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A Record of the Symposium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cription of World Heritage List of 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u” ............................LEONG Man Wai, PANG Chuan, ZHU Shoutong, LAM Fat Iam, IEONG Hoi Keng, IENG Weng Fat, WAN Yim King, PENG Feng 5The Commentary of Lang Gan Guan Xiu Shi Tu（《琅玕館修史圖》） ..................................YANG Quan 34The Speech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aology”...........................................WU Zhiliang 72New Visions of the Three Types of Chinese Documentation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of Macau .............................................................................................................................................TANG Kaijian 74Cultivation of Japanese Catholic Priests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and Their Exchanges with Macau ........................................................................................................ TSUYOSHI Takahashi, SHEN Yi (tr.) 90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s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Sino-Western Relations ............................................................................... GUO Wenting, CHEN Caijun 104Anders Ljungstedt and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Björn SUNDMARK, GONG Xiaojing (tr.) 116A Further Study on Macau’s Prominent Chinese Merchant Cao Shanye and His Family .........................................................................................................................................ZHANG Jianjun 128Excavating the Literature on Wartime Macau: Problems of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Geoffrey C. GUNN, GONG Xiaojing (tr.) 142From Public Archives to Private Lofts – in Quest of Source Documents in Britain for the History of Macau .............................................................................................................................................LEI Lai Cheng 160Research on the Macau Historian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s Lifetime and Works ...............................................................................................................................................JIN Guoping 167Literature Review on Macaulogy (Part Twenty-one) ........................................................................... YE Nong 174The Publications of Macau for 2015 ............................................................................... WONG Kwok Keung 179Index for 2015 ..........................................................................................................................Editorial Office 19442015
2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大的包容力；在吸納葡萄牙人帶來的西方模式後而形成了澳門模式，這種模式有如淤泥般肥沃，可以產生任何模式。若為取得經濟發展而對城市強作特定的型塑，它就會在自然循環中被輪替掉。就是說，如果在城市建設上以現代城市為發展藍本，很快地，澳門就沒有了個性。三、世遺的可持續發展。對世遺的保護，切不可單純理解為對具像物體的保存和維護，更重要的是對澳門歷史城區存在於人文環境中的特質進行傳承，對它存在的文化價值的突顯，及對它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等，如此可為澳門的未來帶來無限的財富。今之世遺景點除了大三巴、議事亭前地、玫瑰堂、仁慈堂、盧家大屋、三街會館、民政總署大樓、媽閣廟、鄭家大屋、東望洋燈塔等遊人較多外，其他景點乏人問津，究其原因，則是沒有“故事”之故。世遺文學的開發，是澳門歷史城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申遺成功十年以來，澳門市民由對世遺的陌生，到因事件引發世界教科文組織發出警告，大部分市民都認識了世遺建築與景點，在這一初階過程中，澳門在各方面的努力與共識下，已積累了對世遺建築硬件保護技術的豐富經驗，同時完善了相關法律規範，如《文化遺產保護法》、《城市規劃法》、《土地法》等。但這些基本上衹能視為對世遺的具像物作出保存與維護，一旦社會出現經濟不景，則很容易因公帑的分配不足而受到影響。要使世遺建築與景觀得以持續發展，則應從其自身文化價值展現着手。其一是大力推動世遺文學、文創的發展，把其文化價值轉化成現實價值；其二是應將世遺編製成課本，從基礎教育着手，以達到代代傳承的效果。從《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諮詢文本中，喜見政府制定了框架宗旨，其中第三點“充分及合理地運用澳門歷史城區的文化價值，推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尤為重要。 若要更好地保護世遺景點，可開發其文化內涵如相關人物的生活故事等，透過文學創作進一步開發文創中的非物質產品。透過這些作品與無形產品，更廣泛地把澳門歷史城區的信息傳揚開去。衹要有動人的故事，感人的作品，這些大多脫離了自身功用的建築物纔有生命力，澳門的文化旅遊纔有了內容。澳門歷史城區的組成包括教堂、廢墟、炮臺、墓地、西式建築、前地、廟宇及中西合璧建築等八大類，其蘊藏之人文內容前後歷經四百多年。當中包含了中西宗教及信仰、軍事與殖民、葡萄牙民族生活、澳門人的生活文化等等，其人物、故事及興衰都是極其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四、澳門歷史城區的含金量。澳門歷史城區中的教堂如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及聖堂、聖奧斯定教堂、聖安多尼教堂、玫瑰堂、大堂等，都是近五百年東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凝聚的天主教文化。跟隨西方商旅東來而落戶澳門的西方天主教徒，視不同的主保為精神支柱，因而融入於各自的生活細節中。各種與東方不同的生活習俗在澳門文化中有所積澱，由於每週日的禮拜祈禱活動，星期日被稱為“禮拜日”。因有天主教信仰而將多個紀念日列為公眾假期，如聖誕節、聖母無原罪瞻禮日、追思節及復活節等。尚有其他更深層次的天主教文化存在於澳門文化中，都是有待發掘的文化遺產。至於大三巴牌坊，其文化含金量更不在話下。它是耶穌會在遠東地區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學府聖保祿公學、遠東第一座聖保祿大教堂的遺址。除此以外，尚有更多人物及事件牽連於明末及清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諮詢文本， 2014年 12月，第 17頁。23澳門世遺保育及其可持續發展代與中央集團之間，利瑪竇、湯若望等就是從這裏出發到朝廷工作的；又有澳門與印度果阿、日本、菲律賓乃至東南亞各國天主教文化之間的關係，當中涉及國事、地方事務、人文交往、人員培訓、教徒事務等等，其人物、故事極為豐富。如 1637 年英國旅行家彼得‧門迪造訪大三巴後，就對這座前巴洛克時期的矯飾主義建築作品讚嘆不已；1606 年的“建壘傳說”甚至驚動了兩廣總督，並派軍隊來搜查。另外又如明末吳歷（漁山）在此修道，學習天主教等等。這些都說明這座教堂遺址無論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或建築藝術上，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人文內涵與價值。澳門的大炮臺、東望洋炮臺是現存中國建設最早、保存最完整的西式炮臺，它與其他同一時期建於澳門的多個西式炮臺，明末清初因防鄭成功而被下令夷為平地，後因在京傳教士的周旋纔得以幸免於難。大炮臺曾於1622年荷蘭軍隊入侵澳門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保衛了澳門。此戰役以後，葡印果阿政府見時機已到，於 1 6 2 3 年派葡王之親信馬士加路也（D o m F r an c i s c oMascarenha）帶兵三百以管治澳門。然而，他剛抵澳即受到無禮的對待，被迫暫住聖奧古斯定教堂。更有甚者，澳門葡民不聽其令，並佔據了大砲臺，以炮火轟擊身處崗頂的兵頭及軍隊，聖奧古斯定教堂被擊中。大炮臺此後一直是居澳葡人駐軍之所，歷時三個半世紀，歷多代軍官與兵士的駐紮於此，故事多不勝數。而東望洋燈塔則是中國沿海第一座西式燈塔，其旁的聖母雪地殿聖堂發現了有兩百年歷史的壁畫彩繪。凡此種種，皆文學創作之上乘素材。基督教墳場的價值，在於其所葬者與澳門及中華歷史文化息息相關，有《早期澳門史》的作者龍思泰、為澳門留下過萬幅繪畫手稿及多幀作品的錢納利、新教來華傳教士馬禮遜、鴉片戰爭時期的英軍將領、美國前總統阿當斯及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親屬等，其中的故事亦有待發掘。西式建築方面，港務局大樓為當年駐紮印籍葡兵之所，以至建築形式採取了穆斯林式，為澳門帶來了另一種東方文化元素；崗頂劇院乃過去葡人聚會之俱樂部；民政總署大樓是葡人自治時期的權力中心，曾設有監獄，是早期澳門都市管治的執行機構；仁慈堂為葡萄牙女皇於遠東設立的慈善機構，是最早引入中國的西方慈善事業；東方基金會會址曾是接待英王使臣馬嘎爾尼（他曾代表英王謁見乾隆）及其隨團秘書斯當東等的住宅，也是小說《花園宅邸》（The Casa Garden）住宅大樓原型。這些素材涉及多個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為澳門獨有。澳門歷史城區中的前地，是過去葡人城市人群聚集空間，除媽閣前地乃19世紀末透過填海而形成外，亞婆井前地、崗頂前地、議事亭前地、大堂前地等都是歷史城區不同時期建成的。特別是阿婆井前地，是早期葡人民居的集中地之一，不同時期的葡人在澳門的生活文化有待發掘。有人倡議將亞婆井前地發展成熱鬧的議事亭前地一般，但這是不可行的方案。因為它位處學校及住宅群之中，街道狹窄而封閉，太多人聚集可能會導致逃生、行人安全、汽車廢氣等問題，故望提倡者多作全面考慮。媽閣廟見證了澳門漁村及海貿發展的興衰，為澳門帶來了媽祖文化。三街會館是澳門早期商人聚會之場所，見證了本澳社群形態的變遷，後發展成關帝廟。哪吒廟是體現自然界“一物之頹敗必有一物之滋長”的生態規律，是在大三巴教堂為火災所毀一甲子後出現的小型中式廟宇，建於大三巴教堂原址旁。中西宗教建築並列是澳門中西文化融和的形象化例子，它的建立，乃因居民認為其可驅除瘟疫，這也是澳門早期華民承傳下來的農村文化的代表之一。鄭家大屋、何東圖書館、盧家大屋等中西合璧建築，更有其各自的人文內涵。鄭觀應曾三救
2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大的包容力；在吸納葡萄牙人帶來的西方模式後而形成了澳門模式，這種模式有如淤泥般肥沃，可以產生任何模式。若為取得經濟發展而對城市強作特定的型塑，它就會在自然循環中被輪替掉。就是說，如果在城市建設上以現代城市為發展藍本，很快地，澳門就沒有了個性。三、世遺的可持續發展。對世遺的保護，切不可單純理解為對具像物體的保存和維護，更重要的是對澳門歷史城區存在於人文環境中的特質進行傳承，對它存在的文化價值的突顯，及對它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等，如此可為澳門的未來帶來無限的財富。今之世遺景點除了大三巴、議事亭前地、玫瑰堂、仁慈堂、盧家大屋、三街會館、民政總署大樓、媽閣廟、鄭家大屋、東望洋燈塔等遊人較多外，其他景點乏人問津，究其原因，則是沒有“故事”之故。世遺文學的開發，是澳門歷史城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申遺成功十年以來，澳門市民由對世遺的陌生，到因事件引發世界教科文組織發出警告，大部分市民都認識了世遺建築與景點，在這一初階過程中，澳門在各方面的努力與共識下，已積累了對世遺建築硬件保護技術的豐富經驗，同時完善了相關法律規範，如《文化遺產保護法》、《城市規劃法》、《土地法》等。但這些基本上衹能視為對世遺的具像物作出保存與維護，一旦社會出現經濟不景，則很容易因公帑的分配不足而受到影響。要使世遺建築與景觀得以持續發展，則應從其自身文化價值展現着手。其一是大力推動世遺文學、文創的發展，把其文化價值轉化成現實價值；其二是應將世遺編製成課本，從基礎教育着手，以達到代代傳承的效果。從《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諮詢文本中，喜見政府制定了框架宗旨，其中第三點“充分及合理地運用澳門歷史城區的文化價值，推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尤為重要。 若要更好地保護世遺景點，可開發其文化內涵如相關人物的生活故事等，透過文學創作進一步開發文創中的非物質產品。透過這些作品與無形產品，更廣泛地把澳門歷史城區的信息傳揚開去。衹要有動人的故事，感人的作品，這些大多脫離了自身功用的建築物纔有生命力，澳門的文化旅遊纔有了內容。澳門歷史城區的組成包括教堂、廢墟、炮臺、墓地、西式建築、前地、廟宇及中西合璧建築等八大類，其蘊藏之人文內容前後歷經四百多年。當中包含了中西宗教及信仰、軍事與殖民、葡萄牙民族生活、澳門人的生活文化等等，其人物、故事及興衰都是極其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四、澳門歷史城區的含金量。澳門歷史城區中的教堂如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及聖堂、聖奧斯定教堂、聖安多尼教堂、玫瑰堂、大堂等，都是近五百年東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凝聚的天主教文化。跟隨西方商旅東來而落戶澳門的西方天主教徒，視不同的主保為精神支柱，因而融入於各自的生活細節中。各種與東方不同的生活習俗在澳門文化中有所積澱，由於每週日的禮拜祈禱活動，星期日被稱為“禮拜日”。因有天主教信仰而將多個紀念日列為公眾假期，如聖誕節、聖母無原罪瞻禮日、追思節及復活節等。尚有其他更深層次的天主教文化存在於澳門文化中，都是有待發掘的文化遺產。至於大三巴牌坊，其文化含金量更不在話下。它是耶穌會在遠東地區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學府聖保祿公學、遠東第一座聖保祿大教堂的遺址。除此以外，尚有更多人物及事件牽連於明末及清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諮詢文本， 2014年 12月，第 17頁。23澳門世遺保育及其可持續發展代與中央集團之間，利瑪竇、湯若望等就是從這裏出發到朝廷工作的；又有澳門與印度果阿、日本、菲律賓乃至東南亞各國天主教文化之間的關係，當中涉及國事、地方事務、人文交往、人員培訓、教徒事務等等，其人物、故事極為豐富。如 1637 年英國旅行家彼得‧門迪造訪大三巴後，就對這座前巴洛克時期的矯飾主義建築作品讚嘆不已；1606 年的“建壘傳說”甚至驚動了兩廣總督，並派軍隊來搜查。另外又如明末吳歷（漁山）在此修道，學習天主教等等。這些都說明這座教堂遺址無論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或建築藝術上，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人文內涵與價值。澳門的大炮臺、東望洋炮臺是現存中國建設最早、保存最完整的西式炮臺，它與其他同一時期建於澳門的多個西式炮臺，明末清初因防鄭成功而被下令夷為平地，後因在京傳教士的周旋纔得以幸免於難。大炮臺曾於1622年荷蘭軍隊入侵澳門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保衛了澳門。此戰役以後，葡印果阿政府見時機已到，於 1 6 2 3 年派葡王之親信馬士加路也（D o m F r an c i s c oMascarenha）帶兵三百以管治澳門。然而，他剛抵澳即受到無禮的對待，被迫暫住聖奧古斯定教堂。更有甚者，澳門葡民不聽其令，並佔據了大砲臺，以炮火轟擊身處崗頂的兵頭及軍隊，聖奧古斯定教堂被擊中。大炮臺此後一直是居澳葡人駐軍之所，歷時三個半世紀，歷多代軍官與兵士的駐紮於此，故事多不勝數。而東望洋燈塔則是中國沿海第一座西式燈塔，其旁的聖母雪地殿聖堂發現了有兩百年歷史的壁畫彩繪。凡此種種，皆文學創作之上乘素材。基督教墳場的價值，在於其所葬者與澳門及中華歷史文化息息相關，有《早期澳門史》的作者龍思泰、為澳門留下過萬幅繪畫手稿及多幀作品的錢納利、新教來華傳教士馬禮遜、鴉片戰爭時期的英軍將領、美國前總統阿當斯及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親屬等，其中的故事亦有待發掘。西式建築方面，港務局大樓為當年駐紮印籍葡兵之所，以至建築形式採取了穆斯林式，為澳門帶來了另一種東方文化元素；崗頂劇院乃過去葡人聚會之俱樂部；民政總署大樓是葡人自治時期的權力中心，曾設有監獄，是早期澳門都市管治的執行機構；仁慈堂為葡萄牙女皇於遠東設立的慈善機構，是最早引入中國的西方慈善事業；東方基金會會址曾是接待英王使臣馬嘎爾尼（他曾代表英王謁見乾隆）及其隨團秘書斯當東等的住宅，也是小說《花園宅邸》（The Casa Garden）住宅大樓原型。這些素材涉及多個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為澳門獨有。澳門歷史城區中的前地，是過去葡人城市人群聚集空間，除媽閣前地乃19世紀末透過填海而形成外，亞婆井前地、崗頂前地、議事亭前地、大堂前地等都是歷史城區不同時期建成的。特別是阿婆井前地，是早期葡人民居的集中地之一，不同時期的葡人在澳門的生活文化有待發掘。有人倡議將亞婆井前地發展成熱鬧的議事亭前地一般，但這是不可行的方案。因為它位處學校及住宅群之中，街道狹窄而封閉，太多人聚集可能會導致逃生、行人安全、汽車廢氣等問題，故望提倡者多作全面考慮。媽閣廟見證了澳門漁村及海貿發展的興衰，為澳門帶來了媽祖文化。三街會館是澳門早期商人聚會之場所，見證了本澳社群形態的變遷，後發展成關帝廟。哪吒廟是體現自然界“一物之頹敗必有一物之滋長”的生態規律，是在大三巴教堂為火災所毀一甲子後出現的小型中式廟宇，建於大三巴教堂原址旁。中西宗教建築並列是澳門中西文化融和的形象化例子，它的建立，乃因居民認為其可驅除瘟疫，這也是澳門早期華民承傳下來的農村文化的代表之一。鄭家大屋、何東圖書館、盧家大屋等中西合璧建築，更有其各自的人文內涵。鄭觀應曾三救
2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招商局，其著作《盛世危言》，代表了澳門在中西文化滋養下鑄就的近代改良主義思想體系。何東圖書館的原主人一生故事充滿傳奇色彩，體現了溝通華人與英人之間的士紳的獨特角色。盧家大屋乃不失華商本質的宅第，是廣州十三行壟斷外貿結束後，華商得以自由對外貿易、致富而產生的嶺南建築的發展，屬廣州西關大屋的同類型建築。這數位或影響國人、或具備地區影響力的人物，其人生的軌跡也都是澳門的文化遺產。上述存在於澳門歷史城區的各種各樣的文化內涵，是澳門四百多年中外文化積澱之所在。未來澳門世遺的發展，必須對這些文化內涵的表現方式與方法詳加思考與發掘。同時應大力推動與挖掘當中的故事及人文內涵。澳門世遺硬件在經歷了十年的修繕、重修後，已見成效，而軟件纔是恆久保育世遺的有效手段。上述列舉的澳門歷史城區中各種有待進一步開發的文化元素，是相當獨特而令人感動的題材，是埋藏於具象的古舊建築內在的無形巨大資產，若不斷推動開發，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可觀性將大大提升，澳門歷史城區也能得以世代延續。五、建議。近數年相關澳門歷史城區研究課題不多，似有被淡化的感覺。而最近訂定與實施的相關法律法規，也衹能保護世遺中的建築物，但若建築物沒有內在故事，沒有人文氣息，那最終仍是沒有生命力的。所以，對於澳門世遺的未來可持續發展，筆者有下列幾點建議：（1） 文化部門可考慮組織學術界作恆常的澳門歷史城區文化研究工作，以長期研究各種相關歷史、文化、人物、故事等，形成世遺人文資料庫。（2） 每年可舉辦以世遺內容創作為題的文學創作比賽，面向中小學生，鼓勵更多文學創作者參與世遺文學的創作。（3） 研究以《文化雜誌》模式開發澳門歷史城區專題季刊的可能性。（4） 結合澳門文化產業的推動，鼓勵以世遺為主題的作品創作與生產。[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林廣志]25提升澳門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的水平過去十年，澳門經濟社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巿發展快速，文化旅遊也在不斷擴張，這不僅因為博彩娛樂產業的繁榮發展，也由於2005年7月15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 31 處世界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成為澳門吸引旅客的重要品牌，好好保護之，成為澳門特區政府的重要任務。澳門的人口密度很高，壓力巨大，在31平方公里土地住着642,900人，且城巿發展深受全球化環境及博彩發展的影響，文化遺產的管理面臨巨大的挑戰，其任務是保護“西方及中國相遇最早的、持續時間最長的獨特見證”。 澳門歷史城區包括 22處歷史建築、 8處與街區相連之前地。前地和街區一起成為文化遺產是因為它們代表着中國與葡國傳統城巿設計之價值，民間建築及開放空間產生了一種協同效果，並對連接巿中心的文化遺產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鑑於文化遺產的所在位址的重要性，世界遺產委員會（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建議澳門“盡最大的努力去建立一個管理系統，去保留現存的結構及視覺完整性，以在當代建設中維持文化遺產的主要景觀線”， 這意味着澳門需要在博彩主導的經濟環境中，盡力去維護和保證歷史城區文化遺產的周邊環境。這也是本地旅遊業界的一個重大挑戰，因為它們全都坐落在僅9.3平方公里的澳門半島上，而這裏的巿民和商業活動密集，本地居民過半數居住於此。澳門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利益存在衝突。近年來，每年有超過三千萬遊客前來旅遊，澳門必須確保有足夠的土地興建博彩和娛樂設施。此外，也須建設必要的城巿基礎配套，以容納不斷增長的人口，在過去15年間，澳門的人口增長超過50%，使之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巿之一，房屋、社區設施（如學校、醫院、休閒等）、綠化帶及交通需求急增。旅遊業面對的挑戰，也在於如何平衡博彩利益、旅遊業發展、本地社區利益、遺產保護以及城巿發展，而解決衝突之法，當是建立一個更佳的、長遠的文化遺產發展計劃和法律制度。為此，2014年，《文化遺產提升澳門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的水平溫艷瓊 Francisco V. Pinheiro作者簡介︰溫艷瓊，澳門旅遊學院客座副教授、城市規劃學博士；Francisco V. Pinheiro （樊飛豪），澳門聖若瑟大學助理教授、建築學博士。Cultural Affairs Bureau, Macau heritage net launched, 2006. http://www.macauheritage.net/mherit/NewsDE.asp?nid=5766.Cultural Affairs Bureau, Macau heritage net launched, 2006. http://www.macauheritage.net/mherit/NewsDE.asp?nid=5766.World Heritage Centre, World Heritage: WHC-05/29. COM/8B, Paris, France: Author, 2005, p. 14.‧時政熱點‧
2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招商局，其著作《盛世危言》，代表了澳門在中西文化滋養下鑄就的近代改良主義思想體系。何東圖書館的原主人一生故事充滿傳奇色彩，體現了溝通華人與英人之間的士紳的獨特角色。盧家大屋乃不失華商本質的宅第，是廣州十三行壟斷外貿結束後，華商得以自由對外貿易、致富而產生的嶺南建築的發展，屬廣州西關大屋的同類型建築。這數位或影響國人、或具備地區影響力的人物，其人生的軌跡也都是澳門的文化遺產。上述存在於澳門歷史城區的各種各樣的文化內涵，是澳門四百多年中外文化積澱之所在。未來澳門世遺的發展，必須對這些文化內涵的表現方式與方法詳加思考與發掘。同時應大力推動與挖掘當中的故事及人文內涵。澳門世遺硬件在經歷了十年的修繕、重修後，已見成效，而軟件纔是恆久保育世遺的有效手段。上述列舉的澳門歷史城區中各種有待進一步開發的文化元素，是相當獨特而令人感動的題材，是埋藏於具象的古舊建築內在的無形巨大資產，若不斷推動開發，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可觀性將大大提升，澳門歷史城區也能得以世代延續。五、建議。近數年相關澳門歷史城區研究課題不多，似有被淡化的感覺。而最近訂定與實施的相關法律法規，也衹能保護世遺中的建築物，但若建築物沒有內在故事，沒有人文氣息，那最終仍是沒有生命力的。所以，對於澳門世遺的未來可持續發展，筆者有下列幾點建議：（1） 文化部門可考慮組織學術界作恆常的澳門歷史城區文化研究工作，以長期研究各種相關歷史、文化、人物、故事等，形成世遺人文資料庫。（2） 每年可舉辦以世遺內容創作為題的文學創作比賽，面向中小學生，鼓勵更多文學創作者參與世遺文學的創作。（3） 研究以《文化雜誌》模式開發澳門歷史城區專題季刊的可能性。（4） 結合澳門文化產業的推動，鼓勵以世遺為主題的作品創作與生產。[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林廣志]25提升澳門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的水平過去十年，澳門經濟社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巿發展快速，文化旅遊也在不斷擴張，這不僅因為博彩娛樂產業的繁榮發展，也由於2005年7月15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 31 處世界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成為澳門吸引旅客的重要品牌，好好保護之，成為澳門特區政府的重要任務。澳門的人口密度很高，壓力巨大，在31平方公里土地住着642,900人，且城巿發展深受全球化環境及博彩發展的影響，文化遺產的管理面臨巨大的挑戰，其任務是保護“西方及中國相遇最早的、持續時間最長的獨特見證”。 澳門歷史城區包括 22處歷史建築、 8處與街區相連之前地。前地和街區一起成為文化遺產是因為它們代表着中國與葡國傳統城巿設計之價值，民間建築及開放空間產生了一種協同效果，並對連接巿中心的文化遺產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鑑於文化遺產的所在位址的重要性，世界遺產委員會（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建議澳門“盡最大的努力去建立一個管理系統，去保留現存的結構及視覺完整性，以在當代建設中維持文化遺產的主要景觀線”， 這意味着澳門需要在博彩主導的經濟環境中，盡力去維護和保證歷史城區文化遺產的周邊環境。這也是本地旅遊業界的一個重大挑戰，因為它們全都坐落在僅9.3平方公里的澳門半島上，而這裏的巿民和商業活動密集，本地居民過半數居住於此。澳門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利益存在衝突。近年來，每年有超過三千萬遊客前來旅遊，澳門必須確保有足夠的土地興建博彩和娛樂設施。此外，也須建設必要的城巿基礎配套，以容納不斷增長的人口，在過去15年間，澳門的人口增長超過50%，使之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城巿之一，房屋、社區設施（如學校、醫院、休閒等）、綠化帶及交通需求急增。旅遊業面對的挑戰，也在於如何平衡博彩利益、旅遊業發展、本地社區利益、遺產保護以及城巿發展，而解決衝突之法，當是建立一個更佳的、長遠的文化遺產發展計劃和法律制度。為此，2014年，《文化遺產提升澳門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的水平溫艷瓊 Francisco V. Pinheiro作者簡介︰溫艷瓊，澳門旅遊學院客座副教授、城市規劃學博士；Francisco V. Pinheiro （樊飛豪），澳門聖若瑟大學助理教授、建築學博士。Cultural Affairs Bureau, Macau heritage net launched, 2006. http://www.macauheritage.net/mherit/NewsDE.asp?nid=5766.Cultural Affairs Bureau, Macau heritage net launched, 2006. http://www.macauheritage.net/mherit/NewsDE.asp?nid=5766.World Heritage Centre, World Heritage: WHC-05/29. COM/8B, Paris, France: Author, 2005, p. 14.‧時政熱點‧
2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保護法》正式出臺。然而，許多專家都心存疑惑，澳門那些由葡國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而成的文化遺產，能否真正在此新法律之下得到良好的保護？毫無疑問，新法律是澳門特區政府保護文化遺產的積極行動，它界定了文化遺產的多個主要分類，為管理文化遺產訂立了基本準則，例如景觀、建築限制、城巿管理、建築修復原則等等。它也訂定了文化遺產的保護範圍，強調公眾諮詢的重要性。公眾諮詢及社區意見是UNESCO的要求，它由下而上地保護着澳門的文化遺產，以代替由上而下地對文化遺產進行解讀及管理。此法律“對本澳文物保育工作的執行和開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2014 年 12 月，“為廣泛聽取公眾意見，集思廣益，文化局就《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框架舉行公眾諮詢會。文化局局長吳衛鳴指出《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的編製，旨為落實文遺法的規定，完善制度建設及管理措施”。 然而，這一法律依然十分廣泛及空洞，缺乏一個清晰的計劃和政策去管理和保護歷史城區。在諮詢期間，公共媒體收集了許多專家和巿民的意見，當中也暴露了一些文化遺產保護方法的主要問題。雖然法律上有關公眾諮詢的部分已經通過，但是其合理性仍受人質疑，其中最主要的批判點是公眾諮詢“缺乏遠見，或會威脅到歷史城區”。 此外，來自文化遺產、歷史學和城巿規劃的本地和國際專家學者組成的專家小組作出討論，認為不應衹是“件工式”的逐件逐件地修復建築物，且現時也欠缺一個綜合性的、多方面的規劃，澳門真正需要的是一個有遠見及總體性的規劃。一、需設立有遠見的總體性規劃。保護澳門豐富的文化遺產，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具遠見的總體性城巿規劃，內容包括現存土地的使用模式，以及將來每一幅個別地區的土地儲備。在總體規劃中，遺產位址和建築物、緩衝區以及鄰近建築物高度限制的處理都應清晰地界定，但在此之前，也需考慮多重因素如交通、景觀、城巿走廊及通風等等。舉例來說，東望洋燈塔的現有保護準則應被納入總體規劃當中，而此規劃也應顯示現在和未來各項諸如房屋、綠化帶、文娛用地等土地的使用形式，以便為公共和私人部門在訂定發展計劃前提供一個更好的參考。總體規劃能提供一個普遍性的基礎圖景，讓發展商可依據一些基本準則去預備發展建議書，並協助規劃委員會（Town Planning Board）及政府相關部門評估發展計劃是否與文化遺產及其鄰近環境產生衝突。二、需建立一套文化遺產保護準則，以代替“件工式”的保護策略。在文化遺產保護上，澳門缺乏文化遺產保護的標準和原則，常以“件工式”的策略行事，奉行“立面”主義，進行“最少”干預，這意味着允許“現代化”介入並破壞建築物或景色之舊有的、和諧的意義。此情況出現於許多文化建築或位址的外牆立面之上，它們的出現往往流於主觀，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公眾諮詢。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新馬路，這裏匯聚了許多中國傳統的細長商房、本土民房和商鋪，是澳門中式舊城的核心。澳門不衹是一個西式城巿，數個世紀以來，居住於此的大部分都是中國人，中式文化遺產是澳門歷史文化的關鍵。許多新馬路建築物的外牆立面破壞了當地中式房屋群的傳統面目（圖一），帶來了諸如藝飾、未來或經典等不同風格的混合外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澳鬥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2014a）；《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框架（2014b）， http://www.macaoheritage.net/cn/News/NewsContent.aspx?nid=12001。Jornal Tribuna de Macao, “Lack of Vision Threaten the Historical Center,” Nov 26, 2014.27提升澳門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的水平圖 1 新馬路不同的外牆立面圖資料來源︰作者自製而全面調查新馬路的歷史建築物（圖二），可以看見差異極大、不連貫及主觀的外牆立面之保留策略，有一些是原棟保留，有一些以模擬傳統的模式出現，而一些則衹保留原有的立面外牆，其餘地方是全新的建築。它們大多沒有經過詳細和統一的考量，整體破壞了澳門舊區的歷史面貌和意義。圖 2 新馬路歷史建築調查資料來源︰作者自製三、公眾參與。根據文遺委員會行政法規，委員會由 19 人組成，包括 7 名官員和 12 名建築、規劃、歷史、文化等範疇的專家或學者。但在近期《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的公眾諮詢文本中卻沒有對這個委員會的描述。一些學者認為，新法律中以委任的人士代替由跨專業持份者組成的“文化遺產環境管理委員會”（Heritag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Council ，HEMC），是對 2000 年澳門歷史城區被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取巧”，委位人士易於擁護“件工式” 的文化遺產保護決定，有違科學化、規範和指引清晰的總體規劃。 故此，文化遺產管Jornal Tribuna de Macao, “Lack of Vision Threaten the Historical Center,” Nov 26, 2014.
2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保護法》正式出臺。然而，許多專家都心存疑惑，澳門那些由葡國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而成的文化遺產，能否真正在此新法律之下得到良好的保護？毫無疑問，新法律是澳門特區政府保護文化遺產的積極行動，它界定了文化遺產的多個主要分類，為管理文化遺產訂立了基本準則，例如景觀、建築限制、城巿管理、建築修復原則等等。它也訂定了文化遺產的保護範圍，強調公眾諮詢的重要性。公眾諮詢及社區意見是UNESCO的要求，它由下而上地保護着澳門的文化遺產，以代替由上而下地對文化遺產進行解讀及管理。此法律“對本澳文物保育工作的執行和開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2014 年 12 月，“為廣泛聽取公眾意見，集思廣益，文化局就《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框架舉行公眾諮詢會。文化局局長吳衛鳴指出《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的編製，旨為落實文遺法的規定，完善制度建設及管理措施”。 然而，這一法律依然十分廣泛及空洞，缺乏一個清晰的計劃和政策去管理和保護歷史城區。在諮詢期間，公共媒體收集了許多專家和巿民的意見，當中也暴露了一些文化遺產保護方法的主要問題。雖然法律上有關公眾諮詢的部分已經通過，但是其合理性仍受人質疑，其中最主要的批判點是公眾諮詢“缺乏遠見，或會威脅到歷史城區”。 此外，來自文化遺產、歷史學和城巿規劃的本地和國際專家學者組成的專家小組作出討論，認為不應衹是“件工式”的逐件逐件地修復建築物，且現時也欠缺一個綜合性的、多方面的規劃，澳門真正需要的是一個有遠見及總體性的規劃。一、需設立有遠見的總體性規劃。保護澳門豐富的文化遺產，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具遠見的總體性城巿規劃，內容包括現存土地的使用模式，以及將來每一幅個別地區的土地儲備。在總體規劃中，遺產位址和建築物、緩衝區以及鄰近建築物高度限制的處理都應清晰地界定，但在此之前，也需考慮多重因素如交通、景觀、城巿走廊及通風等等。舉例來說，東望洋燈塔的現有保護準則應被納入總體規劃當中，而此規劃也應顯示現在和未來各項諸如房屋、綠化帶、文娛用地等土地的使用形式，以便為公共和私人部門在訂定發展計劃前提供一個更好的參考。總體規劃能提供一個普遍性的基礎圖景，讓發展商可依據一些基本準則去預備發展建議書，並協助規劃委員會（Town Planning Board）及政府相關部門評估發展計劃是否與文化遺產及其鄰近環境產生衝突。二、需建立一套文化遺產保護準則，以代替“件工式”的保護策略。在文化遺產保護上，澳門缺乏文化遺產保護的標準和原則，常以“件工式”的策略行事，奉行“立面”主義，進行“最少”干預，這意味着允許“現代化”介入並破壞建築物或景色之舊有的、和諧的意義。此情況出現於許多文化建築或位址的外牆立面之上，它們的出現往往流於主觀，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公眾諮詢。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新馬路，這裏匯聚了許多中國傳統的細長商房、本土民房和商鋪，是澳門中式舊城的核心。澳門不衹是一個西式城巿，數個世紀以來，居住於此的大部分都是中國人，中式文化遺產是澳門歷史文化的關鍵。許多新馬路建築物的外牆立面破壞了當地中式房屋群的傳統面目（圖一），帶來了諸如藝飾、未來或經典等不同風格的混合外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澳鬥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2014a）；《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框架（2014b）， http://www.macaoheritage.net/cn/News/NewsContent.aspx?nid=12001。Jornal Tribuna de Macao, “Lack of Vision Threaten the Historical Center,” Nov 26, 2014.27提升澳門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的水平圖 1 新馬路不同的外牆立面圖資料來源︰作者自製而全面調查新馬路的歷史建築物（圖二），可以看見差異極大、不連貫及主觀的外牆立面之保留策略，有一些是原棟保留，有一些以模擬傳統的模式出現，而一些則衹保留原有的立面外牆，其餘地方是全新的建築。它們大多沒有經過詳細和統一的考量，整體破壞了澳門舊區的歷史面貌和意義。圖 2 新馬路歷史建築調查資料來源︰作者自製三、公眾參與。根據文遺委員會行政法規，委員會由 19 人組成，包括 7 名官員和 12 名建築、規劃、歷史、文化等範疇的專家或學者。但在近期《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的公眾諮詢文本中卻沒有對這個委員會的描述。一些學者認為，新法律中以委任的人士代替由跨專業持份者組成的“文化遺產環境管理委員會”（Heritag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Council ，HEMC），是對 2000 年澳門歷史城區被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取巧”，委位人士易於擁護“件工式” 的文化遺產保護決定，有違科學化、規範和指引清晰的總體規劃。 故此，文化遺產管Jornal Tribuna de Macao, “Lack of Vision Threaten the Historical Center,” Nov 26, 2014.
3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是能否改善環境質量和帶來新的活力。 在此後“保護區”制度的發展中， 197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立了《世界人類遺產保護名冊》。受此影響，法國於 1973年頒佈一項新的城市規劃法令，重申了在城市改造中，作為文化遺產的歷史街區所應實行的整體保護原則，並且根據規定，無論所在街區是否同意，都必須服從該法律條文。 1983年1月7日通過地方分權法令，提出可以在文物建築及更普遍的、因美學或歷史原因而值得保護或價值重現的街區或景觀地，建立“建築和城市遺產保護區”（ZPPAU）制度， 並首次將“美學利益”引入城市更新中。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在 1978 年編寫的《新史學》中首次提出“記憶場所”概念。 1984 年，他的《記憶的場所》（Lieux de Mémoire）一書出版，該書在研究地方與空間在集體回憶中的角色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說：“一個‘記憶的場所’是任何重要的東西，不論它是物質或非物質的，由於人們的意願或者時代的洗禮而變成一個群體的記憶遺產中標誌性的元素（這裏所指的是法國社會）。”埃爾‧諾拉在研究集體記憶的過程中發現，歷史遺留的地方空間對於地域文化認同的建構有非常大的貢獻，首次將“記憶”的概念引入法國的遺產保護思想中，給法國文化遺產法帶來了革新。根據這一理念，1993年1月8日，法國頒佈了93-24號有關景觀保護和價值體現的法令， 將 1983 年法令中建立的“建築和城市遺產保護區”擴大為“建築、城市和景觀遺產保護區”（ZPPAUP）， 用以保護在美學、歷史或文化標準中需要保護和價值體現的文物建築周邊環境、街區、景觀地以及其他空間。“建築、城市和景觀遺產保護區”制度成為法國遺產保護與地方城市發展協調的重要工具。這一制度的目標在於：第一，調整文物建築周邊環境的保護方法；第二，加強對城市和鄉村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第三，發揮市鎮對其遺產管理和價值重現的積極作用。 ZPPAUP的範圍除了包含文化遺產外，也包含了自然遺產，但是對自然遺產的保護方式和方法仍未作出具體的規定。英國是英美法系的代表，早在 1953 年的 《歷史建築與古跡法》 已經確立了建築保護的制度。但是，一些歷史古跡數量龐大的古城如巴斯等，通常要實施一組組連續的住宅群修復計劃，這些建築與道路、道路與開放空間、建築與建築之間都具有很強的關聯性，有些建築並不是保護對象，但卻是歷史環境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當時並沒有法律控制依據。這一點引起了“英邵甬：《法國建築‧城市‧景觀遺產保護與價值重現》，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2010年，第 69－ 70頁。顧軍：《法國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歷史與今天》， 2012 年 9 月 17 日， 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125。Loi no 83-8 du 7 janvier 1983 relative à la répartition des compétences entre les communes, les départements, les Régionset l’ etat，該法也可稱為Loi “Bouchardeau”.Zones de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Architectural, Urbain (ZPPAU). 王景慧、王偉英：《法國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考察報告》，《中國名城》（揚州）2010 年第 7 期。Philippe Ch.-A.Guillot, Droit du Patrimoine Culturel et Naturel, Paris: Ellipses, 2006, p. 7.La loi no 93-24 du 8 janvier 1993 sur le paysage.Zones de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Architectural, Urbain et Paysager (ZPPAUP).邵甬：《法國建築‧城市‧景觀遺產保護與價值重現》，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2010年，第 135頁。Philippe Ch.-A.Guillot, Droit du Patrimoine Culturel et Naturel, Paris: Ellipses, 2006, p. 69.33《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與《環境法》的協調格蘭歷史建築委員會”的注意， 1958 年該委員會明確提出了“群體價值”的概念。 1967 年由“國家信託”創始人丟肯‧桑迪斯 （Duncan Sandys） 在 《城市美化法》 中宣導“保護區”（Conservation Area）概念。英國的“保護區”是指“那些具有特殊建築藝術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區段，其特點、風貌值得保護和改善提高”。這一“保護區”的概念最早在英國住宅政策中被提出，與當時的居住環境的改善、城市環境的保護統一來考慮，同樣體現了一種整體主義的方法。此後， 1964 年《住房法》（The Housing Act） 出臺，在 1969 年的修訂中，增補了將改善範圍擴大為綜合改善區（General Improvement Area，GIA）的制度，與保護區相關的規劃限制也隨之日趨完善，保護區內的任何一類建築需申請相關的規劃許可，它們之間沒有交叉，避免重複，管理思路非常清晰。綜上所述，基於澳門文化遺產對澳門經濟結構發展的特殊價值，筆者認為，在保護與開發利用的關係中，文化遺產法與環境法的原則應有層次上的區別，又需要協調一致，文化遺產法如僅停留在“平衡原則”是不足夠的，應以“保護優先，開發利用次之”為原則，這樣纔能更有效地實現可持續利用，促進澳門長期繁榮發展。《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相關法律條文的設計，有進一步反思和討論的空間，需引入生態整體主義的方法，以多元價值視角重新審視澳門文化遺產的價值功能，文化、環境、經濟與社會發展政策之間需相互協調。[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林廣志]朱曉明編著：《當代英國建築遺產保護》，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2007年，第 34－ 35頁。
3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是能否改善環境質量和帶來新的活力。 在此後“保護區”制度的發展中， 197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立了《世界人類遺產保護名冊》。受此影響，法國於 1973年頒佈一項新的城市規劃法令，重申了在城市改造中，作為文化遺產的歷史街區所應實行的整體保護原則，並且根據規定，無論所在街區是否同意，都必須服從該法律條文。 1983年1月7日通過地方分權法令，提出可以在文物建築及更普遍的、因美學或歷史原因而值得保護或價值重現的街區或景觀地，建立“建築和城市遺產保護區”（ZPPAU）制度， 並首次將“美學利益”引入城市更新中。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在 1978 年編寫的《新史學》中首次提出“記憶場所”概念。 1984 年，他的《記憶的場所》（Lieux de Mémoire）一書出版，該書在研究地方與空間在集體回憶中的角色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說：“一個‘記憶的場所’是任何重要的東西，不論它是物質或非物質的，由於人們的意願或者時代的洗禮而變成一個群體的記憶遺產中標誌性的元素（這裏所指的是法國社會）。”埃爾‧諾拉在研究集體記憶的過程中發現，歷史遺留的地方空間對於地域文化認同的建構有非常大的貢獻，首次將“記憶”的概念引入法國的遺產保護思想中，給法國文化遺產法帶來了革新。根據這一理念，1993年1月8日，法國頒佈了93-24號有關景觀保護和價值體現的法令， 將 1983 年法令中建立的“建築和城市遺產保護區”擴大為“建築、城市和景觀遺產保護區”（ZPPAUP）， 用以保護在美學、歷史或文化標準中需要保護和價值體現的文物建築周邊環境、街區、景觀地以及其他空間。“建築、城市和景觀遺產保護區”制度成為法國遺產保護與地方城市發展協調的重要工具。這一制度的目標在於：第一，調整文物建築周邊環境的保護方法；第二，加強對城市和鄉村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第三，發揮市鎮對其遺產管理和價值重現的積極作用。 ZPPAUP的範圍除了包含文化遺產外，也包含了自然遺產，但是對自然遺產的保護方式和方法仍未作出具體的規定。英國是英美法系的代表，早在 1953 年的 《歷史建築與古跡法》 已經確立了建築保護的制度。但是，一些歷史古跡數量龐大的古城如巴斯等，通常要實施一組組連續的住宅群修復計劃，這些建築與道路、道路與開放空間、建築與建築之間都具有很強的關聯性，有些建築並不是保護對象，但卻是歷史環境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當時並沒有法律控制依據。這一點引起了“英邵甬：《法國建築‧城市‧景觀遺產保護與價值重現》，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2010年，第 69－ 70頁。顧軍：《法國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歷史與今天》， 2012 年 9 月 17 日， 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125。Loi no 83-8 du 7 janvier 1983 relative à la répartition des compétences entre les communes, les départements, les Régionset l’ etat，該法也可稱為Loi “Bouchardeau”.Zones de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Architectural, Urbain (ZPPAU). 王景慧、王偉英：《法國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考察報告》，《中國名城》（揚州）2010 年第 7 期。Philippe Ch.-A.Guillot, Droit du Patrimoine Culturel et Naturel, Paris: Ellipses, 2006, p. 7.La loi no 93-24 du 8 janvier 1993 sur le paysage.Zones de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Architectural, Urbain et Paysager (ZPPAUP).邵甬：《法國建築‧城市‧景觀遺產保護與價值重現》，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2010年，第 135頁。Philippe Ch.-A.Guillot, Droit du Patrimoine Culturel et Naturel, Paris: Ellipses, 2006, p. 69.33《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與《環境法》的協調格蘭歷史建築委員會”的注意， 1958 年該委員會明確提出了“群體價值”的概念。 1967 年由“國家信託”創始人丟肯‧桑迪斯 （Duncan Sandys） 在 《城市美化法》 中宣導“保護區”（Conservation Area）概念。英國的“保護區”是指“那些具有特殊建築藝術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區段，其特點、風貌值得保護和改善提高”。這一“保護區”的概念最早在英國住宅政策中被提出，與當時的居住環境的改善、城市環境的保護統一來考慮，同樣體現了一種整體主義的方法。此後， 1964 年《住房法》（The Housing Act） 出臺，在 1969 年的修訂中，增補了將改善範圍擴大為綜合改善區（General Improvement Area，GIA）的制度，與保護區相關的規劃限制也隨之日趨完善，保護區內的任何一類建築需申請相關的規劃許可，它們之間沒有交叉，避免重複，管理思路非常清晰。綜上所述，基於澳門文化遺產對澳門經濟結構發展的特殊價值，筆者認為，在保護與開發利用的關係中，文化遺產法與環境法的原則應有層次上的區別，又需要協調一致，文化遺產法如僅停留在“平衡原則”是不足夠的，應以“保護優先，開發利用次之”為原則，這樣纔能更有效地實現可持續利用，促進澳門長期繁榮發展。《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相關法律條文的設計，有進一步反思和討論的空間，需引入生態整體主義的方法，以多元價值視角重新審視澳門文化遺產的價值功能，文化、環境、經濟與社會發展政策之間需相互協調。[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林廣志]朱曉明編著：《當代英國建築遺產保護》，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2007年，第 34－ 35頁。
7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國朝設關之初，番舶入市者僅二十餘柁。至則勞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舶長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餘悉守舶，仍明代懷遠驛旁建屋居番人制也。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而會城有“海南行”。至二十五年，洋商立“公行”，轉辦夷船貨稅，謂之“外洋行”，別設“本港行”，專管暹羅貢使及貿易納餉之事，又該“海南行”為“福潮行”。輸報本省潮州及福建民人諸貨稅，是為“外洋行”與本港、福潮分辦之始。梁廷枏是目前最瞭解“十三行”的學者，他又是清中期的人，在他生活的年代，“十三行”尚存，應該說他對“十三行”的解釋應是比較準確的。那就是說，“清代十三行”的設置是在清朝設立粵海關之初，亦即1684至1685年間，但是據梁廷枏的說法，“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這句話應該怎樣理解呢？這裏的“明之習”應該是指“至則勞以牛酒，令牙行主之”，就是由牙行來主持當時的對外貿易，這就是明代的習慣，並非指明代就有十三行。明代明確有十三行記錄的並不是中文資料，而是西文資料。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載：中國人與葡萄牙人的商業關係越來越融洽：在廣州一月內就有超過 40,000 里佛爾(livres)的胡椒售出，購買前往日本交易的商品利潤達到 100,000杜卡托（ducats）。商業的利潤被十三家來自Canton廣州、徽州及泉州的商戶壟斷。這些商戶不顧大眾情感，一味迎合外國人。也是在上世紀最後時期，由於廣州當局自始至終都無法擺脫海盜陳新老的侵擾，遂請求葡萄牙人進行協助：或許是由於這次的鼎力相助，這些葡萄牙人開始慢慢進入以前被封鎖的地方；而至如今，他們已經進入了以下島嶼：Hiatchoan, Sancian,Lampacao……。雖然這些葡萄牙人會遇到很多阻礙，但是看到已經得到的高額利益，仍然不顧一切，與中國人進行這些不當買賣。頻繁的交易往來使得中國人逐漸消除以往的偏見。據裴化行的描述，彷彿在明嘉靖年間，已確實出現了原籍是廣州、徽州、泉州十三家商行，但裴化行資料來自何處？裴化行稱，他的資料來自於張德昌的《明朝沿海貿易》一文。 張德昌為當代人，這段話衹是他個人的見解，並無任何關於“十三行”一名的原始資料。因此，很難證明上述文字為明代廣東十三行的原型，裴化行所言並不能證明明代已出現了十三行。儘管明代出現十三行一事有待商榷，但郭應聘在《總督條例》中明確指出此時壟斷粵澳貿易的牙商已經出現：“訪聞番貨到澳，經紀人等輙行把持。 ”梁廷枏言“番舶入市”，“令牙行主之”，這種“牙行”貿易見於明代澳門的海外貿易之中。《總督條例》提到的“經紀人”，是關於粵澳貿易中牙商的較早的記錄。明代的牙行分官牙和私牙，明初政府規定：“不許有官牙和私牙”。鄧鐘《籌海重編》稱“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這就是所謂的“官牙”。[清]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二五，《行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 491頁。Henri Bernard, S.J.,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Seizième Siècle,1514 － 1588, Tientsin: HautesEtudes, 1933, p. 66.Henri Bernard, S.J.,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Seizième Siècle,1514 － 1588, Tientsin: HautesEtudes, 1933, p. 66, n. 53; Chang, Teh-ch’ang, “Maritime Trade at Cant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eseSocial and Political Review, 1933, t.17, P. 264 sq；張德昌︰《明朝沿海貿易》，《中國社會及政治述評》第十七卷， 1933年，第264－ 266頁。79新見 16至 17世紀早期澳門史中文文獻三種嘉靖八年“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這就是所謂的“私牙”。《總督條例》中的“經紀人”，應屬早期粵澳交易中的“私牙”。澳門開埠以後，官牙與私牙同時出現，劉承範《利瑪傳》云：夫香山澳距廣州三百里而遙。舊為占城、暹羅、貞臘諸番朝貢艤舟之所，海濱彈丸地耳。第明珠、大貝、犀象、齒角之類，航海而來，自朝獻抽分外，襟與牙人互市，而中國豪商大賈，亦挾奇貨以往，邇來不下數十萬人矣。這裏的“牙人互市”就是指主持澳門海外貿易的“行商”。在《總督條例》中，郭應聘還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十分珍貴的牙商資料，對我們認識清代“十三行”的起源及明代牙行的性質及運作方法有較大的幫助，即“此輩（經紀人）在省賃有大房，在澳則造有行店”。明代澳門與廣州的貿易，分為“上省”與“下澳”兩種形式。在粵澳關係正常的時候，往往是葡人上省貿易，而由牙行經紀人引導，如《日本一鑑》：“歲乙卯，佛郎機夷人誘引倭夷，來市廣東海上，周鸞等使倭扮作佛郎機，同市廣東賣麻街，遲久乃去。” 而在粵澳關係緊張的時候，則由廣州牙行商人下澳貿易，如 《謝山存稿》︰“夷人衹於澳上交盤，不許引類徑到省內。” 這兩種形式在明代的粵澳貿易中交替出現。在郭應聘《總督條例》中，介紹經紀人在澳門“造有行店”，而在廣州則“賃有大房”，非常清楚地指明了活躍在粵澳兩地，而又壟斷澳門番貨貿易的商行性質，這個經紀人所造的行店實質上就是“牙行”。澳門開埠初期，牙商壟斷了粵澳貿易，由於缺乏管理，牙商從事不法之事者甚多，偷稅漏稅、騙人財物者多。黃佐《（嘉靖）廣東通志》記載：其番商私齎貨物入為易市者，舟至水次，悉封籍之，抽其十二，乃聽貿易。然閩廣奸民，往往有椎髻耳環效番衣服聲音，入其舶中，導之為奸，因緣鈔暴，傍海甚苦之。此處所謂“大蠹”、“奸民”，大概也就是指這些主持澳門海外貿易的“行商”。這些行商往往與市舶司的官員勾結，隱匿逃稅，分贓獲利。至郭應聘時期，已愈演愈烈：“（牙商）不令告官納稅，不俟開市，明文串同棍徒，私自賒取或騙唐客貨物抵換，十倍覓利。迨貨物賣盡，方以牙尖壞木抵充關稅，了一故事而已。”郭應聘在此揭露了牙商的種種惡行：貨物到澳之後，“不令告官納稅”，躲避抽分；在抽分官員抵澳之前，夥同當地“棍徒”，賒取或者誘騙華商抵換夷貨，從中牟利十倍有餘；待夷船貨物散盡，抽分官無法驗貨計費，此時牙商往往以“牙尖壞木”來抵充關稅。非常明顯的是，明代的這些所謂“行商”，往往打着“國家允許”的合法幌子，主持澳門的海外貿易，但幹的卻是偷稅漏稅、走私違禁的非法勾當，所以在明代的文獻中，他們均被稱之為“奸”、“蠹”、“攬”、“棍”，與清代的官辦行商不可同日而語。二、羅大紘《南太常卿徐貞學先生行述》徐用儉，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山東按察副使、陝西督學、蘇[民國]劉後清主修︰《劉氏族譜》序卷二《藝文‧利瑪傳》，民國甲寅刻本，第 12 － 13頁。[明]鄭舜功：《日本一鑑窮河話海》下冊卷六《海事》，民國二十八年據舊鈔本影印本，第 4 頁。[明]陳吾德：《謝山存稿》卷一《條陳東粵疏》，《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138冊影印乾隆五十四年忠直堂刻本，第 424頁。[明]戴璟：《（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卷三十《番舶》，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38冊影印明嘉靖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6年，第 517頁。
7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國朝設關之初，番舶入市者僅二十餘柁。至則勞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舶長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餘悉守舶，仍明代懷遠驛旁建屋居番人制也。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而會城有“海南行”。至二十五年，洋商立“公行”，轉辦夷船貨稅，謂之“外洋行”，別設“本港行”，專管暹羅貢使及貿易納餉之事，又該“海南行”為“福潮行”。輸報本省潮州及福建民人諸貨稅，是為“外洋行”與本港、福潮分辦之始。梁廷枏是目前最瞭解“十三行”的學者，他又是清中期的人，在他生活的年代，“十三行”尚存，應該說他對“十三行”的解釋應是比較準確的。那就是說，“清代十三行”的設置是在清朝設立粵海關之初，亦即1684至1685年間，但是據梁廷枏的說法，“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這句話應該怎樣理解呢？這裏的“明之習”應該是指“至則勞以牛酒，令牙行主之”，就是由牙行來主持當時的對外貿易，這就是明代的習慣，並非指明代就有十三行。明代明確有十三行記錄的並不是中文資料，而是西文資料。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載：中國人與葡萄牙人的商業關係越來越融洽：在廣州一月內就有超過 40,000 里佛爾(livres)的胡椒售出，購買前往日本交易的商品利潤達到 100,000杜卡托（ducats）。商業的利潤被十三家來自Canton廣州、徽州及泉州的商戶壟斷。這些商戶不顧大眾情感，一味迎合外國人。也是在上世紀最後時期，由於廣州當局自始至終都無法擺脫海盜陳新老的侵擾，遂請求葡萄牙人進行協助：或許是由於這次的鼎力相助，這些葡萄牙人開始慢慢進入以前被封鎖的地方；而至如今，他們已經進入了以下島嶼：Hiatchoan, Sancian,Lampacao……。雖然這些葡萄牙人會遇到很多阻礙，但是看到已經得到的高額利益，仍然不顧一切，與中國人進行這些不當買賣。頻繁的交易往來使得中國人逐漸消除以往的偏見。據裴化行的描述，彷彿在明嘉靖年間，已確實出現了原籍是廣州、徽州、泉州十三家商行，但裴化行資料來自何處？裴化行稱，他的資料來自於張德昌的《明朝沿海貿易》一文。 張德昌為當代人，這段話衹是他個人的見解，並無任何關於“十三行”一名的原始資料。因此，很難證明上述文字為明代廣東十三行的原型，裴化行所言並不能證明明代已出現了十三行。儘管明代出現十三行一事有待商榷，但郭應聘在《總督條例》中明確指出此時壟斷粵澳貿易的牙商已經出現：“訪聞番貨到澳，經紀人等輙行把持。 ”梁廷枏言“番舶入市”，“令牙行主之”，這種“牙行”貿易見於明代澳門的海外貿易之中。《總督條例》提到的“經紀人”，是關於粵澳貿易中牙商的較早的記錄。明代的牙行分官牙和私牙，明初政府規定：“不許有官牙和私牙”。鄧鐘《籌海重編》稱“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這就是所謂的“官牙”。[清]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二五，《行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 491頁。Henri Bernard, S.J.,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Seizième Siècle,1514 － 1588, Tientsin: HautesEtudes, 1933, p. 66.Henri Bernard, S.J.,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Seizième Siècle,1514 － 1588, Tientsin: HautesEtudes, 1933, p. 66, n. 53; Chang, Teh-ch’ang, “Maritime Trade at Cant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eseSocial and Political Review, 1933, t.17, P. 264 sq；張德昌︰《明朝沿海貿易》，《中國社會及政治述評》第十七卷， 1933年，第264－ 266頁。79新見 16至 17世紀早期澳門史中文文獻三種嘉靖八年“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這就是所謂的“私牙”。《總督條例》中的“經紀人”，應屬早期粵澳交易中的“私牙”。澳門開埠以後，官牙與私牙同時出現，劉承範《利瑪傳》云：夫香山澳距廣州三百里而遙。舊為占城、暹羅、貞臘諸番朝貢艤舟之所，海濱彈丸地耳。第明珠、大貝、犀象、齒角之類，航海而來，自朝獻抽分外，襟與牙人互市，而中國豪商大賈，亦挾奇貨以往，邇來不下數十萬人矣。這裏的“牙人互市”就是指主持澳門海外貿易的“行商”。在《總督條例》中，郭應聘還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十分珍貴的牙商資料，對我們認識清代“十三行”的起源及明代牙行的性質及運作方法有較大的幫助，即“此輩（經紀人）在省賃有大房，在澳則造有行店”。明代澳門與廣州的貿易，分為“上省”與“下澳”兩種形式。在粵澳關係正常的時候，往往是葡人上省貿易，而由牙行經紀人引導，如《日本一鑑》：“歲乙卯，佛郎機夷人誘引倭夷，來市廣東海上，周鸞等使倭扮作佛郎機，同市廣東賣麻街，遲久乃去。” 而在粵澳關係緊張的時候，則由廣州牙行商人下澳貿易，如 《謝山存稿》︰“夷人衹於澳上交盤，不許引類徑到省內。” 這兩種形式在明代的粵澳貿易中交替出現。在郭應聘《總督條例》中，介紹經紀人在澳門“造有行店”，而在廣州則“賃有大房”，非常清楚地指明了活躍在粵澳兩地，而又壟斷澳門番貨貿易的商行性質，這個經紀人所造的行店實質上就是“牙行”。澳門開埠初期，牙商壟斷了粵澳貿易，由於缺乏管理，牙商從事不法之事者甚多，偷稅漏稅、騙人財物者多。黃佐《（嘉靖）廣東通志》記載：其番商私齎貨物入為易市者，舟至水次，悉封籍之，抽其十二，乃聽貿易。然閩廣奸民，往往有椎髻耳環效番衣服聲音，入其舶中，導之為奸，因緣鈔暴，傍海甚苦之。此處所謂“大蠹”、“奸民”，大概也就是指這些主持澳門海外貿易的“行商”。這些行商往往與市舶司的官員勾結，隱匿逃稅，分贓獲利。至郭應聘時期，已愈演愈烈：“（牙商）不令告官納稅，不俟開市，明文串同棍徒，私自賒取或騙唐客貨物抵換，十倍覓利。迨貨物賣盡，方以牙尖壞木抵充關稅，了一故事而已。”郭應聘在此揭露了牙商的種種惡行：貨物到澳之後，“不令告官納稅”，躲避抽分；在抽分官員抵澳之前，夥同當地“棍徒”，賒取或者誘騙華商抵換夷貨，從中牟利十倍有餘；待夷船貨物散盡，抽分官無法驗貨計費，此時牙商往往以“牙尖壞木”來抵充關稅。非常明顯的是，明代的這些所謂“行商”，往往打着“國家允許”的合法幌子，主持澳門的海外貿易，但幹的卻是偷稅漏稅、走私違禁的非法勾當，所以在明代的文獻中，他們均被稱之為“奸”、“蠹”、“攬”、“棍”，與清代的官辦行商不可同日而語。二、羅大紘《南太常卿徐貞學先生行述》徐用儉，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山東按察副使、陝西督學、蘇[民國]劉後清主修︰《劉氏族譜》序卷二《藝文‧利瑪傳》，民國甲寅刻本，第 12 － 13頁。[明]鄭舜功：《日本一鑑窮河話海》下冊卷六《海事》，民國二十八年據舊鈔本影印本，第 4 頁。[明]陳吾德：《謝山存稿》卷一《條陳東粵疏》，《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138冊影印乾隆五十四年忠直堂刻本，第 424頁。[明]戴璟：《（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卷三十《番舶》，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38冊影印明嘉靖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6年，第 517頁。
8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曆四十六年（1518）之時，在總督許弘綱的疏鈔中依然有“蓄倭以為牙爪，收亡命以為腹心”的記載呢？原因就在於以前幾次驅逐倭寇的總人數並不多。據李孫宸之記載：澳故多蓄倭奴，托為備禦紅夷，而陰實示梗，任之則養癰，驅之則速釁。侯弛尺一嚴諭之，令其家自首報，共得二百餘奴，馳之，颺帆遁去。此二百餘人當為幾次驅逐倭寇之總數，但僅佔萬曆三十年王以寧所統計之人數的十分之一，這應該與廣東政府採用讓蓄倭葡人“自首報”以決定日本人去留的措施密切相關。葡人曾對《海道禁約五款》展開辯解，其中針對驅倭一項曰：此處九十多日人，非我等帶來。我等定將其驅逐出境。留下之人均有妻室、兒孫，或係下人。所留之人，我等保證安分守己，合法經商。葡人認為，已經在澳門成家立業並有妻兒的日本人應留下，直接為澳門葡人服務的“下人”也要留下。這樣一來，應該被驅逐的日本人也就不多了，故直至萬曆四十六年許弘綱當政期間，澳門依然活躍着許多的日本人。（二）到許弘綱時期，澳門的城牆炮臺已經基本完成。許弘綱稱：“番人市舶，盤據其中。族類萬計，亡命千群。厚墉高壘，繕械治兵，日漸獷猂……頃者藉防紅番，蓄倭繕兵，出沒叵測……但先前以舶為市，而漸且移之嶴中。先年借島暫棲，而漸且至於列屋。列屋不已，且築敵臺矣。敵臺不已，且置火銃矣。”萬曆四十六年（1618），許弘綱已經看到澳門建起了厚厚的城牆、高大的堡壘、許多的房屋和炮臺，而且炮臺上已經安裝了大炮。葡文材料告訴我們，澳門城牆和炮臺建設完成的時間是在澳門第一任總督馬士加路也1623年上任以後，而這裏顯示，馬士加路也上任之時早五年，城牆和炮臺的建設就已經完成，葡文資料沒有這一記載。關於澳門炮臺的建設，早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澳夷就曾以防紅毛夷為藉口，在澳門開始大規模修建城牆炮臺。萬曆三十三年（1605），廣東政府得知澳門修建城垣的消息，派兵丁下澳干涉，後被築城的日本人所殺。“私築牆垣官兵詰問，輙被倭抗殺”， 葡人當時的辯解是：自我輩立足此地以來，從來對大人唯命是從。十年以來，荷賊劫殺我們……赤手空拳的我輩，如何能抵禦這些強盜？這些匪盜的船隻輕快如飛，倏爾而逝。行至大肆劫掠，我等束手無策。若那時我等仍候大吏批准，批准下來，我等豈不早已喪命刀槍之下。我等萬般無奈，堅閉城門，在媽閣角修建炮臺，隨時準備保護我輩生命及船隻。我等的行動亦為保衛中國國王的疆土。為了使媽閣炮臺的施工獲得中國官員批准，澳門曾派使者前往廣州遊說。龍思泰記載媽閣炮臺修建經過曰：船長梅特利夫（Captain Matelief）於 1607 年被從巴達威亞派來窺測動靜，考察澳門半島，回去後向荷蘭政府提交了報告。在此之後不久，就在沒有得到中國高級官員同意的情況下開始修建炮臺。在中國官員的心目中，這一行為激起的不信任達到如此程[明]李孫宸：《建霞樓文集》卷四《送父母但侯入覲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刻本，第 65 － 66 頁。António Bocarro, Decada 13 da Historia da India, Vol.2, Lisboa: Typographia d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1876,pp. 728 － 729.《明神宗實錄》卷五二七“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條。António Bocarro, Decada 13 da Historia da India, Vol.2, Lisboa: Typographia d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1876,pp. 736 － 737.89新見 16至 17世紀早期澳門史中文文獻三種度，以致他們竟相信在1606年流傳的荒謬謠言，說耶穌會士正準備成為中國的主人。1612年，澳門三位主要人物到廣州，接力說明在澳門修築城牆炮臺的必要性，因為荷蘭人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共同敵人。儘管他們得不到正式的同意，但豐厚的禮物使得地方官員對 1622 年修築一道從大炮臺往東北直至大海的城牆一事視而不見。可見至許弘綱出任兩廣總督之前，澳門葡人為加強對荷蘭人的防禦，已經多次修建炮臺，故至許弘綱到任之時，澳門地區不僅修建了“厚墉高壘”，建造敵臺，而且“敵臺不已，且置火銃矣”。但是澳門葡人完成的這一城牆和堡壘，在明朝政府的干涉下被迫拆毀，直到澳督馬士加路也1623年上任之後才再次興建成功。結語澳門早期歷史之不清晰，引發了學界不止的紛爭和歧義，其主因即是早期澳門歷史中西文獻的嚴重不足。然而，隨着新發現的中西文獻史料之刊佈，澳門早期歷史在多個領域及多個有爭議的問題上慢慢地清晰起來，歷史的真相亦逐漸浮出水面。今次公佈的三種文獻及筆者早前發表的劉承範《利瑪傳》中關於早期澳門史的記載， 均是使早期澳門史逐漸清晰起來的重要資料的一部分。但是，筆者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現今所瞭解的早期澳門史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空缺，澳門開埠的許多史實仍處在推斷和以二手資料進行考據的階段，還很難說是確鑿的“信史”。因此，對於中西文獻檔案新史料的挖掘與發現仍是澳門學繼續深入的“必須”，而這篇文章就是為這種“必須”而進行的努力。[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林廣志][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30－ 31頁。湯開建：《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載《明代澳門史論稿》上卷，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87－393頁。湯開建︰《明韶州同知劉承範〈利瑪傳〉的發現、內容及其價值》，《澳門研究》2014 年第 4 期。
8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曆四十六年（1518）之時，在總督許弘綱的疏鈔中依然有“蓄倭以為牙爪，收亡命以為腹心”的記載呢？原因就在於以前幾次驅逐倭寇的總人數並不多。據李孫宸之記載：澳故多蓄倭奴，托為備禦紅夷，而陰實示梗，任之則養癰，驅之則速釁。侯弛尺一嚴諭之，令其家自首報，共得二百餘奴，馳之，颺帆遁去。此二百餘人當為幾次驅逐倭寇之總數，但僅佔萬曆三十年王以寧所統計之人數的十分之一，這應該與廣東政府採用讓蓄倭葡人“自首報”以決定日本人去留的措施密切相關。葡人曾對《海道禁約五款》展開辯解，其中針對驅倭一項曰：此處九十多日人，非我等帶來。我等定將其驅逐出境。留下之人均有妻室、兒孫，或係下人。所留之人，我等保證安分守己，合法經商。葡人認為，已經在澳門成家立業並有妻兒的日本人應留下，直接為澳門葡人服務的“下人”也要留下。這樣一來，應該被驅逐的日本人也就不多了，故直至萬曆四十六年許弘綱當政期間，澳門依然活躍着許多的日本人。（二）到許弘綱時期，澳門的城牆炮臺已經基本完成。許弘綱稱：“番人市舶，盤據其中。族類萬計，亡命千群。厚墉高壘，繕械治兵，日漸獷猂……頃者藉防紅番，蓄倭繕兵，出沒叵測……但先前以舶為市，而漸且移之嶴中。先年借島暫棲，而漸且至於列屋。列屋不已，且築敵臺矣。敵臺不已，且置火銃矣。”萬曆四十六年（1618），許弘綱已經看到澳門建起了厚厚的城牆、高大的堡壘、許多的房屋和炮臺，而且炮臺上已經安裝了大炮。葡文材料告訴我們，澳門城牆和炮臺建設完成的時間是在澳門第一任總督馬士加路也1623年上任以後，而這裏顯示，馬士加路也上任之時早五年，城牆和炮臺的建設就已經完成，葡文資料沒有這一記載。關於澳門炮臺的建設，早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澳夷就曾以防紅毛夷為藉口，在澳門開始大規模修建城牆炮臺。萬曆三十三年（1605），廣東政府得知澳門修建城垣的消息，派兵丁下澳干涉，後被築城的日本人所殺。“私築牆垣官兵詰問，輙被倭抗殺”， 葡人當時的辯解是：自我輩立足此地以來，從來對大人唯命是從。十年以來，荷賊劫殺我們……赤手空拳的我輩，如何能抵禦這些強盜？這些匪盜的船隻輕快如飛，倏爾而逝。行至大肆劫掠，我等束手無策。若那時我等仍候大吏批准，批准下來，我等豈不早已喪命刀槍之下。我等萬般無奈，堅閉城門，在媽閣角修建炮臺，隨時準備保護我輩生命及船隻。我等的行動亦為保衛中國國王的疆土。為了使媽閣炮臺的施工獲得中國官員批准，澳門曾派使者前往廣州遊說。龍思泰記載媽閣炮臺修建經過曰：船長梅特利夫（Captain Matelief）於 1607 年被從巴達威亞派來窺測動靜，考察澳門半島，回去後向荷蘭政府提交了報告。在此之後不久，就在沒有得到中國高級官員同意的情況下開始修建炮臺。在中國官員的心目中，這一行為激起的不信任達到如此程[明]李孫宸：《建霞樓文集》卷四《送父母但侯入覲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刻本，第 65 － 66 頁。António Bocarro, Decada 13 da Historia da India, Vol.2, Lisboa: Typographia d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1876,pp. 728 － 729.《明神宗實錄》卷五二七“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條。António Bocarro, Decada 13 da Historia da India, Vol.2, Lisboa: Typographia d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1876,pp. 736 － 737.89新見 16至 17世紀早期澳門史中文文獻三種度，以致他們竟相信在1606年流傳的荒謬謠言，說耶穌會士正準備成為中國的主人。1612年，澳門三位主要人物到廣州，接力說明在澳門修築城牆炮臺的必要性，因為荷蘭人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共同敵人。儘管他們得不到正式的同意，但豐厚的禮物使得地方官員對 1622 年修築一道從大炮臺往東北直至大海的城牆一事視而不見。可見至許弘綱出任兩廣總督之前，澳門葡人為加強對荷蘭人的防禦，已經多次修建炮臺，故至許弘綱到任之時，澳門地區不僅修建了“厚墉高壘”，建造敵臺，而且“敵臺不已，且置火銃矣”。但是澳門葡人完成的這一城牆和堡壘，在明朝政府的干涉下被迫拆毀，直到澳督馬士加路也1623年上任之後才再次興建成功。結語澳門早期歷史之不清晰，引發了學界不止的紛爭和歧義，其主因即是早期澳門歷史中西文獻的嚴重不足。然而，隨着新發現的中西文獻史料之刊佈，澳門早期歷史在多個領域及多個有爭議的問題上慢慢地清晰起來，歷史的真相亦逐漸浮出水面。今次公佈的三種文獻及筆者早前發表的劉承範《利瑪傳》中關於早期澳門史的記載， 均是使早期澳門史逐漸清晰起來的重要資料的一部分。但是，筆者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現今所瞭解的早期澳門史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空缺，澳門開埠的許多史實仍處在推斷和以二手資料進行考據的階段，還很難說是確鑿的“信史”。因此，對於中西文獻檔案新史料的挖掘與發現仍是澳門學繼續深入的“必須”，而這篇文章就是為這種“必須”而進行的努力。[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林廣志][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7年，第 30－ 31頁。湯開建：《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載《明代澳門史論稿》上卷，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87－393頁。湯開建︰《明韶州同知劉承範〈利瑪傳〉的發現、內容及其價值》，《澳門研究》2014 年第 4 期。
10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摘 要] 1831至1833年間，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曾三次沿中國海航行傳教，考察中國沿海各地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宗教、民情等，搜集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資料，並根據航行日記出版《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 、 1832 、 1833 年》一書。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之行，迅即引起包括政治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西方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促進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並直接影響到近代中外關係格局的轉變。[關鍵詞 ] 郭實臘 傳教士 中國沿海航行 中西關係自新航路開闢後，西方國家漸趨步入近代社會，並伴隨殖民主義擴張，先後將目光投向海外。擁有廣袤疆土與饒沃資源的中國，自然引起大部分西方殖民者的關注。19世紀早期，歐美等國紛紛企冀打開中國大門，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然而，其時清王朝仍處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階段，嚴厲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開放廣州“一口通商”，而“夷人”在內地的活動亦受到嚴格限制。另一方面，西方傳教士因“禮儀之爭”而被禁止在中國內地傳教，中國人也不允許信仰耶穌基督，更不允許教授洋人中文。近代首位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因為受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纔勉強得以居留廣州。繼其而來的傳教士們則難以在華立足，不是遠走南洋開闢傳教基地，等待時機來華傳教；就是隱藏身份匿藏於廣州商館區內，秘密開展傳教事工。然而，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亦名郭士立）則是一個例外。他無視清廷禁令，突破各種障礙，於 19世紀30年代十餘次到中國沿海航行，尤以 1831至 1833年間的三次中國沿海之行影響頗巨。郭實臘據此三次航行撰寫的《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 1832 & 1833年》（Journal of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一書 1834 年在倫敦出版後，迅即引起包括政治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西方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並直接影響近代中外關係格局的轉變。筆者試圖對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之行及所產生的影響，予以粗淺闡析。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 *郭文婷 陳才俊作者簡介︰郭文婷，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陳才俊，暨南大學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 本文為中國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2014年國家公派高級研究學者及訪問學者項目”（批准號：[2014]3012）和暨南大學科研培育與創新基金項目（批准號：332201412614104）的階段成果。‧澳門學‧105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一、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之行緣起自幼接受基督宗教洗禮的郭實臘，早年就萌生到異教國度傳教的念頭，青年時期接觸到基督新教在近代中國的開拓者、英國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俗稱“倫敦會”）的傳教士馬禮遜後，更引發對中國的濃郁興趣，並激起到中國拓展傳教事業的強烈願望。為能到中國傳教，郭實臘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不惜脫離其原本歸屬的荷蘭傳教會（NetherlandsMissionary Society），成為獨立傳教士。 1831 年 6 月，郭實臘終於獲得到中國沿海航行的機會，並由此開啟其中國沿海航行的傳教之旅。（一）來華傳教的緣起與努力1803年，郭實臘出生於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省（Pomerania）的小鎮皮里茨（Pyritz）。皮里茨鎮屬新教信義宗教區，其父親為基督新教虔信派教徒。郭實臘自幼嚮往到外國遊歷，故此，他刻苦學習航海知識。 15歲那年，“郭實臘第一次萌發到異教土地上傳教的念頭。與此同時，他為了能進入君士坦丁堡的普魯士公使館而努力學習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 1821年，郭實臘進入柏林（Berlin）仁涅傳教學院（Janicke Mission Schule）學習。在校期間，他深受莫拉維亞主義（Moravianism）、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浪漫主義（Romanticism）之影響。 1823年畢業後，郭實臘前往荷蘭鹿特丹（Rotterdam）之荷蘭傳教會，接受海外傳教訓練。郭實臘極具語言天賦，除了早年學習過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外，在此後的三年裏又學習荷蘭語、馬來語。此外，他還學習了一些與東印度群島相關的知識。1826年，荷蘭傳教會計劃派他到東方荷屬殖民地傳教，於是把他送往倫敦接受短期培訓。正是由於這次培訓，郭實臘遇到返回倫敦休假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與馬禮遜會晤，郭實臘萌生出對中國的嚮往，並激起到中國拓展傳教事業的強烈願望。1826 年 9 月，郭實臘受荷蘭傳教會的差遣，到荷屬南洋殖民地傳教，並於次年 1 月抵達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在巴達維亞，郭實臘認識了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Medhurst）。“麥都思向其介紹了恒河外方傳教會（The Ultra Ganges Mission）的傳教方法，是以遊行訪問及派發佈道書刊為主要。而此種方法成為郭實臘日後傳教方式”。 然而，郭實臘一直心繫中國，渴望到中國傳教，故留居巴達維亞不久，便向荷蘭傳教會申請到暹羅（Siam）的華人中傳教。但是由於諸多原因，荷蘭傳教會沒有答應郭實臘的請求。1829年，郭實臘為了實現自己到中國開闢傳教事業的夙願，辭去荷蘭傳教會之職，斷絕與該會之經濟關係，成為一名獨立傳教士。1830年2月，郭實臘抵達暹羅，開始在曼谷（Bangkok）的華人聚居區開展傳教事工。除了必要的日常傳教活動外，郭實臘還通過不懈的努力，為以後能夠到中國傳教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二）在暹羅的傳教活動郭實臘雖然肩負荷蘭傳教會的重託，遠赴南洋傳教，但由於他一直心繫中國，故自抵達巴達維亞始，便把荷蘭傳教會之期望視為無物，轉而與恒河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頻繁聯繫，積極參與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p. 54.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5年，第 100頁。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5年，第 100頁。
10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摘 要] 1831至1833年間，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曾三次沿中國海航行傳教，考察中國沿海各地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宗教、民情等，搜集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資料，並根據航行日記出版《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 、 1832 、 1833 年》一書。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之行，迅即引起包括政治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西方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促進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並直接影響到近代中外關係格局的轉變。[關鍵詞 ] 郭實臘 傳教士 中國沿海航行 中西關係自新航路開闢後，西方國家漸趨步入近代社會，並伴隨殖民主義擴張，先後將目光投向海外。擁有廣袤疆土與饒沃資源的中國，自然引起大部分西方殖民者的關注。19世紀早期，歐美等國紛紛企冀打開中國大門，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然而，其時清王朝仍處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階段，嚴厲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開放廣州“一口通商”，而“夷人”在內地的活動亦受到嚴格限制。另一方面，西方傳教士因“禮儀之爭”而被禁止在中國內地傳教，中國人也不允許信仰耶穌基督，更不允許教授洋人中文。近代首位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因為受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纔勉強得以居留廣州。繼其而來的傳教士們則難以在華立足，不是遠走南洋開闢傳教基地，等待時機來華傳教；就是隱藏身份匿藏於廣州商館區內，秘密開展傳教事工。然而，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亦名郭士立）則是一個例外。他無視清廷禁令，突破各種障礙，於 19世紀30年代十餘次到中國沿海航行，尤以 1831至 1833年間的三次中國沿海之行影響頗巨。郭實臘據此三次航行撰寫的《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 1832 & 1833年》（Journal of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一書 1834 年在倫敦出版後，迅即引起包括政治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西方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並直接影響近代中外關係格局的轉變。筆者試圖對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之行及所產生的影響，予以粗淺闡析。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 *郭文婷 陳才俊作者簡介︰郭文婷，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陳才俊，暨南大學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 本文為中國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2014年國家公派高級研究學者及訪問學者項目”（批准號：[2014]3012）和暨南大學科研培育與創新基金項目（批准號：332201412614104）的階段成果。‧澳門學‧105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一、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之行緣起自幼接受基督宗教洗禮的郭實臘，早年就萌生到異教國度傳教的念頭，青年時期接觸到基督新教在近代中國的開拓者、英國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俗稱“倫敦會”）的傳教士馬禮遜後，更引發對中國的濃郁興趣，並激起到中國拓展傳教事業的強烈願望。為能到中國傳教，郭實臘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不惜脫離其原本歸屬的荷蘭傳教會（NetherlandsMissionary Society），成為獨立傳教士。 1831 年 6 月，郭實臘終於獲得到中國沿海航行的機會，並由此開啟其中國沿海航行的傳教之旅。（一）來華傳教的緣起與努力1803年，郭實臘出生於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省（Pomerania）的小鎮皮里茨（Pyritz）。皮里茨鎮屬新教信義宗教區，其父親為基督新教虔信派教徒。郭實臘自幼嚮往到外國遊歷，故此，他刻苦學習航海知識。 15歲那年，“郭實臘第一次萌發到異教土地上傳教的念頭。與此同時，他為了能進入君士坦丁堡的普魯士公使館而努力學習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 1821年，郭實臘進入柏林（Berlin）仁涅傳教學院（Janicke Mission Schule）學習。在校期間，他深受莫拉維亞主義（Moravianism）、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浪漫主義（Romanticism）之影響。 1823年畢業後，郭實臘前往荷蘭鹿特丹（Rotterdam）之荷蘭傳教會，接受海外傳教訓練。郭實臘極具語言天賦，除了早年學習過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外，在此後的三年裏又學習荷蘭語、馬來語。此外，他還學習了一些與東印度群島相關的知識。1826年，荷蘭傳教會計劃派他到東方荷屬殖民地傳教，於是把他送往倫敦接受短期培訓。正是由於這次培訓，郭實臘遇到返回倫敦休假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與馬禮遜會晤，郭實臘萌生出對中國的嚮往，並激起到中國拓展傳教事業的強烈願望。1826 年 9 月，郭實臘受荷蘭傳教會的差遣，到荷屬南洋殖民地傳教，並於次年 1 月抵達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在巴達維亞，郭實臘認識了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Medhurst）。“麥都思向其介紹了恒河外方傳教會（The Ultra Ganges Mission）的傳教方法，是以遊行訪問及派發佈道書刊為主要。而此種方法成為郭實臘日後傳教方式”。 然而，郭實臘一直心繫中國，渴望到中國傳教，故留居巴達維亞不久，便向荷蘭傳教會申請到暹羅（Siam）的華人中傳教。但是由於諸多原因，荷蘭傳教會沒有答應郭實臘的請求。1829年，郭實臘為了實現自己到中國開闢傳教事業的夙願，辭去荷蘭傳教會之職，斷絕與該會之經濟關係，成為一名獨立傳教士。1830年2月，郭實臘抵達暹羅，開始在曼谷（Bangkok）的華人聚居區開展傳教事工。除了必要的日常傳教活動外，郭實臘還通過不懈的努力，為以後能夠到中國傳教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二）在暹羅的傳教活動郭實臘雖然肩負荷蘭傳教會的重託，遠赴南洋傳教，但由於他一直心繫中國，故自抵達巴達維亞始，便把荷蘭傳教會之期望視為無物，轉而與恒河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頻繁聯繫，積極參與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p. 54.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5年，第 100頁。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5年，第 100頁。
10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該會的活動。後因戰亂等原因，郭實臘離開巴達維亞來到廖內群島（Riau Islands），並在此居住下來。 1828 年 8 月，郭實臘跟隨倫敦會的雅各‧湯姆林（Jacob Tomlin）第一次到達暹羅。在曼谷，他們受到當地一位部長的友好接待，在葡萄牙領事的幫助下進行佈道，派發 《聖經》和傳教小冊子，並在下層民眾中行醫。郭實臘和湯姆林在暹羅居住六個月後返回新加坡。在此六個月裏，郭實臘在曼谷周圍的華人居住區中頻繁活動。 郭實臘此次暹羅之行時間儘管短暫，然而卻更加堅定了其到華人地區傳教的信念。郭實臘1829年脫離荷蘭傳教會後，便於1830年2月攜夫人再次來到暹羅。在曼谷，郭實臘觀察到佛教在當地比較流行，但對基督宗教並不排斥。在其看來，暹羅人是多變的。為了使暹羅人更好地瞭解基督宗教，郭實臘將《新約》中的《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翻譯成暹羅語。除此之外，他仍繼續在曼谷的華人居住區內頻繁活動。為方便交流，在曼谷的一年多時間裏，郭實臘學會了中國官話、廣東話和福建話。在與當地華人的交流中，郭實臘瞭解到他們主要來自中國的三個地區，分別是廣東潮州府、福建同安和海南。來自潮州府的大多為農業技師，也有作為工匠的客家人；來自福建同安的主要是水手或商人；來自海南的大部分是商販和漁民，是為社會的最底層。他們保持着傳統的中國習俗。 在曼谷，郭實臘遵守華人習俗，穿着華服，以便更好地融入華人社區。他還歸宗於當地福建同安郭氏宗祠，被納為郭氏族人，取名為郭實臘（KwoShik-Lee）。然而，郭實臘並不滿足於在曼谷華人地區傳教，他更期冀能親身到中國傳播基督福音，故此，他經常到港口尋訪來自中國的商船、商人、水手。郭實臘觀察到，“暹羅的物產極為豐富，為商貿企業提供了巨大的空間。糖、蘇木、海參、燕窩、魚翅、藤黃、靛藍、棉花、象牙及其他物品，吸引大量中國商人的關注。他們的商船會在每年的2月、3月及4月初從海南、廣州、汕頭、廈門、寧波、上海等地駛達……他們根據不同的目的地，選擇出口貨物，於 5 月下旬、 6月、 7 月離開暹羅。這些船隻大約有 80 艘”。 郭實臘利用各種機會，積極與來自中國各地的商人、水手聯繫，瞭解中國各地的風俗，並試圖說服商人允許其隨商船進入中國。“他認為這樣可以得到進入中國的機會而不會引致大的個人風險”， 但是，他的請求屢屢遭到中國商人的拒絕。經過多番努力，郭實臘最終於 1831年 6月獲得一次進入中國的機會，並由此開啟其中國沿海航行的傳教之旅。（三）三次中國沿海航行自 1831 年 6 月始，整個 19 世紀 30 年代，郭實臘曾至少十次到中國進行沿海航行，但尤以1831至1833年的三次中國沿海之行影響頗巨。郭實臘據此三次航行撰寫的《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 1832、 1833年》一書於 1834年出版後，迅即引起包括政治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西方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之行，是西方傳教士最早作出的打開中國大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52.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82.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s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94.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2頁。107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門的試探，其本人更因此聲名鵲起。1831 年 6 月，郭實臘接受中國商人林炯 （Lin-jung） 的邀請，乘搭一艘名為“順利號”（Shun-le）的商船，開啟其第一次中國沿海航行。 6 月 3 日，“順利號”商船從曼谷出發，一路沿海北上，歷經海南、南澳群島、廈門、臺灣、定海、寧波、上海，最終抵達天津，然後掉棹南返，於12月13日抵達澳門，歷時六個月。郭實臘的此次中國沿海航行，是繼馬禮遜之後西方傳教士的中國北方之行。然而，與馬禮遜不同的是，郭實臘一方面毫不掩飾自己的傳教士身份，且沿途公開派發宗教傳單，宣揚基督福音；另一方面，郭實臘沒有以外國使團隨員的身份“光明正大”地進入中國，而是假扮成中國人偷渡而入。充其量，他衹能算得上是西方人眼中的探險家。 然而，“對郭實臘來說，這次活動的主要意義，在於他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可以而且應該衝破清政府的重重禁令，到廣州以外的中國沿海地區，尋求更廣闊的傳教地域和貿易市場”。 正是郭實臘的首次沿中國海成功航行經歷，讓澳門的英美商人看到打開中國市場的可能性，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分公司更迅即作出反應，即刻採取行動。1832 年 1 月 12 日，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密令商館管理委員會高級大班琳賽（Hugh Hamilton Lindsay）僱用郭實臘，共同乘搭公司的武裝單桅帆船“克萊夫號”（Clive）再次向北沿中國海航行，目的是“查明這個帝國可以漸次對不列顛商業開放最適宜的北方口岸有多遠，以及土著和當地政府對此事的好感程度”，並要求琳賽“極度留意防止船上收受或出售鴉片”。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琳賽化名為“胡夏米”。但由於“克萊夫號”船長拒絕配合這次行動，東印度公司最後決定換乘“阿美士德號”（Lord Amherst）。2月27日，“阿美士德號”正式從澳門出發。琳賽是此次航行的指揮官，郭實臘則充當該船的翻譯和醫生。此次航行即郭實臘的第二次沿中國海之行。由於此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中國各地港口開放貿易的可能性，因此在船上也準備了一定數量的英國貨物，如西洋布、羽紗、大呢、棉花、時辰表、千里鏡等。與郭實臘首次沿中國海之行相比，此行的活動範圍更遠更廣，且在廣東海豐與南澳、福建沿海、浙江沿海、上海等地的各個港口，均有短暫停留。而且，船隻一路北上，最終抵達威海衛。除了中國各大港口外，“阿美士德號”在返航時還途經朝鮮半島、琉球群島，對上述兩地也曾提出貿易的請求。故此，郭實臘也成為第一個到達朝鮮的新教傳教士。9月5日，“阿美士德號”返抵澳門，郭實臘的第二次沿中國海之行宣告結束。“也正是從這次旅行開始，郭實臘逐漸把自己的傳教事業與政治、經濟等活動結合起來”。由於兩次非凡的中國沿海航行，郭實臘迅即聲名鵲起，欲僱請其到中國沿海進行商業活動者絡繹不絕，其中主要為鴉片商販。澳門最大英國鴉片商之一威廉‧查頓（William Jardine），更是以最優厚的待遇僱請郭實臘，讓其乘坐他的走私鴉片飛剪船“氣仙號”（Sylph），再次沿中國海北上。據查頓言，“此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偵查如何在中國沿海擴大鴉片走私”。 作為交雷雨田主編：《近代來粵傳教士評傳》，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4年，第 119頁。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3頁。[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 4 、 5 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1年，第344－345頁。俞強：《鴉片戰爭前傳教士眼中的中國：兩位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的浙江沿海之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3頁。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5年，第 49頁。
10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該會的活動。後因戰亂等原因，郭實臘離開巴達維亞來到廖內群島（Riau Islands），並在此居住下來。 1828 年 8 月，郭實臘跟隨倫敦會的雅各‧湯姆林（Jacob Tomlin）第一次到達暹羅。在曼谷，他們受到當地一位部長的友好接待，在葡萄牙領事的幫助下進行佈道，派發 《聖經》和傳教小冊子，並在下層民眾中行醫。郭實臘和湯姆林在暹羅居住六個月後返回新加坡。在此六個月裏，郭實臘在曼谷周圍的華人居住區中頻繁活動。 郭實臘此次暹羅之行時間儘管短暫，然而卻更加堅定了其到華人地區傳教的信念。郭實臘1829年脫離荷蘭傳教會後，便於1830年2月攜夫人再次來到暹羅。在曼谷，郭實臘觀察到佛教在當地比較流行，但對基督宗教並不排斥。在其看來，暹羅人是多變的。為了使暹羅人更好地瞭解基督宗教，郭實臘將《新約》中的《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翻譯成暹羅語。除此之外，他仍繼續在曼谷的華人居住區內頻繁活動。為方便交流，在曼谷的一年多時間裏，郭實臘學會了中國官話、廣東話和福建話。在與當地華人的交流中，郭實臘瞭解到他們主要來自中國的三個地區，分別是廣東潮州府、福建同安和海南。來自潮州府的大多為農業技師，也有作為工匠的客家人；來自福建同安的主要是水手或商人；來自海南的大部分是商販和漁民，是為社會的最底層。他們保持着傳統的中國習俗。 在曼谷，郭實臘遵守華人習俗，穿着華服，以便更好地融入華人社區。他還歸宗於當地福建同安郭氏宗祠，被納為郭氏族人，取名為郭實臘（KwoShik-Lee）。然而，郭實臘並不滿足於在曼谷華人地區傳教，他更期冀能親身到中國傳播基督福音，故此，他經常到港口尋訪來自中國的商船、商人、水手。郭實臘觀察到，“暹羅的物產極為豐富，為商貿企業提供了巨大的空間。糖、蘇木、海參、燕窩、魚翅、藤黃、靛藍、棉花、象牙及其他物品，吸引大量中國商人的關注。他們的商船會在每年的2月、3月及4月初從海南、廣州、汕頭、廈門、寧波、上海等地駛達……他們根據不同的目的地，選擇出口貨物，於 5 月下旬、 6月、 7 月離開暹羅。這些船隻大約有 80 艘”。 郭實臘利用各種機會，積極與來自中國各地的商人、水手聯繫，瞭解中國各地的風俗，並試圖說服商人允許其隨商船進入中國。“他認為這樣可以得到進入中國的機會而不會引致大的個人風險”， 但是，他的請求屢屢遭到中國商人的拒絕。經過多番努力，郭實臘最終於 1831年 6月獲得一次進入中國的機會，並由此開啟其中國沿海航行的傳教之旅。（三）三次中國沿海航行自 1831 年 6 月始，整個 19 世紀 30 年代，郭實臘曾至少十次到中國進行沿海航行，但尤以1831至1833年的三次中國沿海之行影響頗巨。郭實臘據此三次航行撰寫的《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 1832、 1833年》一書於 1834年出版後，迅即引起包括政治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西方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之行，是西方傳教士最早作出的打開中國大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52.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82.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s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94.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2頁。107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門的試探，其本人更因此聲名鵲起。1831 年 6 月，郭實臘接受中國商人林炯 （Lin-jung） 的邀請，乘搭一艘名為“順利號”（Shun-le）的商船，開啟其第一次中國沿海航行。 6 月 3 日，“順利號”商船從曼谷出發，一路沿海北上，歷經海南、南澳群島、廈門、臺灣、定海、寧波、上海，最終抵達天津，然後掉棹南返，於12月13日抵達澳門，歷時六個月。郭實臘的此次中國沿海航行，是繼馬禮遜之後西方傳教士的中國北方之行。然而，與馬禮遜不同的是，郭實臘一方面毫不掩飾自己的傳教士身份，且沿途公開派發宗教傳單，宣揚基督福音；另一方面，郭實臘沒有以外國使團隨員的身份“光明正大”地進入中國，而是假扮成中國人偷渡而入。充其量，他衹能算得上是西方人眼中的探險家。 然而，“對郭實臘來說，這次活動的主要意義，在於他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可以而且應該衝破清政府的重重禁令，到廣州以外的中國沿海地區，尋求更廣闊的傳教地域和貿易市場”。 正是郭實臘的首次沿中國海成功航行經歷，讓澳門的英美商人看到打開中國市場的可能性，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分公司更迅即作出反應，即刻採取行動。1832 年 1 月 12 日，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密令商館管理委員會高級大班琳賽（Hugh Hamilton Lindsay）僱用郭實臘，共同乘搭公司的武裝單桅帆船“克萊夫號”（Clive）再次向北沿中國海航行，目的是“查明這個帝國可以漸次對不列顛商業開放最適宜的北方口岸有多遠，以及土著和當地政府對此事的好感程度”，並要求琳賽“極度留意防止船上收受或出售鴉片”。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琳賽化名為“胡夏米”。但由於“克萊夫號”船長拒絕配合這次行動，東印度公司最後決定換乘“阿美士德號”（Lord Amherst）。2月27日，“阿美士德號”正式從澳門出發。琳賽是此次航行的指揮官，郭實臘則充當該船的翻譯和醫生。此次航行即郭實臘的第二次沿中國海之行。由於此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中國各地港口開放貿易的可能性，因此在船上也準備了一定數量的英國貨物，如西洋布、羽紗、大呢、棉花、時辰表、千里鏡等。與郭實臘首次沿中國海之行相比，此行的活動範圍更遠更廣，且在廣東海豐與南澳、福建沿海、浙江沿海、上海等地的各個港口，均有短暫停留。而且，船隻一路北上，最終抵達威海衛。除了中國各大港口外，“阿美士德號”在返航時還途經朝鮮半島、琉球群島，對上述兩地也曾提出貿易的請求。故此，郭實臘也成為第一個到達朝鮮的新教傳教士。9月5日，“阿美士德號”返抵澳門，郭實臘的第二次沿中國海之行宣告結束。“也正是從這次旅行開始，郭實臘逐漸把自己的傳教事業與政治、經濟等活動結合起來”。由於兩次非凡的中國沿海航行，郭實臘迅即聲名鵲起，欲僱請其到中國沿海進行商業活動者絡繹不絕，其中主要為鴉片商販。澳門最大英國鴉片商之一威廉‧查頓（William Jardine），更是以最優厚的待遇僱請郭實臘，讓其乘坐他的走私鴉片飛剪船“氣仙號”（Sylph），再次沿中國海北上。據查頓言，“此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偵查如何在中國沿海擴大鴉片走私”。 作為交雷雨田主編：《近代來粵傳教士評傳》，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4年，第 119頁。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3頁。[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 4 、 5 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1年，第344－345頁。俞強：《鴉片戰爭前傳教士眼中的中國：兩位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的浙江沿海之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3頁。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5年，第 49頁。
10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換條件，查頓答應為郭實臘的傳教活動捐款。由於郭實臘早已脫離荷蘭傳教會，傳教經費全靠自籌，所以，查頓提出的條件，對於作為獨立傳教士的他來說是個極大的誘惑。 郭實臘經過再三考慮，最終同意查頓的要求，由此開啟其第三次中國沿海之行。1832年10月20日，“氣仙號”從澳門出發，其活動範圍從廣東至山東半島沿海，並最終到達遼東半島的奉天地區。次年4月29日，“氣仙號”返抵澳門。儘管郭實臘在《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 、 1832 、 1833 年》中對此行的鴉片走私活動隻字未提，但正是由於此行，使郭實臘與鴉片走私扯上關係，成為其人生不光彩的篇章。對於郭實臘參與對華鴉片走私的行為，歐洲學者赫爾曼‧施萊特（He rm anSchlyter）曾解釋說，郭沉迷於讓“中華歸主”的個人責任感中，不憚於使用任何可行的辦法，甚至借助武裝鴉片走私船進入中國。 這種解釋，顯然難以開脫郭實臘的不名譽之舉。二、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之行的具體活動在1831至1833年的三次沿中國海航行經歷中，郭實臘充分利用其所掌握的航海知識和良好的語言能力，對中國沿海城市、港口、島嶼等進行詳細考察，內容涉及各地的準確地理位置、自然環境氣候，以及沿海城市的經濟貿易狀況、居民生活情況等。郭實臘以日記的形式，將各地的具體情況予以詳細記錄，並最終出版《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 、 1832 、 1833 年》一書。該書提及的一些地方，多為其時西方人根本不知道或不瞭解的。概而言之，郭實臘的三次沿中國海航行，主要開展了如下活動︰（一）考察沿海自然地理及社會民情由於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鴉片戰爭以前的西方人對中國的瞭解極其有限，因此，郭實臘每到一地，必先勘探該地區的地理，準確記錄各港口的經緯度，並對該地區的風貌作詳盡描述。如船隻在福州港停靠時，郭實臘便對福州港進行勘察：“我們現在抵達供給歐洲人消費的最大數量的茶葉出產地。種植茶葉的山丘向四處伸展。雖然此地不能生產足夠的稻米供本地消費，然而，其木材、竹子與茶葉的出口可與稻米和棉花的進口平衡而有富餘。整個地區詩情畫意：山巒起伏，局部地區裸露，部分地區已經開墾成梯田，直達山頂，整體形成最美麗的景觀。” 另外，郭實臘還對福州的河流進行勘探：“通往省會的閩江寬闊而易航行，可達福州城……江的入口處在北緯 26 度 6 分，東經 119 度 55 分。”“閩江此處的寬度是 2 英里，分為兩個支流；北面的支流最大，可通福州城。偏西有一座坐落於西北面的高山：江北岸附近有一個大沙洲，水深2英尋；南岸水深由1英尋至3英尋。眺望遠方，帆牆林立，離城當已不遠。我們向前駛去，福州城漸漸映入眼簾。” 此類記錄在郭實臘的著作中可謂不勝枚舉，郭實臘對中國沿海各地地理狀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3頁。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Lund: Gleerup;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46, p. 77，轉引自俞強：《鴉片戰爭前傳教士眼中的中國：兩位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的浙江沿海之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2010年，第 84－ 85頁。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p. 197 － 198.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p. 198, 199 － 200.109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貌的詳細記載，無疑促進了西方人對中國沿海地理分佈與環境的瞭解。除了勘探地理環境，郭實臘還注意瞭解中國沿海各地的風土人情。由於郭實臘會說中國官話、廣東話、福建話，因此他能和中國人順暢地交流。通過與各地居民的瞭解，郭實臘認為中國民眾並不如中國官方所說的那樣排外，相反，他們對外國人是充滿好奇且友好的。但同時，他又認為中國人愚昧無知且冥頑不化。郭實臘通過觀察，認為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不高，不僅遠遠低於歐美等國，而且不注重營養搭配。據他記載當地居民的生活：“他們每日的食物幾乎一成不變，都是米飯，伴以幾樣蔬菜作為小菜。除非節假日，肉類很少出現於多數普通百姓家中；即便是貴族階層，其消費的肉品量也比歐美地區的平民要少。” 另外，郭實臘還發現中國的一些封建陋習，並予以譴責。他不止一次提及中國的溺死女嬰現象，如在廈門，“在海灘上，我們被一個漂亮的新生嬰兒剛剛被殺死的景象所震驚。我們詢問一些旁觀者這樣做意味着甚麼。他們冷淡地回答道：‘衹是一個女嬰而已。’在該地，女嬰剛生下來就會被即刻淹死，是很普遍的習慣。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有聲望的家族很少願意承擔撫養這些無用女嬰的麻煩。他們認為自己是孩子生命的主宰者，並且當他們預見孩子們的未來僅是承擔痛苦時，便有權利使他們離開這個世界”。 對於這種非人性的行為，郭實臘認為是中國人重男輕女觀念所導致。他觀察到，在中國，“問任何一個男人是否有女兒，是一種極為粗魯的標誌。無論是政府還是聖人的道德格言，均未對這種邪惡的習俗說不。父親在孩子們的生活中具有權威，並按照他自己的意願任意處置他們。男孩能夠享受更多父母的愛。他們的出生被認為是家族裏最重大而且最幸運的事情之一。他們很大程度上被溺愛和放縱……而同時，一直存在着對女性的正常販賣”。 顯然，郭實臘作為一位西方傳教士，對中國人生活中的一些愚昧陋習乃至惡劣行為是無法容忍的。（二）瞭解沿海各地經濟貿易狀況由於郭實臘第二次沿中國海航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各地港口的開放程度，以及試探打開中國市場的可能性，故此，該次的主要任務是與中國官員交涉通商事宜，並考察中國沿海各地的經濟貿易狀況。每到一處，郭實臘必先陪同琳賽向當地官員遞交稟帖，請求通商，但無一例外地遭到當地官員的拒絕。面對滿清官員的阻撓，琳賽與郭實臘據理力爭。比如在廈門，他們對當地官員說：“我們應該有來到這裏的自由，因為康熙皇帝所頒佈的舊諭允許外國人進入中國各口岸。按你們所宣稱的，不可變更之法不容許對舊制有絲毫悖逆，這是於我們有利的。我們就要求按照這一法令辦事。我們允許你們的船隻進入我們的印度各口岸；他們來往與貿易自由，沒有受到我們兵船的包圍，或者在與我們的臣民交往時受到檢查。此外，我們允許你們國家尤其是本省的居民在我們的屬地居留，而且可以同我們自己的人民享受同樣的自由，沒有受到任何當局的壓制。因此，如果我們並不要求完全相等的權利作為回報，而衹是允許我們到各個口岸進行貿易。我們的要求從各國的普通法例來說都是公平的。而且，我們再三被告知，皇帝善待外國人；而這種慈悲還從未落到我們身上，所以，我們謙恭地希望，按照舊制允許我們在這些口岸進行貿易，以便讓我們能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208.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81.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73.
10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換條件，查頓答應為郭實臘的傳教活動捐款。由於郭實臘早已脫離荷蘭傳教會，傳教經費全靠自籌，所以，查頓提出的條件，對於作為獨立傳教士的他來說是個極大的誘惑。 郭實臘經過再三考慮，最終同意查頓的要求，由此開啟其第三次中國沿海之行。1832年10月20日，“氣仙號”從澳門出發，其活動範圍從廣東至山東半島沿海，並最終到達遼東半島的奉天地區。次年4月29日，“氣仙號”返抵澳門。儘管郭實臘在《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 、 1832 、 1833 年》中對此行的鴉片走私活動隻字未提，但正是由於此行，使郭實臘與鴉片走私扯上關係，成為其人生不光彩的篇章。對於郭實臘參與對華鴉片走私的行為，歐洲學者赫爾曼‧施萊特（He rm anSchlyter）曾解釋說，郭沉迷於讓“中華歸主”的個人責任感中，不憚於使用任何可行的辦法，甚至借助武裝鴉片走私船進入中國。 這種解釋，顯然難以開脫郭實臘的不名譽之舉。二、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之行的具體活動在1831至1833年的三次沿中國海航行經歷中，郭實臘充分利用其所掌握的航海知識和良好的語言能力，對中國沿海城市、港口、島嶼等進行詳細考察，內容涉及各地的準確地理位置、自然環境氣候，以及沿海城市的經濟貿易狀況、居民生活情況等。郭實臘以日記的形式，將各地的具體情況予以詳細記錄，並最終出版《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 、 1832 、 1833 年》一書。該書提及的一些地方，多為其時西方人根本不知道或不瞭解的。概而言之，郭實臘的三次沿中國海航行，主要開展了如下活動︰（一）考察沿海自然地理及社會民情由於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鴉片戰爭以前的西方人對中國的瞭解極其有限，因此，郭實臘每到一地，必先勘探該地區的地理，準確記錄各港口的經緯度，並對該地區的風貌作詳盡描述。如船隻在福州港停靠時，郭實臘便對福州港進行勘察：“我們現在抵達供給歐洲人消費的最大數量的茶葉出產地。種植茶葉的山丘向四處伸展。雖然此地不能生產足夠的稻米供本地消費，然而，其木材、竹子與茶葉的出口可與稻米和棉花的進口平衡而有富餘。整個地區詩情畫意：山巒起伏，局部地區裸露，部分地區已經開墾成梯田，直達山頂，整體形成最美麗的景觀。” 另外，郭實臘還對福州的河流進行勘探：“通往省會的閩江寬闊而易航行，可達福州城……江的入口處在北緯 26 度 6 分，東經 119 度 55 分。”“閩江此處的寬度是 2 英里，分為兩個支流；北面的支流最大，可通福州城。偏西有一座坐落於西北面的高山：江北岸附近有一個大沙洲，水深2英尋；南岸水深由1英尋至3英尋。眺望遠方，帆牆林立，離城當已不遠。我們向前駛去，福州城漸漸映入眼簾。” 此類記錄在郭實臘的著作中可謂不勝枚舉，郭實臘對中國沿海各地地理狀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3頁。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Lund: Gleerup;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46, p. 77，轉引自俞強：《鴉片戰爭前傳教士眼中的中國：兩位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的浙江沿海之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2010年，第 84－ 85頁。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p. 197 － 198.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p. 198, 199 － 200.109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貌的詳細記載，無疑促進了西方人對中國沿海地理分佈與環境的瞭解。除了勘探地理環境，郭實臘還注意瞭解中國沿海各地的風土人情。由於郭實臘會說中國官話、廣東話、福建話，因此他能和中國人順暢地交流。通過與各地居民的瞭解，郭實臘認為中國民眾並不如中國官方所說的那樣排外，相反，他們對外國人是充滿好奇且友好的。但同時，他又認為中國人愚昧無知且冥頑不化。郭實臘通過觀察，認為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不高，不僅遠遠低於歐美等國，而且不注重營養搭配。據他記載當地居民的生活：“他們每日的食物幾乎一成不變，都是米飯，伴以幾樣蔬菜作為小菜。除非節假日，肉類很少出現於多數普通百姓家中；即便是貴族階層，其消費的肉品量也比歐美地區的平民要少。” 另外，郭實臘還發現中國的一些封建陋習，並予以譴責。他不止一次提及中國的溺死女嬰現象，如在廈門，“在海灘上，我們被一個漂亮的新生嬰兒剛剛被殺死的景象所震驚。我們詢問一些旁觀者這樣做意味着甚麼。他們冷淡地回答道：‘衹是一個女嬰而已。’在該地，女嬰剛生下來就會被即刻淹死，是很普遍的習慣。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有聲望的家族很少願意承擔撫養這些無用女嬰的麻煩。他們認為自己是孩子生命的主宰者，並且當他們預見孩子們的未來僅是承擔痛苦時，便有權利使他們離開這個世界”。 對於這種非人性的行為，郭實臘認為是中國人重男輕女觀念所導致。他觀察到，在中國，“問任何一個男人是否有女兒，是一種極為粗魯的標誌。無論是政府還是聖人的道德格言，均未對這種邪惡的習俗說不。父親在孩子們的生活中具有權威，並按照他自己的意願任意處置他們。男孩能夠享受更多父母的愛。他們的出生被認為是家族裏最重大而且最幸運的事情之一。他們很大程度上被溺愛和放縱……而同時，一直存在着對女性的正常販賣”。 顯然，郭實臘作為一位西方傳教士，對中國人生活中的一些愚昧陋習乃至惡劣行為是無法容忍的。（二）瞭解沿海各地經濟貿易狀況由於郭實臘第二次沿中國海航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各地港口的開放程度，以及試探打開中國市場的可能性，故此，該次的主要任務是與中國官員交涉通商事宜，並考察中國沿海各地的經濟貿易狀況。每到一處，郭實臘必先陪同琳賽向當地官員遞交稟帖，請求通商，但無一例外地遭到當地官員的拒絕。面對滿清官員的阻撓，琳賽與郭實臘據理力爭。比如在廈門，他們對當地官員說：“我們應該有來到這裏的自由，因為康熙皇帝所頒佈的舊諭允許外國人進入中國各口岸。按你們所宣稱的，不可變更之法不容許對舊制有絲毫悖逆，這是於我們有利的。我們就要求按照這一法令辦事。我們允許你們的船隻進入我們的印度各口岸；他們來往與貿易自由，沒有受到我們兵船的包圍，或者在與我們的臣民交往時受到檢查。此外，我們允許你們國家尤其是本省的居民在我們的屬地居留，而且可以同我們自己的人民享受同樣的自由，沒有受到任何當局的壓制。因此，如果我們並不要求完全相等的權利作為回報，而衹是允許我們到各個口岸進行貿易。我們的要求從各國的普通法例來說都是公平的。而且，我們再三被告知，皇帝善待外國人；而這種慈悲還從未落到我們身上，所以，我們謙恭地希望，按照舊制允許我們在這些口岸進行貿易，以便讓我們能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208.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81.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73.
110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沾點皇帝的慈悲。” 儘管如此，清朝官員的態度仍然非常堅定，琳賽等人亦未獲得通商的權利。雖然隨航的英國商人在中國沿海未獲得通商許可，但是，郭實臘還是利用短暫的停留時間認真仔細地考察其所到港口的貿易情況。郭實臘曾花費大量筆墨描述廈門和上海的商貿狀況︰“（廈門的）港口極其優良，最大的兵船也可以駛入。該地居民似乎是天生的商人與水手……所以，從當地居民所經營的事業來看，這塊貧瘠的土地乃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不論就其環境、財富還是所有中國出口產品的儲備來說，此地無疑都是歐洲商貿企業的最好港口之一。早年，葡萄牙人曾在這裏通商；荷蘭人接踵而至；英國人在這裏有過商館很長時間；西班牙人至今仍然在名義上擁有來到這裏的權利。貿易中止的原因，並非由於中國皇帝的禁令，而是由於巨額的敲詐勒索。對於從事貿易的國家和中國人兩方面來講，貿易的恢復都將帶來極為有益的影響。”“上海是繼廣州之後最重要的城市，這種評價一點也不會錯。儘管它可能不是長江流域唯一的商業中心，卻是江南進口的唯一地方，所有來自南方省份的船隻嚴禁通往這條大江以北的港口。” 由以上記錄可以看出，郭實臘對所到港口商貿訊息的考察是頗為細緻的。除此之外，郭實臘發現，雖然清廷官方嚴禁廣州以外的其他港口與“夷人”發生商貿關係，但在私下聊天中，他卻瞭解到中國民間商人是願意與外國人進行商貿往來的，甚至有些地方官員對此持默許態度。（三）搜集沿海軍事要塞情報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航行，除了考察所到之處的自然地理、商業貿易狀況之外，還致力於對中國沿海軍事情報的搜集。特別是其第二次航行，由於受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故郭實臘在協助琳賽與中方交涉通商事宜之外，還重點觀察了中國沿海的軍事基地。因此，在琳賽給東印度公司的報告中，不僅有大量對商貿前景的評估外，而且有關於中國軍事情況的報告。如報告對南澳島軍事防務有如下記錄：“該島一半位於廣東，一半位於福建，是廣東第二個海軍基地。它是總兵官或提督的駐地──他指揮着一支有5,237人的所謂軍隊，其中4,078名屬於廣東，1,159名屬於福建。然而這些士兵，除了在帝國的軍隊名冊中，其實際存在是很值得懷疑的。如我們所見，這個基地的防禦共有七八隻小戰船。從外形看來，它們類似小型的福建商船；從各方面看來，比我們在廣州看到的戰船要差得多。島上面，海灣入口處有兩座炮臺，較高的一座架炮八尊，較低的一座架炮六尊……海灣內，另有小炮臺一座，並未架炮。” 通過琳賽對南澳島軍事之詳實記錄，足可見他們當時對中國沿海軍備防務瞭解之透徹。郭實臘所乘搭的船隻每到一處靠岸，必會遭到中國兵船的驅趕，故其必須與清廷水師官員交涉。在郭實臘看來，清朝官員大部分昏庸無能。如在福建海壇，他見到這樣一位官員：“清晨，我們受到中國海軍卑提都的到訪。他是一位老態而愚蠢的煙鬼，舉止極端無禮，甚至到了不成體統的地步……他的整個戰船好像就是一個鴉片煙館，因為所有船員都效法他們高貴的船長，自由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and A. H. Davis, 1834, pp. 179 － 180.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and A. H. Davis, 1834, pp. 184 － 185.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and A. H. Davis, 1834, p. 255.Hugh Hamilton Lindsay &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 London: B. Fellowes, 1833, pp. 8－9.111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地沉湎於這種毒品之中。” 另外，郭實臘發現，中國兵船上的武裝設備極其落後，衹有幾尊破爛不堪的鐵鑄大炮，“中國的大部分軍事裝備，掌控於既無技能又缺乏勇氣者手中，永遠不可能威脅到任何歐洲戰船”。 郭實臘通過觀察、分析，認為中國兵船武裝設備簡陋落後，軍人紀律渙散，管理極其混亂。另外，郭實臘還發現，中國沿海陸地的軍事防務系統也極不完善、不堪一擊。郭實臘等人在上海停留期間，“我們參觀（吳淞口）炮臺的左側，考察這個國家的防務內部組織。該炮臺是一個巨大的建築結構。他們盡最大的努力佈置炮臺，可是最蹩腳的軍隊也能攻破它，因為他們不懂得防禦工事的技術，全部依賴壁壘和圍牆的厚度……火藥質量低劣，火炮缺乏保養，目標準確度更糟，點火口太寬，製造不合比例。我全然確信，有些火炮對炮手的生命來說，要比他們所瞄準的目標更加危險……我們還參觀了兵營……我們看到弓掛在牆上，但沒有發現箭。據他們說，箭存放在對岸。他們的武器裝備極不一致，有些人拿着大刀，其餘使用火繩槍，少數用矛，等等”。 同時，他們看到，中國士兵的素質也參差不齊，“我們行經穿着繪有虎紋制服的士兵佇列；他們有的沒有鼻子，另一些衹有一隻眼睛，且大多為老弱病殘之輩。他們身着全套軍禮服的長官，則配備弓箭，着裝考究，與士兵形成鮮明的對比”； “大部分軍官沒有受過教育，是從普通士兵升職上去的……他們工資極少，收入微薄，地位一點不值得羡慕。許多將軍都是滿洲人，通常除了一些肥差文官，他們享有極高的工資。衹要中國這種和平局面繼續下去，他們的官職衹不過是一個閑差”。對於中國海陸軍事防備落後的原因，郭實臘給出的解釋是：滿族人認為自己征服並統治整個中華帝國後，帝國是不可戰勝的，沒有防禦工事也可以保護國家；長期的和平狀態使他們麻痺大意；周邊國家的弱小使得清政府自認為是天朝上國；他們輕視歐洲國家的軍事行動。（四）傳播耶穌基督福音郭實臘作為一名傳教士，來到中國的主要目的當然是傳播基督福音。這也是其多年的夢想。故此，在這三次沿中國海航行中，郭實臘的主要任務之一仍然是到各地開展傳教活動。每次航行，郭實臘都攜帶大量基督宗教書籍、宣傳小冊子及單張，沿途派發並樂於與百姓交流，向他們傳播福音。“郭實臘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往是最有效的傳播手段。”在郭實臘看來，中國人是一群冥頑不化的異教徒，他們寧願向木頭或者石頭偶像進行膜拜，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93 － 195.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82.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p. 249 － 251.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79.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251.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249.俞強：《鴉片戰爭前傳教士眼中的中國：兩位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的浙江沿海之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頁。
110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沾點皇帝的慈悲。” 儘管如此，清朝官員的態度仍然非常堅定，琳賽等人亦未獲得通商的權利。雖然隨航的英國商人在中國沿海未獲得通商許可，但是，郭實臘還是利用短暫的停留時間認真仔細地考察其所到港口的貿易情況。郭實臘曾花費大量筆墨描述廈門和上海的商貿狀況︰“（廈門的）港口極其優良，最大的兵船也可以駛入。該地居民似乎是天生的商人與水手……所以，從當地居民所經營的事業來看，這塊貧瘠的土地乃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不論就其環境、財富還是所有中國出口產品的儲備來說，此地無疑都是歐洲商貿企業的最好港口之一。早年，葡萄牙人曾在這裏通商；荷蘭人接踵而至；英國人在這裏有過商館很長時間；西班牙人至今仍然在名義上擁有來到這裏的權利。貿易中止的原因，並非由於中國皇帝的禁令，而是由於巨額的敲詐勒索。對於從事貿易的國家和中國人兩方面來講，貿易的恢復都將帶來極為有益的影響。”“上海是繼廣州之後最重要的城市，這種評價一點也不會錯。儘管它可能不是長江流域唯一的商業中心，卻是江南進口的唯一地方，所有來自南方省份的船隻嚴禁通往這條大江以北的港口。” 由以上記錄可以看出，郭實臘對所到港口商貿訊息的考察是頗為細緻的。除此之外，郭實臘發現，雖然清廷官方嚴禁廣州以外的其他港口與“夷人”發生商貿關係，但在私下聊天中，他卻瞭解到中國民間商人是願意與外國人進行商貿往來的，甚至有些地方官員對此持默許態度。（三）搜集沿海軍事要塞情報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航行，除了考察所到之處的自然地理、商業貿易狀況之外，還致力於對中國沿海軍事情報的搜集。特別是其第二次航行，由於受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故郭實臘在協助琳賽與中方交涉通商事宜之外，還重點觀察了中國沿海的軍事基地。因此，在琳賽給東印度公司的報告中，不僅有大量對商貿前景的評估外，而且有關於中國軍事情況的報告。如報告對南澳島軍事防務有如下記錄：“該島一半位於廣東，一半位於福建，是廣東第二個海軍基地。它是總兵官或提督的駐地──他指揮着一支有5,237人的所謂軍隊，其中4,078名屬於廣東，1,159名屬於福建。然而這些士兵，除了在帝國的軍隊名冊中，其實際存在是很值得懷疑的。如我們所見，這個基地的防禦共有七八隻小戰船。從外形看來，它們類似小型的福建商船；從各方面看來，比我們在廣州看到的戰船要差得多。島上面，海灣入口處有兩座炮臺，較高的一座架炮八尊，較低的一座架炮六尊……海灣內，另有小炮臺一座，並未架炮。” 通過琳賽對南澳島軍事之詳實記錄，足可見他們當時對中國沿海軍備防務瞭解之透徹。郭實臘所乘搭的船隻每到一處靠岸，必會遭到中國兵船的驅趕，故其必須與清廷水師官員交涉。在郭實臘看來，清朝官員大部分昏庸無能。如在福建海壇，他見到這樣一位官員：“清晨，我們受到中國海軍卑提都的到訪。他是一位老態而愚蠢的煙鬼，舉止極端無禮，甚至到了不成體統的地步……他的整個戰船好像就是一個鴉片煙館，因為所有船員都效法他們高貴的船長，自由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and A. H. Davis, 1834, pp. 179 － 180.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and A. H. Davis, 1834, pp. 184 － 185.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and A. H. Davis, 1834, p. 255.Hugh Hamilton Lindsay &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 London: B. Fellowes, 1833, pp. 8－9.111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地沉湎於這種毒品之中。” 另外，郭實臘發現，中國兵船上的武裝設備極其落後，衹有幾尊破爛不堪的鐵鑄大炮，“中國的大部分軍事裝備，掌控於既無技能又缺乏勇氣者手中，永遠不可能威脅到任何歐洲戰船”。 郭實臘通過觀察、分析，認為中國兵船武裝設備簡陋落後，軍人紀律渙散，管理極其混亂。另外，郭實臘還發現，中國沿海陸地的軍事防務系統也極不完善、不堪一擊。郭實臘等人在上海停留期間，“我們參觀（吳淞口）炮臺的左側，考察這個國家的防務內部組織。該炮臺是一個巨大的建築結構。他們盡最大的努力佈置炮臺，可是最蹩腳的軍隊也能攻破它，因為他們不懂得防禦工事的技術，全部依賴壁壘和圍牆的厚度……火藥質量低劣，火炮缺乏保養，目標準確度更糟，點火口太寬，製造不合比例。我全然確信，有些火炮對炮手的生命來說，要比他們所瞄準的目標更加危險……我們還參觀了兵營……我們看到弓掛在牆上，但沒有發現箭。據他們說，箭存放在對岸。他們的武器裝備極不一致，有些人拿着大刀，其餘使用火繩槍，少數用矛，等等”。 同時，他們看到，中國士兵的素質也參差不齊，“我們行經穿着繪有虎紋制服的士兵佇列；他們有的沒有鼻子，另一些衹有一隻眼睛，且大多為老弱病殘之輩。他們身着全套軍禮服的長官，則配備弓箭，着裝考究，與士兵形成鮮明的對比”； “大部分軍官沒有受過教育，是從普通士兵升職上去的……他們工資極少，收入微薄，地位一點不值得羡慕。許多將軍都是滿洲人，通常除了一些肥差文官，他們享有極高的工資。衹要中國這種和平局面繼續下去，他們的官職衹不過是一個閑差”。對於中國海陸軍事防備落後的原因，郭實臘給出的解釋是：滿族人認為自己征服並統治整個中華帝國後，帝國是不可戰勝的，沒有防禦工事也可以保護國家；長期的和平狀態使他們麻痺大意；周邊國家的弱小使得清政府自認為是天朝上國；他們輕視歐洲國家的軍事行動。（四）傳播耶穌基督福音郭實臘作為一名傳教士，來到中國的主要目的當然是傳播基督福音。這也是其多年的夢想。故此，在這三次沿中國海航行中，郭實臘的主要任務之一仍然是到各地開展傳教活動。每次航行，郭實臘都攜帶大量基督宗教書籍、宣傳小冊子及單張，沿途派發並樂於與百姓交流，向他們傳播福音。“郭實臘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往是最有效的傳播手段。”在郭實臘看來，中國人是一群冥頑不化的異教徒，他們寧願向木頭或者石頭偶像進行膜拜，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93 － 195.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82.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p. 249 － 251.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79.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251.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249.俞強：《鴉片戰爭前傳教士眼中的中國：兩位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的浙江沿海之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頁。
11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也不願意接受更好的拯救──信仰上帝。因為自大、自私與頑固，所以他們完全拒絕一種新的宗教。 儘管如此，郭實臘仍未放棄在中國傳教的夢想。他憑藉自己出色的語言能力，與當地居民建立起良好的親善關係。在建立良好關係的基礎上，郭實臘對中國民眾循循善誘，力圖讓他們皈依耶穌。與此同時，郭實臘還向他們派發基督宗教書籍。對於基督宗教這種完全陌生的宗教來說，當地居民更易於接受這些傳教小冊子。郭實臘曾不止一次描述當地居民對這些小冊子的喜愛，有時候甚至一搶而空。這裏僅舉一例：“今天，我們比以往派發了更多的書籍。剛開始，他們謹小慎微地拿上書，但當發現我們並沒有要求給予回報時，他們便毫無顧忌地接受這些書籍，且心懷感激。” 郭實臘也注意到，雖然這可能衹是當地居民好奇心的一種表現，但他認為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另外，郭實臘還驚訝地發現，中國沿海地區是存在基督教徒的。一位廈門官員曾告訴郭實臘：其所在地區的本地基督徒，為數眾多，特別是在漁民之中。此外，郭實臘還在與廈門一位基督徒的談話中證實了那位官員信息的真實性。這位基督徒告訴郭實臘：這些本地基督徒都很貧窮，而且他們周圍並沒有歐洲人。 根據這位基督徒的說法，可以推測，這些中國基督徒可能是在他們的航海過程中接觸了基督宗教並歸信上帝的。除了派發傳教書籍外，郭實臘還依靠其粗淺的醫學知識為所到之地的中國人治病，通過這種方式拉近與中國人的距離。郭實臘發現，醫治疾病可以消除中國人對外國人的猜忌與疑慮，便於其傳播基督福音。郭實臘曾說：“我非常高興他們的到來，並提供了這麼好的機會，證明我們的友善。” 而且，郭實臘堅信這必定會成功。在航行日記中，郭實臘曾寫道：“我內心堅信，在這不久的將來，上帝的榮耀將會福臨中華；龍將被廢黜，基督將成為整個廣袤帝國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對象。”三、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之行對中西關係之影響郭實臘 1831 至 1833 年的三次中國沿海航行，考察中國沿海各地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宗教、民情等，搜集大量相關訊息。這些訊息傳播到西方，引起整個西方世界的高度關注，並對當時的中西關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甚至可以說，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之行直接推動了不久之後中西關係所發生的巨大轉折。（一）加深西方對中國的瞭解1832 年 5 月，以遠東及西方英語讀者為對象的英文月刊《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在廣州創刊。該刊是當時西方人瞭解與研究中國的重要媒介，自創刊號起即連載郭實臘的沿中國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83.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83.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p. 200 － 211.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206.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39.113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海航行日記。1833年，郭實臘的前兩次中國航行日記在紐約出版。1834年，郭實臘再次將完整的三次中國航行日記《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 、 1832 、 1833 年》在倫敦出版。此書甫一問世，即刻引起整個西方世界的高度關注。英國是當時西方最大的對華貿易國家。由於貿易逆差巨大，英國急於打開中國的大門，所以，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在英國朝野引起巨大反響。 1835年 7月，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羅賓臣爵士（Si r G. B . R o b i n s o n）致函巴麥尊勳爵（He n ry J o h n Temp l e , 3 rd Vi s c o u n tPalmerston）：“現在，我榮幸地把郭士立牧師所寫的一系列文章或評論中的第一篇送呈閣下。我在承擔此項職責後，立即充分感受到傳送關於這個國家的一切情報具有很大的重要意義，所以要求郭士立先生向我提供任何可能證明很重要或有興趣的消息，因為我相信沒有任何人能夠像這位先生具有這麼好的資格。閣下必定知道，他也許比至少是現代的任何其他歐洲人具有更引人注目的和有利的機會進行觀察，從而形成了一些意見……那個人無視文明生活的所有享樂和舒適，不僅乘坐歐洲船隻訪問了沿海，而且採用這些人們的衣着和習慣，更令人驚訝的是採用了他們的語言，在各個不同的地方很熟悉地同他們交往，那些地方以前沒有任何歐洲人知道，而且現在也僅有少數幾個人知道。郭士立先生具有精力充沛而又熱情的氣質，受到那些崇高動機的影響，也許因為抱有過分樂觀的希望和期待而失去自我控制力，所以他對於輕易擴大英國對中國其他口岸的貿易一事可能採取了某些虛妄的想法……通過他的作品，閣下將看出一種急切的希望，要求我們注意從建立在中國其他口岸的貿易中將獲得不可估量的利益，而且他預料可以輕而易舉地達到這麼重要的一項目的。” 此足以說明，郭實臘在中國沿海的航行經歷，對英國政界影響甚大；英國對其所傳遞的有關中國的訊息，亦高度關注。除了政界，西方宗教界人士對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航行亦給予很高的評價。美國首位來華傳教士、《中國叢報》主編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評價郭實臘的航行日記時曾說：“以我們的淺見，此航行記應當不僅當作‘新奇與有趣’來讀，而且是對所發生的事情的一個非常公平、完整和公正的描述，甚而，通過作者的觀察表達出了觀點……” 的確，由於清王朝的閉關鎖國政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瞭解極其有限，大多都是道聽途說，沒有多少人知道真實的中國，所以對中國既嚮往又恐懼。然而，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航行為西方國家打開了一扇窗戶，透過這扇窗戶可以瞭解中國當時的狀貌。儘管郭實臘的這些訊息不全面，甚至很偏頗，但對西方國家來說已是彌足珍貴。（二）加強傳教士到中國的信心自馬禮遜近代來華開創傳教事業後，倫敦會米憐（William Milne）等新教傳教士亦希望到中國傳播福音，但皆因為中國的傳教禁令而舉步維艱，甚至願望落空。馬禮遜因其東印度公司僱員身份而留居廣州，但活動範圍也僅限於廣州地區。然而，郭實臘憑藉自己的膽識與能力多次到中國沿海航行，成為第一位到中國北方港口遊歷的新教傳教士。郭實臘以其自身經歷向西方傳教士證明到中國傳教的可能性。第二位到中國沿海遊歷的新教傳教士麥都思曾說：“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中國對神聖真理的傳播者是徹底隔絕的，涉足其海岸就要面對死亡，且認為在那些地區傳播福音的企圖是瘋狂的。但這裏有一個人去了，而且未受傷害地歸來；他曾與當地民眾進行廣泛交流，在他們的城市和省份居住了好幾個月，見到過聲名遠揚、令人生畏的官吏；且並未被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93年，第 71－ 72頁。E. C. Bridgman, “Remarks on Voyages to the North of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No. 5 (Sep 1832), p. 198.
11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也不願意接受更好的拯救──信仰上帝。因為自大、自私與頑固，所以他們完全拒絕一種新的宗教。 儘管如此，郭實臘仍未放棄在中國傳教的夢想。他憑藉自己出色的語言能力，與當地居民建立起良好的親善關係。在建立良好關係的基礎上，郭實臘對中國民眾循循善誘，力圖讓他們皈依耶穌。與此同時，郭實臘還向他們派發基督宗教書籍。對於基督宗教這種完全陌生的宗教來說，當地居民更易於接受這些傳教小冊子。郭實臘曾不止一次描述當地居民對這些小冊子的喜愛，有時候甚至一搶而空。這裏僅舉一例：“今天，我們比以往派發了更多的書籍。剛開始，他們謹小慎微地拿上書，但當發現我們並沒有要求給予回報時，他們便毫無顧忌地接受這些書籍，且心懷感激。” 郭實臘也注意到，雖然這可能衹是當地居民好奇心的一種表現，但他認為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另外，郭實臘還驚訝地發現，中國沿海地區是存在基督教徒的。一位廈門官員曾告訴郭實臘：其所在地區的本地基督徒，為數眾多，特別是在漁民之中。此外，郭實臘還在與廈門一位基督徒的談話中證實了那位官員信息的真實性。這位基督徒告訴郭實臘：這些本地基督徒都很貧窮，而且他們周圍並沒有歐洲人。 根據這位基督徒的說法，可以推測，這些中國基督徒可能是在他們的航海過程中接觸了基督宗教並歸信上帝的。除了派發傳教書籍外，郭實臘還依靠其粗淺的醫學知識為所到之地的中國人治病，通過這種方式拉近與中國人的距離。郭實臘發現，醫治疾病可以消除中國人對外國人的猜忌與疑慮，便於其傳播基督福音。郭實臘曾說：“我非常高興他們的到來，並提供了這麼好的機會，證明我們的友善。” 而且，郭實臘堅信這必定會成功。在航行日記中，郭實臘曾寫道：“我內心堅信，在這不久的將來，上帝的榮耀將會福臨中華；龍將被廢黜，基督將成為整個廣袤帝國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對象。”三、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之行對中西關係之影響郭實臘 1831 至 1833 年的三次中國沿海航行，考察中國沿海各地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宗教、民情等，搜集大量相關訊息。這些訊息傳播到西方，引起整個西方世界的高度關注，並對當時的中西關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甚至可以說，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之行直接推動了不久之後中西關係所發生的巨大轉折。（一）加深西方對中國的瞭解1832 年 5 月，以遠東及西方英語讀者為對象的英文月刊《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在廣州創刊。該刊是當時西方人瞭解與研究中國的重要媒介，自創刊號起即連載郭實臘的沿中國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83.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83.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p. 200 － 211.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206.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39.113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海航行日記。1833年，郭實臘的前兩次中國航行日記在紐約出版。1834年，郭實臘再次將完整的三次中國航行日記《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 、 1832 、 1833 年》在倫敦出版。此書甫一問世，即刻引起整個西方世界的高度關注。英國是當時西方最大的對華貿易國家。由於貿易逆差巨大，英國急於打開中國的大門，所以，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在英國朝野引起巨大反響。 1835年 7月，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羅賓臣爵士（Si r G. B . R o b i n s o n）致函巴麥尊勳爵（He n ry J o h n Temp l e , 3 rd Vi s c o u n tPalmerston）：“現在，我榮幸地把郭士立牧師所寫的一系列文章或評論中的第一篇送呈閣下。我在承擔此項職責後，立即充分感受到傳送關於這個國家的一切情報具有很大的重要意義，所以要求郭士立先生向我提供任何可能證明很重要或有興趣的消息，因為我相信沒有任何人能夠像這位先生具有這麼好的資格。閣下必定知道，他也許比至少是現代的任何其他歐洲人具有更引人注目的和有利的機會進行觀察，從而形成了一些意見……那個人無視文明生活的所有享樂和舒適，不僅乘坐歐洲船隻訪問了沿海，而且採用這些人們的衣着和習慣，更令人驚訝的是採用了他們的語言，在各個不同的地方很熟悉地同他們交往，那些地方以前沒有任何歐洲人知道，而且現在也僅有少數幾個人知道。郭士立先生具有精力充沛而又熱情的氣質，受到那些崇高動機的影響，也許因為抱有過分樂觀的希望和期待而失去自我控制力，所以他對於輕易擴大英國對中國其他口岸的貿易一事可能採取了某些虛妄的想法……通過他的作品，閣下將看出一種急切的希望，要求我們注意從建立在中國其他口岸的貿易中將獲得不可估量的利益，而且他預料可以輕而易舉地達到這麼重要的一項目的。” 此足以說明，郭實臘在中國沿海的航行經歷，對英國政界影響甚大；英國對其所傳遞的有關中國的訊息，亦高度關注。除了政界，西方宗教界人士對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航行亦給予很高的評價。美國首位來華傳教士、《中國叢報》主編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評價郭實臘的航行日記時曾說：“以我們的淺見，此航行記應當不僅當作‘新奇與有趣’來讀，而且是對所發生的事情的一個非常公平、完整和公正的描述，甚而，通過作者的觀察表達出了觀點……” 的確，由於清王朝的閉關鎖國政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瞭解極其有限，大多都是道聽途說，沒有多少人知道真實的中國，所以對中國既嚮往又恐懼。然而，郭實臘的三次中國沿海航行為西方國家打開了一扇窗戶，透過這扇窗戶可以瞭解中國當時的狀貌。儘管郭實臘的這些訊息不全面，甚至很偏頗，但對西方國家來說已是彌足珍貴。（二）加強傳教士到中國的信心自馬禮遜近代來華開創傳教事業後，倫敦會米憐（William Milne）等新教傳教士亦希望到中國傳播福音，但皆因為中國的傳教禁令而舉步維艱，甚至願望落空。馬禮遜因其東印度公司僱員身份而留居廣州，但活動範圍也僅限於廣州地區。然而，郭實臘憑藉自己的膽識與能力多次到中國沿海航行，成為第一位到中國北方港口遊歷的新教傳教士。郭實臘以其自身經歷向西方傳教士證明到中國傳教的可能性。第二位到中國沿海遊歷的新教傳教士麥都思曾說：“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中國對神聖真理的傳播者是徹底隔絕的，涉足其海岸就要面對死亡，且認為在那些地區傳播福音的企圖是瘋狂的。但這裏有一個人去了，而且未受傷害地歸來；他曾與當地民眾進行廣泛交流，在他們的城市和省份居住了好幾個月，見到過聲名遠揚、令人生畏的官吏；且並未被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93年，第 71－ 72頁。E. C. Bridgman, “Remarks on Voyages to the North of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No. 5 (Sep 1832), p. 198.
11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逮捕、監禁和裝進籠子送回廣州，相反在每一個場合都得到了禮貌的、有時甚至是尊敬的對待。” 此足以說明郭實臘的沿中國海航行對新教在華傳教事業具有積極影響。此外，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借助郭實臘的描述，更加清楚地瞭解到中國人較真實的生活狀態，並根據中國人的特性，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傳教方法。郭實臘在沿海遊歷時所採取的傳教方法，亦為後來的新教傳教士所承襲。如針對中國人文化水平不高的情狀，郭實臘就曾提出要向中國人傳播西方先進文化，從而消除他們那種自大且排外的思想。為此，1833年8月他在廣州創辦了中國境內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該刊力圖證明西方並不是如中國人所想像的蠻夷之邦，因此其內容涉及各國的政治、經濟、地理、歷史和廣州外貿等方面。緊隨其後，大量由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在中國出版。此外，醫務傳教也是一種重要的傳教方法。雖然馬禮遜是最早在中國進行醫務活動的新教傳教士，但第一個提出以醫務活動作為傳教手段的人卻是郭實臘。郭實臘在其幾次航行中亦適當運用這種方法。1838年，由傳教士倡辦的“中華醫務傳教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正式成立，郭實臘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三）影響中西關係的發展雖然郭實臘在1831至1833年三次中國沿海航行中都是以個人身份參與的，但其三次航行所帶來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在政治上，它為中國的大門在不久之後被強迫打開，提供了契機。正如郭實臘自己所言：“我誠摯地希望，應該做一些更有效的事情，打開與中國的自由交往之門。如果我能為加快這一進程而盡些綿薄之力，將深以為榮。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上帝和救世主仁慈的保佑下，中國之門將會被轟然打開。” 裨治文在 1834年 4月的《中國叢報》上發表評論，認為琳賽與郭實臘的第二次中國沿海航行，“將影響到中國的政策，與他們同時代的人將感謝他們，子孫後代將崇敬他們……琳賽和郭實臘的航行記在加速完善其所期冀之事業方面如此虔誠，將會擔負重要的角色”。在經濟上，對於西方人一直頗為關心的問題是打開中國市場的可能性，郭實臘以其自身的經歷向西方人證明了突破清政府禁令、到中國沿海地區通商的可能性。在第二次航行結束後，琳賽和郭實臘曾向東印度公司作出一次航行報告，報告這樣寫道：“此次遠征的結果，證明中國人並不反對與外國人擴大來往，‘阿美士德勳爵號’的船員，到處受到最大的熱情和友好的接待；在福州府，在官員的默許下做了一些買賣，雖然頒發嚴令禁止這種行為。在各種情況下，政府都表明堅決反對，明確拒絕請求貿易的提議。他們又在船返回前後，屢次諭令委員會，催促立即將在沿海的幾艘船召回，並指令要下令不准再有這樣的企圖發生。這個政府隨處都表現出懦弱與無組織，雖然‘阿美士德勳爵號’駛入他們的港口，在每個港口都停留相當時間，在大多數的實例裏，他們都以明顯的尊敬與禮貌對待，因此隨後頒佈的諭令，無論如何必須推斷為地方政府的恐懼多於他們的好意。廣東方面收到這些諭令，照例聲明皇上水師已經把船驅離海岸，其實歷來要船駛走的唯一辦法，是請求或者聽從其便，而有一次是送一筆錢。” 由此，郭實臘的中國沿海W.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 London: John Snow, 1838, p. 364.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57.E. C. Bridgman, “Review of Gutzlaff and Lindsay’s Voyage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No.12 (Apr 1834), p. 553.[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 4 、 5 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46頁。115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航行大大增強了西方人打開中國市場的決心。在軍事上，郭實臘對中國沿海軍事情報的搜集，使西方人認識到中國並非如自己所言那般強大，通過武力來打開中國大門也並非沒有可能。事實上，也正是由於郭實臘的情報，為英國在鴉片戰爭時制定作戰計劃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詳細的航海記錄保持下來，郭實臘能夠利用他的關係人秘密得到一幅航海圖或有關福州地區的閩江圖。一些水手陸續在已經開始定期往返於沿海的鴉片船上得到了職位。在 1840年和 1840至 1842年的北方戰爭中，英國戰艦很好地運用了來自阿美士德勳爵號和鴉片經銷商的航海情報及經驗”。 中英《南京條約》中所確定的通商五口，則明顯是郭實臘航海途中詳細考察過的城市。餘論郭實臘既是早期來華基督新教傳教士中一位廣受各方關注的人物，也是一位頗具爭議的特殊人物。他在1831至1833年的三次中國沿海航行中，考察並搜集到很多關於中國的訊息，內容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地理、宗教、民情等諸多方面，並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傳播到西方。但值得注意的是，郭實臘向西方所傳播的有關中國的訊息，摻雜着很多主觀與誇張的成分，有些是帶有偏見的，有的甚至是從不正當渠道中獲得。19世紀初正是西方人的中國觀發生巨大轉變的時期，郭實臘向西方所傳播的有關中國的訊息，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19世紀以來的新教傳教士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此刻的西方國家早已進入工業文明時代，而中國仍固步自封，差距漸漸拉大。西方商人要求在中國拓展市場，傳教士期盼把基督福音傳播到中華大地，所以，郭實臘的沿中國海航行記錄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不同社會群體的需要。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西方人進入中國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因此，就郭實臘本人而言，雖然其進入中國之主觀目的是為宗教服務，但在客觀上卻對近代中西關係格局的轉變起了推動作用。郭實臘自首次中國沿海航行始，逐漸將自己的傳教事業介入到政治、經濟、鴉片販賣等活動之中，活動範圍也從最初“澳門－廣州”，一直延伸到中國沿海的北方地區。雖然郭實臘一直對自己參與鴉片販賣的活動諱莫如深，但這一事實卻無法掩蓋。對於為何選擇“氣仙號”商船，他也僅僅是一筆帶過：“經過與他人的多次磋商和自己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我登上了‘氣仙號’。” 而事實上，郭實臘1833年之後的幾次中國沿海航行，都是為鴉片商販充當顧問。鴉片公司的檔案中保存着這麼一封關於鴉片商販對郭實臘評價的信：“郭士立博士給我很大的幫助，現在生意越展開，他的幫助越需要了。他的熱情是無限的，但未免大膽，太敢幹了……現在在青州的買賣可以說是已經有穩固的基礎了，雖然中國官吏有時還來干涉。”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認郭實臘為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傳播所做的貢獻。[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田衛平]J. G. 路茲：《教士外交家郭士立與鴉片戰爭》，炎明主編：《浙江鴉片戰爭史料》，寧波：寧波出版社， 1997年，第 16頁。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297.齊思和：《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煙販們是英國侵略中國的主謀》，列島：《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北京：三聯書店， 1958年，第 3頁。
11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逮捕、監禁和裝進籠子送回廣州，相反在每一個場合都得到了禮貌的、有時甚至是尊敬的對待。” 此足以說明郭實臘的沿中國海航行對新教在華傳教事業具有積極影響。此外，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借助郭實臘的描述，更加清楚地瞭解到中國人較真實的生活狀態，並根據中國人的特性，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傳教方法。郭實臘在沿海遊歷時所採取的傳教方法，亦為後來的新教傳教士所承襲。如針對中國人文化水平不高的情狀，郭實臘就曾提出要向中國人傳播西方先進文化，從而消除他們那種自大且排外的思想。為此，1833年8月他在廣州創辦了中國境內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該刊力圖證明西方並不是如中國人所想像的蠻夷之邦，因此其內容涉及各國的政治、經濟、地理、歷史和廣州外貿等方面。緊隨其後，大量由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在中國出版。此外，醫務傳教也是一種重要的傳教方法。雖然馬禮遜是最早在中國進行醫務活動的新教傳教士，但第一個提出以醫務活動作為傳教手段的人卻是郭實臘。郭實臘在其幾次航行中亦適當運用這種方法。1838年，由傳教士倡辦的“中華醫務傳教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正式成立，郭實臘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三）影響中西關係的發展雖然郭實臘在1831至1833年三次中國沿海航行中都是以個人身份參與的，但其三次航行所帶來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在政治上，它為中國的大門在不久之後被強迫打開，提供了契機。正如郭實臘自己所言：“我誠摯地希望，應該做一些更有效的事情，打開與中國的自由交往之門。如果我能為加快這一進程而盡些綿薄之力，將深以為榮。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上帝和救世主仁慈的保佑下，中國之門將會被轟然打開。” 裨治文在 1834年 4月的《中國叢報》上發表評論，認為琳賽與郭實臘的第二次中國沿海航行，“將影響到中國的政策，與他們同時代的人將感謝他們，子孫後代將崇敬他們……琳賽和郭實臘的航行記在加速完善其所期冀之事業方面如此虔誠，將會擔負重要的角色”。在經濟上，對於西方人一直頗為關心的問題是打開中國市場的可能性，郭實臘以其自身的經歷向西方人證明了突破清政府禁令、到中國沿海地區通商的可能性。在第二次航行結束後，琳賽和郭實臘曾向東印度公司作出一次航行報告，報告這樣寫道：“此次遠征的結果，證明中國人並不反對與外國人擴大來往，‘阿美士德勳爵號’的船員，到處受到最大的熱情和友好的接待；在福州府，在官員的默許下做了一些買賣，雖然頒發嚴令禁止這種行為。在各種情況下，政府都表明堅決反對，明確拒絕請求貿易的提議。他們又在船返回前後，屢次諭令委員會，催促立即將在沿海的幾艘船召回，並指令要下令不准再有這樣的企圖發生。這個政府隨處都表現出懦弱與無組織，雖然‘阿美士德勳爵號’駛入他們的港口，在每個港口都停留相當時間，在大多數的實例裏，他們都以明顯的尊敬與禮貌對待，因此隨後頒佈的諭令，無論如何必須推斷為地方政府的恐懼多於他們的好意。廣東方面收到這些諭令，照例聲明皇上水師已經把船驅離海岸，其實歷來要船駛走的唯一辦法，是請求或者聽從其便，而有一次是送一筆錢。” 由此，郭實臘的中國沿海W.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 London: John Snow, 1838, p. 364.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157.E. C. Bridgman, “Review of Gutzlaff and Lindsay’s Voyage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No.12 (Apr 1834), p. 553.[美]馬士（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 4 、 5 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46頁。115郭實臘三次中國沿海航行及對中西關係之影響航行大大增強了西方人打開中國市場的決心。在軍事上，郭實臘對中國沿海軍事情報的搜集，使西方人認識到中國並非如自己所言那般強大，通過武力來打開中國大門也並非沒有可能。事實上，也正是由於郭實臘的情報，為英國在鴉片戰爭時制定作戰計劃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詳細的航海記錄保持下來，郭實臘能夠利用他的關係人秘密得到一幅航海圖或有關福州地區的閩江圖。一些水手陸續在已經開始定期往返於沿海的鴉片船上得到了職位。在 1840年和 1840至 1842年的北方戰爭中，英國戰艦很好地運用了來自阿美士德勳爵號和鴉片經銷商的航海情報及經驗”。 中英《南京條約》中所確定的通商五口，則明顯是郭實臘航海途中詳細考察過的城市。餘論郭實臘既是早期來華基督新教傳教士中一位廣受各方關注的人物，也是一位頗具爭議的特殊人物。他在1831至1833年的三次中國沿海航行中，考察並搜集到很多關於中國的訊息，內容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地理、宗教、民情等諸多方面，並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傳播到西方。但值得注意的是，郭實臘向西方所傳播的有關中國的訊息，摻雜着很多主觀與誇張的成分，有些是帶有偏見的，有的甚至是從不正當渠道中獲得。19世紀初正是西方人的中國觀發生巨大轉變的時期，郭實臘向西方所傳播的有關中國的訊息，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19世紀以來的新教傳教士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此刻的西方國家早已進入工業文明時代，而中國仍固步自封，差距漸漸拉大。西方商人要求在中國拓展市場，傳教士期盼把基督福音傳播到中華大地，所以，郭實臘的沿中國海航行記錄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不同社會群體的需要。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西方人進入中國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因此，就郭實臘本人而言，雖然其進入中國之主觀目的是為宗教服務，但在客觀上卻對近代中西關係格局的轉變起了推動作用。郭實臘自首次中國沿海航行始，逐漸將自己的傳教事業介入到政治、經濟、鴉片販賣等活動之中，活動範圍也從最初“澳門－廣州”，一直延伸到中國沿海的北方地區。雖然郭實臘一直對自己參與鴉片販賣的活動諱莫如深，但這一事實卻無法掩蓋。對於為何選擇“氣仙號”商船，他也僅僅是一筆帶過：“經過與他人的多次磋商和自己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我登上了‘氣仙號’。” 而事實上，郭實臘1833年之後的幾次中國沿海航行，都是為鴉片商販充當顧問。鴉片公司的檔案中保存着這麼一封關於鴉片商販對郭實臘評價的信：“郭士立博士給我很大的幫助，現在生意越展開，他的幫助越需要了。他的熱情是無限的，但未免大膽，太敢幹了……現在在青州的買賣可以說是已經有穩固的基礎了，雖然中國官吏有時還來干涉。”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認郭實臘為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傳播所做的貢獻。[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田衛平]J. G. 路茲：《教士外交家郭士立與鴉片戰爭》，炎明主編：《浙江鴉片戰爭史料》，寧波：寧波出版社， 1997年，第 16頁。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 297.齊思和：《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煙販們是英國侵略中國的主謀》，列島：《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北京：三聯書店，1958年，第 3頁。
11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摘 要] 18世紀，瑞典東印度公司成立，並來到廣州和澳門進行貿易，在這段時期，也有一些瑞典旅行家來到中國，包括植物學家彼得‧奧斯貝克、傳教士和著作家雅各‧沃倫伯格等，龍思泰是當中重要的一位。他從事過押運員和瑞典駐中國領事，在19世紀早期定居澳門，並寫下了最早的英文澳門史書──《早期澳門史》。通過引用《來自中國的信》中的一些內容，可呈現龍思泰的一些不為人知的經歷。到目前為止，除了瑞典，這些信的內容還不為其他國家的人所知曉。信的內容主要涉及一些經濟問題，龍思泰也在信中也詳細介紹了澳門是如何在1810年英勇地戰勝了海盜艦隊。[關鍵詞 ] 龍思泰 瑞典東印度公司 彼得‧奧斯貝克 澳門歷史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門史》（1832 年出版， 1835 年再版）是最早的英文澳門史書， 它被西方史學界公認為是第一部科學地對澳門歷史進行研究的著作。這部具有開拓性意義的歷史名著值得反覆探索，而龍思泰在澳門的生活同樣值得深入研究。1797年，龍思泰受僱於瑞典東印度公司（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於第二年便開始乘坐商船遠航中國。一開始，他每年有半年待在廣州，而另外半年則待在澳門。在交易季的六個月裏，龍思泰在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瑞行”（Swedish Factory）工作，而另外六個月則待在澳門。在澳門，人們的生活條件會好一點，而且相對來說，受到的中國法律的管制也比廣州要寬鬆得多，尤其是那些“來自中國的信”（選自其信件合集Breven från Kina，內容為他寄往瑞典的信件）， 由於他使用瑞典語寫成，因此至今仍未被澳門的歷史學家注意。筆者總結龍思泰的一生，以及他所從事的活動，特別是他撰寫的歷史巨著──《早期澳門史》（An Historical Sketch）；介紹當時來到中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瑞典]Björn Sundmark 撰 貢曉靜 譯作者簡介︰ Björn Sundmark（何碩），瑞典馬爾默大學英語系教授、文學博士；貢曉靜，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研究生。Ljungstedt, Anders,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and Mission in China &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 1992. 本文簡稱為An Historical Sketch.Hellberg, Harry, Anders Ljungstedt och breven från Sverige (Anders Ljungstedt and the Letters from Sweden),Linghem: Stålgården, 1992.‧澳門學‧117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國的其他瑞典人，包括冒險家、商人和科學家；並指出龍思泰所取得的成就，重點敘述了他那些未被關注的“來自中國的信”。筆者從整體背景出發，簡述了東印度公司的興衰史， 然後講述了雅各‧沃倫伯格（Jacob Wallenberg）幽默詼諧的遊記──《我的兒子在渡船上》（Min sonpå galejan）， 該遊記記錄了他在廣州旅行時的所見所聞，還講述了植物學家彼得‧奧斯貝克（Pehr Osbeck）的著作。 最後總結了龍思泰的一生以及他所從事的活動，從他早期的生活到他受僱於瑞典東印度公司，再到後來瑞典東印度公司瓦解，他定居於澳門成為一名獨立的商人。龍思泰在英文方面的學術性工作，學界已有很多研究，而是次筆者重點則在於他的信件合集 ——《來自中國的信》上，目前它衹有瑞典語版本。這些信件向我們描述了19世紀的澳門，以及當時富裕的西方人的生活。一、瑞典東印度公司以及在這時期來到中國、值得關注的瑞典人17世紀，幾家歐洲的東印度公司為了在孟加拉和遠東地區進行貿易，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最早的幾家東印度公司分別來自英國（1600）、荷蘭（1602）和丹麥（1618）。儘管東印度公司主要為經濟性質，但正如它的名字那樣，它也帶有民族性和政治性。例如，當丹麥東印度公司破產時，丹麥政府接管了它在印度的所有資產（於 1845年出售給英國）。瑞典也同樣如此，投資建立類似這樣的企業可獲巨大利潤，其首次的嘗試在1621年，但建立的過程並不順利；經歷了幾次失敗後，瑞典東印度公司終於在1731年建立，並給予首階段的貿易許可，這就是所謂的“貨物入市”（Octroi）時期，此時期直到 1745年。這一階段的成功，部分原因是由於 1731年弗蘭德東印度公司（Flem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倒閉，這意味着其投資者可以通過匿名的方式注資（而不是轉向）瑞典東印度公司。但由於新貿易公司威脅到法、英等其他歐洲國家的利益，因此它的貿易並不順利。它的首次探索遭到了競爭對手們的攻擊，例如，船隻在巽他海峽（Sunda Straits，位於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之間）被荷蘭人截停；法國和英國出人意料地一同攻擊和摧毀了瑞典在印度帕蘭吉佩泰 （Parangipattai） 的交易站。此外，根據早期瑞典史書的記載，烏爾莉卡‧埃莉諾拉號（Ulrica Eleonora）也遭到毀滅性打擊──它被禁止泊岸維修，也不允許進入法國、英國和荷蘭殖民地的水域，最後衹有幾位船員得以返回並存活下來。經歷了這次磨難之後，瑞典東印度公司提高警惕，避開政治意味濃厚的孟加拉地區，而將重心移到中國進行貿易，但是厄運並未就此結束。在第一次“貨物入市”中，該公司在風暴中損失了四艘船。在此期間，瑞典東印度公司儘管在前往印度的航行中經歷了首輪慘敗，也在航行期間遭遇風暴，損失了船隻、物資和人員，但它卻確實在運作初期為很多股東帶來了豐厚利潤，使它能夠繼續經營下去，每年獲得的回報高達 30 至 80%（圖 1）。詳情可參閱︰ Frängsmyr, Tore, Ostindiska kompaniet (The East India Company), Höganäs: Bra Böcker, 1976;Lindqvist, Herman, Historien om ostindiefararna (The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 Travellers), Göteborg: Hansson &Lundvall, 2002.Wallenberg, Jacob, Min son på galejan (My Son in the Galleys), Stockholm: Biblioteksförlaget, 1960.Schildt, Göran, Resenärer i Floras Rike: Reseberättelser av Linnés lärjungar (Travellers in Flora’s Kingdom:Travelogues by the Disciples of Linnaeus), Stockholm: Biblioteksförlaget, 1960.
11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摘 要] 18世紀，瑞典東印度公司成立，並來到廣州和澳門進行貿易，在這段時期，也有一些瑞典旅行家來到中國，包括植物學家彼得‧奧斯貝克、傳教士和著作家雅各‧沃倫伯格等，龍思泰是當中重要的一位。他從事過押運員和瑞典駐中國領事，在19世紀早期定居澳門，並寫下了最早的英文澳門史書──《早期澳門史》。通過引用《來自中國的信》中的一些內容，可呈現龍思泰的一些不為人知的經歷。到目前為止，除了瑞典，這些信的內容還不為其他國家的人所知曉。信的內容主要涉及一些經濟問題，龍思泰也在信中也詳細介紹了澳門是如何在1810年英勇地戰勝了海盜艦隊。[關鍵詞 ] 龍思泰 瑞典東印度公司 彼得‧奧斯貝克 澳門歷史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門史》（1832 年出版， 1835 年再版）是最早的英文澳門史書， 它被西方史學界公認為是第一部科學地對澳門歷史進行研究的著作。這部具有開拓性意義的歷史名著值得反覆探索，而龍思泰在澳門的生活同樣值得深入研究。1797年，龍思泰受僱於瑞典東印度公司（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於第二年便開始乘坐商船遠航中國。一開始，他每年有半年待在廣州，而另外半年則待在澳門。在交易季的六個月裏，龍思泰在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瑞行”（Swedish Factory）工作，而另外六個月則待在澳門。在澳門，人們的生活條件會好一點，而且相對來說，受到的中國法律的管制也比廣州要寬鬆得多，尤其是那些“來自中國的信”（選自其信件合集Breven från Kina，內容為他寄往瑞典的信件）， 由於他使用瑞典語寫成，因此至今仍未被澳門的歷史學家注意。筆者總結龍思泰的一生，以及他所從事的活動，特別是他撰寫的歷史巨著──《早期澳門史》（An Historical Sketch）；介紹當時來到中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瑞典]Björn Sundmark 撰 貢曉靜 譯作者簡介︰ Björn Sundmark（何碩），瑞典馬爾默大學英語系教授、文學博士；貢曉靜，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研究生。Ljungstedt, Anders,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and Mission in China &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 1992. 本文簡稱為An Historical Sketch.Hellberg, Harry, Anders Ljungstedt och breven från Sverige (Anders Ljungstedt and the Letters from Sweden),Linghem: Stålgården, 1992.‧澳門學‧117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國的其他瑞典人，包括冒險家、商人和科學家；並指出龍思泰所取得的成就，重點敘述了他那些未被關注的“來自中國的信”。筆者從整體背景出發，簡述了東印度公司的興衰史， 然後講述了雅各‧沃倫伯格（Jacob Wallenberg）幽默詼諧的遊記──《我的兒子在渡船上》（Min sonpå galejan）， 該遊記記錄了他在廣州旅行時的所見所聞，還講述了植物學家彼得‧奧斯貝克（Pehr Osbeck）的著作。 最後總結了龍思泰的一生以及他所從事的活動，從他早期的生活到他受僱於瑞典東印度公司，再到後來瑞典東印度公司瓦解，他定居於澳門成為一名獨立的商人。龍思泰在英文方面的學術性工作，學界已有很多研究，而是次筆者重點則在於他的信件合集 ——《來自中國的信》上，目前它衹有瑞典語版本。這些信件向我們描述了19世紀的澳門，以及當時富裕的西方人的生活。一、瑞典東印度公司以及在這時期來到中國、值得關注的瑞典人17世紀，幾家歐洲的東印度公司為了在孟加拉和遠東地區進行貿易，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最早的幾家東印度公司分別來自英國（1600）、荷蘭（1602）和丹麥（1618）。儘管東印度公司主要為經濟性質，但正如它的名字那樣，它也帶有民族性和政治性。例如，當丹麥東印度公司破產時，丹麥政府接管了它在印度的所有資產（於 1845年出售給英國）。瑞典也同樣如此，投資建立類似這樣的企業可獲巨大利潤，其首次的嘗試在1621年，但建立的過程並不順利；經歷了幾次失敗後，瑞典東印度公司終於在1731年建立，並給予首階段的貿易許可，這就是所謂的“貨物入市”（Octroi）時期，此時期直到 1745年。這一階段的成功，部分原因是由於 1731年弗蘭德東印度公司（Flem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倒閉，這意味着其投資者可以通過匿名的方式注資（而不是轉向）瑞典東印度公司。但由於新貿易公司威脅到法、英等其他歐洲國家的利益，因此它的貿易並不順利。它的首次探索遭到了競爭對手們的攻擊，例如，船隻在巽他海峽（Sunda Straits，位於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之間）被荷蘭人截停；法國和英國出人意料地一同攻擊和摧毀了瑞典在印度帕蘭吉佩泰 （Parangipattai） 的交易站。此外，根據早期瑞典史書的記載，烏爾莉卡‧埃莉諾拉號（Ulrica Eleonora）也遭到毀滅性打擊──它被禁止泊岸維修，也不允許進入法國、英國和荷蘭殖民地的水域，最後衹有幾位船員得以返回並存活下來。經歷了這次磨難之後，瑞典東印度公司提高警惕，避開政治意味濃厚的孟加拉地區，而將重心移到中國進行貿易，但是厄運並未就此結束。在第一次“貨物入市”中，該公司在風暴中損失了四艘船。在此期間，瑞典東印度公司儘管在前往印度的航行中經歷了首輪慘敗，也在航行期間遭遇風暴，損失了船隻、物資和人員，但它卻確實在運作初期為很多股東帶來了豐厚利潤，使它能夠繼續經營下去，每年獲得的回報高達 30 至 80%（圖 1）。詳情可參閱︰ Frängsmyr, Tore, Ostindiska kompaniet (The East India Company), Höganäs: Bra Böcker, 1976;Lindqvist, Herman, Historien om ostindiefararna (The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 Travellers), Göteborg: Hansson &Lundvall, 2002.Wallenberg, Jacob, Min son på galejan (My Son in the Galleys), Stockholm: Biblioteksförlaget, 1960.Schildt, Göran, Resenärer i Floras Rike: Reseberättelser av Linnés lärjungar (Travellers in Flora’s Kingdom:Travelogues by the Disciples of Linnaeus), Stockholm: Biblioteksförlaget, 1960.
11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圖 1 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古斯塔夫王儲號”（Cronprins Gustaf）1746 至 1786 年是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豐收時期，投資回報達過去注入資金的 300 到 400%。中國貿易的成功令瑞典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Göteborg），步入了發展和繁榮的新時期。他們購入的主要商品為茶葉、辣椒、絲綢和瓷器。一般情況下，一艘船能運送50萬件瓷器和40萬公斤的茶葉。當船隻返回哥德堡時，它所裝載的貨物將會被進行拍賣。實際上，大部分的貨物將會被重新輸出，尤其是茶葉，因為瑞典人普遍認為茶會令人變得懶散，不利於道德規範的建立。值得一提的是，比起茶，瑞典人還是更傾向於喝咖啡。1786至1814年是瑞典東印度公司運營的最後時期，儘管仍有盈利，但收入早已沒有之前的可觀。因此，在1814年因鴉片戰爭而使中國貿易的壟斷被打破後，它便開始解體。儘管它被批准貿易至1821年，但由於日益高漲的銀價和需求的下降，它實際上於1813年便停止運作。1806年，瑞典東印度公司最後一艘遠航船“瑪利亞‧卡羅萊納號”（Maria Carolina），回到了哥德堡。回顧瑞典東印度公司的發展歷程，它一共向遠東航行了132次，不僅是在經濟層面，還對文化層面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從當時的藝術、文學、時尚和建築等方面均可以感受到。可以說，東印度公司使瑞典變得不那麼封閉，甚至更加開放。一位中國十三行商人潘啟官（P o a nKey-qua， 1714－ 1783）甚至前往了瑞典，並與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負責人尼克拉斯‧薩爾格林（Niclas Sahlgren）相處了四個月。Lindqvist, Herman, Historien om ostindiefararna (The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 Travellers), Göteborg: Hansson &Lundvall, 2002, pp. 94 － 95.119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圖 2 中國十三行商人潘啟官毋庸置疑的是，東印度公司開啟了世界的新格局，對推動現代性和變革起了積極的作用，貿易量的增加衹是其中一個方面。那些遠航的船隻並非衹運載貨物和商人，也帶來了瑞典的傳教士，他們大部分是科學家、地理學家和植物學家，藉此機會傳授各自領域的知識。被稱為“植物學之父”的瑞典科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 1707－ 1778），將自己的學生發配到世界各地去採集動植物樣本，然後對它們進行分類。 安德斯‧斯巴曼（Anders Sparrman）在他第二次環遊世界的旅程中，跟隨庫克船長（Capt Cook）來到了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海，卡爾‧彼得‧桑伯格（Carl Petter Thunberg）去了日本，彼得‧勞弗令（Pehr Löfling）去了南美洲……作為著名的博物學家卡爾‧林奈的學生，彼得‧奧斯貝克（Pehr Osbeck ， 1723 － 1805）值得一提。 1750 年，他以隨船牧師的身份，跟隨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卡爾親王號”（ Prins Carl ，1750 － 1752）來到中國。他為林奈 1753 年發表的《植物種誌》（Species Plantarum）貢獻了六百多類新植物，林奈以他的名字為新植物“金錦香”（Osbeckia）命名（圖 3）。 1757 年，奧斯貝克出版他寫的關於中國的遊記──《中國和東印度群島旅行記》（Dagbok öfwer en ostindiskResa åren），該書隨後由林奈英語學會翻譯成英文。1751年8月22日，他們的船隻經過澳門，船上的葡萄牙乘客登陸，一位名叫Attaj的澳門買辦划着他的小船向他們靠近，並向他們兜售西瓜、檸檬、香蕉等水果，還有甜蕉和那種可以當蔬菜烹飪食用的大蕉。他們停靠在黃埔，那裏離廣東衹有幾公里遠，而且已經停了十七艘船，其中九艘掛着英國的旗幟，四艘荷蘭船、兩艘法國船、一艘丹麥船、還有瑞典船“哥德堡號”。奧斯貝克在廣東待了四個月，記錄下自己的所見所聞，他的語言雖然有點枯燥並帶有科學意味，卻留下了非常有用的信息。Schildt, Göran, Resenärer i Floras rike: Reseberättelser av Linnés lärjungar (Travellers in Flora’s Kingdom:Travelogues by the Disciples of Linnaeus), Stockholm: Biblioteksförlaget, pp. 99－144.
11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圖 1 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古斯塔夫王儲號”（Cronprins Gustaf）1746 至 1786 年是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豐收時期，投資回報達過去注入資金的 300 到 400%。中國貿易的成功令瑞典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Göteborg），步入了發展和繁榮的新時期。他們購入的主要商品為茶葉、辣椒、絲綢和瓷器。一般情況下，一艘船能運送50萬件瓷器和40萬公斤的茶葉。當船隻返回哥德堡時，它所裝載的貨物將會被進行拍賣。實際上，大部分的貨物將會被重新輸出，尤其是茶葉，因為瑞典人普遍認為茶會令人變得懶散，不利於道德規範的建立。值得一提的是，比起茶，瑞典人還是更傾向於喝咖啡。1786至1814年是瑞典東印度公司運營的最後時期，儘管仍有盈利，但收入早已沒有之前的可觀。因此，在1814年因鴉片戰爭而使中國貿易的壟斷被打破後，它便開始解體。儘管它被批准貿易至1821年，但由於日益高漲的銀價和需求的下降，它實際上於1813年便停止運作。1806年，瑞典東印度公司最後一艘遠航船“瑪利亞‧卡羅萊納號”（Maria Carolina），回到了哥德堡。回顧瑞典東印度公司的發展歷程，它一共向遠東航行了132次，不僅是在經濟層面，還對文化層面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從當時的藝術、文學、時尚和建築等方面均可以感受到。可以說，東印度公司使瑞典變得不那麼封閉，甚至更加開放。一位中國十三行商人潘啟官（P o a nKey-qua， 1714－ 1783）甚至前往了瑞典，並與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負責人尼克拉斯‧薩爾格林（Niclas Sahlgren）相處了四個月。Lindqvist, Herman, Historien om ostindiefararna (The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 Travellers), Göteborg: Hansson &Lundvall, 2002, pp. 94 － 95.119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圖 2 中國十三行商人潘啟官毋庸置疑的是，東印度公司開啟了世界的新格局，對推動現代性和變革起了積極的作用，貿易量的增加衹是其中一個方面。那些遠航的船隻並非衹運載貨物和商人，也帶來了瑞典的傳教士，他們大部分是科學家、地理學家和植物學家，藉此機會傳授各自領域的知識。被稱為“植物學之父”的瑞典科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 1707－ 1778），將自己的學生發配到世界各地去採集動植物樣本，然後對它們進行分類。 安德斯‧斯巴曼（Anders Sparrman）在他第二次環遊世界的旅程中，跟隨庫克船長（Capt Cook）來到了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海，卡爾‧彼得‧桑伯格（Carl Petter Thunberg）去了日本，彼得‧勞弗令（Pehr Löfling）去了南美洲……作為著名的博物學家卡爾‧林奈的學生，彼得‧奧斯貝克（Pehr Osbeck ， 1723 － 1805）值得一提。 1750 年，他以隨船牧師的身份，跟隨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卡爾親王號”（ Prins Carl ，1750 － 1752）來到中國。他為林奈 1753 年發表的《植物種誌》（Species Plantarum）貢獻了六百多類新植物，林奈以他的名字為新植物“金錦香”（Osbeckia）命名（圖 3）。 1757 年，奧斯貝克出版他寫的關於中國的遊記──《中國和東印度群島旅行記》（Dagbok öfwer en ostindiskResa åren），該書隨後由林奈英語學會翻譯成英文。1751年8月22日，他們的船隻經過澳門，船上的葡萄牙乘客登陸，一位名叫Attaj的澳門買辦划着他的小船向他們靠近，並向他們兜售西瓜、檸檬、香蕉等水果，還有甜蕉和那種可以當蔬菜烹飪食用的大蕉。他們停靠在黃埔，那裏離廣東衹有幾公里遠，而且已經停了十七艘船，其中九艘掛着英國的旗幟，四艘荷蘭船、兩艘法國船、一艘丹麥船、還有瑞典船“哥德堡號”。奧斯貝克在廣東待了四個月，記錄下自己的所見所聞，他的語言雖然有點枯燥並帶有科學意味，卻留下了非常有用的信息。Schildt, Göran, Resenärer i Floras rike: Reseberättelser av Linnés lärjungar (Travellers in Flora’s Kingdom:Travelogues by the Disciples of Linnaeus), Stockholm: Biblioteksförlaget, pp. 99－144.
120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另外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有關中國的遊記是瑞典人雅各‧沃倫伯格（Jacob Wallenberg）的《我的兒子在渡船上》（Min son pågalejan），此書於1769至1771年在芬蘭船上所著，雖然它的來源不那麼真實可靠，但可讀性強，內容風趣幽默，是 18 世紀瑞典的經典著作。然而，整部書講述的都是旅行，衹在結尾的幾頁中提到了廣州。書中提到他們在 1770 年 9 月 5 日路過澳門，當時在黃埔停了 23 艘船，一有客人來，他們就鳴炮以示歡迎，那聲音震耳欲聾，船身還會發抖，一會就被煙霧包圍，整個場面看起來就像一場海戰。沃倫伯格發現那裏的歐洲人都互不相讓，都想顯示自己的厲害，但同時又不傷和氣。書的最後，他對耶穌會的傳教事業進行了嘲諷，還估算了當時中國的人口，大約有六千萬位成人，他怎麼也無法相信中國的人口有歐洲加起來那麼多。二、龍思泰的早年及廣州生活（一）龍思泰的早期生活龍思泰於 1759 年出生於瑞典東約特蘭省（Östergötland）的林雪平（Linköping ，斯德哥爾摩的西南邊）。 1762 年，龍思泰三歲，其父安德斯（Anders）去世，之後母親安娜（Anna）改嫁給工人彼得‧約翰森（Petter Johansson），龍思泰非常喜歡和尊重他。龍思泰這個姓氏就是取自其繼父的家庭教區，後來弟弟亨利克（Henrik）的姓氏也改為龍思泰。那時候，窮人家的孩子上學是很少見的，而且當時距離1842年瑞典義務教育法案的頒佈還十分遙遠。但可能由於他母親在地方執事的辦公室工作，他去世的父親以前是教堂的敲鐘人，而且他們兄弟倆的教父教母都很受人尊敬，所以他們不用通過其他手段就能正常上學，這也可能是後來龍思泰致力於慈善的原因。兄弟倆在學校的成績都非常優異，龍思泰15歲時便離家，通過教授讀寫來謀生。儘管他被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錄取了，但貧困的家境使他不得不放棄大學學業，去當富裕人家的家庭教師，以及通過翻譯來謀取生計。1784年，龍思泰作為翻譯，陪同一名荷蘭紳士從瑞典出發去俄國，來到彼得堡，萌生了參加俄國皇家軍隊的想法。他仍舊幹起了他的老本行──家庭教師，但這次不一樣，他被位於Jaroslavl（距離莫斯科北部 300公里）的一戶富裕人家Zatrapesnovs聘為家庭教師。儘管他所教的學生已經能講流利的法語了，但他仍然沒有絲毫鬆懈，這也為他贏得了此戶人家的一致好評；後來，他們一家搬到了莫斯科，龍思泰就與他們分道揚鑣。他回到彼得堡，繼續他的家庭教師的工作，但同時他也認識了一群很有影響力的瑞典人，包括瑞典駐俄國大使──馮‧斯特丁克（von Stedingk）。當然，在此期間，他也從事了其他活動。從後來的一封信中可知，龍思泰在彼得堡有一個叫做卡爾‧安德列耶維奇（Carl Andreievich，他的姓氏在俄語中意為安德斯之子）的繼子。顯然，龍思泰在過去這些年一直都在資助這個孩子和他的母親。1794年，龍思泰回到瑞圖 3 彼得‧奧斯貝克的金錦香手繪圖詳情可參閱︰Harry, Hellberg Anders Ljungstedt och breven från Sverige (Anders Ljungstedt and the Letters fromSweden), Linghem: Stålgården, 1992.121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典，並獲政府聘任為俄語翻譯員，這次，俄語成了他謀生的主要手段。1796年，他與寡婦莫桑德（Carolina Mosander）結婚，不久後便被派去執行一項國家任務，即跟隨當時還是王子的國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Prince Gus ta f ）到俄國，向俄國公主亞歷山大‧安娜帕夫洛夫娜（Alexandra Pavlovna）求婚，雖然是次求婚失敗，但這樣的一來一往，龍思泰也為自己積累了人脈，並為日後的成功埋下伏筆。龍思泰作為國家翻譯員，看起來似乎很有威望，但實際上待遇卻不怎麼樣。他編纂的俄語語法書刊，以及那部還在構思中、但似乎永遠不可能完成的俄語瑞典語詞典，也不可能讓他富裕起來，他想找一份收入豐厚的工作。之前，龍思泰在彼得堡和其他地方認識了一些重要的人物，在他們的舉薦和幫助下，他得到了一份在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職務。1798年，他作為第一助手乘坐東印度大商船“皇后號”（Drottningen）來到廣東，這艘船是在前一年造好的，船上有 150人和20座大炮。在通常的情況下，大商船會裝載鐵、木材和皮毛等貨物抵達加的斯（Cadiz），然後用銀比索進行交易（Silver Piasters），這是中國商人交易過程中唯一能接受的貨幣。但是之後的一次，龍思泰被任命從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和赫爾辛堡（Helsingborg）運送 35萬比索到哥德堡（Göteborg）。這是一項非常傷腦筋的任務，他運送的這些錢足以支付從中國買下的所有貨物。於是“皇后號”輕裝上陣，然而這次加的斯並不在行程的安排之內，其原因是當時的英國和法國正發生戰亂，在這個時候靠近西班牙的港口非常危險，西班牙當時站在法國這一邊，英國的戰艦會驅逐附近的可疑船隻。如果沒有戰亂，瑞典的船隻通常會情願選擇在風暴多發地帶設德蘭群島（Shetlands）以北的路線航行，也不冒險走英吉利海峽。該路線是向北出發到達南大西洋，然後抵達好望角，穿過印度洋到達爪哇，最後穿過南海抵達廣州，整個過程大概需要8至12個月的時間。1798 年 11 月，“皇后號”經過駐防在珠江的虎口（圖 4），停泊在了廣州之外的黃埔。龍思泰寫道︰“此時外面大約 20 攝氏度，與我的身體正相適宜。”他還表示希望能在這裏待久一點，而我們知道，他這個願望最終是實現了。到達廣州的那個夏天，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瑞行”四分之三的押運員都死了，龍思泰作為第一助手很快便得到了提拔。圖 4 在虎門的瑞典東印度商船（珠江口）
120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另外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有關中國的遊記是瑞典人雅各‧沃倫伯格（Jacob Wallenberg）的《我的兒子在渡船上》（Min son pågalejan），此書於1769至1771年在芬蘭船上所著，雖然它的來源不那麼真實可靠，但可讀性強，內容風趣幽默，是 18 世紀瑞典的經典著作。然而，整部書講述的都是旅行，衹在結尾的幾頁中提到了廣州。書中提到他們在 1770 年 9 月 5 日路過澳門，當時在黃埔停了 23 艘船，一有客人來，他們就鳴炮以示歡迎，那聲音震耳欲聾，船身還會發抖，一會就被煙霧包圍，整個場面看起來就像一場海戰。沃倫伯格發現那裏的歐洲人都互不相讓，都想顯示自己的厲害，但同時又不傷和氣。書的最後，他對耶穌會的傳教事業進行了嘲諷，還估算了當時中國的人口，大約有六千萬位成人，他怎麼也無法相信中國的人口有歐洲加起來那麼多。二、龍思泰的早年及廣州生活（一）龍思泰的早期生活龍思泰於 1759 年出生於瑞典東約特蘭省（Östergötland）的林雪平（Linköping ，斯德哥爾摩的西南邊）。 1762 年，龍思泰三歲，其父安德斯（Anders）去世，之後母親安娜（Anna）改嫁給工人彼得‧約翰森（Petter Johansson），龍思泰非常喜歡和尊重他。龍思泰這個姓氏就是取自其繼父的家庭教區，後來弟弟亨利克（Henrik）的姓氏也改為龍思泰。那時候，窮人家的孩子上學是很少見的，而且當時距離1842年瑞典義務教育法案的頒佈還十分遙遠。但可能由於他母親在地方執事的辦公室工作，他去世的父親以前是教堂的敲鐘人，而且他們兄弟倆的教父教母都很受人尊敬，所以他們不用通過其他手段就能正常上學，這也可能是後來龍思泰致力於慈善的原因。兄弟倆在學校的成績都非常優異，龍思泰15歲時便離家，通過教授讀寫來謀生。儘管他被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錄取了，但貧困的家境使他不得不放棄大學學業，去當富裕人家的家庭教師，以及通過翻譯來謀取生計。1784年，龍思泰作為翻譯，陪同一名荷蘭紳士從瑞典出發去俄國，來到彼得堡，萌生了參加俄國皇家軍隊的想法。他仍舊幹起了他的老本行──家庭教師，但這次不一樣，他被位於Jaroslavl（距離莫斯科北部 300公里）的一戶富裕人家Zatrapesnovs聘為家庭教師。儘管他所教的學生已經能講流利的法語了，但他仍然沒有絲毫鬆懈，這也為他贏得了此戶人家的一致好評；後來，他們一家搬到了莫斯科，龍思泰就與他們分道揚鑣。他回到彼得堡，繼續他的家庭教師的工作，但同時他也認識了一群很有影響力的瑞典人，包括瑞典駐俄國大使──馮‧斯特丁克（von Stedingk）。當然，在此期間，他也從事了其他活動。從後來的一封信中可知，龍思泰在彼得堡有一個叫做卡爾‧安德列耶維奇（Carl Andreievich，他的姓氏在俄語中意為安德斯之子）的繼子。顯然，龍思泰在過去這些年一直都在資助這個孩子和他的母親。1794年，龍思泰回到瑞圖 3 彼得‧奧斯貝克的金錦香手繪圖詳情可參閱︰Harry, Hellberg Anders Ljungstedt och breven från Sverige (Anders Ljungstedt and the Letters fromSweden), Linghem: Stålgården, 1992.121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典，並獲政府聘任為俄語翻譯員，這次，俄語成了他謀生的主要手段。1796年，他與寡婦莫桑德（Carolina Mosander）結婚，不久後便被派去執行一項國家任務，即跟隨當時還是王子的國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Prince Gus ta f ）到俄國，向俄國公主亞歷山大‧安娜帕夫洛夫娜（Alexandra Pavlovna）求婚，雖然是次求婚失敗，但這樣的一來一往，龍思泰也為自己積累了人脈，並為日後的成功埋下伏筆。龍思泰作為國家翻譯員，看起來似乎很有威望，但實際上待遇卻不怎麼樣。他編纂的俄語語法書刊，以及那部還在構思中、但似乎永遠不可能完成的俄語瑞典語詞典，也不可能讓他富裕起來，他想找一份收入豐厚的工作。之前，龍思泰在彼得堡和其他地方認識了一些重要的人物，在他們的舉薦和幫助下，他得到了一份在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職務。1798年，他作為第一助手乘坐東印度大商船“皇后號”（Drottningen）來到廣東，這艘船是在前一年造好的，船上有 150人和20座大炮。在通常的情況下，大商船會裝載鐵、木材和皮毛等貨物抵達加的斯（Cadiz），然後用銀比索進行交易（Silver Piasters），這是中國商人交易過程中唯一能接受的貨幣。但是之後的一次，龍思泰被任命從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和赫爾辛堡（Helsingborg）運送 35萬比索到哥德堡（Göteborg）。這是一項非常傷腦筋的任務，他運送的這些錢足以支付從中國買下的所有貨物。於是“皇后號”輕裝上陣，然而這次加的斯並不在行程的安排之內，其原因是當時的英國和法國正發生戰亂，在這個時候靠近西班牙的港口非常危險，西班牙當時站在法國這一邊，英國的戰艦會驅逐附近的可疑船隻。如果沒有戰亂，瑞典的船隻通常會情願選擇在風暴多發地帶設德蘭群島（Shetlands）以北的路線航行，也不冒險走英吉利海峽。該路線是向北出發到達南大西洋，然後抵達好望角，穿過印度洋到達爪哇，最後穿過南海抵達廣州，整個過程大概需要8至12個月的時間。1798 年 11 月，“皇后號”經過駐防在珠江的虎口（圖 4），停泊在了廣州之外的黃埔。龍思泰寫道︰“此時外面大約 20 攝氏度，與我的身體正相適宜。”他還表示希望能在這裏待久一點，而我們知道，他這個願望最終是實現了。到達廣州的那個夏天，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瑞行”四分之三的押運員都死了，龍思泰作為第一助手很快便得到了提拔。圖 4 在虎門的瑞典東印度商船（珠江口）
12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二）龍思泰任押運員由於押運員的地位高，待遇又好，龍思泰一直從事此工作，直至1814年瑞典東印度公司倒閉，他的主要職責是在商船抵達港口後進行貨品買賣。在廣州的時候，他需與中國官方進行協商、購買物品、監管物品的裝載和運輸。商船來來往往，但總要留下兩三個人在廣州，以便管理“瑞行”，商區的房子由十三行商人建造，並出租予外國商人，裏面的設施一應俱全，有儲存室、辦公室、廚房、餐廳、教堂和一些寓所。瑞典在那裏的房子，除了叫“Swedish Factory”外，也叫“Hong Sui”（即“瑞行”的外文譯音），即十三行之一。它們都靠近海濱，遠離市區（這樣會離外國人近一點）。冬天是最忙碌的季節，這個時候船隻會抵達港口、進行維修，帶來一批新的貨物。其餘六個月由於印度洋季風的關係，生意相對來說會顯得平靜些。這個時候，大部分歐洲人，包括龍思泰，更喜歡待在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因為在那裏，他們受到的管制會少一些，相對來說會自由些。圖 5 包括瑞行的廣州十三行商業區（十字旗處）（三）商人與其他定居在廣州、澳門的歐洲人一樣，龍思泰也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其實這也不足為奇，商船一來一往，時間間隔頗長，他們有充裕的時間，且大部分人在來到澳門時也帶來了資金和其他可以用於交易的貨物。而事實上，大部分有一定資歷的公司僱員，都能通過自己的私人生意，得到相當可觀的收入，這甚至比他們原來已經非常豐厚的工資還要高出許多。對於那些留在當地的人來說，機會便更多了，龍思泰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此外，由於他的語言天賦，他比其他歐洲人有更多的優勢，因為他不僅會說英語、法語、德語、瑞典語和葡萄牙語，他還很快學會了粵語。19世紀初，瑞典東印度公司日漸衰落，龍思泰的小本生意已經不能滿足他了，他開始尋找更大的發展機會。1807年，他寫信告知他的一位朋友其計劃，這個計劃是關於建立瑞典、俄國和美國三國一體的東印度公司（這裏的美國指的是阿拉斯加，當時還屬於俄國），主要針對俄國123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市場，但要以瑞典為主導，資金來自之前口碑良好的舊東印度公司，因為當時俄國還無法進駐中國。龍思泰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想法，部分基於個人原因和他對俄國的瞭解，更重要的是他想與彼得堡的繼子相聚，卡爾‧安德列耶維奇現在已經17歲了，可以成為他的得力助手，然而這個計劃最終落空。1808年，龍思泰被任命為瑞典駐中國的領事，他擔任這個職位的原因，似乎是瑞典已經不再向中國外派船隻，而領事可以確保其他渠道的貿易工作仍在持續，總之他的工作非常忙碌。隨着1813年東印度公司的瓦解，領事在中國和瑞典貿易之間的作用愈加突出。三、龍思泰在澳門及其關於海盜的信件（一）龍思泰在澳門1815年，龍思泰永久定居澳門，在南灣（Praia Grande）買了一套房子，在此之前，他還在廣州待了半年。他在澳門的日子過得很愜意，有一位廚師、一名男僕和幾個女傭服侍着。然而，沒有了公司的撐腰，龍思泰作為一名商業合作者的地位並不是很穩定，這也是為甚麼他要給瑞典的大主教林德布羅姆（Lindblom）以及一些有影響力的朋友們寫信，表達他想要封爵的原因。他向林德布羅姆坦誠相告，這是虛榮心作祟，他難以自拔。然而，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爵士頭銜可以讓歐洲人、美國人以及中國人對他另眼相看，有助於他事業的發展，但這得按照規定的儀式來進行，否則不管是在澳門還是在廣州，都沒人會把它當真。因此，當瑞典皇家授予他瓦薩爵士（Wasa）勳位後，接下來就由瑞典法院聯繫里約熱內盧的法院，請求舉辦儀式（有關儀式的指示說明是使用葡萄牙語和法語），里約熱內盧的攝政王命令澳門總督授予龍思泰瓦薩博士勛位。儘管龍思泰這種想要獲得全世界尊重的方式未免有些複雜，但他確實做到了。之後，他的英國朋友和美國朋友都尊稱他為“安德魯先生”（Sir Andrew）。1815年，當時澳門大約有 35,000位居民，其中中國人為 30,000人，葡萄牙人 3,500人，還有大約1,000名奴隸。另外，歐洲人和美國人大約有200人，其中有8至10名為瑞典人。雅各‧蓋布里埃‧厄爾曼（Jacob Gabriel Ullman）也來自瑞典，他是龍思泰最親密的朋友，他們是在東印度公司時期認識的。龍思泰去世後被安葬在澳門基督教墳場（Protestant Cemetary），厄爾曼替他辦理後事，他很有可能就是龍思泰墓碑上寫着的那位“致哀的朋友”（the MourningFriend）。厄爾曼是基督徒，他娶了一位葡萄牙妻子。龍思泰看起來在葡萄牙人於澳門的天主教社區內充當着媒介的角色，龍思泰也是天主教主教的朋友，這為他研究澳門歷史提供了便利，他可以充分利用收藏在天主教堂裏的葡萄牙文獻。然而，他主要的朋友圈和平時聯繫的還是擁有安格魯血統的美國人，他們是亞歷山大‧皮爾遜（Alexander Pearson）、眼科學會學院（College of the Opthalmic Institution）的郭雷樞醫生（Dr Thomas R. Colledge，龍思泰在他的一本書中提過他）、羅伯特‧班尼特‧福布斯（RobertBennet Forbes ，來自波士頓的商人）、馬禮遜（Dr Robert Morrison ，教士）以及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 ，畫家，曾替龍思泰畫了三幅畫像，圖 6）。據此可以推測，因為與這些人結交，龍思泰意識到英語的影響力比葡萄牙語大，於是他決定使用英語來書寫澳門歷史。
12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二）龍思泰任押運員由於押運員的地位高，待遇又好，龍思泰一直從事此工作，直至1814年瑞典東印度公司倒閉，他的主要職責是在商船抵達港口後進行貨品買賣。在廣州的時候，他需與中國官方進行協商、購買物品、監管物品的裝載和運輸。商船來來往往，但總要留下兩三個人在廣州，以便管理“瑞行”，商區的房子由十三行商人建造，並出租予外國商人，裏面的設施一應俱全，有儲存室、辦公室、廚房、餐廳、教堂和一些寓所。瑞典在那裏的房子，除了叫“Swedish Factory”外，也叫“Hong Sui”（即“瑞行”的外文譯音），即十三行之一。它們都靠近海濱，遠離市區（這樣會離外國人近一點）。冬天是最忙碌的季節，這個時候船隻會抵達港口、進行維修，帶來一批新的貨物。其餘六個月由於印度洋季風的關係，生意相對來說會顯得平靜些。這個時候，大部分歐洲人，包括龍思泰，更喜歡待在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因為在那裏，他們受到的管制會少一些，相對來說會自由些。圖 5 包括瑞行的廣州十三行商業區（十字旗處）（三）商人與其他定居在廣州、澳門的歐洲人一樣，龍思泰也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其實這也不足為奇，商船一來一往，時間間隔頗長，他們有充裕的時間，且大部分人在來到澳門時也帶來了資金和其他可以用於交易的貨物。而事實上，大部分有一定資歷的公司僱員，都能通過自己的私人生意，得到相當可觀的收入，這甚至比他們原來已經非常豐厚的工資還要高出許多。對於那些留在當地的人來說，機會便更多了，龍思泰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此外，由於他的語言天賦，他比其他歐洲人有更多的優勢，因為他不僅會說英語、法語、德語、瑞典語和葡萄牙語，他還很快學會了粵語。19世紀初，瑞典東印度公司日漸衰落，龍思泰的小本生意已經不能滿足他了，他開始尋找更大的發展機會。1807年，他寫信告知他的一位朋友其計劃，這個計劃是關於建立瑞典、俄國和美國三國一體的東印度公司（這裏的美國指的是阿拉斯加，當時還屬於俄國），主要針對俄國123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市場，但要以瑞典為主導，資金來自之前口碑良好的舊東印度公司，因為當時俄國還無法進駐中國。龍思泰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想法，部分基於個人原因和他對俄國的瞭解，更重要的是他想與彼得堡的繼子相聚，卡爾‧安德列耶維奇現在已經17歲了，可以成為他的得力助手，然而這個計劃最終落空。1808年，龍思泰被任命為瑞典駐中國的領事，他擔任這個職位的原因，似乎是瑞典已經不再向中國外派船隻，而領事可以確保其他渠道的貿易工作仍在持續，總之他的工作非常忙碌。隨着1813年東印度公司的瓦解，領事在中國和瑞典貿易之間的作用愈加突出。三、龍思泰在澳門及其關於海盜的信件（一）龍思泰在澳門1815年，龍思泰永久定居澳門，在南灣（Praia Grande）買了一套房子，在此之前，他還在廣州待了半年。他在澳門的日子過得很愜意，有一位廚師、一名男僕和幾個女傭服侍着。然而，沒有了公司的撐腰，龍思泰作為一名商業合作者的地位並不是很穩定，這也是為甚麼他要給瑞典的大主教林德布羅姆（Lindblom）以及一些有影響力的朋友們寫信，表達他想要封爵的原因。他向林德布羅姆坦誠相告，這是虛榮心作祟，他難以自拔。然而，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爵士頭銜可以讓歐洲人、美國人以及中國人對他另眼相看，有助於他事業的發展，但這得按照規定的儀式來進行，否則不管是在澳門還是在廣州，都沒人會把它當真。因此，當瑞典皇家授予他瓦薩爵士（Wasa）勳位後，接下來就由瑞典法院聯繫里約熱內盧的法院，請求舉辦儀式（有關儀式的指示說明是使用葡萄牙語和法語），里約熱內盧的攝政王命令澳門總督授予龍思泰瓦薩博士勛位。儘管龍思泰這種想要獲得全世界尊重的方式未免有些複雜，但他確實做到了。之後，他的英國朋友和美國朋友都尊稱他為“安德魯先生”（Sir Andrew）。1815年，當時澳門大約有 35,000位居民，其中中國人為 30,000人，葡萄牙人 3,500人，還有大約1,000名奴隸。另外，歐洲人和美國人大約有200人，其中有8至10名為瑞典人。雅各‧蓋布里埃‧厄爾曼（Jacob Gabriel Ullman）也來自瑞典，他是龍思泰最親密的朋友，他們是在東印度公司時期認識的。龍思泰去世後被安葬在澳門基督教墳場（Protestant Cemetary），厄爾曼替他辦理後事，他很有可能就是龍思泰墓碑上寫着的那位“致哀的朋友”（the MourningFriend）。厄爾曼是基督徒，他娶了一位葡萄牙妻子。龍思泰看起來在葡萄牙人於澳門的天主教社區內充當着媒介的角色，龍思泰也是天主教主教的朋友，這為他研究澳門歷史提供了便利，他可以充分利用收藏在天主教堂裏的葡萄牙文獻。然而，他主要的朋友圈和平時聯繫的還是擁有安格魯血統的美國人，他們是亞歷山大‧皮爾遜（Alexander Pearson）、眼科學會學院（College of the Opthalmic Institution）的郭雷樞醫生（Dr Thomas R. Colledge，龍思泰在他的一本書中提過他）、羅伯特‧班尼特‧福布斯（RobertBennet Forbes ，來自波士頓的商人）、馬禮遜（Dr Robert Morrison ，教士）以及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 ，畫家，曾替龍思泰畫了三幅畫像，圖 6）。據此可以推測，因為與這些人結交，龍思泰意識到英語的影響力比葡萄牙語大，於是他決定使用英語來書寫澳門歷史。
12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定居澳門後，龍思泰除了抓住機遇進行私人買賣之外，他還在平日裏充分利用自身非凡的社交和語言能力，與他的新朋友們打交道，他們分別來自瑞典、英國、廣東和葡萄牙等地。漸漸地，他對這個地方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撰寫了影響深遠的史書《早期澳門史：在華葡萄牙居留地簡史、在華羅馬天主教會及其佈道團簡史、廣州概況》（A n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 1832 年出版， 1835 年再版），然而，由於許多學者已經對此有所研究，因此筆者將不介紹該書的內容和主要觀點，而是詳細敘述一下重印在這本書上的地圖。圖 7於 1749年出版在一本荷蘭刊物上，龍思泰將它複製過來，實際上，它最初的版本是在1655年。龍思泰在書中將他描述成“最原始的存在”，然後繼續說：“工程師負責繪製出該地區的大致輪廓，然而從他所畫的街道呈直角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並未涉足其周邊地區，因為從土壤的構造可以發現，他們應該是彎曲變形的。” 另外，他對城牆能夠穿過“小丘和山谷”也表示很懷疑。圖 8與龍思泰寫於 1834年的文字是同一個時代的，由他的“年輕朋友”Mr. W. Bramston 加以描述。可惜的是，地圖上並不包括大潭山、小潭山和路環這些地區。最後，龍思泰在地圖上還添加了廣州的草圖，“大致勾勒出了這個城市的整體模樣”， 字母 b 指出了該地外國商行的位置。圖 6 喬治‧錢納利為龍思泰繪畫肖像Ljungstedt, Anders,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and Mission in China &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 1992, p. 107.Ljungstedt, Anders,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and Mission in China &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 1992, p. 186.圖 7 《早期澳門史》中的地圖（一）125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二）龍思泰和海盜龍思泰書信的內容通常都不涉及個人生活，而主要關於其生意以及學校項目等方面的事情，可惜的是，他並沒有提及很多在澳門的日常生活。不過他提到了一件有趣的事──關於海盜肆虐澳門的事情。他在 1811 年 2月25日寄給瑞典的大主教林德布羅姆的信中提到這段驚心動魄的故事，他如此寫道：1810年 1月 20日，我在信件中提及了一群實力強大的海盜，他們在中國東南海岸強取豪奪，情況令人堪憂。一開始中國官員對此不予重視，在短短的四十年內，他們勢力越來越強大，開始威脅到整個國家的安全。中國政府覺得有必要採取措施加以制止，以絕後患。然而，廣東省政府力量薄弱，不足以對抗外來勢力，還經常受到外來者的欺凌。誰能想到這群像“維京”海盜一樣無所忌憚的海盜們有多厚顏無恥？他們在廣州城的眼皮子下任意穿行，隨意燒殺搶奪，在一些人口較少但防衛良好的地方擄走物品和錢財。然而當時的Sunto（總督）無法懲戒這些違法行為，他知道 Tai-to（海軍上將）以及許多官員與海盜首領 A-pu-tiaj 相互勾結，Sunto擔心如果雙方艦隊兵戎相見，中國的軍隊會被捕或被迫潛逃。因此他們決定求助外援，廣州十三行商的成員和廣州的官員們先找了住在當地的美國人，然後又去找了英國人，最後找了英國公司，但都沒有達成共識，一直到1809年11月澳門議會的召開。Miguel de Arriaga da Silveira曾任澳門最高法院法官，現在再次任職，他提出了與澳門總督合作的迫切需求，並解釋了這對殖民地有甚麼好處，以及利用葡萄牙軍隊的力量來剷除這些破壞分子對殖民者又有甚麼好處。於是，雖然這似乎會威脅到他們的整個生意，軍火和人手都不夠，他們還是武裝了六艘商船用以抵抗海盜。這個小中隊伍與另外 60 艘中國艦隊組成一個大隊伍共同抗戰，但是其中一輛中國艦隊的首領是站在海盜那一邊的，因此，葡萄牙人既要剿除叛徒，又要攻打以 A-pu-tiaj 為首的海盜們。海盜一共有將近 300 條武裝艦隊，裝載着 12至20枝槍械以及50至200個人。這群海盜，過去一路所向披靡，現在總算被歐洲高超圖 8 《早期澳門史》中的地圖（二）
12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定居澳門後，龍思泰除了抓住機遇進行私人買賣之外，他還在平日裏充分利用自身非凡的社交和語言能力，與他的新朋友們打交道，他們分別來自瑞典、英國、廣東和葡萄牙等地。漸漸地，他對這個地方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撰寫了影響深遠的史書《早期澳門史：在華葡萄牙居留地簡史、在華羅馬天主教會及其佈道團簡史、廣州概況》（A n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 1832 年出版， 1835 年再版），然而，由於許多學者已經對此有所研究，因此筆者將不介紹該書的內容和主要觀點，而是詳細敘述一下重印在這本書上的地圖。圖 7於 1749年出版在一本荷蘭刊物上，龍思泰將它複製過來，實際上，它最初的版本是在1655年。龍思泰在書中將他描述成“最原始的存在”，然後繼續說：“工程師負責繪製出該地區的大致輪廓，然而從他所畫的街道呈直角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並未涉足其周邊地區，因為從土壤的構造可以發現，他們應該是彎曲變形的。” 另外，他對城牆能夠穿過“小丘和山谷”也表示很懷疑。圖 8與龍思泰寫於 1834年的文字是同一個時代的，由他的“年輕朋友”Mr. W. Bramston 加以描述。可惜的是，地圖上並不包括大潭山、小潭山和路環這些地區。最後，龍思泰在地圖上還添加了廣州的草圖，“大致勾勒出了這個城市的整體模樣”， 字母 b 指出了該地外國商行的位置。圖 6 喬治‧錢納利為龍思泰繪畫肖像Ljungstedt, Anders,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and Mission in China &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 1992, p. 107.Ljungstedt, Anders,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and Mission in China &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 1992, p. 186.圖 7 《早期澳門史》中的地圖（一）125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二）龍思泰和海盜龍思泰書信的內容通常都不涉及個人生活，而主要關於其生意以及學校項目等方面的事情，可惜的是，他並沒有提及很多在澳門的日常生活。不過他提到了一件有趣的事──關於海盜肆虐澳門的事情。他在 1811 年 2月25日寄給瑞典的大主教林德布羅姆的信中提到這段驚心動魄的故事，他如此寫道：1810年 1月 20日，我在信件中提及了一群實力強大的海盜，他們在中國東南海岸強取豪奪，情況令人堪憂。一開始中國官員對此不予重視，在短短的四十年內，他們勢力越來越強大，開始威脅到整個國家的安全。中國政府覺得有必要採取措施加以制止，以絕後患。然而，廣東省政府力量薄弱，不足以對抗外來勢力，還經常受到外來者的欺凌。誰能想到這群像“維京”海盜一樣無所忌憚的海盜們有多厚顏無恥？他們在廣州城的眼皮子下任意穿行，隨意燒殺搶奪，在一些人口較少但防衛良好的地方擄走物品和錢財。然而當時的Sunto（總督）無法懲戒這些違法行為，他知道 Tai-to（海軍上將）以及許多官員與海盜首領 A-pu-tiaj 相互勾結，Sunto擔心如果雙方艦隊兵戎相見，中國的軍隊會被捕或被迫潛逃。因此他們決定求助外援，廣州十三行商的成員和廣州的官員們先找了住在當地的美國人，然後又去找了英國人，最後找了英國公司，但都沒有達成共識，一直到1809年11月澳門議會的召開。Miguel de Arriaga da Silveira曾任澳門最高法院法官，現在再次任職，他提出了與澳門總督合作的迫切需求，並解釋了這對殖民地有甚麼好處，以及利用葡萄牙軍隊的力量來剷除這些破壞分子對殖民者又有甚麼好處。於是，雖然這似乎會威脅到他們的整個生意，軍火和人手都不夠，他們還是武裝了六艘商船用以抵抗海盜。這個小中隊伍與另外 60 艘中國艦隊組成一個大隊伍共同抗戰，但是其中一輛中國艦隊的首領是站在海盜那一邊的，因此，葡萄牙人既要剿除叛徒，又要攻打以 A-pu-tiaj 為首的海盜們。海盜一共有將近 300 條武裝艦隊，裝載着 12至20枝槍械以及50至200個人。這群海盜，過去一路所向披靡，現在總算被歐洲高超圖 8 《早期澳門史》中的地圖（二）
12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的作戰技術降服，他們不得不舉旗投降，希望戰勝一方能夠手下留情。海盜首領與 Miguel de Arriaga 法官進行談判，總督對法官非常有信心。最終，Miguel de Arriaga作為這件事的協調者，成功撫慰了雙方人員，重塑了和平。審判報告送至國王那裏，反叛者得到了原諒。另外，A-pu-tiaj領導的30多艘船也都悉數歸於中國名下，協助中方剷除其他的海盜首領， A-pu-tiaj 餘下的艦隊，還剩下 270 艘小船，16,000名男性和5,000名女性，1,200枝槍械和數不清的小武器，所有這些均於1810年4 月底在香山（澳門和廣東之間）收歸中國政府。在這裏，我們看到這位非專業的歷史學家在寫給瑞典的信件中講述當前正在發生的事件，他與植物學家、傳教士、船長、助手以及其他押運員一起乘坐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出發，不僅從東方帶回了貨物和資金，也帶回了一些想法和故事。但是他最終留在了澳門，在他的墓誌銘上留下了分別用瑞典語和英語鐫刻的輝煌文字（圖 9）。結語龍思泰的墓誌銘將他的貢獻稱為“世間的瑰寶”。他的一生豐富多彩，不單是是一位押運員、商人、“瓦薩爵士”，以及他史書作者，他的墓誌銘還稱他為一名慈善家，大部分保存下來的信中都提到了龍思泰的慈善事業。從有關龍思泰的傳記中，可以得知，他出生於一個貧困家庭，但很幸運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這也成為他日後致富和環遊世界的重要原因。 1805 年，他被任命為廣州的押運員，很快他就考慮創辦一所學校來幫助窮等人家的子女上學。他的朋友大主教林德布羅姆還幫助他購置資產來建立學校，並成立基金會以用於長久地支付教師的工資。信件中的內容可以證明，當時龍思泰在澳門管理這樣一個項目是很複雜的，因為這涉及資金的轉移、法律問題以及緩慢的溝通。在那個時代，書信交流的過程非常漫長，信寄出去需時一年，收到回信又要一年，這意味着一來一往需要兩年的時間。當時，龍思泰面臨着兩個問題，一個是他購買的第一塊地並沒有如他預期的那樣獲利，第二個是他的妻子（居住在瑞典）想奪取他的每一分錢，然而她實際上非常富有（她在斯德哥爾摩的市中心有兩套房子）。最終，龍思泰將財產交予他信任的三位朋友，用於建立和管理學校。直到現在，龍思泰的家鄉──林雪平，還保存着他當初建立的學校。（本文之英文版，可參考網頁︰ https://dspace.mah.se/handle/2043/19488 。）本信件的原文為瑞典語，由筆者譯成英語，英語版本請參考附錄。圖 9 澳門基督教墳場中龍思泰的墓地127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附錄︰In my letter 20 January 1810 I related how a mighty band of pirates continued to worry,plunder and ravage the south-east coast of the Chinese Realm. It began due to the negligence ofthe administrators, increased because of its violent success, and acquired in just two-score yearsa strength that seemed to threaten the entire country. It became necessary to counter this menace,yes, to exterminate it. However, the means and actions available to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Quangtung proved to be either inadequate or ill-used; or how else should one understand theeffrontery of some of the boldest of these “Vikings”, who dared to pass under the nose of theresidential capital of Canton, shooting and burning, looting on its way, and taking goods andcaptives in some of the less populated and well-defended parts? Yet it was not in Sunto’s (theviceroy) power to punish these audacious misdeeds. He knew that the Tai-to (the provincial admiral)and many of the officers were in league with the mightiest of the pirates, A-pu-tiaj. Sunto fearedthat if the fleets would meet in combat, the imperial fleet would be captured or forced to flee.Therefore it was decided to seek foreign help. Members of the Canton Hong (the merchantcompany) and governors of the city first turned to the residing Americans, then to privateEnglishmen, and finally to the English Company, but without coming to an agreement. This wasnot reached until the Senate in Macao convened 23 November 1809. Miguel de Arriaga da Silveira,who was then, and is now again, Dezembargador, or Supreme Judge, imparted the need tocooperate with the viceroy, why this would be useful for the colony, and the honor to be had byvanquishing these vandals with Portuguese Arms.As a consequence six merchant ships were armed despite the lack of ammunition, sailors andofficers, which seemed to threaten the enterprise at every turn. This little squadron joined forceswith sixty Chinese war ships, whereof one was under the command of one of the enemy’s friends.Thus, the Portuguese had to defeat both this treason and the fleet of A-pu-tiaj, which consisted ofabout 300 armed ships, carrying 12 to 20 guns and 50 to 200 men. But the enemy host, pursued inevery direction and utterly vanquished by superior European tactics, was soon forced to capitulateand seek grace in the magnanimity of the victor.The rebel leader parleyed with Miguel de Arriaga in whom the viceroy had full confidence. Asmediator de Arriaga succeeded in placating both parties, thereby restoring the peace. The reportsent to the emperor led to the pardon of all the rebels. Moreover, A-pu-tiaj with command over 30ships, was subordinated to a Mandarin, aiding him in destroying a less powerful pirate leader. Therest of A-pu-tiaj’s fleet, consisting of some 270 boats, more than 16,000 men, 5,000 women,1,200 guns and an uncounted quantity of lesser weapons was the rich bounty had by the Chinesegovernment by the end of April 1810 at Hiang-san, between Macao and Canton.[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田衛平]
12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的作戰技術降服，他們不得不舉旗投降，希望戰勝一方能夠手下留情。海盜首領與 Miguel de Arriaga 法官進行談判，總督對法官非常有信心。最終，Miguel de Arriaga作為這件事的協調者，成功撫慰了雙方人員，重塑了和平。審判報告送至國王那裏，反叛者得到了原諒。另外，A-pu-tiaj領導的30多艘船也都悉數歸於中國名下，協助中方剷除其他的海盜首領， A-pu-tiaj 餘下的艦隊，還剩下 270 艘小船，16,000名男性和5,000名女性，1,200枝槍械和數不清的小武器，所有這些均於1810年4 月底在香山（澳門和廣東之間）收歸中國政府。在這裏，我們看到這位非專業的歷史學家在寫給瑞典的信件中講述當前正在發生的事件，他與植物學家、傳教士、船長、助手以及其他押運員一起乘坐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出發，不僅從東方帶回了貨物和資金，也帶回了一些想法和故事。但是他最終留在了澳門，在他的墓誌銘上留下了分別用瑞典語和英語鐫刻的輝煌文字（圖 9）。結語龍思泰的墓誌銘將他的貢獻稱為“世間的瑰寶”。他的一生豐富多彩，不單是是一位押運員、商人、“瓦薩爵士”，以及他史書作者，他的墓誌銘還稱他為一名慈善家，大部分保存下來的信中都提到了龍思泰的慈善事業。從有關龍思泰的傳記中，可以得知，他出生於一個貧困家庭，但很幸運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這也成為他日後致富和環遊世界的重要原因。 1805 年，他被任命為廣州的押運員，很快他就考慮創辦一所學校來幫助窮等人家的子女上學。他的朋友大主教林德布羅姆還幫助他購置資產來建立學校，並成立基金會以用於長久地支付教師的工資。信件中的內容可以證明，當時龍思泰在澳門管理這樣一個項目是很複雜的，因為這涉及資金的轉移、法律問題以及緩慢的溝通。在那個時代，書信交流的過程非常漫長，信寄出去需時一年，收到回信又要一年，這意味着一來一往需要兩年的時間。當時，龍思泰面臨着兩個問題，一個是他購買的第一塊地並沒有如他預期的那樣獲利，第二個是他的妻子（居住在瑞典）想奪取他的每一分錢，然而她實際上非常富有（她在斯德哥爾摩的市中心有兩套房子）。最終，龍思泰將財產交予他信任的三位朋友，用於建立和管理學校。直到現在，龍思泰的家鄉──林雪平，還保存着他當初建立的學校。（本文之英文版，可參考網頁︰ https://dspace.mah.se/handle/2043/19488 。）本信件的原文為瑞典語，由筆者譯成英語，英語版本請參考附錄。圖 9 澳門基督教墳場中龍思泰的墓地127龍思泰與瑞典東印度公司附錄︰In my letter 20 January 1810 I related how a mighty band of pirates continued to worry,plunder and ravage the south-east coast of the Chinese Realm. It began due to the negligence ofthe administrators, increased because of its violent success, and acquired in just two-score yearsa strength that seemed to threaten the entire country. It became necessary to counter this menace,yes, to exterminate it. However, the means and actions available to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Quangtung proved to be either inadequate or ill-used; or how else should one understand theeffrontery of some of the boldest of these “Vikings”, who dared to pass under the nose of theresidential capital of Canton, shooting and burning, looting on its way, and taking goods andcaptives in some of the less populated and well-defended parts? Yet it was not in Sunto’s (theviceroy) power to punish these audacious misdeeds. He knew that the Tai-to (the provincial admiral)and many of the officers were in league with the mightiest of the pirates, A-pu-tiaj. Sunto fearedthat if the fleets would meet in combat, the imperial fleet would be captured or forced to flee.Therefore it was decided to seek foreign help. Members of the Canton Hong (the merchantcompany) and governors of the city first turned to the residing Americans, then to privateEnglishmen, and finally to the English Company, but without coming to an agreement. This wasnot reached until the Senate in Macao convened 23 November 1809. Miguel de Arriaga da Silveira,who was then, and is now again, Dezembargador, or Supreme Judge, imparted the need tocooperate with the viceroy, why this would be useful for the colony, and the honor to be had byvanquishing these vandals with Portuguese Arms.As a consequence six merchant ships were armed despite the lack of ammunition, sailors andofficers, which seemed to threaten the enterprise at every turn. This little squadron joined forceswith sixty Chinese war ships, whereof one was under the command of one of the enemy’s friends.Thus, the Portuguese had to defeat both this treason and the fleet of A-pu-tiaj, which consisted ofabout 300 armed ships, carrying 12 to 20 guns and 50 to 200 men. But the enemy host, pursued inevery direction and utterly vanquished by superior European tactics, was soon forced to capitulateand seek grace in the magnanimity of the victor.The rebel leader parleyed with Miguel de Arriaga in whom the viceroy had full confidence. Asmediator de Arriaga succeeded in placating both parties, thereby restoring the peace. The reportsent to the emperor led to the pardon of all the rebels. Moreover, A-pu-tiaj with command over 30ships, was subordinated to a Mandarin, aiding him in destroying a less powerful pirate leader. Therest of A-pu-tiaj’s fleet, consisting of some 270 boats, more than 16,000 men, 5,000 women,1,200 guns and an uncounted quantity of lesser weapons was the rich bounty had by the Chinesegovernment by the end of April 1810 at Hiang-san, between Macao and Canton.[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田衛平]
14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摘 要] 1937至1945年的澳門近代史與日本侵華及中國抗戰一樣，雖然都被充分地研究，然而，中、葡及英文的研究卻甚少使用日本的資料。其實，在許多日本及其他語言的文獻中，提及了大量有關此方面的信息，例如葡萄牙炮艇“里斯本若昂號”在戰爭時期航行、日軍佔領廣州灣、美國“錯”炸澳門、 1945 年 2 月福井領事遇刺等。這些具體的事件雖然不在標準化的例證之列，但作為該時期的歷史片段，也可為將來的研究人員提供文獻資料。除了美國、法國等地的情報文件外，日本外交人員的回憶錄也是重要的信息來源。[關鍵詞 ] 戰時澳門 日本 密碼破譯員 森島守人 里斯本若昂號 廣州灣 美國轟炸文獻對於驗證任何一門學科的知識具有認識論的意義，然而，澳門近代史的一段特定時期即1937至1945年的文獻資料，卻滯後於澳門歷史研究的發展。這段時期適逢日本入侵中國，也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China’s War of National Resistance）。本研究的文獻資料與大多數有關澳門的文獻一樣，都橫跨三國語言，即中文、葡萄牙語和英語，除此之外，還分析了一些日語文獻。很顯然，翻譯的質量與研究分析的結果直接相關，除了一般的語言翻譯，其他類型的“翻譯”也應該包括其中，例如暫存時間性、作者立場、語境、偏倚、傾向性解釋以及文學研究的修辭手段，它們都能夠折射出澳門近代史上對這段大規模動盪時期的審問，並引起人們的反思。筆者將通過一些具體案例，將這段歷史的書寫問題化，儘管它們可能不算標準的文獻資料，但它們的特別之處，在於可以為研究這段複雜歷史的學者和翻譯人員提供“文獻”指導。此外，本研究也特別指出，那些由日本重要外交官們書寫並已出版的回憶錄，當中也提到了這段歷史。本研究通過分析一些文獻資料，整理出了戰時澳門的整體背景和地位。這些資料包括：葡萄牙語、英語、法語、日語以及中文的二手資料（由於筆者不懂中文，因此無法獲得原始的中文檔案）。此外，又再現了發生在澳門戰爭時期的一些不為人知，或以書面形式展現的小插曲。這不僅僅是為了將這些故事公之於眾，也是為了表明要重視跨語言、跨國家的研究。第一個事例是關於葡萄牙炮艇“里斯本若昂號”在戰爭時期環遊世界的故事；第二個事例是關於日軍佔領廣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 *[澳大利亞]Geoffrey C. Gunn 撰 貢曉靜 譯作者簡介︰ Geoffrey C. Gunn（岡恩），日本長崎大學經濟系榮譽教授；貢曉靜，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研究生。* 本文係大型研究項目“戰時澳門”（Wartime Macau）的階段性成果。‧澳門學‧143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州灣的事件，當時的廣州灣是澳門在戰爭時期確保食品安全的重要交通線；第三個事例是關於美國“錯”炸澳門的事件；第四個事例是關於 1945 年 2 月福井領事遇刺事件。這些事例都是通過分析一系列語言資料、檔案和回憶錄得來的。一、研究背景、文獻及其來源澳門亟需完善它在 1937至 1945年這段歷史上的檔案庫。而實際上，澳門的行政檔案中充斥着有關戰時澳門行政管理的真實記錄，從管理學校、當時痲瘋病盛行的九澳（Ka Ho）到街市打掃，還有大約一千件大大小小的事。澳門當時還是屬於葡萄牙的一座中型城市，然而，澳門的檔案中對政治、外交以及與日本關係等的內容則鮮有提及。為了獲得這方面的資料，我們必須查閱存放於葡萄牙國家檔案館（Torre do Tombo）中的“薩拉查”（Salazar）檔案，或者外交部的文件，這兩者均位於葡萄牙里斯本，要進入這兩個地方不成問題（除了特別設置權限的地方外）。以里斯本為基地的研究人員，如費茂實（Moisés Silva Fernandes）等，是研究近代澳門的先驅， 此外，駐紮在澳門的葡萄牙記者里卡多‧平托（Ricardo Pinto）所進行的葡萄牙檔案研究和口述研究特別具有啟發性。 然而，接下來要講述的是來自英國和法國的檔案資料，他們為戰時澳門的研究提供了另一個方向。（一）日本檔案之遺失在戰後初期，英國的戰爭犯罪調查員開始搜尋有關澳門的歷史記錄，特別是那些存放於澳門的日本領事檔案。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包括總領事淀川（Yodogawa Masaki）、副領事朝比奈（Asahina Taiki），被確認為“不具備任何情報價值”──這個假設可以令人消除戒心──但是，日本領事的檔案又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一位英國國防部官員在談及有關澳門的日文檔案時說道︰“同盟國為了保護其他中立國的勢力，接手了德國和日本的外交檔案，我很高興知道這件事，也很高興終於可以閱讀這些檔案的內容了。”如其所言，德國和日本的外交檔案確實移交給了同盟國。同盟國在為敵方檔案封條時，嚴格遵守了簽訂的協議，特別是關於 1945年 8月 27日，日本駐阿富汗大使館的資料。 1945年 10月25日，總部位於東京的盟軍最高司令部不理會日本當局的抗議，發佈了一項命令：有關日本的“外交財產和檔案保管全部移交中立國”（Article C）。日本不得不解除外交關係，召回所有員工。這裏沒有明確提到葡萄牙，但有所暗示。然而，在一次高技術性的司法辯論中，日本學者Yamaguchi Fukio（1982）反對日本被“剝奪外交能力”。不管怎樣，作為當時駐澳門的英國領事，里維爾（John Pownall Reeves）於 1945 年 12 月 4 日在香港的民政事務部門指出，在日本領事回國和日本獲得援助之前，“我將保管日本的檔案”。 儘管沒有直接說明他為甚麼會這樣Moisés Silva Fernandes, Sinopse de Macau n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1945 － 1995 (Synopsis of Macau inPortuguese-Chinese Relations, 1949－1995), Lisbon: Fundação Oriente, 2000.Ricardo Pinto, “Guerra em Paz,” in Macau, II Series, No. 43 (Nov 1995), pp. 54－ 98.PRO HKRS163-1-72,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in Macau via HK 2, A.S. Roger, Defence Security Office, 16 January1946.PRO HKRS163-1-72,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in Macau via HK 2. HBM Consul Macao, Reeves to Civil Affairs,Hong Kong, 4 December 1945.
14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摘 要] 1937至1945年的澳門近代史與日本侵華及中國抗戰一樣，雖然都被充分地研究，然而，中、葡及英文的研究卻甚少使用日本的資料。其實，在許多日本及其他語言的文獻中，提及了大量有關此方面的信息，例如葡萄牙炮艇“里斯本若昂號”在戰爭時期航行、日軍佔領廣州灣、美國“錯”炸澳門、 1945 年 2 月福井領事遇刺等。這些具體的事件雖然不在標準化的例證之列，但作為該時期的歷史片段，也可為將來的研究人員提供文獻資料。除了美國、法國等地的情報文件外，日本外交人員的回憶錄也是重要的信息來源。[關鍵詞 ] 戰時澳門 日本 密碼破譯員 森島守人 里斯本若昂號 廣州灣 美國轟炸文獻對於驗證任何一門學科的知識具有認識論的意義，然而，澳門近代史的一段特定時期即1937至1945年的文獻資料，卻滯後於澳門歷史研究的發展。這段時期適逢日本入侵中國，也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China’s War of National Resistance）。本研究的文獻資料與大多數有關澳門的文獻一樣，都橫跨三國語言，即中文、葡萄牙語和英語，除此之外，還分析了一些日語文獻。很顯然，翻譯的質量與研究分析的結果直接相關，除了一般的語言翻譯，其他類型的“翻譯”也應該包括其中，例如暫存時間性、作者立場、語境、偏倚、傾向性解釋以及文學研究的修辭手段，它們都能夠折射出澳門近代史上對這段大規模動盪時期的審問，並引起人們的反思。筆者將通過一些具體案例，將這段歷史的書寫問題化，儘管它們可能不算標準的文獻資料，但它們的特別之處，在於可以為研究這段複雜歷史的學者和翻譯人員提供“文獻”指導。此外，本研究也特別指出，那些由日本重要外交官們書寫並已出版的回憶錄，當中也提到了這段歷史。本研究通過分析一些文獻資料，整理出了戰時澳門的整體背景和地位。這些資料包括：葡萄牙語、英語、法語、日語以及中文的二手資料（由於筆者不懂中文，因此無法獲得原始的中文檔案）。此外，又再現了發生在澳門戰爭時期的一些不為人知，或以書面形式展現的小插曲。這不僅僅是為了將這些故事公之於眾，也是為了表明要重視跨語言、跨國家的研究。第一個事例是關於葡萄牙炮艇“里斯本若昂號”在戰爭時期環遊世界的故事；第二個事例是關於日軍佔領廣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 *[澳大利亞]Geoffrey C. Gunn 撰 貢曉靜 譯作者簡介︰ Geoffrey C. Gunn（岡恩），日本長崎大學經濟系榮譽教授；貢曉靜，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研究生。* 本文係大型研究項目“戰時澳門”（Wartime Macau）的階段性成果。‧澳門學‧143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州灣的事件，當時的廣州灣是澳門在戰爭時期確保食品安全的重要交通線；第三個事例是關於美國“錯”炸澳門的事件；第四個事例是關於 1945 年 2 月福井領事遇刺事件。這些事例都是通過分析一系列語言資料、檔案和回憶錄得來的。一、研究背景、文獻及其來源澳門亟需完善它在 1937至 1945年這段歷史上的檔案庫。而實際上，澳門的行政檔案中充斥着有關戰時澳門行政管理的真實記錄，從管理學校、當時痲瘋病盛行的九澳（Ka Ho）到街市打掃，還有大約一千件大大小小的事。澳門當時還是屬於葡萄牙的一座中型城市，然而，澳門的檔案中對政治、外交以及與日本關係等的內容則鮮有提及。為了獲得這方面的資料，我們必須查閱存放於葡萄牙國家檔案館（Torre do Tombo）中的“薩拉查”（Salazar）檔案，或者外交部的文件，這兩者均位於葡萄牙里斯本，要進入這兩個地方不成問題（除了特別設置權限的地方外）。以里斯本為基地的研究人員，如費茂實（Moisés Silva Fernandes）等，是研究近代澳門的先驅， 此外，駐紮在澳門的葡萄牙記者里卡多‧平托（Ricardo Pinto）所進行的葡萄牙檔案研究和口述研究特別具有啟發性。 然而，接下來要講述的是來自英國和法國的檔案資料，他們為戰時澳門的研究提供了另一個方向。（一）日本檔案之遺失在戰後初期，英國的戰爭犯罪調查員開始搜尋有關澳門的歷史記錄，特別是那些存放於澳門的日本領事檔案。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包括總領事淀川（Yodogawa Masaki）、副領事朝比奈（Asahina Taiki），被確認為“不具備任何情報價值”──這個假設可以令人消除戒心──但是，日本領事的檔案又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一位英國國防部官員在談及有關澳門的日文檔案時說道︰“同盟國為了保護其他中立國的勢力，接手了德國和日本的外交檔案，我很高興知道這件事，也很高興終於可以閱讀這些檔案的內容了。”如其所言，德國和日本的外交檔案確實移交給了同盟國。同盟國在為敵方檔案封條時，嚴格遵守了簽訂的協議，特別是關於 1945年 8月 27日，日本駐阿富汗大使館的資料。 1945年 10月25日，總部位於東京的盟軍最高司令部不理會日本當局的抗議，發佈了一項命令：有關日本的“外交財產和檔案保管全部移交中立國”（Article C）。日本不得不解除外交關係，召回所有員工。這裏沒有明確提到葡萄牙，但有所暗示。然而，在一次高技術性的司法辯論中，日本學者Yamaguchi Fukio（1982）反對日本被“剝奪外交能力”。不管怎樣，作為當時駐澳門的英國領事，里維爾（John Pownall Reeves）於 1945 年 12 月 4 日在香港的民政事務部門指出，在日本領事回國和日本獲得援助之前，“我將保管日本的檔案”。 儘管沒有直接說明他為甚麼會這樣Moisés Silva Fernandes, Sinopse de Macau n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1945 － 1995 (Synopsis of Macau inPortuguese-Chinese Relations, 1949－1995), Lisbon: Fundação Oriente, 2000.Ricardo Pinto, “Guerra em Paz,” in Macau, II Series, No. 43 (Nov 1995), pp. 54－ 98.PRO HKRS163-1-72,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in Macau via HK 2, A.S. Roger, Defence Security Office, 16 January1946.PRO HKRS163-1-72,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in Macau via HK 2. HBM Consul Macao, Reeves to Civil Affairs,Hong Kong, 4 December 1945.
14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做，但我們可以猜測，他之所以會採取這樣的行動，是受到外交部的指示。正如里維爾在他的回憶錄中解釋道，在戰爭快要結束時，他們遇到了被邀請來接管領事住所的淀川領事，他看起來面色蒼白，有點令人生畏。英國領事稍微遲了點纔到達領事館──由於考慮了一晚上──因此，當他們到達時，除了電話簿和字典，所有東西都被破壞了（這對戰爭犯罪調查員和歷史學家來說無疑是一大遺憾）。 有關日本在澳門的領事館文件就這樣憑空消失了嗎？金國平和吳志良間接指出，一些有關澳門的日本領事檔案存放了在中國的檔案庫中。 如果真如此，這是否意味着民國特務已搶先一步進入了領事會所，清除了有關的檔案資料？（二）真假消息：盟軍的密碼破譯員和澳門要不是盟軍成功破譯日本的外交密碼，我們不可能獲得這些原始資料，特別是那些關於日本在里斯本執行任務的資料。然而，破解日本外交部的“紫色”（Purple）密碼機或者外交密碼機（Type 97 Print Machine），閱讀截獲的信息，是盟軍的一項集體工程，不僅需要美國，還需要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共同合作。日本用於外交通訊的代碼系統── the FUJI TranspositionCipher──在1941年就被破解了，後來一些基本的代碼組得到恢復。日本人並不知道，駐德國柏林的日本大使以及希特勒的心腹大島浩（Oshima Hiroshi）所擬的報告，在發送的同時即被密碼破譯員閱讀了，他們成功破解了所謂的“Magic Summaries”，也就是盟軍通過解碼無線電報獲得的最高機密文件。 1943 年 12 月 20 日，日本引進了一項全新的密碼系統，然而，實際上一直到引入第二項系統之前，盟軍的密碼破譯員都能破解日本外交部的移位加密法（TranspositionCipher BA）。在 1943 到 1945 年之間，日本人一共引入了八套密碼──兩套移位系統和六套重置密碼表。根據 Ball 及 Tamura 所述，大東亞省（the New Greater East Asia Ministry）自 1943 年 7 月引入移位加密法，澳大利亞是第一個破解該密碼的國家，很快他們就破解了外交部的BA密碼，在這些破解的文件中獲得了將近90%的資料。1943年12月20日，在外交部引進移位加密法BA的兩周內，負責在里斯本執行任務的日本人森島守人（Morishima Morito）衹能採取折中的方法，分別用兩個不同的密鑰（Keys）來傳送相似的信息，但是位於倫敦的密碼破譯員卻將它們都通通攔下，並迅速拼接起來。“Magic Summaries”中也提到森島守人為此採取折中的方案。當時日本人普遍認為，要想收集關於英國和美國的情報，葡萄牙是整個歐洲的最佳地點。千葉真一（Chiba Shin’ichi）最先開始在里斯本執行任務，然而從1942年10月開始，此任務由森島守人接管，他們推動經濟規劃，日本不斷提高在里斯本公使館人員的素質，而經濟規劃被公認為是“敵人力量的根源”。美國的情報員發現，森島向東京發送報告，稱他獲得了葡萄牙外交部的文件，並暗示有政府內部人員向他提供這些信息。森島將這些情報稱為“富士山情報”（Fuji），然而盟軍的密碼破譯員很清楚這John Pownall Reeves (au.), Colin Day & Richard Garrett (eds.), The Lone Pine: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Macau during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30.Jin Guoping, Wu Zhiliang, “Teria Havido Acordos Secretos Entre Portugal e o Japão Durante a Segunda GuerraMundial?,” Administração (Macau), Vol. 14, No. 51 (Jan 2001), p. 244.Desmond Ball, Keiko Tamura (eds.), Breaking Japanese Diplomatic Codes: David Sissons and D Special Section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3. chap. 3.145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些情報都是假的。很快，日本外交部便開始發現森島的報告並不屬實，他和陸軍武官得到的都是虛假情報（很顯然，有人在里斯本故意製造了這些假情報）。森島還向東京總部吹噓，說自己並沒有作出讓步，“你們知道里斯本是個非常擁擠的城市，這裏有很多敵方間諜，我們行事非常小心，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甚至連我的陸軍武官和海軍武官都不知道我們得到了這些情報（sic.）”。他繼續說道︰“但是如果這兩種情況的情報來源都是一樣的話，我們要當心了，以免上當受騙。” 這有點諷刺，因為在1943年7月左右，日本外交部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場騙局，東京總部開始懷疑森島的辦公室就是消息洩露出去的地方，而實際上確實如此。日本情報的洩露間接令同盟國收集到有關遠東的重要文件，包括葡萄牙在東南亞殖民地帝汶島（Timor）的相關信息，也使他們能夠預測未來外交關係的發展，從而達到自己的利益。如同美國的分析員稱，森島於3月5日向東京發送情報，其中有很長的一段是關於對帝汶島和澳門的指示，據說這是薩拉查發給在東京的葡萄牙部長的，要求他與日本政府協商。 3月 25日，日本外相谷正之（Masayuki，於 1942年 9月至 1943年 4月任職）發信息給森島，告知他駐紮在葡萄牙的陸軍武官發過來幾條信息，內容與森島的富士山情報非常相似。“如果這兩方的情報來源都是一樣的話，我們要當心了，以免上當受騙。” 換句話說，這是對森島的一個警告。如上述所說，森島採取折中方案，用兩個不同的密鑰向總部發送類似的信息。“Magic Summaries”中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它對有關帝汶島和澳門的關係進行了詳實的介紹。即使遠如澳門，它也集中介紹了發生在 1943 年 8 月 18 日的“澳門事件”（關於日本在澳門內港以非法粗暴的手段捕獲了一艘來自英國的船）。從 1943年 10月 6日的報告中，我們可以得知日本從東京派了一名官員到澳門來調查，同時也想粉飾事件，如日本所述：駐澳門的葡萄牙官員意圖保持中立，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但從表面上來看他們都十分友善，很顯然，他們也盡他們所能來讓我們滿意。例如，他們開着小炮艇，用武器來跟我們換大米（不說這個了），他們並不重視我們的軍事活動和海上活動，而且他們似乎跟英國領事也沒甚麼關係，至少在我們看來是這樣的。有一點肯定的是，總督不怎麼管我們，他們也盡量保持這個狀態，因為他們必須這樣。很顯然，實際的情況要比上述所說的複雜得多，不過這也顯示了日本人對葡萄牙人持懷疑態度。由於日本在戰爭快結束時，摧毀了所有公報，“Magic Summaries”是現僅存唯一一份文件，它保存在外交部（並包括在澳門的日本領事館的事件）。“Magic Summaries”中的大部分的內容都屬機密，Matthews稱，他曾利用這些文件整理出日本在歐洲的間諜活動，包括由日本間諜組織首腦掌控的、分佈在世界各地的間諜們的身份，他們分別駐紮於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俄國、德國、阿根廷、智利和西班牙等國。The MAGIC Documents [microform]: Summaries and Transcripts of the Top Secret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s ofJapan, 1938 － 1945, Washingto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0, micro, Reel 5, July 1943; Reel 7, 2September 1943.The MAGIC Documents [microform]: Summaries and Transcripts of the Top Secret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s ofJapan, 1938－1945, Washingto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0, micro, Reel 1, 2.Tony Matthews, Spies for Nippon: Japanese Espionage Against the West, 1939 － 1945, London: Robert Hale Ltd,2010.
14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做，但我們可以猜測，他之所以會採取這樣的行動，是受到外交部的指示。正如里維爾在他的回憶錄中解釋道，在戰爭快要結束時，他們遇到了被邀請來接管領事住所的淀川領事，他看起來面色蒼白，有點令人生畏。英國領事稍微遲了點纔到達領事館──由於考慮了一晚上──因此，當他們到達時，除了電話簿和字典，所有東西都被破壞了（這對戰爭犯罪調查員和歷史學家來說無疑是一大遺憾）。 有關日本在澳門的領事館文件就這樣憑空消失了嗎？金國平和吳志良間接指出，一些有關澳門的日本領事檔案存放了在中國的檔案庫中。 如果真如此，這是否意味着民國特務已搶先一步進入了領事會所，清除了有關的檔案資料？（二）真假消息：盟軍的密碼破譯員和澳門要不是盟軍成功破譯日本的外交密碼，我們不可能獲得這些原始資料，特別是那些關於日本在里斯本執行任務的資料。然而，破解日本外交部的“紫色”（Purple）密碼機或者外交密碼機（Type 97 Print Machine），閱讀截獲的信息，是盟軍的一項集體工程，不僅需要美國，還需要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共同合作。日本用於外交通訊的代碼系統── the FUJI TranspositionCipher──在1941年就被破解了，後來一些基本的代碼組得到恢復。日本人並不知道，駐德國柏林的日本大使以及希特勒的心腹大島浩（Oshima Hiroshi）所擬的報告，在發送的同時即被密碼破譯員閱讀了，他們成功破解了所謂的“Magic Summaries”，也就是盟軍通過解碼無線電報獲得的最高機密文件。 1943 年 12 月 20 日，日本引進了一項全新的密碼系統，然而，實際上一直到引入第二項系統之前，盟軍的密碼破譯員都能破解日本外交部的移位加密法（TranspositionCipher BA）。在 1943 到 1945 年之間，日本人一共引入了八套密碼──兩套移位系統和六套重置密碼表。根據 Ball 及 Tamura 所述，大東亞省（the New Greater East Asia Ministry）自 1943 年 7 月引入移位加密法，澳大利亞是第一個破解該密碼的國家，很快他們就破解了外交部的BA密碼，在這些破解的文件中獲得了將近90%的資料。1943年12月20日，在外交部引進移位加密法BA的兩周內，負責在里斯本執行任務的日本人森島守人（Morishima Morito）衹能採取折中的方法，分別用兩個不同的密鑰（Keys）來傳送相似的信息，但是位於倫敦的密碼破譯員卻將它們都通通攔下，並迅速拼接起來。“Magic Summaries”中也提到森島守人為此採取折中的方案。當時日本人普遍認為，要想收集關於英國和美國的情報，葡萄牙是整個歐洲的最佳地點。千葉真一（Chiba Shin’ichi）最先開始在里斯本執行任務，然而從1942年10月開始，此任務由森島守人接管，他們推動經濟規劃，日本不斷提高在里斯本公使館人員的素質，而經濟規劃被公認為是“敵人力量的根源”。美國的情報員發現，森島向東京發送報告，稱他獲得了葡萄牙外交部的文件，並暗示有政府內部人員向他提供這些信息。森島將這些情報稱為“富士山情報”（Fuji），然而盟軍的密碼破譯員很清楚這John Pownall Reeves (au.), Colin Day & Richard Garrett (eds.), The Lone Pine: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Macau during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30.Jin Guoping, Wu Zhiliang, “Teria Havido Acordos Secretos Entre Portugal e o Japão Durante a Segunda GuerraMundial?,” Administração (Macau), Vol. 14, No. 51 (Jan 2001), p. 244.Desmond Ball, Keiko Tamura (eds.), Breaking Japanese Diplomatic Codes: David Sissons and D Special Section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3. chap. 3.145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些情報都是假的。很快，日本外交部便開始發現森島的報告並不屬實，他和陸軍武官得到的都是虛假情報（很顯然，有人在里斯本故意製造了這些假情報）。森島還向東京總部吹噓，說自己並沒有作出讓步，“你們知道里斯本是個非常擁擠的城市，這裏有很多敵方間諜，我們行事非常小心，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甚至連我的陸軍武官和海軍武官都不知道我們得到了這些情報（sic.）”。他繼續說道︰“但是如果這兩種情況的情報來源都是一樣的話，我們要當心了，以免上當受騙。” 這有點諷刺，因為在1943年7月左右，日本外交部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場騙局，東京總部開始懷疑森島的辦公室就是消息洩露出去的地方，而實際上確實如此。日本情報的洩露間接令同盟國收集到有關遠東的重要文件，包括葡萄牙在東南亞殖民地帝汶島（Timor）的相關信息，也使他們能夠預測未來外交關係的發展，從而達到自己的利益。如同美國的分析員稱，森島於3月5日向東京發送情報，其中有很長的一段是關於對帝汶島和澳門的指示，據說這是薩拉查發給在東京的葡萄牙部長的，要求他與日本政府協商。 3月 25日，日本外相谷正之（Masayuki，於 1942年 9月至 1943年 4月任職）發信息給森島，告知他駐紮在葡萄牙的陸軍武官發過來幾條信息，內容與森島的富士山情報非常相似。“如果這兩方的情報來源都是一樣的話，我們要當心了，以免上當受騙。” 換句話說，這是對森島的一個警告。如上述所說，森島採取折中方案，用兩個不同的密鑰向總部發送類似的信息。“Magic Summaries”中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它對有關帝汶島和澳門的關係進行了詳實的介紹。即使遠如澳門，它也集中介紹了發生在 1943 年 8 月 18 日的“澳門事件”（關於日本在澳門內港以非法粗暴的手段捕獲了一艘來自英國的船）。從 1943年 10月 6日的報告中，我們可以得知日本從東京派了一名官員到澳門來調查，同時也想粉飾事件，如日本所述：駐澳門的葡萄牙官員意圖保持中立，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但從表面上來看他們都十分友善，很顯然，他們也盡他們所能來讓我們滿意。例如，他們開着小炮艇，用武器來跟我們換大米（不說這個了），他們並不重視我們的軍事活動和海上活動，而且他們似乎跟英國領事也沒甚麼關係，至少在我們看來是這樣的。有一點肯定的是，總督不怎麼管我們，他們也盡量保持這個狀態，因為他們必須這樣。很顯然，實際的情況要比上述所說的複雜得多，不過這也顯示了日本人對葡萄牙人持懷疑態度。由於日本在戰爭快結束時，摧毀了所有公報，“Magic Summaries”是現僅存唯一一份文件，它保存在外交部（並包括在澳門的日本領事館的事件）。“Magic Summaries”中的大部分的內容都屬機密，Matthews稱，他曾利用這些文件整理出日本在歐洲的間諜活動，包括由日本間諜組織首腦掌控的、分佈在世界各地的間諜們的身份，他們分別駐紮於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俄國、德國、阿根廷、智利和西班牙等國。The MAGIC Documents [microform]: Summaries and Transcripts of the Top Secret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s ofJapan, 1938 － 1945, Washingto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0, micro, Reel 5, July 1943; Reel 7, 2September 1943.The MAGIC Documents [microform]: Summaries and Transcripts of the Top Secret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s ofJapan, 1938－1945, Washingto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0, micro, Reel 1, 2.Tony Matthews, Spies for Nippon: Japanese Espionage Against the West, 1939 － 1945, London: Robert Hale Ltd,2010.
14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三）森島守人的敘述日本在帝汶和澳門如何進行外交，可以從森島守人撰寫的資料中得知。他是日本派去里斯本執行任務的負責人，也是千葉真一的接班人。他的經歷為他後來撰寫的回憶錄──《珍珠港、里斯本和東京》（Shinju-wan, Risubon, Tokyo）提供了參考， 這本回憶錄在戰後初期出版。總括來說，森島是繼柏林的大島浩和馬德里的須磨彌吉郎（Suma Yakichiro）之後，在歐洲排名第二或第三的日本間諜組織首腦。在森島的早期外交生涯中，他曾被派到瀋陽，經歷了 1931年 9月18 日的“瀋陽事變”，也稱“九一八事變”，日本軍隊以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為藉口而佔領瀋陽。十年後，日軍入侵美國珍珠港時，森島也正好在紐約，目睹了美軍驅趕和拘留在美國的日本人。森島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日本投降後不久（或即將投降時），他建議東京總部“主動”給葡萄牙一筆“賠償費”，因為日本“在帝汶島實施軍事獨裁”，並對葡萄牙的需求避之不理。根據資料顯示，他的建議遞交了給外務省，之後又向副外相再次提出，上述事件都在“Ma g i c Summaries”中有所提及。 1945 年 9 月 29 日，與薩拉查和葡萄牙外交部協商後，Morishima認為應該開展戰後恢復計劃。“不用加以想像，從最近對軍隊的暴行指控中就可以判斷──日軍在佔領帝汶島的最後時期確實展開了殺戮”，這一句顯然過於輕描淡寫了，目的是要把日本從法律論據的話題上轉移到其他地方，在沒有得到政府同意的情況下，他建議支付910康多（Contos）──相當於 65,000 美元──作為一種“政治”表示（1945 年 10 月 7 日）。然而，日本政府從未承認他的這項舉動，或認為應該為他們在東帝汶和澳門犯下的罪行進行賠償。儘管葡萄牙與中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犯罪調查員合作調查帝汶島，並稍微連帶調查澳門，但葡萄牙並沒有對日本的戰爭罪行提出過任何控告。筆者在1997年的澳門媒體上提出，東帝汶（後來被印尼佔領，後來成為獨立的國家）的人民應該是這起溝通與訴訟事件的當事人（安德雷德Andrade de Sa ， 1997）。從“Magic Summaries”中可以得知，森島（以及在馬德里的須磨）受到來自德國的壓力，不能弄僵與葡萄牙的關係。這可從駐紮在里斯本的德國大使那裏得到證實，還可以從前納粹德國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和位於柏林的大島之間 1943 年 12 月 11 日的談話中得到證實。約阿希姆指出，最重要的是不能“危及到薩拉查的聲譽”，以及強調了從葡萄牙和它的殖民地獲取鎢的重要性。正如在薩拉查的檔案資料中所確認的，里斯本通過PVDE的間諜和秘密警察清楚地瞭解到德國的立場。PDVE的一名間諜和一名德國大使館人員擬寫了一份關於這次訪問的報告，並在1944年 1 月 10 日歸檔，“德國一直以來都想要和平解決葡萄牙和日本的衝突問題，以此來保證葡萄牙能夠重建對帝汶島的殖民，享有其絕對主權”。 這次對話中雖然沒有提到澳門，但暗示了澳門的現狀。森島擔心流言會影響日本與葡萄牙的關係，他向東京請求“盡一切可能阻止有關日軍在帝汶Morishima Morito, Shinju-wan, Risubon, Tokyo (Pearl Harbor, Lisbon, Tokyo),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0.如同筆者在1997年的澳門媒體上提出，東帝汶（後來被印尼佔領，後來成為獨立的國家）的人民應該是這起溝通與訴訟事件的利益關係方（安德雷德 Andrade de Sá， 1997）。PT/TT/AOS/D-G/8/4/20 Salazar, IN-8C, cx. 332, pt. 20 “Informação da PVDE sobre o caso Japão - Timor 10 deJaneiro de 1944”.147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島和澳門實施暴行的報導”（1943 年 9月 5 日）。日本受到來自薩拉查的壓力，衹好從帝汶島撤出軍隊。森島和在馬德里的須磨都發來信息，強調了如果不這樣做時可能會帶來的後果。但是，他們的建議都遭到外相重光葵（Shigemitsu Mamoru）的駁回，他在8月20日宣佈這“不可能”，然而經過各種周旋，森島最後建議東京總部簽署一項協議來“保全面子”，即表面上同意撤回軍隊，實際上還是讓他們留在原地，因為葡萄牙如要派出救援艦隊，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1944年8月 21日）。 1945年 1月 24日，其他國家開始向日本宣戰，森島建議東京總部趕緊從帝汶島撤軍。鑑於盟軍計劃前往中國，他推測，如果日軍繼續留在帝汶島，美國可能會“向葡萄牙要求將澳門作為軍事基地，這時葡萄牙跟日本之間會產生問題”（1945 年 2 月 8 日）。（四）日本外交檔案日本的外交檔案應該可以彌補之前遺失的澳門領事館文件，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筆者嘗試尋訪這些存檔，搜索了一些關鍵詞，還查詢了一個有關日本位於世界各地不同領事館的主索引，而澳門方面也有一個官方索引，但筆者衹搜尋到了一份文件。這份文件符合外交慣例，上面蓋有國家領導人的印章（由裕仁天皇Hirohito簽署），然後遞交給葡萄牙國王，告知他福井保光被任命為駐澳門的臨時領事。現時，有關戰時澳門的外交通訊資料零星地分佈在網絡之上，我們可以通過訪問日本歷史記錄中心（JACAR）獲取資訊。二、“Magic Summaries ”中對“里斯本若昂號”（João de Lisboa）環球之旅的記載在戰爭時期，葡萄牙戰艦（單桅縱帆船）“里斯本若昂號”在澳門和里斯本之間航行。這是澳門歷史上驚心動魄的一段旅程，但有關這段旅程的報導卻從未出現過。 1940 年 5 月 19 日，“里斯本若昂號”在司令官 Amerigo Cabral 的帶領下從葡萄牙里斯本出發，前往亞述爾群島（Azores，位在北大西洋，屬葡萄牙），至1941年3月，該船順風航行至非洲海岸，經過佛得角（Cape Verde）。“里斯本若昂號”選擇達伽馬（Vasco da Gama）的路線行駛，趕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抵達澳門，之後再繞過佛得角，穿過印度洋，進入中南海，後來再穿過太平洋和大西洋，最終回到葡萄牙，完成了一次戰時的環球之旅。這次旅行獨一無二，但也相當危險。“里斯本若昂號”作為澳門的警戒艦，在澳門非常受重視，特別是它強大的無線電廣播，然而，它卻在澳門陷入重圍時選擇突然離開，其背後的原因還未曾公開揭露（人們猜測它也許因一些原因急需返回，或是為了預防日軍在澳門狹窄的水域展開搜捕行動）。麥卡斯基（G. A.McCaskie）是一位英裔馬來人軍官，他在戰爭爆發時被困於澳門，據他表示，“里斯本若昂號”是在1942年5月中旬離開里斯本的。如上所述，這艘船在澳門停留了15個月，但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這艘船到底是甚麼時候離開的（更不要說它的行程）。海軍准將 Cabral ，作為薩拉查堅定的擁護者，決不允許船上有任何形式的政治宣傳──這是眾所周知的，因為之前船上有一些成員為了獲得親盟軍的宣傳，與英國領事里維爾走得很近。根據麥卡斯基所說，Cabral在“帝汶島事件”上對當時住在澳門的英國人非常不友善（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日本全面入侵和佔領葡萄牙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之前，英澳日本人搶先介入該事件），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據稱他後來變“友善”了。G. A. McCaskie, “Report on Conditions in Macau,” 10/6/1942, HKHP Ride collection, AWM PF /82/068 Series.
14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三）森島守人的敘述日本在帝汶和澳門如何進行外交，可以從森島守人撰寫的資料中得知。他是日本派去里斯本執行任務的負責人，也是千葉真一的接班人。他的經歷為他後來撰寫的回憶錄──《珍珠港、里斯本和東京》（Shinju-wan, Risubon, Tokyo）提供了參考， 這本回憶錄在戰後初期出版。總括來說，森島是繼柏林的大島浩和馬德里的須磨彌吉郎（Suma Yakichiro）之後，在歐洲排名第二或第三的日本間諜組織首腦。在森島的早期外交生涯中，他曾被派到瀋陽，經歷了 1931年 9月18 日的“瀋陽事變”，也稱“九一八事變”，日本軍隊以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為藉口而佔領瀋陽。十年後，日軍入侵美國珍珠港時，森島也正好在紐約，目睹了美軍驅趕和拘留在美國的日本人。森島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日本投降後不久（或即將投降時），他建議東京總部“主動”給葡萄牙一筆“賠償費”，因為日本“在帝汶島實施軍事獨裁”，並對葡萄牙的需求避之不理。根據資料顯示，他的建議遞交了給外務省，之後又向副外相再次提出，上述事件都在“Ma g i c Summaries”中有所提及。 1945 年 9 月 29 日，與薩拉查和葡萄牙外交部協商後，Morishima認為應該開展戰後恢復計劃。“不用加以想像，從最近對軍隊的暴行指控中就可以判斷──日軍在佔領帝汶島的最後時期確實展開了殺戮”，這一句顯然過於輕描淡寫了，目的是要把日本從法律論據的話題上轉移到其他地方，在沒有得到政府同意的情況下，他建議支付910康多（Contos）──相當於 65,000 美元──作為一種“政治”表示（1945 年 10 月 7 日）。然而，日本政府從未承認他的這項舉動，或認為應該為他們在東帝汶和澳門犯下的罪行進行賠償。儘管葡萄牙與中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犯罪調查員合作調查帝汶島，並稍微連帶調查澳門，但葡萄牙並沒有對日本的戰爭罪行提出過任何控告。筆者在1997年的澳門媒體上提出，東帝汶（後來被印尼佔領，後來成為獨立的國家）的人民應該是這起溝通與訴訟事件的當事人（安德雷德Andrade de Sa ， 1997）。從“Magic Summaries”中可以得知，森島（以及在馬德里的須磨）受到來自德國的壓力，不能弄僵與葡萄牙的關係。這可從駐紮在里斯本的德國大使那裏得到證實，還可以從前納粹德國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和位於柏林的大島之間 1943 年 12 月 11 日的談話中得到證實。約阿希姆指出，最重要的是不能“危及到薩拉查的聲譽”，以及強調了從葡萄牙和它的殖民地獲取鎢的重要性。正如在薩拉查的檔案資料中所確認的，里斯本通過PVDE的間諜和秘密警察清楚地瞭解到德國的立場。PDVE的一名間諜和一名德國大使館人員擬寫了一份關於這次訪問的報告，並在1944年 1 月 10 日歸檔，“德國一直以來都想要和平解決葡萄牙和日本的衝突問題，以此來保證葡萄牙能夠重建對帝汶島的殖民，享有其絕對主權”。 這次對話中雖然沒有提到澳門，但暗示了澳門的現狀。森島擔心流言會影響日本與葡萄牙的關係，他向東京請求“盡一切可能阻止有關日軍在帝汶Morishima Morito, Shinju-wan, Risubon, Tokyo (Pearl Harbor, Lisbon, Tokyo),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0.如同筆者在1997年的澳門媒體上提出，東帝汶（後來被印尼佔領，後來成為獨立的國家）的人民應該是這起溝通與訴訟事件的利益關係方（安德雷德 Andrade de Sá， 1997）。PT/TT/AOS/D-G/8/4/20 Salazar, IN-8C, cx. 332, pt. 20 “Informação da PVDE sobre o caso Japão - Timor 10 deJaneiro de 1944”.147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島和澳門實施暴行的報導”（1943 年 9月 5 日）。日本受到來自薩拉查的壓力，衹好從帝汶島撤出軍隊。森島和在馬德里的須磨都發來信息，強調了如果不這樣做時可能會帶來的後果。但是，他們的建議都遭到外相重光葵（Shigemitsu Mamoru）的駁回，他在8月20日宣佈這“不可能”，然而經過各種周旋，森島最後建議東京總部簽署一項協議來“保全面子”，即表面上同意撤回軍隊，實際上還是讓他們留在原地，因為葡萄牙如要派出救援艦隊，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1944年8月 21日）。 1945年 1月 24日，其他國家開始向日本宣戰，森島建議東京總部趕緊從帝汶島撤軍。鑑於盟軍計劃前往中國，他推測，如果日軍繼續留在帝汶島，美國可能會“向葡萄牙要求將澳門作為軍事基地，這時葡萄牙跟日本之間會產生問題”（1945 年 2 月 8 日）。（四）日本外交檔案日本的外交檔案應該可以彌補之前遺失的澳門領事館文件，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筆者嘗試尋訪這些存檔，搜索了一些關鍵詞，還查詢了一個有關日本位於世界各地不同領事館的主索引，而澳門方面也有一個官方索引，但筆者衹搜尋到了一份文件。這份文件符合外交慣例，上面蓋有國家領導人的印章（由裕仁天皇Hirohito簽署），然後遞交給葡萄牙國王，告知他福井保光被任命為駐澳門的臨時領事。現時，有關戰時澳門的外交通訊資料零星地分佈在網絡之上，我們可以通過訪問日本歷史記錄中心（JACAR）獲取資訊。二、“Magic Summaries ”中對“里斯本若昂號”（João de Lisboa）環球之旅的記載在戰爭時期，葡萄牙戰艦（單桅縱帆船）“里斯本若昂號”在澳門和里斯本之間航行。這是澳門歷史上驚心動魄的一段旅程，但有關這段旅程的報導卻從未出現過。 1940 年 5 月 19 日，“里斯本若昂號”在司令官 Amerigo Cabral 的帶領下從葡萄牙里斯本出發，前往亞述爾群島（Azores，位在北大西洋，屬葡萄牙），至1941年3月，該船順風航行至非洲海岸，經過佛得角（Cape Verde）。“里斯本若昂號”選擇達伽馬（Vasco da Gama）的路線行駛，趕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抵達澳門，之後再繞過佛得角，穿過印度洋，進入中南海，後來再穿過太平洋和大西洋，最終回到葡萄牙，完成了一次戰時的環球之旅。這次旅行獨一無二，但也相當危險。“里斯本若昂號”作為澳門的警戒艦，在澳門非常受重視，特別是它強大的無線電廣播，然而，它卻在澳門陷入重圍時選擇突然離開，其背後的原因還未曾公開揭露（人們猜測它也許因一些原因急需返回，或是為了預防日軍在澳門狹窄的水域展開搜捕行動）。麥卡斯基（G. A.McCaskie）是一位英裔馬來人軍官，他在戰爭爆發時被困於澳門，據他表示，“里斯本若昂號”是在1942年5月中旬離開里斯本的。如上所述，這艘船在澳門停留了15個月，但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這艘船到底是甚麼時候離開的（更不要說它的行程）。海軍准將 Cabral ，作為薩拉查堅定的擁護者，決不允許船上有任何形式的政治宣傳──這是眾所周知的，因為之前船上有一些成員為了獲得親盟軍的宣傳，與英國領事里維爾走得很近。根據麥卡斯基所說，Cabral在“帝汶島事件”上對當時住在澳門的英國人非常不友善（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日本全面入侵和佔領葡萄牙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之前，英澳日本人搶先介入該事件），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據稱他後來變“友善”了。G. A. McCaskie, “Report on Conditions in Macau,” 10/6/1942, HKHP Ride collection, AWM PF /82/068 Series.
14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里斯本若昂號”在里斯本的Arsenal da Marinha建造，並於1935年開始運作，它屬於葡萄牙海軍的二等船隻。這是一艘Pedro Nunes級別的船隻，排水量1,017噸，長70.5米，每小時能行駛 16海哩（即每小時 30公里）。換言之，在它航行的時間裏，它算是一艘高性能的船隻。設計“里斯本若昂號”的目的一開始是為了服務葡萄牙分佈廣泛的殖民地，而在 1961年，它又被改造成為一艘與水文地理有關的船隻，在果阿（Goa）等地服務。葡萄牙一份署期為1942年1月30日，名為“Precauções Tomadas Pela Viagem do Aviso ‘Joãode Lisboa,’ de Macau para Timor, e no Regresso a Lisboa”的官方備忘錄顯示，位於里斯本的海軍總部最初計劃於 1942 年 2 月 15 日至 20 日乘坐“里斯本若昂號”航行至帝汶島。這份文件其後又遞交了給葡萄牙外交部。毫無疑問，在帝汶島的局勢日益緊張時，“里斯本若昂號”在帝利（Dili）的出現具有重要的政治及海軍軍事價值。然而，要想越過包括日本、美國和英國等交戰國所在的戰區，需要葡萄牙外交部的斡旋。里斯本方面並不知道，日本其實另有計劃。1942年2月19日，澳大利亞大陸第一次遭到攻擊，日本在達爾文港（Port Darwin）發起兩次空襲，出動了 54艘以地面為基地的轟炸機和大約188 艘戰鬥機，均由位於帝汶海（Timor Sea）的四艘日本航母發出。 1942 年 2 月 20 日，日本向帝汶島發起全面的海上和陸地侵略。一周以後（即 2 月 27 日），日本的海軍武力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爪哇海戰役中擊潰荷蘭海軍和同盟國的海軍勢力（美國海軍在達爾文港轟炸中沉入海底）。有關這次戰役的資料非常保密，我們也很想知道日本的最高指揮部是否聽到了有關“里斯本若昂號”航行計劃的風聲，因為若“里斯本若昂號”要從澳門向南航行至帝汶島，如果沒有日本的允許將非常困難──但這也並非不可能，因為如果它成功了，是否即意味着它有能力阻止日本入侵葡萄牙的殖民半島帝汶島呢？在此事上，里斯本的葡萄牙官方立即作出了一個與原計劃截然不同的決定。這時的日本正等待時機，因為他們已經啟動了入侵帝汶島的計劃。於是，葡萄牙官方取消“里斯本若昂號”原本要經過帝汶島的路線，而設計出了一條新的航道。經過四天的商議後，他們決定於 1942年 5月15 日乘坐“里斯本若昂號”離開澳門，將船身徹底清洗，並加滿燃料。接下來，“里斯本若昂號”穿越中南海至呂宋島的北部（Luzon，菲律賓主要島嶼），經過巴士海峽（Bashi Channel，位於臺灣和菲律賓的巴坦群島之間），然後穿過太平洋，經過檀香山（美國夏威夷州的首府和港市）到達巴拿馬。儘管“里斯本若昂號”接到颱風季節的警告，但它並沒有因此而耽擱行程。（如果“里斯本若昂號”再晚點離開澳門，它將在旅途中遇到非常惡劣的天氣）。最關鍵的是，交戰國將收到有關此次航行的消息（Como ja Foi Dito os Beligerantes Irao Sendo Informado doDecorrer da Viagem）（1942 年 2 月 11 日）。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澳門正醞釀着危機。由於白米數量有限，歐洲人衹能吃品質低劣的“紅粬米”（Riz Rouge），對此他們感到很不滿（一些葡萄牙士兵擅離職守跑到“免費的中國”去獲取食物）。在衹有一站遠的法蘭西斯科兵營（São Francisco Barracks），一場暴動正愈演愈烈，一所機槍公司和一個炮兵部隊聯合起來發動暴亂， 這場暴亂還帶有政治意味。警方Arquivo Salazar, MA-1B, cx. 354, pt. 14.Arquivo Salazar, MA-1B, cx. 354, pt. 14.Leonel Barros, Memórias do Oriente em guerra: Macau, Macau: Associação Promotora da Instrução dos Macaenses,2006.149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調動警力來阻止這起暴亂，Vieira Branco隊長和“薩拉查強烈的反對者”Leal上尉均被捕並關押起來。當時的戴思樂（Teixeira）總督因得到第一和第二莫桑比克輕步兵隊公司（1st and 2ndMozambique Light Infantry Company）成員們的支持，故拒絕了日本要求介入的請求，很快便控制了局勢。這時，葡萄牙方面作出決定，要求即將出發的“里斯本若昂號”改變路線，遠離這個是非之地。於是，一共 19 名“愛嚼舌根”（Talking too Much）的士兵被“慫恿”上船。根據麥卡斯基的觀察，因為怕引起澳門當地人的猜疑，故有兩名土生葡人被扔下了。顯然，這是一個秘密任務，它需要獲得日本和同盟國的保證，纔能確保其自由通行。我們對此一無所知，但這肯定發生在里斯本、華盛頓和東京的領導高層之間。根據里維爾的回憶錄，在Cabral領導下的“里斯本若昂號”之旅異常驚心動魄，它在途中發生故障，最關鍵的是，它還沒有太平洋的航海圖。這個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是Cabral明確地指出，如果葡萄牙人在過去能航行到像澳門這麼遠的地方，那麼他們同樣可以到達夏威夷，不管情況有多麼惡劣。而事實證明，“里斯本若昂號”在那個時期的環球之旅，並沒有辜負葡萄牙人在16 世紀贏得的名聲── 1509 年傳奇航海家瓦斯科‧達‧伽馬開闢了一條通往印度的航線。在船板上，日本有一個提供消息的線人，我們可以從有關“里斯本若昂號”穿過太平洋進入美國的描述中得知，這段描述同樣來自“Magic Summaries”，密碼破譯員破解了日本外交官員從里斯本發到日本的無線電信息。日本人並不知道，美國破譯員早就閱讀了日本外交通訊的重要內容。在日本襲擊珍珠港六個月後，“里斯本若昂號”穿過太平洋，同一時間，發生了中途島戰役（The Battle of Midway），日本相繼佔領了南洋諸島，它的太平洋之旅實際上都受到日本的嚴格監控，他們收集有關美國基地和其在太平洋軍事實力的情報。實際上，對日本來說，這是一個絕佳的好機會，正如“里斯本若昂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穿越太平洋一樣，是獨一無二的。1942 年 8 月 21 日，或在“里斯本若昂號”終於離開澳門、選擇太平洋路線前往葡萄牙的幾個月後，位於里斯本的日本公使千葉真一向東京總部提供了一條來源可靠的情報，很明顯這個可靠來源指的是船上的日本線人。該情報揭露了這艘船的行程，儘管沒有任何一家紙媒報導過它的行程。而根據報告，“里斯本若昂號”從澳門行駛至夏威夷的途中，其行駛目的多次受到質疑，因為它是一艘“沒有國籍的軍艦”。當它靠近夏威夷島時，聽到的都是射擊和轟炸聲。後來他們纔明白，是發生了中途島戰役。中途島海戰於 1942 年 6 月 4 日至 7 日開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場重要的戰役，美國海軍成功擊退日本海軍對中途海環礁的攻擊。中途島是太平洋中部的一群島嶼，屬於珊瑚環礁，位於夏威夷群島西北端，“里斯本若昂號”要到達夏威夷，必須經過那裏。這次戰役涉及極其複雜的後勤部隊，包括兩艘運輸艦、潛艇戰等。“里斯本若昂號”能夠成功越過這個重要的海軍戰區，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是偶然，毫無疑問，這需要熟練的航海技巧，還有“里斯本若昂號“對無線電的充分使用。根據千葉真一的報告：同一天，他們聽到英國廣播指導同盟國和中立船到一些海港避難。然而，當他們到達檀香山時，那兒已經停滿船隻，於是他們決定前往珍珠港。當他們到達珍珠港時，發現被日軍擊潰的“亞利桑那號”的巨大殘骸還在那兒，美軍嚴格把守珍珠港，美國官方McCaskie, op. cit.Magic Reel I, “Extract from August 31 1942, Communication from Minister Chiba in Lisbon to Tokyo”.
14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里斯本若昂號”在里斯本的Arsenal da Marinha建造，並於1935年開始運作，它屬於葡萄牙海軍的二等船隻。這是一艘Pedro Nunes級別的船隻，排水量1,017噸，長70.5米，每小時能行駛 16海哩（即每小時 30公里）。換言之，在它航行的時間裏，它算是一艘高性能的船隻。設計“里斯本若昂號”的目的一開始是為了服務葡萄牙分佈廣泛的殖民地，而在 1961年，它又被改造成為一艘與水文地理有關的船隻，在果阿（Goa）等地服務。葡萄牙一份署期為1942年1月30日，名為“Precauções Tomadas Pela Viagem do Aviso ‘Joãode Lisboa,’ de Macau para Timor, e no Regresso a Lisboa”的官方備忘錄顯示，位於里斯本的海軍總部最初計劃於 1942 年 2 月 15 日至 20 日乘坐“里斯本若昂號”航行至帝汶島。這份文件其後又遞交了給葡萄牙外交部。毫無疑問，在帝汶島的局勢日益緊張時，“里斯本若昂號”在帝利（Dili）的出現具有重要的政治及海軍軍事價值。然而，要想越過包括日本、美國和英國等交戰國所在的戰區，需要葡萄牙外交部的斡旋。里斯本方面並不知道，日本其實另有計劃。1942年2月19日，澳大利亞大陸第一次遭到攻擊，日本在達爾文港（Port Darwin）發起兩次空襲，出動了 54艘以地面為基地的轟炸機和大約188 艘戰鬥機，均由位於帝汶海（Timor Sea）的四艘日本航母發出。 1942 年 2 月 20 日，日本向帝汶島發起全面的海上和陸地侵略。一周以後（即 2 月 27 日），日本的海軍武力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爪哇海戰役中擊潰荷蘭海軍和同盟國的海軍勢力（美國海軍在達爾文港轟炸中沉入海底）。有關這次戰役的資料非常保密，我們也很想知道日本的最高指揮部是否聽到了有關“里斯本若昂號”航行計劃的風聲，因為若“里斯本若昂號”要從澳門向南航行至帝汶島，如果沒有日本的允許將非常困難──但這也並非不可能，因為如果它成功了，是否即意味着它有能力阻止日本入侵葡萄牙的殖民半島帝汶島呢？在此事上，里斯本的葡萄牙官方立即作出了一個與原計劃截然不同的決定。這時的日本正等待時機，因為他們已經啟動了入侵帝汶島的計劃。於是，葡萄牙官方取消“里斯本若昂號”原本要經過帝汶島的路線，而設計出了一條新的航道。經過四天的商議後，他們決定於 1942年 5月15 日乘坐“里斯本若昂號”離開澳門，將船身徹底清洗，並加滿燃料。接下來，“里斯本若昂號”穿越中南海至呂宋島的北部（Luzon，菲律賓主要島嶼），經過巴士海峽（Bashi Channel，位於臺灣和菲律賓的巴坦群島之間），然後穿過太平洋，經過檀香山（美國夏威夷州的首府和港市）到達巴拿馬。儘管“里斯本若昂號”接到颱風季節的警告，但它並沒有因此而耽擱行程。（如果“里斯本若昂號”再晚點離開澳門，它將在旅途中遇到非常惡劣的天氣）。最關鍵的是，交戰國將收到有關此次航行的消息（Como ja Foi Dito os Beligerantes Irao Sendo Informado doDecorrer da Viagem）（1942 年 2 月 11 日）。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澳門正醞釀着危機。由於白米數量有限，歐洲人衹能吃品質低劣的“紅粬米”（Riz Rouge），對此他們感到很不滿（一些葡萄牙士兵擅離職守跑到“免費的中國”去獲取食物）。在衹有一站遠的法蘭西斯科兵營（São Francisco Barracks），一場暴動正愈演愈烈，一所機槍公司和一個炮兵部隊聯合起來發動暴亂， 這場暴亂還帶有政治意味。警方Arquivo Salazar, MA-1B, cx. 354, pt. 14.Arquivo Salazar, MA-1B, cx. 354, pt. 14.Leonel Barros, Memórias do Oriente em guerra: Macau, Macau: Associação Promotora da Instrução dos Macaenses,2006.149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調動警力來阻止這起暴亂，Vieira Branco隊長和“薩拉查強烈的反對者”Leal上尉均被捕並關押起來。當時的戴思樂（Teixeira）總督因得到第一和第二莫桑比克輕步兵隊公司（1st and 2ndMozambique Light Infantry Company）成員們的支持，故拒絕了日本要求介入的請求，很快便控制了局勢。這時，葡萄牙方面作出決定，要求即將出發的“里斯本若昂號”改變路線，遠離這個是非之地。於是，一共 19 名“愛嚼舌根”（Talking too Much）的士兵被“慫恿”上船。根據麥卡斯基的觀察，因為怕引起澳門當地人的猜疑，故有兩名土生葡人被扔下了。顯然，這是一個秘密任務，它需要獲得日本和同盟國的保證，纔能確保其自由通行。我們對此一無所知，但這肯定發生在里斯本、華盛頓和東京的領導高層之間。根據里維爾的回憶錄，在Cabral領導下的“里斯本若昂號”之旅異常驚心動魄，它在途中發生故障，最關鍵的是，它還沒有太平洋的航海圖。這個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是Cabral明確地指出，如果葡萄牙人在過去能航行到像澳門這麼遠的地方，那麼他們同樣可以到達夏威夷，不管情況有多麼惡劣。而事實證明，“里斯本若昂號”在那個時期的環球之旅，並沒有辜負葡萄牙人在16 世紀贏得的名聲── 1509 年傳奇航海家瓦斯科‧達‧伽馬開闢了一條通往印度的航線。在船板上，日本有一個提供消息的線人，我們可以從有關“里斯本若昂號”穿過太平洋進入美國的描述中得知，這段描述同樣來自“Magic Summaries”，密碼破譯員破解了日本外交官員從里斯本發到日本的無線電信息。日本人並不知道，美國破譯員早就閱讀了日本外交通訊的重要內容。在日本襲擊珍珠港六個月後，“里斯本若昂號”穿過太平洋，同一時間，發生了中途島戰役（The Battle of Midway），日本相繼佔領了南洋諸島，它的太平洋之旅實際上都受到日本的嚴格監控，他們收集有關美國基地和其在太平洋軍事實力的情報。實際上，對日本來說，這是一個絕佳的好機會，正如“里斯本若昂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穿越太平洋一樣，是獨一無二的。1942 年 8 月 21 日，或在“里斯本若昂號”終於離開澳門、選擇太平洋路線前往葡萄牙的幾個月後，位於里斯本的日本公使千葉真一向東京總部提供了一條來源可靠的情報，很明顯這個可靠來源指的是船上的日本線人。該情報揭露了這艘船的行程，儘管沒有任何一家紙媒報導過它的行程。而根據報告，“里斯本若昂號”從澳門行駛至夏威夷的途中，其行駛目的多次受到質疑，因為它是一艘“沒有國籍的軍艦”。當它靠近夏威夷島時，聽到的都是射擊和轟炸聲。後來他們纔明白，是發生了中途島戰役。中途島海戰於 1942 年 6 月 4 日至 7 日開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場重要的戰役，美國海軍成功擊退日本海軍對中途海環礁的攻擊。中途島是太平洋中部的一群島嶼，屬於珊瑚環礁，位於夏威夷群島西北端，“里斯本若昂號”要到達夏威夷，必須經過那裏。這次戰役涉及極其複雜的後勤部隊，包括兩艘運輸艦、潛艇戰等。“里斯本若昂號”能夠成功越過這個重要的海軍戰區，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是偶然，毫無疑問，這需要熟練的航海技巧，還有“里斯本若昂號“對無線電的充分使用。根據千葉真一的報告：同一天，他們聽到英國廣播指導同盟國和中立船到一些海港避難。然而，當他們到達檀香山時，那兒已經停滿船隻，於是他們決定前往珍珠港。當他們到達珍珠港時，發現被日軍擊潰的“亞利桑那號”的巨大殘骸還在那兒，美軍嚴格把守珍珠港，美國官方McCaskie, op. cit.Magic Reel I, “Extract from August 31 1942, Communication from Minister Chiba in Lisbon to Tokyo”.
150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衹允許美國海軍的艦隊進入珍珠港，其他一律不許，所以他們放棄了在珍珠港避難。接着，他們又接到指示去夏威夷可愛島避難，然而，他們到那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島上非常安靜，有光照控制，時常有強力的探照燈照在岸上。“儘管他們談話內容主要涉及關於中途島的傳聞，但許多低聲的交談仿佛被中途截停了。”報告員繼續說︰“他們確實說過美國的飛機時速能達到 500 哩（參考美軍快速軍事建設）。”他們還觀察到在夏威夷島和可愛島附近的一些海港上存放了大量汽油，且島上的安全設施也被加強了。“里斯本若昂號”遵照美國政府下達的命令，晚上便離開了夏威夷可愛島，前往巴拿馬。接下來的旅途非常順利，波瀾不驚，他們先到達位於太平洋入口巴拿馬運河（Panama Canal，接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爾博亞（Balboa）。在那裏，他們目睹了緊張的戰爭部署，每一個房子外面都有哨兵把守，軍用車輛不停地向碼頭搬運物品。運河入口不同海拔的高度上都固定着成千上百個攔截氣球，高地上安裝着遠程炮和高射炮。他們還觀察到，強大的美國海軍潛艇停了在那兒，船身覆蓋着海底的淤泥。此外，還有最新型號的商船──或“勝利號”，這些船衹建好 90天，並有鮮明的特點，即船上沒有舷窗。魚雷艇不斷來回穿梭，每一艘魚雷艇上都配備四枝機關槍。他們可以清晰地辨別哪些是美國人，哪些是巴拿馬人，這並不是從其穿着的衣服來分辦，而是由於發號命令的都是美國人。“里斯本若昂號”經過運河，到達聖克里斯托瓦爾（San Cristobal，巴拿馬港市克隆的一個港口），位於巴拿馬的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上，在那兒的防禦措施與之前在巴爾博亞看到的類似，數以萬計的苦力沿着巴拿馬運河修築及拓寬河道。當然，這些觀察並不具備任何戰時情報價值，但毫無疑問，這使日本的高級指揮官更加明確地瞭解，他們的美國敵人非常果斷。遺憾的是，“里斯本若昂號”的情報就在巴拿馬結束了，接下來的事我們都已知道，從澳門出發幾個月後，她安全地穿過大西洋，回到了葡萄牙的特如河（Rio Tejo）（它抵達的時間並沒有在葡萄牙媒體上曝光，這是一場默默無聞的旅行）。 1949 年5 月，當葡萄牙殖民地再次出現新動盪的時候，這艘船又回到了澳門，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行程。三、法國和澳門檔案：日本佔領廣州灣法屬印度支那被維希法國（Vichy French）控制，親納粹德國的維希法國默許日本的軍事力量進入越南北部。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在英國建立的法國抵抗組織“自由法國”（FreeFrench，後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設立基地）在雲南和廣西的基地發起抵制運動。自由法國（戴高樂主義者）很快在省會重慶建立了外交代表，1940年，中華民國政府承認了戴高樂在英國建立的自由法國政府，並正式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從 1940 年 6 月至 1943 年 2 月，法國“租界”廣州灣由自由法國管理，儘管河內（Hanoi，越南首都）仍由維希政府控制，民國政府還是承認了這樣的管理模式。廣州灣（如葡萄牙殖民地澳門一樣）沒有被日軍佔領，它為許多平民百姓和逃亡香港的盟軍間諜提供了一條逃跑的路線，而香港當時也被日軍佔領了。Magic Reel I, “Extract from August 31 1942, Communication from Minister Chiba in Lisbon to Tokyo”.Magic Reel I, “Extract from August 31 1942, Communication from Minister Chiba in Lisbon to Tokyo”.廣州灣位於雷州半島東北，地點約在現時的湛江巿地區。151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1938年2月，日本控制海南島沿海和雷州半島南部（Leizhou Peninsula），廣州灣在日本海域中顯得十分顯眼。 1945 年 2 月 15 日至 16 日，大約有五六百名日本士兵，分別在廣州灣的三個地點登錄。日軍想要侵佔由法國政府管理的廣州灣，國民政府於是對其發出警告，日軍的這種行為，部分原因是為了保護包括臺灣、海南和法國印度支那在內的海上路線，而且這樣可以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中國外交部向位於重慶的自由法國辦事處提出抗議，因為日軍侵佔廣州灣，損害了中國主權，這也違背了 1899 年 11 月 16 日簽訂的中法條約（特別是其中有一條規定，劃定租界並不影響中國擁有該地區的主權），而現在中國沒有受到該條約的保護，中國政府提出，現在中國有權利向法國政府提出賠償。1944 年 8 月 30 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吳國楨（K. C. Wu）面對外國記者時再次提到了不平等條約，雖然沒有直接提及法國，但這件事令貝志高將軍（Zinovi Pechkoff）有所躊躇，他是出生在俄國的自由法國駐中國大使。他向阿爾及爾的領導反映，法國目前為止都沒有重新審閱過這些條約。在不破壞關係的情況下，“我們要作出很大讓步”。他觀察到，儘管法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已經起不了作用，但在互惠的基礎上，法國領事館在自由中國（Free China，即在二戰時未被日軍控制的中國領域）的權利仍然有效，不會影響其情況。至於廣州灣的有關問題，貝志高（以及 Clarec）想讓中國政府明白，日本的入侵是得到了親納粹的維希法國的同意，就像日軍入侵馬來西亞和緬甸一樣，所以這次日軍侵略法屬印度支那（包括廣州灣），都與維希政府有關，而自由法國自1941年開始便一直與之對抗。因此，日本入侵廣州灣不用承擔法律責任，法國和中國──兩個同盟國國家──簽訂的條約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其中一個簽約國已經失去了法律效力。然而，貝志高表示，法國臨時政府（戴高樂主義者）已準備進行協商，希望想辦法將事情規範化，否則就將“在新的契約基礎上重新建立關係”。他說道，儘管參加談話的中國人沒有直接反對法國提出的觀點，但他們也不同意，他打算以官方的書面形式來呈現這次談話內容。（一）日軍侵佔廣州灣（1943 年 2 月）維希法國放棄對廣州灣的控制，讓位給由日本支持的汪精衛傀儡政府或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日軍在 1943年侵略和佔領了廣州灣。根據日本報導，日軍在 1943年 2月 16日登陸雷州半島，其目的有三，一是為了破壞重慶欲佔領廣州灣兩個飛機場的計劃；二是要粉碎敵人欲破壞日本和南方地區之間的通訊，以及進入廣州灣地區的企圖；三是阻止重慶間諜之間正進行的走私活動。此外，據日本的消息來源，法國完全同意日本的整個行動，這與英國在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 ，非洲島國）的“非法的強盜似的行為”所造成的的情況不同。關於廣州灣的軍事情況，“英國－中國”情報表示日本有一萬名士兵，主要是步兵，還有一些坦克和數百名騎兵支援。超過一半的小分隊駐紮在法國領土的北部，日本的憲兵總部位於白瓦特城（Fort Bayard，即湛江），大多數日本人都穿着便服。根據報告，儘管日軍並沒有騷AOM Indo NF/1366/2967 BS Series III and Note, Chongqing, 4 May 1943.AOM Indo NF/209/1574 Pechkoff, Ambassade de France à Commissaire aux Affaires Etrangères, Algers, Tchungking,12 Sept, 1944.參考 1942 年 5 月至 9 月英國軍隊在法國印度洋殖民地罷黜維希政權，並在西印度洋結束了日本的潛艇作戰。Greater East Asia War, No. XV, vol. XLII, April 1943; KWIZ/02d/15.6.43 sheet 2 。
150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衹允許美國海軍的艦隊進入珍珠港，其他一律不許，所以他們放棄了在珍珠港避難。接着，他們又接到指示去夏威夷可愛島避難，然而，他們到那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島上非常安靜，有光照控制，時常有強力的探照燈照在岸上。“儘管他們談話內容主要涉及關於中途島的傳聞，但許多低聲的交談仿佛被中途截停了。”報告員繼續說︰“他們確實說過美國的飛機時速能達到 500 哩（參考美軍快速軍事建設）。”他們還觀察到在夏威夷島和可愛島附近的一些海港上存放了大量汽油，且島上的安全設施也被加強了。“里斯本若昂號”遵照美國政府下達的命令，晚上便離開了夏威夷可愛島，前往巴拿馬。接下來的旅途非常順利，波瀾不驚，他們先到達位於太平洋入口巴拿馬運河（Panama Canal，接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爾博亞（Balboa）。在那裏，他們目睹了緊張的戰爭部署，每一個房子外面都有哨兵把守，軍用車輛不停地向碼頭搬運物品。運河入口不同海拔的高度上都固定着成千上百個攔截氣球，高地上安裝着遠程炮和高射炮。他們還觀察到，強大的美國海軍潛艇停了在那兒，船身覆蓋着海底的淤泥。此外，還有最新型號的商船──或“勝利號”，這些船衹建好 90天，並有鮮明的特點，即船上沒有舷窗。魚雷艇不斷來回穿梭，每一艘魚雷艇上都配備四枝機關槍。他們可以清晰地辨別哪些是美國人，哪些是巴拿馬人，這並不是從其穿着的衣服來分辦，而是由於發號命令的都是美國人。“里斯本若昂號”經過運河，到達聖克里斯托瓦爾（San Cristobal，巴拿馬港市克隆的一個港口），位於巴拿馬的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上，在那兒的防禦措施與之前在巴爾博亞看到的類似，數以萬計的苦力沿着巴拿馬運河修築及拓寬河道。當然，這些觀察並不具備任何戰時情報價值，但毫無疑問，這使日本的高級指揮官更加明確地瞭解，他們的美國敵人非常果斷。遺憾的是，“里斯本若昂號”的情報就在巴拿馬結束了，接下來的事我們都已知道，從澳門出發幾個月後，她安全地穿過大西洋，回到了葡萄牙的特如河（Rio Tejo）（它抵達的時間並沒有在葡萄牙媒體上曝光，這是一場默默無聞的旅行）。 1949 年5 月，當葡萄牙殖民地再次出現新動盪的時候，這艘船又回到了澳門，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行程。三、法國和澳門檔案：日本佔領廣州灣法屬印度支那被維希法國（Vichy French）控制，親納粹德國的維希法國默許日本的軍事力量進入越南北部。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在英國建立的法國抵抗組織“自由法國”（FreeFrench，後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設立基地）在雲南和廣西的基地發起抵制運動。自由法國（戴高樂主義者）很快在省會重慶建立了外交代表，1940年，中華民國政府承認了戴高樂在英國建立的自由法國政府，並正式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從 1940 年 6 月至 1943 年 2 月，法國“租界”廣州灣由自由法國管理，儘管河內（Hanoi，越南首都）仍由維希政府控制，民國政府還是承認了這樣的管理模式。廣州灣（如葡萄牙殖民地澳門一樣）沒有被日軍佔領，它為許多平民百姓和逃亡香港的盟軍間諜提供了一條逃跑的路線，而香港當時也被日軍佔領了。Magic Reel I, “Extract from August 31 1942, Communication from Minister Chiba in Lisbon to Tokyo”.Magic Reel I, “Extract from August 31 1942, Communication from Minister Chiba in Lisbon to Tokyo”.廣州灣位於雷州半島東北，地點約在現時的湛江巿地區。151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1938年2月，日本控制海南島沿海和雷州半島南部（Leizhou Peninsula），廣州灣在日本海域中顯得十分顯眼。 1945 年 2 月 15 日至 16 日，大約有五六百名日本士兵，分別在廣州灣的三個地點登錄。日軍想要侵佔由法國政府管理的廣州灣，國民政府於是對其發出警告，日軍的這種行為，部分原因是為了保護包括臺灣、海南和法國印度支那在內的海上路線，而且這樣可以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中國外交部向位於重慶的自由法國辦事處提出抗議，因為日軍侵佔廣州灣，損害了中國主權，這也違背了 1899 年 11 月 16 日簽訂的中法條約（特別是其中有一條規定，劃定租界並不影響中國擁有該地區的主權），而現在中國沒有受到該條約的保護，中國政府提出，現在中國有權利向法國政府提出賠償。1944 年 8 月 30 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吳國楨（K. C. Wu）面對外國記者時再次提到了不平等條約，雖然沒有直接提及法國，但這件事令貝志高將軍（Zinovi Pechkoff）有所躊躇，他是出生在俄國的自由法國駐中國大使。他向阿爾及爾的領導反映，法國目前為止都沒有重新審閱過這些條約。在不破壞關係的情況下，“我們要作出很大讓步”。他觀察到，儘管法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已經起不了作用，但在互惠的基礎上，法國領事館在自由中國（Free China，即在二戰時未被日軍控制的中國領域）的權利仍然有效，不會影響其情況。至於廣州灣的有關問題，貝志高（以及 Clarec）想讓中國政府明白，日本的入侵是得到了親納粹的維希法國的同意，就像日軍入侵馬來西亞和緬甸一樣，所以這次日軍侵略法屬印度支那（包括廣州灣），都與維希政府有關，而自由法國自1941年開始便一直與之對抗。因此，日本入侵廣州灣不用承擔法律責任，法國和中國──兩個同盟國國家──簽訂的條約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其中一個簽約國已經失去了法律效力。然而，貝志高表示，法國臨時政府（戴高樂主義者）已準備進行協商，希望想辦法將事情規範化，否則就將“在新的契約基礎上重新建立關係”。他說道，儘管參加談話的中國人沒有直接反對法國提出的觀點，但他們也不同意，他打算以官方的書面形式來呈現這次談話內容。（一）日軍侵佔廣州灣（1943 年 2 月）維希法國放棄對廣州灣的控制，讓位給由日本支持的汪精衛傀儡政府或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日軍在 1943年侵略和佔領了廣州灣。根據日本報導，日軍在 1943年 2月 16日登陸雷州半島，其目的有三，一是為了破壞重慶欲佔領廣州灣兩個飛機場的計劃；二是要粉碎敵人欲破壞日本和南方地區之間的通訊，以及進入廣州灣地區的企圖；三是阻止重慶間諜之間正進行的走私活動。此外，據日本的消息來源，法國完全同意日本的整個行動，這與英國在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 ，非洲島國）的“非法的強盜似的行為”所造成的的情況不同。關於廣州灣的軍事情況，“英國－中國”情報表示日本有一萬名士兵，主要是步兵，還有一些坦克和數百名騎兵支援。超過一半的小分隊駐紮在法國領土的北部，日本的憲兵總部位於白瓦特城（Fort Bayard，即湛江），大多數日本人都穿着便服。根據報告，儘管日軍並沒有騷AOM Indo NF/1366/2967 BS Series III and Note, Chongqing, 4 May 1943.AOM Indo NF/209/1574 Pechkoff, Ambassade de France à Commissaire aux Affaires Etrangères, Algers, Tchungking,12 Sept, 1944.參考 1942 年 5 月至 9 月英國軍隊在法國印度洋殖民地罷黜維希政權，並在西印度洋結束了日本的潛艇作戰。Greater East Asia War, No. XV, vol. XLII, April 1943; KWIZ/02d/15.6.43 sheet 2 。
15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擾本地居民，大多數“過得不錯”（Decent）的人士還是要麼回到澳門、印度支那，要麼跑回中國內地。 而同樣的消息來源亦表示，當時在廣州灣的法國人也意識到，由於情勢所迫，他們必須要跟日本人合作，但總括來說，不管是親盟軍的還是親維希政府的法國人，他們都想擺脫日本人。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擔心其在印度支那的家屬會遭到日本的報復性傷害。日本人還在廣州灣壟斷鴉片生意，他們從澳門找來女性進行賣淫活動， 也有證據證明日軍真的如此。同樣，從 1943 年 5 月 1 日起，日軍控制着所有進出口貨物，並強迫人們將日本軍票作為法定貨幣。 1 9 4 3 年末，法國情報員得知日本曾要求法國官方派遣部隊協助疏通從海防（Haiphong ，越南北部港市）到海南的道路，以在西海岸靠近 Changwai 的地方修建一座新的港口。這項加固港口的工程被認為是日軍想以此作為進軍印度支那的起跳點。（二）1945 年 3 月日軍在廣州灣發生軍事政變1945年3月9日，美軍在中國沿岸登陸，日軍出於擔憂，在河內與法國維希政府發生對抗，發生軍事政變，廣州灣的命運再次發生了變化。在這次行動中，日軍與法國軍隊意見相左，執意穿過印度支那和上海的法國租界。 1945年3月10日下午3時左右，日軍從三亞抵達白瓦特城，在這個城鎮的各個地點進行了部署。到了晚上8時，日軍召集法國軍隊至住宅處，日本使團負責人山田（Yamada）發表演說︰“我們有義務解除你們的武裝力量，但是該地區的政府還在你們手上，我們不會干涉你們的財政、在印度支那的銀行和資產，接下來會有進一步指示。”與此同時，日軍進入軍營奪取軍火和武器。日本共同社（Domei Newsagency）於 1945 年 3 月 10 日以誇張的口吻宣佈了廣州灣政權的交接，並表示法國不再享有廣州灣地區的管理權，解除法國的武裝力量。該報導也宣稱，在此情況下，中法兩國在 1899 年簽訂的中法條約無效（1899 年 11 月 16 日簽訂的中法條約第一條規定中國享有廣州灣的主權）。 法國方面卻指出該消息並不屬實，因為主權交還不受武力的干涉（澳門在 1999 年 12 月 19 日回歸中國時也遵守這一原則）。（三）廣州灣和澳門的聯繫廣州灣原本由戴高樂政府管理，一直到 1943年 2月由親維希政權接管，法國通商口岸為澳門提供了雙重聯繫︰其一，正常的商業活動將這兩個殖民地連接起來，這對澳門來說尤其重要；其二，廣州灣為來自香港和中國其他地區的盟軍間諜和逃亡者提供了庇護，包括澳門。特別要指出的是，澳門當局與 Jacque-Henri Paul Le Prevot（1937 － 1942）、 Louis Frederic ClaireGuillaume Marty（1942），以及 Pierre Marie Jean Domec（1942 － 1943）一直都保持聯繫。Greater East Asia War, No. XV, Vol. XLII, April 1943.PRO HK KWIZ 57/65 Sheet 43.PRO HK KWIZ/04d/27/6/43 Report no. 84.AOM Indo NF/télégramme No. 201 from Chungking to Brazzaville, No. 3839 RMB, Nov. 24, 1942.Geoffrey C. Gunn,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 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Boulder,CA: Westview Press, 1996.AOM Indo NF/207/1574-1778 EO/IX/DX Resumé sur la situation à Fort Bayard.AOM Indo NF/209/1574, Domei, Nankin, July 20, 1945.James Cotton, “The Retrocession of Macau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Hong Kong Model’,” Pacific Focus, Vol. 15,No. 2 (Sep 2000), pp. 49 － 63.153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與法國印度支那的商業聯繫包括食物和煤的供應，兩個地區之間繁忙的交通為澳門帶來了重要的大米和燃料。例如，在1941年未標明具體日期的一條信息中指出，澳門政府向廣州灣當局要求將所有設備都交給葡萄牙輪船公司“榮華號”（Wing Wah）用於購買和運載柴火， 而從那天起，澳門本地的汽船“榮華號”每日都在澳門和廣州灣之間穿梭來往。反過來，廣州灣也需要到澳門進行一些採購。1941年末，管理廣州灣的負責人向澳門政府提出了兩項要求，一是要購買一些毛瑟槍 （Mauser Pistols ，但顯然是買不到的），二是要買100枝溫徹斯特自動步槍（Winchester Guns）和 10萬發子彈。他指出這些武器在印度支那買不到（理由可想而知），他還計劃為廣州灣的警察部門增開“突擊部隊”，以應對日益猖獗的“海盜問題”和“當地問題”。為此，他派法國船隻的負責人Jean Dupois來執行這項秘密交易。1941年 11 月 11 日，行政署長 Menezes Alves（他後來“投敵”，通過自由中國逃離澳門）回應，澳門最多能衹能提供 40 枝自動步槍和 5 萬發子彈，其中每枝槍售價 130 港元，每 100 發子彈售價3.5 美元。海上的情況也危機四伏，尤其是因為美國的潛艇會攻擊敵人的船隻（包括維希法國的潛艇）。 1943 年 1 月 15 日，澳門政府從白瓦特城政府那裏得知，榮華號與船上人員一同“失蹤”了， 這件悲劇事件也危及到澳門食品供應的生命線──然而情況還不至於完全斷絕，因為半秘密性質的地下貿易仍在進行。（四）1945 年 7 月 16 日親日本政變爆發諷刺的是，法國在戰後從沒收回對廣州灣的控制權，廣州灣的日本軍隊投降後，國民軍隊收回廣州灣，但是他們並不想改變現狀。當地親南京政府的中國軍隊搶先向法國發動了軍事政變，1945年7月18日，在法屬印度支那銀行，衹有兩三個法國人沒被逮捕和關押起來。那些被捕獲的法國人在監獄中被單獨監禁，衹有他們的孩子允許在外面活動，他們的食物是劣質的“紅粬米”。就在前一天， Tsang Hoc Tam 奪取了日本對廣州灣的管理權，他是法國榮譽軍團的騎士（Chevalier of the Légion d’Honneur），之前曾壟斷鴉片貿易和利潤豐厚的博彩業等。他與法國的關係很好，即使在 3 月 9 日發生日本政變後，他仍被認為是赤坎（Tche Tam ，鄰近湛江）最重要的人物。他掌握巨大財富，為日本軍隊扶持的南京傀儡政府、重慶的政權代理人還清了債務。除了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外，他還負責維持廣州灣的治安。四、法國檔案：美國“錯”炸澳門形勢發生了不可思議的變化，特別是考慮到亞述爾群島（Azores）基地協定， 1945 年 1 月16 日，美國入侵呂宋島（Luzon），由美軍上將威廉‧哈爾西（William Halsey）指揮的“企業號”航空母艦（USS Enterprise）起飛的海軍飛機，襲擊了處於中立的澳門，摧毀了位於海軍航空中心的航空燃料儲存庫，攻擊了戰前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庫以及幾間發電廠，摧毀了澳門總督MO/AH/AC/SA/01/25600 Menezes Alves a administration, Kuong Chai Wan, 1941.MO/AH/AC/SA/01/25600.MO/AH/AC/SA/01/25700.AOM Indo NF/209/1574, “Situation à Fort Bayard”.
15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擾本地居民，大多數“過得不錯”（Decent）的人士還是要麼回到澳門、印度支那，要麼跑回中國內地。 而同樣的消息來源亦表示，當時在廣州灣的法國人也意識到，由於情勢所迫，他們必須要跟日本人合作，但總括來說，不管是親盟軍的還是親維希政府的法國人，他們都想擺脫日本人。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擔心其在印度支那的家屬會遭到日本的報復性傷害。日本人還在廣州灣壟斷鴉片生意，他們從澳門找來女性進行賣淫活動， 也有證據證明日軍真的如此。同樣，從 1943 年 5 月 1 日起，日軍控制着所有進出口貨物，並強迫人們將日本軍票作為法定貨幣。 1 9 4 3 年末，法國情報員得知日本曾要求法國官方派遣部隊協助疏通從海防（Haiphong ，越南北部港市）到海南的道路，以在西海岸靠近 Changwai 的地方修建一座新的港口。這項加固港口的工程被認為是日軍想以此作為進軍印度支那的起跳點。（二）1945 年 3 月日軍在廣州灣發生軍事政變1945年3月9日，美軍在中國沿岸登陸，日軍出於擔憂，在河內與法國維希政府發生對抗，發生軍事政變，廣州灣的命運再次發生了變化。在這次行動中，日軍與法國軍隊意見相左，執意穿過印度支那和上海的法國租界。 1945年3月10日下午3時左右，日軍從三亞抵達白瓦特城，在這個城鎮的各個地點進行了部署。到了晚上8時，日軍召集法國軍隊至住宅處，日本使團負責人山田（Yamada）發表演說︰“我們有義務解除你們的武裝力量，但是該地區的政府還在你們手上，我們不會干涉你們的財政、在印度支那的銀行和資產，接下來會有進一步指示。”與此同時，日軍進入軍營奪取軍火和武器。日本共同社（Domei Newsagency）於 1945 年 3 月 10 日以誇張的口吻宣佈了廣州灣政權的交接，並表示法國不再享有廣州灣地區的管理權，解除法國的武裝力量。該報導也宣稱，在此情況下，中法兩國在 1899 年簽訂的中法條約無效（1899 年 11 月 16 日簽訂的中法條約第一條規定中國享有廣州灣的主權）。 法國方面卻指出該消息並不屬實，因為主權交還不受武力的干涉（澳門在 1999 年 12 月 19 日回歸中國時也遵守這一原則）。（三）廣州灣和澳門的聯繫廣州灣原本由戴高樂政府管理，一直到 1943年 2月由親維希政權接管，法國通商口岸為澳門提供了雙重聯繫︰其一，正常的商業活動將這兩個殖民地連接起來，這對澳門來說尤其重要；其二，廣州灣為來自香港和中國其他地區的盟軍間諜和逃亡者提供了庇護，包括澳門。特別要指出的是，澳門當局與 Jacque-Henri Paul Le Prevot（1937 － 1942）、 Louis Frederic ClaireGuillaume Marty（1942），以及 Pierre Marie Jean Domec（1942 － 1943）一直都保持聯繫。Greater East Asia War, No. XV, Vol. XLII, April 1943.PRO HK KWIZ 57/65 Sheet 43.PRO HK KWIZ/04d/27/6/43 Report no. 84.AOM Indo NF/télégramme No. 201 from Chungking to Brazzaville, No. 3839 RMB, Nov. 24, 1942.Geoffrey C. Gunn,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 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Boulder,CA: Westview Press, 1996.AOM Indo NF/207/1574-1778 EO/IX/DX Resumé sur la situation à Fort Bayard.AOM Indo NF/209/1574, Domei, Nankin, July 20, 1945.James Cotton, “The Retrocession of Macau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Hong Kong Model’,” Pacific Focus, Vol. 15,No. 2 (Sep 2000), pp. 49 － 63.153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與法國印度支那的商業聯繫包括食物和煤的供應，兩個地區之間繁忙的交通為澳門帶來了重要的大米和燃料。例如，在1941年未標明具體日期的一條信息中指出，澳門政府向廣州灣當局要求將所有設備都交給葡萄牙輪船公司“榮華號”（Wing Wah）用於購買和運載柴火， 而從那天起，澳門本地的汽船“榮華號”每日都在澳門和廣州灣之間穿梭來往。反過來，廣州灣也需要到澳門進行一些採購。1941年末，管理廣州灣的負責人向澳門政府提出了兩項要求，一是要購買一些毛瑟槍 （Mauser Pistols ，但顯然是買不到的），二是要買100枝溫徹斯特自動步槍（Winchester Guns）和 10萬發子彈。他指出這些武器在印度支那買不到（理由可想而知），他還計劃為廣州灣的警察部門增開“突擊部隊”，以應對日益猖獗的“海盜問題”和“當地問題”。為此，他派法國船隻的負責人Jean Dupois來執行這項秘密交易。1941年 11 月 11 日，行政署長 Menezes Alves（他後來“投敵”，通過自由中國逃離澳門）回應，澳門最多能衹能提供 40 枝自動步槍和 5 萬發子彈，其中每枝槍售價 130 港元，每 100 發子彈售價3.5 美元。海上的情況也危機四伏，尤其是因為美國的潛艇會攻擊敵人的船隻（包括維希法國的潛艇）。 1943 年 1 月 15 日，澳門政府從白瓦特城政府那裏得知，榮華號與船上人員一同“失蹤”了， 這件悲劇事件也危及到澳門食品供應的生命線──然而情況還不至於完全斷絕，因為半秘密性質的地下貿易仍在進行。（四）1945 年 7 月 16 日親日本政變爆發諷刺的是，法國在戰後從沒收回對廣州灣的控制權，廣州灣的日本軍隊投降後，國民軍隊收回廣州灣，但是他們並不想改變現狀。當地親南京政府的中國軍隊搶先向法國發動了軍事政變，1945年7月18日，在法屬印度支那銀行，衹有兩三個法國人沒被逮捕和關押起來。那些被捕獲的法國人在監獄中被單獨監禁，衹有他們的孩子允許在外面活動，他們的食物是劣質的“紅粬米”。就在前一天， Tsang Hoc Tam 奪取了日本對廣州灣的管理權，他是法國榮譽軍團的騎士（Chevalier of the Légion d’Honneur），之前曾壟斷鴉片貿易和利潤豐厚的博彩業等。他與法國的關係很好，即使在 3 月 9 日發生日本政變後，他仍被認為是赤坎（Tche Tam ，鄰近湛江）最重要的人物。他掌握巨大財富，為日本軍隊扶持的南京傀儡政府、重慶的政權代理人還清了債務。除了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外，他還負責維持廣州灣的治安。四、法國檔案：美國“錯”炸澳門形勢發生了不可思議的變化，特別是考慮到亞述爾群島（Azores）基地協定， 1945 年 1 月16 日，美國入侵呂宋島（Luzon），由美軍上將威廉‧哈爾西（William Halsey）指揮的“企業號”航空母艦（USS Enterprise）起飛的海軍飛機，襲擊了處於中立的澳門，摧毀了位於海軍航空中心的航空燃料儲存庫，攻擊了戰前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庫以及幾間發電廠，摧毀了澳門總督MO/AH/AC/SA/01/25600 Menezes Alves a administration, Kuong Chai Wan, 1941.MO/AH/AC/SA/01/25600.MO/AH/AC/SA/01/25700.AOM Indo NF/209/1574, “Situation à Fort Bayard”.
15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的車，致使兩名士兵和幾名當地人喪命。澳門居民對此非常震驚，葡萄牙政府作為葡萄牙堅守中立的一部分，對這次突襲表示強烈抗議，並且發表在葡萄牙的媒體上。 1月 20日，美國政府為這次“失誤”道歉，並提出賠償。里斯本大致接受道歉，然而當內港遭受到炸彈的連續襲擊時，之前醞釀已久的憤怒爆發了。 根據英國領事里維爾的描述， 2月25日的第二次突襲，目標是澳門的西北角，卻差點傷害到擁擠的難民營房，摧毀了為窮人建造的基督教學校，以及襲擊了船隻“馬斯巴特”（Masbate）。“美國攻擊了位於中立港口的同盟軍船隻”，領事這樣說。 4月 12日，美國進行了第三輪襲擊，一艘拖船上15名船員全部死亡，至6月11日，美軍又將目標轉移至“馬斯巴特”。 1945 年 7 月 5 日，路環島遭到轟炸，但沒有造成甚麼損失。里斯本方面對澳門遭到轟炸立即作出回應，氣氛非常緊張，大部分報紙都譴責美國的這次行為極度違反了葡萄牙的中立國地位，包括 1945 年 1 月 17 日出版的《里斯本日報》（Diairo deLisboa）、《波爾圖商報》（Comercio de Porto）以及《人民紀事報》（Diario Popular）。葡萄牙媒體（如果它不是由政府操控）推測，日本是這次轟炸事件的始作俑者，並再次提起帝汶島事件，將它與這次澳門遭轟炸事件相比，但在帝汶島事件中他們卻衹是用潛艇攻擊葡萄牙船隻。在國民大會上，與會者一個接着一個發言，他們要求國家進行重建和修復工作。除了媒體，睦鄰組織及市政府都稱澳門為“西方在中國的最後一個避難所”。 根據法國的外交文獻，當時法國國內物價上漲，怨聲載道，薩拉查成為群眾指責的對象，因為他姑息日本侵略者。政府官方沒有指責是誰幹的，而是立即作出了回應，明確地指責美國的這種行為，還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來看待葡萄牙在戰爭時期所扮演的角色。根據法國外交記錄 （法語標題為“Nous Protestons”）：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will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whenever the enemywho perpetrated this traitorous attack is identified. But whoever the enemy and what-ever the outcome of this unforeseen drama, this attack against Portuguese sovereigntywill be considered in the annals of this war as one of the most disgraceful, revolting,barbarous, iniquitous and cowardly acts of brutal force against the peace of a neutralpeople.報告稱，葡萄牙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嚴格保持中立”，然而它並“沒有得到交戰國的尊重，甚至感恩……”特別要指出的是，正如報告中所說，葡萄牙向“所有遇難者，包括尋求庇護的男人、女人以及兒童敞開大門，他們正處於可怕的地獄中，這是一場幾乎涉及全世界的災難”。因此，攻擊者襲擊葡萄牙的行為是忘恩負義的舉動。“這個國家受了傷，但是它的尊嚴還在”。MAE, Asie Oceanie Goa/Macao/Timor 6.John Pownall Reeves (au.), Colin Day & Richard Garrett (eds.), The Lone Pine: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Macau during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05 － 106.Ricardo Pinto, “Guerra em Paz,” in Macau, II Series, No. 43 (Nov 1995), p. 83.MAE, Asie Océanie Goa-Macau-Timor 1944－1955, Du Chayla, Délegue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RépubliqueFrançaise au Portugal à Georges Bidault, Paris, 21 January 1945.MAE, Asie Océanie Goa-Macau-Timor 1944－1955, Crenga da Gaffney, Consul de France en rétraite à Ministre deFrance en Afrique de Sud, Pretoria, 18 January 1945.本引文原為法文，由作者自譯為英語，因此在此不作轉譯。MAE, Asie Océanie Goa-Macau-Timor 1944 － 1955, Document, “Nous Protestons”.155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經確認後，得知那座四引擎轟炸機確認屬於美國，華盛頓方面也承認這是他們犯下的“錯誤”，然而，另一項公報馬上便出來了。 1945年 1月 20日，華盛頓承認美國飛機確實轟炸了澳門，然而“美國政府對此次可怕的事故表示誠摯的歉意”，並要求進行調查。媒體也緊跟着借題發揮，《每日晨報》（Diario de Manha）解釋說，美國的行為衹不過是一個法律與文明的國家犯下的一個錯誤。正如一位法國外交官所觀察到的，葡萄牙“寬宏大量地原諒了”雖然“笨拙”，但是出於好意的華盛頓。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有關 2月 25日美國第二次轟炸的消息傳來（導致 19人死亡，5人受傷）後，葡萄牙報紙刊登了由理事會主席發佈的一則公告，再次宣佈美國政府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表示“誠摯的歉意”，而且準備為此次“意想不到和令人惋惜的事故”進行賠償。還說道，“葡萄牙政府必須更新對華盛頓的抗議，並要求美國政府警告遠東司令部，以免悲劇的重演……”《聲音》（A Voz）是里斯本唯一一份對新的攻擊作出評論的報紙，它以辛辣的口吻評論美國。美國在1945年7月11日的計劃文件中清楚地表明，總體上美國在戰時對澳門採取的政策，首先是尊重葡萄牙在它所有殖民地的主權（華盛頓在 1945 年 10 月 26 日向葡萄牙表示願以此作為允許美軍進入亞述爾群島基地的交換條件）；其次，不要捲入中國索賠澳門的事件中。具體來說，戰爭結束後，美國對澳門採取的政策是不管日本是否尊重葡萄牙中立國的身份，美軍都禁止在葡萄牙採取軍事手段。衹要日軍繼續尊重葡萄牙中立國的身份，美國也不會支持英國侵佔澳門，或者中國收回澳門。無論如何，都要提醒中國，他們提供幫助衹是為了起訴日本發動的戰爭，使葡萄牙未來的國家地位不受損害。除了盡快禁止日本在澳門獲得航空燃料外，我們看不到美國反覆轟炸澳門的意義何在，特別是考慮到這次轟炸事件對其外交的消極影響。此外，關於美國所犯下的“錯誤”或它對日本的戰略總體規劃，學者們也無法獲得任何的文件證據。從軍事的角度看來，阻斷日軍的燃料來源，收穫甚微，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即美國軍隊在昆明和重慶所得的情報遠比他們在中國其他戰區的深入。從華盛頓的角度來看（美國國務院），除了造成嚴重的尷尬外，美國對澳門的連續轟炸毫無意義。五、葡萄牙和澳門文獻資料：刺殺福井領事1945年 2月 2日 ，在戰爭快要結束之際，不幸的事發生了，福井（Fukui）領事遇刺，當地和日本當局展開大規模的調查。除了福井先生的精英背景、工作經驗以及長期在中國所進行的外Du Chayla report, op. cit.MAE, Asie Océanie Goa-Macau-Timor 1944－1955 J. du Sault, Ministre de France au Portugal à Georges Biddault,MAE, Paris, “Nouvelle attaque aérienne à Macao,” 11 April 1945.United States State-War-Coordinating Committee, “Politico-Military Problems in the Far East: Treatment by the U.S. Occupation Forces of Special Areas: Macao, 11 July 1945,” in Geoffrey C. Gunn, Encountering Macau: APortuguese City 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Boulder, CA: Westview Press, 1996, pp. 127－128.
15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的車，致使兩名士兵和幾名當地人喪命。澳門居民對此非常震驚，葡萄牙政府作為葡萄牙堅守中立的一部分，對這次突襲表示強烈抗議，並且發表在葡萄牙的媒體上。 1月 20日，美國政府為這次“失誤”道歉，並提出賠償。里斯本大致接受道歉，然而當內港遭受到炸彈的連續襲擊時，之前醞釀已久的憤怒爆發了。 根據英國領事里維爾的描述， 2月25日的第二次突襲，目標是澳門的西北角，卻差點傷害到擁擠的難民營房，摧毀了為窮人建造的基督教學校，以及襲擊了船隻“馬斯巴特”（Masbate）。“美國攻擊了位於中立港口的同盟軍船隻”，領事這樣說。 4月 12日，美國進行了第三輪襲擊，一艘拖船上15名船員全部死亡，至6月11日，美軍又將目標轉移至“馬斯巴特”。 1945 年 7 月 5 日，路環島遭到轟炸，但沒有造成甚麼損失。里斯本方面對澳門遭到轟炸立即作出回應，氣氛非常緊張，大部分報紙都譴責美國的這次行為極度違反了葡萄牙的中立國地位，包括 1945 年 1 月 17 日出版的《里斯本日報》（Diairo deLisboa）、《波爾圖商報》（Comercio de Porto）以及《人民紀事報》（Diario Popular）。葡萄牙媒體（如果它不是由政府操控）推測，日本是這次轟炸事件的始作俑者，並再次提起帝汶島事件，將它與這次澳門遭轟炸事件相比，但在帝汶島事件中他們卻衹是用潛艇攻擊葡萄牙船隻。在國民大會上，與會者一個接着一個發言，他們要求國家進行重建和修復工作。除了媒體，睦鄰組織及市政府都稱澳門為“西方在中國的最後一個避難所”。 根據法國的外交文獻，當時法國國內物價上漲，怨聲載道，薩拉查成為群眾指責的對象，因為他姑息日本侵略者。政府官方沒有指責是誰幹的，而是立即作出了回應，明確地指責美國的這種行為，還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來看待葡萄牙在戰爭時期所扮演的角色。根據法國外交記錄 （法語標題為“Nous Protestons”）：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will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whenever the enemywho perpetrated this traitorous attack is identified. But whoever the enemy and what-ever the outcome of this unforeseen drama, this attack against Portuguese sovereigntywill be considered in the annals of this war as one of the most disgraceful, revolting,barbarous, iniquitous and cowardly acts of brutal force against the peace of a neutralpeople.報告稱，葡萄牙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嚴格保持中立”，然而它並“沒有得到交戰國的尊重，甚至感恩……”特別要指出的是，正如報告中所說，葡萄牙向“所有遇難者，包括尋求庇護的男人、女人以及兒童敞開大門，他們正處於可怕的地獄中，這是一場幾乎涉及全世界的災難”。因此，攻擊者襲擊葡萄牙的行為是忘恩負義的舉動。“這個國家受了傷，但是它的尊嚴還在”。MAE, Asie Oceanie Goa/Macao/Timor 6.John Pownall Reeves (au.), Colin Day & Richard Garrett (eds.), The Lone Pine: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Macau during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05 － 106.Ricardo Pinto, “Guerra em Paz,” in Macau, II Series, No. 43 (Nov 1995), p. 83.MAE, Asie Océanie Goa-Macau-Timor 1944－1955, Du Chayla, Délegue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RépubliqueFrançaise au Portugal à Georges Bidault, Paris, 21 January 1945.MAE, Asie Océanie Goa-Macau-Timor 1944－1955, Crenga da Gaffney, Consul de France en rétraite à Ministre deFrance en Afrique de Sud, Pretoria, 18 January 1945.本引文原為法文，由作者自譯為英語，因此在此不作轉譯。MAE, Asie Océanie Goa-Macau-Timor 1944 － 1955, Document, “Nous Protestons”.155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經確認後，得知那座四引擎轟炸機確認屬於美國，華盛頓方面也承認這是他們犯下的“錯誤”，然而，另一項公報馬上便出來了。 1945年 1月 20日，華盛頓承認美國飛機確實轟炸了澳門，然而“美國政府對此次可怕的事故表示誠摯的歉意”，並要求進行調查。媒體也緊跟着借題發揮，《每日晨報》（Diario de Manha）解釋說，美國的行為衹不過是一個法律與文明的國家犯下的一個錯誤。正如一位法國外交官所觀察到的，葡萄牙“寬宏大量地原諒了”雖然“笨拙”，但是出於好意的華盛頓。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有關 2月 25日美國第二次轟炸的消息傳來（導致 19人死亡，5人受傷）後，葡萄牙報紙刊登了由理事會主席發佈的一則公告，再次宣佈美國政府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表示“誠摯的歉意”，而且準備為此次“意想不到和令人惋惜的事故”進行賠償。還說道，“葡萄牙政府必須更新對華盛頓的抗議，並要求美國政府警告遠東司令部，以免悲劇的重演……”《聲音》（A Voz）是里斯本唯一一份對新的攻擊作出評論的報紙，它以辛辣的口吻評論美國。美國在1945年7月11日的計劃文件中清楚地表明，總體上美國在戰時對澳門採取的政策，首先是尊重葡萄牙在它所有殖民地的主權（華盛頓在 1945 年 10 月 26 日向葡萄牙表示願以此作為允許美軍進入亞述爾群島基地的交換條件）；其次，不要捲入中國索賠澳門的事件中。具體來說，戰爭結束後，美國對澳門採取的政策是不管日本是否尊重葡萄牙中立國的身份，美軍都禁止在葡萄牙採取軍事手段。衹要日軍繼續尊重葡萄牙中立國的身份，美國也不會支持英國侵佔澳門，或者中國收回澳門。無論如何，都要提醒中國，他們提供幫助衹是為了起訴日本發動的戰爭，使葡萄牙未來的國家地位不受損害。除了盡快禁止日本在澳門獲得航空燃料外，我們看不到美國反覆轟炸澳門的意義何在，特別是考慮到這次轟炸事件對其外交的消極影響。此外，關於美國所犯下的“錯誤”或它對日本的戰略總體規劃，學者們也無法獲得任何的文件證據。從軍事的角度看來，阻斷日軍的燃料來源，收穫甚微，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即美國軍隊在昆明和重慶所得的情報遠比他們在中國其他戰區的深入。從華盛頓的角度來看（美國國務院），除了造成嚴重的尷尬外，美國對澳門的連續轟炸毫無意義。五、葡萄牙和澳門文獻資料：刺殺福井領事1945年 2月 2日 ，在戰爭快要結束之際，不幸的事發生了，福井（Fukui）領事遇刺，當地和日本當局展開大規模的調查。除了福井先生的精英背景、工作經驗以及長期在中國所進行的外Du Chayla report, op. cit.MAE, Asie Océanie Goa-Macau-Timor 1944－1955 J. du Sault, Ministre de France au Portugal à Georges Biddault,MAE, Paris, “Nouvelle attaque aérienne à Macao,” 11 April 1945.United States State-War-Coordinating Committee, “Politico-Military Problems in the Far East: Treatment by the U.S. Occupation Forces of Special Areas: Macao, 11 July 1945,” in Geoffrey C. Gunn, Encountering Macau: APortuguese City 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Boulder, CA: Westview Press, 1996, pp. 127－128.
15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交活動外，人們對他的個人經歷知之甚少。福井之前擔任過廈門和瀋陽的領事，我們推測他能說或者至少能閱讀中文。在澳門，他被認為是一名“好”的外交官（至少英國領事里維爾這麼認為），同時福井還是東京的忠實公僕。另外，他還帶有一項使命，即向戴思樂（Teixiera）總督傳達日軍在澳門的需求，如貿易禁運等。福井遇刺後不久，“兼職”外交官岩井英一（Iwai Eiichi）協同汪精衛政權，被派到澳門來調查這件事，他之前一直駐紮在上海並且會說中文，他在回憶錄《上海的回憶》（Memories ofShanghai）中提到他被派去執行這項任務。 他訪問了副領事朝比奈（Asahani），他在福井遇刺時受了傷，還訪問了與他關係非常密切的日軍憲兵隊（Kempeitai）的 Sawa Eisaku ， 然而他在調查福井遇刺的事件上並沒有獲得甚麼進展，相反使進一步調查變得更加困難。這表明，儘管這件事過去了很久，實際上岩井英一並不想揭露真相。岩井英一帶着 10 名持槍的保鏢從廣州灣來到澳門，他在福井的接班人淀川（YodogawaMasaki）到來之前，在澳門待了五個月。從他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在澳門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與中國取得合作之上。他甚至厚着臉皮說道，他成立了一個商業組織來支付他的衛兵，他在澳門期間，他的衛兵數量上升至大約 50 人。他自己也承認，為了慶祝日本天皇的生日（4 月29 日），他通過敲詐從 20 至 30 名中國客人身上募集了 5 萬元（以 1981 年匯率來計算，此相等於 3 百萬日元）。岩井英一最初是在成都擔任副領事，受到當時國民黨的反對（1936 年大川飯店事件），1939年在上海亦如是。據稱，他在上海的時候，通過經驗豐富的共產黨員潘漢年，與位於延安的共產黨總部取得聯繫，潘漢年自1938年開始負責香港的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情報。 日本總領事安排岩井英一負責特別調查組，讓他搜集和分析中國被佔領時期的有關資料，他也是利用“藍衣社”來處理抗日活動的主要日本軍事家，其他日本軍事家隨後也利用這一活動來處理抗日活動。 根據蕭曉紅的研究， 1941 年 12 月岩井英一成功從香港的情報組逃脫。負責福井刺殺案件的是澳門的葡萄牙上校Alberto Carlos Ribeiro da Cunha，他在禁止期管轄的區域相當於芝加哥那麼大（或者相當於戰前或戰時的上海），還有其他一些武裝分子負責該案件，包括日本特務機關的成員皇軍憲兵隊，相當於德國的蓋世太保，同樣冷酷無情。在事件中，日本製造藉口，以進入軍事情報的殖民地。憲兵隊的Sawa Eisaku作惡多端，他早年駐紮在澳門的時候，在那兒建立了一所軍事機構（kikan），通過審問、監禁、刺殺等手段，專門用於清除當地的中國敵人，戰爭結束後，他纔停止作惡。葡萄牙紅十字會領導、米商 F e r n an d oIwai Eiichi, Kaiso no Shanhai (Memories of Shanghai), Nagoya, 1981.Sawa Eisaku的資料不多，疑為福井事任中的在澳日本特務機關長澤榮作大佐──編者註Barbara J. Brooks, Japan’s Imperial Diplomacy: Consuls, Treaty Ports, and War in China, 1895－1938,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Xiao-Planes, Xiaohong, “L’Affaire Pan Hannian et les Luttes Politiques au Sommet du PCC (1953 － 1955),”Perspectives Chinoises, Vol.113 (2010), pp, 124－136.Jung Chang,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nchor, 2006, p. 221.Xiao-Planes, Xiaohong, “L’Affaire Pan Hannian et les Luttes Politiques au Sommet du PCC (1953 － 1955),”Perspectives Chinoises, Vol.113(2010), p. 129.157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Rodrigues，以及一位教育官員均死於此，兇手是由日本支持的刺客。然而，福井被刺殺一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除了表示哀思以外，這位外交使團領袖之死也引起了很多猜疑，包括總督的私人朋友、其他官員以及里維爾，事件也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有關澳門這段歷史的記載很少，我們有幸能得到前駐紮在澳門的葡萄牙記者Jose Ernesto deCarvalho Filha（Zeca Rego）講述 Captain da Cunha 的傳記（儘管其為私下發表且鮮有人知）。正如其所述，福井每天早上由他的秘書和不同的學生陪伴，上松山（Colina da Guia）鍛煉。他所居住的領事館在Rua da Gaio的上面， 與現在的皇都酒店（Royal Hotel）很近，由當地的警察嚴格把守。正在他行走時，他被一群人用手槍射傷，那群人後來朝東望洋新街（Rua Nova aGuia）的方向逃走。儘管仁伯爵綜合醫院（Conde de Sãn Januário）的醫生竭力挽救他的生命，但他還是死於槍傷。據稱，當時還有另一個日本人在場，但他衹是輕微受傷。在這件事件中，Sawa Eisaku將軍受到懷疑，日本皇軍憲兵隊將矛頭指向中國人，到處籠罩着恐怖的氣氛，人們擔驚受怕，澳門的宿舍和街道一直都有警員和保安部隊巡邏。福井的葬禮在高強度的保護中進行，並授予他國家榮譽，他的遺體先運到廣州，再運回東京，“福井遇刺事件”成為困擾葡萄牙和日本的著名案件。“福井遇刺事件”在葡萄牙和日本的外交上引發了一系列政治風波，後果之一是日後澳門淪為“被脅持之物”。值得指出的是， 1945 年 2 月 7 日，大東亞省部長重光葵給駐紮在中國的日本外交官員們發送了一條信息，他在信息中說道，福井領事遇刺“和其他一些最近發生的無禮事件激起了日本軍官對葡萄牙的反感”。他補充道，葡萄牙政府堅持稱他們“為阻止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已盡全力”。而盟軍的密碼破譯員都知道，重光葵隨後在3月5日向在里斯本的森島發送了一條“絕密”的信息︰作戰中的軍隊當局認為，敵人很有可能登陸中國沿岸，在這種情況下離開澳門是相當危險的。他們強烈建議，我們應該充分利用“福井事件”向澳門派軍。然而，原則上我們要首先保證葡萄牙中立國的地位，於是我們與軍部達成共識，在這件事上應該用一般的外交談判來解決，我們已經說服他們放棄侵佔澳門的想法。1945年6月28日，重光葵向澳門發來電報，詢問總督是否已經懲戒了那位對澳門秩序負有直接責任的官員（即受人尊敬和辛勤工作的警察局長Ribeiro da Cunha上校），這也是解決“福井事件”的條件之一。會說西班牙語的新任總領事淀川，在回覆東京時稱，他已經在 29號與總督談過這件事了。根據淀川的陳述，總督稱已經嚴厲懲戒了此人，而且日後將會特別關照日本官員和公民。他還表示他的手下已經“盡他們最大的努力保護擁有重要身份的日本人，並查出刺殺事件的真相”，他“誠摯地”稱福井是他的“朋友”，他將繼續搜尋罪犯，“不畏艱險，不達真相，誓不甘休”。Rua da Gaio疑為東望洋斜行Calçada do Gaio──編者註The MAGIC Documents [microform]: Summaries and Transcripts of the Top Secret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s ofJapan, 1938－1945, Washingto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0, micro, Reel 12, (1078, 8 March 1945).NA HW/12/321 “Japanese-Portuguese Relations in Macao,” ULTRA/ZIP/BJ (P) Foreign Ministry, Tokyo toJapanese Minister, Lisbon, 28 June 1945.
15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交活動外，人們對他的個人經歷知之甚少。福井之前擔任過廈門和瀋陽的領事，我們推測他能說或者至少能閱讀中文。在澳門，他被認為是一名“好”的外交官（至少英國領事里維爾這麼認為），同時福井還是東京的忠實公僕。另外，他還帶有一項使命，即向戴思樂（Teixiera）總督傳達日軍在澳門的需求，如貿易禁運等。福井遇刺後不久，“兼職”外交官岩井英一（Iwai Eiichi）協同汪精衛政權，被派到澳門來調查這件事，他之前一直駐紮在上海並且會說中文，他在回憶錄《上海的回憶》（Memories ofShanghai）中提到他被派去執行這項任務。 他訪問了副領事朝比奈（Asahani），他在福井遇刺時受了傷，還訪問了與他關係非常密切的日軍憲兵隊（Kempeitai）的 Sawa Eisaku ， 然而他在調查福井遇刺的事件上並沒有獲得甚麼進展，相反使進一步調查變得更加困難。這表明，儘管這件事過去了很久，實際上岩井英一並不想揭露真相。岩井英一帶着 10 名持槍的保鏢從廣州灣來到澳門，他在福井的接班人淀川（YodogawaMasaki）到來之前，在澳門待了五個月。從他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在澳門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與中國取得合作之上。他甚至厚着臉皮說道，他成立了一個商業組織來支付他的衛兵，他在澳門期間，他的衛兵數量上升至大約 50 人。他自己也承認，為了慶祝日本天皇的生日（4 月29 日），他通過敲詐從 20 至 30 名中國客人身上募集了 5 萬元（以 1981 年匯率來計算，此相等於 3 百萬日元）。岩井英一最初是在成都擔任副領事，受到當時國民黨的反對（1936 年大川飯店事件），1939年在上海亦如是。據稱，他在上海的時候，通過經驗豐富的共產黨員潘漢年，與位於延安的共產黨總部取得聯繫，潘漢年自1938年開始負責香港的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情報。 日本總領事安排岩井英一負責特別調查組，讓他搜集和分析中國被佔領時期的有關資料，他也是利用“藍衣社”來處理抗日活動的主要日本軍事家，其他日本軍事家隨後也利用這一活動來處理抗日活動。 根據蕭曉紅的研究， 1941 年 12 月岩井英一成功從香港的情報組逃脫。負責福井刺殺案件的是澳門的葡萄牙上校Alberto Carlos Ribeiro da Cunha，他在禁止期管轄的區域相當於芝加哥那麼大（或者相當於戰前或戰時的上海），還有其他一些武裝分子負責該案件，包括日本特務機關的成員皇軍憲兵隊，相當於德國的蓋世太保，同樣冷酷無情。在事件中，日本製造藉口，以進入軍事情報的殖民地。憲兵隊的Sawa Eisaku作惡多端，他早年駐紮在澳門的時候，在那兒建立了一所軍事機構（kikan），通過審問、監禁、刺殺等手段，專門用於清除當地的中國敵人，戰爭結束後，他纔停止作惡。葡萄牙紅十字會領導、米商 F e r n an d oIwai Eiichi, Kaiso no Shanhai (Memories of Shanghai), Nagoya, 1981.Sawa Eisaku的資料不多，疑為福井事任中的在澳日本特務機關長澤榮作大佐──編者註Barbara J. Brooks, Japan’s Imperial Diplomacy: Consuls, Treaty Ports, and War in China, 1895－1938,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Xiao-Planes, Xiaohong, “L’Affaire Pan Hannian et les Luttes Politiques au Sommet du PCC (1953 － 1955),”Perspectives Chinoises, Vol.113 (2010), pp, 124－136.Jung Chang,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nchor, 2006, p. 221.Xiao-Planes, Xiaohong, “L’Affaire Pan Hannian et les Luttes Politiques au Sommet du PCC (1953 － 1955),”Perspectives Chinoises, Vol.113(2010), p. 129.157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Rodrigues，以及一位教育官員均死於此，兇手是由日本支持的刺客。然而，福井被刺殺一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除了表示哀思以外，這位外交使團領袖之死也引起了很多猜疑，包括總督的私人朋友、其他官員以及里維爾，事件也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有關澳門這段歷史的記載很少，我們有幸能得到前駐紮在澳門的葡萄牙記者Jose Ernesto deCarvalho Filha（Zeca Rego）講述 Captain da Cunha 的傳記（儘管其為私下發表且鮮有人知）。正如其所述，福井每天早上由他的秘書和不同的學生陪伴，上松山（Colina da Guia）鍛煉。他所居住的領事館在Rua da Gaio的上面， 與現在的皇都酒店（Royal Hotel）很近，由當地的警察嚴格把守。正在他行走時，他被一群人用手槍射傷，那群人後來朝東望洋新街（Rua Nova aGuia）的方向逃走。儘管仁伯爵綜合醫院（Conde de Sãn Januário）的醫生竭力挽救他的生命，但他還是死於槍傷。據稱，當時還有另一個日本人在場，但他衹是輕微受傷。在這件事件中，Sawa Eisaku將軍受到懷疑，日本皇軍憲兵隊將矛頭指向中國人，到處籠罩着恐怖的氣氛，人們擔驚受怕，澳門的宿舍和街道一直都有警員和保安部隊巡邏。福井的葬禮在高強度的保護中進行，並授予他國家榮譽，他的遺體先運到廣州，再運回東京，“福井遇刺事件”成為困擾葡萄牙和日本的著名案件。“福井遇刺事件”在葡萄牙和日本的外交上引發了一系列政治風波，後果之一是日後澳門淪為“被脅持之物”。值得指出的是， 1945 年 2 月 7 日，大東亞省部長重光葵給駐紮在中國的日本外交官員們發送了一條信息，他在信息中說道，福井領事遇刺“和其他一些最近發生的無禮事件激起了日本軍官對葡萄牙的反感”。他補充道，葡萄牙政府堅持稱他們“為阻止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已盡全力”。而盟軍的密碼破譯員都知道，重光葵隨後在3月5日向在里斯本的森島發送了一條“絕密”的信息︰作戰中的軍隊當局認為，敵人很有可能登陸中國沿岸，在這種情況下離開澳門是相當危險的。他們強烈建議，我們應該充分利用“福井事件”向澳門派軍。然而，原則上我們要首先保證葡萄牙中立國的地位，於是我們與軍部達成共識，在這件事上應該用一般的外交談判來解決，我們已經說服他們放棄侵佔澳門的想法。1945年6月28日，重光葵向澳門發來電報，詢問總督是否已經懲戒了那位對澳門秩序負有直接責任的官員（即受人尊敬和辛勤工作的警察局長Ribeiro da Cunha上校），這也是解決“福井事件”的條件之一。會說西班牙語的新任總領事淀川，在回覆東京時稱，他已經在 29號與總督談過這件事了。根據淀川的陳述，總督稱已經嚴厲懲戒了此人，而且日後將會特別關照日本官員和公民。他還表示他的手下已經“盡他們最大的努力保護擁有重要身份的日本人，並查出刺殺事件的真相”，他“誠摯地”稱福井是他的“朋友”，他將繼續搜尋罪犯，“不畏艱險，不達真相，誓不甘休”。Rua da Gaio疑為東望洋斜行Calçada do Gaio──編者註The MAGIC Documents [microform]: Summaries and Transcripts of the Top Secret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s ofJapan, 1938－1945, Washingto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0, micro, Reel 12, (1078, 8 March 1945).NA HW/12/321 “Japanese-Portuguese Relations in Macao,” ULTRA/ZIP/BJ (P) Foreign Ministry, Tokyo toJapanese Minister, Lisbon, 28 June 1945.
15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作為駐葡萄牙的日本領事首領，森島也參與處理福井遇刺的案件。他在回憶錄中寫道，1945年冬天的清晨，福井領事被一夥中國人槍殺。他指出，福井每天早上都會在其他日本居民的陪同下做無線電體操。然而在他回領事館的途中，他遭到中國刺客槍擊致死（這與Cunha上校的描述一致）。森島進一步解釋道，早期他擔任瀋陽總領事館的分館“Xinmin Tuen”主管，當時福井也在同一個辦公室裏工作了“幾年”，他們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認識的。在他看來，福井很受當地中國員工的歡迎，因為他心地善良，特別是，“他的性格很難遭到中國人的不滿”。因此，他不認為福井遇刺是出於甚麼政治動機。森島進一步表示︰“我來自日本外交部，有權利要求葡萄牙政府︰（1）為福井遇刺事件正式道歉；（2）逮捕和懲罰罪犯；（3）為保證日後的安全作出努力；（4）賠償日本所受到的損失。” 根據他對案件背景的觀察，日本與葡萄牙商談上述要求時，並沒有遭到葡萄牙方面的反對。然而，賠償的問題還有待商榷。根據他的描述，澳門這個地方動盪不安，頻繁的暴亂也顯示了葡萄牙的管理和維護本地治安的能力不足，因此，他的判斷福井會被刺殺，政府需負上責任並予以賠償。以“舊中國”（Old China） 為例，他指出，作為一個“文明國家”（NormalCivilized Country），這宗案件應作一般的刑事案件處理，除非是國家機關蓄意為之或工作人員怠忽職守。然而，到底是誰殺了福井？此問題眾說紛紜，根據里維爾領事的觀察，“他是由日本憲兵隊僱用的刺客暗殺了”。此外，當地的報紙猜測福井是被一個臺灣人或韓國民族主義者刺殺。至少作為一個政治觀點，這不是空穴來風。但是，福井在當地有沒有甚麼敵人呢？英國或盟軍當然不想在澳門捅馬蜂窩。我們也知道，日本外交官一直盡可能維護葡萄牙中立國的地位（為了確保他們在里斯本和澳門的監聽點），然而，隨着日本佔領帝汶島，日本軍隊和外交官看問題的方法又不一樣起來，這似乎又證實了里維爾領事的看法。根據一份日本戰爭歷史的官方資料（與英國和美國的非常相似），日本沒有怪罪因為葡萄牙治安漏洞而導致福井的謀殺事件，因為福井領事並沒有特別要求額外的保護（根據他的運動路線來看）。 日本方面也沒有將福井的死歸咎於某種政治動機，然而日本和葡萄牙雙方關於賠償金額的談判，一直拖到戰爭結束。雖然很難評價森島部長的功過，但出於他的性格和行為，他預先加強了在搶佔澳門上的軍事防線，這點澳門還得感謝他。森島在戰後出版了自己的外交回憶錄，除此之外，還將自己重塑成和平主義者，號召日本從灰燼中崛起，集中發展經濟。為此他加入了日本社會黨（Japan Socialist Party），並試圖進入日本國會。他的回憶錄與岩井英一的（1981）截然相反，在岩井英一的回憶錄中，他不僅懷念自己在中國的惡劣行徑，還配上之前在南京傀儡政府工作時的同事的照片，並用同情的口吻描述一些戰爭罪犯和之前的同事。儘管岩井英一很尊敬森島，他在工作時見過森島幾次，但他並不贊同森島對福井刺殺事件的解讀。Morishima Morito, Shinju-wan, Risubon, Tokyo (Pearl Harbor, Lisbon, Tokyo),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0,p. 100.Ota Ichiro (ed.), “Nihon Gaiko-shi (Diplomatic History of Japan) 24, Dai Toa Senso senji gaiko (Diplomacy during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 Tokyo: Kajima Kenkyosho Shuppankai, 1971, pp. 91 － 92.159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結語儘管本研究所匯集的戰時澳門資料，它們之間沒有太大的關聯，但筆者查閱了不同文獻和檔案，運用多語言研究來彌補近代澳門歷史的缺失，特別是從目前的情況來說，要對這段歷史進行口述研究已經不太可能。而筆者對之的五點總結如下︰（一）為了更好地理解戰時的澳門，筆者特意列舉了有關帝汶島和澳門的文獻資料。如其所述，如果我們想要理解葡萄牙的殖民思維，以及戰時日本大和民族意識形態的專制統治、日本的新民族主義／對“大陸政策”（南進）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大東亞共榮圈、大和民族的階級層次、反西方殖民主義論述等等，對這兩者進行比較是必要的。（二）從另一層面，盟軍的密碼破譯員在戰爭中實際上佔取了先機，特別是在葡萄牙“海外殖民地”帝汶島和澳門事件中，他們通知盟軍策劃者有關日本的計劃，對其發出警告，儘管當涉及軍事命令時，很多事情都是不可預料的。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密碼破譯員解密得到的文件可以為一些還未被深入研究的議題提供大量的資料，就像“里斯本若昂號”的探險一樣。（三）葡萄牙和澳門在戰時的情況，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都十分重要，能以此來理解澳門是如何以及為甚麼能躲避日本的軍事佔領。澳門被轟炸，通過參考法國和其他資料，我們驚訝地發現“敵人”是可以根據信息和資料被編造或再編造出來的。（四）日本外交部的外交文件中，有關澳門的資料目前還存在重大缺失，目前日本歷史研究也沒有通過參考一些間接資源來對澳門進行研究。 Asai Nobuo’s Macau Monogatri（1997）是日本關於研究戰時澳門的唯一一本著作，它主要是從筆者 1996年的研究中衍生出來的。（五）對於森島的回憶錄，應當從同時代的文件，或通過國際合作來從現存的葡萄牙、日本和中國的外交記錄中梳理出更多的細節。[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田衛平]
15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作為駐葡萄牙的日本領事首領，森島也參與處理福井遇刺的案件。他在回憶錄中寫道，1945年冬天的清晨，福井領事被一夥中國人槍殺。他指出，福井每天早上都會在其他日本居民的陪同下做無線電體操。然而在他回領事館的途中，他遭到中國刺客槍擊致死（這與Cunha上校的描述一致）。森島進一步解釋道，早期他擔任瀋陽總領事館的分館“Xinmin Tuen”主管，當時福井也在同一個辦公室裏工作了“幾年”，他們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認識的。在他看來，福井很受當地中國員工的歡迎，因為他心地善良，特別是，“他的性格很難遭到中國人的不滿”。因此，他不認為福井遇刺是出於甚麼政治動機。森島進一步表示︰“我來自日本外交部，有權利要求葡萄牙政府︰（1）為福井遇刺事件正式道歉；（2）逮捕和懲罰罪犯；（3）為保證日後的安全作出努力；（4）賠償日本所受到的損失。” 根據他對案件背景的觀察，日本與葡萄牙商談上述要求時，並沒有遭到葡萄牙方面的反對。然而，賠償的問題還有待商榷。根據他的描述，澳門這個地方動盪不安，頻繁的暴亂也顯示了葡萄牙的管理和維護本地治安的能力不足，因此，他的判斷福井會被刺殺，政府需負上責任並予以賠償。以“舊中國”（Old China） 為例，他指出，作為一個“文明國家”（NormalCivilized Country），這宗案件應作一般的刑事案件處理，除非是國家機關蓄意為之或工作人員怠忽職守。然而，到底是誰殺了福井？此問題眾說紛紜，根據里維爾領事的觀察，“他是由日本憲兵隊僱用的刺客暗殺了”。此外，當地的報紙猜測福井是被一個臺灣人或韓國民族主義者刺殺。至少作為一個政治觀點，這不是空穴來風。但是，福井在當地有沒有甚麼敵人呢？英國或盟軍當然不想在澳門捅馬蜂窩。我們也知道，日本外交官一直盡可能維護葡萄牙中立國的地位（為了確保他們在里斯本和澳門的監聽點），然而，隨着日本佔領帝汶島，日本軍隊和外交官看問題的方法又不一樣起來，這似乎又證實了里維爾領事的看法。根據一份日本戰爭歷史的官方資料（與英國和美國的非常相似），日本沒有怪罪因為葡萄牙治安漏洞而導致福井的謀殺事件，因為福井領事並沒有特別要求額外的保護（根據他的運動路線來看）。 日本方面也沒有將福井的死歸咎於某種政治動機，然而日本和葡萄牙雙方關於賠償金額的談判，一直拖到戰爭結束。雖然很難評價森島部長的功過，但出於他的性格和行為，他預先加強了在搶佔澳門上的軍事防線，這點澳門還得感謝他。森島在戰後出版了自己的外交回憶錄，除此之外，還將自己重塑成和平主義者，號召日本從灰燼中崛起，集中發展經濟。為此他加入了日本社會黨（Japan Socialist Party），並試圖進入日本國會。他的回憶錄與岩井英一的（1981）截然相反，在岩井英一的回憶錄中，他不僅懷念自己在中國的惡劣行徑，還配上之前在南京傀儡政府工作時的同事的照片，並用同情的口吻描述一些戰爭罪犯和之前的同事。儘管岩井英一很尊敬森島，他在工作時見過森島幾次，但他並不贊同森島對福井刺殺事件的解讀。Morishima Morito, Shinju-wan, Risubon, Tokyo (Pearl Harbor, Lisbon, Tokyo),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0,p. 100.Ota Ichiro (ed.), “Nihon Gaiko-shi (Diplomatic History of Japan) 24, Dai Toa Senso senji gaiko (Diplomacy during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 Tokyo: Kajima Kenkyosho Shuppankai, 1971, pp. 91 － 92.159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結語儘管本研究所匯集的戰時澳門資料，它們之間沒有太大的關聯，但筆者查閱了不同文獻和檔案，運用多語言研究來彌補近代澳門歷史的缺失，特別是從目前的情況來說，要對這段歷史進行口述研究已經不太可能。而筆者對之的五點總結如下︰（一）為了更好地理解戰時的澳門，筆者特意列舉了有關帝汶島和澳門的文獻資料。如其所述，如果我們想要理解葡萄牙的殖民思維，以及戰時日本大和民族意識形態的專制統治、日本的新民族主義／對“大陸政策”（南進）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大東亞共榮圈、大和民族的階級層次、反西方殖民主義論述等等，對這兩者進行比較是必要的。（二）從另一層面，盟軍的密碼破譯員在戰爭中實際上佔取了先機，特別是在葡萄牙“海外殖民地”帝汶島和澳門事件中，他們通知盟軍策劃者有關日本的計劃，對其發出警告，儘管當涉及軍事命令時，很多事情都是不可預料的。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密碼破譯員解密得到的文件可以為一些還未被深入研究的議題提供大量的資料，就像“里斯本若昂號”的探險一樣。（三）葡萄牙和澳門在戰時的情況，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都十分重要，能以此來理解澳門是如何以及為甚麼能躲避日本的軍事佔領。澳門被轟炸，通過參考法國和其他資料，我們驚訝地發現“敵人”是可以根據信息和資料被編造或再編造出來的。（四）日本外交部的外交文件中，有關澳門的資料目前還存在重大缺失，目前日本歷史研究也沒有通過參考一些間接資源來對澳門進行研究。 Asai Nobuo’s Macau Monogatri（1997）是日本關於研究戰時澳門的唯一一本著作，它主要是從筆者 1996年的研究中衍生出來的。（五）對於森島的回憶錄，應當從同時代的文件，或通過國際合作來從現存的葡萄牙、日本和中國的外交記錄中梳理出更多的細節。[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田衛平]
160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摘 要] 英國藏有豐富的澳門學原始檔案及資料，除國家檔案館、大英圖書館和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大量文獻外，一些專科檔案館如英國郵政博物館檔案室和英國皇家植物園檔案室，還有散落在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檔案館等，都存有珍貴的澳門史料，應為澳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各大型檔案館、圖書館建設的網上綜合目錄，如英國國家圖書館整合遍佈全國超過2,500個檔案館目錄而成的“Discovery”，使一些在過去像大海撈針般的文獻搜索變得可能。此外，互聯網對歷史研究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網上家譜研究的興起，將歷史學家與其研究對象的後人聯繫起來，使沉睡在英國人家地下室、閣樓的信件、日記、回憶錄和照片重見天日，這對探索澳門學文獻探索極為有利。[關鍵詞 ] 十九世紀研究 澳門研究 檔案文獻 網上綜合目錄 家譜學澳門是英國人在遠東最早的落腳點之一， 許多澳門過去數個世紀留下的痕跡──研究澳門歷史的寶貴原始材料，可以在英倫三島找到。英國較為人所熟知的、藏有大批關於澳門資料的地點包括︰國家檔案館（The Nat ionalArchives），當中絕大部分都是外交和聯邦事務部（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及其前身的檔案文件；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以印度事務部檔案（India Office Recordsand Private Papers）為主；劍橋大學（The Cambridge University）圖書館以怡和洋行檔案（TheJardine Matheson Archive） 為主；還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圖書館的世界傳道會（Council of World Mission）檔案 。在這幾大館藏中，與澳門有關的卷宗數以千計，大多仍在靜靜地等待研究者的開發和利用。過去十幾年，上述圖書館、檔案館都積極發展其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的線上目錄， 使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可登上目錄，迅速找到所需文獻的位置，國家檔案館和大英圖書館更已將少部分文件掃描上網，供讀者下載。英國藏澳門歷史文獻概述李麗青作者簡介︰李麗青，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英文系助理教授、英國文學博士。The “Discovery” Catalogue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http://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 The Archives andManuscripts Catalogue of the British Library: http://www.bl.uk/catalogues/manuscripts/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id=IAMS_VU2; The “Janus” Catalogu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http://janus.lib.cam.ac.uk/;The SOAS Archive Catalogue: http://www.soas.ac.uk/library/archives/.‧澳門學‧161英國藏澳門歷史文獻概述但要更全面地瞭解西方人眼中過去的澳門，除了官方文件、工作報告和商業文件外，私人信件、日記、回憶錄、相片、圖片等也是反映政治、經濟、社會風貌和文化生活的重要資料。上述的大型館藏也零星地收入了一些與澳門相關的私人文件，如劍橋大學圖書館收錄的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 ， 1828 － 1885）書信， 以及大英圖書館收錄的瑪麗‧溫布利（MaryIrvine Wimberley ， 1796 － 1887 ，下文將詳加介紹）日記。 至於與澳門淵源甚深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 1782 － 1834）， 他和其家人的書信、日記，部分收藏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 部分收藏在醫療歷史的專科圖書館The Wellcome Library， 還有一部分收藏在神學專科圖書館 Dr Williams’s Library。 駐外人員的工作報告和商業文件多集中在大型檔案館和圖書館，私人文件卻更可能散落在全國各地的大學圖書館、地方檔案館和專科檔案館內。一些專科檔案館，例如與自然歷史有關的專科檔案館，是研究澳門學的寶藏。從 1757 到1842年 ，廣州為清朝唯一合法的對外通商口岸，但由於外國女人不得進入廣州，因此外籍商人和東印度公司的人員都將家眷安置在澳門。在春季和夏季的休商期，長駐廣州的英國商人和神職人員就會退居澳門，他們當中有不少熱衷自然科學者，其中一些更是有名的博物學家，如東印度公司的茶商約翰‧里維斯（John Reeves ， 1774 － 1856）和鴉片商人湯瑪斯‧比爾（ThomasBeale ， c. 1775 － 1841）。約翰‧里維斯在中國收集的植物和動物水彩畫寫生，是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館藏的重要組成部分， 湯瑪斯‧比爾在其澳門宅院的大花園中收集了超過 2,500 株盆栽、數百隻珍禽，在 19世紀的中、西文獻中都有記載。 在退居澳門的月份裏，來自英國的自然科學愛好者們就會在澳門和附近的島嶼收集各種植物和動植物標本，並將之寄回英國。 這種活動至 19世紀 20、 30年代達到高峰，而在 1829年，三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僱員，包括亨利‧馬修‧克拉克（Henry Mathew Clarke）、約翰‧羅素‧里維斯（John Russell Reeves ， 1804 － 1877）， 以及該公司的牧師佐治‧哈維‧華切爾（RevGeorge Harvey Vachell， 1799－ 1839），更在澳門發起成立一個博物館，命名為“中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 in China），馬禮遜也參與了該博物館的籌辦工作，博物館一直開放，直至 1834 年東印度公司專營權結束纔關閉。Papers of Sir Harry Parks,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Manuscrips/MS Parkes.Mary Wimberley, Diaries of Mary Wimberley, Wife of Rev Charles Wimberley, Chaplain, Bengal EcclesiasticalEstablishment, London, British Library (BL), Mss Eur Photo Eur 72.Robert Morrison, Journals, Letters and Papers, Londo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CWM. China. Personal. Box 1-3.Robert Morrison, Family Correspondence Including Letters to His Son John Robert Morrison, the Wellcome Library,MSS 5827-31.Robert Morrison, Letters and Papers, Dr Williams’s Library.參閱 Judith Magee, Images of Nature: Chinese Art and the Reeves Collection,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2011.參閱湯開建：《白鴿巢的故事》，《澳門雜誌》總第七十八期， http://www.macauzine.net/?action-viewnews-itemid-190。參閱 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gério Miguel Puga,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theBritish Museum of Macao (1829 － 1834)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atural Science,”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2, Issue. 3－4 (Oct 2012), pp. 575－586.約翰‧里維斯（John Reeves）之子。參閱 Puga,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of Macao”.
160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摘 要] 英國藏有豐富的澳門學原始檔案及資料，除國家檔案館、大英圖書館和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大量文獻外，一些專科檔案館如英國郵政博物館檔案室和英國皇家植物園檔案室，還有散落在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檔案館等，都存有珍貴的澳門史料，應為澳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各大型檔案館、圖書館建設的網上綜合目錄，如英國國家圖書館整合遍佈全國超過2,500個檔案館目錄而成的“Discovery”，使一些在過去像大海撈針般的文獻搜索變得可能。此外，互聯網對歷史研究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網上家譜研究的興起，將歷史學家與其研究對象的後人聯繫起來，使沉睡在英國人家地下室、閣樓的信件、日記、回憶錄和照片重見天日，這對探索澳門學文獻探索極為有利。[關鍵詞 ] 十九世紀研究 澳門研究 檔案文獻 網上綜合目錄 家譜學澳門是英國人在遠東最早的落腳點之一， 許多澳門過去數個世紀留下的痕跡──研究澳門歷史的寶貴原始材料，可以在英倫三島找到。英國較為人所熟知的、藏有大批關於澳門資料的地點包括︰國家檔案館（The Nat ionalArchives），當中絕大部分都是外交和聯邦事務部（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及其前身的檔案文件；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以印度事務部檔案（India Office Recordsand Private Papers）為主；劍橋大學（The Cambridge University）圖書館以怡和洋行檔案（TheJardine Matheson Archive） 為主；還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圖書館的世界傳道會（Council of World Mission）檔案 。在這幾大館藏中，與澳門有關的卷宗數以千計，大多仍在靜靜地等待研究者的開發和利用。過去十幾年，上述圖書館、檔案館都積極發展其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的線上目錄， 使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可登上目錄，迅速找到所需文獻的位置，國家檔案館和大英圖書館更已將少部分文件掃描上網，供讀者下載。英國藏澳門歷史文獻概述李麗青作者簡介︰李麗青，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英文系助理教授、英國文學博士。The “Discovery” Catalogue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http://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 The Archives andManuscripts Catalogue of the British Library: http://www.bl.uk/catalogues/manuscripts/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id=IAMS_VU2; The “Janus” Catalogu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http://janus.lib.cam.ac.uk/;The SOAS Archive Catalogue: http://www.soas.ac.uk/library/archives/.‧澳門學‧161英國藏澳門歷史文獻概述但要更全面地瞭解西方人眼中過去的澳門，除了官方文件、工作報告和商業文件外，私人信件、日記、回憶錄、相片、圖片等也是反映政治、經濟、社會風貌和文化生活的重要資料。上述的大型館藏也零星地收入了一些與澳門相關的私人文件，如劍橋大學圖書館收錄的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 ， 1828 － 1885）書信， 以及大英圖書館收錄的瑪麗‧溫布利（MaryIrvine Wimberley ， 1796 － 1887 ，下文將詳加介紹）日記。 至於與澳門淵源甚深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 1782 － 1834）， 他和其家人的書信、日記，部分收藏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 部分收藏在醫療歷史的專科圖書館The Wellcome Library， 還有一部分收藏在神學專科圖書館 Dr Williams’s Library。 駐外人員的工作報告和商業文件多集中在大型檔案館和圖書館，私人文件卻更可能散落在全國各地的大學圖書館、地方檔案館和專科檔案館內。一些專科檔案館，例如與自然歷史有關的專科檔案館，是研究澳門學的寶藏。從 1757 到1842年 ，廣州為清朝唯一合法的對外通商口岸，但由於外國女人不得進入廣州，因此外籍商人和東印度公司的人員都將家眷安置在澳門。在春季和夏季的休商期，長駐廣州的英國商人和神職人員就會退居澳門，他們當中有不少熱衷自然科學者，其中一些更是有名的博物學家，如東印度公司的茶商約翰‧里維斯（John Reeves ， 1774 － 1856）和鴉片商人湯瑪斯‧比爾（ThomasBeale ， c. 1775 － 1841）。約翰‧里維斯在中國收集的植物和動物水彩畫寫生，是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館藏的重要組成部分， 湯瑪斯‧比爾在其澳門宅院的大花園中收集了超過 2,500 株盆栽、數百隻珍禽，在 19世紀的中、西文獻中都有記載。 在退居澳門的月份裏，來自英國的自然科學愛好者們就會在澳門和附近的島嶼收集各種植物和動植物標本，並將之寄回英國。 這種活動至 19世紀 20、 30年代達到高峰，而在 1829年，三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僱員，包括亨利‧馬修‧克拉克（Henry Mathew Clarke）、約翰‧羅素‧里維斯（John Russell Reeves ， 1804 － 1877）， 以及該公司的牧師佐治‧哈維‧華切爾（RevGeorge Harvey Vachell， 1799－ 1839），更在澳門發起成立一個博物館，命名為“中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 in China），馬禮遜也參與了該博物館的籌辦工作，博物館一直開放，直至 1834 年東印度公司專營權結束纔關閉。Papers of Sir Harry Parks,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Manuscrips/MS Parkes.Mary Wimberley, Diaries of Mary Wimberley, Wife of Rev Charles Wimberley, Chaplain, Bengal EcclesiasticalEstablishment, London, British Library (BL), Mss Eur Photo Eur 72.Robert Morrison, Journals, Letters and Papers, Londo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CWM. China. Personal. Box 1-3.Robert Morrison, Family Correspondence Including Letters to His Son John Robert Morrison, the Wellcome Library,MSS 5827-31.Robert Morrison, Letters and Papers, Dr Williams’s Library.參閱 Judith Magee, Images of Nature: Chinese Art and the Reeves Collection,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2011.參閱湯開建：《白鴿巢的故事》，《澳門雜誌》總第七十八期， http://www.macauzine.net/?action-viewnews-itemid-190。參閱 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gério Miguel Puga,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theBritish Museum of Macao (1829 － 1834)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atural Science,”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2, Issue. 3－4 (Oct 2012), pp. 575－586.約翰‧里維斯（John Reeves）之子。參閱 Puga,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a: the British Museum of Macao”.
16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澳門作為東西文化交流橋頭堡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正好與英國19世紀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黃金時代吻合。 1825 年，約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 ， 1796 － 1861）成為劍橋大學的植物學教授，開始了劍橋大學植物學研究的革新之旅，追隨他的學生當中，有《物種起源論》（1959）的作者達爾文（Charles Darwin ， 1809 － 1882），參與亨斯洛自然歷史研究項目的還有華切爾（Vachell）的表弟、達爾文的終身好友倫納德‧詹寧（Leonard Jenyns ，1800－ 1893）。 亨斯洛於 1823年與倫納德‧詹寧的姊姊哈莉特（Harriet）結婚，因此華切爾與達爾文的恩師亨斯洛可說是有親戚關係。現存巴斯皇家文學暨科學院（Bath Royal Literary andScientific Institution）的華切爾在 1828 至 1833 年寫給倫納德‧詹寧的書信， 以及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的華切爾與亨斯洛1827至1831年的通信， 都證實了華切爾與以亨斯洛為首的、包括達爾文在內的研究圈子有密切聯繫，並早在達爾文登上貝格爾號的旅程之前，已向亨斯洛提供從澳門及其鄰近地方收集到的標本。 作為東印度公司的牧師，華切爾初到中國時，在給他表弟詹寧的信中就寫到：“我在這兒的工作十分輕鬆，除了每個星期天的那場禮拜以外就基本沒別的事兒了。在這個國度裏，基督徒當中是沒有窮人的……” 工作清閑，這位劍橋畢業生有大量的時間從事其業餘愛好，華切爾在書信中描述了他取得藏品的過程，以及這些標本的保存、標籤、包裝和郵寄的方式，更提及他與當時駐廣州、澳門的其他致力收集植物和標本的英國博物學家之間的互動和合作，這些書信都是記錄與達爾文同時代的英國博物學家在澳門活動的重要文獻。華切爾自然主義的觀察還延伸到其所在地的文化、宗教、人種和接觸到的社會各階層的描寫上，可給相關範疇的研究提供新視角。同時期在澳門收集植物和動植物標本並寄回英國的還有約翰‧里文斯頓（John Livingstone，c. 1770－1838）、查爾斯‧米勒特（Charles Millett；1792－1873）和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Lay， 1800－ 1845）等。他們的成果現都能在英國的博物館和植物園中找到，包括倫敦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劍橋大學的動物學博物館、倫敦的皇家植物園（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atKew）、愛丁堡皇家植物園（The Edinburgh Royal Botanic Gardens）、皇家內科醫學院博物館（Museum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皇家園藝學會（The Royal HorticulturalSociety）和現存巴斯皇家文學暨科學院。這些業餘博物學家亦會與當時英國自然科學界的重要人物通信，除約翰‧史蒂文斯‧亨斯洛外，與他們保持聯繫的還有曾擔任皇家學會（Roya lSociety）主席的約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 ， 1743 － 1820）、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的植物學教授，以及在1841年起便擔任皇家植物園主任的威廉‧傑克遜‧胡克爵士（Sir William Jackson Hooker， 1785－ 1865）。有關書信不少就藏在上述的博物館和植物園的檔案室裏，一些還未被放上線上目錄。這些文獻資料與實物集合起來，不僅可以反映當時在澳門居住的西方人的文化生活，也能從另一角度審視澳門及其周邊地區的風土人情，還Leonard Jenyns 後來為繼承遺產，改姓Blomefield.George Harvey Vachell, “Letters to Leonard Blomefield 1828－1833,” Jenyns Corresp., in Bath Royal Literary andScientific Institution (BRLSI).George Harvey Vachell, J.S. Henslow: Correspondence and Botanical Lecture Notes,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Library (CUL), MS Add.8176/163, MS Add.8176/185, MS Add.8176/188 － 190.Victoria L.C. LEI （李麗青）, “From Cambridge to Macao – the Journey before Charles Darwin’s Voyage on theBeagl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aology: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s Knowledge, November 15－16,Beijing China.Vachell, Letter to Leonard Blomefield, dated 26th November 1828, Jenyns Corresp. BRLSI.163英國藏澳門歷史文獻概述是有力的證據，說明澳門在自然歷史研究發展、全球知識建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要走遍英國幾千個大大小小的圖書館、檔案館，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而更多的具歷史價值的私人文件、物件很有可能是被堆放在英國人家的地下室和閣樓裏，未被納入館藏當中，要追尋這樣的史料，就更像是大海撈針了。筆者的追尋始於2009年。澳門是西方人在東方最早的據點之一，幾個世紀以來，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女性，以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家眷的身份來到澳門。19世紀美國婦女哈里特‧露（Harriett Low） 和麗貝卡‧徹斯‧金斯曼（Rebecca Chase Kinsman）的日記已得到了學者的關注， 常被引用。女性的聲音被加入到對過去的敘述中，使歷史得以超越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然而，在一些收錄英國殖民擴張時期的主要選集裏（包括蘇格蘭女性的書信）， 並未有澳門的蹤影。筆者本為文學史專業，專研女性作家，認為可從編寫1950年以前曾在澳門居住過的英國女性的日記、回憶錄和書信集着手，進一步將澳門帶入英語世界女性的對過去的敘述之中。從女性角度作出的觀察，亦是澳門歷史的重要元素，對經濟、文學、文化以至性別等範疇的研究都能作出頁獻。從大型檔案館、圖書館，如大英圖書館、國家檔案館、劍橋大學圖書館、牛津大學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Oxford）、蘇格蘭國立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Scotland）、格拉斯哥大學圖書館（The Glasgow University Library）等着手，很快就有令人驚喜的發現。大英圖書館的亞非部收藏着尚未出版的瑪麗‧愛爾文‧溫布利（M a r y I r v i n eWimberley，1796－1887）日記，她的丈夫查爾斯‧溫布利（Rev Charles Wimberley，1800－1876）是一位牧師，兩人於 1825年 6月在倫敦結婚。日記由兩人婚後一個月開始，那時的查爾斯‧溫布利是劍橋畢業生，剛剛被任命為英國聖公會的牧師，進入東印度公司服務，瑪麗‧溫布利是一個新娘子，正預備隨夫君出發去印度，日記的最後一頁寫於1887年，那時瑪麗已經是一個曾祖母。1825至1841年，查爾斯‧溫布利擔任東印度公司孟加拉教區的牧師，在此期間，溫布利夫婦在印度的多個地方、南非、馬六甲、爪哇和中國居住過，共生了七名子女，其中一名為女兒瑪麗‧佛羅倫斯（Mary Florence Lumsdaine），於 1833 年在澳門出生。 1832 年 10 月，由於駐廣州、澳門的東印度公司牧師華切爾（Rev George Harvey Vachell）回英國度假，查爾斯‧溫布利便接替他的工作，他們一家在澳門居住到 1834年底。哈里特‧露（Harriet Low）這段時間也在澳門，她在日記中提到溫布利一家。大英圖書館還藏有瑪麗‧溫布利在澳門畫的兩幅風景畫。Harriet Low Hillard (au.), Nan P. Hodges and Arthur W. Hummel (eds.),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Woodinville, WA: History Bank, 2002.Rebecca Chase Kinsman, “Life in Macao in the 1840’s: Letters of Rebecca Chase Kinsman to Her Family in Salem.From the Collection of Mrs. Rebecca Kinsman Munroe,” The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 Vol. 86 (Jan 1950),pp. 15 － 40.例如Klaus Stierstorfer et al edited, Women Writing Home, 1700－1920: Female Correspondence across the BritishEmpire, 6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Dorothy McMillan (ed.), The Scotswoman at Home and Abroad:Non-fictional Writing 1700－1900, Glasgow: Association for Scottish Literary Studies, 1999.根據Mary Florence Lumsdaine Wimberley在澳門接受洗禮的證書 (發出日期：1834年3月17日)，Mary FlorenceLumsdaine 生於 1833 年 7 月 6 日，BL. Mss Eur A173.Mary Wimberley, “Macao Harbour”, [pencil], (c.1832), BL. Shelfmark WD 3082; “Macao From across the Bay,”[watercolour ], (c.1832), BL. Shelfmark WD 3083.
16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澳門作為東西文化交流橋頭堡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正好與英國19世紀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黃金時代吻合。 1825 年，約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 ， 1796 － 1861）成為劍橋大學的植物學教授，開始了劍橋大學植物學研究的革新之旅，追隨他的學生當中，有《物種起源論》（1959）的作者達爾文（Charles Darwin ， 1809 － 1882），參與亨斯洛自然歷史研究項目的還有華切爾（Vachell）的表弟、達爾文的終身好友倫納德‧詹寧（Leonard Jenyns ，1800－ 1893）。 亨斯洛於 1823年與倫納德‧詹寧的姊姊哈莉特（Harriet）結婚，因此華切爾與達爾文的恩師亨斯洛可說是有親戚關係。現存巴斯皇家文學暨科學院（Bath Royal Literary andScientific Institution）的華切爾在 1828 至 1833 年寫給倫納德‧詹寧的書信， 以及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的華切爾與亨斯洛1827至1831年的通信， 都證實了華切爾與以亨斯洛為首的、包括達爾文在內的研究圈子有密切聯繫，並早在達爾文登上貝格爾號的旅程之前，已向亨斯洛提供從澳門及其鄰近地方收集到的標本。 作為東印度公司的牧師，華切爾初到中國時，在給他表弟詹寧的信中就寫到：“我在這兒的工作十分輕鬆，除了每個星期天的那場禮拜以外就基本沒別的事兒了。在這個國度裏，基督徒當中是沒有窮人的……” 工作清閑，這位劍橋畢業生有大量的時間從事其業餘愛好，華切爾在書信中描述了他取得藏品的過程，以及這些標本的保存、標籤、包裝和郵寄的方式，更提及他與當時駐廣州、澳門的其他致力收集植物和標本的英國博物學家之間的互動和合作，這些書信都是記錄與達爾文同時代的英國博物學家在澳門活動的重要文獻。華切爾自然主義的觀察還延伸到其所在地的文化、宗教、人種和接觸到的社會各階層的描寫上，可給相關範疇的研究提供新視角。同時期在澳門收集植物和動植物標本並寄回英國的還有約翰‧里文斯頓（John Livingstone，c. 1770－1838）、查爾斯‧米勒特（Charles Millett；1792－1873）和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Lay， 1800－ 1845）等。他們的成果現都能在英國的博物館和植物園中找到，包括倫敦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劍橋大學的動物學博物館、倫敦的皇家植物園（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atKew）、愛丁堡皇家植物園（The Edinburgh Royal Botanic Gardens）、皇家內科醫學院博物館（Museum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皇家園藝學會（The Royal HorticulturalSociety）和現存巴斯皇家文學暨科學院。這些業餘博物學家亦會與當時英國自然科學界的重要人物通信，除約翰‧史蒂文斯‧亨斯洛外，與他們保持聯繫的還有曾擔任皇家學會（Roya lSociety）主席的約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 ， 1743 － 1820）、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的植物學教授，以及在1841年起便擔任皇家植物園主任的威廉‧傑克遜‧胡克爵士（Sir William Jackson Hooker， 1785－ 1865）。有關書信不少就藏在上述的博物館和植物園的檔案室裏，一些還未被放上線上目錄。這些文獻資料與實物集合起來，不僅可以反映當時在澳門居住的西方人的文化生活，也能從另一角度審視澳門及其周邊地區的風土人情，還Leonard Jenyns 後來為繼承遺產，改姓Blomefield.George Harvey Vachell, “Letters to Leonard Blomefield 1828－1833,” Jenyns Corresp., in Bath Royal Literary andScientific Institution (BRLSI).George Harvey Vachell, J.S. Henslow: Correspondence and Botanical Lecture Notes,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Library (CUL), MS Add.8176/163, MS Add.8176/185, MS Add.8176/188 － 190.Victoria L.C. LEI （李麗青）, “From Cambridge to Macao – the Journey before Charles Darwin’s Voyage on theBeagl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aology: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s Knowledge, November 15－16,Beijing China.Vachell, Letter to Leonard Blomefield, dated 26th November 1828, Jenyns Corresp. BRLSI.163英國藏澳門歷史文獻概述是有力的證據，說明澳門在自然歷史研究發展、全球知識建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要走遍英國幾千個大大小小的圖書館、檔案館，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而更多的具歷史價值的私人文件、物件很有可能是被堆放在英國人家的地下室和閣樓裏，未被納入館藏當中，要追尋這樣的史料，就更像是大海撈針了。筆者的追尋始於2009年。澳門是西方人在東方最早的據點之一，幾個世紀以來，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女性，以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家眷的身份來到澳門。19世紀美國婦女哈里特‧露（Harriett Low） 和麗貝卡‧徹斯‧金斯曼（Rebecca Chase Kinsman）的日記已得到了學者的關注， 常被引用。女性的聲音被加入到對過去的敘述中，使歷史得以超越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然而，在一些收錄英國殖民擴張時期的主要選集裏（包括蘇格蘭女性的書信）， 並未有澳門的蹤影。筆者本為文學史專業，專研女性作家，認為可從編寫1950年以前曾在澳門居住過的英國女性的日記、回憶錄和書信集着手，進一步將澳門帶入英語世界女性的對過去的敘述之中。從女性角度作出的觀察，亦是澳門歷史的重要元素，對經濟、文學、文化以至性別等範疇的研究都能作出頁獻。從大型檔案館、圖書館，如大英圖書館、國家檔案館、劍橋大學圖書館、牛津大學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Oxford）、蘇格蘭國立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Scotland）、格拉斯哥大學圖書館（The Glasgow University Library）等着手，很快就有令人驚喜的發現。大英圖書館的亞非部收藏着尚未出版的瑪麗‧愛爾文‧溫布利（M a r y I r v i n eWimberley，1796－1887）日記，她的丈夫查爾斯‧溫布利（Rev Charles Wimberley，1800－1876）是一位牧師，兩人於 1825年 6月在倫敦結婚。日記由兩人婚後一個月開始，那時的查爾斯‧溫布利是劍橋畢業生，剛剛被任命為英國聖公會的牧師，進入東印度公司服務，瑪麗‧溫布利是一個新娘子，正預備隨夫君出發去印度，日記的最後一頁寫於1887年，那時瑪麗已經是一個曾祖母。1825至1841年，查爾斯‧溫布利擔任東印度公司孟加拉教區的牧師，在此期間，溫布利夫婦在印度的多個地方、南非、馬六甲、爪哇和中國居住過，共生了七名子女，其中一名為女兒瑪麗‧佛羅倫斯（Mary Florence Lumsdaine），於 1833 年在澳門出生。 1832 年 10 月，由於駐廣州、澳門的東印度公司牧師華切爾（Rev George Harvey Vachell）回英國度假，查爾斯‧溫布利便接替他的工作，他們一家在澳門居住到 1834年底。哈里特‧露（Harriet Low）這段時間也在澳門，她在日記中提到溫布利一家。大英圖書館還藏有瑪麗‧溫布利在澳門畫的兩幅風景畫。Harriet Low Hillard (au.), Nan P. Hodges and Arthur W. Hummel (eds.),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Woodinville, WA: History Bank, 2002.Rebecca Chase Kinsman, “Life in Macao in the 1840’s: Letters of Rebecca Chase Kinsman to Her Family in Salem.From the Collection of Mrs. Rebecca Kinsman Munroe,” The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 Vol. 86 (Jan 1950),pp. 15 － 40.例如Klaus Stierstorfer et al edited, Women Writing Home, 1700－1920: Female Correspondence across the BritishEmpire, 6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Dorothy McMillan (ed.), The Scotswoman at Home and Abroad:Non-fictional Writing 1700－1900, Glasgow: Association for Scottish Literary Studies, 1999.根據Mary Florence Lumsdaine Wimberley在澳門接受洗禮的證書 (發出日期：1834年3月17日)，Mary FlorenceLumsdaine 生於 1833 年 7 月 6 日，BL. Mss Eur A173.Mary Wimberley, “Macao Harbour”, [pencil], (c.1832), BL. Shelfmark WD 3082; “Macao From across the Bay,”[watercolour ], (c.1832), BL. Shelfmark WD 3083.
16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瑪麗‧溫布利的東方之旅與英國19世紀的殖民擴張直接相關，除了她的丈夫外，她至少有兩名在軍隊的兄弟隨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服役。然而，她的日記很大程度上偏離了以男性為中心的殖民主義敘述。她在澳門寫的日記內容大多是關於一個有年幼孩子的母親的日常生活；她家人的健康狀況、天氣、傭人、日用必需品、縫製衣服；她英國的親人寄來的包裹和她寄回家鄉的禮物；茶會、晚宴、音樂會和郊遊；以及在澳門的西方人社交圈子的閑言碎語等等。其日記從女性的角度提供了 19 世紀 30 年代居澳西方人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第一手資料。在澳門，瑪麗‧溫布利的社交圈子中包括現時家傳戶曉的人物，如基督教傳教士、漢學家馬禮遜和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 ， 1774 － 1852），她日記中有對這些人物的記載，包括關於他們的一些逸事，這都有助於給這些歷史人物更生動、飽滿的刻劃。在觸及一些敏感事件時，瑪麗‧溫布利的描述也有女性視角的特點，在大多數的時候，她衹是平鋪直敘她的耳聞目睹，很少加入個人的評論，即使有個人的觀感，也會是一個女人在那種處境中最直接的反應。例如，她記述一次她與查爾斯‧溫布利外出散步時遇上的聖像巡遊，查爾斯因不肯脫帽致敬，遭到挑釁。她在日記中並未將她的丈夫描述成一個捍衛新教信仰的英雄，而衹是對她丈夫最終能安然無恙表示慶幸。哈里特‧露和麗貝卡‧徹斯‧金斯曼都屬於相對富裕的美國商人家庭，而瑪麗‧溫布利的日記則展示了一個英國牧師夫人、一個積極參與居澳西方人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蘇格蘭女人，如何小心地調用有限的收入維持一家的生活，從另一個側面反映 19世紀澳門的狀況。瑪麗‧溫布利的日記很可能衹是流傳下來的同類文獻的一小部分，而這類文獻集合起來，可構建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對澳門過去的敘述。正如克洛斯‧史蒂羅斯多佛（Klaus Stiertorfer）指出：可以預知，這些資料，哪怕是以今天我們對它們有限的瞭解，因其文化價值，其重要性最終很可能會超越已廣為人知的、富歷史價值的特派員報告和其他官方文件，尤其涉及女性視角的時候。可是，不像特派員、商人在官場和商場的活動，這些關於基本局限於家庭、私人範疇的女性活動的紀錄，鮮能被收進主要的檔案館和圖書館中，瑪麗‧溫布利的日記可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日記在1967年被捐贈給大英圖書館，卷宗包括日記和幾封家書，還有由她的重孫，曾擔任鄧迪大學（The University of Dundee）校長的道格勒斯‧尼爾‧溫布利少將（Major-General DouglasNeil Wimberley，1896－1983）製作的謄寫本。 溫布利少將在1954年退休後，致力於家譜學研究，沒有他細心的謄寫和標注，現代讀者要完全讀通瑪麗‧溫布利的日記手稿，是相當費時和困難的。筆者在第二屆澳門學國際研討會的發言提到：“希望英國家譜學研究的興旺會使更多這類的材料為人所知。也期望線上目錄的發展和不同圖書館之間的合作可幫助研究人員找出和使用有關文獻資源。” 而在 2014 年 9 月，英國國家檔案館已將其綜合線上目錄“Discovery”進行了重Mary Wimberley, diary dated 14th October, 1832. BL, Mss Eur Photo Eur 72/12, 2 vols (1), p.187.Klaus Stierstorfer, Women Writing Home, 6 vols (1), p.x. （按︰引文由筆者翻譯）。Mary Wimberley, Diaries of Mary Wimberley, BL, Mss Eur Photo Eur 72/12.Victoria L. C. Lei (李麗青), “Her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Macao: the Unpublished Diaries of Mary IrvineWimberley”,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aology: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Historical Sources ofMacaology, October 19－20, 2011, Lisbon Portugal.165英國藏澳門歷史文獻概述要升級， 使讀者可以在線上對國家檔案館的 32,000,000 個紀錄，以及全英超過 2,500 個檔案館、圖書館的紀錄進行“一站式”的搜尋、瀏覽和標注。 目前，在“Discovery”目錄輸入關鍵詞“Macao”，可搜尋出全英各檔案館和圖書館關於澳門的文獻紀錄共 777個，其中一些藏在地方檔案館，如西薩西可斯郡檔案館（West Sussex Record Office）林肯郡檔案館（LincolnshireArchives）；專科檔案館如皇家內科醫學院博物館（Museum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London）、巴斯皇家文學暨科學院（Bath Royal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英國皇家郵政博物館暨檔案館（British Postal Museum and Archive: The Royal Mail Archive）等的文獻也浮出了水面。筆者於 2015 年 6 月 16 日在倫敦訪問了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信息部的主任喬納森‧凱特斯（Johnathan Gates）。凱特斯表示，於 2011 年啓動的“Discovery”線上綜合目錄項目，會在未來兩三年大規模發展和擴充，全國各地大小圖書館、檔案館的紀錄將越來越多地登入線上目錄。但從讀者的角度看來，筆者所知的一些與澳門有關、並已被登上線上目錄的文獻紀錄， 仍未在“Discove ry”上出現。凱特斯表示，與各圖書館、檔案館線上目錄的連接的完善，會使“Discovery”變得更加容易使用，這正是他們團隊要完成的一項重要工作，工作量很大，必須要分清主次關係。而讀者的回饋即可幫助團隊及時瞭解讀者需要，釐清工作主次，為此他們專門設立了一個博客， 與使用“Dis cove ry”的讀者互動。因此，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通過“Discovery”搜尋到的與澳門相關的文獻資料（包括私人文件）會大量增加。除了館藏文獻外，如果要出版像楠‧霍德斯（Nan P. Hodges）等編寫的哈里特露日記集等的文獻資料，與研究對象之後人聯繫和合作，會是最理想的方法，有時甚至是必須的。霍德斯在“鳴謝”中寫道：在我研究過程中，我有幸與哈里特‧露的後代取得聯繫，法蘭斯‧露（Francis H.Low）先生、夫人代表家族，慷慨的給予我出版日記的許可。他們的女兒蘇姍‧露‧克拉克（Sussanne Low Clarke）和琳達‧露‧窩爾克特（Linda Low Wolcott）提供了露家在澳門的房子的信息和照片，他們在房子1972年被拆卸前不久到澳門去看過。哈里特‧露的曾孫女瑪格特‧羅妮斯‧維爾奇（Margot Loines Wilkie）讓我查閱露家的文件，並提供關於她祖母瑪麗‧希拉德‧羅妮斯（Mary Hillard Loines）和她姑母愛瑪‧羅妮斯（Elma Loines）的資料，為本書填補了不少空缺、豐富了內容……瑪麗‧溫布利的早期生活資料很少，筆者衹知她出生自一個古老的蘇格蘭貴族家庭， 其父親查國家檔案館的“Discovery”綜合了幾個現已停止使用的線上目錄：the National Register of Archives (NRA);Directory of Archives (ARCHON); Access to Archives (A2A) 和 the Manorial Documents Register (MDR).參閱 The National Archives, “Discovery: Finding Archives and their Collections,”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archives-sector/finding-archives.htm (accessed 21/06, 2015).例如劍橋大學圖書館的Janus 線上目錄：http://janus.lib.cam.ac.uk/.Jonathan Cates, “Discovery – Finding More Archives,” 18th September 2014, http://blog.nationalarchives.gov.uk/blog/discovery-finding-archives/ (accessed 21/06/2015).Nan P. Hodges, “Acknowledgements,” in Harriet Low Hillard (au.), Nan P. Hodges and Arthur W. Hummel (eds.),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Woodinville, WA: HistoryBank, 2002, 2 vols (1), i. （按︰引文由筆者翻譯）。Douglas Wimberley, Memorials of Four Old Families, viz. Campbell of Kilmartin (and Some Notes on the Family ofCampbell of Inverness), Gordon of Lesmoir, Irvine of Drum, Wimberley of South Witham & Beechfield. WithPedigrees and ... Illustrations, Inverness: D. Wimberley, 1893－1894.
16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瑪麗‧溫布利的東方之旅與英國19世紀的殖民擴張直接相關，除了她的丈夫外，她至少有兩名在軍隊的兄弟隨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服役。然而，她的日記很大程度上偏離了以男性為中心的殖民主義敘述。她在澳門寫的日記內容大多是關於一個有年幼孩子的母親的日常生活；她家人的健康狀況、天氣、傭人、日用必需品、縫製衣服；她英國的親人寄來的包裹和她寄回家鄉的禮物；茶會、晚宴、音樂會和郊遊；以及在澳門的西方人社交圈子的閑言碎語等等。其日記從女性的角度提供了 19 世紀 30 年代居澳西方人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第一手資料。在澳門，瑪麗‧溫布利的社交圈子中包括現時家傳戶曉的人物，如基督教傳教士、漢學家馬禮遜和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 ， 1774 － 1852），她日記中有對這些人物的記載，包括關於他們的一些逸事，這都有助於給這些歷史人物更生動、飽滿的刻劃。在觸及一些敏感事件時，瑪麗‧溫布利的描述也有女性視角的特點，在大多數的時候，她衹是平鋪直敘她的耳聞目睹，很少加入個人的評論，即使有個人的觀感，也會是一個女人在那種處境中最直接的反應。例如，她記述一次她與查爾斯‧溫布利外出散步時遇上的聖像巡遊，查爾斯因不肯脫帽致敬，遭到挑釁。她在日記中並未將她的丈夫描述成一個捍衛新教信仰的英雄，而衹是對她丈夫最終能安然無恙表示慶幸。哈里特‧露和麗貝卡‧徹斯‧金斯曼都屬於相對富裕的美國商人家庭，而瑪麗‧溫布利的日記則展示了一個英國牧師夫人、一個積極參與居澳西方人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蘇格蘭女人，如何小心地調用有限的收入維持一家的生活，從另一個側面反映 19世紀澳門的狀況。瑪麗‧溫布利的日記很可能衹是流傳下來的同類文獻的一小部分，而這類文獻集合起來，可構建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對澳門過去的敘述。正如克洛斯‧史蒂羅斯多佛（Klaus Stiertorfer）指出：可以預知，這些資料，哪怕是以今天我們對它們有限的瞭解，因其文化價值，其重要性最終很可能會超越已廣為人知的、富歷史價值的特派員報告和其他官方文件，尤其涉及女性視角的時候。可是，不像特派員、商人在官場和商場的活動，這些關於基本局限於家庭、私人範疇的女性活動的紀錄，鮮能被收進主要的檔案館和圖書館中，瑪麗‧溫布利的日記可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日記在1967年被捐贈給大英圖書館，卷宗包括日記和幾封家書，還有由她的重孫，曾擔任鄧迪大學（The University of Dundee）校長的道格勒斯‧尼爾‧溫布利少將（Major-General DouglasNeil Wimberley，1896－1983）製作的謄寫本。 溫布利少將在1954年退休後，致力於家譜學研究，沒有他細心的謄寫和標注，現代讀者要完全讀通瑪麗‧溫布利的日記手稿，是相當費時和困難的。筆者在第二屆澳門學國際研討會的發言提到：“希望英國家譜學研究的興旺會使更多這類的材料為人所知。也期望線上目錄的發展和不同圖書館之間的合作可幫助研究人員找出和使用有關文獻資源。” 而在 2014 年 9 月，英國國家檔案館已將其綜合線上目錄“Discovery”進行了重Mary Wimberley, diary dated 14th October, 1832. BL, Mss Eur Photo Eur 72/12, 2 vols (1), p.187.Klaus Stierstorfer, Women Writing Home, 6 vols (1), p.x. （按︰引文由筆者翻譯）。Mary Wimberley, Diaries of Mary Wimberley, BL, Mss Eur Photo Eur 72/12.Victoria L. C. Lei (李麗青), “Her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Macao: the Unpublished Diaries of Mary IrvineWimberley”,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aology: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Historical Sources ofMacaology, October 19－20, 2011, Lisbon Portugal.165英國藏澳門歷史文獻概述要升級， 使讀者可以在線上對國家檔案館的 32,000,000 個紀錄，以及全英超過 2,500 個檔案館、圖書館的紀錄進行“一站式”的搜尋、瀏覽和標注。 目前，在“Discovery”目錄輸入關鍵詞“Macao”，可搜尋出全英各檔案館和圖書館關於澳門的文獻紀錄共 777個，其中一些藏在地方檔案館，如西薩西可斯郡檔案館（West Sussex Record Office）林肯郡檔案館（LincolnshireArchives）；專科檔案館如皇家內科醫學院博物館（Museum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London）、巴斯皇家文學暨科學院（Bath Royal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英國皇家郵政博物館暨檔案館（British Postal Museum and Archive: The Royal Mail Archive）等的文獻也浮出了水面。筆者於 2015 年 6 月 16 日在倫敦訪問了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信息部的主任喬納森‧凱特斯（Johnathan Gates）。凱特斯表示，於 2011 年啓動的“Discovery”線上綜合目錄項目，會在未來兩三年大規模發展和擴充，全國各地大小圖書館、檔案館的紀錄將越來越多地登入線上目錄。但從讀者的角度看來，筆者所知的一些與澳門有關、並已被登上線上目錄的文獻紀錄， 仍未在“Discove ry”上出現。凱特斯表示，與各圖書館、檔案館線上目錄的連接的完善，會使“Discovery”變得更加容易使用，這正是他們團隊要完成的一項重要工作，工作量很大，必須要分清主次關係。而讀者的回饋即可幫助團隊及時瞭解讀者需要，釐清工作主次，為此他們專門設立了一個博客， 與使用“Dis cove ry”的讀者互動。因此，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通過“Discovery”搜尋到的與澳門相關的文獻資料（包括私人文件）會大量增加。除了館藏文獻外，如果要出版像楠‧霍德斯（Nan P. Hodges）等編寫的哈里特露日記集等的文獻資料，與研究對象之後人聯繫和合作，會是最理想的方法，有時甚至是必須的。霍德斯在“鳴謝”中寫道：在我研究過程中，我有幸與哈里特‧露的後代取得聯繫，法蘭斯‧露（Francis H.Low）先生、夫人代表家族，慷慨的給予我出版日記的許可。他們的女兒蘇姍‧露‧克拉克（Sussanne Low Clarke）和琳達‧露‧窩爾克特（Linda Low Wolcott）提供了露家在澳門的房子的信息和照片，他們在房子1972年被拆卸前不久到澳門去看過。哈里特‧露的曾孫女瑪格特‧羅妮斯‧維爾奇（Margot Loines Wilkie）讓我查閱露家的文件，並提供關於她祖母瑪麗‧希拉德‧羅妮斯（Mary Hillard Loines）和她姑母愛瑪‧羅妮斯（Elma Loines）的資料，為本書填補了不少空缺、豐富了內容……瑪麗‧溫布利的早期生活資料很少，筆者衹知她出生自一個古老的蘇格蘭貴族家庭， 其父親查國家檔案館的“Discovery”綜合了幾個現已停止使用的線上目錄：the National Register of Archives (NRA);Directory of Archives (ARCHON); Access to Archives (A2A) 和 the Manorial Documents Register (MDR).參閱 The National Archives, “Discovery: Finding Archives and their Collections,”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archives-sector/finding-archives.htm (accessed 21/06, 2015).例如劍橋大學圖書館的Janus 線上目錄：http://janus.lib.cam.ac.uk/.Jonathan Cates, “Discovery – Finding More Archives,” 18th September 2014, http://blog.nationalarchives.gov.uk/blog/discovery-finding-archives/ (accessed 21/06/2015).Nan P. Hodges, “Acknowledgements,” in Harriet Low Hillard (au.), Nan P. Hodges and Arthur W. Hummel (eds.),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Woodinville, WA: HistoryBank, 2002, 2 vols (1), i. （按︰引文由筆者翻譯）。Douglas Wimberley, Memorials of Four Old Families, viz. Campbell of Kilmartin (and Some Notes on the Family ofCampbell of Inverness), Gordon of Lesmoir, Irvine of Drum, Wimberley of South Witham & Beechfield. WithPedigrees and ... Illustrations, Inverness: D. Wimberley, 1893－1894.
16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爾斯‧愛爾文（Major General Charles Irvine）是一名軍官， 她回到英國後定居倫敦，直至1887年去世。筆者非常希望瞭解瑪麗‧溫布利這位記錄了她一家19世紀30年代在澳門生活的蘇格蘭女性的更多的資料，例如她長甚麼樣子？是否有畫像或照片流傳下來？筆者首次在大英圖書館尋得瑪麗‧溫布利日記的時候，謄寫並捐贈日記的道格勒斯‧尼爾‧溫布利少將已不在人世，留在圖書館的地址和聯繫方式也已過時。筆者尋找道格勒斯‧尼爾‧溫布利少將的後人之旅，是從舊報紙的一篇報導開始的。 筆者發現他的兒子尼爾‧溫布利（NeilWimberley）曾於 2010年 12月在蘇格蘭保爾侯斯古堡講學，講述他父親曾指揮的蘇格蘭兵團第51師的事跡，但當時未能取得老先生的聯繫方式，又因時間關係，無法繼續追尋。直至2014年8 月，筆者在一個家譜學網站 Genealogy.com 發現了一則評論：我是英國溫布利家族的一員，恰巧在溫布利網頁上看到這有趣的問題……我的曾曾曾祖父查爾斯‧溫布利（Charles Wimberley，1800－1876）娶了一個叫瑪麗‧愛爾文（Mary Irvine）的女士……評論署名為理查德‧溫布利（Richard Wimberley），於 2000 年 12 月 21 日被投到網上。筆者根據這則評論所提供的電郵地址聯絡之，因這則評論是十多年前撰寫的，本無太大期望，但卻得到令人驚喜的回覆：您的信息來的正是時候，三個星期前我纔到考柏爾‧安格斯（Coupar Angus）拜訪過尼爾‧溫布利，我們那以前還從來沒見過面，但我見過他的父親道格勒斯‧尼爾‧溫布利少將，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您肯定已經知道，查爾斯和瑪麗有四個兒子存活到成年，道格勒斯（Douglas）、查爾斯（Charles）、愛德文（Edwin）和雷金納德‧吉斯圖斯（Reginald Justus）（還有兩位在幼年時夭折），以及兩個女兒──其中佛羅倫斯（Florence）在澳門出生，還有朱麗葉（Julia）……雷金納德‧吉斯圖斯的長子雷金納德‧戈登（Reginald Gordon）是我的曾祖父……我附上一張年長女士的照片，據尼爾說，那是瑪麗‧愛爾文‧溫布利，不知您之前見過沒有……我還附上一張瑪麗‧愛爾文的母親戴安娜‧戈登（D ian aGordon）的照片。幾則電郵往來後，筆者到理查德‧溫布利在倫敦西北部的家拜訪，他是一位剛退休的小學校長，開始研究家譜學，探索他自己家族的歷史。他讓我看了幾件傳家之寶，包括溫布利家族的盾形紋章和一些家庭照片，他表示他閣樓還存放着一些文件和實物，期待着去整理、探索。有了這樣的聯繫和資料，出版瑪麗‧愛爾文‧溫布利日記的基本條件便具備了。早在 2003 年，希拉‧歐海爾（Sheila O’Hare）就看到了網際空間研究合作的潛力，指出歷史學家和家譜學者“開始走到一個共同點”上。 筆者與瑪麗‧溫布利後人在網上的相遇顯示，網上家譜學研究的興起，有可能將歷史學研究者與其研究對象的後人聯繫在一起，讓塵封在英國家庭儲物室、閣樓和地下室的文獻重見天日，繼續敘說他們的故事。[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田衛平]Sandra Gray, The Courier, 16 December 2010.Richard Wimberley, “Re: Wimberley UK Royalty?” http://www.Genealogy.com (accessed 13/08/2014).Richard Wimberley, Email message to Victoria L. C. Lei, dated 14th August, 2014.（按︰引文由筆者翻譯）。Sheila O’Hare, “Genealogy and History,” part 1, paras. 2－3, quoted by Elizabeth Shown Mills in “Genealogy in the‘Information Age’: History’s New Frontier?” National Genealogical Society Quarterly, Issue. 91 (Dec 2003), p. 270.167澳門歷史學家裘昔司之生平及著作考述[摘 要] 歴史學家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 的中文譯名有裘昔司、特瑞修、徐薩斯等。他出生於前英屬殖民地香港，按出生地來說是一名英國公民，但若遵循血統主義，亦是一名具有意大利血統的葡萄牙公民。由於當時的葡萄牙國籍法承認雙重國籍，因此他擁有英國和葡萄牙的雙重國籍。裘昔司生前的譯本已注明其為“英國”籍，應尊重作者的意見；而“裘昔司”這個漢名亦是他自己使用過的，也應優於其他後人回譯的各種名字。裘昔司是澳門學經典之作《歷史上的澳門》和名著《歷史上的上海》的作者，遺稿現存於葡萄牙澳門科學文化中心和大英圖書館，研究者應予以重視。[關鍵詞 ] 澳門 《歷史上的澳門》 上海 《歷史上的上海》 裘昔司 徐薩斯在上海學界和中國近代史學界，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的中文釋名以“裘昔司”和“特瑞修”為人熟知， 可是澳門學界卻習慣採用“徐薩斯”和“特瑞修”二名（圖 1）。“裘昔司”這一稱謂見於其 1909 年出版的名著《歷史上的上海》（Historic Shanghai），程灝譯述為《上海通商史》， 1915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內封的著者及譯者的介紹文字如下：澳門歷史學家裘昔司之生平及著作考述金國平作者簡介︰金國平，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北京 100089熊月之、周武主編︰《海外上海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頁；梁元生︰《晚清上海︰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頁；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1卷‧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 188頁；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通志》（第 7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4772頁；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2卷‧古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 353頁；唐振常主編︰《上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108頁；[美]馬士（H. B.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張匯文等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 82、 85、 88頁。Montalto 這是一個意大利姓氏。而最近關於裘昔司的主要論文有 Paul B. Spooner（彭保羅）， “Macau: The Portfor Two Republic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Stuart Braga,“Making Impressions－The Adaptationof a Portuguese Family to Hong Kong, 1700 － 1950,” Ph. 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2；莫世祥︰《徐薩斯和〈歷史上的澳門〉被查禁案》，《澳門研究》 2014年第 1期。‧澳門學‧
16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爾斯‧愛爾文（Major General Charles Irvine）是一名軍官， 她回到英國後定居倫敦，直至1887年去世。筆者非常希望瞭解瑪麗‧溫布利這位記錄了她一家19世紀30年代在澳門生活的蘇格蘭女性的更多的資料，例如她長甚麼樣子？是否有畫像或照片流傳下來？筆者首次在大英圖書館尋得瑪麗‧溫布利日記的時候，謄寫並捐贈日記的道格勒斯‧尼爾‧溫布利少將已不在人世，留在圖書館的地址和聯繫方式也已過時。筆者尋找道格勒斯‧尼爾‧溫布利少將的後人之旅，是從舊報紙的一篇報導開始的。 筆者發現他的兒子尼爾‧溫布利（NeilWimberley）曾於 2010年 12月在蘇格蘭保爾侯斯古堡講學，講述他父親曾指揮的蘇格蘭兵團第51師的事跡，但當時未能取得老先生的聯繫方式，又因時間關係，無法繼續追尋。直至2014年8 月，筆者在一個家譜學網站 Genealogy.com 發現了一則評論：我是英國溫布利家族的一員，恰巧在溫布利網頁上看到這有趣的問題……我的曾曾曾祖父查爾斯‧溫布利（Charles Wimberley，1800－1876）娶了一個叫瑪麗‧愛爾文（Mary Irvine）的女士……評論署名為理查德‧溫布利（Richard Wimberley），於 2000 年 12 月 21 日被投到網上。筆者根據這則評論所提供的電郵地址聯絡之，因這則評論是十多年前撰寫的，本無太大期望，但卻得到令人驚喜的回覆：您的信息來的正是時候，三個星期前我纔到考柏爾‧安格斯（Coupar Angus）拜訪過尼爾‧溫布利，我們那以前還從來沒見過面，但我見過他的父親道格勒斯‧尼爾‧溫布利少將，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您肯定已經知道，查爾斯和瑪麗有四個兒子存活到成年，道格勒斯（Douglas）、查爾斯（Charles）、愛德文（Edwin）和雷金納德‧吉斯圖斯（Reginald Justus）（還有兩位在幼年時夭折），以及兩個女兒──其中佛羅倫斯（Florence）在澳門出生，還有朱麗葉（Julia）……雷金納德‧吉斯圖斯的長子雷金納德‧戈登（Reginald Gordon）是我的曾祖父……我附上一張年長女士的照片，據尼爾說，那是瑪麗‧愛爾文‧溫布利，不知您之前見過沒有……我還附上一張瑪麗‧愛爾文的母親戴安娜‧戈登（D ian aGordon）的照片。幾則電郵往來後，筆者到理查德‧溫布利在倫敦西北部的家拜訪，他是一位剛退休的小學校長，開始研究家譜學，探索他自己家族的歷史。他讓我看了幾件傳家之寶，包括溫布利家族的盾形紋章和一些家庭照片，他表示他閣樓還存放着一些文件和實物，期待着去整理、探索。有了這樣的聯繫和資料，出版瑪麗‧愛爾文‧溫布利日記的基本條件便具備了。早在 2003 年，希拉‧歐海爾（Sheila O’Hare）就看到了網際空間研究合作的潛力，指出歷史學家和家譜學者“開始走到一個共同點”上。 筆者與瑪麗‧溫布利後人在網上的相遇顯示，網上家譜學研究的興起，有可能將歷史學研究者與其研究對象的後人聯繫在一起，讓塵封在英國家庭儲物室、閣樓和地下室的文獻重見天日，繼續敘說他們的故事。[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田衛平]Sandra Gray, The Courier, 16 December 2010.Richard Wimberley, “Re: Wimberley UK Royalty?” http://www.Genealogy.com (accessed 13/08/2014).Richard Wimberley, Email message to Victoria L. C. Lei, dated 14th August, 2014.（按︰引文由筆者翻譯）。Sheila O’Hare, “Genealogy and History,” part 1, paras. 2－3, quoted by Elizabeth Shown Mills in “Genealogy in the‘Information Age’: History’s New Frontier?” National Genealogical Society Quarterly, Issue. 91 (Dec 2003), p. 270.167澳門歷史學家裘昔司之生平及著作考述[摘 要] 歴史學家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 的中文譯名有裘昔司、特瑞修、徐薩斯等。他出生於前英屬殖民地香港，按出生地來說是一名英國公民，但若遵循血統主義，亦是一名具有意大利血統的葡萄牙公民。由於當時的葡萄牙國籍法承認雙重國籍，因此他擁有英國和葡萄牙的雙重國籍。裘昔司生前的譯本已注明其為“英國”籍，應尊重作者的意見；而“裘昔司”這個漢名亦是他自己使用過的，也應優於其他後人回譯的各種名字。裘昔司是澳門學經典之作《歷史上的澳門》和名著《歷史上的上海》的作者，遺稿現存於葡萄牙澳門科學文化中心和大英圖書館，研究者應予以重視。[關鍵詞 ] 澳門 《歷史上的澳門》 上海 《歷史上的上海》 裘昔司 徐薩斯在上海學界和中國近代史學界，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的中文釋名以“裘昔司”和“特瑞修”為人熟知， 可是澳門學界卻習慣採用“徐薩斯”和“特瑞修”二名（圖 1）。“裘昔司”這一稱謂見於其 1909 年出版的名著《歷史上的上海》（Historic Shanghai），程灝譯述為《上海通商史》， 1915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內封的著者及譯者的介紹文字如下：澳門歷史學家裘昔司之生平及著作考述金國平作者簡介︰金國平，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北京 100089熊月之、周武主編︰《海外上海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頁；梁元生︰《晚清上海︰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頁；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1卷‧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 188頁；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通志》（第 7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4772頁；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2卷‧古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 353頁；唐振常主編︰《上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108頁；[美]馬士（H. B.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張匯文等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 82、 85、 88頁。Montalto 這是一個意大利姓氏。而最近關於裘昔司的主要論文有 Paul B. Spooner（彭保羅）， “Macau: The Portfor Two Republic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Stuart Braga,“Making Impressions－The Adaptationof a Portuguese Family to Hong Kong, 1700 － 1950,” Ph. 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2；莫世祥︰《徐薩斯和〈歷史上的澳門〉被查禁案》，《澳門研究》 2014年第 1期。‧澳門學‧
16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英國裘昔司原著 無錫程灝譯述《上海通商史》初版於1915年，而裘昔司1932年纔在滬逝世。 此書刊行時，他仍健在，因此，據此可以判定，他對出版事宜是瞭解的，而此書著者前冠以“英國”，亦說明是得到作者本人認可的。可為何會是英國籍而不是葡籍呢？這便與他的出生地有關。裘昔司出生於前英屬殖民地香港。按照出生地主義，他是英國公民；若遵循血統主義，他則是具有意大利血統的葡萄牙公民。因此，嚴格來說，他是“意大利－葡萄牙”血統的英國公民。當時葡萄牙國籍法承認雙重國籍，因此他可以擁有英國和葡萄牙國籍。關於裘昔司的國籍所屬，還有一些細節，1929年 11月 28日的《澳門日報》（Jornal deMacau）引述了一條來自上海的消息，說：“似乎裘昔司（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Jesus）未在上海總領事館以葡萄牙公民的身份註冊，但他在葡萄牙人中越來越有市場，如他是一位名叫阮格（Thuey Rangel）的律師朋友。此人應該厭惡與一個因散佈反對祖國的宣傳而被一葡萄牙法院判刑 的人為伍。” 從“反對祖國”一語來判斷，上海的葡僑界知道他有葡萄牙國籍。今存澳門歷史檔案館的一份檔案資料稱其為“裘昔司公民（Cidadão CarlosA. Montalto de Jesus）”， 也證明他確實有葡萄牙國籍。 2012 年新譯本《晚清上海史》就標明了此書為“（葡） 裘昔司著”。 將裘昔司的國籍定為葡萄牙，大概是從其拉丁姓氏上判斷的。因此，有關這個問題的結論是：裘昔司是意大利和葡萄牙混血兒，具有英國和葡萄牙雙重國籍。但既然他生前的譯本注明“英國”，還是應該尊重作者的意見，因為這是他對外喜歡使用的國籍身份。而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 一名，在漢語中有四種稱謂：（一）裘昔司：《上海通商史》始用此名，因而上海學界和中國近代史界從之。Paul B. Spooner 列舉了數種逝世的日子，詳見 “Death Thrice Mis-told,” in “Chapter 13: The Montalto Agenda,” inPaul B. Spooner, “Macau: The Port for Two Republic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pp. IV-237-IV-238.1921年 7月 12日，裘昔司於上海寓中，由赫伯特‧法蘭茨（Herbert French）拍攝。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因書獲罪的過程詳見 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Diocese de Macau,” Macau, Vol. LXX, no. 824, Maio de 1973, pp. 336－337. 檔案資料可見澳門歷史檔案館Fundo deAdministração Civil: Processos 10620 a 10672-Processo 10624: Apreensão do Livro “Historic Macao” da Autoria deMontalto de Jesus, 1926 Junho 15-1929 Março 11.Jornal de Macau,ano 1, no. 90, 28 de Novembro de 1929, p. 2.澳門歷史檔案館 Fund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Processos 9728 a 9762-Processo 9754: Pagamento Feito ao CidadãoCarlos A. Montalto de Jesus, por Várias Traduções Executadas de Inglês e Português,1925, Março 11 a Novembro 14.[葡]裘昔司︰《晚清上海史》，孫川華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2年。圖 1 裘昔司（徐薩斯）169澳門歷史學家裘昔司之生平及著作考述（二）特瑞修：這一名稱最早出現於 1958 年。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編的《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稱：“《上海史》（選譯）特瑞修（C. A. Montalto de Jesus）著，上海文匯報館（Shanghai Mercury）1909年出版。本書作者特瑞修係葡萄牙人。” 它影響了20世紀 80年代出版的《華工出國史料》︰“《歷史上的澳門》特瑞修神甫（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員，《歷史上的上海》等書的作者）著，1926年澳門第二版。” 特瑞修莫名其妙地變成了“神甫”，這一說法也影響了澳門學學術界。（三）狄支沙：“狄支沙原著（L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1983 年的《上海法租界史》漢譯本也用了此名。楊其民解釋說：“《同書》862 頁作‘狄支沙氏 De Jesus’，按即著Historic Shanghai 的裘昔司（程灝節譯名《上海通商史》）。” 考“狄”為“de”的對音，“支沙”為“Jesus”的對音。（四）徐薩斯：據考，林子升最早使用這一譯名， 目前澳門史學界廣泛使用之。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學術界有不同的音譯法，但似乎應以作者本人認可的“裘昔司”為準。“裘昔司”中的“裘”對應“Jesus”中的“Je”，“昔司”應為“sus”的不是很準確的對音。然而，“裘昔司”這個漢名是他自己使用過的，應優於其他後人随意回譯的各種名字。關於其逝世地，以前認為是香港。 Paul B. Spooner（彭保羅）據 1932 年 5 月 29 日上海的《字林西報》（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刊登的消息，證明了裘昔司於 1932 年 5 月 19 日逝世於上海。“此外，這兩條消息可得到上海權威的英語報刊──《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的驗證。 1932 年 5 月 29 日的報導稱︰ 5 月 19 日，週四，在上海去世，享年75歲。還報導說，他於第二天，即1932年5月20日被安葬於虹橋路公墓（The Hung Jao RoadCemetery） 。” 但我們不知道的是他今安息何處。他有無在英國領事館註冊也待考證。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第 728頁。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滙編》（第四輯‧關於華工出國的中外綜合性著作），北京：中華書局， 1981年，第 544頁。如鄧開頌、筆者等。但筆者只是採取了“特瑞修”一名，而從未認同“神甫”的說法。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第 1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 1962年，第 741頁。楊其民︰《兩次七寶之戰考辨》，《史林》（上海）1986 年第 2 期。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8年，第 57、 73頁。亦稱“虹橋公墓”，《上海掌故辭典》云︰“1926年左右由上海外商建造。原墓地分作兩區。西區（即今虹橋路以北、番禺路以西、淮海中路以東之地）為虹橋公墓（Hung Jao Cemetery），佔地 8公頃餘，為上海的外國人墳地。東區（即今番禺路東、虹橋路南之地）稱哥倫比亞路公墓（Columbia Road Cemetery、番禺路舊名哥倫比亞路），佔地0.58公頃，主要埋葬猶太人；1943年，哥倫比亞路改名番禺路，公墓即改名為番禺公墓。1945年後，兩公墓合併，均稱為虹橋公墓。解放後，在上海的外國人相繼離開，墳地遂荒廢。原西區的墳地處，今建成六層新工房；東區的原番禺公墓，今為上海精密機床修理廠廠址（今拆除）。”薛理勇主編︰《上海掌故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第402頁。有關資料還可見於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辭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9年，第 337頁。“Death Thrice Mis-told,” in “Chapter 13: The Montalto Agenda,” in Paul B. Spooner, “Macau: The Port for TwoRepublic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pp. IV-238. 此段文字亦見Paul Spooner的“The Year of theDeath of Montalto de Jesus”（裘昔司逝世之年），詳見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年，第 409頁。
168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英國裘昔司原著 無錫程灝譯述《上海通商史》初版於1915年，而裘昔司1932年纔在滬逝世。 此書刊行時，他仍健在，因此，據此可以判定，他對出版事宜是瞭解的，而此書著者前冠以“英國”，亦說明是得到作者本人認可的。可為何會是英國籍而不是葡籍呢？這便與他的出生地有關。裘昔司出生於前英屬殖民地香港。按照出生地主義，他是英國公民；若遵循血統主義，他則是具有意大利血統的葡萄牙公民。因此，嚴格來說，他是“意大利－葡萄牙”血統的英國公民。當時葡萄牙國籍法承認雙重國籍，因此他可以擁有英國和葡萄牙國籍。關於裘昔司的國籍所屬，還有一些細節，1929年 11月 28日的《澳門日報》（Jornal deMacau）引述了一條來自上海的消息，說：“似乎裘昔司（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Jesus）未在上海總領事館以葡萄牙公民的身份註冊，但他在葡萄牙人中越來越有市場，如他是一位名叫阮格（Thuey Rangel）的律師朋友。此人應該厭惡與一個因散佈反對祖國的宣傳而被一葡萄牙法院判刑 的人為伍。” 從“反對祖國”一語來判斷，上海的葡僑界知道他有葡萄牙國籍。今存澳門歷史檔案館的一份檔案資料稱其為“裘昔司公民（Cidadão CarlosA. Montalto de Jesus）”， 也證明他確實有葡萄牙國籍。 2012 年新譯本《晚清上海史》就標明了此書為“（葡） 裘昔司著”。 將裘昔司的國籍定為葡萄牙，大概是從其拉丁姓氏上判斷的。因此，有關這個問題的結論是：裘昔司是意大利和葡萄牙混血兒，具有英國和葡萄牙雙重國籍。但既然他生前的譯本注明“英國”，還是應該尊重作者的意見，因為這是他對外喜歡使用的國籍身份。而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 一名，在漢語中有四種稱謂：（一）裘昔司：《上海通商史》始用此名，因而上海學界和中國近代史界從之。Paul B. Spooner 列舉了數種逝世的日子，詳見 “Death Thrice Mis-told,” in “Chapter 13: The Montalto Agenda,” inPaul B. Spooner, “Macau: The Port for Two Republic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pp. IV-237-IV-238.1921年 7月 12日，裘昔司於上海寓中，由赫伯特‧法蘭茨（Herbert French）拍攝。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因書獲罪的過程詳見 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Diocese de Macau,” Macau, Vol. LXX, no. 824, Maio de 1973, pp. 336－337. 檔案資料可見澳門歷史檔案館Fundo deAdministração Civil: Processos 10620 a 10672-Processo 10624: Apreensão do Livro “Historic Macao” da Autoria deMontalto de Jesus, 1926 Junho 15-1929 Março 11.Jornal de Macau,ano 1, no. 90, 28 de Novembro de 1929, p. 2.澳門歷史檔案館 Fund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Processos 9728 a 9762-Processo 9754: Pagamento Feito ao CidadãoCarlos A. Montalto de Jesus, por Várias Traduções Executadas de Inglês e Português,1925, Março 11 a Novembro 14.[葡]裘昔司︰《晚清上海史》，孫川華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2年。圖 1 裘昔司（徐薩斯）169澳門歷史學家裘昔司之生平及著作考述（二）特瑞修：這一名稱最早出現於 1958 年。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編的《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稱：“《上海史》（選譯）特瑞修（C. A. Montalto de Jesus）著，上海文匯報館（Shanghai Mercury）1909年出版。本書作者特瑞修係葡萄牙人。” 它影響了20世紀 80年代出版的《華工出國史料》︰“《歷史上的澳門》特瑞修神甫（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員，《歷史上的上海》等書的作者）著，1926年澳門第二版。” 特瑞修莫名其妙地變成了“神甫”，這一說法也影響了澳門學學術界。（三）狄支沙：“狄支沙原著（L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1983 年的《上海法租界史》漢譯本也用了此名。楊其民解釋說：“《同書》862 頁作‘狄支沙氏 De Jesus’，按即著Historic Shanghai 的裘昔司（程灝節譯名《上海通商史》）。” 考“狄”為“de”的對音，“支沙”為“Jesus”的對音。（四）徐薩斯：據考，林子升最早使用這一譯名， 目前澳門史學界廣泛使用之。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學術界有不同的音譯法，但似乎應以作者本人認可的“裘昔司”為準。“裘昔司”中的“裘”對應“Jesus”中的“Je”，“昔司”應為“sus”的不是很準確的對音。然而，“裘昔司”這個漢名是他自己使用過的，應優於其他後人随意回譯的各種名字。關於其逝世地，以前認為是香港。 Paul B. Spooner（彭保羅）據 1932 年 5 月 29 日上海的《字林西報》（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刊登的消息，證明了裘昔司於 1932 年 5 月 19 日逝世於上海。“此外，這兩條消息可得到上海權威的英語報刊──《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的驗證。 1932 年 5 月 29 日的報導稱︰ 5 月 19 日，週四，在上海去世，享年75歲。還報導說，他於第二天，即1932年5月20日被安葬於虹橋路公墓（The Hung Jao RoadCemetery） 。” 但我們不知道的是他今安息何處。他有無在英國領事館註冊也待考證。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第 728頁。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滙編》（第四輯‧關於華工出國的中外綜合性著作），北京：中華書局， 1981年，第 544頁。如鄧開頌、筆者等。但筆者只是採取了“特瑞修”一名，而從未認同“神甫”的說法。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第 1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 1962年，第 741頁。楊其民︰《兩次七寶之戰考辨》，《史林》（上海）1986 年第 2 期。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8年，第 57、 73頁。亦稱“虹橋公墓”，《上海掌故辭典》云︰“1926年左右由上海外商建造。原墓地分作兩區。西區（即今虹橋路以北、番禺路以西、淮海中路以東之地）為虹橋公墓（Hung Jao Cemetery），佔地 8公頃餘，為上海的外國人墳地。東區（即今番禺路東、虹橋路南之地）稱哥倫比亞路公墓（Columbia Road Cemetery、番禺路舊名哥倫比亞路），佔地0.58公頃，主要埋葬猶太人；1943年，哥倫比亞路改名番禺路，公墓即改名為番禺公墓。1945年後，兩公墓合併，均稱為虹橋公墓。解放後，在上海的外國人相繼離開，墳地遂荒廢。原西區的墳地處，今建成六層新工房；東區的原番禺公墓，今為上海精密機床修理廠廠址（今拆除）。”薛理勇主編︰《上海掌故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第402頁。有關資料還可見於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辭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9年，第 337頁。“Death Thrice Mis-told,” in “Chapter 13: The Montalto Agenda,” in Paul B. Spooner, “Macau: The Port for TwoRepublic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pp. IV-238. 此段文字亦見Paul Spooner的“The Year of theDeath of Montalto de Jesus”（裘昔司逝世之年），詳見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年，第 409頁。
170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裘昔司首次來滬謀生與澳門土生遷移香港及上海的大潮流有關。 “19世紀中葉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敗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西方列強終於打開中國貿易大門，澳門亦從此喪失對華貿易的壟斷地位。特別是香港1842年開埠後，澳門更徹底走上衰落之路，許多土生葡人，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傳統土生家庭成員，開始感到無法再施展才華，紛紛離開澳門往香港和上海 尋找更佳的發展機會。”（圖 3）而裘昔司在1929年再次遷居上海，乃因他在1926年再版之《歷史上的澳門》一書中抨擊澳葡政府，導致其出動警察查禁該書，並帶給他莫大的屈辱和災難所致︰此案提交到了法院。 法院以違反新聞法對其進行了審判。儘管其律師奧爾塔（Dr. Félix Horta）和他自己做了長長的辯護，但還是被判罰以 4 萬澳門幣，繳付所有的案件審判費用，或入獄40天，以抵此款項。圖 2 1929 年 6 月 23 日上海《大陸日報》（China Press）載裘昔司遺像圖 3 裘昔司在上海關於澳門土生葡人遷居港滬的原因及特點，可參閱李長森︰《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北京：中華書局， 2007年，第 255－ 268頁。Stuart Braga, “Making Impressions － The Adaptation of aPortuguese Family to Hong Kong, 1700 － 1950,” Ph. D.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2, p. 522.關於葡僑在上海的情況，可參閱汪之成︰《葡萄牙人在上海（1845－1949）》，熊月之、馬學強、晏可佳選編︰《上海的外國人（184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6－242頁；李長森︰《十九世紀澳門土生葡人遷徙僑居上海活動淺析──以上海租界義勇隊混成旅第六步兵連為個案》，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2003年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3年，第 216－ 242頁；李長森︰《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北京：中華書局， 2007 年，第 200 － 229 頁。此外，澳門基金會出版過汪之成的英文專著 WangZhicheng, Portuguese in Shanghai, Macau: Macau Foundation, 2000。吳志良︰《歷史的嘲弄──徐薩斯及其〈歷史上的澳門〉》，《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 75頁。因《歷史上的澳門》一書遭受迫害及侮辱的過程可參閱 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Vol. LXX, no. 824, Maio de 1973, pp. 334 －336;“Chapter 13: The Montalto Agenda,” in Paul B. Spooner, “Macau: The Port for Two Republics,” Ph.D. Thesis,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pp. IV-228-IV-255; “A Book Burning in Macau: Suppression of Historic Macao,1929,” in Stuart Braga, “Making Impressions － The Adaptation of a Portuguese Family to Hong Kong, 1700 － 1950,”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2, pp. 513 － 524.1921年 11月 12日，裘昔司於上海寓所中與格雷阿松（F. W. Gleason）對弈，由赫伯特‧法蘭茨（Herbert French）拍攝。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171澳門歷史學家裘昔司之生平及著作考述裘昔司被迫尋求安貧小姊妹會的慈善，住進了她們在九龍的聖若瑟安老院（St .Joseph’s Home for the Aged）。他一直在那裏呆了 7 個月，即從 1927 年 2 月 15 日至9 月 15 日。在一份香港葡萄牙社團的報刊上，裘昔司悲憤交加地寫道：最後，虧得中國老者的仁慈，我被迫住進了九龍安貧小姊妹會（Irmãzinhas dosPobres）屬下的安老院。這件事的本身，對我們人來說是一種恥辱，因為外國人常常來參觀這個安老院。有些認識我的人，見狀很是吃驚，一位澳門歷史學家竟然淪落到了與一群風燭殘年老者為伍的境地。我得了病，患上了瘧疾和心絞痛。這一切讓整我的人心花怒放。沒有任何一個澳門人有過此種遭遇。這與歐洲和美洲數個學術中心給予我的禮遇相去甚遠。文德泉神父敘述：然而，里斯本發來了對裘昔司的特赦令。他要求法官退回被沒收的書，但法官答覆說，沒收是總督下令執行的。總督回答他的申請說，特赦的是作者，而不是書。裘昔司要求賠償，但遭到了拒絕。鑑於此，他囊空如洗，隻身前往上海，永遠離開了澳門。由於貧困交加，裘昔司在萬般無奈之下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除了一些小冊子和零星的文章外， 裘昔司一生有兩本大部頭的專著傳世，其中一部為成名作《歷史上的澳門》（Historic Macao）（圖 4）， 吳志良評曰：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Macau, Vol. LXX, no. 824, Maio de 1973, p. 336.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Macau, Vol. LXX, no. 824, Maio de1973, p. 336.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Macau, Vol. LXX, no. 824, Maio de 1973, p. 337.如C. A. Montalto de Jesue, “Macao’s Deeds of Arms,” China Review, Vol. XXI, no. 3, 1882, pp. 147－159。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譯名問題，早在半個世紀之前，中國翻譯界已經使用裘昔司一名，如：“裘昔司，‘澳門戰績’（‘Macao’s Deeds of Arms’），載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第二十一卷，第三期……”參見[美]馬士（H. B.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張匯文等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454頁；The Rise of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906, (MP Vol. 21, no. 242); Portugal e Macau: Problemas Económicos ePolíticos, Lisboa: Tip. Universal,1911; O Oriente Modernizado:Horóscopo Internacional, Lisboa: Parceria AntónioMaria Pereira, 1912; O que Será de Portugal, Lisboa: Ferreira, 1912; A Criminalidade Germanica, Londres:J. Truscott & Son, 1916; German. Satanica, London: Curtis Brown, pp. 163, pl. 20; “1920 and George Chinnery,”in China Journal, Shanghai: VIII, no. 6, June 1928, pp. 296－299等。各種版本的情況：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902; HistoricMacao: International Traits in China, Old and New, Macao: Salesian Printing Press and Tipografia Mercantil,1926;Historic Macao,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1984; Macau Histórico, Macau: Livros do Oriente,1990; 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李保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 年及 Historic Macao, Memphis: General BooksLLC, 2009 。主要研究論文有：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Vol. LXX, no. 823, Abril de 1973, pp. 248 － 256; e no. 824, Maio de 1973,pp. 333－339; Tereza Sena,“Montalto de Jesus: Da Polémica à história”, in Macau, no. 28 (Outubro de 1990), pp. 54－58; e Alfredo Dias, “Montalto de Jesus: Macau no Mundo”, in Macau, III série, no. 10 (Maio de 2002), pp. 61－69. 新近出版的《澳門主題詞典（DITEMA）》有專門詞條，可參閱Universidade de Macau, Dicionário Temático de Macau(DITEMA), Vol.III,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2011, pp. 797 － 800.
170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裘昔司首次來滬謀生與澳門土生遷移香港及上海的大潮流有關。 “19世紀中葉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敗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西方列強終於打開中國貿易大門，澳門亦從此喪失對華貿易的壟斷地位。特別是香港1842年開埠後，澳門更徹底走上衰落之路，許多土生葡人，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傳統土生家庭成員，開始感到無法再施展才華，紛紛離開澳門往香港和上海 尋找更佳的發展機會。”（圖 3）而裘昔司在1929年再次遷居上海，乃因他在1926年再版之《歷史上的澳門》一書中抨擊澳葡政府，導致其出動警察查禁該書，並帶給他莫大的屈辱和災難所致︰此案提交到了法院。 法院以違反新聞法對其進行了審判。儘管其律師奧爾塔（Dr. Félix Horta）和他自己做了長長的辯護，但還是被判罰以 4 萬澳門幣，繳付所有的案件審判費用，或入獄40天，以抵此款項。圖 2 1929 年 6 月 23 日上海《大陸日報》（China Press）載裘昔司遺像圖 3 裘昔司在上海關於澳門土生葡人遷居港滬的原因及特點，可參閱李長森︰《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北京：中華書局， 2007年，第 255－ 268頁。Stuart Braga, “Making Impressions － The Adaptation of aPortuguese Family to Hong Kong, 1700 － 1950,” Ph. D.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2, p. 522.關於葡僑在上海的情況，可參閱汪之成︰《葡萄牙人在上海（1845－1949）》，熊月之、馬學強、晏可佳選編︰《上海的外國人（184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6－242頁；李長森︰《十九世紀澳門土生葡人遷徙僑居上海活動淺析──以上海租界義勇隊混成旅第六步兵連為個案》，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2003年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3年，第 216－ 242頁；李長森︰《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北京：中華書局， 2007 年，第 200 － 229 頁。此外，澳門基金會出版過汪之成的英文專著 WangZhicheng, Portuguese in Shanghai, Macau: Macau Foundation, 2000。吳志良︰《歷史的嘲弄──徐薩斯及其〈歷史上的澳門〉》，《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 75頁。因《歷史上的澳門》一書遭受迫害及侮辱的過程可參閱 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Vol. LXX, no. 824, Maio de 1973, pp. 334 －336;“Chapter 13: The Montalto Agenda,” in Paul B. Spooner, “Macau: The Port for Two Republics,” Ph.D. Thesis,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pp. IV-228-IV-255; “A Book Burning in Macau: Suppression of Historic Macao,1929,” in Stuart Braga, “Making Impressions － The Adaptation of a Portuguese Family to Hong Kong, 1700 － 1950,”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2, pp. 513 － 524.1921年 11月 12日，裘昔司於上海寓所中與格雷阿松（F. W. Gleason）對弈，由赫伯特‧法蘭茨（Herbert French）拍攝。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171澳門歷史學家裘昔司之生平及著作考述裘昔司被迫尋求安貧小姊妹會的慈善，住進了她們在九龍的聖若瑟安老院（St .Joseph’s Home for the Aged）。他一直在那裏呆了 7 個月，即從 1927 年 2 月 15 日至9 月 15 日。在一份香港葡萄牙社團的報刊上，裘昔司悲憤交加地寫道：最後，虧得中國老者的仁慈，我被迫住進了九龍安貧小姊妹會（Irmãzinhas dosPobres）屬下的安老院。這件事的本身，對我們人來說是一種恥辱，因為外國人常常來參觀這個安老院。有些認識我的人，見狀很是吃驚，一位澳門歷史學家竟然淪落到了與一群風燭殘年老者為伍的境地。我得了病，患上了瘧疾和心絞痛。這一切讓整我的人心花怒放。沒有任何一個澳門人有過此種遭遇。這與歐洲和美洲數個學術中心給予我的禮遇相去甚遠。文德泉神父敘述：然而，里斯本發來了對裘昔司的特赦令。他要求法官退回被沒收的書，但法官答覆說，沒收是總督下令執行的。總督回答他的申請說，特赦的是作者，而不是書。裘昔司要求賠償，但遭到了拒絕。鑑於此，他囊空如洗，隻身前往上海，永遠離開了澳門。由於貧困交加，裘昔司在萬般無奈之下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除了一些小冊子和零星的文章外， 裘昔司一生有兩本大部頭的專著傳世，其中一部為成名作《歷史上的澳門》（Historic Macao）（圖 4）， 吳志良評曰：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Macau, Vol. LXX, no. 824, Maio de 1973, p. 336.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Macau, Vol. LXX, no. 824, Maio de1973, p. 336.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Macau, Vol. LXX, no. 824, Maio de 1973, p. 337.如C. A. Montalto de Jesue, “Macao’s Deeds of Arms,” China Review, Vol. XXI, no. 3, 1882, pp. 147－159。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譯名問題，早在半個世紀之前，中國翻譯界已經使用裘昔司一名，如：“裘昔司，‘澳門戰績’（‘Macao’s Deeds of Arms’），載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第二十一卷，第三期……”參見[美]馬士（H. B.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張匯文等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454頁；The Rise of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906, (MP Vol. 21, no. 242); Portugal e Macau: Problemas Económicos ePolíticos, Lisboa: Tip. Universal,1911; O Oriente Modernizado:Horóscopo Internacional, Lisboa: Parceria AntónioMaria Pereira, 1912; O que Será de Portugal, Lisboa: Ferreira, 1912; A Criminalidade Germanica, Londres:J. Truscott & Son, 1916; German. Satanica, London: Curtis Brown, pp. 163, pl. 20; “1920 and George Chinnery,”in China Journal, Shanghai: VIII, no. 6, June 1928, pp. 296－299等。各種版本的情況：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902; HistoricMacao: International Traits in China, Old and New, Macao: Salesian Printing Press and Tipografia Mercantil,1926;Historic Macao,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1984; Macau Histórico, Macau: Livros do Oriente,1990; 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李保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 年及 Historic Macao, Memphis: General BooksLLC, 2009 。主要研究論文有：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Vol. LXX, no. 823, Abril de 1973, pp. 248 － 256; e no. 824, Maio de 1973,pp. 333－339; Tereza Sena,“Montalto de Jesus: Da Polémica à história”, in Macau, no. 28 (Outubro de 1990), pp. 54－58; e Alfredo Dias, “Montalto de Jesus: Macau no Mundo”, in Macau, III série, no. 10 (Maio de 2002), pp. 61－69. 新近出版的《澳門主題詞典（DITEMA）》有專門詞條，可參閱Universidade de Macau, Dicionário Temático de Macau(DITEMA), Vol.III,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2011, pp. 797 － 800.
17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徐薩斯 1902 年在香港出版 《歷史上的澳門》 後，立即確定其澳門歷史學家的地位，讀者和澳門當局都對他推崇至極。澳門市政廳在表彰徐薩斯愛國精神和對故土的貢獻時，稱讚這部推出後很快被搶購一空的《歷史上的澳門》，是“至今為止有關葡萄牙在華居留地的最佳作品”。圖 4 裘昔司逝世訃告及消息他除了是澳門歷史的大家外，對上海早期歷史也頗有研究，出版過《歷史上的上海》（Historic Shanghai）， 《海外上海學》云︰裘昔司（C. A. Montalto de Jesus）的《歷史上的上海》（Historic Shanghai），1909年出版，後被中國學者程灝譯為《上海通商史》， 191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凡10 章，主要介紹 19 世紀下半葉上海歷史，包括上海開埠、租界開闢、太平軍進攻上海、江海關與工部局的創立、上海市政進化等內容，對太平天國一段言之尤詳，佔全書近一半篇幅。中譯本流傳頗廣，至 1926 年已出三版。此譯在短短十幾年內，竟然連續四版，可見受歡迎之程度。近來又有新譯本《晚清上海史》。在《上海通商史》、《歷史上的上海》、《上海史》和《晚清上海史》等譯名中，我們比較贊同《歷史上的上海》這個標題，因為它的姊妹篇“Historic Macao”的譯名為《歷史上的澳門》，吳志良︰《歷史的嘲弄──徐薩斯及其〈歷史上的澳門〉》，《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 75頁。Adolfo Jorge, “Ecos da Semana”（《星期迴聲》）, in Eco Macanese（《澳門迴聲報》）, 28 de Maio de 1932, p. 4.轉引自於 Paul B. Spooner, “Macau: The Port for Two Republic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pp. 239 － 240.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909 及 Historic Shanghai,Charleston: Biblio sBazaar, 2011.熊月之、周武主編︰《海外上海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第 5頁。173澳門歷史學家裘昔司之生平及著作考述兩者似乎應該保持一致。 《上海通商史》 之不妥，還因其內容大大超過了通商的範疇。至於《晚清上海史》一名，雖避免了上述問題，但使用“上海史”一稱，其範圍也大於實際內容。而且，此書不僅是通商史，也涉及其他重大歷史事件，但並不是一部全面的上海史，因此，使用《歷史上的上海》比較恰如其分。裘昔司為撰寫這兩本書着實下了一番功夫。文德泉神父告訴我們：“最令其聞名遐邇的兩本書用去了他 15 年的精心研究。”裘昔司終身未娶，亦無後代。他過世後，包括手稿、通信、剪報等全部遺稿由其侄女保管，後來，她無償地將之移交給澳門學的泰斗文德泉神父，當中包括裘昔司的自傳《維亞多勒羅沙 最後的誘惑》（A última tentação da Via Dolorosa）。 這批遺稿現存於葡萄牙澳門科學文化中心（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 I.P）。無論是澳門學界還是上海學界，都應該重視這些遺稿，將其引入各自領域的研究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仍然處於手稿狀態的自傳和存於大英圖書館的 A Collection of Works, in Prose and Verse（詩文作品集）文稿。 對這些遺稿作進一步的研究，可更好地瞭解這位歷史巨匠超脫而孤苦的一生。[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田衛平]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Macau, Vol. LXX, no. 823, Abril de 1973, p. 255.意即“苦路”。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Macau, Vol. LXX, no. 824, Maio de 1973, p. 337.C. A. Montalto de Jesus, A Collection of Works, in Prose and Verse, British Library. With portraits of the author:Author: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Publication Details: [1912]Identifier: System number 002530926Notes: TypewrittenPhysical Description: 4oShelfmark(s): General Reference Collection 12270.i.6Obsolete shelfmark: 12270.i.16UIN: BLL01002530926
172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徐薩斯 1902 年在香港出版 《歷史上的澳門》 後，立即確定其澳門歷史學家的地位，讀者和澳門當局都對他推崇至極。澳門市政廳在表彰徐薩斯愛國精神和對故土的貢獻時，稱讚這部推出後很快被搶購一空的《歷史上的澳門》，是“至今為止有關葡萄牙在華居留地的最佳作品”。圖 4 裘昔司逝世訃告及消息他除了是澳門歷史的大家外，對上海早期歷史也頗有研究，出版過《歷史上的上海》（Historic Shanghai）， 《海外上海學》云︰裘昔司（C. A. Montalto de Jesus）的《歷史上的上海》（Historic Shanghai），1909年出版，後被中國學者程灝譯為《上海通商史》， 191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凡10 章，主要介紹 19 世紀下半葉上海歷史，包括上海開埠、租界開闢、太平軍進攻上海、江海關與工部局的創立、上海市政進化等內容，對太平天國一段言之尤詳，佔全書近一半篇幅。中譯本流傳頗廣，至 1926 年已出三版。此譯在短短十幾年內，竟然連續四版，可見受歡迎之程度。近來又有新譯本《晚清上海史》。在《上海通商史》、《歷史上的上海》、《上海史》和《晚清上海史》等譯名中，我們比較贊同《歷史上的上海》這個標題，因為它的姊妹篇“Historic Macao”的譯名為《歷史上的澳門》，吳志良︰《歷史的嘲弄──徐薩斯及其〈歷史上的澳門〉》，《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 75頁。Adolfo Jorge, “Ecos da Semana”（《星期迴聲》）, in Eco Macanese（《澳門迴聲報》）, 28 de Maio de 1932, p. 4.轉引自於 Paul B. Spooner, “Macau: The Port for Two Republic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pp. 239 － 240.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909 及 Historic Shanghai,Charleston: Biblio sBazaar, 2011.熊月之、周武主編︰《海外上海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第 5頁。173澳門歷史學家裘昔司之生平及著作考述兩者似乎應該保持一致。 《上海通商史》 之不妥，還因其內容大大超過了通商的範疇。至於《晚清上海史》一名，雖避免了上述問題，但使用“上海史”一稱，其範圍也大於實際內容。而且，此書不僅是通商史，也涉及其他重大歷史事件，但並不是一部全面的上海史，因此，使用《歷史上的上海》比較恰如其分。裘昔司為撰寫這兩本書着實下了一番功夫。文德泉神父告訴我們：“最令其聞名遐邇的兩本書用去了他 15 年的精心研究。”裘昔司終身未娶，亦無後代。他過世後，包括手稿、通信、剪報等全部遺稿由其侄女保管，後來，她無償地將之移交給澳門學的泰斗文德泉神父，當中包括裘昔司的自傳《維亞多勒羅沙 最後的誘惑》（A última tentação da Via Dolorosa）。 這批遺稿現存於葡萄牙澳門科學文化中心（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 I.P）。無論是澳門學界還是上海學界，都應該重視這些遺稿，將其引入各自領域的研究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仍然處於手稿狀態的自傳和存於大英圖書館的 A Collection of Works, in Prose and Verse（詩文作品集）文稿。 對這些遺稿作進一步的研究，可更好地瞭解這位歷史巨匠超脫而孤苦的一生。[ 責任編輯 陳超敏 責任編審 田衛平]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Macau, Vol. LXX, no. 823, Abril de 1973, p. 255.意即“苦路”。Pe. M. Teixeira, “Montalto de Jesus o Maior Historiador Macaense,”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Macau, Vol. LXX, no. 824, Maio de 1973, p. 337.C. A. Montalto de Jesus, A Collection of Works, in Prose and Verse, British Library. With portraits of the author:Author: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Publication Details: [1912]Identifier: System number 002530926Notes: TypewrittenPhysical Description: 4oShelfmark(s): General Reference Collection 12270.i.6Obsolete shelfmark: 12270.i.16UIN: BLL01002530926
17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一、（日）外山卯三郎著《日葡貿易小史》[東京：若い人社，昭和十七年（1942）]著者 1903 年生於日本， 1980 年逝世，為日本藝術家、文藝理論研究者、歷史學家。曾主持東京美術工藝學院，任院長，講授“西洋美術史”。臺灣畫家莊世和曾赴東京師從其學習油畫。曾編著《美術史論》、《日本洋畫の新世紀》、《現代の素描研究》、《新洋畫研究》之七《現代繪畫の風景研究》、《二十世紀繪畫大觀》〔由吳琬（子复）翻譯〕等。在文藝理論研究文獻方面，曾與春山行夫、北川冬彥、近藤東、神原泰等於 1933年創辦日本詩歌雜誌《詩と詩論》，在此刊創刊號上發表論文──《詩の形態学序說》。在歷史研究方面，編著有《外山卯三郎》（自傳，大谷省吾編）、《南蠻船貿易史》、《南蠻學考》；翻譯カール‧フォン‧クラウゼヴィッツ（Carl von Clausewitz）著《ナポレオンのモスクワ遠征》（中譯約為《拿破崙的莫斯科遠征》）、ドロテゥス‧シイリング（Dorotheus Schilling）著《きりしたん文化史》（中譯約為《天主教文化史》）等。此書有343頁，共五章，是由五篇論文改編、翻譯而成。第一章“日本に來航したポルトガル船舶”（中譯約為“來航日本的葡萄牙船舶”）。第二章“日葡貿易小史”，內容包括第一節“日葡貿易形態とその時代區分”、第二節“ポルトガル私船と諸侯との貿易”（中譯約為“葡萄牙私船與諸侯的貿易”）、第三節“ポルトガル官許船と諸侯との貿易”（中譯約為“葡萄牙官許船與諸侯的貿易”）。此章由外山卯三郎撰寫，參考了岡本良知的論文《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第三章“寬永年間（一六二四－一六四三年）の日本におけるポルトガル人の貿易についてのノート”，譯自 C. R. Boxer, Notes on the Portuguese Trade in Jan during the KwaneiPeriod (1624 － 1639), Vol. XII, Part II, Shigakaku, 1933 。第四章“三百年昔（一六三○－澳門學著作提要（二 一）葉 農作者簡介︰葉農，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澳門學‧175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一）一六三九年）日本に對するポルトガルの貿易航海”〔中譯約為“三百年前（1630－ 1639年）葡萄牙的對日貿易航海”〕，由“序言”、第二節“一六三○年以前日本とポルトガル人との貿易の組織”（中譯約為“1630年以前日本與葡萄牙貿易的組織”）、第三節“ドン‧ゴンサロ‧ダ‧シルウェイラの日本派遣（一六三○－一六三四年）”〔中譯約為“Dom Conçalo de Silveira 的日本派遣（1630 － 1634年）”〕、第四節“ローポ‧サルメント‧デ‧カルワーロとの契約（一六二九－三四年）”〔中譯約為“與 Lopo Sarmento de Carvalho 的契約（1629 － 1634 年）”〕、第五節“帝室統制下の日本貿易の再編成”、第六節“船積貨物賃借問題と一六三九年における日本からのポルトガル人の逐放”（中譯約為“船積貨物的租借問題與1639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 組成，譯自 C. R. Boxer, Portuguese Commercial Voyages to Japan Three Hundred Years Ago(1630 － 1639), Vol. XXXI, Transaction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London 。第五章“日本へのポルトガル使節（一六四四－一六四七年）”〔中譯約為“葡萄牙駐日本使節”（1644－1647年）〕，由“緒言”、第二節“一六四四年一月、ゴンサロ‧デ‧シケイラ‧スウザが畏くもわが帝國の國王ドン‧ジョアン四世陛下の命をうけて、日本とそれらの國王に對する大使として派遣されたときの模樣の出來事についての物語”（中譯約為“關於 1644 年 1 月 Conçalo de Siqueirade Souza奉我國敬畏的帝國國王Dom João四世之命，前往擔任日本及其周圍王國大使之時的情況 ”）；“上記の書翰に對して奉行たちから三人の使者たちを遣はして返事をする”〔中譯約為“奉行（日本江戶時期的官職──譯者註）們對於上述文件作出派遣三名使者的回答”〕、“人物”、“長崎（出島）のオランダ商館日誌からの拔萃の譯文”〔中譯約為“長崎（出島）荷蘭商館日誌選萃的譯文”〕等五個附錄、“文獻”組成，譯自 C. R. Boxer, A Portuguese Embassyto Japan, 1644 － 1647, Vol. XXV, Transaction of Japan Society of London, 1927 － 1928 。前有著者的“序文”、“凡例”、“3000 ゲエルの船積荷抵當借用證書‧ゲフォステイーノ · ローボの長崎で調印されの 1632 年 11月 12 日”（中譯約為“1632年 11 月 12日Gui FaustinoLopo 在長崎簽署 3000 蓋爾的船積貨物抵擋借用證書”）等六幅原始文獻的照片，後有“補彙”。二、松田毅一著《近世初期日本係南 史料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 1967 年）著者於 1921 年出生在日本香川縣， 1997 年逝世，是著名史學家，主要研究領域有：江戶時期初期日歐交涉史、日本對外關係史、日本天主教傳教史、南蠻學等。1944年，畢業於上智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47年，上智大學大學院史學研究生畢業。曾任關西學院大學講師、清泉女子大學教授、京都外國語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日葡交涉史》（教文館， 1963 年）、《在南歐日本關係文書採訪錄》（養德社，1964年）、《南 史料の発見よみがえる
17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一、（日）外山卯三郎著《日葡貿易小史》[東京：若い人社，昭和十七年（1942）]著者 1903 年生於日本， 1980 年逝世，為日本藝術家、文藝理論研究者、歷史學家。曾主持東京美術工藝學院，任院長，講授“西洋美術史”。臺灣畫家莊世和曾赴東京師從其學習油畫。曾編著《美術史論》、《日本洋畫の新世紀》、《現代の素描研究》、《新洋畫研究》之七《現代繪畫の風景研究》、《二十世紀繪畫大觀》〔由吳琬（子复）翻譯〕等。在文藝理論研究文獻方面，曾與春山行夫、北川冬彥、近藤東、神原泰等於 1933年創辦日本詩歌雜誌《詩と詩論》，在此刊創刊號上發表論文──《詩の形態学序說》。在歷史研究方面，編著有《外山卯三郎》（自傳，大谷省吾編）、《南蠻船貿易史》、《南蠻學考》；翻譯カール‧フォン‧クラウゼヴィッツ（Carl von Clausewitz）著《ナポレオンのモスクワ遠征》（中譯約為《拿破崙的莫斯科遠征》）、ドロテゥス‧シイリング（Dorotheus Schilling）著《きりしたん文化史》（中譯約為《天主教文化史》）等。此書有343頁，共五章，是由五篇論文改編、翻譯而成。第一章“日本に來航したポルトガル船舶”（中譯約為“來航日本的葡萄牙船舶”）。第二章“日葡貿易小史”，內容包括第一節“日葡貿易形態とその時代區分”、第二節“ポルトガル私船と諸侯との貿易”（中譯約為“葡萄牙私船與諸侯的貿易”）、第三節“ポルトガル官許船と諸侯との貿易”（中譯約為“葡萄牙官許船與諸侯的貿易”）。此章由外山卯三郎撰寫，參考了岡本良知的論文《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の研究》。第三章“寬永年間（一六二四－一六四三年）の日本におけるポルトガル人の貿易についてのノート”，譯自 C. R. Boxer, Notes on the Portuguese Trade in Jan during the KwaneiPeriod (1624 － 1639), Vol. XII, Part II, Shigakaku, 1933 。第四章“三百年昔（一六三○－澳門學著作提要（二 一）葉 農作者簡介︰葉農，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澳門學‧175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一）一六三九年）日本に對するポルトガルの貿易航海”〔中譯約為“三百年前（1630－ 1639年）葡萄牙的對日貿易航海”〕，由“序言”、第二節“一六三○年以前日本とポルトガル人との貿易の組織”（中譯約為“1630年以前日本與葡萄牙貿易的組織”）、第三節“ドン‧ゴンサロ‧ダ‧シルウェイラの日本派遣（一六三○－一六三四年）”〔中譯約為“Dom Conçalo de Silveira 的日本派遣（1630 － 1634年）”〕、第四節“ローポ‧サルメント‧デ‧カルワーロとの契約（一六二九－三四年）”〔中譯約為“與 Lopo Sarmento de Carvalho 的契約（1629 － 1634 年）”〕、第五節“帝室統制下の日本貿易の再編成”、第六節“船積貨物賃借問題と一六三九年における日本からのポルトガル人の逐放”（中譯約為“船積貨物的租借問題與1639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 組成，譯自 C. R. Boxer, Portuguese Commercial Voyages to Japan Three Hundred Years Ago(1630 － 1639), Vol. XXXI, Transaction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London 。第五章“日本へのポルトガル使節（一六四四－一六四七年）”〔中譯約為“葡萄牙駐日本使節”（1644－1647年）〕，由“緒言”、第二節“一六四四年一月、ゴンサロ‧デ‧シケイラ‧スウザが畏くもわが帝國の國王ドン‧ジョアン四世陛下の命をうけて、日本とそれらの國王に對する大使として派遣されたときの模樣の出來事についての物語”（中譯約為“關於 1644 年 1 月 Conçalo de Siqueirade Souza奉我國敬畏的帝國國王Dom João四世之命，前往擔任日本及其周圍王國大使之時的情況 ”）；“上記の書翰に對して奉行たちから三人の使者たちを遣はして返事をする”〔中譯約為“奉行（日本江戶時期的官職──譯者註）們對於上述文件作出派遣三名使者的回答”〕、“人物”、“長崎（出島）のオランダ商館日誌からの拔萃の譯文”〔中譯約為“長崎（出島）荷蘭商館日誌選萃的譯文”〕等五個附錄、“文獻”組成，譯自 C. R. Boxer, A Portuguese Embassyto Japan, 1644 － 1647, Vol. XXV, Transaction of Japan Society of London, 1927 － 1928 。前有著者的“序文”、“凡例”、“3000 ゲエルの船積荷抵當借用證書‧ゲフォステイーノ · ローボの長崎で調印されの 1632 年 11月 12 日”（中譯約為“1632年 11 月 12日Gui FaustinoLopo 在長崎簽署 3000 蓋爾的船積貨物抵擋借用證書”）等六幅原始文獻的照片，後有“補彙”。二、松田毅一著《近世初期日本係南 史料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 1967 年）著者於 1921 年出生在日本香川縣， 1997 年逝世，是著名史學家，主要研究領域有：江戶時期初期日歐交涉史、日本對外關係史、日本天主教傳教史、南蠻學等。1944年，畢業於上智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47年，上智大學大學院史學研究生畢業。曾任關西學院大學講師、清泉女子大學教授、京都外國語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日葡交涉史》（教文館， 1963 年）、《在南歐日本關係文書採訪錄》（養德社，1964年）、《南 史料の発見よみがえる
17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信長時代》（中公新書， 1964 年）、《天正少年使節》（角川新書， 1965 年）、《秀吉の南 外交──サン‧フェリーペ號事件》（新人物往來社， 1972 年）、《南 人の日本発見》（中央公論社， 1982 年）、《日歐のかけはし‧南 學の から》（思文閣， 1990 年）；譯著有《織田信長とキリスト教》（中央出版社， 1947 年）、《日本巡察記》（桃源社， 1965 年）、《完 フロイス日本史》（中公文庫， 2000年）、《16－ 17世紀日本‧スペイン交 史》（大修館書店，1994 年）等。此著作共 1286 頁，為南蠻學原始史料解讀與研究的著作，共有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総說”，共三章，分別為“南 史料の調查、並びに研究史概說”、“南 史料の所在と種別”、“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書”（中譯約為“耶穌會日本報告”）。第二部分“前篇”，共有五章，分別為“ルイス‧フロイス略伝”（中譯約為“弗洛伊斯略傳”）、“書翰、年報の原文、寫本、エーヴォラ版の比較”（中譯約為“書信、年報的原文、寫本和Evora版本的比較”）、“‘日本史’の構成、寫本、並びに內容一覽”（中譯約為“‘日本史’的構成、寫本及內容一覽”）、“‘日本史’の地‧人名と日本史料の比較”（中譯約為“‘日本史’的地名、人名和日本史料的比較”）、“フロイス文書の內容的檢討”（中譯約為“對弗洛伊斯文書內容的的探討”）。第三部為“中篇：南 史料の研究”，共有九章，分別為“聖フランシスコ‧シャヴィエル伝の補足的研究──‘都’に於ける（中譯約為“聖弗朗西斯科‧沙勿略傳的補充研究──關於‘都’”）、“南 貿易とキリシタン宗門の関係に就いて──十六世紀の口之津‧加津佐”（中譯約為“南蠻貿易與天主教宗門關係──16世紀的口之津和加津佐”）、“フランシスコ‧カブラルの布教方針と五畿內巡察”（中譯約為“弗朗西斯科‧卡布拉爾的傳教方針與五畿內的巡察”）、“河內キリシタンの研究”（中譯約為“河內天主教研究”）、“代表的キリシタン伝の補足的研究”（中譯約為“具有代表性的天主教傳記的補充研究”）、“天正遣歐使節考──特に伊東滿所に就ぃて”、“サソ‧フェリㄧペ号事件に就いて”（中譯約為“關於薩索‧菲利普號事件”）、“日本二十六聖人の人名に就いて”（中譯約為“關於日本二十六聖人的人名”）、“所謂‘門派 立’門題の発端”。第四部分“後篇：南 新史料”，共有八章，分別為“エーヴォラ屏風文書”（中譯約為“Evora 屏風文書”）、“マドリㄧ王宮武器庫の日本武具”（中譯約為“馬德里王宮的日本武器”）、“天正十六年イエズス会総長宛、キリシタン代表奉書狀”（中譯約為“天正十六年致耶穌會總長的天主教代表書狀”）、“一五九二年日本管區会議 拔萃”、“慶長二年呂宋國主宛、豊臣秀吉書狀”、“元和三年、イエズス会士コㄧロス徵收文書”（中譯約為“元和三年耶穌會士科洛斯征收文書”）、“元和年間ドミニコ会士コリャ－ド徵 文書”（中譯約為“元和年間道明我會士科里亞多的徵收文書”）、“托鉢修道会日本代表コリヤㄧド報告書”（中譯約為“托鉢修會日本代表科里亞多的報告”）。前有“ルイス‧フロイス. 1585. X.I.日本年報上半分.フロイス自筆”（中譯約為“弗洛伊斯 1585. X.I.日本年報前半部分‧弗洛伊斯親筆”）、“天正 15 年‧伴天連追放令のフロイス文”、“1592年長崎ににおける日本イエズス会 会議議事錄末尾”（中譯約為“1592年長崎日本耶穌會全體會議記錄末尾”）等原始文獻照片 13 幅、“総序”、“凡例”、“出典、並びに引用參考文獻”；後有“日歐交涉史関係文獻補遺”及“重補遺”、索引等。所謂南蠻，是15世紀大航海時代以來日本受中國華夷思想的影響，對最初到達日本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稱呼。這些人大都乘船繞過好望角，從菲律賓群島航至靠近九州的南177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一）面海上駛入日本，故統稱為“南蠻人”，而南蠻學多為研究日本與葡萄牙等的關係史。日本最早接觸南蠻文化是在天文十二年（1543），同時而來的，還有歐洲的天主教。西班牙籍天主教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將天主教傳入日本，日本人將天主教音譯為“切支丹”或“吉利支丹”，據此形成了被稱為“南蠻風格”的藝術派別，例如“南蠻屏風”即繪有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交易場景的屏風畫、“四都市圖”即教會學校學生臨摹之描繪馬德里、里斯本、君士坦丁堡和羅馬四大都市的屏風畫、“扇面南蠻寺”即以京都教堂為主體的扇面、“南蠻蒔繪鞍”即以南 人為圖案的描金漆器馬鞍等。三、高美士著（Luís Gonzaga Gomes）著《澳門史志》（Efemérides da História de Macau, Macau: Noticias de Macau,1954, 268 pp.著者路易士‧貢沙華‧高美士，為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作家與歷史學家。 1907年 7月 11日出生於澳門，父母親均為小學教師。年幼時深受父母師長影響，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澳門懷有濃厚的感情與研究興趣。中學時曾創辦葡文報紙 《大專》，編撰了一篇有關美國科學家、政治家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報導，從此開始了其作家生涯。中學畢業後，繼續深造中文，獲聘進入澳葡政府華務部門。因表現優秀，在短時間內晉升為首席傳譯員，最後選擇了教育為終生事業。二十年間，致力於通過教學、研究、翻譯、寫作等工作向葡裔人士推廣中文。曾任伯多祿官立小學校長、小學教育代監察官、利宵中學中國語文課程措施籌備委員會幹事、澳門圖書館館長等職務，對澳門教育和文化，尤其是中葡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1976 年 3月 20 日逝世。為紀念他對澳門社會之貢獻，澳門政府於 1985 年以其名創辦了高美士中葡中學（Escola Secundária Luso-Chinesa de Luís Gonzaga Gomes），後又命名了新口岸的街道──高美士街（Rua de Luís Gonzaga Gomes）。著者曾創作過《澳門傳說》（Lendas Chinesas de Macau）等作品，翻譯過《澳門記略》（Monografia de Macau）、《道德經》（O Livro da Via e da Virtude de Láucio）、《三字經》（O Clássico Trimétrico）等；編撰過澳門研究的書目Bibliografia Macaense；編輯過語言學習的字典、教材如Vocabulário Cantonense-Português、Vocabulário Português-Cantonense等；著述的澳門史研究著作包括A Derrota dos Holandeses em 1622、Páginas da História de Macau等。此書為其編著的澳門編年史，以月份為紀年順序。全書按照十二個月編排，然後將每個月裏澳門史上發生的歷史事件，按日收錄。以 1 月為例，參見下表（表 1）：
17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信長時代》（中公新書， 1964 年）、《天正少年使節》（角川新書， 1965 年）、《秀吉の南 外交──サン‧フェリーペ號事件》（新人物往來社， 1972 年）、《南 人の日本発見》（中央公論社， 1982 年）、《日歐のかけはし‧南 學の から》（思文閣， 1990 年）；譯著有《織田信長とキリスト教》（中央出版社， 1947 年）、《日本巡察記》（桃源社， 1965 年）、《完 フロイス日本史》（中公文庫， 2000年）、《16－ 17世紀日本‧スペイン交 史》（大修館書店，1994 年）等。此著作共 1286 頁，為南蠻學原始史料解讀與研究的著作，共有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総說”，共三章，分別為“南 史料の調查、並びに研究史概說”、“南 史料の所在と種別”、“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書”（中譯約為“耶穌會日本報告”）。第二部分“前篇”，共有五章，分別為“ルイス‧フロイス略伝”（中譯約為“弗洛伊斯略傳”）、“書翰、年報の原文、寫本、エーヴォラ版の比較”（中譯約為“書信、年報的原文、寫本和Evora版本的比較”）、“‘日本史’の構成、寫本、並びに內容一覽”（中譯約為“‘日本史’的構成、寫本及內容一覽”）、“‘日本史’の地‧人名と日本史料の比較”（中譯約為“‘日本史’的地名、人名和日本史料的比較”）、“フロイス文書の內容的檢討”（中譯約為“對弗洛伊斯文書內容的的探討”）。第三部為“中篇：南 史料の研究”，共有九章，分別為“聖フランシスコ‧シャヴィエル伝の補足的研究──‘都’に於ける（中譯約為“聖弗朗西斯科‧沙勿略傳的補充研究──關於‘都’”）、“南 貿易とキリシタン宗門の関係に就いて──十六世紀の口之津‧加津佐”（中譯約為“南蠻貿易與天主教宗門關係──16世紀的口之津和加津佐”）、“フランシスコ‧カブラルの布教方針と五畿內巡察”（中譯約為“弗朗西斯科‧卡布拉爾的傳教方針與五畿內的巡察”）、“河內キリシタンの研究”（中譯約為“河內天主教研究”）、“代表的キリシタン伝の補足的研究”（中譯約為“具有代表性的天主教傳記的補充研究”）、“天正遣歐使節考──特に伊東滿所に就ぃて”、“サソ‧フェリㄧペ号事件に就いて”（中譯約為“關於薩索‧菲利普號事件”）、“日本二十六聖人の人名に就いて”（中譯約為“關於日本二十六聖人的人名”）、“所謂‘門派 立’門題の発端”。第四部分“後篇：南 新史料”，共有八章，分別為“エーヴォラ屏風文書”（中譯約為“Evora 屏風文書”）、“マドリㄧ王宮武器庫の日本武具”（中譯約為“馬德里王宮的日本武器”）、“天正十六年イエズス会総長宛、キリシタン代表奉書狀”（中譯約為“天正十六年致耶穌會總長的天主教代表書狀”）、“一五九二年日本管區会議 拔萃”、“慶長二年呂宋國主宛、豊臣秀吉書狀”、“元和三年、イエズス会士コㄧロス徵收文書”（中譯約為“元和三年耶穌會士科洛斯征收文書”）、“元和年間ドミニコ会士コリャ－ド徵 文書”（中譯約為“元和年間道明我會士科里亞多的徵收文書”）、“托鉢修道会日本代表コリヤㄧド報告書”（中譯約為“托鉢修會日本代表科里亞多的報告”）。前有“ルイス‧フロイス. 1585. X.I.日本年報上半分.フロイス自筆”（中譯約為“弗洛伊斯 1585. X.I.日本年報前半部分‧弗洛伊斯親筆”）、“天正 15 年‧伴天連追放令のフロイス文”、“1592年長崎ににおける日本イエズス会 会議議事錄末尾”（中譯約為“1592年長崎日本耶穌會全體會議記錄末尾”）等原始文獻照片 13 幅、“総序”、“凡例”、“出典、並びに引用參考文獻”；後有“日歐交涉史関係文獻補遺”及“重補遺”、索引等。所謂南蠻，是15世紀大航海時代以來日本受中國華夷思想的影響，對最初到達日本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稱呼。這些人大都乘船繞過好望角，從菲律賓群島航至靠近九州的南177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一）面海上駛入日本，故統稱為“南蠻人”，而南蠻學多為研究日本與葡萄牙等的關係史。日本最早接觸南蠻文化是在天文十二年（1543），同時而來的，還有歐洲的天主教。西班牙籍天主教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將天主教傳入日本，日本人將天主教音譯為“切支丹”或“吉利支丹”，據此形成了被稱為“南蠻風格”的藝術派別，例如“南蠻屏風”即繪有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交易場景的屏風畫、“四都市圖”即教會學校學生臨摹之描繪馬德里、里斯本、君士坦丁堡和羅馬四大都市的屏風畫、“扇面南蠻寺”即以京都教堂為主體的扇面、“南蠻蒔繪鞍”即以南 人為圖案的描金漆器馬鞍等。三、高美士著（Luís Gonzaga Gomes）著《澳門史志》（Efemérides da História de Macau, Macau: Noticias de Macau,1954, 268 pp.著者路易士‧貢沙華‧高美士，為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作家與歷史學家。 1907年 7月 11日出生於澳門，父母親均為小學教師。年幼時深受父母師長影響，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澳門懷有濃厚的感情與研究興趣。中學時曾創辦葡文報紙 《大專》，編撰了一篇有關美國科學家、政治家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報導，從此開始了其作家生涯。中學畢業後，繼續深造中文，獲聘進入澳葡政府華務部門。因表現優秀，在短時間內晉升為首席傳譯員，最後選擇了教育為終生事業。二十年間，致力於通過教學、研究、翻譯、寫作等工作向葡裔人士推廣中文。曾任伯多祿官立小學校長、小學教育代監察官、利宵中學中國語文課程措施籌備委員會幹事、澳門圖書館館長等職務，對澳門教育和文化，尤其是中葡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1976 年 3月 20 日逝世。為紀念他對澳門社會之貢獻，澳門政府於 1985 年以其名創辦了高美士中葡中學（Escola Secundária Luso-Chinesa de Luís Gonzaga Gomes），後又命名了新口岸的街道──高美士街（Rua de Luís Gonzaga Gomes）。著者曾創作過《澳門傳說》（Lendas Chinesas de Macau）等作品，翻譯過《澳門記略》（Monografia de Macau）、《道德經》（O Livro da Via e da Virtude de Láucio）、《三字經》（O Clássico Trimétrico）等；編撰過澳門研究的書目Bibliografia Macaense；編輯過語言學習的字典、教材如Vocabulário Cantonense-Português、Vocabulário Português-Cantonense等；著述的澳門史研究著作包括A Derrota dos Holandeses em 1622、Páginas da História de Macau等。此書為其編著的澳門編年史，以月份為紀年順序。全書按照十二個月編排，然後將每個月裏澳門史上發生的歷史事件，按日收錄。以 1 月為例，參見下表（表 1）：
18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附錄 1 2014 年出版圖書機構出版單位類型 出版單位名稱 出版品類型 出版數量是否有申請ISBN或ISSN私人出版單位 iFoodMacau 期刊及圖書 2 否私人出版單位 Hello 進修網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Boson Media & Communication Company Ltd. 期刊 1 是私人出版單位 Pretty Woman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澳門華視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科技報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浩楓地產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名智市場推廣及顧問有限公司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澳門光明報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數澳科技 期刊 1 是社團 聚藝會 圖書 1 是社團 澳門公民素質發展研究中心 圖書 1 是社團 澳門文遺研創協會 圖書 1 是社團 澳門望廈坊眾互助會 圖書 1 否社團 澳門終身學習者協會 圖書 1 是社團 澳門創新發明協會 圖書 1 是社團 澳門順德北滘同鄉會 圖書 1 否社團 澳門講播網青年會 圖書 1 是社團 吳國昌、區錦新議員辦事處 期刊 1 否社團 別有天詩社 期刊 1 否個人自資出版 李惠芬 圖書 1 是個人自資出版 梁自然 圖書 1 是個人自資出版 黃兆焜 圖書 1 是個人自資出版 簡萬寧 圖書 1 是個人自資出版 蘇嘉豪 圖書 1 是學校 澳門培正中學義工隊 圖書 1 否1852014 年澳門出版概況附錄 2 2014 與澳門研究相關圖書選目書名 責任者 出版單位A cozinha de Macau da Casa do meu avôA Última Pérola: Macau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Against Corruption of Macao: 2013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Processo Penal de Macau. v. 2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Processo Penal de Macau. v. 3, pt. 1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Processo Penal de Macau. v. 3, pt. 2Aspirações Comuns Para o Futuro ePartilha da Prosperidade Chui Sai OnPrograma Politico EleitoralAutoridade Monetária e Cambial deMacau: Relatório Annual: 2013Brasileiros nos Extremos Orientais doImpério Séculos XVI a XIXComissariado Contra a Corrupção e aIlegalidade Administrativa: relatório deActividades: 2013Descubra a Biblioteca Pública de MacauDireito de Macau: Reflexões e EstudosEducation for New Times: RevisitingPedagogical Models in the JesuitTraditionExtracto do Texto de Consulta Sobre o“Regime de Previdência Central nãoObrigatório”Figuras de Jade Os Portugueses noExtremo OrienteFormação jurídica eJudiciária-Colectânea. Tomo XGeneral Survey of Education in Figures:2013 － 14 Education in Figures, 13 －14 Gist of EducationGuia de Formalidades da Eleição dos doChefe do ExecutivoGuia de Formalidades das Eleição dosMembros da Comissão Eleitoral do Chefedo ExecutivoInstituto de Acção Social: Relatório deAtividades: 2013IT 新世代系列活動：港澳青少年網絡成癮報告書左婉玲（Graça PachecoJorge）José Maria BártoloCommission AgainstCorruption of MacaoManuel Leal-HenriquesManuel Leal-HenriquesManuel Leal-HenriquesChui Sai On（崔世安）Autoridade Monetária eCambialCarlos Francisco MouraComissariado Contra aCorrupçãoBiblioteca Central de MacauCândida da Silva AntunesPiresMacau Ricci InstituteFund de Segurança SocialAntónio Aresta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e Judiciária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Bureau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Administração e FunçãoPública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Administração e FunçãoPúblicaInstituto de Acção Social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青年服務隊、香港遊樂場協會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Chui Sai On（崔世安）Autoridade Monetária e Cambial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Comissariado Contra a Corrupção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Fundação Rui Cunha : Centro deReflexão, Estudo e Difusão do Direitode MacauMacau Ricci InstituteFund de Segurança Social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e Função Pública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e Função PúblicaInstituto de Acção Social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青年服務隊、香港遊樂場協會
184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附錄 1 2014 年出版圖書機構出版單位類型 出版單位名稱 出版品類型 出版數量是否有申請ISBN或ISSN私人出版單位 iFoodMacau 期刊及圖書 2 否私人出版單位 Hello 進修網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Boson Media & Communication Company Ltd. 期刊 1 是私人出版單位 Pretty Woman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澳門華視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科技報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浩楓地產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名智市場推廣及顧問有限公司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澳門光明報 期刊 1 否私人出版單位 數澳科技 期刊 1 是社團 聚藝會 圖書 1 是社團 澳門公民素質發展研究中心 圖書 1 是社團 澳門文遺研創協會 圖書 1 是社團 澳門望廈坊眾互助會 圖書 1 否社團 澳門終身學習者協會 圖書 1 是社團 澳門創新發明協會 圖書 1 是社團 澳門順德北滘同鄉會 圖書 1 否社團 澳門講播網青年會 圖書 1 是社團 吳國昌、區錦新議員辦事處 期刊 1 否社團 別有天詩社 期刊 1 否個人自資出版 李惠芬 圖書 1 是個人自資出版 梁自然 圖書 1 是個人自資出版 黃兆焜 圖書 1 是個人自資出版 簡萬寧 圖書 1 是個人自資出版 蘇嘉豪 圖書 1 是學校 澳門培正中學義工隊 圖書 1 否1852014 年澳門出版概況附錄 2 2014 與澳門研究相關圖書選目書名 責任者 出版單位A cozinha de Macau da Casa do meu avôA Última Pérola: Macau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Against Corruption of Macao: 2013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Processo Penal de Macau. v. 2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Processo Penal de Macau. v. 3, pt. 1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Processo Penal de Macau. v. 3, pt. 2Aspirações Comuns Para o Futuro ePartilha da Prosperidade Chui Sai OnPrograma Politico EleitoralAutoridade Monetária e Cambial deMacau: Relatório Annual: 2013Brasileiros nos Extremos Orientais doImpério Séculos XVI a XIXComissariado Contra a Corrupção e aIlegalidade Administrativa: relatório deActividades: 2013Descubra a Biblioteca Pública de MacauDireito de Macau: Reflexões e EstudosEducation for New Times: RevisitingPedagogical Models in the JesuitTraditionExtracto do Texto de Consulta Sobre o“Regime de Previdência Central nãoObrigatório”Figuras de Jade Os Portugueses noExtremo OrienteFormação jurídica eJudiciária-Colectânea. Tomo XGeneral Survey of Education in Figures:2013 － 14 Education in Figures, 13 －14 Gist of EducationGuia de Formalidades da Eleição dos doChefe do ExecutivoGuia de Formalidades das Eleição dosMembros da Comissão Eleitoral do Chefedo ExecutivoInstituto de Acção Social: Relatório deAtividades: 2013IT 新世代系列活動：港澳青少年網絡成癮報告書左婉玲（Graça PachecoJorge）José Maria BártoloCommission AgainstCorruption of MacaoManuel Leal-HenriquesManuel Leal-HenriquesManuel Leal-HenriquesChui Sai On（崔世安）Autoridade Monetária eCambialCarlos Francisco MouraComissariado Contra aCorrupçãoBiblioteca Central de MacauCândida da Silva AntunesPiresMacau Ricci InstituteFund de Segurança SocialAntónio Aresta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e Judiciária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Bureau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Administração e FunçãoPública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Administração e FunçãoPúblicaInstituto de Acção Social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青年服務隊、香港遊樂場協會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Chui Sai On（崔世安）Autoridade Monetária e Cambial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Comissariado Contra a Corrupção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Fundação Rui Cunha : Centro deReflexão, Estudo e Difusão do Direitode MacauMacau Ricci InstituteFund de Segurança Social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e Função Pública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e Função PúblicaInstituto de Acção Social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青年服務隊、香港遊樂場協會
18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ProfessionalDevelopment Cultivating Young Talents:Annual Report of Education and YouthAffairs Bureau 2012Lei n.° 11/2013 Lei de Salvaguarda doPatrimónio CulturalLivro Comemorativo do 130.°Aniversário dos Correios de MacauMacao in Figures: 2014Macao Yearbook: 2014Macau em Números: 2014Macau Livro do Ano: 2014Macau no Primeiro Quartel deOitocentos. Volume 1, Influência e Poderdo Ouvidor ArriagaManual de Direito do ProcessoAdministrativo ContenciosoMonetary Authority of Macao: AnnualReport: 2013O Arbitrismo Ibérico entre Macau eManila: População, Comércio e FinançasO Dr. Sun Yat-Sen e a sua ProfissáoMédica em MacauPlano de Aquisução de Imóveis ParaHabitação por Residentes de MacauPortuguese pioneering: A Hundred Yearsof Hong Kong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Lei da Actividade Comercial deAdministração de CondominiosDocumentoRegime do Notariado PrivativoRelatiório Sobre a Água em Macau:2013 － 2014Relatório de Auditoria de Resultados:Meios de Autuação das Infraccoes deTransito e seu ControloRelatório do Ano 2012: Direcção dos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Estabelecer uma Base Profissional eCultivar os Talentos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of Macao: 2012-2013Results of the Household Budget Survey:2012 － 2013書名 責任者 出版單位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Bure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Correios de Macau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Chan Chi Ping（陳致平）,ed.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Estatística e CensosChan Chi Ping（陳致平）,ed.Jorge Manuel de AbreuArrimarJorge Baptista Bruxo,Luciano de AlmeidaMonetary AuthorityEduardo FrutuosoFok Kai CheongInstituto de HabitaçãoJosé Pedro BragaInstituto de HabitaçãoVicente Monteiro（韋思明）,Frederico Rato （陶智豪）,ed.Grupo de Trabalho para aConstrução de uma SociedadeEconomizadora de ÁguaComissariado da Auditoria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Educação e JuventudeConselho do Ambiente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Correios de Macau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Gabinete de Comunicação Social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CensosGabinete de Comunicação SocialInstituto Cultural de Maau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Monetary AuthorityInstituto Cultural de Maau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Instituto de Habitação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Instituto de Habitação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Grupo de Trabalho para a Construção deuma Sociedade Economizadora de ÁguaComissariado da Auditoria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JuventudeEnvironment CouncilStatisics and Census Service1872014 年澳門出版概況Texto de Consulta Sobre o “Regime dePrevidência Central não Obrigatório”Viagem por Macau. Volume I - SéculoXVII - XVIIIViagem por Macau. Volume II - SéculoXIX - I ParteViagem por Macau. Volume III - SéculoXIX - II ParteViagem por Macau. Volume IV - SéculoXXVista Geral da Educação em Numeros:Educação em Numeros: 2013 － 2014,Situação Educativa: 2012-2013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啟示︰對澳門回歸十五年巨變必然性的基本認知（大型研究報告）一國兩制理論縱橫一國兩制與澳門居民權利保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人口統計︰ 2 0 1 3三盞燈的藝術食堂︰一道社區美食的誕生大西洋銀行業績報告︰ 2 0 1 3大明國圖志︰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大豐銀行年報︰ 2 0 1 3工業調查︰ 2 0 1 3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報內港公民常識知多 D六三○的日與夜︰一場澳門社運實錄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建校六十週年特刊天人古今︰華人社會歷史教育的使命與挑戰文學及其場域︰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本（1999 － 2009）文學風景︰澳門歷史城區文學遊蹤司法警察局工作年報︰ 2 0 1 3失約之城本地生產總值︰ 2 0 1 3本地居民總收入︰ 2 01 3 年民法一般論題與《澳門民法典》總則（上冊）刑事訴訟法典同心致遠，共享繁榮︰崔世安參選政綱同行十五載，成長拾滿愛 1 5 週年特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投票程序Fund de Segurança SocialCecília Jorge, RogérioBeltrão CoelhoCecília Jorge, RogérioBeltrão CoelhoCecília Jorge, RogérioBeltrão CoelhoCecília Jorge, RogérioBeltrão Coelho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Educação e Juventude楊允中等楊允中楊允中、冷鐵勛主編統計暨普查局文化局大西洋銀行羅明堅著；金國平譯大豐銀行統計暨普查局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Anto ine Volodine（安托方‧沃潔金）著；彭雅筠譯梁官漢主編蘇嘉豪化地瑪聖母女子中學李向玉主編王列耀、龍揚志彭海鈴司法警察局Austin Coates（奧斯汀‧科茨）著；趙元譯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暨普查局唐曉晴印務局崔世安冼嘉彤、張漪雯、周惠明編行政暨公職局選舉技術輔助處Fund de Segurança SocialLivros do OrienteLivros do OrienteLivros do OrienteLivros do Oriente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Juventude澳門學者同盟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統計暨普查局文化局大西洋銀行文化局大豐銀行統計暨普查司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化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蘇嘉豪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澳門理工學院文化局文化局司法警察局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化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基金會印務局崔世安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行政暨公職局書名 責任者 出版單位
18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ProfessionalDevelopment Cultivating Young Talents:Annual Report of Education and YouthAffairs Bureau 2012Lei n.° 11/2013 Lei de Salvaguarda doPatrimónio CulturalLivro Comemorativo do 130.°Aniversário dos Correios de MacauMacao in Figures: 2014Macao Yearbook: 2014Macau em Números: 2014Macau Livro do Ano: 2014Macau no Primeiro Quartel deOitocentos. Volume 1, Influência e Poderdo Ouvidor ArriagaManual de Direito do ProcessoAdministrativo ContenciosoMonetary Authority of Macao: AnnualReport: 2013O Arbitrismo Ibérico entre Macau eManila: População, Comércio e FinançasO Dr. Sun Yat-Sen e a sua ProfissáoMédica em MacauPlano de Aquisução de Imóveis ParaHabitação por Residentes de MacauPortuguese pioneering: A Hundred Yearsof Hong Kong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Lei da Actividade Comercial deAdministração de CondominiosDocumentoRegime do Notariado PrivativoRelatiório Sobre a Água em Macau:2013 － 2014Relatório de Auditoria de Resultados:Meios de Autuação das Infraccoes deTransito e seu ControloRelatório do Ano 2012: Direcção dos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Estabelecer uma Base Profissional eCultivar os Talentos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of Macao: 2012-2013Results of the Household Budget Survey:2012 － 2013書名 責任者 出版單位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Bure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Correios de Macau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Chan Chi Ping（陳致平）,ed.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Estatística e CensosChan Chi Ping（陳致平）,ed.Jorge Manuel de AbreuArrimarJorge Baptista Bruxo,Luciano de AlmeidaMonetary AuthorityEduardo FrutuosoFok Kai CheongInstituto de HabitaçãoJosé Pedro BragaInstituto de HabitaçãoVicente Monteiro（韋思明）,Frederico Rato （陶智豪）,ed.Grupo de Trabalho para aConstrução de uma SociedadeEconomizadora de ÁguaComissariado da Auditoria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Educação e JuventudeConselho do Ambiente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Correios de Macau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Gabinete de Comunicação Social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CensosGabinete de Comunicação SocialInstituto Cultural de Maau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Monetary AuthorityInstituto Cultural de Maau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Instituto de Habitação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Instituto de Habitação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Grupo de Trabalho para a Construção deuma Sociedade Economizadora de ÁguaComissariado da Auditoria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JuventudeEnvironment CouncilStatisics and Census Service1872014 年澳門出版概況Texto de Consulta Sobre o “Regime dePrevidência Central não Obrigatório”Viagem por Macau. Volume I - SéculoXVII - XVIIIViagem por Macau. Volume II - SéculoXIX - I ParteViagem por Macau. Volume III - SéculoXIX - II ParteViagem por Macau. Volume IV - SéculoXXVista Geral da Educação em Numeros:Educação em Numeros: 2013 － 2014,Situação Educativa: 2012-2013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啟示︰對澳門回歸十五年巨變必然性的基本認知（大型研究報告）一國兩制理論縱橫一國兩制與澳門居民權利保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人口統計︰ 2 0 1 3三盞燈的藝術食堂︰一道社區美食的誕生大西洋銀行業績報告︰ 2 0 1 3大明國圖志︰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大豐銀行年報︰ 2 0 1 3工業調查︰ 2 0 1 3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報內港公民常識知多 D六三○的日與夜︰一場澳門社運實錄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建校六十週年特刊天人古今︰華人社會歷史教育的使命與挑戰文學及其場域︰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本（1999 － 2009）文學風景︰澳門歷史城區文學遊蹤司法警察局工作年報︰ 2 0 1 3失約之城本地生產總值︰ 2 0 1 3本地居民總收入︰ 2 01 3 年民法一般論題與《澳門民法典》總則（上冊）刑事訴訟法典同心致遠，共享繁榮︰崔世安參選政綱同行十五載，成長拾滿愛 1 5 週年特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投票程序Fund de Segurança SocialCecília Jorge, RogérioBeltrão CoelhoCecília Jorge, RogérioBeltrão CoelhoCecília Jorge, RogérioBeltrão CoelhoCecília Jorge, RogérioBeltrão Coelho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Educação e Juventude楊允中等楊允中楊允中、冷鐵勛主編統計暨普查局文化局大西洋銀行羅明堅著；金國平譯大豐銀行統計暨普查局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Anto ine Volodine（安托方‧沃潔金）著；彭雅筠譯梁官漢主編蘇嘉豪化地瑪聖母女子中學李向玉主編王列耀、龍揚志彭海鈴司法警察局Austin Coates（奧斯汀‧科茨）著；趙元譯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暨普查局唐曉晴印務局崔世安冼嘉彤、張漪雯、周惠明編行政暨公職局選舉技術輔助處Fund de Segurança SocialLivros do OrienteLivros do OrienteLivros do OrienteLivros do Oriente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Juventude澳門學者同盟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統計暨普查局文化局大西洋銀行文化局大豐銀行統計暨普查司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化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蘇嘉豪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澳門理工學院文化局文化局司法警察局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化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基金會印務局崔世安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行政暨公職局書名 責任者 出版單位
197ABSTRACTS196澳 門 研 究 2015年第 4期澳門歷史學家裘昔司之生平及著作考述....................................................... 金國平 (79 － 167)澳門學著作提要（十八）.................. 葉 農 (76 － 163)澳門學著作提要（十九）.................. 葉 農 (77 － 144)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 葉 農 (78 － 167)澳門學著作提要（二十一）............. 葉 農 (79 － 174)青年園地理查‧馬克威克與省澳客運郵政述略....................................................... 沈曉鳴 (76 － 167)《媽閣是座城》︰澳門博彩產業的文學解讀......................................................... 張 蓉 (76 － 179)微電影營銷初探──基於澳門的經驗 ..................... 丁 瀟 (76 － 185)澳門與廣東長者教育之比較與啟示....................................................... 楊源哲 (77 － 179)論國際法中對抗措施的均衡性原則....................................................... 張博一 (77 － 187)澳門兒童虐待防治體系的建構 ..... 文立彬 (78 － 176)澳門戲劇傳播動態系統探微 ......... 鄭應峰 (78 － 182)楊絳小說的傳奇性 ............................ 金 鑫 (78 － 187)其他加強文化建設 豐富巿民生活──民政總署開展巿民文化建設紀實...................................................... 陳超敏 (76 － 191)《內地與澳門判決安排》︰問題、實踐及發展........................................................ 涂廣建 (77 － 54)澳門幣與港幣的關係研究──基於商品、金融及實際資本市場的融合程度視角分析 ...........................王 森 (77 － 64)構建澳珠城巿優質生活圈──人居環境宜居度視角........................................... 陳章喜 稂 欣 (77 － 70)澳門幼兒教育課程變革︰背景、進展與問題...................................................... 郭曉明 (77 － 148)他者的眼光︰ 1956 年港澳主教何明華內地之行及其宗教解讀 ................................ 吳 青 (77 － 157)中華基督教教育會與《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 張龍平 (77 － 167)澳門學視野中的地域文化建構──評《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 林廣志 (77 － 195)多元化評估澳門高等教育的實施路徑...................................................... 李嘉曾 (78 － 171)出版動態2014 年澳門出版概況 ..................... 王國強 (79 － 179)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QuarterlyNo. 4December 2015ABSTRACTSNew Visions of the Three Types of Chinese Documentation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of Macau TANG Kaijian • 74 •Abstract: On the issue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Macau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Eastern and Western scholars published many pieces of literature and documents. Before Macau’s return to China, we collected and studied many Chinese documents related to Macau’s maritime trade.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rare and antique books which used to be treasured in the libraries of China,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not seen in the past were disclosed, among which,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of documents that record the early history of Macau.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lose and study three Chinese documents seen in recent years, which are all related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cau in the 16-17 century. The four documents are as follows: GuoYingpin’s The Governor Rules（郭應聘《總督條例》）, Xuyongjian’s Brief Biography of Nan Taichangqin Mr.XuZhenxue（徐用儉《南太常卿徐貞學先生行述》） and Xu Honggang’ Geng Zhi Shan hai Jiang ling Shu （許弘綱《更置山海將領疏》）.Keywords: Macau, The Governor Rules, Nan Taichangqin Mr. Xu Zhenxue, Geng Zhi Shan hai Jiang ling Shu Cultivation of Japanese Catholic Priests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and Their Exchanges with Macau TSUYOSHI Takahashi, SHEN Yi (tr.) • 90 •Abstrac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Valignano（范禮安） in 1580, the Society of Jesus established St. Paul’s College in Japan. Following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College was forced to close. Valignano, nevertheless reopened it in Macau in 159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 Paul’s College in Macau and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Jesus became closer and closer. The financial and manage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was strengthened due to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Jesus covering the salaries of staff and accommodation of students. St. Paul’s College of Macau became a refuge for Japanes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re were 24 Catholic priests in Japan; out of which 18 once studied in St. Paul’s College in Macau. They, however, did not take all the required training courses to become a qualified priest. Most of them just took ethical theology while a few of them could make it to the advanced courses such as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is was attributed to the Latin language. In addition, due to the grave conditions during the missionizing process, students would be offered the position of being a priest so they could be devoted to missionary work even though they had not completed the course. St. Paul’s College of Macau established by Valignano had provided a comfortable and relaxing learning place for Japanese students. Its establishment not only fulfilled the idea of building a Kyoto’s St. Paul’s College, but also exceeded his original intention both in scale and content. However, whether the ideal learning place conforms to Valignano’s thoughts is worth further study.Keywords: Alessandra Valignano, Japan, Macau, St. Paul’s College of Macau, Japanese Priests
澳 門 研 究 1982 0 1 5年第4期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s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Sino-Western Relations GUO Wenting, CHEN Caijun • 104 •Abstract: During 1831 to 1833, Prussi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voyaged along the cost of China three times. Based on his journal of those voyages he published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in which he investigated China’s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affairs, geography, relig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and collected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The book immediately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West, including politicians, merchants and missionaries. His writings shaped Western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modern Sino-Western relations.Keywords: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Missionary,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Sino-Western relationsAnders Ljungstedt and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Björn Sundmark, GONG Xiaojing (tr.) • 116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with Sir Anders Ljungstedt (1759-1835), a pioneer historian of Macau of Swedish extraction. It sums up the main points of Ljungstedt’s life and work. The article also places his achievement into the context of previous Swedish explorers, traders and scientists to China,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Letters from China,” a collection that has hitherto not been known outside Sweden.Keywords: Anders Ljungstedt,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Pehr Osbeck, History of MacauA Further Study on Macau’s Prominent Chinese Merchant Cao Shanye and His Family ZHANG Jianjun • 128 •Abstract: Cao Shanye is one of the prominent Chinese merchants in modern Macau.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onse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o and his family resided in Macau, engaged in imported goods and a pawnshop business. He was also involved in various social affairs in Macau, including raising funds to establish Kiang Wu Hospital and shops. His family business flourished into its heyday, leaving many track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acau which have been recorded in Macau Official Gazette. The current research about this, however, is still not enough. We researched into and reviewed the migration, genealogy and family business of Cao’s family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genealogical tree and inscriptions on tablets and found that his family wa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Cao clan who moved from South Sea to Xiang Shan City and whose migrat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stages according to their residence. Cao Shanye turned out to be the seventeenth generation of the Cao clan.Keywords: Cao Shanye, Macau’s prominent Chinese merchant, PedigreeExcavating the Literature on Wartime Macau: Problems of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Geoffrey C. GUNN, GONG Xiaojing (tr.) • 142 •Abstract: The 1937-45 period in Macau’s modern history coincident with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and (China’s) War of National Resistance is relatively understudied. Alongside Chinese, Portuguese, and English writings, very few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access Japanese sources. Part of a larger project on “Wartime Macau,” this
199ABSTRACTSpaper seeks to problematize the writing of this history, with reference to some concrete examples that may have evaded standard enumerations and, especially, as a “literature” guide to future investigators and translators of this complex period. Besides American, French, and other intelligence reports, memoirs of Japniese diplomats are also important sources of information.memoirs of Japniese diplomats are also important sources of informationKeywords: Wartime Macau, Japan, Allied codebreakers, Morishima Morito, the João de Lisboa, Guangzhouwan, American bombingFrom Public Archives to Private Lofts – in Quest of Source Documents in Britain for the History of Macau LEI Lai Cheng • 160 •Abstract: The paper surveys the vast resources for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Macau dating back as far as the 16th century held in Britain. Besid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major reference libraries such as the British Library and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attention is also paid to specialist archives such as the British Postal Museum Archive and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archives at Kew, and local archives across the UK. Taking her own project aimed at constructing a female-centric narration of Macau’s past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explains how integrated online catalogues such as the National Archives’ “Discovery”, which contains descriptions of records held by more than 2,500 archiv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making what used to be like looking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 possible. The paper also indicates another revolutionary impacts the Internet may have on historical research, suggesting that the rise of online genealogy may link historians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figures they study together, and bring documents stored away in attics, cellars and closets of some British homes to light.Keywords: the Studies of 19th, Macau Studies, Document, Online catalogues, GenealogyResearch on the Macau Historian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s Lifetime and Works JIN Guoping • 167 •Abstract: In Macaology, there is a classical work named Historic Macao. In Shanghaiology, there is a famous work Historic Shanghai as well. The author of these two works is the same person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 But we know little about him, even being unsure as to his nationality (British or Portuguese), and the several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his name（裘昔司、特瑞修、徐薩司、狄支沙）. The article examined his lifetime and publications more closely by compiling and examining various foreign documents and archives.Keywords: Macau, Historic Macao, Shanghai, Historic Shanghai, 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