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16澳門研究BOLETIM DE ESTUDOS DE MACAUJOURNAL OF MACAU STUDIES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編輯澳門基金會出版

‧ 名 家 視 界 ‧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的抉擇──章開沅教授訪談錄 ......................................................................章開沅　 陳才俊 5‧ 時 政 熱 點 ‧發揮優勢　融合發展──國家十三五規劃與澳門發展（大家談）......................................................郝雨凡　 楊道匡　 冷鐵勛　 王一濤　 顧新華 23劉成昆　 唐繼宗　 王凌冰　 柳智毅　 林廣志習慣性水域：規劃、管理與利用（筆談）......................................................龐　川　 楊道匡　 林廣志　 李　略　 佘銓榮 35‧ 國 家 十 三 五 規 劃 與 澳 門 ‧澳門經濟的發展機遇與戰略選擇 .............................................................................李建民 42粵澳合力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齊冠鈞 47澳門文化產業︰現狀、問題與策略 .........................................................................溫憲元 53澳門服務業轉型的路徑選擇 ...............................................劉俊傑　 王田月　 葉允最 62新形勢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章海源 711988年 3月創刊澳門研究季刊2016年第 2期總第 81期6月 15日出版

‧ 澳 門 學 ‧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1 5 8 3 － 1 8 6 5）..............................................湯開建 81《澳門記略》“耕架”詞源考 ......................................................................................金國平 104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的歷史地理學價值 ....................................郭聲波　 郭永欽 117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獨身現象探析 .............................................................................晏雪蓮 129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澳門文獻概述 ....................................................................倪俊明 142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三）........................................................................................葉　農 158澳門的城巿形象及其在香港影視作品中的再現 ..................................................譚志強 163澳門青少年性危險行為的家庭保障 .......... Gertina J. van Schalkwyk 撰　 貢曉靜 譯 171‧ 青 年 園 地 ‧澳門博彩、旅遊與經濟的互動關係 .......................................................................   林德欽 178澳門居民對負責任博彩的認知與態度 ..........鄭家傑　 陳清涯　 趙永傑　 黃貴海 189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Cultural Dialogu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the Choice of Chinese Culture—An Interview with Prof. Zhang Kaiyuan ..........................................ZHANG Kaiyuan, CHEN Caijun 5A Record of Symposium on “Macau and the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HAO Yufan, IEONG Tou Hong, LENG Tiexun, WANG Yitao, GU Xinhua, LIU Chengkun,................................................ TONG Kai Chung, WANG Ling Bing, LAO Chi Ngai, LIN Guangzhi 23Customary Waters: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Using......................................... PANG Chuan, IEONG Tou Hong, LIN Guangzhi, LI Lue, SE Chun Weng 35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nd Strategic Options of the Macau Economy ........................... LI Jianmin 42Guangdong and Macau Jointly Construct a World Center of Tourism and Leisure ................... QI Guanjun 47Macau Culture Industry: Status,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 WEN Xianyuan 53Transformation Path of Macau Service Industry .............................. LIU Junjie, WANG Tianyue, YE Yunzui 62Moderately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Macau Economy under New Circumstances.....................................................................................................................................ZHANG Haiyuan 71The Origin, Rise and Decline of Leal Senado de Macau (1583-1865) ................................... TANG Kaijian 81The Etymology of “g(c)anga” in Aomen Jilüe ............................................................................ JIN Guoping 104Historical Geography Value of Vingboons’ Macao City Map ........................ GUO Shengbo, GUO Yongqin 117The Phenomenon of Celibacy in Modern Macanese Society in Macau ..................................... YAN Xuelian 129A Survey of Macau Collections in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 NI Junming 142Literature Review on Macaulogy (Part Twenty-three) ....................................................................... YE Nong 158The Evolution of Macao’s City Image and its representation in Hong Kong’s Movie and TV productions..................................................................................................................................... TAM Chi Keung 163Family Protection for Adolescent Sexual Risk Behaviour............................................................................... Gertina J. van SCHALKWYK, GONG Xiaojing (tr.) 171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mbling, Tourism and Economy in Macau ......................LIN Deqin 178Macau Residents’ Awareness of and Attitude towards Responsible Gambling.........................................CHEANG Ka Kit, CHAN Cheng Ngai, CHIO Weng Kit, HUANG Guihai 18922016

5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的抉擇──章開沅教授訪談錄[ 編 者 按 ] 章開沅教授是當代中國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召集人。其視野宏通、論析精警、蹊徑獨闢，在研究中注意社會環境的剖析並形成自己的風格，先後在辛亥革命史、中國商會史、中國教會大學史、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等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的學術貢獻。作為改革開放後最早開展國際學術交流的中國學者之一，先後應邀訪問東西方十幾個國家和地區，並受聘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臺灣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著名學術機構的研究教授或客座教授，其深厚的學養和人格魅力深受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一、人類文明的衍演與文化體系的構築陳 才 俊 （ 以 下 簡 稱 “ 陳 ” ） ： 章先生，您好！我們曾經就“人類文明建構”這一主題進行過討論，但談得更多的是對20世紀以來全球範圍內人文精神缺失、價值體系淪喪的擔憂，以及對人類文明重建的一些構想。 其實，人類文明構成的核心要件──文化問題本身，纔是人類文明重構之關鍵所在，值得深入探究。章 開 沅 （ 以 下 簡 稱 “ 章 ” ） ： 是的。按照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解釋，人類文明的初始形態大致有二：一是指有人居住、有一定經濟文化的地區，如黃河流域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尼羅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一是指文化類似的人群，如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宗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顯而易見，文明的內核是文化。可以說，文化的生成、演變、傳播、交匯與融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的抉擇 *──章開沅教授訪談錄章開沅　 陳才俊 作者簡介︰章開沅，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陳才俊，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博士。* 本訪談錄先後在武漢、廣州等地進行，歷時較久。記錄者在整理時參考了《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係試析》、《世紀的餽贈：章開沅與池田大作的對話》、《“世紀的餽贈︰章開沅與池田大作的對話”附錄》等已刊論著。亦可參見《章開沅文集》第 6、 9、 10、 11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年。參見章開沅、陳才俊：《價值體系的重建與人類文明的重構──關於“人類文明建構”的對話》，《南國學術》（澳門）2014年第 2期，第 5－ 19頁。‧ 名 家 視 界 ‧

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合，對人類文明的產生、衍演、完善與流變，厥功至偉。陳 ： “文化”一詞的出現及其在世界不同文明體系中的衍演，本身就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成果。自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前 106－前 43）首次以拉丁文“cultura animi”表述“文化”概念以來，不少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各自從自己的學科視閾出發，通過解析世界不同的文明體系來探究文化的意涵，雖然至今仍見仁見智、言人人殊，但有一點共識則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文化是人類文明構成的主體。文化進化論的代表人物、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 1917）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書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複合體。” 此被視為對文化比較經典的闡釋，亦為學術界所廣泛接受。章 ： 不過，文化和文明還是有內在區別的，二者不可混為一談。相較而言，文化偏於“內”，注重精神層面，其本質是人的精神意識和情感之間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又總是要通過特定的文化形態表現出來。文明則偏於“外”，是上述特定文化形態發展到特定階段之後所呈現出的總體的和基本的價值尺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文明是不同歷史文化所形成的關於人對自己、人與世界所達到的基本價值程度的發展標誌。由於人類精神活動或思維聯繫的指向千差萬別，所以文化呈現出政治、經濟、價值認同和生活方式等諸多形態。而相近的文化形態，又可分為偏重於物質和偏重於精神兩大體系。於是，人們就把偏重於物質形態的文化，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以及人類創造的物質成果等稱為物質文化形態，把其中所包含的物質文化的價值尺度稱為物質文明；把某種思想制度、行為規範、精神成果（包括哲學、宗教、文學等）稱為精神文化形態，把其中所蘊涵的人類精神文化的價值尺度稱為精神文明。鄧小平曾提出“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以及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思想，並將其確定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他的這一提法顯然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陳 ： 從對文化與文明的比較，似乎可以看出文化的兩大顯性特徵。其一，既然文化的本質是人的精神意識和情感之間的聯繫，那麼人思維活動的活躍性和意識活動的不間斷性，則決定了文化的動態性特徵。也就是說，任何文化形態都是活動的有機體，處於不斷發展和變化之中。比如當我們研究某一古代文化形態時，絕對不可囿於某個固定不變的僵死概念或者某種沒有生命的知識範疇，而是應該通過深掘各種歷史遺蹟、歷史資料乃至歷史現象，來把握該古代文化形態所反映的人的精神意識和情感聯繫的運動過程，揭示其時各種政治、經濟、行為規範、生活方式等所包含和體現的人類思維特徵以及認識能力所達到的程度。另外，動態的文化具有不穩定性和易變性，為此文化總是發生着變化。於是，一個時期的文化形態常常表現出不同的發展風貌，體現着不同的內涵構成。其二，鑑於文化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人的精神意識和情感之間的聯繫，所以又具有鮮明的差異性特征。因時代、地域、族群乃至自然環境的不同，文化不僅表現出發展程度的差別，而且呈[英]愛德華‧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原始文化：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連樹聲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年，第 1頁。

7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的抉擇──章開沅教授訪談錄現出稟性氣質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在稟性氣質差異中，還存在不同文化體系內涵的差別和先進與落後之間的差異。所以，文化不僅有古代與現代之分，而且有東方與西方之別；不僅有宗教文化與政治文化之異，更有先進文化與落後文化之差。也正是因為文化所具備的差異性特徵，纔導致人類不同文化形態的百花齊放與爭妍鬥豔。章 ： 通過闡釋文化的動態性和差異性特徵，我們還可以更清晰地認識到文化與文明的關係。一方面，文化與文明有着各自不同的本質特性。文化是動態的發展過程，文明是在文化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較為穩定的文化價值總體。另一方面，文化是文明的內核，文明不能離開文化而孤立存在。文明作為文化的價值總體和較為恒定的價值內涵，必然蘊藏於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態之中。同時，也正是各種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態和文化現象，彰顯着文明的價值體系。陳 ： 人類文明的產生、衍演、完善與流變，經歷了非常漫長的過程。早於原始社會時期，人類已實現第一次分工，產生了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遊牧民族居無定所，逐水草而居，不易形成大規模的聚居場所，故對文字沒有迫切需要。而農耕民族則不同，不僅有固定的居所，而且有固定的賴以生存的食物來源。農耕民族這種生活方式既容易形成大的部落，亦為“早期文明”的誕生提供了土壤。一般認為，文字是文明社會形成的標誌之一。文字符號的出現，促成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人類第二次分工，為“中期文明”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石。文字的定型，更標誌着人類文明的發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文字是人類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發明。人類的個體能夠通過文字記錄的信息，獲得人類整體在漫長歲月裏創造積累的知識、經驗和智慧，加速了人類文明的進程。文字使人類的思維更加縝密，使文明的傳承得到保障。章 ： 一般而言，界定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幾個重要標準是：青銅器的大量使用、文字的大規模運用、城市的誕生，以及大型宗教禮儀設施的出現。世界幾大重要古代文明體系的問世，均符合上述標準。不過，與其他文明體系相較，古代中華文明則呈現出自己的個性特徵。中華文化有三個直接源頭：即黃河文明、長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它起源於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以農耕民族為主體。隨着遊牧民族的不斷遷並與滲入，黃河、長江流域以古代華夏族群為主體的漢民族體系不斷融入北方民族元素。同時，包括西域族群在內的外來民族漸趨被漢民族所吸納與同化。而且，古代漢文化亦多次融釋周邊其他民族文化與西域文化。所以，中華文明是黃河文明、長江文明與“蠻、夷、戎、狄”各區域、各民族古代文明長期相互交流、彼此借鑑、不斷融合的結晶。陳 ： 如前所述，文化具有差異性特徵，不同文化之間是有差別的。由於宗教信仰、族群認同、政治立場、價值主張等不同，或者教育程度、語言體系、文學修養、藝術旨歸等有異，人類文明在演進過程中誕生過許多不同的文化體系。數千年之後，有的文化因為各種原因而消失了，有的文化則在競爭乃至擴張中發展壯大，成為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載體。章 ：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文化的作用具有兩面性：既有正面的、肯定的、積極的一面，也有負面的、否定的、消極的另一面。文化體系在其發展過程中，因與不同社會的接觸而受到影響，可能會造成自身的演變，也可能會反其道而行之，催促自身的演變。然而，就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體來看，文化所承載的使命一直是在追求和促進人的解放、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

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二、宗教文化的勃興與多元文化的繁盛陳 ：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 1975）曾經指出，任何一種文明發展的軌跡均取決於該文明精神水平的進步或衰退，文明的過程本質上是精神的提升與衰退，而精神提升與衰退的載體和根據則是宗教。他還把宗教喻為一輛四輪馬車，認為文明就是宗教運行的車輪，正是通過文明單調重複的週期性循環，形成了宗教朝着既定方向、具有更長節奏的運動。按照湯因比的說法，宗教的性質決定着文明的性質，宗教的興衰決定着文明的興衰，即宗教乃是“文明的核心”。所以我們說，宗教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形態，其產生和興盛對人類文化的發展和繁榮至關重要。章 ： 宗教不僅是一種信仰體系，而且是一種文化形態。從某種意義而言，人類的宗教發展歷史，就是人類的文化發展歷史。在人類社會早期，宗教創造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創造，宗教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文化。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各種文化無不從宗教吸取有用的養分，並通過宗教活動來展現自己的存在，繼之獲得自己的表現形式。人類先後創造的三大世界性宗教──佛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都曾經影響過、正在影響而且一定仍將繼續影響世界文明的諸多方面。人類歷史上的哲學、文學、藝術等等，均深受各種宗教的影響。陳 ： 文化之為文化，最根本之意在於“化”。化者，變也，改變或者變化之謂。文化有三個基本要義：首先是“化”，其次是“人化”，再次是“化人”。由於文化的第一要義乃“化”，其終極旨歸是化“人”，故“化人”乃文化的中心義和至上義。如果我們探究宗教的文化屬性與文化功能，不難發現，其本質屬性與功能正是“化人”。文化有一定的結構和層次，形成一個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內的體系。而宗教正是一種由“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組合而成的文化體系。首先，不僅宗教建築，如佛教的寺院、基督宗教的教堂、伊斯蘭教的清真寺和道教的宮觀等，屬於宗教的器物層面，而且佛教的袈裟、基督宗教的十字架和麥加克爾白的黑石、道教的道袍等，也都屬於宗教的器物層面。其次，作為宗教要素的宗教制度或宗教體制，如佛教的寺院制或基督宗教的主教制、公理制和牧首制等，均為宗教的制度層面。最後，姑且不論宗教神學均有觀念系統，僅就宗教信仰對象而言，亦無一不是某種精神存在，如佛教的佛陀、猶太教的耶和華、基督宗教的上帝和耶穌基督、伊斯蘭教的安拉、道教的三清尊神等，均是精神性的存在。章 ： 宗教是人類最早的、全覆蓋的、系統性的文化形態，嚴格來講，更多屬於關涉人生意義和終極目標的精神文化層面。宗教為人類文化的各個領域，如倫理道德、價值觀念、語言文字、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民俗風情、文化交流等等，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智慧、精神營養和實踐經驗。比如，其關於宇宙生成和人類起源的原始神話以及各種富於幻想的美麗傳說，催發哲學和文學的萌芽；關於人類社會行為的信條和禁忌，成為倫理和道德的初級形態。宗教是人類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推動力量，構成了人類文明衍演的主線。宗教居於民族文化的核心地位，是大多數民族和民族國家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的精神內核，維繫着民族共同體倫理道德和社會風尚的延續。古代埃及、古代巴比倫，雖然曾建立過幅員遼闊的龐大帝國，而且聲震遐邇，顯赫一時，最終卻土崩瓦解、坍塌解體。究其原因，乃其沒有維繫民

9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的抉擇──章開沅教授訪談錄族共同體統一的、至高無上的宗教。而猶太民族因一直秉持共同的民族信仰──猶太教，故雖然顛沛流離，飽經滄桑，但其文明卻經受住幾千年極其嚴峻的考驗，且至今綿延不絕，生生不息。陳 ： 宗教對整個文化模式的建構與轉型發揮着重大的作用。宗教對人的生命活動也具有內在與外在的雙重規範功能，既給人的生命活動以勇氣和力量，亦通過禁忌、戒律對人的慾望和激情予以束縛。宗教的這種雙重規範功能，廣泛地滲透於民族及社會的倫理道德與社會風尚之中，一方面促進文化形態的轉型，另一方面又對文化形態的穩定起到鞏固作用。宗教在文化體系中為人的存在提供精神動力和勇氣源泉，提供意義世界和價值世界，對文化體系的確立和變革提供調控，使人的生存有所依循。章 ： 所以，宗教的發展與繁盛，有利於人類創造豐富多彩而又各具特色的異質文化。印度文化、“猶太－基督宗教”文化、“阿拉伯－伊斯蘭教”文化，便是宗教色彩非常濃郁的幾大文化體系。中華傳統文化也具有很強的宗教性，早已被宗教學家所證明。構成中華文化基石的儒、道、墨等諸家，均具有很強的宗教性，更遑論佛教的滲入。另外，中國很多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以宗教為主要精神依託，有些民族甚至全民信教。此外，人類社會文化的演進，乃是由宗教文化與人本文化交匯融通、相互砥礪、彼此吸納而共同推動的。比如，中華文化以儒、釋、道互為發展主軸，其中，儒為人本學說而帶有宗教性，釋為佛教哲學與佛教宗教，道為宗教哲學與道教神學。再如，歐美文化以希伯來文化和希臘文化互動為發展主脈，其中，希伯來文化為宗教文化，希臘文化為人本文化。陳 ： 世界幾大歷史悠久的文化體系隨着宗教的繁盛而呈動態發展模式。中華文化、印度文化、“希伯來－希臘”文化起初都是從範圍有限的中心發源地擴散到周邊。中華文化從黃河流域延伸到中國南部，印度文化從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希伯來－希臘”文化從希臘半島擴展到地中海西部。中國和印度的新興文明通常仍然由起初的文明核心區域主導支配，而西方則不同，羅馬憑藉軍事上的優勢，不僅征服了希臘本土，還征服了中東的西部地區。這幾大文化體系的衍演與擴展，均是以宗教作為內在驅動力量。章 ： 由於思維方式不同，東西方文化秉性存在本質差異。從現象上看，中華文化是“倫理型”文化，西方文化是“法理型”文化。中華文化弘揚“性善論”，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主張建立良好的倫理道德以規範人的行為；強調通過教化來使人形成自律意識，自覺克服人的動物性本能，克服個人私慾，遵守社會規範，維護社會秩序。西方文化則側重“性惡論”，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主張“原罪說”；強調人生下來就有罪，主張通過嚴密的法律抑制個人的私慾和動物性本能，以“他律”來促使人們遵守社會規範，維護社會秩序。文化傾向的不同，導致東西方民族在宗教信仰上出現很大的差異性。其具體表現是：中國人兼容，西方人專一；中國人重功利回報，西方人重精神寄託。從信仰形式來看，中國人不排他，許多人既信仰佛教，也信仰道教或其他宗教；西方人不僅衹信仰一種宗教，不會既信仰基督宗教又信仰伊斯蘭教，而且衹信仰一神教。從信仰目的來看，中國人功利心很強，祈求目的很明確，重恩賜和回報；而西方人則目的性不強，重懺悔和寬恕。正如英國哲學家、思想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 1970）所言：“我們從猶太人那裏學到了不寬容的看法，認為一個人如果接受了一種宗教，就不能再接受別的宗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都有這樣正統的教

1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義，規定沒有人可同時信仰這兩個宗教。而中國則不存在這種不相容，一個人可以是佛教徒，同時又是孔教徒，兩者並行而不悖。”陳 ： 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關注的根本是生命、生活和生死的問題。因為價值理念的不同，決定了中華文化有別於其他幾大世界文化體系。印度文化、“猶太－基督宗教”文化和“阿拉伯－伊斯蘭教”文化，對人類生活於其中的“現世”（this world）均持消極或否定的態度，認為“現世”是虛幻的或在整體上墮落、有罪；認為生命本身永不終結，終結的衹是肉體。因此，它們認為，生命的終極歸宿在“現世”之外而不在其中，必須通過宗教修煉的手段來徹底擺脫“現世”。而中華文化很早就表現出對人類生活於其中的“現世”──即“天地”或“六合”──持完全肯定的態度，形成以此岸為取向的高度世俗化文化；相反，對於“現世”之外的世界，即“天地”之外有無“天地”、“六合”之外有無“六合”，基本持否定或存而不論的態度。與此同時，他們對於肉體死後的生命採取消極懷疑的態度。從根本上講，中國人相信世界衹有一個，即以“天地”為框架、以“六合”為範圍的“現世”。中華文化的這一特點，導致中國人非常重視天下的“和合”或者“和諧”。章 ： 中國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的對外文化交流均發端於宗教，實際上是中華文化與佛教文化、中華文化與基督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與儒道文化一起，構成中國古代精神生活的支柱與中華文化的基石。基督宗教文化背後，屹立着源遠流長的“希伯來－希臘”文化發展至今的西方現代工業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華文化與基督宗教文化的交融，遠遠沒有取得像與佛教文化那樣水乳交融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吸收、消化西方文化，使之中國化，還遠遠沒有形成。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主體文化不可能被佛教文化或基督宗教文化同化，但也不可能把佛教和基督宗教排斥於國門之外。無論人們的主觀意願如何，現代科學的迅猛發展，使得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成為歷史的必然，無法阻擋。三、東西方文化融會與中華文化的重構陳 ： 整個人類文化的發展和演變，一方面通過各個地區、民族或國家內部的傳遞、繼承和發展而延續，另一方面則通過各個地區、民族或國家之間的相互接觸、交流與融合而實現。1975年 5月 27日，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1928－　）在莫斯科國立大學文化宮演講時曾說，人類文化交流“更根本的原因是文化本身的性質不斷地促進其交流”。就是說，“文化的核心本來就是最有普遍性的、人的生命的脈搏的跳動。所以，正好似人在高興時發出的高音，在人們胸中張開的弦上躍動，奏出共鳴音，文化作為人類必要的活動，當然會越過一切隔閡，尋找某些人的心的共鳴”。章 ： 各地區、民族或國家在交流的過程中，可能是通過和平的途徑，也可能是通過血與火的方式，但歸根到底，沒有交流就缺乏比較，沒有交流就難以進步。歷史上如此，全球化的當今社[英]羅素（Bertrand Russell）：《中國問題》，秦悅譯，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6年，第 150頁。[日]池田大作：《東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何勁松編選：《池田大作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年，第 21頁。

11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的抉擇──章開沅教授訪談錄會更是如此。著名德裔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Franz Boas， 1858－ 1942）曾說：“人類的歷史證明，一個社會集團，其文化的進步往往取決於它是否有機會吸取鄰近社會集團的經驗。一個社會集團所獲得的種種發現可以傳給其他社會集團；彼此之間的交流越多樣化，相互學習的機會也就越多。大體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長期與世隔絕的部落，因而，它們不能從鄰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獲得好處。” 歷史證明，那些處於閉塞狀態下的地區、民族或國家，其文化的發展則明顯滯後，有些甚至已被淘汰。陳 ： 有人曾以一本現代紙質版的英文書籍作為例證，闡釋人類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英文字母源於拉丁文字母，拉丁文字母源於希臘文字母，希臘文字母源於腓尼基文字母，腓尼基文字母又源於埃及的輔音字母；標識書籍頁碼的數字則源於“印度－阿拉伯”數字；印刷書籍的紙張是中國人的發明，印刷術亦源於中國。而中國的近現代科學技術又基本上是從西方學來的。因此，衹有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纔能創造豐富多彩的人類文化，纔能催生人類文明的演進。章 ： 中國是世界最大文明古國之一，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長河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發揮着關鍵性作用。早在人類文明的朝霞時期，中國和西方各古代文明國家，儘管遠隔千山萬水，而彼此間的瞭解、接觸和交往卻在步步發展擴大。日久天長，中西文化交流宛如涓涓細流，匯聚成為江河海洋。絲綢之路的形成，即是中西文化交流源遠流長的活化石。即便以狹義的絲綢之路出現的時間西漢時期算起，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當然絲綢之路的形成本身並非為了文化交流，主要還是因為軍事、政治及商貿的需要，但客觀上卻促成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對外文化交流是西漢末年的佛教東傳，隨之法顯、玄奘到西天取經，把印度的佛教經典帶回中國。今日中國所見的《大藏經》，就是當時一大批僧侶致力於佛經翻譯的偉大成果。佛教也自此在中國深耕，並且開創了唐代禪宗的盛世。直至今天，我們提到中華文化的三大主流時，都是稱“儒、釋、道”三家，“釋”的排名甚至在“道”之前。陳 ： 西漢末年以降的佛教東傳，完全是宗教性、文化性、和平性的，不帶有任何強制性。中國人完全是“主動”去學習，而不是“被迫”去交流。當然，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也受到本土文化的抗拒與排斥，甚至在政治上還出現過“三武滅佛”的悲劇，但其畢竟最後在中國牢固地紮下根基，而且融入中華文化之中，成為中國佛教。章 ： 佛教傳入中國後，陶醉於儒家博大精深思想體系的中國知識分子頓然發現，中國之外還有這麼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把宇宙人生闡釋得如此透徹。中國人從此除了成君子、成聖人甚至成神仙之外，又多了一種選擇：成佛。由於佛教的刺激，唐代出現了中國化的佛教──禪宗。一時間，參禪學佛頓成時尚。佛教的挑戰成就了宋朝理學，及至明代王陽明而達“心性之學”之大成。這是中國人面對第一次強大外來思想──佛教時所作出的回應。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植根，對中國人的思想體系、價值觀念、政治經濟、人生態度、生活方式、語言文字以及文學、美術、書法、音樂、舞蹈、建築等各個領域都曾產生深遠影響。正是這F. 博厄斯（Franz Boas）：《種族的純潔》，《亞洲》1940年總第 40期，第 231頁，轉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8年，第 57頁。

1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些影響，構成了中華文化集儒、釋、道為一體的精神氣質，呈現出東方文化的獨特魅力。陳 ： 中國在接收佛教傳入不久，便將其傳播至東亞。當然，同時傳去的還有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這也是中華文化對外交流的重大成果。池田大作曾對您說：“貴國（中國──作者引）對日本文化賦予厚恩。日本不知有多少文化和思想從貴國那裏學習而來。我們所信奉的日蓮佛法也是以途經貴國傳來的法華經為基礎的。日蓮佛法對中國與韓國有着這樣的描述：‘日本國是此兩國的學生。’這也就明確表明了中國是日本的文化‘恩師國’。”池田大作甚至認為：“這些學習對日後日本的國家形成帶來了十分重大的影響。”章 ： 中國史書關於中日交流最早的記錄，是《漢書‧地理志》對朝貢貿易的確切記載。《後漢書‧倭傳》記錄顯示，兩漢之際中日兩國也有過連綿不斷的交流。不過，中日之間正式的官方使節互訪，可以確定是從日本向隋朝派遣“遣隋使”開始的。此被視為政府主導的中日全面文化交流的發端。公元630年到669年，日本遣唐使前後7次渡唐，每次規模都達100至200人。而在公元702年至752年這五十年間，共派遣四次使節團，每次人數都多達500人以上。至唐朝末期，遣唐使派遣雖然逐漸減少，但公元838年仍有651人。這些遣唐使，有學習一般學問的學生，也有主要鑽研佛教的學僧。學生到達長安（今西安）後，大部分進入國子監所屬的六學館，學習各自的專業。而學僧則是各自前往有高僧住持的專院，專心學習各宗佛教。當時對日本影響最大的中華文化是佛教和儒學，以及制度和律令。值得一提的是，明治維新以後的中日文化交流還增添了新的趨向，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努力向日本學習，從日本“轉口”輸入西方近代化思想。陳 ： 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中西文化的直接碰撞，則是以基督宗教之在華傳播為媒介的。基督宗教之傳入中國並非始終一貫、一帆風順，而是時斷時續、篳路藍縷。在歷次的對華傳教熱潮中，基督宗教的不同教派曾先後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唐代的景教（亦稱“聶思脫里教”）、元代的也里可溫教、明清之際的天主教、清初的東正教乃至晚清的基督新教等。章 ： 基督宗教先後於唐代和元代兩次傳入中國，元亡之後曾一度沉寂。明代中葉以後，借助地理大發現的推動、東西航路的開闢以及歐洲殖民主義者的全球擴張，西方天主教傳教士開始由海路抵達中國。宗教改革之後，天主教在西歐的勢力大大縮小。為了能將在歐洲的損失在海外彌補回來，天主教新創立的傳教組織耶穌會率先派遣傳教士前來東方，拓展教會領地。緊隨耶穌會之後，歐洲其他天主教修會亦紛紛在遠東建立傳教基地。天主教傳教士遠涉重洋來到中國，希望在中國傳播基督福音，將中國人皈依成上帝的兒女。而恐怕出乎他們意料，正是他們引發了第一次西學東漸的大潮。在明末清初的兩百多年時間裏，一批又一批天主教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以宣揚西方科學技術為手段，通過與儒家經典和學術思想的融合、會通，向中國士大夫傳揚天主教教義，試圖達到將整個中國“基督化”之最終目的。傳教士們的文化傳教活動，對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觸動頗章開沅、[日]池田大作：《世紀的饋贈：章開沅與池田大作的對話》，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6、88頁。

13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的抉擇──章開沅教授訪談錄大，對中國思想界產生了一定的衝擊。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 1610）不僅是中國天主教傳教事業的奠基者，也是基督宗教與中華文化對話的倡導者，而且還是把西學介紹到中國、把中華文化傳播到西方的早期開拓者，是其時推動中西文化交流之巨擘。陳 ： 總的來說，明清之際來華的耶穌會士多是在宗教信仰上堅定、熱誠，在學術文化方面頗有素養的地理學家、語言學家以及其他實用科學家。他們在傳播天主教的同時，也把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發展起來的科學文化知識介紹到中國，還把中國的許多經典文獻翻譯成西方文字傳播到歐洲，開啓了中西文化的大規模交流。因此，他們成為明末清初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之中堅力量。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傳教士，視野廣闊，學識精博。他們利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來取信於中國官民，並將傳播西方科學文化知識與傳教活動結合起來，既有利於其傳教事業，亦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書寫了開創性的篇章。章 ： 異質文化的相遇，會導致衝擊、競爭乃至失落，亦有可能走向交流、融合並達至會通。東方和西方的接觸，對雙方的歷史都起到了衝擊作用。影響總是相互的，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肯定巨大，中國對西方的影響也不可小覷。耶穌會士本來是以維護聖教為己任的，但是他們到中國傳教的結果，卻因東西方文化的接觸而將中國經典文獻帶回西方，催生了西方的反宗教理論。伏爾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 1778）熱烈推崇中國理性主義的天道觀，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中國思想文化對18世紀的西歐、特別是對其啟蒙運動，影響至深且巨。西方早期對中國比較具體的知識，正是由此期的傳教士帶回。這些傳教士也是西方對中華文化的最早研究者。他們既是更廣泛意義的中國思想文化西漸的開拓者，亦是西方漢學研究的肇始者。近代西方知識分子假手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以反對中世紀的思想桎梏，從而對啓蒙運動起到催化作用。這一點，是代表舊傳統勢力的天主教傳教士始料所未及的，也並不符合他們來華之初衷。遺憾的是，由於康熙後期爆發的“禮儀之爭”，正方興未艾、如火如荼的中西文化交流被無情中斷。陳 ： 19世紀初，基督宗教的第四次來華，揭開了近代中西文化大規模交流的序幕。基督新教傳教士在華創辦報刊、興建學校、編譯書籍、傳播福音，很快讓長期置身於閉關鎖國之境的中國知識分子“睜眼看世界”。正是因為此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漸趨深入與巨大影響，激發幾代中國知識分子從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到強調“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並最終結束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帝制。章 ： 林則徐、魏源、馮桂芬等被視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他們主要是在其時新教傳教士所提供的有限的地圖、報紙、書刊上瞭解西方。那麼，在此以後，眾多有識之士可以通過口岸租界、香港、澳門以至走出國門，直接觀察西方近代文明，對中西文化加以比較並作歷史與現實的反思。“睜眼看世界”的第二代人物以華人基督徒為主，同樣出生於1828年的容閎與王韜則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容閎是先系統接受美國高等教育之後，再回到中國重溫傳統文化；王韜則是先接受長期傳統文化教育，再到國外觀察西方文化。容閎雖然日益西化，但仍然保持着中國之根。他不講究甚麼主輔、道器、體用之分，目光全部集注於“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他具有基督宗教文明博愛與獻身的精神，而這多少又包含若干士大夫以天下

1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為己任的傳統氣概。而王韜，衹有到西方，到一個純粹的、業已真正近代化的西方，經過多年目睹耳聞，纔能進一步理解中西文化之異同，並且全盤加以區別、比較和抉擇。陳 ： 比容閎、王韜晚出生的 38年的孫中山，同樣也是一位深受西方文明薰染的基督徒。1879至 1892年，也就是 13至 26歲期間，孫中山先後在檀香山、廣州、香港的基督教會學校接受完整的西式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他長期居住、奔走於以基督宗教思想文化為根基之歐美地區，是一位飽受現代西方文明影響的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孫中山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睜眼看世界”，而且在於從文化的視角反思和批判東西方兩個世界，最後全身心致力於推翻舊的世界，創立新的世界。章 ： 孫中山 12歲前往夏威夷，“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他這纔知道中國之外還有這麼一個無比廣闊的世界，特別是近代文明已經高度發達的西方世界。尤其是他在倫敦蒙難滯留期間的苦讀、交遊與實地觀察，對於“天下”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近及遠、由小到大、由淺至深的過程。由於地域或親緣關係，孫中山直接接受的是美國教育，所以早期很自然地比較敬仰西方。他努力學習西方，以美、法為榜樣規劃中國革命的前途，並且把革命的運營主要寄託於歐美，特別是當地僑界人士的幫助。但後來在革命的實踐中，孫中山逐漸發現，民族主義纔是世界主義的基礎，衹有恢復民族平等纔配得上講世界主義。孫中山力圖以王道與霸道這兩個古老詞彙來區分東西方文化的本質差異。他曾經明確指出：“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 古代的儒家歷來主張行仁政。正統儒家政治哲學認為，道德的力量勝過軍事的力量，民心的依違向背乃是施政者決策的根據與歸宿。孫中山把這種古老儒家理念加以現代詮釋，並且以此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最高道德準則，力求在世界範圍內形成和諧、平等、合作的新格局與新秩序。或許可以這樣來概括：以王道來實現世界大同。陳 ： 自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幕拉開之始，中國知識分子便開啓了關於東西方文化異同、優劣的爭論，可謂持續至今。如何在人類文化的整體結構中認識東西方文化的角色、性質及其對人類文明的意義，以幫助人類為未來的繼續生存做出最佳選擇，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進入21世紀之際，您在對人類所面臨的各種衝突紛爭與危機災難所作的“世紀之思”時，提出運用“最大公約數”這一理念來解決各種紛爭。應該說，這是對人類思想智慧的一大貢獻。章 ： 最大公約數本是一個數學概念。人類凝聚共識、形成合力的過程，就是尋找最大公約數的過程。世界異質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雖然不同，不同地區和國度的族群雖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有異，但人類追求幸福生活的目標卻是相同的。尋找最大公約數，其實質就是“求大同，存小異”。這既是一種思想方法，也是一種價值取向。尋找最大公約數，就是在堅守“同”的基本底線的前提下，謀求對“異”的最大包容。尋找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大公約數，就需要在尊重文化的差異性中增進共識，在包容文化的多樣性中實現和諧，形成異質文化彼此認同的價值理念。各孫中山：《覆翟理斯函》，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 1卷，北京：中華書局， 1981年，第 47頁。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編：《國父全集》第2冊，臺北：文物供應社，1973年，第306頁。

15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的抉擇──章開沅教授訪談錄種文化由同而異，然後由異而同，最後歸於大同，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也是進步的文化觀。比如，當今世界就存在一個因文化傳統差異而導致的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而且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勢。尋找最大公約數不妨可以作為正確處理二者之間複雜關係的有益嘗試。也就是說，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必須經受全球一體化的人類公理的重新評判。具體到中國，應該把中國固有道德擴大到融合世界各國道德的優良成分，作為新的世界公民道德的基礎。陳 ： 1979年 9－ 11月，您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首批大陸學者訪問美國和日本；1989年 6月，由您倡導和主持的“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召開，大批海內外著名學者出席會議（此次會議乃是第一次以中國教會大學史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被視為近代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里程碑）；1992年 7月，您在華中師範大學成立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2001年12月，您將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更名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應該說，您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最早涉獵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學者之一，而且是以近代中國教會大學為路徑進入該領域研究。章 ： 中國教會大學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由西方教會組織與傳教人士在華人創辦的一批迥異於中國傳統教育型制的新式高等教育機構。過去人們曾經將中國教會大學單純看作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它的發展變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是培養社會精英的高等教育機構，青年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行為規範、學業基礎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這裏滋育形成。因此，教會大學校園內連綿不絕的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會，便屬於中西文化交流較高與較深的層次。我當時深信，教會大學史研究的進展，必將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討產生促進作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個雙向對流的運動過程。中國教會大學既是基督宗教文化與近代西方文明的載體，同時它又處在東方傳統文化環境與氛圍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國教會大學的發展，歸根到底，取決於它對中國國情與社會需要的適應能力。許多長期在中國教會大學工作的西方教職員（包括一些傳教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華文化的薰染，在不同層次與不同程度上吸收中華文化，並且將其帶回西方故土。所以，對於有些西方人來說，教會大學又是一個觀察、瞭解中國社會與文化不大不小的視窗。探討中西文化的雙向交流，是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很有趣的課題。四、異質文化的植根與中華文化的再造陳 ： 我們常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綿延不絕，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在我看來，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更多地體現在與異質文化交流中所秉持的巨大包容性。章 ： 中華文化的特點是統一和連續。中華帝國雖然也曾被遊牧部族入侵甚至統治，但最終的結果不是漢民族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語言、習俗或者遊牧經濟，而是徹底地“漢化”外來者。所以，中華文化的發展相對比較連續，沒有明顯的停頓。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地理位置比較封閉所致。陳 ： 中國是一個很特別的民族國家。佛教傳入之前，政治上的大一統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

1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滅六國時達成。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統一文字與度量衡，用的是法家思想。漢朝初年，統治者崇尚黃老之術。漢武帝時，“獨尊儒術”成為中國政治與學術思想的主流。晉唐之間，中國高僧西行求法，引領時風。中華文化一直呈現出繁榮興旺景象。章 ： 作為一個人文學者，我對唐朝文化情有獨鍾。成熟的唐朝文化絢爛奪目，充滿自信，包容而開放。都城長安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非常興盛；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相互融合，呈現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都市的堂堂風範。當時的都城長安，不愧是“詩歌之都”、“文化藝術之都”，也是讓世界嚮往的“絲綢之都”。陳 ： 然而唐代之後，中外文化的交流再也沒有過一帆風順，而是充滿逆流和曲折，不能適應歷史發展的要求。中國的學術思想始終被隔絕於世界近代化的主流思潮之外，使中國近代化的過程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幾個世紀之久。章：中國本來在世界歷史上長期佔有一席先進的地位，但由於自歐洲文藝復興之後不能與時俱進，故而錯過了好幾百年的歷史機遇，錯過了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好時機。清初以來的200年間，中國未曾有過西行求法和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行動，從而對中國的近代化，尤其是近代科學與近代思想，帶來極其不利的影響。康雍乾號稱盛世，但由於愚昧封閉、妄自尊大，所以從不派人西行，不與西方交流或向西方學習。統治者缺乏進取的態度和全球視野，固步自封，不能正確地瞭解世界和認識自己，對於一個正朝着近代化道路奔馳的世界不聞不問，從而導致中國未能匯入世界近代化的主流，所以，整個民族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正因為此，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壟斷”了其時的中西文化交流。 16、 17世紀的西學有兩種：一種是代表教會正統的經院哲學；另一種是代表新思想與新科學的近代西學。我們應該區別開這兩種文化或者思潮。可以想像，如果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者不是耶穌會士，而是另一批具有近代意識的知識分子；如果當時傳入中國的不是中世紀的神學教條而是近代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不是西方中世紀傳統的神本主義而是文藝復興以來已成為西方思潮主流的人本主義，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可能會是另外一番景象。陳 ： 近現代西方文化向中國傳播的過程，也就是基督宗教與中華文化碰撞和融合的過程，俗稱“西學東漸”。明末清初和晚清民國時期，是西方學術思想在中國傳播的兩個重要階段，一直由傳教士充當着主角。但由於傳教士所代表的西方宗教價值體系與中國傳統思想理念格格不入，所以，兩種文化的相互融合可謂荊棘叢生，舉步維艱。章 ： 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主要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除了天主教神學知識外，還涉及到哲學、語言、天文、曆法、數學、物理、兵器、地理、建築、水利、繪畫、音樂等等，為中國的科學發展和思想體系注入了新的元素。其時，西方科學技術正在迅猛發展，而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卻異常緩慢，大大落後於同時期的歐洲。因此，傳教士對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翻譯與介紹，對推動中西文化的交流還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以徐光啓為代表的開明士大夫，積極引進西學，並與來華傳教士合譯西方科技著作，為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契機。陳 ： 明清之際，天主教在中國得到較快的發展，天主教會遍及許多省份。傳教士向中國介紹西方科學文化，開闊了中國少數士大夫認識世界的視野，對中國民眾的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也起到了一定的衝擊作用。

17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的抉擇──章開沅教授訪談錄章 ： 但是，明末清初西學的傳入，雖然使中國的少數士大夫認識到西方學問之中有其優於中國之處，但這並未改變中國人對西學的基本看法。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大都墨守成規，抱持以華夏文化中心主義為基本特徵的“西學中源說”，認為中國古代學術無所不包，對外來文化異常排斥。事實上，當時傳入中國的天文學、數學和地圖學，由於衹在少數士大夫階層中流傳，而且大部分深藏宮禁，沒有能夠很好地普及，所以，其影響面衹涉及到精確曆法的修訂、全國版圖的測繪、先進軍用火器以及宮廷中供觀賞和擺設的自鳴鐘等機械玩具的製造等，而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本身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整體上觸動甚微，影響有限。陳 ： 無論是明末清初還是晚清民國時期，傳教士在向中國引介西學的同時，也把中國的文明傳播到西方，使西方對中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西方文化發展同樣產生了衝擊和助推作用。耶穌會士將中國的經籍、史地、文學、藝術等廣泛傳入歐洲，對18世紀的歐洲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基督新教近代來華後，傳教士都能直接閱讀中國古籍，深諳中國的風俗人情。他們將《論語》、《中庸》、《大學》等重要經典翻譯成西方文字，介紹到西方，再次掀起了歐美的漢學熱潮。章 ： 異質文化在相遇時，宜採取融合與合作的姿態，以促進自身的發展，推進世界文明的進步。中國的儒家文化經過兩千多年的傳播與對外交流，早已植根於朝鮮半島、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形成“儒家文化圈”。其後，儒家思想又通過西方來華傳教士傳至歐洲，受到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伏爾泰、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霍爾巴赫（Paul-Henri Thiry，1723－1789）等人的高度認同，還受到法國思想家魁奈（FrançoisQuesnay， 1694－ 1774）的熱情禮贊。陳：羅素十分注重異質文化接觸和互補的重要性。他說：“不同文明的接觸，以往常常成為人類進步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學習希臘，阿拉伯學習羅馬，中世紀的歐洲學習阿拉伯，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學習東羅馬帝國。學生勝於老師的先例不少。” 池田大作也曾說：“接受不同的文化，是從‘學習’、‘吸收’、‘模仿’階段，到‘咀嚼’、‘選擇’、‘適應’階段，最後到‘昇華’、‘發展’、‘創造’階段，這個過程就像化學反應一樣，是一種編入新文化的價值創造。而且也可以說，這就是文化交流的動力。”章 ： 對於兩位哲人的觀點，我頗有同感。在這一方面，日本民族有值得稱道之處。他們在歷史上充分展現出出色學習外來文化的特質。他們不是單純地模仿，而是有選擇性地接受，並且在消化吸收的同時，還加入創新。所以，日本的近代化進程非常成功。陳 ： 有“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之稱的著名哲學家、教育家韋卓民曾指出，一個國家的人不能完全摒棄自己的文化，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生存。文化本質上是有機的。它會在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動中不斷吸收或轉化，通過轉化與融洽而逐漸發展成長。韋卓民主張，應該對不同的文化抱有同情和欣賞的態度，不是用征服對方的態度，而是學習用欣賞的態度去保留不同文化的優良元素，並將它們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他還提出，保存中華文化最好的方式不是讓[英]羅素（Bertrand Russell）：《中國問題》，秦悅譯，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6年，第 146頁。章開沅、[日]池田大作：《世紀的饋贈：章開沅與池田大作的對話》，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1年，第 92頁。

1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它避免與其他文化接觸，而是通過對不同文化的開放態度，吸收它們當中有價值的部分，尋求合適的方式將它們整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促使中華文化更臻完善。其實，韋卓民是在 20世紀 20年代中國發生大規模“反基督教運動”的語境下發表上述主張的。這也是基督宗教文化自傳入中國以來所一直面臨的困境。章：的確，採取積極開放的態度，充分吸納外來文化的有用養分，纔是中華文化完善與再造的有效路徑。中華文化發展至今，同樣面臨如何正確對待作為西方文化核心價值的基督宗教問題。如同任何其他歷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樣，基督宗教本來就不專屬於某一國家或某一民族。它向全球傳佈的過程，也就是不斷移植於一個又一個新的文化環境的過程；而教會人士夢寐以求的非基督宗教國家或地區的“基督化”，實際上也包含着基督宗教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本土化。與佛教、伊斯蘭教一樣，基督宗教的普世性是由各種各樣文化語言的詮釋、發揮逐漸構成的。20世紀中期以來的基督宗教和基督宗教文化，早已不再專屬於西方。僅就中國來說，基督宗教的傳入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其間雖然多經挫折與停頓，但即令從19世紀初馬禮遜（RobertMorrison，1782－1834）將新教傳入中國算起，也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在這兩百多年中，並非全都是外國教會一味強行輸入，其間也有基督宗教對於中國社會的順應與調適，同時還有中國社會對基督宗教的認知與融合（儘管衹有一定程度）。陳 ： 您曾指出，我們現今常常說到的中國傳統文化或中華文化，其中理應包括業已在相當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基督宗教文化。基督宗教神學是基督宗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它與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的各自神學一樣，都是世代流傳而且不斷發展豐富的寶貴人類文化遺產，其中固然有許多陳舊的糟粕，但同時也保存許多終極關懷的哲理與追求至善的理想。章 ： 客觀地說，歷史的結果與歷史上幾次基督宗教入華的初衷是有很大距離的。直至今天，中國並沒有變成“福音世界”，但西方文化借助傳教運動卻對中華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而且，通過傳播西方文化知識，使人們特別是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增強了改變傳統、圖強變革的“緊迫感”，還促使許多中國人在民族危亡的時刻，能奮起投入救亡運動中去。這些狀況都是包括傳教士在內的西方人士所沒有預料到的。肯定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說近代基督宗教入華是在中國喪權辱國、被動承受的局面下進行的，那麼今天的中國已是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應該以主動態勢促成包括基督宗教文化在內的中西文化交流。五、文化自覺與中國道路陳 ： 毋庸置疑，中國現在正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世界在接受中國豐富的經濟和科技成果的同時，已開啓對中華文化與價值的認知。中國向世界貢獻經濟和物質，世界也必然會向中國索求文化與價值。而中國對世界的回應，勢必觸及中華文化的精神底色與價值偏好。所以說，中華文化的發展與創新，不僅關涉到民族文化的重振與再構，而且影響到世界文化的發展和方向。章 ： 早在20世紀初期，當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面臨重大轉折之際，就有許多諳熟中西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思考中華文化向何處去、中國應該選擇甚麼樣的文化道路等問題。一個多世紀

19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的抉擇──章開沅教授訪談錄以來，許多有識之士一直在不懈開掘、闡釋、播揚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尋覓、探求、設計中華文化的發展路徑。康有為、孫中山、梁啓超、章太炎、胡適、錢穆、傅斯年、費孝通、余英時、杜維明，等等，一代又一代時代精英，曾從不同的思想視角出發，探尋弘揚光大中華文化的門徑和中華文化貢獻世界的可能。尤其是費孝通，他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文化自覺”等理念，引發知識界的普遍關注和社會的廣泛認同。陳：1990年，費孝通在其80壽辰聚會上，針對世紀之末全球性文明衝突的日益加劇而發表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主張用“和而不同”來概括中國文化傳統中人文價值的基本態度，也用“和而不同”來展望 21世紀的人文世界可能出現的面貌。他認為，“21世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各種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懷着不同價值觀念的人，怎樣能在這個經濟上越來越息息相關的世界上和平共處。人類在21世紀怎樣纔能和平地一起住在這個小小的地球上？”“中國人從本民族文化的歷史發展中深切地體會到，文化形態是多種多樣的，豐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間是可以相互溝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廣之，世界各國的不同文化也應該相互尊重、相互溝通，這對各個不同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也是有利的。” 此可謂對“君子和而不同”思想的極好現代闡釋。章 ： “和而不同”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哲學智慧。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長河中，多民族文化長期交融匯合，儘管出現過大大小小的摩擦、碰撞乃至衝突，但總體方向是和平相處、共同發展，甚至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最終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和而不同”也是世界的本來面貌和應有狀態。它不僅是中國古代處理不同學術思想流派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而且可以是全球化時代促進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化解文明衝突的重要指導原則。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發展的諸多方面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在文化的認同上尚缺乏共同認可的價值標準。費孝通的16字箴言乃是用中國古代智慧嘗試化解當今世界文明衝突的現代構想。費孝通的理想是，從肯定自己民族文化開始的“各美其美”，發展到肯定和認同其他民族文化的“美人之美”，再上升到不同文化之間取得文化價值標準共識的“美美與共”，進而走向“天下大同”，實現人類社會的美好願望。陳 ： 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價值標準，都有自認為美的東西。“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對自己傳統的欣賞。這也是處於分散、孤立狀態中的人群所必然具備的文化心態。不同民族之間頻繁往來之後，人們開始對其他民族美的東西給予真正的理解和容忍。這是高一層次的境界，即“美人之美”。不同人群不僅能容忍不同價值標準的存在，還能讚賞不同的價值標準，由容忍上升到認同，且在人文價值上取得共識，由“多元”走向“一體”，即達至“美美與共”。這又是比“美人之美”更高的境界。這一境界再次昇華，便能制定大家共同遵守的價值標準。如果把具有普世性價值標準融成“一體”，則可實現人們理想中的“天下大同”。簡而言之，全世界不同的文化共同體及個體，既能夠保持、表達各自文化的個性或獨特性，也能夠尊重、欣賞異質文化的優點和特色，同時在認同、遵循普世價值的過程中“美美與共”，乃是通往“天下大同”的基本路徑。費孝通：《費孝通文集》第 1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9年，第 527頁。費孝通：《費孝通文集》第 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9年，第 408頁。

2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章 ： 21世紀以來，“文化排斥”、“文化霸權”乃至“文化征服”趨勢日益顯現，越演越烈。文明衝突已成為全球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歷史證明，人位於文化的中心，人是文化存在的根本，文化植根於人的內心。所以，不能用征服或者消滅來解決文明衝突；征服或者消滅不但衹能是暫時的，反而會製造新的仇恨，形成“冤冤相報”的惡果。在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中華傳統文化歷來主張和諧平衡。“以和為貴”是中華文化的根本特徵和基本價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對“和”這一理念的具體闡發。而且，“和而不同”的重點是“和”。所以，中華傳統文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拯救”，更不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征服或者覆蓋，而是保護文化生態的自然發展，實現人類文化的多元共存。確立人類文化多元共存的理念，促進“天下大同”的終極理想，是中華傳統文化一直強調的“和而不同”思想所主張的傾向。“和而不同”追求內在的和諧統一，而不是表象的相同一致。陳：1997年初，費孝通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將“文化自覺”作為一種理論正式提出，更加豐富和完善了其“和而不同”思想體系。按照費孝通的理解，“文化自覺衹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歸’，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時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可以說，“文化自覺”追求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類美好的社會──“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則是“文化自覺”理論的要義和精義所在。章 ︰ “文化自覺”是費孝通累積自己廣博學識與人生閱歷，且經過長期思考、深思熟慮而後提出的。雖然很早就有學者使用過“文化自覺”一詞，但對該理念予以全面闡述，費孝通還是第一人。“文化自覺”回答了全球化時代應該怎樣發展民族文化，怎樣處理中華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關係等問題。認知、理解和詮釋自己民族的文化歷史，尊重、欣賞並吸收異質文化的經驗和長處，與異質文化共同建構新的文化語境，就是最好的“文化自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是一種“和而不同”的包容、開放心態。不同的族群、民族或國家都應該對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要在對自己文化有充分“自知之明”的基礎上予以傳承和創新。同時，世界是多彩的，文化是多元的，任何一種文化都要尊重、理解乃至欣賞、吸收異質文化。衹有這樣，人類相互之間纔能和平共處，纔能從“多元”走向“一體”，最終達致“天下大同”的理想狀態。“天下大同”既是對人類美好願望的憧憬反映，也是“文化自覺”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在“天下大同”尚未實現的景況下，“和而不同”是基本的相處之道，而且也是一種非常高的境界和理想。在“和而不同”的追求中，“天下大同”終將實現。可以說，迄今為止，“和而不同”仍不失為較好的人類共同生存的基本條件和公共準則。陳 ： “文化自覺”的實現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根據其對新環境的適應力決定取捨。其次要理解所接觸的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相容並蓄，日臻完善。各種文化都自覺之後，這個文化多元的世界纔能在相互融合中形成一個具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產生一套各種文化和平共處、各抒所長、攜手並進的共同準則。費孝通：《費孝通論文化與文化自覺》，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5年，第 190頁。

21東西方文化對話與中華文化的抉擇──章開沅教授訪談錄全球化的現實，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行為秩序和文化準則。衹有同情和理解多種文化，纔有可能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裏反觀自我，確立自己的位置，並在此語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具體到中華文化，就需要知道中華文化在全球化語境中存在的意義，瞭解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中處於何種地位，中華文化能為世界的未來發展作出甚麼樣的貢獻。章 ： 提高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闡析其內涵，把握其價值。對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既不能持歷史虛無主義態度，一概加以否定，亦不可效歷史復古主義手法，認為一切都是“古”好，推行“中體西用”、“文化保守主義”。另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加深對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之間關係的認識。要全面認識自己，必須離開封閉的自我，從外在的不同角度來審視、反觀自身。人類需要的不是一個單極統治的“帝國世界”，而是一個多極均勢的“社會世界”，一個文明開化、多元發展的世界聯盟。今天，所有民族或國家均生活、活動於全球化進程大潮之中。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文化自覺”當然需要一種面向全球的開闊境界。陳 ：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和復興，都離不開民族的“文化自覺”；而民族的“文化自覺”，則離不開文化傳承，沒有文化的傳承就談不上文化的自覺。離開對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文化建設和發展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同樣，文化的傳承也離不開文化的自覺，沒有文化的自覺，就無法實現有意識、有目的的文化傳承。中華文化傳統就是以中華民族為主體、在中華大地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具有鮮明特色和穩定結構的、世代傳承並影響整個民族社會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展現。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就是要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章 ： 中華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先進的理念，值得我們進行認識、思考、發掘和凝煉，進而為人類文化的發展做出積極貢獻。比如，解決人與自然關係的“天人合一”思想，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思想；解決公私關係的“天下為公”思想，處理義利關係的“重義輕利”思想；解決異質文化相處的“求同存異”、“和而不同”思想，處理對立衝突的“以德服人”、“以理服人”思想；解決民族關係的“多元一體”、“天下一家”思想，處理國家關係的“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內政”思想，等等。再如，中國人相信“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推崇“設身處地，推己及人”，主張“冤家宜解不宜結”，等等。這些都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寶庫中獨有的思想精華，都可以對解決當代世界面臨的生態失衡、民族衝突、強權政治、霸權主義、道德淪喪、重利輕義、貧富分化、人情冷漠等等問題，發揮積極的作用和影響。當然，中華傳統文化也有糟粕，而且仍在現實生活中發生作用與影響，需要我們予以清除。陳 ： “文化自覺”首先是對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也就是充分認識自己的歷史和傳統。這是一種文化延續下去的根和種子。但是，一種文化僅有根和種子遠遠不夠，還需要培育、護養和創新。傳統失去創造，就會消失滅亡；衹有不斷創造，纔能生機勃勃。另外，僅僅瞭解自己文化的基因也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將傳統與現代創造相結合，從傳統與創造的結合中去把握未來。換言之，要以發展的觀點結合過去及現在的條件和要求，向未來的文化展示新的起點。因此，“文化自覺”不僅是理解與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和種子，更重要的是要按現代的認知和需要來詮釋自己的歷史文化。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向現代文化和異質文化學習。提高人的文化素質，

2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最大限度地激發全民族文化的創造活力，就是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覺”。章 ： 無論是文化傳承還是“文化自覺”，其終極目的都是為了實現文化強國。對於今日中國而言，“文化自覺”首先要做的是摒棄對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東西的盲目崇尚和過度自信，比如“國粹”，而是應該從世界文化發展的宏觀視野來審視中華文化豐富的資源與廣博內涵，並在與異質文化的對話中重新認識自己，找到自我；尤其是要探尋中華文化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存在的意義，中華文化在全球文明衝突中對世界的未來發展可能作出的貢獻。中華文化衹有充分把握自己的特點，加以現代思想的創造性詮釋，並增強對異質文化的理解和寬容，纔能開展對話溝通，促成多元文化的共同一體。當今的中華文化，早已不是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某一宗教的文化所能涵蓋。它是由大千世界廣闊地域的文化、眾多族群的文化、本地和外來各種宗教的文化、各種學派的文化，乃至近五百年來陸續傳入的西學所共同熔鑄而成。中華文化衹有自覺清除與文化轉型不相適應的消極成分，誠懇地學習世界上一切先進文化，纔能在文化轉型中作出更好的選擇，保持自主地位，尋找到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道路”。陳 ： 中國推翻封建帝制、結束專制統治已經一百多年了。在紀念辛亥革命誕生一百週年時，您曾提出要看“三個百年”：即一百年歷史背景，一百年歷史本身，一百年的展望。請問您如何看待中國未來一百年的發展及中華文化的再造？章 ： 至於未來的一百年，我們需要擴大視野，把中國置於全球化及至整個人類文明走向的大背景中來考察。中國要更勇於面對當今及今後本國乃至整個人類面臨的新問題，特別是在多極化國際新格局中的和平發展與大國責任問題。環保問題、能源問題，等等，都涉及到人類文明的生死存亡──是自我毀滅，還是自我救贖。任何一個國家的問題都是世界的問題，而面臨每個世界重大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因此，就更需要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對話、交流與溝通，以全球大局為重，從共同利害抉擇中求同存異，也就是我經常所說的尋求易於導致趨同共識的最大公約數。這既是一種智慧，更體現為一種平等而寬容的精神。今後的世界，必然是文化多元的世界。世界全球化決非意味着人類文化歸於一統，各個地區、各個民族或國家必將各自帶着具有個性魅力的文化，參與更為密切而又迅速的相互交流。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相互融合也是必然的，然而融合應該是平等的和互利的，不同於新老殖民主義的征服與強加。因此，在全球化大潮洶湧而來之際，我們對於各種各樣文化尤其應該持有更多的理解與尊重。[ 責任編輯　張中鵬]

23發揮優勢　融合發展──國家十三五規劃與澳門發展（大家談）編 者 按 ︰ 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閉幕，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十三五規劃”)，有關澳門未來發展的若干重大事項也被列入“十三五規劃”中，包括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積極發展會展商貿等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等。隨着國家“十三五規劃”的實施，澳門也將制定和實施歷史性的首個“五年計劃”。以國家“十三五規劃”作指引，澳門“五年計劃”將主動融入國家整體發展規劃，強化其“一個中心”、“一個平臺”的作用和功能，並在民生、經濟、教育、社會等方面進行全面改善和提升。“兩會”期間，國家領導人強調，澳門在國家新一輪的發展戰略中應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和角色。這對澳門而言，既是機遇，更是挑戰。澳門如何把握新的歷史機遇，與國家戰略協同發展，認真制定及實施以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目標的五年發展規劃，致力建成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宜居、宜業、宜行、宜遊、宜樂的城市？澳門如何根據“十三五規劃”賦予澳門的使命和責任，切實地做好各項工作？為此，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與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於2016年3月 21日合辦“國家十三五規劃與澳門發展座談會”，邀請本澳專家學者就國家“十三五”規劃框架下澳門未來的發展策略與現實挑戰發表真知灼見。出席者包括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代主任郝雨凡教授、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理事長楊道匡博士、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主任冷鐵勛副教授、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院長王一濤教授、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代表顧新華副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劉成昆副教授、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副理事長唐繼宗博士及王凌冰博士、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學術總監林廣志博士、研究總監柳智毅博士等。在座談會上，各位專家學者的觀點各有側重，發人深省。茲揀選刊發與會專家的發言摘要（與會者之發言僅為其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刊觀點），以饗讀者。發揮優勢　融合發展桯──國家十三五規劃與澳門發展（大家談）郝雨凡　 楊道匡　 冷鐵勛　 王一濤　 顧新華劉成昆　 唐繼宗　 王凌冰　 柳智毅　 林廣志‧ 時 政 熱 點 ‧

2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郝 雨 凡 （ 澳 門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院 長 、 澳 門 研 究 中 心 代 主 任 ） ︰ “十三五規劃＂對澳門的定位和發展體現了國家意志，對澳門今後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以前，中央多是“幫助、支持＂特區而已，而現在作為國家意志，以國家發展規劃的方式對澳門特區的發展方向提出了指導性意見，從“一國兩制＂角度來看，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對澳門的發展也有了一定的規定性。過去，澳門的發展帶有一定的隨意性，博彩業飛速發展帶來了黃金歲月，大家沒有多少居安思危的意識，也沒有規劃，這種“走一步看一步＂的發展模式帶來的問題便逐漸顯現出來。由於缺乏規劃，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社會成本不斷增加，未來的風險也不斷積累。澳門嚴重依賴博彩業，其經濟脆弱性逐漸顯現。澳門明顯缺乏人才，這與本地的就業“保護機制＂有關，這已經成為一個困境。面對如此情況，“十三五規劃＂為澳門指明了大方向，包含一定的目標、措施和步驟，有關澳門的建議極具指導意義。例如，關於區域合作發展，澳門過去其實衹停留在口頭上，實際行動及實際效應不明顯，在珠澳、粵澳合作方面，澳門較為被動。其原因之一，可能是認為與生活水平較低的地區整合會吃虧。現在，“十三五規劃＂讓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層面，尤其是要突顯澳門在大珠三角區域發展中的作用。總體而言，“十三五規劃＂對澳門來說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其有關澳門的表述與要求，比“十一五＂、“十二五＂更具分量，更加明確。可以預見，配合“十三五規劃＂的實施，發揮澳門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和功能，對澳門的長遠發展、長治久安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價值。楊 道 匡 ( 澳 門 經 濟 建 設 協 進 會 理 事 長 ) ︰ 根據國家的“十三五規劃＂，澳門目前也正在進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規劃工作，圍繞這個目標，相關項目已經陸續啟動。例如， 2015年 3月特區政府旅遊局已公開招標，開展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總體規劃；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室也邀請清華大學，訂定澳門城市的發展策略。根據這個發展策略，澳門城市規劃委員會將準備制定澳門城市的總體規劃。因此，在最近的兩三年內，澳門將非常密集地進行一系列的規劃工作。這些規劃和國家、廣東省、珠海、橫琴的“十三五規劃＂皆有關聯。如何在國家、粵澳，珠海、橫琴的一系列規劃中準確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發展方向，對澳門來說非常重要。說到國家規劃中有關澳門的表述和定位，“十二五規劃＂和“十三五規劃＂兩者的標題和主題皆是深化內地和港澳的關係，而港澳也單獨成章。“十二五規劃＂（第 14篇第 57章）的主題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十三五規劃＂（第 12篇第 54章）的主題是支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展。兩者一是“保持＂，一是“支持＂，並強調了“發展＂。與“十二五規劃＂比較，可以發現，“十二五規劃＂原本有關產業規劃的部分在“十三五規劃＂被精簡掉了，從而突出了港澳在國家未來發展規劃中的優勢。這些獨特的優勢又分成兩種﹕一是“傳統優勢＂（“十三五規劃＂的第一句就是“支持港澳鞏固傳統優勢＂）；二是“培育發展新優勢＂。我認為，港澳的“傳統優勢＂是過去三十年及內地改革開放以來，兩地所引進的外來投資、技術、管理，以及與國際接軌的情況；至於“培育發展新優勢＂，則是在原來的優勢基礎上培育新的優勢，亦即未來五年的發展重點。據我的解讀，澳門的定位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以及在“一帶一路＂中的發展，三者皆是應該努力培育的“新優勢＂。在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方面，全中國六百多個大中城市裏，以旅遊產業為重點的肯定不止澳門一個。例如，海南島計劃要建設為國際旅遊島、杭州的定位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城市，

25發揮優勢　融合發展──國家十三五規劃與澳門發展（大家談）但它們都沒有被納入國家的發展規劃中，而澳門則被明列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中，這表明了國家對澳門的支持。從去年起，國家相關部門與澳門已有進一步的合作。 2015年 6月，國家旅遊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共同成立了“促進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聯合工作委員會＂（這在其他省區中是絕無僅有的），後來特區政府也相應地成立了“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再加上澳門旅遊局委託國際機構進行的國際旅遊發展規劃，三者若能同步推進的話，相信這是未來五年澳門推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積極因素。在“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建設方面，我認為可能有所滯後。 2003年“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成立，每三年舉行一次部長級會議，過去已連續舉辦了四屆，今年準備舉辦第五屆。然而，國家商務部目前並沒有和特區政府成立類似“促進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聯合工作委員會＂的協調機制，衹在澳門設立常設秘書處。因此，我建議，國家商務部和特區政府也建立一個類似的聯合工作委員會，其功能主要是具體落實和補充中葡商貿服務平臺的服務功能。在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發表演說，提出了發展中葡商貿服務平臺的“四點希望＂︰一是希望會議成為亞太旅遊合作的新起點；二是希望會議開啟旅遊，引領經濟繁榮的新時代；三是希望會議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注入新動力；四是希望會議為 2014年APEC領導人會議提供更多新的成果。我認為，這幾點要求，便是中葡商貿服務平臺的功能，當中包括了多元產業、對外投資、旅遊業、工程承包、對外貿易及金融服務等。今年1月，我作為廣東省政協委員列席廣東省人大會議，聽取朱小丹省長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瞭解到廣東省政府已把建設葡語、西班牙語平臺列入廣東省政府2016年的工作重點中，他的表述是，進一步推動廣東省“走出去＂，契合了“十三五規劃＂所強調的方向。此外，去年 8月珠海市政府和國家商務部舉辦了一個工作會議，當中討論了一個有關橫琴設立中國和西班牙語即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等）國家商貿服務平臺的計劃。根據廣東省和珠海巿的計劃，對澳門“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構建應該會存在壓力。退一步而言，要是澳門的中葡商貿服務平臺在近期沒有大的成效的話，廣東省（包括珠海）的葡西語商貿服務平臺便會按其計劃推進了。因此，澳門必須把握國家“十三五規劃＂中葡商貿服務平臺的定位，將之列入比較緊迫的工作議程中，並加強與廣東省、珠海、橫琴的合作，把澳門的中葡商貿服務平臺和廣東省的中拉商貿服務平臺結合起來。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背後的支撐點必然是一系列的產業，特別是會展業，“十三五規劃＂便提到澳門要積極發展會展商貿等產業。其次，“十三五規劃＂提到要深化內地與港澳的合作，共有五個方面。一是與內地企業合作“走出去＂，即港澳要在“一帶一路＂中發揮作用；二是共建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圈，包括社會、民生、文化、教育與環保等，是除商貿合作以外的全方位合作；三是以廣東省幾個新區（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江門大黃海灣、中山翠亨）為平臺的粵澳全面合作示範區。關於中山方面，可特別說明一下，中山翠亨粵澳全面合作示範區在 2015年已經掛牌，當年 2月，澳門和中山市政府舉行了第一次工作會議，但後來卻好像有點滯後， 2016年 3月 3日國務院正式批覆的《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中，第 30條為“支持重大合作平臺發展＂，正式列入了支持廣東省與澳門共建江門大廣海灣經濟區、中山粵澳全面合作示範區。這五個新區對拓展澳門區域合作的範圍、發展空間和規模有很大的意義；四是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部署。

2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2008年，粵港澳三地就共同建設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展開討論， 2010年形成文本，稱“行動計劃＂，也已被列入國家“十三五規劃＂中。粵港澳大灣區其實是大珠江三角區的核心區，即珠江口東岸和西岸，東岸包括了香港、深圳、東莞，頂端到廣州和佛山，西岸是中山、珠海、澳門；五是“泛珠三角 9＋ 2＂合作，是在“兩會＂期間，即 3月 6日國務院正式公佈“十三五規劃＂之前的、就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最後，還有兩點應該注重，一是規劃的落實和具體的執行，這包括機制問題，以及如何確定執行部門等；二是應該要有具體的時間表及衡量指標，因為規劃必須接地氣，不能衹是虛文套話。此外，無論國家的“十三五規劃＂、廣東省的“十三五規劃＂，還是澳門未來的“五年規劃＂，最重要的是在制定的過程中廣泛聽取意見，程序必須嚴謹，在規劃形成後要堅持按照執行，不能隨時改動，這樣纔能實際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冷 鐵 勛 （ 澳 門 理 工 學 院 一 國 兩 制 研 究 中 心 副 主 任 ） ︰ 國家“十三五規劃＂單列一章來說明支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發展，足以表明國家對港澳特別行政區的重視。就澳門而言，如何利用“十三五規劃＂帶來的機遇，更好地謀劃並促進澳門的發展，是特區政府目前以至今後施政中需要着力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就此，我談點個人意見。一是澳門特區政府要有主動融入國家發展的意識。“十三五規劃＂以及國家的發展雖然給澳門帶來了機遇，但能否抓住這個寶貴的機遇，首先取決於澳門特區政府是否有主動融入國家發展的意識。認識上不到位，行動上也不會到位；認識上不重視，行動上也不會重視。由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有別於內地的制度，有人擔心其與內地的交流合作過於密切，會有損“兩制＂的差異。在香港，有人提出香港未來的前途取決於“內地香港化＂和“香港內地化＂兩種速度的較量，最終可能導致“一制＂。這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模糊甚至錯誤認識的典型表現。正是有了這種不正確的認識，香港一些人對於融入國家發展的政策和措施採取過激的抵制行動，客觀上已經影響到香港的傳統競爭優勢。澳門雖然愛國愛澳的社會基礎比較扎實，但政府以及社會各界是否真正認識到主動融入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仍是一個值得高度重視和認真對待的嚴肅問題。這要求澳門全社會繼續加大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深入學習與宣傳推廣。澳門作為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不可能離開國家獨立發展，也衹有融入國家的發展，纔能獲得更好的動力和機遇。澳門融入國家發展，不管深度、廣度如何，都不會影響其實行有別於內地的制度，因為“一國＂之內的“兩種制度＂並存，是“一國兩制＂這一基本國策的應有之義。依據國家憲法制定的澳門《基本法》也明確規定，《基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既定的基本方針相抵觸。因此，澳門特區政府實行有別於內地的制度，不僅有基本國策的保障，更有憲法和《基本法》的保障。澳門主動融入國家的發展，不僅絲毫不會影響到其制度，肯定還會使澳門得益。對於澳門主動融入國家發展的認識到位了，解決了“為甚麼＂要主動融入國家發展的問題，自然就會內化為相關的行動。二是找準澳門自身的優勢何在。“十三五規劃＂提到︰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作用；鼓勵內地與港澳企業發揮各自優勢，通過多種方式合作“走出去＂。因此，澳門要利用好“十三五規劃＂的機遇，關鍵是要找準並發揮好自身的優勢，這樣在競爭中纔能佔有一席之位、取得成效。關於澳門自身的優勢，社會上的討論比較廣泛，今

27發揮優勢　融合發展──國家十三五規劃與澳門發展（大家談）年“兩會＂期間，澳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紛紛建言獻策。澳門要結合這些討論，發揮一些具優勢產業的作用，“走出去＂並積極營造商貿平臺和營商環境，特別是要培育和發展新的優勢。例如，“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到的、要積極發展的“會展商貿＂，它其實不是澳門的獨有優勢，而是“相對優勢＂，因為無論是香港或內地的一些大城市，都有會展方面的經驗。但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臺方面，卻是澳門的獨有優勢。因此，特區政府應分析此一優勢是否已得到發揮、是否存在阻礙因素、如何改善等。常有人反映澳門在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方面缺乏人才，特別是懂中葡雙語、熟悉內地與相關葡語系國家法律與投資環境的人才。因此，特區政府應想方設法，投放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可通過澳門高校，或以“送出去、請進來＂的方式進行培養。三是要注重澳門內部的制度建設，提升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現在有一種傾向，彷彿一提到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澳門的企業和人員便需要“走出去＂開拓巿場，但實際上，要更好地利用“十三五規劃＂帶來的機遇，根本離不開澳門內部的制度建設。不把內部制度建設好，不給本地企業、人員一個好的環境，形成優勢，又怎麼談得上“走出去＂呢？尤其是要完善法律規章，提升特區政府的行政效率，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國家相關領導人在很多場合都反覆提到要大力加強澳門的制度建設，這同樣適用於澳門利用“十三五規劃＂的機遇參與國家的發展。因此，特區政府要抓緊對法律及行政規章的清理及其適應化工作，簡化並完善民生商事領域的行政程序，強化政策執行及監督機制建設，繼續加強公務員培訓工作，提高公務員綜合素質，不斷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衹有這樣，纔能為企業和相關人員更好地發揮優勢“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條件。王 一 濤 （ 澳 門 大 學 中 華 醫 藥 研 究 院 院 長 ） ︰ 與大家相比，我來自一個很小的學科領域，這就是中醫藥，這個學科在澳門非常獨特。過去，中醫藥與絲綢之路甚有淵源，中醫藥裏的很多外來藥物，凡帶“胡＂字的基本上都是從絲綢之路來的。現在，中醫藥能否沿着“一帶一路＂重新煥發光彩，同時成為澳門的一個亮點呢？習近平主席曾指出，中醫藥是打開中華文化寶庫的鑰匙。中醫藥源於人們的治病防病，是把中國哲學、天文、人文、地理等“天人合一＂原理結合起來的傳統醫學，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傳統醫學都已消亡的當下，中醫藥卻有重新振興的跡象，真是可喜！據我所知，葡語系國家中的巴西是一個世界植物王國，再加上“國家十三五＂規劃、泛珠三角合作規劃等都把中醫藥列作核心產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為澳門可以在其中承擔一定的角色，發揮一定的作用。澳門在中醫藥方面有幾個很特殊的優勢︰一是澳門擁有“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該實驗室於2008年開始申請、2010年由國家批覆，以中醫藥質量評價為研究方向，中醫藥創新和國際發展為研究目標，這是連中國中醫科學研究院都沒有的優勢；二是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支持的、隸屬澳門特區政府衛生局的“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中心＂的設立。該中心的設立代表着澳門與世界衛生組織在推動各國把傳統醫藥納入初級衛生保健服務系統、傳統醫藥衛生官員和專業人士的培訓等方面的進一步合作。中醫藥在澳門的獨特之處，是在發展中擁有一個明確的定位，是作為產業適度多元發展的一個重要選項。在此領域，除中國外，也包括葡語系國家（如巴西）的資源，即生產的部分，以及擁有四億人口的龐大的植物藥、傳

2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統醫藥市場。作為澳門的科技工作者，在國家發展規劃中，而且澳門又被置於如此重要的位置，希望能夠更多地發揮我們的作用。過去我們承接了一些葡語系國家中醫藥項目，包括協助培訓葡語系國家的醫藥管理人才。從2002年以來，澳門大學就建立了中藥學專業、醫藥管理專業理學碩士學位和生物醫藥博士學位，10多年來，為澳門和鄰近地區培養了500多位中醫藥優質博士和碩士研究生人才。此外，澳門的中醫藥亦可在四方面發展，一是可在澳門和橫琴建立不同的專業平臺，例如後方支持平臺、粵澳合作平臺等，澳門方面可作為對外接軌的橋樑。此外，在技術平臺方面，無論是與葡語系國家還是內地的研究機構相比，澳門現有的條件都是一流的；二是在創新藥物和產品開放上，澳門可以提供一些服務；三是建構從研發到產品中間的技術轉移平臺，即產品技術轉移平臺；四是建構人才培訓平臺。同時，在這幾個平臺上為澳門中小醫藥企業的升級換代提供相應的服務。顧 新 華 （ 澳 門 大 學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院 長 代 表 ） ︰ 我將從經濟和商務方面，來談談澳門如何持續發展的問題。2013年，澳門的博彩收入巨大，達到452億美元峰值，相當於四艘航空母艦的價值。錢像洪水滾滾來，居民並未樂開懷；原因何在？2014年的博彩收入下跌至290億美元，跌幅超過三分之一。我們也可反過來考慮，如果澳門的博彩業衹有本土企業，那麼即使賭收下降至此，澳門的經濟仍不算差，甚至反而更好。為甚麼？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本地的博彩收入很大一部分不屬於澳門人，而是被外國人或外地人拿去了。因為澳門博彩資產大多為這些外地人所擁有，所以澳門在某種程度上衹是他們的“打工仔＂。澳門當時有 60－ 70%的賭場收入來自貴賓廳，而貴賓廳95%以上的豪客是來自內地的。然而，內地支持澳門經濟發展的好處，並非全部或大部落到澳門普通人的手中。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不良之處被嚴重忽視，已為時太久了。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澳門是一個高儲蓄經濟體。一般來說，投資的來源是儲蓄（澳門的儲蓄率特別高），儲蓄率減去投資率後，剩下的錢都閒着不用。現在澳門經濟不是依賴自身的儲蓄──這一大筆錢擱着，簡直是浪費──而是依賴外來的投資。外國投資者究竟在澳門投了多少錢、又賺了澳門多少錢？沒有人進行過研究，這事兒壓根就是一筆糊塗賬！開放博彩經營權，引進外國資金，營造競爭環境，放棄集團壟斷，這一邏輯未必完全正確。如果沒有外人投資，衹由本地人自己經營，那澳門的日子未必會不好，澳門甚至反而會過得更好。因為內地是不能合法賭博的。面對內地這麼龐大的市場，如此巨大賭收，如被澳門這個微型城市所佔有，怎樣花也花不完。我們有這麼龐大的市場，為甚麼不獨佔？我們有超高的儲蓄率，為甚麼不自主投資？如果說引進外資是為了引進管理知識，為甚麼不引進“高管＂而引進所謂的“投資者＂？當初為甚麼要把博彩經營權開放予外國企業？且合同長達二十年？現在差不多到期了，澳門應該好好思考這個問題，重新規劃未來。交了二十年的學費，是不是在管理知識有長進、可以畢業了？澳門未來面臨的最大問題，可能是“請神容易送神難＂。就高儲蓄問題，澳門早前就提出成立一個“主權財富基金＂，這是個好主意，可惜說而不做。現在稱之為“投資發展基金＂。數年前，我和當時的澳大金融系主任林少群教授應金管局的邀請，與他們討論澳門的金融和經濟情況，當時談的是貨幣問題。澳門貨幣的錨幣是港元，港元的錨幣是美元。澳門的經濟以前依賴香港，現在卻依賴內地。因此，澳門幣制應該改變，應與人民幣掛鈎。最後的主流意見雖然仍是堅持與港元、美元掛鈎，但有一點他們非常感興趣，就是成

29發揮優勢　融合發展──國家十三五規劃與澳門發展（大家談）立主權財富基金。澳門有大量的特區儲備資金，70%存放在香港。但同期美國經濟已經不行了，搞GE，故香港名義利率很低，但港澳通脹不低。因此，大量資金放在銀行，實在是一種巨大的實際虧損。因此，我們仍然建議，像新加坡、挪威等國家一樣，建立主權財富基金。澳大社會科學學院郝雨凡院長，當時主持過這方面的專門研究。現在我們再次提出來，要認真考慮主權財富基金。當時是一個好時機，現在也仍然是一個好時機。當時金沙的股票從 100多美元跌至 10多美元，如果政府用這筆錢把其股票買下來，實際上就實現了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本土化，其他地方叫“國有化＂。當時金沙需向銀行借貸 55億美元來開展項目工程，銀行都不借。因賭收復蘇，其股價沒多久又升上去了。如果當時澳門的財政盈餘不是存放在香港，而是成立主權財富基金，投資於低價股票，那該有多好！現在金沙和永利的股票已下跌了不少，我們能不能找準時機，把其股票“吃＂下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個問題，就是外國企業並非帶着錢來澳門投資的──永利在香港發行股票籌資160億港元，金沙發行股票籌資320億港元，美高梅與澳門商人合作籌到了30多億美元。即是說他們是從本地及附近的市場集資來投資的；正所謂“外資無資，借資投資＂；或者說他們是在“空手套白狼＂。這些所謂的投資者，不僅在中國這樣做，在韓國等國家也這樣做──但大家都以為他們是投資者，其實不是。買了他們股票的人才是投資者或企業擁有者，他們衹是管理者、營運者。然而他們控制了整盤生意。現在的情況是，2013年以前的賭博收入呈指數級的瘋漲，可是他們把成本弄得更高，因此利潤越來越小，以至影響了利潤分成。買了股票的擁有者，卻分不到利潤。這種把成本故意弄得很高的情況，便是經濟學著名的代理權問題（a g e n c ypower）。沒有人去保護廣大的投資者，而他們大多是中國人。因此，是我們利用外資，還是外資利用我們？澳門這麼多年的收入很大一部分都給外國企業拿走了。沒有錢我們還能做甚麼？也談不上甚麼規劃、甚麼合作、“一帶一路＂等等了。因此，請把眼光放在“澳門＂，這個小地方實在是個寶地，衹有澳門能經營賭博，賭業澳門人經營一百多年了，要外國企業跑來幹嘛？問題是：除了賭場，澳門能搞甚麼？產業多元化發展很吃力。因此，特區政府的規劃，必須重視賭博行業的本土化，如透過“主權基金＂把股票買回來。柳 智 毅 （ 澳 門 大 學 澳 門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總 監 ） ︰ 從“十一五＂開始，澳門和香港就列入了國家的五年規劃，“十一五＂對兩者衹是略略提及，但從“十二五＂、“十三五＂開始，便有了專屬篇章。“十二五＂和“十三五＂明確為澳門的發展定位指明了方向。從政治上來看，“十二五＂是“保障＂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十三五＂是“支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展，明顯表明從過去五年到未來的五年，整個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變化。“十二五＂是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十三五＂是支持港澳提升經濟競爭力；“十二五＂專門有一節談及澳門的產業發展，提出了旅遊休閒、會展商務、中醫藥、教育服務、文化創意等產業，但“十三五＂卻沒有這一節；“十二五＂和“十三五＂都提及深化內地與港澳的經濟合作，表明了中國內地與港澳合作的大方向是不變的，但內容已有不同，“十二五＂是“加強＂內地與港澳的交流合作，“十三五＂則是“支持＂港澳與國家雙向開放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各自發揮其優勢，通過多種方式“走出去＂。總而言之，“十三五＂明確表明澳門的定位和在其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即要深化與內地的經濟合作，進一步融入國家的經濟體系。在這個大背景下，澳門正在進行的“五年規劃＂，應該也算是

3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十三五規劃＂下面的一個子規劃，我們應當注意，不要衹關心“十三五規劃＂有關港澳的篇章，而應從整個“十三五規劃＂來把握港澳的發展。“十三五規劃＂有五大主題，包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我們澳門編定“五年規劃＂，尤其要注意配合和協調。“十三五規劃＂提及很多澳門與內地城巿（包括珠三角地區）區域合作的機遇，在內地如此高速發展過程中，澳門能參與的領域很多，不能忽視澳門在區域合作中的配合和發展。當然，“十三五規劃＂也意味着競爭，例如，橫琴和珠海也發展與葡語系國家的商貿合作平臺。因此，我認為，除了應重視有關港澳的篇章外，還應整個把握“十三五規劃＂，當我們把握國家層面的機遇時，其他領域的規劃也會給澳門提供機遇。關於“十三五規劃＂與澳門的發展機遇，我認為是八個字──“國家所需，澳門所長＂，即要體現澳門的長處、優勢，與國家的需要結合起來，所謂國家的需要就是“十三五＂所說的“走出去＂、建設“一帶一路＂、與葡語系國家接洽合作等。現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在國際和外交方面都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服務國家方面，澳門或許獨力難支，但我們應該盡澳門所長，尤其在葡語系國家、沿着“一帶一路＂的戰略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和功能，實現協同效應，與國家共同繁榮發展。劉 成 昆 （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商 學 院 副 教 授 ） ︰ 我認為“十三五規劃＂有關澳門的主題是“深化區域合作，促進產業多元＂，從而提升澳門的經濟競爭力。“規劃＂第 54章提出“支持港澳提升經濟競爭力＂，無論是區域合作還是產業多元，都是讓澳門繁榮穩定、提升長期競爭力的途徑或手段。不久前，我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合作，進行了一個兩岸四地294個城市競爭力的排名研究，通過此次排名，可以說明深化區域合作、促進經濟多元的意義。雖然此排名還沒有公佈，但可以透露，澳門在大中華區294個地級以上城市的排名，總體來說雖然還是比較靠前，但與前期相比有所下滑。這個排名是透過增量競爭力和可持續競爭力來測算的。澳門在增量競爭力方面的排名非常低，排到了 220名，原因是我們以GDP增長波動作指標，而最近澳門的 GDP處於波動期。綜合排名方面，相對去年來說是下降了，現居第五位（被深圳超越了），過去香港第一，上海第二，北京第三，澳門第四，但這次深圳因其科技等方面的發展而超越了澳門。甚麼因素限制了澳門排名的提高呢？一是知識城市競爭力，二是信息城市競爭力，從這方面看，“十三五規劃＂談到要“支援內地與港澳開展創新及科技合作，支援港澳中小微企業和青年人在內地發展創業＂，這與我們的調查結果吻合。我們發現，無論是知識、教育投入，還有科技經費支出方面，在澳門的財政收支比重中都非常小，這自然會限制澳門在知識和信息發展方面的競爭力。從解決方案來說，最終的提升途徑還是要落實到多元產業發展和深化區域合作方面。“十二五規劃＂提到“一個中心＂、“一個平臺＂，“一個中心＂可以簡單地解釋為以旅遊娛樂博彩等為主導，其他非博彩行業進一步發展的產業體系。從這個產業的區域分工來說，是不可能通過“打壓＂博彩業來提升其他產業的。以會展業為例，2015年第三季度會展產業中的受訪展覽主辦機構收入是4千萬澳門元，而支出卻是6千萬澳門元，從產值的角度來說，是不可能拿來與博彩業作對比的。因此，在產業分工體系中，要發展非博彩業必然衹能依靠區域合作的方式進行。即是說，在澳門本土發展博彩業，而通過區域合作的方式發展其他產業，進而降低澳門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否則，按地均GDP來衡量，澳門經濟是一個波動性非常大的體系，這就是要深化區域

31發揮優勢　融合發展──國家十三五規劃與澳門發展（大家談）合作（或區域融合）的原因。“十三五規劃＂提到“加深內地同港澳在社會、民生、文化、教育、環保等領域交流合作＂，這屬於非經濟領域，從合作角度來看，則涉及“一個平臺＂。我認為，“一個平臺＂更多的是強調區域合作，而不僅僅針對葡語系國家。簡單來說，葡語系國家中的巴西，去年的經濟增長非常低，貨幣貶值非常快，單單是這種合作，能對澳門帶來甚麼直接好處呢？因此，“一個平臺＂的合作可以作“由近到遠＂的理解，“近＂的是與橫琴、中山等的合作，再次的是與珠三角、泛珠三角及其他內地城市合作，“遠＂的則是與歐盟和葡語系國家的合作。不過，這種看起來層層遞進的區域合作，從成效來說都是長遠而且具有難度的，很難解決短期的經濟波動問題。無論是博彩業也好，非博彩項目如會展、文化創意、中醫藥產業也好，很大程度都有其自身的演進規律。但如果從大局來看，確實需要強調融合，需要健康發展博彩業以推動非博彩元素，而非博彩產業的選擇則難以簡單地規劃。從競爭力的評價來看，澳門在人才、科技的投入一直都非常低，與前年相比，去年的比重更是下降了，從而導致了競爭力的下降。這應該特別注意。唐 繼 宗 （ 澳 門 經 濟 建 設 協 進 會 副 理 事 長 ） ︰ 在談論“十三五規劃＂和澳門發展這個議題時，首先，我認為應以“政策研究＂而不是“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方可對症下藥。我們要切合澳門的實際環境、條件去提出具體的建議，因為這不單是經濟的考量，也是政治的考量。此外，也要考慮到操作性的問題，要不然衹是空談，政策決策者是不會選擇這種政策選項的；其次，對於經濟“多元＂，很多朋友單純地以GDP來衡量，其實在聯合國已有明確的定義，其指標應有三︰一是從GDP或GNP去考量；二是從出口市場去考量，例如澳門出口市場結構多元化的程度？目前遊客主要來自內地，所以最大的出口市場便是內地了；三是以境外投資收入去考量，例如美國和日本在境外有一些投資，其境外的收入十分多元。我很同意劉成昆教授所說的區域合作，因為澳門市場太小了，不合作很難去發展；第三，澳門有其相對優勢，那就是澳門是一個“自由港＂，我們常說“一國兩制＂，那不是一個政治口號，而是切實的優勢。例如，《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可自行制定民用航空的各項管理制度，這是內地其他城巿沒有的相對競爭優勢，因內地城巿所在機場需在中央民航總局與外方簽署航權協議後，始再決定能否獲得分配。現在，澳門已與外國簽訂了四十多個航權協議，不過，本地的始發權由於被壟斷，未能獲得更有效率的配置；第四，有關旅遊業方面，其產業鏈很長，其影響也很大，無論是“一個中心＂、“一個平臺＂，還是經濟多元，其實都可藉由旅遊發展以實現有關目標。我們在從事旅遊研究時可以看到，旅遊活動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對外交流活動，透過發展出入境旅遊以推廣外交、商務、投資、文化等軟實力等，促進“一個平臺＂和多元經濟的建設。有關“十三五規劃＂和澳門經濟發展，可從三個方面去探討：第一是“方向＂。“十三五規劃＂的方向目標很明確，就是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以及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這些方向十分清晰，不需多費時間討論。在旅遊方面，澳門要與內地和國際城市競爭“城市旅遊＂，這與一般旅遊不一樣，發展“城市旅遊＂重點有三︰一是遊客和居民的關係要和諧，因為城市空間很小，旅客對居民是有影響的，不能像某些類型的旅遊活動可把旅客放在遠離居民的地區；二是旅遊與其他經濟活動關係要和諧，因為澳門資源供應相對稀缺，旅遊規劃應與澳門的社會經濟整體規劃

3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相配合；三亦因為資源有限，“綠色＂和智慧旅遊是城市旅遊發展的必然方向與趨勢。第二是路徑，企業發展時，不能違反市場規律，並要有明確的目標市場，以及瞭解全球競爭趨勢和模式。現在是產業鏈和產業鏈之間的競爭，我們難以單打獨鬥，如果澳門沒有辦法融入全球產業鏈的競爭中，基本上勝算不大。因此，我們現在比較明確的是“一帶一路＂這個模式。“一帶一路＂不是一個政治口號，雖然去年前來澳門的遊客和消費都少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但整體來說中國內地遊客出境遊增長持續，其境外消費也在增加，因此未來中國仍然是一個潛力很大的客源地市場。從這個角度來說，其路徑很明確，澳門可透過“一帶一路＂，從地理和產業鏈兩個方向來進行一個“引進來＂和“走出去＂的經營與投資。第三是行動計劃。首先是政府要供應足夠的公共品（public goods），促進城市旅遊的發展。這也有三點：一是本地政策和法律法規。我們現在有了85平方公里的水域，怎麼去使用，要通過制定制度和法律，然後纔能吸引投資者與經營者。如果沒有明確、合法的使用權制度，則難以有效利用我們的水域資源；二是區域合作的制度建設，包括深化CEPA、民航協議等。在民航方面，目前來說是比較落後的，我們其實可以通過“開放天空＂，把客人帶進來。跨境運輸效率非常重要，政府要去處理。供應鏈的延伸也很重要，例如東瀛遊旅行社，最初是一個在日本當地設立的地接社，主要從事接待從香港前往日本的旅行團業務，後來把業務延伸至香港，直接投資及經香港出境遊環節，後來又延伸到其他旅遊目的地，包括澳門。這表明目前的投資方向不是一種重複投資，而是沿着產業鏈或價值鏈的投資，這是企業要去努力的方向；三是個人能力。例如語言，澳門客源要是多元了，那麼我們的語言人才夠不夠用？再如技能，旅遊業都是綜合性的，沒看過、沒試過的項目多着呢，因此培訓很重要。再者是心態，不少澳門僱員或投資者不願意到外面發展，這亦會是一個障礙。王 凌 冰 （ 澳 門 經 濟 建 設 協 進 會 副 理 事 長 ） ︰ 配合國家“十三五規劃＂進行“五年規劃＂，對澳門來說很重要，所以大家都很關注。由於是首次做規劃，文本相對簡單，也不是很清晰。我認為，五年規劃應該讓更多的澳門人參與，包括公務員、政府官員、相關研究機構、其他專業團體等。本地專業團體積極地參與“五年規劃＂的撰擬，對做好規劃比較有利。最近看到媒體上一些人士對此發表了很多意見，但他們對澳門的瞭解似乎不多，衹能說一些高高在上的話，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深入瞭解過澳門，或者想問他們是熱愛這片土地，還是衹是完成一個顧問工作而已。前一陣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規劃工作也搞得很熱鬧，但仔細一看，澳門的研究機構參與得很少，都是以外地人士專家為主，我也懷疑他們對澳門的瞭解程度。要進行規劃，必須瞭解和熱愛這片土地，因為某種角度上說，澳門這60多萬人往後二十年就靠這群專家了。在此我想談三點：一是有關博彩業的問題。對於澳門的未來規劃，博彩業是重要部分。兩年前，當局表示要進行中期檢討，但我認為，不僅要進行檢討，還要進行規劃。例如，賭牌續約問題，我2000年開始時曾研究有關法律，依稀記得這似乎不是“續約＂，而是“賭牌重新開始＂，是“發新約＂。“續約＂是繼續經營，而“發新約＂即是可以結束，並重新開始；二是澳門與“十三五規劃＂對接時，首先必須處理好法律制度及其執行等問題。現在，澳門的法律制度不是不好，但執行方面很麻煩，打個譬喻︰有一個人在國內承包了五十多畝田地，想種點菜拿回來澳門出售，在法律上是可行的，但結果卻做不成，原因是在操作上，澳門的巿場本來就小，供應商早

33發揮優勢　融合發展──國家十三五規劃與澳門發展（大家談）就把市場壟斷了，因此新人的蔬菜沒有進澳門的通道。臺灣等地多元產業發展較好，就是因為人口有兩千多萬，巿場較大，進入巿場的通道較多，而澳門卻比較難；三是區域合作問題。澳門進行區域合作的好處是“活化＂，可打通珠三角、韶關甚至廣西的通路，但澳門必須改善自己的營商環境，打通貨品進入關卡方能奏效。在區域合作方面，成立旅遊聯盟，對澳門旅遊業有立竿見影的幫助，這樣旅客最少能在澳門住一晚，對機場、酒店都會有好處，而其他項目基本上都是長遠利好的口號性措施。例如，鼓勵澳門人去國內投資，真的要深思熟慮，因為這些投資實際上虧本的多，不能硬推中小企和青年人到內地創業。我們常在內地走動，經常有朋友說，某某五星級酒店是澳門人開的，後來一打聽，原來他是內地人，衹是後來投資移民來澳門了，這事兒實際上不是一個澳門本地人隨隨便便拿着錢，就能到內地成功投資的。如果澳門人要“走出去＂投資，不要說走到葡語系國家，就是走到珠海、江門，也要深思熟慮。多元產業項目需要政府層面的幫助，包括政策資源等，否則很難成事。林 廣 志 （ 澳 門 大 學 澳 門 研 究 中 心 學 術 總 監 ） ︰ 談到國家“十三五規劃＂和澳門的關係，第一，未來五年中國的發展前景總體看好，雖然也有些國家、有些人不看好中國的發展，包括最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也還在談這個問題，張高麗副總理強調，中國經濟將保持定、持續的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加德也在講中國經濟的好話，總體來看，大家認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在6%左右的增長率，如果能夠實現這個目標，相信澳門還可以過幾年不錯的日子，因為大量內地的遊客，特別是增長中的內地中產階級將繼續推動澳門的旅遊產業。有些國際組織，包括瑞士銀行的研究顯示，未來五年中國可能誕生一億個中產家庭，按一個家庭三個人計算，那麼這個中產階層將有三億人口，這對未來的旅遊消費帶來巨大的拉動性。但是在這樣的巨大旅遊人口利好面前，澳門未來靠甚麼？澳門如何做好準備？現在看來，澳門還得靠旅遊和賭博。因此，說到底，還是談到澳門博彩業和國家的“十三五規劃＂之間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說，博彩業除了檢討之外，確實也要做好未來發展的規劃，其實質是怎樣把博彩業做好、做強。目前澳門博彩業的規模體量已經很大了，即使賭收下降到現在的水平，這個體量還是相當大的，仍然排在世界前列，但其抗風險能力如何？如何與亞洲正在崛起的博彩國家競爭？如何降低周邊國家和地區經濟下行帶來的壓力？這些都是澳門博彩業面臨的嚴峻問題，應引起政府的注意；第二，講到“十三五規劃＂，首先要對“十二五規劃＂期間澳門的工作做一下總結和回顧。“十二五規劃＂出台的時候，有關澳門的一些重大事項寫進了國家規劃，大家都很高興，認為澳門的發展已經列入了國家戰略層面。但是五年過去了，列入國家戰略的項目、計劃究竟發展得怎麼樣，有沒有人對此進行認真的梳理和總結呢？“十二五規劃＂提到的“一個中心＂、“一個平臺＂、“經濟適度多元＂，實際效果究竟如何？舉個例子，關於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原來興沖沖地提了好幾個產業，結果現在又都不提了。現在“十三五規劃＂提出發展“會展經貿＂，似乎這個“會展經貿＂值得發展，但實際上目前的會展業是政府投入多，市場回報少，看看具體的數據，可能會嚇一跳，投資和回報完全不成比例。這就需要認真思考，經過五年的探索，從操作層面和經濟預測角度來看，澳門究竟是否適合發展會展業？如何發展會展業？如果經濟數據不支持，將來“十四五規劃＂恐怕就不好再提甚麼會展業了，因為做規劃並非“拍腦袋＂，需要準確的數據和科學的預測。還有一個問題，關於“一個中心＂、“一個平臺＂，我們澳門的研究確實是嚴重不足。澳門

3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有十所高校，學校的教授們、老師們有幾個人能說得清楚“一個中心＂的內涵是甚麼，“一個平臺＂的內涵是甚麼？可能每個人都會說一套，但每個人說的恐怕都不是其本旨。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政府投入了很多資源，但是在關於“一個中心＂、“一個平臺＂這兩個關乎澳門發展的重要問題，我們的研究恰恰是一個短板。實際上，有關“一個中心＂、“一個平臺＂的許多問題，甚至是一些基礎數據問題、發展路向問題，仍然需要認真去研究和思考；第三，澳門和“一帶一路＂的關係。當然，澳門要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戰略，並且在參與過程中實現“走出去＂和“引進來＂的現實目標。問題是，澳門如何參與，憑甚麼去參與？有學者認為，通過“一帶一路＂拓展沿線國家客源，實現澳門遊客來源的國際化和多元化。這是一個真命題還是偽命題呢？真的可以通過“一帶一路＂帶動印度的、緬甸的客人來澳門旅遊嗎？我覺得作為學術機構、作為學者，還是要認真、理性梳理和思考，還是要客觀一些，拿數據資料來說話，哪些能說，哪些不能說，一定要謹慎；第四，關於澳門與內地的融合發展。對未來的澳門而言，走出去，恐怕路不好走，不走出去，恐怕沒路可走。怎樣與內地融合協同發展，確實是澳門當前必須認真做好的一篇大文章，而且要拿出些戰略性、前瞻性的舉措來，纔能把這篇大文章做好，纔能看到實際的、有益於澳門長遠發展的效果。與內地融合發展，也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密切相關。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道路一定是要走的，但是在澳門有限的空間內確實有很大的困難。因此，對“十三五規劃＂提到的若干區域合作，應積極探索、嘗試，爭取在“十三五＂期間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當然，關於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路向，一定要有科學的研究和決策。我們認為，作為一個資源短缺的微型經濟體，在享有發展博彩業的政策環境下，以多年積累的經驗和財富，以博彩業為主幹，以垂直多元為路向，將與之相關的旅遊休閒產業鏈拉長拉強，增強其抗風險、抗競爭能力，通過有效的區域合作，適度發展與之關聯度高的會展、文創等產業，這應當是澳門未來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由侯杰華整理）[ 責任編輯　陳超敏]

35習慣性水域︰規劃、管理與利用（筆談）編 者 按 ︰ 截至 2015 年第四季，澳門人口為 646,800人， 2015年全年入境旅客接近 3,100萬。預測未來十至二十年，澳門常住人口和遊客都會有所增長。人口密度高，加上大量旅客，社會處於超負荷狀態，空間不足問題制約了澳門的發展。以原有的土地和水域資源，將難以支撐澳門未來人口的增長，達至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因此，澳門亟需突破土地和水域資源的局限。2015年12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草案）》，明確澳門將擁有85平方公里水域管理範圍和新陸地界線，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管理周邊水域，促進經濟社會長遠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根據《草案》，澳門管理海域從澳門陸地向東、南方向劃定，在粵澳陸地界線方面，將關閘澳門邊檢大樓地段劃入澳門特區；鴨涌河除部分河段以鴨涌河南岸為界外，其餘以鴨涌河中心線為界。這項重大舉措，充分體現中央政府對澳門的支持，為澳門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機遇。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規劃、管理和運用好這85平方公里的水域？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為此於2016年1月11日舉辦“明確水域管理範圍及陸地界線對澳門的意義”座談會，邀請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兼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龐川教授、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楊道匡理事長、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林廣志學術總監、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李略副教授、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佘銓榮辦公室主任等專家學者發表專業意見和建議。學者們以為，澳門要建成一個宜居、宜遊的城市，需要足夠的空間。澳門作為一個自由港，明確水域管理後，整體發展空間將更加廣闊，亦為經濟適度多元及社會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力。同時，亦可深化澳門與鄰近地區的合作，推進粵港澳灣區建設。藉此機會，澳門特區將有可能更有效地融入國家發展之中，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茲將是次座談會的發言揀選刊發，以供相關部門參考。習慣性水域︰規劃、管理與利用（筆談）龐　川　 楊道匡　 林廣志　 李　略　 佘銓榮‧ 時 政 熱 點 ‧

3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龐 川 （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副 校 長 兼 社 會 和 文 化 研 究 所 所 長 、 教 授 ） ︰ 2015年 12月 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通過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草案）》（以下簡稱《草案》），明確澳門將擁有 85平方公里水域管理範圍和新陸地界線。該草案於 2015年 12月 20日正式頒佈，相關水域及新陸界同日交接。在此之前，澳門並無明確的水域管轄範圍，其水域管理權一直未經中央政府認可，僅沿襲澳葡時代管治過程中形成的“習慣水域管理範圍”進行管理。由於水域管理權不明晰，導致如鴨涌河環境污染、內港水浸等諸多問題難以有效解決。此外，澳門的發展也一直受限於土地面積，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澳門要擴展空間，衹能向海要地。經過近百年來的多次大規模填海造地後，澳門總面積由20世紀初的11.6平方公里，增加至回歸前的23.8平方公里。回歸後，國務院於2009年批覆，澳門特區政府再填海造地350公頃，用以建設新城區。多年來，土地不足限制了經濟的發展，博彩業一業獨大導致經濟穩定性不足，亟待產業適度多元發展。澳門的水域管轄範圍明確化和水域管理權合法化，一方面有利於城市治理，創建更佳的沿岸環境；另一方面，85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積，相當於三個澳門的土地面積，將為澳門日後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優厚條件與可利用空間，對澳門參與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一中心，一平臺”、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在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新水域加強了城市的治理，可徹底解決鴨涌河和內港水患問題。中央明確了水域範圍後，可避免以前因界限不清而導致與鄰近地區管轄範圍重疊的問題，有助於特區政府更好地管理水域，可更暢順地進行內部協調，徹底解決鴨涌河和內港水患問題。鴨涌河接壤澳門北部與珠海，實為人工河道，發源自關閘，最後流入筷子基北灣。由於已截流，河水難以流動，自淨能力低。隨着水道日益收窄，水面漂浮大量浮萍、垃圾，近年更疑有人非法駁渠，將家居、飲食、工業等污水排入河道。鴨涌河水質急劇下降，污染問題揮之不去，又因該河主要流經青洲一帶，居民眾多，影響很大，社會上要求政府迅速解決之聲不絕於耳。過往受制於水域管理權不明確，特區政府一直難以開展治理工作。《草案》生效後，珠澳兩地及特區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將更為暢通，可彼此攜手合作，進行截污、清淤、理順區內渠網等工程，同時落實罰則、加強監督。還可將河畔景觀打造成旅遊景點，並與珠海聯動，兩岸互相輝映。此外，與珠海灣仔一水相隔的內港海傍區是澳門主要的商業中心之一，區內有很多歷史建築，但因地勢低窪，一旦發生颱風、大雨或風暴潮，經常出現海水倒灌，形成水澇。內港水患問題存在多年，給居民生活帶來極大不便。政府早年採取了不少防洪工程措施，例如提升下水道整體排水能力、更替老化下水管道、在出海口增設泵房等，可惜成效不彰，未能徹底解決問題。要徹底解決內港一帶的水患，牽涉到粵澳兩地的城市規劃及河道治理等問題。目前，澳門的水域管理範圍已明確，為最終解決內港水患問題帶來契機。建議借鑑荷蘭鹿特丹馬仕朗大壩、泰晤士河水閘的經驗，建設防洪堤或擋潮閘，既防風暴潮，又可在堤垻處建設景觀長廊，優化旅遊環境，一舉多得。其二是借鑑舟山群島等發展海洋經濟的經驗，推動本澳海洋經濟發展。中央政府給澳門劃定的水域屬近淺海水域，深度不過數米。目前澳門管轄範圍的水域有幾條國際航道經過，亦有洩洪道，填海必然遇到較大限制，未來填海的空間需由專業機構根據科學論證規劃並向中央申報。可填的區域大概衹有路環以南、靠近橫琴的地方，或可用作發展濱海旅遊休閒區域。政府除規劃發展濱海休閒旅遊外，還可借鑑舟山群島等地的經驗，推動澳門海洋經濟的發展。舟山群島是海島，周邊的海洋養殖業不算興盛，雖然漁業資源不多，但其發展方向是建成與其他國家合作之遠

37習慣性水域︰規劃、管理與利用（筆談）洋漁業基地，致力建設集遠洋漁業現代化專業母港、遠洋水產品加工冷鏈物流區和遠洋水產品交易市場於一體的產業區。發展遠洋漁業，開發遠洋水產資源，有利於減輕和緩和沿岸、近海捕撈強度，合理佈局漁業生產力，密切與沿岸國家的經濟聯繫。澳門可充分利用“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優勢，與內地和葡語系國家共同開發適合本澳的海洋經濟，發展漁業貿易，建立倉儲基地，構建集遠洋漁船碼頭靠泊、裝卸、冷藏、交易、物流配送和金融服務等於一體的產業體系。與大陸和葡語國家開展在漁業科技、生產、加工和貿易等領域的合作與交流，共同進行水產養殖和海洋捕撈。與此同時，建立人才培養機制，加強人才交流，開發海洋資源。在獲得水域管理權這一契機下，澳門一方面可拓寬城市治理範圍，解決以往因管理權不明晰而導致的衆多歷史遺留問題，建設更美好的城市環境，向“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邁進；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這一優勢，發展自身經濟，開拓新的產業領域，實現產業適度多元，降低博彩業一業獨大帶來的經濟風險，更好地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實現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如果能將水域用好、管好，在管理上積累經驗，在法律上不斷完善，促進經濟多元發展，相信未來澳門還有機會向中央爭取更大的水域範圍，加強與珠海的合作，發展郵輪經濟、深水碼頭等更多元的海洋經濟。楊 道 匡 （ 澳 門 經 濟 建 設 協 進 會 理 事 長 ） ︰ 對於澳門特區政府來說，無論從城市建設還是從社會經濟發展的範疇來看，明確習慣水域管理範圍最重要和最實際的作用，就是拓展澳門的城市規模，為長遠以及多元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任何經濟活動都需要土地承載力和發展空間，澳門的發展定位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了讓居民生活和來訪遊客都能真正得到休閒的感覺和享受，其前提條件是要有足夠的土地空間和休閒的環境。澳門目前面對的現實環境問題是人口密度過高，可用土地面積相對缺少，而澳門近年房屋供應緊缺、商業與住宅樓價及停車位售價攀升、乘車難與道路交通堵塞，以及近來關於新填海區規劃建設、閒置土地回收、舊城區重建以及建築物去留等系列問題，不僅受到社會各方密切關注，一些焦點問題還時常引起爭議，由此可見，土地空間緊缺與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需求之間的矛盾已日趨明顯，在此背景下，明確習慣水域管理可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契機，其優勢和可行要點有三︰一是有利於沿岸空間開發。在明確澳門水域範圍之後，就政府管理而言，港口、水域及與海事有關的權利責任和義務將更為清晰，而從城市規劃建設角度而言，一些長期擱置的舊城區開發利用問題應該也可以順勢而解，尤其可以推動內港沿岸倉儲碼頭一帶地段的重建和開發，由此可釋放出一批閒置多年的空間。自從開始研究明確水域管理範圍後，澳門社會各方皆有很多期許，包括將內港貨運碼頭遷移至填海新區，發展更具規模的物流產業。同時，由於內港一帶與澳門早期的漁業、貿易和航運密切相關，媽閣廟、港務局大樓、政府船塢、碼頭和海事博物館等一批具深厚歷史人文元素的建築物林立，十分有利於今日休閒旅遊和文化旅遊的推廣與發展。此外，居民對興建水閘治理水患，以及拓展外圍路網疏導交通等方面皆有所憧憬。因此，水域劃定與內港一帶的沿岸開發，對澳門的旅遊、商業、社區經濟以及居民生活都將帶來一系列好處。二是珠澳合作建設“一河兩岸”旅遊區。水域劃定之後，拓展空間的方式包括擴大填海區域，以及增加管轄水域面積。但所有計劃都必須依照法定程序辦理，亦需要得到中央政府和廣東省政府的支持。為實現新的發展，澳門應進一步開闊視野，一方面繼續發掘現有土地資源的利用潛能，包括舊區重建、都市更新和開拓地下空間。另一方面則應深化與珠三角相鄰地區在陸地、水域和海上的開發，合力拓寬澳門適度多元發展的空間，促進粵澳共同發展。在區域合作方面，

3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最有效的方式是與珠海合作，利用一河之隔的橫琴之土地空間和優良的自然生態環境，使橫琴成為澳門旅遊休閒產業的連接區，構建“澳門－橫琴”融合互補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路氹新區與橫琴相對的“一河兩岸”地形，尤其是十字門水道入口與新加坡濱海灣區相似。新加坡政府近年通過規劃和引入投資者，在原有的魚尾獅碼頭對面的濱海區，建造了一批大型酒店、購物中心和娛樂設施等標誌建築，形成一個新的旅遊商業區。橫琴口岸與澳門口岸以蓮花大橋相連，目前已實行24小時通關和分線管理，預計在不久之後，澳門車輛就可進入橫琴行駛。橫琴作為自貿區已成為內地與澳門最為融合的一個區域。兩地可以參考新加坡濱海灣模式，共同開發澳門路環至內港、橫琴富祥灣至灣仔的十字門水道“一河兩岸”綜合旅遊區，可以在此區域沿岸建設一批大型、具有標誌特色的建築，以及城市雕塑、船舶博物館、遊艇碼頭、沿岸慢行綠道、餐飲、酒吧等景觀帶，定期合作舉辦龍舟賽、煙花匯演、音樂燈光匯演和水上巡遊活動等高品質旅遊休閒娛樂項目。另外，雙方還可在橫琴靠近澳門的地段籌劃建設“橫琴新街坊”，對接與民生有關的事務，讓澳門居民可以在此生活，享受教育、醫療及養老，由此紓緩澳門過高的人口密度壓力。如果規劃建設得當，這種小鎮型的居住區同時可具備接待遊客遊覽觀光的功能。三是乘海上絲路之勢，建設旅遊休閒中心。歷史上，澳門就是一座因海而立的城市。當時，澳門是中國連結東南亞、印度洋直至歐洲大西洋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而事實上，從早期的小漁村、之後的貿易轉運港到今日的自由港，澳門都與海洋密切關連。在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對外合作發展方略的大趨勢之下，澳門可以繼續發揮昔日海上絲路節點的作用，依循“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發展方向拓展海上旅遊。僅從陸地面積看，澳門地小人多，確實受到有限空間的制約，但是，如果將視野轉向海洋，澳門的空間將會大大擴展，並有可能再次借勢向海而興。2013年，與澳門鄰近的珠海在制定旅遊發展總體規劃時，就提出了“濱海與海洋海島旅遊、商務休閒旅遊目的地”的總體定位發展目標。其中包括了海島度假、遊艇海釣和郵輪旅遊等系列項目，並提出方案，以桂山島為樞紐，開通連結香港、澳門以及萬山群島的海上航線，拓展海上旅遊和海島旅遊。近年，珠海在鄰近澳門的東澳島和大、小萬山島上，已建成了一批精品酒店，為進一步拓展海島旅遊奠定了基礎。在此基礎上，澳門應與珠海合作，盡快開通澳門直達萬山群島的航線，包括開通遊艇自由行，這將為澳門的旅遊休閒中心建設拓展新的空間。近年來澳門的遊客總數逾3,000萬人次，大量的客源可以同時帶動珠海的海島旅遊和海島開發。從更宏遠的佈局看，澳門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方略，可以沿着當年歐亞貿易的海上航道，聯結歐洲、北非、中亞至東南亞沿岸港口城市，通過特區政府派駐海外的經貿、旅遊機構、民間商會以及與葡語系國家的聯繫，充分發揮“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積極作用。林 廣 志 （ 澳 門 大 學 澳 門 研 究 中 心 學 術 總 監 ） ︰ 水域管轄權對於澳門的意義至少有幾個方面：第一，它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以及這種制度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2009年我參加一個座談會，內容主要談及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的問題。當時就有學者思考橫琴校區是否為中央政府“劃給”澳門的最後一塊土地，以及以後劃地的可能性，而通過這幾年的發展，則證實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現在，不單是土地管轄，還加上了水域管轄權，下一步是否會有更大、更深的水域？現在我們可以稍微總結一下，澳門在甚麼情況下，隨着“一國兩制”的發展，可以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政府和學界需要將這個問題向社會和市民說清楚。我認為，這必須滿足幾個條件。首先，澳門的發展必須配合國家戰略；其次，澳門的發展的確存在這個需要；再者，澳門要有能

39習慣性水域︰規劃、管理與利用（筆談）力管理或利用這些新的“好處”。無論如何，習慣性水域管轄權的落實，從政治層面上來講，是“一國兩制”的新發展。它給我們的啟示是，隨着情況的變化發展，“一國兩制”有其發展的可能性，這種政治上、體制上的優勢和可能性，需要在市民、社會中廣泛傳播。第二，習慣性水域管轄權的落實，對澳門建設濱海城市具有極大的價值，對於改善澳門的人居環境和社會經濟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不管澳門以前有沒有城市規劃，過去這麼多年澳門的建設都只限於陸地上，沒有考慮到城市與海洋的關係，即濱海關係，澳門因此成為全世界上少有的奇特城市──位處海邊卻不能動海，同時又不能稱之為濱海城市。現在有了新的水域，澳門的城巿發展便可從土地和海洋兩個空間維度來綜合考量，將澳門建設成為一個濱海城市的“夢想”便有機會變成現實。第三，對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與經濟適度多元提供了新的空間。現在大家都在討論澳門要如何發展海洋經濟（包括遊輪經濟），但以目前的水深，發展遊輪旅遊的可能性不大；有些人提出發展類似“漁家樂”的活動，這“漁家樂”是甚麼意思？就是遊客坐船出海暢遊、吃海鮮、享受海風。但是，這不是一種可以規模化的經營模式，雖然對於漁民來說，確實可以增加其業務和收益，但這並不能稱之為“產業”。那麼，水域對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以及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作用何在？這個問題需要認真思考和研究。世界經濟的發展，已有許多“灣區”經濟帶的成功案例，“粵港澳大灣區”在一些戰略性的規劃文件中已有提及。我們認為，以澳門水域為基礎的澳門灣區，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規劃的角度來看，這既是西江口岸灣區的一個地理學概念，又是一個與西江區域相關產業聯繫互動的經濟學概念。建設澳門灣區，對整個西江流域包括澳門、香港的發展，將成為一個具想像空間的宏圖。因此，澳門灣區的建設應列入特區政府的議事日程中。說到澳門灣區，很自然聯想到澳門空間的拓展。不久前，中聯辦李剛主任提出“再造一個澳門”的設想。對此提議，學界也好，特區政府也好，似乎研究不足、重視不夠。其實，這是一個具有想像空間的戰略構想。“再造一個澳門”即是要拓展澳門的物理空間（當然包括互聯網空間），至於拓展的方式，共建園區是一個選項。目前新加坡在蘇州、廣州等地合作建設了大型園區，以此為借鑑，澳門是否可在附近的橫琴和翠亨同樣建設具有較大行政主導權的園區？橫琴目前看來是不可能，而翠亨呢？就現在的趨勢來看，好像是劃一塊地而己，而劃地之後若不使用澳門的法律去管理，則難以體現澳門制度的優越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再造一個澳門”可從 85平方公里的水域來思考，根據澳門未來濱海城市建設的需要，填出 5 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包含若干堆填島），再造一個“新澳門”。果真如此，這個“新澳門”並非居住區那麼簡單了，而是帶有一定經濟功能，且完全按照澳門現行的法律、行政制度進行規劃和管理。第四，水域管轄權的落實，對建立新時期的、新型的澳珠合作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和新的途徑。以前討論珠澳合作、粵澳合作，都衹是陸地上的事，現在則可包括海上的合作。不過，在陸地上的合作，兩地還有些經驗，而海上的合作卻是全新的，因此我們需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開創海上合作的新局面。第五，認真做好水域的管理工作，其實也是進一步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重要工作。近來，特區政府在有關水域管理問題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並取得初步的成效。但從長遠來看，確立水域管理的基本原則最為重要，這個原則應是“科學規劃、依法管理、適度利用、持續發展”，其中，科學規劃、依法管理是前提，對水域與城市、居民、產業、周邊地區的關係以及現實需

4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要、與未來發展的關係等等，需有一個全面性、系統性、科學性的安排；關於依法管理，首先要立法，85平方公里水域稱作習慣性水域，原先已有若干管理制度和辦法，在新的形勢下，更需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所謂適度利用，自然不能隨便填海，即使要填海，也要為澳門今後的發展預留足夠的水域，保持相對優質的生態環境。此外，還應着手培養海洋、海事方面的人才，以便將來發展之需。李 略 （ 澳 門 理 工 學 院 公 共 行 政 高 等 學 校 副 教 授 ） ︰ 在政治方面，明確習慣水域管理範圍顯示了澳門在“單一制國家”體制下“一國兩制”的巨大優勢，進一步體現了中央對澳門特區行政區域設置和劃定的憲制權力。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在理論上，單一制國家的所有權力都屬於中央，衹是中央為了管治的便利，將全國領土劃分為不同的行政區域，並授予其權力。行政區域劃分是中央對地方行使管治權的體現，也是對地方行使管治權的必要手段。回歸時，澳門的陸上面積為23.8平方公里，後經中央批准填海，行政區域面積不斷擴大，加上是次85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積，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澳門的大力支持。目前，澳門的人口持續增加，從回歸時的 40萬到目前的 60多萬，再加上每年 3,000多萬的遊客，生活空間日漸擁擠，雖然不斷填海，但人口密度還是不斷上升，水域的劃分可為擴大澳門未來的生活空間提供可能性。此外，水域的劃分為粵澳合作提供了新契機。澳門雖然有了85平方公里的水域，但與珠海的 6,000平方公里水域相比，還是九牛一毛，如何互利共贏、加強合作，應是今後思考的重點。要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參與“一帶一路”發展、發揮中葡商貿平臺作用，僅靠澳門 30平方公里的土地恐怕難以成事，如果結合珠海 1,700多平方公里的陸地面積、6,00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積，以及200多個海島， 則必將大有可為。經濟適度多元是澳門未來發展的有力基礎，也可在目前博彩業收入下滑的情況下提高居民的收入，而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實還是旅遊業，如水上活動、水上觀光、與中山和珠海合作的遊艇自由行等等。海域的劃分也為澳門長遠的填海規劃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澳門未來要發展遊輪經濟，則需要15米水深、可停泊萬噸級遊輪的碼頭，因此必須與珠海合作。回顧澳門海洋經濟發展的困難，一方面是水域管理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珠江流域環保不利所致。澳門要發展海洋經濟或濱海經濟，還得依賴珠江流域環境的保護。如果珠江水變清了，澳門的黑沙海灘和竹灣海灘的水纔能變清，也纔能對本地居民和遊客有更大的吸引力。明確習慣水域管理範圍後，也可加強和改善一些基礎設施建設和存在已久的問題。澳門內港多年以來存在水患問題，風暴潮時海水倒灌，單憑“疏導”難以解決。據專家評估，這需要在內港媽閣至沙梨頭填海造地“升高”海堤纔能預防。此外，要根治困擾居民多年的沿岸地區水體水質污染問題，也需在沿岸水域開展相關的整治工程。對澳門來說，這片水域是中央給澳門的一份禮物，既是利好，更是責任，澳門必須為此做好綜合規劃，與各方通力合作，其中，好好管理和運用是關鍵。因此，行政長官崔世安強調：（1）始終完全服從、配合國防、外交等中央的事權；（2）嚴格依法對相關海域和陸域進行有效管治；（3）嚴格按照科學用海的原則，注意有效而適度用海，在涉及適度填海時，將繼續向中央作出申報，且不能用於博彩項目；（4） 透過相關“合作安排”的簽署，繼續全力配合內地水利部門、海事部門、海洋管理部門、海上執法部門等，在澳門管理水域的統籌管理和合理使用，珠海市政府， http://www.zhuhai.gov.cn/yjzh/mlzh/zrdl/dl/201509/t20150908_7999289.html。

41習慣性水域︰規劃、管理與利用（筆談）並確保航道的通暢和安全。 此外，澳門特別行政區需要履行對周邊水域進行全面管理的責任，包括打擊海上走私和偷渡、水域公產的保護和維修，水域航道的設立和管理、漁業資源的保護和開發、旅遊資源開發和利用、水域生態和水域環境的保護等。佘 銓 榮 （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社 會 和 文 化 研 究 所 辦 公 室 主 任 ） ︰ 作為中西文化交融之都的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在 2013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同時，在文化領域的施政中將大力加強對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強化本土文化特色，推動澳門文化發展。澳門土地資源貧乏，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過去數次大規模填海造地，令澳門土地的總面積不斷擴大，但仍不足以滿足發展所需，令本地區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隨着明確水域管理，假使澳門能有效地利用水域資源，便能增加可用土地與空間，為優化老城區提供了機遇。澳門可通過有效利用85平方公里水域管理範圍，調整澳門的整體空間結構、合理規劃、增加土地。通過建設新的城區，挪出舊城區的空間，進行優化與改造，更好地把舊城區建設為“世界文化遺產中心”，提升其吸引力，改善澳門居民的生活質素和增加遊客的旅遊體驗。與此同時，進一步加強路氹城的多元博彩娛樂建設，鞏固澳門作為全球博彩及相關旅遊中心的地位。此外，政府應充分發揮澳門三面環海的優勢及獲得新水域管理權的契機，投入更多資源，改善澳門沿岸景觀。由於地域的局限，本地區可供居民休閒娛樂的戶外空間不多。近年建成的氹仔海濱休憩區及單車徑，成為市民、遊客踏單車（自行車）、跑步、玩樂的好地方。但澳門半島沿岸部分休憩區，設施日久失修、佈局不完善，令該等設施未能發揮應有功效。政府應整體優化澳門沿岸景觀，建立海濱長廊，創造濱海觀光環境。提供足夠的“綠色”空間及更多休閒娛樂設施，除為市民及旅客提供一個優美舒適的環境外，也讓澳門可以保持自身可持續的城市競爭力。澳門輕軌規劃多年，仍落成無期，隨着人口及旅客量的不斷增加，陸上交通已超負荷，大大阻礙了社會的發展，民怨之聲不絕。有了水域管理權，特區政府可把握新的契機，盡快規劃發展水上交通路線。水上交通可分為針對一般市民日常出行及旅客觀光兩大類，這既可舒緩陸上交通的壓力，便利市民出行，又可豐富旅遊資源。再者，可充分利用海洋資源，讓旅客體驗澳門豐富多彩的獨特旅遊文化。明確水域管理，將有利於推動粵澳兩地的合作共贏。澳門的博彩業衹限於本澳，但非博彩業則與鄰近地區有很大的合作空間。一直以來，澳門主要發展陸上的旅遊空間，現在有了水域管理權，便具備進一步開拓水域空間的利件。除可加強與橫琴的合作，發展會展、旅遊業外，粵澳之間更可加速發展遊艇自由行，策劃海上旅遊項目。粵澳兩地曾多次提出發展遊艇自由行項目，但進展緩慢，其中一個原因是礙於未能確定水域管治權；一旦明確並適當擴展水域，將有助於推動遊艇自由行的發展，吸引更多高質素的旅客並延長其留澳日數。此外，還可考慮在管轄水域範圍內建造人工島、建立海上酒店、船屋等，發展海洋休閒旅遊。這些新空間的規劃發展必須與目前澳門半島及路氹的發展相互配合，開發計劃亟需引入新思維，堅持可持續性、綠色環保，以及休閒與創意的理念。（本文由侯杰華整理）[ 責任編輯　陳超敏]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 http://www.gcs.gov.mo/showNews.php?PageLang=C&DataUcn=95408。

4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摘 要] 澳門經濟的本質特徵可以概括為“高收入城市微型獨立經濟體”，相對內地而言，具有市場經濟發達、地理位置優越、服務貿易先進等優勢。在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澳門的發展方向和功能定位再次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國家將全方位支持澳門經濟發展，內地經濟增長對澳門的溢出效應將會進一步增強，澳門經濟面臨回歸祖國以來最為重要的發展機遇。澳門需要積極主動地對接“十三五”規劃，以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龍頭，着力升級澳門傳統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新型、高端服務業，打造新的經濟比較優勢；充分發揮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和管道的功能，提升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充分利用粵港澳區域合作平臺，拓展經濟發展空間；實施“人才興澳”戰略，鼓勵人力資本投資，通過制度創新構築人力資本高地。[關鍵詞 ] 澳門　“十三五”規劃　戰略選擇2016－2020年，無論對中國內地還是對澳門而言，都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能否把握發展的戰略機遇，能否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不僅關係到這個時期兩地的社會經濟發展，也直接關係到其後 30 年的發展格局。 2016 年 3 月 1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簡稱《綱要》）發佈，指出“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2016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簡稱《施政報告》）中提出了“促經濟、重民生、穩發展”的施政方針，以及澳門在發展道路上走得更穩、更好、更快、更遠的發展願景。 對澳門來說，國家“十三五”規劃蘊含着十分重要的戰略機遇。如何正確認識和及時把握這個機遇，如何作出合理的戰略選擇，是擺在特區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課題。筆者擬從澳門經濟獨特優勢和與內地經濟關係格局的角度，探討其在“十三五”中的發展機遇和戰略選擇。澳門經濟的發展機遇與戰略選擇李建民作者簡介︰李建民，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天津　30007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新華社， 2016年 3月 17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16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2015年 11月。‧ 國 家 十 三 五 規 劃 與 澳 門 ‧

43澳門經濟的發展機遇與戰略選擇一、澳門經濟的本質特點與獨特優勢對於澳門經濟的特點，已有許多研究作出了分析和判斷。 澳門經濟的本質特徵可以概括為高收入城市微型獨立經濟體，具體體現在八個方面：（1）高收入、高增長。據統計，2015年澳門人均GDP達到71,984美元， 位居世界第四、亞洲第二。回歸祖國以來，澳門經濟年平均增長率超過16%。這種超高速增長在高收入經濟體中非常罕見；（2）世界性。澳門是全球著名的旅遊城市，擁有世界級的產業，執全球博彩業之牛耳；（3）城市性。澳門經濟屬於城市經濟形態，具有高租金、高回報、高集約、輕量化的特點；（4）經濟體量小。澳門地域面積只有 30.4平方公里，人口64.68萬。 儘管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經濟總量小，2015年GDP總量為368多億美元，是典型的高收入微型經濟體；（5）獨立性。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政治框架下，擁有高度自治權，是一個完全獨立的經濟體；（6）開放性。澳門是高度開放的經濟體，被世貿組織（WTO）評為全球最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體系之一。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和《華爾街日報》發佈的 2014年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澳門排在第29位； （7）對外部高度依賴。由於地域狹小及城市經濟和產業結構的特殊性，無論是需求還是供給都對外部高度依賴。因此，澳門的經濟增長和波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源性的；（8）產業結構簡單。產業結構的非均衡性是微型經濟體和城市經濟的基本特徵，澳門則是通過開放性系統實現內部經濟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對於澳門經濟的各個特點不能孤立看待，因為這些特點之間有着密切的關聯：雖然地域狹小，但高度開放；雖然資源匱乏，但具有從外部獲得所需資源的交換能力；雖然產業結構單一，但擁有世界級的產業；雖然外源性經濟波動風險大，但巨大的內地市場和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大大增強了其抗禦風險的能力；雖然是微型經濟體，但具有持續發展的經濟實力。這種以長補短、以長促長的均衡結構才是澳門經濟的本質特徵。相對於內地而言，澳門經濟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獨特優勢：第一，市場經濟發達。澳門是一個成熟的、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體，法制健全環境下的經濟自由和高度開放，使澳門經濟充滿活力；第二，地理位置優越。澳門地處珠三角核心地區，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和重要管道，是中國與葡語國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平臺，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支點；第三，服務貿易發達，國際競爭力強。在世界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型的大趨勢中，澳門服務貿易發展獨樹一幟，2000年以來，服務出口呈現高速增長，除個別年份外，增長幅度都超過了 20% ，其中 2004 年和 2010 年分別高達43.9%和53.0%，對澳門經濟增長貢獻份額遠遠超過了其他經濟要素。 一些實證研究鄭華峰：《微型經濟體的產業比較及其對澳門發展啟示》，《亞太經濟》（福州）2010年第 3期；陳章喜、翟敏如：《澳門高端服務業：產業走向與發展效應》，《產經評論》（廣州）2012年第 5期；謝四德：《澳門當前發展的主要經濟矛盾──基於政治經濟學分析》，《亞太經濟》（福州）2014年第 3期；吳江秋、晏陽：《回歸後“澳門模式”的經濟特徵及其可持續發展》，《經濟地理》（長沙）2014年第 8期。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http://www.dsec.gov.mo/TimeSeriesDatabase.aspx。2015年統計數據，引自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http://www.dsec.gov.mo/TimeSeriesDatabase.aspx。除專門註明外，文中數據都是引自該數據庫。中國經濟網，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401/17/t20140117_215。姜巍︰《服務貿易對澳門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基於澳門 1998－ 2010年季度數據實證分析》，《國際經貿探索》（廣州）2011年第 2期，第 46－ 51頁。

4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表明，澳門服務產業區位商集聚平均值在珠江三角洲區域處於最高水平， 是東亞地區服務貿易發展最快、競爭力最強的經濟體； 第四，區域經濟深度合作與融合。珠三角是中國最開放、最具經濟活力的區域之一。澳門回歸以來，粵港澳三地的經濟合作不斷加強，尤其是在CEPA的推動下，三地的合作領域不斷擴展，融合程度不斷加深。澳門作為合作的重要一極，在粵港澳區域發展中的地位不斷提升。此外，港珠澳大橋建成後，將會改變澳門與外部的空間關係，強化澳門的獨特優勢，拓展澳門的發展空間；第五，社會和諧穩定。澳門社會穩定，公民社會發展趨於成熟，人文發展水平較高，推行陽光政府施政理念，行政效率較高，這些因素都大大降低了社會交易成本。二、澳門在“十三五”時期的發展機遇“十三五”規劃對於澳門而言，是回歸祖國以來的又一個重大發展機遇。從《綱要》來看，機遇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澳門在“十三五”規劃中，地位得到提高，作用得到加強；二是國家的全面改革與經濟發展目標、路徑等給澳門帶來新的機會。首先，澳門的發展和功能地位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綱要》明確提出，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十一五”規劃和“十二五”規劃都曾專門提出支持澳門經濟的發展，“十三五”規劃則從新的戰略高度明確了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整體格局中的地位和功能。這意味着澳門將以更積極的姿態、更重要的角色，更加深入和廣泛地參與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這也非常有利於澳門自身更快、更好的發展。其次，國家對澳門經濟發展的全方位支持。《綱要》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加大內地對港澳開放力度，加快前海、南沙、橫琴等粵港澳合作平臺建設；加深內地同港澳在社會、民生、科技、文化、教育、環保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深化泛珠三角等區域合作。這些表述闡明了中央政府對澳門經濟新的發展目標和路徑的高度認同與全力支持，將進一步深化澳門與內地經濟關係的融合，構築澳門與內地區域合作的更為廣闊的平臺，大大拓展澳門的發展空間，給澳門帶來更多、更好的發展機會，為打造澳門經濟新的“黃金十年”創造有利條件。再次，內地經濟增長對澳門的溢出效應將會進一步增強。由於澳門經濟與內地經濟的嵌入性，澳門經濟深受內地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雖然內地經濟已經進入了新常態，但預計“十三五”期間平均每年仍會保持 6.5%左右的增速。《綱要》提出，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使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未來五年內地經濟總量和居民收入翻一番，以及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大，將會帶來技術、投資、消費等方面需求的巨量增長。這對於以服務業為經濟支柱的澳門而言，將會有顯著的溢出效應。例如，來自內地遊客的規模、結構及其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都會發生有利於澳門旅遊業及相關產業發展的變化。梁華峰：《澳門服務產業的集聚分析──區位商實證研究》，《現代管理科學》（南京）2010年第 2期，第 33－35頁。陳恩、陳昭哲：《澳門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哈爾濱）2015年第 2期，第 80－ 91頁。

45澳門經濟的發展機遇與戰略選擇最後，分享新一輪的改革開放紅利。《綱要》特別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尤其是在對外開放方面，提出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打造全面開放新格局。新一輪的改革將會帶來更豐厚的紅利，從直接和間接兩個途徑都會給澳門經濟帶來利好。澳門過去也曾經分享了內地改革開放的紅利，但未來五年澳門分享內地改革開放紅利的管道更加通暢，更加多元，同時也具有更強的借勢而為的能力。三、“十三五”期間澳門的戰略選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度重視“十三五”規劃，《施政報告》已提出，綜合考慮並積極發揮特區在國家“十三五”規劃中的角色及可發揮的優勢作用，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要把發揮自身獨特優勢與依託國家堅強後盾結合起來，充分把握國家新一輪的發展機遇，不斷深化粵港澳合作和區域合作，拓展國際交流，積極參與國家進一步對外開放的發展戰略。從戰略高度看，澳門能否把握住“十三五”發展機遇，關鍵在於是否充分發揮澳門的獨特優勢，根據澳門的發展需要和在國家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積極對接國家“十三五”規劃，不斷增強自身的發展能力，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開創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爭取新的更多的發展機會。具體的戰略舉措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以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龍頭，着力升級澳門傳統的比較優勢。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實際上是澳門經濟的一次重要轉型，即從博彩經濟轉向包括博彩、旅遊、娛樂、美食、購物、賽事等多元產業協同發展的旅遊休閒經濟。在國家戰略層面，澳門還承擔着世界旅遊城市示範區的功能，這將有助於提升澳門旅遊休閒產業的競爭力和吸引力。第二，大力發展新型、高端服務業，打造澳門經濟新的比較優勢。澳門的會展、文化、創意、體驗以及教育培訓、公共服務、創業服務、技術孵化等新型和高端服務業已經具備了良好的發展基礎，正在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澳門如果能夠佔領新型和高端服務業的制高點，構築起新的比較優勢，就可以順利實現產業適度多元發展，形成傳統服務業與新型、高端服務業“雙輪驅動”的經濟增長動力機制。第三，充分發揮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和管道的功能，提升澳門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施政報告》提出，把握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機遇，加強與東盟、葡語系、拉丁語系國家的交流與合作，深化國際互動與交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海上絲綢之路重鎮，澳門在國家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這將重新定義澳門在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並會顯著增強澳門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澳門應該借此契機，實施積極的“走出去”戰略。第四，充分利用粵港澳區域合作平臺，拓展澳門經濟的發展空間。根據《綱要》精神，粵港澳區域合作將在“十三五”期間走向深度融合，橫琴合作模式的順利推進以及互聯網、港珠澳大橋、內地高鐵等對澳門與珠三角及內地其他地區空間經濟關係格局的改變，澳門經濟高收入、高增長的均衡條件也將隨之發生積極的變化。深化粵港澳區域合作也將會給澳門中小企業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會，特區政府應在“扶助中小企業計劃”、“青年創業援助計劃”等相關政策中，加大支持中小企業和青年創業者積極參與粵港澳區域合作。第五，積極、主動對接“十三五”規劃。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制定和調整相關

4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政策。一方面，通過制度創新贏得澳門自身的改革紅利；另一方面，編織好分享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紅利的制度“兜袋”。如果能夠收穫這種雙重改革紅利，將會給澳門經濟帶來長期的繁榮。第六，實施“人才興澳”戰略。人才缺乏是制約澳門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的瓶頸，有三個手段可以突破這個瓶頸：一是大力培養澳門本地人才，二是積極吸引海外澳門人才的回流，三是人才與智力的引進。特區政府高度重視人才培養和引進，已經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和計劃。人才發展戰略應該堅持以人為本、以才為重的原則，提高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鼓勵人力資本投資，在經濟實力基礎上，通過制度創新構築人力資本高地。結語雖然國家“十三五”規劃給澳門經濟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但不可忽視的是澳門經濟存在的風險、不穩定因素和瓶頸約束。 2 0 1 4 年澳門經濟出現負增長， 2 0 1 5 年首三季經濟實質收縮25.0%，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服務貿易的下跌。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分析，整體服務出口按年下跌 32.4% ，其中博彩服務出口收縮 37.4% ，其他旅遊服務出口下跌 15.3% 。受服務出口表現疲弱影響，服務進口按年下跌30.8%。 澳門經濟形勢的變化是外部形勢變化帶來的衝擊效應和內部經濟短板因素的瓶頸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也是澳門經濟深層矛盾的體現。雖然現在還難以判斷澳門經濟是否進入了調整期，但已昭示着經濟轉型的迫切性。這就需要特區政府以更有遠見的戰略視野、更加堅定的信心、更富有創新性的戰略選擇、更腳踏實地的措施步驟，充分利用“十三五”規劃的戰略機遇，全力打造澳門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機制，積極化解不利因素，着力激發積極因素，正確處理高收入與經濟增長源泉之間的關係、高度開放與發展能力建設之間的關係、對外高度依賴與風險防範之間的關係、產業結構非均衡性與外部經濟均衡之間的關係、傳統產業創新與發展新型產業之間的關係。這樣就有理由對澳門的經濟前景保持樂觀，有信心實現把澳門建設成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宜居、宜業、宜行、宜遊、宜樂的城市發展目標。[責任編輯 趙殿紅]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http://www.dsec.gov.mo/Statistic/NationalAccounts/GrossDomesticProduct/GrossDomesticProduct2015Q3.aspx。

47粵澳合力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摘 要] 2008年，國務院批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 2020年）》，將澳門發展目標定位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一戰略任務在廣東和澳門特區的政府和社會層面已達成共識，但在具體的建設過程中，粵澳由於體制機制的差異，實際上是各自規劃，各有意圖，協調和銜接並不緊密。為了有效整合資源，粵澳兩地應當摒棄舊的觀念和體制束縛，建立高層次的共建規劃和協調機制，鼓勵兩地旅遊業及相關產業互補互鑑，錯位發展，適度競爭。“十三五”時期，粵澳要充分利用現有的政策平臺優勢，將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有效結合，打造出獨具特色的世界旅遊休閒一極。[關鍵詞 ] 粵澳合作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澳門回歸祖國以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堅持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以民為本，科學施政，在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等各個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同時也面臨產業結構單一、空間地域狹小、區域合作緩慢所帶來的挑戰。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 2020年）》、“十二五”規劃綱要以及《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已將澳門定位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與消化，澳門社會高度認同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一發展定位，認為這是世界旅遊產業發展的潮流，也是澳門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但是，澳門從區域性旅遊休閒中心發展到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僅靠本身的實力很難實現，必須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大背景下，加快與粵港等地的合作，在推進區域合作的過程中加以實現。因此，需重點挖掘“一個中心”的內涵，並對粵澳合力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所面臨的問題及今後的策略建議展開探討。粵澳合力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齊冠鈞作者簡介︰齊冠鈞，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對外貿易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710‧ 國 家 十 三 五 規 劃 與 澳 門 ‧

4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一、何謂“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當今，旅遊產業已經超過石油和汽車產業，成為世界經濟中持續快速增長的戰略性、綜合性支柱產業，在收入、就業、投資、稅收等方面，對各國經濟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發達國家和國內一些發達地區，隨着人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越來越多旅遊者的旅遊目的從原來開闊眼界、增長見識向放鬆身心、陶冶情操等方面轉變。休閒旅遊正成為未來旅遊業發展的重要趨勢，並在國內外市場佔據越來越大的市場份額。到2030年，旅遊業將成為全世界80%以上人口的生活必需，而休閒旅遊則具有越來越廣闊的國際市場。目前，世界旅遊區域的重心正在由西方向東方轉移，以中國、新加坡、韓國等為代表的新興旅遊目的地不斷出現，世界旅遊版圖也為之發生重大變化。那麼，甚麼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國際上並沒有一致的明確定義。通過分析世界現有的著名旅遊休閒集聚區發展情況，可以發現，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大體上應包括以下幾方面的要素：（1）擁有較大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2）擁有多元的入境客源；（3）擁有方便快捷的交通運輸條件；（4）擁有豐富的旅遊休閒文化內涵；（5）擁有完善的旅遊服務體系；（6）擁有多元的高品質旅遊休閒產品。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形成，除了旅遊目的地的基本條件之外，還突出強調城市的國際化進程和所形成的比較優勢。一般認為，衹有依託相對較大的著名城市纔能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否則衹能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之目的地（如夏威夷）。單是澳門或者珠海（橫琴）自身，要建設世界級旅遊休閒中心，都還顯得有些單薄，有些條件短期內還不可能具備。但是，憑藉依託香港、深圳、廣州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優勢，依託持續成長的中國泛珠三角地區經濟實力，珠海、澳門兩城市完全有條件打造一個一體化發展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將澳門經濟定位為“旅遊休閒中心”，反映了國家的戰略意圖，即通過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和長期繁榮穩定，發揮澳門在中國內地對外開放中的平臺作用，提高和增強國際地位及影響力。根據這一定位，必須將澳門經濟從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經濟結構，轉變為以博彩旅遊、觀光旅遊、休閒度假旅遊乃至購物旅遊、保健旅遊、美食、表演等多元化的綜合性旅遊業為主導，帶動酒店業、飲食業、批發零售業、會議展覽業、物流業、文化產業等服務業協同發展的經濟體系，以降低澳門的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提升澳門對區域經濟合作的貢獻程度和國際競爭力。在世界範圍內，以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發展戰略的國家和地區不在少數，有些甚至遠遠走在了澳門的前面。考慮到各國國情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完全複製外國的休閒旅遊模式未必適合澳門的情況，重要的是如何在充分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形成澳門獨有的發展模式。為此，筆者列舉新加坡和迪拜兩個模式以供參考借鑒。（一）新加坡聖淘沙綜合娛樂體模式聖淘沙名勝世界坐落於聖淘沙島，是雲頂新加坡有限公司耗資 65.9億新加坡元興建，佔地49公頃。除了擁有東南亞首個環球影城主題樂園、全球最大規模的海洋生物園、新加坡首個海魏小安、厲新建、呂寧：《休閒產業經濟學》（上），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 2014年，第 5頁。

49粵澳合力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事博物館外，還建有娛樂場、豪華水療中心、度假酒店、名勝世界會議中心、名廚餐廳以及零售精品店等。以建設“亞洲頂級家庭度假目的地”為目標，從觀光、遊樂到住宿、餐飲、購物、會議、演藝、水療等，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質的綜合化服務。在產業體系的構建上，以旅遊業為核心產業，與健康養生、文化、會議會展、休閒商業、地產業等構成產業集群。綜合化服務能夠延伸遊客的停留時間，拓寬收入來源。聖淘沙最值得借鑑的是，它採用了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環保模式。 一方面，聖淘沙名勝世界貫徹執行聖淘沙島“可持續開發”模式，使各種建築及設施與自然環境有機地融為一體，在不破壞島嶼整體環境的條件下進行開發。另一方面，通過持續的行銷推廣、景點新增更新、服務創新提升，實現主營旅遊休閒業的收益提升；適時借助旅遊聚集效應，啟動相關產業開發，實現整體收益與競爭力的大幅攀升。（二）迪拜創新模式迪拜是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東西方資本市場的橋樑，重要的貿易、交通運輸、旅遊和購物中心。迪拜模式可簡單概括為：擺脫對石油經濟的依賴，以高端房地產和金融業為主導，通過政府舉債和高端創新等方式拉動旅遊經濟發展。迪拜首先通過完善基礎設施，使貨物與人員在此交匯流動。隨後又學習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發展經驗，大力發展金融、房地產、會展及旅遊業，推動自身服務業的不斷升級。酒店旅遊業的迅速發展尤其突顯了迪拜的競爭優勢。 因為沒有世界文化遺產之類的人文景觀，要想吸引大批遊客前來，必須建造與眾不同、博人眼球的人造景觀，於是帆船酒店、棕櫚島、哈利法塔等各種標誌性的頂尖建築應運而生。據英國吉尼斯總部資料顯示，迪拜是擁有各種五花八門的吉尼斯世界紀錄最多的城市。除了硬件設施，迪拜酒店業吸引遊客之處在於其優質的服務與休閒模式。雖然沒有像馬爾代夫那樣的碧海白沙，也沒有埃及紅海那樣色彩斑斕的熱帶魚和珊瑚，更不適宜衝浪，但是迪拜卻創造出了特有的奢華休閒模式。市內數不勝數的豪華酒店滿足了各地高端消費者的休假需求，也吸引了全球旅遊者紛至沓來。因為這裏的奢華不光是鑲金貼銀，更有專業系統的服務和極佳的入住體驗。迪拜的每家五星級酒店都擁有來自世界各國的侍應生，為不同國籍的遊客提供專業的服務。遊客可以乘坐豪車進沙漠沖沙、看肚皮舞、玩獵隼，在專屬海灘水上樂園進行親子嬉戲，坐遊艇出海釣魚深潛……所有這些旅遊項目都可以在網上輕鬆便捷地預訂。採用世界最先進的配套服務理念、酒店運營手段，讓遊客沉醉其中，正是迪拜最大的魅力來源。澳門博彩業發展歷史悠久，2006年起，博彩業的收入已超過拉斯維加斯，位居世界第一，成為世界著名的博彩旅遊城市。 “博彩”也成為澳門城市的固有品牌形象，在給澳門帶來世界影響力的同時，也對城市的品牌發展構成約束。特別是與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使命相比，其單一性和矛盾性日益突出，困擾着澳門未來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品牌的構建。因此，對澳門新形象的構建，應打造“旅遊休閒之都＋歷史文化名城”的模式。體驗經濟是一種新興的經濟形態，未來澳門的旅遊活動應逐漸轉型到以體驗為主、觀光為輔的層面。在此基礎上，可以積極從博彩北京綠維創景規劃設計院：《世界級綜合度假勝地──新加坡聖淘沙度假勝地》， 2013年，第 9頁。田維、李震：《“土豪”標籤背後的真實迪拜》，半月談網， 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sz/hqkd/2015429/133184.html， 2015年 4月 30日。曉英：《澳門擬發展成亞洲的拉斯維加斯》，《東南亞縱橫》（南寧）2001年第 10期，第 59頁。

5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業拓展到購物、運動、文化活動等領域，大力發展體驗經濟，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之都。近年隨着人文旅遊的逐漸升溫，澳門以歷史城區為主體的世界文化遺產更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財富，不僅記錄了城市發展的文明成果，展示了澳門的城市文脈，而且具有世界性的知名度，足以向世界證明澳門是具有深厚的文化積澱和文化內涵的城市。特別是在當今世界上各種文化衝突不斷的背景下，澳門所擁有的中西文化薈萃、多元文化和諧並存與共同發展的文化生態，無論是從歷史的經驗啟迪，還是從現實的模式借鑑，都具有非常高的價值。歷史文化名城這個形象，既展示了澳門城市發展真實的一面，也對“賭城”形象是一個革命性的修正。將旅遊體驗之都、歷史文化名城作為澳門的新形象，既符合城市發展的實際，也充分體現了城市發展的願景，兩者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歡樂刺激、活力迸發”是對旅遊體驗之都個性的描繪，“中西薈萃、多元和諧”則是對歷史文化名城特點的詮釋。二、粵澳合力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面臨的主要問題（一）博彩旅遊及客源結構單一化長期以來，澳門旅遊業是在博彩業的帶動下發展起來的，博彩業在博彩旅遊業中一直處於核心地位，約80%的來澳旅客是為了賭博，博彩業消費在澳門旅客消費總額中所佔的比重超過七成。相比之下，旅遊產品的開發明顯不足，現有歷史和人文景觀缺乏深度開發，旅遊景點和旅遊設施數量不足，致使遊客停留時間過短。澳門本身是不同元素相互融合、吸引力相對多元的城市，然而大放異彩的博彩業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其他行業的光芒。大部分到訪澳門的遊客，都是為了博彩而來，其他旅遊行業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和關注。同時，澳門的旅客以內地遊客為主，其次是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的遊客。也就是說，無論從來訪目的還是從客源市場分析，澳門的旅遊業都存在着旅客單一化的問題，因此面臨外部性的風險。內地經濟、政治環境的變化，將會給澳門旅遊帶來很大的影響。（二）基礎設施發展滯後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澳門城市建設、社會發展均取得了重大的進步，但由於澳門積累的繁榮成果利用不足，並未充分進入社會、民生、城市建設等領域，嚴重影響了城市建設與社會事業的發展，積累了較大的歷史欠賬。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作為發達自由港的澳門，仍欠缺現代化的對外便捷交通網絡。沒有現代化的深水大港，國際航線較少，缺乏與內地高速網絡鏈接，這種狀況無疑將制約澳門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第二，近年來澳門人口增長，車輛增多，外來旅客急劇增加，而澳門的道路建設與公共交通系統建設卻較為滯後，線路規劃不合理，導致市內交通擁堵，其城市成本、社會成本與經濟成本不斷增加；第三，珠海橫琴目前的旅遊設施配套不完善，這對橫琴優先發展休閒旅遊產業構成一定阻礙。橫琴周邊相應的設施過於簡單、單調，且缺乏贏利性的旅遊產品，嚴重影響橫琴對旅客的吸引力，導致橫琴旅遊業的經營效益較差。旅遊上下游產業的缺失和不完善制約了橫琴旅遊業的快速發展。

51粵澳合力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三）粵澳之間通關不便利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一個重要內涵是要具備便利的通關政策，使人流、物流等生產要素便捷流動。澳門與橫琴兩地的通關政策雖然經過多次調整，但在以下三個方面還不夠完善：第一，簽注制度過於嚴格。出於限制博彩人數的考慮，內地居民赴澳“兩月一簽”，這與現行深圳居民赴港個人遊簽注政策相比過於嚴格；第二，通關與設施建設不足。目前拱北口岸平均日通關人數達到 26.3萬人次，高峰時刻達到 31萬人次，普通遊客通關時間長達 1至 2小時。橫琴口岸雖然實現24小時通關，但是承載力有限，而且交通接駁不便，難以實現方便快速通關；第三，車輛通行限制過多。隨着粵澳合作的不斷深化，粵澳兩地陸路口岸車輛通關驗放壓力不斷增大，而目前澳門車輛自駕進入深圳和廣東尚受到限制。另外，目前澳門申請粵澳兩地車牌受限，也導致車輛自由出入難以實現。澳門、珠海的交通法律、行車規則、收費系統的不一致，也對車輛的互相通行造成一定影響。三、粵澳合作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相關建議（一）基礎設施的合作旅遊經濟與其他商貿物流經濟不同，它是以人的流動為前提的；而人員的流動是不可規劃的，客源也是不可互換的。秉承“基礎設施先行、配套服務跟進”的理念，使更多的客源從內地進入澳門，打造全方位便捷的粵澳交通網絡，是今後工作發展的關鍵，最終目的是實現粵澳交通設施、公共服務的一體化。陸路方面，規劃澳門輕軌交通、公交幹線與珠三角軌道交通網絡、高速公路網絡以及廣東西部沿海鐵路進行對接，盡快建成直達澳門的廣珠澳城市輕軌和廣珠澳高速公路。空運方面，積極推動澳門機場與珠海機場聯合發展，可組建聯合公司，整合兩個機場的業務，統一經營。港口方面，珠澳兩地合作建設高欄深水港，發展服務於珠三角西岸、粵西地區和我國西南地區的物流產業。（二）會展旅遊的合作會展業是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帶動澳門經濟戰略轉型的現代服務業，隨着大珠三角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對國際性展覽項目也將越來越有吸引力。通過舉辦國際大型會展，對粵澳旅遊經濟也會帶來良好效應，形成以“會展促旅遊，旅遊創人流”的良性循環。其可行合作途徑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粵澳兩地政府可以通過簡化展品的通關手續，加速境外展品在兩地的通關速度。通過聯手宣傳粵澳一體化的形象，共同打造整體會展品牌，提升本區對國際展商的吸引力；第二，缺乏專業的會展人才是澳門會展業的發展瓶頸，也是粵澳在合作中面臨的共同問題。應充分利用澳門在吸引國外先進會展培訓機構方面的優勢，通過建立兩地共同適用的人才評價體系，創造公平、良好的人才競爭環境以吸引更多的優秀會展人才向粵澳地區聚集，滿足粵澳會展業快速發展的人才需求；第三，協會積極參與。行業協會是市場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通過建立兩地會展協會聯盟，加強企業間的溝通瞭解，保證合作順利進行，統一制度執行，信息資源廣

5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泛共享，避免無序競爭。（三）一程多站式旅遊項目合作整合粵澳旅遊資源、打造一程多站式旅遊項目，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實現粵澳一體化旅遊休閒中心的具體表現。未來中國要呈現在世界面前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絕不僅僅是澳門單一的個體，而是粵澳一體、錯位發展的多元板塊。因此在建設旅遊休閒中心的過程中，首先要做好城市的旅遊功能定位，突出特點，制訂滿足遊客多元需求的旅遊項目。其可行旅遊項目如下︰（1）澳門可與珠海橫琴聯合開發主題公園＋都市休閒旅遊項目。以長隆國際海洋文化主題公園為載體，結合橫琴的地理區位優勢，使來橫琴旅遊的內地及海外遊客順道前往澳門，讓遊客在一天時間內瀏覽澳門都市風情、歷史文化、特色美食等。在出入境管理上使用更大膽的創新政策，出臺允許到澳門觀光的遊客當天可以免簽證（注）往返澳門─橫琴的措施。把過境地變為目的地，拉動兩地旅遊經濟向前發展。（2）澳門可與江門市開展世界文化遺產連線遊。江門開平碉樓與澳門大三巴同屬世界文化遺產，是廣東省範圍內僅有的兩處擁有世界文化遺產的地區。隨着遊客對歷史文化旅遊需求的增加，未來可由澳門中旅、江門市交通局、江門市旅遊局合作開通旅遊直通車專線。每天開通若干班次從澳門至開平碉樓的旅遊專線，並提供澳門機場旅客的接載服務，使兩地世界文化遺產聯通，加強兩地經貿和旅遊的發展。（3）澳門可與中山市、珠海市展開遊艇旅遊項目合作。開發海上旅遊項目，爭取遊艇通航政策，打造奢華遊艇展會、海上運動項目和遠海特種旅遊等。借助遊艇旅遊有序推動珠海的海島開發，開發面向國外的郵輪和遊艇旅遊，通過拓展郵輪旅遊的方式把旅遊市場擴展至海外。（四）旅遊一體化合作機制建立粵澳緊密互動的旅遊合作機制，實行聯合旅遊開發和行銷。首先，創辦粵澳旅遊博覽會，打造區域旅遊合作平臺，讓各地市參展單位利用這一平臺舉行各種形式的旅遊推介會，加強業內的交流；其次，舉辦大珠三角旅遊合作論壇，形成區域合作發展共識，將區域旅遊合作上升到理論層面，為實踐層面的旅遊合作提供政策及理論依據；再次，創建國際旅遊業行銷新模式。通過開展“旅遊大篷車”、聯合旅遊促銷、舉辦旅遊節慶等活動，提高大珠三角地區在國際上的旅遊知名度；最後，建立維護遊客權益的旅遊應急合作機制。對危害遊客合法權益、服務質量投訴、安全事件、突發事件等建立應急處理機制。[ 責任編輯　趙殿紅]

53澳門文化產業：現狀、問題與策略[摘 要]《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將文化產業發展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目標要求，強調必須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產業體系、文化市場體系。深入研究文化產業的體系的結構和內涵，整體把握澳門文化產業的現狀與問題，適時調整文化產業發展策略，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關鍵詞 ] 澳門　“十三五”規劃　文化產業　發展策略文化是經濟的靈魂，文化產業是城市轉型發展的重要經濟引擎。 世界範圍內不同國家有關文化產業的內涵各有不同，各個國家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例如，在英國稱為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在美國稱為版權產業（Copyright industry），歐盟國家稱為內容產業（Content industry），中國和韓國、芬蘭等國家則直接使用文化產業（Culture industry）這個概念。 雖然稱謂不一樣，但文化產業在世界各國已經成為現代服務業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內地向來重視文化問題，對文化的認知和功能的理解越來越深刻，文化產業發展已成為國家的中心工作之一，發展文化產業的目標也越來越清晰明確，政府在文化產業發展上越來越自覺，越來越自信。 2015年 11月 3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簡稱《建議》）發佈，提出“十三五”時期“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目標要求。 2016年 3月 17日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簡稱《綱要》），在“主要目標”一章中同樣提出：“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在《建議》中更是強調必須“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產業體系、文化市場體系”，“推動文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骨幹文化企業和創意文化產業，培育新型文化業態，擴大和引導文化消費”。 這表明了中央《建議》和國家《綱要》都在“十三五”時期，將要大力推進澳門文化產業：現狀、問題與策略溫憲元作者簡介︰溫憲元，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廣州　510610迄今，學界對“文化產業”還沒有完全一致的定義。筆者認為，文化產業是以文化為核心內容而開展的文化經營活動，包括產品和服務。參見亞太總裁協會全球執行主席鄭雄偉主持發佈的《全球文化產業發展報告》， 2012年 2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新華社， 2016年 3月 17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新華社， 2015年 11月 3日。‧ 國 家 十 三 五 規 劃 與 澳 門 ‧

5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文化產業發展的決心和信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藍圖中，與生產物質產品的經濟建設一樣，生產精神文化產品的文化產業也有着其獨特作用，既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有助於提高全社會精神文明素質。根據《建議》，到2020年，文化產業要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佔GDP的比重達到5%， 在國民經濟中將發揮較大作用。因此，就澳門而言，抓住機遇，把握趨勢，結合自身發展實際，適時調整文化產業發展策略，對於推動經濟適度多元、文化產業變革具有重要的意義。一、國家“十三五”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定位國家“十三五”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定位，是朝着建立和完善文化產業體系方向邁進的。《建議》和《綱要》明確提出的“文化產業體系”，是在中央和國家文件中首次出現的新概念。深刻理解“文化產業體系”的結構和內涵，對於推動實現“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目標要求，具有重大現實意義。（一）準確把握“文化產業體系”的結構和內涵文化產業體系是不同歷史時期，相應區域文化產業體系相對優化的產業關係的外在表徵。文化產業網絡化、文化產業集群化、文化產業融合化推動了文化產業組織向網絡化演進，使得文化產業鏈和文化產業集群等新型產業組織，成為文化產業體系的主要組織形式，並表現出明顯的競爭優勢。因而文化產業體系是在產業創新的推動下，由科技、教育、金融、服務業等相互融合、協調發展的以產業集群為載體的產業網絡系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城市轉型升級的產業載體。應當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次認識文化產業體系的性質，界定文化產業體系的結構和內涵。也就是說，文化產業體系結構既包括了文化理論體系，又包括了文化實踐體系，這是文化產業體系化的兩個重要表現形式，必須齊頭並進，共同謀劃。文化產業體系要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次都能有效地發揮自身的體系化作用，必須要囊括文化產業系統化、體系化的各項成果，將與文化發展相關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理論邏輯和制度規範科學有序地組合起來，最大限度地發揮文化發展相關要素間的整體合力。從內涵方面看，文化產業體系包括哪些內容？《建議》並沒有明確列出。筆者認為，文化產業體系應該包括文化產業規範體系、文化產業實施體系、文化產業管控體系、文化產業保障體系和政府的法規體系等五個方面內容，這五個分支體系構成文化產業體系的總體框架。文化產業規範體系和政府的法規體系是文化產業體系的基礎和前提。沒有完善的法律法規支撐的文化產業，不可能持續長久。文化產業保障體系主要包括四大環節：一是文化產業人才隊伍，二是文化產業推進機制，三是國民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產業文化，四是政府的作用。關於文化產業人才隊伍，《建議》特別強調要“加強文化人才培養”， 其中就包括文化產業人才，“人才是發展文化產業的決定性因素”。 當前我國文化產業人才隊伍的現狀不容樂觀。資料顯示，“我國文化產業《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新華社， 2015年 11月 3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新華社， 2015年 11月 3日。范玉剛：《人才是發展文化產業的核心要素》，《瞭望》（北京）2013年第 12期，第 64頁。

55澳門文化產業：現狀、問題與策略從業人員總量不足，勞動生產率較低。文化、廣電、新聞出版三領域的行業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文化產業從業人員數為 774.06萬人， 2009年至 2013年文化產業從業人員數平均增長率為 2.34%。與文化產業發達的美國相比，我國文化產業勞動力佔比衹有 1.01%，美國文化產業勞動力人數為 1,120.68萬人，佔比 8.26%。要達到美國的文化產業勞動力結構水平，我國尚有5,584.24萬的文化產業人才缺口。值得注意的是，美國1,120.68萬文化產業勞動力實現了19,217億美元的文化產業產值，人均貢獻了17.15萬美元的產值，而我國774.06萬文化產業勞動力實現了 7,588.97億美元，每人只貢獻了 9.80萬美元的產值。由此可推測，我國文化產業人才的整體實力落後於美國，上升空間還很大”。 因此，大力推進文化產業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創新文化產業人才培養機制，形成完善的文化產業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推動文化產業理論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培養造就熟悉和堅持文化產業體系的文化產業人才及後備力量，是當下最為急迫和最有意義的大事。總之，一個科學的、合理的文化產業體系需要分層次、分步驟、分階段、有目標地分別論述，文化產業體系具有自身獨特的結構，能夠從整體上體現體系的功能。在理論上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體系化帶來的整體感和宏觀把握能力與機遇，全面和有效地進行文化產業體系建設，纔能提升文化產業的效益和效率。（二）正確認識“文化產業體系”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市場體系”的關係《建議》首次並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產業體系”、“文化市場體系”的建設，而三者有何區別？首先，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相對靜態的，而文化產業體系、文化市場體系是相對動態的。其次，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由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共建共享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識、傳播優秀文化、提供精神食糧、滿足群眾文化需求、保障群眾文化權益的各種公益性文化機構和文化產品、文化服務的總和。它將文化建設與群眾的基本權益緊密結合起來，不僅體現了文化事業發展以人為本的特徵，而且突顯了政府執政為民的本質。文化產業是與藝術、文化、信息、休閒、娛樂等精神、心理性服務活動相關，滿足人們精神文化娛樂需求，具有就業人數多、成長潛力大、創新性高、引領力強等特點的現代新興產業，是城市精神消費與娛樂經濟融合發展的新載體，是現代服務業的高端組成部分。在現代服務業的業態中，文化產業開拓藝術型、精神型、知識型、心理型、休閒型、體驗型、娛樂型的新的產業增長形態，培育新的文化消費市場，涵養新一代創意消費群體，以推動新形態的文化經濟的發展，並且通過在全社會推動創造性發展，來促進社會機制的改革創新。 文化市場是指按價值規律進行文化藝術產品交換與提供有償文化服務活動的場所，是文化藝術產品生產和消費的中介。廣義的文化市場泛指文化運行環境和文化發展狀況，而文化市場體系是指各類文化產品市場、文化服務市場以及文化生產要素市場在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文化市場有機整體。文化產業體系、文化市場體系的“文化”包括規範公民行為、社會生活和市場秩序的文化，也包括規範國家、政府、政黨治理行為的文化，但規範公民行為、社會生活和市場秩序的文化是其最主要的部分。最後，文化產業體系、文化市場《我國尚有超 5500萬文化產業人才缺口》， 2015年 10月 30日， http://tieba.baidu.com/p/4131177969。金元浦︰《大力推進文化產業體系的形成》，《文匯報》（上海）2006年 5月 15日。

5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體系相對於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完善文化產業體系和文化市場體系，是服務於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貢獻於國民經濟增長的。（三）《建議》提出，完善三個“體系”是一個長期性、系統性的工作，需要從宏觀和微觀不同角度系統佈局和統籌謀劃從社會環境到人才培育，從流通體系、金融支撐到文化國際貿易等，這些要素都是“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需要上下共同謀劃推進。此外，《建議》還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如何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產業體系”、“文化市場體系”銜接起來，構成“十三五”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更全面、更系統、更完整的宏觀體系。從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如何將這些“體系”有效地整合、聯通、協同、規劃，推動產業全面、協調、健康、持續發展，全面升級，仍然是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二、澳門文化產業發展的現狀與問題澳門是一個具有較高經濟自由度的自由港。據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和《華爾街日報》發佈的 2014年《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澳門在全球 178個經濟體中排名第29位，連續多年被評價為“較自由”的經濟體，在亞太地區 42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7位，僅次於中國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中國臺灣、日本。澳門具備的高度開放的國際文化貿易及投資文化環境，為構建和發展文化產業體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澳門具有發展文化產業的基礎和優勢。無論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城區，還是作為以博彩業發展聞名於世的國際旅遊城市，從“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到“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定位，更是彰顯澳門文化產業體系發展的強大後勁。這意味着澳門文化產業體系的發展有着強大的消費需求和消費市場的支撐。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從 2001年 6月 21至 22日，習近平在“閩港澳臺經濟合作論壇”上提出五點建議，到 2014年12月，習近平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發表的重要講話，前後十三次對澳門發展發表重要講話並寄予厚望。胡錦濤也早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0週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繼續加強和完善對博彩業的管理，努力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此後，特區政府將發展文化產業作為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重要舉措。前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在 2009年施政報告中強調，文化產業將是特區下一階段新的、具較大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現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在2014年連任就職演說中曾指出，未來五年將積極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重點扶持會展物流業、文化創意產業等，並將為新興產業的發展創造條件；至《2016年施政報告》中繼續強調：“政府加快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步伐，加大力度培育會展、文化創意、中醫藥等行業的成長。” 從整個宏觀環境來看，澳門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優勢和基礎條件已經具備。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16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2015年 11月，第 17頁。

57澳門文化產業：現狀、問題與策略文化產業發展備受澳門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支持。特區政府經過較長時間的準備和醞釀，已經制定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框架和初步規劃。2010年8月31日，特區政府新成立的文化產業委員會舉行了首次會議。特區政府文化局公佈了文化產業的發展藍圖和短、中、長期目標，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已經初見端倪。與此同時，澳門各個民間社團和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等高等院校及學術機構也紛紛舉辦學術論壇，探討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方向和對策。 2013年，特區政府設立“文化產業基金”，其宗旨是運用其資源支持發展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產業項目，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扶持有助促進文化產業孵化、產業化或規模化的項目，具有鮮明本土特色且具發展潛力的項目，推動文化創意商品的研發、設計、生產、營銷和推廣的項目，有助促進知識產權登記的項目等。該基金在 2014年、 2015年共批出 62個一般商業項目和 8個服務平臺。兩年的資助金額為澳門幣 1.12億元，創造 470多個就業崗位，總投資額約澳門幣 5.8億元。 2016－ 2018年的澳門“文化產業基金”行動計劃，繼續推出 83個重點方向，支持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的項目，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根據國內發展文化產業的經驗和“十三五”規劃，特區政府必須依照結構合理、門類適合、科技含量高、富有創意、競爭力強、將濃郁的歷史特色和現代色彩有機結合的原則，謀劃“十三五”時期澳門文化產業體系的推進和成長。從目前狀況看，澳門文化產業雖有“三大新興產業”的定位，但是佈局過於簡單。其實，澳門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可做的文章很多。文化產業是挖掘和生產人類精神文化產品、提供文化服務以滿足精神文化需要的行業門類的總稱，通過產業化的方式製造、行銷各類文化產品的行業，包括文化藝術服務、休閒娛樂服務、教育產業、創意產業、文藝產業等，如創意設計、動漫遊戲、舞臺表演、影視博物館、療養休閒、家庭綜合旅遊、會展等，內容十分豐富。以澳門現有條件，並不需要面面俱到發展各類行業，而是要結合歷史與現實、文化與制度、文化與科技的基礎優勢，整體把握，大力發展中西融匯的文化產業，將文化產業推向一個新的國際化高度。澳門文化活動內容豐富多彩，但是市場運作失位缺位。澳門文化產業的主要問題，是市場不夠成熟、需求不穩定、產業鏈尚不完整、大規模產業集群尚未形成，等等。長期以來，無論是中國特色的文化活動，如舞龍獅、賽龍舟、習武術，還是西式的娛樂項目，如煙花賽、藝術節、大賽車等，都在澳門舉辦得有滋有味，且有相當深厚的民間傳統作為支撐，這是中國其他城市很難複製的。然而，澳門比較缺乏以市場化的思維進行文化創意、整合融合、深度加工和行銷策劃，故而難以拉長產業鏈條，促進產業發展。澳門城市人口密集，但是文化產業人才匱乏。發展文化產業體系源於人才的創造力、技能與才華，其核心資本是人的創造力。文化創意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競爭優勢的確立，取決於創意人才及其才能的發揮。博彩業的擴張提供了大量薪酬較高的就業機會，且對從業人員素質要求不高，很多年輕人滿足於此，不願繼續深造。接受高等教育者人數的增長不能與經濟增長同步，制約了文化產業的發展。就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而言，在較長時期內，人才都將是一塊短板。參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產業基金， http://www.fic.gov.mo。

5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三、粵澳發展文化產業的若干策略《綱要》指出，必須“加快發展現代文化產業”，“加快發展網絡視聽、移動多媒體、數字出版、動漫遊戲等新興產業，推動出版發行、影視製作、工藝美術等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推進文化業態創新，大力發展創意文化產業，促進文化與科技、信息、旅遊、體育、金融等產業融合發展”。 按照《綱要》規劃，澳門文化產業體系構建，必須加快建立高效保障體系。第一，加快建立有利於文化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科學的制度重塑是促進發展的根本保障。特區政府必須建立政府管理、行業自律、社會監管、企業運作的文化管理體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發揮政府主導在文化產業中的調控作用，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創新發展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產業。第二，完善政策保障機制。保證政府公共財政對文化產業（特別是文化創意產業）投入增長幅度高於財政性收入增長幅度。完善投入方式，既保障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和運行，也可以投資參股開辦盈利性的新興文化產業。創新文化產業發展政策，引導內外資本進入文化產業領域，投資興建骨幹文化企業。加大對文化產業稅賦、融資等方面的扶持力度，鼓勵文化企業與資本市場對接，對文化創意生產、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實行稅收優惠。加大高等教育投入，扶持一批重點文化產業課題、重點文化產業項目。加強文化產業人才培養和引進，實施高端緊缺人才培養計劃，造就一批高層次領軍人物、著名學者；完善人才引進政策，多管道吸引優秀文化產業人才。第三，積極培育和開拓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提高文化消費力。在現有旅遊和會展產業平臺基礎上，加強影視製作與內容交易平臺建設，開發和建立信息服務、體育藝術交易、美食休閒市場平臺，加快培育產權、版權、技術、信息等市場要素，辦好重點文化類交易場所或館地，健全文化交易中介機構和市場管理機構，規範文化產品交易。進入21世紀以來，文化創意產業迅速發展的規模和態勢，深刻影響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國際分工，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標誌之一。近年來，世界範圍內掀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高潮，澳門特區政府積極推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業已取得初步成效。展望“十三五”，澳門應與廣東協商，共同制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十三五”規劃，這對粵澳兩地因地制宜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都具有重大意義。粵澳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面臨共同契機。文化創意產業是以創新、創造、創作為根本手段，以文化內容和創意成果為核心價值，以知識產權實現或消費為交易特徵，為公眾提供獨特文化體驗的具有內在聯繫的行業集群。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居民的消費觀念逐漸由過去的吃、穿、住、用、行，向學、健、遊、娛轉變，文化消費已成為我國經濟的新的增長點，文化創意產品市場潛力巨大。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文化創意產業的戰略性地位更加突顯，文化創意產業面臨新的戰略機遇。粵澳兩地文化創意產業資源豐富，有着深厚的嶺南文化根基。澳門是中華文化的多元聚集地，這些文化或相互交融，或獨樹一幟，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提供了優良的載體。加上澳門具有自由創作的環境和多元文化背景等優勢，使得澳門在開發中華文化的能力上位居華人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新華社， 2016年 3月 17日。

59澳門文化產業：現狀、問題與策略城市首位。粵澳兩地文化淵源深厚，歷史悠久，兩地大眾心理趨同，文化形式多樣，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親和力。粵澳在各自發展中不斷融匯中華文化和海洋文化，具有相容性、務實性、世俗性和創新性等特點。粵澳兩地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基礎優勢明顯。廣東已經成為文化強省，文化創意產業經歷了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發展歷程，已經成為廣東經濟新的增長點和支柱產業。多年來，廣東堅持推動以“珠江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圈”為核心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與基地建設，初步形成了以廣州和深圳為中心、珠三角地區為主體、粵東西北特色地市為補充的產業佈局，一批有較強競爭力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文化（創意）骨幹企業加快成長，孵化孕育出若干自主創新能力強、市場品牌美譽度高的產業集群。目前，廣東全省已有文化部命名的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基地21家，省級文化（創意）產業基地、園區、集群 24家，數量規模和產值效益均居全國前列。據統計，2013年全省 21家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基地實現收入總額 976.2億元、利潤總額 129.8億元、納稅總額 119.3億元，帶動 12.3萬人就業，有效發揮了產業園區和基地的示範、輻射作用。 2015年11月13日，廣東省發佈《廣東省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行動計劃（2015－ 2020年）》（簡稱《計劃》）。《計劃》提出，到 2020年，全省形成一批特色鮮明的融合發展城市、集聚區和新型城鎮，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的先導產業作用更加強化，與相關產業的融合發展格局基本建立，相關產業文化含量顯著提升。湧現一批高素質人才、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增加值力爭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且佔文化產業增加值的比重明顯提高，相關產業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明顯提高。 以深圳設計之都文化創意產業園為例。該園區聚集了來自美國、德國、日本、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以及深圳本地的200餘家知名文化創意設計企業，全國性的龍頭企業眾多，包括洛可可、驕陽、中世縱橫等一批設計領軍企業在此駐紮。該園區通過建立運營公共服務、技術服務等各類平臺，為大型骨幹企業提供高端增值服務，為中小企業發展壯大提供助力，同時輻射帶動珠三角地區，促進周邊設計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的融合與轉化。廣東立足傳統產業基礎與資源稟賦條件，集中發展重點領域，形成了一批富有特色、競爭力突出的優勢文化創意業態：一是工業設計。廣州、深圳、東莞和佛山的工業設計產業在國內佔據重要地位，其中深圳是國內首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設計之都”。位於順德的廣東工業設計城，截至2014年12月，累計總投資近5億元人民幣，投入使用的孵化面積為1.9萬平方米，每年孵化設計成果近 5,000例，每年產生專利近 500項，為社會提供近 1,400個就業崗位。是國家級工業設計示範基地，成為國內最有影響力的工業設計主題園區。 二是動漫遊戲。廣東作為我國動漫產業大省在其中優勢明顯。現有廣州、深圳兩個國家級動漫遊戲基地，以及廣州番禺、中山和汕頭澄海的遊戲遊藝與動漫玩具產業集聚區，逐步形成集創作、研發、生產、銷售以及衍生產品開發、公共技術平臺服務、人才培訓等為一體的動漫遊戲產業集群。2014年，廣東省電廣東省文化廳辦公室：《我省積極推進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基地建設》，http://gdwh.com.cn，2014年9月27日。《廣東：力爭到 2020年文創設計服務增加值超 1000億》， http://www.ce.cn， 2016年 1月 14日。《順德廣東工業設計城被認定為國家級孵化器》，《南方日報》（廣州）2014年 12月 23日。

6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視動畫片產量達 32部 28,818分鐘，總量位居全國第一；國產動漫賣座電影 30部中，有 16部是粵產；打入全國票房前十位的廣東動漫也佔一半份額。在產業規模上，全球動漫衍生產品八成“中國製造”，這八成中超過一半是“廣東製造”。 廣東動漫連續7年領跑全國，以《熊出沒》、《喜羊羊與灰太狼》、《果寶特攻》、《豬豬俠》等為代表的“動漫粵軍”品牌，在不斷創造票房、收視、授權、衍生產品銷售等各項業績紀錄的同時，更在文化、藝術、製作等各方面推動國產動漫水平整體向上。 三是文化旅遊。珠三角地區以各類主題公園為載體的智慧旅遊尤為興盛，如廣州長隆歡樂世界、深圳東部華僑城等，融合文化創意與科技創新，成為近年文化旅遊市場的熱點。同時，全省41個知名歷史文化旅遊點、6個全國工業旅遊示範點和14個全國農業旅遊示範點，以及梅州廣東文化旅遊特色區、佛山石灣陶瓷街等集聚區，帶動了各地文化觀光遊、休閒體驗遊的普遍發展。此外，其他文化創意相關產業，如數字出版、音樂製作、文化會展、廣告業及演藝設備生產等發展迅速，在國內市場形成較強競爭力。四是品牌實力突出，孕育了一批優秀文化創意企業品牌。廣東近年持續改善市場環境，培育了一批重點文化創意企業和優秀文化品牌，文化創意產品與服務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都不斷提高。如騰訊、網易、華僑城、長隆、深圳華強、奧飛動漫、廣州漫友、達力傳媒、珠江燈光、廣州銳豐、東莞三基、珠江鋼琴等一些企業不僅在全國同行業中處於領軍地位，也成為代表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水平的著名品牌。其中，騰訊的網絡遊戲遍及客戶端、網頁和手機，2013年全年營業收入604.3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38%； 2015年僅網絡遊戲就營業收入565.87億元人民幣，佔全國遊戲營業收入40%。 珠江鋼琴是我國樂器行業唯一擁有“國家級技術中心”的“國家火炬計劃重點高新技術企業”，也是全國同行業唯一在境外設立技術中心分支機構的企業，目前鋼琴年銷量約14萬架，產銷量連續14年位居全球第一，國內市場佔有率超過36%，累計銷售量約200萬架，積累了大量的鋼琴用戶。粵澳文化創意產業如何進一步合作以實現共同發展？文化是一種奇特的經濟資源，是創造財富、就業、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手段。如何有效整合文化創意資源，形成新的經濟形態，是當今全球文化創意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壯大文化經濟、推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一個緊迫而重大的課題，其可行策略如下︰第一，加強教育合作，推動粵澳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加強粵澳兩地相關教育和培訓領域的合作，能夠幫助兩地文化創意產業共同進步，促進兩地更為廣泛的文化交流。近年來，澳門與廣東開展了一系列教育合作，在文化創意產業管理、藝術、時尚、設計、建築等領域都開始有所作為。通過教育合作，粵澳兩地可以共同培養文化創意產業領域的高端人才。粵澳兩地可結合設計博物館、論壇、時尚秀等方式同步推進創意合作，通過加強兩地文化互動、教育和商業體系之間的合作，相互交流，協作共贏。《動漫大潮下的廣東：電視動畫片總量全國第一》，《時代週報》（廣州）2015年 9月 1日。《2015年廣東省動漫年會召開》， http://www.cnaci.com.cn， 2015年 12月 9日。《騰訊 2013年全年營收 604.37億元，同比增 38%》， http://tech.qq.com， 2014年 3月 19日。《騰訊2015年網絡遊戲營業收入565.87億元，佔全國遊戲營業收入40%》，http://www.youxituoluo.com，2016年3月 17日。《珠江鋼琴 15億並購定增謀轉型》，《廣州日報》（廣州）2016年 1月 21日。

61澳門文化產業：現狀、問題與策略第二，加強互聯網創新與文化創意研究，推動粵澳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文化創意人才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第一資源。粵澳兩地可共同籌建“粵澳文化創意產業大學”。推進產學研合作，培養創新型人才，勢必要求兩地展開“協同”研究。粵澳兩地印刷、出版、藝術設計等相關專業對接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繼續開展協同創新，聯合培養人才，將有助於探索文化創意與技術、管理相結合的教育培養模式，重點加快創新型、複合型、外向型、科技型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養，實現多樣化文化創意人才供給，打造“互聯網＋文化創意產業”新業態。第三，形成政策體系，助推粵澳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首先是在財政政策方面，可單列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引導資金，加強文化創意產業主管部門對產業發展的引導和扶持，支持具有示範帶動作用的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建設，加大對公共技術、投資融資、人才培養、展示交易、信息諮詢等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支持力度。同時，進一步擴大現有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規模，健全項目評審機制和標準，規範資金使用，加強績效考核。通過政府購買服務、項目補貼、以獎代補等方式，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其次是在稅收政策方面，建議對文化產業領域稅收政策進行專題研究，對工藝美術、娛樂業、互聯網上網服務等稅負過重的行業予以稅收減免，對鼓勵發展的文化產業門類實施稅收優惠，以文化內容創意生產、文化與科技融合、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經營為主業的企業，出臺單獨的資質認定辦法，經認定後享受與高新技術企業同等的稅收優惠政策。考慮到小微文化企業自身特性及其對激發整個經濟社會發展活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可單獨針對小微文化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確定合理的稅收優惠標準。在金融政策方面，可將金融改革與文化創新發展有效結合，探索適合文化產業特點的新型金融產品、服務及配套的政策辦法。此外，在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方面，粵澳需要大力共同推進。這既是發展支柱性產業的需要，也是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需要。文化產業如果不能融入全球體系，不僅不能提升全球競爭力，甚至可能會導致原有文化的衰微。[ 責任編輯　趙殿紅]

6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摘 要] 產業轉型升級是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基調。澳門在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過程中，以傳統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也面臨轉型升級的現實挑戰。從博彩、旅遊、會展、酒店、零售等服務業發展現狀來看，博彩業“一業獨大”將帶來巨大的經濟社會風險，博彩業擴散效應滯後可能引發其他現代服務業後勁不足和收益遞減。“十三五”時期，澳門服務業轉型面臨“一帶一路”、創新驅動、與內地服務貿易自由化等戰略機遇，其實現轉型的路徑包括以垂直多元化推動博彩旅遊向休閒旅遊轉型，大力發展具有高知識密集度、高附加值、高溢出效應、節能減排等特徵的現代服務業，以引才引智為切入點，為創新驅動提供人才支撐，並適時建立專項基金助推多元開發。[關鍵詞 ] 澳門　服務業　“一帶一路”　“十三五”規劃　轉型升級未來五年，在“十三五”規劃藍圖的指引下，中國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澳門也將發揮在“一帶一路”中的優勢，以回應“十三五”規劃中國家對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定位和要求。“一個中心，一個平臺”建設目標能否實現，關鍵在於服務業能否實現轉型升級與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澳門服務業主要由博彩、零售、酒店、會展、旅遊、金融、信息服務等構成，其中傳統服務業佔比達90%左右，是澳門經濟的主要支撐產業。但近年來由於博彩業帶動不足，使得服務業整體收益下滑，經濟發展後勁面臨挑戰。因此，在“十三五”期間，合理引導市場要素向文化創意、會展、信息服務、金融服務等現代服務業集聚，提高服務業產出績效與附加值，促進服務業進行轉型升級；同時強化粵港澳一體化資源整合，共建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圈，加快前海、南沙、橫琴等粵港澳合作平臺建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臺建設，是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提升區域競爭力、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路向。澳門服務業轉型的路徑選擇 *劉俊傑　 王田月　 葉允最作者簡介︰劉俊傑，廣西師範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王田月，廣西師範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生；葉允最，廣西師範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生。桂林　541004* 本文為廣西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泛北部灣發展研究中心”和“珠江西江經濟帶發展研究中心”資助課題的階段性成果。‧ 國 家 十 三 五 規 劃 與 澳 門 ‧

63澳門服務業轉型的路徑選擇澳門服務業的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備受學術界關注。西婭（Thea Vinnicombe）、蘇碧瑜認為，內地遊客是澳門最主要的遊客來源，分析內陸赴澳遊客的消費習慣，針對性地對服務業轉型升級進行前瞻謀劃，是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阿澤維多（Margarida Azevedo）、巴爾沃薩（Álvaro Barbosa）指出，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發展模式給澳門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帶來隱患，文化創新產業和世界文化遺產旅遊的發展可使澳門經濟擺脫困境。 林明基依據經濟學發展理論，指出澳門屬於微型經濟體，易受外部衝擊，產業的轉型升級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指導。 約翰‧扎卡賴亞斯（John Zacharias）提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澳門服務業的產業鏈可以延伸到內地，與珠三角合作，在緩解用地壓力的同時帶動經濟持續發展。國內學者針對這一問題也展開了諸多研究。馮邦彥提出要從國際比較優勢出發，確定澳門在全球或區域經濟中的戰略定位，合理制定經濟多元發展路徑。 馬向明提出需要從縱向多元化角度對博彩業內部進行改革，同時從橫向多元視角出發，立足澳門總體產業規劃，確定服務業轉型升級的方向。 郭永中以時間序列分析了澳門產業多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和面臨的困境，認為澳門的產業升級不僅需要特區政府自身努力，更要從國家發展的宏觀規劃中，體現澳門發展的國家戰略和長期導向。 林建寧通過對澳門服務業當前狀況的分行業介紹，梳理了服務業發展的趨勢，提出擴展港澳區域旅遊和區域合作，實現服務業規模效應。 袁持平等指出，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嚴重受制於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匱乏，與橫琴新區的聯合為澳門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新機遇。 劉娟等探討在CEPA框架下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路徑，橫琴應引進港澳的服務業，促進兩岸三地的協同發展。從國內外研究現狀看，對澳門服務業轉型升級已經有了多方面的討論，但多集中在澳門傳統服務業結構與規模本身，或更多從澳門與內地合作的角度探尋產業發展邏輯。筆者擬結合國家“十三五”戰略導向，從產業轉型升級視角出發，探討未來五年澳門服務業結構轉換與內生動力的培育。Thea Vinnicombe, Joey Pek U Sou, “Diversifying the Macao Economy: Insights from Profiling Mainland ChineseVisitors,”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Vol. 10, No. 3 (2014), pp. 347－ 362.Margarida Azevedo, Álvaro Barbosa,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s an Integrated Factor in a Sustainable Model forMacao’s Economic Development,”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Vol. 7, No. 2 (2014), pp. 121－133.Newman M. K. La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Small Economies: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Macao,” Asian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 No. 3 (2015), pp. 265－281.John Zacharias, “Gambling on Land Fill and Infrastructure to Reposition Macao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yTerritory & Architecture, Vol. 2, No. 1 (2015), pp. 1－ 9.馮邦彥：《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路向與政策研究》，《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 4期，第 88－ 94頁。馬向明：《澳門的多元化發展與區域合作》，《城市規劃》（北京）2014年第A01期，第 37－ 42頁。郭永中：《澳門產業結構多元化戰略調整的困境》，《學術研究》（廣州）2011年第 11期，第 64－ 69頁。林建寧：《澳門回歸以來服務業發展現狀與趨勢》，《亞太經濟》（福州）2008年第 3期，第 118－ 120頁。袁持平、梁雯：《以澳門與橫琴合作促進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3年第 4期，第 67－ 76頁。劉娟、黃愛青、莫海燕：《CEPA框架下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路徑探討》，《時代金融》（昆明）2014年第 36期，第 90－ 91頁。

6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一、澳門服務業發展現狀分析（一）博彩業仍居主導，但發展不夠平穩澳門地域狹小，資源有限，本地市場能力不足，屬典型的微型經濟體，因此產業結構的單一化有其存在的經濟合理性。無論是歷史原因、路徑依賴，還是現實經濟發展的需要，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現狀依然可能持續。 2002－ 2014年澳門博彩行業收入增速數據顯示（圖 1）， 2008年後由於內地收緊赴澳“自由行”政策以及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博彩行業收入從前期高點的45.8%跌至 9.6%，下降了 36.2%， 2010年前後受益於刺激政策而強力反彈至 57.5%，其後一路震盪下行，2014年收入增速首次為負，博彩業的環境敏感性及相關服務業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連鎖效應突顯。顯然，博彩業過度發展給澳門經濟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已經影響到澳門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儘管從總量看，2014年博彩業的盈利依然高達440.45億美元，且賭稅依然是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但賭稅過多導致的“擠出效應”必然擠壓其他中小企業發展空間，進而使“馬太效應”更加突顯，經濟多元發展步履維艱。圖 1 澳門博彩行業收入增速情況（2002－ 2014）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儘管澳門已成為世界最大的賭城，然而從博彩業發展的成熟度來看，與澳門同屬博彩業主導型產業的拉斯維加斯更為成功。拉斯維加斯在博彩業發展的基礎上為了吸引遊客，以多元化為着力點投入了大量相關要素與創新，把博彩業佔 GDP的比重維持在 40%左右。而澳門自 2002年賭權開放以來，博彩業爆發式發展，博彩業收入一度佔到GDP的91.6%（圖2）。經濟發展對博彩業的依賴過大，給整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問題。Thea Vinnicombe, Joey Pek U Sou, “Diversifying the Macao Economy: Insights from Profiling Mainland ChineseVisitors,”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Vol. 10, No. 3 (2014), pp. 347－ 362.

65澳門服務業轉型的路徑選擇圖 2 澳門與拉斯維加斯博彩業收入佔 GDP的比重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博彩業的過度發展除了可能引發經濟風險，社會風險和政治風險也不容小覷。以教育為例，由於博彩服務業門檻較低，在高利潤示範與激勵效應的驅使下，大量從業人口湧入該行業，勞動力供不應求，使得其他行業勞動力出現短缺。尤為嚴重的是，相當部分青年學子放棄學歷追求和高端人力資本投入，造成澳門勞動人口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比重偏低，而且不少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就讀的專業與博彩旅遊密切相關。表 1顯示，澳門 2012年就讀“商業及管理”和“個人服務”的學生高達61.3%，而教育、法律、醫療衛生、計算機等學科備受冷落。這種教育結構的非均衡性，將會極大制約澳門經濟、文化、科技進步以及區域綜合競爭力的提升。表 1 澳門 2012年高等教育主修科目統計表本地生人數 佔比商業及管理 2,254 36.60%個人服務 1,522 24.70%人文科學 507 8.20%社會及行為科學 276 4.50%法律 266 4.30%醫療衛生 260 4.20%師資培訓及教育科學 242 3.90%新聞及傳播 234 3.80%計算機 187 3.00%社會服務 123 2.00%美術 118 1.90%其他 169 2.70%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二）旅遊業持續發展，但旅遊資源挖掘不足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數據顯示，回歸以來，澳門入境旅客人數逐年增多，2012年高達2,808萬人次， 2013年持續上漲至 2,932萬， 2014年更是有了新的突破，達到 3,152萬。從 2015年第

6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一季度的統計資料看，排名前三的客源地依然是中國內地、香港和臺灣，其中中國內地的旅客比例高達 67.8%。伴隨中國內地經濟快速發展與消費升級，旅遊確實成了居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毋庸置疑的是，其中相當部分旅客以博彩為主要目的。根據澳門理工學院的調查數據，2008年至 2010年期間澳門賭場的 VIP貴賓， 24.7%是內地客商和公務人員， 21.5%是國企高管，兩者佔到了46.2%，接近一半。但在2013年中國大力開展反腐倡廉以來，這一情況有所轉變，賭客轉為以民營企業主為主。澳門是中西文化與宗教深度融合的城市， 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在第 29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被批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中有媽閣廟、大三巴牌坊、港務局大樓等20多處歷史建築。然而其後 10年的統計顯示，澳門的“世遺旅遊”並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多數赴澳遊客並沒有把“世遺”作為必遊景點，甚至有部分赴澳遊客並不知道有“世遺景點”存在。由此看來，澳門雖然有相對豐富的旅遊資源，但針對性開發與宣傳有待進一步提升。（三）傳統服務業仍佔優勢，但其發展面臨諸多挑戰（1）酒店業酒店業是澳門提升服務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博彩業的帶動下，酒店業發展迅速，從 1999年澳門回歸到 2012年，酒店數量增加了 30多家， 2012年首次突破 100家。雖然2013年和2014年兩年時間在數量上沒有多大改變，但酒店的收益從2013年的25.29億元（澳門元，下同）增加到 2014年的 27.87億元，增長了 10.2%，表明酒店業發展空間依然巨大。儘管如此，由於酒店業嚴重依附於博彩業，其經營的獨立性、抗風險能力滯後，缺乏行業可持續競爭力。2015年第一、二季度數據顯示，從不過夜旅客佔比入境總人數的55.16%，其中不過夜旅客的絕大部分以博彩為目的，這部分遊客並沒有把觀光、娛樂、休閒等其他服務項目安排在旅遊行程中。除此之外，酒店業發展還面臨一系列要素瓶頸及經營機制問題。首先是人才嚴重缺乏。博彩業的高薪待遇吸引了大量的適齡就業者，導致酒店業工作人員短缺。博彩業導致的高等教育比例失調問題，使得酒店業的創新發展缺乏原動力； 其次是赴澳人員組成複雜，文化差異巨大。因此酒店業在日常經營中，面臨對各國文化差異應對困難、語言交流存在障礙等一系列問題；再如服務小費問題、酒店人性化關懷等系列問題，也影響到酒店業的聲譽和競爭力。（2）會展業澳門利用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優勢，毗鄰香港和珠三角製造業基地的區位優勢，依靠與葡語系國家緊密的國際聯繫以及博彩業的吸引力、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及獨特的旅遊資源，使得不少知名展會在澳門落戶。會展業憑藉其獨特的產業形態以及對周邊產業的拉動效應，成為澳門具有比較優勢、可積極發展的重點產業。2015年第一季度澳門會展業收益總額達到1,415萬元，按照國際通行的行業拉動係數計算，即其直接和間接產生的經濟效益比為1：9的比例測算， 僅2015年第一季度的收益就可帶動澳王思思、王崗：《兩成內地客曾為澳門博彩買單》，《法制晚報》（北京）2014年 2月 25日B03版。袁俊、張萌：《生態旅遊視野下的澳門文化遺產旅遊可持續發展研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深圳）2010年第 4期，第 99－ 104頁。謝朝武：《澳門酒店業：現狀、問題及其發展研究》，《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北京）2009年第 9期，第51－ 56頁。許妙玲：《澳門發展會展業的優劣勢分析》，《市場經濟與價格》（廣州）2012年第 2期，第 48－ 51頁。

67澳門服務業轉型的路徑選擇門1.27億元的間接收益。但我們也看到，澳門會展業依然存在起步較晚、土地面積狹小、產業結構單一、會展人才嚴重缺乏、來自香港及珠三角地區的競爭激烈等制約因素。（3）零售業零售業佔澳門消費性服務業的比例排名第二，雖與博彩業相距甚遠，但在博彩業帶動下零售規模持續擴大。 2013年第一、二季度的銷售額已達到 2003年全年銷售額的 10倍， 2015年第一、二季度的銷售額高達 305.38億元。但數據顯示， 2014年和 2015年銷售總額出現了負增長，這是從 2003年推行“自由行”12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零售業出現負增長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一，租金的上漲導致零售業的成本較高，而且歐洲各國和日本的貨幣爭相貶值使得澳門零售業進一步喪失價格優勢；其二，博彩業對相關產業的帶動力不足也導致零售業同其他產業一樣出現負增長。表 2 2003－ 2015年第一、二季度澳門零售業銷售總額及同期變動率年份 總額（單位：百萬澳門元） 同期變動率2003 2,946 15.302004 3,571 21.212005 4,253 19.092006 5,052 18.782007 6,383 26.342008 9,412 47.452009 10,228 8.672010 14,208 38.972011 19,758 39.062012 26,328 33.252013 32,155 22.132014 34,740 8.032015 30,538 -0.12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四）現代服務業相對滯後，驅動力不足現代服務業主要依託知識、信息密集型技術和現代管理模式，涵蓋金融服務、專業服務、信息服務、現代物流、文化創意、高端旅遊等，是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經濟結構高度優化、區域經濟競爭力提升的必然結果。現代服務業具有高創新、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資本投入、高附加值、高產業帶動力、高開放度、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徵，足以彌補澳門產業結構的“先天不足”、“後天不良”的缺陷，推動產業升級。長期以來，由於博彩業的“擠出效應”及“暈輪效應”，澳門現代服務業一直存在產業鏈短、創新能力和要素投入不足、附加值低、競爭力滯後等現象。如威尼斯人、美高梅金殿超濠等大型度假酒店沿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設計和軟硬件設施，難以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端休閒綜合服務業運營模式；現代物流業方面，狹小的本地市場特徵和國際貿易格局決定了高端物流業以航空轉運為主，受兩岸直航以及珠三角相鄰區域區位競爭影響，澳門的貨運優勢越來越少，特別是航陳章喜：《澳門經濟轉型與高端服務業發展》，《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澳門）2013年第 1期，第31－ 40頁。

6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空轉運受到較大擠壓。 2000年至今，澳門的空運貨物轉口流量呈“倒U型”發展趨勢，貨物轉口流量逐年遞減。同時由於產業結構對就業市場長期形成的路徑依賴，導致現代服務業人力資本嚴重缺乏，市場供需矛盾突出。文化創意、金融服務、高端會展、技術研究與開發等現代服務業均面臨要素投入不足、產業層次低、低水平與非均衡並存的弊端。二、澳門服務業轉型發展的機遇（一）“一帶一路”戰略機遇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和節點，具有參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地緣優勢。來自世界 60多個國家的歸僑資源以及歸僑產業遍及“海上絲綢之路”沿線，與沿線國家特別是葡語系國家有着廣泛的人際關係。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及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建設為切入點，逐步加強與國內外“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城市間的文化、服務、貿易互動，承擔國家“內引外聯”任務，實現與相關區域的“互聯互通”，將成為澳門未來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的重要戰略機遇。充分發揮海上絲綢之路的區位優勢，依循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方向，積極拓展海上絲綢之路旅遊，提升旅遊服務質量，建設海上絲綢之路交往橋頭堡，整合優勢資源，與粵港攜手共建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圈，是澳門服務業發展的又一新方向。同時，廣東自貿試驗區的建立，為澳門與南沙新區、深圳前海新區和珠海橫琴新區的協同規劃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在此基礎上，儘快打通澳門與自貿區的航線，拓展一體化、網絡化海島旅遊、遊艇自由行和海上垂釣等海上娛樂項目，為將澳門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拓展新的空間。（二）國家創新驅動的政策導向澳門目前產業結構相對單一的狀況，使得產業政策與外部經濟聯繫過於緊密，抗衝擊能力比較弱，嚴重制約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十三五”期間，澳門應該用創新驅動發展，帶動服務業的結構優化升級，引導服務業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長期以來，博彩業是支撐澳門經濟的最大支柱，呈現出“一業獨大”的發展現狀，與博彩業有關的旅遊業、商業、飲食等相關行業發展迅速，而信息、科技、教育等第三產業發展緩慢，通訊傳播、金融信貸、廣告行銷、投資策劃和管理技術顧問等商業服務業等新興產業，也因為缺乏專業技術人員而未能普及。澳門的產業結構並非合理有序，這也不是技術進步應有的結果；即使第三產業所佔的比重很高，但其產業結構存在缺陷和問題的事實也不可否認，比重高也並不表示澳門經濟已進入以服務經濟為主體的後工業化社會。因此，澳門經濟要取得進一步發展，必須通過創新驅動來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方興未艾的“雙創”潮流，必然推進澳門與內地在創新創業方面的深入合作，為雙方的經濟發展特別是民間交往開闢更廣闊的空間。未來有必要在澳門持續不斷地組織多種形式的創客主題活動，以澳門為平臺，與全國各地的創客基地展開深入合作。隨着內地經濟發展提速、創新創業興起，必將推動越來越多的澳門科技人才、智慧資本湧入內地尋求發展，而內地的資本也將逐漸瞄準澳門的創業項目，創業創新政策導向將為兩地的技術、智慧資本雙向交流提供機遇。（三）與內地服務貿易自由化機遇2015年 11月 28日，《〈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簡稱

69澳門服務業轉型的路徑選擇《協議》）在澳門簽署，標誌着內地與澳門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於 2003年簽署， 2004年起全面實施。此後，雙方通過簽訂多份補充協議，不斷強化內地與澳門的經貿關係。根據《協議》，自 2016年 6月 1日起，內地將對澳門開放 153個服務貿易部門，佔世貿組織服務貿易分類標準的 95.6%。該協議是 2014年廣東省“先行先試”與澳門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成果的延伸。其中，實行國民待遇的服務領域有62項，其中新開放服務領域包括客運服務、公路運輸的支持服務及體育服務等 4項；放寬准入條件的有 28項，包括法律服務、會計服務、建築專業服務、獸醫服務、分銷服務、教育服務、保險服務、銀行服務、社會服務及貨運代理服務等。澳門服務提供商可通過商業存在的形式進入內地市場，享受與內地企業同樣的市場准入條件，有利於澳門企業拓展內地市場，促進經濟多元發展。《協議》引入最惠待遇條款，明確內地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若優於《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亦會延伸至澳門，保證澳門通過協議繼續享受內地最優惠的開放措施。 可以預期，與內地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必將為澳門現代服務業發展注入多元化發展的強勁動力。三、“十三五”期間澳門服務業轉型路徑（一）以垂直多元化推動博彩旅遊向休閒旅遊轉型“十三五”期間要把優化產業結構、強化供給資源分配以提升消費需求作為重要任務。從經濟學垂直多元的觀點看，澳門的博彩業要推進旅遊業轉型升級、全面發展，就必須推進博彩旅遊供給結構調整，向多元化、特色化方向發展，充分發揮博彩產業鏈延伸潛力及其連鎖帶動效應。借鑑拉斯維加斯模式，不依賴單一的賭桌收益，延伸賭桌以外包括餐飲、表演、酒店住宿、康體休閒、海洋旅遊等產業鏈。推進博彩業由中低端環節向高端環節發展。將博彩業與酒店業、餐飲業、娛樂業、會展業、主題公園、休閒度假等行業相銜接，借鑑“世界主題酒店之都”拉斯維加斯經驗，把澳門獨特的中西文化融入酒店主題。積極策劃可行方案，在吸引遊客住宿的同時，引導遊客對“世遺旅遊”的興趣和參與。充分利用博彩及旅遊的帶動作用，開發會展資源與市場，充分發揮會展行業的“乘數效應”，帶動其他行業發展。飲食、文化演出娛樂及主題公園、度假業，都應以澳門特殊的文化背景為切入點，充分挖掘澳門文化特點，增加城市文化魅力。（二）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為解決困擾澳門經濟長期發展中的功能定位問題，《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把澳門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指出澳門大力發展旅遊、會展、金融、文化創意等高端服務業是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關鍵。因此，發展高端現代服務業是澳門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現代服務業具有高知識密集度、高附加值、高溢新華社：《內地與澳門將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中央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gov.cn，2015年11月28日。陳恩、黃桂良：《澳門產業結構與產業適度多元化路徑探討》，《產經評論》（廣州）2012年第1期，第95－103頁。Margarida Azevedo, Álvaro Barbosa,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s an Integrated Factor in a Sustainable Model forMacao’s Economic Development,”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Vol. 7, No. 2 (2014), pp. 121－133.

7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出效應、節能減排等特徵，足以彌補澳門產業結構的“先天不足”、“後天不良”的缺陷，推動產業升級。因此，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有助於澳門傳統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有助於啟動和釋放創新驅動發展的潛能，有助於構建富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結構。（三）以引才引智為切入點，為創新驅動提供人才支撐創新是“十三五”期間澳門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而創新離不開人才。特區政府應把人才先行政策作為澳門進一步發展的關鍵。目前澳門人才的供應主要是內生、外來兩個方向，受人口過少、增長率不斷下降的限制，澳門本地專業人才相對短缺；受本地民意制約，政府在人才引進以及勞工輸入方面受到限制，出現“欲輸不能”的尷尬境地。為使澳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政府及民眾必須在人才培養和引進上達成共識，尤其在以下兩方面下工夫：第一，建立人才開發和培訓機制。政府需加大專業人才教育投入，提高高等教育投入的同時開辦專業培訓機構，提高人力資源專業化水平。同時相關企業應積極引進外來專業人才，在企業內部建立專業人員培訓機制，實現智力資源溢出效應。第二，加強與內地的教育合作。澳門已開始積極與內地高校聯合辦學，澳門高校面向內地招生，內地經濟的發展也吸引了澳門青年人才北上。在人力資源流動機制上盡早破除“欲輸不能”的制度約束。在澳門與內地加強合作的同時，注重人才引進質量，放寬專業人才引進限制，尤其放寬服務業創新、運營、管理等方面的專業人才引進。（四）建立專項基金助推多元開發澳門是典型的微型經濟體，其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支持。澳門博彩業的過度發展帶來的賭稅過多的現象一直存在，利用過多的賭稅建立與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相關的專項基金，將對澳門的發展有強大的推動作用。建立教育專項基金是澳門各行業創新發展，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針對澳門博彩業，高校應開設有關博彩的創新研究專業，且要傾向於博彩業的創新轉型以及產業鏈延伸，而不是普通的博彩管理。會展業的長期發展同樣也需要高校培養人才，為會展業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建立文化遺產開發專項基金，特別是“世遺旅遊”開發。嘗試建立品牌，擴大景點知名度，然後對景點進行深度開發，配備不同語言的導賞服務、民俗表演等，在方便旅客遊覽的同時加深對澳門特色民俗的傳播。也可以開發一些與景點相關的旅遊商品供遊客選擇，進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建立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基金。博彩業獨大的產業結構格局導致第二產業逐漸萎縮，這種單一產業的經濟增長模式，給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極大挑戰。正是博彩業的過度發展帶來的賭稅過多，產生“擠出效應”，使得政府支出過多，私人投資降低，第二產業持續萎縮。因此政府應該建立產業多元發展專項基金，對相關產業進行扶持，推動產業的橫向發展。[ 責任編輯　趙殿紅]陳廣漢、李小瑛：《澳門經濟發展瓶頸與“走出去”策略》，《港澳研究》（北京）2015年第1期，第51－60頁。張馳、梁維特：《澳門人才短缺與人才需求趨勢》，《國際人才交流》（北京）2008年第 10期，第 54－ 55頁。Newman M. K. La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Small Economies: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Macao,” Asian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 No. 3(2015), pp. 265－281.

71新形勢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摘 要]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經濟保持持續高速發展態勢，但近年來，經濟過於依賴博彩業的局限性逐步顯現，同時越來越受到土地、人力資源、產業結構和經營主體等瓶頸制約。經濟適度多元是一個動態概念和逐步實現的過程，其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和完善。在國家實施“十三五”規劃期間，澳門必須抓住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加快推進自貿區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機遇，創新、深化和豐富“一國兩制”內涵，以更高水平的相互開放和務實合作破解發展難題。在引導博彩業健康發展的基礎上，推進相關產業發展，重點加強與深化區域合作，尤其是粵港澳之間的合作，拓展新的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關鍵詞 ]“十三五”規劃　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　區域合作澳門回歸以來，始終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21世紀前十年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經濟體。與此同時，也伴生出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問題，經濟過於依賴博彩業的局限性逐步顯現。近年來，澳門越來越受到土地、人力資源、產業結構等發展瓶頸制約。受各種內外因素影響，2014年下半年以來，博彩業連續負增長，2015年全年本地生產總值大幅下降20.3%，成為全球經濟表現最差的經濟體之一。過度依賴博彩收入的特區經濟發展前景和財政可持續性不容樂觀。關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目前大致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應從博彩旅遊業內部來考慮，通過博彩業帶動旅遊業的全面發展，實現博彩旅遊業內部的多元。這種觀點也被稱為垂直（縱向）多元； 第二種觀點認為澳門除了發展博彩旅遊業之外，還應適度發展其他服務業和製造業，以解決經濟結構過度單一化問題。這種觀點也被稱為水平（橫向）多元。 筆者認為，新形勢下，澳門經濟要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上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道路，順應國際國內新一輪經濟調整大格局帶來的變化，與時俱進。看待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問題，應從加強區域合作角度切入，離開區域合作孤立地去討論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以及產業的垂直多元或橫新形勢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章海源作者簡介︰章海源，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對外貿易研究所副主任、副研究員。北京　100710澳門經濟學會：《推動澳門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珠江經濟》（廣州）2007年第 2期，第 24－ 27頁。劉健豪：《澳門產業結構優化及適度多元化》，《行政》（澳門）2006年第 2期，第 503－ 522頁。‧ 國 家 十 三 五 規 劃 與 澳 門 ‧

7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向多元發展等問題，均會將經濟“適度多元”引向發展誤區。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成效（一）政策環境日益完善澳門特區政府在歷年的施政報告中，堅持以“循序漸進”、“固本培元、穩健發展”及“協調發展、和諧共進”等為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確立了使經濟結構適度多元發展的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目標。相繼成立相關產業發展促進機構，如“會展業發展委員會”、“會展業及產業發展廳”、“文化產業委員會”、“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等，推出多項稅收減免政策，為中小企業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設立工商業發展基金，通過無償資助、貼息貸款、免息貸款等方式對中小企業進行幫助；推出《中小企業援助計劃》、《企業融資貸款利息補貼》、《青年創業援助計劃》等專項計劃，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中央政府密切關注澳門博彩業的快速發展及其對澳門經濟、社會和民生等各層面的影響，積極回應和支持特區政府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所提出的建議與要求。支持簽訂《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及其各項補充協議，開放內地居民赴澳門“自由行”，設立珠澳跨境工業區，創新粵澳合作聯席會議機制，加快推動港珠澳大橋建設等。國家自“十一五”規劃就明確提出，“支持澳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國務院公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 2020年）》也提出，按照“科學發展、先行先試”原則推進粵港澳經濟一體化，將澳門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並批准橫琴島開發作為粵澳產業合作的重要平臺和載體。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及國家“十三五”規劃則進一步明確了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目標和定位。（二）非博彩業不斷發展商貿服務業發展迅速。回歸以來，隨着博彩業的迅速發展，與之相關的商貿服務業（批發及零售、酒店、餐飲）取代加工製造業，成為澳門新的支柱產業之一。2014年，澳門商貿服務業僅次於博彩業，位居第二，佔 GDP的比重達到 10.3%（圖 1）。圖 1 2014年澳門產業結構圖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

73新形勢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會展業等新興產業加快發展。近五年來，澳門會展活動每年都超過1,000場次，目前會展場地面積已超過17萬平方米，30多家酒店可以提供設施完備的會展場地。“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MIECF）等逐漸發展成為有一定知名度的年度展覽項目。會展業的興旺直接帶動了同期物流、交通、廣告、酒店等下游產業鏈的增長。文創活動日益豐富多彩，包括一年一度展示澳門多元文化色彩的拉丁巡遊、多種音樂比賽、服裝展、異國文化節以及技術與藝術含量堪稱亞洲之首的“水舞間”表演等。中醫藥產業和教育服務產業方面，近年也表現出較大的發展潛力。（三）與內地合作取得良好進展內地與澳門於 2003年簽訂CEPA以來，每年都會簽署補充協議，對澳門經濟發展及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作用巨大。 CEPA涵蓋了內地與澳門幾乎全部的經濟活動，從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貿易投資便利化等方面，依據“先易後難、逐步推進”的原則，直接或間接地推動澳門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CEPA及其補充協議的簽訂，使內地對澳門進一步開放了市場，促進了澳門與內地的合作。目前澳門生產的全部貨物均可以零關稅進入內地，至2015年，澳門與內地服務貿易基本實現自由化。寫入CEPA的自由行條款，帶動了澳門旅遊業的飛速發展。據國家商務部統計，截至 2015年 12月底，貨物貿易領域，累計進口澳門 CEPA項下受惠貨物 9,578.6萬美元，關稅優惠 4,929.5萬元人民幣，澳門經濟局共發出 3,787張原產地證書，其中 3,317張已使用的證書，出口總額6.7億澳門元；服務貿易領域，澳門經濟局簽發服務提供者證明書592份，主要涉及貨運代理、物流、運輸、倉儲、會議及展覽等領域，內地共註冊澳門個體工商戶1,219戶，從業人員 3,042人，資金總額 9,595.1萬元人民幣。 根據最新的CEPA服務貿易協議， 2016年6月 1日起，內地將對澳門開放 153個服務貿易部門，佔世貿組織服務貿易分類標準的 95.6%。而旅遊開放的領域包括投資旅遊設施、旅行社設立、經營旅遊業務、個人遊、導遊考試、出境遊領隊證、一程多站等九個方面的內容。這些措施的逐一落實，對澳門旅遊業、服務業的發展將發揮積極的作用。在粵澳合作方面，廣東省與澳門建立了政府間合作機制，2003年起每年召開聯席會議，以工作小組、聯絡辦公室的形式進行溝通聯絡；2008年以後建立了高層聯絡機制，由廣東省省委書記、省長直接與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會晤商討；2011年雙方簽訂《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每年制定年度重點工作，涵蓋六七十項工作舉措，由各職能部門分頭落實，定期公佈工作進展。年度工作完成後，由相關部門進行督察。另據不完全統計，澳門還分別與珠海橫琴、廣州南沙、中山翠亨、江門大廣海灣等地簽署了10餘項合作協議，確立了60多個合作意向，合作區域產業園面積達 70多平方公里。國家商務部，http://tga.mofcom.gov.cn/article/ah/201603/20160301269945.shtml。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www.pprd.org.cn。

7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二、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制約因素（一）博彩業“一業獨大”問題突出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產業發展的突出特點是博彩業一業獨大，其他產業主要圍繞和依附於博彩業發展。近年來，博彩業稅收佔特區政府財政收入的80%左右，博彩業雖為澳門財政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但同時也強力削弱了非博彩業的發展動力，擠壓了其他產業發展所需的資源和空間，還衍生出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包括貧富差距擴大，通脹壓力加大，生活環境、社會環境惡化等。就博彩業本身而言，近幾年跨越式的發展還造成了制度化、法治化、規範化經營的困難，監管法律、監管制度、監管措施嚴重滯後，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日益突顯。這種情況，是一系列特殊的制度性安排、相對封閉的發展環境以及區域間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動和配置造成的。因此，澳門需要調整過度依賴博彩業的產業結構，推動經濟朝適度多元方向發展。（二）人力資源與勞動力供給矛盾突顯澳門回歸以後，隨着經濟的飛速發展，失業率持續下降，基本實現了充分就業。但背後卻隱藏着巨大的人力資源缺口：一是人口老齡化逐漸顯現，勞動人口總量不足。2015年澳門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已上升至 9.0%。 截至 2015年底， 40多萬勞動人口中，外來勞動人口（外勞）佔40%以上，約為18萬人。其中，來自內地的外勞最多，佔64.1%，其次為菲律賓、越南的外勞，分別佔13.6%、8.1%。 而隨着內地工資上漲、澳門生活成本上升，澳門對內地勞動人口的吸引力也在逐年下降；二是人力資源結構不適應經濟發展要求。博彩業的快速膨脹使得大量人才從各行業流向博彩業，造成其他行業人力資源嚴重不足。博彩業從業人員佔就業人口的比重從1999年的 6.7%增至 2015年末的 27.3%，中小企業財力薄弱，其人才大量流向大型博彩企業。與此同時，在部分行業甚至存在一定的就業“保護”。此外，本地高端人才匱乏，創新型人才稀缺，特別是在項目策劃、資本運營、市場行銷、風險管理、對外經貿、環保技術等方面的高級人才嚴重不足，熟悉粵澳兩地政情、社情的高端人才以及會展業裝修裝潢技工、建築工、公交和出租車司機等都供不應求；三是勞動力向低層次結構流動趨勢明顯。由於產業結構單一，缺乏科技、製造業和其他服務業大型企業，很難吸引、留住本地和外來高層次科技、管理及專業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博彩業高工資、低技術、低學歷、低門檻的特點使青年一代的就業觀和求學觀發生變化，致使勞動人口素質整體偏低，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衹有23.64%（含外地僱員）。 高端人才匱乏成為制約澳門未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因素。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http://www.dsec.gov.mo/PredefinedReport.aspx?ReportID=3。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資料。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

75新形勢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圖 2 2000－ 2014年內地勞務在澳門所佔份額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三）土地和水域、空域等空間限制在所有市場要素中，最重要的、也是澳門最缺乏的便是土地。據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數據， 2015年末，常住人口 646,800人，陸地總面積 30.3平方公里。按此推算，每平方公里人口為 21,346人。 另據特區政府旅遊局公佈的數據， 2015年到訪澳門的遊客總數 3,072萬人次。按此推算，2015年每天的流動人口有84,150人。綜合上述兩項數據，澳門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實際高達 24,123人，是全球人口密度次高城市（第一為印度孟買）。雖經多次填海，澳門土地面積僅約3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發展多元產業勢必受到土地制約。空間狹小嚴重約束了澳門可選擇的產業領域，如果單純依靠市場的力量，預計土地資源仍會繼續投向回報率較高的博彩行業，在缺乏政府調控的背景下，其他產業發展很難與之形成競爭。除了土地緊缺外，澳門原來劃定的空域和習慣性海域也十分有限和狹小。國家公佈了最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自 2015年12月20日起，將澳門特別行政區海域面積明確為85平方公里；同時，將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廣東省珠海市邊界之間的關閘澳門邊檢大樓段，劃歸澳門特別行政區管轄。行政區域調整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域界線包括陸地和海上兩部分。陸地部分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與廣東省陸界相連；海上部分將過去的習慣水域管理範圍明確確定為海域面積85平方公里。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澳門發展空間，但總體上看，澳門的土地資源緊缺仍將嚴重制約可選擇的產業領域和發展空間。（四）企業結構難以適應市場變化澳門企業的結構，呈現出主要由外資構成的博彩企業、本土中小微企業和中資企業三足鼎立，現代化博彩業公司既大且強，而其他如傳統製造、商貿服務、高新科技和新興服務業企業則小而弱，呈兩極分化的格局。中資企業主要分佈在傳統建築施工、商貿、公共服務等領域。大型強勢企業和資金、資源主要集中於博彩業。除了博彩業以外，本島及周邊的旅遊休閒市場與資源的開發、推廣、利用不夠。博彩以外市場規模狹小，不能吸引大規模資金投資於旅遊休閒產業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人口統計》（2015年第 4季）資料。

7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其他新興產業。中資企業和本土企業發展、提升的空間及能力相對有限。發展旅遊休閒等產業缺少具有市場開拓能力以及國際化行銷能力的大型旅遊服務企業。上下游服務企業發展不充分，旅遊行程諮詢、定制、團隊接待、會議服務等專業性服務水平不高。（五）與內地合作仍存在諸多障礙首先，澳門以博彩業為主的旅遊及相關產業難以向其他城市輻射、延伸及帶動其他城市發展，其他城市的要素也很難向澳門成規模地流動，促進澳門經濟補上短板和轉型升級。其次，澳門與內地合作仍存在制度和觀念問題。澳門與珠三角其他城市是在兩種制度下運行的各自獨立的行政區，處於不同層級，產業發展分工合作尤其是一些機構之間的聯繫交往有時會受這種層級觀念影響。由於制度及思維方式的差異，導致對落實合作有很多不同的見解，包括合作的方向、合作的形式以及合作的速度等。人們對地區間的經濟合作也有不同的認識。例如，合作雙方的政府官員、社會民眾，對問題的看法都不盡相同。再次，溝通和協調機制效果不明顯。澳門與廣東、珠海、橫琴都有協調機制，溝通的內容通常是具有建設性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成效與預期仍有很大的落差。比較明顯的是對於橫琴的開發，有很多面向澳門的內容和項目，內地有關方面認為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澳門各界卻未必有此感受，其原因主要是：第一，覺得對方做得不夠透明，總有一些環節不清楚、不了解；第二，覺得對方所做的努力，並非澳門的產業或企業所需要的，甚至不是澳門社會民眾的需要，總有隔靴搔癢的感覺。兩地官、民、學、商等各界對政策理解不一，從而影響雙方的合作行為。三、博彩業面臨的問題及發展方向對澳門經濟的研究，離不開對博彩業的探討，這也是澳門獨特之處。作為微型經濟體，第三產業成了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在歷史文化因素及政府政策的影響下，博彩業逐步成為澳門經濟的龍頭。澳門博彩業於2002年開放經營權以來，以美資為主的國際資本大舉進入，在投資、收入、創新和競爭等多重效應刺激下，博彩業快速發展，短期內便超過了美國的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賭城。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中，博彩業作為獨具特色的優勢產業，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仍會得到保持和發展。博彩業既是澳門經濟社會穩定的保障，又是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基礎。但是對於博彩業如何帶領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如何規範發展，亟需理清思路，制定清晰的產業政策。（一）面臨的問題首先是博彩業自身發展問題。澳門回歸後博彩業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從 2014年 6月開始發生逆轉，博彩毛收入首次出現負增長，且持續下滑。關於博彩業滑坡的原因，目前存在“反腐說”、“銀聯說”和“禁煙說”等。但總體判斷，在諸多外部因素作用下，根本原因仍與博彩業制度本身有關。澳門博彩業是“一間賭場，兩種制度”，分為“中場”和“貴賓廳”，兩者以不同的經濟機制運作，受不同的經濟規律支配，而博彩收入以貴賓廳為主。在新的自由競爭環境下，由於內外部環境發生變化，使得貴賓廳體系中的信用環境惡化，其利益分配關係無法保持平衡，貴賓廳業務受到重創，進而造成博彩業的持續下滑。其次是國際競爭因素。在博彩業巨大回報的吸引下，亞洲多個國家和地區近年開始着力發展

77新形勢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博彩業，包括越南峴港、菲律賓馬尼拉灣、韓國濟州島、俄羅斯海參崴等多個城市和地區紛紛推出針對該行業的優惠政策。由於博彩業具有較高的國際同質性，市場競爭也日趨白熱化。2015年 10月 8日，俄羅斯最大賭場在海參崴郊外開業，重點面向中國內地客人；韓國濟州島的賭場近年也為內地遊客所熱衷；即使在半個地球外的英國，位於倫敦富人區的大使賭場也決定將年費提高50倍至2.5萬英鎊， 同樣鎖定中國內地富豪。事實上，亞洲國家的“賭場潮”大都是瞄準巨大的中國內地市場，與澳門博彩業形成直接競爭，使其持續增長面臨更大的挑戰。再次是澳門在賭約新舊交接的過渡期將面臨重大挑戰。澳門現行的六份博彩專營合約將在2020－ 2022年先後到期，所以“十三五”時期將是決定澳門博彩業重大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改與不改都必須在 2020年之前作出決斷。因為博彩合約一旦簽訂，對簽約的雙方都有法律約束，博彩體制的這一立法特徵，決定了澳門博彩業的重大體制改革只能在賭約到期時進行。從歷史上看，無論是 20世紀 80年代“一變三”的法律改革，還是 2002年實踐的“賭權開放”都是如此。因此賭約到期是博彩體制新一輪改革的關鍵時機，如何平穩度過這段調整期和改革期，是澳門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二）未來發展方向根本上看，澳門博彩業維持的基礎並非本土的自然資源和內生資產，而是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從產業成長的規律來看，產業的規模要和基礎設施、配套產業、生產要素的增長相適應。因此，澳門博彩業的增長，需要考慮客源的增長和城市的承載力，不是簡單的“越大越好”。博彩業的產業鏈條及財富再分配特點，以及所需人力資本素質不高和產業本身存在的社會負面影響等，必然在其一業獨大的過程中，產生對其他產業資源極其嚴重的“虹吸”現象。博彩業帶來豐厚收益的背後，是巨大社會成本的付出。 近年來，博彩業的開放、擴張和膨脹，還給澳門乃至內地帶來經濟安全隱患。 因此，博彩業的發展不僅要考慮澳門社會的承受能力，還要考慮其對周邊地區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從這一意義上講，特區政府有必要對博彩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加以控制，尤其是控制博彩業的適度發展不僅有利於博彩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也有利於其他產業的培育和發展，以加快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從博彩業的發展方向來看，首先，澳門過去以貴賓客戶為主的發展模式將會發生改變，內地中等收入人群崛起，為澳門拓展大眾市場提供了良好契機；其次，博彩業與旅遊業的協同發展和良性互動趨於增強，將以博彩元素帶動旅遊休閒產業發展，以中西合璧、多種文化共存共融的旅遊特色提升博彩業綜合競爭力；再次，博彩業對其他產業的反哺機制更加完善，通過合理利用博彩業的高額稅收，支持旅遊、文化、會展等產業發展，平衡社會生態，豐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內涵。因此，未來需要確保將博彩業納入適度、有序發展的軌道，引導和推動博彩公司積極應對博彩業增長放緩、周邊博彩業競爭加劇的挑戰，切實維護好澳門經濟發展的基本面。同時，博彩業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2014年 6月 11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611000923-260309。根據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的調查，澳門青年認為博彩業的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分別是︰造成青少年提早輟學、治安惡化、生活成本上升、扭曲價值觀、擴大貧富差距、造成人力資源緊張、影響城市形象、對交通造成壓力等。參見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研究報告︰《博彩業發展新時期澳門青年的價值取向》， 2006年 5月 10日。王五一：《世界賭博爆炸與中國的經濟利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5年。

7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調控應該更好地為經濟適度多元服務，科學規劃博彩業中長期發展規模和方向，務實調控其發展速度和規模，優化其內在素質，避免過度追求增長速度，促進其穩健發展。充分利用博彩業發展帶來的溢出效應和輻射效應，擴大非博彩元素，帶動關聯性產業發展，督促和推動博彩企業發展多元化的經營業務。四、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若干建議經濟適度多元是一個動態概念和逐步實現的過程，其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和完善。近年來，在內外部環境的雙重作用下，澳門經濟多元的方向和路徑逐漸明確，多元發展已初見成效。下一階段，澳門要緊扣國家戰略，找準自身定位，在合理引導博彩業發展的基礎上，推進相關產業發展，重點加強與深化區域合作，尤其是粵港澳之間的合作，拓展新的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是解決當前及今後一個較長時期澳門經濟問題的基本思路。（一）緊扣國家發展戰略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門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對澳門提出四點希望，其中包括“繼續統籌謀劃，積極推動澳門走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道路”。 2016年3月，國家公佈的“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積極發展會展商貿等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澳門應抓住機遇，積極以“一國兩制”統籌兼顧未來發展規劃，在參與落實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前提下，全面而具體地評估自身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功能定位和發展路徑，將影響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難點問題納入發展戰略。將澳門未來的戰略定位及區域合作的重要事項與國家戰略緊密結合，爭取國家的支持，與國家同步發展，為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開拓更大空間。重點契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自貿區戰略，加強與沿線國家特別是葡語國家的合作，充分發揮經貿合作平臺的作用。努力推動澳門及中國內地企業與葡語國家企業在貿易、運輸、投資、農業、漁業等方面的合作，在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衛生和通訊等領域，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促進雙邊經貿關係的發展。（二）深化區域合作，共同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含義包括區域內基礎設施一體化、經濟運行機制一體化和產業一體化等多個方面。其中，基礎設施一體化可為區域間的商品、服務、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動提供硬環境；經濟運行機制一體化是區域間高效配置資源的軟環境；而產業一體化則要求區域產業能按共同的發展目標及各自互補優勢的特點，建立起各具特色、互為補充及相互支持的產業。因此，澳門只有在區域合作的基礎設施、經濟運行機制和產業體系中去認識自己，找準定位，才能為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找到出路。澳門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必須站在珠三角地區整體發展的層面上，將自身當作其中的重要一員，共同確定整體發展目標，並圍繞這一目標開展合理分工與合作，共同以“大旅遊”思路發展旅遊休閒產業。（1）合力打造一體化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目前廣東省和澳門特區雖然都認同共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但由於體制不同，實際上是各自規劃、各有意圖，協調和銜接並不緊密。為了有效整合資源，兩地應當摒棄舊的觀念和體制束縛，建立高層次共建規劃和協調機制。根據亞太地區旅遊市場發展趨勢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

79新形勢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略，圍繞世界級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制定既協調統一、又有分工側重的發展規劃。鼓勵兩地旅遊業及相關產業互補互鑑、錯位發展、適度競爭，一起發展壯大。（2）加強通關合作，實現信息共享與標準互認目前，橫琴口岸對出入境旅客及客車已實現24小時通關，兩地人員往來更加便捷。未來，基於橫琴對接澳門、服務澳門的定位，應以自貿試驗區建設為契機，繼續深化與澳門的通關合作，促進兩地貨物、人員以及交通工具的便利流動。依託橫琴自貿區這一新的開放平臺延伸旅遊休閒產業鏈，可以大大拓寬接待遊客數量和多元發展空間，控制經營成本，突破澳門本地發展的瓶頸。兩地應以一體化合作發展思路，利用各自的優勢，共同做大旅遊休閒服務產業規模，提升服務檔次，產生“1+1＞ 2”的效應，共同實現新的歷史性跨越。（三）通過完善市場機制，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優化（1）對博彩業加強規範和有效監管深入研究博彩業發展規律，對回歸以來的實踐進行認真總結，修訂、完善與博彩業有關的法律、法規和實施細則，依法依規做好舊牌照到期、新牌照發放工作。通過新舊交替消除以往博彩業發展中的一些積弊，降低消極的社會影響，推行健康和對大眾負責任的博彩娛樂，促進博彩業與其他更豐富健康的中高端旅遊業以及相關新興產業協調和可持續發展。（2）切實融入珠三角產業鏈合作經濟一體化必定是以產業一體化為前提。珠三角區域產業一體化，要求粵港澳三地產業必須按共同的發展目標及各自互補優勢的特點，建立起各具特色、互為補充及相互支持的產業，促使粵港澳地區形成以產業協作、經貿互促和金融推動為主題的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合作體系。澳門是一個微型經濟體，很難形成自己的獨立產業體系或構建自己的產業鏈。因此，在面向國際的珠三角產業鏈合作日益發達的形勢下，澳門產業結構調整要主動依託、融入珠三角產業鏈分工與合作，成為區域產業體系中的一員。政府應在提高管理和服務效率、推進要素流動的便利化方面有所作為，創造更公平、便捷和高效的營商環境，促進澳門與珠三角城市群之間建立更密切的產業鏈合作關係，利用產業鏈實現資源更合理配置，在產業鏈合作中形成最能發揮自身優勢的產業發展方向。（3）構建和完善產業適度多元發展的政策體系針對政策缺乏前瞻性、一些政府機構協調力和執行力比較弱、有些產業政策功能不夠集聚的問題，特區政府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跟蹤評估和前瞻性研究，加強公務員隊伍經濟政策分析水平和管理能力培訓，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和產業支持政策的整合能力。對重點發展產業，如商貿、會展、文創以及新興旅遊服務產業，要積極給予財稅補助、人力資源、創業孵化、市場行銷等各環節銜接配套的支持和服務。（4）鼓勵投資來源多元化，增強企業整體競爭力充分發揮澳門背靠祖國內地的優勢，鼓勵本地企業走出去參與珠澳、港澳經濟圈投資建設，同時以更開放包容姿態和政策，吸引鼓勵以粵港為主的各類有實力的企業利用旅遊人氣資源，到澳門及周邊地區投資，擴充以澳門為主要集聚點的旅遊休閒產業內涵，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滿足市場對旅遊及相關服務產業更加多樣化、綜合化和不斷升級的需求。通過改善營商環境和投資來源多元化，優化企業生態，幫助有實力和優勢的不同所有制、不同背景和規模的企業成長，增強以珠三角為根據地的各類產業企業群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能力。

8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四）進一步完善人才政策從人力資源政策，包括人才引進政策等的制定可以看出，澳門公共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各環節與實際需求不相適應。澳門經濟當前和今後的發展，主要存在中高層次科技與管理人才緊缺和普通勞工供不應求的問題。為此，澳門與內地需進一步加強合作，解決人才結構不均衡的問題。（1）合作解決中高層次科技與管理人才短缺問題一是適度擴大內地人力資源准入範圍。開放內地的海外留學人員或在澳門就讀的大學和研究生畢業後在澳門工作，適當降低內地技術移民門檻；二是推動澳門教育體系與內地加強本科生和研究生培養的交流合作，設立獎學金，鼓勵一部分澳門學生畢業後到內地就學和工作；三是逐步實現澳門與內地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解決兩地間學生和專業人士在公共保障方面的後顧之憂；四是推進簽注和跨境（出入澳門）方面的便利化，使兩地科技與管理高層次人才通勤往來更加方便快捷。（2）合作解決普通專業技術人員和勞工不足問題一是逐步實現澳門與內地權威機構職業資格考試、技能考核發證的互認，同時根據市場需求適度增加專業技術人員，如出租車和公交車司機、展會裝修裝潢搭建工人、建築業技術工人的准入指標；二是解決內地勞工在澳門工作期間醫保、社保和養老保險等問題，銜接澳門與內地社會保障待遇，使其養老金和失業救濟能夠結轉至內地社保體系。（3）共建可持續的人力資源合作與利用機制人力資源的合作和利用，將是澳門與內地發展合作中的一個長期問題。一是要制定和完善兩地相互銜接的人力資源培訓、管理、流動、薪酬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規；二是建立和完善兩地人力資源合作的中介管理和服務體系；三是建立能準確及時反映實際情況的人力資源市場監測、調控體系；四是建立完善人力資源綜合服務平臺，以支持特區政府與內地合作建立內地勞務人員招聘基地與儲備基地。[ 責任編輯　趙殿紅]

81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 1583 － 1865)[摘 要] 澳門議事會是明清時期澳門葡人參與政治管理的重要機構。開埠之初，澳門葡人逐漸建立起內部自我管理機構──駐地首領委員會，是為議事會的雛形，1583年議事會正式建立。自此之後的兩個半世紀中，議事會成為澳門葡人重要的政治機構，對於澳門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鴉片戰爭前後，由於澳督與議事會之間的權力爭鬥，政府管理權力轉移，議事會的性質、職官制度、組織結構、機構職能不斷調整，逐漸淪為一個純粹的市政機構。[關鍵詞 ] 澳門　議事會　理事官　《王室制誥》葡萄牙市政制度形成於 16世紀初，直到 19世紀纔向現代城市制度轉變。據 1504年制定的規章，葡萄牙議事會領導核心通常由一兩名（至多不超過六名）市政議員組成，另有兩位法官，都是通過選舉產生。 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議事會大體上可分兩種形式：一種為里斯本和波爾圖式，例如，果阿議事會由十名市政議員組成，任期三年，包括三名貴族（其中一名必須是上層貴族）和代表勞動階層的四名行會代表； 另一種為埃武拉式，包括四名市政議員（其中一名為理事官）、兩名法官和一名書記官，且均是白人市民精英，而無勞動階層，馬六甲、澳門都屬於這一類。 議事會負責城市公共土地的分配和出租，徵收市政稅收，確定商品價格，發放建築執照，維護公共設施，維持治安和公共衛生等。 在遠東殖民地，葡人以議事會為中心抗衡葡屬印度官方機構及其政策，但在其需要時，葡印官方也會轉而支持議事會。 在澳門史研究中，雖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1583－ 1865）湯開建 作者簡介︰湯開建，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Bailey Wm Diffie and George Dm Wmius, Foundation of Portuguese Empire (1415－1580),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77, pp. 329－ 331.[印]桑賈伊‧蘇布拉馬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何吉賢譯，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7年，第 234頁。顧衛民：《“以天主和利益的名義”：早期葡萄牙海洋擴張的歷史（1415－ 170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第 78－ 81頁。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Penguin, 1973, pp. 80－90.[印]桑賈伊‧蘇布拉馬尼亞姆：《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何吉賢譯，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7年，第 234頁。‧ 澳 門 學 ‧

8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然多數著作都會涉及議事會，但關於這一制度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問題，特別是對葡文檔案的利用嚴重不足，從而導致對這一制度認識上的混亂和缺漏，甚至存在較多的史實錯誤。筆者盡可能利用第一手葡語文獻和檔案，對相關史料和史事進行考訂辨證，以期釐清議事會制度在澳門的緣起、發展及演變。一、澳門議事會的雛形﹕駐地首領委員會1557年葡萄牙人因驅除海盜而獲得“僑寓濠鏡”的特權， 當年，聚居在浪白滘的400名葡萄牙已婚者正式進入澳門定居。 不數年，“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踵接”，“夷眾殆萬人矣”。 為此，將這上萬名葡裔人口納入到正常的商業及生活秩序之中，建立一個組織機構對此進行管理成為當時形勢的急需，而這一組織機構就是被人們稱之為澳門議事會雛形的駐地首領委員會（圖 1、 2）。關於澳門駐地首領委員會，早期原始文獻記錄缺略，當今學者所論皆依據二手資料，且有很多混亂之處，故有理清之必要。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載：1560年澳門的首批居民在選舉地方首領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時，賦予自己的自由權。 1563年 11月 24日的一道王家法令試圖加以取消。 1587年，這裏的首領還將他獲得的職位歸因於他的同胞的信任。亞歷山大‧德‧莫賴斯（Carlos Alexandre de Morais）在其著作中也提到， 1557年迪奧戈‧佩雷拉擔任駐地首領，與一位法官和四名商人共同治理澳門。 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對此事記錄更加詳細：葡萄牙牙國王塞巴斯蒂昂指示印度總督雷東多（Count do Redondo）伯爵需重新任命迪奧戈‧佩雷拉為特使。而佩雷拉當時被澳門殖民地人選為駐地兵頭，他表示寧願留任兵頭的職位。……里斯本皇室顯然不但對佩雷拉拒絕出任特使之職感到不快，而且對他被非官方選舉為兵頭也很不高興。1563年，一項皇家法令取消了這一職位。儘管如此，佩雷拉擔任此職一直到1587年。這足以說明當時作為殖民地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享有多高的威望和信任。殖民地政府由定期從日本往來途中停泊澳門的艦隊司令領導，平時由兵頭、法官以及四名社區提名的主要商人組成的委員會領導。[明]韓霖：《守圉全書》卷三之一，《 嚟哆〈報效始末疏〉》，臺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第 87頁。BAJA, Cód.49-IV, fl.276v.[明]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卷一，《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29冊影印明萬曆二十七年龐英山刻本，濟南：齊魯書社， 1997年，第 130－ 131頁。[瑞典]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68頁。Carlos Alexandre de Morais, Cronologia Geral da Índia Portuguesa,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3,p. 82.[葡]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3－24頁。

83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 1583 － 1865)圖 1 《澳門記略》之議事亭圖圖 2 英國畫家拉特雷（Alexandre Rattray）1857年繪澳門議事公局大樓很顯然，龍思泰記錄的首次選舉澳門地方首領的時間為1560年及莫賴斯提到的1557年都是錯誤的，因為各種文獻都記錄迪奧戈‧佩雷拉是1562年纔抵達澳門的。 而支撐徐薩斯說法的有 1 56 2 年 1 2 月 2 9 日喬萬尼‧巴蒂斯塔‧德爾‧蒙特神父寫於澳門的信，該信稱：“迪奧戈‧佩雷拉以澳門葡萄牙人總指揮（澳門駐地首領）的身份去了澳門，並帶有總督給中國皇帝的一封遣使信。” 塞巴斯蒂昂‧龔薩爾維斯神父的著作《耶穌會教士歷史第一部分》亦稱：“按照總督的安排，迪奧戈‧佩雷拉究竟是出使中國，還是僅限於接受赴日商旅特許恩典，他可以晚一些纔決定取捨，而在當時，這項恩典是連同‘位於Amacau港的天主聖名之城指揮官’的職位一道授予他的。” 這兩條葡文檔案可以證明1562年迪奧戈‧佩雷拉確實擔任了澳門駐地首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Pereira, Os Fundamentos da Amizade Cinco Séculos de Relações Culturais e ArtísticasLuso-Chineseas, Lisbo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1999, p. 95.[葡]羅理路：《澳門尋根》，陳用儀譯，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第25頁。羅理路引阿儒達圖書館藏《喬萬尼‧巴蒂斯塔‧德爾‧蒙特神父的信》（澳門， 1562年 12月 29日）稱迪奧戈‧佩雷拉 1562年 4月離開印度， 8月底抵達澳門。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 Macau: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1, p. 43.[葡]羅理路：《澳門尋根》，陳用儀譯，澳門：海事博物館， 1997年，第 25頁。[葡]羅理路：《澳門尋根》，陳用儀譯，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第25、42頁。注釋81引塞巴斯蒂昂‧龔薩爾維斯神父﹕《耶穌會教士歷史第一部分》第 9冊第 24章第 3卷，第 141頁。

8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領一職。徐薩斯詳細地說明了這個領導澳門政府的委員會機構：“兵頭、法官以及四名社區提名的主要商人。”文德泉也認為，駐地首領的選舉是在 1562年，但他提到的委員會與徐薩斯不同：澳門早期從未有過地方兵頭被委任。最初這個擁有900葡萄牙人的商站殖民地需要一個首領，那就是迪奧戈‧佩雷拉，一個富有的商人。他被居民選為駐地首領，並有兩位有影響力的傑出居民協助管治。這樣，形成了三人執政委員會。由於早期文獻檔案缺略，難以找到原始材料印證徐薩斯和文德泉的說法，但前引莫賴斯著作稱“他與一位法官和四名商人共同治理澳門”，可以證明莫賴斯與徐薩斯的記錄可能來自同一史源，衹不過莫賴斯將迪奧戈‧佩雷拉擔任駐地首領的時間記錯了。又據 1565年寫於澳門的若昂‧德‧埃斯科巴爾《評述》稱，在處理路易士‧德‧梅洛和若奧‧佩雷拉中日貿易船隊總指揮權力之爭時，當時代表當地政府行使裁判權者即為“總指揮和判事官”。 此處“總指揮”即駐地首領迪奧戈‧佩雷拉，“判事官”即法官，說明當時澳門已經有自己選舉的法官，與徐薩斯所載相合。又據當時西班牙文檔案記錄， 1582年 5月底，桑切斯在澳門舉行了一場宴會，赴宴的有四名選舉產生的代表（quatro electos）。 1582年澳門議事會尚未成立，那麼這四名由選舉產生的代表衹可能是駐地委員會，與徐薩斯提出的“四名社區提名的主要商人”相符。由此，這兩則檔案都印證了徐薩斯記錄的正確。而這個被後人稱為委員會的組織，就是議事會的雛形。由於當時的澳門僅是葡萄牙人對日貿易的一個商站，故這一委員會主要成員為商人。但這次選舉並未獲得葡萄牙國王的承認。澳門從建立居民點開始起，即具有“自治”的意味。在葡萄牙人謙卑的態度和豐厚的禮物面前，明王朝基層官員對澳門不斷增長的人口、政府的設置、傳教士的大量湧入以及他們將異教徒授洗入教的努力，均視而不見；督撫等高級地方官員則很少注意澳門正在發生的事情，長達25年之久。 根據龍思泰和徐薩斯的記載，到1563年時，葡印總督已經下令取消駐地首領這一職位，但由於迪奧戈‧佩雷拉深得澳門居民的擁護，故這一職位一直保存到 1587年。 這一說法明顯有誤， 1583年澳門議事會已經成立，所以到 1587年不可能還保存駐地首領一職，這是其一；其二，據當時的葡文檔案記錄， 1563年 8月路易斯‧梅洛（Luísde Melo）和唐‧若奧‧佩雷拉（D. João Pereira）兩位葡萄牙赴日貿易巡航首領，持特許狀分別從印度和馬六甲抵達澳門，他們的到來與迪奧戈‧佩雷拉產生權力之爭。路易斯‧梅洛和唐‧若奧‧佩雷拉均是以戰時勇猛殘忍著稱的葡萄牙東方軍事精英，他們聯手對迪奧戈‧佩雷拉和澳門市民團體採取敵對行動，要求迪奧戈立即交出澳門駐地首領的權力，最後迪奧戈作出讓步，放棄澳門駐地首領之職，改由唐‧若奧‧佩雷拉出任澳門地方兵頭。實際上，這個由迪奧戈‧佩雷拉領導的駐地首領六人委員會存在的時間不足兩年，到1564年時，這個委員會的領導人已經由若奧‧佩雷拉接任。 澳門歷史上有明確記錄的澳門駐地首領及其領導的委員會實際上衹有兩Manuel Teixeira, Primórdios de 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0, p. 12.[葡]羅理路：《澳門尋根》附錄文獻 9《若奧‧德。埃斯科巴爾〈評述〉》（澳門， 1565年），陳用儀譯，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 1997年，第 108頁。Francisco Colín, Labor Evangélica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s Islas Filipinas por el P.Francisco Colín de lamisma Compañía, Vol. 1, Barcelona, 1904, p. 290.[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95頁。[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68頁；[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第 23頁。[葡]羅理路：《澳門尋根》附錄文獻 9《若奧‧德‧埃斯科巴爾〈評述〉》（澳門， 1565年），陳用儀譯，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第108－109頁；[葡]阿爾維斯：《澳門開埠後葡中外交關係的最初十年》，夏瑩譯，《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第 19期，第 70－ 74頁。

85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 1583 － 1865)次，一次在1562年迪奧戈‧佩雷拉領導的駐地首領委員會，一次在若奧‧佩雷拉在1564年領導的駐地首領委員會。值得注意的是，當任的駐地首領本身又兼為中日貿易巡航首領，當駐地首領率領自己的船隊去日本時，澳門隨即陷入無政府狀態。二、澳門議事會創建的時間及創建者葡萄牙王室任命中日貿易巡航首領在駐停澳門期間對澳門進行管理，這一制度給開埠初期的澳門帶來很大的混亂。據1587年葡萄牙國王頒敕給澳門城特權書稱：“由朕任命的每年的日航加必丹末帶來法律缺陷和日益增長的混亂，因為他們為儘快完成航行，在中國逗留很短，而且在無首領的情況下，在此次選舉（指 1583年的議事會選舉）前，無人執法管理。”1580年，葡萄牙出現王位繼承危機。1578年，葡王塞巴斯蒂昂發動對北非穆斯林的聖戰，但不幸戰敗被俘殺（葡國的說法是失蹤）。已成為紅衣主教的王叔祖殷利基（C a r dia l D .Henrique）還俗繼承王位，但遭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拒絕，最後於1580年無嗣而亡，由另一位侄子安東尼奧暫繼王位。但安東尼奧的繼承並不獲教宗承認，教宗反而傾向由殷利基的外甥，在血緣關係上對葡萄牙王位有最優先權利的西班牙王菲利普繼承葡萄牙王位。同年11月，菲利普派艾爾巴公爵（Duque de Elba）帶領軍隊開進葡萄牙，很快攻陷里斯本，安東尼奧被迫流亡巴黎和葡萄牙若干個外島。1581年，葡萄牙樞議會迫於軍事和教宗的壓力，承認菲利普有條件繼承葡萄牙王位，成為葡萄牙王菲利普一世（Filipe I）。 根據西葡合併的規定，葡萄牙人對澳門的管理依舊，仍然懸掛葡萄牙國旗，原有貿易照常進行。 1582年 5月底，西班牙傳教士桑切斯（Alonso Sanchez）在澳門宣佈西葡兩國合併的消息。 對於澳門葡人來說，西葡合併最大的隱憂即是西班牙勢力可能迅速進入澳門，西葡合併反而促使澳門葡人加緊建立自己的自治政權。故文德泉稱：“議事會是在 1582年 12月 18日澳門城向菲利普二世宣佈效忠之後不久創建的。”葡國學者奧利維拉更直接指出：“澳門商人最希望的是設法擺脫當時駐在菲律賓的西班牙統治者和商人的競爭。為此，他們成立了一個自治政府──議事會，使澳門與其他葡萄牙城市變得一樣。”關於澳門議事會建立的時間，各種文獻記載歧義甚大，且在16世紀的葡萄牙文原始檔案中找不到較為詳細的第一手資料。1623年擔任澳門議事會書記官的迪奧戈‧雷戈在《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一文稱：印度總督、聖克魯斯伯爵唐‧法蘭西斯科‧馬什卡雷尼亞什於1584年命令該地進行第一次法官和市政議員選舉；第二年，即1585年，唐‧杜阿爾特‧德‧梅內澤斯總督把該地提升為市，稱為上帝聖名之城。Arquivos de Macau, 4a Série, Vol. VIII, Tomo I, Macau, 1989, pp. 36－37.[美]查‧愛‧諾埃爾（Charles E. Nowell）：《葡萄牙史》，南京師範學院教育系翻譯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 180－ 182、 229－ 230頁。[葡]普加（Rogério Miguel Puga）：《桑切斯澳門及中國沿海之行（1582－ 1584）》，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 1冊，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8年，第 31－ 44頁。Manuel Teixeira, O Leal Senado, Macau: Leal Senado de Macau, 1978, p. 4.[葡]費爾南多‧科雷亞‧德‧奧利維拉（Fernando Correia de Oliveira）：《葡中接觸五百年》，楊立民、王燕平譯，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東方基金會出版， 1999年，第 47頁。[葡]雷戈（Diogo Caldeira Rego）：《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澳門文化局編：《16和 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觀》，范維信譯，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3年，第 194頁。

8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這是澳門議事會成立於 1584年說。在馬葵士（J.F. Marques Pereira）編纂的《大西洋國：遠東葡萄牙檔案和期刊合輯》第一系列《白鴿巢》一文公佈了一份檔案，標題為《1592年 1月基爾‧馬塔（D. Gil da Mata）請求國王陛下賜予澳門城權力及組建政府》，其中提到：1585年，鑑於澳門市民人數大大增加，但是卻沒有議事會和政府，聽取主教和兵頭的意見，組建政府。作為葡萄牙王國和印度政府的市民，根據法令選舉法官、議員、理事官和議事會書記官，並命名為上帝聖名之城。按照檔案記錄，澳門議事會於 1585年建立。不過，這份檔案是由馬葵士摘抄而引入書中的，並非原件的公佈。文德泉對這份檔案予以否認，指出這份檔案存在幾處錯誤：第一，作者不是帶有貴族頭銜的 D. Gil da Mata，而是耶穌會的基爾‧馬塔（Gil da Mata）神父。 1586年基爾‧馬塔神父抵達日本。1592年10月他作為傳教團代表出使羅馬，澳門市民委託其將一些文件呈交西班牙兼葡萄牙國王菲利普二世（Filipe II）。馬塔神父在埃斯寇里亞爾（Escorial）拜見了菲利普二世，並返回日本；第二， 1585年澳門沒有主教，當時的澳門教區薩主教（D. Leonardo deSá）1584年季風時節去了果阿（1584年 10月至 1585年 2月），直到 1588年纔返回。 1589年他確定在澳門；第三，澳門從來沒有兵頭，管理者為日本航線的加必丹末，其在貿易商船停留澳門時負責此地的管理；第四，德禮賢（Pasquale d’Elia）《利瑪竇全集》稱：“1584年 2月 25日，這一天貿易商船從日本返回澳門，羅明堅神父攜帶大量錢財從澳門返回肇慶（Shiu-Hing），這些錢財是議事會和其他朋友捐贈的。” 即1584年初澳門議事會已經出現。鑑於此，文德泉對這份檔案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並否認這份檔案的價值。另一份關於澳門議事會創建時間較為原始的記錄來自於龍思泰的《早期澳門史》。龍思泰稱：（議事會）在主教賈尼勞的主持下，享有表決權的澳門居民於 1583年集會。我在1821年獲知，在一份給國王若奧六世和里斯本議會的呈文中，這一點仍得到堅持。在另一份古老的原稿中，我看到，在葡屬印度總督梅內澤斯的許可下，這次集會於1585年4月召開。這裏龍思泰提到兩份文件，一份文件稱選舉議事會的集會是在 1585年 4月召開，而另一份文件提到的則是 1583年在主教賈尼勞的主持下，召開議事會的集會選舉。可以推估龍思泰提到的1585年的文件當即上面所引馬葵士所看到的檔案，這份檔案的價值已經文德泉否定，故1585年說不可取， 而龍思泰提到的1583年召開的議事會集會即應是議事會成立的時間。潘日明神父徵引《市政廳古文獻》1862年澳門市政廳主席法蘭西斯科‧德‧阿西斯‧基瑪良士致澳門總督基瑪良士（Isidoro Francisco Guimarães）的信稱：“1583年 4月，澳門議事會作為市政當局首次由澳門市民選舉產生。” 明確指出澳門議事會創建的時間為1583年4月。博克塞《熱帶葡萄J.F. Marques Pereira, Ta-Ssi-Yang-Kuo, Arquivos e Anais Do Extremo-Oriente Português, Serie 1, Vol. 2, FundaçãoMacau, 1995, p. 526.Pasquale d’Elia,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l’Europa e la Cina(1579－1615), Vol. I,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p. 212.Manuel Teixeira, O Leal Senado, Macau: Leal Senado de Macau, 1978, pp. 3－4.[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60頁。至今仍有學者主張議事會成立於1585年，參見[葡]阿馬羅：《1842年的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長老”》，李長森譯，《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第 19期，第 102頁。《市政廳古文獻》第91冊，第8－9頁，轉引自[葡]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蘇勤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 1992年，第 95頁。

87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 1583 － 1865)牙社會》一書稱：1582年6月澳門居留地宣誓效忠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之後不久，居澳葡人召集秘密會議，決定仿照母國和印度的城市制度建立地方政府，並根據章程（即 1504年葡萄牙《王國城市鄉鎮官員章程》──引者註）選舉（普通）法官和市議員，一位城市檢察官（procurator），一位議事會書記官。博克塞在《葡萄牙貴族在遠東》中進一步指明：這主要源於薩主教（Dom Leonardo de Sá）1583年和 1585年（不同年有不同）的相關舉動，這位主教召集重要市民組成市議事會，即眾所周知的議事會（Senado daCamara），選舉議員、法官、理事官（magistrate）和其他公務人員。博克塞的記錄與潘日明的材料十分吻合， 1582年 6月澳門市民集會，決定要組建議事會這一機構，故到1583年4月澳門議事會正式選舉產生。此說亦與龍思泰1583年說吻合，可以判斷第一屆澳門議事會選舉的時間是在 1583年 4月。澳門議事會的創始人究竟是誰？有多種不同的提法。很多澳門史著作都將當時澳門署理主教賈尼勞視為澳門議事會的創始人，如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稱議事會：“在主教賈尼勞的主持下，享有表決權的澳門居民於 1583年集會。” 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稱：“1583年，在賈尼勞主教倡議下，殖民地人集會討論在新形勢下採取甚麼樣的政府形式最合適。會議決定，應像舊時葡萄牙由國王特許的幾個城市一樣，由社區選舉出一個市政行政機構。由此經印度總督批准，澳門議事會成立了。”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亦稱：“1583年，由於唐‧貝爾希奧‧賈尼勞的良好工作，澳門議事會成立。” 這一觀點是錯誤的，文德泉首先在《議事會》一書中對此予以否定，他認為議事會“創建者不是賈尼勞神父，而是薩主教”，並稱：“賈尼勞已於 1581年辭去主教一職，遷往耶穌會住院，1583年在住院去世。管理澳門教區的是薩主教，他於1581年到達澳門， 1585年初離開澳門前往果阿。” 我們認同文德泉的觀點，理由如下：（1）1581年教宗任命的澳門主教薩主教已經來到澳門，賈尼勞1580年提出的辭職已被接受，作為一名無職銜的神父，他怎麼可以越權組建議事會？（2）賈尼勞 1583年 8月 19日去世，之前他一直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和結石病，羅明堅 1581年 11月 12日寫於澳門的信稱：“賈尼勞神父退休後在此養老，患氣喘病非常嚴重，相信他不會活得太久。” 在1583年4月之前，他已經是臥床不起的重病患者，何以有精力組建議事會？在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中，當殖民地的權力出現真空時，C. R. Boxer,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 44. [葡]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蘇勤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102頁翻譯博克塞這段文字為“1582年6月果阿批准了第一屆的選舉，於1586年 4月 10日成立”。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u, The Hague: MartinusNijhoff, 1948, pp. 8－ 9.[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60頁。[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第 27頁。[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e Silva）：《澳門編年史：16－ 18世紀》，小雨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5年，第 21頁。Manuel Teixeira, O Leal Senado, Macau: Leal Senado de Macau, 1978, p. 4.[意]利瑪竇：《利瑪竇書信集》下冊附錄3《羅明堅神父致麥爾古里亞諾神父書》，羅漁譯，臺北：光啓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 1986年，第 436頁。

8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主教可以以政治領袖身份充當領導者。既然1581年薩主教已經到澳門履新，所以當時的澳門社會衹有薩主教有資格以政治領導人的身份來組織這場議事會的選舉，而作為已經卸去署理主教的賈尼勞是無權主持這場選舉的。如果說賈尼勞為議事會成立的前期準備工作付出了很多辛勞，這一點卻是可以說得過去的。三、澳門議事會的選舉制度直接影響居澳葡人選擇管理模式的是1504年葡萄牙《王國城市鄉鎮官員章程》（Ordenõeçesdo Reino），根據該章程，“所有居澳葡商或更廣義上的人民，均有選舉權”。 實際上，1560年，居澳葡人已經對駐地首領委員會進行了選舉。在此基礎上，1583年，居澳葡人社區成立自治機構議事會，通過選舉產生議事會成員。龍思泰《早期澳門史》較為詳細地記錄了澳門議事會的選舉制度：每一個生於澳門的葡萄牙君主的自由臣民，如果擁有合法的證明，都有權投票選舉自治政府的成員。來自葡萄牙領土其他部分的自由臣民，除無法律資格外，可以通過婚姻和定居澳門獲得這一權利。一個稱為貴族紳士（homens bons），即曾任議事會成員的階層，和其他擔任隸屬並服從於議事會的自治官員的階層，叫做監察官（almotaçes），他們作為個人可以被選為議事會成員。每三年召集一次，並在王室大法官指定的日期開會，由王室大法官主持會議。他們集聚舉行會議，作為最傑出、富有經驗、充滿熱忱、年資久長的公民和選舉人，理事官從中選出六位得票最多者，讓他們依法宣誓，然後將他們分為三組，每組有兩名選舉人，相互之間不得有親屬關係。他們留在議事會，每一對與其他兩對分開，在三份名單上寫下他們認為最有資格擔任未來三年自治當局的主要官員，包括司庫在內的同胞的名字。最後，每一對提出21名人選，並在名單上簽名。由每對選舉人提出的三份名單，被呈送給王室大法官。他在合法地確認選舉之中並無衝突以後，將三份名單加以比較，從中選出相互間沒有親屬關係的人士，進入一份稱為“單”的名單，其中包括了未來三年政府人員的候選名單。從“單”中抄出三份名單，在果阿由葡屬印度的首腦簽署，封好後送回澳門。將其中一份封面上標有第二年年份的名單，於12月31日在大會上拆開，由秘書用清楚而響亮的聲音宣讀任命書上的名單。新的議事會成員在王室大法官的帶領下宣誓，在一年的任期內，忠誠地履行各自的職責。辭去職務者，在三年之內不能再次被選舉，除非急需合適人選擔任公職，在此情況下，可起用他們，任期一至兩年。龍思泰的記載頗為隱晦難懂，而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則對議事會的選舉制度有簡明扼要的介紹：議事會每三年選舉一次，每一位葡萄牙居民都有權利投票。在王室大法官的召集下，居民被召集起來投票，選出六位選民。他們必須莊嚴宣誓，並被分成三組，而且他們之間必須沒有任何聯繫。之後，他們來到議事會，互相隔絕，每組成員都要選出21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1998年，第 53－ 54頁。[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58－ 59頁。

89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 1583 － 1865)位市政議員。 之後，王室大法官再將這三份名單合成一份，呈交葡印總督，之後葡印總督再次製作三份不同的名單，密封後寄回澳門。在每一屆議事會的三年間，每年的年底會在委員會中將其中的一份名單打開，名單包括兩位法官，三位市議員及一名理事官。通過上述資料，我們可以清楚地歸納出澳門議事會選舉制度的主要內容：第一，議事會選舉的基礎是“所有在澳門出生、定居或結婚的葡國公民”，他們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隨着貿易發展，越來越多來自果阿的逃亡充軍者和探險者麇集澳門尋求財富，居澳葡人的來源發生變化，對選民範圍也規定了相應的限制，即“選舉人和被選舉人必須年滿 25歲並且不得是罪犯；必須是合法婚生而非私生子；不得受異端影響，即不能是新教徒”。 這些限制並沒有改變澳門自治機構議事會的選舉基礎，而且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議事會是脫離封建政制框架的自治機構，其社會基礎是在封建關係之外的自由人。第二，議事會選舉每三年召集一次，並在王室大法官指定的日期開會，由王室大法官主持會議。第三，選舉形式是採用秘密的無記名投票形式。第四，選舉的過程先是選出六名選舉團成員，然後將選舉團分為三組，每組提出21位適合擔任議事會職務的人，然後王室大法官在推選出來的63個適合擔任議事會職務的人中配置未來三年政府人員的候選名單，共三份。第五，三份名單呈送果阿葡印總督，葡印總督據此予以確認，密封後送回。第六，其中一份名單在當年年末議事會開會時當眾打開。名單中是對議事會成員的任命，包括兩個法官、三個市政議員以及一名理事官。值得注意的是，議事會除了一年一度的任命外，還有職位繼承的問題。若一位議員不幸死亡，議員們在教堂內集中在棺材周圍，議事會主席宣佈死者姓名三次，一名醫生正式證明議員已死，接着打開適宜繼承的名單。主席根據名單指定一個繼承人，然後將原屬於死者的木杖交給繼承者。每個市議員都有一條手杖，作為權力的標誌。議事會成立初期，關於議事會選舉人員的資格是有嚴格規定的，就是要純種的葡萄牙人纔有資格擔任市政議員。1689年，葡印總督代表王室確認澳門特權時，重申擔任市政官員的必須是“葡萄牙本國出生的基督徒”（Christãos Velhos Portuguezes de Nação e Geração），否則選舉無效。 但是，澳門開埠以來幾乎沒有歐洲出生的葡萄牙婦女，因此，所有澳門葡人家庭都帶有深深的歐亞混血的烙印。然而，這並不意味在議事會服務的官員大部分都是本地出生的歐亞混血兒。相反，他們大多數是來自葡萄牙本土，或者是在歐洲出生而移民到亞洲的葡萄牙人，他們在按龍思泰的資料，選舉議事會成員是包括司庫在內的，所以實際每組選舉是七人，故三組選出21人。仍需注意的是，議事會成立伊始，司庫是單獨的，並不由理事會兼任。Montalto de Jesus, Macau Histórico,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imited, 1902, p. 46.本處採用徐薩斯書的英文本，因前引中譯本第 27頁的譯文有一些問題，其中稱“果阿總督據此確定三個人選”，由於這一誤譯，導致很多學者理解上的錯誤。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84, p. 15.[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第 28頁。1689年 4月 30日葡印總督命令，參見Mu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ara aHistoria de 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p. 174－ 175.

9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果阿議事會中也佔據多數席位。如果不折不扣地執行1689年葡萄牙王室關於議事會成員人種血統的規定，那麼事實上在澳門出生的人沒有人有資格擔任公職。於是，葡王1709年再次確認澳門特權時，淡化了這種任職條件，指出衹要委員們是紳士即可，無需對其家族血統進行審查。在葡屬亞洲，所謂“紳士”資格可以非常靈活地界定，幾乎每個人衹要有任何教養或教育的藉口，都可以被稱為紳士，自然不必局限於純種的歐洲人。此外，澳門在葡萄牙移民人數不足時，議事會不得不認可一些土生葡人在議事會任職。17世紀末，澳門衹有14個人具備嚴格意義上完全的任職資格。 1746年，議事會抱怨在澳門衹有50位葡萄牙市民，其中能夠自給自足者不足12人。這意味着市議員們不得不經常循環任職，儘管這種程序是非法的，而且具有親近關係的議員們同在議事會任職，這與《王國城市鄉鎮官員章程》的有關規定完全相悖。雖然在議事會選舉中逐漸放寬對被選舉人的血統的審查，但對當選人的道德要求仍然是重要條件，故早期當選的成員多為澳門葡人中擁有良好聲望的“長老”（homens bons）。 17世紀後期，澳門經濟衰退，能稱得上“長老”的人越來越少。 1698年：澳門有24名長老，其中9人因年邁患病或獲罪而無法勝任，衹餘 15人。因此議事會三年一次的選舉無法進行，因為必須有 20名長老──即 9名市政議員、 6名法官、3名理事官、1名書記官和1名法官──纔可進行。因為是自由選舉，選舉人必須多於20人少於 30人。到 18世紀：由於澳門許多葡萄牙人“長老”是混血兒，於是 1709年 12月 30日的《王室敕令》要求，議事會官員的尊貴頭銜不僅僅屬於原來所要求的舊教徒及世代血統純正的葡萄牙人，而且也可以授予任何受過某種教育及為葡國服務的當地人，特別是為澳門作出重大貢獻的人。於是，在原則上任何殷實富有的男人都可取得這一令人垂涎的職位。如此便導致議事會成員的素質偏低。在18世紀，仁慈堂的供應官曾是一名被放逐者。而市政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在組成上亦屬既無文化又未通過推薦的人當選。 根據 1742年的一份報告1709年 12月 30日王室確認狀，參見Mu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ara aHistoria de 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p. 174－ 175.José de Jesus Maria, Asia Sinica e Japónica, Vol. II, Macau, 1988, p. 128.C. R. Boxer,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 54.據若埃‧塞隆（Joel Serrão）編著的《葡萄牙歷史字典》（波爾圖，費格里尼亞書店，1981年），“長老”（homensbons）一詞，在政治司法領域指一地域相鄰人中有聲望者，部分有經濟地位的莊園主，以及在社會軍事術語中所指的“鄉紳騎士”，但嚴格地說，不能將其任何一類相互混淆，一個人擁有的知名度，即被當作“長老”所需要的社會地位，會根據其所在住地的重要程度而發生變化。這樣一來，一旦從鄉村的小莊園主變成富足的“布爾喬亞”並且進而成為地位顯赫者時，便可躋身於“長老”行列。“長老”一般被召往市政廳及守軍要塞協助決定行政及經濟事宜。“長老”不能由地位低下者擔任，即依附於他人者（如傭人、差役、未成年者），以及未組成家庭或無本人住所者。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第 53頁將 homens bons譯為良民或富人。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84, p. 14.[葡]阿馬羅（Ana Maria Amaro）：《1842年的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長老”》，李長森譯，《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第 19期，第 102頁。[葡]阿馬羅（Ana Maria Amaro）：《1842年的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長老”》，李長森譯，《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第 19期，第 102頁

91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 1583 － 1865)稱：“組成澳門議事會的大多數人是在那裏避難的被放逐者和其他類似的人，他們在政府管理方面毫無能力，除了拼命追逐財富別無他事。” 正因如此，三年一屆的議事會選舉變成了各種權力角色爭奪利益的角力場。從澳門土生葡人、法官一級書記員席維拉（Francisco António Pereirada Silveira）的日記可以看出，當時的總督、王室法官、教會代表及其他葡人在 1842年的議事會選舉中進行了激烈的鬥爭，軍隊亦發生嘩變，最後不得不召開市民大會。但即使是參加市民大會的 105名代表當中， 70人沒有投票權，而且互相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親屬關係。 這顯示當時選舉的自由性和公正性已經受到侵蝕，選舉逐漸流於形式，淪為利益爭奪的工具。議事會選舉的不公、擔任公職者的腐敗以及他們對清朝官員的恭順態度，進一步導致澳葡總督、王室法官、教會等權力方的不滿，也為議事會在權力爭奪中的失敗埋下伏筆。19世紀初，民主選舉制度在澳門已趨於普遍，公民意識不斷增強。如1822年在8月17日議事會開會時，提交了一份由六位澳門葡人聯名對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曆（Miguel de Arriaga Brumda Silveira）的抗議書。眉額帶曆自知受到澳門葡人的普遍敵視，表示願意辭職。議事會議員向市民們宣佈了他辭職的消息，並表示準備進行一次新的選舉。 8月19日，在總督歐布基（JoséOsório de Castro de Albuquerque）的主持下，主教沙辛（D. Francisco de Nossa Senhora da LuzChacim）、准將伽瑪‧阿拉烏茹（Francisco de Gama e Araújo）、波爾圖男爵、市政委員俾利喇（Manuel Pereira）以及所有擁護澳門公民權的人，都被召集到議事會，投票選舉新的議事會。 又如1842年8月11日議事會召開會議由於總督邊度的辭職而選舉政務委員會執政，選舉的整個過程如下：政務委員會應該由九名成員組成，可根據無記名投票選出合適的人選。接着每一位在場的市民均在紙上寫下了這九名成員的名字，並將這一名單放進投票箱內，當投票者陸陸續續結束投票後，由本月議員代表整理了投票結果，並由總督閣下選出兩名秘書和兩名選票檢查員來進行清算票數等協助工作。選舉在議事廳舉行，候選名單上總計95人，由選舉時的投票監督員，即投票檢察官，整理投票箱裏的選票，並且宣讀各位候選人所得的票數，由秘書處的工作人員如實記錄在案。……澳門總督邊度（Adrião Acácioda Silveira Pinto）提議在證實各位候選人得票數之前，必須確定該選票是否出自絕對大多數還是相對大多數人之手，最終決定應該出自相對大多數人之手。另外，據核實，候選名單上不包含任何名字，原因是衹有94名選民參與候選。條件不合適的候選人則被規定沒有資格參與競爭，票數佔大多數的候選人則可以當選，年老者也理應享受平等的待遇。從這些原始記錄中，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澳門議事會內推行的民主制度。[葡]阿馬羅：《1842年的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長老”》，李長森譯，《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第 19期，第 102頁。[葡]阿馬羅：《1842年的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長老”》，李長森譯，《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第 19期，第 103－ 106頁。[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176－177頁。A Abelha da China,No. LXII, 28/11/1822,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1994, p. 46為 83人。A Abelha da China, No. XV, 19/12/1822,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1994, pp. 56－ 57.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V, No. 2, Macau, 1966, pp. 104－ 105.

9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到19世紀後，雖然議事會城市管治權及司法權被大大削弱，理事官一職亦從議事會中剝離出來歸屬於政府秘書處，議事會僅僅行使市政職能，但是議事會的選舉依然保持，選舉方法有所變化，由過去的三年選一次而分三次任命的方式改為一年一度的選舉，直到 1865年。四、澳門議事會的性質及組織結構議事會，葡文為O Senado，明代及清中前期均譯為議事亭。《澳門記略‧澳譯》稱議事亭的葡文讀音為“事打的”，“事打的”之原文為“Cidade”，即城市。在古葡語中， Cidade與Senado（元老院）同義，而 Senado也稱 Senado da Câmara。中文文獻中多有關於議事亭的記錄，吳歷《三巴集‧嶴中雜詠》詩自注云：“凡海上事，官紳集議亭中，名議事亭。” 龔翔麟《珠江奉使記》亦稱議事會為議事亭（O Senado）：澳中有議事亭，番目四人，受命於其國，更番董市事。凡事經四人議，眾莫敢違。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議於四人者，議得當以報聞。暴煜《（乾隆）香山縣志》稱議事亭：凡文武官至澳，坐議事亭上，彝目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傳之。澳門議事會採用葡萄牙中世紀的市政模式， 享有國王授予的政治、司法和行政權。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稱議事會：這一集體由兩名法官、三名高級市政官和一名理事官組成。高級市政官主持各項有關事務，根據現有的制度和規章實行完全的自治；法官執行議事會的命令，以這些命令與已有的規章和法律不相違背為前提；他們還可以就某些民事和刑事案件作出裁決，但他們裁決之後，還可以向澳門的判事官，或果阿的高級法庭提出上訴。……理事官提出建議，並視察公共建築、街道等的修繕，他執行議事會的書面命令，並非同僚一起簽署其決定。此外他還負責本地與中國地方官員的聯繫。而徵集歲入則是司庫的份內之事。當他在每六個月的月底和每年年底向議事會呈遞賬目時，他在議事會中享有一席之地，但並不是議事會成員。……議事會在澳門並未被認為擁有控制權或最高權力。當需要就某種重要事項作出決定時，自治政府無權自行決斷，而是召集一次商討會。主教、議事會成員、總督、高級教士、王室大法官、以及前監察官（exalmontacés）應邀與會。可以進行辯論，決議由參加政務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包括持反對態度而抗議的人，加以簽署。龍思泰的資料首先給我們介紹了澳門議事會的性質，即澳門議事會是由澳門城市中有選舉權的居民在王室大法官的召集下進行投票選舉出來的“自治”政體。這裏特別強調的是“自治”，即是曾金蓮：《鴉片戰爭後澳葡政府管治居澳華人之制度及策略》，博士學位論文，澳門大學歷史學系，2015年，第137－ 145頁。關於“議事會”、“議事亭”的考證，參見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17－ 22頁。[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二一《談異》二《香山嶴》，北京：中華書局， 1982年，第 517－ 518頁。[清]暴煜：《（乾隆）香山縣志》卷八《濠鏡嶴》，中山文獻叢刊第二冊影印乾隆十五年刊本，第 951頁。[葡]蕭偉華：《澳門憲法歷史研究資料（1820－ 1974）》，沈振耀、黃顯輝譯，澳門：法律翻譯辦公室、澳門法律公共行政翻譯協會， 1997年，第 3頁。[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59－ 62頁。

93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 1583 － 1865)在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澳門地區由本城居民選舉出來的這一政體是由本地居民進行“自治”的。有一種意見認為：16世紀末（1582－ 1583）的澳門議事會是在已駐紮當地的葡國商人階層的自治願望驅使之下建立的。同時，對於間中衹有一個王室欽差（遠洋中國、日本的航海兵頭）到訪的地區來說，這也是確保其長久政治統治的一種形式。澳門議事會組織不僅衹是將該城在政治上納入葡國王室在遠東的政治體系中的保證，而首先是城市寡頭統治團結自治意圖的支柱，這一意圖至少延續到 18世紀末，即傾向建立一個“商人共和國”。更有學者認為，澳門葡人自治是根據“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國模式組織的”。 吳志良也認同這一觀點，認為澳門議事會自治較之與地中海共和國的政治組織模式如出一轍，不過因為選民的定義狹窄，實際上衹有部分富商纔具選舉權，澳門葡人並未建立完全的直接民主制度，更無充分的政治主權。他們雖然享有內部自治，但必須採取妥協政策，服從中國法律，接受明朝官員管轄並交納地租。即便他們內部自治，不久就受到破壞，果阿派出的王室大法官1580年抵達澳門，將葡萄牙法律延伸至居澳葡人。 因此，澳門議事會自始就帶有葡萄牙海外行政組織的傳統色彩：“在東方，衹有歐洲居民顯著，數量多至和紮根深至需要議事會和司法管轄時，纔例外地選擇議事會組織。” 以致葡萄牙學者萊薩將澳門議事會稱之為“首個東方民主共和體”。其次，龍思泰的資料還特別強調澳門議事會並非澳門的最高權力機構，當需要就某種重要事項作出決定時，自治政府無權自行決斷，而是召集一次商討會。主教、議事會成員、總督、高級教士、理事官以及前監察官（exalmontacés）應邀與會。決議由參加政務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包括持反對態度而抗議的人，加以簽署。這就是說議事會主要負責居澳葡人社群的日常事務，如果碰到特別重大的問題，議事會無權自行決斷，而要召集由主教、總督、王室大法官等重要人物參加的市民大會決議，決議由參加會議的所有人員簽署。第三，龍思泰的資料還介紹了澳門議事會的主要成員，包括兩名法官、三名市政議員和一名理事官（亦為市政議員）。（1）兩名法官，即通常所說的“普通法官”。普通法官任期一年，可續任一次，但必須30歲以上的市民方可參選。 由於當時願意且有能力擔任公職的人並不多，因此，一旦獲選，便不能拒絕出任公職，否則將會受罰乃至喪失公民權利。 議事會的普通法官必須接受議事會的命令。（2）四名市政議員。年齡必須40歲以上， 任期也是一年。由於理事官也是市政議員，所以三名市政議員和理事官合起來被人們稱為澳門議事會的“四大頭人”，祝淮《新修香山縣志》稱議事會有“四大頭人”，又稱“四大頭人如中國紳士”。 王植《崇雅堂[葡]葉士朋：《澳門法制史概論》，周豔平、張永春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6年，第 16頁。Joel Serrão, Dicionário da História de Portugal, Lisboa, Iniciativas Editoriais, 1971, p. 860.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1998年，第 51－ 52頁。[葡]葉士朋：《澳門法制史概論》，周豔平、張永春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6年，第 15頁。 Almerindo Lessa, 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e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 Macau, Imprensa Nacional,1974, p. 246.幾乎所有研究著作均稱澳門議事會的成員任期為三年，這是受議事會三年選一次的誤導，雖然是三年選一次議事會成員，但是卻一次選出了三年的成員，故成員的任期均為一年。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74.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1998年，第 54頁。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74.[清]祝淮：《新修香山縣志》卷四《海防‧澳門》，中山文獻叢刊第三冊影印道光七年刻本，第 704頁。

9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稿》亦稱：“又有名頭人者四，公事集議則與焉。” 王士禎《池北偶談》則更稱：“間有握赤藤者，則甚貴，澳門中四人而已。” “赤藤”當為赤藤杖，亦即代表權杖。杜臻《粵閩巡視紀略》稱葡人：“手握赤藤杖，質如珊瑚，光潤通明而柔韌可卷，不知何物，為彼國所重，非王賜不敢握，若符節。然澳中握杖者四人而已。” 所謂有資格持赤藤杖的四人就是議事會的四名市政議員，反映了早期澳門議事會的市政議員地位之高。（3）理事官。理事官主要兼任殖民地財政長官、海關總監、公共事務主管等職，同時代表議事會與中國政府打交道（理事官的職能與演變詳見下文）。除了上述六人是澳門議事會這一組織結構中被選舉出來的主要官員外，該組織還設立其他的幾位工作人員：（1）書記官一名。據 1586年 4月 10日的法令，議事會即設有書記官一職，必須由有少尉軍銜的軍人擔任，三年一任，後來改為六年一任，從1630年開始再改為終身制。 1689年 4月 30日，再次確認任命議事會書記官的權力。 從現在所見早期澳門檔案來看，所有澳門議事會檔案一律由書記官起草，且必須有書記官簽名纔能生效，反映了議事會書記官一職的重要性。（2）孤兒法官書記官一名。 1603年 1月 24日，葡印總督授予澳門議事會選出孤兒法官的特權及任命孤兒法官書記官。 （3）典獄長一名。 1624年 4月 26日，葡印總督授予澳門議事會任命監獄典獄長的權力。 典獄長即《澳門記略》中的“小紅棍”，《澳門記略》稱：“小紅棍，兼守獄。獄設龍鬆廟右，為樓三重，夷人罪薄者置之上層，稍重者繫於中，重則桎梏於下。” 可知，議事會下設有監獄，由小紅棍（典獄長）管理。紅棍是葡萄牙市政議員的權力象徵。 （4）城市要塞司令一名。澳門議事會轄下有六個炮臺，還有多個城堡要塞，城市要塞司令即掌管這些炮臺要塞的軍事長官。1624年4月26日，葡印總督授予澳門議事會任命城市要塞司令的特權。 （5）司庫一名。早期澳門議事會的財政是由理事官兼任的，《澳門記略》稱：“理事官，一曰庫官，掌本澳蕃舶課稅、兵餉、財貨出入之數，修理城台街道，每年通澳僉舉誠樸殷富一人為之。” 但據文德泉公佈的檔案，到1738年，司庫一職從理事官職權中分離出來，單獨設立，對澳門財政進行管理。 然而據龍思泰公佈的材料，1741年葡印總督決定將理事官之職與司庫分開，但這一決定 1768年被廢除。 1784年 3月 29日再次決定司庫一職成為單獨的職位。擔任司庫之職，每年一人，輪流擔任。 龍思泰認為︰“徵集歲入則[清]王植：《崇雅堂稿》卷二《香山險要說》，四庫存目叢書影印蘇州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濟南：齊魯書社， 1997年，第 176頁。[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二一《談異》二《香山嶴》，北京：中華書局， 1982年，第 517－ 518頁。[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二“康熙二十三年二月乙未條”，臺北：文海出版社， 1983年，第 20頁。Manuel Teixeira, O Leal Senado, Macau: Leal Senado de Macau, 1978, p. 4.何永靖：《早期澳門議事會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暨南大學歷史學系， 2003年，第 52－ 54頁。何永靖：《早期澳門議事會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暨南大學歷史學系， 2003年，第 52－ 54頁。何永靖：《早期澳門議事會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暨南大學歷史學系， 2003年，第 52－ 54頁。[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澳門：澳門文化司署， 1992年，第 153頁。金國平、吳志良：《紅棍與紅杖》，《鏡海飄渺》，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2001年，第 273頁。何永靖：《早期澳門議事會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暨南大學歷史學系， 2003年，第 52－ 54頁。[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澳門：澳門文化司署， 1992年，第 152頁。Manuel Teixeira, O Leal Senado, Macau: Leal Senado de Macau, 1978, p.4; C. R. Boxer, Portuguese Society in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Madison: University ofWisconsin Press, 1965, p. 46. 如果文德泉提供的檔案無誤的話，則《澳門記略》採用的資料還是1738年的資料，所以還稱理事官兼任司庫。[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75頁。

95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 1583 － 1865)是司庫的份內之事，他在議事會中享有一席之地，但並不是議事會成員。”（6）治安官或監察官。徐薩斯言“還有二名治安官，由上一年的行政長官及議員的兒子組成。他們每月二人當值，一月一換。” 這就是說，議事會每月得任命兩名治安官，一年有24人被任命為治安官。龍思泰將治安官稱之為“監察官”：監察官，他們可以被看作警官和治安官一類。他們的人數為每年24名，每月有兩個人輪流當值。這一職務每年的頭三個月交給議事會成員負責。議事會成員在每年的12月 31日向其繼任者交卸。此後還要另選 18名在每年剩下的時間服務。治安官應是主管澳門社會治安、員警及巡邏之事的官員。由於議事會下轄一支城市衛隊，海關還僱用一支黑人巡邏隊。這些警事力量大概都歸治安官管理。五、澳門議事會的職能及特許權 關於澳門議事會的職能，安德拉爾（José Inácio de Andrare）在《寫於印度和中國的信》中有所表述：從那時起，議事會開始行使政治、司法和行政職能。普通法官必須加速判決民事訴訟，不得引起騷亂，不得拖延，亦不得利用法律欺騙市民或敗壞市民的名聲。一旦碰到意外事件，政府需召集所有市民，共同商討決定。1712年 1月 6日，葡王發佈《宣諭書》（Carta de declaracao），規定議事會“政治職能包括與該城的福祉相關的一切事務，維護地方安定和平，等等。其經濟許可權包括徵收歲入、管理歲出、分配向船隻徵稅的額度、向擔任公職的官員支付薪水，以及支付其他所有必須的開銷”。 1583年澳門議事會成立後，次年葡印總督致函澳門議事會，稱擴大澳門議事會的行政、政治和司法管理權，但軍事權仍由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掌握，特殊重大事務則須交市民大會表決，王室大法官和主教也應邀參加會議。 1586年4月10日，葡印總督下達敕令授予澳門議事會任命任期三年的官員及普通法官和孤兒法官的權力，但公共和司法書記官還要由國王任命。同日，葡印總督在澳門葡人的要求下，沿襲中世紀葡萄牙市政組織模式，並報葡西聯合王國國王菲利普二世批准，恩賜澳門與埃武拉一樣擁有稱城特權，命其為“天主聖名之城”，給予其基督十字盾形城徽。 “埃武拉”城市特許狀最早於 1166年頒發，其主要內容為：一、設立基督徒定居點；二、定居者願意在當地定居；三、崇尚對摩爾人的征服。城市一旦擁有特許狀，便具有脫離封建領主的獨立自治權，人口直接和完全受制於王權的控制和管轄，同時保證公共土地和稅[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60頁。[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第 28頁。[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66頁。[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第 28頁。Manuel Teixeira, O Leal Senado, Macau: Leal Senado de Macau, 1978, p. 5.[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61頁。Manuel Teixeira, O Fundador do Leal Senado, 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68, p. 7；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1998年，第 53頁。[葡]葉士朋：《澳門法制史概論》，周豔平、張永春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6年，第 62頁。Arquivos de Macau, 4a Série, Vol. VIII, Tomo I, Macau, 1989, pp. 36－ 37.

9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收供社團集體使用，並規定為國王服務的受保護的權利和軍事義務，再者設立恥辱柱。 埃武拉在葡萄牙王國中是僅次於首都里斯本的第二重要城市，給予澳門埃武拉的特權，足見澳門在葡萄牙東方帝國中的重要性。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公佈了一段這樣的史料：他於1586年4月10日授予澳門特許權，優惠政策和等級地位。柯欽正是由於這些權利而在馬拉巴爾海岸受到尊重。但這一特許狀並未滿足人們的雄心，澳門的崇拜者於1593年懇求基爾‧馬塔（Gil de Matta）神父去向菲利普一世為通過選舉已使議事會成員就職的澳門居民，求取與波爾圖的居民同等的特權和地位。國王陛下在 1595年 3月3日頒佈的一道敕令中決定，澳門居民可以享有與埃武拉同等的豁免權，也就是授予它與柯欽同樣的權利。這就是說，1586年葡印總督批准澳門議事會享有埃武拉同等特許權的敕令後，澳門議事會並沒有滿足這一封敕，1593年再次托馬塔神父向葡萄牙國王菲利普一世索取與波爾圖城市一樣的特許權，但遭菲利普國王的拒絕。 1595年3月3日，葡萄牙國王正式頒佈敕令，宣佈澳門居民享有與埃武拉城市同等特許權，也就是授予澳門與柯欽具有同樣的權力。1689年 4月 30日，葡印總督羅德里格‧科斯達（Rodrigo da Costa）下達敕令，確認之前授予澳門議事會任命所有職務之特權，但在王室大法官處任職的公共、法院和記錄公證官的職務除外，因為該職務由國王任命。在葡印總督的敕令中，已正式下令澳門葡萄牙居民拒絕服從中國官員的管轄。同日，議事會一份文件稱：澳門議事會有權任命“管理社會秩序負責人，就同過去的做法一樣”。1709年 12月 30日，葡王若奧五世確認葡印總督科斯達 1689年頒發的命令，但是這些官員的任命必須獲得王室大法官認可，終身職位則需由葡印總督以國王名義認可。命令還規定，澳門的行政權和財政權屬於議事會，總督不得干預，一旦發生緊急情況，總督須赴議事會議事。並指出，當總督在任何時候有重要事項向議事會報告時，他都應享有首席地位。儘管有此規定，但議事會的首席位置仍由議事會的長老佔據。 在 1736年，議事會還獲得夢寐以求的“聖母之子”（Infanções de Santa Maria）特權：“國王的孫輩們不因任何犯罪而受刑”，由此免除犯有叛國罪的貴族和紳士應受的刑罰。同時，他們還可以在等待審判的過程中免於下獄，而衹是被軟禁家中，“從而獲得了與里斯本同樣的特權”。這些特權特別授予所有現任及離任的議事會市議員、這段文字由金國平根據Câmara Municipal de Évora, Foral manuelino de Évora, Évora : Câmara Municipal de Evora,2001綜合而成。金國平編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 16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 256頁，註釋 2。[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60－ 61頁。C. R. Boxer,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 45.博克塞也提到議事會對賜予埃武拉的特權不滿足，於1706年派人去里斯本意圖獲得同波爾圖同樣的地位，但國王沒有同意。這就是說，議事會曾經兩次向葡王索求波爾圖地位，一次在1593年，一次在1706年。波爾圖的城市地位與埃武拉的差別，就是埃武拉的章程沒有規定議事會的“二十四長老院”（Casa dos Vinte e Quatro）。[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小雨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64頁；Eduardo A. Veloso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Macau, 1999, p. 39.[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63頁；[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第 108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Macau,Imprensa Nacional, 1984, p. 68.

97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 1583 － 1865)普通法官、監察官及其兒孫。議事會與日漸崛起的總督矛盾不斷升級，還有由葡王派來的王室大法官亦同議事會時常發生衝突。總督、王室大法官與議事會三者之間對於澳門權力掌控之界限十分不清晰。因此澳門議事會於 1707年決定派出理事官加斯巴‧法蘭古（Gaspar Francisco da Silva）出使里斯本，向葡王若奧五世爭取議事會所應掌控的權力。1710年7月16日，加斯巴‧法蘭古返回澳門，獲得了若奧五世對澳門特權的確認， 規定了澳門議事會許可權 28項， 包括如下方面：（1）行政方面，負責維護居澳葡人社區的社會秩序，管理市政衛生、市容，撥款支持醫院和仁慈堂，維護葡人社區的治安，管理監獄；（2）經濟方面，負責貿易管理，商稅徵收，支出安排，分配向船隻徵稅的額度，向擔任公職的官員支付薪水，支付其他必需的開銷；（3）司法方面，按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輕重，由議事會普通法官和王室大法官分別管轄。輕案由普通法官進行簡易判決，如當事人不服，可向王室法官申訴。較重的案件由王法法官審理。王室法官不在澳門期間或該職位被撤銷時，其職務由議事會最年長的法官擔任；（4）軍事方面，議事會有任命守城司令之職能，在居民中組織保安隊，需要時還可僱用奴隸，修築炮臺等；（5）議事會要組織每年法定的宗教節日遊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基督聖體節（Feast of Corpus Christi）。到 17世紀中期，澳門有了許多主保聖人：感孕聖母（Our Lady o f Concep t ion）、施洗者聖約翰（St . John theBaptist）、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錫耶納聖加大肋納（St. Catherine ofSienna）。1647年，議事會規定所有成員要在這些節日參加告解和領聖體。 在宗教出遊時，總督居議事會之右而主教管區總管則居其左，議事會（成員）居總督和主教管區總管之間。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議事會特許權的批准強調了對總督和王室大法官多項權力的限制。第一，第7條總督和王室大法官必須在市議會登記其任命書，無登記，則無效；第二，第9條總督不得干涉刑事案件；第三，第10條不准總督干涉司法事務，也不准干涉議事會之管轄權；第四，第11條亦不准總督向鄰近國王借貸及向市民舉債；第五，第12條不准許總督或王室大法官以國事罪名逮捕或將任何人押送果阿。最有趣的是，根據特許權第8條規定，在議事會開會的排座上，市政議員居中，總督居右，主教居左，突出了澳門議事會的核心地位。十分明顯，葡萄牙王室以此特許權法令表示了在總督、王室大法官和議事會三駕馬車的權力之爭中對議事會的支持。這是葡萄牙王室第一次正式確認澳門議事會的許可權，在澳門政治發展史及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議事會在明清政府默許之下行使政治權力，享有有限的自治管理權，負責管理葡萄牙人社區內部的日常事務，維護社區內部的穩定和秩序。有關決定由議事會成員會議——市政委員會以多數票表決通過。當需要就某種重要事項做出決定時，議事會無權自行決斷，而是召集由主這些特權清單參見原始文獻：“Livro dos Treslados de Todos os Alvarás e Privilégios Concedidos ao Senado daCamara da Cidade de Macao”, in Boletim da Filmoteca, No. 19 (1961), pp. 349－354。1717－1721年，葡王衹是賦予埃武拉議事會中市議員（vereadores）及王家紳士兒孫有資格成為未來市議員的特權（Gazeta de Lisboa, 20Feb 1721）。轉自C. R. Boxer,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Luanda, 1510－ 180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p. 44－ 45.[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 18世紀》，小雨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5年，第 81頁。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p. 73－ 75.C. R. Boxer,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Madison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 46.

9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教、議事會成員、總督、高級教士、王室法官、前檢察官等參加的市民大會決議，決議由參加會議的所有成員簽署。隨着居澳葡人的增多及葡人社區的發展，議事會需要完善職能，通過補充特許狀，機構與職位隨之逐步變得複雜和龐大，增加了不少新成員。如在1777年，議事會職位達到24個。 總督制崛起之前，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管理模式，如建立和鞏固議事會自治制度、維護市民大會的地位和作用、修建城堡等等，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歐洲古代城邦管理的傳統色彩。由於澳門議事會在16－18世紀的大多數時間中，一直是澳門實際的政權執掌者，議事會的這些官員也被人們稱為“執政”。因此，澳門議事會驕傲地認為自己纔是澳門實際的管治主體，總督或兵頭的指揮權僅限於為數不多的炮臺和要塞防衛。1697－1698年，澳門前任總督去世，繼任總督尚未到來，議事會則代行總督職務，這是連果阿的議事會都辦不到的事情。在澳門，是議事會而不是日本巡航首領或澳門兵頭出面，與外國首領如日本的德川幕府，暹羅、東京（Tonking）、安南的國王，婆羅州班賈爾馬辛的酋長（rajah），巴達維亞的荷蘭總督等打交道。議事會與廣東官員進行談判，並通過北京宮廷耶穌會士居間周旋，處理與中國政府的各種關係。亞洲各地的首領需要與澳門聯絡時，通常把文書寄給澳門議事會，或者“澳門長老”。無論在葡萄牙本國，還是在其海外殖民地，城市的議事會都有一些共同特徵：第一，具有葡萄牙社會強烈的保守性，殖民城市都享有與母國對應城市相同的特權及特許狀。例如，果阿享有與里斯本同樣的特權，澳門享有與埃武拉一樣的特權等；第二，殖民地的議事會與擁有貴族頭銜的總督權爭不斷。在澳門，議事會成立初期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抵制總督職位的設立，在設立總督後，雙方的衝突也是不斷升級；第三，議事會與王室法官的衝突也十分明顯，在澳門更是如此；第四，議事會都在各自的城市設立女修道院，如澳門的聖家辣修道院，以博取聲名；第五，議事會內部經常存在派別之爭，並常有腐敗發生。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同樣設有議事會，但其功能在不同城市中卻有巨大的差異。例如澳門議事會與果阿議事會，在政治舞臺上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因為澳門議事會機構勢力的強弱，必須隨着中國政府勢力的強勢變化而調整。六、澳門議事會的衰落：以理事官的興衰為例1783年《王室制誥》頒佈以前，議事會是集司法權和行政權於一身的澳門最高自治權力機關，也因為這一事實，使澳門輕而易舉地取得了葡國其他遠東城市極為不同的地位。 正如葡萄牙詩人博卡熱詩歌所稱：“一個毫無權勢的政府，一個凌駕一切之上的議事會。” 可以反映，在19世紀之前，澳門議事會實際掌握了內部自治管理絕對權力，甚至代表澳門開展對外關係。明清政府處理澳門事務時，也一直保持最初的傳統與議事會直接聯絡，而不與代表葡萄牙王室的AHU, Macau, cx.11 doc. 36.C. R. Boxer,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 47.C. R. Boxer,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p. 140－ 146.[葡]阿馬羅：《1842年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長老”》，李長森譯，《文化雜誌》（澳門）1994年第 19期，第102頁。博卡熱詩譯文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第 95頁。

99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 1583 － 1865)總督發生關係。 所以，議事會認為自己纔是澳門實際的管治主體，總督的指揮權僅限於為數不多的炮臺和要塞防衛。 議事會最重要的角色是專門負責與中國政府打交道的理事官。正如博克塞所言：相比其他城市或殖民地，澳門議事會中的“城市理事官”職位要重要得多。從一開始，他就作為公認的代表，與中國官員打各種交道，並被中國官方委任為下級官吏。1738年以前，他還承擔議事會司庫之職，1738年，這兩種職能被劃分開來。因此，他是澳門居留地的關鍵人物。為了與中國官員打交道，他配備有一名正式翻譯，應該是中國當地基督徒，還有兩位助手或助理翻譯。理事官（又譯為“檢察長”），葡文名稱為 procurador，《澳門記略》譯為管庫“備喇故路多盧”， 前期設於議事會內，隨 1583年議事會的成立而設立。《澳門記略》稱：理事官，一曰庫官，管本澳蕃舶稅課、兵餉、財貨出入之數，修理城台街道，每年通澳僉舉誠樸殷富一人為之。凡郡邑下牒於理事官，理事官用呈稟上之於郡邑，字遵漢文，有蕃字小印，融火漆烙於日字下，緘口亦如之。理事官食其所贏，不給俸。暴煜《香山縣志》稱：“澳中彝目為西洋理事官，督理濠鏡澳事務。” 祝淮《新修香山縣志》亦稱：“理事官，掌稅餉、財貨，澳夷推擇，一年一代。” 道光七年香山縣採訪冊對理事官一職釋之甚詳：理事官，一名管庫，一年一任，向在澳之四大頭人中公舉為之，近在小西洋旨意，着某某為之，而仍係在澳之有面者遴選，督理濠鏡澳事務，凡有事，聞於官，以委黎多出名文，上縣用呈字，遵漢文，縣行拘提，則牌仰理事官。19世紀初，澳門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曆評價理事官稱：理事官在中華帝國縣官的眼中不過是一下級官吏，縣官及其下屬（指縣丞）可就本澳及其政府的一切問題向理事官發號施令。但它是與中國官衙接觸的唯一機構。文德泉從檔案文獻中輯錄出16－19世紀澳門議事會理事官任職表，除成立之初缺略較多外，其餘年份全部齊備。 隨着華葡人口在澳門的增長以及相互間交往的頻繁，理事官的重要性越發突顯。中國對澳門的政策措施，都是通過理事官傳達澳門葡人執行。 不管是葡人與華人之間的糾紛，還是華人犯罪，中國官府皆知會理事官，命令捉拿犯人歸案，送交官府處置。具體來說，理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1998年，第 96頁。C. R. Boxer,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 47.C. R. Boxer,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 45.[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附錄，澳門：澳門文化司署， 1992年，第 190頁。[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澳門：澳門文化司署， 1992年，第 152－ 153頁。[清]暴煜：《（乾隆）香山縣志》卷八《濠鏡嶴》，中山文獻叢刊第二冊影印清乾隆十五年刊本，第 948頁。[清]祝淮：《新修香山縣志》卷四《海防‧澳門》，中山文獻叢刊第三冊影印道光七年刻本，第 709頁。[清]王廷鈐等撰：《道光七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卷上《澳門纂略》，清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0年，第 42頁。José de Aquino Guimarães Fretas, Memoria Sobre Macáo, Coimbra: Real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1828, p. 31.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p. 196－ 204.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 24－ 25頁。

10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事官的職能主要包括如下方面：一是管理居澳葡人及其他外國人。對於澳門城內的葡萄牙籍及其他外國籍人，俱要求詳細登記申報，以作監管約束的憑據。如嘉慶十三年（1809）香山縣丞諭示理事官：“立將爾等澳夷每戶丁口姓名年貌、妻室子女若干名口，並將各戶生業注明備列，查造煙冊。仍將冊內開出管下若干戶，男女若干口，逐一分晰開明。其別國寄寓夷人一體查造，另列一冊。限三日內繳齊，聽候查核。” 理事官遵示作了冊報。二是管理天主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特別是吸收一部分掌握科技知識人士進京供職效力。直到嘉慶中期，吸收精通天文、擅長演算法的西洋傳教士入京供職仍賡續不斷。三是管理和彙報在澳外國船隻的具體情況。中國政府歷任海關監督飭由香山知縣轉諭理事官，查詢有關船隻的問題，要求及時答覆並作出處理。理事官與中國官府之間書信往來皆用中文，且身份低於澳門同知和香山縣令。 “理事官在與中國官方通信時，則稱自己為‘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而中國官員則稱之為‘夷目’”。 地方政府對澳門的政策和措施，通過理事官傳達澳門葡人執行。因此，理事官一職的設置充分體現了澳門行政組織的特色。一方面，已成為明清王朝行政系統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理事官本身是葡萄牙人，不僅是居澳葡人自治機構議事會的一位官員，同時也兼對外和部分司法職能。1783年《王室制誥》頒佈後，最重要的就是加強了總督和王室大法官的權力，從而削弱了議事會的權力，不僅要求議事會作有關中國和王庫事宜的決定前必須先諮詢總督的意見，而且要求議事會將賬目提交給總督和王室大法官，並將原屬於議事會管轄的海關司庫的權力移交王室大法官。從此，總督有權干預澳門葡人內部管理的大小事務，對議事會決策有否決權。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議事會會議的排座名次。據 1709年頒佈的議事會 28項特許權的第 8條：在市議會會議中，總督應坐市政議員之右，而主教居左；在宗教出遊時，總督居議事會之右而主教管區總管則居其左，議事會（成員）居總督和主教管區總管之間。到 1839年林則徐到澳門時，名次發生很大變化。據《林則徐集‧公牘》載：查該夷議事亭內，如遇會議事件，陳設公案，惟兵頭（總督）與番差（王室大法官）二人正坐，判事（市政議員）四人旁坐，委黎多（理事官）並無座位，而且旋舉旋換，久暫無常。由過去的議事會會議居中的核心地位變為旁坐的次要地位，特別可憐的是理事官，連座位都沒有安排。這兩條材料的比較，生動真實地反映了議事會權力的變遷。劉芳輯：《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署香山縣丞鄭為奉憲飭查造澳蕃煙戶丁口冊事下理事官諭》，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9年，第 15頁。婁勝華、潘冠瑾、趙琳琳：《自治與他治：澳門的行政、司法與社團（1553－199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第 205－ 206頁。[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澳門：澳門文化司署， 1992年，第 152－ 153頁。[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第 32頁。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1998年，第 99頁。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73.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五冊《文錄》之《批澳門同知為 嚟哆呈明實無鴉片情願具結稟》，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 2002年，第 2497－ 2498頁。

101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 1583 － 1865)然而，議事會並不甘心其權力的喪失。1820年，受西班牙革命的影響，葡萄牙爆發資產階級革命，這次革命結束了英國人對葡萄牙長期的統治局面，成立了臨時政府。1821年，立憲議會通過了葡萄牙自由憲法。根據憲法的主要條款，廢除封建特權，撤銷宗教異端裁判所等等。正當葡萄牙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進入高潮之時，受其影響，澳門也爆發了一場要求君主立憲的民主運動。這場運動的主要發動者就是以皇家航海學校教師巴波沙（Major 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少校代表着澳門土生葡人利益的支持舊議事會的一派人物。這一派被稱之為立憲派，而其對手則主要是來自葡萄牙本土的王室官員和貴族，包括王室大法官和總督，被稱之為保守派。迫於立憲派的壓力，澳門行政當局於1822年2月16日召集市民在議事會舉行忠於新憲法的宣誓。 1822年8月中旬，要求改革的市民發生騷動，澳葡行政當局無法控制形勢，陷於癱瘓狀態，王室大法官、市政議員眉額帶曆被迫辭職。 8月 19日，市民舉行新政府的選舉大會，立憲派與保守派發生尖銳的衝突。保守派頭目、航海學校教師奧蘭達‧卡瓦爾坎特（Holanda Cava lcan te deAlbuquerque）少校宣稱，這一會議沒有確定新政體的權利。與會的澳門葡人當即將他從窗口扔到街頭。巴波沙登臺演講，指出人民希望建立的是與憲法完全符合的政體。 會議最後決定，重新恢復1784年前的政體， 成立臨時政府，授予新選出的議事會有不受總督及地方長官控制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總督衹能掌管軍事。 新政府成立後，巴波沙一反前任們的做法，變專制政體為民主化、公開化的議事政體。他設立自由新聞制度，創辦報紙，將政府成員的言行置於廣大市民的監督之下，並鼓勵民眾參政議政，就一些重要問題發表個人的意見和見解。 《中國之蜂》發表評論稱：“這次革命結束了專制統治，明確了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並在大眾歡呼聲中成立了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成立的時間雖不長，卻已表明，它是符合全體澳門居民意願的，是愛國的，它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國家利益的。”1822年的民主立憲運動完全可以看作舊澳門議事會勢力的復辟，代表澳門土生葡人利益的議事會勢力驅逐了王室的代表總督和王室大法官，恢復了1784年之前的議事會舊政體。但隨着葡萄牙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已從巴西返回的葡萄牙國王若奧六世宣佈任命一個委員會起草“君主國根本法計劃”，同時批評1821年憲法理論，稱憲法表面上是尊重君主制，但是事實上和君主制是相矛盾的，國王宣佈1821年憲法無效。 葡萄牙資產階級革命以失敗告終。在這種形勢下，保守派勢力在葡印總督的支持下進行反撲，逮捕了新政府的所有成員，並將立憲派領導人押送果阿。 1822年澳門的民主立憲運動亦宣告失敗。1834年 1月 9日，葡萄牙國王頒佈法令，新實行的殖民地行政改革減少了澳門議事會的許可權，使其成為一個依附於總督的市政廳。 但澳門議事會勢力仍不斷地發出聲音，要求恢復舊 A Abelha da China, No.VI, 10 de Outubro de 1822,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1994, p. 20.[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第 176－ 177頁。A Abelha da China, No. XLIX, 21 de Agosto de 1823,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1994, p. 209.A Abelha da China, No. XLIX, 21 de Agosto de 1823,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1994, p. 211.A Abelha da China, No. XIV, 12/12/1822,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1994, pp. 54－ 55; No. XV, 19/12/1822,pp. 56－ 58.A Abelha da China, No. I, 12/09/1822,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1994, pp. 1－ 2.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V, No. 1, Macau, 1966, p. 74.[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第 180頁。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V, No. 1, Macau, 1966, p. 67.

10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議事會的權力。 1837年 6月 1日議事會會議， 84名澳門市民聯名提交了一份關於權力分立和恢復議事會舊權力的請願書。 直到 1847年 12月 5日，議事會的一封備忘錄還忿忿不平地稱：以前在管理問題上的衝突是結束了，但是，城市開始受到軍管，而此前是由其居民根據創始人遺留下來的模式溫和、和平地治理的。這種模式適合我國，與立憲政府甚為接近，可以成為其他居留地的範本，因為市民自己不必勞煩首都便擁有全部資源和手段而自我維持和生存，這對一個如此遠離首都和葡印首府的居留地是最合適的。當獲得了最高權力且由軍事總督變為行政總督的澳門總督掌管澳門政權以後，他與葡萄牙宗主國利用鴉片戰爭後中國國力衰弱之機，逐步謀求變通舊議事會之理事官制，由其協助澳督處理華人事務，包括審理居澳華人糾紛訴訟案件。為了將華人置於葡萄牙法律直接管轄之下，澳葡各界提出構想，改革澳門行政體制。總督彼亞度（José Gregorio Pegado）任內曾提出：在中國官吏撤退後，上述地區，連同澳門，將被視為完全的葡萄牙領土，如同荷蘭人在爪哇、英國人在海峽殖民地那樣，對那裏的華人居民進行管轄。將由居民中的長者推舉出保甲長隸屬於議事亭理事官。遇有重大案件時，即由理事官備文，將華人（未歸化葡籍者）送交中國官吏。1844年 9月 20日海外殖民地部頒佈命令，其中第 7條還規定：澳門議事亭繼續行使本敕令未改動的所有特權，執行由行政法典（Codigo Administrativo）規定的與市政相關的所有職務，以及理事官擔任與中國政府的溝通工作。到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總督任內其變化更大，他將澳門視作葡國的領土，把香山縣丞當作中國領事或居澳華人代表，一方面借助縣丞來穩定居澳華人的情緒，另一方面提升澳葡政府與廣東政府交涉的級別。明清兩朝，所有澳門事務均被視為廣東地方政府的事務，亞馬留的設想一旦實現，那麼他與縣丞的所有交涉就變成了國與國之間的交涉。亞馬留借助舊議事會理事官，1846年實現向華人快艇徵收稅費，邁出了將華人納入澳葡政府管轄內之第一步。隨後，又借議事公會（前身即為舊議事會）的幫助，確立並實現了華人徵稅體制。 1846年 1月，從澳門發往葡萄牙里斯本一份改革計劃書，提出加強據葡萄牙王室1844年9月20日部令成立的總督公會的權力，應使理事官隸屬總督公會，架空議事亭處理對華關係之職能。1847年8月20日，葡萄牙王室頒佈法令，將理事官的辦公機構理事官署從議事公會分離出來，改屬澳葡政府秘書處，協助總督和秘書處處理有關華人事務；理事官職位仍然留設議事公會，協助議事公會處理有關華人的市政事務。 翌年，澳門政府公報上刊登理事官署調解及審判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V, No. 1, Macau, 1966, p. 63.Eudore de Colomban, Resumo do História de Macau, Macau, 1927, p. 85.[葡]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金國平譯，澳門：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 107頁。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Vol. I, 8 de Janeiro de 1846, No. 1, pp. 1－2.[葡]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金國平譯，澳門：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 103－ 104頁。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Vol. III, 26 de Outubro de 1847, No. 33 e 34, p. 128.

103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 1583 － 1865)華人糾紛訴訟案件的內容。 亞馬留趕走中國駐澳辦事機構後，理事官成為事實上的專責澳門華人事務的機構，但當時尚無法律規定其性質和職權。澳督基瑪良士任內先後頒發了兩個訓令，規範理事官署審判華人糾紛訴訟案件的程序。首先頒佈 1852年 11月 19日第 104號政府訓令，第一次明文規定理事官及理事官署審理刑事案件的程序。 該政府訓令第一條規定了理事官的職權，應在總督的監督下處理華人事務：“城市理事官負責處理華人事務，聽從總督的意見就此做出最後的解決方案。除了總督和城市理事官外，其他官員不得干涉華人事務。”政府訓令第九條規定，隸屬澳葡政府秘書處之理事官署在判決某些重大案件時，須征得總督的同意：“在審決重大案件時，應該征得總督確認，最後要將判決或決定寫入訴訟案卷。” 隨後頒佈 1862年 12月 17日第 67號政府訓令之理事官署章程，明確確立共有12條條款的理事官署關於華人的民事訴訟程序，作為理事官署審理有關華人之民事訴訟時所應遵守的規則。隨着華人數量在澳門大幅增長，經濟和社會地位提高，理事官力有不逮，難以控制。為此，葡萄牙王室頒佈 1865年 7月 5日法令，規定理事官不在議事會中設立，亦無需經每年一度的市民選舉產生，而是將理事官完全脫離議事會，與隸屬澳葡政府秘書處之理事官署合二為一，相應更名為“華政理事官”和“華政衙門”。 至此，曾經在澳門歷史上扮演着極為重要角色的理事官，被改革為一個專門的政府部門，主要負責並協助其他政府部門處理華人事務。[ 責任編輯　張中鵬]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Vol. III, 9 de Setembro 1848, No. 16, pp. 63－64; Boletim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Vol. III , 23 de Julho 1848, No. 17 e 18, pp. 68－69; Boletim do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Vol. III, 21 de Outubro 1848, No. 20, pp. 82－ 83.[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姚京明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8年，第 115頁。Manuel Teixeira, A 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 in Boletim Eclesia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Vol. 58,No. 673, Macau, 1960, p. 431；[葡]葉士朋：《澳門法制史概論》，周豔平、張永春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 52頁。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o, Vol. IX, 27 de Decembro de 1862, No. 4, p. 14.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o, Vol. XI, 25 de Setembro de 1865, No. 39, p. 156. 中文翻譯參見張廷茂：《晚清澳門華政衙門源流考》，《韋卓民與中西文化交流：“第二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年，第 228－ 229頁。

10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摘 要]“g(c)anga”是明清經濟史與外貿史中的常見詞，然而其詞源與指稱範圍、書寫形式、最早進入哪種西方語言等問題，仍是需要破解的歷史謎團。實際上，“g(c)anga”本是進入葡語的吳語詞彙“松江布”。元明之際，黃道婆將手工棉紡織技藝傳至松江，繼而輻射到整個江南，並向中原、湖廣等地擴展，掀起一場中國的“棉花革命”。松江布以質地優良而聞名，松江棉紡織業日益興盛，松江亦由黃浦江畔的普通小鎮發展成為工商業興盛的城區。而澳門，則在松江布的“詞與物”走向世界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關鍵詞 ] 澳門　g(c)anga　松江布　耕架　棉花革命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亦是文化的一面鏡子，映射出各個國家或民族歷史與現實的文化色彩，尤其是向外和向內的借詞更能展現出不同文化接觸與碰撞的印記和影響。明清經濟史與外貿史中的常見詞“g(c)anga”，即為一例。然而，其詞源與指稱範圍、書寫形式、最早進入哪種西方語言等問題，學術界迄今未能索解，有必要一一深入探研。筆者曾以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文獻對“g(c)anga”的早期記載為中心， 輔之中文文獻，對“g(c)anga”一詞予以跨文化的語源研究。現擬結合實物遺存、民間文獻等史料，進一步從詞源上釐清“g(c)anga”的淵源流變，及其在世界範圍內不同歷史時期的流佈情況。一、“g(c)anga”本意及其語音、語義演變在近代世界早期，南歐伊比利亞民族率先拉開地理大發現的帷幕。葡萄牙人沿着大西洋和印《澳門記略》“耕架”詞源考金國平 作者簡介︰金國平，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文獻中常常出現“ganga”和“canga”的形式。有學者認為：“‘canga’這種形式似乎曾在澳門使用過，意思是華人衣服常用的藍色棉布。這個詞義，我衹聽過‘ganga’這種形式。”參見Graciete NogueiraBatalha, Glossário do Dialecto Macaense: Notas Linguísticas, Etnográficas e Folclóricas, Coimbra: Universidade deCoimbra, 1977, pp. 106, 344.金國平：《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中關於“松江布”的記載及其吳語詞源考》，《史林》（上海）2015年第 1期，第 52－ 60頁。‧ 澳 門 學 ‧

105《澳門記略》“耕架”詞源考度洋探險，最終於16世紀初抵達西太平洋地區，進入中國、日本水域。西班牙人則選擇橫渡大西洋、太平洋，於16世紀中葉來到菲律賓。據記載，東來後不久，葡萄牙人便向日本和東南亞販賣“g(c)anga”，西班牙人也向菲律賓和拉丁美洲轉運“g(c)anga”。《澳門記略》的《澳譯》篇亦收錄“káng-ká ，耕架， ganga”。 那麼，“g(c)anga”或“耕架”究竟是甚麼呢？早於明代問世的《葡漢辭典》（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已收入“canga”一詞，將之譯為普通名詞“布”。 而 1831 年在澳門出版的《洋漢合字彙》“ganga”條載：“綿花布，紫花布，赤布。” 今人《葡中詞典》譯為“南京棉布，紫花布”， 《葡漢詞典》譯為“（從中國南京傳入的藍色或米黃色的）南京土布，南京紫花布，南京棉布。” 《簡明葡漢詞典》作“普通棉布；本色矸布：calças de~牛仔褲”。 明清以來，學者對此釋義不同，多有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早期文獻中，“g(c)anga”亦稱之為“nankeen”。 19世紀的葡語文獻將“nankeen”與“g(c)anga”之間的完全對等關係作出明確解釋。如：“這一肥沃地區的東部以絲綢和棉布工廠著稱。後者在歐洲以 nankins 名字聞名，在我們之間稱其為 gangas”， “來自澳門的數種貨物，計有：盒裝肉桂、各種茶葉、稱為nankim的赭色寬、窄幅cangas”， “在中國還有一種陸地棉（gossypium religiosum）。它出產那種用來製造 ganga ，或稱 nankim的黃色棉花”。 學術界一般將“nankeen”譯為“南京布”。實際上，“nankeen”衹是漢語南京的對音。據 1819 年在澳門出版的馬禮遜《華英字典》記載，“nankeen”或全寫“nankeen cloth”的對應詞為“紫花布”。 稍後， 1863 年於香港出版的英語《中國通商指南》對此解釋更詳：“NANKEEN ，紫花布 tsz’ huá pú ，土布 tú pú ， 或赤布 chih pú 。這種耐用的棉布是外國人依據其原產地Nanking 命名的，據說這種棉布是在nanking開始紡織的，原料是江南（Kiangnan）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 1992年，第 196頁；Tcheong-Ü-Lâm,Ian-Kuong-Iâm, Ou-Mun Kei-Leok: Monografia de Macau, Traduzido do Chinês por Luís Gonzaga Gomes, Lisboa:Qinzena de Macau, 1979, p. 276; Yin Guangren, Zhang Rulin, Zhao Chunchen, Jin Guoping, Breve monografia de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2009, pp. 250, 286, nota 806.Michele Ruggieri, Matteo Ricci, John W. Witek,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葡漢辭典》）, San Francisco, CA: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001, p. 161.Joaquim Affonso Gonçalves, Diccionario Portuguez-China no Estilo Vulgar Mandarim e Classico Geral （《洋漢合字彙》）, Macao, 1831, p. 398.《葡中字典》（Dicionaìrio Português-Chinês），澳門︰澳門政府印刷局， 1971，第 851頁。陳用儀主編：《葡漢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1年，第 538頁。周漢軍︰《簡明葡漢詞典》，北京：商務印書， 1994年，第 491頁。Henry Yule (au.), William Crooke (ed.),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B. A., London: J. Murray, 1903,p. 616.A Illustração Luso-Brazileira, Lisboa: Typ. do Panorama, 1856, p. 446.Gazeta de Lisboa, No. 50, 28 de Fevereiro de 1820.Francisco de Almeida, Sciencia para Todos, Lisboa: Santos Valente & Faro, 1882, p. 341.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 1819, pp. 938－ 939；[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華英字典》第 4卷，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8年，第 938－ 939頁。按，土布為傳統鄉村社會廣泛使用的赭色或本色的手工紡織粗布。按，此處應理解為“南京省”，即江南省。

10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出產的彩棉。江蘇織機織出的產品最好。這種棉布有許多種類和各種不同的質量，廣州和福建織的質量較次。可是中國產品在顏色和質地方面依然勝過其它國家的仿製品，如果把它投入滾開的蘇木溶液中加以鑑定，中國產品並不變色，而外國產品就變成紫色。值格每百疋由 45 圓至 90圓，每疋約 7½碼長， 15英寸寬，而每一布機所織長度為 75碼。這種棉布大半由中國人自己穿用，他們常常把它染成藍色。現在出口的數量少於五十年前出口的數量，主要運往美國、歐洲和東印度群島。”由此，我們可明確“g(c)anga”、“nankeen”的漢語對應詞應是“紫花布”， 有時還可譯作本色土（棉）布的統稱。但若標明“g(c)anga parda（赭色松江布）”，則專指“紫花布”。然而，從詞源學的語音變換角度而言，葡萄牙著名東方學家達爾加多（Sebastião RodolfoDalgado），最早較全面地論證“g(c)anga”來自漢語。他在《葡萄牙－亞洲難詞字典》一書中指出 ganga：“據薩拉依瓦紅衣主教說：‘非常著名的棉織品，來自亞洲。名字也得自亞洲。’但在印度，目前認為ganga是一種來自中國的泛黃或泛藍的粗製棉織品。以前在日本的傳教士寫作canga 。官話作 yang ，某省方言也許作 káng 。漢語無以 g 開頭的字。利特雷字典（Littré）在補編中， 收入了法語詞 canque ，意思為‘中國棉布’，這個詞便是相當於我們的 ganga 。” 其中“官話 yang”，即現代普通話發音“jiāng”，“某省方言”指江蘇省的吳語。在吳語中，江發音為“kaon1”，近似於普通話中的“gāng”，借指松江府。早在 2000年，筆者評論澳門《文化雜誌》第 31 期《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觀》譯文“還有許多亞麻、棉花和其他織物，全都是如此的便宜，這位 [依納爵‧德‧羅耀拉 ]神父向我說過，他看見過一canga，亦即十五英尋之長衹賣四個雷阿爾”時， 已明確指出：“‘canga’”源於吳方言gang，即‘江’。指紫花布，即‘南京布’。” 據此可定讞，從語音變換上看，“g(c)anga”本是吳語“江”的發音，後借指松江布。 現代歐洲葡語固定的書寫形式“ganga”，是一個日常用語，意即“j eans”。巴西葡語“ganga”衹是一個歷史詞彙，在指牛仔衣褲時，更多使用英語借詞“jeans”。S. Wells Williams, 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onsisting of a Collection of Details and Regulations RespectingForeign Trade with China, Sailing Directions, Tables, & c (Fifth edition), Hong Kong, 1863, pp. 128－129.美國學者Edgar C. Knowlton Jr. 持不同意見，但其論據略顯不足，詳見Edgar C. Knowlton Jr., “A Etimologia deDuas Palavras Portuguesas Exóticas, ‘Ganga’ e ‘Ponjé’,” 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Vol. 2, No.1 (Outubro1967), pp. 105－ 107; 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 Suplemento ao Glossário do Dialecto Macaense: Novas NotasLinguísticas, Etnográficas e Folclóricas,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27.李特雷（Émile Littré， 1801－ 1881），法國詞典編纂家和哲學家，以《法語詞典》（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Française）著稱，通常被稱為《利特雷字典》。Sebastião Rodolfo Dalgado, Glossário Luso-Asiático, Coimbra: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Vol. I, 1919, p. 421. 同書亦寫作“canga”，參見第 205頁。此外還可見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 Suplemento ao Glossário do DialectoMacaense: Novas Notas Linguísticas, Etnográficas e Folclóricas,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88, p. 27.澳門《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觀》，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3年，第143頁。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第 295頁。按，“Kiang”還可指長江，如衛匡國稱長江為“el rio Kiang”。參見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第 126頁。

107《澳門記略》“耕架”詞源考統而論之，“g(c)anga”在不同場合應譯成不同的中文對應詞。在指本色松江布時，它的對應詞是“紫花布”，但是指白、黑、藍、青、紅及其他單色的情況下，應該譯為“松江布”、土布、粗布或棉布。而《澳門記略》的《澳譯》篇中的“káng-ká”、“耕架”，顯然是葡語發音“ganga”的音譯詞，其粵語發音為“gaang1 gaa3”。二、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關於“g(c)anga”的記載歷史時期，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留下眾多關於“g(c)anga”的記載。筆者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中關於“松江布”的記載及其吳語詞源考》一文中已有列舉，惜多有遺漏，此處不避繁瑣，詳細舉例。我們先來看葡萄牙人的記載。 最早涉及“g(c)anga”的西方人是在澳門和日本傳教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傅禮士（Luí sFróis S.J.）。1560年──“以後當了翻譯的洛倫索修士（Irmão Lourenço）當時穿了一件教士服（dobuco）， 即黑色松江布（cangapreta）做的大袍（sayo）。這以前是神父的，穿在他身上顯得太長了。”（圖1） 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 1687）：史料分析與譯注》，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2年，第 49頁。“Dobuco”是日文“胴服”的拼音。關於其葡萄牙語的解釋，可參見 Luiìs Froìis, Josef Wicki, Historia de Japam,Lisboa: Presidência do Conselho de Ministros, Secretaria de Estado da Cultura, Direcção-Geral do PatrimónioCultural, Biblioteca Nacional de Lisboa, Vol. I, 1976, p. 177, note 24. “羽織”是短外罩、外褂，係日本和服的一種，用於防寒或作為禮服等。長短大約在從腰際到膝部之間。始於安土桃山時代（1568或1573－1600）。當時的戰國武將在戰場上為了防寒，就在鎧甲上罩上“陣羽織”（無袖緊身短外罩）。因其方便實用，很快便在日常生活中流傳開來，當時的名稱叫“胴服”。但因其來自戰國時代的軍裝，所以多為男性穿着。到了江戶時代，“羽織”也逐漸在花柳界的女性中傳開。而真正不分男女為百姓所普遍穿着，是在明治時期以後。參見[日]石川英輔主編：《大江戶八百八町》，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第224頁。在葡語中，則從“短外罩”轉意到“長外袍”，即耶穌會神父特有的黑色教士服。Luís Fróis, Josef Wicki, Historia de Japam, Lisboa: Presidência do Conselho de Ministros, Secretaria de Estado daCultura, Direcção-Geral do Patrimoìnio Cultural, Biblioteca Nacional de Lisboa, Vol. I, 1976, p. 160.圖 1 日本南蠻屏風

10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1562年──“發生的情況是，幾個葡萄牙人為了一匹價值兩或三個棠加（tangas） 的松江（huma canga）布同一個日本人打了起來。”1577 年──“為上面裝飾了一些中國的白色和黑色的松江布（cangas）。”1582年──“葡萄牙人則開始修整他們的火槍，以備防禦此地的黑人，他們像煩人的蒼蠅一樣不斷地前來查訪我們，看看是否能揀拾到被海浪沖至沙灘上的勘干（canga），雖然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並沒有甚麼用處，但是我們還是制止他們拾取，因為我們想用這些東西拿來和他們交換幾袋的黍（milho）或稻米。”1585 年──“日本人的衣服儘管是絲綢的，但他們的褲子卻永遠是松江布（canga）或紗布（nuno） 的。”1588 年──“因為他一貧如洗，我施捨給了他一疋松江布（canga），可他說甚麼也不肯收下。”1590年──“中國的陸地棉（gossipina）如此之多。用它製成各種各樣的衣物，類似亞麻的衣物，亦即我們自己常常穿着的。他們的衣物也經海路運往其他地區。”1635 年──“從澳門（Machao）到馬西（Macassa(r)）的航行不如上述貿易量那麼多，因為衹能運去一些土茯苓（pao da China）、松江（cangas）布和紗布（nonos）。 這些都是亞麻（linho）的白布…… 從中國至交趾支那（Cochimchina）的航行亦微不足道，因為運去的衹是一些松江（cangas）布。這是一種中國有的亞麻（linho）布。還有紗布（nonos），這也是一種細緻的亞麻布。”1646年──“還可以從漳州（Chincheo）販來大量西班牙人穿的白色布匹。他們稱之為紗布（nonos）和松江布（cangas） ，然後以寺幣（pagodinho）出售給他們。 也可以從漳州按，一種葡屬印度貨幣。Luís Fróis, Josef Wicki, Historia de Japam, Lisboa: Presidência do Conselho de Ministros, Secretaria de Estado daCultura, Direcção-Geral do Património Cultural, Biblioteca Nacional de Lisboa, Vol. I, 1976, p. 274.Manuel de Lira (ed.), Cartas que os Padres e Irmãos da Companhia de Jesus Escreverão dos Reynos de Iapão eChina, Évora: Manuel de Lira, 1598, I, fl. 397.李毓中主編：《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匯編》第一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年，第233－234頁。Maquista Chapado: Vocabulaìrio e Expressões do Crioulo Português de Macau, p. 149; Glossário do DialectoMacaense: Notas Linguísticas, Etnográficas e Folclóricas, pp. 232, 496.Luis Fróis (au.), Rui Manuel Loureiro (ed.), Tratado das Contradições e Diferenças de Costumes Entre a Europa e oJapão,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2001, p. 63.Cartas que os Padres e Irmãos da Companhia de Iesus escreverão dos Reynos de Japão & China, II, fl. 252.Duarte de Sande, Alessandro Valignano, Rui Loureiro. Um Tratado Sobre o Reino da China: dos Padres Duarte Sandee Alessandro Valignano (Macau, 1590),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2, p. 46.Maquista Chapado: Vocabulaìrio e Expressões do Crioulo Português de Macau, p. 149; Glossário do DialectoMacaense: Notas Linguísticas, Etnográficas e Folclóricas, 1977, pp. 232, 496.按，因類似亞麻，故有此說。Charles Ralph Boxer, Macau na Época da Restauração - Macao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Obra Completa de CharlesRalph Boxer, Volume II,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1993, p. 46.按，此指漳州本地所產的紗布和棉布。按，一種葡屬印度金幣。

109《澳門記略》“耕架”詞源考（Chincheo） 大做瓷器 （louça） 的生意，是荷蘭人從哪裏弄出來的，然後出售給葡屬印度的人。”1775年──“從中國向各港出口貨物之稅率：……各色松江布（cangas de todas as cores），稅率 10% 。”關於西班牙人的記錄，初版於 1909 年的菲律賓史經典文獻《菲島紀事》載：生理人無論是基督教徒或異教徒，全都手無寸鐵，穿着他們獨特的服裝：一些寬袖長袍。料子是藍色松江布（cangan），喪事的場合用白色，首領們則穿着黑色或有其他顏色的絲綢。在西班牙人來到此地前，這些呂宋島原住民男性一般是穿着松江布（cangan）小褂。無襟領，於前方縫合、短袖、長約及於腰。有藍、黑色樣式，不過首領們則穿着彩色的。其他多種西班牙人鍾愛的成本便宜、價格低下的小飾品和耳墜，少量細瓷，各色松江布（canganes）。1909 年版《菲島紀事》的結論為“cangan ，一種布疋，似乎來自於中國，因為華人使用它，而且從中國進口。” 在西班牙文中，一般寫作“cangan”，但在某些著作中也寫作“ganga”。三、松江布的實物遺存“自有人類文明以來，衣物就是人類生活不可須臾離缺的日用必需品，衣食住行，以衣為先。衣物以及製衣材料的進步和發展乃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 傳統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形態，使得中國紡織業名揚海內外。宋末元初，棉花的栽培技術漸由嶺南傳至長江下遊地區。相傳元代元貞年間（1295－ 1297），寓居海南島的松江烏泥涇人黃道婆重返家鄉，引入華南地區先進的紡織技術。到明中葉，松江的植棉業、棉紡織業逐漸走向繁盛，促進了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崛起。 到了萬曆年間，松江的植棉業和紡織業開始突破自然經濟範疇內的自植、自Jorge Pinto de Azevedo, “‘Advertências’ e ‘Queixumes’ de Jorge Pinto de Azevedo a D. João IV, em 1646, Sobre aDecadência do Estado da Índia e o “Proveito” de Macau Na Sua “Restauração” / Apresent., Leitura e Notas de ArturTeodoro de Matos, in Povos e Culturas No. 5 (1996), p. 517.Pref. de Manuel Múrias,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ara a Historia de Macau, Lisboa:Agência Geral das Coloìnias, 1943, p. 322.Dr.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Madrid: Librería General de Victoriano Suárez, 1909, pp. 225,173, 217. 亦見方真真：《明末清初臺灣與馬尼拉的帆船貿易（1664－ 1684）》，臺北：稻鄉出版社， 2006年，第 33頁。Dr.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Madrid: Librería General de Victoriano Suárez, 1909, p. 494.按，還可使用其他的書寫形式，我們將另文敘述。管寧：《日本近代棉紡織業發展史：兼論日本近代資本主義起源問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頁。[日]西鳩定生：《松江府的棉紡織業》，張淵、王孝儉主編：《黃道婆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年，第 111－ 133頁。

11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軋、自紡和自用，棉花與棉布大量商品化。其產品被譽為“松江美布”，銷路廣泛。由此，棉布最終取代絲麻，成為最重要的衣被材料，松江一躍成為明代棉花生產和棉紡織中心。具體到中國手工紡織棉布外銷的歷史，可追溯至16世紀，由最早東來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銷往歐、亞、非和拉美，松江棉布由此在國際市場上迅速商品化。早於明代中期，中國紡織品已名揚海外。明人姚叔祥曾引嘉靖年間番商童華的話，曰：“大抵日本所需，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瓷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棉布，尤為彼國所重。” 而“他若占城，呂宋、琉球，歷歷為余言之，不能悉記也。” 明人謝肇淛亦有記述：“今吳之蘇、松，浙之寧、紹、溫、台，閩之福、興、泉、漳，廣之惠、潮、瓊、崖，駔儈之徒，冒險射利，視海如陸，視日本如鄰室耳。往來貿易，彼此無間。我既明往，彼亦潛來。”“近來中國人，都從海外商販至呂宋地方，獲利不貲，松人亦往往從之。” 到過松江的西方傳教士衛匡國也說：“從此（松江）也航行日本。” 可見，松江布已銷往東亞、東南亞各地。至少從嘉靖年間起，因日本人酷愛松江布，通過私人貿易形式，松江布遠銷東瀛。換言之，在近代上海開埠之前，松江布已形成一個規模不小的海外市場。嘉靖年間，日本人就開始從松江進口此貨。葡萄牙人“發現”日本後，更促進了松江布的對日貿易。而在澳門開埠之前，葡萄牙人在馬六甲時代也已了解到“南京省”（即江南省）盛產多種棉布。“從投放的貨物來看，素絲的產地在福建，染色絲綢來自交趾。錦緞、緞子、金銀緞、紗、羅則產於南京及安慶（邊注：南京盛產各種棉布， 富商巨賈比比皆是。從北京沿河行船一月可至南京）。” 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澳門則在明代松江布商品化、國際化過程中，更起到非常重要的橋樑乃至推動作用。茲以現存實物為例，說明明清以來松江布的樣貌演變及其在世界範圍內不同時期的流佈情況。（一）明太祖九世孫、宗室朱翊鈏（1537 － 1603）墓內出土了一疋平紋細棉布， 色呈紫赭，質地優良，反映出松江地區較高的生產工藝水平（圖 2）。[明]姚士麟：《見只編》卷上，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第 50－ 51頁。[明]姚士麟：《見只編》卷上，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第 51－ 52頁。[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四“地部二”，北京：中華書局， 1959年，第 118頁。[明]佚名：《雲間雜誌》卷中，北京：中華書局， 1991年，第 25頁。Joan Blaeu, Martin Martinio, Jacobus Golius, Atlas Nuevo de la Extrema Asia, o, Descriptión Geographica delImperio de los Chinas, Amsterdam: En Costa y en casa de Juan Blaeu, 1659, p. 25.按，應為“南京省”，即江南省。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年，第 137頁。益宣王朱翊鈏（1537－ 1603），自號潢南道人，益昭王朱載增之長子，母為王妃鄭氏。父親王世子朱載增1546年去世，當時朱翊鈏十歲，襲封為世孫。其祖父朱厚炫於1577年薨逝，1580年，朱翊鈏嗣益王。朱翊鈏共在位24年，享年 67歲，諡號宣王，葬於江西省南城縣境內。 1979年 12月，在南城縣岳口鄉游家巷挖渠時發現朱翊鈏夫婦墓。蘇德榮：《明代宗室出土文物的歷史價值》，《南方文物》（南昌）1995年第 1期，第 56頁。

111《澳門記略》“耕架”詞源考圖 2 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明代整疋松江布我們看到，這種紫赭色的土布直接用棉紗織成，未經漂染，且色牢度甚佳。使用這種布料製作的衣褲鞋帽外觀樸雅，受人歡迎，在國內外享有盛譽。及至19世紀初，一度成為歐洲社會的時尚（圖 3 、 4 、 5）。圖 3 1813年巴黎男裝江蘇省奉賢縣（今上海市奉賢區）出土，長 229厘米，寬 57.5厘米，年代約 17世紀初。這是19世紀初歐洲流行的時尚男褲。“十分鐘以後，掛鐘開始敲十點鐘，剛敲到第五下時，門開了，威瑪勳爵出現在門口。他的個子略高，臉上有暗紅色的稀疏的髭鬚，臉色很白，金黃色的頭髮已有些灰白。他的衣服完全是英國式的──就是：一件1811年式的高領藍色上裝，釘着鍍金的鈕扣；一件羊毛背心；一條紫花布的褲子，褲腳管比一般的要短三寸。但有吊帶扣在鞋底上，所以也不會滑到膝頭上去。”參見[法]大仲馬：《基督山伯爵》，閆大忠、俞明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 717頁。

11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馬相伯在《巴黎的金剛鑽與“南京”》一文中，講過這麼一個故事：“其次，我參觀‘南京’公司，我驟然說出這兩個字來，讀者一定莫明其妙。原來‘南京’不是別的，就是中國的紫花布，這種紫花布到了歐洲，遂風一時。據說，羅馬的教皇，不曉得甚麼人送了他一疋中國的這種紫花布，他如獲珍寶，就把它拿來做了一件法衣，以炫耀他的眾教士，可見他們是如何地羨慕這種東西了。至於這樣東西怎樣轉到羅馬教皇跟前，沒有考證，依我想來，或許是利瑪竇從中國南京帶了這種布到羅馬送給天主教會的。”（二）上海的明代墓葬中，發現了大量包裹防潮木炭的白土布、裹屍布，全部用松江白布。還有裹屍被，身穿的衣、裙、褲、襪、鞋等，絕大部分由松江布縫製。作為隨葬品摺疊放置身邊的服飾也多為松江布製品。絕大部分為白布，少量白色格子布、條子布、藍印花布、小花紋布、赭色布等等。幅寬在 35 － 61 厘米不等。有的布質地色白，細潔柔軟，拉線均勻，細密平整。有的布白色泛黃，手感厚實，織法略顯粗糙（圖 6 、 7）。圖 4 1820年巴黎女裝圖 5 1903年巴黎女裝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3年，第 1103頁。何繼英：《黃道婆與松江布》，陳澄泉、宋浩傑主編：《被更烏涇名天下：黃道婆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第 177－ 179頁。

113《澳門記略》“耕架”詞源考圖 6 1996年上海松江工業區明墓出土白布廣袖長衫圖 7　1996年上海松江工業區明墓出土藍印花布褶襉羅裙（三）藍色松江布，即作為普通民眾日常衣料的“毛青布”，始於明代，以松江生產的優質棉布，用靛藍染成帶紅光的藍色。古代和近代皆喜用之。“染毛青布色法”，“毛青初尚蕪湖千百年矣，以其漿碾成青光，邊方外國皆貴重之。人情久則生厭，布青乃出近代，其法取松江美布染成深青，不復漿碾，吹乾，用膠水參豆漿水一過。先蓄好靛，名曰標缸，入內薄染即起，紅焰之色隱然，此布一時重用”，這種布料“邊方外國皆貴重之”（圖 8）。長115厘米，胸圍60厘米，袖寬35.5厘米。參見陳燮君主編：《上海考古精粹》，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第 416頁。六片寬為56厘米，兩片寬為27.5厘米，裙長77厘米，腰圍124厘米，裙下擺一周約400厘米。參見陳燮君主編：《上海考古精粹》，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6年，第 416頁。潘吉星：《天工開物導讀》，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2009年，第 103頁。

11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這些顏色的松江布，在一份 1779 年的葡萄牙文手稿中多有提及。至少到 18世紀 80 年代以前，“ganga”仍然由澳門向印度馬拉巴爾沿海（Costa de Malabar）輸入，例如“gangas amarellas（黃色松江布，即本色松江布）” ，“g an g a sasucaradas（赭色松江布，即紫花布）”，“cangas brancas（白色松江布，即本色松江布）”， 以及最常用的“gangas azuis（藍色松江布）”。 藍印花布 （c an g asazuis e pintadas） 也有出口。 後來還向巴西出口粉紅松江布（cangas rosas）。一份 1771年11月10日的報告提供了有關這份檔案中包含“ganga azul”和“gangasamarelas”的出口地、數量、以兩位計算單位的從中國進口的價格和出口價格、稅率及運輸費用等商業信息。 這說明，名義上的“絲綢之路”，實際上已大量輸出各色松江布，當然絲綢出口也未停止過。圖 8 臺灣東華大學服裝服飾博物館藏藍色松江布此藏品年代約為 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Afzal Ahmed, Os Portugueses na Ásia: Relaçãodo Commercio en os Diferentes Portos da Azia:Incluindo “Breve e Util Idea de Commercio, Navegação e Conquista d’Azia e Africa, Escripto por Meu Pay”, DomFrancisco Innocencio de Souza Coutinho, 1779 (Códice do 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 Lisboa), Lisboa: Imprensanational - Casa da Moeda, 1997, p. 108.Afzal Ahmed, Os Portugueses na Ásia: Relação do Commercio en os Diferentes Portos da Azia: Incluindo “Breve eUtil Idea de Commercio, Navegação e Conquista d’Azia e Africa, Escripto por Meu Pay,” Dom Francisco Innocenciode Souza Coutinho, 1779 (Códice do Arquivo Histoìrico Ultramarino, Lisboa), Lisboa: Imprensa national - Casa daMoeda, 1997, p. 147.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 1800),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7,Anexo No. 13.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 1800),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7,Anexo No. 13.Corcino Medeiros dos Santos, Economia e Sociedade do Rio Grande do Sul: seìculo XVIII, São Paulo, SP, Brasil :Companhia Editora Nacional, 1984, p. 113.Joseì Jobson de A Arruda, O Brasil no Comércio Colonial, São Paulo: Editora Atica, 1980, p. 189.AHU, Macau, cx. 6, doc. 28.AHU, Macau, cx. 6, doc. 28.

115《澳門記略》“耕架”詞源考四、以十五疋松江布，荷蘭人“購得”臺灣首片土地權荷據臺灣史上，有一段令人不可思議的序曲。據《巴達維亞城日記》載：“依據 1625 年 1月15日之決議，決定將砂地之商館遷移於福爾摩沙本地之海岸，在該處建街，以安置中國人、日本人及其他殖民。自澎湖遷移福爾摩沙之後，中國人來者驟增。在上列福爾摩沙之地，得土番承諾，選定新港領域內，以才cangan布十五疋向新港番賈得土地。” 17世紀，臺灣原住民尚無紡織技術，故極珍視之，荷蘭人居然以“cangan（松江布）”向臺灣土著成功換取最初的土地使用權。“cangan”一詞，在英語著作中偶見使用。 英語字典和專業類字典均有收入。如《實用英漢紡織服裝詞匯》載：“cangan ，低級狹幅棉織物（中國製）。” 20 世紀 60 年代初，中國內地學者對其詞源已有關注，指出：“cangan也是當時中國出口的一種粗棉布，但其詞源已不可考。” 內地學者的臺灣史研究著作中，往往對此採用三種方法：照錄、音譯、意譯。《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在翻譯《荷蘭人侵佔下的臺灣》時，將其譯為“粗棉布（c an g an 或viguama ）”， 此譯法最接近本來詞義。臺灣學術界則採用各種各樣的音譯，尤以“勘干”為主。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王詩瑯、王世慶校訂：《巴達維亞城日記》，南投：壹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年，第 48頁。 William Milburn, Oriental Commerce: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Principal Places in the EastIndies, China and Japan, with their Produce, Manufactures, and Trade, London: Black, Parry and Co., 1813, p. 425;William Milburn, Thomas Thornton, Oriental Commerce or the East India Trader’s Complete Guide: Containing aGeographical and Nau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Maritime Parts of India, China, Japan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including the eastern islands, and the trading stations on the passage from Europe; with an account of their respectivecommerce, productions, coins, weights, and measures, their port regulations, duties, rates, charges, &c. And adescription of the commodities imported from thence into Great Britain, and the duties payable thereon; togetherwith a mass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collected during many years’ employment in the East India service, and inthe course of seven voyages to India and China. Originally compiled by the late William Milburn... a careful digesthaving been made from the papers left with his executor, and the whole incorporated with much additional andvaluable matter, by Thomas Thornton, M. R. A. S., London: Printed for Kingsbury, Parbury, and Allen, LeadenhallStreet, 1825, p. 424. 前一種資料，陳國棟曾做過分析。參見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第 37－ 38頁。袁雨庭主編：《實用英漢紡織服裝詞匯》，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 2009年，第 120頁。李學禧：《英語詞彙中的漢語代詞探源》，《甘肅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蘭州）1963年第 2期，第51頁。按，詞源待考。廈門大學鄭成功歷史調查研究組編：《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6頁。中國內地尚無專題論文，臺灣方面研究主要有：陳宗仁：《東亞海域多元勢力競爭下雞籠、淡水地位的轉變（1400－ 17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2002年，第 187頁；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第 36－ 38頁；陳國棟：《十七世紀初期東亞貿易中的中國棉布︰Cangan與臺灣》，《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451－478頁；康培德：《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5年，第 6頁；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西班牙人在臺灣（1926－1942）》，李毓中、吳孟真譯，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第131頁；方真真：《中國輿菲律賓的棉布貿易（1657－ 1687）：以馬尼拉海關文件為中心》，李向玉、李長森主編：《明清時期的中國與西班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2009年，第 281－ 294頁。

11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那麼，荷蘭人當時提供的是甚麼類型的松江布？因文獻不足，具體品種難以確考，不過仍可以推論出究竟屬於高級織品或是低級面料。松江布雖名目繁多，但不外乎粗、細、寬、窄之分。細寬者為貴、粗窄者為賤。明成化年間，松江布已在宮廷內流行。明人陸容言：“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制’。本朝家法如此。” 但松江所出之布，更多是迎合普通民眾的需要。據方真真研究，“ 在 1624－ 1662年間荷蘭記錄中以‘cangan’留名的織品，其實幾乎全是中國製造的粗製棉布，拿來銷往東京、廣南、柬埔寨等地，菲律賓北部則是最大的市埸。” 與此同時，考慮到原住民當時日常生活物質貧乏，粗布便可滿足需求，我們可以推斷，17世紀荷蘭人最初提供的十五疋松江布應該是極為普通的低級布料。結語元末明清的數百年間，先是黃道婆將手工棉紡織技藝傳至松江，繼而輻射到整個江南，並再向中原、湖廣等地擴展，掀起一場中國的“棉花革命”。 在此期間，松江地區的棉紡織業日益興盛，松江布以質地優良而聞名海內外，可謂“衣被天下”，松江經濟由此崛起於東海之濱。歷代統治者為顯示高貴與威嚴，在服飾質料上都規定等級界限，棉花在唐朝之前僅為貢品，專供皇家享用，錦、繡、綺、羅等質地精細的絲織品，被視為“上服”，幾乎為達官貴人獨享，而普通百姓的衣飾原料衹能以葛麻等粗織品為主。諸葛亮自稱“臣本布衣”，所謂“布衣”，就是指葛布、麻布。“絲綢價格昂貴，非一般平民所能享用，葛麻粗糙，難以美化成為藝術文化品。而棉織品則不同了，由於茸密輕暖，物美價廉，比葛麻織物和絲帛產品耐穿耐用，又能將實用與審美很好地結合起來。” 從明代起，棉織品取代絲織品和葛麻，成為庶民衣飾的主要原料和生活必需品。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不斷拓展，價廉物美的松江棉紡織品，與生絲、絲綢、瓷器等一道，不僅銷售到日本、南洋，而且大量遠銷歐美，也成為外貿的主要貨品之一。中國最早以紡織品走向世界，且延續時間最久。二千多年前秦、漢之際已出現“絲綢之路”，至 19世紀中葉，中國仍保持世界上重要棉紡織品出口國的地位。肇始於宋中期的棉花種植和織造的推廣可算得上是一場重大的革命。它既為中國人穿衣、保暖問題的基本解決創造了重要條件，每年還大量輸往東亞、東南亞、西亞和歐洲，遠至南、北美洲。作為一種重要的國際交流載體，棉紡織品滿足了各國人民的衣飾需要，促進了人類文明的融合與進步。上海因有松江布，由黃浦江畔的普通小鎮發展為工商業興盛的縣城，進而躍居國際大都會的行列。儘管烏泥涇鎮早已不在，但它為上海地區農業、手工業的騰飛，為這一地區持續數百年棉紡織業領先地位的建立，為“衣被天下”奇跡的創造所作出的貢獻，將永遠彪炳於史冊。進入葡語的吳語詞彙“g(c)anga（松江布）”，至今也已演變為廣泛流行的普通名詞。而澳門，則在松江布的“詞與物”走向世界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責任編輯　張中鵬][明]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第 1頁。方真真：《中國輿菲律賓的棉布貿易（1657－1687）：以馬尼拉海關文件為中心》，李向玉、李長森主編：《明清時期的中國與西班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2009年，第 285頁。樊樹志：《勸課農桑與“棉花革命”》，樊樹志：《國史概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93－297頁。秦耕：《黃道婆棉紡織文化傑出貢獻二題》，陳澄泉、宋浩傑主編：《被更烏涇名天下：黃道婆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第 159頁。

117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的歷史地理學價值[摘 要] 芬彭士（Johannes Vingboons）之《澳門城》鳥瞰圖是在綜合 17世紀上半葉各種寫實澳門地圖和澳門景觀圖基礎上繪製而成的最詳細的寫實立體地圖，具有真實可靠性。此圖是標註地名、建築物名最多的寫實地圖，對於復原澳門早期城市建築分佈和街道格局，判斷澳門城市建築、機構的建成史，估算城市人口，研究環境變遷等，均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價值。芬彭士同時還畫了一幅用平面幾何圖形反映坊區的《澳門城平面圖》，底本便是他的鳥瞰圖。因此，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和《澳門城平面圖》在澳門地圖繪製史上堪稱雙璧，具有承先啟後的劃時代意義。《澳門城》鳥瞰圖與《澳門城平面圖》、《澳門城形製圖》都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侵略澳門做準備而委託芬彭士製作的，均有一定的軍事地理價值。[關鍵詞 ] 芬彭士　鳥瞰圖　平面圖　形製圖《澳門城》因中西史料中有用的材料十分稀少，澳門早期城市發展的空間過程一直不甚清楚。例如，所謂“中貫四維”的十字街，究竟在今天的甚麼位置，從來沒有人能夠指實。現在，歷史地理研究者能寄予希望的，是 17世紀中葉以前（即澳門開埠一百年間）的早期澳門城市圖，因此，筆者試以芬彭士 1665年繪製的《澳門城》鳥瞰圖為例進行分析。約翰內斯‧芬彭士（Johannes Vingboons）， 1616或 1617年生於阿姆斯特丹，卒於 1670年 7月 20日，是荷蘭地圖師和水彩畫師。澳門和內地學者曾使用“約翰‧文彭士”作為其漢譯名， 臺灣學者則使用“約翰內斯‧芬伯翁”音譯， 但都與荷蘭語發音微異，今改用新的譯法。芬彭士來自一個藝術家庭，他們的家和工作室位於阿姆斯特丹聖安東尼街蠑螈巷，即現在的64號。父親大衛‧芬彭士（1576－1632）是一位成功的畫家，有五個兒子，其中的菲力浦‧芬彭士和尤斯圖斯‧芬彭士是建築師，菲力浦的作品後由約翰內斯出版；彼得‧芬彭士（PieterVingboons， 1605－ 1644）參與過荷蘭東北部分地圖的測繪，並被東印度公司派出參加馬魯古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的歷史地理學價值郭聲波 　郭永欽作者簡介︰郭聲波，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歷史學博士；郭永欽，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計量經濟史研究中心講師、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第13－14期；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296頁；湯開建︰《明代澳門史論稿》，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2012年，第 350頁。Kees Zandvliet︰《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江樹生譯，臺北：漢聲雜誌社， 1997年。‧ 澳 門 學 ‧

11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摩鹿加群島和錫蘭軍事工程測繪，可惜英年早逝，但他的作品和收集的資料可能給約翰內斯予以幫助。約翰內斯‧芬彭士從小就為其父親描繪地圖、漫畫和油畫，成人後也製作自己的地圖和地球儀，並為地圖出版商布勞家族從事水彩畫服務。他根據下訂單的荷蘭東印度公司（VOC）、荷蘭西印度公司（WIC）提供的資料繪製城市立體圖（elevations）、平面圖（plans）、 沿海輪廓（coastal profiles）和海圖（sea charts）；他創作的系列圖畫，給當時被稱為荷蘭貿易圈的廣大地區以精美的形象，在其中的許多地區，他繪製的圖像是最早的。芬彭士不斷創造豐富獨特的、受人追捧的收藏品，最大的一批是集中在三個地圖集裏的130幅系列水彩畫，1654年被瑞典女王克莉絲蒂娜購買。她去世後，這批地圖集成為教皇亞歷山大八世的財產，現存放在梵蒂岡圖書館。第二個集子是 1 0 0 多件作品，由海牙的國家檔案館（Nationaal Archief）所擁有，其中包括兩幅澳門的城市圖，一幅是立體鳥瞰地圖，一幅是平面幾何地圖。少數水彩畫收藏在意大利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圖書館。還有一個集子是四件署名羊皮紙世界地圖，是阿姆斯特丹荷蘭航海博物館藏品的組成部分。芬彭士的大部分作品，在 2007年 1月 27日至 4月 15日期間，由荷蘭鹿特丹美術館與國家檔案館合作，在“地圖：芬彭士繪制的 17世紀的世界”展覽會中展示，由於圖紙的脆弱性和小尺寸，絕大多數展品在以前從未展出過。此外，有三個地圖集也是首次離開梵蒂岡圖書館而展覽的。此後，荷蘭國家檔案館網站也展示了芬彭士所繪地圖的掃描件， 其中的澳門城市立體鳥瞰圖著錄為：“收集／存檔：國外地圖收藏部。報告／系列：不詳。描述：Plattegrond/gezicht invogelvlucht op Macao, China（地圖／中國澳門鳥瞰圖）。日期：1665。製圖師：Vingboons,Johannes（約翰內斯‧芬彭士）。”網頁內容很簡單，未介紹圖幅大小，我們通過技術手段，測得原圖圖幅寬約 154cm，高約 114cm，是目前所知早期澳門圖中面積最大的一幅（圖 1）。圖 1  荷蘭國家檔案館網站的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網頁[荷]弗‧華倫廷（François Valentyn）編的《新舊東印度》（1724－ 1726年）所載之《澳門城市平面圖》作“PlatteGrond Vande”。以上參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及Kees Zandvliet著、江樹聲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等關於Johannes Vingboonsç的介紹。參考網頁 https://www.gahetna.nl。

119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的歷史地理學價值原圖為彩色繪本，上方超過一半的幅面為遼闊的蔚藍色天空，大字書寫荷蘭文標題：“DESTAD MACAO”（《澳門城》），這應是它的正式圖名，以前有人把它著錄為《澳門平面圖》，這是不準確的，容易使人誤以為與立體圖相對。天空下面有一明顯的海平面，再往下即繪出澳門半島的斜角度立體鳥瞰景觀，左北右南。圖的下方因摺皺關係略有破損（圖2）。整個圖幅天空所佔比例較大，風景畫味道較濃，體現了水彩畫製圖師的風格。圖中半島大部分地區呈現為城市規模，畫有大量建築物。聖保祿炮臺（Fort St. Paulo）畫在城區北部位置，迤東至海邊的聖方濟各炮臺（St. Francisca）有城牆相連，但聖保祿炮臺迤西未畫出城牆，而有一較大坊區（約 90多所房屋）與沙梨頭海濱相接，坊區中心標註為聖安多尼堂（St. Anthony）（圖 3）。在城牆與聖安多尼堂一線以南，房屋十分密集，大致可分為 30個左右大小不等的坊區，各式房屋約有 800多所，比稍早的雷森特《澳門》鳥瞰圖和同期的《西洋畫澳門圖》多出數倍，絕大多數為人字形紅色屋頂平房，其中200多所房上有煙囱，當為葡式居民住屋。教堂建築約有 6、 7處。半島南部靠近西望洋炮臺（Pinio de Franee）一帶，有 10來所住屋帶有圍欄空地，可能是一些官貴人家的別墅。值得注意的是，圖中還用荷蘭文字標註了30多處地名、建築物名和說明文字。內港標有幾處水深數字。南灣的北端停泊了8艘單桅小帆船，西灣停泊了 4艘單桅小帆船，內港畫了 22隻大小不等的單桅、雙桅、三桅帆船。城牆以北建有聖拉匝祿堂（St. Lazaro），再往北畫有一些農田，標註為“Rys Landt”（田地）、“Vlack volt”（荒草地）。青洲東南海灣中畫有一小沙洲，註明：“極旱時露出水面。”圖 2  1665年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的城區部分

12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圖 3  1665年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細部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一問世便大受歡迎，被歐洲地圖師們爭相摹繪，如荷蘭人弗朗西斯科‧華倫廷（François Valentyn）編纂的《新舊東印度志》（Oud en Nieuw Oost-Indien）於1724至 1726年間在荷蘭多德雷赫特和阿姆斯特丹陸續出版，其中就收入此圖的摹繪本（圖 4，以下簡稱華倫廷鳥瞰圖）。轉繪之風之所以在平面幾何城市地圖興起數十年後仍然不衰，可能是因為該圖可作為風景畫欣賞的緣故。澳門《文化雜誌》也曾載有此圖，著錄為：“澳門圖（設色版畫， 35×27cm），佚名約翰繪於 1726年。” 此處有誤，因為早在 1670年約翰內斯‧芬彭士便已去世。楊仁飛︰《澳門近代都巿格局》，《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 32期。

121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的歷史地理學價值圖 4  1726年華倫廷《新舊東印度》圖集收入的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摹繪本其實，衹要將華倫廷鳥瞰圖與芬彭士鳥瞰圖仔細比較一下，便不難發現華倫廷圖做了一些細微的改動，例如：全圖的基本色調為黃褐色，彩色味道不如原圖濃厚；在圖名位置加繪了黃色飄帶，天空中的雲彩也細碎得多；海平面上增繪了五艘正在行駛的帆船，南灣和西灣的船隻減至四艘，位置也有變化。因此，這幅摹繪圖的作者似乎不應歸於芬彭士名下。至於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的歷史地理學價值，大致有四︰（一）內容細緻真實，可以反映基本的城市面貌17世紀的荷蘭阿姆斯特丹，是全世界最大的商業性地圖繪製與出版中心，也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的所在地。一位地圖商說：“我們這些阿姆斯特丹人四海為家，哪裏能賺到錢就去哪裏。”芬彭士沒有來過澳門，似乎也沒有去過東印度，所以有人誤以為他畫的《澳門城》圖和《福摩薩》圖是來過遠東的華倫廷所繪。 但其實芬彭士完全可以根據向他下訂單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提供的船長和商家之旅行報告及草圖進行繪製， 其兄彼得在東印度公司就職時所獲得的遠東測繪資料也可資利用。從上文的介紹來看，《澳門城》鳥瞰圖的內容非常詳細，不僅畫出了碼頭、城牆、炮臺、教堂形狀和位置，而且形象非常逼真， 就連礁石、石級、柵欄、墓地、李子寧、吳佰祿︰《“國立”臺灣博物館藏16、17世紀館藏臺灣對外關係資料介紹》，吳密察等︰《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臺北︰南天書局， 2007年。[日]永積洋子等︰《平戶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第一輯，東京︰岩波書店， 1980年，第 446頁。與湯開建《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載《明代澳門史論稿》，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發社， 2012年）所附各建築圖比較，大多吻合。

12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門窗、煙囱都畫出來了，還標出了30多處地名、建築物名稱和內港水深，顯然芬彭士的資料來源非常豐富，它是在綜合17世紀上半葉各種澳門資料和景觀圖的基礎上繪製而成的最詳細的寫實立體地圖，具有較高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例如，澳門最著名的建築聖保祿炮臺（For t   S t .Paulo，俗稱大炮臺）和聖保祿修院（Clooster St. Paulo），在前述早期澳門城市圖中大都有所反映，而以芬彭士《澳門城》（圖 3）、康熙初年《西洋畫澳門圖》（圖 5）與今日實測基址（圖6）進行比較， 不難發現，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中這兩座建築的整體形狀與實測基址最為近似，特別是修院南部尖端和西北角的附屬建築聖保祿堂（俗稱三巴寺）部分，衹是誤將修院正東的炮臺畫在了東北方而己。邢榮發的《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湯開建的《明代澳門史論稿》對聖保祿修院和聖保祿堂的復原研究堪稱精到，但都沒有使用芬彭士的這幅圖。圖 5 康熙初年《西洋畫澳門圖》細部 圖 6 聖保祿炮臺與聖保祿修院基址實測圖席爾瓦圖和雷森特圖還在內港的沙欄仔炮臺尾部畫出一方形建築，其他各圖皆未畫出，而在芬彭士鳥瞰圖中，此方形建築尤為突出和詳細，上面還有房屋二間，衹是誤將位置畫在蘆石塘之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芬彭士鳥瞰圖將水坑尾城門標註為“Poort”（口岸），自此迤南，直至聖老楞佐堂（風順堂）以南的別墅區，有一條縱貫澳門城區的南北向幹道，途經 Gast huÿs（旅館）、 St. Domingo（聖多明各堂，即板樟堂）、 Stadt Huys（紅屋，即議事亭）、 St. Augostiho（聖奧斯定堂，即龍嵩堂），與澳門城舊時南北幹道“伯多祿局長街─板樟堂街─龍嵩街”基本重合。由此可見，圖中坊區與坊區之間的縫隙，已為我們揭示了街道的雛形，湯開建的意見更為明確：“各建築群之間組成了縱橫交錯的街道。” 這就使復原 17世紀中葉澳門的街道系統如聖保祿炮臺基址採自澳門政府地圖繪製暨地籍司︰《澳門地圖集》，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 37頁；聖保祿修院及聖保祿堂基址採自邢榮發︰《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第93頁。湯開建《明代澳門史論稿》謂 1665年的《澳門平面圖》對此炮臺亦無標署，不確。第 403頁。湯開建︰《明代澳門史論稿》，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2012年，第 349－ 350頁。

123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的歷史地理學價值“中貫四維”的十字街成為可能。澳門開埠初期形成的居民區，明朝曾置官守管轄，萬曆時兩廣總督陳蕖奏曰：將其聚廬，中有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柵，榜以“畏威懷德”四字，分左右定其門籍。據王文達考證：澳門街古衹稱大街焉，即今之營地大街也。昔時該街之兩端，各設閘門一（度）〔座〕，東曰石閘門，西曰紅窗門，中國設關扼守……當日澳門街之區域，衹限於此，而葡人亦衹許在此範圍內經營貿易或居住，不准出入或闌入也。所以明朝督撫有要（約）：其聚廬大街，中貫四維，樹柵設防，以約束澳夷云云。湯開建認為：“這實際上是一條縱街與橫街交叉而成的十字街。” 縱街即分為南、北街，橫街即分為東、西街。這四條街在今日何處，王文達亦僅提示與營地大街有關，餘仍無着落。今觀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在營地大街南側畫有一處較為明顯的十字形街道（圖 7），東側有房屋及柵欄阻礙出入，當是石閘門之所在，西端未畫紅窗門，疑是時因城區及港口發展，已被拆去。兩門之間，即為橫街，相當於今日亞美打利庇盧大街（新馬路），東出石閘門即至議事亭。北街即今日營地大街，南街即今日新填巷。中間方形廣場蓋即當時營兵較場或市場。今之爐石塘巷，當日猶為海濱之蘆石塘。十字街之謎，得此圖當可解矣。圖 7  1665年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中營地大街一帶的十字街[明]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六九《番夷‧澳門》，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編︰《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 2008年，第 72頁。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 14頁。湯開建︰《明代澳門史論稿》，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2012年，第 343頁。

12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此外據博卡羅記載， 1635年“澳門有 850戶葡萄牙人家庭，還有同樣多的土著家庭”，圖中的800多所葡式房屋，正好相當於葡人家庭單位，芬彭士大概就是根據這樣的記載來確定房屋數目的。他未畫出華人房屋，則不夠準確，他後來另畫的一幅澳門圖改用幾何圖形來代替坊區房屋實景，大概也有這方面的考慮；半島東北海邊的礁石，在清中葉以後的地圖中已經不見了，加上內港水深資料與近現代的比對，海岸環境的變遷似乎也可從中窺見一斑。固然，芬彭士鳥瞰圖也有一些不如其他鳥瞰圖準確的地方，如某些炮臺的形狀等，但總體而言，還是可以大致反映城市的面貌，可用作研究等用途。（二）為早期澳門圖中註記最多的地圖，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中有 30處地名、建築物名及說明文字，其中炮臺及梯道、石牆、城門等附屬軍用建築 13處、教堂寺廟 8處、官署 2處、旅館酒店 2處、土地荒地 2處、沙洲 2處。現全部譯出如下：Rys Landt（田地） Vlack velt （荒草地）Nossa snera de Gia（東望洋修院，俗稱雪地堂） St. Lazaro（聖拉匝祿堂，俗稱望德堂）Sandt Strandt（淺沙） St. Fort St. Paulo（聖保祿炮臺）St. Pedero（聖伯多祿炮臺） St. Joan（聖若昂炮臺）Poort（口岸，按︰即水坑尾門） St.Francisco（聖方濟各炮臺）Trap vant  fort（炮臺口梯道） Clooster St. Paulo（聖保祿修院，俗稱三巴堂）St.Antoni（聖安東尼堂，俗稱花王堂） Gast huÿs（旅館）De Seo（官署） Miseri Coordia（仁慈堂）St. Domingo（聖多明我堂，俗稱板樟堂） Stadt Huys（紅屋，按︰即議事亭）Steene muer（石牆） Bolwerck（小炮臺）Chineesehe Pagoode（中國寶塔，按︰即媽閣廟） Steene muer oste borstwering（小石牆）Cruÿt huÿs（酒館） Bon Parte（蓬巴底炮臺，按︰即燒灰爐炮臺）Deese Droogte Leyt meest Boouen waater（極旱時露出水面的沙洲）St. Augosti〔n〕ho（聖奧斯定堂，俗稱龍嵩堂，原文字母有脫漏）St. Laure（u）〔n〕tio（聖老楞佐堂，俗稱風順堂，原文字母有誤）Pinio de Fran（e）〔c〕e（西望洋炮臺，原文字母有誤）Fort de Baare（罷辣炮臺，按︰即媽閣炮臺）Dit Landt is omtrent een Gooteling Schoot wyt vande Stadt（天然水道旁邊是這個國家的雜草叢生的城市）與其他早期澳門圖相比，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是標註地名、建築物名最多的寫實地圖，這對於復原澳門早期城市建築分佈和街道格局，判斷澳門城市建築、機構的建成史，均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價值。上述十字街的考證，即屬一例。（三）宣告了立體鳥瞰圖時代的終結，在澳門地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荷蘭國家檔案館網站還公佈了芬彭士的另一幅澳門城市圖，著錄為：“收集／存檔：國外地圖收藏部。描述：De stadt Macao/Plattegrond in opstand van Macao, China（澳門城／中國澳門Antonio Bocarro,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the Name of God in China,” in C. R. Boxer (ed. & trans.), Seventeenth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Hong Kong: Heinemann, p. 15.

125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的歷史地理學價值平面圖）。日期：1665。製圖師：Vingboons, Johannes（約翰內斯‧芬彭士）。”澳門《文化雜誌》曾多次刊登此圖， 但卻被著錄為：“阿爾傑門‧里卡契夫，海牙， 1665（原圖載約翰‧文彭士地圖集之手繪圖）。”顯然有誤。此圖圖名上方文字框中第一行：“Platte Grondt van Standt Macao”，即《澳門城平面圖》。半島形狀與前面介紹的鳥瞰圖如出一轍，仍是斜角度鳥瞰，但城市坊區不再是寫實性的立體圖形，而改用幾何圖形來表現，地名和建築名稱則用數字編碼標示，另在圖上方根據編碼註明荷蘭文名稱，改正了鳥瞰圖中的個別文字錯誤。這些坊區的幾何圖形也是30多塊，形狀與鳥瞰圖的坊區形狀完全一致，很明顯就是利用鳥瞰圖改畫的（圖8），衹不過省去了海上的船隻而已。此圖地名外移，並用簡潔的幾何圖形代替繁雜的房屋實景，均便於使用者在圖中直接添加註記符號。華倫廷的《新舊東印度》也收入了此圖的摹繪本，著錄為“Plat te   Grond  vande  StadtMacao”（《澳門城平面圖》），改動之處也是標題增繪了飄帶，沿海岸恢復了船隻，名稱編碼改在下方註明。澳門《文化雜誌》第 35期刊有澳門歷史檔案館的複製圖，但附註的成圖年代卻是“16世紀 40年代”，  顯然是錯誤的。另有一幅華倫廷摹繪本的黑白單色線刻圖，見於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網站，其年代則錯誤地註為“1622”年。圖 8  1665年芬彭士根據《澳門城》鳥瞰圖繪製的《澳門城平面圖》維因克︰《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關於葡船通過馬六甲海峽的決定》，《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總第 13－14期；湯開建︰《明代澳門城巿建置考》，《文化雜誌》（澳門）1998年總第 35期。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第 296頁、《明代澳門史論稿》第 350頁亦從其說。科斯塔︰《澳門建築史》，《文化雜誌》（澳門）1998年總第 35期。

12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17世紀，葡萄牙與荷蘭一直在爭奪澳門，但尚未發現雙方有對澳門進行過大地實測的記載，可想而知，這樣的幾何平面城區衹能是由當時的澳門城市寫實地圖或圖像改繪而成。因為在當時的西方地圖中，雖然已有所謂的“城市平面圖”，但對街區建築的標繪基本上還是寫實的，如1615 － 1622 年葡萄牙人埃雷迪亞所繪的《澳門平面圖》和佚名作者所繪《澳門市平面圖》（Plano da Cidade de Santo Nome de Deus de Macau Como Era no de 1622）， 便是如此。現在的中文出版物把許多澳門立體鳥瞰圖譯為《澳門平面圖》，顯然不夠科學和準確， 17世紀中葉以前早期澳門城市圖的歷史正好說明了這一問題。用平面幾何圖形表現城市街區，大概是從17世紀中葉開始的。如1650年里斯本海洋博物館藏《長崎市鎮、港口圖》，山體、海船為立體，而街區建築均以方塊圖形表示。目前還沒有發現比它更早的平面幾何圖。薛鳳旋《澳門五百年》第 28頁附有一幅註明為“16世紀末的澳門（1582年）”，似乎是平面幾何的澳門圖，但沒有文字標註，也沒有作者和出處說明。圖中顯示有關閘路、慕拉士大馬路、南灣街、河邊新街等道路，明顯不可能早於 19世紀中葉。於此可見， 1665年芬彭士繪製的《澳門城》立體鳥瞰圖與平面幾何圖堪稱雙璧，在澳門地圖繪製史上具有承先啟後的劃時代意義，前者使澳門立體鳥瞰圖的水平達到極緻，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後者則開創了澳門平面幾何地圖的先例，宣告了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兩者同時發生在芬彭士身上，這使他在澳門地圖繪製史上的地位十分突出。（四）具有軍事地圖指示功能，軍事地理意義十分明顯荷蘭人對澳門的渴望由來已久，在1622年那場功敗垂成的襲擊戰之後，1653年，荷蘭又計劃再次侵奪澳門，但最後未付諸實施。1661年，鄭成功發動了收復臺灣的戰役，荷蘭東印度公司設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殖民當局命令駐守臺灣的 12艘船艦，一旦臺灣守不住，便再去澳門。 公司通過阿姆斯特丹總部對芬彭士下達繪製《澳門城》圖和《福摩薩》圖的訂單，大概就是出自這樣的背景。因此，他們自然會要求兩圖越詳細越好，應當具有地圖實用指示功能。芬彭士不僅在《澳門城》鳥瞰圖中標有內港的水深資料，在平面圖中，還在炮臺名後增加了火炮門數，城牆名稱後增加了高度和寬度，甚至大炮臺有多少級梯道也有說明，其軍事地理意義十分明顯。此外，荷蘭國家檔案館於 2006年出版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地圖集》第 7卷， 當中收入一套《布勞地圖集》（Atlas Blaeu，原件由奧地利國家圖書館作為鎮館之寶收藏），其中第薛鳳旋︰《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2年，第28－29頁。第 2圖薛氏標名“澳門市平面圖（1622年）”，誤，實為後人在 18世紀以後澳門地圖上標繪的“1622年上帝聖名之城澳門規劃”。此後中國人所編的方志如康熙十二年（1673）《香山縣志》、雍正九年（1731）《廣東通志》、乾隆十六年（1751）《澳門紀略》、道光八年（1828）《香山縣志》、十九年（1839）《粵海關志》等書，當中的澳門城市圖及一些嘉慶以前公文所附摹繪圖仍然採用落後的立體鳥瞰畫法，內容、技術均未超過芬彭士圖，僅為示意性質，不屬地圖專業繪製的主流。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9年，第 106頁。Jos Gommans, Rob Van Diessen, Grote Atlas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Nationaal Archief, DenHaag, 2006.

127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的歷史地理學價值97頁有一幅題為《澳門城形製圖》（Plattegrond  in  op Stand van Macao）的芬彭士《澳門城》鳥瞰圖改繪本（圖 8），註明為芬彭士本人於 1665－ 1670年間繪製。圖中畫出了蓮花徑和關閘，而望廈村和農田也十分顯眼，有斜向指北針，東灣海上增加了水深數據，地名也用編碼另註在圖下部方框內。有趣的是，此圖方位改為左南右北，上部（表示半島西側）的島礁、建築、船隻、文字等都是頭朝下的，下部（表示半島東側）的船隻、建築、文字則是頭朝上的，十分奇怪，筆者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地圖，姑且稱之為“反轉圖”。裏面還在相當於今劏狗環位置的東灣海岸標註：“Csilio，Alwaer ons volck geladt is（我們登陸之處）。”Csil io似是埃雷迪亞澳門地圖中表示東灣的葡文“Casihy”的轉寫； 在東望洋炮臺下面標註：“Hier wert het meeste volck geslagen（這是士兵陣亡最多之處）。”圖集第 95頁說明文字云：“這裏所指為 1622年澳門之戰。”圖 9  1665年芬彭士根據《澳門城》鳥瞰圖繪製的《澳門城形製圖》（反轉圖）在 1622年澳門之戰中，荷蘭人以炮擊聖方濟各（嘉思欄）炮臺的正面作為掩護，派遣 600名士兵在東灣的劏狗環偷偷登陸，然後南下進攻東望洋山，當他們進至東望洋隱修院（即聖母雪地堂）附近時，被聖保祿（大三巴）炮臺發射的炮彈擊中火藥桶，引起大爆炸而倉皇逃走，葡軍趁勢追擊，殺死荷軍136人，傷126人。 芬彭士澳門反轉圖中所謂“士兵陣亡最多之處”，正是標註在東望洋修院北側，還畫了一個墓地符號，無疑是提醒荷蘭軍人不要重蹈覆轍。在芬彭士澳門平面圖中，佔據一定空間位置的建築名稱註記文字均以編碼形式移到圖上方文字框中，騰出的圖面空間，大概是為了方便使用者（估計就是作戰指揮官）臨時加添內容，即相當於提供了一幅素圖。在芬彭士澳門反轉圖中，雖然也將建築名稱以編碼形式移到圖下方文字框中，但街坊仍然保留了立體鳥瞰圖原貌，衹將上半部（西側）圖像和文字做了反轉。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有甚席爾瓦《澳門港》鳥瞰圖左上角也標註有類似的葡文“Praya de casilhas”（加思利亞斯灣）。[瑞典]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89頁；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9年，第 105頁。

12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麼用處？芬彭士和布勞都沒有解釋。筆者認為，這樣做很可能是為了方便軍事指揮官指揮登陸之用，如從東海海岸登陸，可將圖正面看，如從西海岸登陸，可將圖倒過來看，正反兩面都具有同樣的直觀鳥瞰效果，同時也留有圖面空間方便使用者加添內容。當然，也可以放在指揮桌之上，站在桌臺兩邊的人可以同時觀看，這樣可能比平面圖更適合指揮作戰的需要。可惜的是，這種畫法沒有流傳下來。結語綜上所述，芬彭士三幅澳門圖的關係是：《澳門城》鳥瞰圖應是先畫出的母圖，就像水中的藕，《澳門城市平面圖》和《澳門城形製圖》（反轉圖）是藕上生出的並蒂蓮。三圖可能都製成於1665年，雖形制各異，但都是出於同樣的軍事用圖目的。儘管圖成之日，荷蘭人已從中國沿海撤退，沒能派上用場，但三幅圖均頗具創造性，充分體現了芬彭士作為一位傑出繪圖師的智慧，其歷史地位不容低估。1665年芬彭士繪製的這三幅傑出的澳門城市地圖（尤其是鳥瞰圖和反轉圖），在中國大陸和澳門的學者中很少被提及，即使是施白蒂和吳志良等所編的兩部《澳門編年史》巨著和其他各種澳門史專著亦是如此，在多部澳門專題古舊地圖集中也並未收錄，例如學者們常用的《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澳門歷史地圖精選》、《俯瞰大地──中國澳門地圖集》等，其原因大概與當時荷蘭檔案館尚未公佈這幾件珍品，人們從華倫廷圖集中得到的摹繪鳥瞰圖掃描件解析度不高，看不清楚其細部有關。因此，希望未來研究者能對這三幅極具重要價值的澳門早期城市地圖予以足夠重視，展開積極的研究，為澳門學的發展助一臂之力。[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29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獨身現象探析[摘 要] 近代澳門葡裔族群出現了一個特別的現象：獨身主義盛行，未婚者大量出現。不少土生葡人世家有終身未婚者，更有世家大族因獨身而造成後繼無人。梳理這一時期的葡文原始檔案，可取得獨身者的有關資料，並據此分析造成這種情況的特殊因素。其原因既有時代變遷，如歐洲獨身傳統、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近代化進程對大家庭的解體、戰爭造成的動盪；亦有澳門土生族群的特有原因，如土生家族的內部影響、土生葡人女子的繼承權、土生族群的婚姻觀、性別比例失衡等。[關鍵詞 ] 獨身　葡裔族群　近代　澳門獨身一般指已達適婚年齡人口中沒有配偶的男女。 獨身者包括未婚、喪偶以及離婚後未再婚者。而本文所指的獨身群體，主要是指終生沒有婚嫁的未婚群體。未婚有社會、經濟、心理和生理等原因，亦有宗教原因。不過筆者主要考察澳門葡裔世俗社會中的獨身族群，因宗教原因而獨身的神職人員如神父和修女等，則不在研究範圍之內。澳門葡裔族群是指包括澳門土生葡人、來自宗主國的歐洲人以及其他葡萄牙海洋帝國的葡裔混血兒。需要指出的是，澳門土生葡人中還包括少數不含葡人血統的華人，澳門學者魏美昌在《保護土生葡人文化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一文中指出，澳門土生葡人除了葡裔者外，還包括“從小受葡文教育的華人，有不少信天主教，取葡文名，認同葡國文化，也自稱是‘土生葡人’，但從其血統來講屬純華人＂。自澳門開埠以來，獨身現象應該就已經存在，不過初期並沒有獨身者具體資料。根據當時葡國亞洲居民的整體情況來看，應該還是以已婚者為主。葡萄牙的文獻資料對亞洲的葡萄牙居民的分類有六七種︰已婚人員或已婚居民（指已婚的殖民者）、士兵、修道士或牧師、官員、背叛宗教信仰的人、逃兵、流氓或單身者。其中，已婚者數量最多，並專指在亞洲的葡萄牙人，在葡萄牙帝國本土或其他地方很少或從未使用這種分類。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獨身現象探析晏雪蓮作者簡介︰晏雪蓮，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楊名聲主編︰《簡明家庭學辭典》，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9年，第 33頁。[印度]魏美昌︰《保護土生葡人文化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澳門政策研究》（澳門）1998年第 2期。[印度]蘇賈伊‧蘇拉馬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何吉賢譯，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 1997年。‧ 澳 門 學 ‧

13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筆者按出生日期對若爾熱‧福爾加斯（Jorge Forjaz）的《澳門土生葡人家族》（FamiliasMacaenses）中的獨身者人數進行統計， 在 1600－ 1999年的 400年間，如以 50年為一個時間單位，便會發現 19 世紀和 20 世紀上半葉出生的獨身者人數最多（表 1）。表 1 澳門 1600－ 1999年土生葡人獨身者區間變動統計表時間段 男 女1600 － 1649 0 01650 － 1699 0 01700 － 1749 1 01750 － 1799 3 01800 － 1849 2 7 3 81850 － 1899 8 6 1531900 － 1949 113 9 71950 － 1999 1 5 2 5總數 245 313由於資料的缺失，《澳門土生葡人家族》一書對於 17、 18世紀澳門土生葡人的婚姻統計並不完整，因此衹可從中略窺其大概。在未婚者人數最多的150年間，若以十年為一個時間單位考察，便會發現 1820 年以後出生的獨身者人數劇增，如果以 20 歲為適婚年齡， 1820年後出生的人到1840年後應該結婚卻保持獨身。換言之，獨身者人數開始劇增的時代應從1840年算起，正好與近代史起點吻合。表 2 澳門 1800－ 1949年土人葡人獨身者區間變動統計表時間 男 女1800 － 1809 1 11810 － 1819 3 61820 － 1829 8 81830 － 1839 8 81840 － 1849 7 1 51850 － 1859 1 1 1 21860 － 1869 1 0 1 91870 － 1879 2 5 3 01880 － 1889 1 3 3 11890 － 1899 2 7 6 11900 － 1909 3 7 3 21910 － 1919 3 9 2 41920 － 1929 2 0 1 91930 － 1939 7 1 31940 － 1949 1 0 9總數 226 288從表 2可以看出，澳門葡裔族群的獨身現象在近代最為明顯。這一特色也可以從近代澳門的人口統計數據中得到印證。例如，在 1878 年（表 3），未婚男性為 1,478 人，佔男性總數的 63.3%；31 歲或以上未婚的葡裔男子有 242 人，佔男子總數（鰥夫除外）的 10.7%；51 歲或以上未婚葡裔男子有 59人，佔總數的 3%。而女性的比例更高，未婚女性有 1,407人，佔總數的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131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獨身現象探析63.5% 。 31 歲或以上未婚者有 313 人，佔總數（寡婦除外）的 16.3%；51 歲或以上未婚者 113人，佔總數的 5.9%。而在 1896年（表 4），大齡未婚男女的情況依然突出，所佔比例更高：31歲或以上未婚的葡裔男子 272 人，佔男子總數（鰥夫除外）的 13.2% ， 51 歲或以上未婚葡裔男子19人，佔總數的1%；而女性大齡未婚者比例甚至還進一步提高，31歲或以上未婚者286人，佔總數（寡婦除外）的 16.9% ， 51 歲或以上未婚者 67 人，佔總數的 4% 。表 3 澳門 1878年 2月 13日人口普查葡裔人口年齡和婚姻狀況年齡未婚 已婚 鰥寡總數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1 － 5 221 239 / / / / 4606 － 1 0 200 231 / / / / 41311 － 15 161 230 / / / / 39116 － 20 218 191 1 2 4 3 4 44121 － 25 223 121 6 8 7 0 0 2 48426 － 30 213 100 142 9 4 6 1 3 56831 － 35 7 7 6 9 145 8 4 4 2 1 40036 － 40 4 9 5 7 125 7 2 7 3 1 34141 － 45 2 3 2 9 9 3 5 5 1 2 2 4 23646 － 50 3 4 4 5 6 9 4 8 8 4 6 25051 － 60 3 4 3 4 100 4 3 1 5 6 7 29361 － 70 1 5 5 3 3 3 6 1 3 5 5 17571 － 80 1 0 2 5 9 1 4 3 2 7 8 881 － 90 0 0 2 1 0 5 890 － 100 0 1 / / 0 3 4總數 1,478 1,407 787 511 7 1 298 4,552資料來源：澳門歷史檔案館藏 1 8 7 8 年 1 2 月 3 1 日人口普查報告。表 4 澳門 1896年 2月 13日人口普查葡裔人口年齡和婚姻狀況年齡未婚 已婚 鰥寡 總數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1 － 5 212 218 / / / / 4306 － 1 0 147 156 / / / / 30311 － 15 176 155 / 1 / / 33216 － 20 185 181 6 3 2 1 40521 － 25 278 108 4 4 5 5 1 3 48926 － 30 161 7 7 9 8 9 2 2 4 43431 － 35 9 4 5 5 8 1 7 6 2 9 31736 － 40 5 9 6 2 100 7 0 8 2 5 32441 － 45 4 3 2 8 7 6 5 9 9 2 6 24146 － 50 5 9 7 4 164 9 5 1 2 9 0 4946 0 1 7 4 4 3 4 1 5 1 0 7 4 1947 0 1 2 0 8 3 7 3 4 7 38 0 1 2 2 / 2 1 3 2 09 0 / 1 / / 1 1 3總數 1,433 1,181 613 498 5 4 280 4,059資料來源：澳門歷史檔案館藏 1 8 9 6 年 2 月 1 3 日人口普查報告。澳門歷史檔案館MO/AH/AC/SA/01/00249, Ofício do Governo de Timor tratando do 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desse Distrito.澳門歷史檔案館MO/AH/AC/SA/01/01737, Relatório da Comissão Central de 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de Macau, realizado em 13 de Fevereiro de 1896, p. 25, 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Europea de Macau, Taipae Coloane, Feito em 13 de Fevereiro de 1896.

13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20 世紀 40 年代，從 1940 年的人口統計可以看出，澳門葡裔社會適齡男女的結婚率並不高（表 5）：表 5 1940年澳門半島陸上居民人口年齡、性別和婚姻狀況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成年人 婚姻狀況國籍 12 歲以下 13－ 18歲 總數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未婚 已婚 寡婦 離婚歐洲人 1 5 1 2 8 9 164 4 2 250 144 9 6 8 2澳門土生葡人 166 162 7 4 9 6 233 331 1,062 724 279 5 9 /帝汶人 / / 1 / 3 5 9 5 4 / /葡 畿內亞人 / / / / / / / / / / /萄 聖多美和牙 普林西比人/ / / / / / / / / / /人 印度人 / / / / 1 1 2 / 2 / /安哥拉人 / / / / / / / / / / /莫桑比克人/ / / / 348 1 349 347 2 / /佛德角人 1 / 1 1 / / 3 3 / / /外籍人 / / / / / / / / / / /華人 14,130 13,325 7,281 8,052 30,807 29,343 102,938 52,879 48,929 1,109 2 1其他國家 3 2 3 0 1 3 1 9 158 5 7 309 205 9 9 5總數 14,344 13,529 7,378 8,177 31,714 29,780 104,922 54,307 49,411 1181 2 3資料來源：澳門歷史檔案館藏 1 9 4 0 年 8 月 3 1 日人口普查報告。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獨身者眾多，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歐洲獨身傳統以農耕文明為主導的中國，加快人口增長是統治者的一大目標，自古以“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為政治追求，嚴格控制婚齡和未婚人數，獨身是統治階級極力反對的。以基督文明為主導的歐洲，獨身並未遭到統治階級的反對，“在西北歐，隨着人口控制機制的形成和發展， 16世紀後人們普遍採用推遲婚齡和部分人保持獨身的方式控制人口增長，逐漸形成了人口與經濟發展的低壓平衡＂。 即是說，在經濟發展緩慢時期，歐洲國家會以晚婚或獨身的方式，自動控制人口增長。到了18世紀，婚齡提高成為一種趨勢︰由於傳統農業家庭經濟逐步解體，部分年輕人需要外出謀生，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家庭，因此迫使他們在結婚前努力積攢足夠的資金，以購買必需的傢俱和生產工具。年輕人還要學會必要的生產技能和謀生手段，纔能養家餬口。從18世紀起，葡萄牙在遠東及東南亞的商業地位逐漸被荷蘭和英國取代。近代以來，英、德、法等西方帝國不斷瓜分中國的土地，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建立通商口岸，澳門失去了中國唯一通商口岸的優勢。近代澳門經濟形勢堪憂，加上19世紀下半葉的數次風災，使許多土生葡人家庭的財富化為烏有。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經濟形勢的低迷，使他們不得不晚婚或保持獨身，以減少經濟壓力。這種現象在19世紀初已現端倪，當時常來澳門的廣東詩人潘有度，在其《西洋雜詠》中描述了澳門葡裔男子因經濟原因而晚婚的情況：“一槍一劍渡重關，萬里浮航久不還。澳門歷史檔案館MO/AH/AC/SA/01/16130, 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de Macau, p. 99.馬克垚︰《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北京：學林出版社， 1997年，第 506頁。楊豫︰《西方家庭史研究的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新史學》（臺北）1990年第 3期。

133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獨身現象探析積有盈餘歸娶婦，問年五十鬚絲斑。＂詩下自註：“夷人出外，恒以一槍一劍自衛。夷人遠出貿易，必俟富厚始歸娶婦。年五十娶者甚多，新婦少艾，不以為嫌。” 這種情況到近代越演越烈，近代澳門人口普查數據亦可佐證。從表 3、表 4中 1878、 1896年葡裔人口婚姻和年齡狀況分佈情況來看，適齡男女的結婚率偏低。經濟和社會因素的障礙，亦使不少歐洲女性失去結婚的機會。在德國，父母甚至不惜通過拒付嫁妝或系統的“愚笨化 ＂（應是指不教育女兒，故意讓女兒顯得愚笨） ，使女兒喪失結婚機會，這樣便可節省一筆置辦嫁妝的費用，同時把女兒留在家中充當父母的使女。 在英國，16世紀末至 17 世紀中葉，貴族女子終生不嫁的比例提高了四倍；到 18 世紀初，這個比例達到25%。 近代早期英國約五分之一女性終生不嫁，城鎮比例更高，未婚女性達到三分之一。 從《土生葡人家族》一書中統計的終生未婚人數來看，女性未婚者也高於男性未婚者。傳統的大家庭逐漸被小家庭取代，長輩對子女婚姻的干涉也減少。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英國）生活方式出現了從親屬、大家庭集團向個人轉移的傾向。受之影響，晚婚、自己選擇伴侶、獨身、不育的現象開始出現。 結婚人數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日益下降。 “在 18－ 19世紀歐美家庭中，性生活、娛樂等成為個人和家庭的隱私，外人不得干預，甚至家庭成員之間也不得干預彼此的隱私。隱私權保證了家庭成員對家長的獨立性＂。 西方個人主義的發展，使人們開始更多地考慮自身的追求，而不願意承擔婚姻所帶來的責任，故而在近代西方社會中選擇獨身的男性和女性人數日益增多。歐洲社會的獨身文化是澳門葡裔族群選擇獨身的重要文化認同。在同樣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澳門社會葡裔族群的獨身率遠遠高於澳門的華人群體（表 6）。表 6 近代澳門非中國籍人口和中國籍人口的未婚者人數非中國籍人口 中國籍人口總數年代 人口總數 未婚者 未婚者所佔比例（%） 人口總數 未婚者 未婚者所佔比例（%）1871 7,930 5,059 63.8 / / /1878 4,554 2,885 63.35 63,532 25,701 40.451896 4,059 2,620 64.55 74,568 34,659 46.481910 3,845 2,540 66.06 71,021 30,374 42.771920 / / / 83,984 44,081 52.491940 4,035 2,738 67.9 282,756 155,630 55.04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政府歷年人口統計數據整理潘有度︰《義松堂遺稿》，《番禺潘氏詩略》第 2冊，光緒二十年刊，第 3頁。[奧]賴因哈德‧西德爾（Reninhard Sieder）︰《家庭的社會演變》，王志樂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 33頁。[法]安德列‧比爾基埃主編︰《家庭史》第 2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8年，第 97頁。Ilana Krausman Ben-Amos, The Culture of Giving: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Gift-exchange in Moder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9.Lawrence and Jeanne Stone, An Open Elite?: England, 1540－1880, Oxford, 1986, p. 282.Peter Kriedte, Hans Medick, Jurgen Schlumbohm,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1, p. 86.李桂梅︰《中西家庭倫理比較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 2009年，第 83頁。絕大部分為葡裔族群。

13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二）近代化進程近代化進程對澳門社會的影響，是當時澳門葡裔社會獨身主義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隨着西方婦女解放思潮的興起，獨身成為婦女解放運動初期的一種體現，也是日益增強的婦女獨立自主意識的一種流露。隨着西方社會的轉型，男女在職業上的競爭日益激烈，歐美國家獨身之風日盛。在此背景下，正如阿馬羅（Ana Maria Amaro）指出，19世紀中葉，從葡萄牙傳播到其海外省市的民主思想，以及後來香港建立後維多利亞倫理的影響，為澳門社會帶來了新面貌。前幾個世紀中受到輕視的家庭道德觀在上層社會裏也被嚴格恪守，這對1876年徹底廢除奴隸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般在資產階級發展時期出現的龐大的家庭開始消失。從此，澳門婦女享受一定的獨立，特別是在婚姻方面聘禮被取消了。近代化進程對於澳門葡裔族群女子的教育和職業影響很大。開埠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澳門葡裔族群女子教育有所缺失，直到 1634 年， 6 名來自西班牙聖克拉拉（又稱聖家辣）女修會的修女在澳門建立聖家辣修道院，纔有了為葡裔女子提供教育的場所。但是，其學生人數很有限，以至於1693年澳門議事會與聖家辣修道院專門簽訂協議，以修道院必須每五年接收一位對澳門有貢獻的市民的女兒入院接受教育為條件，議事會纔會每年將其收益的1%撥給修道院。 1775年，指揮“法國岩石聖母（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號＂快速戰艦的少校尼科勞‧費爾南德斯‧德‧豐塞卡（Nicolau Fernandes de Fonseca）在其航行記錄中寫道：“神父們遍佈各處，讓歐洲人倍感自豪，然而教育非常糟糕……修女很多，她們無可挑剔……至於本城婦女，她們高傲而懶散，因為除了照顧孩子，她們無事可做。＂這種局面直到 19 世紀 30 年代纔有所改善。從 1834 年開始，議事會在大堂區和花王堂區招聘堂區小學女教師。 1848年 12月 21日，澳門主教熱羅尼莫‧馬塔聘請 11名法國聖雲仙保祿仁愛會的修女來澳，負責管理“聖羅薩孤女院＂，在修女們的指導下，許多女孩子除了學習音樂和繪畫外，還可學習法語， 到了1910年，該校已共有130名女學生。1862年，“新澳門人學校＂開學招生，是澳門第一所男女生學校。1872年，澳葡政府在風順堂區開設一所女子小學。1875年 12 月 18 日，總督亞威拉（Jose Maria Lobo de Ávila）稱：本城人口最稠密的兩個區擁有兩間女子學校。除了這些教育機構外，還有聖羅薩利馬學院，它是在恰當合理的改革之後不久設立的，未來更好地符合其開設目的，它被認為能夠為希望得到完美教育的女孩們提供最適宜的教育，也為那些進行手工勞動和擔負家庭責任的女孩們提供最適宜的教育。1893年，大堂區和風順堂區兩間女子學校合併成女子中心學校。 學校共有五個年級，分別由五位教師負責。 1927 年《澳門年鑑》關於女子中心小學學生人數的統計數字如下（表 7）：[葡]安娜‧瑪利亞‧阿馬羅︰《澳門婦女──據 16－ 19世紀旅行家的記載》，《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總第17期，第 95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de Macau , 1984, p. 8.J. C. Soares, Macau e a Assistencia, Lisboa: Agencia Geral das Colonias, 1950, pp. 231－232.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do Orfanato Salesiano, 1956－1961, p. 519;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2,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9, p. 215.1875年 12月 18日《澳門政府憲報》，第 214頁。轉引自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Macau, 1982.p. 49.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Macau, 1982. p. 59.

135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獨身現象探析表 7 澳門女子中心小學學生人數表（1890－ 1925）學年 學生總人數 及格人數 不及格人數 缺席人數1890 110 / / /1910 4 9 2 4 1 2 41911 115 9 1 9 1 51912 112 4 7 1 7 4 81913 8 3 2 7 5 5 11914 9 6 4 8 7 4 11915 102 5 8 9 3 51916 111 4 5 1 8 4 81917 116 7 4 1 4 2 81918 130 9 5 1 3 2 21919 140 9 0 9 4 11920 112 8 6 1 2 1 41921 164 111 2 2 3 11922 102 8 0 1 1 1 11923 106 7 2 1 4 2 01924 9 6 8 3 3 1 01925 107 9 0 1 1 6資料來源：據 1 9 2 7 年《澳門年鍳》資料整理不僅如此，葡裔女子的中學教育也有很大的發展。 1894 年，官立利宵中學成立；到 1919年，以葡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多達 22 所，其中招收女生的有 14 所。隨着近代澳門葡裔族群女子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職業選擇也有所增加，她們的獨立性有所增強，亦是這一時期獨身女子增多的一大原因。有些獨身女子具有較好的經濟基礎，或者有自己的職業，能夠維持自己的生計。 《土生葡人家族》 中的獨身女子們很多都屬於著名的土生家族，家境優渥。此外，根據葡人的繼承法，她們都能繼承父親或母親的部分財產。例如，作為阿爾維斯（Alves）家族長女的安吉拉‧阿爾維斯（D. Ângela Romanna de Selavisa Alves ，第四代， 1872－ 1956，長女，未婚）繼承了家族餐具。佩雷拉（Pereira）家族的D. Isabel JoaquinaRosa Pereira（第四代，？－ 1838 ，獨身）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財產，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父親共有五名子女，但因為父親的偏愛及她單身無依，其父給予她最多的遺產。 巴拉達斯（Barradas）家族的 Ana Arradas（第四代， 1800 － 1886 ，獨身）曾十分富有，不過死於貧困。 隨着西方婦女獨立意識的傳入，經濟獨立的土生葡人女子開始追求除了婚姻外的個人價值。例如，安娜‧特蕾莎（D. Ana Teresa de Senna Fernandes Assumpção ， 1890 － 1972 ，未婚）逝世後，澳門《土生葡人報》（Gazeta Macaense）刊登的長篇訃文稱：她品德高尚，一生慷慨解囊幫助無依靠者。很少為自己考慮，有福與大家同享。在澳門俱樂部的宅邸居住了二十五年，廚藝高超，澳門佳餚及葡國餐都製作得十分精良，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Macau: Direccao dos Servicos de Educacao e Cultura, 1982, p. 54. 當中表示“西門托‧萊唐（Nascimento Leitão）1923年報告說：……女子中心學校，學生 110人。”古萬年、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 2000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討》附表，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年，第161頁。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p. 994－ 995.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 373.

13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用料極考究。她製作的甜點享有盛名，而其著名的Anita蛋糕現在再也看不到了。又如瑪利亞‧蔡（D. Maria Luisa Choi， 1908－ 1996，獨身）是澳門的著名人士，曾任澳門天主教行動委員會主席，非教徒華人婦女協會主席。 奧蕾雅‧巴普提斯塔（D. Aurea MariaBaptista，1904年出生，獨身）是著名土生葡人畫家馬爾斯阿奴‧巴普提斯塔（Marciano AntónioBaptista ， 1826 － 1896）的孫女，她繼承了祖父傑出的藝術天賦，還和她父親一樣，是一名傑出的管風琴家和畫家，甚至在八十歲還能完美地演奏李斯特的《帕格尼尼練習曲》賺錢謀生。她稱此曲是她的代表曲，衹要她有演奏會必然會被要求再次演奏。 獨身女子中的職業女性也不少，如加西亞（Garcia）家族有 10 名女獨身者，其中 8 名是職業女性（5 名老師、 1 名秘書、 1名工程師及 1 名會計主管）。（三）土生葡人家族成員之間的相互影響近代澳門土生葡人獨身盛行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與家族相關，一些家族獨身者眾多。例如，阿爾維斯（Alves）家族﹕（1）安吉拉‧阿爾維斯，第四代， 1872 － 1956 ，長女，未婚。繼承了家族剩餘餐具，於1820年代末分給每位家族成員一件餐具，並將剩餘藏品賣給一名美國收藏家。她這一舉動得以將部分精美的餐具流傳下來，因為如果她繼續保留這些珍品，很可能被盜或被損壞。在英軍撤出及日軍進入香港的兩天時間裏，她的家被華人盜賊洗劫一空；（2）達里奧‧阿爾維斯（Dario César Luís Selavisa Alves），第五代， 1903 年出生，未婚。她曾是香港自衛軍志願軍，參加過香港保衛戰，被日軍俘虜後送到日本的戰俘集中營， 1945年 8月纔被釋放；（3）亨里克‧阿爾維斯（Henrique Alberto Alves），第五代， 1906 － 1941 ，未婚；（4）安吉拉‧阿爾維斯（D. Ângela Maria Teresa Alves），第五代， 1914 年出生，未婚；（5）派特麗夏‧阿爾維斯（D. Patrícia Emília de Selabisa Alves），第五代， 1924 年出生，未婚；（6）安東尼奧‧阿爾維斯（António Maria Alves），第五代，1916－1985，未婚。曾是香港自衛軍志願者，後被日軍俘虜；（7）阿爾貝托‧阿爾維斯（Alberto Maria de M. C. Alves），第五代， 1909 －1977 ，未婚；（8）安東尼克‧阿爾維斯（Andrónico Maria Alves），第四代， 1884 － 1925 ，未婚；（9）吉爾赫姆‧阿爾維斯（Guilherme Frederico Frederico Allanson Alves），第四代，1890 － 1967 ，未婚；（10）瑪利亞‧阿爾維斯（D. Maria Julita Gueterres Alves），第五代，1917 － 1959 ，未婚。 阿爾維斯（Alves）家族的十名未婚者皆集中於近代。還有些家族到了近代，因子孫獨身而後繼無人。例如，著名的眉額帶歷（Miguel de JoséArriaga Brum da Silveira，1776－1824）對澳門葡人社會貢獻良多，被譽為“澳門城市之父＂，創造了澳門的“眉額帶歷時代＂。其家族在澳門繁衍至第四代時，由於子女未婚獨身居多而造成男系家族消失：（1）Augusto Francisco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 ，第四代， 1864 － 1934 ，曾擔任一系列神職以及澳門主教堂副主教；（2）D. Carolina Luisa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 ，第四代，1868－1930，未婚；（3）D. Honorina Isabel Maria de Arriaga，第四代，1870－1920，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 295.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 295.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 365.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p.15－26.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當中有與Alves家族相關的章節。

137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獨身現象探析未婚；（4）D . B e a t r i z F i l o me n a E mí l ia d e A r r ia g a B r u m d a S i l v e i r a ，第四代，1879－1963，未婚。由於他的去世，其男系家族消失。 眉額帶歷最後僅有的女性後人──他的曾孫女D. Antónia Maria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第四代，1862－1941）與Costa e Andrade家族的第二代Girilo Leopoldo Costa e Andrade（1852－ 1922）結婚，並育有十四名子女，其中五名夭折，僅有三人結婚，剩下六名女兒全都終身未婚，似乎亦深受眉額帶歷家族獨身傳統的影響。其中女兒 D. Alda Ana da Costa e Andrade ， 1898 － 1992 ，一直受眉額帶歷法官的海外撫恤金供養。這種經濟支持是土生女子獨身生活的重要物質條件。阿爾瓦雷斯（Álvares）家族的獨身者包括：（1）安東尼奧‧阿爾瓦雷斯（António AugustoÁlvares），1871－1903，第八代，未婚；（2）瓦斯科‧阿爾瓦雷斯（Vasco Pompílio Álvares），1873 － 1902 ，第八代，未婚；（3）埃內斯托‧阿爾瓦雷斯（Ernesto Francisco Frankl inÁlvares），第八代， 1857－ 1918，未婚，先後為澳門及帝汶小學教師；（4）弗蘭西斯科‧阿爾瓦雷斯（Francisco Xavier Álvares），第八代， 1861－ 1928，未婚，葡萄牙陸軍騎兵少校軍官；（5）德米拉‧阿爾瓦雷斯（D. Delmira Mercedes Neves Álvares），第八代，1868－1958，未婚；（6）瑪利亞‧阿爾瓦雷斯（D. Maria Laura Álvares），第八代， 1874 － 1948 ，未婚。阿爾瓦雷斯 （Álvares） 家族的這六名終身未婚者都是集中在近代，屬於這個家族的第八代子孫。此外，此六人分屬兩個家庭，他們的父親為親兄弟，亦即他們有共同的祖父。前二者的父親為馬里阿努（Mariano Francisco Álvares），第七代， 1833 － 1898 ，他們還有一個弟弟，年僅 14歲就夭折了。馬里阿努的三個孩子都沒有結婚，因此後繼無人。後四者的父親是若奧‧阿爾瓦雷斯（João Jacques Floriano Álvares），第七代， 1819 － 1885 ，果阿醫士學校畢業，澳門警衛隊醫生，澳門國民營主治外科醫生，由於在澳門控制霍亂疫情所做的貢獻而被授予騎士勛章。同一家族的獨身兄妹還會相伴生活，相互照顧。例如，巴雷托（Barreto）家族獨身人數較多，共有十名，其中獨身者法蘭西斯卡‧巴雷托（D. Francisca de Paula Xavier Barreto，1873－？），曾在父親菲律賓的莊園裏生活了一段時間，後來纔返回澳門，陪伴其獨身的哥哥巴托洛梅‧巴雷托（Bartolomeu Barreto ， 1885 － 1915），一起生活。同胞獨身者人數最多的當屬婆皮里歐‧索薩（Pompílio Carlos de Sousa）和瑪利亞‧阿奎奴（D. Maria Filomena de Aquino）的子女，他們共有 7 名子女，屬於 Sousa 家族的第六代，除二兒子外，剩下六名皆為獨身，包括：（1）路易士‧索薩（Luís Gonzaga de Sousa）， 1896年出生；（2）阿爾貝托‧索薩（Alberto Francisco de Sousa）， 1892 － 1940；（3）法比‧索薩（Fábio Maria de Sousa）， 1901 － 1943；（4）希爾達‧索薩（D. Hilda Maria de Sousa），1903 年出生；（5）弗雷德里庫‧索薩（Frederico de Sousa）， 1905 年出生；（6）絲德拉‧索薩（D. Stela Maria de Sousa）， 1944 年出生。 這六名親兄妹的父系索薩（Sousa）家族和母系阿奎奴（Aquino）家族都是獨身者較多的家族。其中，父系家族獨身者有 14人，母系家族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p. 280－281.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p. 891－892.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p. 151－153.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 414.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I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p. 863.

13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獨身者為 10 人，父母雙方家族的獨身氛圍都很濃厚。獨身者最多的當屬 Remédios 家族，多達 32 人。土生葡人家族中的獨身者大多呈家族式存在。筆者對土生葡人中有三名或以上獨身者的家族進行統計，其人數多達421人，佔獨身者總數558 人的 75.4% ，具體情況如下（表 8）：表 8　近代澳門中獨身者家族分佈表獨身者人數 家族名稱 家族數 總計3Baptista§3º, Barradas§3º, Botelho, Brito, Cortela, Costa campos,Franco, Xavier§3º8 2 44Almada e Castro, Arriaga, Barradas§1º, Barradas§2º, Eça, Fonseca, Leitão,Marques§3º,§6º, Robarts, Rocha, Silva§11,Teles, Xavier§7º1 4 5 65 Azevedo, Danenberg, Guterres, Loureiro, Rosa§4º, Sequeira, Silva§13, Vital 8 4 06Azedo, Barros, Lopes, Rodrigues, Vieira, Rosa§8&9&10, Senna Fernandes,Silva§218 4 87 Costa Pereira 1 78 António, Baptista§5º, Silva§1&2&3 3 2 49 Assumpção 1 91 0 Alvares, Aquino, Barreto 3 3 01 1 Assumpção, Barreto, Gutierrez 3 3 31 2 Garcia, Vieira Ribeiro 3 3 61 4 Rosa§1&2&3, Sousa 2 2 81 6 Colaço 1 1 61 7 Almeida, Figueiredo 1 1 72 1 Marques§1&2º 1 2 12 3 Remédios 1 3 2總數 5 8 421資料來源：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Vol. I, II, III,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96.從這種家族內獨身未婚者人數眾多的現象，可以看出家族成員的相互影響，也與該家族的家族文化、經濟情況、健康狀況等息息相關。例如，馬里阿努‧阿爾瓦雷斯家的孩子皆未婚，除了主觀原因外，可能也包含健康因素。其長子安東尼奧‧阿爾瓦雷斯（1871－1903）享年32歲，次子瓦斯科‧阿爾瓦雷斯（1873 － 1902）享年 29 歲。而若奧‧阿爾瓦雷斯則是澳門警衛隊醫生、國民營主治外科醫生，家境殷實，這為兩個終身未嫁的女兒提供了經濟基礎。他另外兩個終身未娶的兒子，一個是小學教師，一個是葡萄牙陸軍騎兵少校軍官，都是葡裔女子的理想對象，選擇獨身應該是出於主觀選擇，可能與該家族濃鬱的獨身氛圍有關。（四）葡裔族群婚姻觀及男女性別比例失調造成獨身的原因也和當時的葡裔男女的婚姻觀及性別比例失調有關。隨着亞馬留殖民政策的推行，歐洲血統的葡國人成為澳門的特權階級。“在當時的殖民地主義和經濟癱瘓環境裏，歐洲人身份乃是一項不容耗損的寶貴本錢。在澳門它代表更大晉升公職的機會，藉此可以擺脫很多在行動和社會機會方面的限制＂。 為了增加“葡人身份本錢＂，幾乎每個有名望家族都會努力與宗主國來的行政官員、軍官、醫生、律師聯姻，而普通的土生葡人女賈淵、陸凌梭︰《颱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澳門：澳門文化司署， 1995年，第 43頁。

139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獨身現象探析子則衹能選擇葡人士兵或土生葡人男子，華人男子很難進入她們的視野。再加上婚嫁論財的財富觀，土生葡人女子也不會選擇貧窮且出身卑微的葡人士兵為夫，尤其大量士兵是來自莫桑比克等葡屬非洲殖民地的混血葡裔，除非他們能得到軍功而晉升為軍官。故此，很多名門世家的土生葡人女子很難找到合適的結婚對象，唯有選擇獨身或投身於宗教。葡裔男子的大齡未婚比例稍低一些，這是因為土生葡人女子一般不肯嫁予華人男子為妻，但有些土生葡人男子還是願意娶華人女子的。土生族群在婚姻上亦講究門當戶對，特別是因為女方在婚嫁時有付出一定數額嫁妝的傳統。不少土生葡人男子把眼光轉向家境富裕的華人女子，從18世紀起，這種婚姻幾乎成為時尚。 到了 19 世紀，這種婚姻更加普遍，從文德泉神父整理的1822－1849年風順堂區婚姻登記記錄中發現，這一階段的葡華通婚非常頻繁，以葡裔男子娶華人女子為主（表 9）。表 9 1822至 1849年風順堂區婚姻登記表日期 婚姻雙方 父母1822.08.12 Joana Maria 華人； Pio da Silverira 和 Ana Catarina（華人）Inácio João Guerreiro José Pereira 和 Rita de SequeriraAntónia Isabel da Silveira；António João de Sequeire1824.05.05 Ana Josefa dos ReméBdios； 華人；Agostinho Vicente Portaria da Cruz Vicente da Cruz和Rita Vicência1825.01.24 Francisca Rosa dos Remébdios； 華人；Peregrino Ant.º da Portaria Felisbino Ant.º de Portaria 和 Ana Catarina1825.04.26 Josefa Nunes； Crioulo de Ant.º João；José Vitorino Pereira Manuef Pereira 和 Mariana Correa1825.10.05 Ana Joaquina do Rosário； Crioula de Joaquim Manuel Jorge；Martiaho Vicente dos Rembdios Ant.º dos Remébdios 和 Rita Gonpalves1826.06.28 Joana Teresa de Jesus； Crioula de Ana Maria do Rosário；JoHo Lourenqo Ant.º dos Rembdios 和 Rita M. Gonves1828.02.16 Juliana da Costa； Crioula de Julião da Costa；Francisco Ant.º do Rosário, Caetano do Rosário 和 Esperanqa de Sousa Peres1829.07.01 Ana Maria do Rosário； 華人；Ant.º João Sequeira Josb Pereira和Rita Sequeira1835.09.04 Balbina Maria da Silveira； 女方 Balbina Maria da Silveira 的父親 Pio da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 Silveira 和母親 Ana Maria Correia 均為華人1835.09.15 Rosa Micaela Rosário dos Remédios； 華人；Vicente Manuel Fernandes Joaquim Ant.º PeresFernandes 和 Ant.º Mariade Sousa1835.09.22 Filipa Maria； 華人；Francisco Ant.º Xavier Camilo Xavier 和 Agostinha Xavier1837.10.31 Maria Francisca dos Remédios； 華人；José Lobo José Maria Lobo 和 Rufina Melão Lobo,（南美華人）1838.10.22 Carlota Ant.º dos Remédios； João Baptista de Barros 和 Joana Francisca deJerónimo Ant.º de Barros Barros；華人[美]C. R. 博克薩︰《16－17世紀澳門的宗教和貿易中轉港之作用》，中外關係史學會、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外關係史譯叢》第 5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1年，第 81頁。

14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1838.10.31 Leopoldina Maria da Luz； António da Luz；Luis da Franga 華人；1838.11.05 Mariana Machado； 華人；Ant.º Joaquim Cardoso Joaquim Ant.º Cardoso 和 Maria do Carmo（里斯本人 )1839.07.28 Maria Inocência do Carmo； 華人；Fortunato Cardoso Manuel Ferreira 和 Francisca Rosa（吉馬良斯人）1839.09.29 Maria Ant.º da Rosa； 華人；Vicente Paulo do Rosário a Fonseca João Pedro da Fonseca和Ana Severina da Fonseca1840.05.13 Joana Francisca dos Remédios； 華人；Miguel Pedro da Luz Pedro João da Luz和Rosa da Luz1840.05.31 Maria Antónia dos Remédios； Domingos Rodrigues和Antinia Francisca RosaJosé Miguel Rodrigues1841.05.24 Rosa Maria dos Remédios； 華人；Filipe Vicente Filipe Vicente （馬尼拉人）1841.11.21 Anastácia António dos Remédios； 華人；Felix António Lopes Marcelino Lopes 和 Catarina Lopes dos RemédiosDomingas Caetana； 華人；Valério Ant.º dos Remddios Ant.º dos Remédios和Rita de Sousa Peres（生於 1812 年 12 月 22 日）Josefa Maria Porcina, Jollo Baptista 之遺孀； 華人；Bento José Baptista de Miranda a Lima ，生 José dos Santos Baptista a Lima （葡國萊里亞人）於 1780.11.10. 和 Ana Pereira de Miranda, de Macau.1843.08.02 Ana Maria da Grapa； 華人；João Machado de Mendonga 和 Ana MariaMachado de Mendonpa1843.11.05 Rita Vitória Pereira； 華人；Vitorino José da Silveira Sousa Josh da Silveira a Sousa和Maria do Carmo（特謝拉島人）1844.02.13 Rosa Maria do Rosirio； Crioula de Rosa Josefa Fernandes；Francisco Jolro de Freitas Antino João de Freitas a Luisa Genoveva deFrei tas ，（馬德拉群島人）1844.09.20 Teresa Vicência de Jesus； 華人；Conrado Francisco dos Santos Ant.º dos Santos a Rosa Xavier1846.10.20 Ana Francisca do Rosirio； 華人；José Rodrigues 葡， Maria Domingas da Grapa 遺夫1847.07.04 Arcina Esperanpa Salomão； Crioula de João Salomão; Bartolomeu LudivicoPedro dos Reis a Maria da Trindade, de Camarines1849.12.01 Bárbara Anténia； 華人；José Maria Lopes António Lopes a Apolina Dias（墨西哥人）在 1822 － 1849 年的 28 年的時間內，風順堂共有 31 對夫婦結婚，其中有 23 對夫婦是葡華通婚，佔總數的74.2%。葡華通婚絕大多數是葡裔男子迎娶華人女子，衹有兩例是華人男子娶葡裔女子，這還是發生在1840年之前，1840年後並沒有華人男子娶葡裔女子的案例。雖然風順堂的結婚登記並不能完全代表澳門整體情況，但從中亦可透視葡男華女的婚姻搭配是當時澳門葡華婚姻的主流。但葡男華女的婚配方式並不能完全挽救其婚姻市場的資源缺乏，葡裔男子未婚現象還是比較嚴重的，主要是和當時澳門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衡有關（表 10）。日期 婚姻雙方 父母（續上表）

141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獨身現象探析表 10 近代澳門葡裔人口性別構成表年份 總數 男 女 葡裔總數 葡裔男子 葡裔女子1867 71,842 41,447 30,395 / / /1871 71,730 47,245 24,485 / / /1878 68,086 42,402 25,684 4,552 2,336 2,2161896 78,627 47,142 31,485 4,059 2,100 1,9591910 74,866 42,263 32,603 / / /1920 83,948 46,007 37,997 / / /1927 157,175 87,548 69,627 / / /1939 245,194 124,015 121,113 / / /1940 104,922 53,436 51,486 1,856 1,025 831資料來源：根據相關年份澳門人口普查資料整理。隨着澳門被葡萄牙殖民統治的事實之確立，大量葡裔男子從宗主國或其他殖民地來澳，加上大量華人男子的湧入，澳門“女人城＂的歷史被改寫，男性數量開始大大超過女性，葡裔人口亦出現了相同的趨勢。在 1878 年，葡裔族群中男子的性別比為 51.3% ， 1896 年上升為 51.7% ，到1940年更是高達55.2%。再加上當時婚姻觀的影響，很多葡裔女性都選擇獨身，可供選擇的葡裔女子就更少了。而這些很難娶到妻子的大齡葡裔男子被迫選擇獨身，可能也存在着與華人女子非婚同居的現象。綜上所述，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獨身者甚眾，形成一種特殊的社會風潮。由於終身不婚的獨身者人數眾多，家族後繼無人的現象也很常見。箇中原因複雜，可以大致歸納為七個方面：（1）歐州文化的獨身傳統，貴族堅持門當戶對，平民階層因應惡劣經濟情況，自動調整人口，因而選擇晚婚或獨身。這種傳統在澳門的葡裔族群中留下鮮明的烙印──即豪門貴族女姓從事神職和未婚者較多。隨着澳門經濟的衰落，澳門葡裔族群的晚婚和不婚者比例很高，這與澳門華人族群形成鮮明的對比；（2）婦女解放運動提高了葡裔女子的教育水平和自主性，而近代化進程對大家庭的解體、個人主義的興起等都增加了澳門葡裔族群獨身的機會。葡裔獨身女性中有一定比例擁有工作或有大量財產，獨身男子中亦不乏財力雄厚、地位優越者；（3）戰爭和社會的動蕩，促使澳門葡裔族群在近代大規模的遷移，如遷至香港、上海、日本、新加坡等地，所在地由於種族等限制，婚姻市場狹小，也是獨身者眾多的客觀原因；（4）土生家族的內部影響。獨身現象和家族內部的獨身氛圍是密不可分的，家族獨身者亦相伴生活；（5）葡裔女子的繼承權使得葡裔女子能夠得到父母或祖上大量財富，為她們的獨身生活提供經濟基礎；（6）近代澳門的經濟社會狀況使婚姻的門第觀和血統觀加重，土生葡人女子幾乎不與華人男子及其他東方男子通婚。加之婚嫁論財的財富觀，澳門那些貧窮的士兵、無業者也不是理想的結婚對象。可供選擇的對象減少，很多葡裔女性因此選擇獨身；（7）為了實現殖民，大量葡裔男子從宗主國或其他殖民地來澳，澳門“女人城＂的歷史被改寫，葡裔男子數量超過女子。再加上很多葡裔女性都選擇獨身，可供選擇的葡裔女子就更少了。而這些很難娶到妻子的大齡葡裔男子被迫選擇獨身，但也大量存在着與華人女子結婚或非婚同居的現象。[ 責任編輯　張中鵬]

14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摘 要]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創建之始，就注重搜集和收藏澳門地區的文獻，歷經百年的發展和積累，今所藏澳門文獻已有相當規模。截至2015年，館藏1949年前的澳門文獻有三百餘種，包括圖書、期刊、報紙、地圖，以及葡萄牙外交部檔案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電子檔案。這些館藏文獻是研究澳門歷史、經濟、文學、教育、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的珍貴史料，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關鍵詞 ] 省立中山圖書館　澳門文獻　館藏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是國內最早開辦的省級公共圖書館之一，創辦於1912年，迄今已逾百年歷史。期間曾經停辦、遷徙，並先後兩次與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合併。歷經百年的發展後，目前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的總藏書量已達 680 萬冊，有 164 部古籍善本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其數量居廣東各大公藏單位之首；近代民國期刊1.3萬餘種，其種類位居全國前三甲；特色館藏中的廣東地方文獻有9萬多種40多萬冊，包括港澳史料、孫中山文獻和南海諸島資料等。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澳門一直以來與廣東關係密切。因此，省館創建時，就將澳門地區的文獻納入廣東文獻的收藏範圍。經多年的搜集和積累，現省館所藏澳門文獻已有一定規模。截至 2015年，館藏 1949年前的澳門文獻 300餘種，其中圖書（包括澳門學人著作和相關詩文集）約 250種，期刊 28種，報紙 9種，地圖約 20種，以及葡萄牙外交部檔案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電子檔案約十萬頁。這些文獻均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筆者將其分類概述，以期對澳門歷史、經濟、文學、教育等各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一、館藏澳門圖書（一）綜合類這些圖書主要是有關澳門的指南、手冊和年鑑等，可為宏觀上瞭解澳門的歷史、地理、經濟、人口、社會、教育、旅遊等提供便捷的途徑。民國五年（1916）澳門保地社出版、陳沂春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澳門文獻概述倪俊明作者簡介︰倪俊明，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研究館員。廣州　510110‧ 澳 門 學 ‧

143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澳門文獻概述的《澳門》，是較早的澳門指南類圖書,其內容有澳門之輿地、歷史、澳門讓歸葡屬的由來、澳門讓葡後之肆意佔地、中葡交涉、官民有關澳界交涉之言論等，對研究澳門的歷史和地理沿革，尤其是葡萄牙侵佔澳門的歷史和中葡有關澳門問題的交涉等，較有史料價值。1920年英國外交部歷史部編、皇家文書局出版的英文版《澳門》， 對澳門的歷史地理等作了簡要介紹。20世紀30、40年代，廣東、香港和澳門先後出版了一批關於澳門的指南和年鑑，有民國二十一年（1932）澳門經濟局編輯出版的《澳門指南》，民國二十一年（1932）廣州粵港澳指南社出版、馮覺聲編的《粵港澳大指南》，民國二十八年（1939）出版、何翼雲和黎子雲合編的《澳門遊覽指南》，民國三十年（1941）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俞永濟編著的《澳門指南》， 20世紀 40年代日本領事館編印的日文《澳門》，澳門經濟總局分別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民國三十年（1941）編輯出版的 1938年《澳門年鑑》和 1940－ 1941年《澳門年鑑》，以及佚名編輯出版的《澳門》。 其中 1932年出版的《澳門指南》，中葡對照，詳細記載了 20世紀 30年代澳門有關遺產稅、慈善印花稅、煙稅徵收章程，料半酒及酒精出口須知、實業細則、私家建築領照章程，電話費價目表、文武官署徵收公費表、酒稅章程等法規， 澳門的實業、教育、進出口貿易等概況，以及澳門商業、工業名錄，並附有許多澳門的酒店、街景、貨倉、工廠、碼頭、賽馬場、醫院、郵政局和漁船等圖片，是研究20世紀30年代澳門經濟史的原始資料；《澳門遊覽指南》，略記澳門地勢、街道、氣候、人口、貿易、幣制、交通、政府衙署、教堂、寺廟、報紙刊物、名勝風景、圖書館、博物館、體育館、兒童遊樂場、娛樂場所、醫院善堂、華人代表、華人團體、公私立學校、酒店餐室茶樓、工廠商店、中西醫師、澳門自治規約、市場和公廁等；1941年出版的《澳門指南》，簡明記載澳門的史地沿革、人口、氣候、交通、商業、工業、漁業、學校、圖書館、古跡、名勝、公園、旅客須知、幣制、郵政、電報、購物、假日、醫院、旅館、茶樓、酒館、遊覽線路、會所及娛樂、舟車（計程車、肩輿、手車、公共汽車等）、政府機關、教會、報館、商行名錄、工廠名錄、澳門自治規約和澳門街道中葡譯名等；佚名編輯出版的《澳門》，鉛印本，其內容包括澳門的歷史沿革、名勝風景、運動場、名剎古蹟、政府機關、一般法規、公鈔牌照、在澳華人習俗、自治規約、全澳電話一覽表等，是瞭解 20世紀 30、 40年代澳門的史地沿革、經濟文化和社會民生等重要參考資料。（二）教育類此類圖書主要是20世紀30、40年代澳門各中學（包括抗戰時期從廣州遷至澳門的中學）的出版物，其中有培正中學、培英中學、嶺南大學附中和協和中學等。培正中學的出版物：民國二十八年（1939）、民國二十九年（1940）培正中學 1942年級斌社編輯出版的《藍白》，民國二十八年（1939）培正中學“1939年鵬社同學錄籌備委員會”編輯出版的《鵬社同學錄》，民國二十九年（1940）培正中學 1941年級磐社編輯出版的《黃校長逝世一週年紀念特輯》、《廣州培正中學毓社同學錄》，民國三十年（1941）培正中學毅社學藝股編輯出版的《毅志》和《毅社六週年紀念特刊》，民國三十三年（1944）、民國三十四年（1945）培正中學編輯出版的《培The dir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Sect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 Macao, London: H.M.Stationery Office, 1920.《省立中山圖書館館藏目錄》誤錄為《澳門歷史沿革》。“所謂的料半酒，是一種廉價的米酒，多為工人和窮人飲食”，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 4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 2007頁。

14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正、培道二校清貧學額募捐征信錄》和《培正校友錄》。培英中學的出版物，有民國三十年（1941）培英中學編輯出版的《廣州培英中學留港澳校友通訊錄》，民國三十二年（1943）培英中學學生青年會五十週年、自治會二十三週年紀念日特刊慶祝紀念籌委會出版部編輯出版的《培英青年會五十週年、自治會二十三週年紀念特刊》，民國三十四年（1945）培英中學青年會、自治會編輯出版的《澳門培英中學青年會五十二週年，學治會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嶺南大學附中的出版物，有民國三十三年（1944）嶺南大學附中勵社紀念刊出版委員會編輯出版的《嶺南大學附中勵社七週年紀念刊》；民國三十四年（1945）嶺南大學浩社編輯出版的《嶺南大學浩社六週年紀念刊》，楊重光、張維持編輯，廣州出版的《澳門嶺南同學手冊》。協和中學的出版物，有民國三十年（1941）蔡銀珠、胡素馨合編，協和中學學治會出版的《協和學生創校三十週年紀念專號》；協和中學編輯出版的《協和中學三十週年紀念會場特刊（1911－ 1941）》和《協和中學創校三十週年紀念刊》。此外，還有民國二十八年（1939）廣東教忠中學校編輯出版的《廣東教忠中學校第十四屆初中畢業同學錄》；民國三十年（1941）越山中學編輯出版的《越山中學歡送畢業同學特刊》、慈愛幼稚學校編輯出版的《慈愛幼稚學校三十週年紀念》；民國三十四年（1945）劉日波、李祖垣編輯，嶺分中學鋼社出版的《嶺分中學鋼社五週年紀念刊》；民國三十七年（1948）聖羅撒女子中學學生自治會編輯出版的《聖羅撒學生》、廣大中學編輯出版的《廣大十年──澳門廣大中學建校十週年紀念刊》、中德中學編輯出版的《澳門中德中學建校十週年紀念特刊》、粵華中學編輯出版的《澳門粵華中學年刊》，以及民國二十九年（1940）僑務委員會僑民教育處編輯出版的《港澳僑民學校立案暫行標準》等。這些文獻集中地反映了各校的校史沿革、機構設置、教學情況和社團活動等，為研究澳門教育史，尤其是抗戰時期的澳門教育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這些學校出版物還刊登許多學生習作，從中既可見學生的文化素養、心理狀況，也可瞭解學校的辦學情況、澳門及周邊地區的風土人情。民國三十一年（1942）培正中學編輯出版的《藍白》，刊登署名戰士的《從澳門到昆明》，記述了1942年藍白社常、陳、戚三位同學投筆從戎，同往昆明報考軍校的經過；該文乃是集三人途中致友人的書信而成；文章寫道，他們於 2月 5日離開澳門，途經開平、肇慶、梧州、柳州、貴陽、安順、安南、盤縣、曲靖，再到昆明，“回顧從離開澳門那天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個月，在這一月中，我們走過了兩個省分，途中見到的大小市邑，真是難以計算，而所有的居民都充滿了愛國的熱情，尤其是在梧州市，抗敵的怒潮萬分的高漲，我們愈走得遠，愈覺得民族的前途無限，也愈感到自己有希望”。此文不僅反映了澳門、粵西、廣西、貴州等地的社會民生，也表現了澳門學生和兩廣等地民眾的抗日愛國熱忱。此外，民國三十三年（1944）嶺南大學附中勵社紀念刊出版委員會編輯出版的《嶺南大學附中勵社七週年紀念刊》，其刊登的《濠江月夜》、《南灣堤畔》，和民國三十四年（1945）嶺分中學鋼社出版的《嶺分中學鋼社五週年紀念刊》，其刊登的《春郊之遊》等，皆以學生的筆觸描繪了澳門的自然風光。（三）歷史地理類館藏歷史地理類圖書，主要是有關澳門的方志、族譜，澳門勘界事件，和其他歷史、地理著作。館藏方志、族譜類，有嘉靖《香山縣志》八卷，明鄧遷修、黃佐纂，嘉靖二十六年（1547）刻本（《廣州大典》本）；康熙《香山縣志》十卷，清申良翰修、歐陽羽文纂，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廣州大典本》）；乾隆《香山縣志》八卷、首一卷，清暴煜修，李卓揆、陳書纂，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道光《香山縣志》八卷、首一卷、附錄一卷，清祝淮修、黃培芳纂，道光八

145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澳門文獻概述年（1828）廣州西湖街富文齋刻本；光緒《香山縣志》二十二卷，清田明耀等修、陳澧纂，光緒五年（1879）刻本；民國《香山縣志續編》十六卷、首一卷，厲式金修，汪文炳、張丕基纂，民國十二年（1923）廣州西湖街墨寶樓刻本；乾隆《澳門紀略》二卷、首末各一卷，清印光任、張汝霖纂，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嘉慶五年（1800）刻本、道光《昭代叢書》本、光緒六年（1880）刻本、光緒十年（1884）廣州萃經堂刻本、光緒十六年（1890）《嶺海異聞錄》本、民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族譜類，有《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六卷、首一卷，清盧子駿纂修，宣統三年（1911）鉛印本；《香山翠微韋氏族譜》十二卷，清韋勳表等纂修，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本；《蔡氏遷粵家譜》不分卷，清蔡永建纂修，光緒二十三年（1897）刻本；《山陰汪氏譜》四卷，汪兆鏞撰，民國三十六年（1947）鈔本。館藏有關澳門勘界事件的圖書，有《澳門公牘偶存》，蔡國楨撰，宣統三年（1911）振綺堂鉛印本，其匯編的是 1886年以來有關《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談判和中葡勘界談判的官吏奏摺等；《澳門界務爭持考》，黃培坤編，民國二十年（1931）鉛印本，收載 1909年中葡劃界談判之九次會談紀要和這一期間中葡雙方來往信件 20封；《中葡澳門劃界交涉文牘始末記底稿》，光緒鈔本（《廣州大典》本，原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館藏其他澳門歷史方面的圖書，有《海錄》一卷，清謝清高口述、楊炳南撰，道光二十四年（1844）漱六軒刻本，書中介紹了 16至 18世紀澳門、葡萄牙的歷史和以澳門為中轉港的東西方國家貿易和交往；《中葡外交史》，周景廉著，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該書對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來廣東屯門、浪白澳貿易，被驅逐出廣東到浙江、福建，後又回到廣東進入和租居澳門，開展“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日本長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等東西方國際貿易的經過，以及葡萄牙人在澳門“自治管理”等有關中葡關係諸問題作出分析探討，是研究早期中葡關係史、澳門史的重要著作；《澳門考略》，劉萬章著，民國十八年（1929）廣東省立女子中學圖書館鉛印本，書中介紹了澳門地名的沿革、葡人入侵澳門的由來、澳門與廣東的關係，並附 1929年 5月 1日至 4日作者帶領廣東省立女子中學學生赴澳遊覽的日記。此外，還有《澳門問題研究》，鄭師許著，民國稿本；《港澳抗戰殉國烈士紀念冊》，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編，民國三十五年（1946）鉛印本等。地理方面，有光緒十七年（1891）著易堂鉛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的《澳門圖說》一卷，清張甄陶撰；《澳門記》一卷，清薛馧撰；《澳門形勢篇》一卷，清張汝霖撰；《澳門形勢論》一卷，清張甄陶撰；《澳蕃篇》一卷，清張汝霖撰；《制馭澳夷論》一卷，清張甄陶撰；《澳門形勢論》一卷，清李受彤撰；民國三十五年（1946）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出版的《澳門地理》，何大章、繆鴻基合著。（四）經濟類館藏澳門金融、漁業、商業等方面的圖書，有《澳門金融市場》（另名《國幣葡幣港幣黃金及投資》），麥健增著，民國三十四年（1945）鉛印本；麥健增，留美經濟學博士，歷任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和嶺南大學商科教授；該書分六章，從澳門之財政及貨幣，澳門之金融組織，大洋之過去、現在及未來，黃金市場，葡紙市場，港紙、美鈔、大鈔、灣匯、省匯及投資設計，論述澳門金融市場的相關問題。《澳門漁業概況》，麥振華編，民國三十六年（1947）廣州中華文化服社鉛印本；該書介紹澳門漁業的發展概況，其內容分緒論、地理環境、漁業種類、漁民狀況、漁欄現狀、漁業公司的現狀、漁業團體、漁業港之發展和結論。此外，還有《澳門商業人名

14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錄》，史雨生編，民國二十二年（1933）澳門商會鉛印本。（五）衛生體育類館藏衛生體育類的書籍，有《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八年來工作概況》，民國三十五年（1946）鉛印本；《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第三屆值理會一年來工作報告》，民國三十五（1946）鉛印本；《鏡湖醫院概況：1941－ 1946年》，民國三十六年（1947）鉛印本；以及《澳門中華乒乓總會特刊》，民國三十八年（1949）澳門中華乒乓總會鉛印本。（六）宗教社會類館藏宗教社會類的書籍，有《中華公教進行會澳門區指導會刊》，澳門中華公教進行會編，民國二十五年（1936）鉛印本；《澳門今日之僑運》，澳門世界出版社編，民國三十七年（1948）鉛印本；《澳門法例》，大家報社編，民國三十八年（1949）鉛印本；《澳門小姐號機失事始末記》，海外流動宣傳團編輯部編，民國三十七年（1948）鉛印本等。（七）澳門學人著作清初至民國時期，不少寓居澳門的學人著書立說，留下了許多詩文著述，為研究清代和民國的政治、教育、文學、歷史等提供了重要史料。館藏此類文獻有清初澳門普濟禪寺高僧、著名詩人大汕和尚撰《離六堂集》十二卷、近稿一卷，康熙刻本。澳門高僧、海雲書派宗師天然和尚（釋函昰）撰《瞎堂詩集》二十卷、首一卷，清刻本。近代維新思想家鄭觀應著《盛世危言》，光緒十八年（1892）刻本；《盛世危言正續編》九卷，光緒十八年（1892）上海六先書局刻本；《盛世危言》，光緒二十年（1894）刻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刻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上海古香閣刻本、光緒二十二年（1896）時務山館刻本、光緒二十二年（1896）刻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十四卷，光緒二十一年（1895）刻本；《盛世危言》六卷、續編四卷、補編六卷，光緒二十二年（1896）上海書局石印本；《盛世危言》十四卷，光緒二十四年（1898）刻本；《劍俠傳》四卷，光緒五年（1879）刻本；《救災福報》，複印本；《羅浮待鶴山人詩草》，光緒二十三年（1897）刻本；《羅浮待鶴山人詩草》，光緒二十四年（1898）刻本；《羅浮待鶴山人詩草》二卷，宣統元年（1909）上海著易堂刻本；《羅浮待鶴山房談玄詩草》，光緒二十四年（1898）刻本；《修真四要》一卷，光緒二十四年（1898）刻本；《續劍俠傳》四卷，刻本；《中外衛生要旨》五卷，刻本；《陶齋志果》八卷，光緒二十六年（1900）刻本。清末民初澳門著名學者汪兆鏞著、編的有《誦芬錄》，光緒三十四年（1908）番禺刻本；《雨屋深鐙詞》一卷，宣統三年（1911）刻本；《雨屋深燈詞》三卷，宣統三年（1911）排印本；《雨屋深鐙詞》三卷，民國元年（1912）廣州刻本；《雨屋深燈詞》，民國二十八年（1939）排印本；《微尚齋詩》二卷，民國元年（1912）番禺刻本；《微尚齋詩續稿》，民國二十九年（1940）排印本；《微尚齋雜文》六卷，民國三十一年（1942）排印本；《廣州新出土隋碑三種考》，民國十二年（1923）廣州刻本；《棕窗雜記》，民國十五年（1926）排印本；《嶺南畫徵略》十二卷，民國十七年（1928）排印本；《乙己紀遊草》，民國十九年（1930）番禺刻本；《陳東塾先生遺詩》一卷，民國二十年（1931）刻本；《廣州城殘磚錄》（附《大刀山晉磚記》），民國二十一年（1932）廣州印本；《澳門雜詩》，澳門刻本；《明江西提學僉事子宿府君家傳》，民國刻本；《鄒靜存先生六十初度徵詩文啟》，民國廣州刻本。清末民初澳門著名教育家陳榮袞（字子褒）編輯的蒙童教科書和教育著作，有《幼雅》八卷，光緒二十三年（1897）廣州崇蘭仟館刻本；《改良繪

147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澳門文獻概述圖四字書》，光緒二十六年（1900）鉛印本；《改良繪圖五字書》，光緒二十六年（1900）鉛印本；《增改婦孺須知上卷》一卷，光緒二十七年（1901）石印本；《改良婦孺三字書四字書五字書》，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州守經堂石印本；《改良婦孺三字書》二卷，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州聚文書局刻本；《增改婦孺須知上卷》，光緒三十三年（1907）刻本；《改良婦孺須知》二卷，清廣州守經堂刻本；《陳子褒教育遺議》不分卷，稿本；《小學詞料教科書》，民國四年（1915）蒙學書局石印本。民國澳門詩人馮秋雪編撰《雪社第三集》，民國十六年（1927）澳門雪社鉛印本；《金詩絕句選》，民國鉛印本。（八）相關詩文集館藏有數十種明清以來詩人墨客、官吏行商的詩文集，涉及澳門風土人情、山川名勝和重大史事，雖斷簡零篇，但對澳門史研究頗有文獻價值。《百可亭摘稿》九卷、首一卷，明龐尚鵬撰，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其卷一有廣東監察御史南海龐尚鵬於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上呈的《撫處濠鏡澳夷疏》，此乃首份中國人關注澳門問題的文字記錄，也是第一次出現“澳門”這一地名的中文文獻。《建霞樓詩集》二十二卷、《文集》七卷，明李孫宸撰，清刻本，其卷四《送父母但侯入覲序》記載萬曆年間澳門清查倭奴的史實。《全邊略記》十二卷，明方孔昭撰，北平圖書館民國十九年（1930）排印本，其卷九《海略》也有萬曆年間澳門清查倭奴的記載。《翁山詩外》十八卷，清屈大均撰，康熙刻本；書中收載順治十五年（1658）屈大均遊澳時留下的大量詩文，其中最著名的有《澳門》五律六首、《望洋台》五律一首、《廣州竹枝詞》五首。《廣東新語》二十八卷，屈大均撰，康熙水天閣刻本，其中《澳門篇》記錄了屈大均遊澳門時的親歷見聞。《墨井集》，清李杕編，宣統元年（1909）土山灣印書局排印本；其卷三收載吳漁山於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在澳門三巴寺學道期間所撰詩集《三巴集》，有聖學詩 82首和《嶴中雜詠》30首，是研究澳門史和中國天主教史的寶貴資料。《咸陟堂文集》二十五卷、《二集》八卷、《賦》一卷，《咸陟堂詩集》十七卷、《二集》六卷，清釋跡刪撰，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據《詩集》卷十四記載，康熙三十六年（1697）高僧跡刪遊澳寓居普濟禪院時留下七律詩六首：《丁丑夏客澳門島普濟禪院贈劍平師》、《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三巴寺》、《望海樓》、《青洲島》和《島門秋雨與諸子同賦》。《崇德堂稿》八卷，清王植撰，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其卷二有直隸深澤人香山縣令王植的《香山險要說──覆撫都堂王》，介紹乾隆初年澳門的人口、社會和軍事狀況。《勺園詩鈔》四卷，清李遐齡撰，嘉慶十九年（1814）刻本；其卷一收載香山詩人李遐齡寓居澳門期間所作的《澳門海邊晚步》、《澳門雜詠》和《洋樓》等，內容多為當時澳門社會民情風俗的寫照。《竹葉亭雜記》八卷，清姚元之撰，光緒十九年（1893）刻本；其卷三詳記河南學政姚元之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遊歷澳門時的所見所聞，內容涉及社交禮儀、寓澳番人、居家園林、宗教習俗等。《越台雜記》四卷，清顏嵩年撰，稿本，其卷三詳記沈志亮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案。《港澳旅遊草》，清梁喬漢撰，刻本；該書收載作者於光緒年間到澳門設館授徒時吟詠澳門名勝古跡、風土人情的大型組詩《鏡湖雜詠》50首，其中《風土雜詠》25種尤能反映當時澳門的社會生活。《芙蓉書屋近體詩鈔》四卷，清葉廷樞撰，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其卷四記載南海行商葉廷樞乾隆四十六年（1781）遊澳時寫下的組詩《澳門雜詠》。《梅花書屋近體詩》四卷，清葉廷勳撰，道光刻本，卷四有南海行商葉廷勳的《己酉初夏重遊澳門》二首。

14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二、館藏澳門期刊（一）教育類館藏教育類期刊，多為 20世紀 30至 40年代澳門中學（包括戰時從廣州遷至澳門的中學）的校刊和學生刊物。培正中學《青年會月報》，培正中學學生基督青年會編印， 1939－1941年第 1－ 11、 15、 19期；《培正體育》，該刊出版委員會編印， 1940年創刊號；《鋒芒》，培正鋒社編印， 1944年第 28期；《培正建社》（建社五週年特刊），培正中學建社編印， 1945年；《虹藝特刊》，培正中學虹社編印，1945年；《培英中學西關分校校刊》，培英中學編印，1939－ 1945年特刊第 3、 10、 13－ 28期， 1946－ 1949年新 1－ 13期；《私立廣州知用中學校刊》，知用中學編印， 1939年創刊號第 6－ 7期， 1940－ 1941年第 2卷第 1－ 4期，第3卷第 1、第 3－ 6期，第 4卷第 1－ 3期；《培道女子中學五十五週年紀念特刊》，培道女子中學編印，1943年；《粵華》，粵華中學，1944年第2期；《澳門粵華中學年刊》，粵華中學，1949年；《一九四八年曦社成立八週年紀念刊》，嶺南大學附屬中學曦社編印， 1948年。這些澳門中學校刊和學生刊物，內容除介紹學校歷史沿革和教學情況外，也刊登學生的作文遊記，如《路環旅遊記》、 《澳門素描》、 《參觀澳門電力公司工廠》等， 從中可瞭解 20世紀 40年代澳門的風土人情和社會經濟狀況。（二）文學類館藏文學類期刊有著名的《詩聲：雪堂月報》、《淹留》詩刊，其餘多為學校出版的文學刊物。《詩聲：雪堂月報》，雪堂詩社編印，現館藏有 1915－ 1920年第 2卷第 10－ 12期、第 3卷第 1－ 12期、第 4卷第 1－ 10期；該刊是澳門最早出版的文學期刊，由馮秋雪、馮印雪創辦，1915年創刊，除登載詩社成員的詩詞、筆記、詩評、詞評外，還有一些《竹枝詞》，如《澳門竹枝詞三十首》對瞭解當時澳門的社會生活頗有史料價值。《淹留》詩刊，廖平子編印，館藏有 1939－ 1941年第 1－ 38期；1938年 11月 17日，著名詩人廖平子攜家眷避居澳門，受聘於板樟堂漢文學校教授國文，為宣傳抗日，創辦手抄詩刊《淹留》半月刊，獨自承擔創作、編輯、繕寫、裝訂、發行等工作；《淹留》38期中，有詩 412首，其中五、七言絕句 57首，七律163首，五、七言歌行192首，皆以激勵士氣，反映了抗日戰士英勇殺敵和全民奮起抵抗外敵入侵的事跡，被譽為“抗敵史詩”。館藏中學出版的文學刊物，有培正中學的《毓焰》，培正中學毓社編印，1939年第2卷第1期；《紅黃文粹》，培正中學昭社編印，1939年創刊號；《微波》，培正中學微波社編印， 1940－ 1941年第 1－ 2、 4期；《毅志》，培正中學毅社編印， 1941年第 1期。《鋼鐵》，中德中學藍灰社編印， 1945年第 4、 6－ 7期。《我們的園地》，培道女子中學學生自治會編印， 1948年創刊號。此外，還有因是學社編印的《因是學社月刊》1923年第 1期；心聲社編印的《心聲》， 1940－ 1941年第 1卷第 1－ 10期；迅雷社編印的《迅雷》，1945年第 1期；文壇遊擊出版社編印的《文壇遊擊》， 1947年第 3期。這些文學刊物發表大量散文、詩歌等，可資 20世紀 30、 40年代澳門文學史研究之參考，其中一些作品較為特別，如李寶瑛等：《路環旅遊記》，《培道女子中學五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澳門）1943年，第 26－ 29頁， 1943年。馬巧雲：《澳門素描》，《培道女子中學五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澳門）1943年，第 30頁， 1943年。《參觀澳門電力公司工廠》，《私立廣州知用中學校刊》（澳門）1940年第 3卷 6期，第 16－ 17頁。

149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澳門文獻概述《逃難生活素描》， 記述了抗戰期間澳門學生遷徙逃難的經過，《華僑日報的一頁滄桑史》則記錄了香港、澳門《華僑日報》的歷史沿革。（三）其他類館藏其他澳門報刊，有《知新報》，知新報社編印， 1897－ 1901年第 1－ 133期（缺第116、 134期）；該刊為維新派康廣仁、何廷光等於 1897年 2月 22日在澳門創辦的著名時政刊物，載有論說、上諭、京外近事、各國情況、農事、工事、商事、礦事、中外交涉、各省新聞等，宣傳變法圖存思想，發表維新言論，介紹新政推行情況；其中有許多關於澳門學術、文化、社團活動的報導和資料，對研究澳門歷史和文化較有史料價值。《香山旬報》，香山旬報社編印， 1908－ 1910年第 1卷第 8期至第 3卷第 34期；該刊於 1908年由鄭岸父在香山創辦，是中國近代創辦最早的僑刊，對當時香山和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習俗多有報導，特別是對中葡澳門勘界交涉事件報導尤詳，留下大量珍貴史料。此外，還有《澳門憲報》，澳門憲報社編印， 1915年第 11－ 15期；《醒心週報》，醒心週報編印，嚴紹漁司鐸監督， 1940－1941年第 1卷第 42－ 47期（缺第 45期）；《基督教浸信會中澳聯會會刊》，澳門白馬行浸信會堂中澳聯會編印，1948年第2－3期；《鏡湖醫藥》，鏡湖醫藥社編，鏡湖醫院慈善會出版，1948－ 1954 年第 3－ 6期。三、館藏澳門報紙省立中山圖書館收藏的澳門報紙，有《大眾報》，陳天心督印，創刊於 1933年 7月 15日，是澳門現有中文報紙中出版最早的，現館藏僅有 1945年 5月的若干張；抗日戰爭時期，該報作為澳門新聞界的主要代表之一，與澳門學術界、體育界、音樂界組成“四界救災會”，以售旗、售花、義賣、義唱、沿門勸捐等方式籌款支援國內抗戰。《華僑報》，趙斑斕督印，澳門私營中文報紙，創刊於 1937年 11月 20日；該報由香港《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委派趙斑斕等人到澳門創辦，以“立足澳門，客觀報導，服務社會”為宗旨，在澳門率先採用收報機，收錄中國“中央社”的電訊，對國際、國內新聞的報導都較其他報刊迅捷；現館藏的《華僑報》有 1943年 11月， 1944年 7－ 12月， 1945年 1－ 8月， 1946年 4－ 5月、 10月， 1947年 1月， 1948年 1月。此外還有《薔薇》，潘劍生督印， 1936年第1期；《西南日報》，李逢春督印， 1941年 8月、 1942年 10月、 1943年 3－ 4月；《商報》，薛禹賢督印， 1943年 8月；《市民日報》，龔文督印， 1944年 9月；《新聲晨報副刊》，鄧羽雲督印， 1945年 12月；《世界晚報》，盧彼時督印， 1945年 8月；《世界日報》，鄭樹森督印， 1946年 11月。四、館藏澳門地圖省立中山圖書館收藏的澳門地圖，有同治年間繪製的《環海全圖》（澳門部分）一幅，1909年葡文地圖一幅，民國單幅地圖三種，以及明清時廣州、香山和澳門等地方志和輿圖志中的澳門芳：《逃難生活素描》，《心聲》（澳門）1941年第1卷第 7－ 8期合刊，第 22－ 23頁。江慧︰《華僑日報的一頁滄桑史》，《文壇遊擊》（澳門）1947年第 3期，第 8－ 9頁。

15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地圖十多種。詳列如下：《澳門》，載《葡萄牙殖民地地圖集》（Atlas Colonial Português），1909年；《澳門》（圖 1），廣東陸軍測量局繪，民國九年（1920）石印本，一幅；《澳門》，民國十六年（1927）印本，一幅；《前山澳門海島界址輿圖》（圖 2），民國石印本，一幅；《澳門圖》，載《澳門記略》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印光任、張汝霖纂，乾隆間刻本；《香山縣圖》（圖 3），載《廣東輿圖》十二卷，清蔣伊、韓作棟編，清盧士、劉任繪圖，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香山縣圖》，載《廣東圖志》九十二卷、首一卷，清毛鴻賓、瑞麟修，桂文燦纂，陳澧等繪圖，同治間省城龍藏街萃文堂刻本；《香山》，載《廣東圖》二十三卷，清佚名繪，同治五年（1866）刻本；《香山縣圖》（圖 4），載《廣東輿地全圖》不分卷，清張人駿、廖廷相編，光緒二十三年（1897）廣州石經堂石印本；《香山縣圖》（圖 5），載《廣東輿地全圖》不分卷，清廣東參謀處測繪科製圖股編繪，宣統元年（1909）石印本；《澳門圖》（圖 6），載《廣東全省總圖》不分卷，清李夢松編繪，清鈔本；《濠鏡澳圖》，載康熙《香山縣志》十卷，清申良翰修，歐陽羽文等纂，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澳門全圖》，載道光《香山縣志》八卷、首一卷、附錄一卷，清祝淮修，黃培芳纂，道光八年（1828）廣州西湖街富文齋刻本；《澳門圖》（圖 7），載民國《香山縣志續編》十六卷、首一卷，厲式金修，汪文炳、張丕基纂，民國十二年（1923）廣州西湖街墨寶樓刻本；《澳門圖說》，載乾隆《廣州府志》六十卷、首一卷，清張嗣衍修，沈廷芳纂，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香山縣圖》，載同治《廣州府志》一百六十三卷，清戴肇辰修，史澄、李光廷纂，光緒五年（1859）粵秀書院刻本；《廣東沿海全圖》，載萬曆《粵大記》三十二卷，萬曆刻本；《澳門海圖》，載康熙《廣東通志》三十卷，清金光祖纂修，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澳門圖》，載雍正《廣東通志》六十四卷，清郝玉麟修，魯曾煜纂，雍正九年（1731）刻本；《香山縣圖》，載道光《廣東通志》三百三十四卷、首一卷，清阮元修，陳昌齊纂，道光二年（1822）刻本。五、館藏葡萄牙外交部檔案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電子檔案省立中山圖書館所藏的葡萄牙外交部檔案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電子檔案，較為珍貴，總量超過十萬頁，主要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葡領事與相關各方的往來公文，以葡文和中文的居多，包括葡領事與澳葡政府、葡籍人士和中國官府尤其是廣東各級官員的來往公函等。該批檔案至少有一半是直接或間接涉及澳門，如澳門主權爭議和勘界談判、葡人和澳門出生的葡籍華民在粵商務活動及糾紛、廣東官方與澳門政府合作緝匪和引渡犯人、粵澳相互支援幫助等問題。其中， 1907－ 1911年中葡勘界談判和 1928年條約談判的檔案、在穗葡商經營情況的資料、澳門早期賭博業相關資料、國籍問題糾紛案宗等，對客觀瞭解清末民國中國與葡萄牙的外交政策、澳門治理、粵澳關係等方面，較有文獻價值。2008年 9月，澳門基金會、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葡萄牙外交部檔案館、廣東大沿海出版公貿有限公司、澳門大學圖書館聯合將這批檔案予以整理、拍攝和編輯。其中《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中文部分”16冊和“清代中外文合編”32冊，分別於 2009年和 2015年出版，“民國中文部分”28冊也將於 2016年底出版。此外，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舊澳門文獻除上述介紹的，還有相當一部分散見於其他的館藏古籍，以及圖書和報刊中。這批文獻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尚未被學界充分利用。梁啟超在

151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澳門文獻概述《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曾經指出：“史料為史之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 相信隨着學界對這批文獻史料的不斷挖掘和利用，必將對澳門歷史文化的進一步研究，發揮積極的作用。[ 責任編輯　徐菁菁]圖 1 廣東陸軍測量局《澳門》（60×36cm）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4年，第 66頁。

15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圖 2 佚名《前山澳門海島界址輿圖》（44×42cm）

153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澳門文獻概述圖 3 盧士、劉任《香山縣圖》

15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圖 4 張人駿、廖廷相《香山縣圖》

155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澳門文獻概述圖 5 廣東參謀處測繪科製圖股編繪《香山縣圖》

15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圖 6 李夢松《澳門圖》

157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澳門文獻概述圖 7 厲式金修，汪文炳、張丕基纂《澳門圖》

15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一、若昂‧塔瓦雷斯‧德‧維雷茲‧格雷羅（João Tavares deVel lez Guerreiro）著《安東尼奧‧德‧阿爾布克爾克‧古爾露之行程：在華之天主聖名之城的總督與兵頭，在 1 7 1 8 年從果阿抵達天主聖名之城（分為兩部分）》（Jornada que Antonio de AlbuquerqueCoelho, Governador, e Capitaõ General da Cidade do Nome de Deosde Macao na China, Fez de Goa Atè Chegar á dita Cidade no Annode 1718: Dividada em Duas Partes），里斯本：Officina daMusica， 1732年， 427頁。著者為若昂‧塔瓦雷斯‧德‧維雷茲‧格雷羅（João Tavares de Vellez Guerreiro）上尉。此書記錄了安東尼奧‧德‧阿爾布克爾克‧古爾露從果阿至天主聖名之城──澳門的行程。古爾澳門學著作提要（二 三）葉　農作者簡介︰葉農，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 澳 門 學 ‧

159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三）露為澳門第 34任總督， 1682年生於巴西聖克魯斯，是其家族的混血後裔；早年曾在葡萄牙求學，與父親一樣，以出任王家官員開始其從政生涯；1700年，以葡萄牙王家海軍軍官的身份前往果阿；1708年，首次進入澳門；1709年，獲得王室與基督階騎士榮譽；1710年，與已故澳門富商法蘭西斯科‧德莫拉‧巴士度（Francisco de Moura Bastos）之後裔瑪麗亞‧德‧莫拉（Maria de Moura）在澳門結婚；1712年，擔任澳門議事會法官。隨後兩年，他與在澳門社會頗有影響的曼奴埃‧維森特‧羅薩（Manuel Vicente Rosa）和法蘭西斯科‧雷伊特‧俾利拉（Francisco Leite Pereira）爭執不斷，並因此被捕，後被釋放，原因是需赴果阿高等法院為自己辯護。 1718年，任澳門總督，次年調任他處，最後逝於果阿。古爾露1718年的行程由地處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出發，經陸路抵達東海岸，再經東南亞到達澳門。同行有其兩名僕人，即此書作者與依納爵‧羅伯‧德‧梅雷士（ I n á c i o L o b o d eMenezes），另有兩名葡萄牙人若昂‧魯彌士（João Nunes）和柏士科阿‧利庇盧（PascoalRibeiro）及五個奴隸。全書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從果阿抵達 Canarà的領土”（Descreve-se a Jornada de GoaAté Entrar nas Terras do Reyno do Canarà），共八章，描述了從果阿至位於馬來西亞半島最南端的柔佛（J o h o r）王國之間的旅程，尤其是從果阿渡過恆河抵達梅里亞波（M e l i ap o r /Mylapore），再從梅里亞波乘船至馬六甲途中所發生的事情；第二部分“從 Gior至抵達澳門”（Refere-se o Soccedido em Gior, e Dalli até Macao），共九章，記錄了總督在柔佛停留期間協助解決柔佛王國內紛爭等活動，以及從柔佛至中國的航程，其中包括從上川島至澳門的航程及中國人所提供的協助與支持。此書不僅直觀呈現了18世紀初澳門社會的基本面貌，也對後世瞭解同時期澳門與果阿、南亞東海岸、東南亞、中國海岸其他地方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史料。該書自其問世以後，共出版三個版本：1718年（澳門）、 1732年與 1905年（里斯本）。二、聖塔倫（Visconde de Santarem）子爵著《關於葡萄牙在華居留地澳門的備忘錄》（Memória sobre o Estabelecimento dosPortugueses em Macau pelo Visconde de Santarem），巴黎：1852，里斯本：Imprensa Nacional， 1879， 108頁。著者為第二任聖塔倫子爵曼努埃爾‧法蘭西斯科‧德‧巴羅士‧索扎‧卡爾瓦略薩（ManuelFrancisco de Barros e Sousa de Mesquita de Macedo Leitão e Carvalhosa）， 1791年 11月 18日生於里斯本，1856年1月18日逝世於法國巴黎。其父親，第一任聖塔倫子爵若昂‧迪奧古‧德‧巴羅士‧雷伊湯‧卡爾瓦略薩（João Diogo de Barros Leitão de Carvalhosa），迎娶瑪利阿娜‧麗塔‧沙勿略‧波爾西勒‧歐克利‧利庇盧‧朗吉（Mariana Rita Xavier Porcille O’Kelly RibeiroRangel）後，誕下了第二任子爵，即著者曼努埃爾。 1803－ 1807年間，著者在諾貝爾士學院（College of the Nobles）受教育。 1807年，法國入侵葡萄牙，子爵與葡萄牙王室一起遷居巴西里約熱內盧。在此期間，他開始了歷史學者、外交官和政客的生涯，為葡萄牙政府服務。他曾代表葡萄牙王室在奧地利維也納、盧布爾雅那（Laibach，今為Ljubljana）國會以及巴黎、哥本哈根王室擔任使團參贊及外交官。1827年，任內政事務部、海軍與海外事務部長，次年任外交部

16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部長。作為學者，他以研究葡萄牙的地圖製作及海外發現而聞名，撰寫了數部著作，目的是為當時葡萄牙在全球範圍內眾多殖民地和租借地的存在提供歷史依據和法理支持，包括受其管轄的澳門地區。該備忘錄共五個部分。前有導言性質的文字，解釋備忘錄寫作緣由，即澄清葡萄牙人在中國存在的歷史問題，以捍衛葡萄牙殖民利益，抵禦其他歐洲殖民列強（特別是英國）的侵吞野心。第一部分“與中國的最初關係”（Das Primeiras Relações que Tivemes com a China），主要描述葡萄牙與中國最初建立聯繫的歷史；第二部分“葡萄牙在華早期居留地，尤其是澳門”（DosPrimeires Estabelecimentos Protuguezes na China, e Especialmentse em Macau），研究早期葡萄牙在華居留地問題。作者認為，早於1542年，寧波成為葡萄牙人在中國的第一個居留地，及至1557年澳門纔成為居留地；第三部分“有關澳門城正當性質觀點的未明晰之處”（Obscuridadedas Noções que Temos Relativamente á Natureza do Direito de Posse da Cidade de Macau），從另一個側面論證 19世紀葡萄牙對澳門主權申訴合理性的法律問題；第四部分“證明澳門城地位的根據與中國人對於葡萄牙人獨立管治澳門地區的思考”（Fundamentos pelos Quaece Evidenciar-Seque a Cidade de Macau é Considerada pelos Chinezes Como Independente e Fóra dos DominiosTerritoriaes do Imperio），討論了從中國的立場出發澳門的歷史地位問題；第五部分“葡萄牙與中國的外交關係”（Das Relações Diplomaticas que Temos Tido com a China），總結了中葡之間的外交關係，包括16世紀以來中葡關係、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入京、葡萄牙使團來華等。此書由若昂‧德‧安德拉特‧卡爾弗（João de Andrade Carvo）註釋。 1879年在里斯本出版時，還收錄了 1 7 5 2 年法蘭西斯科‧德‧阿西斯‧柏切庫‧德‧桑柏約致若瑟一世的函件（Relatorio de Francisco de Assis Pacheco de Sampaio a el rei D. José I Dando Conta dos Successoda Embaixada a que Fora Mandado á Corte de Pekim no Anno de 1752）。

161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三）三、林家駿著《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澳門：澳門天主教教務行政處， 1982年。林家駿（D. Domingos Lam），字少彬， 1928年 4月 9日生於香港，祖籍廣東新會。早年就讀於聖若瑟教區中學及澳門慈幼中學，1953年晉鐸，1959年，奉委為氹仔嘉模聖母堂主任司鐸及聖善學校校長；1962年，調任新加坡聖若瑟堂任副主任司鐸；1973年回澳門，次年任高秉常署理主教執行秘書，兼任聖若瑟修院院長。1976年，被教宗冊立為天主教澳門教區副主教；1987年，任助理主教，成為澳門首位華籍主教。 1988年 10月 6日，出任天主教澳門教區第 22任正權主教；2003年退休，居於澳門；2009年因患癌症病逝。在任期間，積極支持澳門教育事業（曾創辦澳門高等校際學院）及兼任多項社會工作，獲得多種榮譽與勳章。此書由澳門天主教教務行政處編制。第一部分“閒話澳門歷史”，介紹澳門從葡萄牙人入居時起，至1974年葡萄牙革命後承認澳門為葡國管理下的中國領土之間的演變史。第二部分“從澳門教區歷任主教說起”，將澳門教區發展史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總結各個階段的發展特色與歷史教訓：自 1576－ 1690年，澳門曾委任 15位主教，但視事者不多，教區內部管理相當混亂；1690－ 1789年，教區工作逐漸穩定，因受政治風波的影響，起色不大；1789－ 1924年，澳門教區管轄範圍縮小至澳門地區，獲得合理發展；1920（按︰原文如此）－ 1976年，教務大進，地方教會成長自立。第三部分“日漸茁壯的澳門華人地方教會”，主要剖析澳門“無法成立地方教會的理由”，即澳門城內華人不多、清政府限制華人入居澳門、禁止華人信奉天主教、華人不肯“吃洋教”，同時介紹華人教會成立以來的歷史與華籍教職人員，附圖片二張。第四部分是盛熊運撰《紅衣司鐸嚴公紹漁傳略》。嚴紹漁神父為廣東高明縣人，1887年出生，1945年逝世，早年在澳門聖若瑟大修院學習，曾任望德堂區司鐸，對該堂區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第五部分“澳門聖堂史略”，介紹澳門的天主教教堂，如嘉爾默洛隱修院小堂、聖奧斯定堂（俗稱龍鬚

16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廟）、望廈聖方濟各小堂、路環聖方濟各堂、官也街聖方濟各堂、西洋墳場與聖彌額爾小堂、聖嘉辣小堂和會院、聖方濟各修會院天神母后小堂（加思欄兵營）、大炮臺山小堂、三聖賢堂（聖若瑟修院聖堂）、望德聖母堂、花王廟、風信堂、聖母玫瑰堂等，文前有“一九三○聖若瑟修院聖堂夜景”等插圖五張；第六部分“澳門天主教教育事業的發展”，全面探究澳門的天主教學校及天主教教育工作。這些學校既包括聖若瑟修院等著名高等學府，也包含教區與修會在澳門各處興辦的中小學校，如耶穌會主辦的海星中學、取潔中學（現已停辦）、玫瑰學校；嘉諾撒修女創辦的學校；聖嘉辣修會修女創辦的教育機構以及慈幼中學、聖保祿學校等。此外，還收錄一份“澳門天主教教育機構統計報告（一九八○年）”。第七部分“澳門教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回顧了1950年以來澳門教區所進行的社會福利工作，尤其介紹了清安醫所、利瑪竇社會服務中心、教宗庇護十二世社會服務中心等重要社會福利機構，並附列“一九七九年澳門天主教社會福利服務統計”。第八部分是瑪利諾德寧蘭1976年撰寫的題為“澳門教區修女的工作動向與展望”的調查報告。該報告曾由著者審閱和改編，並對外刊行。第九部分“澳門教區大事編年紀錄”，為 16世紀至 20世紀 70年代澳門教區的編年史，後附澳門教區 21位主教的畫像與照片。第十部分“澳門第一座華人堂區”，係著者為紀念澳門第一個華人堂區──望德堂區成立 50週年所撰寫的紀念文章，主要講述望德堂區的發展簡史，並介紹堂區的幾位重要司鐸。第十一部分“澳門第一本天主教中文刊物”，敘述了早期天主教中文刊物《醒心週報》的短暫發行史。[ 責任編輯　張中鵬]

163澳門的城市形象及其在香港影視作品中的再現[摘 要] 自開埠以來，“澳門城市形象”由明末至清代中葉的“國際通商口岸”、清末至民國初年的“鴉片走私及海外華工貿易中心”，向 20世紀的“賭城”演變和定型。“賭城”作為典型的“澳門城市形象”，由於長期缺乏本地製作以及受眾長期倚賴香港傳媒產品（特別是電影和電視劇），一直由香港的電影和電視劇“再現”出來。香港影視作品亦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傳播帝國主義”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綜合產品或商品。以《游龍戲鳳》這部電影為例，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這種香港富商或中產人士愛上澳門窮家婦女的“橋段”，在過去不少港產電視劇如《過埠新娘》、《十月初五的月光》中重複出現，反映了港人諸如“港尊澳卑”、“男尊女卑”、“大香港主義”（香港例外主義）的深層心態。[關鍵詞 ] 澳門　城市形象　再現　賭城　香港　影視作品形象（image），又稱“印象”、“心像”或“鏡像”，本來是一個心理學名詞，原意是指在想起、聽到或看到這個名詞時，在腦海中不期然浮現出來的“圖象”或“意象”。後來，此學術用語被運用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不同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化人類學、傳播學等中，各學科又將之和本學科研究的內容聯結起來，形成一群“中心一致、邊界有別”的“形象”概念，“城市形象”（city image）便是此學術用語移用到“傳播學”（包括新聞學、廣告學、公關學等等），並和“旅遊學”結合後最常運用的一個概念。就“城市形象”的定義和形成過程來看，它最初是人們對於一座城市的主觀看法、觀念和評價，以及在主觀看法之上形成的“視覺上的具體形象”或“鏡像”。 相關理論研究之開創者林奇（Kevin Lynch）於 1960年出版的《城市形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書，比較、分析和評論波士頓（Boston）、澤西市（Jersey City）和洛杉磯（Los Angeles）三座城市的“城市形象”，認為城市形象是一個“公眾印象”，是多個“印象”的重疊與總和，並通過人的綜合感受澳門的城市形象及其在香港影視作品中的再現*譚志強作者簡介︰譚志強，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法學博士。* 本文於“第九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年8月20至21日，中國武漢華中科技大學）發表初稿時，曾得到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方孝謙先生的指正。何國平：《城市形象傳播：框架與策略》，《現代傳播》（北京）2010年第 8期，第 13－ 17頁。

16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而獲得。由於林奇的研究側重“城市形象”的設計，因此，他把“城市形象”看作是人們對“城市街道”、“城市區域”等物質形態的“直覺認識”。 林奇後來指出，“城市形象”具有多重的意義，是由不同層面的元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荷爾．添姆（Hall Tim）指出，城市形象是人們對某些重要的、富有個性的特徵概括與簡化後，所形成的對城市某一地點或整個區域的總體印象和評價。 而阿夫拉漢姆（Eli Avraham）則指出，傳媒對一個城市的形象塑造有極大的影響。普通公眾、國家決策者、當地居民均是塑造當地形象和影響大眾認知的三大群體。於是，城市地位在媒體印象中包含的意義，其實是在不斷成長中的國際和國內信源（如旅行者、投資者和商人）之競爭中產生。有四項因素決定着媒體對某個城市的報導（coverage）：一是該城市的特徵；二是媒體針對該城市的編輯政策；三是該媒體身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四是該城市所營造的公共關係。 總之，“城市形象”是一個城市通過大眾媒介、人際傳播、個人經歷和周圍環境等外部因素，經過交互共同作用建構之後，在人們心理上所形成的一種比較複雜的總體形象。在許多情況下，它衹是一種主觀上相對定型但不一定和現實相符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 image）。一、澳門城市形象的形成與轉變作為一種特殊的城市形態，政府官員和大多數普通市民都將澳門定義為“旅遊城市”，其“城市形象”應該具有“澳門，就是與別不同”（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不斷傳播的宣傳口號）的形象內涵，這至少涵蓋了澳門的城市管理、城市建設、城市行為、城市規劃、城市形象塑造和視覺識別、形象設計等等子系統。對大多數外地人來說，不管是“葡萄牙殖民地”、“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東方蒙地卡羅”還是“東方拉斯維加斯”，一提到“澳門”，大多數人都會先想到澳門是一個“賭城”。實際上，除了“賭場”之外，澳門還有歷史悠久的文化遺產和其他豐富的旅遊資源，如“澳門歷史城區”及“澳門八景”等。回顧過去，澳門的“城市形象”一直都在不斷的變化當中，大致分為三個時期﹕（一）“國際通商口岸”時期（1557－ 1841）對明末至清代中葉到澳門遊歷的外國人和中國人來說，澳門不但是一個典型的“國際通商口岸”，也是一個“天主教傳教中心”（到處都是教堂和修道院）和“花園城市”（到處都是私人莊園），是中國人唯一可以看到近代西方文化具體景觀（如炮臺、市議會大樓、教堂、噴水池、西洋雕塑等），以及與西方人直接交往接觸的“東西文化傳播交流中心”。 這個“西洋城市”不但吸引了明末戲劇大師湯顯祖來訪，也吸引了明末六大畫家之一的吳歷前往“大三巴”（聖保Kevin Lynch,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0, pp. 6－ 7.Hall Tim, Urban Geography, 3r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1－3.Eli Avraham, “Cities and their News Images,” Cities, Vol. 17, No. 5 (2000), pp. 363－379.[葡]曾德照：《大中國志》，何高濟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第 208－ 212頁；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等：《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十六世紀手稿》，王鎖英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 1998年；張廷茂：《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史》，澳門：澳亞周刊出有限公司， 2004年；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 1993）》，臺北：永業出版社， 1994年，第 17－ 85頁； FernaoMendes Pinto, Peregrinação & Cartas, Vol. 1, Lisboa:. Edição Commemorativ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ês,1989, pp. 941－ 943.

165澳門的城市形象及其在香港影視作品中的再現祿學院）領洗學道，成為一位華人天主教教徒。 這個相當清新的形象，到了18世紀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逐步佔領印度，並以印度為基地，以澳門為分銷中心，向中國大量販賣鴉片以平衡對華茶葉貿易逆差後纔開始變質。（二）“鴉片走私及海外華工貿易中心”時期（1842－ 1930）鴉片戰爭結束後，澳門從一個“外國人居留地”變為“外國侵華基地”，自清末至民國初年，澳門的“城市印象”也慢慢更換成惡名昭彰的“鴉片走私及海外華工（苦力）貿易中心”。 “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在澳門讀書生活期間，目睹“海外華工貿易”（豬仔館、賣豬仔）的種種狀況之後，更堅定了他後來作為清廷駐美官員時，向美國政府和南美各國交涉，爭取保護海外華工的決心。 但是，即使當時澳門到處都是“番攤”（俗稱“地痞賭場”），卻由於同類賭博在中國內地遍地皆是，澳門仍未被視為一個“賭城”。（三）“賭城”時期（1931－ 2015）澳門的“城市形象”轉變成“賭城”是在 1930年代實行“博彩事業專營權”後纔慢慢形成的，其間至少轉換過兩代四位“賭王”──高可寧、傅德蔭；葉漢、何鴻燊──這個過程直至1960年代纔完全定型下來，並延存至今。澳門的“賭城”形象是在鴉片戰爭結束、“中國對外國際貿易港”地位幾乎被香港完全取代，並經過一連串的經濟結構轉型後，在“路徑選擇”壓力下走上“賭業”一支獨秀的畸型道路。（四）自“歐洲模式”向“美國模式”轉變的“賭城”雖然澳門“賭城”的“城市形象”延續至今，但亦經過一場自“歐式中小型賭場”，亦即“東方蒙地卡羅”（Monte Carlo of Orient）經營模式，到“美式大型賭場”，亦即“東方拉斯維加斯”（Las Vegas of Orient）經營模式的劇烈轉變。換言之，雖然澳門“賭城”（Gambling city,Casino city）的“城市形象”依舊，但其內涵已經出現了質量和數量上的突變。“歐式中小型賭場”經營模式的最大特色，是賭場規模較小，賭檯一般在30張以下，以澳門娛樂有限公司（澳博的母公司）最早的賭場“愛都酒店”為例，最初衹有 8張賭檯，後來出現的第二家賭場“海上皇宮”（賭船）二樓和第三家賭場“金碧賭場”，也不過衹有10多張賭檯而已，而後來的“葡京酒店”和其他中型賭場也於 1970和 1980年代次第落成。總括來說，直到 2002年 2月賭權開放時，澳門的賭場數目衹有 11家，賭檯數目也不過是 378張， 不但如此，除酒店、餐廳、泳池、健身室之類必要設施外，賭場及其附屬建築物即使有禮品店，也大多規模較黃鴻釗：《湯顯祖筆下的澳門歷史》，《澳門雜誌》（澳門）2012年總第86期，第70－73頁；吳歷：《三巴集》，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71年；吳歷：《聖保祿學院遊記》，2014年4月3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HfYCC6Krm4。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臺北：永業出版社，1994年，第86－152頁；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7年，第 251－ 337頁；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 2006年，第 482－ 556頁；[美]威廉‧C‧亨特：《廣州番鬼錄》，馮樹鐵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 47－ 67頁；[美]亨特：《中國雜記》，沈正邦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166－ 182頁。容閎：《西學東漸記》，北京：三聯書店， 2011年，附錄一。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2011年，第 61－ 100頁；胡根：《近代澳門博彩業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5－340頁；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香港：三聯書店， 2002年，第 15－ 48頁；譚志強：《澳門賭權與經濟發展》，《亞洲研究》（香港）1997年，第 24期總第167－ 178頁。資料來源︰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www.dicj.gov.mo。

16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小。然而，“美式大型賭場”經營模式的最大特色則是“大型”、“豪華”、“多姿多彩”、“包羅萬有”，當中衣食住行、吃喝玩樂，一應俱全，不但附屬設施如酒店、餐廳、禮品店較多，也設有泳池、水療、健身室、高爾夫球場、籃球場、表演大廳等等，幾乎可以解決旅客的全部需求。 2004年 5月，“金沙賭場”的開幕是“美式賭場”在澳門的開端，它一開業便坐擁 120張賭檯，約佔過去40年澳門賭檯總數的三分之一，也打破了澳門單一賭場內賭檯數目的紀錄。而2007年 9月“威尼斯人賭場”甫開業便設 800張賭檯，是為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賭場”，如果將賭場、酒店及其附屬設施的總體規模全部加起來，則是當時美國拉斯維加斯最大型賭場總體規模的三倍，為全球建築面積最大的賭場。其實，無論是“歐式”、“美式”、“博彩元素”或“非博彩元素”，博彩旅遊業經營管理方式最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是客源的數目和性質。2003年底公佈的一項《內地與香港赴澳遊客研究》調查報告指出，澳門遊客的主要來源是香港遊客（在 1,188.8萬人次中，佔 462萬人次，佔總人次的 38.9%），受訪者大都是“自己來”（98%），“自己安排活動”（99.4%），到澳門的原因分別是：食品（54.9%）、景點（39.1%）、賭場（39.1%）、購物（20.1%），對澳門的形象則是：賭城（48.6%）、美食小城（33.6%）和葡國風光（10.3%）。 簡言之，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澳門就像是香港人的一個離島，一個後花園，來澳門就像是他們去長洲、大嶼山一樣。可是，到了 2004年 5月美資“金沙賭場”開業後，中國內地遊客成為澳門最大客源，由於中國內地遊客較喜歡“大型”、“豪華”的賭博娛樂環境，“歐式中小型賭場”的經營方式在市場競爭壓力之下被迫轉型。二、香港電影中的澳門城市形象──“賭城”及其他澳門經濟發展自鴉片戰爭後衰落多年，除政治上分權而治外，不管在經濟、社會、文化等等方面，澳門都是高度依賴鄰近香港，電影業更是如此。澳門受眾一向倚賴香港傳媒產品（特別是電影和電視劇），在構成電影業的“三大環節”（製片、發行、映演）中，澳門長期都衹存在“電影映演業”，通過當地電影院放映電影以娛樂當地觀眾。就製片而言，1999年澳門管治權自葡萄牙政府移交中國政府之前，即使不少香港電影和外國電影都常以澳門為外景場地，但是，以澳門本地資金和導演，在澳門本地拍攝的本土電影，在《大辮子的誘惑》（1996）之前並不存在。以澳門資金（國力集團）投資拍攝的首部澳門“江湖片”《濠江風雲》，則是直到 1998年纔首次出現。就發行而言，澳門本地電影院的影片來源均由香港的電影發行公司提供，澳門本地沒有任何發行公司。因此，外國的電影發行公司在出售影片版權時都會將“澳門地區發行權”附屬於“香港地區”。從“傳播帝國主義”、“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澳門長期以來既沒有製片，沒有發行，衹有播映業，便注定了澳門的“城市形象”必然由香港電影去“再現”的命運，如同 1950－ 1960年代“香港”的“城市形象”基本上是由好萊塢（Hollywood）的兩部以曾忠祿：《內地與香港赴澳遊客研究》，澳門：澳門理工學院， 2003年，第 58－ 67頁。有關“傳播（媒介）帝國主義”的視角，可參閱李金銓：《傳播帝國主義》，臺北：久大文化公司，1987年，第25－92、148－151頁；李金銓：《大眾傳播理論》，臺北：三民書局，1987年，第253－300頁；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馮建三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69－131頁；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可參閱Vincent Mosco著：《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更新》，馮建三、程宗明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6年，第 109－ 194、 205－ 362頁。

167澳門的城市形象及其在香港影視作品中的再現“香港”為題材的全球賣座大片《生死戀》（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 1955）、《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sie Wong， 1960）去“再現”出來一樣。因此，澳門最重要的“城市形象”──賭城──是由香港的各類大眾傳播媒介（特別是商業電影和電視劇），對全球華語電影和電視劇受眾（特別是香港、臺灣、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國），經大約 60年潛移默化的傳播後形成的。對於香港電影中的澳門城巿形象，由於不易進行“量化研究”，故此，筆者選用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的“符號學”（semiotics）理論，首先抽選若干部港澳電影（文本）的鏡頭，指出澳門的城市形象很早便與“賭城”不可分割，再從“傳播帝國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和“女性主義視角”（feminist perspectives）出發，來對《游龍戲鳳》這部典型的“香港商業電影”（港產片）進行“批判理論”（質化研究）的分析。根據筆者 2011－ 2012年指導的一個研究計劃，學生們參考“豆瓣網”（電影版塊），找出最近十年（2000－ 2012）以“澳門”為題材的電影並進行分析後（表 1）， 發現縱使電影中有關“澳門”的“城市形象”已經較為多元，但依然擺脫不了有關“賭場”（包括其周邊設施）、“賭博行為”、“賭徒”等的鏡頭和對白（表 2、 3）。表 1 2000－ 2012年以澳門為題材的 23部電影相關資料上映或發行時間 影片 導演 製片國家／地區2000 《澳門情緣》 琛子 中國大陸2000-11 《藍煙火》 勞劍華 香港2001-05-05 《慾望之城》 葉偉民 香港2001-09-20 《險角》 鄧衍成 香港2003-04-11 《鍾意無罪》 陳建德 香港／澳門2005-11-17 《b420》 鄧漢強 香港2005 《澳門 .聖誕 .2005》 澳門創作人協會 澳門2006-04-06 《伊莎貝拉》 彭浩翔 香港2006-08 《濠情歲月》 陳逸峰 中國大陸2006-10-19 《放逐》 杜琪峰 香港2007-09-30 《夜了又破曉》 許國明 澳門2008 《堂口故事》何家政、陳嘉強、許國明、朱佑人、 Sergio Perez澳門2009-01-26 《游龍戲鳳》 劉偉強 香港／中國2009-10-22 《撲克王》 陳慶嘉、秦小珍 香港2009-12-28 《還有一星期》 蔡安安 澳門2009-12-20 《奧戈》 張弛 中國大陸／澳門2010-03 《10 到 90 女流之輩》 何穎賢、洪應浩 澳門2010-04-02 《澳門 1949》 包福明 中國大陸2011 《愛情在城》鄭君熾、義來、歐陽永鋒、杜健康、黎若蘭、黃婷婷澳門2011-06-17 《星海》 蕭桂雲、李前寬 中國大陸2011 《在路上》 澳門獨立電影協會 澳門2012 《最後一次來澳門》João Pedro Rodrigues,João Rui Guerra da Mata葡萄牙2012-07-25 《奪寶聯盟》 崔東勳 韓國所謂以“澳門”為題材的電影，其方法是依據三個條件來界定的：第一是電影主人公或者主要人物是澳門人；第二是電影故事必須涉及澳門人；第三是電影主要場景在澳門。蔡詩楊、范秋芸、高濟鴻、黃雅玉、王喬鶴（調查撰寫）、譚志強指導：《電影中的澳門形象》，澳門：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新聞傳播學士計劃畢業論文， 2013年 4月。

16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表 2 2000－ 2012年以澳門為題材的 23部電影中主要出現場景分類主要場景 主要影片 頻次 頻率1 9 82.6%8 34.5%7 30.4%表 3 2000－ 2012年以賭場為題材的電影及其場景分類出品地區 以賭場為題材及場景 主要電影香港 《撲克王》 《藍煙火》、《慾望之城》、《險角》、《伊莎貝拉》、《游龍戲鳳》、《撲克王》澳門 《夜了又破曉》 《夜了又破曉》、《在路上》、《奧戈》、《還有一星期》其他地區 《奪寶聯盟》 《奪寶聯盟》由於大部分以“澳門”為題材的電影，都是由港資製作和拍攝，因此澳門的“城市形象”長期以來都由香港電影的鏡頭“再現”。其實，自 1950年代的粵語片時代開始，便有不少港產片以澳門為主要的取景拍攝場地，例如《紅線女唱遊澳門》（1954）、《女黑俠木蘭花》（1964）等等。直到 1996年，“蔡氏兄弟（澳門）影視公司”與中國內地的“珠江電影公司”合作拍攝由澳門土生葡人作家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的小說改編而成的“澳門本土電影”《大辮子的誘惑》後，纔算首次打破港片壟斷澳門“城市形象”“再現”之“話語權”。 然而近年（2013－ 2014）製作和放映的四部以“澳門”為題材的商業電影：《賭場風雲 I》（港資）、《賭場風雲 II》（港資）、《無花果》（澳資）、《愛情在城之 3》（澳資），前兩部也是香港電影商人投資拍攝的典型“港式賭片”，不管是影片的內容“橋段”還是拍攝手法，都和過去的《賭神》、《賭聖》、《賭俠》大體相似，衹不過鏡頭和場景直接進入澳門新近開張的美式大型賭場而已。後兩部電影則以描寫澳門本地居民的愛情生活及其“喜怒哀樂”為主要內容，且有涉及賭場的鏡頭穿插其中，但均非劇情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見，即使是同一批港澳監製、導演、演員（主創），如果電影製作的資金來源不同，投資者瞄準的觀眾市場也有不同；希望生產的傳媒商品不同，影片裏面所呈現出來的澳門“城市形象”亦有天壤之別。三、以女性主義角度分析香港影視作品中的澳門城市形象“澳門城市形象”長期以來由香港的電影和電視劇“再現”出來，其“批判理論”表現於“傳媒帝國主義”（香港為中心、澳門為邊陲）以及“傳媒政治經濟學”（香港資本製造華語傳媒產小巷、舊居民區、街景、海景教堂、歷史遺跡賭場、酒吧、酒店（旅館）《澳門情緣》、《藍煙火》、《險角》、《鍾意無罪》、《b 42 0》、《澳門 .聖誕 2 00 5》、《伊莎貝拉》、《放逐》、《夜了又破曉》、《堂口故事》、《游龍戲鳳》、《還有一星期》、《奧戈》、《1 0 到 9 0 女流之輩》、《澳門 1 9 4 9》、《愛情在城》、《在路上》、《最後一次來澳門》《星海》、《澳門 .聖誕 . 2 0 0 5》、《伊莎貝拉》、《堂口故事》、《游龍戲鳳》、《還有一星期》、《奧戈》、《愛情在城》《欲望之城》、《伊莎貝拉》、《夜了又破曉》、《游龍戲鳳》、《撲克王》、《放逐》、《奪寶聯盟》梁良：《香港澳門的電影事業》，《變遷中的香港澳門大眾傳播事業》，臺北：行政院新聞局， 1999年，第215－ 216頁。

169澳門的城市形象及其在香港影視作品中的再現品、大中華地區華語電影觀眾消費），此外，還有“女性主義”的視角。塔克曼（Gaye Tuchman）指出，電視對女性的描述，不管是在廣告、戲劇、新聞等節目中，都被“渺小化”、“消失了”。男性的標準、凝視、權力、數量，主宰着螢光幕上的活動。 不但如此，從一個測量電視廣告性別歧視的研究，可發現廣告往往將女性的角色定義為五個層次：（1）低等的，如性玩物、犧牲品，或愚昧無知的角色；（2）傳統角色的，如妻子操持家務、侍候丈夫、照顧小孩，或擔任護士、秘書一類的角色；（3）雙生涯的，較先進的婦女角色，通常兼有傳統的功能及專業化的職業；（4）完全平等的，不特別強調女性傳統為人妻母的功能；（5）非固定形象的，男女各有所長及所短，個人特質與性別無關。臺灣學者通過1973年和1986年兩次針對四大雜誌的研究結果顯示，最具性別歧視的前兩項（低等的、統一角色的）所佔比例，分別是 73%和 72%，衹有1%的進步。從上述視角出發，最契合的香港電視劇角色，首推曾經於1979年播放時收視率一路高企的《過埠新娘》（A Girl with a Suitcase），劇中主角易芳蓉（鄭裕玲扮演）拿着小行李箱從澳門渡海到香港，尋找已經訂婚但實際上早已移情別戀的未婚夫，她不知道該留在香港還是返回澳門。這種表面弱質、內裏傳統，但卻堅韌不拔的澳門女子，當然同時也是香港男人的最佳婚嫁對象。電影《游龍戲鳳》亦如此。它的內容（文本）非常直接且傳統，講述一位富有的香港男人，經過一番波折成功地追求到一位美麗的澳門女性。《游龍戲鳳》的故事藍本和創作靈感，很明顯源於童話故事《灰姑娘》（Cinderella）。但是，在電影史上，它卻是脫胎自英國莎劇明星羅蘭士‧奧利花（Laurence Oliver）和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的《游龍戲鳳》（又譯《王子與舞女》， The Prince and Showgirl， 1957），以及李察基爾（Richard Gere）和茱莉亞‧羅伯絲（Julia Roberts）的《風月俏佳人》（Pretty Woman），是一部典型的“灰姑娘－王子”模式的愛情電影。以“女性主義視角”出發，自電視廣告推向電影文本分析，便可以發現，整部《游龍戲鳳》其實是通過鏡頭中的種種形象（符號、象徵），通過香港富商程仲森（劉德華飾演）愛上澳門歌舞女郎薛米蘭（舒琪飾演）的曲折經過，通過燈紅酒綠、金碧輝煌的“澳門賭場”和“澳門世界文化遺產城區”（建築群），為澳門“再現”一個由香港人創造出來的、浪漫而片面，但並非完全真實的“城市形象”。這種香港富商或中產人士愛上澳門窮家婦女的“橋段”，其實早已多次重複出現在不少港產電視劇如《過埠新娘》（1979）、《十月初五的月光》（Return of the Cuckoo， 2000）之中，它不但在“符號”（象徵）上喚起許多香港觀眾對某位傳奇人物的記憶，也同時充分展現出“港尊澳卑”、“男尊女卑”的深層心態，最後以傳統的港產“賀歲片”的“大團圓收場”手法，在日漸墮落的城市氣氛下，充分滿足衹在電影院內逃避現實的不少香港觀眾的“大香港主義”（香港例外主義）心理需求。張錦華：《媒介文化、意識形態與女性：理論與實例》，臺北：正中書局， 1994年，第 28頁。張錦華：《媒介文化、意識形態與女性：理論與實例》，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第28－29頁。事實上，許多在本地找不到適當婚嫁對象的香港男性，當時都流行到澳門尋找婚嫁對象。“香港例外主義”（Hong Kong Exceptionalism）是指“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的與眾不同，塑造了香港獨特的城市性格，以及香港人那種自覺高人一等，凡事皆可置身事外的例外主義心態”。參見林沛理：《香港為何是殖民特例》，《亞洲週刊》（香港）2007年 7月 15日，第 56頁；林沛理：《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香港：次文化堂， 2007年，第 3－ 50頁。

17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結語成功的商業電影永遠都不可能是“老故事”的簡單重複，而是會加進若干適當的情節，去喚起觀眾的某些獨特回憶，如中國傳統戲劇的“正德皇與李鳳姐”（游龍戲鳳），粵語電影《游龍戲鳳》（1953），國語電影《游龍戲鳳》（1957），甚至在香港和澳門家喻戶曉的“都市傳奇”，亦即影射“澳門賭王”何鴻燊愛上舞蹈教師梁安琪的真實愛情故事。這和“澳門城市形象”自“國際通商口岸”、“鴉片走私及海外華工貿易中心”，再到“賭城”的不停變化一樣，不但瓶一直在換，酒也一直在換，舊瓶可能裝了新酒，新瓶亦可能裝了舊酒。因為傳媒產品不變出一些新花樣，是無法吸引新一代“受眾”（讀者、聽眾、觀眾）觀看收聽的。過去，最先再現“澳門城市形象”的是“紙本媒體”的書籍、期刊（雜誌）和報紙，後來是“電子媒體”的電影、廣播和電視，到了現在和將來，則必然是以“移動通訊工具”（手提電腦、平板電腦、智慧手機等等）為載體的“網絡、社交媒體”（電郵、電子佈告欄、博客／部落格、臉書、微博、推特、微信等等）。最新的“澳門城市形象”是甚麼？這個新的“澳門城市形象”在這些“移動通訊工具”和“網絡、社交媒體”上如何被再現出來？澳門特區政府和民間組織應該如何去迎接這個已經到來並將成為主流的“網絡時代”？諸如此類有關“移動通訊工具”和“網絡、社交媒體”如何再現“澳門城市形象”的問題，必然會成為新時期學術研究的探討對象。[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71澳門青少年性危險行為的家庭保障[摘 要] 青少年在過渡階段面對多種多樣的刺激，比其他階段更加衝動和注重享樂，在性的方面亦然。他們較難意識到其行為所帶來的後果，甚至出現諸如過早發生性行為、濫交、不使用或過度使用避孕措施等情況。若其父母的教育程度偏低、長時間輪班工作，與子女的相處時間較少，其子女缺乏應有的成人監護，更增加了其性危險行為的潛在風險。為此，父母應為子女創造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保護及指導其子女朝正確的方向發展，在進入成人之前具備自我管理能力和責任感，抵制誘惑，避免衝動。建立良好關係、溝通和一起參與活動，有助於父母指導青少年，建立正確的性觀念。[關鍵詞 ] 青少年　溝通　衝動控制　父母－子女關係　自我調節行為青春期一般是指 13至 18歲的時期，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也是他們身心發展和認知變化最快、並開始探索自我身份的時期。在這期間，人們從家庭庇護下的童年階段向成人階段過渡，開始要在各方面為自己負責，並準備學會對他人負責。 青少年在經歷這些變化，特別是當他們的要求和期望已超出社會上既有的保護措施範圍（包括青少年健康適應行為的支援和避免危機）時，便可能出現一些反社會和自我傷害的行為。 澳門的青少年也不例外，尤其是他們處於澳門這個不斷變化的價值體系和具有潛在危險的社會環境中。青少年在過渡階段的外在刺激因素多種多樣。11至12歲的發育期出現了生物轉化、生理變化和其他過渡期的徵狀，而在後青春期，他們面臨着諸多心理預期。不過，這一時期，青少年在澳門青少年性危險行為的家庭保障 *Gertina J. van Schalkwyk 撰　 貢曉靜 譯 作者簡介︰Gertina J. van Schalkwyk（高潔娜），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心理學系副教授、心理學博士；貢曉靜，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碩士研究生。* 本文由2015年6月在澳門大學召開的“第四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青少年性與生殖健康研討會”會議論文修訂而成。J. J. Arnett,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Psychologist, Vol. 55, No. 5 (2000), pp. 469－480.S. C. Carvajal, R. I. Evans, S. G. Nash, J. G. Getz, “Global Positive Expectancies of the Self and Adolescents’Substance Use Avoidance: Testing a Social Influence Mediational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 70, No. 3(2002), pp. 421－442; K. K. Assad, M. B. Donnellan, R. D. Conger, “Optimism: An Enduring Resource for Romantic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3, No. 2 (2007), pp. 285－297.‧ 名 家 視 界 ‧

17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認知和社會心理上未必已準備好。在一些父母角色缺失或父母需要長時間工作的家庭中，其子女需要盡快成長，以便在家庭中承擔一些成人的責任。成年人的責任感需要高度的自尊、自我肯定、良好的自我管理意識， 以及基於成熟的認知和情感所作出的決策， 而這些都產生於“家庭”環境中。“自尊”指的是一個人自我意識的認知和情感，以及其是否被重視、愛戴和尊敬的認知。 青春期也是尋求刺激的階段，這預示着他們有可能採取冒險的行為。 相對來說，青少年時期比其他階段更容易衝動，並以享樂為主，他們通常不會意識到其行為將會帶來哪些不良後果。面對誘惑，他們往往不會在行動之前好好計劃和準備，也甚少從長遠的角度審視其決定所帶來的後果。 青少年為了獲得歸屬感，往往會因同輩的壓力去做出一些“合群”的事，是最容易出現性危險行為的群體──特別是在後青春期。朝山（Asayama）提出，在人類面臨的諸多誘惑中，性是人類固有的本能和自然慾望。 人可以通過性的親密互動獲得愉悅和快感，從而釋放諸如緊張等不良情緒。人也可以通過性，獲得在“父母－子女”關係中缺失的溫暖和回應，並在同輩中獲得肯定，但過早地接觸性也會產生一些不當的行為，例如一夜情、濫交、濫用避孕套或其他避孕措施等。 早木（Hayaki）、安德森（Anderson）和斯坦（Stein）指出，人性格中的衝動特質充分地預示着性危險行為，也就是說，越衝動的人越容易出現性危險行為。 卡恩（Kahn）、卡普洛維茨（Kaplowitz）、古德曼（Goodman）和埃曼斯（Emans）也指出，衝動的青春期女性更有可能過早發生性行為，並出現多名性伴侶，甚至不使用避孕措施的現象。J. Crocker, L. E. Park, “The Costly Pursuit of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30, No. 3 (2004),pp. 392－ 414.L. M. Jackson, M. W. Pratt, B. Hunsberger, “Optimism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alAuthoritativeness and Adjustment among Adolescents: Finding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Social Development,Vol. 14, No. 2 (2005), pp. 273－ 304.G. R. Adams, M. D. Berzonsky, L. Keating, “Psychosocial Resources in First-year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ole ofIdentity Processe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 35 (2006), pp. 78－88.B. Donovan, M. W. Ross, “Preventing HIV: Determinants of Sexual Behaviour,” The Lancet, Vol. 355 (2000),pp. 1897－ 1901.C. E. Sterk, H. Klein, K. W. Elifson, “Self-Esteem and ‘at Risk’ Women: Determinants and Relevance to Sexual andHIV-Related Risk Behaviors,” Women & Health, Vol. 40, No. 4 (2004), pp. 75, 92; A. M. Somlai, J. A. Kelly, T. G.Heckman, K. Hackl, L. Runge, C. Wright, “Life Optimism, Substance Use, and AIDS-Specific Attitudes Associatedwith HIV Risk Behavior among Disadvantaged Inner City Women,”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and Gender-BasedMedicine, Vol. 9 (2000), pp. 1101－ 1111.S. Asayama, “Adolescent Sex Development and Adult Sex Behavior in Japan,”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Vol. 11,No. 2 (1975), pp. 91－ 112.M. Raffaelli, L. J. Crockett, “Sexual Risk Taking in Adolescence: The Role of Self-Regulation and Attraction toRisk,”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39, No. 6 (2003), pp. 1036－1046.J. Hayaki, B. Anderson, M. Stein, “Sexual Risk Behaviours among Substance Users: Relationship to Impulsivity,”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urs, Vol. 20, No. 3 (2006), pp. 328－332.J. A. Kahn, R. A. Kaplowitz, E. Goodman, J. Eman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mpulsiveness and SexualRisk Behaviors in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Women,”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Vol. 30, No. 4 (2002),pp. 229－ 223.

173澳門青少年性危險行為的家庭保障李德（Spencer Li）對澳門青少年進行了調查研究， 發現澳門家庭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澳門青少年的性危險行為存在着令人憂心的地方。受訪父母的教育程度偏低，有63%－66%的父母衹有高中或以下學歷。父母的低學歷會影響家庭的收入水平、子女的成就取向、社會流動以及父母的教育實踐。 此外，澳門的家庭結構不僅包括傳統家庭（即 71%完整家庭，或 25%單親家庭），也包括那些以兒童為戶主的家庭（約10%）。在這些家庭中，父母的角色缺失，子女需要自力更生。考慮到某些家庭的青少年，甚至那些處於後青春期的孩子，他們可能還沒有發育成熟，在面對個人和兄弟姐妹生理健康的問題上，還無法作出正確的道德選擇，這樣的家庭尤其需要關注。李德進一步指出，受訪子女在放學歸來後缺少定時的成人指導。在一些家庭中，父母雙方都在當地的博彩企業上班，甚至經常要上夜班，大約25%的受訪子女每天有4小時或更長的時間沒有成人的陪伴，獨自一人度過。需要指出的是，衹有少數父母知道他們的子女放學歸來後的動向，例如他們在做甚麼、和誰在一起、甚麼時候外出了、去了哪兒等等。對於子女週末晚上的活動，有的父母沒有設置或給予合理的時限，有的子女甚至可以在沒有成人的陪伴下徹夜不歸。儘管澳門的一些青少年在放學後會參加一些諸如體育、社區或志願者的活動，但大部分青少年都是晚上獨自在家、利用新科技打發時間。如今，網路聊天非常流行，還有各種社交網站和電腦遊戲，因此，他們的健康和福祉最讓人憂心。事實上，澳門的青少年每週至少參加一次派對或其他社交活動（21%），駕車或騎摩托車兜風（13%）。澳門的價值體系一直處於變化之中，年輕人的價值觀越趨於功利主義和物質主義，追求及時享樂，都很有可能在沒有成人指導下參與一些反社會活動，或產生有損自身健康的行為。由於父母角色缺失，在缺乏成人的指導下作決定，青少年會面臨諸多壓力（如服從同輩），或面臨一些人生道路的選擇，而這些選擇都超出了他們在這個人生階段的選擇範圍。家庭教育的缺失會導致青少年社會情感上的需求，例如對家庭溫暖的渴求和回應，若這些需求不被滿足，其自尊心和對未來的期待便會下降，甚至造成某些精神疾患。家庭的社會文化背景導致青少年性危險行為的徵兆頗多，尤其是那些每天在家獨處、缺乏父母監護的子女，更容易產生性危險行為。父母低學歷、工作繁忙、教育子女的方法不當以及享樂主義價值觀盛行，都是導致青少年產生損害自我健康行為的關鍵因素。有關青少年生殖健康的最大擔憂在於他們缺乏性知識和對艾滋病等性傳染病的瞭解，特別是當他們開始追求性的時候，缺乏基本的家庭教育，以至於無法做出明智的抉擇。澳門的家庭很少提供性教育，很多時候，有關話題在談話中被視為禁忌。 異性之間的互動被認為是不正當和不被允許的，特別是還在上學的青少年，女性的貞操非常重要。因此，在這樣的社會中，青少年（不論男女）對於性的瞭解非常匱乏。家庭應該為子女提供一個健康的成長環境，教育他們與異性相處，以及辨別哪些是正確的性行為。然而，澳門的家庭則不是這樣，青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y 2015.J. Ibáñez-Alfonso, R. W. Sun, G. J. Van Schalkwyk,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ontext on Identity Processing,”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Vol. 10 (2015), pp. 1－13.M. H. Bond, Beyond the Chinese Fac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D. D. Huang, R. A. Charter, “TheOrigin and Formul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An Introduction to Confucian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BehaviourPattern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Mental Health, Vol. 2, No. 1 (1996), pp. 35－42.

17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少年對於性危險行為帶來的後果並不是很瞭解，也不清楚這些行為將會危及自身的生殖健康。家庭作為一個保護系統，在保護青少年避免產生性危險行為和過早地接觸性的過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許多研究指出， 家庭成員特別是父母以及他們對子女愛的表現，對青少年的情感、思想、行動、社會認知的變化過程和社交禮儀有着很大的影響。家庭成員作為家庭的一部分，共同構築和實現這個集體和成員的需求和目標。在一個以關係為導向的語境中，家庭成員互相尋求關注、認可和支持，並向對方的需求、期望和危難作出回應，從而創造一個可以相互依靠和關心的獨一無二的家庭。 家庭作為一個保護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大環境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撫養子女的文化和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為其提供了一個特殊的面向。澳門家庭如果能為其子女提供良好的環境，保護其健康，可避免過早地發生性行為和性危險行為。這些有助於父母撫養和教導子女的方法，具體有三︰（一）與子女建立良好關係子女的撫養工作對於很多父母來說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青少年往往渴望獨立、對新事物充滿好奇、追求刺激，他們努力想獲得自我認同或一種身份，以便能夠參與到成人的關係中，承擔成年人的責任。父母與青少年的關係，以及父母的支持在他們從青少年向成人過渡的過程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也可以防止他們產生冒險行為。在探索青少年與朋友和家庭的關係時，一些研究者指出，情感支持來自關係連通性（順從父母）和關係獨立性（父母給予自主性）。 凱麗（Kelly）和拉姆（Lamb）稱，青少年和父母的關係“仍將在子女社會、情感、個人和認知的發展過程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在子女面對困境和刺激時，會影響其社會認知，在涉及有關健康的行為時，也會影響他們的決定。 因此，父母與子女應保持一種積L. Chang, C. McBride-Chang, S. M. Stewart, E. Au, “Life Satisfaction, Self-Concept, and Family Relations in ChineseAdolescents and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Vol. 27, No. 2 (2003), pp. 182－189;L. Chang, D. Schwartz, K. A. Dodge, C. McBride-Chang, “Harsh Parenting in Relation to Child Emotion Regulationand Aggress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Vol. 17, No. 4 (2003), pp. 598－606; M. McGoldrick, R. Gerson, S.Shellenberger, Genograms: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9.K. J. Gergen, Relational Being: 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 Low, C.Stocker, “Family Functioning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ssociations among Parents’ Depressed Mood, MaritalHostility, Parent-Child Hostility,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Vol. 19, No. 3 (2005),pp. 394－ 403.K. R. Bush, “Separateness and Connectedness in the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 as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Self-Esteem in US and Chinese Samples,”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Vol. 30, No. 1&2 (2000), pp. 153－178; K. C.McLean, A. Thorne, “Late Adolescents’ Self-Defining Memories about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Vol. 39, No. 4 (2003), pp. 635－ 645.J. B. Kelly, M. E. Lamb, “Developmental Issues in Relocation Cases Involving Young Children: When, Whether, andHow? ,”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Vol, 17, No. 2 (2003), pp. 193－205.M. D. Berzonsky, “Identity Styles, Parental Authority, and Identity Commitment,”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Vol. 33, No. 3 (2004), pp. 213－220; J. Ibáñez-Alfonso, R. W. Sun, G. J. Van Schalkwyk, “The Influence of FamilyContext on Identity Processing,”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Vol. 10 (2015), pp. 1－ 13; Q. Zhou, N.Eisenberg, Y. Wang, “Chinese Children’s Effortful Control and Dispositional Anger/Frustration: Relations to ParentingStyles and Children’s Social Function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40, No. 3 (2004), pp. 352－366.

175澳門青少年性危險行為的家庭保障極、有意義的關係，以便激發他們的心理潛能並避免產生性危險行為。父母與孩子的關係始建於童年早期，這種感情令子女把父母當作庇護的港灣，每當遇到困難都可以回歸父母，尋求安慰和肯定。在青少年尋求自主性和自我身份的過程中，如果他們與父母具有情感基礎和良好的關係，他們在嘗試新角色和新機遇時，便會把家庭當作溫暖的港灣，並秉持家庭的價值觀。父母和家庭發揮着社會控制的作用，在子女陷入困境時為他們提供道德的指南針。不過，如果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不和諧，伴隨而來的便是薄弱的情感基礎以及溝通、指導和監管的缺失，這些青少年更有可能產生不良行為和沒有安全措施的性行為。 家長的不盡責會導致子女無法得到父母的支持、家庭的溫暖和必要的回應（缺乏父母管教），這時，當子女遇到問題時，往往會情緒化、容易衝動，選擇拒絕的方式去應對負面情緒和消除緊張。缺乏父母監督和支援意味着一種不和諧的“父母－子女”關係。因此，當他們面臨艱難的選擇如過早的性行為時，他們可能會承受巨大壓力，更有可能以衝動的性危險行為作為緩減壓力的方法。儘管青少年試圖從成人的控制下得到獨立，但缺乏父母的監管和溝通，與青少年的性危險行為有很大的關係。青少年的父母支援不足，以及與父母的關係不和諧，都有可能導致性危險行為。如果父母管教有方、尊重子女以及與子女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會使子女能夠在這段關係中獲得溫暖，他們的需求得到回應，子女便在與父母的溝通和指引下變得越來越強大。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良好關係可使其遠離衝動帶來的危害，培養自我管理能力並作出理智的決定。（二）與子女溝通青少年成長的主要任務在於身份的構建。身份構建和責任感始於其成長和自我認知的尋求所採取的認知、情感處理方式。在青春期，青少年在家庭的大環境、與同輩和朋友的交流，以及與家庭和社會的社會文化架構下，通過不斷對話構建自我身份。 溝通在青少年的信息處理、探討身份問題和作出決定的過程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與青少年溝通，討論一些棘手甚至禁忌話題如性、異性關係等，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和有益的環境，以便他們在進行決定之前仔細評估相關信息。具威嚴的父母也被認為是民主和仁慈的，他們支持自己的子女，能夠與子女進行定期、公開的交流和討論，同時也對他們的行為施加適當的管制。 這些父母通過口頭交流來引導子女更加自律、有責任心和作出正確的道德選擇。如果青少年的父母很有威信，他們會採取以信息為導向的處理方式，這樣的青少年往往懂得自我反省、具責任感，並且懂得在作出決定前評估相關信息。他們的家庭和父母會充當他們的安全堡壘，支持他們不斷提升自我，避免作出不利於自己健T. Luster, S. A. Smal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exual Risk-Taking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 56, No. 3 (1994), pp. 622－632.T. Habermas, S. Bluck, “Getting a Life: The Emergence of the Life Story in Adolesc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26, No. 5 (2000), pp. 748－ 769; A. Thorne, “Putting the Person into Social Identity,” Human Development, Vol.47, No. 6 (2004), pp. 361－ 365.J. Ibáñez-Alfonso, R. W. Sun, G. J. Van Schalkwyk,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ontext on Identity Processing,”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Vol. 10 (2015), pp. 1－13; Q. Zhou, N. Eisenberg, Y. Wang, “Chinese Children’sEffortful Control and Dispositional Anger/Frustration: Relations to Parenting Styles and Children’s SocialFunction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40, No. 3 (2004), pp. 352－366.

17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康的決定。相反，如果父母在撫養子女的問題上漫不經心，很少與子女溝通，不和他們一起參加活動以充當塑造子女行為的活化劑， 那麼，青少年便會因為缺少父母的支援而採取散漫或回避的處理方式回應之，往往採取冒險的行為，以便獲得家庭以外人員的認可和回應。與過分寵溺子女的家長類似，漫不經心的父母並沒有對子女的行為設置一些明確的規定。他們把子女單獨留在家中，不知道子女晚上或週末在哪兒、和誰在一起。這些父母很少主動與子女交流，在子女培養自我道德意識和個性意識方面很少或幾乎不會提供相應的指導。青少年可能因為他們的父母不善言談、無法提供指導、或控制慾強而選擇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而這樣通常會帶來不良後果。這時，同齡人就變成了青少年的消息來源，他們自由地交談、討論個人以及性行為等話題。父母尊重子女追求獨立自主的權利以及自我決策的自由，具威嚴的父母會對他們子女的行為施加合理的限制，同時也對他們的心理需求作出回應。在與子女溝通的過程中，父母不會對子女的所作所為亂加評論或抱怨。他們通過與子女進行定期公開的交流，談論一些棘手問題如性危險行為，來塑造子女的社會心理、個人和認知發展。（三）與子女一起活動青少年與家庭成員進行社交和參與一些社會活動，有助他們建立健康的關係以及回應其社會認知需求。研究表明，定期參加家庭活動，對於成員之間建立團結統一、健康的關係非常重要。共同參與娛樂活動的家庭，其成員之間有更良好的溝通和更積極的“父母－子女”關係，與那些很少進行集體活動的家庭相比，幸福指數更高。很多父母辯稱工作繁忙，要為自己和家庭提供物質基礎，以致於沒有時間陪伴自己的子女參與休閒活動。然而，與他們一起參加社會活動，對其子女自尊的建立顯得更彌足珍貴。青少年在尋找自我意識的過程中，更傾向於與家庭分離，更多地與同輩和朋友相處。一些青少年在尋求同輩認可的過程中，可能想追求高層次的刺激，這會使他們更容易出現冒險行為和性危險行為。 一些青少年在衝動時不會考慮這些行為將會帶來的後果，而衝動行為通常與人的內在慾望有關，因而缺乏規劃和準備。 然而，父母與子女有一種積極、團結的友好關係，除了看電視、玩網絡遊戲之外，若他們還有其他的互動活動，便可協助其子女抵制衝動。若青少年對於家庭有積極的認知，會向家庭尋求溫暖和回應，那麼他們就不會傾向尋求外界的刺激、進行衝動的或冒險的活動。孩子在年紀較小時更容易與家庭產生互動，因此應在青春期前建構開放式溝通的家庭環境。S. P. Barnes, K. M. Brown, R. J. McDermott, C. A. Bryant, J. Komrey,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and the EatingPractices of College Freshmen,”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 Vol. 43, No. 1 (2012), pp. 8－ 17;J. V. Lerner, D. R. Castellino,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Childhood,” in A. E. Kazdin (ed.), Encyclopedia ofPsychology (Vol. 6),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0.W. B. Jr. Swann, C. C. Schneider, K. L. McClarty, “Do People’s Self-views Matter? Self-Concept and Self-Esteemin Everyday Life,”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2, No. 2 (2007), pp. 84－94.B. Donovan, M. W. Ross, “Preventing HIV: Determinants of Sexual Behaviour,” The Lancet, Vol. 355 (2000),pp. 897－ 1901.F. G. Moeller, E. S. Barratt, D. M. Dougherty, J. M. Schmitz, A. C. Swann, “Psychiatric Aspects of Impulsivit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58 (2001), pp. 1783－1793.

177澳門青少年性危險行為的家庭保障在與子女互動時，父母應該表現出對子女日常生活的濃厚興趣，例如他們喜歡做甚麼、放學後和誰在一起、晚上甚麼時候出去、有哪些朋友等等。在家庭互動的時候，父母應該與子女進行文化價值觀的交流，協助他們培養一定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責任感，以及在子女面對異性時給予合適的指導。非正式的交流，包括父母和子女商討其有哪些獨立自主的生活領域、獨立自主的界限在哪裏，同時確保子女既獨立又相互依靠，具有自我管理能力和責任感。青少年通過與家庭的積極互動和溝通，可以內化他們的家庭觀念，培養必要的控制能力，學會作出正確的決定，避免發生性危險行為。結語青少年的道德自我意識以及自我身份，對其如何認知性危險行為或參與這些行為產生影響。相應地，如果一個年輕人對家庭有積極的認知、與父母之間的關係融洽、有清晰且靈活的界限，我們便可以預料他們具備高度的自我管理能力，有着健康向上的行為，會盡量避免發生性危險行為。家庭鑲嵌於更大的鄰域系統、社區和文化之中，它的形成受多種相互聯繫的因素影響，包括民族、社會階層成員、生命週期階段、性取向、宗教信仰、教育水平和社會現象等等。每一個家庭成員在其個人成長的過程中，都會產生一定的行為模式，以及摸索出特定的社會規律，而家庭則成為這些行為模式和社會規律的中心。父母和子女相互依賴，他們之間牢固的血緣聯繫能夠在子女面對社會需求和期許時提供有效的保護。總結一些可能導致澳門青少年產生冒險行為以及過早的性行為的主要危險因素，便可更好地保護青少年，避免其產生冒險行為。澳門青少年的撫養需要其父母的參與和承擔，需要付出時間和精力，應當集中精力加強其子女的自我保護意識，保護其生殖健康。為了完成這個目標，學校和家庭輔導員應該共同努力，推動澳門家庭有效地撫養和教育子女。澳門是一個多維度、多文化的城市，對青少年來說，這裏確實充滿了誘惑，應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本文之英文版，可參考以下網頁︰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Gertina_Van_Schalkwyk2https://umac.academia.edu/GertinaJvanSchalkwyk）[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7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摘 要] 博彩、旅遊與經濟的互動關係，是觀察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基礎工作。以2004年第一季度至 2014年第三季度澳門博彩收入、旅遊收入和地區生產總值為樣本，通過構建 VAR模型，可對三者之間的互動性進行實證分析。其結果表明，博彩業和旅遊業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係，博彩業發展對澳門經濟具有顯著的帶動作用，與博彩業相比，旅遊業對澳門經濟的促進作用較小。以此為基礎，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可提出調整產業結構、積極推動旅遊及其關聯產業的發展、強化粵港澳互補以及加強與葡語系國家的聯繫與合作等若干對策。[關鍵詞 ] 澳門　博彩業　旅遊業　互動性　VAR模型為了規避博彩業“一業獨大”所帶來的巨大風險，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澳門特區政府在其2012年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發展定位，在鞏固和深化旅遊博彩業穩定發展的同時，適度調控博彩業的增長規模，加強對博彩業監管，積極促進綜合旅遊關聯產業的成長和升級換代，帶動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發展方針。 在此背景下，結合近年旅遊業與博彩業發展之關係，筆者通過構建VAR模型就澳門博彩收入、旅遊收入與地區生產總值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實證研究，為澳門經濟發展及其結構優化提供若干對策。一、研究綜述在理論基礎方面，杜鵑基於澳門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和定位， 以1991－2006年的數據為樣本，就旅遊業對澳門經濟的貢獻作用進行了實證研究。歐陽軍、屈杰豪等通過與5年前的歷時性比較研究，發現居民對博彩旅遊業在環境和生活成本方面的負面效應感知出現消極趨勢，而在澳門博彩、旅遊與經濟的互動關係 *林德欽 作者簡介︰林德欽，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經濟學博士。* 本文是澳門基金會項目“澳門產業多元化中的人力資本問題研究”（項目編號：CUM-48號）的階段性成果。謝四德︰《一國兩制下澳門產業結構優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杜鵑︰《澳門旅遊業對當地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分析》，《上海管理科學》（上海）2009年第3期，第18－21頁。‧ 青 年 園 地 ‧

179澳門博彩、旅遊與經濟的互動關係傳統文化方面的正面效應感知出現積極趨勢。 馮邦彥從澳門的比較優勢出發，提出了從“推動博彩產業的垂直多元化”、“培育現代服務業”與“以橫琴開發為契機的區域合作”三個方面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觀點。 陳相、陳佳從市場供需兩個角度對影響澳門博彩業的直接因素進行探討，然後再通過嶺回歸分析，得出資本對其產生了負的影響，而勞動力、居民生活水平和訪澳旅客則對其存在促進作用。 郭永中分析了澳門經濟產業結構的現狀及適度多元調整的困境，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實現多元的基本戰略構想。 鄭炎潮、盧曉娟結合澳門、橫琴的實際情況和未來發展趨勢，提出共建“‘澳門－橫琴’一體化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營造以博彩業為核心的世界旅遊休閒產業鏈和聚集區”等新的觀點和主張。 溫艷瓊通過與 17位關鍵社區管理者進行面對面的深入訪談，就2002年賭權開放以來，博彩業對澳門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的衝擊進行了深入研究。VAR模型的構建與運用方面，C. A. Sims將VAR模型引入經濟系統的動態性分析中。 此後，中國內地學者也將該模型運用於多組時間序列系統的研究中。魏振香、陳媛運用VAR模型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與食品價格之間的變動關係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食品價格和CPI之間存在正向的相互推動作用。 劉啟君、劉航貝以中國1999－2010年間房地產市場的季度數據為樣本，建立VAR模型，分析了利率政策、信貸政策和稅收政策對住房價格的影響。李世澤運用VAR模型分析中國股票、國債、企業債市場和銀行間拆借市場之間的相互關係，結果表明，股票、國債和企業債市場之間存在較強的相互作用，而銀行間拆借市場與此三個市場的關係則並不緊密。 黃健柏、程慧、郭堯琦、邵留國採用VAR模型，就美元價值和石油價格變化對中國銅、黃金、白銀等金屬價格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黃金價值及黃金和白銀二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黃金和白銀價格的走勢，而美元、石油、黃金與白銀價格的變化均不是銅金屬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 錢燕、萬解秋建立了貨幣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歐陽軍、屈杰豪、肖玲、張遠兒、陳朝隆、陳淳︰《澳門博彩旅遊業的多維效應︰一個5年的歷時性對比研究》，《旅遊學刊》（北京）2009年第 2期，第 18－ 24頁。馮邦彥︰《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路向與政策研究》，《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 4期，第 88－ 94頁。陳相、陳佳︰《基於嶺回歸的澳門博彩業的影響因素研究》，《中國城市經濟》（北京）2011年第15期，第35－37頁。郭永中︰《澳門產業結構多元化戰略調整的困境》，《學術研究》（廣州）2011年第 11期，第 64－ 69頁。鄭炎潮、盧曉媚︰《共建“澳門─橫琴”一體化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營造以博彩業為核心的世界旅遊休閒產業鏈和聚集區》，《南方經濟》（廣州）2011年第 11期，第 79－ 82頁。Wan, Yim King Penny,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Casino Gaming in Macao: theCommunity Leader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Vol. 20, No. 5, 2012, pp. 737－755.C. A. Sims,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 Econometrica, Vol. 48, No. 1, 1980, pp. 1－48.魏振香、陳媛︰《我國當前食品價格與 CPI變動關係研究︰基於VAR模型的實證分析》，《價格月刊》（南昌）2012第 9期，第 22－ 26頁。劉啟君、劉航貝︰《貨幣和稅收政策對我國住房價格的影響︰基於VAR模型的實證研究》，《中國房地產》（天津）2012第 3期，第 17－ 23頁。李世澤︰《基於VAR模型的我國主要金融市場間波動性的關係研究》，《財務與金融》（長沙）2012第 1期，第14－ 20頁。黃健柏、程慧、郭堯琦、邵留國︰《美元、石油和金屬價格︰基於VAR模型的實證研究》，《經濟經緯》（鄭州）2012第 3期，第 45－ 49頁。

18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經濟增長率的帶隨機波動的時變參數 VAR模型，進而對此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了實證研究。 綜上所述，VAR模型在多組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互動性研究中已得到較為普遍的運用。因此，筆者通過構建VAR模型，對澳門博彩收入、旅遊收入和地區生產總值三個經濟變量的互動關係進行實證研究。而自1980年C. A. Sims開創性地將VAR模型引入到經濟學中以來，該模型在預測相互聯繫的時間序列系統，以及分析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研究領域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一個典型的p階 VAR（p）模型的形式為：其中，ut是 k維的隨機擾動列向量；Ai為待估計的參數矩陣。二、變量選擇與數據處理筆者選取博彩收入、旅遊收入和地區生產總值這三個經濟變量來研究澳門博彩、旅遊和經濟之間的互動關係，三個變量分別用Casino（博彩收入）、 Tourism（旅遊收入）和GDP（地區生產總值）表示。樣本區間為 2004年第 1季度至 2014年第 3季度。所有數據均來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出版的《澳門統計年鑑》。由於從《澳門統計年鑑》中獲得的 Casino、 Tourism和GDP都是按照當年價格計算的，為了消除通貨膨脹對這三個經濟變量的影響，確保各數據的統計口徑一致， 筆者以2004年第一季度為基準進行指數平減，分別得到按 2004年第 1季度不變價格計算的 Casino、 Tourism和GDP的實際值，分別用 real Casino（實際博彩收入）、 real Tourism（實際旅遊收入）和 realGDP（實際 GDP）表示。對三個變量進行初步處理之後，可以畫出折線圖以展示各變量隨時間變化的趨勢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如下（圖 1）：錢燕、萬解秋︰《貨幣供應、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係研究︰基於時變參數VAR模型的實證檢驗》，《西安財經學院學報》（西安）2014年第 1期，第 5－ 10頁。http://www.dsec.gov.mo.林德欽︰《基於全要素生產率視角的深圳經濟運行質量實證研究》，《吉林工商學院學報》（吉林）2014第2期，第 23－ 27頁。

181澳門博彩、旅遊與經濟的互動關係圖 1 2004－ 2014年實際 GDP、旅遊收入與博彩收入變化示意圖從圖 1可以看出， real Casino和 real GDP自 2004年第 1季度以來一直保持着持續的增長，但從 2013年第 4季度起則開始下降，且二者之間的變化趨於一致。初步說明，博彩收入與其GDP之間存在着顯著的相關性。 real Tourism在 2004年第 1季度至 2014年第 3季度則保持相對穩定，增長趨勢並不明顯，衹是各季度之間存在上下波動。為了準確分析 real Casino、 real Tourism和 real GDP之間相關性的大小，計算得到的相關係數矩陣如下（表 1）：表 1 實際 GDP、博彩收入與旅遊收入之間的相關係數real GDP real Casino real Tourismreal GDP 1.000000 0.983666 0.738129real Casino 0.983666 1.000000 0.666087real Tourism 0.738129 0.666087 1.000000由表 1可以看出， real GDP與 real Casino之間具有非常顯著的正相關性，二者之間的相關係數高達 0.983666；real Tourism與 real GDP之間的相關性次之，相關係數也達到 0.738129；而 real Casino與 real Tourism之間的相關性最弱，二者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0.666087。觀察習慣係數矩陣發現， real GDP、 real Casino與 real Tourism這三個經濟變量之間存在着較為顯著的正相關關係，這與圖 1所展示的三者之間的變化關係一致。圖 1顯示， real Casino和 real Tourism明顯具有隨時間增長的趨勢，並不是平穩的時間序列。雖然圖1顯示real Tourism序列隨時間變化較為平穩，但表1說明其與real Casino和real GDP也存在着較為顯著的相關關係，相關係數分別為0.666087和0.738129。因此，若要深入刻畫三

18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個變量相互之間的關係，還需分別計算其各季度的變化量和增長率。以 real Casino為例，計算公式分別為：(1)(2)其中， Casino表示 real Casino的變化量，rcasino代表 real Casino的增長率，Casinot代表第t季度的 real Casino，Casinot－ 1 表示第 t－ 1季度的 real Casino。有關 real Tourism和 real GDP變化量和增長率的計算方法與 real Casino類似。以下為 real Casino、 real Tourism和 real GDP這三個經濟變量的 2004年第 1季度至 2014年第 3季度增長率和變化量隨時間變化的關係（圖 2、 3）。圖 2 實際 GDP、旅遊收入與博彩收入變化率　圖 3實際 GDP、旅遊收入與博彩收入變化量圖表顯示，博彩收入和GDP變化量與增長率之間的變化趨於一致，博彩收入增加時，GDP也增加，博彩收入下降的季度，GDP也隨之下降。雖然 Tourism和 Casino、 GDP之間的變化趨勢的一致性較低，但三個經濟變量增長率的變化趨勢大致相同。這進一步證實了澳門Casino、 Tourism和 GDP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三、實證分析（一）單位根檢驗為了避免虛偽回歸問題，在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建模分析之前，先對其進行單位根檢驗，判別其是否為平穩時間序列。常見的平穩性檢驗方法有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檢驗、 Phillips-Perron（PP）檢驗、 KPSS檢驗、 NP檢驗等。 筆者運用的是 Phillips-Perron（PP）檢驗法。檢驗結果顯示，GDP、Casino和Tourism三個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數據。為此，需要分別對上述三高鐵梅︰《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EViews應用及實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9年 5月。

183澳門博彩、旅遊與經濟的互動關係個變量的一階對數差分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以Casino序列為例，計算公式為：(3)Tourism和 GDP序列的一階對數差分可以按照類似的方法計算得到。整理後得到 lnCasino、 lnTourism和 lnGDP三個變量一階差分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下（表 2）：表 2 一階差分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Null Hypothesis: DlnCasino, DlnTourism and DlnGDP has a unit rootExogenous: ConstantlnCasino lnTourism lnGDPAdj. t-Stat Prob* Adj. t-Stat Prob* Adj. t-Stat Prob*Phillips-Perron test statistic -3.161893 0.0297 -9.429758 0.0000 -11.46968 0.0000Test critical 1% level -3.600987 -3.600987 -3.600987values 5% level -2.935001 -2.935001 -2.93500110% level -2.605836 -2.605836 -2.605836* MacKinnon (1996) one-sided p-values.表 2中第 3、 4、 5列分別顯示 lnCasino、 lnTourism和 lnGDP三個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其中， Tourism和 GDP單位根檢驗的 t值分別為 -9.429758和 -11.46968，均小於 1%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3.600987），而 Casino單位根檢驗的 t值為 -3.161893，雖大於 1%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但小於 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2.935001）。因此，均應拒絕時間序列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接受備擇假設。以上表明， lnCasino、 lnTourism和lnGDP這三個時間序列都是平穩的時間序列。（二）VAR 模型的構建單位根檢驗結構表明，經過一階差分後得到的 lnCasino、 lnTourism和 lnGDP這三個時間序列都是平穩的。接下來，可以對這三個變量建立VAR模型。經過Eviews 8.0軟件的多次回歸、比較，發現構建VAR（3）是最為合適的。回歸結果如下： (4)

18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VAR（3）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 l nCas ino 除了受到其自身滯後值 l nCas inot － 1、lnCasinot－2和 lnCasinot－3的影響之外，還受到 lnTourism滯後值的影響，且 lnTourism的1期、 2期、 3期滯後值對 lnCasino均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三者的回歸係數分別為 0.551886、0.408388和 0.968418）。 lnTourism 的前 1期、 2期和 3期滯後值對其均有正向的促進作用，然而， lnCasino的前 1期、 2期和 3期滯後值卻會對其產生負向的作用（三者的回歸係數分別為 -0.215103、 -0.601529和 -0.657915）。對 lnGDP而言， lnCasino的 1期滯後值lnCasinot－1和 lnCasinot－1的2期、3期滯後值均會對其產生正向作用，其回歸係數分別為0.081237、 0.195616和 0.016449。估計得到VAR（3）模型之後，還需要運用AR根檢驗法對其平穩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下（圖 4）：圖 4 AR根平穩性檢驗結果檢驗結果表明，所建立的VAR模型的特徵根的倒數全部位於單位圓之內，說明模型是穩定的。同時，還可以利用殘差的同期相關係數矩陣來對VAR（3）模型中三個方程隨機擾動變量之間的同期相關關係進行檢驗。若用 ec、 eT和 eG分別表示三個方程的殘差，計算得到的相關係數矩陣如下（表 3）：表 3 三個方程殘差的同期相關係數矩陣eceTeGec1.000000 0.181491 0.610463eT0.181491 1.000000 0.527131eG0.610463 0.527131 1.000000

185澳門博彩、旅遊與經濟的互動關係從表中可以看到， lnGDP變化量方程與lnCasino變化量、lnTourism變化量方程的殘差項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同期相關性，這表明三個經濟變量之間存在着同期的相互影響和作用。若要定量刻畫此種同期相互影響的大小，則還需要進一步進行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和脈衝響應分析。綜上分析， lnCasino、 lnTourism和 lnGDP三個經濟變量之間存在着相互影響和作用。以下將對此三個變量的關係進行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和脈衝響應分析。（三）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對 lnCasino、 lnTourism和 lnGDP三個經濟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所得結果如下（表 4）：表 4 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結果Null Hypothesis O b s F-Stat ist ic Prob.DlnCASINO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GDP 3 6 2.28567 0.0707D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CASINO 3 6 1.46252 0.2348DlnTOURISM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GDP 3 6 1.97903 0.1105D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TOURISM 3 6 1.05272 0.4183DlnTOURISM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CASINO 3 6 1.51866 0.2165DlnCASINO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TOURISM 3 6 0.78012 0.5940結果表示，博彩收入變化量 l nC as i no 不是引起 l nGDP 變化 Grang e r 原因之概率為0.0707，應拒絕原假設，表明 lnCasino是 lnGDP變化的 Granger原因。而 lnTourism不是引起 GDP變化的Granger原因與 lnTourism不是引起 lnCasino變化的Granger原因之概率分別為0.1105和0.2165，雖然分別大於10%的顯著性水平，但該概率值並不是很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 lnTourism是引起 lnGDP 變化的 Granger 原因。同時， lnTourism也是引起lnCasino變化的Granger原因。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的結果表明，博彩和旅遊收入的增加可以帶來澳門經濟的發展，遊澳旅客的增加不僅可以提高旅遊收入，而且可以帶動博彩業的興旺，提高博彩收入。（四）脈衝響應分析由 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的結果可以看出， lnCasino和 lnTourism在一定程度上是引起lnGDP變化的Granger原因， lnTourism是引起 lnCasino變化的Granger原因。為了對這三個經濟指標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行量化研究，則還需進行脈衝響應分析。 Eviews 8.0軟件脈衝響應分析結果如下（圖 5、 6、 7、 8）：

18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圖 5 lnGDP對 lnCasino變化的 圖 6 lnGDP對 lnTourism變化的脈衝響應分析圖 脈衝響應分析圖脈衝響應分析的結果表明，若在當期給 lnCasino一個正向的衝擊，將會對 lnGDP產生正向的影響。在前13期， lnGDP所受到的衝擊會有一些波動，但是從第13期開始， lnGDP受到的影響將趨於穩定，大致維持在0.05的水平。而 lnTourism 的變化對 lnGDP所帶來的衝擊則並不顯著。由圖可以看出， lnTourism 當期一個正向的衝擊在前 28期將會導致 lnGDP產生負向的震蕩變化，第 28期以後， lnTourism變化對 lnGDP的影響將會消失， lnGDP對lnTourism 的脈衝響應為 0。lnCasino對 lnTourism 之間的量化互動關係亦可以通過二者之間的脈衝響應來加以分析。圖 7 lnCasino對 lnTourism 圖 8　 lnTourism對 lnCasino變化的脈衝響應圖 變化的脈衝響應圖脈衝響應圖顯示， lnTour i sm 當前的一個正向波動在短期內（第 3 、 4 期前）將會對l nCas ino產生微弱的正向促進作用。在第2期， l nCas ino所受到的影響達到最大值，c (2)=0.01，即 lnCasino對 lnTourism的響應為 0.01。但是在第 25期以後， lnTourism對lnCasino的響應將會消失。這說明，旅遊收入的增加在短期內對澳門GDP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但長期而言，這種促進作用將會消失。

187澳門博彩、旅遊與經濟的互動關係圖8表明，當在本期給 lnCasino一個正向衝擊，將會導致 lnTourism在前10期產生上下波動，並在第 2期達到最高點， c(2)=0.025，即 lnTourism對 lnCasino的響應為 0.025。第 24期以後， lnTourism所受到的衝擊將保持穩定， c(24)=0.016。這表明，博彩收入的增加在短期內會導致旅遊收入的上下波動，經過短期的震蕩，將會對旅遊收入產生持續、穩定的促進作用。四、結論與建議在構建VAR模型的基礎上，筆者通過運用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和脈衝響應分析，對澳門博彩收入、旅遊收入和GDP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以下結論：（一）博彩業對澳門經濟的走勢和發展有 重要的影響澳門GDP與博彩業收入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二者的相關係數高達0.983666。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的結果顯示，博彩業收入變化是澳門GDP變化的Granger原因，博彩收入當期一個單位的正向衝擊將會對澳門GDP產生持續、穩定的正向影響。這表明，博彩業在澳門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直接影響着澳門經濟的發展和走勢。（二）旅遊業與澳門經濟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其對澳門經濟的影響力度小於博彩業澳門 GDP與旅遊收入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0.738129，二者之間的相關性比博彩收入與澳門GDP之間的相關性小。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結果表明，雖有 88.95%的把握認為旅遊收入變化是引起澳門GDP變化的Granger原因，但在 10%的水平下是不顯著的。旅遊收入當期的一個正向衝擊在短期內對澳門GDP有負面的作用，但長期來看，這種影響將會消失。這表明，旅遊業雖與澳門經濟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但其對澳門經濟走勢的影響作用卻明顯小於博彩業。這可能是因為在澳門的產業結構中，博彩業處於“一業獨大”的局面，從而弱化了旅遊業對澳門經濟的影響。（三）博彩業與旅遊業之間存在互動關係，二者相互促進博彩收入與旅遊收入之間的相關係數衹有0.666087，均比博彩業收入與GDP、旅遊收入與GDP之間的相關性小。此外，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表明，博彩收入和旅遊收入各自也並不是引起對方變化的Granger原因。但是，旅遊收入當期的一個正向衝擊在短期內對博彩收入將有正向促進作用；博彩收入當期的一個正向衝擊在短期內會導致旅遊收入的震蕩變化，但在長期內將會對旅遊收入產生持續、穩定的正向拉動。因此，澳門博彩業與旅遊業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互動關係。以 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和脈衝響應分析所得結論為基礎，結合澳門經濟、社會的實際情況，提出以下相關建議：（一）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結構的適度多元發展制定博彩業長期發展規劃以及相配套的政策和辦法，將博彩業“一業獨大”及由此導致的“一稅獨大”等問題納入政策的分析和制定中來，確保博彩業穩定發展，引導博彩業自身的多元發展。同時，應制定相關產業的扶持政策和優惠政策，重點扶持若干新興產業（如會展業、文

18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化創意產業、批發零售業等）的發展。（二）積極推動旅遊及其關聯產業的發展首先，通過不斷提升旅遊質量來帶動博彩消費的發展，從而拉動旅遊收入、酒店消費的增長；其次，充分利用“‘申遺’成功”與“成為全球展覽業協會認證會員”等所帶來的品牌效應，發揮自身優勢，實現旅遊業與會展業的互動發展；第三，充分利用橫琴新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就澳門旅遊產業進行總體規劃和重新佈局，逐步形成層次多樣、結構合理、功能齊全的旅遊休閒聚集區；最後，充分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水域資源，大力開發和推廣海洋旅遊產業。（三）強化粵港澳合作，實現產業整合與優勢互補廣東橫琴、蛇口與南沙三個自貿區於2015年的掛牌成立以及已實施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等，都給澳門帶來了巨大的產業整合機遇和動力。具體而言，對於發展重疊的傳統產業，可以通過橫向和縱向的合併來實現整合，發揮規模經濟效益。對於新興產業，則可以結合自身的比較優勢，有針對性地選擇若干優先發展的產業，從而實現優勢互補。（四）加強與葡語系國家的聯繫與合作應充分發揮澳門在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合作的“金鑰匙”作用，使自身成為“中葡”雙語信息共享平臺以及葡語國家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論壇與會國經貿合作會展中心。可以相信，隨着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的經貿往來日益密切和深入，澳門在其中發揮“金鑰匙”的地位也勢必進一步強化。[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89澳門居民對負責任博彩的認知與態度[摘 要] 經過多年持續不斷的推廣，澳門特區政府的負責任博彩政策已有一定成效，澳門居民的博彩參與率與賭博失調流行率都呈下降趨勢。但社會各界對負責任博彩政策仍有質疑和不同意見，如認為負責任博彩措施應區別對待不同群體，或以全面禁賭來代替負責任博彩等。接受採訪的中學教師、博彩從業員及其他界別人士，多數認為現今賭博失調的情況依然嚴重，而且青少年、普通民眾和博彩者等不同群體對負責任博彩政策的訴求也各不相同。因而，實施差異化、有針對性的負責任博彩政策會更有成效，更能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關鍵詞 ] 澳門　負責任博彩　問題賭博　訪談一、研究目的和方法博彩業作為澳門的支柱產業，為澳門帶來巨大收益的同時，也衍生出諸多負面影響，尤其是賭博失調問題。 負責任博彩政策就是為了預防和減少因博彩引致的潛在危害而制訂的。所謂“負責任博彩”，是指在有一定監督的環境下，參與博彩者不會因其博彩行為而使本人、親友或其他人的安康受到威脅，或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因此，負責任博彩需要政府、博企、博彩參與者及其親友、社區以及相關機構的共同努力和承擔責任，並制定相關措施，促使博彩參與者在知情的情況下做出明智的選擇，以確保其博彩行為不僅要對自己負責，還要對家人和社會負責。為了減少博彩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澳門特區政府借鑑國際經驗和學界相關建議，自2009年起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2008 年 11 月，特區政府於 2009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為促進博彩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政府將繼續大力加強博彩監察管理，嚴格調控博彩業的規模，並全面落實今年四月所宣佈的一系列調控措施，努力推動符合條件的本地僱員進入管理層，澳門居民對負責任博彩的認知與態度鄭家傑 　陳清涯 　趙永傑 　黃貴海作者簡介︰鄭家傑、陳清涯、趙永傑，澳門理工學院博彩與娛樂管理專業2015屆本科生；黃貴海，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教學暨研究中心副教授、經濟與金融學博士。D. K. Fong, H. N. Fong & S. Z. Li, “The Social Cost of Gambling in Macao: Before and After the Liberalisation ofthe Gam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Gambling Studies, Vol. 11, No. 1 (Mar 2011), pp. 43－ 56.A. Blaszczynski, R. Ladouceur, H. J. Shaffer, “A Science-Based Framework for Responsible Gambling: The RenoModel,”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20, No. 3 (Sep 2004), pp. 301－317.‧ 青 年 園 地 ‧

19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參照國際標準，研究制定有關‘負責任博彩’的指引。”2010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進一步強調，“加大力度防治病態賭博和問題賭博，致力推動負責任博彩”。此後，特區政府一直重視相關政策的具體實施。負責任博彩政策分別由社會工作局（以下簡稱社工局）、博彩監察協調局（以下簡稱博監局）、教育暨青年局等執行，涉及靑少年教育、公眾宣傳、博企監管、專業人員培訓、問題賭博預防和治療等多個方面。 2009年，社工局與博監局、澳門大學合辦“負責任博彩推廣活動”，創立“問題賭博人士中央登記系統”，以吸引問題賭徒求助。 2011年，特區政府集合博監局、社工局、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跨部門的“負責任博彩工作小組”，共同策劃負責任博彩計劃以及具體的執行措施。 2012年，立法會通過第10/2012號法律，將進入賭場的最低年齡從18歲提高至21歲，並正式引入自我隔離及第三者申請隔離計劃，同時博監局發佈《負責任博彩推行措施》，要求博彩企業執行負責任博彩政策。同年，第26/2012號行政法規生效，要求不符合要求之角子機搬離社區。社工局資助聖公會於 2014年 7月設立“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服務。至2014年，特區政府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的直接支出已經從2009年的 481 萬元（澳門元，下同）增加到 935 萬元。經過多年持續不斷的推廣，負責任博彩政策已有一定成效。澳門居民的博彩參與率即過去一年曾經參與過任何博彩活動的受訪者比例，從 2003 年的 67.9% 、 2007 年的 59.2% ，穩步下降到 2013 年的 49.5% ， 2013 年僅有 11.9% 的本地居民參與賭場博彩。賭博失調流行率也從 2007年的 6.0% ，下降到 2013 年的 2.8% 。然而，對負責任博彩政策，社會各界仍有質疑和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應由政府制定負責任博彩政策，博企負責執行；也有人提出，參與賭博就是不負責任，並不需要實施負責任博彩。2012 年，教育界人士何少金接受《澳門日報》採訪時表示，政府不應教導居民負責任博彩，而應教育居民不去賭博。她提議，政府應該對95%的一般居民宣揚“拒絕博彩”，而對5%的病態或問題賭徒宣傳“負責任博彩”。 2014年，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接受《澳門日報》採訪時指出，推行“負責任博彩”需要社會各界的參與，各持份者應共同努力，盡可能減少博彩業的負面影響。他還提出5個博彩利益攸關者：政府、博彩參與者、博彩營運商、問題賭博防治機構、學校與社區團體，他們必須承擔各自的責任，去採納、推廣和執行“負責任博彩”政策。 由此可見，不同社會界別的人士，其意見各不相同。而相對於不同的群體，如青少年、非賭博人士和經常參與博彩的人，其對應的負責任博彩措施是否有所不同？為進一步減少賭博失調的負面影響，我們有必要探討是否應實施差異化、有針對性的負責任博彩措施。鑑於有關澳門居民對負責任博彩的認知和態度的調查，未曾有人涉及，有必要開展相關的調查研究。筆者為此深入訪談了教育界人士、博彩從業員和其他不同界別人士，瞭解他們對負責任博彩的態度和看法，以期為完善和改進負責任博彩政策提供參考。筆者採用深入訪談法來收集資料。作為一種質性研究方法，深入訪談法通常採用半結構化的馮家超主編：《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書 2009－ 2013》，負責任博彩推廣籌委會， 2014年 10月，第 6頁。馮家超主編：《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書 2014》，負責任博彩推廣籌委會， 2015年 8月，第 24頁。馮家超主編：《負責任博彩工作報告書 2014》，負責任博彩推廣籌委會， 2015年 8月，第 40頁。《何少金籲防賭社區化法案快馬加鞭　負責任博彩不如拒賭》，《澳門日報》（澳門）2012年 7月 11日A9版。《賭收續增，調整公益事業撥款比》，《澳門日報》（澳門）2014年 5月 25日A10版。

191澳門居民對負責任博彩的認知與態度訪談方式，通過相對無限制的一對一的會談，深入考察受訪者對某一問題的看法，也包括經驗和情感等。筆者首先根據擬調查的主題，經討論後起草訪談提綱，對3位受訪者進行試驗性訪談，然後對試驗性訪談予以總結討論後再正式確定訪談提綱。受訪者數量的確定，並沒有如定量分析般有明確的標準可用，而“飽和”原則可以為其提供一些較合理的參考。所謂“飽和”原則，是指通過訪談所獲得的信息如果開始重複，不再有新的、重要的出現時，則可以確定信息已經飽和，不需繼續進行訪談。 參考此一原則，筆者將博彩從業員、中學教師的受訪數量分別定為 13 位和 12 位，其他各界人士的受訪數量為 24 位。筆者於 2015年 1月至 2月，以面對面、電話或互聯網等方式，依照訪談提綱分別訪問了上述 49位受訪者，其年齡在 21 歲及以上。13位受訪的博彩從業員，女性4位、男性9位，分別服務於永利、新濠天地、威尼斯人、銀河等4間博彩公司，在角子機、賭桌部、客戶服務部等3個部門工作一年或以上；12位受訪的中學教師，女性 3位、男性 9位，都有超過 5年的教學經驗，分別來自 6所中學：浸信、濠江、海星、聖若瑟、培正和鏡平；24位受訪的其他各界人士，男性11位、女性13位，其中從事銷售工作的有8位，文員6位，社工、公務員、酒店、超市工作、老闆各2位。雖然該樣本不是隨機抽取的，但可以看出這 49位受訪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訪談結果分析為了充分瞭解受訪者對負責任博彩政策的認知和態度，筆者共設計了以下 5個問題：（1）澳門居民的賭博成癮、病態賭博問題很嚴重嗎？（2）為了減少／消除病態賭博的負面影響，過去幾年社會 （政府、博企、社會服務機構等） 已經做了一些工作，您聽說過／知道哪些？（3）推行負責任博彩以減少／消除病態賭博的影響，應該由誰來負責？（4）目前減少／消除病態賭博的實踐／政策是否足夠，有甚麽可改善的空間？（5）有學者提出為盡可能降低賭博成癮、病態賭博的負面影響，需要政府、博彩營運商、問題賭博防治機構、教育及其他社區團體、博彩者及親友等 5 個持份者／單位共同努力，你對此有何評價？請你按重要性對 5 個持份者／單位進行排序。筆者將訪談結果整理後，分四個方面對三個受訪群體予以分析與比較︰（一）受訪者對賭博失調情況的認知與判斷首先請受訪者對目前澳門居民的賭博失調狀況進行判斷。13位受訪博彩從業員，有10位認為本地居民的賭博失調問題嚴重，其中5位分別認為“非常嚴重”、“好嚴重”、“越來越嚴重”，其餘3位則認為“一般”。由於受訪博彩從業員在賭場內工作，每天面對一些在賭場內賭博的澳門居民，與這些賭徒的接觸較多，因此能切實地感受到賭博對賭徒的負面影響。這些受訪者指出，一些居民終日待在賭場內，輸光錢後便通宵坐在賭場不回家；有同事下班後或晚上喝酒後到賭場賭錢；部分受訪者也提到他們剛進博企工作時曾染上賭癮。凡此種種，令多數受訪者認為澳門居民賭博失調問題嚴重。在 12位受訪中學教師中，有 7位認為現時賭博失調的問題“嚴重”，有 3位認為“一般”，J. J. Francis, M. Johnston, C. Robertson, L. Glidewell, V. Entwistle, M. P. Eccles, J. M. Grimshaw, “What is anAdequate Sample Size? Operationalizing Data Saturation for Theory-based Interview Studies,” Psychology & Health,Vol. 25, No. 10 (Dec 2010), pp. 1229－1245.

19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有2位認為“不嚴重”。受訪者指出，澳門居民博彩年輕化有上升趨勢；中學生賭博偏向於足球賭博；學校可能因為擔心影響聲譽而不處分參與賭博的學生。在24位受訪的其他各界人士中，有 14位指出賭博失調問題“嚴重”，有 10位認為“不嚴重”。而在 14位認為嚴重的受訪者中，有11位都是身邊有朋友或家人沉迷賭錢的，另10位認為不嚴重的受訪者，其身邊都沒有家人或朋友出現賭博問題。這 24位受訪者意見不一，可能是因其生活環境的差異所致。綜上分析， 49位受訪者中，共有 31位認為澳門居民的賭博失調問題“嚴重”，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博彩業給澳門居民帶來了較大的負面影響。博彩從業員的感受相對強烈些，也反映了澳門居民參與博彩和賭博失調的現狀。根據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的《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 2013》， 2012 年雖然僅有 11.9% 的成年居民曾到賭場賭博，但是參與賭場博彩者成為問題／病態賭徒的幾率，較僅買六合彩等其他博彩者高出8.6倍。這意味着澳門居民整體的賭博失調流行率（2.8%）雖然不高，但參與博彩的澳門居民中病態賭徒的比例可能很高。另外，因為問題／病態賭徒往往會給身邊很多人帶來困擾，所以儘管整體的賭博失調流行率不高，仍有較多受訪者認為賭博失調的問題很嚴重。（二）受訪者對現有負責任博彩措施及成效的認知在 49位受訪者中，僅有 9位其他界別受訪者表示沒有聽說過任何有關負責任博彩的措施，其他 40位受訪者都至少可以列舉一項負責任博彩措施，具體情況見表 1。其中，“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最為受訪者所熟悉；其次是“負責任博彩推廣週”和“當事人或家屬申請禁止進入賭場”，各有 15人瞭解；另外“社會團體幫助戒賭”則有 14人主動提及。這表明近年負責任博彩措施已被大部分居民所知曉。而“24 小時賭博輔導熱線”，於 2014 年 7月纔正式推出，距本次訪談不足半年，推廣時間雖短，卻最為人所熟知。這歸因於政府細緻周密的推廣工作，如統一印製了“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標籤，並要求所有的角子機都要貼上；部分娛樂場員工還佩戴“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的小扣針。12位受訪中學教師中，有5位主動列舉“社會團體幫助戒賭”，這可能緣於許多社會團體曾到學校舉辦過關於拒絕賭博的講座或活動；13 位受訪博彩從業員中，有 9 位主動提到“24 小時賭博輔導熱線”，有 8位提到“當事人或家屬申請禁止進入賭場”，而這兩項都是他們工作時會接觸到的。這些數據反映了中學教師對青少年賭博問題的關注，表明博彩公司根據政府政策推行了負責任博彩計劃（表 1）。表 1 受訪者對現有負責任博彩措施的認知 名稱 博彩業界 中學教師 其他界別 總計2 4 小時賭博輔導熱線 9 4 6 1 9當事人或家屬申請禁止進入賭場 8 3 4 1 5負責任博彩推廣週 6 2 7 1 5社會團體幫助戒賭 4 5 5 1 4提升進入娛樂場的年齡 / 1 3 4學校舉辦有關負責任博彩講座 / 3 / 3聖公會為博企員工提供負責任博彩宣傳活動 2 / 1 3海報宣傳負責任博彩 / 1 1 2沒有聽說任何有關負責任博彩工作 / / 9 9《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2013》，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2014年，第54頁。http://www.ias.gov.mo/wp-con-tent/uploads/file/2014-05-22-092312-45.pdf。

193澳門居民對負責任博彩的認知與態度（三）負責任博彩應該的主要責任承擔者對於負責任博彩工作應由誰來承擔這個問題，受訪的博彩從業員中有5位認為，無論政府、社會或博企怎麼“負責任”都是沒有用的，因為賭客都是成年人，有權選擇賭博與否，他們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有3位認為應由政府主動承擔責任；另有3位則認為應由政府和博企共同承擔責任；其餘2位指出，由於各方都受益於博彩業的發展，所以應該由社會各界共同負責。在5個持份者／單位重要性排序上， 13位受訪博彩從業員中認為賭徒最重要的有 6位，把政府放在首位的有5位，認為博企最重要的有2位。相比較而言，博彩從業員傾向於主張賭客自己應該為賭博成癮負責任，其次纔是政府和博企。12位受訪的中學教師中，有6位認為政府應該承擔責任，有5位指出應由政府和博企共同承擔負責，其餘 1 位則認為應由博企獨力承擔。關於 5 位持份者／單位的排序， 12 位受訪中學教師中有9位認為政府最重要，而認為博彩參與者、博彩營運商和問題賭博防治機構最重要的各有1位。總的來說，大部分中學教師認為政府首先要為居民賭博成癮負責，其次纔是由政府和博彩企業共同承擔。在24位其他各界受訪人士中，有20位主動提出應該由政府承擔責任；有2位認為賭博純屬個人行為，除了賭徒自己外，沒有誰應該承擔此責任；其餘2位則認為博企也應該為賭博成癮問題負責。在 5 個博彩持份者／單位重要性排序上，有 19 位受訪的其他各界人士把政府放在“最重要”位置，而認為博彩營運商“最重要”的有 3 位，認為博彩參與者“最重要”的有 2 位。綜合而言，除博彩從業員以外，大多數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承擔減少病態賭博負面影響的主要責任，同時也有不少受訪者主張賭徒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四）如何改進負責任博彩措施在 13 位受訪博彩從業員中，有 9 位認為負責任博彩還有改善空間，並提出了改進建議（表2）。從受訪結果可以看出，他們都認為政府應該以限制或禁止澳門居民進賭場的方式來幫助賭徒，以免受到賭博成癮的危害。而另外4位受訪者認為，現時的負責任博彩工作已經足夠，其中有3位甚至指出，任何負責任博彩宣傳對於賭徒而言都是徒勞無功的，賭徒很明白沉迷賭博的禍害，但已無法自控，因此再向他們宣揚負責任博彩就是浪費資源。表 2 受訪博彩從業員提出的改進負責任博彩建議1 . 政府應該規定澳門居民不可以進入賭場賭博。2 . 政府應限制本地人去賭場賭博，尤其是年青人。3 . 應該仿效外國，用護照或身份證入賭場，限制澳門居民入場次數。4 . 應加大力度宣傳和監管，以“預防”為主，“治療”為輔。5 . 可以限制本地居民出入賭場次數。6 . 仿效新加坡限制當地居民進入賭場的做法。7 . 政府應立法禁止博彩從業員進入賭場賭博。而12位受訪中學教師都認為，負責任博彩工作尚有改善空間，部分受訪中學教師還提出了改進建議（表 3）。有 8位受訪者認為，目前學校教導學生拒絕賭博的工作已經做得很好，其餘4位則認為還需進一步完善。但他們一致認同應向學生推廣拒絕賭博，而非負責任博彩，而且不要向學生公開與博彩相關的信息。

19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2 期表 3 受訪中學教師提出的改進負責任博彩建議1 . 增加課時介紹賭博危害。2 . 限制本地居民進入賭場。3 . 進入賭場需交入場費。4 . 禁止乘坐賭場直通車。5 . 增加前線人員提醒賭客沉迷賭博的危害。6 . 將足球、籃球彩票中心搬離社區和學校。7 . 多舉辦相關教育講座。8 . 提高進入足球投注站的博彩者及工作人員的年齡。24位其他各界受訪人士中，有20位認為負責任博彩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有9位表示沒有聽過任何負責任博彩的有關措施，更有受訪者反問甚麼是負責任博彩。部分受訪者認為，博彩者和學校首先應承擔起負責任博彩的改善工作，並提出相關建議（表 4）。表 4 受訪其他界別人士提出的改進負責任博彩建議1 . 應禁止澳門居民進入賭場賭博。2 . 由家人提出門禁申請，且無需賭徒確認。3 . 應仿效新加坡的做法，本地居民要交入場稅才可進入賭場。4 . 賭徒即使申請了“自我隔離”，也可以在賭場自由進出，所以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政策來阻止賭博成癮的人。5 . 學校可以加大宣傳力度。綜上分析，受訪者大多認為政府在加強負責任博彩方面尚有改善空間，受訪者提出的20條改進建議中，最多的是限制本地居民、博彩從業員進賭場賭博，如“禁止澳門居民進入賭場”、“本地居民要交入場稅才可進入賭場”、“限制澳門居民入場次數”等等，有 3 位受訪博彩從業員建議禁止博彩員工在非上班時間進入賭場；其次是加強負責任博彩宣傳，如“增加課時介紹賭博危害”、“增加前線人員提醒賭客沉迷賭博的危害”等等。其他的建議還有“將足球籃球彩票中心搬離社區和學校”、“提高進入足球投注站的博彩者及工作人員的年齡”、 “完善自我隔離計劃”等等。三、總結及建議雖然近期的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顯示，澳門居民的賭博失調流行率有下降趨勢，但經常去賭場賭博的人與偶爾購買一張彩票的居民相比，其賭博失調的風險要高出許多，賭徒賭博失調可能會影響其家人、親友、同事以及其他人。因此賭博失調對澳門居民的負面影響仍然比較嚴重。是次調查也證實了這一情況，超過六成（31/49）的受訪者認為目前澳門居民賭博失調的情況依然嚴重，而在博彩從業員中，更有超過七成五的受訪者（10/13）認為該問題嚴重。儘管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負責任博彩工作需進一步加強，但由誰負責則意見不一。約七成的受訪者把政府放在承擔負責任博彩工作的首位，但近一半（6/13）博彩從業員認為賭客應該承擔主要責任。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博彩從業員擔心負責任博彩政策可能會影響博企的生意和自己的工作；二是他們每天面對不少失去理性、不負責任、沉溺賭博的人，認為僅以“知情決策”、

195澳門居民對負責任博彩的認知與態度“主動求助”、“自我隔離”等措施已無法幫助這些賭徒。多數受訪者瞭解特區政府推出的多項負責任博彩措施，但最為廣大居民所熟悉的則是推出時間最短的“24 小時戒賭輔導熱線”，其推廣經驗值得借鑑。近一半（22/49）受訪者對如何改進負責任博彩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且較為中肯，表明賭博失調的負面影響已為廣大居民所認知，某些居民甚至深受其害。政府在改進和引入新的負責任博彩措施時，應盡量多傾聽民眾的意見，在可能的情況下，對其建議予以試驗推行，如果效果良好再全面推廣。如對本地居民進入賭場加以限制、禁止博彩從業員工在非工作時段進入任何賭場、限定澳門居民每月進入賭場的最高次數等，這些建議皆值得政府相關部門進一步研究並落實。又如受訪的中學教師指出，“由於體育博彩較受年輕人歡迎，應將足球和籃球投注站搬離社區，並提升進入投注站的年齡到 21歲，以減少體育博彩對年輕人的影響”。這一建議也值得相關部門予以重視。雖然大部分受訪者認同“預防勝於治療”，應加強負責任博彩的宣傳，但在具體落實方面仍有不同意見。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所有受訪中學教師均一致認同應教育學生拒絕賭博，並且不要向學生開設有關賭場遊戲玩法的課程。這與筆者對青少年賭博問題的原有認識差異頗大：“根據靑少年的成長特點，在合適的年齡灌輸知賭拒賭的理念，增加靑少年免疫力。” 其中“知賭”是讓青少年從概率的角度理解賭場賺錢、賭客輸錢的道理。訪談發現，此建議沒有獲得受訪中學教師的認同。由此可見，在研究青少年賭博預防方面更需細緻謹慎，以免適得其反。另外，多位受訪者表示，在公眾場所進行的負責任博彩宣傳可能會令一些心智未成熟的年輕人誤解，認為自己可以自控和理性地去賭博，因而建議不要宣揚“負責任博彩”，改為宣揚“拒絕賭博”。雖然政府的負責任博彩政策絕不是鼓勵居民參賭，但這些建議也值得重視。為了避免誤導，可考慮將負責任博彩政策改為賭博失調防治政策，將負責任博彩宣傳改為賭博失調預防宣傳。此外，受訪者針對負責任博彩政策推行中存在的問題、盲點而提出的建議也值得重視。如許多受訪的博彩從業員根據多年的工作經驗認為，現有的負責任博彩措施已無法幫助已經沉溺於賭博而不主動求助的居民。這可以說是負責任博彩政策面臨的一個挑戰，對此可進一步研究和探討。根據是次調查可以發現，中學教師、博彩從業者和其他界別人士，這些不同群體對負責任博彩的目標和效果界定是不同的；而且他們認為，青少年、普通大眾和博彩參與者等不同群體對負責任博彩政策的訴求也各不相同。因而，施行差異化、有針對性的負責任博彩措施會更有成效。近年來，社工局資助不同的社團開展各具特色的賭博失調預防活動，應是值得鼓勵的嘗試。[ 責任編輯　徐菁菁]黃貴海︰《小議負責任博彩政策的內涵》，《澳門日報》（澳門）2013年 5月 15日 F02版。

196澳 門 研 究 2016年第 2期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No. 2June 2016ABSTRACTS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nd Strategic Options of Macau Economy LI Jianmin • 42 •Abstract: The nature of the Macau economy could be summarized as an “Independent Micro-economy of High-incomeCity”,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a developed market economy, superior geographic position and advanced servicetrad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were promoted to the level of national strategy in the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The country will provide more suppor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cau economy. Thespillover effec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ainland on Macau will be stronger. Macau faces the mostimporta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fter it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She needs to align with the 13th Five-Year Planactively by constructing a world center of tourism and leisure, updating its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encouraging a new style and high level service industry, amplifying fully its functions as a window for China ’s opendoor policy, lifting its position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platform of regional cooperationbetween Guangdong province, Hong Kong and Macau to exp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ce, encouraginginvestment of human capital by carrying ou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Keywords: Macau, the 13th Five-year plan, Strategic optionGuangdong and Macau Jointly Construct a World Center of Tourism and LeisureQI Guanjun • 47 •Abstract: Given the background of a new round of economic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ly and domestically and thesituation of Macau’s gaming industry dominating its economy, Macau has to unswervingly take a road to developinga moderately diversified economy. Early in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and in the Guangdong and Macau CooperationFramework Agreement, bo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Macau SAR Government have positioned Macau as “theplatform fo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mong China and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and “the worldcenter of tourism and leisure”. Limited to its own size and economic volume, Macau cannot accomplish the ambitiousgoals above by its own strength. Thus, Macau has to combine the forces of its surrounding areas. The cooperationbetween Guangdong and Macau has experienced four phas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opening-up and reform. It has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for both Guangdong and Macau to jointly construct a world center of tourism and leisure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whereby a new stage of opening-up and reform is around the corner. How to utilize theexisting policy advantages and the advantages of Macau as a platform to create an integrated Guangdong-Macau tourismdevelopment pattern will become a key issue to continue focusing on in the future.Keywords: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Macau, World center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oderately diversified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Macau Cultural Industry: Status,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WEN Xianyuan • 53 •Abstract: “Proposal of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197ABSTRACTSDevelopment”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s a pillar industr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talso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cultural marketsystem. We should further research and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analyze the status and problems of Macau’s cultural industry and adjust its development policy. Macau needs to speedup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which are of benefit to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policysupport system,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modern cultural market system. Meanwhile,facing the common opportunity of develop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Guangdong and Macau need to cooperate deeply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research, policy, etc.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of bothsides.Keywords: Macau, the 13th Five-year plan, Cul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Transformation Path of Macau’s Service Industry LIU Junjie, WANG Tianyue, YE Yunzui • 62 •Abstrac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s the basic policy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world center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cau’s economic structure, dominated by a traditionalservice industry, is also confronted with the realistic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Given the perspective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ambling, tourism, exhibition, hotel, retail and other service industries, the over-influenceof the gambling industry will put Macau’s economy and society at great risk. Moreover, the lag of a diffusion effectmay also cause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decreasing profits in other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Inthe period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faced with many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like “One Belt and One Road”,innovation-drives, liberalization of service trade with the main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Macau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 various paths: impell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ambling tourism into leisure tourism byvertical diversification; striving to develop a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haracterized by high knowledge density, highvalue-added, a large spillover effect,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roviding talent support for innovation-drives with the entry poin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and intelligence; timely setting up of dedicated funds to boostdiversified development.Keywords: Macau, Service industry,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13th Five-year pla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Moderately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Macau Economy under New CircumstancesZHANG Haiyuan • 71 •Abstract: Since Macau returned to the motherla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s economy has been keepinga rapid and sustained growth. However, the limitation of Macau’s economy overly depending on the gambling industryhas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In the meantime, Macau ’s economy has been gradually restricted by the developmentbottlenecks rooted in lands, human resources,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business entities. The moderate diversificationof economy is a dynamic concept and a process of gradual realization, which has enriched and improved connotations.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Macau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and take the advantages of a series ofpolicies, such as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accelerating the promotion of a free trade zone strategy and the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to innovate, deepen, and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policy. Macau also has to tackle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by opening up at a higher level and enhancing cooperationwith other areas. Based on guiding its gambling industry along a healthy road, Macau ought to promote thedevelopment of other relevant industries. Furthermore, Macau should also focus on strengthening and deepeningregion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the cooperation among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to expand a new andmuch broader development space.

198澳 門 研 究 2016年第 2期Keywords: the 13th Five-year plan, Macau, Moderately diversified economy, Regional cooperationThe Origin, Rise and Decline of Leal Senado de Macau (1583-1865) TANG Kaijian • 81 •Abstract: Leal Senado de Macau was a significant institution in which the Portuguese in Macau participated in politicalmanagemen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ning of Macau, the Portuguese therefounded an autonomous institution, the Committee of Chiefs, 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a prototype of the Senado.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583, Leal Senado became an important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hich played a major role in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for the following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Due to the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Governors and the Senado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civil management graduallytransferred. With consistent adjustment in nature, system,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he power of theSenado was greatly diminished and reduced to a civil authority.Keywords: Macau, Leal Senado, Procurador, Providências RégiasThe Etymology of “g(c)anga” in Aomen Jilüe JIN Guoping • 104 •Abstract: The term “g(c)anga” appears often in works of economic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foreigntrade history. However, a number of enigmas about the term remain to be unraveled, such as its etymology, semanticdenotations, varied spelling forms, and the European language that originally adopted it from Chinese. In a nutshell,first taken by the Portuguese into European sources, “g(c)anga” (in Mandarin “Songjiangbu”, which means Songjiangcloth) derived from the Wu dialect, a variety of Chinese language primarily spoken in the region of Jiangnan. During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uang Daopo (1245-1330) introduced the technology of cotton spinning and weaving,and other handicraft skills into Songjiang. Spreading rapidly across Jiangnan and expanding to the Central Plain, andHuguang province, the technological renovation triggered a Cotton Revolution in China. While the Songjiang clothwas sought after for its supreme quality,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the district became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s aconsequence, Songjiang, previously an anonymous town situated by the Huangpu River, was transformed into a centre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for the entire country. Songjiang cloth, both the term and the product, becameinternationally acknowledged thanks to the port city of Macau, where mater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ook placedynamically.Keywords: Macau, G(c)anga, Songjiang cloth, Gengjia, Cotton revolutionHistorical Geography Value of Vingboons’ Macau City Map GUO Shengbo, GUO Yongqin • 117 •Abstract: Vingboons Johannes’ aerial view map, based on the most detailed three-dimensional maps, was integrated froma variety of realistic maps and landscape plans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Therefore it appears to be authentic and reliable.Mark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lace names and building names, this map has the inestimable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for restoration of urban buildings and streets’ distribution in Macau, and it is also helpful for further research of thecities’ history in terms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 estimation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Atthe same time, Vingboons Johannes’ geometry plane named “Platte Grondt van Standt Macao” should be the earliestoriginal model among all the geometry and abstract symbols, which reflected the Square area. Both the aerial view mapand the “Platte Grondt van Standt Macao”, were the vital landmarks of the Macau mapmaking style.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appointed Vingboons Johannes for the aerial view mapmaking and the “Platte Grondt van standtMacao”, the “Plattegrond in op stand van Macao”, thus endowing the map with some practical value of militarygeography.

199ABSTRACTSKeywords: Vingboons Johannes, Aerial view map, Plans, Shape figure of Macau cityThe Phenomenon of Celibacy in Modern Macanese Society in Macau YAN Xuelian • 129 •Abstract: There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modern Macanese society: the prevalence of celibacy and the emergenceof a large number of celibates. Celibates have occupied the mainstream in some Macanese families. Celibacy has evenled to the consequence of leaving no successor for some families. We can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according to thefollowing several aspects. On one hand, Macau Society has seen changing times including the rise of celibacy in Europeand American, the influence of women’s Liberatio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big family, war and unrest. On the otherhand, Macanese families have special traditions themselves, including the internal influence of Macanese tradition,Macanese women’s right of inheritance, Macanese ideas regarding marriage, and gender imbalance.Keywords: Celibacy, Macanese, Modern, MacauA Survey of Macau Collections in the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NI Junming • 142 •Abstract: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its’ foundation, the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has been interestedin collecting sources on Macau. After about a hundred years’ accumulation, Macau collections in the library havereached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By the end of 2015, the number of Macau collections before 1949 reached morethan 300 copies, including books, periodicals, newspapers, maps and electronic files of the Archives of theConsulate General of Portugal in Guangzhou. These collections are precious materials that are of outstanding academicvalue to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Macau’s history, economy,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social life.Keywords: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Macau collections, Library storageThe Evolution of Macau’s City Image and its Representation inHong Kong’s Movie and TV Products TAM Chi Keung • 163 •Abstract: Since the port opening, “Macau’s city image” has changed three times. From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middle Qing Dynasty, Macau’s city image was one of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port”.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Macau’s city image was of an “opium smuggling port / Overseas Chinese laborstrade centre”. In the 20th century, Macau’s city image was a “gambling/casino city”. As a stereotype, at first, “gambling/casino city” becomes a typical “Macau city image”, due to lack of local movie and TV products in Macau, and, localaudiences’ long-term reliance on Hong Kong’s media products (especially movie and TV products), where Macau ispresented as such. Second, the Hong Kong movie and TV products are also a completely integrated product orcommodity of “media imperi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economy”. For example, if we analyze the movie “Lookfor a Star” from the “Feminism Perspective”, the kind of plot describing “a middle class or wealthy Hong Kong personfalling in love with a poor Macau woman”, in fact, already repeated many times in many Hong Kong TV dramas (suchas “A Woman with a Suitcase”, “Return of the Cuckoo”). The movie “Look for a Star” not only evoked a lot of HongKong audiences’ memory of certain celebrities, but also fully revealed ideas which hide in a deeper state of mind: “HongKong better-Macao worse”, “Man higher-Woman lower”,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Great Hong Kong Doctrine”(Hong Kong Exceptionalism) of Hong Kong audiences.Keywords: Macau, City image, Representation, Gambling/Casino city, Hong Kong, Movie and TV products

200澳 門 研 究 2016年第 2期Family Protection for Adolescent Sexual Risk BehaviourGertina J. van Schalkwyk, GONG Xiaojing (tr.) • 171 •Abstract: Family is an important unit for the vitality and wellbeing of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this paper, thefocus is on exploring the family and parenting in Macau as it relates to adolescent health-related behaviour andwellbeing. Adolescent sexual risk behaviour could be prevented when the family provides the necessary protectivecontrols that would emerge from a positive parent-teenager relationship, open communication, and active socialisationwith the teenager.Keywords: Adolescence, Communication, Impulse contro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elf-regulated behaviour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mbling, Tourism and Economy in Macau LIN Deqin • 178 •Abstract: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mbling, tourism and economy is the foundational workof observing moderate diversification development. Taking the sample of the income of gambling, the income of tourismand GDP from the first quarter of 2004 to the third quarter of 2014 in Macau, we can give an empirical analysisto their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y building the VAR model. The resul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mbling andtourism is mutual promotion; the development of gambling drives Macau’s economy considerably; while tourism hasa relatively smaller affect on Macau’s economy comparing with gambling. In the near future, Macau should adjust its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relating industries, intensify the complementation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and consolidate the connec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Keywords: Macau, Gambling, Tourism, Interactivity, VAR modelMacau Residents’ Awareness of and Attitude towards Responsible GamblingCHEANG Ka Kit, CHAN Cheng Ngai, CHIO Weng Kit, HUANG Guihai • 189 •Abstract: The responsible gambling polices of Macau SAR have been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Both gambling prevalenceand disordered gambling prevalence among Macau residents have declin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On the other hand,different stakeholders may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responsible gambling and unified programs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impacts of gambling may be controversial. This paper reporte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high school teachers, casinofront-line employees, and other community members on their awareness of and attitude towards responsible gambling.The majority of the interviewees believe that disordered gambling is still a serious issue in Macau. They advocate thatthe needs and aims of responsible gambling towards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such as adolescents, ordinary peopleand gamblers are different, and the responsible gambling programs should also be differen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legambling program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measures are expected.Keywords: Macau, Responsible gambling, Problem gambling, Interview

201《澳門研究》是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自1988年創刊以來，已出版八十一期，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為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提升刊物質量，擴大澳門學術研究的影響，經編委會研究決定，自2010年起，即由第 56期始，本刊將做如下改革：(1) 由雙月刊改為季刊，於每年的 3月、 6月、 9月、 12月的 15日出版；(2) 設置政治法律、經濟管理、澳門學（歷史文化）、社會縱橫、熱點話題、學術前沿、青年園地等欄目；(3) 加強學術規範，參照和借鑒國內外優秀期刊的編務程序，規範引文註釋；(4) 對檢索量大、徵引率高、影響較佳的論文，將選譯為英語，於次年結集出版《澳門研究》（國際版）。改版後的《澳門研究》，繼續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進一步凸顯多學科相容並蓄，國際性、理論性、創新性與前瞻性相結合的學術風格，為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搭建學術平台，為繼續繁榮澳門學術貢獻力量。“創建學術名刊，推動澳門研究”是本刊的追求。而刊物質量的提升，離不開海內外專家學者的關心與助力，離不開本地學者的扶持與獎掖。為此，本刊誠摯邀請海內外社會賢達、專家學者惠賜大作。來稿要求：（一） 本刊原則上刊登有關澳門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亦歡迎與上述領域相關的新理論、新方法、新技術的介紹和探討。（二） 選題新穎，突出前沿問題、重點問題、難點問題和熱門話題，現實性和針對性強；突出新理論、新視角、新觀點，具原創性和理論深度。（三） 稿件署名作者應為合法著作權人，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四） 來稿須提供300字以內的中英文摘要、3─6個關鍵詞和英文標題；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職務職稱、學術簡歷、工作單位以及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傳真和電郵。（五） 有關稿件的引文、註釋規範，請參考“《澳門研究》關於規範引文註釋的規定”。（六） 論文所涉課題如係資助項目，請於標題頁左下方標註。如：“資助項目：基金資助（編號）”，並附資助證書影印件。（七） 論文一經發表，本刊有權將之以其他形式出版；任何外界的轉載、摘要、翻譯、出版等均須徵得本刊許可。（八） 編輯部對來稿有權作文字修改、句段刪節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凡不願意者，請予以註明；修改期為一個月，逾期按自動退稿處理。（九） 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三個月內未接獲採用通知，即可自行處理；來稿一經刊發，即奉薄酬。（十） 本刊秉持學術規範精神，倡導嚴謹學風，拒絕任何抄襲剽竊和弄虛作假行為；如有侵犯他人著述版權及人身權等行為，作者應承擔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澳門研究》編輯部2016年 6月 15日徵稿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