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BOLETIMDEESTUDOSDEMACAUJOURNALOFMACAUSTUDIES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澳門基金會出版

‧名家視界‧“特朗普現象”與中美關係（談話錄）.................................................郝雨凡王建偉5‧特別推薦‧澳門──葡萄牙語“茶文化”之發祥地................................................................金國平18‧時政熱點‧“鄧小平與一國兩制”學術座談會側記..................................................................編輯部34‧澳門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研究‧澳門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兼論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之關係....................................................婁世艷37人力資本視角下的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基於比較勞動生產率與就業效率的分析..........................王芳周興54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僱政策比較及啟示...........................................................宋雅楠62澳門荷官的群體特徵及需求與退出機制...........................................唐家龍羅文海721988年3月創刊澳門研究季刊2017年第1期總第84期3月15日出版

‧中國茶與世界貿易‧蝴蝶效應︰由清代廣州十三行轉運世界的茶葉貿易.....................冷東羅章鑫82晚清民國時期杭州的茶葉外銷..................................................................................鮑志成92清代前中期出口英國茶葉品種..................................................................................沈曉鳴100‧澳門學‧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湯開建109《知新報》的翻譯及其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羅天張美芳130明朝澳門關稅制度考辨..........................................................................陳文源林曉蕾140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六）........................................................................................曾金蓮149預防、保護與打擊並重的反家暴立法....................................................................陳暉153從集中式到分散式集群架構︰澳門電子政務系統的構建.................................張毅165粵澳合作的平台建設與模式創新──以粵澳合作產業園為例.........................................................鍾韻楊嬌172‧青年園地‧“一國兩制”與港澳居民的服兵役權益.............................................馮澤華凌雪芳182社會網絡程度中心性和密度對非營利組織傳播績效的影響──以澳門社團為例.........................................................李卓航孫思字安彥187

JOURNALOFMACAUSTUDIESQuarterly2017TheTrumpPhenomenon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ChinaandAmerica–anInterviewwithProf.HaoYufanandWangJianwei............................HAOYufan,WANGJianwei5Macau:theBirthplaceof“TeaCulture”inthePortugueseWorld.............................................JINGuoping18ARecordoftheSymposiumon“DengXiaopingandOneCountryTwoSystems”..............EditorialOffice34StudyontheSupplyandDemandoftheLaborForceinMacau–withaPrimaryFocu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LocalandNon-localLaborForce.............................................................................................................................................LOUShiyan37StudyontheIndustries’DiversifiedDevelopmentofMacaufromaHumanCapitalPerspective–AnalysisbyComparativeLaborProductivityandEmploymentElasticity...WANGFang,ZHOUXing54ComparativeStudyontheForeignEmploymentPolicyofMacau,SingaporeandGermany...SONGYanan62AnalysisofMacau’sDealers:GroupFeatures,DemandandtheirExitEnvironment...................................................................................................................TANGJialong,LOManHoi72ButterflyEffect:TeaTradefromGuangzhouThirteen-HongtotheWorldintheQingDynasty..................................................................................................................LENGDong,LUOZhangxin82ForeignTradeTeaLeavesofHangzhouduringtheLateQingandRepublicofChina..........BAOZhicheng92TheVarietiesofExportTeatoBritainintheEarlyandMiddleQingDynasty..................SHENXiaoming100SupplementsontheChronicleofGuangdongMilitaryOfficerZhangYutangwhowasStationedinMacauandHongKongduringtheDaoguang,XianfengandTongzhiYears................TANGKaijian109TranslationsintheMacau-basedNewspaperTheReformerChinaandtheirImpactsontheModernizationofChina.............................................................................LUOTian,ZHANGMeifang130ExaminationofMacau’sCustomsDutiesSystemintheMingDynasty.........CHENWenyuan,LINXiaolei140LiteratureReviewonMacaology(PartTwenty-six)...........................................................................YENong149LegislationonAnti-domesticViolencewithEqualEmphasisonPrevention,ProtectionandCrackdown–TakingtheMacauPreventionandCombatingofDomesticViolenceActasaSample......CHENHui153FromCentralizedFrameworktoDistributedClusterStructure:theConstructionofanElectronicGovernmentSysteminacau..............................................ZHANGYi165ConstructionandInnovationoftheGuangdong-MacauCooperationPlatform:ACaseStudyoftheCooperationIndustrialDistrictinHengqin...................ZHONGYun,YANGJiao172“OneCountryTwoSystems”andtheRightsandInterestsofMilitaryServiceforHongKongandMacauResidents....................................................................................................FENGZehua,LINGXuefang182AStudyontheEffectofCommunicationPerformanceofNon-profitOrganizationsbytheSocialNetworkDegreeCentralityandDensity:TakeMacauAssociationsasExamples...........................................................................................................LIZhuohang,SUNSiyu,ANYan187

5“特朗普現象”與中美關係（談話錄）[編者按]郝雨凡，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HopkinsUniversity）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碩士和博士，曾任哈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麥克亞瑟研究員，美國科蓋特大學（ColgateUniversity）政治科學教授及亞洲研究何鴻毅講座教授；先後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並為韓國漢城東亞研究所、日本國際大學、日本慶應大學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客座研究員。現為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政治科學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並任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高校兼職教授。長期從事國際關係、中美關係、決策學、腐敗理論及澳門社會發展研究，出版多部中英文學術專著和編著，並有眾多學術文章在國際主要學術刊物中發表。中文主要著作有：《轉型中國的社會正義問題》、《澳門學引論》、《中國人文社會科學30年回顧與展望》、《中國外交決策》、《布希的困境》、《白宮決策》、《瞬間的力量》、《限制性接觸》、《無形的手》等。王建偉，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法學學士和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ofMichigan）政治學博士。現任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教授、全球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曾任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主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史地文博校區政治系主任、終生杰出教授，並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美國大西洋委員會、夏威夷東西方中心、日內瓦聯合國裁軍研究所、國立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等重要智庫從事研究工作；曾經或正在擔任復旦大學、中山大學、上海美國研究所等內地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客座教授和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國外交、亞太安全、兩岸關係、美國外交等，發表了大量對國內外有影響力的著述。“特朗普現象”與中美關係（談話錄）郝雨凡王建偉‧名家視界‧

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一、“特朗普現象”與美國政治制度陳超敏（以下簡稱“陳”）︰郝教授、王教授，您好！2016年是世界政治風雲變幻的一年，在美國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和選前大部分美國主流媒體以及專家的預測相反，美國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DonaldJ.Trump）戰勝一直被看好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HillaryD.R.Clinton），贏得了總統大選。您們對這次總統大選的結果感到意外嗎？特朗普為甚麼最終能贏得勝利？“特朗普現象”說明了甚麼？郝雨凡（以下簡稱“郝”）：對於這個結果，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在選舉前的幾個月，我一直覺得特朗普（或者是任何人）對戰希拉里，都有勝選的可能──雖然到了選舉前一天，我仍然覺得希拉里的勝算較大──在這次選舉中，雖然美國主流媒體一面倒地認為希拉里會勝選，最後的結果卻大跌眼鏡，但實際上不少學者（包括美國和中國學者）也看到了希拉里的很多短處。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特朗普現象”不是偶然現象，它帶有一定的必然性。自冷戰以來，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總統、小布什還是老布什，他們領導的美國在推動全球化等主流政策上，都產生了很多諸如貧富懸殊等的負面效果。全球化並非人人受益，得益的只是其中一部分階層，特朗普上台實際上也顯示出美國中下層社會對最近二十多年大行其道的自由主義理念的一種糾偏。我認為，這次大選把一些美國社會深層次的問題暴露了出來──有的學者把它看作是美國社會的整體撕裂，當然可以這樣理解，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理念上的爭議。前一階段美國的一些政策實際上使相當一部分的中下階層受益不大（甚至沒有受益），一些數據其實很能說明問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史蒂格利茲（JosephStiglitz）的新書《不平等的代價》（ThePriceofInequality），主要在說99%與1%的關係。在最近一輪的全球化進程中，實際上受益者只有1%，其他99%的人都沒有受益，這種現象不光發生在美國，而是在包括中國的全球範圍之中。這個社會現象在這次選舉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從選民選票上來看，希拉里佔有兩三百萬票的優勢，但在選舉人票上，她卻輸給了特朗普，其中可以看到近二十年來美國自由主義泡沫的破滅。自由主義自身有一套政治話語，在美國社會當中，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其實是有高度限定的。這次選舉顛覆了過去我們所謂的自由主義的泡沫，很客觀地反映出當前美國民眾對前一段大行其道的自由主義的不滿。王建偉（以下簡稱“王”）：在選前，美國主流媒體基本上一面倒地認為希拉里會獲勝，我們當然都會受到它們的一些影響，但是，如果不從選舉本身的結果來看，而是從美國政治的一個長期規律來看，這次結果並不很令人意外。美國是兩黨制，通常情況下一個黨執政兩屆，即八年以後就會換人，這個情況從戰後到目前為止基本上都是如此，只有一次有一個政黨能連續三屆擔任總統。在民主黨連續執行八年之後，這一次，共和黨候選人獲勝原本應該是沒有甚麼懸念的，奧巴馬已經做了八年，美國老百姓一般的預期就是希望換人做做看，有一種求變的心態。就像奧巴馬在2007年提出的口號“變革”一樣，這次特朗普的競選口號同樣也是“變革”。因此，從美國政治的長期規律來看，這次大選共和黨獲勝不應讓人吃驚，只不過這一次共和黨推出了一個

7“特朗普現象”與中美關係（談話錄）非常另類的候選人──特朗普──他完全沒有政治經驗，是一個“政治素人”、純粹的商人；此外，他在個人品質方面也有很多的瑕疵。因此，美國的主流精英和媒體一開始並不看好他，認為這樣的一個人擔任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總統，好像有點不可想像，而結果恰恰就是他當選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它有意外的成分，但是從美國政治的長期規律來看，它還是在情理之中的。特朗普的獲勝也代表了美國國內民眾的一種社會思潮和一種情緒，主要是對全球化所造成的國內某種不平等的反抗。美國的大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它們是全球化最早的倡導者，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的一部分社會階層，特別是藍領工人階級其實沒有得益。美國的很多傳統產業都轉移到國外去了，還留在國內的產業也受到國外同類產品的高度競爭，於是他們或失去了工作，或無法較快地提高收入，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所以，當特朗普在競選中說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這樣的話時，正好符合了這部分美國民眾的心理和感受。這也是為甚麼特朗普能夠在傳統工業集中、藍領工人失業比較嚴重的那些所謂“戰場”州或搖擺州中勝出的主要原因。在這次選舉中，特朗普在美國藍領工人階層當中的得票率，是戰後所有總統候選人中最高、比例最大的，可以說，他的主要支持者就是藍領工人，特別是他們當中的白人。應當指出的是，美國的工人階層並不完全是低收入者（收入更低的是黑人、西班牙裔人等少數族裔，他們大部分還是投票給希拉里的），但是藍領工人的教育程度相對較低，很多沒有大學學歷。美國的白人工人階級之所以支持特朗普，還在於他們認為在奧巴馬執政期間，他們基本上是被忽視的。奧巴馬是黑人總統，比較關注少數民族的權益，而那些白人藍領工人覺得他們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他們認為這個國家原本應該是屬於他們的。此外，我認為美國民眾還有一種潛在的情緒，跟2008年的金融危機有關。在經歷了那場金融危機風暴以後，美國這個超級大國一下子有了一點衰落的感覺，它在世界上的影響也相對減弱，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似乎都不按美國的意志在發展，美國想要管好像也管不了或管不好。美國人的內心不免會有一種失落感，特朗普提出要讓美國再一次變得偉大（makeAmericagreatagain），要重振美國的經濟及在世界上的雄風，這也迎合了國內部分民眾的上述心態，也是他能夠獲勝的一個重要原因。郝：還有一點就是，這次選舉反映出民眾對美國現有的一種體制內的階層（establishment，香港稱為“建制派”）的不滿。美國政治體系、政治話語和政治文化的整體運作，產生了一個特殊的階層，這個階層應該如何定義，我們還不好說，大概可以叫做“政客階層”。此階層的存在有相當一部分實際上是為了競選，為了迎合民眾，他們在選舉時可以說假話、說大話，而上台後並不一定會兌現。此外，政客階層還會製造一些“話語”去左右民意，在制定政策時，主流媒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這個體系中的一部分。這些人對某些價值觀非常執著，而實際上，就是他們製造了之前所說的自由主義泡沫，這些泡沫使很多美國人很討厭像希拉里這樣的政客。因此，不一定是特朗普，其他共和黨的候選人也有可能戰勝希拉里，因為她就是這個體制內的典型“政治精英”。也就是說，不喜歡這個體制，就不喜歡希拉里。此外，這幾個因素也會疊加起來，除了貧富懸殊和全球化問題外，也存在着美國現有體制讓

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人失望的問題。美國政治體制早期設計時，防止濫權為其主要目的。在18世紀後期的國際形勢之下，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在當時來說是非常進步的。這套體制在防止濫權方面非常有效，但當政府運作了二百年之後，它便越來越低效了。此種低效表現在其機制沉澱後出現了很多“規則”，使體制內的人很容易去把弄和操縱這個體制，更有甚者，這種對體制“規則”的操縱會使某一部分人受益，而大多數體制外的人則成為受害者或起碼是不受益者。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最近一輪的反體制行為便是這種情緒的表現。現在，不管是社會福利還是其他的問題，任何一件小事在美國都要吵，國會和兩黨吵來吵去，政府效率便越來越低下。由於這樣的一種狀態，才導致相當一部分的美國人對現有體制失去信心或反感，這就是為甚麼像特朗普這樣的一個地產大亨、一個演藝界的億萬富翁能夠勝選的原因，這種現象背後也是普通民眾對現有體制表達的一種不滿。王：每次美國總統選舉，兩黨候選人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體制外的人，說要挑戰華盛頓的既有政治體制，要來進行鼎新革故。但是，很少候選人是真正的體制外的人，奧巴馬在當選前其實也算不上是體制外的人，因為他那時已經是參議員，而特朗普卻是一個真正的體制外的人，他沒有任何從政的經驗，沒有擔任過任何政府公職，這也許是他吸引選民的另一點。我的一些美國朋友告訴我，他們就是想看看讓特朗普這麼一個政治素人來當總統，究竟會把美國治理成甚麼樣子，這也反映了美國部分民眾在對現存體制運作不滿的情況下的一種豪賭心理。事實上，他們把這次選舉當成了一次實驗。當然也可以說，特朗普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是美國的體制造就了他。從這個角度來說，他或許也是一個體制內的人。但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看，特朗普是一個靠剝削工人起家的億萬富翁，而有意思的是，美國的藍領工人階級居然會選擇他來代表他們，這99%和1%的關係如何去理解，真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然而，特朗普到底會為工人階級的利益做多少實實在在的事情？這個還真不好說。陳︰這次選舉引起了人們對美國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很多討論，希拉里的得票比特朗普多近280萬，但還是不能登上總統寶座，這在美國社會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剛才郝教授也說了一些美國政治制度的優缺點，王教授，您對這方面有甚麼看法？王：按照美國的選舉制度，特朗普是當選了，但他贏的是選舉人票，沒有贏得選民票，希拉里在選民票上比特朗普要多近三百萬張。也就是說，如果美國總統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話，希拉里還是會有機會獲勝的。所以說，選前美國對兩位總統候選人的支持率民調，實際上沒有與結果相差太遠。但現在的問題是，美國的總統是由選舉人團間接選舉產生的，美國的先賢們為甚麼會設計這麼一個選舉人團制度，而不讓老百姓直接來選總統呢？主要是因為他們對當時美國的老百姓沒有太大的信心，對直接民主心存疑慮，擔心暴民政治，害怕老百姓會選出一個很奇怪、很極端的人來做總統。此外，他們還需平衡各州的權力，如果是直選的話，選民多的州便具有優勢，少數幾個大州幾乎可以決定選舉的結果，故需通過選舉人團機制來過濾選民的選舉偏好。這種機制造成了總統候選人可以輸了選民票，但是仍能當選。到目前為止，美國歷史上已發生過五次這樣的情況，前面三次都發生在19世紀，20世紀沒有發生過，因此當時沒有太多人關注這個

9“特朗普現象”與中美關係（談話錄）問題，而到了2000年的總統大選又再次發生。當時的民主黨候選人戈爾贏得了選民票，但共和黨的小布什卻當選了。那次大選的結果有很大爭議，差點造成無法產生美國總統的憲政危機。佛羅里達州的計票風波，最後鬧到了美國最高法院。因此很多美國民眾認為，小布什的總統寶座是最高法院給的，而不是老百姓選出來的。僅僅相隔16年，同樣的情況又再次發生。這說明了隨着美國總統選舉中兩黨競爭的日益激烈和得票差距的縮小，候選人贏得選舉人票而輸掉選民票的情況可能會更為頻繁地出現，從而帶來了更多關於“美國總統大選是否真的代表民意”的批評和質疑。另外，值得指出的一點是，美國自己也是間接選舉，但卻常常批評其他國家的類似制度不民主，因此也遭到人們詬病。當然，美國的很多學者和民眾都認識到選舉人團制度的確存在問題，在很多方面已經落伍。但認識到問題是一回事，要解決問題又是另一回事。要改變這個制度，必需修改憲法，而在美國，修改憲法是一件比登天還難的事。難於修改憲法有它的好處，這可使國家的根本大法長期保持穩定，無法根據一時一事隨意變更，但是在另一方面，這使得美國憲法的某些條文很難適應新的情況。修改憲法需要提出憲法修正案，先要得到國會兩院三分之二的多數同意，然後還要得到四分之三的州的議會的通過，所以修憲往往成為拖上很多年的持久戰。這使很多人雖然有心修憲，但卻無力去推動。因此，在美國要修憲，除非舉國上下有很強的共識，否則很難成功。而在美國總統選舉制度這個問題上，出於各自不同的政治利益，美國社會從政治精英到一般民眾都並沒有一個共識。因此，美國選舉人團制度就像其政治架構中的其他固有弊病一樣，除非真的出現憲政危機，不然很難改變。二、特朗普與中美台關係陳︰特朗普成為美國第45任總統。外界普遍認為他是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另類總統，會給美國的內政和外交帶來很大的變化。你們如何看待特朗普的獨特個性和背景對其外交政策的影響？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發表了大量有關外交政策的言論，從這些言論中，我們能否看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基本性質、走向和特徵？此外，剛才我們也談到，一些候選人會在選舉的時候誇誇其談、講“大話”，你們認為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會兌現他在選舉上的外交承諾？王：當然，幾乎每個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時都會講很多“大話”，而在當選後，幾乎沒有一個人能百分之百兌現當時的承諾，美國民眾也習慣了這種情況，而且他們也願意一次一次地“上當”，把票投給那個許諾會給他們帶來更多變革的候選人，然而，他們其實也不指望當選者能夠不打折扣地兌現競選承諾。我的印象是特朗普競選時承諾較多的還是國內的問題，例如取消奧巴馬的醫保政策、降低稅收、修築墨西哥牆、修改移民政策，以及對所有伊斯蘭的非法移民進行甄別等。而在國際領域，他的主張並不是很多，比較明確的是要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還有就是對中國說了一些重話，如說要把中國宣佈為貨幣操縱國、對中國進口貨品徵收45%的高關稅等。當選後他已說了美國要退出TPP，但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把中國宣佈為貨幣操縱國。

1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我估計他在一些國內問題上，為了取信於民，會兌現他的一些承諾，例如奧巴馬的醫保政策或很多國內有關稅收、金融監管、移民等方面的法律，他應該都會動動手腳。但是，對很多外交問題包括和中國的經貿關係，我認為他應該不會貿然行事，因為這牽涉到美國與很多其他國家的關係。例如，退出TPP以後，將來整個亞太地區的經貿關係將要怎麼處理？會有另外的一種多邊或雙邊的形式嗎？TPP的某些內容會否被撿回來？這些都不好說。但在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上，我想他是不會貿然地馬上宣佈中國為貨幣操縱國，他肯定會有一系列的緩衝措施。說實話，美國的老百姓也比較健忘，對政治人物在競選期間的承諾也不會太追究。特朗普可以根據當下的情況、內外形勢，用各種的理由來對兌現或不兌現他的承諾進行解釋。在外交事務上，如果真是要兌現他在競選時所說的某些話，例如讓歐洲、日本、韓國來承擔更多的同盟費用、撕毀和伊朗的核協定、重新考慮和古巴的關係等，將會冒巨大的政治和安全風險，特朗普應該會謹慎拿揑。郝：特朗普不是政客，而是商人，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他的商人特徵。即是說，他沒有理念，他不會為了一個理念、一種價值，很執着地去制定一整套的政策，也就是說，他的對內對外政策都會帶有很大的隨意性。這種隨意性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會是一種利益導向，因為他是商人，他要計算成本和收益，他的計算裏可能會有政治上的考量，因為他畢竟想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從他對政府官員的考量和任命上能看出這一點。不過，雖然他有其雄心壯志，但顯然沒有一整套思維縝密的政策邏輯，而且他也缺少美國知識精英的支持。如果說每一個總統都有一個學習期，特朗普的學習期可能對美國和其他國家來說代價太大，他的“不拘一格”可能會擾亂美國人花了60年建立的現有體制，而擾亂之後他才會慢慢地瞭解這是怎麼一回事。也就是說，這個商人的學習過程需要別人付出很大代價，這就是為甚麼很多人說，特朗普當選後，有相當一部分人可能會在四年之後感到後悔。然而，他會不會製造出一些麻煩出來？這個倒是有可能。現在，一些學界和公眾輿論都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比較完善，特朗普不會越雷池“兩步”，只可能越雷池“半步”，我不太認可這種說法。實際上，我認為美國的這套體制給了領導人相當大的迴旋餘地，當然他不會做出顛覆美國憲法的事情，但是會造成很大的損害，特別是在一些國際問題上，他可能會製造出一些麻煩來的。國內政策方面，可能只是引起國內百姓或一些公眾輿論上的不滿或讚揚，但是在國際上會牽涉到另一些國家、盟國，或一系列國家的關係，其可能產生的後果未必是這樣一個商人現在能理解的。這就是為甚麼現在絕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對特朗普仍感到某種程度的不安的原因，如果他們真的那麼相信美國的體制，沒有人會覺得不安，不管是張三或李四上台，美國體制都會限制他們。但為甚麼現在大家都有點不安呢？因為這個領導人的個人行為有時甚至可能比體制強。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他能輕易地顛覆從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的“一個中國”原則──這是中美關係當中的根本機制。他這麼簡單地便與傳統的做法切割，不能說沒有影響。王：我稍微補充一下，美國大選選出來的總統，一般情況下都還是體制內的人，他不大可能去顛覆這個體制。美國的體制具有很強的力量來制約當選的政治人物。奧巴馬競選時也高唱變革口號，但上台後發現有很多事情做不了。例如他競選時便說要關掉古巴的關達那摩灣

11“特朗普現象”與中美關係（談話錄）（GuantanamoBay）監獄，但八年後的今天還沒關掉，他的移民改革法案在美國國會也屢屢碰壁，TPP簽字之後在國會也通過不了，他的中東和平政策也因為國內的牽制而功敗垂成。當然，他還是做了一些跟前任政府不一樣的事情，如跟古巴建立外交關係、簽署氣候變化協議、和伊朗達成核協議等。因此，總統是可以做一些事情，但還是有限度的。為甚麼其他國家領導人會比較擔心特朗普呢？因為他完全是體制之外的人，不知道規矩方圓，所以他上台以後，就像郝教授所說的，第一階段會有很強的改變現狀的衝動，可能會為所欲為，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事情。但我想他一定會很快地受到這個體制的反彈，包括國內體制和國際體制的反彈。經過一段時間的較量以後，他可能會像他的前任那樣，慢慢回到這個體制的中間點來。特朗普會不會成為一個能夠打破美國現存體制的總統？我個人還是有懷疑的，我覺得不太容易。郝：美國體制其實是頗為健全的，且不說它是否健康，但它還是很健全的，其內部有很大的穩定性。特朗普之所以有如此“不拘一格”的可能性，是因為他不是體制內的人，體制內的人上台後首要考量的是要再次選舉連任，這樣他就必需考慮民意，做很多取悅民意的事，這是政客的一個主要特點。但是特朗普呢？我們不能以一個傳統政客的角度去衡量他，他不是政客，而是商人，對他來說，這個世界上他甚麼都有了，金錢、權力、地位、榮譽都有了，他可能不會在意是否連任，那就使他可能不同於其他總統，不管是小布什、克林頓或奧巴馬，對想要連任的人，這個體制都對其有一些限制，但對一個可能不想連任而想為所欲為的人就難說了。當然，他現在有一個想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的想法，說不定也想青史留名，認為四年的時間不夠，這樣他就有可能低下頭來在體制內去運作。王：我想說，現在不單是民主黨反對特朗普，現在連共和黨內部，對特朗普的支持也不那麼強，是否會全力支持特朗普施政，也是未知之數。共和黨的一些主流精英對特朗普當選本來就心存疑慮，競選期間，共和黨的大佬們，幾乎沒有不給特朗普罵過的。現在特朗普贏了，成者為王，這些大佬們當然不得不出來支持他，但這不等於他們會全盤接受其政策主張。如果他太出格的話，共和黨控制的美國國會還是可以限制他的決策自由，美國國會有這樣的權力，所以他自己也需非常小心，其重要任務是要修復和共和黨主流精英的關係，以確保他們的支持。陳︰特朗普尚未執政就打破慣例，和台灣地區的蔡英文通電話，同時還意欲挑戰“一個中國”政策。他在進行這些事之前，他或他的團隊是怎樣想的？你們認為特朗普時代，中美台關係會如何互動，台海會再次爆發危機嗎？王：在打這通電話之時，特朗普尚未就職，那時整個體制對他的限制不多，他作出這個决定，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受他身邊團隊的影響。特朗普本身對外交毫無經驗，完全不熟悉美國和其他國家通過多年互動而建立起來的一套行為方式。他暫時可能只有一些諸如“讓美國重新強大”的想法，而沒有一整套的外交政策，因此，他身邊的一些政策和外交智囊便變得非常重要。在與蔡英文通電話這件事情上，他很明顯地是受到了周圍一些比較親台或比較反華的外交政策顧問的影響，他本身對台灣問題未必很關心，不太可能是自己想到要去和蔡英文通電話的。亞如果這一分析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就要注意雖然特朗普本人可能不一定非常親台反

1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華──畢竟他跟中國也有不少生意上的往來──但他身邊或共和黨內部的一些主要的中國或亞洲問題專家和學者親台的比較多。所以特朗普的對華對台政策可能會較多的受到他們的影響。不少共和黨的中國問題專家本來就認為美國多年來的政策太偏向中國大陸、對台灣不公平，應當改變這種不平衡的狀況。特朗普的對華對台政策取決於其外交和國安團隊對他的影響程度，要看他身邊主管中國東亞事務的是哪些人──而有趣的是，他提名的美國駐華大使、艾奧瓦州州長布蘭斯塔德（TerryBranstand）對中國卻相當友好，跟習近平也私交甚篤。然而，美國國內特別是共和黨內部確實仍有一股親台的勢力，這股勢力在特朗普身邊應會抓住機會、想方設法加強和台灣的關係，而這勢必會影響美國和大陸的關係。剛才已經提到，特朗普本身未必瞭解箇中輕重，才會把“一個中國”原則解讀成是可以談判的──意思是說如果要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那麼中國在經貿、南海等其他方面就需作出讓步──他把它變成一個可以討價還價的東西，盡顯商人本色。但對中國來說，這是不可能的，“一個中國”是一條絕對的底線。一般來說，從尼克遜總統開始，所有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對這一點都非常清楚，但特朗普他不清楚。因此，他的一些謀士有可能會利用這一點來弱化“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和台灣的關係。舉例來說，如果是老布什，他雖也是共和黨人，但他肯定不會受其他人影響去做這樣的事，他明白這當中的利害關係及會引起的後果，這會激起中國非常強烈的反彈，對美國有害無益。所以我認為在特朗普執政第一階段，他的外交國安團隊對他的影響會比較大，對這一點需要保持足夠的警惕。關於中美台的三邊互動，由於現在蔡英文當局正處於內外交困時期，所以她會非常想要拉近和特朗普政府的關係，這也符合特朗普團隊一些親台人士的願望。如果雙方一拍即合，可能引起中美台關係的一些波動，例如蔡英文可能會藉訪問邦交國過境美國、想辦法與特朗普的團隊成員見面，進行一些實質性的交談。當然，光靠雙方的一通電話不可能改變中美台三邊關係的大格局，它更多的是一個象徵性的姿態，而中國對此卻十分在乎。講到這裏，又可以回到現存體制和格局對特朗普的制約的問題上來。我認為，我們一方面不能排除特朗普在台灣問題上會做出一些與以往各屆政府有異的行為，對中美關係造成干擾乃至衝擊，但是他會在多大程度上放棄“一個中國”原則，顛覆中美台互動的基本格局？套用一句英文來回答：“Possible,butunlikely.”郝：王教授的分析很有意思，我也來說說我對這的理解。我認為特朗普上台後，中美關係可能會出現一種新常態。這是一個怎樣的新常態呢？這是一種在不穩定、不確定的大環境下，中美需要磨合一段時間的新常態。我想，未來兩年中美關係恐怕會烏雲密佈。從現在特朗普任命的一些國安、外交團隊能看得出來，他們對中國實際上並不友好，可能會在特朗普的對外關係當中，把中國挑出來作為一個主要的標靶。特朗普想要振興美國，他可能需要樹立一個外部的敵人。同時，他需要使用一些打破常規的辦法得到一些利益。我們知道，中國在美國的外匯儲備將近有三萬億美元，中美貿易佔了那麼大的一塊，中國在資金方面的充裕，特朗普肯定是知道的。那麼他在振興美國的計劃當中，如果想挑出一個假想敵的話，很有可能是中國。在奧巴馬時期，因為烏克蘭及克里米亞等問題，俄美關係十分緊張，特朗普上台後任命親俄的蒂勒森（RexTillerson）為國務卿，其實也釋放了一些信號，他想重新限定美俄關係，其原因也牽扯到中俄關係吧。美國

13“特朗普現象”與中美關係（談話錄）對外戰略的主要對手，冷戰期間是前蘇聯，冷戰以後一度是恐怖主義，那現在呢？恐怕在當前的亞洲再平衡政策中，初露端倪的美國全球戰略其實就是把目標對準中國。特朗普可能會“不拘一格”地來處理對華事務，對華政策恐怕也會險象環生。未來一段時間中美關係不僅不穩定，而且其不確定性會劇增，不管是經貿問題，還是南海、台灣地區、東北亞和東海等問題，中方可能都要疲於應付。對中國而言，如何穩定中美關係，應該具有很大的挑戰。三、中美關係進入新常態陳︰面對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國內新的政治生態，中美關係的新變局，中國應當如何應對？如何既捍衛中國的主權、發展和安全利益，又保持中美關係不衝突、不對抗大局的穩定？中美在哪些領域可能繼續合作？哪些領域有可能發生摩擦和衝突？王：現在，特朗普整個對華政策到底會走多遠，我們還不清楚，我們還得觀察一段時間。然而，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中國與特朗普政府打交道的首要任務是要熟悉其幕僚團隊。有關特朗普本人，這麼多個月下來，我們基本瞭解得差不多，但對於他的團隊，很多人都不大熟悉，因為他起用的那些人都不是以前熟悉的主流人士。共和黨內部的一些主流精英基本上都對特朗普沒有好感，甚至在競選時聯名上書反對他，當中包括了一些相對溫和主流的中國和亞洲問題專家，他們未必願意或能夠進入他的團隊，因為他只能找一些非主流，甚至比較極端的人士。因此，需要好好研究這個團隊，包括他們的理念、經歷、政策主張等，只有這樣才能預測他們會在對華政策上作出甚麼樣的舉動。至於應對方面，我認為中國應當沉着應對。特朗普政府與奧巴馬政府正好相反，奧巴馬上台後的第一年是中美關係的蜜月期，交接和開局都非常理想，這一次開局可能會比較艱難、不平靜，不排除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小危機，包括在貿易問題上，他可能宣佈一些對中國不太有利的措施，中國應當沉住氣，不能事事都高調地作出反應。他可能會說出一些看起來頗具威脅性的話，但我們要看看他背後是否具有一些相關的政策再作決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得很對，我們不是看他的個性，不是看他的個人行事風格，甚至不是太看重他的言論，而是要看他可操作的實際政策。特朗普是個大嘴巴，喜歡在推特上放話，如果我們把他的話句句當真，次次都要跟他計較，那是沒辦法跟他打交道的，也正好落入了他的套路，被他掌握了主動權。剛才講到，他可能需要一個比較長的學習時期。那樣的話，他跟其他的新總統就不一樣了。到目前為止，他在內政外交上都還沒有一套完整連貫的理念或套路，他的團隊本身很多人在政策理念上相互都不大切合，例如，他任命的國務卿主張自由貿易，而其他幾個經貿官員則非如此。他的團隊成員之間也需要時間來調整彼此的理念，然後才能提出比較一致的政策主張。不僅中美之間需要磨合，特朗普政府內部也需要磨合。因此，我主張要給特朗普一點時間。在他剛上台後的一段過渡時期或政策形成期內，要避免去刺激他，對他的一些言論也無需作出過度反應。郝：在應對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上，我與王教授有稍微不同的觀點。我認為中國應該注意三個方面。其一，對可能出現的狀況列出一張應對清單，並在某些特殊的項目上適度地增加反應

1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的強度，因為特朗普現在還在學習階段，如果中國過份容忍，特朗普只會越來越囂張，對付一個商人，一定要讓他知道痛處，商人是有軟肋的，特別是他這樣，一定要給他劃定規矩。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同於20或10年前的中國，2016年的中國早也與1996、1986年的中國很不一樣。今天中國的實力，以及在很多方面的抗壓能力已經非常強，當然，也不是要去跟美國較勁，但在很多方面是不需要過份保守的。在經濟領域的抗壓方面，中國手中其實有很多影響力，例如，在對華貿易問題上，美國的跨國企業都在中國有巨大的利益，不管是波音、可口可樂、蘋果、麥當勞等，都在中國有巨大投資，如果中美要打貿易戰的話，美國的大型企業大都會受到傷害，它們肯定會利用美國國內機制來防止出現這種局面。實際上，我不太同意中國要事事容忍特朗普，他這個人不按常理出牌，這方面大家都很清楚，在擊退希拉里的選舉中，他的策略比較奏效，實際上增加了他的狂妄自大，現在全世界都在不安地觀察着他，他的團隊似乎也認為別國一定要照顧到他的個人特點，對他要表現出相當的尊重和容忍，甚至覺得這是他的籌碼。特朗普的團隊公開說過，誰要是得罪他，他就要百倍地回擊。這就是在嚇唬人，他們覺得這樣的話，他們就會得到預想的一切。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如果太過忍耐的話，只會縱容了他的狂妄，我認為要應對特朗普，就必需付出代價，因為現在不付的話，將來必定代價倍增，這條紅線現在不劃定，將來它不斷後退，最後恐怕就要突破很多底線了。如果特朗普能在台灣問題上突破中國的底線，將來他可能也會在港澳、西藏等一系列問題上衝擊中國底線。也就是說，要做好付出代價的準備，我們現在付出代價是為了減少未來更大的代價。其二，現在處理中美關係的一個大思路，當然是不要和特朗普團隊作對，因為其實要與一個商人交往，當然要在商言商，說不定還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機會。美國甚至特朗普個人在中國擁有巨大的投資，很多商人會去遊說他。在中美關係的穩定中，商界一直是一塊壓艙石。因為在一些強硬的對華政策面前，大概只有像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Martin）這樣的軍工企業能夠受惠，絕大部分在中國有巨大利益的跨國企業則不然，因此它們肯定會去遊說，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資利用的資源。我認為在中美關係的總體處理上，要學會利用美國的遊戲規則，即是說既然你是商人，就要抓住商人的軟肋，哪些能讓商人感到壓力和痛楚的，中國都可考慮利用。當然，我絕不是說我是鷹派，這也不是提倡對抗，而是想辦法加以周旋而已。其三，中國恐怕是要趕快做好自己的事情了。中國現在剩下的機會窗口已經不多，而且可能很快就會關閉。在未來五年，中國要趕快進行自己的內部結構調整。特朗普這個外部的壓力，如果能夠巧妙利用的話，可能會轉變成促進國內改革的一個動力，使國內整體的結構更趨合理。中國體制內尚有很多的制度紅利，要盡快釋放出來，同時還要發展軍力。舉例來說，2012年的日本釣魚島國有化事件啓動了中國大幅度的軍事現代化。事實上，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中，軍事現代化是最後一項，一直放在角落裏面，因為釣魚島事件全力衝刺了，現在中國的軍艦下海就像下餃子一樣，這個變化是被刺激出來的。特朗普上台後的外部挑戰實際上都能轉化成機遇，中國要自己去轉變，外國是不會給中國機會的，因為中國是它們的競爭者。總體來說，應對嶄新的中美關係，第一是不能怕他；第二是要想方設法瞭解這個商人的特點，然後加以利用；第三是要趕快

15“特朗普現象”與中美關係（談話錄）把自己國內的事情做好。最後，特朗普的全球戰略可能會留下一些空間，中國在外交上──即在大格局上是可以利用的。王：在宏觀上，我跟郝教授的觀點其實是一樣的，我們當然不能懼怕特朗普政府，我們要想辦法來從容應對，且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我還有一些不同的意見，我認為中國要有做好去面對最壞可能的準備，要有一個計劃清單，即是說，如果特朗普政府在這些問題上挑戰中國的底線，例如台灣問題、南海問題、貿易問題等，中國如何去對付他？在這些方面絕對不能示弱。但中國的文化還是講究後發制人的，中國不會去挑起事端，激怒特朗普政府，就像習近平主席所說的，要保持一種所謂的戰略定力，對於他們的一些挑釁性言辭，絕不能按捺不住地去和他們打口水仗，特別是在特朗普上台的初期。為甚麼呢？因為特朗普政府的的政策還沒有定型，在政策還沒定型之前就去四面出擊、強烈反應，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他需要時間去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亞太戰略和對華戰略，中國要給他這個時間。當然，中國也不是要消極去等待特朗普政策的形成，甚至可以想辦法去塑造他的對華政策和亞太戰略。要做到這一點，中國必需加強和特朗普團隊的溝通，想辦法讓雙方的最高領導人盡早會面。2009年奧巴馬上台後的首年，奧巴馬訪問了中國，對雙方關係的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目前的情況下，我認為中國可以主動一些，應主動地想辦法和他的政府溝通。特朗普是一個商人，個性比較率直，愛恨分明，中國領導人如習近平也有這麼一個特點。如果兩人見面，應能讓特朗普感受到中國領導人對美國並沒有敵意，中國還是希望加強和美國的合作，不單是在雙邊關係上，還有許多全球熱點如中東、反恐、叙利亞、防核擴散等問題上，中美之間都有很多合作空間。應對特朗普，要進行“預防外交”，不能一味消極等待。中國也要做好和特朗普較量的準備。因為特朗普的個性和他現在外交團隊的一些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屬於所謂的“鷹派”，是比較強硬的。但在目前階段，擺出姿態跟他去對抗，我認為為時尚早。特朗普在台下的言論與他執政時的行為，一般來說應有所不同。他畢竟有一個國家在手，已不能隨便講話、隨便做事，美國國內也有很多制約他的力量。做好準備不一定說任何事情都要按照最壞的結果來作打算，中國還是要爭取一個比較好的結果，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商人的觀念很容易形成，也很容易改變，它並非根深蒂固。我認為他在對外關係中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貿易問題。就中美經貿關係而言，他一直認為美國吃了很大的虧，要想辦法扭轉這個局面，這也是他這次當選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認為他應該不會馬上對中國採取非常嚴厲的懲罰性手段。特朗普可能會像克林頓一樣，在競選時說話比較狠，說如果中國不改善人權，美國就要取消其最惠國待遇，而在上台後則往後退了一步，說會給中國一年的時間來改善人權，如再不改善，就要取消云云。如此就為雙方爭取了一個緩衝期，在這一年中，美國的很多大公司就去遊說國會，對克林頓政府施加壓力。一年後他可能也認識到這種做法不符合美國利益，最後不了了之了。所以我判斷，特朗普政府可能也會說，中國需要如何如何，如果不這麼做，美國就會宣佈中國為貨幣操縱國、對中國的產品徵收百分之多少的關稅。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要和美國進行非常認真的談判，在某些問題上可能要作出一些讓步。就像中國加入世貿一樣，外部壓力可能會促使中國改善國內

1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的經濟結構，加速經濟轉型換代。中美之間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歷史上也出現過多次。奧巴馬政府時中美的貿易摩擦其實也很厲害，美國經常對中國的產品提出反傾銷指控，增收高額關稅。但是在每次大的貿易戰前夕，雙方往往都會妥協，達成一個協議。中國應該要做好跟美國進行艱苦談判的準備，雙方都有底線，但其實雙方也還應該有讓步的空間。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上台之初最關心的應該還是美國的經濟問題，例如，如何增加美國人的就業、振興製造業、改善基礎設施、降低對外貿易赤字等。如果中美能夠在這些問題上通過妥協而進行合作，或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特朗普對中國的偏見，從而延緩或避免兩國在一系列地緣政治和安全問題上的衝突。這種以經貿換安全的思路或許可以考慮。總之，中國要有一種後發制人的定力，特別是因為特朗普是一個新手，他的很多政策還沒有完全形成。如果他就職後繼續發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推行不負責任的外交政策，到了那個時候，中國再和其他國家一起來對付他，也為時未晚。但是，就像我前面說的，特朗普擔任了總統，其言行應會有所收斂，畢竟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總統，世界的戰爭與和平可能就在他的一念之間，這不是兒戲，我希望他能認識到自己的責任。據說，他在拿到核按鈕密碼的一瞬間，突然感到很害怕，這說明他還有敬畏之心。上世紀20、30年代世界金融危機造成大蕭條，一些國家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而美國在那種情況下還是能夠基本上維持其民主體制，沒有出現像希特勒這樣的戰爭狂人。如此看來，這個體制本身對領導人還是有一定約束力的。當然，如果特朗普這樣一個體制外的人物，秉承他作為商人某些玩世不恭的特性，上台後不想好好幹，只想過把總統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我認為他既然當選了，他還是想要有政績、把這個國家搞好的，如果他想要這麼做，就應該不會太出格。當他的政策還沒有完全成型的時候，急着去拉開對抗的架勢，這樣只會證實了他和他的團隊那些強硬派的想法：中國就是要跟美國對抗，中國就是要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這樣的話，他們後來形成的戰略、政策肯定會對中國的長遠發展不利。因此，對特朗普政府，我們一方面不應抱太多幻想，要準備好和它較量和博弈；另一方面也不能放棄影響和塑造其對華和亞太政策的機會，以盡量減少對中國重大利益的負面效應和損害。四、中美關係變化對澳門的影響陳︰最後，我想請兩位談談特朗普上台後中美關係可能發生的變局對澳門所產生的影響。澳門是個彈丸之地、一個微型經濟體，特朗普成為白宮的新主人對澳門有甚麼影響？郝：中美關係如果惡化，會影響一些地區性的國際形勢。舉例來說，東南亞、東亞都會受到影響，將對該地區的經濟造成衝擊，從而影響澳門的旅遊博彩業。作為一個外向型社會，國際上的風吹草動都會影響到澳門這樣一個以旅遊博彩業為主體的微型經濟體。而在直接的影響方面，主要體現在澳門經濟具有相當的國際化成分，美資對博彩業有一定比例的貢獻，如果中美真的出現諸如貿易戰的情況，澳門的博彩業可能會受到影響。十年多來，美資對澳門博彩業的國際化有一定貢獻，但其膨脹性增長也對澳門發展適度多元的經濟有一定的衝擊。過去由於中美關係相對平穩，美國賭資未被納入到考慮的因素之內，如果中美關係出現較大幅度的振盪，澳門特區政府是否需要配合中央政府，對美資進行一定的規管？這真的很難說。當然，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機會

17“特朗普現象”與中美關係（談話錄）也較小，但不是沒有可能。此外，美國也可能會出台一些對澳門不利的政策，以期對中國施加壓力，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使用甚麼手段都是有可能的。我們也要看到，美國的宏觀對華政策也包含着港澳台政策，也希望可以影響港澳政治的走向。對港澳的立場和政策，美國有其考量，這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部分。王：澳門是一個微型的經濟體，但又是中國的一部分，澳門和美國的關係總體上取決於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澳門在地理上處於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在歷史上，其對中美關係也曾發揮較為特殊的作用。此外，澳門是一個非常開放、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城市，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風吹草動，都會對其產生影響。具體來說，澳門現在有非常巨大的美國投資，美資對澳門經濟有擧足輕重的影響。如果中美關係轉差，可能會影響美資的投資信心及其運作。其次，雖然澳門的對外貿易非常有限，但美國作為澳門的主要出口國家之一，如果中美真的開打貿易戰，可能也會波及澳門。另一方面是美國對港澳地區有特殊政策。澳門回歸之後，美國通過國會立法等手段，試圖影響澳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例如，美國國務院每年都會向國會提交有關澳門人權狀況、宗教自由、販賣人口、洗黑錢等問題的報告。如果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轉趨強硬，美國國會很可能會在港澳問題上採取更加強硬的做法，就上述問題提出更為嚴厲的批評，向港澳政府施壓。最後就是南海問題。現在，很多人說中美之間最有可能發生衝突的地方就是南海，甚至有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很有可能在那裏爆發。澳門地處南海北岸，中美如果真的不幸在南海兵戎相見的話，從地理上來說，澳門難以置身事外。因此，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戰爭可能離澳門並不遙遠。從上述這些方面來看，誰入主白宮，以及由此產生的中美關係的新走向，對澳門必定會有影響。因此作為澳門的學者和居民，我們也要關注中美關係，為穩定中美關係的大局作出我們的貢獻。（本文談話錄音由柯慧玲整理，訪談時間為本年1月）[責任編輯陳超敏]

1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摘要]中國茶文化傳播到亞、歐、非及拉美等地後，在當地產生融合、適應與創新，並派生出各種不同的茶文化。澳門是葡萄牙語世界“茶文化”的根，茶走向葡萄牙語世界的門戶。葡語世界試種茶葉所用的茶籽、茶農等，都是經過澳門到達巴西和葡萄牙的。茶“chá”這個詞完全融入了葡萄牙語和葡萄牙文化當中，葡語單詞“chá”與中文拼音“chá”一模一樣，它不但成為葡語中的常用詞，而且派生出了許多短語、俗語、諺語和俚語，其數量之多，堪比漢語，這在西方語言當中，實屬罕見。[關鍵詞]中國葡萄牙語世界澳門茶文化chá酒會上推杯換盞時，當一個葡萄牙朋友端着一杯紅葡萄酒，來到你的面前，開口說道：“Elatomouchádeparreira！”（她喝了許多葡萄藤茶）你可能會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這個“chá”，是來自我們漢語的“茶”字，可“parreira”這個詞，在葡語中是葡萄藤的意思。“chádeparreira”（葡萄藤茶）合起來，就不知道為何物了，或許是一種甚麼品種的葡萄酒吧？中國是茶的故鄉，是茶文化的發祥地。茶已成為中國人的首飲，亦冠全球三大飲料（茶、咖啡和可可）之首，它不但推進了中華文明的進程，還極大地豐富了東西方乃至全世界的物質、精神和道德生活。茶文化在中國綿延了數千年，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分支，“茶文化，就是人類在發展、生產、利用茶的過程中以茶為載體表達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各種理念、信仰、思想情感的各種文化形態的總稱”。此處的“茶文化”應該冠以中國二字。茶文化源於華夏、興於亞洲、播於世界。由於各國民族風情不一，文化背景各異，地理環境有別，因而形成了各自特有的飲茶習俗。中國茶文化既影響到了當地的文化，也產生融合、適應與創新，因而在亞、歐、非及拉美形成了各種派生而來的茶文化，如日本、韓國的“茶禮”等和葡萄牙語世界的茶文澳門──葡萄牙語“茶文化”之發祥地金國平作者簡介︰金國平，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廣州510632劉勤晉主編︰《茶文化學》，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年，第2頁。‧特別推薦‧

19澳門──葡萄牙語“茶文化”之發祥地化。這一“世界茶文化”，應該成為中國茶典與“茶文化學”的內容，更應該成為海外漢學研究的課題。隨着商船的往來，茶在世界上不同的區域都找到消費的地理和文化環境，因而產生由商業帶來的茶文化。值得研究的不僅是茶葉外銷和種植的歷史，更應該發掘和考查茶文化在中國境外派生繁衍出的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歷史。由“茶文化”產生了“茶文化學”，是在中國高等茶學專業中首設的一門新課程。它是茶學與文化學的相互交叉、滲透並相融合的一個年輕學科。茶文化學以科學的態度和歷史的眼光，詳實地介紹了茶的起源與原產地；人類飲茶方式的發展與變遷；中國茶業對外傳播及世界茶區的分佈；茶的種植與加工發展歷史與演變；茶及茶具的品飲與鑑賞；中國與世界各地之茶俗；茶與社會、宗教、哲學、文藝、經濟、政治的關係以及茶與人類健康的關係等內容。旨在擴大高等學校廣大學生的知識視野，提高廣大讀者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和鑑賞能力，為進行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推動我國茶文化的發展及進行內外交流奠定基礎”。“茶文化學”雖為中西交流史十分重要的內容，但現還未得到重視，現在應該強化研究。同時，有“液體黃金（ourolíquido）”之稱的茶葉給貿易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中國所擁有的絕對壟斷地位迫使西方各國爭先恐後地引進茶籽和技術，並進行試種，就連早期的茶農和茶葉炒制工都是來自中國的，於是世界各國掀起了一股種植茶葉的熱潮。有史料表明，葡語世界試種茶葉所用的茶籽、茶農等，都是經過澳門到達巴西和葡萄牙的。中國茶葉傳往世界各國，不僅時間很早，且有陸路、海上絲綢之路及陸海交替三種途徑。最早是從陸路向與中國接壤的鄰國開始傳播，其久遠歷史可追溯至西漢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開通絲綢之路之時。至唐代，中原一帶飲茶已是“比屋皆飲”、“投錢可取”。來華的阿拉伯商人，除了購買絲綢、瓷器，也常捎帶茶葉。於是，飲茶之風在阿拉伯國家、中亞和西亞一帶傳播開來。其次是經海路向東和向西傳播。4世紀末5世紀初，佛教始由中國傳入高句驪，飲茶之風亦開始有關論文可見呂志鵬︰《澳門茶文化的歷史傳承與發展》，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編︰《中國第十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暨浙江湖州（長興）首屆陸羽茶文化節論文集》，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出版，2008年，第517－522頁；麻智輝︰《澳門茶文化探析》，《農業考古》（南昌）2010年第2期，第240－248頁；林更生︰《澳門茶文化》，《農業考古》（南昌）2011年第5期，第368－370、375頁。劉勤晉主編︰《茶文化學》，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年，第9頁。InaGracindo,ViagemaoMundodoChá:TaoTeCha,RiodeJaneiro:EditoraCasadaPalavra,2013,p.247.較好的研究是︰莫拉（CarlosFranciscoMoura）︰《十九世紀上半葉澳門與巴西的關係》，《文化雜誌》（澳門）1995年總第22期，第26－41頁；CarlosFranciscoMoura,ChineseseChánoBrasil:noIníciodoSéculoXIX,Macau:InstitutoInternacionalMacau;RiodeJaneiro:RealGabinetePortuguêsdeLeitura,2012;JoséRobertoTeixeiraLeite,AChinanoBrasil:Influências,Marcas,EcoseSobrevivênciasChinesasnaSociedadeenaArteBrasileiras,Campinas:Ed.daUnicamp,1999,pp.97－109；茅海建︰《巴西招募華工與康有為移民巴西計劃之初步考證》，《史林》（上海）2007年第5期，第1－18頁（後收入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第七章《巴西招募華工與康有為移民巴西計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341－379頁）；周世秀︰《澳門在中華文明遠播拉美中的重要作用》，《拉丁美洲研究》（北京）1999年第6期，第1－4頁；張寶宇︰《中國文化傳入巴西及遺存述略》，《拉丁美洲研究》（北京）2006年第5期，第55－61頁；陳太榮、劉正勤︰《拉美茶香：中國茶在巴西》，《中華合作時報》2014年7月29日第13版，http://www.zh-hz.com/dz/html/2014-07/29/content_95169.htm；陳太榮、劉正勤夫妻研究華人巴西種茶史最為着力，有新著《19世紀中國人移民巴西史》。

2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進入朝鮮半島。中國茶葉進入日本，有人認為始於漢代。延曆二十四年（805）日本高僧最澄赴中國浙江天台山國清寺學習，返日時帶回茶種。西向的海路傳播是通過南海，沿印度支那半島，穿過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波斯灣、地中海，再輸往歐洲各國。在歐洲各民族當中，葡萄牙人最早東來，雖然在16世紀便對茶有了瞭解，但在將近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他們並未做茶葉生意，也未形成普遍的飲茶習慣，倒是荷蘭人先在17世紀初將茶葉作為商品輸入了歐洲。《茶葉全書》之《荷蘭茶葉貿易史》稱：“荷蘭商人早於1601年已抵中國經商，將中國物產裝載返國。故該公司於1602年開始營業時，即以14艘商船駛往中國，而首批茶葉之輸入荷蘭者，係於1606－1607年由中國之澳門運往爪哇，而於1610年復從爪哇載往歐洲。茶葉成為歐洲人之正常商品，乃始於1637年荷蘭公司之17董事上書於巴達維亞總督之時，呈文內稱，茶葉已開始為人民所需要，吾人希望每艘船均裝有若干箱中國茶或日本茶。在此事發生31年以前，英國東印度公司早已發出第一張購茶定單。”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人成了茶葉最主要的經銷者和消費者。至19世紀20年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時稱“Company,EastIndia，公班衙Kung-pan-ya，英吉利國貴公班衙Ying-keh-Ii-kuKweiKung-pan-ya”）從中國進口的茶葉種類如下（圖1）：TEA,茶cha;茶葉cha-yěBoheaTea,武彝（作者按︰夷）茶woo-e-cha;大茶ta-cha.GreenTeas,綠茶lh-cha.WinterTeas,押冬茶yă-tung-cha,CongoTea,工（作者按︰功）夫茶kung-foo-cha.PekoeTea,白毫茶ph-haou-cha.Souchong,小種seaou-chung;小焙seaou-pei.Pouchong,包種paou-chung.Hyson,熙春he-chun;正茶ching-cha.YoungHyson,雨前茶yu-tsëen-cha,HysonSkin,皮茶pe-cha.GunpowderTea,珠茶choo-cha,‘PearlTea’.Twankay,屯溪tun-ke.Campoi,揀培këen-pei.Singlo,松羅sung-Io.Tea-inspector,茶師Cha-sze.Tea-merchant,茶客cha-kh.[美]威廉‧烏克斯（WilliamH.Ukers）︰《茶葉全書》，吳覺農主編、中國茶葉研究社翻譯，上海：開明書店，1949年，第60頁。JohnFrancisDavis,ACommercialVocabulary,ContainingChineseWordsAndPhrasesPeculiartoCantonandMacao,andtotheTradeofThosePlaces;TogetherwiththeTitiesandAddressesofalltheOfficersofGovernment,HongMerchants,&c.&c.AlphabeticallyArranged,andIntendedasanAidtoCorrespondenceandConversationintheNativeLanguage（《通商字彙》）,Macao:PrintedattheHonerableCo’sPress,byP.P.Thoms,1824,p.18.此著作包含限於廣東和澳門以及兩地間貿易的中文詞語及短語；兼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政府全部官員、行商等等的頭銜及稱呼，並欲成為以兩種母語通信和交談之裨助。JohnFrancisDavis,ACommercialVocabulary,ContainingChineseWordsAndPhrasesPeculiartoCantonandMacao,andtotheTradeofThosePlaces;TogetherwiththeTitiesandAddressesofalltheOfficersofGovernment,HongMerchants,&c.&c.AlphabeticallyArranged,andIntendedasanAidtoCorrespondenceandConversationintheNativeLanguage（《通商字彙》）,Macao:PrintedattheHonerableCo’sPress,byP.P.Thoms,1824,p.69.

21澳門──葡萄牙語“茶文化”之發祥地圖1東印度公司進口的茶葉中國茶文化在葡萄牙語和葡萄牙文化中產生了豐富的衍生現象。瞭解這種“茶文化”，要先瞭解歐洲對茶葉的涉及和認識。歐洲人最初關於茶葉的知識來自波斯人，現存最早記述茶葉的書籍可追溯到1559年由拉莫西奧（GiamBattistaRamusio）以意大利文出版的《航海旅行記》（DelleNavigatianietViaggi）。當中引用了一位名叫哈只‧穆罕默德哈（HajjiMahonmed）的波斯商人對中國出產的一種叫“茶”的植物及其用途的介紹（圖2）︰哈吉見我較他人對其所言尤感興趣，於是又告訴我，契丹全國都在用一種植物，或者更確切說，這種植物的葉子，其人稱之為“契丹茶”(ChiaiCatai)，產於契丹國的Cacianfu。全國之人都在用這種東西，並十分珍貴它。擷取這種葉草，或乾或鮮，以水煮之。以空腹飲用一二杯，則熱病、頭痛、胃痛、腰痛或骨節痛諸症皆去。熱飲最好。圖2拉莫西奧《航海旅行記》涉及茶的一頁[英]裕爾（H.Yule）撰、[法]考迪埃（HenriCordier）修訂︰《東域紀程錄叢：古代中國聞見錄》，張緒山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1頁。

2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關於“ChiaiCatai”，《茶葉全書》的譯者將其譯為“中國茶”。“Catai”是契丹的對音，尤指中國北方，泛指中國，與蠻子（中國南方）相對。“Cacianfù”這個地名，《茶葉全書》的譯者將其譯為“四川嘉州府”，關於這個詞的考證繁多，但我們以為，“西安”說最能成立。英國學者裕爾（H.Yule）認為：“Cacianfu可能即Kanjanfu，指西安府……不管西安是否出產茶葉，茶葉一定是從這裏運往邊陲。”張星烺譯為“克强府”（Cacianfu），並注曰：“克强府即京兆府之轉音，唐宋金元皆用此名，今之西安府也。”鑑於當時茶葉運輸的陸地絲路以西安為起點，於是將它作為了產地。《茶葉全書》的譯者未考慮及此，徑直將“Cacianfù”譯作“嘉州府”，而且還贅加了四川二字。歐洲人的資料來自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一佚名的阿拉伯伊斯蘭文獻《中國印度見聞錄》（851）中提到中國有茶：“皇帝持有對礦物、鹽，以及一種用熱水沖泡喝的植物（茶，lethé）的專賣權。這種植物在所有城鎮中有售，價格昂貴；它被稱為茶（sakh）。”至於“ChiaiCatai”，其波斯文形式為“Chia-i-Catai”，似乎應該譯為“契丹檟”。中國用茶歷史悠久深遠，從被發現和利用以來，茶自唐代以前尚無一統一的名稱，而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區，有着不下十餘種的稱謂。在古代稱荼，又名檟、蔎、茗、荈等。荼是唐代以前，稱呼茶時用得最多的一個字。該字最早見於《詩經》，《詩‧邶風‧谷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檟（jiă）是茶樹的古稱，“檟：《爾雅‧釋木》：‘檟，苦茶。’歷史學家大多認為、這是對茶的可靠記載”。故“檟”用來稱茶的時代較早，而且較為人所知。陸羽在《茶經》中，將其排在第二位：“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外國學者對此也有涉及。比魯尼（A1-Biruni）筆下的“a”應該是“檟”的對音︰從西元783年開始收茶稅，但只是到了西元830年才設立買賣茶葉的專署，成為國庫收入的主要來源，本書所用的材料應該是來源於西元830年和850年之間這一段時間（見巴拉茲：《唐代經濟史論文集》，第二卷，第62－65頁以及注釋392）。《印度志》（第389頁）也談到茶葉專賣這一情況。中國人現在說的茶，在唐代的發音a有些方言的發音可能是sa，但這個字的結尾從來沒有過輔音，因此，手稿轉寫成sāh就無法解釋了（見勞費書第563頁注1）。無疑，是由訛讀所引起的錯誤。因為比魯尼在《印[英]裕爾（H.Yule）撰、[法]考迪埃（HenriCordier）修訂︰《東域紀程錄叢：古代中國聞見錄》，張緒山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5頁，注釋11。張星烺編注︰《中國交通史料匯編》第1冊，朱傑勤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461頁。張星烺編注︰《中國交通史料匯編》第1冊，朱傑勤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463頁。此注為原書編者後加。al-asanal-Sīrāfī,Sulaymān,JosephToussaintReinaud,LouisMathieuLangles,RelationdesVoyagesFaitsparlesArabesetlesPersansDansL'IndeetàLaChineDansleIXeSiècledeL'èreChrétienne:TexteArabeImpriméen1811parlesSoinsdeFeuLanglès,pub.avecdeCorrectionsetAdditionsetAccompagnéd'uneTraductionFrançaiseetD'éclaircissementsparM.Reinaud,TomeI,Paris:L’ImprimerieRoyale,1845,p.40.穆根來、汶江、黃倬漢譯︰《中國印度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7頁。[英]裕爾（H.Yule）撰、[法]考迪埃（HenriCordier）修訂︰《東域紀程錄叢：古代中國聞見錄》，張緒山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5頁，注釋10。姚國坤、王存禮編著︰《圖說中國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1頁。具體內容可見薛德炳︰《茶的原始語音與茶在國內的傳播》，《茶博覽》（杭州）2015年第12期，第50－53頁。

23澳門──葡萄牙語“茶文化”之發祥地度志》（第13卷，第388頁）上準確地寫為a（同前引文，第22頁，注），至少在拼法上teck和sā之間的混淆不能排除。關於茶葉，在《英印俗語辭彙》（tea一詞）上解釋得很清楚。據此，黃時鑑先生論述說：另一方面，在阿拉伯－伊斯蘭文獻中，比魯尼（A1-Biruni）撰著的《印度志》（約1030）記有茶（a）。上面已經提到，從8世紀起藏語稱茶為ja，這裏，從語音關係而言，似可構擬藏語ja＞阿拉伯語a的假設。又，次大陸西北的烏爾都語約在10世紀時已有茶字（cha），而語言學家認為它是從波斯語借入的。而且他還進一步論證說：從14世紀起至17世紀前期，經由陸路，中國茶在中亞、波斯、印度西北部和阿拉伯地區得到不同程度的傳播。而正是經過波斯人，茶的資訊首次傳到西歐。關於“chá”詞源係由葡萄牙人從“官話”傳入歐洲的論述很多，較具代表性的有羅常培的《語言與文化》，其第四章《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歐洲最早的茶商是葡萄牙人。他們在16世紀的末葉到中國來買茶，那時他們採用普通話的讀音chaa。後來遠東的茶葉都操在荷蘭人的手裏。這些荷蘭人都集中在南洋一帶，所以廈門人先把茶葉由中國運到爪哇的萬丹（Bantan），然後再用荷蘭船載往歐洲各國。廈門口語管茶叫做[téh]，荷蘭人也跟着讀téh。因此歐洲人凡是喝荷蘭茶的像法、德、丹麥等國的人都採用廈門音（例如法語thé，德語Tee或Thee，較早的歐洲音tā），而喝大陸茶的俄、波、意諸國都保持官音（例如，意語cia，俄語，葡萄牙語ochá）。英國最早也採用官音（例如ThomasBlount在1674年的作品裏就拼作cha），後來因為大量的購買荷蘭茶的關係才把cha廢掉而改用tea。Tea在英文裏最初的出現，是1615年東印度公司一個職員威克涵（Wickham）的信裏；1600年9月28日裴匹斯（SamuelPepys）的日記裏又拼作tee。還有一些中外學者提出“chá”一詞源於粵語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陳輝先生提出的一種新看法：綜合以上理據，筆者推測：歐文中的cha既非漢語北方方言的音譯，也不是廣東話的音寫，它可能是日語和葡語等歐洲語言接觸後所產生的一個源於日語的借詞。由於日語中有很多漢字音讀非常接近漢語發音，所以，人們很容易誤認為此類歐文中的借詞其姚國坤、王存禮編著︰《圖說中國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76頁，注釋2。本引文中的注釋一律依原文。黃時鑑︰《黃時鑑文集II︰遠跡心契──中外文化交流史（迄於蒙元時代）》，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229－230頁。黃時鑑︰《黃時鑑文集II︰遠跡心契──中外文化交流史（迄於蒙元時代）》，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233頁。在葡萄牙語中，兩個母音重疊表示重音，因此chaa等於chá。在葡萄牙語中，“o”是陽性定冠詞。陶孟和、羅常培︰《陶孟和社會與教育羅常培語言與文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2頁。BenjamimVideiraPires,OsExtremosConciliam-se:TransculturaçãoemMacau,Macau:InstitutoCulturaldeMacau,1988,p.100.

2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直接詞源是漢語。我們贊同這一觀點。從葡語文獻來看，可以肯定，葡語“chá”是對日語的轉寫，即“chá”的直接詞源是日語。它是日語和葡語接觸後產生的一個借詞，然後進入歐洲其他語言。葡萄牙人很早便對日本人飲茶習慣有所介紹，東南亞和日本經商的葡萄牙商人若熱‧阿爾瓦雷斯（JorgeAlvarez）在其1547年寫於麻六甲的《日本諸事報告》中便有所涉及，另一位在日的耶穌會傳教士佩德羅‧德‧阿爾卡索瓦（PedrodeAlcaçova）1554年從果阿寫給葡萄牙耶穌會的信中也有介紹，但均未明確地出現茶字。直到1565年10月25日葡萄牙耶穌會會士路易斯‧達‧阿爾梅達（LuísDalmeida）發自日本的一函件中才出現了“chà”的拼法，但所講的卻是日本的事情。在可能成於1584－1588年間的《葡漢辭典》手稿中，並沒有“茶”的專門詞條，但有“茶”字及其漢語注音出現（出現了“茶鍾”一詞兩次）。“茶”字的注音為“za”。“茶鍾”的葡語對應詞分別是“copa”和“escudella”（圖3）。圖3《葡漢辭典》手稿的“茶鍾”一詞在現代葡語中，“copa”和“escudella”分別為“高腳杯、酒杯”和“木碗”。“茶鍾”的“鍾”是個白字，應為“茶盅”，其意為喝茶用的沒有把兒的杯子。但其後的單詞表中則出現了“cha茶”和“chauana盃盞”字。“盃”同杯，盞”，“盞”意為小杯子，如“茶盞”（圖4）。陳輝︰《論早期東亞與歐洲的語言接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85頁。JuanRodriìquesTsuzu,J.L.Alvárez-Taladriz,ArtedelCha,Tokyo:SophiaUniversity,1954.陳輝︰《論早期東亞與歐洲的語言接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80－181頁。OliveiraLima,CartasqueosPadreseIrmãosdaCompanhiadeIesusEscreuerãodosReynosdeIapão&ChinaaosdaMesmaCompanhiadaIndia&Europa,desdoAnnode1549.Atéode1580:PrimeiroTomo.NellasseContaoPrincipio,Socesso,&BondadedaChristandadeDaquellasPartes,&VariosCostumes,&FalsosRitosdaGentilidade,EmEuora:PorManoeldeLyra,AnnodeM.D.XCVIII,1598,Vol.II,fl.163.MicheleRuggieri,MatteoRicci,JohnW.Witek,DicionárioPortuguês-Chinês（《葡漢辭典》）,SanFrancisco:RicciInstituteforChinese-WesternCulturalHistory(UniversityofSanFrancisco),2001,pp.61,95.MicheleRuggieri,MatteoRicci,JohnW.Witek,DicionárioPortuguês-Chinês（《葡漢辭典》）,SanFrancisco:RicciInstituteforChinese-WesternCulturalHistory(UniversityofSanFrancisco),2001,p.161.

25澳門──葡萄牙語“茶文化”之發祥地圖4《葡漢辭典》手稿的“茶”和“盃盞”二詞根據現有材料，首次向歐洲介紹中國飲茶風俗的人是葡萄牙多明我會會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Fr.GaspardaCruz）。他於1556年訪問廣州，並在中國沿海一帶遊覽數月。回國後，他根據其所見所聞撰成《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TractadoemqueseCõtamMuitoporEstsoasCousasdeChina,cõSuasParticularidades,eassidoReynoDormuz,etc.,），當中寫道（圖5）︰如果有人或有數人造訪任何一個體面人家，習慣向客人獻上一種他們稱之為茶（cha）的熱水。它裝在瓷杯裏，放在一個精緻的盤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水微呈紅色（vermelha），藥味很重。他們經常飲用，係用一種略帶苦味的草熬制而成。他們通常用它來招待所有不管熟悉與否的貴客。他們也多次請我飲用它。加斯帕爾‧達‧克魯斯（Fr.GaspardaCruz）修士為葡萄牙埃武臘人，出生年代未詳。他是多明我會修士，曾在該會阿澤堂（Azeitão）修道院研修。他於1548年赴東方，在印度沿海傳佈福音六年。1554年來到麻六甲，1555年9月轉赴柬埔寨。1556年年底，他離柬來到廣東的浪白滘並於同年訪問了廣州一個月左右，成為第一位涉足中國內地的傳教士。1557年年初，返回麻六甲並在此逗留至9月。1557年年底至1559年年底可能在南洋瞭解情況。1560年夏初，在果阿乘船前往葡萄牙。途中在忽魯謨斯逗留了三年。1563年，他離開此地，1565年上半年回到葡萄牙，1570年2月5日因患黑死病逝世於錫圖巴爾（Setúbal）。兩周後，即1570年2月20日，其《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完印。其書封面刻印的時間是1569年，但書尾所署的具體日期為1570年2月20日。也就是說，1569年開印，1570年完成。一般認為，這是歐洲第一本介紹中國情況的專著。此書包括了作者在中國沿海暫短停留期間所搜集到的有關中國各方面的信息。同時，大量直接引用了佩來拉（GaliotePereira）《中國報導》中的很多資料。應該是功夫茶，工夫紅茶。這也是後來傳統的貿易種類。GaspardaCruz,TractadoemqueseCõtamMuitoporEstsoasCousasdeChina,cõSuasParticularidades,eAssidoReynoDormuz,etc.,Euora:AndredeBurgos,1569,Cap.13,SemPaginação.

2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圖5《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中有關茶的部分這段描寫彌足珍貴，他在廣州品嘗了紅茶，是為歐洲人在中國的親眼見聞和親身體驗。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早期經銷的都是紅茶，因此紅茶風靡整個西方，時至今日，它仍是西方最常飲用的茶的品種，他們還發明了“icetea”，這實際上就是冰紅茶。至於“茶”語音向外傳播的過程，大致上來說，可分為兩個體系：一是北方方言語音“chá”，二是福建閩南語音的“tê”，而實際上，它們都是茶的不同朝代的發音。“茶產自中國的江南。唐代的發音為tia（チャ），但到宋代變為tia，所以禪宗的僧人改讀為サ。‘吃茶’讀為‘キッサ’就是這種讀音的殘餘”。這兩種語音，在對外傳播的時間上有先有後。一般來說，“chá”音主要傳播至中國四鄰的國家語言，如日語、印地語、烏爾都語、波斯語、土耳其語、希臘語、俄語、歐洲最早東來的葡萄牙語，以及拉丁語，而“tê”音則通過旅居或在菲律賓經商的閩南人傳播開去，它先進入西班牙語，然後再傳入荷蘭語、英語、法語和德語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度的英語中，使用過“cha”和“chaw”的形式。葡萄牙學者普遍認為，葡萄牙語的“chá”來自粵語，因為“葡萄牙人可能是在廣東一帶認識了茶，並在葡語中使用了當地的叫法”。“chá”這個詞完全融入了葡萄牙語和葡萄牙文化，葡語單詞“chá”與中文拼音“chá”是一模一樣的，其基本含義是：1.茶樹。2.特指“茶葉”。3.指用茶葉沏成的飲料。4.泛指某些飲料。商群編︰《日語學習》第六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81頁。SebastiãoRodolphoDalgado,GlossárioLuso-Asiático,Vol.I,Coimbra:ImprensadaUniversidade,1919,p.247.JoseE.MendesFerrao︰《植物的旅程與葡國航海大發現》，張永春、曹晉鋒譯，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74頁。

27澳門──葡萄牙語“茶文化”之發祥地5.指草藥湯，即藥茶。”“chá”不但成為葡語中的一個常用詞，而且派生出了許多短語、俗語、諺語和俚語，其數量之多，堪比漢語，這在西方語言當中，實屬罕見，以下作一些介紹：1.“almoçodechá”──茶午飯。指不用刀叉的午餐，一般只喝清茶，配以抹黃油的麵包或麵包乾。2.“bolodechá”──茶點（指配茶的點心）。3.“cafédoprimeiro,chádoúltimo”──頭沖咖啡，末泡茶。頭沖咖啡的味道最香濃，末泡茶的意思是頭泡茶時，茶葉尚未完泡開，氣味並非最佳，末泡茶最芬芳。漢語也有個諺語稱：“茶吃後來釅。”4.“casadechá”──茶館、茶室。5.“cavaqueiraàhoradochá”──茶餘閒聊。相當於這個歇後語：“【茶館裏聊天，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在茶館裏閒聊是毫無忌憚的，愛說甚麼就說甚麼，比如說話漫無邊際，無所顧慮。”6.“chá”──（毒品）大麻。7.“cháargentino”──阿根廷茶，指馬黛茶。8.“chácomlimão”──檸檬紅茶，以檸檬片加紅茶泡制。9.“chádaBruxas”──女巫茶（以數種水果及皮調製而成）。10.“chádaespanha”──西班牙茶，指黃花鬼針草。11.“chádaínida”──東印度茶，因從東印度引入而得名，即綠茶。這裏的東印度是指好望角至日本的廣大地區，包括中國在內。12.“chádameianoite”──半夜茶，指在夜深人靜時，殺死病人，即安樂死。13.“chádançante”──茶舞會。14.“chádaMarquesa”──（軍校俚語）侯爵夫人茶，轉義“被留校”。15.“chádascinco”──五點茶，其同義詞為“lanche”（下午茶）。歐美人喝茶，多數在上午10時至下午5時進行。他們特別注重午後飲茶，其源始於18世紀中期，因英國人重視早餐，輕視中餐，直到晚上8時以後才進晚餐。由於早、晚兩餐之間時間長，使人有疲憊饑餓之感，因此下午5時左右，請大家品茗用點，以提神充饑。在英國，飲茶的習慣業已存在，葡萄牙凱瑟琳公主（CatarinadeBragança，1638－1705）嫁與英王查爾斯二世後，將飲茶風尚帶入皇室，由於她的宣導和推動，使飲茶之風在宮廷盛行，並“制度化”為現在的“五時茶”，繼而又擴展到王公貴族、貴豪世家乃至普通百姓。也稱“chádatarde”（下午茶）。16.“chádasmissões”──傳教團茶，指馬黛茶。17.“chádealecrim”──迷迭香茶，轉義為毆打。18.“chádebar”──新娘酒吧茶會，意同“chádecozinha”。酒吧興起後，從家中的厨房搬到了酒吧舉行。下述成語、諺語、俚語和行話等均摘自於最常用的葡葡和巴萄字典，出處不一一標明。還有數量繁多的以“chá”字開頭的各種植物的葡萄牙及拉丁美洲名稱，則選擇地收入其中較著名和常見者。馬清文、馬擊壤編著︰《俏皮話詞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第27頁。馬清文、馬擊壤編著︰《俏皮話詞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第27頁。

2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19.“chádebebé”──嬰兒茶，相當於中國的滿月酒。20.“chádeberço”──搖籃茶，藉機請賓客來品茶，收受禮物或禮金。21.“chádebesta”──牲畜的茶，指生殖器。因為從哪裏流出如茶的尿液。22.“chádebico”──尖嘴茶。這個尖嘴就是灌腸器的尖形灌嘴，轉義為灌腸、洗腸；踢屁股一腳。23.“chádeburro”──驢茶，轉義為牛奶玉米汁。24.“chádecana”──甘蔗茶，轉義為甘蔗燒酒。25.“chádecascadevaca”──牛皮茶，轉義為用皮鞭抽打。26.“chádecipó”──牛皮茶，轉義為毆打。27.“chádeconvívio”──交際茶會。28.“chádecozinha”──新娘厨房茶會，英語作“bridalshower”（可譯為：新娘洗禮派對、新娘聚會、新娘花灑會、新娘送禮會等）。西方國家的新娘通常會在婚前，將自己的女性親朋好友聚在一起舉辦一個小型聚會，閨蜜同歡。傳統的意義是送禮物給即將出嫁的新娘，代表告別單身的祝福。29.“chádedivórcio”──離婚茶。離婚前，夫妻一聚，以示“慶祝”。30.“chádeespera”──等候茶，轉義為等候。31.“chádefralda”──繈褓茶會，轉義為嬰兒出生前的一個聚會，以得到別人送的尿布之類的嬰兒用品。32.“chádegarfo”──叉子茶，轉義為在飲茶後上的小夜宵；玩笑、捉弄。33.“chádehomem”──男人茶，指男人的生殖器，因為從哪裏流出如茶的尿液。34.“chádelimão”──檸檬茶。無茶，單以檸檬皮泡制。35.“chádemacacodecaminhão”──千斤頂茶，轉義為用舊銅爛鐵泡製的壯陽茶劑。36.“chádemarrocos”──摩洛哥茶，指黃花鬼針草。37.“chádenoivado”──訂婚茶。猶如中國舊時的“過茶”和“三書六禮”的習俗。娶妻多用茶為聘禮，所以女子受聘稱為受茶。六禮，即婚姻據以成立的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種儀式。38.“chádepanela”──餐具茶會，原意“鍋茶”，轉義為結婚前的一個聚會，以得到別人送的鍋碗瓢盆之類的餐具。39.“chádeparreira”──葡萄藤茶。實際上，這不是一種茶葉，而是葡萄牙人對酒的一種民間戲稱。有趣的是，一個具有釀酒與飲酒傳統的民族竟然將一個漢語辭彙和他們常用的一個詞語構成了一個新的短語，戲謔地來表達他們的國粹，中國茶文化對葡萄牙語和葡萄牙文化的影響之深由此可見一斑。還有一個短語：“Omeucháédeparreira”（我喝的是葡萄藤茶），轉義為我喝的是酒。“Tomarchádeparreira”，喝酒、喝醉。40.“chádepaubarbado”──毛棍茶，指男人的生殖器，因為從哪裏流出如茶的尿液。41.“chádetoletino”──托倫蒂諾（NicalaoToletinodaAlmeida，1740－1811，葡萄牙諷刺詩人）茶，轉義為老生常談。42.“chádihortelámdesopa”？（澳門土生葡語）湯用薄荷茶，主治風濕、腸絞痛及蛔蟲。所謂的“澳門土生葡語”，更正確的叫法應該是有文獻支持的澳門“澳語”或“番語”。

29澳門──葡萄牙語“茶文化”之發祥地43.“chádipêlo-pê”──（澳門土生葡語）毛腳茶，壓驚用。44.“chádipeso”──（澳門土生葡語）重茶，主治腸絞痛和胃痛。45.“chádoBrasil”──巴西茶，指馬黛茶。46.“chádoParaguai”──巴拉圭茶，指馬黛茶。47.“chágordo”──（澳門土生葡語）肥茶，一種土生族群的傳統食品。由於之前人們不太瞭解它的含義，故翻譯成了“肥茶”。現在看來，這是一種死譯，有欠準確。為何澳門土生葡人聚會時必備“肥茶”呢？實際上，它可能是從漢語的“大茶飯”翻譯過來的。“肥”是豐盛的意思，“大”也有這個意思。關於“大茶飯”，港澳使用較多，也有人認為是粵語方言，它在過去是指豐盛的意思，後來引申為“大買賣或者做大事”。“在一些詞典中也認為“[大茶飯]dàcháfàn澳門方言詞。團夥犯罪的大宗搶劫等大型案件：……”，或“行險僥倖、冒死求財──食大茶飯[港]”。而實際上，它既非澳門方言詞，亦非香港方言詞，而是一個漢語的通用語彙。元朝至元六年（1340）福建建安積誠堂鄭氏所刊《事林廣記》內有《大茶飯儀圖》（圖6）。圖6《大茶飯儀圖》此圖反映了當時的禮儀與社會生活情景。宴會的坐次有一定的格式，宴會有一定的程序。畫上見兩位官員分別坐在大廳中央的交椅上，侍者跪地敬獻茶餚，堂下橫案上擺放着瓶花，兩旁有樂工奏樂，一旁有人爐邊備飯食。廳堂正中置有裝飾山水畫的屏風。堂頂懸有幃幕。最有趣的是圖中畫了兩隻狗，生動地表現了當時蒙古貴族的生活風貌。魏勵、盛玉麒主編︰《大陸及港澳台常用詞對比詞典》，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7頁。《中華現代漢語詞典》編委會、中國語言文字系列辭書編委會編︰《中華現代漢語詞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年，第1352頁。[元]《大茶飯儀圖》，取自周蕪、周路、周亮編著︰《建安古版畫》，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3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其所配的文字如下：大茶飯儀大筵席的茶飯都使用出桌，每個桌上擺放用小果盤裝的水果數種，前面擺放數品菜碟，後面放一雙長箸。廳前中央位置擺放大香爐和花瓶，侍候的樂人分列左右。眾位官員到齊之後，主人進前把盞敬酒，客人中有身份或年齡較小者也跟隨出席把盞敬酒，往來敬酒數十回才可以進獻食物。酒過初巡後進獻的食物為粉羹，每人一大滿碗，主人以兩手高捧到面前，安放在桌子上，再把盞敬酒。酒過次巡後進獻魚羹或者雞、鵝、羊等羹(隨主人的意思)。酒過三巡後進獻的食物是灌漿饅頭或者燒麥，使用酸羹或群仙羹。酒過末巡，進獻大茶飯，大茶飯用牛、馬製作；常茶飯則用羊、豬、雞、鵝等製作，都是完全煮熟以後大桌盛着由兩人抬到廳中。主人家親近的人走出剜肉，頭牲的頭、尾、胸獻給長者，腿、翼、淨肉獻給中者，把剩下的肉一併散給僕從等人。廳上眾人再次勸酒，酒醉結席，然後用解酒粥。完畢後客人辭退，主人送出門外。此外，《新編事文類要啓札青錢》前集卷九的記述大同小異：凡大宴席茶飯，則用出桌。每桌上以小果盆列果木數盤於前，列菜碟數品於後，長箸一雙。廳下用大花瓶、香爐居於中央，祗應樂士列左右。若眾官相會，主人則進前把盞(儀式具載於後)。客有居小者亦出席把盞，凡數十回，方可獻食。初巡則用粉羹，主人以兩手捧進於各位官員面前放下，然後把盞。次巡或魚羹或雞、鵝、羊等羹(隨主人之意)，復如前儀。三巡或灌漿饅頭，或用酸羹，或群仙羹，並如前儀。【正盞】大茶飯，用牛、馬，常茶飯用羊、豕、雞、鵝等，並完，煮熟，以大桌盛之，兩人抬於廳中，有梯己人則出剜肉，凡頭牲並以頭與尾及胸膚肉獻於長者，腿翼淨肉獻於中者，以剩者徹散與祗應等人。廳上再行勸酒，令熟醉結席，且用解粥，眾客漸而散去。請特別注意：“大茶飯用牛、馬製作；常茶飯則用羊、豬、雞、鵝等製作。”換言之，“大茶飯”是最高規格、極其隆重的官方宴會，而不是古代朋友間備以茶點、茶食和茶菜的普通茶宴。雖名“大茶飯”，品茗卻不是主要的程序。“大”，指其豐富和高規格。“茶飯”是茶、酒、飯、菜、湯的總稱，泛指飲食。“大茶飯”即“大宴席茶飯”。總之，這是土生葡人創製的一道中西混合菜式。“chágordo”中的“chá”，與“gordo”組合起來轉意為午後點心。午茶後、晚餐前豐盛的茶點，一般包括酒類、飲品及二三十種精緻的甜鹹點心及菜式。48.“chalada”──茶水、茶湯。49.“chaleira”──茶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中葡合璧詞，其詞根為“cha”，中間加一個“l”連接兩個母音，以一個表示器皿的葡語尾碼“eira”結尾。在現代葡語中，泛指“燒水用的水壺”，如chaleiraeléctrica（電熱水壺）。在葡萄牙方言中，指從貝拉（Beira）到阿連特茹（Alentejo）工作的女人。在巴西，借喻“獻媚者”、“馬屁精”。這也很形象，因為它表示了提着茶壺唯唯諾諾沖水的樣子。由此產生了巴西短語“pegarnachaleira”（提着茶壺）或“pegar[元]陳元靚︰《事林廣記》卷11，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37頁。《新編事文類要啟札青錢》，《續修四庫全書》1221《子部‧類書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7頁。

31澳門──葡萄牙語“茶文化”之發祥地nobicodachaleira”（提着茶壺嘴）意即“溜鬚拍馬”、“奉承”。現在更常用“buledechá”。50.“chámania”──茶癮，嗜茶。51.“chámate”──馬黛茶。52.“chápríncipe”──香茅茶。53.“cháseco”──茶葉。54.“chatôm”──（茶桶）保溫桶。茶桶不是茶葉桶。茶桶由一個竹子或稻草編成，內襯棉墊的桶狀物，內置茶壺以起到保溫桶的作用。“Macautêmchánacha-tông”（在澳門，茶水放在茶桶裏）這句話，標準的葡萄牙語應該是：“EmMacau,guarda-seochánacha-tông.”20世紀80年代，里斯本傳統的土生葡人家庭還在使用這個東西。55.“chávena”──耳杯。在葡萄牙語中，指帶把手的用來喝茶、牛奶和其他飲料的杯子。漢語作“茶碗／盃／盞”，指無把手、用來盛茶水的碗。一種有碟和瓷蓋的茶碗叫蓋碗杯。該詞進入葡語後，語意有所變化，它的基本含義是“耳杯”，尤指小型帶把的杯子，例如“chávenadecafé”（咖啡杯）和“chávenadechá”（茶杯），現在更常用“xícara”，如“xícaradechá”。關於這個詞的詞源，有些學者認為它來自於日語。日語當中是有這個詞，但如果考慮到茶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話，那麼歸根結底它還是一個漢語詞。日語應該是它的直接源語。其最早的形式是“chauana”，也有“xávena”的書寫形式。因葡萄牙語中很少有以“n”結尾的單詞，所以在“cháven”、“chauana”和“xáven”的結尾處加了一個元音“a”，使其更加符合葡語的構詞習慣。56.“chazada”──茶水、茶湯；一杯茶；一頓茶飯；破玩意；責備。57.“chazeiro”──茶樹；喜歡茶的、嗜茶的。58.“chazinho”──小茶。指小詞，表示親昵。漢語中，也有此種用法，如“喝點小茶……調點小情／聽點小曲……看點小戲／搗點小鬼……獻點小計”。59.“chazista”──茶主義者，轉義為愛喝茶者，嗜茶者。60.“cocktaildochá”──品茗會；茶會。英文cocktail（雞尾酒）是一種混合飲料，一般含有一種或多種類型的蒸餾酒和香料，通常亦會加入其他如利口酒、水果、糖、蜂蜜、牛奶、奶油、冰塊或香料等原料。此處的意思是為客人提供各種茶包選擇泡用。61.“cocktaildochádegelo”──冰茶品茗會。62.“cocktaildocháverde”──綠茶品茗會。63.“dar/tomar(um,o)chá（aalguém）”──給某人敬茶，轉義為挖苦、捉弄某人、甩話給某人聽；責備；諷刺。JosédosSantosFerreira,PoémadiMacau:PoesiaeProsa,DialectoMacaense,Macau:LealSenadodeMacau,1983,p.92.JosédosSantosFerreira,PoémadiMacau:PoesiaeProsa,DialectoMacaense,Macau:LealSenadodeMacau,1983,p.92.MicheleRuggieri,MatteoRicci,JohnW.Witek,DicionárioPortuguês-Chinês（《葡漢辭典》）,SanFrancisco:RicciInstituteforChinese-WesternCulturalHistory(UniversityofSanFrancisco),2001,p.161。到17世紀還在使用，見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注》第1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74頁。吳再︰《鳥托邦︰30年現代化萬花筒》（下），深圳：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10年，第1776頁。

3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64.“darumchádegarfo”──給某人喝用叉子攪動的茶，轉義為說些不三不四的話，甩話給某人聽。65.“darumchá”──給茶喝，轉義為疏忽、疏漏。66.“darumacolherdechá”──給一把茶匙，轉義為助一臂之力，幫一把，給個機會。67.“horadochá”──茶點（指用茶點的時間）。68.“intervalodechá”──茶歇。69.“(não)terbebido/tomadocháempequeno(criança)”──（自幼缺乏）有教養，（無）有家教。這個短語的字面意思是“從小沒（有）喝茶”，比喻有無教養。Bebeumuitochá（很有教養）。“nãotomoucháempequeno（幼年時沒有喝茶）[中文俗諺]嬌生慣養慣了。比喻自幼缺少教養。”70.“salãodechá”──茶沙龍；茶廳。71.“terfaltadechá”──少喝了茶，委婉語，即少教養，無教養。72.“tomarchácomalguém”──與某人一起喝茶，轉義責備；諷刺；耍弄；捉弄。73.“tomarchádebambu”──喝了竹葉茶，因竹生長迅速，轉義為猛長。74.“tomarchádebico”──喝尖嘴茶。這個尖嘴就是灌腸器的尖形灌嘴，轉義為灌腸、洗腸；被人在屁股上踢了一腳。75.“tomarchádecadeira”──喝板凳茶，轉義坐了冷板凳，指在茶舞會上，尤其是女性未受到邀請，在冷板凳上喝了茶。76.“tomarchádemarmeleiro”──喝榲桲枝茶，轉義為挨打，因為用榲桲枝條抽打。77.“tomarchádemarmelo”──喝榲桲茶，轉義為挨打，因為用榲桲枝條抽打。78.“tomarchádesimancol（semancol）”──喝跛行茶。Simancol（semancol）來自於mancar-se（跛行）。指一種想像中的藥，轉義為察覺自己的態度不對。79.“tomarchádesumiço”──喝了無影茶，轉義為銷聲匿跡、不再露面。80.“tomarchádevaramarmelo”──喝榲桲茶，轉義為挨打，因為用榲桲枝條抽打。81.“tomarumchádepiro”──喝了開路茶，轉義逃跑、逃之夭夭。總體來說，這些詞條的運用有以下幾種情況：1.使用漢語直接借詞。2.使用漢語間接借詞。3.使用漢語詞根加上葡語詞尾，構成一個中西合璧的新詞。4.反映西方色彩的的新詞，如各種茶會。以茶代酒，招待賓客，藉機收取紅包和禮物社交性集會。一個借詞一旦進入某種語言的日常用語，便會固化成為使用頻率很高的常用辭彙，因而成為此語言的組成部分。在上述僅70餘條的短語中，已體現了中葡語言交流中極其獨特的構詞法，其豐富之程度不亞於漢語，語意生動、表現力巨大，在世界語言史上實屬罕見，證明了中國的茶文化已深入到葡萄牙語和其文化的脊髓之中，足見中國文化對葡萄牙文化的巨大影響。林長期、李妙娜編譯︰《巴西中國俗語諺語對照詞匯》，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8頁。

33澳門──葡萄牙語“茶文化”之發祥地結語茶葉給了我們太多的啓迪。這片細小卻神奇的樹葉，既為中國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也使中國蒙受了百年屈辱與痛楚。自認“天朝上國”的中國雖成為兩個多世紀的貿易“入超國”，卻也嘗到了“茶葉與鴉片”的硝煙，成為了“出超國”，導致白銀大量外流。茶葉引發了兩個世界的貿易與軍事碰撞，既改變了世界貿易的格局和中國的命運，也永久地改寫了世界歷史。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分析起來雖繁多且複雜，但歸根結底，貿易不平衡所產生的巨額順差無疑是直接導因。一片小小的樹葉，在一種扭曲的“一口通商”體制下，換來了鴉片，竟然成為了一場國際戰爭的導火線。無論如何，茶葉見證了中國國力由盛轉衰的歷程。中國茶文化對“世界茶文化”的影響深遠，不會隨着時間流逝而消失。中國茶文化正是因為有了繁衍出來的“世界茶文化”，才變得更加豐富。澳門作為葡萄牙語世界“茶文化”的根，以及茶走向葡萄牙語世界的門戶，其歷史地位應予以肯定。世界各大語言如英語、法語、俄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馬來語、印度語等，都有類似的茶文化歷史可寫，即便是那些沒有列入世界大語言的語種，在茶文化傳播的過程中，也有自己的茶文化歷史。中國或許能撰述這樣的一部書，以更具體地昭示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貢獻與影響。[責任編輯陳超敏]巴西出版了一部有關著作，見InaGracindo,ViagemaoMundodoChá:TaoTeCha,RiodeJaneiro:EditoraCasadaPalavra,2013.此書對世界各國的茶俗作了簡明扼要的介紹。

3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2017年2月16日上午，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研究》編輯部共同舉辦“鄧小平與一國兩制”學術座談會。與會學者包括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廣志教授、助理所長宋雅楠副教授、商學院會計與財務金融學系主任劉成昆副教授、法學院課程主任易在成副教授，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楊允中教授、冷鐵勛主任，澳門立法會施家倫議員，澳門大學《南國學術》田衛平總編輯，澳門啟元出版社楊亞基總編輯。一、鄧小平與“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在座談會上，學者們深切緬懷鄧小平先生對中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尤其是他提出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之於港澳回歸及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林廣志表示，2017年2月19日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逝世的20週年，也是他發表“南巡談話”的25週年、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澳門回歸祖國18週年。此時此刻，緬懷一代偉人的豐功偉績，回顧“一國兩制”從提出到成熟、從理論到實踐的非凡歷程，尤其是總結“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對繼續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澳門基本法》，開創澳門更加美好的明天，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田衛平認為，鄧小平是偉大的愛國者、實踐家，是中國領導人中經歷最豐富的人之一，他的一生波瀾壯闊、大起大落，幾次遭遇重大挫折仍矢志不移，並領導中國成功進行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他對中國國情有着深刻的理解，比許多理論家都瞭解中國獨立、富強、自由、民主的道路該如何走，他有着自己的設計和思想，中國今天的富強，他厥功至偉。鄧小平的思想特質主要體現為實事求是，這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初的“貓論”，第二階段是70年代初的“全面整頓”和第二次復出後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第三階段是80年代初提出“一國兩制”，第四階段是90年代初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提出計劃經濟與巿場經濟都是一種手段。尤其是“一國兩制”的構想和提出，充分體現了他實事求是的高超的政治智慧。“一國兩制”不是鄧小平憑空想像出來的東西，而是他對中國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鄧小平與一國兩制”學術座談會側記編輯部‧時政熱點‧

35“鄧小平與一國兩制”學術座談會側記楊允中認為，過去17年是“五十年不變”的第一個三分之一，未來第二、第三個“五十年不變”的時間段，澳門要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便要正確理解“一國兩制”﹕（一）“一國兩制”是當代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國策，事關國家的和平與利益；（二）“一國兩制”是推進國家和平統一，實行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戰略安排；（三）“一國兩制”是與國家主體部分實行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步構成的殊途同歸、異曲同功的制度；（四）“一國兩制”是中國特殊區域中最具代表性、最典型、最現實的既成展示；（五）“一國兩制”是符合港澳特別行政區居民意願、利益和要求，同時代表全國各地人民長遠利益和共同期盼的關鍵性舉措；（六）“一國兩制”是現代社會主義認同資本主義合理存在、甚至具有某些優勢的前提下，對之進行利用、改造、駕馭，使之為我所用、為我服務的成功演練；（七）“一國兩制”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方法論的重大突破；（八）“一國兩制”是科學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確且必然的選擇。二、“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冷鐵勛認為，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社會基礎較為厚實，澳門居民更能適應“回歸祖國”這個重大的歷史轉折，在理解、貫徹和落實《基本法》上也比較到位，當中的關鍵在於“人心”因素。“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理論中最具特色、最具創意的組成部分。目前，此偉大構想已變成了現實，成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大業的里程碑。鄧小平先生逝世20週年了，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港澳《基本法》，對保持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有極大的意義。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是我們對鄧小平先生最好的紀念。施家倫表示，澳門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目的和初衷，在《基本法》的“序言”中有明確陳述，即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地完整”。香港回歸後持續繁榮，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地位得以保持；澳門開放博彩業，迎來了極大的經濟社會發展機遇。由於地緣和歷史的緣故，澳門居民對祖國的認同感較強，“一國兩制”在澳門落實較好。澳門要做好“一國之本、兩制之地”這篇大文章，首先要在其理論研究上下苦功。其次，要更進一步地落實“一國兩制”，必需在社會上發出更響亮的聲音，要以國家立場去正確看待之，進一步做好教育和推廣工作。宋雅楠從一個教師的角度出發，表示“一國兩制”的未來就在青年人身上。她認為，目前青年的信息更多是從新媒體和社區媒體上獲得，容易造成信息偏頗，難以形成全面性的知識。因此，必需正確引導澳門青年認識“一國兩制”，讓他們瞭解其根本在於“一國”。澳門基礎教育中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教育較為薄弱，高校教師應將之融會於課堂之中，在內容上應讓學生瞭解澳門社會的方方面面、國家給予澳門的特殊政策、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和歷程、澳門回歸的歷史，尤其是中葡談判這個彰顯中國國力的過程等等。此外，亦需讓他們懂得其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興衰命運密不可分，引導他們把個人未來發展與國家發展結合起來。

3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三、“一國兩制”的豐富與發展劉成昆表示，20世紀80年代四個經濟特區的設立，深圳和珠海分別對應香港和澳門，後來中國有14個沿海城巿開放，至今已擴展至294個。經過多年的發展，各個城巿的競爭力持續變化。2002年，澳門在294個城巿中的競爭力排名第10位，而香港從2002－2013年都是第1位，但後來卻被深圳超越了。從競爭力的構成來看，深圳超越香港是由於其在科技創新領域的發展，而澳門在2002以來雖然都排在較前的位置，但其波動性也強，這是由於博彩業受外部經濟環境影響甚大。然而，澳門最近四年的排名維持在第4位左右，情況較為穩定，這跟澳門與其他地區的合作有很大的關係，而澳門未來是否能持續其競爭力優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產業多元和區域合作的程度。而在這一方面，“一國兩制”為澳門與其他地區之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一國兩制”是一個新的制度性嘗試，在實踐上必然會遇到一些挑戰，需要不斷地豐富和發展。易在成提到，在區域合作、國際貿易和國際交往等領域，有一些問題值得思考。例如“一國兩制”下澳門、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的協議效力問題，即中國和他國（地區）簽定的協議是否同時適用於澳門並獲得該國（地區）承認。這些適用問題不僅可能發生雙邊投資協議上，在許多中國所簽定的雙邊或多邊協議上，都可能會出現。而從澳門的繁榮穩定來看，澳門的投資者可能非常希望得到有關的雙邊、多邊協議的適用優勢，在此方面，特區政府需要進一步地去解決和明晰。此外，一些區域合作的大型項目如港珠澳大橋等即將建成和通車，如果將來在橋上發生“三地車牌”車輛與“兩地車牌”車輛的車禍，到底應適用哪一地的法律？諸如此類涉及澳門、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法律問題，隨着區域合作的深入必然會增多，有些甚至迫在眉睫，值得有關部門注意和思考。[責任編輯陳超敏]

37澳門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兼論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之關係[摘要]勞動力是重要的生產要素，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方面而言，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相匹配是經濟健康發展之保證。數據顯示，澳門勞動力數量不足且質量偏低，不能滿足產業結構優化與經濟持續發展之需要；而澳門產業結構仍處於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狀態，需求主要集中在低端勞動力。根據不同理論建立之估計模型顯示，在經濟增長、資本、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等因素中，只有資本對勞動力之需求有顯著影響，說明澳門當前資本投資的增加，主要不是導致產業和企業的技術升級，而是在於擴大生產規模。研究還顯示，澳門外來勞動力主要對本地勞動力起補充作用。[關鍵詞]澳門勞動力供給勞動力需求本地勞動力外來勞動力產業結構無論是城市競爭力還是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澳門都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人口規模和勞動力供給的制約。2015年底，澳門總人口為64.68萬人，土地面積為30.3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2.13萬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經濟體。不僅如此，澳門也與世界上其他地區一樣，面臨着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澳門本地人口生育水平持續下降，使人口金字塔底部不斷收縮，老年人壽命的延長和20世紀80年代輸入的外來人口的老化，導致人口金字塔頂端老年人數量擴張，使人口老齡化受到雙重壓力。澳門人口結構的巨大變化深刻地影響着勞動力的供給，未來“人口－經濟”關係面臨巨大挑戰。一、澳門的勞動力供給（一）人口規模人口規模與勞動力供給基本呈正相關關係。為確保有足夠數量的勞動力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人口規模保持穩定或適度增長是必要的。1999－2014年，澳門總人口從42.96萬人增加到澳門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兼論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之關係婁世艷作者簡介︰婁世艷，澳門城巿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本文為澳門基金會資助項目（澳門城市大學1-18號）之階段性成果。不包括澳門大學新校區（位於珠海橫琴）。除特殊標注外，本文數據均來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http://www.dsec.gov.mo。‧澳門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研究‧

3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63.62萬人，同期，勞動人口從20.94萬人增加到39.47萬人。2014年，澳門就業人口38.81萬人，其中本地就業居民27.66萬人（表1）。表11999及2014年按歲組統計之勞動人口數量與比例勞動人口就業人口歲組數量（千人）百分比（%）數量（千人）百分比（%）19992014199920141999201419992014總數209.4394.7100.00100.00196.1388.1100.00100.00195.32.82.530.713.92.61.990.6720－2422.732.810.848.3120.931.110.668.0125－2929.565.414.0916.5728.264.014.3816.4930－3429.154.213.9013.7327.653.614.0713.8135－3936.843.617.5711.0534.743.417.7011.1840－4435.947.617.1412.0633.547.217.0812.1645－4923.345.811.1311.6021.945.411.1711.7050－5414.645.66.9711.5513.844.97.0411.5755－595.833.32.778.445.432.72.758.4360－643.616.71.724.233.416.41.734.23652.87.01.341.772.76.91.381.78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由於澳門的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極低，導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也處於較低的水平，人口增長主要依靠外來遷移人口。近15年來，儘管總和生育率有所上升，從2001年的0.86上升到2014年的1.22，但仍遠低於國際定義總和生育率為2.1的人口自然更替水平。在這期間，澳門人口變化呈現出明顯的兩個階段，1999－2004年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均逐年下降，出生率由9.7‰下降至7.3‰，自然增長率由6.5‰下降至3.9‰。從2005年開始，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均同步回升，但到2014年亦僅分別為11.8‰和8.7‰（圖1）。2004年後，新移民數量的增長成為澳門人口迅速膨脹的主要因素（表2）。圖1澳門人口出生率與自然增長率（單位：‰）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39澳門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兼論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之關係表21999－2014年澳門准許居留人數統計（單位：人）年份准許居留人士准許居留人士外地僱員外地僱員（批准居留）（淨值）（新增）（期末結餘）1999973N9,98832,18320001,127N7,33427,22120012,359N7,54225,92520024,092N7,72023,46020032,791N10,74624,97020047,279N15,55327,736200511,395N27,16039,4112006NN52,40964,67320076,1155,75462,20685,20720087,9176,66965,90592,16120099,4897,22233,25074,90520104,4553,33535,50875,81320112,8121,27554,81394,02820122,37150960,624110,55220132,4911,29573,476137,83820142,2781,00596,450170,346N︰欠缺數據。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根據統計暨普查局2012年10月公佈的《2011－2036澳門人口預測》顯示（表3），澳門未來20年的人口會持續增長，到2036年達到約76萬人，其中本地人口約66萬人，在澳門居住的外地僱員約8萬多人，在澳門居住的外地學生約1.5萬人，未來人口增長率將會有所放緩。

4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表3澳門未來人口預測指標2011(基準年)20162021202620312036年終人口（千人）557.4610.1670.8699.6734.9759.9＃本地人口482.3527.9574.0611.5640.5662.4＃在澳門居住外地僱員69.969.083.374.480.483.2＃在澳門居住外地學生5.313.213.513.714.014.3人口年平均增長率（%）1.81.81.90.81.00.7出生率（%）10.610.910.69.27.87.6死亡率（%）3.44.14.75.35.76.1自然增長率（%）7.36.75.83.92.21.5性別分佈（%）＃男性48.147.547.346.946.546.3＃女性51.952.552.753.153.553.7年齡結構（%）＃少年兒童人口（0-14歲）11.812.514.115.214.312.9＃成年人口（15-64歲）80.877.873.068.166.266.4＃老年人口（65歲）7.39.712.916.819.520.7＃撫養比率23.728.637.046.951.050.7＃少年兒童撫養比率14.716.119.422.321.619.5＃老年人口撫養比率9.112.517.724.729.531.2＃老化指數62.077.491.2110.8136.7159.9年齡中位數（歲）36.636.937.839.441.042.3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1－2036）澳門人口預測》，2012年。（二）人口結構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人口構成，主要包括年齡構成和性別構成。澳門未來人口預測數據顯示（表3），2011年澳門居民中的男女性別比為48.1:51.9，人口性別結構基本平穩，但與之不同的是，未來人口女性比例將會提高，到2036年，男性比例將下降，男女性別比為46.3:53.7。這可能與人口的老齡化以及女性壽命較長有關。按照聯合國的人口年齡構成分組方法，0－14歲為青少年被撫養年齡組，15－64歲為經濟生產年齡組，65歲或以上為老年被撫養組。人口年齡結構將深刻地影響勞動力供給。在人口總量既定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越大，勞動力供給就越多；如果非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勞動力供給就相對不足。將澳門1999－2014年的人口分為“15歲以下”、“15－64歲”及“65歲或以上”三個年齡組別，可以得到不同年齡段的人口變動情況（圖2）。從中可以看出，1999－2014年間，“15歲以下”年齡群組佔澳門總人口的比重持續下降，從1999年的23.88%下降到2014年的11.41%；“15－64歲”群組的佔比呈上升趨勢，從69.11%上升到80.16%；“65歲或以上”群組亦上升了一個多百分點，說明澳門正經歷快速的人口結構轉變。回歸以來，澳門65歲或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基本維持在7%以上，2014年，該比例高達8.43%。據此，澳門已步入老年型地區的行列，未來老齡化問題亦趨嚴重。就業人口中，中壯年人口（35－44歲）的比重不斷縮減，年齡偏大的就業人口比重持續上升，就業人口呈現出老化跡象（圖3、4）。未來，澳門人口老齡化現象將日趨嚴重，2036年老年人口比重將高達20.7%，成年人口的比重將從2011年的80.8%下降到66.4%，老齡化指數高達159.9，進入超老齡社會。

41澳門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兼論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之關係圖21999－2014年人口的年齡結構（單位：%）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圖31999年澳門人口金字塔（單位：%）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圖42014年澳門人口金字塔（單位：%）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4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三）勞動參與率勞動參與率是勞動人口（即就業人口與失業人口之和）佔勞動年齡人口的百分比。在人口數量和結構既定的條件下，勞動力規模既定，勞動力供給數量取決於勞動力參與率。回歸以後，澳門的勞動參與率雖然在2003年出現61.2%的低位水平，但之後卻一直上升，最近幾年一直維持在72－74%的較高水平。雖然勞動參與率的性別差異正在縮小，但直至2014年男性的勞動參與率依然比女性高出11.8%（圖5）。圖51999－2015年澳門勞動參與率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自2008年開始有相關調查以來，本澳居民的勞動參與率維持在64－67%的水平。也就是說，外勞的輸入提高了澳門的勞動參與率。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人口老化的趨勢與挑戰》調查報告顯示，隨着人口老齡化，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2021年後跌幅明顯，到2036年勞動參與率將下降到57%，這將造成本澳勞動力的進一步短缺。（四）勞動力質量從各年（以每年第1季度的資料替代）澳門就業人口的受教育狀況（表4）可以看出，其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中學水平，初中和高中教育水平的就業人口佔比基本保持在50－60%之間。由於澳葡時期採取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回歸時澳門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較低。2000年，小學及以下受教育水平者佔就業人口的比例高達37%，到2015年，該比重下降到17%以下；而高等教育水平的就業人口比例則從12.8%上升到32.4%，尤其是2010年後的五年中，該比例提高了近十個百分點。依據表4數據，可以大概計算出2000、2005、2010、2014、2015和2016年各年就業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為8.94、9.64、10.70、11.40、11.52和11.66年。小學13.6%＋其他2.8%＝16.4%。小學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別按照6年、9年、12年和16年賦值，“從未入學”、“學前教育”以及“其他”按3年計算。

43澳門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兼論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之關係就業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迅速，主要原因在於澳門教育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已初顯成效；另一個原因則在於引進人才的技術移民政策。2007年後，澳門中止了置業投資移民申請，動產投資移民和專業移民政策仍然執行。2008－2014年，澳門准許居留人士的總數為31,813人，以技術移民為主，這些人士的總體教育水平較高。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資料顯示，2014年“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的人數為506人，比2013年增加了53人，而2015年獲批數量僅有150人，2016年第1季度有63人。當前尚難判斷2015年獲批數量的下降是否由於經濟不景氣，亦難以判斷減少（技術）移民是否會成為未來之趨勢。基於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在25－49歲的青壯年勞動力中，已完成高等學歷教育的常住人口比例遠低於本澳人口，說明常住的非本澳人口素質較低，長此以往，將增加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困難。利用表4的數據進行計算，可以得出2016年全體就業人員和本澳就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期分別為11.66年和11.51年，兩者非常接近。這說明澳門當前的外勞政策並沒有重視其學歷水平，澳門當前輸入的外勞，平均教育水平不高，只能彌補當前勞動密集為主的產業結構中本澳勞動力之不足。但這種彌補也會產生副作用，即相對廉價的外勞會降低企業的用人成本，妨礙澳門實現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窒礙產業結構適度多元發展。表4各年（第1季度）按教育程度統計之就業人口項目年份總數從未入學／初中高中高等學前教育小學教育教育教育其他2000195.721.451.166.531.725.0-全體就業2005230.018.949.774.549.137.7-人口數量2010313.812.356.182.590.772.00.12014377.9含在“其他”50.292.4111.7112.710.9（千人）2015399.5含在“其他”54.395.0109.7129.411.22016389.0含在“其他”49.186.0111.9130.611.4200010010.926.134.016.212.8-全體就業20051008.221.632.421.316.4-人口比例20101003.917.926.328.922.90.02014100含在“其他”13.324.529.629.82.9（%）2015100含在“其他”13.623.827.532.42.82016100含在“其他”12.622.128.833.62.9本地就業2014273.7含在“其他”41.363.979.080.98.6人口數量2015282.1含在“其他”39.565.073.495.19.1（千人）2016272.8含在“其他”38.959.073.391.79.9本地就業2014100含在“其他”15.123.328.929.63.1人口比例2015100含在“其他”14.023.026.033.73.2（%）2016100含在“其他”14.321.626.933.63.6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2014年臨時居留許可申請和獲批個案及人數統計”，http://www.ipim.gov.mo/ipim_service_detail.php?tid=45003&type_id=227。翟振武︰《澳門人口結構變化與老齡化趨勢》，《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3期。

4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與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如香港、新加坡相比，澳門的勞動力受教育水平較低，尤其缺乏高端人才，澳門需要在培養高素質勞動力的基礎上，有意識和前瞻性地調整輸入人才的政策，加大力度發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始能促進產業結構轉型。二、澳門的勞動力需求（一）職位空缺自職位空缺調查較為完善的2004年以來，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季度調查數據顯示，除了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職位空缺略低於10,000個外，其他時段職位空缺一般為11,000－20,000個。隨着時間的推移，各行業職位空缺的波動較大，博彩業和製造業等職位空缺減少；而酒店飲食業、批發零售業等職位空缺增加。製造業職位空缺的減少，主要原因在於其衰落，有大量勞動力轉出，相對於現有的勞動力數量而言，崗位需求較少；而博彩業職位空缺的減少，則在於其處於壟斷地位，產生壟斷利潤，具有較高的工資水平，對很多勞動力來說具有較強吸引力。博彩業職位空缺數量與經濟運行狀況關係非常密切，除了2008－2010年外，近期職位空缺也明顯減少。2005年上半年，博彩業的職位空缺高達13,046個，而2015年上半年則只有507個。可見，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產業結構，除使該行業與整體經濟發展波動息息相關外，也對勞動力和就業產生重要影響。以博彩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較強的吸引力，會降低本澳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動機，不利於其素質的提高，也窒礙產業的優化和經濟的持續發展。另一方面，澳門在當前的經濟結構下，從分職業來看，領導人員及經理和專業人員等被視為“人才”所佔據的職位空缺率較低，而普通就業者甚至非技術工人的職位空缺率較高。以博彩業為例，2015年第4季度，“領導人員及經理”的職位空缺率為0.7%，“專業人員”的空缺率為0，而“服務及銷售人員”的職位空缺率為2.5%，“漁農業熟練工作者”的職位空缺率為1.9%，“非技術工人”的空缺率最高，為4.9%（表5）。這亦說明澳門當前為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缺乏需要人才推動的高端產業。李建民︰《澳門的人力資源：規模、質量與結構》，《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3期；翟振武︰《澳門人口結構變化與老齡化趨勢》，《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3期。按照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分行業的調查數據加總，由於個別時期個別行業沒有數據，加總過程中可能會產生誤差。根據實際調查時間，各行業的上半年數據為第1季度或第2季度數據，下半年數據為第3季度或第4季度數據。

45澳門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兼論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之關係表52010年和2015年第4季度博彩業分職業之職位空缺數量與空缺率職業2010年第4季度2015年第4季度空缺數目(個)空缺率(%)空缺數目(個)空缺率(%)總體3,7617.94620.8領導人員及經理725.2160.7專業人員10.3--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1096.6140.6文員3,2739.22190.5＃荷官2,12110.0--＃兌換、賭場監場、巡場、投注員等1,0378.5460.3服務及銷售人員2233.71462.5＃賭場侍應生、角子機服務員、護衛及保安、閉路電視監察員等1633.11062.1漁農業熟練工作者--81.9技工、機器操作員及司機*356.8101.0非技術工人483.5494.9*︰該數據為“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32個）和“機台、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3個）之和。-︰表示絕對數值為零。**空缺率的計算方法為：兩個職業之職位空缺數目之和／（兩個職業全職員工數目＋兩個職業之空缺數目之和）＊100%。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二）外來勞動力為了彌補本地勞動力的不足，澳門引進了大量的外勞作為補充。以2016年第1季度為例，澳門共有就業人口38.9萬人，其中本地就業居民27.3萬人，外來勞動力18.1萬人，外來勞動力與本澳就業人口之比約為2：3（表6，該數據可能存在偏差，見該表的“數據來源”說明）。從行業來看，外來勞動力和本地居民之間存在較強的行業互補性，在水電及氣體生產供應業、金融業、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含博彩業）等行業，本地勞動力所佔比重達到90%以上；而在建築業和酒店及飲食業，外來勞動力的比例分別高達90.7%和81.9%。此外，從事家務工作的2.54萬人基本上都是外來勞動力。這應該是本澳居民就業選擇和特區政府就業保護政策所致。

4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表62016年第1季度本地就業居民與外來勞動力的行業分佈數量（千人）佔全體就業人員的比例（%）行業全體就業本地就業外地本地就業外地(1)+人員居民僱員居民(1)僱員(2)(2)總數389.0272.8181.470.146.6116.8製造業8.06.04.875.060.4135.4水電及氣體生產供應業1.00.90.190.011.1101.1建築業48.223.643.749.090.7139.6批發及零售業42.234.819.582.546.1128.6酒店及飲食業57.926.747.446.181.9128.1運輸、倉儲及通訊業19.217.04.888.524.7113.3金融業10.79.80.891.67.899.4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29.918.518.161.960.4122.3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27.126.80.298.90.999.8教育16.014.11.988.112.2100.3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11.410.02.287.719.2106.9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91.783.013.790.514.9105.4＃博彩業80.675.66.6*93.88.2102.0家務工作25.4-23.90.094.294.2其他0.41.60.3**400.062.8462.8*其中，“博彩公司”直接聘用的建築僱員有1,758人。**包括農業、畜牧業、狩獵及林業239人，國際組織及外駐機構12人。外來勞動力數據為3月份數據。數據來源：“全體就業人員”和“本地就業居民”數據來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之就業調查；“外地僱員”數據來自澳門勞工事務局（http://www.dsal.gov.mo/）。統計暨普查局與勞工事務局之外地僱員數據均來自治安警察局，比例數據為筆者根據上述數據計算得出。可以看出，大部分行業中，“本地就業居民”和“外地僱員”佔“全體就業人員的比例”之和超過100%，其中原因可能在於統計誤差。但是誤差較大，統計部門未能給出合理的解釋。雖然缺乏外來勞動力的職業分佈數據，但由於全部就業人員由本地就業居民和外來勞動力組成，故可以利用本地就業人員佔全體就業人員的比例進行推算。從就業人員的職業構成來看，本地就業居民與外來勞動力的職業分佈不盡相同，兩者之間也存在一定的互補性，例如“機台、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中，本地就業居民的比例高達94.2%，“文員”中本地就業居民的比例也達到92.6%，“專業人員”、“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中本地就業居民的比例也相對較高，而“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中，外來勞動力佔了大多數。值得注意的是，澳門引進了大批的非技術工人，佔了該類職業就業人員的60%以上（表7）。

47澳門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兼論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之關係表72016年第1季度就業居民之職業分佈及各職業中本地就業居民所佔比例職業全體就業人員本地就業居民本地就業居民佔全體數量(千人)數量(千人)就業人員的比例(%)總數389.0272.870.1立法議員、政府官員、社團領導人、企業領導及經理27.121.177.9專業人員16.814.988.7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40.935.586.8文員102.995.392.6＃提供博彩投注服務的荷官、籌碼兌換員等46.946.799.6服務及銷售人員82.849.459.7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35.416.947.7機台、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15.614.794.2非技術工人66.924.436.5其他0.70.685.7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此外，據澳門人力資源辦公室的數據，外來勞動力中非專業勞動力的數量遠高於專業勞動力。例如，2016年3月澳門有外來僱員181,436人，其中，非專業僱員有150,995人，家務工作者23,928人，自僱人士9人，而專業僱員只有6,504人，分別佔外來僱員數量的83.2%、13.2%、0.005%和3.6%。也就是說，外地僱員中專業僱員的比重還不到4%。上述數據進一步證實，澳門當前主要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投入。澳門當前引入的外勞，主要是彌補本澳居民不願意從事的低端就業領域空缺。研究顯示，廉價外來勞動力降低了製造業、金融業和旅遊業等行業的工資成本，這會造成企業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不利於澳門的整體勞動力素質和產業結構的提高。三、勞動力需求模型（一）模型設計勞動力需求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願意並能購買的勞動力數量，即企業和社會再生產所能吸納的勞動力數量。企業是勞動力需求的主體，經濟增長被認為是影響就業的最重要因素。按照生產法的國內生產總值計算方法來看，宏觀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很多微觀企業生產活動的結果，勞動力是企業主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因此，成千上萬企業生產活動的擴大（即經濟增長），是影響勞動力需求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筆者建立模型I：L＝f（Y）（1）其中，L表示勞動力需求數量，Y表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實際經濟增長，即實際國內（地區）生產總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事務局，“表A2-2016年第一季按行業統計外地僱員人數及企業／實體數目”，http://www.dsal.gov.mo/download/pdf/statistic/nrworker/A2/A2_2016_T1.pdf。宋雅楠︰《外來勞動力對澳門工資水平的影響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濟南）2013年5期。筆者試圖建立包含季節虛擬變數的模型，但在最終回歸結果中，季節變數基本都不顯著，所以將之在建模過程中直接剔除。

4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勞動力作為企業的一種生產要素，與企業資本投入之間關係密切，兩者之間可能存在替代的關係，也可能存在互補的關係。因此，資本投入亦是影響勞動力需求的重要因素。根據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αf（K，L）（2）其中K表示物質資本水平，Ｌ為勞動力數量。我們可以得出以經濟增長和資本投入為自變量的勞動力需求模型II：L＝αf（Y，K）（3）根據Lucas（1988）的新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是勞動力數量、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函數：Y＝αf（K，L，H）（4）其中H表示人力資本水平。因此，勞動力需求數量還與勞動力的質量即人力資本水平相關，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勞動力需求模型III：L＝αf（Y，K，H）（5）學者認為，產業結構亦是影響勞動力需求數量的重要因素，因此，筆者亦將產業結構的變化納入考察範圍，得到勞動力需求模型IV：L＝αf（Y，K，H，IS）（6）其中，IS為產業結構指標。因為澳門勞動力市場上有相當比例的外來勞工，其數量亦有可能是影響本澳勞動力需求的重要因素，所以有必要建立包含外來勞動力作為自變量的回歸模型，以估算本澳勞動力的需求。本澳勞動力需求的估計方法為，在上述四個模型基礎上作適當調整，因變量為本澳就業人口數量，自變量中加入外來勞工數量（同時保留模型I），從而可得出五個模型如下：Ll＝αf（Y）（a）Ll＝αf（Y，Lf）（b）Ll＝αf（Y，Lf，K）（c）Ll＝αf（Y，Lf，K，H）（d）Ll＝αf（Y，Lf，K，H，IS）（e）其中Ll表示本地勞動力需求，Lf表示外來勞動力數量。（二）數據處理上述模型所用之數據，除特殊說明者外，均來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主要為2001年第1季度至2016年第1季度之季度數據，共有61個時間序列樣本。澳門勞動力總量即就業人口；本地勞動力數量即本地就業人口，該數據的調查開始於2008年第1季度，到2016年第1季度共有33項，這是筆者估算本地勞動力需求的樣本量；雖然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有較完整的外地僱員數量，但該數據可能存在誤差，並非實際投入到經濟中的外勞數量，因此，筆者採用全部就業人口數量減去本地就業人口數量的方法，得出外地僱員數量。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標準形式為Y=AKαLβ，其中A為既定的技術水平，K表示物質資本水平，L為勞動力數量。為了簡單明了，便於識別各函數式之異同，本文的函數全部採用抽象函數的形式。童玉芬︰《北京勞動力需求量變動及影響因素的分析》，《求是學刊》（哈爾濱）2007年第5期；齊明珠︰《我國未來中長期勞動力需求預測》，《西北人口》（蘭州）2011年第4期；夏倫︰《中國中長期勞動力供需趨勢分析》《西北人口》（蘭州）2014年第1期。

49澳門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兼論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之關係經濟增長Y用實際GDP表示。利用2013年10月至2014年9月為基期的消費物價指數，可計算出以2001年第1季度為基期的消費物價指數CPI，然後將每一季度的名義GDP數據折算為實際GDP數據。物質資本K數據使用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初始值為2001年第1季度GDP的2.5倍；每一期的資本增加值為當期的實際資本形成總額，以當期資本形成總額除以消費物價指數；大多數學者在進行估算時，資產年度折舊率一般取5－10%，筆者回歸時對資產採用8%這一折中的年度折舊率，即季度折舊率採用2%。人力資本H一般採用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各季度勞動力的教育水平結構數據，按照從未入學／學前教育或不詳設定為3年、小學教育6年、初中教育9年、高中教育12年和高等教育16年進行賦值，以計算相應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IS為產業結構指標，澳門的產業結構特點為︰基本沒有第一產業，薄弱的第二產業，博彩業一業獨大。在澳門力圖實現產業結構適度多元的當下，筆者只考慮博彩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庫中分季度的博彩業毛收入數據開始於2005年第1季度，而年度數據開始於2002年。2002－2004年缺乏季度數據，但有年度數據，2001年則兩者皆無。由於博彩稅收與博彩業毛收入關係非常密切，筆者利用2005－2015年的季度數據進行分析，顯示兩者的相關係數高達0.997029，故利用博彩稅收數據推算博彩業毛收入。2002－2014年澳門博彩稅收佔博彩毛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筆者首先使用移動平均法，推算出2001年的稅率為0.312，然後利用該稅率和2001年的博彩稅收，推算出2001年的博彩毛收入為20,164.73百萬澳門元。然後，計算每一季度博彩稅收佔當年博彩稅收的比重，並用該比重乘以該年份的博彩業毛收入，得到每一季度的博彩業毛收入數據。筆者用博彩業毛收入佔名義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作為衡量產業結構的指標（表8）。表8澳門歷年博彩業毛收入與博彩稅收年份博彩毛收入博彩稅收（百萬澳門元）（百萬澳門元）博彩稅收／博彩毛收入200120,1656,2930.312079532200223,4967,7660.330524345200330,31510,5790.348969157200443,51115,2370.350187309200547,13417,3190.367441762200657,52120,7480.360703048200783,84731,9200.3806934062008109,82643,2080.3934223232009120,38345,6980.3796050942010189,58868,7760.3627655762011269,05899,6560.3703885412012305,235113,3780.3714449522013361,866134,3820.3713584592014352,714136,7100.3875944822015231,81189,572.60.386403579數據來源：第一及第二欄數據主要來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1年博彩毛收入和第三欄數據為筆者計算所得。對教育狀況“不詳”的勞動力賦值為3年的原因，在於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年度數據，“從未入學／學前教育”在有些年份被列入“不詳”一欄。

5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為了便於分析自變量的變化對因變量的影響，筆者對勞動力數量、本地勞動力數量、外地勞動力數量、實際GDP和資本存量等數據均取對數。（三）自相關及其修正如果隨機誤差項的各期望值之間存在相關關係，則隨機誤差項之間存在自相關性（autocorrelation），將導致模型失去預測性。因此，如果存在自相關現象，基於研究需要，回歸之前必須先修正自相關問題。筆者對上述模型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然後通過DW檢驗和BJ檢驗（Breusch-GodfreyserialcorrelationLMtest），以確定是否存在自相關，以及存在滯後期為幾期的自相關。結果顯示，部分模型存在自相關現象。對於存在自相關的模型，採用組合模型估計方法進行修正；對於不存在自相關的模型，則採用最小二乘估計。四、勞動力需求模型分析（一）總體勞動力需求估計結果模型I的估計結果顯示，經濟增長與勞動力需求正相關，相關係數為0.042153，即當實際GDP增長1%時，勞動力需求數量提高0.042153%。但當加入資本變量後，經濟增長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變為不顯著。對模型III和模型IV的估計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變動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不顯著（表9）。表9總體勞動力需求估計結果模型I模型II模型III模型IV最優模型C-118.65318.932932***8.453291***8.826736***8.970413***(-0.007646)(39.74039)(13.63176)(24.18013)(41.72541)LNY0.042153**0.0124560.0213800.010224(2.077620)(0.897356)(1.270583)(0.475023)LNK0.300132***0.325802***0.303918***0.308056***(14.79159)(6.636650)(9.017442)(17.07172)H0.0051840.010721(0.293931)(0.577784)IS-0.047245(-1.080701)AR(1)1.000079***1.322725***0.951148***0.915060***1.331071***(105.7263)(10.73664)(23.47527)（12.81763)（10.93467)AR(2)-0.432191***-0.442172***(-3.476182)(-3.616531)R-squared0.9958880.9979480.9975840.9976530.997917AdjustedR-squared0.9957440.9977960.9974090.9974360.997803F-statistic6903.0006565.5665678.5634591.7508782.035Durbin-Watsonstat0.8263781.8882231.2777631.2923241.840776數據來源：筆者計算所得。

51澳門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兼論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之關係最終模型中，剔除不顯著的變量，可以得到︰只有資本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顯著，當資本增加1%時，勞動力的需求將增加0.308056%，即資本的增加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可以看出，澳門的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關係不是替代性的，而是互補的。澳門為勞動密集型經濟形態，經濟增長主要靠增加勞動力來支撐。資本投入並非改善生產率，更多的是產業（企業）規模的擴大，所以並沒有形成資本與勞動力的替代，而是產生對勞動力的更大需求。模型中產業結構變動對勞動力需求未形成顯著影響，意味着其他產業和博彩業類似，總體上皆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人力資本的增加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亦不顯著，意味着當前勞動力教育水平的提高並沒有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從而未形成人力資本對普通勞動力的替代。（二）澳門本地勞動力需求估計結果模型a的估計結果顯示，本澳勞動力需求與經濟增長正相關，實際GDP每增長1%，本澳勞動力需求將增加0.071650%。模型b的估計結果顯示，在解釋變量為實際GDP和外地勞動力時，實際GDP對本地勞動力的影響變得不顯著，而外來勞動力與澳門本地勞動力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外來勞動力每增長1%，本澳勞動力需求將減少0.163739%。模型c加入資本這一變量時，實際GDP估計結果又變為顯著。模型d和模型e的估計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對本澳勞動力需求的影響不顯著；而模型e的估計結果還顯示，本地勞動力的需求與產業結構變量負相關（表10）。本澳勞動力需求的最優回歸模型結果顯示，本澳勞動力需求與經濟增長和資本呈正相關關係，實際GDP每增加1%，本澳勞動力需求便增加0.118255%；資本每增加1%，本澳勞動力需求就增加0.175073%。這與勞動力需求的總體回歸結果基本一致，即澳門的產業形態主要為勞動密集型，經濟增長需要勞動力投入的增加；資本投資增加亦會導致勞動力需求數量的增加。比較本澳勞動力需求估計結果與勞動力總需求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本澳勞動力需求與經濟增長有顯著正相關關係，而加入外地勞動力後，這種關係得到弱化，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總需求的影響變為不顯著。原因在於，澳門的外勞在勞動力總量中佔有舉足輕重的比例，而外勞的需求數量與其說受到本澳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如說受本澳勞動力數量的影響。回歸結果還顯示，本澳勞動力需求與外勞數量負相關，外勞每增加1%，本澳勞動力需求數量就減少0.063492%。Granger因果檢驗顯示，本地勞動力數量變化是外勞數量變化的Granger原因，而外勞數量變化並不是本地勞動力數量變化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說，本地勞動力數量增加時，會導致對外勞的需求減少；相反，本地勞動力減少時，會導致對外勞的需求增加。這印證了外勞對本澳勞動力起着補充作用。也就是說，雖然外勞對本澳勞動力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是，澳門特區政府當前的政策較好地保護了本澳就業者的權益，在本澳勞動力數量不足的情況下，才引進外勞作彌補之用。此外，本澳勞動力的需求與產業結構變量負相關，即產業結構中博彩業的比重每增長1%，本澳勞動力需求將減少0.101374%。博彩業中本澳勞動力的比重高達90%以上，2002年博彩業迅速擴張之初，吸收了大量勞動力，但近幾年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有所減弱。這一變量說明存在多重共線性，模型遺失重要解釋變量。

5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表10本澳勞動力需求估計結果模型a模型b模型c模型d模型e最優模型C11.72507***14.45640***9.601998***9.857572***9.896405***9.838807***(29.35080)(7.437651)(71.55772)(25.55207)(26.58255)(65.00616)LNY0.071650*0.0390730.072752***0.065443***0.116499***0.118255***(1.969771)(1.175209)(5.974994)(3.973811)(4.830137)(5.522580)LNLF-0.163739***-0.027688-0.035418-0.065089**-0.063492***(-3.945555)(-1.442119)(-1.595780)(-2.659801)(-2.859890)LNK0.195008***0.170508***0.169466***0.175073***(6.841482)(3.792774)(4.148563)(7.397919)H0.0192410.004366(0.698841)(0.169946)IS-0.101069**-0.101374**(-2.288095)(-2.337822)AR(1)0.882251***0.989552***0.3218220.346403*(11.68199)(28.19971)(1.671911)(1.780755)AR(2)-0.398206*-0.426926*(-1.922272)(-1.955755)R-squared0.9134600.9410020.9514550.9524260.9593990.959355AdjustedR-squared0.9074920.9346810.9417460.9405330.9518800.953549F-statistic153.0525148.865497.9975880.07999127.6005165.2239Durbin-Watsonstat2.1806551.4346861.9931211.9969931.7260291.737576數據來源：筆者計算所得。結語澳門回歸以來，經濟迅速發展，人口和勞動力數量也有較快的增長，勞動力數量接近翻倍。未來澳門人口雖然會保持正增長，但男性人口比例會降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會下降，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就業人口也呈現出老化跡象，這將導致勞動力供給相對不足。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迅速發展，堅持技術移民政策，同時停止置業投資移民，促進了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但與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本澳勞動力的質量依然偏低，尤其是缺乏高端人才，不能滿足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需要。2004年以後，澳門職位空缺率基本保持在11,000－20,000個之間。從行業來看，博彩業職位空缺率較低。博彩業以專營寡頭形成超額利潤，在市場中爭搶了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大量經濟資源，導致其他產業勞動力資源不足。從職業來看，那些被視為“人才”所佔據的職位空缺率較低，反映了當前產業結構下需要更多的勞動力而非人才，但在更深的層次上，說明澳門產業結構仍處於低端的以勞動密集為主的狀態，既缺人才，更缺容納人才和需要人才創新的高端產業、行業和企業。

53澳門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兼論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之關係為了彌補本地勞動力的不足，澳門引進了大量外來勞動力，外勞主要從事本地居民不願意從事的行業或職業，例如建築業、家務工作等，外勞與本地勞動力存在一定的互補性。但外勞的教育水平低於本澳勞動力，廉價勞動力的引入，雖然臨時解決了當前勞動力短缺問題，卻會妨礙澳門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升級。勞動力需求模型的實證結果顯示，只有資本投入顯著影響勞動力的需求，即資本增加1%，勞動力的需求將增加0.308056%。這說明，澳門的經濟增長對資本投資有重要的依賴性，而資本投資的增加主要不是導致產業和企業的技術升級，而是擴大規模，導致勞動力需求增加。而本澳勞動力與外勞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原因在於本澳勞動力數量的變動引起外勞數量的變動，澳門特區政府在保護本澳居民就業權利的前提下，才引進外勞以補充經濟發展之需要。澳門未來的勞動力供給數量不能滿足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在提高本地勞動力質量的同時，適當地、有計劃地引進高質量外勞，促進澳門產業結構轉型優化，以保持澳門經濟的持續增長。[責任編輯陳超敏]

5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摘要]澳門博彩業的蓬勃發展促進了本地經濟的騰飛，但也造成了澳門產業單一、成本過高的發展壓力。基於澳門歷年的本地生產總值、資本形成總額、勞動力、大學生註冊人數等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並具體測算各行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與就業彈性，結果顯示澳門就業人口素質的提高將顯著促進本地經濟的發展，而未來澳門的產業多元發展方向應在保持博彩業健康發展的同時，發展金融業、酒店旅遊業等傳統行業，並大力培養會展商務、醫療保健、文化創意等新興行業。同時，通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來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在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引導勞動力在行業間合理流動，提高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為澳門產業多元發展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本支撐。[關鍵詞]澳門博彩業多元發展就業彈性比較勞動生產率澳門自回歸以來經濟高速發展，本地生產總值由2000年的539.38億元（澳門元，下同），增至2015年的3,687.28億元，年均增速達14.41%；2015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達7.2萬美元，居世界第四位。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諸如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產業結構單一等負面現象。對於澳門產業發展的思考，國家規劃一直非常明確：中央“十一五”規劃提出，要“支持澳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十二五”規劃再次明確“支持澳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加快發展休閒旅遊、會展商務、中醫藥、教育服務、文化創意等產業”；人力資本視角下的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基於比較勞動生產率與就業效率的分析*王芳周興作者簡介︰王芳，天津行政學院副教授、澳門社會保障學會高級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周興，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本文為天津行政學院科研課題“人口結構變化及空間集聚對技術進步與創新的影響研究”（編號：DXKT1613）、南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項目“經濟－生態－民生協調發展視角下的‘城市病’防範與治理問題研究”（編號：AS1418）的成果之一，同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成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http://www.dsec.gov.mo。《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4208451.html，2006年3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4208451.html，2006年3月16日。‧澳門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研究‧

55人力資本視角下的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基於比較勞動生產率與就業效率的分析“十三五”規劃進一步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積極發展會展商貿等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澳門特區政府也連續多年將發展多元經濟作為施政重點，2016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促經濟、重民生、穩發展”，重點亦是強調要進一步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對澳門經濟多元發展道路的研究和探討也成為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其中，人力資本是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多元化的發展都離不開人力資源的支持，因此，對澳門人力資本與產業發展的現狀進行梳理，可分析澳門產業結構的調整對未來的人才需求，從而成為促進澳門多元發展的依據。一、澳門產業發展與人力資本現狀澳門的產業結構經歷了回歸前（1980年代至1990年代後期）以博彩旅遊業、出口加工業、銀行保險業及建築地產業為四大支柱產業的倒金字塔結構，到回歸後逐漸形成以博彩旅遊業為主導，包括旅遊業、運輸通訊業、建築房地產業和金融業四大產業的結構發展演變。這一方面是特區政府將澳門經濟發展定位為“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策略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緣於澳門製造業尤其是傳統的紡織、製衣等產業人力資源缺乏、經營成本上升、競爭力減弱、創新乏力而逐漸式微所致。自1847年澳門宣佈博彩合法化開始，隨着鄰近地區漸次禁賭，澳門博彩業快速發展，2006年取代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博彩收入最高的城市，2012年的博彩收入甚至是拉斯維加斯的6倍。據統計暨普查局數據，澳門的年度旅客人數也由回歸前的700萬人次，增加到2015年的3,071.5萬人次（其中內地旅客達2,041萬人次，佔比為66.4%）。博彩業的繁榮極大地促進了澳門經濟的快速發展，澳門本地生產總值超過一半以上來自博彩旅遊業，博彩業也吸納了本地近四分之一的就業人口，“一業獨大”的現象極為顯著。但對博彩業的過分依賴也造成了澳門經濟極易受外部因素影響而產生波動。2015年澳門博彩業收入下跌34.3%、博彩稅總收入下跌34.5%，儘管固定資本投資、私人消費及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分別同比增長2.5、7.2和12.3%，但2015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仍較2014年實質收縮了20.3%。總體來看，澳門是典型的高收入微型經濟體，具有產業結構非均衡性特徵（表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4208451.html，2006年3月16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〇《二一六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2015年11月。許志樺、曹小曙：《論澳門博彩業與產業適度多元化》，《中國名城》（揚州）2014年第10期，第8－19頁。馬向明：《澳門的多元化發展與區域合作》，《城市規劃》（北京）2014年S1期，第37－42頁。鄭天祥、雷強：《從東方蒙地卡羅到東方拉斯維加斯》，《特區經濟》（深圳）1998年第4期，第42－43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澳門經濟概況》，http://www.economia.gov.mo。李建民：《澳門經濟的發展機遇與戰略選擇》，《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2期，第42－46頁。

5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表1博彩業對澳門經濟社會的影響（單位：億元、萬人、%）博彩及本地生博彩業佔博彩業就業總博彩業從業博彩公共總博彩稅收年份博彩中介本地生產從業人員佔總就佔公共收業產值產總值總值比重人數人數業比重稅收收入入比重2008955.522085.5545.827.7431.7124.41432.08575.2175.1220091018.702097.0848.587.3731.1923.63456.98606.3475.3720101570.622699.9558.177.5431.4823.95687.76793.8986.6320112094.243328.8762.918.2032.7625.03996.561141.9987.2720122284.673644.8462.688.9534.3226.081133.781302.1887.0720132589.664105.1863.089.3436.1025.871343.821525.6788.0820142391.954015.9559.569.4038.8124.221367.71567.3587.2620151636.833393.2548.249.4239.6523.76895.731100.881.37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產值數據以2013年價格計算（生產者價格）數據顯示，博彩業已經成為澳門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由於過於依賴博彩業，使經濟結構過於單一，容易受到外在經濟波動的衝擊，在全球金融危機與內地經濟增長放緩等外在不利因素的衝擊下，近年澳門本地的經濟也出現了增長乏力的跡象。同時，博彩業“一家獨大”產生的虹吸效應，導致大量資本與人力資源從其他行業流向博彩業；由於博彩業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並不高，中學畢業足以滿足就業要求，且薪資頗豐，從而影響澳門本地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積極性，而本地勞動力市場對外來勞動力（人才）仍有一定的歧視與限制，成為澳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多元發展的重要限制因素。從表2可以清晰地看出，新世紀以來，澳門的就業總量逐漸增長，就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高中及大學受教育程度就業者的比重穩步增長。澳門勞動力整體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源於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澳門本地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大幅增長，由2001年的7,307人增至2014年的18,558人，增長153.98%，佔15－24歲人口的比重由11.05%增至23.52%。說明本地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正在逐步增強，這與特區政府與各社會團體對教育的投入與支持密不可分。澳門教育暨青年局每年均有學費援助、膳食津貼及學習用品津貼的支持，各社會團體還有獎學金等形式的幫助，這些舉措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澳門青年的學習積極性（表2）。王斌康：《澳門博彩業專營權有限開放對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67－88頁。

57人力資本視角下的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基於比較勞動生產率與就業效率的分析表2澳門就業人口總數及各學歷佔比年份總數(千人)小學佔比初中佔比高中佔比高等教育佔比其他佔比2000195.327.19%33.13%16.64%12.60%10.45%200120527.71%32.44%17.02%12.34%10.49%2002204.926.06%32.80%17.76%13.57%9.86%2003205.424.78%31.89%17.72%15.58%10.08%2004219.123.73%30.90%20.04%15.52%9.81%2005237.522.40%31.62%22.44%15.66%7.83%2006264.221.57%31.49%23.73%16.88%6.32%200729320.27%29.15%25.22%19.25%6.08%2008317.116.81%30.12%27.44%20.94%4.67%2009311.917.25%27.35%27.51%23.21%4.68%2010314.817.53%27.16%28.43%22.71%4.19%2011327.615.84%27.11%28.57%24.24%4.24%2012343.214.51%25.70%29.25%27.01%3.53%201336113.49%24.52%28.53%30.22%3.27%2014388.113.42%22.70%29.63%31.49%2.78%2015396.513.04%22.98%28.50%32.86%2.62%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二、人力資本對澳門經濟發展的貢獻人力資本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通常認為，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將顯著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那麼澳門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是否也能夠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呢？這可用歷史數據進行計量分析。為了對人力資本在澳門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進行實證分析，我們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為基礎，將就業人員分為高等教育和非高等教育兩類，建立增長模型來具體測算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對澳門經濟的影響：(1)公式（1）取對數後構建計量回歸模型：(2)各變量數據均來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資料庫，取2001－2014年的季度數值，具體說明如下：Y：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以2014年環比物量按支出法計算，單位為億元；K：資本形成總額，以2014年環比物量按支出法計算，單位為億元；L1：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就業人數，即就業人員中學歷為小學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及其他的人數，單位為萬人；Lh：為就業人員中學歷為高等教育的人數，即就業人口中學歷為高等教育的人數，單位為萬人；

5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A：全要素生產素或技術進步。、β、θ：各投入要素的係數即貢獻率。回歸結果顯示，高等學歷從業人數的增加對澳門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表3），將顯著促進澳門本地經濟的發展；而低學歷就業人數的回歸結果沒有統計顯著性，說明低學歷就業人數的增加對本地經濟增長並沒有顯著的作用。從生產函數的回歸結果來看，固定資本對澳門經濟增長的影響低於勞動力素質提高的作用，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是推動澳門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因此在澳門未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應進一步突出人力資本的作用，通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可推動澳門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表3高等學歷從業人數的增加對澳門經濟增長的影響引數估計係數標準差P>|t|資本形成總額0.1119*0.05870.062高學歷就業人數0.7725***0.10660.000低學歷就業人數-0.10420.43640.812全要素生產素7.3594***1.72900.000R-squared0.9079AdjR-squared0.9030***代表通過1%顯著性檢驗，**代表通過5%顯著性檢驗，*代表通過10%顯著性檢驗三、各行業比較勞動生產率與就業效率分析分析顯示，人力資本在澳門的經濟增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於澳門的產業發展並不均衡，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本地經濟中不同行業之間勞動生產率及就業效率的差異，才能更為深入地瞭解產業發展與人力資本之間的內在聯繫。（一）比較勞動生產率比較勞動生產率是借鑑庫茲涅茨（SimonSmithKuznets）相對國民收入的概念，衡量行業勞動生產率的指標，它的計算方法是一個地區中某一行業產出佔比與就業佔比的比值。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動態變化可以反映出行業的產出效率和勞動密集度的情況。該值越大，說明該行業勞動生產率越高。其計算公式為：(3)ei是行業i的比較勞動生產率，Gi是行業i的產值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Li是行業i的就業人口佔就業總數的比重。澳門各行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計算如下（表4）：

59人力資本視角下的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基於比較勞動生產率與就業效率的分析表4各行業比較勞動生產率製水電及建批發及酒店及運輸倉金不動產公共行教醫療衛文娛博年份造氣體生築儲及通融及工商政及社生及社彩及其業產供應業業零售業飲食業訊業業服務業保事務育會福利他服務業20080.272.410.800.260.510.442.252.340.920.360.581.8820090.252.160.570.280.500.382.292.150.930.400.502.0620100.161.890.420.310.450.341.671.540.700.340.362.4320110.131.170.360.300.340.391.411.340.580.310.312.5120120.161.110.330.360.320.411.571.560.540.310.352.4020130.161.140.290.430.310.401.531.370.520.310.362.4420140.242.070.300.480.360.441.581.390.600.370.382.46數據來源︰筆者計算所得。比較勞動生產率為1時，說明該行業的產值佔比與就業佔比一致，可稱之為平均勞動生產率。各行業間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將導致勞動力從比較勞動生產率低的行業向比較勞動生產率高的行業轉移，從而使行業的就業結構發生相應的變遷，這種勞動力的轉移會提高整體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推動地區經濟增長。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第二產業向生產率較高的第三產業的轉移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由表4可知，澳門比較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行業是製造業與建築業，而比較勞動生產率較高的行業是博彩業、能源供應業、金融業、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因此，通過提高勞動者整體素質，促進其從第二產業向金融業、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等第三產業轉移，不僅滿足了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的要求，也將會推動澳門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優化澳門經濟結構的同時促進澳門經濟的持續發展。（二）就業彈性與就業效應不僅不同行業間勞動生產率存在差異，不同行業的勞動需求或勞動吸納能力也有很大的差異性。因此我們運用就業彈性這一指標來進一步分析澳門不同行業勞動需求的差異性，所謂的就業彈性指的是經濟增長每變化百分之一所對應的就業增長的比率，即就業量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例。計算公式如下：(4)上式中Et為t時期的就業彈性，L為就業人數，G為經濟產值或各行業增加值，樣本時間t＝2008,2009,……,2014。當某行業的產值增長為正時，若該行業的就業彈性同時為正值，則彈性值越大，說明該行業的就業吸納能力越強、就業吸納效率越高；若該行業的就業彈性為負值，則說明該行業勞動力生產率低，人員冗餘，就業吸納效率低。為清晰地展示澳門各行業吸納就業的效率，筆者採用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的各行業歷年吸納就業人數及產值情況進行了就業彈性測算（表5）：

6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表5各行業歷年就業彈性製水電及建批發及酒店及運輸倉金不動產公共行教醫療文娛博彩年份造氣體生產築儲及通融及工商政及社衛生及及其他業供應業業零售業飲食業訊業業服務業保事務育社會福利服務業20083.58-10.88-9.39-1.011.1-0.12-2.971.27-5.59-1.49-1.76-0.720090.884.070.410.351.01-0.450.004.370.260.234.85-0.7220100.280.000.690.04-0.070.440.00-9.651.37-0.40-5.430.0420110.957.460.700.21-3.10-0.540.950.362.270.470.590.262012-4.771.071.31-0.131.250.000.07-2.482.170.680.071.0120131.650.002.720.160.31-0.140.742.000.810.530.310.332014-1.36-1.281.240.450.231.051.965.53-0.210.252.30-0.082008－1.210.44-2.320.070.730.240.751.401.080.270.930.142014數據來源︰筆者計算所得。從各行業2008－2014年的就業彈性來看，吸納就業效率較高的是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醫療衛生和金融等行業，吸納就業效率較低的是建築業、批發零售和博彩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博彩業作為吸納澳門就業的主要行業，隨着其發展逐漸進入瓶頸期，其就業吸納效率已經逐漸飽和，單位產值的增長所帶來的就業增加逐漸降低。澳門產業多元的經濟結構調整也必然伴隨着就業結構的變化，政府需要積極引導新增就業從博彩業向其他勞動吸納效率較強的行業轉移。就業彈性雖然能夠反映不同行業的勞動吸納能力，但仍具有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當某一行業的就業規模較小，即使該行業的就業彈性較大，該行業對就業的貢獻量也不高，因此我們進一步測算各行業的就業效率，即行業產值每增長百分之一所帶來的就業人數的增加，具體計算公式或表示為：Et1=EtLt-1(5)其中，Et1為t時期的就業效應，Lt-1表示t－1期的就業人數。在行業產值增長為正時，Et1值越大說明行業產值每增長1%時吸納的就業規模就越大，反之則表明該行業吸納就業的規模越小。表6展示了各行業產值增長的勞動需求效應，即產值增長1%所帶來的就業規模的增加，我們可以從中瞭解各行業的發展對澳門未來勞動需求和就業形勢可能產生的影響。從發展趨勢來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博彩業的就業效應呈現寬幅波動的態勢，說明其易受到外部經濟衝擊影響，勞動需求會隨着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快速轉變，這也會對澳門當地的就業產生較大的衝擊。羅諶：《我國大學生供需匹配問題的研究》，北京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2月。

61人力資本視角下的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基於比較勞動生產率與就業效率的分析表6各行業歷年就業效率（單位：千人）製水電及建批發及酒店及運輸倉金不動產公共行教醫療衛文娛博彩年份造氣體生產築儲及通融及工商政及社生及社及其他業供應業業零售業飲食業訊業業服務業保事務育會福利服務業200845.12-9.09-312.02-41.9438.22-1.1-26.212.81-124.4-19.12-13.21-59.77200921.393.2515.4113.4841.03-7.060102.145.122.5731.04-55.9620104.65021.891.43-3.067.190-224.2326.97-4.67-40.753.14201114.466.7118.858.65-132.72-9.776.9110.0348.565.44.7419.82012-611.3937.02-5.6557.5800.56-69.3649.888.420.5682.48201317087.76.8516.26-2.186.0548.6220.256.942.6529.212014-12.28-1.9143.7619.9312.6616.6918.19152.72-5.523.5320.9-7.862008－29.340.35-87.392.7529.973.775.5132.7320.863.075.9311.042014數據來源︰筆者計算所得。通過分析澳門不同行業的比較勞動效率與就業效率，可以發現，通過提高勞動者人力資本水平以促進勞動力在行業間的轉移，不僅可以滿足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的要求，也將會推動澳門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優化澳門經濟結構的同時，也能促進澳門經濟的持續發展。結合當前澳門產業發展趨勢來分析，未來澳門的產業多元發展方向應在保持博彩業健康發展的同時，發展金融業、酒店旅遊業等傳統行業，並大力培養會展、健康、文化等新興行業。通過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和在職培訓，依靠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在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積極引導勞動力在行業間合理流動，提高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使產業多元發展和人力資本提升之間形成良性循環，為澳門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優化提供人力資源的支持。具體可從以下方面着手：（一）提高本地高等教育普及度。澳門本地青年上大學的意願較弱，歸根結底是高等教育的成本收益較低，中學畢業就能找到收入較高的職業，而大學乃至研究生畢業收入並沒有明顯更高，要提高適齡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需從兩方面着手：其一，減少低學歷高薪工作的就業規模，通過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實現澳門的產業多元，避免博彩業“一業獨大”，減少博彩業吸納就業的規模。為適齡就業人口創造更豐富的就業崗位，引導勞動者向新興產業轉移，提高高等教育勞動者的薪酬水平。其二，通過多種途徑提高高等教育的收益。繼續為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提供不同等級的助學資金，鼓勵適齡人口在本地或外地繼續深造；為新就業者根據學歷提供一定年限的就業津貼，鼓勵高素質人才留（回）澳發展。（二）根據澳門未來多元發展的專業需求，調整澳門高校的專業設置。重點開設會展、旅遊、管理、金融、社保、醫療保健等領域的專業，為澳門的多元化發展輸送高素質人才，同時也為澳門高校畢業生擴大職業發展空間。（三）加強區域合作，形成人才、智力共用平台，彌補澳門短板。根據不同行業的人力資源供需特點，制定相應的人才培養計劃與緊缺人才輸入政策，為產業多元發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撐。[責任編輯劉蘭英]

6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摘要]澳門、新加坡和德國外地僱員的市場准入政策、簽證政策和行政管理制度有其相同點，也有較大差異。新加坡和德國的外僱政策有比較明確的目的性，新加坡的外僱政策則有較强的靈活性，使勞動力市場得以快速調節。對比之下，澳門外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欠缺明確的目標，只簡單強調不容許外僱損害本地工人的利益，但並無相應的政策出台，有較大的提升和改善空間。[關鍵詞]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地僱員政策自1988年正式頒佈輸入外僱條例起，澳門多次暫停和恢復輸入外僱，廉價的外來勞動力成為支撐澳門經濟發展的動力，但是外來勞動力同樣也被認為是擠佔了本地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引起諸多社會問題和矛盾。1991－2005年，澳門的出生率呈下降趨勢，從20世紀80年代末20%的增長率下降至7.2%，死亡率則一直維持在3－4%的水平，這使澳門的人口增長緩慢。而實施“自由行”後，澳門遊客每年井噴式增長，單單依靠本地勞動人口的緩慢增長，無法支持旅遊博彩業的巨大勞動力需求。外來勞動力的輸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勞工短缺的燃眉之急，對澳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澳門勞工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底全澳外僱有18.1萬人，按年增6.6%，是近五年來最低的增幅。聘用外僱的企業已攀升至12,482家，約佔全澳5萬多家註冊公司的四分之一。但是，逐漸增多的外來勞動力佔用了原本已不充足的社會設施，使得居住環境更為擠迫，本地居民的就業競爭和壓力更大，引起社會不滿乃至抗議。本地居民認為外來勞動力工資較低，拖累澳門的整體工資水平，影響自身的加薪和福利。近年來，澳門有團體不斷提出訴求，強烈要求特區政府停止輸入外來勞動力，限制其他企業以輸入“專才”的名義招聘內地廉價勞動力，並以本澳居民就業為優先考慮等。與此同時，澳門本地企業面臨整體勞動力供應不足及人力資源成本增大，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情況更為嚴重。中小企業也批評外僱審批程序繁瑣需時，影響行業發展。人力資源日益緊缺已逐漸成為阻礙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瓶頸，引起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僱政策比較及示宋雅楠作者簡介︰宋雅楠，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應用經濟學博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12/GM/88號批示和第49/GM/88號批示。‧澳門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研究‧

63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僱政策比較及示當今世界，國家間經濟的巨大差異、交通的發展以及信息的普及，推動了全球合法勞工的跨境流動，但制定怎樣的外僱政策才能保持勞務市場的有序發展、達到人才引進和經濟發展的雙贏呢？筆者試圖分析和比較澳門與新加坡、德國外僱政策的差異，為澳門在不影響本地勞工利益的前提下建立更完善的外僱政策提供參考。一、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僱現狀分析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澳門居民2015年勞動人口共40.06萬人，勞動力參與率為73.2%，失業人數為7,500人，全年失業率為1.8%，按年上升0.1%。本地就業居民月收入中位數為18,000元（澳門元，下同），按年增長20.0%。而澳門總體就業人口月收入中位數為15,000元，按年增長12.8%。同時，澳門本地居民收入中位數比總就業人口收入中位數多出3,000元，顯示外僱薪酬中位數低於本地居民的水平，而建築、酒店和餐飲行業外僱人數超過本地居民（表1）。表1澳門本地居民就業與外僱結構（單位﹕千人）期末外地僱員（人）本地居民就業人數（人）2015201320142015佔外僱佔本地外僱本結構%201320142015結構%地比例淨流入73.4796.4592.5同期變動率（%）21.231.3-4.1總數137.8170.3181.6270.1276.6278.8同期變動率（%）24.723.66.6分行業製造業4.94.84.92.76.85.95.52.00.9建築業26.245.743.423.921.922.723.58.41.8批發及零售業15.31819.410.736.435.936.713.20.5酒店及飲食業38.942.648.126.528.528.826.79.61.8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11.614.517.69.742.247.644.516.00.4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12.913.813.97.785.686.286.431.00.2桑拿及按摩、其他娛樂及表演活動3.63.94.12.2博彩及博彩中介業7.17.36.83.878.478.278.228.00.1其中：博彩公司直接聘用的建築工人221.9家務工作19.921.623.713.1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據新加坡政府人力資源局的資料，截至2015年，新加坡總人口約540萬，總就業人口較前年增加3.18萬人，僅成長0.9%，本國全年就業人口僅增加100人，接近零成長。2015年外地僱員總數約138萬人，增長限制在2.3%（3.16萬人），約佔總人口的25%。本地與外地僱員的比例控制在2：1。其中擁有EP（employmentpass）准證（包括企業管理人員、教育和媒體工作者、工程師、醫生、律師等）的有187,900人，SP（spass）准證（包括熟練技術工人、半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的有178,600人，外籍家庭傭工工作准證（workpermit,WP）的有231,500人，建築行業工作准證的有326,000人，其他行業准證的有23,600人（表2）。

6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表2新加坡外籍就業人數（單位︰人）證件類型20112012201320142015EP准證175,400173,800175,100178,900187,900SP准證113,900142,400160,900170,100178,600外籍家庭僱工工作准證206,300209,600214,500222,500231,500建築行業工作准證264,400293,300318,900322,700326,000其他准證7,6009,30011,30015,40023,600數據來源：新加坡政府人力資源局近年受人口老齡化、嬰兒潮一代逐步退休的影響，新加坡政府為防止之前落實經濟轉型所做的努力“前功盡棄”，及避免公民人口減少，計劃繼續每年批准1.5－2.5萬名外籍人士成為公民。而根據德國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德國總人口8,196萬人，就業人口4,300萬人，失業率4.5%。外國總移民人數為911萬人，在近200萬人進入德國的同時，2015年還有大約86萬外國人又離開了德國。兩個數字相減之後，得出的所謂淨移民人數為114萬人。德國預計自身勞動力人口到2050年將減少到2,500萬人，為引進人才和高素質的勞動力，於2012年6月通過立法推出了優才定居計劃。在目前世界勞工政策體系中，服務貿易範疇下國際勞動力流動的相關劃分和規定，澳門可以借鑑的有：規定准入的類型、限制准入的規模、限制准入的停留時間、嚴格的資格認證、經濟需求測試、工資平等要求、工作許可證制度、歧視性措施等。筆者將外僱政策分為市場准入、簽證政策、行政管理三個方面十一項內容作具體探討。涉及澳門外僱政策法規包括：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8/2010號行政法規《聘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第88/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訂定有關外地僱員住宿地點應符合的最低衛生、居住條件，以及以現金支付時的最低金額》，第89/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訂定僱主每月須就每名實際受聘的外地僱員繳付的聘用費》，第13/2010號行政法規《規範聘用外地僱員許可內設定的條件或負擔》，第17/2004號行政法規《禁止非法工作規章》，第197/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式樣》，第67/2010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核准申請聘用外地僱員的印件式樣》，以及澳門勞工事務局、澳門治安警察局外僱相關文件及規定。新加坡政策法規包括新加坡《勞工法令》、《外來勞動者法案》、《工傷賠償法令》以及人力資源部的相關文件及規定。德國政策法規包括《就業促進法》、《外來勞動者工作許可發放條例》、《停止招募外來勞動者條例》、《停止招募外來勞動者的例外安排條例》以及德國聯邦勞動社會保障部和勞工局等部門的相關文件及規定。二、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地僱員的市場准入政策市場准入是東道國對任何其他國家勞動者進入本國市場的限制性規定。在國際勞動力流動中，市場准入是十分重要的政策限制形式。（一）預先就業和工作許可“預先就業要求”是指勞動者在流入前必需已在東道國獲得工作崗位，不得先進入東道國再尋找僱主，是最重要的進入標準，也是目前各國出現頻率最高的限制措施，約有一百多個國家在

65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僱政策比較及示外僱政策中實施此措施。在澳門，特區政府除對內地通行證持有者有嚴格的規定外，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可持旅遊簽證入境尋找工作。目前，澳門外傭行業存在大量以旅行簽證入澳尋找工作的情況。而新加坡在這方面的要求則十分嚴格，申請新加坡工作簽證的人員必需已被新加坡本土公司錄用或有公司出具擔保證明，否則沒有申請工作簽證的資格。每個行業均有不同的就業資格要求，如經濟能力、專業資格、工作經驗、技術等級、學歷等。德國方面，外國人只有持有勞動局的工作許可才能在德國工作，但歐盟成員國公民、擁有無限期居留准許或居留權利的外國人及根據國家間協議、法律規定可在德國工作的外國人則不需辦理工作許可；外國投資的企業法人，包括子公司、獨立或非獨立機構（辦事機構）負責人等，亦不需辦理工作許可。難民或家庭親屬關係等均可得到工作許可。（二）行業進入限制行業進入限制是指若東道國不賦予外僱進入市場的資格或對其經營資格予以限制，外僱便會因為主體資格缺乏而不能直接在東道國相關行業就業，東道國可以有效地將外來勞動者拒諸門外。澳門雖然從未明確立法規定外僱不可進入某些特定行業，例如不存在“確保莊荷、監場主任及職業司機的職位只予本澳居民擔任”的立法，但是政府在執行時參考本地居民集中工作的行業，尤其是博彩業、司機、政府部門等行業，限制外僱的進入。新加坡法律規定外來勞動者只限從事製造、旅館、造船、建築和家庭幫傭等行業，勞工政策不鼓勵僱用非技術外來勞動者，尤其在稅收和人數上對製造業僱用外來勞動者有不同的限制，希望僱主提高生產力，避免過度依賴外僱，影響產業升級。德國的相關法律法規並沒有對外來勞動力進入的行業作出明確規定，但是在某些行業則限制其進入市場，相關行業若需僱用外來勞動者，他們必需通過相關監管機構的監控和申請條件，在貿易行為或活動結束後提前向監管機構提交離職報告。（三）外僱數量限制一般情況下，幾乎所有東道國對外來勞動者的數量都有所限制，輸入國傾向接受本國短缺的勞工類型，如高新技術人才、技工、家政服務等，與此密不可分的是配額限制，但是各國的實施方式有所不同，包括固定數額、比例數額等。種種措施都是為了確保外來勞動者在本土規模有限可控，以保護本地勞動力就業市場。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第8條規定，外僱批給許可的標準需考慮在同等成本及效率條件下，從事同類工種的本地僱員的可供招聘量及僱主在聘用本地僱員方面已採取的措施。2010年《規範聘用外地僱員許可內設定的條件或負擔》第3條第1款規定，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量，需以審批實體在考慮給予聘用許可時的市場需要、經濟環境和產業增長趨勢，以及僱主當時已聘用及承諾聘用的本地僱員數量作為訂定基準。從以上法規來看，澳門對外來勞動者的數量沒有具體要求，也沒有限制總數或所佔整個勞工市場的比例，但規定了何時可僱用外來勞動者，以及所僱的外地僱員數量需上報特區政府人力資源辦公室進行評估。根據第13/2010號行政法規的第3條、第4條，僱主在聘用本地僱員達到最低數量要求後，才可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請僱用外來勞工。由此可知，特區政府雖未明顯限制外來勞動者數量及所佔比例，但同樣提出其他各種具體要求，以限制其規模。新加坡方面沒有限制僱主聘用持就業准證之外僱的配額，但SP准證則規定外僱比例在10－20%不等，而WP准證依產業性質均有外來勞動者《立法禁止輸入外僱莊荷？議員意見不一》，http://aamacau.com/2013/10/29/，2013年10月29日。《當局澄清審批外僱無訂比例》，《澳門日報》（澳門）2017年2月2日B2版。

6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僱用比例不得超過15%上限（dependencyratioceiling,DRC）之限制，尤其是對中國工人有更具體的規定。例如，新加坡海事業公司可聘用不超過公司外籍員工總量75%的中國工人；製造業公司可聘用不超過公司外籍員工總量20%的中國工人；服務業公司可聘用不超過公司外籍員工總量5%的中國工人。在德國方面，對於外來勞動者的數量同樣沒有明確的限制，只要能獲得批准都可來德工作。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對外國人來德是有限制的，德國主管部門根據市場需求進行掌控。例如，德國聯邦勞動局職業介紹中心（ZAV）審批“假日工作者”數額控制在每年1萬人以內；對來自波蘭、克羅地亞等國的“季節工”也是按當年勞動力市場需求而審批的。（四）經濟需求測試勞動力市場需求測試是指政府根據本國市場調查，在確定當地市場找不到合適的本地勞工，並在僱用外來勞工不會影響本地市場工作環境和薪資等時，才批准外來勞動者入境工作。對於經濟需求測試，澳門經濟財政司的意見書指出，聘用外僱標準是為取得預期的生產量所需的勞動力；預期生產的產品預計銷售量；增加勞工數目與企業改良技術之間關係協調；生產單位在其行業中的相對性以及其行業在既定經濟政策中的相對優先性。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第1章第2條規定，聘用外地僱員時需按市場需要、經濟環境和產業增長趨勢，對每一經濟活動產業或職業類別的特性作出考慮。此外，根據《聘用外地僱員法》第2章第1節第7條規定，聘用外地僱員需符合第2條規定的原則，且需考慮以下因素：（一）在同等成本及效率條件下，從事同類工種的本地僱員的可供招聘量及僱主在聘用本地僱員方面已採取的措施；（二）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力市場及各經濟產業的需求；（三）僱員的體能及所具備的培訓及工作經驗與工作崗位的適合程度；（四）提供僱員的工作條件；（五）作為申請人的僱主在履行對僱員的義務方面所具備的經濟能力。但是對勞動力市場需求測試的具體執行並未有明確規定，因而在實際操作中存在較多問題。新加坡早年未有勞動力市場需求測試，不過提出了“公平僱傭措施”，此舉更像是象徵性的舉措，以提高“僱主公平僱用新加坡人”的意識。但是隨着2012、2013年世界經濟衰退，新加坡本地人口失業率上升，社會上要求保護本國人就業機會的呼聲高漲。2014年8月，新加坡正式實施僱傭公平考量框架，指定僱主為新聘請的外籍專業人士申請就業准證前，必需在工作信息庫中刊登至少十四天的招聘廣告，以吸引新加坡籍求職者，確保本地員工優先。從2015年10月1日起，新加坡的公司要申請EP准證時，除常規文件外，還需提供其他三項信息，以確保新加坡本地居民（PR和公民）被公平對待。這三項信息分別是：本項職務申請中由新加坡本地居民所提交的數量；是否有新加坡人被安排面試；公司目前技術管理人才中新加坡本地居民所佔比例。該框架為實施僱傭公平考量框架提供了具體的操作指引。德國在經濟需求測試方面並沒有具體限制。就業政策確保德國人及與德國人有同等就業權利的外國人有優先的就業機會，防止外來勞動者對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就業結構、區域及行業產生不良影響；僱主需優先聘用德國人及具有同等就業權利的外國人；只有當德國人或法律上與德國人具有同等就業權利的外國人不能從事該工作，且僱主在一定期限內確實未能在本國聘到合適人員時，才可聘請外來勞動者；對於通過勞工局提供的培訓後德國人及與其有同等就業權利的外國人可以從事的工作，則應將該工作崗位提供給上述人等；嚴禁黑工。實際上類似的評測機制在許多發達國家十分普遍，但是由於缺乏標準統一的規定，操作過程並不透明，外來勞動者十分被動，因此各國使用評測機制也較為謹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

67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僱政策比較及示（五）資格要求資格要求是指對流入的勞動者提出學歷要求或技術水平要求。但是由於各國標準不統一，勞動者在一國獲得的學歷或資格認證往往並不能得到另一國承認，尤其是在對職業資格要求較高的醫護、法律等行業，勞動者獲得的資格認證通常很難得到他國認可，勞動者跨境流動難度因此增加。澳門《聘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第2章第2條（9）中，提到“擬聘用的專業僱員的學歷、技能或工作經驗的證明文件”的相關資格要求。而實踐中，澳門在外地僱員學歷方面，不同職位有不同的具體要求，總體囊括所有學歷。在技術水平方面，澳門也並無具體規定外地僱員必需是高級技師還是從業達到一定年限者，即只要滿足僱主對學歷方面要求的勞工都可來澳門工作。新加坡方面，其資格要求較為細緻，根據申請的准證不同，有不同的具體要求。例如，申請P1、P2就業准證或個人化就業准證的人員除經濟條件外，申請人還需具有合格的學歷及專業技能；申請Q1就業准證則大多為年輕的大學畢業生；申請SP准證適用於中等技能的外來勞動者；申請工作准證的外來勞動者年齡必需滿16周歲並且不超過50周歲；馬來西亞籍員工不可超過58周歲。2013年7月，在就業資格的要求上，新加坡人力部進一步調高SP准證的申請門檻，底薪要求從2,000新加坡元上調到2,200元。2014年1月提升申請就業准證的最低薪金門檻，從月薪3,000新加坡元提高到3,300元，從而保護本國低技術居民的就業。針對技術人員，德國的規定更加詳細，對外國人來德從業資格，都是參照對本國人同等要求進行對比認證的。例如醫療衛生行業，外國醫生和護士必需具備德國人同等學歷、健康狀況和實際經驗；還有律師、稅務顧問、經濟審計師等都必需經過認證，具備和德國人同樣資格之後才可從業；風味特色廚師必需具備兩年專業學習和四年實際操作經驗（以專業學校“畢業證書”和原單位“工作經歷證明”為據），並經德駐外使館認證和ZAV核實；手工業者如建築工人必需經過手工業工會考核以確認具備從業條件。但是，德國也傾向對申請不同的職位有不同的具體職業要求，這與德國缺乏基層勞工和高技術人才的市場情況有關。因此，近年德國將外國人才的學歷和工作經歷的認證時間縮短到三個月之內。三、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地僱員的簽證政策外來勞動者在獲得東道國准入許可之後，還需得到簽證才能進入東道國工作。簽證的簽發以及制度本身的弊端都可能成為勞動者流動的限制。世界各國均把簽證作為調節、管理和控制外來勞動者入境的一項重要措施。運用簽證限制保護本國利益頗有成效，已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一）辦理手續各國和地區簽證辦理手續差異懸殊，這與相關機構的效率有直接關係，有些政府機構辦理流程瑣碎繁雜，直接影響了勞動者入境週期。澳門勞工事務局對於簽證的辦理時長並無相關規定，但是根據實際情況，一般時長為3－4個月。僱主如需聘用外來勞動者，必需先從勞工事務局獲得聘用許可，受聘的外來勞動者需到治安警察局申請僱員身份之逗留許可及辦理“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前稱“非本地勞工身份卡”，俗稱“藍卡”）後，方可在澳門工作。新加坡辦理簽證需要遵循《外國人力僱傭法案》，該法案對簽證的辦理時長並無相關規定，但是根據實際情況，一般時長為三個月。德國的簽證辦理根據簽證種類有所區別，不同的簽證類別所需的辦理時間不

6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盡相同，入境簽證需時3－6個月，而辦理居留許可及延長則可能需要更久的時間，且手續也不盡相同。按照德國的《外國人法》和《就業條例》等相關法律，外國人要進入德國就業，必需向所在國的德國使領館申請入境簽證，德使領館再將其申請轉至德國外國人管理局，後者徵詢勞工局及行業協會意見後方作出給予或拒絕簽證的決定。例如，中國廚師赴德，先要經過中國對外承包商會審查簽證申請材料、預約面試時間，然後由本人前往德國駐華使領館進行面談。及後，德方機構要通過電話聯繫廚師的培訓學校和工作單位進行確認，再將申請材料寄到德國外國人管理總局。外國人管理總局在經過勞工局、移民局、外僱職介中心、簽約地勞工局、移民局、外國人管理總局、德駐華使領館審查後才完成整個程序，獲得簽證所耗時間短則3－5個月，長則半年以上。不但簽證周期長，且拒簽率相當高。但是，近年來，為適應市場需要，德國也在逐步改進外國人入德管理措施，簡化入境審批程序，如啟用“一站式”准入審批程序，用內部批准程序來替代工作許可和居留許可，以保證准入程序更加迅速透明。同時，德國還實行政策透明和信息公開，通過建立相關信息網站，為申請者提供入境所需全部信息等。（二）簽證政策透明度許多國家或地區簽證政策並不透明，發達國家基於複雜因素的考慮，有時會對低技術服務提供者或一些來自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外來勞動者存在歧視。各國或地區對簽證的審批也有較大差異，並沒有具體細緻的統一規則，有時甚至存在非常強烈的主觀意識。凡此種種，均導致政策的模糊和不確定。在這方面，澳門通常只要符合《聘用外地僱員法》和第5/2003號行政法規的具體要求即可辦理簽證，但勞工局除明確規定所需提交的申請資料外，也未對工作條件或審批標準有具體說明。新加坡《外國人力僱傭法案》第1部第3條嚴格規定了聘任工作制度和檢察員（即部長可以委任一名工作人員，依法賦予其職能和權力去監管簽證辦理），新加坡政府網頁詳細列明了可申請的簽證類型、工作條件以及所需材料。2013年，新加坡人力部為了讓海外求職者能瞭解其是否符合新加坡人力發展的需求，設置了線上服務系統“自我評估工具”（self-assessmenttool），海外求職者可初步評估自己可能取得之准證類別及相關資訊。此外，從2015年6月1日起，WP／SP／EP／DP／LTVP／TEP准證都可通過網上系統WPOL和EPOL遞交。任何時候，公司都可通過持勞務執照中介公司申請外僱。這意味着，人力部將全面借助網絡系統來方便公司申請准證及提高工作效率。2015年10月，建築局也推出一個新網站，外籍建築工人報名並同意讓人力部在平台上公開自己的相關資料之後，就有機會被僱主瀏覽到這些信息，從而幫助在工作准證期滿後打算繼續留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國建築工人尋找新僱主，同時也幫助建築業僱主減少因熟練工人流失所帶來的額外成本。德國的簽證政策依《外國人法》第2章居留准許證的簽發和延長、第6條中有關要求居留准許證的資格的規定，訂明只要外國人符合資格，其要求居留准許證的申請必需得到滿足。德國近年調整程序和規則，簽證發放所需文件數量將減少，簽證申請表將可從網上獲得，確保簽證發放在72小時內完成；部分簽證發放的管理工作還將外判予外國機構，外國簽證者便不必親自到德國駐外使領館辦理。（三）簽證制度完善各國和地區都非常看重簽證制度，並根據實情持續修訂以保證人才引進的順利實施。近年來，澳門頒佈了若干法律法規並持續修訂以完善簽證制度，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第5/2003號行政法規、《聘用外地僱員法》、第8/2010號行政法規等，而規定外地僱員獲發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分為：專業僱員（如受聘者具備高等教育學位又或具備高度技能或專業工作經驗，且為履行具

69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僱政策比較及示高度專業要求的工作）、家務工作僱員以及非專業僱員。新加坡政府對於外僱簽證十分嚴格，分為就業准證、S准證及工作准證等三大類別。就業准證主要又分為P1（指持有簽證之外國人，不包含新加坡永久居民）、P2及Q1等三種。申請准證時必需有一名本地擔保人，通常由僱主擔任。申請者工作過的公司、新工作的公司、曾經的工作評級等都會被列入參考之列。辦理簽證需要的材料在新加坡《外國人力僱傭法案》第二部分有詳細規定，且在簽證辦理的整個過程（包括使用過程以及其中可能會被不法分子鑽空子謀取利益等方面）有嚴明律法，並且給出了相應的罪行與刑罰，相對而言，其簽證制度比較完善。德國把簽證制度分為有限期和無限期兩種，其對歐盟成員的要求比其他國家公民的要求低，可分為來德工作簽證、廚師工作簽證、開設私營公司簽證、IT專家等高素質人才工作簽證等，每一種簽證需提交不同證明和資格審核資料。四、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地僱員的行政管理制度外來勞動者在跨越東道國的市場准入和簽證兩項關卡後進入東道國提供服務，但依然受到該國政府及相關部門的管理。這些管理手續和要求如果複雜繁瑣，可能會對勞動者提供服務設置限制。（一）停留時間限制澳門第4/2013號法律規定，外地僱員的逗留簽證是以年為單位，停留一年後需續簽，成功後方可繼續留澳工作。除此之外，外地僱員可在行政長官許可的情況下，按上條規定獲准延長逗留期間，但必需在逗留許可到期的十日之前進行申請。澳門目前不存在逗留期限一年以內的短期外僱，無法滿足企業的季節性需求，因此未來澳門可以考慮聘用短期外僱，以滿足行業高峰期的需要。新加坡外來勞動者就業的時限受到嚴格管理。例如，WP准證非熟練工人最多只可做6年，EP熟練工人可做15年，但是2013年3月新加坡人力部公佈WP普通工作准證人員可做10年的新政策，以降低招聘和培訓的成本。與澳門和新加坡不同，德國勞工部門在《就業促進法》中對工作許可期限加以限制，各職業所頒發的工作許可期限均有不同。其中，受聘於德國公司境外企業的外籍員工到德國母公司臨時性實習、培訓進修，或與德國企業有業務往來的外國人到德企業臨時性實習、學習等，可獲1－1.5年工作許可；根據國家、協會或公共機構之間的協議，專業人員、管理人員可到德國企業或協會進行2年以培訓進修為目的之實習工作；符合條件的風味廚師應聘到德國相應的風味餐館工作，最多可獲3年工作許可；跨國公司派遣到該公司的德國分部或工廠的專業人員，最多可獲2－3年工作許可；應聘到德國學校教授本國語言的教師可獲最長5年的工作許可；已在德國工作過的外國人需在離境若干時間後方可再次獲得工作許可。由此可知，德國的停留時間因不同的工作種類有所不同，一般是1－5年不等。不僅如此，不同的工作單位所發出的許可年限也是不同的。（二）流動性限制流動性限制指東道國或地區可限制外地僱員的流動區域或工作種類，即僅允許僱員在特定幾個城市或地區工作，或不允許跨僱主或行業工作。澳門早前在流動性方面的限制較小，僱員可在全澳工作。根據《聘用外地僱員法》第14條規定，僱員可在本人同意及獲得許可的狀況下轉移到另一僱主，只是轉移所從事的職業要相對應。但是，2009年第4/2013號法律修改了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規定“逗留許可被廢止或失效的情況，則六個月內不得向同

7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一非本地居民發出新的許可”，即俗稱的“過冷河”，以限制外僱故意被解僱而轉工。新加坡規定低技術的WP准證僱員不可更換僱主，而高技術的EP及SP准證所有人可以更換僱主，德國未有此方面的限制。通過對比來看，作為東道國來說，限制外來勞動力的職業或僱主轉換，可能是為了保護本國的勞動力就業機會，同時維護一個良好的就業市場秩序。但是，新加坡的規定更加細緻，高技術人員享有更多的自由，可在當地市場最大化地發揮其價值。（三）待遇限制有些國家或地區為了保護本地企業和員工的利益，對入境的外國員工在收入、稅收、住房等多方面加以限制，使外來勞動者無法享受與當地員工相同的待遇。但有些比較依賴外地僱員的東道國會對外地僱員採取較為優厚的待遇。澳門對外僱無稅收歧視，同時規定僱主需提供給每名外僱住宿地，其實用面積平均不少於3.5m2，且需具備一定設備。如以現金支付的方式確保外地僱員的住宿權利，每名外地僱員每月獲給付的金額不得少於500澳門元。但特區政府有具體最低工資限制，截至2014年，聘請外地勞工合同工最低工資是每月5,000元，低於本地勞工每月7,500元的最低工資水平。德國規定，人人平等，尤其是外國人工資不得低於本地居民。新加坡根據不同行業和不同外僱的比例徵收外僱稅，例如，在製造業、建築業和服務業均有相關規定，外僱比例越高徵稅越多。2013年2月25日的財政預算案公佈，為重組經濟並推動其優質增長，將進一步降低企業對外僱的依賴，新加坡人力部除調整S准證之每月固定底薪外，也緊縮就業准證的發放，尤其是最低級別的Q1准證。此外，政府在該年至2015年逐步調升外僱稅及調降外僱比例上限；在2014年推出組屋外籍租戶比率，規定可出租給外國人的組屋單位比率將設限，以防止太多外國人聚居在同一座組屋或組屋區內。每座組屋中出租給外籍租戶的單位比率不能超過11%，每個鄰里則不能超過8%。總結經濟全球化的其中一項重要的推力正是勞動力的全球流動。人口不足或人力資源素質較低的國家或地區，通過引入外來勞動力達到經濟發展的需求，甚至改善本國人口結構。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澳門、新加坡和德國在外僱政策上既有相同點，又存在較大差異。在市場准入方面，澳門的外僱政策除了行業限制在三地中要求最為嚴格外，其他准入政策的門檻都相當寬鬆，對外僱的總體數量、行業數量、外僱資格是否達到一定技術水平、是否確實保證了本地居民優先就業等都未有明確的規定。而新加坡則特別針對低技術外僱，不僅在數量、同時也在技術資格和本地居民公平僱傭方面，作出了較嚴格和明確的規定。德國受歐盟一體化的影響，對歐盟成員國居民難以規定，但是對其他外國人，依然強調防止輸入勞工政策，這對本地就業結構和行業產生不良影響。在簽證方面，新加坡和德國有較全面的簽證種類，以對應不同類型的外僱，滿足國內不同類型和數量的需求，且近年都在推行政策審批的電子化和透明化。對比之下，澳門的外僱簽證種類較為單一，僅分為技術、非技術和家務三種，而在每一種類之下，某些特別行業（如建築業外僱、旅遊旺季的零售業短期外僱等）在如何控制數量、如何批准工作時限方面，由於簽證制度不夠完善而難以區別管理和控制，導致外僱較多。然而，但居民反映就業機會被擠出，企業也反映招聘困難，各方似乎都沒有從外僱政策中得到滿足，政策效果較低。

71澳門、新加坡、德國外僱政策比較及示在行政管理方面，因外僱已經進入本地就業市場，如何最大限度的發揮其價值，各國或地區體現出不同的管理邏輯。德國追求自由和公平原則，要求與本地居民同工同酬，對外僱的流動不作限制，只是規定了其工作時限。新加坡對低技術外僱有諸多限制，對高技術外僱人才則賦予更多的就業自由，特別是新加坡近年因外僱而產生社會族群融合問題，故對其居住、稅收也作出了特別的規定。相較之下，澳門的外僱政策因享受內地橫琴和珠海區域合作的便利，在住房安置方面享有優勢。但近年因勞力短缺，為了杜絕外僱轉工而提出了較嚴格的流動性限制。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新加坡和德國的外僱政策設計有比較明確的目的性，即兩國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同類型地區的人才競爭，均以外僱政策作為吸引優秀人才、提升本國競爭力的主要手段，尤其德國將外僱政策與移民政策相結合，加大對世界人才的吸引。因此，澳門外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也應有明確的目標，以補充本地人力資源之不足。此外，新加坡的外僱政策也展現出非常強的靈活性，一旦新加坡本地就業市場失業率提升或出現變化，其人力資源部即能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內快速響應市場變化，放鬆或收緊外僱政策，令市場得到快速調節。而反觀澳門，特區政府相關部門面對社會上的批評時，只是重複其一貫的立場，強調不會容許外僱損害本地工人的利益，卻無相應的政策出台。《外僱法》頒佈多年，社會經濟環境不斷變化，對法規的實際修改或補充非常有限。最後，在政策執行層面，新加坡和德國近年都在推行政策的透明化，小至每個職位的要求，大至經濟需求測試的執行，都有非常明確的說明和規定，而澳門的相關政策和法令規定不清晰，執行人員對裁量權的行使時有偏差，政策執行的監管機制不完善，導致無法取信工會及勞工團體，進一步激化外僱與本地居民的矛盾。澳門外僱政策需借鑑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根據澳門的需求完善簽證類型和數額，把審批手續透明化，並根據市場的變化快速調整，加強監督執法，真正做到公平、公開、公正地輸入外僱。總之，如何利用有效的外僱政策實現澳門本地居民向上流動，使本地企業人力資源充足，吸引優秀人才流入澳門，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建設，仍值得特區政府、工會及勞工團體，乃至學界深入討論和探索。[責任編輯劉蘭英]

7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摘要]荷官群體因其優厚薪酬、入職門檻低和政策保護而被人熟知。由於博彩業的快速膨脹，荷官成為澳門從業人員最多的職業群體之一。隨着博彩業進入深度調整階段，有博企向市場發出釋出荷官人力資源的信號。在對荷官群體的從業人數、性別、年齡、學歷等進行分析後，發現在博彩業下滑的態勢下，荷官群體的就業量和需求明顯下降，女性荷官比例上升，初中和高中教育水平仍佔主體，但從年齡上看，年輕勞動力明顯減少，45歲以上荷官比例大幅上升。因此，結合澳門產業結構和荷官群體的特徵變化，特區政府和博企都應在人力資源政策上作出整調，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危機。[關鍵詞]澳門博彩業荷官人力資源社會價值觀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博彩業的發展對澳門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按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的數據，2016年首季博彩毛收為563.89億元（澳門元，下同），賭收同比下跌13.3%。博彩收益多月連續下滑，博彩業對澳門經濟及其他相關行業的影響慢慢浮現。令人感受最深的，莫過於當前賭客數量明顯減少，在過往的高峰時期，賭場各處人頭湧湧，員工經常因人手不足而難以申請休假，然而，博企現在卻不斷鼓勵員工休假及內部轉職，似乎賭收下滑的危險已漸漸迫近。學者羅靜在賭權開放四年後的分析中指出，當博彩業利潤下降時，博彩業本身的持續發展將成為問題。隨着周邊國家經濟和政策環境的波動，澳門這個產業結構單一的開放式微型經濟體所受到的影響，已明顯地反映在博彩毛收入的大幅下滑之上，而其不景氣的影響已輻射至其他行業。因此，博彩業的調整及產業適度多元已成為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共識。產業調整勢在必行，此舉意味着整個社會的各種資源配給都會發生一定的改變。作為澳門經濟支柱和龍頭產業，過往社會資源嚴重傾斜於博彩業的情況已開始轉變，多餘的資源將向其他行業釋澳門荷官的群體特徵及需求與退出機制唐家龍羅文海作者簡介︰唐家龍，天津市科學學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博士。天津300011；羅文海，澳門城巿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http://www.dicj.gov.mo/。羅靜︰《外國資本進入澳門博彩業的經濟、社會後果》，黃平主編︰《挑戰博彩：澳門博彩業開放及其影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王永中：《澳門產業結構的存在問題及其改進方向》，《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3期。‧澳門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研究‧

73澳門荷官的群體特徵及需求與退出機制放出。隨着調整時間的推移和步伐的加深，企業釋出多餘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強烈。2015年第4季就業人口393,100人，直接或間接與博彩業相關的職位達92,800人，佔就業人口的23.6%，當中，直接與博彩業相關的職位有56,900人，高達61.3%。荷官群體有24,600人，佔直接與博彩業相關職位的43.2%，即差不多每16名就業人口中就有一位荷官。在博彩業賭收大幅下滑及產業調整的時期，作為澳門最大的就業群體之一，荷官如何面對就業環境的改變？特區政府如何協助其順利轉型，減少社會的負面影響？一、博彩業的發展及荷官群體的就業形勢博彩業每次的改革都對澳門的經濟形勢產生重要的影響，也對澳門的勞動力市場尤其是荷官群體的供給與需求產生重大影響。澳門博彩業主要經歷了四次變革（圖1），每次變革都為澳門經濟注入了有利的發展因素。1930年的第一次變革中，豪興公司在1932年購買了一艘奧地利驅逐艦，將其改為客輪，把港澳航程由4小時縮短到2小時30分，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香港賭客。1937年的第二次變革，泰興公司提升配套設施和完善博彩制度，使澳葡政府增加了近三倍的庫房收入。1961年的第三次變革，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推動博彩旅遊業全面發展，其經濟“龍頭”地位得以確立。到2002年的第四次賭權變革，澳門生產總值從2002年開始至2015年，每年平均實質增長達9.6%（其中2014和2015年是-0.9%和-20.3%，如撇除此二年，則澳門生產總值從2002－2013年每年平均實質增長達12.9%）。由此可見，澳門博彩業的每次變革對澳門經濟都產生了正面影響。圖1澳門博彩業變革趨勢圖（1930－2002）資源來源︰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人力資源需求及薪酬調查－博彩業”（2015年第四季），http://www.dsec.gov.mo/。鍾堅、朱敏：《澳門博彩業發展的歷史考察與成效分析》，《深圳大學學報》（深圳）2005年第4期。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http://www.dsec.gov.mo/。

7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澳門回歸前，特別是1996年以來，經濟已經連續三年負增長。賭權開放成為特區政府短期治標、實現增速回升的簡單而有效的手段。陳章喜和區楚東利用數據包絡分析（DEA），對澳門1997－2006年的經濟效率進行動態比較，證實賭權開放提高了博彩業旅遊業的經濟效率，減少了行業資源浪費，擴大了經濟的產出能量。但受到忽視的一點是，博彩業的邊際利潤正在下降。羅靜指出，2002－2006年，雖然博彩業的營業額在增長，但每一張賭枱的盈利水平卻在下降。可以預料的是，這一情況到當前應已陷入更加嚴重的地步。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缺陷逐漸顯現。馮邦彥、趙雪梅指出，澳門產業結構過於單一，易受外圍經濟影響，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將是其經濟發展的出路。吳偉東也指出博彩業獨大的經濟發展模式，顯著地改變了澳門勞動力市場的對應性安排及勞動力資源的開發。一旦博彩業陷入困境，將可能導致大規模的裁員和失業，而勞動力資源開發的不足，很可能形成再就業困難，給澳門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而此一危機直接指向荷官群體。博彩從業員群體面對相當大的工作壓力，出現了一些社會或家庭問題，值得特區政府關注及支援。吳偉東、郭騰軍更指出，產業結構的單一化增加了低端勞動力的需求和薪酬，促使部分青少年過早地停止接受學校教育，只能在較為單一的行業就業，增加了其就業風險。博彩業的發展為澳門居民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曾幾何時，其提供的優薪厚職成為不少學子的理想職業，表現為“寧要賭桌，不要書桌”的社會價值觀，對澳門人力資源競爭力提升造成深遠的影響。研究指出，在博彩業發展的鼎盛時期，人力極度緊缺，甚至出現大量銀行職員轉行荷官的現象，其職位薪金在2002年突破了17,000元。高額薪金使得年青人蜂擁而至，不少青少年輟學去做荷官。吳偉東指出，在大量需求荷官時期，由於其入職條件與技能要求不高，但薪酬卻比教育業、金融業及社會福利等行業的收入中位數都高。蘇恒泰和王鈺婷在2007年以問卷方式調查了1,664名中學生，當中有5.2%畢業後希望投身荷官，若有賭場給予他們聘書，他們會即時進入賭場工作，有12%受訪學生表示願意放棄學業。博彩業或荷官高薪酬、低技術、低門檻的特點，吸納了大量沒有工作經驗的勞動力，使許多學生的就業和求學觀發生了變化。王斌康：《澳門博彩業專營權有限開放對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黃平主編︰《挑戰博彩：澳門博彩業開放及其影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陳章喜、區楚東：《賭權開放對澳門博彩旅遊業經濟效率影響的動態分析》，《旅遊學刊》（澳門）2009年第10期。羅靜︰《外國資本進入澳門博彩業的經濟、社會後果》，黃平主編︰《挑戰博彩：澳門博彩業開放及其影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馮邦彥、趙雪梅：《微型經濟體產業適度多元化理論與實證研究︰以澳門為例》，《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06年第3期。吳偉東：《博彩業發展與澳門勞動力資源開發》，《城市觀察》（廣州）2013年第6期。李曉東：《澳門博彩業從業員的發展狀況研究》，華中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吳偉東、郭騰軍：《產業結構與青年的就業選擇︰對9名澳門青年的深度訪談分析》，《中國青年研究》（廣州）2012年第3期。羅靜︰《外國資本進入澳門博彩業的經濟、社會後果》，黃平主編︰《挑戰博彩：澳門博彩業開放及其影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吳偉東：《博彩業發展與澳門勞動力資源開發》，《城市觀察》（廣州）2013年第6期。蘇恒泰、王鈺婷：《澳門中學生參與賭博及投身博彩意向研究報告》，澳門︰澳門工福問題賭徒復康中心，2007年。

75澳門荷官的群體特徵及需求與退出機制二、澳門荷官群體的基本特徵荷官一詞來源於粵語（尤見於港澳），其由來乃因荷官是在賭場裏緊盯着客人的錢包（粵語：荷包）的職員，他們工作時常常如官員般木無表情，故名“荷官”。在美國，荷官（dealer或croupier）又稱莊荷，是指在賭場內負責發牌、殺賠（收回客人輸掉籌碼、賠彩）的一種職業。莊荷一般指撲克類遊戲的職員，但亦有例外，如花旗骰（craps）的莊荷亦稱為dealer。1932年，豪興公司客輪啟用，航程的縮短使香港的賭客大增。當時的香港賭客稱澳門荷官為“班長”，其意是在博彩過程中，荷官負責控制牌局的遊戲速度和賠彩，給予賭客如賭桌領導者的感覺。荷官職位乃博企賭桌部前線最低階的其中一個職位，其工作是按照企業標準的工作流程，向客人提供專業的服務及良好的體驗，是在整個博彩娛樂體驗中，與客人接觸最多及影響最大的其中一個環節。荷官主要負責博彩遊戲的操作（籌碼殺入和賠出），在整個工作流程中，荷官對遊戲規則的熟練程度、計算速度、精神的集中、抗壓能力、溝通技巧和工作態度等都是基本要求。其中，遊戲規則的熟練程度和計算速度可以通過培訓及工作經驗而逐漸提升，但精神的集中、抗壓能力、溝通技巧和工作態度等只能透過工作實踐自我學習。博彩遊戲的吸引力主要來源於其刺激性和互動性，刺激程度根據個人對投注金額大小的承受能力而決定，而互動性則直接與荷官相關。由於他們在客人博彩互動過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因此常被客人視作遊戲結果的關鍵責任者。有時客人會在博彩失利時，把不滿情緒宣洩到荷官身上，以粗言穢語相向、敵視、出言恐嚇，甚至出現肢體衝突。而在企業的角度，荷官與客人的互動性及其顧客服務的好壞，是決定客人在娛樂場停留時間的長短和回頭消費率的關鍵。（一）荷官群體的就業規模荷官群體值得社會關注，除了因其改變了社會價值觀外，另一點就是其就業人口的龐大數量。數據顯示，澳門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經過一年時間的調整，從2010年步入高速擴展階段，博彩毛收入從2009年的1,203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1,895億元，增長超過57%，荷官群體的就業人口隨博彩業發展迅速膨脹，2010年荷官職位的空缺高達2,120人，而其群體從2009年的18,200人增加到2014年的25,700人，增長超過41%。然而在2014年，受外圍經濟波動及中國內地政策的影響，賭收開始大幅下滑，但荷官群體的數量卻只從2014年的25,700人下降到2015年的24,600人，只減少1,100人（圖2）。李曉東：《澳門博彩業從業員的發展狀況研究》，華中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鍾堅、朱敏：《澳門博彩業發展的歷史考察與成效分析》，《深圳大學學報》（深圳）2005年第4期。

7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圖2荷官群體就業及空缺變化（2008－2015）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二）荷官群體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由於對荷官群體的性別、年齡及教育的統計資料從2011年才開始被正式被分類為一項獨立數據，故此處與上文所採用的數據年份不一致。荷官職位的男女比例在2011－2015年略有變化，女性荷官從2011年的58.8%，逐年增加到2015年63.2%，而男性荷官則從2011年41.2%，逐年下降到2015年36.8%，顯示出在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性行業中，女性荷官比男性具有較大的優勢（圖3）。黃安余在2007年的研究中指出，澳門人力資源市場的其中一個特徵，是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呈持續穩定增長之勢，女性勞動者就業有所擴大，職業婦女比重上升，社會地位不斷提高，而其原因在於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呈上升趨勢。而在荷官而言，女性在外表、耐心、笑容、語氣、工作行為上的特點，可能是其比例持續增加的原因之一。黃安余：《澳門勞動力市場運行與特徵》，《現代經濟》（上海）2007年第1期。

77澳門荷官的群體特徵及需求與退出機制圖3荷官群體的性別比例（2011－2015）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年齡結構分佈資料反映澳門年輕勞動力就業傾向的改變，其中在<25這個年齡層面，荷官人數與博彩業發展呈現反向的遞減，從2011－2015年大幅減少到1,000人。自2012年起實施的第10/2012號法律《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場內工作及博彩的條件》，禁止未滿21歲的人士在娛樂場內從事職業活動，讓部分打算輟學或不升學的青少年，無法在21歲前從事荷官工作而繼續學業或從事其他行業，法律實施成為一個年輕荷官減少的重要因素。另一點是隨着年輕一代接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的提高，增加了就業市場職位選擇及薪酬，令其對荷官職位的興趣和加入意欲逐年下降。而45這個年齡層面的荷官人數則每年遞增，成為最大的荷官群體年齡層（圖4），反映博彩業在高速發展時期，降低入職門檻和提高薪酬的手段從澳門緊缺的勞動力市場中不斷吸納大量勞動力，進一步擠壓了其他行業的生存空間。學者指出，博彩業一業獨大使生產資源過度聚集，進而擠壓了其他產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其他與之無關的行業逐漸萎縮。2012－2015年間45歲人士的迅速增加，大量工作技能較低和年齡較長的人士成為荷官，使現在博彩企業賭桌部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職位與年齡呈反方向的變化，區域經理較監場主任年輕，而監場主任較荷官年輕。其中，有一個問題值得關注，即在博彩業飽和或縮減規模時，博彩企業必定會釋放出多餘的人力資源，而按現時的資料可知，當中大量的都是低技能、低學歷的青年人或年齡較長者，而他們被釋出時，其再就業便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而學者也指出，澳門勞動力市場的長期失業者，主要相對集中於年齡偏大及教育程度偏低的勞動群體。馮邦彥、趙雪梅：《微型經濟體產業適度多元化理論與實證研究︰以澳門為例》，《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06年第3期。黃安余：《澳門勞動力市場運行與特徵》，《現代經濟》（上海）2007年第1期。

7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圖4荷官群體的年齡結構（2011－2015）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至於荷官群體的教育程度，小學教育程度的荷官從2011年的9.9%，遞增至2013年11.8%，但在2014年賭收下滑時，下降回2015年10.3%，而初中教育程度的荷官從2011年的43.8%微減至2015年40%。高中教育程度的荷官從2011年的38.8%逐年遞增至2015年的41%，而高等教育程度的荷官群體也從2011年的7.4%增加至2015年8.7%。其中，小學與初中教育程度的荷官從2011－2015年佔整體的53.7%逐年減少至50.3%，但仍佔據荷官群體的“半壁江山”。雖然荷官群體的教育程度呈上升趨勢，但高中或以下教育程度者仍佔整體的80%以上（表5）。學者指出，勞動力素質低下無法配合澳門經濟發展所需，影響產業結構的整合和升級，同時影響勞動力向上流動的機會，他們只能集中於博彩行業中的非管理職位，形成惡性循環，企業的管理層依靠輸入專才，荷官只能在企業基層轉動。另一學者也指出，從勞動力對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來看，技術水平與受教育程度是勞動力素質的基礎，對其技能和專業技術的提升和終身發展十分重要。因此，荷官群體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但對博彩業發展和產業調整有着正面的作用，也對其個人晉升、提升整體的社會競爭力有利。羅冠東、呂開顏：《淺析澳門博彩業就業市場現狀》，《2010公益事業與彩票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暨教學研究中心，2010年。吳偉東：《博彩業發展與澳門勞動力資源開發》，《城市觀察》（廣州）2013年第6期。

79澳門荷官的群體特徵及需求與退出機制表5荷官群體的教育程度（2011－2015）數據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三、荷官群體需求與退出的環境分析（一）澳門勞動力市場開發程度未能配合產業結構的升級需求澳門單一的產業結構不僅對經濟發展存在極大隱憂，還出現了就業選擇單一及社會價值觀扭曲的問題。博彩業獨大造成的社會資源傾斜，是澳門選擇優勢產業帶動經濟發展而造成的結果，因此創造了一個特殊的就業環境──博彩業低門檻的入職條件卻提供優厚薪酬，令澳門居民追求知識和提升競爭力的意願大減。在某一時期，荷官甚至比一個知識工作者的薪酬還要高，因此造成澳門居民就業價值觀的改變，而這將是澳門經濟發展在人才儲備和供求的瓶頸。在荷官群體的教育程度中，小學和初中程度的荷官佔據總體的50%以上。在政策引導下的博彩產業調整和升級，如何改變荷官群體的素質以配合之，將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潛在影響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2011－2036澳門人口預測》，本地居民年齡中位數將由2011年的38.2歲增至2036年的45.5歲，增加7.3歲。預計老年人口比例將由2011年的8.5%（40,800人）迅速上升至2036年的23.7%（157,200人）；另一方面，成年人口比例下降，由2011年的77.9%（375,500人）逐步收窄至2036年的61.4%（406,800人）。澳門人口預測與荷官群體年齡結構呈相同的發展趨勢，預測老年人口數據由2011年至2036年增長15.2%，而荷官群體45這個年齡層的變化從2011年的11.5%至2016年的35.1%，會增長了23.6%，2011－2015年的年平均增長率約為5.9%。因此可以假設，在荷官群體人數沒有增加和年平均增長率5.9%的情況下，五年後荷官群體45的年齡層可能從2016年的11,120人增加至2021年的13,980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1－2036澳門人口預測》，http://www.dsec.gov.mo/。

8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約佔荷官總體的46.7%，即三個荷官中就有一個是45年齡層。按照此一趨勢，荷官群體的年齡老化程度將會十分嚴重。（三）經濟適度多元對荷官群體的擠出效應博彩一業獨大引起“擠出效應”和“馬太效應”，將會在經濟適度多元的調節下減弱，而理論上，這將增加勞動者的就業選擇，減少經濟對博彩業的依賴（圖6）。然而，荷官群體未必受惠，由於小學和初中教育程度的荷官佔群體的50%以上，以及45年齡層的不斷上升，在產業調整的過程中，他們可能難於轉換到其他領域就業。再加上政策原因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少<25年齡層的人士選擇從事這個職業，而經濟適度多元將拉近其他行業與博彩業的薪酬水平，他們加入博彩業成為荷官的意欲將會更低。因此，可以預料，在經濟適度多元調整中，只有一些學歷和競爭力較高的荷官能順利轉型，而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低學歷和技能勞動力進入荷官群體，形成社會及就業市場對低學歷和技能勞動力的擠出效應。圖6經濟適度多元對荷官群體的擠出效應（四）荷官群體進修的意欲目前，荷官的入職要求是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懂得95數，以及願意24小時輪班工作，其入職門檻和技能要求較低。荷官技能單一，工作流程機械，隨着從事時間、年齡、技能熟練度的增加，以及長期處於無甚變化的工作環境，從業員個人的危機意識和思考能力也隨之而下降。輪班工作代表着休息時間的不固定，容易引起長期疲倦和精神不佳，但荷官工作需要從業員高度集中精神以減少出錯，因此，很多荷官經常出現失眠或情緒緊張問題。如荷官選擇繼續進修，提馮邦彥、趙雪梅：《微型經濟體產業適度多元化理論與實證研究︰以澳門為例》，《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06年第3期。95數是從1到99的抽佣數表，每份莊的投注且中彩金額將會抽取5%作為佣金。

81澳門荷官的群體特徵及需求與退出機制高技能和學習新知識，其前提必然是放棄一些休息時間以及衡量是否能順利完成第二天的工作，這樣便大大地增加了進修的難度。而真實情況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荷官由於休息時間的減少和不固定而放棄繼續進修，導致個人競爭力減弱，而其結果是，他們只能繼續從事荷官職位或等待企業給予晉升機會。結語經濟適度多元是社會各界對澳門發展前景的共識。特區政府為實現產業結構的轉變，必需加快完善相關設施、法律、經營環境等基礎配套，可通過優惠政策或稅收等方式引導產業發展方向，利用博彩業提供的龐大稅收盈餘，開展針對性的培養人才計劃。博彩業調整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一個重要環節，當中需要勞動力的配合和再配置。然而，作為澳門從業人數最多的職業群體之一，在荷官群體中，小學和初中教育程度的從業員現已佔總體的50%以上，且有老年化的趨勢。荷官群體技能的單一就如同澳門產業結構單一一樣，有着相同的危險，但產業調整和升級對澳門而言必定長遠受惠，而荷官則不然，在調整和升級的過程中，他們容易受到衝擊，或出現再就業困難等問題。為減少荷官群體個人的職業危機，他們必需按就業市場的需求和個人喜好，提升個人技能，增加競爭力。特區政府宜制定一些政策，指引博企加強對荷官的培訓和協助其繼續進修，甚至可以此來衡量博企對澳門社會的貢獻，將此指標納入賭權續牌的條件之一。此外，在不明朗的經濟環境和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博彩企業的發展步伐和規模必定作出相應的調整，從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可知，博彩企業已改變了對勞動力的需求，荷官群體結構已開始改變，其程度會隨着調整程度逐漸加深。因此，特區政府應針對博彩業將釋放其高速發展時所吸納的大量低技能和學歷的勞動力，制定過渡性措施，以緩解對社會和就業市場造成的衝擊。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荷官群體在澳門博彩業發展過程中作出的貢獻不應被社會和大眾忽視。作為商業社會中的一種職業，荷官按自身的社會條件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一個經濟人的自然行為，他們在收取優厚薪酬背後所付出的時間、努力和健康，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付出的，社會應以客觀的角度給予其相應的尊重及認同。[責任編輯陳超敏]

8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摘要]茶葉之路的源頭是福建和安徽，但大量的茶葉要集中到廣州並外銷歐美國家，粵商、徽商和閩商因此組成茶葉之路的鏈條。1757年廣州一口通商，造就了盛極一時的廣州十三行時期，中國外銷茶在此形成完整的生產流通體系。茶農經過烘茶、挑茶、包裝之後，將茶葉出售予茶販，茶販將收購到的茶葉匯集到茶莊，茶商們將茶葉加工後發往廣州十三行，行商將茶葉賣給各國商人，最終流入國外市場。此一產業大大促進了嶺南茶葉種植、茶文化以及粵商的發展。同時，廣州河南區也逐漸形成街市商業區。茶葉的大量出口，促使了嶺南地區大量外向型茶葉加工區的出現。當然，這一條影響世界的茶葉之路的形成，並非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而是一口通商政策影響下的特殊結果。[關鍵詞]清代廣州十三行茶葉中西貿易中國是著名的茶葉王國，茶葉及其衍生的茶文化發端於神農、聞於春秋、興於唐宋、極於明清，數千年薪火相傳，不僅培育出享譽世界、豐富多彩的茶葉品種，也形成了源遠流長、內涵深邃的茶文化。19世紀以前，茶葉在中國本土以外尚難大量種植成活，其他國家也沒有掌握複雜的茶葉加工技術。通過貿易、宗教與文化交流，這片神奇的小小茶葉承載着中華文明，成為中西物質與文化交流的載體。而在清代廣州十三行的貿易體系中，茶葉更成為中國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繼絲綢之路、瓷器之路之後，茶葉之路由此展開。由清代廣州十三行出發的茶葉如蝴蝶振動翅膀，捲起了世界貿易的一場旋風。一、茶葉之路的源頭與中轉中國本土及西方社會對茶葉的雙重需求加速了中國茶葉貿易的發展，而歐美社會最青睞的茶蝴蝶效應︰由清代廣州三行轉運世界的茶葉貿易*冷東羅章鑫作者簡介︰冷東，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歷史學博士；羅章鑫，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碩士。廣州510006*本文是2016年廣東省社科聯項目“廣州十三行與海上絲綢之路”（編號SL16SKT17）的階段性成果。‧中國茶與世界貿易‧

83蝴蝶效應︰由清代廣州十三行轉運世界的茶葉貿易葉卻是在北緯27至30度的中國皖南、浙贛和閩浙交界的重巒疊嶂之地生長。其所產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這片地域成為茶葉之路的源頭，即徽茶和福建茶。徽茶，即徽州茶，古徽州各縣有產，徽州茶商是徽商的重要組成部分。白居易《琵琶行》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說明早在唐朝，原屬祁門之浮梁已是茶葉的集散地。明清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時期，徽州茶葉銷售大增，茶葉貿易遂成徽商經營的“巨業”。清朝乾隆年間，全國各地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而廣州則是中心，稱為“漂廣東”，謂之“發洋財”，與十三行行商聯繫密切。由於外商求購茶葉一向於徽州等地採買，經由江西進入粵省，再通過十三行行商對外出口，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赴粵貿易茶葉的徽商之興盛。王振忠云：鴉片戰爭以前，十三行商人有對外貿易的特權，專攬茶、絲及其他大宗貿易。廣州對外茶葉貿易中，徽州茶顯然佔有重要地位。據馬士（H.B.Morse）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所述當時通過行商出口的茶種，包括：紅茶、武夷、工夫、混合工夫、色種、綠茶、松蘿、屯溪、貢熙骨、貢熙。一般而言，通過十三行行商外銷的安徽茶葉主要是綠茶，每年經由水道運往廣州，品種不下於十種。福建作為產茶大省，茶史至少始於唐代。唐代陸羽《茶經》載：“（茶）嶺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思、播、費、夷、鄂、袁、吉、服、建、韶、象十一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武夷茶和方山露芽被視為珍品。18世紀30年代左右，崇安縣令聘黃山僧以松蘿法制之，聲名大振，武夷茶成為與松蘿茶並駕齊驅的名茶，“享天下之盛名”，崇安也成為武夷茶的生產中心。閩茶生產能夠根據外銷情況，靈活改變其生產銷售策略。憑藉强勁的生產力和靈活的產銷策略，福建地區成為外銷紅茶的主要貨源地。西方國家對茶葉的需求與日俱增，即便如此，閩茶仍可滿足外貿市場的需求。自廣州港出口的紅茶多由福建地區生產，而福建地區也因此成了各地茶商聚集之地。綠茶帶有苦澀味，對慣於喝茶的中國人來說樂於接受，但對於極少接觸茶葉的外國人來說便完全不同。利瑪竇（MatheoRicci）曾評價中國綠茶：“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帶苦澀。”綠茶難以在西方市場站穩陣腳，而武夷山產茶區出現了發酵茶──首先是全發酵的紅茶，以後又發現了半發酵的烏龍茶。茶葉發酵後，能去掉原有的苦澀味，使茶葉變得更加醇香。武夷紅茶味道濃烈，符合外國人的口味，經多次沖泡味道不散，其消費成本又相對要比綠茶低，因此逐漸在歐洲[清]汪正元、吳鶚等纂修︰《（光緒）婺源縣志》卷三四《人物、義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王振忠：《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418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二、三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9頁。張曉寧：《天子南庫︰清前期廣州制度下的中西貿易》，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第87頁。[唐]陸羽︰《茶經》卷下《八之出》，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8－19頁。[清]周亮工︰《閩小記》之《閩茶》，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4－19頁。[清]袁枚︰《隨園食單》之《茶酒單‧武夷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1頁。[意]利瑪竇（MatheoRicci）、[比]金尼閣（NicolasTrigault）︰《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等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7頁。

8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贏得市場，英國與歐洲國家逐漸興起了飲用紅茶的熱潮。英國之外，葡萄牙人、荷蘭人、俄羅斯人都消費一定數量的茶葉，來自中國的茶葉成為世界性的飲料。西歐茶葉消費從綠茶為主轉向紅茶為主的過程在18世紀20年代基本完成。據馬士記載，1739年，其公司與廣州“合約訂購大量武夷茶，……這種便宜的黑茶（亦名棕色茶，而中國人叫紅茶），構成茶葉投資的較大部分”。清代中期，紅茶與烏龍茶超越生絲，成為清朝輸出的首要商品。在各類茶葉中，紅茶排在首位。1838－1839年，廣州口岸輸出紅茶32,495,066磅，綠茶7,728,800磅，共計40,223,866磅，即約為18245.5噸。其中，紅茶約佔中國茶葉輸出總數的80%。清朝對歐洲國家的貿易之所以能長期保持出超的地位，與紅茶的輸出有極大的關係。閩茶在國內轉運的過程中，由於長途運輸、外銷的需要，為大量勞動力提供了解決生計的途徑。為滿足外銷需求，閩茶在廣州進行的再加工促進了當地茶葉加工業的發展，茶葉加工場中的僱用關係及明確分工，大大推動了廣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市場的繁榮促使植茶區迅速擴大，植茶業蓬勃發展，也使原來的落後地區成為經濟活躍區。當時福建的茶區吸引了衆多外來勞動力，這種僱用勞動又促進了當地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福建茶區能準確把握市場動向，根據國際市場需求適時調整產銷策略，“工夫”、“白毫”、“色種”的出現便是最好的證據。福建紅茶不僅口感獨特，更重要的是擁有適應不同消費群體的茶種，這是閩茶能夠快速搶佔市場的有力武器，出口數額亦隨之大幅攀升。茶葉之路的源頭是福建和安徽，但大量的茶葉要集中到廣州並外銷歐美國家，粵商、徽商和閩商組成了茶葉之路的“鏈條”。梁嘉彬先生1981年為《中華百科全書》撰寫的《十三行》詞條中，依據早期來華葡人和西班牙傳教士的有關記載，確認明代嘉靖年間已有十三行。他寫道：“當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已有海道副使汪柏立‘客綱’、客紀’，準備與葡人交易，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的紀錄，蓋因輸出貨大宗貨為茶、絲、絹布、磁器、漆器之故，不得不以徽州、泉州及廣州商人分別經紀其事，當時中國對外貿易已有集中於廣州為輸出入總口之勢。近查蕭浚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可以看出當時已有十三家商號（行）在廣州壟斷貿易，廣人五行，泉人五行，徽人三行，共十三行。葡人在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入居澳門之前，已經和廣州當局及商號有廣泛的接觸了。這些商號便是後來為世所熟悉的‘廣州（廣東）十三行’。”十三行時期，中國外銷茶的流通環節已經形成完整、明確的生產流通體系，基本轉運程序是：茶農－茶販－茶莊－茶商－十三行－洋商－外國消費者。茶農經過烘茶、挑茶、包裝茶葉之徐曉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產考證》，《中國農史》（南京）1988年2期。[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二、三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8頁。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82頁。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主編：《中華百科全書》第一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1981年，第38－39頁，轉引自梁承鄴、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考〉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385頁。

85蝴蝶效應︰由清代廣州十三行轉運世界的茶葉貿易後，留下一部分供家庭消費，將多餘部分出售給收購茶葉的茶販，茶販將收購的茶葉匯集到茶莊，茶商們將茶葉加工後發往廣州十三行，行商將茶葉賣給各國商人，最終流入國外市場。安徽和福建茶商在茶葉外銷貿易網絡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自1757年乾隆規定只留廣州一口通商後，“閩皖商人販運武夷、松蘿茶葉，赴粵省銷售，向由內河行走”。每當茶季，本地及外地茶商便在星村、赤石建立臨時採買所，收購毛茶，加以鑑別，烘培、調和及包裝，再運至廣州。此外，廣州的行商中很多是由福建一帶移居廣東的，如潘啓官及伍浩官兩位著名行商的先世均是福建人，潘氏先世潘文岩，乃福建漳州龍溪人，而伍浩官先世乃福建莆田人。廣州十三行行商中一半以上是福建人，從福建運茶到廣州出口的茶商大多也是閩南人，而據亨特（WilliamC.Hunter）的記載，行商浩官在武夷地方自擁茶園，生產功夫茶，“他在武夷山區擁有大片茶園，每年將從該處出產的名茶──功夫茶運往倫敦，它在英國市場上很受歡迎”。全國的茶葉向廣州集中的路線有很多種，除了少量福建茶葉通過海路用帆船運至廣州外，大部分茶葉都是通過內陸河運結合陸路運輸的。紅茶或武夷茶的主要倉儲地在江西河口鎮，距福建最大武夷茶市場星村只有115公里，再從那裏經錦江輸運。茶農首先將茶葉運往距離272公里處的南昌，然後再沿贛江順流而下，渡過十八灘，再經過贛州，直達大余或南安府。那裏是自南昌開始的628公里的茶葉之路上江河航行的終點。茶葉箱再從那裏由腳夫們人背肩扛，跋涉最遠66公里，也就是到達該水系分界限的另一端。他們必需翻越高達300米的梅嶺關及其群山。在始興，人們將茶箱裝上體積很小的內河運輸船，從北江的源頭之一順流而下，一直到達曲河；再從那裏換大船，直接駛往距離梅嶺山腳下507公里的廣州。在此期間，共有3至4次的運輸轉換，全程1,588公里。這就是武夷茶到達廣州十三行的過程和路線，也是中國國內茶葉之路上的“南道”。這條路比中國北方的茶葉倉儲地蘇州（江蘇）的道路稍短一些。蘇州之路長達1,973公里。但由於走的是長江與大運河，其航行反而要暢通得多。這就是中國國內茶葉之路上的“北道”。北道是陸路與水路相結合的行程，既迅速又廉價，而且損耗較少。綠茶主要產於松蘿山西北端的徽州以及婺源，由此而產生了綠茶“松蘿茶”，而松蘿山正是將安徽與浙江分隔開的山脈。綠茶的主要市場是小城錢塘，距杭州36公里。從那裏再沿恫江向西南方向駛去，經過396公里的航程之後，便到達了江西省邊境上的常山。茶葉在那裏卸船之後，又由腳夫搬運而翻過群山，然後到達玉山，再經水路航行66公里，到達河口鎮。綠茶與紅茶在那裏匯合，再分別取道山路和江河航路，直赴廣州。可見，中國茶葉海外貿易的轉運過程，必然促進了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帶動了過境地區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國內交通網絡與海外市場的銜接。這就是清代中期國內的茶葉之路，它與從南京開始的絲綢之路、從景德鎮開始的瓷器之路在《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630《兵部‧綠營處分例‧海禁二》，光緒朝版，第771頁。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頁。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3頁。[美]亨特（WilliamC.Hunter）：《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頁。

8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廣州十三行匯合，再延伸到世界各地。然而，這條茶葉之路也有很大的局限。十三行茶葉貿易的昌盛是建立在清朝“一口通商”的基礎上的，清政府把西方國家來華貿易嚴格限定於廣州，而不是茶葉的主要出產地安徽和福建，由於廣州距離茶葉產地十分遙遠，因此長距離的轉運過程雖然間接促進了地區之間和過境地區經濟的發展，但這並非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18世紀的中國，茶葉的出口交易只在廣州一處，通向廣州的路途千辛萬苦且花費不小。一如茶商在回憶錄裏記述的那樣，從武夷山到廣州，那些鮮嫩的茶樹葉子要換七次船、交四處稅，也制約了中國茶葉的更大發展。二、茶葉之路的樞紐──十三行1757年起清政府實行對西方國家“一口通商”制度，賦予十三行行商對外貿易的特權。政府規定，凡茶葉、生絲、土布、綢緞大宗出口商品，只能由行商承辦，唯有瓷器、其他雜貨，才允許散商經營。“外蕃各國夷人載貨來廣，各投各行貿易，……唯帶去貨物，令各行商公司照時定價代買”，“公行之性質原專攬茶、絲及各大宗貿易”，行商實際上主要是從事茶葉海外出口貿易。而十三行成立不久，1727年7月英船麥士里菲爾德號（Macclesfield）抵達廣州，該船的報告謂：粵海關監督已出佈告，禁止全部低級商人，或不是公行的商人與外人來往或貿易，如作瓷器貿易者，繳付新公行20%，他們中間作茶葉貿易者，繳付40%。這一制度促成十三行市場的交易興旺，而行商中的潘振承在承充對外貿易中，逐漸發家致富，成為行商首領，同文行經營的茶葉和生絲的出口量均居行商的前列。據統計，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五年（1772－1780），廣東商人賣給英國的茶葉達到169,543,262磅，每年平均18,838,140磅。廣州出口的茶葉佔據着對外貿易的重要位置。隨着貿易的深入，廣州出口商品結構發生變化，茶葉一躍而成為出口商品的首位。“廣州的出口貨物包括許多項目，但茶葉為最大的一宗。歐洲其他國家的洋行加起來，他們購買茶葉的總量過去大大超過英國一個行的購買量”。茶葉“不僅是當時廣州對英國的首要出口貨，也是對一切國家的首要出口貨”。茶葉貿易所佔商品總貨值相當大的比例，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三年（1817－1833），廣州出口的茶葉貨值達到193,132,325銀元，佔同期出口商品總貨值318,301,541銀元的64%。鴉片戰爭後，茶葉出口貿易依然居首位，道光二十六年（1846），廣州出口茶葉貨值達到17,199,374元，佔同年廣州出口貨值23,198,493元的74.14%。梁廷枏︰《粵海關志》卷25《行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2頁。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130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二、三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4頁。[美]斯當東（GeorgeStaunton）：《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542頁。[美]斯當東（GeorgeStaunton）：《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496頁。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一種，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0頁。黃啓臣根據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三、四卷參考數字統計推算。黃啓臣：《廣東商幫》，合肥︰黃山書社，2007年，第52頁。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90頁。

87蝴蝶效應︰由清代廣州十三行轉運世界的茶葉貿易一口通商，行商無疑獲得了壟斷價格的權力，在內外貿易中，通過對價格的操縱，從中獲得豐厚的利潤。首先，茶的價格是由十三行所操縱的。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公佈特許狀時期，茶商以平均每擔20.2両的價格將茶葉出售給行商，行商則以27両的價格轉售給東印度公司，從中獲得約3%的毛利。十三行有議定茶葉價格的權利，1720年十三行公行成立之初，就規定行商應共同議價，1755年訂下的“防夷五則”雖沒有明確規定十三行行商能訂定貨價，但東印度公司大班卻認為這些規定的真實意圖是將全部貿易交於少數行商之手，他們可隨意定價。1778年東印度大班抱怨：“如有十三行公行交易，貨低價高，任公行主意，不到我方講話。”再者，行商為了確保茶葉的出口貿易，與外商茶葉貿易共同採用“茶葉合同制”，這種茶葉貿易合同制包括了茶葉預付款、毛織品與茶葉份額的分配等方面。而所謂的茶葉預付款是指公司向行商購買茶葉以前，先與行商訂立一份供應合同，公司按照合同上的總價值，向行商預付一定的款項。茶葉從栽培到首次採摘需四年時間，而茶葉需求變化巨大，茶樹的種植根據茶葉的需求而改變，需求增加的時候，短期內無法保證其供應量。早在18世紀30年代之前，歐洲商人與行商在茶葉貿易上已開始實行合約制，以保證中國茶葉的長期供應。從18世紀30年代起，為了確保歐洲茶葉市場的穩定供應，歐洲商人向十三行行商預付貨款已成定制。其方法是預付茶款的50－80%，這應是契約所規定的內容。為了處理在貿易過程中存在的困難，公司大班隨着在廣州貿易的繼續發展而改變方法，即不再將所有賬目結束及跟隨他們的船隻離開。在公司的交易中，經常有預付款。通過預付款方式，行商可以在資金充裕的情況下保證茶葉的供應穩定，暫時維持因債務危機而可能停頓的貿易合作，也能從茶產區中獲得充足的茶葉供應。如求官欠公司20,388両，公司為了不因催逼他清償1776年的債務而致使他破產，同意了他預付價款和貨物的要求。“23日，求官答應四天內着手將他們的武夷茶包裝。1月25日，‘求官宣稱，由於沒有錢預付給內地商人，所以無法向他們取得武夷茶和綠茶，如果管事會預付給他3,000両，他就立刻包裝……’”同樣，行商瑛秀欠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荷蘭公司的債款，但為了使貿易維持下去，荷蘭公司準備預付價款，“四天後，瑛秀交來上等茶葉價值1,000両，並承擔‘本月內包裝武夷茶2,000擔，每擔價銀11両’，正常的價格是14両”。行商與茶葉批發商也簽訂同樣的契約，並支付預付款、又以同樣的方式通過茶葉貿易網絡與產茶區的生產者簽訂契約並支付預付款。外商用來預先支付茶款的銀元，每年由外商轉到廣州的十三行行商，再由茶商從廣州帶到閩北。通過契約和預付款制度，茶葉供應可長期穩定。SamuelBall,AnAccountoftheCultivationandManufactureofTeainChina,London:PrintedforLongman,Brown,Green,andLongmans,1848,pp.353－354.許地山：《達衷集》卷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31年，第34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二、三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5－352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二、三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7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二、三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8頁。

8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清代是中國茶葉外銷興盛時期。由於世界茶葉市場的需求和國內茶葉生產的發展，茶葉出口迅速擴大，一躍而成為中西貿易的核心商品之一。茶葉貿易對茶葉生產、經濟繁榮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70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出一艘總噸位不到340噸的商船肯特號（Kent）來廣州開展貿易，裝運回國的貨物中，僅茶葉一項就佔了117噸，茶葉已取代生絲成為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18世紀20年代後，中西貿易的核心商品已變為茶葉，19世紀茶葉佔出口總值的比重更高。從主要外貿口岸廣州的情況來看，1817－1833年，茶葉佔出口總值的比重除1818年為23.5%外，其餘各年均在43.2－60.5%之間，平均比重為51.1%；佔土貨出口總值比重除1818年的31%外，其他各年均在49.5－71.7%之間，平均比重高達60.8%。荷蘭是最早將茶葉運到歐洲的國家，18世紀20年代以前，荷蘭主要以巴達維亞為據點，茶葉是其中主要貨品。及後的廣州貿易中，茶葉仍是荷蘭的首選商品。直到1795年荷蘭人退出廣州茶葉貿易前，茶葉佔荷蘭輸出商品總值大部分年代保持在70－80%，有時甚至超過85%，在已知的15年中，平均比重高達83.05%。英國東印度公司自參與茶葉貿易起，茶葉貨值佔自中國輸出貨值大部分年份保持在50%以上。到18世紀末，東印度公司“集中力量經營茶葉貿易”，所佔比重提高到85%，19世紀初更高達90%以上。到“公司壟斷的最後幾年中，它從中國輸出的唯一的東西就是茶葉”，公司的賬目都是以茶葉投資作為成本而核算的，難怪有人把茶葉貿易比做“東印度公司商業王冕上最貴重的寶石”。十三行的經營範圍在廣州，但其通過國內長途販運批發商和外商的轉手，成為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橋樑，具有經營對外貿易和經辦外交事務的雙重職能，體現了參與國際市場活動的功能。三、茶葉之路對嶺南社會和粵商的影響十三行成為清代茶葉海外貿易的中心後，也對嶺南社會產生多方面影響，促進了嶺南社會變遷和發展。首先是促進嶺南茶葉種植及茶文化的發展。嶺南素產茶葉，明代時，嶺南傳統的花卉、果蔬、甘蔗等經濟作物的生產仍持續增長，而茶葉的種植面積更較以往大大增加。例如，廣州舊河南（今海珠區）遍種茶葉，所產的“河南茶”頗為知名，西樵山更有“茶山”之稱。“珠江南岸三十三村多藝茶，有家園茶，蓼涌南村市頭等處，亦多藝茶。其嫩芽充河南茶，以售於外；其老葉曰家園茶，亦曰老茶；有白雲茶，產滴水岩白雲頂諸處。近日慕德里屬之茶山，鹿步屬之慕源，亦多種茶，皆有茶莊”。鶴山、台山等地也盛產茶葉。廣州成為清代茶葉海外貿易中心，汪敬虞：《中國近代茶葉的對外貿易和茶業的現代化問題》，《近代史研究》（北京）1987年6期。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5－258頁。C.J.A.Jö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Springer,1982,pp.217－220.[英]格林堡（MichaelBreenberg）：《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3頁。[英]格林堡（MichaelBreenberg）：《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270頁。[清]史澄等：《同治番禺縣志》卷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頁。

89蝴蝶效應︰由清代廣州十三行轉運世界的茶葉貿易促進了嶺南茶葉種植興旺發展，嶺南生產的茶葉也加入到出口行列，“不僅是當時廣州對英國的首要出口貨，也是對一切國家的首要出口貨”。在此基礎上，嶺南社會重視茶葉的培育，培育出潮州的烏龍茶、英德紅茶及綠茶等系列。廣州成為清代茶葉海外貿易中心，也促進了嶺南社會特有的茶文化發展。由於嶺南自古具有“重商”的價值取向，“飲茶”也從家庭走向市場，使廣東的茶文化具有較濃厚的商品經濟特色。廣東較早出現人們聚集飲茶的居所，如茶室、茶館、茶寮、茶居、茶樓等，名目繁多、形式各異，也出現潮州“功夫茶”等嶺南“茶道”。其次是促進了粵商的發展。茶葉貿易造就了富可敵國的十三行商，也促使更多的商人加入茶葉貿易，促進了粵商的發展。廣東內外市場需要大量的茶葉，大大刺激了廣東商人踴躍投資經營茶葉貿易。在道光初年（1830），番禺縣商人隆記行老闆張殿銓，“在城西十三行自設隆記茶行”，專門經營安徽茶葉販運出口，資本雄厚，至道光年間，已有夥計和經理等職員一百多人，經常給一些中小商號貸款做販茶生意，至咸豐四年（1854），計各商號欠其款項者“不下四十餘萬金”。廣州茶葉的大量出口，促使了嶺南地區大量外向型茶葉加工區的出現。為滿足外商對茶葉包裝及品種分類的要求，廣州的一些茶行商人設立了茶葉加工廠，對所收購的毛茶進行深加工，大多設在珠江的南岸。這類加工工場主要是行商通過茶行開設經營的，而名氣好的茶行都設在十三行商館區對岸的河南。據外國人記載，當時茶葉加工場規模相當大，“我們坐船渡過珠江，進入一短程運河，便把我們引到人煙稠密的郊區。很多大的茶行就在眼前”，它們多數是十三行行商所興建或控制的，“這些茶行都是宏大而寬敞的兩層樓的建築，下層堆滿了茶葉和操作工具，上層擠滿了上百的婦女和小孩從事於揀茶和把茶分為各種各類的工作”。茶葉加工的規模甚大，這僅是普遍的其中一間。這些婦女和兒童的工資按件計算，每斤六文，平均每人每天可得六十文──相當於三個便士……男工們的工作是發出毛茶及收回經揀剔後的茶葉。廣州珠江南面的擴展工廠受廣州海外貿易出口需要而設，一些茶葉按外國商品需求而加工成花熏茶等產品。珠蘭茶就是經過多重工序後才完成的外銷茶，花熏茶也在茶工場製成，外銷花熏茶差不多全部都在廣州製造，其製作工序繁雜，要求較高。根據茶葉加工製作工序所採用的材料和工藝方法，這些加工茶廠生產出小種茶、白毫茶、珠蘭茶等精工細作的茶葉。這些加工廠分門別類地制定各類名優茶的加工標準，統一工藝，實現標準化和規格化生產，逐步使每一類名優茶都形成一定的產量和銷售量，增强市場競爭力。同時，河南也逐漸形成街市商業區。原來清初河南有73條村，清中葉後，已有40條小村成為街道，據《廣州城坊志》及《廣州省城圖》所記，變為街道者有鰲洲正街、外街、內街（隔龍溪和龍溪西約）、福地里（今同）、福場大街（今南華中路）、南岸大街（今洪德路中段）、洲頭咀（街市8條）、洪德大街（今洪德路）、寶龍大街等。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一種，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0頁。[清]梁鼎芬修、丁仁長等纂︰《（宣統）番禺縣續志》卷2，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第46頁。RobertForture,AResidenceAmongtheChinese,London:JohnMurray,1857,p.197，轉引自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85－486頁。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84頁。

9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為了使茶葉的質量有所保證，行商非常注重茶葉的生產及包裝，不少行商在福建等地擁有自己的茶莊，專門生產茶葉，這些茶莊的主要業務就是茶葉批發，同時還經營茶葉的精加工，即將自茶販處收購的毛茶（粗茶）根據市場的需要和標準進行分類、包裝後再加工。如行商浩官在武夷地方自擁茶園，生產功夫茶。也正如SamuelBall說：在星村，廣東行商或茶批發商擁有大的包裝處，在裏面從事適合於外國人的最後之包裝，包括類別、再制、調和等工作的制茶場。據《編年史》記載，18世紀末還出現了受僱於公司及各個商號的“茶葉專家”，專司“品嘗”各茶葉的品級，並負責評定價格。行商在廣州擁有自己的包裝廠，僱用成千工人為其工作。首先要將茶葉分等級包裝，上等茶葉需裝以小盒，粗茶需用大箱，需要找木匠按要求製造。更精美的茶葉需用大小適當的鉛筒，大箱也需用鉛條包邊，也需要鉛匠來完成。包裝工人裝茶以後，通常會請漆工塗飾一些花卉和奇異的花樣。儘管只有裝載最上等茶葉的小盒子才加漆繪，但這一道工序還是需要僱用很多人手。凡未經塗繪的箱子，則要貼上紙封面，上面用英文印有船的名稱、茶的種類等等。貼紙加標記之後，需用蓆子包好縫好，用藤條扎牢，為便利起見，外面還要再加貼一個標簽。所有這些包裝手續完成以後，茶箱即準備裝船，然後去僱“西瓜船”或駁船將之運送到停泊在黃埔的海船旁邊。完成這些程序之後，外銷茶才算最終完成。包裝完好的茶葉較難變質。過去，有時為了裝滿一船貨，貨船要在廣州花費一年的時間，且要經一年才能抵達倫敦，接着又要存儲一年，這時，這批茶可能已是三年的陳茶了，但它和三個月的新茶沒甚麼區別。1955年，一個茶商發現一桶密封的、屬於其死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的祖父的茶葉，115年後，這茶依然完好精緻。1745年9月，瑞典商船“哥德堡號”即將完成她的第三次中瑞航行，駛入哥德堡港，然而，就在離岸約900米遠的家門口觸礁沉沒了。1984年“哥德堡號”被考古工作者發現，由於茶葉封裝良好，一些茶葉打撈出來後，還可以聞到迷人的芬芳，完全能夠飲用。廣州茶葉貿易所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中國茶葉被運銷西方，也導致了西方消費習慣的變化。許多西方近代先進技術、理念、全新的植物品種、近代機器設備和文化，也都在絲綢與茶葉的運銷過程中傳入了中國，加速了中國近代社會的步伐。廣州是中國於18世紀向西方出口茶葉的主要港口，甚至在某些時期是唯一港口。“天子南庫”中的一大項收益便來自茶葉。廣州港不僅對海上絲綢之路功不可沒，甚至可以認為是海上茶葉之路的主要始發港。SamuelBall,AnAccountoftheCultivationandManufactureofTeainChina,London:PrintedforLongman,Brown,Green,andLongmans,1848,p.138.[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二、三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1頁。ChineseRepository,Vo1.VIII,July1839,pp.144－149，轉引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64－265頁。

91蝴蝶效應︰由清代廣州十三行轉運世界的茶葉貿易結語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簽定了南京條約，開放自由貿易及五口通商，十三行制度隨之而廢除，廣州失去了茶葉唯一出口港的地位。至19世紀50年代，上海、福州的茶葉出口值已超越廣州。歐美列强爭奪營銷茶葉之重利，中國茶葉源源輸出歐洲及美洲，1886年外銷量高達13.4萬噸（268萬擔），創歷史新高。在與中國的茶葉貿易中，歐美國家要跨越25,000英里（幾乎半個地球的距離），航行時間耗時半年。為了縮短運輸時間和降低成本，美國率先設計建造三桅快速帆船（clipper），1845年，750噸級的彩虹號（Rainbow）首航至中國運載茶葉等土特產，引起西歐各國的矚目，競相發展快速帆船，掀起海上運輸之競賽。直至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蒸氣輪船才取代快速帆船。這個時期的許多重要技術對世界貿易格局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長時間佔中國出口商品首位的茶葉當然首當其衝。蘇伊士運河通航以及倫敦上海之間的海底電纜的完成，預示着中英茶葉貿易將發生重大變化，但中國人並未因此而改變茶葉生產和經營模式。此前，世界茶葉價格向以中國為風向標，基本決定於上海、福州、漢口等埠茶葉的供求狀況，外商要通過茶棧及中國商人才能瞭解到詳細情況；加之路途遙遠，運輸沒有保障，因此倫敦需要大量存貨。新的通訊技術產生後，倫敦可以隨時瞭解中國的茶葉行情，直接派人來華採辦。運河通航後路程大大縮短，倫敦沒有必要再大量囤積茶葉，完全可以根據國內需求數量來決定存貨多少。總之，“從前產銷雙方，遠隔重洋，不通聲氣，全賴一般僑商，居間販賣，彼等操其計贏，往往數年之間，立成巨富，榮膺大王之號。至是營業方法，已由間接變為直接，謂之茶葉革命，亦無不可也”。為了根本解決茶葉貿易受制於中國的根本原因，英國商人在茶葉種植上力圖打破非中國本土不可的限制，開始去其他地方尋找市場更好及質量更高的茶葉，以更有效的方式與中國茶商進行競爭。18世紀80年代，一位名叫羅伯特‧福瓊（RobertFortune）的英國植物學家前來中國，將茶樹種子放入一個用特殊玻璃製成的便攜式保溫箱中，偷偷地帶上了開往印度的輪船，在印度和斯里蘭卡試種成功，形成大規模的茶園，其機械化生產技術，衝擊中國茶葉的對外貿易。而中國當時仍然採用手工加工製作，茶葉加工製造的承擔者，一頭是經營農業為主的小茶戶，另一頭是經營商業為主的茶棧茶行。因此，外國茶葉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產量和質量方面超過了中國，導致中國茶葉出口銳减，逐漸喪失了茶葉大國的地位。[責任編輯陳超敏]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039頁。

9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摘要]晚清民國時期杭州作為開埠口岸和東南茶區茶葉外銷集散中心，茶葉貿易繁盛，不僅內銷，還外銷至歐美等國，更有外國茶園（茶館）開設。位於錢塘江流域，發達的航運系統使杭州成為了皖贛茶葉經錢江水道出口外銷的必經之路。杭州茶葉的出口外銷促進了茶葉種植和加工業的發展，以及與茶葉交易有關的服務業如過塘行、轉運業、堆疊業、挑埠業、報關業、保險業等的興起。杭州茶葉外銷明顯受國內外形勢影響，其發展軌跡是近代化轉型期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縮影。[關鍵詞]晚清民國杭州茶葉外銷集散中心轉運服務業新航路開闢以後，通過對外貿易，“中國茶”進入歐美上層社會。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開放五口通商，開展了中國近代對外貿易的序幕，茶葉與瓷器、絲綢作為大宗出口商品，經由開埠口岸大量出口，東南地區的茶業因出口拉動而呈迅猛發展之勢。在外銷出口需求的刺激之下，杭州的茶葉生產也開始了近代化步伐。筆者擬就近代杭州茶葉的外銷出口、租界洋行、貨源集散、轉運服務等情況作出分析。一、晚清民國時期杭州的茶葉生產和外銷貨值鴉片戰爭後，杭州所產茶葉通過寧波、上海出口。杭州開埠後，本地出產的茶葉經由杭州海關出口，而皖贛茶葉亦轉運來杭出口，這使杭州成為茶葉集散地，茶葉作為大宗出口產品，位列各類出口商品之首。抗戰爆發後，茶葉外銷銳減，茶業經濟遭到重創腰斬。總體而言，近代杭州茶業建立在外需基礎之上，受時局影響甚大，呈現起伏曲折、興衰變遷的發展歷程。清末道光至光緒年間，杭州茶業劃分為遂淳、杭州兩大茶區。遂淳茶區主產梅茶，主要外銷；杭州茶區則以產製龍井、旗槍、烘青聞名，主要內銷。當時淳安的威坪鎮是遂（安）、淳（安）、開（化）、歙（縣）四縣的茶葉集散地，製茶工人有數千之多，年產茶一萬多箱，外銷統稱“遂綠”。杭州茶區除龍井、旗槍外，還生產花茶。1884年引入茉莉、白蘭花。臨安、昌晚清民國時期杭州的茶葉外銷鮑志成作者簡介︰鮑志成，浙江省文化藝術研究院文化傳承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杭州310007‧中國茶與世界貿易‧

93晚清民國時期杭州的茶葉外銷化、於潛、建德、桐廬、分水所產高檔烘青“毛峰”，為窨製高級茉莉花茶的上品“茶坯”，淳安、昌化所產的大方茶，窨製後的“茉莉大方”為花茶上品，暢銷我國北方各地。杭州市郊周浦一帶夏茶還產製紅茶，後來嫩採細做，創製出了“九曲紅梅”，成為杭州紅茶名品。此外，富陽、桐廬、建德等地也一度產製紅茶。紅茶生產的興起，乃是為了滿足出口外銷的需求。杭州出產的“遂綠”、毛峰和紅茶通過寧波、上海輾轉出口。甲午戰爭後，清政府被迫開放杭州為通商口岸。杭州武林門外拱宸橋北運河東岸一帶，自長公橋起至拱宸橋止成為外國商民的居住地，實際上就是通商場界址。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1897年5月13日），日本又獲得了對整個通商場的“專界專管”權，界內所用馬路、橋樑、溝渠、碼頭以及巡捕，均由日本領事官管理、修造，與中國地方官無關，通商場事實上淪為日租界。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1896年9月26日），杭州海關開關；同年10月1日，正式開始徵稅。杭州開埠、設立洋關後，茶葉被列為杭州關大宗出口商品之首，杭州本地所產茶葉和經由錢江水道轉運來杭出口的皖贛茶葉逐年增加。根據杭州海關報告，杭州海關開埠當年，在杭州關開關第一年的三個月中總共出口茶葉41擔，全是西湖龍井茶。1897年，安徽、紹興等地的一些茶商，為了降低運輸成本，減少途中損毀，把原來從寧波關出口的茶葉，改為從杭州關出口，其品種主要有徽州（Fychow）茶葉和紹興平水茶。1897年，杭州海關茶葉出口量為75,347擔，1898、1899及1900年分別為86,984、86,452、80,849擔。1901年，再提升至90,071擔，其中以徽州茶為大宗，達75,327擔。這些茶葉除小部分運往北方省份外，大部分輸往美國和俄國。尤其是龍井，雖然出口規模較小，但很興旺，並獲得行家“超級的評價”，飲譽海外。外貿需求的不斷增長，刺激了茶葉種植業。在其後的十年中，杭州附近種茶面積“有巨大的擴展”。與此同時，杭州拱宸橋開闢通商場後，外國洋行、茶園（茶館）紛紛開設起來，其中不少由日本商人開設，如大馬路洋橋邊的陽春茶園、二馬路中央的天仙茶園、里馬路的榮華茶園，抗戰時期在杭州西湖菩提精舍內的協和茶行等。開埠後的杭州，成為徽茶、贛茶轉運出口的集散地，從新安江上游徽州歙縣到杭州南星橋碼頭的錢江水道，成為茶葉運輸的黃金水路。與茶葉交易有關的服務業如茶行、茶場、船運、堆疊、過塘、茶箱、報關、保險等興起，杭州茶號林立，茶館密佈，交易興隆，呈現近代茶都氣象。民國前期，茶葉作為杭州主要外銷產品，產銷兩旺，數額逐年增加。1912－1916年，美國、法國的茶葉進口減少，1917年俄國發生革命，茶葉進口陷於停頓，從而影響了出口量。但在整個近代杭州對外貿易中，茶葉始終是大宗的出口商品，並佔據着國際市場的優勢地位。1922－1931年，年平均出口茶葉7,520噸，貨值6,117,260両。據統計，從開埠後到1937年，經杭州關出口的茶葉累計多達256,694噸。外銷的持續看好，促進了茶葉種植和加工業的發展。據海關總稅務司︰《海關十年報告(杭州，1896－1901）》，陳梅龍、景消波譯編︰《近代浙江對外貿易及社會變遷──寧波、溫州、杭州海關貿易報告譯編》，寧波︰寧波出版社，2003年。根據以下等書累計︰海關總稅務司︰《海關十年報告(杭州，1896－1901）》，陳梅龍、景消波譯編︰《近代浙江對外貿易及社會變遷──寧波、溫州、杭州海關貿易報告譯編》，寧波︰寧波出版社，2003年；陳慈玉︰《近代中國茶業的發展與世界市場》，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所，1982年。

9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中國實業志》記載，1932年杭州市茶園面積22.4萬畝，1930－1936年年均產茶5,000餘噸。市郊龍井茶園2,000畝，每年產茶約28噸，主銷市內和滬上居民。據《杭州史地叢書》杭州市商業統計資料，1931年杭州市區製茶廠、作坊有77家，職員741人，茶館555家，職員1,273人。抗戰爆發後，杭州茶葉出口遂告停止，杭州茶葉生產一落千丈。“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相繼侵佔東北、華北，杭產龍井、毛峰、香片等茶失去東北、華北市場。出口市場也遭遇日本、印度等競爭，內外銷急劇下降。1937年冬杭州淪陷，茶農顛沛流離，背井離鄉，茶山荒蕪，茶園荒棄，加上茶葉價格低賤，一些茶農不得不挖茶種糧，勉強維持生計，茶葉生產遭到破壞性損害。至1949年，全市茶園面積僅117,100畝，產茶2,988噸，出口茶葉1,500噸，茶葉產銷跌入低谷。作為晚清杭州外銷茶大宗的“鳩坑茶”，銷往外洋統稱“遂綠”，與徽茶“屯綠”相似。產品花色有珍眉、鳳眉、娥眉、秀眉、熙春、松蘿、三角等，加工的遂綠珍眉分別由產地轉運上海口岸出口。當時，外銷茶以銷往美國和加拿大為主。一部分銷往近東及小亞細亞，銷往法、英等國的珍眉茶多數轉銷西北非市場。1933－1939年，吳覺農因戰事干擾，在上海、浙江、江西等地組織中茶公司、浙江茶葉辦事處、合作管理局、中國銀行等部門，以“東南茶場（廠）聯合會”名義，到淳安、遂安兩縣積極組建茶葉合作社，實行聯合製茶，產品由國家統購銷售，有效地排除了中間商的盤剝，穩定了茶葉產銷局勢，促進了茶葉發展，鳩坑茶產銷進入歷史上的黃金時代。當時，鳩坑茶貿易的主營單位是淳安、遂安兩縣的合作社。1933年6月，省建設廳為淳、遂兩縣並分別派駐合作事業指導員，催生了兩縣的合作社。至1936年，兩縣先後建立各種合作社12個，1939年發展到38個，其中茶葉合作社12個，1948年又擴大到417個。這些合作社的建立，對採購、遠銷、促進鳩坑茶生產和貿易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茶葉合作社把指導生產、收購茶葉、包裝遠銷等作為中心任務。茶葉收購，由茶農送貨上門，看茶定價，雙方逢合，即過秤付款，現鈔兌現。收購後的茶葉，有的轉入城鎮或威坪茶葉集散地，有的經包裝成箱、簍後，直運滬、杭、金華、衢州等地轉銷。在兩縣內的賀城、獅城、茶園鎮、港口鎮、威坪鎮等城鎮中，大部分食品、副食品商店均兼營散裝茶葉，同時還設有多家專營茶葉店、茶館等。1939年，淳安縣合作社聯合上海、杭州等茶行、官僚，在威坪、橋西、航頭等集鎮，設12個廠號，集資收購毛茶。加工後，外銷茶運往上海；內銷烘青、大方，經烘焙、揀剔，包裝成簍後運銷蘇、杭，或運往福建窨花再轉售天津、營口一帶。同年，遂安縣也輸出遂炒1.5萬箱。1941年，中茶公司浙江分公司在淳、遂兩縣分別設立若干收茶處，收購本年度箱茶。抗戰前，每擔珍眉茶約值120両銀子。到了抗戰中後期，外銷困難，茶價也越壓越低，一擔茶葉只能換到兩擔鹽或一擔大麥，嚴重影響了茶葉生產的發展。1941－1949年，由於戰事頻繁，外銷疲滯，內銷官紳高利貸盤剝，奸商漁利私囊，茶價低賤傷農，產銷逐年衰落，淳、遂兩縣先後組建的417個合作社全部解體。鳩坑茶經營貿易工作處於癱瘓狀態，民間還流傳着“一擔茶葉換不到一擔鹽，茶農生活苦黃連，過年過節叫皇天”和“吃的樹草皮、住的茅草被，穿的八褂衣”的民謠。杭州市圖書館輯：《杭州史地叢書》，杭州：杭州圖書館，1985年。胡新光：《杭州茶葉發展史略》，《中國茶葉加工》（杭州）1997年第3期。

95晚清民國時期杭州的茶葉外銷二、錢塘江水道的茶葉運輸和杭州茶葉外銷集散地的形成晚清民國時期，杭州是安徽、江西和浙江金華、蘭溪、浦陽各路茶葉的集散地，天下茶商雲集杭城，爭相“親往名山，採辦龍井貢茶”。浙東運河平水茶葉的茶船，也在江干閘口停泊，或經閘口進入龍山河水閘、鳳山水門，沿杭州中河，北出武林水門、拱宸橋沿江南運河，前往浙西、江蘇；或在閘口登陸，經滬杭鐵路至上海；或由陸路將杭、皖、贛茶銷向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或登海輪，銷往歐美、南洋。安徽南部徽州下轄歙縣、休寧、祁門、黟縣、績溪、婺源等縣，與浙江嚴州之淳安、遂安接壤。這裏崇山峻嶺，氣候極宜茶樹生長，每縣均出產名茶。民國時期婺源劃至江西，但傳統上婺源茶仍屬於徽茶。此外，安徽的安慶、寧國、池州、廣德、六安等地也產佳茶。徽茶大部分循錢江水道運到杭州，除部分在杭州銷售外，大多轉運到上海、江蘇行銷。徽商中的代表多半就是茶商，他們跑遍全國茶區，足跡遍佈大江南北，杭州許多大茶莊都是安徽茶商所開的，如方正大茶莊老闆方冠三、方舜琴，福茂茶行經理、杭州茶業公會理事長章特英，都是安徽人。江西地理氣候也宜茶，產茶僅次於浙江，清代江西南昌府的鶴嶺茶、南康府廬山茶、建昌府白茶都已為貢茶，其他如饒州府、廣信府、臨江府、袁州府、贛州府、寧都府、南安府均產名茶。數百年來，徽贛茶葉經錢江水道運往杭州，再轉運上海銷往全國各地，有的遠銷海外。錢塘江橫貫浙江，全長605公里，流域面積4.88萬平方公里，是浙江的母親河，其源出安徽省休寧縣六股尖，安徽歙縣浦口以上稱率水、漸江，浦口以下至浙江省建德梅城間稱新安江；梅城至桐廬間稱桐江；桐廬至蕭山聞堰間稱富春江；聞堰至上城閘口段河道曲折如“之”字，故稱之江；閘口以下稱錢塘江。沿途匯入常山港（衢州以下稱衢江、蘭江）、桐溪、浦陽江等主要支流，到海鹽縣澉浦以下注入東海杭州灣。錢塘江水道自古以來就是商貿物資運輸的黃金水道，在近代的茶葉轉口貿易中，錢江水道更是皖贛茶葉轉運杭州出口外銷的必經之路。晚清《新增繪圖幼學瓊林》所刊“浙江全圖”，可直觀地看出這條水道的走向，從皖贛境內和錢塘江上游到杭州江干閘口的茶葉運輸路線，按所經流域依次分為：天目山系經分水港；黃山系經徽港、遂安江；仙霞嶺系經烏溪；楓嶺系經金溪、江山港；括蒼山系經婺港、金華江、永康港，最終匯集至建德梅城，經桐廬桐江、富陽富春江到杭州江干閘口，徽、贛、浙茶在此再經由龍山河越杭州城區運河到拱宸橋，經杭州海關轉口，由大運河運往上海出口。根據當年航運路線和沿途停靠碼頭（港口）可繪製《錢塘江運茶路線圖》（圖1），這條直達杭州的茶葉運輸水道，最遠的是皖南黃山系各縣和江西婺源縣，所出產茶葉自當地水道經新安江（徽港）運至桐江、富春江而至杭州江干，前後需時一月之久。其次是黃山餘脈入浙江後的丘陵地區如遂安縣（今屬淳安縣），集中於淳安縣的港口，由壽昌經羅桐埠，併入徽港經桐江、富春江而至杭州江干，需時約半個月。至於與嚴州府屬各地路程相仿的衢（州）屬、處（麗水）屬各縣產茶區，前者為仙霞嶺丘陵地，後者為楓嶺丘陵地，其北麓一部分由水口放木筏下運，經衢港至樟樹潭，順流而下，至杭州江干約各需時半月。此外，括蒼山系之金華府屬如金華、蘭溪、浦江、東陽等縣茶葉，經金華而下運；或天目山系杭屬各縣如於潛、昌化、分水、新登、桐廬、富陽等地之茶葉，經天目溪、分水港、富春江而下運，其自水口至杭州江干，約各需十天。因其地離杭雖較近，但上游水勢不暢，運輸較為困難。上述運輸所需時日，是平時水流暢通時的估計，如遇洪水暴發或河水旱涸時，則多半未能如期到達甚至停航。

9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圖1錢塘江運茶路線圖因杭州閘口位於錢塘江下游，大運河南端，來自錢塘江上游安徽、江西之運輸來杭茶葉，根據產地和遠近不同，茶市坊間也各有別稱。如就衢港言，有常山、江山、開化、龍泉、雲和、縉雲、宣平、遂昌等縣所產茶葉；就徽港言，有皖南之休寧、歙縣、績溪，江西之婺源等地之茶葉；以及省內淳安、遂安、壽昌、建德各縣之茶葉，行市統稱之曰“上港茶”。而下游來自金華江、富春江一帶以及苕溪兩岸山林所產之茶，包括金華、東陽、永康、武義各縣之茶葉，以及分水港臨安、於潛、昌化、分水之茶葉，統稱為“下港茶”。1907年7月15日，杭州江干至湖墅鐵路開通，浙杭有了第一條鐵路；1909年2月11日至6月28日，杭州至嘉興鐵路逐段開通；7月28日，滬杭鐵路通車。滬杭鐵路雖開通，錢塘江茶路的終點閘口仍然是鐵路的交接點，杭州作為水陸交通樞紐和茶葉集散地的地位，仍未改變。據1931年《杭州市經濟調查》，1930年經閘口之皖南歙縣、休寧、績溪、黟縣，以及婺源，錢塘江上游之桐廬、建德、衢州、蘭溪、金華、浦江等所產茶，有由茶戶（又稱山客）自出產地運至杭州售於茶商者，有由茶商（又稱水客）直接至茶山採運至杭運銷他處者。1931年運抵杭州者達37萬擔，再由杭州運出者計34.402萬擔，總值1,437.47916萬元。其中主要是徽茶，約18萬擔，總值700餘萬元；次為贛東各縣之贛茶，約值182萬元；來自衢、嚴、金、處各縣之浙東茶約10萬擔，價值400萬元；另有臨安、餘杭、武康及杭縣之所謂“四鄉茶”，約

97晚清民國時期杭州的茶葉外銷4萬擔，約值200萬元。入境的37萬餘擔茶葉，約3萬擔就地銷售於杭州各茶莊，出境34萬擔中有1.8萬擔再由各茶莊運至廣東、香港及山東、營口（遼寧）銷售。在杭州售於各茶莊運出者，為中等以上之茶，每斤價格0.3－1元。由候潮門外茶行轉運出境者，有裝箱、裝簍兩種，裝箱者係細茶，運銷外洋；裝簍者係粗茶，轉銷各省。每箱重量約50－60斤，每簍重量約70－80斤。茶行所用之秤，每斤31.6両，茶莊批發者每斤16両，門售每斤14.8両，至1931年均改為市秤。錢塘江上游茶葉水運到杭州江干閘口後，轉運出口分二路：水路經中河至拱埠，由內河小汽船運至上海；陸路由閘口用火車運至上海，再由上海轉運。1931年，由火車運出者為19.017萬擔，由水路轉運者為15.3902萬擔。20世紀30年代茶行佣金為7%，向茶商抽取2%，茶戶抽取5%。閩茶運杭州不多，民國時多由海道運滬。杭州茶葉雖有武夷茶銷賣，多由上海轉入，每年不過20－30擔。抗日戰爭期間，茶葉被視為戰略物資，徽贛茶轉從溫州出口，以貨易貨，換回軍需物資，所以限制沿錢塘江運抵杭州，錢塘江水道茶路遂告斷絕。三、繁盛的杭州茶葉轉運服務業晚清民國杭州作為茶葉集散地，與銷售茶葉有關的服務業，如牙行、過塘行及轉運、堆疊、挑埠、報關、保險等服務行業應運而生，十分興隆。依照慣例，凡經營行棧、代客買賣營業者，必先請領部帖，分等納稅，然後始能開業。故凡領有此種部頒牙帖之商行，概稱為“牙行”。浙江牙行在晚清時本來僅限於請領部頒牙帖一種，此外如絲繭行由司給發諭單，鈔戶由司給發季鈔執照，二者均不在牙行之列。辛亥革命後，經臨時省議會議決，捐換牙帖簡單，所有以前申領的部帖諭單鈔照者，一概稱為“牙行”。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浙江省政府頒佈《浙江省徵收牙行營業稅章程》，規定凡以代客買賣收取牙佣為業者概稱“牙行”。牙行的成立，以申領牙帖及繳納捐稅為最主要手續。所申領牙帖分兩種，一是年換牙帖，一年一換；二是季換牙帖，一季一換。申領牙帖手續需取具該地殷實商號三家保結，轉請省府財政廳核發。1933年，浙江省僅專司茶葉生意的茶葉牙行就有432家，其中一半以上在杭州。“茶葉過塘行”即專司茶葉運輸的商行。過塘行的營業收入主要靠佣金，佣金之大小隨交易之多寡而定。此外代客墊付上下挑力，亦有回扣可取。因客家人地生疏，大都委託過塘行代辦。但代墊之款，最早約一月以後方可收賬。如是熟客，則大都逢節清賬。過塘行之資本較大者，兼營代客採辦貨物、代付貨款。杭州的過塘行兼有客棧性質，行中設備床位，以便客家寄寓，同時供給伙食，概不取資。無論大小過塘行，一律在市政府登記領貼，不取得牙貼，不准營業。牙貼捐分長期、短期兩種，長期以十年為有效時期，捐額分甲乙丙丁四種，以過塘行之地段營業資本為標準。帖費自200－500元不等。短期有效期為一年，亦分四種，帖費自30－50元不等。杭州過塘行大多設立於江干一帶，這裏前臨錢塘江，後負滬杭鐵道，水陸交通最為便利，自三廊廟國民政府實業部國際貿易局編撰：《中國實業志‧浙江省》第四編第九章《茶》，杭州：浙江省國際貿易局，1933年，第158－159頁。並參見陶德臣︰《近代浙江茶業述論》，《古今農業》（北京）2000年第1期。

9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至閘口塘上，連綿十餘里，過塘行林立。杭州最初的茶葉過塘行，當在五口通商以後。現存史料中可以佐證這一推斷的是一件牙帖。所謂“牙帖”即今營業執照，是店家、商行交納稅金後，官府頒給商家開業之官府憑證。這件牙帖長99厘米，高64厘米，分成兩塊，右側是牙帖，左側是官牙。右側的一塊牙帖寬60厘米，高64厘米，上端梯形黑框中有大字“牙帖”兩字，下面右側是官府的納稅文告。左側一塊為“官牙”，寬39厘米，高64厘米，上面梯形黑框上為“布政使司”四個大字，下面正中有“官牙”兩字。“官牙”除所填文字與牙帖雷同外，末尾還有“給該牙懸掛”字樣。左側有毛筆填寫“錢塘縣封引茶葉過塘”、“閻鵬九”、“肆錢”、“美政橋”等字樣。“牙帖”和“官牙”都蓋有正方形“浙江省布政使司”的關防大印。這說明該牙帖是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初三由浙江布政使司頒發給杭州府錢塘縣封引茶葉過塘行業主閻鵬九的營業執照。閻鵬九的茶葉過塘行，開在杭州錢塘江邊的美政橋，按規定繳納稅銀四錢獲得牙帖。這家過塘行開辦時間前後長達近一個世紀，直到1946年《杭州市經濟調查》中，仍然記錄有閻鵬九轉運過塘行。另外，現存的1934年杭州方正大茶行賬冊中有“付閻鵬九過力大洋三拾五元，小洋拾壹角”字樣，以及民國時期“杭州閻鵬九轉運過塘行汽車運貨承接處”名片背面“專運茶葉徽州至杭州”等字樣，以及過塘行行址在杭州江干美政橋等資料，足可認為它是一家轉運茶葉的百年過塘行，堪稱是近代杭州茶葉過塘行的一個縮影。一個側面而言，它也印證了晚清民國時期杭州茶葉集散長盛不衰的歷史事實。杭州過塘行有徽幫、金幫、開梢幫及糧食幫之分。徽幫係徽州人經營，專以兜攬徽幫生意為主，凡皖南之茶葉、生漆等業務，皆歸徽幫過塘行。金幫以轉運京廣洋貨為主，開梢幫則凡一切雜貨，皆可代為過塘，糧食幫則專營糧食一種。金幫、開梢、糧食三幫多為義烏人所設立，寧紹人僅佔少數。根據民國二十六年（1937）《杭州市公司行號年刊》載，當時杭州過塘行有118家。據1934年《杭州市社會調查》載，杭州市過塘行同業公會設於江干洋泮橋，有會員107家。《杭州史地叢書》也載，民國杭州有過塘商業同業公會，設於南星橋烏龍廟。另有承接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設於城站毛家井6號。過塘行的興旺，必然需要行業公會來進行行業自治管理。這三家同業公會的出現，足以說明杭州過塘行繁榮昌盛。除了過塘行外，民國杭州擔負茶葉等商貿物資的轉運業也很興盛。1934年《杭州市社會調查》載，杭州市轉運業同業公會設於羊市街67號，有會員83家。民國二十六年（1937）《杭州市公司行號年刊》記載，杭州當時轉運業行號共計112家，大部分行址在錢塘江畔的江干閘口一帶。堆疊業類似於後世的貨運倉儲業，也是隨着貨物轉運繁盛而發達起來的服務業之一。晚清民國時期杭州堆疊業有碼頭堆疊、海關堆疊、錢業附設之堆疊（浙江興業銀行及杭州儲蓄銀行在杭州湖墅所設之米棧，既堆存貨品，又做押款，保管擔保品）、行家所附設堆疊、鐵路堆疊、保管堆疊之分。從杭州堆疊業種類之多、分工之細，可知堆疊業之發達，業務之興盛。挑埠業實際上是裝卸貨物的人力挑夫搬運業務，多設於碼頭等貨物往來繁盛之處。民國杭州城區挑埠行，多設在城區、江干閘口、湖墅拱宸橋各地，計有65家，其中集於江干閘口兩地最多，約30家。這些挑埠行號皆需領照，方可開設。大者挑工六十餘人，小者挑工七八人。當時江干閘口一帶為上溯錢江及轉赴寧紹等處轉運要道，搬挑業務繁忙，挑埠行較多而集中。湖墅拱埠雖亦為運輸大埠，然不及江干閘口之繁盛，挑埠家數較少。城區內挑埠，則多散佈於接近船埠

99晚清民國時期杭州的茶葉外銷的臨河街市，每一埠頭至多不過一家。該業內部組織極為簡單，但對挑工入埠限制頗嚴，沒有相當保證不能入埠。貨物繁多之埠，各埠都有約定俗成的指定地段，甲地挑埠不能越界搬挑乙地之貨。如沒有這項規約的地方，則任由貨客自行指雇，不限地段。城區挑埠計13處，江干閘口挑埠共29家。報關行業務主要是代客商辦理報關手續，但也有代客商裝卸貨物，或介紹船隻，或設置房間以便客商住宿，或經營臨時棧房以便客商堆貨，或代客寄遞郵件、包裹辦理郵寄手續的。報關行營業，一靠佣金，佣金平均每件常在四分左右，二靠墊款利息，三靠報關行代商人評估稅項，可有折扣，如商家輪船水腳，報關行多有一四扣。此外，如專代客商郵寄貨物的報關行，則除郵票、關稅外，報關行每包常收取手續費若干，手續費自一角二分至二角不等。杭州曾有13家報關行代理杭茶、浙茶、徽茶、贛茶的轉運出口業務，資本總額為26,800元，平均資本額2,061元。近代保險業發源於上海，早在清光緒三十年（1904）即成立保險業同業公會。保險業實為銀行之一種，因交通運輸發達，運輸貨物的險種也隨之產生。浙江保險業源自杭州，多為設於上海總公司的杭州分公司或代理處，1919年為杭州市保險業發達時期。1933年杭州的保險業有34家，其中中國9家，其他均為美、德等國所開設，險種多為水火保險，也含運輸途中、堆疊之水火保險。民國二十六年（1937）《杭州市公司行號年刊》載，杭州市保險業增至58家。茶葉外運途中最怕受潮，故而茶行托運茶葉需要辦理水險。民國十七年（1928）杭州吳怡和茶莊運洋茶就投保太古公司水險。餘論起源於中世紀歐洲商業集市的世界博覽會，是工業革命後的英國展示近代工業文明成果的盛會。在1851年英國倫敦舉辦的第一屆世博會上，就有中國絲綢和茶葉參展的身影。其中有一段關於“貢茶”的評語，被認為就是西湖龍井茶。其文曰：“就口感而言，沒有比一種叫‘貢茶’（或譯官僚茶）的更好了。這種茶僅經過短時的烘焙，在最佳（保存）條件下仍易受潮，因此經不起運輸和保存。在中國的富有人家，這種茶需求量很大，在當地市場上賣到20先令一包。”當年參加倫敦首屆世博會並獲得金銀牌各一枚的徐榮村在“得獎感言”中說，浙江“一絲一茶，必居上品”。其後，在1873年的維也納世博會、1876年的費城世博會、1900年的巴黎世博會、1905年的比利時列日世博會、1926年的費城世博會上，龍井茶頻頻獲獎，名揚天下。在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世博會上，上海茶瓷公司參展的各種上等茶葉獲得各色超等文憑、金牌，其中西湖龍井茶，引起美商白蘭克（Blank）公司（為晚清中國茶瓷美國總代理商）的極大興趣。該公司不僅全部收購上海茶瓷公司在展會零售剩餘的茶葉，還當場與其訂立銷茶合同，白蘭克公司後來成為上海茶瓷公司在美國的總代理，促進了包括西湖龍井茶在內的中國名茶的生產和銷售。中國茶在各類世界博覽會上的頻頻獲獎，為中國產品贏得了良好的聲譽。這其中，杭州的西湖龍井茶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西湖龍井成為了中國高級綠茶的代名詞。[責任編輯劉蘭英]鮑志成編著：《杭州茶文化發展史》上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年，第418－427頁。趙大川編著：《龍井茶圖考》，杭州︰西泠印社，2004年，第114頁。

10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摘要]英國是18世紀至19世紀早期歐洲最大的茶葉消費國，也是中國茶葉最重要的輸出國。從傳入伊始，英國人便同時接觸到紅茶與綠茶，但在後來的中英茶葉貿易中，紅茶的比重不斷攀升。到1840年，出口到英國的茶葉已有十多種。不同品種的茶葉，本沒有好壞之分，但為適應英國市場的需要，新舊茶葉品種經歷了更替。在漫長的商貿過程中，由於受各種商業因素影響，清代出口英國的各品種茶葉形成了等級高低之分。沿至今日，不同茶葉品種的名稱已成為了不同等級茶葉的代名詞。[關鍵詞]茶葉英國清代貿易中國茶葉自17世紀傳入歐洲後，逐漸成為歐洲人喜愛的消費品，直到19世紀中期以前，茶葉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隨着中西茶葉貿易往來的不斷加深，從中國出口到歐洲的茶葉種類不斷增加，貢熙、松蘿、武夷、小種等茶葉品種在各種記載中頻繁出現，貫穿了整個清代前中期的茶葉貿易。由於英國長期為中國茶葉最重要的輸出國，其茶葉貿易情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茶葉出口西方的情況。因此，筆者擬以英國為切入點，梳理各茶葉品種在英國的出口情況，並對這些茶葉的產地、起源、出口比重等方面進行探討，以期更進一步地展示清代中英茶葉貿易的細節。一、茶葉品種出口英國概述英國最初進口的茶葉主要通過荷蘭轉運到英國。英國獲得茶葉的最早記載是166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EastIndiaCompany）董事部用4鎊5先令購買了2盎司茶葉進貢予英皇查理二世（CharlesII）。1666年，公司又用56金磅17先令買了22磅12盎斯中國茶葉。“這清代前中期出口英國的茶葉品種*沈曉鳴作者簡介︰沈曉鳴，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碩士、廣東人民出版社編輯。廣州510006*本文是2016年廣東省社科聯項目“廣州十三行與海上絲綢之路”（編號SL16SKT17）的階段性成果。另有1640年、1650年、1652年、1657年等說法。此處採納[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中國茶與世界貿易‧

101清代前中期出口英國的茶葉品種些茶葉大概是從荷蘭購得的，也可能是從他們自己船上的職員購得的”。166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萬丹港（Banten）購買了143磅茶葉，這是英國公司正式進口茶葉的最早記載。此後，英國每年都有茶葉進口，這些茶葉基本都是從萬丹、蘇拉特（Surat）、甘賈姆（Ganjam）和馬德拉斯（Madras，即現金奈Chennai）購買的。英國與中國直接的茶葉貿易始自1687年，該年英公司派遣“倫敦號”（London）和“武斯特號”（Worcester）往廈門貿易，並指令兩艘商船需購買“特優茶葉150擔，半數罐裝，半數壺裝，全部用箱裝，每壺盛茶葉1－4斤，運回英倫”。此後，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直接從中國購買茶葉。17世紀下半葉，英國的茶葉進口量還是很小，且每次進口之後就會出現數年供過於求的停滯狀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7世紀末（圖1）。圖1茶葉裝箱從馬士（H.B.Morse）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可知，從17世紀中期至17世紀末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茶葉進口並沒有說明具體的品種，甚至連是紅茶還是綠茶都沒有說明。直到169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麥士里菲爾德號”（Macclesfield）才在貨單中顯示出茶葉的品種，該船訂購的貨物中包含了“松蘿茶，最優等，160擔”。此後，英商購買的茶葉品種，常有明確記載。[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8頁。[英]羅伊‧莫克塞姆（RoyMoxham）：《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畢小青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20頁。原圖TeaWarehouse，美國馬薩諸塞州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ThePeabodyEssexMuseum）藏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9頁。

10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從茶葉傳入英國伊始，英國人便同時接觸到了紅茶與綠茶。按《廣州番鬼錄》作者亨特（WilliamC.Hunter）的說法，當時“茶的種類繁多，主要分為紅茶和綠茶……紅茶則包括武夷、工夫、小種和包種……綠茶有雨熙春、熙春、熙春骨、珠茶、大珠茶……除此之外，以前還運出揀焙、紅梅、蘿茶（注：當為松蘿茶的簡稱）、芽茶和武平……”而事實上，一些青茶（烏龍茶）品種在當時也被歐美人歸入了紅茶品類。繼1699年“麥士里菲爾德號”採購松蘿茶後，1703年，載重350噸的“肯特號”（Kent）也被派往廣州進行貿易，預計訂購茶葉117噸，其中松蘿75,000磅，估計每磅成本1先令；大珠茶（imperial）10,000磅，估計每磅成本2先令；武夷（bohee）20,000磅，估計每磅成本2先令。回程時，肯特號共購入價值14,000両的茶葉470擔。由此可知，英國人此時購入的綠茶除松蘿茶外，還有大珠茶，而紅茶則有武夷茶。從預計購買的茶葉數量來看，此時英國人對綠茶的需求量遠遠大於紅茶。從各年份英國人購茶的情況來看，18世紀初期英國人對綠茶需求大於紅茶的情況持續了一段不短的時間。甚至在173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部訓令大班“壟斷今年廣州所有的綠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和壽官訂購9,000擔松蘿茶，而武夷茶僅有2,300擔。173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部再次下令將綠茶和貢熙茶壟斷。貢熙茶的名字雖然第一次出現在英國人購買的茶葉品種之列，但下令壟斷之，則可證明貢熙茶早在此前已出現在英國人的購貨單裏面。儘管貢熙茶是一種綠茶，但董事部的命令卻將綠茶與貢熙茶分開說明，可以猜想，它已經在茶葉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一點可在1750年茶商將貢熙茶囤積居奇的事件中體現出來，儘管它在該年的貨存相當充足，但“由於這種茶葉只有我們（英國東印度公司）是購買者”，商船的保商“開官”認為英船如果“買不到貢熙茶葉，就不能出發”，於是與茶商串通，將該年的貢熙茶價格抬高。這件事從側面反映了英國人對貢熙茶的迫切需求。然而，在中英茶葉貿易中，紅茶的比率不斷攀升。1722年，“埃梅莉亞公主號”（PrincessEmilia）和“賴爾號”（Lyell）與廣州商人“壽官”簽訂合約購入上等茶葉，其中紅茶有工夫茶（congo）500擔，每擔38両；武夷茶2,000擔，每擔27両；另外還有白毫茶（pekoe）250擔。綠茶有瓜片茶（bing）250擔，松蘿茶1,500擔。該年英國進口的紅茶比綠茶多出750擔。除劉章才：《從紅茶到綠茶：試論十八世紀前期英國進口茶的轉變》，《農業考古》（南昌）2012年第2期。[美]亨特（WilliamC.Hunter）：《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1－152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0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2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2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3－334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0頁。

103清代前中期出口英國的茶葉品種了武夷茶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紅茶品種“工夫茶”也出現在了貨單之中，從價格來看，工夫茶在紅茶中的品級更優於武夷茶。1731年，公司又分別在春夏兩季訂購茶葉，其中春季訂購了松蘿茶4,600擔、武夷茶1,000擔，另有未標明品種的較好茶葉700擔。7月份訂購了松蘿茶1,400擔，武夷茶4,000擔，以及品質較好的茶葉——工夫茶和白毫茶400擔。該年的綠茶購買量僅略多於紅茶。1736年，英公司商船又購入武夷、工夫、白毫、色種（soutchong）四種紅茶共1,823擔，綠茶方面則購入瓜片、松蘿、各品級貢熙茶共1,484擔。購入紅茶量又多於綠茶。1739年，公司船“奧古斯塔號”（Augusta）來廣州訂購大量的武夷茶，馬士評價：“這種最便宜的黑茶（亦名棕色茶，而中國人叫紅茶），構成茶葉投資的較大部分，但公司現在從上等綠茶得到的利潤更大。”可見，儘管綠茶仍很受歡迎，但紅茶已脫穎而出，呈現出趕超綠茶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1736和1740年的英公司船茶葉採購單上都出現了色種茶（soutchong或souchong）的名字，因譯法不同，這種茶葉的中文名稱更多地被稱為“小種茶”。該紅茶品種大約在此時期被引入英倫，逐漸成為英國主要的上等紅茶品種。177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管理會採用按行商預購毛織品的份額多少來預訂相應數額茶葉的方式，向十三行行商簽訂了武夷茶、屯溪茶（twankay）、松蘿茶、貢熙茶的合約。其中，訂購的綠茶品種中又新增了“屯溪茶”一種。對比該訂單中幾種綠茶的價格，屯溪茶每擔22両，松蘿茶每擔20両。而1783年的屯溪茶每擔25両，松蘿茶每擔23両。可以看出，屯溪茶略貴於松蘿茶，其品質也應比松蘿茶略高。可能因屯溪和松蘿兩種茶葉產地相同，品級相似，價格相近，在此後各年份的訂單中，經常將兩種茶葉合併為一項出現。到1807年後，松蘿茶更是在訂單中消失，屯溪茶似乎取代了松蘿茶，在19世紀初以後成為了外銷普通綠茶的代表。隨着英國公眾對茶葉需求量的增加和口味的改變，中國輸英茶葉的品種大幅增加，到1840年，出口到英國的茶葉已有十多種，如武夷、屯溪、小種、珠蘭、白毫、安溪、花香、紅梅、揀培、雨前、園珠、芝珠、熙春、皮茶等。在廣州加工的花薰茶於19世紀成為倫敦茶葉市場最富有特色的茶葉品種，一些傳統的外銷茶葉品種如松蘿茶，則退出了對外貿易的行列。如同亨特所說：“這些茶的特別名稱現已消失，假如現在出口，將與其他較為流行的名稱混在一起了。”[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8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8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5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8、313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6頁。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82頁。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82頁。[美]亨特（WilliamC.Hunter）：《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頁。

10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二、主要銷英茶葉品種（一）松蘿茶、屯溪茶松蘿茶是較早記錄在英商貨單中的茶葉品種。1875年英國皇家學會亞洲分會（RoyalSocietyforAsianAffairs）對中國茶區的調查報告認為：“GreenTeas在漢語中被稱為綠茶和松蘿茶，松蘿是一座山的名字，據說那裏是綠茶首次被發現的地方。”可見，松蘿茶一度成為了英國人口中的綠茶的代名詞，這與松蘿茶長期作為英國進口比重最大的綠茶品種不無關係。松蘿之名的確源自松蘿山，該山位於今安徽省休寧縣的萬安鎮與新塘鄉交界處。關於松蘿的創製，羅廩所撰《茶解》記述道：“松蘿茶出休寧松蘿山，僧大方所創造。”馮時可《茶譜》對松蘿茶創製的敘述更為詳細：“茶全貴採造，蘇州茶飲遍天下，專以採造勝耳。徽郡向無茶，近出松蘿，最為時尚。是茶始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採造法，其後於徽之松蘿結庵，採諸山茶，於庵焙制，遠邇爭市，價忽翔湧，人因稱松蘿實非松蘿所出也。”松蘿茶不僅僅是出產於松蘿山的茶葉，自其創之後，周邊各地皆仿照其法製作，因此大多數掛名松蘿者“實非松蘿所出也”。但自然條件相似的徽州地區，採用松蘿法製成的茶葉“色味俱與松蘿相似”，因此將這些茶葉對外統稱為松蘿茶也並無不妥。有記載道：“徽之鉅賈，業鹽而外，唯茶北達燕京，南極廣粵，獲利頗賒，其茶統名‘松蘿’。而松蘿實乃休山，匪隸歙境，且地面不過十餘里，歲產不多，難供商販。今所謂松蘿，大概歙之北源茶也。其色味較松蘿無軒輊，故外郡茶客青販之於歇，而休山轉無過問者矣。”自松蘿茶出現在外銷茶葉名錄的近80年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茶葉採買品種中，開始出現“屯溪茶”一項。屯溪茶得名於當時徽州茶葉的集散地屯溪，“因為屯溪為徽州的一大市鎮，徽州茶多聚散於屯溪，茶號之經營亦頗旺盛。而在茶業界中，徽州茶又專為祁門之外，徽州其餘五縣──歙縣、休寧、婺源、黔縣、績溪所產綠茶之總稱”。屯溪茶與松蘿茶關聯密切，常有合併為一項銷售的情況。英國皇家學會亞洲分會在1875年的報告中也這樣介紹：“屯溪（twankay）……在漢語中往往又被叫做松蘿，來源於我們在綠茶一節開篇提到過的松蘿山……品質最好、名聲最響的生產地成為此類茶葉的通用名。”報告中也提及屯溪茶來源於松蘿山。屯溪茶實際上是在松蘿茶的基礎上改良而成的，其香氣清鮮柔和，滋味特別鮮淳，因而逐漸取代了松蘿茶。松蘿茶與屯溪茶是英國民眾消費的中低端茶葉，屯溪茶的崛起與松蘿茶消失，說明隨着中國茶葉的不斷湧入，英國普通民眾對茶葉的口味也越來越挑剔。H.C.Hollingworth,“ListofthePrincipalTeaDistrictsinChinaandNotesontheNamesAppliedtotheVariousKindsofBlackandGreenTea,”JournaloftheNorthChina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Vol.X,1875,p.12.[明]羅廩：《茶解》，葉羽編著：《茶書集成》，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3頁。[清]馮時可︰《茶譜》，引自陸廷燦輯︰《續茶經》卷上之一《茶之源》，頁17－18，載[清]紀昀、永瑢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4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671－672頁。[清]姚瑩︰《識小錄》卷三，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第406頁。[清]江依濂撰：《歙風俗禮教考》，許承堯撰︰《歙事閒譚》卷18，李明回、彭超、張愛琴點校，合肥：黃山書社，2001年，第603頁。楊大金編：《現代中國實業志》第2冊，台北：華世出版社，1978年，第775頁。H.C.Hollingworth,“ListofthePrincipalTeaDistrictsinChinaandNotesontheNamesAppliedtotheVariousKindsofBlackandGreenTea,”JournaloftheNorthChina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Vol.X,1875,p.13.

105清代前中期出口英國的茶葉品種（二）貢熙茶、熙春茶、珠茶西方人所說的貢熙茶、熙春茶、珠茶，應同屬於清代前期興起於浙江紹興平水的“珠茶”。17－18世紀的西方人將“貢熙”、“熙春”統一稱為“hyson”，並沒有作詳細區分。而西方人所稱的“珠茶”，從價格來看，應是比“貢熙”品級更高的同種茶葉（圖2、3）。圖2熙春皮茶葉箱圖3熙春茶打包珠茶的產地平水茶區包括嵊縣、紹興、新昌、諸暨、上虞、余姚、奉化、鄲縣、東陽等縣市，整個產區為會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各大名山深谷所環抱，形成一個優良的茶葉生產片區。珠茶的起源難以考證，但紹興平水在歷史上是茶葉的主要生產地和集散地，其“日鑄茶”在清代以前聞名已久。因此，珠茶應是紹興茶葉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形成的新產品。儘管“貢熙”和“熙春”在西方人眼中屬同種茶葉，但實際上也有細分，約在17世紀中晚期，珠茶出現了兩個著名品種：一是“熙春”，取自晉代潘岳《閒居賦》名句：“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又見其《秋興賦》名句：“登春台之熙熙兮。”意即這是在冬去春來、微雨新晴的和煦春光中採摘的嫩葉新茶；二是“貢熙”，是熙春茶中進貢於皇帝的名品，或謂進貢於康熙帝的佳茗。珠茶因其形狀也被稱為“子彈茶”（gunpower），其形狀渾圓如珠，色澤翠綠，特點是香高味濃、經久耐泡。從價格來看，貢熙（或稱“熙春”）、珠茶是出口英國綠茶中的“高級貨”，其價格遠高於松蘿茶，甚至高於工夫、小種這些高品級紅茶，因此也被英國人譽為“綠色珍珠”。相較於其他茶葉品種，其進口比重較小。（三）武夷茶、工夫茶、白毫茶、小種茶武夷茶、工夫茶、白毫茶、小種茶都產自福建武夷山茶區。按茶葉價格來說，通常小種最貴，白毫次之，再次工夫，武夷最劣。如1751年廣州茶葉的平均出口價，武夷茶每擔15.5両、美國馬薩諸塞州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ThePeabodyEssexMuseum）藏品。美國馬薩諸塞州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ThePeabodyEssexMuseum）藏品。錢茂竹：《紹興茶業發展史略》，《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紹興）1997年第4期。周能兵、嚴竹萍：《“綠色珍珠”紹興珠茶將申報原產地保護》，《中國特產報》（北京）2006年10月31日第2版。

10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白毫茶每擔24両、工夫茶每擔21.57両、色種茶（小種茶）每擔31.94両。但白毫茶比較特殊，在一些年份也有與工夫茶價格相同或比小種茶價格高的情況。武夷山茶區所產茶葉於元代開始聞名於世。元大德六年（1302），元朝廷在武夷四曲設置了“御茶園”，專製龍團貢茶，直到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才罷造龍團。此後，武夷各處的寺院僧侶改革了龍團茶的製作方法，改製散茶。此時武夷山所產茶葉，應為綠茶。清初順治年間，時任福建布政使周亮工記述的武夷茶製法仍為綠茶製法：“僧拙於焙，既採則先蒸而後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宮中浣濯用耳。近有以松蘿法制之者，即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赤如故，蓋制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可見，直至清初，武夷山所製的茶葉仍為綠茶，還未創製出青茶、紅茶──即英國人所指的“紅茶”仍並未出現。但此時武夷山茶葉的色澤已“多紫赤”，頗有青茶、紅茶的影子。在英國人眼中，上述四種茶都屬於紅茶。其中“工夫”、“小種”無疑是真正意義上的紅茶，但“武夷茶”究竟屬於“青茶”還是“紅茶”卻並未明言。據學者研究，青茶早於紅茶出現，紅茶應是在青茶的基礎上改良製成。從中文典籍上看，青茶的製作方法最早在王草堂所著《茶說》（成書於1711年以前）出現：“茶採後，以竹筐勻鋪，架於風日中，名曰曬青。俟其青色漸收，然後再加炒焙，陽羨岕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蘿、龍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純。獨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時，半青半紅，青者乃炒色，紅者乃焙色也。”青茶、紅茶同出武夷，而《茶說》在敘述武夷山茶葉時，不僅沒有介紹紅茶的製作方法，連與紅茶相關的記載也未見隻言片語。如果當時紅茶已被創製出來，對於王草堂這位在清康熙、雍正年間僑居崇安，熟悉武夷山茶葉種植情況的名士來說，這種只記青茶而不記紅茶的情況是不大可能的。較合理的說法是，《茶說》成書之時，紅茶尚未被創製出來。由於《茶說》最遲成書於1711年，由此來看，英國東印度公司1703年貨單中出現的“武夷茶”應為青茶。反而言之，這種被英國人當作是紅茶而實際上屬於青茶的“武夷茶”，在1703年以前便已被創製出來。武夷茶是上述四種茶中價格便宜的茶，也是英國人進口量最大的“紅茶”。至於“工夫”、“小種”這兩種紅茶，直到1734年才第一次出現在陸廷燦所著的《續茶經》引《隨見錄》中：“武夷茶在山上者為岩茶，水邊者為洲茶。岩茶為上，洲茶次之。岩茶北山者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兩山又以所產之岩名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茶之上又有小種，則以樹為名，每株不過數両，不可多得。”而早在1722年，“工夫茶”已出現在英國東印[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4－1834年）》第一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5頁。[元]趙孟頫：《御茶園記》，蕭天喜主編：《武夷茶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494頁。莊晚芳：《烏龍茶名考及其演變》，《農業考古》（南昌）1984年第1期。[清]周亮工：《閩小記》卷一《閩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1頁。黃賢庚：《烏龍茶與紅茶孰先孰後之淺見》，《農業考古》（南昌）2008年第2期。林又元：《〈王草堂茶說〉的作者、年代考略》，《福建茶葉》（福州）1987年第3期。[清]王草堂：《茶說》，引自[清]陸廷燦輯：《續茶經》卷上之三《茶之造》，第26－27頁，載[清]紀昀、永瑢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4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696－697頁。林又元：《〈王草堂茶說〉的作者、年代考略》，《福建茶葉》（福州）1987年第3期。《隨見錄》，引自[清]陸廷燦輯：《續茶經》卷下之四《茶之出》，第26頁，[清]紀昀、永瑢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4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766頁。

107清代前中期出口英國的茶葉品種度公司的貨單中，因此在1722年以前，紅茶應已被研製出來。此外，1732－1734年擔任崇安縣令的劉埥也在《片刻餘閒集》說道：“武夷茶高下共分二種，二種之中又各分高下數種。其生於山上岩間者名岩茶，其種於山外地內者名洲茶。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樹小種，次則小種，次則小種工夫，次則工夫，次則工夫花香，次則花香。”從兩段記述可見，小種茶比工夫茶品級更高。這一點也能夠從茶葉的出口價格中得到印證。關於白毫茶，目前可知不多，《續茶經》引《隨見錄》記載：“洲茶名色有蓮子心、白毫、紫毫、龍鬚、鳳尾，花香、蘭香、清香、奧香、選芽、漳芽等類。”劉埥也寫道：“洲茶中最高者曰白毫，次則紫毫，次則芽茶。”在兩段記述中都有提到洲茶中有“白毫”品種。而1706年，閩僧釋超全《安溪茶歌》也有提及白毫外銷西洋的情況：“邇來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常來買。王錢不論憑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樣，先炒後焙不爭差。”“紫白二毫粟粒芽”句中便有提及“白毫”。三、外銷茶葉價值及品級上述所列的茶葉，紅茶有武夷、工夫、白毫、小種；綠茶有松蘿、屯溪、貢熙、珠茶。它們的得名有的來自其種植地或集散地，如武夷茶因種植於福建與江西邊界的武夷山而得名、屯溪茶來源於其茶葉集散地屯溪、松蘿茶產於安徽的松蘿山；或根據茶葉的生產方法命名，如小種、工夫；還有的根據茶葉的顏色和形狀命名，如白毫、珠茶。而貢熙則較為特殊，因其絕妙的品級及其進貢皇室得名。不同品種的茶葉，本沒有好壞之分，而這些茶的名字也沒有體現出它們的優劣。但各茶葉品種由於產量、運輸難易程度、客戶對口味的喜惡以及市場行為等因素，導致了不同的價格，也間接導致了清代出口英國的各種茶葉品種的高低等級之分。在商人亨利‧哈里斯（HenryHarris）的價格表中可窺探到部分茶葉的價格與等級高低（表1）：[清]劉埥：《片刻餘閒集》，《台灣文獻匯刊》第四輯第十二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83－284頁。[清]劉埥：《片刻餘閒集》，《台灣文獻匯刊》第四輯第十二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84頁。《隨見錄》，引自[清]陸廷燦輯：《續茶經》卷下之四《茶之出》，第26頁，載[清]紀昀、永瑢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4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766頁。[清]懷蔭布修，黃任、郭賡武纂：《（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九《物產》，第29頁，載上海書店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22‧乾隆泉州府志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480頁。YongLiu,“TheDutchEastIndiaCompany’sTeaTradewithChina1751－1781,”DoctoralThesis,LeidenUniversity,2006,p.69.

10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表1牛津大街152號店鋪價格表紅茶類價格綠茶類價格咖啡價格先令便士先令便士與巧克力先令便士極品武夷茶20優質松蘿茶40咖啡28優質工夫茶36優質花茶50優質咖啡30精品工夫茶40熙春茶56精品咖啡40優質小種茶50優質熙春茶60土耳其咖啡5-40精品小種茶60精品熙春茶70優質巧克力30珍品小種茶70珍品熙春茶80————極品小種茶80極品熙春茶100————————優質珠茶110————————極品珠茶120————從表格中可以看到紅茶類的價格由高到低的是小種、工夫、武夷，綠茶類價格由高到低的是珠茶、熙春、松蘿，可見這些不同茶葉品種的名稱在英國已成為了不同等級茶葉的代名詞。以紅茶為例，武夷茶指粗糙的紅茶，工夫茶指高品質的紅茶，小種茶指高級工夫茶，白毫茶指用帶有細白毫毛的嫩葉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級的紅茶。此後，茶葉分級體系幾經轉變，但仍然伴隨着這些茶葉名稱的影子。仍以紅茶為例，19世紀紅茶的分級體系將茶葉分為整葉茶和碎葉茶，整葉茶品質由高到低分別是橙白毫、白毫、小種，碎葉茶品質由高到低分別是碎橙白毫、碎白毫、碎葉白毫小種、碎橙白毫片、茶粉等。到了現代，紅茶又因等級高低分成花橙白毫、橙白毫、白毫、正小種、小種、碎橙白毫、碎白毫、碎正小種、碎橙白毫片、茶粉等。在這些分級體系中，白毫與小種的名稱依然存在。[責任編輯陳超敏]HenryHarris,TeaWarehouse,London,1792,p.1，轉引自劉章才：《從紅茶到綠茶：試論十八世紀前期英國進口茶的轉變》，《農業考古》（南昌）2012年第2期。[英]羅伊‧莫克塞姆（RoyMoxham）：《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畢小青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252－253頁。[英]羅伊‧莫克塞姆（RoyMoxham）：《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畢小青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253頁。

109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摘要]張玉堂世居廣東博羅縣葫蘆嶺，少年時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但未獲功名，後來投筆從戎，成為清代駐守澳門、香港的軍事將領。張玉堂曾多次鎮守香山，前往澳門實地調查，並在媽閣廟等地遊覽題詩。在道光二十九年亞馬留拓展澳北、遇刺及後來葡萄牙人攻佔關閘的事件中，張玉堂時任前山營都司。對於蓮花莖關閘的失守、拉塔石炮台的慘敗，張玉堂不僅沒遭受處分，反而獲得升遷。張玉堂也曾多次鎮守九龍，當中，九龍寨城曾先後三次被土匪和外國人攻佔，作為守將的張玉堂竟棄城逃跑，為其人生極不光彩的一頁。然而，由於其擅於英語和交際，故除擔任守城將領外，還兼具搜集夷情的工作，這可能是他能擔任大鵬協副將一職長達十二年的重要原因。[關鍵詞]清代澳門香港九龍張玉堂在清代駐守澳門、香港的軍事將領中，同時駐守過澳、港兩地的將領人數並不多，而張玉堂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關於張玉堂的研究，從事澳門史和香港史的研究者都十分關注。饒宗頤、蕭國健、魯金及章文欽等學界前賢，都對張玉堂在港澳兩地活動的事蹟進行過極為有益的研究，使港澳史學界對其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但整體來說，上述諸文均較為簡略。張玉堂自稱“翰墨將軍”，後人則稱其為“儒將”，並對其有“才兼文武，為人風雅，能詩善畫，尤擅拳書指書”的評價，但從未有人對他所參與的澳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展開討論。因此，筆者在前賢研究的成果上，進一步收集文獻史料，特別是挖掘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軍機處錄副奏折》及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湯開建作者簡介︰湯開建，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附錄《附記清末大鵬協副將張玉堂事蹟》，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年，第92頁；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8《龍城鎮將》，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第56－57頁；魯金：《九龍城寨史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第62－66頁；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年，第5－9頁。[清]李長榮輯：《柳堂詩友詩錄》之《公餘閒詠詩草》，《廣州大典》第57輯第26冊，影印同治二年羊城西湖街富文齋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26頁；[清]唐廷樞：《英語集全》卷首《張玉堂序》，《廣州大典》第55輯第3冊，影印清同治元年緯經堂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196頁。此文末有張玉堂自鈐的《翰墨將軍》印章。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年，第5頁。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8《龍城鎮將》，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第56頁。‧澳門學‧

11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葉名琛檔案》，進行詳細系統的考訂，以補充和完善張玉堂的生平履歷，及其在澳港的活動和事蹟，並在此基礎上對其在澳港所參與的重大歷史事件展開討論，以求得出對張玉堂其人較為客觀的評價。一、鎮守澳港之前張玉堂事蹟在目前所見文獻記載中，均無張玉堂的具體生卒年，據徐廣縉咸豐元年（1851）七月初九日《奏請張玉堂陞署廣東新會營參將事》稱：“張玉堂年五十六歲。”又據今香港九龍城侯王古廟內同治五年（1866）張玉堂題字的“備荷帡幪”木匾稱：“茲者年逾古稀，功成告退，時同治五年秋八月。”可推出張玉堂應生於乾隆六十年（1795）。張玉堂的卒年僅見於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8《龍城鎮將》，其稱張“同治九年（1870）卒，年七十六”，但未見蕭氏出具文獻證據。在張玉堂的研究中，一般均稱“張玉堂，字翰生”。此說可獲光緒《惠州府志》證明：“《公餘閒詠》，國朝張玉堂撰。玉堂，字翰生，歸善人，官大鵬副將。”梁九圖和吳炳南所輯《嶺南詩表》亦稱：“張玉堂，字翰生”。然而，與張玉堂交往甚深，甚至曾收錄張玉堂詩集的李長榮，他在《柳堂詩友詩錄》中卻稱：“張玉堂，號翰生。”雖然李與張有所交往，對張亦相當熟悉，但其記錄“翰生為玉堂之號”明顯有誤。張玉堂另有號為“畫錦”，汪兆鏞先生則稱其號為“應麟”，有可能“畫錦”、“應麟”俱為玉堂之號。關於張玉堂的籍貫，文獻記錄一致認為他是廣東歸善人。《（道光）新會縣志》稱：“張玉堂，歸善人，行伍。”《（道光）新寧縣志》所載亦同，其他如《（光緒）惠州府志》，李長榮《柳堂詩友詩錄》及梁九圖、吳炳南《嶺南詩表》，均稱張玉堂為歸善人。然而，我們從新發現的張玉堂《葫蘆嶺》詩中得知了他自己所言及的家鄉：我家有小嶺，形勢如葫蘆。因義以命名，咫尺接吾廬。開闢自前朝，地廣百弓餘。倚城為碧欄，傍水浥清湖。凌霄竹千竿，透雪梅幾株。昔我祖仰齋，在此曾讀書。築亭水之濱，垂釣以自娛。環窗種芭蕉，臨池日無虛。煮酒集友朋，論詩辨瑕瑜。及我幼時[清]徐廣縉：《奏請張玉堂陞署廣東新會營參將事》（咸豐元年七月初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錄副奏折”檔號：03-4190-057。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8《龍城鎮將》，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第60－61頁；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附錄《附記清末大鵬協副將張玉堂事蹟》，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年，第92頁。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8《龍城鎮將》，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第56頁。[清]劉溎年修、鄧掄斌纂：《（光緒）惠州府志》卷27《藝文志》，清光緒十年刊本，第9頁。[清]梁九圖、吳炳南輯：《嶺表詩傳（國朝）》卷8，《廣州大典》第497冊，影印清道光間順德梁氏紫藤館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89頁。[清]李長榮輯：《柳堂詩友詩錄》之《公餘閒詠詩草》，《廣州大典》第57輯第26冊，影印同治二年羊城西湖街富文齋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26頁。[清]梁九圖、吳炳南輯：《嶺表詩傳（國朝）》卷8，《廣州大典》第497冊，影印清道光間順德梁氏紫藤館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89頁。[清]汪兆鏞編：《嶺南畫徵略續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4頁。[清]林星章修、黃培芳纂︰《（道光）新會縣志》卷5《職官表》，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第38頁。[清]張深修、溫訓纂︰《（道光）新寧縣志》卷2《職官表》，清道光十九年刻本，第32頁。

111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貧，我母喜種蔬。結籬以為圃，移樹植四隅。我每讀書回，抱甕代灌濡。膝下喜承歡，菽水樂何如。逮壯游四方，宦轍如轆轤。椿萱繼凋謝，花木亦催枯。此日不再得，聲淚與之俱。撫今倍思昔，感慨良自吁。仕路雖榮顯，久當歸田居。寄語南山弟，幸勿任荒蕪。詩中明確稱自己家就住在葫蘆嶺，葫蘆嶺離他的家只有咫尺之遙。葫蘆嶺者，即蒲盧嶺也，屈大均《廣東新語》記錄了這一地名：自惠陽東下，兩山夾江，忽一峯橫出中流，形如蒲盧，謂之蒲盧嶺，博羅縣城環之。以為主山，遙望羅浮，如昆侖巨舶，此山在其東三十里為碇，若羅浮之大小二石樓，則帆牆也。故是山名浮碇崗。蒲盧嶺即葫蘆嶺，蒲盧古意為細腰土蜂，又稱“蜾蠃”，又轉為“果臝”，指形圓中細之瓜果，後又指葫蘆。可見，屈大均所言之“蒲盧嶺”當即“葫蘆嶺”，據屈大均所言在博羅縣城中。民國《博羅縣志》卷2《地理志》4《山分記》稱：葫蘆嶺即浮碇崗，東部多岩石，西部積蜆螺殼，其他則沙土。博羅縣署自梁時就徙於浮碇岡之西，至今博羅縣城東側仍有葫蘆嶺公園。據上引詩文，張玉堂不僅家居博羅縣的葫蘆嶺，且自祖父一代就在此定居。因此，張玉堂之籍貫應該是博羅，而不是歸善。由於博羅與歸善相距不遠，又同屬惠州府，故時人均誤稱張玉堂為歸善人。蕭國健先生則稱張玉堂世居歸善“縣城桃子園”，不知此語何據。張玉堂在《葫蘆嶺》介紹了位於葫蘆嶺下的祖居，並稱其闢建於明朝，雖然佔地僅“百弓餘”，但環境十分優美，倚城傍水，並建有碧欄，植有修竹、冷梅、芭蕉。其祖父張仰齋在此讀書，並築亭垂釣，臨池揮墨，煮酒論詩。這說明張玉堂祖上為讀書世家，雖難稱豪門大戶，但應該是衣食無憂的小康之家。到乾隆末年（1795）張玉堂出生時，其家道已經衰落，即張玉堂詩稱“及我幼時貧，我母喜種蔬”，但讀書的傳統並沒有中止，詩云“結籬以為圃，移樹植四隅。我每讀書回，抱甕代灌濡”，反映了他少年時讀書的狀況。李長榮稱張玉堂“君少習舉業，應文童試，屢拔前茅，未售”。由於仕途的多次挫折，屢不得志，張玉堂轉從“行伍”，“投筆著勳”。張玉堂有《感懷》詩即言此：[清]梁九圖、吳炳南輯：《嶺表詩傳（國朝）》卷8，《廣州大典》第497冊，影印清道光間順德梁氏紫藤館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89頁。[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3《山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7頁。楊少涵：《〈中庸〉“蒲盧”的三種解釋》，《光明日報》2015年03月30日第16版。[民國]張友仁：《博羅縣志稿》卷2《地理志》4《山分記》，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和博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5年，第99頁。[明]姚良弼修、楊宗甫纂：《（嘉靖）惠州府志》卷6《建置》，明嘉靖刻本，第7頁。[清]李長榮輯：《柳堂詩友詩錄》之《公餘閒詠詩草》，《廣州大典》第57輯第26冊，影印同治二年羊城西湖街富文齋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26頁。[清]林星章修、黃培芳纂︰《（道光）新會縣志》卷5《職官表》，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第38頁。[清]李長榮輯：《柳堂詩友詩錄》之《公餘閒詠詩草》，《廣州大典》第57輯第26冊，影印同治二年羊城西湖街富文齋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26頁。

11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少年不得志，書劍感飄離。干祿因親老，依人出仕遲。名成雙樹杳，恨報一生悲。雖有金花誥，徒增夢寐思。詩中談到他“出仕遲”，而張玉堂從軍後首次任職為道光六年（1826），擔任虎門協右營左哨頭司把總，次年升任虎門前營左哨千總。按照他道光六年首次擔任軍職，可以推估其從軍時間約在道光四五年間，此時張玉堂應該是二十八九或三十歲，故其詩中有歎“依人出仕遲”之語。道光十四年（1834）張玉堂升任護順德協左營都司。當時，廣東海關和水師極為腐敗，貪污、賄賂成風。前任水師提督李增階便因在英人律勞卑（LordNapier）私闖廣州事件中疏於海防而被革職。《粵海關志》載：水師提督李增階，海防是其專責，乃該夷船闌駛入口，徑行越過各炮台，守台各弁兵丁於兩隻夷船不能擊退，殊堪痛恨，看來各炮台俱係虛設，武備廢弛，一至如是！該提督平日所司何事？李增階現因病請假，亦斷不堪起用，着先行革職，事定後再降諭旨。清廷即以江南山陽人關天培接替。道光帝還親頒諭旨：廣東風氣浮而不實，加以歷任廢弛，水師尤甚。朕看汝頗知向上，有幹濟之才，是以特加擢用。務要檄發天良，公勤奮勉，實力操防，秉公去私，一洗從前惡習，海疆務期靖謐。勉益加勉，毋忽。欽此。為此，關天培在前往廣州途中便頒發《入境告示》，派人到廣州張貼，號召下屬振作精神，清除舊習。時任護順德協左營都司的張玉堂為李增階的部屬，很受李增階的賞識，雙方關係密切。李增階於道光十四年被革職後，翌年去世。張玉堂有《哭李謙堂軍門增階》詩：八陣風雲雨洗兵，峴山遙望陡魂驚。涕零東海三軍哭，星隕南天一柱傾。隕事千秋留伏虎地有伏虎石，公嘗集詞人題詠，神遊半夜忽騎鯨公甍夜，人見白氣陞天。恩深知遇慚無報，徒使傷心兩淚盈。“恩深知遇慚無報”反映出張玉堂與李增階的關係很不一般，而關天培要整飭各地海防空疏、武備廢弛的狀況，張玉堂擔心自己受李增階案牽連，乃以廣東水師之舊習，差員送洋錢三十四元分給提督屬下各官弁，以求討好。據關天培《護順德都司張玉堂不知檢束諮請撤任降補稿》載：為護都司不遵功令有意窺探諮請撤究以儆將來事。竊本提督初蒞粵東，甫經一月，於所屬各營官弁，尚未周知，而各營內河汛境亦未身經，是即選派從人於本月初四日親詣順德、新會一帶，查看形勢，稽察巡員。一路以來，有順德、新會等營將備弁委，先[清]李長榮輯：《柳堂詩友詩錄》之《公餘閒詠詩草》，《廣州大典》第57輯第26冊，影印同治二年羊城西湖街富文齋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26－627頁。[民國]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民國）東莞縣志》卷43《職官志》，民國十年鉛印本，第21頁，第16頁。[民國]趙爾巽：《清史稿》卷378《關天培傳》，民國十七年清史館刊本，第3頁。[清]梁廷枏：《粵海關志》卷27《夷商》2，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8頁。[清]關天培：《籌海初集》卷首《誥授振威將軍廣東全省水師提督關忠節公傳》，《廣州大典》第37輯第25冊，影印清道光十六年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533－534頁。[清]關天培：《籌海初集》卷1《入境告示》，《廣州大典》第37輯第25冊，影印清道光十六年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584頁。[清]李長榮輯：《柳堂詩友詩錄》之《公餘閒詠詩草》，《廣州大典》第57輯第26冊，影印同治二年羊城西湖街富文齋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27頁。

113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後來船接見，本提督均諭以湔除積習，振刷精神，體恤兵艱，正已率屬，巡防以捕盜為先，存營以練兵為要，諄諄告誡，眾所共聞。有護順德協左營都司張玉堂差代理巡河外委蘇燦邦送來洋錢三十四元，並分派各行單賬一紙，交隨行千總曾應元分給。曾應元不敢徇私，立即面稟前來，本提督當即傳到來弁蘇燦邦再三詰詢。據稱係護都司張玉堂交給，令其送交曾應元轉給各行等語。及詢以此錢從何措出，其意何居？蘇燦邦則吱唔不能應對，本提督立飭千總曾應元將原封面交蘇燦邦迅即送回。查蘇燦邦係順德協右營額外代理該協左營外委汛務，張玉堂係伊本轄護理都司，差其賚送，非能自專應請，毋庸追究。惟張玉堂以提標前營千總、護理順德左營都司，自應奉公守法，方為無忝厥職。乃不尊禁令，是積習已深，罔知振作，且難保其不藉此朋攤，從中漁利。此等劣弁，應請即行撤任，降補把總，俾各營知所戒懼，不敢效尤。積習翼可漸除，公事方能振作，為此合諮貴部堂，請煩查核選員接署順德協左營都司印務，實為公便，仍祈衡奪示覆施行，一諮督院。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關天培的報告送到兩廣總督盧坤處，兩天後即獲批覆，將張玉堂撤任。以區區洋錢三十四元分送提督屬下各官弁，這在當時來說，可能是廣東水師積習很深的一種“規禮”，但闖到了上任新官關天培要整頓廣東水師風紀、振刷舊習的槍口，張玉堂被冠以“不知檢束”的罪名撤職。道光十五年（1835），降為虎門協署前營右哨把總。此時張玉堂已經40歲，前引《葫蘆嶺》詩中“逮壯游四方，宦轍如轆轤。椿萱繼凋謝，花木亦催枯”，應是被撤後張玉堂心情的寫照。直到40歲還停留在把總這一低級武官職位上，反映出張玉堂前半生的仕途坎坷，但從此事也可看出其做人為官之品行與風格。二、張玉堂鎮守澳門大約在道光十八年（1838）前，張玉堂升任新會右營千總，並主持修建了厓門新東炮台。同年署理新會右營守備，又調任新寧守備。道光十九年（1839）回任新會右營千總，並主持重建厓門的天后宮。道光二十三年（1843），署香山協右營都司，這是張玉堂第一次鎮守澳門。當時香山協標右營都司駐紮於香山縣東南濱海之島上的黃梁都城，與澳門、氹仔相對。但[清]關天培：《籌海初集》卷1《護順德都司張玉堂不知檢束諮請撤任降補稿》，《廣州大典》第37輯第25冊，影印清道光十六年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10－611頁。[清]關天培：《籌海初集》卷1《為檄行查覆事》，《廣州大典》第37輯第25冊，影印清道光十六年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11頁。[民國]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民國）東莞縣志》卷43《職官志》，民國十年鉛印本，第21頁。[清]林星章修、黃培芳纂：《（道光）新會縣志》卷3《公署》，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第8頁。[清]林星章修、黃培芳纂：《（道光）新會縣志》卷5《職官表》，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第38頁。[清]張深修、溫訓纂：《（道光）新寧縣志》卷2《職官表》，清道光十九年刻本，第32頁。[清]林星章修、黃培芳纂：《（道光）新會縣志》卷4《壇廟》，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第24頁。[清]田明曜修、陳澧纂：《（光緒）香山縣志》卷10《職官表》，《中山文獻》第5冊，影印清光緒五年刻本，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760頁。[清]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125《建置略一》，《續修四庫全書》第672冊，影印道光二年阮元序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頁。

11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是次任職只有一年時間，因為鴉片戰爭之後的澳門，軍事形勢十分緊張。為了加強對澳門的軍事防禦，清政府在香山縣拱北地方修建了拉塔石炮台，並以關閘把總移駐炮台，兼管汛務。1843年，張玉堂出任香山協標右營都司後，一年內兩次出巡澳門。第一次是道光二十三年九月（陽曆為10－11月間），此時由海軍上校彼亞度（JoséGregorioPegado）出任澳門總督，彼亞度在沒有獲得廣東政府允許的情況下，擅自在氹仔大興土木，開始建築永久性房屋，企圖佔據氹仔。同年，香山縣三合會起事，“始事者石門甘秀，踞老巢嘯聚；至於劫掠拒捕者，則隆都高明遠周配琚也”。其黨徒譚仁階、許藹佐、程建、梁雄、譚紅等則在澳門、氹仔及灣仔等處拜會、劫掠。張玉堂是次前往澳門可能與調查葡萄牙人在氹仔修建房屋事件及三合會黨徒在澳門、氹仔等處活動有關。此外，他亦遊歷了媽閣廟，在其山徑石壁上勒下了指書五律詩《和致遠西將軍題壁原韻》一首（圖1）：魚龍朝闕處，勝地著聲靈。玉樹逼岩翠，蓮峰浮海青。苔侵三徑石，竹繞半山亭。更上層巒望，煙波入杳冥。圖1張玉堂《和致遠西將軍題壁原韻》[民國]厲式金：《續修香山縣志》卷16《紀事》，《中山文獻》第7冊，影印民國癸亥（1923）冬月刊本，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2586頁。J.F.MarquesPereira,Ta-Ssi-Yang-Kuo,ArquivoseAnaisdoExtremo-OrientePortuguês,Serie1,Vol.2,Macau:FundaçãoMacau,1995,pp.303－304.[清]田明曜修、陳澧纂：《（光緒）香山縣志》卷22《紀事》，《中山文獻》第7冊，影印清光緒五年刻本，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1881－1883頁。

115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詩署“和致遠西將軍題壁原韻，道光癸卯三秋張玉堂指書”。道光癸卯三秋即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乾隆乙卯（1795）廣東左翼鎮總兵西密楊阿來澳門媽祖閣，並在媽祖閣石壁上題詩（圖2）：蓮峰浮遠島，廟貌仰雲亭。萬頃凌霄際，千艘仗赫靈。海流天地外，神護汐潮青。萬國朝宗日，馨香格杳冥。圖2西密楊阿石壁題詩張玉堂在媽閣廟的題詩是和西密楊阿韻而作，但不知為何將其寫成“致遠西將軍”，據楊鍾羲《雪橋詩話》載：納蘭靜遠軍門西密楊阿，初為左翼鎭，調雷瓊鎮，洊至提督，工書畫指畫山水雜卉，信手而得，兼能為古今體詩。伊雪林嘗贈以詩云：納蘭才子世承恩，天遣南荒見鳳騫。温室樹高思宿衛，佛桑花發照軍門。泛湖詩好弓衣織，掃閣風清筆陣煩。最喜深秋鯨浪息，馬人龍户趁墟繁。據此可知，西密楊阿其名實為納蘭靜遠，屬滿洲正黃旗納蘭氏。又據民國《東莞縣志》：覺羅西密揚阿，字文暉，滿洲正紅旗人。馮金伯墨香居畫識。乾隆六十年任虎門左翼鎭總兵彭志。雅歌投壺，有儒將風，工指頭畫，山水蒼渾有氣勢，雜卉尤佳，時推為高鳳翰後一人。墨香居畫識。[民國]楊鍾羲：《雪橋詩話》三集卷8《納蘭靜遠》，民國求恕齋叢書本，第20－21頁。[民國]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民國）東莞縣志》卷52，民國十年鉛印本，第6－7頁。

11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兩項資料，一稱西密楊阿為滿洲正黃旗納蘭氏，一稱為滿洲正紅旗愛新覺羅氏，甚為矛盾，不知以何為準，待考。但不管屬何姓氏，可知其漢文名為“靜遠”，字為“文暉”。而張玉堂將其名記為“致遠”（或許是刻工誤刻），導致今人亦誤以為此。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張玉堂再次來到澳門，是次與他一同前來的還有香山知縣陸孫鼎。陸孫鼎，字調甫，浙江仁和人，道光十二年（1832）舉人。從道光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八年擔任香山知縣，後出任澳門同知，治理香山頗有政績。道光二十四年（1844）曾與香山協右營都司洪名香一起鎮壓三合會起義。陸孫鼎與張玉堂前來澳門，可能仍然是調查三合會在香山、澳門、氹仔等地的活動。張玉堂是次又在媽祖閣弘仁殿東側山徑的石壁上勒下了一首七律詩（圖3）：何須仙島覓蓬萊，海覺天然古剎開。奇石欲浮濠鏡去，慈雲常護鱟帆來。蓮花湧座承甘露，榕樹蟠崖蔭玉臺。誰向名山留妙筆，淋漓潑墨破蒼苔。圖3張玉堂澳門媽祖閣石壁七律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年，第230頁。[民國]李楁：《（民國）杭州府志》卷137《仕績》6，民國十一年刊本，第24頁。[清]田明曜修、陳澧纂：《（光緒）香山縣志》卷12《宦績》，《中山文獻》第5冊，影印清光緒五年刻本，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1031－1032頁。

117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張玉堂不僅在石壁上題詩，且在媽祖閣西側山崖勒下了“海鏡”兩個大字，其旁留有“道光癸卯小春武林陸孫鼎題，惠州張玉堂書”。“道光癸卯小春”即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小春即為小陽春，即農曆十月。張玉堂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回任新會右營守備，鎮守澳門不到一年。二十五年（1845）十月署理新會參將。二十六年（1846）調署虎門水師前營都司，同年又陞署中軍參將。道光二十七年（1847）任香山協前山營都司，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月十三日正式接任，這是張玉堂第二次鎮守澳門，出任前山營都司。前山營原為海防營，嘉慶十四年（1800）改，以平鎮營遊擊、守備各一員移撥過營，原係陸路，道光十一年（1831）改為內河水師營，駐紮香山縣南一百三十里，隸香山協管轄。前山營控制澳門，實有拊脊扼吭之勢。都司為前山營最高軍事長官。張玉堂出任前山營都司時，正是亞馬留（JoãoFerreiradoAmaral）實施拓展澳城北部計劃之時，他拆毀舊澳門城牆，並在澳城以北直至關閘開闢一條馬路，還將兩旁近700座墳塚搬遷。更為嚴重的是，亞馬留下令在中國關閘門門樓，於勒有“關閘門”三字的石碑上，“又置放了一塊葡文石碑，其中刻有葡文‘界門’（PortadeLimite）”。將關閘門改為“界門”是葡萄牙人奪取舊城以北土地管轄權最為重要的措施。據道光《廣東通志》：關閘汛在本營（前山營）南十五里，把總一員，分防兵四十六名。又據民國《續修香山縣志》：關閘汛，以把總一員駐防；後改都司專營，歸香山協管轄。道光二十一年，新建拉塔石礮台，將把總移駐礮台，仍兼管關閘汛務。對於亞馬留拆開關閘門，並在其上加刻葡文“界門”之事，香山縣丞汪政的態度是“我對下令拆此詩現存於澳門媽閣廟山徑的石壁之中，錄文參見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年，第7頁。[清]彭君谷修、鍾應元纂：《（同治）新會縣續志》卷4《職官》，清同治九年刻本，第8頁。[清]彭君谷修、鍾應元纂：《（同治）新會縣續志》卷4《職官》，清同治九年刻本，第7頁。[民國]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民國）東莞縣志》卷43《職官表》3，民國十年鉛印本，第15頁。[清]田明曜修、陳澧纂：《（光緒）香山縣志》卷10《職官表》，《中山文獻》第5冊，影印清光緒五年刻本，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770頁。[清]徐廣縉：《奏請張玉堂陞署廣東新會營參將事》（咸豐元年七月初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錄副奏折”檔號：03-4190-057。[清]梁廷枏：《粵海關志》卷20《兵衛》，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0頁。[清]盧坤：《廣東海防匯覽》卷32《方略》21《礮台》2，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37頁。1848年1月11日《澳門政府憲報》，轉自[葡]薩安東（AntónioVasconcelosdeSaldanha）：《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93頁。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澳門總督於1848年9月22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1848年函盒；1848年5月15日《澳門政府憲報》，第36－37頁，轉自[葡]薩安東（AntónioVasconcelosdeSaldanha）：《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97頁。[清]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175《經政略》18，《續修四庫全書》第672冊，影印道光二年阮元序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9－690頁。[民國]厲式金：《續修香山縣志》卷6《海防》，《中山文獻》第7冊，影印民國癸亥（1923）冬月刊本，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2246頁。

11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開關閘門，加寬通道一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作為直接管轄關閘的頂頭上司前山營都司張玉堂，其態度又怎麼樣呢？筆者遍檢中葡文史料，未見張玉堂對這一嚴重的政治挑釁有任何干涉或者反對的行為。明朝萬曆二年（1574）興建的中國關閘門從此就變成了葡萄牙與中國領土的分界之門。後人貶斥香山縣丞汪政面對強大政敵的怯懦與不作為，但專管關閘的前山營都司張玉堂在這一事件中的不作為，難道不應受到指責？此外，亞馬留強力推行殖民擴張，拆毀中國駐澳海關，驅逐中國駐澳官員，將葡萄牙人居住的澳門舊城拓展到關閘一帶，“開平馬道，毀人墳墓，無惡不作，婦孺共憤”，最後導致被望廈村民暗殺。張玉堂也參加了這一事件的處理。據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1850年1月1日）兩廣總督徐廣縉的奏折：竊查本年七月初七日接據前山同知及香山縣營稟報，七月初五日，有西洋兵頭啞嗎嘞騎到關閘以外游玩，下晚回至三巴門外，被人殺斃，割去頭手而逸，該夷當將關閘汛兵擄去三人。旋據該西洋夷目伸同前由，求為得兇速辦。當即札飭香山協副將葉長春、前山營都司張玉堂、香山縣知縣郭超凡，會同署前山同知英濬，督飭弁兵，嚴防該夷逞忿滋擾，一面通飭毗連各縣營嚴拏兇犯。亞馬留被暗殺後，激起了澳門葡萄牙人的憤怒，當晚即召開會議，並有人提出要對中國政府進行報復，甚至提出要佔領鄰近香山縣。按理來說，在如此緊張的軍事形勢之下，關閘應受到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加強軍事防守。然而，令人吃驚的是，還沒有等到葡萄牙軍隊進攻關閘，就在暗殺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原來守衛關閘的二十幾名華人士兵居然棄關而逃，只留下三名汛兵被葡人俘虜並囚禁在澳門。無論是甚麼原因，這種未經戰陣就放棄關閘，將這一扼守澳門的軍事要地輕而易舉地讓給葡萄牙人的行為，作為前山營都司的張玉堂無論如何也不能逃避責任。1848年8月25日上午，澳葡派出25名士兵進據關閘。兩廣總督徐廣縉因此意識到形勢的嚴重性：一面飛檄香山縣，會同香山協，馳駐澳門炮台，以防西洋為變。又咨照水師洪軍門，督帶師船，遙為接應。並密飭澳門居民，西洋夷人果率眾出犯，即可乘機先傾其巢穴。彼若不動，卻不可先發，務須持以鎮靜，不可稍涉張皇。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澳門總督於1848年9月22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1848年函盒；1848年5月15日《澳門政府憲報》，第36－37頁，轉自[葡]薩安東（AntónioVasconcelosdeSaldanha）：《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97頁。[清]徐廣縉：《思補齋自訂年譜》，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5頁。[清]徐廣縉：《奏請張玉堂陞署廣東新會營參將事》（咸豐元年七月初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錄副奏折”檔號：03-4190-057。[葡]薩安東（AntónioVasconcelosdeSaldanha）：《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150頁。[葡]薩安東（AntónioVasconcelosdeSaldanha）：《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155頁。[清]徐廣縉：《思補齋自訂年譜》，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5頁。

119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據葡文資料稱，當時駐守北山嶺拉塔石炮台的中國軍隊足有兩千多人，約500人駐守在炮台裏，其餘的分佈在附近的高地上，其他的中國援軍也紛紛到來。形勢對於葡萄牙軍隊十分不利。在這關鍵時刻，一位年輕的炮兵中尉維森特‧梅斯基塔（VicenteNicolaudeMesquita）挺身而出，率領36名士兵，冒着中國軍隊猛烈的炮火轟擊，一舉將拉塔石炮台攻下。清軍丟棄槍炮潰逃，附近山頭工事裏的守兵也落荒而去。此役清軍陣亡百餘人，葡軍僅一人受傷。一支僅有36人的葡萄牙敢死隊，就擊潰了有兩千多人駐守且配備多種火炮的清軍防線？這次戰敗，香山協副將葉常春應負主要責任，而張玉堂亦應對這一失敗負責。因為拉塔石炮台是前山營管轄下唯一的炮台，葡軍攻佔後將山坡上的碉堡和工事全部燒毀，且將炮台的火炮全部炸毀。這一仗，按照葡萄牙人的說法是：這次勝利不但阻止了澳門的厄運，還維護了近來屢屢受挫的軍事威望，粉碎了中國官方的陰謀伎倆，鞏固了亞馬留的成就。然而，道光三十年（1850）三月，香山協副將葉常春卻獲得加官進爵，被推薦為“堪勝水師總兵之員”，出任江南蘇松鎮總兵。而張玉堂則於咸豐元年（1851）五月被徐廣縉奏請提升為新會營參將，並稱“該員明白體面，以呈勤幹”。同年，由於葉常春的離任而升任護理香山協副將，直到咸豐四年（1854）十月因其拿獲鄰境盜匪有功，而“待廣東外海水師副將缺出酌量升用”。蓮花莖關閘的失守、拉塔石砲台的慘敗，身為當事人的張玉堂不僅沒遭受處分，反而獲得升遷，這只能說明這一切都出自於其上級兩廣總督徐廣縉的安排。而官場沉浮幾十年的邊疆大吏徐廣縉在處理亞馬留事件上竟然獲得道光皇帝的認可，乃至嘉獎：[葡]徐薩斯（C.A.MontaltodeJesus）：《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李保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20頁。[葡]薩安東（AntónioVasconcelosdeSaldanha）：《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156頁；[葡]徐薩斯（C.A.MontaltodeJesus）：《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李保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20－221頁。梅斯基塔，薩安東書稱其為炮兵中校，而徐薩斯書稱其為炮兵中尉。[葡]薩安東（AntónioVasconcelosdeSaldanha）：《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157頁；[葡]徐薩斯（C.A.MontaltodeJesus）：《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李保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21頁。[葡]徐薩斯（C.A.MontaltodeJesus）：《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李保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22頁。《奏為遵旨遴選堪勝水師總兵之員恭摺仰祈聖鑑事》（FO931/0980-1222），劉志偉、陳玉環主編：《葉名琛檔案：兩廣總督衙門檔案殘牘》第5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4－535頁。《兵部奉旨開復原香山協副縣長將葉常春等履歷事致軍機處片》，中山市檔案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4頁。[清]徐廣縉：《奏請張玉堂陞署廣東新會營參將事》（咸豐元年七月初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錄副奏折》檔號：03-4190-057。[清]田明曜修，陳澧纂：《（光緒）香山縣志》卷10《職官表》4，《中山文獻》第5冊，影印清光緒五年刻本，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760頁。[清]葉名琛、柏貴：《奏為前署廣東香山協副將張玉堂等拿獲鄰境盜犯請照例鼓勵等事》（咸豐四年十月初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錄副奏折》檔號：03-4199-038。

12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至（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旬，該西洋見中國層層佈置，無隙可乘，各國亦非真意扛幫，孤掌難鳴，不能鼓波生瀾。操縱在我，確有把握。因照會西洋各國，告以亞（馬留）公使首級右臂現已起獲，正兇亦拿到，即日解附澳門，眼同各國斬梟示眾，一伸中國之法，一協泄外國之憤。該夷帖然無辭。大局既定，乃將辦理此案始末情形，析理分條，詳細俱奏。恭奉硃批：“所辦萬分允當，可嘉之至。朕幸得賢能柱石之臣也。”褒勉過情，悚惶彌切。只要能平息事件，安定大局，縱使是喪失澳門關閘，毀棄拉塔石炮台，這對清政府來說似乎無關緊要。這恐怕就是張玉堂失責後仍獲升遷的主要原因。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已經擔任大鵬協副將的張玉堂還來過一次澳門，其原因為何，無文獻可考。但這次來澳，張玉堂在普濟禪院留下了七絕詩一首：醉筆淋漓寫木綿，結鄰蘭島倍生研；幾枝劍影香浮谷，千萬朶花紅到天。詩後還題有“壬戌冬月翰生張玉堂”九個字。三、張玉堂鎮守九龍張玉堂第一次鎮守九龍應該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當時從新會參將任上調任虎門水師提督前營都司，同年又出任中軍參將。這一次鎮守九龍的時間僅為一年，次年即調任香山協的前山營。當時擔任虎門水師提督的，是曾經在九龍海戰中擊敗英軍的鼎鼎有名的賴恩爵將軍，而虎門水師中軍的營地駐紮九龍。張玉堂即於當年寫下了《九龍軍營》五言長詩一首：昔讀從軍行，字字慘心目。今統眾軍來，蒼黃越巖谷。濠池時深鑿，藩籬日高築。半山為營盤，一帳十人宿。席地曲臥軀，枕戈橫抵足。山嵐濕上升，日晷暑下酷。暑濕頻交侵，時正當三伏。而且遐方來，水土多不服。此地無良醫，病者殊窘蹙。恩威當自思，無令滋怨讟藹然仁者之言。這首詩描寫了張玉堂統帥眾軍駐守九龍軍營時的艱苦生活：營盤宿帳狹窄，暑濕之氣交侵，水土不服，病患無醫。但是，作為中軍統帥仍要恩威並重，無令屬下滋生怨言。這首詩應作於道光二十六年秋天，與另一首詩《秋日登懲膺台城樓和賴都督原韻》當作於同一時期。其詩云：南樓登眺日，秋色際平分。碧浪擁滄海，青山橫白雲。運籌清四野，挾纊暖三軍。萬里烽煙息，旂常佇勒勳。懲膺台即懲膺炮台，亦即尖沙嘴炮台。1840年，兩廣總督林則徐撥銀，由大鵬協副將賴恩爵創建尖沙嘴、官涌兩炮台，尖沙嘴命名為懲膺炮台，官涌命名為臨衝炮台。賴都督即虎門水師提督[清]徐廣縉：《思補齋自訂年譜》，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5－156頁。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8《龍城鎮將》，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第61頁，注釋26。[民國]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民國）東莞縣志》卷43《職官表》3，民國十年鉛印本，第15頁。[清]梁九圖、吳炳南輯：《嶺表詩傳（國朝）》卷8，《廣州大典》第497冊，影印清道光間順德梁氏紫藤館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89頁。[清]梁九圖、吳炳南輯：《嶺表詩傳（國朝）》卷8，《廣州大典》第497冊，影印清道光間順德梁氏紫藤館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89－690頁。

121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賴恩爵。此詩乃張玉堂在道光二十六年秋天登上九龍尖沙嘴懲膺砲台城樓時步賴恩爵詩韻而寫成的一首唱和之詩。詩中除了描寫登上城樓所看到九龍海上秋色外，還對賴恩爵都督運籌帷幄、恩重三軍、平定夷氛、屢建功勛的事蹟進行了歌頌。張玉堂第二次出鎮九龍是在咸豐四年（1854），今香港九龍城侯王古廟內有同治五年（1866）張玉堂題字的一塊木匾，題字為“備荷帡幪”，下有張玉堂的跋文：道光二十年春二月，督師官涌防範，會督諸軍，仰藉雄威，肅清海甸，迄今二十餘載矣。逮咸豐四年春，捧檄九龍，瞬十二載，冰淵兢惕，艱險倍嘗，皆蒙神靈庇佑，默授機宜，一帶地方均獲安靜，銘篆心中。茲者年逾古稀，功成告退，東山雅意，志在林泉。敬撰數言，以誌永佩不忘云爾。時同治五年秋八月，奉酬沐恩。署大鵬協副將張玉堂熏沐敬書關於張玉堂跋文的第一段文字，前人有這樣的解釋，饒宗頤先生稱：“玉堂，字翰生，廣東歸善人，由前山參將調升大鵬協，曾代理水師提督，修虎門炮台。”魯金先生的解釋則是：“張玉堂在道光二十年（1840）曾奉林則徐之命，以前山寨參將的軍職駐守官涌炮台，參加鴉片戰爭戰役。”檢閱現存的文獻資料，饒宗頤先生和魯金先生所提到的職位均未見記錄，張玉堂道光十九年（1839）任新會右營千總，道光二十三年（1843），署香山協右營都司。在道光十九至二十三年之間並未見出任其他職務，張從未擔任過“前山參將”，更未曾“代理水師提督”，至於道光二十年二月“駐守官涌炮台”則更為謬誤，因為官涌炮台是在道光二十年三月開始興建的。之所以出現這樣的錯誤，是因為前賢將張玉堂跋文的第一段文字理解為其事跡，但事實不然，這一段文字實際上是記述大鵬協副將賴恩爵率軍在九龍官涌防守的事跡。《（光緒）廣州府志‧賴恩爵傳》記載，大鵬營參將賴恩爵在道光十九年（1839）九龍海戰中擊退英夷義律（AdmiralSirCharlesElliot）艦船後：即授副將。義律被創逃，仍負固尖沙嘴，疊次騷擾，皆隨時擊退。恩爵復帶兵，移住官涌，分五路進攻，計擊沉雙桅洋舶一、划艇一，旬日間，大小接仗六，俱獲全勝，洋舶乃退。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附錄《附記清末大鵬協副將張玉堂事蹟》，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年，第92頁，此作《□荷帡幪》，而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香港：三聯書店，1988年，第62頁，將□補字為《備》，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8《龍城鎮將》，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第60頁，則錄文為《治荷帡幪》。《治荷帡幪》文意不通，當以《備荷帡幪》為是。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8《龍城鎮將》，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第60－61頁；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附錄《附記清末大鵬協副將張玉堂事蹟》，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年，第92頁。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附錄《附記清末大鵬協副將張玉堂事蹟》，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年，第92頁。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香港：三聯書店，1988年，第62頁。[清]林星章修、黃培芳纂：《（道光）新會縣志》卷4《壇廟》，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第24頁。[清]田明曜修、陳澧纂：《（光緒）香山縣志》卷10《職官表》，《中山文獻》第5冊，影印清光緒五年刻本，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760頁。《尖沙嘴官湧添建炮台折》（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林則徐全集》第3冊（奏折卷）760，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457－1458頁。[清]史澄：《（光緒）廣州府志》卷136《列傳》25，清光緒五年刊本，第19頁。

12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可見，道光二十年，“督師官涌防範”的將領是剛被授予大鵬協副將的賴恩爵將軍，正因為他率軍駐守官涌時多次擊退義律兵船的進攻，又分兵五路進攻英軍，並擊沉英船，大獲全勝，故張玉堂跋文稱“會督諸軍，仰藉雄威，肅清海甸”，這都是頌揚賴恩爵將軍戰功的言辭。道光十九年，張玉堂官職僅為新會營右營千總，一位千總之官怎麼可以自稱“會督諸軍”、“肅清海甸”呢？故知第一段跋文講述的是其上司賴恩爵的史實，而非張玉堂本人。但九龍城侯王古廟木匾上張玉堂的跋文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張玉堂是咸豐四年（1854）從鎮守澳門的香山協任上調任九龍的，而且說明張玉堂進駐九龍的時間是在咸豐四年的春天。據前引葉名琛、柏貴奏折，知張直到咸豐四年還在護理香山協副將任上，因其拿獲鄰境盜匪有功，“待廣東外海水師副將缺出酌量升用”。因此我們可以判斷，張“捧檄九龍”時還只是“廣東外海水師副將”之銜，並未實授。又據《（光緒）廣州府志》：（咸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賊羅亞添攻陷九龍寨城。（閏七月）初四日，官軍收復九龍寨城。知縣黄光周協同副將張玉堂、都司譚蛟等率眾前進，斬首三十餘級，陣亡兵丁廖達邦、林禹平二人，即日收復寨城。此處提到“副將張玉堂”與前引九龍城侯王古廟木匾張玉堂跋文相互印證，可以說明，咸豐四年春天張玉堂已經以副將職銜進入九龍寨城，並參加了當年閏七月平定三合會，收復九龍寨城的戰鬥。《（光緒）廣州府志》所載“羅亞添攻陷九龍寨城”之事，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亦有記載，香港副總督威廉‧堅吾（WilliamCaine）1854年8月21日給殖民地部的信稱：本月19日上午，一群造反者進攻並佔領了九龍城。據報告，進攻者幾乎都是客家人，而且，大部分是來自本島（香港）和附近的石匠，並且都是三合會一個支派Quan-tye的成員。一些官員事前已經離開。但是，大鵬協副將和另一名官員一直留到進攻開始的時候，才溜之大吉保全了性命。據說，其中一位已到這裏（香港）避難。看來造反者的目的不過是搶劫。他們既不屬於南京的造反者，也不屬於廣州的造反者。從昨天上午起，已有幾百人參加他們的行列。他們在進攻中死亡12人，清帝國士兵死3人，傷15人。威廉‧堅吾（WilliamCaine）1854年9月9日給殖民地部的信又稱：關於我在8月21日61號信件中提及的一群造反者佔領附近九龍城一事，我榮幸地報告，佔領者經過多次討論，已逐漸從該地撤離。清帝國的軍官們已於上週重新進入並佔領該地。1854年9月13日的英文報紙《中國之友與香港公報》（TheFriendofChinaandHongKongGazette）報道稱；[清]葉名琛、柏貴：《奏為前署廣東香山協副將張玉堂等拿獲鄰境盜犯請照例鼓勵等事》（咸豐四年十月初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錄副奏折》檔號：03-4199-038。[清]史澄：《（光緒）廣州府志》卷82《前世略》8，清光緒五年刊本，第10、11頁。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C.O.129/47，《威廉‧堅吾致喬治‧格雷函》，1854年8月21日，第36－37頁，轉自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年，第49－50頁。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C.O.129/47，《威廉‧堅吾致喬治‧格雷函》，1854年8月21日，第36－37頁，轉自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年，第50頁。

123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在我們最近的簡要報道中，曾提到香港對面的九龍城被佔領。但在後來幾天內，大多數佔領者離開了該城。在得到付給四百元錢的許諾後，香港一些擅自對外國作戰者於8月31日替清軍重新奪回了該城。關於此事，中英文材料的記錄有一些差異。據上引英文材料稱，1854年8月19日九龍寨城被來自於香港和附近地區的三合會叛亂者佔領。但據《（光緒）惠州府志》記載：（咸豐四年）夏五月二十七日，歸善會匪許李先、羅阿添等聚眾倡亂，遂劫梁化墟。時廣東土寇遽起，惠來、東莞相繼陷，省垣復有警。歸善匪首許李先、羅亞添與其黨廖二、范四、羅公壽等遂乘機竊發，糾眾拜盟，名三點會，聚千餘人，踞大禾侗，遂劫梁化墟。六月初三日，賊首許李先等劫踞歸善平山墟。可證攻佔九龍寨城的羅亞添又名“羅阿添”，羅亞添本人並非威廉‧堅吾信中所言的“來自本島（香港）和附近的石匠”，而是惠州府“歸善會匪”。他們於咸豐四年五月，“糾眾拜盟，名三點會，聚千餘人”，在惠州歸善發動叛亂，到六月時，許李先率一部分人劫踞歸善的梁化墟，而羅亞添則帶領一部分人於七月間攻佔九龍寨城。但攻佔九龍寨城的造反者有一部分確是來自於香港島的客家人。馬沅的《香港法律匯編》中1862年《軍用品出口條例之緣起》亦稱：時九龍城地方尚屬華界，向設都司駐守，一八五四年九月，嘗一度陷落紅軍之手，惟旋得旋失。該地與港僅隔一衣帶水，洪楊黨羽混跡港地，聚眾數百人，屢欲就近襲取九龍城，本港當道以若輩挾械遊行，乃下令驅逐離境。綜合中西文材料，可以看出這一次攻佔九龍寨城的造反者，除了來自惠州歸善縣的三點（合）會會員外，還有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的數百名所謂“洪楊黨羽”。據西文資料，惠州歸善三合會首領羅亞添於咸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攻佔九龍寨城前，九龍城內的部分官員已經逃脫，駐守該城的最高軍事長官大鵬協副將是“到進攻開始的時候，才溜之大吉保全了性命”，最後到香港避難。大鵬協這一軍事建置，始於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由兩廣總督林則徐和水師提督關天培磋商設立，“應將大鵬改營為協，撥副將大員，統帶督率，與香山協聲勢相，控制方為得力”。大鵬營原設兵員馬步軍為931人，改營為協後，大鵬協統率左右二營，左營水師兵丁共795名，右營水師兵丁共691名，兩營共有兵1,486名，其在九龍寨城共設防兵250名，再加上九龍炮台的防守汛兵75人，寨城內至少駐軍325人，其周邊還密密麻麻地分佈了上千名防守九龍與香港的汛兵。而九龍寨城乃是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才剛剛建成：TheFriendofChinaandHongKongGazette,13/09/1854.[清]劉溎年修、鄧掄斌纂：《（光緒）惠州府志》卷18《郡事》下，清光緒十年刊本，第22頁。馬沅編譯：《香港法律匯編》第一卷乙冊《香港法制史實匯編》之《軍用品出口條例之緣起》，香港：華僑日報有限公司，1936年，第13頁。《請改大鵬營制而重海防折》（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林則徐全集》第3冊（奏折卷）759，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454頁。[清]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174《政經略》17，《續修四庫全書》第672冊，影印道光二年阮元序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0頁。[清]郭嵩燾修、桂文燦纂：《（同治）廣東圖說》卷13《新安縣》14，清同治刻本，第14－16頁。

12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在九龍建造石城一座，周圍一百八十丈，高連垛墻一丈八尺，內東西南三面城墻厚一丈四尺，北面城墻厚七尺，後山建粗石圍墻一道，長一百七十丈，高八尺，厚三尺。該城還建有九龍炮台一座，共置有大小鐵炮8門，所有建設費用耗銀三萬餘元。一座建成不過六七年、十分堅固並配有火炮防守的城堡，有一位統率千餘名士兵的大鵬協副將在城寨駐守，居然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被幾百名烏合之眾攻佔。從西文資料的報導，可知在攻佔過程中，清兵僅僅死亡3人、傷15人。可以說明，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沒有經過任何戰鬥，寨城就已經淪陷了，作為守城的最高軍事長官張玉堂卻臨陣逃脫甚至逃到香港避難。這些資料再一次證明張玉堂不僅不是一位能征慣戰的戰將，而且還是一位十分不稱職的防海守邊將領。或許，這一次叛亂者能攻佔九龍寨城，箇中尚有其他的原因，但作為最高軍事統帥，統有眾多兵丁和強力火炮，怎麼就不能與叛亂者浴血奮戰，乃至棄城脫逃避難呢？就這一點而言，張玉堂是應該受到譴責的。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光緒）廣州府志》稱：“（咸豐四年閏七月）初四日，官軍收復九龍寨城。知縣黄光周協同副將張玉堂、都司譚蛟等率眾前進，斬首三十餘級，陣亡兵丁廖達邦、林禹平二人，卽日收復寨城。”在這一場收復寨城的戰爭中，中文記錄是以知縣黃光周為主，而張玉堂則是協同者，如果從兩人的官階品級相論，副將是武職中的從二品，而知縣則是正七品，但中文文獻在敘述收復九龍寨城這一史實時，知縣黃光周排首位，是戰役的主要領導人，而張玉堂則排第二，表明他在這一戰役中並不佔主要地位。前引西文資料也透露了一些中國人不知道的信息，即收復寨城是當時的清朝官員以四百元鈔票收買了一批外國僱傭兵幫助完成的，寨城的收復並非來自中國官員和軍隊的血戰。張玉堂長期在港澳兩地工作，夷務接觸甚多，精通英文。同治元年（1862）張玉堂為唐廷樞《華音英釋》（《英語集全》）一書撰寫序言（圖4），還參加了清政府於1862年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的有關事務。所以，筆者認為，1854年在港收買外國僱傭兵軍一事可能是他的所為。圖4張玉堂為唐廷樞《英語集全》親筆撰寫的序文[清]顧炳章等輯：《勘建九龍城炮台全案文牘》，《廣州大典》第37輯第27冊，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稿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315頁。[清]顧炳章等輯：《勘建九龍城炮台全案文牘》，《廣州大典》第37輯第27冊，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稿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291頁。[清]顧炳章等輯：《勘建九龍城炮台全案文牘》，《廣州大典》第37輯第27冊，影印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稿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319頁。[清]唐廷樞：《英語集全》卷首《張玉堂序》，《廣州大典》第55輯第3冊，影印清同治元年緯經堂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194－196頁。ReportofTheCommissioners“AppointedUndertheVIArticleoftheConventionofPekintoInvestigatetheClaimsoftheChineseontheKowloonTerritory”(HongKong,30thApril1862,SirH.Robinson)，轉引自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8《龍城鎮將》，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第57頁，注釋28。

125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這一次收復九龍寨城，據前引西文資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佔領者中間發生了意見分歧，他們已逐漸從該地撤離。”《（光緒）惠州府志》亦有資料印證：“（咸豐）四年七月間，逆首羅亞添等自九龍回竄，經銕矢嶺、淡水，約紳督勇邀擊，生擒賊匪一百七十餘名。”這條材料可以說明，羅亞添率領的惠州三合會起義部隊在咸豐四年七月時（即佔領寨城不到四天時間）便已撤出了九龍寨城，可以反映，到閏七月時留在九龍城的則是香港島的所謂“洪楊黨羽”，人數不會很多，約為數百人。所以，九龍寨城的收復實際上還跟惠州三合會與港島“洪楊黨羽”的內部分裂有關。雖然九龍寨城到1854年9月時已被清軍收復，但三合會的造反者並沒有完全撤離。《葉名琛檔案》中有咸豐四年十二月九龍城衙前村耆老吳惠香寫給香港政府的一封信：具稟民九龍洞衙前村耆老吳惠香等，為被賊匪圍困村莊搶奪財物婦女哀乞恩准迅飭兵弁捉獲究辦事。切蟻等世居九龍衙前村務農為業，向來守份，不敢非為，常有開設渡船裝載貨物往來貴治貿易，深蒙貴國施恩體恤，感德不淺。惟今日風塵四起，不料於本月十一日十點鐘候，被匪賊駕艚船九號、蝦罟拖船七號，內藏賊匪約有七百餘，直抵九龍而來，先入踞城，詎料並無官憲，即將衙前村圍困，搶奪牛豬、家私、物業、婦女，並掯奪往來治屬渡船，貨物盡空，生民塗炭。值得瀝情哀叩仁連，懇乞垂憐允准，刻迅飭賊匪飭兵弁捉獲賊匪究辦，以解倒懸則蟻等闔村沾恩於無既矣。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恩准施行。甲寅年十二月□日稟。咸豐四年閏七月剛剛收復九龍寨城，到十二月時又有一批約七百餘人的三合會造反者再次進攻九龍城，清政府軍隊的醜劇再次重演，造反者攻進城時，城內的官兵早已逃脫，“詎料並無官憲”。這一史料再一次說明，咸豐四年駐守九龍寨城的大鵬協副將張玉堂再次棄城逃跑，讓城內的居民百姓任賊匪搶奪劫掠。城中村民由於無法獲得清政府官憲的保護，只好派人送信給對海香港島的英國政府，請求他們派兵平定匪亂，以安生民。雖然無法知道這一事件的最後結局如何，但可以說明，作為駐守九龍城的最高軍事長官大鵬協副將張玉堂再一次失職，將剛剛收復不到五個月的九龍寨城又讓給了三合會的造反者，並使九龍城的居民遭受匪患之禍。這一份檔案不僅可以說明清政府的廣東海防陣地形同虛設、不堪一擊，同時也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這位駐守九龍長達十二年的廣東將軍是何等平庸無能，甚至可以說缺乏一位職業軍人所應具備的責任感和廉恥心。當時的香港輔政司馬撒爾（WilliamT.Mercer）在1859年的備忘錄中，把1854年8月九龍城清軍的潰敗明確地說成是“中國當局孱弱的證據”。咸豐七年（1857）春天，九龍寨城發生了第三次被外力攻佔及洗劫的事件。1854年，廣東天地會起事後，不少天地會成員為了逃避清政府的鎮壓到香港避難。據1855年10月30日的香港新聞紙報道：[清]劉溎年修、鄧倫斌纂：《（光緒）惠州府志》卷18《郡事》下，清光緒十年刊本，第26頁。《具稟民九龍洞衙前村耆老吳惠香等為被賊匪圍困村莊搶奪財物婦女哀乞恩准迅飭兵弁捉獲究辦事》（FO931/1344-1666），劉志偉、陳玉環主編：《葉名琛檔案：兩廣總督衙門檔案殘牘》第7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3頁。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129/74，《有關九龍半島問題的備忘錄》，1859年6月6日，轉引自劉蜀永︰《天地會攻佔九龍寨城史實考訂》，《近代史研究》（北京）1987年第3期，第305頁。

12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前禮拜後一日，有三人回國對王面陳，香港乃近紅頭匪人（指天地會紅巾軍）之地，且日間經兩廣總督葉（名琛）責成各鄉中團練拿獲甚緊，匪等無路可逃，逼得藏來香港、澳門，以圖脫網也。香港政府獲得消息，這些來港避難的天地會成員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組織，且有部分人藏匿於香港對面的九龍城，密謀派人到港放火燒屋，並綁架和企圖毒殺香港的傑出人士。據1857年4月27日香港總督包令（JohnBowring）寫給殖民地部的信稱：目前落入我的手中的一些文件證明，在中國大陸有一個騷擾本殖民地的龐大組織。後來這裏得到的信息進一步確認了這個事實，即離香港最近的城鎮九龍，是造成這種危害的地區之一。由於我們未在該地區採取措施，在該處以及這裏的中國人中間普遍流行一種看法，認為我們對窩藏在那裏的歹徒鞭長莫及。犯罪行為不會受到懲罰。在4月20日(星期一)行政局的會議上，我同行政局議員們磋商，要求九龍大鵬協副將引渡一些人來香港，但大鵬協副將聲稱他無法按要求找到那些人。此處的大鵬協副將即張玉堂。1857年4月27日上午，香港代理輔政司必列啫士（WilliamT.Bridges）率領兩百名馬德拉斯土著步兵特遣隊渡海襲擊九龍城，並對九龍城進行了“極不光彩的洗劫”。面對這一次英軍對九龍城的襲擊與洗劫，張玉堂仍然採取不抵抗政策，且毫不反抗地任由英國侵略軍將其帶回香港。據香港總督包令稱：他已被部隊帶回來，不是作為戰俘，而是想與他交換意見，討論他管轄的地區與本殖民地之間應該存在的關係。這是一個二等軍官，紐扣是紅色的，在中國的級別是高的。這位滿大人名字叫張玉堂。本月21日他被帶到會議廳，立法局和行政局大部分議員在場。包令指責張玉堂稱：歹徒們在賞金的誘惑下，在九龍城密謀策劃，派人到香港島殺人、放火、綁架，還企圖切斷對香港的糧食供應。他要求張玉堂為這些罪行賠償他們的損失，並威脅張玉堂說：“如果這些罪行繼續發生，就是你的責任。”還要求張玉堂竭盡全力地維護九龍城的秩序，上述罪行的出現應引以為鑑。張玉堂對包令的指責和要求作了如下的回答：《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十月三十日香港新聞紙》（FO931/0551-0979），劉志偉、陳玉環主編：《葉名琛檔案：兩廣總督衙門檔案殘牘》第4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1頁。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C.O.129/63，《包令致拉布謝爾函》，1857年4月27日，第48頁，轉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年，第52頁。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C.O.129/63，《包令致拉布謝爾函》，1857年4月27日，第45頁，轉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年，第51－52頁。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C.O.129/63，《包令致拉布謝爾函》，1857年4月30日，第54頁，轉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年，第54頁。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C.O.129/63，《包令致拉布謝爾函》，1857年4月27日，第47頁，轉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年，第52頁。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C.O.129/63，《包令致拉布謝爾函》，1857年4月27日，第50頁，轉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年，第52－53頁。

127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據說是在九龍策劃的反對這個地方（香港）的密謀，他是知道的。但是，廣州事件發生時，他不在衙署，直到陰曆正月才回來。在此時或大約在此時，經陳桂籍（Chan-kuei-tsik）提議，一個姓程的到九龍監督或協助切斷對香港的供應。我曾勸解說，九龍靠近香港，這樣做會使九龍與英國發生衝突。英國人與九龍人本來是互相諒解的。關於派人到香港放火、殺人及綁架之事，張玉堂還說：在他直接管轄的步兵和水師中，沒有一個人可能到香港來。如果有奸細派來，可能是新安縣當局或鄉紳派來的。他本人從未見過陳桂籍，並從未與他通過信。張玉堂對包令要求他盡力維持治安的答覆是：他願意懸賞，並採取措施逮捕某些人。他還說，這些人已經潛逃，或者居住在別的地方。張玉堂在香港的拘押、聆訊（英國人稱此事為“會見”）結束後，被英軍安全地送回九龍城。1857年英軍襲擊、洗劫九龍城及綁架張玉堂事件，可以說明是英國對佔領九龍半島一次試探性的軍事行動。英軍劫持大鵬協副將及其在九龍城內的搶劫活動，踐踏了中國的領土主權，揭示了他們侵略者的面目。另一方面，作為這一事件主要當事人的張玉堂之表現也極不光彩︰一，對進犯九龍城的兩百名英軍不作任何抵抗，束手就擒，並任英軍在九龍城內搶劫掠奪，這沿襲了他一貫面對強敵所採取的完全投降主義方策。二，被英軍拘捕後，不能取義成仁，而是作為“不是戰俘”的俘虜被英軍帶回香港，侮辱了中國軍人的人格。三，在英國人的聆訊下，張玉堂不僅不敢指責英國人的不法行為，反而對英國人的要求採取完全依順的態度，表示願意幫助英國人鎮壓九龍的反英人士，其行為表現與漢奸並無二致。英國人早就鼓吹割讓九龍半島，英國政府擔心力量不足，一直不敢採取行動。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官方卻上下一致地採取行動，強行割佔了現今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這一變化是多種因素促成的，但我們認為，1854及1857年九龍城事件及張玉堂的表現對這一變化的形成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860年3月20日，不平等的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後，九龍半島南部被割讓給英國，但不包括九龍城和九龍炮台。1861年1月19日，英方在九龍半島舉行了大規模的領土移交儀式，張玉堂及部分清朝官員參加了這一儀式，原屬張玉堂管轄的九龍大部分地區從此劃歸英國人管理，九龍寨城也變成了一個徒有軍鎮之名的民居城鎮。雖然如此，但張玉堂任大鵬協副將之職直到同治五年（1866）才“年逾古稀，功成告退”。也就是說，張玉堂從咸豐四年擔任大鵬協副將之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C.O.129/63，《包令致拉布謝爾函》，1857年4月27日，第51頁，轉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年，第53頁。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C.O.129/63，《包令致拉布謝爾函》，1857年4月27日，第51頁，轉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年，第53頁。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C.O.129/63，《包令致拉布謝爾函》，1857年4月27日，第52頁，轉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年，第53頁。英國殖民地部檔案編號C.O.129/63，《包令致拉布謝爾函》，1857年4月27日，第52頁，轉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年，第53頁。

12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職，到同治五年退休，時間長達十二年。這十二年對九龍地區的軍事管治，張玉堂稱雖是“冰淵兢惕，艱險倍嘗”，但在“神靈庇佑”下，“一帶地方均獲安靜”，但事實上，九龍寨城先後三次被土匪和外國人攻佔，居民三次遭受戰爭的荼毒，房屋焚毀、財產被劫。很顯然，張玉堂在九龍侯王廟木匾的題詞是為了掩飾其在管治時的多次失誤和失責，讓後人忘記他所犯下的罪責。其在《顏夏廷廉訪培瑚見示豐湖感舊詩奉次原韻》中稱：“防海宣勞四十年，壯心報國尚依然。忽驚投筆班超老，敢擬抽簪疏廣賢。松菊未荒三徑宅，江湖還戀九重天。”張玉堂將自己防海守邊的四十年，比同東漢投筆從戎、報效國家、鎮守西域的班超，企圖以詩文掩飾自己的錯誤，給後世留下一個為國家鎮守海防、壯心報國、勞苦功高的老將軍形象。餘論張玉堂鎮守九龍十二年，一次又一次地失守寨城，犯下了一連串錯誤，甚至可以說是罪責。但為何他卻可以一位待罪之身的將軍連任四屆大鵬協副將之職？筆者認為，他善於處理與上級的關係，應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一點可從他與李增階及賴恩爵的關係中看出。張玉堂與兩廣總督徐廣縉的關係也不錯，道光二十九年（1849），關閘及拉塔石炮台失守，徐廣縉仍上奏晉升其為新會參將，並稱其“明白體面，以呈勤幹”，所謂“明白體面”當即明白事理、體顧大局，因為整個亞馬留事件的直接指揮者是徐廣縉，張玉堂棄守關閘和拉塔石炮台戰敗，很可能都是徐廣縉的部署戰略，故徐廣縉對張玉堂印象極好。直到張玉堂古稀之年，兩廣總督瑞麟還希望他留任大鵬協副將，“感深東閣殷留意，久隸龍驤忝備員”。據此可知，他與瑞麟的關係也非同一般。除此之外，張玉堂長期主管海防，長時間與外國人打交道，熟悉夷務。故他擔任大鵬協副將時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即利用九龍與香港的地理優勢，打探外國人來華的情報。在《葉名琛檔案》中，可發現兩份咸豐五年（1855）署名張玉堂籌辦夷務的文件，這兩份文件講的是同一件事，即咸豐五年十月英俄戰爭爆發，有俄羅斯船來港，兩廣總督葉名琛下令張玉堂徹查船隻情況。張玉堂接到諭令後，即刻派員到港澳探查，結果是：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8《龍城鎮將》，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第60－61頁；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附錄《附記清末大鵬協副將張玉堂事蹟》，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年，第92頁。[清]李長榮輯：《柳堂詩友詩錄》之《公餘閒詠詩草》，《廣州大典》第57輯第26冊，影印同治二年羊城西湖街富文齋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29頁。[清]徐廣縉：《奏請張玉堂陞署廣東新會營參將事》（咸豐元年七月初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錄副奏折”檔號：03-4190-057。[清]李長榮輯：《柳堂詩友詩錄》之《公餘閒詠詩草》，《廣州大典》第57輯第26冊，影印同治二年羊城西湖街富文齋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629頁。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香港：三聯書店，1988年，第33頁，此稱：“自1847年開始，九龍城內的中國官員長期派人駐在香港，這些人一方面和港英官員保持聯絡，交換有關海盜情報，另一方面也打聽港英的內情，向城寨報告。當時城寨派駐香港的人員，有案可稽的是一名叫黃墨洲的人。”

129道咸同間駐守澳港兩地廣東將領張玉堂事蹟考補九月二十八日有俄羅斯國喴士火輪船一隻到香港裙帶路，停泊尖沙嘴，十月四日駛往澳門，十月十六日復回泊尖沙嘴，現在裙帶路。十月二十二日有新到英夷啞士順火輪戰船一隻，停泊尖沙嘴，載有夷兵六百名，番梢三百二十餘名，大炮十八門，為大桅三枝船，身約長十八九丈。另一份文件除複述此事外，還稱：因查刻下夷務緊要，所有夷船往來俱遵詔奉行，按五日具報一次，如有新夷船到泊，及緊要夷情，隨時專差飛報，庶免遲誤。從這兩份文件可以看出，張玉堂除作為大鵬協副將對九龍一帶地區進行軍事防守外，還兼有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香港的夷務情報並向兩廣總督匯報。在籌辦夷務的過程中，由於張玉堂擅長英語，故能利用自己的書畫特長周旋於英夷之間，據張玉堂自稱：余捧檄九龍，濫竽十載，地鄰香港，一葦可航，時有諸國使官頻來求書索畫者，得以晤談，於語言之間聽問已久，頗知其梗概，然無書稽考，尚多未得其詳。可知，張玉堂鎮守九龍時，由於其擅長書畫，故很多外國人向其“求書索畫”，張玉堂能以英語與其晤談，不僅反映其英語較好，且也可以看出他與香港的英國上層人士關係不錯。1862年英國人攻佔九龍城的事件中，張玉堂對英國人基本上言聽計從，故可判斷他與香港政府的關係也處理得不錯。這恐怕也是張玉堂能連任四屆大鵬協副將職位的重要原因。[責任編輯陳超敏]《張玉堂函覆探知哦囉嘶拋泊尖沙嘴又有英國火輪船一隻到泊等情》（FO931/0551-0979），劉志偉、陳玉環主編：《葉名琛檔案：兩廣總督衙門檔案殘牘》第4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5－647頁。《張玉堂函覆具報夷船夷情等原委》（FO931/0551-0979），劉志偉、陳玉環主編：《葉名琛檔案：兩廣總督衙門檔案殘牘》第4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8－649頁。[清]唐廷樞：《英語集全》卷首《張玉堂序》，《廣州大典》第55輯第3冊，影印清同治元年緯經堂刻本，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196頁。

13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摘要]《知新報》是晚清維新派於1897－1901年在澳門發行的報紙，利用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主要刊載《時務報》和其他內地報紙不敢刊載的消息和評論，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該報三分之二的內容為譯文，考察其創建、維新派翻譯強國思想之間的淵源、該報的翻譯贊助者和專業人員等，並梳理其對國際政治時事、西方先進科學發明、商務知識、思想文化的譯介，可知《知新報》憑藉翻譯活動，開啟了民智，推動了科學文化的啟蒙，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起了重要作用。[關鍵詞]《知新報》翻譯啟蒙維新派近代化澳門《知新報》是一份旨在宣傳變法思想、開啟民智的報紙，報社地址在澳門大井頭4號，是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喉舌，1899年轉為保皇會的宣傳機關。該報創刊於1897年2月，到1901年1月停刊，歷時四年，共出版134冊，是與上海《時務報》、天津《國聞報》齊名的三大名報之一。《知新報》所涵蓋的大量時事報導、先進的變法思想、深刻的政治剖析以及豐富的西學知識，使其成為研究維新變法時期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獻。筆者將宏觀考察《知新報》翻譯活動的社會背景、意識形態和文化語境，闡釋《知新報》翻譯活動與晚清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之間的關聯，釐清維新派翻譯思想與《知新報》翻譯活動之間的淵源；研究《知新報》的翻譯專業人士、贊助者對於翻譯活動的影響，追溯譯文的接收和影響，並揭示《知新報》的翻譯活動在中國西學東漸以及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知新報》的翻譯及其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羅天張美芳作者簡介︰羅天，重慶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澳門大學人文學院翻譯學博士候選人；張美芳，澳門大學人文學院翻譯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翻譯學博士。*本文是澳門大學研究項目“翻譯研究的功能途徑：理論與實踐”（編號：MYRG2015-00234-FAH）及2016年中國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跨學科視角的抗戰時期軍事翻譯研究”（編號：16YJA740025）的階段性成果。《知新報》，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2078頁。‧澳門學‧

131《知新報》的翻譯及其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一、維新派的翻譯強國思想中日甲午戰爭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的衰敗根源在於其封建的社會體制、閉關鎖國的政策、君貴民賤的思想以及禁錮民眾思想的愚民手段等等。因此，以維新派為代表的許多仁人志士，特別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認為，要國家強盛，必需變法；要變法，必需效仿西方民主政治體制，學習西方教育、科學、文化等知識。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西學的群眾基礎薄弱，舉一國之才智而學西文、讀西籍，費時費力，恐怕有所不能待。楊深秀指出，“今日變法甚急，朝不慮夕，豈能從容待十年乎？臣以為言學堂不言譯書，每不能收變法之效＂。康有為認為：“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學，莫若譯成中文之書，俾中國百萬學人，人人能解，成才自眾，然後可給國家之用。＂因此，大量翻譯西書是一條切實可行的捷徑。早在1885年，因受到中法戰爭的刺激，康有為向兩廣總督張之洞建議開設譯書局，翻譯西書。1895年8月，康有為又與文廷式、陳熾等人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又稱“譯書局＂），將《萬國公報》改為《中外紀聞》，並譯印“西國格致有用之書＂。但不久，《中外紀聞》因為對朝政改革的議論過猛，受到保守派的彈劾，康有為等人只好把譯書的範圍縮小至關於國計民生、時政問題方面。1895年10月，康有為於上海成立了強學會分會，主要譯印圖書和譯介國外新聞。《上海強學會章程》寫道：“道莫患於塞，莫善於通，互市者通商以濟有無，互譯者通士以廣學問。嘗考講求西學之法，以譯書為第一義。＂章程中說明了強學會要追求中國自強而治學的“最要者四事＂：譯印圖書、刊佈報紙、開大書藏、開博物院。其中，譯印圖書與刊佈報紙列為前兩位。首先，“今此會先辦譯書，首譯各國各報，以為日報取資，次譯章程條教律例條約公法目錄招牌等書，然後及地圖暨各種學術之書，隨譯隨刊，並登日報，或分地，或分類，或編表，分之為散報，合之為宏編，以資講求，而廣聞見，並設譯學堂專任此事＂。其次，“今之刊報，專錄中國時務，兼譯外洋新聞，凡於學術治術有關切要者，巨細畢登，會中事務附焉＂。1896年，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序例》中寫道：“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子欲自強，以多讀西書為功。＂1897年，《時務報》連載了梁啟超在維新運動中撰寫的一組政論文章《變法通議》。梁啟超專闢一章《論譯書》，他明確地提出﹕“今日之天下，則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昭昭然也！＂至此，維新派翻譯強國的思想基本形成。在《論譯書》中，梁啟超闡述了翻譯的三個“要義＂：“故今日而言譯書，當首立三義：一曰，譯當譯之本；二曰，定公譯之例；三曰，養能譯之人。＂在翻譯選材方面，當以盡譯西方《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片》，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446頁。[清]康有為：《上海強學會章程》，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3－96頁。[清]康有為：《上海強學會章程》，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3－96頁。[清]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飲冰室合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22頁。[清]梁啟超：《論譯書》，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0頁。[清]梁啟超：《論譯書》，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1頁。

13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法律、歷史、政治、農學、礦學、自然科學等書。在翻譯原則方面，強調人名、地名的統一，例如音譯“以京語為主，以天下所通行＂；官制方面，“有義可譯則譯義，義不可譯乃譯音＂；名物方面，“必以造新字為第一義＂。關於翻譯人才，梁啟超認為，“凡譯書者，於華文西文及其所譯書中所言專門之學，三者具通，斯為上才＂。維新派不僅認識到翻譯對於強國的重要作用，還親自實踐，組織翻譯活動。梁啟超撰寫和翻譯了近百篇文章，從歷史、地理到政治名人等各方面，廣泛譯介西方的學術思想，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譽為“輿論界驕子，天縱之天豪＂。在維新派的宣導下，全國各地也相繼出現了大批譯書機構，如譯書公會、大同譯書局、東亞譯書局、新民譯書局等，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翻譯高潮。二、《知新報》的翻譯贊助者與專業人士維新派的翻譯強國思想是《知新報》能夠誕生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影響該報辦報宗旨、辦報策略以及大力譯介西方知識的主要因素。從贊助者、籌辦者康有為和梁啟超對《知新報》的影響，以及該報撰述、翻譯團隊的組成等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一點。創辦《知新報》的想法來源於康有為。1896年11月，康有為在澳門與當地名仕交流宣傳變法維新的思想主張，期間提出在澳門創辦一份完全由維新派控制的報刊，以便與上海維新派報刊《時務報》形成南北呼應之勢。康有為經過深思熟慮，選址澳門，乃為澳門當時為葡萄牙殖民地，不受清朝控制，內地地方官員難以干涉，便於暢所欲言。康有為在澳門辦報的想法，得到當地巨賈何廷光的支持。何廷光通過招股集資籌措辦報經費，很快便從澳門紳商中募得股金萬元。康有為離開澳門後，由其弟康廣仁與何廷光等具體籌備辦報諸事。1896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梁啟超來到澳門，協商辦報事宜。首先是商定了報紙的名稱。最初報紙擬稱《廣時務報》，後經梁啟超反覆斟酌，取名《知新報》，有開通民智，啟發讀者認識新事物、接受新觀點之意，其英文名為TheReformerChina，意為“中國改革家＂，昭示着其首要目的在於宣傳及推動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維新改革。其次，梁啟超與澳門辦報諸人確定了《知新報》的主要特色：“一、多譯格致各書各報以續《格致匯編》。二、多載京師各省近事，為《時務報》所不敢言者。三、報末附譯本年之列國歲計政要。＂前面兩點基本上確定了《知新報》與《時務報》不同的風格，實際上形成了對《時務報》的補充，更為重要的是定下了《知新報》倚重譯介的辦報方略。[清]梁啟超：《論譯書》，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6頁。[清]梁啟超：《論譯書》，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6頁。[清]梁啟超：《論譯書》，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9頁。侯傑、馮志陽：《梁啟超、〈知新報〉與澳門》，《文化雜誌》（澳門）2007年總第62期，第33頁。侯傑、馮志陽：《梁啟超、〈知新報〉與澳門》，《文化雜誌》（澳門）2007年總第62期，第35頁。[清]梁啟超︰《致汪康年》，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46頁。

133《知新報》的翻譯及其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1897年2月22日，《知新報》在澳門大井頭4號創刊出版。何廷光、康廣仁任經理，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吳恒煒、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八人列名撰述。八名撰述中，除吳恒煒外，其餘皆為康門弟子。此外，康有為的女兒康同薇，弟子麥孟華、歐榘甲、黎祖健、孔昭焱等不時為《知新報》撰稿或翻譯。梁啟超竭力支持《知新報》，據不完全統計，梁啟超先後在《知新報》上發表了18篇署名文章。尤為重要的是，梁啟超在創刊號親自撰述《知新報敘例》，指出《知新報》的內容分為五欄：“論說＂、“上諭＂、“國內近事＂、“譯錄西國政事＂、“譯錄西國農學、礦政、商務、工藝、格致等報＂。後面兩欄均為譯錄，體現了維新派翻譯強國思想對《知新報》的影響。可以說，維新派人士特別是作為籌劃和發起人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對於《知新報》的辦報宗旨、辦報理念以及辦報策略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和影響，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該報停刊。維新派人士的深遠影響還表現在：《知新報》十分重視翻譯工作，並擁有一個總體來說實力較強的翻譯班子。根據第1冊《本館總理撰述翻譯名列》，可知在初創時期，周靈生任英文翻譯，葡萄牙人宋次生任葡文翻譯，德國人沙士任德文翻譯，羅渣任法文翻譯，甘若雲任美國英語翻譯，唐振超任日文翻譯。根據《本館告白》（第20、13冊），該報創刊三個月，增聘“學於美京大書院十餘年，熟諳格致之學＂的盧昌任英文翻譯，改聘日人山本正義任日文翻譯。不久，康有為的女兒康同薇參加《知新報》的日文翻譯工作。《知新報》陣容鼎盛時期，撰述和翻譯達到14人之多。其較強的翻譯力量，使《知新報》能從眾多外國報刊中較為準確而及時地譯出相關消息，推介給讀者。梁啟超對此高度評價：“《知新報》之翻譯……恒足敷四、五期之用而有餘，臨時不患窘竭，何其盛也，弟觀其所譯，未嘗有分毫讓《時務》，且時或過之。＂三、《知新報》對西政、西藝的譯介與對國民的啟蒙除宣傳維新變法外，《知新報》把翻譯西政、西藝作為其重要的任務，反映了全面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願望。撰述人吳恒煒在創刊號《知新報緣起》中明確地提出要：“譯環球之近事，異聞必錄，不襲陳言；利病備陳，無取深諱。倡提聖學，無昧本原；采譯新書，旁搜雜事；審其技藝，窮其新理，則明者勢不抱曲學而愈愚矣。察其土俗，知其形勢，則通者勢不泥舊章而解蔽矣。明其律法，諸其機權，強者勢不執成法而振弱矣。＂梁啓超則在《知新報》第17冊所轉發的《西政叢書敘》中指出介紹西政知識的原因：當時，他所看到的“西文譯華之書數百種，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僅有的新譯政書“未必其彼中之良也＂；就算所用原著優良，“譯者未必能無失其意也＂；就算二者兼具，也是“西域十餘年以前之舊籍，他人所吐棄而不復道者＂。因此，翻譯西政書籍是刻不容緩的。同時，《知新報》通[清]梁啟超：《知新報敘例》，《知新報》1897年第1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3－4頁。[清]梁啟超：《致汪康年》，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56頁。[清]吳恒煒：《知新報緣起》，《知新報》1897年第3期，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2－3頁。[清]梁啟超：《知新報緣起》，《知新報》1897年第17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3頁。

13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過刊載的奏摺指出翻譯西藝之書的重要性：“今則聲光電化製造工藝諸書，翻譯刊行，汗牛充棟，可知得一新理，即能成一新說，創一新術，即可製一新器。＂在西政與西藝的譯介比例方面，梁啟超提出“略依《格致匯編》之例，專譯泰西農學、礦學、工藝、格致等報，而以政事之報輔之，約言藝者六，言政者四＂，以繼《西國近事》和《格致匯編》，以補《時務報》“所譯西報詳於政而略於藝＂的不足＂。《知新報》不惜篇幅地譯介西政和西藝，把最新最先進的西方科技文化知識介紹到中國，據筆者對其中132冊（即第1－115、117－133冊）的統計，當中“譯＂字出現了一千多次，除了少量用於次級欄目（如“時論輯譯＂），介紹譯者（如“周逢源譯述＂）和譯文出處（如“譯倫敦頗路麼路官報＂）之外，其他大部分出現在文章內部，以推廣譯書譯報的思想。同時，《知新報》中“新＂字共出現六千多次，其中含有“新＂字的標題就多達一百餘個，如“暹羅新政＂、“比國新政＂、“燃燈新法＂、“輪船新式＂、“新式水底戰艦＂、“電音新制＂等等。可見，《知新報》因譯立報，以新興報。（一）《知新報》對西方先進科技知識的譯介《知新報》極為重視對西方科技知識的譯介。所設“農事＂、“工事＂、“礦事＂、“格致＂等欄目，貫穿第1－133冊，主要介紹西方各國的科技知識發現、技術發明創造和科學事業發展。每一期的篇幅中，科技知識的譯文約佔三分之一以上，譯自美、英、法、葡、日等國家與香港地區的二三十種報刊。《知新報》譯介的科技知識內容也較為豐富，涉及農牧漁、物理光學、化學化工、機械製造、材料科學、天文地質、地球測量、軍事、汽船艦艇、冶金紡織、醫療衛生、探礦採礦、無線電、能源利用、科技教育等領域。《知新報》共51冊載有“農事＂欄目，譯介內容事關農業生產的方方面面。首先，譯介了多種農作物的境外種植方法，如草莓（第3冊）、棉花（第58冊）、歐美馬鈴薯（第41冊）、無花果（第42冊）、意大利橄欖樹（第56冊）等。其次，對一些農業技術也有所推介，如肥料的使用（第3、4、5、41冊）、病蟲害的防治（第3、39冊）、養雞新法（第25冊）、奶牛飼養（第40冊）等。對於美國作物栽培學著作《樹藝求精》，則由周靈生譯述加以連載，長達44冊。此外，《知新報》還涉及農產品加工，如蘿蔔製糖（第79冊）和砂糖生產機械的推廣（第120冊）。尤為難得的是，一些國外農業教育、管理、經營方式也得到了翻譯介紹，如法國廣設農學堂（第49冊）、俄國的農政新議（第49冊）、意大利農學（第58冊）和日人論保護小農之法（第66冊）。這些農學知識對於當時中國的農業生產和農民啓蒙教育不無裨益。《知新報》有110多冊設有“工事＂欄目，介紹海外先進的工業生產，其主要內容包括工業物質、交通工具、電器產品等。工業物質主要涉及鐵絲的工業應用（第27冊）、鋼鐵生產新工藝（第50冊）、鋁製品的生產（第55冊）、銅的提純工藝（第65、80冊）和電鍍工藝（第47冊）、白鐵的製造（從第43－46冊連載）等等。《知新報》譯介的交通工具涵蓋了火車、輪船和飛機。對火車的譯介可謂不遺餘力：不僅介紹了鐵路的修建（第1、23、24、26、54冊）、鐵軌生產（第19冊）、新式火車（第80冊）、英美火車之間的比較（第103冊），甚至還介紹《總署遵旨議覆並議經濟特科章程摺》，《知新報》1897年第17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5頁。[清]梁啟超：《廣時務報公啟》，《時務報》1896年第15冊封4。

135《知新報》的翻譯及其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了世界各國民眾搭乘火車的頻率（第100冊）以及修建西伯利亞鐵路所能帶來的利益（第100冊）。輪船也是頗受關注的交通工具，相關話題有汽船省煤（第107冊）、輪船日新月異（第104冊）、美國創造輪船者軼事（第110冊）、新式輪船甚至水底戰艦（第59冊）等。對於尚未產生實際應用價值的飛機，《知新報》表現出極大興趣，一直保持關注（第6、31、92、110冊等）。對電力和電器產品，《知新報》也頗有遠見地進行了宣傳，如電車（第5冊）、水力發電（第16冊）、電燈（第25冊）、電話（第25、61冊）以及無線電通訊（第109冊）等。其他在“工事＂欄目得以介紹的還有彩色照相術（第8、31冊）、瑞士鐘錶的製造和暢銷（第11冊）、天文望遠鏡（第3冊）、德國紡織工業（第36冊）、氣球（第83、84冊）等等。難能可貴的是，《知新報》極為重視專利思想的譯介。《給照勸業》（第40、41冊）討論了專利保護以及鼓勵創業，指出“故設丕但之例，亦鼓勵製物之人，但限以專利之年，期滿，人可效而制之＂。隨後在第66冊又介紹了美國專利保護和激勵創造的效果，第77冊列舉了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等申請專利的數量，第102冊介紹了日本人從專利所獲得的經濟收益。“格致＂專欄在118冊《知新報》中均有設立，所含科技知識豐富多彩，大多集中在物理、化學和醫藥衛生等領域。對清末的中國民眾來說，這無疑是一場科學知識的盛宴。例如，《考求照骨》（第2冊）和《叉光顯微》（第38冊）等譯文介紹了X光的獲取和應用；《壓氣行車》（從11冊開始連載）介紹了蒸汽機的工作原理和特點；《化學新理撮要》（第32冊）介紹了氧氣的液化和蒸發等現象；《西士談天》（第32冊）是關於西方學者對隕石、北極光、太陽黑子的研究；《考論腦質》（第21冊）探討人類與動物之間腦容量的不同；《微蟲致病》和《去水毒法》（第36冊）解釋了微生物治病的原理，告誡人們“設法殺滅居處間之微生物，或阻止其發出之地，此誠衛生之要旨也＂，並指出消除水中微生物的方法。《知新報》的許多科技譯文還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問題，例如飲酒有礙腸胃消化（第3冊）、鹽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種用途（第37冊）、如何保護鐵器不生銹（第38冊）、飲食衛生和科學（第39冊）、空氣污染治病的原因和防治（第39冊）、氧氣與人體健康（第40、41冊）、飲用水品質（第50冊）、牛奶的實用價值（第66冊）、心臟對於人體健康的重要性（第66冊）、接種牛痘防疫（第74冊）等等。《知新報》對西方科技知識的譯介形式多樣。大部分科技譯文為摘譯和編譯，取自西方的新聞報導。當然也有全譯，並以連載的形式刊登。如介紹天文學知識的《西士談天》經過4次連載，《礦務演說》連載5次，《壓氣行車》連載8次，採礦學領域的《考礦備要》共連載了19冊。此外，《知新報》譯文通俗易懂，並常常配有實物圖像或操作流程圖，使其直觀明瞭，便於理解和傳播。當然，《新知報》在翻譯時難免存在缺陷。例如，有些科技名詞的翻譯不夠嚴謹，沒有附上中英文對照表（《時務報》的體例）。如《考究動物身內肥裔》（第59冊）介紹科學家對動物內脂肪形成的研究，其中的科技名詞“普律天＂（protein）、“紀李角踐＂（glycerine）採用音譯，雖有注釋，仍然令人費解。《給照勸業》，《知新報》1897年第40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7－18頁。此處，“丕但”為英文“patent”的音譯，也譯為專利。《微蟲致病》，《知新報》1897年第36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0－11頁。

13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二）《知新報》對國外商務知識的譯介《新知報》中開設“商事＂專欄的有112冊，大量翻譯介紹歐美商業行情，對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經濟情況譯介分析。例如，《伊藤論中國財政》（第78冊）介紹了日本伊藤博文對中國財政狀況的認識和評價。又如，譯文《美人減稅》指出“英屬加拿大遣頭等使臣二員往美京華盛頓籌商善法，使兩國商務愈增，交情愈密＂；譯自倫敦商務報的《重稅與謗》（第15冊）介紹了美國重稅產生的根源以及對於重稅的批評；《請改美稅》（第36冊）則關係到法國要求美國降低關稅的事宜；來自《倫敦礦務報》的譯文《產金總數》（第15冊）介紹了全球去年生產黃金的總量：譯自《又新日報》的一則短消息《布業獨盛》（第16冊）介紹日本和歌山地區前一年各式日本絨的產量；譯自《紐約喜羅報》（NewYorkHerald）的《銀行偽票》（第16冊）報導英國銀行銀票被人偽造一事。與農事和工事欄目相似，“商事＂專欄也有關於商務教育的內容，如《英人論增設商務學堂》（第95冊）呼籲英國增開商務學校，加强商務人才的培養。此外，《丁酉列國歲計政要》（第24－42冊連載）雖然未列入“商事＂一欄，但它系統譯介了西方年度財政收支報表，希望西方現代會計制度能給清朝政府財政提供借鑑。當然，這種對國外商務知識的介紹，與《知新報》對國內商務發展的期待是一脈相承的。例如，編者多處介紹香港工商業發展的經驗，如選登《香港紳商演說商務匯述》（第79、80冊）。此外，《知新報》還專門撰文論證在中國設商會、開公司、與國際接軌的必要性。可以看出，《知新報》譯撰結合，意欲推動中國商業的近代化進程。這些國外商務知識的譯介，一方面本着強國富民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增強了讀者對於近代商業知識的瞭解。（三）《知新報》對國際女權運動的譯介《知新報》對西政的譯介內容也較為廣泛，包括政治、軍事、外交、民生狀況、女權運動、對外侵略擴張等等內容。在第1－46冊中，譯介西政的內容主要分佈在“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日本＂、“俄國＂以及“各國＂等專欄。從第47－111冊開始，介紹西政的專欄改為“亞洲近事＂、“歐洲近事＂、“美洲近事＂、“非洲近事＂和“澳洲近事＂。從第112冊開始，西政內容主要分佈在“中外交涉新間＂、“外洋外埠新聞＂、“各國新聞＂三個專欄中，所佔篇幅比例也有所減少。筆者在此以《知新報》對女權運動及列國在中國侵略擴張等情況的譯介為例。婦女解放運動是中國近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興辦女學、宣傳婦女解放思想是清末維新派的重要舉措之一。相應地，《知新報》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支持婦女解放。首先，譯介外國女權運動的進展狀況，婦女界發生的大事要聞，宣傳婦女解放。例如，譯文《女準自主》（第22冊）指出，“婦女有權，國家設例，任其自主＂，但同時也介紹美國各州對女權的不同實施情況。又如，《貧女學堂》（第24冊）報導了美國紐約集資修建女學堂，請女教師教授當地貧困婦女以女紅烹飪之事；《婦人鳴寃》（第24冊）介紹了法國婦女通過法律幫助提出離婚，維護自身權益的案例；《法國婦女學為律師》（第97冊）和《法議院准婦女充為律師》（第97冊）則介紹了法國法庭特委員和下議院准許婦女學律者，發誓而上公堂充當律師；《倫頓萬國婦女公會開《美人減稅》，《知新報》1897年第13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03頁。《女準自主》，《知新報》1897年第22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1－12頁。

137《知新報》的翻譯及其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議》（第97冊）報導了世界婦女大會召開以爭取權益的新聞；《英婦女欲得議院權》（第98冊）則表明歐洲婦女開始爭取參與國家事務的選舉權和決策權。這些新聞傳達了西方婦女在獲得婚姻自主的權利之後，開始爭取平等的工作教育權利、經濟婚姻的自由獨立以及政治權利。《知新報》譯介的西方女權運動最新動態，向國內尚在抗拒纏足陋習的婦女打開了一扇瞭解世界女權運動的窗口，有助於喚起她們的覺醒。《知新報》不僅宣傳女權運動，還積極實踐女權思想，在翻譯工作中聘請女性參加。例如，康有為的女兒康同薇就在該報創辦早期擔任日文翻譯並參與撰述，成為譯介日本新政措施的主力軍。到1897年9月底已卓有成效，該報特地在《本館告白》（第32冊）中登報表揚，表明對女性勞動的尊重：“近刊之日本報大半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原名薇君）所譯，揭之於此以免掠美。”《知新報》第43冊也明確指出，康同薇開始完全接替原日文翻譯山本正義的工作。據統計，在《知新報》工作期間，康同薇翻譯了大量文章，原文來自於幾種有代表性的日文報紙：《內閣官報》、《東京日日新聞》、《長崎新報》、《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時審新聞報》、《東京時事西文報》、《時事新報》、《太陽報》、《新聞報》等。（四）《知新報》對國際形勢的譯介與國內弊政的揭露《知新報》大量譯介世界時事、大國的內政外交、各國的對華政策以及中外交涉情況。譯文主要來自英、美、日、法、德等主要資本主義強國的大報、名報，計約八十餘種，基本涵蓋重要的國際新聞，如英國《倫敦每日電音報》（TheDailyTelegraph）、美國《華盛頓報》（TheWash-ingtonPost）、法國《巴黎新聞報》（LaPresse）、日本《九州日報》。此外，還有來自香港、澳門的報紙，如香港《德臣西報》（ChinaMail）、孖罅報（DailyPress）等。《知新報》利用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常刊載一些《時務報》和其他內地報紙不敢刊載的消息和評論，以揭露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1897年底，德國以山東教案為藉口，派兵強佔並強租中國膠州灣。對這一重大事件，《知新報》除了報導國內反響外，還編譯整理了同期世界報載的相關資料，先後在該報第41－48冊作出連續報導和評論，發表中外文章19篇，其中譯文15篇。例如，譯自香港《士蔑報》（TheHongkongTelegraph）的《論據膠台》揭露了德國侵略中國的野心：“德人蓄志在中國邊岸，取一駐兵屯商之所，外人揣知久矣。”同冊譯自香港《士蔑報》的《覆議膠事》一文，明確指出：“故分割中國之情愈迫矣！然不須待德人佔據膠州，又不須聞及德奧意聯盟之消息，始知中國有瓜分之勢也！”此外，俄國強租旅順和大連、法國強租廣州灣、英國強佔九龍等列國瓜分中國的狂潮在《知新報》都有新聞譯介、綜述評論等多有反映。《知新報》有時利用對外文報刊文章的翻譯，來批評當時中國官場的弊政，揭露內地官吏貪污受賄種種醜惡行為。如《論中國度支積弊》譯自倫敦《頗路麼路報》（PallMallGazette），報紙此處譯文將London稱為“倫頓”，即為今天所謂“倫敦”。王天根：《清末民初報刊與革命輿論的媒介建構》，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0年。鄒秀英：《〈知新報〉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8年。《論據膠台》，《知新報》1897年第41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2－13頁。《覆議膠事》，《知新報》1897年第41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3頁。

13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揭露了中國行省十一總督屬下無數代朝廷徵收賦稅的小員“凡與其事者，必得染指，必圖中飽，故能實解到戶部者，只二三成而已＂。又如《檀虐華工》披露了美國檀香山的中國工人受到的虐待，客觀上激發了中國讀者的民族認同。此外，其他國家間的內政外交及軍事衝突，在《知新報》也有所反映，如美西戰爭、菲律賓民族獨立運動等。這表明《知新報》一方面開始以全球視野來觀察和反映世界大事，另一方面幫助中國讀者開啟民智，開拓眼界，培養近代國民意識。四、《知新報》翻譯的接受與影響《知新報》發刊不久，便因其鮮明的特色，發行全國，並遠銷美國、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國，深受各國有識之士的歡迎。它在國內北京、太原、開封、西安、成都、貴陽、南昌等四十多個城市，設立五十多個派報處；國外有舊金山、海防、東京、橫濱、神戶、新加坡等七處派發，地域廣泛，影響深遠。首先，《知新報》的西學譯介對一些地方官員和上層知識分子產生了非凡的影響。直隸、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蘇、山西、廣西、貴州諸省，或由官府札飭所屬，或由書院院長勸諭諸生購閱《知新報》。廣西洋務總局在通飭中說：“現在泰西各國，報館如林，英吉利一國，多至二千餘館，中國亦漸通行。茲有廣東澳門開設知新報館，其敘例著於篇首，所錄各國近事，皆照各國文本譯出，至詳且備，亟應隨時閱看，以廣見聞。……其論說明正，深通時變，尤能激勵憤恥，博深切明。其所譯西國政事，以及農、商、化、電等學，足見泰西富強之本，而非同剿龍訛傳，豈可廢而不閱。＂其次，《知新報》的譯介在不少名流當中也深有影響。例如，鄭孝胥1897年4月23日的日記中曾寫道：“《知新報》言余辭參贊，兼及梁卓如，以為難能。＂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說：“是時廣州香港各報只記載瑣碎新聞及轉錄滬報消息，絕不知新學為何物。嗣丁酉上海《時務報》、澳門《知新報》相繼出版，競言新學，香港各報稍稍和之，廣州報紙始敢略談時事……＂再次，《知新報》的譯文還成為當時其他報紙，如《利濟學堂報》、《湘報》、《湘學新報》、《集成報》等轉載科技知識的來源。《利濟學堂報》第7冊“藝事裨乘＂的七篇科技文章當中，有五篇科技類論文錄自《知新報》。《知新報》既建立了人數眾多的讀者群，也吸引了大批的投稿者。其稿源地遍及沿海地區和部分內陸城市，擴及美國、日本、新加坡、老撾等地。稿件中還有當時各地學校、學會等各類公《論中國度支積弊》，《知新報》1898年第58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4頁。《檀虐華工》，《知新報》1897年第20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21頁。廣西洋務局：《廣西洋務局奉史中丞飭全省閱〈知新報〉札》，《知新報》1897年第15冊，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4頁。鄒秀英：《〈知新報〉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8年，第77頁。董貴成：《〈知新報〉》對科學技術的宣傳》，《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青島）2004年第4期，第26頁。

139《知新報》的翻譯及其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眾團體的成立章程。這也證明了《知新報》譯介策略的成功所帶來的廣泛影響。結語《知新報》誕生於清末維新派的變法活動中，其譯介活動萌生於維新派的翻譯強國思想。而這種翻譯為“強國第一義＂的理念深深地植根於《知新報》的辦刊策略，極大地影響了《知新報》翻譯專業人士的選任和報紙欄目的設置。應該說，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贊助者對於《知新報》的翻譯活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知新報》在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的同時，大量譯介最新的西政內容和最先進的西藝知識。其對西方大國內政外交時事的譯介，以及借助翻譯對國內弊端的批斥，有助晚清讀者認清當時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國際形勢，培養近代國民應有的國際視野，客觀上有助於對封建社會的反思及否定。而對女權運動的譯介與推動，則有助於男女平等的思想代替男尊女卑的陋習，促進人們的思想解放。西藝方面，《知新報》不惜篇幅所譯介的當時最新奇最先進的西方科學知識，給封閉落後的國人帶來了前所未聞的驚喜，開擴了視野。正如陳志勇所言，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譯介改造了中國傳統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推動了新學科的建立。《知新報》所譯介的商務知識衝擊了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有利於官辦、民辦商業的發展，推動了近代工業的萌芽、民族資本主義的誕生、以及生產力的提高。通過翻譯這一手段，《知新報》廣泛宣傳西方新聞時事、科技知識、經濟商務和思想文化，在客觀上開啟民智，對國民進行了教育科學文化的啟蒙，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變遷。《知新報》的實踐和成功，揭示了翻譯在中國近代化進程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責任編輯陳超敏]鄒秀英：《〈知新報〉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8年，第74－77頁。陳志勇：《譯書與中國近代化》，《南京政治學院學報》（南京）2002年第2期，第70頁。

14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摘要]經過對明朝澳門關稅的歷史沿革考察，以及關於“船稅”問題、關稅問題的辨析，筆者以為，學界關於明朝澳門關稅的論述缺乏深入細緻的考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沒有弄清明朝關稅的地區差異性，以福建事例解讀澳門的關稅制度；二是沒有深入分析西方史料的實質內容以致於望文生義；三是以靜態思維考察明清時期澳門的關稅制度，將清代澳門的稅制反證明代的制度。事實上，明朝廣東政府對居澳葡商所徵收的關稅只有貨稅，並不存在船稅的項目；其徵收的方式由實物稅轉為貨幣稅；其徵收的對象是葡商而不是華商。[關鍵詞]明朝澳門關稅中葡關係關於明朝澳門關稅的稅項，學界多認為分貨稅與船稅兩種。較早提出這一說法的是19世紀初瑞典學者龍思泰（AndersLjungstedt），他在《早期澳門史》中稱：“從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到1578年（萬曆六年），中國商人在澳門進行易貨貿易，主要是以絲綢換取外國貨物，承擔進口貨和中國出口貨的貨稅。”又說︰“儘管中國地方官員一再規勸那些走私者，因為他們既不交納船鈔，也不交納進出口貨稅。”龍思泰提出明朝澳門關稅有貨稅和船鈔兩項，且由中國商人承擔貨稅，至於船鈔，則沒有明確承擔者。國內有學者明確提出，葡商承擔船稅。黃鴻釗指出，《明史》所稱澳門“歲課二萬金”，是中國政府向來華貿易的葡人商船和到澳門貿易的華商所徵收的總和，“向葡人徵收的是船稅，向華商徵收的是貨稅”。李慶新說：“葡萄牙人在澳門與中國商人交易，只需向明朝繳納船稅，所有進出口貨物稅全部由下澳中國商人負擔，結果反而對葡萄牙人有利，而不利於中國商人。”從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明代澳門關稅稅項及明朝澳門關稅制度考辨*陳文源林曉蕾作者簡介︰陳文源，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研究員、歷史學博士；林曉蕾，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研究生。廣州510632*本文為澳門大學重點資助項目“全球化視野下澳門華人社會研究：自開埠至1911年”（編號：MYRG199（Y1－L4）－FSH11－HYF）的階段性成果。[瑞典]龍思泰（Anders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108頁。[瑞典]龍思泰（Anders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101頁。黃鴻釗：《明清政府管治澳門的若干問題》，《濠鏡集》，澳門︰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4年，第58頁。李慶新：《明代海外貿易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348頁。‧澳門學‧

141明朝澳門關稅制度考辨承擔者，關係着中葡關係自明代以來的發展演變，有必要進行專文探討。一、澳門開埠初期的抽分制正德十二年（1517），明政府確定了對前來朝貢的使臣附帶的私物十分抽二的則例，其時抽分程序簡單，貴細解京，粗重變賣，收備軍餉。這一規定的確立促進了海外私商前來中國進行貿易。葡萄牙人也於是年來華通商。按當時的官方政策，非朝貢不許通商。葡人自謂“貢方物，請封”，廣東布政使吳廷舉“來即取貨”，且“許入京”。澳門在葡萄牙人居留之前便已是對外貿易的泊口，明朝廣東地方政府在此設立提調、備倭、巡輯三個衙署，官員統稱“守澳官”，負責管理澳門治安、防衛，兼管海關稅務和行政事務。守澳官設立之初，由下級武官擔任，隸屬海道副使。葡萄牙人居留澳門後，守澳官職責加重，才陸續任命一些官階較高的武官擔任。龐尚鵬《題為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說：“（澳門）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番商私齎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焉。”從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外國商船經澳門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需經守澳官審核，並報撫按衙門。《（萬曆）廣東通志》也有相似記載，隆慶以前“番商舟至水次，往時報至督撫，屬海道委官封籍之，抽其十二，還貯布政司庫，變賣或備折俸之用，餘聽貿易”。西方文獻《東方志》則稱﹕“靠近南頭陸地處有些為各國規定的澳口，如東涌等，只要平底帆船一停靠，南頭的老爺便向廣州稟告，然後派商人來估量貨物，收取稅項。”考察中外史料可知，在澳門開埠前及早期，廣東政府對外貿易收稅的主要特徵有三個方面：一是稅率，按貨物量徵收十分之二；二是徵稅內容，所徵乃實物貨稅；三是徵稅方式，由廣東官府委派代理商負責估算貨物量、商定稅額，並代為徵收。而且，明朝廣東政府採取了先徵稅後交易的程序：“凡番夷市易，皆趨廣州，番船到岸，非經抽分不得發賣，而抽分經撫巡海道行移委官。”從歷史發展來考察，受當時貿易條件影響，葡商與華商主要交易方式是以貨易貨、以船對船的貿易。為方便管理，廣東政府的抽分官常常委託官屬之代理商（客綱、客紀）代徵進口貨稅，然後統一運往布政司庫。因此，從表面上看，葡商沒有直接向官庫繳稅，一切稅項由華商上繳，學者大概因此誤以為所徵乃鋪商之稅。嘉靖四十三年（1564）初，廣東東部沿海發生了“柘林水師兵變”，廣東政府允諾“免抽分一年”，請求居澳葡商組織武裝協助平定叛亂。事後廣東政府沒能兌現諾言，葡商遂“擁貨不肯輸稅”。這次抗稅事件也清晰地表明葡商之稅由葡商繳納，並非華商之稅。[明]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66《外志‧番夷》，《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影印嘉靖間刻本，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第1750頁。[明]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三五七，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835頁。[明]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69《外志‧番夷》，《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影印萬曆三十年刻本，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第1552頁。金國平、吳志良：《從西方航海技術資料考Tumou之名實》，《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第270－272頁。[明]霍與瑕：《霍勉齋集》卷11《上潘大巡廣州事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32頁。[明]陳吾德：《謝山存稿》卷1《條陳東粵疏》，《廣州大典》第428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457頁。[明]葉權：《賢博編》附《遊嶺南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4頁。

14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二、隆慶五年後的丈抽銀制隆慶年間，明代海外貿易發生重大轉折，一是海禁解除，二是海外貿易興盛，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促使明朝貨幣改革，一條鞭法的實施也是明朝賦稅由實物稅向貨幣稅轉變的一個重要措施，海外貿易徵收賦稅的轉變也於此時發生。從隆慶年間起，廣東政府因應白銀貨幣化的社會現實，改革了澳門關稅徵收制度。《（萬曆）廣東通志》載：“隆慶間始議抽銀，檄委海防同知、市舶提舉及香山正官，三面往同丈量估驗。每一舶從首尾兩艕丈過，闊若干，長若干，驗其舶中積載，出水若干，謂之‘水號’，即時命工將艕刻，定估其舶中載貨重若干，計貨若干，該納銀若干，驗估已定，即封籍其數，上海道，轉聞督撫，待報徵收；如刻記後，水號微有不同，即為走匿，仍再勘驗船號，出水分寸又若干，定估走匿貨物若干，賠補若干，補徵稅銀，仍治以罪。號估稅完後，貿易聽其便。計每年稅銀約四萬餘両備餉。”當時西方文獻也有相似的記載：“在此情況下，由官員或澳門總管來丈量，即量取船的長寬並據此計算關稅多少。”這次稅制改革的關鍵點就是以稅銀代替稅實物。其徵收的程序為：貿易船隻進泊港口，即派官員登船丈量體積，計算貨物重量、價值，在此基礎上，議定應收稅銀數量，然後經由海道副使上報督撫，並派員前往徵收。據顏俊彥《盟水齋存牘》記載，當時海防同知、市舶司、香山知縣三方有明確的分工，海防同知負責派員並查驗是否存在違禁貨物，並頒發出入港口許可證；香山知縣負責丈量、盤驗貨物，“凡船艇出入於香山者，香山令必親訪船，所應抽應盤，實實查覆，除夾帶違禁貨物解贓問罪外，其應納稅報餉者，照常記數填注印冊，繳報海道，並移市舶司照簿查收”。市舶司之設“所司止衡量物價貴賤多少報稅足餉報告而已”。黃啟臣在解釋隆慶年間稅制改革時說：“所謂丈抽收銀制即餉稅制，即有丈和抽兩種收稅方法：丈，是指對船舶大小的丈量，所徵之稅稱之為船稅、舶餉，外國人叫稱‘固定噸位稅’；抽，是指對船舶所載貨物徵收從量或從價稅。”又說：“在徵收進出口關稅中，明政府對租居澳門的葡萄牙商人實行優惠政策。在進口丈抽制中，減收葡萄牙商船稅三分。”萬曆二十九年（1601）十月，南京員外郎王臨亨奉命前往廣東審核在押囚犯，據途中見聞，曾記載了葡商在華交易的見聞情況：“西洋之人……三四月間入中國市雜物，轉市日本諸國以覓利，滿載皆阿堵物也。余駐省時，見有三舟至，舟各齎白金三十萬投稅司納稅，聽其入城與百姓交易。”由此可見，這次稅制改革後，對居澳葡商所徵之稅仍然是貨稅，並無船稅之名目，而且徵收的對象仍然是葡商。三、萬曆年間的定額稅制澳門開埠半個世紀後，中葡貿易弊端也日漸明顯，偷漏關稅的情況十分嚴重，“報官納稅者[明]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69《外志‧番夷》，《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影印萬曆三十年刻本，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第1552－553頁。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頁。[明]顏俊彥：《盟水齋存牘》卷1《公移‧澳夷接濟議》，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19頁。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錢江譯，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第117頁。[明]王臨亨：《粵劍篇》卷3《志外夷》，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1頁。

143明朝澳門關稅制度考辨不過十之二三而已”。產生這種弊端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中葡商人聯合走私偷漏貨稅。中葡貿易商“先將重價者私相交易，或去一半，或去六七，而後牙人以貨報官”。第二，官商勾結，損公肥私。1635年（崇禎八年），葡萄牙人安東尼奧‧博卡羅（AntónioBocarro）在《要塞圖冊》手稿中稱：“不過丈量船隻的時候可以向丈量者行賄，使他高抬貴手，這樣（中國）國王的收入就會少很多，因為丈量員們關心自己的收入甚於關心他們國王的收益；另外，他們並不注意船上載運甚麼貨物。”廣東海關官吏接受葡商的賄賂後，並沒有按規章辦事，或少算商船的體積，或對貨物查驗馬虎其事，使得朝廷進出口貿易稅大量流失。第三，制度的缺失與官員的瀆職。霍與瑕稱：“凡番夷市易，皆趨廣州。番船到岸，非經抽分，不得發賣。而抽分經撫巡海道行移委官，動踰兩月，番人若必俟抽分乃得易貨，則餓死久矣。廣東（州）隔海不五里而近鄉名游魚洲，其民專駕多櫓船隻，接濟番貨。每番船一到，則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絲綿、私錢、火藥違禁等物，滿載而去，滿載而還。比抽分官到，則番舶中番貨無幾矣。”又說：“凡番舶抵澳，必一二月，官乃為盤驗抽分。番奴坐困，不得以貨易粟，每厚賄執事，以救饑餓，利歸積滑，而夷人怨苦矣。”為消除這些弊端，保障朝廷的貿易稅收，萬曆二十六年（1598），廣東政府依照歷年進出口稅的情況，編定了徵繳澳門貿易稅指標，定額為每年26,000両。廣東政府所實施的定額稅制，內容為何，學界至今仍無清晰、統一的解釋。美國人馬士（H.B.Morse）認為：中國官員擁有對葡萄牙人居住澳門的嚴密控制權，每年徵收葡萄牙人貿易特權費3萬元。梁方仲把定額稅制理解為“包餉制”。李慶新認為：萬曆六年（1578）葡萄牙人獲准前往廣州貿易，照例繳納船稅與貨物進出口稅，此外還有包餉。他認為馬士所指的貿易特權費即是包餉。黃啟臣認為，廣東政府規定澳門葡商的船舶、貨物進口稅以定額方式交納。這些論述並沒有清晰解釋定額稅制的性質與內涵，在一定程度讓人產生誤解。為了釐清定額稅制內涵，以下分三點探討：首先，定額稅不是包餉。明人李侍問說：“餉之足與不足，在乎番船商貨之大小多寡而盈縮焉。雖有定額，實無定規，不如田畝之賦，可按籍而問之者……察自崇正元年以迄於今，多不足[明]周元暐：《涇林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4頁。[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8《暹羅》，《續修四庫全書》第73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4頁。澳門《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觀》，范維信、楊平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24頁。[明]霍與瑕：《霍勉齋集》卷12《上潘大巡廣州事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32－633頁。[明]霍與瑕：《霍勉齋集》卷11《賀香山凃父母太夫人榮封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51－552頁。[明]張嗣衍、沈廷芳：《（乾隆）廣州府志》卷53《藝文五》，《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影印乾隆二十四年刻本，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1168頁。[美]馬士（H.B.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25－1834年）》第一、二卷，區宗華等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8頁。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64頁。李慶新：《明代海外貿易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19－420頁。黃啟臣：《黃啟臣文集──明清經濟及中外關係》，香港：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第392頁。

14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額。矧今東洋絕市，西洋罕至，商貨停阻，司是餉者，日孜孜以求足額為念，第舶餉之盈虧，總在彝船之多寡。或東西兩洋日後和好，依舊互市，歲額庶可充足。若以今日之事勢計之，舊額且不能敷，安得尚有盈餘而侵匿之乎？”定額稅制實施後，每年徵稅所得並不一致，如1611年（萬曆三十九年）僅僅收得九千餘両。可知居澳葡商所繳納的進出口稅完全依照貿易量來決定，況且，並沒有史料證明當時存在承包稅收的機構。廣東政府所規定的稅額並不具有強制性。因此，定額稅不是包餉，定額稅制的政策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其次，定額稅的徵繳對象不僅是葡商，還包括與葡商交易的華商。李侍問說：“雖有定額，原無定徵，皆取諸丈抽彝船與夫彝商、唐商之互市，一一按例徵抽。”又說：“該本道看得香山澳稅初定二萬六千，後徵不足，議去四千，見在歲額二萬二千。察所抽者，皆於到澳之番舶、貿易之彝商並唐商之下澳者。丈量尺寸，盤秤觔両，各有定例，按而抽之，莫能高下其手。”這說明定額稅所涵蓋的內容包括三個部分：一是葡商貨船入口時丈抽所得。二是葡商在廣州採購貨物後出口時徵收所得。1635年（崇禎八年），葡人安東尼奧‧博卡羅在《要塞圖冊》一書中記載，葡商“運出貨物的稅在廣州繳納”。崇禎十一年（1638），曾德昭《大中國志》也記載：“廣州市場的關稅百分之六或七，價值約4萬或5萬克郎。”三是華商載貨下澳時徵收所得。換言之，凡是與葡商交易相關稅項均算入定額稅之中。再次，定額稅制的徵收內容、程序與舊例一致。崇禎四年（1631）九月一日，廣東督撫上疏反映澳門關稅徵收弊端時稱：“查澳關之設，所以禁其內入，惟互市之船經香山縣，原立有抽盤科，凡省城米船之下澳與澳中香料船之到省，歲有常額，必該縣官親驗抽盤，不許夾帶鹽鐵硝黃等項私貨。立法之始，為慮良周。”李侍問記載崇禎年間澳門關稅徵收程序時說：“船之去來呈報則有澳官，餉之多寡抽徵則有市舶司，本縣於其丈量抽徵之間而稽核之。”完成於萬曆四十八年的《廣東賦役全書》亦稱：“每年洋船到澳，該管澳官具報香山縣，通詳布政司並海道俱批。市舶司會同香山縣詣船丈抽，照例算餉，詳報司和道批回，該司照徵餉銀，各夷辦納餉銀。駕船來省，經香山縣盤明造冊，報導及開報該司，照數收完餉銀存庫。”由此可見，廣東政府實施定額稅政策後，其進出口貿易關稅的徵收程序、內容並沒有實質的改變。[明]李侍問：《罷採珠池鹽鐵澳稅疏》，[清]張嗣衍：《（乾隆）廣州府志》卷53《藝文五》，《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影印乾隆二十四年刻本，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1168－1169頁。[明]王以寧：《東粵疏草》卷7《條陳海防疏》，《廣州大典》第182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576頁。[明]李侍問：《罷採珠池鹽鐵澳稅疏》，[清]張嗣衍：《（乾隆）廣州府志》卷53《藝文五》，《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影印乾隆二十四年刻本，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1168頁。澳門《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觀》，范維信、楊平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24頁。[葡]曾德昭（ÁlvaroSemedo）：《大中國志》，何高濟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0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頁。[明]李侍問：《罷採珠池鹽鐵澳稅疏》，[清]張嗣衍：《（乾隆）廣州府志》卷53《藝文五》，《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影印乾隆二十四年刻本，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1168頁。佚名：《廣東賦役全書》之《澳門稅銀》，《廣州大典》第311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171頁。

145明朝澳門關稅制度考辨四、關於“船稅”問題之考辨關於廣東政府對居澳葡商所徵收的稅項，史籍記載並不明晰，學界對此看法卻相當清晰。如大多學者認為，明代廣東政府對居澳葡商除徵收貨稅外，還有船稅。這一觀點值得商榷。第一，船稅（又稱船鈔）始徵於宋元時期，其主要發生於有碼頭或河道管理的內河。入明以後，東南沿海倭患、海盜嚴重，福建最先對在近海航行的商船進行護航，為了補充兵餉，開始向出海商船徵收船鈔。據《東西洋考》記載，當時福建海防同知沈植建議加強進出口貿易商船的管理，改革海商稅收制度，制定了三個稅項，即水餉、陸餉、加增餉，規定：“水餉者以船廣狹為準，其餉出於船商；陸餉者以貨多寡計值徵輸，其餉出於鋪商。”在這裏，有船主之稅與商人之稅的區分。福建徵收船稅的條件：一是商船在官府有註冊領牌備案，二是得到官府兵船的保護免遭倭盜行劫。但是，此時的船稅徵收具有較大的彈性，為了鼓勵合法貿易，保障稅收，有官員甚至建議：“沿海泛泊船處所多設市舶司，有貨稅貨，無貨稅船。船出，地方給以票證。”這說明在福建，徵收船稅也不是統一、強制的，具有一定的彈性。而且，福建這一稅收規則僅適用於在福建註冊的商船，沒有史料顯示其適用於外商。湯開建認為，“將明隆慶年間福建海澄的徵稅制度挪用到澳門來的事例在很多學者的著作中都存在，文中大談萬曆三年（1575）澳門徵稅有水餉、陸餉及加增餉三種。查張燮《東西洋考》卷7《餉稅考》，此三餉是漳州海澄對外貿易的徵稅制度，而不是澳門。澳門從來沒有實行過甚麼水餉、陸餉及增加餉制度，這一點決不能任意混淆。”明朝各地關稅規則存在較大的差異，用《東西洋考》所載福建事例來說明澳門稅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誤導。第二，在早期西方史料中頻繁出現“船稅”、“泊費”等詞，如完成於1622年的一份葡語文獻稱：“大約在104年前，葡萄牙人開始與華人貿易，這於1518年左右起的47年，部分時間在上川，部分時間在其他港口，一直繳納常規的船稅。此後在浪白滘交易。1555年，被獲准前往參加廣州的交易會貿易和納稅。時至今日，已經67年。1557年，中國國王的執法官（Magistrados）前往澳門港口。65年來，（中國國王）給了他們（葡萄牙人）地方居住。從此，葡萄牙人每年兩次前往廣州繳納船稅和為印度與日本的貿易參加交易會，並向中國國王繳納本城每年的500両地租銀。”又如《耶穌會會士在亞洲》載：“從將此港及半島交給我們葡萄牙人的那時起，除了關稅或泊費外，還支付一定數量白銀的地租。”這裏的“船稅”、“泊費”，是指傳統的貨稅還是商船停泊稅，其中涵義並不明晰。同時，西方文獻在描述葡商繳稅時，常常有“以船之大小為率”收稅的說法，這就容易讓人以為廣東政府對葡商徵收的船稅即是停泊稅。考“以船之大小為率”規則的形成，如上述所言，隆慶五年，廣東政府改革外貿稅制，實施[明]張燮：《東西洋考》卷7《餉稅考》，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32頁。[明]章潢：《圖書編》卷50《御倭問答》，揚州：廣陵書社，2011年，第1799頁。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頁，注1。荷蘭殖民檔案館所藏《葡萄牙17世紀文獻》第40－41頁，引自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3頁。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引自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6頁。澳門《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觀》，范維信、楊平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24頁。

14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丈抽銀制，其基礎即是通過丈量商船大小，計算貨物重量與價值，然後估算應徵稅款。其後，隨着中葡貿易的發展，明末之朝政腐敗也漫延至海外貿易管理，香山縣與市舶司在徵稅過程中，衍生許多弊端。1631年9月1日，兩廣總督王業浩會同廣東巡按高欽舜上疏，控訴葡商進入廣州貿易帶來的危害，並指出地方官吏徵稅時的弊端：“今甲科縣官，往往避膻，不欲與身其間，而一以事權委之市舶，市舶相沿陋規，每船出入，以船之大小為率，有免盤常例，視所報正稅不啻倍蓗。其海道衙門使費稱是，而船中任其攜帶違禁貨物，累累不可算數。更有冒名餉船，私自出入游奕。”至使“額外隱漏，所得不貲，其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繼而三十六行領銀，提舉悉十而取一，蓋安坐而得，無簿書刑杖之勞。”梁嘉彬認為：“萬曆後，廣東有三十六行者出，主持外舶貿易，市舶提舉悉十取一，安坐而得，無簿書刑杖之勞。”又說：“三十六行，代市舶提舉至澳盤驗船隻及抽收稅餉，由是獨攬外國貿易之權。”由此可見，在萬曆年間，香山縣與市舶司在徵稅過程中，由於官場腐敗，並沒有嚴格按照法定的程序辦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縣官與市舶司官員不按程序親自前往丈抽；二是省略“盤驗”程序，形成了“免盤”陋規；三是計稅方式簡化，不再計算貨量與貨價，一律“以船之大小為率”徵稅；四是市舶司將徵銀之事委託給牙商，牙商僅以十分之一的稅率上繳。然而，“以船之大小為率”所徵之稅到底是船稅還是貨稅？文獻雖然沒有清楚說明，但考之史實可以證明，明朝所徵仍是貨稅。首先，在17世紀30年代，廣東政府在檢討外貿稅收弊端時，廣東督撫認為香山知縣與市舶司因贖職所形成的“免盤之陋規”必需糾正，為此向朝廷提出了嚴格規範香山知縣負責計稅與市舶司負責收稅的職能，規定“其歲額酒米船、香料船各若干，必香山縣官逐一親自抽盤，毋容吏書上下其手，一面單報督按司道存案，一面移單市司查對報稅。市司止許照貨登薄收稅解餉，不許更立幫餉，使用種種名目，以恣需索，延捱生事。如是，則革免盤之陋規，可溢數倍之餉額”。廣東政府強調革除“免盤之陋規”，即是要求加強對貨物的盤驗，不僅查察是否存在違禁品，同時也確保徵稅程序的完整，保障國家相關稅收，使稅收“可溢數倍之餉額”。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督撫明令禁止“更立幫餉”，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廣東實行單一貨稅，並沒有其他稅種。其次，據1646年曾經到過澳門的多明我會修士多明戈‧費爾南德斯‧納瓦雷特（Fr.DomingoFernándezNavarrete）在《中國王朝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論》中追述明朝澳門與內地的關係時說：“澳門一直向中國人繳納房屋和教堂租金，以及停泊船隻的費用。船隻到達澳門港口時，從廣州來的一位官員進行估價，按照他計算的貨物量和他認為合適的標準收稅。船離開時，他再來估價徵收一次。他們每年定一個新標準。”從這一材料來看，當時所徵收“停泊船隻的費用”，是根據貨物量來計算，明顯就是貨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頁。[明]周元暐：《涇林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4頁。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6頁。梁嘉彬：《明史佛郎機傳考證》，《國文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月刊》（廣州）1934年第2卷第3、4期合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頁。澳門《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觀》，范維信、楊平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60頁。

147明朝澳門關稅制度考辨從上述考察可知，儘管中西文獻有“船稅”、“泊費”之名，有“以船之大小為率”的說法，但明朝對居澳葡商所徵之稅仍是貨稅，並不存在現代意義的船稅或停泊費。五、明朝政府優惠葡商關稅辯訛澳門史論著在談及明朝政府對澳門管理時，多認為當時廣東政府對居澳葡商實行優惠關稅，其史源也都是引自葡萄牙學者徐薩斯（MontaltodeJesus）的《歷史上的澳門》：“譬如，一艘葡籍商船第一次被估為約200噸，將交付1,800両銀子作為噸稅，以後每次僅需交納此數目的三分之一。……同樣噸位的船隻若是懸掛其他任何一國的旗幟，要交付5,400両銀子的噸稅，而且以後每次要交付同樣數目的稅金。葡萄牙人在廣州購買的所有商品交納的稅金比其他國家商少三分之二。”據《歷史上的澳門》的注釋稱，這一史料來自1784年葡萄牙殖民大臣馬蒂尼奧‧德‧梅洛‧伊‧卡斯楚（MartinhodeMelloeCastro）的一份備忘錄。20世紀上半葉，張天澤在《中葡早期通商史》一書論述相關問題時，首次轉引了徐氏的觀點與史料。之後，許多澳門史學者在涉及此問題時，普遍採納了這一觀點與史料。筆者以為，徐氏引述卡斯楚的備忘錄來說明居澳葡人享有此類貿易優惠，其準確性值得懷疑。第一，從歷史場景來看，明朝中葉以後，中國的貿易格局逐漸從朝貢貿易體系向世界貿易體系轉變，這一轉變的契機是葡人入踞澳門，使澳門成為中國與世界貿易的連接點。但同時也不得不注意，在整個明朝，中國只向葡商開放貿易，換言之，葡商在明中後期基本上壟斷了中國的對外貿易。西班牙、荷蘭等國雖然數次欲突破中國的貿易防線，但始終無法如願。從這一角度來說，上述史料通過葡國商船與其他任何國家的商船進行比較，證明葡人所獲得的優惠待遇，是不成立的。第二，從明朝澳門的貿易運作與管理來看，當時葡萄牙王室擁有對遠東貿易的壟斷經營權。這種壟斷性經營權，最早由王室組織運作，後來逐漸演變為通過賞賜、招標的方式授予王室貴族、軍功人員或富商經營，每位獲得專營權的人自行組織船隊進行經營，也就是說，葡國每年來華貿易的船隻不一定相同。其次，明朝廣東政府對前來貿易的葡萄牙商船，主要負責丈抽貿易稅、檢查是否攜帶違禁貨品，並沒有對船隻的情況進行登記註冊，因此，不可能判斷船隻是否是首次前來貿易。有鑑於此，上述所謂“一艘葡籍商船第一次被估為約200噸，將交付1,800両銀子作為噸稅，以後每次僅需交納此數目的三分之一”是不成立的。綜合以上兩點，引用以上史料論證明朝葡人在澳門的貿易優惠，無疑是錯誤的。通過考究廣東政府對葡商貿易管理制度的演變，可以看出，以上史料反映了清朝政府對居澳葡商的優渥。首先，清朝收復台灣以後，對外貿易政策進行了大幅的調整，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宣佈開放江南之松江、浙江之寧波、福建之泉州、廣東之廣州為對外貿易港口。為加強對這些開放港口的管理，同年又分別設立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後因故關閉江海關、浙海關和閩海關，使廣東獨佔海上貿易之利。當時，清朝不僅對葡萄牙人開放，同時也對英、法、荷等西方國家開放。為了廣州的安全以及便於集中管理，廣東政府多次提出將所有海上貿易[葡]徐薩斯（MontaltodeJesus）：《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李保平譯，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39頁。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錢江譯，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第118頁。

14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集中於澳門進行，但遭居澳葡人拒絕，如1686年，澳門的理事官向粵海關監督宜爾格圖申訴：“澳門原設與西洋人居住，從無別類外國洋船入內混泊。”並派人到省城及宮廷進行賄賂，要求禁止外國商船入泊澳門。最終，清政府批准了他們的請求。1733年1月23日，在北京與南京四位葡籍天主教主教的影響下，議事會再次拒絕了兩廣總督提出在澳門集中貿易的建議。正是由於澳葡政府的不配合，廣東政府不得不向英、法、荷等國開放黃埔港，使廣州對外貿易形成新的格局，出現了兩個供外商停泊交易的港口──黃埔與澳門。英、法、荷等外國商船只要在澳門關部行台領取“紅牌”後，即可直駛黃埔港，在那裏接受粵海關查驗，繳納稅餉，投行交易。粵海關關於黃埔與澳門兩個港口所實行的稅收政策有較大的差異，這從清代中文文獻中也可以找到相應的史料。據清人張甄陶《制馭澳夷論》載：“凡關部之例，各番船俱由東莞虎門入口，即時赴關上稅，每番舶一隻，上稅二三萬金不等。惟澳夷之舶，則由十字門入口，收泊澳門，並不向關上稅。先將貨搬入澳，自行抽收，以充番官番兵俸餉，又有羨餘，則解回本國。至十三行商人赴澳承買，然後赴關上稅，是所科乃商人之稅，與澳夷無與，又則例甚輕，每舶不過收稅三四千金不等。”這條史料可以說明，在清朝時期澳門貿易額船相較於其他國家商船，在船鈔方面享有較大優惠。其次，清朝廣東政府對澳門貿易實施規範的管理，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實行“貿易額船制度”，限定澳門貿易商船為25艘，並實施了嚴格的牌照登記：“將現在船隻分地方官編列字型大小，刊刻印烙，各給驗票一張，將船戶、舵工、水手及商販夷人、該管頭目姓名，俱逐一填注票內，出口之時於沿海該管營汛驗明掛號，申報督撫存案。”該制度規定：額船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均應上呈報單與甘結備案。在額船的船鈔徵收方面，存在新舊船之分，舊船享有一定的特權與優惠。“查澳船定例，以丈尺之長短分等第，以船牌之有無分新舊，且有舊牌，仍須丈尺相符，方准以舊船論”。換言之，所謂舊船，指出口時持牌上報備案之船隻。雖持有牌照，但經補造、改造之船首次進口，仍以新船論，頂額之船隻亦以新船論。如“啷哎哆哂呀哩，原船既經趁洋遭風打碎，在哥斯達另行置船，載貨回澳，自應照新船輸鈔”。又如“其頂補第六號知古列地額缺小呂宋船一隻，並頂補第十四號馬諾哥斯達額缺小呂宋船一隻，均應按新船例輸鈔”。因為實施了貿易額船制度，才有可能判斷葡國商船是首次進口還是再次進口，並在稅收上加以區分，貿易額船的優惠待遇才不至於遭受濫用。由上可見，馬蒂尼奧‧德‧梅洛‧伊‧卡斯楚（MartinhodeMelloeCastro）在備忘錄中所反映的情況顯然是清朝事例，而不是發生在明朝。由於備忘錄原件已無法追尋，難以判定是卡斯楚記述錯誤，還是徐薩斯解讀錯誤。[責任編輯劉蘭英][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趙春晨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85頁。[葡]施白蒂（BeatrizBastodaSilva）：《澳門編年史》，小雨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120頁。[清]張甄陶︰《制馭澳夷論》，[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1冊，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年，第330－331頁。陳文源︰《清中期澳門貿易額船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2003年第4期。[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官守篇”，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73頁。劉芳輯：《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第386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212－213頁。劉芳輯：《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第379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208頁。劉芳輯：《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第398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219頁。

149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六）一、LiaArezFerreiradoAmaral,OSignifìcadodoGovernodeFerreiradoAmaralemMacau(1846-1849)（《亞馬留政府的意義》）,Lisboa:AgênciaGeraldasColónias,1944.著者LiaArezFerreiradoAmaral的中譯名為利亞‧阿雷斯‧費雷拉‧德‧亞馬留，是該書的主角──澳葡總督亞馬留（任期1846－1849）的後代。他利用其先人亞馬留家傳未刊私人書信和日記，結合葡萄牙殖民地歷史檔案（ArquivoHistóricoColonial）的未刊手稿文獻，較為詳細地還原亞馬留出任澳葡總督期間的施政經過及相關方面的影響。該書分兩篇，作為“帝國叢書”第105號和106號，由葡萄牙共和國殖民地部（RepúblicaPortuguesaMinistériodasColonias）下轄之殖民地總部發行及圖書館處（DiviçãodePublicações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六）曾金蓮作者簡介︰曾金蓮，廣東工業大學政法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廣州510090‧澳門學‧

15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eBibliotecaAgênciaGeraldasColónias）於1944年出版。該書是研究鴉片戰爭後澳葡總督亞馬留任期內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的較早的學術性著作，無論是原始檔案史料的豐富性，還是歷史細節的詳細度，後繼學者均難以超越。後世論著中有關亞馬留政府時期的檔案史料和歷史細節，也多借鑑該書，吳志良博士（《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和葉志良先生（《澳門歷史的轉折點︰亞馬勒政府》）在各自論著中均提及並引用該書。但總體而言，中國學者對該書的利用程度仍有待進一步提高。該書篇章以時間為順序，逐一梳理並詳細敘述亞馬留政府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主要包括澳葡政府如何建立對外國人及華人的稅收體制、如何驅逐清朝設在澳門的稅收官署、如何處理澳葡與英國的衝突、如何佔領氹仔島以及亞馬留總督被暗殺等。全書分為前言、第一篇、第二篇、附錄（93－101頁）、參考文獻（103－105頁）五大部分。第一篇包括“緒論”（13－33頁）、第一章“1846年澳門形勢及費雷拉‧亞馬留的任命”（35－46頁）、第二章“政府首要難題”（41－47頁）、第三章“對澳門外國人徵稅”（49－52頁）、第四章“華人快艇暴亂”（53－65頁）、第五章“殖民地領土劃界”（67－71頁）、第六章“費雷拉‧亞馬留和議事會”（73－83頁）、第七章“司法改革的必要性”（85－88頁）以及第八章“氹仔島”（89－93頁）。第二篇包括第九章“對華人徵稅”（7－14頁）、第十章“撤銷南灣稅館”（15－20頁）、第十一章“宗主國財政及政治危機不利於費雷拉‧亞馬留”（21－29頁）、第十二章“費雷拉‧亞馬留與清朝地方官”（31－38頁）、第十三章“撤銷關部行台”（39－49頁）、第十四章“英國船長Keppel的進攻”（51－68頁）以及第十五章“費雷拉‧亞馬留遭暗殺”（69－92頁）。該書參考文獻包括：已出版論著22種（出版時間在1829－1938年之間），雜誌1種即《大西洋國》（Ta-SSi-Yang-Kuo），殖民地歷史檔案館所藏手稿3箱，亞馬留總督1849年的公函若干份，報章4種即《九月革命》（RevoluçãodeSetembro）、《愛國者》（Patriota）、《香港郵報》（Hong-KongMail）和JournaldesDébats，亞馬留總督日記。其中1849年4月19日寄給部長若熱‧德‧奧利偉拉‧利馬（JorgedeOliveiraLima）的未刊公函全文錄入書末附綠中。二、AlfredoGomesDias,MacaueaIGuerradoÓpio（《澳門與第一次鴉片戰爭》）,Macau:IPOR(InstitutoPortuguêsdoOriente),1993.

151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六）該書由東方葡萄牙學會於1993年出版，全書共235頁，是鴉片戰爭時期（1839－1858）澳門歷史研究課題之一，被列為“東方記憶叢書”第二本。編著者AlfredoGomesDias，中文直譯為“阿爾弗雷多‧戈梅斯‧迪亞斯”，取中文名為“日諒”。關於日諒的學術經歷、活動及隨後出版的學術論著，趙利峰博士已在《澳門研究》2010年第4期（總第59期）刊出的《澳門學著作提要（二）》中作過介紹，現於此稍作補充︰日諒，葡萄牙人，1958年生於里斯本，現為里斯本理工學院教育高等學校（EscolaSuperiordeEducaçãodoInstitutoPolitécnicodeLisboa）副教授、地理研究中心研究員。1981年獲里斯本大學（UniversidadedeLisboa）歷史學學士學位，2002年獲人文與科技葡語大學（UniversidadeLusófonadeHumanidadeseTecnologias）文化、經濟和政治的葡語空間碩士學位，2012年獲里斯本大學人文地理博士學位。2013年至今，主要研究葡萄牙人海外移民史。2016年，先後在澳門和里斯本舉辦了與部分研究成果相關的展覽，即《上海葡裔難民在澳門（1937－1964）》。該書共分為九部份：一是“緒論”（9－11頁），二是第一篇“1839年”（11－33頁），三是第二篇“戰爭與中立”（34－81頁），四是“結語”（82－85頁），五是“註釋”（87－98頁），六是“附錄”（99－206頁），七是“大事記”（207－223頁），八是“參考文獻”（225－231頁），九是“目錄”（233－235頁）。第一至四部分約佔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主要論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葡萄牙的態度及相關政策等因素在澳門歷史轉折進程中的影響。後五部分之附錄的史料價值較高，共收入31份官方報告，報告人、時間和份數的詳情如下（表1）︰表1《附錄官方報告統計》報告人年份澳葡總督邊度議事公局按察使巴斯托斯18394（附錄一報告1－4）2（附錄一報告5－6）1（附錄一報告7）18403（附錄二報告4－6）2（附錄二報告2－3）1（附錄二報告1）184112（附錄二報告7－18）1（附錄二報告19）018425（附錄二報告20－24）00總計（份）2452這批報告均轉寫自葡萄牙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ArquivoHistóricoUltramarino）的手寫文件。手寫文件轉錄成印刷體過程中，在尊重古文法基礎上按正字法作出修正，除廣東、北京和南京城市名稱外，其他的中國城市專有名詞根據“漢語拼音方案”標注。報告主要由澳葡總督邊度（AdriãoAcáiodaSilveiraPinto，任期1837年2月－1843年10月）、議事公局和按察使（即“澳門法官”）若瑟‧瑪利亞‧羅德里格斯‧德‧巴斯托斯（JoséMariaRodriguesdeBastos）從澳門寫給葡萄牙里斯本的大西洋管理水師軍務兼管外洋屬地政務部尚書（MinistroeSecretariodeEstadodosNegóciosdaMarinhaeUltramar），內容涉及1839－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澳葡政府對形勢的觀察、態度和政策變化。這批報告隨後被收入作者與薩安東教授（AntónioVasconcelosdeSaldanha）合編的、由澳門基金會、葡中關係研究中心和澳門大學於1998年聯合出版的《葡中關係史資料匯編（專題部分）》（ColecçãodeFontesDocumentaisparaaHistóriadasRelaçõesentrePortugaleaChina）中。

15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三、AntonioMarquesPereira,AsAlfandegasChinesasdeMacau（《澳門的中國海關》）,Macau:TypographiadeJ.Silva,1870.著者AntonioMarquesPereira，中譯名為嗎記‧吡唎喇。他以一名記者的身份來到澳門，曾主持政府憲報的編輯出版工作，並隨基馬良士總督（IsidoroFranciscoGuimaraes，任期1851－1863年）參加中葡談判。後葡萄牙發佈1865年7月5日部令，把理事官署重組為華政衙門，將設在議事公會的理事官併入其中，並由葡萄牙政府根據澳葡總督提名任命。1865年12月31日，阿穆恩總督（JoséRodriguesCoelhodoAmaral，任期1863－1866年）發佈第15號政府訓令，嗎記‧吡唎喇被任命為首位華政衙門署理事官，1868年轉為理事官，任期至1869年。任期內，他大刀闊斧地改革華政衙門，尤其着力將該衙門法庭打造為審判華人糾紛訴訟案件的專門法庭。但其改革也招來了一片討伐之聲，香港葡文報章《民族之聲》（OEchodoPovoHongkong）於1869年初刊文猛烈抨擊其弊端，引發了一場持續一年多的論戰，最後導致嗎記‧吡唎喇被革除華政衙門理事官職務。《澳門的中國海關》的成書，源於1868年由新任澳督蘇沙（AntonioSergiodeSousa，任期1868－1872年）發起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換約事宜，當中的關鍵問題即是中國如何在澳門設官治理。作為華政衙門理事官的嗎記‧吡唎喇，身負葡中交往事務之責，便蒐集有利於葡方談判的、有關設在澳門之中國海關的各種史料，以葡方立場撰成此書，並交由澳門的J‧席爾瓦印刷局（TypographiadeJ.Silva）於1870年出版。儘管該書在開篇強調是為了澄清歷史事實而作，但書中處處流露出強烈的政治立場。因此，學界需同時結合中文相關史料互證利用。該書正文首先公佈海外諮詢委員會（JuntaConsultivadoUltramar）1870年2月24日的會議記錄，接着公佈10份葡方關於清朝在中國設立稅關的文件（5－19頁）。21－166頁重點論述“澳門的中國海關”，是為該書的主要內容。最後是索引和嗎記‧吡唎喇其他公開發表的論著。關於“澳門的中國海關”歷史沿革及現狀，嗎記‧吡唎喇首先簡單地回顧了清朝在澳門設立南灣稅館、關部行台及佐堂等官署的歷史沿革，同時結合葡萄牙澳門自治機構論述清朝南灣稅館和關部行台的歷史影響。接着，詳細論述了亞馬留總督強行撤銷清朝澳門南灣稅館和關部行台等官署的“英雄”事跡。進而，記述基馬良士、阿穆恩、柯打（JoséMariadaPonteeHorta，任期1866－1868年）和蘇沙幾位澳葡總督任內的治理歷史，包括他們與清朝官員的歷次談判，尤其是中葡雙方關於清朝恢復在澳門的海關等事項的談判。嗎記‧吡唎喇作為中葡談判的重要參與者，從親歷者角度為我們提供了鴉片戰爭後中葡關係變化的若干細節，特別是清朝政府之澳門海關衙署的興廢過程。[責任編輯陳超敏]

153預防、保護與打擊並重的反家暴立法[摘要]澳門特別行政區第2/2016號法律《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於2016年10月5日生效。這是一部綜合性的家暴防治立法，它建構了政府實體與私人機構專業性與跨部門協作的預防、保護與懲罰的反家暴機制。澳門加強刑事司法政策的努力將會使家庭施暴者受到刑事制裁，使其剝離原來的家庭生活空間，承擔暴力行為後果。這種針對個體權利的強制性剝奪，有利於從根本上阻止家庭暴力的發生。但同時在訴訟機制的設計上，又讓家暴實施者有更多的機會檢省自己的行為，在接受教育、輔導與強制之後得以矯正，重返家庭。[關鍵詞]家庭暴力預防與打擊保護澳門一、立法方向、立法標的與目的澳門社會十分關注家庭成員之間的暴力議題。早在1994年，澳門便通過《家庭政策綱要法》，規範了家庭成員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但對家庭暴力行為並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的暴力事件，主要根據澳門《刑法典》第2卷第1編“侵犯人身罪”中具體的罪名來追究不同類型家暴行為的刑事責任，如第137條“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第138條“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第146條“虐待未成年人、無能力之人或配偶又或使之過度勞累”、第148條“脅迫”，而親屬法律關係是某些罪行的要素或加重情節。對以上罪行而言，若暴力造成身體完整性嚴重傷害則屬公罪，即無論受害者是否追究，均必須刑事檢控；若暴力造成身體完整性的普通傷害則屬半公罪，即只有當受害者提出追究時，檢察院才會刑事檢控。若對屬未成年人家庭成員實施身體虐待亦屬公罪，對配偶的家庭成員施虐屬半公罪，由受害配偶決定是否追究。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以下簡稱“社工局”）在2008年成立有關的工作小組，與法務局合作開展有關家暴立法的草擬工作。2010年，特區政府在其《施政報告》中提及家暴立法：“開展打擊家庭暴力工作，預防家庭暴力發生，致力保護家庭中弱勢成員，尤其是兒童及婦女……”預防、保護與打擊並重的反家暴立法*陳暉作者簡介︰陳暉，暨南大學人文學院婦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法學博士。珠海519070*本文是廣東省婦女發展研究會項目“被性侵女童權利保障與救濟體系的構建研究”(項目編號FY14B04)及珠海市婦女聯合會委托項目“權利視野中的婦女兒童發展研究”(項目編號FL1501)的階段性成果。

15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2011年9月社工局推出了《打擊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草案文本。當時的立法方向是︰此屬一項刑事法律的修改，旨在將澳門《刑法典》第146條“虐待未成年人、無能力之人或配偶又或使之過度勞累”第2款所載的“虐偶情況”獨立出來為家庭暴力犯罪，並將有關情況由半公罪一律改為公罪，以便家暴發生後，檢察院能盡早介入及開展相關的程序，加強公共部門與私人實體的協作，以迅速採取保護受害人的措施等。這樣的修改主要考慮到在大部分的家暴發生後，受害人因顧慮而不敢或不願提出控訴，造成有關案件最終作歸檔處理，施暴者逃避刑事制裁。《打擊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草案文本於2011年9月15日至10月14日進行公眾諮詢，單列了十二項內容作為諮詢重點，特別就家暴犯罪的定性、防治措施、對家暴受害者的保護等內容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在諮詢期間，共舉辦了四場諮詢，社工局與民眾充分互動，收集了社會各界的意見及建議共342條。多數意見認為，澳門現有法律制度已有對涉及家庭暴力犯罪進行處理的機制，只要加強執行力度，足以打擊家庭暴力，對家暴事件的關注點不僅在於是否向施暴人作出刑事檢控，而在於立法能否確保受害人達到即時、適當及有效的保護。因此，特區政府決定修改之前的立法方向，將《打擊家庭暴力犯罪》改為《家庭暴力防治法》。2012年9月14日至10月4日，社工局邀請社會工作委員會、婦女事務委員會、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等參與兩場引介會，介紹重新擬訂的《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的構思及框架。2012年11月，特區政府表示，不再考慮將家暴行為公罪化作為立法重點方向，而是改為“加強保護和援助受害人”，並易名為《家庭暴力防治法》，2014年12月30日向立法會正式提交法案。為達到預防家暴和保護受害者的目的，法案包括了針對家暴行為受害者的保護和援助措施、針對施暴者的強制措施、針對家庭個案的登記及研究措施等。在最初的法案文本內葡文使用了“Correcção”（中文為“改正”）一字，而從中葡雙語的角度來看此法案標題“LeidePrevençãoeCorrecçãodaViolênciaDoméstica”，中文的“治”也不能對應葡文的“Prevenção”。為解決兩種語文之間的不協調以及立法意圖，在參考了澳門其他的法律標題之後，認為使用“打擊”一詞更適合，因而將法律名稱最終確定為《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以下簡稱新法案）。所謂立法標的，即所訂定法律必須明確及簡潔地指出法律所要規範的內容，它反映了立法的理念和取向。家庭具有“作為社會的基本要素，價值的傳送者及加深數代間互助關係的工具的功能”，家庭中的每個人理應獲得適當的照顧與關懷，對家暴的受害人進行救助，對施暴人的行為予以矯治和處罰，才能維護婚姻家庭的和睦安寧，為社會可持續發展奠定重要基礎。《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明確的立法標的是“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的法律制度，但在立法過程中，民間意見也表示希望在打擊家庭暴力的同時，要確保受害人能迅速地獲得保護和支援，並向加害人提供適當輔導。為此，需要建構一種由公共實體介入的公私協作機制，讓政府機關、民間社團能積極合作，形成預防、保護和打擊並重的反家暴網絡，社工局的立法關注點也集中於台灣適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於1998年5月28日通過，而中國內地的反家暴立法過程中，2003年中國法學會“反對針對婦女實施的家庭暴力對策研究與干預”項目提出反家暴專家建議稿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暴力防治法》。澳門法律標題中，使用“打擊”的法律不在少數，如《打擊販賣人口罪》、《打擊電腦犯罪法》等。第6/94/M號法律《家庭政策綱要法》第3條。

155預防、保護與打擊並重的反家暴立法此。《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對立法標的進行了修訂，在新法案的開篇，明確規定了三個核心內容：一是在家庭暴力情況下公共實體介入的綱要性規範，二是訂定家庭暴力的犯罪類型及相關處罰制度，三是訂定受害人保護及援助措施。為了使相關人員和實體在適用本法律制度時能確立行為準則及解釋性標準，新法案又規定了立法的目的及達成此目的所應採取的措施。受害人遭受施暴者對其人格尊嚴、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侵害，妨礙其實現基本人權，建立一套保護和支援受害者及處理家暴的協調機制才是家暴立法的目的（第2條），該目的體現了澳門社會核心價值及在澳門法律秩序之上的政策目標。顯然，新法案旨在將受害人置於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政策的核心，強調既重制裁、更重預防和保護的立法思路，要求尊重家庭每個成員的基本權利和尊嚴，家庭成員一律平等與不歧視，主張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家庭成員之間的衝突。從目的上看，這是一部保障生活在婚姻家庭等親密關係中的人們免遭暴力侵害、平等相處的綜合性法律。為此，新法案明確四種應對家庭暴力而採取的綜合性、跨範疇措施：預防性、保護性、懲罰性、修復性（第3條）。該措施的順序不僅體現了針對家暴個案所採取的四個基本程序，且也按照該四項措施作為自身邏輯體系進行了編序，分別是第三章“家庭暴力的預防”、第四章“保護及援助”、第五章“處罰制度”（下設三節，分別包括“刑事規定”、“刑事訴訟規定”及“修復性措施”）。從體例上說，新法案共有35條，內容全面涵蓋民事、刑事、家事及行政法等相關法域，體現了新法案對處理家暴案件的綜合性及跨範疇性，而修法方向的改變更體現了澳門居民對這一法律的期待，不是一味地注重打擊，而是以防治為核心並進行保障。二、對家庭暴力的行政安排、協作機制以及對受害人的保護與援助澳門的家庭暴力政策一直有兩個主軸，即行政保護和刑事保護。在行政保護方面，現行政策所包含的內容是預防家庭暴力及給予受害人社會支援。《家庭政策綱要法》明確“家庭應建基於所有成員間的團結、穩定、同等尊嚴以及互相尊重、合作、負責和互助，以全面達致其目的”。新法案以此作為反家暴行政安排的重要思路，且更加完善。（一）確定社會工作局作為家暴案件的責任實體家庭暴力的防治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多個機構之間的統籌與協調。新法案明確社工局在處理家庭暴力案件中的中央統籌職能，是負責協調家庭暴力預防工作、標識有關危險情況及執行對受害人的一般保護措施的公共實體（第5條）。新法案將社工局已有的行政權限、協助義務、告知義務、中央紀錄、個人資料的處理及職業保密共同規定在一個獨立的章節即第2章中。為優化社工局的職權，政府以第28/2015號行政法律，更新了社工局的體制框架，訂定了其組織和運作，明確其具有“採取措施以防止出現個人及家庭問題”的職責，其下轄的“家庭及社區服務廳”設“家庭服務處”，其職責之一是“向受家庭暴力影響人提供適當的保護及援助措施”、“發展及推動家事調解服務”。社工局在家暴防治機制中起着極為重要的作用，它必須在尊重個人隱私的基礎上，就家庭暴力個案所獲悉的相關危險情況建立中央紀錄並持續更新（第7條），以更第6/94/M號法律《家庭政策綱要法》第2條第1款。第28/2015號行政法規《社會工作局的組織及運作》。第28/2015號行政法規《社會工作局的組織及運作》第4、16條。

15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好地收集和研究家庭暴力現象、特徵及趨勢，識別家庭暴力的成因、行為模式及典型的社會和司法應對方式，以更好地開展適當的預防和打擊家庭暴力的活動。明確了行政責任實體，才有助於在它的統籌之下，統一組織、協調各相關部門以履行防治家庭暴力的職責，構成完整的防治家暴網絡，實現立法目的。（二）建立公共和私人實體的協作機制家庭暴力問題涉及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單靠某一類主體的某些措施難以解決，對家庭暴力的干預也應是一個多元的系統。處理家庭暴力個案需跨部門合作，新法案加強了這一概念。因此，設立一個跨部門的常規協作機制，採用多專業和跨界別的合作模式來處理家暴個案尤為重要。社工局處於該協作機制的核心，由社工局集中處理來自公共和私人實體的、關於家暴的資料，並協調相關應對工作，使實體之間能夠相互提供、交換、確認及使用相關個人資料；社工局為訂立家暴預防計劃，還需與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衛生局、教育暨青年局、勞工事務局及房屋局建立常規合作機制，以保障家暴受害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利益和福祉。從立法的效果上來看，這一規定進一步體現了澳門社會對家庭暴力的行為性質所達成的共識──家暴絕不只是具有親屬關係的當事人之間的私事，而是關乎人權和公眾利益，行政機構、社會團體都不能漠然視之。為了更好地推動各實體對反家暴的協作，新法案明確了其他公共或私人實體在不影響自身權利及正當利益的情況下的合作義務，以確保社會資源的有效整合。（三）制度化社團在反家暴中的角色澳門有悠久的社團歷史和文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社團社會，一些特定範疇的議題或工作通常由傳統社團來承擔。澳門婦女聯合總會（以下簡稱婦聯）於1950年5月21日成立，下屬有十多個婦女組織，一些傳統社團也有婦女工作機構或婦女委員會，特區政府經常向這些社團諮詢意見。婦聯重視家庭服務工作，其章程中明確以“促進和諧家庭建設”為宗旨，2005年還設立了勵苑庇護中心，為家暴受害人提供支援和輔導。2008年，婦聯曾向社工局提交“家庭暴力立法建議書”，倡議引入保護令和設置施虐者輔導服務來减低婦女受害的情況。新法案中確立了社團在反家庭暴力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社工局與相關部門可以邀請實際提供預防家暴或支援受害人服務的社團參與制訂反家暴的預防計劃（第10條第3款）。二是將社團所掌握的發生或具潛在可能性的家暴危機情況告知社工局（第13條第1款）。三是在被害人同意的情況下可以成為家暴案件刑事訴訟的輔助人，幫助被害人完成訴訟程序（第24條）。在澳門，輔助人的概念源自葡萄牙訴訟法，類似於“檢察院的合作者”，在介入訴訟程序時服從於檢察院。輔助人是基於與犯罪被害人身份的特別關係，或犯罪的性質，而取得刑事訴訟主體地位身份。一般而言，只有在維護集體利益的情況下，如保護環境或消費者權利，社團才可以申請成為輔助人。但是，家庭暴力的被害人本人在未申請輔助人的情況下，新法案規定，向家庭暴力的被害人提供直接支援的社團，經被害人同意，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申請成為輔助人，以加強對被害人的保護。四是參與社工局在法律生效三年內制定的、審視法律執行《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於2016年10月5日正式生效，同時，社工局聯同其他公共實體制定了《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程序指引》及通報機制，使多專業跨界別的團隊能有效處理家暴個案。ManueldeOliveiraLealHenriques︰《澳門刑事訴訟法教程》，盧映霞、梁鳳明譯，澳門：澳門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2011年，第88頁。

157預防、保護與打擊並重的反家暴立法情況的報告（第33條第2款）。（四）建立家庭暴力的預防機制預防是有效减少家庭暴力發生的重要手段，在立法委員會的小組會議上，甚至有委員認為，相比起追究家庭暴力行為的法律責任，家庭暴力的預防工作更為重要。因此，新法案設專章（第3章）以深化對有關家庭暴力的預防機制，明確要求制訂具有綜合性質的家庭暴力預防計劃，包括：識別家庭暴力現象的社會成因、選取優先介入的範疇及應採取的措施、界定各參與實體的權限。另一方面，為配合執行預防家暴計劃，社工局可自行舉辨或與其他機構合作，不斷推動反家庭暴力的宣傳教育及培訓工作（第11條），特別是在學校、社區及社會傳媒上宣傳有關受害人的權利、求助途徑的知識，以及施暴者的行為後果，讓社會進一步認識到家庭暴力行為的預防資訊，以提高全社會的反家暴意識。在培訓方面，主要針對警察實體等相關執法人員，或特定領域工作人員，如從事醫護、教育、社會服務、輔導、照顧兒童、長者和殘疾人士的人員，組織和開展應對家暴危險情況及處理家暴個案的培訓活動，提高他們對家庭暴力的識別以及處理能力。（五）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護與援助澳門加入了聯合國一系列保護人權體制的公約，也鄭重履行公約所規定的保護、尊重和遵守這些權利的義務，並將對家暴受害人的保護與援助確立為新法案的立法標的。為此，新法案將對施暴者的懲罰置於家暴的預防和對受害人的保護中，涵蓋民事、行政、刑事等不同方面，既有訴訟，也有非訴訟的手段，這些措施的設定首先是基於家庭暴力的特點和規律。因此，新法案中專設一章，二節六個條文，同時又在第5章利用刑事訴訟機制，以採取相應的緊急措施隔離施暴者，將受害人置於一個相對安全的空間，保障受害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心理精神康復。（1）及時、適當的公權干預與尊重受害人意願公權力介入家暴是進行秩序修復和重整的良好途徑，雖然其正當性和程度會受到來自隱私權領域的挑戰。但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普遍正義，加強對家庭暴力的強制性干預，才能有效减少家暴的發生率。為此，新法案明確社工局或其他公共實體必須迅速和及時地為家暴受害人提供保護和援助，並不需要他們對行為本身的刑事定性進行技術性評估。這一解決方案擴大了新法案的保護範圍。同時，考慮到公權力介入的正當性，新法案對危險情況予以規範，即暴力雖尚未發生但卻存在發生的實際危險時，尊重身處危險中人士的意願，同時遵循最小干預、適度和適當原則，防止公權力的介入對家庭及其成員隱私權、親密關係以及受保護的私人生活帶來負面影響（第13條）。公權干預能否為受害人提供最大利益，這是立法者在設定公權干預過程中需反覆權衡的內容。為保持家庭生活單位的隱蔽性，維護家庭的穩固性，新法案規定向受害人提供任何支援時需充分尊重其意願，而且需由受害人本人自願、清晰地表示同意，受害人亦可在任何時間表示廢止該援助。公共實體負責為該意願的形成提供清晰、必要的信息，並確保該過程不受第三方的干涉。如果受害人為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或禁治產人，則同意可由行使親權的人、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該受害人的實體作出。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第1/V/2016號報告書》，第70頁。

15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2）加強對受害人的行政保護及援助新法案規定了一系列由社工局及其他公共或私人實體在處理家暴案件中提供的一般性保護措施，以及對人身安全進行特別保護的警察措施。此舉可為受害人提供人身安全、經濟、醫療等方面的保障，同時也對施暴者採取禁制性措施，使其個體和生活被公權力所控制，隔離施暴者，避免家暴事件重演。首先，在保護及援助對象上，新法案將那些凡是受到家庭暴力影響而處於危險情況的人都納入到法案的保護範圍中，如與受害人同住的其他家庭成員（第15條）。這主要是考慮到他們與受害人同住，或有經濟上的依附與家庭關係，當家庭暴力發生時，他們極有可能受到暴力行為的威脅而間接受到傷害，因此，有必要擴大了受保護和援助的範圍。其次，在行政層面，家庭暴力發生之後，政府及相關部門會第一時間介入協助，為家暴受害人提供暫時棲身的安置場所，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受害人可獲得經濟上的援助，以便消除其在經濟上對施暴者的依賴。向受害人提供因家庭暴力造成的損傷之衛生及護理服務等措施，協助其就學或就業，進行個人及家庭輔導，或為其提供法律資訊及諮詢服務等，這一系列的保護和援助措施旨在保障受害人在遭受家暴之後可正常而安定地生活，並得以尋求必要的幫助，儘快擺脫家暴的困境。在人身安全保護方面，通過警察實體的介入得以確保。為此，新法案擴大了相關主動權，除了社工局外，受害人或處理危險情況的人也可要求採取該類安全保護措施，如護送到醫療機構，護送返回事發地點、住所或其他地點以便取回其物品，或護送到社會服務設施等（第17條）。再次，在司法層面，施暴者因實施涉及家庭暴力行為的犯罪而成為嫌犯後，法官可以對施暴者採取非現行犯情況下的拘留或者緊急強制措施，使施暴者隔離於受害人的生活空間。在澳門刑事訴訟法中，拘留是一種單純的保全措施，往往是羈押的先行方法。在拘留非現行犯的情況下，拘留需有法官令狀或透過檢察院的命令而為之，刑事警察當局在可以採用羈押措施、有證據顯示涉案人可能逃走，或在不可能及時取得司法當局命令的情況下，才可以對非現行犯予以拘留。但在新法案中，增加了一種情況，即當有證據顯示在取得拘留命令之前施暴者“如存在繼續進行犯罪活動的危險”，刑事警察當局可主動命令對施暴者作非現行犯情況下的拘留（第23條）。因為家庭暴力發生在雙方共同生活的空間，往往具有持續性、反覆性，隨着婚姻關係的存續與日常生活的日積月累，家暴侵害時常與施暴者的悔過行為交替發生、疊加進行，該例外情況的增加有利於進一步加強對受害人的即時保護。此外，新法案除了准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中的強制措施之外，還根據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性進行了補充規定，如果有強烈迹象顯示嫌犯曾實施家庭暴力罪，法官還可以單獨或一拼採取以下緊急強制措施（第25條）：命令嫌犯遷出住所；禁止其在指定範圍內逗留，尤其是被害人與其同住的家庭成員的住所、工作地點或就讀的教育機構的附近範圍；禁止與某些人為伍、收留或接待某些人；禁止持有能便利於再次實施家庭暴力罪的武器、物件或工具。顯然，這一立法借鑑的是民事保護令或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旨在保護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避免遭受加害人繼續施以暴力危害。三、家庭暴力懲罰性機制的構建打擊家庭暴力主要由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擔當，但刑事立法由於未對家庭暴力獨立成罪，而家

159預防、保護與打擊並重的反家暴立法暴行為的方式又日漸多樣化，因而對家庭暴力範圍有不同的觀點，因此立法的最初方向是修改刑事立法，以加強對家庭暴力行為的打擊。在訴訟機制方面，《刑事訴訟法典》未能考慮到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性與敏感性，其懲罰性顯得不足，在實踐中也遭遇批判。新法案在諮詢及修訂過程中，堅持加強對家庭暴力犯罪的懲罰，第5章專設“處罰制度”，分別從“刑事規定”（第1節）和“刑事訴訟規定”（第2節）兩方面加以完善。在刑事方面，以四個條文確立家庭暴力犯罪的概念及其處罰，通過刑法加之於施暴者的威懾力來體現刑法對家庭暴力所持的嚴肅態度，這是刑事法律保護人格尊嚴的體現。而在訴訟機制上，分別從適用範圍、非現行犯情況下的拘留、成為輔助人、強制措施、被害人的聲明、供未來備忘用的聲明以及訴訟程序的暫時中止等七個條文，進一步完善了因家庭暴力罪或與家庭暴力競合的情況而提起的刑事訴訟程序，彌補了普通法律訴訟程序之不足，為家庭暴力的處罰制度提供符合其罪行特點且足夠靈活的訴訟機制。（一）關於家庭暴力犯罪（1）家庭暴力是否獨立為罪在諮詢及立法過程中，對於“家庭暴力是否獨立為罪”的意見不一。反對者認為，配偶和與行為人現有或曾有類似配偶狀況共同生活的人的家暴問題可以通過現行刑法予以解决，家暴犯罪確立獨立罪名規制是不必要的，這不過是對現行《刑法典》相關規定的重複和具體罪名的歸納，會造成法律資源的浪費。在最初的草案稿中，也沒有將家庭暴力獨立成罪，而是根據不同的行為類型，提出不同的提起刑事訴訟程序制度。但是，同意者卻認為，家庭暴力不同於一般傷害身體罪行，家庭暴力更強調的是對平等、尊重、信任和保護等價值的侵犯，現行刑法的規定未能體現在家庭暴力的情況下所需要保護的法益，以特別法律設獨立的刑事罪狀並加重刑罰，能適當制裁侵犯法律所保護的法益，達到單行法能產生的譴責效果，也可以避免修改作為刑事制度根本法律的《刑法典》，保持了其穩定性、安定性和確切性。從立法技術上來說，在澳門，通過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條款對違法者追究刑事責任也符合澳門刑法的特點，這是對《刑法典》的一種補充，具有獨立性，可使刑事立法更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又盡可能保持《刑法典》的相對穩定性。但也有學者認為，罪名過於分散會不利於《刑法典》的統一性，使居民不知道在本地區而言，哪些行為是構成犯罪的行為。在反覆的討論與修改後，新法案最終確立了要對親屬關係或等同關係的範圍內，保護一個既複雜又多元化的法益──即身體的完整性、身心健康、性自由及作為人的尊嚴。為此，新法案明確將家庭暴力獨立成罪，並修改《刑法典》第146條，將第2款規定的對配偶或在類似狀況下共同生活之人施以的虐待予以廢止，同時也對第146條第3款、第4款進行調整。為確保單行刑法中訂定家庭暴力罪也不會妨礙《刑法典》規定的其他犯罪，新法案規定了一條犯罪競合的規定（第21條），即應受家庭暴力處罰的行為，如同時符合其他罪行，如侵犯身體完整性、威脅、鄒菲菲：《澳門家庭暴力防治無須確立獨立罪名》，趙秉志主編︰《當代刑法理論與實踐──第七屆中國大陸及港澳台地區刑事法論壇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54－159頁。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第1/V/2016號報告書》，第34頁。在澳門的《選舉法》中，專門有一章是關於選舉方面的罪行，對每一種罪行都規定了相應的刑罰，司法機關可以依該刑法條款來認定犯罪並適用刑罰。趙國强︰《澳門刑法總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第1/V/2016號報告書》，第50頁。

16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強姦、對未成年人之性侵犯的規定等，在犯罪競合的情況下，則適用較重的刑罰。將家庭暴力獨立成罪使本法案成為單行刑法，這種立法取向的改變，對新法案全部條文的系統編列都產生影響。（2）是否將家庭暴力犯罪改為“公罪”在《打擊家庭暴力犯罪》的諮詢文本中，考慮到家庭暴力受害人往往因恐懼、經濟依賴或寬恕行為人等原因而不敢或不願提出告訴，而導致暴力行為加劇，需要透過立法將無論輕重的家庭暴力行為一律改為以“公罪”論處。但是，社會對此立法方向分歧較大。反對者認為，如果將家庭暴力犯罪以“一刀切”的方式改為公罪，雖然幫助了“想告但不敢告”的受害者，但同時也違背了其他“可告但不想告”的受害者的意願，特別是在施暴者受到嚴懲之後有可能使家庭陷入經濟困境，會導致家庭關係無法修復而破裂，製造更多的單親家庭，而公罪化也可能導致對法律條文的過度濫用，現行滯後的司法制度不能承受過多的個案。澳門刑法的立法理念也着重維護家庭和諧，對於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的非嚴重罪行，在尊重被害人意願的前提下並不主張公權力介入。如《刑法典》第148條“脅迫”罪規定，一般人的犯罪行為屬公罪，但如果行為人及受害人之間存在家庭關係則屬半公罪，強調了對受害人意願的尊重。因此，草案的諮詢報告只是建議應按照家庭暴力事件的嚴重程度作出不同的處理，對配偶造成嚴重傷害者繼續屬公罪，造成普通傷害中較嚴重者由原來的“半公罪”改為“公罪”，造成普通傷害中較輕微者則繼續屬半公罪。這可避免公權力過度介入而對家庭的穩定性和家庭成員的隱私造成破壞，讓家暴受害人無後顧之憂且有足夠的空間地作出其認為最適合的决定，而刑法也只作最少和最後的干預。然而，2013年一群社工學生發起“支持家暴列公罪行動”，並成立“澳門家暴立法關注組”，以“家暴零容忍，反對半公罪”為目標，展開了網上聯署活動，得到很多網民的響應，關注組還聯合起多個團體組成“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共同爭取家暴公罪化。經過充分的考慮後，委員會和提案人最終認為只有公罪化，家庭暴力受保護的法益才能得到適當的保障。因此，特區政府於2014年12月呈交行政會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法律草案，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是規定“家暴行為”的定義及將其列作公罪，並修改《刑法典》中不協調的法律條文。雖然這一決定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家庭暴力現象，但是，讓公權介入家暴符合國際做法，體現社會對暴力行為的道德標準以及針對了普遍受家暴婦女基於各種憂慮而選擇啞忍的問題，是免除受家暴婦女的思想包袱及壓力的有效辦法。家暴公罪化不是要清官審理家庭事，而是讓社會知道，甚麼是社會不容許的行為，並藉公權公平處理暴力事件。（3）“家庭暴力”法律概念的明確早期諮詢報告中收集到的意見，傾向於在立法中就“家暴行為”作出嚴格定義，如何描述家庭暴力的客觀要素也是立法的重點問題之一。生活中充斥着各種各樣的暴力，受研究者視角和客觀情況的影響，對家暴行為類型的定義也略有差異，聯合國《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的宣言》中，將對婦女的暴力類型界定為三類︰“對身體的暴力，心理上的暴力以及性暴力。”在《打擊家庭暴力犯罪》文本中，家庭暴力行為定義為“家庭成員間故意作出的侵犯生命、傷害身體或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打擊家庭暴力犯罪〉法律草案公眾諮詢總結報告》，2012年，第11頁，http://www.ias.gov.mo/wp-content/themes/ias/tw/publicize/dfc_familaw/doc/dfc_familaw_reports.pdf。《家暴公罪化捍衛社會道德》，《澳門月刊》（澳門）2013年8月27日，http://www.macaumonthly.net/Article/Letter/201308/20130827153059_246812.html。

161預防、保護與打擊並重的反家暴立法康且後果非屬輕微、身體或精神虐待、性侵犯、侵犯人身自由的不法行為”，該定義列舉了一系列在刑法中有所規定的侵犯身體完整的不法行為，但將後果屬輕微的傷害身體和健康的不法行為排除在外。如此規定可能導致該類行為發生時不會啓動本法案規定的眾多保護機制，不能有效保護受害人，而且，社會不同界別的人士對其定義背後存在疑問及擔憂，特別是“後果非屬輕微”的表述會導致警察實體介入時難以判定，公開諮詢中也產生爭論。經過大量的工作之後，最終立法會堅持家暴不只是為私事，而是關乎人權和公眾利益，因此，新法案中堅持被害人性別中立原則，將家庭暴力定義為“在親屬關係或等同關係範圍內所實施的任何身體、精神或性的虐待”（第4條），並規定了“家庭暴力罪”（第18條），可見，新法案對聯合國《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的宣言》在立法上有所借鑑。新法案中的家庭暴力概念也體現了澳門法制的一些特點：一方面，新法案把家庭暴力與“虐待”對應起來。雖然虐待的概念也包涵侵犯的意思，但虐待可包涵程度較輕的侵犯行為，此類行為的不法性在於其時間上的高重複性，從法律效力上，有些行為可能不算侵犯，但是可被視為家庭暴力性質對待。使用“虐待”這一概念，可以避免描述該現象的行為模式，也避免最初文本中頻繁使用的“侵犯”行為的概念。“虐待”的特點是使用各種方式的暴力損害人身的完整性和尊嚴，這一表述也具有一定的刑事法律意義，在《刑法典》第146條規定的虐待配偶罪，就採用了“虐待”一詞。在家庭暴力定義中使用“虐待”的概念，既避免了對預防和支援行動造成的限制，也避免了行政機關和警察實體根據現行法律執行一般預防措施或警察保護措施時，需加倍努力查核是否符合罪狀要素。另一方面，家庭暴力的侵害客體擴大到受害人的身體、精神、性等方面的人身權利。在行為的程度上，家庭關係的存在使得暴力行為反覆出現，孤立來看，某一行為雖達不到犯罪程度，但行為彼此之間卻可以增加其影響效果。為加強刑事法律在懲治和預防家庭暴力的作用，損害後果應該剝離於家庭暴力構成要件之外。因此，新文本在“家庭暴力”與“家庭暴力罪”之間建立了一個術語上的對應。（4）兒童受虐及疏忽照顧兒童是否應納入家暴範疇在《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的諮詢文本，最受關注的內容之一包括“兒童受虐及疏忽照顧兒童”是否應納入家暴行為的範疇之內？當時共有13條意見。同意者認為，疏忽照顧未成年或行為無能力的家庭成員也是一種對家庭成員的危害，等同於家庭暴力，因為該不作為的狀態很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但是法律草案並未直接將“疏忽照顧行為”列為家庭暴力犯罪，也未就“疏忽照顧行為”方面作特別處理，因為該行為最終導致未成年或無行為能力家庭成員“身體或健康”的受損，已包括在現行的刑事法律制度的適用範圍之內，可以適用刑法的規定。此外，澳門第65/99/M號法令所規定的《核准未成年人司法管轄範圍內之教育制度及社會保護制度，並廢止海外未成年人司法援助通則》第2分編第1章第67條已明確對“受虐待、被遺棄、無依靠或其他情況，而任一情況均足以使其安全、健康、品德培養或教育受到危害”時安排了適當的保護。這一立法借鑑了台灣的做法，台灣對疏忽照顧未成年人的行為的規範並未在台灣的《防治家庭暴力法》中明確，而體現在台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第1/V/2016號報告書》，第41－42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打擊家庭暴力犯罪〉法律草案公眾諮詢總結報告》“家庭暴力犯罪行為”，2012年，第15頁。

16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二）家庭暴力之主體範圍（1）“家庭成員”與“親屬關係”家庭概念的界定是適用法律需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國際人權文書等均建議各國在立法時對家暴中各種關係的定義上，應盡可能要做到較為寬泛的界定。在最初的草案文本中，《家庭暴力防治法》使用的是“家庭成員”的概念，內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和台灣地區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均使用“家庭成員”概念。但是，澳門《民法典》第四卷“親屬法”使用的是親屬關係範疇，為防止實踐中對“家庭成員”不必要的推定，新法案使用了與《民法典》相一致的規定，以“親屬關係”、“等同關係”的概念代替“家庭成員”和“類似家庭成員”的定義。親屬關係是指基於婚姻、血親、姻親以及收養而建立的親屬法律關係，以此來保持法制之間的協調性。對家庭暴力概念而言，直系血親或姻親未作任何親等限制，也不要求同住，而旁系血親或姻親則要求“處於共同生活下的四親等內”。“等同關係”則是指雖然不具有法律上的親屬關係的事實，但具有一定的類似於親屬關係的社會關係，也需要受到保護，包括︰（1）在類似配偶狀況下共同生活的人的關係；（2）前配偶之間的關係；（3）有共同的第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的人之間的關係；（4）監護或保佐關係；（5）在同居狀況下照顧或保護未成年人、無能力的人或因年齡、懷孕、疾病、身體或精神缺陷而特別脆弱的人。（2）同性者關係能否納入法案的範圍內在《打擊家庭暴力犯罪》法律草案公眾諮詢文本中，在家人關係範疇的相關議題中，最受關注的內容是“同性同居人是否應列入家人的定義中”。《〈打擊家庭暴力犯罪〉公眾諮詢報告》中曾經考慮本地及外地的社會狀況，而將“同性同居人”視為“家人”，這主要是基於平等原則，認為法律對法益的保護應與受害人的性傾向無關，同性關係人士也包括在法案的適用範圍之內，因而在諮詢期間並未獲得社會各界的共識。在2012年度公佈的諮詢總結報告中，將“同性同居”從“家人”範圍中剔除。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於2015年1月12日提交建議書，提出“基於法律平等及人權保障，支持將同性伴伴侶關係納入家暴法的保障，將同性伴侶關係／同居關係納入家庭成員的定義中”。澳門同志權益關注組織“澳門彩虹”也就同一問題向立法會行使請願權，請求恢復將同性關係納入保障範圍。為此，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針對兩份請願作出分析，認為基於澳門整體法制的考慮，現階段並不具備條件將同性伴侶關係納入保障範圍。因為在澳門法律制度中，結婚的概念是“男女雙方”，“同性同居”未有任何法律上的規定，且將同性伴侶關係視為夫妻關係或類似配偶關係在社會上並未形成共識。考慮到家暴法會對現行的《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作出修改，如果將“同性同居”關係納入家庭成員定義中，會造成法律制度的不協調。況且，受暴力對待的同性伴侶完全可通過一般的刑事訴訟程序，追究其相關的暴力罪行，並受到澳門法律的保護，因此，法律草案文本最後將“同性同居人”在家人範圍中剔除。將同性同居關係納入反家暴範疇確實觸及傳統文化、倫理、宗教和價值等複雜問題。這一點，我國香港地區的立法理念和技術都走在時代的最前端，將同性同居者及前同性同居者納入到《澳門民法典》第1461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打擊家庭暴力犯罪〉法律草案公眾諮詢總結報告》，第14頁，http://www.ias.gov.mo/wp-content/themes/ias/tw/publicize/dfc_familaw/doc/dfc_familaw_reports.pdf。澳門家暴法立法關注聯席：《〈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建議書》，2015年1月12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第1/V/2016號報告書》。

163預防、保護與打擊並重的反家暴立法反家庭暴力法的保護範圍，還於2010年將《家庭暴力條例》更名為《家庭及同居者關係暴力條例》，以最大限度地擴大受保護對象，雖然公眾對同性同居者確實缺乏倫理認知，但自由屬人權範疇，任何人都應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權拒絕來自傳統或家庭對其施加的原有固定的生活模式。因此，在立法中迴避同性同居的家暴問題，不僅導致實踐中執法的困境，還會對新法案帶來更多有關歧視或保護不力的批判。（三）設定家庭暴力犯罪有特色的附加刑在親密關係之下，受害人尋求司法介入的目的，往往可能只是希望制止其施暴行為，並不希望讓其受到法律的嚴懲，否則，這將給受害者帶來更多的現實生活問題。對於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因此，在家庭暴力罪的處罰方面，新法案基本維持了《刑法典》的規定，對於普通家庭暴力罪處以一至五年的刑罰；對加重的家庭暴力罪，為顯示出行為人的特別可譴責性或惡性的情節下實施的虐待則規定加重處罰。如被害人為未滿14歲的未成年人、無能力的人或因年齡、懷孕、疾病、身體或精神缺陷而特別脆弱的人，或傷害是在未14歲的未成年人面前進行等，則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等弱者的特別保護以及社會對家暴的“零容忍”。在附加刑的設定方面體現了新法案的特色。從澳門刑法附加刑的立法體系來看，有關條文一是在《刑法典》總則中規定，再是在其他相關法律中作出規定，又稱為資格刑，主要可以分為三類：（1）與執行公共職務有關的資格刑；（2）與職業和業務有關的資格刑；（3）與其他權利有關的資格刑（包括親權在內的民事權利）。針對家庭暴力犯罪，新法案也規定了附加刑刑種，並賦予法院可視案件的不同而決定單獨或一併科處的權利，為期五個月至五年。違反附加刑的行為都將構成刑事違法，可被判處最高兩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附加刑包括五項禁止令和一項強制命令：禁止行使親權、監護權和保佐權（第20條）；禁止接觸、騷擾或跟踪被害人；禁止在指定範圍內逗留，尤其是被害人或與其同住的家庭成員的住所、工作地點或就讀的教育機構的附近範圍；禁止持有能便利於再次實施家庭暴力犯罪的武器、物件或工具；禁止從事特定職業；強制命令參加家庭暴力特別預防計劃或接受心理輔導（第19條）。禁止令吸收了部分民事保護令中的內容，加強了對施暴者的懲罰效果，單處或與徒刑併處，既強化了對施暴者行為的控制，更突顯了對受害人的持續保護。對施暴者的強制輔導與治療的制度表現為強制命令，因為只有當施暴者改變施暴習慣，家庭暴力才能治本，新法案通過附加刑的方式強制性對施暴者進行積極輔導和治療，作為與被害人救濟並行的程序，再次體現了保護與打擊並重的立法思路。四、對家庭暴力的恢復性措施方案對家庭暴力的恢復性措施體現在兩個方面，除了上文所述的對施暴者處以強制命令，要求其參加強制輔導和治療制度的附加刑之外，在訴訟機制上，立法通過暫時中止訴訟程序，提出了令[意]貝卡里亞（CesareBeccaria）：《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59頁。趙國强︰《澳門刑法總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52－155頁。

16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施暴者與受害人之間的調解方案。訴訟程序的暫時中止是澳門刑事訴訟很有特色的一種制度，它僅適用於某些特定案件，是由檢察院批示偵查終結時採用，並要求遵守強制命令及行為規則的一種處理方式。中止訴訟程序最長時間為兩年，在中止期內，如果嫌犯遵守強制命令及行為規則，則期滿後，檢察院將有關卷宗歸檔，且不得重開訴訟程序。否則，訴訟程序將繼續進行。新法案檢討了刑事訴訟法中訴訟程序暫時中止對家暴案件處理的不足，提出了另一個更適合家庭暴力罪的訴訟程序暫時中止機制（第28條）。包括：其一，為了讓更多的家庭暴力案件可以適用訴訟程序暫時中止，新法案將訴訟程序暫時中止要求所適用的三年徒刑增加到不超逾五年，從而將該機制從輕微罪行延伸到中等罪行的範圍，其理由在於家庭暴力發生在特定親屬關係的成員之間，受害人更可能原諒施暴者，更希望給予其反省或改正的機會。其次，新法案除了堅持訴訟法所規定的檢察院可提出程序中止的建議之外，施暴者、被害人或輔助人也可以向檢察院提出聲請而向預審法官建議，這一規定也充分體現了家暴案件中施暴者與受害人之間的關係，是尊重受害人的處分意願的體現。再次，訴訟程序暫時中止，在適用的強制命令類型方面，新法案規定了家庭暴力特別預防計劃或接受心理輔導，由社工局、刑事警察機關或其他實體負責。訴訟程序暫時中止給家暴嫌犯一個過改自新的機會，在此期間，預審法官還可以主持一個由嫌犯、被害人及檢察院都出席的調解會議，通過該會議讓施暴者認識其行為的不正確性，以杜絕家庭暴力的再次發生。調解會議終結後，檢察院可以向預審法官作出以下建議，如果認為已經達到訴訟程序暫時中止及調解會議的目的，且刑法已無需再對該個案進行介入，可將有關卷宗歸檔，預審法官也可以調整已實施的強制命令及行為規則，使措施跟進嫌犯的行為變化，體現了新法案教育、矯治與懲罰相結合的原則。當然，如果在中止期間，施暴者因故意實施其他侵犯身體完整性罪、侵犯人身自由罪、侵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罪而被處以超逾三年的徒刑，即使被害人並非原家庭暴力訴訟的被害人，都視為是施暴者浪費了給予的反省和改正的機會，則訴訟程序也會繼續進行。新法案中訴訟機制的規定體現了澳門立法細緻的一面，立法者在作出任何一個法律規定，賦予當事人特別權利時，都會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上，充分考慮當事人的需求以及家暴案件中施暴者與受害人之間的特殊關係，將對受害人的保護以及對施暴者的教育貫穿於訴訟程序中，保障法律規定的可操作性以及權利保障的可行性。[責任編輯陳超敏]

165從集中式到分散式集群架構：澳門電子政務系統的構建[摘要]澳門特區政府分別在2005和2007年提出了兩份有關電子政務發展的綱要，而在2015年推出的五年發展綱要中，更提出了“由上至下，由內至外”的集中式架構發展方式。根據電子政務的基礎──互聯網的發展歷史和方式、本澳電子政務發展的實際情況，以及其他國家地區發展電子政務的經驗，從集中式架構走向分散式集群架構，可以達致擴大電子政務覆蓋面，有效降低行政運作成本及提高運作效率的目標。[關鍵詞]澳門電子政務集群架構互聯網外網一、澳門電子政務的現狀和發展從1990年代起，澳門特區政府開始發展電子政務，研究其系統的構建方法和完善公共行政改革，如在1999年成立澳門電貿股份有限公司（現為特區政府全資機構），2000年電子出口准照正式投入服務，2003年全面推出電子工序外移申報單服務（即EDI項目）。特區政府先後提出數個發展綱領，如在2005年正式推出《澳門特區政府電子政務發展綱領2005－2009》，立法會也通過了《電子文件及電子簽名》法案，承認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2007年6月，推出《2007－2009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確立了電子政務的發展方向；同年，特區政府行政法務司還頒佈了批示，要求所有公共部門開始收發電子公文。在具體實施領域，2004年啟動《E-Macao》，這是由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UNU-IIST）主力承擔的一個兩年工程項目，之後又開展了為期三年的《E-Macao》第二階段規劃，合共十多個項目，除了UNU-IIST外，參與單位還包括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電腦與系統工程研究所等。從集中式到分散式集群架構：澳門電子政務系統的構建張毅作者簡介︰張毅，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行學校電腦學教授、電子工程博士。澳門電貿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tedmev.com/chinese/about.php。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04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立法會一般性通過〈電子檔及電子簽名〉法案》，《澳門日報》（澳門）2012年3月20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08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區公報》2004年12月13日第50期。

16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雖然，特區政府在十多年的電子政務發展中提出了多個方案，但本澳電子政務發展及應用仍然與社會實際需求有不少差距。2015年，陳明金、關翠杏、崔世平等議員都批評電子政務成效不彰，不少政府部門仍停留在讓居民下載表格填寫的階段，與社會期望相差甚遠。總體而言，僅達到電子政務五個階段中的第二至三階段，而鄰近地區如香港早已開通“政府一站通”，提供過百項電子公共服務（即至少已達到電子政務的第三階段），廣東省亦設有全省統一的網上辦事大廳，涵蓋“政務公開、政民互動、網上辦事、投資審批、效能監察”五大功能（即達到電子政務第三至四階段）。而在90年代初電子政務的第一階段，和2000年之後電子政務的第二階段時，三地的電子政務起步點是差不多的，這也說明本澳之前電子政務發展的規劃與落實之間，存在一定差距。對此，特區政府表示，有必要檢視電子政務規劃及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緊貼世界發展步伐，擴大電子政務覆蓋面，以有效發揮降低行政運作成本及提高運作效率的作用，真正實現公共服務質素和施政透明度的提升。行政公職局於2014年表示，將制訂《2015年－2019年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政務整體規劃》，為澳門未來五年電子政務發展提供導向性依據。其中，主要提出了“由上至下，由內至外”的集中式電子政務架構發展方式，如統一特區政府入口網站建設等。就電子政務發展而言，集中式架構是指整個政府各個不同部門採用統一的電子文件格式、存儲、中央數據庫、傳送安全標準以及支付平台等，主要用於“政務內網”的建設。與之相反，分散式集群架構是指在發展電子政務中，不規定統一的電子格式，根據需要而採用不同的安全標準、電子表格，主要用於“政務外網”建設，而實際上，議員、本澳市民和訪澳旅客對“政務外網”建設更為迫切。互聯網是電子政務發展的基礎。筆者參考互聯網的歷史、發展方式，及其他國家地區發展電子政務的經驗，分析本澳電子政務發展的實際情況，在政府面對市民的部分（政務外網），提出從集中式到分散式集群電子政務架構的發展方向，在某些特定領域，集中式、分散式集群架構應並行發展，以減少市民的數字鴻溝。同時，也簡要分析兩種方法在本澳電子政務規劃中應用時的利弊。二、集中式電子政務的問題電子政務的發展方向與一般形式的政務發展方式存有區別。傳統上，一般的政府政務依靠的是人力資源，需要公務員去完成，因此應優先考慮公務員管理制度的建設與規劃；而電子政務是基於電腦、互聯網及其他新的科學技術，依靠人力完成編程（可以是政府人員，也可以不是），《立法會通過電子認證法》，《澳門日報》（澳門）2005年5月26日。《官民互動電子政務十年未普及》，《澳門時報》（澳門）2014年3月13日；《行政法務範疇施政方針答問撮要》，《澳門時報》（澳門）2015年3月24日。五個階段分別是︰資訊發佈、單向溝通、雙向互動、完全服務型政府、智能化服務。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http://www.gov.hk。廣東省網上辦事大廳網站，http://www.gdbs.gov.cn。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04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167從集中式到分散式集群架構：澳門電子政務系統的構建完成後主要依靠互聯網等完成整項工作，因此除了人的因素之外，還要考慮電腦、互聯網及其他新的科學技術的發展規律。對電腦硬件技術而言，英特爾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GordonMoore）在50年前提出的摩爾定律︰即積體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約每隔24個月便會增加一倍；18個月會將晶片的效能提高一倍，摩爾定律準確預測電腦硬件技術的發展，即更新週期是大的5－7年。但電腦、互聯網軟件的發展，卻很難準確預測未來的發展模式，因此筆者將重點探討電子政務發展中軟件的總體規劃問題。對本澳的電子政務規劃，可以透過下圖對集中式和分散式集群架構電子政務的兩種不同發展方向進行簡單比較（圖1、2）：圖1集中式集群架構電子政務發展圖2分散式集群架構電子政務發展集中式集群架構（圖1）：A（如本澳政府的司級部門）、B和D（如本澳政府的局級部門）、C（如本澳政府的廳級部門）三個不同屬次部門的電子政務發展。由上層部門A制定B的架構，中層部門B規定C的架構，而部門C基本無決策權，以此類推。在這個類似政府組織架構的圖表中，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有着統一的電子表格、通訊方式、安全標準、電子平台、軟硬件等等。其中，如中層B和中層D聯繫，要經上層部門A，它們之間不直接聯繫。分散式集群架構（圖2）：同為本澳政府A、B、C三個部門，可各自獨立發展其電子政務，A和B可以直接聯繫，也可以通過另一種方式，通過D部門取得聯繫。上層A和下層C的關係，可以通過不同的渠道達到，例如經B或D，他們的通信協議、軟硬件都可以是不一樣的。此圖類似互聯網發展過程，整個網絡無統一規劃的發展，由較鬆散的集群架構組成。例如，B、C、D同屬一個群組，B、D又同屬另一個群組。每個群組均有相同內容的數據庫，以及近似的電子政務發展方向和方法。集中式架構的電子政務發展規劃，其優點非常明顯，它可以有效地調動中央的權力和資源來發展統一的平台和系統，可以做到統一的表格，安全性可以達到較高級別。這個平台可能在規劃時是非常先進，在建設“政務內網”時是必需的。但是，在資訊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這種發展模式的缺點也顯而易見，由於各個部門的情況（政務外網）不盡相同，對電子化的需求、網絡要求安全度、資訊部門的人員架構、部門財政預算等也不盡相同，故也缺乏動力去推動部門的電

16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子政務發展。例如，市民在接受某項政府服務後需收到一封確認通知書，此通知書除可用口頭、書面方式外，電話、短信、電子郵件，甚至微信、WhatsApp、QQ、Facebook等都可達到相同的目的。各個部門應根據自己的需要，採取較為適合的方式，沒有必要統一。任何一種電子服務都可以達到服務市民的目的，如A部門統一規定了一些具體的方法，然後由B、C、D部門去執行，反而減慢電子化的發展，因為B、C、D部門之間的要求區別較大，很難統一規定。再例如，特區政府曾考慮在不同部門進行數據傳送時，規定採用統一的-XML文件格式，然而問題卻在於怎麼指導他們把東西轉換成XML文件，又如何把XML文件轉換成門戶網站需要的數據。對於上層少數部門來說，這是可以做到的，但對於大量下級部門，便需要大量的財力及人員培訓才能做到。既然各個部門採用不同格式如PDF、ODT或DOC已成事實，特區政府最後也沒有統一規定文件格式了。也就是說，在文件格式要求上，是分散式集群架構發展而不是集中式的。由於電子政務的發展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有着直接的關係，電子政務發展的過程也應與互聯網發展的過程相一致。三、澳門電子政務系統的構建互聯網發展至今約有50多年歷史。1961年，LeonardKleinrock教授發表了第一篇有關封包交換（PS）的論文“InformationFlowinLargeCommunicationNets”，實際上講述的是一個分散傳送數據的問題，而不是集中式傳送數據（電報、電話系統等），這就是互聯網發展的理論基礎。他的突出貢獻是將原來統一的數據傳送電子系統，變成可獨立建成的、一個又一個的網絡系統。一年後，J.C.R.Licklider教授發表了另外一篇重要的論文“On-LineManComputerCommunication”，其中包含了分佈式社交行為的全球網絡概念。此後，蘭德公司的PaulBaran發表“OnDistributedCommunicationsNetworks”，也解釋了交換網絡的概念。闡述了電子網絡發展應該是一個分散式集群架構，而不是一個集中式的架構。從互聯網的封包形式到整個電腦網絡的發展，基本上都是分散形式進行的。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機構、主控器、服務器或超級電腦控制着互聯網運行及發展，因為這種方法在理論與實際上都和互聯網的本質相違背。互聯網上重要的通信協議如Email、FTP、TELNET、WWW等等，網絡社區如QQ、Facebook、Twitter等等，手機移動端如WeChat、WhatsApp等等，都不是政府主導規劃發展起來的，卻同樣可以達到服務市民的目的。同樣，互聯網在廣泛應用的十多年發展中，從WEB1.0、WEB2.0到今天的WEB3.0，其架構並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任何兩點之間的基本通訊協議（即TCP/IP）並沒有更改。但軟件方面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同的政府、公司、機構和個人產生了不同格式。而政府主導的軟件產品，未必會取得成功，如中國政府主導的互聯網搜索引擎建設和鐵路系統的購票系統，都證實了是失敗的嘗試。許多政府電子政務規劃預測也不是很準確，和當初的設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別。從理論來說，未來的電腦網絡發展是無法預測的。LeonardKleinrock,“InformationFlowinLargeCommunicationNets,”RLEQuarterlyProgressReport,CambridgeMass.,MITPress,1961.J.C.R.Licklider,WeldenE.Clark,“On-LineMan-ComputerCommunication,”AFIPS,1962.PaulBaran,“OnDistributedCommunicationsNetworks,”California:TheRandCorporation,1962.

169從集中式到分散式集群架構：澳門電子政務系統的構建在《2015年－2019年澳門特區電子政務整體規劃》中，採取“由上而下，由內向外”的方式全面推進電子政務的發展，包括建設公共服務管理、諮詢服務管理、資訊公開服務平台等。觀察“由上而下”的電子政務發展方法（圖3），其中，A為特區政府（即角色為“上”），B、E、G代表政府中的司級部門，C、F、H是局級部門，最下層部門（廳、處等，即角色為“下”）用D、I表示。目前，澳門的電子政務發展實際上是由一個廳級部門（行政公職局電子政務廳，角色類似I）和兩個局級部門（電信管理局、郵政局，角色類似C、F）來推動的，通過圖3可以看出，由下級部門推動上級部門（如不同的司級部門等）的電子化進程都會存在一定困難。這三個部門既不可能熟悉本澳特區政府幾十個局級、上百個廳級部門的實際操作，也沒有實質的權力可幫助不同司級、局級甚至廳處部門解決實際的問題，因此會遇到上文所述的集中式發展電子政務的困境。而電子政務實際上應以服務整個社會、讓本澳市民受益、提供更高的效率為目標。而“由內向外”電子政務的發展（圖4），其中，A為特區政府（即“內”），B、E、G代表政府的司級部門，C、F、H是局級部門，最下層部門（廳、處部門）用D、I表示。部門A、B、C、D、E、F、G、H、I之間的互聯網關係，即為“政務內網”。部門D、F、I面對廣大市民、公務員和其他機構，即為“政務外網”，而其電子化的迫切程度大於代表中央的部門（A、B、E、G等“政務內網”）。這裏也明確地顯示了問題的存在，即︰若涉及跨司的整體規劃，某司長有否權限令其他領域的部門全力配合，而其他司長領域的部門又怎樣參與制訂規劃？圖3“由上而下”電子政務發展方式圖4“由內向外”電子政務發展方式澳門發展電子政務存在有利條件和一些制約因素，按互聯網的發展規律，如要在短期內將電子政務第二階段提升到第三、四階段，主要是面對市民部分的“政務內網”，優先發展分散式集群架構較為有利，具體建議如下︰（一）傳統文件處理與電子系統（集中式和分散式集群架構）︰二套系統並行發展電子政務和一般政府政務相比，有成本低、準確性高、出錯率低的特點。舉例來說，政府要採用掛號信等書面形式向巿民作出通知，如重複郵寄便會浪費很多行政和人員成本，但如採用短訊、電子郵件或網站等電子政務形式，重複進行也不會增加成本，且準確性非常高。然而，在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14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17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中式或分散式集群架構政府電子政務系統還未完全建立之前，傳統文件處理和電子系統應該並行使用，這可讓市民慢慢適應電子化過程，同時也可減少和改正電子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在接收電子文件的情況下，可一手接收傳統的紙張文件，同時使用電子的文件和表格等，即兩套系統並行發展。例如，身份證明局近年持續優化其公共服務，先後推出自助辦理刑事紀錄證明書、居民身份證續期和特區護照申請等服務，並把領證流程電子化，但同時又推出網上領取即日籌服務，二套系統並行發展，廣受民眾好評。（二）統一信息管理系統平台（中央數據庫）和政府入口網站管理系統的建立本澳某些政府部門的網站只停留在信息發放功能，缺乏與市民的互動和電子化服務。為此，特區政府應推動及支持各部門的電子政務發展，尤其是在公共服務電子化的開發和應用上，建立統一信息管理系統平台和政府入口網站管理系統，做到一個戶口能處理所有的政府服務，以及在網上辦理民生服務。特區政府的主要思路，是把所有政府服務的手續規範化。以辦理執照來說，會列明需要哪些文件、經歷哪些流程、辦事時間等等，而其他的服務則如統一規範、開發軟件、把部門的網站與政府入口網站直接相連、推出專題網站、公佈政府文件文本及最新消息等。擁有統一的信息管理系統及政府入口網站是最理想的狀態，然而，目前各政府部門的電子化進度參差不齊（這是分散發展電子政務的另一種形式），有的僅有WEB1.0或WEB2.0水平，有的已達到WEB3.0的水平，且各種互聯網技術都有。如僅由行政公職局電子政務廳（廳級部門）以及郵政局、電信管理局輔助發展和建設所有部門的電子政務，會存在很大的困難，即使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結果也不一定令市民滿意。此外，互聯網技術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擁有海量資訊的搜索引擎的誕生，因此特區政府不需建立一個新的搜索引擎系統，也沒有把資料統一處理的迫切需要。市民的不滿之處，主要是政府服務的回覆形式及資料更新速度等，即電子政務的外網建設。從WEB1.0到WEB3.0，通信協議HTTP是一個超鏈接協議，不需要將所有的資料和文件放在同一個服務器之上，也不需要進行統一處理，如市民想查找某項政府服務信息，不需從政府的統一網站開始，每個處級、科級地去查找。2004年澳門特區政府門戶網站建設時，便有人提出讓不同的部門統一發放消息，並建立一套“統一的網站架構”，當中包含從電腦軟件編程到電腦網絡安全性設計、網站設置等內容。因為當時的電腦硬件、記憶體等非常昂貴，這個概念在網站建設初期非常有效，發展集中式架構可降低電子政府的建設費用，但隨着硬件價格大幅下降，單一電腦及電腦網絡的處理能力大幅提升，需要集中處理的需求大大減少，實際上沒有必要設立一個“中央集成系統－中央數據庫”來達到數據共享，許多技術性方案均可解決這個問題，例如使用分散式服務器。（三）私人機構參與（電子商務的支持）要在短期內將本澳的電子政務第二階段提升到第三、四階段，引入私人機構是必需的，這也是分散式電子政務發展的形式。根據的電子行業的“摩爾定律”，互聯網等硬件技術的更新周期大約在5－7年，而軟件技術兩年就更新換代，不過，由政府主持的項目，周期往往較長，待項目完成時可能已失去了原來預期的價值。澳門從事電子政務發展的人才較少，完全由政府統一主導，難以建立、維護、升級一個電子政務系統，況且所需成本亦非常高昂。統一發展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各部門必需招聘許多技術人才，加上升級發展，還需進行相應的技術培訓，難以保證能長遠的發展；完成一個項目後，不一定有新的項目及時進行，也會造成人員的浪費；有些處於研究階段的項目，也不能確定是否有

171從集中式到分散式集群架構：澳門電子政務系統的構建效。實際上，互聯網發展的趨勢，是將大量的電子政務應用開發分發給私人機構去進行，特別是高新科技公司，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的很多大機構，包括一些政府部門，其電子郵件系統已分發給私人機構參與，在這些部門內部無需專人負責更換、更新這些設備，大大節約了成本。政府信息系統大多通過招標，由專業科技公司負責開發或聯合開發，政府機構除有一定的專職人員從事統計調查外，大部分的信息收集都委托有關服務機構進行，可減少機關冗員，有利於提高工作效率。目前，所有政府部門的運作都離不開高科技公司開發的軟件，如電腦操作系統、辦公室系統、中央數據庫系統、互聯網系統等。如考慮安全性問題，適當的加密便可解決問題。互聯網本身的特點之一就是開放性（即公眾參與度極高）、互動性（即公眾既是參與者又是貢獻者）、體驗性（即關注公眾的感受並及時反饋和調正）。南京市政府公開拍賣物品便是一個好例子，它利用淘寶網進行網上招標，達到節省成本和公開公平的目的；另一個典型例子是中國鐵路部門的訂票系統，雖然當時政府機構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所開發的系統依然滿足不了客戶的要求，運行速度慢、出錯機會高，後來他們把這套系統交由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一個軟件系統公司進行開發，系統效率提高了很多，可滿足每天幾十億次訪問的要求。而本澳也有些成功的例子，例如，交通部門的一些政府稅單由銀行代收，簡化了行政手續，滿足了支付安全的要求。特區政府從事資訊科技開發的人員較少，人員編制也相對固定，長期維持一個大型的資訊科技項目，不符合成本效益。正如電子政務需要雲端技術，但並不需要建立一個超級計算機中心進行雲端計算一樣，對項目的開發可實行公開招標，部分系統實行主機托管、服務外包等市場化運作方式。目前對外公共服務有200多項實現了不同程度電子化，全程電子化的數目也不大，足可滿足需求。依據互聯網的發展規律，分析和比較集中式和分散式電子政務發展的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可知分散式澳門電子政務（政務外網）可優先發展，以便在短期內滿足市民對電子政務應用水平的要求。除構建統一的電子政務系統外，亦可通過不同的渠道及媒體，提供相關的分散式電子化服務及資訊，滿足服務使用者的不同需要。在電子政務整體規劃的過程中，特區政府應透過不同渠道聽取社會意見，適時對規劃內容作出調整。現階段，本澳電子政務的有效推進，需要各部門共同參與、群策群力、凝聚共識。部門提出的建議，經分析及整合後，可被納入未來的發展規劃內。目標是通過政府的共同協作，結合特區施政需要及電子政務發展的特性，優化業務流程及內部管理的行政程序，推動資源共享、節省資源；同時需加强跨部門合作，推出更多電子化措施，藉以提升行政效率，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充分運用特區政府各部門的資源，加速電子政務發展進度。[責任編輯陳超敏]《“電子支付平台”繳納涉及十二個部門共二十五項服務申請的費用》，《澳門日報》（澳門）2015年08月12日A2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局：《使用服務包括資料查詢、稅務申報及繳稅。電子表格已經涵蓋至五個稅種》，《濠江日報》（澳門）2016年1月20日A4版。《電子政務已作內部諮詢，明年擴大政府入口網站功能》，《澳門日報》（澳門）2015年08月27日A1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貿易投資促進局：《微信訂閱正式開通》，《澳門日報》（澳門）2015年8月20日B6版。《澳門的大數據夢》，《澳門日報》（澳門）2015年11月21日A11版。

17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摘要]澳門回歸後，通過設立特定的區域作為空間載體實施創新合作發展模式，成為推進粵澳更緊密經貿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年來，兩地不斷加強合作平台的建設和合作模式的創新，具體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當中，粵澳合作產業園、澳門大學橫琴校區、青年創業谷、項目評審委員會是模式創新的典範。而粵澳合作產業園作為目前重點打造的合作平台之一，承擔“推動粵澳更緊密合作、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具體任務，其入駐項目有投資規模較大、領域涵蓋廣泛等特點。然而，當中仍有園區建設較慢、開發模式和產業發展時序有待清晰、建設時間較長的項目帶動與創新示範作用尚未發揮等問題。建議完善園區的規劃方案、推進實施中小企入園工程，以及設立粵澳合作產業園發展基金。[關鍵詞]粵澳合作粵澳合作產業園合作模式創新一、粵澳合作的發展進程改革開放以來，粵澳充分發揮緊密相連的地緣、人員優勢，按照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形成相互依存、優勢互補、共謀發展的合作關係、兩地經貿交流日益密切，領域不斷拓展，模式趨於多樣化，渠道也越來越暢通，粵澳合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主要表現在經貿合作、合作平台建設與合作機制等三個方面：（1）經貿合作成果顯著。2015年，粵澳進出口貿易總額為23.2億美元，同比增長3.2%；服務進出口額達到25.95億美元，同比增長11.47；澳門對廣東省投資合同金額增長58.58%，廣東省對澳協議投資金額增長651%。（2）平台建設和政策支持加強。2015年，珠海實施橫琴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十一條措施和對港澳服務業粵澳合作的平台建設與模式創新*──以粵澳合作產業園為例鍾韻楊嬌作者簡介︰鍾韻，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副教授、博士；楊嬌，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生。廣州510632*本文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編號︰41371174、41130747），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編號︰13YJC790222）、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編號︰S201301001236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亦為廣東產業發展與粵港澳台區域合作研究中心、暨南大學經緯粵港澳經濟研究中心資助研究項目的成果。《去年廣東省對澳門協議投資額增長651%》，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6-06/22/c_129081174.htm，2016年6月22日。‧名家視界‧

173粵澳合作的平台建設與模式創新──以粵澳合作產業園為例擴大開放的措施，1,097家港澳投資企業落戶橫琴，2015年新登記註冊澳資企業794家，是過去5年總數的近10倍；粵澳合作產業園19個簽約項目，其中13個取得項目用地；建成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設立澳門青年創業扶持基金，已有112個項目入駐。（3）粵澳合作機制不斷創新。由澳門回歸初期的粵澳高層會晤機制至粵澳聯席會議主導下的粵澳合作機制，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主導下的粵澳合作機制，再到目前自貿區建設背景下的粵澳合作機制，兩地合作機制障礙不斷減少，合作不斷深化融合。在促進粵澳合作的各項政策措施中，合作平台的建設對兩地合作的深化發揮着重要作用。例如，2003年建成的珠澳跨境工業園，有效地推動了澳門紡織成衣行業的發展，並增加了澳門的就業機會；2011年奠基的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將發揮兩地優勢互補、互相依存和共同繁榮的夥伴關係，從而強化科技合作、技術開發和推廣，並加快中醫藥科技成果的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進程；2015年投入使用的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計劃經過一年基礎期、二至三年發展期、四年走向成熟期，到2020年希望培育十家上市公司、造就百個創業新星、打磨千家創意企業、掀起萬人創業熱潮，最終打造珠三角最具“互聯網＋”思維的創業新高地，園區成為促進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和擴大澳門青年就業的新載體等。但是，我們亦認識到，粵澳合作平台的建設過程仍然存在不盡如人意的各種問題。例如，珠海的高新技術產業競爭力在珠三角地區並無顯著優勢、澳門資金對投資於高新技術產業的興趣遠不如香港等其他地方、珠澳跨境工業區發展出現停滯不前和產業難以轉型等問題；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在建設中出現了周邊產業科技發展不理想、科技人才不足、落地過程中對名優項目的優惠政策力度有待加強等問題。因此，如何提高粵澳合作平台建設的成效，成為未來合作平台建設的重點內容。作為具有法律效力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簡稱《協議》）的建設內容之一，粵澳合作產業園是粵澳兩地近期的重點合作平台。《協議》第2章第3條明確指出，按照《橫琴總體發展規劃》要求，在橫琴文化創意、科技研發和高新技術等功能區，共同建設粵澳合作產業園區，面積約5平方公里；澳門特區政府統籌澳門工商界參與建設，重點發展中醫藥、文化創意、教育、培訓等產業，推動澳門居民到園區就業，促進澳門產業和就業的多元發展。簡而言之，粵澳合作產業園的區位條件對整合粵澳兩地的資源要素有着巨大的優勢，這一平台的建設成效直接影響到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目標的實現，也直接影響到澳門居民多元就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前景。（一）合作平台建設的理論依據區域合作理論指出，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背景下，區域合作成為加快地區發展的一種常見策略，經濟合作是最為常見的合作內容。區域經濟合作是不同地區的經濟主體依據一定的協議章程或合同，將生產要素在地區之間重新配置、組合，以便獲取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活《去年共1097家港澳投資企業落戶橫琴》，http://www.hengqin.gov.cn/ftz/yahz/201601/d2a7c8a6bcfb49d2a2d636739fb1b10a.shtml，2016年1月18日。陳紅泉︰《珠澳跨境工業區面臨的挑戰與轉型》，2010中國經濟特區論壇：《紀念中國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深圳︰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第273－276頁。《國家食藥監局調研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http://zh.southcn.com/content/2016-08/01/content_152777129.htm，2016年8月1日。

17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動，其目的在於通過促進一定空間範圍內產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動，達到區域內資源的最優配置，充分發揮區域內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形成合理的分工格局，從而提升區域的整體競爭力。區域合作通常配合以合作平台的建設。一般而言，區域合作平台可以分為虛體平台和實體平台兩種。虛體平台通過簽訂區域合作協議等制度性文件打造，並沒有具體的空間載體；而實體性平台則常見為區域性合作產業園、經濟走廊等，實體性平台是區域經濟合作的具體空間載體，其任務在於實現區域資源要素的優化。制度環境的建設，尤其是法制制度的完善，是解決區域合作中的經濟利益衝突的基本途徑。經驗顯示，除了區域間政府簽署的協議規劃等正式體制，由歷史積澱所形成的風俗文化及相互信任所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亦是實現區域合作機制的重要組成內容。（二）合作機制與平台建設的演進粵澳兩地經濟合作始於內地的改革開放，澳門企業在珠海投資項目是最早的經濟合作形式，如1978年興辦的“香山毛紡廠”為中國第一家補償貿易企業、1979年落成的“石景山旅遊中心”為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酒店、1980年興建的“銀海新村”開創了中外合資經營房地產的先河。珠海携地利之便，是澳門資本在內地投資的重點區域，珠澳兩地的合作模式和機制亦隨着兩地經濟發展水平及市場需求變化而不斷創新。澳門回歸以後，在各級政府的大力推動下，粵澳合作的機制與平台不斷完善、提升，具體經歷了四個階段（表1）：表1粵澳合作機制與平台的演進時間合作協議與機制合作平台構建回歸初期－粵澳高層會晤機制（2001）無2002粵澳合作聯席會議機制（2003）珠澳跨境工業區（2003）2003－2007《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泛珠“9+2”合作開發橫琴島（2004）（2003）粵澳合作開發橫琴島（2005）《粵澳合作框架協議》（2011）主導下的合作機制澳門大學橫琴校區（2009）2008－2014《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粵澳合作產業園（2011）（2008－2020）》（2008）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2011）中山翠亨新區（2013）2015至今自貿區背景下的新合作機制（2015）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2015.6）階段一：回歸初期至2002年，受回歸前澳葡政府“無為而治”的政策影響，澳門經濟出現連續負增長。2001年，經國務院批准，粵澳兩地於2001年建立“粵澳高層會晤制度”，並設立粵澳合作聯絡小組作為常設機構，每年輪流在廣東和澳門舉行不少於一次的全體會議。可以認為，粵澳合作的制度性機制建設始於澳門回歸之初，但在這一階段尚未建立區域合作的實體性平台。階段二：2003－2007年，粵澳合作的制度化安排得到進一步推進，覆蓋了兩地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的經貿合作。一方面，2003年12月9日建立的“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制度”取代了“粵孫久文、葉裕民編著︰《區域經濟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劉秀生主編︰《新制度經濟學》，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3年。

175粵澳合作的平台建設與模式創新──以粵澳合作產業園為例澳高層會晤制度”，在粵澳合作聯席會議下設“粵澳合作聯席會議聯絡辦公室”，定期就粵澳合作的方向、重點及重大經濟社會問題進行磋商和決策；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與澳門於2003年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並於其後每年簽署相關補充協議，為高效便捷地推進粵澳經貿合作提供了更進一步的制度安排。在此階段，實體性的區域合作平台被陸續提出或開始建設。2003年12月，經粵澳雙方磋商並報國務院批准，位於珠海拱北茂盛圍與澳門西北區青洲之間的珠澳跨境工業區正式成立，開創了工業區的“跨境合作模式”；2004年，在廣東主導的泛珠“9+2”合作發展思路中，橫琴島成為“9+2”的合作載體；2005年，粵澳合作聯席會議上，粵澳雙方就合作開發橫琴島的問題展開討論。珠澳跨境工業區實現了跨境園區管理模式的創新，但在園區規劃所提出的“珠海主製造、澳門主服務”分工理念上，其實施則未盡如人意。橫琴島雖被作為合作平台被明確提及，亦為其後的聯席會議中提出的11個重點項目之一，但其對於促進粵澳經貿交流的潛力仍有較大的可挖掘空間。階段三：2008－2014年，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主導的合作機制下，促使粵澳合作的制度建設上升至法律層面，作為粵澳合作平台，橫琴的定位及發展規劃更為明確而具體。2008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獲國務院通過，提出了通過開發橫琴而推進粵澳更緊密合作的思路；2009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覆《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將橫琴發展定位為：“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深化改革開發和科技創新的先行區，促進珠江口西岸地區產業升級的新平台，國家賦予橫琴“促進粵港澳更緊密合作”的開發任務日益明確。國務院批覆《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後，在橫琴劃定1.09平方公里用地以建設澳門大學橫琴校區，並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管轄，提出“鼓勵澳門、香港與內地特別是廣東開展生物醫藥科技合作，打造橫琴生物醫藥產業集群”。為了落實國家提出的實現“推動粵澳更緊密合作、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任務，2011年，廣東省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簽訂了《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將合作開發橫琴作為推進粵澳合作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協議》進一步就國家層面對橫琴的開發進行了戰略部署，“粵澳兩地共同建設面積約5平方公里粵澳合作產業園區”成為抓緊落實國家戰略部署的一項具體任務。值得一提的是，以面向粵港澳合作作為發展定位之一的中山翠亨新區，亦開始成為粵澳區域合作的實體性平台。2011年，中山翠亨新區與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一起，作為重大合作平台被寫入廣東省黨代會報告。2012年9月，經省政府同意，中山翠亨新區管理委員會正式設立，同年10月30日，省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山翠亨新區發展總體規劃（2012－2030年）》，2013年3月25日，廣東省政府批准中山翠亨新區正式成立，面向粵港澳合作被列為新區的發展定位之一。階段四：從2015年至今，隨着《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獲國務院批准，粵澳合作向自貿區背景下的合作機制升級。《方案》明確提出，依托港澳、服務內地、面向世鍾韻︰《澳門、珠海聯合發展新理念──構建大珠三角西翼中心》，《特區經濟》（深圳）2005年第6期。楊愛平︰《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與粵澳合作機制再創新》，《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5年第6期。

17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界，將自貿試驗區建設成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和全國新一輪改革開放先行地的戰略定位，珠海橫琴新區片區成為打造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載體。至此，粵澳合作上升到一個新的台階。在橫琴的大平台上，粵澳合作的空間載體更趨具體化；粵澳合作產業園的項目持續推進，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等新的實體性合作平台投入使用。二、粵澳合作產業園的建設評估（一）園區建設成效粵澳合作產業園以促進澳門產業和就業多元發展為建設目的，其發展受到政府、商界和民衆的廣泛關注。為了促進粵澳合作產業園建設，橫琴新區與澳門貿易促進局、澳門中聯辦建立了全方位、多層次的溝通和工作機制，每月澳門投資企業與政府舉行工作例會、澳門項目專項工作組每周召開工作例會，以期實現項目信息共享、協調項目推進的目的。自《協議》簽訂以來，粵澳合作產業園的建設取得了一系列的進展和成效，從項目的入駐和啓動情况來看，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園區建設已有實質性推進。目前，粵澳合作產業園第一批33個入園項目逐步落地，第二批項目正在籌備中，其中18個項目已簽訂合作協議，12個項目已經啓動建設，總投資610.5億元，同時有4個項目簽訂土地出讓合同，根據橫琴自貿區官方網站資料，可整理出部分重點入駐的項目及土地出讓合同項目（表2、3），其中Sportland鉅星匯於2015年3月動土，是粵澳合作產業園首個動土項目。截至2016年9月，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已完成註冊、正在辦理註冊、正在洽談中的企業共計46家。二是入駐園區的項目投資規模較大。這主要體現在入園的項目涉及到大量的基建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投資時限較長、規模較大，投資額都在億元人民幣以上（表2、3）。其中，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投資規模達到60億元人民幣，是產業園中投資規模最大的項目；橫琴國際生科城、雲生態商貿圈、Sportland鉅星匯、應來科創廣場等項目的投資規模均超過了10億元，投資額最低的項目也超過億元。與此同時，園區項目的大規模投資將帶動粵澳兩地的資本市場發展，這體現在大規模投資將帶來大規模的融資需求，而橫琴新區的資本市場遠不能滿足園區的資金需求，大量的境外資本將進入合作產業園，從而促進園區的資本市場開放。三是入駐項目的投資領域涵蓋廣泛。第一批推薦入園的33個項目涉及文化創意、旅遊休閒、物流、商貿、商務服務、科教研發、醫藥衛生、高新技術等，幾乎涵蓋了各個領域。例如，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主要涉及中醫藥和國際健康產業；橫琴國際生科城主要涉及醫療旅遊、美容、整容、養生等產業；澳門拱廊廣場主要涉及商業、會展業；倉儲物流食品及加工中心主要涉及倉儲、加工、配送及物流供應鏈相關設施及服務行業。入園項目在多個行業領域都有投資，這對促進澳門產業多元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有着積極作用。

177粵澳合作的平台建設與模式創新──以粵澳合作產業園為例表2粵澳合作產業園部分重點入駐項目一覽表項目名稱投資規模項目定位（億人民幣）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60粵澳合作產業園首個啓動項目，國際級中醫藥質量控制基地和國際健康產業交流平台。澳門創意美食廣場9項目位列澳門推薦入園項目首位，計劃建設商業店鋪、辦公室及會展場地等。橫琴國際生科城12.4項目位列澳門推薦入園項目第4位，將結合澳門旅遊業的發展，建設以醫療旅遊為目的的健康、優質生活體驗區，引入各國抗衰老、美容、整容、養生品牌及技術。澳門拱廊廣場5項目位列澳門推薦入園項目第11位，項目主要包括商業、會展等內容。倉儲物流食品及加工中心2項目位列澳門推薦入園項目第13位，主要包括倉儲、加工、配送及物流供應鏈相關設施及服務。雲生態商貿圈13.5項目位列澳門推薦入園項目第21位，計劃建設數據中心、辦公建築及商業配套設施。港澳智慧城20項目位列澳門推薦入園項目第27位，主要包括多媒體創意及製作、實踐式國際教育兩個相互依托的產業模式，包含教學酒店、配套會議與活動場地等多項內容。Sportland鉅星匯13.5項目位列澳門推薦入園項目第31位，主要包括Sportland主題商業餐飲區、Sportland主題酒店及Sportland智能辦公樓，項目將打造成富含體育競技和文化創意元素，集運動、演藝、酒店、餐飲及創意孵化產業於一體的標誌性綜合項目。橫琴天匯星影視綜合城8天匯星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計劃建設橫琴天匯星影視綜合城項目，項目包括影視製作、文化創意、出版發行、旅遊休閒、人才培訓、商業、數據庫中心等，為大型影視文化綜合類項目。來來夢幻世界5項目集中經營多個高級奢侈品旗艦店及國際性中高檔產品，另設休閒娛樂服務。金源國際廣場3項目包括銷售國家品牌以及葡語國家、法語國家、非洲國家、東南亞國家和歐盟國家的商品，並把國家的優質廠家產品從商場零售引申至大宗買賣成交。彩虹生活廣場3項目包括商場管理、彩虹多品牌（含自營品牌）批發零售運營及生活體驗。應來科創廣場13.5項目以“離岸服務為主，離岸、在岸兩種模式共同發展”的雙軌制創新模式，建設數據中心、辦公建築及商業配套設施。金匯國際廣場6項目包括商業、寫字樓、企業總部、健康養生等。資料來源：根據橫琴自貿區官方網站整理編制

17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表3粵澳合作產業園部分重點土地出讓合同項目項目名稱投資規模項目定位（億人民幣）中葡商貿中心16澳門泊車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計劃建設中葡商貿中心項目，承載澳門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在橫琴的功能延伸，建設商業中心和展銷中心，及帕斯坦那（Pestana）主題酒店。萬象世界450新豐樂置業發展有限公司計劃投資建設萬象世界項目，項目匯聚各國文化、商貿、旅遊配套、商業O2O的整合服務，建設免稅購物中心、世界生活mall（其中涵括國家館、企業館、企業聯合館）、時尚產業中心等。南光總部綜合大樓項目10由南光恒豐置業有限公司投資的南光總部綜合大樓項目，項目計劃建設甲級寫字樓、五星級酒店和高級商場等。東西匯項目30東西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計劃投資建設東西匯項目，項目依托粵澳合作，建設全球文化創意產品交易交流平台和中小文創企業孵化基地。資料來源：根據橫琴自貿區官方網站整理編制（二）創新的平台建設模式自2009年《橫琴總體發展規劃》批覆實施以來，橫琴新區開發取得了顯著成效，兩地合作的政策配套體系日益完善，其平台建設方面的創新模式可總結為以下四項，其中，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屬產業園模式中的創新典範，另外三個平台雖然不屬產業園的項目，但其創新模式亦具有借鑑意義。（1）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項目運作模式的創新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位於橫琴新區西北部高新技術區內，是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的首個項目，項目佔地0.5平方公里，於2011年4月19日正式動工，預計建設期為7年，至2020年完成全部建設。2014年7月4日，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商業孵化中心正式啓用，孵化中心為澳門中小企業提供進入內地市場的平台，且為進駐企業提供為期一年的免費註冊地址及辦公地點，截至2014年年底，已有24家企業正式入駐商業孵化中心。2014年12月16日，10個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項目正式啓動，項目涵蓋醫療、養生、會展、交易、研發、檢測檢驗、綜合服務等中醫藥產業的多個領域，投資總額約41億元人民幣。2015年9月7日，廣藥集團項目入駐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對推動粵澳兩地中醫藥在研發、貿易、產業化等方面的合作，以及中藥現代化和國際化帶來了新契機。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自建設之初即採用了創新的項目運作模式：2011年11月，由“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與“珠海大橫琴投資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負責“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建設、經營、運作和管理等工作，推動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區的發展。經兩地政府協商同意，合作公司註冊資本為12億元人民幣，投資比例為澳門方51%，珠海方49%。澳門特區政府出資成立“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是特區政府首次以投資形式參與的珠澳合作項目，亦是兩地在共同開發經濟項目中的一種創新模式。其中，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是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前期開發建設的主要成果之《股東概况》，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開發有限公司，http://www.gmtcmpark.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13。

179粵澳合作的平台建設與模式創新──以粵澳合作產業園為例一。這種合作設立公司的運作模式能有效提高園區的管理效率和服務質量，為入駐項目提供一站式、多層次、全方位的合作與服務，如新藥申報代理、委托研發、成果轉化、投融資、工商稅務代理、企業管理諮詢、法律事務、會計事務、人力資源代理、宣傳推廣、工程建設、物流、後勤支持等。這是園區建設的一大亮點，為粵澳合作產業園的進一步開發提供了借鑑。（2）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土地利用模式的創新2009年，根據第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9次會議作出的“橫琴決定”，澳門特區政府以12億澳門幣租用橫琴新區土地，獲得約1.09平方公里用地40年的使用權，用作澳門大學新校區，並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以澳門法律對設在橫琴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即澳門大學橫琴校區與橫琴新區其他區域實行隔離式管理，這是“一國兩制”下兩地合作的一種創新模式。新校區以圍欄和人工河與橫琴島其他區域隔離，並在澳門路氹城和橫琴校區之間設置唯一的出入口，透過首條澳門人車兩用的海底隧道連接兩岸，澳大師生在毋須過關的情况下自由上班上學，校園的水、電、燃氣、通訊、警察、消防和郵政等服務均由澳門提供，與澳門本地無異。待澳門特區政府持有的橫琴租賃期限屆滿，可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續期。2013年7月20日，校區正式交由特區政府接管並依照澳門法律管轄。至此，作為橫琴新區的粵澳合作標誌性項目──澳大橫琴校區──實現了階段性成效。可以認為，澳大橫琴校區的建設是澳門與橫琴在土地租賃合作模式上的一種創新，這一創新不僅有助於澳門教育事業的發展，為澳門與內地的高教交流提供了更為便利的平台，亦為橫琴乃至珠海居民更多地融入珠澳合作提供了機會。目前，根據廣東省和珠海與澳門大學簽署的合作協議，廣東考籍考生報考澳門大學可獲5－15分的加分，珠海考生和橫琴籍考生還可獲得不同程度的額外加分，澳門大學的創新建設模式已開始體現民生福利。（3）青年創業谷──政府支持、市場化運營模式的創新2015年6月29日投入使用的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由橫琴管委會發起，選址於橫琴口岸對面，用地面積12.8萬平方米，建築面積13.7萬平方米，集商務辦公、商業服務、人才公寓於一體，首期3萬平方米。該項目旨在整合政府、高校、企業、社會團體的資源和服務，聯合打造企業的一站式服務平台和創業平台，建立“創業載體＋創業輔導＋創投資金”的立體孵化模式，為企業打造一條“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可持續發展的成長路線圖，助企業迅速壯大發展。創業谷採用“政府支持、市場化運營”的管理模式。橫琴金融投資有限公司（橫琴金投）作為橫琴新區管委會下屬的大型國有獨資企業，代表橫琴新區管委會履行對創業谷的管理和服務職能。橫琴金投下設橫琴金投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具體負責創業谷的日常運營和管理。為管理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橫琴金融投資有限公司專門制定了《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管理暫行辦法》，並將於近期出台。這種管理運作模式區別於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兩地政府直接投資模式，而運用了市場化運營的模式，力圖通過市場導向的運營模式提高園區的競爭能力、抗風險能力以及國際化水平。（4）項目評審委員會──合作推進模式的創新項目評審委員會是粵澳合作產業園中特有的創新機制。為支持和推動澳門企業共同參與橫琴《八問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http://ftz.hengqin.gov.cn/ftz/hqbbu/201506/84d5f4824ab946ee81a5639598d53e84.shtml，2015年6月29日。

18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開發，2013年4月，澳門特區政府在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成立一個由各界代表聯同政府官員組成的九人“橫琴發展澳門項目評審委員會”，評選投資計劃並推薦到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區”落戶。評審會成員來自包括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中華總商會、澳門廠商聯合會、銀行公會、經濟財政司、社會文化司、運輸工務司辦公室、經濟局及澳門大學經濟學系等機構。評審的三個基本原則是：項目投資者必需是澳門居民或澳門註冊的公司；投資項目有利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具實力及規模，並能帶動本澳中小企業共同參與的大型項目。按照評審委員會的設置意願，未來所有對橫琴發展投資有訴求的澳門企業，可以率先通過評審委員會瞭解相關信息和政策走向，以及提交投資需求，委員會將作為澳門企業與橫琴方面的紐帶，傳遞企業訴求。橫琴管委會也將全力配合委員會的工作，為這些企業提供政策上的服務和支持。項目評審委員會的建立有助增強項目篩選的公平性，拓寬了澳門中小企業進駐橫琴的渠道。首批33個入園項目，即通過該項目評審委員會選拔後確定的。（三）園區建設中存在的問題首先，園區建設推進較慢。《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明確提出，至2015年，跨界基礎設施網絡初步建成，橫琴開發取得重大進展，珠澳協同發展全面展開，共建優質生活圈和區域融合發展成效顯著，珠江口西岸國際都會區基本建成，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初顯成效。但從園區的建設進程來看，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和項目落戶都還在進行當中，多數落地項目還處於規劃狀態，並未動工建設，已經動工建設的項目成效尚未顯現，與預期目標相比，園區的建設推進總體來看還是比較慢。如產業園GMP中試大樓、檢測大樓以及總部科研辦公大樓，預計2017年方可投入使用。與此同時，澳門產業項目在園中的推進速度也落後於預期，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成效還未顯現，如澳門特區政府推薦進入產業園的33個重點文化創意項目，至目前簽訂協議的19個項目當中，有12個在2016年2月才動工。其次，園區的開發模式、產業發展時序和步驟有待進一步清晰。自粵澳合作產業園啓動以來，園區內新簽約和動工的項目不斷增加，但沒有出台專門針對園區發展的政策文件，也沒有對園區的開發模式及產業發展時序作出詳細的說明和規定。對項目投資者而言，粵澳合作產業園開發模式、發展時序與步驟等問題的不清晰，將影響其投資意向。時間表的不明確將為企業進入園區投資發展帶來不確定性風險，對園區未來發展也將產生負面影響，如影響其開發質量和效率等。再次，建設時間較長的項目的帶動與創新示範作用尚未發揮。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建設時間最長，但對於合作及平台創新的帶動效應還不明顯。具體而言，一是產業園的發展目標與定位不夠精確，這源於對中醫藥產業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把握還存在很多不足，以及對珠澳在區位、文化、智力乃至創新等自身優勢上的認識深度和發揮程度還不足。二是資源優勢向發展優勢轉化的力度不夠，如在研發層面，政府的引導作用尚未發揮，產學研平台尚未構建，澳門大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資源還未充分利用，資金優勢也未形成推動優勢。三是園區建設發展中的土地、人才、技術等問題有待解決，由於橫琴不允許發展中醫藥製造業，因此在生產層面，土地使用受到剛性制約。在人才與技術方面，從傳統意義上來說，澳門在中醫藥繼承方面有一定的文化優勢，但是，澳門的中醫藥在科研、教育方面的基礎還比較薄弱，中醫藥人才和科技水平與其定位的要《投資橫琴評審傾向大項目》，http://epaper.oeeee.com/epaper/N/html/2013-05/17/content_2406048.htm?div=-1，2013年5月17日。

181粵澳合作的平台建設與模式創新──以粵澳合作產業園為例求尚有差距。因此，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在研發、測試、認證等平台建設及人才支撑方面，都需要國家、政府的大力扶持。結語粵澳合作平台建設符合粵澳制度框架不斷提升完善的歷史趨勢，在整合粵澳兩地優勢資源、促進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等方面有着重要意義。粵澳合作產業園的建設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項目引進數量多、規模大、涉及領域廣，啓動項目的建設也有序進行，園區建設亦不斷運用了創新模式。但是，粵澳合作產業園目前仍然存在建設推進緩慢，開發模式、產業發展時序不明晰，建設時間較長的項目的帶動與創新示範作用尚未發揮等問題。在自貿區建設的新契機下，園區在克服這些困難的過程中亟待進一步創新。首先，完善園區的規劃實施方案，進一步明晰園區的開發時序與模式，充分把握現行粵澳合作機制下合作平台建設的時機，注重發揮各層級協調機制的作用，加快產業園的項目審批、建設、招商等工作的推進。結合蘇州工業園區的發展經驗，以“先規劃後建設、無規劃不開發”為原則，形成一套完整的園區發展體系，明確全區的產業發展時序，使澳門投資者充分瞭解園區的發展戰略，降低投資的不確定性。同時，在項目評審委員會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以資本為導向的開發模式，促進財政資金資本化，並設立粵澳合作產業園區管委會，專門負責園區的日常行政管理及服務。充分運用已經形成的粵澳、珠澳等各級政府聯絡小組的工作職能，加強日常信息溝通及問題協調。其次，推進實施“中小企業成長工程”，為澳門中小企業進入產業園提供機會與空間。首批入園的項目均為大型項目，針對有意向進入產業園的中小企業，應通過系列性的計劃，以大帶小，使其能追隨大型企業項目的步伐，進入粵澳合作產業園，分享粵澳合作推進的紅利。同時，在粵澳合作產業園管委會下搭建公共服務平台，為中小企業提供商業諮詢、專業孵化器、產學研平台、人才培訓等服務。再次，完善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機制，設立粵澳合作產業園發展基金。設立區域發展基金有助於解決基礎設施不足的問題，亦可保證區域合作的組織機構能有規律定期良好運轉。歐盟的發展歷程中，區域基金起着重要的作用：1975年設立歐洲區域基金，向欠發達地區給予資金資助；1989年成立區域基金項目，主要用於跨境基礎設施建設；1994年成立區域基金項目，主要針對區域的文化交流；2000年成立的區域基金項目則主要針對跨境基金合作，共資助53個項目。園區可參照歐盟的發展經驗，建立珠澳兩地協商設立園區合作基金，一方面支持園區基礎設施建設，緩解橫琴的財政壓力，鼓勵橫琴新區更大力度地針對澳門企業提供優惠政策，讓澳門企業獲得新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亦分擔了兩地政府共同注資參與園區開發的風險，實現風險共擔利益共享。[責任編輯陳超敏]金萍︰《粵港澳合作的制度創新研究》，華南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姜永銘︰《跨國區域經濟合作與發展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18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摘要]港澳居民服兵役制度的長期缺失，不利於港澳居民國民意識的增強；社會各界的多次呼籲，表明保護港澳居民服兵役權益的必要性。保障港澳居民的服兵役權益，有利於增强港澳居民的國民意識，豐富“一國兩制”的理論內涵，促進港澳和內地的交流合作。港澳居民服兵役的權益有其法理依據，在釐清其理論和現實需求的基礎上，可通過鼓勵內地港澳生入伍、設置短期駐港澳部隊體驗訓練營和招收港澳國防生等多種形式，系統性地建構港澳居民服兵役制度。[關鍵詞]一國兩制港澳居民服兵役權益目前，港澳居民並不享有與內地公民同等的服兵役待遇，港澳居民服兵役受到諸多限制。近年來，社會各界不斷呼籲中央政府建立港澳青年服兵役制度。2015年2月，全國政協委員譚耀宗建議，可允許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自願服兵役。事實上，港澳《基本法》之所以沒有相關的規定，是由於《香港基本法》起草時，許多人士紛紛就香港防務問題發表意見，提出香港不設軍隊、不負擔軍費、不實行徵兵制和香港居民不必服兵役等建議。中央政府根據“一國兩制”原則，充分考慮了港人訴求，在《香港基本法》中明確規定，香港防務由中央政府負責，駐軍費用由中央政府負擔。《香港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理論的第一次法律化，為了體現港澳居民在國家事務中的平等性，《澳門基本法》遵循先例，未再提出澳門居民的服兵役義務問題，港澳居民自此便失去了服兵役的路徑。然而，筆者認為，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國的今天，為鼓勵港澳居民瞭解國情、參與國事，應依法保障港澳居民服兵役的權益，讓港澳居民可自願應徵入伍。“一國兩制”與港澳居民的服兵役權益馮澤華凌雪芳作者簡介︰馮澤華，暨南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2014級憲法學與行政法學碩士；凌雪芳，暨南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2015級憲法學與行政法學碩士。廣州510632。本文所稱的港澳居民僅限於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葉藍：《香港民建聯建議允許港人參軍》，《環球時報》（北京）2015年2月25日第8版。《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北京）2014年10月29日第1版。民國軍事家楊杰是較早將服兵役視作一項國民權益的代表。參見楊杰：《國防新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第226頁。‧青年園地‧

183“一國兩制”與港澳居民的服兵役權益服兵役是港澳居民應有的一項權益，這可以從《憲法》、軍事法規中尋找法理依據。一方面，儘管《基本法》沒有明確港澳居民服兵役的義務或權益，但“法無禁止即為許可”。《憲法》第55條規定“依法服兵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光榮義務”，而《憲法》第31條又規定，在“一國兩制”下，港澳居民與內地居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存有差異，而這種差異應由全國人大予以規定。因此，作為國家公民的港澳居民，不需服兵役不代表不享有服兵役的權利。《憲法》第55條規定，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港澳居民完全有權參與各種保家衛國的事務。此外，《基本法》沒有明確港澳居民服兵役之權益，並不妨礙其他法律法規對其予以明文規定。《國防法》第69條規定，特區防務由《基本法》和有關法律規定，因《基本法》沒有規定港澳居民與服兵役之間的問題，故需視乎“有關法律規定”，此即為《國防教育法》、《軍事設施保護法》、《人民防空法》、《兵役法》、兩部特區《駐軍法》、《關於設立全民國防教育日的決定》等。在這些法律文件中，《國防教育法》、《兵役法》與港澳居民服兵役權益略有相關。《國防教育法》第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有接受國防教育的權利和義務”。然而在實踐中，港澳地區的學校並未設置國防教育課程。現行的《兵役法》則已確立義務兵與志願兵相結合、民兵與預備役相結合的兵役制度，強調義務兵與志願兵並重的立法精神，中國兵役制度也將從義務兵與志願兵相結合的兵役制，逐步轉向有中國特色的職業化志願兵役制。從某種程度而言，服兵役已不再是一種義務，而是權利與義務的混合。一些專家認為港澳居民服兵役沒有法律依據，其實這有必要正確理解《憲法》、《基本法》和相關軍事法律法規。港澳居民享有服兵役權益，可從《憲法》、《基本法》中找到依據，不需通過修改法律以獲得憲法支持。反之，為減少立法成本，協調法律法規之間的衝突，國家應盡快制定港澳居民服兵役的相關法律，以推動和落實港澳居民服兵役的權益。而事實上，港澳居民服兵役可增強其國民意識。由於英葡兩國曾對港澳實行殖民統治和教育，港澳居民的國民意識一直較為薄弱，回歸以後中央政府過多地運用法律父愛主義（legalpaternalism）來管理港澳地區，使港澳居民自治安全感有所下降。多年以來，中央政府對待內地與港澳地區“內外有別”，在“一國兩制”制度之下，許多法律都避免港澳居民履行與內地居民同等的義務或責任。部分港澳居民擔憂中央政府對港澳地區的直接干預過多，有違“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基本原則。其實，和平與發展已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中國公民服兵役重在防禦外敵，軍隊是為保護國家及公民利益而存在的正規武裝組織。在服兵役過程中，軍人需接受國葉藍：《香港民建聯建議允許港人參軍》，《環球時報》（北京）2015年2月25日第8版。據調查，澳門居民的國民意識較香港居民的強。參見《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2014）》，澳門青年研究協會官網，http://www.myra.org.mo/?p=731，2015年1月29日；夏泉、章琰：《港澳回歸後穗港澳大學生“國家民族觀念”比較研究》，《改革開放三十年與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發展研究報告——第四屆中國青少年發展論壇暨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優秀論文集（2008）》，中國知網，http://cpfd.cnki.com.cn/Article/CPFDTOTAL-QSNJ200811001036.htm，2008年11月17日；張陽明：《內地高校港澳生國家認同實證研究——以華僑大學、暨南大學為例》，華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法律父愛主義，又稱為法律家長主義，有軟父愛主義和硬父愛主義之分，具體內涵可參見孫笑俠、郭春鎮：《法律父愛主義在中國的適用》，《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6年第1期，第47－58頁。

18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民教育和技能訓練。港澳居民通過服兵役，可接受一定的國民教育，在軍事生活中體會和增加國家和民族意識。此外，此舉亦可豐富“一國兩制”理論。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主要是為了解決港澳獨特的體制問題，其現實與理論意義異常深遠。近20年來，有關“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研究已逐漸成熟，豐富了國家結構理論和法律體系，也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理論指導。建構港澳居民服兵役的路徑，可推動廣大港澳居民更廣泛地參與國家事務管理，豐富“一國兩制”下港澳居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相關理論，使現行《基本法》及其憲制功能更趨完善。依法服兵役，維護國家的和平穩定，是每一位中國公民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亦是每一位中國公民應有的基本權利。回歸前，港澳居民長期生活在西方國家的管治下，相關制度長期缺失，因此，如果港澳居民願意服兵役，國家應予以鼓勵和支持。在“一國兩制”之下，港澳居民與內地居民在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方式上存在許多差異。國家在管理港澳地區時，給予了港澳居民不少優惠政策，這些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均遵循“適當照顧原則”。國家依法保障港澳居民服兵役權益時，可盡量遵循適當照顧和平等保護原則，在徵收新兵的門檻、待遇、培養方式等方面設置較優惠的政策，以吸引港澳居民踴躍報名。平等保護原則符合憲法精神，主要是指國家應不分貧富、性別、民族、職業等，平等地對待每一位報名服兵役的港澳居民。港澳居民服兵役權益保護的措施應多元化，不應局限於進入部隊服役的兩年。參照國內外的服兵役制度，關於港澳居民服兵役權益保護的具體措施，有以下建議：（一）設置港澳生軍事課程與舉辦軍事知識交流活動鑑於港澳地區的實際情況，國家可在招收港澳生的內地高校設置軍事課程，但應禁止高校強制他們參與。軍事課程可作為選修課程，由港澳生自願選修，這彌補了其目前沒有接受軍事教育之缺失。同時，為進一步促進他們瞭解國情、軍情，國家可在毗鄰之處建立港澳青少年軍事交流培訓基地，採取免費交流等方式，鼓勵他們積極參與，並安排熟悉軍事知識的專家學者定期舉辦講座，講解國家對外關係及軍事發展戰略。此外，為加強港澳與內地青少年的軍事知識交流，可定期舉辦各種軍事知識夏令營、專項比賽、研討會等，讓兩者一同接受軍事知識培訓。透過這些活動，促進港澳青少年對祖國和部隊的認識，加深對服兵役的理解。（二）鼓勵內地高校港澳生入伍在大學生徵兵工作中，可增設港澳生為徵收對象，對港澳居民實行志願兵的兵役制度，讓港澳居民自願應徵入伍。為鼓勵內地港澳生應徵入伍，可提供資助或如保留入學資格、學籍、考研加分、學費減免等多種優惠措施。港澳生瞭解和熟悉了內地的社會環境後，會消除原本的一些疑慮，故此，兵役法實施細則可先把內地港澳生作為徵兵對象，以減少阻力。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9頁。儘管香港有童軍制度，但該制度更像一種夏令營的運作模式，與服兵役所要培養的目的有本質差別。當然，香港童軍制度的存在，可為港澳居民服兵役提供一些銜接管道。

185“一國兩制”與港澳居民的服兵役權益（三）設置短期駐港澳部隊體驗訓練營自2011年以來，已有475名香港大學生參加了駐港部隊的軍事生活體驗營，其形或和實踐可為港澳居民服兵役權益保護提供借鑑。一般而言，這種軍事生活體驗營為期約13日，相當於內地大學生軍事訓練的時間。國家可在此基礎上，設計一種短期的駐港澳部隊訓練營模式，讓港澳大學生自願參與。短期駐港澳部隊體驗訓練營模式不同於軍事生活體驗營，其訓練時間可較長，約一個月，並可將“體驗營”改為“體驗訓練營”，兩者的區別有三：其一，新的模式將體驗和訓練作為主要任務，港澳居民除全面瞭解駐港澳部隊的軍事生活和接受定量的軍事知識訓練外，還應接受定量的軍事訓練任務。兩項任務的加強，可促使參加者深刻體驗駐港澳部隊存在的意義，加深其對祖國的熱愛。其二，體驗訓練時間應不少於30天，但亦不能超過45天，這可以避免因時間過長而挫傷港澳居民的積極性。其三，體驗訓練營的招收對象不限於港澳大學生，其年齡可放寬到17到30周歲，以吸引更多的港澳居民服兵役。（四）鼓勵港澳青年入伍駐港澳部隊駐港澳部隊是為了維持港澳地區的社會治安、災難救助而成立的，是中國在港澳地區恢復行使國家主權的重要體現。港澳作為港澳居民溫暖的“家”，應有維護這個“家”繁榮穩定的相應責任和權利。國家在駐港澳部隊徵兵活動中，增設港澳居民為徵收對象，體現了國家尊重港澳地區的高度自治權利，是“一國兩制”理論的重大體現。為消除港澳居民入伍到駐港澳部隊的疑慮，港澳居民衹需在港澳地區服兵役，而不必前往內地。為吸引港澳居民踴躍參與，國家可實施高額服兵役津貼、報考國家公務人員時可加分、服兵役期間表現良好可獲工作分配等措施，盡可能為服兵役的港澳居民解決後顧之憂。（五）招收港澳國防生國防生一般是指國家根據軍隊需要，由軍隊或武警部隊依託全國各大高校，從參加高考的應屆生中招收的提前批次本科生，或者從各高校的在校大學生中選拔培養的後備軍官或警官。國防生在校期間享受國防獎學金，完成規定的高校學業、軍隊訓練，達到培養目標且取得畢業資格和相應學位後，按照協議辦理入伍手續，可被任命為軍隊幹部或武警幹部。在中國，國防生具有大學生和預備軍官或警官的雙重身份；適齡青年成為國防生，亦算是服兵役的一種形式。從世界各國的軍隊管理模式來看，培養國防生是一種較為普遍的模式。美國1916年通過的《國防法》規定政府可與全國各大院校簽訂培養協議，以院校作為培養後備軍官的基地。俄羅斯、英國、日本均有國防生培養的相關制度。相對於其他徵兵入伍的服兵役模式，這種模式最有利於港澳居民。因為當港澳居民依法成為國防生後，既可以學習專業知識、取得大學文憑，又可以間接服兵役。當港澳國防生畢業後，還有可能擔任軍隊幹部或武警幹部，一舉多得。然而，儘管成為國防生的好處甚多，但相比起其他模式，國防生的報考條件最為嚴格。這是因為培養國防生的目的在於為國家軍隊提供高素質的後備軍官或警官，如果報考國防生的條件跟其他模式一樣，就非常不利於選拔高素質的人才。洪奕宜：《香港大學生赴駐港部隊軍訓》，《南方日報》（廣州）2015年8月5日第A11版。沈佳、金開龍：《美軍後備軍官訓練團與中國國防生教育比較》，《學園》（昆明）2009年第11期，第15－16頁。

18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現有的國防生選拔模式有兩種：第一種，由部隊依託高校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第二種，由部隊在高校選拔在校生。為使國家能招收到合格的港澳人才，筆者建議先從第二種選拔模式開始，再拓展到第一種選拔模式。這是因為現時的多數港澳青年國民意識較為薄弱，且對內地政治體制有一定的質疑。若貿然試行第一種模式，報考人數可能會較少。而第二種選拔模式則是在港澳居民報考內地高校，成為內地高校生的基礎上進行的，此時已經熟知內地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態的社會環境，一些偏見亦會逐漸消除。若國家在這些內地港澳生中招收國防生，報考人數或許會比較多，選拔出高素質港澳生的機率也較大。同時，當這些港澳國防生完成相應學業和任務並成為軍官或者警官後，由他們作為實行第一種選拔模式的代表，可以增強說服力。亦即當第二種選拔模式施行若干年後，可由原通過第二種模式成為國防生的港澳生作為招錄代表，全面開始施行第一種選拔模式。此外，“一國兩制”下港澳國防生的選拔模式，既要遵從現有國防生選拔與培養的嚴格要求，又要兼顧港澳生的實際情況。國家對待港澳國防生既要體現形式平等，又要體現實質平等，盡可能在選拔模式上多照顧港澳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而言，除了在身體和心理素質方面，港澳生要與內地生的標準盡可能保持一致外，可將港澳生的身高、體重放寬到一定的合理範圍；尤其是對港澳生報考時的學習成績，國家可以由良好適當降至為合格以上；同時，港澳生可以享受的國防獎學金應稍高於內地生，以吸引更多的港澳生報考國防生。“一國兩制”下，服兵役可謂是港澳居民的一項重要權益。當前，中央竭盡各種方法，力求增強港澳居民的國民意識。因此有必要構建港澳居民服兵役制度，依法保障港澳居民服兵役權益。多年以來，軍隊政治化傾向明顯，且內地與港澳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差異，但這種差異並非是否定港澳居民服兵役權益的充分理由。建構兩地有效的溝通機制，是化解港澳居民作為中國公民難以“保家衛國”矛盾之有效途徑。同時，港澳居民服兵役權益之保護，或許還涉及中央與港澳共同立法問題，這亦是未來“一國兩制”理論需解決的重大課題。[責任編輯徐菁菁]沈佳、金開龍：《美軍後備軍官訓練團與中國國防生教育比較》，《學園》（昆明）2009年第11期，第15－16頁。

187社會網絡程度中心性和密度對非營利組織傳播績效的影響──以澳門社團為例[摘要]澳門素有“社團社會”之譽，為數眾多的社團構成了龐大的社會網絡，社團影響力隨之在社會網絡中產生。如把社團的“媒體報導率”作為傳播績效衡量指標，並運用社會網絡理論中的“網絡程度中心性”和“網絡密度”兩種參數進行分析，可知“網絡程度中心性”、“網絡密度”對“傳播績效”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其中“網絡密度”對“傳播績效”存在負向相關關係，而“網絡程度中心性”在“網絡密度”和“傳播績效”關係中，又起到負向調節作用。[關鍵詞]澳門社會網絡社團傳播績效程度中心性網絡密度一、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澳門社會團體在回歸以後發展迅速，形成了星羅棋佈的社團網絡。在公共物品供給、社會協調、社會整合方面，社團發揮了第三部門的作用，協助政府完成部分社會功能。從社團結構來看，其內部成員具有交替重疊的特徵，尤其是一些主要領導人往往在不同的社團兼任不同的職位。這種成員角色交疊的現象主要以“理事連鎖”或稱“執事相關”（interlockingofficership）的形式表現，具體是指“一對或數個社團聘請同一人為董事、理事或重要社團成員的現象，一對社團如果執事相關數越多，則關係就越密切，許多社團有了執事關聯，也就可藉此作為交往的‘頻道’，而原來沒有關係的社團，即可以藉此‘頻道’而交往”。由於地域與文化層面的特殊性，澳門社團所構成的社會網絡之間的“執事相關”現象尤為突出，社團間的聯繫尤為緊密。使用社會網絡理論來分析涵蓋在規模如此龐大的社團網絡之下的社團組織傳播績效，可能是研究澳門社會現狀與社團影響力的重要路徑。（一）社會網絡與傳播績效社會網絡概念興起於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社會學的重要分支，在社會結構研究方面已成為一個重要的領域。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社會網絡”的定義是指：社會個體成員之間社會網絡程度中心性和密度對非營利組織傳播績效的影響──以澳門社團為例李卓航孫思宇安彥作者簡介︰李卓航，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管理學博士；孫思宇，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博士候選人；安彥，澳門科技大學資訊科技學院博士候選人。李亦園：《一個移植的巿鎮──馬來西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0年，第133頁。‧青年園地‧

18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因為互動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關係網絡，即社會實體之間交互關係的集合。社會網絡是由個體和個體間的連接關係組成，是一種抽象的網絡結構。其中，個體也稱為“節點”，可以是個人、組織乃至國家等；每個“節點”間的交互關係的產生可以建立在血緣、合作、聯盟、服務、敵對等的基礎之上。社會網絡結構雖然在正式的組織結構圖中沒有直接顯現，但幾乎在所有的組織之間都客觀存在。在非營利組織績效研究方面，不同性質的非營利組織有着不同的績效評核指標，反之，同一類型的非營利組織也可使用不同的評核指標來衡量其績效水平。目前，對於非營利組織的績效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營利組織的組織財務狀況、組織成員的期望度與滿意度、組織動員能力、組織完成目標的程度、組織獲取資源的能力、組織目標是否與行為結構相統一等方面。而對非營利組織的“傳播績效”的相關研究則較為鮮見。Portes認為，“通過社會網絡成員資格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短缺資源的能力。獲取的能力不是個體固有的，而是個體與其他成員關係中包含着一種資產，是嵌入（embeddedness）的結果”。作為社會網絡中的個體或節點，非營利組織的某些績效水平也可運用社會網絡理論進行衡量。張惠蓮認為，對於非營利組織的行銷傳播績效類型可以包括：（一）資源吸收，如用宣傳手段吸引組織所需資源，如資金、義工、服務對象等；（二）資源配置，即需清楚定位組織基本功能、使命和服務對象；（三）說服工作，即說服組織成員及服務對象從事組織所期望的工作和行為。作為非營利組織的行銷績效類型，究其目的，則是實現組織自身更為有效的整合、拓展資源，實現其目標，從而擴大影響力。（二）網絡密度與傳播績效社會網絡密度的主要作用是說明網絡成員平均互動程度的多寡，同時代表成員之間彼此聯繫的平均強度，往往社會網絡密度越高，成員之間交換資訊和資源的可能性就越大，成員之間合作程度就越高，組織績效也就好。然而，這種聯結是否越多（緊密）越好？Adler認為，組織（團隊）聯結越多，組織（團隊）績效就越高，通過組織間關係的運用，可促進組織之間的資源交換、資訊與知識等資源的獲取，同時可以加強組織的凝聚力，進而增進嵌入於組織間隱性資源的轉移與交換效率。組織社會網絡的積累，促進網絡組織成員的溝通與交流，加強組織的協調與聯繫，從而有利於促進組織的知識轉移。而Sparrowe的研究則指出，由於組織的整合過強，組織間連結太弱，從而影響網絡組織成員的創新與發展。兩個網絡組織成員關係過強，會削弱雙方與其他網絡組織成員之間的聯繫，而其團結則有負面作用，會排斥新網絡組織成員與新的思維和意見。BarryWellman,S.D.Berkowitz,SocialStructures:ANetworkApproach,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p.130.AlejandroPortes,“SocialCapital:ItsOriginsandApplicationsinModernSociology,”AnnualReviewofSociology,Vol.24(1998),pp.1－24.張惠蓮：《非營利組織整合行銷傳播績效評估之研究──以“社團法人青年創業協會”為例》，《非政府組織學刊》（嘉義）2007年第3期。PaulS.Adler,Seok-WooKwon,“SocialCapital:ProspectsforaNewConcept,”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Vol.27,No.1(2002),pp.17－40.RaymondT.Sparrowe,RobertC.Liden,SandyJ.Wayne,MariaL.Kraimer,“SocialNetworksandthePerformanceofIndividualsandGroups,”AcademyofＭanagementJournal,Vol.44,No.2(Apr2001),pp.316－325.

189社會網絡程度中心性和密度對非營利組織傳播績效的影響──以澳門社團為例綜上所述，筆者選取“社會網絡密度”作為理論模型的自變量，並提出研究假設如下：H1：社團網絡密度對社團傳播績效具有負向顯著關係。（三）網絡程度中心性與傳播績效“在社會網絡理論中，主要是以中心性作為標準來衡量網絡成員權力（影響力）的大小，該指標是測量成員獲取資源、控制資源程度或可能性的結構屬性”。Brass認為，網絡中心性是影響力的主要來源之一，當成員的網絡中心性較高時，會比處於網絡邊緣位置的成員有更大的權力、聲望和影響力，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從而提高成員的績效水平。而筆者選取“網絡程度中心性”作為理論模型的自變量，提出研究假設如下：H2：社團網絡程度中心性對於社團傳播績效具有正向顯著關係。（四）網絡程度中心性的調節作用筆者把網絡程度中心性指標作為調節變量，概括而言，社會網絡程度中心性是指，網絡關係是集中於某個或某些重要網絡成員或組織，而不是所有關係都呈均勻分佈。結合社會網絡密度和中心性相關理論，當網絡中的成員關係越密集越緊密時，這些網絡成員就會在地位相對平等的氛圍中有更多的機會交流，從而形成高凝聚力的組織群，相比之下，整體網絡中存在聯繫非常緊密的小團體時，這些聯繫異常緊密或地位較高的某些成員或組織，則會出現控制組織的資訊流動現象，不利於組織的績效表現。Zhang在測量變革型領導維度通過網絡密度影響組織績效時，發現變革型領導和組織建議網絡密度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係；建議網絡密度對組織績效具有正向相關性，網絡中心性對建議網絡密度和組織績效之間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即網絡中心性越高，建議網絡密度對組織績效影響越低。由於本研究對象是社團組織，和組織中的個人之測量方法有所不同，網絡中心性對研究模型的調節作用可能也會出現正負相關性迥異的情況。而筆者選取了“社會網絡中心性”作為理論模型的調節變量，提出研究假設如下：H3：社會網絡程度中心性對社會網絡密度和社團傳播績效之間存在調節作用。而基於研究假設，筆者的理論模型如下（圖1）︰圖1研究模型陳公海︰《企業研發團隊非正式網絡的結構特徵對產品創新績效影響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D.J.Brass,M.E.Burkhardt,“CentralityandPowerinOrganizations,”inNitinNohria(au.),RobertG.Eccles(ed.),NetworksandOrganizations:Structure,Form,andAction,Boston,Mass: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92,pp.191－215.Z.Zhang,S.J.Peterson,“AdviceNetworksinTeams:TheRoleofTransformationalLeadershipandMembers’CoreSelf-evaluations,”JournalofAppliedPsychology,Vol.95,No.5(Apr2011),p.1004.

190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二、資料分析密度（density）已經成為社會網絡分析的最常用的一種指標。在社會網絡分析中佔據重要地位。密度這個概念是為了匯總網絡中各條關係線的總分佈，以便測量該分佈與完備關係網絡圖形的差距。一個團體可以有緊密關係，也可以有疏離關係，緊密關係團體的社會行為不同於疏離團體，固定規模的點之間的連線越多，該圖形的密度就越大。具體地說，密度指的是一個圖中各個點之間聯絡的緊密程度。它是用來刻畫圖的性質的一個概念。在本研究中，密度代表成員彼此關係的強度。成員彼此的互動關係越多，則密度越大。密度可以用於反映節點之間相互連結程度。程度中心性用於衡量社會網絡的局部中心性，是一個可以體現出節點控制範圍之大小的指標。程度中心性越高，表示其在網絡中與較多的行動者有聯繫，其擁有的非正式權力與影響力也越強。程度中心性可用來測量團體中哪些是最主要的核心成員，也可測量社團本身所具有的社會影響力。根據澳門特區政府歷年所資助社團名單，筆者選取了582個社團作為研究樣本，選取2010－2015年為時間段，通過“慧科新聞網”，統計澳門本地新聞媒體機構對於相關社團組織動向的報導次數，以作為社團傳播績效的主要衡量依據，具體分析如下︰（一）描述性分析筆者選取社團成立年數和社團規模（人數）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根據其相關關係表可以看出（表1），582個社團樣本的平均成立年數為11.79年，SD為19.85；規模（人數）的平均值為16.93個執事，SD為13.93；中心性、密度、傳播績效以及規模（人數）之間呈顯著相關關係，成立年數與規模（人數）、傳播績效顯著相關。表1均值、標準差和相關性MeanSD年數規模(人數)中心性密度傳播績效年數11.7919.851規模16.9313.930.108**1中心性0.0031.0000.0690.672**1密度0.0081.0010.033-0.099**0.136**1傳播績效0.0041.0050.150**0.491**0.473**-0.083*1N=582*P<0.05.**P<0.01（二）社會網絡分析從理論層面探討，社會網絡密度指標具有封閉的特質，其特徵是具有明顯的邊界，研究者可以精確地掌握網絡中行動者（成員）的具體數目，並取得每一個成員的網絡連接來進行分析。網絡中的成員聯繫越緊密，社團之間的關係密度就會越高。值得注意的是，網絡密度較高的關係中，成員之間的關係往往是較為封閉，例如成員之間有較為相似的背景、相同的界別以及相似的偏好等等。但是，由於假設“網絡密度”對於“傳播績效”是負相關關係，那麼，就要探討當網絡密度數值低時，其對傳播績效呈怎樣的關係了。在組織整體網絡中，較高的密度並不一定帶來優勢，高密度可能會增加網絡成員的協調負擔。筆者利用UCINET6.0軟件分析，得出社團網絡密度的數值，再選取數值最高的10個社團進行比較（表2）。

191社會網絡程度中心性和密度對非營利組織傳播績效的影響──以澳門社團為例表2網絡密度最高的10個澳門社團組織社團編號程度中心性密度新聞條數8281794818376817166513234251158397511658051803941678415383110通過對比，可以直觀地瞭解到，網絡密度數值較高（數值為“1”）的組織，“新聞條數”和“密度”之間的關係似乎不存在必然的聯繫。此外，網絡密度數值較高（數值為“1”）的組織，“程度中心性”數量偏低。出現這種情況，是由於網絡密度數值為“1”的組織，擁有的網絡關係非常封閉。例如，一個組織和四個組織產生關聯，而這四個組織之間全部由它聯繫，那麼該組織的網絡密度數值就為“1”；但如果其他四個組織的關係是兩個為一組並且兩兩相連的話，那麼該組織的網絡密度就為“0.5”。關於澳門社團整體網絡密度（圖2），可以明顯看出社團分為了兩個群體，其中最大的群體之間的關係非常的緊密。而在兩個群體之外的節點，則顯得格外“離散”，其節點之間或兩兩連接，或三個節點相連，呈典型的閉合結構。圖2澳門社團網絡密度結構圖

192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為了觀測其中一個節點的個體網絡密度，可選取“網絡密度”數值前10位中的“82”號節點為對象，利用UCINET6.0軟件生成個體網絡結構圖加以說明（圖3）。圖3“82”號澳門社團個體網絡密度結構圖在網絡密度結構圖中，“82”號節點處於最中心的位置，周圍的每個節點都彼此相連，該網絡結構呈現一種非常明顯的“封閉”狀態，通常，擁有這種網絡結構的節點，其彼此之間的關係往往非常緊密，它們之間的信息傳遞可能會更加的暢通，但是根據前文所述，較高的密度並不一定帶來優勢，高密度可能會增加網絡成員的協調負擔。此外，只有在開放的網絡中，組織才具備“結構洞”作用，因為在閉合的網絡結構中不需要有節點充當“中介者”的角色。而由表2可知，“網絡密度”與“新聞條數”兩者之間可能並不存在某種直接的相關性。此外，組織程度中心性數值越高，組織的地位相對來說便越重要。通過UCINET6.0軟件分析，可得出社團“程度中心性”數值，再選取數值最高的10個社團進行比較，結果如下（表3）︰表3程度中心性最高的10個社團組織社團編號程度中心性密度新聞條數578910.1093266579720.1834241576560.2453484196500.23413395420.267704550410.25470277410.187133165390.275584278370.1231185360.259179

193社會網絡程度中心性和密度對非營利組織傳播績效的影響──以澳門社團為例通過對比可以直觀地瞭解到，“程度中心性”較高的社團，在“新聞條數”上也都有較高的體現。為了能使數據在網絡圖形中得到顯示，筆者挑選出“程度中心性”數值在“20”以上的社團組織，利用UCINET6.0軟件生成中心性圖形，以觀察這些澳門社團組織在中心性圖形中的分佈情況（圖4）︰圖4“程度中心性”數值在“20”以上的澳門社團網絡中心性結構圖從分佈情況來看，有幾個節點的連線數非常多，如代碼為“579”、“578”、“576”、“196”等幾個澳門社團，它們的中心位置也十分明顯。此外，在網絡圖形中明顯有一個非常密集的“節點群”，在這個節點群中的節點線條都有密集的延伸。這種情況說明，這些處於中心位置的社團，周圍的每個節點都直接與該節點相連（每個節點都與中心性程度高的社團存在“執事關聯”現象）。結合社會網絡分析理論，當網絡中的某個節點和它直接聯繫的節點數目越多，那麼該節點中心性就越高，相較於與之發生直接聯繫的其他節點，其地位也越高，影響力和權威性也就越大。（三）回歸分析與調節分析從表4模型1至模型3，使用逐步回歸法發現，調整後的判定係數（adjusted）從0.248上升至0.305，證明社團的社會網絡特徵會對社團傳播績效產生影響，展示了社會網絡特徵各個指標對於社團傳播績效的作用（表4）。

194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表4社會網絡特徵指標與傳播績效的回歸分析表模型1模型2模型3標準化βSig.標準化βSig.標準化βSig.成立年數0.099**0.0070.104**0.0030.102**0.004社團人數0.480**0.0000.268**0.0000.177**0.002中心性0.300**0.0000.328**0.000密度-0.101**0.006-0.182**0.000中心性*密度-0.154**0.0010.2500.2980.311調整後的R20.2480.2930.305F96.741**19.340**11.348***P<0.05.**P<0.01從假設H1、H2、H3的回歸結果來看，三個研究假設均得到了支持。總體上說明了，社會網絡特徵對社團傳播績效之間存在顯著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網絡密度”對於社團傳播績效之間的關係呈負向相關關係。根據分析結果，可知“網絡程度中心性”對“網絡密度”起到調節作用，所以，筆者還分析了中心性與密度之間的雙向互動效應（圖5），標準化區間為[-1,1]。分析顯示，網絡中心性負向調節網絡密度與傳播績效，此外，當程度中心性高時，程度中心性與網絡密度和績效之間的互動關係呈現較為“陡峭”的狀態，即程度中心性高時，網絡密度越高，傳播績效則會明顯降低；而當中心性低時，兩者的互動關係則較為“平緩”，換言之，當網絡程度中心性低時，網絡密度與傳播績效之間的作用關係並不明顯。圖5中心性、密度和績效互動效應通過分析，可知“網絡密度”數值高時，澳門社團的網絡呈一種“封閉式”的狀態，而數值低時則是變成相對“開放式”的狀態，在這種連接類型中，網絡中的資訊不會高度的“閉塞”，從而使組織的資訊變得多樣。通過網絡資訊的“輸入”和“輸出”的關係，多樣性的輸入則會產生多樣性的輸出。

195社會網絡程度中心性和密度對非營利組織傳播績效的影響──以澳門社團為例三、結語筆者運用“網絡密度”和“網絡程度中心性”兩個測量指標對社團的傳播績效進行測量。通過資料分析，三個研究假設均獲得支持，即“網絡程度中心性”、“網絡密度”對“傳播績效”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其中“網絡密度”對“傳播績效”存在負向相關關係，而“網絡程度中心性”在“網絡密度”和“傳播績效”關係中，又起到負向調節作用。作為“程度中心性”數值較高的組織，通常規模較大，為增進組織的影響力與社會聲望，加強社團服務的廣泛性與全面性，常常會延展出諸多的分支機構或“分會”，它們往往呈具有統屬關係的“下屬”或“子團體”的形態，並通過舉辦形式不同的活動，來增加“母團體”的社會影響力與聲望。在網絡結構資料和整體圖形中，看似“網絡中心性”和“網絡密度”數值較低的組識，它們在整體網絡圖中雖然處於較為“邊緣”位置，但由於密度低時其網絡呈現一種較為“開放”的結構，因此資訊有了相對多樣的保障。此外，這些組織雖然“網絡中心性”數值較低，但也可依靠“母團體”固有的社會威望來增強自身的媒體傳播績效，從而解釋了社團“網絡程度中心性”數值低時，網絡密度與傳播績效之間的作用關係並不明顯的現象。對於“網絡中心性”指標而言，通常“網絡程度中心性”數值越高的團體，其在所處的社會網絡中的地位也越重要，“這樣的成員在社會學意義上是最有社會地位的成員，在組織行為學上，則是最有權力的成員”。其他團體對於網絡中相對重要團體的行動或資訊的發佈，也會給予普遍廣泛的關注。從現實層面來分析，首先，處於重要核心位置的社團組織通常規模較大，通常具有為數眾多的社團成員和分支機構，例如，“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就由26個地區街坊會、30多個附屬機構、50多座大廈業主會與社區組織組成，理監事會成員多達200多人。規模較大的社團組織，其自身內部就可以構成一個一定規模的社會網絡，下屬機構的動向也會增加媒體和民眾對於“總會”的關注。其次，規模越大的社團組織，其社會影響力越大，由於澳門社團組織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逐漸形成了利益代表功能，社團的領導人或重要成員作為政治精英和民眾代表，通過選舉進入立法機構，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與影響。這些社團領袖的動向和參加的公眾活動也倍受媒體和市民關注。綜上所述，網絡程度中心性數值越高的社團，在社團媒體傳播績效方面的表現就會越突出。在網絡密度方面，雖然顯現的圖形緊密度與數值都不低，但從社團傳播績效的結果而言，密度較高的社團組織不一定績效表現越好，甚至由於網絡封閉的原因，會造成密度越高，傳播績效越低的現象。[責任編輯陳超敏]羅家德：《社會網絡分析講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196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JOURNALOFMACAUSTUDIESQuarterlyNo.1March2017ABSTRACTSMacau:theBirthplaceof“TeaCulture”inthePortugueseWorldJINGuoping•18•Abstract:AfteritstransmissiontoAsian,European,African,Latin-Americanandotherareas,Chineseteacultureexperiencedaprocessofblending,accommodationandinnovation,andresultingtoavarietyofteaculture.MacauistherootandgatewayofteacultureinthePortugueseworld,whoseoriginalteaseedsandteapeasantswereimportedtoBrazilandPortugalfromMacau.Theterm“chá”integratedcompletelyintothePortugueselanguageanditsculture.ThePortuguesenoun“cháhasthesamespellingastheChinesePinyin“chá”,andhasbecomeaneverydaywordinthevocabularyofPortugueseandderiveslotsofphases,proverbsandslangs.Thisisaveryinterestingandrarephenomenoninwesternlanguages.Keywords:China,Portugueseworld,Macau,Teaculture,“chá”StudyontheSupplyandDemandoftheLaborForceinMacau–withaPrimaryFocu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LocalandNon-localLaborForceLOUShiyan•37•Abstract:Thelaborforceisanimportantfactorofproduction.Andthematchbetweenthesupplyanddemandoflabor,intermsofbothquantityandquality,guaranteesahealthydevelopmentoftheeconomy.ThelaborforceinMacau,withinsufficientnumberandlowquality,cannotmeettheneedsoftheoptimizationoftheindustrialstructure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economy.Meanwhile,theindustriesofMacauarestillmainlylabor-intensive,withlargedemandonmanualworkers.Modelsbasedondifferenttheoriesshowthat,amongsuchfactorsaseconomicgrowth,capital,humancapitalandindustrialstructure,onlycapitalhassignificanteffectondemandoflaborforce.Thepositiveeffectofcapitalonthelaborforceshowsthattheincreaseincapitalisprimarilytoexpandthescaleofproductioninsteadofleadingtoindustrialandtechnologicalupgradingofenterprises.Thisstudyalsoshowsthatthenon-locallaborforceinMacaumainlyactsasacomplementtothelocallaborforce.Keywords:Supplyoflaborforce,Demandoflaborforce,Locallaborforce,Non-locallaborforce,IndustrialstructureStudyontheIndustries’DiversifiedDevelopmentofMacaufromaHumanCapitalPerspective–AnalysisbyComparativeLaborProductivityandEmploymentElasticityWANGFang,ZHOUXing•54•Abstract:ThevigorousdevelopmentofMacau’sgamblingindustrypromotedtherapiddevelopmentofthelocaleconomy,andhascauseddevelopmentpressureontheindustrywithasingleandhighcost.BasedonMacau’shistoricaldataofgrossdomesticproduct,capitalformation,laborforce,collegestudents’enrollment,thispaperanalyzescomparativelaborproductivityandemploymentelasticityofMacau’sindustries.Theresultshows,byimprovingthequalityofthelaborforceMacauwillobviouslypromoteitslocaleconomicgrowth.Inordertostimulateindustries’diversifieddevelopment,thegovernmentshouldprovidemoresupportforthefinancialindustry,conventionandexhibitionbusiness,culturalcreativityandotheremergingtertiaryindustries.Meanwhile,bythewayofpromotingtheleveloflaborcapital,theindustrialstructurewillbeoptimized,thelaborcirculationindifferentindustrieswillbemorereasonable,thedispositionoflaborcapitalwillbemoreeffective.AllthiswillbettersupporttheeconomicdiversifieddevelopmentofMacau.Keywords:Macau,Gamblingindustry,Diversifieddevelopment,Employmentelasticity,ComparativelaborproductivityComparativeStudyontheForeignEmploymentPolicyofMacau,SingaporeandGermanySONGYanan•62•Abstract:ThestudyfoundthatMacau,SingaporeandGermanyhav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inforeignemploymentpolicy.SingaporeandGermanyhavemoreclearpurposesonthedesignofforeignemploymentpolicy.AndSingapore’sforeignemploymentpolicyalsoshowsaverystrongflexibility,sothatthelabormarketcanbequicklyadjusted.Comparingtothesetwocountries,theformulationandimplementationofforeignemploymentpolicyinMacauhaven’tshowaclearobjective,andmeasuresthattheGovernmenthavetakentopreventforeignemploymentfromdamagingtheinterestsoflocalworkerscouldbeimproved.Keywords:Macau,Singapore,Germany,Foreignemploymentpolicy

197ABSTRACTSAnalysisofMacau’sDealers:GroupFeatures,DemandandtheirExitEnvironmentTANGJialong,LOManHoi•72•Abstract:Withtherapidexpansionofthegamingindustry,dealersbecameoneofthelargestprofessionalgroupsinMacau.Theybecamewell-knownduetothegoodsalary,lowentrythresholdandpolicyprotection.However,Gambling’senterprisesreleasedsignalstothemarketthattheywouldcutdownthedemandfordealerssincethegamblingindustrystartedtodeepentheadjustmentinthedevelopmentpace.Afteranalyzingthenumberofemployees,sex,ageandeducationofthedealers,itwasfoundthattheoveralldemandfordealersdecreasedsignificantly,theproportionoffemalesdealersincreasedanddealerswithjuniorhighschoolandhighschooleducationlevelwerestilldominantintheprofessionalgroup.Wealsoobservedthattherewasasignificantreductioninyoungdealerswhiletheproportionofdealersagedmorethan45yearsoldrosegreatly.Consideringboththechangesindealersandthegamblingindustry,weproposethatboththeSARGovernmentandenterprisesshouldadjusttheemploymentpolicyfordealersinresponsetothepotentialcrisis.Keywords:Macaugamblingindustry,Dealer,Humanresources,SocialvaluesButterflyEffect:TeaTradefromGuangzhouThirteen-HongtotheWorldintheQingDynastyLENGDong,LUOZhangxin•82•Abstract:ThesourceoftheteatradeisFujianandAnhui,butalargequantityofteawasgatheredinGuangzhouandexportedtoEuropeandtheAmericas.ThusGuangdong,AnhuiandFujianmerchantsformedachainoftheteatrade.In1757,Guangzhoubecamethesoleportforforeigntrade,whichledtothemostprosperousperiodofthirteen-hong.Chineseexportteahadacompletesystemofproductionandcirculation.Teapeasantsbaked,pickedandpackedtheteaproductsandsoldthemtoteadealers,whoprocessedtheteaandsentthemtothehongmerchants,whosoldthemtoforeigntraders.Theteaindustrypromotedtheprosperityofteaplantations,teacultureandtheGuangdongmerchantsgroup.StreetmarketsappearedalongthesouthernsideofthePearlRiverinGuangzhou.Teaexportationledtotheemergenceofalargeamountofexport-orientedenterprisesinSouthChina.Butweneedtosay,theformationofthisworld-wideteapathisnotanaturaleconomicdevelopment,butspecificallytheresultofthepolicyofone-portforeigntrade.Keywords:Qingdynasty,ThirteenHong,Tea,ChineseandwesterntradeForeignTradeTeaLeavesofHangzhouduringtheLateQingandRepublicofChinaBAOZhicheng•92•Abstract:AstheopenportandforeigntradedistributingcenteroftealeavesinthesoutheastteaareainChinainthelateQingandRepublicofChina,Hangzhouhadaprosperousteatrade,whichexpandedbothinternallyandexternally.TealeavesweresoldtoEuropeanandAmericancountriesfromHangzhou,wheremanyforeignteashopswereopened.LocatedintheQiantangRiverbasin,Hangzhouhadanadvancedshippingsystem,whichmadeittheonlywayfortealeavesfromAnhuiandJiangxitogettotheoutsideworld.TheforeigntradeofHangzhoutealeavesenhancedtheteaplantationandprocessingindustrydevelopmentandencouragedvariousserviceindustriesrelatedtoteasuchastransportation,storage,carrying,customsclearance,insurance,etc.ButtheteaforeigntradeinHangzhouwasinevitablyaffectedbythesituationofinternalandexternalenvironmentandpolicies,soitsdevelopmenttrackwasalsoatypicalmodelofChina’sforeigntradedevelopment.Keywords:LateQingandtheRepublicofChina,Hangzhou,Tealeavesforeigntrade,Distributingcenter,TransportationserviceindustryTheVarietiesofExportTeatoBritainintheEarlyandMiddleQingDynastySHENXiaoming•100•Abstract:BritainwasthebiggestteaconsumerandthebiggestChineseteaimporterinEuropeduringthe18thandearly19thcenturies.Atthebeginning,Britishpeoplecouldgetaccesstobothblackteaandgreentea.ButduringtheprocessoftheteatradebetweenChinaandBritain,theratioofblacktearose.By1840,morethan10varietiesofteahadbeenexportedtoBritain.Theoldvarietiesofteahadbeenreplacedbynewonestomeetmarketneeds.Duringthelongprocessoftrade,duetotheinfluenceofallkindsofcommercialfactors,thevarietiesofteagraduallyformedtheirhierarchy.Nowadays,thenamesofdifferentkindsofteabecamethesynonymsfortheirdifferentgrades.Keywords:Tea,Britain,Qingdynasty,tradeSupplementsontheChronicleofGuangdongMilitaryOfficerZhangYutangwhowasStationedinMacauandHongKongduringtheDaoguang,XianfengandTongzhiYearsTANGKaijian•109•Abstract:ZhangYutang’sancestorslivedinHuluLing,BoluoCounty,Guangdongforgenerations.ZhangusedtoparticipateintheImperialExaminationinhisearlyyears,butfailedtoobtainanydegree.Thenheservedinthearmyandeventually

198澳門研究2017年第1期becameamilitaryofficerstationedinMacauandHongKong.ZhangrepeatedlygarrisonedXiangshanCountyandtookfieldinvestigationinMacau,healsowrotepoetriesduringhisvisittoA-MaTemple.ZhanghadbeenholdingthepostofDusi(battalioncommander)ofQianshanBattalionduringtheeventsthatoccurredintheyear1849suchasMacau’sgovernorFerreiradoAmaralexpandingtheNorthernterritoryofMacau,AmaralbeingassassinatedandthePortuguesecapturingtheBorderGate.NotwithstandingthefalloftheBorderGateandtotaldefeatsinLataStoneFort,Zhangdidnotreceiveanypunishmentbutwasinsteadpromoted.ZhangalsorepeatedlygarrisonedKowloon.Butduringhistenure,KowloonWalledCitywascapturedbybanditsandforeignersthreetimes.AstheguardgeneralofKowloon,Zhangabandonedthecityandescaped,whichwasaverydisgracefulperiodofhislife.However,ZhangwasgoodatEnglishandsocialintercourse,andalsoundertooktheworkofintelligencegatheringfromforeigners.ThesemightbeimportantreasonswhyhehadheldthepostofFujiang(brigadier)ofDapengBrigadefor12years.Keywords:Qingdynasty,Macau,HongKong,Kowloon,ZhangYutangTranslationsintheMacau-basedNewspaperTheReformerChinaandtheirImpactsontheModernizationofChinaLUOTian,ZHANGMeifang•130•Abstract:TheReformerChina(ZhiXinBao)wasaninfluentialnewspaperthatthereformistsestablishedinMacau(l897-1901),whichhadtwothirdsofitscontentstranslatedfromEnglish,Japanese,GermanandFrench.However,fewresearcherspaidattentiontoitstranslationactivitiesandtheirimpacts.ThispaperhasfoundthatTheReformerChinahadbeeninitiatedwiththereformists’viewthattranslationcouldbethekeytoChina’srejuvenation.Wealsoidentifiedthepatronsandprofessionalsinthetranslationactivities,andthecoveredtopicssuchasinternationalcurrentaffairs,advancedwesternscienceandtechnology,commerceandthewomen’srightsmovement.WemayconcludethatTheReformerChina,throughatranslationofwesternscienceandculture,hadgreatlyenlightenedtheChinesereaderswithadvancedwesterncivilizationandtherefore,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processofmodernizationinChina.Keywords:TheReformerChina,Translation,Enlightenment,Reformist,Modernization,MacauExaminationofMacau’sCustomsDutiesSystemintheMingDynastyCHENWenyuan,LINXiaolei•140•Abstract:AfteradeepinvestigationintothehistoryofMacau’scustomsdutiessystemandacarefulanalysisofthetopicsonboatdutiesandcustomsduties,wefoundthatscholars’formercontributionsonMacau’scustomsdutiesintheMingdynastyhadgeneralshortcomings.First,theydidnotexplainclearlythegeographicaldifferenceofMing’scustomsdutiesandusingtheexampleofFujiantoexplainMacau’scustomsduties.Second,theydidnotcarefullyanalyzewesternsourcesandtrytofindtheirdeepmeaning.Third,theyinvestigatedMacau’scustomsdutiesinastaticwayandusedthesystemintheQingdynastytoexaminetheoneintheMingdynasty.Actually,intheMingdynasty,thecustomsdutiesthattheGuangdonggovernmentleviedonPortugueseMerchantsinMacauweregoodsdutiesratherthanboatduties.Thewayofcollectingdutieshadtransformedformtaxinkindtotaxincurrency.TheobjectsoftaxationwerePortugueseratherthanChinesemerchants.Keywords:Mingdynasty,Macau,Customsduties,Sino-PortugalrelationsLegislationonAnti-domesticViolencewithEqualEmphasisonPrevention,ProtectionandCrackdown–TakingtheMacauPreventionandCombatingofDomesticViolenceActasaSampleCHENHui•153•Abstract:Law2/2016inMacau,PreventionandCombatingofDomesticViolence,cameintoeffecton5October2016,whichisacomprehensivelegislationondomesticviolence.Thisactconstructsamechanismaboutprevention,protectionandpunishment,creatingananti-domesticviolencemechanismwithmulti-disciplinaryandinter-departmentalcollaborationbetweengovernmententitiesandprivatesectors.Inparticular,theeffectsofstrengtheningthecriminaljusticepoliciesinMacauwillimposecriminalsanctionsonmoreperpetrators,forcingthemtoleavetheirfamiliesandaccepttheconsequenceofviolence.Thiskindofcompulsorydeprivationaimedatindividualrightswillhelppreventdomesticviolencehappeninginafundamentalway.Atthesametime,thedesignofalitigationmechanismprovidestheperpetratorswithmoreopportunitiestoreflectontheirbehaviorsandcorrectaftereducation,counselingandcoercionsothattheycanreturntothefamily.Keywords:Domesticviolence,Preventionandcombating,protection,MacauFromCentralizedFrameworktoDistributedClusterStructure:theConstructionofanElectronicGovernmentSysteminMacauZHANGYi•165•Abstract:TheMacauSARgovernmentproposedtwooutlinesonthedevelopmentofanElectronicGovernmentSystemin2005and2007respectively.Inthe2015outline,thegovernmentsuggestedthemethod“fromtoptobottom&fromoutside

199ABSTRACTStoinside”,whichwascalledtheCentralizedFramework.AccordingtothedevelopmenthistoryandmethodoftheInternet,thebasisofanElectronicGovernmentSystem,andtheactualsituationofMacau’sElectronicGovernmentSystemdevelopment,andexperienceinothercountriesandregions,wefoundthatifwechangedfromaCentralizedFrameworktoaDistributedClusterStructure,wecouldexpandthecoverageoftheElectronicGovernmentSystem,reducethecostofadministrationoperationandimproveworkefficiency.Keywords:Macau,Electronicgovernmentsystem,Clusterstructure,Internet,ExtranetConstructionandInnovationoftheGuangdong-MacauCooperationPlatform:ACaseStudyoftheCooperationIndustrialDistrictinHengqinZHONGYun,YANGJiao•172•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cooperationbetweenMacauandGuangdongProvince,thelocalgovernmentsandthecentralgovernmentsetupsomespecialdistrictsafterMacaureturnedtothemotherland.Thesedistricts,whichwerecalledcooperationplatforms,becomemoreandmoreimportanttoadvancetheclosereconomicpartnershipbetweenMacauandGuangdongProvince.Theprogressoftheconstructionandinnovationforthecooperationplatformscanbedividedintofourphrases.Manyachievementshadbeenmadebytheconstructionandtheinnovationoftheplatforms.Sofar,therearefourplatformsmakingremarkableachievements,whichareGuangdong-MacauCooperationIndustrialDistrict,UniversityofMacau(HengqinCampus),InnovationValleyofHengqin,andtheProjectReviewCommittee.Asanimportantregionalcooperationplatform,Guangdong-MacauCooperationIndustrialDistrictacceptedthemissiontonotonlycreateacloserpartnershipbetweenGuangdongandMacau,butalsotopushthediversifieddevelopmentofMacau’seconomy.Atpresent,theprojectslocatedintheindustrialdistrictaregenerallylargescaleandbelongtodiversesectors.However,someproblemsexistinthedistrict:relativelyslowconstruction,anunclearconstructionpattern,anunspecifiedprocedureofindustrialdevelopment,longconstructionperiods,andnoteffectiveinnovativemodel.Wesuggestthattheindustrialdistrictshouldworktoamoredetailedconstructionplan,medium-smallenterprisesshouldhaveachancetoenterthedistrict,andadevelopmentfoundationoftheindustrialdistrictshouldbeestablished.Keywords:RegionalcooperationbetweenGuangdongProvinceandMacau,Guangdong-Macaucooperationindustrialdistrict,Cooperationpattern,Innovation“OneCountryTwoSystems”andtheRightsandInterestsofMilitaryServiceforHongKongandMacauResidentsFENGZehua,LINGXuefang•182•Abstract:LongtermlossofthemilitaryservicesystemoftheresidentsinHongKongandMacauisdetrimentaltotheenhancementoftheirnationalconsciousness.VarioussocialcircleshaverepeatedlycalledfortheneedtoprotecttherightsandinterestsofHongKongandMacauresidentstoservethemilitaryservice.ProtectingtherightsandinterestsofMilitaryServiceforHongKong&Macauresidentswillenhancetheirnationalconsciousness,enrichthetheoreticalconnotationof“OneCountryTwoSystems”andpromoteexchangesandcooperationbetweenthetwoSARsandthemainland.ResidentsinHongKongandMacauenjoytherightsandinterestsofmilitaryservicewithitslegalbasis,soweshouldclarifythebasisofthemilitaryservicetheoryandpracticalneeds,encouragingstudentsfromthemainland,HongKongandMacautojointheshort-termtrainingcampwitharmytroopsstationedinHongKongandMacau,andrecruitnationaldefensestudentsinHongKongandMacau.AllthiswillbebeneficialforconstructingthemilitaryservicesystemofHongKong&Macauinasystematicway.Keywords:Onecountrytwosystems,ResidentsinHongKongandMacau,Rightsandinterestsofmilitaryservice.AStudyontheEffectofCommunicationPerformanceofNon-profitOrganizationsbytheSocialNetworkDegreeCentralityandDensity:TakeMacauAssociationsasExamplesLIZhuohang,SUNSiyu,ANYan•187•Abstract:Macauisknownasthe“associationsociety”,wherealargenumberofassociationsconstituteahugesocialnetworkwithanimportantsocialinfluence.Ifwetake“mediacoverage”asameasureofcommunicationperformanceoftheassociations,andanalyzewithsocialnetworktheoriessuchas“networkdegreecentrality”and“networkdensity”,wewillseeasignificantcorrelationbetween“networkdegreecentrality”&“networkdensity”and“communicationperformance”:“networkdensity”hasanegativecorrelationwith“communicationperformance”,while“networkdegreecentrality”playsanegativeregulatoryroleintherelationshipbetween“networkdensity”and“communicationperformance”Keywords:Macau,Socialnetwork,Association,Communicationperformance,Degreecentrality,Networkdensity

200《澳門研究》是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自1988年創刊以來，已出版逾80期，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為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提升刊物質量，擴大澳門學術研究的影響，經編委會研究決定，自2010年起，即由第56期始，本刊作出了如下改革：(1)由雙月刊改為季刊，於每年的3月、6月、9月、12月的15日出版；(2)設置政治法律、經濟管理、澳門學（歷史文化）、社會縱橫、熱點話題、學術前沿、青年園地等欄目；(3)加強學術規範，參照和借鑒國內外優秀期刊的編務程序，規範引文註釋；(4)對檢索量大、徵引率高、影響較佳的論文，將選譯為英語，於次年結集出版《澳門研究》（國際版）。改版後的《澳門研究》，繼續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進一步凸顯多學科相容並蓄，國際性、理論性、創新性與前瞻性相結合的學術風格，為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搭建學術平台，為繼續繁榮澳門學術貢獻力量。“創建學術名刊，推動澳門研究”是本刊的追求。而刊物質量的提升，離不開海內外專家學者的關心與助力，離不開本地學者的扶持與獎掖。為此，本刊誠摯邀請海內外社會賢達、專家學者惠賜大作。來稿要求：（一）本刊原則上刊登有關澳門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亦歡迎與上述領域相關的新理論、新方法、新技術的介紹和探討。（二）選題新穎，突出前沿問題、重點問題、難點問題和熱門話題，現實性和針對性強；突出新理論、新視角、新觀點，具原創性和理論深度。（三）稿件署名作者應為合法著作權人，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四）來稿須提供300字以內的中英文摘要、3─6個關鍵詞和英文標題；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職務職稱、學術簡歷、工作單位以及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傳真和電郵。（五）有關稿件的引文、註釋規範，請參考“《澳門研究》關於規範引文註釋的規定”。（六）論文所涉課題如係資助項目，請於標題頁左下方標註。如：“資助項目：基金資助（編號）”，並附資助證書影印件。（七）論文一經發表，本刊有權將之以其他形式出版；任何外界的轉載、摘要、翻譯、出版等均須徵得本刊許可。（八）編輯部對來稿有權作文字修改、句段刪節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凡不願意者，請予以註明；修改期為一個月，逾期按自動退稿處理。（九）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三個月內未接獲採用通知，即可自行處理；來稿一經刊發，即奉薄酬。（十）本刊秉持學術規範精神，倡導嚴謹學風，拒絕任何抄襲剽竊和弄虛作假行為；如有侵犯他人著述版權及人身權等行為，作者應承擔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澳門研究》編輯部2017年3月15日徵稿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