaoAlcancedasCriancas:parausoEspecialdasEscolaseBiblioithecasPopulares:TextodasEscolasdeAllemanha,Franca,Belgica,etc.,Macau:TypographiaCommercial,1892,109pp.（澳大）
  • 14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35.CarlosAugustodaRochaAssumpção,OPrimeiroLivroparaoEstudodaLínguaSinica,PublicadoaExpensasdoLealSenadodaCamaradeMacauparausodosAlumnosdaEscolaCentra,Macau:LealSenadodaCamara,TypographiaCommercial(Printer),1893,69pp,24cm.（澳門公共圖書館）36.CarlosAugustodaRochaAssumpção,OEstudodaLínguaSíncia,Macau:TypographiaCommercial,1893,69pp.（澳門公共圖書館）37.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CompilaçãodePhrasesUsuaesedeDiálogosnosDialectosdePekingeCantao,Macau:TypographiaNoronha&Ca.,1894,14,130pp,24cm.（澳門公共圖書館、聖若瑟修院）38.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OsRudimentosdaLínguaChinesa:ParausodosAlumnosdaEscolaCentraldoSexoMasculino,Macau:TypographiaNoronha&Ca.,1895,66pp,24cm.（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三）中文教科書此時期的中文教科書並不發達，其中一個因素是澳門華人兒童大多為貧苦家庭，很少有受教育的機會，而當時只有富裕人家設有自己的私塾，如蔡家。所以出版品只有2種，當中最早為蔡懷善堂的私塾教材，在1834年出版了《傳家寶》一書，由佛山絨綠大街天祿閣承印；1896年蔡懷善堂出版由李有芳著的家訓專書《訓子瑣言》。39.蘭山佚人編︰《傳家寶》，澳門︰蔡懷善堂，1834年。（澳大）40.李有芳著︰《訓子瑣言》，崔永亨及張合乾校刊，澳門︰蔡懷善堂，1896年，14頁。（澳大）本書由李有芳著，南海崔永亨書，張合乾校刊，蔡懷善堂敬送，梁肇煌書籤，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出版。二、20世紀初首二十年的教科書出版概況步入20世紀之初，即1900－1930年間，共出版了68種教科書︰外文教科書有12種，中文教科書有56種。其中，外文教科書主要包括學習葡文、中文、中國歷史、音樂及神學等，對象為土生葡人、從外地來澳的葡籍人士、修讀聖若瑟修院的修生及華人婦孺；而中文教科書則以中文及中國歷史入門等內容為主。此時期的中外文教科書出版都有着共同的特徵，即是由兩位教育家主導出版市場，其中，外文教科書出版以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為主要編譯者，可惜他於1912年去世；中文教科書則以陳子褒的婦孺教科書系列為代表，他在澳門開設中國教育史上的第一間平民教育學校，需要出版大量的教科書，但由於澳門市場及印刷技術等多種不利因素，加上當時華人對出版地的觀念模糊，雖然他的著作大多在澳門編纂，但是出版發行機構卻在廣州，如以出版地為概念，本文共收錄有關他在澳門蒙學書塾出版的教科書共50種；他於1918年遷住香港，書刊亦轉到當地出版了。（一）外文教科書20世紀首二十年出版了外文教科書12種，主要為葡語教材，包括重印由Dr.Saffray於1901年翻譯B.AlvesCarneiroManuel的葡文教材；1902年再版CarlosBaker於1883年出版的通識教科書；M.AlvesdaSilva在1904年出版了一部《葡語文法》講義，1907－1908年由JoséVicenteJorge編寫的學習葡文的《新讀本》。
  • 143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41.Dr.Saffray,TraduzidasparausodasClassesdeInstrucçãoPrimabiaPeloB.AlvesCarneiro,LiçõesdeCousas,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901,243pp.（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本書翻譯自Carneiro的巴西讀本，內有42篇短文，每篇短文約1－3千字，並附20－30題的問題，主題圍繞學生身邊接觸的事物，可說是一部通識教育的教科書，增強葡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42.CarlosBaker,OCírculodeConhecimentos:LivrodeLeituraGraduadoparaCriançasdeTodasasIdades,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902,75pp.（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43.ManuelM.AlvesdaSilva,NoçõesdeGramaticaGololo,Macau,1904.44.JoséVicenteJorge,NovoMethododeLeitura（《新讀本》）,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2v.,1907-1908,23.5cm.（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除以上外，其餘的葡文教科書，均為伯多祿的著作，他是澳門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翻譯家、作家，他出生於1842年的澳門，畢生致力中葡翻譯及出版事業，為此時期打造中葡翻譯的黃金時期。他出版的中文教科書系列，是日後澳門中葡翻譯的根基，培養了新一代的語文人材，如劉雅覺及顏儼若等。自19世紀80年代約40歲後，他陸續出版了8種中葡教科書，20世紀初期至1912年去世前，再出版11種著作。自1910年起，他被委任為三所葡文學校（葡文小學、利宵中學、葡文商業學校）的中文課程主任。他選用了《教話指南》作為利宵中學三年內的課本（相等於中文學制的三年初中）。
  • 14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在他的作品中，流傳最廣、影響最深遠的是專供中小學使用的ManualdaLinguaSinicaEscriptaeFallada《寫講漢語課本》，一套四冊。李淑儀在澳門公共圖書館的網頁對此書有詳細的介紹︰此書細分為四部：NoçõesPrelimares（基礎知識）、LiçõesProgressivas（漸進課本）、TraduçõesdaAmplificaçõesdoSantoDecreto（《聖諭廣訓》翻譯）、CartaseFormulasnoappendice（附錄：書信及尺讀用語）。伯多祿編寫這套書的目的，是讓土生青年從小到大、從淺入深、循序漸進地學會艱深的漢語。他同時提醒學生，學懂漢語的關鍵在於學生需要花上少許力氣去死記。他希望老師用口頭講授，至於講解課程內容的深淺，就要根據學生（小學及中學）年紀的差異及學生進度去自行調節安排，如古代的書塾，因材施教！伯多祿在他所編的GramaticaPraticadeLinguaChinesa一書的前言中說到，他所編的漢語語法是參考了江沙維神父的ArteChina《漢字文法》。並發現伯多祿的NoçõesPrelimares漢語語法概念與江沙維神父的《漢字文法》語法相同。他們都將letra等同於中國的《字詞》，再由《字詞》複合成為《詞組》（phrase）。145.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ManualdaLínguaSinicaEscriptaeFallada:SegundaParte:LínguaSincaFallada:Vocabulário,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901,190pp.（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本書以收錄詞彙為主，共為67個大類，每類列有葡文詞彙與國語、廣東話對照，材料相當豐富。文後附67個大類的目錄。46.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ManualdaLínguaSinicaEscriptaeFallada:PrimeiraParte:LínguaSinicaEscripta:NoçõesPreliminaries,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902,79pp.（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本書第一章為文字源流，包括結繩記事、倉頡造字、六體書法字對照；第二章為聲韻介紹；第三章為羅馬拼音說明，附214個國語注音詞表，附740個廣東話注音詞表，以外文字母次序排列；第四章為筆順說明及附214個國語注音、粵語注音和葡文解釋的中文部首表；第五章為中文文法，主要通過句子的中葡譯對照來學習，作者設計了100段短文來介紹中文的量詞、動詞、代名詞、虛詞等26種文法；最後，重印在1886年出版的GrammaticaPraticadaLinguaChineza書中的虛詞表，如之、子、夫、然而等，共50個虛詞。47.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ManualdaLínguaSinicaEscriptaeFallada:PrimeiraParte:LínguaSinicaEscripta:LiçõesProgressivas（《改良課本》）,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902,234pp,25.5cm.（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本書主要是將“基礎知識”中的“字詞”配上其他字，使其變為“詞組”。從第1至第17課，每課書都會教授10個注上國語和廣東話的單字，再另外加入一個單字組成多個“字詞”，主要給學生認識更多的漢語生字。但從第18至第59課，先列單字、編號及葡譯，再列出片語中葡對照，每課配上編號的10個單字，並組上“字詞”、“詞組”，再附上葡譯。伯多祿認為當學生學滿59課後，應該懂得390個生字，所以從第60至第256課就是“閱讀練習”。這些“閱讀練習”的文章都是取自曾任職北京總稅務司公署的A.MouillesauxdeBernières所編的《公餘瑣談》（LeçonsProgressivesPourL’étudeduChinoisParléetÉcrit）。A.MouillesauxdeBernières根據北京總稅1 李淑儀，https://www.library.gov.mo/zh-hant/library-collections/special-collections/ancient-texts?ancient=book_191。
  • 145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務司公署檢察員裕觀先生按不同情境設定的中國人生活閒談對話，撰寫了100篇200課不同主題、富趣味性和實用性的對答，Bernières將之翻譯成英、法兩種外語。每篇先抽出單字，再組成“字詞”和“詞組”，學生熟悉所有生詞後，才學習整篇對話。此外，本書還附有索引，每個漢字都按照拉丁字母的先後次序排列，方便學生查找相關的漢字。同時也加入書信及尺牘用語作附錄。這是在中國境內第一套為葡萄牙語兒童編寫的漢語學習課本，非常有歷史價值。48.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ManualdaLínguaSinicaEscriptaeFallada:PrimeiraParte:LínguaSinicaEscripta:CartaseFormulas,noAppendice,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902.（澳門公共圖書館、葡萄牙國家圖書館）49.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ManualdaLínguaSinicaEscriptaeFallada:PrimeiraParte:LinguaSinicaFallada:Traduccaoda“AmplificacaodoSantoDecreto”（《聖諭廣訓》）,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903,145pp,25cm.（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本書前言介紹編輯此書的目的，《聖諭廣訓》成書於1724年，收錄康熙皇帝16條聖諭，1作為治國理念。當時的外國人要瞭解中國，必須閱讀，特別是傳教士，細讀瞭解後亦知道避免觸發衝突，過去曾有WilliamMilne（米憐）進行英譯，接着每按每一節聖諭（Maximas）進行翻譯，先列該聖諭重要的單字，給出編號、中文字及葡譯，然後到正文，每句為中葡對照，文後為單詞對照。50.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ManualdaLínguaSinicaEscriptaeFallada:SegundaParte:LinguaSinicaFallada:PhrasesUsuages,Diálogos,eFormulasdeConversação（《常用短語、口語和標準會話》）,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903,153,34pp,25cm.（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本書先列出170個單字，分為17課，每課均列出相關單字的片語作為參考，如165課的“齊”，片語為“齊心”，葡文為“egualmente”。本書又編了一版部首表，收44部，接着為長達150頁的正文，由第3頁至第153頁，主要分為國語及廣東話的片語對照、國語片語附葡譯、廣東話片語附拼音。1 其十六條即：一、敦孝弟以重人倫；二、篤宗族以昭雍睦；三、和鄉黨以息爭訟；四、重農桑以足衣食；五、尚節儉以惜財用；六、隆學校以端士習；七、黜異端以崇正學；八、講法律以儆愚頑；九、明禮讓以厚民俗；十、務本業以定民志；十一、訓子弟以禁非為；十二、息誣告以全善良；十三、誡匿逃以免株連；十四、完錢糧以省催科；十五、聯保甲以弭盜賊；十六、解仇忿以重身命。
  • 14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51.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BussoladoDialectoCantonese（《教話指南》）,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912,262pp,21.5cm.（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聖若瑟修院）本書原是美國傳教士尹士嘉（OscarF.Wisner，1858－1947）於1906年在廣東出版的粵語教材──《教話指南》（BeginningCantonese）的底稿，第一部分為TextoChinezdaBussoladoDialectoCantonense:AdaptadoparaasEscolasPortuguezas，為75課中文直排的課本，教授基礎中文知識，包括收錄214個中文字部首，每部首的字先有部首編號，再有中文拼音和葡文解釋。另有句子19句，也先編號，句子附拼音及葡文釋文、中文注音；第二部分為正文BussoladoDialectoCantonense:AdaptadoparaasEscolasPortuguesasdeMacau，共297頁，內容根據葡文學生的需要，將75課的內文全部譯成葡文，每課約有20個中文字，先排編號，再列出該字的部首編號、拼音及葡文解釋，最後是課文及對話。文後附中文字索引。52.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LivroparaEnsinodaLiteraturaNacional（KuokManKauFoShu《國文教科書》）,10v,Macau:Ty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912.（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本書是為在上海、香港及澳門的小學生學習中文而編寫的，內容以社會生活常用詞彙為主，全書分為十冊，第一冊收錄459字，第二冊收錄556字，第三冊收錄580字，第四冊收錄311字，第五冊收錄349字，第六冊收錄278字，第七冊收錄314字，第八冊收錄268字，第九冊收錄221字，第十冊收錄223字，合共收錄3,559字。現以澳門大學藏的第二冊為藍本（編號RMK1520）作介紹︰此書是來自鮑思高學校，該冊有60課，學習詞彙編號為460－1015號，每課有一專題，如“火”、“守株待兔”等。第一部分為單詞列表，每一行為單詞的編號，第二行為單詞，第三行為中文拼音字的編號，第四行為中文拼音，第五行為該詞的葡文意思。第二部分為該專題的文言短文，通常在十句以內，句中會重複出現列表的單詞，以便學習者熟悉每一詞語的運用，全課均為中葡對照。全書十冊佈局相當細密，每冊每課的單詞均不重複，必須整體規劃才能做到，可見作者花了相當多時間來編輯此書。（二）中文教科書在中文教科書方面，以陳子褒的著作為主流，他為陳白沙的後人，1878年，16歲時便考入府學為庠生。1890年，28歲的陳子褒先後在廣州友石齋和芥隱堂設館教學，招學生70人，多為應試科舉的生員。在1897年寫成的《俗話說》一文中，他首次提出“講俗話”、“寫俗字”以求“實
  • 147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用之學”。他的學生冼玉清後來評論說：“此即提倡文學改良之白話化、大眾化也。”1898年，他因維新運動失敗，到日本考察教育；1899年，在《論報章宜改用淺說》一文中，提出“文言之禍亡中國”的說法，成為我國提倡報紙使用白話文、語體文的第一人。他先在開平縣“鄧氏家塾”任教席，不久即到澳門設館教學。其館址設在荷蘭園正街，初名“蒙學書塾”，後改為“灌根學校”。他把蒙學作為教學的基本內容，廢止讀經，提倡通俗的白話，改革文言，以使低年級學生易於領會，收到良好效果。對於高年級的學生，則不廢文言文，照開經義課程，以使學生瞭解民族文化，增強民族意識，培養愛國主義思想。同年，陳子褒在澳門組織中山、新會、台山等地小學的二十多名教師成立“教育學會”（後改名“蒙學會”），該會以提倡初學啟蒙、推廣改良白話課本為宗旨。1900年夏，陳子褒接受澳門“格致書院”（即廣州嶺南大學前身）漢文總教習鍾榮光的邀請，前往該校主持暑期國文講習班，歷時三屆。1903年，陳子褒主辦的書塾首次招收女學生，成為我國男女同校的發端。次年，他主持編輯發行了《婦孺報》、《婦孺雜誌》，時人稱他為改革啟蒙教材的先驅。幾年間，他先後出版了《教育說略》、《婦孺三字書》、《婦孺四字書》、《婦孺五字書》、《婦孺新讀本》、《婦孺論說入門》、《婦孺女兒三字書》等系列教材，並用於教學實踐。他以《婦孺三字經》代替《三字經》，內容全用白話，如“早起身，下床去；先灑水，後掃地”之類；以《婦孺四字書》代替《千字文》；以《婦孺五字書》代替《幼學詩》。這些白話課本，很快就傳入內地，在廣州、佛山等地大量印行，影響深廣。陳子褒用於教學的這些讀本，是我國最早的白話文教科書，在教育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此後七年多的時間裏，陳子褒的精力集中在編寫啟蒙課本方面，出版了大量教材，如：《婦孺學約》、《婦孺論說大觀》、《婦孺論說階梯》、《婦孺中國與地略》、《婦孺釋詞粵語解》、《婦孺譯文》、《婦孺信札材料》、《婦孺閑談》、《婦孺中國史問題》、《幼學文法教科書》、《小學國文教科書》等。現整理其在澳門編輯或出版的書目共50種，包括語文類40種，歷史類10種：如扣除重印或改良版16種，全新作品共34種。53.陳子褒︰《婦孺駢解》，澳門，1900年？，1冊。（光緒26年　1900前印）54.陳子褒︰《婦孺通解》，澳門，1900年？，1冊。（光緒26年　1900前印）55.陳子褒︰《繪圖婦孺新讀本》，澳門，1900年？，2冊。（光緒26年　1900前印）56.陳子褒︰《增改婦孺淺解》，澳門，1900年？，1冊。（光緒26年　1900前印）57.陳子褒︰《增改婦孺須知》，澳門，1900年？，1冊。（光緒26年　1900前印）58.陳子褒︰《繪圖婦孺史要》，澳門，1900年？，1冊。（光緒26年　1900前印）59.陳子褒︰《地理歌》，澳門，1900年？，1冊。60.陳子褒︰《繪圖婦孺三字書》四卷，澳門，1900年，共15頁（三藩市公共圖書館）61.陳子褒︰《繪圖四字書》，澳門，1900年？，1冊。62.陳子褒︰《婦孺五字書》，澳門，1900年，1冊。63.陳子褒︰《婦孺論說入門》二卷，澳門，1901年，1冊。（澳門公共圖書館）64.陳子褒︰《改良繪圖五字書》，澳門，1901年，共10頁。（澳洲國家圖書館）
  • 14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65.陳子褒︰《婦孺學約》，澳門，1901年，1冊。66.陳子褒︰《增改婦孺須知》上卷一卷，缺下卷，澳門，1901年，1冊。（省中山）67.陳子褒︰《改良婦孺論說》第三種，澳門，1902年，1冊。68.陳子褒︰《婦孺中國輿地略》一卷，澳門，1902年，1冊。69.陳子褒︰《婦孺淺史》，澳門︰蒙學書塾，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刻本，1冊。70.陳子褒︰《婦孺論說入門》二卷，澳門，1902年，共20頁。（澳門公共圖書館）71.陳子褒︰《婦孺譯文》一卷，澳門，1902年，1冊。（澳大）72.陳子褒︰《婦孺釋詞》一卷，澳門，1902年，共23頁（澳大、中文大學）73.陳子褒︰《婦孺釋詞粵語》一卷，澳門，1902年，1冊。（澳大）
  • 149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74.陳子褒︰《婦孺中國輿地略》一卷，澳門︰蒙學書塾、廣州實學書局印發，1902，光緒二十八年刻本，1冊。75.陳子褒︰《婦孺閑談》，澳門，1903年？，1冊。76.陳子褒︰《增訂婦孺淺史》，澳門︰澳門通學書局發行，1903年？，1冊。77.陳子褒︰《改良婦孺須知》，澳門，1903年，2冊。（澳大、澳門博物館）78.陳子褒︰《改良繪圖婦孺新讀本》二卷，澳門，1903年，8冊。（澳門公共圖書館）79.陳子褒︰《婦孺信札材料》，澳門，1903年，2冊。（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80.陳子褒︰《婦孺新讀本》八卷，澳門，1903年，8冊。（澳門公共圖書館）81.陳子褒︰《婦孺論說大觀》一卷，澳門，1903年，1冊。
  • 15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82.陳子褒︰《婦孺論說階梯》一卷，澳門，1903年，1冊。83.陳子褒︰《再次改良新讀本》，澳門，1904年？，2冊。84.陳子褒︰《婦孺中國史問題》，澳門，1905年，1冊。85.陳子褒︰《婦孺信札　信札材料合編》，澳門，1905年，1冊。86.陳子褒︰《小學國文教科書》十卷，澳門，1906年，1冊。87.陳子褒︰《幼學文法教科書》二卷，澳門，1906年，1冊。88.陳子褒︰《小學一得》一卷，澳門，1907年，1冊。89.陳子褒︰《小學中國歷史歌》，澳門，1907年，1冊。90.陳子褒︰《小學尺牘教本》，澳門，1907年，1冊。91.陳子褒︰《小學詞料教科書》三卷，澳門，1907年，3冊。（澳大、澳門博物館）包括小學釋詞釋國語粵語解。92.陳子褒︰《改良婦孺淺解》，澳門，1907年？，1冊。93.陳子褒︰《七級字課》第一、二種（即《訂正婦孺須知》），澳門，1908年，共35頁。（澳大）94.陳子褒︰《七級字課》第三、四種（即《訂正婦孺淺解》），澳門，1908年，共35頁。（澳大）
  • 151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95.陳子褒︰《七級字課》第五種，澳門，1909年，共35頁。（澳大）96.陳子褒︰《蒙學書塾女生文編》，澳門，1909年，共34頁。97.陳子褒︰《三次改良婦孺淺史》，澳門，1910年？，共24頁。（澳大）98.陳子褒︰《左傳小識》，澳門，1912年，1冊。99.陳子褒︰《補讀史論略》，澳門，1913年，1冊。100.陳子褒︰《史記小識》，澳門，1914年，1冊。101.陳子褒︰《前後漢書小識》，澳門，1915年，1冊。102.陳子褒︰《晉書小識》，澳門，1917年，1冊。三、20世紀20至40年代的教科書出版及發行概況（一）20世紀20年代由於伯多祿及陳子褒兩位教育家的貢獻，澳門教科書的出版事業在20世紀初至20年代之前可說是進入了高峰期，兩位大師去世後，20年代出版數量寥寥可數，而外文著作更自伯多祿去世後的八年期間基本沒有編輯出版，直到無原罪學校成立，才重新起動。該校出版了最少5部葡文教科書，分別是1920年因應聖若瑟修院修生學習中葡文所需而出版的中葡詞彙一書。同年，BentoLei出版一部《葡華初階》，兩本均為慈幼孤兒印務局（慈幼印書館前身）所出版；另有由Rose編寫《書館》一書，先後印了兩個版本，接着有2種由劉雅覺副主教編寫的葡語文法片語及學習廣東話的教科書。
  • 15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103.VocabulárioEscolhido:ParausodosAlunosdoSemináriodeS.José,Macau:TipografiadoOrfanatodaI.C.,1920,48pp.（澳大、澳門公共圖書館）本書是為在聖若瑟修院就讀的學生而編寫的，全書以單詞為主，並分別有葡文、英文、法文、華文及羅馬拼音字對照，詞彙以類門排列，共為19個大類，包括“教會、城、屋、家私、餐枱什物、寫字樓、時候與時刻、人類、身體類、疾病、衣物、食物、生菓類、花類、鳥獸類、雀鳥類、工藝、國與民、貿易”等。其中的中文詞彙，可發現有不少單詞現在已不用或不常用了，如“閱書報廳”，即現在的“閱書報室”或“圖書館”；“耶穌基利斯督”，即“耶穌基督”；亦有些字的寫法已不流行，如“水菓”，現在常用“水果”。104.BentoLei,PrimeiroLivrodePortuguêsparaChineses（《葡華初階》）,Macau:TipografiadoOrfanatoSalesiano,1920.105.JúlioCesardaRosá,AEscola（《書館》）,Macau:LivrariaPoManLau,1920?,14pp.106.JacobLau（劉雅覺）,NovoMétodoparaAprenderaLêr,EscrevereFalaraLinguaChinesa
  • 153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emDialectoCantonese,Macau:TipographiadoOrfanatodaImaculadaConceição,1922,300pp.（澳門公共圖書館）107.JacobLau（劉雅覺）,FrasesdeConversaçãoComExplicaçõesGramaticas（《談話要語：中葡教科書》）,Macau,1924,117pp,25cm.（澳門公共圖書館、澳門博物館、聖若瑟修院）108.JúlioCesardaRosá,AEscola（《書館》）,2.aedição,Macau:LivrariaPoManLau,1924,14pp.（葡萄牙國家圖書館）至於中文教科書方面，由於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廣州地區人口來澳避亂，澳門華人由1920年的79,807人增至1927年的152,738人，據鄭振偉整理，在1928年有學校數目為101間，學生人數為6,928人，1部分學校從廣州遷校到澳門，由於剛安頓下來，沿用當時內地編寫的教材，沒有自行編寫教科書的需要，故只有澳門右文書局於1926年重印了黃式如的婦孺教科書，以補充市場不足。109.黃式如︰《改良婦孺淺史歌》，澳門︰右文書局，1冊，1926。（二）30及40年代的澳門教科書出版概況由於國內局勢及鄰近地區天災綿綿，不少省城的學校及平民百姓再次選擇了澳門作為臨時棲身之地，華人人口再次激增，1937年有華校33間，學生人數4,841人，1942年香港淪陷後，學校數量為102間，學生人數34,573人。2而各校亦為提升教學素質，招攬省城知名學者及教師來澳任教，各學校對課本的需求大增，除了採用當時的民國教育部公佈的、由國立編譯館所編之國定本教科書藉外，為了配合本地教學所需，也出版了一些中文的教材，內容以實學為主，如學習國語、商業信札及便條、地理、珠算、音樂歌集、職業訓練縫紉用書等。特別是國語學習，國民政府曾安排一批老師專程來澳門任教，其中有季瘦芝、關玉書等，3並出版了《國語說話讀本》及《注音演講詞》等此期自編的國語教材重要作品，其他均為重印國內教科書。而另一位漢學1 鄭振偉︰《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53頁。2 鄭振偉︰《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58頁。3 鄭振偉︰《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第239頁引述關玉書在1928－1939年間曾在澳門培正中學任教國音班，在澳門大力推廣國語運動；劉羨冰介紹他在1938年在望德女中開辦“達用國語講習所”，以注音符號入手，一月速成，至1941年3月，畢業生已有17屆。他又辦“私立澳門中華國語講習所”。
  • 15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大師──蘇菊菴則致力於國文及書信教學，亦在此時期通過自己創辦的國文專科學校出版兩部著作。此外，澳門鮑思高職業學校也出版了澳門第一套九冊的職業訓練教材──《縫紉科自編教材》，此書由迪士德編纂，為澳門培養了大批裁縫師傅。本時期共出版了22種教科書。110.何同陞︰《漢文歌集》第一期，澳門︰澳門漢文學校，1931頁，共39頁。111.協和中學︰《協和歌集》，澳門︰協和中學，1939年，1冊。112.季瘦芝︰《國語說話讀本》，澳門︰光明書局，1941年，1冊。113.季瘦芝：《國語說話讀本》，澳門，光明書局，1942年？，二版，1冊。114.季瘦芝：《國語說話讀本》，澳門，光明書局，1943年？，三版，1冊。115.季瘦芝：《國語說話讀本》，澳門，光明書局，1944年，四版，共74,61頁。116.蘇菊菴︰《國文講義》，澳門︰澳門菊菴國文專科學校，1945年，1冊。117.尹重謙︰《實用珠算敎本》，澳門，1945年？，1冊。118.尹重謙︰《實用珠算敎本修訂本》，澳門，1947年，1冊。119.蘇菊菴︰《尺牘講義》上冊，澳門︰澳門菊菴國文專科學校，1947年，共36頁。120.蘇菊菴︰《尺牘講義》下冊，澳門︰澳門菊菴國文專科學校，1948年，共32頁。本書內容較上冊更為實用，以商業書信為主，書後附廣告頁，由澳門泉記印務局承印，每冊五角，由蘇幗儀校訂，發行分處有大誠書店、賣草地街中正書局及青草街楊家堂書局。121.迪士德編︰《澳門鮑思高職業學校縫紉科自編教材》，澳門︰澳門鮑思高職業學校，1947－1948年，9冊。（慈幼）122.蔣鏡芙︰《應用會話》，澳門︰私立澳門中華國語講習所，1948年，1冊。123.關玉書選注︰《注音演講詞》，澳門︰私立澳門中華國語講習所，1948年，1冊。124.蘇菊菴︰《尺牘講義》上冊，澳門︰澳門菊菴國文專科學校，1949年，重印本，共36頁。（澳大）本書為蘇菊菴在民國三十六年（1947）所出版的尺牘講義的重印本，作者的序言中介紹到由於新學期開始，存貨已售清，於是決定重印。上冊有文言書信64篇。由澳門胡兆文印務局承印，每冊5角。對象為中學生及商界人士。至於外語學習，主流教科書仍然為中葡文課程。一方面，那時的葡文學校一直沿用伯多祿的公立學校語文教材，另一方面，好幾位教授葡文的老師亦編寫了補充課本，根據華僑報1938年7月5日第二版本埠新聞，報導了一則新書出版消息，從其內容可以看出葡文學習風氣盛行，基於商業
  • 155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往來及與政府打交道，葡文老師馮華先生編撰了中葡對照信函五十多封，以便應付日常所需︰葡中文對照信札之書。雖在盛行葡文之本澳亦不一睹。查最近將有《葡中對照寫信便條》一書出世。該書現經付梓。約於八月中旬銷行市上。該書作者為著名葡文敎授馮華。校正者為葡人啤喇博士。又查該書內容結構。以合於葡文書信習例為標準。編有普通信札約五十餘首，每一葡文信之下。必有一中文互相對照。並無難明隔膜之苦。為我華人初習葡文書信之捷徑也云。1125.馮華︰《葡中對照寫信便條》，啤喇博士校正，1冊，1938年。1933年澳門幼兒學校創校校長LauraCastel-Branco因應教學的需求編寫了一部初級葡文的教科書，並針對中國文化經典作品撰寫葡文譯本，作為土生葡人認識“根”的鄉土教材。126.FranciscoNunes,ErrosMaisComunsdaLínguaPortuguesa,SeguidosdumApêndiceÀ-cêrca-dosErrosMaisComunsCometidosPelosAlunosdaInstruçãoPrimária,ParausodasEscolasedosqueseInteressamPeloBomeLídimoFalarPortuguês,Macau:TipographiaMercantildeN.T.FernandeseFilhos,1933,106pp.（澳門公共圖書館、大英圖書館）127.LauraCastel-Branco,AsPrimeirasLiçõesdePortuguêsParaaEscolaInfantildeMacau,Macau:EscolaInfantildeMacau,1939,18,46pp,22cm.（澳門公共圖書館）128.JacobLau（劉雅覺）,MétodoProgressivodeSoletraçãoParaEscolasLuzo-Chinêsas（《葡文切音捷》）,Macau,EscolaTipográficaSalesiana,1939-1948?,50pp.(BrownUniversity,US)漢學家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將兩部啟蒙書《三字經》及《千字文》翻譯為葡文，讓當時的土生葡人及因戰爭而無法回葡國的兒童，更瞭解中國文字及文化。而葡文學校亦出版了一部專門介紹中國文化的教科書。129.LuísGonzagaGomes（高美士）(trans.),OClassicoTrimétrico（《三字經》）,Macau:Renascimento,1944,24pp.（澳門公共圖書館）130.LuísGonzagaGomes（高美士）(trans.),OEstudodeMilCaracteres（《千字文》）,Macau:Renascimento,1944,14pp.（澳門公共圖書館）顏儼若神父在1944年起開始出版一部《葡文文法》教材，其影響極為深遠，該書一套五冊，成為40年代至90年代華人學習葡文必讀的教科書，並先後更新出版多次，在市面上仍可購買。131.AntónioAndre（NganYimYueh顏儼若）,MétododePortuguêsParausodasEscolasChinesas,5v.,Macau:ImprensaNacional,1943.132.AntónioAndre（NganYimYueh顏儼若）,MétododePortuguêsParausodasEscolasChinesas,5v.,2.aedição,Macau:ImprensaNacional,1945.（澳大）侵華前後，在澳的日本人人數不斷增加，為了政治任務及與華人有更多方面的接觸，遂設立日語學習培訓班，由澳門日語學校開班，招收華人入讀，並由《西南日報》出版日語教科書。可說是日本侵華時期，一個較為特色的語文教育里程碑。133.澳門日語學校︰《日粵對照日語模範讀本》，第一冊，澳門：西南日報，1942。聖若瑟修院是培訓神職人員的重要教育機構，由於不少天主教的文獻為意大利文，或傳教的1 《華僑報》（澳門）1938年7月5日第二版“本埠新聞”。
  • 156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神職人員為意藉，為了讓在讀修生打好意大利文的根基，再加上當時軸心國意大利戰敗後經濟和出版事業不景、運費成本增加，為了方便學習，亦由本地天主教神父編寫學習意大利文的教材。134.MarioAcquistapacetrad.,BússoladelDialectodiCanton(TraduzionegentilmenteconcessadellaBussoladodialectoCantonensedelSig.,PedroNolascodaSilva),Macau:EscolaTipográficaSalesiana，1940?,475pp,23cm.135.V.delCurto（高福安）︰《新編義文課本》，澳門︰慈幼印書館，1947－1950年，5冊。136.鄧青慈︰《中文注釋意語文法》，澳門︰慈幼印書館，1948年？，1冊。（三）20世紀初期的書店從陳子褒的系列婦孺教科書中，可知20世紀初已開設了澳門通學書局，作為分銷內地出版品的書店，可是由於初年華人人口不多，所以業務未有發展。然而，在20年代至40年代，澳門的教科書市場卻在數萬名學生的支撐下，先後有多間書店開業，如20年代的小小書店，由陳少陵從星、馬回來開設第一間供應新文藝書刊的書店，另有右文書局（1926）；到了30年代有文集書店（1939），以及時稱五大書局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錦章書局、紹榮書局及前述的右文書局；40年代再增加了大誠書店、賣草地街中正書局、青草街楊家堂書局、光明書局及中山書局。此外，有不少學校直接從內地引進課程，如濠江中學附小於1937年引入開明版國語課本、復興版的國語教科書，該校的公民、歷史、地理、自然，也是商務復興版。1部分學校亦在校內設立代售處，如協和小學、盧家花園培正小學書局。代理商亦有和記行、海傍街的有餘行。1947年前後白馬行華宇書局成立，積極開拓業務，新僻一“圖書供應部”，將該書局現有之中西雜誌及文藝小說百餘種，公開租賃與各界人士，其租閱辦法以每日計算。2宗教書店有白馬行浸信會等。總結本節通過文獻統計的方法，分別按教科書年代、內容、語種、編著者、出版單位、收藏狀況等方面作出小結。就內容來說，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教科書中，最多的是語文類，共有102種；其次是歷史類，共有21種；科學類有6種，包括數學、醫學、衛生、物理等主題；第四類為音樂教科書、宗教與家庭教育類，各3種；第五位類為經濟類，共1種。此外，1900年代為教科書出版的高峰期，共有55種出版，其次是1940－1949年，共22種；第三為1880－1889年，共有18種（表1）。1 鄭振偉︰《1940年代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238頁。2 《出版界消息》，《華僑報》（澳門）1947年8月8日，第三版。
  • 157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表1　1949年以前在澳門出版教科書的內容統計年份語文歷史地理科學音樂宗教及教育經濟總計1800-180900000001810-181910000011820-182930000031830-183910001021840-184931000041850-185900000001860-186913000041870-187900000001880-18891233000181890-189940011171900-19094870000551910-191925000071920-192961000071930-193940020061940-1949171301022總計102216331136就語種來說，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教科書中，以中文教科書最多，共70種；第二和第三是中葡及葡文教科書，各為27和26種；第四是中英教科書，共5種，但自1849年基督教教士遷到香港發展後，便沒有英文教科書在澳門出版了；第四是中拉語種，共4種；第五是中意教科書，共2種；第六是中日及中葡法教科書，各1種（表2）。表2　1949年以前在澳門出版教科書的語種統計年份中中葡葡中英中拉中意中葡法中日總計1800-1809000001810-1819000111820-18290001231830-18391000121840-1849001341850-1859000001860-1869004041870-1879000001880-1889061101181890-1899133071900-190945730551910-191952007120-19291320171930-1939222061940-1949154002122總計70272654211136
  • 158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就編譯者來說，歷年共計有50人／單位，其中以陳子褒編著的作品最多，共50種，佔34.25%；其次為伯多祿，共16種，佔11%，兩位教育家的作品加總共佔整體的45%，足見二者在澳門教科書出版史上的地位；第三是江沙維、佩雷拉、蘇菊菴、季瘦之各4種；第四是FranciscodeAlmeida、AugustoJosédaCunha、OttoHübner、MariePape-Carpantier、劉雅覺（JacobLau）各3種；第五是CarlosBaker、A.MouillesauxdeBerniers、LuísGonzagaGomes（高美士）、JoséVicentedeJesus、RobertMorrison（馬禮遜）、NganYimYueh（顏儼若）、JúlioCesardaRosá、Dr.Saffray、SamuelWellsWilliams（衛三畏）、尹重謙，各2種。從統計中可見華人編譯者只有13人，大部分作者均為外國傳教士，再一次證明他們對漢語教育的貢獻（表3）。表3　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編譯者及著作數量數量編譯者最早出版年份50陳子褒190016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殷理基‧施利華）18844P.JoaquimAfonsoGonçalves（江沙維）18284AntónioLopesPereira（佩雷拉）18634季瘦芝19414蘇菊菴（蘇谷菴）19453FranciscodeAlmeida18923AugustoJosédaCunha18923OttoHübner18923MariePape-Carpantier18883劉雅覺（JacobLau）19222CarlosBaker18832A.MouillesauxdeBerniers18862LuísGonzagaGomes（高美士）19442JoséVicentedeJesus18832RobertMorrison（馬禮遜）18162AntónioAndre（NganYimYueh顏儼若）19432JúlioCesardaRosá19202Dr.Saffray18832SamuelWellsWilliams（衛三畏）18422尹重謙19451MarioAcquistapace19401CarlosAugustodaRochaAssumpação18931ElijahColemanBridgman（裨治文）18411B.AlvesCarneiro19011LauraCastel-Branco19391EudoredeColomban18651F.C.deSantaAnnaeCosta18421V.delCurto（高福安）19471ImperadorYongzheng（雍正）19031JoséVicenteJorge,1872-194819071BentoLei19201JoséJoaquimdeAfonsecaMatos1865
  • 1591949年以前澳門教科書的出版概況1J.L.HartMilner18831LodovicoNocentini18891FranciscoNunes19331ManuelMariaAlvesdaSilva19041PeterPerringThoms（湯姆斯／托姆斯）18161何同陞19311協和中學19391迪士德19471啤喇19381李有芳18961馮華19381黃式如（黃用端）19261鄧青慈19481澳門日語學校19421澳門聖若瑟修院18911關玉書19481蘭山佚人1834表4為歷年出版量最多的單位及最早出版年份列表，共計有30個出版單位，其中首五位排名，第一為陳子褒的蒙學書塾，共21種；第二為專為葡人出版圖書的TypographiaMercantil，共19種，主要出版品為伯多祿的中葡文教科書；第三為ImpressonoRealCollegiodeS.José（聖若瑟修院），共10種，主要為修院的學生出版教科書；第四為TipografiadoOrfanatoSalesiano（孤兒印務所），即慈幼印書館的前身，專為教會學校的學生出版教科書，共有6種；第五為TypographiaPopular（大眾印書館），共5種，第六為澳門菊菴國文專科學校和光明書局，各4種（表4）。表4　歷年出版量最多的單位及最早出版年份列表數量出版單位最早出版年份21蒙學書塾190019TypographiaMercantil188310ImpressonoRealCollegiodeS.José18286TipografiadoOrfanatoSalesiano19205TypographiaPopular18834澳門菊菴國文專科學校19454光明書局19413S.WellsWilliams18412英國東印度公司印刷所18162蔡懷善堂18342TypographiaNoronha&Ca.18942通學書局19032LivrariaPoManLau19202EscolaInfantildeMacau19392ImprensaNacional19432Renascimento19442尹重謙1945續上表
  • 160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2私立澳門中華國語講習所19481LaurianoHippolytoTypis18361TypographiaActivadeJ.J.daSilvaeSousa18421TypographiadeCorreioMacaense18861TypographieduPe-tang18861TypographiaCommercial18921LealSenadodaCamara18931Guedes&Co.19121右文書局19261澳門漢文學校19311協和中學19391西南日報19421澳門鮑思高職業學校1947總而言之，早期澳門的教科書出版事業，對當代出版、教育、印刷、語文翻譯等範圍有極具深遠的影響，學習者通過簡易入門的課本，吸收知識，使語言、文化及歷史得以延續，細閱每本早期教科書均感到當時編撰者的心血，他們無私奉獻精神，或自資出版，或冒着當時葡萄牙出版管制的法令，仍然堅持出版的圖書。雖然136種教科書看似數量不多，可是搜集書目的過程殊不容易，直到2018年6月20日止，筆者共查找到澳門教科書136種（表5），在澳門地區圖書館包括澳門大學圖書館、澳門公共圖書館、澳門博物館、聖若瑟修院、高美士中葡學校、慈幼學校等單位，共藏69種，佔總體的50.7%；其他地區藏12種，共81種；沒有收藏的教科書數量，竟然有55種，可見仍然有大量的書藉流失在民間或早已消失，其中有48種是中文圖書；單是陳子褒的作品已有28種。期望有心人士及學者專家能大力協助圖書館收集流失的文獻，藉以保存澳門的非物質文化。表5　各地藏有關1949年以前澳門出版教科書的統計表地區澳門其他地區沒有收藏數量691255總計136[責任編輯　陳超敏]續上表
  • 161ABSTRACTSJOURNALOFMACAUSTUDIESQuarterlyNo.2June2018ABSTRACTSMacau’sIndustrialDiversification:DirectionandPoliciesZENGZhonglu,SusanaMIEIRO,JIChunli•6•AreMacau’sindustrialdiversificationeffortsfeasible?AfterabenchmarkstudywhichcomparesMacauwithtwoothersmalleconomies-MaltaandLuxembourg,whosepopulationareclosetothatofMacau,ourconclusionisaffirmative.Macau’sdiversificationeffortsshouldfocusonhi-techmanufacturing,internationalfinancialservicesandonlinegaming.Macaumanifestsadvantagesinfunding,lowtaxationandgeographicalproximitytothebigmarketofMainlandChina.Therefore,ifMacaucanfindpropermarketnichesthroughsystematicstudies,ithassignificantlikelihoodofsuccessinitsdiversificationefforts.Thesuccessrequiresawell-deliberatedstrategicplanusingscientificmethodologiesaswellaspoliciesencouraginginnovations.Keywords:Macau,Industrialdiversification,Feasibility,DirectionWorldLeisureandTourismCenter:Non-gamblingSymbolsintheMediaImageofMacauWUMei,ZHAOYing•19•Abstract:ThisstudyattemptstoidentifythesymbolicartifactssharedbyChineseandEnglishmediainregardtothecityimageofMacaubeyonditsknownimageasacasinocity.ByapplyingSymbolicConvergenceTheory(SCT)andFantasyThemeAnalysis(FTA),thestudyaimstoprovideanewoperationalmethodfortextualanalysisofthecitybrandingofMacau.Itexaminesfantasythemesembodiedinmediareports,blogarticlesandpromotionmaterialscollectedfromthreetypesofmedia,namelyearnedmedia,ownedmediaandsharedmedia.Thedistributionofthosenon-gamblingsymbolsinvariedmediaiscompared.Thoughtheresearchhasidentified11fantasythemesthathavenon-gamingelements,noneofthethemeshasformedculturalandhistoricalrepresentationsofMacauorvaluablesemanticfield.ItisfoundthatthesymbolicpicturesofMacaurepresentedbydifferentmediatypesaredifferent.Mostofthesymbolicrealitiesshowsensorial experienceandvisiondescriptionwhichareonlypresentationalandlackingofsymbolicimaginationonthedeeplevelofvalue.Keywords:Citybranding,Mediatypes,SymbolicConvergenceTheory,FantasyThemeAnalysis,MacauTheThreeDimensionsof“CulturalMacau”Constructionunderthe“BeltandRoadInitiative”XIAQuan,GAOZhijun•41•Abstract:MacauisnotonlyawindowdisplayingtheextensiveandprofoundChinesecultureoflongstandingbutalsoawindowshowingregionalculturaldiversificationandthesuccessfulpracticeof“OneCountryTwoSystems”totheworld.Furthermore,itactsasafrontierofSino-Westerneconomicandculturalcommunication.Againstthebackdrop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ndwithitsownadvantages,theconstructionof“CulturalMacau”canfurtherexploretherichnessofculturefromthefollowingthreedimensions:MacauinChina(basedonthecultureofChina),MacauofMacau(rootedinitslocalculture)andMacauintheworld(opentotheglobe)thusenhancingtheconstruction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Keywords:BeltandRoadInitiative,CulturalMacau,Chineseculture
  • 162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LiteratureintheCity,CityinMacauLiterature-ReviewofResearchonMacauLiteraturein2017ZHAOXi•51•Abstract:LookingbackonthestudyofMacauliteraturein2017,bothlocalscholarsandmainlandscholarshavetacitlyfocusedtheirresearchonthethemeofcityandliterature.Fromtheattentionpaidtothewritingof“ICity”totheexplorationofthesmall-town-imageryofMacau,andeventhestud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literaryformandthecity’sdailylife,theyallhighlightresearchers’specialattentionpaidtourbanspaceinMacauliterature.Forthisreason,Macauliteratureandurbandevelopmentwalksidebysideundersuchgaze,whichfurtherconsolidatestheself-confidenceofMacauliteratureandeventhecultureofMacau.Keywords:Macauliterature,Urbanspace,Literaturespace,Culturalself-confidenceAReviewontheTakingofEvidenceAbroadUnderInternationalandInterregionalJudicialAssistance-TakingCourtsinMainlandChinaasanExampleHEZhiyun•58•Abstract:Chinaisthesecondlargesteconomicentityandthelargesttradingnationaroundtheworld.Underthisbackground,currentlyChinaispromotingitsstrategyofafreetradezoneand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saresult,theforeign-relatedcivilandcommercialcasestriedbycourtsinMainlandChinaaregraduallyincreasingandsodothetakingofevidenceabroad.MainlandChinacourts’launchingactionsofthetakingofevidenceabroadcanbecarriedoutbytwomodesandfiveapproaches.Astothetwomodes,oneistheinternationalmodeandtheotheraninterregionalmode.Thefirstmodeincludesthreeapproaches,i.e.bymultilateralconvention,bybilateralconventionandthroughdiplomaticchannels.Thesecondmodehastwoapproaches.OneisMacau-relatedandotherHongKong-related.TakingcourtsinMainlandChinaasanexample,thispaperconductsacomparativestudyofthesystemofthetakingofevidenceabroadunderthetwomodesandfiveapproaches,withtheaimtofindoutitsdisadvantagesandbringforwardsuggestionstoimproveit.Threemainproblemshavebeendiscovered.Thefirstistheinsufficientquantitativeresearchresultedbythelackofjudicialstatisticalstandardsofthetakingofevidenceabroad.Thesecondisthelowefficiencycausedbythetimespentonthetakingofevidenceabroad.Thethirdisthedilemmafacedwhiletakingevidenceabroadasitdoesnothaveaunifiedexaminationstandardtoreviewoverseasevidence.Toaddresstheproblemsmentionedabove,thispapermakestheoreticalexplorationandputsforwardthefollow-ingsolutions:improvethejudicialstatisticalstandardsandconductmoreresearchesonrelevantdata;innovatetheapproachestothetakingofevidenceabroadunderinternationalandinterregionaljudicialassistanceandformulateaunifiedjudicialinterpretationthusenablingcourtsinMainlandChinatojudgetheeffectivenessofevidencetakenfromabroad.Keywords:International,Interregional,Judicialassistance,ThetakingofevidenceabroadImpressionsofHai-chwang-szeandReligiousCulturalIdeasofWesternersinChinaintheMiddleandLateQingDynastyZHANGLongping•70•Abstract:Hai-chwang-szewasbuiltinGuangzhouinthelateMingDynasty.AfteritsfullexpansionintheearlyQingDynasty,itcoincidedwiththeriseofSino-Westerntrade.Topreventthe“foreigners”,Hai-chwang-szebecameaplaceoftouringforforeignbusinessmen.Hai-chwang-szerosetofameinWesterncountriesandattractedmoreWesternerstocometotheforeforitsreceptionofmerchantsandenvoysinthemiddleandlateQingDynasty.ThedescriptionofHai-chwang-szebyWesternmerchants,diplomats,missionaries,paintersandothergroupshasshapedcomplexanddiverseimageofHai-chwang-szeinWesterncountries,makingitawindowforthemtounderstandChina.
  • 163ABSTRACTSHowever,duetotheirinherentreligiousidentity,westernersholdprejudiceagainstthereligiouslandscape,rituals,beliefs,andthoughtsofHai-chwang-sze.Theprejudicedidaffecttheexchangesbetwee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butmeanwhileprovidedatheoreticalbasisforstartingmissionaryworkinChina.Keywords:Hai-chwang-sze,Westerners,Religiousculture,One-stoptradeResearchonDisastersandDisasterPatronSaintsinModernMacau(1840-1949)CHENWeiming,LIYuji•83•Abstract:ThebeliefindisasterpatronsaintsisanimportantpartofChinesetraditionalbeliefsingods.Inmoderntimes,thebeliefindisasterpatronsaintsinMacauismainlyfocusedondisasterssuchaswinddamage,fireandepidemics.Byofferingworshipandprayingforblessingsanddisasters,aseriesofrichandvariedreligiousculturalactivitiesareformed.Thepsychologicalcomfortandculturalfunctionofsocialcohesionreflectsthefactthatunderthethensocialandhistoricalconditions,thecivilsocietyinMacauhadconsciouslyorunconsciouslyresortedtosupernaturalreligiouspowertomeettheirmaterialandspiritualneedswhilefightingagainstvariousnaturaldisasters.Thebeliefindisasterpatronsaints,whichisofgreathistoricalsignificance,hasplayedacertainhistoricalroleinmodernMacau’spre-disasterprevention,post-disasterrelief,stabilizationofsocialorder,reconstructionofeconomicandculturalframeworks.Keywords:ModernMacau,Disasters,PatronsaintsTheHuangMingtangCaseandtheTrendofSino-PortuguesePoliticalRelationsintheLateQingandEarlyRepublicofChina-CenteredontheBargainingonExtraditionCaseZHANGZhongpeng•97•Abstract:AftertheSecondRevolution,YuanShih-KaiintensifiedthecrackdownontheRevolutionaryPoliticalPartycamp,whichtriggeredaseriesofbargainingonextraditionbetweentheNorthernWarlordsandtheoverseasregime.ThearrestoftherevolutionarypartymemberHuangMingtangandtheSino-PortuguesenegotiationsfocusingonwhetherornottoextraditetoGuangdongfortrialwasaveryinterestingpoliticaleventintheearlyyearsoftheRepublicofChinaandinthehistoryofMacau.ItisoftypicalresearchvalueinthehistoryoftheSino-PortugueserelationshipandtherelationbetweenGuangdongandMacauinmoderntimes.Previousstudiesarefoundtohavemanyerrorsandambiguitiesaslimitedbythelackofliterature.Basedonthenewlydiscoveredarchives,thispapersynthesizesalltheexistinghistoricalmaterials,clearsthevaguenessanderrorsofthepreviousconclusions,andfurtherexaminestheoriginandevolutionofthecase.Atthesametime,thepaperhelpsushaveadeeperunderstandingofMacau’spoliticaltrendintheLateQingandearlyRepublicofChina,MacauChinesepoliticalcultureaswellastherelationshipamongMacau,NorthernWarlordsandtheRevolutionaryPoliticalPartycamp.Keywords:HuangMingtangcase,Macau,Bargaining,Sino-Portugueserelations,LateQingandearlyRepublicofChinaFloatingPopulationandUrbanIntegration:AStudyontheLifeHistoryofNine“Macau-Zhuhai”Cross-borderLaborersHUANGFuzheng•106•Abstract:Cross-borderlaborers,asaspeciallaborgroup,commutebetweentwocitiesonadailybasis,i.e.MacauandZhuhai.Theirimpressiononthetwocitiesdifferentirelyfromothergroupslikelocalresidentsandtourists.
  • 164 澳 門 研 究 2018年第2期Basedontheinterviewswithninecross-borderlaborersontheirlifehistory,itisfoundthatthisgroup’simpressiononthetwocitiesisdifferentiatedbythedivisionoftheirdwellingspaces.“Language”isacrucialthresholdforurbanintegration,while“marriageimmigration”isanimportantapproachto“enter”cities.Thoselaborersactivelyseektonarrowthegapof“socialintegration”broughtaboutby“spacesegregation”intheir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withothers,whichconstantlychangestheirperceptionof“identity”.Theboundaryof“identity”isgettingeverblurredoverthelifecourseoflaborers.Onthisbasis,thecross-borderlaborers’impressiononthetwocities,alongwiththechangesofspaceandsocialintegration,turnsintoanewstereotypethatdiffersfromothergroups.Keywords:Macau,Zhuhai,Urbanintegration,Cross-borderlaborersGuangzhouForeignTradeandInternationalSilverMarketfromthe16-18thCenturiesGENGSheng•113•Abstract:“Guangzhou-Macau”wastheoutpostportanddestinationoftherelationshipandtradebetwee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fromthe16thto18thcenturies.ThetradeamongAsia,EuropeandAmericawasthencenteredonthe“Guangzhou-Macau”market,wheresilverwasnotonlyaunitofcurrencyandmeansofsettlement,butalsoaformofcommodity.Itlaterdevelopedintotheimportant“SilverTrade”betwee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whicheventuallypromotedtheestablishmentofadefacto“silver-standard”systeminChineseandWesterntrade,andadvancedthebirthanddevelopmentofthesilverizationorglobalizationofinternationalcurrencies.Duringthisprocess,continuouslyChinesecommoditieswerebroughttoEuropeanandAmericanmarkets.Inthemeantime,itacceleratedWesternlearningspreadingtotheEast,enablingChinatograduallyacceptWesterncultureandenteredintothejourneyofmodernsociety.Keywords:Silver,Guangzhouforeigntrade,Currencysilver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oftradeOverviewofTextbookPublicationinMacaubefore1949WONGKwokKeung•136•Abstract:KnownasthecapitalofSino-Westernexchanges,MacauisalsothestartingpointoftheMaritimeSilkRoad.Tosucceedintheirbusiness,missionariesandtravellingmerchantsfromtheWestwereeagertolearnthecultureofChinaandlayasolidChineselanguagefoundation.Therefore,languagestudybecameavitaltoolforcommunication.Inthewakeofthesituation,thehistoricalmissionofprintingtextbooksunfolded.Thispapercollects132typesofcataloguesofChineseandforeigntextbookspublishedfrom1800to1949inMacau,thecontentsincludingChineselanguage,science,religion,music,history,etc.ItisfoundthattextbookpublicationinMacauexertsadirectinfluenceonthedevelopmentofChina’spublishingindustry,settinganimportantprecedentforthepublicationofChinesetextbooksinmoderntimes.Inthelightofthefeaturesoftextbookspublishedindifferenttimes,thepaperconductsitsanalysisfromthefollowingthreeparts:first,anoverviewoftextbookpublicationinthe19thcentury;second,anoverviewoftextbookpublicationoverthefirsttwodecadesoftheearly20thcentury;andthird,anoverviewofpublicationanddistributionoftextbooksfromthe1920sto1940s.Thecharacteristicsofthewholeperiodareillustratedbymultiplepublicationstatisticaltables.Keywords:Macau,Textbooks,Publication
  • 165《澳門研究》是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自1988年創刊以來，得到澳門社會各界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為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提升本刊的學術水平及在學術界的認受性，本刊於2018年起實行“匿名評審”制度，確保所有刊登論文均經過同行評鑑。本刊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惠賜稿件，來稿請以中文撰寫並提供英文摘要，稿件類別及要求如下：（一）稿件類別（1）學術論文︰刊登具理論視野、研究方法、論證過程、研究結論等的有關澳門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字數以10,000至15,000為宜，並含中英文摘要、關鍵詞、表格、圖片、注釋、參考文獻（註釋和參考文獻同時以腳註的方法附於每頁下方）等。（2）學術筆記︰刊登篇幅精簡的研究新發現、新角度或新思考，以及對本刊所刊內容的回應，字數不限。（3）時政剖析︰刊登有關澳門時事、政策及重大社會議題的短評及分析，字數以5,000字以內為宜。（4）書　　評︰刊登內容有關澳門的、或澳門本地作者撰寫的著作之評述，字數以5,000字以內為宜。（二）投稿要求1.來稿須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職務職稱或學術簡歷、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和電郵。2.論文所涉課題如為資助項目，請於標題頁左下方標註，如：“資助項目：基金資助（編號）”，如有需要，編輯部將要求提供資助證書影印文件。3.有關稿件的引文、註釋規範，請參考“《澳門研究》關於規範引文註釋的規定”（https://cms.umac.mo/publications/journal-of-macau-studies/macau-studies/regulations-of-commentary-citation/）。4.來稿請電郵至cms.info@umac.mo，若三個月內未獲採用通知，即可自行處理。（三）其他1.稿件署名作者應為合法著作權人，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2.論文一經發表，本刊有權將之以其他形式出版；任何外界的轉載、摘要、翻譯、出版等均須徵得本刊許可。3.編輯部對來稿有權作文字修改、句段刪節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凡不願意者，請予以註明。修改期為一個月，逾期按自動退稿處理。4.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來稿一經刊發，即奉薄酬。《澳門研究》編輯部2018年6月15日《澳門研究》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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