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6澳門研究BOLETIM DE ESTUDOS DE MACAUJOURNAL OF MACAU STUDIES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澳門基金會出版

‧ 名 家 視 界 ‧“偶然”與“必然”的交匯──靳洪剛教授訪談錄................................. 靳洪剛 侍建國 5‧ 時 政 熱 點 ‧促經濟　重民生　穩發展── 2 0 1 6 特區政府施政方針大家談郝雨凡　楊道匡　駱偉建　林中賢　朱壽桐　林廣志　葉建華　柳智毅　林玉鳳　王凌冰　楊鳴宇 ............................................... 13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朱壽桐　楊秀玲　郭曉明　陳敬 　鍾春暉　陳華根　林廣志　鄧駿捷吳全華　李　開　蕭寶鳳 ............................................... 24‧ 城 市 競 爭 力 研 究 ‧澳門可持續城巿競爭力分析...........................................劉成昆 47賭收下跌背景下的博彩稅調整之探討 ..................................王長斌 53粵港澳競合發展的新趨勢──以港珠澳大橋為例....................... 何力武 劉　驥 官　華 62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競爭力──以臺港澳為例 ..................................... 劉丁己 張家麟 761988年 3月創刊澳門研究季刊2016年第 1期總第 80期3月 15日出版

‧ 公 共 行 政 研 究 ‧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的縱向和橫向分析──以澳門為例 ............................. 陳建新 關淑詩 伍芷蕾 82兩岸四地旅遊風險管理制度探析──以“旅遊警示”機制為例 .......................... 王智盛 王榆森 91‧ 澳 門 學 ‧相似與差異︰澳門學在方法論和文獻學的案例研究............................................................................. [澳大利亞]Paul Rule 撰　孫夢珊 譯 103“有心”者的記述︰《賢博編》所見葉權的海防思想和治澳策略 ........吳宏岐 116十八世紀的中越貿易 .................................................劉俊濤 126美國教育傳教士何顯理與鮑留雲港澳活動述略 .........................何思兵 133澳門醫療史研究及其發展路徑.........................................吳玉嫻 145建基於原始文獻：博物館的歷史研究與館務發展.......................陳麗蓮 155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二）............................................葉　農 166‧ 青 年 園 地 ‧企業文化對員工價值觀的塑造──以澳門博彩企業為例 .............................. 羅文海 婁世艷 171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價值三論 ..................................胡　倩 182‧ 學 術 動 態 ‧“第四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結果公佈 ...............編輯部 192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The Intersection of “Conincidence” and “Inevitability” ....................................... JIN Honggang, SHI Jianguo 5A Record of the Seminar on “Policy Address for the Fiscal Year 2016 of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HAO Yufan, IEONG Tou Hong, LOK Wai Kin, LAM Chong In, ZHU Shoutong,LIN Guangzhi, IP Kin Wa, LAO Chi Ngai, LAM Iok Fong, WONG Ling Bing, IEONG Ming Yua 13A Record of the Seminar 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heritance”...………......ZHU Shoutong, IEONG Sao Leng, GUO Xiaoming, CHAN Keng Lim, CHONG Chon Fai,CHAN Wa Kan, LIN Guangzhi, TANG Chon Chit, WU Quanhua, LI Kai, XIAO Baofeng 24Analysis of Sustainable Urban Competitiveness of Macau ...................................................... LIU Chengkun 47How to Adjust the Gaming Taxes in Macau: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venue Drop ........ WANG Changbin 53The New Trend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Taking the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as an Example ................ HE Liwu, LIU Ji, GUAN Hua 62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Relates to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Examples from Major Challenges in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LIU Tingchi, CHANG Chia Ling 76Longitudinal and Cross-sectional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Government size - Macau as a Case Study ......................... CHAN Kin Sun, KUAN Sok Si, WU Zhilei 82The Analysis of Tourism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cross Cross-Strait and Hong Kong-Macau:A Case of Travel Alert Mechanism ...................................................... WANG Zhinsheng, WANG Yusen 91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Macaology as a Case-study in Methodology and Documentation............................................................................................................Paul RULE, XUN Mengshan (tr.) 103Strategy on Governing Macau from His Work Xian bo bian ..................................................... WU Hongqi 116Sino-Vietnamese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LIU Juntao 126Spreading the Gospel through Mission Schools: American Education Missionaries Henrietta Shuck andSamuel Brown in Early Hong Kong and Macau ..................................................................... HE Sibing 133The Overview for Past Macau Medical History Research and its Possible Studying Paths ........... WU Yuxian 145Base on the Archive: the Museum’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its Development ........................ CHAN Lilian 155Literature Review on Macaulogy (Part Twenty-two) ........................................................................... YE Non 166How Enterprise Culture Shapes Employees’ Value - A Case Study of a Gaming Enterprise in Macau...................................................................................................................... LO Man Hoi, LOU Shiyan 171On the Value of Guangdong nu zi yi wen kao by Xian Yuqing ...................................................... HU Qian 182“The Four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s for Macao Research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Competition Results .......................................................................................................... Editorial Office 19212016

5“偶然”與“必然”的交匯──靳洪剛教授訪談錄【編者按】 靳洪剛教授是著名語言學家，其研究領域包括第二語言習得、語言發展心理學、語言學習轉換、認知語言學等等。她於美國伊利諾大學獲得教育心理學博士學位，並在美國漢明頓大學任教二十五年，與美國、臺灣、香港及內地大學有多年的合作研究，出版著作包括《語言獲得理論》、《語言發展心理學》等。此外，她亦參與美國漢語教學界的學科建設和協調工作，推動並發展全美大學聯合留學項目（Associated Colleges in China，簡稱ACC）及“AP中文”等漢語學習專業項目，曾任美國漢明頓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主任、全美中文教師學會會長、全美關鍵語種教師學會會長等，現任美國大學理事會AP中文測試發展委員會主任、澳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除研究工作外，靳教授亦是一位教育家，曾獲多個與教育有關的獎項，如1997年漢明頓大學最佳教師獎、 1998全美優秀教授獎、 2012關鍵語種沃頓終身成就獎等， 2015年獲頒全美中文領域終身貢獻獎。一、“洋插隊”︰挖掘自己的潛能侍 建 國 （ 以 下 簡 稱 侍 ） ︰ 自改革開放以來，出國留學是一個大潮，留學回歸也是一個大潮，作為一個“海歸”，現在留學和以前真的太不一樣了。請問您當年去美國“洋插隊”時有些甚麼經歷？跟現在的留學生有甚麼不同？靳 洪 剛 （ 以 下 簡 稱 靳 ） ︰ 我十八歲那年經歷了“土插隊”，十年以後即二十八歲，又經歷了“洋插隊”。十八歲時，正值國內“文化大革命”，號召年輕人去插隊，我們便服從號召。先在農場工作了兩年，後來又調到鐵路工作。十年以後即1977年，正值中國文革後第一次大學招生考試，我有機會去唸書了。唸完了大學，工作了兩年之後，趕上了一個好的時機──去美國留學，走上了“洋插隊”的道路。“土插隊”和“洋插隊”的感覺很不一樣，出國留學是自己的選擇，是源於我對知識的嚮往、對國外生活的好奇，還有對改變眼前生活的追求。留學的“洋插隊”和上山下鄉的“土插隊”雖有不同，但也有其共同之處：就是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吃苦耐勞纔能獲得成果。當年“洋插隊”的最大特點是半工半讀，一邊工作一邊唸書。我一邊在伊利諾大學唸碩士，一邊做助教，一邊唸學位。一個月的生活費纔200多塊錢。重要的不是賺這200多塊錢，而是半工半讀可以免學費。從踏上美國的土地開始，所有的中國學生都要“偶然”與“必然”的交匯──靳洪剛教授訪談錄靳洪剛　 侍建國作者簡介︰靳洪剛，澳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侍建國，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名 家 視 界 ‧

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面臨養活自己的挑戰，一切都得靠自己。200多塊錢，既要付房租又要吃飯，當然不夠，因此便開始了打工生涯。到了香檳校園，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圖書館館員，最低薪水，每小時3元。需要再找其他工作。後來發現校園裏有一個學生餐廳能“打工換飯”，每天打工一、兩小時，便可以在那兒吃午飯和晚飯，因此我便申請了這個工作。在餐廳裏我幹兩件事情，一是盛菜，二是洗碗。盛菜是需要聽懂菜名的，所以纔讓我幹。自己雖然在國內學英文，但有很多詞沒聽說過，例如，有一種牛里脊叫beef tenderloin，以前沒學過。後來，我先生也到美國，剛開始也在這家餐廳工作換飯。為了生活，當時一個人要做兩三份工作，我做過圖書館員、洗碗工、盛飯員。“洋插隊”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學習的同時還要兼做其他事情，讓我們變成多面手。第一年留學，我除了修課就是打工，生活很單一。到了第二年，便給導師做研究助理，同時也去中文系當助教，這樣的生活延續了三年，直到讀完博士。剛去伊利諾大學的第一學期我修三門課、打兩份工，到了考試階段，三門功課都要交報告、有考試，覺得快撐不下來了。同學也建議，如果撐不下來可以退課，我說，已經差不多修完了，到了第八九週，半途而廢太可惜，便硬着頭皮支撐下去。那時英文不太好，寫學期論文很辛苦，各課作業也到期了，期末連續四天沒睡覺，咬牙堅持，有一次還掉了辛酸淚。把三門課修完，把兩份工作做下來，我這時纔發現人是有無限潛力的，這也是我在研究生學習時認識到的。那個學期的成績很不錯，工作也完成了，對自己亦有了信心。在讀博期間，還發生了一些令人難忘的事。我最後一年寫博士論文，一天要寫十多個小時。為了集中時間寫論文，我換了一家餐廳，那裏每週六工作一整天，從早晨八點到晚上七點半，就能換一個星期的中飯和晚飯。所以，週六便是我打工的時間。別人都去玩，我去打工，捨不得把時間花在其他的事情上，如運動、郊遊等。那個年代的我們，覺得“洋插隊”還挺好，又能學習，還能工作，覺得打工便是一種休息。後來，為了調劑寫論文的疲勞，我又找了一份清潔工，把週六的餐廳工辭掉。一週去兩次，每次兩小時。這個工作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個僱主是個單身女性，大學行政職員，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他們總是把剩菜、早餐穀物等東西倒進洗碗池，碗也不洗，地上的衣服亂七八糟，我的工作就是清潔和整理。那一年，我一邊打工一邊找工作。在美國，要競爭一個終身教授的職位非常不容易，那時每一個終身教職大概有一百多人申請。我是從中國來的，簽證要從J轉到F，手續十分麻煩，因此很多學校不太願意考慮我。經過幾次三番的校園面試，我居然得到了三個大學的終身教職聘書。到了五月，我跟僱主請辭說，我找到了一個終身教授的職位，下個月就要正式加入漢明頓大學了。她非常驚訝，以為我衹是一個普通的清潔工。“洋插隊”真的很苦，當時的觀念就是人得吃苦，尤其我們這群在中國成長的人，一週六天都在工作，最大享受是能有時間睡覺和休息，或者跟同學一起做個飯。但我一直珍惜我在美國的“洋插隊”經歷。因為這段經歷讓我完成了學業、接觸了美國社會，懂得了生活。“洋插隊”也讓我學會了平衡生活和工作，發現了自己的潛力，還學會在這一過程中自我成長。“洋插隊”還讓我認識到，很多事情，衹要堅持不懈，咬緊牙關，都是可以做到的，人就是要不斷地試探自己的能力底線。二、選擇教育心理學的“偶然”與“必然”侍 ： 心理學是美國最難學的專業，完成博士學位的時間也最長，當時為甚麼會選擇與心理學

7“偶然”與“必然”的交匯──靳洪剛教授訪談錄有關的專業？靳 ： 其實我所畢業的專業是教育心理系，既有心理學研究，又離不開教育。我走上教育心理研究這條路，既是偶然，也是刻意。說起教育，我好像跟當老師確實有緣。記得大約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次老師要同學們談談長大後想做甚麼，發言順序按座位排列。前面的同學們一個個站起來回答老師的問題，眼看輪到我了，還沒有決定要做甚麼，因我當時特別緊張。當輪到我的時候，我脫口而出說將來要當老師。從那時起，彷彿跟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似的。四年級時我開始輟學，因為那時文革開始了。後來唸初中，有位語文老師對我的影響很大，她姓孔，是孔祥熙的後代。孔老師穿着簡單、漂亮，樸素的中式服裝配個藍脖套，顯得與眾不同，她總是有自己的風格，所有的同學都對她有一種無名的敬仰，她的講課風格和課文分析讓我印象深刻。孔老師說一口漂亮的普通話，講課抑揚頓挫，節奏感很強。她分析的課文，如《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等，由淺入深、栩栩如生，人物、情節都分析得精彩透徹。那時的課堂很多老師都說些革命大話，但從她那兒卻可以學到許多實實在在的知識，包括文學知識、文學鑑賞的方法等等。後來我高中畢業，到農場插隊，不久被抽去一所子弟學校當語文老師。當時我衹是一個十七歲的女孩，要教六十個十三至十四歲五年級的學生，年齡上也不比學生大多少，實際經驗一點都沒有。可我那時沒有別的辦法，衹能模仿孔老師上課，這種方法居然讓所有的學生都很專注。除了上課的技巧，我也學着摸索如何管理學生。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老師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工作！離開中國到美國求學，碰到了我的導師Saville-Troike，她是一位人類語言學家及教育心理學家。最初她是做印第安人那瓦荷語（Navaho）研究的，後來專門從事教育心理系的第二語言研究。她的先生Rudie Toike也是位著名的語言學家，是哈佛大學語言學教授黃正德在臺大的啟蒙老師。我的導師是一個非常關愛學生的教育家，在我寫論文的最後一年，她和她先生轉去亞利桑那大學教書。導師臨走前對我說：你別擔心，你是我在這裏的最後一個學生，你的論文我會負責到底。我那一年 8月畢業，她 2月份給我寫一封信，還打了個電話，說這是我論文的最後階段，她要給我買機票去亞利桑那，住在她家寫論文，當時我特別感動，因從伊利諾到土桑的機票我是買不起的。她還說我可以帶着先生去。因此我買了我先生的機票，她買了我的機票，不用花住宿費，就住在她家改寫論文。她的房子四周是土桑的沙漠景像，有仙人掌、鳥叫聲……我就在這種安靜、美好的大自然環境中開始改寫論文。導師一會兒送來字典，一會兒端來茶水，她的這種對學生從學術上到生活上的關愛，讓我萌生一定要寫好論文的動機。小學、初中到研究生的經歷對我的職業選擇與職業發展有極大的影響，使我對教育有了一種特殊的感覺。說到學習心理學，還真有一定的偶然性。我導師是從事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她所在的系是教育心理學系，由於她身處教育心理學系，我也必須註冊於該系，這就是我所謂的“偶然性”。教育心理學是心理學的分支，最重要的兩個基礎學科是認知心理學和學習理論，如果要從事第二語言習得研究，心理語言學非學不可，因此我除了學習專業課外，還要學心理學，從此跟心理學結下不解之緣。我在唸研究生時上過一門心理語言學課，老師叫Cowen，他做過許多有關第二語言閱讀方面的心理語言研究，是他介紹我瞭解閱讀的認知心理過程。當時我們心理學也有一位教授，叫Newport，在第二語言習得領域非常出名，她在伊利諾大學心理學系任教時，我修了她的一門課，她為我打開了第二語言習得領域的大門。她先生是一名聽障人士，因此她熟識美國手語

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ASL），她的很多研究都是關於語言關鍵期的假設以及健聽孩子和聾啞孩子在語言習得過程中的異同。這幾位導師奠定了我在心理語言學上的基礎，其後就是實踐研究的學習了，也包括統計學、課堂互動理論。現在，我的研究都與認知心理學有關，特別是二語習得過程中的認知因素及處理過程，如記憶及其規律、組塊記憶、情節記憶與語言學習的關係等。我們一再地說教學一定要讓學生感興趣、覺得有意思，這是因為從認知的角度來說，人的大腦是由一系列神經元組成的神經網絡進行信息加工的，神經通路的聯繫是信息加工的主要管道，在人的記憶系統中，如果新的信息與對信息加工的先前經歷沒有關聯，他就很難建立起記憶的聯繫，這就是為甚麼有些術語很難記得，如“那瓦荷語的屈折變化”對不懂語言學的人來說很難理解記憶，因為這些術語跟我們的經驗相去甚遠。這也就是說，要使信息與信息聯繫起來，必須要與學習者的經歷和環境有關，必須對學習者有意義。對心理學來說，學習就是已知信息、舊信息和新信息之間的碰撞和聯繫，信息聯繫起來了便“ 學會” 了，這個聯繫需要多次、多重和多方向地進行，纔能決定“ 學會” 的程度，是屬於“ 深層加工” 還是“ 淺層加工” 。總之，心理學領域非常神奇、令人嚮往，特別有意思。我的另一個感興趣的領域是“ 注意力”，人的注意資源是怎麼分配、控制及使用的？教學過程中我們怎樣引導學生，調整其注意資源，讓他注意應該注意的關鍵點，避免錯誤，進行有效、快速學習？這些就是我現在所從事的研究之一。在澳門大學，我們最近建立了一個認知實驗室，其中一項研究就是通過觀察眼動、腦電波、大腦影像，瞭解大腦如何處理信息，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當然是語言信息，或者說是第二語言的信息。因此，踏上認知心理學的研究道路，既是偶然，也是刻意，到現在還真的覺得是一種命運，但又是一種追求。偶然進入教育心理學的領域，是導師的專業使然，而後來進入學習心理領域，甚至畢業論文為第二語言習得，就不是偶然了。我對語言本身很感興趣，對教育亦然，二者就這樣自然而然地結合在一起。第二語言習得方面，由於我的母語是漢語，這成了一個出發點。“ 二語”是一個集合詞，可以是一門外語，或在社會中的第二種語言。要想研究第二語言，便需有一個立足點，這就是我們的母語。由最熟悉的母語出發，同時加上第二語言（對我來說，第二語言是英文），便可以進行兩種語言的比較研究。從我進入伊利諾大學的第二年起，便開始中文助教的工作。我在以母語維生的同時，發現了母語者的優勢，可以快速準確地提供大量例子讓學生練習。此外，從1985－1990年間，每年暑假我都前往美國一所非常著名的語言學校（Middlebury College）教學，在我們的領域裏稱作“明德大學”。它的暑期班採用一種密集型、獨特的教學模式，人稱“明德模式”，這種模式培養了很多高級語言專家。在那裏，幾乎人類說得出來的語言都有，如法語、阿拉伯語、日語、漢語、德語等，學生入學需要簽約，在校期間不能說母語，衹能說目標語。我在這個暑期班執教五年，因此有機會觀摩學生的語言學習情況，收集博士論文的資料。我一邊工作，一邊收集語言資料、撰寫論文，這樣便走上了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道路。近年，我進行的研究可分幾個部分，早期的研究是運用語言分類學、共同語法理論，以及參數設定（Parameter Setting）的假設理論描述並解釋二語習得的歷程。這也是我博士論文的基礎。此後，我的幾篇論文在不同的學術期刊上發表。其中一篇在Language Learning發表，題目為“Topic-prominence and Subject-prominence in L2 Acquisition: Evidence of English-to-Chinese

9“偶然”與“必然”的交匯──靳洪剛教授訪談錄Typological Transfer”，至今有很多人引用。我提出一個觀點︰語言的分類可以影響二語習得者的習得過程。例如，漢語是一種“主題為主”的語言，英文是一種“主語為主”的語言，兩種不同的語言分類可以有規律地影響第二語言的習得過程。從八十年代甚至到現在，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基於西方語言，研究走向都是從東方語言或其他語言學習西方語言，即從英語中尋找規律，或是西方語言之間的學習過程，研究相反方向習得過程的人少之又少。以西方語言為母語學習東方語言，在語言分類學上有着極大的不同。那時學術界提出的都是“語法化”問題，而我則從相反的方向，提出一個稱作“語用化”的觀點：因為語言分類的趨向不同，母語語言的分類規律會極大影響第二語言的習得過程。如高度語法化的英語學習者在學習漢語時需要經歷一個“語法化”到“語用化”的過程。這一理論對二語習得領域的貢獻在於它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其次，我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成人的二語習得上，特別是語言輸入及交際互動對二語習得的影響。成人的習得過程，從環境上來說都是在課堂上進行的，通過教師的教學來學習第二語言。課堂過程和學習結果息息相關。例如，教師輸入多少、用怎樣的方式輸入、怎麼把輸入內化為可以理解的信息，最後轉換為自己輸出的信息。這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轉換，對我來說都特別有意思。當然，二語習得研究也有分工不同，各有重點。有的人研究外在因素，有的人研究內在因素。對我來說，內在因素如信息的認知處理異常重要，這也是為甚麼我直至現在還執着地留在這個領域的原因。這個領域給了我大量機會對漢語習得進行系統分析，例如漢字習得的“把”字句、方式狀語、性能補語、時間副詞習得等，一直到後來的反饋糾錯都對漢語習得研究做出了貢獻。侍 ： 反饋糾錯在教學研究上是一個熱點，您認為過度糾錯和糾錯不足應該如何平衡？靳 ： 這十多年來，對反饋糾錯（CF）的分析有越來越多不同的聲音，這也是二語習得的重要分支。其實結論是很清楚的，通過二語習得的實證研究、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已經有了很清楚的定論。八十個以上的二語大數據實證研究告訴我們，糾錯回饋對學習者的習得有顯著的幫助。此外，從認知的角度看，反饋糾錯是一個認知對比的過程，取決於兩個因素：英文叫“gap”與“hole”。一個人衹有在交際互動中，纔能意識到自己表達中的“斷層”（“gap”），即母語者和二語說話者的差異。如當一個人說“這是我的第一次來中國”，母語者接着說“啊，這是你第一次來嗎？”這時二語說話者意識到“第一次”的前邊無需“的”。這說明衹有當二語使用者意識到這一“差異”時，也就是進行認知對比時，纔能自動調整內在的語言系統，正確地使用語言形式；另一個因素是漏洞或“hole”，即一個人在開口想說話的時候，纔會發現他不會說他想說的那個詞，例如（這是一個學生的例子），老師問“你去商店買甚麼了？”學生想了半天說“就是那個洗手，讓你的手很乾淨的東西”，老師說“是肥皂嗎？”學生說“對，對，是肥皂”。通過這一有交際情景的“漏洞填補”，學習者不但理解了這個詞，還有機會正確使用，這便是一個反饋糾錯的力量。然而，如果學習者從未有機會得到回饋，總是使用錯誤的說法，到了固化的程度，那麼即使別人給出正確的答案，一下子也很難改變。因為這時人的神經元已經建立了一種通路，並且多次得到加強，故此必須先抑制錯誤，同時再重新開拓另一條通路，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從學習的角度來說，現在的討論不應該集中在“糾正”與“不糾正”的問題上。糾錯回饋是必要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糾正”，這也是認知心理學領域需要探索研究的問題與有待尋找的策略。我最近正在進行一個實驗，重點是研究有關學生對反饋糾錯的敏感度測量及識別程度。糾錯需注重方法，我們需要一個快速而有效、讓學生可以接受的方法指出其錯誤，並加強幫助學生使用正確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輸出調整”問題，即如何讓學生有意識地重複並使用正確形式，

1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這比單純讓學生“知道錯誤”價值高得多。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二語習得對課堂教學實在太重要了。現在很多的理論和實踐是“兩張皮”，相互不搭界。我反對這樣做法。我一輩子從事、信奉、管理教育，感到理論研究和實際教學一定要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是一直以來指導我做研究工作的一個很重要的理念。三、教學理念的一次成功實踐侍 ： 靳教授，您曾是美國各大學聯合漢語中心（Associated Colleges in China，ACC）的創始者及管理者，它非常成功，可否介紹一下您的經驗？靳 ： 好的。我感到我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在進行教學與二語習得研究的同時，學校給予我很大的空間與經濟資助，讓我運用自己的想像力去設計一個留學項目。這是因為我發現，我的學生的第二語言能力在出國前後沒有任何改變時，我深感遺憾與不平。我向學校申請了經費，去觀摩中國的項目，由此發現這些項目的設計理念、管理方式以及教學要求與美國的實際需求相距甚遠。然而，當時衹是覺得不適用，具體怎麼改變並不知道。當時留學的漢語課程，大部分由國內的外辦部門管理，由國內的漢語老師進行教學，要想兩個系統接軌，就必須徹頭徹尾改變留學項目的體系。這時我和另一位大學的教授便萌生了自己辦留學項目的想法。我們要辦一個有革新意義的留學項目，從教師、教材、教學方法、教學環境等方面都要進行根本性的改變。“ACC”是在我們領域的一次非常大膽的嘗試。20世紀末的中國，不可能讓來自外國的人控制一個大型項目，我們衹能跟其他學校進行合作辦學，我們的目標是在“合作辦學系統下的獨立教學”。那時候，為了辦“ACC”，我們在北京找了十三所學校，但每一家學校都談得非常辛苦，因為當時學校的開放度很有限，設備也不好，很多學校不允許使用我們設計的教材，培訓自己的師資隊伍。到最後衹有一家願意與我們合作，因為我們願意把全部學費交給合作學校，用作租教室、宿舍和文化活動等用途。但我們自己另外出資僱聘教師，自己管理項目。這樣我們便爭取到自由和空間，按照專業的模式辦學，“ACC”就這樣辦起來了。說老實話，我也不是一開始就有一個很清楚的留學管理系統及教師培訓理念，每一步都是現實逼出來的，也是用心做出來的。當時我們的學生來源不多，需要自己招生。學生來了，老師又不理想，項目還需要管理人員、秘書。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小學校，但需要一個全新的教學、管理、學生系統。就在這時，原本和我一起合辦“ACC”的老師懷孕了，辭職不做了，剩下我一個人單打獨鬥。第一年辦學還算幸運，招到了三十六個學生，來自十八所大學。我親自帶他們到中國留學。到現在，“ACC”已開辦十八年了，已成為一個非常成熟、有理論支撐的項目。此間，我意識到，作為一個專業的教授，不但要做一個好老師，還要做一個好的教師培訓人員，一個好的管理人員。我的辦學理念是，留學項目要想成功，應儘量辦一個密集型的項目，建立一套可行的教師培訓系統，設計有效的培訓課程。與此同時，學生必須作出語言誓約，即到了學習目的地北京後就不說母語，衹能說目標語。這個過程實施起來也很難，所以我們建立了“三次為限”的語言政策，即如果發現學生三次破壞語言誓約即開除，從第一次的警告到第二次的降分，到第三次的開除，都衹是一種手段，最重要的還是說服學生，讓學生信服24小時使用目標語的力量及作用，儘量去預防，不要讓破壞語言誓約的現象達到氾濫的程度，這一點就真正要靠管理藝術和策略了。

11“偶然”與“必然”的交匯──靳洪剛教授訪談錄十八年來，“ACC”已成為我們領域內非常成熟的項目，到現在我仍然為它驕傲。因為我們是在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理論基礎上建立的課程設計，在教學管理上摸索出的一套創新的教學程序和課堂實施原則，現在我們領域內仍有不少人採用。在內地和臺灣，很多人都知道我提出的定式教學法、主題導入法、教師提問法和任務教學法。至於個人化教學、單班個人化教學，也有技巧和程序。這幾種教學法不衹為人熟悉，且具有理論基礎。例如，定式和語言組塊的關係、教學的呈現和認知心理學的頻率、突顯等，都與信息處理、記憶、提取有關；至於提問和互動的關係，也不是隨意進行的。在培訓時，必須跟新入職的老師說清楚。例如，提問在功能上的雙重性、如何教學、使用何種提問形式以達到示範、診斷、加強和過渡上升等作用。我對這一教學系統很有信心，從我的項目培訓出的成熟教師達到四百人以上，現在都散見在美國、中國的不同漢語項目中，很多現在已擔任了要職，我為他們驕傲。“ACC”其實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把第二語言習得與教育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應用在一個項目裏，並有效地轉換成學生的學習成果。近年，“ACC”的畢業生每年約有三千至四千人，大部分在學習結束後都能達到美國專業標準考試的高級低、高級中、高級高，甚至超高級的水平，這是“ACC”可以保證的學習水平，保證學生能勝任一些基本的專業交流和表達。“ACC”全年運作，一年有三期，報讀的學生不能是零起點，必須在美國學習漢語至少一年，且要通過面試，要能利用這個語言環境學習纔能加入項目。如果要進行比較的話，美國國家國防語言制定的考試標準的三級“Level 3”相當於“ACC”“高級中”的水平。一般學生如果讀六個月以上， 90%都可以達到“高級高”以及“超高級”的水平。除了設計密集型的課程外，最重要的是提供語言實踐活動，讓學生去使用語言（LanguageUse）。這種活動必須設計巧妙，非常活潑且富有創意。例如，讓學生去探索一些大學校園的熱水瓶現象、曬被子現象，從中瞭解大學文化及中國文化等。此外，從 2005年起，“ACC”亦得到美國教育部福布萊特基金八年的資助，每一年的資助額約 30萬美元（即約 200萬澳門元）。這項基金給了我更多挑戰及實驗的空間。其中最突出的、最有創新意義的是三個項目：“ACC”農村教育專題項目、“ACC K-12”非本土教師培訓項目以及“ACC”遠程教學項目。“ACC”是一個很好的實驗場所，讓我在這裏盡情發揮自己的想像力，設計各種有創意、有特點的項目，不斷挑戰自己。侍 ： 除了“ACC”外，您還擔任過全美中文教師學會的會長，推動了漢語成為美國高中的大學課程先修課 Advanced Placement（即 AP 中文），這個過程是怎樣的？靳 ： 作為一個專業中文教授及研究者，我擔任過全美中文教師學會會長。這個學會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建立，那時中文仍是美國的一個很小的邊緣語種，但有自己的學會和學刊。當時我們的會員不足一百人，而有中文系的學校也不過是俄亥俄、印地安納、威斯康辛、哈佛、耶魯等規模較大的大學。我是2005年開始擔任副會長的，到2006年成為會長，這時我們的領域就開始起飛了，因為200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開始突飛猛進，國家也大幅開放，美國開始關注這些經濟發展快速的國家，同時“兩伊戰爭”也開始了，美國赫然發現他們的專業人員的外語水平，尤其是邊緣語種的語言水平離專業需求相差很遠，因此開始投資在這些“邊緣語種”（Less CommonlyTaught Languages），後來改名為“關鍵語種”（Critical Languages）上。我一生做過兩個會長，第一個是全美中文教師學會會長，第二個是全美關鍵語種學會會長，二者都正好趕上美國外語尤其是小語種的起飛，中文就是其中之一。全美的中文教師從當初的不足一百人，很快發展到現在

1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的差不多三千人。我擔任會長的時候，成員從三百人一下子漲到了七百人，這一年的突飛猛進讓我們看到該領域的希望與機遇。在我看來，當時最有影響力的一個舉措是推廣“AP中文”。這是一件對該領域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大事。美國當時有兩千多家中小學有興趣開辦中文課程，鼓勵學生從小學和中學學習中文，並到大學繼續學習，因此需要有個統一的標準，而“AP中文”從教學上統一了這個領域的標準。此外，“AP中文”彌合了從中小學到大學的鴻溝，促進了該領域的整合及擴大。“AP中文”把美國學前班到大學領域中文課的標準（包括學生、師資到教學）都統一起來。我擔任會長時，參加了第一次“AP中文”會議，當時大家也不知道該往哪兒走。在美國辦事都需要錢，幸虧當時中國漢辦慷慨解囊，加上臺灣地區政府共同出資，一氣促成了“AP中文”在美國的發展。我參與了很多“AP中文”的推動工作，從最初的籌備工作到後來成為“AP中文”發展委員會的主任，做了將近六年的工作。我認為，“AP中文”對美國中文教學的專業化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貢獻，要發展“AP中文”，業內必須有一系列的統一標準，有師資及培訓、教材內容、考核標準等系列的配套。它讓我們的領域在近年內很快變得成熟起來，學習者的數量一直在飇升，其影響延伸到很多其他語種。我很高興自己有機會參與其中。侍 ： 您跟一般的學者不同，大部分的學者衹專注在研究和學術領域上，而您則同時具有一份強大的教師使命感。您得過不少獎項，但對您來說，最有意義的都與教育有關。這些獎項是怎樣獲得的？靳 ： 我認為自己很幸運，一生獲得了不少榮譽和獎項，但對我來說，當中比較突出的是1998年的“全美優秀教授獎”。這個獎項是頒給全美高校教師的特等獎，其程序先是在各州選出優秀教授，然後再在全美選出，勝出者每年衹有四位，分別代表綜合大學、四年制大學、有研究生的大學和社區大學，我當時是代表四年制大學的。全美優秀教授獎大約是我這一生中拿過的最高的一個國家級獎項，當時在華盛頓頒獎，白宮官員接見。另一個讓我很驕傲的獎項，是我在1997年還沒獲得終身教授教職時得到的“漢明頓大學最佳教師獎”。看來，我這一輩子都跟教學有緣，跟教師工作有關，教學對我來說是一種享受。還有兩個獎項讓我印象深刻，也是與教育有關的。我在 2012年得到了全美關鍵語種學會的“關鍵語種沃頓終身貢獻獎”。我在關鍵語種領域擔任副會長、會長六年，在頒獎的晚宴上，至少涵蓋世界上二十多種語言或方言的教授，都用自己的語言或方言恭喜我，那個場面真讓人感動，也是我一生中一個很大的榮譽。最後一個是2015年 11月底在美國領受的“全美中文領域終身貢獻獎”，我也沒想到我的一生會得到兩個終身貢獻獎。總結我這三十年的經歷，除了研究工作、當老師外，我認為我學會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一個人要當一個好母親、好妻子、好老師、好領導……一輩子都要做平衡，這個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地發現自己，發掘自己潛力的過程。來到澳門大學成為人文學院的院長，在工作上、生活上也常常反思，我所有的經歷都告訴我，首先是做事，無論做甚麼事情，都要積極努力，勇於向前。其次就是做人。我認為一個人不管學問多大，本事多大，都要做一個好人，同時要有原則、有清楚的目標、有責任感。做事必須善於反思，用心做好，想想要怎麼樣纔可以做得更好，不斷創新。[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3促經濟　重民生　穩發展── 2016 特區政府施政方針大家談【編者按】2015年 11月 19日下午，圍繞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崔世安博士於 11月 17日發表的《二○一六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與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合辦了“2016特區政府施政方針座談會”。會議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代主任郝雨凡教授及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理事長楊道匡博士共同主持，與會學者和業界人士就2016年施政方針和具體舉措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若干有益的建議。茲將是次座談會的講話錄音整理刊發，以饗讀者。促經濟　重民生　穩發展── 2016特區政府施政方針大家談郝雨凡　楊道匡　駱偉建　林中賢　朱壽桐　林廣志　葉建華　柳智毅　林玉鳳　王凌冰　楊鳴宇郝 雨 凡 ( 澳 門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院 長 、 澳 門 研 究 中 心 代 主 任 ) ：在2016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崔世安博士提出“持續提升民生素質”、“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建設宜居城市”和“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四個施政重點，其中以民生政策優惠着墨較多。澳門賭收雖然連續十七個月下降，政府的財政盈餘也有所減少，經濟放緩明顯，但在明年的施政報告中惠民的措施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對弱勢群體尤為關注。行政長官重申，政府會把民生事務放在施政優先位置，堅持在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的同時，進一步落實各項民生政策和措施，包括加快建設經濟房屋、強化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人才培養等長效機制，建議提高敬老金金額，將短期的食物援助津貼改為常規化，並繼續發放醫療券和實施電費補貼，以扶助長者和弱勢群體。行政長官強調，儘管博彩業收入持續下滑，但特區的財政盈餘仍然足夠支撐相關民生福利措施。2016年的施政報告應該說有很多新意，如規劃未來五年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特區政府近期也成立了以行政長官為主席的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並正在編制《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細化五年規劃的具體目標，並從公佈日期起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公眾意見收集工作。展望2016年的經濟形勢，外部需求雖然持續低迷，全球經濟下滑風險也仍然很大，澳門面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其實更大。因此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將加快“一個中心，一個平臺”的建設，把握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的機遇以及內地自貿試驗區建設的契機，提升澳門地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及對外開放的地位和功能，進一步創造有利條件，增加未來持續發展的動力。總的說來，一個好的政策大概需要三個方面構成：第一，政府要有能力；第二，要有健全的法制；第三，對於政府官員要有問責制，也就是說要有一定的約束。大家現在認為，政府的施政範疇是越來越多了，政府現在也越來越關注問責制，但我能感覺到，這個問責制還有一些流於形‧ 時 政 熱 點 ‧

1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式，而不注重內容。第二談到政府的能力，就是政府的職能邊界到底在哪？政府應該哪些管，哪些不管，怎麼樣才能管好，怎麼樣才能讓市場發揮作用，既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同時又維持社會公正和平衡？這些問題，似乎還有待改善。楊 道 匡 ( 澳 門 經 濟 建 設 協 進 會 理 事 長 ) ：施政報告內容很多，我主要談一下經濟方面的。2016年政府的施政方針在經濟適度多元方面，主要是循四個方向︰第一是博彩業為基礎。未來澳門的中長期的發展方向可能都是以博彩業為基本點，政府對博彩的收益也做了一個估算，外間有些評論可能過於保守。從 2015年的每月 200億元（澳門元，下同）全年 2,400億元，現在下調為全年 2,000億元，這是一個基本點。 2,000億元是個甚麼概念呢？以博彩專營稅 35%來算，等於政府從博彩專營獲得的稅收是 700億元，我估計加上其他企業的稅收，能夠維持在800到900億元左右。衹要政府的財政預算，包括各方面的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控制在700億元左右，表明政府的財政還是有盈餘，所以我把它作為一個基本點。另外一個基本點是從 2013年開始，賭桌的增幅每年控制在百分之三。 2013 年賭桌的數量大概是5,600張，每年要是控制在百分之三的話，到2022年澳門的賭桌數量應該在7,300張以內，這也是一個基本點。第二是旅遊休閒。因為澳門的定位是旅遊休閒中心，我把它解讀為兩點。第一要構建一個休閒空間，包括澳門本土居民本身應該感受到這個城市是一個適宜居住的休閒城市；另外則是外來遊客的感受，在澳門的旅程中體會到休閒的樂趣。休閒空間是第一個硬體條件。要營造一個休閒空間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是擴展空間。澳門的土地空間一直緊缺。澳門擴展空間主要有四種方式︰第一是歷史一直延續下來的方法，即填海造地；第二是舊城區的重建；第三是開拓地下空間；第四是向外擴展，比如說橫琴，澳門大學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向鄰近地區擴展，獲得新的發展空間，這樣的話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比如澳門要成立投資基金，這四個選項都可以既帶動經濟和投資，同時又能擴展空間。跟旅遊休閒有關的第二點則是休閒產業，我覺得這也是澳門現在的旅遊產業中比較缺少的。但也正因為缺，我們就有了發展的空間。舉一個例子，現在旅客來澳門，除了博彩、參觀舊城區及餐飲外，在購物方面選項非常單一。不算外來名牌，就以本澳製造的為例，現在大部分的“澳門製造”主要是手信，就是一些點心和餅食。但我們到外地旅遊都有這樣的體驗，都是買當地的工藝品和紀念品，作為旅程的紀念，目前澳門非常缺乏這些具有代表性的產品。那麼我就有個想法，原來粵澳合作產業園在橫琴的5平方公里，除了0.5平方公里是中醫藥產業園以外，4.5平方公里還在引進項目，我想這就可以作為澳門旅遊工藝品及紀念品生產的一個延伸，可以將之引進園區。這樣的話，可以帶動比較長的產業鏈，比如我們說的青年創業，現在就我觀察，由於政府沒有引導，大量青年的創業都是以開咖啡店、服裝店為主。但為甚麼不能引導他們去做澳門旅遊紀念品和工藝品的設計和研發？為甚麼不聚集一群研發人員，在產業園區進行研發及生產？這樣的話從加工到物流，就可以形成一個產業鏈。這是休閒產業其中的一個選項。第三是商貿服務業。政府在2016年的施政方針裏也把會展業作為一個很重要的產業。其他兩個產業也很明確地表明了是文創產業和中醫藥產業。對比2014年和2015年的產業發展，發現已經做了很多調整。原來是三大產業，即會展、文創和物流，為此政府分別成立了三個委員會，也成立了專項的基金。而現在則是會展、文創及中醫藥，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在產業選擇方面做了一些調整。其實商貿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為澳門如果要成為中葡經貿服務平臺的

15促經濟　重民生　穩發展── 2016 特區政府施政方針大家談話，一系列的商貿服務有待開拓。最後一點就是區域合作。這是施政方針已經列出來的，包括一系列的與珠海橫琴、中山翠亨、廣州南沙及江門大廣海灣的合作。在區域合作方面，我特別想展開的一點就是關於投資基金。因為政府明確表明要加快研究、成立投資基金。我認為這確實值得加快推動，因為在社會上，包括在立法會有一些議員也擔心投資基金在投資澳門以外項目時的風險評定及項目選擇，假如出現虧損，如何彌補等一系列的問題。其實我翻查了一下過去的記錄，特別以澳門土地基金為一個參照點。可能在座各位對土地基金的成立和營運的情況不是那麼瞭解，因為其成立的時間比較久遠了。在回歸前，中央政府擔心澳葡政府撤離澳門前可能不會留下財政盈餘，於是就成立了土地小組，這是由中方和葡方共同成立的。這個小組通過在澳門的土地拍賣，每年設定二十公頃，拍賣所得平分。中方把平分所得收益設立土地發展基金，從1988年正式成立，到1999年營運了大概十年，運作得非常好，收益本金是6,912,000,000元，投資加上利息的收入是3,273,000,000元。這兩項一對比的話就可以看出，十年的累積投資回報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七。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個案和參照點。當時的投資主要是三個方向：第一，購買國庫券，這是中國內地的，因為土地基金是由當時的國家財政部親自主持的；第二，委託銀行間接投資；第三，委託基金投資。這三項獲得的回報是相當高的。以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為例，很多投資都虧損，唯獨土地基金投資仍然維持在百分之六點四的回報率，高於通脹。土地基金是有章程的，當時土地基金的主席就是前行政長官何厚鏵，現在的羅立文司長，還有城規會副主席梁竟成等人都是當時該基金的參與者。人員也在，經驗也在，我覺得政府研究成立投資基金，完全可以參照土地基金方案，做一些廣泛的投資。最後，今年六月澳門在粵澳合作聯席會議上跟廣東簽了一個協議，澳門可能將啟動投資基金，投資150到200億元人民幣到廣東，廣東承諾回報率在百分之四到五，這個我覺得是完全可以操作的。駱 偉 建 ( 澳 門 大 學 法 學 院 教 授 ) ：施政報告涉及的範圍很廣泛，涉及到澳門社會的各個領域。由於本人主要是從事法律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就以施政方針中的法律及行政方面談一點自己的看法。首先，我第一個印象就是，這次的施政報告在行政和法律領域所提出的方針和政策安排，體現了特區政府的政策連續性。可能大家感覺，這個領域粗看之下並無亮點。但我認為，對一個施政報告的評價最重要的是觀察政府的政策有沒有連續性，這是評價政府工作好壞的一個重要標準，而不要過多地去看它每年有沒有新的變化。其實大家都知道，公共行政和法律都是需要持續地去做纔能夠達到目的的，而不是短期性的。每年有一個新的說法，然後讓我們覺得它有變化。可能這不一定是好事情。第二個觀察點在於我們除了觀察政策的持續性，更要考察工作的效果。因為光有持續性肯定是不行的，對上一年的工作要有進展和推動，這樣大家纔能接受你的政策。我是按照這兩個標準來評價的。在政府工作方面，我覺得基本上朝着這兩個方向在努力。因為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相對來講是比較集中的，但是從政府印出的報告和附錄來看，其中有一項過去不太突出的內容在這一次被提出來了，就是說它列出來的每一項工作都有一個時間表，據此我們就能看出這項工作從提出到完成的過程。這就反映了政府有一個這樣的意識，體現了它的公開透明。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這方面政府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是有所進步的。第二，在這個領域裏，我感覺到政府所列出的一些工作重點，還是回應了社會所關注的一些基本問題，也就是

1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說，這些問題都有一些民意的基礎，是我們澳門市民普遍關注的一些問題。政府把諸如諮詢組織，公共行政架構和職能的調整，落實基本法之公務員的考核、競爭及錄用，法律的統籌、立法及規劃等等問題都列了出來，這都是這幾年大家普遍關心的一些問題。政府抓住這些問題作為工作的重點來開展，從工作方向來講是值得肯定的。這是我對方針安排的兩個基本看法。政府施政報告關鍵在於落實。能做到，能及時完成纔是好的施政報告。光說，最後做不到就辜負了市民對政府的期望。政府要落實一項工作，未來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就比如剛剛楊道匡博士講的投資基金怎麼發展，我們作為一個學者來講，更應該多提一些建議，這應該是我們的本分。本着這麼一個精神，我想就我觀察到的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我認為有這麼幾個問題，政府在施政過程中應該加以關注。第一個問題，政府的諮詢組織需要進一步完善。這是社會的普遍共識。但我看到政府的施政方針裏面講到諮詢組織的完善，好像把重點放了在數量和任期這兩個方面。我當然覺得數量和任期是可以考慮的，但今天澳門特區的諮詢組織，大家對它的期望和實際的運作可能有脫節。關鍵不在於數量和任期。我也參加了政府的兩個諮詢組織，我感覺，一個諮詢組織的作用能不能發揮，其實取決於兩個方面：一個是專業知識，既然是諮詢，就說明這個問題是有一定的複雜性的，參加諮詢組織必須提供一些專業性的知識。假如諮詢成員沒有這樣的專業知識，我可以講這個諮詢組織沒有好的效果。比如說我參加了城市諮詢委員會，結果發現我沒能發揮作用，因為我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很難提供意見。我覺得將來政府在完善諮詢組織的時候要重視人員組成的知識結構，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個要考慮的就是利益的代表性。既然要發表意見，這其中肯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不同的利益，委任成員的利益代表要適當地考慮，如果沒有的話，我相信在諮詢的過程中很難有不同意見的協商。我參加城市規劃諮詢也有這個體會，我們委員會吸收了很多環境和文物保護的代表，這些委員來了，肯定要站在他們關注的問題上發表意見。但對地產界的委員來說，如果人數不多的話，他的意見就表達不出來。所以諮詢組織裏面，利益代表要比較均衡。如果偏重某一方，這個諮詢也達不到好的結果。可能政策出來以後，反對的人會說，怎麼沒有我們的意見？所以我覺得我們澳門的諮詢工作，應該在這兩個方面多下工夫。衹要能達到目的，人數多少、任期多長都不是最主要的。這是我的第一點意見，政府應該在諮詢組織的專業知識及利益代表方面加以考慮。第二，關於政府工作與行政架構改革的問題。改革的問題我個人覺得我們始終回避了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則性問題，就是我們政府的職能究竟應該到一個甚麼樣的範圍？這是關乎我們架構的設置、大小及多寡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現在政府總在強調精簡機構、調整架構，但大家普遍的感覺是，講了半天，機構一個沒減下來，並且還在不斷地設置機構。而且公務員人數越來越多，民眾看到的就是政府一邊在講精簡機構、行政改革，一邊又在擴大機構，增加編制，好像跟政策不一致。但我們深入下去看，為甚麼機構和人數會越來越多呢？是甚麼原因造成的？是否不需要這些機構和人員了？如果這樣，那我們就減。但如果不是這個原因，比如說，我每天聽電臺，百分之九十的人打電話說政府不作為，很少講政府亂作為。在人們的心目中，政府是萬能的。政府就應該是個大政府，甚麼都會做，那我們纔認為這個政府是好的。如果這個問題在社會上不能討論清楚，我想政府的改革是很難進行的。因為你又要求它精簡，又要它甚麼事情都要做，那政府如何能減得下來？人數如何減少？所以政府說擴大人數，一定是說因為工作量增加了，因為有新的事情要做了，所以政府要設立機構了。這要深層次考慮，能不能讓政府有一些是不做的，有一些是要做的？我們根據它工作的職能範圍來規定編制和機構。內地就是這樣，你要簡政，那你就

17促經濟　重民生　穩發展── 2016 特區政府施政方針大家談要放權。政府放權，把事情交給社會或者公營機構及社會企業，政府就不用再增加機構和公務員了。但如果這些工作都讓政府來做，我相信以後還是這樣，機構增加、人員增加。這是要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的。我們希望這個政府是做甚麼的，如果它應該做的，做不到的我們批評，如果不是它做的，我們就不應該去要求。天底下沒有免費午餐，要求政府做更多又要求減少人數，這是不可能的。政府現在更集中做的應該是在修修補補這方面下功夫，政府不要回避這個問題，應該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讓社會好好想想，然後根據大家的意見再來改。這才是比較可行的路徑。第三，關於法律的草擬。這也是回歸以來大家關注的問題。現在政府也已經非常清楚地意識到，立法一定要統籌，在認識上是有進步的，而且是毫無疑問沒有分歧的。但是我們怎麼搞好統籌？我看了一下政府在將來統籌方面採取的一些措施，第一個措施我是認同的，就是把現在負責法律的兩個部門合併成一個，從組織上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在建立這個機構的過程中，我覺得有一步是要行的。如果要做到統籌，除了組織人員能夠協調以外，很重要的就是在統籌過程中，一定要建立一個有明確規定的程序。現在我發現還缺少一個程序性的規定，如果缺少這個程序的話就很難協調。那麼到了甚麼時候需要協調呢？是不是說我要研究一個部門，研究一個法案的時候需要協調呢？如果這麼做的話，要協調是很難的。任何部門在工作中一旦遇到問題就覺得法律需要改進。如果連這個都要納入統籌機制來考慮，我認為非常困難，這樣大家也沒有積極性了，統籌不應該從這個角度開始。統籌是指當你要啟動這個法案的草擬或者修改的時候，因為涉及到進入修改程序，那就需要和方方面面一起來討論。因此我個人認為，政府應該制定一個程序，對所有政府部門共同適用的程序，這樣每一個部門纔有章可循。這就相當於國務院製定的關於行政法規的起草規則，大家都能按照規矩來辦事。如果僅憑個人意願來協調統籌的話是很困難的。制度定了，甚麼時候做甚麼事情也就明瞭了。這樣就把協調納入法制化的範圍了，而不是完全按照個人意願來辦事。希望政府在落實施政方針的時候能夠在這個方面加以考慮。林 中 賢 ( 澳 門 經 濟 建 設 協 進 會 顧 問 ) ：我在1994年計劃從香港回澳門發展，是因為預期澳門的回歸將會為這個小城帶來嶄新的景象。看到城市硬件設施不斷完善（如澳門國際機場在 1995年啟用），令我思考軟件的建設可能也將會隨之得到發展。於是，我於 1995年底回澳門，成立廣告天地，銳意發展廣告及會展業。在這二十年裏，我們致力發展澳門的會展工作，可說是與行業同步成長，亦見證了其業在澳門的發展。在開業初期，社會對會展業其實非常陌生，直至2001年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提出發展會展業的方針（當時各界人士其實對此行業也是不甚瞭解），我於是召集一班有志於會展業發展的朋友，組織澳門展貿協會，並拜訪多個不同的行業和組織，希望可對其業作出支援。當時，整個行業加上廣告業，從業總人數大概衹有200人，而現在，參與澳門會展、廣告及周邊工作的企業已超過400家，從業人員也逾3,500名。多年來，澳門會展業得到了澳門特區政府的支持，在 2007年成為了亞洲會展業增速最快的三個城市之一，而在去年由國際展覽業協會（UFI）發表的報告中更指出， 2014年澳門展覽的總面積與 2013年有較高的成長率，居亞洲的首位。一個產業要做到可持續發展，尤其面對着近年經濟的不穩定，衹依仗會展企業自身的發展以及市場上那隻無形之手，是不現實的事。政府若要支持及打造本地的會展業，不可衹按照其他產業般以“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的支持形式，因為會展業對城市經濟的拉動力強，覆蓋面甚廣，牽涉到的持分者也多，酒店、旅遊、物流等行業對會展業的發展有直接影響，而城市各方面的設施及政策配合與規範如人力供應、安全規範、入境簽證、道路交通、旅遊資源等，更是會展業健

1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康成長的重要因素。其實，會展業並非純粹企業與企業的競爭，而是城市與城市的競爭，因此，澳門政府必須要為澳門會展作出短期，中期及長期的規劃，描繪藍圖，讓包括組展公司、投資者、參展商以及其他持分者皆能清晰方向，以便籌劃工作。此外，由於澳門不像其他國家及城市擁有政府的會展中心，境外如1,000個展位以上、規模較大的展覽都鮮能落戶在澳門舉行，究其原因，主要是本澳現時衹有威尼斯人會展中心可以選擇，倘若展覽長期落戶在澳門，在時間、價格及其他方面都會受到牽制，令投資者卻步。故此，澳門特區政府應該考慮建設會展中心。以上的問題，本人在過去三年曾不斷地向會展業發展委員會提出建議，希望澳門政府能把握中央給予澳門會展業的支持，利用澳門會展業現時的成績，配合澳門發展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政策，為澳門會展創造輝煌的未來。在此，亦希望在座的各位關心澳門經濟的前輩及朋友們能給我們會展業多提意見。朱 壽 桐 ( 澳 門 大 學 人 文 學 院 中 文 系 主 任 、 特 聘 教 授 ) ：我注意到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強調了加強人文建設，而且也注意到原來的澳門旅遊休閒中心，現在前面加上了人文，這從我們專業的角度來說時一個非常好的跡象。從我的理解來看，政府在人文建設方面是本着一種務實的原則在定位，沒有跟着其他地區只是說甚麼人文精神，而是實實在在地做人文建設的佈置。這種務實的精神我覺得很值得讚賞。那麼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澳門的人文建設應該着重在三個方面進行。第一，人文傳統。澳門比周邊地區更具有優勢的就是其相對豐富的人文傳統。對於人文傳統的尊重以及對於人文傳統資源的開發及如何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運用優勢的人文傳統資源，這是很重要的。政府在其中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讓我們澳門人以及澳門以外的人充分明白澳門人文資源的豐厚性。且不說澳門以外的人，就算是澳門本地人也未必能夠充分認識到這一點。特區政府可以做一些工作。比方說，讓我們郝院長主持的澳門學研究，就能為政府做大量的工作。這是我看到的人文傳統方面。其次，需要在社會上倡導一種人文價值理念，也就是說，逐步改變人們光從經濟角度來評價事情、社會及人，應該是從人文的角度來評價。這個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們沒有宣傳部，但是我們要在這方面做一些補充和完善，使整個社會具有一種人文關懷。第三，就是人文環境的營造。我們的施政報告外人看起來就會啞然失笑，會說怎麼把婦女、兒童的關懷放在人文建設裏面？我想說，這類人就太不懂澳門了。它實際上就是說，澳門的人文建設落到實處，就是要講包括關懷婦女、兒童、失業及社會各種群體的特有的社會環境的建設，對於澳門來說就是人文建設。我認為這是特區政府務實精神的體現，我非常支持政府這樣的安排。從這個意義來說，我認為應該大力提倡建構這種富有澳門特色的、溫情社會的人文環境。在這些方面政府已經明確意識到，有些正在探索之中，我覺得都正在往比較理想的方向發展。另外還想提到的是，施政報告中提到建立大學評鑒機制，我覺得這也是很有遠見的。我們澳門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和能力評鑒我們大學的辦學水平，不要在這方面總是靠着別人的評鑒和結論來指手畫腳。現在要建構自己的評鑒體系，我覺得政府與社會應該有這樣的自信。林 廣 志 （ 澳 門 大 學 澳 門 研 究 中 心 學 術 總 監 ） ：我想談談對於今年施政報告的第一印象，很有意思的是這次的施政報告是通過全媒體來傳播的。在微信渠道，新聞局準備了各種版本供社會各界閱覽，說明政府在使用互聯網方面有了新的舉措，政府的意志可以快速傳播。第二，人們一直在擔心經濟下挫之後現金分享是否還能持續。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政府現在盈餘還不少，可以繼續發放；另一種觀點，這是否是一個機遇，由此實現現金分享的制度化，即把分享額度降

19促經濟　重民生　穩發展── 2016 特區政府施政方針大家談低，讓市民感到這種分享是隨經濟的波動來決定的。然而政府沒有這樣做，我覺得這是政府對於經濟發展的一種自信的表現。這種自信看來也不是沒有基礎的，有相當的數據可以支撑。因為政府一直非常關注經濟的動向，顯示出政府在充分瞭解本澳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的自信，沒有亂了陣腳；第三，我同意駱教授所提到的政策的連續性，但我還是認為施政報告有一些新意。這些新意來自於民意，我們看到很多社會上熱議的問題在報告上基本都有所反映。比如關於發展規劃問題，澳門缺少一個長遠規劃，這是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多次討論的問題。再比如說本土人才的培養問題，這次澳門大學的欄目裏，即社會文化司範疇，也有一條提到要培養本地人才，且列明這是澳門大學的任務，要納入各個學院的考核。這也是大家呼籲多年的，各個公共機構應盡可能培養澳門本地人才。我接下來談幾個建議。第一，關於五年規劃，我們也很自豪，澳門研究中心前期也參與了相關的研究和建議。這個五年規劃確實對澳門未來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這個五年規劃接下來怎麼諮詢，我想我們中心還可以舉辦相應的座談會來幫助政府一起完善它。我這裏衹談一個問題，即澳門是一個法治社會。我們經常說，任何政府提出來的方案或計劃，如果不能法制化，那就很容易流於形式。下一任行政長官還會不會按照之前的規劃來實施，這是一個問題。能不能按照法制化來實施，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國家規劃是在人大的層面上來決定的，而各級政府都要依據國家的目標和規劃來制定本地區的發展規劃。澳門這個五年規劃，我們對它充滿期望，希望它能夠實現法制化，逐漸走出一條新路來。第二，在相關規劃方面，如何建設一個智慧城市，這個表述似乎還不夠。有些人說，在未來幾年建立電子監察系統，其實這是屬於城市安全的範疇，並不屬於智慧城市的完整概念。在互聯網飛速發展的情況下，澳門能否在智慧城市方面有一個完整的規劃，特別是關於大數據。我個人覺得，澳門這樣一個無論人口、面積、經濟都比較袖珍的地區，做大數據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做起來也比較好用。但政府在這方面的表述好像有所不足。建設一個智慧城市，通過創新技術來推動澳門城市管理、政府治理等方面的發展，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例如，“互聯網＋”在中國內地發展非常快，澳門方面能不能做“互聯網＋博彩”呢？我發現有關網絡博彩問題討論較多，這裏面有沒有搶掉澳門線下博彩的份額呢？人們過關閘時經常會收到一些網絡賭博的手機短信，但實際上操作者並非澳門方面，收入也沒有納入澳門賭收。澳門博彩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這方面的嘗試呢？第三，在經濟範疇裏沒有談到文化創意產業。關於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報告提到這麼幾個方面，會展、金融、中醫藥、電子商貿等新興行業，卻沒有把文化創意列進去，但在社會文化司範疇又提到促進文化產業加快發展。我們既然要把文化創意產業放在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範疇，但政府卻並沒有把它放在經濟主管部門，反而是放在文化部門去實施，這是非常奇怪的。我覺得要把文化產業做好，必須要把它放到經濟範疇來統籌、扶持和發展，也就是說，文化創意產業能否歸到經濟財政司來管理？第四，關於人文建設。我比較了這麼多年的施政報告，單獨列一條講人文建設確實比較少見，這說明這次的施政報告對此比較重視。但是不是落實到位，這值得我們去反思和觀察。每年都在講研究本土文化，加強本土文化建設，但如何去實施又是另一個問題。怎樣讓我們的中小學教育融入本土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這一條恐怕是沒有提及的。我在施政報告的小冊子中發現，有一條談到弘揚中國優秀文化，增進青年的家國情懷，但在整體措施上又落空了。怎麼樣

2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來增進？澳門的本土文化如此深厚，中國傳統文化尤其重要。一個人的價值觀在十五歲左右就已經形成了，而這個價值觀的形成主要是在課堂裏完成的。但我們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我們課堂教育的本土文化夠不夠？中國傳統文化夠不夠？我們的語文教材五花八門，如何講愛國主義，能不能有一個統一的價值觀灌輸？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司法地區，能不能跟我們的孩子講應該怎麼樣來做人？怎樣來愛國？這個我想是應該的。現在的零零後已經十五歲了，很多人包括碩士生，對於澳門本土的東西都不甚清楚，更不要說中國了。這是非常可惜的，沒有本土文化的薰陶，沒有鄉情，沒有家國情懷的基本認識，他怎麼樣來愛澳門，愛中國？這是不可能的，是一廂情願。所以我想，有沒有可能在中小學課堂裏，加強本土文化和鄉土情懷的教育，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真正將愛國愛澳的思想落實到我們中小學教育中去。這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就會形成一大批的“空心人”，他們沒有澳門概念和國家概念，一旦遇到風吹草動，這一代人都不知會飄向哪裏。這個纔是澳門未來最可怕的事情。葉 建 華 （ 澳 門 經 濟 建 設 協 進 會 副 理 事 長 ） ：我很贊同駱教授之前說的話，澳門現在就是人們都在要求政府做甚麼。很多年前我在《澳門日報》發表文章，不要要求政府為你做甚麼。這個世界沒有免費的午餐，政府為你提供越多的福利，那就會增加稅收。而這些稅收也是來自市民的，是劫富濟貧，到頭來大家都窮了。但這個也是政治問題，自從香港澳門回歸以後，很多參選人就會爭取福利，比如最低工資、經濟房屋等，這樣他們纔會有票源，纔能贏得民心。但投票也不一定是完全公平的。講遠一點，議會文化導致媒體和公眾對政府提出更多的訴求。所以我們必須反思，政府不應該甚麼都做。我們不能像1970年代的中國，給你安排工作，安排住房等等。我們是自由經濟，社會上應該多點聲音和提醒，還是要保持一個小政府。現在香港和澳門面對的同一個問題就是要做大政府，這跟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是背道而馳的。國內已經越來越市場化，越來越自由了。說到房地產問題，也是政府做了太多。現在年輕人買房子，他們也不能隨意按揭，因為金融管理局有個規定，貸款超過800萬元，衹能貸百分之五十，600萬元可以貸百分之七十。這樣很多年輕人必須支付首期款，現在澳門家庭人均月收入應該是25,000元左右，基本可以負擔每個月的銀行還款。但問題是他們沒有足夠的首期。我們覺得，這就是干預市場運作，金融局在干預銀行的貸款限額，我覺得沒有必要。另外，大家都在談區域合作，珠澳合作。珠海人來澳門買房子要付百分之十的買家印花稅，這就不符合區域合作的原則，跟自由市場的運作也是背道而馳的，應該取消。如果我買了房子，兩年之內賣出去，政府要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的款。那如果遇到緊急情況，如急需用錢賣房看病，這樣政府不讓他賣房合理嗎？除此之外，社會上一直要求政府多建經濟房屋。經濟學有一條黃金定律，就是金錢的資助永遠比實物的資助浪費要少。很簡單，如同中國內地1970年代給大家發白菜，其實很多都被浪費掉了，而經濟房屋現在也存在這個問題。市場價可能是5萬元一平方米，而經濟房屋僅1萬元一平方米，如果抽中經濟房屋，簡直比中六合彩還要好。沒有抽中的人會覺得壓力很大，這就回應了我之前提到的黃金定律。與其建經濟房屋，不如為之免息貸款。如政府設立一個基金， 20億元左右，給免息 100萬元去買房子，但以後就不能享受經濟房屋福利了。這樣政府就少了很多監管和審核的程序。我覺得首先政府應該解決人民居住的問題，但解決的方式絕對不是給沒有房子的人建造經濟房屋。政府真正要解決的是居住問題，而不是擁有物業資產的問題。如果居民需要擁有物業，那麼政府就開放貸款和補貼，即用金錢補貼來取代實物的補貼。這就是黃金定律。再比如說，政府大力推行戒煙，

21促經濟　重民生　穩發展── 2016 特區政府施政方針大家談就經濟學來說，這個問題很簡單。可能我這麼說大家不認同，但我覺得可以討論。就是通過調控煙草價格來解決問題。吸煙者與不吸煙者的工資水平不一樣，這個就是價格調控。我們再講最低工資的立法，現在很多管理費都在調整，最低工資應該上漲，是因為通貨膨脹。另外一點很多議員沒說到的，最低工資真的實現以後，很多老弱病殘會失去工作。當定了一個工資的下限的話，他們就會失去競爭力。最後談到最長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個小時的問題，很多都是從大的方向提出來的。所以我們真的要重新思考一下，回歸以前的香港和澳門政府沒有那麼多福利，基本做到不干預，是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回歸以後，港澳已經越來越脫離自由經濟了，內地卻越來越自由了。柳 智 毅 （ 澳 門 大 學 澳 門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總 監 ） ：我認同駱老師之前講的，對比以往的施政報告，政府每一年其實是有改善的，而且聽取了一些意見並做了相應的修訂。這個確實是比過去幾年都有進步，也針對社會現狀，回應了一些社會的訴求，沒有回避現實問題。當然很多具體的、詳細的內容不可能完全在報告中體現，但它的精神、原則都涵蓋在裏面。所以我認為這個報告是實事求是的，對發展形勢有比較清晰的認識。尤其從其主題就能發現，促經濟、重民生、穩發展，這幾個重點都很清晰。過去十幾年宏觀經濟高速發展，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改善民生，所以施政報告把民生放在了首位。這份報告很清晰，唯一能挑剔的應該是次序問題。整份施政報告一開始就在講民生，重視民生，第二纔講怎麼促進經濟多元發展。篇章的內容和主題次序可能不太對應。但內容也是比較豐富的，也是針對現有形勢和未來發展規劃而提出來的，對於未來形勢的摸底很清楚，尤其是在區域經濟合作與參與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澳門確實應該更加主動積極，這與澳門未來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也是密切相關的。澳門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五年規劃方案現在也已經出來了，關鍵在於旅客來源結構的多元化。我們現在比較偏重內地遊客來澳門消費，這對於我們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有一定的瓶頸。但透過參與“一帶一路”，我們可以跟“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發展互動關係，加強往來，吸引東南亞及海上絲綢之路，或者是葡語國家居民來澳旅遊。這對旅客多元是非常有幫助的。林 玉 鳳 （ 澳 門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助 理 院 長 ） ：今年的報告對比前幾年好很多，文字、框架、多媒體都做得非常好，圖片展示的方法也進步許多。政府與社會的溝通能力也提升了，在具體的內容方面，積極回應了公眾的訴求。第一個是回收閒置土地，會優先建幼稚園，這是一個很好的提升民生的機會。土地優先還不夠，閒置土地到底何時拿回來，應該要有個說法，而現在是不清楚的。除了這些以外，施政報告的一個改進就是很多長遠的規劃都在做，比如交通、環保等等，可以看到這屆政府在規劃方面還是做得比較好的。有規劃固然好，可是落實我覺得更重要。因為現在正是博彩中期檢討，然後環保（包括交通）評估，做到 2020年，這幾個目標如何實現？而現在到了2015年年底，所以接下來他們檢討的東西都做得很慢。而且我也想知道，政府規劃如果沒有法律效力，其實是沒有用的。像環保規劃，2011年就提出來了，可是政府沒有做，落實不是很好。我贊同政府的規劃方向，政府在做規劃時要用法律工具，並且確保落實，說說而已是沒有用的。還有一個，政府報告中提到博彩業有一百九十次、會展業一百零八次、婦女問題衹有六次。會展業從篇幅上講內容比較多，經濟佔的篇幅也比較大。內地在推行互聯網+網上支付，非常方便，有必要把網上支付寫入政府報告，否則我們會和下一代拉距越來越遠，不能和內地接軌。最後，政府把婦女和幼兒問題放在重要位置，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向，因為這是一個平權

2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的工作。根據聯合國相關法案，婦女能不能得到公平權利是地方人文發展的組成部分，這個方向是對的，以後我們看澳門是否公平就可以看這一點。王 凌 冰 （ 澳 門 經 濟 建 設 協 進 會 副 理 事 長 ） ：今天聽取了很多啟發性的意見，我自己也有幾點看法。第一，在當前澳門龍頭產業不那麼理想，而且不利因素還有可能繼續惡化的情況下，政府可以同時也應該把儲備金拿出來在民生方面做出一些支付，這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措施。我自己也比較認同這樣的做法，越是困難的時候，民生的投入一定不能少，而是要更多。雖然很多人收入並沒有馬上減少，但一定會有危機感。政府在這個時候拿出部分資金支持民眾是非常必要的。澳門雖然看似燈紅酒綠，但社會保障其實是滯後的。很多基層的員工要自行安排養老儲蓄，在當前高樓價和高物價的情況下，他們可靈活動用的金錢是受限制的。第二，現在政府管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居民要求太多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政府衹是小政府，把資源和權力下放社會，那人們的要求就自然會減少。但如果政府甚麼都杠下來又不作為，或者作為不到位，肯定是要被居民批評的。比如因應經濟形勢有聲音提出要求了，政府就會採取措施去應對。但這種回應如果沒有經過評估、沒有規劃就做出來，那衹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比如政府在投資居留的政策取態方面，這個政策當控拿捏和批准權可能是委員會幾個人做出的決定，那合理性和科學性如何呢？比如昨天投資火鍋店是一項重大投資，給開火鍋店的家團發身份證，但是澳門人是不是都那麼喜歡吃火鍋呢？這個我們不清楚。但由此引出一個問題，火鍋店開了又關，是政府的政策引導了這種奇怪現象的出現。這並不是出於市場的需求，也會造成對相關產業的衝擊。又比如政府想要培養青年人，本應開展一些學徒培訓，但效果不佳，轉而參與創業，拿着創業補貼去開一些簡單的咖啡店和服裝店，這對於相關行業又是一個衝擊。政府出臺一些政策，但又出現對市場衝擊的新問題。楊 鳴 宇 （ 澳 門 經 濟 建 設 協 進 會 理 事 ） ：因為我自己的興趣是在公共政策，所以我今天提一些意見都是跟這個相關的。第一個意見是，怎麼樣使民意能夠在公共決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施政報告第二十四頁提到，穩步推進各個範疇諮詢組織的重組或整合，拓寬居民參與公共政策的管道。這並不是一個新的舉措，2014年的報告已有類似內容。最近幾年政府有很多的公眾諮詢，這是值得肯定的。政府知道民意是做出公共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也有很多學者和各方面人士指出，現在的諮詢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改進的。我這裏要特別提到兩點，一是現在的公共諮詢並沒有制度化。現在每一個政府部門都會做諮詢，但是諮詢範圍、對象、週期都沒有統一的規定和程序。在諮詢的時候政府要透露多少資訊，也沒有規範。公眾不滿意，說為甚麼有些應該知道的資訊沒有公關。所有的公共決策都圍繞着兩個維度，一是專業基礎知識維度，另一個是民意維度。每一個不同的政策，這兩個維度的組合是不太一樣的。讓公眾對專業問題給出一些意見其實是很困難的。例如，文化局對於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的公眾諮詢，我發現文本百分之八九十的篇幅都在講很專業的景觀保護問題，我相信很多人都缺少這樣的專業知識。其實，有些很專業的政策可能並不需要進行公眾諮詢，可以通過另外的管道，比如說網上資料庫等去搜集，沒有必要特意去做一個公眾諮詢。相反，若政策涉及一些非常大的公眾利益，比如說新城規劃，政府從2011年就開始做公眾諮詢。這些公眾諮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應該的。那麼諮詢完以後民意是否能發揮作用呢？我相信這也是大家很關心的。這個方面是否能有所改善呢？我在這裏提兩個未來可以改進的方向：其一是政府做更多的工作，在社會各界徵求更多的意見；其二就是賦予市民更多的參與權利，最終達到官民共治的理想狀態。因此，第一，我們可以建立聽證會制度。比如最近做

23促經濟　重民生　穩發展── 2016 特區政府施政方針大家談的第三輪填海諮詢，就有市民提議為甚麼沒有做環境評估，為甚麼沒有提供相關數據而衹有pm值？希望通過一些管道，比如說，多少市民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那就啟動一個聽證程序，政府相關部門給予直接的解釋。這是一個方向。要不就反過來，政府在形成草案的階段就去諮詢。現在很多時候政府作出決策的時候會去諮詢學界的意見，能否在相關委員會增加一些市民代表呢？這樣市民的意見可能在草案規劃階段就有所反映了。進行公眾諮詢以後，政府再通過隨機抽樣直接收集公眾意見。因為現在關於新城規劃都衹是市民給意見，有些比較關注的市民就會主動給意見，而那些不關注的市民的意見就會被忽略。甚至會存在某些利益集團主動找人去給相關意見的情形。這些都是可以從基礎上改進的。第二個問題跟數據有關係。比較驚喜的就是這一份施政報告特別提到了要使用大數據。報告提到，政府會啟動研究本澳的大數據發展規劃，配合智慧城市的發展方向。但是比較遺憾的是沒有提到我們需要數據來進行政策評估。這點其實非常重要。因為政府在過去十多年在教育和社會福利方面投放了很多資源，但有沒有得到相應的效果，我們並沒有做出很好的評估。我們其實是需要社會調查數據的，是需要以個體作為一個收集的單位。現在我們看到的數據都是匯總數據，都是以城市作為一個單位匯總起來的。對於一個比較嚴謹的評估來說僅僅衹能作參考，我們並沒有發掘出比較多的數據。我們要是有數據，可以做甚麼呢？舉個例子，我們現在有6,000元的持續進修資助。可以對每個個體進行跟蹤，看他們的收入在經過培訓後是否增加。如果增加了，說明這個政策是有效的。如果沒有，那我們就要考慮對這個政策作出調整。又比如說，去年大家都比較關心青年向上流動，其實我們比較缺乏個體層面的數據，我們並不能瞭解回歸以後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社會發生的變化，以及社會階層是怎麼流動的。之前博彩業稅收非常好的時候，有些中學生乾脆不上學，去當荷官。我們可以預見，這一定會長期反映他的收入狀況，影響社會整體向上流動，但是我們因為缺乏這些數據，就無法進行相應的評估，也沒有辦法通過一些數據告訴這些學生，其實你需要大學教育。這其中的利害關係，現在無法用數據來告訴學生為甚麼大學教育對他們有好處。政府應注意收集這些數據，這些工作不一定由政府來做，可以委託如澳門大學或者其他的教育機構來開展，其數據給政府或者學界免費使用，這不衹對公共政策的改善，包括學術研究都有很大的好處。[ 責任編輯　李智能]

2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朱壽桐　楊秀玲　郭曉明　陳敬濂　鍾春暉　陳華根　林廣志　鄧駿捷　吳全華　李　開　蕭寶鳳‧ 時 政 熱 點 ‧[ 編 者 按 ] 澳門特區政府一向重視教育工作，並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從2010年開始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而《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的訂定和實施，也為本澳非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清晰的路向和持續的動力。中文 (漢語)是澳門的官方語言之一，本澳絕大多數中小學均以漢語作為主要的教學語言。學好漢語不僅是技能要求，亦是澳門社會和中華文化的連接之根和提高澳門巿民質素的必由之路。所謂文以載道，漢語教育除了教授語文知識外，也承擔着道德和文化傳承的功能。長期以來，各校老師為此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一定的成果。然而，存在的一些問題也值得我們深思。目前，澳門各校仍秉承傳統，在漢語教學上沒有統一的教材，也沒有統一的大綱和相應的標準，其語文教學特色紛呈，以致各校畢業生漢語能力參差不齊，亦難以形成共同的價值觀。此外，根據教青局的《非高等教育範疇語文教育政策》及基本學力要求，高中畢業生須在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聽和說、綜合運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礎。然而，如何達到此一標準？此一學力要求是否切合現實需要？本澳中小學的漢語教育，事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年輕一代價值觀的培養，應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為此，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與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於 2015 年 10 月 26 日下午合辦“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座談會”，邀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和教育工作者，對此進行反思及討論。是次座談會由澳門研究中心代主任郝雨凡教授主持，出席的學者和教師包括：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學校督導員郭曉明教授，華南師範大學吳全華教授，澳門大學中文系朱壽桐主任、鄧駿捷副教授，澳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部語文組課程協調主任李開教授、蕭寶鳳助理教授，澳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教育學院楊秀玲副教授，澳門培正中學副校長陳敬濂博士、鍾春暉老師，澳門勞工子弟學校李皖梨、梁葉春老師，澳門鏡平中學陳華根老師，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學術總監林廣志博士。學者當中既有研究教育理論的專家，有研究中國文學文化的學者，也有本澳中學的資深教師。可喜的是，幾位現職的前線老師分享了他們在實際工作上所面對的困難、使用的策略及收穫的成果。因此，是次座談會可謂理論和實踐並行，分享主題包括語文教育對人文道德的傳承，結合“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漢語教育，語文教育、文化底蘊和普世價值等。透過此次座談會，希望能為政府、學界及社會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見，並作為教育部門訂定相關政策的參考。現將座談會的專家發言整理刊發，以饗讀者。

25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朱 壽 桐 （ 澳 門 大 學 中 文 系 主 任 、 特 聘 教 授 ） ︰前幾年澳門大學新生入學後，我們用問卷調查方式做了相應的語文知識、語文水平及語文能力的測試，並告訴學生不計算在成績內，以及與個人評價沒有任何關係的調查。我曾把這個測試的一些基本結果報告給當時的教青局局長蘇朝暉先生，他也很感興趣。測試顯示，中文系錄取的澳門學生，總體來說，閱讀面相當窄，語文的寫作能力也不是太理想，這是兩個比較突出的問題。現階段從澳門社會使用中文的狀況來看，我也覺得非常不樂觀。例如，我們部門比較好的秘書，用英文處理公文不難，但用中文處理公文時，很多文本也需要我審讀及整理纔“出街”。這種狀況，在特區政府的領導機關層面也有出現。例如，澳門研究中心曾經組織討論一個法律文本，該文本中很多漢語句子都能挑出語法或者表述方面的問題。大街小巷的廣告、招商標語問題更多。從這裏也可反映澳門社會現階段的中文運用水平和能力都存在問題。當然，也許我有些片面，但這些問題的確是存在的。所以從特區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中學、高等院校以及研究機構等，都必須重視我們的漢語教育及漢語能力培養的問題。另一方面，閱讀量的問題，對於年輕的學生來說越來越困難，因為隨着現代傳媒技術的發達，閱讀的自由化已經成為銳不可當的趨勢，所以這個方面，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如果想有所作為，必須在澳門青年學生及社會中形成一種注重經典閱讀的理念，把閱讀的聚焦盡可能向我們民族文化經典或者世界文明經典的方面轉移。現在的青年人在網絡世界漫遊，進行一種自由化的閱讀，而且這種狀況很可能難以改善。而寫作方面，我還有興趣請教長期在澳門從事教育的老師們和專家們。我覺得我們澳門學生的寫作現在存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與普通話表述的適應性問題。我們的漢語寫作文本是依據普通話的字詞、語法的習慣，而我們的孩子、青年人自小的語言習慣是以粵語為主，粵語的語法、詞彙的運用和語氣等等，對我們的學生用普通話進行寫作往往構成各種各樣的干擾。我現在纔明白為甚麼港臺的歌曲，特別是香港的一些電影歌曲，很好聽但歌詞怎麼也不通，原來都是粵語，它經常不需要主謂語，不需要那麼搭配，就這麼順着來就可以通了，而按普通話的習慣，其邏輯好像就不通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要從我們研究者和教育者的層面，來進行對於粵語文化和普通話文化的比較認知。我已經做了這樣的工作，讓以普通話文化為本的學者，充分地認識到粵語文化中非常有價值的地方。例如，有學者問我，“氹仔”這個“氹”字是甚麼意思，發甚麼音？我告訴他說，“氹”和“蘆葦蕩”的“蕩”大致是一個音，意思也相近。他反問為甚麼要造這個字，我就說這就是粵語文化的高明之處了。這個“氹仔”的“氹”跟“蘆葦蕩”的“蕩”大致的發音是一樣的，可是廣東人的發音是有所區別的，如果你直接沿用普通話的“蘆葦蕩”的“蕩”，那麼長期下去，原來這個“氹仔”的“氹”字讀音和微妙的差別就會消失，所以廣東話非常了不起，寧可生造一些適用於自己語言的字來保護這種語言的純正性，否則就太容易同化了，這也是其他的方言所沒有意識到的。我說這個是甚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在粵語地區的老師、專家，既要讓我們的社會和學生充分理解和尊重普通話文化，特別是在寫作方面而同時也要讓外面的研究者知道我們這種粵語文化的價值，它的可貴及優勢。我覺得，澳門在這些方面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例如，中華教育會的普通話朗誦大賽，高教辦的大學生寫作大賽，還有各個政府部門，例如旅遊局、郵政局經常舉辦各種寫作大賽，這些活動也能提升澳門學生和青年人的普通話水平，對提升漢語的寫作水平做出了非常好的貢獻。在閱讀方面，有關中華文化的達標工程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覺得這些都是一種課堂教育及學校教育以外的輔助性措施，對提升學生們的漢

2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語水平有很大的幫助。但對於怎樣在學校內提升漢語水平如閱讀能力、寫作能力等方面，我們必須認真加以探討。現在內地有幾句話，叫做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我們澳門教育這一塊，我覺得需要教育自信。教育自信恐怕最根本的在於教材自信。若沒有自己的教材，沒有自己公認的具有一定權威性的教材，那麼這種教育自信就很難建立起來。楊 秀 玲 （ 澳 門 大 學 校 長 辦 公 室 主 任 、 教 育 學 院 副 教 授 ） ︰眾所周知，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從來就不單純是工具。漢語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和華夏文明的載體，而漢語教育承擔着文化傳承的重任。在大中華地區，包括澳門，中小學漢語教育貫穿學生由幼兒到青少年成長的漫長過程，也是由小到大的世界觀、價值觀基本形成的整個漫長歷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人們從幼兒到中小學讀過的許多民謠詩歌、名篇等會終生不忘，甚至到了中老年，還能隻字不漏地背誦出來。記得當年學生時期讀過的課文，如《記念劉和珍君》（魯迅）、 《紀念白求恩》（毛澤東）、《松樹的風格》（陶鑄）、《碩鼠》（《詩經》）、《漁夫辭》（屈原）、《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甫）、《雷鋒日記》等等，伴隨着幾代人的成長，傑出人物的故事會成為我們一生學習做人的榜樣，而閃爍璀璨思想火花的名言也成為激勵人心的座右銘，源源不絕地輸送正能量。在正規學校教育體系中，漢語作為母語，在課程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在中文、英語、數學三門學科中，又是重中之重，佔用很多的學時，是幾乎天天要上的課，師生有充分的時間交流互動，彼此接觸和影響也更多，顯見語文課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語文課程基本是通過課堂教學實施和活化的，通過教材的精選和編寫、課堂上的師生互動和教與學、聽說讀寫活動、回饋和評估等一系列舉措來實現其教學目標。同時，隨着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隨着時代的變革，語文課程和課堂教學也會隨之發展和變化。課堂教學活動是活生生的、每日每時都在進行的，所以課堂語文教學能激活傳統、與時俱進。課堂教學也隨時回應新的發展，有所創新，不斷改進。然而，課堂教學時數畢竟是有限的，課堂上所教所學也是有限的；而學生課外的時間，課外的閱讀和探索卻是無限的。從閱讀教學來看，課堂語文教學着重的是精讀和深讀，同時也是一種導讀。例如，有的課文是選篇，擇自經典名著。若課堂上教得精彩，引人入勝，讓學生有所感悟，學生就會在課外找來原著閱讀， 其效果和能量是無法估計的，可以促進獨立自主閱讀、自我教育、終身學習。老師課堂上提供的分析、講解和分享非常重要，由課文引發興趣，學生就會去讀原著，而閱讀是獨立學習和終生學習以及做人所必需的能力和習慣。也許，長達十五年的基礎漢語教育，無論課內課外，是顯性還是隱性的，都可有效地推動和加深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教育和價值觀教育，從而提升青少年的人文素養和品質。目前一些所謂的國學教育活動太過流於形式，徒有其表，毫無內涵可言。應重用如今所剩無幾的國學經典專家，在優質語文教學中加入精選的國學經典內容，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由淺入深、連貫有序，學以踐行、堅持不懈，持之以恆、古為今用。這樣纔能培養一代又一代的既知書識禮又能跟上時代腳步、引領社會進步的優質人才。不容忽視的是，在澳門和大中華地區，從幼兒園到小學直至中學畢業，在這漫長的十五年間，外語教育、特別是英語作為必修課，在課程中佔有很大的比重，每周所安排的學時甚至超過母語──漢語文教育。外語教育，除了語種不同，其實都是一脈相承的，無論是葡萄牙語還是英語或法語，都凝聚和承載着東西方文明的積澱和文化底蘊。學習外語，也是開拓視野，知己知彼，學會包容和擁抱豐富而多元的文化，並與不同文化的人群和諧相處，和而不同，共同創建未

27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來世界。令人非常惋惜的是，總體來說，十多年的外語教育成效不甚理想，恐怕不少青少年用來學外語的寶貴時間都浪費了，也錯過了學用外語的黃金歲月。在眾多因素中，也許與人們長期持有的“工具論”有關。若把外語作為工具來學，始終停留在工具的層面，遠遠達不到人類精神成就的廣度和深度，因而也不可能進行更深層次的文化交流活動。就算是把外語作為工具吧，那也要千錘百煉，用起來纔能得心應手。郭 曉 明 （ 教 育 暨 青 年 局 學 校 督 導 員 、 教 育 學 博 士 ） ︰長期以來，港澳文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精神氣質，既以中華文化（包括嶺南文化）為主流，又東西交融、多元共生。不容忽視的是，近年種種“本土論述”以所謂“文化自主”為旗號， 對中華文化認同乃至“華夏的身份認同”構成一定衝擊。在語言方面，對以方言為代表的地域文化與漢語作為中華文化載體的整體聯繫缺乏足夠認識。中文教育要真正完成中華文化傳承的歷史使命，就須認真梳理和恰當吸收港澳中文演變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傳統。澳門的中文教育有必要重視以下幾方面的傳統：近現代以前漢字和漢語的古典傳統。這首先包括正體字（繁體字），其次是文言文，以及以文言文形式留存下來的古代文學。另外，傳統書法也是與語文相關的重要文化內容，因為中文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識字和寫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統。眾所周知，以胡適和陳獨秀等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和代表者，將思想啟蒙與“文學革命”相結合，  一方面主張“文言一致”，推動文體和語體的革新，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要求推行國語；另一方面，大力提倡新文學，直接促成了現代文學（或稱“民國文學”）的發展。另外，新文化運動在漢語發展上還有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新式標點符號”的定型和推廣，由胡適等人率先嘗試和垂範。粵語的傳統。方言是漢語的重要組成部分，歷經千百年，有其自身的傳統，是不可忽視的寶貴財富。粵方言是嶺南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內容之一，粵語有獨特的語音、語調系統，且多存古音，有利於學習和創作古體詩詞；同時，粵語還有一系列方言字和習慣用語，而且港澳的粵語中外來詞特別多（如“兩替”、“士多”、“髮型屋” 、“貼士”、“過班”等）。這是港澳本地的獨特文化。新中國的傳統。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總結吸收前人的經驗，盡量考慮漢語言及文字的特點，進行了一系列被稱作“文字改革”的工作。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是推行簡化字（規範漢字）， 1956年公佈“漢字簡化方案”（515個簡體字和 54個簡化偏旁），1964 年類推成為《簡化字總表》（2,236 個字）；二是推廣共同語， 1955 年將“國語”改稱“普2013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編：《香港民族論》（第二版），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2015年；陳雲：《香港城邦論》（第五版），香港：天窗出版社， 2015年，第 214、 238頁。白話文運動和文學“改良”或文學“革命”是現代中國文化發展歷程的一件大事。殷海光先生認為，其影響“實在既深且廣”，因為“文學”在中國古代並不衹是一種語言的表達工具，它還是中國文化“一種重要的制度”，那時的文學是“‘包羅萬象’的文化財富”，幾乎涵蓋了一切學問。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的直接後果是把文學的獨佔局面打破了，文人的驕子地位也隨之沒落，也就革了士大夫的命。參見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0年，第 366－ 370頁。參見詹伯慧：《方言‧共同語‧語文教學》，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5年，第 21－ 28頁；劉羨冰：《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4年，第 97－ 111頁。

2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通話”， 1958 年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佈《漢語拼音方案》，同年秋季在全國小學教學（學生入學，先學漢語拼音字母，然後用拼音字母幫助識字），基本政策是以拼音輔助漢字，而非代替漢字。 1982 年新頒佈的《憲法》規定，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澳門的地域性語言文學傳統。澳門是一個有文化的地方，澳門文學是澳門地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遠的從明朝至民國，有丘逢甲、汪兆鏞等眾多的詩人及其優秀作品； 近的有1950年創刊的《新園地》、 1958年後作為《澳門日報》副刊的“新園地”，還有 1963年至 1964年的文學雜誌《紅豆》，培育了一大批文學愛好者和極具澳門特色的文學作品。 上世紀 1980年代至今，澳門的文壇更取得巨大發展，無論作品的數量還是影響，均有很好的成績。澳門中文教育沒有理由不重視本地的優秀文化資源。內地學者甘陽借用中國古典思想傳統的“通三統”之說，提出當代中國文明新的“通三統”訴求，認為“孔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和“鄧小平的傳統”在中國文明史上是一個連續“統”。 其具體觀點尚可討論，但文化傳承的確是一個不斷承繼、融會和發展的過程，有接納和保存，也有選擇、揚棄和發展。對於澳門的中文教育而言，前述五個方面的傳統是歷史形成的，但在教育實踐中又是以“共時性”的方式存在的，中文教育須同時面對，並從中作出選擇，以確定恰當的課程目標，決定具體的教學內容。從漢語演變的角度看，上述五方面的傳統表現出不同的取向：有傾向於“保存”的，如漢語的古典傳統和粵語傳統；有的則指向變革，如“五四”新文化的傳統、新中國的傳統以及澳門本土的語言文學傳統。基本的原則是以漢語的健康傳承為依歸，在“保存”和“發展”之間尋找恰當的平衡點，該繼承的繼承，該發展的發展。以此為據，筆者認為澳門中小學中文課程的變革須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加強文言文教學。在我國的教育體系裏，中文隨 1904 年《奏定學堂章程》的頒佈首次獨立設科。但早期的新式學堂依舊全為文言文，衹是在“五四”前後經歷了“提倡白話文，廢止文言文”的衝擊後，白話文在中文教育中方逐步佔據上風。 文言文佔多少比例合適呢？筆者十分贊同錢穆先生在1942年提出的一個標準，即須讓中學畢業生具備“自己閱讀本國古書之能力”。 因為如無此能力，“彼心神之所接觸者，僅限於眼前數十年間之思想事物而止”，“不啻生在一個無文化傳統之國家”；此等教育，“大率為目前計，不為文化之傳統計”。相對來講，在兩岸四地，臺灣地區以往比較重視文言文。上世紀1990年代有研究表明，臺灣地區國中周有光：《文字改革》、《漢語拼音方案》，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年，第 403－ 406、 157－ 159頁。吳志良、鄭德華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北京：中華書局， 2014年，第 220－ 241頁。章文欽箋注：《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晚清卷、民國上卷及下卷），澳門、珠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珠海出版社， 2003年。李鵬翥：《澳門文學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在澳門學座談會上的專題發言》，李觀鼎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第 19－ 30頁。古典思想的“通三統”之說認為，孔子以後的“春秋大一統”是“通三統為一統”而得來的（“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以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尚賢也。”甘陽：《通三統》，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 1－ 6頁。倪文錦、歐陽汝穎主編：《語文教育展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年，第 115－ 116頁。錢穆：《從整個國家教育之革新來談中等教育》，《文化與教育》，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80－81頁。

29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文言文約佔課文總數的45%，高中約達72%；內地初中和高中分別約佔29%和44%；香港1991年實施的新課程中，中一至中五文言文約佔 40% 。澳門的中文課程具有“依賴型”的特點，長期以來學校主要採用香港教材。以2014/2015學年為例，小學和初中選用香港教科書的分別佔 98.5% 和 83.3% ，高中一年級和二年級佔 81.0% ，高中三年級佔 68.8% ，因而對於文言文的要求並不足夠。雖然高中三選用香港昭明出版社的《預科中文》的學校共三十二所，佔總數的66.7%，而該教材主要是文言文，但未來有必要從學生須達到的“基本學力要求”上予以加強。二是重視澳門本土文學。文學是中文課程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既與“讀”有關，又對學生“寫”的能力有重要影響，更重要的是，以文學作品為中心的美育是學校美育的重要途徑。文學就是生活，文學教育的更新，即是文化傳統以至生活形態的更新，正如白話文學在 1922 年隨“壬戌學制”大舉進入學校中文課本之後，直接“再造”了一個新的文化傳統和一代人的生活樣式一樣。本土文學是本土歷史、本土文化、本土生活及其相關記憶的體現，澳門若要加強本土歷史和在地文化的教育，喚起文化自覺，提升文化認同，就必須充分發掘本土文學的教育價值。一方面，要重視明清以來不同歷史時期的作品，體現歷史的線索，關注重要的歷史人物；同時，要兼顧詩詞、散文、小說、戲劇等不同文學門類，體現澳門文學成就和特點；在題材、難度上，體現小學、初中和高中不同年齡學生的興趣和需要。另外，可以專題的形式安排有關澳門文學發展史的內容，以提升澳門學校教育的文化價值。三是加強漢字書法教育。漢字以象形為基礎，是藝術化了的文字。漢字書法藝術源遠流長，不同字體、各種書風的書法家爭奇鬥艷，中國書法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創造，應從文化自覺的高度來審視書法教育的文化價值， 提高學生欣賞漢字書法以及書寫漢字的能力。澳門不少學校十分重視毛筆書法，從小學直至高中，都要求學生習字；部分學校還有豐富的社團活動，個別學生的書法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但總體上看，未能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確立書法教育的地位，各教育階段缺乏清晰及完整的課程目標，沒有充分融入書法審美和書法文化教育，也未能形成上下銜接的書法課程系統。內地國家教育部在 2011年發出《關於中小學開展書法教育的意見》，並在 2013年印發《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 隨後還審定通過了一批書法教材，值得澳門參考。四是重視粵語的價值，加強漢語拼音和普通話的學習。如前所述，粵方言是嶺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廣普通話的目的不是要取消粵語，相反，澳門的中文教育還要挖掘粵語的文化價值，系統安排粵方言字的學習，規範習慣用語，讓學生理解古音的來源和價值，並與相關詩詞和國學常識的學習相結合。漢語拼音和普通話的學習，則必須建立科學的教學體系，提升教學效率。除普通話課外，中倪文錦、歐陽汝穎主編：《語文教育展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年，第 145－ 146頁。統計數據來自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內部資料。陳岸峰：《“傳統的再發明”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香港：《二十一世紀》， 2009年 6月號，總第 113期。劉守安：《從“藝術的自覺”到“文化的自覺”》，教育部《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研製組編：《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解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年，第 13－ 14頁。教育部《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研製組編：《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解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年，第285－ 293頁。

3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文課並無必要強制採用普通話教學。香港前些年要求所有中文老師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做法，不僅不成功，從文化保護和文化傳承的角度看，也是不必要的。五是堅持寫“繁”識“簡”。港澳地區部分人士對簡體字至今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牴觸情緒，但簡化畢竟是漢字已被不斷證明的必然趨勢，由中央政府統一頒佈簡化字方案也不是1949年以後開始的。港澳地區的中文教育對學生學習簡化字提出具體要求是必要的，至少應讓學生“認識規範的簡化字”。為此，應將國家頒佈的“漢字簡化方案”納入課程內容，尤其是讓中小學生認識其中 515 個簡體字和 54 個簡化偏旁。至於繁體字，應充分認識其作為中華文化寶貴財富的價值，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繼續予以重視，繁體字的讀寫須繼續作為中文課程的基本要求。教育暨青年局在 2008年訂定的《非高等教育範疇語文教育政策》，要求中文學校的中學畢業生“書寫正確的繁體字”，並“認識規範漢字”。 這一政策是恰當的。其六，教科書是澳門中文教育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如前所述，澳門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主要依賴外地，尤其是香港的教科書。近年來，香港的一些出版機構開始發行澳門版的中文教材，例如，在小學階段，有香港教育出版社的《我愛學語文（澳門版）》， 香港現代出版社的《現代中國語文》。 這兩套教科書在 2014/2015 學年分別有三十四所學校（約佔學校總數的五成）和十六所學校（約佔學校總數的三成）選用。如前所述，澳門的中文教育須有自己的特點和要求。但外地的出版機構和編者未必能把握這些特點，過往的教材也不能充分體現上述要求。因此，澳門應該集中力量，研發本地的教材。2015年，教育暨青年局委託本地的文學團體編寫了一本有關澳門文學的初中補充教材，相信能對澳門的文化傳承有所助益。陳 敬 濂 （ 澳 門 培 正 中 學 副 校 長 ） ︰我並不是一個中文專家，也不是一個文化傳承的專家。但是，在“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這個話題上，包括了古代漢語、現代漢語、教育以及文化傳承的問題，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我不加贅述，我就談論一下教育的問題。正如朱壽桐主任和楊秀玲博士所說，我們必須清楚，澳門學生說的是粵語而不是普通話，寫的是繁體字而不是簡體字，因此，在傳統文化傳承方面我們比內地做得好一些。有些本地人在中文寫作方面一竅不通，比如我們要聘請秘書，有些應聘者英文非常流利，但中文不過關，而我們傾向於聘請中文能力較強的人員。這是否反映澳門的中文教育有所欠缺？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到底文化傳承和漢語教育孰輕孰重？我認為，文化傳承更重要，可以使我們的學生得到道德方面的教育。我們是怎樣在語文教學方面發揮影響力呢？舉個例子，在1960－1970年代我們擁有來自內地的優秀語文教師，而目前年輕一代的老師大多是在粵語環境中成長的，他們疑惑到底應該用粵語還是用普通話寫作，最終他們決定用普通話修改學生的作文，但學生不這樣認為。目前教育面臨的一個嚴峻的問題是，我們教學生寫日記，學生在日記中出現很多錯別字，相反地，他們在網上寫的文字卻得到朋友的好評。無論網上寫的是甚麼，他的朋友都說好，而在現實中其日記卻永澳門特別行政區教育暨青年局：《非高等教育範疇語文教育政策》， 2008 年。參見：http://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nter_main_page.jsp?id=212該教材在編寫上希望方便使用者以普通話教中文。2015/2016 學年改版為《21 世紀現代中國語文（澳門版）》。

31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遠不會得到滿分，這是我們的弱勢。但怎樣能在文化傳承方面有所推進呢？以前“以普教中”，但由於老師普通話不熟練以及粵語在古文教育中的必要性，這種教學方法在小學實踐了三年後終止了。英國的學生不會從小背誦莎士比亞，但中國的孩子幼兒園起就會背誦“三字經”，這就是文化的傳承。文化傳承還包括古琴、古箏、二胡等古典樂器，甚至是中醫，但即使精通這些也不代表能寫出一篇很好的作文。我們施行了“適才教學”，適應學生的纔能進行教學。我校鍾春暉老師教授國學課程，開設了茶道班等很好的課程，但是這些課程能否成為正課呢？現在過於“專科專教”，以致於中文專業的老師衹能教中文，歷史專業的老師衹能教歷史，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去教《論語》會不會有更好的效果呢？我們近兩年開始將歷史引入中文教學中，其中遇到的困難有：其一，教青局未必批准歷史專科的老師去教中文；其二，感興趣的同學衹佔少數。我們可以讓這一小部分的人精讀古漢語，將來成為老師再回饋學生。但這需要在學生多的學校纔能施行。現在，我們正以這樣的方法補足古漢語教學和傳承傳統文化。鍾 春 暉 （ 澳 門 培 正 中 學 中 華 文 化 館 主 管 、 北 京 大 學 歷 史 系 博 士 ） ︰本次會議的邀請函上提到，根據澳門特區政府教青局頒佈的語文教育政策和基本學歷要求，以漢語為教學語文的學生，中學畢業時需達到一定的聽、說、讀、寫，及其綜合運用能力。然而，如何達到此一目標？此學歷要求是否切合現時社會所需？在課程設置上是否有可改進之處？此外，又如何在漢語教育中傳承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筆者覺得座談會所提出的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筆者尤其對最後一個問題，即“如何在漢語教育中傳承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感興趣，又因為有機會在澳門培正中學中、小學生中推廣傳統文化，可以將筆者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教育實踐工作結合起來，不揣淺陋，拿來與大家分享，拋磚引玉，深盼得到各位方家的指正。自2013年入職澳門培正中學起，我擔任中華文化館主管至今，其間亦嘗兼任校內行政主任助理、聯課活動教師（“茶文化”、“文物與藝術”、“國學經典導讀”），初一“歷史文化”教師。從2015年學年起，擔任初二中文科教師，高一、二級“歷史文化”科教師。“歷史文化”班的設置在澳門中學裏算得上是一種創舉，但成效如何，有待觀察。這裏特別想與大家分享“歷史文化”班設置的社會原因、心得和願景，以及在實際推行上遇到的困難和挑戰。今次的內容，重點放在“古代漢語教育與中華文化傳承”這個問題上，所以着重介紹“歷史文化”班設置的背景和目的，以表明這項設置的現實意義。為此，在討論“歷史文化”班的設置內容前，先就“古代漢語教育與中華文化傳承”、“現行中學中文科和歷史科在文化傳承上的困局”這兩個方面進行討論。漢語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語言之一。從歷史上講，可以分為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兩者在傳承中華文化上都有重要的意義，但古代漢語擔當傳承文化意義的責任明顯要更重一些。古代漢語的書面形式從有文字記載到“五四”運動，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我們通常學習和研究的古代漢語指的是文言文。學習古代漢語的目的大致有三：第一，提高閱讀文言的能力。文言文，它代表漢語書面語，古人利用這種書面語，給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要瞭解古代的文化遺產，就必須學習古代漢語；第二，學習古代漢語有助提高現代漢語的語言修養，增強現代漢語的表達能力。語言是一個歷史範疇，就其自身的規律來說，現代漢語是在古代漢語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現代漢語中還保留着古代漢語詞語、語法規則、修辭手法，還保留着表現力極強的成語、格言、詩文名句。既然現代漢語是在古代漢語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要提高現代漢語的語言修養，當然就要從古代漢語中攝取養料。簡單來說，中文要好，

3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古文底子要厚；第三，學習古代漢語有助提高對古代歷史和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的認識。這一點對中學生而言是最為重要的。前面提到的兩個目的，一是古代漢語的重要性，二是古代漢語的現代功能，固為一般人所習聞，但古代漢語承載着漢民族幾千年來的智慧結晶，展現了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漢語、漢字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們老生常談的“源遠流長，一脈相承”，話說多了，大家也就習以為常。可是，衹要拿它與英語一比較，就可以看出這句話的份量。英語世界的經典文學作品如莎士比亞戲劇，其寫作時間距今已經數百年，英語本身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比如否定句式的變化（He love me not 變成了 He does not love me），格式的簡單化（thee 、 thou現代英語已經沒有了），還有一些莎士比亞自己創造的詞彙，現在已經不用了，這些都成為閱讀莎士比亞戲劇原文最大的障礙。但是“古代漢語”呢？雖然被冠以“古代”一詞，但卻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年輕的語言和文字。最古老，是因為我們一些以古代漢語寫成的作品如《詩經》，它比古希臘的《荷馬史詩》還要早；說她最年輕，是因為漢語和漢字的彈性極大，文法變遷極小，因而一千年前甚或兩千年前的一首詩，往往能以原文訴諸今日的讀者。李白的《靜夜思》，一千三百年後的今天，就算是一位中國的小學生讀了這首詩，也能真切感受那份古今同一的思鄉情懷。可以說，古代漢語的文字障礙遠不如西方語言那樣嚴重。和英國文學相比，中國文學對於一位現代讀者的“可讀性”畢竟大得多。英國文學史的長度大約相當於中國文學史的三分之一，可是六百年前的喬叟已然古色斑斕，不易卒讀了。我們讀同時代元末明初的詩歌或其他文學作品，衹要有一定的中學古文基礎，可以說是輕而易舉的事。前面提到的三百年前的莎士比亞作品，即使是在大學讀英國文學的學生，也很難讀懂，所以詩人弗洛斯特曾經半帶戲謔地說：“要教莎士比亞嗎？那不難──也不容易，你得把莎士比亞的原文翻譯成英文。”古代漢語之所以能如此“老而不死”，大半歸功於古代漢語的特性。古代漢語語法和漢字結構的特性和韌性是獨特的。正是這種特性，使我們能夠較為便捷地閱讀古代的文獻、與古人對話，上友古人。基於以上三點認識，尤其是第三點，可見古代漢語的教育對於傳承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意義。英語世界固然也可透過閱讀其古代文獻而認識其傳統文化，卻由於“語言障礙”而往往衹能限制在大學的專業當中。而古代漢語則不然，其亘古彌新的活力可以使我們輕易在中學、甚至小學階段就可以開始接觸和學習。儘管古代漢語在傳承中華文化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本澳現行的中、小學語文教育體制，對於推廣古代漢語，尤其是要與學習傳統文化相結合，卻有諸多掣肘。以中學階段為例，古代漢語的教學主要是放在中學中文科進行的。但中文科受其學科體系和教學內容的限制，教師在講授文言文時，往往衹能被限制於從語法、詞彙、文學賞析等角度進行，很難深入挖掘文本背後深層的歷史文化意義。舉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學高二年級有一篇 《論仁論君子》，選自《論語》，教師一般會藉此文講解一下《論語》一書的體裁、內容等，也會就“仁”和“君子”的內涵作一些分析和討論。但據筆者所知，絕大多數學生卻是一聽到《論語》就搖頭嘆氣，因為讀了這篇選文而喜歡上《論語》，喜歡上孔子，並願意進一步瞭解的學生簡直就是鳳毛麟角。原因出在哪裏？實在值得前線中文教育工作者反思。在現今學科分際、應試模式的體制下，傳統文化經典被肢解和割裂，生機頓失，枯燥乏味，學生不願讀，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學歷史科其實也是一門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科目，可是同樣受限於學科的分際和應試教育的模式，

33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今天的中學歷史科已經很難與中文科結合，共同承擔傳承中華文化的責任了。這些困境並不宜孤立地看作是中學中文、歷史兩科的問題。根本的原因，無疑是與整個社會過度商業化和教育過度專業化有關。在今天商業化大潮的席捲之下，一切知識和思想都用實用性和功利性來衡量，結果就是那些與實用無關或關係不太大的傳統學問，比如中文、歷史等傳統人文學科，逐漸被邊緣化，大多數學生的求知興趣被引向經濟學、商學、法學和新聞學等實用學科。另一方面，說專業化是教育的另一弊端，當然不是否定專業化本身的重要性。但是，過度的專業化卻使得學生越來越陷入狹窄的專業知識訓練，喪失了理解現象和分析問題的整體視野。以中學為例，很多學校中文科和歷史科的老師在教學內容上幾乎是“老死不相往來”。過度商業化和專業化這兩種傾向往往連在一起，並且相互加強。在商業化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潮流影響下，傳統的人文學科必然遭到忽視。商業化、功利化的潮流導致學生普遍對學習古代漢語與傳統文化興趣不大；專業化則又導致不同科系的教師難以互相配合教學。那麼，在這種困局下，如何在中學教育中將“古代漢語”和“文化傳承”兩者結合，就成為教育工作者需要面對的嚴峻挑戰。以下介紹“歷史文化”課程在培正中學校內設置和發展的情況。設立的初衷︰隨着國家教育部政策的調整，內地中考、高考語文考試內容更加注重傳統文化，弘揚傳統文化成為近年教育領域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以北京為例，不少學校根據考試改革風向標的變化，適當地調整了日常教學內容。譬如，國學、戲曲、書法、太極等傳統文化“走進”了一些學校的新課表中。有些學校在每天的早上自習時間會安排閱讀經典書目。不僅如此，在正常教學中，有些學校每周還會開設一節閱讀課，由教師帶領學生學習傳統文化。澳門培正中學嘗試開設“歷史文化”班的初衷，是基於我們嘗試應對以上“困局”所作出的一種思考和實踐。“歷史文化”班的授課內容，以“經典閱讀”為其核心。我們認為，經典閱讀能夠很好地將古代漢語和文化傳承相結合，透過教師循序漸進的方式，有系統地向學生介紹我國古代一些重要的文化經典作品，開啟學生認識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和人文精神的大門。所謂經典，南朝大學者劉勰說，是“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簡單地說，經典銘記了世間、人性，乃至於所有文字書寫中永恆不可動搖的智慧。從剛剛做老師到現在，和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樣，我逐漸認識到，閱讀經典應該是克服上述商業化與專業化所帶來的教學困局的理想途徑之一。至於理由，不外乎有三點︰第一，經典會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和思想都具有實際和直接的功用，恰恰相反，那些關於宇宙人生的非功利知識和思想纔是人類最高和永恆的追求；第二，經典本身就是現代各種專業知識的源頭，因此具有一種超出具體專業之外的整體視野。閱讀經典不僅能夠幫助我們克服學科壁壘和專業界限，而且能夠將專業知識融會貫通，變成活生生的思想資源，並且使我們有能力思考宇宙人生和家國天下等至關重要的問題。無論如何，一個人衹有學會理性、獨立思考，纔有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自由的人；第三，閱讀經典讓學生可以更深入去認識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因為這些莊嚴的事物，不衹是表面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去體驗、去感受，優游其間，從中發現中華文化的內涵之美，從而為自己的人生找到安身立命的意義所在。綜括起來就是兩句話：接先人的智慧，創更高的文化。現在教育界都在講“通識教育”，而經典閱讀或許不是通識教育的全部，但無疑是其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部分。課程的設置與安排︰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培正中學就成立了“歷史室”和“地理室”，

3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又組織師生創立“史地學會”，作為推廣和研究中國歷史和地理之平臺，每年出版學生自行編輯撰寫之研究性刊物《紅藍史地》，迄今已出版二十多期。自 2013 年起，又進一步開設了“中華文化館”，收藏之物品，門類齊全，涵蓋廣泛。透過實物的展示，使學生對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有更為具體、直接而真切的認識。但在創設之初，我們就深刻認識到，文化館的意義，不僅是作為文物陳列的場所，最重要的是向學生傳遞文化傳統教育的任務，使他們對於傳統文化有所感受與啟發，從而開拓人生的新境界。因此，除了展示藏品外，還借助文化館這個平臺，就學生的程度和興趣，舉辦各類與傳統文化相關的講座或課程。而“歷史文化”班在文化館的開設，就是我們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舉措。在“歷史文化”班設置之前，我們曾進行兩項前期的準備。一是組織教師讀書會：《論語》讀書會──由中學的幾位中文科老師發起，2013年底開始，至去年結束，每周約一小時左右，用一年的時間通讀《論語》一遍。我們着重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理解《論語》，我們相信，要讓學生感興趣，先得讓老師有興趣；另一項前期準備是在中、小學的聯課活動中進行。我們自去年起就在小學四至六年級開設《史記》和《資治通鑑》讀書會，中學則開設“國學經典導讀”。這兩門課都是學生自由報名的，由於報讀的學生都有興趣，出席率很高。由於每周僅有一小時，且採用精讀的方法，一個學年下來，閱讀量不是很多。《資治通鑑》我們衹讀到戰國部分，《史記》衹選讀了《項羽本紀》一篇，最近纔剛進入《高祖本紀》。選擇這兩部史書，是因為受學的對象都是一些愛聽故事的小學生，他們雖然沒有甚麼古文程度，我們也不逐字解釋或過多地講解語法，而是着重於故事性和哲理性，以提高學生的興趣和思考能力。實踐證明，這種方式是有效的，開始時或許需要費時費神地講解，但大約讀了兩個月後，多數學生就能基本掌握文言的語句結構。這是一種順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功夫。許多同學都表示他們喜歡上了簡潔有力、意境無窮的文言文。這點成效給筆者的觸動很大，其實衹要條件許可，讓小學生早點接觸、多點接觸文言文，既不會造成他們大太的閱讀障礙，反而容易增加他們的興趣。在中學階段開展的“國學經典導讀”聯課活動，效果卻沒有小學那樣理想。除了宣傳不足外，更重要的是中學生一聽到是讀古書就避之唯恐不及。這也無奈地道出，中學古代漢語教育對於提升學生興趣方面的成效甚微。不過，就算是報讀人數甚少（僅有五位中學生，而旁聽的老師有七位），我們也帶領大家閱讀了《尚書》、《詩經》等經典的一些篇章，這五位學生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今年九月起，我們正式在高中一、二兩級的文科班（共四班）開設“歷史文化”課程，是一門選修課，採用小班制（每班六至十二人左右），每周三節課。成效如何，尚待觀察。按照計劃，我們會視乎進度，選讀《禮記》、《易經》、《論語》、《孟子》、《莊子》、《老子》、《詩經》、《尚書》等代表中國文化傳統與文化精神的一批經典巨著。希望用精讀的方法，引導學生深入領會傳統文化精神之堂奧，培植其興趣。就經典閱讀來說，如何引發學生對經典的閱讀和思考的興趣是最大的困難和挑戰。以筆者的體會是，要想激發學生的興趣，一方面需要建立經典文本與學生當下生活的直接相關性，另一方面需要反過來把學生帶入經典文本所在的歷史語境和生活世界。從開學至今兩個月不到的時間，我們不斷調整閱讀內容，並且各班講授內容也不太一樣。筆者傾向採用靈活的教學方法，學生有時會主動提出想閱讀的經典。譬如，高二有位同學對中醫感興趣，我們就選讀了《黃帝內經》的一些篇章。當然，本人對中醫一竅不通，卻不妨礙從歷史文化角度解讀，讓學生認識中醫的基

35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本理念和思維。此外，為了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上課期間我們亦會適時播放一些相關的電影或紀錄片，譬如最近帶學生讀《論語》，筆者就選取了李安早年執導的《推手》這部電影，與學生探討中西文化、東西方思維的差異，乃至處理人際關係的差異，這樣回過頭來讓學生深化認識孔子對人倫關係的見解。這樣至少學生不會覺得《論語》枯燥，並且認識到經典與其當下的生活是可以密切相關的。以上拉雜討論了培正中學設立“歷史文化”班的緣由和願景。畢竟屬於草創階段，有許多地方還需觀察和調整，也盼望各位不吝賜正。最後，筆者還想強調的一點是，我們不能把經典閱讀變成一種簡單的道德灌輸。事實上，經典教育的意義並不是讓學生被動地接受某種現成的教條，而是首先讓他們學會理性獨立的思考。因為假如沒有理性獨立的思考，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選擇，他們所接受的任何教條都是不牢靠的。無論如何，經典閱讀不應該使學生的心智變得更封閉，而應該變得更自由。通過閱讀古代經典的活動，我們可以學習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問題，而且能培養同情、理解的情懷，並自發性地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觀。陳 華 根 （ 鏡 平 中 學 中 文 科 科 組 長 ） ︰漢語教育必須結合“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兩大範疇，結合澳門的社會狀況，持之有效地開展活動教學。在弘揚傳統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前題下，才能做好當前的漢語教育。古代漢語在傳承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可以說是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澳門的外向型經濟體系形勢下，社會上普遍存在“重理輕文”或“重商輕文”的現象，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已日漸縮減；另一方面，古代文化距離我們現實生活又較遙遠，古代文獻資料又是用文言寫成的，這種語言對現代人來說已日漸陌生，這更增加了文化傳承的難度。古代漢語是學習、傳承傳統文化的基礎所在，要使文明延續，沒有捷徑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漢語這把開門的“鑰匙”，纔能讓我們在閱讀、思考、傳承和創新中繼承文明，使源遠流長的華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傳。漢語教育最重要的一環是語言載體的教授，衹有讀懂古漢語，纔可領略箇中的精粹，纔能深化及喚醒對民族的自我認定。教學語言，應結合澳門複雜多變的社會實際狀況。在古代文言文方面，尤其是詩詞歌賦等韻文，應利用粵音貼近古音的優勢，多用粵音講授，以便更好地反映其特質，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在白話散文方面，則應多用普通話講授，以加強其書面表達能力。傳統文化是針對文化的傳承而言的，強調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這個本源傳承下來的文化精粹。既然是傳承，那就要給後代奠定對自身文化認同的基礎，才可以經得起時代的篩選、淘汰。當中若能不斷豐富具時代性的文化內涵，其核心思想必定能傳承下來，畢竟這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源頭。例如，在日本，劍道（けんどう）、花道（かと）、茶道（ちゃどう）、能（のう）劇及和服（わふく），到今天仍然是年輕一代所能接受、認同及傳承的民族文化。在提升學生古文閱讀能力的同時，亦應加強傳統文化的認知。就現有資料的基礎上，可考慮結合教青局的“學生藝術教育普及計劃”，增強教授課文的可延續性，以便作全方位的教學。藝術表演若能配合教授的課文，能適當補充相關的文學知識，加深民族認同感，加強學生自主學習的動力。如我校高三級獲安排欣賞中國古典戲曲，在教授元曲課文時，可向學生介紹中國戲曲的主要元素 （行當、音樂及臉譜等）。若與課文內容關聯不大的，也可向學生補充相關的知識，以加深其對傳統文化的認知，進而加強自身文化的認定。以下

3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是我校學生藝術教育普及計劃內容，供大家參考：年級 主題 學習目標初一 親近藝苑‧木偶傳情瞭解木偶藝術的來源、種類及特色感受中國傳統民間藝術之美初二 體驗戲劇‧多元感受　瞭解戲劇的來源、綜合元素、種類及特色體驗不同劇種的魅力初三 品味傳統‧共賞中樂 細味各組樂器的特質及中國音樂藝術神韻高一 融入西樂‧放眼世界　瞭解西方音樂藝術的種類及特色　 提高學生對西樂的欣賞能力高二 賞識舞蹈‧唯美領會　瞭解舞蹈藝術的不同種類及特色　 提高學生對舞蹈的欣賞能力高三 鑑賞國粹‧細味戲曲認識中國戲曲的主要元素提高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與認同林 廣 志 （ 澳 門 大 學 澳 門 研 究 中 心 學 術 總 監 ） ︰我們中心舉辦這樣的座談會，主要是出於對本土文化的關心和思考。如果說我們對當下問題的研究比較多的話，那麼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對於澳門未來的關心和擔憂。為甚麼這樣講呢？就是說，語文教材，文以載道，其承載的是價值觀和文化的傳播和傳承。我們現在的語文教材各有不同，在相關的語文要素或者語文知識點的分佈上是很不平衡的。也就是說，我們澳門的中學生畢業出來，他的有關語文方面的能力，對文化的認知和價值觀都是不一樣的。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域來說，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不同地區的語文教材其知識點分佈是不一樣的，知識點的難易程度、份量多少，還有其體現的價值觀也是不一樣的。我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我們怎樣講愛國主義？在澳門的中小學，如果在語文課中要承擔一點諸如“我是誰”這樣一種基本的價值認知的責任的話，那麼就應該去告訴學生們──“他是誰”。當然有些東西不是灌輸式的，可以很自然的告訴他，“我是中國人”。這樣的話，顯然由於教材的不同，語文知識的份量不一樣，會導致我們關於這種價值觀的認識混亂，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如果過去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導致我們缺乏語文的獨立性，或者說缺乏自主性，那麼現在回歸已經十六年了，大家想一下，剛纔我也講了，零零年出生的小朋友已經十五歲了，現在的碩士生也是二十五歲左右。加上澳門還有一批“空心人”，他們小學或者中學畢業後在外地完成高等教育，轉了一圈又回到澳門，你問他澳門的事情，甚麼都不知道，可能衹關心哪裏有好吃的餐廳，你要問一些稍微有意思的事情他也不知道。我們可能錯過了這一代，如果我們仍不採取措施的話，可能還會錯過下一代。一旦有如香港所謂去中國化的影響，結果會如何呢？澳門的孩子可能會像一片沒有根的樹葉，不知道會飄到哪裏去了。作為一個行政區，政府有責任去考慮一下這樣的問題。那麼怎麼辦呢？無論是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大學中文系、教青局及其他中學，都可以從今天的座談會開始，組織多方面的力量來思考這個問題。事實上，可以對澳門的中小學生的語文能力做個調查，學生們的語文能力程度去到哪裏？可以做評估，用教育學、語言學、文學的方法來測量，在同等情況下，他們的語文能力究竟去到哪裏？如果說得太遠，我們可與珠海、香港的學生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澳門中小學生的語文能力究竟去到哪裏。應該有一個這樣的研究和觀察。我覺得我們大學的教育學院就應該做這個事情，當然我們研究中心也很想做這個事

37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情，包括我們院長，我們中文系主任及本人，多多少少還是有點人文關懷的，有這個責任去做這個事情。這是第一點。第二，我們應該在語文教學、語文政策方面有文化自信。回歸十六年了，“我是甚麼人”這個問題應該解決了。在這種情況下，確實應該制定澳門的語文教學大綱。這個大綱很重要，不管你是甚麼學校，你用的是甚麼教材，學生到畢業的時候，就必須達到這個水平，這就是澳門的水平。當然這個大綱也要照顧到多方因素。在這個基礎上，可以有一個標準來測量，凡是完成了義務教育，達到了這個語文水平就可以畢業。第三，我們要有自己的語文教材。文化傳承肯定是要從本土教材開始，而不是拿別人的教材來塑造自己未來的靈魂。我知道目前的狀況有些無奈。但是，如果我們有文化自信的話，那麼我們應該用本土編寫的教材來教育自己的孩子。講到文化傳承，有哪些文化我們要傳承呢？一是中國傳統文化，這是毫無疑問的；二是澳門本土的文化。內地中小學教材有些篇章介紹某一個景點、某一個街區、或者某一個人物，用白話文來寫，寫得都很優美。我們有時候讀一些散文，關於澳門的，也非常優美，文字也非常規範，這些文章可不可以編入我們的語文教材？當然可以，這些都是學生身邊的事情。比如有一篇文章，寫的是盧廉若花園，寫得非常優美，當然可以編入我們的教材。我們並非要講很遙遠的事情。澳門有些作家，寫得相當不錯，其作品完全可以編入教材。包括剛纔提到的古典詩詞，也有非常多關於澳門的，有不少關於南灣的詩詞。這種格律詩，可以選一些放進去，這就構成我們本土的教材，成為既有傳統文化，又有我們自己特色的教材；三是澳門與世界關係的文化，這種以澳門為樞紐的，與中西文化交融的一種傳統，也可以放到語文教材裏面去。我們可以講講傳教士的故事，也可以講通過澳門達至東西方交流的故事，這些都是澳門特有的東西。我想，如果要講澳門的文化傳統，至少包括以上這三個文化傳統。簡單來說，就是家國情懷與世界視野，應該成為澳門的孩子擁有的一種素養和能力。最後就是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開展語文能力的測試，根據我們的大綱和教材來做一些測試。現在內地有一個“中國漢字大會”，選手都是中學裏面一些很拔尖的學生，掀起了學習中國漢字的熱潮，節目收視率很高。我有個夢想，甚麼時候我們澳門的培正中學、勞工子弟學校，或者鏡平學校的同學以組織一支隊伍去參加“中國漢字大會”？鄧 駿 捷 （ 澳 門 大 學 中 文 系 副 教 授 ） ︰中華文化是澳門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而漢語、漢字則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在澳門開展文化教育事業，必須重視培養學生對漢語、漢字的理解和綜合運用能力，從而傳承優秀的中華文化。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一直十分重視語文教育的工作，目前已將培養澳門學生的語文能力列為《澳門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 － 2020年）》的一個重要目標。與此同時，澳門社會現實是，在非高等教育層面，仍以“私校”佔大多數，它們有着各自不同的辦學理念和方法。根據 2014/2015 學年教青局統計數據顯示，非高等教育（涵蓋三年幼稚園、六年小學、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特殊教育）的學生人數為 69,516 人，其中約 3.55%（2,469 人）的學生就讀於免費教育學校系統的公立學校， 80.47%（55,938 人）的學生就讀於免費教育學校系統的私立學校，餘下的15.98%（11,109人）則就讀於非免費教育學校系統的私立學校。另一方面，澳門中學生升讀大學的途徑十分多樣，既可以在本澳，也可以在中國內地、香港、臺灣，以及歐美等地升學。根據2013/2014學年教青局統計數據顯示，高三畢業生升讀

3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大專課程的人數為 4,950 人，其中約 54.6%（2,703 人）升讀本澳的大專院校， 13.5%（669 人）升讀中國內地的大專院校， 1.2%（59人）升讀香港的大專院校， 22.3%（1,105人）升讀臺灣的大專院校， 8.4%（414人）升讀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大專院校。升讀不同國家、地區的大學的要求各異，有時差別還很大。由於各校辦學理念不同，升學目標各異，自然形成不同的教學和考試模式。按照《澳門基本法》一百二十二條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類學校均有辦學的自主性，依法享有教學自由和學術自由”。這條條文是在尊重澳門歷史形成的教育傳統和承認現實教育體系下所作出的，澳門教育界的各個持份者對此並沒有反對意見。因此，在《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以及目前非高等教育的實際情況下，不顧法理和現實，過多地強調“統一教材”甚至“統一考試”，恐怕將會適得其反（至於“統一教材”和“統一考試”是否有利於非高等教育的發展、學生的人格和知識的成長，學界意見仍未統一，暫且不論）。然而，按照《澳門基本法》一百二十一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承認學歷和學位等政策，推動教育的發展”。故此，推動語文教育在澳門的發展，也是特區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在現階段，教青局可以自行或資助學術機構、學術社團製作更多的參考教材，鼓勵學生閱讀，從而提升他們的語文能力以及對中華文化、澳門文化的認識。以下就此提出兩個具體建議，僅供各位參考：關於編寫《澳門古典文學作品讀本》。自明代中期始，中國內地的官員、文人、僧侶等，因各種不同的原因，或宦遊、或寓居、或過訪澳門。澳門秀麗明媚的山海風光、古樸莊嚴的寺院廟宇、新異斑斕的天主教堂，以及西洋人的風俗文化都深深吸引着這些首次踏足澳門的士大夫們。視覺的衝擊、生活的體驗觸動了他們對澳門以至中華文化的重新思考，發而為詩文，寫下了許多美妙的遊記、詩篇。由於題材獨特，這些作品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屬於別具色彩的部分，堪與唐代的邊塞詩媲美。更為重要的是，它們是中華優秀文化在澳門這塊土地上的重要代表之一，反映了澳門與中華大地血脈相連的關係。在澳門傳承中華文化，必須首先讓學生認識澳門與中華文化的接合點，這些作品正好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樣例。另一方面，清代中期以後，澳門本地華人社群日漸形成和發展，他們絕大部分是在中華文化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在“詩禮傳家”的傳統觀念下，澳門世家大族中的很多成員具有良好的文化修養。他們心繫祖國、熱愛澳門，寫下了不少文學作品。如清代中期的望廈趙氏家族，趙元輅、趙允菁“父子登科”，先後成為舉人，可謂一時佳話；與此同時，趙氏家族中的一些成員（如趙同義、趙允菁等）皆有詩集文集傳世，其中既有描寫澳門風光、古蹟名勝的篇什，更有抒發個人情感的作品。這不僅說明澳門古典文學不是單純的“外來植入”，而是本地與外來共生；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作品是澳門歷史上本地華人傳承中華文化的花果，反映了中華文化在澳門的生根茁壯、生生不息。又如清代光緒年間，鄭觀應在下環龍頭左巷編纂的巨著《盛世危言》，是澳門人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思考的明證。它不僅反映了澳門傳統知識份子濃厚的家國情懷，而若干篇章文詞清通，論理透徹，是極好的古文作品。有鑒於此，建議選取澳門歷史上一些重要的古典文學作品，以時代為經，以主題為緯，或以描寫對象為中心，編寫一部《澳門古典文學作品讀本》的參考教材。它既可讓學生通過文學教育來了解澳門文化，也可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培養愛國愛澳的情感。

39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關於編寫 《中華文化在澳門》 。如果說，古典文學屬於澳門社會精英階層的“大傳統”（Great tradition）的話，那麼澳門社會生活中的各式各樣充滿中華文化特色的活動，則可以說是華人社會的“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了。自古至今，華人都佔澳門人口的大部分，而且豐富的中華傳統文化在澳門從未受到破壞，澳門社會生活中保留了許多具有鮮明中華文化色彩的活動。它們與廣大居民的生活更加貼近，也反映了中華文化在澳門多個層面的旺盛生命力。與此同時，它們又往往和澳門世界文化遺產、重大節慶活動相關。例如“舞醉龍”就是典型例子。“醉龍節”是澳門鮮魚行獨有的一項民間傳統節慶活動，又稱“澳門魚行醉龍醒獅大會”。每年農曆四月初七傍晚，從事魚業批發或零售的商民，便會聚集在街市，圍檯進餐，形成“龍船頭長壽飯”的傳統；在酒席間，行友舞動香案上的木龍祈福。到了四月初八日，由全行會成員在三街會館舉辦舞醉龍醒獅活動，進行祭祀、舞醉龍醒獅表演、街道巡遊、派發龍船頭飯等儀式。這項具有濃厚嶺南文化色彩的活動，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居民甚至遊客參加且並於2009年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預備名錄》， 2011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醉龍節”不僅可以讓學生參與其中，感受中華文化的歡樂氣氛，更可親身體驗澳門居民世代以來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對勤勞美德的歌頌，對大自然無私賜予的敬惜。又如哪咤廟會的“哪咤太子聖尊巡遊”。大三巴哪吒廟 （Templo  de Na  Tcha,  Junto  àsRuínas de S. Paulo）位於大三巴牌坊右側，聖方濟各斜巷與茨林圍交界處，屬於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的一部分。另一座哪咤古廟座落在柿山哪咤廟斜巷。每年農曆五月十八日是哪咤誕。哪咤誕巡遊分為兩部分：一在大三巴旁邊的哪咤廟會舉行上香參神儀式，然後由醒獅隊護送哪咤神像，到澳門各區巡遊採青；另一部分，柿山哪咤古廟在寶誕正日亦會舉行“哪咤太子聖尊巡遊”。隊伍包括金吒、木吒和哪咤組成的陣容，另有金龍護法和仙女散花等，上百人的巡遊隊伍，從柿山哪咤古廟出發，途經水坑尾、新馬路、營地大街、議事亭前地，並舉行祈福儀式。其中抬着哪咤聖像出巡的鑾輿（轎），由澳門泰昌店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製造，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哪咤太子聖尊巡遊”活動浩大，可以與澳門天主教的“耶穌聖像巡遊”相互輝映，反映了中外文化在澳門多元共存、彼此尊重的人類文明情景。因此，為了讓學生從不同層面認識中華文化在澳門的悠久歷史和現代發展，建議編寫一部《中華文化在澳門》的參考教材，主要介紹澳門的中華傳統宗教及其建築、傳統節慶活動等。它既可通過現實社會生活來加強學生了解澳門社會中的傳統文化，也可培養學生走出課堂、參與社區活動的積極性，可謂一舉兩得。吳 全 華 （ 華 南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科 學 學 院 教 授 、 教 育 學 博 士 ） ︰自1990年代、特別是本世紀以來，大陸以傳承優秀中國傳統文化為目的的國學教育日益勃興，出現了國學教育的熱潮。一直以來，為國學教育熱潮所裹挾的語文教育成為傳承優秀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途徑，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語文教育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道德傳統的傳承要能更好地面向現在、走向未來，須秉承進一步提高學以成人的質量、以社會性道德補充傳統人文道德的不足和傳承、創發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由傳統的取向。沿循這三個取向，並回答由它們而引發的相關問題，不僅對大陸的語文教育是必要的，而且對以漢語為教學語言，且日益重視傳承優秀中國傳統文化的澳門語文教育而言，想必也是繞不開的。

4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大陸國學教育的熱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訴求是複調的，在不同的人那裏，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不同的意義和價值。例如，增強文化主體性、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突出中國文化的“東方品格”、延續中華命脈、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拯救社會道德、為世界文化的更新做出自己的貢獻、爭奪普世價值話語權、改變經濟強而文化弱的“帽大身小”的狀況、確認自我生命、求得心靈的安頓，等等，不一而足。為國學教育熱所裹挾的語文教育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首要目標不是通過“語文訓練”而使學生的漢語表達能夠“文從字順”，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文化訓練”，發揮傳統道德的人文教化作用，以使學生“辭明理達”，在道德上具有“援引共同語言與文化遺產的能力”和良好的德行、品格。這也就是說，在文道關係上，語文教育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將立德樹人、人格養成的人性訴求作為其核心旨趣。正因為如此，它強調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古聖先賢們強調的“五仁”（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仁、義、禮、智、信）、“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以及“朝聞道，夕死可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道德、人格因素。語文教育為實現其傳承傳統人文道德的目標，它所籍助的是一系列中國古代經典，把經典教學作為其核心與基礎。《三字經》、《弟子規》、《千字文》、《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是其基本選材，《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老子》、《莊子》、《左傳》、《史記》、《漢書》、《詩經》、《楚辭》等中國文化的“奠基性典籍”是其倡導的學生課後閱讀的經典。語文教育意在通過對古代經典的教學，發揮其對學生的修身成德、人格養成的作用。可以說，語文教育選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道德因素作為其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重點是“靶心”精準的，因為“中華文化的命脈就是‘人文’”， 而以“人文”為命脈的中國傳統文化始終崇德，它以德為本和以德為旗幟。這種“靶心”精準的語文教育對曾經一度與傳統文化相決絕、疏忽聖賢教育已多時，而且當下社會人文價值迷失、道德問題突出而嚴峻的大陸而言，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和實際意義，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毋庸諱言，以傳承人文道德傳統為核心旨趣的語文教育須直面和回答諸多具體問題，以進一步提高學以成人的質量。教師的經典教學素質相對較低導致與傳承傳統人文道德的目標訴求不相匹配，學習古代經典以成就學生的“立身之道”與學生面對現實生活應具備的“謀身之資”兩者難以協調而影響學生對經典學習的積極性，專注傳統儒家經典（如《弟子規》）而忽視同樣為傳統文化的佛家、道家經典（如《十善業道經》、《大上感應篇》），學以成人的人文訴求與教育整體上為“升學主義”所支配而導致經典學習的應試化、工具化之間的衝突，重文本內容的言教和學生對經典的“死記硬背”而輕教師的身教，低學段語文教材中的文言文與古詩詞歌賦的增多而導致學生課業負擔的增加，重所謂“原汁原味”的“具體繼承”而輕“抽象繼承”而導致傳承傳統人文道德的形式化，等等，都是語文教育在傳承傳統人文道德的過程中須直面和求解的問題。為解決現今社會道德問題，語文教育之所以心儀傳統文化，根本上是因為在人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其倫理道德具有超時空的價值，它不僅適合過去，而且適合今天的社會。例如，有人認為，中國傳統人文精神具有超越過去、構建現代人文精神所需要的人本與人道屬性，具有歷久彌新的價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愛’在今天公民社會的公德重建中有着巨大的生命余秋雨：《中華文化為何長壽？》，《新華文摘》(北京) 2015年第 17期，第 68－ 75頁。

41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力”。 但諸如此類的觀點一直為人們所批判。例如，有人認為，弘揚傳統文化無助於解決社會現實中的道德問題，因為“國學的核心思想是忠君，因而國學對於解決今天的社會道德問題無任何價值可言，今天提倡國學不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反動的”； “……幻想用孔孟之道拯救世界的道德淪喪，是反歷史的”。 當然，更多的批判者不是完全否定傳統道德的價值，而是認為傳統道德在整體上與建設現代文明和培育公民文化的需要是不相適應的，因為在整體上儒學是“教化子民的工具，匡扶聖主的拐杖”， 但“修身是儒學之長。剔除不符合自由、平等的內涵，它多年凝結的道德規範、修身方法等等可以直接繼承。與此緊密聯繫的與人相處的某些智慧，也有可取之處”。 所以，傳統道德可在今天人們的私德領域發揮其道德成人的作用，“在私德培養的領域，儒家文明仍有它的價值。也就是說，在教人做一個好人方面，它仍有其價值。好人的標準，古代與現代有相通之處，中國與外國也有相通之處”。 但是，在公德領域，傳統道德與時代精神不相符，“在公德領域裏，儒家教育的內容是不合時代精神的”。 這意味着今天我們仍可發揮儒家等特有的傳統倫理道德對成就人的私德的作用，而不能指望它在公德領域發揮作用。那麼，甚麼是批判者所主張的公德呢？此處對公德的理解，我們可從大陸學者李澤厚對社會性道德的理解出發，將他所理解的社會性道德視為批判者所主張的公德。李澤厚將道德劃分為宗教性道德和現代社會性道德。李澤厚所謂的宗教性道德即基於情理結構的倫理道德，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倫理道德便屬於情理結構的倫理道德範疇；所謂現代社會性道德即以公共理性為基礎的道德。平等、獨立、人權、民主、寬容、妥協、合作、相互尊重、價值中立等都是李澤厚所申張的現代社會性道德因素。他說：“我認為應該承認它們也是道德，並把它們與任何以情感信仰為特色的宗教性道德區分開來。” 由李澤厚所主張的現代社會性道德可知，其所謂的現代社會性道德與大陸一段時期以來的普世價值論所強調的價值因素是一致的。李澤厚認為，“強調個體權利的現代社會性道德與康德相關，強調‘情理結構’的宗教性道德來自孔夫子”， 衹有將宗教性道德與現代社會性道德統一起來，道德纔是完整的，“不止於理性、康德和現代社會性道德，而是加上情理結構、儒學宗教性道德即孔夫子的‘範導和適當構建’，……纔能有更理想的‘共同善’和‘好生活’”。 但我們的現實是社會性道德或公德嚴重不足，因而為實現社會性道德而奮鬥“本身就是一種美德和善”。 並且，這種美德和善或追求平等、人權、獨立、民主等是優郭齊勇：《仁愛──中國人固有的根本》，《光明日報》2014年 7月 22日，國學版。劉緒貽、劉道玉：《對“國學熱”的反思──著名學者劉緒貽與劉道玉對話錄之二》，愛思想網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77922.html。朱維錚：《中國人與中國史》，愛思想網站，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599.html 。袁偉時：《中國傳統文化：輝煌‧歷史危機‧現實危險》，《財經》（北京）2014年第 30期，第 63－ 66頁。袁偉時：《中國傳統文化：輝煌‧歷史危機‧現實危險》，《財經》（北京）2014年第 30期，第 63－ 66頁。袁偉時：《中國傳統文化：輝煌‧歷史危機‧現實危險》，《財經》（北京）2014年第 30期，第 63－ 66頁。叢日雲：《創造有靈魂的通識教育──通識教育與現代文明基本價值的傳播》，《求知導刊》（南寧）2014 年第2期，第 36－ 39頁。李澤厚：《回應桑德爾及其他》，《中華讀書報》（北京）2014年 1月 1日，第 9版。李澤厚：《回應桑德爾及其他》，《中華讀書報》（北京）2014年 1月 1日，第 9版。李澤厚：《回應桑德爾及其他》，《中華讀書報》（北京）2014年 1月 1日，第 9版。李澤厚：《回應桑德爾及其他》，《中華讀書報》（北京）2014年 1月 1日，第 9版。

4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先於傳統道德的，所以，“《聖經》、《古蘭經》、《三字經》不能優先於公民課”。針對上述人們對傳統道德的局限性指責、批判和從李澤厚的現代社會性道德主張出發，語文教育要實現傳承傳統人文道德的目標，誠懇地回答以下問題顯得尤為必要︰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傳統文化是否內含李澤厚所謂的社會性道德？社會性道德對實現學以成人的目標是否必要？如果是必要的，而我們的傳統文化又缺乏李澤厚所謂的社會性道德，那麼，回到過去，是否為一種“掛前進擋眼睛卻朝後看”的不當行為？或簡直就是一種“向前看卻掛倒擋”的精神錯亂？如果我們的傳統文化不缺乏李澤厚所謂的社會性道德因素，那麼語文教育如何賦予傳統文化中的社會性道德的時代性？語文教育在以傳統的或宗教性道德範導和適當構建現代社會性道德的同時，又應以怎樣的標準和方式實現宗教性道德的傳承轉化、“反本開新”？如果社會性道德對我們是不必要的，其原因又是甚麼？人作為人是自由的存在，“自由是人的本性的組成部分，……自由把人與獸區分開來”。對人而言，自由具有重要的價值。例如，“自由是個人潛能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 但“自由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它有種種的效用，以及達到其他目的的價值，自由本身就是終極的價值，是人類的本性的必然要求。從這種意義上講，自由是人的自然權利……”。 從人出發的、人性化的教育，應把人視為超越性的、自由的存在，進而應是自由教育，即不僅是將自由視為人的潛能充分發展的必要條件的教育，而且是維護和實現人的自由本性的教育，是以引領人追求自由本性為根本目的的教育。在教育的規訓較為普遍且較為嚴重的當今時代，無論怎樣強調教育以人性自由的實現為根本目的都是不為過的。但是，此處申張的自由教育是道德與自由兩者互為前提的教育。因為一方面，沒有一定的道德，就不會有人性自由，“缺乏智慧和道德將意味着甚麼呢？意味着一切可能罪惡中最大的罪惡。因為，缺乏教養或節制，自由就是愚蠢、墮落和瘋狂”。 另一方面，沒有人性自由就沒有人的真正德行，“……世界是衹有靠自由纔能獲得的，沒有自由，德行也就不能存存”。 自由與道德之間的這種互為前提的關聯性說明，自由與人的道德素養、進而與道德教育是密切相關的，人性自由的實現程度與人的道德素養的高低具有一致性，與道德教育受重視的程度和效果具有一致性，後者是前者的必要條件，因而要實現人性自由，須使人有一定的道德，須重視道德教育；並且，要使人具有真正的德行，教育就必須實現人性自由。而“自由不是來自於西方，而是來自於人性，來自於造物主。人性是不變的。從我們的祖先到現在，人性並沒有發生甚麼變化。我們現在愛自由，我們的祖先也一定是愛自由的”。 這意味着，我們的祖先因愛自由而使我們的傳統文化有着較為豐富的自由傳統，同時也意味着中國文化傳統有着較為豐富的可傳承的使人具有真正德行的自由傳統。例如，臺灣哲學家韋政通曾說：“發現道德意志的自由，並自覺到它的重要性，中國自孔子已然。這在中國史上，的確是一次極重大的發現。經此發現以後，人才有真實的自我，人的尊嚴和做自己的主人這些重要的人理纔能李澤厚：《回應桑德爾及其他》，《中華讀書報》（北京）2014年 1月 1日，第 9版。劉軍寧：《保守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4年版，第 230頁。陳鯤：《柏克的保守主義國家觀》，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北京， 2007年，第 15頁。劉軍寧：《保守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4年版，第 220頁。[英]柏克著：《自由與傳統》，蔣慶、王瑞昌、王天成譯，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5年，第 105頁。易承志、朱曉鳴：《保守主義探源︰對象、實質與啟示》，《東南學術》（福建）2006年第 4 期，第 118頁。劉軍寧：《保守主義》（第三版），序言，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4 年。

43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講”。 但是自 1990年代以來，大陸以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傳統為志趣的語文教育在注重以傳統道德重建個人心靈秩序、個體道德的同時，卻忽視對傳統文化的自由傳統的傳承。而其忽視的後果是消極的。因為語文教育如果衹是注重傳承傳統道德而忽視傳承傳統文化中的自由價值，其所要成就的道德就可能成為與自由意志無勾聯的無主體性、無自由的道德，道德也就不是真正的道德。所以，在道德與自由關聯性的視域下，為實現人性自由，語文教育應成就人的怎樣的道德？或怎樣的道德是有助於人性自由的？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義務先於權利、群體高於個人、責任先於自由等道德價值觀念，語文教育如何使傳統道德不妨礙人性自由？語文教育如何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由傳統？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由傳統與人文道德傳統相結合而形成學生的真正的道德？在傳承自由傳統的同時，又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由傳統與世界的大自由傳統相結合而創發自由？這些問題，不能不說是語文教育在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傳統時必須審慎思考和認真回答的問題。李 開 （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語 文 組 課 程 協 調 主 任 ） ︰澳門科技大學從 2003 年起，即開設大學語文課，每週三課時，課時之多，居澳門高校之首，且十餘年來從未間斷過。環顧高校系統，不少學校開開停停，心生疑惑，特別是近年來中學語文教學優化，中學生語文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之後，大學還要不要開語文課，常常成了心中塊壘，令主事者舉棋不定。人們不禁要問，是甚麼原因讓該校的大學語文教育弦歌不輟，賡續持久呢？一句話，是通識教育，或稱素質教育、博雅教育的信念支撐着這裏的大學語文教學。該校創辦後的第三年，大學領導在深入考察內地、臺灣、香港以及歐美大學的教育體系之後，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率先在澳門高校的學士學位課程中列入通識教育科目，逐步構建起包括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領域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涵蓋了中國和世界優秀文明成果。通識教育的核心在於保持博雅及人文的傳統，這種傳統使得通識教育不單重視傳授知識，更要培養健全的人格。學校認為，素質教育始終是大學教育的永恆主題。澳門科技大學確立了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並重的辦學理念，始終把通識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在建制上，大學成立了通識教育部，下設大學數學組、大學英語組、大學語文組。大學語文成了通識教育的學科點。辦學理念的貫徹和學校建制的功能，成了大學語文教學實踐和課程實施的雙重保障。大學語文組又始終把貫徹大學辦學理念，將通識教育服務作為題中應有之義和自覺的歷史擔當。特別是面對中學語文教學優化，新生入學語文水平提高的新情況，我們怎麼辦？如何適應新的語文教學形勢？與時俱進，是語文教學面對的新的教學現實。在進一步提高基礎語文教育質量的同時，把強調提高學生思維能力、分析能力、鑒賞能力、寫作能力切實提到大學語文教學的議事日程上來，這是我們面臨的新課題。按照一般說法，基礎語文水平提高了，字詞句讀貫通能力加強了，分析能力、鑒賞能力自然會提高，無需另行特別強調。但思維科學、“欣賞學”、寫作學等作為一門學問，有其自身的價值系統和獨立性，不是隨便可以就中攝取的。可知大學語文連韋政通：《儒家與現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第 83頁。參見許敖敖：《十年磨一劍》，澳門：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第 46－ 47頁。

4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類而及甚多，除了“語文”二字自身的存在價值以外，又與培養學生的科學思想方法，確立科學的人生觀、價值觀，範鑄人生修養、道德自覺，輸送追求社會德性、內在精神品質的高貴和卓越的正能量，曉諭自身的歷史擔當、時代賦予的重任等項內容密切聯繫在一起。這些負有歷史目的、道德目的，優化自然人性的審美目的等系統工程，決非靠“基礎語文”四字就能濟事的。在教學實踐中，我們體會到，大學語文課是可行性強，行之有效的經驗性課程設置，它的內涵在通識教育中不斷得到充實。從這一點看，大學語文課是不應該被淡化、甚至被取消的。著名數學家丘成桐回顧自己的成長過程時說：“影響我至深的是中國文學，而我的最大興趣是數學，數學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的橋樑。”大學語文中的文學作品，都是些跨越時空、魅力不朽、閃耀永久性光芒的經典名篇，它們浸透着作者深摯的人文情懷和自覺的歷史擔當，始終散發着豐沛的人文精神。大學時代是可塑性極強的時期，大學生能寢饋其中，耳濡目染，滋潤心田，其成境界美，其獲修身功，其得方法益，是可想而知的。無怪乎美國大學課程中至今還設有母語教育課程，殆亦為其可收“經博雅而達精深”的經驗實效，成就美國教育強勢而致國家強勢之故。例如，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明尼蘇達大學都設有面向全校本科生的母語教育課程，這些課程重在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寫作能力 ，而且都是公共必修課。哈佛大學的 Expository Writing（闡述寫作），普林斯頓大學的 Writing Seminar（專題寫作研討）都是學校唯一面向全校本科生開設的公共必修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澳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目標始終落實在育人。百年大計，又以大學本科四年為最重要的機遇期。面對基礎語文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後的大學生，大學語文應當繼續發揮好本課程服務於通識教育的功能。在通識教育視點上觀照大學語文課，面對情況變化了的大學生，可知本課程正在邁向新的起點。彰顯大學語文潛質所在的通識教育理念，都將被注入新的內容，提出新的要求。這是我們應有的學術眼光。實踐還表明，大學語文教學為素質教育服務的碩果，不僅產生在課內，還表現在課外。大學一年一度的詩歌朗誦比賽和校訓杯徵文大獎賽，參賽人數踴躍，參賽質量不斷讓觀眾和評委贊賞。此外，大學每年還參加特區政府組織的各類比賽，常常榜上有名，獲得各種獎項，捧回各式獎盃，不能不說是事出有因的：強調素質教育，將大學語文教學和各類文化課教學都與通識教育“聯姻”，是在各種文化大獎賽中屢屢獲勝的重要原因之一。教材是教學之本，編寫適合新情況的教材，讓大學語文課更貼近通識教育，是我們要達到的課程建設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參照英國哲人卡爾‧波普之世界三分說：物理世界、心理世界、語言世界，即客體世界、主體世界、語言信息世界，據此分成若干專題。屬於客體世界的有：歷史、自然、社會；屬於主體世界的有：思想、藝術、情致、宗教；屬於信息世界的有語言信息和邏輯思維。 每個專題內含必讀課文、配套平行閱讀課文，還有拓展閱讀課文。上述九大專題的容納量較大。顯然，這些專題類別不是學科區分或學科名稱，而是類型學的分類區間，讓“三個世界九大區間”集合於我校大學語文教學，形成“九星拱日”的局面， 讓大學語文課本中的九大塊圍繞通識教育旋轉，使課程教學始終與通識教育宗旨，培養學生科學的世界觀，美參見李開、蕭寶鳳：《大學語文新編》，澳門：澳門科技大學， 2014年 8月內部印行。參見李開、蕭寶鳳：《大學語文新編》，澳門：澳門科技大學， 2014年 8月內部印行。

45漢語教育與文化傳承（筆談）善的價值觀恒相契合。選入新教材九編內的九十二篇文章，洵屬古今中外名篇。今之選目，雖非“一時之選”，卻也頗費推尋，有的反覆多次，更換又更換，由此諳知“僧推僧敲”之意，“旬月躊躇”之難。新形勢下的大學語文教材，除課文外，無論作為教材編寫還是教學實踐，語文基礎教學內容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為此，作為本書課文的拓展，還撰寫了各編的附錄：語文基礎寫作專題。可貴的是，這些寫作專題是結合各編內容寫成的，針對性強，言非泛泛，與各編內的課文相得益彰。有謂：當代學術進展需在外延上下工夫，附錄者，外延乎？實亦對象之內涵矣！君不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的母語課程名稱均含“寫作”（writing）二字。基礎寫作內容的編入，體現我們清醒的頭腦和現實的擔當。一方面，我校的大學語文要在新的起點上為通識教育服務，探究閫奧，暉光日新；另一方面，仍然要把繼續加強語文基礎訓練，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放在重要的位置，進德修業，黽勉同心。教材付之實施，就是教學實踐關節。語文教學，是學術，更是藝術，它需要智商，也需要情商。情商的作用有二︰一是在講解美文作品時需要激情；二是對學生要有深厚的感情，懷着一顆摯愛的心傳授知識。新教材正是在充分瞭解學生語文能力及知識需求的基礎上，立足澳門中西交融的獨特文化土壤，通過廣泛的文獻閱讀和深入的實際調查，合理借鑒並分析同類教材的利弊，以嶄新而穩妥的視角，適應今日大學生迥乎前代的閱讀品位和知識趣味，引導他們拓展閱讀視野，更新知識儲備，建立更為合理的知識結構，不斷提升他們的綜合能力與人文素養，並為澳門科技大學和澳門社會文化教育事業貢獻綿薄之力。我們這樣做，正是使理性與愛心齊備，學術與藝術雙楫，智商與情商共臻。當我們在“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一樂也”園地上辛勤耕耘的時候，對每個學生都應該滿腔熱忱，懷抱大愛，做到“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說真的，對一名教育工作者來說，正如康德所說的那樣，審美邏輯比真值邏輯、道德邏輯更高貴，情商往往比智商更重要。教材編寫是教學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涵育智商，蘊蓄情商的過程。為此，我們講究選目的眼光，課文欣賞、解說的寓情。我們流覽已有的教材和選本，深感一本好的語文課本，那必然是精品集結，好似“中華民族的脊樑”群體發出的呼喚，先哲時俊的玉振金聲，捫我心弦，發人深省，叩我靈魂，催人奮起。這既是科大新編語文教材翹首企望的願景，也是語文教學本身的魅力，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問一問我們自己：你是否在課前作好了學術和藝術兩方面的準備？你上課有沒有深刻的理性分析和豐沛的人文激情？蕭 寶 鳳 （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通 識 教 育 部 助 理 教 授 ） ︰我們座談會討論的重心是關於澳門基礎語文教育的建設與改革，聽了各位老師的發言，獲益良多。現在，能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簡要地談談對大學語文教材編寫與課程建設上的一些初步認識。當前教育界關於大學語文課程目的的討論大致有三種看法，即︰高四語文說、大學文學說和大學人文說，這三種定位分別突顯工具性、文學性和人文性三個方面。事實上，這三種教育目的在大學語文教學過程中是可以兼顧的。如何將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和人文素養有機地融為一體，課堂教學的形態是靈動而開放的。我舉一個教學實例，沈從文先生的作品《蕭蕭》。這篇作品內涵極為豐富，可概括文本中搭建的和諧圓融的“人性的希臘小廟”，也可分析現代城市文明相對立的鄉土世界所折射出的文化意識與社會歷史意識。但上述的深度關聯與引申應經由學生對文本

4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構思、細節與語言的欣賞、領略來實現。學生讀作品的時候，他們有很好的把握故事的能力，但在細節品讀與思想主題的深度詮釋方面未必能夠做得很好。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提出一些可以展開的問題很重要，如為甚麼用一種淡化戲劇性的手法來架設情節？作者在將鄉土世界與城市文明相對照時，與其他現代文學作家有何差異？作者在不同時代設置了兩個不同版本的結尾，1929年出版與1957年修訂版的兩個結尾有何差異？另外，還可以插入欣賞謝飛導演的電影《湘女蕭蕭》片段來對照分析，體會作品主題擺盪在“人性的鐵屋子”與“人性的神廟”之間的兩歧性。經由這樣的解讀佈局，能召喚出作品本身“語文－文學－人文”的立體景觀，引發學生全程參與學習研討的興趣，培養其敏銳細膩的審美感性與文化探討的問題意識。另一方面，落實專題化的教學思路，這一點也能體現我們對大學階段語文教育意義的一些期待。正如李開教授所介紹的，我們的大學語文教材在編選體例上打破了以文學史或文學體裁進行分類的方法，採用按思想內容的專題板塊整合文學作品，每個專題遴選古今中外的典範性作品，對該專題進行全面觀照與系統把握，並兼顧風格與文類的多元、平衡。這種選文風貌為專題化的授課方式提供了啟示與便利，即每個專題的教學以精讀課文為核心點，合理引入平行閱讀與拓展閱讀資源，結合文本內部的解讀與文本外部的延伸，關注審美風格與思想立場方面“一與多”，“專與博”、“入與出”等的對照互補關係。這種結合專題性與拓展性的教學模式照應了學生的知識趣味和心理特點，有助於激發他們的文學想像力與批判性思維能力，也是落實課程“人文”維度的絕佳進徑。總體而言，大學語文課堂教學要圍繞着知識的獲取與探索方式的習得這兩大要點，強調“語文－文學－人文”融合的教學目的，採用專題性、開放式的教學方法，實際的教學效果也宜通過針對性明確的考核方式加以檢驗，使課程教學模式切於現實而又合乎理想。前人有言，讀書的意義在使人較虛心、通達，不固陋，不偏執，文學課堂中的人文教育，應能推動受教育者理性的自由發展和德性的完善，使受教育者在人文精神、道德情懷、良知體系、學術眼光、生活風度等多方面有所成長。此外，剛剛有多位學者都提到，教材建設當中經典的重要性，我是非常認同的，不管是哪一個階段的語文教材?纂，選文質量的把關是重中之重。而經典選擇的視角，宜開闊包容一些，兼顧思想性與文學性，平衡經典性與現代性。古典文學經典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現代文學與西方文學經典也應佔相宜的比重，另外，亦應關注本澳作家及古往今來中外旅澳作家所寫反映澳門歷史文化、澳門風情的文章，以突顯自我與他者眼中的澳門特色，也能讓閱讀者對在地文化有切近、深入的體認。[ 責任編輯　陳超敏]

47澳門可持續城市競爭力分析[摘 要] 基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的兩岸四地城市競爭力研究項目，簡介城市競爭力的模型和指標，分析澳門城市競爭力的投入層面即可持續競爭力的各個分項，比較澳門與其他城市的競爭力差異，得出澳門競爭力提升的原因及存在的制約因素，並相應提出若干促進澳門可持續競爭力的政策性建議。[關鍵詞 ] 澳門　城市競爭力　可持續發展澳門作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微型城市經濟體，其競爭力的排名在每年一度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新聞發佈會上受到社會的關注。城市競爭力是指城市在競爭和發展過程中，憑藉以自身要素與環境為基礎所形成的外部經濟優勢與內部組織效率，不斷吸引、控制、轉化資源及佔領、控制市場，更多、更高效、更快地創造價值，獲取經濟租金，從而不斷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係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倪鵬飛博士主持，集合兩岸四地的近百人團隊聯手完成。該報告始於2003年，每年逢5月召開新聞發佈會，向社會公佈上一年度的兩岸四地294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排名，到今年已完成十三期，其標誌性成果是頗具社會影響力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首部城市競爭力報告曾榮獲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第十一屆著作獎）。近年來，澳門與北京的發佈會同步舉行。筆者作為該項目近四年來澳門方的特邀主編，連續參與了《城市競爭力藍皮書》No.10至No.13的研究，並撰寫了澳門競爭力報告，因此對城市競爭力的理論基礎和資料庫有所瞭解。在發佈城市競爭力時，是按一個城市的產出效果即綜合經濟競爭力進行的排名，這對於地域狹小、經濟增長快但波動大的澳門而言，綜合增量競爭力（以GDP連續五年平均增量衡量）較低，綜合效率競爭力（以地均GDP衡量）則較高；同時發佈會及藍皮書中未給出可持續競爭力分項的具體排名，而可持續競爭力是推動一個城市長期增長的基本動力。因此，筆者將集中探討澳門的可持續競爭力。澳門可持續城市競爭力分析劉成昆 作者簡介︰劉成昆，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副教授。‧ 城 市 競 爭 力 研 究 ‧

4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一、城市競爭力評測模型城市競爭力是城市當前創造價值並且可持續創造價值的能力，其實質是一個投入──產出模型（IO）。城市競爭力的產出是城市當前創造價值的規模、速度和效率這一能力的短期表現；城市競爭力的投入是城市的要素與環境狀況決定城市這一能力的可持續性和長期表現；介於產出和投入之間的，即以要素與環境為基礎，通過對人才、企業等經濟主體的集聚，構成產業體系的絕對優勢、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在獲取經濟租金上與其他城市的產業和企業競爭的過程。城市競爭力模型在分析 2002－ 2011年的城市競爭力報告（即報告 No.1至 No.10）中，一直被設定為表示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顯示框架（產出）和表明可持續的解釋框架（投入），前者包括增長、規模、效率、效益、結構和質量五個方面，後者又分成硬競爭力（含人才、資本、科技、環境、區位、基礎設施和結構）以及軟競爭力（含文化、制度、政府管理、企業管理和開放），中間過程以城市產業聚集相連。經總結歷年理論研究和實證檢驗，城市競爭力的理論框架有所優化、各項指標亦相應簡化，這在 2012年的城市競爭力報告（即報告 No.11）中首次做了大幅改進，其後在報告No.12和No.13中均採取了新的分析框架。經更新的城市競爭力研究模型如圖 1所示。圖 1 城市競爭力模型該模型表明，城市競爭力的投入通過城市競爭力的過程決定城市競爭力的產出，城市競爭力的產出又透過城市競爭力的過程反過來影響着城市競爭力的投入，形成循環累積的正反饋機制。其包括三部分：

49澳門可持續城市競爭力分析其一，城市競爭力的投入，即城市的可持續競爭力，本質上是城市的要素與環境的狀況，涵蓋經濟、社會、生態、文化、城鄉一體和對外開放六個層面，分別體現為創新驅動的知識城市、公平包容的和諧城市、環境友好的生態城市、多元一本的文化城市、城鄉一體的全域城市、開放便捷的資訊城市。其二，城市競爭力的過程，即城市競爭力的投入通過城市的產業體系轉化為城市競爭力的產出。人才和企業是在城市產業體系中發揮作用的行為主體，由此城市產業體系的層次和結構取決於城市對人才和企業的吸引能力，這一過程對應分解為宜居城市競爭力和宜商城市競爭力，前者由人口素質、社會環境、生態環境、居住環境和市政設施六個方面構成，後者由企業本體、當地要素、當地需求、制度環境、主體聯繫和基礎設施六個方面構成。其三，城市競爭力的產出，即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是城市當前創造價值、獲取經濟租金的能力，其強弱通過城市經濟綜合長期增長和綜合經濟效率兩方面的競爭成果表現出來，分別採用GDP連續五年平均增量和地均 GDP來衡量。其中，綜合長期增長表示城市吸引、佔領、爭奪、控制資源和市場創造價值的能力、潛力及持續性。增長是一個動態概念，包含城市收益規模的變動以及擴展速度，以城市GDP增量可綜合反映這兩個方面的內容，亦可克服GDP增長率在不同規模城市之間可比性較差的缺陷。城市的競爭也是綜合經濟效率的競爭，城市總是力圖充分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獲得產出。城市的地均GDP綜合反映了單位城市空間上的經濟租金和經濟收益及對土地這一稀缺資源的利用效率，即反映了城市創造和集聚財富的效率。而且作為一個單位概念，它可用於城市之間的比較。儘管城市的競爭力定義沒有根本變化，但隨着城市競爭力理論框架逐步深化，城市競爭力指標體系亦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在之前的十期報告中，指標總數為二百二十個，樣本城市的資料來源包括統計局的資料、專家打分以及問卷調查。自 2013年起（調查年度為 2012年）城市競爭力模型優化成圖1所示，按照指標最小化原則，指標也相應簡化，資料來源僅保留客觀資料，不再進行問卷調查。最近三年的城市競爭力所用的指標體系如表 1至表 4所示（僅列出部分指標）。表 1 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標體系指標含義 指標 指標衡量方法 資料來源經濟增長 綜合增量 GDP 連續五年平均增量 國家統計局經濟效率 綜合效率 地均 GDP 國家統計局表 2 宜居城市競爭力指標體系指標含義 指標 指標衡量方法 資料來源房價收入比（住宅平均售價 ×9 0）/居住環境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3）國家統計局每萬人餐飲購物場所 GOOGLE地圖搜索

5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表 3 宜商城市競爭力指標體系指標含義 指標 指標衡量方法 資料來源大企業指數企業本體企業增長指數 國家統計局企業經營指數 國家統計局表 4 城市可持續競爭力指標體系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含義 二級指標 指標衡量方法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知識需求 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知識投入各城市大學排名世界大學排名創新驅動的 (Webometrics Ranking)知識城市 專利申請授權量 國家統計局知識產出Web of Science三大引文庫(SCI/SSCI/A&HCI)國家統計局知識經濟科技部資料來源：倪鵬飛：《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N o . 1 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 0 1 5 年。二、澳門的可持續競爭力狀況回溯既往，以累積十三年的城市競爭力的數據分析澳門在回歸以來的總體社會經濟成就，可以發現：在產出方面，澳門歷年經濟增長快速但波動較大，綜合增量競爭力排名滯後；同時作為一個開放、發達的微型城市經濟體，澳門的有限資源得以優化配置，綜合效率競爭力排名十分靠前。兩項競爭力得分一高一低，綜合經濟競爭力仍表現不俗。在過程方面，澳門在宜居、宜商方面排名較為靠前，仍屬理想，但高房價削弱了宜居競爭力，以博彩業為主的單一產業結構降低了宜商環境的競爭力。在投入方面，澳門的可持續競爭力近年的連續上升鞏固了綜合經濟競爭力。澳門的綜合經濟競爭力已連續三年位列全國前十，可持續競爭力從2012年的第六位升至2014年的第四位，在高位每年遞進一名，雖然近期澳門的主導產業博彩業收入出現持續下滑，但澳門未來的前景依然可期。最新一期的可持續競爭力指數資料，即 2 0 1 4 年發佈的城市競爭力報告，是對上一年度（2013年）的總結（表 5）。財富 5 0 0 強名單、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世界 5 0 0 強及上市公司數企業數量增長率 +企業規模增長率銷售額資產比、產值資產比和利稅資產比方差加權科技經費支出額佔財政收入比重人均教育支出每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中等以上學生佔全部學生比重大學指數專利指數論文發表數每百萬人金融、電腦服務和科學研究從業人數高科技產品進出口總額

51澳門可持續城市競爭力分析表 5 2014年澳門可持續城市競爭力及其分項表知識城市 和諧城市 生態城市 文化城市 全域城市 資訊城市 可持續競爭力 競爭力 競爭力 競爭力 競爭力 競爭力 競爭力城市 指數 指數 指數 指數 指數 指數 指數澳門 0.472 0.711 0.932 0.730 1.0 0.884 0.822城市 排名 排名 排名 排名 排名 排名 排名澳門 3 9 2 3 4 2 2 0 4香港 1 9 1 1 2 1 3 1北京 1 3 9 3 3 3 2上海 2 9 3 8 1 4 2 3天津 8 3 5 159 1 3 1 5 1 0 1 4重慶 4 4 130 4 9 7 8 5 1 8 2 6深圳 3 6 3 6 1 7 3 4 5廈門 1 3 3 5 1 5 4 1 6 1 1 1 0汕頭 7 4 8 1 223 172 4 7 8 1 108珠海 1 1 3 2 8 7 6 3 1 2 1 3 2 1數據來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指數資料庫整理。2014年度澳門可持續競爭力指數為 0.822，在 291個地級城市中排名第四位，與 2013年度相比前進一位，凸顯澳門繼續保持強勁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在四個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兩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和澳門）及四個經濟特區（深圳、廈門、汕頭、珠海）中，澳門的可持續競爭力低於香港、上海和北京，高於深圳、廈門、天津、珠海、重慶和汕頭。構成澳門可持續競爭力的多個分項指數位居前列，其中，城鄉一體的全域城市指數為1.0，公平包容的和諧城市為0.711，均在兩岸四地城市中排名第二位，僅次於香港而高於四大直轄市和四個經濟特區。這兩類指數側重於社會民生，也強調了政府善治、為居民提供城市公共服務。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全力建設教育、社會保障系統、醫療衛生及住屋保障方面的民生長效機制，致力於向市民提供資源、平臺和機會，成效顯著。環境友好的生態城市指數為0.932，排名第三位，低於香港而高於四大直轄市和四個經濟特區。澳門的地均GDP亦位居全國前列，這表明澳門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良好的生態環境亦得以保持，避免了很多城市以環境惡化為代價換來經濟增長的粗放模式。多元一本的文化城市指數為 0.73，排名第四位，低於上海、香港和北京，高於天津和重慶及四個經濟特區。四百多年的東西方文化在澳門相互融合交匯過程中，既保持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亦形成了自由開放、多元包容的特色文化。開放便捷的資訊城市指數為0.884，排名第二十位，僅高於汕頭，低於香港、四大直轄市和四個經濟特區；創新驅動的知識城市指數為0.472，排名第三十九位，高於重慶和汕頭，低於香港和其他三大直轄市和三個經濟特區。資訊和知識城市競爭力排名欠佳，成為影響澳門可持續競爭力的“短板”。結合表4中的二級指標，可持續競爭力制約性的因素體現在：科技經費支出佔財政收入比重嚴重偏低，知識需求不足；大學指數尚有提升空間，知識投入需加強；專利數和論文數偏少，知識產出不高；科研、技術、金融從業人數較少，知識經濟不發達。值得欣慰的是，澳門社會已經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特區政府在2014年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人才建澳”的基本理念，構建人才培養長效機制，以配合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迫切需求，適應澳門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努力構建家庭、學校、政府、社會聯動，以短、中、長期政策和

5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資源配套，提供第二次教育機會與精英培養互補的人才培養系統。三、提升澳門可持續城市競爭力的對策分析表明，澳門的可持續競爭力位居前列，全域城市、和諧城市、生態城市和文化城市的競爭力一流，資訊城市尤其是知識城市的競爭力相對較弱。基於澳門的經濟結構單一，科研力量薄弱，知識經濟發展不足，澳門必須對內着力推進產業適度多元發展，對外加強區域合作，統籌兼顧，揚長補短，以人為本，不斷增強可持續的城市競爭力。具體建議如下：一是明確城市定位，打造一個“中心”和一個“平臺”。 2008年 12月國務院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 2020）》中將澳門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2011年 3月，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同時還對澳門提出加快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要求。據此，澳門的城市發展目標是宜居、宜業、宜商、宜遊。二是推動產業結構適度多元發展。在健康有序發展博彩業的同時，提升非博彩元素，支持會展業、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加快多元前進步伐，推動多元縱深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降低外部不利因素對澳門經濟的衝擊。三是加快區域合作，拓展澳門的發展空間。澳門土地稀缺，集約效應已經難以發揮，若要實現產業適度多元，需透過區域合作，加強溢出效應。澳門可與毗鄰的橫琴自貿區合作，延伸澳門的非博彩產業；參與中山翠亨新區的開發建設，引導澳門中小微企業到中山投資發展；利用明確的澳門習慣水域管理權發展海洋產業；全力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克服本澳土地狹小的限制，獲得更廣泛的發展空間。四是發展教育體系，提升人力資源素質。加大對科研的支出，設立產業發展基金，資助中小企業進行創新；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鼓勵青年創業，引導青年走出澳門參與區域合作。[ 責任編輯　張中鵬]

53賭收下跌背景下的博彩稅調整之探討[摘 要] 賭收連續下跌引發了人們對澳門特區財政穩健的擔憂，增加博彩特別稅以充實政府庫房的建議開始被提出。但是，調升博彩特別稅擠壓博彩企業的利潤空間，從而降低博彩企業的資本再投資意願，將影響博彩業的長遠發展。在週邊競爭對手日漸增多的情況下，調升博彩特別稅還有可能降低澳門博彩的競爭力。向賭客徵收博彩收益稅有一定的可行性，但需要經過充分論證。徵收娛樂稅具有一定的潛力，但目前澳門處於非博彩元素發展的初始階段，時機尚不夠成熟。[關鍵詞] 澳門　博彩公共政策　博彩特別稅　娛樂稅　博彩收益稅 2014年 2月是澳門博彩收入的歷史最高峰時期，約為 380億元（澳門幣，下同）。 2014年下半年起，澳門博彩業結束連年增長勢頭，掉頭向下，到 2015年 9月，博彩毛收入已下降為171億元。 在一年半內，下降了 55%，着實驚人。而政府開支卻連年上升， 2000年澳門特區政府全年實際公共開支 150億元， 2005年突破 200億元， 2013年為 550億元， 2014年政府預算開支為700多億元，2015年繼續上升為827億元。在這些開支或預算中，教育、醫療、養老、殘疾人支援等方面的開支，屬於剛性支出，很難縮減。澳門立法會主席賀一誠認為，這些剛性開支應當不少於400億元。 換言之，按現在的水平，特區政府每年沒有六、七百億的收入是撐不下來的。一方面收入大幅度減少，另一方面支出勁升，引發了澳門社會對於財政穩健的憂慮。除了“節流”的呼籲之外，“開源”之聲亦紛至沓來。 2015年初，已有投資銀行預測澳門將增加博彩特別稅， 還有些人提出增加博彩特別稅之外的其他稅收。 增加博彩特別稅是否明智？在博彩特別稅之外，澳門究竟有多少稅務工具可以選擇？筆者嘗試回答這些問題。賭收下跌背景下的博彩稅調整之探討王長斌 作者簡介︰王長斌，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教學暨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學博士及公共管理碩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統計資料：http://www.dicj.gov.mo/web/cn/information/DadosEstat_mensal/2015/index.html.賀一誠：《節約須持之以恆》，《澳門日報》2015年 8月 22日B01版。梁維特：《調賭稅需科學基礎》，《澳門日報》2015年 1月 19日A10版。曾悠：《澳門稅務制度有待完善》，《九鼎月刊》（澳門）2015年第 9期。‧ 城 市 競 爭 力 研 究 ‧

5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一、可供選擇的稅務工具及澳門博彩企業目前的稅費負擔（一）可供選擇的稅務工具政府對博彩業的徵稅，可以採取多種方式，包括對博彩企業徵稅、對賭客徵稅、對博彩公司的股東徵稅、對博彩企業員工徵稅等。在這些大的類別裏面，又包含許多稅種。1. 可對博彩企業徵收的稅種可對博彩企業徵收的稅種有很多，包括︰營業稅（excise tax），是指對從事某種活動或職業而徵收的稅種。對於博彩業而言，政府可以因為許可開辦賭場、在賭場工作、製造或經銷博彩產品，或從事與博彩業相關的職業，而徵收營業稅。營業稅的數額一般是固定的；毛收入稅（gross revenue tax），是指要求博彩企業將其博彩毛收入的一定比例繳給政府。博彩毛收入是指娛樂場的淨贏利（net win），系娛樂場收到的賭注的金額，減去娛樂場支付給賭客的獎金所得的數額。博彩毛收入既可以是固定稅率，也可以是累進稅率；淨收入稅（net revenue tax），又稱公司所得稅（corporate income tax），是指在扣除賭場經營費用後向政府繳納的一定比例的數額。由於淨收入計算比較複雜，所以世界各地較少採用這種徵稅方式；財產稅（propertytax），主要是物業稅，是指按照博彩企業物業及其他財產的價值而徵收的稅；單位稅（unittax），是指政府對博彩企業徵收的各種以單位計算的稅，例如，博彩桌稅和博彩機稅，是根據博彩桌或博彩機的數量為基礎計算的；容量稅（capacity/size tax），是基於賭場的面積，或可以容納的賭客的數量而徵收的稅；股份稅（capital stock tax），是基於股份的市場價值、票面價值或股份的數量而徵收的稅；增值稅（value added tax），是對產品或服務流轉過程中所增加的價值徵收的稅，該稅稅基計算方法一般是：博彩毛收入減去從其他增值稅納稅人購買的物品或服務的價值，包括食物、飲料、博彩設備以及維修該設備的費用等。2. 可對賭客徵收的稅種政府可以有三種方式對賭客徵稅：投注稅（handle tax），即對賭客投注的金額徵稅，它其實是一種銷售稅；入場稅（admission tax），即顧客進入賭場時需要繳納的稅，例如，新加坡對本地人進入賭場就徵收一定的入場稅；博彩收益稅（tax on winnings），是就賭客博彩贏錢所徵的稅，它實質上是一種所得稅。3. 可對博彩企業股東徵收的稅種主要是分紅稅（dividend tax），是指對股東分紅或從出售股票中的盈利而徵收的稅。4. 可對賭場員工徵收的稅種主要是員工為獲得在賭場工作的機會而支付的牌照稅。5. 可徵收的其他稅種娛樂稅（entertainment tax），例如，美國內華達州就徵收賭場娛樂稅，凡是在賭場內所Anthony N. Cabot, Casino Gaming: Policy, Economics, and Regulation, UNLV International Gaming Institute,William F. Harrah College of Hotel Administration, 1996, pp. 435－ 471.

55賭收下跌背景下的博彩稅調整之探討設立的音樂、跳舞或其他向顧客提供服務的場所，對其門票收入、食物及商品出售等收入途徑徵收 10%的稅；酒店房間稅（room tax），是指對於酒店住客在正常的房間價格之外所徵收的附加費。（二）澳門博彩企業目前需要繳納的稅與費澳門博彩業的稅與費，基本上是針對博彩企業徵收的，對賭客、博彩企業的股東、博彩企業的員工，基本上不徵稅，也不徵收娛樂稅和酒店房間稅。澳門目前針對博彩企業徵收的稅或費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1. 博彩特別稅與其他稅項承批公司必須繳納博彩特別稅，這是澳門最重要的稅項，澳門特區政府大多數的收入來自博彩稅。 2002年以來，博彩稅佔財政總收入的比重一直在 5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達到 80%以上。該稅款系按照每年經營博彩的毛收入（gross gaming revenue, GGR）計算，稅率為 35%。澳門《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 16/2001號法律第二十八條第一款規定，承批公司除須繳納博彩特別稅之外，尚須繳納法律訂定之稅項（例如，營業稅、所得補充稅等）、稅捐、費用及手續費。但實際上，除了博彩特別稅、所得補充稅外，澳門其他稅項的稅額都比較低，例如，營業稅祇是每年 300元。為避免博彩經營公司稅務負擔過重，第16/2001號法律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基於公共利益原因，行政長官可暫時及例外地全部或部分豁免承批公司繳納所得補充稅。自2002年特區政府與各博彩經營公司簽訂博彩經營批給合同以來，澳門均以行政長官批示形式以例外情況全部免除了博彩公司博彩收益的所得補充稅。2. 博彩企業需要繳納的費除了上述稅項之外，博彩企業還需繳納一些費用。主要有：（1） 每年撥付給一個以促進、發展或研究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為宗旨的公共基金會的金額。按照第16/2001號法律第二十二條第（七）項的規定，承批公司需要撥付此款項，每年撥出的金額不超過其博彩毛收入 2%。目前實際繳納的數額為博彩毛收入的 1.6%。（2） 用以發展城市建設、推廣旅遊及提供社會保障的金額。按照第 16/2001號法律第二十二條（八）項規定，每年撥出不超過其博彩經營毛收入 3%之款項，用以發展城市建設、推廣旅遊及提供社會保障。目前實際繳納的數額，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為 1.4%，其他公司為 2.4%。（3） 溢價金溢價金是指向政府繳付的獲批給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的回報。溢價金的金額由固定部分及可王長斌：《澳門博彩法律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年，第 102－ 104頁。參見澳門特區政府與各博彩公司簽訂的《博彩批給合同》。澳博之所以少支付一個百分點，是因為該公司長期以來承擔疏浚河道等義務。

5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變動部分組成。所有承批公司應繳溢價金的固定部分相同。2001年10月30日，通過第215/2001號行政長官批示，溢價金的固定部分確定為3,000萬元，可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平均物價指數作出調整。溢價金的可變動部分是按照每一批給的特定內容而定，規定在具體的批給合同內，所以就該金額而言，每個承批公司並不相同。溢價金可變動部分按照每一承批公司獲許可經營的娛樂場數目、獲許可經營的博彩桌數目、獲許可經營的博彩種類、娛樂場所在地點等標準訂定。在《博彩批給合同》中，政府確定的標準是：就專供特定博彩或博彩者使用的、尤其是在特別博彩廳或區域內經營的每一張博彩桌，承批公司須每年繳納30萬元；就非專供特定博彩或博彩者使用的每一張博彩桌，承批公司須每年繳納15萬元；就承批公司所經營的包括“角子機”在內的每一臺電動或機動博彩機，承批公司須每年繳納1,000元。不論承批公司在任何時候所經營的博彩桌數目多少，每年溢價金可變動部分的金額，不可低於因長期經營專供特定博彩或博彩者使用的、尤其是在特別博彩廳或區域內經營的一百張博彩桌及長期經營非專供特定博彩或博彩者使用的一百張博彩桌而應繳納的金額。從實際徵收情況看，澳門的浮動溢價金相當於上文所稱的單位稅。綜上所述，澳門博彩企業實際承受的稅率，是博彩特別稅 3 5 % ，支付給澳門基金會的1.6%，支付給城市建設基金的 2.4%以及溢價金。四項相加，為博彩毛收入的 39%強。除了上述稅項外，澳門博彩企業繳納的其他稅項都非常輕微，可以忽略不計。二、針對博彩企業徵收的博彩稅是否可以調升澳門博彩企業目前承擔的稅費是高還是低？有沒有調升的空間？對於前一個問題，我們不妨與美國相關州的博彩稅率進行比較；而對於後一個問題，需要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一）博彩企業的稅率水平：與美國比較由於美國各州稅制不同，有的地方採用均一稅制，有的地方採用累進稅制，有的地方對博彩毛收入徵稅，有的地方對博彩淨收入徵稅，所以很難通過簡單的數字比較判斷稅率的高低。但是，經濟學家引入“實效稅率”（effective tax rates）概念，使得博彩企業的稅率大致可以進行比較。實效稅率的計算方法是：一個地區徵收的博彩特別稅的總和（包括澳門所稱的博彩特別稅、溢價金、所承擔的市政建設等由博彩企業專門承擔的費用），除以博彩毛收入的總和，所得出的百分比。用上述方法計算出 2009年的美國開設商業賭場的州別博彩實效稅率（表 1）：Eugene Christiansen, “The Impacts of Gaming Tax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GA 10th anniversary white paperseries, 2005.轉引自Michael Pollock, “Casino tax policy: Identifying the Issues that Will Determine the Optimal Rate,”Presented to: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 103rd Annual Conference on Taxation, 18-20 November, 2010。

57賭收下跌背景下的博彩稅調整之探討表 1 美國開設商業賭場的州別博彩實效稅率（2009年）州別 實效稅率 賭博合法化的年份內華達州 Nevada 6.8% 1931新澤西州 New Jersey 8.8% 1978愛荷華州 Iowa 24.0% 1991科羅拉多州 Colorado 20.0% 1991伊利諾伊州 Illinois 50.0% 1991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 12.0% 1992羅德島州 Rhode Island 72.7% 1992路易斯安那州 Louisiana 21.5% 1993密蘇里州Missouri 21.0% 1994西弗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 56.7% 1994印第安納州 Indiana 40.0% 1995特拉華州 Delaware 56.9% 1995密西根州Michigan 24.0% 1999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46.0% 1999紐約州 New York 65.0% 2004奧克拉荷馬州 Oklahoma 41.8% 2005緬因州Maine 49.1% 2005佛羅里達州 Florida 50.0% 2006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55.0% 2007堪薩斯州 Kansas 25.0% 2009資料來源：州博彩監管機構，美國博彩協會從上表可以看出，美國各州的博彩特別稅實效稅率差別相當大，最低是內華達州（Nevada）的 6.8%，最高是羅德島（Rhode Island）的 72.7%。博彩稅率在同一個國家內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差異，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多數州在確定博彩稅率的時候，並非精確計算的結果，而是政治因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妨礙了上述數字本身的科學性與可比性； 第二，對博彩業功能有不同的期許。在內華達，博彩業是該州的支柱產業，在新澤西（New Jersey），賭場僅限於大西洋城，博彩業也是大西洋城的支柱產業。在這兩個州，其博彩公共政策着眼於行業的發展、就業率的提高等，而不是僅僅增加政府稅收，所以它們採用低稅率。這樣做的好處是，博彩企業可以有較多的自有資金進行資本投資，有利於博彩業的長期發展。而在另外一些州，博彩並非重要的產業，博彩稅被視為政府稅收的補充。因此，相對而言，博彩業在這些州的發展就不是很重要，政府於是較注重稅收在數量上的增加；第三，有些衹允許博彩機而不允許桌面遊戲的州，傾向於徵收較高的稅率，因為如果衹有博彩機，則博彩企業所需要的資本花費就較低，為政府徵收較高的稅率提供了可能； 第四，如果該地區博彩業的競爭不激烈，有壟斷或寡斷地位的博彩經營者可以獲得較為穩定的預期利潤，則博彩稅率也傾向於較高。Michael Pollock, “Casino tax policy: Identifying the Issues that will Determine the Optimal Rate,” Presented to:National Tax Association, 103rd Annual Conference on Taxation, 18-20 November , 2010.Eugene Christiansen, “The Impacts of Gaming Tax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GA 10th anniversary white paperseries, 2005.Eugene Christiansen, “The Impacts of Gaming Tax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GA 10th anniversary white paperseries, 2005.

5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單從數字上看，與上表列出的美國各州相比，澳門博彩企業繳納的博彩特別稅屬於中游水平， 向上看似乎有上調的空間，向下看有著名賭城拉斯維加斯、大西洋城作榜樣。（二）澳門博彩特別稅是否可以調升簡單地說，如果博彩稅率的調升不至於導致博彩毛收入的下降，或下降的幅度低於稅率調升的幅度，則博彩稅率的調升，能夠為政府博彩稅收總額帶來提升。但是，博彩特別稅的徵收與調整從來就不是數字遊戲，而是一個複雜的公共政策選擇。澳門博彩稅的走向取決於博彩業界對於資本的需求、國際競爭的環境等諸多方面的因素。多個研究證明，博彩稅率的高低與資本投資、就業人數以及酒店設施等成反比例關係。例如，Eugene Christiansen發現，從 1989至 2005年，美國賭場的投資超過 530億美元，其中 267億美元投資於實效博彩稅率最低的內華達，87億美元投資於實效博彩稅率次低的新澤西。兩地相加，兩個博彩稅率最低的州吸引了美國所有博彩資本投資的 67%。 儘管資本投資受多方面因素影響，但稅率低毋庸置疑是吸引資本流入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稅率越低，留給博彩企業的自有資金越多，他們就越有可能進行更多的投資，這些資金不僅投在賭場，而且投在酒店、餐廳、會展以及娛樂設施上。William Thompson將美國的十一個州分為博彩高稅率州與低稅率州，他發現：（1）在低稅率州，每 39萬美元的博彩收入可以產生一個酒店房間，而在高稅率州， 47萬美元的博彩收入纔產生一個酒店房間；（2）在低稅率州，每 1.4萬博彩收入產生一平方英尺的會展空間，而在高稅率州，每 9.5萬博彩收入纔產生一平方英尺的會展空間；（3）在低稅率州，每1,800萬美元的博彩收入可以產生一個賭場餐館，而在高稅率州，每4,100萬美元的博彩收入纔產生一個賭場餐館；（4）在低稅率州，每 5,100萬美元的博彩收入可以產生一個賭場娛樂設施，而在高稅率州，每 1.2億美元纔產生一個賭場娛樂設施。博彩業是一個資本密集的行業，不僅賭場的興建需要大量的投資，而且賭場的維修、翻新等均需要持續的、大量的投資。在博彩行業，賭客有“喜新厭舊”的特點，為了保持賭場的新鮮感從而吸引賭客，博彩經營者必須採取措施保持賭場的新鮮狀態，有時甚至不惜推倒重來，這就是1990年代以來全世界的賭場越來越豪華的原因所在。近年來，澳門博彩業正面臨週邊地區開賭的挑戰，逼使澳門發展更多的酒店、會展、餐飲、娛樂等設施。過去，衹有緬甸、柬埔寨、老撾等國家有一些小規模的賭場，不足以對澳門博彩業形成挑戰。但最近幾年，澳門南邊的新加坡、菲律賓、越南，東邊的韓國，北邊的俄羅斯，已經建成頗具規模的賭場。將來，日本、臺灣等富裕國家和地區也將興建賭場，其目標統統是現代化的渡假村酒店賭場（resort casino）。隨着博彩業形象在全世界範圍的持續改善，未來不排除中國大陸的某些地區也興建博彩設施。這些博彩設施為當地以及週邊地區的賭客提供了方便，賭客應當注意，澳門博彩企業在繳納博彩特別稅、對基金會的貢獻、溢價金後，其他稅務負擔極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而在美國的多數州，博彩企業在繳納博彩特別稅之後，還要像其他企業一樣繳納所得稅、物業稅等稅項。因此，總和起來，美國博彩企業實際繳納的稅項，要高於表中列出的稅率。Eugene Christiansen, “The Impacts of Gaming Tax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GA 10th anniversary white paperseries, 2005.William N. Thompson, “Gambling taxes: The Philosophy, the Constitution and Horizontal Equity,” Villanova Sports&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17, 2010.參見王五一：《為甚麼賭場越建越豪華》，《澳門博彩》（澳門）2007年第 5期。

59賭收下跌背景下的博彩稅調整之探討Julian Harris & Harris Hagan, Gaming Law: Jurisdictional Comparisons (Second Edition), Thomson Reuters,2014, p. 498.Julian Harris & Harris Hagan, Gaming Law: Jurisdictional Comparisons (Second Edition), Thomson Reuters,2014, p. 464.不必千里迢迢來到澳門，就可享受現代化的博彩服務。澳門將來如欲立於不敗之地，必須能夠為訪客提供除博彩以外的其他體驗，這就凸顯了酒店、會展、餐飲與娛樂的重要性。因此，澳門必須努力實現從賭城到休閒娛樂城市的轉型，為此必須鼓勵博彩企業增加資本投資。週邊已經建成營業的現代化賭場，均比澳門的博彩稅率低。例如，韓國的賭場不必繳納博彩特別稅，衹需繳納企業所得稅，年所得在 2億韓元以下的部分，徵收 10%的所得稅；年所得在2億韓元以上、200億韓元以下的部分，徵收20%的所得稅；年所得超過200億韓元的部分，徵收22%的所得稅。 在新加坡，對於貴賓廳，博彩特別稅是每月博彩毛收入的5%；對於中場，則是每月博彩毛收入的 15%。 在臺灣，至少就起草中的博彩法來看，將來的博彩稅大概保持在與新加坡相若或略高的水平。週邊地區採用低稅率，對澳門至少產生兩個方面的重要影響，即在博彩資本投資以及貴賓賭客方面，比澳門更有吸引力。以往的經驗表明，貴賓賭客市場是一個國際性的市場。當一個地方稅率過高的時候，博彩公司或博彩中介人會把貴賓賭客送到稅收較低的地方，以避開高稅率，獲得更高的利潤。近年來在澳門甚囂塵上的“賭底面”現象，足以讓我們產生澳門博彩稅率是否已經過高的疑問。所謂“賭底面”，是指貴賓廳賭客在正規賭場下注，但同時與場外的地下莊家對賭。假如“賭底面”的比例是“一拖三”，賭客如在正規賭場贏一百萬，地下莊家還要另外付給他二百萬，賭客如在正規賭場輸一百萬，則還要另外輸給地下莊家二百萬。之所以產生“賭底面”現象，重要誘因之一是地下莊家不用付博彩稅，能夠為賭客及“疊碼仔”提供更優惠的條件。消滅“賭底面”現象，除了嚴格監管及採取有效措施查處違法犯罪外，降低博彩稅，從而降低賭客、“疊碼仔”與地下莊家“賭底面”的誘因，恐怕也是值得考慮的措施。綜上所述，從澳門博彩市場的長遠考慮，調升博彩稅率未必是明智的措施。從國際競爭以及與地下非法市場競爭的角度看，甚至有調降博彩稅的需要。至少就貴賓博彩市場而言，為了增加澳門的吸引力，政府應當考慮降低稅率。在這方面，似乎可以採取新加坡及菲律賓的做法，採取中場市場與貴賓廳博彩市場的“雙軌制”，降低貴賓廳的博彩稅率。三、增加稅種是否可行增加對博彩企業的稅收，意味着增加博彩企業的負擔，對澳門博彩業的長遠發展不利。那麼，除了針對博彩企業的稅收外，澳門是否可以考慮增加其他稅種？如前所述，理論上，澳門還可以選擇對賭客徵稅，對博彩企業的股東徵稅，對博彩企業的員工徵稅，以及徵收娛樂稅或酒店房間稅。但是，這些稅種是否合適，需要進行具體的分析。第一，在對賭客徵收的稅種中，投注稅與入場稅明顯具有抑制賭客投注意願的作用，對於博彩業的發展不利。因此，除了可以從防止問題賭博的角度，考慮徵收針對澳門居民的入場稅外，這兩種針對一般賭客的稅並不宜為澳門所採用；第二，對於針對博彩企業股東徵收的分紅稅，需要分開來看。一方面，如果股東的收益來自於證券交易，則澳門沒有條件徵收該稅，因為澳門並沒有證券交易所；另一方面，如果股東的

6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收益不是來自於證券交易，則已經被包含於澳門的博彩補充稅之中，沒有必要開徵此稅；第三，對博彩員工徵稅，在政治上不具可行性，在經濟上，由於所徵收的數額不高，對於增加的財政收入沒有實際意義；第四，加徵酒店房間稅，等於抬高酒店房間的價格，不利於澳門吸引遊客，與澳門建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不符，亦恐為澳門所不能取。除了上述稅種以外，值得探討的，衹有博彩收益稅與娛樂稅。以下將分析博彩收益稅與娛樂稅的利弊，供政策制定者參考。（一）博彩收益稅理論上看，針對賭客的博彩收益徵稅，支持與反對的理由都存在。支持徵稅的主要理由是：（1）增加稅基，從而增加政府稅收；（2）博彩收益為納稅人提供了繳稅的資源；（3）博彩收益與薪金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個人收入。而反對徵稅的主要理由是：（1）對博彩收益徵稅妨礙博彩活動。因此，有可能降低政府徵收的博彩特別稅；（2）對博彩收益徵稅鼓勵賭客到地下賭場賭博，因為在地下賭場贏錢不用繳稅；（3）對博彩收益徵稅是不公平的，因為如果賭客輸錢，政府向博彩企業徵收博彩稅；而賭客贏錢，政府又徵收所得稅。 對於針對博彩收益稅的經濟效益，目前還缺乏實證研究。從世界範圍的徵稅實踐看，有些國家針對博彩所得的收入徵稅。例如，美國把博彩收入視同個人所得一樣徵稅，中國內地對彩票獎金作為個人偶然所得徵收所得稅，而另外一些國家則不對博彩收益徵稅，例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澳門是否應當徵收博彩收益稅？筆者認為，如果澳門的博彩收入持續大幅度下滑，可以考慮對一定數額以上的博彩收益徵稅。儘管該稅種對賭客來澳門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可能不是賭客參與博彩所考慮的主要因素。當然，是否以及如何開徵此稅種仍然需要進行科學細緻的論證。（二）娛樂稅美國內華達州徵收“現場表演娛樂稅”（live entertainment tax）。該稅的源頭是美國聯邦政府於 1918－ 1965年之間徵收的“夜總會娛樂稅”（cabaret tax），最初對夜總會的門票徵稅，後來對夜總會內出售的食物、飲料及服務徵稅。1965年，美國國會以該稅對職業音樂家的僱傭不利為由予以取消。但內華達州政府決定繼續徵收該稅種。1965年，內華達州政府通過法律徵收“賭場娛樂稅”，衹對賭場內的夜總會等類似娛樂機構徵收。 2003年，內華達州政府取消了“賭場娛樂稅”，改徵“現場表演娛樂稅”，徵稅對象擴大到賭場外的夜總會等表演場所。衹要有現場表演，則其門票收入及其場所內出售的食品和其他商品均被徵收10%的稅。但是，如果該表演設施的容量超過7,500人，則門票收入的稅率是5%。現場表演包括唱歌、跳舞、動作表演、雜耍、動物表演、體育賽事、喜劇小品表演、魔術和互動式打碟。但有些表演，例如，非營利或慈善性質的表演、拳擊賽事、購物中心公共區域的表演（例如鋼琴演奏）、貿易展覽會上的表演、食品和產品展示會上的表演以及餐館內為營造氣氛而進行的表演等，則不被列入徵稅的範圍。Larry Kreiser & Emmy Jowitt, “The Taxation of Gambling Winnings i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Comparative Study,” The International Tax Journal, Vol. 19, Issue 3, 1993.Lionel Sawyer & Collins, Nevada Gaming Law (3rd edition), Lionel Sawyer & Collins, 2000, pp. 380－383.Jennifer Roberts, “A Primer on The Live Entertainment Tax,” Nevada Lawyer, May 2015.

61賭收下跌背景下的博彩稅調整之探討從內華達徵收該稅的歷史看，“現場表演娛樂稅”對州財政的貢獻還是比較大的， 1993到1994年間，內華達州的娛樂稅位列所有稅收的第三位。 2014年，內華達州的娛樂稅為 1.5億美元，位列第五，前四位分別是銷售和使用稅9.7億美元、博彩稅7.2億美元、非金融領域的生意稅 3.6億美元、保險稅 2.6億美元。 該稅的主要缺點是徵收不方便。一方面，企業需要把娛樂收入與非娛樂收入區分開，必須建立不同的帳戶；另一方面，政府審計、檢查、調查企業的帳戶，需要一定的人力及費用。從澳門的情況來看，至少在目前，現場表演還沒有形成規模，開徵此稅意義不大。但是，隨着非博彩因素的增加，不排除澳門將來有徵收此稅種的可能。四、結語博彩是澳門的支柱產業，它支撐着澳門的經濟、就業與社區發展。因此，在考慮稅收問題的時候，應當把稅收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放在首要位置考慮，而不應採取殺雞取卵的辦法，一門心思增加政府稅收。從這個原則出發，筆者認為，在目前階段，澳門博彩稅，尤其是針對博彩企業的稅種，調整的空間不大。澳門針對博彩企業徵收的稅種，相對於週邊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對手而言，已然處於較高的水平，恐不宜調升，相反，應當考慮調降。對於針對賭客的稅種，例如，博彩收益稅，在充分論證其影響的前提下，可以考慮徵收。對於博彩業有密切聯繫的稅種，例如娛樂稅，雖然有一定的潛力，但目前仍在發展當中，徵收該稅種的時機尚不成熟。因此，在目前賭收下跌的背景下，為了保證特區政府財政穩健，恐怕需要多從節流方面下工夫。與此同時，積極研討徵收新稅種的可行性。[ 責任編輯　李智能]Anthony N. Cabot, Casino Gaming: Policy, Economics, and Regulation, UNLV International Gaming Institute,William F. Harrah College of Hotel Administration, 1996, p. 470.Nevada Resort Association, “How Gaming Benefits Nevada,” available at: http://nevadaresorts.org/benefits/taxes.php.梁維特：《調賭稅需科學基礎》，《澳門日報》2015年 1月 19日A10版。

6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摘 要] 粵港澳地區是中國最重要的發展中的政經單元之一。區域內的競爭與合作對於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政治穩定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競爭的利弊與合作的癥結在哪裏？中央如何在保證公平競爭的基礎上促進粵港澳各政經單元的合作？中央介入區域協調的思路、時機和方式有何新動向？以港珠澳大橋工程項目為例對上述問題作初步的探討，並強調有必要從調動區域競爭與合作的視角重新審視央地關係的制度框架：中央政府應在區域規劃和重大項目決策中保持主導權，同時允許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中有一定的靈活性。[關鍵詞 ] 粵港澳　區域協調　中央介入　港珠澳大橋長期以來，廣東與港澳之間既有合作也有競爭。廣東省人口是香港的十餘倍，而土地面積則是香港的170倍。近現代前的兩千多年，廣州一直是華南地區政治與經濟的中心，衹是到了近現代，香港纔逐漸獲得特殊的經濟與金融中心的地位。澳門的體量雖小，但也在三地互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鴉片戰爭前，澳門的通商口岸功能與其在廣東及周邊地區對外交流中的地位高於香港；及至近現代，澳門在經濟與文化等方面均對珠江西岸地區產生深刻影響。目前，澳門因其發達的博彩業及相關旅遊業在全國經濟格局有其獨特地位。1996 年，廣東省政府進行“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域城市群規劃”，強調提升以廣州為核心的中心都會區在整個珠三角城市群的地位。此後的城市規劃基本上都朝着這個方向發展，主要基建包括廣州內環高速公路、華南快速幹線、新白雲國際機場、番禺南沙港計劃、廣州北站等，種種規劃目的都在於加強廣州在華南地區交通樞紐的核心地位。 可以說，如果港澳珠大橋的修建是單方面強化香港而不是廣州在華南地區的樞紐地位，或是強化澳門的區域優勢，則廣東省可能持相對保留的態度。粵港澳競合發展的新趨勢──以港珠澳大橋為例何力武　 劉　驥　 官　華 作者簡介︰何力武，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區域經濟學博士。廣州　510275；劉驥，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駐訪學者，比較政治學博士。杭州　310008；官華，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廣東省中山市廣播電視大學校長。中山　528403本文受到華南理工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2015QNXM02）、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資助項目（2015M582373）的資助。孟慶順、雷強：《粵港澳關係的歷史變遷》，《當代港澳》（廣州）2003年第 1期。傅晨：《廣東城市化發展戰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 1頁。‧ 城 市 競 爭 力 研 究 ‧

63粵港澳競合發展的新趨勢──以港珠澳大橋為例然而，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思考，香港的交通發展疏離於整個華南地區，再加上香港經濟中心地位的逐步喪失，對國家的政治穩定與國際影響均有不利。澳門也存在類似情況，因為同樣位於國土空間的沿海末梢，加之自身面積狹小，能夠吸引的物流、人流數量有限。從全域來看，香港與澳門的長治久安關係到“一國兩制”的成敗，中央必須通過區域協調來促進粵港澳之間的合作，保障香港在區域經濟格局中的獨特地位，同時確保澳門不會成為未來全國性交通規劃和交通發展格局中的孤島。 2002 年 1 月，經香港特區政府向國務院提出請求，成立了“內地與香港大型基礎設施協作會議”，達成了開展香港與珠江三角洲西岸陸路運輸通道的研究共識。這標誌着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粵港澳地區交通發展的競爭與合作。一方面，中央促進地區競爭，可以實現發展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促進合作以及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可以促進整個地區共同富裕，保持社會穩定，維持地區整體的國際影響力。那麼，中央如何在確保競爭的基礎上促進粵港澳政經單元的合作呢？要回答“如何”，必須明確如下兩個前置性問題：粵港澳彼此之間最容易針對甚麼開展競爭？粵港澳尋求合作的最大動力是甚麼？中央衹有明確三方競爭與合作的焦點，纔能發揮自身在權威、財力以及話語上的優勢，實現“四兩撥千斤”的區域治理效果。一、改革開放以來的粵港澳競爭與合作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香港與澳門一直是內地與國際經濟體系連接的紐帶和橋樑，在推進內地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珠江三角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區。港澳企業抓住內地改革開放的機遇，將生產環節轉移到珠三角地區，形成了港澳與廣東珠三角地區之間在製造業領域的“前店後廠”式產業分工合作體系，開啟了粵港澳區域合作的進程。這種以比較優勢為基礎，以國際市場為導向的區域經濟合作不僅推動了珠江三角洲地區快速工業化和經濟高速增長，快速發展成為“世界製造業基地”，同時助力香港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中心轉變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這一階段，廣東憑藉着廉價勞動力和相對充足的土地資源，在發展低端製造業或出口加工方面，與港澳原有的製造業出現了競爭關係，但港澳企業主將劣勢轉變為優勢，通過產業空間轉移，在大陸投資建廠，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港澳的回歸和以中國加入WTO為標誌的內地市場的全方位開放，為內地與港澳地區經貿關係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和挑戰。以內地市場局部開放為基礎的“前店後廠”模式，已經不再適應新形勢下內地與港澳經濟發展的要求。 2003年 6月和 10月內地先後與港澳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這標誌着港澳與中國內地的經貿關係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2009年 1月 1日起正式實施《〈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五》（以下簡稱“《〈安排〉補充協議五》”），標誌着內地與香港的合作延伸至服務業領域。2008 年年底，國家頒佈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首次將與港澳緊密合作的相關內容納入珠三角的發展規劃，提出了“推進與港澳緊密合作、融合發展，共同打造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的發展定位；在具體發展策略上，要求珠三角發展要與香港發展相配套，同時在國際航運、物流、貿易、會展、旅遊等方面要與港澳實現錯位發展；在具體的合作領域，希望從“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對接、加強產業合作、共建優質生活圈和創新合作方劉良山：《合作共贏──改革開放 30年粵港澳經貿合作回顧與展望》，《南方論刊》（廣州）2008年 12期。

6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式”等方面，全方位推進珠三角與港澳更緊密合作。隨後在2010年和2011年，《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以及《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分別簽署，標誌着粵港澳合作又上了一個臺階。在粵港澳三地政府搭建平臺加強合作的同時，三地在消費層面的競爭關係也日益加劇。以2009 年開始執行的深圳居民赴港“一簽多行”政策為例，其初衷是中央政府希望通過調動深圳居民消費能力促進香港相關行業發展，但深圳本地消費能力的外流勢必不利於深圳本地相關產業的發展。因此， 2014年深圳前海開始構思成立大型“港貨購銷中心”，主要對象是深圳和珠三角居民，力求將本地居民的消費留在本地。由上可知，粵港澳關係的分期特徵為：（1）改革開放之前，粵港澳三地衹能基於國家層面的外交關係開展合作，粵與港澳之間因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各異，會存在政治性的對抗，但幾乎不存在發展機會和發展資源方面的競爭；（2）改革開放之後到回歸前，粵港澳在以資本投資為引導的自發市場行為的推動下，逐步形成了“前店後廠”跨界地區垂直分工合作體系，當然廣東的快速工業化擠佔了原本屬於港澳製造業的國際市場機會和發展空間；（3）回歸以後，最重要的是廣東省發展水平快速提升，憑藉着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土地價格，再加上優惠政策，與港澳在國際航運、物流、貿易、會展、旅遊等更為廣泛的產業領域形成了較為激烈的競爭關係，隨後，中央則希望粵港澳三方能夠通過“銜接配套、錯位發展”深化合作關係。回溯歷史，展望未來，粵港澳競爭與合作的收益在於：對中央而言，廣東利用緊鄰港澳的優勢，將改革開放政策轉變為切實有效的實踐，從而帶動了全國的改革開放，並通過三地優勢資源的整合，有望提升該區域的國際競爭力，更好地參與到國際競爭合作中；對廣東而言，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享受到了諸多優惠政策，實現發展水平在大陸的長時間領先，同時通過吸引港澳投資，實現了自身技術水平的提升和產業的升級；對港澳而言，則意味着獲得了廣闊的發展腹地，無論是在粵投資的港澳商人，還是將業務面向珠三角地區的港澳企業，都實現了快速的發展。同時，其潛藏的風險在於：香港的功能和地位逐步被深圳和廣州取代，特別是前海將憑藉着低廉的人力成本和相容性的制度優勢，衹要國家放開相關領域的政策限制，給與足夠的政策創新空間，前海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香港；澳門因自身發展腹地的限制，越來越依賴珠海，如果珠海的橫琴島獲得發展博彩業的政策許可，澳門的發展將遭受重創。在這樣的背景下，港珠澳大橋的決策過程對於理解粵港澳競爭與合作具有獨特的啟示性意義。一方面，港珠澳大橋是港澳回歸之後在“一國兩制”條件下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其超過三十年的漫長決策和建設經歷，可以說是跨界地區各核心城市之間的競爭與合作的縮影。另一方面，港珠澳大橋相關政府間的互動情況正好揭示了粵港澳地區跨界合作的制度困境。 港珠澳大橋的決策過程充分暴露了大珠三角跨界區由多級政府及不同利益集團共同參與管制，缺乏有力的區域性協調機構，所以港珠澳大橋的關鍵決策纔需要中央政府發揮主導作用。由此，詳細梳理港珠澳大橋的政策過程，將有助於我們探究中央政府在推動區域競爭與合作中的方式和意圖的新趨向。官華、唐曉舟、李靜：《粵港政府合作機制的變遷及制度創新》，《當代港澳研究》（廣州）2013年 4期。《前海擬建港貨購銷中心　進口奢侈品有望便宜買到》，《新快報》（廣州）2015年 3月 11日A06版。楊春：《多中心跨境城市─區域的多層級管治──以大珠江三角洲為例》，《國際城市規劃》（北京）2008年第 1期。

65粵港澳競合發展的新趨勢──以港珠澳大橋為例二、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意向及三地決策階段筆者將港珠澳大橋的政策過程劃分為：項目意向、三地協調決策、中央協調決策、項目建設和項目運營五個階段， 分別簡述每個階段的政策過程， 分析粵港澳的合作動力和競爭焦點，並展示中央政府在其中所採用的協調方式及其對粵港澳三方合作和競爭的影響，為後續分析中央政府的意圖提供現實素材。（一）項目意向階段港珠澳大橋正式的政策過程可追溯到“內地與香港大型基礎設施協作會議”這一機制的設立，之前的二十餘年基本上屬於民間討論階段。 2002 年 1 月，中央政府應香港特區政府的要求，在北京成立了“內地與香港大型基礎設施協作會議”機制，並於 1 月 31 日在北京舉行了首次會議，內地代表團由國家計委副主任張國寶主持，港方代表由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擔任。會議機制成立後，分別在北京、廣州和上海舉行過會議。第三次會議，即 2002 年 9 月 20 日在上海，決定開展“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西岸陸路運輸通道”的研究。 2002年 11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訪港期間，公開表示支持港珠澳大橋建設。 2003年 7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區政府共同委託完成了《香港與珠江西岸交通聯繫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港珠澳大橋具有重大的政治及經濟意義。2003年7月31日，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內地與香港大型基礎設施協作會議上，粵港澳及珠海市代表正式聲明港珠澳大橋的必要性及迫切性，並一致認為，港珠澳大橋具有特別的政治和經濟意義，可實現多項社會經濟效益，項目應及早進行。 2003 年 8 月 4 日，國務院正式批准同意三地政府開展港珠澳大橋的前期工作，並建議粵港澳三地成立“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全面推動各項前期工作。由此標誌着項目意向階段的完美收官。此階段的政府間關係如圖 1 所示。圖 1  項目意向階段政府間關係有關決策基本信息來自於港珠澳大橋管理局網站：http://www.hzmb.org/cn/default.asp。政府間關係的梳理參考：官華、李靜、蔡靜雯：《區域合作中的中央權威與區域協調──港珠澳大橋協調機制變遷案例分析》，《地方財政研究》（瀋陽）2015年第 8期；邱大燦、程書萍、葛秋東：《大型工程前期決策綜合集成管理模式研究──港珠澳大橋建設管理理論思考》，《建築經濟》（北京）2011年第8期；楊愛平：《從垂直激勵到平行激勵︰地方政府合作的利益激勵機制創新》，《學術研究》（廣州）2011年第5期；陳瑞蓮、楊愛平：《論回歸前後的粵港澳政府間關係──從集團理論的視角分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04年第 1期。表態支持國 家 領 導 人國 務 院香 港 特 區 政 府內 地 與 香 港 大 型 基 礎 設 施 協 作 會 議影響指派請示國家發展改革委會議制度國務院其他部門廣東省政府澳門特區政府珠海市政府徵求意見提交成果　　　　共同委託　　　　協商確定國家發展改革委綜合運輸研究所

6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此階段政策過程的要點可總結為：首先，香港利用高層次會議提出議題，獲取中央政府層面的重視，並使之成為一項國家事務；隨後，國務院委託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香港特區政府共同進行項目必要性的論證，而同期國家領導的明確表態加速了項目論證的進展；最後，香港又以高層會議的形式，假借中央權威，向涉事各方施壓，並發掘各方的共同利益，形成聯合之勢，向國務院爭取對項目的認可。此階段推動粵港澳三方面進行合作的核心動力有如下兩點：一方面大橋的修通可以提升香港與粵西之間、澳門與香港及粵東之間的交通聯通水平。大橋建成後，珠海至香港的車程將由目前的三個半小時縮短至半小時，港澳兩地經由陸路的往來車程將由現時的三小時縮短至一小時以內，同時拓展各方城市發展的空間，均有利於各方自身發展的利益； 另一方面，項目獲得中央層面的認可、政策支持，有利於項目自身前期及後續工作的推進，更有可能進一步爭取到中央在建設資金方面的支持，從而為涉事各方節省大量的政府間協調運作成本甚至未來建設項目的財政投入。粵港澳三方的競爭焦點在於對項目緊迫性的認識不一致：香港、澳門包括珠海都希望盡快上馬建設港珠澳大橋；但廣東從優化全省交通格局，綜合經濟效益和帶動地區發展的考慮，認為深中通道在建設時序上應優先。依據廣東省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十二五”規劃來看，深中通道是全省兩大主通道之一──沿海主通道的關鍵工程，  而港珠澳大橋既不屬於廣東省的主要通道，同時也未納入全省的重要通道。從中也可確認，廣東省對深中通道的傾向性態度。但就深中通道的建設，廣東省內各市也因利益競爭，意見並不統一，其中主要是廣州市為了確保南沙港的通航條件，始終堅持全隧道的A4方案， 客觀上也增加了中央的決策難度。在項目意向階段，中央與香港共同搭建高端協商平臺，這種方式無論在新中國歷史上還是在央地關係這一領域均具有首創性，因此在政治儀式上進一步提升了香港在粵港澳地區中的政治地位。反過來看，香港正是憑藉着這一政治地位，推動了港珠澳大橋動議進入國家層面的政策過程，後來香港也是憑藉着這一政治地位，推動中央在港珠澳大橋具體方案的選擇中傾向於香港的利益。從中央的層面來看，一方面中央為確保這一項目的絕對優先地位和儘快建成，在關鍵事務（如橋位選址、建設資金分擔、深中通道的建設）的決策上，完全採取黨國利益決策模式，對地方的利益和聲音採取了強勢壓制的態度，一定程度上違背當地發展實際的需求，中央全然不顧跨廣東省科學院廣州地理研究所的吳旗韜等學者利用交通可達性模型類比發現：在大珠三角城市中，香港與珠海的時間可達性提高最多，而其他城市則影響較弱。以集裝箱貨車為例，港珠澳大橋的建成可以讓27.5%的大珠三角區域實現總運輸費用的下降。另一主通道為京港澳主通道。省交通廳公路局基本建設處處長黃淩在公開會議上透露，項目方案充分聽取了深圳、廣州、東莞、中山四市的意見。深圳、東莞、中山三市支持A 3方案（橋隧結合方案），廣州考慮到對南沙港發展的影響，要求A 4方案（全隧方案）。交通廳高度重視廣州的意見，專門請國際專家對通航進行前期論證。論證結果，目前的通航高度73.5米，能夠滿足廣州南沙港未來的發展需求。深中通道的三次磨難：第一次磨難是，雖然深中通道更早提出，但後來要建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被延緩了。直到2008年，國務院批復《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後，廣東纔公開提出深中通道的建設。後來由於深茂鐵路的原因，公鐵共用的通道建設，引起了廣泛爭議，但又耽擱了一下。第三次磨難是，在深中通道的徵求意見階段，廣州提出南沙的發展可能會受到“東隧西橋”的制約，又耽擱了比較長的時間。首先是地方的意見必須高度統一，衹要有不同聲音，中央就會往後放，就會反覆論證。

67粵港澳競合發展的新趨勢──以港珠澳大橋為例江交通需求快速增長的事實以及廣東優化全省交通格局的良好謀劃，一味壓制深中通道的前期工作；另一方面，客觀上對三地形成了加快推動港珠澳大橋進程的政治壓力，從而推動三方加強協調合作。（二）三地協調決策階段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以下簡稱協調小組）的組建，意味着前期工作階段的正式開始。 2003 年 8 月 5 日，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六次會議在香港召開，兩地高層就港珠澳大橋進行正式交流並決定：成立“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由香港擔任召集人，粵港澳三方各派三名代表為成員，以協調和全力推進大橋建設的前期工作，包括經濟效益、走線、環保及水文等各方面的研究；大橋的前期工作費用，由三方分攤；報告完成後，報國家發展改革委申請立項。2003年8月29日，由香港特區政府、廣東省政府及澳門特區政府代表組成的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第一次會議在廣州召開，與會代表就港珠澳大橋前期各項工作交換意見。2003年10月12日，協調小組在珠海舉行了第二次會議，各方就有關事宜做了進一步研究，並部署了下一步成立辦公室的工作。 2004年 3月，協調小組辦公室成立，全面啟動港珠澳大橋各項建設前期工作。 2004年 8月，經粵港澳三方認可，由原廣東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長朱永靈出任協調小組辦公室主任。隨後，協調小組辦公室承擔起艱巨的大橋前期工作任務，協調三地政府逐項解決了兩岸登陸點、橋位方案、投融資等多個重大問題。此時形成的政府間關係如圖2所示。圖 2  三地協調決策階段政府間關係此階段粵港澳三方能夠有效合作的主要動力在於：一方面，由國務院批准推動大橋的前期工作，在客觀上為大橋前期工作營造了良好的氛圍，無論爭取省級職能部門的配合還是爭取中央各部委的支持，三方均處於較為有利的形勢，因此均希望加快推進前期工作；另一方面，前期工作階段的早期事項尚未涉及各方的核心利益，彼此開展合作的難度並不大。但客觀地講，這一階段並未取得太大的工作實效，大部分工作停留於決策預備階段，真正實現決斷的事項並不多。此階段，三方彼此開展競爭所圍繞的焦點是橋位走向。港珠澳大橋從建議提出開始，前後產生了十多個代表各方利益的大橋路線走向和落腳點方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凸顯香港利益的“單廣東省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 澳門特區政府國務院有關部門聯合成立技術論證監督指導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請示匯報 指派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各領域專家 研究論證單位 國內外諮詢機構提交成果 委託 技術支撐系統支持 支持

6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Y”方案和凸顯深圳利益的“雙 Y”方案。所謂“單Ｙ”方案，就是大橋一頭通香港新機場的石灣，兩頭分別通珠海和澳門，“雙Ｙ”方案是在大橋一頭連接珠海、澳門的基礎上，另一頭分別連接香港、深圳。“單Y”與“雙Y”的區別在於是否把深圳納入港珠澳大橋之中。香港提出，建“雙Y”成本太大，應當採用“單Y”方案，即東岸衹連接香港。實際上，橋的成本並不是癥結所在， 橋背後的經濟效益纔是焦點。香港的利益很明顯：如果大橋東側衹連接香港，珠江口西岸的物流、人流要去深圳仍需繞行虎門大橋，而去香港則有直接通道，無疑會吸引物流和人流向香港聚集，擴展香港有效的經濟腹地，這對深感“邊緣化”危機的香港是千載難逢的機遇。相反，如果大橋同時連接香港、深圳，深圳較低的費用、不用通關等便利，有可能產生分流效應，對香港的影響是很大的。此階段中央雖然沒有直接介入，但影響依然存在：一方面，前期工作協調小組經由中央批准成立，從而加強三地政府的重視程度，並提高了前期工作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就具體的事項推動而言，三地政府高層正是感受到中央重視的潛在政治收益或政治壓力，所以以高層協商的方式迅速做出回應，決定前期工作協調小組成立的具體事宜，為隨後具體工作的開展創造省內（或特區內部）的良好政策條件。但是這種協調模式也暴露了兩方面的不足：一方面，香港牽頭機制造成不對等的合作關係，存在損害廣東利益的潛在危險；另一方面，協調小組僅對三地一致同意之事項進行決策，效率較低，關鍵事項難以過關。三、中央政府決策、項目建設及未來運營階段（一）中央政府協調決策階段進入2006年，粵港澳三方就大橋口岸設置及查驗模式以及融資爭執不下，大橋決策進展受制。為加速推動港珠澳大橋項目的進展，2006年12月，國務院決定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成立港珠澳大橋專責小組（以下簡稱專責小組），成員單位為交通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重大問題的協調。此階段各級政府間的分工如下：（1）中央政府負責批准項目基本設想，指導簽訂三地協調方案，指導和處理有關項目的法律和公權事務協調方案的確定，並在三地意見不一致時進行必要的協調溝通；（2）專責小組中的成員部門及有關部門主要根據中央批准的方案、三地協議，分別行使基於憲法和機構三定方案明確的有關職責，落實相應的政策支持；（3）三地政府則主要根據三地協議和相關屬地法律，共同和分別落實有關工作，包括政策實施、財務支持等。如圖3所示：在網絡的公開討論空間中，有網友發問：既然抱怨成本太高，香港為甚麼一定要堅持讓自己的建築工人來參建呢？他們的工資比深圳的公務員還要高。如果以技術和管理水平作為門檻，顯然是說不過去的，因為中國大陸的建築工人已經得到全世界的認可，而且剛剛建成當時的世界第一跨海大橋──杭州灣大橋。因此，允許由內地工人來建，成本可以節約許多。

69粵港澳競合發展的新趨勢──以港珠澳大橋為例圖 3  中央協調決策階段政府間關係隨即於 2007 年 1 月 9 日，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在廣州召開。會議明確在口岸查驗採用“三地三檢”模式的原則下，建議了三地口岸的選址，同時建議了投融資的基本方案，即三地政府分別負責口岸和連接線的投資，大橋主體按照吸引企業、社會投資為基本模式，有效加快了項目的進程。此階段三方政府合作的動力來自兩方面：一方面，各方從自身利益出發，還是希望能儘快推動大橋的建設；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直接參與協調機構的組建以及項目重大決策的協調，也給各方造成了外部壓力。此階段三方主要圍繞口岸設置和融資模式開展競爭。口岸設置原本設想的“一地三檢”，由於各方認識的分歧，變為“三地三檢”模式。所謂“一地三檢”，即是將粵港澳三地的口岸設施集中建設在一個地方，而“三地三檢”則是由三方在各自海域填海修建口岸人工島，建設口岸、聯檢大樓和停車場等設施。三地三檢顯然違背“壓縮時空距離、提高通行效率”的建橋初衷，同時因大橋兩岸同時建造三個口岸，勢必使建造成本大幅提高。至於大橋融資，各方都想付出最低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回報，從而難以達成一致行動。 其核心問題有三個：一是資金的來源，二是各方承擔的比例，三是投融資的模式。港珠澳大橋確定了走向、口岸設置方式和工程設計後，因需要增加兩個人工島，同時加上通貨膨脹因素，造價比原來預計增加了很多，方案估算總投資為 726.67 億元人民幣；預計日車流量達 5 － 6 萬輛，估計要三十六年半纔能收回成本。但實際上，受三地互通車輛的配額限制，這一車流量是無法達到的。據媒體公開的資料，擁有粵港兩地車牌的汽車數量約為26,000輛，粵澳車牌數量約為9,000輛，而配額的增加牽涉港澳地區的交通負荷、廢氣污染等問題，通過難度較大。因此，投資回報率偏低，社會出資的意願不高。在此背景下，香港向中央和粵澳兩地政府提議共同集資，而廣東因未能爭取到“雙 Y”線路方案，主動出資意願不強，大橋融資陷入困境。此階段採取中央協調決策模式的主要優勢體現在：中央政府的強勢介入，有利於快速決斷重溫陽、戴大雙、陳炳泉：《港珠澳大橋項目融資模式的啟示》，《項目管理技術》（北京）2008年第 12期。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請示匯報 指派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各領域專家 研究論證單位 國內外諮詢機構提交成果 委託 技術支撐系統支持 支持聯合成立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交通部及國家其他相關部門 粵港澳三地政府指導 請示匯報

7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大爭議，加快前期工作的進展；中央政府更加公正，在口岸設置方面力求尊重各方利益；中央給予實在的財政支持，拿出50億元財政資金作為大橋建設資本金。國家財政資金的介入更是為大橋建設融資進行了有效的背書。由此可見，中央在此階段出錢出力來主持公道，為項目後續推進提供了動力和壓力。（二）項目建設階段2009年10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大橋項目開工，標誌項目前期工作的全面完成，隨即進入項目建設階段。由於大橋建設階段涉及大量具體的工程管理和決策事務，前期工作小組這一臨時性機構顯然難以滿足相關工作要求，因為：一是經費來源沒有正規的財政途徑，一直都以項目資金的形式來保證；二是正式身份的缺失，難以吸引並留住高端人才。鑑於此，粵港澳三地政府於2010年2月簽署的《港珠澳大橋建設、營運、維護及管理協議》決定：在友好協商並按照屬地法律原則下，三地政府共同對港珠澳大橋項目的各項事務進行處理及推進；大橋建設、營運、維護及管理的合作關係和權責；各派代表組成九人的“三地政府聯合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三地委）”， 負責大橋項目的重大事項決策，協調與大橋項目有關的公共事務，下設辦公室，負責對港珠澳大橋管理局（以下簡稱“管理局”、項目法人）提交三地審議的事項進行初審並提出處理建議，處理工作委員會日常事務工作。由於大橋主體位於內地水域，日常管理必須根據內地的法規執行，因此工作委員會召集人由廣東省政府擔當。2010 年 7 月，管理局正式成立，其宗旨為：從三地共同利益出發，按照內地適用法律、三地協議、經國務院批准的大橋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及其補充報告、三地委不時商定的補充協定和安排等，負責大橋主體部分投資、建設、營運、維護和管理的具體實施。儘管管理局不是協調政府間關係的核心，但因具體負責相關工作，其建議及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協調機制的完善程度。圖 4  項目建設階段政府間關係2010年5月24日，港珠澳大橋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廣東省珠海市召開。會議由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主任、廣東省發展改革委主任李妙娟主持。會議宣佈三地委成立，協調小組和三地委進行了工作交接。會議聘任現任辦公室主任朱永靈先生擔任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局長，會議亦一致通過了《港珠澳大橋管理局章程》。2010年 6月，粵港澳三方正式簽署了《港珠澳大橋管理局章程》。技術專家組︰為專責小組、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和項目法人在重大技術方案、施工方案的論證以及重大工程問題的處理措施等方面提供諮詢和技術支持專責小組︰協調項目建設過程中涉及中央事權和相關重大問題三地委︰負責大橋項目的重大事項決策，協調與大橋項目有關的公共事務辦公室︰負責對港珠澳大橋管理局（項目法人）提交三地審議的事項進行初審並提出處理建議，處理工作委員會日常事務工作體 現 中 央 權 威管理局︰負責項目的具體實施和運營管理開 展 區 域 協 調監督、指導、協調直接管理諮詢與技術支持

71粵港澳競合發展的新趨勢──以港珠澳大橋為例隨着三地委和管理局的相繼成立，政府間關係出現四大顯著變化：（1）中央權威的內涵和形式發生了變化。按照國務院對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的批復，在大橋建設期間仍保留專責小組，但因需與中央部門協調事宜的減少，中央權威在這一階段的作用有所弱化，更多地轉向監督目標執行和具體技術服務； （2）設立三地委，由廣東省政府作為召集人，港澳政府參加，協調解決項目建設過程中涉及的重要問題，並對項目法人在海中橋隧主體工程投資、建設管理中的行為進行監管，凸顯區域協調功能的強化；（3）管理局由廣東省牽頭、粵港澳三方共同組建，作為項目法人負責項目的具體實施和運營管理，彰顯管理模式的正規化；（4）大橋主體部分的決策層和執行層的主導權均由廣東省擁有，與前期機構的銜接上，三地委主要接手協調小組的相關工作，而新組建的管理局的人員主要來自於協調小組辦公室，從而有利於具體工作的銜接。至此形成以“專責小組──三地委──管理局”為核心的政府間關係，如圖 4 所示。此階段主要有三方面的力量推動粵港澳合作：一是外部政治壓力。中央在工可報告批復中對大橋建成通車有明確的時間要求，即2016年年底通車，中央對時間期限的硬性要求為推動三方開展合作營造了巨大的外部壓力；二是未來的項目收益。項目的早日建成，可以實現早日收費，三方政府可以實現回收投資成本；三是當期經濟拉動效應。項目建設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所需材料和產品拉動當地產業的發展。此階段競爭的焦點主要體現在如下兩點：首先，三方在推進建設的過程因面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社會環境，從而有可能導致大橋各個部分的建設進度不協調；其次，由於大橋主體部分在大陸水域，建設階段的協調機構三地委由廣東省牽頭，而香港承擔大橋主體近43%建設資金，項目管理方與出資方的分離，可能導致委託方與代理方之間的協調矛盾。進入項目建設階段，大橋能否按期建成通車雖負載了較多的政治意義，但因為事務繁瑣，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這顯然是中央不願意做的；再加上在執行方面給地方留足空間，可以實現較好的激勵，所以中央主要是在特定領域介入項目建設：一方面是監督，以專責小組的形式保持適度介入，負責監督進展，化解合作三方法律層面的問題；另一方面是技術支持，成立技術專家組，給建設過程提供技術服務，確保項目建設有序推進。（三）未來運營階段至於未來運營階段，參照國內較為成熟的杭州灣大橋管理模式，筆者推斷港珠澳大橋將形成如下政府間關係：三地政府委託授權三地委協調解決港珠澳大橋運營過程中涉及的重要問題；三地委監督指導大橋管理局工作，並協調相關職能部門；大橋管理局則監督指導大橋業主單位做好養護工作，並履行部分管理職能，同時接受相關行政部門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指導和監督。此階段推動粵港澳三方進行合作的核心動力就是共同保護大橋設施，保障大橋安全、暢通運營。而三方可能形成的競爭主要表現為如下兩個方面：一是通行車輛配額管理上，廣東省從追求大橋運營收益的角度，希望提高甚至放棄配額；而香港和澳門則出於環保、城市管理的考慮，可2009年12月16日，港珠澳大橋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在廣州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專責小組全體成員，前期工作協調小組全體成員，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粵港澳三方政府代表近50人。隨後，專責小組的相關工作逐步正規化，一般會在每年 11月召開會議，最近一次為 2014年 11月 17日召開的第七次會議。2010年9月29日，由交通運輸部牽頭組織成立項目技術專家組，為專責小組、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和項目法人在重大技術方案、施工方案的論證以及重大工程問題的處理措施等方面提供諮詢和技術支持。

7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能會堅持一定的配額管理；二是後期負責運營的大橋管理局是廣東省屬事業單位，將會與港澳存在委託代理關係中的日常性矛盾。如圖 5 所示：圖 5  項目運營階段政府間關係此階段，中央政府所發揮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收費期限和收費標準的最終確定上。因為大橋主體部分涉及中央、香港、廣東和澳門共同投資，收費期限和標準的確定和調整將突破一般政府還貸公路標準由省級政府許可的常規，需中央政府出面協調三地政府來共同確定。四、中央政府介入的目的、方式及時機由上述大橋政策過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發現：各地自身切實的收益（包括大橋前期過程中各種便利以及建成以後通行條件的改善）以及中央對項目的重視和推動分別是粵港澳進行合作的內部動力和外部動力。各方的利益分歧又是引發三地競爭的焦點。在項目緊迫性上，香港、澳門和珠海都想早日建成，而廣東省基於全省交通格局優化的角度，考慮到港珠澳大橋對其他項目的替代和弱化，希望能先期推動深中通道的建設；在橋位選址上，廣東省希望兼顧多方利益，深圳市也希望分到一杯羹，香港則想獨佔利益，進而強化自身的交通區位優勢，珠海和澳門因為利益變動不大則作壁上觀；對於口岸設置，從遵從市場力量的需求以及照顧民眾出行便利的角度，理應採取“一地三檢”的模式，但是粵港澳三方主管部門出於“劃界清晰、管理方便”的工作需要，不願採取“緊密合作、協同工作”的模式，因此選擇採取“三地三檢”，讓人覺得粵港澳三方在推動區域一體化方面缺乏膽略；具體到融資方案，各方的行為偏好均非常明確，均希望付出最低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回報，依託三方自身的協調，基本上難以實現合作；對於大橋未來的運營，廣東省出於提高大橋車輛通行量、保障大橋收益的角度，希望港澳能夠放棄貨車配額的政策，而港澳則迫於自身區域的環保和城市交通通暢等訴求，難以改變車輛配額的政策。上面都是各地算的“小帳”，中央則出於全國層面的考慮，算的是“大賬”：（1）為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的有效實現，需要保持香港和澳門的相對繁榮，但隨着全國性開放格局的形成，深度融入全球化，港澳已失去在先前局部開放格局中的優勢地位，而且隨着大珠三角其他城市以及長三角、京津冀等地區快速發展，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危險，建設港珠澳大橋的首要目廣東、香港、澳門三地政府三地委大橋管理局港 珠 澳 大 橋大橋業主單位、養護單位交通、公安、海事、港口、海洋與漁業、安全生產等管理部門監督、指導履行部分管理職責委託授權協調指導監督養護 行政管理監督指導

73粵港澳競合發展的新趨勢──以港珠澳大橋為例的就是通過給港澳地區提供重大的基礎條件，提高其擴散效應、拓展其發展空間。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港珠澳大橋的修建在政治上是迫切的；（2）中央從掌控港澳的角度，大橋又應該在適當的時間建成。近年來，香港的“佔中”事件以及港澳地區強調地區自治的勢力進一步活躍，中央需要以適當的方式在適當的時間向爭取獨立的人士和國際社會展示自身對港澳局勢的掌控能力；（3）無論是推動港澳地區的繁榮發展還是有效掌控港澳政治發展局面，有效調動大珠三角地區的合作與競爭無疑是中央可採取的最有效且便捷的方式。從上述角度，我們就能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央在粵港澳之間引發地方競爭和開展區域協調的相關舉措，更可以梳理出中央介入粵港澳區域協調的目的、方式及時機。（一）中央促進地方競爭的舉措港珠澳大橋涉及各方利益。20多年來，先是在要不要建造港珠澳大橋，後來又在大橋的線路走向、投融資方式以及海關的查驗模式上，反反覆覆，各方競爭不斷。 僅大橋名稱從最初的伶仃洋大橋到粵港澳大橋，再到現在的港珠澳大橋，就可看出博弈之激烈。那麼在此過程中，中央又表現出甚麼樣的意圖呢？在大橋線位三方博弈中，中央做出了有利於香港的決定，廣東省衹能“最終要由中央來決定”、“廣東都堅決擁護”、“不會有任何意見”。但一方面，這種競爭格局也促使廣東省和深圳市不斷提出深中通道、深珠通道、深茂鐵路公路橋等更有利於自身利益的項目，積極爭取國家對項目前期工作的支持，並加快相關交通配套工程和線路的建設，客觀上推動了廣東交通事業的發展。推廣至珠三角區域內，中央相繼批准成立三個國家級新區（橫琴，2009；前海，2009；南沙， 2012），表明中央在鼓勵珠海、深圳和廣東在深化粵港澳合作這一主題上開展更為深入而廣泛的競爭，帶動三地進一步改革開放。粵港澳合作新區的成立則表明中央對港澳實施“一石二鳥”的舉措，既是利益誘導，又是競爭威脅，並非單純支持所在城市的發展：利益誘導是指給港澳的商人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引導港澳加強與廣東的合作；競爭威脅，是指隨着資本的流出，導致港澳兩地就業崗位的稀缺，接着導致人才流出，城市產業逐步空心化，迫使港澳兩地加強與廣東省的融合發展。幾乎同時成立橫琴和前海新區，體現了中央分化澳門和香港共同利益的意圖。因為未來隨着港珠澳大橋的建成，兩地交往溝通更為密切，兩地利益會進一步趨同；而前海之後還要成立南沙新區，則體現中央分化香港內部的利益，因為一方面在安撫香港航運派，因大橋建成會讓他們利益受損，另一方面進一步分化和記黃埔和霍氏集團的利益（鹽田港由和記黃埔所有，霍氏集團在南沙有大量投資）。（二）中央開展區域協調的舉措中央推動區域協調的舉措主要是如下幾條：在口岸設置方面充分尊重三方的各自訴求，確保了三地在大橋後期管理上的便捷；中央在大橋主體工程上的高比例出資，一方面是補回因橋位選址給廣東造成的損失，另一方面同樣是為了維持地區公平，不會一味照顧某一方的發展需求。當然深入到各方內部，也存在着各自的利弊權衡。以珠海為例，港珠澳大橋的興建，一方面使珠海首次具備接受香港經濟輻射的條件，一些物流及服務環節不可避免地將會轉移到珠海，其中尤其是對房地產業及旅遊業是最大的利好。這對於珠海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無疑十分有利。然而，另一方面，對珠海的港口，尤其是九州港及高欄港來說，就面臨貨物流向香港的尷尬，因為無論從效率、服務及國際航線的覆蓋率及密度，香港、珠海的港口是不在一個競爭層面的。

7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擴展至對《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編制過程的考察，當時中央派了由國家發改委帶隊的代表團到當地，主導了整個起草過程，目的就是強調，珠三角區域規劃是為了促進珠三角區域內各行政區之間（包括港澳）有效分工以及在未來行政和監管方面的融合，事實上是各種發展機會在各地之間的一種分配。因此相對上海而言，廣州發展成為區域經濟中心要受到更多的制度層面的限制。近期國務院批准成立的粵港澳自貿區，同樣體現中央在協調深圳、廣州、珠海與港澳的合作事項，扭轉前一階段各自謀求發展而形成的過度競爭、重複建設的局面。（三）國家治理與央地關係：中央介入的意義、方式和時機中央介入區域協調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中央政府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權力，其直接介入既能更準確快捷地把握項目建設對政治的影響，同時可以讓各方清楚中央的戰略部署（信號明示功能），有利於提高決策的效率和質量；二是跨界事務，包括諸多直接影響多方利益且超越單一地方政府許可權的事項，涉及多個國家部委或立法機關的協同配合，如重大權屬分配、法律協調等，均需要中央政府出面協調；三是中央政府參與組建協調機構，有助於確保獨立性和公平性，並能從全域出發，有效平衡各方利益，確保協調的權威性與及時性，同時貫徹國家的戰略意圖。總而言之，中央政府介入區域協調的根本目的在於確保全域合作的效率和公平。至於具體的介入方式，以港珠澳大橋的政策過程為例，可以劃分為直接介入和間接介入兩大類。其中，直接介入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種：（1）提出項目：大橋設想由 “ 內地與香港大型基礎設施協作會議 ” 提出；（2）納入規劃和政府工作報告：港珠澳大橋分別納入《國家高速公路網規劃》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9 年 3 月 5 日，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不斷拓展粵港澳三地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加快推進港珠澳大橋、港深機場鐵路、廣深港高速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 2010 年 3 月 5 日，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認真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積極推進港珠澳大橋等大型跨境基礎設施建設和珠海橫琴島開發，深化粵港澳合作，密切內地與港澳的經濟聯繫”；（3）資金支持：大橋主體部分建設所需資本金157億元，其中中央出資50億元；（4）組建協調機構：2006年12月，國務院委託國家發改委牽頭，交通部、港澳辦等部門以及三地政府共同組建專責小組，負責重大事項協調。間接介入方式主要有如下幾種：（1）批准或審查：前期工作和項目工作報告都是由國務院批准同意；橋位、用地、用海、環保、動物保護、通航淨空等都需要經國務院相關部門論證、審查或批准；（2）技術支撐：項目意向階段，國家發改委和香港共同委託國家發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進行必要性研究；項目建設階段，交通運輸部牽頭成立技術專家組，提供技術諮詢。如表1所示：表 1  港珠澳大橋政策過程不同階段的中央介入方式階段 中央介入方式動員決策階段 提出項目、技術支持三地協調決策階段 批准或審查、納入規劃中央協調決策階段 組建協調機構、納入規劃和政府文件項目建設階段 提供資金、技術支持、保留協調機構進行協調和監督項目運營階段 利用協調機構進行協調

75粵港澳競合發展的新趨勢──以港珠澳大橋為例專責小組和技術專家組這兩種非常規方式的出現，體現了中央在介入時機上的考慮。專責小組成立於2007年年初，主要是因為粵港澳三方就大橋口岸設置、查驗模式以及融資方案爭執不下，大橋決策進展受制。隨即於2007年1月9日，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明確在口岸查驗採用“三地三檢”模式的原則下，建議了三地口岸的選址，同時建議了投融資的基本方案，有效加快了大橋的決策進展。2010年9月29日，港珠澳大橋技術專家組專家聘任儀式在北京舉行，專責小組組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出席並發表講話，明確表示成立技術專家組的主要目的就是為港珠澳大橋提供最強大的智力支持，保證大橋按既定目標順利建成。（四）中央政府的介入確保權威的一致性以港珠澳大橋的政策過程而言，粵港澳三方基於各自利益，充分表達意見。從投融資方案來看，粵港澳三方也根據各自未來收益承擔各自的出資責任，廣東省更是以技術困難為由，就大橋建成通車的時間同中央進行討價還價，形式上表現出權威碎片化的特徵。但當三方就重大事項爭執不下、影響合作的時候，中央政府則以成立協調機構、技術專家組等方式直接介入，提供支撐，加快決斷，以確保中央目標的實現。由此可見，中央政府憑藉權力等級優勢以及雄厚的財政實力和技術力量，保持了權威的一致性。但就中央介入的具體手段而言，在從計劃向市場的轉型過程中，國家能力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不再是過去那種命令式計劃，也沒有徹底地市場化，而是通過分稅制、轉移支付、規劃、項目去激勵和控制地方。港珠澳大橋建設的推動過程中，中央政府運用了轉移支付、規劃和項目制等多種手段，是考察國家意願和國家能力的最好案例。[ 責任編輯　李智能]

7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摘 要] 隨着知識產權在全球日益受到重視，臺港澳對於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挑戰涉及當地主管機關的管理體系及其職責。大量實際案例說明，知識產權保護對於企業營銷與盈利的重要性。臺港澳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各有不同，且各自面對不同的難題，而產業結構、執法力度、國際合作以及法規保障四項因素，對於臺港澳的知識產權保護成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關鍵詞 ] 知識產權保護　臺灣　香港　澳門　企業營銷　專利、工業設計、商標和其他形式的知識產權在商業制度和法律保障下，可以如商品般被買賣。處在一個快速向經濟自由化方向移動的世界中，知識產權成為企業或國家／地區經濟體最重要的資產之一（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4）。可以預期的是，包括任何形式的、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貿易將會快速地增加。因此，知識產權體系（Intellectual PropertySystem）不僅被視為一個制度，而且還必須被視為一個有能力的機制。在這個制度下，提供技術、產品、商標和設計的發明者有機會獲得保障並獨佔權利。同時，這套機制也可為知識性產品提供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愈來愈多的企業以非常積極的觀點來看待專利和其他形式的知識產權。尤其對香港、澳門、臺灣這樣地方不大、自然資源較少的微型／小型經濟體來說，要在世界上立足，獲得良好發展空間，就得依賴高知識人才與獨特經營模式等差異化的方式。通過知識產權體系與保障制度，來保持和知識產權有關的競爭優勢，對政府或企業而言都非常重要。保護知識產權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申請專利。申請專利可以使企業取得一定時間段的專有權和壟斷權，也可以防止競爭對手以類似的產品進入市場，以保持自身的競爭力，賺取高額利潤。 例如，美國藥品巨頭輝瑞（Pfizer）公司的著名產品“偉哥＂（Viagra，又稱威而剛），在2014年 5月之前，由於受到專利的保護，其他企業不能擅自使用該配方生產藥物，因此這種治療男性性功能障礙藥物的銷量極好，利潤也非常驚人。僅在2013年的中國市場，就錄得超過10億美元的營業額。然而，在專利到期之後，輝瑞公司的壟斷地位一下就被打破了，多家製藥企業參考其配方，生產類似的產品，進入市場競爭。“偉哥＂的營業額因此下降了超過 30%。由此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競爭力──以臺港澳為例劉丁己 　張家麟作者簡介︰劉丁己，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教與學優化中心通識教育課程協調主任、管理學博士；張家麟，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經濟發展與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科技哲學博士。廈門　361005劉丁己﹕《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助產業多元》，《澳門日報》（澳門）2015年 1月 11日A11版。‧ 城 市 競 爭 力 研 究 ‧

77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競爭力──以臺港澳為例可見專利保護對企業營利的重要性。此外，早在 2013年 9月，微軟公司（Microsoft）已經收購了手機巨頭諾基亞（Nokia）公司大部分的手機業務，並以21.8億美元獲得了諾基亞相關專利的十年使用權。也許有人會有問，諾基亞現在已經不生產手機了，保留這些專利到底有何用處？其實，根據資料顯示，諾基亞當年在中國早已註冊了十件涉及通訊方面的核心專利，因此，一直以來，中國的小米、魅族等知名國產手機品牌在銷售過程中，因為手機製造技術牽涉諾基亞的專利，都得向其支付大約2%的專利費用，否則將會面臨諾基亞公司（現在是微軟公司）的法律訴訟。因此，即使諾基亞已從手機製造商轉型成為服務型公司，但手上持有的專利權仍然可以賺取可觀的收益。申請專利除確保可取得行業壟斷地位外，還能令其賺取特許經營費。來自美國的全錄（Xerox）公司是知名的影印機廠商，早在 1973年便製造出圖形使用者界面（Graphical UserInterface，GUI）的技術，然而當時卻沒有申請專利，直到 1983年蘋果（Apple）公司製造出第一臺搭載圖形使用者界面的個人電腦後，GUI這項技術纔廣為人知。根據統計，由於全錄公司當年沒有對GUI註冊專利，估計已經導致超過至少10億美元的損失。以上例子都展現出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營利的顯著影響。綜合來看，臺港澳三地知識產權保護的挑戰如下﹕（一）臺灣：產業多元，覆蓋面大，保護更須加大力度目前，臺灣在遏止仿冒盜版、教育宣傳、邊境管制、加強與國際交流等方面有顯著成效，深受國際肯定，包括自 2 0 0 9 年起，美國貿易代表署（O ff i c e o f t h e Un i t e d S ta t e s Tr ad eRepresentative）已將臺灣移出“侵害知識產權保護之特別觀察名單＂（簡稱“特別 301監察名單＂）；同時，全球性組織“商業軟體聯盟＂（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近年之報告亦指出，臺灣軟件盜版率持續下降，顯示臺灣警方與海關之執行成效也屢獲肯定。雖然說臺灣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至今成效顯著，但由於產業結構多元、人口眾多，加上網絡環境自由開放，因此依然面臨許多重大挑戰。以專利申請而言，業界專家指出，臺灣仍缺乏一個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獲得創新的全面性價值創造系統，同時也缺乏藉由知識產權來開發業務及追求創新之有意義及長遠的策略。 此外，臺灣許多影視作品的著作權，在海外其他地區所受到的保障仍顯不足，需要繼續加強。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具體行動中，專利申請和商標保護是兩大基礎。由於產業結構和戰略產業特性，近年來臺灣對於與高科技電子產品相關的“積體電路＂電路佈局專利申請，以及相關設計與商標保護有不少進展。在臺灣，衹有少數公司針對知識產權有全方位的投資、經營、保障和長期的策略。關於專利申請部分，臺灣有越來越多的公司投入，但拔尖者仍為少數，鴻海（即富士康）和臺灣積體電路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 上述公司通過對知識產權的保障，將附加價值轉為創造價值，並讓知識產權的價值最大化，因此成為世界一流的領先企業。申請專利不僅創造商業價值，也是一種強而有力保障企業知識產權的法律手段。臺灣向美國申請專利權的數量，長期排於全球前列。臺灣也從機制上加強對知識產權的重視。根據《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臺灣於2013年4月26日杜東佑（R. Thurston）應臺灣科技產業法務經理人協會的邀請，出席研討會，發表題為《新競爭紀元下創新價值之保護》的演講。美國專利暨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USPTO）每年都會公佈世界各國與企業的專利註冊數據。以2013年為例，臺灣的鴻海企業、臺灣積體電路公司所擁有的專利數量，分別排名全球第八、第三十五。

7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2008年成立了“智慧財產法院＂（屬於正式司法體系下的專業法院），主要負責依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理條例、營業秘密法、積體電路電路佈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智慧財產權益所衍生的高技術性相關訴訟事件。智慧財產局派遣數名專利審查官於該法院協助審理案件。此外，高檢署智慧財產權分署亦於2008年成立，並由專責之檢察官負責各地關於侵害智財權之刑事案件的協調整合工作。商標保護也是知識產權保護的重點之一。商標是品牌元素的其中一個重要部分，也是消費者感知品牌、識別品牌的重要媒介。根據消費者調查研究，一件印有耐克（NIKE）商標圖案的白色純棉T恤，和另一件材質完全相同但沒有耐克商標的同類產品，價差可能是八至十倍。可見商標是重要的營銷手段，也是重要的企業利潤來源。企業可以通過法定手續向各國的商標局申請商標註冊，一旦註冊成功，衹有商標的所有人方有使用權，其餘的任何個人、組織一旦使用便是違法行為，將會受到法律制裁。使用註冊商標，消費者能夠輕易地識別該企業，能夠認準牌子進行購物。舉例而言，早在 2001年，臺灣的唯冠公司已在中國大陸註冊了“iPad＂這幾個字作為商標，因此當美國蘋果公司推出其平板電腦（iPad）並在大陸銷售時，就侵犯了唯冠公司的商標。唯冠公司也因此提出訴訟，最後蘋果公司妥協，賠償唯冠公司6,000萬美元，平板電腦iPad才能繼續順利在中國大陸出售。由此可見，受法律保護的註冊商標的確能有效保護企業的利益。臺灣主管知識產權保護的部門是“行政院＂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主要職責包括專利權、商標專用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營業秘密及其他智慧財產權政策、法規、制度之研究、擬訂及執行事項；專利案件之審查、再審查、舉發、撤銷、消滅及專利權之管理事項；商標申請註冊、異議、評定、廢止案件之審查及商標權之管理事項；製版權登記、撤銷、使用報酬率之訂定、強制授權之許可、著作權仲介團體之設立許可、輔導與監督、出口視聽著作及代工雷射唱片著作權文件之核驗事項；積體電路電路佈局之登記及管理事項；智慧財產權觀念之宣導、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之調解、鑑定及協助取締事項；智慧財產權與相關資料之蒐集、公報發行、公共閱覽、諮詢服務、資訊推廣、國際合作、資訊交流及聯繫事項；以及其他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事項。 在臺灣的“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計劃＂中，清楚地指出未來許多需要持續推動的工作。例如，進一步健全知識產權政策及法規，提升臺灣法制質量；加強執行查緝仿冒盜版及辦理司法人員專業訓練，落實知識產權保護；加強邊境管制，減少仿冒品及盜版品交易；持續推動校園保護知識產權行動方案，落實校園知識產權保護；持續推動合法使用電腦軟件等著作、強化網絡著作權保護及輔導建立著作利用授權機制；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增進國際間對臺灣保護知識產權的認識；獎勵創新發明、協助企業落實專利商品化等等。上述議題都是臺灣目前面對的重大挑戰。（二）香港：完善制度、強力執法、國際合作值得借鑑香港連續二十一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第一名， 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系。這種開放性有其一體兩面，因為它也讓侵害知識產權的產品和全球非法貿易活動有可乘之機。美國貿易代表署在 1997年將香港列入“特別 301監察名單＂，表明當年美國認為香港在保護知識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加入WTO十週年實踐入會承諾》， http://taiwan10years.wtocenter.org.tw/opens.asp。知識產權在臺灣稱為“智慧財產權”。臺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www.tipo.gov.tw/。臺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址， http://www.tipo.gov.tw/。Ambassador Terry Miller, Anthony B. Kim, 2015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Promoting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prosperit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5, http://www.heritage.org/index/pdf/2015/book/index_2015.pdf.

79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競爭力──以臺港澳為例產權、執法或開放市場予重視知識產權的人士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不過香港當局迅速做出回應，加強保護知識產權。例如，強化《進出口條例》以及制定《防止盜用版權條例》以打擊非法盜版光碟。香港海關更是成立特遣隊，專責打擊盜版光碟零售黑點。同時也採取多項相關措施，嚴格執法。因此，到 1999年，美國已將香港移出“特別 301監察名單＂。在兩岸四地中，香港可以說是執行知識產權保護行動的“模範生＂，其重大成功來自於嚴格執法、強力取締非法活動，以及緊密的國際合作。在香港，主管知識產權保護的部門是知識產權署。 其主要職責是按照最高的國際標準保護知識產權，使香港繼續成為一個發揮創意和才華的地方，為市民提供高素質和迅捷的專利、商標及外觀設計的註冊服務；提高公眾對保護個人知識產權的意識，尊重別人的權益。香港明確定義“知識產權泛指一組無形的獨立財產權利，包括商標權、專利權、版權、外觀設計權、植物品種保護權及集成電路的佈圖設計權＂。 香港在知識產權的立法、執法和保障上，均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同時有一支龐大的海關執法隊伍，負責知識產權執法。海關致力於掃蕩盜版及冒牌貨品銷售黑點，並與版權業界聯手打擊盜版侵權罪行，有針對性地打擊跨境走私侵權活動。香港對於知識產權保護具有很高的自我要求，有關商標註冊、專利註冊，以及外觀設計註冊的審批處理時間都有明確的說明和規定。 香港除了智慧財產權立法比較完善之外，還適用一些主要的國際智慧財產權條約，例如《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專利合作條約》以及《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議》（TRIPs）等。香港知識產權署與歐美國家、中國內地的合作都很密切。以2013年與2014年為例，香港海關和美國國土安全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積極共享知識產權數據，使在港緝獲的假冒商品數量於過去十年大幅上升。香港海關、歐洲刑警組織（European Police Office， Europol），以及美國知識產權中心近期也聯手破獲了網上兜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大宗案件，香港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來自亞洲的參與該跨國聯合行動的地區。此外，Megaupload職員在美國被控營運網站用以複製和發放受版權保護的電視節目、電影、軟件和音樂。在調查過程中，香港海關和律政司人員與美國聯邦調查局（F e d e r a l B u r e a u o fInvestigation，FBI）和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緊密合作，成功凍結Mega Media Group逾4,300萬美元的企業資產。此案被視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大宗刑事版權案件之一。 除了強力取締、充公貨物，以及嚴格懲處外，香港的知識產權宣傳活動也頗有成效。過去十年，香港街頭假冒商品銷售的數據大幅下降，目前香港已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盜版光碟製造活動。香港和中國大陸包括國家專利局、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國家版權局、廣東省政府公安廳等部門的合作也很頻繁。例如，香港當局和廣東省政府聯合了許多內地商家和企業，連續多年開展“正版正貨承諾計劃＂，同時也建立了“粵港澳知識產權資料庫＂等。香港知識產權署網址：http://www.ipd.gov.hk/index.htm。香港知識產權署網址：http://www.ipd.gov.hk/index.htm。Adelaide Yu, “A Brief Guide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Hong Kong,” Business Law Today,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2013, http://www.americanbar.org/publications/blt/2013/06/05_yu.html.《獨具特色的香港智慧財產權保護》，《中國知識產權雜誌》（網絡版）2007第20期，http://www.chinaipmagazine.com/journal-show.asp?138.html。Hart, C. A. Jr. “Hong Kong’s Role in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IACC) 2014 Spring Conference, May 8, 2014, Hong Kong.

8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雖然香港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但仍有不少改進空間與重大挑戰。例如，每年來往香港和廣東兩地的民眾數量不斷上升，便民過關效率和嚴厲執法檢察兩方面的平衡問題，使海關以及邊境檢察站的挑戰變得更加嚴峻；經香港港口轉運的假冒商品數量，近年有上升的趨勢，每年仍有許多盜版電子產品流入香港； 經香港轉運至歐盟國家的貨品中，如何加强打擊運輸過程中涉及侵犯知識產權的貨物，不僅是目前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分歧， 也是香港的重要挑戰。此外，香港街頭不少地方（如旺角女人街、尖沙咀彌敦道巷子、九龍重慶大廈週邊）仍然零星可見販賣盜版和假冒商品的行為，甚至吸引了許多外國遊客遊覽參觀。上述問題都是香港當局需持續改進之處。（三）澳門：完善知識產權制度，支持多元產業隨着《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影響以及開放自由行的政策，澳門博彩收入不斷增長，以營收而言，數年前已躍升至全球第一。在博彩獨大的產業結構和亮麗的經濟成長數據下，澳門知識產權的問題並不顯著。 但隨着2014年中旬開始的賭收下跌以及經濟深度調整，產業多元發展便更顯重要。對於澳門這樣地方不大、自然資源較少、產業結構較為集中的微型經濟體來說，需依賴高知識人才與獨特經營模式，纔能獲得良好發展。可以預見的是，隨之而來的知識產權議題將逐漸增加。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的未來發展戰略，除了加強非博彩元素，如加大會展業、酒店業、高端餐飲、主題樂園等方面的投資外， 文化創意和中醫藥產業皆是特區政府力推的兩個重點發展方向。中醫藥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有完善妥當的知識產權保護； 而文化創意產業則必須受到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纔能得到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澳門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挑戰在於澳門居民的版權意識相對薄弱、法律相對滯後，以及版權持有者對自身權益保護意識的不足。澳葡時期採用葡萄牙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並於1991年加入關貿總協定。當世界貿易組織於1995年成立時，澳門便擔當了創始會員的角色。直至回歸後，澳門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由《澳門基本法》作出規定。目前特區政府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法律分為兩部分：著作權和工業產權。著作權有兩條法令：第 43/99/M號（文學及藝術之作品以及著作權）及第 51/99/M號法令（對複製設備、錄音製品及錄像製品進行規管）；工業產權法律制度由國家知識產權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共同開展合作及保護。澳門海關為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者，並對澳門製造的產品進行監管。Hart, C. A. Jr. “Hong Kong’s Role in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IACC) 2014 Spring Conference, May 8, 2014, Hong Kong.Naigen Zhang, “Goods in Transit: Enforcement of IP Rights by Customs Officers,”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Vol. 20,No. 2 (2012), p. 257.劉丁己︰《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助產業多元》，《澳門日報》（澳門）2015年 1月 11日A11版。Matthew Tingchi Liu, Tina Tsing Gya Chang, Edmund H. N. Loi, Andrew Chi Hong Chan, “Macau Gambling Industry:Curr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Next Decad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Vol. 27, No. 3(2015), pp. 499－ 512.王一濤︰《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知識產權保護》，“2013年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研討會”，2013年 7月 10日，澳門。李順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文化創意產業與知識產權工作坊”，2011年6月 1日，澳門。黃淑慧︰《澳門知識產權的最新發展》，“2013年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研討會”，2013年7月10日，澳門。鍾靜敏︰《澳門保護知識產權現狀的探討與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澳門科技大學， 2014年。

81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競爭力──以臺港澳為例近年特區政府也有相關的法例出臺。例如，通過《著作權及有關權利之制度》來保護創作者的智力勞動成果，更引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Copyright Treaty）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製品條約》（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Organization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的《修改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法律制度》，讓澳門知識產權保護跟上國際步伐，同時也特意加強保護網絡知識產權，保障著作權人及相關權利人的權益，使澳門的著作保護權制度更貼近新的國際標準，解決因互聯網技術不斷發展而衍生的各種問題。對澳門來說，如果要大力發展文創產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立和實踐將是一個重要考驗。創意由產生至形成作品，需要知識產權制度予以確權，由作品到商品交易，同樣離不開知識產權的保護， 這也將是澳門邁向產業多元發展的基礎工作。在澳門，主管知識產權保護的部門是經濟局知識產權廳。 其主要職責是向經濟局局長提供意見，協助制訂澳門特區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並管理澳門特區的工業產權和著作權，以及相關權利的集體管理機構的註冊。該廳明確界定，“知識產權是指對智力勞動成果所享有的佔有、使用、處分和收益的權利。它是一種無形財產權，與房屋、汽車等有形財產一樣，都受到法律的保護。知識產權主要包括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及商標權等＂。澳門知識產權的保護機制不斷發展，目前也加強了與廣東和香港的合作，合力打擊盜版，並為投資者提供知識產權制度資料與服務。知識產權保護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攸關香港、澳門、臺灣各自產業發展進程與整體競爭力之提升。尤其香港、澳門、臺灣都十分重視且依賴國際投資與國際市場，而知識產權保護又是外國十分重視的環節。同時，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攸關外國產業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以及港澳臺等地的國際聲譽和形象。因此必須長期、持續推動此項工作。國際社會對於知識產權保護議題高度重視，正推動和簽署反仿冒貿易協定（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對知識產權保護有更嚴格的規定。不論是香港、澳門還是臺灣，面對全球化經濟和國際貿易資本流動的格局，都應該持續善盡國際義務，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不能鬆懈。不過，除了政府和企業之外，消費者亦扮演知識產權保護的關鍵角色。侵犯知識產權或者購買盜版產品，從個人角度來看似乎沒有甚麼關係，甚至還能省點小錢，但衹要這種不良行為和交易數量到達一定程度，便會對企業和知識產權保護產生顯著的影響，帶來十分嚴重的後果。因此，除了企業外，消費者也盡可能選購正版商品，絕不能助長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政府在打擊侵權行為的同時，也應該加強公民教育，讓消費者瞭解如何區分正版和盜版商品，明白侵犯企業知識產權的嚴重性。保護知識產權的道路，衹有在政府、企業和消費者的共同合作之下纔會走得更遠更好，企業纔能得到更好的發展。[ 責任編輯　陳超敏]陳子慧︰《知識產權保護與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與知識產權工作坊”， 2011年 6月 1日，澳門。澳門經濟局知識產權廳， https://www.economia.gov.mo/zh_TW/web/public/pg_ip?_refresh=true。鍾靜敏︰《澳門保護知識產權現狀的探討與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澳門科技大學， 2014年。

8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摘 要] 建立服務型政府和有限政府是當前各國（地區）政府機構改革的主要目標和方向。近年來，不斷有聲音批評澳門特區政府體系過於龐大，並提出政府需要精簡架構。因此第四屆澳門特區政府便將“精兵簡政”列為行政法務範疇的施政重點，以秉承“以民為本，科學決策”的施政理念。之前不少學者發現，經濟增長和政府規模存在倒U型的曲線關係，或稱為庫茲涅茨倒U曲線（Kuznets inverted U-curve or Armey-curve），其原因與政府失效和市場失效有關。如果希望經濟增長達至最大化，政府規模便需達到合理化，如善用公共財政便是一項優化政府規模的措施。[關鍵詞 ] 澳門　服務型政府　精兵簡政　政府規模　科學決策　倒U型曲線“精兵簡政”和“善治政府”是第三屆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崔世安在爭取連任時所倡議的，而他連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也提出一系列相關措施，特別指出將重整部門的職能和對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展開研究， 由此說明新一屆特區政府更加關注和回應澳門市民的訴求。政府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當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多數會採用刺激經濟的政策或措施，扮演扶持經濟發展的角色。如現在澳門賭收已經連續十多個月下降，特區政府強調不會削減民生福利援助，更會盡力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從公共行政理論及發展經驗來看，不少學者都認同把新公共管理理念引入政府行政改革，英國便是其中一例。英國政府當時之所以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主要緣於改革前的政府架構過於臃腫，未能有效回應英國市民的訴求。同樣地，現在也有不少市民批評特區政府規模過於臃腫，未能有效回應市民的訴求。事實上，澳門的公務員人數由 1999 年的 1.7萬人， 增加至 2014年 12月的 2.5 萬人。 從前幾年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的縱向和橫向分析──以澳門為例陳建新　 關淑詩　 伍芷蕾 作者簡介︰陳建新，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關淑詩，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伍芷蕾，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鄞益奮：《政府善治與精兵簡政》，《澳門日報》2015年 8月 27日 F04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法務範疇二零一五年度施政方針》，2015年3月，http://www.policyaddress.gov.mo/policy/download/cn2015_aj.pdf。曾慶彬：《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管理變革》，《行政》（澳門）第十六卷，總第六十二期， 2003年第 4期，第 1193－ 1203頁。　　有關澳門就業人口，請參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http://www.dsec.gov.mo），《就業調查》，2014年第四季。‧ 公 共 行 政 研 究 ‧

83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的縱向和橫向分析──以澳門為例開始，社會各界和立法會議員亦指出政府公務員人數愈見膨脹。現時澳門總人口約為63.6萬人， 平均每25.4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公務員，相比其他鄰近國家與地區處於較高水平。當中，受爭議之處主要是政府公共財政在公務人員方面的開支大幅增加，因為公務人員愈多，薪金與津貼的支出亦會同時增加。因此許多市民擔憂，政府公務人員開支的增加會導致政府支出佔GDP比重的增加，進而導致政府規模的擴大及公帑的浪費。經濟增長和政府規模存在一定的時間性依賴，特別是政府規模，其原因是政府規模未必可以很快進行調整。因為政府不一定以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政治事件或行政改革亦成為影響因素。1990年的橫向比較或可反映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情況；2000年的比較或反映東南亞國家以不同策略應對當時的金融危機，有的政府以經濟刺激政策應對，也有些政府以提升政府效率進行應對；到了2012年的比較，或可反映全球化或電子政府服務的發展，讓政府更有可能透過提升政府效率來推動當地經濟發展。一、當前澳門特區政府規模分析政府規模是指由職能和權力配置，按一定組織原則建構而成的政府各組成部分的總和。 評價政府規模，主要的指標有三個：行政機構的數量、政府公務人員佔總人口及就業人數的比例、以及政府總財政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例。 為進一步瞭解現時澳門特區政府規模的相關情況，現就上述提及的三項指標進行考察與分析。（一）行政機構的數量從行政機構數量的指標來看，政府規模指各級所有政府機構的數量和結構。一般來說，政府所設的機構越多，所需的人員越多，公共支出增大，政府規模便會越大，反之亦然。在橫向維度上，每一層級的政府，工作部門數目及內設機構越多，政府規模便會越大。在縱向維度上，層級越多，上下機構的設置便會相應增多，政府規模也就越大。近年來，許多議員都關注到特區政府部門出現架構臃腫、部門職能重疊和隊伍膨脹等問題。回歸後，澳葡政府時期的七個政務司合併為五個，由行政長官領導。 新增的主要部門有監督公務人員依法行政，打擊行賄受賄工作的廉政公署和通過衡功量值式的審計方式監督並推廣公共資源合理利用的審計署。另外，重整及合併部分政府部門有：將治安警察局和司法警察局合併隸屬於警察總局，加強打擊犯罪力度；成立民政總署取代澳門及離島的市政機構。部門的內部重組亦包括司法警察局，將原有的博彩罪案調查處與調查經濟犯罪的偵查部門合併為博彩暨經濟犯罪調查廳。回歸初期，特區政府部門總數由七十一個下降到六十個，降幅為15.5%。其後亦不斷有重組、撤銷及新增部門，機構數量又有所增加。回歸後截至2012年，政府共重組四十四個部門、撤銷二十四個部門及新增設三十一個部門。 如新設禮賓公關外事辦公室，為政府安排禮賓及非有關澳門人口，請參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人口統計》， 2015年 2月。唐鈞、李丹婷、羅傑：《中國政府規模︰比較研究與優化策略》，《國家行政學院報》（北京）2010 年第 1期。龔平、趙蔚平：《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研究報告》（第一版），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03 年。陳瑞蓮、林瑞光：《澳門回歸十年公共行政的改革與展望》，《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09年第5期，第 158－ 164頁。《議員批政府架構臃腫隊伍脹》，《澳門日報》（澳門）2012年7月5日，http://mpaper.org/Story.aspx?ID=308918。

8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外交政策的領事事務管理工作。而現時的重整重點包括：理順民政總署及工務局職能後所設的交通事務局及環境保護局；為加強公共行政改革、法制建設統籌及協調能力，重組行政公職局。截至 2015年，特區政府共有八十五個部門。上述一系列合併、新設、撤銷等重整與改革措施顯示，政府一直致力於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理順部門之間的職責。隨着社會發展，澳門國際化的程度與日俱增，居民、外地勞工及旅客數量的增長、外資流入、產業轉型等為市民的生活環境與方式帶來巨大的變化。在新的社會背景下，一方面出現很多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如交通、住屋、社保等，另一方面市民大眾更清晰自己的公民權利，對政府有更高的訴求和期望。社會問題的日益複雜化與多樣化，要求政府新增相關機構以回應需求，這是導致政府機構數量擴張的一個重要原因。為此，如果一方面政府規模增長被限制，另一方面居民又要求更多的公共服務，這是不現實和違反邏輯的。所以，單從政府部門機構增加的數量來抨擊政府存在規模龐大的問題是不全面的。（二）政府公務人員佔總人口及就業人數的比例從工作人員的數量來看，政府行政人員數量越多，政府規模越大，反之亦然。基於各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和地域範圍的差異，一般都以公務人員佔總人口的比例和公務人員佔總就業人數的比例來衡量政府規模之大小。公務人員佔總人口比例（即“官民比”）越大，則公務員規模越大，也表示政府規模越大。從就業結構來看，政府公務人員佔該國家或地區的總就業人口的比重越高，則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員佔就業人數比例越大，政府規模同樣亦越大。從政府公務人員佔總人口及就業人數的比例來看，澳門人口由1999年的43.8萬人增加30.5%至 2015年 2月的 63.6萬人。 就業人口由 1999年 19.9萬人增加 50.6%至 2015年 2月的 40.3萬人。 同期公務員的人數，由 1999年的 1.7萬人增加至 2014年 12月的 2.5萬人， 增幅為32%。公務人員數與人口數之比為 1:25.4，與就業人數之比為 1:16.1。公務員人數與總人口之比與鄰近國家或地區比較，同為特區政府的香港，於2014年第四季官民比為 1:69.2， 根據2008－2011年互聯網資料整理，以“強政府”著稱的新加坡為1:71.4，日本為1:28.5，韓國為1:84.7。與其他歐美發達國家比較，美國是 1:12.7，德國是 1:13.7。以上的官民比資料範圍是1:12.7 至1:84.7之間。單從數據上來看，澳門的官民比不算很高，亦不算很低。但因為每個國家和地區對“公務員”的界定各不相同，官民比高低並不容易比較。例如，美國的公務員除公共部門上班的公僕外，亦包括聯邦和地方所屬科研和文化機構的職員，英國的公務員僅分為全職和兼職僱員兩部分，而行政公職局公佈的公共行政現職人員數係指所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包括保安部隊以及司法僱傭關係中以個人勞動合同聘用的人有關澳門人口，請參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人口統計》， 1999年第四季（四號刊）及 2015年2月。有關澳門就業人口，請參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總體就業人口》， 2015年 2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月刊》， 2000年 1月及人口統計， 2015年 2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務員事務局，按季更新的公務員人事資料統計數據，2014 年12月31日：http://www.csb.gov.hk/print/tc_chi/stat/quarterly/541.html。《194人養一個公務員》，《中國經濟週刊》（北京）， 2012年月 27日。《2010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報告》，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011年。

85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的縱向和橫向分析──以澳門為例員，但不包括主要官員、包工合同制度及勞務提供制度聘用的人員。 由於公務人員定義的不同，單以官民比的數量來評定政府規模是否臃腫並不全面。而按就業人數來看，因應經濟的增長，澳門整體就業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長，公務人員的增長比率亦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澳門人口約63.6萬人， 但作為旅遊城市，每天都有大量從外地入境的旅客來澳。根據治安警察局提供的數據， 2015年 2月的入境旅客為 267.6萬人次，平均每天就有3.8萬人次旅客留在澳門。 旅客與市民一樣對政府人員提供的服務有需求和期待，都是海關、旅遊局、交通局等機構的服務對象。（三）政府財政總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 GDP) 的比例財政支出是政府有效運作的重要因素，政府的財政狀況直接影響其規模，政府財政總支出可反映政府規模的大小。為了更客觀地反映政府的財政支出狀況，應考慮到經濟發展等多方面的因素，故主要運用政府財政總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衡量政府規模。政府的職能越多，財政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亦必然增大，政府規模便越大。根據維托‧坦茨的政府規模理論，政府財政總支出佔 GDP的比重大於 50%的為大政府（big governments），在 40－ 50%之間的為中政府（medium sized governments），小於 40%的為小政府（small governments）。從政府財政總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來看，特區政府人員開支由 1999年的2.92億澳門元（佔總開支 5.8%）增加到 2014年的 8.98億澳門元（佔總開支 2.9%）。 2014年財政年度政府總支出為 313.26億澳門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4,432.98億澳門元的比率為 7.07%，可見特區政府算是小政府。博彩稅收的驚人升幅帶動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幅上升，所以即使政府財政總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升幅不高，但實際上政府收入的金額確實有很大的升幅，導致不少市民關注政府如何處理財政儲備。通過以上三項指標對澳門特區政府規模的分析，發現各個指標都有其不足之處。例如，行政機構數量易受當時經濟狀況和市民意願所左右，而公務員人數易受政府工作及服務的私有化所影響。相對來說，政府總支出佔GDP比例是較為客觀的政府規模量度方法。二、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當前，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等相關議題已成為學界研究的焦點，相關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其中，Guseh（1997）以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 以年為時間序單位，對五十九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在1960－1985年期間的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發展中國家擴大政府規模會對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而減少政府規模則有助於《2010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報告》，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011年。有關澳門人口，請參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人口統計， 2015年 2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入境旅客》， 2015年 2月。Tanzi V., Government Versus Markets: The Changing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11.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月刊》2000年 1月及 2015年 3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月刊》2015年 3月。Guseh, J.S.,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Political-Economy Framework”.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1997, 19(1), 175－192.

8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經濟發展，促進政治自由；Fölster和Henrekson（2011）的研究則顯示，富裕國家的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有着強大的負相關關係， 當公共支出上升10%，經濟增長率則由下降0.7%變為下降0.8%，當研究樣本由富裕國家擴展到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亦發現政府支出和稅收與經濟增長呈現負相關關係；另外， Altunc和 Aydn（2013）根據 Armey（1995）、 Vedder和Gallaway（1998）的非線性倒U型曲線模型， 測試了土耳其、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並以倒U型曲線量度出最理想的政府支出百分比，從而建立有效確定政府開支的測量工具；Dar和AmirKhalkhali（2002）的研究結果亦表明， 較大的政府規模會因工作效率低下而影響經濟增長，而這種不利影響在政府規模較小的國家則較弱，因為政府規模較小有利於提高行政和管理效率，以防止市場失靈。因此，筆者便提出三個檢驗假設（Hypotheses）︰1.澳門特區政府規模的歷史變化，當中可能受經濟或政治因素所影響。2.澳門的政府開支和經濟增長間的關係，檢視是否存在 Armey的倒 U型或 Fölster的負關係。3.政府開支和經濟增長間的關係，檢視是否存在 Armey的倒 U型或 Fölster的負關係。筆者的研究資料來源是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Development， http://unctadstat.unctad.org/EN/Index.html），時間為 1980－ 2012年。分析主要分三部分進行：1.時間序列上看，時間與澳門政府開支比例的關係（1980－ 2012）。2.澳門政府開支比例與經濟增長關係（1980－ 2012）。3.東亞、南亞和東南亞國家或地區（Eastern, South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的政府開支比例與經濟增長關係（分成三個時間點：1990、2000、2012），包括：澳門、香港、臺灣、中國內地、日本、韓國、泰國、印尼、科威特等近三十個國家和地區。挑選這些國家和地區，是從地域上作出考慮，加上“一帶一路”與澳門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相關趨勢分析是多項線性分析。為處理多元共線性問題（Multicollinearity），政府支出以相關資料庫以其標準分數（Standard Score）作為引數考慮。從圖 1可以看到， 1970年代澳葡政府開支比例維持在 6%，該比例從 1980 年代初期開始上升，值得留意的時間點是1983年中國和英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1980年代末期，開始維持在 9.0%以上，並在 1999年達到高峰（15.5%）。這一時期， 1989年中國和葡萄牙政府簽署中葡聯合聲明， 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但是在 1997－ 1999年間發生亞太金融風暴，澳門也面對經Fölster, S., Henrekson, M., “Growth Effect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Taxation in Rich Countries”, EuropeanEconomic Review, 2001, 45(6), pp. 1501－ 1520.Altunc, O.F. &Aydin,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timal Size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Evidence from Turkey, Romania and Bulgaria”,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3, 92, pp. 66－75;Armey, D. The Freedom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Co. 1995; Vedder, R. K. & Gallaway, L.E.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Paper prepared for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Washington, D.C.,1998.Dar, A.A., & Amir Khalkhali, S. “Government Size, Factor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2, 24 (7－8), pp. 679－692.

87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的縱向和橫向分析──以澳門為例濟衰退。另外亦值得留意的是，澳門回歸後，政府開支比例開始回落，至2012年回到6.7%，期間經歷了賭權開放及引入自由行。由於澳門是外向型和微型經濟體，因此政府開支容易受外圍經濟狀況和自身的政治狀況所影響。 1970－ 2012年澳門政府支出的變化可分成三個階段：1. 1970－1982年的穩定政府支出比例：當時澳葡政府並不是太積極參與民間事業或服務，較傾向維持基本管治水平。2. 1983－ 1999年的上升政府支出比例：當時澳葡政府開始為澳門回歸作出一系列準備措施，例如，引入社會保險機制和發展社會服務。3. 2000－2012年的下降政府支出比例：特區政府推出一系列行政改革措施，而且經濟也在2003年後強勁增長。圖 1 澳門政府財政支出佔 GDP比例（1970－ 2012）1971－ 1982年，澳門政府支出比例沒有太大改變，整體維持在GDP的 6.1%，但這段時期的經濟有頗大的波動（最高為 1973年的 36.3%，最低為 1976年的 0.6%），因此這一時期未能為經濟增長和政府規模建立任何關係。為了避免在多元回歸分析時出現多元共線問題，政府支出便以其標準分數作顯示。根據圖2資料顯示，1983－1999年的政府支出和經濟增長的關係，基本符合Armey的倒U型關係，即澳門政府規模應該處於合適程度，但是政府規模易受當時政府發展公共服務的理念所影響，在1999年回歸前，當時澳葡政府較傾向以傳統的公共行政理念來發展其公共服務。回歸後，特區政府較傾向以新公共管理原則作為政府行政改革的主導思想，所以2000－ 2012年的政府支出和經濟增長的關係較為傾向於負線性關係。例如，二次方的系數由1983－ 1999年的 -0.0383升至 2000－ 2012年的 -0.0225，一次方的系數由 1983－ 1999年的0.0066降至2000－2012年的 -0.0599。這或許反映回歸前後的澳門政府所採取的不同的公共行政理念。

8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圖 2 澳門政府財政開支比例與經濟增長關係（1980－ 2012）從圖3中不難發現，以國家或地區為單位顯示的政府支出和經濟增長之關係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1. 1990年的資料符合倒U型的合適政府規模。2. 2000年，大部分地區受到亞太金融風暴影響，部分政府推行反經濟迴圈措施，部分政府推行緊縮政策或私有化措施。3. 2012年，政府規模愈小，經濟增長愈高。政府規模對經濟增長可解釋程度有所降低（R2: 42%, 1990 18%, 2010），可見政府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下降。同時，筆者也嘗試引入產業結構（如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佔GDP比例）作為控制變量，但是分析結果顯示，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係不大。同樣，為了避免在多元回歸分析時有多元共線問題，政府支出便以其標準分數作顯示及運算。

89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的縱向和橫向分析──以澳門為例圖 3 亞洲南部和東部國家的政府開支比例與經濟增長關係三、討論從政府之間的橫向比較中，可以看到，漸由Armey的倒U型關係變成負關係，即政府規模越小便愈能帶動經濟發展，而這種關係或可從公共行政理論變遷角度來解釋，即由傳統公共行政理論轉向新公共管理理論。澳門特區政府自從回歸以來，便奉行以新公共管理的理念來推動行政改革，並推行了不少帶有新公共管理或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措施。當中包括：ISO國際品質管理認證；一站式服務模式，即集中在同一地點辦理各項服務，簡化行政程序；以電子化方式處理公共服務的行政手續；服務承諾計劃；居民滿意度評估調查等。 這些措施都是借用新公共管理的理念來提升行政效率。“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起源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政府改革，當中包括一系列零碎的改革措施，措施見效後所衍生的其他改革方案，逐漸被統稱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不是一套完整的改革思想和模式，衹是一攬子改革措施的代名詞。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職能是“掌舵”（Steering）而不是“劃槳”（Rowing），強調應該限制政府規模，並以市場或顧客為導向，主張在政府部門採用私人企業的管理手法和競爭機制，通過建立“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來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及效率。新公共管理提出的改革措施有“外判”（Out-sourcing）或“購買”（Purchase of Service），認為政府通過撥款向牟利和非牟利團體購買服務，讓一些長期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轉為民營。其他的改革措施還包括“消費券”（Voucher），“權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公共服務使用曾軍榮、吳帥：《澳門特區公共行政改革：動因、策略與難題》，“21世紀的公共管理─機遇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澳門大學， 2008年。

9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者被視為“顧客”（Customers），“服務承諾”（Performance Pledge）等。而現屆澳門特區政府提出的“對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展開研究”，也可以看成是進一步落實以新公共管理的理念推動行政改革的舉措。在 2015年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把“穩經濟”置於施政方針的首位。除了旅遊業外，當中提出積極扶持會展業、文創產業、中醫藥產業和環保產業等，而這些產業都可以看成是知識型經濟產業。人才作為知識的實際載體，是澳門未來產業發展的主要影響和制約因素。如何界定人才，是人才培養及吸引人才回流的重要前提，而人才的培養機制和認證機制都可以看成是公共財貨（Public Good）。公共財貨具有很強的規模效應，但是由於澳門是微型經濟體，單純以澳門的經濟體系是很難發展具可持續性的人才培訓和專業認證機制的。政府規模愈小對經濟發展愈有利。其原因是一方面可能存在“政府失效”（GovernmentFailure）問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進一步深化所帶來的影響。此外，政府規模對經濟增長解釋能力下降，或可能與政府面對是否善用公共財貨存在很大差異所致。因此，政府如何善用全球公共財貨，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其實，在中國內地，從事公共服務行業的各類人員都必須有相關的教育背景和學歷學位認證，並且需要通過嚴格的資格考試才能從業，例如，護士執業資格考試、醫生執業資格考試、教師資格考試、警員執法資格考試等。如果需要取得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編制，還需要通過公務員考試或事業單位考試。這些職業資格考試和職業資格認證，由不同的主管部委負責統一管理。為了促進澳門與內地的區域合作，加強人才培養和吸引人才回流，澳門可以借鑑或採用內地的職業資格考試制度和職業資格認證體系，以便兩地能夠更好地的銜接和交流，以促進澳門相關產業所需人才的培養和產業發展。最後，值得探討的是，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否單純朝着經濟增長發展，特別是近年世界各地（包括港澳臺）都發生不少社會運動，當中都涉及貧富不均和社會不公等問題，公共行政改革便開始朝向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發展。新公共服務要求重塑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的關係，重新安排政府與企業及公民社會的定位及責任，強調政府的運作要增加商業管理的動力和公民對社會的熱情和投入，消除各個界別之間的界限，跨界別的合作成為公共管理的新趨勢。因此，政府如何透過控制自身規模來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素質，很有可能成為未來公共行政領域研究的新課題。[ 責任編輯　李智能]

91兩岸四地旅遊風險管理制度探析──以“旅遊警示”機制為例[摘 要] 在經歷了2001－2012期間發生的各大事件後，旅遊安全和旅遊警示的問題更加引起關註和重視。臺灣“陸委會”於 2014年 9月正式建立“發佈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旅遊警示機制”後，兩岸四地之間有關“旅遊警示”的旅遊風險管理議題也開始受到重視。以兩岸四地各自“旅遊警示”機制的指標建構和制度運作，進行比較研究，從中探討兩岸四地旅遊風險跨境治理的可能性，也嘗試提出未來兩岸四地在旅遊風險管理領域開展合作的政策建議。[關鍵詞 ] 兩岸四地　旅遊風險管理　旅遊警示　跨境治理旅遊風險管理是2000年以後旅遊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特別是經歷了2001年的911事件、2003 年的 SARS 事件、 2005 年的南亞大海嘯， 2009 年的 H1N1 新型流感以及 2012 年的日本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等事件的發生，旅遊安全和旅遊警示的問題更加引起關注和重視。面對旅遊帶來的風險，實施旅遊安全警示制度，在先進國家已是相當常見的做法，國際上不少旅遊先進國家或地區採用不同的警示等級來劃定安全的程度，其旅遊警示（Travel Warnings）或旅遊建議（Travel Advisories）具有鮮明的層次性。兩岸四地彼此之間的人員往來和觀光旅遊甚為頻密，使得突發事件的聯動性影響也更為明顯，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來臺的人數迭創新高。但據悉，三地面對臺灣的旅遊安全警示迄今仍付之闕如。臺灣面對上述三地，也是直到2014年9月，纔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正式建立“發佈大陸地區、香港與澳門旅遊警示機制”，也纔讓兩岸四地之間有關“旅遊警示”的旅遊風險管理議題開始受到重視。這裏主要問題在於，面對兩岸四地彼此之間往來頻密的人員交流，瞬息萬變的旅遊風險，為何兩岸四地的旅遊安全警示機制卻遲遲未能建立？而“陸委會”未來對此又該如何進一步完善？對此，筆者以下擬以旅遊安全的風險管理及旅遊警示的概念為基礎，將兩岸四地各自“旅遊警示”機制的指標建構和制度運作作為分析標的，從中探討兩岸四地旅遊風險跨境治理合作的可能性，提出未來兩岸四地在旅遊風險管理合作的具體政策建議。兩岸四地旅遊風險管理制度探析──以“旅遊警示”機制為例王智盛 　王榆森作者簡介︰王智盛，臺灣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助理教授；王榆森，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公 共 行 政 研 究 ‧

9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一、旅遊安全、旅遊風險管理與旅遊警示機制（一）旅遊安全研究的發展脈絡國外對於旅遊危機的研究可追溯自上世紀 70 年代。 1972 年德國莫尼黑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由巴勒斯坦人主導製造的恐怖襲擊，造成多名以色列運動員死傷，這次事件使得學者把恐怖主義和旅遊安全聯繫到一起。 1974年，當時的世界旅遊業（尤其是先進國家）在遭受能源危機嚴重衝擊的背景下，旅行研究協會（Travel Research Association）開始關注“危機”對旅遊行業的影響。該協會的年度會議主題為“旅行研究在危機年代中的貢獻”。旅遊研究者們在這次旅遊研討會議上探討旅行在危機時刻的脆弱性，這是旅遊業危機管理方面的首次共同努力。在旅遊科學和實踐中首先引入了關於“危機”的重要研究課題之後，學者開始關注旅遊危機與警示，但其中的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旅遊行業和目的地對策，以及危機事件對國際旅遊的影響方面。1990年代前後，由於針對旅遊者的恐怖活動和犯罪現象等危機問題不斷增加，旅遊危機問題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並掀起了旅遊危機研究的高潮。 1989年 4月，世界旅遊組織發佈了“海牙旅遊宣言”，將旅遊安全作為重要的原則；1995年 6月，國際社會在瑞典召開了“旅遊安全和風險國際研討會”；1997 年 9 月，世界各國則是在克羅地亞召開了“戰爭、恐怖主義與旅遊：危機時代及其恢復”會議。 經過近三十年的研究，有關旅遊安全的研究範圍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擴展，主要面向包括：旅遊與恐怖主義、旅遊與犯罪、旅遊與戰爭、旅遊與災害、旅遊與政治動盪、旅遊與政治、旅遊與健康等。（二）旅遊安全與旅遊風險的概念但究竟何謂“旅遊安全”或“旅遊風險”？ C.M. Hall 認為，從旅遊主體角度出發，“旅遊安全”為旅遊者擺脫生理疾病、健康憂慮、各種犯罪和潛在政治暴力事件等帶來的危險； 而S.H. Tsaur認為，“旅遊風險”是旅遊者擺脫在旅途中或在旅遊目的地遭受各種不幸的可能性，包括恐怖活動、暴力犯罪、政治風波、法制不健全、種族和宗教衝突、落後的基礎設施、環境污染、疾病、惡劣的大氣環境等不安全等因素； 另外，Roehl和Fesenmaier則將“旅遊風險”分為設備風險、經濟風險、生理風險、心理風險、滿意風險、社會風險和時間風險等七類。 簡單歸結相關學者的見解，旅遊安全風險的來源，不外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快速轉型和社會的整體不安全影響，或是發生頻率越來越高的自然災害事件。（三）旅遊風險與旅遊警示的關聯旅遊安全風險警示體系的目標是挖掘各種影響旅遊業安全運作及各種可能危及旅遊者人身財產安全的風險因素，並通過提前的資訊預警來引導旅遊企業的安全生產行為和旅遊者的理性消費行為，從而減少旅遊安全事故的發生、減緩旅遊安全事故可能導致的災難後果。一套完整的“旅Pizam, A. and Mansfeld, Y., Tourism, Crim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1996, p. 13.鄭向敏：《旅遊安全學》，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 2003年，第 5頁。Hall, C. M. Tourism and Politics: Policy, Power and Place, New York: Wiley, 1994, p. 2.Tsaur, S. H., G. H. Tzeng, K. C. Wang., “Evaluating Tourist Risks: from Fuzzy Perspectives,” Annals of TurismResearch, 1997, No. 24, pp. 796－ 812.Roehl, W. S., D. R. Fesenmaier., “Risk Percept Ion and Pleasure Travel: an e Exploatory Analysis,” Journal of TravelResearch, 1992, No. 30(4), pp. 17－ 2.

93兩岸四地旅遊風險管理制度探析──以“旅遊警示”機制為例遊安全風險警示體系”，涉及到旅遊安全、旅遊風險和旅遊警示等三個面向，可以說，旅遊警示的發佈，是在旅遊安全理論的基礎上，對於旅遊風險的掌握與評估所呈現出來的預判。從定義上來看，“警示”含有預測、警報之意。具體來說，“警示”是指根據經驗或規律，在災害或災難等危害發生之前，向相關部門或群體發出警示信號，報告危害情況，從而盡可能地降低危害發生所帶來的損失。因此，旅遊安全警示，就是指在可能存在的旅遊安全隱患還沒有引發旅遊安全事故之前，通過選定科學的方法構建合理的指標體系，對一定區域未來一段時期內的旅遊動向進行預測和警示，以確保旅遊活動的安全。 其次，從內涵上來看，“警示”通常主要包括“警示分析”和“警示控制”。“警示分析”由明確警意、發現警情、尋找警源、分析警兆和預報警度組成；“警示控制”由排除警患、警後控制和資訊回饋組成。因此，旅遊安全警示的內涵主要也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是對還未發生的安全事故起到預防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對已經發生的安全事故能夠進行及時的應對，使安全事故造成的損失和影響降到最低點。最後，從功能面來看，旅遊安全警示系統擔負着旅遊安全資訊的搜集、分析、對策制定和資訊發佈等功能。旅遊安全警示是旅遊安全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有效的旅遊危機管理手段，對於增加旅遊者和旅遊企業的安全意識、提高安全防範與控制能力具有積極意義，在旅遊安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換言之，旅遊安全警示是旅遊安全保障的前提條件，沒有警示，就失去對旅遊安全隱患的防備；沒有警示，就沒有對旅遊安全狀況即時的掌握和控制，同時也難以做到旅遊安全事故發生後的及時處理。（四）旅遊警示機制的建構與運作所謂旅遊警示機制，就是運用一定的科學技術和手段對能造成組織的危機設置警訊指標，通過資訊的收集及時捕捉警訊，然後通過危機的識別分類和分析作出判斷，依據判斷結果採取一系列事前計劃好的措施來分散和化解危機的一套運作系統。旅遊警示機制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工程，是一系列環境和行為的綜合體。一般而言，旅遊警示機制的實施過程包括五個階段：危機識別，危機測評，危機判斷，危機的管理工具和技術選擇以及危機實施的結果評價、危機警示機制。其實施的要點在於及時地收集資訊、準確地判斷和預測、有效地採取措施和迅速地傳遞資訊。1. 旅遊警示的發佈從發佈主體來看，西方國家所建立的出境旅遊警示體系，主要以領事或外交部門作為資訊發佈主體，例如，美國是以“國務院領事事務局”、加拿大是以“外交事務與國際貿易部”、英國是以“外交和聯邦事務部”、澳大利亞是以“外交事務及貿易局”作為旅遊警示的發佈主體。當然，毫不例外地，從發佈客體來看，各出境國都是以出國旅遊和旅居國外的本國公民作為對象。2. 旅遊警示的資訊蒐集發佈旅遊警示，必須植根於相關資訊的蒐集。對於旅遊警示的資訊蒐集，也可從以下幾個面向探討：首先，從蒐集的主體來看，一般而言，應與旅遊警示發佈主體相一致，皆是由各國的領事或外交部門作為資訊蒐集主體，而各領事或外交部門則是透過該國在各入境國的駐館單位，作為旅滕瑋峰：《我國境外旅遊預警的層次性和側重性探析》，《安全與環境工程》（杭州）2006年第 13卷第 2期，第 94－ 96頁。　

9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遊警示資訊蒐集的第一線；但發佈旅遊警示的出境國本身，也會藉由其他的管道進行蒐集和比對，確認警示資訊的真實性。其次，從資訊蒐集的方式來看，儘管可能有“出境國自行蒐集”、“出境國與入境國雙方通報”和“透過第三方通報”等模式，但上述資訊蒐集主體，原則上也都是以出境國自行蒐集為主，鮮有“出境國與入境國雙方通報”的模式出現。至於“透過第三方通報”模式，近年來隨着衛生疫病的蔓延風險漸增，世界衛生組織（WHO）也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Health Regulation, IHR）機制，務求將疫病資訊即時通報各國，而可被視為“透過第三方通報”模式的實踐。最後，從旅遊警示的內容來看，一般國家多以採取簡單明瞭的分級制度，並輔以詳細的資訊說明，因此對於該國公民出國旅遊安全的確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國內”旅遊的安全警示，西方國家並沒有建立常設性的專門機構，而通常由氣象局、災防單位、安全部門等專業部門，來對自然災害和社會安全事件進行分類警示。例如，由氣象局提供颱風、雪災等天氣異變，由環保單位提供沙塵暴的特殊環境監測，或是由反恐安全部門提供特定地區的恐怖攻擊事件警告等。換言之，所謂的“旅遊警示”，其涉及的客體大多為“外國”或“境外”。3. 旅遊警示的內容總體來說，當今許多國家或地區的旅遊警示系統，大致可分為“政治與治安警示”和“健康警示”兩類。 C. Nielsen 分析了澳大利亞外交部在 1997 － 1999 年期間發佈的旅遊危險國家或地區的資料，發現共有七十多個國家或地區因為政治法律和社會秩序問題（如內戰、暴亂、犯罪、種族和宗教衝突、毒品、恐怖主義、政治動蕩、人權保障等）被列為該國旅遊危險國家或地區，顯示出“政治與治安警示”在旅遊警示中的重要性； 中國大陸在SARS事件期間，被許多國家勸告其公民取消或暫緩中國之旅，這則顯示各旅遊發達國家在旅遊警示機制上對於“健康警示”的重視。二、兩岸四地旅遊警示制度之比較（一）臺灣的旅遊警示制度1. 對於外國的旅遊警示機制臺灣對於外國的旅遊警示，目前由“外交部”負責發佈。該部於 2004年 3月 30日開始，依據“外交部發佈國外旅遊警示參考資訊指導原則”所建立的旅遊安全資訊警示，其目的在於使民眾透過此分級表快速地瞭解是否可以安全地在該國或該地區從事旅遊或商務活動之資訊。該旅遊警示機制在設立之初，僅分為“三級”：黃色（提醒注意）、橙色（建議暫緩前往）及紅色（不宜前往），並透過三種顏色區分警示等級及相關旅遊參考資訊。然而由於國外旅遊安全情勢複雜且瞬息萬變，且原先三級制之旅遊警示缺乏彈性，未能明確反映外國全國性及區域性之旅遊安全情勢，“外交部”為使國外旅遊警示之發佈更臻周全迅速，遂於 2009 年 7 月 8 日開始，將“國Nielsen , C., Tourism and the Media: Tourist Decis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lbourne: HospitalityPress Pty, 2001, p. 29.

95兩岸四地旅遊風險管理制度探析──以“旅遊警示”機制為例外旅遊警示分級表”由原來黃、橙、紅三級制，增訂為灰、黃、橙、紅四級制：其中，主要是灰色警示係屬最輕等級之警示，其意涵為“提醒注意”。原列黃、橙二級之警示意涵亦配合調整為“特別注意旅遊安全並檢討應否前往”及“避免非必要旅行”；此外，“外交部”也配合各國區域情勢或地理區位的差異性，修改原先對同一國家衹發佈單一等級旅遊警示的做法，改由視各國及其地區安全情勢需要，針對同一國家發佈整體性及局部性不同等級的旅遊警示，使旅遊預警機制更具彈性，以明確、完整反映國外旅遊安全情勢。2. 對於中國大陸及港澳的旅遊警示制度相較於上述“外交部”針對出國考察、研習、推廣商務、打工渡假、從事志工服務、求學及旅遊等之民眾，常態性地提供“國外旅遊警示分級表”的旅遊警示資訊，對於大陸地區及港澳的旅遊警示，該部在“發佈國外旅遊警示參考資訊指導原則”中，僅以“請參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佈之資訊”帶過。換言之，儘管臺灣民眾赴大陸地區及港澳頻密，而該等地區都有一定程度的旅遊風險，但相關機制的運作，原本和前述“外交部”“國外旅遊警示”機制的制度化運作，實在有不小落差。隨着兩岸關係的深入發展，對於大陸地區及港澳旅遊安全資訊的取得也越來越為便捷，因此近年來也有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針對大陸地區及港澳疫情資訊（例如腸病毒、霍亂等）、 海基會針對大陸地區天災造成的旅遊風險等， 透過網絡發佈敘述式旅遊警示信息的方式，提供給赴大陸地區或港澳旅遊的民眾參考。鑑於臺灣對於大陸地區及港澳的旅遊警示，過往並沒有制度化處理方式，“陸委會”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專責發佈大陸地區與港澳旅遊警示。當該三地發生影響旅遊安全事件時，由“陸委會”針對已掌握的資訊，運用各種資源進行綜合研判而發佈旅遊警示資訊與警示燈號。有關警示的燈號類別與意涵，採取與“外交部”現行標準一致的做法，分為灰（提醒注意）、黃（特別注意旅遊安全並檢討應否前往）、橙（避免非必要旅行）、紅（不宜前往）四級燈號制。（二）中國大陸的旅遊警示制度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在旅遊或人員移動上最大的差異，則必須從其“境內旅遊”和“出境旅遊”來看：所謂“境內旅遊”，指中國大陸民眾在“內地”─即大陸地區從事旅遊活動。由中國幅員遼闊、地理環境差異極大，因此，發生各種危及遊客安全事件的概率較大、樣態也非常多元；而所謂“境外旅遊”，則是指中國大陸民眾赴國外、香港、澳門以及臺灣旅遊。由於近年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迅速，出境旅遊人次也大幅成長，各種海外自然、社會、政治等因素引致的旅遊安全事件也時常發生，而使得中國大陸的旅遊安全應急工作面臨更加嚴峻的新形勢，成為一種常態化的重要工作。從中國大陸的觀點，則是以“預警”的概念來取代“警示”。“預警”一詞英文稱之為Early-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針對世界各國的疫情監測和訊息發佈極為完整且即時，其中也包括了對大陸地區和港澳的疫情訊息發佈，可參考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國際重要疫情”網站， http://www.cdc.gov.tw/travelepidemic.aspx?treeid=aa2d4b06c27690e6&nowtreeid=fb6a405b1d67aa69。海基會網站，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147952&ctNode=3751&mp=16。“‘陸委會’建立發佈大陸地區、香港與澳門旅遊警示機制”新聞稿，“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www.mac.gov.tw。

9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Warning，可解釋為在災害或災難以及其他需要提防的危險發生之前，根據以往總結的規律或觀測得到的可能性前兆，向相關部門發出緊急信號，報告危險情況，以避免危害在不知情或準備不足的的情況下發生，從而最大程度地減低危害所造成損失的行為。由於地理幅員廣闊，中國大陸又將旅遊安全警示分為“國內預警”和“境外預警”兩大類：“國內旅遊預警”，是針對中國大陸內部（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不同旅遊地所發佈的旅遊安全警示；“境外旅遊預警”，則是針對境外國家或地區的安全狀況所進行的旅遊警示或忠告，它的功能是給本國公民和旅遊企業提供必要的前往國外旅遊目的地的安全資訊，使本國公民能進行正確的境外旅遊消費決策，使旅遊企業能進行正確的境外線路策劃和行銷。1. 境外旅遊警示制度對於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人口出境國中國來說，其“出境旅遊”（即赴國外及臺港澳地區等地旅遊）的旅遊警示制度，現階段乃是由其外交部和國家旅遊局，以“走出國門注意事項”的方式，對 19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總體情況和安全風險因素進行介紹，並採用“提示”（應注意事項）、“勸告”（不要前往）、“警告”（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前往）等三級預警方式，但其警示發佈對象，迄今也未涵括臺灣、香港和澳門。對於中國大陸民眾的出境旅遊，係由外交部負責發佈相關的旅遊警示信息。該制度設計之因，咸認外交部門有豐富的發佈出境旅遊安全預警的經驗、傳統和資訊網絡。在旅遊安全警示資訊發佈的過程中，該部擁有豐富的國外使館網絡，能夠更為精準地判斷出境旅遊安全風險的高低或強度，因此中國大陸迄今仍維持着由外交部發佈境外旅遊安全警示的運作機制。然而，中國外交部門所發佈的旅遊警示─“走出國門注意事項”，基本上僅是針對個別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自然環境的狀況，提供中國大陸旅遊者應注意之信息，並未有如西方先進國家或臺灣地區“分級”制度。因此，旅遊者衹能依其外交部所發佈的文字性敘述中，自行判斷前往旅遊目的地的旅遊風險強弱或高低，缺乏客觀衡量的指標。2. 境內旅遊警示制度此外，由於中國大陸幅員遼闊，近年來“境內旅遊”（即在中國內地旅遊）又極為盛行，僅2014 年“十一黃金週”，其境內旅遊就高達 4.8 億人次。 有鑑於此種旅遊發展趨勢和旅遊者安全的需求，國家旅遊局在2009年7月6日於其官方網站發佈《旅遊者安全保障辦法（初稿）》，依據該“辦法”草案規定，中國大陸各級旅遊行政管理部門，應建立旅遊安全警示信息發佈制度，依據對旅遊目的地的旅遊安全狀況的評估，向旅遊者發佈前往目的地旅遊的安全預警信息，並建立紅（不要前往）、橙（重新考慮）、黃（高度關注）、藍（關注）的四級預警方式。儘管該辦法迄今尚未落實為正式法規，但仍值得深入研析。3. 港澳臺的旅遊警示制度此外，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大陸也沒有針對臺灣或港澳地區發佈旅遊警示的機制。但對於建立兩岸旅遊警示機制的議題，如單從兩岸的角度來看，由於兩岸現在已經有了旅遊“小兩會”的機制，事實上很多大陸遊客到臺灣觀光發生意外，目前也都是由“小兩會”來承擔相關的急難救助工作。這些經驗的積累，將有助於雙方在兩岸旅遊協議的架構下，進一步協商建立兩岸在旅遊預警的資訊即時交換和資訊通報的旅遊警示機制。百度文庫︰《2014年十一旅遊行業報告》， http://wenku.baidu.com/view/12d277e94afe04a1b071dea1.html。

97兩岸四地旅遊風險管理制度探析──以“旅遊警示”機制為例（三）香港、澳門的旅遊警示制度1. 香港的旅遊警示制度除了中國大陸外，香港由於人員往來頻密，也在2009年設立了“外遊警示制度”（OutboundTravel Alert System, OTA）。該機制是由香港保安局設立的一個讓香港居民容易掌握海外國家或地區潛在人身安全風險的旅遊警示制度。而設立“外遊警示制度”的目的，是協助香港居民更容易瞭解在前往海外國家時，有可能面對的人身安全風險。當這些國家出現可能影響香港居民人身安全的事故時，保安局會評估風險，當中包括風險的性質（例如，是否針對旅客）、程度及持續性，並考慮是否需要發出外遊警示。“外遊警示制度”的目的在於讓香港居民容易掌握在海外國家或地區旅遊及公幹時可能出現的影響人身安全的風險。由於香港的特殊政治地位，並非屬於“國家”的概念，因此其“外遊警示制度”乃是由保安局負責發佈。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對中國大陸、臺灣與澳門等地的特殊政治關係，香港政府保安局則強調，基於“同一國家不會就國土內不同地區發出旅遊警示的原則”，故沒有將之納入“外遊警示制度”的範圍。因此，儘管香港的“外遊警示制度”截至目前為止，已覆蓋八十五個較多香港居民到訪或旅遊的海外國家，並在持續增加中， 但該“外遊警示制度”並不包括中國大陸、澳門以及臺灣。雖然如此，保安局的外遊警示網頁也提供中國國家旅遊局資料庫的鏈接，方便香港市民獲得相關旅遊風險資訊，或許也可視為是一種具有“參考性質”的旅遊警示機制。但必須強調，儘管香港保安局在網頁上提供了中國國家旅遊局的網頁鏈接，提供香港市民查詢赴內地旅遊的相關警示資訊，但經查香港保安局始終沒有將臺灣“外交部”和澳門旅遊局的旅遊警示網頁納入連結，而成為香港民眾來臺或赴澳旅遊的風險缺口。2. 澳門的旅遊警示制度以澳門的角度觀之，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近年訪澳旅客不斷攀升，2014年入境人數達到驚人的3,150萬人次。 另一方面，隨着經濟成長和收入增加，澳門民眾境外旅遊的意願也非常強勁。有鑑於上述民眾外遊警示的需求，2012年起，終由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轄下的“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開始擔任發佈外遊警示的單位主體。 “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葡文Gabinete de Gestão de Crises do Turismo, GGCT ，以下簡稱“危機辦”） 作為澳門特區政府的旅遊策略協調機關，其成立的目的在於確保當涉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在外旅遊以及遊客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期間因遇上嚴重意外、災禍或災難而出現危急或緊急情況時，可以採取即時和有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保安局， http://www.sb.gov.hk/chi/ota/。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http://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251baebb-6e5b-4452-8ad1-7768eafc99ed。在2011年之前，由於澳門特區政府尚未制訂相關機制，每有旅遊突發事件，由於無對口機構或機制，居民衹想到向澳門特區政府“危機辦”或旅遊局查詢或求助。但“危機辦”的職責是確保當涉及澳門居民在外旅遊以及遊客在澳門期間因遇上嚴重意外、災禍或災難而出現緊急情況時，可採取即時和有效的行動。旅遊局的主要職責是推廣澳門旅遊，以及相關的發牌工作。倘居民在出遊前希望諮詢某地的旅遊情況，“危機辦”不能提供有關資料，衹可建議向領事館和旅行社諮詢。另一方面，指引不清晰亦牽涉業界的慣常運作，如旅行社應否如常出團、保險公司的保障參考指引等。當時澳門旅遊業界的做法，多以鄰埠香港的旅遊警示機製作為參考。譬如，2011年香港因泰國受水災影響地區（包括曼谷）發出紅色外遊警示，澳門旅遊業界亦因應當地形勢，並參考香港的外遊警示停團。見“外遊成熟設旅遊預警此其時”，《澳門日報》電子版，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1-11/06/content_644975.htm。

9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行動性措施。“危機辦”原本是處理澳門境內（不論是澳門居民或外來旅客）、或澳門民眾在境外發生旅遊危機後的緊急應變機制。該辦網站指出，“危機辦”的運作，乃是基於“本澳居民在外旅遊時之安全；其次是旅客在遊澳時遇上災難之善後協調工作”為主要考量因素。而據瞭解，現階段有關澳門研判境外旅遊警示的資訊蒐集，除了該辦公室自行蒐集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中國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由該署協助聯絡外交部，同步提供必要的旅遊警示信息。當然，與香港雷同的是，澳門“危機辦”也並未提供中國內地、香港或臺灣的相關旅遊警示信息。三、兩岸四地旅遊警示機制的類型化比較“類型化”的比較研究，是在界定兩岸四地旅遊警示機制的內容後，抽離比較研究的基礎，作為提供兩岸四地旅遊警示跨境治理可能性的基礎。而在類型化的分析上，由於旅遊警示涉及到兩個行為者，──“出境國（地）”（旅客來源地）和“入境國（地）”（旅客目的地），因此可以根據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區別，呈現如下圖 1 的類型：圖 1 旅遊警示類型化矩陣圖出境國（地）入境國（地）臺灣 中國大陸 港澳 第三域中國大陸 X1 S 2 X2 S 3臺灣 X N1 N2 S 1港、澳 X3 S 4 X4 S 5第三域 S 6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由上圖可以發現，如將“出境國（地）”（旅客來源地）和“入境國（地）”（旅客目的地）都區分為四個區塊，即“臺灣”、“中國大陸”、“港澳”和“第三域”，而可以形成 4x4 的矩陣圖。茲就該矩陣圖各個方格說明如下：（一）“S”類型：兩岸四地既存的類型。1. S1：臺灣對於第三域的旅遊警示機制。2. S2：中國大陸對於中國“境內”的旅遊警示機制。3. S3：中國大陸對國外的旅遊警示機制。4. S4：港澳對中國大陸的旅遊警示機制。5. S5：港澳對第三域的旅遊警示機制。6. S6：國家之間的旅遊警示機制（例如南韓對日本） 。（二）“N”類型：2 0 1 4 年臺灣“陸委會”對大陸及港澳建置的旅遊警示機制。1. N1：臺灣對中國大陸的旅遊警示機制。2. N2：臺灣對港澳的旅遊警示機制。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網站，http://www.ggct.gov.mo/。

99兩岸四地旅遊風險管理制度探析──以“旅遊警示”機制為例（三）“X”類型：另，在矩陣中另有“X”的方格，則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不存在此種類型，例如“臺灣／.臺灣”、“香港／香港”、“澳門／澳門”，此可存而不論。另一種則包括了“X1：中國大陸對臺灣的旅遊警示機制”、“X2：中國大陸對港澳的旅遊警示機制”、“X3：港澳對臺灣的旅遊警示機制”或“X4：香港對澳門／澳門對香港旅遊警示機制”等樣態。儘管筆者研究的焦點，還是在於旅遊警示的“發佈”上。但因旅遊警示的發佈，同時還涉及到資訊的取得和分析，以及發佈後緊急事件或具體危機的即時協助等旅遊警示機制運作的流程上，原則上又可以圖 2 所示：圖 2 旅遊警示機制運作流程示意圖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一）資訊蒐集主體在資訊蒐集的階段中，又可以區分為“蒐集的主體”（WHO）、“蒐集的方式”（HOW），至於“蒐集的內容”（WHAT）。在“蒐集主體”的面向，原則上分為兩類：外交單位和非外交單位。而前者通常需輔以駐外館處協助蒐集，後者則是以香港和澳門地區以及中國大陸規劃的“境內旅遊警示”為主，主要是以旅遊單位作為運作的核心。（如表 1）：表 1 S1～ S6類型蒐集主體比較表類型 S1 S2 S3 S4 S5 S6主體 “外交部” 國家旅遊局 “外交部” 香港：保安局 香港：保安局 “外交部”（由駐外館 （由駐外館 澳門：無 澳門：危機辦 （由駐外館處協助） 處協助） 處協助）而鑑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以臺灣的“外交部”作為大陸地區即港澳的旅遊警示資訊蒐集主體，自不可行，因此， 2014年由臺灣“陸委會”建置對大陸地區和港澳的旅遊警示機制。但從“資訊蒐集”面向而言，臺灣面對大陸地區及港澳的資訊蒐集，與其說是來自於“陸委會”，更多可能是來自於相關的旅遊或經貿派駐單位，因此可示意如表 2：

10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表 2 N1、 N2之大陸地區及港澳蒐集主體比較表類型 N1 N2主體 臺旅會（“交通部”觀光局） 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陸委會”）海基會 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陸委會”）“陸委會”但值得思考的是，此種“蒐集主體”的概念，如何運用到 X1~X4 等類型之上呢？則可以類似表 3 的啟發和建議：表 3 X1～ X4之蒐集主體建議表類型 X1 X2 X3 X4主體 海旅會（國 港澳辦 香港：駐臺北經濟文化貿易辦事處 香港、澳門政府家旅遊局） 香港中聯辦 澳門：駐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海協會 澳門中聯辦（二）資訊蒐集方式 在“蒐集方式”的面向，原則上依據入境國（地）、出境國（地）的互動關係，也可以有三種蒐集方式：1. 自行蒐集：由出境國（地）的蒐集主體徑行蒐集資訊。2. 雙方通報：由入境國（地）、出境國（地）相互通報。3. 第三方通報：由其他國際組織等第三方主動通報。表 4 S1～ S6類型蒐集方式比較表類型 S1 S2 S3 S4 S5 S6方式 自行蒐集 雙方通報 自行蒐集 香港：雙方通報 自行蒐集 自行蒐集（規劃由各省通報） （網絡鏈接）澳門：無依據上表，除了 S2 的中國大陸境內旅遊警示機制和 S4 的港澳對中國大陸的旅遊警示機制外，其餘均是採取“自行蒐集”的方式。另外，所謂“第三方通報”，在各類型中看似均無，但實務上卻均有存在。例如，在旅遊警示指標中的“衛生疫病”方面，目前世界衛生組織轄下的國際衛生條例（IHR）就是一個第三方主動通報的資訊蒐集機制，也在2009年H1N1新型流感肆虐全球時，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旅遊警示作用。此外，必須強調的是，在上述S4類型中，香港保安局對於中國大陸的旅遊警示資訊蒐集方式，雖然是“類”雙方通報，但實際上是香港保安局直接提供中國大陸國家旅遊局的網站連結，供香港民眾查詢“內地”旅遊的資訊。參酌 2014 年臺灣“陸委會”建置對大陸地區和港澳的旅遊警示機制，有鑑於兩岸及臺港、臺澳的特殊關係，復以中國大陸幅員廣大，臺灣也尚未設有辦事機構，資訊蒐集取得不易，因此現階段由雙方旅遊辦事機構（“臺旅會”和“海旅會”）、或急難救助機構（“海基會”和“海協會”）、甚至兩岸衛生疫病（衛生署和衛生部）的“相互通報機制”就顯得非常重要，故對於旅遊安全相關資訊的蒐集，基本上採取“自行蒐集”之方式，而為表 5：

101兩岸四地旅遊風險管理制度探析──以“旅遊警示”機制為例表 5 N1、 N2之大陸地區及港澳蒐集方式比較表類型 N1 N2方式 自行蒐集 自行蒐集但值得思考的是，既然大陸與香港之間可以透過網站的連結進行資訊的共享，在兩岸四地特殊的政治情勢下，至少對於目前已同在“一國兩制”架構下的香港與澳門，應該可以充分吸取經驗，而初步可建議為表 6：表 6 X1～ X4之蒐集方式建議表類型 X1 X2 X3 X4方式 自行蒐集 港澳政府通報（網絡連結） 自行蒐集 雙方相互通報港澳中聯辦 （網絡鏈接）（三）資訊分析與警示發佈簡言之，旅遊警示資訊的分析，自然應是旅遊警示資訊蒐集的主體為之，因此各國均由外交單位參酌駐外館處意見，進行分析研判，S2中國大陸境內旅遊警示機制和S4港澳對中國大陸旅遊警示機制，也是由其權責單位負責分析。而延續着旅遊警示資訊蒐集和分析，旅遊警示的發佈，各個類型其實也有着一貫的脈絡，基本上是由蒐集和分析的主體進行發佈。資訊分析與警示發佈的比較可如表 7：表 7 S1～ S6類型資訊分析與警示發佈比較表類型 S1 S2 S3 S4 S5 S6對象 “外交部” 國家旅遊局 “外交部” 香港：保安局 香港：保安局 “外交部”（由駐外館 （由駐外館 澳門：無 澳門：危機辦 （由駐外館處協助） 處協助） 處協助）但誠如上述，由於臺灣對大陸和港澳地區旅遊警示資訊蒐集和分析主體的特殊性，發佈大陸和港澳地區旅遊警示的主體，也應該同時兼顧到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和機制運作的一貫性。因此，在2014年公佈的機制中，對於中國大陸地區及港澳旅遊警示的發佈，由於資訊的蒐集和分析，都是由“陸委會”及下轄的港澳辦事機構為之，也是由該會徑行發佈，如表 8：表 8 N1、 N2之大陸地區及港澳資訊分析與警示發佈比較表類型 N1 N2主體 “陸委會” 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陸委會”）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陸委會”）同理，可以推估建議，對於 X1 ～ X4 等四種類型的旅遊警示資訊分析與發佈，也應該可以沿用上述的思維，而由原蒐集主體為之，如表 9：

10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表 9 X1～ X4之資訊分析與警示發佈建議表類型 X1 X2 X3 X4主體 國臺辦 港澳辦 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香港、澳門政府香港中聯辦 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澳門中聯辦四、結語透過上述從資訊蒐集、分析到發佈的旅遊警示動態機制的比較分析，筆者認為，旅遊警示機制的設計有其基準，也就是以有“駐外館處”的機關單位作為最重要的執行主體，此也可以解釋為何衹要是“出境國對入境國”（無論是 S1 的臺灣對外旅遊警示機制、 S3 的中國大陸對國外旅遊警示機制、 S6 的外國之間旅遊警示機制）的旅遊警示機制，均是以外交部門作為主體，因此，“駐外館處”的有或無，就成為旅遊警示機制設計中最為重要的標準。然而，持平而論，鑑於兩岸四地關係的特殊性，自然不可能有外交概念上的“外館”存在，更遑論由“外館”來執行兩岸四地間的旅遊警示機制，此也就是為何迄今仍會有 X1～X4四種類型在旅遊警示機制上的空白。有鑑於 2014 年臺灣“陸委會”主動嘗試建構“大陸地區及港澳旅遊警示機制”，從資訊蒐集的主體及方式、資訊分析到警示發佈，都採取了特殊的方式，而有 N1、N2類型的產生，或不失為思考填補目前兩岸四地旅遊警示機制部分真空的辦法。特別是如何進一步透過跨境治理的方式， 充分利用兩岸四地的網絡資訊分享及公私部門行動者協力合作，建構屬於兩岸四地特有的旅遊警示機制，實為四方均可思考的重點之一。此外，儘管“旅遊警示”是整個旅遊安全管理中的前端預警機制，但在旅遊安全後端的緊急救助機制上，筆者雖未深入探討，但確有其重要性。事實上，世界上主要以“觀光”作為重要經濟產業發展的國家或地區，一方面其急難救助機制相當完備，另一方面也建立了一套從“預警”到“救助”的完整旅遊安全管理機制。例如，香港以及臺灣民眾在出境之前，不僅可以透過上網登錄手機號碼來取得旅遊目的地的第一手旅遊資訊，同時政府也能夠藉此手機號碼的取得，在旅遊危機發生的第一時間便掌握其民眾的行蹤。面對兩岸四地的旅遊風險，也可借鑑此一從“預警”到“救助”的旅遊安全管理機制，讓民眾的旅遊安全管理有更為完善的保障。[責任編輯 李智能]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Global Governance Commission）於 1995年出版的Our Global Neighbourhood報告對全球治理作出下列定義：“治理是各種或公或私的個人和機構，在處理他們的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被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它包括了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機構和規章制度，也包含了非正式的各種安排；而前述這些機制，均基於人民和機構的同意或符合他們的利益而被設置……在全球這一層級而言，治理過去一直被視為是政府間的關係，如今則必須被加以瞭解，它同時也與非政府組織、各種公民運動、多國籍公司，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相關聯；甚至這些全球治理過程中的行動者，也都是具有廣泛影響作用的全球傳媒互動。”，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5.

103相似與差異：澳門學在方法論和文獻學的案例研究[摘 要] 澳門是檢驗區域研究和交叉學科研究等學術事業的理想之地，澳門研究有着語言、政治體系和文化融合的歷史，區域研究（亞洲研究和原住民研究）、宗教的跨學科研究與澳門研究有着重要的聯繫，教皇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的來華使節 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Tournon（多羅）的文獻便是一個案例。他因譴責中國儒家對孔子和祖先的禮儀而觸怒了康熙皇帝，被下令軟禁於澳門，直至逝世。當中的過程和種種爭議由不同地區的文獻披露，澳門歷史學家常常要在很多遙遠的地方尋找他們的研究材料，而這些文獻中反映的問題常常是全球性的人類問題。[關鍵詞 ] 澳門學　文獻　方法論　基督教　多羅“澳門學”是一個新的術語，按筆者的理解，正如它的名字所示，是關於澳門的一切方面的學術研究。從1970年起，筆者多次到訪澳門，有時候離開一段時間後再回來。由於研究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史已久，而澳門又是該會進入中國的門戶，因此從這個方面來說，筆者對澳門更是熟悉。近年，由於與澳門利氏學社《北京大事記》的註釋、譯本項目上的合作，又有幾次來訪。澳門自然是一個直接的研究對象，甚至是一個特殊的對象。澳門研究的特殊之處也在於這些相似的聚合點上，但也有不同的分歧點。從地理上來說，澳門是特殊的。它是一個半島，但並不像許多其他半島那樣，有與大陸相連接的寬闊土地，嚴格來說，澳門幾乎算是一個“島”（Almost Island），且常常被誤認為是一個獨立的小島（這個看法，在今天看來已不那麼合理，因為如今有很大部分的澳門土地是填海而來的，而非來自原本與大陸相連的那塊土地）──這是一個恰好符合澳門本身歷史角色的隱喻。它和中國大陸因天然的臍帶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如同一個還在母體中的小孩般不可分割。澳門被海水環繞，海洋同時也是它的領土。澳門是中國的前哨，同時也是中國和外面世界相遇的地方。它的自然條件天然地成全了它在文化、種族、語言和宗教上的混融。從這方面來說，澳門從16－21世紀初，總體社會人文狀態是領先的。經濟全球化、戰爭和隨之的疆界改變、難民流入和移民的遷入、信息科技和電子通訊等，已經創造了一個多元文化的相似與差異：澳門學在方法論和文獻學的案例研究[澳大利亞]Paul Rule 撰　 孫夢珊 譯作者簡介︰ Paul Rule（魯保祿），澳大利亞墨爾本拉籌伯大學教授、澳門利氏學社合作學者；孫夢珊，廈門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廈門　361005‧ 澳 門 學 ‧

10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社會，一個邊界開放但各種問題隨之流入的社會。對於澳門歷史的研究，不僅是從16世紀到今天，還要追溯到更早的時間，從北到南以及從海上到陸地的人口遷移的時限，其中的範例和模式可以啓發我們理解現代社會。澳門彷彿是一個微觀宇宙，一個現代性理論的實驗室。但是，怎樣進行澳門研究呢？一、澳門學的方法論及文獻在澳門研究的問題上，筆者絕對堅持狹義學科框架。雖然受的是歷史學家的訓練，花在跨學科及地域研究上的時間和歷史學一樣多，但歷史學依然是筆者入門和教職之所在。然而，這些“學科”是傳統意義上的學科嗎？雖然曾經擔任過數年大學跨學科研究委員會的主席，但筆者在使用“跨學科”一詞時依然猶豫，因為要“跨”則必須介乎二者之間。這可能意味着沒有落腳之處，或不能成其為一門學科。幾百年來，隨着主要學科分類的實踐和學科發展的變化，研究方法也在不斷地重新定義和增添內容，這些調整和前輩們的研究無法脫離關係。研究者們在這方面有着不少痛苦的經驗。把學科訓練比作工匠可能是最合適的，在師傅的帶領下邊學邊做，有時候會有交叉路口，物質科學領域和社會科學領域兼之，在科學界甚至有新的“亞科學”（Sub-sciences）或“超科學”（Super Sciences）出現，但是其系統還是可以確定的，一些原理也不會改變，社會科學和人文領域亦然。“跨”或“交叉”或來自於歐洲啓蒙運動的意識形態或哲學，以及19－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或來自於那些曾經被我們忽視而重新得到強調的社會經驗，如經濟關係、婦女角色、宗教持續性和環境危機等，但也可能來自於某個特定時期、特定地點的研究對象的刺激。澳門學首先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當然物理學和生物學也佔一席位，但這兩者的目標是尋求普遍性，去創造宇宙普適的假說和理論。它們對於澳門的研究是更廣泛議題下的附帶產品，常常把澳門作為一個闡釋對象或個案研究。與此相對，社會科學更多地導向對特定生活現象或一個空間上的（可能還有時間上的）特定區域的理解。人文學科自然也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藝術──文學、音樂、繪畫、雕塑、建築、設計──這些至少都是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一部分，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無法想像，一項歷史研究不包括對該歷史時期寫作的考察，或是一項社會某個歷史時期的研究不包含對當時社會藝術方面自我表達的檢視，這其中包括“史學寫作”這項寫就歷史的藝術。對過去到現在歷史的呈現，既是一門藝術和技藝，也是一門科學。對於澳門這塊區域的研究，哪一門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最重要的呢？以下是與之相關的主要的學科（排名不分先後）：歷史學及專門史（藝術史、宗教史、科學史）、社會與人類學、政治學、地理學、環境研究（是以數學為基礎的所謂“硬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一個特殊但重要的混合體），還有人文科學如語言、文學和各種藝術等。沒有任何人可以掌握以上全部學科。少數人也許終其一生可掌握兩至三門，但在方法論逐漸變得更精細和學科信息爆炸的今天，這一成就更是難以實現。因此，在對某個特定社會，譬如澳門學這樣的深入研究中，一定會有一群或數群的研究者。而他們在進行的是多學科研究，而非跨學科。更複雜的一種情況是，某些“學科”本身就是多學科。以歷史學為例，它基本上涉及非常廣泛的獲得性技能和專業知識，既有調查性的，亦有表達方面的。後者現今除了寫作外，還包括圖

105相似與差異：澳門學在方法論和文獻學的案例研究表設計、信息技術訓練。歷史調查經常需要古文字、數據統計，有時候還要有科學、醫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根據所研究的歷史時期，一位澳門歷史學家可能需要掌握數門語言（漢語各種方言、葡萄牙語、拉丁語、意大利語，可能還有法語和德語），而其研究成果應給予最大化的目標公眾以實踐利用，所以要以中文和英文為載體。誰能學習和掌握專業知識到達如此完美的地步呢？的確，團隊裏的專家或顧問學者可以幫忙，可是一位研究者必須知道他要尋找的是甚麼，纔能尋求相應的專業人員協助。最後，衹有那些大型或得到良好資助的大學纔能涵蓋眾多學科並具有一定深度。澳門歷史研究需要多種語言的文獻，澳門學的其他研究領域或多或少也會涉及之。不僅資料來源於不同語言，資料可獲得的形式與地點也有不同。例如，筆者最初着手中國耶穌會史（Jesuits in China，後來成為畢生工作）研究時，因為身在澳大利亞，距離研究資料太遠，帶來了巨大的不便（這種困難相信在澳門亦同樣）。在澳大利亞國立圖書館，有關中國的藏書和手稿日益增加，其中包括與澳門相關的 Braga藏書。親切友好的藏書家 Jack（José Maria）Braga介紹了里斯本的 Ajuda圖書館珍藏和他所收集的一些《耶穌會會士在亞洲》（Jesuitas na Asia）手稿，也展示了他豐富的中國（特別是澳門研究方面）藏書。可是，此項研究需要尋訪的檔案館和大圖書館都在世界的另一端，包括羅馬、巴黎、倫敦、里斯本、歐洲和美國等。當時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許多重要的檔案館不能開放，而筆者的時間衹夠在臺北、香港和澳門進行簡單的初步調查，因此後來的博士論文衹是關注了羅馬和巴黎的檔案館。在回到堪培拉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時，一大堆沉重且未整理的筆記資料（在筆記本電腦問世以前，檔案管理員堅持他們的珍藏必須用紙筆來複製）和一些核心文件的微縮膠捲塞滿行李箱，而那時無論是歐洲還是中國，也衹有很少的文獻彙編出版或舊書再版。而現在問題正好相反，我們坐在電腦前就能查閱大多數重要文獻的電子版本，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筆者 1970年代接觸過的。同樣地，以往必須跑遍世界去尋找的珍本，現在也可以看數碼版本。例如，中國歷史上十分重要的禮儀之爭（1697－ 1710）時期，曾經有三百多本珍稀圖書出版，包括六種語言（有時候還有翻譯本和不同版本）。這些書雖然頗多重複，可是新的版本常常會包含更多的資料、回應批評等等。對於文獻來源的密切關注，已使歷史研究變成一項艱鉅的任務。這些研究工作沒有搜索工具的協助是不可能完成的，當中有專業文獻庫的搜索，也有廣泛而全領域的搜索。我們會嫌信息太多嗎？我們要如何從海樣的資料中去粗取精？我們當然需要越多越好的電子化原始資料、可檢索的網絡索引和目錄、搜索工具等。特定領域的現存圖書和檔案館藏也應該將最重要的資料彙編出版，也可以出版特定主題的文獻資料。文獻自己不會發聲，所以很需要評論和介紹的文字，翻譯也很受歡迎，尤其是從較少使用者的語言譯成漢語或英語這樣更普遍的語言。澳門大學的薩安東（António de Saldanha）教授在他的著作《葡萄牙及耶穌會參與中國禮儀之爭及康熙皇帝與教廷關係研究及文獻集》（De Kangxi para o Papa Pela via dePortugal）中已將許多有關澳門的文獻譯介成了葡萄牙語。 很遺憾，很多文獻和專著未經授權就被翻譯成中文，沒有嚴格檢查，不受出版控制。這種現象非常普遍。拋開版權的道德與法律問題，這些沒有正式資格的譯者們所翻譯的未授權的作品實在是害多利少。例如，由拉丁文譯成英António de Saldanha (ed.), De Kangxi para o Papa Pela via de Portugal, 3 vols, Lisbon: Instituto Português doOriente, 2003.

10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文，再轉譯成中文便常常變得文義不通。 學術機構在文獻資源的整合中有着特殊的角色，一方面要在網站上提供集合某項主題（例如澳門）的所有文獻印刷本或電子版本（至少也要提供鏈接），另一方面還有義務提供書目提要、目錄、批評專著，還要對這些資料進行批判性評估，而澳門是這項工程的一個理想地點。其中一個獨特的文獻案例是與澳門有關的歷史事件。 1710年 7月 8日，天主教樞機主教兼教皇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的來華使節多羅（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死於澳門，他是從北京返回羅馬的路上被康熙皇帝下令軟禁，直至逝世。他因譴責中國儒家對孔子和祖先的禮儀而觸怒了皇帝，被下令在耶穌會傳教士使節到教宗面前揭發他的行為並返回中國以前，必須留在澳門。但他為甚麼到中國來？為甚麼被監禁在澳門？有哪些歷史資料可以解答對於他的傳教活動的諸多疑問？這些資料又能展示給我們有關 18世紀早期澳門的甚麼面貌？二、教皇的使者──多羅多羅，意大利文名字為Carlo di Tournon（他後來為甚麼沒有使用這個原名是一個疑問）。他的姓氏似乎近於法語，其家族也的確源自法國，但已在意大利北部的皮埃蒙特（Piedmont）地區定居多年。他出生在都靈〔Turin，當時屬於薩伏依公國（Duchy of Savoy）〕， 1668年12月21日受洗，洗禮書上的名字是Carlo Lodovico Tomaso di Tournon，為Marchese di Tournon的兒子。 其父親時任薩伏依的牧師（Minister of State of Savoy），為尼斯（Nizza）伯爵（Nizza即今法國的Nice）。那麼，他到底是法國人還是意大利人？答案可能兩國均是，或兩國皆非，因為當時的薩伏依公國大部分領土雖然都坐落於現在的意大利，但卻橫跨了法國和意大利的邊境，且當時的朝廷是親法的，並有一位來自法國皇室的公爵夫人安妮‧瑪麗‧多萊昂（Anne Marie d’Orléans）。在中國，Charlo被稱作“多羅”，這個稱呼也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多羅就像許多不能承爵的貴族家庭小兒子般，決心要在教會做出一番事業。他前往羅馬成為樞機主教桑西（或森西，Cardinal Cenci）的書記（Auditor），被派往中國前，於教廷的一間小辦公室裏工作。當時他的年紀不大，沒有任何的外交經驗，對中國也不瞭解，卻被指派了這樣一個奇妙且艱險的任務，令人十分費解。這或許是由於其庇護者的緣故，桑西主教將他視作左右手。主教起初打算自己接受這項任務，但為了惠澤其年輕門生，便沒有接受。多羅和教皇的秘書長（Papal Secretary of State）法布里齊奧‧保盧奇（Fabrizio Paolucci）之間的通信，暗示他們可能關係密切。保盧奇或許是他的另一位庇護者。多羅到底效忠於何人？他雖然忠誠地服務於天主教會，但在很多方面，又可以看出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是傾向於法國的。他在中國時最親近的同盟是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s Etrangèresde Par i s）的成員。他的信件用拉丁文和義大利文寫成，然而他最早的選集卻由楊森主義者意大利小說家、哲學家兼文化歷史學家Umberto Eco曾寫過一本書Mouse or Rat？，書中對此有一些精彩的論斷。Umberto Eco, Mouse or Rat? Translation as Negotia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3.此文件的複製本藏於羅馬的Bibliotheca Casanatense , ms. 1626, f.2.這個問題出現了一些爭論︰即中文的“多羅”（或鐸羅）是貶（此近於葡語的“Tolo”，而此字有愚笨等義）還是褒（Antonio Sisto Rosso,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 1948, p. 156，認為此或指向滿族貴族的頭銜“多羅貝勒”）？不過，現時我們並不清楚此名的真義，因此問題依然存在。

107相似與差異：澳門學在方法論和文獻學的案例研究（Jansenist）阿貝‧維萊莫勒斯（Abbé Villermaules）譯成法語出版。 多羅本身並不是楊森主義者，但許多楊森主義者和對這一嚴格且惡意反對耶穌會的法國宗教運動友好人士，卻是其最強而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當時正是楊森主義者的非常時期，多種跡象表明，新教皇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可能會重啓先前暫停的、給楊森主義著作定罪的行動。難道楊森主義者們為了使敵對者耶穌會在中國慘遭挫敗，而暗中指使了多羅？另一個影響他後來行為的因素可能更重要。多羅在天主教會的角色是保證教會、教皇法庭和聖會（Congregations）各管理分支對天主教會所有活動的中樞控制權，這種控制甚至遠至中國。多羅在中國時還經常向樞機主教薩克里潘蒂（Cardinal Sacripanti）匯報情況，他是傳訊部（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拉丁名 Propaganda Fide更普遍）的會長。當他於1705年12月抵達北京時，康熙朝中負責接待他的官員對他們一行人的情況有些困惑，因為他們更瞭解諸如多明我會（Dominicans）和方濟各會（Franciscans）等耶穌會和其他宗教團體。他們清楚這個人到底屬於甚麼團體。《北京大事記》對此有很好的描寫：接着他叫了侍從Domenico Marchini，這位藥劑師抓住了機會，坐在他和清朝官員面前。他高度讚揚藥劑師的技術，最後宣稱他所有的團隊成員都是聖彼得會的（Congregation of St. Peter）。 他希望中國人能據此理解他的組織有很高的地位。清人又問聖彼得會和其他會相比有甚麼特權？他回答說，羅馬教宗（Supreme Pontiff）是他的領導者，這個會的成員是負責管理教堂和宗教事務的，還有教授“高級科學”，而其他會是服從於羅馬教宗，任務主要是教育兒童和治療病患。不管背後有着怎樣的教會政治鬥爭， 1701 年 12 月 5 日，多羅被任命為中國和東印度的特使（Apostolic Visitor），被賦予教皇特使（Legatus a latere）的權力，且被授予安提亞宗主教（Patriarch of Antioch）的名譽頭銜。 特使一職意味着他要進行巡查工作；如果有必要，對教會和他被派往的教堂的管理有決策權。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宗教事務官員。教皇使節（Legate）是一個外交上的職位，是教廷（Holy See）的代表，代表教皇前往一個地區。教皇使節拉丁文為“Latere”，是“從……那邊來”之意，表示承擔着一項特殊的個人任務，而非在外國封地有繼任者入駐其辦公室的永久性職位。多羅對他來自教皇的、且有着如教皇般的權力引以為豪，在《北京大事記》中，他常常做出一個代表他來自教皇的手勢，並試圖向中國官員解釋這一點。Abbé Villermaules (c. 1667－1757) 以 Villers為人熟知，在被Congregation of St. Sulpice解僱後，他成為一個反耶穌會的編著者，宣傳及出版一些作品。 Anecdotes sur l’état de la Religion dans la Chine, ou Relation de M. leCardinal de Tournon Patriarche d’Antioche, Visiteur Apostolique avec pouvoir de Legat a latere à la Chine, écrite parLui-même, 7 vols, Paris, pp. 1733－ 1742.中國人慣於認為歐洲傳教士從屬於“會”（hui），例如耶穌會。多羅希望讓人感到他宣稱的不存在的聖彼得會並不衹與“會”同級，而是在其之上。他所指的“高級科學”應是神學和教會的科學，並對耶穌會所支持的自然科學有所貶抑。Acta Pekinensia (henceforth AP) 53 (entry for I January 1706)，這裏及下文有關的稿件編號為即將出版之版本的編號。羅馬方面有一個慣例，便是去“製造”一個不管理特定教堂之主教或更高的職位，這個職位有相應的地位和相應薪酬，並有一個前教區的“名銜”，而這位教區主教可能不是天主教，但往往是東正教的，古老的安提亞宗主教應屬這種情況。AP 136, 325.

10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然而，他為甚麼被派往中國？以甚麼身份前來（教堂訪問者還是外交使節？抑或兩者兼之）？這些都是關鍵問題。此外，這些問題的模糊不清也給他的中國之行帶來了麻煩，他在澳門所引起的問題則更多。他在1701年11月9日寫給父親的信中表示，教皇有意任命他為使節，並表示出使之目的是考察和管理中國的傳教團體。而他在 12月 6日的信中則告訴他的父親，他已接受任命，並聲明他此行是為了“蒐集那些地區初步萌芽的基督精神的信息，並嘗試平息傳教士之間的嚴重爭辯”。在 12月5日舉行的一次機密的御前會議（Consistory）上，多羅被任命為教皇特使兼訪問者（Legate and Visitor）。教皇克雷芒十一世表示這次任務是為了理清在中國傳教問題中存在的“不同意見和相對立的傾向性”， 但在教皇的話語中沒有跡象顯示給他任命是值得鄭重宣告的。而事實也的確如此。羅馬方面有關中國禮儀之爭的決議直到三年後的 1704年 11月 20日纔下達，距離使團啟程前往中國（1702年 7月 4日）已逾兩年半。 1702年 6月 20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在寫給主教和宗座代牧（Vi c a r s Ap o s t o l i c）的信中衹是簡單地把這次任務稱為“視察”（Inspection），但在當天寄給更遠地區的康納（Conon）領銜主教（Titular Bishop）兼福建宗座代牧顏璫（Charles Maigrot）的信中，便預兆了可能會“清理”（Cleaning up，原文為 lustranda）他所在的教省，還囑咐他對多羅“忠實地解釋所有情況”。當然，在這當中依然沒有跡象顯示他對中國禮儀之爭或其他事務有具體的指示。 同一天，教皇還給中國皇帝修書一封，介紹他的使團此行衹是要向皇帝對基督教義的支持表示感謝，並獻上禮物。儘管如此，當使團四分五裂，多羅被困在澳門時，他寫信給保盧奇說，他是帶着秘密指示離開羅馬的（Held in Petto，即藏於胸中）。 隨後他又表示羅馬方面是“當着他的面譴責這些錯誤”。 他的表現好像表明了那些指示是確有其事，然而就算真的如此，那些指示是出自教皇本人還是秘書長的呢？ 1706年 11月 7日，在另一封寫給保盧奇的信中，他表示聽說有一項決議已發出，可是他並沒有收到。 在他於南京發出其反對中國禮儀決議後的第二日，即1707年2月 7日，他寫信給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承認他並沒有收到 1704年教皇法令（Papal Decree）的副本。一條出自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記錄也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可惜這條記錄沒有具體日期，且直到不久前纔出版。從中可以看出教皇在苦苦思索如何處理中國的禮儀之爭。 他寫道：Letter in the Casanatense Library, Rome, ms.1626, ff. 3v－ 4v.Letter in the Casanatense Library, Rome, ms.1626, ff. 5－ 7.Clement XI, Epistolae et Brevia Selectoria, Rome 1724, 1: 118－120.Clement XI, Epistolae et Brevia Selectoria, Rome 1724, 1:114－115.Letter to Paolucci, 27 December 1707 in Memorie Storiche, 1: 68.Letter to Paolucci, 27 December 1707 in Memorie Storiche, 1:75.The letter is in the Vatican Archives, Albani 248: 194－216, a deciphered version.Tournon to Clement XI, Nanjing 8 February 1707 in Vatican Archives, Albani 246: 83－84.這條記錄必定在最後的決定之前、多羅的任命之後，看其言語表述似乎表明它早於多羅離開時，然而，越來越多新的材料顯示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教皇委托書是在1703至1704年發出的，而當中考量了甚麼因素，值得注意。這條記錄摘於Albani 235: 265－281，它是由Ilaria Morali從一份幾乎難以辦認的文件中被轉錄、翻譯及註釋出來的。“Aspects of the Theological Debate in the Years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First Decree of Clement XI (1704),” in ActaPekinensia: Western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Kangxi Reign, Macau: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3, pp. 161－199.

109相似與差異：澳門學在方法論和文獻學的案例研究我們認為這件事應由一個決定性的指示來收尾，不過指示還是應對安提亞宗主教（Patriarch of Antioch）保密。這將證實從我們任命他為中國的特使（Apostolic Visitor）後一直保持的論調，也即我們派他去那裏不是去延續這件事的分裂事態（即使許多人都如此認為），而是去執行我們採取的解決措施。如果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確給了多羅這樣的指示，那麼他在北京、南京、澳門的行動就說得通了，但是使團對傳教士和康熙皇帝也表現出兩面性。他通過動議傾聽兩邊的聲音，對皇帝否認他曾得到這樣的指示，又對在南京的耶穌會士謊稱他已經得到了教皇法令的副本。他還做了別的事，即指控耶穌會士在出租合同中放高利貸（要求過多的利息），指責葡萄牙人不讓其他國家的人留在中國，也不讓對（中國）朝廷有用的人才來中國。此外，在語言溝通上也出了問題，有兩個詞引起了嚴重誤解。使團用意大利語向中國方面建議雙方建立Corrispondenza，這指的是建立一種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在1706年的中國，這一概念還很陌生。康熙帝回答說，在他朝中的任何一位傳教士都可以幫他與教皇通信並翻譯。譯員明顯地按照字面意思將其翻譯成“通信”（Correspondence），即交換信件。因此，當康熙知道多羅的意思是要派教皇的代表長駐北京，便非常震驚。接着，他抱怨說，皇帝的“Household”（耶穌會士和他們的合作者）對皇帝有所欺瞞。他似乎用了“家庭”一詞，讓康熙皇帝以為他冒犯了他的皇子們，而那時正好是皇位繼承危機隱現之時。《北京大事記》第一冊將由羅馬的耶穌會歷史研究所（Jesuit Historical Institute）出版，此書記錄了使團幾乎每一天在中國（尤其是在北京）的事項，還附有大量相關的文獻。它的撰稿人紀理安（Kilian Stumpf），是多方面為皇帝效力的一位德國耶穌會士。雖然他衹能依靠信件瞭解多羅在 1706年8月底離開北京後之情況（第一冊所載完結於此時），但《北京大事記》仍然包含了大量關於多羅的南下之行和在澳門活動的有用資料。我們期待着這份以拉丁文寫成的文獻後三冊的註譯本能盡快出版。將多羅派往澳門的聖旨有拉丁文和葡萄牙文版本，然而卻沒有中文版， 其內容如下：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1707年 5月 18日），皇上曾下旨讓戶部的 Toe Pao和官員Pangan la前往廣東， 向總督和廣東巡撫宣旨……Toe Pao被派去告知多羅：爾初來我朝，數次覲見曰羅馬教宗教皇遣爾，多羅，來謝朕相助之恩，且別無他事。之後爾提及其他諸事宜，言語愈多，前後矛盾愈多。朕不得不深思此事，故命爾在壟安國和薄賢士返回前需停留澳門。Aspects of the Theological Debate in the Years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First Decree of Clement XI (1704),” in ActaPekinensia: Western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Kangxi Reign, Macau: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13, p. 195.有關詳情可參閱澳門利氏學會 2010年 10月的一個國際會議。幾乎所有相同的拉丁文版本都在傳訊部檔案館 （Informationum Libri, Lib.163 :Pro Missione Sinensi 8, f.136v）及耶穌會羅馬的檔案館（Jap. Sin. 171, f.226）。葡文版則在 Saldanha的De Kangxi para o Papa Pela via de Portugal,Doc. 49 中可以找到（從 the Ajuda library, Lisbon copy, ms. 52-IX-22, pp. 162－ 164中取得）。此段文字原為拉丁文，經作者轉譯為英文。為方便閱讀，現譯為中文。AP607記載了但沒有把這兩個韃靼欽差（即滿族）的名字翻譯給Foiorò，它是被Eldest Prince在旅程中僱用作秘書的，而另一位Pagharà，則是來自工部（Gong Bu）的官員（這位官員在《北京大事記》中多次被提及，其中文名發音可能為Ba Anla）。

11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三、多羅在澳門《北京大事記》主要記載了宗教事務，當中包括多羅發佈的各種定罪和逐出教會令。發展到最後，多羅幾乎與所有澳門政治與教會的權威人士都針鋒相對，包括Captain General（總督）、主教、耶穌會、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的長上（Superior，或會長），原因是多羅心中存在這樣的認知：他作為教皇特使，有凌駕於教堂和澳門各級長官的權力。他的語言非常極端，例如，總督不僅因不服多羅的判決而被逐出教會，還被指為異端邪說。 多羅還聲稱他有權任免宗教團體的長上。 1708年7月3日，他發出最徹底的命令：任何傳教士，沒有他的許可，不得進出中國或就職於長上的辦公室。 儘管多羅被軟禁於他稱為“宮殿”的地方，使這些命令的執行幾無可能，但紀理安指出，這一命令實際上是一種全盤接管，與教會的法律和長久建立的制度背道而馳，導致傳教士士氣和教皇效力的極大喪失。意大利方濟各會士楊國珍（Giambattista Iliceto）於多羅在澳門期間如影隨形。 1708年 8月，當他發起對在澳門的葡萄牙人 （特別是耶穌會士） 的嚴重攻擊時，白萬樂（Á l v a r oBenavente）主教出面回應。這位在澳門的西班牙奧斯定會士（Augustinian）提供了許多使團與澳門之間關係的有用細節。 白萬樂主教已經向羅馬教皇申訴，反對多羅的行為。他原本準備經馬尼拉回羅馬，直接向教皇控訴，並最後為臨終前名義上被逐出教會的總督舉行了宗教儀式。多羅在 1709年 3月奪去了白萬樂江西宗座代牧的職位，後於當月逝世。白萬樂敘述了 1705年 4月多羅抵達中國時路經澳門卻不停留的情形。楊國珍責怪澳門方面當時對使團不敬，但白萬樂卻指出是多羅自己拒絕進城，且主教和總督都“在岸上”向他表示了問候。 他們沒有放禮炮的原因，是怕會引起中國官員的懷疑。多羅是自己選擇作為教堂訪問者而不是教廷使者（Papal Nuncio）的身份接受中國方面接待的，而他也“出於政治原因，沒有給中國皇帝呈上他攜帶的委任書（Brief of Accreditation）”。 這是一個錯誤，白萬樂寫道，一個他無法糾正的錯誤，最終導致他被驅逐。如果他介紹自己是使者，這個結果可能就不會發生（這方面可能也有待討論）。白萬樂繼續講述多羅到達澳門的情形：葡萄牙人禮貌性地給他提供了一所空置的房子，後來當他們看到他所帶的使團的規模，便給他安排了一處算得上最大最好的房子。他們讓居住者撤出，由多羅（LordAP 1241.例如，中國聖方濟各會的準省會長（Provincial Commissary）華夏寧（Diego de Santa Rosa）, 27 July 1709（AP1244）。AP 954－ 955.AP 955－ 957.這份西班牙文件相信會被包括在《北京大事記》的 AP1003-7內，但現時並未發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theJesuit Archives in Rome）內有兩個副本，即 Jap. 172, Sin. 68-79 及 88-103（此信的原本有Benavente的簽名）。一些資料表示，不像今天的那樣，不衹澳門半島，連耶穌會擁有的 Ilha Verde也確實是一個島嶼，而多羅的指示應是避開葡萄牙的一切領地。羅馬的Giovanni Fatinelli給多羅開具了三套文件證明，分別是訪問者的任務（Visitor of the Mission）、教皇特使或教皇代表（Legate 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pe），以及安提亞宗主教（Patriarch of Antioch）。 Fatinelli’s ms.Istoria of the legation in the Casanatense Library, ms.1654, f.13。

111相似與差異：澳門學在方法論和文獻學的案例研究Patriarch，宗主教，或牧首）入住。報告表示，之所以會付三百比索的租金給房東，是因為那房子值那麼多錢。多羅在1705年甫到澳門，就開始實施某些審判。澳門的主教提出抗議……請他不要破壞葡萄牙人的特權和法律、任免權方面的習慣。因此在多羅返回澳門前，沒有進一步的行動。總督要求他在把委任書上呈葡萄牙議會（Council ofPortugal）批准前都不要實施任何審判行為。多羅拒絕，稱他沒有送呈委任書的義務；不管葡萄牙議會批准與否，他都有充足的理由呈送報告書給主教。他聲稱自己是一位被教皇賦予權力的特使（Apostolic Visitor）。之後他們又要求多羅至少在印度果阿總督來信前，延緩一切形式的審判，而且告訴他來信大概當月就寄到。但他依然一意孤行。同時，他開始警告神職人員與教區神父（Diocesan Priests）最好站在他這邊，聽從他，而不是聽從大主教（Lord Bishop）或總督的。總督給他提供了一隊護衛士兵──剛開始是一種尊貴的象徵，但後來便變成了探聽多羅及其親信活動的探子。當他明白這些護衛更多的是要監禁他而非彰顯其尊貴時，他就想讓他們離開。因此有了幾番要求和回覆的信息往來。最後，一名法國牧師因此下獄。而此時，多羅已將主教、總督（據他的說法）、一名護衛隊的隊長、the Provincialof the Society逐出教會，還公開發文指責他們。事態陷入了僵局。葡萄牙人意識到多羅根本不接受他們的多番好意，且他是不會讓步的。因為他會不惜一切代價打算行使代教皇向世界發出指令的權力，而這指令不需向任何人申請許可。所以總督命令他的士兵不得讓多羅和他的隨從離開他們的房子。同樣，也阻止歐洲人進入那所房子，除了給多羅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中國僕人外。這個命令執行了一年之久，期間衹有幾次經允許的例外。開始時，有幾個僕人被搜查，看他們有沒有替多羅的支持者傳遞書信給其他人。據我所知，沒有一個葡萄牙人公開承認為其支持者，除了聖奧斯定修道院的長上（the Superior of the Monastery of Saint Augustine）。他辛苦了一番，但落得被遣返回果阿的下場……我本人自來此地傳教起，近三十年中，也遭受了兩、三次嚴重的干擾，但我同樣感受到澳門這裏的人對我們傳教的友善、敬業、慷慨的支持。所以，像楊國珍神父那樣的怒不能引起我們哪怕一點的同情心。這種對天主信仰不敬的無恥行為真讓人難過！這就是我對在澳門葡萄牙人的評論。楊國珍先是說葡萄牙人“監禁”了多羅且棄之不顧，接着重複他之前的指控，說他在獄中受到虐待。誰聽到這些話不會認為他是被關到了監禁殺人犯和盜賊的監牢裏呢？但事實我已經說了，且多羅也發表在他拉丁文寫就的正式文件中，他提供的細節是“在我們通常居住的豪宅中”。可見多羅說的“他的豪宅”，卻是醜聞散播者楊國珍所稱的“監獄”。他補充說，多羅被禁止用信件傳遞信息。一開始他們的確是搜查了僕人，看是哪些人在澳門和多羅有聯繫，因為他們擔心當中或許會有陰謀。但是，多羅從頭到尾都有與鄰近的廣東及中國方面有信件往來。這與楊國珍所說的截然相反，而且我自己也收到過他的很多信件和一些官方文件，沒有丟過一封信，與他通信的其他人也沒有。

11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承受着果阿總督非常嚴格的命令，他們在論以背叛國王罪或其他威脅的壓力之下。總督命令他們不要讓教皇特使兼訪問者多羅進入中國，除非他拿出葡萄牙議會的合法證明。 甚至，他們還收到來自印度的首席主教（Lord Primate）帶有警告意味的長信，禁止所有他治下的神職人員在多羅沒有得到同樣的認證條件前允許他自由進入。信裏還要求多羅自己遵守，不然就施以強制警告性譴責。 我曾親眼看見過這份正式文件，在這個城市是一樁公開的醜聞。楊國珍神父怎麼可以有臉說，這衹是為了避免不得不承認多羅的權威以及執行他的審判而製造的一種假象？甚至進一步把責任推到耶穌會士身上？如果這些依附主教的市民，服從總督和都主教（Metropolitan）的要求，拒絕這樣一位教皇特使入境，還能說他們這樣做衹是一種掩蓋，是一層偽裝的外衣（Gloss），而他們抵制的真正原因是由於多明我會士和耶穌會士的意見嗎？這樣說難道合理嗎？楊國珍神父和其他所有耶穌會士一樣，效力於葡萄牙，依附於果阿，就像馬尼拉依附於墨西哥一樣。因為他們在那兒不擁有任何合適的財產，停留此地，要維持生計，他們在果阿要養活自己，要麼把自己作為免費勞動力，要麼由國王授權給總督給予救濟金。如果他們被指控為國王的叛徒，便有失去這片土地上所有一切的危險。他們會怎麼做？耶穌會省會長（The Jesuit Provincial）驚慌失措，向多羅指出了果阿總督的威脅，並要求多羅，既然他和他的會士們已經在中國服從於他，他在澳門這個城市範圍內也許會做到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免引起上述可怕的後果。他並未能說服多羅，反而被逐出教會，雖然他的罪行未必比那些多明我會士和方濟各會士為嚴重……The Fathers of the Society一直以來為傳教士的使命爭取、 發展自由並提供資助，讓他們為多羅引起的麻煩擔責是一種欺詐。我自己也是受牽連而被驅逐的一員。這篇長長的文獻來源於當時身在澳門並剛好知曉真相的一位西班牙傳教士。他啟發了我們一些多羅在澳門的最後幾年裏的關鍵性問題：他奉了誰的命令？誰管控着那些護衛和監禁他的嚴格程度？他又是如何應對的？《北京大事記》有關於此事有更多的記載，如1709年1月的章節有關於耶穌會士試圖擺脫護衛隊的詳細記錄。果阿總督已下令護衛隊留下衹為顯示被保護者的尊貴，且進出自由，不得干涉他們傳送信件。然而，澳門當局拒絕完全撤走護衛，因為來自香山（Xiangshan）的中國官員告訴他們，他們有來自於皇帝的旨意，不能讓多羅逃走。 而同章節中還描述了護衛隊的情形︰澳門政府出資，卻聽命於中國方面，通向房子的海路則由一支中國水師守衛着。文件可參閱Saldanha的De Kangxi para o papa Pela via de Portugal，特別是Vol. 2, Docs. 31, 32, 36a, 58, 59, 60,62, 64, 65。文件可參閱Saldanha的De Kangxi para o papa Pela via de Portugal，特別是 Vol. 2, Doc. 36.The Fathers of the Society, 即耶穌會士。Benavente 被驅逐（Deported）出廣東，坐船到達澳門，因為他沒有皇家的許可（Piao），且使節也禁止他申請之，並駁回他對南京法令的上訴。 《北京大事記》的November 1707 (AP787-8) 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兩個負責西方事務的Eldest Prince的滿族使者從澳門帶來了一則耶穌會的八卦消息（Mere Gossip）──多羅計劃逃跑並賄賂香山知縣以移除其護衛，而皇帝隨即下達更嚴格監視的命令。AP 1106-7.

113相似與差異：澳門學在方法論和文獻學的案例研究這一記載大致是準確的。此事亦可說明，在不起眼的小地方的文獻是如何能為讀者指明方向。舊金山大學利氏學社有一份 1988年從蘇富比拍賣行（Sotheby）拍得的 Philip Robinson圖書館文獻。 這份 Giuseppe Broccardo de Langasco（陸若瑟）OFM的筆記記錄了 1710年 2月24日他和香山戍衛長官陳的談話。陳告訴他，使團和隨從們所遭遇的不能隨意取得食物等等的問題，其原因很簡單︰這個宅子裏的中國護衛隊長，一個叫Ning Fuye的人，因為手頭緊張，希望得到多羅的賄賂，但多羅沒有遂他的心願（這又是一個多羅誤解中國風俗的例證）。這恰好證明了護衛隊的性質：他們是由葡萄牙人出錢請的中國護衛，但很可能由香山的守軍組成。當羅馬方面得知多羅去世後，便發表了一篇悼詞，還撰寫了一些講述事情經過的文字。這些話當然都是讚美之詞，且是來自從未到過中國的擁護者口中。其中最完整的要屬多羅在羅馬的代理人Abate Giovanni Fatinelli撰寫的。 也許Fatinelli對使團出訪中國大陸和澳門這段歷史最大的貢獻，是彙編了五十一卷與使團有關的文獻，並藏於羅馬的卡薩納特圖書館BibliothecaCasanatense目錄中。在他的《關係》（Relazione）目錄下，有一份譯成拉丁文的文件（可能是多羅在廣州的代理人佩德羅‧穆尼奧斯 Pedro Muñoz撰寫的），文件是有關廣東巡撫向兩廣總督報告道臺對多羅因不滿其待遇而抱怨的調查。 他認為針對把總的控告是有道理的，但沒打算作出應對，因為他不信任歐洲人的目擊報告，而多羅自己對此也很是寬容。 最奇怪的是，這份文件是在 1710年 6月 12日，即多羅死後四天發出的。我們可能永遠無法解開這一事件當中的政治謎團，但這份文獻清楚地表明護衛隊全是中國人，他們受命於中國而非葡萄牙，而多羅還錯認了耶穌會會士和葡萄牙官方的角色地位。多羅成為中國皇帝的囚徒，但拒絕對羅馬的主子承認這一點，這是因為一旦承認了便等於承認他這趟行動的失敗。而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也很不願意承認他們不是澳門真正的主人。使團寫給羅馬的長信展示了他們對發生在中國（特別是澳門）的事件的觀點。 官方的信件收入梵蒂岡檔案館的阿爾瓦尼（Albani）藏書中（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名字是Giovanni FrancescoAlbani），其中很多信件已經出版，特別是在由梵蒂岡圖書館館員Cardinal Domenico Passionei編訂的 Memorie Storiche dell’ Eminentissimo Monsignor Cardinale Di Tournon Esposte conMunimenti Rari ed Autentici non Più Dati Alla Luce, 8 vols.（Venice， 1761）一書中。這些信件是為反耶穌會的內容而精心選編的，複製得十分精確，與藏於梵蒂岡檔案館中的原始手稿版本該文獻已被送到羅馬的傳訊部檔案館，並出版於Sinica Francicana 9/2:904-5。一份在 Sinica Franciscana 的文件（p. 905, note 4）認為他們屬於守衛澳門邊境的“卡薩布蘭卡”支隊。Relazione Della Preziosa Morte dell’Eminentissimo e Reverendissiom Carlo Tomaso Maillard di Tournon…SeguitaNella Città di Macao li 8. del Mese di Giugnio dell’anno 1710. E di ciò, che gli Avvenne Negli Ultimi Cinque Mesi DellaSua Vita, Costantino Pisarri, Roma 1711.Relazione Della Preziosa Morte dell’Eminentissimo e Reverendissiom Carlo Tomaso Maillard di Tournon…SeguitaNella Città di Macao li 8. del Mese di Giugnio dell’anno 1710. E di ciò, che gli Avvenne Negli Ultimi Cinque Mesi DellaSua Vita, Costantino Pisarri, Roma , 19－ 20.Fatinelli 表示其上級Fuye，可能是香山的軍事指揮官、總督的 Protégé。（Relazione, 18）。我們迫切需要的是一份有關多羅的文件的清單，除了一些主要的歐洲檔案館特別是羅馬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外，耶魯大學圖書館和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都藏有大量的私有資料。

11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可互相比對。檔案館中的藏本有檔案員的批註，顯示其在Memorie書中的冊數和頁碼。這些信件中有很多值得關注之處，在此衹重點說明兩封信。第一封信寫於多羅抵達澳門之後，討論了其被中國驅逐和拘留在澳門的原因。 這裏顯示出多羅的一個早期萌生的觀念，即他所遇到的麻煩都是耶穌會士在背後影響皇帝和在澳葡萄牙當局所致的，“他們已經對我宣戰”，“有時動用中國軍隊，有時是葡萄牙武裝力量騷擾、虐待我”； 是耶穌會士使中國禮儀之爭成為問題，他們操縱皇帝支持其原本並不十分在意的中國習俗。這一情形本在羅馬法令之中，但耶穌會士並沒有親眼看見。他們先發制人的一些行為，目的是為了證明情況果如他們所料。同樣地，他們預測任務將會失敗，以便使其成真並證明他們的預感正確。後來，多羅的偏執發展到他聲稱耶穌會的 Procurators Castner 及 Noël在 1702年乘坐一首英國船前往歐洲，僅是為了攔截羅馬從倫敦中轉發出的命令（而實際上，如果走“澳門──果阿──里斯本”航線，衹需一半的時間，傳信也更安全。且英國人為甚麼要和法國、德國的耶穌會士合作，到了要截取信件的地步呢？）在討論他在澳門被拘禁時，多羅完全無視葡萄牙人對中國政府的立場，以及耶穌會在此地的權威：皇帝雖然驅逐我到澳門，但他也不確定他的命令是否被最先接手的葡萄牙人安排的傳教士干涉，因為葡萄牙人有帝國特許權（Imperial Concession）。在此地對歐洲人有着獨立於中國國民外的權威。第二封信寫於1707年末多羅到澳門的五個月後。這封信寫得很長，基本上是向上司解釋他已經認識到其行為引起了嚴重的後果， 字裏行間顯得很是緊張，有些地方語無倫次，甚至長達一頁。耶穌會使他的全部努力都白費了，皇帝在私下談話中已經答應了他的全部請求，包括和教廷互派常駐使節（Corrispondenza），而在中國禮儀問題上，耶穌會士在皇帝面前非難他“試圖推翻中國傳統禮儀”。 他們騙他把顏璫請到北京來，但卻設計讓顏璫面對皇帝的質問。他們煽動北京的基督徒反對他和他的使團，控訴他踐踏基督徒要求善待祖先牌位的請願書。而實際上他們搞錯了，他衹是試圖撕下其中的一頁，但他的手用不上勁，衹好把腳放上去。 他們殘酷地迫使他下跪聽取皇帝的警告， 徐日昇（Thomás Pereyra）這個康熙皇帝的走狗（Cagnolino）甚至唆使皇帝來反對他。多羅給Paolucci寄了三封信，它們都記錄為1707年10月22日，現藏於梵蒂岡的檔案館（Albani 250: 91-97, 99-101,113-114）。第一封收錄了在Memorie Storiche 1: 81－ 123中（日期誤記為 10月 27日），第二封為反葡萄牙的長篇大論，特別是針對澳門主教João Cazal之不服從行為，最後一封是對耶穌會涉嫌放高利貸的討論，它顯示了他完全誤解了在中國做生意的手法及物權法。收錄在梵蒂岡的檔案館 (From Albani 250)，多羅給Paolucci寄的第一封信Memorie Storiche 1:95, 93中。收錄在梵蒂岡的檔案館 (From Albani 250)，多羅給Paolucci寄的第一封信 Memorie Storiche 1: 118中。收錄在梵蒂岡的檔案館 (From Albani 250, ff.212－ 228)，多羅給 Paolucci寄的第一封信Memorie Storiche1: 12－ 80中。收錄在梵蒂岡的檔案館 (From Albani 250)，多羅給Paolucci寄的第一封信Memorie Storiche 1: 14中。收錄在梵蒂岡的檔案館 (From Albani 250)，多羅給Paolucci寄的第一封信 Memorie Storiche 1: 22－ 23中。收錄在梵蒂岡的檔案館 (From Albani 250)，多羅給Paolucci寄的第一封信 Memorie Storiche 1: 23中。

115相似與差異：澳門學在方法論和文獻學的案例研究而有趣的是，耶穌會士們聲稱中國禮儀問題是一個事實性的問題，而多羅則表示他們說錯了。他們稱“教皇和教會無法定義中國人崇拜的偶像是（我們所認為的）偶像”， 這個論點若要循環論證的話，很難駁倒。同樣很有意思的是，他在描述他被驅逐至澳門時略而不提這些事，例如他在南京反對中國禮儀的判決、禁止傳教士起誓遵從“利瑪竇實踐法”（the Practices ofMatteo Ricci）來換取居留許可。他所有的麻煩皆是因為耶穌會士引起。保盧奇不應該讓他們的人在羅馬取得成功。結論四個世紀以來，天主教會一直連接着澳門和更廣闊的世界，即使在今天的城市商業生活中，依然有着一席之地。在北京的葡萄牙耶穌會士中，徐日昇試圖說服皇帝對他們遠在南邊的同胞和在中國的基督徒友好看待。教會記錄着許多澳門不同歷史時期的生活。澳門歷史學家常常要在很多遙遠的地方尋找他們的研究材料，其中當然包括歐洲，甚至澳大利亞。這些文獻中反映的問題常常是全球性的、反覆出現的人類問題，諸如政治、嫉妒和敵意、基本價值等，而澳門可以對人類的這些研究做出重要的貢獻。[ 責任編輯　陳超敏]收錄在梵蒂岡的檔案館（From Albani 250），多羅給Paolucci寄的第一封信 Memorie Storiche 1: 69－ 70中。

11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摘 要] 明代尤其是嘉靖中後期以來，由於倭寇、海盜在東南沿海一帶活動猖獗，海防遂成為明朝中央、地方軍政官員和學者關心之大事，一時間涉及海防的著述頗盛，除了海防類文獻、綜合性兵書以外，一些明人筆記也保存了不少頗有研究價值的明代海防史料，民間學者葉權的《賢博編》即為其中頗具代表者。考察《賢博編》的成書過程與撰述水平，可稱得上是“有心”之作，書中分析了嘉靖以來東南沿海海寇猖獗的原因，並對東南海防問題和管治澳門葡人策略提出了若干意見。[關鍵詞 ]《賢博編》　明代　葉權　海防思想　治澳策略明代尤其是嘉靖中後期以來，由於倭寇、海盜在東南沿海一帶活動猖獗，海防遂成為明朝中央、地方軍政官員和學者關心之大事，一時間，涉及海防的著述頗盛。據初步統計，嘉靖朝編撰的海防類文獻有十六種，隆慶朝有十種，萬曆朝有十五種，天啟朝有四種，崇禎朝有二十九種，合計共達七十四種之多。 另外，戚繼光編撰的《紀效新書》、萬曆年間茅元儀編撰的《武備志》、王鳴鶴編撰的《登壇必究》和何汝賓編撰的《兵錄》等綜合性兵書也涉及較多的海防內容。不過，一些明人筆記也保存了不少頗有研究價值的明代海防史料，葉權《賢博編》即其中頗具代表者，這一點，尚未引起學者們的關注。《賢博編》舊有萬曆間黃應台刻本，編末附以《遊嶺南記》， 1987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即以此本作底本。點校者所作之“點校說明”謂：“它的內容廣博，舉凡民情、官場、物產、外務、風土、軍事等方面的見聞均曾涉及，對研究明中葉江南地區社會經濟、民族關係、對外貿易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史料。” 所說比較中肯，但沒有展開論述。以下主要依據《賢博編》中涉及明代軍事尤其海防方面的史料，對葉權的海防思想與治澳策略稍作探討。“有心”者的記述：《賢博編》所見葉權的海防思想和治澳策略*吳宏岐 作者簡介︰吳宏岐，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環南海歷史地理研究”（編號 12&ZD144）子課題相關研究成果。張德全：《明代海防文獻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黑龍江大學， 2012年，第 7－ 22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點校說明”，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 1頁。‧ 澳 門 學 ‧

117“有心”者的記述：《賢博編》所見葉權的海防思想和治澳策略一、葉權《賢博編》的成書過程與撰述水平《賢博編》一卷，明葉權撰。葉權，字中甫，安徽休寧人。生於嘉靖元年（1522），卒於萬曆六年（1578）。據《（道光）休寧縣志》記載：葉權“少負穎質，通今博古，以經濟自豪。著有《沙南集》、《平倭策》、《賢傅》、《紀遊》諸編”。 其中提到的《賢傅》當為《賢博編》之誤，而《紀遊》當即《遊嶺南記》。葉權在其《賢博編》的開篇就述說了此書的成書過程和書名來由：余少好博弈，嘗酒中與客決賭，爭注有言，氣平深自悔恨，遂斷此戲。以其暇追憶江湖瑣事，輒草一篇，本無意見，聊舒悶懷耳。竊又怪農談野記，率多荒誕不經，自非實見真聞，不為古今妄增。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弈既賢於無所用心，是雖無關世道，彼善於此，其有之乎？因名曰《賢博編》。《賢博編》卷首有署名“勛賢里人程涓巨源”所撰的《賢博編序》，對《賢博編》成書過程亦有所提及：中甫籍錢塘，諸生。會朝鮮內訌，錢塘患之，中甫條上禦倭十二策於督府李公。李公大奇之，將薦於朝，以諸生從行間，會被逮而事罷。而中甫西游吳，游越；東遊閩；北游燕、趙；最後而南游嶺表，居嶺表久且狎也……閒暇無事，即俛首著書。耳所的聞，目所習見，素心師友所臚述，輒札記而條列之。積久成帙，又以嶺南風土記附焉，命曰《賢博編》。可見葉權的《賢博編》，是他在遊歷、狎玩之暇，以所聞所見結合閱讀師友的著述，“輒札記而條列之”的，其日積月累，遂成一帙，的確屬於筆記類著作。至於《賢博編》的撰述水平，葉權的自我評價是“追憶江湖瑣事”，意在“聊舒悶懷”，所以“本無意見”，不過他還是特別強調，自己的筆記多為“實見真聞”，不同於“率多荒誕不經”的“農談野記”。葉權的自我評價，顯然多少有些自謙。程涓的序言對《賢博編》一書的撰述水平則作了較為客觀的評價：夫博弈者，用有所用之心，而賢博者，又用所當用之心也，則足賢也已……夫中甫，隆、萬間人也。隆、萬以著作名家未易指數，高者採戰國而摭西京，挾建安而畫大歷，次乃沿習六代組綉之餘相傾上，又次則逃於理，托於易簡以掩其陋，然皆以矜名位縉紳相引重，海內靡然從之。中甫布衣耳，於文苑奮自雄，以記事則尚實，以引志則尚達。體有所裁，必不斥意以束法；情有所縱，必不抑寸以避格。詩若文，得兼長焉。茲編事核而情近，直致纖悉不可窮，而其指固諄諄然取則而炯戒者不爽也……有心哉是編也，其殆探無算之勝，而有慶多馬之思也夫。[清]方崇鼎、何應松：《（道光）休寧縣志》卷十四《人物》，《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627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5年，第 1364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卷首程涓《賢博編序》，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7年，第 3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卷首程涓《賢博編序》，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7年，第 3－ 4頁。

11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可見，程涓對於“博弈”、“賢博”的看法，與葉權頗有不同。葉權認為“博弈”是賢者遊戲，其賢在於“無所用心”，故而“賢博”是“無關世道”的，所以其《賢博編》衹能算作是消遣性讀物；程涓則認為，“博弈者”與“賢博者”是有區別的，前者衹是“用有所用之心”，而後者則是“用所當用之心”。程涓還進一步認為，雖然隆慶、萬曆以來，“以著作名家未易指數”，但其實這些著作的著述水平是有高下之分的，其判斷的依據不是體裁而是法理。在他看來，《賢博編》不屬於縱論古今的大作或詞藻華麗之美文，但“以記事則尚實，以引志則尚達”，“茲編事核而情近，直致纖悉不可窮，而其指固諄諄然取則而炯戒者不爽也”，所以可稱得上是“有心”之作，當然也屬於高水平著作之列。這個評價相當公允，也揭示出了“實見真聞”類筆記所具有的史料價值。二、葉權對嘉靖以來東南沿海海寇猖獗原因的分析有明一代，倭寇為其主要禍患之一，海防也成為明代國防的重點。 明代軍事家茅元儀說：“防海豈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海之嚴於防，自肅廟時始也。” 清人也持類似的觀點，如蔡方炳稱：“海之有防，歷代不見於典冊，有之，自明代始。而海嚴於防，自明嘉靖始。”鄭昌時亦稱：“古無海防之設，其時外洋諸國少通，洋商鮮食之利未普也。今多廣其利途以道海，而至險難測者又莫如海，奸宄伏焉，於是有防。” 乾隆《南澳志》也說：“古有邊防而無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也。” 可見，嚴格意義上的傳統海防，是從明代開始的。明代的海防體系主要是因防禦倭寇而形成。元朝末年，倭寇開始侵擾中國沿海地區。入明以後，倭患日漸增多。為了防禦倭寇，明朝自建國之始，即十分重視海防，在全國沿海地區形成比較嚴密的海防體系。明朝建立後，鑑於十幾年的戰亂，大地滿目瘡痍，人民需要休養生息，採取了睦鄰自固的戰略，這種思想以《皇明祖訓》的形式固定，並傳承下去。因此，有明一代國防的基本戰略是防禦，海防也是如此。明代海防的重點是防禦倭寇侵擾，重點地區是東南沿海，主要防衛措施是“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從整個明代而言，嘉靖朝無疑是倭患是最為嚴重的時期，尤其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後，由於浙江、福建等地“走私貿易的人為保護真正的海賊的襲擊也自我武裝起來。當貿易不順利，就利用手中的武器進行搶劫而成為海賊”，於是，“就出現了將中國的無賴也捲入其中的倭寇危害”，“搶劫浙江、南直隸各地，甚至還南下搶劫福建、廣東沿海地區”，這就是所謂的“嘉靖大倭寇”的開始。 嘉靖時期，東南沿海各地的倭患都十分嚴重，史稱︰“嘉靖中，倭寇宋烜：《明代浙江海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第 1－ 2頁。[明]茅元儀輯：《武備志》卷二百九《占度載‧海防一》，臺北：華世出版社， 1984年，第 744頁。[明]陸應陽輯、[清]蔡方炳增輯：《廣輿記‧海防篇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173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253頁。[清]鄭昌時：《韓江聞見錄》卷六《海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第 198頁。[清]齊翀：《（乾隆）南澳志》卷三《建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3年，第 447頁。楊金森、范中義：《中國海防史》上冊，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7年，第 23頁。[日]松浦章：《中國的海賊》，謝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1年，第 55頁。

119“有心”者的記述：《賢博編》所見葉權的海防思想和治澳策略閩、浙，滋蔓亦及於廣東。”葉權生於嘉靖元年（1522），卒於萬曆六年（1578），經歷過“嘉靖大倭寇”的動盪年月，所以在其《賢博編》中，對嘉靖年間東南沿海一帶海寇猖獗的原因多有論述。嘉靖年間，東南沿海一帶海寇成份複雜，其活動猖獗的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面的。其一，與民風逐漸敗壞導致沿海商貿規則破壞有關。這一點，在其他海防史料中鮮有提及，但葉權卻非常關注。據葉權觀察：今時市中貨物奸偽，兩京為甚，此外無過蘇州。賣花人挑花一擔，燦然可愛，無一枝真者，楊梅用大棕刷彈墨染紫黑色。老母雞撏毛插長尾，假敦雞賣之。滸墅貨席者，術尤巧。大抵都會往來多客商可欺，如宋時何家樓故事。若吾鄉有偽物，行市中一徧，少刻各指之矣。比起集市商品作假來說，牙行經紀主人的欺騙客商的行徑更令人髮指：今天下大馬頭，若荊州、樟樹、蕪湖、上新河、楓橋、南濠、湖州市、瓜洲、正陽、臨清等處，最為商貨輳集之所，其牙行經紀主人，率賺客錢。架高擁美，乘肥衣輕，揮金如糞土，以炫耀人目，使之投之。孤商拚性命出數千里，遠來發賣，主人但以酒食餌之，甚至兩家爭扯，强要安落。貨一入手，無不侵用，以之結交官府，令商無所控訴，致貧困不能歸鄉里。商中有奸黠者，又為之引誘後至之人，使那前趲後，己得脫去，俗謂之做移夫。如此不數年，主人亦以奢敗，固所甘心，而不知曾坑幾商矣。為民上者，當知此弊。這種情況，不唯發生在內地城市，沿海一帶的勢家大戶也每每用欺騙的手段來對待海商，以致激起更大的事端：海寇之變，始於浙東而終於浙西。方嘉靖丙午、丁未間，海禁寬弛，浙東海邊勢家以絲緞之類與番船交易，久而相習，來則以番貨托之。後遂不償其值，海商無所訴，一旦突至，放火殺數十人。勢家緣宦力，官為達於朝，朱紈巡撫之出以此。其二是社會治安混亂，地方俠少與海寇內外響應。據葉權觀察，當時社會治安混亂，“北方行旅苦響馬”， “江、淮間奸人為盜”，往往將“卷箬蓬蓋”之船改造成“厚板周札，高方如櫬，僅留一門”的小航船，“以阱孤商，使不得倉卒應變”來謀財害命， 而東南沿海的正常商貿則頗受地方俠少之害。值得注意的是，沿海之勢家不僅勾結官宦，而通過控制地方俠少，相率為奸，與橫行海上的海寇內外響應，加重了沿海百姓的災難：[清]佚名：《防守江海要略》卷下《南海》，《中國邊疆史志集成（海疆史志）》第 23冊，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複製中心， 2005年，第 134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6－7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7年，第 22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9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頁。

12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吳下新有打行，大抵皆俠少，就中有力者更左右之，因相率為奸，重報復，懷不平……其術之至惡至巧者甚多，瑣猥不堪悉記。後以數害良善，官府持之急，遂為亂城中，舉火大噪，劫獄，幾殺翁巡撫大立。幸此時海寇已平，竟就擒執。若往年內外響應，豈小變哉？其三是海禁政策過嚴，容易激起變亂。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紈任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防禦倭寇，採納僉事項高和當地士民的建議，革渡船，嚴保甲，搜捕通倭奸民，整頓海防，嚴禁商民下海，一時頗有成效，但由於海禁政策過嚴，觸犯了閩浙地主豪紳的利益，為禦史陳九德所彈劾，朝廷遂革紈職，紈憤而自殺，自此明廷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不敢言海禁事，海防廢弛，倭寇更加猖獗，荼毒東南沿海十餘年。葉權通過自己的瞭解，認為海禁政策過嚴，容易激起變亂：“朱至浙，又禁過嚴，海商之留者不得去，去者不得歸，因引誘為亂。”其四是明軍久不習兵，紀律渙散；官員畏敵，酷暴成性。按照葉權的分析，明軍久不習兵，戰鬥力不强，是海寇連年難靖的一個重要原因：“時，承平日久，民不習兵，招一切無賴，使紈袴將之以對敵，蔓延至是。” 明軍紀律渙散，可謂醜態百出，或臨戰之際猜忌主帥：及胡總制與戰，互有捷負。後乃以計取之，事未就緒有所待。人或疑胡有他心，不得已，遂進兵。幸寇首一意降，不設備，故能成功。向稍延緩，使寇聞兵期，離其巢，則殆矣……胡總制王岡涇之捷，先以松陽兵與寇對，墮寇伏中，各郡兵觀望欲退走，胡急揮鈎刀，兵進。鈎刀，本南蠻，初至甚銳，遂前鬪，松陽兵居中殊死戰，寇遂大敗……或始則觀望，繼則爭功自擾：海寇初起時，不過五七十人，往來仁和、海寧。地方官軍、民壯遇之輒敗，乃請游僧月空為之首。月空，亦一偉人，所持鐵棒重四十餘斤，諸遊僧數十從之，亦各用鐵棒。相約，賊死，不得割首級，以盡斃為止。遂前擊殺二十餘寇，軍壯之。後隨者始則觀望，至是爭功，奪頭自相擾，賊得散走，僧亦解體矣。月空後不知所終。地方官員也有畏敵不出、縱寇深入之情況：嘉靖乙卯，海寇敗於浙西，走紹興，途中殺錢御史。劉知府畏不出，縱之渡江。入富陽、餘杭、昌化界，直抵徽州，出太平，至南京，殺揮使及官軍百餘人，城門為之晝閉。復由丹陽經蘇州，將入其故壘，陷於泖中，調中後所官軍始剿之。初，賊僅五十，行二千里，過數郡，經留都而一轉，歸不失一，可恨可笑。中後所官軍三百人，皆精銳，立什伍相救護，各持長槍、帶短刀，不用弓矢及他器械。寇至，與之戰，不爭利，不甚追北，戰罷方取首，貨財則均分之。浙西諸衛所，惟此軍號為有紀律，然僅不大[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7－8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2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1頁。

121“有心”者的記述：《賢博編》所見葉權的海防思想和治澳策略失，無他功……更為嚴重的是，有些官員治軍無方，酷暴成性：嘉靖辛亥、壬子間，御史劉錫清軍南直隸，每清一軍，有勾單冊取者，不問果否逃回及有無家屬，輒先窮治該圖里排。里排畏刑，至願代軍補伍。復以為懷詐，加以酷暴，里排死杖下者無數。直隸人號劉剝皮。後升紹興知府，適敗殘海寇數十至城下，山陰典史吳成器請剿殺之，劉不肯，反杖吳，令縱寇入別郡，寇遂殺錢御史於途。事聞，撫按奏，劉謫戍，士民稱快。其五是明軍裝備落後，難以禦敵。葉權由於曾經遊歷澳門，對於烏嘴銃之類火器的型制與威力，有較為清楚的認識：烏嘴銃，即佛郎機之手照。日本國制稍短，而後有關捩可開。佛郎機制，長而後閉。人持一支，如中國之帶弓矢。最貴重者，上錯黃金，可值銀百兩，乃以精鐵先煉成莖，立而以長錐鑽之。其中光瑩，無毫髮阻礙，故發則中的。非若中國工人鹵莽，裹鐵心而合之，甚至三節接凑，然後鑽銼。其中既不圓淨，又忽斷裂，萬不及也。余親見佛郎機投一小瓶海中，波濤跳躍間，擊之，無不應手而碎。恃此為長技，故諸番舶惟佛郎機敢桀驁。昔劉、項相距廣武間，羽數令壯士挑戰，漢王使樓煩輒射殺之。羽怒，自出，樓煩不敢動。使有此物數支，伏陣中攢指之，何懼項羽哉！三國時，鬪將令有此，雖十呂布可斃也。然以之押陣、守城及舟車之戰，可蹶上將，以之倏忽縱橫，既便利不及他器矣。明軍之中，雖然不乏猛將虎兵，但由於多持傳統兵器，故每每被裝備有火器的海寇所敗：“宗將軍北兵甚精，與寇敵，屢捷。皂林之戰，寇首徐海幾獲，適麻葉引新寇至，寇駕烏嘴銃，北兵不能支，遂敗，宗將軍死。寇進圍桐鄉。”三、葉權對東南海防問題和管治澳門葡人的意見據前引“勛賢里人程涓巨源”所撰的《賢博編序》，當“朝鮮內訌，錢塘患之”之時，葉權曾經“條上禦倭十二策於督府李公”，但其策文內容，序中語焉不詳。不過，《賢博編》之正文記載了一些葉權提出的海防建議，可見葉權海防思想之一瞥。抵禦海寇關鍵在於擇將練兵，葉權分析說：我朝禦將之法極高，而養兵之道未善；故歷世無強將，而各省多變兵。蓋緣無事則竭民膏以供軍，有事則雇民壯以剿寇。承平惰逸，如富家驕子，既不治生，又能蕩產，勢使之然也。邊方且不必言，腹內如浙江溫州、福建福州、延郡，近時南都之殺黃侍[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1－12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5－26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3－24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2頁。

12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郎，驕悍悖逆，日甚一日，其不至如唐之藩鎮者，以將無調發之權故也。南都之變，既就招安，李侍郎遂徐以計除其渠魁，固為善處，但後來事勢，當又不同，恐已行之策，不可復用。未然之禍，尤宜防範也。當時東南海防諸帥每每喜用調集西南蠻兵抵禦海寇，不過葉權卻認為，蠻兵不僅勇猛善戰，而且有用三七醫療軍傷之傳統，值得引起重視：廣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蠻峒中，山谷之間，出一種金瘡藥，名三七。狀類土白朮，味甘如人參而厚，草本生者。雖重傷，流血處量瘡附之，一二宿即痂脫如故，又可治吐血等諸病。廣西靖江王府中，傳有服法。蠻嘗被調發中國誅剿他寇，人持數兩，多者數斤，防刀箭傷。歸時以其餘售，中國人重購得之。其贋者名水七，味薄惡，不類人參。本草、方書俱不載，一神效藥也。在葉權看來，除了徵調北兵、蠻兵等客兵以外，東南沿海一帶的兵源也需要進一步開發，如當地的丐戶就可徵調為兵：浙之寧、紹、溫、處、台、金、衢、嚴八府，俱有丐戶，一名墮民，俗呼大貧。蓋國初不治生理，游手游食之人，著於版籍，至今不齒於庶民。民間吉凶事，率夫婦服役，鼓吹歌唱，以至舁轎、篦頭、修足，一切下賤之事，皆丐戶為之。嘉靖初，會稽董大貧，家鉅富，有女甚美，欲嫁良民，良民雖貧徹骨，不與為婚，婚即閭里不敘矣。吾鄉長老傳言，國初里人有一二姓，被籍破落戶，出入三尺竇，戴狗皮帽，不齒於眾。想此法處處行之，即如浙江杭、嘉、湖必俱有，顧彼八府特嚴，故至今不落籍耳。又或吳王初，方國珍偽降，張士誠割據，法令不同，而沿襲因異也。余鄉人吳成器為會稽典史，值海寇亂，籍丐戶三百人為義勇，乘其素不平之氣而厚遇之，嘗得其死力，超升府通判。吳去官，復散如故矣。葉權視野廣闊，他還曾建議借鑑西漢抵禦匈奴之經驗，聯合琉球以抵禦海寇：琉球國，在福建泉州之東海島中，古未通中國。洪武間，其國分為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皆遣使入貢。後為中山所併。嘉靖丙戌，中山王尚真卒，其子尚清表求襲封。越壬辰，朝廷遣吏科左給事中四明陳侃、行人司行人高澄，充正、副使，賫詔以往，費且鉅萬，官員軍民同行者四百人，三年始訖事。中間風濤之險怪，幾葬魚腹者數四。陳公有《使琉球錄》，備載始末。昔張博望使西域，欲斷匈奴右臂。使琉球得，毋為海島諸夷銜嚼耶？不然，指南針示之歸路足矣。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賢博編》編末所附的《遊嶺南記》，也有一些關於海防，尤其是管治澳門葡人策略方面的重要言論。[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0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7年，第 34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1－32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6－37頁。

123“有心”者的記述：《賢博編》所見葉權的海防思想和治澳策略《遊嶺南記》是葉權在乙丑年即嘉靖四十四年（1565）所作的遊記，備述自己所見廣東諸地之風土人情，其中有不少內容涉及澳門，是研究早期澳門開埠史、中葡關係史的重要史料。據湯開建教授研究，繼嘉靖四十三年（1564）龐尚鵬《區畫濠鏡保安海隅疏》（又稱《撫處濠鏡澳夷疏》）首次對澳門詳細介紹後，次年“明人葉權又以其親身遊歷澳門之所見所聞對澳門進行了第二次較為詳盡且頗具權威的報導”，不僅“披露澳門開埠初期明朝官員對澳門的管理政策與手段”，“為澳門葡人幫助明朝平定柘林兵變事件提供新材料”，而且“以細微的觀察介紹澳門葡萄牙人外貌特徵和衣著佩飾”，“第一次詳細介紹澳門葡人早期宗教信仰及生活習俗”，“為澳門葡人蓄奴及拐賣中國兒童事增添新資料”。 不過，《遊嶺南記》所見葉權關於管治澳門葡人策略方面的論述，還值得進一步研究與分析。《遊嶺南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廣東軍餉資番舶。開海市，華、夷交易，夷利貨物，無他志，固不為害。乃今數千夷團聚一澳，雄然巨鎮，役使華人妻奴子女。守澳武職及抽分官，但以美言獎誘之，使不為異，非能以力鈐束之也。蓋海市當就船上交易，貨完即行，明年又至可也。捨船而屋居岸上，夷性變詐，叛賊亡人各相煽惑，知中國短長，一水竟達城下，其勢何可久哉？此肉食者謀之。這是一條披露澳門開埠初期明朝官員對澳門的管理政策與手段的重要史料，湯開建教授認為其中“廣東軍餉資番舶”，談的就是澳門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原因；“但以美言獎誘之，使不為異，非能以力鈐束之也”，實際上就是對澳門葡萄牙實施籠絡羈縻的策略。 不過，湯開建教授對於涉及葉權本人觀點的重要字句沒有進行必要的分析。其實，如果細細玩味其中的“但”字，就可以明白，葉權本人對於守澳武職及抽分官一味實施籠絡羈縻策略是持不同看法的，而更看重的是“以力鈐束之”。在筆者看來，葉權在文中透露了自己之所以傾向於後一種管治澳門葡人的策略，原因大概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其一是在澳門開埠之前，“夷利貨物，無他志，固不為害”，但開埠之後，“數千夷團聚一澳，雄然巨鎮”，已成為廣東沿海軍事安全的潛在威脅。其二是“捨船而屋居岸上，夷性變詐”，而“叛賊亡人各相煽惑，知中國短長”，加之澳門與省城廣州之間距離較近，“一水竟達城下”，如果澳門葡人突然攻擊，可能會讓明軍猝不及防。基於上述認識，葉權不僅不同意對待澳門葡人“但以美言獎誘之”的籠絡羈縻策略，而且還認為這種治澳策略是不可持久的，所以特別提醒當局需要認真考慮，相應調整治澳策略，要注意加强對澳門葡人的防範。他的這個觀點，與曾任廣東總兵的俞大猷是一致的，俞氏也認為“澳官姑息，已非一日”。 後來明朝政府多次命令澳門葡人拆毀城墻，並在澳門半島與香山主島連接處的蓮花莖中腰處設置關閘，派兵駐守，可見明人的治澳策略也逐漸發生了一些變化。 這說明葉權雖為一個“諸生”，但見多識廣，又善於思考問題，故能有先見之明。湯開建：《葉權與澳門》，《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8年，第 26－ 44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7年，第 44頁。湯開建：《葉權與澳門》，《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8年，第 26－ 44頁。[明]俞大猷：《正氣堂集》卷十五《與兩廣軍門自湖吳公書十六首‧論商夷不得恃功恣橫》，《正氣堂全集》，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3頁。吳宏岐：《澳門關閘的歷史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西安）2013年第 1期。

12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明嘉靖四十三年三月（1564年4月），潮州饒平縣柘林澳水兵因缺餉斷糧而嘩變，史稱“柘林兵變”。叛兵隊伍在廣東東莞籍水兵徐永泰等人率領下，聯絡其他一些武裝，進抵虎門附近的三門海，對兵力空虛的廣州構成嚴重威脅，並侵擾澳門一帶海面。同年10月，為了消滅叛兵餘黨，廣東軍方與澳門的葡萄牙軍隊聯合行動，以突然襲擊的戰術，在東莞三門一帶徹底平滅叛兵，史稱“三門之役”。 葉權《遊嶺南記》於此事也有相關記載：是年春，東莞兵變，樓船鼓行，直抵省城下。城門晝閉，賊作樂飲酒天妃宮中。湯總兵克寬與戰，連敗衄，乃使誘濠鏡澳夷人，約以免其抽分，令助攻之，然非出巡撫意。已夷平賊，湯剿為己功，海道抽分如故。夷遂不服，擁貨不肯輸稅，省城謀困之，遂阻道不許運米麵下澳。夷飢甚，乃聽抽分，因謂中國人無信，不知實湯總兵為之也。中國亦謂夷難馭，不知湯固許之免也。天下事變，每生於兩情不通。根據這條史料，有研究者分析說：明朝官方材料不論是對吳桂芳、俞大猷，還是湯克寬，都一律衹宣揚他們平定叛兵這一結果，且多溢美之辭。對於他們連敗於叛兵之事則遮掩起來，而葉氏所載則十分清楚。正因湯克寬與叛兵之交戰屢次失敗，這纔“使誘濠鏡澳夷人”，“令助攻之”，確實是在葡萄牙軍隊的幫助下，纔順利地平息這場叛亂，這同埃斯科巴爾（J o ã o d eEscobar）《熱爾‧哥依斯使團紀實》及佛朗哥（António Franco）《道德的形象》中所載是一致的。這個分析是相當中肯的，當然，從這條史實，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分析葉權本人在管治澳門葡人這個問題上的獨到見解。據葉權所記，廣東副總兵湯克寬在與叛兵交戰“連敗衄”，“乃使誘濠鏡澳夷人，約以免其抽分，令助攻之”，但事成之後，又失信於葡人，遂致“夷遂不服，擁貨不肯輸稅”。在這段記述裏，葉權使用了“使誘”兩字，而不是“獎誘”，所以不能同樣解釋為“籠絡羈縻”，因為其中“欺騙”意味更為濃重。同樣，“因謂中國人無信，不知實湯總兵為之也”云云，也頗值玩味，從語義上分析，葉權同情葡人所持“中國人無信”這個說法，衹是强調這是由湯克寬一手造成的。這就是說，在葉權看來，對待澳門葡萄牙人，既要注意加强防範，同時也要注意信用問題，衹有“威”、“信”並用，纔不致於“兩情不通”，激起不必要的“事變”。作為一名民間學者，葉權的想法可能有些理想化了，但無論如何，他的觀點與當時軍政界“但以美言獎誘之”的主撫派不同，與強硬、激進的主戰派也有所不同，可能代表了第三派的意見。這一點，應當引起研究者的特別注意。結語毋庸置疑，葉權可以算是明代民間學者中的一位佼佼者。葉權生逢嘉靖、萬曆之亂世，但作為一個“有心人”，在游歷、狎玩之暇，卻能注意細心觀察事物，並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如實記錄[明]俞大猷：《正氣堂集》卷十五《與兩廣軍門自湖吳公書十六首‧論商夷不得恃功恣橫》，《正氣堂全集》，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3頁。[明]葉權、王臨亨、李中馥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凌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7年，第 44頁。湯開建：《葉權與澳門》，《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8年，第 26－ 44頁。

125“有心”者的記述：《賢博編》所見葉權的海防思想和治澳策略下來，同時還針對時弊提出頗有獨到見解的意見，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對於明代東南海防而言，葉權在《賢博編》對嘉靖以來東南沿海海寇猖獗原因的分析是相當全面而深刻的，如他指出，嘉靖年間東南沿海一帶海寇成份複雜，其活動猖獗的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不僅與民風逐漸敗壞導致沿海商貿規則破壞，地方俠少與海寇內外響應，海禁政策過嚴、容易激起變亂有關，同時也與明軍紀律渙散、官員畏敵酷暴、明軍裝備落後等因素有關。當然，就明代東南海防問題具體建議方面，葉權的見解也有可稱道者。例如，他指出廣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蠻峒山谷之間，出一種金瘡藥，名三七，可作醫療軍傷之用，可謂相當用心；他還提出，除了徵調北兵、蠻兵等客兵以外，東南沿海一帶的兵源也需要進一步開發，如當地的丐戶就可徵調為兵；他還建議借鑑西漢抵禦匈奴之經驗，聯合琉球以抵禦海寇。這樣的記述和議論，往往從細節處着眼，不同於當時流行的、崇尚縱論古今的兵書或奏章的行文套路，所以被程涓評價為“以記事則尚實，以引志則尚達”，“事核而情近，直致纖悉不可窮”。葉權的著述，不僅僅顯示出了“實見真聞”類筆記所具有的史料價值，也讓我們對明代民間學者海防思想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明代嘉靖年間開埠的澳門，在明代後期東南沿海海防體系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葉權看來，對待澳門葡萄牙人，既要注意加强防範，同時也要注意信用問題，衹有做到“威”、“信”並用，纔不致於“兩情不通”，激起不必要的“事變”。他的觀點與當時主撫派和主戰派均有所不同，似乎代表了第三派的意見。吳志良曾撰文指出，“天下事變每生於兩情不通”，此話固然不無道理，可“兩情相通”也未必就能帶來天下太平，因為雙方有可能會因瞭解而分手。其實，“通”與“不通”是相對的，正因為如此，纔需要解讀，因產生誤讀，纔導致溝通。 葉權的意見可能真的有些理想化和書卷氣，但卻能激起我們多樣化的思考。[ 責任編輯　陳超敏]吳志良：《天下事變每生於兩情不通？》，《悅讀澳門》，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年，第 35－ 38頁。

12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摘 要] 由於受到中越國內局勢、邦交關係以及東亞地區形勢等因素的交互影響，18世紀的中越貿易呈現出邊境貿易、海上貿易、朝貢貿易等多樣化特徵。儘管這一時期的中越貿易關係發展經歷不少波折，尤以“禁止南洋貿易”、北鄭南阮分裂割據、西山起義等重大政治事件的影響最為突出，然而中越貿易從未中斷。這一方面與中越之間的宗藩關係有關，另一方面與中越邊民、海商的民間需求和華僑商人的貢獻密不可分。[關鍵詞 ] 18世紀　中越貿易　華僑商人　中國人的世紀中越貿易（包括陸路貿易與海上貿易、官方貿易與民間貿易）屬於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於中越貿易的研究，始終是中國經濟史、中外關係史研究中成果比較豐富的領域之一，近年來在史料、視角、議題上不斷取得突破。李塔娜、范岱克、錢江等學者充分利用多語種的材料，探討歷史時期貿易與權力、文化、宗教之間的關係，以及越南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尤其借助檔案文獻中新發現的貿易資料，梳理了中國帆船在越南沿海港埠的貿易活動，提供了不少背景知識和值得參考的學術觀點。 本文在近年來新成果基礎上，借鑑“斷代史”的方法，以一個世紀為斷限，對 18世紀中越貿易關係的發展演變作專題探討。八世紀的中越貿易 *劉俊濤 作者簡介︰劉俊濤，浙江工業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歷史學博士。杭州　310023* 本文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近代中越海上貿易研究（1860－1949）”（批准號：15CZS037）的階段性成果。Li Tana, “Rice Trade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Mekong Delta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hanet Aphornsuvan, ed.,Thailand and her Neighbours II, Bangkok: Thammasat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Press, 2011; Li Tana and Paul A. Van Dyke, “Canton, Cancao, and Cochinchina: New Data and New Light onEighteenth-Century Canton and the Nanyang,”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 1, 2007；錢江：《十七至十九世紀初越南沿海的中國帆船貿易》，劉序楓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9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05年。‧ 澳 門 學 ‧

127十八世紀的中越貿易一、“禁止南洋貿易”時期的中越貿易康熙五十六年（1717），為防止中外勾結和沿海大米出口，清王朝頒佈南洋禁航令，商船除了可以繼續往東洋貿易外，禁止前往南洋呂宋、噶喇吧等處貿易。中國與東南亞的經貿往來瞬間陷入低潮，直到雍正五年（1727）開禁。藍鼎元曾指出，南洋禁航之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藝能之罔用，行者歎至遠之無方”，因此他主張“開南洋有利而無害”。實際上在南洋貿易被禁止的十年時間內，安南與中國內地仍然可以貿易往來。康熙五十七年，康熙批准兩廣總督提出的與越南進行直接貿易的請求。據史料載，“澳門夷船往南洋貿易，及內地商船往安南貿易，臣面奏請旨，不在禁例”，但是要嚴查“有澳門夷人夾帶中國之人並內地商人，偷往別國貿易者，查出照例治罪”。 《（光緒）香山縣志》對此也有記載：康熙五十六年，“禁商舶出貿南洋。明年，複以澳夷及紅毛諸國非華商可比，聽其自往呂宋、噶囉吧，但不得夾帶華人，違者治罪。覆准澳門夷船往南洋貿易，及內地商船往安南貿易，准其行走”。 因為安南不是禁地，某些商人就以往販安南為名，前往南洋其他地方貿易，為其南洋貿易開了方便之門。可見，切斷與南洋的貿易聯繫並不是清王朝的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防止移居國外之人與外國人勾結。與安南的貿易往來成為海禁期間一條重要的貿易通道，使得中國商人繼續與安南保持着正常的經濟聯繫，而且商人可以往安南為藉口私自前往暹羅、巴達維亞貿易。雍正五年，福建商人到印尼購買海參、蘇木等物品，就是聲稱前往安南，然後再從安南駛往印尼。根據福建總督高其倬上奏說：“查福建往安南貿易之洋船，多有往南洋去者。今據廈門同知將備各員稟稱，有往安南貿易洋船二隻回廈，實係往噶 吧，回來所帶回貨物係海參、蘇木等物，亦帶回米三百餘石。”安南之所以在禁止南洋貿易時期成為例外，一方面與越南當時處於南北休戰期間，國內政局相對穩定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中越之間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繫有關，清政府無意破壞這種關係。雍正六年，關於鉛廠山下馬伯汛四十里立界問題，清世宗諭雲貴總督鄂爾泰：“朕既加恩外藩，亦當俯從民便。此四十里內人民，若有願遷內地者，可給資安插滇省，毋使失所。其願居外藩屬安南管轄者，亦聽其便。” 從清政府對待邊民的睦鄰政策來看，“禁止南洋貿易”前後中越兩國官方之間維持着友好關係。實際上，從丁朝立國開始，越南自主封建國家在政治上效仿中國的政治制度，同時與中國政府維持着宗藩關係。這種宗藩關係的基本特徵表現在越南定期向天朝納貢，中國政府冊封越南當權者。宗藩關係有利於雙方結成密切的國家間關係，促進官方與民間多層面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藍鼎元：《鹿洲全集》（上），蔣炳釗等點校，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5年，第 55頁。《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 277，《清實錄》第 6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第 719頁。田明曜、陳澧：《（光緒）香山縣志》卷 22《紀事》，《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第 32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458頁。參見李金明：《清康熙末年禁止南洋貿易對南洋華僑的影響》，《南洋問題研究》（廈門）1995年第 4期。《福建總督高其倬奏報往安南貿易洋船實往南洋噶 吧並販回海參蘇木米石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第 10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1年，第 194－ 195頁。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527，北京：中華書局， 1977年，第 14631－ 14632頁。

12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二、鄭阮對峙時期的中越貿易越南阮、鄭分裂時期，以靈江為界，劃分國土為兩部分，靈江以南稱“里路”、“南河”、“內區”，以北稱“外路”、“北河”、“外區”，大約相當於今天越南的南方和北方。中國與北方鄭氏的貿易頗受政府政策影響，清王朝一方面希望互通有無，另一方面擔心商民內外勾結滋事。康熙六十一年，清政府允許商民前往安南採銅回國，“安南國銅產頗饒，令雲貴兩廣督撫行文安南國王，凡有客商採買銅觔，務使照常貿易，不時放行，毋得禁止阻留，則內地銅觔，自必益加充裕”。 這裏所說的安南當指越南北方，和當時大批華僑前往越南採礦有關。雍正九年，兩廣總督馬爾泰等人奏言：南寧府屬遷隆土筒之板蒙等隘，太平府屬思陵土州之叫荒等隘，鎮安府屬下雷土州之下首等隘，共三十餘口岸，俱逼近安南。應迭石、建柵、添卡、撥兵，各土司帶領土勇扼險守巡，並飭地方官每年冬月查修通報。安南驅驢地方為各處貨物聚集之所，最與由隘相近，從由隘入驅驢不過六十里，故商販願從由隘出入，向設閉禁開之，實便商民，應設客長，稽商民往來，並責地方官慎密查察，至平而、水口兩關通太源牧馬等地，宜設立鐵鏈橫江攔截。逢五十日開一面以通商。上從之。越南方面也是如此，歷代越南王朝幾乎都限制華人入境，12－16世紀之間越南人開拓了東京灣外的雲屯島，將它發展成為貿易站，隨後越南人又把位於紅河三角洲中央的鋪憲發展成為北圻的商業城市。李塔娜認為，這種佈局反映出典型的越南統治者的策略，“既要華人貿易而從中得利，又須使他們遠離京城”。 可以說，越南北方與中國之間存在着複雜的政治、經濟關係，北方鄭氏採取限制華僑商人的政策，阻礙了對外貿易的發展。與阮氏相比，鄭氏對待海外貿易的措施比較呆板，有一個比較嚴格的控制系統來管理貿易。而阮氏對華僑採取更加寬容的接納態度，允許華僑社區在順化、會安以及後來的西貢存在。阮氏允許華僑在越南聚族而居，保留中國人的習俗和生活方式，成為華僑商人從事越南貿易的重要推力。阮氏與中國之間雖然沒有政治聯繫，但是經濟關係未受此影響。據《撫邊雜錄》記載，“歸仁、廣義、嘉定三府，穀粟不知其數，北客販買慣熟，稱之嘖嘖”，“飲食磁碟，無非北貨”。 黎貴惇用“慣熟”一詞，顯示出阮氏與中國之間貿易的頻繁程度。中國與南方阮氏的貿易主要集中在會安、河仙等港口。據有關會安貿易情況的有限資料顯示，從18世紀最初的幾年開始，遠東的貿易出現了一些變化，使得廣南的帆船貿易獲得增長。首先是鄭阮之間休戰一百年時間，這段時間內雙方不再迫切需要外國的援助，對歐洲商船的興趣減少；其次，18世紀歐洲東印度公司在廣東的貿易增長迅速，先是廣東十三行成立，1720年公行成立，歐洲人的貿易逐漸向廣州聚集，他們甚至可以在那裏獲得越南的產品；再次， 1715年日本頒佈“正德新例”，中國帆船數目被限制在30艘。這樣原來往返於中日之間的商船轉向東南亞市場，中國帆船在會《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一）》卷14《錢幣考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 297－ 298頁。《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七）》卷 296《四裔考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第674頁。潘翎主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1998年，第 228頁。黎貴惇：《撫邊雜錄》卷 6，西貢：特責文化國務卿府， 1972年，第 231a、 227b頁。

129十八世紀的中越貿易安的貿易快速增長，1750年進入了黃金時代。 1750年會安的華僑已達一萬人，其中包括小商販、為阮王商船做工的人和在海外聯繫廣泛的顯貴。 河仙也是中越貿易的一個重要港口，在莫天賜的治理之下，河仙出現繁榮的景象，並且與中國開展貿易，“土產有海參、魚乾、蝦米、牛脯等物，雍正七年（1729）以後通市不絕”。會安是一個遠離中國的“中國城”，這裏被自由貿易的氛圍環繞。與中國的貿易是會安主要的活動，華僑及其他國家的商人用金、銀、銅、白銅等貨幣購買絲綢。越南的貨幣系統最初是使用銅幣，到 18、 19世紀纔大量使用銀，這些貴金屬對會安在 17、 18世紀的繁榮起到重要作用。 在18世紀，有時會有上百艘中國船來到會安、廣南等地購買貨物返回，這些貨物包括檳榔、胡椒、沙參、桂木、鹿茸、蝦米、海龍和鐵、錫、金，以及砂糖、冰糖、絲綢等，歐洲商人或中國商人在越南進行交易時所需要的通事大都是日僑和華僑，以至於越南人潘嘉 說，“18世紀，中國人幾乎已經成為在我國享有特權的外國商人”。 1715年日本政府將對外貿易總額限制在每年 30萬兩白銀，其中分給交趾支那的配額是 3萬兩白銀，日本的這種限制貿易政策反而使得更多的中國商船開往交趾支那，在 18世紀中期，駛往交趾支那的中國商船達到 60－ 80艘，船舶噸數相應增加到 420－ 500噸。 在 18世紀，越南大米和中國鐵器通過走私網絡得以越境交換，雖然這兩種商品都分別被兩國禁運。越南的過剩大米被運往缺乏糧食的廣東，這是違反規定的。然而，為了得到中國的鐵器，越南甚至願意減免中國商船的關稅，並允許其攜大米回國。 根據范岱克對 1761－ 1774年中越海上貿易的統計結果顯示，廣東的帆船貿易主要被行商操縱，從 18世紀中期至 19世紀中期，其帆船數量有 30餘艘，按每艘船 100人計算，每年有3,000中國海員往返於廣東。這些資料還不包括越南和暹羅的朝貢船、海南的販鹽船、中國其他港口的帆船以及來自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的大米船，這些帆船每年有10至20艘經過或者停泊在廣東。 這一時期，安南商船也有到中國貿易的，江南海關規定“安南商船進口、出口，均七折徵收”，浙江海關規定“安南、東洋貨稅例，每百斤作六十、七十斤科稅，其作八十斤者與閩廣Chingho A. Chen, “Historial Notes on Hoi-An (Faifo)”, in John E. Wills, Jr. ed., Eclipsed Entrepots of the WesternPacific: Taiwan and Central Vietnam, 1500－1800,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p. 310.Alexander Woodside, “Central Vietnam’s Trading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Seen in Lê Quý Đôn’s FrontierChronicles”, in K.W. Taylor & John K. Whitmore, eds., Essays Into Vietnamese Pasts, Cornell SEAP Publications,1995, p. 162.盛慶紱纂輯，呂調陽輯：《重訂越南圖說》卷4，《叢書集成續編》第24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1989年，第451頁。John K. Whitmore, “Vietnam and the Monetary Flow of Eastern Asia, Thir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inEclipsed Entrepo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 Taiwan and Central Vietnam, 1500－1800, edited by John E. Wills, Jr.,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pp. 197 & 206.潘嘉 著，何廷慶譯：《越南手工業發展史初稿》，北京：商務印書館， 1959年，第 111頁。Li Tana, Nguy ên Cochinchina: Southern Vietna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1998, p. 89.Dian H. Murray,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 1810,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p. 30.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p. 67.

13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貨同，均九折徵收”。 可見，當時有安南船隻來中國沿海貿易，不過這些船隻很有可能是華僑營運的，因為安南人很少出海貿易。三、西山時期的中越貿易18世紀中期的越南經歷劇烈的社會和經濟變化，西山起義打破了鄭阮力量的平衡狀態。西山起義之後，南圻戰亂，越南的港口貿易受到較大影響，“艚既至止，本無大主攬窩，止得抬向街市零星出賣，及其採辦土貨，東尋西訪，為力徒勞”。 雖然如此，中越之間的民間貿易往來並沒有完全中止，根據《安南一統志》記載，“丙午年（1786）四月，忽有北客商船來”， 其客長為順化大將造郡出謀劃策，造郡信以為真，實際上這些人是西山探子。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中國商人與越南中部的貿易並未完全中斷，不然造郡不會輕易受騙。西山時期，世祖阮福映亟需軍用物資，從阮世祖十年（1789）年開始，採取用大米兌換鐵器、硫磺等物品的政策，並酌情免稅。這種刺激政策受到中國商人的歡迎，他們到嘉定以鐵、鉛、硫磺換取大米、棉布和生絲，阮福映由此得到大批軍需品。《大南實錄》云：准定清商船嗣有載來鐵、鋼、黑鉛、硫黃四者，官買之，仍以多寡分等第，酌免港稅，並聽載米回國有差。凡四者載得十萬斤為一等，免其港稅，再聽載米三十萬斤。載得六萬斤為二等，聽載米二十二萬斤。載得四萬斤，聽載米十五萬斤。不及數者，每百斤聽載米三百斤，港稅各征如例。自是商者樂於輸買而兵用裕如矣。阮福映對中國商人所載軍用物資的購買進行壟斷，禁止民間買賣此類物資，阮世祖十年（1789），“定清商船港稅例，凡貨有關兵用，如鉛鐵銅器、 硝、硫黃類者，收之官，還其直，私相賣買者，罪之”。 可惜的是，西山軍肆意屠殺華僑，致使華僑商業受到重創，中越貿易受挫。Choi Byung Wook認為，西山軍1782年大肆屠殺華僑與華僑反對西山的行動有關，尤其是在西貢。 華僑遭屠殺的直接原因是和義兵殺死了西山大將范彥，而和義兵均為清人，阮嶽遂“悉捕清人之寓嘉定者萬餘人，不問新舊兵民商賈，並行誅戮，投屍滿江”。 華僑被大肆屠殺，從側面反映出當時華僑在越人心目中的地位。越南華僑社會受此重創，“西山賊修怨於旅居《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二）》卷 47，《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第 478、493頁。鄭懷德：《嘉定城通志‧山川志》，戴可來、楊保筠校注：《嶺南摭怪等史料三種》，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5頁。吳時 、吳時悠：《安南一統志》，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頁。張登桂等：《大南實錄正編（第一紀）》卷 4，東京：有鄰堂， 1961年，第 350頁。注：引文中的“硫黃”即硫磺。佚名：《國朝正編撮要》卷 1，出版機構不明， 1908年，第 15b頁。Choi Byung Wook, 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Reign of Minh Mang (1820－ 1841): Central Policies and LocalResponse, Ithaca, N.Y. :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 2004, pp. 36－ 37.吳甲豆：《皇越龍興志》，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5－246頁。

131十八世紀的中越貿易之華人，攻而殲之，此諸華人均業商賈，既為西山賊所殲，其一切貨物，均被毀棄，故國中所有華產物，驟增其價值”。1789年阮光平向清政府投誠以前，清政府強化邊防，“今正當不准阮惠投降，嚴立邊防之際，凡有偷越民人私往貿易者，俱應一概禁絕”， 正常的邊市貿易被禁止。不過，西山朝在發展對華貿易方面積極主動，因為其統治時間短、統治基礎不穩且面臨着敵對勢力的壓力，迫切需要通過貿易獲取各類物資。光中帝還進行土地改革，發展手工業和對外貿易，取消鄭氏限制貿易的政策，有一首詩讚美這一措施：“市場擠滿了來自東西方的貿易商人／舢板帆船如蝴蝶般擁簇在一起。” 光中帝阮惠與其他朝代創立者不同，他忽視鞏固其家族長期統治地位，雖然他領導的一些改革一定程度上有益於越南社會的發展，但是作為一個軍事領袖，其影響衹是個人的，而不是制度性的，甚至許多改革也僅僅停留在口號層面。清代唯一的藩屬國國王來朝，發生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安南國王阮光平“親詣闕廷，慶祝萬壽”。對於阮光平的“親自”來朝，乾隆皇帝給予很高的禮遇。朝覲、祝壽時，安排阮光平“於親王以下、郡王以上班次，一體行禮”，而當時朝鮮等國使臣“照例在百官末行禮”。並且冊封阮光平長子阮光纘為世子，這是清朝第一次冊封安南世子，也是唯一的一次。1793年乾隆帝諭祭阮光平，下令發銀三千兩，賞大哈達一個，“親制誄詩”，也是唯一的特例。 西山阮光平時期，中國處於“康乾盛世”的繁榮時期，對越南的賞賜極為豐厚。嘉慶以後國勢漸衰，而阮光平去世以後，西山朝權臣擅權，並受到阮氏強大的壓力，中越兩國朝貢貿易的規模下降。由於“該國自設禁以來，罕有內地貨物，民用所需短絀”，阮光平接受清政府冊封之後，中越雙方就通商問題進行協商，乾隆五十七年，正式允許商民通商。除平而、水口通商以外，“於該國之高憑鎮牧馬 立市，由村隘來商於涼山鎮驅驢 立市，分設太和、豐盛二號”，以方便粵西、粵東商民。 乾隆五十七年，廣西與越南出入口的商品結構如下，“向來商販俱在高平鎮之牧馬、涼山鎮之驅驢二處立市貿易，出口貨物多係檳榔、煙、茶、紙紮、缸碗、布匹、顏料、糖、油及零星紬緞、尋常藥材等類，販貨進口止係該國出產之薯 、砂仁、大茴、交絹、材木等件。出口、入口之貨必由潯州、梧州兩廠照則抽稅”。 這一時期，清政府還制定了“安南通市章程”十六條，對於商民的腰牌發放與管理、僱傭船隻人夫、遭遇疾病的處理、奸徒私越夷境和違禁物品都有詳細的規定， 邊境貿易得到發展，邊境地區環境也更加穩定。引田利章：《安南史》卷 3，毛乃庸譯，上海：教育世界社石印本， 1903年，第 14頁。《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七）》卷 1322，《清實錄》第 25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6年，第 894頁。Nguyen Khac Vien, Vietnam: A Long History, Hanoi: The Gioi Publishers, 1993, pp. 105－106.David G. Marr,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 192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17.昆岡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505，《續修四庫全書》第8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5頁；孫宏年：《清代中越宗藩關係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 66、 103、 109頁。《署兩廣總督郭世勳等奏摺》，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庚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7年，第436頁。《署兩廣總督郭世勳等奏摺》，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庚編》上冊，第 437頁。參見《禮部“為內閣抄出兩廣總督福康安等奏”移會》，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庚編》上冊，第 404－ 411頁。

13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Anthony Reid, “Introduction”, in Anthony Reid, ed., The Last Stand of Asian Autonomies: Responses to Modernityin the Diverse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Korea, 1750－ 1900, St. Martin’s Press, 1997, pp. 11－ 12; BlusséLéonard, “Chinese Centur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 China Sea Region,” Archipel, Vol. 58, 1999.陳方正：《從大逆轉到新思潮》，《二十一世紀》（香港）2009年總第 113期。Adrian B. Lapian, “Power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n Waters,” in Kennon Breazeale, ed., From Japan to Arabia:Ayutthaya’s Maritime Relations with Asia, Bangkok : Toyota Thailand Foundation, 1999, p. 137.結語18世紀被安東尼‧瑞德稱之為“中國人的世紀”（Chinese Century），包樂史更是直接以“中國人的世紀：18世紀的中國海域”為題，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刻的分析。安東尼‧瑞德認為，曼谷的華人貿易到了18世紀20年代增長十倍，西貢的華人貿易增長五倍。湄公河區域和暹羅灣港口地區一樣，成為華人發展農商業的新邊疆。然而緬甸和越南北方鄭氏卻懼怕並加緊各種控制，與此相反，順化的阮氏和暹羅的鄭信、拉瑪一世一樣，迫切利用中國移民增加稅收並且控制邊疆地區。 直到18世紀末，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實力，在世界上基本上還處於優勢地位。陳方正認為， 1793年英國使節馬戛爾尼（Lord George Macartney）覲見乾隆皇帝這件事本身就已經顯示出，18世紀末中國與西方大體上仍然可以相抗衡。中國淪為列強侵凌的對象也並非歷來積弱所致，而是 18、 19世紀之交大逆轉的結果。 但是，Adrian B. Lapian對此看法有所保留，他認為，即使在中國海上力量最強大的時代，中國是否對南中國海進行有效的控制仍然值得懷疑，因為在18世紀沒有哪一個力量可以獨霸這一地區。中國在東南亞的帆船和貿易很活躍，但是中國沒有足夠的實力涉足整個地區，衹是在某些具體的領域施展拳腳。不過，他也認為中國的海上事業對大多東南亞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一“中國人的世紀”裏，中越貿易受到中越國內局勢、邦交關係以及東亞地區形勢等因素的影響，呈現出邊境貿易、海上貿易、朝貢貿易等多樣化特徵。中越貿易不斷因為各種政治事件而受挫，也在政治事件中保持穩定和增長。中國實施南洋禁航令時期，中越商船並沒有停止貿易往來，中越貿易成為東南亞貿易的一個支點。與此同時，中越貿易也經歷不少波折，尤其在西山叛亂等事件後趨於衰微，之後逐漸復蘇。但中越貿易從未完全中斷，這與華僑商人的功勞密不可分。從這種意義而言， 18世紀中越貿易的發展演變可以成為支持“中國人的世紀”的一個重要的注腳。[ 責任編輯　張中鵬]

133美國教育傳教士何顯理與鮑留雲港澳活動述略[摘 要] 在澳門和香港通過辦學傳教的何顯理和鮑留雲等早期美國教育傳教士，承傳了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的英華書院的教育模式，開啓了美中教育交流之先河。他們開拓性的教育實驗和獨特的教育理念，為此後美國教會學校在中國內地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模式，對現代中國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利用這兩位教育傳教士的書信日記和辦學報告等原始資料，可以追尋他們在港澳辦學傳教的蹤跡，探究他們的心路歷程與教育實踐。[關鍵詞 ] 澳門　美國　傳教士　女子教育　美中教育交流19世紀上半期來華的美國傳教士，在早期中美關係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學術界對其中一些顯要人物，如伯駕（Perter Parker）、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等，已經做過詳盡的研究。 其他一些傳教士，如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哈巴安德（Andrew P.Happer）、婁禮華（Walter M. Lowrie）等，也有專文論述他們在澳門及華南地區的活動。 但是對在澳門創辦女校的美國第一位赴華女傳教士何顯理（叔未士夫人 M rs . He n r i e t ta Ha l lShuck），以及在開啓美中教育交流上做出重要貢獻的鮑留雲（勃朗先生Mr. Samuel RobbinsBrown），當代學者還沒有做過深入研究。他們的事跡仍然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筆者試圖利用這兩位教育傳教士的書信日記、辦學報告，以及其親友的憶述，追尋他們在澳門和香港辦學傳教的蹤跡，探究他們的心路歷程。由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畢業生在 1810年成立的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在1812年就將中國列為其主要海外傳教地。早在1807年美國教育傳教士何顯理與鮑留雲港澳活動述略何思兵作者簡介︰何思兵，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廣州　510632關於這兩位傳教士的主要論著有：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China,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0；譚樹林：《美國傳教士伯駕在華活動研究， 1834－ 1857》，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0年。湯開建、顏小華：《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在華活動述論》，《暨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05年第 2期；湯開建、顏小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早期澳門活動述略》，《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武漢）2006年第 1期；吳義雄：《美國傳教士婁禮華在華活動述略》，《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1998年第 4期；顧鈞：《從書信看衛三畏在澳門的活動（1835－ 1844）》，《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 2期。‧ 澳 門 學 ‧

13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就到達廣州傳教的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一直呼籲向中國派出更多傳教士。在廣州貿易的奧立芬（David W. C. Olyphant）等美國商人，在 1827年也向美部會提出派遣傳教士的請求。 1829年，美部會終於決定派遣裨治文及雅裨理（David Abeel）到中國傳教。他們在 1830年 2月到達澳門和廣州，在奧立芬等商人的協助下，開始了美國新教教會對華傳教活動。裨治文到廣州後集中精力學習中文，同時收下三名男童為學生。他強調教育在傳教事業中的重要作用，到達中國後不久，便向美部會提出為當地貧民子弟開設學校的建議。他認為， “學校將會成為把中國人納入基督教懷抱的主要工具”；“衹有教會學校，纔能培養出有堅定信仰的優秀佈道者和作者”。 可是在當時的環境下，開辦教會學校的條件顯然還不成熟。然而，裨治文沒有放棄他的教育實驗。 1831年 6月，他把學生從廣州帶到澳門學習了四個月，同時利用學生幫助翻譯《聖經》。到 1833年初，他的學生增加到六名。 裨治文不僅是成立於 1836年 9月的馬禮遜教育協會的發起人之一，而且在這個協會中起了重要的領導作用。但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編輯《中國叢報》和翻譯傳教資料上。他為美部會開辦學校的設想，要到 1839年教育傳教士鮑留雲到達澳門後纔得以實現。而在此之前，於1836年到達澳門的美國浸信會傳教士何顯理，已經嘗試創辦女子學校。一、何顯理對中國女子教育的探索何顯理， 1817年 10月 28日出生在弗吉尼亞州蘭開斯特縣（Lancaster, Virginia）。其父霍爾（Addison Hall）早年是位商人和成功的律師，擁有農莊和幾個奴隸，曾在州議會任職。他是虔誠的基督徒，三十七歲時投身神職工作，任浸信會牧師。幼年的何顯理好學敏思，深受其父影響。她在弗吉尼亞州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的女子學校受過良好教育，從關心家裏黑奴靈魂的救贖開始，漸漸萌發到海外傳教的志向。在父親出任牧師的1834年，年僅十六歲的何顯理便要求當傳教士。但是由於她年紀尚小，加上當時還沒有向海外派遣未婚女傳教士的先例，美國浸信會海外宣教部（American Baptist Board for Foreign Mission）沒有接納她的申請。1835年初，何顯理進入弗吉尼亞州首府列治文（Richmond）的一間女子學校學習。在列治文，她結識了準備到中國傳教的弗吉尼亞浸信會神學院畢業生叔未士（Jehu Lewis Shuck），兩人志同道合，遂於 1835年 9月 8日結為伉儷，隨即受浸信會海外宣教部的派遣，於 9月 22日從波士頓啓程前往中國傳教。 他們原來計劃先到曼谷學習中文，因為美國浸信會傳教士已經在暹羅建立了傳教站，向當地華僑傳教。但是他們於 1836年 3月 31到達新加坡後，發現當地有很多華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man, 1801－ 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Lewiston, NY: EdwinMellen Press, 2000, pp. 33－ 34, 49－ 59, 65.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Press, 2000, p. 217.Murray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 1840, Lanham,MD: Scarecrow Press, 1996, pp. 290－ 291; 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man, 1801－ 1861: America’s FirstMissionary to China,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pp. 75－ 76.Louis B. Gimelli, “‘Borne Upon the Wings of Faith’: The Chinese Odyssey of Henrietta Hall Shuck, 1835－1844,”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 14 (Summer 1994), pp. 29－30.

135美國教育傳教士何顯理與鮑留雲港澳活動述略僑，所以決定留在新加坡學習馬來文和中文。在此期間，他們的長子在新加坡降生。五個月後，叔未士夫婦帶着剛剛滿月的兒子，離開海峽殖民地，繼續前往中國的旅程，於 1836年 9月到達澳門。剛到達氣候宜人的澳門，何顯理便愛上了這塊“浪漫的”葡萄牙人居留地。她對澳門的第一印象，跟 19世紀到訪此地的許多美國人的觀感是一致的。 她在信中告訴父親，“澳門屬於中國，不過葡萄牙人例外地被允許在當地保持一個政府去管理葡國居民”。 何顯理還記述了剛到澳門時的奇怪遭遇。他們乘坐商船從新加坡到達澳門錨地後，便招來一隻舢板，但中國船夫不肯搭載何顯理和她兒子的保姆，因為官府禁止華人船夫載運番婦到澳門，違者會被罰以重金。由於他們乘坐的商船的小艇已經駛往澳門，衹好讓船夫把他們載運到停泊在錨地的另一艘外國商船，再由外國水手用該船的小艇把他們送到澳門。 澳門中國當局的荒謬規定，令剛到埠的何顯理困惑不解。何顯理到澳門不久，便收養了一名幼年失怙的男童和一名六歲女孩。這名女童曾被轉賣，還被其主人虐待。一位美國人出於憐憫之心，以十個銀元買下這個女孩，交何顯理收養。何顯理給她起了個名字，叫Jane Maria。這位女孩後來成為何顯理的得力助手。叔未士先生到澳門後專注於佈道和學習中文，以期在帝國的大門被打開後，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何顯理則致力於女童教育。她向美國浸信會海外宣教部提出辦學申請，在其住所開設學校，教育她所收養的貧民子女。學校剛開辦時，有八名學童。何顯理採用了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的英華書院之雙語教學模式，學生從上午十時到中午十二時學習英文、地理、算術和教義，下午送到私塾學習中文兩小時。到1839年 2月，何顯理已經有十五名學生，但是其中衹有五名女童。儘管如此，她仍然在給親友的信中把她的小學塾稱為女子學校。在何顯理到達澳門之前，荷蘭傳道會派出的普魯士傳教士郭士立（Karl F. A. Gützlaff）的英籍太太（Warnstall Gützlaff）已經在 1835年 9月開辦了一所女校。郭士立夫人的學校也招不到足夠的女生。何顯理的學校創辦之初，在校女生有十二人，男生二人。可是大多數女生讀不到一年就退學，在校超過兩年的女生衹有五六人。到1838年，在全校二十一名學生中，衹有五名女生。 在 1839年 2月給繼母的信中，何顯理寫道：Thelma Wolfe Hall, I Give Myself: The Story of J. Lewis Shuck and His Mission to the Chinese, Richmond, 1983,pp. 8－42; Jeremiah 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9, pp. 13, 64, 66, 70.關於這一時期美國人對澳門的印象，可參閱拙著Sibing He, Macao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1784－ 1844,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o da R.A.E. de Macau, 2015, pp. 84－ 87.Jeremiah 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9), p. 93.Henrietta Shuck to Her Father, Macao, Nov 4, 1836, in Jeremiah 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9, p. 95.Henrietta Shuck to Mrs. Keeling, Macao, Nov 29, 1836; Henrietta Shuck to Her Father, Macao, Jan 17, 1837;Henrietta Shuck to Mrs. Keeling, Macao, May 17, 1837, all in Jeremiah 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9, pp. 95－ 96, 97－ 98,105－ 106.Mary R. Anderso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 Mobile, AL: Heiter-Startke Printing Co.,1943, p. 61.

13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我寧願衹接收女童，但是華人家長強烈反對女孩子上學。為了招到女童，我衹好接受男孩。起初，當地華人得知我開設學校的消息時，他們送來的都是男孩，一個女孩也沒有。後來我不再招收男童了，除非他們每送來一位男童，也同時送一名女童來上學。為了讓他們的兒子接受教育，他們衹好允許那些可憐的、被忽略的女兒跟男孩子一塊上學。今天下午將有三名女孩和三名男孩入學。這樣，我就一共有五名女生了。不久前我收了一名十一歲的女孩。她充滿天真的童趣，在這裏顯得無比快樂。能夠竭盡綿薄教育這些被忽略的可憐兒童，我感到十分欣慰。為了吸引當地兒童接受教育，她的學校不僅學費全免，還提供食宿。不然的話，華人家長不會送子女來上學。在校的學生，除一人以外，都是貧民子弟。申請入學的男童多達一百多人。學校要為每位學生支付每月一元的伙食費，另外還有每年約兩元的服裝費。如果有二十名學生的話，光是這兩項開支每年就要二百八十元。由於經費不足，學校衹能接受十多名學童。她呼籲美國朋友慷慨解囊，資助她的學校。她希望家鄉蘭開斯特的教友能夠資助至少十名學童。她在信中特別提到，一位在廣州貿易的美國富商向她的學校捐了五十元。 這可能是較大的一筆捐款。不過，相對於當時成功的對華貿易商人的巨額財富來說，這筆捐款實在微不足道。 為學校募捐是何顯理的一項艱巨任務，她必須獲得贊助人的信任。一位在澳門與何顯理交惡的美國船長，回國後曾經向美國傳教會誣告她不當使用善款，生活奢華。儘管困難重重，何顯理通過辦學傳教的決心沒有絲毫動搖。在 1839年 3月給父親的信中，何顯理表達了她獻身於傳教事業的熱忱。除了照料她自己的子女和眾多的學生外，她還與一位美國商人的太太，每周到附近的一個村子探訪貧民兩到三次，與當地婦女拉家常，勸說她們把女兒送到學校接受教育。她呼籲家鄉的教會派遣女傳教士到澳門，與她一起救贖當地苦難深重的婦女，並希望能把在校的學生教養到二十一歲。如果命運迫使她離開澳門的話，她會把學生托付給當地的其他教會學校。何顯理與剛剛抵達澳門的長老會傳教士鮑留雲夫婦志趣相投，對他們正在籌建的馬禮遜學校寄予殷切的期望。 儘管長老會傳教士視浸信會傳教士為他們的競爭對手，鮑留雲與何顯理卻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1841年 1月在給友人的信中，何顯理報告了她的學校欣欣向榮的景象。在校的女童無論在心智上和道德上都有了顯著進步。她剛到澳門時收養的華人女孩Jane Maria 閱讀能力甚佳，“在寫作方面的進步也很顯著，希望過不了多久，她就可以給你寫信”，她欣喜地寫道。另一名學生Akae已經成為她的得力助手，可以輔導年紀比她小的幼童。Jane和Akae的詩歌朗誦與大多數同齡的美國學童一樣的好。她在信中表示，在這裏辦學大有可為。儘管染上肝病，健康狀況堪憂，Henrietta Shuck to Her Step-Mother, Macao, Feb 22, 1839, in Jeremiah 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9, pp. 138－139.Jeremiah 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9, p. 139.例如，在 19世紀中期，旗昌洋行二十五歲的商人福布斯（John M. Forbes）到廣州不到兩年就賺了十五萬元。參閱Sibing He, Macao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oda R.A.E. de Macau, 2015, p. 123.Henrietta Shuck to Her Father, Macao, Mar 12, 1839, in Jeremiah 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9, pp. 140－143.

137美國教育傳教士何顯理與鮑留雲港澳活動述略她仍然渴望將餘生奉獻給兒童教育和婦女啓蒙事業。她感慨地寫道，為當地婦女所做的工作實在太少了。她愿將她的全部精力傾注於啓迪婦女民智。為此，她決定學校不再接收男童。她的丈夫願意負起指導四名在校男生的責任，以便讓他的太太有更多時間教育女童。但是由於叔未士先生專注於佈道和中文學習，為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作準備，每個星期天都在他們的住所用中文佈道，所以他不可能將太多時間花在學校的教務上。1842年 3月，叔未士夫婦與另一名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 Roberts）將美國浸信會的傳教基地從澳門遷到香港。從1842年到1847年，美國浸信會傳教士先後在由港英總督免費撥給的土地上建立了三座教堂。叔未士在位於上環的教堂擔任牧師，何顯理則在皇后大道的浸信會傳道團住地，開辦香港第一所女校宏藝書塾。到1844年，何顯理的學生增加到三十人，其中包括三名英國軍人的女兒和六名華人女童。沒過多久，宏藝書塾與馬禮遜學校和從馬六甲遷到香港的英華書院同負盛名。雖然在校學生的人數不斷增加，但是華人女生的人數卻沒有變化，始終為五到六名。在日記中，何顯理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學生入學時，父母都答應讓其子女在學校學習到二十一歲。但是通常過了幾個月，當這些女童在學業上剛取得進步時，就被她們的父母偷偷帶走了。有位女生特別聰慧，為了留住她，何顯理每個月付給她貧困的母親兩塊錢。結果這位女童在校學習了三年，學會了用英文讀書寫字，文章也寫得很好。她還熟悉簡單的歷史和地理，並掌握了不少教義知識。可她的母親最後還是把她帶走了，要把她嫁給一個抽鴉片的文盲男人。在給何顯理的信中，這位十三歲的女童訴說她被強行纏足，再也不能跑動蹦跳的遭遇。何顯理顯然知道，到了十幾歲纔開始纏足相當罕見，是十分殘酷的。她從香港回到澳門去看望這位女童，發現她臉色慘白，痛苦不堪。這位女孩的母親還斥責何顯理，因為這位女童受過反對偶像崇拜教育後，不管怎麼勸說，就是不肯拜神，又拒絕在星期天幹活。何顯理深切同情這位女孩的不幸遭遇，卻愛莫能助。但悲憤之餘，也為這位女童在信仰上不妥協的態度而感到鼓舞。她期許在女童心中播下的信仰上帝的種子會生根發芽。何顯理在日記中寫下的這個凄慘的故事，揭示了基督教與民間信仰習俗的尖銳衝突，以及傳教士銳意革新的熱切願望與抱殘守缺的社會現實之間的落差。年輕的何顯理在濃烈的宗教氛圍中長大，還缺乏世俗社會的人生閱歷和對當地風俗文化的瞭解。她要求女生在校學習到二十一歲，這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奢望。她似乎沒有考慮過長期接受西方文明教育的青年女子，如何在墨守成規的傳統社會裏安身立命的問題。她也沒有意識到，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推行女子教育，衹能循序漸進。到中國以前，何顯理衹在主日學校教過幾個月的書，還缺乏教學經驗。Henrietta Shuck to Mrs. Keeling, Macao, Jan 9, 1841, in Jeremiah 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9, pp. 167－168.Henrietta Shuck to Her Sister Susan, Hong Kong, Mar 16, 1844; Journal of Henrietta Shuck, Apr 4, 1844, in Jeremiah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Kendall, & Lincoln, 1849, p. 201, 209; J. Newton Brown, “Missions in China,” in Henrietta Shuck, Scenes in China,Philadelphia: American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852, pp. 248－249；李志剛：《基督教與香港早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 2012年，第 15頁。Journal of Henrietta Shuck, Mar 31, 1844, in Jeremiah 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9, pp. 209－210.

13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她的父親在信中告誡她要繼續學習，以便負起教育學生和她自己子女的重任。儘管教務和家務都相當繁重，何顯理到澳門後仍然廣泛閱讀，還完成了一部題為《中國印象》（Scenes in China）的書稿。 此書包括她為家鄉的教友撰寫的五十二篇關於中國政治、地理、宗教、文化以及社會風俗等各個方面的短文。這些文稿反映了她對中國瞭解的程度以及對一些問題的態度。例如，在有關鴉片的文章中，她以親身的觀察揭示了鴉片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譴責來自基督教國家的商人進行的這種不道德的貿易。她對中國婦女所受的壓迫尤為關切，在辦學過程中，她一直在探索中國女子教育的途徑，但始終沒有形成清晰的教育理念。1844年秋，剛到達香港的美國浸信會醫務傳教士地凡醫生（T. T. Devan）夫婦到宏藝書塾任教。地凡太太協助何顯理教授女童，地凡醫生則與叔未士先生一起，兼任男生的老師。另外還僱用一名華人教師講授中文。學校的財務和善款由粦為仁牧師（William Dean）管理。在他們住所旁邊修建的一座長 55英尺、寬 25英尺的兩層校舍也在 1844年 9月落成。何顯理邀請馬禮遜學校校長鮑留雲及其學生參加了新校舍啓用典禮。同一年，何顯理還獲得一位紐約朋友捐贈的九十元。她打算從英國聘請一位浸信會女信徒來當助教，將學校的女生增加到二十人。就在何顯理雄心勃勃地籌劃擴大女校規模之時，她卻在生下第五個孩子後，於1844年11月27日因患急症而遽然去世，年僅二十七歲。在去世前，她在給父親和妹妹的信中，已經流露出對飄忽不定的命運之感慨。由於頻繁的生育以及繁重的教務工作，她的健康每況愈下。 在產下第四個孩子後，她預感自己不久人世，希望她的事業後繼有人。在10月28日給父親的最後一封信中，她寫道：我今天二十七歲了，老得太快了！在信的結尾，她向父親告別：再見了，我親愛的爸爸！為了家人和上帝的事業，願您健康長壽。您要為中國盡您所能。何顯理把短暫的一生奉獻給教育傳教事業，臨終前仍念念不忘她魂牽夢繞的中國。在為何顯理舉行的隆重葬禮上，鮑留雲主持祈禱儀式並致辭，深切悼念志同道合的好友。何顯理去世後，宏藝書塾的校務由地凡夫人負責。但是四個月後，叔未士牧師與地凡醫生夫婦決定離開香港，前往廣州，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宏藝書塾也因此停辦。 這所學校的學生可能Henrietta Shuck, Scenes in China, or, Sketches of the Country, Religion,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Philadelphia:American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852.Henrietta Shuck to Her Sister Susan, Hong Kong, Sep 15, 1844; Journal of Henrietta Shuck, Mar 31, 1844; HenriettaShuck to J. B. Jeter, Hong Kong, Nov 26, 1844, in Jeremiah 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9, p. 209, 212, 219.有關研究顯示，在華西方傳教士的太太之死亡率相當高。曾在宏藝書塾任教的地凡太太也於1846年在廣州去世。亞熱帶疫病的流行，是導致當時在華歐美人士死亡的普遍原因。根據港英政府1848年的統計，香港歐美居民的死亡率高達 12.9%，而包括華人和外國人在內的全港居民死亡率僅為 1.78%。參閱Report of the Colonial Surgeonfor 1848, 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on Reports, 1841－1941, 6 vols., edited by Robert L. Jarman, Slough, UK:Archive Editions, 1996, Vol. 1: pp. 113－ 114.Henrietta Shuck to Her Father, Hong Kong, Oct 28, 1844, in Jeremiah B.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 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49, pp. 214－215.關於美國浸信會傳教士在中國內地的活動，參閱吳寧：《沒有終點的到達：美南浸信會在華南地區的傳教活動》，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3年。

139美國教育傳教士何顯理與鮑留雲港澳活動述略為理雅各夫人（Mrs. Legge）於 1844年在香港開辦的倫敦傳道會女校所接納。何顯理去世一年後，她的妹妹伊莎貝拉（I sabe l l a Ha l l） 嫁給了傳教士托比（ThomasTobey），踏着姐姐的足跡，隨同丈夫前往中國傳教。二、鮑留雲與美中教育交流肇始馬禮遜教育協會成立後資助的第一個學校，是郭士立夫人開辦的女校。這所主要由印度與東方婦女教育促進會（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資助的女校，是澳門第一所由新教教會開辦的學校。學校從1837年1月開辦，到1839年秋因鴉片戰爭而關閉，每月得到馬禮遜教育協會的資助。 馬禮遜教育協會在1837年開始籌備開辦自己的學校，並委托協會的成員、熱心贊助傳教事業的商人奧立芬到美國招聘師資。經耶魯學院院長及三名教授的推薦，該院畢業生勃朗（鮑留雲）於 1838年 10月 4日被選定為馬禮遜紀念學校第一位教師。鮑留雲於1810年出生於康涅狄克州東溫薩鎮（East Windsor, Connecticut），其父提摩西‧勃朗（Timothy H. Brown）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立過戰功，獲得榮譽勛章。復員後以木匠和油漆匠為業，一生清貧。勃朗的母親（Phoebe Hinsdale Brown）也出身貧寒，在孤兒院長大，是虔誠的新教信徒，也是美國早期優秀的聖詩作者。提摩西‧勃朗與她結婚後，受其影響，也成為長老會虔誠的信徒。他樂善好施，1853年臨終前，還向美部會捐贈一百元。幼年的鮑留雲受其母親的影響最大。母親常引用的至理名言，對鮑留雲的一生影響至深：切不可為了獲得別人的感恩而去行善。感恩是在神聖心田的溫室裏栽培的異鄉植物，在你生長的周遭世界的荒涼土壤裏難以尋覓。為行善而行善，你定將獲得回報。為了兒子的教育，勃朗夫婦把家搬到馬薩諸塞州的蒙森鎮（Monson, Massachusetts），因為那裏有所很好的蒙森學校（Monson Academy）。這所學校培養出至少七位傳教士，他們分別到美國的印第安人部落以及印度、夏威夷王國、波斯、朝鮮、中國和日本等國傳教。由於鮑留雲必須幫助父母幹活，所以在冬天纔能上學，在夏天衹能上主日學校。鮑留雲成績突出，1824年十四歲時，他的聖經背誦課成績，在主日學校七個班的一百四十六名學生中，名列第二。Mary R. Anderso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 Mobile, AL: Heiter-Startke Printing Co.,1943, pp. 64－ 65.Mary R. Anderso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 Mobile, AL: Heiter-Startke Printing Co.,1943, p. 61.“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9, 1841,”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Oct 1841), pp. 567－468; 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p. 61－64.“Never do good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being rewarded by gratitude; gratitude is an exotic plant, cultivated in thegreenhouse of a holy heart, but seldom found in the cold wild soil of the world around you. Do good for its own sakeand you shall not lose your reward.” Quoted in 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 19.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 28, 30.

14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他所在鎮裏的富家子弟，大都胸無大志，衹想成為商人或店主，鮑留雲不想追隨他們，他有更高的人生理想。他寫道：我從童年時代起，就選定了人生道路︰接受人文教育，研習神聖的奧秘，以便日後向異教徒傳教。我的父母並沒有建議我選擇這樣的人生道路；他們也沒有要求我在接受教育後要做何種工作。但是毫無疑問，他們充滿奉獻精神的基督徒品格和榜樣，在很大程度上鑄成了我的人生道路。在海外傳教組織尚未在我們這個國家出現之前，他們這些樂善好施的基督徒，已經致力造福於世界上遙遠的地區，而不僅僅衹是顧及自己的家庭和鄰里。在蒙森學校學習了四年後，十七歲的鮑留雲已經達到大學入學水平。由於無力支付上大學的費用，鮑留雲畢業後在附近的學校教了兩年書，以微薄的收入幫助他的父親養家餬口。在母親朋友的資助下，他於1828年進入耶魯學院。在校讀書期間，他勤工儉學，鋸過木頭，當過餐廳侍應生。鮑留雲很有音樂天賦，是位出色的男高音，還會演奏鋼琴、風琴和小提琴。他發現同學很喜歡音樂，便開班教授聲樂和器樂。其後又在附近的男校教音樂，以所得收入，補貼在耶魯的學習費用，以減輕贊助人的負擔。他成績優異，在全校畢業生中名列第二，在畢業典禮上宣讀了關於聾啞人手語研究的論文，所以在1832年畢業前，就被紐約一所聾啞學校聘為教師。為了幫助父親償還為了他的學業欠下的債務，他在這所學校工作了三年，放棄了到普林斯頓神學院免費學習的機會。1836年，他進入南卡萊林納州哥倫比亞神學院（Theological Seminary at Columbia,South Carolina）學習，仍以教授音樂支付學費。此後又回到紐約，在紐約聾啞和智障兒童學校任教，同時在剛成立的紐約市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at New York City）深造，並擔任位於曼哈頓的長老會教堂（Cedar Street Presbyterian Church）合唱團的指揮。從聯合神學院畢業後，鮑留雲牧師便向美部會提出赴華傳教的申請。但是此時已經有五十人申請到中國傳教，由於缺乏經費，美部會無法派出新的傳教士。鮑留雲衹好繼續在紐約教書，直到1838年 10月被馬禮遜教育協會聘任。1838年 10月 17日，鮑留雲偕同新婚妻子從紐約乘坐同孚洋行（Olyphant & Company）的“馬禮遜號”商船啓程前往中國，於次年 2月 18日到達澳門。衛三畏到離澳門九英里的錨地迎接，把鮑留雲夫婦接到他在澳門的住所。這所三層的房子是衛三畏1836年把印刷所搬到澳門時租用的，共有十四個房間。在衛三畏指導下，鮑留雲在這個美國傳教士澳門據點裏學習中文，籌備開辦學校。1839年秋，鮑留雲租下賈梅士洞附近的一所長110英尺、寬60英尺的葡式房子作為校址。這座房子原先是郭士立夫人女校的所在地。此時她已經離開澳門，到馬尼拉躲避戰禍。在 1839年 4月 3日和 5月 29日的兩封信中，鮑留雲記述了中國政府迫使英國人繳出鴉片、撤離廣州的事件，以及中方對澳門的封鎖。清軍在澳門錨地部署了載有一千五百名官兵的三十四艘艦Quoted in 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 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 31.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p. 45－53.

141美國教育傳教士何顯理與鮑留雲港澳活動述略船，斷絕英國人食物和淡水的供應，以圖把他們逐出澳門；但對鮑留雲這些“花旗人”並未構成威脅。馬禮遜學校在1839年11月4日開學時，僅有五名學生，一個星期後另一名學生入學。鮑留雲在向教育協會董事會提交的第一份辦學報告中指出，協會的宗旨不是要為眾多的學生提供一般的教育，而是要提供全面的優良教育。由於資源有限，開始時最好把學生人數限為六人。由於馬禮遜學校以達到歐洲最佳學校的水平為辦學目標，要求嚴格，兩個月後，一名學童因為跟不上進度而退學。鮑留雲要以這個班作為學校今後發展的楷模。在報告中，他還闡述了他的教育理念︰“這不是一個教學協會，而是一個教育協會。協會的目標是要培養學生在體育、智育、德育各個方面全面發展。”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學校的課程設置中英文教育並重。學童半天學習英文，半天學習中文。每天在教室學習八小時，戶外體育活動三到四小時。為了使學生感到他們是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裏接受教育，學生全部住宿，他們的品行受到嚴格訓導。 鮑留雲還注重美育，在辦學報告中，以相當長的篇幅，闡述了音樂藝術教育的重要性。他是位優秀的音樂教育家，不但擅長聲樂和器樂，還會作曲和指揮。在他的熏陶下，華人學童都熱愛西洋音樂，特別喜歡跟他學唱聖歌。 鮑留雲在港澳地區的音樂教育活動，為西洋音樂傳入中國做出了重要貢獻。1840年 3月，學校錄取了第二批學生，在校學生增加到九人。其中四人的學費和食宿費用由教育協會提供，其餘五人為私人資助。第二班由鮑留雲的太太和英國傳教士美魏茶（WilliamC. Milne）教授。在向教育協會董事會提交的第二份辦學報告中，鮑留雲對中國的傳統教學方法和教育理念提出了質疑。在華人老師的教導下，在校的學生雖然在閱讀和書寫中文上取得了進步，但是他們顯然不理解所讀課文的內容。他認為，讓幼童死記硬背那些他們根本不可能理解的經典的教學方法是荒謬的。這種教育，導致國民不去思考。他要針對中國教育的弊端，培養學生思考和理解的能力。儘管如此，他允許學生繼續接受中國的傳統教育。鮑留雲認為，他的學生應該注重理解，而不是簡單地背誦課文。通過翻譯練習，他力求使學生透徹地理解所讀的課文。在他的指導下，在校學童不僅在英文閱讀、書寫和口語方面進步很快，而且在歷史、地理、算術、幾何、代數等科目的學習上，也取得顯著的進展。鮑留雲十分重視學生的品行，在校的學童在這方面亦有很大改善。由於學校的聲譽日隆，入學申請大量增加，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1889, pp. 83, 111－ 112;Murray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 1840, Lanham,MD: Scarecrow Press, 1996, pp. 329－331; 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 69, 71.“Benevolent Societies,”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Jan 1841), p. 53; “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9, 1841,”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Oct 1841), pp. 569－ 570.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p. 76－ 77.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Society, Macao, Sep 28, 184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Oct 1842), p. 555;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Hong Kong, Sep 24, 184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Oct 1845), pp. 467, 476,478－ 479.“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9, 1841,”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Oct 1841), pp. 570－ 572;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8, 1842,”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Oct 1842), pp. 549－ 550.

14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但衹有少數幸運者被錄取。到1841年，在校學生增加到十八人，學生年齡從十到十八歲不等。其中一些學生可以把孟子的論述翻譯成英文。他們的英文寫作能力比中文要好。香港開埠後，英美商人及傳教士紛紛從澳門遷往這塊新開闢的英國殖民地。馬禮遜學校也於1842年11月1日遷到香港，在港英總督提供的土地上重建學校，當地華人稱之為馬公書院。這座由馬禮遜教育協會會長顛地（Lancelot Dent）捐資三千元建成的新校舍，位於維多利亞城的山坡上，可以容納二十四名學生住宿，每位學生都有獨立的寢室。從澳門到香港繼續學業的學生共十一名。除了鮑留雲夫婦外，先後在香港的馬禮遜學校任教的還有美國傳教士邦尼（SamuelW. Bonney）、麥嘉締（Davie McCartee）、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 麻西（William A.Macy）以及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吉列斯皮夫人（Mrs. Gillespie）等。1844年，在這所香港最大的教會學校註冊的學生有三十名，其中二十八名在校，兩名在上海當翻譯，全部為男生。在上海的英國領事館、海關和洋行當翻譯的實習生每半年輪換一次。五口通商後，需要大量翻譯，該校畢業生的就業前景相當好。從馬六甲遷到香港的英華書院也是當時最大的教會學校之一，但是該校主要培養教會的教務助理。而馬禮遜學校的主要目標是傳播新學，並不要求學生信奉基督教。該校開設的課程包括英文閱讀寫作、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生理、化學、幾何、代數以及中文等。鮑留雲在給家人的信中，描述了學校的日程安排：學生在早餐前到教室自習，七點半到餐室祈禱，唱聖詩。八點進早餐，九點回到教室，開始由鮑留雲夫婦和助教講授的課程。一點進午餐後休息。兩點到五點由華人教師上中文課。五點進晚餐後到六點半自由活動。六點半祈禱後用茶點，然後自習到九點。十點就寢。星期三和星期六衹在上午上半天課。 鮑留雲用他自己編寫的課本上英文課。這本教科書是他在1841年到新加坡考察中英文學校七個星期後，再參考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為華人學生編寫的英文讀本而寫成的。鮑留雲還編寫了一本政治經濟學初級課本，並翻譯成中文，經華人教師修改後於1847年在廣州刊行。除了教學以外，鮑留雲還在香港的教堂每月用中文作一次佈道。1843年聖誕節期間，鮑留雲與家人到廣州度假。同年 12月 28日，他記述了這次旅行的經歷。他注意到，當地人對外國人的態度有了很大轉變。1839年他從黃埔到廣州時，一路上被人扔石頭和咒駡。而此次在廣州八天，到附近遊覽，沒有遇到過麻煩。一名身份顯赫的廣州商人，還請求鮑留雲錄取他的兩個侄子入學。這顯示，到教會學校上學不會再被人看不起。鮑留雲預期會有更多的富家子弟要求入學。“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9, 1841,”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Oct 1841), pp. 573－ 574, 587;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8,184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Oct 1842), pp. 546－ 547, 554.“The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Hong Kong, Oct 1, 184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Dec 1843), pp. 607－ 609, 620－ 621; 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 85, 97.Brown to His Sister Fanny, Victoria, Hong Kong, Mar 29, 1844, quoted in 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1902, pp. 96－ 97.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 87, 90.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p. 91－92.

143美國教育傳教士何顯理與鮑留雲港澳活動述略香港開埠初期治安不佳，經常遭到海盜襲擊。傳教士在中國沿海被劫殺的事件時有發生。馬禮遜學校也曾經被海盜劫掠，鮑留雲腿部被刺傷。他的太太在容閎等學生幫助下，帶着兩個幼兒躲藏到學校旁邊的鷄舍，纔幸免於難。但是這些事件並沒有動搖鮑留雲繼續在中國從事教育傳教事業的決心。1846年9月30日，鮑留雲在教育協會年會上詳細匯報了學校的教學和管理，還提出了他對中國教育發展方向的構想。他強調，中國教育的發展應與西方一致，從小學、中學再到大學。鮑留雲的太太生過三個孩子後，健康狀況不斷惡化，迫使鮑留雲作出暫時離開香港的決定，以便讓太太回國療養一段時間。鮑留雲將學校的教務交給他的耶魯校友麻西接管後，於1847年1月 5日帶上家人和容閎、黃勝、黃寬三名學生回國。 這三名跟隨鮑留雲從澳門到香港的學童，成為第一批中國赴美留學生。鮑留雲夫婦於同年4月到達紐約，在其姐姐的紐約家中作短暫停留後，帶着容閎等人回到蒙森鎮。這三位中國學童的言行舉止，博得當地好奇居民的好感。勃朗家人對這幾位學童關懷備至，讓他們住在自己家的對面，由鮑留雲的母親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並安排他們在蒙森學校繼續學業。 1848年鮑留雲出任紐約州羅馬學院（Rome Academy）院長，又把這三名學生帶到該學院。 鮑留雲離開香港時，原本打算兩年後返回中國，但由於太太的健康仍未恢復，故未能重返中國。由於籌募不到足夠的經費，校舍又於 1848年被颱風摧毀，馬禮遜學校最後在 1850年停辦。鮑留雲1843年在香港曾經預言，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在馬禮遜學校這些為數不多的學生心中播下的種子，必將枝繁葉茂，開花結果。 他悉心栽培的弟子沒有辜負他的期望。黃寬在蒙森學校肄業後，於1850年轉往英國，進入愛丁堡大學學習醫學，畢業後於1857年回到中國，先後服務於香港的倫敦傳道會醫院和廣州惠愛醫院，被譽為東半球最優秀的外科醫生。 黃勝因病於1849年回國後，負責香港教會報刊的出版工作。 1864－ 1867年在培養洋務外交人才的上海廣方言館掌管英文教學；1873年出任幼童出洋肄業局委員，帶領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學，成為洋務運動的先驅。 容閎於1850年考入耶魯學院，1854年畢業後返回中國。在自強運動中，容閎向清廷提議派出幼童到美國留學，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在晚清重臣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下，容閎的建議被清廷采納。他組織選拔了一百二十名大部分來自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學童，從1872年開始分批送到新英格蘭地區學習。1876年，耶魯學院授予容閎法學博士學位，以表彰他“The 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Hong Kong, Sep 30, 1846,” Chinese Repository Vol.15 (Sep 1846), p. 612; 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China, America, 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 90, 98.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Jan 1847), p. 54.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p. 110－ 111.“The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Hong Kong, Oct 1, 184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Dec 1843), p. 628.蘇精：《黃寬與倫敦傳道會》，《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香港）2000年第 3期，第 21－ 30頁。蘇精：《黃勝：楚才晉用的洋務先驅》，載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臺北：1985年，第 260－ 266頁；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02, pp. 141－143.

14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的卓越成就。容閎一手策劃的這個海外教育項目，儘管由於清廷中的保守官吏的反對而中途夭折，絕大多數學童還未完成學業，便在1881年被召回中國，但是這些歸國留學生仍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大清現代海軍中擔任艦長等要職的二十多名歸國留美學生中，有七人在中法、中日海戰中以身殉國。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和著名鐵道工程師詹天佑也是這批歸國留學生中的佼佼者。他們是中國第一批走向現代世界，從西方“盜取”聖火的普羅米修斯，不僅把先進的科技文化介紹給國人，而且把西方的民主憲政理念傳播到中國，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三、結語何顯理和鮑留雲等早期美國教育傳教士懷着拯救異域蒼生的熾熱理想和傳播福音的執著信念，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孜孜不倦地傳授西方文明和普世價值。面對艱難險阻，他們不折不撓，義無反顧。他們慈悲為懷，樂善好施，誨人不倦，獲得當地民眾的贊賞和感恩。一個半世紀過去了，他們的事跡仍然值得我們緬懷。這些通過教育傳教的先驅者承傳了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的英華書院的教育模式。在港澳地區開拓性的教育實驗和理念，為此後美國教會學校在中國內地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模式，對現代中國教育具有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美國教會學校遺留下來的校舍，仍然是中國校園中最為典雅的建築；美國教會學校的教育理念與實踐，仍然為教育界人士津津樂道。而鮑留雲先生開啓的美中教育交流，如今已經發展為蔚為壯觀的事業，成為兩國關係中重要的一環。[ 責任編輯　李智能]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74－ 104.

145澳門醫療史研究及其發展路徑[摘 要] 澳門醫療史研究始於18世紀，發展至今已逾二百餘年，其中中國學者關注較少，葡國學者是主要的研究力量。過往的研究多從文化交流的角度，強調澳門在西醫文化進入中國所起的核心作用，又或者是從醫療機構或醫療制度的建設來概括醫療史，忽略澳門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醫療文化的形成與變化，也導致了“人”在醫療史中的“失語”。醫療史涉及的不僅是文化問題，還有城市發展建設的問題，由此可以透析社會進程的突進。無論是醫病關係還是疾病史研究，都應將“人”重新放置在歷史研究之中。今後可能的發展路徑包括醫病關係研究、疾病史研究以及與澳門社會“近代化”關係的研究等。[關鍵詞 ] 澳門　醫療史　社會史　疾病史　近代化近十多年來，隨着 1999年澳門回歸、“澳門學”概念的提出，澳門歷史研究也揭開了新的篇章。澳門的政治、文化、宗教、族群、社團等各個領域都出現大量優秀的研究成果。澳門曾經在中西關係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因此中西文化交流史成為澳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其中關乎人生老病死的醫療問題也受到關注。如果將 1751年《澳門記略》作為第一部涉及醫療史研究的作品來計，澳門醫療史研究至今已經走過了二百餘年，其中不乏葡國學者數十萬字的專著。這些作品為澳門醫療史研究奠定了基礎，但由於研究思路的局限，學界也忽略了大量值得深究的醫療史問題。一、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澳門醫療史研究一般來說，澳門醫療史的研究多從文化交流的角度出發，強調澳門是西醫文化進入中國的“大門”，或者是簡單地將醫療機構的建設史覆蓋為整個澳門醫療史，忽略澳門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醫療文化的形成與變化，也導致了“人”在醫療史中的“失語”。過往的醫療史研究亦無法得澳門醫療史研究及其發展路徑吳玉嫻作者簡介︰吳玉嫻，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澳 門 學 ‧

14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知醫生、病人的信息，更不用提醫療觀念等醫療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了。19世紀末，西醫文化進入中華之時曾經產生巨大反響， 那麼澳門的醫療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消解和處理中西醫之間的衝突？它與澳門社會發展存在何種關係？這應該是在澳門醫療史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的研究領域。醫療史不僅僅是行政史的一部分或政治史的補充，而應該成為窺探社會進程的一個新角度。學術界至今尚未有專門關於澳門醫療史的中文著作，涉及澳門醫療史問題往往來源於兩方面著作：明末清初中西醫文化交流和澳門史研究。研究明末清初西醫入華，必先讀醫史學家范行淮的《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 該書共分九卷，詳述了入華傳教士的生平及醫學作品，特別關注當時的西醫知識，包括解剖生理學、病理、醫事教育等領域的介紹。書中第七卷《醫事教育》乙條中介紹了澳門醫療事業的起源發展， 用近三千字概述了澳門的醫院、麻風病院、醫師、藥房等問題。此書著於1943年，范行淮翻閱了大量史料，簡述了澳門醫療史之發端，即便從現今挖掘了大量史料來看也難找到其錯誤。范行淮之作乃是澳門醫療史研究之發端，具有奠基性的重要意義。2008年，復旦大學董少新教授出版其著作《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 這本書的關注點仍然落在明清西醫入華上，但書中第一章《由教會到世俗：澳門西醫事業的發展》，以時間為主線，概述 16－ 18世紀澳門西醫事業的發展，討論了早期澳門醫療機構的建立、傳教士在澳門的醫療活動以及澳門議事會參與醫療事務的情況，可視為近年來第一部談及澳門整體醫療事業發展的中文著作。作者利用了一批葡國學者的葡文研究著作及一些澳門、葡萄牙檔案館的葡文資料，向中文學者揭開了16－18世紀澳門醫療事業的神秘面紗。作品雖然沒有涉及澳門醫療史的疾病、衛生以及醫療社會史的內容，但在很多醫療檔案解讀方面發前人所未發，是澳門醫療史中文研究之不可忽略的重要成果。因為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澳門成為西醫入華研究不可忽略的內容之一。但是這一領域的研究往往脫離澳門社會歷史情況，對澳門醫療史進行片段式的考察，無法突破宗教文化研究的束縛，往往呈現“管中窺豹”的局限。澳門通史中也有涉及澳門醫療史的研究。最早的澳門通史式的專著是澳門同知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此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形勢篇》和《官守篇》，下卷《澳蕃篇》。全書從澳門的歷史、地理、人口構成、政治、法律、經濟等方面對澳門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還配有各種圖像資料，是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澳門學”研究著作，也是第一部澳門社會史。其中，《澳蕃篇》涉及了澳門的醫療資源，包括醫院和藥物， 是研究澳門醫療史的重要的第一手中文材料。19世紀上半葉至20世紀初，葡萄牙學者為了解決其在澳門的主權問題，開始着手研究澳門清末民初，中國曾經展開關於中醫存廢的論爭，謝觀的《中國醫學源流論》（1935）、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1937）等著作中均有論述，現今大陸學者趙洪鈞和臺灣學者雷祥麟（Lei Hsiang-lin）等也有深入研究。詳見︰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Lei Hsiang-lin, When Chinese MedicineEncountered the State: 1910－1949,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9.范行淮︰《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中華醫史學會鈞石出版基金委員會， 2012年。范行淮︰《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牛亞華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 156－ 159頁。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趙春晨點校，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第 63、 72頁。

147澳門醫療史研究及其發展路徑史，出現了一些澳門通史性著作。 1832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完成了《早期澳門史》，是第一部西方學者完成的澳門史著作。此書第四章對社會人口構成、公共教育、慈善機構和貧病院的情況進行了敘述，其中，貧病院當中介紹了麻風病院、貧民病院和軍人病院， 隻言片語地概括了 18世紀澳門醫療破敗的現狀，是西方學者關於澳門醫療史的最早研究。曾擔任澳門首屆統計司司長的桑帕約（Manuel de Castro Sampaio）之《澳門的華人》，主要記敘了澳門華人的生活習慣、文化特點。該書出版於1867年，是為葡萄牙殖民政府準備的澳門社會的調查報告。書中第八章“中醫”從中醫起源“神農嘗百草”開始論述華人醫療狀況，包括看病流程、治療手段等等。這部分不僅填補了19世紀澳門華人醫療狀況資料的缺失，也展現了澳葡對華人醫療的態度，是一份瞭解澳葡與華人在醫療空間互動情況的重要資料。曾經擔任澳門總督的馬沙度（Álvaro de Melo Machado）， 1913年在里斯本出版《澳門面面觀》（Coisasda Macau），從澳門地理資源、城市格局、葡萄牙人生活狀況、風俗習慣等角度介紹澳門。該書的第二部分《風俗習慣》概述了澳門的醫療狀況。 值得注意的是，馬沙度並沒有將澳門醫療與華人醫療分開論述，並且指出當局允許華人用中醫治療的原因，是西醫資源根本無法應付人口龐大的華人社會的醫療需求。通史中的醫療史研究雖然呈現出籠統、篇幅短小的特點，但作者往往是從通史的角度對澳門社會的醫療狀況進行思考，一定程度上也可客觀反映作者所在年代的醫療狀況，反而成為窺探18－ 19世紀澳門醫療狀況的原始材料。二、西方澳門醫療史研究20世紀上半葉開始，在世界史學文化研究思潮的影響下，大批的漢學家加入16－19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澳門研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此時，研究方向從澳門的政治、外交、軍事向思想、文化等領域擴展，一批葡國學者開始關注澳門醫療史。1935年，澳門歷史學家、藏書家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用筆名科勒德（J. M. Kollard），以英文出版《澳門早期醫療實踐》（Early Medical Practice in Macau）一書。 全書共 24頁，沿襲了傳統醫療史的寫法，從醫療機構的角度概述了澳門開埠後葡萄牙人在澳門的醫療實踐。但作者並沒有將澳門醫療作為獨立事件，而是從葡萄牙醫學史的方向着手，將澳門醫療事業視為葡萄牙醫療的一部分來看待。最後，白樂嘉對澳門醫療給予了較為中肯的評價，既肯定葡萄牙在澳門開創西式醫療的首創功勞，但也指出由於投入的資源不足，未能徹底改變澳門醫療資源緊缺且落後的狀況。該書是第一部研究澳門醫療的英文專著。1916－ 1937年，受聘擔任仁慈堂醫院醫生的蘇亞雷斯（José Caetano Soares）是澳門醫療發展之功臣，也是醫療史研究的重要人物。 1927年，其完成出版葡文著作《澳門仁慈堂醫院》，[瑞典]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吳義雄、郭德淼、沈正邦譯，章文欽註，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55－ 57頁。Manuel de Castro Sampaio, Os Chins de Macau, Hong Kong: Typographia de Noronha e Filhos, 1867.Álvaro de Melo Machado, Coisas de Macau, Kazumbi: Editora Multumédia Lda., (1º edição, 1913), 1997pp. 87－ 149.J. A. Kollard, Early Medical Practice in Macao, Macao: Inspecção dos Serviços Economicos, 1935.José Caetano Soares, O Hospital da Santa Casa de Misericódia em Macau, Relatório do 1º Periodo Contraual(1916－ 1926) com uma Notícia Histórica Apensa, Macau: Tip.: Mercantil de N. T. Fernandes e Filhos, 1927.

14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主要是其 1916至 1926年在醫院的工作報告，書末附有一份“貧民醫院簡史”，共 30頁，內容較為簡單，基本勾勒貧民醫院發展的情況。 1950年，蘇亞雷斯出版了 544頁的《澳門及其救助》， 可視為一部關於澳門醫療史的鴻篇鉅著。全書共十五章，前十二章的內容為第一部分，主要談論醫療機構、醫療人才和政府的醫療行為，後三章為第二部分，討論其他系統醫學，包括中醫歷史、耶穌會士談及的中醫藥以及英國醫學等問題。據博克塞教授（C. R. Boxer）說，蘇亞雷斯醫生在澳門任職超過二十年，退休後在葡萄牙里斯本潛心翻閱檔案，完成了這本著作；該書資料豐富，“是一本可讀之作”。 《澳門及其救助》一書將澳門醫療史葡文研究推升到新的高度，完整地展現了澳門開埠三百餘年間澳門醫療機構、醫療制度的發展，但是作者仍然遵循固有醫療史研究的思路，將醫療研究從社會中剝離，未曾觸及衛生、疾病等領域；同時，作品內容略顯散碎，大部分材料沒有標註資料來源，成為這部醫療史研究的硬傷。1940年，葡萄牙醫生佩德羅‧若阿金‧科斯塔（Pedro Joaquim Peregrino da Costa）旅澳就職，經過數年的觀察和研究，出版了《16－20世紀葡萄牙醫學在遠東：暹羅、馬魯古日本、交趾、北京和澳門》。 全書共五章，第一章概述了葡萄牙在東方其他據點暹羅、馬魯古、日本、交趾以及北京的醫療事業，後四章重點研究澳門醫療狀況，包括醫療機構以及醫療從業人員的狀況。最為珍貴的是，該書涉及了澳門的衛生及流行病狀況，雖然篇幅較短，但仍然是拓寬澳門醫療史研究事業的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科斯塔醫生還是澳門醫學研究的積極推動者，曾經代表澳門參加國際性醫學學術會議。1925年，他作為果阿醫校學生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辦的第六屆遠東熱帶醫學研討會，發表了《澳門的流行病》一文， 簡述了澳門的流行病史，重點討論當時澳門社會肺結核及霍亂的流行情況。1934年，他又代表澳門參加在中國南京舉行的第九屆遠東熱帶醫學研討會，用英文發表《腦膜炎在澳門的流行情況》， 討論了 1930年腦膜炎在澳門的流行及治療情況。科斯塔1927年畢業於果阿醫校，此後在澳門服務逾十四年，不僅是澳門醫療事業發展的執行者，還是澳門醫療社會史研究專家之一。文德泉神父是著名的澳門史研究專家，其葡文著作《澳門及其教區》十六卷至今仍是中外學者研究澳門歷史的重要資料。 1975年，文德泉出版葡文四卷本的《澳門醫療》， 第一卷介紹澳門醫療救助的發展，主要是各醫院的成立及發展之簡介；第二卷討論澳門歷史上出現過的各大疾病，以及社會的應對；第三卷及第四卷討論在澳門服務過的醫生，包括生平及服務經歷。全書卷帙浩繁，逾1,400頁。必須指出的是，書中大量資料來源於蘇亞雷斯的《澳門及其救助》、科斯塔的《16－ 20世紀葡萄牙醫學在遠東：暹羅、馬魯古、日本、交趾、北京和澳門》及《澳門檔案》幾套資料。文德泉一生著作等身，這套書和其他作品一樣，都存在堆砌史料、內容雜亂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 Social),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50.C. R. Boxer, “Macau e a Assistência,” Be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4, No. 1 (1952),pp. 196－ 198.P. J. Peregrino da Costa, Medicin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Sião, Molucas, Japão, Cochinchina, Pequim eMacau, Séculos XVI a XX, Bastorá: Tipografia Rangel, 1948.P. J. Peregrino da Costa, Epidemiologie de Macao, Sep. de: Transactions of the 6th Congress of the Far EasternAssociation of Tropical Medicine, Tokyo, Japan, 1925.P. J. Peregrino da Costa, An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Study of a Cerebro-spinal Meningitis Epidemic at Macao,Ninth Congress, Far East Assoc. Trop. Med., Nanking 1934.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IV,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5－1976.

149澳門醫療史研究及其發展路徑的問題，但是仍然不可否定其價值，對中國學者研究澳門醫療具有指導性意義。它不僅就澳門醫療事業發展中的重要議題，如醫療機構、疾病、醫生等提供了很多細節資料，還將“疾病”問題分立一卷，使讀者更立體和多元化地認識澳門醫療，是澳門醫療史研究的必讀著作之一。里斯本“中國研究中心”阿瑪羅教授（Ana Maria Amaro）關注澳門土生葡人的流傳醫方。早在 1965年，她便發表了《澳門藥用植物研究》一文， 從她調查所得的九百八十五種澳門藥用植物中，選取了十一種芸香科植物，分析其在澳門民間的使用方法，證明澳門的民間醫學深受中西醫學影響。此後，阿瑪羅一直從事澳門民間醫學的研究，並在 1988年完成了長達 3,000頁的博士論文《澳門民間醫學》。 作者根據大量的資料，以及多年來的實地考察，認為以中醫為基礎的澳門民間醫學在澳門醫療事業的發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通過耶穌會士所帶入的神秘藥方，直至今日還在澳門民間醫學中發揮作用。董少新認為，論文中作者對中國醫學傳統所進行的大篇幅考察較為累贅，“但是她對中西醫學在澳門的交融與演變所進行的細緻入微的研究，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中西醫融合的絕好案例”。 阿瑪羅將博士論文中的一些部分以單篇論文形式在澳門發表，包括《澳門三種民間草藥》、 《著名的果阿保心石》、 《澳門古老秘方》、 《澳門東方藥物介紹及聖保祿學院藥房的神秘藥方》、 《中醫對聖保祿學院藥房的影響》、 《澳門民間對邪氣的認識》、 《澳門的神茶和仙茶──神奇的中國南方民間醫學》等。 阿瑪羅教授另闢蹊徑，大量利用口述歷史資料，研究了20世紀以後澳門的民間醫學，構建了全新的民間醫療空間，重新認識了澳門民間文化，她在檔案館內發現了17世紀上半葉耶穌會向葡印果阿購置藥物的清單，以及耶穌會寄往羅馬的藥方，為17世紀澳門醫療狀況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這部《澳門民間醫學》也可視為澳門醫藥學研究之始。 2009年，阿瑪羅教授發表《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一文， 簡單概括了醫學史、名醫、醫療衛生等方面，內容並無新意，與之前幾位葡萄牙學者的研究內容重複。葡萄牙學者若澤．阿豐索（José da Comceição Afonso）2005年在澳門《行政》雜誌發表《澳門衛生史試編》， 這篇文章對 19世紀末 20世紀初的澳門衛生問題和政策問題，按主題和年代排列而組成重要資料彙編，並且被翻譯為中文。雖然這篇文章更像是資料的堆積，缺乏分析Ana Maria Amaro, Constribuição para o Estudo do Flora Médica Macaense,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65.Ana Maria Amaro, Medicina Popular de Macau, Lisboa: Tese de Doutoramento Apresentada de Ciencias Sociais eHumanas da 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 1988.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第 17頁。[葡]阿瑪羅︰《澳門三種民間草藥》，《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 2期。[葡]阿瑪羅︰《著名的果阿保心石》，《文化雜誌》（澳門）1988年總第 7、 8期。[葡]阿瑪羅︰《澳門古老秘方》，《文化雜誌》（澳門）1988年總第 5期。Ana Maria Amaro, Contribução para o Estudo da Flora Médica Macaense,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65.[葡]阿瑪羅︰《中醫對聖保祿學院藥房的影響》， 楊平譯，《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 30期。[葡]阿瑪羅︰《澳門民間對邪氣的認識》，《文化雜誌》（澳門）1992年第 9期。[葡]阿瑪羅︰《澳門的神茶和仙茶──神奇的中國南方民間醫學》，《文化雜誌》（澳門）2004年總第 50期。[葡]阿馬羅（Ana Maria Amaro）︰《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 3冊，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8年，第 987－ 1006頁。José da Conceição Afonso, “Constributos para a História da Saúde em Macau, (Dos Finais do Séc. XIX às DuasPrimeiras Décadas do Séc. XX),” Revista de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Vol. XVIII, No. 70 (Dec 2005),pp. 1423－ 1462.

15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整理，但也是葡萄牙學者關於澳門醫療史研究的近期研究成果，可作為中文學者研究澳門史的參考資料。澳門醫療史研究從18世紀中葉發軔，涉及中西文化交流、澳門史兩大史學領域，20世紀下半葉是葡國學者研究的高峰期，出現了一部英文、三部葡文的澳門醫療史專著，二十餘篇中葡文相關論文。總括來講，澳門醫療史研究雖然起步較早，但仍然存在大量的史實空白，特別是中文學者關注不多，至今為止仍然沒有一本關於澳門醫療史的中文著作。葡國學者雖然試圖解決“澳門醫療是甚麼”的問題，但是由於研究思路和語言的限制，大部分的論述仍然停留在官方文件的堆積階段，沒有真正關注到澳門醫療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關於澳門開埠後三百餘年醫療市場的形成、隨政治環境改變而作出的發展、社會如何接納和消化醫療思想等問題，仍屬空白。三、澳門醫療史研究的發展路徑長期以來，史學工作者都將研究重點放在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政治制度、社會結構以及社會發展規律等領域，忽略了人的生存狀態，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澳門醫療史研究同樣存在這個問題。過往澳門醫療史的研究集中於醫療機構的設立、醫療技術的發展、醫療制度的轉變等傳統醫史領域上，忽略了醫療領域中醫生和病人本身的生存狀態。20世紀末，社會史研究在國內興起，醫療史研究也開始關注人的領域，因此開闢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醫療社會史”。醫療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是近五十年來從西方學術界發展起來的史學研究新領域， 這一領域主要是借鑑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探討歷史上醫療、疾病、衛生及其相關問題。醫療社會史先從西方醫學史內部發端，1940年3月11日，西格里斯（Henry. E. Sigerist）發表了名為《醫療社會史》的學術論文，首次提出醫療問題不應該僅僅局限於醫學領域，它更是一個社會問題。 此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醫療社會史日漸成熟。1975年，微觀史代表人物勒華拉杜里（Le Roy Ladurie, Emmanel）出版了《蒙塔尤：1294－1324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一書，對蒙塔尤人的醫療衛生狀況進行分析，並且得出了一個結論：“蒙塔尤人的身體外部之所以那樣髒，其原因之一反映在他們的心理上：他們並不主張身體內部和外部同樣乾淨，而主張內臟要比皮膚更清潔。” 這種用醫療衛生來詮釋社會的做法加大了醫療社會史的影響力，也成為澳門醫療史的發展方向。根據澳門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現存的檔案資料，澳門醫療史研究可有以下三個拓展方向。（一）醫病關係研究西方醫學史學家西格里斯（Henry E. Sigerist）曾經說過，“每一個醫學行為，始終涉及兩類當事人──醫生和病人，或者更加廣泛的說是醫學團體和社會，醫學無非是這兩群人之間的關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也被翻譯為“醫學社會史”，但筆者認為“醫療社會史”更為準確，因為醫學偏重醫學理論，指學科的建設與發展，而醫療則涵蓋了醫療資源、疾病治療、甚至衛生防疫等多個領域。Henry E. Sigerist,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Western Journal of Surgery,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1940,Vol. 48, p. 48.[法]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蒙塔尤：1294－ 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小山村》，許明龍、馬勝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7年，第 201頁。

151澳門醫療史研究及其發展路徑係。” 醫病關係的研究實際上是考察醫生與病人的互動，包括醫生的資格、醫療作風、病人的醫療觀念、遵醫行為等。在過去的澳門醫療史研究中，學者都會強調中西醫療文化之交流。而“文化”一詞，本身是屬於社會的產物，在醫療文化的研究中缺乏“人”的角色。因此，澳門醫療社會史首先需擺正“人”的位置，將醫療文化轉變為人的“醫療觀念”，瞭解澳門各類人群的“醫療觀念”是甚麼，以及如何轉變的問題。在醫病關係的研究中，醫生與病人應成為研究主體。澳門是一個移民社會，從1557年開埠以來，醫療市場就充斥着各種類型的醫生，在早期的西醫文化中，為人治病的人未必是“醫生”，他們可能是傳教士、藥師、接生婆或者理髮師。那麼，在這種政府權力還未插手的醫療市場中，病人如何選擇醫生？醫生用甚麼為病人治病？這些都尚未被關注。1627年《仁慈堂章程》第十九條：“巡視員到街道上碰到窮人、被遺棄的病人，或者有收入的市民、被奴役的人，給他們治療，或住宿的地方；確實不能夠治癒的，並不就此放棄，巡視員將他們帶來仁慈堂醫院，在這裏總管會接受他們，用天主的仁愛治癒他們。” 從這條材料中可以發現幾點信息︰第一， 17世紀初期“病人”的概念是窮人、被遺棄的人、被奴役的人；第二，是否去醫院看病由巡視員決定，病人並沒有自主的選擇權。究其原因，是因為仁慈堂是一所依靠捐贈和遺產饋贈的慈善機構，對病人的經濟狀況非常關注。1625年，一位佚名的聖保祿學院藥師致信主教，控訴自己被迫出診的經歷，“修道院院長曾經多次叫我出去治病，我的醫術不精，但是卻被迫去執行他的命令，因為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能做”。 不僅如此，這位“藥師”還被病人“質疑”，“澳門有華人接生婆為病人看病，沒有人知道她們到底會甚麼。一些葡萄牙女性生病後，更加希望她們來治療，相反，對於葡萄牙式的治療方式卻是非常生疏。很多次我發現，她們喜歡讓自己的丈夫以她們傾向的治療方式讓我對病人做這樣或者那樣，如果我不按照她們說的做，就被叫停治療。現在我正在治療的兩個葡萄牙人，在沒有我的指令下叫來了女接生婆，她治病之後情況更加糟糕了。請來這種治療人員是一種信任危機，根本沒有考慮其危險性”。 從這封珍貴的信件中可以看到，藥師必須出診看病，且沒有選擇權；而病人卻經常嘗試多種治療方法，西醫衹是醫病手段之一。這種特殊的醫病關係是特殊歷史環境下澳門所獨有的醫療狀況，當中涉及醫生的素質、醫療觀念等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解讀澳門醫療的重要角度。當將“醫生”、“病人”等從固有概念剝離出來後，早期澳門醫生和病人的生存狀態就可以更真實的呈現出來了，這也即醫療社會史最大價值之所在。對這兩則澳門醫療史檔案中的常見材料重新解讀，已說明了澳門醫療史研究中材料解讀方面的盲點，即容易以現時的醫病關係及醫療概念來理解澳門醫療史，無法揭開醫療發展的真相。因此，醫病關係史應該成為澳門醫療史研究的重要領域。（二）疾病史疾病史研究是醫療社會史的一個分支，主要是指疾病本身及治療疾病的歷史，可以是特定地[美]恰范特（H. Paul Chalfant）、蔡勇美︰《醫學社會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第 20頁。Leonor Diaz de Seabra, 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Séculos XVI a XIX)(Compromisso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da1627),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2011, p. 452.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1,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5, pp. 5－9.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1,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5, pp. 5－9.

15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區一段時間內的總體疫病史或者是單種疾病的歷史。1975年，美國麥克尼爾教授（William H.McNeill）發表其重要著作《瘟疫與人》。 該書“從史學和流行病學的觀點，藉由敏銳機智的觀察與推理，娓娓道出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書中將瘟疫視為影響人類文明的重要因素，通過瘟疫考察了地理、人口、移民、思想觀念等社會因素，成為醫療疾病史的重要作品。傳統疾病史研究，主要研究疾病的產生、患病數據以及治療方法，而忽略了人群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疾病的手段。臺灣著名學者梁其姿就麻風病問題完成了著作《麻風：一種疾病的醫療社會史》，主要強調在人類歷史中，麻風病的醫學、社會、宗教史等角色，談及了麻風病概念的演變，社會文化中對麻風病的“污名化”等問題，詮釋出不同的疾病史，值得學習和借鑑。澳門醫療史研究也出現零星的、關於疾病史研究。麻風病以其複雜的內涵成為澳門疾病史關注最多的領域。若澤‧馬楂多（José Silveira Machado）的《澳門四百三十年麻風病救助》、于玲玲的《澳、氹、路麻風病院史略及其與廣東各地麻風病院的比較》 、董少新的《明清時期澳門麻風病院》 、林韻薇的《澳門麻風病院歷史初探》， 這四篇論文均圍繞澳門的麻風病及其救助而展開。其中，馬楂多和于玲玲的文章均將重點放在 20世紀後的路環九澳島麻風病院上；而後兩篇文章則關注明清時期的麻風病院。總括來講，澳門的麻風病研究已經突破了原有局限，比較關注病人的生存狀態，尤其是董少新一文，從麻風病人的社會處境、社會角色談到病人的婚姻愛情生活，可以說是對澳門疾病史研究的嘗試。但是這種嘗試是遠遠不夠的，對於疾病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疾病本身，而更應該注意到“疾病”的社會含義。隨着 19、 20世紀科學的發展，人們纔逐漸對疾病有了客觀的認識。在此之前，對於疾病，更多是“想像”，是對患者道德的“想像”、甚至對患病民族的民族性的“想像”，這成為研究社會轉型的新角度。澳門從 19世紀中葉開始被殖民統治，隨之而來的是政府公文內大量的、關於華人生活習慣的“詆毀”和“臆測”；面對殘酷的瘟疫流行的統計數據，澳門社會華人知識分子在《鏡海叢報》上呼籲華人注意“潔淨”。這些伴隨着疾病而來的、社會不同人群的醫療觀念的差異和變化，都成為疾病史研究的絕佳角度。同時，“疾病”所涉及的不僅是社會文化問題，一樣可能是政治問題。筆者曾完成《白沙欄麻風病院──澳葡政府的拓殖工具》一文， 關注曾經在小橫琴島存在過的白沙欄麻風病院，在考量病人的生存狀態的同時，也注意澳葡選擇建設麻風病院地點中的“拓殖”深意，為麻風病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NewYork: Anchor Press, 1976. 該書有兩種漢譯本：[美]威廉‧H‧麥克尼爾︰《瘟疫與人》，余新忠、畢會成譯，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10年；[美]麥克尼爾：《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楊玉齡譯，臺北︰天下遠見出版， 1998年。[美]麥克尼爾：《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楊玉齡譯，臺北︰天下遠見， 1998年，第 2頁。José Silveira Machado, “430 anos de Assitencia aos Leprosos em Macau,” Macau, Serie. 2, No. 90 (Out 1999),pp. 90－ 97.于玲玲︰《澳、氹、路麻風病院史略及其與廣東各地麻風病院的比較》，《海島迴瀾》（澳門）2010年第 2期。董少新︰《明清時期澳門麻風病院》，《澳門雜誌》（澳門）2005年總第 45期。林韻薇︰《澳門麻風病院歷史初探》，《澳門理工學院學報》（澳門）2006年第 3期。吳玉嫻︰《19－20世紀澳葡的拓殖工具：小橫琴島白沙欄麻風病院研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153澳門醫療史研究及其發展路徑不僅如此，澳門政府檔案還為疾病史研究提供了一個豐富的葡文資料寶庫。1862年爆發霍亂，已經對澳門展開殖民統治的澳葡政府意識到若不改變澳門公共衛生的現狀，葡萄牙人將成為流行病的受害者，因此着手進行公共衛生建設，流行病的報告是衛生建設中的社會情況調查的一部分。澳門第一份流行病報告《1862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的報告》由衛生局局長盧西奧．奧古斯丁‧席爾瓦（Lucio Augusto da Silva）撰寫， 整份報告共52頁，並受到里斯本的嘉獎，全文刊登在《里斯本衛生報》上，此後又完成了《登革熱的兩個關鍵詞── 1874年澳門衛生報告》， 這份工作報告涉及了澳門 1872年登革熱流行的情況，是研究疾病史的重要著作。在奧古斯丁‧席爾瓦的帶動下，下一任衛生局局長高梅士‧席爾瓦（J. Gomes da Silva）也完成了《關於鼠疫流行病的報告》， 此為1895年鼠疫流行期間的工作報告，作者在報告之前也有少量關於鼠疫流行史的回顧研究。到20世紀，更多有關疾病的報告流出。這些報告的特點是︰一般為醫療工作者對於抵禦及治療流行病的工作報告，但都獨立出版成書。由於作者在報告中會對以往病史進行介紹，因此也應將其視為澳門疾病史研究之發端，最重要的是這些報告為後世學者的疾病史研究提供了豐富詳細且珍貴的原始資料。透過這批材料，不僅可以還原澳門社會抵禦疾病的狀況，還能解讀疾病背後所帶來的文化內涵、社會轉型以及政治深意。（三）醫療史與澳門的“近代化”研究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成為目前國內醫療社會史所關注的熱點。 19世紀中期，西方醫學知識體系被引入，引發中國社會的醫療制度的變革，中國在時序上也走入近代，這使得學界開始關注醫療背後所揭示的“現代性”問題。梁其姿認為，“我們應該更靈活地思考中國‘近代性’問題，及所謂‘近代性’並不一定是 19世紀以後中國醫療史的特色，而可能是更早的歷史現象，這些現象透露出類似的現代社會的醫療理性、創新與策略”。 也就是說，應該從中國本身的歷史傳統出發去定義“現代性”的問題。這一理論同樣適用於澳門。“近代化”或者“現代化”的問題是近代史研究中最受關注的討論之一，在中國史研究中，這兩個詞語經常通用。“近代化”一詞來自日本，與“現代化”一詞一樣，英文表達均為“Modernization”，日文翻譯過來後使用的漢字是“近代化”，所以日本史學界一直用“近代化”來表示中文語境中的“現代化”。作為時間尺度，漢語中“近代”和“現代”表示不同的歷史時期。歐洲史研究中“近代”是指 1453－ 1800年，“現代”是指 1800年至今；但是中國的近代史中卻有不同的劃分，一般來說，“近代”是指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這段時間，現代則是 1949年以後至今。“現代化”理論家羅榮渠認為，“近代化”的歷史概念不適用於中國史，因為如果用了“近代化”就應該另外引出“現代化”的概念，這不符合中國歷史Lucio Augusto da Silva, Relato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em Macau no Anno de 1862, Macau: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3.Lucio Augusto da Silva, Duas Palavras Sobre a Dengue : Relatorio Ácerca do Serviço de Suade de Macau, Respectivoao Anno de 1874,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0.J. Gomes da Silva, Relatorio sobre a Epidemia de Peste Bubonica em Macau em 1895,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1895.梁其姿︰《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問題》，余新忠主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年，第 3頁。

15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發展階段。因此，單純用時間區分“近代化”和“現代化”是不符合中國現代化理論觀點的。但是，這個不符合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近代化” 恰恰是表述澳門社會發展階段的最合適的概念。“Modernization”是用來概括人類近期發展進程中社會急劇轉變的總的動態的名詞。澳門坐落在南中國海之地理特點和具有歐洲城市的文化特質，導致澳門史研究不能單純地以歐洲史或者中國史作為參照物，應從澳門的實際出發，以考量歷史階段的發展問題。澳門社會的巨大變革是從宗教逐漸退出城市公共空間開始的。澳門醫療的“近代化”開端也應該從脫去“宗教外衣”這一歷史發展階段的典型標誌來考察。這與歐洲的“近代化”有異曲同工之妙。歐洲“近代化”就是從宗教逐漸脫離人們日常生活，即馬克斯‧韋伯筆下的“祛魅”現象開始的。因此，澳門醫療的“近代化”是指天主教逐漸退出醫療事業，西式醫療技術和方式逐漸形成的過程，這與中國醫學的“現代化”從時間上和內容上都有着天壤之別。澳門醫療經歷了“近代化”的過程之後，纔在 20世紀初期步入“現代化”，即醫療領域面臨再一次的革新。澳門醫療的“近代化”伴隨着三大現象：醫療觀念的改變、醫療機構的發展以及公共衛生的建設。關於這三大問題，澳門歷史檔案中保存了大量的中葡文檔案，衹有釐清這些問題，纔可以真正地討論澳門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問題。澳門醫療的“近代化”研究，不僅為了窺探醫療事業的發展軌跡，更是為澳門社會發展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衹有結合澳門社會歷史背景，纔能發現澳門社會歷史進程中不同於中國和歐洲城市的“特殊性”。結語回顧澳門醫療史，不難發現，自20個世紀初開始，西方學者便給予醫療史特別的關注，因為在西方的知識體系中，醫療史涉及的不僅是文化問題，還有城市發展建設的問題，由此可以透析社會進程的突進過程。相應而言，中文學者的研究卻覺醒較晚，對醫療史的認識局限是阻礙其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來，中國年輕的史學研究者日漸掌握外語能力，同時，社會文化史也成為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中國學者開始關注醫療史領域，尤其關注其與社會的關係。無論是醫病關係還是疾病史研究，都將“人”重新放置在歷史研究當中，因而可更加立體和準確地理解歷史上的醫療情況，從而分析和透視社會發展的問題。澳門有其獨特的發展歷程，醫療史更獨具深意。16－19世紀上半葉，澳門醫療史可視為西方醫療在東方的發展史，它經歷了從慈善醫療到世俗醫療的轉變，是一個“去宗教化”的過程；19世紀下半葉，澳門島北部華人社會被納入殖民統治之內，澳門醫療史又經歷了“被殖民”的過程，這使澳門醫療事業披上了一層“殖民”外衣。這不僅僅是“醫療”，更具有社會發展的特點，應成為澳門醫療史研究的重要方向。澳門醫療史研究不僅可以釐清澳門社會發展的問題，也為社會史研究提供新的範例，值得中國學者深入挖掘，是一個具有獨特歷史意義的研究領域。[ 責任編輯　陳超敏]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9年，第 6－ 7頁。

155建基於原始文獻：博物館的歷史研究與館務發展[摘 要] 文獻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研究項目的設立是促進博物館發展的重要因素。因為每個新項目開展之後，都有助於博物館對藏品和史料的蒐集、補充，對文物保存科技的研發，對服務產品的開拓，對管理制度的檢討和完善，以及就讀者服務中增加對相關法律的理解和遵守。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特別是電腦和影音科技的廣泛應用，“文獻影像化”和“影音文獻化”已經成為趨勢，文獻保存的質量和檔案查閱的效率也得到提高，為歷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幫助。澳門博物館的“鄭觀應研究項目”，以數量不多的館藏文物為起點，在上海圖書館等多家文博機構的支持下，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項目，並在鄰近區域的文博學術界中引起關注。《盛宣懷檔案》，尤其是其中的《鄭觀應檔案》是該項目的重要基礎。因此，博物館的歷史文獻，與研究項目的設立和館務的發展有着重要的關聯。[關鍵詞 ] 澳門歷史文獻　博物館管理　鄭觀應研究歷史工作者因應特定的項目而展開對歷史文獻的專業研究，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文獻研究有着更重要的意義，甚至關乎民族尊嚴，起着守土衛國的戰略作用。例如，釣魚島的主權爭議，在中日兩國各執一詞的時候，中國國家海洋局於 2014 年 12 月 30 日開通“釣魚島專題網站＂，並公佈《順風相送》、《使琉球錄》等歷史文獻，使之成為主權歸屬的有力的歷史證據，而原始文獻更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基礎。從事歷史研究的專業機構包括高等院校、各類公營和民間的相關文化機構和組織，其中，博物館、檔案館和圖書館等在歷史研究方面有着近水樓臺的優越條件。第一，它是文物的收藏機構，可以直接地利用館藏開展相關研究；第二，它可以通過行業伙伴的協助和合作，便利地查閱和利用其他收藏機構的原始資料；第三，它可在專項研究中，通過田野調查而得到更多的收獲，因為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不論是接受訪問或是提供協助的機構和個人，很多時候除提供資料外，還會主動地出示相關的文物，甚至捐贈其收藏品。對於博物館來說，一個歷史項目的開展，最終的收穫不僅限於研究成果，往往還增加了一條蒐集文物和資料的途徑。因此，研究項目的開展與博物館業務的發展有着緊密的關聯。建基於原始文獻：博物館的歷史研究與館務發展陳麗蓮 作者簡介︰陳麗蓮，澳門博物館研究員、工商管理學博士。‧ 澳 門 學 ‧

15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一、文獻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對於高等院校來說，學科建設與文獻基礎息息相關；對於博物館來說，研究項目的開展需要以文獻和文物作為基礎。在澳門博物館，最能說明這兩者之間的緊密關係的，莫過於鄭觀應研究項目的開展過程。2005年，包括鄭家大屋在內的“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列入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清單。澳門博物館隨即展開了對鄭觀應、鄭氏家族和鄭家大屋的研究，在鄭家後人捐贈的文物基礎上，多次派員前往上海圖書館查閱《盛宣懷檔案》，蒐集研究資料。此後，在《盛宣懷檔案》和其他文獻史料的開發和利用，以及在鄭觀應和鄭家大屋的研究項目中，上海圖書館與澳門博物館的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上海圖書館所藏的《盛宣懷檔案》（簡稱《盛檔》），是盛宣懷家族自 1850 － 1936 年的記錄。其中， 1850 － 1870 年的《盛檔》，主要是關於盛宣懷之父盛康的資料；盛宣懷於 1916 年去世， 1916 － 1936 年的《盛檔》，由盛宣懷的後人所記。盛宣懷參與創辦了中國最早的一批民族企業，覆蓋航運、工礦、電信、銀行、鐵路、學校、慈善等領域，其中包括輪船招商局、華盛紡織總廠、漢陽鐵廠、漢冶萍公司、中國鐵路總公司、中國電報局、南洋公學、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等等，是中國近代史上民族工業和慈善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以及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盛宣懷的特殊地位，讓他與同時代的所有重要人物幾乎都有接觸，例如孫中山、黃興、譚嗣同、李鴻章、梁啟超、翁同龢、沈葆楨、鄭觀應、張之洞、左宗棠、丁汝昌、袁世凱、辜鴻銘、唐廷樞、徐潤、胡雪岩、曾國藩、曾國荃、詹天佑、經元善等等。他們與盛宣懷的書信往來，已經成為相當重要的歷史文物，其內容更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手史料。《盛宣懷檔案》約有17.5萬份，文獻種類包括日記、文稿、信札、賬冊以及來信、來電、來文等，內容涉及政治、社會、經濟、外交、貿易、軍事、金融、教育、慈善等。但凡中國近代的重大歷史事件，包括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洋務運動、義和團運動、中日戰爭、中外商約談判、四川保路運動、東南互保事件等，都一一涉及。其對研究洋務運動史、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中國近代思想史、近代上海史都具有極高的出版價值和研究價值。 《盛檔》中涉及澳門的檔案史料，更是澳門近代史、鄭氏家族和鄭家大屋研究的重要原始文獻。目前，上海圖書館的《盛宣懷檔案》內聯網查閱系統，容納 78.7 萬個檔案影像，可以十分方便、快捷地進行檢索、查閱、統計和分析。（二）澳門博物館的鄭觀應研究項目澳門博物館的鄭觀應研究始於一批歷史文獻。2003年，鄭氏後人捐贈了一批文物和文獻，在其中的《滎陽家譜　積善堂存本》裏，筆者赫然發現，鄭觀應有一從來未被知悉的本名“張應＂；在鄭觀應父親鄭文瑞的一張字據中，顯示了較為準確的鄭家大屋的建造年份；其中有一幀《鄭觀應家庭照》，更是別具意義。由於當時鄭家大屋正處於全面修復的工程中，筆者在相當長上海圖書館︰《詳盡記錄盛宣懷家族自 1850年至 1936年歷史中國第一私人檔案〈盛檔〉將整理出版》， http://www.libnet.sh.cn:82/gate/big5/www.libnet.sh.cn/yjdd/list.asp?id=3444，2015年1月8日。上海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對〈盛檔〉的整理、研究》， http://www.library.sh.cn/zthd/sdms/zl.htm， 2015年 1月8日。

157建基於原始文獻：博物館的歷史研究與館務發展的一段時間內都未能找到照片的拍攝地點，為此甚至持着相片，前往鄭觀應的祖籍中山雍陌鄉進行實地察看和查詢。直至鄭家大屋修復工程的中段，筆者踏着未鋪樓板的木樑，走出一天臺，在回望之際，纔驀然發現照片的拍攝地，而該處至今仍保持着如照片一樣的百年前的原貌！這些有趣的發現，筆者曾以《鄭觀應本名“鄭張應＂──澳門博物館藏鄭觀應家族文物初考》一文作出介紹。 此後，澳門博物館對鄭觀應和鄭家大屋的研究，便由此展開。據上海圖書館研究員王宏介紹，上海圖書館所藏的近代人物的專檔中，包含了一大批與鄭觀應和鄭氏家族有關的文獻。特別是作為鄭觀應一生的好友兼上司的盛宣懷，在“輪船招商局＂、“機器織布局＂、“電報局＂、“漢冶萍公司＂、“粵漢鐵路＂、“廣州總商會＂、“上海和廣州的慈善公益活動＂等各項實業和社會活動中，留下了與鄭觀應相互往來的大量公文和書信。這些文獻反映了鄭觀應對洋務運動的積極參與，更印證了鄭觀應《盛世危言》中許多觀點和論據的來源出處。此外，鄭觀應在社交、家族事務、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往來書信和文獻，更是值得進一步發掘和研究的史料。正如王宏先生所認為的，上海圖書館收藏的鄭觀應書籍是“出版年代跨度長＂、“版本形式多樣化＂、“品種多＂、“複本再版本多＂和“珍本圖書多＂。而涉及鄭觀應的檔案文獻中，“舉凡社會、政治、軍事、宗教、文化、經濟、民俗，可謂無所不包＂。為此，澳門博物館從2005年起多次派員到訪上海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也向澳門博物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幫助。或者可以說，澳門博物館的鄭觀應研究項目，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基於上海圖書館收藏的鄭觀應書籍以及《盛宣懷檔案》的史料而展開的。自從鄭觀應研究項目開展以來，兩館合作出版了《鄭觀應文獻選集》系列叢書，其中包括《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2007）、《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2007）、《盛世危言》（精裝版和線裝版， 2008）、《長江日記》（2010）、《鄭觀應詩集》（2014 ，線裝本）。上海圖書館更為文化局屬下的不同部門，包括澳門博物館的多個展覽提供了文獻原物和影像以供展出，其中有《盛世危言──鄭觀應文物展》（2008）、《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2009）、 《鄭觀應家族簡介展》（2010）、《天下為公──孫中山與澳門文物展》（2011）、《鄭觀應三入三出招商局》（2012）等等。在過去的十年中，澳門博物館還與上海音像資料館合作，利用上海音像資料館的影音史料共同製作了《鄭觀應》、《鄭觀應與輪船招商局》、《鄭觀應與織布局》、《鄭觀應與電報局》、《孫中山與澳門》、《聖若瑟修院──西學東漸的先行者》等多部文獻紀錄片。其中，《鄭觀應》和《孫中山與澳門》已在以往的展覽中播出，其餘的將會在日後的相關展覽中向公眾播放。鄭觀應研究項目，建基於澳門博物館的藏品、上海圖書館的古籍和歷史檔案，以及上海音像資料館的影音史料，已逐漸成為澳門博物館的一個學術品牌，引起港澳學術界的關注。因此，香港大學舉辦的《華人家族企業傳承研究》（2009）、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買辦與近代中國》（2009）、澳門大學舉辦的《鄭觀應〈盛世危言〉出版一百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2014）、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聯合舉辦的《家族企業與危機應對系列講座》（2014），以及國內的中央陳麗蓮︰《鄭觀應本名“鄭張應”──澳門博物館藏鄭觀慼家族文物初考》，《文化雜誌》（澳門） 2006年總第60期。王宏︰《上海圖書館館藏鄭觀應資料綜述》，王傑、鄧開頌︰《紀念鄭觀應誕辰一百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 2002年，第 364頁。鄭景康是鄭觀應的第四子，延安根據地的第一代攝影師。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標準像，即以鄭景康所拍的毛澤東照片為藍本。

15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電視臺和不少的地方電視臺製作的近現代史紀錄片中，都有澳門博物館的參與。隨着鄭家大屋的文物保護和歷史建築再利用項目的推進，鄭觀應故居紀念館和鄭觀應文史研究中心已完成主體建築，即將進入具體的籌備工作。鄭觀應的文物和檔案史料，將成為展覽的核心內容和文獻中心的基礎業務。二、研究項目的設立與博物館的發展館藏文獻不單是博物館開展歷史研究項目的“近水樓臺＂，而且每一個研究項目的設立，都是博物館發展中的里程碑。因為一個新項目的設立，都有助於博物館對藏品和史料的蒐集及補充，也有利於文物保存科技的研發、服務產品的開拓、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對隱私保護法和其他相關法律的再次理解和嚴格遵守等。（一）藏品和史料的蒐集及補充過往的經驗顯示，博物館在開展一個新的研究項目時，往往會首先接觸到、進而接收到新的史料和文物。這些史料和文物，最後會隨着研究成果，以展覽的形式向公眾展示，並以出版物的形式向社會發佈。除了這些“無形＂的收穫外，博物館更可以得到“有形＂的收穫。例如，澳門博物館獲悉鄭觀應的第四子鄭景康為當年延安根據地的第一代攝影師，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半身照片並成為開國大典使用的標準圖像，於是展開了對鄭景康的研究。我們的工作團隊訪問了鄭觀應的曾孫、鄭景康的侄孫鄭克魯教授，他將珍藏多年的、鄭景康在延安時期所拍的照片，包括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照片原物提供作展覽之用，後來更將這批照片無償地捐贈予澳門博物館。此外， 2011 年澳門博物館開展“孫中山與澳門＂的研究項目，並策劃了《天下為公──孫中山與澳門文物展》。展覽中展出了大量新發掘的、第一次向公眾展出的歷史文獻和文物，包括澳門孫府的文物，不單如此，展覽結束後，澳門博物館還成功地購藏了一定數量的借展文獻和文物，甚至在展覽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還有公眾陸續提供新的史料，例如孫中山次女孫琬的義女司徒女士提供的珍藏文物。這些新的史料和藏品，在經過研究和整理之後，澳門博物館又與深圳博物館、香港孫中山紀念館共同策劃了另一個展覽《荏苒人生──孫中山次女孫琬和戴恩賽伉儷文物展》，2014年和2015年在深圳、香港、澳門作巡回展出。由此可見，從“開展研究項目──發掘文獻及史料──展覽──文物蒐集──設立新的研究項目──新文獻和新史料的發掘──新展覽＂此一循環模式中，博物館的館務也可以得到發展。（二）保存科技的研發對於歷史文獻，博物館等收藏機構要比一般的學術機構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因為除了要對文獻的內容進行學術研究之外，收藏機構還需對文獻本身的物質材料進行研究，以圖通過保存和修復的技術，來延長文獻的物質壽命。東西方的歷史文獻，由於載體的材質、書寫的墨水等的不同，修復的技術會有很大的區別。一但博物館接收了新的歷史文獻，保存和修復人員便需要根據物質的載體作出專業的判斷和靈活的處理。如此一來，保存和修復人員便能在實踐中不斷地研發新的技術，添置和學習使用各種新的設備，這一過程促進了博物館的人才進步和技術發展。事實上，隨着近年來科技的日新月異，在工具、材料、設備的配合下，修復技術得到長足發展，防蟲、防潮、防紫外線、防化學釋出、

159建基於原始文獻：博物館的歷史研究與館務發展中性酸鹼值等等符合博物館質量要求的包裝物料也不斷被研製出來，令各類材質的文獻得到更妥善的保存。（三）隱私保護及相關法律問題隨着個人隱私權益愈來愈備受重視，澳門特區政府在2005年出臺了第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並成立“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推動執行。為“鄭觀應文史研究中心＂（未定名）的籌備，筆者於2015年2月12日以電郵方式向“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查詢了三個相關的問題，並在 2015 年 2 月 16 日收到回覆。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文獻檔案的保存期限。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第1款（五）項的規定，“個人資料應僅在為實現收集或之後處理資料之目的所需期間內，以可認別資料當事人身份的方式被保存＂。那麼，作為歷史檔案的鄭觀應文獻，“所需時間＂是多長？“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的回覆是，“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應根據其處理個人資料的目的，制定確切的資料保存期間，惟法律並無強制規限該期間之長短＂。同時，《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條第 2款也明確指出“經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要求以及當存有正當利益時，公共當局得許可為歷史、統計或科學之目的，將上款（五）項所規定的保存期限延長＂。對此，筆者的理解是，文博機構中供歷史研究的文獻檔案的保存期，並無特別的限制。也就是說，“鄭觀應文史中心＂可以無限期地保存這些歷史資料。但要注意的是，關於澳門地區的文獻，除了要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以外，文獻資料的分類、保存、收藏及查詢等方面，還需要遵守第73/89/M號法令《訂定澳門地區歷史檔案制度的一般基礎事宜》所作出的特定規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敏感資料的處理＂。在歷史文獻尤其是歷史人物的檔案中，難免會涉及檔案主人的個人資料。例如，他所著的書籍、詩作、書信、文章、家書、族譜等等，都可以反映出檔案主人的政治主張、宗教信仰和私人生活等等，當中有些屬於“敏感資料＂的內容。同時，如果當事人都已去世，文博機構該如何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六條中規定的“個人資料的處理僅得在資料當事人明確同意或在以下必要的情況下方可進行＂？“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對此回覆如下：根據第 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的規定，該法律的適用對象為“個人資料的處理”。而根據同一法律第 4條第 1款（一）項的規定，“個人資料”是指：“與某個身份已確定或身份可確定的自然人（‘資料當事人’）有關的任何信息，包括聲音和影像，不管其性質如何以及是否擁有載體。所謂身份可確定的人是指直接或間接地，尤其透過參考一個認別編號或者身體、生理、心理、經濟、文化或社會方面的一個或多個特徵，可以被確定身份的人。”結合經八月三日第 39/99/M號法令核准之《民法典》的相關規定，“自然人”的概念不包括已去世之人士，因此，已去世之人士的資料原則上不屬於“個人資料”，亦即是說，處理已去世之人士的資料不受《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如公開的資料非與在生人士相關，亦不會對在生人士產生影響（例如：衹公開已去世人士的姓名、性別、出生及死亡日期、職業活動等），則不屬“個人資料”的處理，因而不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還提醒筆者，如果歷史檔案中已去世人士的資料涉及在生人士，又或者其中的內容對在生人士產生影響，“便需視乎不同的具體情況，分析相關資料是否視為‘個

16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人資料’，因而受《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保護＂。筆者曾聽說一些機構被要求查閱其收藏的家譜，那麼，如果其中所載的紀錄涉及仍然在生的人士，則需要按照“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的提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內相關的條文。因此，文博機構對此必須加以注意，每蒐集到新的文獻，都應該仔細審視其內容是否涉及個人敏感資料，並列為研究項目中的一個環節，而得出的結論，將成為日後是否可供展覽、出版，以及供公眾查閱的一個先決條件。（四）兼顧文物“保護”與“利用”的管理制度文博機構向外開放的新史料，往往會受到史學界的關注和重視，因為這些新史料可以帶來新的研究成果。然而，館藏史料是否對外開放，除了上述的“個人資料保護＂問題外，典藏機構往往還有更多的考量。第一是檔案開放後會否對社會產生不良的影響；對檔案主人的家族，會否產生人事和財產的糾紛等，管理者需要以社會責任與人文關懷作為判斷的基礎；第二是檔案本身的價值和物理狀況。一般而言，文博機構對文獻的管理，需要以文物保護作為優先的考慮因素。若是文獻稀缺和價值貴重，又或者是物理狀況太差而不宜直接查閱，那麼封存這類文獻，是合理而且必須的，而解決的辦法則是提供電子檔案以作代替。除了以上的理由之外，文獻的典藏機構應該盡量爭取將檔案向公眾開放，尤其是應該為學術界提供最大的方便。因為，“文獻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文獻也衹有經過研究後纔會顯示出它的社會價值。目前，香港和澳門仍未有相關的法例和法規，但臺灣地區的《博物館法》已在草案階段，而中國政府也在 2015 年 3 月起開始執行《博物館條例》。其中，第三十五及三十六條有以下的規定：第三十五條　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應當會同國家文物主管部門，制定利用博物館資源開展教育教學、社會實踐活動的政策措施。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應當鼓勵學校結合課程設置和教學計劃，組織學生到博物館開展學習實踐活動。博物館應當對學校開展各類相關教育教學活動提供支持和幫助。第三十六條　博物館應當發揮藏品優勢，開展相關專業領域的理論及應用研究，提升業務水平，促進專業人才的成長。博物館應當為高等學校、科研機構和專家學者等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提供支持和幫助。由此可見，不論是公營或私營博物館，對文物文獻固然有着守護者的責任，但同時，“文物無私器＂，博物館也同樣有着為教育和科研提供支持和協助的使命和社會義務。作為公營博物館，更需要訂立能兼顧文物“保護＂與“利用＂ 的管理制度，讓公眾能夠方便地利用這些文化資源，發揮其社會效能。三、影音資料是文獻的組成部分科學的發展，特別是電腦和影音科技的進步，提高了文獻保存的工作質量和資料查閱的工作效率。它的無遠弗介，為本土以及外地的歷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幫助。在大中華地區中，臺灣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是推動文博業與科學結合應用項目中的佼佼者。自 1998 年起，臺灣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陸續推出了“數位博物館計劃＂、“‘國家’典藏數位化計劃＂、“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劃＂三個計劃，更

161建基於原始文獻：博物館的歷史研究與館務發展在 2002 年展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這個計劃將臺灣的“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歷史博物館＂、“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自然科學博物館＂、“臺灣大學＂與“中央研究院＂的文物藏品予以數位化。據該項目的介紹，其目的是“以學術專業的正確性作為數位典藏的品質保證，建立‘國家級’的數位典藏，以保存文化資產與建構公共信息系統為目標。並協助公開徵選計劃的執行，結合機構計劃與公開徵選計劃的數位典藏成果，以貢獻給社會大眾＂。 2008 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與另一計劃“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整合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並運作至今。同樣，在中國內地不少的文博機構，包括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等，已將其藏品資料數碼化。這樣不但有利於藏品的追蹤和管理，還有利於對藏品的研究和利用。此外，由於衹需調出數碼影像就可重複察看該藏品，從整體到局部放大觀察都十分方便，也不需重複地動用原物，因此也有利於文物的保護。2014 年起，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開始推動“澳門文化資源數碼化計劃＂，並特別邀請了臺北“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的專家到澳門，向文化局多個部門的工作人員介紹了臺灣的經驗。（一）文獻影像化攝影技術的發明，讓不少的文博機構把舊照片和文獻檔案翻拍成膠卷，以作儲存和供讀者查閱。這可免卻人們查閱原物，從而起到保護文物的作用。然而，膠卷的使用，一來需要特定的設備，讀者還必須親身到收藏機構查看，難免還有不夠方便之處。隨着電子技術的發明以及互聯網的應用，很多文博機構已經把所藏的文物和文獻轉化為電子檔案，放在互聯網上供公眾查閱。因此，史料的搜尋變得更加便捷，再無時間和地域上的限制。上文的臺灣“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劃＂，是以“典藏臺灣多樣性＂為大目標，“廣向民間公私單位、機構及公開徵選計劃徵集數位內容，其所涉及之領域則包含臺灣自然、考古、語言文字、地理、族群文化、歷史、經濟與民主歷程、藝術與美學、民間生活等。除針對各種數位化對象及數位化工作流程及技術，結合國際標準，並能兼顧本土化的需求，形成國內外相關領域的典範之外，未來我們希望跨自然與人文、文化與科技領域進行系統性的整合建置國內數位資源，提供各知識領域之數位典藏內容素材，可免費下載並作非商業性使用，促進全民對本土文化之認同，提昇國際能見度＂。該計劃下設六個項目，分別是（1）生物與自然；（2）生活與文化；（3）文獻與檔案；（4）藝術與圖像；（5）地圖與建築；（6）語言影音與新聞。其中，第（3）項的“文獻與檔案＂項目是“旨在提供參與文獻與檔案典藏數位化的機構與單位，協調合作的管道，並藉由這樣的機制，研擬共通的數位化相關規範與標準，更重要的是，記錄各計劃各項工作發展的歷程與其重要成果＂。由此可見，文獻以及文物的影像化，對典藏機構之間的合作、歷史和文物的研究、成果的分享有着極大的促進作用。同樣，內地的典藏機構如上海圖書館，也已將大量所藏的古籍文獻進行微拍攝、影印和刻印光碟。上文所述的17.5萬份《盛宣懷檔案》，已掃瞄成78.7萬個檔案影像，在上海圖書館的內聯網上供人查閱。這些“文獻影像化＂工程更好地保護了古籍文獻，也方便了讀者的查閱。《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劃》， http://content.teldap.tw/index/?cat=6， 2015年 3月 18日。《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劃》， http://content.teldap.tw/index/?cat=6， 2015年 3月 18日。

16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2014 年 6 月，澳門文化局有意借鏡臺灣的經驗，因此邀請了由“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組織、由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和“國立故宮博物院＂等機構組成的六人專家團隊，到澳門文化局轄下的澳門中央圖書館、澳門博物館、澳門歷史檔案館、文化財產廳，以及研究、調查暨刊物處等部門進行實地調研。專家組與各部門人員進行了訪談，藉此瞭解各部門的藏品內容，以及數位化方面的工作情況，並提出數位化研究方案及建議。此外，臺灣專家組還為文化局的工作人員舉行了專題講座和四場的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內容涵蓋數位化的基礎實務工作、應用的技術與規範，以及數位典藏成果的加值應用。專家組成員之一，“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技術組組長王祥安博士認為，“澳門的數位典藏仍處於創始階段，部分單位雖然已利用數位典藏的系統管理藏品並進行數位化的工作，但仍未將數位典藏成果做整合，提供公眾使用，如澳門歷史檔案館與澳門博物館等，而除了缺乏數位信息技術，也需要一個可以整合各單位成果的組織來統一規劃＂。澳門文化局已經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需要為轄下的文博機構建立數位化制度以及進行技術系統的設置。這是一個長期和充滿挑戰的過程，但可以借助“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的幫助，在數位化工作流程、系統建置、技術移轉、數位典藏專業培訓等方面參考臺灣的成功經驗，必要時還可引進臺灣具有相關經驗的人才與廠商。（二）影音文獻化影音科技的應用讓紙本的歷史檔案實現了“文獻影像化＂。同樣，歷史研究者在考古作業、田野調查、人物訪談以及口述歷史中所進行的各種影音紀錄，隨着時間的推移，同樣能成為具有歷史和研究價值的“文獻＂檔案。2001－2002年間，澳門博物館舉辦了《抗戰時期的澳門》專題展覽。在展覽的籌備過程中，博物館的工作團隊訪問了澳門各界人士共36人，到今天，他們當中不少已經年紀老邁，甚至去世，例如馬萬祺先生、柯正平先生、周金陵女士、杜嵐校長、畢漪汶校長、陳大白先生、劉光普醫生、飛歷奇律師（Dr.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林家駿主教、莫慶恩神父（Fr.Lancelote Miguel Rodrigues）、高志慈修女（Sister Maria Goisis）等等。他們昔日在錄音、錄影和相片中留下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們所提供的珍貴史料，今天已成為了澳門抗戰歷史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多年前，筆者對澳門的炮竹業展開研究。當時的炮竹廠遺址，除了現在僅存的“益隆炮竹廠＂外，還有位於大潭山上的“寶聲炮竹廠＂。益隆炮竹廠遺址還在，仍可以想見當年的生產痕跡。但是，遺留在棄置工場中的炮竹紙殼、“上皮＂用的炮竹外層花紙、六角形木製的“埋餅盤＂，以及花花綠綠的包裝紙，今天已經不復見了。而大潭山上那景色優美的寶聲炮竹廠，內部各個依山而建的工場，包括甚具特色、顯示了傳統智慧和起着工業安全作用的隔火牆，早已被推倒鏟平，換成了今天的豪宅樓宇。當日對這兩家炮竹廠的內外環境的拍照和錄影，也變成了今天不可再得的“文獻＂。因此，今天的影視科技連結着過去與未來：它可以將歷史的文獻影像化，令實物延長壽命，影像永久使用。同時，今天所拍攝保存下來的影音資料，將來也可成為歷史檔案的一部分。 “文《“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協助澳門文化局推動文化資源數碼化計劃》，http://asdc.sinica.edu.tw/single_news_page.jsp?newsId=784， 2015年 7月 2日。

163建基於原始文獻：博物館的歷史研究與館務發展獻影像化＂與“影音文獻化＂ 已經成為趨勢，日後也會成為文博機構的常規工作。四、現存問題與未來展望要使文獻成為學科建設的基礎，以澳門目前的情況來說，當中還存在着一定的困難。首先是人才的問題，因為電腦技術的應用，必須讓新一代的研究者重新適應歷史文獻中的手寫字體；也要讓上一代的研究者熟悉電腦搜索系統的應用。此外是外語文獻翻譯的困難，因為準確的翻譯需要譯者既有外語的能力，也要有一定的歷史知識和對當地本土文化的認識。（一）人才問題歷史文獻中不少為手稿且為繁體字。這樣一來，接受簡體字教育的博物館人員便需要學習繁體字了；此外，今天以電腦為書寫工具的年青一代，也要適應手寫體，提高手稿的辨讀能力。目前，澳門博物館在歷史檔案的建設中，要將紙本文獻的內容轉化成數位化檔案時，有時候衹能是先由資深的工作人員辨讀，然後慢慢學着手寫輸入，或是再交由年輕的工作人員輸入。澳門博物館成立後，澳門藝術博物館、海事博物館、通訊博物館等陸續成立，十多年來已形成了一個專業界別。然而，這一界別在一段時期內，一直以技術型人員為主，研究型人員相對不足，其中不少還是由其他專業轉入的。值得慶幸的是，澳門世界遺產的成功申報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再加上各博物館早年開辦的各類興趣班、培訓班，在中學生中播下了文化的種子，他們有的後來選擇了歷史學、考古學、博物館學作為其大學專業，近年間陸續畢業，加入了澳門的文博業。筆者相信，澳門本土的研究人才正在不斷地擴展而且年輕化。（二）翻譯問題澳門公營博物館的出版物多以中、葡、英三語印刷，這需要更高層次的翻譯和編輯要求。因為每當一個版本，就必須重新更改其他的兩個版本，以求達到翻譯內容的一致。此外，對於歷史資料的翻譯，不單內容要符合原文，人名和專有名詞還要符合歷史上所採用的以及普遍認同的翻譯。根據筆者的經驗，澳門歷史資料的人名和專有名詞在中、葡、英三種文字的翻譯中，往往會有以下的情況：1. 原始資料衹出現過一種語言：這種情況較為簡單，譯者衹需把名字按音按意翻譯。但是，按音翻譯也有一個問題，是按廣東話註音還是按普通話註音？現在並沒有一個共同的標準。2. 原始資料曾出現過兩種以上的語言：筆者所遇到的多是中文和葡文，或者是中文和英文兩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除非譯者本身就有扎實的歷史根底和嚴謹的翻譯技能，否則編輯者必須特別留意翻譯文本中的人名和專有名詞是否已有既定的譯名。例如，澳門博物館曾經舉辦過一個《澳門影業百年回顧》的展覽，其中有一家影院葡文名為“Teatro Vitória＂，有譯者將其譯為“維多利亞劇院＂。從翻譯角度來說沒有錯，衹是譯者不瞭解澳門的本土歷史。因為“Teatro Vitória＂在澳門人的口中是“域多利戲院＂，如果問起 “維多利亞劇院＂，澳門人反而不明白了。3. 同一個名稱，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點則有不同的外文名字。例如“太古洋行＂，先後有“Betterfield & Swire＂和“John Swire & Sons Limited＂等名，這就需要根據所要翻釋的文獻內容和歷史背景來選擇了。要解決上述的問題，可以在文史檔案的資料庫中，設立專有名詞的中外文對照表，如果能設

16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置中外語互通的界面就更為方便了。這些措施可以為中外讀者和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參考資料。人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讓歷史工作者掌握外語，讓史料研究者熟悉電腦科技的應用技術，也衹有這樣，研究者纔能瞭解電腦可以協助到甚麼程度，同時也能向資訊科技的專業人員解釋清楚，他們要如何設計系統以滿足研究上的實際需要。除了人才以外，以下問題也值得注意。（一）歷史文獻不僅是學科建設的基礎，也是學科建設的維修點和加油站儘管有些歷史課題設立多年、研究者眾多，但隨着新史料的發掘，一些原來的觀點和結論也有機會得到補充和修正。例如《孫中山與澳門友人合照》，不同的學者對照片中的人物曾有不同的觀點，因此照片的標題也先後有過最少六個不同的版本，分別是：（1）孫中山在澳門與鄉親會面時合影；（2）國父於澳門與諸鄉友合影；（3）孫中山在澳門盧園春草堂與鏡湖醫院值理等合影；（4）孫中山與鏡湖醫院值理合影；（5）孫中山在盧園春草堂門前與中西友人合影；（6）民國元年各界在盧家花園歡迎總理攝影。 但是，筆者曾在臺北的國民黨黨史館查閱了收錄同一照片的檔案，其中有一份關於照片中人的詳細記錄，是由當年從盧煊仲手上接收此照片的三名國民黨人員所記。 這一發現，不僅澄清了照片原來的疑點，還因為孫中山的友人、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也在其中，而第一次考證出飛南第的樣貌，確證了孫中山當年回澳門時曾與他見面，研究者因此也增加了新的史料。更明顯的是，上海圖書館的《盛宣懷檔案》對外開放後，為洋務運動史、中國近現代工業發展史，以及晚清時期的教育和慈善事業等等眾多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因此，一大批以此檔案為基礎的、不同方向的研究論文和著作湧現。澳門博物館以《盛宣懷檔案》為基礎的鄭觀應研究項目也取得一定的成效。著名的歷史學家、曾任盛宣懷檔案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元化先生因此說過，“盛宣懷檔案原件的發佈，將能補史之闕、糾史之偏、正史之訛＂。（二）文獻索引引擎的建立和完善目前，澳門一些機構的歷史文獻索引，暫時衹能做到“組合文件＂的著錄層級，即把多份文獻組合成一個檔案編號，每一個編號提供標題、涵蓋日期、文件頁數、內容概要，以及文件中包括的語種。但如果能繼續將“組合文件＂中的每一份文獻，獨立提供更詳細的資料，包括標題名稱、責任者、文件種類、年號日期、主題詞、地點以及文獻的尺寸等等，將顯得更規範，也更方便讀者的使用。當然，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同時也是一項有着長遠利益和意義的基礎建設。此外，在文博機構中建立聯合目錄索引系統，也是一項值得探討的計劃。澳門的公營文博機構、各大專院校的圖書館和博物館，若能將所藏的文獻和文物，通過一個相關的索引，顯示在同一個搜索平臺上，讀者查閱時便更加快捷和方便。例如，在索引系統中輸入“孫中山＂，那麼無論是中央圖書館、澳門大學圖書館、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澳門檔案館、澳門博物館及澳門藝術博物館所藏的關於“孫中山＂的書籍、文獻、文物和藝術品，都能一一出現在一個平臺上，讀者便可以更為方便和快捷地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查閱和交叉對照。陳麗蓮︰《孫中山與澳門友人合照初考》，《澳門日報》2011年 10月 6日 E3版。《國民黨黨史館藏文獻》，第 169.1 － 169.5號檔案。林華煊︰《孫中山與葡萄牙人飛南第》，《世紀》（上海）2012年第 4期。余傳詩︰《上海啟動〈盛宣懷檔案〉出版、研究工作》，2007年 3月 21日，http://www.gmw.cn/01ds/2007-03/21/content_575671.htm， 2015年 1月 8日。

165建基於原始文獻：博物館的歷史研究與館務發展概括而言，因為獨特歷史原因，且沒有經受戰亂而失落，澳門保存了一大批珍貴的歷史文獻，這些文獻包括了殖民地時期的中、葡文檔案，涉及政治、法律、民生和宗教等各個方面。其中，葡文檔案及天主教檔案更是中國近代史、天主教遠東傳教史和澳門歷史研究資料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其中的葡文檔案能有計劃地作中文翻譯，那麼大量的學者就能跨越語言的障礙去使用這些文獻，又或，天主教檔案能對外開放，相信天主教東傳的歷史研究，會增加不少重要的史料。這些檔案有着廣闊的研究、開發、出版和利用的空間。綜上所述，博物館、檔案館和圖書館等文博機構，在歷史研究中有着近水樓臺的優越條件。在利用自身和同業的藏品展開主題研究的過程中，新獲得的史料和文物，反過來又豐富了自身的館藏。澳門博物館的“鄭觀應研究項目＂，以數量不多的館藏文物為起點，在上海圖書館等多家文博機構的大力支持下，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項目，並在鄰近區域的文博學術界中引起關注。《盛宣懷檔案》中的《鄭觀應檔案》是該項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文獻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研究項目的設立是促進博物館發展的重要因素。每個新項目開展之後，都有助於博物館對藏品和史料的蒐集、補充；對文物保存科技的研發；對服務產品的開拓；對管理制度的檢討和完善；並在就讀者服務中增加對相關法律的理解和遵守。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特別是電腦和影音科技的廣泛應用，“文獻影像化＂和“影音文獻化＂已經成為趨勢，文獻保存的工作質量和檔案查閱的工作效率也得到提高，為歷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幫助。澳門目前的情況，在歷史文獻的研究利用中存在着翻譯和人才的問題，文獻索引和搜索引擎的建立和完善，是解決部分問題的因素。展望未來，以文獻為基礎的歷史研究，將繼續發揮“補史之闕、糾史之偏、正史之訛＂的重要功能。在澳門，因其獨特的歷史造就並得以保存的珍貴歷史文獻，有着廣濶的利用前景，其文化和學術的深厚潛力可發揮出重大的社會效益，並應用教育、文化、政治，以及其他的社會領域上。[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6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一、艾麗莎‧馬禮遜（Elisa Morrison）著《馬禮遜生平與工作回憶錄》（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倫敦：Longmans,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年，兩卷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係著名的盎格魯─蘇格蘭裔福音傳道士與第一位來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 1782 年生於諾森伯蘭郡（Nurthumberland）的布勒斯‧格林（Bullers Green），1834 年病逝於廣州。他在華二十五年，在許多方面具有首創之功：首次在中國境內把 《聖經》譯為中文出版，使基督教經典得以完整地介紹到中國；編纂第一部《華英字典》（A Dictionaryof the Chinese Language），成為以後漢英字典編撰之圭臬；創辦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中國報刊發展史上位居首尊；開辦“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開傳教士創辦教會學校之先河；與東印度公司醫生在澳門開設眼科醫館，首創醫療傳教的方式。其開創的譯經、編字典、辦刊物、設學校、開醫館、印刷出版等事業，使其成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澳門學著作提要（二 二）葉　農作者簡介︰葉農，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 澳 門 學 ‧

167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二）著者係馬禮遜遺孀。在馬禮遜逝世五年之後，她編撰出版了此著作。其出版本來應在1838年年中，但據著者在前言中指出，因馬禮遜手稿、書信等資料運回英國的過程中有所延誤，故使此書推遲出版。全書共有兩卷，卷一共有 551 頁，卷二共有 543 頁。下卷有“附錄”，共有 87 頁。該書將馬禮遜生平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從馬禮遜先生出生至他進入霍克斯頓學院：1782 －1803”（From the Birth of Mr. Morrison, to His Entrance into Honxton Academy: A. D. 1782 －1803），介紹了馬氏在受高等教育之前的生平。第二時期：“從馬禮遜先生進入霍克斯頓學院至其出發前往中國：1803 － 1807”（From the Entrance of Mr. Morrison at Hoxton Academy, toHis Embarkation for China: A. D. 1803 － 1807），介紹了其學習經歷及其老師的情況。第三時期：“從其進入中國至英華書院的建立”（From His Embarkation for China, to the Foundation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 D. 1807），著者將這個時期分為下列部分：1.“借道美國來華的航程︰從 1807 年 1 月 31 日至 9 月 8 日”。 2.“從其抵達廣州至其結婚和獲任東印度公司商館中文譯員：1807 － 1809”。著者提到，英國人曾嘗試佔領澳門。 3.“從其獲任中文譯員至米憐牧師（W. Milne）抵達澳門：1809－ 1811”。 4.“A. D. 1811－ 1814”。 5.“A. D. 1814－ 1819”（以上為卷一）。6.“A. D. 1822－1824”。第四、五、六部分，以紀年的方式，分別記錄從1811年至 1824 年馬氏所進行的各項工作。第四時期：“從其於 1824 年抵達英格蘭至其於 1834 年逝世”（From His Arrival in England, in 1824, to His Death, in 1834, A. D. 1824 － 1826），著者將此時期分為下列部分：第七部分，記錄始於1824年其抵達英格蘭，止於其離開英格蘭之前，在霍克斯頓等地的演講；第八部分，“從 1826 年至 1834 年”（From 1826 － 1834），整理了從1826 年馬氏離開英格蘭前來中國至 1834 年逝世之後各界的紀念活動等（以上為卷二）。“附錄”收錄了“恆河以東傳教會整體計劃”（A General Scheme of the Ultra-GangesMission Union）、吉德教授（Professor Kidd）著“馬禮遜博士文字工作評議”（Critical Noticesof Dr. Morrison’s Literary Labours）等九份文獻。二、何芳川著《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年）， 117頁著者何芳川，原籍山東菏澤， 1939 年生於重慶，1956 年考入北京大學東語系，一年後轉入歷史學系學習。1962年10月留系任教。主要從事非洲史、亞洲史、環太平洋地區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領域的開拓和探索，先後出版《崛起的太平洋》、《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太平洋貿易網五百年》（主編）、《世界歷史‧近代亞非拉部分》（合著）、《非洲通史‧古代卷》（主編）、《中外文明的交匯》等著作十餘部，發表《古代東

16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非城邦》、《19 世紀東方國家的上層改革活動》、《“華夷秩序”論》、《太平洋時代與中國》等論文五十多篇。全書共分九個部分。作者在“前言”指出，“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殖民第一次大潮轟鳴中……就在葡萄牙以澳門為基地的活動中，華夷秩序漸漸淡出，而近代太平洋貿易體系悄悄地編織起來。待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伴隨着新的國際貿易體系、新的國際經濟體系乃至政治體系──資本主義國際關係也漸次編織成功，中國這個中央帝國終於被編織到新體系的邊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的編織者葡萄牙人，也被編織到次邊緣地帶”。其他主要章節的內容包括：一、“古代西太平洋半環貿易網一瞥”。著者認為，“太平洋貿易網，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貿易體系，衹有五百年的歷史”，而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西太平洋半環貿易局限性是：由於古代東亞各國前資本主義社會條件的限制，特別是中華帝國的局限性，使得古代西太平洋半環貿易網未能向環太平洋全洋性質的海洋貿易體系方向上展開；相反，它的外向展開趨勢，卻是朝着逆太平洋方向、即向着印度洋方向展開的。二、“葡萄牙人東來的歷史使命”。作為構築全洋意義上的近代太平洋貿易網的第一個西方民族，葡萄牙與西班牙人共同承當了地理大發現主要倡導者和近代太平洋貿易網最早編織者的角色。三、“馬六甲衝擊波與中葡在華南的撞擊”。探討了葡萄牙人佔據馬六甲後東進的歷程，以及明朝最初的應對措施。葡人東來，著者認為葡人“不但不會受由中華帝國擔任主角的古代華夷秩序的約束，反而從先天上就是要來打破這一舊的古代東亞國際關係體系，而代之以近代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新國際關係體系的。從經濟上說，葡萄牙人東來的歷史使命，就是打破舊的古代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半環貿易網，而代之以新的（就東亞而言）近代太平洋貿易網，用這張網，將中國以及東亞諸國拉進未來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中去”。四、“進據澳門，建立對華貿易網絡”。著者認為，葡人入居澳門，是將澳門作為“自己在中國乃至整個遠東地區活動的新中心”，“自十六世紀五、六十年代始，葡人即以澳門為中心，編織近代太平洋貿易網了”。同時，澳門亦成為“中國直接接觸與瞭解西方文化的一個窗口”。五、“對日貿易網絡的構架”。此章分析了葡萄牙人利用澳門為基地，拓展中日關係而展開對日貿易的原因、澳門─長崎航線及其貿易規模、天主教乘機傳入日本的過程、葡日貿易結構（如貴金屬）及性質等。六、“澳門與馬尼拉大商帆貿易”。此章研究了葡萄牙人以澳門為基地，擠進馬尼拉大商帆貿易體系的過程、葡萄牙與西班牙之博弈、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門─馬尼拉貿易的意義性質、貿易種類與貿易額（白銀流入中國問題）等。七、“南洋支線的開辟”。探討了葡萄牙人在印度尼西亞與東南亞其他地區編織海上貿易網絡的步驟、在馬六甲受到的競爭、貿易種類（如檀香木貿易與澳門等）、在東南亞一帶所開辟的其他航線情況。八、“葡萄牙人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衰微”。分析了葡萄牙人活動衰微的原因：1. 葡萄牙人建立的線型帝國（即靠着沿海地域一串串殖民據點支撐的“帝國”）的脆弱性；2. 葡萄牙船舶的驚人損壞（次要原因）；3. 近代殖民主義列強的發展不平衡規律（如荷蘭人的攻擊、馬六甲的失陷等）。九、“結語：對歷史大潮中一段長波的考察”。總結了葡萄牙人推動太平洋貿易網形成的歷史活動之意義與價值，葡、西兩國太平洋活動的差異。書後附有《參考書目》，收錄了《明史》、張維華著《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 Boxer, C.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等著作。

169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二）三、劉羨冰著《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 309頁著者劉羨冰，係廣東中山人氏，曾於1993年獲得華南師範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自1952年高中畢業於澳門中德中學，便投入澳門教育事業，先後擔任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商訓夜中學校長、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澳門教育委員會常委、澳門學歷認可委員會委員、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專業委員會理事、《澳門教育》主編等。著有《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教育四百年》、《世紀留痕──澳門教育大事誌》、《澳門教育史》；與人合著《圖片──澳門今昔》及《南歐風采‧葡萄牙教育》、《聖保祿學院歷史價值初探》等。據著者自序稱，此著作是將其研究澳門教育史的二十六篇專題論文整合而成：“我以十分零碎和分散的史料完成二十六篇專題史之後，加上一篇史略，讓讀者概覽澳門教育四百年歷史進程的同時，相信澳門教育確具自己的獨特個性。”前有“1911 年路環島的公局市學校”、“官方葡文幼稚園外貌（攝於 1960年）”等照片八幅、作者簡介和王英傑序、自序。 2002年，著者增補了第一章第三節、第二章第四節，並對有關文字予以修訂之後再版。又由著者自行在澳門出版繁體字版（澳門出版協會， 2007 年）和由楊秀玲、李麗青翻譯的英文版（澳門大學教育學院，2009 年）。書前的照片增加至 15 幅，增補了單文經所撰寫的序言。全書共有七章。第一章《澳門教育四百年》，作為研究澳門教育發展的學術著作，是目前唯一研究澳門教育發展通史的章節。此章上半部分為“澳門教育史略”，總結了澳門教育在過去數百年發展歷程：1. 1911 年以前的澳門教育（包括專題“東方的封建教育”、“西方的宗教教育”、“教育教育第一功──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樑”）；2. 近代澳門教育（探討官立教育、教會教育、華人教育的發展史略）；3. 抗戰期間的澳門教育；4. 新中國成立後及澳門教育現代化；下半部分為“澳門教育的特色”，如強烈的民族性和有限度的融合性、拼盤式的多元性和靈活的適應性等六個特色。其他六章為專題研究。第二章《澳門的高等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發展研究專題，第一部分為聖保祿學院發展史。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其中有許多提法值得商榷，如該

17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學院開設漢語課程問題、《1594 － 1805 年在聖保祿學院畢業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修正列表》等。另外，黃啟臣著《澳門歷史：自遠古－ 1840年》，亦有相同的說法，兩者應該是同源的。第二個部分為格致書院史。第三個部分為20世紀80年代之後高等教育發展史。此章沒有將澳門聖若瑟修院列入研究對象，其實該院在澳門教育史乃至近代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在某些方面的影響力超過聖保祿學院。第三章《澳門的中等、初等教育》，以聖羅撒女子中學為例，探討了澳門天主教學校史略；以慈幼中學為代表，探討了澳門職業教育發展過程；總結至1965年之前義學在澳門的歷史地位；以鏡平學校為例，觀察了慈善團體興學育才的創舉；研究了抗戰對澳門教育的影響；還通過商訓夜中、漁民子弟教育等專題，探討了成人夜校等特殊教育領域的發展過程。第四章《澳門的專科教育》，研究了航海技術、護士技術與師範教育。第五章《澳門的婦女教育》，探究了澳門婦女教育的歷史、婦女受教育的程度與職業等，並編制《澳門婦女教育大事年表（1790－ 1996）》。第六章《澳門教育的多元化》，研究了漢、葡、英三語的交流與人才培養多元化。第七章《澳門教師隊伍與教育團體》，透過澳門中華教育會來探討澳門教育團體在澳門教育中的地位與作用，並收錄《1978－1988年澳門私立中學新教師的流動情況》。[責任編輯 張中鵬]

171企業文化對員工價值觀的塑造──以澳門博彩企業為例[摘 要] 企業文化通過對人的思維方式、道德觀念等方面的隱性約束，彌補企業制度硬性約束的不足，目的是為企業塑造與企業價值觀一致的員工價值觀。企業文化分為物質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四個維度，以某企業為案例作調查分析，顯示企業文化主要依靠行為文化塑造員工價值觀，通過不同的管理手段去改變或約束員工的工作行為；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為塑造員工價值觀創造工作環境和滿足員工社會生存需求；精神文化是行為文化的升華，塑造過程中員工漸漸地接受企業價值觀，並內化為個人價值觀的一部分。此外，企業文化的氛圍和企業管理者的素質在整個員工價值觀塑造過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關鍵詞 ] 企業文化　員工價值觀　澳門　博彩業由於地理與歷史的特殊因素，博彩業成為澳門的經濟支柱及龍頭行業。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博彩業在短短的十多年間令澳門經濟起飛，澳門由此蜚聲國際，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賭城。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數據，2014年澳門的博彩收入總額為3,527.14億澳門元。博彩業為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收入，同時還解決了就業問題， 2014年 11月至 2015年 1月，澳門失業率僅為 1.7%，就業不足率為 0.4%。從就業統計數據可知，澳門幾乎全民就業。在這個驕傲的就業數據背後，同時亦反映出澳門的人力資源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況。特區政府所推行的人力資源政策，使“莊荷”這個職位衹允許由澳門居民擔任，而其他方面的人力資源則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輸入外勞作為補充。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博彩企業的首要任務是保證有足夠的人力資源，以滿足企業發展，故而衹能放寬聘請員工的條件及提升福利，去吸引潛在的或中小企業的人力資源。因此，博彩企業難以聘請到價值觀與企業相符或相近的員工。在這樣的人力資源背景下所聘請的企業員工，其個人價值觀可能與企業價值觀出現較大的落差，很多相關文獻及企業管理實踐案例都指出，這種現象一般會對企業的管理、經營和形象等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企業文化對員工價值觀的塑造──以澳門博彩企業為例羅文海　 婁世艷 作者簡介︰羅文海，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婁世艷，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http://www.dsec.gov.mo/default.aspx。‧ 青 年 園 地 ‧

17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一、文獻綜述及研究方法筆者的研究對象為一間在2005年從三個正牌經營者中購得一個副牌的博彩企業。該企業沒有歷史包袱，企業發展和經營策略較為進取，在博彩業迅速發展大潮中，該企業也不斷壯大。從2007年該企業成立第一間博彩公司起，員工由四千五百名增長至超過一萬名，該企業亦成為澳門勞動力市場最大的僱主之一，在澳門博彩業中較具影響力，還把業務發展到海外市場。在相同的工作環境、薪酬、職級條件之下，何種因素對企業員工的工作態度、工作效率以及溝通方式等工作行為產生何種影響？國內學者劉強在2006年發表的《企業價值觀與個人價值觀》一文中指出，“企業與員工價值觀的不協調會帶來許多組織關係的不和諧和矛盾”， 而員工價值觀是影響員工行為的一個主要因素，也是企業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和一些企業管理者的實踐案例都顯示，企業文化的核心是企業價值觀，企業管理者能利用企業文化塑造員工的價值觀，使其與企業價值觀趨向一致，或縮小二者之間的落差，從而令企業在發展中形成更好的競爭優勢。國內學者劉光明在《企業文化》一書中指出，企業文化由“物質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四個層面維度組成， 每個層面維度在塑造員工價值觀方面都具有不同的影響。因此，探討企業文化的四個層面維度在員工價值觀的塑造過程中的作用，對於有效塑造員工價值觀，促進企業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企業價值觀和企業文化在結構層面上有質的不同，企業文化由“物質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四個層面組成， 而企業價值觀由“企業主價值觀”和“員工價值觀”組成， 但是，兩者又緊密聯繫。企業價值觀具有企業文化的特點和功能，它們具有以人為載體的共同特點，因此探討企業價值觀對研究企業文化具有一定的意義；員工價值觀則是企業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企業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依據。企業員工作為企業的主體，是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企業文化和企業價值觀方面的企業管理理論研究，基本上都是以企業員工為中心展開的。學者從價值觀的組成結構、形成過程、員工價值觀與其他理論的關係和整合等，多方面深入探討企業文化與企業價值觀對員工價值觀的影響。其中，國內學者朱青松把員工價值觀分為高層管理員工價值觀、英雄員工價值觀和一般員工價值觀， 探討了企業文化對員工價值觀的影響及員工價值觀的組成因素，不但豐富了員工價值觀研究，還為企業管理者理清了企業文化建設的思路。企業價值觀理論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意識和理念，而這種意識和理念的傳播衹發生在以人為載體的“發酵”過程中，被傳播者在工作實踐中得到的成功經驗內化為個人價值觀後，企業價值觀對員工發生的作用纔能為企業發展和競爭力帶來難以模仿的優勢。劉強：《企業價值觀與個人價值觀》，《特區經濟》（深圳）2006年第 1期。劉光明︰《企業文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6年，第 166－ 187頁。劉光明︰《企業文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6年，第 166－ 187頁。劉強：《企業價值觀與個人價值觀》，《特區經濟》（深圳）2006年第 1期。朱青松：《企業文化如何塑造員工價值觀》，《現代商業》（北京）2009年第 8期。

173企業文化對員工價值觀的塑造──以澳門博彩企業為例從國內外學者對企業文化、企業價值觀和員工價值觀的研究成果中發現，學者雖在不同的研究領域取得豐碩成果，但企業文化的組成結構因素對員工價值觀影響的針對性研究還不多。因此筆者企望能對企業文化與員工價值觀之研究提供更多具有參考價值的資料。筆者採用了問卷調查的形式，其原因和特點如下︰（一）由於其中一名筆者是該企業的員工，因此能收集到一些其他人不能收集的資料。（二）對研究目標進行問卷調查，通過觀察受訪者回答問題，可以察知受訪者對問題的理解及其回避的原因，以決定是否繼續向受訪者進行提問。（三）問卷兼具開放式和封閉式的問題，這種形式可有效地記錄受訪者回答的內容，提高研究的針對性，同時能方便後期的資料整理和分析工作。（四）採用“前測－後測法”來判斷問卷調查內容的可信度， 調查問卷加入了相同的問題，在不同的順序中進行信度檢測。這次問卷調查主要針對賭桌部的前線員工，包括組織架構中的區域經理、區域主任及莊荷三個職級。之所以選擇賭桌部的三類員工為調查對象，其中的主要原因有：第一，賭桌部是博企最重要的部門，員工數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第二，賭桌部向消費者提供一種博彩娛樂體驗，在這個互動體驗過程中，消費者能直接感受到不同的企業文化，這會影響消費者的選擇，從而影響企業效益；第三，賭桌部的前線員工由區域經理、區域主任及莊荷三個職位組成，三個職位職責不同，在企業文化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其所處的地位亦有不同，分別分析這三個職位才能構成較為完整的研究。為了讓讀者清晰瞭解本次調查的目標，以下分別對這三個職級的職責進行簡單的描述：區域經理──負責當值樓層賭區範圍的人力資源安排，執行公司所推行的政策，監管其他下線員工，確定他們遵守及執行政策、完成當日的工作。與其他部門溝通和協商，快速和有效地解決當值樓層賭區範圍發生的任何問題，解決場方與客人的爭執（博彩娛樂中發生的問題），同時收集和整理相關的資料，向上級主管匯報。區域主任──負責指導和協助莊荷按照公司工作流程完成當天的工作，向區域經理反映一切關於賭枱上的工具、客人及莊荷的情況，時刻保持賭枱的正常營運。莊荷──負責按照公司的政策和工作流程，向客人提供賭博服務，務求令客人有愉快的博彩娛樂體驗，以及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問卷調查的內容設計是以企業文化中的四個層面維度為基礎展開，以下為物質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變量的項目（表 1）。[美]艾爾‧巴比︰《社會研究方法》，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9年，第 284－ 312頁。

17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表 1 企業文化四維度變量企業文化四維度 變量精神文化 願景、使命、包容、和諧、尊重、創新等。制度文化 薪酬、假期、醫療、輪休、晉升、培訓等。行為文化 管理、授權、溝通、工作流程、尊重員工、人際關係、顧客服務、團隊精神、歸屬感等。物質文化 企業形象、工作環境、工作用具、員工設施等。二、問卷調查資料整理和分析在是次調查的 70位受訪者中，有一位莊荷、四位區域主任和兩位區域經理（共七位受訪者）的問卷被視為無效，而有效問卷為 63份，包括 15位莊荷、 21位區域主任和 27位區域經理的問卷（表 2）。表 2 調查對象職級、有效問卷數目及平均工作年資職位 莊荷 區域主任 區域經理有效問卷數目 1 5 2 1 2 7平均年資 4 年 6 個月 7 年 1 個月 7 年 1 個月表二是不同職級調查對象的平均年資情況，其目的是瞭解企業文化對不同職級和年資的企業員工個人價值觀的塑造情況是否有所區別。在問卷調查收集的資料中，大部分受訪者都是企業的資深員工，年資最少的是一位莊荷，衹有八個月，所有莊荷的平均年資為四年六個月，而區域主任和區域經理的平均年資都是七年以上，其中年資最少的一名區域經理，其年資也有5年。可以相信，這些受訪者處在企業文化的長期薰陶下，不論是精神品格、思維方式還是工作態度等都能充分體現該企業的企業文化特點。受訪者加入企業的原因、對企業較為滿意的因素以及希望企業做出改善的因素如下（表3）︰表 3 選擇公司原因、對公司滿意度及期望改善方面的最重要因素（單位﹕人）職級 莊荷 區域主任 區域經理 總人數及佔總受訪者的百份比企業形象 4 1 0 9 23（37%）工作環境 2 6 3 11（17%）晉升機會 0 8 1 4 22（35%）薪酬 3 4 1 3 20（32%）福利 0 4 7 11（17%）晉升機會 2 2 1 5（8%）工作環境 3 1 1 5（8%）同事關係 5 8 7 20（32%）工作量 2 4 3 9（14%）福利 4 5 1 1 20（32%）員工膳食 1 1 5 7（11%）晉升制度 4 5 1 11（14%）管理方式 3 1 1 4 18（29%）上下屬關係 2 0 2 4（6%）薪酬 1 4 9 11（17%）選擇公司原因對公司滿意度期望改善方面

175企業文化對員工價值觀的塑造──以澳門博彩企業為例表3的各項因素是受訪者調查資料中較為突出的因素，顯示了企業文化中的物質、行為和制度對受訪者的影響。在員工選擇企業原因的前五位中，除了 23人（37%）選擇了企業形象外，員工最為重視的因素為晉升機會（22人， 35%），可以看出員工對自身發展機會的重視，入職薪酬亦是員工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20人， 32%）。在受訪者對該企業的滿意度方面，同事關係（20人， 32%）和員工福利（20人， 32%）明顯比其他項目滿意度高，其中，共有十一位區域經理（40.7%）選擇員工福利此一項目，說明福利能提高區域經理的滿意度。在需要改善的因素中，要求改善管理方式的情況較為明顯，有 18人（29%），其中，也是區域經理較為突出，有超過一半的區域經理（14人）選擇這一因素，其主要原因，應是區域經理的職責屬最前線的政策推行角色，需要直接面對高層管理者和政策執行者之間的各種矛盾。在行為文化方面（表 4），有 60%的莊荷（9人）、 52%的區域主任（11人）以及 44%的區域經理（12人）認為工作流程有效，總體而言呈遞減趨勢，可知工作流程對工作靈活性越少的部門有較大影響。莊荷的每道工序都有指定的要求，隨着職級的改變，其職責範圍相應擴大，需要更多的靈活手段去完成。然而，不同部門還是以相同的方式規範其工作，因此越高級的職員對部門的工作流程的認同性越少。員工的團隊精神卻與工作流程有效相反，呈遞減趨勢，有47%的莊荷（7人）、 48%的區域主任（10人）、 74%的區域經理（20人）認為具團隊精神，其中的原因，可能在於職責範圍越大，越需要通力合作來完成其工作。表 4 工作流程、團隊精神和團隊精神作用方面的調查結果（單位﹕人） 職位莊荷 區域主任 區域經理總人數及佔總受 項目 訪者的百份比工作流程有效 9（60%） 11（52%） 12（44%） 32（50%）是否有團隊精神 7（47%） 10（48%） 20（74%） 37（59%）互補不足 工作效率 工作效率團隊精神的作用 減少出錯 減少出錯 互補不足工作氣氛 分擔工作 分擔工作在員工的工作壓力及壓力來源方面（表 5），有 33人（52%）認為有工作壓力，主要來自直屬上司及工作出錯；有 30人（48%）認為沒有工作壓力。問卷要求受訪者形容公司的管理特點，但一般來說都較為負面，受訪者對直屬上司的管理方式認同程度較低，而管理方式是直屬上司對企業價值觀的理解和內化後所採取的管理手段。因此，此數據可反映出企業價值觀對部門管理者的影響。

17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表 5 工作壓力及公司管理特點（單位﹕人） 職位 總人數及佔總受 項目莊荷 區域主任 區域經理訪者的百份比工作壓力 7（47%） 13（62%） 13（47%） 33（52%）上司 上司 上司 上司工作壓力來源 工作出錯 工作出錯 客人 工作出錯客人 同事 工作出錯層壓式管理 普普通通 雜亂無章管理特點 管理混亂 階級觀念 無所適從層壓式管理 管理守舊問卷要求受訪者對影響其工作的各種因素進行評分，分數越高者影響越大（表6）。從下表可以看出，“尊重員工”、“上司處事方式”和“管理”這三項因素對員工的影響較大。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員工要求被重視是處於理論第四層“尊重需要”的層面。在企業的日常營運中，企業管理者為達到管理目標而採取的管理手段，是管理者自身對企業價值觀理解及內化後的管理行為，而員工感知是否受到尊重的主要途徑是企業管理者在工作中的管理方式和態度。表6中這三項因素的得分相同，可推斷出“上司的處事方式”和“管理”這二項因素與“尊重員工”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區域經理在“管理”和“上司處事方式”上，分數比莊荷和區域主任高，與表3中的“要求改善”因素的調查結果一致，說明高層管理者的管理方式對區域經理的工作有較明顯和直接的影響。表 6 受訪者工作表現影響因素（10 分為滿分，分數越高影響越大） 職位 三個職級的 項目莊荷 區域主任 區域經理平均分數管理 6.6 7.7 8.2 7.7尊重員工 7.5 7.9 7.8 7.7上司處事方式 6.3 7.9 8.4 7.7同事關係 7.2 6.9 7.4 7.2工作要求 6.3 6.6 7.1 6.8顧客服務 7.7 6.5 7.6 7.2工作用具 6.1 7.0 6.8 6.7團隊精神 7.2 6.8 7.3 7.0獎罰制度 6.3 6.0 6.5 6.3責任感 7.1 7.1 7.6 7.3以企業文化中的精神文化為重心，可瞭解員工對企業核心價值觀的認知，以及整體前線員工對企業“顧客服務文化氛圍”的感覺。 56名（88%）員工認同“顧客服務”為企業的核心價值觀，認知程度較高。然而，當調查對象被要求按照百分制對企業工作環境的顧客服務文化氛圍作出評價時，企業當前所具有的顧客服務文化氛圍的平均分值衹有63分，顯示出企業的顧客服務文化氛圍未能充分體現出企業的核心價值觀（表 7）。

177企業文化對員工價值觀的塑造──以澳門博彩企業為例表 7 顧客服務和對顧客服務文化氛圍的認知情況 職位 總人數及佔總受 項目莊荷 區域主任 區域經理訪者的百份比認同顧客服務（人） 15（100%） 17（80%） 24（89%） 56（88%）當前顧客服務文化氛圍評價（分，滿分為 1 0 0）6 4 6 5 6 1 6 3在選擇處理問題的方法時優先考慮的因素方面，如以“1”分為最大影響值，分數越低影響越大，則“客人”為最大的影響因素（116分）。表 8中的四項因素都是員工處理問題時所需要考慮的，而“客人”這項因素則是員工最為重視的，說明企業員工在處理問題時把“客人”這一因素作為優先考慮的條件，企業員工以這種思維模式為基礎去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同時，代表該企業高層管理者提倡的“顧客服務”核心價值觀得到員工的認同和接受，企業文化較為成功地塑造了員工價值觀，使其與企業核心價值觀趨向一致。表 8 影響工作問題處理方法的因素（1 分為最小，分數越小影響越大） 職位 項目莊荷 區域主任 區域經理 三個職級之和客人 3 0 4 0 4 6 116上司 3 0 4 4 5 5 129同事 4 2 6 5 8 7 194工作要求 4 6 6 1 8 1 190員工繼續留在企業工作的原因中（表 9），最主要的是“人際關係”（36人， 57%）和“薪酬”（34人， 54%）。其中，“人際關係”一項與表 3的滿意因素一致，說明企業員工之間的融合度和合作方式處於較為良好的狀況，這或許與企業提倡的“和諧”價值觀得到企業高層的重視有關連。“薪酬”這一文化因素說明與其他企業相比，該企業的薪酬制度在市場中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管理”因素則為最少受訪者選擇，其原因在於受訪者對直屬上司管理方式的認同程度低，說明管理者在維護企業價值觀所採取的管理方式，對員工的工作行為影響最直接，反映出企業員工對企業文化中的行為文化認同程度較低，這一點與表 5的管理特點認同一致。表 9 員工繼續留在公司的原因（單位︰人） 職位 總人數及佔總受 項目莊荷 區域主任 區域經理訪者的百份比薪酬 8 9 1 7 34（54%）福利 6 7 1 2 25（40%）發展機會 7 1 0 6 23（37%）人際關係 1 0 1 4 1 2 36（57%）工作環境 9 6 3 18（29%）工作地點 6 9 8 23（37%）尊重 8 3 5 16（25%）管理 4 3 0 7（11%）工作時間 6 8 1 1 25（40%）工作方式 3 5 3 11（17%）沒多想 1 3 4 8（13%）

17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是次問卷調查以企業文化的四個維度進行調查，對調查資料的分析亦以此為基礎展開。調查發現，不同職級和年資員工的影響因素之選擇分數相近。此外，從表 5的“管理特點”、表 7的顧客服務（精神文化）以及表8的問題處理思維等，都可以看出企業文化對員工價值觀塑造具有一致性，同時驗證了企業文化對企業員工的思維方式、工作行為和評定事物的標準等具有隱性約束功能。但是，調查同時還發現，不同職級和職責範圍的企業員工對企業文化中的四個層面維度的認同程度具有差異性。物質文化作為企業文化結構層的最外層，是管理者根據企業精神文化為基礎構建的有形物質層面，對企業有兩種不同的意義︰一是企業向消費者提供可識別於其他企業的特徵；二是對企業內部員工的意義，是企業給予員工的企業形象，其中包括員工制服、設施、工具等，但筆者衹探討物質文化對企業員工的意義。表 6 受訪者選擇工作的影響因素中，“工作用具”衹有6.7分，反映此項因素對員工工作行為的影響較小，但“工作用具”與工作效率的提高存在直接的關係，改善工具可以令企業員工更有效地完成日常工作。由於物質文化供給主要以實際可觸摸的物品為主，它們沒有思想和理念，因此物質文化對員工的工作行為沒有實質性的影響。表3顯示企業“工作環境”是較多受訪者滿意的因素，說明物質文化對企業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和工作效率發生了作用。企業文化中的行為文化，是管理者通過管理手段去塑造員工價值觀的重要過程。表6的“上司處事方式”因素對員工工作影響為 7.7分，與表 8“上司”因素的影響一致，反映管理手段對企業員工工作行為具有直接的影響。管理者在實際的企業營運中所採取的管理方式，依據於其個人價值並對企業文化核心價值觀的理解和內化後所作出的管理行為，為了令企業員工的工作行為符合企業提倡的價值觀，企業管理者必須對員工工作行為設定相應的工作要求和管理手段，但一般的企業員工對管理者採取的強制性管理方式往往表現出負面的評價，這與表5顯示三個職級的員工都指出主要的壓力來源為“上司”和“工作出錯”相呼應，而在對“管理特點”的形容中，較多受訪者認為是“層壓式管理”、“階級觀念”和“管理守舊”。表 6顯示受訪者希望受到尊重，而企業管理者的強硬管理手段卻令員工對管理方式產生負面評價。產生負面評價的原因可能是企業員工的工作行為未能得到管理者的認同，企業管理者通過獎罰措施和責罵等管理手段進行管理。朱青松指出，“企業文化對一般員工起一種控制系統的作用，它為他們提供了走向共同方向的意識，規範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引導大家在價值觀上接受公司的價值觀”。 表5中受訪者一致認為工作壓力來源為“上司”，說明企業管理者的管理手段是直接塑造員工價值觀和工作行為的重要因素。企業文化的制度文化即企業制定的“薪酬”、“假期”、“晉升機會”等相關制度，其主要作用為滿足員工的個人和社會生存需要。衹有在滿足這些需要的前提下，員工纔會繼續留在企業工作。在表 3中，“晉升機會”、“薪酬”和“福利”是最多被提及的因素，而表 9顯示員工繼續留在企業的因素，主要也是“發展機會”、“薪酬”和“福利”，說明員工衹有在企業提供足夠或超越原來企業的條件下，纔能提高加入該企業的動機，也衹有在企業的“薪酬”和“福利”達到個人期望及能看到較好前景時，企業員工纔會選擇繼續留下。表 3和表 9顯示，“薪酬”和“福利”兩項因素成為員工去留的指標，說明企業文化中制度文化對員工的影響主要與去留和工朱青松：《企業文化如何塑造員工價值觀》，《現代商業》（北京）2009年第 8期。

179企業文化對員工價值觀的塑造──以澳門博彩企業為例作職位的滿意度直接相關。表 9中的“工作時間”是繼“薪酬”和“福利”因素後，最多受訪者選擇的一項，其原因在於現今社會一般都是雙職家庭，員工除賺取足夠的生活費外，還可透過輪班制度照顧家庭。調查顯示，制度文化對員工的影響，主要在吸引員工加入和選擇留下方面。因此制度文化在企業文化塑造員工價值觀的過程中，主要以吸引員工留在企業工作為前提。制度文化就如一幢建築物的地基，衹有通過制度文化作為精神文化的載體，企業文化纔能對員工發揮應有的塑造作用。精神文化是企業文化組成的核心價值，其主要作用在於對員工的思想、道德等方面進行隱性約束，以彌補制度文化硬性約束的不足。精神文化的隱性約束功能必須建基在企業價值觀得到員工的認同和維護的基礎上。從表 7“顧客服務”的因素可知，該企業提倡以“顧客服務”為核心價值的企業價值觀，得到了較高的員工認同度，說明在這個方面企業價值觀與員工的價值觀趨向一致，這是精神文化對員工思想的一種約束。表 8的“客人”這項因素是“顧客服務”，此為企業核心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員工處理問題時，以“客人”為優先的因素來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說明，當企業提倡的核心價值被員工認同和接受時，企業員工的思維方式和評定事物標準便與企業所提倡的核心價值觀趨向一致。因此，企業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對企業員工的工作行為和思維管理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如果企業文化的建設衹停留在口號和標語上，得不到全體員工的共識，則不但對企業管理和發展沒有幫助，反而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障礙。正如張莉指出，優秀的企業一定具有優秀的企業文化，而優秀的文化必須是員工認同和維護的企業價值觀，它能為企業從一個目標到另一目標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這樣企業纔能持續發展。三、討論及建議企業文化對不同職級和年資的員工具有一致性的影響，但企業文化對員工的影響，需透過管理手段和時間的磨合，纔能縮小企業價值觀與員工價值觀的落差，使二者趨向一致。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文化的四層維度對員工的工作行為又產生不同程度的作用。物質文化作為企業文化的最外層，對員工的工作行為沒有實質性的影響，主要通過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效率，影響員工的價值觀。物質文化對員工的作用，主要是吸引其加入，而工作環境的提供是企業文化對員工價值觀塑造的基礎。行為文化方面，企業管理者可通過不同的管理手段，塑造與企業價值觀相符的員工，並對他們的工作行為及思維方式產生最直接的影響。因此，行為文化對員工價值觀的塑造最具影響力。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載體，企業員工的去留與制度文化中的各項因素存在直接的關係。衹有員工願意留在企業工作，企業纔可改變員工的價值觀，因此制度文化是員工價值觀塑造的前提。精神文化是企業文化的核心，其最終目的是塑造與企業價值觀一致的員工，精神文化對員工價值觀的主要影響，體現在員工的思維及行為當中。從筆者調查所得的資料分析，也可總結出影響員工工作行為的因素（表10），其結果顯示企業文化對不同職級員工的影響具有一致性。張莉：《國內外知名企業價值觀比較研究》，《科學諮詢》（重慶）2009年第 9期。

18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表 10 工作行為影響因素作用點 對工作行為的影響企業文化對不同職級的影響／ 影響具有一致性1. 員工價值觀 1 . 企業價值觀與員工價值觀趨向一致精神文化 2. 思維方式 2 . 思維方式的改變3 . 評定事物的標準制度文化1 . 社會生活所需的金錢2 . 個人發展需要塑造員工價值觀的前提行為文化 塑造員工價值觀 以管理手段約束工作行為物質文化 提高工作效率和企業識別 塑造員工價值觀的基礎為能清楚展示研究結果，以下為企業文化塑造員工價值觀的邏輯結構圖（圖 1）︰圖 1 企業文化塑造員工價值觀邏輯結構圖除上述外，還需認識企業的文化氛圍對員工工作行為的重要性。企業文化氛圍對員工而言，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視乎對文字和語言的理解，不同員工對此可能存在差別。企業應塑造一位由全體員工推薦的英雄員工來傳播企業的核心價值，使之成為員工學習的榜樣。人是一種群居的動物，其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往往通過所在群體中相互學習和模仿而成，衹有在良好的文化氛圍中纔能產生良性的循環，並增加員工對企業的依賴和歸屬感。不同的研究都指出，優秀的企業必定有優秀的企業文化，其傳播方式以管理者的倡導和推動為主，因此高層管理者對企業文化核心價值的理解與認同，成為建設企業文化的關鍵要素。博彩業採用24小時營運的運作模式，賭桌部在不同的當值時間內可能有多於一位高層管理者，他們根據自身對企業核心價值的理解與個人經驗，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作出決定並下達指示。因此，相同的事件往往出現不同的決策，令員工感覺多重標準及難以理解。表5中的“管理混亂”、“雜

181企業文化對員工價值觀的塑造──以澳門博彩企業為例亂無章”和“無所適從”都說明多重標準管理的缺失。由於多重標準令政策執行者在推行政策時，需要較長的時間熟悉管理者的個人處事特點和標準後，纔能正式開始行動，這不但影響了政策的執行效果，也增加了政策推行的障礙。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各方面的限制，此次調查的樣本數量不大，有可能出現偏差及不足，希望日後能有機會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及研究。結合分析結果，對該企業的企業文化建設提出以下建議︰第一，企業文化中的行為文化是塑造員工價值觀的重要手段。員工對行為文化的主要評價來自管理方式，其焦點在於管理者監管員工的互動過程中。管理者對員工進行監管前必須與員工進行溝通，以提示其應改變工作行為、達到企業要求，員工同時會向管理者作出回應，作為整個管理過程的完結。在這個過程中，如管理者為達到有效及快速的改善目的而使用較嚴厲的語氣或不當懲罰，而員工卻將其理解為行為文化的表現，則會對其產生較為負面的評價。溝通作為管理過程的重要工具，同時也是問題所在。筆者認為，物質文化中的“工作用”具可提高工作效率，有效地完成日常工作，反之，不但不能完成工作，更會成為一種障礙。因此，提升管理者的溝通技巧可改善員工對行為文化的負面評價，提高他們對企業行為文化的認同度。同時，管理者的工作行為和態度對員工具有一定的示範作用，一個自我要求不高的管理者對員工進行指導時，易令其產生抗拒心理，導致管理目的被歪曲或將之理解成管理者的個人喜好。因此，管理者綜合素質的提升將有助改善員工對行為文化的評價及認同。第二，雖然制度文化不是塑造員工價值觀的主要因素，但它卻是員工去留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價值觀塑造的前提。其中，發展機會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這個層面的需求屬於頂層的自我實現階段。調查顯示，員工對該層次的需求較為明顯。因此，為企業員工提供足夠的發展空間和職業生涯規劃，制定與員工自我發展需求相符的晉升制度，有助提升企業員工對制度文化的認同及忠誠度。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利用有限的資源爭取最大的市場優勢，而企業競爭優勢的原動力來自於員工。如果企業的資源有限，未必可能增加薪酬以吸引員工，但對企業員工而言，一個具有發展機會的職位更能符合其個人需要。而就現時澳門緊張的人力資源市場而言，此舉還可吸引多樣化的人才，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8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摘 要] 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是迄今為止最詳盡的、介紹嶺南女性著作的目錄學專書，更是廣東女性研究史上的奠基之作。其體例仿歷代目錄書解題，按經、史、子、集分類排序，保存了廣東各階層女子的作品，具有較大的文獻價值。透過該書，可略覽18－19世紀嶺南女性文學創作活躍的社會文化背景，瞭解社會地位、家庭教育、生活狀況的不同對各層次女性文學創作的影響，以及女性形象保守性與改革性並存，女性對史學的關注，交際網絡的擴大，以及詩歌傳播的渠道。透過該書的編著，亦可體察冼玉清的女性觀。[關鍵詞 ] 冼玉清　《廣東女子藝文考》　文獻學冼玉清（1895－ 1965），別署“碧琅玕館主人”，中國當代著名詩人、國學學者、文獻專家。祖藉廣東南海西樵，生於澳門，曾受業於陳子褒主辦的“灌根學塾”。自幼聰明穎慧、博覽群書並學貫古今，無論詩詞創作，還是學術研究、文獻考據，冼玉清皆碩果累累，被譽為“不櫛進士”、“廣東才女”。尤其在嶺南文獻的搜羅、整理方面，付出了畢生精力，為嶺南文化的研究做出重要貢獻。其《廣東女子藝文考》作為迄今為止最詳盡的介紹嶺南女性著作的目錄學專書，是廣東女性研究史上的奠基之作。筆者試圖從文獻學、社會文化、女性觀三方面分析《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以下簡稱《藝文考》）的價值，闡述冼玉清在嶺南女性研究及文獻整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先驅作用。一、《廣東女子藝文考》的文獻學價值記錄女性著述的傳統自古以來亦不乏其例，梁阮孝緒《七錄》著《班昭集》三卷後，《隋書‧經籍志》也載《班婕妤集》；及至清代，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汪啟淑《擷芳集》、胡孝思《本朝名媛詩鈔》、蔡殿齊《國朝閨閣詩鈔》、單士釐《清閨秀藝文略》等皆是關於女性著作的專書。若把眼光放到嶺南區域，則有胡廷樑《廣東古今名媛詩選》、邱掌珠《嶺南名媛集》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價值三論胡　倩 作者簡介︰胡倩，廈門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廈門　361005‧ 青 年 園 地 ‧

183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價值三論等文獻彙編；而冼玉清的《藝文考》，無疑是第一部詳盡地介紹嶺南女性著作的目錄學專書，其中蘊含着極大的文獻學價值。該書共著錄 106種嶺南女性的著述。據冼玉清後序稱：余年來纂修省志，博搜群書。婦女專集，輒有過眼。隨手編目，所積漸多。爰有《廣東女子藝文考》之作。計得書一百零六種，作者凡百家。就地理分配，計順德二十二家，番禺一十九家，南海香山各十二家，吳川東莞新會各四家，海陽三家，嘉應州茂名各二家，清遠博羅陽春石城電白信宜良德大埔恩平陽山各一家，元和歸嘉應州者各一家，德清歸順德者一家。可見，作者利用纂修省志的有利時機廣羅廣東女性著述，引用內容十分豐富，既包括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凌揚藻《國朝嶺海詩鈔》、阮元《廣東通志》、戴肇辰《廣州府志》、胡廷樑《廣東名媛詩選》、溫汝能《粵東詩海》等較大範圍的文獻，也有郭汝城《順德縣志》、吳榮光《南海縣志》、鄭榮南《南海縣續志》等具體的區域性材料。在地理分佈上基本涉及全粵，這就保證了該書取材上的廣泛和全面。在書中，冼玉清按照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排序方式，不僅介紹了嶺南女性的文學作品，更兼有經部如余雲馨《周易本義輯錄》、李晚芳《釋古周禮》、陳霞浣《字海辨似》， 史部如李晚芳《讀史管見》三卷、陳霞浣《續古事苑》， 子部如李晚芳《女學言行纂》三卷、《鄉俗居喪闢謬》、《讀女誡》、屈鳳竹《治家要義》等著述， 可謂體裁多樣。接下來，冼玉清在書名後詳細介紹該書的所據版本、存佚狀況、被著錄情況、序言、內容、作者生平以及作者的一些詩作等。例如著錄史部《讀史管見》，詳細介紹了所據版本是“乾隆五十二年謐園刊本”， 冼玉清應曾親見，該書於阮元《廣東通志》、戴肇辰《廣州府志》、郭汝城《順德縣志‧藝文略》一併著錄。接着記錄該書的基本情況：“卷首有菉猗老人畫像，乾隆乙酉會稽宗聖垣贊。” 以及謝方端、伍鼎臣為之撰寫的序言及李晚芳自序，詳細介紹作者的寫書原委及時人對該書的評價，最後還有該書的寫作方法：“此書節錄或全錄史記原文，加以眉批旁批。多評文法。每篇後有孺人評語，並前人王鏊、鍾惺、陳仁錫、嚴開旨、葛鼎、鄧以贊、唐順之、楊慎、楊元善、鄧定宇、余有丁諸評，皆並列入。” 在一些書目不可見的情況下，冼玉清在指明“未見”的同時，亦提供了作者生平經歷，以及當時書籍和地方志關於作者的記載情況，如經部《釋古周禮》：“（未見）據梁璟璋《讀史管見序》。清順德李晚芳撰。晚芳，康雍間人，龍津處士心月女，少從姐歸蘇氏者受經……阮元《廣東通志》三百八、戴肇辰《廣州府志》一百四十八、郭汝城《順德縣志》二十九均有傳。事蹟並見黃芝《粵小記》。” 又有“謹案梁璟璋序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1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1－ 2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3、 5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6－ 8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3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3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5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1頁。

18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晚芳《讀史管見》云：‘孺人尚有《釋古周禮》一書。孺人族叔李履中有跋’。” 並簡要地介紹了書跋。此種方式類似傳統的“解題式”目錄書，但在此基礎上，又讓讀者更加深入地瞭解作者及其著述。因此，廣東著名藏書家、圖書館學家、版本學家徐紹棨在撰寫《藝文考》序言時，先指出歷來閨秀詩文選編的“弊端”，以此高度評價《藝文考》這一顯著特點：邇來恭敬桑梓者︰對於郡邑遺著，編錄具有專書。如《甌括藝文志》、《杭州藝文志》、《溫州經籍志》等。均搜輯精詳，條例淵雅。然而專輯宮閨撰述者，實未前聞。詩文總集，入選者可補方志之缺；閨秀所作，例列編末。然片鱗隻爪，難得其述專名。亦有表揚閨秀，標識文壇。如《宮閨文選》、《紅樹樓選》、《正始集》等。然採選遺著，多屬零篇斷簡。而於本集之存逸，作者之略歷，多付闕如。留心鄉邦文獻者，仍不能無憾也。玉清女士夙善詞章，軥稽載籍。對於鄉土遺著，搜採尤勤。年來纂修省志，流覽婦女專集，爰有《廣東女子藝文考》之著。觀其義例，詳晰謹嚴。循四部之次序，或存或佚，朗若列眉，又仿朱竹垞《經義考》例，節錄序跋，可知著述者之大概。斯著也，舉劉向之《列女傳》、班固之《藝文志》兼而備之，一披閱間，而知天南文苑，固不僅俊髦多士而已也。另外，《藝文考》不僅記載了嶺南女性著作的相關信息，對一些具體問題還有相關考證。如集部一開始還通過《電白縣志沿革表》和《新唐書》，對《馮諼詩》一卷的作者“高力士之姐”馮諼進行了考證，得出“高力士本姓馮也”的結論；著錄《梅花集》時針對《潮州文概》言作者名“郭真順”是為避諱之說，引朱彝尊《明詩宗》及從文字角度進行考證，最後糾正了這一附會；著錄《讀月居詩集》時指出惲珠《閨秀正始集補遺》中的“謝月娘”疑即謝五娘，《明詩宗》“五娘湖州人”當為“潮州人”之誤；著錄《和妹詩》一卷指出作者葉飛為電白縣人，《閨秀正始集》以葉飛為東莞人，實誤；著錄麥英桂《芸草閣詩草》一卷時指出李文泰《海山詩屋詩話》以英桂為“芳蘭女士”之誤，“芳蘭”乃又桂也。在具體作者的著錄上，《藝文考》既有出身世家大族的閨秀名媛（如李晚芳、余雲馨、陳雲仙、林蘭雪、謝方端、吳尚憙、范 、史印玉、馬雪妹、韓綺如、李映桃，也有普通家庭又具詩才的中下層女性（如屈鳳竹、郭真順），在集部還列出屈大均繼室黎靜卿《道香樓詩集》、林茂之側室吳娟娟《萍居集》、梁顯庸妾陳菱洲《憐秋集》四卷、張在瑗侍兒溫鴻《耕雲集》，甚至有明妓張喬《蓮香集》五卷及其詩歌，“蓮香集五卷，隆武乙酉刊本，乾隆乙酉重刊。（見）廣州府志載，番禺縣梁續志並著錄。明妓番禺張喬撰，喬字二喬，生萬曆四十三年，卒崇禎六年……”等， 這無疑有利於讀者對當時社會各階層女性創作情況的瞭解，體現了冼玉清對其階級的包容，從中我們甚至可以瞭解社會地位、家庭教育、生活狀況的不同對各層次女性文學創作的影響，例如，郭真順之作氣勢宏大、林蘭雪詩歌貞靜標格、謝方端詩歌風度翩翩。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2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1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23、 48、 51、 22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9、 14、 16、 35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21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9、 28、 30頁。

185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價值三論《藝文考》為第一部詳盡介紹嶺南女性著作的目錄學專書，它不僅搜羅了嶺南女性的著述，更開創了嶺南性別研究的嶄新領域，文獻價值巨大。正如黃佛頤在《藝文考》序中所說：女士茲編，殫見洽聞，深得體要，余甚冀其速刊以餉世。庶服嶺以南，凡女子之有德有言者，得藉茲編而傳。後學抗心希古，亦奮然得所以自立之道。而女士表章蒐錄之功，將同垂不朽，豈直備一方掌故已哉？二、《廣東女子藝文考》的社會文化價值《藝文考》由於詳盡介紹嶺南女性著作而具備了極大的文獻學價值，與此同時，亦反映了18－ 19世紀中國女性創作的社會文化背景。首先，作為迄今最完整的介紹嶺南女性著作的目錄學專書，《藝文考》除借鑑了全國性的詩集、選集外，還參考了省、府、縣等地方區域性材料，選錄的女性作家大部分來自清代，從中可以看出，18世紀廣東女性文學創作十分活躍，這與廣東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時代和地域因素密不可分。與前代相比，清代的女性作家數量達到鼎盛，因此易順鼎在《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序》中說︰“所傳名媛，不少詩家，至於有清，遂臻極軌。” 在歷代有關女性作品的著錄中，清代的女性群體極其龐大，如《清代閨閣詩人徵略》收 1,262人、《歷代婦女著作考》收3,671人。而從地域空間分佈上來看，也呈現出南多北少的局面，其中以浙江、江蘇、安徽、福建、廣東等最盛，這便體現了自宋代開始的文化、教育中心南移的局面。《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存廣東籍女作家 12人，全國排名第 9；《歷代婦女著作考》存廣東籍女作家 8人，全國排名第7。以上均說明廣東歷來盛產才女，再加上沿海地緣優勢、交通便利、重視文獻搜集、刊刻業發達等因素，以及其他外來文化的影響，18世紀的女性文學創作便有了絕佳的區域環境，正如冼玉清說：“大抵吾粵文風，以廣州府之順德、番禹、南海、香山為盛。加以交通便利，易為風氣。作者之眾，理固宜然。”當時的女性文學創作活躍，與思想解放、社會包容和世人對女性的態度有極大的關係。明末清初，隨着陽明心學對程朱理學的衝擊、李贄等思想家提出“男女無差別”等觀點，人們的思想也得到極大的解放。與自古以來宣揚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不同，當時很多進步人士都對女性的教育、自身價值和文學創作給予大力的支持，如葉紹袁就曾說：“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婦人亦有三焉，德也，才與色也，幾昭昭乎鼎千古矣。” 袁枚、陳文述、錢謙益、毛奇齡、杭世駿、陳秋坪、蕭蛻公、沈大成等人皆招收女弟子，教授她們文學創作，並組織聚會活動，這對當時的女性文學產生了極大影響。《藝文考》也出現了大量男性大力提攜女作家，為其作品作序和寫跋的景象，如伍鼎臣為李晚芳《讀史管見》作序、李文藻為陳廣遜《靜齋小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1頁。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上海︰商務印書館， 1992年，第 1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1頁。葉紹袁︰《午夢堂集序》，冀勤輯校，北京︰中華書局， 1998年，第 1頁。

186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草鈔本》作序、黃遵憲和葉衍蘭為葉碧華《古香閣集》作序、陸宗瓚為李佩真遺詩作序。 男性與女子唱和的情況，除了上文提到的父女、夫妻、兄妹外，更有《耕雲集》作者溫鴻與主人張在瑗及諸名流的唱和； 男性為女性刊刻作品，如林蘭雪兒子為其母刻集，凌日雲為其姐凌靜真、凌潔真刻詩，麥英桂和麥又桂的侄子為她們刊刻作品，夫弟黃翼彰為鄭貞德刊詩，李佩真夫為其刻詩； 男性招收女弟子的，如黃之淑從謝松崖先生學繪畫、葉璧華為葉衍蘭女弟子、李映桃師從賴洪禧學詩； 男子開詩社引領女子吟詠的，如張秀端參與詩社活動拔得頭籌等等， 以上均表明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對女性著作的出版、傳抄、探討及女性詩名的傳播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世人對女性自身價值與意識的肯定與重視，給予眾多女作家更廣闊的創作空間，激發了她們的創作熱情，恰如梁乙真云：“有清一代，二百餘年間，其婦女文學之所以超邁前古者，要亦在宣導之有人耳。”除了上面提到的社會文化原因外，冼玉清在《藝文考》後序中還指出女性作者成名的家庭原因：“其一，名父之女，少察庭訓，有父兄之提倡，則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閨房倡和，有夫婿為之點綴，則聲氣易通。其三，令子之母，儕輩所尊，有後嗣為之表揚，則流譽自廣。”並具體指出受父兄影響者，如李心月女李晚芳、郭教諭女郭真順、陳炎宗女陳霞浣、余經女余玉馨、熊兆祥女熊葉飛等，她們由於家學淵源深厚，自然富有才氣；受夫婿影響者，如鄒士操妾余雲馨、許炯妻余玉馨、何允衍妻劉祖滿、屈大均妻黎靜馨、何良勤妻陳廣遜等，她們與丈夫酬唱問答，大有閨房之樂；受子侄影響者，如梁煒為其母李晚芳刻集、劉世馨為其母謝方端刻集、凌日雲為其姐凌潔真和凌淨真刻集等。這使在戰火動亂中散佚的女作家詩文集得以很好地保存，從而流芳後世。無疑，良好的家學淵源、夫妻兄弟姐妹的切磋砥礪以及濃厚的家庭文化底蘊都為女詩人提供了極好的創作氛圍，這也使清代家族內部，祖孫、父女、夫妻、姊妹、姑嫂皆工詩文創作的情況屢見不鮮。三、《廣東女子藝文考》的女性研究價值《廣東女子藝文考》是廣東女性研究史上的奠基之作，大致反映了保守性與改革性並存的女性時代特徵，冼玉清的女性觀以及其他關於嶺南女性研究的價值亦值得注意。（一）女性形象的保守性與改革性並存遍覽《藝文考》，一個個鮮活的嶺南女性形象通過自己的詩文著述和他人的評價讚賞躍然紙上。她們或謹守禮法、德容兼備，是賢妻良母的典型代表；或精通詩法音律、才氣傲人，成為動盪歲月中靚麗的一道風景；或深謀遠慮、寬容大度，盡顯“巾幗不讓鬚眉”的女性英姿；或命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5、 34、 59、 69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22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28、 32、 36、 49、 69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43、 59、 65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61頁。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臺北：中華書局， 1979年，第 215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1頁。

187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價值三論運多舛，讓人們不禁灑下一掬同情之淚。一方面，她們身處封建社會中，嚴守封建禮法、早逝寡居；另一方面，她們的詩文作品中又透露出當時女性對史學的關注、強烈的主體意識、交際網絡擴大、藝文功力大增以及作品和詩名的傳播比較廣泛等特徵。儘管18－19世紀嶺南女性文學呈現活躍景象，但身處封建社會的才女才婦們畢竟還有很多命運悲涼、讓人惋惜的情況，其突出的體現是《藝文考》裏不僅錄有女性行為規範的《女學言行纂》三卷、《鄉俗居喪闢謬》、《續女誡》、《治家要義》一卷等書，以詳細論述婦德婦言婦工婦容等行為規範，還出現了很多早寡者，如余雲馨、陳霞浣、屈鳳竹、王瑤湘、東莞袁氏、陳賢、凌淨真、凌潔真、梁純素、黎玉貞、尹蓮仙、梁恭人、梁思靜、黃之淑、張芬、鄭貞德、劉慧娟、劉豔、梁梅先、范 、葉璧華、潘麗嫻、居慶等，她們大部分知書達理，在丈夫去世後也能很好地孝順公婆、撫育子女，被時人視為楷模。早逝者如劉祖滿、黎靜卿、林蘭雪、尹初榮、邱掌珠、梁媛玉、馬雪妹、李佩真等，另有由於城破自縊而死的辜蘭凰、殉死祖母墳前的梁媞玉、難產而死的陳荔裳等，她們或生逢亂世，亡於天災人禍，或早年夭折；而備受推崇者如李晚芳、余玉馨、史印玉等，她們均守禮嚴密，以聖賢之學自期，相夫教子。可以說，整部《藝文考》浸透着明清時期嶺南女性作家的悲慘命運與斑斑血淚，彰顯了忠孝節義仍是當時女性遵守的首要準則。此外，冼玉清還指出一些女性由於家庭原因而影響創作，有些婚前尚有創作者，婚後由於傾力於操持家務，侍奉公婆，照顧夫婿，撫養子女而無暇創作：學藝在乎功力。吾國女子素尚早婚，十七八齡即為人婦。婚前尚為童稚，學業無成功之可言。既婚之後，則心力耗於事奉芳姑、周旋戚黨者半，耗於料理米鹽、操作井臼者又半，耗於相助丈夫、撫育子女者又半。質言之，盡婦道者，鞠躬盡瘁於家事，且日不暇給，何暇鑽研學藝哉？故編中遺集流傳者，多青年嫦寧之人……此輩大抵兒女累少，事簡意專，故常得從容暇豫以從事筆墨也。因此，《藝文考》著錄的詩作以娛情為主。有集流傳者多為青年寡守之人，例如，麥英桂和麥又桂兩姐妹中，麥又桂守寡後文學成就較為突出，而麥英桂名聲則小得多；而經歷家庭變故的女性作家更無心篇什，如范 由於早寡無嗣，後入空門，便不復吟詠；吳月素在遭到家庭變故後焚香以道書自遣。這也從另一側面證明當時女性生活的重心仍以傳統的三從四德為主，文學才華不免被埋沒。不過，此時的女性處於封建社會末期，社會的變革、思想的進步也造就了她們比前代較為開明的思想，再加上她們曾經拜師學藝，擁有社會閱歷，其詩歌呈現出一些與以往女性不同的內容，具體表現如下：（1）女性對史學的關注《藝文考》史部著錄了李晚芳的《讀史管見》，在此書自序中，晚芳表達了對班昭的無比推崇，以及自己受家庭教育影響而對史學感興趣的緣由：昔班昭以一女子，纘父兄之業，成漢代之書，與龍門頡頑千古。才固天授，亦由其遇使然也……予嘗細閱其所續表志，與父兄之書，如出一手。知其耳濡目染於家庭之學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3頁。

188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深矣。顧史體創自龍門，固之漢書宗之……予本村落一女孩耳！女紅是歉，何敢齒及學問？幸五兄一姊，俱讀父書。織紝之餘，竊隨諸兄姊後。留心稽古，雅慕昭之為人。奇其志，嘉其遇，喜讀其書。因溯源而讀龍門之書。並自識云：《史記》志在上繼麟經。獨惜其立意措辭，多有憤忿不平之氣據於中……究其大本所失，失在自是而不知其過……如是而欲上繼知我罪我之心法，余未敢輕信也。晚芳認為司馬遷著書時注入了“不平之氣”，錯誤地站在李陵一邊，導致了他的慘痛結局。由此可見晚芳的膽識與獨特見解。而謝方端在給《讀史管見》所作的序中亦說：自古名媛，多以詩詞顯，而著述則罕聞焉……今順德梁李孺人《讀史管見》一書，其摘微辨論，能洞悉深奧……每與兒輩挑燈縱論，然不能有所發明。今讀李氏孺人書，則余之所論及者與所未議及者瞭如也。謝方端因受到李晚芳的影響，也對歷史有了很大的興趣。此外，《藝文考》介紹余玉馨自小聰慧強記，常著史論，並對歷史有自己的見解，“謂西施范蠡，表裏破吳，非褒姒太真之比。項羽處太公，君道賢於高祖……”； 陳在謙為林蘭雪《小山樓詩草》作序時也提及陳廣遜曾給《史記》作註。值得說明的是，雖然此時女性對歷史的關注遠不如詩文，在《藝文考》裏僅有的幾位女性與之相關，但至少說明此一時期女性意識的覺醒。（2）女性主體意識增強雖受家庭傳統教育的影響，《藝文考》女性作家的詩文風格大部分呈現雅正的特點，但其中也不乏大氣磅礴、盡脫脂粉之例。例如，在郭真順的生平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機智勇敢、膽識不俗的魄力女子。她憑藉自己對世事的洞察，不僅讓丈夫免於災禍，更是在戰亂危急時刻拯救了全村鄉民。其辭云：“將軍開國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煙雲慘澹閉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願續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 又如，謝五娘詩風放誕而氣勢豪邁，劉祖滿詩歌超脫颯爽，謝方端詩沖淡大雅，梁純素題詞十分豁達，尹初榮詠昭君對其無比惋惜，陳霞浣詩歌“閑雅有遠思，絕去閨閣口吻”，黃芝臺“吐屬名雋，不屑為女兒脂粉態”，梁媞玉“盍留女於家侍終身乎”，吳尚憙自題詞句云：“此身原不讓男兒”，被評“紅閏詞句似蘇辛”，以上均表明此一時期女性作家的作品不僅僅是春花秋月、纏綿愛情及閨怨情節，更不乏意境雄渾、論古及今之作。（3）女性交際網絡擴大此一時期的女性不像傳統女子那樣，“足不逾閨闈，身未歷塵俗。茫茫大塊中，見聞苦拘束”， 而是紛紛走出閨閣，隨父夫出遊，拜師學藝，參加詩社活動，互相交流學習、切磋互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3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4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3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12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10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14、18、30、33、40、46、52、54、56頁。[清]黃秩模編︰《國朝閨秀詩柳絮集校補》，付瓊校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1年，第 1106頁。

189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價值三論動，其交友網絡較廣，因此常有發人深省的議論、精闢獨到的見解。除與男子一同唱和交流外，女性之間也不乏切磋砥礪，如李晚芳“少從姐歸蘇氏者受經”；謝方端受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影響對史學興趣大增，說明她至少讀過晚芳作品，以致為其書作序；余玉馨“與侍郎林士元之女瑞鸞同學”；熊葉飛“與妹瑤飛俱知書”；陳雲仙為“名媛余玉馨之表姊”；方潔的媳婦楊珮聲亦能詩，潔有試長媳楊珊珊詩；謝方端同學梁文嫻曾有贈詩稱頌謝；凌淨真、凌潔真一同嗜書；麥英桂、麥又桂姐妹同嗜書，英桂曾是家塾老師，閨閣中推為良師，又桂亦曾教授女徒二十餘年；南海李氏由於詩才高，在城南閨秀中傳為美談；梁媛玉、梁媞玉姐妹一起讀書；葉璧華寡居後任懿德女學堂總教習，與黃遵憲之妻“為姐妹行”等等， 均表明女作家之間也在吟詠唱和。交際網絡的擴大，無疑有助於詩文創作水平的提高。況且明清之際結社之風日盛，較著名的如隨園女弟子、榕皋女弟子與碧城女弟子等都曾結社。謝國楨曾說：結社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風氣，文有文社，詩有詩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廣東、江西、山東、河北各省，風行了數百十年。大江南北，結社的風氣，猶如春潮怒上，應運勃興。但是此一時期廣東女性的“社會性交流”並沒有全面展開，像《藝文考》中的少數廣東女性作家，除了在惲珠等的著作裏有少量信息外，幾乎沒有在省外出名的記載，其社會活動也沒有江南女性作家頻繁，這或許與江南經濟更加繁榮、女性作品刊刻流傳更廣、視野範圍更加寬闊、以及拜師學藝情況更普遍有關。廣東女性創作雖較活躍但遠談不上繁榮，這一問題或許值得更深入的探討。另外，女性隨父宦游、出嫁外地或嫁到嶺南，使得其視域進一步擴大，她們將所受地域文化的影響、特色相互融合，迸發出更高的詩才。（4）女性藝文功力大增從《藝文考》中，可以看出此一時期女性的“藝文”功力大增，很多女性不僅詩文成就突出，而且多才多藝，兼擅書法、繪畫、琴器、醫學、卜筮、星命等，如明時新會易氏善楷法；陳廣遜善畫蘭竹，能琴及卜筮；麥英桂琴、書、卜筮無所不能；徐葉英曾詳細研究醫學與卜筮、星命之書；黃之淑跟從謝松崖先生學繪畫，用趙子固雙鉤水仙法寫雙鉤墨蘭；據陳曇序可知，張芬少學仙，講吐納之術；梁耀金善琴；吳娟娟曾繪小幅水仙圖被林茂之稱讚；吳尚憙書法得到夫婿指點並工設色花卉；李佩真管弦絲竹無不精妙，等等。 這與明清時期江南女性“對山水的眷慕、園林的鍾情、市隱的嚮往、藏書的執著、古玩的雅好、金石的精鑑、書畫的擅長、飲茶的講究”等“藝文”化特徵相似， 也與自身天賦、老師教育以及後天努力密不可分。（5）女性詩名及作品的傳播方式多元通過《藝文考》，可以大致瞭解明清時期女性詩名及其作品的傳播方式。例如，謝方端受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第1、3、12、16、19、24－25、32、36、51、54、 59頁。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年，第 7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第19、34、36、39、43、44、47、48、56、69頁。羅時進︰《清代江南文化家族雅集與文學創作》，《文學遺產》（北京）2009年第 2期。

190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影響，對史學興趣大增，這說明她應該學習過晚芳作品，這無疑要歸功於刊刻業的發展；李文泰在為吳月素《養和堂吟草》作序時提到：“我朝文化詳洽，邇來閨秀之以詩傳者，自錢塘袁氏女弟子集，湖陽惲氏閨秀正始集，德化蔡氏百家閨閣詩鈔，丹徒王氏名媛詩話外，搴華擷秀，指不勝屈。” 應該說，當時的書籍對女性詩文的著錄和傳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些女性詩文集裏，由他人撰寫的序言介紹女詩人的身世、性格、創作風格、著述情況等，也把這位女性詩人帶入世人視野。一些女性即使在非常閉塞的情況下，仍然傳達出自己的聲音，其詩名及作品隨着傳播渠道和方法的日益多元而受到關注，其個人形象亦日益清晰或被再次解讀。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由於受父權社會傳統的影響，女性作家多被男性的光輝所掩蓋，被發現和瞭解的古代女性作家相對於男性而言畢竟是少數。（二）《藝文考》與冼玉清的女性觀《藝文考》收錄了諸多明清廣東女性作家的作品，體現出當時女性封建性與改革性並存的時代面貌。冼玉清在對封建社會女性的悲慘命運表現出深深的同情之心，亦可以看到冼玉清相對保守的女性觀。其後序云：“編中遺集流傳者，多青年孀居之人……此輩大抵兒女累少，事簡意專，故常得從容暇豫以從事筆墨也。” 由此可知，冼玉清雖在新舊勢力對抗的時代產生了某種思想上的轉變，但仍認同傳統賦予女性相夫教子、賢妻良母的角色，因此認為衹有孀居寡守之人纔有閑情致力於文學創作。這點與書中著錄的許多女性嚴守禮法、深諳女教的女性故事相當吻合，無論是謹守婦德、終身侍奉姑舅的易氏，恐城破受辱便自縊而死的辜鳳蘭，還是勸諫丈夫的余玉馨，以智慧拯救家庭的郭真順，她們的身上都體現了傳統女性的光輝，而談史論今的李晚芳、謝方端、余玉馨、陳廣遜畢竟也衹是少數人，連冼玉清自己也終身未嫁，她認為，“像我這樣的人，一旦結婚了，必定是個賢妻良母”。 她放棄婚姻和家庭，潛心治學，究其原因，可能也與她從小接受的教育及其家世有關。冼玉清曾師從陳子褒多年，而這位清末民初的著名改良主義教育家歷來主張“新式”教育，其根本目的卻在於培養“賢妻良母”，其《論女子初等小學之關係》提到：今日女子，必小康之家，乃始議及此事……故貧家雖極慕女學，而無可令其入學矣。……若女子適人，則有一大門限限之，更不待言。三日入廚後，幾見有為人媳婦而挾一冊書相率為咿唔佔畢乎？是故女子初等小學，關係於女子終身之受用。這樣的觀點無疑對冼玉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她在《論拓充女子師範用興女學之本》一文中便認為：女子失學久矣，深居簡出，眼光如豆，一旦興學，搜岩採幹，求其相通文史，稍解吟詠者，以充厥職，猶不可得。今夫所謂女師者五洲不別，八星未分，十三經之名號不知，二十四史之朝代莫辨，詡詡然登壇高談論闊者有矣……江河日下，謬種流傳，期學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65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3頁。黃炳炎、賴達觀主編︰《冼玉清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5年，第 1頁。陳子褒︰《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區朗若、冼玉清、陳德芸編校，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0頁。

191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價值三論於此，幾何而不因循歲月，斷送賢妻良母之人群哉！（三）《藝文考》的其他女性研究價值《藝文考》還體現出其他關於女性研究的價值，如佛道思想對明清女性及其創作的影響。舉例來說，黎靜卿又稱“綠眉道人”，喜學禪，所居樓名曰道香；黎玉貞在遭遇夫死、子夭、自殺的人生波折後，長齋繡佛，即使是至親也難得見面；陳曇序中稱張芬少學仙，講吐納之術；李再榮為梁耀金寫傳，稱其“誦經禮佛，琢句揀韻，互相推敲”；范 由於早寡無嗣，“祝髮雲遊，久無定止”，後來留居錫類庵，自入空門便不復吟詠；吳月素由於遭遇家庭變故，不再留心篇什，便焚香以道書自遣……。 她們受佛道思想影響較大，有的帶着宗教崇拜意識，潛心禮佛，其作品常引用宗教詞語；有的則藉此消磨無趣的現實人生和悲苦的心靈世界，由此往往消磨其文學創作的激情。此外，從書中著錄的嶺南女性的籍貫來看，很大一部分來自廣州，或順德、番禺、南海、香山四縣，說明靠海的地緣優勢對文學創作、刊刻、傳播的有利影響。再者，由於戰亂等因素，古代女性的書籍刊刻十分不易，散佚者居多，如李再榮為梁耀金寫的傳中就說，“伯母年七十六，著有繡餘吟草千餘首，兵燹後損失過半”。 這些原因可能導致文學史上女性作品數量遠遜於男性。文獻整理不僅需要研究者具有廣博的知識、過人的才氣，更需要驚人的毅力與決心。冼玉清不僅博古通今，更延續了陳子褒、黃節、陳垣、楊壽昌等嶺南巨儒的精神風貌，窮畢生之力，傾心學術研究，至今留下了許多著述。其《趙松雪書畫考》資料豐富全面、考證詳實有力；《廣東印譜考》收錄嶺南印譜共計九十種，全面展現嶺南印譜篆刻史；《招子庸研究》體現了對招子庸這位廣東文化名人的無比崇敬之情和對招氏生平及學術的精深研究；《更生記》記錄一代學人面對動盪社坎坷經歷時的心靈狀態；《廣東鑑藏家考》詳細記錄廣東鑑藏家五十人的作品，可補之前金石研究之不足；《廣東叢帖敘錄》是收集、評論廣東名流、巨公、豪賈等所藏叢帖的專著；《廣東文獻叢談》更是研究廣東文化歷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而《廣東女子藝文考》出版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與冼玉清的《民族女英雄冼夫人》、《讀宋史岳飛傳》、《讀宋史李綱傳》、《宋代大學生之士氣》和《朱九江對外之正義感》等作品一樣，被賦予了鮮明的時代意義和民族情感，歷來受學界推崇。[ 責任編輯　陳超敏]冼玉清︰《論拓充女子師範用興女學之本》，《灌根年報》（澳門）1911－ 1913年，第 62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23、 39、 44、 47、 58、 65頁。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41年，第 47頁。

192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由澳門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與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聯合舉辦的“第四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自啓動以來反應熱烈，共計收到澳門本地和外地的有效申報著述二百九十三份。經評審委員會綜合評審，評選出優秀著述共五十六項。其中著作類一等獎四項、二等獎四項、三等獎八項及優異獎十二項，獲獎者分別獲得獎金澳門幣50,000元、30,000元、15,000元、10,000元；論文類一等獎四項、二等獎四項、三等獎八項及優異獎十二項，分別獲獎金澳門幣 25,000元、 15,000元、 8,000元、 5,000元。頒獎典禮已於 2015年 12月 14日在澳門科學館會議廳舉行。“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活動自2004年至今已舉辦四屆，受到本澳學界以及海內外研究澳門的學者廣泛關注和重視，參與評選的作品涵蓋眾多領域和學科，水平較高。本次評獎自 2015年 4月啓動，獲得學術界的積極響應，收到來自澳門、內地、香港、臺灣和其他地區的中、英文著述共計二百九十八份，其中，澳門本地學者的著述約佔百分之七十。同時，是屆英文著述的數量顯著增加，可見本地之學術氛圍更趨活躍，研究成果也更為國際化。除了五份不符合申報資格的著述外，共有二百九十三份申報著述符合參評資格，其中著作類九十四部、論文類一百九十九篇。此次評獎分為經濟管理、政治法律新聞社會學、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教育藝術四個學科組。主辦單位依據學科專業籌組評審委員會，其成員來自本澳文化學術界與內地知名高等院校及研究機構，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總編輯高翔，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林有能，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陳曦，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駱偉建、社會科學院經濟系課程主任關鋒，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校長崔維孝，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教授曾令良，雲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龔剛，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費成康，中山大學外語與翻譯大學院院長黃國文、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劉祖雲，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陳恩，《學術研究》雜誌社主編葉金寶，廣州美術學院教授林藍等。評審委員會依據評審規則進行初評、複評及終評後，共評選出五十六項著作和論文獎項，獲獎名單如下（按作者姓氏筆畫排序）：一、一等獎1.著作類四項：Fernando Dias Simõe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Portuguese-“第四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結果公佈‧ 學 術 動 態 ‧

193“第四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結果公佈Speaking World; Yi-Lee Wong, Chi-Fong Chan, Reforming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Macao –Issues and Challenges；邢文祥、黃泰巖主編《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12）：澳門產業發展與創新》；湯開建《明代澳門史論稿（上、下卷）》。2.論文類四項：Aliana Man Wai Leong, Shih-Shuo Yeh, Yu-Chen Hsiao, Tzung-Cheng T. C.Huan, “Nostalgia as Travel Motiv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ourists’ Loyalty”; Guangjian Tu,“Arrangement on Mutual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between China and Macau: Inherent Problems, Six Years’ Experience and the Way Forward”; MeifangZhang, “Reading Different Cultures through Cultural Translation: On Translation of Site Names in MacauHistoric Centre”；李長森《澳門 嚟哆〈報效始末疏〉通官考》。二、二等獎1.著作類四項：曹志耘、王莉寧、邵朝陽《澳門方言文化典藏圖冊》；許瑞芳主撰《2012年澳門居民國民身份認同調查研究總報告》；張曙光、戴龍基主編《駛向東方：全球地圖中的澳門》；鄒文篪、鄭勇《旅遊需求預測：理論與實證》。2.論文類四項：Li Sheng, “Rethinking the Impacts of Foreign Investors on Urban Development:The City of Macao”；王禹《“一國兩制”架構下的授權理論研究》；汪藍《〈利瑪竇像〉服飾考》；婁勝華《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三、三等獎1.著作類八項：Victor Zheng, Po-san Wan, Gambling Dynamism: The Macao Miracle；張志慶、汪藍主編《城市發展中的文化記憶──澳門文化及城市形象研究論文集》；黃兆輝編《小政府大社團：澳門的後─後現代性與後傳統生活》；葉農《渡海重生：19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鄭煒明《澳門文學史》；謝四德《一國兩制下澳門產業結構優化》；謝後和、鄧開頌《澳門滄桑 500年》。2.論文類八項：Victor K. Y. Ch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al Human Values andAdolescent Problem and Pathological Gambling”; Jane Lung, “A Blended Needs Analysis – CriticalGenre Analysis and Needs Analysi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s”;Qing Tian, Licheng Zhang, Wenchi Zou, “Job Insecurity and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 of Ca-sino Dealers – the Mediating Role of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Moderating Role of SupervisorSupport”; W. M. To, Joyce F. Y. Tam, Millissa F. Y. Cheung, “Explore how Chinese ConsumersEvaluate Retail Servic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李強《湯顯祖〈牡丹亭〉與澳門宗教文藝》；婁勝華、姜姍姍《“鄰避運動”在澳門的興起及其治理──以美沙酮服務站選址爭議為個案》；趙利峰《1840年澳門版〈意拾喻言〉成書與出版問題叢考》；劉居上箋註、柳蓮校訂《〈五峰山房詩集〉（鄭哲園遺稿）》。四、優異獎1.著作類十二項：Kampeng Lei, Shaoqi Zhou, Zhishi Wang, Ecological Emergy Accountingfor a Limited System: General Principles and a Case Study of Macao；王長斌《澳門博彩法律制度》；冷鐵勛《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區制度建設》；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徐素琴《晚清中葡澳門水界爭端探微》；徐凌志主編《澳門旅遊紀念品設計大賽優秀作品集（2011－ 2014）》；孫瑱《澳門老廣告（1920－ 1970年代）──視覺分析》；梁文慧《澳門持續教育創新發展策略與

194澳 門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保障體系研究》；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程美寶、何文平、胡雪蓮、黃健敏、趙立彬《把世界帶進中國：從澳門出發的中國近代史》；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啟示──對澳門回歸十五年巨變必然性的基本認知》；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政策研究暨資訊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澳門和諧勞動關係研究》。2.論文類十二項：Dicky Wai Leung Lai, “Macao’s Welfare Model: An Extreme World ofWelfare Capitalism?”；Tereza Sena（冼麗莎）撰、趙新良譯《澳門史資料之搜集──以〈澳門檔案（1929-1988）〉為中心》；Jingzhen Xie, Lili Sun, “Macaudata.com: A Shared Virtual Libraryand Digitization Project”；Zhonglu Zeng, Catherine Prentice, Brian Edward King, “To Gamble orNot? Perceptions of Macau Among Mainland Chinese and Hong Kong Visitors”；孔穎《明季澳門“倭奴”辨析》；陳章喜、劉炫妤《論人民幣升值對澳門經濟的影響效應》；陳廣漢、劉璐、潘靜《定居內地的澳門長者對醫療援助服務需求研究》；黃素君《澳門教師教育政策之考古及系譜研究》；楊文佳、張國祥、薛寶嫦、麥瑞琪《閱讀參與、家庭和學業背景對閱讀素養表現之影響：探討學業抗逆生及優勢低表現生的學習特徵》；楊愛平《澳門特區政府治理能力的現狀與發展路向》；熊美娟《政治信任測量的比較與分析──以澳門為研究對象》；蔣朝陽《公私法二元論與澳門行政法之理論基礎──以澳門終審法院的行政裁判為分析對象》。[ 責任編輯　李智能]

195ABSTRACTS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No. 1March 2016ABSTRACTSAnalysis of Sustainable Urban Competitiveness of Macau LIU Chengkun • 47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urban competitiveness research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urban competitiveness model and index, analyzeseach sub-index of sustainable urban competitiveness of Macau, and compar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Macau with those of other cities.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enhancing reasons and restrictingfactors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acau, the paper also present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development of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of Macau.Keywords: Macau, Urban competitivenes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ow to Adjust the Gaming Taxes in Macau: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venue DropWANG Changbin • 53 •Abstract: The recommendation of increasing the rate of the Special Gaming Tax (SGT) begins to emergein Macau a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ntinuous plummet of the gaming revenue will jeopardize thesoundness of the treasury of Macau. The recommendation, however, is questionable because raisingthe rate of SGT will squeeze corporate profit margins, reduce the capital reinvestment of the gamingcompanies, and thus affect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gaming industry. With more competitorsarising in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the increase of SGT will probably weaken the competitivenessof the Macau gaming industry. Nonetheless, imposing other types of tax, such as taxes on winningsand the entertainment tax, may be considered. But the latter should still be put on hold for the timebeing as the entertainment sector in Macau is not strong enough to be taxed.Keywords: Macau, Public policy in gaming, Special gaming tax, Entertainment tax, Tax on winningsThe New Trend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Taking the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as an ExampleHE Liwu, LIU Ji, GUAN Hua • 62 •Abstract: As the area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andeconomic areas,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in this area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socia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he whole county.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disadvantages of the competition and what is the crux of this area’s cooperation problem? How does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mote cooperation within this area based on fair play? What is the newchange of the meaning, timing and approach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in regionalcoordination?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Project as an example to

196澳 門 研 究 2016年第 1期give these questions preliminary answers. We argue that a re-examination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institutional frame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s necessary. The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hold the dominant power in regional planning and the decision of majorprojects, while mobilizi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flexibility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Regional coordination, Intervention of the centralgovernment,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Relates to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Examples from Major Challenges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LIU Tingchi, CHANG Chia Ling • 76 •Abstract: The study simply explains the global concern abou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andgives some examples as to how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fluences corporate marketing andfinancial performance. Besides, the study briefly summarizes major challenges, authorities and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Thethree places have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regard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issue. Some factors, like industry structure, law enforcem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legislation,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places.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aiwan, Hong Kong, Macau, Business marketingLongitudinal and Cross-sectional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Government size – Macau as a Case StudyCHAN Kin Sun, KUAN Sok Si, WU Zhilei • 82 •Abstract: Building a public serving government is the major direction of government reform. As theMacau SAR Government’s size always induces a lot of criticism, th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tostreamline her structure and the proposed task is listed in the Macau SAR Government’s policy addressfor Fiscal Year 2016. There are various definitions of government size. After comparing thesedefinitions, th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ccupying GDP is used as government size for the study.Acc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 there is an inverted U-curve between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growth, which is named as Kuznet’s inverted U-curve or Armey-curve. According to our results, therelationship will be changed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different govern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philosophy of their governance. One of import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is the usageof global public goods.Keywords: Macau, Public serving government, Streamlining government operations, Government size,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Inverted U-curveThe Analysis of Tourism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cross Cross-Strait and HongKong-Macau:A Case of Travel Alert Mechanism WANG Zhinsheng, WANG Yusen • 91 •Abstract: As globalization brings the convenience of population mobility, tourism has risen to be thethird largest industry next to the oil and financial industries. Due to a series of major events thatoccurred during 2001-2012, the issues of tourism security and travel alert receive more and more

197ABSTRACTSconcern and attention. After Taiwan’s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HandlingPrinciples for Issuing Travel Alerts for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in September 2014,the tourism risk management issues among the four places began to be taken seriously. In thiscomparative study, each of the four sides’ “Travel Alert”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system operationwould be analyzed. Furthermore, not only the possibility of cross-border tourism risk managementamong the four places but also specif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ooperation in the tourism riskmanagement would be put forward.Keywords: Cross-strait and Hong Kong-Macau, Tourism risk management, Travel alert, Acrossboundary governance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Macaology as a Case-study in Methodology and DocumentationPaul RULE, XUN Mengshan (tr.) • 103 •Abstract: Macaology, like Macau itself, is a meeting place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peoples andlanguages. The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Macau come from many archives in Europe and Asia as wellas Macau itself. A case-study is the sojourn in Macau, 1707 to 1710 of the Papal Legate, CharlesMaillard de Tournon. Catholic Church and government archiv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ntributeto a full if still incomplete picture of a complex event.Keywords: Macaology, Documentation, Methodology, Catholic, TournonStrategy on Governing Macau from His Work Xian bo bian WU Hongqi • 116 •Abstract: Since the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during the mid to late period of Jiajing’s reign, coastaldefense had become an issue of great concern for central and local military and civilian officials andscholars due to Japanese and Chinese pirates’ rampant activities along the southeast coast. Hence booksand writings respecting coastal defense flourished for a time. In addition to documents of coastaldefense and comprehensive books on the art of war, many 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regarding thecoastal defense of the Ming dynasty were preserved in some Ming dynasty people’s notes, amongwhich non-government scholar Ye Quan’s Xian bo bian was a representative one. On the basis ofexpounding the writing process of Xian bo bian and its writing standard, the paper accordinglydiscusses Ye Quan’s analysis on the reasons why pirates along the southeast coast had been furioussince Jiajing and his suggestions on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outheast coastal defense, and makescomments on Ye Quan’s ideas of governing Portuguese in Macau.Keywords: Xian bo bian, Ming dynasty, Ye Quan, Thought of coastal defense, Strategy on governingMacauSino-Vietnamese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IU Juntao • 126 •Abstract: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Sino-Vietnamese trade relations which showed diversificationfeatures such as border trade, maritime trade and tributary trade were affected by the domesticsituation and bilateral rela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situation in East Asia. In this period,the trade relations experienced many twists and turns. The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prohibition oftrade in Southeast Asia”, the split of the Trinh and Nguyen and the Tay Son Rebellion had a great

198澳 門 研 究 2016年第 1期effect on trade. But the Sino-Vietnamese trade has never been completely interrupted. This was dueto the tribu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especially Sino-Vietnamese border andmaritime civil demand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Keywords: Eighteenth century, Sino-Vietnamese trade,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 ChinesecenturySpreading the Gospel through Mission Schools: American Education MissionariesHenrietta Shuck and Samuel Brown in Early Hong Kong and MacauHE Sibing • 133 •Abstract: Henrietta Hall Shuck and Samuel Robbins Brown were the first Americans to establishmission schools in Macau and Hong Kong. They inherited the pedagogical models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founded by the British missionary Robert Morrison in Malacca, and initiated theUS-China education exchange. Their pioneering pedagogical experiments and unique educationalphilosophy provided invaluable experience and models for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missionschools in China, which profoundly influenced China’s modern education. Based on theircorrespondence, diaries and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annual reports, this article attemptsto trace these two missionaries’ activ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Macau and Hong Kong, exploringtheir inner experience in spreading the gospel through mission education.Keywords: Macau, USA, Missionaries, Women’s education, US-China education exchangeThe Overview for Past Macau Medical History Research and its Possible Studying PathsWU Yuxian • 145 •Abstract: Research about Macau’s medical history started in the 18th century. Portuguese scholarswere the major research force, and fewer Chinese scholars paid attention to this area. Past researchmostly emphasized the building of a medical organization or medical system in Macau. Research abouta particular person or people was lacking in past medical history research.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of Macau medical history in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will be grouped and analyzed. Then,considering the new historical research thoughts and Macau archives, the new possible research pathabout Macau medical history such as social history, history of disease, will be proposed.Keywords: Macau medic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History of disease, ModernizationBase on the Archive: the Museum’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its DevelopmentCHAN Lilian • 155 •Abstract: Archives are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research projects in a museum. In turnthese projects push forward the museum’s business development. Since every new project would notonly enrich the museum’s collection, but also stimulate the invention of new technology for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developing more service products improves the museum’s managementsystem, reviewing the “reader service” working guideline of the museum archive according to relevantlaws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Thanks to modern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popular application of computers and multimedia, the tendancy to use

199ABSTRACTSequipment such as, “document imaging” and “audio-visual archiving” is becoming more commontoday. The quality of conserv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data search have had a great progress baseon digitization. It provides an esse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museum’s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projectof “Zheng Guanying Study” in Macau Museum started with only few collections. Now it has becomea significant research project and attracts attention from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ields in Macau,Hong Kong and other neighbor cities. The credit for the project goes to the support of the ShanghaiLibrary, as well as the “Zheng Guanying Archive” within the “Sheng Xuanhai Archive” as thefoundation stone. In conclus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on, historical archive,research projects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s of the museum.Keywords: Archive of Macau history, Museum management, Zheng Guanying studyHow Enterprise Culture Shapes Employees’ Values - A Case Study of a Gaming Enterprise in MacauLO Man Hoi, LOU Shiyan • 171 •Abstract: Enterprise culture fills in the inadequacy of the inflexible constraints of an enterprises’ systemthrough the subtle constraints in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moral mindset of people, and the objectiveis to shape the employees’ values such that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values of the enterprise. Thefour dimensions to enterprise culture include material culture, behavioral culture, system culture andspiritual culture. This study based on a survey of a gaming enterprise shows that the enterprise mainlyrelies on behavioral culture to shape employees’ values, that is, the enterprise changes or restrictsemployees’ work behavior by different means of management. Meanwhile, material culture and systemculture provide a work environment and meet the employees’ need to survive in the society. Spiritualculture is the enhancement of behavioral culture, and in the shaping process, the value of the enterpriseis gradually accepted by the employees and integrated as part of their personal value. It is alsoconcluded that the atmosphere of the enterprise culture and the quality of business managers have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shaping of an employee’s values.Keywords: Enterprise culture, Employees’ value, MacauOn the Value of Guangdong nu zi yi wen kao by Xian Yuqing HU Qian • 182 •Abstract: Textual Research of Guangdong Women’s Literature and Art (Guangdong nu zi yi wen kao) byXian Yuqing is a bibliography book, which is the most detailed one to introduce the literary creationof Lingnan women by far. Also, it is an important book for Guangdong women’s research work. Thisbook was sorted by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which imitated bibliographybooks of past dynasties. It saved all aspects of the work of all levels of women in Guangdong, whichhas great literary value. Through this book, we can know the active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of literarycreation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tatus, family educa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for literature creation of women from various levels. It contains many values of women’s studies suchas the conservatism and sensibility of Hingnan women, women’s awareness of history, the expansionof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 poetry transmission channels and the female view of Xian Yuqingand so on.Keywords: Xian Yuqing, Textual research of Guangdong Women’s Literature and Art, Philology

200《澳門研究》是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自1988年創刊以來，已出版八十期，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為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提升刊物質量，擴大澳門學術研究的影響，經編委會研究決定，自2010年起，即由第 56期始，本刊將做如下改革：(1) 由雙月刊改為季刊，於每年的 3月、 6月、 9月、 12月的 15日出版；(2) 設置政治法律、經濟管理、澳門學（歷史文化）、社會縱橫、熱點話題、學術前沿、青年園地等欄目；(3) 加強學術規範，參照和借鑒國內外優秀期刊的編務程序，規範引文註釋；(4) 對檢索量大、徵引率高、影響較佳的論文，將選譯為英語，於次年結集出版《澳門研究》（國際版）。改版後的《澳門研究》，繼續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進一步凸顯多學科相容並蓄，國際性、理論性、創新性與前瞻性相結合的學術風格，為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搭建學術平台，為繼續繁榮澳門學術貢獻力量。“創建學術名刊，推動澳門研究”是本刊的追求。而刊物質量的提升，離不開海內外專家學者的關心與助力，離不開本地學者的扶持與獎掖。為此，本刊誠摯邀請海內外社會賢達、專家學者惠賜大作。來稿要求：（一） 本刊原則上刊登有關澳門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亦歡迎與上述領域相關的新理論、新方法、新技術的介紹和探討。（二） 選題新穎，突出前沿問題、重點問題、難點問題和熱門話題，現實性和針對性強；突出新理論、新視角、新觀點，具原創性和理論深度。（三） 稿件署名作者應為合法著作權人，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四） 來稿須提供300字以內的中英文摘要、3─6個關鍵詞和英文標題；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職務職稱、學術簡歷、工作單位以及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傳真和電郵。（五） 有關稿件的引文、註釋規範，請參考“《澳門研究》關於規範引文註釋的規定”。（六） 論文所涉課題如係資助項目，請於標題頁左下方標註。如：“資助項目：基金資助（編號）”，並附資助證書影印件。（七） 論文一經發表，本刊有權將之以其他形式出版；任何外界的轉載、摘要、翻譯、出版等均須徵得本刊許可。（八） 編輯部對來稿有權作文字修改、句段刪節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凡不願意者，請予以註明；修改期為一個月，逾期按自動退稿處理。（九） 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三個月內未接獲採用通知，即可自行處理；來稿一經刊發，即奉薄酬。（十） 本刊秉持學術規範精神，倡導嚴謹學風，拒絕任何抄襲剽竊和弄虛作假行為；如有侵犯他人著述版權及人身權等行為，作者應承擔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澳門研究》編輯部2016年 3月 15日徵稿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