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32013Gaming Legislation of Macau: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ZHANG Fuqiang, Yi Jiachun5Operations Strategies of the Gaming Sector………………………ZHOU Jinquan, WU Hongzhe17Synergic Development Between Zhuhai and Macau: Realistic Foundations and Paths to Realisation– with Discussions on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Moderate Diviersification of Macau’s Economy……………………………………………………………………………………HAN Jiangbo25The Maritime Route between Quanzhou and Persian Gulf during the Age of Sail– with Discussions o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Portugal and the Islamic World in the16th and 17th Centuries…………………………………………………………LIN Meichun35A General Trend of the Production and Trade of Fujian Porcela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XU Xiaowang54Louça de Chincheo: the Portuguese Name for Kraak Porcelain………………………JIN Guoping62A Study on the Ming Blue-and-White Porcelain Unearthed in Macau……………MA Kam Keong73Several Issues on the Research on Zhangzhou Kiln………………………………………LI Jianan92“Kraak porselein”, a Specific Type of Chinese Porcelain or Just a Matter of Designation?……………………………………………………Pedro DIAS (Author), CHEN Yufang (Tr.)96Deeds of “The First Miraculous Missionary” in Ming China: Francesco Sambiasi…TANG Kaijian100An Examination of the Founding Year of the Holy House of Mercy of Macau………WU Hongqi139Japanese and the Church of St. Paul’s of Macau: the Mysterious Painter behind St. Michael………………………………………………Takashi MIYANGA (Author), SHEN Yi (Tr.)146Christianit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ea to the West ………………………………LIU Zhangcai155Abstracts of Works of Macaology (12) …………………………………………………YE Nong162Some Comments on Macau’s Moral Education Policies Under the Liberalisation of the Gaming Sector………………………………………………………………………………CHAN Chi Fong166The Effectiveness of Baduanjin Qigong (Eight-Section Brocade) in Improving the Pre-MenstrualSyndrome among the Women of the Territory of Macau……ZHU Mingxia, ZHANG Huilin174An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Strategi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Macau…………………………………………………………………………PANWei, HE Tiantian182Creative Writing and Cultural Creations Industry of Macau ……………………YANG Qingquan187Academic Activities in Macau (July to September 2013) …………………………CHAN Chan U194
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的地位”以及“以符合法律為前提”等問題，作出具體的立法規定或解釋，從而呈現出操作性不強，難以為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執法提供具體的法律依據之現狀。三、美國博彩立法經驗之啓示澳門以博彩聞名於世，與美國的拉斯維加斯、摩納哥的蒙地卡羅、馬來西亞雲頂和美國大西洋城並稱世界五大賭城。其中美國和摩納哥的博彩立法較為完善，特別是美國，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和新澤西州的大西洋城博彩業十分發達，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經過長期的法制建設，逐漸建立起靈活而完備的法律制度和監管機制，值得澳門借鑒。（一）設立獨立的牌照制度出於有效規管博彩行業的考慮，世界上實行博彩合法化的國家基本上都採取獨立的牌照制度。內華達州是美國最早實行博彩合法化的地方，經過多年的經營，博彩業已成為本州絕對的支柱產業。根據內華達州NRS463.0129號法律的規定，博彩公司的設立應首先申領牌照。對於牌照的申領，相關立法已經形成了一種稱之為“正直性審查”的背景審查制度。即在頒發牌照的過程中，政府監管部門按照各項法規的要求，通過審查牌照申領人提交的各項申請材料以及以與該申領人面談、誠信調查等必要程序，對牌照申領人實施有效審查，從而建立起以“正直性審查”為核心的博彩牌照頒發審查機制。新澤西州也採用獨立的牌照制度，但該州旨在通過發展博彩業來拉動本地旅遊業發展，因而該州的《1977年博彩控制法》規定，博彩牌照的申領對象為當地符合條件的酒店和會展業機構。這一方面是為了保持本州現有服務業的傳統特色，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限制獲得牌照的賭場不會形成獨立產業，而是始終作為服務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對於牌照到期應如何處理，內華達州和新澤西州皆採用“牌照續期制度”，即博彩公司的經營如果沒有出現法定的停業或撤銷牌照的事由，則可繼續經營，不需要在合同到期時重新競投賭牌。其中，內華達州的法律規定，所有博彩營業牌照均需在每年的1月1日申請續期。新澤西州的法律則規定，在獲得博彩營業牌照之後，需每隔五年向博彩執法局提供一次相關的資料，供執法當局審查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可以繼續執業的條件。這種“牌照審查制度”旨在保障原有博彩企業的合法經營，避免新的競爭對手進入博彩行業，從而保證現有博彩企業的正常競爭秩序，維持博彩業的高利潤，同時也有利於政府保持穩定的博彩稅收收入。（二）建立運行有效的博彩監管機制內華達州和新澤西州十分重視對博彩業監管的制度建設，通過博彩立法，建立起不同層次的監管機構，並賦予它們不同的監管職能，為本州博彩業的規範發展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障。為了對博彩業實施有效的監管，內華達州建立了職能明確的博彩監管機構──州博彩委員會See Nevada Law-Chapter463-Licensing and Control of Gaming, NRS463.3072-3b, http://law.justia.eom/nevada/codes/NRS-463.html.See NRS463.270 of the Nevada Gaming Control Act, Nevada Law-Chapter463-Licensing and Control of Gaming,http://law.justia.eom/nevada/codes/NRS-463.html.See Article 6,5:12-87.1 of the New Jersey Casino Control Act, New Jersey statutes Act, http://www.nj.gov/casinos/actreg/act.html.王長斌：《澳門博彩立法要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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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博彩立法及對美國經驗的借鑒和博彩控制局，這兩個機構構成了內華達州博彩監管的主體。博彩委員會具有准立法和准司法的職能，是本州博彩業的最高監管機構。博彩控制局則是博彩執法機構，集合了一般行政機構與警察機構的雙重職能，主要職責在於對博彩業的審計、調查、課稅、頒發牌照、檢查博彩設備等。此外，內華達州還設有兩個具有博彩監管職能的機構，即內華達博彩政策委員會和檢察機關。前者是內華達州州長在博彩政策方面的一個諮詢機構，沒有實際約束力。後者是州檢察總長辦公室下設的一個博彩檢控廳，主要充當內華達州博彩委員會和博彩控制局的法律顧問，並代表這兩個機構參與因博彩事務引起的民事訴訟。新澤西州的《1977年博彩控制法》規定：“本法授權監管實體擁有管理和調查的權力和責任，並須調控和輔助博彩產業的運作和鼓勵其保持正當的競爭。”據此，新澤西州賦予監管實體有權以行政手段管理娛樂場的營運，以保障社會、公眾及經濟效益。新澤西州依法設立了三個主要的博彩監管機構，分別為賭場控制委員會、博彩執法局和州警察局。2011年2月，新澤西州對其博彩監管體制進行改革，重新劃分賭場控制委員會和博彩執法局兩個機構的職能，以減少多個部門間業務重疊現象的發生。改革後，賭場控制委員會主要職能為審查並頒發賭場營業執照以及與賭場營業有關的個人執照、審查並決定針對博彩執法局局長所作決定的上訴、根據上訴聽證業務的需要制定規章、審查並決定賭場營業持有者對博彩監察局不當調查的投訴。這樣，賭博控制委員會就轉變為一個准司法和准立法機構。博彩執法局的主要職能是對執照申請在進行調查、監管性執法與形式犯罪執法、對電子博彩設施進行監測，分別由執照廳、執法廳和技術服務廳執行，而州警察局專設賭場博彩廳負責賭場犯罪的調查工作。改革後的新澤西州博彩監管機構體現了向內華達州權力集中模式的靠近。但新澤西州是在原有機構上進行調整，將賭場控制委員會日常監管賭場以及制定博彩規章的權力轉移給了博彩執法局，使得雙方重疊的職能得到進一步劃清。這樣的職能分工明確，有利於監管職能的具體分工及相互協調，減少各機關之間的業務重疊，提高監管效率。（三）構建機制完善的博彩中介人制度在博彩中介人的制度設計上，內華達州和新澤西州採取不同的做法。其中內華達州把博彩中介人分為兩個等級，把博彩中介人稱為“獨立經紀”，對其實行較為寬鬆的“註冊制度”，其合作人稱為“次級代理人”，這樣的設計後來為澳門所借鑒。而新澤西州則將博彩中介人統稱為“博彩代理人”，實行牌照制度，其牌照的審查標準側重申請人是否有違法犯罪的背景。在中介人取得牌照或完成註冊之後，其行為如何受政府的規範與持續監管，是對中介人管理的關鍵。在這方面，內華達州與澳門的做法有許多相似之處，不同之處在於博彩中介人對每次博彩活動需履行的義務。內華達州的法律要求填報現金交易報告，澳門雖也建立起類似的現金交易報告制度，但並未做出要求每一個博彩中介人具體落實報告的責任的規定。See Article 5:12-63 of the New Jersey Casino Control Act, New Jersey statutes Act, http://www.nj.gov/casinos/actreg/act.htm.王長斌：《澳門博彩立法要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頁。內華達州的博彩“獨立經紀”並不承包貴賓廳，他們不需要完成一定量的賭碼銷售額，其盈利是向博彩公司介紹顧客從而抽取傭金。“博彩代理人”是自然人，可以受僱“博彩代理企業”。“博彩代理企業”，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公司等商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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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內華達州、新澤西州的法律均規定，如果博彩中介人沒有依法履行自身的權利和義務，博彩監管機構可對其採取懲戒措施，如發出譴責信、改變牌照的限制條件、中止或吊銷牌照、予以罰款等。此外，新澤西的法律還規定：如果當事人無執照或不註冊而執業，則將被視為第四級犯罪，可處以2萬美元以下（自然人）或10萬美元以下（非自然人）的罰款；接受博彩中介服務的人亦被視為第四級犯罪，將被處以2萬美元以下（自然人）或10萬美元以下（非自然人）的罰款。（四）建立具可操作性的博彩區位立法鑒於博彩產業的重要性，特別是它對其他產業的的拉動作用，因而博彩監管機構須考慮在推動博彩娛樂場發展的同時，要適當限制並盡力減少對當地居民生活環境的“污染”，而兩者的平衡點就是規範博彩場所的佈局並保護該區域內居民的居住環境。為此，內華達州對博彩場所的佈局作出了相應的規定。根據內華達法律（NRS463.308號）的規定，博彩委員會將不批准非限制性博彩牌照的娛樂場興建在人口超過40萬的社區內，除非該娛樂場是申請興建在專門的博彩區域內。如果要求申請在人口超過40萬的社區內專門劃出博彩區域，則需滿足一定的條件，包括：（1）選址要有適當的道路、水源、衛生設備、公用設施和相關服務；（2）擬建的設施不會影響附近地區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自然資源和生活品質；（3）擬建的設施能提高、增加、穩定就業和發展當地的經濟；（4）擬建的設施不能損害社區的衛生、安全和整體的福利，也不能與周邊區域的環境不協調；（5）擬建的設施必須至少離已開發的社區500英尺；（6）擬建的設施必須至少離學校及宗教服務團體的建築群1500英尺；（7）擬建的設施不能對已開發的社區及距離2500英尺以內的公、私立學校及宗教服務團體帶來不良的影響。同時，博彩區域的設立必須舉行聽證會徵得居民的同意，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居民擁有不受博彩場所騷擾的良好的生活環境，並允許居民在此之後保留有充分的上訴權利，從而保證居民參與監督，降低居民對政府濫權的抱怨。新澤西州則把區位理念融入牌照頒發制度中，通過限定牌照頒發的條件，將博彩場所的開業地點限制在大西洋城的博彩區域內。根據新澤西州法規（NJAC19:43-6.2號和NJACS:12-83號）的規定，所有賭場牌照僅批准頒發給那些位於符合資格酒店內的賭場。法規通過明確可開辦賭場的酒店的條件，提高法規的可操作性。其中主要限制條件包括：酒店客房不能少於500間、限定賭場的面積、賭場面積每增加1萬平方尺需增加超過100間房間、限定房間建設完成的時間等。新澤西州通過把博彩業和相關服務業聯繫在一起，通過賭場的設立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其他設施的完善。王長斌：《博彩中介人准入管理制度（上）》，澳門日報（澳門），2012年2月26日第A07版。內華達州的博彩牌照分為兩種，一種是有限制性博彩牌照，另一種是非限制性博彩牌照。限制性博彩牌照主要發給只經營角子機及其數量在15台以下的場所，如酒吧、餐廳及超市等。非限制性博彩牌照則主要發給遊戲種類達到兩種或以上，並且其角子機數量在15台以上的。每一娛樂場所都需要獨立申領牌照，鑒於以上原因，絕大部分的賭場都是申領非限制性博彩牌照的。See Nevada Law-Chapter463-Licensing and Control of Gaming, NRS463.3072-3b, http://law.justia.eom/nevada/codes/NRS-463.html.See Article 19:43-6.2 of the New Jersey Casino Control Act, Article 12-83 of the New Jersey Casino Control Act,New Jersey statutes Act. http://www.nj.gov/casinos/actreg/ac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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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定的國家和地區，都必然經歷形成、成長、成熟和衰退等四個發展階段。產業生命周期與企業發展戰略存在着較大的關聯性，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面對產業不同的生命周期，企業擁有哪些戰略機會；二是企業的戰略如何去適應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之需要；三是生命周期的行業特徵對企業的戰略影響，而需求、供給、分工和技術這四個相互作用的因素則影響着產業的演進。作為一個產業，博彩產業的發展和演進同樣受到產業生命周期理論的約束。博彩作為特殊的旅遊吸引物，其在全球的普遍和快速發展表明，博彩旅遊業在全世界正引發集束式的“博彩爆炸”。博彩業因其特殊的吸引力，與旅遊產業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繫，在追求較高經濟效益的目標中，博彩產業與旅遊產業之間形成了有機結合。鑒於博彩與旅遊之間的特殊關係，博彩產業的生命周期理論研究可以借鑒旅遊目的地生命周期的相關理論。R.W.Butler首先系統地把生命周期概念引入到旅遊目的地管理的研究中，以旅遊者數量變化作為階段的特徵變數，其旅遊目的地生命周期模型概括為六個階段。Haywood , K. M.提出，旅遊目的地生命周期的影響因素包括：政府與立法機構、旅遊替代品、現有目的地競爭、新目的地開發、遊客需求和價格敏感度、旅遊交通以及反旅遊開發組織的異議。Chr is Cooper進一步提出包括旅遊地經營者的決策、旅遊地的環境因素、目的地受歡迎度、發展速度、可進入性、競爭性旅遊地數量的影響因素。而Keith G Debbage認為經營者的決策、旅遊業自身的競爭性結構改變影響着該旅遊地生命周期；Dimitri Ioannidess研究了旅遊目的地發展取決於政府機構的行為、與國外旅行社的關係，而Anthony Di Benedetto認為政策因素和環境因素較為重要。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影響旅遊目的地生命周期演化的因素是多種多樣、因地而異的。楊公朴、夏大慰：《產業經濟學教程》，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12 頁。G.Axin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No. 1 (1991); Klepper Steven., “Industry Life Cycle,” Industryand Corporate Change, Vol.6, No.1(1997), pp. 1─37.Goodman R.,The Luck Business: The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and Broken Promises of America’s GamblingExplosion, Touchstone, 1996.Butler RW, “The Concept of the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Canadian Geographer, No.1 (1980).Haywood, K. M., “Can the Tourist-area Life Cycle Be Made Oper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No.7 (1986),pp. 154─167.Chris Cooper, Stephen Jackson, “Destination Life Cycle :the Isle of Man Case Stud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16 (1989), pp. 377─398.Keith G Debbage, “Oligopoly and the Resort Cycle in the Bahama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17 (1990),pp. 513─527.Dimitri Ioannides, “Tourism Development Agents: the Cypeiot Resort Cycl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19(1992), pp. 711─731.C. Anthony di Benedetto, David C Bojanic,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Extension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20 (1993), pp. 55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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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博彩產業之經營戰略由於不同產業的特徵結構的描述無法用一個統一的產業生命周期描述，傳統的產業研究範式（SCP）結構、行為、績效分析方法只能對產業在一定階段內的發展進行靜態描述。在研究博彩產業生命周期中，筆者試圖通過博彩產業生命周期理論對產業長期發展進行動態描述，實現動態與靜態相結合。在有關產業生命周期特徵變數的研究中，Smitha Bhandare認為旅遊目的地的旅遊產業特徵變數包括人均消費支出、過夜時間、旅遊收入、旅遊企業數量、從業人員、旅遊活動類型等。但博彩業的生命周期特徵變數需要考慮更多的因素，比如企業數量、產業規模、市場結構、產品價格和產品品質。結合旅遊目的地生命周期的特徵變數，以及博彩產業形成與發展的特點，還可以把博彩業收入、賭台收入、產品數量等作為其階段特徵變數。二、博彩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特徵變數描述博彩產業的五個生命周期階段的特徵來自五個方面：一是產品特徵，用博彩產品類寬度與深度、賭檯收入等表示；二是產業組織，用博彩公司數量、規模、收入等表示；三是產業市場，用博彩遊客市場、滯留狀況表示；四是產業結構，用博彩產業在產業結構比例，收入與稅收中的比重表示；五是產業政策，用政府賭牌發放和稅收政策表示。（一）產品特徵。從博彩產品的推出到產品的更替演化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基本判斷，更是產業生命周期演化的基本特徵。博彩產品的數量、價格和品質等特徵能夠反映博彩產業發展階段的特點。博彩產品經過長期的不斷推陳出新，使得博彩產業發展歷經起伏。隨着澳門博彩的發展，最初的產品不斷演化，早期的字花、字膽等已經消失，白鴿票、山票等產品的形式已經發生改變，番攤、骰寶等博彩產品衍化出新的產品。（二）產業組織。以公司的數量、規模和收入作為生命周期階段發展特徵。在博彩產業由形成至發展階段中，隨着產業技術的改進和完善、市場不確定因素的減少、產業的投資風險降低、受少數公司獲取巨額利潤的誘惑，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大量投資者開始進場，公司數量迅速增加，由最初的一家發展到幾家或更多。在博彩產業發展前期和發展後期階段中，在該發展前期階段，雖然博彩公司間也存在一定的競爭，也有個別企業退出，但由於市場需求較大，公司的進入數量遠遠大於退出數量。到了發展後期，市場已經開始分化，存在高、中、低三種檔次的市場，不同類型的公司服務於不同的目標市場。在博彩產業發展的後期，競爭開始出現，在市場需求的限制下，儘管不斷有新公司進入，但是由於大量的公司退出，在該階段的最後時期，公司數量開始保持在某一個相對平衡水平。（三）產業市場。產業市場反映了市場需求與供給狀況，包括博彩遊客市場、滯留狀況。與博彩業內公司數量的變化類似，博彩產業在發展的前期，市場規模也在增長，受高額產業利潤的吸引，大量投資者進入博彩產業，公司的數量和產業規模在擴大。由於市場容量的限制和博彩公Smitha Bhandare Kamat, “Destination Life Cycle and Assessment - A Study of Goa Tourism Industry,” South AsianJournal of Tourism and Heritage, Vol. 3, No. 2 (2010).蓋翊中：《產業生命周期中產業發展階段的變數特徵》，《工業技術經濟》（長春）2006年第12期，第54─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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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瓷器傳播研究·大航海時代泉州至波斯灣航線──兼論16─17世紀中國、葡萄牙、伊斯蘭世界之文化交流林梅村[摘要]受《明史外·國傳·滿剌加》的影響，許多學者認為，明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人佔領麻六甲後，切斷了明王朝與印度洋傳統的海上貿易航線。殊不知，大航海時代開啟後，中國與波斯的貿易往來從未中斷。相反，中國和穆斯林海商不斷衝破葡萄牙、荷蘭殖民者對東方貿易的壟斷，從泉州浯嶼遠航印度洋。牛津大學博多利圖書館藏明抄本《順風相送》和《大明東洋西洋海道圖》（Selden Map of China）表明，直到明代末年，這條航線仍暢通無阻；李詡《戒庵老人漫筆》所載蘇州穆斯林馬懷德的牽星板，就是萬曆年間遠航印度洋的導航儀。與此同時，葡萄牙人在開闢中國航線的過程中，大量起用中國和穆斯林海商，使得中國與波斯的海上貿易重新繁榮。16－17世紀，景德鎮的外銷瓷和龍泉窯瓷器，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不斷輸入波斯和中東各地的。[關鍵詞] 海上貿易中國葡萄牙波斯景德鎮外銷瓷明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人佔領麻六甲後，切斷了明王朝與印度洋傳統的海上貿易航線。《明史·外國傳·滿剌加》記載：“自為佛郎機所破，其風頓殊。商舶稀至，多直詣蘇門答剌。然必取道其國，率被邀劫，海路幾斷。”殊不知，大航海時代開啟後，中國與波斯的貿易往來從未中斷。相反，中國和穆斯林海商不斷衝破葡萄牙、荷蘭殖民者對東方貿易的壟斷，從泉州浯嶼遠航印度洋。牛津大學博多利圖書館藏明抄本《順風相送》和《大明東洋西洋海道圖》表明，直到明代末年，這條航線仍暢通無阻。景德鎮窯外銷瓷就沿這條航線，源源不斷地從泉州運往波斯灣。一、大航海時代泉州至波斯灣針路早在元代，泉州海商就開通了太倉劉家港至波斯灣航線。除了國際貿易之外，這條航線的作者簡介：林梅村，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北京 100871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419頁陳高華：《元代泉州舶商》，原載《中國史研究動態》（北京），1985年第1期；收入《陳高華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543─5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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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開闢還與中國穆斯林到伊斯蘭聖地──麥加朝覲息息相關。麥加朝覲是伊斯蘭教為信徒規定的必須遵守的基本制度之一，每一位有經濟和有體力的成年穆斯林都負有朝拜麥加的宗教義務。所有穆斯林，無論是男是女，都會盡最大努力，爭取一生至少要前往麥加朝覲一次。永樂初大學士李至剛撰《故馬公墓誌銘》，詳載鄭和身世。原來鄭和之父，“字哈只，姓馬氏，世為雲南v昆陽州人”。元末到麥加朝覲，故名“哈只”（阿拉伯語Hajjj“朝覲者”）。至順元年（1330）和至元三年（1337），汪大淵兩下西洋。他在《島夷志略》天堂條寫道：“地多曠漠，即古筠沖之地，又名為西域。風景融和，四時之春也。田沃稻饒，居民樂業。雲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名為天堂（指麥加）。有回回曆。”如果鄭和父親從雲南取道絲綢之路到麥加，要走一年以上。不過，朝覲者也走海路，乘海舶經西洋（印度東海岸馬拉巴爾）到麥加。明永樂十二年（1414），鄭和艦隊就沿元人開闢的海上通道遠航波斯灣，並在忽魯謨斯島（今霍爾木茲島）設立大明海軍基地，時稱“官廠”。鄭和、王景弘在太倉劉家港天妃靈應宮所立《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碑》記載：“永樂十二年（1414）統率舟師往忽魯謨斯等國。”又載：“永樂十五年（1417），統領舟師往西域。其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麒麟，番名祖剌法，並長角馬哈獸。”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曾經派分遣艦隊到過天方（麥加）。這條航線著錄於茅元儀《武備志· 航海圖》天啟元年刊本，今稱《鄭和航海圖》。1961年，北京大學向達教授整理出版了牛津大學博多利圖書館藏《順風相送》。這個明抄本寫有泉州浯嶼往返波斯灣、阿拉伯半島航線，包括浯嶼往磨六甲五嶼門（原文誤作“浯嶼門”）、磨六甲往阿齊、阿齊往傍伽喇、阿齊往古里、古里往忽魯謨斯、古里往阿丹、古里往祖法兒等諸多針路。正如向達教授指出的，“有人以為，華斯噶·達·伽馬（Vasco da Gama）於一四九八年至印度以前好多年，中國商船就已絕跡於蘇門答臘以西，今觀《順風相送》可以知其完全不對。”馬興東：《〈故馬公墓誌銘〉的歷史價值》，《雲南民族學院學報》（昆明），1994年第3期，第64頁。（美）希提著、馬堅譯：《阿拉伯通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155頁。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52頁。范金民：《鄭和〈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校讀》，朱誠如、王天有編：《明清論叢》第10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337─845頁。向達整理：《鄭和航海圖》，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向達點校：《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56、75、78─79、80頁。向達點校：《兩種海道針經》，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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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1405─1421年，鄭和艦隊在麻六甲和古里先後設立明帝國兩個官廠，那麼，1501年葡萄牙東來之前八十年（1421年）或九十年（1411年）遠航印度洋的中國船隊，正是鄭和率領的明帝國艦隊。換言之，鄭和七下西洋結束後，中國與印度洋的海上貿易一度中斷八十或九十年。表115－17世紀東西洋航線變遷表年代航線出處作者和成書年代1414年太倉劉家港至忽魯謨斯、祖法兒、阿丹《鄭和航海圖》歸安人（浙江吳興）茅元儀編，約成圖於洪熙元年至宣德五年（1425─1430）間，收入《武備志》天啟元年（1621）刊本。1537年太倉劉家港至忽魯謨斯、阿丹、祖法兒、天方《渡海方程》福建漳州府詔安人吳樸編，嘉靖十六年（1537）刊刻，鄭若曾編《籌海圖編》、鄭舜功編《日本一鑒》皆引用該書的東洋針路。1520年太倉劉家港至忽魯謨斯、阿丹、祖法兒《西洋朝貢典錄》江蘇吳縣人黃省曾編， 約成書於正德十五年（1520），清嘉慶十三年（1808）初刊。1609年廣州至滿剌加、柯枝、古里、佛郎機、巴喇西（波斯）《海國廣記》歸安人（浙江湖州）慎懋賞編，收入《四夷廣記》，約成書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1617年以前泉州浯嶼至蘇律門（佛郎）、美膋港（佛郎）、忽魯謨斯、丹、祖法兒《順風相送》明無名氏編， 牛津大學博多利圖書館藏明抄本，約萬曆末年（1617年以前）成書。1617年泉州浯嶼至麻六甲、大泥（紅毛番─和蘭）、美洛居（佛郎機、紅夷至和蘭）、啞齊《東西洋考》福建漳州龍溪人張燮編， 萬曆四十五年（1617）刊本。1664年泉州浯嶼至麻六甲、咬留吧《指南正法》福建漳州人吳波編，牛津大學博多利圖書館藏清抄本，約康熙三年（1664）成書。值得注意的是，牛津大學博多利圖書館藏《雪爾登中國地圖》（Selden Map of China）繪有一條泉州─古里─忽魯謨斯─阿丹航線，並在圖中標出具體針路（見圖2），而古里至波斯灣、阿拉伯半島航線則用注記說明。其文曰：古里往阿丹國，去西北，計用一百八十五更；古里往[祖]法兒國，去西北，計用一百五十更；古里往忽魯謨斯，用乾針五更，用乾亥四十五更，用戌一百更，用辛戌一十五更，用子癸二十更，用辛酉五更，用亥十更，用乾亥三十（更），用單子五更。向達整理：《鄭和航海圖》，第22─66頁。關於《鄭和航海圖》年代的討論，參見周鈺森：《鄭和航路考》，臺北：海運出版社， 1959年，第49－50頁。吳樸：《渡海方程》，收入董谷：《碧裏雜存》卷下（樊維城輯：《鹽邑志林》第十七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刊本）。吳朴撰《龍飛紀略》稱此書為“《海圖方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9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473─475頁）。有學者認為，此書當即牛津大學博多利圖書館藏《順風相送》（陳自強：《論吳朴的海洋意識》，《漳州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笫3期），其說不足信（張榮、劉義傑：《〈順風相送〉校勘及編成年代小考》，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主辦：《國家航海》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8─9頁）。黃省曾著、謝方校注：《西洋朝貢典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慎懋賞：《海國廣記》，《四夷廣記》下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年重印本。向達點校：《兩種海道針經》。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向達點校：《兩種海道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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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泉州至波斯灣航線──兼論16─17世紀中國、葡萄牙、伊斯蘭世界之文化交流據我考證，《雪爾登中國地圖》實乃《鄭芝龍航海圖》，原名可能是《大明東洋西洋海道圖》。伊朗國家博物館、土耳其托普卡比宮所藏17世紀景德鎮外銷瓷，就從這條航線遠渡重洋，從泉州浯嶼運往波斯灣忽魯謨斯或中東其他港口。葡萄牙人佔領麻六甲後，天方國仍派使者朝貢。據《明史·西域傳》記載，正德末年至萬曆年間，中國與阿拉伯半島之間一直進行朝貢貿易。除陸上絲綢之路之外，兩國交往亦走海路。《明史·西域傳》記載：天方，古筠沖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即麥加）。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貢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這條中國─古里─忽魯謨斯─天方航線，正是《大明東洋西洋海道圖》所記泉州─古里─忽魯謨斯─祖法兒─阿丹針路。二、《大明東洋西洋海道圖》之阿拉伯圖源
圖2 牛津大學博多利圖書館藏
《大明東洋西洋海道圖》
早在元代初年，阿拉伯海圖就傳入中國。《秘書監志》卷四記載：“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十六日奉秘書監臺旨，福建道騙（騗）海行船回回每（們），有知海回回文剌那麻，具呈中書省行下合屬取索者。奉此。”元代回回文，指波斯文。所謂”剌那麻”，譯自波斯語rāhnimāy（指南），阿拉伯語作rahnami或rahmani（指南），可知元代初年《航海指南》之類的阿拉伯海圖已傳入中國。林梅村：《鄭芝龍航海圖──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藏〈雪爾登中國地圖〉名實辯》，《文物》（北京），2013年第9期，第64─82頁。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621頁。王士點、商企翁編次，高榮盛點校：《秘書監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6頁。劉迎勝：《唐元時代的中國伊朗語文與波斯語文教育》，《新疆大學學報》（烏魯木齊），1991年第1期，第18─23 頁。D.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70.馬建春：《元代東傳回回地理學考述》，《回族研究》（北京），2002年第1期，第14─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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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圖3《伊第利斯方形世界地圖》（1154年），原圖上南下北中世紀阿拉伯最著名的的地圖，首推《伊第利斯方形世界地圖》（al Idrisi’s World Map,Rectangular），現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編號：MSO Arabe 2221）。1154年，阿拉伯地理學家伊第利斯（Muhammad al Idrisi）為西西里島諾曼王羅傑二世（Norman King Roger II）繪製此圖，故稱Tabula Rogeriana（羅傑圖板）。此後大約三百年間，此圖一直是最精確的世界地圖（見圖3）。伊第利斯按照穆斯林傳統將北方置於底部，因此這幅地圖上下顛倒了180度，與現代地圖上北下南正好相反。元代初年從波斯傳入中國的航海圖，當即此類伊斯蘭地圖。阿拉伯航海家用牽星術導航，導航儀稱“牽星板”（阿拉伯語kamal“四角規”）。明萬曆年間，李詡撰《戒庵老人漫筆》卷一記載：“蘇州馬懷德牽星板一副，十二片，烏木為之，自小漸大，大者長七寸餘，標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細刻，若分寸然。” 據嚴敦傑考證，這十二塊方板中，最大一塊七寸餘，當合24厘米，定為12指。其次是22厘米為11指，每塊遞減2厘米，最小一塊約長2厘米，叫1指。另外又有用象牙製成的一個小方塊，大約6厘米長，四角刻有缺口。缺口四邊的長度分別是半指、一角、二角、三角，一角是四分之一指。Ahmad, S. Maqbul, “Cartography of al-Sharīf al-Idrīsī”, in J.B. Harley and D. Woodward, The History ofCartography vol.2 Book 1: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Islamic and South Asian Societies, Chicago: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1992, pp.156─174.黃盛璋：《〈過洋牽星圖〉起源阿拉伯與中國發展、提高的貢獻指謎解難》，劉迎勝主編：《〈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理圖〉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0年，第135─136頁。嚴敦傑：《牽星術──我國明代航海天文知識一瞥》，《科學史集刊9》，北京：科學出版社， 1966年，第77─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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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Gahriel Ferrand）考證，其名源於阿拉伯人對琉球的稱謂al-Ghür，本義為“鐵礦”。第二，爪哇文：古代爪哇語深受佛教及梵語的影響，採用印度婆羅謎字母拼寫。14－16世紀，伊斯蘭教傳入爪哇後，爪哇語又受伊斯蘭教的強烈影響，改用阿拉伯文拼寫。17世紀荷蘭入侵後，爪哇語又改用拉丁字母拼寫，一直沿用至今。葡萄牙人從爪哇領航員複製的爪哇文海圖當即16世紀初阿拉伯文航海圖。1498年，摩爾水手伊本·馬吉德就憑藉此類阿拉伯航海圖為達·伽馬導航。如前所述，阿拉伯地理學家穆罕默德·伊第利斯1154年為西西里島諾曼王羅傑二世繪製過一幅世界地圖。此後大約三百年間，這幅地圖都是最精確的世界地圖。1500年葡萄牙人卡布拉（Pradro Alves Cabral）發現巴西，那麼這幅1512年阿拉伯文航海圖所標“巴西”當來自葡萄牙人地理大發現的知識。第三，“該圖上已標有好望角、葡萄牙、巴西、紅海、波斯海和香料群島”：1498年，在摩爾水手伊本·馬吉德（Ahmed ibn Mājid）導航下，達·伽馬從麻林迪穿越印度洋，首航印度西海岸古里（今科茲科德）。當達·伽瑪返回里斯本時，葡萄牙船隊所載絲綢、瓷器、香料等東方特產的價值相當於費用的60倍。於是，葡萄牙王唐·曼努埃爾一世（Dom Manuel I）接二連三地派艦隊遠征印度，並任命了印度總督。1510年，葡萄牙第二任印度總督阿爾布奎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攻佔印度果阿。這個小島是印度西海岸僅次於古里的繁華國際商業中心，有河流與內陸相通，波斯和阿拉伯馬就從果阿運往南亞次大陸。1510年，葡萄牙佔領果阿後，在島上建立了葡萄牙殖民東方的首府和東方貿易中心。羅德里格斯後來將這幅從阿拉伯海圖翻譯的世界地圖呈獻給了葡萄牙國王。可惜，這幅世界地圖原件早就失傳，但是在羅德里格斯手稿中，卻保存了幾幅有關中國沿海地區的地圖。這部手稿現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部分圖影刊於《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一書。為了便於討論，本文姑且稱作《羅德里格斯海圖》。其中六幅圖專門描繪從麻六甲到中國北部沿海地區，是歐洲人前所未見之全新地圖。《羅德里格斯海圖》第一圖為《東京灣圖》（見圖5左）。東京灣位於中國南海西北部，是一個半封閉的大海灣，今稱“北部灣”。地理範圍東臨中國雷州半島和海南島，北臨廣西自治區，西臨越南，南與南海相連。為中越兩國陸地與中國海南島所環抱。越南黎朝時期（明宣德五年，1430年），升龍（今河內）改稱“東京”。歐洲人東來後，稱之為“東京”，有“Tunquin”、“Tonquin”、“Tongking”、“Tongkin”、“Tonkin”諸多變體。越南人後來將東京改稱“河內”，而歐洲人卻一直沿用“Tonkin Gulf”（東京灣）來稱呼北部灣。從地理位置看，此圖葡萄牙文圖注“Cidade da China”（中國的城市）指河內，也即越南黎朝都城升龍，那麼，此圖右下角的無名城市或為越南清化。多默·皮列士著、何高濟譯：《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杭州：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8─109頁，注釋27。關於這幅爪哇文世界地圖，參見Benjamin B. Olsin, “A Sixteenth Century Portuguese Report concerning an EarlyJavanese World Map,”Hist. cienc. saude-Manguinhos, vol.2 no.3 Rio de Janeiro Nov./Feb. 1996, pp. 97─104.關於羅德里格斯手稿收藏情況，參見皮列士著、何高濟譯：《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第1─2頁。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編：《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澳門：東方基金會，1993年，第79─79頁，圖版I─IV。Lutz Walter (ed.), Japan: A Cartographic Vision: European Printed Maps from the Early 16th to the 19th Century,Munich: New York: Prestel Verlag.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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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泉州至波斯灣航線──兼論16─17世紀中國、葡萄牙、伊斯蘭世界之文化交流《羅德里格斯海圖》第二圖為《萬里長沙圖》（圖5右）。在唐宋史籍中，南沙群島往往稱作“長沙”或“萬里長沙”，而西沙群島則稱“千里石塘”或“萬里石塘”。元明時期以“石塘”、“長沙”為名記述南海諸島的書籍達上百種。元人汪大淵《島夷志略·萬里石塘》記載：“石塘之骨，由潮洲而生，迤邐如長蛇，橫亘海中……原其地脈。歷歷可考。一脈至爪哇，一脈至勃泥及古里地悶，一脈至西洋遐昆侖之地。”所謂“萬里石塘”指南沙群島。在牛津大學博多利圖書館藏《大明東洋西洋海道圖》（Selden圖5東京灣與萬里長沙圖Map of China）中，南沙群島稱作“萬里長沙”，而西沙群島則稱“萬里石塘”。葡萄牙人從阿拉伯海圖翻譯的海圖第二圖上的島嶼當為南沙群島，《明史》稱"萬里長沙"。《羅德里格斯海圖》第三圖為《廣州河口及內陸圖》（圖6左）。此圖下端河口有葡萄牙文圖注：“Rioqumquo”（廣州河口）。其上描繪西江口與珠江口，有葡萄牙圖注：“中國海峽口”。進入海峽口後，江中有若干小島，其中一個小島有葡萄牙圖注：“前往中國的帆船停泊此島”。有學者認為，此島即葡萄牙商人歐維士首航中國的“屯門”（Tamao）島。一條支流通向內地一座城市，支流上的葡萄牙圖注說：“小船沿此江上溯，運貨至中國的城市”。此圖左上方繪有一座正方形城市，有葡萄牙文圖注：“A Cidadeda China”（一座中國的城市）。城內繪有房子與樹木。阿拉伯人稱廣州為“中國城市。”《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隨後，船隻航行了十天，到達一個叫占婆的地方，該地可取得淡圖6廣州河口及內陸圖與中國沿海及小琉球圖水……得到淡水以後，我們便向一個叫占不牢山 （Tchams） 的地方前進，這山是海中一個小島。十天之後，到達這一小島，又補足了淡水。然後，穿過‘中國之門’，向着漲海前進……船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第318頁。皮列士著，前揭書，第107頁，注釋27。Lutz Walter (ed.), Japan: A Cartographic Vision: European Printed Maps from the Early 16th to the 19th Century,Munich/ New York: Prestel Verlag.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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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隻通過中國之門後，便進入一個江口，在中國地方登岸取水，並在該地拋錨，此處即中國城市（廣州）。在中國，無論在江河、山谷軍事哨所、市場等處都可找到淡水。”金國平先生告訴我，葡萄牙人將廣州稱作“眾城之城”，那麼，此圖所謂"中國的城市"當指廣州。《羅德里格斯海圖》第四圖為《中國沿海及小琉球圖》（圖6右）：此圖右上角葡萄牙文圖注曰：“中國人所發現的地方一直延伸到這裏。”它的左上方則繪有一條長長的河流，而地圖左上方的大片土地應是中國東北。此圖下方是一個長長的島嶼，葡萄牙圖注曰：“這是帕爾波古（Parpoquo）島。在這裏可以獲得許多來自中國的物產。”有學者認為，這個帕爾波古實際上是“日本”的異寫。帕爾波古島，亦稱“Parico Insvla”（帕爾科島）。其名來自拉丁語，也即早期葡萄牙海圖所謂“Lequeio Parva”（小琉球）之別稱。其名或作“Lequeo Pequeño”（小琉球），指今臺灣南部。《羅德里格斯海圖》第五圖是《琉球群島圖》（圖7）：此圖上方有一長形島嶼，島內有葡萄圖7琉球群島牙文圖注：“Esta he a primçipal Ilha doss Llequeos dizem que ha nella triguo y obra de cobre.”意思是：“這裏是琉球群島的主要島嶼，據說有麥子和銅製品。”皮列士《東方志》記載：“琉球人在他們的國內衹有小麥和大米”，又說：“琉球人運往麻六甲的商品，主要有金、銅、各種武器……”。可見，此圖描述的長島即琉球群島。蘇萊曼等著、穆根來、汶江、黃倬漢譯：《中國印度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頁。龔纓晏：《古代西方手稿中的中國地圖》，《地圖》（北京），2011年第1期，第131頁。皮列士，前揭書，第101－102頁。陳宗仁：《Lequeo Pequeño與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第41期，2008 年，第109─164頁。陳宗仁，前揭文，第115─116頁。皮列士，前揭書，第101─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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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泉州至波斯灣航線──兼論16─17世紀中國、葡萄牙、伊斯蘭世界之文化交流圖8路易士·若爾熱1584年繪《中國新圖》歐洲人擺脫馬可·波羅影響繪製的第一幅《中國地圖》，首推葡萄牙製圖師路易士·若爾熱（Luis Jorge de Barbuda）所繪《中國新圖》（見圖8），1584年編入荷蘭製圖師烏特柳斯（AbrahamOrtelius）1570年繪《坤輿大觀》增補版（第三版）。該圖左下角有作者簽名“Ludovico Georgio”，即路易士·若爾熱的拉丁文名字。此圖採用上西下東，左南右東方向，首次將長城呈現在歐洲人面前。圖中包括塞外的蒙古包、內陸的洞庭湖，而“臺灣”（圖中稱Ins. Formosa“福摩薩島”）、“小琉球”（Lequeio Parva）標在福建沿海。據金國平考證，葡萄牙起初不清楚琉球、臺灣的具體方位，所以早期葡萄牙航海圖往往把臺灣和琉球分成三個島嶼：小琉球指臺灣南部，福摩薩指臺灣北部，而大琉球（Lequeio Gramde）纔是真正的琉球群島。關於路易士·若爾熱生平事跡，參見金國平、吳志良：《歐洲首幅中國地圖的作者、繪製背景及年代》，《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03年第1期，第79─87頁（收入金國平、吳志良：《過十字門》，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年）。路易士·若爾熱所繪《中國新圖》，參見周敏民編：《地圖中國：圖書館特藏》，香港：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2003年。金國平：《“Os Léquios”、“O Léquio Pequeno”及“A Ilha Formosa”》，2012年5月28日臺灣學術講座講演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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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三、波斯使團對明王朝的最後一次訪問明正德年間，波斯王派使團對明王朝進行最後一次訪問。當時波斯人在遜尼派白羊王朝（Aq Qoyunlu）統治之下。15世紀末，白羊王朝分裂，阿爾萬德（al-Wand）和穆拉德（Murad）兩位蘇丹分別割據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和伊朗中西部。1502年，阿爾萬德在納希切萬附近沙魯爾被什葉派薩非王朝（Safavid dynasty）創建者沙·伊斯邁爾擊敗，喪失伊朗。翌年，白羊王朝末代蘇丹穆拉德也被沙·伊斯邁爾擊敗，退守巴格達四年之久。1508年，白羊王朝覆亡。關於波斯使團對明王朝的最後一次訪問，祝允明《野記》記載：正德辛未歲（1511），巴喇西國遣使臣沙地白入貢，言其國在南海，甚遠。始領其王命，在洋舶行，凡四年半，被風飄至西瀾海面，舶壞，唯存一腳艇。又在洋飄風八日，至得吉零國，住十二個月。又往地名秘得住八個月，乃遵路行二十六日至暹羅國。以情白王，王賜日給，又與婦女四人，住彼又四年。至今年五月，纔附番人奈林船入廣。巴喇西即波斯（今伊朗），西瀾指錫蘭（今斯里蘭卡），秘得指泰國西北部的梅塔（Medha）。吉零國在今馬來西亞西部吉令河畔；暹羅指泰國大城（阿瑜陀）。從沙地白出使時間看，這個波斯使團應為白羊王朝所遣。由於葡萄牙人的阻擾，十一年後纔在暹羅國王的幫助下抵達廣東。1507年，葡萄牙人佔領霍爾木茲島後，切斷了波斯與中國海上朝貢貿易航線。沙地白使團成了波斯人從海路與明王朝最後一次官方交往。《明史·外國傳》亦載此事。文中說：巴喇西，去中國絕遠。正德六年（1511）遣使臣沙地白入貢，言其國在南海，始奉王命來朝，舟行四年半，遭風飄至西瀾海，舟壞，止存一小艇，又飄流八日，至得吉零國，居一年。至秘得，居八月。乃遵陸行，閱二十六日抵暹羅，以情告王，獲賜日給，且賜婦女四人，居四年。迄今年五月，始附番舶入廣東，得達闕下。進金葉表，貢祖母綠一，珊瑚樹、琉璃瓶、玻璃盞各四，及瑪瑙珠、胡黑丹諸物。帝嘉其遠來，賜賚嘉有加。絲綢之路開闢之後，波斯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波斯語成了東西文化交流的國際交際語，如漢唐時代的粟特語、波斯語，元明時代的回回語，因此，許多波斯語詞匯進入古漢語。沙地白使團貢品清單中就有許多波斯語借詞。例如：“祖母綠”源於婆羅缽語“zumuburd”（新波斯語zumurrud）；“珊瑚”源於婆羅缽語xrōhak（珊瑚）；玻璃源於婆羅缽語“bēlūr”（水晶）。漢語“玻璃”一詞在梵文中是“śilā”，在婆羅缽語中是“abānēga”C.E. Bosworth and R. Bullet, The New Islamic Dynasties: A Chronological and Genealogical Manual,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96, p.275.祝允明：《野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07頁。金國平、吳志良：《“巴喇西”與“巴兒西”試考》，《過十字門》，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年，第410─420頁。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829─3880頁。D. 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85.D. N. Mackenzie, op. cit.,p.94,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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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泉州至波斯灣航線──兼論16─17世紀中國、葡萄牙、伊斯蘭世界之文化交流或“jām”。為甚麼古漢語不直接用這兩個詞呢？看來，波斯胡商最初用玻璃冒充水晶與中國人交易。商人之奸詐，古亦有之。這份波斯貢品清單的“玻璃盞”指玻璃碗，而“琉璃瓶”或許指波斯釉陶瓶。柏林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藏有一件伊朗克爾曼燒造的伊斯蘭釉陶瓶（見圖9），堪稱17世紀伊斯蘭琉璃瓶的代表作。顧名思義，胡黑丹是波斯出產的一種黑色丹藥，疑為唐代文獻提到的波斯解毒藥“底也伽”。《舊唐書·西戎傳》記載：“貞觀十七年（643）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焉。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栧伐其都城，因約為和好，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焉。乾封二年（667），遣使獻底也伽。”這種波斯解毒藥含鴉片成分。鴉片原產於南歐和小亞，後來傳入印度、阿拉伯和東南亞，元代文獻稱“打里牙”或“塔里牙”。《元史·英宗紀一》記載：延祐七年（1320）七月，“回回太醫進藥曰打里牙，給鈔十五萬貫”。《元史·寧宗紀》又載：至順三年（1332）十月“甲寅，諸王不賽因遣使貢塔里牙八十八斤、佩刀八十，賜鈔三千三百錠”。所謂“打里牙”或“塔里牙”，當即唐代文獻所言“底也伽”，皆源於波斯語“tārīg”（黑色的）。沙地白使團貢品清單中的“胡黑丹”來自波斯語“tārīg”（黑色的）另一譯名，指含有鴉片成分的波斯解毒藥。圖9柏林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藏17世紀伊斯蘭琉璃瓶D. N. Mackenzie, op. cit., p.116.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94頁。本圖引自美國華盛頓大學絲綢之路網站柏林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網第（http://depts.washington.edu/silkroad/ museums/mik/miklaterislam.html）。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314─5319頁。黃時鑒：《現代漢語中伊朗語借詞初探》，《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收入《黃時鑒文集II》，上海：上海文藝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158頁。宋濂編：《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604頁。宋濂編：《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812頁。D. N. Mackenzie, op. cit.,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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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伊朗國家博物館藏有一件波斯文款青花盤（見圖10），屬於景德鎮正德民窯燒造的青花瓷。希臘雅典本納吉博物館藏有一件波斯文款青花爐（見圖11），亦為景德鎮正德民窯燒造的產品。這些明青花很可能是白羊王朝使團帶回波斯，後來流散世界各地的。圖10伊朗國家博物館藏景德鎮正德民窯波斯文款青花盤圖11希臘雅典本納吉博物館藏有一件波斯文款青花爐四、波斯藝術對歐洲訂製瓷之影響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麻六甲後，這座海港城市成了東方陶瓷貿易的中心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馬來西亞海域相繼發現元明時代的沉船。1996年4月，瑞典水下考古學家索傑斯特朗德（Sten Sojstrand）在馬來半島東部海域水下52米處發現一條16世紀葡萄牙沉船，因沉船內發現“大明宣德年造”款明青花而稱“宣德號”。沉船地點距柔佛（Johore Pahang）海岸約60英里。東南亞古陶瓷學家布朗（Roxanna M. Brown）和瑞典考古學家索傑斯特朗德（StenSjostrand）相繼撰文，介紹了這個重要發現。除明青花之外，“宣德號”沉船還發現兩門佛郎機青銅炮。據考證，這兩門佛郎機炮是15世紀20年代在里斯本鑄造的，可知這條葡萄牙武裝走私船沉沒於嘉靖十九年（1540），也即葡萄牙人在雙嶼港（今浙江舟山群島六橫島）從事走私貿易時期。這條沉船內發現許多暹羅素可泰陶器。素可泰陶器創燒於13世紀末，藝術風格與宋代磁州窯鐵繪陶器相似。“宣德號”沉船出水素可泰陶器，主要是鐵繪陶器，所繪紋樣主要模仿明青花（見圖12）。Roxanna M. Brown, “Xuande-Marked Trade Wares and the ‘Ming Gap’,” Oriental Art Magazine, vol. XLIII-2, 1997,pp.2─6; Sjostrand, Sten, “The Xuande wreck ceramics,” Oriental Art Magazine, vol. XLIII-2, 1997, pp.7─14.林梅村：《六橫島訪古》，《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2期，第169─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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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泉州至波斯灣航線──兼論16─17世紀中國、葡萄牙、伊斯蘭世界之文化交流大航海時代開始後，中國與波斯之間海上貿易並未中斷。伊朗國家博物館藏有大批明嘉靖至萬曆年間景德鎮民窯專為伊斯蘭世界生產的波斯藝術風格的青花瓷，乃至波斯文款青花瓷（見圖16）。凡此表明，波斯人不僅積極參與景德鎮青花瓷的海外外銷，而且前往江西景德鎮直接參與明青花的設計、燒造。1599年，波斯薩菲王朝阿拔斯大帝派使團赴歐洲，訪問俄羅斯、挪威、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威尼斯總督府（Doge'sPalace in Venice）有一巨幅壁畫，生動展示了1599年（萬曆二十七年）威尼斯總督府總督馬里諾·格里瑪尼（Doge圖16伊朗國家博物館藏景德鎮嘉靖民窯波斯文款青花碗Mariano Grimani）接見波斯使團之盛況（見圖17）。圖17威尼斯總督府壁畫——1599年總督馬里諾·格里瑪尼接見波斯薩非王朝使團薩非王朝（又譯薩法維王朝）是一個土庫曼人建立的帝國，開國君主伊斯邁爾一世統一波斯，並把疆土擴展到今天阿塞拜疆、伊拉克和阿富汗一部分，以什葉派的“十二伊瑪目”教義為國教。薩非王朝與奧斯曼帝國戰爭不斷。1588年，阿拔斯大帝繼位，遷都伊斯法罕，與土耳其講和，並趕走烏茲別克人，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得波斯灣口的霍爾木茲島，入侵霍爾木茲海峽南邊Cf. “Safavid dynasty,”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Embassy_to_Europ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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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的巴林，遂使波斯成為伊斯蘭世界的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早期訂製瓷的器型和設計圖案，往往模仿伊斯蘭藝術風格的青花瓷，如美國皮伯迪·埃薩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藏耶穌會青花碗（見圖18左）。這個青花碗屬於景德鎮嘉靖民窯產品，底部寫有宣德款、口沿寫葡萄牙文款，碗壁繪葡萄牙徽章。器型和圖案設計顯然模仿伊朗國家博物館藏伊斯蘭風格的青花碗（見圖18右）。圖18美國皮伯迪·埃薩克斯博物館藏耶穌會青花碗無獨有偶，葡萄牙卡拉穆羅博物館（Museu do Caramulo）藏耶穌會青花大盤，亦模仿伊斯蘭藝術。外壁飾牡丹紋。盤心飾四獅滾繡球，內壁飾耶穌會拉丁文J.H.S.會徽（見圖19）。盤心花紋與宣德號沉船以及景德鎮觀音閣嘉靖地層出土的月華紋青花碗（見圖20）相同，屬於嘉圖19葡萄牙卡拉穆羅博物館藏耶穌會青花大盤圖20景德鎮觀音閣嘉靖地層出土福海壽山青花碗H.R. Roemer, "The Safavid Period",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V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39.Maria Fernanda Lochschmidt, Chinesisches Blauweiß Exportporzellan Die portugiesischen Bestellungen vom Anfang des16 Jahrhunderts bis 1722: Eine neue Chronologie mit Beiträgen zu Form und Dekor, Wien, im April, 2008,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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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關於“克拉克瓷”開始生產的年代，莫拉·瑞納爾迪（Maura Rinaldi）認為：“要準確地確定克拉克瓷首次生產的日期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有一批帶嘉靖（1522─1566）款識並擁有克拉克瓷器裝飾風格的盤子，可以充分說明它們是克拉克瓷器的前身。其中這些盤的口沿和盤腹沒有紋飾，有些盤則帶有邊飾。這兩種風格的盤，在盤口都有一個主題裝飾，裝飾着風景與鹿的紋飾，而在盤外壁則飾以折枝鳥紋。大多數的盤器形較大，說明它們是為出口而不是為國內市場生產的。在遙遠的伊朗阿達畢爾 （Ardebil） 和葡萄牙的里斯本都已發現了這種盤。在這種情勢下，中國人認識到歐洲人對這種瓷盤情有獨鍾，他們很快開始大批生產具有類似裝飾風格但較為粗糙和便宜的瓷器。由此，我們可以推定大量外銷到歐洲的真正意義上的克拉克瓷器，應該是葡萄牙於1557年在澳門建立貿易基地之後纔生產的。”甘淑美（Teresa Canepa）的意見是：“克拉克瓷的生產可能始於隆慶年間（1567─1572）的1570年。”她的依據大概是：“中國絲綢和瓷器，自1571年起，出口到西班牙的殖民地以換取白銀。”曹建文的看法是：“根據觀音閣克拉克瓷青花料色、紋飾、造型特徵和一片帶有‘萬曆年’的款識，同時結合窯址上伴隨出土的帶有‘大明萬曆年製’、‘天啟年造’、‘辛酉年製’（此辛酉年即天啟元年）等紀年銘文的內銷瓷器，大致可以框定觀音閣克拉克瓷器生產的時間在明萬曆至天啟時期即1573年至1627年之間。但是這段時間範圍還是太長，不夠精確。”這裏所指的是景德鎮“克拉克瓷”的起始年代，漳州“克拉克瓷”即“漳州瓷”始燒的年份還需考證。看來，兩種“克拉克瓷”的斷代還有許多研究有待進行。二、“漳州瓷”歐洲何時開始使用“克拉克瓷”一詞呢？不過，最早的文字記錄的時間是在1673年，即在葡萄牙克拉克船上的貨物銷售的七十五年之後。對名稱的由來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一種觀點，認為“克拉克”在荷蘭語中的意思是易於破碎，這也說明了克拉克瓷器本身“易於破碎”的特性。而另一種觀點，認為它也形容了典型的陳列青花瓷的弗里斯蘭（Friesland）架子的特性。這兩種解釋也被有些人接受。《克拉克瓷器的歷史與分期》，第84頁。《克拉克瓷器的歷史與分期》，第68頁。Clara Bargellini, Michael Komanecky, El arte de las misiones del norte de la Nueva España, 1600─1821, AntiguoColegio de San Ildefonso (Museum), 2009, p. 318.曹建文：《克拉克瓷器在景德鎮窯址的發現》，張之鑄主編：《中國當代文博論著精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30頁。劉朝暉：《明清以來景德鎮瓷業與社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江建新：《晚明社會與景德鎮及克拉克瓷的燒造──談克拉克瓷的燒造年代及相關問題》，《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陶瓷與物質文明擴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13─328頁。還有其他多種說法，詳見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2006年第3期，第113─115頁；范夢園：《也談克拉克瓷的定義》，《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陶瓷與物質文明擴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53─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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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瓷”──“克拉克瓷”之葡語名稱來自於格羅寧根博物館（Groniger）的克里斯汀·喬根（Christiaan Jörg）博士，最近從巴達維亞(雅加達舊稱)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執行官1639年春寫給荷蘭商人伏特·澤蘭迪亞（Fort Zeelandiaa）的一封信中，發現了下列一段話：“……我們想從你們那裏得到器型完美、裝飾精美的‘克拉克瓷器’。”這一資料支持了“克拉克瓷”（kraak）一詞實際上源於克拉克船（carrack）的觀點。因為1639年，接近於俘獲葡萄牙克拉克船的日期。此外，喬根博士指出，在1673年“艾瑪麗婭·凡·索爾姆斯”（Amalia VonSolms）的瓷器目錄中，幾次出現有“Kraeckwerck”和“craeckcommen”的詞語，迄今為止這被認為是最早的與此有關的文字資料，這足以證明在那時這個詞語已經通用了。這是荷蘭人開始使用“克拉克瓷”一名的日期。這類瓷器也被稱作“加櫓船瓷器”或簡稱“加櫓瓷”。據查，最早使用此名的是韓槐準先生︰“圖版貳拾貳之器，亦屬景德鎮窯出品之白地青花瓷盤，其類型及作風，明之末葉出口甚盛，歐美人多稱為Kraak-Porselain，意為加櫓船瓷器，或由十六七世紀時，此類型及作風之我國瓷器，是由加櫓船販運南洋、西域，及歐洲而得名，但此名詞，最易使人誤會，以為此種瓷器，為加櫓船之專利品，殊不知中國賈舶，亦可販運在南洋群島販賣，其理由候將來別文申述。”早期葡萄牙文獻，稱瓷器為“louça da China”（中國陶器）或“porcelana”（瓷器）。稍後使用“porcelana fina”（細瓷器，指景德鎮窯口的細瓷）和“porcelana grossa”（粗瓷器），指景德鎮窯口的粗瓷，亦指景德鎮窯口的“克拉克瓷”。最後使用“漳州瓷”（louça de Chincheo）來專指漳州窯口的“克拉克瓷”。因此，在葡萄牙語中，17世紀中葉以前，稱“克拉克瓷”為“粗瓷器”，以後出現了“漳州瓷”的稱謂。在一份18世紀中葉的文件中，我們見到了“青花”的稱謂“各式樹木、兔子紋飾青花大盤（azuis e brancos）”。此外，“青花”還有“印度瓷”（louça da Índiaa）、“印度航線瓷”（louça da carreira da Índia）、“東印度公司瓷”（louçada Companhia das Índias）、“廣東瓷”（louça de Cantão）及“澳門瓷”（louça de Macau）等名。中葡接觸初期，葡萄牙人便將中國瓷器分為細瓷與粗瓷。明清時期，粗瓷器一般是指砂坯粗糙的缸、罎、瓶等大型瓷器和盤、碗、碟、盞等小型日常生活用器。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荷蘭人在萬曆年間初期之前販賣中國瓷器時，所涉及的粗瓷器既指景德鎮的日常生活粗器，又指質量遜於景德鎮瓷器的“漳州瓷”。金案：安平古堡，古稱奧倫治城（Orange）、熱蘭遮城（Zeelandia）、安平城、臺灣城，位於今臺灣臺南市。始建於1624年。《克拉克瓷器的歷史與分期》，第84頁。韓槐準：《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1960年，第20─21頁。Rol de todos os generos que levo na viagem da India para Lisboa na Nao n. Snra Das Mercês nesse prezente anno de 1751,Instituto dos Arquivos Nacionais & Torre do Tombo, Maço J–IX–22. Arquivo Fronteira.此處“印度”為“東印度公司”之簡稱。僅在巴西使用。瓷器，尤其是粗瓷的生產情況，可見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7─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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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在“克拉克瓷”出現之前，“細瓷”是指“官窯器”和民窯精品，其餘稱為“粗瓷”。“克拉克瓷”出現後，“細瓷”還是指“官窯器”和民窯精品。稱“粗瓷”者即包括普通窯口的產品，更多的是指“克拉克瓷”。在此情況下，“細瓷”指景德鎮窯產品，“粗瓷”則是指漳州窯產品。關於這裏的細瓷，再多的話也說不完，進口西班牙的瓷器都是粗瓷，儘管沒見過細瓷的人還認為那就是上等瓷器。粗瓷在那裏有的是，而一套粗瓷餐具在我們這裏竟像金子一樣寶貴。他們嚴禁出口精瓷器，違者殺無赦。衹有老爺──我們說過，老爺相當於我們的騎士──纔有權用這種細瓷器。顯然，此處所說的“一套粗瓷餐具在我們這裏竟像金子一樣寶貴”不是指傳統意義上的粗瓷，而是指“漳州瓷”。這也透露了一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荷蘭人大量經銷“克拉克瓷”的原因：“嚴禁出口精瓷器”。在不特別注明細瓷的情況下，則是指粗瓷。16世紀80年代，在菲律賓有“……大量的各色棉布和絲綢。這些東西，中國商人每年都帶來許多，抵達的20艘船載了不同顏色的棉布和絲綢，還有陶器（loza）……”當代學者認為：“這些粗瓷器都是（或至少部分上）來自位於福建南部沿海的漳州民窯。”“漳州瓷”受景德鎮瓷器的影響很大。據記載：“磁器，自饒州來福州，鄉人由福州販而之安海，或福州轉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海。近年月港窯仿饒州而為之，稍相似而不及其雅。白磁出德化，元時上供。”這條史料十分重要。最早為專研福建經濟史的徐曉望先生發現並引用。這段方志記載了“漳州瓷”與景德鎮瓷的關係，以及景德鎮瓷輸閩及出海的路線。“當時在漳州一帶就有不少生產瓷器的民窯，集中分佈在平和、華安、南靖、詔安等地。……這些民窯燒造的瓷器以青花瓷為大宗。這些瓷器製作的工藝水準一般都比較粗率和草就，而其造型、圖案卻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編撰，孫家堃譯：《中華大帝國史》，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280頁。馬爾丁·依納爵·德·羅耀拉（Martín Ignacio de Loyola）為方濟各會神父，原名Martín Ignacio Martínez de Mallea（約1550─1606)。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的侄孫。1580─1584年和1585─1589年周遊世界。其遊記《自西班牙至中華帝國的旅程及風物簡志》首次由門多薩於1586年在其《中華大帝國史》中發表。Martín Ignacio Loyola, Viaje Alrededor del Mundo, Barcelona: Linkgua Ediciones, S.L., 2011, p. 47.甘淑美：《荷蘭的漳州窯貿易》，《福建文博》（福州），2012年第1期，第13頁。葉文程認為“應指漳州窯或石碼窯。”參見《安海港與古陶瓷外銷》，《安海港史研究》編輯組編：《安海港史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91頁。我以為，此處“月港窯”是指經銷地而言，而非一個具體的窯口。安海鄉土史料編輯委員會校注：《安平誌校注本》，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第125頁。手稿見《（康熙）安海誌》，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卷四，磁器，頁二十二。原本為明人撰修，經後人輾轉傳抄。《福建省地方志普查綜目》（福建省天象資料組，1977年）第130頁上敘錄：“《安海誌》清康熙間纂，抄本。省內收藏單位：省圖、師大、閩博。備注：安海屬晉江縣，抄本殘存卷6─9。”徐曉望：《論明末清初漳州區域市場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2002年第4期，第34頁；徐曉望主編：《福建通史》，第4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0頁；徐曉望：《福建經濟史考證》，澳門：澳門出版社，2009年，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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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瓷”──“克拉克瓷”之葡語名稱與明末景德鎮民窯生產的青花瓷器的藝術風格相似，顯然是模仿景德鎮的產品。這些瓷器當時也是由月港載運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漳州窯的品種歷來有粗細之分。明萬曆 《漳州府誌》 卷二十七《風土誌·物產·器之屬》曰：“瓷器，出南勝窯者殊勝他邑，然亦不甚工巧。”明嘉靖《安溪縣誌》卷二“土產”條載：“磁器色白而帶濁，昔時衹作粗青碗，近則製花又更清，次於饒磁。出崇善、龍興、龍涓三里，皆外縣人氏業作之云。”清光緒十五年《平和縣誌》卷之十《物產·器之屬》記：“瓷器精者出南勝、官寮，粗者出赤草埔，山格。”從上述記載可知，“漳州瓷”不如景德鎮瓷精緻。下面我們來看一下西方文獻的記載。1555年，廣州葡囚加里奧特·佩雷拉（Galioto Pereira）寫道：“有另外一省，名叫江西（Quianssi）。這也是首府的名稱。浮梁（Çulljo）以上盛產細瓷（porsolana fina），而中國其他任何地方無產。浮梁（Çullio）以下所有城市均無出產。由於江西城較之漳州（Chincheo），更加靠近寧波（Liampo），離廣州遠。寧波（Liampo）總是有很多便宜的瓷器。直到現在，葡萄牙人對此地知之甚少，故許多人認為和斷言是在寧波（Liampo）生產的，可這是實情。”1556年，到過廣州的克魯斯（Gaspar da Cruz）神父寫道：“也有整個中國地方和整個印度都使用的普通瓷土的瓷器，有很多粗瓷器（porcelana grossa），也有細瓷器（fina），……”利瑪竇說：“葡萄牙人如此稱呼。這是在世界上最清潔和美觀的東西。江西省產的品質最精細。那裏盛產瓷土。並從那裏大量行銷全中國，並輸往歐洲其他國家。”1598─1599年在澳門逗留了一年的一位意大利商人說：“……各式各樣的瓷盤，尤其是最粗的那種……”李金明：《漳州港：明代海澄月港興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頁。萬曆《漳州府誌》卷二十七《風土誌·物產·器之屬》。此條承徐曉望先生惠告。福建省安溪縣志工作委員會編：《安溪縣誌》，明嘉靖版，北京：國際華文出版社，2002年，第21頁。黃許桂主修，曾泮水纂輯，平和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點校，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平和縣誌》，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91頁。此誤。“Çullio和Çulljo看來是同一地名，拼法上有歧異，即稱它產瓷器。那很可能指浮梁，實際是景德鎮。──中譯者注。”伯來拉（Galeote Pereira）等著、何高濟譯：《南明行紀》，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64頁，注釋2。Raffaella D’Intino, Enformações das Cousas da China,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89, p.102.Gaspar da Cruz, Tractado em que se contam muito por extenso as cousas da China, Barcelos: Portucalense Editora,1937, p.63.Pasquale M. d’Elia,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iazioni tra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Vol. I, pp.22─23.FrancescoCarletti, Ragionamenti di Francesco Carletti Fiorentino sopra le cose da lui vedute ne’suoi viaggi sidell’IndieOccidentali, e Orientali come d’altri paesi: all’illustriss sig. Marchese Cosimo da Castiglione Gentiluomodellacamera del serenissimo granduca diToscana, Firenze: Shempería di Giuseppe Manni, 1701, 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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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直至19世紀仍然使用這種稱謂：“59,430件粗瓷器（porçolanas grossas）”。“31,920件配套（粗）瓷盤（pratos para as ditas）”。目前我們所看到的一份1646年一個澳門葡萄牙人寫給國王的報告涉及了“漳州瓷”的貿易：“他們還販賣大量的漳州瓷（do Chincheo muita louça）。是荷蘭人從漳州弄出來的，出售給葡屬印度的人。由於一切運到澳門，漳州人（Chincheos）不運往馬尼拉，運往那裏的東西會搶掉澳門的利潤，也不運給福爾摩薩島（ilha Fermoza）的荷蘭人或日本人。對此，在後將證明係實情。就運到那裏出售的貨物而言，從澳門人那裏獲得的利潤大大不如跟荷蘭人或日本人做生意的賺頭。”葡萄牙官方編年史家普加羅 （António de Bocarro） 有記載：“……許多漳州小件磁器（muita louça miuda do Chincheu）……”19世紀的國家議會記錄稱︰“每捆漳州瓷（louça de Chincheu）。”前引三種資料具有官方的性質，因此，可以說所謂的“克拉克瓷”，在葡萄牙語中的正式稱謂為“漳州瓷”。在一份18世紀末葉的文件中，還有“漳州碗”（tigelas de Chincheu）一名。17─18世紀間，中國的粗細瓷仍未普及至普羅大眾：“在17和18世紀，按照貴族、士紳和富裕的資產階級的方式生活的人使用中國瓷（loiça da China）或漳州瓷（（loiça de Chincheo）
及來自佛蘭德斯、德國和卡斯蒂利亞的錫質餐具。”後於19世紀進入民眾家庭：“直到那個時候，如今也是，我們富貴家庭的餐桌上使用的是亞洲細瓷（louça fina da Ásia），普通家庭則使用質量低下的漳州瓷（louça de Chincheo）。”亞洲細瓷，是指中國細瓷和日本細瓷。當時的瓷器是以“捆”包裝形式出口的：“它包括83,807箱各種不同品質的茶葉；419箱成捆的陶器（louça）；18,950捆漳州瓷（louça de Chincheu）；31箱生絲……”“運來許多捆瓷Joaquim Pedro Celestino Soares, Quadros naves; ou, Collecção dos folhetins maritimos do patriota, seguidos dehuma epopéia naval portugueza,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1863, p.234.Artur Teodoro de Matos (apresentação, leitura e notas), “Advertências e Queixumes de Jorge Pinto de Azevedo a D.João IV, em 1646, sobre a Decadência do Estado da índia e o Proveito de Macau na sua Restauração”, Povos eCulturas, 1996, n.o5, p.517.António Bocarro, A Decada 13 da historia da Índia, Lisboa: Academia das Ciências de Lisboa, 1876, Vol. II, p.680.Portugal Cortes Geraes e Extraordinárias, Diario das Cortes Geraes e Extraordinarias da Nação Portugueza,Vol. III, 1821, p.2834.董新亮：《克拉克瓷碗》，《陶瓷研究》（南昌），2012年第1期，第31頁。Balança Geral do Commércio do Reyno de Portugal com as Naçõens Estrangeiras no Anno de 1783, Biblioteca daAjuda, 51–XI–23.指景德鎮瓷。Gustavo de Matos Sequeira, Depois do terremoto: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s bairros ocidentais de Lisboa,Lisboa: Academia das Sciências de Lisboa, 1933, p.46.José Acúrsio das Neves, Obras completas de José Acúrsio das Neves: Memória económica—política sobre a liberdadedo comércio dos grãos com a sua aplicação às Ilhas dos Açores e outros escritos económicos, Porto: EdiçõesAfrontamento, 1827, p.250.Manuel Lopes de Almeida, Notícias históricas de Portugal e Brasil: (1715—1750), Coimbra: 1961,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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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瓷”──“克拉克瓷”之葡語名稱器。許多大帆船（Naos）運來兩千或三千捆瓷器。每捆為20件瓷器。”這個數字為“南澳1號”出水的瓷器數量所證實。西班牙佔領菲律賓初期的文件中，將中國瓷器分為細瓷器和粗瓷器。一份匯報1573年菲律賓和中國情況的報告稱：……給主要人物帶來了一些絲綢和細瓷器（porcelanas finas）。這對於西班牙人來說，不足為奇，帶來的一些細陶器（loça fina）和其他的東西賣得非常好，因為我們這裏人手頭錢富餘……同時，也使用“Porcelanas ricas”（細磁器）或“fina Loza”（細陶瓷器）的稱謂。荷蘭人也有同樣的分類︰在此時期，荷蘭尚佔據臺灣，我國賈舶或亦以走私方法將出口貨物載往臺灣與荷蘭交易。據《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瓷器》一書，引臺灣《每日雜志》（Fo rmo sa ’s DaghRegister）的紀錄謂︰“一六四六年（順治三年）三月十一日，有四隻中國賈舶由中國沿海航來臺灣，載四百桶（Barrels）及九十捆（Bundles）細瓷器，惟因遭遇驚濤駭浪，不得已須投五十桶於海中。四月十一日，有賈舶三隻運來粗瓷器一千五百捆……六月五日，有五隻賈舶載來四十大簍細瓷器。七月八日，四隻賈舶運來三十四桶（Tubs）瓷器，計有三千五百四十個大盤，及七千個小盤。七月二十日，一賈舶載來二十捆粗瓷（coarse porselain）。八月廿一日，二賈舶載來三百三十二捆粗瓷。八月廿七日，一隻賈舶載有二千件粗瓷。”漳泉海商也把瓷器載運到臺灣，這從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商務日記中可以看出。1636年（崇禎九年）12月13日，有一艘中國商船從廈門到達臺灣，載有粗瓷器。1637年（崇禎十年）1月20日，有8艘船從廈門到達，載有9,000─10,000捆粗瓷器；1月21日又有一艘船從廈門到達，載有700─800捆粗瓷器；2月15日，有l艘船來自廈門，載有細瓷器；3月10日，有8艘船來自廈門，載有600簍和200捆細瓷器；3月23日，有3艘來自廈門，載有800捆粗瓷和13捆細瓷；4月12日，又有360簍和25捆細瓷器從廈門到達；5月15日，也從廈門運到130簍細瓷。Nicolau de Oliveira, Livro das grandezas de Lisboa, Lisboa: 1620, fol.13v.有關研究可見方真真：《中臺菲陶瓷貿易（1657─1687）：以西班牙史料為討論中心》，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編：《航海─文明之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61頁；方真真：《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注》，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第1冊，2012年。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ume III, 1569—1576, Teddington: The Echo Library,2006, p.99.A．G．L．（西班牙塞維亞印地亞斯總檔案館），Filipinas 6, R. 2, N. 21.A．G．L．藏《古今形勝之圖》上的圖解文字。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s Recorded in the Dagh—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 Those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1602—1682, Amsterdam: Brill Archive, 1954.《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第22頁。《漳州港：明代海澄月港興衰史》，第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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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名為奧斯定教堂，三年後教堂歸葡萄牙人所有，此教堂是澳門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教堂於1825年重修。1994年，該教堂旁的花園部分因大雨發生坍塌，瓷片愛好者在龍嵩正街塌方現場發現了一大批以青花為主的瓷片，當時的報章上亦作了廣泛的報導及談論，但最終並未引起學者的反應及興趣。1995年，澳門博物館開始籌建；當時籌建及收集博物館展品及資料主要由一位葡萄牙的建築師來主理。他表示，對這批瓷片有興趣，願意接收作為博物館日後展出之用。當時幾位收集瓷片的愛好者便把這批瓷片捐贈給籌建中的澳門博物館。在1997年12月出版的《澳門雜誌》第二期曾經以《明清古瓷片岡頂出土始末》為題並配圖作為封面，內文以八版的篇幅來作報導。文中衹對瓷片的出處、來源作描述，並沒有任何的分析與研究。澳門是一個高度資本主資及商業化的社會，因這些瓷片沒有任何市場的價值，所以當年沒得到應有的重視。澳門博物館於1998年正式對外開放，在開館前對這批瓷片作了小部分的整理及復原，並於開館後在館內作少量的展出；同時發表了一些簡單的文章，但並沒有對這些瓷片作出任何詳細及深入的研究分析，十多年來這批瓷片都是閒置在儲藏庫之中。而在北灣一帶所收集的瓷器亦是以青花瓷為主，瓷器收集的地方正好是19世紀澳門填海前的海岸、船隻上落貨的地方，此區為舊日澳門繁盛的商業之處。在收集者十多年間的努力搜集下，數量亦達上千件。2010年，收集者願意把瓷片交到澳門藝術博物館，博物館根據瓷片上的原始資料對瓷片作了編碼，以作為日後研究的依據。該批瓷片於2011年6月在澳門藝術博物館作了為期一個多月的展出，但整體對瓷片未作任何的整理及研究。香港城市大學亦注意到在澳門老區所收集的瓷片，曾與收集者進行了對話及揀選了約一百件的瓷片於2010年在香港舉辦了一個小型出口瓷的展覽；同時，還在不同時段舉行了多次小型的內部有關出口瓷的研討會，出版了相關研討會的論文集──《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在該論文集中，復旦大學的劉朝暉以“澳門發現的克拉克瓷＂為題撰文作了描述，文中主要依里納爾蒂（Maura Rinaldi）撰寫的《克拉克瓷貿易史》（Kraak porcelain a momentin the history of trade）一書，把在港展出約一百件“克拉克＂瓷片的圖案作了分類；論文集還包括了一些不同種類出口瓷的文章，如江建新的《景德鎮考古發現的克拉克瓷》，黃薇、黃清華的《上川島與十六世紀中葡早期貿易》等。但令人遺憾的是，該論文集中的文章對澳門出土的瓷器並未作詳盡深入的研究與論述，衹是作了簡單及表面的描述而已。因此，從總體來說，除了展覽及零碎的文章解說外，對澳門出土瓷器的研究是較為薄弱的。二、澳門出土瓷器的類型葡萄牙人自1557年開始以澳門為據點進行貿易，直至1647年被荷蘭人所取代的大約九十年裏，葡萄牙人通過澳門大量從中國購入歐洲人所需的物資如絲、茶及瓷器等東西。這段時間是葡萄牙人在澳門最輝煌的日子，大量貨物從廣州經澳門運往世界各地。在澳門出土的這些瓷器，就是這一段時間所遺留下來的東西。從瓷器採集的地理環境來分析，“南灣＂與“北灣＂正好是當時廣州來澳貨物的上落地點，貨物運送期間當有瓷器破損時而就地遺棄，所以遺留大量的瓷器殘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陶瓷下西洋研究小組”：《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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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出土明代青花瓷器研究瓷片未能見到），身長翅膀。該瓷片是在岡頂出土，現收藏在澳門博物館（圖1）。現在所知存世同樣紋飾的瓷器衹有3件，分別收藏在大英博物館、美國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及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宮。這紋章為何人所訂製？至今尚未有定論。圖1澳門博物館藏“七頭龍”瓷片（三）款識在澳門出土，現收藏在澳門藝術博物館約1200件瓷片之中，有款識的約180件，佔總數的15%。款識在明萬曆中期的瓷器出現特別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瓷器的外需量大增，因17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瓷器特別鍾愛，其中器皿有款識的為甚，他們認為這是“皇家的象徵”。160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一位高級主管由印度的默蘇利珀德姆（Masulipatnam）發函，要求採購中國瓷器時需要有底款的，他說：“要牢記，瓷器底部書有藍色好像文字的底款是最受歡迎的。”澳門藝術博物館、澳門博物所收藏的瓷片，絕大部分的底款皆出現在碗或盤的底部，衹有一件在碗內，並全部以青花書寫。其中有一件紀年款書“隆慶元年”四字兩行楷書款，現收藏在澳門藝術博物館。該瓷片的發現，對澳門出土瓷器年代的斷定有着重大的意義。180件有款識的瓷片可以分為以下幾大類。1．紀年款。共有14件，包括有：大明嘉靖年製5件、隆慶元年製1件、大明萬曆年製3件、大明年造5件。這14件紀年款之中包括有官款及年代款，字體一般皆工整，書寫有力。2．寄託款。共有27件，包括宣德年造2件、大明宣德年製14件、大明宣德年造1件、成化年製1件、大明成化年造1件、大明成化年製8件。字體方面與前者相類，書寫工整有力。3．吉語款。共有31件，包括“萬福攸同”11件、“福壽康寧”1件、“長命富貴”3件、“福”11件、“永保長春”5件。字體書寫有工整及潦草的。4．讚頌款。共有6種59件，包括“富貴佳器”34件、“天祿富貴佳器”6件、“上品佳器”3件、“上上佳器”1件、“長春佳器”3件、“精製”12件。其中，“天祿富貴佳器”款識多出現於一些大盤的底部。5．堂名款。衹有兩件，其中一件較為少見的款識“懷赤新造”，以楷書在青花雙圈內書寫。這款識在著錄中亦不甚多見。其餘的有“玉堂佳器”。6．圖記款。有1件白鷺款及5件白兔款。在國外收藏的出口瓷中，白鷺款是較為常見的款識，在澳門出土的瓷器中亦發現有一件；而白兔款多繪白兔俯卧伏回首狀。此兩種動物底款在晚明出口瓷中是常見的款識。S. Sjostrand,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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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出土明代青花瓷器研究在澳門出土的瓷片，就是商人把景德鎮的瓷器運來澳門後，在裝船或搬運期間如有破碎的便遺棄在澳門。在景德鎮觀音閣出土的晚明瓷與澳門出土的瓷屬同樣的性質。景德鎮的瓷器是出窯時破損不能裝運而拋棄，而澳門的瓷器是在景德鎮出窯時完好，但在運輸時破損，在澳門被拋棄。在澳門出土的青花瓷器年代跨度由嘉靖至崇禎年間，在嘉靖至萬曆中期這一段時間澳門出土的瓷器主要是以傳統的風格為主，直到萬曆中期（約1600年）以後，因瓷器外銷量大增，同時指定的樣式亦有所增加，特別是在紋飾上的要求，因此出現了所謂的“克拉克＂瓷的瓷種。“克拉克＂瓷是指器物本身特定的開光紋飾的青花瓷。其主要成因是在17世紀歐洲正流行着一股強烈的“中國風＂。當時大量中國的物品運往歐洲，其中瓷器被視為一種新事物，受到歐洲上流社會的推崇，特別是一些皇室、貴族與教會的青睞，而一些人更在瓷器上要求寫上特定的名字或徽章。在澳門出土的瓷片主要是以民窯為絕大部分，衹有一兩件相信是官窯的瓷器，而民窯主要是為民間所用，但當經商人採購後經澳門運往國外，這些瓷器便成了外銷瓷。所以，在澳門出土的瓷器可以發現瓷器無論在形制、紋飾方面都有強烈的中國民間用瓷的味道，而早期特定紋飾來燒製的瓷器衹是極少的一部分。據統計，從1970年到2000年的三十多年間，單是在暹邏灣附近的東南亞海域發現的沉船就有一百二十餘艘。這些船隻在海底沉睡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伴隨出水的絕大多數為陶瓷器。1610年，一艘船載運了9,227件瓷器到荷蘭；1612年，上升為38,641件；1614年，上升至69,057件；1636年為259,380件；1639年，達到36.6萬件。每年有大量的商船往來歐亞兩地，由明末到清初從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瓷器每年達300萬件。由此可估算，中國陶瓷出口量之龐大。四、晚明中國外銷瓷在東南亞海域的發現（一）馬來西亞“萬曆號”出水的瓷器1997年，一位漁民在海上作業時，意外地撈起一件滿布蠔殼的青花瓷罐，瑞典籍海洋考古學者史垣（Mr. Sten Sjostrand）在1999年得知這一消息後，開始產生打撈這艘沉船的意念，但因沉船的資料不足而擱置。一年後，即2000年，另一艘裝備有衛星導航定位儀的漁船，在海上作業時亦撈獲大量青花瓷片，史垣得到這些消息後，開始向馬來西亞政府申請打撈的許可證。申請最終在2004年得到批准，同年4月開始打撈的工作，直至2006年4月，所有出水物品完成編號及整理。期間出水的瓷器達9,083公斤，瓷片佔了80%，而破損程度小於50%的瓷器共有7,434件，以瓷器的形狀分類與較好及完整的作比較來計算，該船瓷器最少有37,300件。發現沉船的位置是在馬來西亞東岸的丹絨加拉 （Tanjong Jara） 離岸約60海浬處，水深約40米。因沉船位處數條河流的出口處，水流多變及混濁，對水下考古工作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及施靜菲：《陶瓷資料庫的拼圖──布朗博士的東南亞沉船研究》，《臺灣故宮文物月刊》（臺北），第264期，2005年，第92頁。中國矽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10頁。故宮博物院編：《瑞典藏中國陶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43頁。有關資料是根據《萬曆沉船及其陶瓷貨物》（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的打撈報告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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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困難（圖2）。萬曆號沉船的遺物整體可以分為兩大類，除上述瓷器的數量外，非瓷器類的物品發現並不多，總共衹有54件，包括一些青銅與黃銅的器物，並且已變形。其中有兩台長1.75米的小型火炮，每台約重200公斤，而火炮並非歐洲的形制。還有幾枚炮彈、一枝火繩槍、一箱爆竹、5件殘銅盤、10件掛鎖、3件殘破銀燭台、一件很重的銅蓋、一件有把柄的殘黃銅壺、一件殘缺的象牙耶穌像、一把馬來西亞傳統匕首等。非瓷器類之中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全都是價值不高的東西，船上並沒有發現金、銀器或任何貨幣。跟據船體的破壞情況來估計，船隻是曾經發生火警及爆炸而導致下沉。船上發現的瓷器以青花器為主，種類包括粗瓷及精瓷，並以日用器為多，器物包括碗、碟、蓋罐、蓋盒、圖2萬曆號沉船的位置軍持、花瓶、罐等，而碗及盤的數量為最大宗。其中盤最大的直徑為51.5厘米。在粗瓷中，以繪青花雙鹿紋的為數最多，達2,674件。出水的瓷器紋飾多樣，而部分瓷器繪開光圖記紋是晚明歐洲流行的所謂“克拉克”瓷，紋樣有八吉祥紋、蟲魚、草蜢、寶鴨、花鳥走獸、松鹿、山石、龍、鳳紋等。出水瓷器有底款的共有2,187個，佔已登記較好的瓷器總數的29%。底款的種類繁多，紀年款及寄託款的有雙圈“大明成化年製”、“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嘉靖年製”，單圈的有“大明宣德年製”及“成化年製”；堂名款有“蓮憶”、“兼憶”、“丹桂”、“德化”、“玉器”、“清雅”、“滿製”、“何”、“源”、“金”、“玉”等；吉語款有“福”、“壽”、“善”、“雅”等，兔紋款圖記有兩個，出現在軍持的底部。全部瓷器中“成化年製”及“大明成化年製”款共有1,991個。有幾點很重要︰首先是船在下沉時的方位。船隻是由北向南躺在海床上，即船頭向南，船尾向北。其次在船上發現了一件象牙製成的耶穌像，這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天主教的信物。最後，在船上大量瓷器之中發現了一件畫有葡萄牙貴族“Alvaro Vilas Boas”紋章的方瓶。以上三種現像可以推斷，這艘船是葡萄牙人所有，並且很可能由澳門開出。在“萬曆號”沉船中的一些器皿還粘有墊餅。史垣在2005年3月曾親臨景德鎮與劉新園共同研究“萬曆號”出水的瓷器，並到觀音閣古窯址做考察。在觀音閣古窯址，發現了與“萬曆號”相同的瓷片及墊餅。可以推論，“萬曆號”船上的瓷器是明萬曆年間在景德鎮所生產經由澳門的外銷產物。（二）菲律賓“聖地亞哥號”出水的瓷器1600年10月，菲律賓總督唐·法蘭西斯古·特洛（Don Francisco Tello）及副總督唐·安東尼奧·達·莫爾加（Don Antonio de Morga）下令把“聖地亞哥號（San Diego）貨船改裝為這紋章一直誤傳為Alvaro Vilas Boas所有，實為Saldanha Bobadilha的族徽，參看Portugal Encontra a China,Fundacao Oriente, 2005, p.63。有關資是根據Kraak Porcelain第78頁、《江西元明青花瓷》第221頁及網上資料編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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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出土明代青花瓷器研究澳門出土的瓷器與“聖地亞哥號”出土的瓷器作如下的比較︰“聖地亞哥號”出水瓷器澳門出土瓷器青花鹿紋菱口盤標本：1995LS1–026青花鹿紋盤青花鹿紋菱口盤標本：2002BW CD1–001青花鹿紋盤青花軍持標本：1998BW DG1–298青花軍持青花鹿紋碗標本：2002BW CD1–053青花鹿紋碗青花盒標本：1995LS1–081青花盒五、西方博物館收藏品與澳門出土瓷器的比較現收藏於西方博物館的中國出口瓷數量龐大，主要集中在土耳其、葡萄牙、荷蘭及英國等地。每個國家所收藏的瓷器不盡相同，土耳其所收藏的主要是元至明代，葡萄牙及荷蘭所收藏的主要是明至清初，而英國的則主要是以清初為主。澳門出土的瓷器，大部分與西方博物館的藏品無論在造型、紋飾等都有着很多相同之處。在土耳其托普卡帕薩拉伊博物館（Topkapi Saray Museum），收藏有大量中國的出口瓷。其主要原因是，土耳其即15世紀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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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東方通往西方的要塞，大量物資必須首先通過這裏。因此，直至現在，土耳其博物館仍收藏着大量中國的出口瓷。經查閱及對比，托普卡帕薩拉伊博物館所收藏的瓷器部分與澳門出土的有着很多相近或完全相同之處，現將兩者相互排比如下︰土耳其托普卡帕薩拉伊博物館藏品澳門出土瓷器16世紀早至中期的青花獅子紋盤標本：1995LS1–026青花鹿紋盤16世紀中期的青花猴子紋盤標本：2002BW CD1–001青花鹿紋盤16世紀中期的青花獅子紋盤標本：1998BW DG1–298青花軍持16世紀中期的青花錦雞紋盤標本：2002BW CD1–053青花鹿紋碗16世紀中期的青花白兔回首紋底款盤標本：1995LS1–081青花盒16世紀中期的青花白兔紋碗標本：1995LS1–081青花盒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Sotheby's. p.583, p.617, p.618,p.621, p.625, p.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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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出土明代青花瓷器研究土耳其托普卡帕薩拉伊博物館藏品澳門出土瓷器16世紀中期至後期的青花石上小鳥紋碗標本:1995LS1–071青花石上小鳥紋碗16世紀中期至後期的青花寶塔樓閣紋大盤標本：2002BW CD1–005青花寶塔樓閣大盤16世紀中期至後期的青花白鷺紋底款盤標本：2002BW CD1–055青花白鷺紋底款16世紀中期至後期青花三鳳朝陽盤標本：2006BW DG2–012青花三鳳朝陽盤16世紀中期至後期的青花碗，底書“長命富貴”
四字金錢型楷書款標本：2006BWDG2–089青花碗，底書“長命富貴”四字金錢型楷書款17世紀早期至中期的青花團花紋杯標本：1988BW DG1–278青花團花紋杯在葡萄牙里斯本Anastacio Goncalves博物館，亦收藏有大量中國晚明青花瓷。現就該館部分晚明瓷器與澳門出土的瓷器作比較。Regina Krahl, 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Sotheby's. p.682, p.698, p.702,p.707, p.708, p.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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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葡萄牙Anastacio Goncalves博物館藏品澳門出土瓷器16世紀中葉的青花“丹鳳朝陽”紋盤標本：2002BW CD2–004青花“丹鳳朝陽”紋盤16世紀中期至後期的青花猴子紋瓷罐標本：1998BW DG1–068青花猴子紋盤16世紀下半葉的青花山水、人物紋盤標本：2002BW CD2–021青花山水、人物紋盤明萬曆時期的青花纏枝花卉紋碗。標本：2002BW CD1–049青花纏枝花卉紋碗。在荷蘭阿姆思特丹Rijhs博物館，所收藏的16世紀末的青花碗與澳門出土的相比。荷蘭阿姆思特丹Rijhs博物館藏品澳門出土瓷器16世紀末的青花仕女嬰戲紋碗。標本：2006BW DG2–076青花仕女嬰戲紋碗。Philip Wilson,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rom the Museum of Anastacio Goncalves, p.61.Philip Wilson,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rom the Museum of Anastacio Goncalves, p.77Philip Wilson,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rom the Museum of Anastacio Goncalves, p.91.Philip Wilson,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rom the Museum of Anastacio Goncalves, p.108.Phuilp Wilson,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97,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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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漳州窯研究的幾個問題年繼續對其展開重點調查，並發表了考古調查報告。在經過多次考古調查的基礎上，福建省博物館在日本一些學術團體的資助下，對漳州窯做了三次考古發掘，分別是：1994年底，對平和縣南勝鎮花仔樓窯址、五寨鄉大壟和二壟窯址等進行考古發掘，並於1997年出版了此次考古發掘的報告書——漳州窯》。1996年，對平和縣南勝鎮田坑窯址考古發掘；考古發掘報告已發表。1998年，對平和縣五寨鄉洞口窯址考古發掘；有考古發掘簡報發表。（二）出土漳州窯陶瓷的考古遺址福建地區：漳浦縣明代墓葬，平和縣南勝鎮井尾墓，雲霄縣下營廟遺址等。臺灣地區：臺 南安平熱蘭遮 城（Zeelandia）遺址、新市社內遺址，宜蘭淇武蘭遺址，澎湖風櫃尾遺址以及金門等。日本關西地區：如大阪、長崎、堺市、平戶等地城市遺址的16世紀後半期至17世紀前半期的地層。東南亞：越南會安“日本城”遺址，菲律賓的“顧塔收藏”，印尼的發現等。西亞與非洲（東非）地區：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普·撒萊（Topkapi Saray）博物館，埃及福斯塔特（Fustat ）遺址等。先後提供資助的有：日本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會、日本“公益信託西田紀念東洋陶瓷史研究助成基金”、裏千家茶道資料館等。福建省博物館：《漳州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福建省博物館：《福建平和縣南勝田坑窯址發掘報告》，《福建文博》（福州），1998年第1期。福建省博物館：《平和五寨洞口窯址的發掘》，《福建文博》（福州）1998年增刊。王文徑：《漳浦出土的明清瓷器》，《福建文博·漳州文物專輯》，2001年第1期，第56─58頁。高健、李和安：《從明墓出土器談平和窯燒製年代》，中國古陶瓷研究會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五輯，第230─240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福建省博物館、雲霄縣博物館：《雲霄縣下營廟遺址探掘》，《福建文博·漳州專輯》（福州），2001年第2期。王淑津、劉益昌、顏廷伃、鍾國風：《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中國與日本瓷器》，《2006年臺灣考古工作匯報報告集》，2007年。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陳有貝、李貞瑩：《淇武蘭遺址出土近代瓷器簡介》，《田野考古》（臺北）第九卷第一、二期合刊，2004年。謝明良：《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外國陶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臺北）第30期，2011年。林金榮：《金門地區使用的陶瓷器文化探源》，臺灣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06年。福建省博物館、日本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會：《“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貿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窯出土青花、赤繪瓷與日本出土中國外SWATOW ”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4年。昭和女子大學：《べトナムの日本町──ホイアンの考古學調查》，昭和女子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紀要Vol.4，1997年。李旻：《密歇根大學的顧塔收藏》，《中國文物報》，2004年4月2日。Sumarah Adhyatman: THE CHINESE CERAMIC FOUND IN INDONESIA.金澤陽：《埃及出土的漳州窯瓷器──兼論漳州窯瓷器在西亞的傳播》，《福建文博·中國古陶瓷研究會1999年會專輯》（福州），1999年增刊。日本出光美術館：《陶磁の東西交流》，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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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三）出水漳州窯陶瓷的沉船與水下考古發現國內有：西沙群島北礁三號沉船遺址，廣東南澳一號沉船遺址，海外有：菲律賓“聖地亞哥號”沉船、“哈徹號”沉船，荷蘭“白獅號”沉船，越南“平順號”沉船、“頭頓號”沉船等。（四）漳州窯及其相關的研究成果自漳州窯發現與考古調查、發掘資料陸續發表以來，關於漳州窯及其相關的研究也不斷取得進展。見之於發表的主要有：1 .國內資料如：(1) 中國古陶瓷學會1999年漳州年會論文專輯輯錄有一組漳州窯研究的論文；(2)《福建文博·漳州文物專輯》（收錄數篇有關漳州窯的論文）；(3)《漳州窯的研究》（栗建安，2006）。2.海外資料如：（1）《交趾香合──福建省出土遺物と日本の傳世品》（福建省博物館·日本京都裏千家茶道資料館特別展，1998）；（2）《吳州赤繪·吳州染付·餅花手》（愛知県陶磁資料館，1997）；（3）《靜嘉堂藏 吳州赤繪名品図錄》（靜嘉堂文庫美術館，1998）；（4）SWATOW(BARBARA HARRISON, 1979)；（5）ZHANGZHOU (SWATOW) CERAMICS Sixteenth ToSeventeenth Centuries Found In Indonesia(Sumarah Adhyatman)；（6）ZHANGZHOU WARE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Swatow” Export Ceramics from Fujian 16-17th Century,ARTPOSTASIA(RITA C. TAN, 2007)；（7）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THEBRITISH MUSEUM PRESS（Jessica Harrison-Hall, 2001）；（8） ZhangZhouExport Ceramics（JorgeWelsh Books, 2006）等。二、漳州窯研究的存在問題（一）漳州窯 窯業遺存調查與資料整理中的問題雖然對漳州窯址曾經做過多次的考古調查與發掘，但是以往的考古調查還不夠全面，有些窯址的調查還不夠細緻、規範，尤其是還未將其納入整個漳州窯窯業遺存的系統（體系），未依照考古區域調查的思路、方式和方法進行，也未嘗試建立一個漳州窯窯業遺存的地理信息系統以作為全面研究漳州窯的基礎。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護辦公室：《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廣州日報》，2010年4月8日。CONCERNED CITIZENS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INC.SAGA OF THE SAN DIEGO, 1993.The Complete Record.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Christine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1613), Netherlands: Rijksmuseum, 1982.CHRISTIE’SAustralia.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MELBOURNE1 & 2 MARCH 2004.Christiaan Jörg, Michael Flecker, 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the Hallstrom Excavation, Sun Tree Publishing Ltd.,UK, 2001.《福建文博·中國古陶瓷研究會1999年會專輯》（福州），1999年增刊。《福建文博·漳州文物專輯》（福州），2001年第2期。栗建安：《漳州窯的研究》，臺灣財團法人陳昌蔚文教基金會：《陳昌蔚紀念基金會論文集·陶瓷》第四輯，2008年。BARBARA HARRISON. SWATOW, 1979 Gemeentelijk Museum Het Princessehof,Leeuwarden. 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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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瓷器傳播研究·“克拉克瓷”：一種特定的中國瓷還是一個名稱？[葡]佩德羅·迪亞斯撰陳玉芳譯[摘要]“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經常會出現在拍賣會、藏品目錄甚至是大眾書籍中，用於指中國在16─17世紀銷往歐洲的青花瓷器。“kraak （karaak）porcelain”一詞首先出現於17世紀荷蘭人的文本記錄中，然而，“karrack”或者“karrack”卻源自於葡萄牙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航行時的一種貨船的名稱“carraca”。通過考察這些詞彙的詞源歷史和葡萄牙帆船的演變歷史，可以看出，“克拉克瓷”是17世紀初荷蘭從葡萄牙大帆船上截獲並運往鹿特丹銷售的中國瓷的統稱，是偶然出現的瓷器名稱，而不是指一種特定的中國瓷瓷型。此外，克拉克瓷也專指明末時期的外銷瓷器，用於區分清初的外銷瓷和日本“有田”（Arita）瓷。[關鍵詞]克拉克瓷克拉克大帆船葡萄牙外銷瓷在拍賣會上、藏書目錄裏，甚至在面向大眾的書籍中，我們經常能看到用英語“kraakporcelain”和荷蘭語“karaak porselein”來稱呼16─17世紀的中國青花瓷，這些瓷器大多是明萬曆時期（1573─1620）的。“Kraak”或者“karrack”源自於葡萄牙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航行時的一種貨船的名稱“carraca”。但是，“carraca”這一名稱的含義卻模糊不清。葡萄牙歷史學家恩里克·洛佩斯·德·門多薩（Henrique Lopes de Mendonça）認為，這一術語起源於拉丁語動詞“carricare”、“carrus” 或“carruca”，但也可能是阿拉伯語裏的“harraca”。在16世紀最重要的一本書《船廠誌》（Livro da Fábrica das Naus）中，作者費南多·德·奧利維拉（Fernãode Oliveira）指出，“nau” 和“carraca”指的是同一事物，或者更具體點說：“在西班牙語裏，船舶被稱為nau，就是意大利語裏的‘carraca’。”早在15世紀，編年史學家戈梅斯·埃亞內作者簡介：佩德羅·迪亞斯（Pedro Dias），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藝術史系全職教授，Machado de Castro國立博物館館長，葡萄牙國立圖書館館長，葡萄牙國立檔案館館長；陳玉芳，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Henrique Lopes de Mendonça, O Padre Fernando de Oliveira e a sua Obra Náutica, Memórias da Academia,Lisboa, 1898; Henrique Lopes de Mendonça, Estudos sobre os navios portugueses dos séculos XV e XVII,(reedição) Ministério da Marinha, Lisboa, 1971; Henrique Quirino da Fonseca, Memórias de ArqueologiaNaval Portuguesa, Tipografia, J. F. Pinheiro, Lisboa,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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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一種特定的中國瓷還是一個名稱？斯·德·祖拉拉（Gomes Eanes de Zurara）曾經提到過“carracas”這一用語，不過他僅僅指的是在地中海航行的船隻，尤其指熱那亞（Genoa）和卡斯蒂利亞（Castile）的船隻。今天我們在閱讀英文版的有關葡萄牙大發現歷史的著作時會發現，所有的作者都會提到，在1497─1498年期間達·伽馬第一次乘“克拉克船”（carracks）來到印度，但是在葡萄牙文的檔案或者編年史中，這些船隻被稱為“nau s”。1500年發現西班牙的佩德羅·阿瓦勒斯·卡布拉爾（PedroÁlvares Cabral）艦隊的船隻，1518年第一次繞地球航行一圈的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的船隻的名稱，也存在這種不同。在英語的史學史裏，我們無法找到“克拉克”（carrack）舊有的指稱語“nau”或者“urca”的對應詞。“Urca”是同一種類型船隻的另一種稱呼，在費南多·德·奧利維拉（Fernão de Oliveira）的著作裏，“urca”是德語裏對地中海海域的船隻的稱呼，而在伊比利亞半島的語言中，這些船被稱為“naus”。這些名稱不統一的問題解決起來並不簡單，因為不同的作者對這些船隻的命名不一，而且常常會用不同的名稱來指同一類型的船隻。恩里克·基里諾·達·豐塞卡（Henrique Quirino da Fonseca）通過研究發現，僅僅在15─16世紀的著作中就發現了41種船隻名稱，而且也不總是能確定每種船的特點。“Nau”是大型貨船的統稱，是指船尾有船樓、船頭有三桅的大帆船。這種船通常容易和“加利恩大帆船”（galleon）混淆。本質上講，“加利恩大帆船”（galleon）是一種戰艦，但通常也能載貨。由於必須快速航行，“加利恩大帆船”通常是四桅杆，而不是三桅，這樣速度能更快，更具靈活性。“Nau”這種類型的船隻可以追溯至12世紀。一開始“nau” 或“carrack” 有一個大桅杆，配有一張方帆，船隻尺寸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裏有所增加。然而，“克拉克大帆船 ”（carrack）的成本很高，數量相對較少。到16世紀，由於“克拉克大帆船”的特性再加上它能裝配火炮的巨大炮座，有幾個國家也開始建造具有軍事裝備的克拉克船，不僅用做戰艦，也作為他們權威的象徵。16世紀葡萄牙的“大黑船”（naus）在英文和荷蘭文書籍裏通常被稱做“克拉克帆船”（carracks），但是這些大帆船的演變過程並不相同。實際上，這種類型的船隻個體有很大的不同，一些船體非常小。葡萄牙在印度貿易中積累了財富，到16世紀中葉時，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克拉克大帆船艦隊，擁有的戰艦數量也是最多的。這些船隻的演變是持續的，隨着葡萄牙在大西洋和印度洋航行時不斷遇到新的挑戰，船隻結構也發生新的改變，同時船體也越來越大。結果，一些船的速度比另外一些更快，一些起初是為了探險而建造的而一些是為了運輸貨物。從這Gomes Eanes de Zurara,Crónica dos Feitos Notáveis que se passaram na Conquista da Guiné por mandado doInfante D. Henrique, edição de Torquato de Sousa Soares, Academia Portuguesa da História, Lisboa, 1978.Francisco Contente Domingues, Os navios do Mar Oceano. Teoria e empiria na arquitectura naval portuguesados séculos XVI e XVII, Centro de História da Universidade de Lisboa, Lisboa, 2004; Francisco contenteDomingues, Navios e Viagens. A Experiência Portuguesa nos séculos XV e XVIII, Tribuna, Lisboa, 2008;Leonor Freire Costa, Naus, galeões na Ribeira das Naus de Lisboa. A construção naval no século XVI para aRota do Cabo, Patrimonia, Cascai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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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裏人們能夠看出，“nau” 這一名稱指代的船隻各不相同，甚至在16和17世紀的圖誌裏也可以看到這些不同。很明顯，大型運輸船隻的速度慢於小型船，因而也很容易受到敵人（如荷蘭人，從1580年西班牙國王也即荷蘭歷來已久的敵人成為葡萄牙國王之後， 這種敵對局面一直持續到1640年後）的攻擊。我們在閱讀許多葡萄牙語的出版物和舊有的檔案時要注意，我們衹是在術語用語上有爭論，不涉及其他方面。葡萄牙最重要的一艘“大黑船”（nau，在英語史學史中被稱為“carrack”）是“西奈山·凱瑟琳號”（Saint Catherine of Mount Sinai），船上配有140枚大炮，於1520年下水。“西奈山·凱瑟琳號”的產地在當時葡屬印度的首都科欽（Kochi），大約於1512年完工。1524年，“西奈山·凱瑟琳號”成為達·伽馬第三次和最後一次印度航行的主艦。1525年4月從印度返航里斯本的途中沉沒，在此之前總督和海軍上將不幸去世。荷蘭人於1602年和1604年捕獲了兩艘這樣的葡萄牙克拉克帆船（carracks 或者naus）：“聖·迭亞戈號”（São Tiago） 和“聖·凱瑟琳號”（Santa Catarina），這兩艘船載有大量銷往里斯本的中國瓷器。與葡萄牙原本的計劃相反，這兩艘船上成千上萬的明萬曆時期的瓷器被運往阿姆斯特丹拍賣銷售。拍賣會吸引了許多北歐國家富有貴族的興趣，包括英國和法國的國王們。正是從這時候起，人們開始談論克拉克大帆船上的瓷器，用“karaak porselein”指代即將銷售或已經售出的瓷盤、碗和花瓶。這種按照起源為一種物品命名的方法比較簡單。當然，其他當時被出售的貨物也可以被稱做“kraak”。目前所知的第一次提到“克拉克瓷”（karaak porselein）這一用語的是一封寫於1638年4月12日 的信件，是當時在阿姆斯特丹的東印度公司（簡稱VOC）的最高指揮官寫給巴達維亞（現在印度尼西亞的首都）的荷蘭總督霍格·若格林（Hoge Rogering）的。在這封信中，“克拉克瓷”（karaak porselein）衹出現過一次，用來描述明代末期的瓷盤瓷碗。第二年，即1639年5月2日，在巴達維亞送往熱蘭遮城（Zeelandia）商人的一份訂單中，再次出現了“克拉克瓷”（karaakporselein）這一用語。在另一份檔案中，即1673年阿瑪利亞·范·索爾姆斯（Amalia vanSolms）──她是索爾姆斯–布勞恩費爾斯（Solms–Braunfels, 1602─1675）的伯爵夫人、奧蘭治親王（prince of Orange,1584─1647）費雷德里克·亨利（Frederick Henry）的妻子──去世後留下來的一份存貨清單裏，也幾次出現了“kraeckwerck”和“craeckcommen”。“克拉克瓷”（karaak porselein）這一名稱並不指某一特定的瓷器類型，而是偶然出現的一個瓷器稱謂。阿姆斯特丹出售的瓷器是荷蘭人在1602年和1604年攻擊葡萄牙商船時繳獲的，是明王朝萬曆時期的普通瓷器，這些瓷器和葡萄牙三十年多來進口的成千上萬的其他瓷器沒有甚麼不同。由於在阿姆斯特丹拍賣的瓷器數量巨大，造成的影響較大，因而這些普通的瓷碗和瓷盤被稱M.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Bamboo Publishing, London, 1989; DavidHoward & John Ayers,China for the West: Chinese Porcelain and other Decorative Arts for Export, Illustratedfrom the Mottahedeh Colle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78; John Carswell, (Exhibition Catalogue) Blue and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nd Its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 David and Alfred Smart Gallery, Chicago,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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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已有的認識，不管是中國學者，還是西方學者，均多舛訛，甚至包括教史及南明史中的眾多權威；可以說學術界對畢方濟前期的傳教活動多不予關注，而對後期的政治外交活動則誤識甚多，特別是畢方濟許多重要事件的時間繫年多有訛誤，所以畢氏之在華經歷在眾多著述中表現得十分混亂。因此，我們實在有必要對這位同利瑪竇、湯若望一樣重要的人物展開係統深入的研究，本文即在全面搜羅海內外有關畢方濟的中西檔案文獻的基礎上展開詳盡考證。以期對活躍在明末傳教史上的畢方濟神父有一更清楚而準確的認識。一、徐光啓十年精心培養的“西域逸民”關於畢方濟來華之前的資料並不多，我們所知道的僅是，畢方濟，意大利人，1582年生於那不勒斯之科森察；1602年10月入修院，1603年4月30日加入耶穌會。1609年3月23日乘“皮埃達德的納·斯拉”號船出發前往印度。1610年抵達澳門。他原定是要去日本教區工作，但巡視員巴范濟認為他更適於去中國，遂將其留在澳門等待時機。在此期間，曾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執教數學一年。關於畢方濟的學歷，所見資料均不完全。費賴之稱他“在耶穌會中讀畢學業全程”。所謂耶穌會的“學業全程”應該包括兩年的人文課程：拉丁語和希臘語法學習的提高，希臘哲學（包括邏輯學）課程和數學課程的完成；以及四年的神學學習：兩年的道德神學、兩年的習辯神學，故布羅基稱：“許多來華耶穌會士在歐洲完成全部神學學習後纔前往亞洲。”查《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辭典》稱畢方濟：“見習修道期結束後，在那不勒斯學院學習了兩年修辭學（1604─1606）和三年神學（1606─1609）。”畢方濟到澳門後即具有留在聖保祿學院執教數學的資格，可證，他應該是在歐洲耶穌會神學院完成了全部學業。畢方濟是1613年奉召離開澳門進京的，據此可知，畢方濟在進入中國內地前，曾在澳門至少待了三年。三年中除一年在聖保祿學院教數學外，其餘的時間在幹甚麼？文獻未有交待，從國內專門研究畢方濟的學術論文僅見一篇，即康志傑《西域之移民，中國之高士──評“歐洲奇人”畢方濟》，載《中西初識》，第71頁；另有王傳松：《無錫天主堂第一位本堂神父畢方濟》，載《中國天主教》（北京），2006年第5期；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第198—207頁，有《畢方濟》一文，錢海岳：《南明史》卷74亦有《畢方濟傳》，西文著作（法）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冊，第162─167頁有“畢方濟傳”，（法）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冊，第591─592頁有畢方濟的介紹；Arm Heirman de Troia and Jan Parmentier, Francesco Sambiasi, a Missing Link in European Map Making inChina? Imago Mundi, 16:1, 2009, pp.29─46；（日）海野一隴：《耶穌會士畢方濟の世界地図》，載《東西地文化交涉史》，大阪，清文堂，2003年，第93─100頁。（法）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冊，第591頁。據ARSI（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檔案，畢方濟離開歐洲之前，曾於1609年2月27日在里斯本給羅馬Claudio Acquaviva神父寫過一封信：“感謝天主，閣下將派我往中國……鑒於您對我的仁慈，我請求您寫信給中國的耶穌會領導，信中尤其要告訴他，無論任何時候，衹要有危險的任務，都可以差遣我去做，從而滿足我的心願，報答天主的愛。這是一個可憐人的願望，他將他的才能和尊嚴都獻給天主。”轉自Arm Heirman de Troia and Jan Parmentier,Francesco Sambiasi, a Missing Link inEuropean Map Making in China? Imago Mundi, 16:1, 2009, pp.29—46.（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2─143頁；（法）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冊，第591─592頁。（法）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冊，第159頁。參閱Liam Mathew Brockey,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p.213.Charles E O’Neill, Joaquin Maria Dominguez, 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 Compañla de Jesús: Biográfico—temático,Vol. IV, p. 3481, Univ Pontifica de Comillas, 2001.（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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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現存《畢方濟奏摺》及《修齊治平頌》兩篇中文文章看，畢方濟的漢語水準之高，決非一般歐洲傳教士所有，可與中國文人的優秀作品相媲美。要獲得如此高的漢語語言能力，沒有長時間的學習與鍛煉是絕不可能的。因此，余推斷，畢方濟在未進入中國內地之前，主要任務是在執行中國傳教團的語言學習計劃，即在勤奮刻苦地學習漢語。而陳垣先生言：“方濟至京師，即習為華言，與其士大夫游。”陳垣先生不知何據，目前尚未見到畢方濟到北京以後纔學習漢語的記錄。余以為，畢方濟的漢語學習應是1610─1613年之間在澳門完成。為甚麼這樣說呢？據費賴之記載：畢 方濟是“1613年被召至北京”，與他同時入華的共五人，即艾儒略、史惟貞、陸若漢、謝務錄及畢方濟。其中，陸若漢、謝務錄去南京，史惟貞去南昌，艾儒略、畢方濟去北京。誰召他？召他幹甚麼？均無文獻說明。羅馬耶穌會檔案對此事有記錄：1610年12月15日日食時，由於皇宮數學家計算日食開始時間算錯了一小時，所以日食比預告的時間晚了一小時。朝廷為了糾正這因自古代留傳下來的曆書所造成嚴重錯誤，決定由天文學造詣很深的耶穌會士來進行曆法修訂。明帝下達詔書命令三個月之後即着手修訂工作。這工作責任重大，耶穌會士若想繼續留在中國傳教，就必須圓滿完成這項任務。澳門耶穌會士全都迫切希望緊急派遣幾名既是數學家同時又對天文學十分熱愛的神父（進京）。如果這項工作完成的話，既對主有利，又有利於拯救靈魂。高龍鞶《江南傳教史》稱：利瑪竇逝世之年（1610）的十二月，遇到月蝕。欽天監推算差誤，而神父們推算的卻分秒不爽。當時盛傳此事。光啓便欲乘此機會奏請朝廷降旨，許神父們留在京師，修正曆法。這時李之藻在南京某部擔任相當高的職位。當時士大夫中都知道光啟、之藻數年前翻譯西學書籍。因此，兩人遂聯名上疏，請求錄用西士，厘定曆法。覆旨並未達到全部希望，光啓、之藻奉命主持修曆，僅許疏中保薦的西士協助。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一書亦稱：利瑪竇死後北京的形勢，也確實讓人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在1610年12月，朝廷欽天監的官員在預報一次日食時發生了錯誤。他們為自己辯解時，將錯誤歸咎於他們不得不使用的舊的計算體系的計算方法。徐光啟說服禮部向皇帝請求，將改正這一計算體系和修訂曆書的工作委託給耶穌會士來做。此事在耶穌會士中間引起了一場討論，做這項工作與他們來華的宗旨是否符合？考慮到這將間接地對傳播他們的信仰有利，於是決定接受朝廷委託的工作。徐光啓上疏召西士修曆事應發生在萬曆四十年（1612）：萬曆間，歸化陪臣利瑪竇等數輩，觀光入覲，所攜曆法等書尤為精密，其所預推交食，時刻分秒，無不悉驗。故四十等年議曆，有監正周子愚呈部，乞令陪臣龐迪我、熊參閱Liam Mathew Brockey,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pp. 243─244.陳垣：《重刊〈靈言蠡勺〉序》，載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譯著提要》，第155頁。陳垣在上文稱：“方濟字今梁，意大利人，以利瑪竇卒後三年至中國，時萬曆四十一年（1613）也”。畢方濟入華的時間是1610年至澳門，1613年是至北京的時間，陳垣先生略去了畢方濟在澳門的三年，故稱“方濟至京師，即習為華言”。（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94頁。ARSI, Jap–Sin–15, ff. 99–99v.（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35頁。（美）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第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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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三拔翻譯本書，令與中曆歸通歸一。萬曆四十年（1612）時，在徐光啓的推動下，欽天監已下令讓西教士參加修訂曆書。余以為，畢方濟、與艾儒略也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被徐光啟召往北京的，因為畢方濟與艾儒略均精通數學與天文，畢方濟“預測某日某時有日、月蝕，其後果驗”；艾儒略則於1612年111月8日曾在澳門觀測月食記錄。正是由於當時北京修曆的需要，畢方濟與艾儒略遂奉徐光啟之召於1613年前往北京修曆。進京修曆，一是要精通天文、數學，二是必須通漢語，如不通漢語，則無法與明朝欽天監的中國官員合作。因此，余以為，畢方濟的漢語學習非“初至京師”時，而應是在澳門等待時機的三年中完成。《西海艾先生行略》稱，艾儒略抵達澳門後，“因與偕來史、畢二公修學澳中。先習中華典籍，如經史子集、三教九流諸書，靡不洞悉”。可知，艾儒略、畢方濟、史惟貞三人的漢語學習均是在澳門停留的三年完成。萬曆皇帝下令讓西教士參與修訂曆書的消息在全國傳開，耶穌會士們在中國的聲望大大提高，同時亦招致了不少反對派，“他們威脅要掀起一場風暴，皇帝不願意勇敢地面對這一事件，下令放棄了延用西方傳教士修曆一事”。畢方濟到北京後，由於西教士參入修曆之事已被皇帝下令停止，所以，在1613—1616年之間，畢方濟在北京並未進入欽天監修曆，而是在北京地區傳教，即蕭若瑟所言：畢方濟，字今梁，意大利人，萬曆末年入中國。為人豁達，雅善晉接，而又品行高法，丰采宜人，久為識者所敬慕。初傳教於京畿，化人不少。萬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起，據費賴之稱，畢方濟“被逐南還”。但蕭若瑟的記錄卻不同：龍華民與畢方濟兩司鐸，既未指名被參，在京寄居如故。不過暫避眾耳目，匿於徐光啓私第。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亦載：教難期間，能到北京的各神父，如龍華民、陽瑪諾、畢方濟，都避居於信教官員住宅。伏若望《徐保祿進士行實》則詳細記錄了徐光啓對這位藏匿在他家中西方傳教士的營救與保護：在一次教難中，皇帝命令驅逐所有的神父。那些太監們因此又行動起來，抓住良機，因為無疑神父們得離開他們的地盤，而那塊塋地又可以回到他們手中。在那塊塋地隱藏着一個修士和一位神父，正巧那些太監們帶人連夜包圍了這塊地。他們認為神父藏匿在那裏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因為神父們不僅已被趕出京城，而且被驅逐出整個境內，而這個神父不僅沒有離境，而且竟然藏在京城。保祿進士得知神父被包圍後，想辦《徐光啓集》卷7《禮部為奉旨修改曆法開列事宜乞裁疏》註釋四錄此疏的《徐氏宗譜》本“議用西曆”一款，第330頁。（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4頁，畢方濟曾在聖保祿學院教授數學一年。Mémoires de I´ Académie des sciences, VII, p. 706, Sommervogel, Biblioth, t.I, col.158，轉自《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62─1773）》，第156頁。（法）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冊，第592頁稱畢方濟“參與了改革中國曆法的工作”。《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2冊《西海艾先生行略》，第247─248頁。（美）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第101頁。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4，第122頁。（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3頁。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4，第101─102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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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法營救他。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他與另一位下級官員在夜間前往那裏，在進入塋地後，將下級官員的官服穿在神父身上，然後讓神父與保祿進士一起出來，而下級官員留在那裏。如果下級官員在那裏被發現，也不會有任何危險，因為他是中國人。他們已經上了路，保祿懷揣着使神父離開而不讓包圍他的人知道的妙計，他們先直接來到徐保祿的官邸，在那裏，有人緊急向他稟報，說不用採取這樣的計策了，因為神父已經出來了。徐保祿於是返回。這裏提到的“神父”應該就是指畢方濟。據高龍鞶《江南傳教史》：熊三拔、龐迪我被遣走之後，龍華民與畢方濟得到徐光啟與若干相識官員的保護，仍能留在北京，但經常藏於城外。龍華民因為職務的關係，不得不隻身南下，便留畢方濟一人在京。……神父們被逐出利瑪竇所置住院之後，龍華民、畢方濟便在城中僦一陋屋寄身，不久又察覺這不是安居之地，畢方濟乃匿居於利瑪竇塋地的小堂中，在那裏又遭到被捕被逐的危險。宮中太監早就覬覦利瑪竇的塋地，他們發現畢方濟的蹤跡後，便想利用沈的命令，加害利瑪竇的骨骸而收回塋地。但因光啟、之藻在京，之藻又排列儀仗，前去掃墓。光啟則設法撤回對畢方濟的控告，兩人終於感謝天主，使利瑪竇的遺骨免遭褻瀆。但畢方濟與後至的陽瑪諾，不得不另覓棲身之處。從徐光啟召畢方濟進京修曆到教難中想辦法營救畢方濟，並將畢方濟藏匿在自己家中，一方面說明徐光啟對在華天主教的極力保護，另一方面也說明徐光啟與畢方濟的私人關係十分密切。曾德昭《大中國志》記載了一段這樣的史實：第二個在南京省的嘉定城，這是依納爵博士（孫元化）的住地，他是一個有權勢的基督徒，後來任山東省總督。他一聽到判處神父的消息，馬上派他的兒子去找杭州的郭居靜神父，帶去一封信，其中除了一般的問候，他衹寫了這樣的話：“有件事我必須在閣下離開本國前與你共同處理。”這封信送交神父時，他們正準備離開該城，按照他們的計劃去保祿博士的家鄉上海。但是接到這個邀請，他們對此都感到滿意。於是，神父們分成兩隊，畢方濟到嘉定城去找依納爵博士。依納爵博士在神父到達時，已在他住宅附近準備好寓所，供神父學習之地，而且寓所就在他府宅的牆垣內，使用方便，有幾間寢室和一間禮拜堂作彌撒用，供應所需要的傢具。那間禮拜堂雖然足夠接納他自己家中的基督徒，但他後來仍在同一地方修建了一座漂亮的教堂，雖不很大，卻是一座完美的建築。（葡）伏若望︰《徐保祿進士行實（1634）》，載《澳門歷史研究》（澳門）第6期，2007年。（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36頁。（葡）曾德昭︰《大中國志》第10章，第273頁。關於1616年南京教案後，畢方濟離開北京赴嘉定孫元化處居住，（法）費賴之亦是採用的曾德昭的資料頁。但（美）鄧恩則將畢方濟赴嘉定的時間定在1621年，並稱：“1621年，他（孫元化）寫信給杭州的耶穌會士，邀請他們來嘉定開教。當這封信到達杭州時，郭居靜與畢方濟正要啟程赴上海。於是，畢方濟轉而去了嘉定。等到了嘉定，畢方濟纔發現孫元化在家中已經為他準備好了一套房子，還帶有一間禮拜堂。”[（美）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第132頁]。其實鄧恩用的也是曾德昭的資料，但不知為何將“一聽到神父被判處的消息”這一時間置於1621年？據《畢方濟1620年致羅馬耶穌會總會長Muzio Vitelleschi的信》，其中提及畢方濟在南京教案爆發後，曾經避居松江舉人Sun Ko Yam Lgnacio（孫初陽依納爵，“初陽”為“元化”之字）之家（Juan Ruiz de Medina, The Catholic Church in Korea, Its Origins.1566─1784, p.273, tran. Hohn Bridges, Roma: Istituto Storico S.I.1991）。可證，在1620年之前，畢方濟就避難於孫元化之家。又據《1621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年度報告》，第64頁，1621年徐光啟派畢方濟在安徽五河縣傳教（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15頁）；故不可能去嘉定。所以，本文仍採用曾德昭之說1616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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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曾德昭的資料告訴我們，南京教案爆發後，畢方濟神父曾避居嘉定孫元化家。榮振華更將其時間定為：“1617年畢方濟神父被驅逐出北京，返回嘉定。”這就是說，徐光啓將畢方濟神父營救出來後，先安置在自己家中，但始終擔心畢神父居京不安全，故又將畢方濟神父送出北京，安置在嘉定自己的學生孫元化家。是時，孫元化尚未受洗，就在家中給畢方濟神父設置禮拜堂，可見孫元化與天主教淵源之深。畢方濟在嘉定居住時間應該有兩年，大概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時，他又返回北京。耶穌會1621年報告稱：仇教之事未息，方濟潛入北京，匿居徐光啓宅。高龍鞶《江南傳教史》：參案（指南京教案）結束後，1618至1620年，畢方濟留居北京近郊。畢方濟再次進京匿居徐光啓家，余以為仍是徐光啓去信嘉定將其召回。因為徐光啓當時正在籌劃一個開教朝鮮的計劃。萬曆、天啓之交，遼東戰事愈顯吃緊。薩爾滸戰役慘敗後，徐光啟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屢屢上疏，要求赴朝鮮練兵，加強遼東軍備。四月初五上《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朝鮮同敗，固宜遣使慰撫，亦須重加賞恤，使整率兵眾，列營境上。北關僅存，宜激勵振作，與鮮兵南北相應，以成牽制之勢。六月二十八日再上《遼左跕危已甚疏》：亟遣使臣監護朝鮮以聯外勢。……朝、奴之交已合……即使遼左尚存，而鎮江寬奠萬一有失，朝鮮又為異域，後來合小攻大，鮮或不從，脅求假道，易於反掌。……朝鮮形勢略似西域，寇氛之惡，亟於匈奴，安可置之度外乎？……臣之愚計，謂宜仿周漢故事，遣使宣論，因而監護其國，時與闡明華夏君臣，天經地義。同年，徐光啓致焦竑信也稱：國無武備，為日久矣！一朝釁起，遂不可支。啟才力職事皆不宜兵戎之役，而義無坐視，以負國恩與師門之教；妄有論列，冀當事採用，非必身為之也。獨朝鮮一行自信非啓不可，行則必樹尺寸之效。《明神宗實錄》卷五八四則載：Joseph Dehergne,les Chrétientés de Chine de la Période Ming (1581—1650), p. 66, Reprinted from MenementaSerica Vol. XVI, fasc. 1 and 2, 1957.關於孫元化受洗時間，（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15頁：“1621年，徐光啓門人、舉人孫元化在北京受洗，洗名依納爵。”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第310─311頁：“孫元化是徐文定公的門人，由徐公勸化，於1621年，在北京領洗”，此說被學界接受。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3章第92─93頁提出不同觀點，稱孫元化受洗應在1621年之前。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4第104頁亦有此意，稱：“孫元化，字初陽，在京做官，因與徐光啓善，被化領洗，聖名依納爵，天啓元年（1621），告假還家。”可見蕭若瑟亦認為孫元化受洗在1621年之前。余亦以為，後者為是。（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3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22頁。《徐光啓集》卷3《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第102頁。《徐光啓集》卷3《遼左跕危已甚疏》，第113─114頁。《徐光啓集》卷10《覆太史焦座師》，第4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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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越嶺，為佘山附近兩個村莊的居民授洗。余以為，畢方濟赴松江開教亦應是受徐光啓的指示而行，藉徐光啓嫁孫女至松江之機，再加上所嫁之許家亦是奉教人家，在松江傳教有着良好的基礎。高龍鞶《江南傳教史》：文定（徐光啓）或因天主的默感，曾說，甘第達對教會的貢獻，將超過兄弟姊妹。故此，徐光啓嫁女松江而輔之以其培訓十餘年的畢方濟赴松江開教。故松江開教之初，即出現良好勢頭，短短一兩年間，奉教人數達二百餘人。僅松江一城奉教的秀才文人達到35人，並建有天主教團契和教堂。故巴爾托利稱：“教外人多歸心焉。”直到天啓七年（1627），畢方濟還在負責松江地區的教務，由於傳教事務的勞累，由於南方的氣候同他的身體不合，他常患疾病。當時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陽瑪諾將其調北方山西傳教，北方的氣候可能更合適他的身體。但是，在道經河南開封時，遇到一位洗名為伯多祿的奉教商人，遂邀請畢方濟至開封傳教。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伯多祿來自另一省份，已在那裏受洗，伯多祿之弟則尚未受洗入教，在開封城中為其兄經營業務。兩人的相識一定是由於天主的指引。伯多祿久欲邀請教士至開封，得見畢方濟，便邀他下榻於家中。從此慕名來訪的人絡繹不絕，對畢都有好感。城中官員士紳，堅請他留此不去。畢見各方面情意殷勤，便擬在城中住下，他租得一處小屋後，立即請示於會長陽瑪諾。這時，適有某大員自北京至開封，這人曾在徐光啓府中與畢方濟屢次相見；在此重逢，不忘故誼，即為介紹於城中要人。畢既有天賦，而且擅長交際，故士人爭欲與他相識，其中藩王一人，更為投契，邀方濟至王府住了多日。畢同外界晉接頻繁，盡力宣傳教義。另有某員，素與天主教士相稔，也自京師至開封。以上諸人斥資購得適合於進行傳教活動的房屋一所，以產權全部贈與方濟。這便是中國耶穌會第十一所住院。本來是一次意外的相遇，卻促成了耶穌會在河南開封府的開教。很明顯，畢方濟在開封傳教完全走的是利瑪竇的路線，主要在上層社會爭取他們對天主教的好感，從“官員士紳”到“城中要人”，直至藩王，畢方濟施展其“擅長交際”的“天賦”，與他們“晉接頻繁”。值得注意的是，高龍鞶這一段資料提到“藩王一人”，實際上畢方濟在開封時有兩位藩王與其有着密切的交往，一位就是高龍鞶提到的後來繼位於南京的福王朱由崧。朱由崧為明神宗之孫，福恭王朱常洵之長子；萬曆四十二年，隨父就藩於河南開封。朱常洵死後，襲封福王。畢方濟與其相交時，朱由崧尚是福王世子，封德昌王。另一位就是後來繼位於福州的唐王朱聿鍵。朱聿鍵是明太祖的九世孫，唐裕王朱器墭之子。唐王封地在南陽。1627年，時朱聿鍵在開封與畢方濟結識。但當時由於其祖朱碩熿“惑於嬖妾，欲立其愛子”，而囚朱聿鍵之父朱器墭，聿鍵亦隨之受難。Joseph Dehergne, les Chrétientés de Chine de la Période Ming (1581—1650), Reprinted from Menementa Serica Vol.XVI, p.60.（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55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57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57頁。錢海岳：《南明史》第2冊卷1《安宗》，第1頁。錢海岳：《南明史》第2冊卷2《紹宗》，第57頁。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276：“畢方濟與皇帝（隆武）是舊熟，他們於1623年畢神父居住河南首府開封時相識”。畢神父居開封是1627年，此處1623年當為1627年之誤。錢海岳《南明史》第2冊卷1《紹宗》，第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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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時，不僅未能使教務發達，且難保存舊狀也。”因此，復興南京一省的傳教事業，成為了當時耶穌會中國副省的工作重點，而這一重要任務，在徐光啓和中國副省會長陽瑪諾的協商下，交給了一位最合適的人選，即畢方濟。高龍鞶《江南傳教史》：南京教務的復興，有待於徐光啓、畢方濟二人。這時陽瑪諾任中國耶穌會會長。光啓同陽瑪諾洽商，畢方濟是光啓屬意的人，陽（瑪諾）即許諾。十年來，畢方濟的傳教生活常得光啓的指導，確是執行光啓計劃最適當的人選。光啓向南京地方有司諮稱：欽奉上命，特派畢方濟至南京協助欽天監事務，專為測定南京的經度，必須有一時期留駐南京，觀測日月交食，推定經緯定度。光啓卒後，李天經繼管曆局。仍以此事委方濟。因此，費樂德離南京至開封替畢方濟。此次畢奉旨南來，是為朝廷服務。可知，這一次派畢方濟到南京來，亦是徐光啓的精心安排，表面上是派畢方濟來南京協助南京欽天監的工作，實際上是派畢方濟來振興已被摧毀的南京天主教傳教事業。徐光啓崇禎六年（1633）九月以病告假，到十一月八日去世，因此，可以判斷，徐光啓與陽瑪諾協商派畢方濟來南京之事應在崇禎六年九月之前。而據羅馬耶穌會檔案，畢方濟是1631年到達南京，則知畢方濟於1630年年末來到南陽，在唐王府住了五十餘天後，遂於1631年初離開南陽前往南京。中西史料記載畢方濟之經歷吻合之緊密令人訝嘆。畢方濟到南京以後，一方面進行科學工作，一方面展開他的傳教。高龍鞶稱：（畢方濟）到南京後，得到城中官員的接待。畢即着手進行科學工作，同時也致力於傳教工作。他德行的精粹，理解的正確，處事的審慎，學識的淵博，教外人士也不得不心悅誠服。他能恪守教士身份，與南京官府相周旋。過去與教士素不相識的官員，至此也逐漸同教士接近。又一次預報日食後，就在紙上繪成日晷，指出晷影投身的度數和日食初虧至復圓的時刻分秒。至時，官員都來觀看，對這一測驗成績，一致欽佩。官員多人，各有題贈。地方長官，甚發帖示諭，說明畢方濟奉旨前來南京；其居住之處，一切人等，不得侵擾。這是官方正式表示對過去種種的賠補。但畢方濟深知本身的處境與公開傳教的危險。故不得不抑制內心的熱忱，抱着極端審慎的態度。有某員請求畢方濟以天文之學授其子，其子不久受洗，其父也跟着受洗，相繼受洗者七十人，其中不乏顯要。宮中某太監年七十五，在南京極有勢力，受洗禮後，也竭力協助神父的傳教工作。畢方濟到南京先是在欽天監工作，同時傳教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績。1634年，南京有600人經畢方濟之手受洗。據1635年、1636年兩年的耶穌會年度報告，南京授洗者達7,000─8,000人，其中數百人是由畢方濟授洗。1637年，畢方濟曾為400人授洗。隨着奉教人員的增加，南京教堂的修建工作亦隨之擴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4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58頁。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3,p.186稱：“感謝徐光啓的努力，他（畢方濟）成為欽天監的一名官員，負責觀測日食和修訂曆法。”梁家勉：《徐光啓年譜》，第201─203頁。ARSI, Jap—Sin. 134. fol. 309.António de Gouvea,Cartas Ânuas da China, p.276.（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58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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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畢方濟並不因種種成就而自信，為避免教徒聚集時人數過多，乃分設教堂四所，兩所在城內，兩所在城外。另有一所專為婦女。這四所教堂應該係舊教堂的恢復，專為婦女的教堂應指1627年費樂德神父在南京建立的第一個女修道院，即貞女院。之後，畢方濟又利用教徒的捐款在南京建了三座教堂。高龍鞶《江南傳教史》：1637年，教徒捐集鉅款，饋贈方濟，藉以表示感戴德心情。該款由三十人捐出，足以建造教堂兩所：一所建於城外教士塋地，仿照北京利瑪竇塋地教堂格式，這墓地在南門雨花臺下。卒於1614年的林斐禮，卒於1621年的鄔若望，卒於1629年的顏爾定，都在此時遷葬於此。而用前款建造的第二所教堂，在城內漢西門附近。以後有教士常駐堂中，該堂相當大，足以容納南京的教徒。該堂落成時，南京某名士撰文稱述天主教，鐫石立於堂門外。1641年，畢方濟在南京官員士大夫資助下，在城中購一小山丘，丘上建一教堂。正面題“護守山”三字，堂中供奉“守護天使”像，費賴之稱：堂內用西洋畫法繪一圖，附以說明，右為善天使圖，分天使為九種；左為墮入地獄之惡天使圖。教內教外人見圖新異，爭往視之，因而不乏受洗者。畢方濟創建“天使堂”後，又在教徒中遴選品德優良的青年組成“天使會”。畢方濟南京教區的傳教不僅在南京一城，而且還包括南京周圍的大小城鎮。1637年耶穌會年度報告稱，南京四周八個大城中都有教徒，其他次要城鎮教徒更多。可知畢方濟在南京的傳教並非南京一城，還有四周的八大城，亦即教史中畢方濟開教八城說。高龍鞶《江南傳教史》稱：教務報告書稱：畢方濟在南京附近八城開辟會所，但未列八城之名。在報告書中僅見南京、淮安、常熟三地。其他記載中，有鎮江、揚州二地，徐州則見於1663年名單。又1617年，畢方濟曾至五河，可能也是八城之一。丹陽、無錫的教務，可能也是由畢方濟開始。高龍鞶考證畢方濟開教南京附近八城之說，稱八城為淮安、常熟、鎮江、揚州、徐州、五河、丹陽及無錫，其中五城的早期傳教無其他資料，而淮安和常熟兩地的傳教有資料記錄甚詳（五河開教前已述之）。（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58頁及第113頁。南京舊有教堂一是利瑪竇1599年建在正陽門西營崇禮街三鋪的小堂；1611年由王豐肅神父建成的洪武岡教堂；1616年南京教案後，“教堂與住院都被拆毀。1620年史惟貞神父到南京來探望教徒”。這時教徒自己劃分教區，分別集會，共同祈禱，相互勉勵，又推舉較有資望的教徒八人，代替神父。這八人都盡其力之所能，各在家中闢一小堂，神父來時，便在教徒家中居留數天，補他們的不足，為他們施行聖事。畢方濟1631年後來南京最初設立的四所教堂，應即是教徒家中的小堂。Joseph Dehergne, les Chrétientés de Chine de la Période Ming (1581—1650), Vol. XVI, p.157.（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59頁。此天使圖當為畢方濟神父的助手畫家、傳道員澳門人石宏基所繪，詳見後。（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5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60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97頁。王傳松：《無錫天主堂第一位本堂神父畢方濟》（載《中國天主教》2006年第5期）稱：“（畢方濟）1640年奉派到無錫傳教。這時無錫已有數十戶漁民教友。他在三里橋沿河購地三畝，建造平房九間，作為教友集會和神父過往住宿之用。”惜未注明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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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淮安：畢方濟初至南京時，就同淮安府的幾位青年文士相識，後這些文士邀請畢神父赴淮安傳教。1638年，畢方濟至淮安城，即有士紳30人（其中3人為宦官，27人為文士）和他們的眷屬80多人以及平民多人受洗。據1645年耶穌會年報，畢方濟在淮安停留了兩個月，為百餘人授洗，其中多為文人雅士，在那裏還建有一座美麗的教堂。嗣後一有機會，畢神父即至淮安探望教徒。1614年，他來淮安還為一批富裕人家的婦女進行洗禮，並為她們組織一個善會，擬定規則，由一位洗名為莫尼加（Monique）的貴婦人領導。榮振華據1639年耶穌會報告稱，他在淮安購買了一座教堂，付洗了330人。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後，畢方濟還來過一次淮安，並與福王朱由崧“相遇”。常熟：天啓三年（1623），瞿太素之長子瞿式轂邀請艾儒略來常熟開教，後瞿汝說、瞿式耜父子又邀請畢方濟至常熟。瞿式耜《仁會引》稱：“歲在子丑，泰西上德艾公、畢公相繼來虞，余憂居無事，得叩其學術之原委。”“子”為1624年，“丑”為1625年，可知畢方濟曾在1624─1625年間來過常熟傳教。崇禎八年（1635）二月，畢方濟再至常熟。他在這裏傳教兩個月，授洗300人，並在常熟附近開辟會口若干處，還將一位奉教官員捐獻的祭祀祖先的祠堂改建為一座“帶祭壇的小教堂”。《1643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年度報告》“南京駐地”部分記錄了此事：這位官員是天主教徒，將此地捐給了教堂。如果未經族人同意，他不會擅自做出這個決定，他的族人很多，其中許多也是天主教徒。他們要求這位官員將此處捐給教堂，最後，這位官員同意了，這裏為祠堂，即先祖的居室。畢神父與天主教徒們推倒並焚毀了牌位，在此建造了一座帶祭壇的小教堂。祭壇的背景畫屏上刻有救世主的形象；在此舉行了隆重的彌撒，天主教堂和慈悲的異教徒的盛大聚會。畢神甫作為講授教義者為所有的人宣講了天主教義，收穫不小，獲得充分的信賴和崇高名氣。常熟屬下的村莊裏有許多天主教徒，畢神父對所有人都親自一一拜訪和慰問。（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61頁。Joseph Dehergne, les Chrétientés de Chine de la Période Ming (1581—1650), Vol. XVI, p.54.錢海岳：《南明史》第2冊卷1《安宗》，第1頁稱：福王朱由崧於崇禎十七年三月隨潞王朱常淓“南至淮安”；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208頁稱：“福王在開封時，已與畢方濟相善，後又遇於淮安。”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36頁。瞿式轂，天主教徒，教名瑪竇。（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62頁。方豪《中國教史人物傳》上冊，第205頁甚至稱：“瞿式耜、汝說即受洗其（畢方濟）。門”方豪此語不確，瞿式耜應是在艾儒略手中付洗。瞿汝說於1623年去世（《瞿式耜集》卷4《顯考江西布政使司右參議達觀瞿府君行狀》，第291頁），畢方濟1624─1625年間方至常熟，故汝說不可能受洗於畢方濟。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322頁稱：“汝說或因有妾而遲遲未能受洗。”張應麟：《海虞文苑》卷20瞿式耜《仁會引》，北京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本。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125；高龍鞶的《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62頁稱，1635年前後畢方濟初至常熟。不確。這位奉教的官員當指瞿式耜。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4第105頁：“天啓三年，（瞿式耜）丁母憂旋里，家居凡三年，時與艾司鐸談論教理，深知真正，切求領洗。誓許終身堅守天主十誡，決不二色。”知瞿式耜天啓三年即已奉教，崇禎元年任戶科給事中，崇禎五年坐薦胡平表事革職，1635年賦閒家中。瞿氏家族奉教者甚多。又，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322頁，認為瞿式耜先奉教後又不奉教。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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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1637年或1638年間，畢神父在此到常熟，授洗128人，其中18人為秀才。榮振華據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檔案稱，1638年，他在常熟付洗了360人。常熟轄下一個較大的鄉鎮有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官員，他要求畢神父為他的4個兄弟付洗，他們也想皈依天主，他們將家中祭祀的牌位全部燒毀，異教徒恐嚇說，他們將遭到巨大的災難，他們中一人正在生病的妻子會死去。然而，他們受洗後，不僅沒有危險，而且生病的妻子也恢復了健康。據《1643年耶穌會年度報告》“南部地區”部分記錄：在常熟附近一個大城鎮，鎮守的軍事指揮官，稱之為總兵，名字叫路加博士（Doutor Lucas），姓秦，他讓人邀請畢方濟神父聽他全家懺悔。他家五代皆為天主教徒，非常虔誠。神父在秦路加府邸住了12天，然後返回南京。1643年，常熟城鄉各地的教徒集資在常熟城最高的山上購地一方，辟為塋地，並豎立石十字架，請畢方濟前來祝聖。當時多教徒前來觀禮，儀式極為隆重。這一年常熟受洗之人遠遠超過了以往，城鄉若干仕宦之家，多有全家受洗，並把家祠改為教堂。畢方濟從1631年到南京傳教，離開南京的時間應在1644年（詳後），其在南京前後傳教時間達十三年之久。其傳教地區除南京外，還曾在南京附近的淮安、常熟、徐州、鎮江、揚州、丹陽、無錫及五河八城開教。費賴之還稱：“方濟又傳教江蘇各府，亦頗有成績。”到1644年時，他還到過浙江城市寧波傳教。在這些傳教地，他在南京創建了三座教堂，在淮安和常熟各建了一座教堂，至於南京省基督徒的發展，到1641年時，南京一省教徒發展到十萬人。雖然這一數據可能有一定的誇大，但卻可以反映，到明末之時，南京省信仰天主教人數之眾。很明顯，通過畢方濟神父在南京十餘年的努力，徐光啓復興南京天主教事業的計劃得以實現。正如高龍鞶所言：“利瑪竇締造的事業得以重振，十字架又在沈用以埋葬十字架的廢墟中豎立起來。”畢方濟將南京一省教務的復興，這對晚明中國天主教傳教事業而言，不啻於打上一管強心劑。畢方濟遂成為晚明時期復興中國天主教事業貢獻最大的耶穌會士之一。教會評價畢方濟成功的原因是：方濟竟將此教區復興，是皆由其正直賢良，精通文學、數理，善於誘導人心所致也。“善於誘導人心”即善於與人相處，在這一點上，畢方濟確實具有非凡的才能。他從天啓二年（1622）離京南下直到明朝滅亡（1644）這二十餘年間，他走着一條與利瑪竇完全相同的路線，在中國的上層社會中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以信仰天主教和嚮往西學為中心的關係網。在這個關係網中既有一批奉教官員，如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瞿汝說、瞿式耜、秦路加、龐天壽、金聲及（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62頁。Joseph Dehergne, les Chrétientés de Chine de la Période Ming (1581—1650),Vol. XVI, p.54.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126.（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62頁。（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5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59頁。（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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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成績。1617年開教嘉定，獲孫元化支持；1621年開教五河，獲五河知縣的支持；1624開教松江，獲徐、許兩大家族的支持；1627年開教開封，獲城中官員士紳及北京某大員的支持；1633年後至南京傳教，獲南京最高官吏江南巡撫張國維及相國沈鯉的支持；1635年赴常熟傳教，獲常熟大族、官員瞿汝說、瞿式耜父子及常熟大吏的支持；1638年至淮安傳教，支持者有三位當地奉教官員，還有潞王宮中的太監。這麼一個龐大的區域，長達十餘年的傳教，除了有澳門人石宏基修士相陪外，全靠“中國高士”畢方濟一人。故高龍鞶稱：由於官員對教士的優禮，傳教更容易成功，但主要應歸功於方濟本身的修養與傳教的熱心。三、斡旋在南明諸政權與澳門之間的“歐洲奇人”畢方濟與南明諸政權的關係可能是學術界最為關注的一個問題，亦是畢方濟人生中的一大亮點。關於這個問題，由於中西史料的缺略與零散，其基本史實已完全隱晦不清。涉及這一問題者，除費賴之、方豪及錢海岳的《畢方濟傳》有簡略的介紹外，其他的南明史著作則根本不提這一段歷史。實際上，畢方濟與南明政權的關係是南明史上的十分重要的問題，特別是南明政權三次派遣畢方濟神父出使澳門之史實，更是明代中西關係史上的大事，因此，我們有必要深挖資料，細緻考證，撥開歷史記錄的層層迷霧而澄清這一史實的起始本末。（一）畢方濟一使澳門（1644年）從萬曆末年明廷開始入澳門購炮起，直到崇禎三年陸若漢再次赴澳門購炮募兵，在這一時間段內，由於明王朝急需澳門葡人的軍事援助及西教士的修曆，明廷與澳門保持着良好關係。但由於崇禎三年陸若漢招募的葡萄牙遠征軍計劃中途流產，明廷反對西人進京的勢力增強，再加上在對澳門開放的廣州貿易市場上葡商的違法亂紀：以輸餉為名，以市舶為窟，省會之區，縱橫如沸，公家一年僅得其二萬金之餉，而金錢四布，徒飽積攬奸胥之腹。番哨聽其衝突，夷鬼聽其搶掠，地方聽其蹂踐，子女聽其拐誘。西文資料也有相同記錄：他們既不交納船鈔，也不交納進出的貨稅，許多葡萄牙船隻還是在海岸徘徊，一旦甚麼人被逮住，這些外國人就向省政府官員大聲抱怨，遁詞狡辯，說該政府無權懲治這些闖入者。（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61頁稱：“淮安駐有宮中派出太監一名，已為1635年受洗，患病甚重，自知不起，乃請神父來府。這太監年事已高，品德很好，是淮安教徒中的元老，他受洗之後，極為虔誠，成為城中教徒的模範。他洗名伯多祿，卒時，畢方濟在旁，教徒都哀悼不止，因為不少信教者，都是因為他的指引。”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125：“畢方濟神父在此（南京）居住了幾年，大部分時間由石宏基修士陪同。”又據《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第144頁：石宏基，澳門人，為畫家及教理講解員。1634年，隨費奇規神父在江西建昌傳教。這就是說，1634年後，石宏基被派至南京協助畢方濟神父。（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59頁。湯開建：《明季澳葡政權的走向及與中國政府之關係》，載《新史學》第12卷第3期，第19─45頁，2001年。（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94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暨南大學古籍所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第7號《兵部尚書熊明遇等為澳關宜分裏外之界以香山嚴出入之防事題行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頁。（葡）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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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故到崇禎十三年（1640）時，明廷下令關閉廣州市場，禁止葡萄牙人在廣州貿易。澳門方面一直希望恢復廣州貿易，並多次派市政議員為代表赴廣州談判，要求開通廣州貿易，但一直未曾獲准。據博克塞公佈的葡文資料，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兩廣總督沈猶龍突然向澳門方面提出要求：澳門提供一門大鐵炮和一名炮手來防衛廣州，以對付可怕的造反者李自成發動預期的進攻。同時出於同一目的，還送另外三名炮手至南京。《澳門編年史》亦載此事：1643年12月12日，澳門決定滿足中國官員通過畢方濟神父轉達的請求，派遣一名炮手去廣州。當時畢方濟和三位炮手正在廣州準備去南京。同時也決定，除派遣炮手之外，還送去一尊鐵炮作為澳門市的贈品。值得注意的是，澳門方面答應兩廣總督的要求並非無條件的。據博克塞提供的資料稱：根據一資料顯示，作為報答，次年，廣東方面將對面山上的一小塊土地授予了澳門或耶穌會士。這就是說，當廣東方面要求澳門支援火炮之後，澳門耶穌會商量，決定以安葬對明朝建有功勛的陸若漢神父為由，要求明廷將澳門對面的山地賜給耶穌會作為墓地。廣東政府很快就答應了這一要求，並於第二年10月予以兌現。據《耶穌會士在亞洲》：1644年10月6日，提舉司（Tequessy）根據察院（Chayem,指巡撫）在廣州下達的批示及其他中國高官和香山縣令的批文，提舉司（Tequessy）發文賜地安葬陸若漢神父。發文所賜之地本在青州對面的新圍牆之內，但後來中國官員認為臨水的蠔埕山腳下更合適。10月26日，譚瑪爾（Gaspar de Amaral）神父以神學院院長的身份，首次接管此地，在那裏豎起四根木樁。上書：這地係察院以中國皇帝的名義賜給聖保祿教堂神父的安魂之所。幾天之後，木樁被毀掉了。1645年4月18日，譚瑪爾神父再次接管此地，在位於銀坑東邊的小山上豎起一個十字架。由於提舉司的公文，還開採了石料。據此可知，因1643年末廣州傳來的信息，廣州與南京方面都需要澳門的“炮手”和“火炮”，（葡）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48頁：“1640年（6月11日）中國皇帝下旨，禁止葡萄牙人在廣州貿易。”（葡）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101頁。王永瑞：《（康熙）新修廣州府志》卷18稱，丁魁楚崇禎十六年出任兩廣總督（《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39冊，第368頁。然郝玉麟《（雍正）廣東通志》卷27，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18，均稱丁氏崇禎十七年任兩廣總督，結合《明史·丁魁楚傳》、《明史·沈猶龍傳》可證《（康熙）新修廣州府志》誤，丁氏出任兩廣總督應為崇禎十七年。C.R. Boxer,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 1621— 1647, Estudos para aHistoria de Macau: Seculos XVI a XVIII, pp.114—115.（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50頁。C.R. Boxer,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 1621—1647, Estudos para aHistoria de Macau: Seculos XVI a XVIII, p.115.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p.123；小雨譯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51時將“Tequessy”（提舉司）譯成欽差和特使，致使引用者產生很大錯誤。1644年，弘光帝並未派欽差來廣州處理陸若漢墓地之事，而是廣東地方政府的處理意見。此處引用《耶穌會士在亞洲》葡語譯文由金國平先生重新翻譯改訂而成。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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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澳門教會也就將陸若漢賜地安葬之事同明朝廣東政府進行交涉，因此出現了1644年10月6日賜地。而1644年10月6日的賜地，是根據“察院在廣州下達的批示及其他中國高官和香山縣令的批文”而賜，並沒有弘光帝賜給陸若漢墓地的專門手諭和聖旨，澳門方面深知，僅有廣東地方政府的批示，而無中國皇帝的首肯，將國有土地賞賜給外國人，是很難得到承認的。澳門本土葡萄牙人居留地所引起的爭執即是前車之鑒。亦如庫珀所言：“關於此地產權及其用途的爭執一直不斷。”故釘下地界的木樁幾天之後就被人推倒。澳門方面擔憂這一塊由中國高官和香山官員批出的地是否有效，因此他們在崇禎十七年（1645）十二月初六日通過畢方濟再上奏摺懇求弘光帝對澳門賜地之產權予以確認（此為後話）。擔任溝通兩廣總督沈猶龍與澳門方面關係者即是畢方濟神父。據費賴之提供的資料，從1638年到1644年，畢方濟一直在“揚州、蘇州、寧波以及江南、浙江兩省其他城市傳教”；據榮振華稱：畢方濟1631─1643年在南京傳教。那畢方濟甚麼時候回到了南方？《1643年的耶穌會中國南部副省年度報告》“南京駐地”部分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記錄：淮安隸屬南京，穿過一條叫做“大海之子”的河流向北。因為畢方濟的勤勞和熱忱，他在此開創傳教事業並傳教至現在。這裏有一座教堂，傳教事業發展良好，他在此停留兩個月，為百人授洗，其中多為文人雅士。他與駐紮在那裏 (南京) 的總督相交甚歡，接待他的規格很高。應總督的請求，畢方濟神父開始踏上漫長的旅途，前往澳門，為帝國服務，將為中國商洽幾個炮手和火槍，以對付那個反叛者（李自成）。同時想辦法將（耶穌會的）人帶入中國，因為把他們夾帶在總督的使團內不是甚麼難事，但由於後來出現的事件，沒有帶進人來。這份報告雖然是1643年耶穌會中國副省的年度報告，但何大化完成該報告的時間是“1645年8月15日”。因此，該報告涉及的內容就不完全是1643年的事情，亦有部分1644年的事情夾雜其間。上述史實即發生於1644年。這位駐紮在淮安且又與畢方濟有交情的“總督”是誰呢？余以為是崇禎十二年（1639）“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643年9月2日）上任南京兵部尚書的史可法。他當時的駐地應在淮安。《明史·史可法傳》稱史可法：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史可法整頓武備的第一要事，就是造炮、習炮。崇禎十六年九月上《為特舉逸才，以資練備疏》：南兵之所長者，火器耳。是必造之甚佳，儲之甚多，習之甚精，而後試之有效，非漫然嘗試者也。南部各營火器，不但不多，並不能造，不能習，而總由於知之者無其人。（法）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62─1773）》，第161頁。（法）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冊，第592頁。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128.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176.《明史》卷174《史可法傳》。談遷：《國榷》第6冊，卷99，崇禎十六年七月辛亥，第5984頁。《明史》卷274《列傳》162，第7016─7017頁。“更新八事”中的一條即為“內庫神器不能不習”（張純修：《史可法集》卷1《上留都軍政八事疏》，第9頁）。原疏為陳垣抄本，不見史可法集中，轉引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第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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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於是，他推薦了一個人──陳于階，“量授南欽天監博士職銜，教練諸營火器”。陳于階為何人？徐光啓之外甥，亦為一天主教徒。“幼從光啓學天算，又受神學於意大利人畢方濟，問銃法於日爾曼人湯若望。”於火器製造尤精。造炮有人，但精於火炮技術的炮手奇缺。史可法遂邀當時在福建傳教的耶穌會中國副省華南區省長艾儒略赴澳門商量有關火炮事宜，李嗣玄《思及艾先生行跡》：癸未（1643年）師駕再臨，僅駐堂數日，即赴留都史大司馬（諱可法）之約，將有事澳中，既而以鞭長不及，乃不果。這條資料告訴我們，史可法1643年9月出任南京兵部尚書後，即開始與耶穌會傳教士商量去澳門購炮和招募炮手之事，他首先聯繫的是當時耶穌會中國副省南部的負責人艾儒略。艾儒略應該是到了南京赴約，但很可能他因會務繁忙，不可能抽身赴澳門。於是便推薦了當時在南京一帶傳教的畢方濟代他南行。一是艾儒略的推薦；二是他的學生陳于階是一位“日與西士講求製造之學”的火炮專家，他知道他的老師畢方濟亦是一位火炮專家，因此，陳于階也一定會推薦畢方濟擔當此任；三是畢方濟本人與“駐紮淮安的總督（史可法）相交甚歡”。因此，以畢方濟取代艾儒略去澳門就成了史可法派遣的最合適人選。辨清了這些史料後，可以得知，大約在1643年9月之後，畢方濟已被確定為赴澳門的人選，故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亦傳諭兩廣總督沈猶龍，要他與澳門方面聯繫招募炮手及購置火炮，同時，畢方濟亦去函通知澳門耶穌會，他將代表明廷赴澳門購炮募兵。澳門耶穌會向畢方濟也發回了邀請。1645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年度報告中保存的《畢方濟神父前往廣東並返回福建行程》稱：1644年畢方濟第一次離開南京時，副省長艾儒略曾命令賈宜睦神父去探訪河南的基督徒。該報告還稱：畢方濟神父第一次旅行是受聖保祿學院院長兼日本省會長譚瑪爾神父的邀請從南京前往澳門處理一些事務。1644年耶穌會年報稱：“當時在南京教堂的畢方濟神父出差去了澳門。”畢方濟赴澳門的時間應是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以後、五月之前，因為崇禎十七年三月福王朱由崧才隨潞王朱常淓到淮安，住“壺嘴杜光紹園”。而畢方濟是年至淮安與福王再遇，故知畢方濟離南京赴澳門應在三月之後。福王是崇禎十七年五月在南京登基，而畢方濟第一次出使澳門僅是奉南京總督之命，並無弘光之敕命，因此，可以推知，畢方濟第一次離南京赴澳門的時間應該是崇禎十七年三史可法：《為特舉逸才 以資練備疏》，轉引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第250頁。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1集，《明末殉國者陳于階傳》，第249頁。李嗣玄：《思及艾先生行跡》原文為“癸卯”，實誤，據《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2冊李九功、沈從先、李嗣玄：《西海艾先生行略》，第254頁，更正為“癸未”。《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2冊《思及艾先生行跡》，第928頁。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1集《明末殉國者陳于階傳》，第249頁。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284.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270.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271.錢海岳：《南明史》第2冊卷1《安宗》，第1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2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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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澳門教會為畢方濟向弘光政權的進貢做了充分的準備，共籌集到各種外來器物及動物達11種，即：星屏一架，輿屏一架，西琴一張，風簧壹座，自鳴鐘壹架，千里鏡壹筒、玻璃盞四具，西香陸炷，火鏡一筒，沙漏壹具，白鸚鵡壹隻。值得注意的是畢方濟進貢的“星屏”與“輿屏”。“星屏”當是人工製作的《天文圖》屏風，“輿屏”則是人工製作的《地理圖》屏風。余以為，這兩幅圖均應是畢方濟“敬製”。據巴爾托利《中國耶穌會史》：其（畢方濟）正直賢良，精通天文、數理……後有朝旨至，命其測量北極高度，觀察日蝕，改良曆法，是亦與官吏接交之良法也。方濟預測某日某時有日、月蝕，其後果驗，由是人愈重之。可見畢方濟確實是一位“精通天文”的西教士。畢方濟輿地之學亦十分精到，現存於梵蒂岡教廷、維也納奧地利國家圖書館及比利時根特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圖書館的1648年《坤輿全圖》即為畢方濟所作。余以為，畢方濟進貢的這架“輿屏”就是以他繪製的《坤輿全圖》製作成屏風，而他繪製這幅《坤輿全圖》亦是準備進獻明廷的貢品，現存的幾份印本應是畢方濟1648年在廣州刊刻的。又據《明季南略》卷四中保存的一條資料：[弘光元年（1645）五月十一日壬辰] 附記：（馬）士英衛卒三百人，從通濟門出，閽者不放，欲兵之。乃出私衙元寶三廳，立刻搶盡。有一圍屏，瑪瑙石及諸寶所成，其價無算，乃西洋貢入者，百姓擊碎之，各取一小塊即值百余金。圍屏，即是環繞障蔽的屏風。取一小塊即價值百余金，可以反映這一圍屏是極為稀罕貴重之物，而這“西洋貢入”的“圍屏”也應是畢方濟進貢的“星屏”或“輿屏”中的一架，因為弘光朝一年間，西洋入貢者僅崇禎十七年十二月畢方濟這一次。如此貴重精緻的工藝品，再加上畢方濟親自繪製的天文、地理圖，可以想見，澳門教會與畢方濟為這次進貢所作的精心準備。可以說這次進貢是繼萬曆二十九年（1601）利瑪竇進貢後，耶穌會第二次大規模地向明廷進貢。利瑪竇的進貢是澳門耶穌會長期的準備與支持纔得以完成，而畢方濟這次進貢亦是獲得澳門教會的大力（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4頁。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第8─10頁。中國現僅知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有民國年間據梵蒂岡圖書館藏《坤輿全圖》木刻本的.0攝影本。據Bernard—Maitre，op. cit., p. 347，該圖為畢方濟（Francisco Sambiasi）1633年於南京繪製，轉引自林東陽：《南懷仁對中國地理學和製圖學的貢獻》，載魏若望：《傳教士·科學家·工程師·外交家南懷仁（1623─1688）──魯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40、163頁。Ann Heirman, PadoDe Troia et Jan Parmentier, “Francesco Sambias, a Missing link in European Map Making in China?” Imago Mundi,61:1, 2009, p. 36稱：《坤輿全圖》為畢方濟1639年繪。按：此說亦受《畢方濟奏摺》原定錯誤時間崇禎十二年（1639）說影響，故應為1633年撰。將地圖繪製在屏風上作為禮品似為明末上流社會之時尚，如李之藻就將利瑪竇的《萬國坤輿圖》“譯以華文，刻為《萬國圖》屏風”。龐迪我、熊三拔亦製作《萬國地海全圖》屏風，“臣國所刻《萬國地海全圖》原有四扇，今止得二扇，謹將原屏風照式圖畫，仍補完《中國圖》及《西南方國圖》二扇，共四扇，皆易以華文”。以上參閱艾儒略著、謝方校釋《職方外記》卷首李之藻《刻職方外記序》，龐迪我、熊三拔《奏疏》，第6、17頁，中華書局，1996年。又朝鮮崔錫鼎《西洋乾象坤輿圖二屏總序》：“皇明崇禎初年，西洋人湯若望作《乾象坤輿圖》，作八帖，為屏子。”轉引自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8章，第12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日本南蠻屏風畫中也有不少地圖屏風，如《28都市圖及萬國圖屏風》、《世界地圖屏風》、《萬國繪圖屏風》等，參見上引《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8章，第130頁。計六奇：《明季南略》卷4《馬士英奔浙》，第214頁。《利瑪竇中國劄記》第4卷第1章，第314頁，及第4卷第9章，第377─3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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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服，繡有龍紋，是皇家的標誌。畢方濟神父與他的官員朋友和一些天主教徒商量，穿着這件衣服從朝廷出發，隨行有許多士兵和旗幟，其陣容如同高級官員出行一樣，乘坐的船隻是某位官員的，高大而美觀。上帝恩典，一路航行直至江西的首府南昌，旅途順利，沒有遇到任何危險。尤其是此時正是國內叛亂者和盜賊猖獗的時候。畢方濟神父在南昌遇到了副省會長艾儒略神父，兩人一起拜見了總督，總督在教堂回訪了他們。因為近幾個月韃靼人有所收斂，這裏非常安全。受艾儒略神父的指派，畢方濟神父繼續他的行程，直至廣東境內南雄。年邁的傳教楷模費奇規神父在這裏，他對畢神父的到來非常高興。應畢神父的請求，兩廣總督丁魁楚來到該城，並給了費奇規神父一些銀兩補貼，這正是他急需的。畢神父拜訪了當地的官員，根據副省會長艾儒略的指示，他派了一名使者送信至巡視員神父或當地的神父，以便遵從他們的指示。隨後，畢方濟神父行至廣東的首府廣州，他首先拜訪了肇慶的兩廣總督丁魁楚，受到欽差大臣的禮遇，他向兩廣總督贈送了禮物。在兩廣總督指令下，廣州的官員們以最高的禮遇接待了他，以官員的身份給他安置府邸和轎輿，並給他處理皇帝事務的一切便利。畢方濟神父到達廣州，收到了聖保祿學院院長譚瑪爾的答覆，告知巡視員仍未到達，令其接受一切恩惠，包括隨從人員、府邸和其他儀仗，所有隨行人員跟他一起進澳門。畢神父在廣州住在裝飾一新的府邸裏，所有的在職和離職官員都來此拜訪他。他開始處理與聖保祿學院有關的事情，即對中國有功的陸若漢神父墓地所在的那座山（的所有權），並在廣州建立一座教堂，及其他與澳門相關的事情。這些事情對在任的官員來說很簡單，但在離任官員和普通百姓方面（尤其廣州的離任官員和百姓）畢方濟則會遭遇重重障礙，因為他們對澳門非常敵視，是不穩定和不安全因素。兩廣總督給有關官員們的指示中命令，對待畢方濟神父的禮節上，高級官員平等相待，而低級官員和百姓，在告誡書Xeu Puen中規定，需向畢方濟行下跪禮。還有其他一些困難。而畢方濟神父始終謹慎小心，有禮有節。…… …… …… ……畢方濟神父到達廣州一月後，得知日本中國巡視員曼努埃爾·阿澤維多神父從果阿到達澳門，他即刻乘坐中國官員撥給的三艘水師船隻出發，船上懸掛有十字架的旗幟，到達香山縣時，隨行的儀仗全部停下，他們在距離澳門三分之二葡萄牙里格（葡萄牙一里格 =6.174公里，詳見澳門編年史第一卷p. 3）的一處館舍留宿。他提醒巡視員神父他已經到達，隨行還有許多士兵、旗幟等。畢方濟坐在椅子上，身穿繡有龍紋的紅袍，許多騎馬和坐轎的市民出來迎接他。他隨後到達聖保祿學院附近的中國官員府邸，在此停留。巡視員和我們的一些人穿着隆重的服飾，按秩序到達聖保祿教堂和學院，巡視員帶着學院所有的神父和修士出來迎接，向象徵皇帝威儀的龍紋下跪，教堂裏也不乏一些好奇者和尊崇者想參與這一盛事。學院裏虔誠的擁抱和親切的問候不斷，回到他的府邸後，大家更加自在隨意。畢方濟神父到澳門一個月後，從廣州傳來消息，唐王在福建自立為王，官員們勸告神父回去看看是否真有此事。於是，畢方濟神父與若奧·尼閣老（João Nicolao）神父和耶穌會修士伊納爵·雷戈特（Lgnacio Legote）一起返程。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p.27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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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關於畢方濟為弘光帝欽差於1645年出使澳門之事，一位當時任副省司庫的耶穌會神父於1645年12月2日在澳門寄給總會長的信也有記載：從皇帝自盡以來（崇禎帝），地方官長選了皇帝之叔（弘光）即位於南京。新皇帝和畢方濟神父的感情很好，所以用欽使的名義遣他到澳門，賞賜他穿了大紅朝服，還賜了許多其他尊貴的官銜，都經辭謝不受的了。用這儀仗進城之前，畢神父曾先求副省長譚瑪爾准許，得准後，他纔從廣州動身。當他入城的一天，合城文武官員都出城外前去迎接。畢神父就在這歡迎聲中進了城。倘我們在這城裏，沒有那些對我們素乏好感的人，這禮節原來還要隆重些。神父的從人很多，攜有許多絲織的旗，都是紅底子上繪了十字架像，在船上──從內河乘來的船上──也有一面十字旗。這樁出人意料的事情，使人一方面驚訝，一方面安慰。從前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這短期內，能發生如此的大奇跡。當神父正在這城中辦事時，傳到了這個消息：新皇帝懼為滿人所俘，已削髮為僧了。似乎戴過皇冠的頭髮，是不能容忍再戴別的東西的！福建官紳已擁立了新皇帝（隆武）仍係皇族。臣民有了這個新皇，得享目前的幸福，可免臣服於滿洲異族，而為其俘虜。因滿洲人是他們所視為蠻夷的。根據上述資料，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1645年4─5月間弘光帝命畢方濟出使澳門，畢方濟其及隨行人員均順利地抵達了澳門。畢方濟抵澳時，其乘坐的皇家船舫上繪有聖十字的旗幟引起不小的轟動，其中一位目擊者說，許多葡萄牙人斷言：“這個世界肯定要終結或者重生。”據1645年9月14日，奇塔德利（Baldassare Citadelli）神父在澳門寫給何大化的信稱：畢方濟到了這裏（澳門），我在他那裏聽說您身體狀況良好……畢方濟神父滿懷希望返回中國內地去了。據1645年耶穌會年報，畢方濟“到澳門一個月後”收到唐王在福州稱王的消息，後遂離開澳門去福建。這樣就可以推斷畢方濟率領的弘光使團大概在1645年8月14日之前即抵達澳門。這一次出使雖然是順利到達，但由於弘光帝被俘，南京福王政權垮臺，所以畢方濟所奉弘光諭旨與澳門談判根本就無法展開。所幸的是，這一次出使也不是完全無功而返，特別是對耶穌會來說，至少有兩點重大收穫：一是以弘光帝之諭旨進一步確認了明王朝在對面山賜給陸若漢及耶穌會墓地的合法性；二是畢方濟借弘光帝之欽使之名確認了可以在廣州興建耶穌會的第一座教堂。（三）畢方濟三使澳門（1646年）唐王朱聿鍵是弘光元年（1645）七月初一（8月21日）在福州登基稱帝的，當年即改元隆武。但唐王稱帝福州的消息則是在1645年9月中傳至澳門，畢方濟纔獲知這一信息。畢方濟得知此訊後，立即同兩位耶穌會同事托奧·尼閣老神父及依納爵·雷戈特修士一起離開澳門匆匆趕往福建。在福建稱帝的唐王朱聿鍵與畢方濟有着一段很不平常的友誼。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隆武帝《御制詩》小引亦稱：（法）裴化行考釋：《明末耶穌會士一封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6卷第5號，第4855─4856頁。ARSI, Jap—Sin123:141V, 轉自Liam Ma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p.111.BAJA, Cód.19–V–13, fls.261.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274.錢海岳：《南明史》第2冊卷2《紹宗》，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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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余迎晤於奉藩，在烈廟庚午、辛未間。丙子冬，余以罪廢，降羈重圄，今梁冤惜，力白當事撫臣。余事得明。甲申秋釋。乙酉春再晤。錢海岳《南明史》載：紹宗初在唐邸，聞方濟學術湛深，懷經濟才，器之。崇禎三、四年間，迎於奉藩，方濟從遊，備承優遇。九年，禁錮鳳陽高牆，方濟深以為冤，藉假振罪宗入見，並說路振飛力救，事卒白，大赦得出。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載：（唐王）前於崇禎九年見國家多難，倡起義兵勤王。本是一片好心，乃格於成例，僅以此得罪，廢為庶人，罰禁高牆。一時素所係信者，多離棄之，獨畢方濟與之相善，多方慰藉。《畢方濟神父前往廣東並返回福建行程》中詳細記錄了他們的交往：畢方濟與皇帝（隆武帝）是舊識，他們於1623年（應為1627年）畢神父居住河南首府開封時相識，因為皇帝即當時的唐王，知道畢神父在皇族和官員中間的名氣，下令以最高禮遇邀請畢神父到他的封地來，他的封地距開封有六七日行程。畢神父在他的藩邸住了五十天，倍享安逸與尊榮，他享受到與主人一樣的待遇，和善而又親切，沒有受到任何冷遇。但最後畢神父還是返回開封府，他給唐王府邸留下了一個璀璨畫屏中救世主的形象。此後，畢神父與唐王一直保持深厚的情誼，直至唐王被囚。看到朋友處於困境，畢神父動用一切關係和力量試圖營救他，請求他的好朋友，對唐王被囚地鳳陽擁有管轄權的河南巡撫營救唐王。如同他的日誌所記，但營救無效，因為叛亂者意圖篡奪皇位。河南巡撫與畢方濟神父一起去鳳陽看望被囚的唐王。儘管看守的宦官害怕被告發而沒有看望成功，唐王仍然知道了畢神父的美好意願及他所做的一切。最後，新皇帝（弘光）赦免了唐王，唐王獲得了自由，畢神父即刻寫信祝賀，並在長江上的一艘皇家船隻上拜會了他，唐王以盛宴款待他最親密的朋友畢神父。畢神父發現唐王不滿意皇帝賜給他的封地，於是，不露神色地與一位高級閣老商談此事，這位閣老即向皇帝申請，獲得批准，賜予唐王最想要的封地──杭州。因畢方濟神父唐王所做的這一切及表現出來的對唐王的友情，畢方濟贏得了唐王的信任。現在唐王登基新帝，賜予畢方濟神父更高的榮譽，加倍的回報他。中西史料都確證，畢方濟與唐王朱聿鍵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誼，不僅兩人相識相知二十餘年，而且在唐王遇難時，“一時素所係信者，多離棄之，獨畢方濟與之相善，多方慰藉”，並全力拯救。再加上畢方濟本人在政治、軍事、外交各方面所展現的個人能力，故唐王登基之後立即下令邀請畢方濟來閩。高龍鞶《江南傳教史》：唐王曾在常熟，與畢方濟有舊，這時飽嘗憂患，大概獲罪下諭，為地方官員所輕《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6冊《御制詩》，第446頁。錢海岳：《南明史》第10冊卷74《畢方濟傳》，第3548頁。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5，第133頁。此處河南巡撫當指路振飛，前引錢海岳《畢方濟傳》稱畢方濟“並說路振飛力救”即此。錢海岳《南明史》第6冊卷40《路振飛傳》，第1985頁：“路振飛崇禎八年為河南按察使，九年授‘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兼理海防’之職。”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p.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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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侮，衹有畢方濟不忘舊故，有德於王。因此，（唐王）稱帝之後，即念及畢方濟。時畢方濟在廣州，唐王即於1645年4月1日，致書於畢方濟，書中歷敘自蘇州至福建的經過，並告以已於二十七天前即皇帝位，計劃駐蹕泉州，因泉州形勢比較容易防守。最後稱與畢方濟相知二十年，請畢來閩匡其不逮，並許以最高職位。高龍鞶此處稱“1645年4月1日”致書畢方濟，則知這封信時間有誤。又稱“二十七天前即皇帝位”，則知這封信的時間應該是1645年7月25日，因隆武登基是1645年8月21日。當隆武的信送到廣州時，畢方濟則到了澳門。他到澳門一個月後纔知道福王在福州即位，故又匆匆返回廣州，應該是返回廣州時纔收到隆武1645年7月25日的信。《畢方濟神父遷往廣東並返回福建行程》中亦有詳細記錄：他們乘坐廣州水師的6艘船隻水路返航，畢方濟神父乘坐的是一艘大船。……很快到達了廣州。畢神父看到澳門的貧窮，他與兩廣總督丁魁楚及其他官員商議，免除來自印度的葡船稅3500兩。儘管有很大的困難，因為中國目前亦很窘迫，但最終畢神父如願以償。他將結果寄給澳門，相信至少對有利害關係的人來說，一定會看到耶穌會給他們帶來不小的利益，不僅是物質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畢神父還給聖保祿學院提供了援助，即應該院院長的請求，他要求廣州官員用船裝小麥、衣服等必需品到聖保祿學院。…… …… …… ……三天後，畢神父到達泉州，這裏有一座教堂，有聶伯多神父主持，他攜帶基督徒們迎接畢神父一行。若奧·尼閣老神父住進了教堂，而畢神父則身穿官服進入教堂。因為皇帝召見他的消息傳來，他立刻出發，在聖誕節前夕到達福建朝廷。他沒有進入福州城，因為可能這樣比較好。同一天，福州教堂主事拜訪了他們兩位神父，邀請他們至少若奧·尼閣老神父到他的住院。第二天一早成行。根據上述資料，可以知道，畢方濟一行是乘廣州水師船離澳，經香山、廣州、漳州、泉州而抵達福州，這就是說畢方濟一行是從廣州海路航行前往福建的，並於1645年12月24日（聖誕節前夕）抵達福州。值得注意的是，關於賜陸若漢墓地、免除葡萄牙船入澳門商船貨物稅、同意葡人去廣州貿易及批准建一座教堂之事均是在畢方濟到達福州之前就已經開始實行的，而且是與兩廣總督丁魁楚協商之後實行，實行的時間應是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之前。因為1645年12月2日澳門司庫的信已記錄了上述事：因了這個新皇的擁立，我們耶穌會得到極大的利益。為全滿足我們的願望，衹還缺一事，即新皇尚未奉教。但除此以外，可說純係我們的人了。新皇同畢神父極稱友善，大人可在他為表示最大的友善特給畢公的一函上就知道其梗概了。即位後得悉畢公所受前皇的優異寵遇，便諭令仍留原任，一切優遇特寵，悉仍其舊。且諭令廣東地方官禮遇畢公，一如皇家自己的人。諭到，一切遵命而行。新皇又賞賜畢公一敕牓，四周刻有花紋，文字係金鑲的，皆係頌揚畢神父和其他在中國多年傳天主教的大西洋人。這是廣東地方官很驚訝的。（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210頁。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p.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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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最後，皇帝準備離開此地前往邊界時，給畢方濟神父下達了兩份委任書：一是任命畢方濟為全權欽差大臣，一是命令巡撫和其他官員以官員的待遇對待畢方濟神父，給予他一切便利，協助他履行皇帝的命令，廣東、廣西兩省也是如此，所有文書都加蓋皇帝玉璽。皇帝離開之時，畢神父依慣例在宮門口叩頭送別，並派人告訴皇后，皇帝正準備離開。當畢神父在宮口叩送之時，太監向皇帝稟報，皇帝命他入宮，雙手扶起跪着的畢神父，兩人站立，慢慢交談。皇帝告訴他一些非常重要、非常機密的事情，不僅把畢方濟當作自己忠誠的僕人，而且極為信任。最後，畢神父送給皇帝一份頌詞，要求他每日閱讀（這是一份文書，皇帝樂於接受他寵愛的品德高尚的文人給予的意見和建議）。要點即治理國家，統馭有方，自我反省，找出不足，予以改正；八年來皇后對陛下的愛始終如一，皇帝應當對皇后別無二心。對此，皇帝全都欣然接受，並保證將這份頌詞妥善保管，因為這是他的老朋友真誠友愛的規勸。皇帝作詩答覆畢神父，並印刷出版，所有的官員和文人人手一份，大家對神父的崇高和皇帝對他的寵愛欽佩不已。（福建，1646年1月15日，何大化）從報告的詳細記錄，得知畢方濟神父抵達福州後，即刻被隆武帝召見。隆武帝對畢方濟十分寵信，在短短的時間內，先後三次面覲皇帝，他還從澳門給隆武帝的皇后帶來了一批禮物，包括一件日式檔櫃、一把古琴及一些歐洲小玩意。並代表教會請求皇帝修繕福州舊教堂，隆武帝還為新修教堂賜匾。此事在《西海艾先生行略》中亦有記錄：乙酉六月，隆武建號於閩，謂規制未壯，不足為上帝歆格地，乃式廓而輪奐之，樹坊於門，曰：敕建天主聖堂，而賜匾於堂，曰：上帝臨汝。據何大化《1646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年報》“福州駐地”部分記錄：今年3月26日，本駐地教堂進行的拱門部分修繕工程舉行竣工典禮，隆武帝頒賜匾額，教堂大門上刻有“敕建天主堂”五個鎏金大字，意思是，這座教堂奉皇帝旨意修建。御賜匾額上寫着“上帝臨汝”，意思是上帝與你同在。前引《畢方濟神父前往廣州並返回福建行程》還提到畢方濟神父向隆武帝進獻頌詞，隆武帝並作詩回答，並將詩與頌詞印刷出版，頒發所有官員、文人，人手一份。頌詞與詩均保存在今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編目1323中。──頌詞名《修齊治平頌》。畢方濟這份頌詞藉着給隆武帝歌功頌德的機會，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儒訓化君王公侯之大法向隆武帝進言勸諫。故隆武帝稱：“進頌含規，文叔云狂奴故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畢方濟的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法，並非真正的儒家倫理與道德綱常的認知，而是替之以天主教的教義與教理：“修身者，齋乎心也，齋乎心者無邪思之謂也；齊家者，正乎內也，正乎內者無二婦之謂也；治國者，勤仁政也，勤仁政者無倦怠之謂也；平天下者，敬上帝也；敬上帝者無虛幻之謂也。”完全以天主教的教義與教理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內核替代。而其終極目的就是規勸隆武帝“敬上帝”。畢António de Gouvea,Cartas Ânuas da China, pp. 277—285.《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2冊《西海艾先生行略》，第256頁。António de Gouvea,Cartas Ânuas da China, pp. 311—312.《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6冊《修齊治平頌》，第457─4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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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方濟神父利用自己同隆武帝的特殊關係，利用其對隆武帝產生的影響力，企圖說服隆武帝入教，以達到耶穌會推行的以天主教歸化明王朝的長遠計劃，正如高龍鞶所言：（畢方濟）惟每日與隆武帝接談時，設法引導他歸向天主。可惜皇帝與朝中諸人都習於外教的虛妄，不可能接受畢的忠告。隆武帝應畢的請求，下詔表揚天主教，鼓勵士民信從。畢方濟勸隆武帝雖未能成功，但卻獲隆武帝對天主教的全力支持。《1646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年報》“福州駐地”部分還記錄：禮部向福建八府的所有官員發佈了一些文書，上面蓋有皇帝的印璽，並讓全省的人都知道隆武帝所下御旨。皇帝御旨稱，允許為神聖信仰建立教堂，命令全省官員立即以皇帝的名義在各省轄區內廣泛宣傳。隆武帝對天主教這種大力支持和熱情態度，致使當時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艾儒略產生錯誤的認識，“以為辟邪返正之功，自是興起無外矣”，“自是聖教廣揚當不遠矣”。──詩名《皇帝御制詩：答故人高士》。詩之小引中，隆武帝回顧了他與畢方濟之間的交往與友誼，並稱畢方濟“進頌含規，文叔云狂奴故態。”意思即是畢方濟進獻的 《修齊治平頌》，實際是在規勸皇帝的行為，並將畢方濟比作漢光武身邊的時常進諫的嚴光，還是保持着過去的老脾氣。以“狂奴”昵稱方濟，表現了兩人關係的親密。詩中還稱畢方濟為他的“金蘭一友”，並在詩中感謝畢方濟在他遭難時對他的營救。頌詞與詩的時間均是隆武元年十一月八日，即1646年1月4日完成，這就是說，隆武帝最後一次接見畢方濟的時間是1646年1月4日。畢方濟在隆武賜詩之後還曾拜訪“平虜侯”鄭芝龍。前引《畢方濟神父前往廣東並返回福建行程》也提到畢神父拜訪“平虜侯”之事。今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編目323還保存了鄭芝龍回贈畢方濟的一首詩《平虜侯賦》。鄭芝龍知道畢方濟受隆武帝之寵信，在詩中他將隆武比作漢室中興之劉秀，而將畢方濟比作舜之七友，文王之四友，還比作漢光武之嚴光，唐中期之李泌，並稱他為天上二十八宿之“畢宿”，還將其傳教頌為“泰西景教傳天語”，“君伏天心來救世”，好像十分理解和支持天主教。鄭芝龍雖然早年來澳門曾經受過洗，後為了接回已經成為基督徒女兒亦曾在其安平居地修建過一座教堂，還延請法國傳教士聶伯多在那裏傳教。但鄭氏並非基督徒，他對天主教與西教士卻一直懷着戒心。據何大化《1646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年報》“福州駐地”部分記載：（何大化） 神父親自登門拜訪亞基樓 （龐天壽） ，儘管他非常擔心某官員暗中使壞，此人在福建權威極高。早年曾在澳門（聖保祿）學院領洗入教，教名尼古老。但後來隨着他在官場上的高升，獲得很多財富與榮耀，就將所有的義務置之腦後，僅偶爾（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210頁。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322.《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2冊《西海艾先生行略》，第256頁。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5，第133頁。《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6冊《御制詩》，第445─450頁。《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6冊《平虜侯賦》，第451─456頁。François de Rougemont, Relacam do estado politico e espiritual do Império da China, pellos annos de 1659 at é ode 1666, escrit a em Latim pello P. Francisco Rogemont Traduzida Por hum religioso da mesma Companhia de Jesus.pp.7—14.Sinica Franciscana, Vol, II, pp.36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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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會產生良心上的自責。此人勸告亞基樓，要他不要和我們交往，因為我們是外國人，是從澳門來的奸細。總之，不能被天主和神父們所迷惑，擾亂其心境。何大化作為當時當事人，這一段關於鄭芝龍對天主教信仰的記錄十分珍貴，可以清楚地表明鄭氏決非基督徒。方豪先生根據鄭芝龍曾經領洗，與教會保持一定的關係，在其繼母生病延請荷蘭醫生曾在家中舉行過天主教儀禮，而將鄭氏定為基督徒應該是不準確的。鄭氏對待天主教及教會，源自於其實用主義的原則，有實用價值者則與之近。前述鄭芝龍對畢方濟的表彰，對天主教的歌頌，均應是附和當時推崇天主教、寵信畢方濟的隆武帝。最重要的是，上引《畢方濟神父前往廣州並返回福建行程》中兩次提到隆武帝委任畢方濟出使廣東（澳門）。第一次是在聖西爾物斯德勒日（1645年12月31日），隆武帝對閣老們說：“我將委任畢方濟神父為欽差大臣，賜予其委任詔書，加蓋印璽，令其重返廣東。”第二次是在隆武帝準備離開福州前往邊境，即第三次接見畢方濟時（1646年1月4日），隆武帝“為畢方濟頒下兩封詔書：一是委任畢方濟神父為全權欽差大臣，一是命令巡撫和其他官員以官員的待遇對待畢方濟神父，給予他一切便利，協助他履行皇家的命令，廣東、廣西兩省也是如此，所有文書都加蓋皇帝印璽。”這份委任詔書原文今不存在，但當時已被譯成法文而得以保存：臣民強我監國，汝識我已二十年，我誓恢復祖業而竭力為吾民謀幸福。盼我老友 速來以備諮詢。我作書召汝已三次，今欲任汝為武職大員，然後任汝為使臣，願汝有以慰我。隆武元年正月初四。此詔書署款時間為“隆武元年正月初四”，唐王朱聿鍵是弘光元年七月初一日在福州即位，當年即“改元隆武”。隆武元年衹能從七月一日起算，故無“隆武元年正月初四”說。據前引《畢方濟神父前往廣州並返回福建行程》記錄正式頒發詔書的時間，可知此“隆武元年正月初四”當為“隆武二年正月初四”，此“隆武二年正月初四”，應即1646年1月4日，即隆武帝最後一次接見畢方濟，畢方濟進《修齊治平頌》、隆武帝答詩之時間，即隆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不知甚麼原因將詔書原文譯成法文時錯將西曆譯成了中國紀年。高龍鞶《江南傳教史》載：畢又請求頒旨，使廣州得建住院，並重准在上川島方濟各·沙勿略墓上修建教堂，還把澳門對岸的沿海地畝一區撥給畢方濟及澳門諸教士，作為教士塋地。隆武帝見畢堅辭爵位及將帥之任，便派他前赴澳門向葡萄牙人商借軍隊，並令一年老太監隨行。這太監在北京早已由龍華民、湯若望授洗，西史名為龐亞基樓。費賴之亦稱：方濟遂以使臣身份，偕同太監龐天壽同赴澳門。但各種文獻均未交代畢方濟同龐天壽離開福州赴澳門的時間。據前引《1646年耶穌會中國副省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p.241—242.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第312─315頁。（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6頁。Chan Albert, A European Document on the Fall ofthe Ming Dynasty (1644—1649), Vol. 35, p.89，將隆武詔書的時間譯為“Given on the fourth day of the firstmonth in the first year of our reign”，即“我們王朝第1年第1月第4日頒給”。（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210頁。（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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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年報》可知，1646年3月26日，福州教堂修繕工程竣工典禮時，畢方濟應該還在福州。何大化撰寫《畢方濟神父前往廣東並返回福建行程》之報告的完成時間是“1646年6月15日”，該報告中沒有提及畢方濟從福州啟程赴澳門事。據此，我們可以基本判斷，畢方濟偕同龐天壽出使澳門啟程的時間應該在1646年6月15日以後。又據隆武二年八月龐天壽已參加擁立永曆監國的會議，則可知，畢方濟、龐天壽已於隆武二年八月之前即已抵達廣東。“當畢方濟至澳門乞援援救明室時，局勢又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由於鄭芝龍的叛亂，清軍迅速進入福建，隆武政權覆亡。故代表隆武政權出使澳門之使命亦同時中止。隆武二年十月丙戌（1646年11月20日），永曆帝正式即皇帝位，於肇慶建行在。朝中主政者為龐天壽、瞿式耜等人。高龍鞶《江南傳教史》載：永曆帝因龐、瞿諸人，不久便與畢方濟相識，又授與他職銜權力，要他重新執行隆武帝所委的任務。費賴之亦稱：1646年唐王被害，桂王繼位，年號永曆。從者有五省，因龐天壽進言，永曆帝仍以隆武所付之特權授之，並授以國中最大四種官職之一。方濟賴天壽之助，在廣州建築教堂，居宅各一所，在韃靼所未取廣州前落成。因此，在永曆帝的支持下，畢方濟繼續他的第三次澳門之行。而這一次離開肇慶去澳門的時間應在1646年11月20日後。畢方濟這一次出使澳門獲得了成功，達到了“向葡萄牙商人借軍隊”的使命。高龍鞶《江南傳教史》：畢方濟遂與澳門葡萄牙總督磋商，終於不辱使命，葡萄牙總督派兵三百名，由名將尼古拉·費雷拉率領至肇慶，並攜有野戰炮多門，自能所向無敵。這一隊葡軍有瞿安德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p.311—312.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p.285.伯希和也認為這次出使出發時間應在“1646年夏杪”（《卜彌格傳補正》，載馮承鈞譯《西域海南史地考證譯叢》第3卷，第189頁）。計六奇：《明季南略》卷9《粵中立永曆》，第334頁：“隆武二年丙戌八月，福京既陷，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廣東巡撫王化澄、廣西巡按鄭奉、肇慶知府朱治澗、廣東總鎮嚴從雲、舊錦衣衛僉事馬吉翔、採買翠羽太監龐天壽等會議監國”。據計六奇《明季南略》，第334頁記載可知，龐天壽這次同畢方濟一起去澳門還帶有一重要任務，即為隆武宮廷“採買翠羽”。明廷從萬曆帝時即已派人赴澳門採買翠羽。《利瑪竇中國劄記》第2卷，第190頁：“總督本人剛接到朝廷來的信息，命令他購買澳門商人的精美羽毛，並盡速呈送皇帝。”（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211頁。計六奇：《明季南略》卷9《粵中立永曆》，第334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212頁。（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6頁。梅氏兄弟譯本《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62─1773）》，第163頁稍有不同，稱：“因龐天壽之進言，永曆仍以隆武所予特權授諸畢方濟，並授予四大官職之一的‘國師’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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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Andreas Xavier Koffler）任隨軍司鐸。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亦載：1646年，尼古拉·費雷拉（Nicolas Ferreira）率領三百名葡萄牙士兵離開澳門前去援助駐扎在南方的明軍抵抗清軍。費賴之《瞿安德傳》亦載：當時葡萄牙軍官尼古拉·費雷拉應明帝之請，率領葡兵三百人從澳門出發，入中國內地參與勤王之役，瞿神父乃隨軍而來。陳綸緒神父發現藏於西班牙國家圖書館的珍貴文獻《中華帝國局勢之總結》一書中收錄了瞿安德的一封信，其中稱：瞿安德神父並非隨300名澳門葡兵進入內地的。高龍鞶神父及下引之費賴之神父均誤將瞿氏與300名葡兵同時入中國內地。伯希和考證稱：“葡萄牙人往援永曆時就在1646年年終11月或12月時”（伯希和《卜彌格傳補正》，載馮承鈞譯：《西域海南史地考證譯叢》第3卷，第189頁）。前引羅歷山1652年的報告稱瞿安德：“在1644年派到中國。”但瞿安德實際到中國內地的時間是1645年。則1644年應是到澳門。據1648年11月28日瞿安德自廣州致耶穌會會長信稱，是時其入華已三年[沙不列（Robert Chabrié：《卜彌格傳》，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3卷，第56頁]，則知，瞿安德進入廣東時在1645年。前引1645年12月2日澳門司庫的信還稱：“在廣西的瞿安德神父，係在本年年初前往開教的。”（裴化行考釋《明末耶穌會士一封信》，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6卷第5號，第4857頁）《1645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年度報》亦稱：“應廣西總兵焦路加（Chim Lucas）博士的再三要求，1645年他（瞿安德）成功地完成了旅行，從澳門進入廣西省內。”（António de Gouvea,Cartas Ânuasda China, p.269）（法）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上冊，第337頁稱瞿安德“1645年又從澳門到廣州”。故伯希和稱：“如此看來，瞿安德入中國時，最晚應在1645年”。（伯希和：《卜彌格傳補正》，載馮承鈞譯《西域海南史地考證譯叢》第3卷，第191頁）。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212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第786頁稱：“桂王立時，方濟偕太監龐天壽正在澳門定炮，炮成而唐王已滅，天壽乃走肇慶，獻與桂王，並以天主教理陳說於太后王氏。……太后嘗遣天壽為使，至澳門，炮台鳴炮，修士列隊致敬；陽曆十月三十一日，行大彌撒，禮畢，葡官設宴款待，贈火槍百枝，時澳中教士，多主設西洋鉛炮於五嶺山巔，以阻清兵南下，未知果否，瞿式耜召守桂林，則固賴西洋大銃獲勝高且有葡兵有協助。”方豪先生完全將時間錯位，以上所述錯訛甚大：一是為唐王購炮的畢方濟並未達澳門，二是1646年畢方濟進入澳門，龐天壽並未同行，三是龐天壽去澳門在1648年，而畢方濟並未同行。陳倫緒據埃武拉圖書館一份葡文檔案稱Nicolas Ferreira年二十五歲，是澳門出生的天主教徒，父母均為華人。Chan Albert, A European Document on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1644—1649), Monument Seria, Vol. 35,pp.96—97.（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50頁。畢方濟這次去澳門，龐天壽實際上並未同行。現存葡文資料衹記錄了龐天壽一次訪問澳門，為1648年10月，參見金國平、吳志良：《龐天壽率團訪澳記》，《中西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第62─66頁。（法）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62─1773）》，第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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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永曆元年（1647）正月，清將李成棟犯肇慶] ……永曆帝不知所措，奉教官員“Lucas”（焦璉）適時出現，他屬下擁有強大兵力以及從澳門來的葡萄牙槍炮手，我與這位聖教的保護者焦璉（Doctor Lucas）同行。另一位在永曆朝掌兵權的天主教徒是龐天壽，鑒於兵力短缺，龐氏遂將堡壘的防禦工作交付澳門來援的槍炮手。並不顧焦璉的反對，攜我以及3000人至湖廣募兵。當我們抵達桂林時，聽說永曆帝亦朝該地撤退。我們利用永曆帝和其朝臣所賜給的一大筆錢，在Enquim（行在）購屋並建立天主堂。許多朝中上流人士常來造訪，這是發生在1647年3月之事。上述資料均可證明隆武二年（1646）畢方濟出使澳門獲得了成功。畢方濟應該是1646年11月後前往澳門，並與澳門總督磋商借兵之事。澳門葡萄牙總督派葡兵三百人支援剛剛建立的永曆政權，這些葡兵由畢方濟帶領於1646年底從澳門出發進入中國內地。錢海岳《南明史》：永曆元年，（畢方濟）入桂林，大製西洋銃。清兵迫，糾夷兵三百，助瞿式耜城守，大破清兵，桂林獲全。錢海岳這一段資料錯訛甚多。第一，從目前所見的中西檔案文獻均未見畢方濟入桂林的記錄，錢氏之言說無據。第二，多種資料稱，廣州教堂是在1646年時畢方濟建成的，而畢方濟從澳門借兵回來已應是1646年12月，因此，他應該是1646年隨葡兵進入內地，他本人沒有隨葡兵赴桂林，而是返回廣州完成他的教堂修建工作。第三，教史又稱，1647年，清軍攻廣州，“廣州失守時，畢方濟適在附近某一會口中，及時趕回，清兵已接踵至。時尚有葡萄牙商船一艘停泊城陳倫緒將Lucas定為焦璉，伯希和亦認為Lucas是焦璉。衛匡國《韃靼戰記》（安文思《中國新史》附錄第225頁）稱：“該地（廣西）統軍是焦路加，他家五代為中國皇帝效力，忠貞不二，有如他們之篤信基督。”羅歷山（Alxandre de Rhodes）1652年的報告中提出：“澳門教團的日爾曼神父安德紗微（指瞿安德），在1644年派到中國，賴他的數學知識豐富，受人歡迎。曾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業。他尤為交趾鄰省的一個長官（Prorex）名Luc的基督徒所優禮。會有交趾國王的貢使還自北京，安德紗微神父乘其經過廣西時，勸此長官厚為款待。此外他並求此長官作書致交趾國王，讚揚基督教。並命親信人持書隨交趾使臣同往。這封書的結果，則使6個月中，交趾人受洗者12000人。他看見此成績，於是決定在交趾建立些新的傳教會，當時的視察員阿澤維多（Mannel deAzevedo）在澳門神學院選了神父5人，於1646年杪前往交趾。”（伯希和：《卜彌格傳補正》，載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3卷，第190頁）。根據西文資料所載Luc或Lucas在廣西的事蹟，將他定位焦璉是可以肯定的。（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187頁有一段記錄：“1641、1642年，中國中部叛亂蜂起，一部分佔有湖廣、江西、廣西北境，情勢危急，地方當局雖儘力守禦，但兵力不足，不得不向南京乞援，南京諸將，見叛軍勢盛，所向無敵。……最後派秦路加赴援。路加信教虔誠，受命之後，信賴十字的神能，便率領信教兵士若干馳走廣西省桂林，在軍旗上都繪了十字，並宣佈自己信仰天主，他有恃無恐，統率官軍出而應戰，一經接觸，叛軍即發生混亂……軍士們勇氣百倍，大獲全勝，叛軍潰走，朝廷有詔褒獎。路加常稱此次奏捷，應歸功於十字的奇能。”此載與中文資料大致相合。錢海岳《南明史》第9冊卷65《焦璉傳》第3108頁：“崇禎十六年（1643），張獻忠攻全州（屬廣西桂林府），（焦）璉以關鋒敗之黃沙驛，進復永州。”馮承鈞懷疑“焦璉奉教事有可疑”（《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3卷，第10頁）；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332—340亦有文字質疑。余以為在廣西出現的“Lucas”應是奉教官員，但與擔任過常熟附近軍事指揮官、出自於利瑪竇南京授洗的“秦翁”之後的“博士路加（Doutor Lucas）”是兩個人。焦路加是山西大同人，出自鎮守山西榆林武官之後（錢海岳《南明史》第9冊卷65《焦璉傳》，第3108頁），而秦路加則是南京人，他們家先世隨太祖開國有功，後代一直負責南京漕運，是一南京漕運世家 [（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60─61頁]。因兩人洗名均為“Lucas”，又都是武職軍官，再加上“秦”、“焦”兩姓在西文拼音中很相近，故教史將二人相混。Chan Albert, A European Document on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1644—1649), Monument Seria, Vol. 35, p.90.錢海岳：《南明史》第10冊，卷74，《畢方濟傳》，第3548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213頁；（法）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146頁稱：“方濟賴天壽之助，在廣州建築教堂、居宅各一所，在韃靼兵未取廣州前落成”。清兵攻佔廣州在164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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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中。畢方濟命費奇規與修士至船中暫避，惜已太遲，二人為亂兵所執，即將處死。幸葡人趕至，救回船上。畢方濟遭遇更大的危難，清兵衝入院中，畢奮身抵拒，頭部受傷兩處，得院中僕人相助，能逃至鄰舍，匿於教外人家”。查清軍攻佔廣州是順治四年二月乙未（1647年3月29日），之後，畢方濟一直在廣州，未去桂林。第四，瞿式耜《己丑春三月廿四日留守公署寄》信稱：“戊子（1648年）六月，又得西洋畢先生所寄丁亥（1646年）七月一書。”信後又稱：“余乃守桂林，朝賀仍在行宮。”桂林保衛戰，始於二月，終於六月，如果畢方濟在桂林，就不必給瞿式耜寫信，反證，畢方濟並未至桂林，而在廣州。雖然畢方濟沒有去桂林，但是從澳門來的三百名葡萄牙士兵在龐天壽和焦璉的率領下則奔赴桂林參加了桂林保衛戰。龐天壽還在桂林鑄造西洋大銃，在桂林保衛戰中發揮了重大作用：“臣（瞿式耜）急從都司取司禮龐天壽所鑄西洋大銃，即從城頭施放，擊斃乘馬之虜三四人，賊勢遂稍卻。”博克塞則稱：1647年將滿族人從桂林城牆擊退，是南部總反攻的標志，不僅廣東而且其他七省全部匯集到永曆旗下。桂林反擊戰的成功，不少程度上歸因來自澳門，由尼古老·費雷拉指揮的三百葡萄牙人分遣隊，這支分遣隊顯然是1646年徵募入伍的，圍繞着這次遠征有許多謎團，都是史料沒有記載的，如最初是誰在甚麼時間怎樣招募的，桂林保衛戰之後這支隊伍去向如何？總之，關於這次葡人遠征，正如博克塞所言，仍還存在許多不清晰的問題，有待資料進一步發掘。畢方濟作為明朝的使臣，在明朝滅亡前夕及南明時期三次出使並最終完成了借澳葡居士力量支持明朝抗清這一大計，顯示了其卓越的外交能力和超人膽識。然而明朝大勢已去，明廷滅亡在即，南明小朝廷也並沒有因為澳葡軍事力量的介入而挽狂瀾於既倒。雖然畢方濟的努力在明方並未獲得成功，但卻給澳葡政府的未來走向提供了警示：援明抗清的政策不可以繼續，堅持抗清將危及澳門的生存。雖然稍後仍有龐天壽出使澳門之舉，但澳葡政府已表示了一定的冷淡；而到卜彌格經澳門出使教廷時，澳葡政府明確表示反對，最終致使卜彌格返回時不能經澳門入境而客死中越邊境。（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213頁。《清世祖順治實錄》卷30順治四年二月乙未條。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蘇州地方史研究室整理：《瞿式耜集》卷3《書牘》，第267頁。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蘇州地方史研究室整理：《瞿式耜集》卷1《破敵大獲奇功疏》，第69頁；徐鼒《小腆紀年》卷14順治帝四年（1647）五月乙丑條：“時三王兵將抵桂林。……式耜與璉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騎兵，王師稍卻”；計六奇《明季南略》卷10《瞿式耜留守桂林》，第349頁及戴笠《行在陽秋》第19頁均有相同之載。C.R. Boxer, 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 1621— 1647, Estudos para aHistoria de Macau: Seculos XVI a XVIII, p.115.“龐天壽一行於1648年10月17日駛抵澳門內港……感恩彌撒不是由省會長曾德昭神甫進行的，‘彌撒有視察員神甫舉行’。款待宴會不是‘葡萄牙總督’或‘葡萄牙行政長官’擺設的，而是‘在學院中，按照基督徒的習慣，為他們舉行了宴會’。至於澳門當局送給桂王的武器數目，‘在澳城官員未去覲見皇帝前，由此船運送100枝火槍給龐天壽’……隨行的澳門援兵不多，衹有‘幾個葡人和澳門本地人’。”（金國平、吳志良：《龐天壽率團訪澳記》，載《中西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永曆十二年（1658）卜氏行抵暹羅，澳門葡人恐得罪清廷，遣人通知，不許其進入澳門。氏不得已，乃乘一荷蘭船至交趾暫居……氏在交趾與廣西邊界徘徊，不久即知中國全國已被滿清征服，百感交集，乃於永曆十三年（1659年）陽曆8月22日病歿。”（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第3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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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入華傳教士“第一奇人”：畢方濟行實四、尾語畢方濟完成使命後，隨即返回廣州，即履行南明三屆政權給與他的承諾。實際上就是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正式接收欽賜的地畝和執業的契據，作為本人及澳門的塋地。在澳門對岸瀕海的山麓，現在尚能尋訪這一塋地的遺址，憑弔一些殘餘的痕跡。”明朝政府賜給澳門耶穌會的對面山塋地雖然在1644年10月即已撥出，但由於沒有皇帝的正式敕令，故其產權仍不被地方認可，後經弘光、隆武兩朝正式頒佈詔書認定，纔為澳門耶穌會之合法產業。所以，直至1646年畢方濟完成出使任務“經永曆帝批准”後，纔正式接收這些土地。明廷賜陸若漢墓地對澳門耶穌會來說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早在萬曆之時，澳門耶穌會就將自己的佔地擴展到澳城以外的青州島上，並在島上建蓋教堂。但其產權並未獲明政府的承認。故就青州一地的產權問題耶穌會與廣東政府發生多次衝突。陸若漢逝世後，因陸若漢多次為明王朝效力──購炮募兵，為發展明朝的西洋火器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澳門耶穌會遂藉口陸若漢尚無地安葬，向明王朝索要墓地。這塊墓地在畢方濟的奏摺中稱“三巴寺旁”的“海隅僻地”，實際上這一塊賜地不僅不在澳城之內，而且也不在澳門半島之內，而是在澳門半島對面的對面山地區（即今珠海灣仔的銀坑）。據耶穌會的信稱：“該墳地很廣，地又肥沃。”還稱這塊地是“一處名叫蠔田的莊園”。到底這塊地有多廣，萬曆帝在北京給利瑪竇賜墓地“地基二十畝”，而康熙帝在廣州賜給出使羅馬的使臣艾若瑟的地是“山地十畝，備禮安葬，以慰勳績勤勞，置田業二十六畝零，實為春秋拜掃永遠之費”，共計三十六畝。如陸若漢賜地取其中數，則為二十八畝，可見賜地之大。據龍思泰稱，這塊地“其面積估計比青州大四倍，其範圍從拱北東南部山腳開始，一直延伸到海邊被成為蠔埕的地方”。一塊比青州還大四倍的土地，大致應該和當時澳門城面積相當，等於是耶穌會又得了一個澳門，這對當時的澳門耶穌會來說，具有多麼大的利益誘惑。這就是澳門耶穌會為甚麼不斷向明朝提出賜地的主要原因。（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212頁。（法）高龍鞶：《江南傳教史》上編第1冊，第217頁。據當時的報告稱：“我至此敘述的國王的前任（隆武帝）給了我們耶穌會的神甫一處名叫蠔田（Outem）的莊園（fazenda），略補他們在那一帶的生計，以謝畢方濟神甫1646年（指出使結束的年代）為其出使澳門的效勞。”（Relação da conversão a nossa Sancta Fé da Rainha, & outras pessoas de casa Real, que se baptizarão o anno de 1648,Lisboa, 1650, in Charles Ralph Boxer, 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séculos X VI a X VIII (1. tomo), lisboa,Fundação Oriente, 1991, p.149.）參見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16《青州滄桑》，第305─323頁。（法）裴化行考釋：《明末耶穌會士一封信》，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6卷第5號，第4856頁。Relação da conversão a nossa Sancta Fé da Rainha, & outras pessoas de casa Real, que se baptizarão o anno de 1648,Lisboa, 1650, in Charles Ralph Boxer, 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séculosX VI a X VIII (1. tomo), lisboa,Fundação Oriente, 1991, p. 149.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卷2《欽賜大西洋陪臣葬地居舍記》，第24頁。耶穌會士艾若瑟墓碑，乃英人John Henry Gray在廣州瑤台鄉時發現，並將碑文收入所撰《廣州城漫遊記》中。John Henry Gray,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p.635.（葡）龍思泰：《早期澳門史》上篇，第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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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澳門仁慈堂創辦時間考吳宏岐[摘要]關於澳門仁慈堂的創辦時間，目前學術界還有一些爭議，有1568年說、1569年說和1570年說等諸種說法。1575年，賈尼勞主教（D. Melchior Carneiro）寫給耶穌會總部的一封信，提供了他本人在1568年創辦了兩所醫院和一所仁慈堂的直接證據，而克利斯多萬·達·科斯塔（P. Cristóvão da Costa）寫給耶穌會總會的信則印證了賈尼勞主教創辦醫院收治麻風病人的事實。至於岡薩雷斯（Gregório Gonzalez）神父寫給西班牙駐里斯本大使的信函，不僅不能說明澳門早在賈尼勞主教到來之前的1564年可能已經存在了醫院和仁慈堂，而恰恰為1568年賈尼勞主教創辦澳門仁慈堂和貧民醫院的說法提供了另一個間接的證據。[關鍵詞]賈尼勞主教澳門仁慈堂創辦時間賈尼勞主教（D. Melchior Carneiro, 1516─1583）創辦的澳門仁慈堂（Santa Casa daMisericórdia de macau），既是一個宗教機構，同時又是一個慈善組織，迄今已經經歷了四百多年的滄桑變遷。不過，關於澳門仁慈堂的創辦時間，目前學術界還有一些爭議。鑒於澳門仁慈堂的創辦時間不僅是澳門仁慈堂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而且還涉及澳門開埠初期史、天主教傳播史等方面相關史實的研究，所以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考證。一、關於澳門仁慈堂創辦時間的諸多觀點關於仁慈堂的創辦時間，有一種說法認為：“目前學界幾乎一致認為，澳門仁慈堂是由葡萄牙耶穌會士賈尼路（D.Melchior Miguel Nunes Carneiro Leitão, 1516─1583）主教於一五六八年建立的。”其實，目前學界對此一問題存在有較大爭議，從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至少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作者簡介：吳宏岐，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 510632賈尼勞，過去又有賈尼路、賈耐勞、卡內羅、加爾內羅等多種譯名。董少新：《關於〈澳門仁慈堂章程（1627）〉的初步研究（上）》，《澳門雜誌》第34期（2003年6月），第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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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一）1568年說中文方面的著述似乎傾向於1568年這個說法。例如，《港澳大百科全書》中就說：賈尼勞“1968年抵達澳門。到澳後，他全力投入傳教工作。他首先是致力於約束居澳門葡人的不良行為，並勸化外教人受洗入教，還開設了一個治病恤貧的慈善會（即仁慈堂），並使葡萄牙居民同意將葡萄牙海關所徵關稅的千分之五作為慈善機構的經費”。《澳門大辭典》的說法大致相同。新編《澳門編年史》的作者也認為，明隆慶二年（1568）“賈尼勞主教在澳門建立兩所醫院及一所仁慈堂”，“澳門仁慈堂是一個慈善機構，同時亦是一個宗教機構。該堂樓下正廳曾設祭壇、聖像，擺設猶如小教堂。賈尼勞是創辦澳門慈善事業的第一人，亦是將西藥傳入中國的第一人” 。有些學者，原來持1569年說，後來則改持1568年說。如董少新在《賈尼路與澳門》一文中說，“一五六九年澳門出現了第一所西式醫院──貧民醫院，同時有仁慈堂的建立，這為澳門中外移民在此定居提供了保障”；但他在稍後發表的《關於〈澳門仁慈堂章程（1627）〉的初步研究（上）》一文中則說澳門仁慈堂是“一五六八年建立的”。（二）1569年說西文方面有不少論著持1569年說。瑞典學者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19世紀30年代所作《早期澳門史》一書中有專節論述早期澳門的慈善機構，其中特別提到：“仁慈堂（Santa Casada Misericórdia）──澳門神聖的慈善機構創建於1569年，它的第一位主管是澳門教區的主教賈耐勞（Melchior Carneiro）。”文德泉神父曾經編纂了《澳門仁慈堂四百周年（1569─1969）》一書，顯然是認定賈尼勞是在1569年創辦了澳門仁慈堂，後來他在其他相關著述裏也再次確定了這個說法。另外，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中也說，“從1568年7月開始，尼塞亞主教唐·貝爾希奧·加爾內羅在澳門，後來他擔任署理澳門主教”，1569年“負責創辦了仁慈堂和聖·拉法艾爾醫院（後於1640年重建）”。受到這些觀點的影響，也有不少澳門學者認為“賈尼路主教於一五六九年創辦仁慈堂”，或者說“賈尼路神父在1568年到達澳門，1569年建立了貧民醫院及仁慈堂”。（三）1570年說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不多，目前僅見葡國學者索亞雷斯推測澳門仁慈堂的建立時間為1569年或1570年，但並未提出相應的依據。《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第800─801頁。黎小江、莫世祥主編：《澳門大辭典》，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年，第634頁。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1494─16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148頁。董少新：《賈尼路與澳門》，《澳門雜誌》第29期（2002年8月），第5頁。董少新：《關於〈澳門仁慈堂章程（1627）〉的初步研究（上）》，第71頁。[瑞典]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在華葡萄牙居留地簡史、在華羅馬天主教會及其佈道簡史、廣州概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52頁。José Manuel da Sousa. & Faro Nobre de Carvalho, Iv Centenãrio da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1569─1969,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69.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1,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5, p.241.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17頁。艾詩：《西方在華最古老慈善機構仁慈堂繼往開來服務澳門》，《澳門雜誌》第29期（2002年8月），第16頁。林韻薇：《澳門麻風病院歷史初探》，《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06年第3期，第157頁。Soares José Caetano,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nias, 1950,p.147. 轉引自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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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仁慈堂創辦時間考從上面的總結可知，關於仁慈堂的創辦時間，學術界還是有較大的分歧的，相關問題顯然需要再作研究和討論。二、賈尼勞致耶穌會總部信函中所反映的情況雖然目前學術界關於澳門仁慈堂的創辦時間有多種觀點，但無論如何，其中只能有一種說法符合歷史的真實情況。其實，不管是1568年說，還是1569年說，或者是1570年說，所可依據的直接證據只有一條史料，即1575年賈尼勞本人寫給耶穌會總部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我於1568年5月末抵達之時，這裏只有很少的葡國居民，以及一些當地天主教徒的家庭……我們沒有給異教徒任何輕蔑基督教的機會，我們的富人和豪商也沒有引起當地人們的不滿，這是我們首獲的成果。我一到達這個島（引者按：當指澳門半島），便命令為本地人和基督教徒建立兩所醫院，收治所有天主教徒和異教徒。我還建立了一所仁慈堂，與羅馬的慈善組織相仿，為這裏所有赤貧的人們和其他貧困地區提供幫助。這可以對中國人產生良好的影響。據我觀察，他們中沒有對病人抱有同情心，即使是親密的朋友和親屬也不例外。比如，嬰兒生了病，他們的父母便棄之於垃圾和糞土堆中。如果誰有些可以自助的東西，這只對他自己有好處；那些一無所有者，便處於痛苦之中，並伺機搶劫。上引1575年賈尼勞本人寫給耶穌會總部的信函內容，至少提供了以下幾個方面的信息：其一，賈尼勞抵達澳門的準確時間是“1568年5月末”。前引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中所說“從1568年7月開始，尼塞亞主教唐·貝爾希奧·加爾內羅在澳門”，顯然是不可靠的。董少新曾經認為，“一五六八年五月末或六月初，賈尼路抵達澳門”，也有些含糊不清。據相關考證，葡萄牙耶穌會士賈尼勞於1565年9月離開果阿前往麻六甲。1566年2月，羅馬教皇敕令賈尼勞作為奧維埃多主教的第一副主教前往日本和中國協助教務。奧維埃多於1567年接到敕令後，接連給教皇和葡萄牙國王寫了信，拒絕接受到遠東傳教，這樣，第一副主教賈尼勞便履行主教之職責，成為中國和日本區的代牧。1567年底，當時正在馬六甲傳教的賈尼勞已經收到了教皇敕令，但由於馬六甲捲入了一場戰爭，所以賈尼勞直到1568年5月1日才動身前往澳門。如果結合賈尼勞的信函所反映的情況，可知賈尼勞從馬六甲乘船航行到澳門，大約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其二，賈尼勞在信中提到，他一到達澳門半島，“便命令為本地人和基督教徒建立兩所醫院，收治所有天主教徒和異教徒”，同時“還建立了一所仁慈堂，與羅馬的慈善組織相仿，為這裏所有赤貧的人們和其他貧困地區提供幫助”，顯示出了較為強烈的傳教熱情和實幹精神。從語境上分析，“兩所醫院”和“一所仁慈堂”應當是在當年（即1568年）建立的，而不大可能是在次年（即1569年）。當然，當時在澳門傳教的物質條件極為惡劣，主教堂只包括一個簡陋的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1, p. 240. 譯文據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第70頁。關於這封信，以往學術界多有引用，但因為節略嚴重，隱沒了不少細節內容。參見H.Bernard（裴化行）著、蕭浚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31頁；董少新：《賈尼路與澳門》，第10─11頁；董少新：《關於〈澳門仁慈堂章程（1627）〉的初步研究（上）》，第71頁。董少新：《賈尼路與澳門》，第7頁。董少新：《賈尼路與澳門》，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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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木板小教堂和一間木板小居屋，賈尼勞與其他的耶穌會士一起居住在三年前由耶穌會建起的房子裏（據說這一房子的位置在現在的花王堂街5─7號）。所以，1568年賈尼勞所創辦的澳門仁慈堂自然也比較簡陋一些，未必像現在的澳門仁慈堂大樓那樣富麗堂皇，工程量並算太大，用時不必很多。其三，如果從1568年5月底算起，截至當年年底，尚有七個月的時間。賈尼勞在信中還特別提到：“我們沒有給異教徒任何輕蔑基督教的機會，我們的富人和豪商也沒有引起當地人們的不滿，這是我們首獲的成果。”這反映出賈尼勞當時創辦“兩所醫院”和“一所仁慈堂”時，一定是得到了澳門葡萄牙富人和豪商的大力支持，所以完全有可能在當年年底以前順利完成。事情既然如此明白，文德泉神父等何以會提出1569年說呢？筆者認為，這可能與對另一條史料的誤讀有一定關係。1569年12月2日，克利斯多萬·達·科斯塔（P. Cristóvão da Costa）在馬六甲給耶穌會總會長寫了一封信，信中有這樣的字句：今年沒有船從中國來。我們知道去年那裏的情況與以往一樣。我們（耶穌會士們）在澳門與葡萄牙人共處，在精神上幫助他們，祈求天主的仁慈。賈尼勞主教在其職位上，猶如上帝的忠誠奴僕，待我們的教士如同兄弟一樣，邀請他們到家中與他一同進餐，並趁機給他們精神食糧。這種方式人人喜歡。他與教外人同樣相處融洽，並用善良的話語和仁慈的典範來勸戒他們……（中缺）很少懲罰他們，也從不接他們到家中，而是將他們送到一所醫院中去。該醫院是他命令為麻風病人建的，那個國家有很多麻風病人：通過這種途徑，麻風病患者的靈魂得到了拯救。在上面所引信的內容中，特別稱讚賈尼勞在傳教方法上的獨到之處，“在澳門與葡萄牙人共處，在精神上幫助他們，祈求天主的仁慈”，對待“教士如同兄弟一樣，邀請他們到家中與他一同進餐，並趁機給他們精神食糧”。信中還提到賈尼勞對待教外人（尤其是麻風病人）也很仁慈，“並用善良的話語和仁慈的典範來勸戒他們”，不僅“很少懲罰他們”，而且專門創辦了一所醫院收治他們。很明顯，這封信中提到的內容，主要反映的是賈尼勞傳教和開辦醫院的情況，並沒有直接涉及澳門仁慈堂的內容。或許文德泉神父在引述這封信時，將賈尼勞“在澳門與葡萄牙人共處，在精神上幫助他們，祈求天主的仁慈”，對待“教士如同兄弟一樣，邀請他們到家中與他一同進餐，並趁機給他們精神食糧”之類的舉動理解為是與創辦仁慈堂相關的事情，或者是以收治麻風病人的醫院隸屬於仁慈堂為推論的當然前提，同時又結合科斯塔寫信的時間，從而得出賈尼勞是在1569年創辦澳門仁慈堂的結論。董少新後來似乎發現了文德泉神父的這個錯誤，放棄了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1494─1644）》，第145頁。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Imprensa,Vol. 1, pp. 240─241. 譯文據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第70頁。當然，文德泉神父一再地堅持賈尼勞是在1569年創辦澳門仁慈堂的這個說法，也可能受到了較早提出1569年說的瑞典學者龍思泰的一些影響，因為他在給龍思泰《早期澳門史》1992年版作序時，曾經高度評價了龍思泰的學術貢獻：“龍思泰還有刊佈文獻的功績，這些文獻本來消失已久。由於龍思泰用英文寫成的史書，澳門開始聞名於世界。後世的歷史學家也得到從他的史書中汲取豐富的原始資料，從而為後人瞭解澳門歷史作出重大貢獻。”參見[瑞典]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在華葡萄牙居留地簡史、在華羅馬天主教會及其佈道簡史、廣州概況》卷首的“1992年版序”，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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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這我才開始瞭解此地，發展基督徒。我總是幫當地人的忙，原諒他們的過錯，真誠對待他們並要他們互相以誠相待。以此在十二年的時間內，在稱為“Macao”的一陸地頂端形成了一巨大村落。有三座教堂，一所濟貧醫院及一所仁慈堂。現在已成為擁有五千基督徒的村落。印度國的維持主要依靠這個村落及其貿易。中國的財富源源滾入印度國及其海關，在此期間我未得到國王的工資或補助，我從無此求。關於這封信的寫作時間，金國平考證說，“科林（Colin）及帕斯特爾斯（Pastells）神甫在敘錄此文時，無法確定其成文的準確時間，故以1570（，）標示。從信的內容來看，此信的寫作時間應為1565年”，“戈列高里奧·岡薩雷斯（Gregório Gonzalez）神甫從1553年起，在澳門傳教”。不過，後來他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岡薩雷斯是葡萄牙人，1564年就已經離開了澳門，信中所說的“以此在十二年的時間內”，起止為1553─1564年。董少新曾經據此作出這樣的推測：“這便向我們提供了一個信號，即澳門早在賈尼路到來之前的一五六四年可能已經存在了醫院和仁慈堂。這一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其實，上述董少新推測的邏輯無可厚非，但其推測的歷史依據卻不盡可靠。例如，關於岡薩雷斯到達澳門的時間，葡萄牙學者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就有不同看法，他認為貢扎勒茲（即岡薩雷斯）的信是在1573年寫給“當時菲力浦二世派駐里斯本大使胡安·德·博爾雅（D.Juan de Borja）”的，“講述了前幾年南中國沿海發生的一些事情”，而貢扎勒茲（即岡薩雷斯）本人則是在中國“同葡萄牙人和解”之後，“即是在萊昂內爾·德·索薩（Leonel de Sousa）同廣州官員為葡中貿易關係正常化而於1554年簽訂了一個非正式協定之後從馬六甲派往中國沿海港口城市的使節”，而萊昂內爾·德·索薩這個阿爾加維船長只是在1555年3月才回到馬六甲的，因此，“貢扎勒茲神甫只可能在這一年的季風季節抵達廣東海岸”。董少新後來對於相關問題又重新作了考證，認為岡薩雷斯於1569年或1570年受馬六甲主教的命令，離開澳門，而他致西班牙駐里斯本大使胡安·德·博爾阿的信函則寫於1573年11月下旬，此信與賈尼勞信和科斯塔信一道，共同反映出“澳門仁慈堂和兩所醫院是賈尼勞主教於1568年建立的”。由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的新編《澳門編年史》最近也提出了一個新的考證，認為岡薩雷斯1564年離開澳門說所引證據不足，因為“如果岡薩雷斯是1564年離開澳門，那賈尼勞1575年寫給耶穌會總部信稱他親手創建仁慈堂和兩所醫院之事就是謊言。我認為賈尼勞的信是可信的”，所以實際上的情況當是，1568年“由於賈尼勞主教的到來，格雷戈里奧·岡薩維斯神父被召回馬六甲”。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50頁。參見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6頁。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59頁。金國平、吳志良：《葡人入據澳門開埠歷史淵源新探》，《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43期，2002年夏季刊，第47─48頁。參見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第80─82頁。董少新：《賈尼路與澳門》，第14頁。洛瑞羅：《伊比利亞文獻資料中關於MACAO的由來》，《文化雜誌》（澳門）中文版第45期，2002年冬季刊，第2頁。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第71頁。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1494─1644）》，第149頁。值得注意的是，該書還特別注明，岡薩雷斯神父信函的出處與寫作時間是“西班牙塞爾維亞東西印度總檔案館，67-6-27，1571年岡薩雷斯神父的信”。這與董少新的說法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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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仁慈堂創辦時間考筆者認為，1568年岡薩雷斯神父被召回馬六甲說是比較可信的。岡薩雷斯神父在信中曾經提到：“我向閣下彙報的事情係確鑿的事實，非道聽途說，均為我眼見之實。我在葡屬印度已達二十載。數年前，我被派往中國，許多年來，中國與葡萄牙人大興干戈，儘管如此，葡萄牙人從未停止過他們的對華貿易。此種狀況一直持續至1553年。此時傳來消息說，華人願同葡萄牙人修好。後來也真的握手言和。”據湯開建的綜合考證，儘管目前學術界關於澳門開埠的時間眾說紛紜，有嘉靖八年（1529）說、嘉靖十四年（1535）說、嘉靖三十年（1551）說、嘉靖三十二年（1553）說、嘉靖三十六年（1557）說、隆慶初說、萬曆中說等多種說法，但嘉靖三十六年（1557）應是葡萄人正式入居澳門的時間，“雖然在此之前早就有人進入澳門，但並非成批地正式定居，而應是隨着各國商人來澳門貿易而進入澳門。作為葡萄牙正式入居澳門則應是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學者洛瑞羅也認為，“直到1556年末，在中國海岸線上尚不存在任何比較穩定的葡萄牙定居點，葡萄牙人還像前幾年他們做的那樣，繼續請求將他們的船隻停靠在浪白滘，繼續利用馬交作為他們經過虎門和珠江前往廣州的中途停留地”，而在“1557年後，葡萄牙人可以在馬交安寧地居住了”。岡薩雷斯神父在澳門傳教時曾先後兩次入獄。他第一次到達澳門亦即他在信中提到的“得到這一消息後，我被派往那裏”，具體時間應當如洛瑞羅所說的那樣，是在1555年，而不會是在1553年。岡薩雷斯神父在信中還提到，“以此在十二年的時間內，在稱為‘Macao’的一陸地頂端形成了一巨大村落。有三座教堂，一所濟貧醫院及一所仁慈堂。現在已成為擁有五千基督徒的村落”、而據當時傳教士的報告，1564年在澳門居住有“八百到九百葡萄牙人”。另據馬努埃爾·特謝拉（Manuel Teixeira）神父的記載，他在澳門居住四年後於1568年說那裏估計還居住有“五六千基督徒”，其中包括“帶有中國血統”的葡人。如從1555年岡薩雷斯神父到達澳門算起，到1568年，大致是十二年的時間，他在信中所說當時澳門有“現在已成為擁有五千基督徒的村落”，與馬努埃爾·特謝拉神父的記載可以相互參照，而他在信中所說當時澳門有“一所濟貧醫院及一所仁慈堂”，與賈尼勞1575年寫給耶穌會總部信中所言創辦“兩所醫院”和“一所仁慈堂”也大致吻合。其中所謂“一所濟貧醫院”與“兩所醫院”之關係，文德泉神父曾提出一種較為合理的解釋，認為賈尼勞主教當時建立了一所醫院，即貧民醫院，設有一個隔間，專門用來收留麻風病人。總的來看，現在可以大致斷定的是，岡薩雷斯神父當是在1555年到達澳門的，儘管他寫給西班牙駐里斯本大使胡安·德·博爾阿的信函的確切時間容有爭議，但他離開澳門的時間當是1568年賈尼勞主教到達澳門之時。這也就是說，岡薩雷斯神父的信函不僅不能證明澳門早在賈尼勞主教到來之前的1564年可能已經存在了醫院和仁慈堂，而恰恰為1568年賈尼勞主教創辦澳門仁慈堂和貧民醫院的說法提供了另一個間接的證據。[責任編輯田衛平]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49頁。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97頁。洛瑞羅：《伊比利亞文獻資料中關於MACAO的由來》，第2─3頁。洛瑞羅：《伊比利亞文獻資料中關於MACAO的由來》，第12頁。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1, 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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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與澳門聖保祿教堂──《聖米凱爾大天使》的神秘畫師一
1952年（昭和27年）6月，為了調查研究聖保祿教堂（三巴寺，見圖1）遺跡──教堂的“前圖1聖保祿教堂（三巴寺）正面壁”（fachada），香港大學建築學系的教授與學生們來到澳門，在此停留了數周之久。他們用竹子搭建了腳手架，從建築學的角度進行了嚴密的科學調查，最後得出的成果便是《澳門耶穌會聖保祿教堂的建築研究》[原文為英文，題目為“An Architectual Survey of the Jesuit SeminaryChurch of St. Paul's, Macao”，以白許高（M. HugoBrunt）的名義發表]。該論文對教堂正面各層進行了精密的考察，添加了豐富的插圖和照片，是一篇非常細緻嚴謹的研究文章。根據該論文，最早來到澳門的耶穌會士是佩雷斯（Franciso Peres）、謝特拉（ManuelTeixeira）和平托（André Pinto）等人。他們在1562─1563年（永祿5─6年）修建了教堂，這便是聖保祿教堂的前身。初期的教堂叫做聖安東尼奧教堂，只有一個祈禱堂，用木材和石料所造，形狀類似一個大的倉庫，不久後就燒毀了。1580年（天正8年），耶穌會士們在今天的聖保祿教堂遺址所在地，為中國信徒們建起了小型住宅，後來又增建了禮拜堂。1594年（文祿3年），從日本回到澳門的視察員范禮安神父將耶穌會的各種設施一分為二，新建了學院，但也於第二年（1595年）在火災中燒毀，不過同年內又實施了再建。1601年（慶長6年），教會各種設施再次在火災中焚毀，澳門市民與商人捐資修建了新教堂。1603年（慶長8年），聖保祿教堂及其附屬學院面目一新，重新將其華美的身姿展現在世人面前。不過前壁還在建設當中，直到1640年（寬永17年）纔完工。由於沒有留下當時精密的圖紙，我們無法得知教堂的真實面貌；但據說擔任教堂設計與工程監督的是斯皮諾拉（CarloSpinola）神父。教堂附屬學院（神學校）是大炮臺之下的一座兩層建築，並無塔狀建築物（見圖2 、圖3）。較好地描繪了聖保祿教堂和相鄰建築物（神學校）的版畫有Begin ende Voortgangh van de Vereenighde Nederlantschegeoct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2 vols, Amsterdam, 1645 和François Valentijin 的Oud en Nieuw Ost—Indiën, 1726, Vol. IV. 中所收的銅版畫，以及《澳門紀略》[上卷，光緒庚辰（1880）年重刊] 的卷首木版畫等。An Architechtural Survey of the Jesuit Seminary Church of St. Paul's, Macao, M. Hugo—Brunt (收錄於Journal of OrientalStudies Printed from Vol. I No. 2. July 1954,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第332頁。另外，根據旅行者蒙迪的記載，由於考慮到颱風和強風，澳門教堂裏沒有尖頂或高塔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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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圖217世紀的聖保祿教堂及其附屬建築圖3聖保祿教堂附屬設施（《澳門紀略》上卷）聖保祿教堂的建築似乎並非葡萄牙風格，而是承襲了義大利耶穌會教堂常見的樣式。這是由於斯皮諾拉（Carlo Spinola）神父希望能夠在東方再現羅馬耶穌會風格的教堂。據說就連通往前壁的石階（共130階）都是“安吉羅”（Angelo）風格。現在唯一存留下了的前壁則是“銀匠式”（Plateresque）風格（16世紀左右西班牙流行的一種講究技巧的建築樣式）。主要材料是花崗岩，側壁使用了磚、石灰、沙和黏土等材料，整個前壁的修建耗費了三萬銀幣之多。筆者十分感興趣的是前壁的背後，也就是聖堂部分。關於其外形和內部的記敘資料非常罕見，但就在聖保祿教堂建成後不久便來到澳門的英國旅行者蒙迪（Peter Mundy）卻在其遊記中有所描述。蒙迪於1636年4月加入了威德爾（Jonh Wedel）船長的船隊，從英國出發，途經印度果阿，於1637年（寬永14年）6 月左右到達澳門。船隊在澳門停留了近半年時間，蒙迪作為買賣中間人在澳門度過了幾周的時間。因為他會講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因此能夠自由地與當地居民及社會名流交談，順便觀察居民們的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並將不時地將其製成插畫，加以記錄。其記述充滿人情味，語言幽默風趣，十分精彩。An Architechtural Survey of the Jesuit Seminary Church of St. Paul's, Macao, M. Hugo-Brunt, p.336.燒毀的聖保祿教堂側面的牆壁一直保留到1838年（天保9年），在這一年裏被破壞了（白許高論文，第343頁）。另外，據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N. B. Dennys, Trübner and Co., London, A.Shortrede and Co., Hong Kong, 1867中的記載，這個牆壁厚實牢固，挖掘時堆積了25英尺（約18米）高。時有信徒的遺體埋葬於此。蒙迪出生於1596年（文祿5年，慶長元年）的英國康沃爾郡的彭里恩，卒日不詳。其父與叔父以販賣沙丁魚為生，可以說他出生於漁民家庭。也就是指The Travel of Peter Mundy (1608—1667), vol. 5, The Hakluyt Society, London, 1907—1936，這大部分的遊記於1967年由Kraus Reprint Limited (Neudeln/Liechtenstein)出版了影印本，另外由C.R.Boxer 編撰的Seventh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Heineman (Asia) Hong Kong, Kuala Lumpur, Singapore,1884中只收錄了澳門行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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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與澳門聖保祿教堂──《聖米凱爾大天使》的神秘畫師1637年6月28日（寬永14年5月6日），蒙迪與牟托尼（John Moutony）、羅賓遜（TomasRobinson）一起，攜帶國王的書信及致澳門總督羅郎也（Domingos da Camara）的書信在澳門登陸。他們一行先拜訪了總督官邸，後來到聖保祿教堂的學院，在那裏享用了茶點和水果（荔枝） 等。此時，蒙迪注意到了聖保祿教堂的屋頂，他寫到：“與神學校毗鄰的教堂有着我從未見過的美麗弧形穹頂，那是中國人的傑作，由木頭雕刻而成，再敷以黃金，還塗着天藍色和朱紅色的顏料。”教堂內部是長方形廊柱結構，地上鋪着石板，中殿、正殿、耳堂、祭壇、唱詩班席位、小聖堂和聖器收藏室等一應俱全，還有用從日本運來的木材製成的浮雕，上面裝飾着漩渦花紋、唐草風曲線花紋和圓形花朵圖案等，並塗着金色和藍色的塗料。蒙迪不僅參觀了聖保祿教堂及其附屬的建築，還在教堂內觀看了演出。據說1637年11月25日（寬永14年10月9日），船隊中的骨幹及蒙迪等人應司鐸之邀前往教堂觀看穿着中國服裝的兒童表演的以沙勿略的生平所創作的戲劇。他這樣記錄到：“孩子們穿着華麗的衣服、帶着絢麗的寶石在臺上演出，而父母們也出席觀看。演出準時在教堂內開始。”二那麼，被放逐到澳門的日本人在當地過着怎樣的生活呢？當時的葡萄牙人（見圖4）聽說日本人勇猛無比，因此有些日本人在商船上擔任防禦海盜的警衛，也有人成為教堂或私人府邸的守衛，另外還有些人從事教堂、炮臺與城牆等工程的建設。蒙迪遇見了滯留在澳門的日本人（武士），不僅將其形象描繪出來，還在日記裏寫下了日本人的特點︰我在這裏遇見了幾位日本人。日本人幾乎都是天主教徒。不信教的人們從頭頂到前額的頭髮都剃掉一半，其剩餘部分用小繩子繫……日本人用柔軟或稍硬的紙擤鼻涕。他們隨身都攜帶着小塊的紙。擤過鼻涕的紙作為髒東西扔掉。另外，他們還帶着亞麻布手絹，用來擦拭臉和手。圖4澳門的葡萄牙人（《澳門紀略》上卷）Kraus Reprint Limited 版本的162—163頁。另外，為了回顧聳立在山丘之上的聖保祿教堂昔日的壯美，《澳門紀略》（下卷）的《澳蕃篇》中如此記敘：寺首（三巴）在澳東北，依山為之，高數尋，屋側啟門，制狹長，石作雕鏤，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綺疏瑰麗，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貌如少女，抱一嬰兒，曰天主耶穌，衣非縫製，自頂被體，皆采飾平畫，障以琉璃，望之如塑，旁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又指若方論說狀，鬚眉堅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重輪，鼻隆準，目若矚，口若聲，上有樓，藏諸樂器，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為擊撞形，以機轉之，按時發聲。”（第213頁）另外，教堂學院裏也設有時鐘用以計時，這是路易十四贈與的（Bento da frança, Subsidios para a Historia de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Lisboa, 1888, p.172; Andrew Ljungstedt,Contribution to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of the Papal Legates to China, Macao China,1832, p.55.見白許高論文，第332─333頁。Kraus Reprint Limited 版本的第274─275頁。（日）矢野仁一︰《關於萬曆時代的日本人驅逐》，《近代中國外國關係研究》，弘文堂書房，昭和3年（1928），第426─427頁。Kraus Reprint Limited 版本的第294─2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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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根據蒙迪的描述，日本武士穿着涼鞋，披着無袖的外套（和服外褂），腰間還掛着刀（見圖5）。他把聽到的一些日語記錄下來，如：Sagashoo gooseeka=how Doe you?（怎麼樣？）Yungosere=well or good（好的）Varoogoosere=ill or bad（不好的或壞的）Goodoree=Com[e]（來）Mundalee=goe（去？）Sakee=wyne（酒）Mesh=Rice（米飯）被放逐到澳門的人，以及為了逃離天主教鎮壓而來到澳門的日本人中有畫家、雕刻家和工匠等，據說其中有人參與了聖保祿教堂的建設。但是，目前似乎還尚未發現能夠證明日本人參與該教堂建設的任何史料。最初提出這個假說的應該就是白許高的論文。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作者舉出的一些具體例子。首先，與前壁下的平臺相連接的花崗岩石階，雖然工程的監督是由耶穌會士完成的，但整體的設計可能是出自日本匠人之手。教堂入口處的平臺上鋪設的石板大小不一，可見監督者未能面面俱到，而石板的大小和樣式也都具有東洋風格。白許高雖然並未直言，但似乎認為石階的工程是由日本人監督並實施的。下面，我們再看看前壁。前壁分為五層，其中讓人聯想到日本風格的是第二層和第三層的裝飾和文字的雕刻。面向教堂站立的左手邊，第二層山牆下的壁龕上刻有基督的雕像，雕像的頭部後面一帶刻有菖蒲花和菊花的帶狀裝飾物（見圖6）。菖蒲和菊花都是純潔的象徵，易讓人聯想到基督徒。同樣是面向教堂的左邊，第三層的科林斯式（又譯科林多式）立柱之間有一塊繪有七頭七翅怪獸的壁板。聖母瑪利亞腳踏怪獸頭頂，作祈禱狀，其身邊刻有“聖母踏龍頭”的中文字樣（見圖7）。白許高注意到這幾個字的字體不優雅，在聽取了眾人意見之後，得出了此刻字並非中國人而作的結論︰“只要一看圖就會明顯發現，這幾個字的字體不統一，手寫力度也不夠。如果是中國人所作，則絕不會在墓碑或紀念碑上留下如此草率的書法。因此可以認為這幾個字是日本人所作。”圖5蒙迪所繪滯留在澳門的日本人圖6聖保祿古教堂建築之一Kraus Reprint Limited 版本的第294─295頁。（日）松田毅一︰《歷史博物館──澳門》，《黃金果阿盛衰記》，中央公論社，昭和52年（1977），第128頁。白許高論文，第3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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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與澳門聖保祿教堂──《聖米凱爾大天使》的神秘畫師耶穌會中的日本人參與了的也許並不僅限於教堂的工程建設。實際上他們還參與了聖保祿教堂內部（聖堂）的裝飾工作，尤其是聖畫的製作。這是筆者在澳門結識的葡萄牙學者文德泉（ManuelTeixeira 1912—2003）告訴筆者的（見圖8）。這位司鐸是著名的東方學學者，有眾多著作。筆者有一天去聖若瑟修院（Seminário S.José）拜訪該學者時，有幸參觀了寶物室和硫磺繪畫室，並看到了數幅精美的聖畫。首先讓筆者倍感興趣的便是描繪在長崎被釘死的《日本眾殉教者》（1640年Matteus Fun所繪）和《聖米凱爾大天使》兩幅畫。而關於後者，筆者在聽到解釋之前完全不清楚其作者、製作年代以及製作目的等。《聖米凱爾大天使》原是聖保祿教堂屋頂畫的一部分，是一幅畫在範本上的油彩畫。其大小為202cm×133cm。據估計製作年代為17世紀上半葉（見圖9）。筆者圖7澳門聖保祿古教堂建築之二圖8文德泉神父在Luis Vaz de Camoes墓前的照片圖9收藏在澳門聖約瑟神學校的《聖米凱爾大天使》油畫Exposição Bibliografica, P. Manuel Teixeir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de Macau, Biblioteca do ComplexoEscolar de Macau, Macau, Novenbro de 1986，文德泉神父的著作有大大小小123冊之多。《葡萄牙語南蠻文化展──覺醒吧，東方諸國》（日本放送協會，平成5年），參照第167頁對該畫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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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在平成5年（1993年）4月8日至5月23日之間於池袋的季節美術館（Sezon Museum of Art）舉辦的“葡萄牙語南蠻美術展”上再次與這幅油畫不期而遇，實在感概良多。藉此機會，筆者也再次近距離觀察了這幅聖畫。除去人物的臉和手的部分之外，這幅畫像整體採用了黑色和茶褐色的基本色調。大天使身着士兵服飾，扮演着聖域看守者的角色。大天使的頭部後面可見光圈般的東西，身體背後有巨大的羽翼，左手拿着用鎖鏈連接的聖體顯示臺（金色），右手握着仿佛火焰一般的劍。人物整體的裝扮具有夢幻色彩，屬於後文藝復興樣式。並且，仔細察看此畫的各個部分後，可以發現幾處殘留的釘子的小孔：面向畫像右手邊的畫板上有五處縱向分佈間隔有序的小孔，左手邊縱向有一處，人物腳下有三處。這些小孔應該就是當初把畫像固定在聖堂天花板上時留下的痕跡。然而，這幅聖畫的作者究竟是誰？根據文德泉的推測，作者應該是從日本流放到澳門來的以下四名耶穌會士的其中一位。1 . Mancio Taichiko修士。1615年1月20日（慶長19年12月21日）在澳門去世，埋葬在聖保祿教堂內的“聖米凱爾祭壇”附近。關於此人的記述還有：“流放者中有幾位很快就去世了。1月20日（公曆），耶穌會修士中的一位日本人Mancio Taichiko去世。他是一位優秀的畫家，曾裝飾過祖國的天主堂。”（《日本天主教宗門史（上）》，Léon Pagés著，吉田小五郎譯，岩波書店）Taichiko生於肥厚的宇土，享年四十一歲。2 . Peter Chikuam（葡萄牙語為Pedro João），1622年11月28日（元和8年10月26日）逝於澳門。3 . Todeu，1627年11月16日（寬永4年10月9日）逝於澳門，埋葬在聖保祿教堂內的“聖米凱爾大天使祭壇”附近。4 . Jacob Niwa（丹羽，又名Jacobo Niua，中文名為尼伊陳），1579年（天正7年）出生，其父為中國人，其母為日本人，1601年（慶長6年）來到澳門，1638年10月28日（寬永15年9月21日）在澳門去世，享年五十九歲。這四名日本人都是耶穌會士兼畫家的尼古勞（Giovanni Nicolo，又寫作Giovanni Cola）的弟子。尼古勞，1560年（永祿3年）出生在那不勒斯省的諾拉市，後成為耶穌會士；1581年（天正9年）前往印度；1582年8月7日（天正10年7月9日）與利瑪竇一起到達澳門；1583年7月25日（天正11年6月7日）到達日本之後，立即前往下（與近畿地區相對，指四國和九州等西邊地區）和五畿內（山城、大和、河內、和泉及攝津等畿內五國）練習繪畫技術，後學習神學；1608年（慶長13年）和1614年（慶長19年）在澳門與長崎產生了自己的畫派；1614年（慶長19年）與同伴一起被流放到澳門；1626年3月16日（寬永3年2月18日）在澳門去世。1586年12月（天正14年111月）在日本期間，曾為臼杵城（大分縣東部）附近的修道院（教堂）在木板上製作了《聖母蒙召升天圖》等油畫。不管怎樣，這四名耶穌會士畫家在1614年與尼古勞一起被放逐到澳門，一邊從事歐洲宗教畫的臨摹和製作，一邊參與了聖保祿教堂內部的裝飾工作。《葡萄牙語南蠻文化展──覺醒吧，東方諸國》（日本放送協會，平成5年），參照第167頁對該畫的解說。文德泉神父的觀點。（日）松田毅一、川崎桃太譯：《弗洛伊斯 日本史8》，中央公論社，昭和57年（1982），第198頁的注釋、第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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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與澳門聖保祿教堂──《聖米凱爾大天使》的神秘畫師18世紀以後，該教堂卻面臨着作為整個遠東地區傳教士培養機構的職能取締及其建築物焚毀的悲慘命運。最讓人惋惜的是，與教堂相鄰的學院變成了“猖獗的老鼠們的大本營”，其中保存了數百年的文獻材料被啃食破壞，最終在1835年1月26日（天保5年12月28日）傍晚6點左右的一場大火中，與學院和教堂一同被燃燒殆盡。18世紀末，學院已改用成了兵營，火災發生當日，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士兵們將大量的柴薪堆放在學院的廚房附近，進而引起了火災。雖然我們難以判斷為何會在那裏產生火源，但不管怎麼說，學院的所有建築物都被大火吞噬了。本托·達·弗蘭卡（Bento da Franca）的《澳門史資料》（1888年）、白許高和文德泉的論文中都引用了“海事殖民局”中記錄火災情況的一段文字：火災發生時正好是傍晚6點鐘。然而火勢太快，8點15分時，承載了路易十四浩大皇恩的莊嚴的學院就燒成了灰燼。也就是這次火災，吞沒了整個聖保祿教堂，只留下厚實的側壁、前壁以及花崗岩的石階。在這次火災中，除去聖人和殉教者的遺物之外，遠東傳教士們寶貴的報告書等全部化為灰燼。兩年以後，也就是1837年5月（天保8年4月）聖保祿教堂改建成墓地，燒毀的教堂中堂改作小型禮拜堂，死者埋葬之前暫時在此安置。人們在此還種植了喜馬拉雅杉等植物。這裏作為墓地使用至1854年11月上旬（嘉永7年9月中旬），約二十年左右。此後遺骨被挖掘出來，改葬到新的墓地。墓碑可能被運往馬尼拉，打碎後用於道路的鋪設或船艙壓載。三雖然可以確定《聖米凱爾大天使》聖畫的作者是尼古勞的弟子四人之一，然而卻因為史料不足很難或根本無法查明究竟是誰。四人在日本期間都曾於耶穌會相關學院裏學習過油畫、膠畫和銅版畫等技巧，其中Jacob Niwa（丹羽）是最出色的畫家。他曾於慶長6年（1601年）末（或第二年年初）應范禮安之命來到澳門，幫助進行聖保祿教堂的裝飾。《澳門紀略》（下卷，José de Aquino Guimaraes e Freitas, Memoria sobre Macao, na Real Imprensa de Universidade, Coimbra, 1828, p.12中有“現在成了猖獗的老鼠的住宅”的記載。Fr. Manuel Teixeira, The Fouth Century of the Jesuits at Macao, Macau, 1964, p.25.教堂內還藏有秘密從日本運來的基督徒殉教者和交趾支那（越南最南部地區）殉教者共約七十名的遺骨，以及沙勿略的手臂（上臂骨）的一部分（C.A.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Salesian Printing Press and TipografiaMercantil 1926, p. 61）。這些遺骨現存於澳門路環島上的聖沙勿略教堂（The Chapel of St. Xavier）（小田善三郎編：《沉睡在澳門的基督徒殉教者》，《聖保祿修道會八王寺學院刊》，昭和61年）；另外，請參看Hong KongStandard Newspaper, Macao Travel Talk [8, 9]。蒙迪的澳門行紀中記載，17世紀30年代中國人的墓地在澳門郊外1/2英里處靠近內陸的地區。而葡萄牙人（羅馬天主教徒）的墓地就是被稱為“聖米凱爾墓地”（Cimiterio de S.Miguel）的地方。這裏是1852年（寬永五年）由葡萄牙人捐款所建，1854年（寬永7年）開始埋葬，至1865年（慶應元年）時共埋葬4309人。聖保祿教堂內的遺骨可能也被移到了這裏（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N. B. Dennys, Trübner andCo., London, A. Shortrede and Co., Hong Kong, 1867, p.216）。C.R.Boxer, Japanese Christians buried in the Jesuit College Church of São Paulo at Macau (Monument Nipponica, vol. I,1938,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p.266.另外，該論文還引用了揭露1648年（天正5年，慶安元年）至1726年（享保11年）年間，澳門聖保祿教堂內埋葬基督徒（男女）共25名的姓名與埋葬地點的史料。該史料現存於里斯本的殖民地古文書館Arguivo Colonial，題為“此教會中埋葬的俗家信徒的死者們”（Dos defuntos Seculares que estãoenterrados nesta Igreja）。（日）西村貞：《日本初期洋畫的研究》，全國書房，昭和20年（1945），第104─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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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牙的多明我會傳教士加斯柏爾·達·克魯茲（Gasper Da Cruz）到達中國，曾經在廣州居住數月，1560年回國。克魯茲將其中國見聞記錄成書即《中國志》並出版，很快就被歐洲其他國家翻譯成多種語言，產生了較大影響。克魯茲在書中記述了中國人以茶待客之道：如果有人或有幾個人造訪某個體面人家，那習慣的做法是向客人獻上一種他們稱為“茶”（cha）的熱水，裝在瓷杯中，放在一個精緻的盤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是帶紅色的，藥味很重，他們常飲用，是用一種略帶苦味的草調製而成。他們通常用它來招待所有受尊敬的人，不管是不是熟人，他們也好幾次請我喝它。因為是親身體驗，克魯茲的記述雖然簡潔但非常具體，明確介紹了中國人如何以茶待客以及飲茶所用的茶具，清楚地說明了茶的顏色和味道。在此之後，飲茶信息不斷從東方傳到西歐：1565年，居住在日本的葡萄牙傳教士路易士·阿爾梅達（Louís Almeida）寫信回國時提及，“日本人喜歡飲用一種可口的藥草，他們稱其為茶”，認為“一個人一旦習慣了的話，它是一種可口的飲料”。阿爾梅達在赴日傳教之前曾經是一名醫師，他在日傳教適逢日本茶道最終形成的關鍵期，千利休正在苦心鑽研，日本社會茶風興盛，阿爾梅對當時日本茶文化是否有更多的感受目前不得而知。繼阿爾梅達之後，西班牙人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lez de Mendoza）在其重要著作《中華大帝國史》中介紹了飲茶。門多薩十九歲時加入奥古斯丁修會，曾受命出使中國傳教，但因形勢的變化未能抵達；後應教皇喬治十三之命，他廣泛地搜集前人的使華報告、文件、信劄、著述等珍貴資料，編成《中華大帝國史》一書並於1585年印行。書中記述道：他們盛情招待客人，即刻擺上“飲料”（bever）或茶點及很多種蜜餞和果品、好酒，還有另一種在全國都飲用、用各種草藥製成的飲料，有益於身心，飲用時要加熱。《中華大帝國史》出版後在歐洲引起巨大轟動，僅在16世紀末的十多年間就被譯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蘭文等多種文字，共發行四十六版，儘管書中關於飲茶的介紹主要來自克魯茲的著述並無新意，但其影響力卻遠超《中國志》。目前通過文獻資料可知，對茶進行深入介紹的傳教士是利瑪竇（Matteo Ricci）。1582年，受葡萄牙耶穌會的差遣，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澳門，開始了在中國的傳教歷程，直到1610年去世。利瑪竇對明代中國人的生活非常熟悉，對茶文化的瞭解也遠勝過其先驅：有一種灌木，它的葉子可以煎成中國人、日本人和他們的鄰人叫做“茶”（Cha）的那種著名飲料。中國人飲用它為期不會太久，因為在他們的古書中並沒有表示這種特殊飲料的古字，而他們的書寫符號都是很古老的。的確，也可能同樣的植物會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發現。在這裏，他們在春天採集這種葉子，放在陰涼處陰乾，然後他們用乾葉子調製飲料，供吃飯時飲用或朋友來訪時待客。在這種場合，衹要賓主在一起談着話，就不停地獻茶。這種飲料需要品啜而不是牛飲，並且總是趁熱喝。它的味道不是很好，略帶苦澀，但即使經常飲用也被認為是有益於健康的。博克舍編著，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98頁。William H. Urkers, All About Tea,vol. l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p.25.Michael Cooper, “The Early Europeans and Tea,” in Paul Varley and Kumakura Isao, eds.,Tea in Japan: Essays on theHistory of Chanoy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262.門多薩著，何高濟譯：《中華大帝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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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要作用。更為值得關注的是，兩者之間的密切關聯：對傳教士而言，遠赴重洋不僅路途遙遠花費不菲，而且因當時交通不便常需要藉助商船成行；對各國東印度公司與私商而言，傳教士多年來所積累的有關中國的知識及其語言才能具有重要價值。在此背景之下，傳教士直接或間接參與茶葉貿易也就不難理解。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是英國倫敦會傳教士，1807年來華時先從倫敦出發到達紐約，然後搭乘美國同孚洋行的商船，“馬禮遜乘坐‘三叉戟號’遠航前往中國，於1807年9月抵達”。1809年起，馬禮遜因為經濟拮据、傳教事業艱難等原因，開始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任職：任命是在馬禮遜與瑪麗小姐結婚的大喜日子，由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在他倆的婚禮上宣佈的，並 給馬禮遜500英鎊的年薪。這一事實，乃是一個充足的證據，表明馬禮遜已經熟練地掌握了中文。也是由於他的舉止謹慎堅韌，公司纔把他放在這樣一個獨特和費勁的位置上。馬禮遜欣慰地接受了這個任命。此後，馬禮遜長期任東印度公司的中文譯員，前後任職達二十五年之久。該時期是東印度公司發展茶葉貿易的重要時期。在1760─1833年間，茶葉的價值在公司所購貨物中佔有絕對優勢，甚至在1825─1833年間，茶葉 貿易的價值所佔比例高達94%。馬禮遜的工作自然有助於東印度公司茶葉貿易的發展。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於1850年抵達福州開始傳教，1864年返美休養，1866年 再次返回香港，1873年因健康原因回美國定居，1880年病逝於紐約。盧公明的在華傳教事業並不順利，微薄的薪金使其捉襟見肘，“沒有足夠的錢來資助朋友，做些善事，以及偶爾購買一些書籍、衣物及來自美國的食品的話，我非常不樂意再在這裏生活。……（希望自己）不用老是因為那一點微薄的工資不夠日常必須的開銷而感到不知所措”。再者就是疾病的打擊。盧公明的兩任妻子以及年幼的女兒均在福州病逝，而且自身也飽受喉嚨疼痛的折磨最終導致失音症，接連的打擊使其傳教事業難以為繼。經過痛苦抉擇，盧公明於1868年投身瓊記洋行參與到了茶葉貿易之中。盧著《英華萃林韻府》的附錄中記述了有關茶葉貿易內容，如記述茶行中的分工有“看門，看更，上更，下更，理茶工人，印招牌，裱招牌，打席包人，打藤人，釘箱人，裱箱人。洋行人等列：賬房內人等：買辦，幫買辦，管賬先生，管數，收銀先生，銀房管店，報稅人；茶樓人等：茶樓，幫茶樓，茶樓管店，泡水管店；棧房人等：管倉，管棧，幫管倉；茶船人等：押船頭人，押船人，行艇頭人，水手，行艇人等。茶棧人等列：老闆，經手，接水；山裏茶莊人等：總理，銀盆，貨盆，秤手，押幫，大小裝；裝茶人等：篩茶人，撿茶人，焙茶人，鏟茶箱人，打鉛箱人，做茶箱人”。因為是被迫棄教從商，盧公明的內心非常矛盾，他羞於記述自己在洋行中的具體工作，但以上材料足以顯示其對茶葉貿易的熟稔，他在瓊記洋行工作期間亦是該洋行的迅速發展期，這似乎離不開盧公明所發揮的作用。湯森著，吳相譯：《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50頁。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2頁。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4頁。Rev. Justus Doolittle, Justus Dooliitle's Diary, Burke Library: Hamilton College, pp.110─111.林立強：《美國傳教士盧公明與晚清福州社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0頁。Rev. 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Chinese Language, Vol II. Foocho: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1872, pp.63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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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與茶的西傳傳教士不僅通過在貿易公司就職的方式參與茶葉貿易，而且還以其他間接方式促進了茶葉貿易的發展。馬禮遜除了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還曾在1816年來華的阿美士德使團擔任翻譯工作，該使團的主要目的就是擴大商業貿易。秘密商務委員會於1816年1月17日致函特使阿美士德勛爵，希望以茶葉貿易為例打動乾隆皇帝，以便雙方貿易的擴大與順利進行：他們 （指東印度公司） 現在每年派往廣州的大船有十八至二十艘，等於六十四艘；它們在該處運走約30,000,000磅重的茶葉。這個貿易對中國人亦成為相對的重要，而必定形成一種國民產業的重要商品。因此，可以推測，在這種貿易能夠安全地維持下去時，該政府不會輕率地願意喪失。如果在歐洲的其他國家或美國到廣州的船隻的利潤中，他們會想到要把我們當前大部分輸出的茶葉交由其他國家運走；由此而降低我們的地位，可以告訴他們說，即使其他國家持有足夠的資本，這個國家仍然不能從他處收到供應，因為不列顛領地的茶葉消費比其餘的歐洲的全部更大，美國將會更少，最終則是中國本身受到損失。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是德國基督教路德會牧師，他在1831年到澳門後任英國東印度公司翻譯，不僅如此，還曾多次在中國沿海航行並進行勘測航道等活動。他在隨同“阿美士德號”覬覦中國沿海之時曾到達福州港，在1832年4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昨天我們纔接觸到陸地，而今天卻到達福州港了，整個大地被籠罩在黑暗裏面，福州入港處的地形也看不清；然而我們船上有出色的領港把我們安全地引進來。現在我們已可到達那個供給歐洲人消費的最大宗的茶葉出產地了。茶山向四處伸展。此地所出產的稻米雖不夠供應本地方的消費，但是，它所出口的木材、竹子與茶葉可以與進口的稻米和棉花平衡而有餘。郭士立臨近茶區的興奮心情溢於言表，由於當地政府官員的戒備，他雖然已經接近了當時出口茶產地武夷山區，但沒能更進一步就被迫返航了。郭士立沒有就此死心，1834年11月，他夥同英國鴉片商人戈登 （G.J.Gordon） 終於得以潛入武夷茶區，不僅詳細瞭解了茶樹的種植、茶葉加工、茶葉病蟲害、茶葉銷售等情況，而且得以進入茶園，戈登還親自採集了標本並帶走了茶種。1835年5月，他們再次結伴前來茶區，結果被清軍攔截而未能抵達。這些探險活動“對福州日後成為通商口岸和近代沿海重要的傳教基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福州被開闢為通商口岸大大促進了武夷茶的出口。傳教士之所以能夠直接在商行工作，主要在於他們熟悉中國的風土人情而且熟練掌握漢語甚至方言，在當時人才稀缺的情況之下，商行非常需要他們具有獨特價值的服務，而傳教士亦因為傳教事業不順利或者經濟拮据等原因，需要藉助商行的工作安身，由於茶葉貿易是當時諸多商業公司的主要業務，傳教士在商行工作自然為促進茶葉貿易的發展作出了直接貢獻。此外，傳教士還發揮自身優勢，刺探中國情報，在中外交往中擔任翻譯工作甚至擔任政府職務，這些工作為擴大商業公司的對華貿易同樣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馬士著，區宗華等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三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85頁。郭士立：《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編：《鴉片戰爭在閩台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6頁。林立強：《西方傳教士與十九世紀福州的茶葉貿易》，《世界宗教研究》（北京），2005年第4期，第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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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三、宗教界與茶在英國的傳播傳教士不斷將飲茶信息傳回西方的同時，西方人不斷開拓在東方的貿易，飲茶之風在西歐尤其是英國逐漸流行起來。葡萄牙人首先闖入東南亞地區，致力於開展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通過直接由海路運回的胡椒與丁香，使葡人如此富有，以致葡萄牙的財富與遠比其大和其人口多的王國的財富相比，也毫不遜色”，葡萄牙人並沒有注意到茶作為一種商品的潛在價值。1602年，荷蘭組織聯合東印度公司，努力開拓在東方的殖民事業，“荷蘭人……攜帶了存貯良好的乾鼠尾草，用它交換中國人的茶葉，中國人用3磅或者是4磅茶換得1磅鼠尾草──他們稱其為‘奇妙的歐洲草’……由於歐洲人不能像他們進口茶葉那樣大量地出口鼠尾草，因而以每磅8便士或10便士的價格在中國購茶”，荷蘭正式開啟了中西茶貿易的大門。隨着中荷茶貿易的發展，荷蘭自然地成為西方國家中最大的茶葉販運國，飲茶習俗也在歐洲日益擴散開來，尤其是在英國產生了深刻影響，後來形成聞名於世的英國茶文化。英國發生“光榮革命”之後，瑪麗二世與威廉三世共同擔任國王。瑪麗二世是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的長女，於1667年嫁與威廉，因當時特殊的政治形勢，所以兩人得以共同繼承英國王位。瑪麗二世既是荷蘭的王后又是英國國王，威廉三世則既是荷蘭執政又是英國國王。受荷蘭茶文化浸染，瑪麗二世非常喜愛飲茶，經常在宮中舉辦中國式茶會：舉辦茶會時，宮內特意佈置得頗具中國情調，以屏風、中國茶具、銀器以及先進的移動式茶几作為點綴。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威廉三世的宮廷牧師奧文頓（J.O.Ovington）對茶也頗感興趣，1699年，他撰寫了《論茶性與茶品》一書對茶進行了全面介紹。全書共分為五個部分：茶樹生長地的土壤與氣候；茶的種類；選擇好茶的原則；保存茶的方法；茶的特性。書中關於飲茶性能的敘述可能略帶誇張，認為飲茶能治愈天下所有的疾病，包括膽結石和眩暈，並且能消解導致胃部不適的酸水，排除因飲食過度滋生的贅肉；他還認為茶能預防痛風、幫助消化、增強食欲，更為重要的是它能振奮精神──使遲鈍的思維得以啓動。奧文頓非常全面地介紹了有關飲茶的知識，大力宣揚飲茶的益處，推動了茶在英國社會的傳播。但宗教人士也有對飲茶持異議者，典型人物就是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約翰·衛斯理是英國18世紀著名的基督教牧師、基督教神學家，他領導了英國宗教復興運動，是衛斯理宗的創立者。約翰·衛斯理認為，飲茶具有兩個方面的危害：其一對身體有害；其二對社會有害。1748年，衛斯理在給友人的信件中敘述了以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適──自己年輕的時候曾經出現手不停地顫抖這一病症：我無法想像是甚麼因素導致我的手不斷地顫抖，直到我注意到這種現象總是在早餐後加劇為止，我中止了飲茶約兩三天後這種現象就消失了。經過調查，我發現：茶對於我認識的一些人產生了同樣的不良影響。可以看出，這是茶所造成的自然結果之一，大量而頻繁地飲茶時尤其如此……我減少了飲茶量，在茶中加入較多的牛奶與糖。G. A. Ballard, Rulers of the Indian Ocean, Boston, 1928, p.126.Thomas Short, A Dissertation upon Tea,London, 1730, p.12.J. O. Ovington, Essay upon the Nature and Quality of Tea, London: R. Roberts, 1699, pp.21─39.John Wesley, A Letter to a Friend, Concerning Tea, London, 1748,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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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與茶的西傳在講述了自己的親身體會後，他講到自己後來發現倫敦很多人身上表現出同樣的病證，認定這也是飲茶所造成的惡果。他認為對於某些人而言，飲茶的確有些許益處，但這些益處也可以通過使用本土飲品獲得。所以，約翰·衛斯理努力勸誡人們停止飲茶。在講述完上述病症、指出飲茶對身體有害之後，約翰·衛斯理又論證了飲茶具有負面的經濟社會影響，認為飲茶不僅對於身心無益，而且花費較大，停止飲茶可以拿出財物來幫助貧困無助者。衛斯理似乎是從飲茶對健康有害這一緣由出發而反對飲茶的，他自身的確也戒過茶，但後來又恢復了飲茶，尤其是晚年的時候，在每一個星期天的早晨，衛斯理都是與牧師們一同飲茶之後纔去主持禮拜。從現有關於衛斯理的材料來看，他也並沒有因為飲茶而再次出現自己所敘述的症狀。由此觀之，他自己提出的飲茶有害於身體健康的說法似乎並不能成立。衛斯理之所以反對飲茶，他在後面所講的社會經濟因素似乎纔是根本原因。18世紀是英國社會的劇烈變動期，在經濟迅速發展、工業革命開始啟動並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問題日益突出。約翰·衛斯理在牛津大學讀書時，親眼見到國教日益腐敗、宗教生活流於形式、社會道德腐敗的現實，因此與弟弟查理·衛斯理等人組成了“牛津聖社”，衛斯理宗宗教復興運動由此萌發。約翰·衛斯理等人提倡嚴格的清教品質，強烈地主張工作與節儉，而茶在這一時期的仍然較為昂貴，再加上茶具亦價格不菲，所以在這位嚴肅的道德家看來，飲茶是一種奢侈的行為，飲茶與過嚴肅的有道德的生活相違背；所以，約翰·衛斯理積極宣傳自己的反茶主張。但隨着中西茶葉貿易的發展，茶葉價格不斷下降，茶葉由奢侈品逐漸變為日用消費品，衛斯理也就沒有必要繼續堅持己見，後來也心安理得地與其他牧師一起飲茶了。綜上所述，地理大發現開啟了全球經濟文化交流的新時代，傳教士基於宗教熱情積極投入海外傳教活動，無意中成為溝通文化交流的重要主體。傳教士不僅在中國傳播來自西方的福音及科學文化知識，而且也將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源遠流長的茶文化自然是其中的應有之義，克魯茲、門多薩、利瑪竇、曾德昭等由淺入深地面向西方世界給以介紹，使得飲茶信息在西方逐漸傳播開來，從而為其發展為中西貿易中的重要商品奠定了基礎。馬禮遜、盧公明、郭士立等還以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參與了茶葉貿易或是有利於擴大中西貿易的相關活動，為茶葉貿易的快速發展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隨着飲茶信息的傳播與中西茶葉貿易的發展，飲茶之風在歐洲特別是在英國逐漸流行起來，熟稔飲茶的宮廷牧師奧文頓積極宣傳飲茶的益處，促進了飲茶在英國的進一步傳播，而宗教領袖衛斯理則出於宗教道德的考量將其視為奢侈品而反對飲茶，但隨着茶葉價格的下降與飲茶之風的日益普及，衛斯理沒有再繼續堅持以前的看法，而是心安理得地重新享受飲茶的樂趣。從總體看來，基督宗教對茶在西方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責任編輯田衛平]John Wesley, A Letter to a Friend, Concerning Tea, pp.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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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澳門學著作提要（二）葉農一、《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林子昇著。澳門基金會於1998年9月出版，共計323頁。作者早年師從著名歷史學家、客家學開創者、中國族譜學奠基人、香港大學永遠名譽教授羅香林先生。羅教授1956─1968年間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授，還曾出任系主任。1969年後，任香港珠海書院文學院院長、中國文史研究所所長及珠海書院出版委員會主席。林子昇亦曾在珠海書院任教。此著作係作者於1970年在香港大學攻讀學位時的博士論文，共兩卷。吳志良博士指出，這是一本“較為全面的澳門斷代史”。20世紀50年代以後，中國學者研究澳門史雖未中斷，但顯得零散疏落，論文和專著並不算多。較為人熟知的，如戴裔煊《關於澳門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載《中山大學報》1957年第3期）、全漢昇《明代中葉以後澳門的海外貿易》（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72年第2期）、介子編《葡萄牙侵略澳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丁中江等編撰《澳門華僑誌》（台北華僑誌編纂委員會1964年出版）、霍啟昌1978年在夏威夷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澳門模式：論十六世紀中至鴉片戰爭中國對西方人的管理》（The Macau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等。到了80年代，中文澳門史研究纔有長足的發展。因此，林子昇先生此著作與上述的其他著作一起，共同傳承了中文澳門史研究工作，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此著作研究了明清時期澳門與中國的關係，共分四篇。第一篇《歷史篇》，有七章：主要研究澳門開埠初期的歷史，即作者所稱的“澳門的起源”。除“導論”外，它們有“葡人佔據澳門前在粵浙閩沿海之活動”、“澳門得名之由來與葡人混入之年代及原因”、“葡人因助剿海盜有功而獲澳門說之商榷”、“葡人佔據澳門之經過”、“葡人在澳門早期之建設”、“明季日人之作者簡介︰葉農，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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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著作提要（十二）居澳與被逐”。這些問題，均為澳門早期史中最為重要的問題。在第三章後，附有趙允菁撰《重修澳門媽祖閣碑記》，黃宗漢撰《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黃光、周盥沐撰《媽祖閣興堂碑記》。第二篇《經濟篇》，共有六章，即“清初因澳門來華之葡使”，“澳門與清初遷海之關係”、“澳門與粵海關之關係”、“澳門與荷蘭之關係”、“澳門與英國之關係”、“澳門經濟地位之衰落”。在第十三章後附有藤原忠隆著《誅耶穌邪徒諭阿媽港》。此篇總結了澳門經濟衰落的原因有：（1）中國戒備之嚴，（2）日本之封港，（3）呂宋互市之中止，（4）香港之興起。第三篇《宗教篇》，共有五章，分別為“歷史悠久之澳門教堂”、“澳門與天主教傳入中國之關係”、“永曆朝之遣使澳門與羅馬”、“澳門與‘禮儀問題’爭論之關係”、“澳門與教禁之關係”。在第十六章後附有龐天壽撰《上教宗書》、《上耶穌會總會長書》，王太后撰《致教宗書》、《致耶穌會總會長書》，《上大明中國睿智大皇帝書》。此篇探討了澳門作為天主教傳教士入華基地的重要意義。第四篇《學術篇》，共有十一章，分別研究西學東傳之由來；西學東傳的經過，即經由澳門傳入中國的西洋數學、天文學與曆學、醫學、理學與建築、地理學、美術、音樂、哲學與音韻學、造炮操炮術及其影響；東學西傳的歷程，即經由澳門輸往歐洲的中國經籍及其影響。此篇還分析了澳門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五部分為“附錄”，有“澳門大事年表”、“參考書目（1.中日文書籍；2.中日文論文；3.西文書籍；4.西文論文）”、“英文提要”。全書還附有下列地圖：《葡人佔領澳門前在中國沿海活動圖》、《澳門史跡圖》、《澳門對外貿易圖》。此書作者在研究中，還力圖避免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外學者因使用史料不全導致結論片面的不足，同時使用了中外文史料，使結論更全面。除此著作外，作者還著有《由中國載籍探討明代與馬六甲及葡萄牙之關係》（香港大學1966年出版）。二、《帝國的幸存：1630─1754 年間葡萄牙在華及南海地區的貿易與社區》（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喬治·布萊延·索札（George Bryan Souza）著。作者出生於美國，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學習，70年代中期在英國倫敦大學學習，並在80年代初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攻讀博士。其研究的領域為全球海洋經濟史，包括跨文化的接納、歐洲與亞洲、美洲、非洲的關係，近代早期歐洲史及其擴張；研究的時段主要集中在1600─1800年間，研究方法以專題比較研究為主。作者曾受邀擔任澳門歷史檔案館、日本京都大學、美國普羅維登斯的約翰·卡特·布朗圖書館、國立新加坡大學研究員，以此為契機，他赴亞、歐、美洲的主要圖書館和檔案館為研究工作查閱檔案資料。此著作係其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學位論文。1986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精裝本；2004年，又由同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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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發行簡裝本，並被翻譯為葡萄牙文。此著作有10章，共計282頁。在最初對葡萄牙在東方的帝國──“葡屬印度”的研究中，作者仔細探討了澳門在其建立過程中的所作所為。作者撰寫此著作的目的，是探詢在中國與南海的葡萄牙社區的性質，闡明葡萄牙王室的政治與經濟行動沒有限制到當地蓬勃發展的貿易；研究葡萄牙在亞洲海上貿易的性質，分析澳門為葡萄牙人聯接廣州市場所擔當的核心角色；並在17─18世紀之間更為廣闊的、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背景下，研究與評價葡萄牙私商即所謂的“港腳商”（country traders）。第一章“亞洲的海上貿易”（Maritime Trade in Asia），研究了在葡萄牙人東來以前，南海地區已經存在的海上貿易體系及東南亞各國對海上貿易的政策。第二章“帝國的基石：‘葡屬印度’與澳門”（Imperial Foundations: The Estado da India and Macao），研究了“葡屬印度”的構建（作為一個葡萄牙王室的專用名詞，它並非一個單一的國家，而是從東非至日本的要塞、艦隊與社區的集合體）、葡萄牙社區的形成、葡萄牙人與中國的貿易世界、澳門與“葡屬印度”的關係，包括下列內容：“加必丹莫”（Capitão-mor）、“兵頭”（Capitão-geral）、對日本與馬尼拉航行的管理、王室大法官、保教權、議事亭、仁慈堂。第三章“人口、個人與公共權力”（Population, Personalities and Communal Power），通過三個商人個案，即Bartholomeu VazLandeiro、António Filho Ferreira、Pero Vaz de Siqueira的澳門定居史與經商史，研究了澳門早期居民。第四章“港腳商與王室專營權”（Country Traders and Crown Monopoly），分析了葡萄牙“港腳商”從澳門開始所展開的對日本與馬尼拉貿易，主要研究了貿易商品的情況。第五章“商人們與市場”（Merchants and Markets），探討了葡萄牙人從事的澳門與孟加錫（Macassar）、東京灣（Tonkin）、萬丹（Bantam）的貿易及圍繞孟加錫而展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葡萄牙人的競爭。第六章“港腳商與市場的開拓”（Country Traders andthe Search For Markets），探討了葡萄牙人以澳門為基地，在東南亞地區開辟新市場的過程。它們包括印尼馬辰、巴達維亞、印度馬拉巴爾海岸，並為此而與華商展開的競爭等。其貿易商品有茶葉、胡椒、桂皮、白銀等。第七章“帝國關係：澳門與‘葡屬印度’”（Imperial Relations:Macao and the Estado da India），展現了在澳門的葡萄牙“港腳商”與王室之間充滿衝突與反叛的關係。第八章“帝國的幸存：明清時期的中葡關係”（Imperial Survival: Sino-PortugueseRelations From Ming to Ch’ing），介紹了在明清鼎革及清初動盪之際，澳門的葡萄牙社區是如何渡過難關及順治、康熙兩朝澳門與內地的關係。第九章“澳門、公司與港腳商：其他在華歐洲人”（Macao, Companies and Country Traders: The Other Europeans in China），展現了在17、18世紀，葡萄牙人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及他國的“港腳商”競爭的局面。第十章“結論”（Conclusion）。該著作前有“序言”、“詞彙表”、“拼寫、貨幣與度量衡的說明”等；還使用了“1598─1638年日本出口的白銀”等圖表3張；“南中國”、“南海”、“葡屬印度”等地圖9幅；“1601─1669年澳門人口統計”等表格36份。後面附有“縮略語與注釋表”、“書目”、“索引”。三、《從阿媽港開來的大帆船》（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著者為英國學者博克塞 （漢語名：謨區查）。1959年，由里斯本的“海外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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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著作提要（十二）（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出版。1988年，澳門文化司署與“澳門海事研究中心”（Centro de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將其重印。共361頁。1989年，東方基金會、澳門海事博物館及澳門海事研究中心出版葡語版，共計330頁。該著作係博克塞關於澳門葡萄牙人展開對日本貿易史的專著。前有“導言”，主要介紹了葡萄牙人入居澳門，開闢澳門與日本航線及在16世紀後半葉與17世紀前期澳門葡萄牙人對日本貿易的過程。作者還介紹了在此貿易進行時，葡萄牙人與荷蘭人和華人競爭的過程、貿易的規模、貿易的品種、中日船隊與“加必丹莫”、耶穌會士參與到此項貿易的情況。作者還花了一些篇幅來介紹此項貿易所使用的船隻情況，進而對書名“大帆船”進行了解釋。全書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每年的日本航行：1555─1640”（The Annual Japan Voyages: 1555─1640）。這是澳門對日本貿易的編年史。此編年史記錄了每年澳門赴日本船隊及其“加必丹莫”的活動，反映了當時遠東地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相互競爭的國際政治格局及澳門在其中所處的地位。第二部分為“澳門與日本貿易的文獻說明”（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Macao-JapanTrade），收錄、彙編了許多涉及澳門對日本貿易的原始檔案。作者將這些檔案按下列專題進行了編排：A“.赴日本船隊‘加必丹莫’的特權與責任”（The Privileges and Duties of theCaptain-majors of the Japan Voyage），收錄檔案五份；B“.在澳門與長崎間載運的貨物”（Cargoes Carried Between Macao and Nagasaki）；C“.澳門與日本貿易機制”（The Mechanicsof the Macao-Japan Trade），彙集了包括涉及耶穌會士參與中日絲綢貿易（1584─1612年）的文獻在內的八類原始檔案；D“.在中國海域航行中的危險”（The Hazards of Navigation in theChina Sea），收錄了記載1564、1584、1620年航行過程中葡萄牙船隻遇險的檔案，這些危險包括自然災害與荷蘭人的劫掠等；E.“日本國文獻”（Japanese State Papers），包括日本鎖國令、處死葡萄牙使臣的諭令等。書後附有“澳門─日本貿易中的度量衡”、“書目”、“索引”。全書還附錄了地圖一幅以及繪有“赴日本船隊‘加必丹莫’及其隨從（京都大學藏）”等插圖六幅。[責任編輯 田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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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權開放下澳門德育政策評議一、賭權開放後澳門社會之變遷自2002年賭權開放以來，儘管經歷了“非典”和“金融海嘯”的衝擊，但在博彩業的帶動下，澳門經濟不跌反升，呈現飛躍的增長。博彩業由原來的獨家經營發展到3家，其後更分拆為6家。娛樂場由2004年的15家發展到2009年的33家。賭檯數目由2002年的339 張發展到2004年的1,092張，至2009年已經發展到4,770張。角子機數目由2004年的2,254個，發展至2009年的120,383個。博彩毛收入由2004年的43,511（百萬澳門元），提高至120,383（百萬澳門元）。由於賭權開放、博彩業迅速發展，經濟收入以及政府庫房均有較大幅度增長，本地生產總值由1999年的47,287,433（千澳門元），提升至2009年的169,342,936（千澳門元）；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由1999年的110,637澳門元（折合美元13,844），提升至2009年311,131澳門元（折合美元38,968）。澳門成為亞洲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最高的地區。直接服務於博彩企業的僱員由2004年的21,264人，增加至2009年的44,020人。隨着旅遊博彩業的高速發展，無可避免地衍生一系列社會問題。美國學者陳明銶指出：“長期以來偏重經濟建設，相對忽略社會效應，而導致經濟社會發展不相協調，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這已經成為制約澳門整體素質提升的重要因素。大概在2005年，澳門已出現清晰可見的急功近利‘過度發展危機’（crisis of over-development）。”陳氏認為：“博彩業無疑是本地經濟命根，但與經濟結構的轉變及社會條件的變化有莫大關係，引致社會問題湧現，進一步激化早已存在的深層次矛盾，更破壞社會和諧與建立更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良性模式”。其“過度發展危機”主要體現在：中學生求快錢而輟學影響人均素質；澳門以博彩業主導發展，使賭博有合理化、普及化、年輕化、道德墮落化的趨勢；博彩發展導致人力資源緊缺，黑工問題嚴重，而特區政府的監管欠周全，導致問題進一步惡化；經濟增長、庫房增收、社會貧富懸殊愈見拉大，市民怨氣累積難舒；特區政府法律滯後、施政反應遲緩，加上歐文龍案導致管治威信嚴重受損，整體施政未能趕上經濟發展步伐等……在博彩業“一業獨大”的情勢下，澳門下一代的成長就更值得關注。中華教育會早於2004年已經覺察到博彩業發展對於年青一代有負面影響，呼籲社會必須居安思危，政府、學校、家庭、社會要形成合力，聯合抗衡博彩業對澳門下一代成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可是，政府並沒有資料來源：《統計年鑑二零零九》，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0年，第256頁。資料來源：《統計年鑑二零零九》，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0年，第449頁。資料來源：《統計年鑑二零零九》，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0年，第258頁。陳明銶：《超越“夏灣合化”現象──澳門博彩業之社會影響及過度發展危機》，梁潔芬、盧兆興主編：《中國澳門特區博彩業與社會發展》，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ⅩΧⅩIX頁。陳明銶：《超越“夏灣合化”現象──澳門博彩業之社會影響及過度發展危機》，梁潔芬、盧兆興主編：《中國澳門特區博彩業與社會發展》，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ⅩΧⅩIX頁。陳明銶：《超越“夏灣合化”現象──澳門博彩業之社會影響及過度發展危機》，梁潔芬、盧兆興主編：《中國澳門特區博彩業與社會發展》，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ⅩΧⅩIX─ΧIX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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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研究· “八段錦”對澳門地區婦女經前期綜合癥之作用朱明霞張慧琳[摘要]八段錦是一種自我身心鍛煉方法，通過自我調節，平衡精神情緒，達到祛病防病，保健延年的作用。婦女之經前期綜合癥（PMS）指在月經來潮前反復出現周期性以軀體、精神癥狀為特徵的綜合癥。規範的八段錦鍛煉可以改善婦女經前期綜合癥的癥狀。通過對40名有PMS的育齡婦女進行三個月經周期規範的八段錦鍛煉來比較癥狀感受的變化，得到的結果是八段錦鍛煉後PMS婦女之乳房脹痛等軀體癥狀較鍛煉前下降；感覺鬱悶、感覺焦慮、興趣減低、社會活動減少等情況有所改善；說明八段錦鍛煉對PMS癥狀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值得推廣。[關鍵詞]經前期綜合癥八段錦軀體癥狀引言經前期綜合癥（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指婦女在黃體期（月經周期第14─28天）反復出現周期性以軀體、精神癥狀為特徵的綜合癥。其與精神和內科疾病無關，並在卵泡期緩解，在月經來潮後自行恢復到沒有任何癥狀。PMS有200多種癥狀，通常分為軀體、精神和行為癥狀3類，主要表現為煩躁易怒、失眠、緊張、壓抑以及頭痛、乳房脹痛、顏面水腫等，嚴重者可影響婦女的正常生理。Kwan, Onwude 2009年報導95%的育齡婦女有經前期癥狀，而嚴重的經前期綜癥的發生率為5%，Halbreich等學者2006年報導50─80%的育齡婦女經歷輕微的經前期癥狀，超過20%的婦女經歷了嚴重的經前期綜合癥。有學者對454例育齡婦作者簡介：朱明霞，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教授，管理學博士；張慧琳，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客座講師，護理學碩士，廣州中醫藥大學宋陽副教授；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孔美容講師對本文的寫作亦有貢獻，謹此表示感謝。樂傑主編：《婦產科學》（第7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陳淑濤：《社會─心理─醫學模式下的經前期綜合癥研究進展》，《現代中西醫結合雜誌》（石家莊），2003年12期。Kwan I, Onwude JL (2009), Premenstrual syndrome. Clinical Evidence, 12, 806─833.Halbreich U, O’Brien PM, Eriksson E, et al (2006).Are there differential symptom profiles thatimprove in responseto different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s of premenstrual syndrome/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 CNS Drugs,20(7):523─547.趙更力、王臨虹、渠川琰：《育齡婦女經前綜合癥的發生情況及影響因素》，《中華婦產科雜誌》（北京），199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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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儘管PMS已得到醫學界廣泛關注，但仍存在許多待解決的問題。PMS的發病除了生理因素外，還有社會心理因素，再加上中國婦女受傳統文化影響，心理壓力較大，所以本病雖然發病率高，但就診率卻很低，且此病影響廣大婦女的身心健康，而又無特效的治療藥物。西藥治療主要是對症治療，治療時間長，藥物副作用大，治療費用高，遠期效果不樂觀，停藥後常復發。因此，如何正確認識和採用積極的簡便易行的方法防治經前期綜合癥，緩解或消除軀體、心理癥狀，減少該病對個人日常生活、人際交往、生活質量的影響，並使治療副作用最小化，是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八段錦的發展有着悠久歷史，近十年來將其應用於慢性疾病PMS婦女及老年人，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未見將八段錦用於PMS婦女的報導。本研究嘗試將八段錦應用於PMS婦女，以期能解決因為無法長期使用而造成的PMS反復發作的問題。二、研究方法（一）研究對象。診斷為經前期綜合癥的澳門育齡女性49例。1．診斷標準：（1）PMS婦女自我報告月經前5天期間具有下列癥狀之一，且已經存在於3個月經周期：情緒低落或抑鬱消沉；憤怒發火情緒失控；易激怒；焦慮；思維不清晰；乳房脹、脹痛或觸痛；腹脹；頭痛；手足腫脹；（2）PMS婦女具有可確認的社會或經濟行為能力下降；（3）月經期4天內癥狀減輕或消失，且月經周期13天內未再發作；（4）預期上述癥狀在其後2個月經周期內再次重複出現；（5）在沒有服藥、酗酒及攝入激素等情況下癥狀呈現。具備5項以上癥狀且經後自動消失者診斷為經前期綜合癥。2．納入標準：（1）符合PMS診斷標準；（2）年齡：18─49歲；（3）月經周期規律，為25─34天；（4）近三個月未參加其他藥物臨床試驗。3．排除標準：（1）月經周期不規律或經期異常；（2）準備懷孕、妊娠期、哺乳期之婦女；（3）以痛經為主癥者；（3）合併有嚴重的內、外科疾病；精神疾病PMS婦女；（4）伴有炎症、更年期綜合癥及腫瘤、乳腺病等器質性病變者；（5）研究前三個月內使用治療PMS藥物、精神科藥物、避孕藥者；（6）有慢性疼痛史者。（二）研究方法1．研究設計：自身前後對照的類實驗研究2．干預方法：規範的八段錦鍛煉：採用國家體育總局2003年頒布的八段錦健身功法，運動3個月經周期，運動頻率為每周5天，每天練習2次，每次練習2遍或者每天練習2次，每次1遍。干預前由專業八段錦健身功法教練進行教授指導。在參與者掌握八段錦後，正式開始鍛煉並記錄。3．評價工具：癥狀嚴重程度每日記錄表（The Daily Record of Severity of Problems, DRSP）該量表以PMS婦女自我記錄為形式的設計。 由美國州立精神病學研究所Endicott及Harrison教授於1990年研製用來測量月經前後癥狀變化嚴重程度的量表。山東中醫藥大學喬明琦教授將其翻譯成中文，其信效度研究結果說明中文版DRSP具有良好重測性度和內部一致性，有良好的結喬明琦、張惠雲、孫英霞、孟迎春 ：《DRSP中文版的信度檢驗及效度估計》，“情緒與健康和疾病及其中醫藥干預”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醫基礎理論分會第一屆學術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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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園地·創意寫作與澳門文化創意產業楊青泉[摘要]創意寫作學科的發展與創意寫作實踐機制的運轉，對二戰後美國的文化繁榮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一開放姿態下的文化產業以及創意寫作教育教學系統，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文學寫作模式。通過教學與社會兩個層面的實踐，不僅讓傳統寫作的現代性轉變得以實現，還為蓬勃興起的文創產業提供了有效的文學支持。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的持續舉辦，既為澳門寫作事業不斷補充新生力量，又對澳門文創事業的未來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文化項目的創意實踐與文學寫作的心理過程存在相似性，而文學作為文化創意的重要源泉，很大程度上承擔了社會意識、品格的塑造功能，二者統一在創意寫作實踐機制的培育下，所產生的具有原創精神和富於魅力的文學寫作表達，勢必有力地推動澳門文創產業的進一步發展。[關鍵詞]創意寫作實踐機制版權產業文創產業創意寫作學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美國逐漸興起、與美國版權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新興學科，不僅改變了戰後歐美文學發展的格局，也深刻影響了歐美高等學校文學教育的教學思想體系。冷戰結束後，美國之所以一強獨大，在軍事、經濟、政治等多重角力的背後，其文化實力的因素不應被忽視。換言之，美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以版權產業為核心的文化創新能力，“硅谷”與“好萊塢”的文化滲透力，在一定意義上而言，對世界的影響絲毫不亞於“美元”與“飛彈”，美國核心版權產業中的軟件業與電影業所創造的產品與全世界人民生活都息息相關已是不爭的事實。I I PA（國際知識產權聯盟）2 0 0 9年7月公佈的《美國經濟中的版權產業：2003─2007年報告》（Copyright Industries in the U.S. Economy: The2003─2007 Report）統計數據顯示，2 0 0 7年，“核心版權產業”和“總體版權產業”約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7.49%，並且這一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創意寫作學科為美國版權產業的興盛與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學科基礎，提供了一個強勁的文化創新引擎。近年來，內地部分高校開始引入創意寫作學科，並展開相關研究與探索。筆者將圍繞創意寫作的實踐機制這一問題，作出嘗試性探討。作者簡介：楊青泉，澳門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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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寫作與澳門文化創意產業濟業態。當前，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突出表現在博彩業與旅遊業上，如旅遊紀念品的設計、開發、生產、銷售，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的文化創意產業鏈。又如金沙娛樂場的920多台角子機被賦予了歷史故事、神話傳說、民俗風情等不同主題，分別展現了武松打虎、豬八戒背媳婦、彩色嘉年華等內容，使博彩參與者同時可以了解相關文化。澳門博彩業在由傳統博彩邁向現代博彩的過程中，倚借了文化創意的力量，這是一種進步。應當看到，澳門博彩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的互動，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某集團投資興建的漁人碼頭，集博彩、娛樂、觀光、休閒、購物於一體，展現了濃郁的澳門地方氣息和多元文化特色，一度遊人如織，可以說是一個成功的文化創意產業項目。新濠天地的“水舞間”籌劃五年，耗資超過20億，打造了一系列被譽為全球最壯觀的水上匯演項目。但是這些曾經成功的文化創意產業項目，時至今日都不同程度地面臨遊客短缺問題，長期單一化、固定化的文化創意在時間長河的洗禮下，也會審美疲勞以至於創意盡失。如何延續“創意”的生命力，如何讓文化創意項目可持續發展，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一個好的“Idea”，從產生到實施，其實不應當視作結束，而是應當進入下一個循環，再補充新的“Idea”，這樣才會讓創意擁有持久的動力，蘋果公司能夠不斷推出新的產品正是如此。“如何將當代社會科學在政治、經濟、倫理、文學、美學、心理學等各方面的新成果引入批評領域，如何利用當代科技成果以形成批評手段等問題的探討，都是推動澳門文學批評發展的重要環節。”李觀鼎先生的這段話同樣適用於對澳門文化發展的思考。文化項目的創意實踐與文學寫作的心理過程，存在相似的同構性，很難看到一個文學不發達的國家、地區、民族會產生出卓越的文化。“文學是整個社會文化系統的構成因子之一，它又跟整體文化及文化的其他組成之間有緊密的聯繫。”文化創意的重要源泉之一就是文學，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意識塑造、品格形成、文化弘揚，而這一切都需要通過“寫作”進行表達。創意寫作學對於“創意”的重視和研究，創意寫作實踐機制的開放性，既可以很好地為澳門文學的發展提供引擎，又必將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結語著名舞台劇編劇、導演賴聲川，被稱為華人世界的創意導師，曾經在斯坦福大學開設有關創意寫作的課程。他回憶說，原本是為他的三位戲劇博士生準備的課程，結果一下子來了四十人，“有來自可以想像的‘鄰近系所’──電影系、音樂系、美術系，也有較遠的──業設計、產品設計，也有來自較不敢奢望的系所──企業管理研究所和教育研究所，然後還有來自不可思議的系所：物理系！我當場傻眼，這麼多所謂‘優秀中最優秀的’學生，全部都嚮往着創意。”創意的確令人嚮往，但創意的“學習”與“實踐”更為重要，這大概也是賴氏課程能夠吸引如此之多學生的原因，在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如果只片面強調“天賦”，而不是真正腳踏實地的“習得”人類文明傳承下來的知識，不接受文化的培養與文學的訓練，恐怕“創意”就不會出現，美國戰後創意寫作實踐機制的成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責任編輯劉景松]Song Wenyu. Research on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Fiscal Research, Atlanta Botanical,2008, (9): 53－55.李觀鼎：《澳門文學評論選·序》，《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4頁。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382頁。賴聲川：《賴聲川的創意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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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No.3September 2013ABSTRACTSGaming Legislation of Macau: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ZHANG Fuqiang, Yi Jiachun • 5 •Abstract: The gaming sector has a decisive weight in Macau’s economy. In light of the problems existent in the sector,authorities with legislative competencies in Macau have formulated a number of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thus have provided important sources for regulating the gaming market. Many insufficiencies continue to exist in suchlegislation, which consequently have resulted in a weaker risk prevention to the sector. Las Vegas and Atlantic City havea long tradition of gaming legislation, and have successfully a flexible and mature legal regime and regulatorymechanism. The lessons from both cities are worthy for Macau to learn from. Macau should absorb the legislative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particular the concession regime of operations licensing, regulation, actsof the intermediaries, location and pre-requisites of executive intervention.Keywords: Macau, Gaming sector,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essons and responses, LegislativeperfectionOperations Strategies of the Gaming SectorZHOU Jinquan, WU Hongzhe • 17 •Abstract: As a pillar of the economy of Macao, the gaming sector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Whether thesector could achiev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with the sector itself. This articleprovides a sketch to the historical stages and life cycl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aming sector of Macao, including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s, organisation, market, strucutre and policy, using the 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 Basedon the variables indentified in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the operations strategies of the gaming sector are analysed, andthe corresponding positioning, forms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es of competition are proposed.Keywords: Macau, Sector, Gaming sector, Life cycle, Operations strategySynergic Development Between Zhuhai and Macau: Realistic Foundations and Paths to Realisation–with Discussions on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Moderate Diviersification of Macau ’s EconomyHAN Jiangbo • 25 •Abstract: Despite their proximate physical connections on land and wat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and economic systems, regimes and structures between Zhuhai and Macau.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s for a synergicdevelopment between Zhuhai and Macau are principally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nd societal, and the paths torealisation should focus on enhancing the orientation and cooridnation between the two territories, which shouldstimulat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division of labour and simplification of border clearing. In this context, thesuccessful moderat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of Macau should be achieved by deepening cooperation with Zhuhai andby promoting synergic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part from relying on local conditions. In terms of strategies, Macaushould clarify its positioning as a platform for business services, a world tourism and leisure centre and a cross-bordersectoral cooperation zone.Keywords: Synergic development, Economic integration, Paths to realisationThe Maritime Route between Quanzhou and Persian Gulf during the Age of Sail– with Discussions o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Portugal and the Islamic World in the16th and 17th CenturiesLIN Meichun • 35 •Abstract: Influence by Chinese sources of the Ming dynasty, many academics are in a position that th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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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maritime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dian Ocean were cut off as a result of the Portuguese occupation ofMalacca in 1511. It is necessary to note, however, that such connections were never cut off since the Age of Sail hadbegun. On the contrary, Chinese and Muslim maritime merchants endlessly broke the Portuguese and Dutch monopolyof trade in the East by sailing from Wuyu in Quanzhou. The Selden Map of China and Shunfeng Xiangsong (SailingInstruction of Indian Ocean), both of which were kept in Bodleian Library in Oxford University, showed clearly thatthe connections remained until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star-guiding board illustrated in Li Yu’s Jiean LaorenManbi (Notes of an Old Man in Jiean) was in fact a navigation device used in the Wanli reign for sailing to the IndianOcean. In the meantine, Chinese and Muslim maritime merchants were employed by the Portuguese in their explorationto the navigation route to China, which rejuvenate the prosperirty of 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Persia. It wasunder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at the Jingdezhen trade porcelains and Longquan celadon were exported in largebatches to Persia and the Middle East between 16th and 17th centuries.Keywords: Maritime trade, China, Portugal, Persia, Trade Porcelain of JingdezhenA General Trend of the Production and Trade of Fujian Porcela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XU Xiaowang • 54 •Abstract: Fujian porcelain exports were affected as a result of the ban on maritime trade was imposed by the MingImperial Court,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ceramic kiln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the north of theprovince, especially the Pucheng Dakou kiln and Jianyang Hei kiln. However, as private sea trade resumed andprospered after the mid-Ming dynasty, products from kilns along the coastal areas of Zhangzhou, Dehua, Minqing andNingde entered international markets in large quantities, not to mention the Jingdezhen porcelain products beingexported from the port cities of the province. After the mid-Qing dynasty, the domestic markets for Fujian’s porcelainproducts expanded at the expenses of international markets. It, therefore, cannot be said that the porcelain industryin Fujian went into declin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quality of production had become poor, andits principal market was shifted to the North East of China, among others.Keywords: Porcelain, Fujian, Production, External tradeLouça de Chincheo: the Portuguese Name for Kraak PorcelainJIN Guoping • 62 •Abstract: Kraak porcelain is a Dutch designation. Although this also exists in modern Portuguese language, it was neverused throughout the 17th century, when this porcelain was popular in Europe. It was natural that the Portuguese hadtheir own designation, since they were the first to sell kraak porcelain overseas. As kraak porcelain can be divided intothose from Jingdezhen and Zhangzhou, the Portuguese designation of “louça de Chincheo” in fact referred to thoseproduced in Zhangzhou. kraak porcelain from Zhangzhou was thicker with poorer quality, where coarse grits couldbe found at the base. It is necessary to note that the Portuguese designation of kraak porcelain had no direct relationwith using kraak vessels as means of exportation. Kraaks and carracas were different vessels with only tiny distinctions,and, although other Europeans treated both as synonyms, the Portuguese preferred “carracas” as the designation of theconcerned vessels.Keywords: Jingdezhen, Zhangzhou, Kraak porcelain, Louça de Chincheo, YuegangA Study on the Ming Blue-and-White Porcelain Unearthed in MacauMA Kam Keong • 73 •Abstract: Part of the shards unearthed in Macau came from Praia Grande, once an important harbour where merchandisewere unloaded, and some came from Baía do Norte, another location for merchandise importations and exportations.Through comparison with others discovered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potteries uncovered from sunk vessels andcollections in major European museums, it can be discovered that the shards unearthed in Macau were produced inJingdezhen of Jiangxi Province, whose production should be between the mid-16th century and early 17th century,or during the Jiajing and Chongzhen reigns. This coincided with the heyday of Portuguese trading with China inMacau. During this period, Europeans came to China to purchase silk, tea and porcelain in large quantities, and hadthem exported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via Macau, thu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ritime Porcelain Road”.Through extracting profits from trade, Macau became a wealthy city, enjoying a short period of prosperity.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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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ther hand, the argument that kraak porcelain was produced in exclusive kilns was open to debate, since this was onlya small part of the entire porcelain trade at that time.Keywords: Macau, Porcelain, Re-exportation, InfluenceSeveral Issues on the Research on Zhangzhou KilnLI Jianan • 92 •Abstract: It has been 20 years since the research on Zhangzhou kiln commenced,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beganin 1984. There were 3 subsequent surveys conducted between 1994 and 1998, while a report was published in 1997.On the other hand, porcelain produced by Zhangzhou kiln was discovered in relics in Zhangzhou, Taiwan, Japan,South East Asia, West Asia and East Africa, as well as the waters of Guangdong, Xisha islands and South East Asiaand sunk vessels in the Atlantic Ocean. A series of research findings were reported at home and abroad. At present,the issues surrounding the research of Zhangzhou kiln include systematic surveys of the corresponding industrialheritage, compilation of information, analyses on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kiln industry, the division of historicalperiod of the kiln, trading ports and routes and their relations between the kiln and kraak porcelain, the disseminationand influence of the porcelain production techniques,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kiln, etc. Given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of the research, academic teams should be organised to establish the relevant topics and to enhance cooperation andexchanges.Keywords: Research on Zhangzhou Kiln, Archaeology, Issues“Kraak porselein”, a Specific Type of Chinese Porcelain or Just a Matter of Designation?Pedro DIAS (Author), CHEN Yufang (Tr.) • 96 •Abstract: It is common to see in auction or collections catalogues, and even in book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e useof the term “kraak porcelain” to designate the Chinese blue-and-white porcelains which were exported to Europe in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 term first appeared in Dutch record, but it is originated from a kind of Portuguesecargo ship carraca in the Atlantic Ocean and Indian Ocean. By studying the origins of these terms and the evolvinghistory of Portuguese ships,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kraak porcelain refers to those porcelains that were obtainedthrough the attacks on Portuguese vessels and sold in Amsterdam. The designation of karrack porcelain is only connectedto a fact occasional and not to a specific typology. Besides, it appears as if the term kraak ware is introduced to distinguishthe oldest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from the now modern Early Qing Dynasty wares ofthe Kangxi period, and also the Japanese porcelain Arita porcelain, that during the mid 17th century had been importedto make up the balance from the lost export from China.Keywords: Kraak porcelain, Carraca, Portugal, Export, PorcelainDeeds of “The First Miraculous Missionary” in Ming China: Francesco SambiasiTANG Kaijian • 100 •Abstract: Francesco Sambiasi was a core figure of the Roman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eserved as a missionary for 40 years, between 1610 and 1649, and had resided in various places in China, such as Macau,Beijing, Nanjing, Shandong, Anhui, Henan, Jiangsu, Zhejiang, Guangdong and Fujian. Thanks to his exceptionallystrong interpersonal skills, he managed to convert thousands of Chinese into Catholics, mostly literati and officials.Francesco Sambiasi also founded philanthropic organisations and churches, and had profound knowledge in astronomy,geography and mathematics. His skills in producing instruments and cannons, as well as his close connections with theChinese political circle had made him to become a special envoy of the Imperial Court to Macau to seek for militaryassistance. His role in history even exceeded those of Matteo Ricci and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Keywords: Francesco Sambiasi, Southern Ming dynasty, Macau, The Society of Jesu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and the WestAn Examination of the Founding Year of the Holy House of Mercy of MacauWU Hongqi • 139 •Abstract: There remains some controversy among academics on the founding year of the Holy House of Mercy of Macau,be it 1568, 1569 or 1570. In a letter written by then Bishop Melchior Carneiro in 1575 to the head offi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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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研究2013年第3期Society of Jesus, he provided direct evidence of two hospitals and a charity house that were founded by him in 1568.On the other hand, a letter written by Father Cristóvão da Costa to the head office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proved thefact that Bishoop Carneiro founded a hospital to receive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leprosy. However, the letter writtenby Father Gregório González to the Portuguese ambassador to Spain not only failed to provide a clear account on theexistence of the hospitals and the charity house in 1564, well before Bishop Carneiro took office in Macau, but ratherprovided another indirect evidence on the theory that Bishop Carneiro founded the Holy House of Mercy of Macauand a hospital for the poor in 1568.Keywords: Bishop Melchior Carneiro, Holy House of Mercy of Macau, Founding yearJapanese and the Church of St. Paul’s of Macau: the Mysterious Painter behind St. MichaelTakashi MIYANGA (Author), SHEN Yi (Tr.) • 146 •Abstract: Macau was a stronghold both for Portuguese trade in the Far East and the Catholic missionary, and it hada strong connection with Japan because every year Portuguese merchant marines transported goods and missionariesfrom Macau to Japan. These vessels also ferried some Japanese migrating between Macau and Japan. After theBaterentsuihôrei (the edict that expelled Jesuit missionaries from Japan), a number of missionaries and Christians livingin Japan continuously sought refuge in Macau. These refugees included many Japanese Christian artists and craftsmenwho were very good at European artistic skills, and they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rebuilding of the Church ofSt. Paul’s in 1602 not only by combining eastern build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with western ones, but also byintroducing some techniques that were similar to those that were used in Japan. For example, it can be inferred fromthe staircase at the front of the church and the decorations o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level façade that JapaneseChristian artists (including the four disciples of Givanni Nicolo) had been involved in building and decorating St. Paul’sCollege and Church.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painting of St. Michael may have been created by one of these Japaneseartists.Keywords: Church of St. Paul’s ofMacau, History of Jesuit mission in the Far East, Japanese Christian artists, St.MichaelChristianit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ea to the WestLIU Zhangcai • 155 •Abstract: There were close connection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ea to the West. Due to religiousenthusiasm, missionaries who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overseas missions consistently introduced tea culture to the West,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ea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missionaries were also directly or indirectlyinvolved in tea trading or activities that promoted the expansion of tra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Followingthe introduction of tea culture in Europe, especially England, religious figures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or oppositionbased on various considerations. The landscape of such close connection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the introductionof tea to the West was therefore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In general, Christianity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the introduction of tea to the West.Keywords: Christianity, Tea, Introduction of culture and objects of the EastSome Comments on Macau’s Moral Education Policies Under the Liberalisation of the Gaming SectorCHAN Chi Fong • 166 •Abstract: The liberalisation of Macau’s gaming sector in 2002 revitalised the economy, while inevitably bringing somenegative effects, especially huge impacts to the moral values of the young people. It is essential to correct them by meansof a moral education policy. Although the community began to voice their concerns early in 2004, the policy was notrectified by the authorities, which consequently had missed an opportunity. The authorities presented four moraleducation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liberalisation of the gaming sector only in 2008, which,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research report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moral values among the young people of Macau between2004 and 2008, which in turn were clearly affected by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ty. By analysing therevision of the moral education policies of Macau since Reunification and by presenting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community and the authorities,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the moral education policies of Macau can then be discussed.In particular, this could provide some deeper reflections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future crises, in order to assum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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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responsibilities in educating our future generations.Keywords: Macau, Liberalisation of the gaming sector, Mor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policies, Values of youngpeopleThe Effectiveness of Baduanjin Qigong (Eight-Section Brocade) in Improving the Pre-MenstrualSyndrome among the Women of the Territory of MacauZHU Mingxia, ZHANG Huilin • 174 •Abstract: Baduanjin Qigong (Eight-Section Brocade) is a self-disciplined exercise that helps to achieve prevention ofillness and maintenance of health through physical and mental self-adjustment and balance. Pre-Menstrual Syndrome(PMS) is a syndrome characterised by a serie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symptoms before the menstruation cycle. Throughtesting the changes among 40 women doing Baduanjin Qigong exercise for three menstruations cycles, improvementswere noted before doing the exercise, namely swelling in the breasts and depression. This proves that Baduanjin Qigong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symptoms of PMS, and is therefore recommended for promotion.Keywords: Pre-menstrual Syndrome, Baduanjin Qigong, Physical symptomsAn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Strategi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MacauPAN Wei, HE Tiantian • 182 •Abstract: There is hu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for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Macau, which has become the next focus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territory. Macau currently has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the industry, so aneffective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and regulatory cooperation should be set up in the future. The advantages of Macauas a world centre for leisure and tourism and a hub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should be exalted. The resourcesof healthcare travel and the market potential should be integrated by attracting foreign enterprises to explore Macau’smarket by fiscal concessions. These measures would improve the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the industry,and would help stimulating technical innovations, cooperation and formation of alliances, which in turn could achievethe objectives of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d products. Thebranding effect of Macau would then be establish, which in turn coul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theterritory and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Keywords: Macau,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Regional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Creative Writing and Cultural Creations Industry of MacauYANG Qingquan • 187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writing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the operation of creative writing mechanismpromoted cultural prospe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Under this openness, the culturalindustry and creative writing education system had created a brand-new literature model. Through educational andsocietal practices, not only traditional writing was modernised, but an effective literature support for the cultural andcreative industries was also provided. The substantial organisation of essay competitions for students of higher educationin Macau has helped injected new forces for Macau’s literature, and also has produced far-reaching effects for the future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of the territory. Similarities exist between the creative practices ofcultural projects and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during literature composition. As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culturalcreations, literature assumes the functions in shaping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morality. Under the umbrella of a practicalmechanism of creative writing, the creative spirit and literature expression produced w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a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of Macau.Keywords: Creative writing, Practical mechanism, Copyright indust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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