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創刊澳門研究季刊2013年第2期總第69期6月15日出版 ·名家視界· 一位澳門學者的“中國夢”──楊義教授訪談錄…………………………………………………………楊義劉景松5融會貫通各照衢路──《文學地理學會通》學術範式的創新與啟示……………………………………戎琦11 ·學術熱點· 論當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形態與主體意態……………………………………………………朱壽桐18 ·政治法律· 社會變遷與利益多元：澳門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分析…………………………………蔡永君27網絡視野下內地與澳門著作權立法之比較研究…………………………………李靜王曉燕44 ·經濟社會· 澳門元的流動性、匯率制度與橫琴金融制度創新………………………………王森肖瀟50離島醫療綜合體實行公有私營模式的探討………………………………………宋燕卞鷹55

22013澳門研究BOLETIMDEESTUDOSDEMACAUJOURNALOFMACAUSTUDIES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澳門基金會出版

·澳門學· 關於澳門開港與媽閣廟起源的再認識………………………………………………………徐曉望61羅明堅與利瑪竇的閩籍漢語教師試考………………………………………………………金國平67南懷仁、安文思、徐日昇與耶穌會北京西堂書院(1670─1688)………………………………………………………………[比]高華士撰趙殿紅譯74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居留地──雙嶼“Liampo”考…………………………………………………………………貝武權87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組織結構與人員編制沿革考……………………………………………徐曉望94澳門史資料之搜集──以《澳門檔案（1929─1988）》為中心…………………冼麗莎撰趙新良譯102鄭觀應家庭教育思想述論……………………………………………………………………曹天忠114民國時期的澳門跑狗事業……………………………………………………………………趙利峰130傳教士漢學與跨文化交流──關於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學術研討會的思考…………………………………張中鵬142澳門學著作提要（十一）…………………………………………………………金國平葉農148 ·口述史· 高秉常主教率團訪問京、寧、滬追記………………………………………………………冼為鏗154 ·青年園地· 清代榷關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豐若非160抗戰時期澳門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的救亡賑難活動…………………………………………白爽168澳門印痕──孫中山思想中的時空背景…………………………………………………………何志輝174革命者對於現代中國之想象藍本──十九世紀末期的香港及其對孫中山的影響………………………………………典典181 ·學術動態· 澳門文化及城市形象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九則）………………………………………陳震宇193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22013The “China Dream” of an Academic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ang Yi……………………………………………………………………YANG Yi, LAO Keng Chong5Innovations of the Academic Paradigm of Wen Xue Di Li Xue Hui Tong and its Implications………RONG Qi11On the Style and Subject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ZHU Shoutong18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ests: An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ests amongthe Deputies to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in Macau……………………………………TSOI Weng Kuan27A Comparison on Copyright Legisl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Macau from an Internet Perspective………………………………………………………………………LI Jing, WANG Xiaoyan44The Liquidity and Exchange Mechanism of the Macau Patacas, and the Innovation ofFinancing System of the Island of Hengqin…………………………WANG Sen, XIAO Xiao50On the Feasibility to Apply the Government Owned/Contractor Operated Model onthe Medical Complex of the Islands…………………………………SONG Yan, BIAN Ying55Re-Exploring the Genesis of Macau Port and the Origin of A-Ma Temple…………XU Xiaowang61An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Chinese Teachers of Fujian Origin for Michel Ruggieri and Matteo Ricci……………………………………………………………………………………JIN Guoping67F. Verbiest, G. Magalhães, T. Pereyra and the Others: The Jesuit Xitang College in Peking (1670–1688)as an Extra-Ordinary Professional Milieu…………………Nöel Golvers, ZHAO Dianhong (tr)74A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the 16th Century-On Liampo……………………………BEI Wuquan87On the History of the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nd Personnel of the 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 of Maca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ZHANGTingmao94Data Collection for the History of Macau–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Arquivos de Macau (1929–1988) ………………………Maria Tereza Fernandes Pereira Sena Sales Lopes, ZHAO Xinliang(tr)102A Description on Zheng Guanying’s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s…………………CAO Tianzhong114Greyhound Racing in Macau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ZHAO Lifeng130Missionary Sinology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 Some Thoughts on the Symposium on the Atlas of China by Michele Ruggieri………………………………………ZHANG Zhongpeng142Abstracts of Works of Macaology (11)…………………………………JIN Guoping, YE Nong148Additional Notes on Bishop Arquimínio Rodrigues da Costa’s Visit to Beijing, Nanjing and Shanghai…………………………………………………………………………………SIN Wai Hang154Que Guan (Customs and Excise Office) in Qing Dynasty:A Review and Prospects on its Research………………………………………FENG Ruofei160Activities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Disaster Relief Conducted by Kiang Wu Hospital andTung Sin Tong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BAI Shuang168Impressions of Macau: The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Sun Yat-Sen………………HE Zhihui174An Imaginary Blueprint of a Modern China by the Revolutionaries: The Influence ofHong Kong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Mr. Sun Yat-Sen…………………………DIAN Dian181Academic Activities in Macau (January to June 2013)…………………………CHAN Chan U193

•名家視界•編者按：澳門大學講座教授楊義新著《文學地理學會通》 ，列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專題文集，於2013年1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共58萬字，分總論編、地域文化編、民族文化編、中外論衡編、現代人文地理編五個部分，從各個角度展示作者對文學地理學的本質、內涵和方法的思考。該書縱貫古今的學術視野和博大精深的學術體系，開創了文學研究“接地氣”的全新局面，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院長郝雨凡教授說：“文學地理學是當今熱鬧的研究領域，楊義教授在此領域是重要的開拓者、奠基者、領先者。《文學地理學會通》充分展示了他在文學地理學方面的理論思考與研究實踐，是他積年著述的結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陸建德認為，楊義是天才式的人物，他的許多奇思妙想的背後，是有深厚的學養支撐的。早在21世紀初，楊義就開始關注中國文學圖志研究，對各種資料廣為搜羅，不單對中國古典文學有創造性思考，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也令人驚嘆。他提出“邊緣活力”，同時與國際接軌，以多維視角研究中國文學。楊義總是從積極的層面看待、研究中國文化資源，這也是構建“中國夢”最迫切需要的。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院長張鴻聲對於文學研究接地氣的問題深有體會。他認為，楊義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引入文學地理的理念，開拓了巨大的學術闡釋空間。帶着一系列問題，《澳門研究》編輯日前走訪了楊義教授，以下是訪談內容摘錄。一位澳門學者的“中國夢”──楊義教授訪談錄楊義劉景松劉景松：楊老師，您好！首先祝賀您的新書《文學地理學會通》出版，這是您到澳大以來繼《諸子還原》四書後推出的又一部大作。據說年前您為新書的取名費了一番心思，最終定為《文學地理學會通》。我想，從內容上看，中華民族文化的總體研究，吳文化、巴蜀文化、江河源文化的板塊研究，先秦諸子研究，屈原詩學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京派海派研究等，都是您的專長，而"會通"幾乎是您數十年來學術生涯的大巡禮、大會通，也是您文學地理學學術理路的精髓，您的文學地理學內容上打通古今，打通文獻與口頭傳統，打通漢族與少數民族，打通文史哲，方法上會通文學、史學、地理學、民族學、家族學、文獻學、簡帛學等等。我很想知道您這樣富有魄力的學術理路的形成，您能給我們談談嗎？楊義：新書出版前，確實為取名費了一番心思，原想 叫《文學地理學論集》，有人建議叫《文學地理學：本質、內涵與方法》，經過反復思考，選定《文學地理學會通》這個書名。這似乎作者簡介︰楊義，澳門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文學博士；劉景松，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文學博士。 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像個老學者著作的書名，平穩實在，不刻意求新求異。當然，會通一直是我做學問的方法論要義，文學地理學也是會通之學。如今不少大學推行“通才教育”，但成功的似乎不算多。研究當然要有宏通的眼光，但需要從一個個的專門之學開始，積累多個專門領域的精深研究，相互貫通，思考相互間的通則，方能成為學有根底的通才。回顧我的讀書和治學生涯，深感自己未必最聰明，但確實是勤奮刻苦的，就像農夫墾荒，用鋤頭一塊接一塊地將荒野開墾成良田。我出生在廣東省電白縣農村，是家鄉的第一代小學生，在我之前連小學生都沒有。有一天，村裏來了個穿白褂子的外鄉人，將我們這些放牛的小孩從水塘裏拉上岸，告知父母同意上學了。地主家一間老舊的廳房成了課室，上課時，房樑上的白蟻灰直往下掉。後來用竹竿稻草蓋了新教室，豬啊狗啊還會跑進課堂裏亂竄，有的同學邊上課邊用腳踢豬。全校就一個老師，各科各年級都是他教；就一個課堂，常常是給這年級講課，讓那年級做作業。我就在這樣的條件下讀完了六年小學，隨後考上縣城第一中學。我談不上有什麼家學淵源，父親過去是佃農，有時當土醫生。他半耕半讀上過兩年私塾，會用古聲古調背誦《千家詩》、《古文觀止》、《論語》、《孟子》，還吟哦着中醫的“湯頭歌訣”。這就是我最初的詩律學、音韻學。農村的孩子唯有刻苦讀書才有出路。中學畢業時，我以廣東省最好成績考取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那時，我所就讀的中學年年有人考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唯獨沒有人考上過排在文科最前面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對於一個鄉下中學生來說，籠罩着一層神秘色彩。進了大學，我開始產生自卑心理。大城市來的同學，張口就是莎士比亞、普希金、托爾斯泰，農村來的我輩“多見樹葉，少見書頁”，說一說《說唐》裏第一條好漢是李元霸、第二條是宇文成都、第三條是裴元慶還可以，土得很，閉塞得很，百般不如人。第一篇作文 《解疙瘩》 寫的就是我要解開自卑的疙瘩。老師在走廊裏對我說，你文筆這麼好，不該有疙瘩。人有時候應該翻過一面看自己：我在那麼差勁的學習條件下，高考成績跟城裏同學打個平手，豈不意味着我更有學習潛力？我從貧困閉塞的農村來到縣城，再來到北京，視野一次次被打開，求知慾一次次被激發。讀大學時遭遇“文革”，但讀書還是第一嗜好，不問文、史、哲、經，《魯迅全集》、《資治通鑒》、《資本論》等等，都是我通讀過的大書。校圖書館在停課鬧革命的歲月處理一些書，我花五毛錢買了三大卷《資本論》，一年通讀下來，還做了厚厚的筆記，這些大書無形中給我增添了與人類最高智慧對話的氣魄。大學畢業時，我被分配到燕山石化總廠當工人，仍然沒有放棄讀書愛好。當了一年車間工人後，負責組織辦報，還寫了幾篇報告文學，結集成冊。那時候，北京大學中文系到工廠開門辦學，吳組緗先生住在車間一棟小樓裏。有一天晚上我去拜訪他，他開口就誇獎有兩篇報告文學文筆非常好，在一個工廠裏看到這樣的文字令人驚詫。我當時不敢向他表白，那是自己的習作。 “文革”結束後，1978年開始第一次招研究生，我不敢報名，因為規定要交論文，我沒有。一位學過近代史的同事約我一同報考，打趣說“報考又不要錢，考一場有一場的考試經驗”。準備報考研究生的時候，我才發覺自己不適合搞新聞，因為性格內向，不善交際，報考文學比新聞學更合適，於是報了唐弢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專業。我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新聞系，現代文學是汪金丁、林志浩教授教的，在”文革“前夕的課堂上，衹講了一個魯迅，半個郭沫若，還有周揚的《文藝界一場大辯論》，談不上什麼科班訓練，衹是讀過一些書。幸虧唐弢先生出題， 重考察考生的思辨能力和表達能力，出的魯迅題目又是大題目，我洋洋灑灑答了一大篇，因為《魯迅全集》我是通讀過的，年輕時記憶力好。如果第一屆招研究生，我不報考；如果報考不是報在唐弢先生名下，楊義也就不是現在的楊義了。 6

一位澳門學者的“中國夢”──楊義教授訪談錄我從事學術研究從來都是建立在大量的材料和實實在在的問題意識上的，並非事先預設理論，然後到處去套，文學地理學同樣如此。唐弢先生研究魯迅和現代文學，極其重視原始報刊材料的搜集，他是開拓以報刊研究現代文學的第一人。但他招的研究生較多，寫論文的時候，就請陳荒煤、吳伯簫、王士菁先生一同指導。王士菁先生是第一部《魯迅傳》的作者、1956年權威的《魯迅全集》十卷本的主要編纂者。我研究魯迅的研究生論文，就由王士菁先生指導，全面系統地閱讀和梳理了魯迅材料、晚清到“五四”的小說史脈絡和主要報刊資料。注意到魯迅與越文化的關係，包括大禹文化、勾踐文化，與越地有間接關係的嵇康思想文化，在1978─1981年就埋下了最初的與文學地理學維度相結合的研究路數。文學地理學不是我學問的全部，但卻是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文學地理學來自我做學問長期的摸索和積累。在撰寫《中國現代小說史》、《京派海派比較研究》的20世紀80年代前中期，就開始注重用人文地理維度研究現代小說流派和地域群體。後來，研究領域從現代文學轉向古代文學，我覺得現代文學三十年太短了，不足以折射出整個中國文學的特性和發展進程，於是着手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有了《中國古典小說史論》，進而憑着對三千年中國敘事作品的熟悉掌握，參照對比西方敘事學作品和理論，總結中國敘事學理論，完成第一部《中國敘事學》。古典詩學方面，著有《楚辭詩學》、《李杜詩學》，注重從文化詩學、生命詩學、感悟詩學的角度研究經典，但也強調《楚辭》與長江文明，李白與胡地及長江文明，杜甫與中原文明的關係，以文學地理學的維度深化詩學研究。1998年，隨着出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兩所的所長，所面對的就不僅僅是中國文學貫通古今的資源，而且接觸了大量的全國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學與文化材料，於是提出了“大文學觀”的命題予以整合。將長期被排除在中國文學研究主流之外的少數民族文學整合進來，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大文學觀”兼顧了古代中國雜文學觀的博學深知、融會貫通與20世紀中國純文學觀的嚴密性、科學性，把文學生命和文化生命溝通起來。可以說，“大文學觀”和由此繪製完整的中國文學地圖，是我學術上孜孜追尋的“中國夢”。為了使“大文學觀”不至於凌虛蹈空，而是腳踏實地，達到血肉豐盈、神采煥發，就有必要進行一番文學地理學的探索。有人說我是“學術上的成吉思汗”，不斷地開疆拓土，打下一片闊大的學術版圖。我覺得自己更像是“學術上的徐霞客”，徐霞客縱遊全國南北山川、河源絕域，每每露宿於荒野，跋涉了罕有人跡的荒野岩穴。如清人錢謙益所說，“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襆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箐，扳援下上，懸度綆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崟岩為床席，以溪澗為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貜父為伴侶……論山經，辨水脈……還滇南，足不良行……麗江木太守偫餱糧，具笋輿以歸”鄉江陰。因故此，做徐霞客是很辛苦的，我研究文學地理學，幾乎把中國中原邊疆、塞北嶺表二百多個文化遺址、作家故里走了個遍，收集了大量的地方文獻。劉景松：您在文學地理學原理上，主要的發現是什麼？楊義：文學地理學在本質上乃是會通之學。要使中國文學接上“地氣”，不僅要會通自身的區域類型、文化層次、族群分合、文化流動四大領域，而且要會通文學與地理學、文化人類學以及民族、民俗、制度、歷史、考古諸多學科，要用文獻材料，也要從事田野調查。土地是有一種“氣”的，通過這種氣與人進行生命交流，地氣連通着人氣。原始人類神話的創造，靈感來自周圍的天象氣候、水文地貌。西部有昆侖神話，東方海濱有海上仙山的傳說。燕瘦環肥，是受到楚風北上或關隴之風南下的影響。諸如此類的土地之氣熏染着家族的承傳和人群的遷移。我強調文學地理學的三條思路，可以簡化為整、互、融三個字。這三條思路所注是重的，是深入區域之後， 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能夠返回整體中尋找宏觀意義；壁壘分割之後，能夠在跨越壁壘上深化闡釋的功能；交叉關照之後，能夠融合創新。比如，我講“中國文學的巴蜀地域因素”，講“吳文化與黃河文明、長江文明之對角線效應”，都不僅僅就巴蜀論巴蜀，就句吳論句吳，而是將巴蜀文化、吳文化放到整個中華民族文化中去考察其特點與重要性。再比如，我轉向中國古典詩學研究，首先選擇屈原的《楚辭》而不選擇《詩經》，為什麼呢？因為我是站在整個中華民族文化文明發生發展的高度，充分認識到長江文明的意義。如果沒有長江文明，中原文明在游牧文明的撞擊下，可能就像因黃河斷流那樣陷入中斷的困境。中華文明五千年川流不息，綿延不斷，她擁有一個腹地，腹地中擁有黃河和長江，使這個文明在面對民族危機時有了廣闊的迴旋餘地。黃河使中華文明生根，長江使中華文明成為參天大樹。楚人對長江文明的開發功不可沒，而在詩學領域中，把長江文明引入中華文明發展總進程的，首功應歸屈原。今日中國，尤其需要以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整體性眼光來考察一些具體問題，把博通和專精統一成一種可以同世界進行深層對話的學理體系。我的文學地理學就是這樣一種學理體系，近年來在做的諸子還原也輸入這樣一種學理體系，這對於從地理、民俗、家族等層面恢復諸子文本的生命，對於破解許多千古之謎，起到了相當有效的作用。劉景松：說到深化意義闡釋，說到您的生命還原法，讓人聯想到西方解釋學。西方解釋學與解構主義相逆，但對解釋的主觀性卻有明確認識，您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先賢大哲的還原，還原的究竟是哪種意義上的歷史真相，抱着怎樣的宗旨與態度？楊義：歷史當然不能夠被原封不動地還原，不要說幾千年前的歷史，就是今天我說這一席話，這一個場景，出了門之後就不可能被原封不動地還原了。但是我們所要做的是盡可能地還原真實的存在，這是一種無限接近真實的向度，需要依據史料，需要把古人當成鮮活的生命，需要今人智慧的創造性參與。我的“諸子還原”，重視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叩問“諸子是誰”，“為何把書寫成這樣”，從發生學角度考察諸子思想產生的地域文化原因，還原諸子鮮活的生命與思想。這是研究諸子的發生學。比如，莊子是誰？這個問題兩千多年來沒有弄清楚。細讀《莊子》就會發現，莊子的家世蘊藏着三個未解之謎：（一）莊子家貧，卻“其學無所不窺”，在那個學在官府的年代，他的知識學養從何而來，如何發生？（二）莊子身為卑微的漆園吏，有何資格面對王侯將相時談吐傲慢，又不受阻攔、驅逐？（三）楚國作為一個大國，為何派兩個大夫前往宋國，迎聘莊子這麼一個小吏，還要委以重任？衹有對莊子的家族身世進行深入考證，纔有可能認識其文化基因從何而來，為何呈現出此種形態。這是我們進行還原研究的根本入手之處。我從先秦姓氏制度入手，發現宋鄭樵《通志‧氏族略》云：“以諡為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僖氏出於魯僖公。康氏者，衛康叔之後也。”又在“莊氏”一條下作注：“羋姓，楚莊王之後，以諡為氏。楚有大儒曰莊周，六國時嘗為蒙漆園吏。”反觀《史記‧西南夷列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這就印證了楚國莊氏是以楚莊王諡號為氏的。楚莊王離莊子已經二百年，因此，莊子屬於楚國疏遠的貴族。那麼，又因何居留宋國的蒙地？莊子出生前十幾年，楚悼王任用吳起變法，吳起變法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將三代以上的疏遠公族下放到新開拓的國土上，甚至降為平民躬耕於野。這些疏遠的公族因而對吳起積怨甚深，等到楚悼王一死，就聚衆暴亂，大鬧靈堂，射死吳起，也射中悼王的屍體，犯下滅門重罪，因而，楚肅王繼位後，“論罪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屬於疏遠公族的莊氏家族可能受到牽連，倉皇避禍，遷居宋國鄉野。通過破解莊子家族身世，真切深入地解開了為何他能接受貴族教育，為何他能夠面對諸侯將相時開口不遜，為何楚國要請他當大官，而他又不願意；也解開了《莊子》 中為何一寫到楚國就靈感勃發、神思馳騁，心理空間似乎比宇宙空間還要無際 8

一位澳門學者的“中國夢”──楊義教授訪談錄無涯，那是他的家鄉啊。所以我說，面對我們的文化文明，我們要做的是有若考古學將出土陶片按其形狀、紋飾、弧度、斷口加以拼裝、彌合、復原為原本陶罐的樣式。復原後的陶罐儘管不與原來的陶罐一模一樣，但是我們不能任由碎片散碎一地，甚至再將其砸成粉末。如果沒有這種古器修復性的還原，遠古陶罐就可能在博物館裏消失，文明可能頓失光彩。這是一種對本位文化積極的負責的態度，一個現代大國理應加強對本國文化文明的還原能力、闡釋能力，而不能任憑文明之根“碎片化”、“空心化”。劉景松：楊老師，聽說您最近還將推出新作《論語還原》。從長遠上看，這將是您全部學術生涯中最值得珍視的成果。我們知道很多學者到您這個年齡，學術生命力已經減退，但您很特別，薑是老的辣，越益臻於佳境，真的很鼓舞人心，所取得的成果也很讓學界期待。今天您能給我們簡單談談《論語還原》嗎？楊義：《論語還原》現在已經寫了七十多萬字，不久可以出版。在學術追求上，我仍然抱着這樣一個理念，對於源遠流長的中華典籍，應該有一份敬重、敬畏的情懷，進而以現代智慧和科學方法，還原其知識發生、生命灌注、原創閃耀的歷史現場。作為一個具有深厚歷史根基的現代大國，學術研究不應被一些沒有深厚知識支撐的奇談怪論所誘惑，致使我們的文化根基“碎片化”、“空心化”。而應立穩腳跟，增強自信，認準方向，以積學深功，對那些已經破碎的文化遺產進行“將碎片復原為陶罐”式的還原，這是現代中國學人責無旁貸的。以原創精神提高對本民族文化根基的深度解釋能力，重振現代大國的學術文化氣象，點燃古老智慧的生命之光，闡揚傳統的現代價值，從而為人類貢獻具有中國智慧特徵的現代學理體系，是中國學人能夠俯仰無愧的歷史擔當。本着這樣的學術理念，《論語還原》全面、系統、深入地返回《論語》和孔子文化地圖的歷史現場、內在脈絡及生命信息的細節。全書分三編，《論語還原·內編》十九章。考察《論語》之得名，與同時出現的《老子》、《孫子》、《墨子》不同的原因和證據，確立“內證高於外證”的原則；考察《論語》材料之發生，及弟子多稱字的原因；考察《論語》在“夫子既卒”就開始編纂，在春秋戰國之際的五十年間三次編纂的過程，以及它形成現在模樣的原因。《論語還原·外編》二十章，致力於打通經傳，打通孔子與七十子及其後學，打通孔、孟、荀，打通孔府之學與孔門之學，分層次考察散見於東周秦漢經籍、諸子及出土文獻中的數量是《論語》一二十倍的“孔子曰”的文字，真實而全面地描繪更完整的孔子，更完整的孔子文化地圖。《論語還原·年譜編》，主要有兩大部分，一是以孔子的歷史人生考察《論語》材料發生的現場和背景，深入考訂孔子從公元前552年至前479年的一生行狀及社會文化現場，並增加了魯、齊、晉、宋、楚的政治勢力變動及其對孔子人生和文化選擇造成的影響。二是以《論語》產生、傳佈、定型考察孔子子及七十子的歷史生，對《論語》在公元前479年、前477年，及前436年後的三處編纂及主要弟的活動、去向進行編年考察，對戰國秦漢《論語》引用情況進行統計學分析，對漢代《論語》三家的傳承和思潮、學風的轉移，對《論語》在張禹、鄭玄手中形成定本的歷史脈絡進行編年學的描述。在學術創新與發現上，本書提出了啟動文本生命的問題有五十二個。比如，在學術史上第一次提出《論語》從孔子死到曾子死後，於春秋戰國之際五十年間的三次編纂，並破解其中蘊含的生命痕跡︰一是在孔子“既卒”，衆弟子廬墓守心孝的三年間（公元前479年─前477年，二十五個月），借祭祀齋戒的契機，由仲弓、子游、子夏牽頭啟動論纂取捨潤色，初步奠定《論語》 規模；二是守心孝二十五個月後 （公元前477年） ，弟子分散，孔門按照殷人規制重新開 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張，子夏、子張、子游推舉有若主事，同時對《論語》進行修纂及篇章調整增補，形成了《論語》篇章結構；三是曾子逝世（公元前436年）之後，已成魯地儒門重鎮的曾門，由子思及樂正子春等曾門弟子，對《論語》進行進一步的修纂，增添的章節衹占全書的百分之三，卻使曾子路線與顏回路線成為《論語》的基本價值維度。仲弓主持的第一次編纂，提出四科十哲名單，十哲無曾，成為千古公案。這次編纂經過荀子，通向漢儒。曾門主持的第三次編纂，由子思通過孟子，通向宋儒。子貢在組織孔子喪事中是帶頭人，而在《論語》中則被邊緣化。子貢的回憶材料更多作為孔府檔案庋藏，後來編入《孔子家語》。這一結論打破了《論語》是誰家弟子匯編而成的成見，為解開《論語》文本存在的許多謎團提供發生學的原由和根據。再比如，對定州漢墓竹書《論語》殘卷的異文異字的深入分析，考證出此竹書不能歸入漢代秘府收集到的古、齊、魯三家，從其用語習慣，應屬《趙論語》或《中山論語》，與《論衡》提到的不屬於《論語》三家的《河間論語》，或也存在不少參差，從而深化了對戰國秦漢書籍發生、傳佈、成型的過程性和疊壓型的理解，敞開了歷史並非記載才存在的認識論空間。《論語還原》旨在還原一部“活的《論語》”，展示其血脈靈魂，啟動其本有的生命，闡發其現代價值。劉景松：楊老師，深入瞭解您的學術經歷與理念之後，我覺得這跟您所處的身份與位置也不無關係。您長期擔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養成一種高瞻遠矚、縱覽全域的眼光，比如要“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那麼，自您從所長位置退下來後，來澳門大學任教，澳門大學給了您怎樣的學術環境和學術靈感呢？我們知道，您在澳門大學帶領着一個博士後團隊，進行“南中國海歷史文化研究”的重大項目，能簡單給我們談談這個項目嗎？楊義：我是廣東人，到澳門大學任教，氣候、飲食、語言環境，使我就像重新投入母親懷抱一樣，不僅適合，而且舒服，對於我的身體很有好處，精神上也少有俗事糾纏，心境平靜如鏡，有利於學術靈感的煥發。澳門大學正處在奮起創造一流大學的進程中，到處生機蓬勃，對於激發我的學術創新的熱情、欲望，都是非置身其中者不能道也。澳大趙偉校長有句名言：“一流大學應有一流的本國語文，中外概莫能外。”這對於我所在的學科、對於研究都注入強大的動力。學校領導非常器重具真才實學的老專家，樂意傾聽他們的意見，鼓勵他們出重大成果，希望能在學術上豎立一座座影響深遠的“里程碑”。這些都是非常難得的學術起飛的良好契機。由於我關注文學地理學，對南中國海這個海洋區域情有獨鍾，因此，第一個在澳門大學設立的重點項目就是“南中國海歷史文化研究”，利用澳門大學對項目的有力資助，招收三位極其優秀的博士後學者。這項研究工程已經進行近兩年，今年下半年可望完成六部資料集成、兩部專題論文集，共八部書。中國近代化進程是從南中國海及其周邊地區開始的，這裏是中國近代化的發源地、火車頭。西方現代文化進入古老的中華帝國，不是從北冰洋來的，而是從南中國海來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西方商人、傳教士、探險者也發現一個東方的比他們文明更長的老大陸，這兩項發現使得偌大一個世界連成一體。今後的發展，誰也離不開誰。因為中國存在着幾千年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在南中國海發生的文明交流、衝突、適應、融合就蔚為大觀。由於“歐美中心主義”思潮作怪，過去講世界史反復突出新大陸的發現。隨着東亞的崛起，南中國海歷史文化的命題將成為世界史的關鍵命題。關心中國命運、關心中國近代化歷程、關心中國近代化文學發生學的人們，都不能不將眼光轉向南中國海歷史文化的考察。澳門是南中國海問題發生的第一站，西方文化數百年前在這個碼頭上率先登陸，澳門大學的學術研究理應在這個前沿問題研究上率先作出貢獻。但願我率領的團隊，能夠作出一點扎扎實實的建樹，不辜負學校對我們的期望。[責任編輯 王怜花] 10

·名家視界·融會貫通各照衢路──《文學地理學會通》學術範式的創新與啟示戎琦[摘要]楊義對文學地理學學術範式的創新基於其“大文學觀”和觀照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發生發展的問題意識。將少數民族文學納入中國文學版圖，尤其注重漢族與少數民族、中原與邊緣互動關係的考察，這既是民族文學研究的深化，又為少數民族文學如何進入中國文學史提供了一種範式；文學地理學既是文學的文化研究，也是文化（文明）的文學研究，跨學科的範式開拓出當下文學研究的新視域；文學地理學個案實踐選擇的對象本身就是文學文化史上的大題目，楊義引入文學地理學視角和方法如“悟性細讀”、“文化還原”、“現代大國的文化解釋能力”等，彰顯著作者治學>的詩性氣質與史家精神，其對本位文化的積極態度展示了中國學問的風範。[關鍵詞]文學地理學大文學觀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研究日前，楊義教授的《文學地理學會通》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楊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不斷在推出佳作︰1998年，出版了七卷十冊《楊義文存》，分別是《中國敘事學》、《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新文學圖志》、《魯迅作品總論》、《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楚辭詩學》；2000年以來，又有《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中國古典文學圖志──宋、遼、金、西夏、回鶻、吐蕃、大理國、元代卷》，提出“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命題。近年來，他上溯先秦諸子，有“諸子還原四書”面世和即將出版的《論語還原》。這部煌煌五十八萬字的《文學地理學會通》，是楊義近二十年來以文學地理學治學的大論集，匯集了文學地理學內涵與方法專論、中華民族文化總體研究、吳文化、巴蜀文化、江河源文化的板塊研究，先秦諸子研究、屈原詩學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京海派研究等內容。這些專題專論曾以論文或專著的形式發表，後經過多次修改整理，結集而成。楊義文學地理學的眼光與旨趣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王士菁先生指導下撰寫魯迅研究碩士論文時期，就注意到魯迅與越文化的關係，包括大禹文化、勾踐文化，與越地有間接關係的嵇康思想文化；後來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京派與海派研究》注重從文學地理學的眼光研究現代文學流派和地域群體；古典詩歌學方面，《楚辭詩學》、《李杜詩學》注重從文化詩學、生命詩學、感悟詩學的角度研究經典，同時強調《楚辭》與長江文明，李白與胡地及長作者簡介：戎琦，澳門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1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江文明，杜甫與中原文明的關係，以文學地理學的維度深化詩學解讀，“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命題。站在觀照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的高度，將少數民族文學整合到中國文學版圖，提出“邊緣的活力”與“中原凝聚力”，從中原與邊緣互動的角度，深化研究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系統，同時，開始系統性建構自己的文學地理學理論。近年來的諸子研究，從地理、民俗、家族等層面還原先秦諸子的文化生命，為先秦諸子發生學研究作出貢獻。如今，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文學地理學已經成為一門顯學。無論是以文學地理學的視角和方法進行文學專題研究，還是具有文學地理學理論體系建構的研究，甚至將文學地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建設的努力，都方興未艾。2011年，在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廣州大學中文系聯合舉辦的“中國首屆文學地理學暨宋代文學地理研討會”上'六十多位學者聯名倡議籌辦“中國文學地理學學會”，首次明確界定文學地理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任務及研究意義。那麼，在形形色色的文學地理學中，楊義的文學地理學到底具有怎樣的特質，給學術界怎樣的啟示呢？楊義的文學地理學來自幾十年的摸索和積累，並幾乎會通了他全部的文學觀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很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今天討論楊義的文學地理學，不應僅僅站在文學地理學視閾中進行討論，楊義的文學地理學是可以超越文學地理學的視閾進行審視的。一、“大文學觀”下中華民族文化的動力系統考察與“文學─文化（文明）”的雙向研究《文心雕龍》中有“各照隅隙，鮮觀衢路”之說，批評做學問關注各種問題，卻沒有宏通的大眼光。若化用此說，改成“各照隅隙，通觀衢路”，正可以用來形容楊義文學地理學，既有各個不同的專題研究，同時又有宏通的大眼光、總指歸。這一宏觀的大眼光、總指歸即是楊義提出的“大文學觀”和觀照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發生發展的問題意識。從根本上看，楊義文學地理學學術範式的創新即建立在此文學觀念和由此而來的問題意識之上。楊義的“大文學觀”於現今中國文學研究範式的創新，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以往所謂的中國文學史實際上多是中華民族內的漢語文學史，與中國這一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不匹配，從1910年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到現在衆多的文學史專著多是如此。在這點上魯迅和程千帆看得很清楚，魯迅有《漢文學史綱》，程千帆受魯迅啟發，把自己的文學史叫《程氏漢語文學通史》。然而，楊義的學術追求不止於此，他要將少數民族文學整合進中國文學版圖。值得注意的是，楊義的整合不是簡單的1+1式的整合，不是在漢文學之外，孤立地添上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而是站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高度，研究漢族與少數民族、中原與邊緣文學文化的互動關係，探索中華民族文化幾千年來生生不息的動力機制，繼而提出“邊緣活力”與“中原凝聚力”的互動互補正是中華民族文化幾千年來生生不息的動力。改革開放以來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推出了不少各民族自己的文學史著作，如《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毛星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馬學良等主編，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2）、《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概論》（梁庭望、張公謹主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等，但各民族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35頁。程千帆︰《程氏漢語文學通史》，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第659頁。 12

融會貫通各照衢路──《文學地理學會通》學術範式的創新與啟示文學關係特別是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學關係的研究仍然不多，在這方面，楊義的民族文學文化系列研究和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朗櫻、紮拉噶主編的《中國各民族關係研究》（朗櫻、紮拉噶主編，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是重要成果。楊義的民族文學文化系列採取中原與邊緣的二元互動思維，推導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三面的文化動力學，“一是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太極推移’原理；二是由‘太極推移’衍生的‘太極眼’、‘太極環’以及民族遷徙中的‘剪刀開合’原理；三是漢族的‘中原凝聚力’與少數民族‘邊緣活力’共構的‘內聚外活’，類乎儒學‘內聖外王’的文化動力學結構的原理。這三方面的原理互拓互補、互動互補、綜合為用，共通啟動、更新、增厚着中華民族文化千古不滅的生命力”。這無疑是民族文學研究的深化，同時也為少數民族文學怎樣整合進入中國文學史提供了一種範式。第二，既“吸收了純文學觀的學科知識的嚴密性和科學性，同時又兼顧了傳統雜文學觀所主張的博學深知和融會貫通，把文學生命和文化情態溝通起來，分合相參、內外互證。因為世界上不存在純文學。過度強調純文學，就是對文學與文化，對文學與整個人類的生存狀態的一種閹 割”。 “大文學觀”將“文學─文化（文明）”豐滿地融合span>在一起。楊義文學地理學是文學的文化研究，但與一般的文化研究路數不一樣。一般的文學地理學，甚至一般的文學的文化研究，可以說是純文學觀的文化研究，文學與文化仍然分得很清楚，它們要研究的多是文化怎樣影響了文學。楊義文學地理學除了研究文化怎樣影響文學之外，他的“文化推原法”還要推到研究文化（文明）自身的發展、特點。於是，我們看到諸如《中華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根》、《吳文化與黃河文明、長江文明之對角線效應》、《中華民族文化發展與西南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文化的“三維推進”》等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成果，所用材料融貫文史哲，甚至常常用文學的材料、文學的眼光研究文化（文明）問題。比如《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文化的“三維推進”》，列舉許多西南少數民族古老的口傳詩歌和表演，說明相對封閉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儲存功能，並且在文化的儲存和創造中輸入了一個邊緣民族獨特的視野和原始又敏銳的眼光；比如分析《苗族古歌》中“隱晦曲折地透露了苗民認同蚩尤為始祖。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不得了的大事，蚩尤在中原眼光裏凶惡的化身，竟然與炎、黃並舉，成為中國‘人類三祖’”；再比如，從《格薩爾》中提出一個定位叫“江河源文明”，“就是長江和黃河的源頭文明。這種判斷是從中華文明的整體性出發加以定位的。一旦定位為‘江河源文明’，就啟示我們進一步思考：這是漢族、蒙古族、藏族的一個結合部，是中原、西域、印度文明的一個結合部，是絲綢之路的一側的文明。這是高原文明，高原特有的原始性、宏偉性、魄力和想像的奇麗程度，都可以從文明的定位歸類上獲得深度解釋。這些錯綜複雜、交織共生的文明單元和文明要素，都在互相吸收、互相調適、互相濡染、互相交融，活力因接觸而生發，每一種文明現象、文明因素都處在跟其他文明現象、文明要素互動互補的體系中形成整體生命”。楊義提出的“江河源文明”如今已成為跨越文學領域甚至學術領域的相當有影響力的術語，青海省博物館以“江河源文明”作為青海歷史文物展覽的題目，以“江河源文明”為題拍攝專題片，還有江河源文化研究會，網絡上與“江河源文明”有關的條目多達1520萬條，這是楊義“大文學觀”下文學研究的外涉影響力的體現。楊義：《文學地理學會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392頁。楊義：《文學地理學會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66頁。楊義：《文學地理學會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426頁。楊義：《文學地理學會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417頁。 1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楊義“大文學觀”下的研究不僅從文化中為文學釋因，進行文學的文化研究，即用文化學的眼光和方法研究文學，還進一步探究文化（文明）自身的問題，由文學研究提升到文化（文明）研究的高度，是既有文化到文學的研究，也有從文學到文化（文明）的研究，是文學─文化（文明）的雙向研究。文學的文化研究曾經是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焦點，當許多聲音集中在立足於、歸宿於文學研究之上肯定文化研究的方法時，詹福瑞曾提出一個特別的意見，他說︰“對於古代文學研究來說，文化的研究，是一種開放性的研究思維。它不僅從各種文化因素與文學的聯繫來研究文學，作由外向內的思維運動；還要立足於文學這一獨特的人類精神活動來反觀文化，作由內向外的思維運動。這種逆向型研究，過去一直被視為與文學研究有關聯但又不是同一性質的研究。其實這種認識是狹隘的，限制了文學研究的視域。文學是一種文化意義的載體，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研究不僅要研究文學不同於其他人類文化的特殊性，還要研究文學作為文化組成部分與其他人類文化的共同性。中國古代文學產生於幾千年的中國古代文化氛圍之中，呈現出豐富的文化色彩，蘊含大量的歷史文化意義。通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應當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之一。在這方面，前輩學者已經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聞一多通過神話研究來探求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伏羲考》、《高唐神女傳說》等文章，均以文學為材料，進行原始社會為對象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是我國最早從事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成功範例。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錢柳因緣詩釋證稿》，以詩證史，也是通過中國古代文學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典範。近些年來，一些學者利用文化人類學來研究《詩經》和《楚辭》以及神話，這些研究雖然還存在一些問題，並因此引起一些非議，但它卻開闢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一方新天地，給這一領域帶來了生機和活力。”詹福瑞其實是在倡導由文學到文化的研究同樣屬於文學研究。而楊義的文學地理學就是包含了這樣的一種研究路數，給古代文學研究闢出一方新天地。衹有在學科分化越來越細的現在纔有跨學科研究到底屬於哪個領域的擔憂，不用說面對古人，就是面對“五四”一代學者，當面對陳寅恪以詩證史、顧頡剛用故事研究古史、周作人以歌謠研究民俗、聞一多以民俗學研究中國文化，我們再去爭論它們屬於文學研究還是什麼研究還那麼重要嗎？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提出真正有眼光的問題，有沒有廣博的知識去解決問題。我們現在學術創新不夠，提不出有眼光的問題，多少與學科分化越來越細、自身知識結構窄化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說，楊義文學地理學學術範式的創新是破體制性的，具有典範意義。二、“各照衢路”的文學地理學個案實踐楊義的文學地理學是在長期治學生涯中，經過一個一個領域的探索與積累，由不自覺到自覺慢慢發展而來的。楊義的文學地理學除了總論性的理論建設，還提出別具一格的文學地理學的本質、內涵、方法論，更多的是一個一個的個案實踐。與同樣為文學地理學理論建構付出努力的梅新林的《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以時間為序，以文學空間為研究對象，從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三個層面展開最後歸結為“區系輪動”模型，建構整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詹福瑞，《文化研究：尋找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最佳思維》，《文藝研究》（北京），1997年第3期。 14

融會貫通各照衢路──《文學地理學會通》學術範式的創新與啟示演化的模型體系不同，楊義的文學地理學選擇一個一個的個案進行研究，所選擇的個案諸如先秦諸子研究、屈原詩學中的人文地理研究、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研究、京海派研究等幾乎都是文學文化史上的大題目，提出的問題如先秦諸子發生學考察、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系統考察，都是大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楊義的文學地理學個案實踐不單純在為文學地理學打工，還在為解決文學史、學術史上的大問題出力。他選擇了以文學地理學角度切入，並做了很好的解答。《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緣及審美形態》的雛形是1994年太白文藝出版社的《京派與海派的比較研究》。在完成了《中國現代小說史》後，楊義選擇了京派與海派這個現代文學史上的大題目做專題突破。京派和海派，特別是京派在現代文學史上觀念歧出、人說人異，從哪個角度把握呢？楊義明智地採用了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比較京派海派文學淵源脈絡、審美形態，這是現代文學研究史上最早以文化學系統研究京派和海派的成果之一，為後來京海派研究開啟了思路。這是楊義早期帶着文學地理學的治學個案，但還不是最具楊義文學地理學特色的個案。最具楊義特色的文學地理學是隨着1998年以來醞釀並漸漸形成的“大文學觀”和“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命題的提出，站在整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高度，關注文學與文化（文明）發生發展中的重要問題，尤其關注“邊緣的活力”問題。楊義近年的諸子還原研究，是用文學地理學解決問題的典範。先秦諸子研究已經卷帙浩繁，但整體上缺少發生學的研究。楊義穿越歷史，撥開層層迷障，燭照先秦文化現場與諸子的精神世界，“將人文地理學、先秦姓氏制度的方法，置於與文獻學、簡帛學、史源學、歷史編年學、文化人類學同等重要的地位，對先秦諸子及其相關文獻進行生命分析和歷史還原，廓清和破解兩千年來學術史上遮蔽的或沒有認真解決的許多謎團。據《老子還原》、《莊子還原》、《墨子還原》、《韓非子還原》四書的統計，其中着手解決的千古之謎就有三十八個。對諸子學術發生過程的透視，發現‘諸子出於王官’之說，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之類，並不能成立。諸子面對有限的文獻傳統及浩瀚的民間口頭傳說，雖然對王官之學有所汲取，但更為本質的是諸子引入民間資源，包括黃帝、堯、舜、禹傳說，民間風俗信仰一類資源，打破王官之學的一統局面，使‘道術將為天下裂’，從而開啟了中國自由原創的大時代。對諸子的此項重要發現，與文學地理學有着深刻的內在聯繫”，楊義對學術史上留下的一系列謎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例如，《史記》是為老聃作傳，還是兼為老萊子、太史儋合傳？老子故鄉苦縣賴鄉的山貌水文、氏族狀態、原始風俗信仰，為《老子》寫作輸入何種文化基因？莊子是誰？他的身世、居住地自然環境對《莊子》有何影響？墨子是誰？他所創造的“草根顯學”與他出入魯國南鄙所接觸的東夷文化有何關係？同時，在透視先秦諸子思想與生命中，發現他們在禮崩樂壞之際集體汲取了浩繁的《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是梅新林的博士論文，2006年改編成同名專著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梅新林是當代具有文學地理學理論與體系建構努力的學者之一，他將文學地理學定位為“融合文學與地理計。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方法，其發展方向是成長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他把文學空間作為本體研究，以“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二原”論為理論作支撐，重點圍繞決定和影響中國文學地理最為關鍵的五大因素──從文學家籍貫分佈的“本土理論”出發，依次向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等三個層面展開，最後歸結為“區系輪動”模型及演化的探討。詳見梅新林《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楊義：《文學地理學會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569頁。 1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民間文化資源，結出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燦爛的原創性智慧之菓。這與其文學地理學“在文學研究通常使用的時間維度上，強化空間維度；在原本關注核心動力基礎上，強化‘邊緣活力’，在堅持文獻堅實的前提下，強化對自身文明和審美的深度解釋能力”有深刻的關係。沒有文學地理學視角和方法的引入，就沒有這項學術史上的發現。更可貴的是，同時又看到這一系列“各照隅隙”的問題，最終指歸到關懷中華民族文化動力系統的大衢路中。三、“悟性細讀”、文化還原、“現代大國的文化解釋能力”：詩性氣質與史家精神的兼美並長劉躍進曾道出楊義學術的一個特點，就是“經歷中國動盪年代而體現出很強的生命感覺。生命感覺很強烈，把歷史當作活生生的人物，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個作品、任何一首詩，他都能讀出活生生的生命來。這種感覺，就是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生命感覺強烈始終是楊義治學的特點，楊義往往能從習焉不察的尋常文本中以及作家的生平行跡中讀出別人讀不出來的東西。楊義提倡“悟性細讀”，認為中國的細讀要進入自己的悟性，“細讀是一種理性的思考，不能拘泥於‘評價一首詩就像評論布丁或一臺機器’。因為從結構到意義、從文字到理性之間是有一段距離的，這就需要用悟性來溝通，還原其細針密縷的語言脈絡和活潑鮮靈的生命整體。通過感悟，給文字增添活性，在語言順序的拆卸組合中，在語言意義的貼近和超越中，看出它產生審美和意義的機制。同時，感悟又以材料刺激研究者自我，使之產生廣泛的奇妙的聯想，達到一種知識的攀連和聚合，甚至破解原本的結構，從中剝離出某些具有深度闡釋可能的生命片段。因此，感悟在人與文字相對時，形成精神的默契，形成雙向的情感和意義的交流，從而把死文字讀成活文字”。楊義不僅能把死文字讀成活文字，還能面對歷史記載的缺失，於“空白處運思，致力於破解空白的深層意義”。尤其在諸子還原中，面對先秦資料的匱乏，對諸子許多謎團的解答就靠着非凡的“悟性細讀”和“空白處運思”的文化還原。楊義的文學研究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研究，有文化研究、文明研究的傾向；同時，楊義的研究又是文學濃度很高的研究。文學是什麼？文學是人學，是關切人類心靈與精神的學問。楊義的文學研究濃度之所以高，因為生命感覺強烈，把文獻讀活，將心比心，把遠去的古人、聖人還原成血肉豐滿的人。還原，是楊義治學的方法論和文化精神。楊義總是懷着對本位文化積極的負責的態度說，我們要做的是有若考古學將出土陶片，按其形狀、紋飾、弧度、斷口加以拼裝、彌合、復原為原本陶罐樣式。復原後的陶罐儘管與原來的陶罐不一定一模一樣，但不能任由碎片散碎一地，甚至再將其砸成粉末。還原不是憑空想像，而是有史料支撐的邏輯論證。楊義的還原煥發着老熟於人性人情的詩性神采和求真求實的史家風範。楊義對千古之謎的解答不一定人人信服，但這種學術追求值得敬佩。在先秦文化研究中，再優秀的學者也遭遇過出土文獻一出來，自己的結論就被打翻在地的尷尬。對此，楊義未嘗不瞭然，即使這樣，楊義仍然富有魄力地獻出自己的結論，不求即獲認同，而求時間的考楊義：《文學地理學會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569─570頁。轉引自邵穎濤︰《先秦諸子還原四書發佈會暨文化經典研究座談會綜述》，見楊義編︰《“先秦諸子還原”四書問學錄──澳門大學中文系課程檔案》，澳門：澳門大學，2011年，第211頁。楊義：《現代中國學術方法通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第194頁。楊義：《文學地理學會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95頁。 16

融會貫通 各照衢路──《文學地理學會通》學術範式的創新與啟示驗，而求引導我們對待本民族文化遺產不再有“碎片化”、“空心化”的文化態度。凡大學問者，學問背後總是鼓蕩着力透紙背的精神性，楊義也如此。楊義文學地理學學問深處，散透着關懷整個中華民族共同體，歸還文學的大地氣息、生命感覺的精神性。詹福瑞曾指出楊義文學地理學在三個方面對古代文學研究的開拓︰“第一，突破了傳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以朝廷為中心的考察視野。通過文學地理學，認為中國古代整個文化的生產力不僅僅是在朝廷這個中心，還有一些在邊緣地帶。這實際上開拓了研究的視野。第二，突破了傳統古代文學研究以漢族文學為主體的研究格局，廣泛涉及少數民族。這一點對今後的文學史書寫有重要意義，因為地理學是一個整體觀念，是總體的綜合考察，不再是像過去寫文學史那樣，條塊分割，讓人感到互相之間沒有關係。第三，突破了傳統文學史撰寫以傳世文獻為主、為載體的模式，也關注民間文獻、口頭文獻。這在王國維那裏已經提出。民間文獻是中華文學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就目前來說，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不太注意田野調查，也不太注意口傳，實際上是在約束着我們研究的視野。”楊義能有這些開拓，正是來自關懷整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生發展的精神性。其實，“五四”一代學者也把目光投向民間，研究民間文學文化，但與這些在“個性解放”、“平民文學”思潮中成長起來的學者研究民間唯民間價值是取的精神性不同，楊義在此用力的精神性，是他看到了民間、邊緣、少數民族之於整個中華民族發生發展的重要性，歷史上缺失了它們，中華文化不會這樣源遠流長，研究上缺失了它們，便也說不清“我們”到底是什麼。楊義對於當代的中國文學研究總有一種憂患之心，提出“現代大國的文化揭示能力”命題，認為“這是我們‘文化自覺’的根本性命題。一個現代大國應該啟動和培育自主的原創能力，當然要開拓現代視野，但也大可不必在思想理論上任憑外國人提供說法，我們衹需鸚鵡學舌。我們應該提升對自身典籍、文化特質、歷史過程的解釋能力，形成系統的學理體系與話語體系。西方文化之所以成為強勢文化，除了經濟、軍事、歷史等原因之外，是他們對自身的典籍、文化特質、歷史過程，在文化復興以來的數百年中，形成了自己的學理體系與話語體系，並將自身體系解釋為具有‘普泛性’。這種體系性的言說，就是一種力量。在現代大國文化建設中，應該有這樣的文化自覺：需要‘碎片化’的是那些陳陳相因、拾人牙慧的理論框架，而不是我們民族的文化根柢，更不是從這種深厚的文化根柢上生長出來的原創性的思想體系。使自身文化根系和大樹‘空心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我們應該以現代性意識和創新性方法，啟動數千年文化遺產內蘊的活力，使之可以生氣勃勃地感動現代人的心靈，使之成為我們與當代世界進行對話的渾厚精深的文化底氣。這種文化解釋能力，實際上也是現代大國能力的體現”。楊義有一顆史家之心，除了史家實學的風範，就是這種憂患之心，導示着中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學文化展示出中國自己的風範。[責任編輯 劉景松]轉引自《接地氣蘊發生命力》，http://cppcc.people.com.cn/n/2013/0415/c34948-21130516.html，2013年4月15日。楊義：《文學地理學會通》“序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3─4頁。 17

•學術熱點•論當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形態與主體意態朱壽桐[摘要]文學批評是人類文明批評行為中較為自由的一種。文學批評從功能意義上可分為三個基本類型：政治功能類型、文化功能類型和文學功能類型。不能以政治功能類型的文學批評要求文化功能和文學功能類型的批評，反之亦然。各種不同功能類型對應着各種批評文體特性，也不能要求一種功能類型具有另一種功能類型的文體特性。文學批評文體必須多樣化，這是由文學批評的性質、歷史和主體類型決定的。[關鍵詞]文學批評文體形態多樣化後加的楔子本文主體部分寫好以後，擱置了一段時間，至4月20日才利用週末時間處理，按我的寫作習慣最後加上前言或者導語之類。而今天發生在四川雅安地區的大地震及其後續討論讓我改變了原本非常平淡的前言，甚至於有點憤慨。我注意到，不少地震專家甚至是國家級專家在報紙上、電視上、網絡上頻頻露面，對災區的地形、地貌、地殼結構侃侃而談，娓娓道來，有的還夾雜着對汶川地震以後四川地區有無大震的卓見甚至“預言”（可惜在四五年之後才“預”出來）。我一邊看着節目，一邊非常欽佩這些專家：他們原本做的應該是地震預測工作，卻一次又一次地讓肆虐的震魔毫無預警地毀壞我們的家園，吞噬我們的同胞，居然有臉面對此而毫無愧意，甚至毫無赧然之色，還兀自在那裏高談闊論！誠然，地震預測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人們沒有理由追究他們預測不準或者沒有預測的責任，但既然花納稅人的錢整天做這樣的事情，每次未能成功預測的震災發生之時，你總得有一點失敗感或挫折感吧？可人家沒有。不需要，也用不着。當然，如果這些地質學專家帶有某種文學興趣，也可以對文學評論家反唇相譏：你們也沒有成功地估計到諾貝爾文學獎會花落誰家，不也有人在莫言獲獎後振振有詞，口若懸河？對於這樣的責難，文學評論界如何應對？當然你可以說：諾貝爾獎的結果是人為的，地震的災難是自然的，人心難測從來就遠甚於天災難防；你也可以說，國家並沒有拿出那麼多納稅人的金錢像養着層層級級的地震局這樣的機構一樣養着文學評論家，因而文學評論沒有那樣的義務和責任做這樣作者簡介︰朱壽桐，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博士。 18

論當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形態與主體意態的預報；你還可以說，更重要的是，文學評論的結果無礙於人們的生命財產，甚至無礙於社會的和諧穩定，豈能與地震局這樣的要害部門相提並論？這就牽涉到文學評論的功能問題。文學評論不僅對社會人生沒有直接的效用，更是對文學創作也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文學創作者一般都會對文學評論表現出天然的傲慢，雖然他們沒有一個人不希望仰仗文學評論，但這種仰仗完全是傳播意義上的，而不是寫作策略意義上的。事實上，在寫作策略的調整或寫作路向的修正方面，文學評論對於作家詩人來說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但這絲毫不影響文學評論（有時候我們更習慣於說文學批評）的生存甚至發展。在漢語新文學界，文學批評一直受到足夠的重視，幾乎任何時代都有重要的文學批評現象出現並產生一定的影響。文學批評的建樹也與文學創作的收穫一樣，納入了各種文學史考察範疇。這就說明，文學批評從來就不應該是從文學創作那裏衍生出來的，文學批評在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上有着自己無可置疑的獨立性。然而，正因為這樣的獨立性，圍繞着文學批評所暴露或衍生出不少問題，並且有逐漸增多的趨勢。對於這些問題，需要進行理論的考察和論辯，而從文學批評的文體形態和主體意態這兩方面進行論證，乃是這種學術考辯的一種嘗試。一、批評與文明的議述功能毫不誇張地說，批評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文化功能的體現。人類文明有創造本能，也有議述功能，即對於事物進行敘述，進行評議，以達到交流與評價的目的。後來的各種批評，包括文學批評，都是這種議述功能的體現。當然，這是一種文化功能，不能說是本能，也就是說，議論和陳述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所產生的要求。人們可以進行文明批評、社會批評、也可以進行審美批評和文學批評。與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相比較，文學批評和審美批評超脫甚至可以遠離一定的社會功利性，因而具有某種特別明顯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與某種自由性相伴而生，因而它的內涵比較豐富，學理可以較為深入，作為批評文體可能也容易體現出批評的典型性，故而一般提到批評，都往往可以舉文學批評的示例供言說。批評可以看作是人類初期文明敘事的申述與概括，在文學意義上也是如此。上古時代的詩歌《擊壤歌》，其中歌吟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如果這確實來自於上古先民，則這首歌典型地表現了原初敘述與批評（議論）的關係：前四句是一般敘事，最後一句卻是申述和議論，具有某種傳達價值觀念的批評功能：“帝力於我何有哉？”表達了一種自尊、自由、自得的人生價值觀，包含着對王權的批判和對自由境界的肯定，這樣的人生觀和意識情調，在人類文明的上古時代非常難得，代表着一種很高的人生境界和審美自覺。這樣的境界和自覺是通過議論和批評的方式以及語調傳達出來的，顯然，如果光是敘述，很難傳達這樣複雜的人生觀念和文明觀念。衹要帶着比較的意識省思古代的文化傳述，就會發現，作為原初形態的文學批評和藝術批評往往體現出比原初文學和原初藝術等創造物更加複雜和更加深厚，同時也可能更加富有境界的思想與精神。古代傳奇中關於“高山流水”的故事，講述俞伯牙對鍾子期琴音的評論：“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就是一種高於當時音樂創作水平的批評之論，無論這批評之論是表述為“善哉，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列子》），抑或表述為“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呂氏春秋》），相對而言都是一種很高水平的批評之 1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論，也是相當有藝術魅力的批評。再如孔子關於《詩經》首章《關雎》的評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批評水平即便是在兩千年以後的今天看來，也具有登峰造極的思想力量和審美內涵。這樣的批評之論，其語言傳達既極為美輪美奐，其思想力度也足以感人感己，毫無疑問包含着原初批評衝動的某種快感。當然，並非上古時代的所有文學批評都如此精深、準確而富有力度，其中也多含有一些看似正確其實並不科學的批評意見。《春秋公羊傳解詁》宣公十五年中有這樣的概括與批評：“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飢者歌其事。”以此解釋上古時代文學和歌謠產生的社會和心理契機。這種解釋有非常深刻和精切的判斷，如原初的“怨恨”說，可以成為文學批評和文學起源的基本學說。但“飢者歌其食”，就帶有某種主觀臆斷的意味。文學和藝術的起源與人生的餘裕有直接的關係，魯迅即持有這樣的批評觀點。一個飯食無着的飢餓者不可能擁有足夠的餘裕作而歌吟。其實古人早就注意到文學和藝術的起源與人生餘裕之間的緊密聯繫。《淮南子·道應訓》中有記：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這段記載包含的文學批評含量極為豐富，理論深度也異常可取。首先，被後人如魯迅等推崇的“擧大木”說確乎印證了認同度非常高的關於文學藝術起源的“勞動說”，但更印證了文學藝術起源的餘裕說：無論是一群擧大木者的群體還是其中的某一個，他們勞動了，同時還能勻出足夠多的力量來呼應“邪許”，而且還需有足夠的餘裕的精神傳達勞動的快感，這樣纔能產生歌唱的欲望；其次，通過翟煎的口，表述“文辯”不足以治國，文辯之類，應該發乎情而訴諸文字，但無關乎治國興禮。這就表明，文學藝術包括批評之類，可以遠離政治和社會管理，而且可以與禮儀文明拉開距離，它衹可屬於文化事務。這是科學地、準確地、穩便地把握文學及文學批評與政治文本之間差異性的一種批評努力。批評或者文辯，是人類文明到達一定程度之後必要的文化活動，體現着較為豐富的社會心理和人生內容，體現着文明社會普遍存在的議論和批評傾向。議論和批評的社會行為和文化功能發展和發達之後，迅速培養起人的思辨能力、表述能力和對事物的認知判斷能力，這無疑會更大地促進人類的文明進步。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理解，孔子在《論語·陽貨》中說出的那句名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為什麼“遠之事君”然後會跟着一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其實就是論說與文辯的需要，也就是在批評意義上進行表述的需要：如果將《詩經》中的鳥獸草木之名都信手拈來，信口道來，必然顯得言之鑿鑿，言之有物，言之有據，言之有力，能夠以強辯的姿態和實力顯示自己超卓的事君之能力。這確實是很重要的一種勢能。當然，這不是一般的文學批評。這種在社會人生意義上甚至在世俗之用以上的泛批評，體現着人的社會價值實現的一種方式與途徑，體現着人們內在的一種申述、議論和論辯的欲望。如果說這樣的泛批評常常會令主體冒着巨大的風險，付出較大的代價，戰國時代的辯士雖然有腰懸六國帥印的赫赫榮耀，可也有身陷囹圄甚至身首異處的危險，那麼，文學批評或者在文學範疇內的批評就安全得多，也自由得多。在文學尚未獨立為文學的時代，文學批評當然也就失去了獨立於 20

論當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形態與主體意態其他泛批評的依據，這是人們從批評起源的意義上言說文學批評必然面臨的尷尬境地。不過，明白了泛批評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議述功能的必然結果，就能對各種批評包括文學批評的社會文化意義及其必然性有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衆所周知，中國的文學批評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走向成熟。這種走向成熟的批評，其顯著標誌便是文學批評理論的體系性的形成。這樣的批評史觀並不影響我們對泛批評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性把握。中國的文學批評從來都是圍繞着一定社會條件下的述議功能展開的，體現着一定時期的人們言說文學以及言說文事的熱忱，也就是說，這種批評從不以建構文學批評理論及其系統性為指歸。正因如此，《文心雕龍》既可以就一系列理論命題展開論述和論證，也可以就《離騷》等作品進行辨析與分析。它滿足的不是理論建構的需要，而是藉助文學作品和文化現象進行自由言說的述議功能的實現。有時候，這樣的文學批評還是寫作主體個人才情顯露的結果。陸機的《文賦》便是如此。二、文學批評價值構成的功能層面中國不是一個富文學批評傳統的國度，但自漢語新文學誕生以來，逐步形成了重視文學批評的新傳統。《新青年》和《新潮》都從批評開始宣導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專門從事批評的文學期刊和文化期刊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也十分活躍，《語絲》甚至興起了頗有傳統的“語絲文體”，連魯迅都深溺其中，而且一發不可收拾地走上了以雜文及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為寫作主調的文學道路。標誌着新文學創作最初實績的文學刊物如文學研究會的《小說月報》不僅重視文學批評，發表了郎損（沈雁冰）等人連篇累牘的批評文字，對新文學初創時期的創作和運作起到了一定的導向作用，而且還刊載文學研究和文學史研究的大量成果。創造社以“異軍突起”的姿態崛現文壇，更以文學批評的推崇為其社旨方針，人們甚至認為，倡導浪漫與重視批評是創造社的本質特徵，且正與倡導寫實和重視創作的文學研究會相對應。新文學自《新青年》時期，經由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等社團運作期，直到革命文學的倡導，左翼文學的運動和抗戰文學的號召，都是理論批評為先導，有時甚至為旗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領導文學方面，都長期分別重用周揚、張道藩這樣的理論批評家，也充分說明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在整個新文學運作過程中的重要性。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學批評家對文學批評的重視往往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文學批評之所以在文學事業中顯得比較重要，大概不外乎其所具有的這樣的功能意義：社會功能意義，文化功能意義和文學功能意義。不同的歷史時期，面對不同的文學家和文學批評家，文學批評所展開的意義可能完全不同。這種差異性在歷史上和在現實層面所構成的衝突常常引發巨大的能量，這種能量常常增添了文學史的喧鬧、精彩與無休無止的瑣碎的糾纏。從學理的角度而言，這種對於文學批評功能理解的參差顯露出文學批評界基本認識的混亂。首先是政治功能意義。在特別重視文學的政治功能和意識形態意義的時候，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的作用異乎尋常，它可以為政治和意識形態製造許多話題、命題，同時也相應地衍生出許多理論，可以用來褒獎和鼓勵符合政治取向和意識形態的創作現象，也可以用來打壓和糾正偏離政治傾向抑或反對意識形態的文學現象。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以及蘇俄前後的文學批評，特別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普列漢諾夫、赫爾岑的文學批評在俄國歷史乃至在世 2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界社會運動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幾乎令所有的作家都難以望其項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左翼文學評論所起的巨大作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姚文元等人的文學評論所激起的反響，無不超越於文學界而影響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果承認或者期盼文學批評可以發生對於社會生活的有效號召和巨大影響，那麼，這就是從社會政治功能意義上理解和建構的文學批評。這樣的文學批評往往着眼於宏大的歷史觀察和深遠的政治寓意，其氣度和胸襟自非一般的文學批評可比。它們中的有些篇什，甚至能夠成為一定時期一定社會的政治文本和社會運作教科書。例如，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哈克納斯《城市姑娘》及典型環境論的批評，以及對拉薩爾的《弗蘭茨·馮·濟金根》批評及對悲劇的歷史性界定，其意義早就逸出了文學自身而成為一種政治文化理論長期指導着社會主義運動。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甚至魯迅的《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等等，都體現出充分的政治功能意義。當一種文學批評在政治功能意義上發揮作用的時候，它對於文學和文化的效用就具有一種垂直型的自上而下的效應。這樣的文學批評很可能成為一定時期一定範圍內的文化原則的體現，甚至可能成為文學創作者所必須遵循的理論依據。這是文學家普遍嚮往的一種境界，但這樣的境界並不是為文學批評家準備的。特雷·伊格爾頓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一書的“結論︰政治批評”章節中，反復強調文學批評的社會功能和“政治”作用，申明文學批評“介入”現實的“政治”立場，突出文學的意識形態功能，放逐文學接受的個體維度、審美價值和精神功用，得出文學必須死亡纔能得救的結論。這是從政治功能意義上解讀文學批評的極端的論點。文學批評的文化功能意義是基本的，某種意義上說是批評的本意。一個社會的文明運作離不開批評，一種文化的基本態勢與批評連在一起。批評可以在人類文明生活的所有領域展開，但衹有在文學中展開時才最安全，也是最自由的。但在文學中展開的批評活動，也就是文學批評，其功能指向常常不會局限在文學自身，而體現一種文化的評述。以西方新批評為典型模態的文學批評，雖然談論的是文學，但其價值功能則早已逸出文學的域限，而進入人們的文化視野之中。與文學批評相伴而行的一些後現代主義批評、後殖民主義批評等等，在當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建立的殊勳，早已超越了文學的功績。批評文化的發達是後現代文明的重要特徵，而這樣的批評在文學領域展開的頻度和力度往往都超過其他領域。這樣的文學批評藉助各種非文學的知識系統，例如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語言學、政治學，當然更有文化學等等，但它的建樹和貢獻也同樣耀眼地呈現在這些領域，並且放射出更加炫異的文學光芒。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的解構主義理論是從文學出發抵達文化層面生發巨大影響的典範，他的文學行動理論雖然談論的是文學，但卻完全疏離了文學創作，而是在文化甚至在文明的意義上談論文學這個客體，給予讀者的主要是文化認知上的快感。類似的情形還可以追溯到弗洛依德和榮格對於文學的批評與解讀。沃爾夫岡‧伊塞爾早就意識到文學批評甚至於文學自身的社會文化屬性︰“文學作為一種獨特文化的產物，它產生於一種文化背景，它的活力來自這一背景的緊張關係以及對這一背景所施加的影響。它尤其強調與決定自身環境有關的不同物，以此介入自己真正的環境並確定自己的獨特性。文學以這種方式顯示出自己位於業已制定的文化地圖上新的區域。”文學批評作為文學牛寒婷：《重返文學批評的場域》，《文藝評論》（哈爾濱），2011年第6期。沃爾夫岡·伊塞爾︰《走向文學人類學》，王曉路譯，載拉爾夫‧科恩主編︰《文學理論的未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97─298頁。 22

論當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形態與主體意態的一種衍生物，其文化功能意義也在於此。事實上，文學事業早已進入到這樣的文化時代，文學創作雖然並不在意文學批評，文學批評也躍躍欲試地擺脫文學創作的拘囿，而試圖在更開闊的文化話題上建立自己的話語場，以此構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甚至是文化熱點。在這樣的話語場中，文學已經不再是純粹以創作為中心的閱讀對象和欣賞對象，而是文化言說的一個題材，是文化傳播的一種手段，是文化討論的一個契機。這樣的文學可以是傳統意義上的創作，也可以是一種文學行為，包括文學批評乃至於文學家的批評本體的寫作。文學批評和純粹的文學評論在這樣的意義上具有某種原則性的差異，雖然它們之間的聯繫仍然是那麼牢不可破。當然，文學批評最基本的意義還應該是文學功能意義上的價值呈現，是文學的內在美感和外在價值得以理論揭示和學理評判的文本樣式。這是文學批評的本源形態，也是文學批評在其餘功能意義上進行價值發揮的基礎。這也不妨稱之為純粹的文學批評。人們所喜見常聞的也多是這樣的批評。這樣的文學批評對文學的文本及其製造者──作家負責，它的理想狀態在於體現、描述、論證文學的審美性能和美學規律。這樣的文學批評，其理想的狀態應該是藝術的和審美的，也衹有這樣的文學批評纔可能是文學的筆法和審美的感悟。文學批評的文體形態實際上應該由其不同的功能意義來決定的。政治社會功能意義上的文學批評應該是氣勢磅礴的論文，是邏輯嚴謹的辯論和步步為營的立論，其中充滿着政治的激情和社會批判的張力。文化功能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可以是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典型範本，可以是魯迅式的雜文，甚至可以是與文學關係不大的理論闡述和現象評論。文學功能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則最好是文學性的寫作，顯露着批評家的激情和靈悟，體現着寫作者的才情和理論及語言的魅力。文學批評主體的價值定位決定文學批評文本的理想的文體形態。由於主體價值觀的差異導致文學批評文體形態的必然差異，這一文化規律決定了人們無法也無理由將所有的文學批評主體一視同仁，更無法也無理由用一種文學批評文體的特性、功能要求另一種批評文體。也就是說，要求政治功能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寫出文學功能意義上的批評文體的美感和靈悟，顯然是很荒唐的。同樣，也不應要求文化功能意義上的批評承載政治意義上的功能，甚至能夠起到相應的社會動員作用。文學功能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可以發揮文學的審美作用，可以在文學鑒賞和文學價值的內部認定方面有所作為，但並不能要求它起到文化功能意義上的某種示範作用，更不應要求它在社會政治功能方面發揮作用。當然，一定的文學批評文本未必都為了對應一定的文學批評功能而產生的，在衆多文學批評文本中，人們很可能很難找到一個非常典型的屬於哪一種功能意義的批評文本。但明確這三種文學批評的功能屬性，有助於在一種科學的框架中確認文學批評的屬種與歸宿。三、文學批評文體形態的多樣化問題對文學批評的歷史、類型及其社會文化機制進行初步分析之後，對批評文體形態的論析就變德里達的命題“Literary Action”，漢語翻譯為“文學行動”。考慮到“行動”一詞的動作性強調因素，似譯為“文學行為”更妥。 2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得順理成章。顯然，要求千篇一律、千部一腔的文學批評問題形態的觀念早已站立不住，因為它違反了文學批評的歷史及規律，也不符合文學批評功能架構的格局。文學批評文體形態的多樣化，是文學批評學應該集中思考的問題，也是文學批評家們應在學術實踐中不斷探討並加以解決的問題。經過數十年來學術學院化的運作，文學批評的文體到今天已經學院化到僵硬甚至僵死的地步。所有的文學批評都板着一副學院派的面孔在那裏裝腔作勢，煞有介事；在那裏故作姿態，莫測高深。文學批評的從業人員中，有一些其實並未受過系統的學院訓練，但偏偏就是這樣的人員特喜歡端起架勢。這樣的風氣挾持着近些年文學學科評估以及論文分等的勢頭，愈演愈烈，沸反盈天，使得好端端的文學批評，在這種莫名其妙的學院化潮勢中變得灰頭土臉，死氣沉沉，不三不四，了無生意。要改變這樣的狀況，就必須明確文學批評文體多樣化的必要性，同時必須從學術認知上區分文學批評、文學評論與文學的學術研究之間的必然聯繫與必要區別。我提出過將文學批評與文學的學術研究進行學理區分的意見，並在許多場合講述過類似的觀點。我認為文學研究界一直都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概念：文學的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並不是一回事。兩者之間沒有形成必要的學理分野，嚴重地影響了文學研究的學術規範性建構，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造成了許多觀念的混亂。全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類的專業刊物，所發表的論文便常常是文學批評與學術研究相含混，一篇隨意性的作品評論完全可以與一篇嚴謹的文學史研究論文置於同一檔次，在各種評價體系中，這樣的兩篇文章也常常處於同一檔次。文學批評是對各種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進行富有個性的評介性文字，文學的學術研究則是對文學現象包括作家作品進行學理分析或歷史價值判斷的學術性闡論；前者鼓勵批評家自陳好惡，後者卻要求研究者儘量掩藏自己的好惡；前者強調批評家批評視野和觀點見識的獨特性，後者強調研究者研究結論的正確性與可信度。一般而言，“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概括的文學批評現象，文學的學術研究則以儘可能還原歷史的真確為價值指歸，無論多少個研究者，研究結論應該指向同一個莎士比亞。注重兩者之間的分野，有助於加強文學研究的規範性建設，使得現當代文學的學術研究有別於文學批評的隨意性；有利於遏制現當代文學研究論文“文章化”的勢頭，使得現當代文學論文在其規範性上朝着古典文學研究等較為成熟的學科趨近。同時，這種分野的注重有助於提高文學研究的門檻，讓那種從未進行過良好的學術訓練的學術投機者在文學研究的殿堂之外有所忌憚。顯然，我發表這樣的意見時，秉持的是學院的立場，選取的是學術規範的角度。然而，對於文學及其批評事業而言，學院立場和學術規範並不是一切，甚至並不十分重要。文學事業大而言之乃由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的學術研究三種本體構成，學院立場和學術規範僅僅在文學的學術研究層面應有用武之地。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批評離學院立場和一般而言的學術規範越遠越好。因此，有必要從文學批評的本體意義上再作一番闡論。在文學批評文體的多樣化話題上，除了區分文學批評與文學的學術研究之間的差異性之外，代表性的文章是《文學研究：批評與學術的乖謬》，《探索與爭鳴》（上海），2009年第2期。 24

論當代文學批評的文體形態與主體意態還需要旗幟鮮明地強調，文學批評在文體形態上可以拉開與文學的學術論文之間的距離，將文學批評寫成充滿靈性與活力的文字，寫成非一般論文可以相提並論的靈動文字。事實上，我們的文學評論已經成為文學評論家發表一般意見的文體，而不是發表思想顯露才情的文體；已經成為作家尋求社會反響的一種學術證據，而不是對理論和學術批評的一種聆聽途徑。我們的文學評論失去了它存在的本來意義，而且正在與文學史論文相混淆。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本身從來就不應是低水平低檔次的，出色的文學批評充滿着批評家的聰明和感悟，充滿着富於激情的筆墨並給人以靈性的享樂或精神的愉悅，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批評所需要的天才和悟性超過文學的學術研究，對於普通讀者的重要性也大大超過後者。說文學批評更富有創造力，更需要才力和悟性，它應能引領讀者的靈魂，向一個更加美好、完善的方位進行文學伸展運動。甚至，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大可以成為讀者欣賞的對象，讓人從中感到一種美、一種抒情，讀精彩的文學批評就像讀好的抒情散文一樣。丹麥批評家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就是這樣一種廣受歡迎的文學批評專著，文筆非常優美，加上中文翻譯的精彩表達，使它成為一種完美的批評文本。洋洋六巨冊，它幾乎就不是在批評，而是作者自我靈魂的一種自語和對話，使批評家藉助於10世紀文學現象在做審美的深呼吸運動，充滿了文學的情感，經常有大段的抒情。如在談到英國感傷主義作家繆塞的時候，他幾乎是帶着眼淚在訴說：“那時候的天才，他被由來自他自己內心的苦悶壓扁了，我們就再也找不到苦悶的靈魂，因為他們臉上都擦了玫瑰製的胭脂。”評論家這時已經進入了角色，他是在和作家對話，他自己也在對話中坦露自己的心靈，他同樣在塑造自己的形象與靈魂，這時候的評論者實際上成了名副其實的創作者。魯迅很推崇勃蘭兌斯，他在寫《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時就常常採用這種筆法。他對於沉鐘社用詩歌表達他們內心難以名言的隱曲之歌的描述，都充滿着感性和靈異的悟解，讀來就如同讀一段優美精緻的散文。李健吾的批評經常令作家不服，卞之琳等都對這位批評家提出過質疑乃至抗議，但他們哪裏知道，李健吾在進入某些作品的批評之際，他完全進入了自我表現的精神境界，批評的語氣說是作品還不如說是在披露自己的心靈隱曲。文學的這種批評文體可以稱之為詩性批評。波德萊爾認為這是最好的文學批評:“最好的文學批評是那種既有趣又有詩意的批評，而不是那種冷冰冰的、代數式的批評，以解釋一切為名，既沒有恨，也沒有愛。” 所謂代數式的批評，可以類比為學院化的批評，它不是沒有價值，但顯然不是理想的。英國的批評家列維斯這樣解釋他的理想的批評文體“理想的批評家就是理想的讀者……哲學是‘抽象的’，而詩歌是‘具體的’……文學批評家的工作是要取得一種完全的（讀詩）反應，並儘可能將他的反應展現為評論”。在這樣的意義上，文學評論應該與創作一樣可貴，而且也應該是文學的一種特殊的本體文本，需要表達鮮明的思想，需要顯露批評的才情，需要讓人讀後有一種感喟、一種震撼，有一種回味甚至反省的力道。文學評論可以是散文，甚至是詩意的散文。如上文提及的丹麥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也如魯迅寫的許多評論（至少是他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波德萊爾︰《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215頁。F. R. Leavi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hilosophy,” Scrutiny 6 (1937):60─61. 2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言”），又如李健吾的評論，胡蘭成的評論，評論的是文學現象，表述的卻是自己的靈性感悟，自己個性化強烈的思想悸動，自己的生命感受和審美感受，自己的心靈歎息和情感愉悅。文學評論應該是文學作品中的一個獨特的文體，它應該屬於文學，而應該遠離學術。這就是我常常講到的文學的學術研究與文學評論的分野。表面上看，我似乎尊重學術不尊重評論，實際上相反，我覺得好的評論，有分量有價值的評論，能夠作為文學的獨立文體留存下去的評論，更需要才情，更需要文字表述的魅力，更需要功夫和功力。為什麼文學評論一定要寫成論文，搞那麼多注釋，徵引那麼多別人的理論，為什麼不是自己的理論加上自己的審美體驗？隨着大學教育越來越重視論文，文學評論論文化的傾向越來越重，最後是既毀壞了評論，同時也毀壞了學術論文。我們這個時代對文學的學術論文與文學評論的含混化處理，導致了沒有精彩的文學評論，同時也使得學術論文的質量大受影響。所以，應該重新認識文學評論，重構文學評論的文體品格，恢復文學評論應有的尊嚴和魅力。在強調文學的詩性批評或文學批評文體的靈性的同時，也不宜形成獨尊此體、罷黜別家的專制型思維。文學批評是自由的，文學批評的文體也應相應地自由，至少關於文學批評文體的認知應有充分的自由。當我們帶着某種嚮往的神色談論文學的詩性批評之際，也應考慮到這樣的聲音，例如巴赫金的觀點：“要克服藝術研究領域中方法論上紛呈的歧說，不能走創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種獨特的利用藝術事實性的方法，參與到多種方法的共同鬥爭中去，而應該在人類文化的整體中通過系統哲學來論證藝術事實及藝術的特殊性。”唯有充分考慮到各種批評文體的特殊性，纔能充分尊重批評文體的多樣性。[ 責任編輯 劉景松]巴赫金︰《巴赫金全集》（一），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8頁。 26

·政治法律·社會變遷與利益多元：澳門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分析蔡永君[摘要] 透過量化和質化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以1996─1999年和2005─2009年兩個屆別立法會議員的議程前發言、書面質詢以及在社會熱點議題和法案的取向作樣本，分析回歸前後轉型時期立法會內不同政治力量的利益取向和立場，歸納在社會經濟變遷與精英再生產/維持為主導特徵的精英生成模式下，政治精英未能廣泛反映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造成均衡利益代表的缺位。[關鍵詞] 利益代表政治精英精英生成代議制的出現賦予了精英（主要界定為統治階級）在原來保護和治理國家的傳統功能上加入新元素。曼海姆（Mannheim）認為，精英應為大衆服務，並行使“功能”（functional）的和“制度”（institutional）的權力，在現代社會中，功能和制度的權力將取代個人和恣意的權力而成為社會趨勢。現今幾乎所有國家或地區的政體均建基於某一種形式的代議制政府，而民主也被界定為把大量的公衆意見透過數量及質性差異較少的、被選舉出來的代表大衆行使利益偏好表達的過程。Kitschelt等指出，當精英與市民透過“意識責任 ”（ideological commitments）而連結起來時，良好的回應性和問責性循環將由此產生。長遠來說，這樣的良性循環有助於建立穩定的政策制訂環境和持久的制度框架以支持社會經濟的發展。 由於社會群體的利益代表以政黨為單位，西方研究者對政治代表性的研究側重從選舉制度、投票模式、政黨取向等作切入點，檢視精英與大衆的行為想法是否具一致性。澳門的政治研究並沒有針對精英利益代表性展開，而以社團取代政黨進行分析。政治精英作為對政治系統的“輸入”和“輸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一員，其所行使的權力是大衆所賦予的，這也是代議制政府的一個核心假設。因此，在理論層面上說，代議制中議會或立作者簡介︰蔡永君，澳門基金會高級技術員，法學博士。Karl Mannheim,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London: Kagan Paul, 1946, Part V.Juan P. Luna, Elizabeth J. Zechmeister.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Latin America: A Study of Elite-Mass Congru-ence in Nine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8 No.4 (2005), p. 388.Kitschelt H., Mansfeldova Z., Markowski R. & Toka G, 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ompet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arty Coop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Dogu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0. 2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法會的政治精英具有代表大衆利益的性質。精英的生成模式涉及精英的背景、組成、政治取向，各種資本在不同階段的價值展現以及不同的進入路徑，構成了在立法會內不同政治力量的格局。因此，政治精英的生成模式影響着精英與大衆在利益代表之間的關係。對立法會內政治精英的立場和態度的分析，是反映其在利益代表性的重要標杆。筆者以回歸前最後一屆立法會（1996─1999年）以及回歸後第三屆立法會 （2005─2009年）的議員作比較研究，透過量化政治精英的議程前發言和書面質詢，以及根據社會的關注程度和重要性而選擇的熱點議題作定性分析，闡釋回歸前後的轉型時期政治精英如何體現其利益取向和代表性。一、政治精英的利益取向：基於議程前發言和書面質詢的分析（一）總體情況在澳葡時期，根據《澳門組織章程》，立法會議員可對總督或行政當局任何行為提出書面諮詢（第38條），唯在實際中對政府的工作進行監督和表達利益卻十分罕見，因此，對立法會議員的利益取向分析將以議程前發言替代。回歸後，《基本法》保障立法會議員有權按照法定程序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而書面質詢成為了其代表民意監督行政當局的最常見方式。據統計，1996─1999年會期的議程前發言有146份，而2005─2009年會期中，各議員提交的書面質詢則達1,473份。回歸前，立法會議員的議程前發言集中在“治安”（19.2%）、“勞工與就業”（8.9%）和“公共行政”（8.9%）。同時，考慮到議程前發言在回歸前並非立法會議員最為常用的利益表達渠道，筆者根據1996年10月─1999年12月在報章上以議員身份所作的言論和表態作補充，“治安”和“過渡期事務”所佔比例最高，分別為15.7%和12.7%。回歸後治安不再成為議員們的關注焦點，相反，“勞工與就業”（12.5%）、“公務員”（5.8%）、“社會保障”（5%）和“醫療衛生”（5%）等獲得較大關注。（二）從議程前發言與書面質詢所顯現的利益代表特點基於精英的來源背景、資本力量及具體產生方式，其在利益表達上展現明顯的差異。同時，在社會經濟變遷時期，利益代表的特徵也展現出新的變化。1. 利益表達的集中性。制度化的利益表達在回歸前後均集中於直選議員，且在回歸後有所加強。在1996─1999年的屆別中，直選立法會議員的議程前發言佔總體比例的80.2%，而在2005─2009年的立法會中，來自直選議員的書面質詢比例高達92.2%。究其原因，與直選議員需依靠龐大的選民群體支持不無關係，因議程前發言或書面質詢是最直接表達利益取向而又讓大衆獲知的途徑。自回歸以來，書面質詢的次數呈上升趨勢。而在澳門的協商政治氛圍下，不少政治議題以非正式的渠道又或以社團成員身份的角色作申述，間選和委任議員並沒有透過制度化的見2006/2007、2007/2008和2008/2009年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活動報告。由於官方沒有公佈1996─1999年的立法會議程前發言內容，本文根據《華僑報》（澳門）1996年10月─1999年12月的相關報導作統計。但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網站上載的書面質詢數量，相關數據為1,453份，因此本文所作的書面質詢分析以1,453份為基礎。共計432條，但不包括在議會討論時所表達的取向。 28

社會變遷與利益多元：澳門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分析途徑作利益表達；而行政長官委任的議員則由於其委任性質而對政府施政較少以直接公開的方式作監督和批評。2. 利益表達的多樣性。比較1996─1999年的議程前發言及議員表態與2005─2009年的書面質詢，可以看到，議員們所關注的議題漸趨分散。回歸前最受關注的“治安”，其分別佔議程前發言和議員表態數目的19.2%和15.7%，但2005─2009年書面質詢次數佔首位的“勞工與就業”，其比例則為12.5%。而以標準差計算，回歸後各議題受關注的分佈程度越靠相近。從表達議題的多樣性，間接印證了回歸後澳門社會利益分化的趨勢。一方面是原來相類似議題的分化，如在澳葡時期，大衆聚焦公共行政架構的改革以提高公務員的工作效率和服務素質，而回歸後基層公務員的福利、公共行政架構的體制性問題等也受到廣泛重視；另一方面，在回歸前較為忽略的多項議題，回歸後受到分外關注，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土地批給及城市規劃等。3. 不同政治力量議員利益表達的側重性。以政治力量劃分，澳門立法會議員可分為建制基層、建制商界、建制專業、新興民主陣營、新興商界和本地葡籍六個類別。不同政治力量議員的利益表達側重性各有差異，而這可從他們擁有的不同資本、職業、社團背景，進入立法會方式等層面分析。（表1）表1 以政治力量劃分的立法會議員類別政治力量政治取向職業界別主要擁有資本主要進入 方式建制基層建制派社會服務、全職議員 政治資本（社團）直選、間選建制商界商界（中小企業）政治資本（社團和血緣宗親）、經濟資本間 選建制專業專業人士文化資本委 任新興民主陣營非建制派專業人士、全職議員文化資本直 選新興商界商 界（博彩企業）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籍貫鄉親）直 選本地葡籍回歸前：建制；回歸後：非建制與建制相混合（視乎進入方式）公共行政、專業人士政治資本（族裔）、文化資本委任/直選/間 選回歸前各範疇（議程前發言與表態）分別為3.7%和4%，而回歸後為2.3%。不同學者對澳門的政治力量有眾多的分類，例如余振在分析1996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組別時以“獨立”、“民主民生”、“傳統”、“獨立”（土生葡人）作區分（參見余振、盧兆興：《政治參與及政治動員：1995年香港立法局及1996年澳門立法會選舉比較研究》，余振、林媛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政治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330─346頁。）；余永逸在分析2005年澳門立法會選舉時以“土生葡人”、“民主派”、“親北京”、“博彩業”、“公務員”和“獨立”作政治背景之分野（參見余永逸：《2005年澳門立法會選舉：對澳門民主化的啟示》，《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007年，第32期，第53─85頁）；潘冠瑾把歷屆立法會直選中的政治力量分為“傳統陣營”、“自由開放陣營”、“本地葡籍”、“獨立商界”及“其它”（參見潘冠瑾：《澳門社團體制變遷──自治、代表與參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基金會，2010年）。筆者主要依據各政治力量的政治取向和代表階層而作劃分。另外，澳葡時期的立法會未有任何的議員界定屬“建制專業”的政治力量。在澳門的特殊政治環境裏，政治資本可有兩種子分類，一種是以國籍、血統甚至宗族的身份而獲得的“政治特殊資格或地位”，而另一類的政治資本（與社會資本緊密連結）則是透過成為社團成員而得到具政治影響力的網絡成員的資格；二是“經濟資本”，主要通過財產的所有權而得到；三是“文化資本”，其主要以獲得教育文憑而作衡量，但也能體現為在道德修養和社會威望中具有較高的地位。詳見蔡永君：《回歸前後澳門的政治精英生成及其機制》，《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64期，第5─6頁。 2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根據對各政治力量的議程前發言和表態，展示不同政治力量的立法會議員對各範疇的關注各具傾向性，而通過統計則可顯示各政治力量對不同範疇的關注程度展現顯著的差異。表2 按政治力量劃分1996─1999和2005─2009年立法會議員的關注範疇政治力量1996─1999年2005─2009年議程前發言議員表態書面質詢建制基層政府管理、治安、勞工與就業社會服務 與保障 、勞工與就 業勞工與就業、教育與醫療、環境保護新興民主陣營政府管理、治安教育與醫 療、過 渡期事務與政制土地與整體規劃、房屋本地葡籍政府管理司法體系與法律政府管理、食品/藥物/產品安全與權益新興商界經濟與產業經濟與產業交通、社會安全、經濟與產業建制商界經濟與產業城市建設、經濟與產業─回歸前建制基層與新興民主陣營均對“政府管理”與“治安”表示關注，前者在“勞工與就業”問題上常作為工薪階層的代表表態，而後者則較多對過渡期的各種事務與政制提出意見。相對地，新興商界和建制商界對經濟問題較關注，而本地葡籍議員則因主要從事法律與公共行政的工作而對“政府管理”和“司法體系與法律”提出大量的意見。同樣地，從2005─2009年的書面質詢中可看到不同政治力量所關注範疇的側重點有所差異。建制基層因應社會經濟環境的急速變化，對“教育和醫療”和“環境保護”的關注相對突出。新興民主陣營提出不少關於“政府管理”和 “勞工與就業”的問題，但其更為側重關注“土地與整體規劃”、“公用事業 / 專營服務”和“房屋”。4. 個案比重的增加。隨 社會利益訴求趨向多樣化，以及直選立法會議員更多成立議員辦事處，建立起與市民的直接溝通機制，立法會議員在利益代表的操作上也有所轉變。回歸前的議程前發言或表態主要針對某一範疇或情況表達意見；而回歸後書面質詢（議程前發言也相類似）以求助個案作例子說明的比重逐漸增加。二、政治精英的利益代表：基於熱點議題與法案取向的分析除了從議程前發言、表態和書面質詢以理解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取向外，筆者選取部分在卡方驗證p值<0.01，在99%置信水平下，推論各政治力量中對議題關注的程度是非均等的，但未能進一步驗證兩者的相關性（卡方驗證p值>0.05）。卡方驗證p值<0.01，在99%置信水平下，推論各政治力量對議題關注的程度是非均等的。經進一步驗證，因卡方驗證p值<0.01，在99%置信水平下，推論政治力量與議題範疇的提出具有關係。經計算，實際值與預期值之比例>1表示該政治力量對相關範疇具有相對較高的關注度，且具統計之顯著性；實際值與預期值之比例<1則表示相對較低的關注度。卡方驗證p值<0.01，在99%置信水平下，推論各政治力量對議題關注的程度是非均等的。經進一步驗證，因卡方驗證p值<0.01，在99%置信水平下，推論政治力量與議題範疇的提出具有關係。經計算，實際值與預期值之比例>1表示該政治力量對相關範疇具有相對較高的關注度，且具統計之顯著性，實際值與預期值之比例<1則表示相對較低的關注度。另外，因“建制專業”及“建制商界”提出的書面質詢次數未能符合作進一步統計驗證，因此不包括在內。 30

社會變遷與利益多元：澳門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分析相關時期社會較關注、引起爭議和影響性較大的熱點議題與法案，分析政治精英的立場和行為，期以更好地瞭解澳門政治精英的利益取向。（一）1996─1999年屆別立法會1. 勞工與就業。1997年3月，澳葡政府宣佈恢復自1995年7月中止的聘用非專業外地勞工的政策，並優先允許紡織業和製衣業申請輸入外勞，以減輕製造業成本保持出口競爭力。然而，在失業率上升，經濟缺乏增長動力的情形下，重啟非專業外勞的輸入自然出現反彈情緒。工會聯合總會（簡稱“工聯”）在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的代表隨即發聲，而同屬工聯的立法會議員也對相關政策表達不滿。同時，新興民主陣營的議員也表示強烈反對，並以較代表傳統勞工社團的建制基層更激烈的行動作表態，同時提出了“就業促進法”的法律草案。當然，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僱主代表也表達其支持重啟外勞輸入的理據，以商會負責人的身份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紡織和製造業長期未能聘請足夠的工人。顯然，立法會中建制基層、新興民主陣營與建制商界各具鮮明立場，但建制基層與建制商界並沒有透過立法會議員的身份作正面交鋒，而新興民主陣營則以較鮮明的行動對政府的態度和資方的表態予以反擊，新興商界與本地葡籍議員則保持緘默。由於立法會內代表勞方與新興民主陣營議員的人數較資方少，而政府對新興民主陣營議員提出的《就業促進法》也持否定態度，因此，法案不獲通過。但在勞方和新興民主陣營議員的強烈反對下，政府對，輸入外勞的態度也趨於審慎。 同時，建制基層議員透過聯合法律範疇的本地葡籍議員提出《就業政策和勞工權利綱要法》，旨在確立就業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原則。因法案屬框架性的本質具有較大的彈性，且由於提出的議員共有五位而在議會內形成一定的共識，法案也就獲得通過。然而，隨着暴力罪案的升級和失業率進一步攀升，工聯提出要求大幅削減外勞人數等措施，在1998年10月更罕有地組織遊行隊伍前往澳督府請願。同一時間，代表資方的三大商會（廠商會、出入口商會、毛紡毛織廠商會） 聯合召開“工貿界維護權益會”，指出製造業存有大量空缺，並明確召開會議的目的旨在說明情況，期昐與工聯謀求解決問題的方案。《准紡織製衣業恢復申請外勞 月中辦申報評估後研究處理》，《華僑報》（澳門），1997年4月1日，第一張第一版。《對重新輸入外勞強烈不滿 工聯擬就意見書呈交社協》，《華僑報》（澳門），1997年4月17日，第一張第四版；《重申不能輸入外勞 對澳府所為表強烈不滿》，《華僑報》（澳門），1997年5月10日，第一張第四版。例如，派出宣傳車輛到各區停駐演講，呼籲市民以“一人一信”的行動致函澳督要求撤回相關批示，並發起反對無限制輸入外勞的遊行。見《今晚發起反對輸入外勞行動 籲市民致函澳督促收回成命》，《華僑報》（澳門），1997年4月5日，第一張第四版。主要內容包括透過立法規定外勞總人數及配額期限。見《吳國昌提“就業促進法法律草案 建議規定外勞總人數及配額期限”》，《華僑報》（澳門），1997年4月12日，第一張第四版。《三商會謂澳府決定實事求是 認兩行業缺乏工人乃是事實》，《華僑報》（澳門），1997年4月9日，第一張第四版。體現在首批輸入外勞人數遠低於企業的申請，見《就澳府批准下月輸入二百外勞一事 新澳門學社及兩議員在各區派傳單 冀市民促澳府保障本地工人利益》，《華僑報》（澳門），1997年8月24日，第一張第四版。《劉關唐歐梁等五立法議員 向立法會提就業政策綱要法》，《華僑報》（澳門），1998年2月5日，第一張第一版。《工聯率工會代表督轅請願 要求“還我飯碗保我權益”》，《華僑報》（澳門），1998年10月24日，第一張第四版；《工貿易維護權益反對大幅削減外勞 昨開大會說明實況聲明並非攪對抗》，《華僑報》（澳門），1998年10月24日，第一張第一版。 3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可見，在就業情況惡化，外勞人數持續上升之際，勞資雙方的矛盾與日俱增。不過，勞工界議員主要從旁支持所屬勞工社團和透過立法會的工作爭取對勞工權益的保障；而代表僱主利益的建制商界議員也沒有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對勞方的指責予以反擊，而是透過商界社團領導的身份，舉行“維護權益”說明會，顯見雙方並不主動地以立法會議員的角色對外勞輸入問題作激烈的評議。2. 治安。回歸前，治安問題成為議員們重中之重的關注議題。由於澳葡當局未能採取有效措施打擊犯罪，治安環境每況愈下，各政治力量的議員一致督促當局承擔責任，積極參與《有組織犯罪法》（原稱《歹徒組織》法例）的法律草案的修訂工作。1996年底，相關法律由立法會小組開始研究，其後因嚴重罪案迭起而採取緊急程序審議通過。但因後來增加大量的條文以及對其中概念的爭議而交回小組作細則性審議。在小組討論時，來自不同政治力量非小組成員的議員也一同出席，合共20位議員（佔全部議員的87%）參與討論並達成共識。雖然來自博彩業的新興商界議員對文本的一些定義存在異議，但各政治力量基本摒除了原有界別的利益取向而使法案獲得通過。事實上，治安問題牽動所有界別議員的神經，因此，各政治力量從澳門整體利益出發，達致共識，符合市民對治安能得以改善的願望。3. 公共財政。澳葡組成政府沒有建立財政儲備制度，歷年盈餘歸入“備用撥款”成為財政滾存。可是，澳葡政府能在預算案獲立法會審批後隨意動用“備用撥款”，因此，社會各界普遍贊同儘早建立財政儲備制度，認為可“積穀防飢”，也可更好地監督政府。1996年立法會會期開始不久，建制基層和新興民主陣營議員已敦促政府落實展開研究設立財政儲備體系法律制度的承諾，唯政府認為立法會並沒有許可權對建立財政儲備制度作出討論，但這無礙立法會議員在審議1997年度財政預算政策時提出有關要求。其中，由新興民主陣營議員提出設立財政儲備的動議未能通過，但由建制商界議員提出的較溫和的動議獲通過，只是委任議員一致投下反對票，指設立財政儲備不利於政府的福利和刺激經濟政策， 可見，委任議員或多或少為政府“保駕護航”，且取向傾向一致。而在審議1998年度財政預算政策時，在委任議員的全數反對下，三份旨在增加政府財政透明度和設立財政儲備制度的修訂動議案均被否決。事實上，因滾存的運用存在較大的隨意性，市民擔心將來的特區政府“庫房空虛”。新興民主陣營議員於1998年中旬提出的“要求設立財政儲備制度”決議草案獲得接納。可是，在離回歸僅一年多的時間，部分華人議員對設立財政儲備的時機性表示懷疑，最終僅獲建制基層議員和動議者的支持（6票對14票）而未能通過。葡籍議員一如既往地投反對票，而建制商界議員則各有反對和棄權，新興商界議員則以棄權作為對草案“不支持”的表態。誠如部分反對者和棄權者認為，要求澳葡政府建立財政儲備的決議草案並沒有強制執行的能力，且需漫長的立法程序，政治表態的作用大於實際效果。然而，從立法會作為市民利益代表的角度來看，縱使不具約束力的政治表態也是需要的，由此引起市民懷疑立法會在澳葡最後管治的時期放棄財政監管的責任。是否設立財政儲備制度 董樂群稱立會不應討論》，《華僑報》（澳門），1996年11月12日，第一張第四版。《大多數議員主張積穀防飢 救火隊反指財儲凍結財政》，《華僑報》（澳門），1996年11月30日，第一張第二版。《放棄監督責任 澳人利益何在？》《華僑報》（澳門），1997年11月2日，第一張第四版。有關要求設立財政儲備制度的具體情況，見《華僑報》（澳門），1997年12月至1998年11月的相關報導。見《華僑報》（澳門），1997年11月的相關報導。 32

社會變遷與利益多元：澳門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分析4. 過渡期事務。在後過渡期，由於澳葡當局未有積極維護澳門的整體利益而引起社會不滿，推動着精英共識的產生，其中又以澳督及政務司返回原職津貼一事最為轟動。1998年，有報導指葡萄牙檢察總署發出建議書，認為澳門政府應支付自1974年以來歷任澳督及政務司的返回原職津貼，而澳督則間接表示政府必須依從執行。隨即，新興民主陣營議員向立法會提交反對的決議草案。其後，更傳出葡萄牙政府要求為任公職滿8年和12年的澳督和政務官給予終身月津貼。在澳門財政資源緊拙的情形下，這無疑使政府的財政負擔百上加斤。一時間，建制基層和建制商界議員（部分身兼特區籌委會委員）紛紛透過議程前發言或在其他場合表示建議並不合理，認為屬葡萄牙委派的政治職位，其津貼也應由其支付，更要求政府透過法律程序向葡萄牙提出上訴，而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滋英也明確表示完全同意澳人言論，並透過聯絡小組向葡方提出抗議。後來，葡萄牙政府在9月底宣佈其將負責支付返回原職津貼。可見，回歸前立法會議員達成共識部分借助了“外來”力量，除了澳葡政府未能有效維護澳門的整體利益外，葡萄牙政府與中國政府的態度也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二）2005─2009年屆別立法會1. 勞工與就業。在《勞動關係法》（原名《勞資關係一般制度》下稱《新勞工法》）通過前，規範勞動關係的《勞工法》自1989年生效後未作過重大修改，舊有法例已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修訂《勞工法》並沒有引起爭議。然而，隨着法案在一般性通過後交予委員會進行細則性討論，漫長的角力開始展開。建制基層勞工界議員積極發表意見，明確要求《新勞工法》中的勞>資協議不能低於該法最低標準，並加入欠薪刑事化和設立長期服務金的條文。而新興民主陣營議員則認為新法案有許多方面與舊法相比有所倒退，要求政府儘快回應勞工界訴求並以此為遊行活動的目的。同時，代表資方的澳門中華總商會（簡稱“中總”）也通過座談會等形式收集商界意見，代表僱主利益的立法會間選議員也一同出席，呼籲各行業僱主要把握“最後機會”表達意見。中總要求在《新勞工法》中容許勞資雙方因應行業特性和作業模式自行制訂多項彈性條款，明確反對欠薪刑事化和建立僱員的長期服務金制度。因此，勞資雙方的分歧並未因文本的確立而有所拉近，勞工界議員認為新文本打垮勞工法原有的最低標準，部分商界議員強烈反對行政管理負責人或企業代表需要為公司違反《新勞工法》所受的處罰承擔連帶責任， 也有較溫和表示如法案制訂過量的補償性措施將加重營商負擔。見《華僑報》（澳門），1998年7─8月的相關報導。見《華僑報》（澳門），1998年8─9月的相關報導。《工聯向立法會遞交意見書及二萬二千簽名 新勞法須確立欠薪刑事化》，《澳門日報》（澳門），2007年8月1日，B03版。《學社關注勞工權益五一遊行》，《市民日報》（澳門），2008年4月30日，P02版。《勞工法座談會昨假中總舉行 許世元：冀新法平衡勞資利益》，《澳門日報》（澳門），2007年6月30日，A03版。《倡新勞工法應顧及行業特性 中總：容許勞資自訂協議》，《澳門日報》（澳門），2007年9月19日，B07版。《關翠杏抨勞工法工作文本大倒退　指打垮原法最低標準不能踰越原則》，《澳門日報》（澳門），2008年5月30日，B07版；《李從正提出對條文立場指新法絕不能倒退 勞工法不能以協議凌駕法律》，《華僑報》（澳門），2008年6月13日，第14版。《商界議員對〈勞動關係法〉持不同意見 立會顧問：刑不上則法律流於形式》，《澳門日報》（澳門），2008年6月24日，B05版。《認勞動法過量補償措施加重商界經營壓力　高開賢 賀定一：按行業特性訂僱聘條件》，《澳門日報》（澳門），2008年7月5日，A07版。 3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工聯罕有地會見行政長官何厚鏵及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並提出立場及意見，而政府則刪除備受爭議的“協議除外”表述，為雙方爭持不下的超時工作補償訂定清晰的最低標準。中總領導（包括多位間選僱主利益代表的議員）拜訪經濟財政司司長，反映僱主的立場和憂慮。政府最終加入“自動繳納罰金”制度，為商界對欠薪刑事化的顧慮減壓。可是，各種利益的取向並未因多次的會議和法案四易其稿而有所緩和，在提交法案予大會審議前夕，行政長官何厚鏵更史無前例地介入“拉票”，呼籲商界和委任議員以整體利益為重，對政府提交的《新勞工法》法案投贊成票。最終，《新勞工法》自一般性通過後14個月始在2008年8月獲細則性通過。《新勞工法》是各立法會會期內少有的具激烈爭議性的法案，從利益代表的角度看，因過去澳門以廉價勞動力為競爭優勢，原《勞工法》對僱員的利益保障匱乏，而在以和諧協商為主導的社會氛圍下，勞工階層或工會組織甚少以激烈方式爭取權益，加上立法會內商界議員人數佔優，因此，法案待議過程中勞工界議員和團體的行為取向，實際上是在處於較弱勢的位置下竭力爭取與其他經濟體和國際公約表述相一致的權益。而站在代表中小企業的建制商界議員（直選和間選）的角度，雖然基本沒有選舉競爭的壓力，但《新勞工法》中如假期工作“三工”（三倍工資）等規定將不可避免地增加其運營成本，而在經濟高速發展下，中小企業受到人手短缺和租金上升等因素的影響獲益程度不高。為此，建制商界議員的進取表態不難理解。相對地，由於新興商界議員多從事與博彩業相關的高利潤行業，《勞工法》的修訂對其利益未有構成衝擊。新興商界議員大都來自直選，其傾向僱主利益的取向容易使選民產生反感。因此，在法案討論過程中，新興商界議員較少透過議程前發言或接受訪問作公開表態。新興民主陣營與土生葡籍的直選議員在維護勞工權益的取向和意見基本與勞工界相同，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在最終文本的取向上傾向關顧勞工界的利益。而屬委任的建制專業代表，則基本沒有明確表達其利益取向。2. 公用事業/專營服務。回歸後多項公用事業仍保持專營方式或由寡頭壟斷，但服務素質和收費卻一直為市民詬病，其中以巴士票價大幅調升並獲政府補貼一事，引起社會强烈反響。自2006年以來，兩家巴士公司在公佈業績時均表示因運營成本的上漲而虧損，希望政府批准加價。然而，新興民主陣營議員對於巴士公司從盈轉虧感到詫異。直選土生葡籍、建制基層和新興民主陣營議員均透過書面質詢，對巴士服務素質每況愈下表示關注，加價的申請也就被擱置。然而，在巴士專營合約即將到期，計劃開放市場引入競爭之際，政府宣佈擬與兩家巴士公司簽訂臨時批給合同，並初步同意在2008年年底前加價四成，但為減輕市民負擔，政府將補貼持電子收費卡的居民，涉及每年使用公帑2.5億元。此一消息旋即引起社會強烈反嚮，除多個《為完善勞工法 工聯約見特首》，《大眾報》（澳門），2008年7月9日，P04版。《替代文本下周交立會　引入欠薪徒刑代罰金　勞工法案刪協議除外表述》，《澳門日報》（澳門），2008年7月11日，B05版。《箍票湊效七成多條文已通過》，《華僑報》（澳門），2008年8月5日，第11版。其質疑政府容許把原給巴士公司用作興建巴士總站和商住用途的兩幅土地分別轉讓到同屬承批人名下的兩家私人公司。見《兩巴批地轉私人名下離譜》，《正報》（澳門），2006年4月28日，P04版。《搭巴士難高天賜提質詢》，《新華澳報》（澳門），2007年1月10日，第1版；《李從正盼完善公交服務》，《澳門日報》（澳門），2007年1月19日，第E06版；《幾許巴士變身賭場酒店專車 區錦新轟巴士公司不務正業》，《正報》（澳門），2007年1月26日，P04版。《擬加八角至二元 加幅四成年底前實施 巴士加價政府補貼坐車平咗》，《澳門日報》（澳門），2008年10月4日，第A01版。 34

社會變遷與利益多元：澳門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分析社團表達了加價幅度過高，要求政府詳細解釋有關公帑補貼的細節外，報章的評論也質疑大幅加價的合理性和公帑補貼的必要性。事實上，民衆對自1998年起巴士票價一直凍結而需適當調整沒有太大異議，但條件是巴士服務的素質需要提升。不單新興商界議員質疑此舉將開公帑資助公用事業/專營服務的先河，一直對公用事業較為關注的新興民主陣營和建制基層議員也質疑大幅加價的理據和政府補貼的計算，新興民主陣營議員並提出召開為辯論公共利益問題的全體會議。由於涉及公用事業的大幅度加價以及公帑的使用，社會普遍期待透過公開辯論讓公衆瞭解加價與政府補貼的合理性，可是，首次辯論動議僅有部分直選議員贊成。其後，新興民主陣營與直選勞工界議員分別提出兩項有關巴士加價幅度過高的辯論動議案，獲得大部分直選議員支持，但在委任議員和間選議員的反對下，以及直選中部分議員投棄權票，兩個動議案分別以2票及1票之差不獲通過。最終，政府在各方壓力下，雖然批准兩家巴士公司的加價申請，但加幅下調至28%，政府每年的額外支出也減少至2.09億元。可是，由於有關加幅和補貼等事項始終未能在議會內得到澄清，在欠缺足夠透明度的情況下，雖然政府提出的補貼方案能減輕市民的乘車負擔 （實際收費較加價前為低），但並未得到市民支持；相反，認為政府在公用事業的監管上存在不足，而立法會作為利益代表角色也受到一定的質疑。3. 土地批給和城市規劃。回歸後澳門鮮有以公開競投或拍賣的形式作土地批給，2006年底“歐文龍貪腐案”（以下簡稱“歐案”）曝光前，社會上一直有聲音認為在欠缺足夠透明度的情形下，土地批給容易造成“利益輸送”。新興民主陣營議員曾多次針對土地用途的改變和溢價金補償偏低等透過書面質詢、口頭質詢、議程前發言和在社團刊物等發表意見；而屬建制基層的勞工界直選議員和土生葡籍直選議員也表達對政府在批地過程中透明度不足的質疑。“歐案”的揭發及其後的審理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社會上的猜測和指責，由此，新興民主陣營與建制基層議員對土地批給予以格外關注，後者提出成立“檢視土地及公共工程批給制度臨時委員會”和“檢視公共財政制度臨時委員會”，得到幾乎全體議員的支持而獲得通過。由於澳門一直欠缺整體的城市規劃法律，使得建築工程的批給在官員手中存在較大的彈性；再者，經濟的發展與原來的城市規劃、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產生越來越大的矛盾。例如，在2006年8月土地工務運輸局公佈對松山山腳一帶開展的整治方案而使多個地段的建築高度被大幅放寬，由新興民主陣營議員以及文化和歷史文物關注者的聲音掀起了社會對保護松山燈塔的討論熱《馮金水認兩巴加幅過高》，《澳門日報》（澳門），2008年10月5日，第A03版；《兩巴加價首年賺回歷年虧損 梁金泉指40%加幅咋舌 促交代提升服務計劃》，《市民日報》（澳門），2007年10月6日，第P01版；《潘志明反對兩巴加價及補貼》，《正報》（澳門），2007年10月7日，第P04版；《當第四輛巴士走了以後》，《澳門日報》（澳門），2008年10月7日，第E03版。《議員質詢補貼兩巴合理性》，《澳門日報》（澳門），2008年10月10日，第A06版；《吳國昌：補貼兩巴涉利益輸送》，《市民日報》（澳門），2008年10月5日，P01版；《關翠杏質詢兩巴補貼措施》，《澳門日報》（澳門），2008年10月17日，第B06版。《立會全體大會十三票反對 巴士補貼辯論動議遭否決》，《華僑報》（澳門），2008年10月30日，第14版。《兩巴加價冇得辯論》，《市民日報》（澳門），2008年11月11日，P04版。《加幅27% 澳線每程3.2元 巴士下月加價政府年貼2億》，《澳門日報》（澳門），2008年11月20日，第A03版。《檢視土地工程批給及公共財政制度 五議員聯署提案倡立會設兩臨委會》，《華僑報》（澳門），2006年12月20日，第11版。 3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潮，議會內其他政治力量的議員也相繼表達對有關方案以至對興建中的高樓群建築的擔心。此事除了引起大衆對保護文化遺產的關注外，也使社會認識到建立整體城市規劃法規和指引的重要性，新城規劃方案的公佈自然成為社會的焦點。2006年初，時任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舉行記者會，介紹塡海造地398公頃的計劃，建制基層和新興民主陣營議員隨即就此計劃要求立法會召開口頭質詢的全體會議，質詢當局有關塡海規劃方案的制訂過程和科學理據。由於事出突然，而官員在回應中未能詳細闡述，使得包括委任議員在內的各界別議員批評。立法會隨後邀請政府代表就新城規劃的構想和初步規劃作詳細講解，透露政府已把相關計劃提交中央政府審批。對這涉及未來20年的土地供應以及預計容納超過10萬人的規劃來說，政府“未諮詢，先審批”的做法使公衆大感不妥。因此，2008年初塡海方案的消息傳出後，隨即引起社會與立法會議員的高度關注。由於此事在議會內和坊間均引起較大討論，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隨即在立法會口頭質詢中就塡海建設新城的初步規劃方案作出闡述。因有關方案一直在審批過程中，政府沒有主動對計劃作更詳細的介紹，直至2009年4月，在由新興民主陣營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大會上，運輸工務司司長透露，用地方案經聽取國家相關部委及科學論證後作了微調。2009年底，中央政府正式批覆允許澳門特區塡海造地361.65公頃，而政府也就為此開展長達3年的規劃諮詢活動，時間與規模為歷年各項諮詢之最。4. 博彩業。博彩業在澳門的地位舉足輕重，議員中不少是與博彩業相關的商人（基本屬新興商界的政治力量），以下就各政治力量在博彩業議題的取向作分析。首先，新興商界中以兩位直接從事博彩業的商人較多對博彩業的政策和制度法規提出看法，同時也對政府疑似偏袒外資博彩企業的情況提出質疑。然而，直選的新興商界議員對交通、社會服務和保障等議題也多有關注。而同屬新興商界（直選）但部分業務與博彩業相關的議員，由於其依重鄉親的票源，並沒有較其他政治力量的議員對博彩業議題分外關注。但是，在賭場貴賓廳碼佣問題，以及對博彩借貸制度與中介人利益的維護則是新興商界議員的共同關注點。相對地，來自建制基層和新興民主陣營的議員，對博彩業的關注集中在發展過程中帶來的勞工矛盾與社會問題，涉及的範疇相對廣泛。新興民主陣營和新興商界議員在博彩業問題上也具共同關注的領域，特別是2008年第四季爆發的全球性金融海嘯，美資博彩企業因資金的原因暫停澳門的在建項目，大量裁減人手，更計劃把酒店的住宅式項目和商場分拆出售，引起了外界擔心外資把資產轉移將變相損害了澳門的整《盡快修補規範管理部門協調依法辦事 議員促完善法制保護文物》，《澳門日報》（澳門），2007年11月30日，B06版。《吳國昌指塡海建新城缺乏城規法制基礎 要求召開口頭質詢會議》，《華僑報》（澳門），2006年1月18日，第13版；《梁玉華關注塡海新城建設規劃 吳國昌質詢會否制訂城市規劃文件》《澳門日報》（澳門），2006年1月22日，B07版。《新城規劃乃初案續諮詢民意 議員冀有整體藍圖法制不滿“假諮詢”》，《澳門日報》（澳門），2006年2月10日，B01版。另有兩位議員提出不同議題的口頭質詢。詳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工務司：《新城區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例如倡議設立由政府主導的“博彩協調機制”以規範各博彩企業在公平環境下競爭；促請嚴厲打擊非法賭博；關注問題賭博；提出設立“博彩從業員就業基金”等。如大量輸入外勞對本地工人就業和晉升的影響等。 36

社會變遷與利益多元：澳門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分析體利益。需要指出的是，新興商界議員在與博彩業相關的利益表達過程中，在部分情形下難以明確分割代表個體公司又或博彩業界的利益，而這身份重疊引起的利益代表模糊性在北安碼頭航線批給的問題上尤為凸顯。5. 公共房屋。回歸初期房地產價格保持在較低水平，政府停止批建新的經濟房屋（簡稱“經屋”），而把房屋政策的重點投放在社會房屋（簡稱“社屋”）上。在社屋的供應與需求存在差距的情況下，建制基層中的坊會代表和新興民主陣營議員要求政府加快興建社屋。博彩專營權開放後，大規模的資金湧入澳門，房屋政策開始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建制基層中的勞工界議員表達對房地產市場炒賣氣氛熾熱的擔憂。建制基層的代表性社團之一的街坊聯合總會（簡稱“街總”），透過拜訪房屋局反映低下階層住屋困難的情況，要求當局增建公共房屋。為此，特區政府於2006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三四五六”（三年內興建約4,000個社屋單位，並爭取在五年內興建不少於6,000個）的社屋興建計劃，建制基層和新興民主陣營議員密切跟進相關的興建進度。由於本地居民的整體收入未能追及住宅單位價格的升幅，而社屋申請的入息資格也未有隨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而及時調整，產生所謂的“夾心階層”。經屋停建，而原有已批出的項目也因各種原因而延誤擱置，使經屋與社屋的供應量遠遠未達社會的需求，市民對解決房屋問題的訴求日漸提高，而在各項施政中，房屋政策的滿意度敬陪末座。各政治力量對公共房屋政策也有所關注，建制基層議員積極對房屋政策提出意見，而新興民主陣營議員則多透過其所屬論政團體以較高調姿態表達有關訴求。相對而言，建制商界、新興商界中具博彩業背景和委任議員則較少透過制度化的渠道或公開場合表態。例如，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質詢政府需強化對美資公司落實競投博彩牌照時的投資承諾，但鮮有對本地和港資公司提出相關質疑。2007年10月特區政府宣佈把氹仔北安臨時碼頭的其中一個營運權批准予外資博彩集團旗下的船公司，引起來自博彩業界議員提出質詢。同時，其丈夫以全國政協常委、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總裁的身份舉行記者招待會，認為在沒有公開競投的情形下把海上客運服務經營權批予一家賭牌公司實屬違法（該博彩公司的航運服務實際上交托予一家船公司營運）。事實上，社會對政府在公用事業服務的判給上未有實行全面的公開競投制度抱有質疑，然而，因其身份同時為營運港澳海上航線企業之母公司行政主席，該公司也曾向政府申請使用北安碼頭。因此，其是以商人和營運者的角度表達判給程序存在不公平和不合法性，而這也使得其家族成員在議會上對事件的表態存在角色矛盾的窘境。見《全國政協常委澳博總裁何鴻燊聲明指威尼斯人獲批航線不當》，《華僑報》（澳門），2007年11月22日，第11版。經濟房屋是政府提供予低下和中低產階層的人士（所謂的“夾心階層”）購買的公共房屋，價格受政府管制並低於自由市場。社會房屋是政府提供予草根階層人士租賃的房屋，具入息審查，租金按居住家庭的收入釐定，但較自由市場為低。《兩議員促檢討公屋政策 加大供應量協助輪候者儘快上樓》，《澳門日報》（澳門），2005年5月26日，B07版。《晤街總負責人聽取反映草根階層住屋問題 鄭國明：將推九百經屋二百社屋》，《澳門日報》（澳門），2005年8月12日，B06版。2000─2010年共有2,816個經屋單位供應，但僅回歸後舉行過的兩次經屋公開競投便收到超過10,000份申請；同時，2000─2008年僅有210個社屋的單位落成，但當年在社屋輪候名單的家團數達5,821個。見《列總輪候名單家團維持原排序無須再辦 社屋申請廿八重開為期三月》，《澳門日報》（澳門），2009年9月19日，A02版。認為在2006年政府最需要處理的問題上，“房屋”所佔的比例為7.2%，及至2008年已達23.9%，2010年則佔接近一半。見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http://hkupop.hku.hk/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居民綜合生活質素調查2009》；澳門民意調查學會：《澳門快樂指數調查》，2010年。 3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經過多年的討論，政府修訂了公共房屋法規，並承諾於2012年年底前興建19,000個公共房屋單位。目前，所有單位已基本完成土建階段，唯可供入住的單位僅約四成，而同期私人住宅價格則以倍數的速度上升。三、精英生成與利益代表的關係上述的議程前發言、書面質詢、表態和投票取向，勾勒出回歸前後澳門政治精英在代表取向上的側重。可以看出，在轉型時期下以精英再生產/維持作主導特徵的精英生成模式，新生的利益表達需求並不能完全得以實現。造成均衡利益代表缺位的情況，可從以下三個層次作剖析。(一) 利益表達的積極性作為大衆的利益代表，政治精英需要在行為上具有適當的積極性，讓大衆瞭解其利益取向。由於選舉制度以路徑依賴的模式一直延續至回歸後，因此，直選、間選和委任三種不同的精英產生路徑沒有得到根本改變，而路徑的差異也體現了政治精英在利益表達積極性上的差別。議程前發言和書面質詢的數量顯示，直選議員對制度化的利益表達積極性最高，其次為間選議員，再次為委任議員；而從時間上看，回歸後不論直間選和委任議員在議程前發言的積極性均大大增加，但以書面質詢作利益表達則集中在直選議員上。縱然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議員具有不同的資本力量，但在利益表達上的積極性更大程度因精英的產生方式而具有差異，制度的因素（需透過競爭性選舉贏取選票）是關鍵因素。同時，從時間的投入來看，也可見與利益表達的積極性相關。直選中建制基層和新興民主陣營的議員主要來自社會服務的工作行業，部分成員在當選後成為全職議員，更大程度上能專注議員的工作；相反，間選和委任議員均具有全職工作，多重身份的兼顧使其面對較大的時間分配矛盾。從熱點議題的分析看，除在《新勞工法》的制訂上較主動和具體提出其想法和意見外，間選和委任議員較少透過公開或制度化的渠道表達利益取向。回歸前，澳葡政府在管治上的“不作為”促使華人精英在議會和公開場合積極表達對政策的不滿，而除委任議員外，本地葡籍議員對政府在保障土生葡人利益上也有微詞。回歸後間選議員除作為界別代表外，其角色也體現在支持政府落實行政主導，在利益表達上趨於低調，在較多的情形下透過非正式的渠道與官員接觸表達界別的取向。而在“行政主導”的政體模式下，委任議員在利益表達本質上的被動性並沒有因回歸而有所改變。(二) 利益界別的代表性以職業界別、資本、精英產生方式劃分的政治力量，在社會經濟變遷的過程中，其利益界別的代表性變化顯著，並形成新生的利益代表格局。回歸前，市民對政府的訴求集中在治安和經濟環境的改善，對澳葡政府在公共財政的運用和公務員服務水平等方面有所批評，而隨着回歸日子的迫近，則將話題集中於過渡期和特區事務的討論。因此，政治精英在利益表達上集中在治安、經濟、政府管理和過渡期事務等範疇，形成澳門社會整體的核心利益。有關轉型時期澳門政治精英的生成機制，見蔡永君《回歸前後澳門的政治精英生成及其機制》，《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64期，第5─22頁。婁勝華：《混合與過渡：澳門選舉制度的變革及特徵分析》，《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3期，第80─82頁。 38

社會變遷與利益多元：澳門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分析除了核心利益外，立法會中各政治力量因應其精英生成中的界別組成，而對相應的施政範疇較為關注，形成單一性的利益代表。例如，建制基層議員主要關注勞工階層的就業問題以及代表市民就日常生活遇到的政府管理和法律問題發聲；建制商界和新興商界較集中代表業界向政府反映營商環境和輸入勞工的訴求，但前者較為關注出入口業和製造業的利益，而後者則因低調處態（在法案投票上也多投以“棄權”票）而在利益代表上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本地葡籍議員在利益表達上圍繞司法體系與法律，並以反映土生葡人在過渡期事務的意見及保障其利益為基礎，同時，因其中較大比例為委任議員，傾向於維護澳葡當局的利益，因此在部分核心利益的問題上與華人精英意見分歧。較諸其他政治力量，新興民主陣營更為積極表達其利益取向，並具有二元性的利益代表特徵，一方面傾向於低下階層較關注的勞工、教育、社會保障等問題，另一方面代表中產階層就過渡期事務和政制提出與傳統社團不同的構想。有別於回歸前的強核心利益凝聚，回歸後因環境的變化，澳門社會的利益取向呈現多樣化，因此，核心利益的界定也相對模糊。雖然隨着經濟的好轉，失業率降至接近全民就業的水平，可是，由於政府在外勞審批上透明度不高，外界對佔勞動人口約1/3（約10萬）的外地勞工規模的合理性有所質疑。除勞工界外，商界也抱怨政府在外勞輸入的審批上偏袒大型博彩企業。另一方面，回歸前市民期盼已久的公共行政改革進程在回歸後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社會對“勞工與就業”和“政府管理” 的關注度確是較為突出；但回歸後在社會經濟的急速變遷下，其他衆多範疇的政策也受到關注，與回歸前相比，兩者並非唯一受社會關注和重視的核心利益。相對地，各政治力量的利益代表也趨向多元化。傳統社團所屬政治精英除重點保障勞工階層利益外，也注意到因社會經濟急速發展對低下階層生活素質構成較大影響，爭取政府增加社會服務與保障以及教育和醫療的投入。同時，新興民主陣營議員因其學歷背景和對專業利益的重視而對土地、規劃及房屋政策較為關注，同樣具有二元性的代表特徵（基層和中產階層）。建制商界較少利用制度化的途徑作利益表態，但從其提出的書面質詢和熱點議題的取向分析，可見其主要代表中小企業關注“勞工與就業”，向政府表達勞動力資源不足和營商環境壓力等問題。由於建制商界議員透過“執事關連”形成相對緊密的社交聯繫圈子，因此在利益表達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與回歸前相比，競爭性的增加使新興商界的利益代表展現多元化和分裂化的趨勢。首先，與以往沒有明確的利益代表群體相異，具博彩業背景使其整體上以保障博彩從業者（包括中介人）的權益為主導，但對社會安全和交通等議題也十分關注，利益表達呈現多元化趨向。同時，新興商界的利益取向也呈現分裂化現象。其中，主要獲屬下員工支持的新興商界議員，在部分情況下因議員與博彩業者身份的重疊而產生利益代表的模糊化，相反，選票較多源自宗族鄉親的新興商界議員，其利益代表的群體相對寬泛。為此，社會核心利益對整體新興商界的利益取向呈現較弱的凝聚力。包括公共行政、公共財政、公務員事務、新聞/信息發佈。即社團網絡在結構上的成員交迭，體現在各組織領導人在其他組織的兼任。見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54頁及第262─287頁。以各政治力量對不同範疇所作的書面質詢比例的標準差計算，新興商界得值為各政治力量中最低。而因建制商界和建制專業力量的書面質詢數目不多，在統計上容易造成誤差，故忽略不計。 3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回歸後葡籍議員的人數銳減，立法會的直選本地葡籍議員因來自公職體系而獲得龐大的公職人員群體支持，所以，在利益代表上自然以圍繞保障公務員的權益和福利為主，但也對基層的“勞工與就業”問題有所關注。建制專業指屬專業界別的委任議員，委任議員的本質使其在利益代表上較多站在政府的立場，造成立法會議員與“政府代表”角色的疊合。委任議員較少利用監督程度較高的口頭或書面質詢等方式作利益表達。由於利益代表的不確定性和投票取向的一致性，建制專業議員在利益表達上較少觸及社會的核心利益。總體上說，回歸後社會呈現的是弱核心利益和各政治力量（主要限於以直選為進入途徑的議員）的相對多元利益代表格局。（見圖1）圖1 回歸後立法會內各政治力量的利益代表資料來源：作者整理。(三) 利益代表的效用性在利益代表上，進入立法會的政治精英，運用被授予的權力而把表達的意見和取向轉化為實際行動。在利益代表的效用性上，除因治權回歸而使賦予政治精英監督政府和意見表達的權力有所調整外，還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包括某一政治力量在立法會的議席數、與別的政治力量在利益取向的契合性、與政府的關係以及與大衆的聯繫。《澳門基本法》第75條規定，凡不涉及公共收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議案，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議案，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在實踐上議員提出法案的情況不多，與回歸前相比，由於《澳門組織章程》對議員提出法案的規限較寬鬆，因此議員在提案上也較為積極。據統計，在1996─1999年屆別的立法會中，由議員提出的法案共32份，其中以新興民主陣營議員最為積極，約佔總數的一半，但其中絕大部分均因未獲得其他政治力量的支持而被否 40

社會變遷與利益多元：澳門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分析決。例如《就業促進法》和《限制輸入外地勞工》法案，相反，由建制基層提出，在性質上為框架性的《就業政策和勞工權利綱要法》，則因建制基層與建制商界在勞工問題上傾向採取共識協商，並在議席人數佔優的情況下，法案獲一致性的通過。事實上，回歸前大部分的法律提案均以聯合提案的形式提出，且不限於單一政治力量。例如，由傳統和新興商界議員聯合提出的《取消在戲票上徵收的百分之十印花稅（娛樂稅）》法案。因此，各政治力量在利益表達的效用上很大程度視乎與其他政治力量的關係和兩者利益代表的契合性。例如，建制基層與新興民主陣營在組成背景上的共通點（從事社會服務或為全職議員）使兩者在利益代表和取向上具有共同性。但是，前者傾向與政府合作，雙方關係較密切，並透過社團的網絡和官方的諮詢性組織而使其與建制商界擁有相似的政治取向，而與政府的密切關係也有利於其與土生葡籍議員（間選或委任）開展合作。另一方面，雖然新興商界源自傳統產業的商界人士主導間選議席的緣故，但無損在利益取向上建制商界和新興商界的近似性。與此同時，與大衆聯繫的親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精英的利益代表功能，兩者的密切聯繫是保持社會利益順暢表達的重要條件。建制基層和新興民主陣營基本上為直選議員，前者長期透過社團的活動從事工作，而議員辦事處的設立則為大衆諮詢求助開啟方便之門；後者雖然以獨立於傳統社團的姿態出現，但透過多種創新的溝通和利益表達模式（如出版刊物、街頭論壇、靜坐等），吸納中產和年輕知識份子的支持。當然，建制商界和新興商界因利益界別和組成背景而在利益代表上存在局限性，與大衆關係較為疏離，但精英資格的獲得取決於選民大衆的支持，新興商界積極建立與大衆的溝通聯繫，如設立議員辦事處；而本地葡籍議員則因語言障礙和其主要為委任議員的性質而與大衆存在較大隔閡。在與政府的關係上，雖然來自傳統社團的建制基層和建制商界議員在不少問題上與澳葡政府立場不一，但因過渡時期澳葡政府在重大政策的推動上需依靠傳統社團力量的支持；同時，傳統社團也以保持澳門順利回歸祖國為大原則，與政府的關係上既扮演了監督者的角色，又以輔助者的姿態出現，因此，兩者與政府之間保持緊密關係。由於本地葡籍議員大部分為委任性質，與政府的關係相當密切。新興商界和新興民主陣營雖然均具社團背景，但因成立時間短，影響力不突出，故澳葡政府沒有主動把其納入政策制訂和諮詢的網絡，兩者與政府的關係較疏離。為此，雖然澳葡時期立法會的監督力量薄弱，而像建立財政儲備制度這一具較大社會訴求的法案未能透過各政治力量的協作而通過，然而，因社會核心利益的凝聚力較強，以建制基層為中心並與大衆和政府維繫密切聯繫，而在與各政治力量保持良好的協作關係或具有相近的利益取向下，使總體上較單一化的社會利益訴求得以反映，並在利益表達上取得一定成效。（見圖2）但不能否定的是，自1984年選舉法的修訂，土生葡人社群主要依賴華人社團內部的協調而獲得立法會的議席，因此，傳統社團與土生葡人社群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基礎。例如，唐志堅和關翠杏議員辯事處在1998年的3─9月月內便收到257宗市民的投訴和諮詢。見《行政措施失當侵犯市民權利 唐志堅謂政府對此應予關注》，《華僑報》（澳門），1997年9月5日，第一張第四版。 41

圖2 回歸前各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注：這裏所指的“合作”關係並非指制度性的合作模式，僅針對兩者具相似的取向和投票意向而具有的“合作”關係。回歸後立法會對政府享有較多的監督職權，但由於提案權受到較大限制，因此對政治精英在利益表達的實效上構成影響，同時，各政治力量間的協作和與政府的關係決定了利益表達的成效。首先，傳統社團在回歸後與政府的相互“融合”使社團的活動重心從社會自治轉移到政治參與，但這使得其角色出現矛盾而導致利益代表功能的弱化，從而拉遠與大衆的關係。因此，在面對競選競爭及社會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建制基層的議員與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同時也使得其與因治權回歸而與政府關係更為緊密的建制商界和建制專業議員關係變得疏離。前者在利益代表的本質上與建制基層具根本差異，且回歸後欠缺以往“一致對外”（澳葡政府）的共同目標；後者則因主要源自委任議員的身份而使兩者在利益代表上存在一定的對立。然而，在政制發展等“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議題上，三者以統稱屬“愛國愛澳”的陣營而具有相似的取向。間選和委任議員基本沒有設立議員辦事處，而立法會設立的議員接待公衆的服務時間難以滿足與大衆保持緊密聯繫的需要。因此，建制商界和建制專業力量的議員在意見收集和利益代表上主要面向所屬的界別，利益代表的狹隘和不確定性持續影響其與大衆之聯繫。另一方面，建制基層與新興民主陣營在利益取向的趨同性（如公用事業監管、土地批給、公共房屋供應等議題）有所增加。然而，兩者與政府關係親疏的差異也體現在其利益表達的途徑上──建制基層可透過潘冠瑾：《政府與社會的新關係》，郝雨凡、吳志良編：《澳門經濟藍皮書──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09─201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年，第274頁。每天1 小時（除正副主席外全部議員輪席）。 42

社會變遷與利益多元：澳門立法會議員的利益代表分析制度化的途徑進入政策諮詢網絡，表達意見的態度相對溫和，而新興民主陣營則更多以新興媒體和社會運動作批判性的意見表達，且尤其關注土地批給、城市規劃等跨界別議題，較能保持與中青年一輩相對緊密的聯繫。作為直選中的新興力量，本地葡籍議員的利益代表相對單一，但在不少議題的取向上與新興民主陣營和建制基層具一致性；而在高階政治議題上較為進取的取向則與新興民主陣營具有高度的契合。與之相比，其公職體系的背景使其與政府的關係始終較新興民主陣營親近。另一方面，雖然與回歸前同屬本地葡籍的間選和委任議員相比，其與大衆的聯繫已較為緊密，但仍需更長時間的歷練。回歸前後新興商界內體現最為突出的精英循環，在利益取向上也有較大轉變。除關注博彩業的利益外，民生事務也是新興商界議員關注的重點。然而，由於新興商界議員主要依靠屬下機構員工的支持，在僱主與僱員關係的主導下，與選民間的利益代表關係相對迂迴，導致其在法案的投票和取向上呈現較大的不確定性。相對來說，在與政府的關係上，雖然新興商界常透過制度化的途徑對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評，但在投票行為上對政府提出的法案大都予以支持。總的來說，回歸後精英與大衆的聯繫互動仍存在一定的障礙，而在社會核心利益越趨模糊，各政治力量的利益代表隨着社會利益的分化而相對多元的情形下，以往以建制基層為中心，並透過協調和共同利益取向而達致的利益表達成效在回歸後有所弱化。不少具爭議性的議題因各政治力量欠缺共識而未能更好地監督政府。同時，行政主導的落實在實際操作上往往以立法會的監督制約來換取，使回歸以來政府在很多重大事項的決策上並沒有與立法會進行充分的溝通與協商，也使得社會部分的利益訴求未能更好的表達與獲得回應。[責任編輯 劉景松]需補充的是，通過間選和委任途徑進入立法會的本地葡籍議員，由於基本上沒有透過制度化的模式作利益表達（議程前發言、書面質詢等），而在投票取向上也傾向與建制專業的委任議員相一致，因此從利益表達的實際行動來看，其應歸屬在建制專業的力量。曹其眞：《立法會主席十年工作情況的總結報告》，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第13─14頁。 43

•政治法律•網絡視野下內地與澳門著作權立法之比較研究李靜 王曉燕[摘要]2012年初，內地與澳門分別修改著作權法以適應互聯網的發展需要。內地與澳門的著作權法均具有典型的大陸法系立法特色，也各有獨特之處。澳門著作權法可操作性較強，對權利客體的規定為單純列舉式，承認著作人身權可繼承，規定已發表作品的收回權，對著作權侵權側重於刑事救濟；內地著作權法條文抽象，對權利客體的規定為釋義加列舉式，集中列舉著作財產權的種類，對著作權侵權側重於民事與行政救濟。比較兩地著作權立法有利於相互借鑒立法經驗，並在出現區際法律衝突時確定法律適用。[關鍵詞]內地澳門互聯網著作權法修訂2012年6月1日，澳門因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製品條約》（WPPT）的需要而修改的著作權法 開始正式實施。內地國家版權局也於2012年3月正式公佈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向社會公衆徵求意見。內地與澳門此次修法都是出於對互聯網發展的回應。與澳門修法不同的是，內地此次修法不是源於國際條約，而是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國內知識產權保護的需要。內地自2007年加入互聯網條約後，五年來隨着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互聯網技術和數據庫的應用，以及著作權糾紛案件的增多，著作權法也在不斷的更新，網絡著作權法立法在逐步完善。就著作權法本身而言，可以說是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中內容最為豐富、變動最為頻繁、最具有現代化烙印的一部法律。電腦的廣泛使用，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應用，複製手段的多元化等，都推動着著作權保護新規則的產生，以防止法律漏洞，限制著作權侵權事件的發生。從現今內地與澳門的形勢考量，本土文化事業與產業的迅猛發展以及相關國際組織的加入和相關國際條約的簽訂無不期待着新的適應現今情勢的著作權保護規則的制訂，所以，此次兩地著作權作者簡介︰李靜，暨南大學知識產權與法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法學博士；王曉燕，暨南大學法學院國際法碩士研究生。廣州510632本文為2011年暨南大學知識產權與法治研究中心課題《網絡著作權保護的經濟學分析》（課題號：ZSCQ201105）的階段性成果。國家版權局：《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改草案）》，2012年3月。 44

網絡視野下內地與澳門著作權立法之比較研究法的修改引起了多方關注。對內地與澳門的著作權立法動向進行比較研究，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一、著作權法立法體系安排所謂立法體系，主要指著作權法的外部表現形態以及法律條文的安排、佈局問題。 內地與澳門地區均屬大陸法系區域，其著作權法均具有典型的大陸法系立法特色。著作權立法注重法典體系的整體佈局和法律條文安排的內在邏輯性，其法律結構一般包括總則、法律條文、附則、附錄或注釋。為配合著作權法典的施行，內地還制定有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以及其他相關權利保護條例，但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立法成本，且使著作權保護的相關法律過於分散。澳門著作權法結構合理，立法嚴謹，可操作性強，對各類權利的保護規定詳盡，有利於法官在判案時有法可依。但是，其在修改法律過程中更注重法律的本土化，充分考慮本地區的法律發展環境以及法律條文的銜接性。內地著作權法的體系安排清晰合理，對各種權利保護、各項相關規則的規定集中，查找方便。內地此次的著作權法修改草案雖較現行法律規範合理且詳細，但相較於澳門的著作權法仍過於抽象，需要制訂相關的實施條例或相關司法解釋進行補充，否則，其在適用上操作性值得商榷。該草案對於一些實質性的操作問題衹有簡單的條文描述，對具體操作並未過多涉及。這樣不僅增加了立法成本，不利於著作權糾紛的解決，而且會導致過分強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致使法律實施不力，對著作權人及相關權利人的保護很難達到預期效果。現行澳門著作權法典法目分為編、章、節、條、款、項，共計六編二百二十三條，於2012年6月1日正式生效，重點在第二編的第三章“各種作品與使用”，下設十節，共一百零二條條文。有關規定相關權的許可使用合同的條款，內容豐富且有獨到之處，並設有專章，對錄音錄影製品、與無線電廣播相關的權利和電腦程序問題進行保護，符合澳門著作權法修改的目的──為了加入互聯網條約。澳門著作權法體系修改幅度最大的是第五編第三章“犯罪”，將同作品、錄音製品或錄影製品的濫用、技術措施的保護、管理權利的電子信息的保護等相關的刑事犯罪進行規範，把國際互聯網條約中對相關權的規定引入法條，完善立法，對著作權人及相關權利人的保護更加具體全面。內地著作權法草案法目分為章、節、條、款、項，共計八章八十八條。較之於現行法，其條文簡練概括性強，體系安排得當。首先，此次修法將目前規定於相關行政法規、實施條例和司法解釋中較成熟的條款納入到草案當中，提高了著作權立法的整體性和完整性；其次，為使權利限制其全面適用於著作權與相關權，將其從現有法典的第二章“著作權”中獨立出來，單設為第四章進行具體規定；再次，將第三章著作權許可使用和轉讓合同及第五章法律責任和執法措施分別改成權利的行使與權利的保護，使其法律體系更為科學。另外，草案還將 《著作權法》 中的“技術措施”修改為“技術保護措施”，將“權利管理電子信息”修改為“權利管理信息”，使名稱與國際接軌，並新增“技術保護措施和權利管理信息”一章，使著作權法典更加符合國際互吳漢東：《中國區域著作權制度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北京），1998年第4期。 4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聯網條約規定，令著作權的法律保護更加國際化。二、著作權法中的權利客體縱觀各國著作權立法及相關國際條約，著作權法中關於權利客體的規定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單純列舉式，一種是釋義加列舉式即先定義“作品”，然後列舉權利客體。大多數國家的著作權立法均採用第二種模式，該模式不僅能夠彌補單純列舉式的弊端，且能夠涵蓋新出現的權利客體，包容性強。《伯恩公約》等國際條約一般都採取單純列舉式，澳門著作權法此次修改同國際條約一樣採用單純列舉式，而內地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則採用的是第二種模式。澳門原有著作權法雖明確將啞劇作品、格言或標誌、諷刺性模仿作品、數據庫、衍生作品及混合作品、作品名稱等列為著作權保護客體，但未對隨着電腦技術的發展而應用越來越廣泛的電腦程序等電子作品進行保護。現行著作權法在第二條第一款a項中明確規定了對電腦程序的保護，這是對原有條文的一項重要補充，滿足了數字化時代對該類作品保護的需要。此外，原著作權法並未涉及民間藝術作品的保護，現行著作權法在第一百七十一A條第一款a項中對藝術工作者的定義中，明確表示包括民間藝術作品人員。增設對民間藝術作品進行保護是目前各國著作權法的一種立法趨勢，因其更能體現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內地現行著作權法已有關於保護民間藝術作品的條款，但衹是簡單提及，並未詳細規定如何進行保護，修改草案也未對此進行補充。與澳門的單純列舉不同，內地著作權法草案對著作權法權利客體的規定採取釋義加列舉的方法，將原本規定於實施條例的各類作品的定義上升為法律規定第三條，彌補了單純列舉涵蓋不全面的缺陷，這是值得澳門未來著作權法修改借鑒的地方。同時，內地著作權法草案對權利客體的規定與其現行著作權法相較，草案的列舉更為科學全面，用詞也更恰當。在措辭的修改方面，其以國際社會通用的“視聽作品”替代“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製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並在相關權部分取消了“錄影製品”的規定，將其統一規定於視聽作品項下，符合國際通行做法，使條文表述更為精煉。在權利客體種類方面，根據《伯恩公約》規定，草案增加了關於實用藝術作品的相關規定，雖然衹有寥寥數語，但已是一項重大突破。因為在內地現有著作權保護領域對實用藝術作品的保護長期存在着超國民待遇，而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備受學術界與實務界的質疑。三、著作權法中的權利內容著作權的權利內容包括著作人身權和著作財產權兩部分。從權利屬性的角度看，著作人身權和著作財產權是著作權本體制度中兩類不同性質的權利，具有不同的法律屬性。就立法技術角度而言，將二者分開規範，是正確的、符合權利屬性的選擇。所以，對這兩項權利內容的規定，內地著作權法修改草案與澳門著作權法均採用分開立法模式，這個做法與《伯恩公約》規定相一致。吳漢東：《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草案的立法方案和內容安排》，《知識產權》（北京），2012年第5期。 46

網絡視野下內地與澳門著作權立法之比較研究（一）著作人身權內地著作權法修改草案與澳門著作權法均規定著作人身權不可轉讓，且權利保護期有別於著作財產權，除發行權一經行使即告滅失外，其他著作人身權的保護期並無限制。內地著作權法草案規定著作人身權不可繼承，而澳門著作權法承認可以繼承。在民法中，自然人的人身權利不可轉讓、不可剝奪、不可繼承，從自然人出生時起至其死亡時終止。著作人身權是專屬於作者人身的權利，雖然法律賦予其永久性保護權，但其仍附屬於自然人。從作品及署名權定義看，它是不可繼承的，將專屬於特定自然人的人身權利由他人繼承的做法不妥。著作人身權可由其著作財產權的繼承人或相關政府代為維護。所以，在今後的著作權立法中，澳門可以考慮是否不再規定著作權人的著作人身權可以繼承，而採用其他方式。內地著作權法在對著作人身權進行調整時，刪去修改權將其納入保護作品完整權。關於修改權，在徵求意見過程中，多數意見認為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屬於一個權利的兩個方面，建議借鑒日本、德國等國家著作權法的規定。將現行著作權法規定的著作人身權的四個權利縮減為三個：發表權、署名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澳門著作權法對著作人身權的規定全面，制度設計條文嚴謹，先是對其制度進行總括性規定，然後對具體的人身權事項分別進行規定。澳門現行著作權法第一百八十條關於藝術工作者人身權利的規定主要強調其在錄音錄影製品上演出、在無線電廣播演出中的署名權問題。此條為新修改條文，符合WPPT相關規定。此外，澳門獨樹一幟地規定了已發表作品的收回權，體現了優先保護著作權人著作權的價値取向。該款規定，作者有權在賠償相關人損失及基於道德理由的情況下，隨時收回在市面流通的作品。這些條款是內地現行著作權法及修改草案都未有所規定的。為更全面地保護作者人身權，內地可以在綜合考慮自身經濟發展狀況及其他主客觀條件的情況下，對上述權利進行規定，以完善著作權立法。（二）著作財產權著作財產權是著作權中使用最為廣泛的權利，也是與權利人的經濟利益直接相關的權利，是著作權最核心的部分。技術革新和法律觀念的變遷，都會促進著作權權利內容制度的變更，在權利種類以及權利內涵兩方面體現得最為明顯。澳門現行的著作權法對財產權利的規定包含有使用、利用、處置及授權他人利用作品的權利，但對哪些權利屬於著作財產權並未明確列舉規定，而是散見於法條規定。而內地著作權法對此進行了集中詳細的列舉。在今後的著作權修法時，澳門著作權法可以考慮將著作財產權進行集中列舉，這樣不僅行文方便，而且易於查找。內地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對財產權利進行了較大調整，主要是對電腦程序、數據技術、錄音製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等方面進行修改，同時，考慮到內地目前藝術品市場的迅速發展和巨大規模，還增加了追續權的規定。內地現行著作權法並沒有關於實用藝術作品的規定，但在內地1992年頒佈的《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中 卻有保護二十五年的規定。國家版權局：《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的簡要說明》，http://www.china.com.cn/guoqing/zwxx/2012- 04/05/content_25068660_3.htm.2012.03。張海梅：《淺談澳門地區著作權的法律保護》，《中國─東盟博覽》（南寧），2011年第6期。 4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四、著作權法中的權利限制著作權限制是各國相關立法的基本內容，也是司法實踐中亟待解決的難題，主要涉及專有權的合理使用、法定許可使用和強制許可使用，內地與澳門著作權法此次修改均對合理使用的規定有所增加或修改。v 澳門現行著作權法關於合理使用規定了十三種情形，新增和修改了四種情形。第一，它指出凡屬合法使用的情形無須經作者同意；第二，對於時事報導的合理使用，強調向公衆傳播而不是公開傳播，若是公開傳播但不為公衆所接觸就不構成時事報導，對作品的使用也就談不上侵權；第三，圖書館、博物館、文獻中心或學術機構為機構本身活動而複製某作品的合理使用的規定，刪去原本加諸在圖書館、文獻中心或學術機構前面的限定詞“公共、非營利”，另外增加了博物館為館藏需要複製某作品的規定，這樣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合理使用的範圍；第四，規定非出於盈利目的，圖書館、博物館、文獻中心、科研機構或教育場所可以通過網絡向公衆提供其收藏之作品屬於合理使用。第四點所提及那些機構通過網絡向公衆提供其收藏作品之規定有些欠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著作權人的權利，擴大了公衆的權利。對上述一點合理使用的規定，內地著作權法較為合理，注重著作權人利益與公衆利益的平衡。建議澳門著作權法借鑒內地立法的做法，將其修改為非出於盈利目的，這些機構可以通過網絡向其服務對象提供其所收藏之作品較為恰當，將傳播範圍限定為其服務對象是個比較好的做法。內地關於合理使用範圍大體與國際慣例相當，但新聞報導使用、轉載或轉播使用、免費表演等情形在使用條件方面與國際條約尚有區別。內地著作權法草案將“三步檢驗法”加入合理使用條款之中作為判定要件，並對電腦程序的合理使用作出規定。雖然已將“三步檢驗法”作為考量合理使用的判斷標準，但仍有必要將傳統著作財產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限制制度加以調整、合併，使合理使用條款得以適用於所有的著作財產權，以減少因重複規定而增加的立法成本和促進合理使用司法裁判標準的建立和統一。五、著作權侵權的救濟法律既然賦予權利，就需要規定制裁，衹有如此，權利纔會得到有效的保障。對於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保護，一般適用的民事法律手段或行政法律手段，對某些嚴重侵害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行為則需要刑事手段加以制裁。澳門法對著作權及相關權的保護除了民事法律制度外，主要強調刑事法律制度對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保護，有相當大的篇幅對相關刑事處罰手段進行規定。而內地現行著作權法及修法草案均未涉及侵犯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刑事制裁，《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有關於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刑事制裁的規定，而刑法當中關於侵犯著作權及相吳漢東：《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的背景、體例和重點》，《法商研究》（武漢），2012年第4期。汪閩菊：《迎合互聯網發展與國際接軌完善刑罰制度，澳門大刀闊斧改革修訂著作權法》，《法制日報》（北京），2012年3月27日，第12版。 48

網絡視野下內地與澳門著作權立法之比較研究關權刑事手段的規定也就寥寥幾條，內地的著作權處罰制度主要是民事和行政法律制度。（一）民事與行政救濟澳門著作權法對侵犯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民事責任部分的規定，基本上採用國際條約所要求的民事救濟手段，但是與內地一樣都未採用TRIPS關於責令侵權人提供與侵權行為有關的信息這一救濟措施。內地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簡化了侵犯著作權及相關權的民事責任的規定。第一，明確規定提供純技術服務的網絡服務商不承擔與著作權及相關權利有關的審查義務，概要規定了通知移除程序，其具體內容規定於《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第二，調整了損害賠償的規定，提出懲罰性賠償規定；第三，對於現實中已經向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支付過使用費又被訴至法院的，草案規定豁免使用者的損害賠償責任，但是要停止侵權並支付費用。澳門著作權法針對集體管理方面之違法行為規定了罰款這一行政處罰手段，但對於個人及公司著作權侵權行為沒有行政救濟措施。內地《著作權法》專門規定了行政救濟手段，第47條規定版權管理機關可以受理涉及數十種侵權行為的案件，並作出行政處罰。（二）刑事救濟因刑事懲罰具有嚴厲性，涉及生命刑和自由刑，對於權利保護來說，刑事法律制度的適用是權利救濟的最後手段。比較內地和澳門地區的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立法形式，可以看出兩地存在着較大的差別。內地刑法將侵犯著作權犯罪統一於單一的刑法典中，採取的是單軌制的立法體例。而澳門刑法典則未對侵犯著作權犯罪作出規定，而是散見於相關的非刑事法律規範中，採取的是雙軌制的立法體例。內地著作權法修改可以考慮適用雙軌制，在著作權法典中對侵權的行為達到犯罪的規定給予刑事處罰，使法律規定更為完善。對比內地與澳門關於刑事處罰的規定，澳門法崇尚罰金刑，其對自由刑的規定最高為四年，而內地對罰金刑的處罰較輕，自由刑最高達到七年。澳門著作權法第五編第一至三章對侵犯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行為進行了刑事處罰規定。其不同於內地的獨特做法是詳細規定了對侵犯著作權罪可科處的附加刑種類和適用範圍。此次澳門著作權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處罰制度的改革重點在對第三章犯罪的修改，對作品、錄音製品或錄像製品的濫用、技術措施的保護、管理權利的電子信息的保護三方面進行專門規定，這也是為加入互聯網條約而作出的修改。第二章修改的重大突破在於規定了在電腦公共網絡上提供的電子網站等同於場所，這個規定有利於規制利用電腦網絡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加大對著作權利人合法權利的保護力度。內地《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雖有關於保護著作權及相關權的刑事制裁條款，但並未將侵權的網站認定為場所，澳門此項規定値得內地借鑒。[責任編輯 劉景松]趙國玲、劉東根：《中國內地與澳門刑法中侵犯著作權犯罪之比較》，《犯罪研究》（北京），2002年第5期。 49

•經濟社會•澳門元的流動性、匯率制度與橫琴金融制度創新王森 肖 瀟[摘要]澳門元採用單一港元結算的特殊方式，存在相對萎縮的風險。分析目前澳門元的流動狀況，探討改變澳門元的弱勢地位對策和建議，提出在橫琴地區實現人民幣、港元以及澳門元的同時流通，創立“一國境內，三種貨幣同時流通”的特區，可為內地資本項目的全面開放積累經驗。橫琴新區使用三種貨幣流通和結算，拓寬了澳門元的使用範圍，為改變澳門元的弱勢地位將起到積極作用。[關鍵詞]澳門元貿易依存匯率制度金融創新澳門元作為澳門的法定貨幣，從誕生至今已經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澳門元的歷史亦是澳門經濟發展史的重要內容。隨着橫琴新區的建立和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提出，拓展澳門元的區域發展、強化內地與澳門的貨幣聯繫，已經提到議事日程。目前在澳門流通的貨幣中，港元佔一半以上，澳門元佔四分之一，人民幣和其他貨幣佔四分之一。澳門元主要以港元結算，澳門元事實上是港元的“影子貨幣”，這種情況如果繼續發展，澳門元將會逐步萎縮。因此，改變澳門元的弱勢地位，進一步發揮澳門元的作用對於區域貨幣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一、澳門元的流動性現狀分析近年來，香港與內地經濟發展迅猛，博彩業在澳門發展迅速，三邊經貿往來密切，澳門元被港元和人民幣的替代效應也越來越明顯，澳門元相對處於弱勢地位。抗戰初期，大批香港商賈來澳定居，港元開始流入澳門。目前，港元對澳門元的替代效應一方面是由於港元是澳門外貿主要的結算貨幣之一，在大宗交易、樓宇買賣，甚至電器經營及物料均需進口，為了方便港澳間的貿易，長期以來澳門都以港元標價結算；另一方面，博彩業在澳門作者簡介︰王森，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肖瀟，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碩士研究生。珠海　519070作者於2010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金融學年會上首次提出澳門幣的“影子貨幣”問題，提出政府應該密切關注澳門幣的發展，引起金融界關注。 50

澳門元的流動性、匯率制度與橫琴金融制度創新正呈現一枝獨秀的發展勢頭，作為澳門經濟支柱的旅遊博彩業，長期以來大量使用港元支付，其中賭稅是澳門特區政府最大的財政收入。此外，澳門博彩對象以香港市民為主，為解決香港市民在澳門消費或賭博時需兌換貨幣而產生的諸多不便，多數娛樂場所、餐飲部門、酒店直接接受港元支付。1977 年，澳門元宣佈與港元掛鈎也成為港元在澳門大量流通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紀60年代之後，香港資本大規模進入澳門各個領域，帶動兩地的全面合作。70年代中期以後，香港經濟成為澳門經濟起飛的重要動力。港澳之間的貿易在澳門進出口貿易總額中也一直佔較大比重。目前，香港仍是澳門出口加工業的最大投資者，澳門現代出口加工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香港製造業的延伸。因而，澳門元與港元之間也經歷了因香港經濟快速增長而同步增長，從而貨幣替代也隨之發生變化的一個階段。隨粵港澳之間經貿來往的日益密切，人民幣在港澳地區的替代效應也逐漸顯現。人民幣在澳門的流通日益增加，澳門的許多商鋪開始接受人民幣，人民幣逐漸成為澳門元、港元以外的另一種流通貨幣。由於人民幣匯率管制尚未開放，所以，人民幣在港澳地區的替代效應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區域性和民間的流通。表1 澳門貨幣供應量M2 幣種比例資料來源：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官方網站資料整理。注：M2包括M1加上儲蓄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以及存款證明，這部分貨幣的流通性相對M1較小。在金融學中，貨幣供應量的含義是指一國（或地區）在某一時點上為社會經濟運轉服務的貨幣存量，主要由金融機構供應的存款貨幣以及現金貨幣構成。貨幣供應量一般以M1和M2來衡量。貨幣供應量M1指的是狹義貨幣，包括流通中的貨幣以及銀行活期存款。貨幣供應M2指的是廣義貨幣，包括M1以及準備幣負債，其中，準備幣負債也就是儲蓄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及存款證明。M2最能體現流動性的狀況。表1數據顯示，近十年來，澳門元與港元是負相關狀態。數據表明，澳門元的廣義貨幣供應量呈下降態勢，港元的廣義貨幣供應量穩定上升，而且港元的總量大幅超過澳門元，已經超過澳門地區貨幣供應總量的50%。在澳門居民的儲蓄貨幣中，港元的比例幾乎是澳門元的一倍。換 5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句話說，對於幣值穩定性來講，澳門居民對港元的信任度遠遠大於澳門元，港元在澳門的潛在流動能力是相當大的。因此，澳門元的走弱態勢幾乎已成定局。隨博彩業一枝獨秀的特殊產業格局的形成，澳門元的法定貨幣地位開始動搖，這種情況使港元與人民幣對澳門元產生的替代效應有進一步擴張的趨勢，澳門元急需尋找新的生存和成長空間。二、貿易依存情況的變化呼喚匯率制度的革新基於貨幣發行制度，澳門本身無法決定貨幣量的擴大或減少，澳門政府無法利用貨幣制度對經濟進行調控，經濟中人為的影響因素較低，完全交給市場這隻無形之手來控制。從地區貿易的角度來看，改變澳門元的弱勢地位有其重要意義。澳門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往來主要表現在進出口貿易、招商引資以及對外投資上。從澳門對外貿易情況可以看出，澳門元在其中充當了重要角色。澳門主要支柱產業有博彩旅遊業、建築業、工業生產以及金融業。目前，除博彩業之外，其他行業有相對萎縮趨勢。特殊的經濟結構，使澳門對進出口貿易的依賴程度非常高。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00─2011年，澳門的進口總量居高不下。近年來，澳門一直處於貿易逆差的狀態，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貿易逆差增加尤為明顯，由2008年的270多億澳門元增加到2010年的370多億澳門元（見表2）。表2 澳門貨物貿易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單位：百萬澳門元）200020052008200920102011出口20380.419823.316025.476725.46960.05318.5進口18097.631340.343034.236902.044118.417884.4貿易差額2282.9-11517.0-27008.8-29229.5-37158.5-12565.9資料來源：根據2011年澳門統計年鑒和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公佈的最新數據整理。注：該表統計的是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未計算在內。回歸以來，澳門的貿易對象有明顯的變化：從進出口總量上看，過去主要是美國和香港，現在主要是內地和香港。表3分別列出近十年澳門進出口平均額前五名的國家和地區。在進口方面，內地位居榜首，香港次之。澳門對內地的經濟依存度進一步提升。資料顯示，澳門對內地的進口貨物貿易量已經遠遠高於位居第二的香港，雖然澳門對香港的進口量逐年遞增，但其比例卻是遞減的。這說明，澳門對香港經濟的依賴程度呈遞減趨勢，轉而與內地建立起越來越緊密的經貿關係。在出口方面，內地、香港和美國處於前三位。可以看出，澳門出口總值在逐年遞減。以美國為例，2000年，澳門對美國的貨物出口達到98 億澳門元，但到2010年，僅有7.8億澳門元，短短的十年中減少90億澳門元。這意味着澳門元─港元─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在貿易傾向變化的背景下已經不合時宜。現有的匯率制度使澳門居民承受人民幣升值和美元貶值的雙重壓力，居民資產縮水和物價上漲勢必動搖社會經濟的基礎。應該說，改變澳門元的弱勢地位，與匯率制度的革新緊密相關。這不僅有利於澳門地區本身的經濟發展，更是對國家的發展有着重要的戰略意義。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愈演愈烈，而澳門元在其中充當的角色不容忽視。 54

澳門元的流動性、匯率制度與橫琴金融制度創新表3 澳門主要的進出口交易夥伴（單位：百萬澳門元）進口20002005200820092010均値中國内地7,42913,51516,92611,57213,71812,632.0香港2,7583,1264,3664,0364,6283,782.8日本1,1423,4123,6393,0393,8123,008.8法國5011,0372,2742,9484,0402,160.0美國8201,2762,3832,2172,6191,863.0出口20002005200820092010均値美國9,8379,6476,3991,3087825,594.6香港1,3301,9433,1633,0153,0032,490.8中國內地2,0732,9461,9681,1171,1021,841.2德國1,5801,173648296143768.0英國1,40474132410364527.2資料來源：2011年澳門統計年鑒三、強化澳門元作用的對策建議（一）改革匯率制度，將澳門元與人民幣掛鈎2011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三萬億美元，高出位居第二位的日本1.3萬億美元，繼續穩居世界第一。中國的經濟形勢和人民幣的發展前景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今的人民幣匯率制度也有所改變，不再盯住單一的美元，而是盯住一籃子貨幣。所謂一籃子貨幣，也就是根據中國對外貿易支付幣種的重要性，選擇多種貨幣，並根據貿易量的大小設定各自的比例，人民幣匯率就是根據這一外幣組合的匯率來制定的。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已佔有一席之地，而人民幣漸進式的升值已經受到全球性的關注。研究表明，港元在未來與人民幣掛鈎幾乎成為定局。澳門政府應該考慮澳門元與人民幣掛鈎，這不僅可以強化澳門元的現實價值，而且也是澳門通過其貨幣真正融入中國金融經濟體系的正確抉擇。實際上，內地開放居民“港澳自由行”後，兩地的貨幣聯繫也日益密切。前往澳門的內地遊客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內地遊客在澳門消費時，選擇直接使用人民幣。從2004年底，澳門開始辦理人民幣業務，包括提供人民幣存款、兌換、匯款及中銀ATM服務。在2008年年初開設人民幣信用卡服務。此後，業務範圍將進一步擴大，經營限額也將進一步放寬，這預示着人民幣在澳門擁有更寬闊的市場。由於澳門本身是一個貨物依賴型的地區，生產原料的缺乏使得無論是居民的日常消費，還是城市建設中所需的生產資料，幾乎完全依靠進口。目前，內地是澳門進口貨物來源的最主要地區，當人民幣升值時，與美元掛鈎的港元必定會隨之貶值，澳門元和人民幣的匯率也必將會出現浮動，澳門元相對於人民幣的貶值，使相同數量的澳門元不能用來獲得與過去同等的消費價值，購買與原來同等量的生產資料，而需要花費更高的成本。生產成本的上升，帶動了最終消費品價格的上漲，澳門居民一方面獲得的收入减水，同時又要承擔更高的產品的價格，無形中降低了生活水平。因此，澳門元與港元脫鈎轉與人民幣掛鈎，可促進澳門經濟發展。一方面，澳門元與港元脫鈎，相當於擺脫了美元的影響，避免澳門受到國際經濟波動帶來的各方面衝擊，有利於澳門 5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經濟的穩定；另一方面，澳門元與人民幣掛鈎，擺脫港元的主導，澳門元由弱勢貨幣變成強勢貨幣，有利於澳門元的幣值穩定。（二）建立澳門人民幣離岸市場香港已經成為唯一的人民幣離岸貨幣市場。離岸貨幣市場是指貨幣在發行地區以外存放並進行交發行易，且不受貨幣地區金融法令管制。2010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發佈公告，允許符合條件的境外金融機構以人民幣投資中國銀行的債券市場，這意味着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CNH）的正式誕生，這一市場被視為人民幣實施國際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011年5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公佈香港人民幣業務最新數據：2011年第一季度，通過香港以人民幣結算的跨境貿易量，佔比超過全國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額八成。目前，由於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迅速增長，海外人民幣存量規模不斷擴大，穩步構建人民幣離岸市場體系已經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香港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既擁有離岸人民幣清算銀行，又與內地共用主權的金融中心，已經並將繼續扮演核心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角色。中央政府未來可以考慮在澳門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強化澳門與葡語國家的聯繫。同時，與香港的離岸市場一起形成犄角之勢，分別對英語系國家和葡語系國家建立緊密的經濟合作，為人民幣國際化建立雙向通道。建立澳門人民幣離岸中心，不僅可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也將為澳門的金融業升級提供良好的金融經濟基礎，有利於澳門金融體制的革新、金融產品的豐富以及金融監管的完善，從而促進澳門經濟的多元化發展，達到促進澳門元的由弱變強的目的。（三）將橫琴地區打造為三幣流通的試驗基地2009年，國務院正式批准《橫琴總體發展規劃》，橫琴成為繼上海浦東、天津濱海之後第三個國家級新區，橫琴的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橫琴新區作為粵港澳新一輪合作中的試驗田，進行了諸多的探索和嘗試。特別是在產業發展定位上，橫琴新區確定了遴選高標準、高門檻、高附加值的產業發展方向。目前，橫琴主打的產業選擇了休閒旅遊、文化娛樂、商務服務、金融服務、高新技術、科教研發和中醫保健七大產業。未來三年，橫琴將投資2,000億元，全力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和居住環境。所有這些奠定了將橫琴新區“珠澳同城共融的國際化新城”的基礎，為橫琴新區的建設賦予了新的含義。在加強珠海和澳門的合作中，貨幣金融在所有產業合作中佔有重要地位。由此，筆者大膽提出在橫琴地區實現人民幣、港元以及澳門元的同時流通，創立“一國境內，三種貨幣同時流通”的試驗地。事實上，橫琴新區使用三種貨幣流通和結算，增大了澳門元的使用範圍，為改變澳門元的弱勢地位必將起到積極作用。與剛剛確立香港與深圳的內海開發區模式不同，橫琴主要肩負改造澳門產業過於單一和區域發展狹小的局限性的歷史性重任。經過三年的醞釀和發展，相關橫琴發展的戰略意義、功能以及產業定位已經成熟，但是，《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第九章（三）中指出的鼓勵金融創新並沒有得到實質的落實和系統的戰略規劃。這顯然會影響未來粵澳的可持續發展。橫琴新區亟待在貨幣金融體制機制發展模式上進行有效的探索，從而建立起在法律制度、社會建設和管理模式上，既不同於港澳又區別於內地的橫琴模式。[責任編輯 劉景松] 54

•經濟社會•離島醫療綜合體實行公有私營模式的探討宋燕卞鷹 [摘要]為進一步完善醫療服務供給系統，特區政府提出建設離島醫療綜合體。如何理順新設醫院的融資機制，拓展籌資渠道、提高服務效率是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探討對離島醫療綜合體實施公有私營運營模式的戰略選擇，能對離島醫療綜合體日後的建設和發展有所啟示。文章闡述了公有私營的概念，介紹了公有私營模式的運作機制及特點，在此基礎上討論離島醫院引入公私合營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後對離島醫院公私合營具體模式的選擇給出建議。[關鍵詞]離島醫療綜合體公有私營運營模式澳門醫療為進一步優化本澳醫療衛生設施，特區政府目前制定了《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提出建設離島醫院以進一步完善醫療服務供給系統，提高本澳整體的衛生水平，為市民提供優質的醫療保障和服務。根據該方案，離島醫院的目標是建設一家具有600張病床規模的綜合性醫院，包括100張病床的急診部大樓、400張病床的綜合大樓、100張病床的康復大樓、培訓醫護人員和技術員研究基地以及其他的配套設施。但是，該表述沒有詳細說明離島醫院的經營所屬，衹籠統地點出離島醫院是一所綜合醫院。離島醫院到底是一家獨立的政府所屬公立醫院，還是仁伯爵綜合醫院在離島的分院？該《方案》在離島綜合體的工程計劃中還指出，第二期工程將會興建鏡湖護理學院新大樓，那離島醫院又會否是一家公私合作經營的綜合性醫院？這些都涉及離島醫院的運營模式問題。如何理順醫院的融資機制、拓展籌資渠道、籌集足夠的資金使醫院更好地發揮效益、提高服務效率是政府建設離島醫療綜合體需要重點考慮的。近年來，國際上興起一種新的公私合作模式──公有私營 （Government Owned Contractor Operated, 即GOCO），滿足了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多方的需要，極大地推動了公用事業的發展。筆者擬對離島醫療綜合體實施“GOCO”運營模式的戰略選擇加以探討，希望能對離島醫療綜合體日後的建設和發展有所啓示。作者簡介：宋燕，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醫藥管理學博士研究生；卞鷹，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醫藥管理系副教授，衛生經濟與衛生政策管理博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12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2011年11月15日。 5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一、公有私營的概念“公有私營”是一個外延較廣的概念，目前尚未有明確而又被公認為權威的定義。在歐美、日本等地，“公有私營”意味着政府或公共法人轉化為公私混合單位或商法、民法意義上的私有單位。也有學者認為，“公有私營”是一個包括從政府到私人，從政府經營到非政府組織經營，到社會法人或私人經營的多樣化、多層次的一系列形式，其基本方向是市場化改革。所以，不少學者認為實現兩權分離，建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運行機制改革是實現公有私營的途徑。醫院實行公有私營的內涵是公立醫院在仍為政府所屬的情況下，建立公立醫院和政府之間的專業控股機構，實現間接控制，醫院則自主經營，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這種體制的特點是資產所有權歸政府所有，但是通過下放經營權給企業或個人，使企業或個人成為公共資產市場化經營的主體，通過這種方法克服由政府直接經營公共資源所產生的各種弊端，如醫療服務效率低下、管理落後等。此外，以契約為保障吸納私人資本投資醫療衛生行業，可以減輕政府公共支出的壓力，將部分風險轉移至私營部門，降低醫院運營成本。二、醫院公有私營模式的運作機制與特點醫院公有私營模式體現了公立醫療機構管辦分離的原則，即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醫院公有資產所有權歸政府，控制權和經營權轉入專業經營管理者手中，通過非政府組織實現政府的所有權，而不是實行私有化，改變所有者虛位、權利虛置，無法進行有效運作的現狀。在“GOCO”模式下，政府不再是醫院的直接所有者，而從原來的行政隸屬關係轉變為調控與被調控關係，從醫療服務的提供者轉變為醫療服務的購買者，從原來的承擔無限責任到承擔有限責任。但是，這並不表示政府的職能消弱。政府更多的是採取行政的、經濟的或法律的手段調控醫院的管理行為和醫療行為，從而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其具體職能包括：(1)制定區域性衛生規劃，指導醫療機構的有序公平競爭；(2)制定醫療服務價格標準，允許在指導價格下進行競爭；(3)控制大型醫療儀器設備的配置，按醫院功能分類管理和分別配置；(4)科學制定市場准入機制，嚴格審批醫療機構的設立或變更；(5)通過總額預算（或總量控制）保證醫院為患者提供及時有效的服務。醫院管理公司，作為公有醫院產權的運營機構，是政府明確授權的經營機構，代表政府對公有醫院行使出資者權利。該法人機構可以合理配置醫療資源，按照社會需求，建設合理的醫療服務體系並發揮公立醫療機構的服務功效；同時，還可利用運營國有資產的權限，購買非公立醫療機構的醫療服務，起到調配社會醫療資源的作用。除具有一般的民事權利外，其主要權利還包括機構設置和資產經營權、功能與經營方向決定權、醫院重大管理決策權和績效財務考核權等。其具體職責則包括確保公有資產保值增值、貫徹並體現政府施政目標、承擔責任和確保醫院的經營自主權等。由此，醫院將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擁有更大的自主經營權，有權根據市場韓繼忠：《國有企業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5頁。耿建華：《我國公立非營利性醫院管理體制研究》，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第18頁。 56

離島醫療綜合體實行公有私營模式的探討變化，調整院內機構、床位、人力的配置，但同時也要承擔醫療服務市場競爭的風險，並以其擁有的全部法人財產承擔責任。醫院職工與醫院的關係則變成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勞動力市場的交換關係，在分配制度上，醫院有權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對員工進行各種形式的激勵。另外，醫院還應設有嚴格的財會制度和審計制度，按企業化方式運作，獨立承擔醫院經營風險，經營盈利部分衹能用於醫院的再生產，醫院公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受醫院管理公司或上一級資產管理部門的審計監督。在該模式下，醫院的主體仍然是公立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應繼續扮演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的角色，保持獲得服務補償的權利。當然，政府與醫院的財政關係應從無償撥款改為實質上的醫療服務提供與購買的關係。三、離島醫院引入公私合營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必要性公立醫院是帶有一定福利性質的社會公益事業，為社會公衆服務。但在管辦一體化和倡導公益性的模式下，公立醫院難以通過市場競爭和醫療市場需求細分來實現內部活力最大化，而可能片面追求基建、設備和人資，造成不合理的資源配置，加上缺乏專業的經營督導，醫院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積極性不高，管理效率難以提高。另外，公益性的長期提倡使醫院留下福利的“烙印”，日常運營中往往缺乏經濟管理和費用控制機制，醫療資源利用率低下，導致醫院運營成本上升。這是現有公營醫療機構缺乏提供高素質、高效率服務的誘因。再者，政府的運作官僚化，缺乏彈性，公營醫療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一般認為比私人差。類似的評價同樣出現在澳門的醫療體系中。在澳門，雖然醫療資源投放於公營醫療機構較多，但在服務供應方面，私營醫療機構卻是主要的供應者（如表1 所示），澳門公立醫療資源的效率低下已是不爭的事實。表1 本澳門診醫療服務供應分配年度公營醫療服務私營醫療服務門診服務總數衛生中心仁伯爵綜合醫院私立醫院*私營醫療機構千人次%千人次%千人次%千人次%萬次20001438164947026101357179200114781751049327101055182200242823187105312971738186200340821197105993076339196200442620221106132889542215200542719236106873095841230200642317242108663499039252200744916255983830124545278200848116261985928145747307*2000─2005年的資料衹包括鏡湖醫院；2006─2008年的資料包括鏡湖醫院及科大醫院。註：資料來源於澳門衛生局《統計年刊》；澳門統計暨普查局《醫療統計》。耿建華：《我國公立非營利性醫院管理體制研究》，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第18頁。馮瓊娟：《探討澳門醫療融資的發展》，澳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13頁。 5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居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不斷提高，越來越關注自身的健康。公衆更多更高的要求，使得公立醫院疲於應對。除去政府投入，單一的投資渠道、缺乏靈活的管理機制等都是制約供給不足的重要因素。另外，近年來本澳業已經邁入老齡化社會，慢病患者人數不斷增加，醫療服務需求大增，公立醫療系統軟硬件設施不足，服務效率較低，診治輪候時間較長，就醫壓力顯著增大。新設離島醫療綜合體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旨在進一步優化本澳的醫療衛生設施，緩解就醫壓力，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醫療保障和服務。延續管辦一體的經營方式，雖能緩一時之急，但長遠來說，依然會陷入服務效率低下的困境。“GOCO”管理模式作為現代醫院管理方式，可以帶來資金規模、管理效率、運行績效、服務品質的較全面的提高，有效促進衛生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衛生服務效率。離島醫療綜合體作為澳門醫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可嘗試採取“GOCO”模式進行經營管理，改變以往醫療水平低、服務質量差、組織機構鬆散、管理制約無力、工作效率低下、缺乏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的狀況，進而提高醫療服務。（二）可行性醫院公有私營的運作模式是國際上醫院重組的流行模式。當前，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改革公立醫院的組織體制，不僅轉型期國家和地區如此，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也是如此。例如，澳大利亞的醫院聯合體（Hospital Trust）、英國醫院的“內部市場”、瑞典的“Dalana模式”、美國醫院的重組、新加坡醫院重組（醫院管理公司管理11家政府公立醫院）、香港的醫院管理局（SAR Hospital Authority）等，都實現了真正意義上政府對公立醫療機構管辦職能的分離。在“GOCO”模式下，醫院自負盈虧，政府部門工作重心放在行業監管上，為所有醫療機構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促使多元化辦醫市場的形成，實現醫療服務的多層次多供給。同時，政府部門在行業角色和監管上實現轉變，從醫療市場參與者變為醫療行業的監管者，從管理醫院變為管理醫療服務和醫療質量，從而提升整個醫療行業水平，緩解日益惡化的醫患關係。以香港為例，其衛生署工作內容主要以公共衛生、政策法規、預防保健和基本醫療為重點，而所有醫院考核管理由公司化運作的醫管局負責。在香港，公立、宗教慈善和私立醫院（由政府補償）三分天下的現狀下，醫療監管更是一視同仁，香港醫管局創造性地設計出監管嚴密而不失靈活、充分放權又強化問責的管理理念及方法值得借鑒和學習。在內地，公立醫院“GOCO”運營模式的試驗性改革近年來也陸續上演，典型的有上海申康模式、北京海淀模式、蘇州模式、無錫模式、濰坊模式。他們的改革着眼於城市醫院自身發展和多元化醫療服務的需求，實現管辦分離下的醫院擴權，得到大多數公立醫院院長支持。醫療產業作為具有社會公益性和市場運營性的特殊產業，迫切需要現代管理理念並結合市場手段進行行業運作管理。“GOCO”模式下形成的專業法人管理機構為醫療產業搭建了運作和交易平臺。另外，可配合監管部門雙管齊下，促使醫院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保證社會效益。臺灣地區醫療機構在健保局的嚴格考核和給付費用制度下，積極提升醫療質量，創新醫院管理，擴展醫療項目，其管辦模式值得借鑒。臺灣各類醫療機構相繼通過醫療評鑒或引入“JCI”認證提升馬世聰：《國外醫院管理體制改革啟示》，《中國醫院管理》（哈爾濱），1997年第3期，第47頁。雒敏、聶志萍：《公立醫院引入PPP融資模式的探討》，《中華醫院管理雜誌》（北京），2010年第26卷第8期， 第568─570頁。馮蕾：《權與責──香港醫管啟示錄》，《中國醫院院長》（北京），2008年第7卷第14期，第16─19頁。 58

離島醫療綜合體實行公有私營模式的探討管理質量，並採用企業資源規劃（ERP）和醫院信息系統（HIS）等手段降低運營成本。通過開辦健康養生村、高端醫療服務、醫療旅遊和家庭護理等方式來拓展醫療業務，各類醫院在提供優質價宜的醫療服務同時，正逐步使醫療服務成為一個規範且完整的產業鏈。可以看出，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模式值得參考，“GOCO”模式較為可行。上述國家與地區的經驗已經體現出其優越性。筆者認為，新設離島醫院採取“GOCO”運營模式，實施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也是相對容易實現和便於操作的方式。四、離島醫院公私合營具體模式的選擇（一）公私合營的表現形式GOCO營運模式的表現形式相對靈活，有股份制、股份合作、醫院集團、租賃經營、特許經營、托管、拍賣出售等多種方式。這些合作方式是在對新資本的需求、轉移運營風險的要求以及尋求提高效率的推動下產生的。對公立醫院選擇適當的GOCO形式，可以有效解決政府投入不足的問題，提高有限資源的使用效率和醫院競爭力，促進醫療事業的可持續發展。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方式：1. 股份制。股份制形式是通過資產重組和改制，形成股份制醫院，把公立醫院組建為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和自我發展的獨立法人實體。實現兩個層次的兩權分離，即第一層次的資產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的兩權分離和第二層次的法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具體做法是︰對醫院原有資產進行評估後，募集企業法人或個人投資入股，形成企業法人與政府共同投資的股份制醫院。嚴格按照有關法規章程，根據股份份額來確定股東的產權和責任。醫院變成法人所有者，所有股東不能直接行使決策權和經營權，衹能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等形式對醫院進行決策、管理、監督等，形成一個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體系。此時，醫院和政府不再是行政隸屬關係，醫院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政府因其職能的轉變，成為管理者和產權代表者，與醫院形成新的政企關係。股份制模式可以引入多種投資主體，籌集資金，開闢新的融資渠道。可以將分散的資本集中為巨額的社會資本，便於私人將手中的閒置資金轉化為生產發展資金，解決醫院發展資金短缺的問題。股份制醫院實行法人治理模式，可以實現政企分開，加快醫院的發展，增強醫院活力。董事會與院長形成契約關係，院長負有一定的責任，享有一定的利益，又受到一定的制約和監督。2. 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形式是醫院職工以投入勞動為主，投入資金為輔，進行聯合勞動、民主管理，兼具合作經營和股份制的特點，是一種合勞又合資的產權經營方式。其分配原趙魯平、黃毅：《實現公立醫院管辦分開的可行性與形式》，《中國醫院管理》（哈爾濱），2010年第30卷第9期，第8─9頁。達霖·格里姆塞、莫文·K. 劉易斯：《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基礎設施供給和項目融資的全球革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王高玲、湯少梁：《公立醫院產權制度改革與核心競爭力培育》，《中國藥業》（重慶），2007年第24卷第2期，第94─96頁。岳榮榮：《我國公立醫院產權改革股份制模式研究──以張家港市某醫院為例》，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17─18頁。原學明：《未來醫院產權模式趨向分析》，《經濟師》（太原），2009年第3期，第73─75頁。 5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則遵循按勞分配為主、適量按資分配為輔。這種模式多發生在初級醫療機構，醫院職工作為醫院持股人，既要投入資本又要投入勞動，醫院的發展和自身的利益密切相關，工作積極性被充分調動，醫療服務效率會隨之提高，但是可能出現私人侵吞公有資產的現象。3. 醫院管理集團。醫院利用自身優勢，組建醫療集團，打造醫院“航母”。醫院集團化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現有的醫療資源，提升醫院的核心競爭力。醫院集團一般由各級醫院組成，如三級醫院、二級醫院、一級醫院等，形成有層次的網狀醫療服務體系。在該體系中，各成員醫院突破了部門隸屬關係，實行內部資源的有效共享、優勢互補，能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和規模優勢。4. 托管。通過經營權的轉讓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將經濟效益不好、管理和醫護水平不高的公立醫院，全面委托給具有較高的管理和醫護水平、具有一定擴張能力的大醫院或職業化的醫療管理投資公司，實行托管經營。在醫院性質、職能隸屬關係和政府各項優惠政策不變的前提下，根據所有權與經營權適度分離的原理，對醫院的管理體制、經營體制、人事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實施變革。這種方式可以實現管辦分離，激發醫院潛力，提高醫院經營管理水平。但是會弱化所有者的權利，若監管不到位，可能導致部分醫院管理者侵蝕醫院所有者權益。5. 出售。指政府將原有的公立醫院出售給私營部門，讓私營部門按照合同約定將醫院按照公立醫院的職能定位經營管理。由於私營部門經營者是按照公立醫院的要求向公衆提供醫療衛生服務，那麼，政府公共部門就要向運營商支付一定的服務費，同時監管和控制其服務及履約的情況。所以，此處的“出售”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出售，它是基於讓購買者代替政府經營的一種合作管理模式，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一賣了之”。（二）對離島醫院運營模式的建議根據以上對各模式的分析，筆者認為，在澳門當前情況下，離島醫院實行股份制產權模式較為適宜。首先，與股份合作制模式相比，股份制醫院的股東可以是企業法人，也可以是個人。而股份合作制的資金募集對象衹能是醫院職工以及醫院院長，條件受到限制，並且資金有限。此外，股份合作制並未實現兩權分離，所有者和經營者仍是統一的，即醫院和職工。其次，與醫院集團管理模式相比，股份制醫院的資產發生了部分的轉移，私人所有者可自行經營管理，收入所得在允許的範圍內可以自由支配。由此，產權的激勵作用得到了明顯改善，而醫院管理集團衹是實現了資產在集團內的重新分配，資產仍屬政府所有，沒有發生改變。再次，與托管模式相比，股份制模式中政府相關部門通過部分控股，仍可實現對醫院的部分經營權，而且擴大了醫院的自主經營權。最後，與出售模式相比，股份制模式下股東之間相互約束，經營風險大大降低，但是“出售”後的私營運營商作為獨立的經營實體，有自己的經濟利益，要保證較高的服務水平和保證合同條款的落實，政府必須付出相應的管理及監督成本，而由於醫療行業的特殊性，政府的監管也未嘗能規避到經營風險。顯然，股份制的“GOCO”運營模式對離島醫療綜合體是一個最優選擇。[責任編輯 劉景松]胡立華、段玉躍，等：《新時期醫院產權制度改革的思考》，《中國醫院管理》（哈爾濱），2000年第20卷第5 期，第7─9頁。蔣祥虎：《公立醫院運行機制改革創新研究》，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年，第307─309頁。 60

•澳門學•關於澳門開港與媽閣廟起源的再認識徐曉望 [摘要]明代初年的香山縣是珠江出海口的孤島，四面汪洋。漳州商人時常出沒於香山外洋，與前來廣州進貢的東南亞商人貿易。天順二年（1458），漳州海盜商人嚴啟盛來到香山沙尾村的外洋；成化年間，又有琉球使者蔡璿（原籍漳州）到香山港貿易的記載。以上史料證明：在葡萄牙商人抵達澳門之前，澳門所在的沙尾外洋已經有中外貿易。當時的澳門被稱為“阿媽港”或是“亞馬港”，這都說明媽祖信仰在當地的傳播十分久遠，應可溯及嚴啟盛時期。[關鍵詞]澳門媽閣廟漳州人開港澳門媽閣廟是澳門最早的建築之一，相傳葡萄牙人到澳門之初，就看到了當地有一座祭祀“阿媽”的廟宇。因此，在澳門歷史上，有關澳門開港的歷史研究一直與媽閣廟的起源聯繫在一起，糾結了澳門民衆與學者的思想感情。不過，若是將澳門史當做一門嚴肅的學科，有必要認真審視有關澳門開港與媽閣廟起源的一切史料。一、有關澳門開港與媽閣廟起源的爭議1984年，主管媽祖閣的漳泉潮三州理事會請當地的文史界前輩人物撰寫廟宇碑記，其承擔者為汪考博與曹思健兩位先生。兩位先生反復商榷，六易其稿，最後由曹思健執筆撰寫了《澳門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在這篇碑文中，曹思健先生談到澳門媽閣廟的起源：“澳門初為漁港，泉漳人蒞止懋遷，聚居成落，明成化間創建媽祖閣，與九龍北佛堂門天妃廟、東莞赤灣大廟鼎足，輝映日月。居諸香火滋盛，舶艫密湊，貨殖繁增，澳門遂成中西交通樞要。”1986年，李鵬翥在《澳門古今》一書中提出，澳門媽閣廟始建於弘治元年（1488）。他還說：“一般人稱澳門開埠四百多年，這是指漁村逐步變為城市的過程。但媽閣廟至今已逾五百年。有史可考的紀錄是建於我國明朝弘治元年，但在此之前已經存在，因此是澳門三大禪院的最早者。”這兩篇作者簡介︰徐曉望，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歷史學博士。福州 350001此碑現存於澳門媽祖閣正覺禪寺前。李鵬翥：《澳門古今》，香港：三聯書店、澳門：星光書店，1986年，第21─22頁。 6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文字對媽祖閣始建年代推及明代中葉，而其關鍵在於：不承認葡萄牙人是澳門的開港者，將澳門的開港與福建人聯繫起來，認為早在葡萄牙人到達澳門的百餘年前，福建人已經在當地活動了。所以，澳門的歷史實有五百年以上。於是，澳門開港及媽閣廟創建，成為學術界頗具爭議的一個問題。而其背後，隱隱可見中國與葡萄牙關於澳門起源的對立。1996年，澳門大學講師譚世寶在《澳門媽祖閣廟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一文中介紹了他在媽閣廟神山第一亭中“新發現”的碑文：“欽差總督廣東珠池市舶稅務兼鹽法太監李鳳建”，結合亭門石樑上的文字：“萬曆乙巳年德字街衆商建”，譚世寶因而提出：媽祖閣由廣東人始建於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他批評曹思健所立之碑：“在1984年搞的所謂媽祖閣五百年，以及當年立於廟內的石刻《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其實就是受媽祖閣廟建於成化年說誤導的結果。由於此說被載入了最新紀念碑記之中，從此就成為現今最流行而實際是貽誤甚大的一種誤說。”但譚世寶否定萬曆三十三年以前澳門即有媽祖廟的說法也引起了學術界的批評，徐曉望於1997年發表了《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淵源──兼與譚世寶先生商榷》一文，文中提出：實際上早在明天順二年，即有漳州籍海盜嚴啟盛來到香山外海進行貿易，他是澳門真正的開港者，福建人與澳門有長期的淵源關係，澳門媽祖廟最早廟宇應為嚴啟盛及其部下所建。對此，譚世寶1998年發表《對澳門媽祖閣、望廈村等一些傳說的透視》予以回應，而後徐曉望又有《關於澳門媽祖閣的幾個問題》一文，譚徐二人都堅持各自的觀點。徐曉望後文援引澳門學者的發現：早在李鳳之前，利瑪竇於萬曆十年（1582）抵達澳門時，就看到澳門的阿媽港有一座媽祖像。它肯定出現在李鳳署名的媽祖廟重建之前。在這個問題上，金國平、吳志良有重要發現。他們在葡文中找到了萬曆以前葡萄牙人提到媽祖閣的證據，他們的結論是：1553─1557年間，葡人抵澳時當地已經有崇拜媽祖的建築。2005年，陳樹榮《澳門媽祖文化的形成及發展──從媽閣廟石殿神龕‘萬曆乙巳四街重修’碑記談起》一文指出：萬曆三十三年李鳳所建媽祖廟並非始創而是由“衆商”重修，這是有碑記為證的。衆商之中，閩商為多，這也可證之於歷史。此外，石奕龍的《澳門媽祖信仰形成問題的辨識》也肯定了嚴啟盛為澳門開港者的說法，並贊成徐曉望澳門媽祖閣是由嚴啟盛及其部下所建的觀點。對此，也有些人認為將澳門的歷史溯及明代中前期，可能過早。可總之經過各位於學者對史料的發掘，已經可以證明萬曆十年以前，媽祖閣之地已經存在祭祀天妃的建築。至於這些建築始建於何時，究竟是嘉靖年間還是明代中前期，則是一個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案︰據澳門學者講，澳門老一代學者很早就知道這條碑文，並且在正式報刊上已發表過。譚世寶：《澳門媽閣廟的歷史考古新發現》，《文化雜誌》（澳門）總第29期，1996年，第89─114頁。徐曉望：《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淵源──兼與譚世寶先生商榷》，《學術研究》（廣州），1997年第7期。譚世寶：《對澳門媽祖閣、望廈村等一些傳說的透視──兼對徐曉望先生的商榷作一些回應》，《比較法研究》（北京），1999年第1期。徐曉望：《關於澳門媽祖閣的幾個問題》，米健、李麗如主編：《澳門論學第一輯──澳門回歸一周年紀念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金國平、吳志良：《澳門媽閣廟早於明萬曆年》，《鏡海飄渺》，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第240─241頁。陳樹榮：《澳門媽祖文化的形成及發展──從媽閣廟石殿神龕‘萬曆乙巳四街重修’碑記談起》，《媽祖文化研究──第一屆媽祖文化研究得獎作品集》，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2005年，第46─47頁。石奕龍：《澳門媽祖信仰形成問題的辨識》，《文化雜誌》（澳門）總第49期，2003年。 62

關於澳門開港與媽閣廟起源的再認識二、大視野中的澳門開港問題澳門港是由葡萄牙人開闢的，還是由華人開創的？這是澳門的華人與葡萄牙人長期爭議的一個問題。葡萄牙人入據澳門至今已經有四百多年，而澳門華界知識份子則認為：在葡萄牙人入據澳門之前，華人早已在澳門活動，所以，澳門的歷史有五百多年。但因力主此說的曹思健、李鵬翥等先生未能拿出五百多年前華人來到澳門的具體史料，且誤以為福建泉漳人最早到澳門是為了捕魚，所以，此說受到許多人的批評。對於這個問題，筆者的看法是：漳泉商人到香山外島開闢海上貿易，其實遠早於五百年。筆者在1997年的《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淵源》一文中提出：早在明代中前期的天順年間，香山外島即有海上貿易，因此，澳門的開港者實為在此地長駐的嚴啟盛。一些讀者認為筆者將澳門開港從嘉靖年間提前至明代中前期，有點不可思議。這是因為，由於傳統教科書的缺陷，許多人以為：明朝實行海禁之後，唐宋以來傳統的民間對外貿易遭到禁絕，香山一帶不會有海上貿易。所以，他們質疑筆者的觀點。為此，筆者在2006年發表的《嚴啟盛與澳門史事考》一文中，詳細考察了正統至天順年間漳州人嚴啟盛在廣東沿海的活動，以及他在“香山沙尾外洋”的駐紮。為什麼是嚴啟盛到香山海域貿易？這與漳州人的海上貿易有關。從明代閩粵的海洋歷史來看，明朝的海禁政策在各地貫徹的程度不同。設有市舶司的泉州是朝廷嚴控的重點，而閩粵邊境的漳州和潮州處於“山高皇帝遠”的位置，朝廷對兩地的控制一向較弱，雖說朝廷有海禁之令，但漳潮民衆不太將其當回事，仍然自行駕船下海，遇到官軍前來阻擋，他們便拿刀格鬥，於是，明朝的海禁政策在漳潮兩地受阻，下海的漳潮民衆則被視為“海盜”。鄭和下西洋之時，在舊港遇到以陳祖義為首的“漳潮海盜”，其原因在此。反過來說，明朝的海禁之令，阻擋了其他地區民衆的私人海上貿易，反而便宜了大膽下海的漳潮民衆，過去由東南諸省民衆參加的海上貿易，現在成為漳潮人的囊中之物。在漳潮人之中，漳州人做海上貿易的更多一些，許多漳州人到東南亞諸國貿易，建立了遍及東南亞諸港的商業網絡。他們甚至成為東南亞諸國的進貢使者，代表東南亞國家到明朝進貢。他們的頻繁活動，造成了漳州人對明代前期海上貿易的壟斷。瞭解漳州人在明代海外貿易中的獨特地位，對漳州人為何來到“香山外島”就不難解釋了。明朝規定：泉州市舶司負責接待東洋國家的進貢，而廣州市舶司負責接待西洋諸國的進貢，而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屬於“西洋”，所以，來自東南亞諸國的使者經常在珠江出海口出沒。香山縣位於珠江出海口，古代的香山又稱香山島，在清代珠江帶來大量海沙壅塞珠江西道之前，它是珠江出海口的一個孤島。嘉靖《香山縣誌》卷二“民物志”自嘆：“邑本孤嶼，土曠民稀。自永樂後，寇亂不時。”明代的珠江口圖，大都將香山縣畫成孤立於海中的一個島嶼。理解香山縣在歷史上的地理位置，對其在明代海洋史上的獨特地位就可以理解了。明代前期，南洋諸國到廣州進貢，每每帶一些私貨出售，早期明朝對其私帶貨物有多少買多少，後來因財力不濟，便規定市舶司收購貢品有個限額，這樣，南洋貢使所帶貨物只能銷售一部分，他們便在珠江口的私港出售商品。香山這一珠江口的海中孤島，就成為他們出售私貨的最佳選擇。於是，香山縣的外港每每雲徐曉望：《嚴啟盛與澳門史事考》，《文化雜誌》（澳門）總第58期，2006年。徐曉望：《明代漳州商人與中琉貿易》，《海交史研究》（泉州），1998年第2期；徐曉望：《早期台灣海峽史研究》，福州：海風出版社，2006年。 6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集外來進貢的船隻，這是地形複雜的香山十字門一帶成為海港的原因。不過，來自南洋的船隻常被當地人看作“海寇”，《香山縣誌》中：“自永樂後，寇亂不時”，表明在鄭和下西洋之後，當地形勢較亂，應有海盜侵犯當地。天順二年（1458），著名的漳州海盜嚴啟盛來到香山外港。《粵大記》記載：天順二年，海賊嚴啟盛寇香山、東莞等處，巡撫右僉都禦史葉盛過平之。先是，啟盛坐死，囚漳州府，越獄，聚徒下海為患，敵殺官軍。拘留都指揮王雄；至廣東，復殺總督備倭都指揮杜信。至是，招引番船，駕至香山沙尾外洋。盛廉其實，會同鎮守廣東左少監阮能、巡按禦史呂益，命官軍駕大船沖之，遂生擒啟盛，餘黨悉平。筆者認為這條史料所說的“香山沙尾外洋”，就其地理形勢來看，應是指澳門港附近的海域。嚴啟盛“招引番船”來到此地，很顯然是以貿易為目的。所以說，澳門的開港實在明代中前期的天順年間，而其開港者為嚴啟盛。有一條成化十年琉球國使者來到香山港的史料，不過，因《殊域周知錄》的錯誤，人們以為它是正統十年的史料。《殊域周知錄》記載：“（正統）十年，琉球國陪臣蔡璿等數人以方物貿遷於鄰國，漂至廣東香山港被獲。守備軍官當以海寇，欲盡戮之。巡視海道副使章格不可，為之辨奏，還其貲而遣之。國人頌德。”明代前期的琉球國使者為了進貢明朝，常到南洋購取各種貨物，因而在日本學術界，有一個琉球人的“大航海時代”之說，因其常到東南亞貿易，因而也會與南洋商船相伴，來到香山港海域，從而險被明軍當成海盜。不過，以上史料的年代有些錯誤。明朝設海道副使是在明中葉，正統年間應沒有“海道副使”之職。查章格的原始資料，他是“景泰辛未柯潛榜”進士。《姑蘇志》載有章格的傳記：章格，字韶鳳，章珪之次子也。由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陞南京刑部郎中。用刑不苛，獄囚懷之。陞廣東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琉球使臣蔡璿等率數十人以方物買鄰國，風漂至廣之香山港，守臣當以海寇，欲戮之為功。格為之辨奏，還其資而遣之。再陞雲南按察使。會緬甸諸夷叛服不常，格善於撫綏，莫不畏服。陞福建左布政使，入為南京光祿寺卿。未幾陞南京大理寺卿，自陳致仕，詔許馳驛歸。格歷中外幾五十年，所在以清謹聞，為人尤號長者。《江南通志》記載：章格，字韶鳳，常熟人。父珪，字孟瑞，正統中官禦史，有直聲。格舉景泰辛未進士，歷廣東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琉球使臣以貨轉販他境，遭風漂至香山，守臣欲盡戮之以為功，格為奏辯還其資而遣之。遷雲南按察使，撫綏得宜，边徼畏服，終大理寺卿。弟律，字鳴鳳，由進士歷廣西布政，平荔浦獞賊，終南副都禦史。郭棐：《粵大記》卷3《海島澄波》，黃國聲、鄧貴忠點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6頁。嚴從簡：《殊域周知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30頁。趙宏恩等：乾隆《江南通志》卷121《選舉志‧進士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2頁。王鏊：《姑蘇志》卷52《明人物十‧名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1頁。趙宏恩等：乾隆《江南通志》卷140《人物志‧宦績‧蘇州府二》，第26頁。 64

關於澳門開港與媽閣廟起源的再認識以上史料表明：《殊域周知錄》有關章格救助琉球蔡氏的事件，是作者從《姑蘇志》中摘錄的，並搞錯了年代。因為，章格之父是在正統年間官至禦史，其子不可能在同一時代仕至同等級別的高官。事實上，章格是景泰年間的進士。《廣東通志》記載：按察司副使章格“江南常熟人，進士，（成化）七年任”。明確有關蔡璿的史料是成化十年的，再來看這條史料就有了新的意義。它表明成化年間，已經有了一個名為“香山港”香山縣港口，它最有可能是澳門。它也說明：從嚴啟盛開港到成化年間，澳門一帶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貿易。這表明嚴啟盛開港一事有其延續性，不是偶發的事件。若以嚴啟盛到達香山沙尾外洋的明代天順二年（1458年）起算，澳門開港迄今已有555年。曹思健、李鵬翥等先生認為澳門開港已經有500多年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三、關於澳門媽閣廟起源於明代前期的可能性澳門媽閣廟是澳門最古老的廟宇。1995年，筆者在澳門媽祖閣的外牆上看到一條譯為多種語言的金屬銘碑：“該廟宇在1555年葡國海軍第一次在澳門登岸前建成”，當時的澳門還由葡萄牙人管轄，他們設立的這條標語，反映了葡萄牙人對媽祖文化的尊重及對澳門開港歷史的看法。這可在葡萄牙人的文獻中得到印證。明崇禎年間葡萄牙人委黎多的《報效始末疏》說：“迨至嘉靖三十六年（1554），歷歲既久，廣東撫按鄉紳悉知多等心跡，因阿媽等賊竊據香山縣濠鏡嶴，出沒海洋，鄉村震恐，遂宣調多等，搗賊巢穴，始准僑寓濠鏡。”這說明在葡萄牙人抵達澳門之前，此地一直由一股叫着“阿媽賊”的海盜佔領。要注意的是：此處的“阿媽”是地名，也就是澳門的原名，可以證之《粵大記》一書。在原版的《粵大記》一書裏，澳門的地名就是“亞馬港”，在閩語和粵語中，“亞馬”與“阿媽”同音。金國平、吳志良引述了一條外文史料：“在一重大的節日中上供上述東西時，人們在廟宇附近會餐。我在Amacao曾目睹此情形。於一曠野處，在他們敬拜的廟宇處，有巨石數塊，上鏤刻鎏金大字，這一廟宇人稱‘Ama’，故本島稱作Amacao島，義即Ama廟宇之地。”這段文字的作者是佛羅倫斯人法蘭西斯科·卡勒，他於1598年3月15日至1599年7月28日在澳門生活了一年多，對澳門有直接的體驗。據其所言，當時的澳門媽閣廟就是被稱為“阿媽”，至於葡人稱之為“Amacao”，應為“阿媽角”閩南語的譯音，澳門媽閣廟正是處在一個海角之上。媽閣廟的本意是“媽角廟”，它是“阿媽角廟”的簡稱。就一般規律而言，一座廟宇成為當地的地名，表明這座廟宇十分久遠。既然葡萄牙人來到澳門之前，此地即有了“阿媽”之名，阿媽之名的產生，又與媽閣廟有關，這可證明：媽閣廟的起源遠在葡萄牙人抵達澳門之前。筆者認為是嚴啟盛將媽祖信仰傳到當地，這是從媽祖信仰發展史的趨勢得出的結論。郝玉麟等：乾隆《廣東通志》卷27《職官志‧明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8页。委黎多︰《報效始末疏》（崇禎元年稿），原載韓霖：《守圉全書》卷3《制器篇》，崇禎八年刊本，轉引自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頁。郭棐：萬曆《粵大記》卷32《政事類·海防·廣東沿海圖》，第917頁。金國平、吳志良：《過十字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年，第84頁。 6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從福建人對媽祖的信仰來看，媽祖信仰的發展有一個過程。它最早是莆田當地人的信仰，但因湄洲廟位於泉州北上的航路上，許多從泉州北上的船隻都會到湄洲汲水拜神。當時的泉州港是世界性的大港，泉州人祭拜媽祖，對抬高媽祖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南宋時期，莆田人陳俊卿，泉州人梁克家、留正等人相繼為相，媽祖在他們任相時期，得到朝廷許多封賜，上升到聖妃的地位，作為海神的媽祖漸成為福建沿海民衆普遍的信仰。元明時期，頻繁的海上活動導致福建人出沒於沿海各地港口，因而將媽祖信仰傳播到各地。換一個角度來說，元明時期在各地活動的福建人將媽祖信仰當做自己的標誌。明清時代，設立會館的習俗逐漸流行起來，福建人的會館歷來選擇天妃為自己的保護神。理解這一背景就可知道：凡是福建人出海，都會帶着天妃的香火，尤其是福建人的海船，沒有天妃香火是不可思議的。瞭解天妃信仰在福建水手及商人中的地位，便可知道：嚴啟盛等人長期在海上活動，他們一定會帶上祭祀天妃的香火，在其長久駐紮之地，還會建立祭祀天妃的固定場所。這是筆者推斷澳門媽閣廟由嚴啟盛建立的理由。由此可見，對澳門媽閣廟起源的研究，一個關鍵問題是“阿媽”之名的起源，目前掌握的中文資料以萬曆年間的《粵大記》為最早，葡文資料則可追溯到嘉靖時期的1544年，但從嚴啓盛等人的文化背景來看，媽閣廟的起源至少可以溯及明代中前期。筆者期待着學術界的新突破。[特約編輯 張中鵬]徐曉望：《媽祖信仰史研究》，福州：海風出版社，2007年。 66

•澳門學•羅明堅與利瑪竇的閩籍漢語教師試考金國平[摘要]明清之際，入華傳教士努力學習漢語。他們在使用漢語著述時，文字不流暢通達在所難免。因此，早期的漢語著述需要華人文士協助。由於以往的研究未對為其潤色的華人文士予以應有的重視與探討，所以，這裏擬對羅明堅與利瑪竇的閩籍漢語教師做一考辨。[關鍵詞]羅明堅利瑪竇福建漢語教師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陸續東來。他們學習中國語言，初以中文著述，文字不流暢通達在所難免，因此，早期入華傳教士的漢語著述需要華人文士協助。以往的研究未對為其潤色的華人文士予以應有的重視與探討。對此，徐宗澤論曰：“今再進論者，即同西士著譯或為之潤色者，是何等人物？答曰：第一流人物當推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中國聖教三柱石，其次則有馮應京、李天經、王徵、韓霖、段袞、瞿式耜等等，而教外官紳亦不少為之修飾焉……”除了這個奉教、護教、助教的官紳群體外，似乎初期以普通文人為主。他們之間的合作形式有三：“綜上觀之，西士之著述種類甚多，文字亦深淺不同，深者非常奧雅，非翰曹不能讀，淺者通俗易曉，幾婦孺皆知。於是產生問題，此種書籍是否由西士親自執筆著述，或西士口授而華人筆之，或由西士起稿而華人潤色之？作者簡介︰金國平，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北京 100089涉及此問題的著作、學位論文和研究有：[法]裴化行（Henri Bernard）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台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1986年；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Isabel A.Murta Pina, Os jesuítas em Nanquim: 1599─1633, Lisboa: CCCM I. P., 2008; Jesuítas Chineses e Mestiços daMissão da China (1589─1689), Lisboa: CCCM, 2011；《明清之際在華天主教士研習漢語研究》，碩士論文，暨南大學，2006年；肖應雲：《明清西方傳教士的漢語學習與文化交流(1582─1795)》，博士論文，暨南大學，2010年；董明：《明代來華傳教士的漢語學習及其影響》，《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6期（總第138期），第90─95頁；張西平《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簡述》，姚小平主編：《海外漢語探索四百年管窺：西洋漢語研究國際研討會暨第二屆中國語言學史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47─69頁；肖應雲︰《明清之際在華傳教士研習漢語程度略辯》，《教育評論》，2009年，第4期，第143─145頁及《明清之際在華天主教士研習漢語地點略論》，《教育評論》，2010年，第2期，第125─127頁。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11頁。 6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曰此三種方法大抵皆用，不能執一而言之。羅明堅之《天主聖教實錄》實由羅子口授而筆之（參閱P. H. Ber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XI siecle, p.239），徐光啓之《幾何原本》，利瑪竇亦講授而徐子筆之，他若《七克》、《泰西水法》亦未嘗不然。”“口授者猶慮言不達意，筆之者亦恐文不切事，於是反復推敲，互助以補不足。”正是他們之間的密切合作才使傳教士的文體如此秀麗，詞句如此華美。歐洲傳教士習慣於拉丁語系的拼音文字，而對於他們來說，表意的漢語是一門晦澀難懂、難學的語言。對此，羅明堅神父發自肇慶1583年2月7日信中敘述說：“我在澳門度過了幾年，在那裏，葡萄牙商人進行貿易活動，而我則在學習他們稱作‘官話’的中國語言。中國的地方官員和朝廷大臣都使用這種語言。由於它具有幾乎無限衆多的詞匯，因此學會是很困難的，即使是中國人本身，也需要花費許多年時間。”他還向耶穌會總會長阿桂委瓦（Claudio Acquaviva）神父匯報說：“在澳門，葡萄牙人和中國人通商，並藉一些中國人擔任翻譯，起初找一位能教我中國官話的老師非常困難，但我為傳教非學官話不可，可是老師如只會中國官話，而不會講我們的話（原文作葡萄牙語）也是枉然，因為我聽不懂啊！因此後來找到一位老師，只能藉圖畫學習中國語言了，如畫一匹馬，告訴我這個動物中國話叫‘馬’，其他類推，世上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中國字，它並無字母可循，認為葡萄牙人以及神父們學習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我由於服從，仍有信心而且感到幸福。”范禮安於1590年寫道：“華人也有另外一種幾乎是通用的和共同的語言。這便是官員和朝廷所特有的語言，它如同我們之間的拉丁文。因為這是擁有一切權力和控制一切的官員所特有的語言，如同前述，所有人均嘗試學習這種語言，無論好壞，目的是為了同他們打交道。”羅明堅撰寫的一首漢文詩表明了學習漢語的艱難和驅使其努力學習的強烈內因︰嘆唐話未正數年居此道難通，只為華夷話不同。直待瞭然中國語，那時講道正從容。除了他本人的匯報信外，其同時代人佩雷斯（Francisco Pires）神父也留下了記載：……但是從此（馬拉巴爾海岸）視察員神父范禮安要求省會長神父派一名神父學習漢語。因此，省會長派他 （羅明堅） 於 （15）79年乘唐‧米格爾‧達‧伽馬（D. Miguel da Gama）的大船從柯枝啓程。抵達此地後，他用葡萄牙人給他的施捨興建瞭望教生之家（Casa deCatecúmenos）。又在那裏蓋起了主教廳和主管神父（P.e Ministro）的騎樓。他立刻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8─9頁。[美]霍·林斯特拉(唐·米格爾·達·伽馬)著，萬明譯︰《1583─1584年在華耶穌會士的8封信》，任繼愈主編：《國際漢學》，鄭州：大象出版社，第2輯，1998年，第255─256頁。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第446頁。Alessandro Valignano, Josef Wicki, S. I. ed.Historia del principio y progresso de la Compania de Jesus en las Indiasorientales (1542─1564),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44, pp. 245─255.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第64頁。盧伊·維森特（Rui Vicente）。唐·米格爾·達·伽馬，1581─1582年任澳門總督。 68

羅明堅與利瑪竇的閩籍漢語教師試考編了一本《教義問答（Cathecismo）》。 這是一個在此的天主教徒用漢語給他寫的。這個文人本來準備考取功名，然而上帝（似乎是要給他天主教的功名）讓他沒有中考。其妻因而絕望上吊自盡。他棄家出走，來找羅明堅神父。羅神父非常和善地接待了他。他留下來當了幾年老師。羅明堅神父讓人用中文刊刻了《教義問答》，一時傳遍了中國。當他和葡萄牙人一起去廣州時，許多人慕名而來拜見他。我跟他一起去參加了一個集市（feira）。海道在暹邏營（campo dos Siames）給了他一座帶天井的小房子。我們在集市進行的兩個月內一直住在那裏。羅明堅神父為葡萄牙人做彌撒。他花費時間學習漢話和漢字。同時，為來向他求教《教義問答》中疑問的文人們做解答。他一直在找到可以永久留下來的辦法，但當時這是不可能的。他於（15）81年12月隨葡萄牙人回到澳門。〔邊注：在佩羅‧戈麥斯（Pero Gómez）神父的命令下， 於（15）82年給澳門天主之母教堂蓋上了瓦片。這一教堂於（15）73年由唐安東尼奧‧德‧維耶納（D. António de Vilhena）用夯土（taipa）建成。 當時的視察員是後來跟他一起逝世的貢薩羅‧阿爾瓦雷斯（Gonçalo Alvares）神父。〕起始段落告訴我們，耶穌會視察員范禮安神父是該會在華適應政策的奠基人。其所作的一項重要決策便是要求當時的省會長神父派選一名神父到澳門來學習漢語。其人選為我們所熟悉的羅明堅。這封信披露了羅明堅來澳門的具體年代，所乘坐的船隻名稱及出發地。雖然我們通過其他史料對這一史實有所瞭解，但此信集中提供了諸多有關細節。羅明堅應於1579當年抵達澳門。“他用葡萄牙人給他的施捨興建瞭望教生之家”的時間應在1579至1580年間。這裏披露的一個新資訊是，在這所瞭望教生之家中，還設立了“主教廳和主管神父的騎樓”。關於羅明堅編印《教義問答》的始末，佩羅‧戈麥斯神父也為我們留下了珍貴記述。《教義問答》是羅明堅與一位科場失意的中國文人合作的結晶。《教義問答》可能由羅明堅口述，經這位中國文人筆錄潤色。通過此函，我們得知，羅明堅因此書而在中國知識精英界名噪一時。當他同葡萄牙人一起去廣州參加交易會時，許多文人竟然慕名從各地趕來拜見他。這位喪妻的落魄文人為羅明堅神父所收留，做了一段時間漢文塾師。可惜的是，迄今為止見到的文獻中，未留下這位老師的名字，但其事跡永遠地留在了中國傳教史上。即《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當時同葡萄牙人商人隨行的神父任務有三：（一）試圖與中國當局接觸，謀求在中國大陸立足；（二）為葡萄牙商人提供宗牙教服務；（三）調停葡萄牙人商人之間的矛盾。參見Domingo de Salazar, Ynformacion sobre losimpedimentos a la predicación en China realizado por el obispo Domingo de Salazar para el Papa Gregorio XIII y elrey Felipe II, Manila, 19 de Abril de 1583, AGI, Patronato 25, 8。亦稱佩德羅·戈麥斯（Pedro Gómez），時任副省會長，參見Luís Fróis, Historia de Japam, Lisboa: BibliotecaNacional de Lisboa, 1976, Vol. I, Introdução, p.13*。另見José Eugenio Borão Mateo, Spaniardsin Taiwan, Nan Tien(SMC Book Co.), Vol. I (1582─1641), Taipei: 2001, p. 2, nota 2。時任日航司令，參見[葡]文德泉（Manuel Teixeira）：《16世紀澳門》，澳門：教育暨文化司，1981年，第54及55頁。漢語文獻中，早期音譯作“加必丹末”（參見金國平：《Capitão-mor釋義與加必丹末釋疑》，《中葡關系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344─348頁），但鄭舜功的“航海王”似乎更傳神。Josef Franz Schütte, S. J., Monumenta historica Japonia I: Textus catalogorum Japoniae: aliaeque de personisdomibusque S. J. in Japonia informationes et relationes 1549─1654, 1975, Vol.1, p.386. 6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關於此人，張奉箴先生考證到：“羅明堅神父認為藉用書籍在華講聖教是一條捷徑。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底，羅明堅神父便已把他撰著的《天主實錄》重校畢。以後又請利瑪竇和在肇慶府住的一位福建儒士鄭郢潤飾。至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舊曆八月十八日，序文方才寫好，同年十一月杪全書方才印刷完畢。這本書共計印刻一千二百冊。這是在華天主教的第一冊中文教理書籍。不久這本書又刻印第二版，題名《天主聖教實錄》。”筆者查找了許多資料，均未見“福建儒士鄭郢”的出處。張奉箴先生此言當有所張本，姑且信之。劉偉鏗先生認為：“（1583年）卡普萊勒神父到肇慶為福建秀才司賓和肇慶舉人陳理閣施行洗禮，洗禮儀式是公開舉行的，有許多中國人參加。”先來看“福建秀才司賓”。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跋中回憶說：“壬午（1582年）解纜東粵，粵人士請圖所過諸國，以垂不朽。彼時，竇未熟漢語，雖出所攜圖冊，與其積歲剳記，紬繹刻梓，然司賓所譯，奚免無謬。庚子至白下，蒙左海吳先生之教，再為修訂。辛丑來京，諸大先生曾見是圖者，多不鄙棄羈旅，而辱厚待焉！”這個司賓會不會就是佩雷斯神父筆下的“本來準備考取功名”的“文人”和法蘭西斯科·卡普萊勒（Francisco Cabral）神父所言的“福建省人”“保祿”？利瑪竇提供了一絲線索：“事實上，他們以高薪聘請了一位有聲望的中國學者，住在他們家裏當老師，而他們的書庫有豐富的中國書籍的收藏。”據此，可以分析，此人擔任過羅子與利子二人的共同老師。而且耶穌會當時經費有限，是不允許他們分請老師的。再來看“肇慶舉人陳理閣”。《利瑪竇中國劄記》出現的意大利文形式是“Cinnico”和“Cin-ni-co”。德禮賢在《利氏史料》中的處理比較謹慎，作“Cinnico [陳（？）]”， 但《利瑪竇中國劄記》的譯者將“Cinnico”張奉箴：《利瑪竇的前驅羅明堅》，《神學論集》，第7期，香港：香港真理學會及光啟出版社，1971年，第129頁。劉偉鏗：《劉偉鏗史學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13頁。劉偉鏗：《劉偉鏗史學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13頁。從前後文來判斷，“司賓”也可能是一個普通名詞。大概是“司書”一詞的誤刻。該詞舊指官署、軍隊中從事文書工作的人。蕭濬華在《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中，當涉及福建的“編輯員”時，屢次使用了該詞。參見第265頁。吳左海，即吳中明。時任南京吏部主事。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8頁。1601年。[意]利瑪竇︰《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82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4頁。[意]利瑪竇、[比]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劄記》，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19頁。“由於他們長時間得不到澳門援助這一事實，傳教士變得貧窮，已經欠了好幾個債主的債，不能再用譯員或僕人了，並且不得不停止任何修繕。”[意]利瑪竇、[比]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劄記》，第120頁。Fonti Ricciane（利氏史料—）: documenti or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e tra l’Europae la Cina (1579─1615), editi e commentati da Pasquale M. D’Elia,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第I集，第219頁。有關考證，請見第185─186頁，註釋10。“Fonti Ricciane”也被譯作“利氏史料集”，參見陳慧宏：《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時代的視覺物像及傳播網絡》，《新史學》，2010年，第21卷，第3期，第55─123頁。 70

羅明堅與利瑪竇的閩籍漢語教師試考或“Cin-ni-co”音譯為“陳理閣”。音譯如何為憑？據此，劉先生還認為：“應為《萬曆肇慶府志》纂修者之一的陳萼。”我們認為，這些看法過於牽強。關於此事，《利瑪竇中國劄記》是這樣記載的：“正是卡普萊勒神父為頭一批入教的信徒隆重地施行洗禮。這次有兩人受洗，其中一個取名保羅，福建省人，是有知識和文化的*（*意大刊文寫作siuzai（秀才）），他後來被神父們請來做中文教師。另一個是我們已經提到的年輕人**（**意大利文寫作Cinnico，即前面音譯的陳理閣；──中譯者注），他在神父們被驅逐時保存了祭壇，在他們返回時又款待他們居住。他取名喬萬尼（Giovanni）。洗禮儀式是公開舉行的，有許多中國人參加。”為他們洗禮的葡萄牙的法蘭西斯科·卡普萊勒神父我們留下了有關這位福建秀才的一手記錄：葡萄牙的法蘭西斯科· 卡普萊勒神父寄自澳門1584年12月8日在聖母瑪麗亞顯靈日那天，我為兩名中國人舉行了洗禮。他們是中國內地第一批成為天主教徒的人。其中一人是一名高貴的人，頗有學問。他正要去皇帝的宮廷，希望以自己秀才的資格，得到相應的官職。他在神父們這裏住了四五個月，幫助他們用中文撰寫《天主聖教實錄》。通過多次談話和不斷閱讀，並抄寫《天主聖教實錄》，他被上帝感化了。他懇切地要求我為他舉行洗禮。在認為他對我們神聖的信仰事業有了足夠的認識時，我在其他神父的贊同下，為他行了洗禮。給他取名保祿。同時為之舉行洗禮的另一位肇慶公民，是一個已婚的人，取名若望。 他曾經是第一位在自己家中接待過我們（神父）的人，那時有機會很好地進行過教義的學習。當時，還有人要求受洗，但似乎我們有理由推遲進行。舉行洗禮儀式帶給我們很大安慰，也使我寄予更多希望，我們的上帝將打開他在這個偉大王國的仁慈的珍藏。對於我們舉行洗禮一事，在肇慶這個城市裏，沒有被認為是不好的事，就連中國官員們也認為沒什麼不好，他們都覺得很高興。聽說高貴而有學問的保祿已經成為一名天主教徒，城中一些上層重要人物都去向他祝賀，也向我們祝賀。他們說不久將會有其他人來接受洗禮，他們為保祿這樣有學問的知名人士皈依我們的宗教而感到高興。我把我的忠誠奉獻於上帝神聖的仁慈事業，相信在中國，第一批果實的兩粒種子將會更多地侍奉上帝，這是我們的教會和上帝所有的僕人們都盼望已久的。接受洗禮後第二天，保祿來告訴我們，他住的那條街上所有的人都被感動了，他們都想要成為教徒，並且完全理解他所做的一切。保祿是福建省人，他將在去往（北京）宮廷的路上回家停留，打算讓他的妻兒都成為教徒，教給他們[意]利瑪竇、[比]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劄記》，第112─113頁，第140頁。劉偉鏗：《劉偉鏗史學文集》，第589頁。參見《Fonti Ricciane (利氏史料)》，第I卷，第197頁，註釋1。[法]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65頁。范禮安關於此人的原件，見Carta de Alessandro Valignano ao Padre Geral, Goa, 27/12/1585, ARSI（耶穌會羅馬檔案館），Jap. Sin. 10-I, fol. 114v.見[法]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63頁上更具體的敘述。參見《Fonti Ricciane（利氏史料）》，第I卷，第197頁，註釋1。[法]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185─186頁，註釋10。 7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教律。為了這個目的，保祿帶去一些印好的《天主聖教實錄》。但願上帝指導他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法蘭西斯科·卡普萊勒神父僅言，“他在神父們這裏住了四五個月，幫助他們用中文撰寫《天主聖教實錄》。”並未提及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跋中回憶說的司賓幫助翻譯一事。這從某種程度上支持了我們關於“司賓”可能為“司書”一詞之誤刻的假設。關於洗禮的始末，到過肇慶的西班牙耶穌會會士阿隆索·桑切斯神父（Alonso Sánchez）從羅明堅處獲得的信息尤為珍貴：“上帝為神父們的住院帶來了一位在北京考取功名的文人。起初他貪財而來，後收斂了並產生了信仰。羅明堅神父用中國語言文字編寫了一部教理問答，並希望把它編成漂亮的官話（lenguaje de mandarín）。同這位華人達成了一個協議，與他一起開始翻譯，他慢慢看懂了讀到的文字。上帝使其豁然明朗。羅明堅神父對我說，他講了地獄、聖三一及其他我們信仰的理由和宜處的心得，就連我們也聞所未聞。帶這種體會，懷羅明堅神父對我所說的內心的深深祈禱，看到神父們的生活與宗教，不僅毅然決然要成為天主教徒，而且是滿眼熱淚汪汪地提出了請求。”“那位華人要求受洗的願望是如此之大，以致難以拒絕。為了鄭重其事，他央求羅明堅神父，要日本省副省長法蘭西斯科·卡普萊勒（Francisco Cabral）神父為其施洗，因為已經有了嶺西道（Lancitao）的批文。 羅明堅神父對嶺西道說，他之所以要批文是因為他們是可憐的出家人，要服從上級，澳門住院的領導就是他的上級，所以根據他的命令，要來探望他們，看看情況如何，如何辦理。嶺西道回答他說：‘你看看，開始你對我說是來學習中國的語言和風俗的，所以我對官吏是這樣說的，但我清楚地知道你的願望是宣揚聖法，為此我感到高興。你就別再瞞我了。我還是同意了你給在你們住院中的那位華人施洗了吧，你願意為誰施洗就施誰吧。’”最後我們來分析一下羅明堅的漢語水平。瓦斯·戈麥斯神父在1580年12月3日發自馬六甲的函中稱：“據我們神父的信件，羅明堅神父學習漢語（a língua china）和官話（ados mandarins）很勤奮、很仔細。這些他學都很長足。”可他的戰友利瑪竇卻有不同的說法：“……由於羅明堅神父老了，不能學習漢語，（視察員）認為這是一個送他回歐洲的好機會。”顯然，利瑪竇的個人看法影響了視察員范禮安。以至他於1588年這樣向總會長阿桂委瓦寫道：“羅明堅神父為此差會努力工作過。現在抵達了羅馬，似乎有理由讓他休息一下。加上他[美]霍·林斯特拉著，萬明譯︰《1583─1584年在華耶穌會士的8封信》，第267─268頁。Alonso Sánchez, Relación brebe de la jornada que hizo el P. Alonso Sánchez la segunda vez quefué a la China el año1584, Macao, 1585, AGI, Filipinas 79, citado en Manel Ollé Rodríguez, Estrategias filipinas respecto a China: AlonsoSánchez y Domingo Salazar en la empresa de Chin1581─1593), Directora: Dolors Folch Fornesa, UniversitatPompeu Fabra, tesis doctoral, Barcelona: 1998, volumen 1, p. 258.王泮。Relación brebe de la jornada que hizo el P. Alonso Sánchez la segunda vez que fué a la China el año 1584, Macao,pp.259─260.關於這個問題，可見[美]夏伯嘉：《利瑪竇：紫禁城裏的耶穌會士》，上海：上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5─116頁及宋黎明：《一流學者的二流著作：評夏伯嘉〈紫禁城的耶穌會士：利瑪竇（1552─1610）〉》，《中國圖書評論》，2012年，第10期，第53─54頁。ARSI, Goa, 13, fol.18r.《Fonti Ricciane（利氏史料）》，第I集，第250頁。 72

羅明堅與利瑪竇的閩籍漢語教師試考日益衰老，十分疲憊了。此次長途跋涉使他更加衰老與疲憊。除此之外，他的漢語發音不好，所以似乎您不應再將他派回此地，因為這個差會所期待的不是老者、倦者和膩者。到了那裏 （歐洲），對此差會而言，就是件大好事了。”他甚至於1596年請求阿桂委瓦說︰“現在絕不可以印此（《四書》）書”，理由是“原因是它不可能做得好，因為羅明堅神父的漢字及口語知識甚少”。顯然，范禮安對羅明堅漢語水平的判斷來自他人，因為他在1588年抵達澳門前，不曾有機會認識羅明堅，他也不會漢語，因此憑何評論羅明堅的漢語水平？在這個問題上，唯一有發言權的人便是利瑪竇。利瑪竇稱“羅明堅神父老了”，事實是，羅明堅是1543年生人，1588年年底他離澳啟航回歐洲時，年僅45歲。這個年齡不正是壯年？在與同志的關係上，利瑪竇不無排斥羅明堅之嫌。說羅明堅的漢語水平低，可他已達到用漢語寫詩的水平，還能說他漢語水準不好嗎？現在通常認為，《葡漢辭典》為羅明堅與利瑪竇二人所合編。我則不以為然。從二人緊張的關係來看，似乎有過這種合作不太可能。退一步說，就是二人的合作，為何利瑪竇同意羅明堅將其帶回歐洲？而且他是知道羅此去是不復返了，那手稿除了永遠是手稿，還有何用處？這似乎說明，利瑪竇不是合作者，或是做了極少的部分。在此情況下，羅明堅纔有可能將字典手稿帶回歐洲。[特約編輯葉農]范禮安1588年11月23日致阿桂維瓦函，ARSI, Jap. Sin.11-I, fol.29v。參見《Fonti Ricciane （利氏史料）》，第I卷，第250頁，註釋2。原文為西班牙文。[美]夏伯嘉：《利瑪竇：紫禁城裏的耶穌會士》第116頁上的譯文與原文差異較大。《Fonti Ricciane （利氏史料）》，第250頁，註釋1。[美]夏伯嘉：《利瑪竇：紫禁城裏的耶穌會士》，第116頁。據知，最早提出年齡問題的是德禮賢，參見《Fonti Ricciane（利氏史料）》，第I集，第250頁，註釋2。宋黎明最近有一類似的論述，參見宋黎明：《一流學者的二流著作：評夏伯嘉〈紫禁城的耶穌會士：利瑪竇（1552─1610）〉》，第53─54頁。參見陳倫緒：《羅明堅（1543─1607）及其漢語詩》，載《華裔學志》，第41期（1993年），第129─176頁及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第57-66頁。宋黎明堅決認為：“這是羅明堅的作品，與利瑪竇無關。”參見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57頁，註釋1。宋未涉及的德禮賢有關研究有：Pasquale D’Elia,S. J., Il primo dizionario Europeo-Cinese e la fonetizzazione Italiana del Cinese, Atti del XIX Congresso Internazionaedegfi Orientalisti, Rome, 1938, pp. 172-178和Découverte de nombreaux et important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histoiredes missions catholiques en Chine de 1580 à 1610, Atti del XIX Congresso Internazionae degfi Orientalisti, Rome,1938, pp. 693─698；楊福綿：《羅明堅、利馬（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1995年，第5期，第35─81頁。楊肯定地說：“根據手稿的紙張、筆跡，以及內容，我們可以證明這部《辭典》的主編者是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S. J., 1543─1607），合編者是利瑪竇（Matteo Ricci, S. J., 1552─1610）。編纂年代當是羅利二氏初入中國廣東肇慶傳教的時期。他們兩人於1583年秋天抵達肇慶，而羅氏則於1588年冬離開中國返回羅馬。因此這部書稿當在1584─1588年間完成。也很可能是羅氏親自帶回羅馬去的（同前，第36頁）”。這本字典是德禮賢在20世紀30年代發現的。他說“我也找到了歐洲人編寫的第一部歐漢字典。這是羅明堅和利瑪竇合編的第一部漢學著作。毫無疑義地，這便是季爾赫爾 （Athanasius Kircher） 在1667年所提到的（《羅明堅、利馬（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第39頁）”。他的願望是：“我有一部為我們（耶穌會傳教士）使用的漢語詞典手稿，如能獲得印刷費，我很想把它付印成書（同前，第39─40頁）。”半個多世紀以後，這一願望成為了現實。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葡萄牙國家圖書館及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於2001年聯合出版了《葡漢辭典》，楊福綿文被收入其中。 73

•澳門學•南懷仁、安文思、徐日昇與耶穌會北京西堂書院（1670─1688）[比]高華士撰趙殿紅譯[摘要]清康熙時期，在耶穌會士南懷仁的帶領下，北京西堂成為西方科技尤其是機械工程的製造和試驗場所。在其中工作的耶穌會士，除南懷仁外，尚有安文思、利類思、閔明我、徐日昇等人。他們互相配合，共同鑽研，製造出各種先進的機械，科學成果堪比當時的歐洲實驗室。徐日昇1673年到達西堂，在安文思的帶領下，逐漸融入西堂的工作集體，結合既有的音樂實踐和理論經驗，逐漸形成了在樂器製造等方面的機械工程師專業身份。[關鍵詞]耶穌會士西堂南懷仁徐日昇安文思引言徐日昇（T. Pereyra）在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的建議和皇帝的邀請之下，於1673年1月到達北京進入西堂住院之時，其身份乃是所謂的“天文學家”，這是新進北京宮廷之西洋人通常的身份。對徐日昇，我們似乎不必追尋其“數學”才能之來歷，因為南懷仁後來在1680年承認，在呈交給總督的官方文書中，這只是一個託辭，事實上徐日昇（及恩理格）在這方面毫無知識：“（雖然）皇帝現在還沒有指派上述三位神父（閔明我、徐日昇、恩理格）在欽天監工作，但據南懷仁的看法，三人中只有閔明我可繼承監正之位，有能力擔其重任，因為其他兩位神父，尤其是徐日昇，從未關注過這一領域（即數學）。”Joel Canhão的短文提及徐日昇在音樂和樂器領域的聲望，並將其作為他被召往北京的理由。但此說法仍然名不副實：Canhão的結論作者簡介︰高華士（Noël Golvers），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文化協會研究員；趙殿紅，廣東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副研究員。廣州 510180原文題目：F. Verbiest, G. Magalhães, T. Pereyra and the others. The Jesuit Xitang College in Peking (1670─1688) asan extra-ordinary professional milieu, in Luís Filipe Barreto ed., Tomás Pereira, S. J. (1646-1708): Life, Work andWorld, Macau: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I. P., 2010, pp.277─298. 文中縮寫：ADPSJ: Archiv derDeutschen Provinz der Jesuiten (München); AE: Astronomia Europaea; AHSI: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Jesu;ARSI: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Jesu; ASEB: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d’Emulation de Bruges; FG: (ARSI) FondoGesuitico; JS: (ARSI) Japano-Sinica; LA: Litterae Annuae.F. Verbiest, in Postulata V. Provinciae Sinensis in urbe proponenda ad R.P.N. Ioann. Paolo Oliva, in ARSI, Congr.Prov., 81, f 219, 5r.J. Canhão, Um musico português do século XVII na Corte de Pequim: o Padre Tomà Pereyra, in: Biblos, 1986, p.522. 74

南懷仁、安文思、徐日昇與耶穌會北京西堂書院（1670─1688）源自Francisco Rodriguez，後者對徐日昇的生活和工作進行了綜論，認為他的音樂才能並非其被選的原因，而是他應召之後的結果；因此Canhão的判斷是一種前後倒置的結果，以此種論據來分析徐日昇被邀請的原因仍然是不恰當的。據我所知，事實上只有一條材料可以說明此事，即1678─1679年年信的作者很偶然的一句話，他在評論1679年北京耶穌會士們的活動時，提到徐日昇為皇帝演奏音樂以供消遣，而這種音樂才能是他童年時期便具有的天賦。由此看來，這才是南懷仁召請徐日昇入京的真正目的，因為在當時的科學分類及耶穌會課程中，“音樂”屬於“藝術數學綜合科”（artes mathematicae mixtae）的門類，以“數學”為名嚴格來說並非說謊。無論如何，徐日昇在中國經過歡欣鼓舞的旅程之後，到達北京，進入西堂住院。至少從學術層面看，當時的西堂具有一種特別的氛圍。我在此關注的是徐日昇在西堂遇到的耶穌會同事和他們各自的專業技能，而暫不考慮這些技能的教育根源；以及他們的相互分工和這個品性各異的特殊人群中的合作方式。我力圖以這種間接的方式描述徐日昇初到北京至南懷仁1688年1月去世這15年間，他在這個高度專業化的小社會中所處的位置。一從級別層面上，徐日昇首先接觸的是比利時人南懷仁，他是欽天監監正，並負責編修皇家曆法。在這個職位上，他一定程度上也是清王朝得以穩定的擔保人，同時得益於皇帝的恩寵和權威；他還是整個中國傳教團的支柱，也是中國其他宗教團體的保護人。除了“天文學家”身份以外，南懷仁明確表明自己是一位“工程師”：在新近發現的藏於雅典的手稿尤其是他的《機械學》（Mechanica, 1676）數次提及此事；在他1677年寫給總會長奧利瓦（Oliva）的信中，他還希望未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也具備同樣的素質。證明材料：南懷仁《機械學》圖66：關於機械學的成就：運輸、提舉重石的絞盤機等（“非技術工匠們，意大利人用一個較為嚴格的術語稱其為‘Ingenieri’”）；南懷仁《機械學》圖97：關於水利、挖渠機械等（“那些務實的水文工作者，人們用意大利語稱其為‘Ingenieri’”）；ARSI, JS 109, II, p.126：“欽天監的首領應當熟悉精準的數學科目，如光學、靜力學、水力學和完整的機械學，包括其原理和基礎。此外，他應當具備優秀的實操能力，若皇帝有需求，可以製造公共機械，成功安排整個工程，就像一個建築師一樣，或者像意大利人所說的‘工程師’。”在上述材料中，他明確使用機械和水利方面的專門術語，大部分涉及“公共工程”，這位原耶穌會“工程師”應當能夠製作各種機械設備。他使用了意大利語“ingeniarius”，其更為常用 F. Rodrigues, Os jesuitas portugueses astronomos, Porto, 1925, p. 16.JS 116, f°167r.︰“當皇帝把話題轉向我們的歐洲音樂，真是神佑我等，我們中間正有一位徐日昇神父有此等閱歷，他從少年時代即已掌握音樂知識。因此對答如流，皇帝甚為滿意。”參見H. Josson & L. Willaert, Corresponda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Pekin, Bruxelles,1938, pp. 463─468 (1684). 7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的同義詞是“architectus”。關於南懷仁材料中某些術語顯而易見的“意大利化”，我提出一些觀點，涉及他們在歐洲所接受的數學教育，我將在別處論述之。儘管魏若望（John W. Witek）所編南懷仁研討會論文集書名已稱其為“工程師”（《南懷仁：耶穌會傳教士、科學家、工程師等》），但在我看來，與其“天文學家”身份相比，其“工程師”的身份過去被大大地低估了。除天文學以外，南懷仁及其西堂同事們對工程學的興趣自重返教堂之初已經非常明顯。我們從安文思1669年1月2日的報告中可以得知，他對未來到中國的人選提出要求：他們不應輕視機械師或鐵匠，因為天地世界之女王、我主之母、貞女聖母的未婚夫就是一位機械師和木匠。他們應當知道，我對鋼銼和鋸子的敬意，超過了主教的法冠和教宗的冠冕，超過了世俗的女王和皇帝。我無比榮耀，因為我是上帝的鐵匠和基督的官員。我認為，對（北京）傳教團機械學和相關技能的認識是正確評價耶穌會貢獻的基礎，對被冠以天文學家名號的南懷仁是如此，對其他神父們包括新來者徐日昇也是如此。南懷仁有許多機會發展這種技能：首先是繪製六部天文儀器的草圖，接着是為期四年（1669年至1674年）的建造儀器的過程。有趣的是，這些“儀象圖”還包括了建造天文儀器需要使用的工具之精確設計。當我們更多關注南懷仁對機械學的興趣，而不是他的天文學活動，就會更好地理解徐日昇抵達之後開展工作之背景。證明材料：流覽南懷仁的《機械學》、《歐洲天文學》，及其書信和年度報告，可以發現他在許多領域都是一名活躍的工程師：機械學、靜力學、流體靜力學、日晷儀、發射學、氣體力學、水利學、光學、反射光學、水力學，甚至氣象學──他曾經製造了兩部氣象測量儀和一部演示儀器。《書信集》第175頁、180頁（製造儀器）；建橋：第168─170頁；《年度報告》：JS 127, f°38─39 (1671─1672)：關於氣象學儀器：上年年底，在皇帝的要求下，南懷仁神父製作了一台非常奇妙的機器，以滿足皇帝的好奇心。機器用木頭製作，大圓柱狀，直徑兩英尺，內成凹形，像一個天體球。陽光通過三棱鏡照到凹面上，折射到鏡狀的圓柱體，光線向四處發散，呈現出不同的色彩，生動地顯示出天空的軸心，反映出與天空軸心相關的種種自然現象。它還能顯示月亮30天週期的所有形狀，列舉日蝕和月蝕週期，顯示地球的影像是球形，而非中國人誤解的平面形狀。機器還能通過鏡面圓柱體投射的光線，顯示地球一年中每天的運行軌道。今年的1月23日，機器得以完成，皇帝收到報告後，派兩位太監到耶穌會士們的住處索取。南懷仁在利類思和安文思的陪同下，即刻同兩位太監一起向皇帝奉獻機器。《年度報告》1678─1679 (JS 117): f. 165r. [1678]：“液壓表……星盤/太陽表……置於象牙環上，皇帝用來射箭。”《年度報告》1677─1680 (JS 116, 214 ff.)：尤其是他的書面工作；南懷仁︰《書信集》，第151頁。因為合法化問題，南懷仁沒有在中文天文學書籍中找到有關天文儀器之圖像。 76

南懷仁、安文思、徐日昇與耶穌會北京西堂書院（1670─1688）JS 150, f°127v.：“（1686年11月6日）南懷仁和我（安多）一早前往皇帝的行宮，他命令我們測量一條穿過行宮的溪流的坡度，這條溪流沿途流經10000個關隘。皇帝打算修建一些小橋。前些時日，南懷仁曾獨自去過那裏，檢查一些機器。”JS 150, f°129v.：“（1686年11月18日）一位南京來的官員帶來一份奏摺，南京官員集體向皇帝陳請，從淮安南部常州附近的湖泊重新鋪設通往錢江口的河床，總長逾80德國英里，以防湖水時常嚴重決堤之災。他們在奏摺中請求皇帝選派南懷仁總領鋪設工程，因為他們不諳此務。但因嚴冬季節，加上南懷仁分身乏術，此議遂被擱置。”JS 150, f°133v.（1686年12月7日或4日）：“本月第四日南懷仁和安多神父前往皇帝的行宮，皇帝命令他們測量一條流經行宮的河流的坡度和急流的位置，以阻截河流。他們使用一種專為本次測量而製作的水平面儀器，測量了流經10000個關隘的河流長度。儀器長20中國尺，因為體積較大，觀測過程中受風侵擾，幾被破壞，但仍堅持下來。測量結束後，一些人被邀前往（葡萄牙）學院（即西堂）聆聽神法解說。他們因今天的密集工作而疲憊不堪。”JS 150, f°142r.（1687年2月18日）：“他們送給皇帝一部新的屈光器，利用一個鏡面和許多凸鏡，可以同時顯示許多事物。這讓皇帝十分高興。他在收到其他儀器之後，要利用同樣的新技術，重新造出一台優於原有儀器的設備。同時，學院的花園和院子已無法容納皇帝的工匠，他們每天忙於製造各種機器。他們購買了學院後面的兩座房屋，接下來的幾天幾乎完成了鐘錶的製造，最大的一個鐘重約4000歐洲磅。”JS 150, f°153r.─155v.（1687年5月9日）：“另外，皇帝還視察了這台巨型水力機械；各類工匠花了一年時間拼命工作，方告完成，其發明者南懷仁神父則擔任工程指揮。各種各樣的新奇的機械被集中到一起。很快，這台水力機械被安置到皇宮內花園。最後還展示了一種新型的雙層光學儀器。一位大臣檢視了這些機械，對這台水力機械中鑲嵌的童年耶穌畫像表示欣賞，畫中的耶穌正與瑪麗亞和聖約瑟一起勞作。畫像下的一行字是我們辛勤工作的撫慰劑：‘他（耶穌）在收集木屑，他是苦痛和勞作的撫慰者，是世界的製造者。’”JS 150, f°155v.（1687年6月5日）：“這些天從學院運到皇宮兩台大型水力機器，用於從井內汲水。這兩台機器由許多工匠花費兩年時間製作完成。”JS 164, f°4r.-v. (1687)；Flettinger軍士報告（1687年5月）稱：“宮廷內有一個非凡的噴泉，位於皇帝御座之前，其中有一裝置，移動之並用鑰匙開啟，水中便會顯現諸多動物及人物影像。”這些活動表明，亞歷山大的希倫（Heron of Alexandria）所撰的希臘科技著作，其Commandinus譯本在當時已經進入中國，尤其在氣體力學和水力學方面，與其他西方科技著作一起收藏於西堂圖書館。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頗具吸引力的結論，這些吸引希臘王子們的奇妙機器，同樣讓16、17世紀的歐洲國王們（如路易十四）及其中國同事們心醉神迷！見J. E. Wills, Some Dutch Sources on the Jesuit China Mission, 1662─1687, in AHSI, 54, 1985, p. 291.關於文藝復興後期希倫的再發現，參見W. Schmidt, “Heron von Alexandria im 17. Jahrhundert,” in: Abhandlungenzur Geschichte, der Mathematik, 8,1898, pp. 197─214; M. Boas, “Heron’s pneumatica, A Study of its Transmissionand Influence,” in: Isis,40, 1949, pp. 38─48. 7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二在南懷仁之後，徐日昇到達後遇到的最有水準的工程師應是意大利人閔明我（Claudio FilippoGrimaldi, 1638─1712）。閔明我與恩理格（Henriques Herdtrich）一起於1671年到達北京，早徐日昇兩年，攜帶了“歐洲書籍和數學儀器，包括一架古鋼琴和其他樂器”。他迅速成為南懷仁的多面助手，並在隨後的二十年間一直擔當此任。自1677年尤其是1680年，南懷仁在寫給歐洲的報告中不斷稱讚閔明我的各種才能和技藝，認為其水平可與當時的歐洲學者相比肩。參見上引南懷仁《歐洲天文學》材料及其1681年的Responsum Apologeticum。閔明我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述其要者如下：1 .水力學方面。發明新機器，例如一種水力器械，以水銀替代F. Eschinardi模型中的水，參見《歐洲天文學》第87頁。這種器械及其他類似器具，見《年度報告》1678─1679 (JS 117),f. 165r./v.; cf. also JS 199, f° 34（徐日昇手稿，1678年5月27日）︰“去年閔明我神父為皇帝製作了一個奇妙的人工噴泉，根據真空技術，噴泉提高了水平面，同時又設計為一台鬧鐘，兼有其他精工巧思的設計。皇帝非常高興……”參見《年度報告》1677─1680 : JS 116 ,f. 220v-：水力機械：第一、第二版。2 .鐘錶方面。JS 163, f° 107r. （1681年10月）；副標題：“閔明我神父的發明。用一種新發明的方法製作了4架鐘錶。”JS 163, f° 113r. 《年度報告》1678─1679第166v頁提到“一種新型的圓柱形鐘，是一種非常罕見的發明”（約1679年）。3 .流體靜力學方面。見閔明我1684年之後對Eschinardi的De Impetu (......)的興趣，以及他長期詳細地向Baldigiani詢問技術問題（BVE）：他專注於對一台器械的實驗，即“一種提水的機器”(cf. JS 167, f° 90 ff.)；他的“實驗”是南懷仁至少於1670年開始的有關“抽水機”實驗的繼續。參見《歐洲天文學》第80頁；《信件》第81頁。4 .光學方面。《歐洲天文學》第77─78頁：“可以確定地說，閔明我神父一有機會就發明一些精巧而簡便的光學儀器，即使是歐洲那些工於發明的專家看到這些東西也會欽羨不已。”耶穌會材料中常用的“nostri”一詞，指明有些耶穌會作者撰寫過光學方面的論述，如Scheiner,Kircher等。5 .透視學方面。有變形效果的壁畫：《歐洲天文學》第76頁；JA 49-V-16, f° 159v.（製作於1671─1675年間，皇帝1675年7月巡視時得以展示）。6 .閔明我。是一部“機算器”的發明者，可以使計算時間縮短，計劃程式簡便。參見JS148, f° 258v. (sub 7°)：發明一台“自動”計算器，送給皇帝（安多，北京，1700年）：“皇帝狩獵之後返回京城，隨後前往暢春園消夏。他在那裏重新學習音樂和代數，他命令一位著名的中國學者重新修訂代數學，以使文風更為優雅簡潔。這些時候，皇帝也會使用閔明我發明的小儀器，可以使計算更加簡便快捷。”7 .在此需要補充閔明我在欽天監的工作。他是南懷仁的助手，尤其是在計算星曆表等方面，以及1678年參與印製康熙永年曆法，並在1685─1688年間再版。南懷仁：《書信集》，第338─339頁。Espertador: “鬧鐘”。H. Bernard, “F. Verbiest, Continuateur de l’oeuvre scientifique d’Adam Schall”, in: Mon.Ser., V, 1940, p. 116.H. Bernard, F.V. Continuateur, p. 119. 78

南懷仁、安文思、徐日昇與耶穌會北京西堂書院（1670─1688）8.另外，根據原始資料，一台蒸汽機車的製造應歸功於南懷仁，而不是閔明我。杜赫德從《歐洲天文學》中誤錄資料，導致以訛傳訛。總之，在南懷仁看來，至少也在部分中國人的心目中，閔明我是一位徹底的科學家或工程師，多才多藝，很可能在到達中國之前即已具備這些才能。事實上，像南懷仁一樣，他在中國的事業開始之初，就已擁有“一位科學家的聲譽”，南懷仁本人也說：“閔明我利用在歐洲掌握的各種數學原理，做出了許多新的發明。”此外，南懷仁在其Resp. Apologeticum(1681)中激烈駁斥納瓦萊特（Domingo Fernández deNavarrete，即道明會士閔明我），後者攻擊閔明我的數學才能是“靠不住的”。他還公開宣稱將閔明我視為未來的接班人，只要其健康狀況允許：“顯然，在閔明我神父到達北京的最初幾年，作為欽天監監正的南懷仁神父對他的數學才能印象深刻。南懷仁證明（如他通過俄國使團發到歐洲的信中所述）閔明我利用在歐洲掌握的各種數學原理，做出了許多新的發明，如果這些發明能在歐洲出版，那麼即使是歐洲最為傑出的數學家也會虛心求教。”（《書信集》 第341頁）後來的事情也是如此：南懷仁1688年去世，1694年8月閔明我返回中國後，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之前則是安多（1688─1692）和徐日昇。三但最令徐日昇受益的，莫過於結識他的前輩及唯一的同鄉安文思（Gabriel Magalhães ,1610─1677）。安文思及其同事西西里人利類思（Luigi Buglio）經歷過漫長而痛苦的傳教生涯。1669年，傳教事業在北京恢復之後，他們隨南懷仁到了西堂，其時東堂已被毀壞。儘管身體上的苦痛仍在繼續，但安文思在西堂得以存身，直到1677年5月6日去世，當時徐日昇已經到達西堂四年。南懷仁這樣描述他的專業技能：“他總是訓練自己在機械技術方面的能力，熟習各種器械製造的精巧技藝，他有着不同尋常的、令人肅然起敬的典型的葡萄牙人的耐心和精確感。”這段對安文思及對葡萄牙人整體上異常積極的評價，保存於新近在雅典發現的CompendiumHistoricum手稿之中。南懷仁後期在讚揚他人方面非常節制，因此他對安文思的稱讚顯得更加引人注目。他的這段評價寫於1676年夏（5月至8月），其中大概也包含了他對另一位葡萄牙同事徐日昇的欣賞。這種稱讚的直接原因是安文思在中國工匠的幫助下，一夜之間緊急趕製出一台可攜式日晷，有螺絲調節系統。這使南懷仁再次糾正了其中國和穆斯林對手的計算和預報，也成為耶穌會在北京得以恢復事業之源起。參見南懷仁：《歐洲天文學》，第308頁。南懷仁：《書信集》，第341頁。“他總是訓練自己在機械技術方面的能力，熟習各種器械製造的精巧技藝，他有着不同尋常的、令人肅然起敬的典型的葡萄牙人的耐心和精確感。因此他非常受皇帝和宮廷大臣們的尊敬。”南懷仁：《歐洲天文學》（1687），第8─9頁。出於某種原因，作者在1680年修改原稿時刪去了這段溢美之詞，修改後的手稿由柏應理帶到歐洲，收入南懷仁《歐洲天文學》，於1687年在底林根出版。修改的原因大概是當時安文思已經去世。見安文思自己的描述，載南懷仁：《書信集》，第144─146頁。 7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證明材料：安文思在鐘錶製造方面的活動：參見聶仲遷（A. Greslon）1669年對進獻給皇帝的鐘錶的描述：“ 一架音樂鐘，可用於戰事……通過它掌握時間和星相。” 安文思在1660年記述：“但是我把時斷時續的工作留給傳信部的人，自己忙於為皇帝製作和調校鐘錶，還有一些其他的手工活，這令我們忙碌不已……”尤見他對一座非常精緻的鐘錶的描述：鐵匠用自己的雙手製作了一座鐘錶，兩個人張大着嘴，滾動眼珠，走來轉去，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其中一人送給皇帝一個小寶石盒子，皇帝親手打開它。鐘錶置於塔中，塔高兩人半，製作精湛，妙趣橫生，裝有許多柱子、梯級、格間、窗戶、欄杆等。鐘錶位於塔的中部，其上有一小房間，裝有12根柱子，房間上又有圓頂；塔周鍍金，塔面塗有紫色清漆。鐘錶有許多鐵製或銅製齒輪。齒輪有三組：一組管日期，一組管時辰，一組管音樂，並帶動塔頂的許多小人轉動。音樂有六種樂曲，可隨喜好挑選，有七個小鈴編製唱名，奏出優美動聽的旋律，滿人及漢人皆喜之。恩理格在其1670年的一封長信中描繪了另一部“機器人”（自動裝置），聶仲遷在當時的報告中也有記錄：“彈簧帶動的一個機械人，行走如牽線木偶。這是一個士兵隊長，可在桌子上行走十五分鐘，右手握劍，左臂執盾。皇帝愛不釋手。”神父們於5月5日將這部機器人獻給了皇帝。但上述材料沒有提到安文思的名字。安文思在大宗機械方面的成就，可追溯他在張獻忠政權製造的天文儀器（17世紀40年代），但我們對此缺乏材料。在此另有一例，即安文思曾經協助南懷仁製作運輸系統，以運送巨石通過盧溝橋。南懷仁在他1670年寫給柏應理的信中描述：“皇帝派安文思神父和我隨工部官員往盧溝橋四次，調查河流的長度和寬度，以及橋樑左右兩側的河流深度，以方便機械試驗。我們到了盧溝橋，後來又在山中的採石場奔波了三天，到處受到工部官員和其他人員的熱情接待，身份位同欽差。我們研究了河流兩岸，尤其注意河流的變化無常，因為冬雨降後，河水急漲。檢查過每一個橋洞後，並考慮其拱形建築本身的堅固性，我們最後得出結論：應當放棄利用河床固定機械的想法，因為水流湍急，流沙稀軟，根本無法穩定機械，而應該從橋面上通過；不能用橫樑支撐橋身，也不能使用騾馬拉車，以免過於魯莽衝撞，而應利用滑輪組和絞盤機，使沉重的運石車平穩均勻地通過，像船隻運行於平靜的水面上，沒有嘈雜和顛簸。”奇怪的是，對於同樣的事，後來的另一份報告中卻沒有提及安文思的協助。Cf. H. Bosmans, “Documents relatifs à Ferdinand Verbiest. Les Lettres annuelles de la Vice-province de la Compagniede Jésus en Chine, Année 1669, par Adrien Grelon,” in: ASEB,62, 1912, p.41, and ibid., pp.45─46.I. Pih, Le Père Gabriel de Magalhães. Un jé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79, p.366. Overviewof these clocks of 1667: ibid., pp.367─368.FG 730 I, f. 87r/v.; I. Pih, p.367 (from JS 162).Chr. Herdtrich, in München, ADPSJ, Abt. O, nr. II, 12, 2, f° 7r.; A. Grelon, in H. Bosmans, AEB, 62, 1912, p.41.I. Pih, p.40 ff.; A. Romano, 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des sciences,.vol 52, 148, 2002, pp.100─101，安文思的天文學活動乃不得已而為之。南懷仁：《書信集》，第169頁。南懷仁：《歐洲天文學》，第72頁。 80

南懷仁、安文思、徐日昇與耶穌會北京西堂書院（1670─1688）安文思在1667年10月12日的信中自稱為“serralheiro”，即“鉗工、金屬匠”。材料顯示他製造過鐘錶、機器人等自動裝置，其中一些確實令人歎為觀止，例如“會走路的士兵”。“serralheiro”專指一種技術活動或工作，要求極高的精準感和“非常靈巧的雙手”。南懷仁提到安文思時，總是不斷重複他的“心靈手巧”（“ingeniosa manus”），稱讚他具有“耐心和精確感”的品質，進而推及整個葡萄牙民族。材料顯示，安文思在天文學方面卻是門外漢。南懷仁表示，安文思和利類思都堅決否認他們擁有天文學方面的先進知識。安文思1669年的信稱：“我們兩人年事已高，不通數學，但我們願竭盡所能為您（上級）服務。南懷仁神父是一位卓越的數學家，理論和實踐都堪稱一流……。”南懷仁《歐洲天文學》中也有類似說法：“他們回答說他們已然年長，雖然擁有哲學方面的基礎知識，但因諸事纏身，從來沒有在天文學方面有所涉獵。”有的學者認為，安文思應當具備中國曆法的專業知識，依據一是他對欽天監機構的描述；二是他在1660年的信中稱，瞿西滿（Simãon da Cunha）沒有向他和利類思詢問有關中國曆法的特徵：“他既沒有向利類思神父諮詢，也沒有向我諮詢。而我們已在宮廷生活了十三年，瞭解中國語言和文字，特別研究過中國曆法……。”若仔細分析，我認為安文思對中國曆法的所謂“專業知識”，實際上局限於體制層面，只是他對中國體制整體興趣的一個方面，這從他的《中國新史》中可以看出來。四在此簡略介紹一下西西里人利類思神父（1606─1682），他主要致力於將教會文獻翻譯成漢語，並研究中國語言。而且，似乎北京教會團體所有的牧靈重擔都落在他一個人肩上。與其他同事不同，他的“科學”活動似乎只是局限於“透視畫”方面：1669年前在東堂臨摹白乃心（Joh. Grueber） 的繪畫； 搬到西堂後仍然不斷作畫，並在西堂的花園繪畫。他遵循西畫風格，又曾得到曾為恩理格服務的中國教徒Johannes的幫助。以上就是徐日昇到達西堂之時遇到的同事們；後來，1685年11月，安多也來到西堂；有時西堂會有某位西人造訪，如葡萄牙使節Bento Pereira da Faria（1678年），俄國使者N. MilescuI. Pih, p.367; from JS 162, f°194.“在這方面，葡萄牙人安文思神父聲名卓著；他在機械學方面的天賦使他的雙手靈巧無比，總是收效頗豐。宗教也引導他在機械方面的才能，正因為對於宗教的熱愛，他在中國纔投身於機械上的研究！正因如此，他很受皇帝和王子們的喜愛；在他去世以後，皇帝在其碑文上亦不吝溢美之辭。”又見《歐洲天文學》，第9頁：“安文思神父妙手善製，為我製造機器……。”南懷仁：《書信集》，第136頁。南懷仁：《歐洲天文學》，第8頁。JS 142, ff. 50r.─71v.見I. Pih, p.361.南懷仁：《書信集》，第177頁（1670年8月20日）：“利類思神父曾要求好好臨摹白乃心神父在東堂的繪畫，我們的畫師Johannes承擔臨摹工作，他曾經是恩理格神父的助手。”南懷仁：《歐洲天文學》，第78頁：“他向皇帝展示了三幅技法精美的大型畫作。利類思神父以歐洲書籍中的繪畫為基礎，擴大其版幅。”這些畫作於利類思到達西堂至1675年中。 8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Spathary（1676年）及Nicifor Venyukov（1687年），荷蘭人Ides Brant（1694年），有時是他們的“僕人”在此短期居住，如波西米亞人Lieutenant Flettinger（約1687年）。但主要是這些耶穌會士們及其中國僕人在西堂形成了一個小圈子，徐日昇在到達後的日子，就是在這個圈子內盡情施展着自己的才能。五現在看西堂本身的構造。西堂之“運籌中心”自然是“首席數學家”南懷仁的“私人”房間。這是仿照歐洲某些耶穌會書院而設，我們從Gorman對羅馬學院中先後由Clavius、Grienberger、Kircher居住過的房間的描述可知一斑。1675年7月（或6月），康熙皇帝巡視西堂，南懷仁的房間開始進入人們的視線，“房間的牆上掛 數學器具”；康熙皇帝能夠辨識這些器具，因為當時他正在學習如何使用它們。與當時的歐洲學院相符，西堂區域內還有一個博物館，又被稱為“數學博物館”，南懷仁提到過許多次，西方訪客如Ides Brandt也談論過它。南懷仁又稱它是“organo-theca”，即收藏奇異、珍貴的西方器具的倉庫，其中部分來自歐洲，部分由耶穌會士們現場所造，用來向中國訪客展示。西堂內另一處工作間是安文思的庫房，衹有一處材料提到。 我認為可能是一間工作室（atelier），其中放置安文思製造機器人和鐘錶的工具，這些工具可能也被其他同事製造機器時使用。圖書館自然也必不可少。湯若望於1650年左右以“耶穌會”即巴羅克風格重建西堂，它的前身即利瑪竇在隔壁所建的原始建築，被重新設計和利用為一間圖書館，用來收藏中西文書籍，以西文書籍為主。1644年，西文書籍已經達到4000冊，其後這個數字肯定有所增長，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徐日昇在西堂所見的圖書館，其規模至少相當於或者很有可能遠遠大於葡萄牙普通的耶穌會書院圖書館。在西堂圖書館，徐日昇見到了西方器具、器具製造及必備工具的系列名錄，如Jean Besson、Ramelli、Venanzio名錄等等，這些器具和工具在徐日昇進入西堂時都應存在，因為在南懷仁的《儀象圖》（1674）中能找到它們的圖樣。M.J. Gorman, Between the demonic and the miraculous: Athanasius Kircher and the Baroque Culture of Machines（完整版見http://www.stanford.edu/group/shl/Eyes/machines）.參見安文思的報告，載JS 124, f°f°100r. (6 Sept. 1675)；有關這條材料的其他來歷，見筆者編：《歐洲天文學》，第284頁，註釋27。南懷仁：《歐洲天文學》，第55─56頁。我不認為這個博物館與南懷仁的房間為同一個房間，雖然也有這種可能性（在羅馬，Kircher的博物館起初就在他的房間，1651年後才分開，當年南懷仁碰巧是羅馬學院神學一年級的學生）。JS 162, f° 356v.[Cf . I. Pih, p. 227, n. 121]：“徐日昇神父到達數月後，安文思就將工作室及所有器具委託給他管理。”參見筆者即將出版的新書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in the S. J. Mission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ca. 1650─ca. 1750), chapter 4.1.2.1.Ibid., chapter 5.4.10 and 5.4.11. 82

南懷仁、安文思、徐日昇與耶穌會北京西堂書院（1670─1688）最後，住院後面的花園也是一個重要的地點，神父們樂於在此進行機械製造工作。花園有一棵巨大的法桐（湯若望認為是北京最大的一棵）和一棵茂密的石榴樹，花園為耶穌會工程師和中國工匠提供了一個寬闊的工作空間。1 .展示藝術繪畫，如在內牆展示閔明我的具有變形效果的透視畫。2.製造大型機械，完成之後，在花園內長久陳列，給中國訪客參觀。在湯若望時代已是如此，當時展出有一部液壓井，配有銅管，可以噴出5英尺高的水柱；南懷仁在1678年前後製作了一部流體靜壓力器，也放置於花園內。3.為皇帝製造體積龐大、須在室外作業的器具； 1687年，因此緣故甚至擴建了西堂範圍，購買了相鄰的兩處地產，這次是徐日昇為皇帝製造鑄鐘，其重量達4000磅。其時，花園內“四處都是皇帝派來製造各種器具的工匠”。此次鑄鐘工程，有40個中國工匠參與，歷時8個月；而皇帝命令製造的兩部巨型液壓機，由南懷仁設計，花了兩年時間方告完成。4.花園內還有一部長久存放的日晷儀，南懷仁常在上面做練習，以提高其預告水平。※※※ ※※※我在上文的詳細列舉，目的是說明徐日昇在1673年1月到達西堂住院時，那裏是一種坦率的工作氛圍，神父們在其中製造機器，他們擁有博物館和花園可以展示作品，有為安全起見的貯藏室如南懷仁的房間，有工作室如安文思的藥房，他們可以長久佔據花園和住院的工作場地。在南懷仁的推動下，西堂成為耶穌會技術師們的工作領地，他們在科技上的卓越實踐能力與其歐洲同事們不相上下。在我看來，他們的活動體現出一種相互默契的工作分工，南懷仁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他早期被欽天監和教育學生的事務纏身，1670年以後，逐漸投身於為皇帝和宮廷官員製造機械。這些製造活動不僅為取悅高層，且有着許多公共及私人用途。1671年以後，他得到閔明我的輔佐，直到1677年又得到安文思在各種自動機械方面的幫助。這種各取所長、協調合作的內部分工理念並不陌生，1687年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和其他“國王數學家”進入中國時，也採取了這種合作方式（參見洪若翰寫給法國科學院成員和Marquis de Louvois的信件）。Hist. Rel., p. 267 Born.：“他坐在花園中一棵法國梧桐下，這棵梧桐樹在整個北京城若不是唯一的一棵，至少是最大的一棵。他四處打量，尤其關注那台水力機械，那台機器所費不多，但吸引了許多人的欣然讚歎。”A. Chan, in: R. Malek (ed.), A. Schall Celebration Volume, I, pp. 286/287.南懷仁：《歐洲天文學》，第76頁。南懷仁：《歐洲天文學》，第76頁。南懷仁：《歐洲天文學》，第81頁。“一些鐵匠在我們的花園中，他們在為皇帝製造我不知道的機械。”(A. Schall, p. 263 Born.).JS 150, f° 142r.：“因為書院的花園和空地已無法容納日日為皇帝製造機器的工匠，就購買了書院後面的兩座房屋，用來澆鑄業已完工的大鐘上使用的小鐘，其中最大者約重4000歐洲磅。”JS 150, f° 155v (A. Thomas).JS, 150, 142r. (id.).南懷仁：《歐洲天文學》，第10頁：“必須公正地說，即使是使用不同的或者較小的日晷儀，我仍然能夠在住院內捕捉到相同的陰影，但我觀測到的陰影多數時候與我的計算稍有誤差；我認為是儀器安裝不夠精確之故。” 8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綜上所述，我的看法是，無論徐日昇的早期教育如何──幾乎可以肯定他並不是一位“數學家”──他到達西堂之後逐漸融入了這個團體，並且繼承了安文思的事業，他們不僅具有相同的國籍，而且具有相同的“耐心和精確感”，並且同樣心靈手巧。據安文思所說，徐日昇到達後僅數月時間，就“繼承”了他的工作室或“藥房”，包括其中所有的器械和工具，這絲毫不足為奇。徐日昇直接延續了安文思製造大鐘的專長，成功製作自動音樂裝置。1679─1680年，徐日昇到達後的第六年，成功實現了複雜的自動音樂裝置製作，內有一個自動圓柱體，帶動螺栓系統攪動小錘，依次敲擊排列有序的小鐘發出音樂，這些衹是安文思早期創造的進一步發揮而已。隨後的年月，徐日昇基於其他物理原理，有了更多的“發明”，如風琴。我認為，徐日昇可以依賴氣體力學的研究完成這些製作，而這些研究，南懷仁早在1670年代後期即已採用（他試圖製造蒸汽車和蒸汽船）。最初的風琴製作嘗試成功之後，徐日昇的自信心和技術能力迅速增長，以至後來他敢於製造風管長出普通歐洲風琴兩倍的樂器。總而言之，通過徐日昇的事例，可以看出新到中國的耶穌會士並不總是或並不必然是造詣精深的數學家或技師等，而是在到達中國以後纔鍛煉成才的，這取決於他們所到之地的中國環境：第一是他們耶穌會同事的帶領；第二也許是副省的全盤規劃（我目前對此尚無研究）；第三則是中國方面的期許，對徐日昇來說，則是皇帝和大臣們的要求。徐日昇初到中國，最初只是具備“樂師”的才能， 大概也不能稱為專家，能夠讀懂樂譜，僅據聽力就能寫出旋律（參見《歐洲天文學》第89─90頁，1676年事例）。這或許是耶穌會士在葡萄牙學院（科英布拉或布拉加？）等處所接受的基礎教育。但不同的是，他將其音樂才能與靈活的手藝良好地結合起來。因此，他在安文思的專業指導下，逐步發展技藝，成為一位專業的樂器、音樂玩具、音樂自動裝置等器具的製造者和修理者，從而繼續了安文思的工作，甚至發展成為一門新的技能，為皇帝提供了一種無可替代的服務。正是這種技能，讓徐日昇可以自由接近皇帝，並在宮廷之中大受歡迎，這也是他1685年受邀得以陪侍皇帝韃靼之行的主要原因。在這個意義上，音樂成為傳教的工具。顯然，這些活動非但沒有耗盡他的潛在才能，反而拓寬了他的工作範圍和傳教視野。證明材料：徐日昇器具製造簡表（1678─1688）：史料表明，徐日昇到京之後三年，即1676年，纔首次當衆展示其演奏歐洲樂器的能力。據我所知，歐洲樂器最後一批到達中國，是在1671年，由閔明我和恩理格帶入，距離徐日昇的演奏五年之久。正是這次演奏激發了皇帝對歐洲音樂和音樂學前所未有的興趣：“這次，皇帝對歐洲音樂藝術知識讚不絕口。”他的製造活動始於1678年，即到達中國的五年以後，應是在安文思的指導之下，經過多次實驗之後開始的。對於他的製造工作，史料記載並不十分清晰。經過認真比對，可以將其活動大致列舉如下：南懷仁：《書信集》，第491頁。南懷仁：《歐洲天文學》，第89─90頁。南懷仁：《書信集》，第338─339頁。南懷仁：《歐洲天文學》，第90頁。 84

南懷仁、安文思、徐日昇與耶穌會北京西堂書院（1670─1688）1678年，“徐日昇神父正在製作兩台樂器，同樣很受重視和讚賞；他隨後會獻給皇帝，我們會在明年的年信報告它們的成功”。材料中提到的“樂器”（machinas musicas）有如下材料可以證實：1. 管風琴，為皇帝製造（1678年），但因地震，1679年方告完工。2. 他到達六年之後（1678/1679）製造的另一台樂器，內置鳴腔、小鳥模型、螺栓、小錘、小鐘等，可奏漢滿音樂，進獻給皇帝。3. 1679年底至1681年初，為教學製造大風琴，分四個音域：一為開音管，二為閉音管，三奏人聲，四奏鳥鳴。4. 1681年，他用5個月時間造出一架雙面風琴獻給皇帝；閔明我1680年的信件也提到此事。5. 1687年，費時8個月造出一台巨鐘獻給皇帝，有4000磅重。徐日昇製造活動材料：1678─1679年：《年度報告》1678─1679，見JS 116, f°167 v°/ 168r.：“幾年前，應皇帝的要求，風琴製造完成並得以完善；它由雙音區組成，一區為開管，一區為閉管，總90條管。最後它被運到宮廷獻給皇帝。他親自聆聽並看到演奏技法之後，開心得令人不可思議，再一次賜宴給諸位神父。同年（1679年），徐日昇神父着手為北京的教堂製造另一架非常精美的風琴，裝有四個音區，一區為開管，另一區為閉管，第三區模仿人聲，第四區模仿動物和鳥類聲音。共有200條管，其中最長者有2歐洲英尋。但由於皇帝為徐日昇留的閒置時間不太確定，若上帝繼續賜給我們生命和力量，我將在明年繼續彙報它的進展。”1679年︰JS 116, f°167r/v.：風琴、鋼琴等。《歐洲天文學》（第88─91頁）；《年度報告》1673─1677（77─80）另有一段簡短描述（與安文思的水力機械幾乎同時），見JS 116, f°221r.：“幾個星期後，皇帝又收到了徐日昇神父另一份漂亮精巧的發明，這個樂器十分輕巧，毫無重量，內設一個小鳥裝置，小鳥的運動會啟動樂器，小鳥與一組小鈴共同發聲，奏出各種滿漢音樂。”“他還製作了另一架風琴，準備放置在我們的教堂……它將展示其創制之精與樂聲之美，可奏中歐音樂。”另一段描述見南懷仁《書信集》第305─306頁（1681年）：西堂二塔上擺放的鐘和風琴。1681年︰《書信集》第366─367頁（1681年9月15日）：“根據皇帝的命令，徐日昇神父用五個多月繪製了一部樂器的草圖。皇帝天天打發官員前來書院查看進展。樂器造成之後，構造近乎完美，即使擺放在歐洲宮廷，也會讓人們豔羨不已。它的一邊是放置在室內的風琴，另一邊又由一系列中國鐘組成，模仿歐洲演奏前奏曲的小鐘。兩套系統各有音鼓，音色優美。奏者將一小鐵錘轉到中間，兩套樂器則交相呼應，可以奏出完美的中國曲調，悅人耳目。皇帝可以隨意選曲，他們（中國人）對此大為驚歎。”LA ’78-’79: JS 117, f°165v.南懷仁：《歐洲天文學》，第89─90頁。JS 163, f°109v. 8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1684至1685年8月︰《書信集》第491頁（皇帝喜歡音樂，請徐日昇幫助）：“現在他親自學習他一直讚賞的歐洲音樂，還希望以他的名義印刷音樂書。因此，他於7月2日離開北京前往西韃靼避暑時，他帶上善奏音樂的葡萄牙人徐日昇神父隨行。同樣，我則從基歇爾的音樂著作中選取部分理論和實踐作品，翻譯為漢語，整理編訂成一本小冊子。”1687年1月：JS 150, f°139v.（1月29日）：“當天上午，皇帝召見徐日昇神父。徐日昇與皇帝共度幾個小時，教他學習音樂藝術，皇帝非常喜歡。教授過程中，皇帝督促他不要擔心指出錯誤，因為如他所說：‘糾正錯誤利於學習。在學習歐幾里得幾何原理時，我並沒有因工作繁忙而放棄，學習音樂我同樣不會放棄。’”1687年2月13日：同年還有一次修復舊風琴的記錄。JS 150, f°141r°：“皇帝派人把風琴送到西堂修理，這架風琴是徐日昇神父製造送給皇帝的。風琴四面鑲金，不僅可以奏出風琴的樂聲，還能模仿鈴聲，奏出優美的滿樂。風琴上裝有唱針，轉動唱針就可以變換不同的曲調。這架風琴可與現有發明的任何最大的風琴相媲美。”1687 年3月6日：JS 150, f°143r.：“皇帝召徐日昇到宮廷檢修一台由許多小鐘編制而成的樂器，他在皇帝面前很快修理完畢。”JS 150, f°146v.：“他被召到宮廷；講了約兩個小時的音樂知識，天色已晚，開始討論其他話題。皇帝問我，我們都以上帝之名掌握了哪些知識。”1687年5月9日：JS 150, f°153v.：“正午過後，朝臣Chau老爺代表皇帝來到學院，查看為皇帝製作的機器。他看到一座不同凡響的大鐘，40個工匠費了7天的工夫完成，這座大鐘要在次日立於郊區的皇帝行宮。要送到行宮的還有另兩座按歐洲方式澆鑄和安裝的沉重的青銅鐘。應皇帝之請製作大鐘的徐日昇神父負責指導此次運送和安裝工作。”1687年6月：JS 150, f°155v.：“今天，遵照皇帝命令，將一座巨大的鐘運到北京西郊的行宮，這座鐘由徐日昇神父設計，許多工匠費時8個月才得以完成。這座鐘除了採用鐘錶製造領域最新的技術以外，還將其他新的發明付諸實踐，使之更加完善和精確。”[特約編輯葉農] 86

·澳門學·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居留地──雙嶼“Liampo”考貝武權[摘要]16世紀西方商人心目中的“中華王國的雙嶼港（Liam-po）”即“Hiampo-Lyangpo-Ningpo”，分別對應臺門港池（Hiam-po）、雙嶼港池（Lyang-po）和大磨港池（Ning-po）。“Ly-ang”疑即“Li-ao”（浙江舟山群島新區六橫里嶴），是葡萄牙人在中國最早的居留地。[關鍵詞]葡萄牙人雙嶼港居留地里嶴一、雙嶼山“雙嶼”作為山名最早出現在成書於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的《四明圖經》中。據記載，昌國“在本縣海內並大海中，耆老相傳，有此山名，不見載籍，難以稽考，海外複有……順母、雙嶼、龍嶼……等五十五山。雖有其名，皆莫知坐落所在”。可見，昌國（舟山）境內有雙嶼山，但由於時代久遠古籍缺失，地理位置難以考查。時隔六十年，羅濬、胡榘、方萬里等經過稽查，確認“雙嶼山”在昌國境內“東南”海上，並標注在《昌國縣境圖》上。元大德《昌國州圖志》承前說，但方位在“東”，疑脫“南”字。圖1作者簡介︰貝武權，浙江省舟山博物館文博館員。舟山 316021張津等︰乾道《四明圖經》卷7《昌國縣·山》，宋元方志叢刊本。胡修、羅濬與方萬里等纂《四明志》，始於寶慶二年（1226），成於紹定元年（1228）。該書卷二十《昌國縣誌·敘山》提到了雙嶼山。內容如下：“小竿山、大竿山、蘭山、昆鬥山、麻隩山、蛟山、登部山、黃公山、馬秦山、黃砂山、徐公山、雙嶼山、石珠山，已上並在東南。”馮福京︰大德《昌國州圖志》記曰：“大竿山、蘭山、昆鬥山、小竿山、蛟山、登部山、黃砂山、徐公山、雙嶼山、石珠山、石馬山、東句曲山、石牛山、墺山，已上在東。” 8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昌國縣境圖》標注的雙嶼山（圖1），環繞“峙頭”，由南而北歷次為“龍嶼”、“孛塗山”、“雙嶼山”、“茆嶼”。“龍嶼”在昌國縣境南，與象山縣分界。“孛塗山”即今佛渡島，“茆嶼”即今大貓山。比對地圖不難發現，雙嶼山即今佛渡島東北對峙的兩座小山──野佛渡與牛山。野佛渡距佛渡島0.5千米，東西長800米，南北寬350米，面積0.203平方公里，最高點海拔70米，周圍水深1.2─5.2米。牛山位於佛渡島東北0.5千米處，呈不規則弓形，東北─西南走向，長700米，寬300米，面積0.135平方公里，最高點海拔43米，周圍水深0.4─6.8米。兩山相距約356米，環拱佛渡島北部公山高峰（最高點海拔183米，山溪豐沛，有松、杉、榆等，周圍水深1─17米）。藤田豐八認為“山下環拱佛能島及比克島構成灣形，是即葡人所稱之Liampo”。 也即平托所說他們船隊行駛了6天後，到達雙嶼錨泊的第一個地方。這裏的佛能和比克，都是根據西方文獻漢譯過來的，很有可能就是指野佛渡與牛山。所以，藤田豐八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平托《遠遊記》關於到達雙嶼的英文表述是“we ar r iv ed 6 day s af ter at t he ports ofLiampo，which are two islands”。這裏的“the ports of Liampo”，金國平先生譯作“雙嶼門”，較方豪先生所言“雙嶼諸港”更為準確。這裏的“which”係指“Liampo”，而非“theports”，金氏譯文應將“門（the ports）”改為“雙嶼（Liampo）”，即翻譯成“謂雙嶼，實為兩個相對的小島”。於是乎，平托所見“山頭有淡水溪流，穿過茂密的樹林直淌而下。林中多雪松、橡樹、五針松、海松。船隻在此伐取帆衍，桅杆、木板及其他木材分文不付”，“其（兩個相對的小島）寬度為兩箭之遙”，就十分符合佛渡島佛東村公山大溪坑以及野佛渡與牛山的地理形貌了。二、雙嶼港已知雙嶼的地理位置，那麼野佛渡與牛山孤峰突兀，雄踞港門，形成南北中通、浩浩淼淼的水道。其山稱雙嶼山，斯門呼雙嶼門，是港謂雙嶼港，合乎邏輯。今六橫和佛渡之間“水深50至90米（海圖標注46米），南北長約7.6公里，東西寬約1.4至2公里，面積約13平方公里”的雙嶼洋（港）航道，無疑就是平托所說“在這兩個當地人和在那一帶航行的人稱之為雙嶼門的小島之中”，“水深在二十至二十五噚（fathom）（噚，長度單位，主要用於測量水深，1噚=6英尺=1.829米）”的“海峽”。參照古地圖，也可資佐證。一是收錄在明代茅元儀《武備志》中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即今名《鄭和航海圖》（圖2），是迄今發現載錄雙嶼門、雙嶼港最早的文獻。圖中繪出雙嶼門兩側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何健民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384頁。Fernao Mendes Pinto, The Voyages and Adventures of Fernand Mendez Pinto, London, 1663, p.144.平托：《遠遊記》，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192頁。方豪：《方豪文錄》，北平：上智編譯館，1948年，第44─45頁。平托：《遠遊記》，第194頁。瑞典學者龍思泰說“其寬度在槍彈的射程之內”。參見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4頁。蔣文波主編：《六橫志》，上海：上海書店，1996年。平托：《遠遊記》，第194頁。 88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居留地──雙嶼“Liampo”考的島嶼，一側有一座島嶼標名“大磨山”，與另一座未標名的島嶼之間標有的航門名“雙嶼門”；另一側在標有“孛渡”即今佛渡島之右邊，也標有“雙嶼門”之名。二是成書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距蕩平雙嶼港相差僅十餘年， 胡宗憲所編的《籌海圖編》。在《籌海圖編》卷一中，明確標有“雙嶼港”，雙嶼港地處兩島之間，一島標有“陸奧山”、“海閘門”，另一島標有“白塗山”、“大漠坑”地名。圖2 《鄭和航海圖》局部三是《兩浙海防類考續編》所附浙江沿海圖。胡宗憲作《籌海圖編》後，續之者有《海防考》、《海防類考》諸書，而沿革不常，每有闕略。淶官海道副使，因取諸書復加增廣，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開始編寫，萬曆三十年完成，名曰《兩浙海防類考續編》。筆者將《兩浙海防類考續編》所附浙江沿海圖剪切出來並調整到現在的地理方位（圖3），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雙嶼港”就是“陸橫山”西部的一個港灣，它的近鄰重要地標則是一個名為“大麥坑”的獨立島嶼。圖3 《兩浙海防類考續編》所附浙江沿海圖局部四是清光緒年間《定海廳志》中所見的《輿地全境圖》（圖4），標注的“雙嶼港”位置與現在的基本相同了。值得一提的是與雙嶼港並列相對的一個重要地標：“大磨山”、“大漠坑”、“大麥坑”、胡宗憲：《籌海圖編》卷5《沿海設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大貓山”都出現在上述古地圖中。文獻記載許氏四兄弟“從大宜、滿剌加等國勾引佛郎機國夷人，絡繹浙海，亦市雙嶼、大茅諸港”。因此，鎖定大茅（磨、漠、麥、貓）港這個重要地標有助於驗證雙嶼港的準確性。在《鄭和航海圖》航路說明詞中寫有：“午針（南偏西187.5度）三更船取霍山， 用丹午針（正南180度）入西後（堠）門，用巽巳針（東南偏南142.5度）三更船取大磨山，乙辰針一更船取小磨山轉峙頭升羅嶼，用丁未針（西南圖4 清光緒《輿地全境圖》局部偏南202.5 度）一更船出雙嶼港，用丙午針（南偏東172.5度）船取孝順洋，一路打水九托平九山，對九山西南邊有一沉礁打浪。”把針路連接起來可知，雙嶼港和大磨山間隔“升羅嶼”、“小磨山”。升羅嶼也作“新羅嶼”，光緒舟山《輿地全境圖》明確標注在峙頭下，是唐宋以來海上交通的重要陸標。小磨山即今洋小貓（上設燈塔），是峙頭洋中重要的航海地標。大磨（漠、麥、茅）山即今大貓山，是航道衝要，其北側有西蟹峙錨地和野鴨山錨地，可避西、西北風。難怪朱紈根據部下的報告上奏說：“海中地名大麥坑與雙嶼港兩山對峙”，“近據原差串網船戶沃三十七等哨探，雙嶼賊船見移泊大麥坑山躲避風寒。”三、雙嶼城明確了雙嶼山、雙嶼港的地理位置，接下來的問題是探尋16世紀葡萄牙人在雙嶼Liam-po港池周遭的貿易據點。六橫島，位於北緯29°39'─29°47'、東經122°02'，地處舟山群島南部，現行政區屬舟山市普陀區，東北距普陀區的沈家門鎮24.18公里，面積92.75平方公里，為舟山群島的第三大島。島上丘陵廣布，南北兩端寬大高聳，中部低平狹小，北部雙頂山最高，海拔299米，河流短小。岸線曲折，多灣嶴。島東端為舟山群島重要漁港臺門港，西邊有雙嶼港。此外還有大嶴、沙嶴等小港及石柱頭、小湖、蒼洞嶴、田嶴、平峧、大夾屯等小灣可供船舶靠泊、避風。可見，六橫島岸線綿延、港池衆多、腹地縱深、環境優雅，十分適宜作為一個貿易據點，所以成為西方商人心目中“中華王國的雙嶼港”，20世紀初被日本學者藤田豐八稱為“16 世紀之上海”。鄭舜功：《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6，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舊鈔本，1939年。向達整理：《鄭和航海圖》，北京：中華書局， 1961年，第29、30頁。朱紈：《甓餘雜集》卷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第37頁。平托：《遠遊記》，第194頁。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第378─384頁。 90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居留地──雙嶼“Liampo”考讓時間回溯到大明嘉靖朝，從平托口述的《遠遊記》描述中，可嘗試從一個在雙嶼港活動的葡人安東尼奧·德·法里亞的故事，找出當時葡萄牙貿易據點的線索。安東尼奧率領的船隊從福建漳州某個走私港北駛雙嶼港，途中遇到一艘載有葡人傷患的漁船。傷患訴說他們在從雙嶼港向滿剌加即今麻六甲行駛途中，在松門島遇到暹邏人哈桑為首的海盜襲擊。安東尼奧聽後，決定率武裝船隊為同胞報仇，經過加強裝備戰鬥力後發動攻擊戰。兩股外國勢力在中國海域火拼，結果葡人安東尼奧獲勝。他派人上島去收取被殲滅的敵人留下的物資作戰利品。“借來的五六十個奴僕去收掛在樹上晾曬的絲綢。此外，在兩所大房子中，在很乾燥的環境中還儲藏着許多絲料，如前所述，總值達白銀十萬兩，有一百多人的股份。一些股東在雙嶼，另外一些在滿剌加。當時那批貨物就是準備運到滿剌加去的，這兩批收回的貨物價值也在十萬克魯紮多以上。……清點了一下所剩貨物，除了給葡萄牙人那部分之外，還有價值在十三萬日本紋銀的貨物。品種繁多，錦緞、絲綢、絲線、塔夫綢、麝香、細瓷。還不算那海盜一年多來從松門到福州沿海搶劫的東西。” 安東尼奧率船隊“行駛了六天後，來到了雙嶼門”，“距當時葡萄牙人的貿易點三里格（16.668公里）遠”。關於這個“貿易點”，如上文提及鄭舜功認為是大茅諸港，龍思泰根據平托的描述沒有輕率地“確認這個市場的地點”，他認為“Ning-po 和Liampo（英文作Lyangpo）並不是一回事”。“大磨”別稱“碾子（Nianzi）”，方言“Nizi”，疑即是“Ning-po”的音源。因此，根據西方文獻對雙嶼的命名即“Hiampo-Lyangpo-Ningpo（又作Liampo）”， 筆者推測“Hiampo”、“Lyangpo”、“Ningpo”可能是西方商人心目中“中華王國雙嶼港”的三個不同貿易點。與之相對應的是大磨港池的“Ning-po”、雙嶼（Liam-po）港池的“Lyang-po”和一個與雙嶼門相距3里格的“Hiam-po”。這也符合雙嶼港區有“南港”、“北港”的說法。 距離雙嶼門3里格的Hiam-po指哪裏？筆者以雙嶼門為圓心，16.668公里為半徑，在海圖上畫了一條弧線，驚喜地發現有兩點落在臺門港和田嶴灣中。臺門港位於六橫島東端，是舟山漁場南翼主要漁業港口，六橫島的主要出海通道。今天仍是六橫島東南部最大的港口區、國家一級漁港。港域狹長，北起大夾屯山，與夾屯水道相連，南至海閘門，與南兆港相銜接，長約5公里，寬約0.5─1公里，水深5─20米，面積約3.5平方公里。港口環境優良，北涼潭島、東懸山島、南對面山為天然屏障，避風性能好。南北兩口均可通航。南口有3個航門，經小山門可出海，經黃沙門及海閘門通南兆港。北口接條帚門航道，可通1000噸級船隻。田嶴灣位於六橫島東南部螺絲山咀與老鷹山咀間。東、西、北三面環山，南北向。長約2.5公里，寬約0.8─1公里，面積2.25平方公里。泥沙底質，北岸沙灘，水深0.4─5米。可避東北、西北風。那麼，它們哪個會是“Hiam-po”呢？荷蘭人林旭登（1563─1611）編的《航路總集》，可進一步甄別“Hiam-po”有關的地理特徵。《航路總集》是根據16世紀葡萄牙人實際考察東方“香料航路”而留下的“針路”資料形成的，沒有附和漢文獻的痕跡，故而史料價值相當高。葡萄牙人是從南而北航行到雙嶼（Liam-po）的，《航路總集》稱：“最後一個面向大海的島嶼很大，上面有數座高山及數個海平托：《遠遊記》，第177─178頁。平托：《遠遊記》，第192頁。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3、4頁。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3頁。朱紈：《甓餘雜集》卷4《雙嶼填港工完事》：“看得北港已築未完，南港尚未興築”。 9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灣。主要海灣位於西海岸。其中間有一座高聳的小島。在它與海岸之間有一錨地（rade）。這是躲避南及西南風的避風處。入口處水深5噚，但十分狹窄，大船無法轉動。這個島嶼周圍的水底乾淨無礁……從該島北側至陸地的距離約為3古里（16.668公里）。”於是乎，我們根據港池的避風性能可以排除田嶴灣而取臺門港。事實也是如此，從六橫東南4-5海里處望雙嶼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老鷹山、螺絲山、外青山一系山巒，其次是大尖山（六橫東南部最高峰，海拔260.6米）、橫安一系山脈，最後是雙頂山（六橫西北部最高峰，海拔299米）、嵩山一系山脈。由此可見，中間一座高聳的小島（大尖山）與海岸之間的錨地顯然是臺門港。假如葡萄牙船隊從南兆港入口（鵝卵門入口水深9.2米，或者考慮到累年海床抬升，長臘門、筆架門入口水深為8.2米），經海閘門入臺門港，那麼，《航路總集》說“入口處水深5噚（9.145米）”基本精確。海閘門是進入臺門港的重要地標，水流湍急，航道“十分狹窄，大船無法轉動”，也說得十分貼切。又六橫舊有上下莊（島）之分， 實測大尖山所處下莊島嶼北部即臺門港葛藤水道北口戲文山碼頭距離大陸最近點鎮海郭巨口岸約17.3公里，與林氏所言基本相等。“Hiam-po”疑為海閘門的拼音“Haizhamen”或土語“Hizamen”的略寫。如若上述推論無誤，再看林氏的記述：“在該島西北2古里（lieues）處有一個又大又高的島嶼。在其西南海岸上有一個良港，在那裏可以躲避東北風，其岸有淡水可汲取，其空氣優於另外那個島嶼。”則距離大尖山“2古里”（11.112公里）外“又大又高的島嶼”指雙頂山，雙頂山“西南海岸上”、“空氣優（越）”、“有淡水可汲取”、“可以躲避東北風”的“良港”即朱紈所稱的“北港”、平托所說的“葡萄牙人在陸地上建立的村落”。關於這個村落，平托說“房屋逾千”，叫“雙嶼城”；林旭登呼“這個國家”；項喬謂“雙嶼，海賊，巢穴”，“耕田築屋已二十七年”。從雙嶼港之役留下的戰果記錄來看，“（四月初七日寅時）雙嶼賊船突駕出港，指揮張漢、縣丞廖日恒等兵船追敵間。本職一面督委定海衛縣千戶王守元、典□□帶兵入港搜邏，將雙嶼賊建天妃宮十餘間、寮屋二十餘間、遺棄大小船二十七隻，俱各焚燒盡絕”，我們雖然感覺不出有這麼大一個“雙嶼城”存在過，但可以肯定這是北港碼頭邊上的房子，不包括島上其他的房子。述及至此，我們姑且不論其規模大小，問題還是回到這個“據點”在哪裏。平托描述：“按照雙嶼人的請求，安東尼奧‧德‧法里亞在此逗留的六天中，一直停泊在這兩個小島上（雙嶼山），六天後的一個星期天的凌晨，晴空萬里，可以順利進港……淩晨二點鐘……艦隊揚帆起航……天麻麻亮時，距港口半里格外風平浪靜，立即有二十艘張燈結綵的小船駛來給船隊引航。不到一個小時，整個船隊安全入港……安東尼奧·德·法里亞在靠近陸地專門為其準備的一個地方停下船後，鳴禮炮致意……雙方互鳴禮炮致意後，一條舲艇穩穩地划到了安東尼奧·德·法里亞的船前……安東尼奧·德·法里亞登上了這條舲艇，在一片鼓號齊鳴及中國、馬來亞、占城、暹羅、婆羅洲、琉球及各種各樣的樂器聲中來到了碼頭……一頂富麗堂皇的轎子把他像抬巡按禦史一樣地抬上了岸……他登岸後，為其舉行了歡迎儀式。當地的名流商賈都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頁。朱緒曾：《昌國典詠》卷1《黃公山》，金陵叢書本。平托：《遠遊記》，第192頁。平托：《遠遊記》，第192頁。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中葡初交Liampó（雙嶼）》，第57頁。項喬：《甌東私錄》卷6《雜著下‧時事類》。朱紈：《甓餘雜集》卷2，第39─40頁。 92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居留地──雙嶼“Liampo”考來拜訪他……然後，帶着他沿一條上面橫滿了松樹枝、桂樹葉和蘆葦，用綢緞做天篷的曲長的路前往教堂……彌撒結束後，那雙嶼鎮或稱雙嶼城的四位主要官員走了上來。他們分別是：馬特烏斯·德·布里托，蘭菩薩羅特·佩雷伊拉，熱羅尼莫·德·雷戈，特里斯唐·德·加。在共計千人左右葡萄牙人的簇擁下，他們把安東尼奧·德·法里亞帶到了一所房屋前的大空場上（舉行盛大的宴會）……宴會足足持續了兩個鐘頭……吃到下午兩點左右才散席。”筆者根據當地航行實際結合引文描述推測安東尼奧的行程圖：船隊從雙嶼山錨地出發→船頭指向響水礁橫渡雙嶼門沿岸行駛→船隊駛出雙嶼水道繞轉鴉鵲礁→船頭指向郭巨山繼續行進到距港口半里格外。這段水程約16.4公里。另一條水路是：船隊從雙嶼山錨地出發→船頭指向響水礁橫渡雙嶼門沿岸行駛→船隊駛出雙嶼水道過轉鴉鵲礁→船頭指向外青山繞轉白馬礁繼續行進過沙頭到積峙山距港口半里格外。這段水程約24.8公里。假如帆船的速度是5節，航道平均流速是1節，那麼，漲潮航行選擇前者，航行時間=16.4公里÷[1.852公里/海里×(5-1)海里/小時]≈2.2小時；落潮航行選擇後者，航行時間=24.8公里÷[1.852公里/海里×(5+1)海里/小時]≈2.2小時。安東尼奧船隊任選這兩條水道的其中一條，耗時約2.2個小時（從凌晨2點到4.2點天麻麻亮）都是合理的，選擇的理由由當天的漲落潮決定，如果是落潮（北水）當選後者，漲潮（南水）當選前者。接着安東尼奧船隊花了不到1小時在距港口半里格（2.778公里）外的郭巨山或者積峙山被引入港口錨泊下來，也是合理的。然後，安東尼奧登上舲艇→碼頭→登岸舉行了歡迎儀式（如果儀式時間不長的話，估計到上午7─8點可以完畢）。最後，安東尼奧經過曲長的山路→教堂做彌撒（1─2小時）→到雙嶼城（或市或鎮或村，即葡萄牙人居留地“Liampo”，英文作“Lyangpo”）大空場上舉行宴會（中午12點左右開始）。由此，我們推算出前往教堂的這條“上面橫滿了松樹枝、桂樹葉和蘆葦，用綢緞做天篷的曲長的路”，至少花費了安東尼奧2─3個小時的緩步徐行。那會是一條什麼樣的路呢？如果上述推測無誤，雙頂山西南海岸上，距離郭巨山或者積峙山半里格左右的“良港”即“（雙嶼）北港”，也即葡萄牙人居留地港口的碼頭所在，就是現在五星社區大支嶴小郭巨村西山咀海域。“曲長的路”便是大支嶴通往“大空場”（開闊平地）的里嶴嶺及其延伸段。因此，西文雙嶼“Li-am-po”（Ly-ang-po），疑為土語里嶴“Li-ao”的音轉，里嶴就是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如果把郭巨山、積峙山、里嶴和黃岩頭岬角連接起來，以這4點對角線的平均長度( 2.8+3.9)/2為直徑，腹地周廣C=πd=3.14×( 2.8+3.9)/2 10.5公里=21里，與朱紈所說“中間空闊二十餘里”基本吻合。光緒六橫莊圖標注在大支嶴口的“聖母宮”對應今天小郭巨村“娘娘宮”，亦即朱紈言及雙嶼賊建的十餘間“天妃宮”的孑遺。這與林旭登氏說“這個國家Liam-po”西西北距離蛟門（Camocon）5古里大致相當，互為印證。綜上所述，16世紀西方商人心目中的“中華王國的雙嶼港（Liam-po）”，即西文表述的“Hiampo-Lyangpo-Ningpo”，是寧波─舟山港的三個港區，分別對應於六橫臺門港池（Hiam-po）、雙嶼港池（Lyang-po）和定海大磨港池（Ning-po）。“Ly-ang”疑即“i-ao（浙江舟山群島新區六橫裏嶴）”，應是葡萄牙人在中國最早的居留地。[特約編輯張中鵬]平托：《遠遊記》，第196─203頁。朱紈：《甓餘雜集》卷4《雙嶼填港工完事》：“南北俱有水口相通。”朱紈：《甓餘雜集》卷4《雙嶼填港工完事》。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第57頁。“加門與Camocon音近”，加門即蛟門。參見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卷1：“烈港山南有一小山，號為鐵鼠山……鐵鼠山西有加門山。” 93

•澳門學•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組織結構與人員編制沿革考張廷茂[摘要]主要依據《澳門憲報》所刊佈的葡語文獻，就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的組織結構及其人員編制的沿革進行闡述，在相關要點上作出澄清：華政衙門由譯務科和行政司法科兩部分組成；“國家律師”實為葡國檢察官，充當公訴人角色；1885年改革，將漢文譯務科從華政衙門分離出來，成立單獨的政府部門──譯務署；1894年，葡國海外省司法改革結束了華政衙門的歷史。[關鍵詞]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組織結構19世紀中葉後，為實現對澳門地區的殖民管治，澳葡當局逐漸將此前管理其內部事務的市政自治機構，擴增延伸為一個以澳門總督為首、具有完整部門體系、對整個澳門地區進行殖民管治的飛地政府。在此過程中，因應管理華人的需要，澳葡當局建立了一個專門的政府部門──華政衙門（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他部門不同，華政衙門的建立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漸進過程，從名稱、建制到職能，都是漸次出現和定型的。其組織結構也經歷了緩慢的進程纔明確和定型的，並隨着形勢的發展加以改組，表現出鮮明的漸進性。關於這個部門的歷史，葡萄牙學者已在相關研究給予了不同程度的關注，文德泉、馬里亞諾、施白蒂、薩安東、葉士朋等人，都對華政衙門的有關方面做過詳略不同的論述。中國學者中較早關注華政衙門的是吳志良博士，他在《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中，專節探討“華務檢察官署”的職能與演變，其中述及1847年8月20日法令、1852年11月19日總督令、1862年12月17日新章程、1865年7月5日的轉變、1868年新編制的確立、1877年12月20日立法、1881年12月22日立法、1885年11月2日華務科的獨立以及1894年華務檢察官署被取締等。2010年8月，在珠海和澳門舉行的“第二屆珠澳文化論壇”上，筆者宣讀了作者簡介︰張廷茂，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博士。 廣州510632有關介紹參見張廷茂：《晚清澳門華政衙門源流考》，《韋卓民與中西方文化交流──“第二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10─212頁。並見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8─1854）》，金國平譯，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103─104頁。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第104─106頁。 94

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組織結構與人員編制沿革考《晚清澳門華政衙門源流考》，探討了華政衙門的歷史緣起，重點分析了從西洋理事官到華政理事官的變革。同年11月，在澳門舉行的“盧九家族與華人社會學術討論會”上，陳文源博士宣讀了《近代澳門華政衙門的組織結構與職能演變》一文，此為國內學者較早全面論述澳門華政衙門成立、結構及職能的論文，在學術選題的開拓方面具有值得肯定的意義。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直接利用葡語的原始文本，就華政衙門的組織結構與人員編制的沿革做一專門研究。一亞馬留繼任澳門總督以後，秉承葡國政府打造“全新澳門”的“使命”，採取措施擴大管治區域、擺脫中國政府的管治，並奪取對居澳華人的管轄權。為此，他開始着手將對華人的管理從一般的市政事務中獨立出來，創建一個置於總督直接領導之下的華政管理機構。於是，原為議事會成員的西洋事務理事官，開始從市政事務中部分地分離，履行與以前不同的責任，例如以“理事官署”的名義發佈針對華人和與華人有關的公告，發佈公告並主持專營權承充的招投活動，向華人行舖、快艇發放營業牌照，調解和裁斷華人之間的衝突，處罰華人的違規違紀行為等。理事官署雖然已經開始履行管理華人的職責，但在組織上並未與議事會脫離，澳葡官方也沒有相關的立法對理事官署的組織結構作出規定。就這樣，理事官署便在沒有章程可循的情況下持續運作了相當長時期。1852年11月19日，澳門總督基馬良士（Governador Isidoro Francisco Guimarães）發佈第104號訓令（Portaria № 104），概要地規定了理事官署的刑事與民事訴訟規則，但並未對該署的組織結構及其人員編制作出規定；理事官尚未從議事會中完全分離出來。正如澳門華政衙門國家律師（Agente do Ministerio Publico Junto da Procuratura）寫於1880年的報告所言：“理事官在成為華政官之後仍為議事公局官員，所以，直到1864年為止，常常是市政機構的監察員充當衙役（officiaes de deligências）。”十年之後的1862年12月17日，基馬良士總督發佈第67號總督訓令，決定實施由12條款構成的《理事官署章程》（Regulamento da Procuratura）。該章程以明確的方式確立了理事官署民事訴訟程序，但仍未對其組織結構和人員編制作出規定。1865年7月5日，葡國政府通過海事海外部頒佈了專門針對華政衙門的法令。該令確認了澳葡當局現行章程的法律效力，即1852年、1862年和1863年澳門總督訓令所規定的華政理事官章程，意味着華政衙門作為一個獨立於議事公局而隸屬於省政府的單獨的政府部門得到了葡國會後刊於《韋卓民與中西方文化交流──“第二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會後刊於《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11年第1期。“Synopse da Procuratura de 6 a 12 de Julho de 1851”, Boletim Official, Vol. 6,№ 35, 19-07-1851, p.115.華政衙門建立後，葡萄牙政府派一位檢察官常駐澳門華政衙門，作為葡國檢察院的代表（Agente do MinisterioPublico Junto da Procuratura），澳葡當局採用的中文名稱為“在（駐）華政衙門國家律師”。詳見本文第三部分。“Relatorio do Agente do Ministerio Publico Junto da Procuratura, acerca dos Negocios do Mesmo Tribunal, Macao,17 de Março de 1880”,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XXVI, № 15, 10-04-1880, p.97.Boletim Official, Vol. IX, № 4, 27-12-1862, p.14. 9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中央政府的批准，標誌着澳門華政衙門的基本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該敕令雖然批准了華政衙門的成立，並無制定完整的規章立法，只是責令澳葡當局研究制定有關章程，上呈中央政府批准。遵照1865年7月5日敕令的要求，澳督於1866年11月22日和1867年2月6日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責成其就華政衙門章程開展研究，並提交研究報告。1867年3月21日，該委員會向澳督提交了一份長篇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在結尾部分提出八項建議，但仍沒有論及華政衙門的組織結構。雖然一直缺乏官方政令確定華政衙門的組織結構，但是，因應管理的實際需要，華政衙門的人員編制和機構建制卻在逐步發展之中。根據1851年8月8日第32號省令（portaria provincial № 32），卡瓦略（Pio Maria de Carvalho）被任命為首位文書（amanuens），他還兼任理事官署的保管員和司庫之職。1852年，西芒（Benjamim Simões）被任命為第二位文書，另外還有一位唐字先生（letrado china）；後來隨着公務的增多，其人員編制也逐步增加，其大部分由本部門的金庫支給酬金，該收入來自罰金以及快艇營業牌照收入。1863年5月21日，平托（Jaço Ferreira Pingto）主持召開政務委員會，通過一項法令，決定在華政理事官署設立2名中文翻譯、2名學習翻譯、2名衙役、1名文案。根據1865年7月12日敕令，設立了漢文譯務機構（Corpo de interpretes da lingua sinica，澳葡當局漢譯為“翻譯官公所”，由正副翻譯官各一名和兩名學習翻譯官（alumnos interpretes）組成。由於該敕令未明言該翻譯機構設於華政衙門內，我們尚不能確定它是否屬於華政衙門的一個組成單位。1869年1月21日，華政衙門理事官向澳督提交了一份本部門的工作彙報，其中附加了三個統計表：《1868年華政衙門法庭辦理公文統計表》、《1868年華政衙門民事訴訟分類表》和《1866─1868年華政衙門收監華犯分類表》。從其中的內容來看，這是整個部門的一攬子統計，僅有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區別和收監者所犯罪行的歸類，沒有科別分類，未能顯示它的組織結構。華政衙門的職員競聘公告也提供了有關人員編制的訊息。例如，1870年11月12日，輔政司署發佈公告，應華政衙門需要，公開招聘一等二等華文翻譯官（1.ºe 2.ºinterpretes da linguasinica）；1871年2月10日，公開招聘二等華文學習翻譯官（alumnos interpretes de 2.aclasseda lingua sinica）。1873年5月8日，華政理事官提交的一份工作報告中，提到的衙門職員有翻譯官（interpretes）、書吏（escrivao）、華文書吏（escrivao china）、文案（amanuenses）、衙役（officiaes de diligencias）等。參見張廷茂：《晚清澳門華政衙門源流考》，《韋卓民與中西方文化交流──“第二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28─230頁。“Relatório acerca das Attribuições da 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 da Cidade de Macau, 21 de Março de 1867”,in Boletim Official, Vol. XIII, № 12, 25-03-1867, p.64.“Relatorio do Agente do Ministerio Publico Junto da Procuratura, acerca dos Negocios do Mesmo Tribunal, Macao,17 de Março de 1880”,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XXVI,№ 15, 10-04-1880, p. 97.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Vol. 3, Século XIX,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5, p.197.“Oficio n.º9 da Procuratura dos Negocios Sinicos de Macau, 21 de Janeiro de 1869”,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XV,n.º4, 25-01-1869, pp. 17─18.Boletim Official, Vol. XVI, n.º46, p. 192; Vol. XVII, n.º7, p.27.Boletim Official, Vol. XIX, n.º19, 10-05-1873, p.73. 96

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組織結構與人員編制沿革考1876年12月31日，《 澳門憲報》第53期刊佈了“1875─1876年華政衙門法庭辦理公文情況摘要”、“1876年翻譯 官公所（repartição dos interpretes sinologos）工作摘要”和“1875年翻譯官公所工作摘要”，三份統計表落款處均為華政衙門，且由理事官簽署。可見，翻譯官公所已經併入華政衙門，成為它的一個單位。這也是目前所見華政衙門首次按照部門分開公佈辦公紀要。借助於上述有關文獻，我們只能獲知，華政衙門有一個專門從事語言翻譯的工作部門，以及它的一些職位和人員編制，但是仍缺乏有關其內部組織結構的明確立法規定。二經過長期的摸索、研討之後 ，澳葡當局終於在1877年6月11日發佈第59號總督訓令，核准了一部內容全面的《華政衙門章程》，並報請葡國中央政府批准。在第一章“華政衙門及其構成與職責”中，章程首次對華政衙門的性質、組織結構、人員編制以及相關部門和職位的職責作出全面清晰的規定。關於華政衙門的性質和地位，章程第一章第一條規定：華政衙門係一依照法律程序與本章程有關規定專門審理澳門華人居民之間以及華人為被告、其他民族之公訴人與個人為原告的一切民事、刑事、商業及行政案件之部門。獨一附款：華人為原告、葡國人或其他國人為共同被告的案件，不在華政衙門的權限之內，此類案件歸澳門法區法院（juizo de direito da comarca，澳葡當局譯為“按察司衙門”）審理。按照這裏的規定，華政衙門有權審理的案件包括四種兩類。四種係指民事、刑事、商業及行政案件，兩類包括華人之間的案件和部分涉華案件。顯然，華政衙門並非有權審理所有的涉華案件，而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華人為被告的涉華案件。華人若要起訴葡人或其他國家的人，則案件須歸按察司衙門審理。按照這樣的定位，該章程具體規定了華政衙門的人員編制和內部組織結構。其第二條規定華政衙門由下列人員構成：華政理事官（procurador dos negocios sinicos），1名正翻譯官（primeirointerprete），1名副翻譯官（segundo interprete），2名一等學習翻譯官（alumnosinterpretes de 1.aclasse），2名 二等學習翻譯官（alumnos interpretes de 2.aclasse），1名一等口譯（primeiro lingua，又譯“傳話”），1名二等口譯（segundo lingua），2名文書（amanuese，又譯“繕錄生”），1名文書助理（segundo amanuese），2名衙役（officiaes de diligencias），1名唐字先生（letrado china），2名華人文書（amanueseschinas）（特設），3名華人衙役（officiaes de diligencias chinas）（特設）。獨一附款：“Mappa synoptico do expediente da repartição dos sinologos, desde 1.ºde Janeiro de 1876, até 15 de dezembro domesmo anno”e “Mappa synoptico do expediente da repartição dos sinologos durante o anno de 1875” in BoletimOfficial, Vol. XXII, № 53, 30-12-1876, p.214.“Codigo e Regulamento para a Procuratura dos Negocios Sinicos de Macau, de 11 de Junho de 1877”, in BoletimOfficial, Vol. XXIII, № 24, 16-06-1877, p.97. 9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除非本章程事先規定，這些職員不得以該部門之外的任何人替換。章程進一步規定了華政的衙門的組織結構及其人員分佈：第四條華政衙門分設兩科：一為譯務科（secção do expediente sinico）；二為行政與法律科（secção administrativa e forense）。第五條第一科由翻譯官、學習翻譯官、唐字先生、文書和華人衙役組成，其任務是從事中文和葡文文件的互譯；工作範圍既包括本部門的專門文件，也包括本省總督或陛下政府部門與中華帝國政府交涉的高級事務的文件。第六條第二科即行政暨法律科由文書、口譯和衙役組成，資格最老的一級文書（o mais antigo dos primeiros amanueses）充當該科的主管。附款一，該科的職責是，依照本章程的程序和特殊規定，本章程未論及者則依照王國一般法律的規定，負責起草華政衙門法律暨行政文書、一般公文、抓捕令、搜查令、收監令、訴狀等文件，並負責與華政衙門有關的所有其他工作。依據這部章程，我們不僅得知了華政衙門的人員編制，而且確切知道華政衙門是由翻譯科和行政法律科兩部分組成。由此，一些關於華政衙門組織結構的不準確表述，都可以得到糾正。尤其是第一科，由其人員構成和職責來看，其實際上就是一個翻譯部門，直接來源於1865年設立的翻譯官公所。考慮到澳葡當局稍後多將“Secção”譯為“科”，第一科較為準確的漢譯名稱當為“譯務科”。三1877年12月20日，葡國國王頒佈王室敕令，對澳門總督上呈的《華政衙門章程》稍作修改後加以頒佈。澳葡當局在接到這個經過修改後的章程後，覆奏朝廷，請將其中數款修改。由於新章尚未“奉到諭旨”，舊章“現仍通行”。直到1881年12月22日，葡萄牙政府頒佈敕令，核准了新的《華政衙門章程》。新核准的章程在第一章對華政衙門的權限、構成與一般職責作出了規定：第一條華政衙門作為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和本章程之有關規定，專門審理澳門華人居民之間以及華人為被告、公訴方（o ministerio publico）或他國人士為原告的一切刑事、民事和商事案件。附款一華人為被告、且另有葡國人或他國人為共同被告的案件，不在華政衙門的權限之內 此類案件歸澳門法區法院（juizo de direito da comarca）審理。附款二定居澳門的華人可在華政衙門被起訴與在澳門或不在澳門的其他任何人共同承擔責任。附款三不在澳門定居的華人可在華政衙門被起訴在澳門與在此遇見的任何人共同責任。“Codigo e Regulamento para a Procuratura dos Negocios Sinicos de Macau, de 11 de Junho de 1877”, in BoletimOfficial, Vol. XXIII,№ 24, 16-06-1877, p.97, pp.97─98.“Portaria Provincial № 5 sobre o Regulamento para Procuratura dos Negocios Sinicos de Macau, de 23 de Janeiro de1880”,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XXVI, № 5, 31-01-1880, pp.28─29 98

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組織結構與人員編制沿革考附款四不在澳門定居但在澳門出現的華人，可在華政衙門被起訴於澳門之外與定居澳門的葡人、華人以及任何他國人有共同責任，如果這些責任依據有關合約必定在澳門產生結果，或者這些人是定居澳門的葡人、華人所聘用的合夥人（socios）或代理人（agentes）。附款五已入葡籍的華人或者任何其他國籍的人，在民事問題上歸屬於華政衙門，在刑事案件方面則歸屬於按察司衙門（juizo de direito da comarca）。附款六根據1867年7月1日法令的規定，居澳華人在外國犯罪，如同葡人在外國犯罪，同樣適用葡國刑法（lei penal portuguesa），遵循同樣的司法程序；為此，那些在澳門居住滿六個月的居民應被視為澳門居民。雖然新章程對華政衙門的總體定位沒有大的改變，但對華政衙門可以起訴的案件的範圍卻明顯擴大了，即定居澳門的華人可在華政衙門被起訴與在澳門或不在澳門的其他任何人共同承擔責任；不在澳門定居的華人可在華政衙門被起訴在澳門與在此遇見的任何人共同責任；不在澳門定居但在澳門出現的華人，可在華政衙門被起訴於澳門之外與定居澳門的葡人、華人以及任何他國人有共同責任；居澳華人在外國犯罪，如同葡人在外國犯罪，同樣適用葡國刑法（lei penalportuguesa），遵循同樣的司法程序等。適應華政衙門權限的擴大，其人員編制也有增加。章程第二條規定，華政衙門由下列人員構成：華政理事官( procurador dos negocios sinicos）；1名正翻譯官（primeirointerp rete）；1名副翻譯官（segundo interprete）；2名一等翻譯官（alumnos interpretesde 1.aclasse）；2名二等翻譯官（alumnos interpretes de 2.aclasse）；2名口譯（lingua舊譯傳話），每人薪水300 000厘士；2名司法公證員兼文書（tabelliães e escrivães），每人薪水450 000厘士；1名文書（amanuese），同時兼任會計員（contador）和分配員（distribuidor），薪水450 000厘士；1名行政文書（escrivao da administração），薪水450 000厘士；2名衙役（officiaes de diligencias）；1名唐字先生（letrado china）與1名幫辦（um ajudante）；2名華人文書（amanueses chinas）；3名華人衙役（officiaesde diligencias chinas）。較之1877年開始施行的章程，新章程對華政衙門的人員編制作了較大增補。新章程對華政衙門的內部組織結構也有些微調整：第十一條華政衙門分設兩科：一為譯務科（expediente sinico），二為法律暨行政事務科（negocios forenses e administrativos）。第十二條第一科由翻譯官、翻譯生、唐字先生及其幫辦、文書組成，其任務是從事中文和葡語檔的互譯；工作範圍既包括本部門的專門檔，也包括本省總督或陛下政府部門與中華帝國政府交涉的事務的檔。第十三條第二科即法律暨行政事務科由第二條所指明之職員中不屬於第一科的人員組成。資格最老的司法公證──書記員（o mais antigo dos tabelliães e escrivães dojudicial）充當該科的主管。附款一依照本章程的程序和特殊規定或（本章程未論及者）依照王國一般法律的“Regimen to da Procuratura dos Negocios Sinicos de Macau, aprovado pelo Decreto de 22 de Dezembro de 1881”，in Boletim Official, Vol. XXVIII, Supplemento ao № 10, 13-03-1882, pp.84─85, p.85. 9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規定，該科負責華政衙門的司法和行政事務，負責起草一般公文、抓捕令、搜查令、收監令、訴狀等文件，並負責與華政衙門有關的所有其他工作。按照新章程的規定，華政衙門依然分設兩科，只是將第二科微調為“法律暨行政事務科”。此外，新增加的人員編制也主要是在第二科。值得注意的是，新章程對“國家律師”這一特殊角色的規定：第十條與理事官一道，另有一人履行公訴方代表（agente do ministerio publico澳葡當局漢譯為“國家律師”）的職責，他將以其資格參與涉及公物會、孤仔、缺席者以及其他應該受到政府保護的個人和企業的刑事與民事案件。獨一附款這位官員不可被撤職，由中央政府根據本省總督的提議從具備資質者當中任命；其被罷免或停職按照與理事官之罷免和停職相同的制度；除開作為華政衙門案件的律師而應得的酬金外他將獲得600 000厘士的年薪。“國家律師”或稱“王家律師”，葡語原文為“Agente do Ministér io Publico Junto daProcuratura”。起初，葡萄牙在各個海外省派駐一位官員，代表王室和國家對海外省的司法行政加以監督，澳葡當局稍後將其漢譯為“律政司”（Delegado Procurador da Corôa e Fazenda）。他有權參與總督公會（Conselho do Governo）、澳門公會（Conselho da Provincia）、按察司衙門（Juizo de Dreito da Comarca）、公物會（Junta de Fazenda）和公鈔會（Junta da Lançamentode Decima）的工作。華政衙門建立之後，律政司不能兼顧該法庭的案件，無法代表國家對其司法過程實施有效監督。因此，1877年12月20日敕令第十條規定，應有一人履行公訴人（agente do ministerio publico）的職責，參與刑事案件以及有關公物、孤仔、缺席者案件的審理。鑒於在華政衙門增設一位國家代表的必要性日益顯現，澳葡當局於1879年10月15日發佈第140號總督訓令，決定在澳門華政衙門附設一名國家代表（o cargo de agente do ministeriopublico e represente dos interesses da corôa e fazenda），並於同日發佈第141號總督訓令，任命小巴士度律師（advogado Antonio Joaquim Bastos Junior）署理該職。於是，新核准的章程便設專條對這位特殊角色作出明確規定。這個職位後來多簡寫為“agente do ministeriopublico”，並被漢譯為“國家律師”。從新章程的規定來看，“國家律師”雖然具有律師的資格，澳葡當局亦將該職漢譯為“律師”，但其實他是檢察官。他參與華政衙門法庭的審理過程，並多次作為公訴人在華政衙門提起訴訟。他不是華政衙門的編制內人員，不受理事官統轄，其任免施行與理事官平行的制度。總之，“國家律師”實係葡萄牙國家派駐澳門華政衙門的檢察官，代表葡國檢察院對華政衙門的審判工作進行監督，扮演“公訴人”的角色。四華政衙門按照敕令核准的新章程運行了幾年之後，海事海外部部長及國務秘書（ministro e“Regim ento da Procuratura dos Negocios Sinicos de Macau, aprovado pelo Decreto de 22 de Dezembro de 1881”,in Boletim Official, Vol. XXVIII, Supplemento ao № 10, 13-03-1882, p.85.Directorio de Macao para o Anno de 1879,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880, pp.4, 7, 11; Directorio de Macao parao Anno de 1885,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5, pp.4, 6, 7, 8.Boletim Official, Vol. XXV, № 42, 10-10-1879, p.258. 100

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組織結構與人員編制沿革考secretario d’estado dos nego cios da marinha e ultramar）於1885年11月2日提出報告，基於下述理由，要求對華政衙門進行改組：隨着近年來澳門華人人口的迅速增長，華政衙門第一科（譯務科）所負責處理的公文也大幅增加，致使關注澳門總督關於缺少可以使工作正常開展的人手的陳請已刻不容緩。澳門憲報上刊佈的所有旨在規範華人權利與義務的文件急需翻譯為中文，以便公正地履行其中的規定，在政府各部門頻繁提交、數量龐大的以華文書寫的文件亦必須譯為葡文。這些文件翻譯的遲緩 ，會產生無可挽回的損失；學習翻譯官協助譯務科僅有的2名翻譯官進行翻譯時因修養和責任心不夠而導致譯文不可靠，同樣會造成損失。由於學習翻譯官缺乏對公職的信心，他們的一切工作都須經受翻譯官認真仔細的檢查與核實，然而，由於文件量過大而往往做不到。基於上述因素，加之那些學習翻譯官的協作是不持久的，他們在接受培訓之後往往放棄工作，而不賠償政府曾對他們提供的資助，因此，絕對有必要將譯務科從華政衙門內分離出來，建立一個單獨的部門，以人員充足、資質合格且負責任的翻譯隊伍滿足該法庭與其他部門對翻譯工作的要求。同日，葡王考慮了海事 海外部部長的報告，聽取了海外諮詢會（junta consultiva do ultrmar）和部長會議的意見，運用憲法補充案（acto addicional á carta constitucional da monarchia）第十五條第一款授予之權力，頒佈王室敕令，對華政衙門加以該組，將譯務科由華政衙門分離出來，另設一個部門（desligando a Secção do Expediente Sinicos da Procuratura dos NegociosSinicos e Formando uma Repartiço Distincta），名曰譯務署（repartição do expediente sinico，又譯“翻譯房”）。敕令的第一條規定：澳門譯務科（a secção do expediente sinico）與華政衙門分離，組建一個單獨的部門（uma repartição distincta），在該市各政府部門與華人的聯繫方面對它們提供協助。第十五條規定：廢除1881年12月22日敕令所核准之《澳門華政衙門章程》第二、十一及十二條中關於譯務科人員編制及許可權的規定，以及其他一切與本敕令相反的法律。隨着這道敕令的頒佈，華政衙門被一分為二，原來的譯務科獨立出來，升格為一個面向所有政府部門的獨立部門，標誌着澳葡政府有了專門的翻譯部門──譯務署，澳葡政府的翻譯事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同時，華政衙門僅剩下原來的行政法律科，其編制已被大大縮小了。此後，華政衙門一直維持這樣的編制，直到1894年被裁撤。[特約編輯陳文源]“O Relatorio do ministro e secretario d’estado dos negocios da marinha e ultramar”, in Boletim Official, Supplementoao № 11, 22-03-1886, p. 85.Boletim Official, Vol. XXXII, Suplemento ao № 11, 22-03-1886, pp.85, 86.關於譯務署的建立及其沿革，筆者將另文討論。 101

•澳門學•澳門史資料之搜集──以《澳門檔案（1929─1988）》為中心冼麗莎撰趙新良譯[摘要]《澳門檔案》是20世紀由澳葡政府主導、衆多學者共同參與編輯出版的一套澳門歷史檔案資料匯編。自1929年至1988年間，共編輯出版四個系列，歷經半個多世紀，從無序到有序，由無法而有法，對研究16至19世紀的澳門歷史、文化與社會以及中葡關係頗具文獻價值。[關鍵詞]高美士文德泉《澳門檔案》引言本文目的是就筆者在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所發表的《今日澳門學之根源（歷史編纂學前瞻）──20世紀末澳門史學的復興》一文中某些方面作出更為詳細地討論。在前文中，筆者曾提到：直到20世紀80年代，澳 門史學揭示的是一個城市的社會文化事實。那裏沒有高等教育機構和中央歷史檔案館，也沒有一群訓練有素的學者，尤其是缺乏學者在必要的百科全書式著作及真實歷史上嚴肅而竭力的工作。那裏沒有系統的資料出版物和相關參考著作，例如書目、傳記、詞典，甚至是支持和激勵對這個城市歷史興趣的手冊。在這些及其他相關領域中，僅有一些少量的、個別的資料可資參考。例如在葡萄牙史料方面，《澳門檔案》出版了大量檔案史料，其中有些年份有中斷。從1929至1988年分四個獨立系列刊載，直到路易斯‧貢紮加‧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 1907─1976）在任時（1964─1976），這些檔案才成為連續的、系統的。這一包括數以千計抄本的不朽的史料搜集工作，對於澳門歷史研究仍然是非常重要和極具貢獻的，尤其是涉及議事會（市政委員會）的史料，因為議事會研究在澳門史研究中還存在很大不足。因此，本文將向讀者介紹澳門檔案演變軌跡，及其苦心經營澳門檔案的人物和經營方式，概括澳門檔案的內容，同時向讀者介紹當前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電子化之狀況。我們的主要資料是《澳門檔案》中的史料匯編（以下稱澳門檔案），引用二手文獻的私人期刊中的澳門檔案則不在此列。實際上，除了在通訊雜誌中的參考文獻提及外，這些資料的標題在作者簡介︰冼麗莎，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客座講師；趙新良，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102

澳門史資料之搜集──以《澳門檔案（1929─1988）》為中心雜誌中幾乎從未被提及。最終，它們的標題在涉及每一刊物的創刊號或前言的官方文獻中纔偶有提及。這些官方文獻沒有固定的發行步驟，在同一個系列的文獻中也沒有固定的主導者。所以，在雜誌中按照日期顯示的所有編年信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異於每一主題的實際出版日期，所獲得的內容也有不同。例如，在第四個系列中就是如此。儘管筆者已經掌握了整套史料集，但是在本文中對澳門檔案內容的描述並非毫無遺漏，甚至說若文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澳門檔案進行說明已是萬幸，因為這並非本文主旨之所在。此番史料調查乃基於歷史學家使用資料的視角，從而它不會從文化的角度，抑或歷史學的細節角度考察史料出版的影響，也不會考察其反響、回顧與評價，自然也不考察其材料、技術與印刷方面等問題，例如印刷紙張和裝訂細節、價格、稿酬和流通等。一、《澳門檔案》是最具價值的澳門歷史資料之一創辦於1929年4月27日的《澳門檔案》志在出版所有已知的在澳門官方檔案館中的歷史文獻，從而我們相當於是在考察與葡人相關的、管理澳門的，以及中葡關係的葡文文獻。應該注意到，澳門理事官同中國官府交往的記錄和理事官官方通信史料及其葡語譯文，是涉及葡人管理澳門最為直接的中文史料庫，以“中國金劄”這樣的名字為人所知，這份史料發現於澳門的檔案館，1894年2月20日華政衙門被撤銷後，這部金劄就被送往葡萄牙。從實際的角度以及超出其實際意義而言，《澳門檔案》雜誌的創建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試圖在澳門組建歷史綜合檔案館的嘗試，它搜集並整理了官方記錄，同時還出版了部分史料。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它反映了當前乃至後來一段時間內澳門檔案的境遇。那時，一些制度上的和私有的功能性檔案通常沒有得到妥善的整理和保存，沒有人對保存歷史記錄負責，這些歷史記錄未能妥善安置，因為空間限制、氣候條件、自然災害和缺乏興趣等原因而不斷遭到破壞。實際上，與中央公共圖書館一樣，同為澳門政府創建的綜合檔案館始建於1952年6月28日。儘管葡萄牙宗主國發佈公告想要發展這個檔案館，並且在20世紀60年代作了一些努力，但是這個檔案館在數十年間並未有任何實質性發展。一個獨立的綜合歷史檔案館組織機構直至1979年纔正式運作，但是又花費了十年時間纔找到最終的地點，直至此時，方纔向普通讀者開放。總而言之，自其創建到20世紀90年代初，《澳門檔案》等同於澳門檔案館的地位，以無形的方式成為真實檔案館的一種輔助性“機構”，它是無組織或者說是有限地為人享用的。這一特性在前三個系列的《澳關於中國金劄（Chapas Sínicas），參見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劉芳、章文欽 ，尤其是葡語史料專家金國平、吳 志良等人之論著。關於這一問題的詳細內容參見本人《今日澳門學之根源（歷史編纂學前瞻）──20世紀末澳門史學的復興》一文〔The Roots of the Present Macaology (Historigraphical Perspective)──Macau’shistorigraphical renewal of the late 20th century〕。自1895年開始，澳門創辦公共圖書館，館址位於1894年成立的澳門利宵中學的附屬建築物中，但其館址、管理機構及定位並不固定。1931年，圖書館搬遷到議事會建築中時，才明確了其公共圖書館的定位。1939年，圖書館運作走上正軌。直至1952年6月28日才正式獲殖民地部頒佈命令，授予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地位。參見Jorge deAbreu Arrimar,“The Libraries and Documents of Macau”and Manuel Teixeira, “From the ‘Bibliotheca Macaense’ tothe National Library”, Review of Culture (hereinafter RC),Macau, No. 3, October/December 1987, pp.25—35,pp.36—37以及Jorge A. Arrimar “A Biblioteca Central de Macau. Cem Anos de Histó>ria”, RC, 2ª S, Janeiro/Marçode 1995, pp.203—217. 10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門檔案》中表露無遺，不過在1929年到1979年中並未有這個特性，而第四系列的《澳門檔案》則邁出了組建一個現代澳門綜合檔案館的腳步。筆者最初的推論之一就是，這份存在了60年但實際出版時間衹有27年的《澳門檔案》，它裏面的材料及其出現的方式，是對澳門官方歷史記錄狀況的反映。另一個看法是，《澳門檔案》雜誌的創辦超越了其本身的意義，它為澳門綜合檔案館的成立做了一定的鋪墊，雖然這個準備工作是如此地漫長而艱苦。含蓄地說，筆者的第三個看法是，在20世紀80年代復興之前，澳門史學主要受史料文本的影響，《澳門檔案》前兩個系列的出版讓這些史料變得更容易獲得，憑藉《澳門檔案》，我們找到了一種發掘史料的更具可選性的方法。雖然這些史料在當時很容易得到，但是卻沿襲了檔案管理員、圖書管理員與博物館館長即為史學家的慣例，或者反過來說，當時文獻學及相關學科和專業人士的雇傭制度尚未發展起來，從而那時雜誌的捐獻者與澳門史學家往往是同一批人。另一方面，前兩個系列《澳門檔案》中發現的圖像文本在幾近全部與史學相關的文化活動中頻繁出現，包括編輯、展覽、講座及紀念活動。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這些文化活動在澳門開始蓬勃開展。在歷史記錄完全地或部分地不為公衆所接近時，這種文化現象反映了《澳門檔案》雜誌的影響，也證實了《澳門檔案》承擔了一種澳門歷史檔案館的角色。最後必然談到的是關於上面已提及的20世紀晚期史學的復興，及澳門相關組織機構與現代性帶來的影響。實際上，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研究者獲得了很多直接地持續地研讀史料文本的機會，並且從澳門歷史檔案館、中央圖書館和博物館出版的一系列的參考書目著作中獲益良多。二、追尋歷史發現一直以來，創建一所澳門綜合歷史檔案館、圖書館的想法與另一個同樣歷經長期規劃的項目──澳門博物館相互關聯，博物館的建設在1960年已經有大概的想法，不過還尚未明確。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之間的緊密關係是18世紀百科全書派和後一段時期經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檢驗的科學發現的產物，它建構起19世紀風靡全球的一種新的體系。直至20世紀中期，這一體系在澳門仍然存在，這種情況從表面來看令人吃驚，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澳門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三者之間相對獨立的關係、澳門資料匱乏及缺乏高等教育機構的情況，這種狀況又是可以理解的。實際上，1926年11月5日，海軍中將、澳門港口水文工程師、澳門署理總督（1926年8月1日至10月8日）罏些喇（Hugo de Lacerda Castelo Branco, 1860─1944）指定阿澤維多·高美士（Telo de Azevedo Gomes, 1892─1974）擔任位於二龍喉宮的賈梅士博物館歷史分部的負責人。高美士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自然哲學系，在利宵中學教授物理等自然科學，他是1917Manuel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Vol.I - Ruas com nomes genéricos, Macau: Centro de Informação e Turismo,1979, p.226.1910年11月 4日創建，但其意義並不大。參見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賈梅士博物院》，《賈梅士學院院刊》（澳門，後簡稱 BILC）第7卷第3期，1973年10月，第279─280頁；努內斯（Isabel Nunes）：《賈梅士博物院》，《文化雜誌》（澳門）總第16期，1991年，第187─195頁。 104

澳門史資料之搜集──以《澳門檔案（1929─1988）》為中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較早的一批志願者之一，1919年10月23日來到澳門。從那以後，高美士開始了異常繁忙的工作，尋找新的歷史發現，試圖找出歷史遺跡，如傳說中的聖保祿學院與大炮臺和所謂的耶穌會士私人傳入物品；將石碑與銘文移動，陳列在議事會建築的主要入口處（現在仍保存在此）；更為重要的是尋找一個合適的地點來建造博物館和圖書館。博物館和圖書館最初在二龍喉宮，這一選址未能充分考慮空間和氣候條件。同時，高美士在1927年還試圖利用議事會大樓一樓的兩個房間作為圖書館、檔案館，並且試圖利用仁慈堂底層作為博物館初期所在地，他將博物館分為兩個區域：宗教藝術區和民族暨商業區。修葺之後的圖書館和博物館自1929年6月24日對外開放，正是這個時候，《澳門檔案》開始出版。對於這一問題，後文會有所提及。《澳門檔案》之基礎：第一系列（1929─1931）葡萄牙殖民政府依據發現於殖民地的檔案出版了《殖民地檔案》（Arquivo das Colónias），仿照《殖民地檔案》之模型，1929年6月27日澳門署理總督佩雷拉·馬加良斯（João Pereirade Magalhães, 1929─1931）任命博物館館長和利宵中學教師阿澤維多·高美士擔任《澳門檔案》負責人，這一職務並無薪酬。任命書決定如下：第1條，作為《澳門憲報》附屬刊物，以小冊子形式，把存放在澳門各檔案室內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按月刊登出版。……第3條，在職權範圍下，澳門所有公務員得允許上述負責人對檔案進行檢核，並給予必要的協助，以致達到目的。後來又發生了什麼？1929年6月至1931年7月，雜誌按月出版，雖然在1930年9─12月、1931年1─3月、5月及6月出現幾次中斷，在兩年時間內還是出版了總計3卷17期的雜誌。說到內容，《澳門檔案》裏面收錄混雜，東選一份，西摘一份，沒有對手抄本進行過適當鑒定，僅僅標明了其發現地與發現者姓名。正如在第二系列將要發生的那樣，涉及澳門地位的相關問題或者是法律記錄受到更多的重視。例如，開始形成於1587年的王室大法官條例，是《澳門檔案》收錄的最為古老文獻的一個抄本，這份文獻正式形成於1681年；又如1810年“無比忠貞的議事會”稱號的授予。《澳門檔案》還收有1980年代之前常見的歷史事件史料，這些事件後來為學者所重視並予以考察，最為知名者為博克塞（C.R.Boxer, 1904─2000），如：若奧四世（D. João IV）國王敕令，葡萄牙從西班牙獨立出來（1580─1640），1622年抗擊荷蘭進攻的勝利，1640年日本殉道者，澳門與暹羅關係使團，梅特羅·德·索薩·梅內塞斯（the embassyof Metelo de Souza e Menezes, 1726─1727），北京耶穌會士等。幾乎所有檔案都是由蘇亞雷Acáci o Fernando de Sousa, “Um Estranho Caso no Liceu de Macau”, in Macau, Macau, 2ª S., No. 74, Junho de 1998,pp. 69─70.一些事件被強有力的歷史證據所否定，這些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神父發現的證據於1961年發表在《澳門教區月報》（澳門，後簡稱BEDM），第682─688頁，1961年7─8月，轉引自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de Macau, Vol. I, pp.152─157.參見AM, 2ndS., Macau, Vol. I, No. 6, Novembro–Dezembro de 1941, n. 1, pp. 367─368.Manuel Teixeira, “From the ‘Bibliotheca Macaense’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Review of Culture (hereinafter RC),Macau,No. 3, October/December 1987, p. 37；前引高美士：《賈梅士博物院》，第281─285頁。該資料最早發表在《澳門殖民地政府憲報》（下文簡稱BO）1929年9月27日，第17號，第352頁。由冼麗莎從葡語原始文本翻譯為英文。 10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斯醫生（Doctor José Caetano Soares, 1887─1963）抄錄的，他在數十年後利用這些資料寫成《澳門的 醫療》（Macau e a Assistência）一書。這本著作成為澳門歷史調查的一個典範，而不是一篇關於澳門福利史的專門論文。該書在澳門歷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對於澳門與廣州的商業與政治關係、生活在澳門的中國人、西方的商業合作及中國對於國際貿易的開放等問題亦給予更多細節性關注。圖像文本以一種奇特的、引人關注的方式用於第一系列《澳門檔案》中。事實上，插圖之描述與抄錄檔案之內容並不盡一致，這些抄錄檔案使圖像文本成為雜誌中一個獨立的資料集。顯而易見，《澳門檔案》的主辦者（亦即博物館的主管者）想讓讀者瞭解他們所搜集的音樂知識及歷史發現。而圖像的使用可以看作展示博物館工作的平臺，抑或衹是證實它的存在。令人好奇的是，很多圖像在1970年代以後的史料編輯浪潮中被收錄。這或許可以揭示該雜誌之檔案效用。第一系列《澳門檔案》主要貢獻者有阿澤維多·高美士和蘇亞雷斯（一直到1930年2月蘇亞雷斯纔參與進來），他們作為古文字專家與社會學家而非人類學家進行選擇史料的工作。他們的工作證實，在那一時期從他們積極的理念與博物學知識中獲益良多。另外兩個名字亦出現於貢獻者名單中，他們分別是澳門法官與古文獻抄錄者若瑟·德·巴羅斯·卡內羅（José de BarrosCarneiro）和在澳門出生並接受教育的初級葡文學校教師馬楂度（Henr ique Manuel TeixeiraMachado, 1899─1935）。他們搜集了（並未進一步考察）兩首土生澳門人詩歌，添加了一條浪漫的具有民俗學意味的注釋，而非某種澳門民族主義主張的斷言。第一系列《澳門檔案》從1929年6月開始出版，1931年7月突然中斷。這主要是由於阿澤維多·高美士（Telo de Azevedo Gomes）在利宵中學歷經長達一個月的懲罰，後於1931年8月底突然離開澳門奔赴聖維森特島明德盧的佛得角教學而造成。另一方面，還有一奇怪的情況，即他與曾教過的班級中未成年女學生之間所謂的性醜聞。不過在那一時代，一個不拘謹的行為（即通常所稱之親密）或者是一個簡單的握手就足以構成這樣一項控告。前述事件並不能證實任何事情，然而澳門當局還是發現了充分的理由將這位教師流放，以避免流言蜚語從而保護學校的聲譽。正如索薩（Acácio de Sousa）所暗示的那樣，政治原因也許是最重要的，因為在那一段時間，葡萄牙正處於國內獨裁統治加強時期。1926年5月28日，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支持高美士的政權結束了統治，這一政權成立於1910年10月5日，所以高美士才遭到流放。在高美士辭去利宵中學教師職位之前，奧拉西奧·帕伊斯·拉蘭熱拉（Horácio PaisLarangeira, ?─1958）於1931年8月28日被任命為澳門公共圖書館館長和博物館館長。蘇亞雷斯也於1931年7月3日取代了高美士在《澳門檔案》雜誌中的地位。十年之後，直至1941年1月，《澳門檔案》 第一系列停辦。但是，我們無法解釋對第一系列具有重要作用的蘇亞雷斯未蘇亞雷斯，在澳門與帝汶服務的著名軍事外科醫生，1916年退役，成為由澳門仁慈堂管理的白馬行醫院 （St.Raphael Hospital）的 負責人，自1917年起作為澳門市民醫院醫生擔任這一職務。作為澳門西方外科手術的引進者，蘇亞雷 斯在澳門華人中獲得了巨大威望，他在澳門生活了將近二十年。他還擔任過教師、代理法官和仁慈堂管理人。 蘇亞雷斯作為一個忠實的研究者，他搜集整理與澳門歷史相關的資料：仁慈堂資料和澳門醫學資料。蘇亞雷斯去 世後，他的家人於1963年將這些資料提供給文德泉神父。文德泉在他的著作中利用了這批資料，他們主要被 用於四卷本的《澳門醫療》（A Medicina em Macau）一書中，該書第一版由澳門印務局於1975─1976年在澳門出版（該書於1998年在澳門以兩卷本再版）。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Panorama Médico-Social),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50.參見Acácio Fernando de Sousa, “Um Estranho Caso no Liceu de Macau”, pp.71─76. 106

澳門史資料之搜集──以《澳門檔案（1929─1988）》為中心能繼續出版《澳門檔案》的原因。前面涉及的事件也可以解釋1931年前幾個月中出版中斷的原因。當時高美士必定受到干擾，且因其個人情況捲入了行政調查。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在1930年第三季度雜誌會停止出版。無論如何，我們能推斷出的就是，《澳門檔案》這一構想是一個個人計劃而非由官方發起，儘管它的正式名稱是“官方出版物”，且由澳門官方出版機構──澳門印務局出版。實際上，對於高美士來說，這些合法的機構不僅為他從事《澳門檔案》出版工作提供了條件，而且為他使用官方文件提供了便利。高美士在他工作過的其他地方也發展了相似的開創性事業。例如，他於1935年負責《安哥拉檔案》（Arquivos de Angola）的出版。追隨者沙明度和白樂嘉：第二系列《澳門檔案》（1941）第二系列《澳門檔案》的出版僅持續一年時間。這一系列衹有一卷，分六期出版，第一期（1941年1月出版）是月刊，另外五期則是雙月刊。二戰時期紙張的短缺導致該系列停止出版，但是這可能衹是發生這一變故的原因之一，這一原因在下一系列中並未給以解釋。新任館長和主編是方濟各會會士安東尼奧·沙明度（Fr. António de Moraes Sarmento, 1876─1958），他以某種方法將第二系列《澳門檔案》同第一系列聯繫起來。同時，他還是澳門公共圖書館的執行館長和賈梅士博物院的負責人。作為一項編輯方針，為了實現存於澳門不同檔案機構中之檔案得以出版這一目標，沙明度新增了兩個部分：在澳門以外的其他地區找到的原創論文集和歷史文獻的手抄本，它們或是手稿，或是印刷品。他解釋的原因是，戰爭期間書籍和檔案遭到大規模破壞。他還依靠白樂嘉（JoséMaria (Jack) Braga, 1887─1988）和博克塞努力在大英博物館和葡萄牙阿儒達圖書館找到一系列文獻和手抄本。但是，人們必須承認，沙明度並不願意在閱讀、轉抄和編輯這一大卷的手稿上付出太多努力。文章由主編與兩個投稿者（白樂嘉和博克塞）共同編輯出版，主要介紹了澳門傳統史學、文獻學上可以再次出現的一些話題。這些話題由他們發現，並發表了一系列刊登於澳門雜誌中的文章，尤其是白樂嘉與博克塞二人之文章。本系列《澳門檔案》呈現出一些編輯主題的趨勢，這些主題涉及日本，使團大使瑪納·撒爾達聶（Manuel de Saldanha, 1667─1670），1627年仁慈堂的妥協，澳門報業的歷史及圖畫歷史，此外還有耶穌會，其傳教士著作目錄也被包含在內。沙明度使用一種更為民族主義的方法，他發展了澳門英雄的傳記歷史。例如，總督亞馬留（Ferreira do Amaral, 1803─1849）與澳門最有權勢的大法官眉額帶歷。沙明度利用圖像文本介紹澳葡政權的宣傳檔案。當時，在薩拉查及其追隨者管治下，新的國家體制更為強調民族主義。通過前面介紹可知，從第一卷《澳門檔案》開篇中附於沙明度所寫的兩頁關於亞馬留傳記介紹後，刊載其半身銅像以讚揚這位英雄的愛國事蹟。圖像文本中還介紹了一些再造歷史話題與人物的有趣圖畫。這些圖像文本緊跟在第一系列《澳門檔案》所載明之主題以後。從檔案文件的角度來看，第二系列和第一系列一樣，它呈現出的是一個雜亂無章且未經鑒別的內容體系，也反映出這個城市還沒有系統整理的檔案。但要說明的是，這兩個系列，都是由17世紀的檔案開始展開的。Acácio Fernando de Sousa, “Um Estranho Caso no Liceu de Macau”, pp. 76─77.AM, 2nd S, Macau, Vol. I, No. 1, January 1941, p.3.Manuel Teixeir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9.Fac-símile da 1ª ed. [1965] com prefácio de Afonso Camões, p.117. 10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高美士的黃金時期：第三系列《澳門檔案》（1964─1979）在經歷22年間斷之後的1964年2月1日，已經是賈梅士博物館負責人和公共市政圖書館（1962─1967）負責人，同時還擔任其他職務的路易斯·貢紮加·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1907─1976）被總督洛佩斯·桑托斯（Lopes dos Santos, 1919─2009）任命為《澳門檔案》的負責人，這次任命與上一次的背景和目的是相同的。如果我們回憶一下，正如創辦《澳門檔案》時所發生的那樣，它的復興似乎與1955年8月高美士被海軍上將馬奎斯‧埃斯帕泰羅（Admiral Marques Esparteiro, 1895─1976）總督委派去籌備澳門非神職人員手稿的完整目錄有着直接的關聯。為了拍攝包括澳門在內的葡萄牙國內外不同檔案館和圖書館中同葡萄牙人在世界各地的活動有關的重要文檔，第三系列《澳門檔案》的目標是將誕生於1952年1月28日的葡萄牙海外縮微膠捲圖書館中之文獻納入其中。實際上，路易斯·貢紮加·高美士第一份關於澳門手稿的目錄與很多有用的索引，於1961年在《微型膠片公報》（Filmoteca´s bulletin）中一起公佈。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高美士很多年前就已經開始抄錄與葡萄牙國王授予澳門之特權相關的記錄，這些抄錄的文獻發表於1957年《雜俎》（Mosaico）中，高美士為《雜俎》雜誌作出了巨大貢獻。從最早開始，這位史志學家與漢學家將那些同議事會相關的市政廳檔案置於首要位置，實際上市政廳檔案是存於澳門最重要的資料集，高美士已經準備了相關目錄。澳門檔案的整理工作從阿澤維多‧高美士與沙明度時代初步的工作中獲益良多，澳門議事會卷宗在那一時期得到了最有組織的挖掘利用，並且已經存儲在一個特殊的房間向讀者開放。這是已經正式創建的澳門綜合檔案館（1952年）的最初階段，雖然還有很多不足，但是它作為澳門議事會大樓圖書館已確實存在。我們知道，雷戈神父（Fr. António da Silva Rego, 1905─1986）時任海外歷史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縮微膠捲庫的負責人。對於資助他在魯汶（Lovain）進行研究的澳門，他負有重責，Portaria N° 7457 published in the BO, Macau, No. 5, 01/02/1964, pp.120─121.1970年代，從音樂、音樂學、戲劇、廣播節目、新聞業、體育到歷史學、漢學、博物館學、文獻目錄和檔案管理，路易士·貢紮加·高美士在澳門社會文化領域無處不在。在他指導澳門歷史檔案館工作期間，高美士同時還擔任賈梅士博物館館長、賈梅士研究院官方出版物《賈梅士研究院院刊》的主編以及《澳門日報》（Macau dailyNotícias de Macau）的負責人。高美士還負責管理澳門廣播電臺（Emissora de Radiodifusão de Macau，即RadioBroadcasting Station of Macau），該廣播電臺成立於1962年2月17日。他還是澳門議事會副主席。他是澳門文化社團的靈魂，該社團自20世紀50年代成立他就已加入。他亦加入其他組織，如創立於1960年的“澳門省藝術與歷史遺產保護和物價穩定委員會 ”（Comissão de Defesa e Valorização do Património Artístico e Histórico da Provínciade Macau）；1966年3月7日，他又成為“海外歷史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的成員。高美士自年輕時就熟悉中文，因此得以在“中國事務辦公室”（Repartição do Expediente Sínico）擔任翻譯，這是他專業工作的開始。高美士還有其他工作，作為一個老師，他還負責管理中心公立小學，該小學後來被命名為伯多祿官立小學（Escola Primária Oficial Pedro Nolasco da Silva）。關於高美士的歷史著作可參見筆者《今日澳門學之根源（歷史編纂學前瞻）──20世紀末澳門史學的復興》，關於高美士傳記的細節可參見Jorge Arrimar,“Luís Gonzaga Gomes: Biographical Notes”, in RC, 2nd S., Macau, Nº 23, April/June 1995, pp.122─130.“Catálogo dos Manuscritos de Macau”, 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Lisboa, Vol. I, No. 19, 1961, p.7.三語（葡語、漢語和英語）月刊是澳門文化社團的喉舌，其出版時間是1950年至1957年。詳情可參見ManuelTeixeir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220─227.“Catálogo dos Manuscritos de Macau”, 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Vol.I, No.19,1961, pp.357─1067; Vol. II, No. 25, 1963, pp.3773─3758;Vol. III, No. 27, 1964, pp.229─444;Vol.IV, No. 28, 1964, pp.553─724;Vol. V, No. 29, 1965, pp.31─205; Vol. VI, No. 30, 1965, pp.235─396; Vol. VII, No. 31, 1965, pp.425─563 ; Vol. VIII,No. 32, 1966, pp.129─221.“Catálogo dos Manuscritos de Macau”, 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Vol. I, No. 19, 1961, p.8 108

澳門史資料之搜集──以《澳門檔案（1929─1988）》為中心他對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相交之際澳門綜合檔案館的最終成立大有裨益。然而在那一時代，他對於澳門的指導，換句話說是對1961年3月7日成為海外歷史研究中心成員的路易斯·貢紮加·高美士的指導，看上去比他與葡萄牙帝國海外殖民機構執行的國家公文方針的關係更為密切。無論如何，他們必定相識很長時間，當《澳門檔案》開始出版議事會檔案中最重要的236份抄本時，高美士借鑒了雷戈之古文字識別方法，熟練地編輯為《澳門檔案》準備的手抄本。這一計劃得到資訊和旅遊中心的資助出版，不過一般在國家印務局印刷。第一系列《澳門檔案》在1964年 2月出版。《澳門檔案》在高美士的主持下於1964至1975年的12年間持續出版，總計24卷143期。他的名字從1976年1月開始被取代，那意味着《澳門檔案》的出版將被延遲，因為高美士在1976年3月20日去世。文德泉在以後的四年中擔當起這一系列《澳門檔案》出版的重任，直至1979年。但是文德泉擔任該職務的委任狀並未在雜誌版權頁中明確標示出來。路易斯·貢紮加·高美士時代對於歷史工作者來說最為有益，因為他接二連三地出版了初版書籍與再版書籍：1689年至1842年之間的議事會決策，（澳門）理事官與位於里斯本和果阿的葡萄牙當局之間的官方通信，還有1710年至1844年之間（澳門）理事官與中國及其他國家之間官方及私人之間的通信，1705至1845年間來自葡萄牙國王或果阿葡印總督之葡萄牙皇家指令等等。這些書籍使大約46份議事會抄本的內容可為讀者所用。在高美士時代，除1964/1965年度《澳門檔案》第一期收錄了編寫的論文和圖像及白樂嘉關於這一主題的重要文章外，其他年份都未收錄論文與圖像。博克塞和白樂嘉在許多問題上都作出了貢獻，介紹了早期的文獻，這些文獻主要是關於1631─1652、1717─1720年之間葡印總督的官方通信，這些早期文獻由他們二人發現於大英博物館，他們或者是以手抄或者是直接得到了這些文獻。但是剩下的艱巨工作則由高美士承擔，確切地說，還有其他人協助高美士。《澳門檔案》中沒有對資料進行古文書鑒定 ，但是這項工作值得重視，尤其是考慮到頻繁地提到抄本由於氣候、存儲條件及人為的粗心而受損，或者是發現時就已經損壞。考慮到普通澳門歷史卷宗尤其是議事會藏檔案之情況，沒有發現任何1587年之前的澳門檔案。即便如此，同17世紀密切相關的檔案也是非常少見的，主要集中於前兩個系列的雜誌中，這些檔案的起始年代是1622年。一般說來，澳門檔案特別是議事廳的歷史文檔，往往能夠反映當時之澳門狀況。澳門檔案主要集中於第三系列中，這一部分檔案大多起始於18世紀和19世紀。高美士利用發現於世界各地手抄古籍的複印本以及1892─1893年間已經在澳門出版的《東方的葡萄牙》填滿了文獻時代的斷層。參見“Actualidade—Inauguração das Novas Instalações do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AM, 4thS., Macau, Tomos I e II,Janeiro/Dezembro de 1982, pp. 495─496；A. da Silva Rego, “Arquivo Histórico e Biblioteca Nacional reestruturam-se”,Macau, Macau, Ano I, No. 1, Janeiro/Março de 1981, pp. 15─18.參見Judide A. Gonçalves de Freitas, “Perspectivas Históricas da Obra de António da Silva Rego”, (https://bdigital.ufp.pt/dspace/bitstream/10284/592/1/79-88FCHS2006-9.pdf), access on 30/11/2011.這一名稱由David Rodrigues Barrote 命名，這一名稱自1953年1月開始使用，至1970年初期結束。“Catálogo dos Manuscritos de Macau”, 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Vol. I, No. 19, 1961, pp.8─9.事實上，1705年以來葡萄牙王室給議事會指令之副本在1829年被發現，此時就已損毀嚴重。這些文件後來從Oriente Portuguez, Macau, 1º ano, Nº 4, 17 de Maio de 1892 to 7 de Março de 1893中整理出來，在AM, 3rdS., Macau,Vol. IX, No. 1, Janeiro de 1968, pp.5─57重新出版。 10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在高美士時代，由於他本人與世界其他各地的學者、大學、研究中心、檔案館及圖書館建立起的聯繫及>其私人關係，《澳門檔案》得到了國際認可。從1964年9月起，由於交流頻繁，他促進了雜誌的發展，這一切正如雜誌扉頁所載明的那樣。通過這些聯繫，他充實了澳門中央圖書館，也可能充實了他自己的圖書館。他自己這座圖書館是澳門最有價值的私人圖書館中的一個。1979年，澳門政府收購了這個私人圖書館，其收藏如今見於澳門歷史檔案館。高美士去世後，文德泉神父開始承擔起出版這一雜誌的重任，在出版三期後，將極可能是高美士謄抄留下的澳門議事會抄本重新出版，儘管文德泉在最終出版序言中至少作出某種注解，但是他還是改變了這一雜誌在他所熟知領域中的定位。從1976年4月起，《澳門檔案》翻印了一些最久遠的澳門報紙，這些資料極可能是文德泉神父在完成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Extremo Oriente時收集的，該書於1965年首次出版，筆者在前文中曾徵引過該書。實際上，相比較古文字閱讀和外交手稿抄錄來說，出版工作需要較少的時間和精力。除去教會和其他職責外，文德泉神父忙於強迫性的寫作，忙於主持《賈梅士學院院刊》（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Camões） (1976─1981)，他在這份期刊上也替代了晚年的高美士，自1977年到1979年，他又接管了《澳門教區月報》（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的工作。澳門檔案館的誕生：第四系列（1981─1988）1979年，澳門綜合歷史檔案館（Arquivo Geral de Macau）正式誕生；1981年，該檔案館被重新命名為澳門歷史檔案館（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並向公衆開放。《澳門檔案》雜誌在1981年1─6月間重新出版，最初以雙年刊方式發行（但是有些期數在實際發行中以年刊方式發行，如1982、1984、1986和1987年）。檔案館館長同時也是雜誌的主編。正如雜誌名稱所顯示的那樣，其創辦者主要致力於現存檔案館中的各種不同檔案的出版。在那一時期，因為政策適當，檔案館事業日趨繁榮。現存檔案主要涉及：民政廳檔案、仁慈堂檔案、議事會檔案、海軍局檔案、財政局檔案及市政與保安部隊管理檔案。同時，檔案館還開建微縮圖書館。緊隨前三個系列的《澳門檔案》與澳門其他雜誌之後，澳門檔案館負責廣泛搜羅海外有關澳門的檔案文獻，並重新確定了1880年就已形成的以收集與遠東葡萄牙人有關之歷史證據為主的工作理念。從1981年至1988年間，檔案館的現實狀況再一次決定了雜誌的發展方向，雜誌重新恢復了內容龐雜的傳統。在目錄和索引中，我們能夠發現權威之作（其中一篇是中國人的文章），舊報紙的重新出版，文獻、圖像文本及新聞消息等的複製。自《澳門檔案》第一系列就開始使用澳門議事會的標誌，且具有政府出版物的性質，儘管到1982年年底之前它一直處於國家印務局的管理之下，但是到此時它的官方色彩已日益淡化。根據1979年9月28日法令，1983─1984年度的《澳門檔案》由教育暨文化服務局負責編輯出版，由社會機構負責檔案館的運作。1985年，《澳門檔案》開始由澳門文化司署出版，儘管這一轉變直至1986年2月1日才真正實現，在那一時期，高美士將其聯繫範圍擴展至國際，將澳門推向最優秀的文化和知識界，在那裏他獲得廣泛合作。他的不同的活動吸引了知名學者和藝術家訪問澳門，並且使他們同澳門合作。參見Jorge Arrimar, Luís Gonzaga Gomes:Biographical Notes”, in RC, 2ndS., Macau, Nº 23, April/June 1995.Macau, Notícias de Macau.參見António da Silva Rego, “Boletim do Arquivo de Macau”, AM,4th S., Macau, Tomo I, Janeiro 1981, p. 6，以及“Actualidade—Inauguração das Novas Instalações do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AM, 4th S., Macau, Tomos I e II,Janeiro/Dezembro de 1982, p. 499.謝扶雅發表於1935年的譯稿，參見AM, 4th S., Macau, T. I, Janeiro de 1981, pp.239─242. 110

澳門史資料之搜集──以《澳門檔案（1929─1988）》為中心但是這足以證明1985年《澳門檔案》足足推遲了一年以上才付諸出版。第四系列《澳門檔案》總計 出版了15卷，據推測有8卷是1984年後由施白蒂教授主持下出版的。1985年中期，阿德利娜·科斯塔·布拉加（Adelina Costa Braga）教授被視為澳門歷史檔案館的管理者與《澳門 檔案》的主編，剩餘的7卷就是在他的主持下，於1985─1988年下半年完成的。澳門歷史檔案館建立後，在1991年出現了一份與其類似的期刊，名為《澳門歷史檔案憲報》，該期刊為一年兩刊，在1991年就發行了兩期，至少第二份期刊的發行也出現了《澳門檔案》第四系列中通常出現的情況，即發行時間遭到推遲。在檔案學家伊紹·桑托斯（IsaúSantos）和埃雷瓦（Heleva Évora）的主持下，這份憲報將其編輯主旨統一在這樣的理念之下，即將檔案館的史料公佈於衆，並致力於刊行兩份書目：“議事會檔案目錄”和“財政部檔案目錄”（或者稱“國庫書目”，1972年後改為此名） 。四個系列的《澳門檔案》由國家印務局印刷。後來國家印務局改名為澳門政府印刷署。1997年，澳門政府印刷署開始了第一系列《澳門檔案》的電子化工作──1998年1月和7月分別完成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編輯工作，後來又提供了由澳門歷史檔案館前館長伊薩·桑托斯（Isaú Santos）所作的序言──緊接着的是1998年10月開始的第二系列《澳門檔案》的電子化。結語筆者將《澳門檔案》不同系列的年代以簡表的形式進行總結。不同系列的《澳門檔案》各有特點，這些特點最終由各個系列所在階段的澳門歷史記錄的可用性及其在實際流通中的作用所決定。表格中所列人名顯示，《澳門檔案》主編經常是圖書館、博物館館長，更多的是檔案館館長。他們對於澳門歷史記錄和文獻收藏的挖掘催生了澳門歷史研究的正確方法，而這些澳門歷史已經缺失了一個世紀。上述資料包括高美士的相關目錄、參考文獻、資料匯總、編年史料、翻譯資料以及施白蒂的 《澳門編年史》。文德泉神父從未在任何公共圖書館工作過，但是他有其自身的優勢，這種優勢使他能夠接近各種文獻。他是那些曾經屬於不同澳門家庭的大量文稿和頗富價值的文獻目錄資料的忠誠的託管人，他自己亦承認這一點。衹有通過接近各種澳門歷史文獻檔案，他才能在澳門史研究中作出巨大貢獻，其貢獻主要由不朽的原創性著作16卷本的《澳門及其教區》（1940─1982）、兩卷本的《澳門地名》（1979、1981）及其他可能會在參考文獻中提及的編年體澳門史書《16世紀的澳門》（1981）、《17世紀的澳門》（1982）及《18世紀的澳門》（1984），但是關於19世紀澳門的部分並未出版。博克塞和白樂嘉似乎採取了一種相反的方式。在《澳門檔案》中，他們使得一些與自己正在撰寫或收集的相關材料公佈於世，當然還有一些是他們在後來作品中使用到的。儘管高美士的作品並不是絕對的嚴格，但是這些作品第一次提供了手抄資料正確的鑒定本，手抄資料包括外交的、檔案的、甚至是歷史的和詞典注解等方面。手抄資料出版的順序並不是依儘管《澳門檔案》第四系列第一卷（1985年1─6月）中沒有任何迹象，但是通過第二卷（1985年7─12月）封面可知，該卷實際出版於1987年。出版的延遲仍在持續，1986年兩卷出版於1987年，1987年相關卷數和1988年第一卷直至1989年才付諸出版。Jorge Abreu Arrimar, in Mons. Manuel Teixeira “O Homem e a Obra”/ Father Teixeira. The Man and His Work,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Biblioteca Central, 1992, pp. 26─27. 11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次完成，也沒有一個一般性的索引，衹有關於每一主題的摘要是可用的，正因為如此，使得高美士的研究如此漫長、困難重重。即使是在第四系列較後面的內容中，根據雷戈對這一新系列所作的介紹性註釋，他們計劃補上一些額外的索引，對早期《澳門檔案》作了一個不完全的總結，上面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儘管高美士對工作近乎苛刻，第一次對手抄資料做了鑒定 ，但是這些手抄資料的出版並不連續，也沒有一個總索引，僅僅是對每一個主題進行概括。這使得研究工作延遲了很長時間且異常艱難，甚至是在第四系列中重印前面幾卷不完整的內容摘要時，這一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直到2001年，有了一份依據《澳門檔案》之標題、主題與日期編成的不完全索引，2011年12月，這份索引總算完整了。然而這份目錄並未出版，也沒有傳至網上，因此，讀者衹能到澳門歷史檔案館纔能看到它。關於轉錄文獻全面索引的缺失，使得研究工作困難重重，資料使用者也許衹有在偶然機會才能通過構成收藏品的299份刊物中尋找一份文獻，除非此人準備有輕鬆訪問相關資料索引的搜集計劃。正如筆者之前為索引做了很久的工作，並藉此來寫作這篇論文，筆者相信大多學者也一直對這樣的相關索引極為渴求。第二點談在已經出版的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文獻的手抄本之鑒定。考慮到1991年出版的最新目錄已經取代了檔案的原始分類方法，採用了一種術語分類的方法，改變了所有舊參考號，這使得檔案文獻的利用變得更加不明朗。這就需要一個關於現存不同目錄的比較分析。詳細目錄能為構成議事會收藏的檔案系列提供一個清晰、階段性的概述。可以確定地說，這是極其重要資料中的一種，然而其仍未被充分挖掘利用。第三點是關於澳門歷史檔案館檔案文獻的數字化。前述檔案電子化剛剛完成，可在網站（http://www.archives.gov.mo/library/doc/userguide_am_p.pdf）搜索。然而，澳門歷史檔案館並 無力完成這一工作，因為與在檔案館圖書室中發現的所有文獻相一致的資料庫（這些資料曾隸屬於高美士）缺乏獨立的通道和葡語介面（澳門檔案以葡語形式構成）。這種狀況意味着搜索結果包含了整個資料庫中的所有其他標題而列出。這一利用途徑是不方便、異常緩慢且其利用率也是極其有限的，因為它沒有提供一個簡單、清晰的指引指向澳門歷史檔案館的不同期號和每個抄本的全部內容。毋庸置疑，這是一項繁重的，但也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這項工作值得改善，以便於開拓一條方便的、適宜推廣的途徑去發掘文件，並對那些付出了極大努力之工作致以尊重之情；這項工作在一定意義上能夠構建關於議事會歷史的最為重要的葡萄牙資料的搜集工作。也就是說，幾個世紀以來的澳門歷史與澳門生活在澳門史研究中仍然是一個巨大的缺陷，儘管關於這一主題高美士已經做了很多基礎性工作。儘管存在缺陷，但是《澳門檔案》仍然是“Boletim do Arquivo de Macau”, AM, 4th S., Macau, Tomo I, Janeiro 1981, p.6. 實際上，即將重印的最後一份摘要涉及1967年3月份刊物（第7卷第3期）的主題。參見AM, 4th S., Macau, Tomo I, Janeiro/Junho de 1983, pp.153─161.參見伊紹·桑托斯（Isáu Santos）的介紹性文章，載Boletim do Arquivo Histórico deMacau, Macau, No. 1,Janeiro–Junho 1991, pp.5─6.Pedro Daniel Oliveira,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 À DISTÂNCIA DE UM “CLICK”, Mais de doze mildocumentos em breve na internet”, O Clarim, Macau, 08/04/2011(http://www.oclarim.com.mo/j110408/local3.shtml), access on November 2011. 在最近的兩篇博士論文中，這種情況似乎有所改變，參見Elsa Penalva, Lutas Pelo Poder em Macau (c.1590─c.1660). Lisboa: Universidade de Lisboa, 2005 (non vidi) and Jorge Arrimar. Macau no Primeiro Quartel de Oitocentos.Universidade dos Açores, 2008 (non vidi), 後一篇文章被概括在下述文章中“Sociedade e Poder Político em Macaunos Séculos XVIII e XIX”, in RC, Macau, 3rd S.,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32, October 2009, pp.87─106. 6

澳門史資料之搜集──以《澳門檔案（1929─1988）》為中心關於葡萄牙文獻的最重要的資料集。這部資料同澳門議事會相關，且在澳門出版。《澳門檔案》 的出版對於17世紀中期至19世紀末期的澳門歷史研究不可或缺，其內容包括與周邊國家與地區 的貿易、外交、宗教關係及葡中關係等。 《澳門檔案》出版年表（1929─1988）系列時段年代月份卷數期數主編其他參考者檔案館狀況第一系列兩年1929─19311929.6─1930.81931.4─1931.7317月刊阿澤維多·高美士蘇亞雷斯、特謝拉· 馬楂度、巴羅斯·卡 內羅高美士同時負責 管理位於澳門議 事會的圖書館/檔 案館和澳門博物 館第二系列一年19411941.1─3,1941.11─1216月刊雙月刊安東尼奧·德·穆拉士·薩拉門多白樂嘉博克塞莫賴斯·薩爾門托同時出任澳門議事會的圖書館/檔案館和澳門博物館代理主任第三系列十六年1941─19791964.2─1979.1232191月刊1964─1975路易斯·貢紮加·高美士1976─1979文德泉白樂嘉博克塞高美士同時負責管理位於澳門議事會的圖書館與檔案館，還有澳門博物館第四系列八年1981─19881981─1988.1─1988.615半年刊1982,1984,1986,1987年刊1981─1984施白蒂1985─1988阿德利娜·科斯塔·布拉加博克塞潘日明謝扶雅、西爾維奧·里貝羅、平托·德·薩、施白蒂施白蒂和科斯塔·布拉加共同負責管理成立於1979年初的澳門綜合檔案館[特約編輯張中鵬] 113

•澳門學•鄭觀應家庭教育思想述論曹天忠[摘 要]家庭教育是鄭觀應整個思想有機的重要組成部分，且多為已有研究所未及。它包括持家處世與讀書教育兩大部分，各自觀點、要素豐富多樣，精彩紛呈。家教思想特點鮮明，在內各部分之間彼此勾連，對外與其整個思想密不可分，形成一種可稱之為鄭氏式的家庭教育思想結構。家教思想實為其整個思想體系的原點和基礎，在中國家庭教育史上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深刻的現實意義。[關鍵詞]鄭觀應家庭教育鄭氏家訓家庭教育思想結構鄭觀應，又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晚年號羅浮待鶴山人。原籍中國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人，後遷居澳門，隆稱“澳門之子”，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由於鄭本人在中國近現代思想上的重要地位，有夏東元先生所編上下兩巨冊《鄭觀應集》資料之便，得家鄉澳門、中山等地推動，鄭觀應思想研究成果蔚為大觀。然在衆多成果中，作為其整個思想體系的原點和支撐的家庭教育研究比較弱。在這方面不多的成果中，存在明顯不足。史料不夠豐贍，有的甚至僅以一篇史料立論；內容殘缺，遺漏頗多；在立論上，既沒有注意其家教思想內部本身各方面內容觀點彼此之間的勾連，也疏於與其外部的整個思想結合考察；更沒有跳出鄭本人家教思想範疇，置於中國家庭教育史，特別是近代家教史上比較、評判，給出其特點和定位。作者簡介︰曹天忠，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275主要有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編：《紀念鄭觀應學術研討會文集》（1992─2001），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2002年；王杰、鄧開頌主編：《紀念鄭觀應誕辰一百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2003年。此外，有水平參差不同的論文近百篇。馬墉：《中國家庭教育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八章“清代後期家庭教育”之第四節“鄭觀應的家庭教育思想與實踐”，主要着墨之處在於提出競爭教育和養生教育兩部分內容。楚秀紅：《鄭觀應與家庭教育》（尹緒忠主編：《鄭觀應思想與當代中國社會》，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10年），通過鄭觀應晚年《遺囑》看其家庭教育思想。 114

鄭觀應家庭教育思想述論一、持家處世（一）持家。鄭觀應生長於儒家思想頗重的家庭，後長期在外打拼，孝悌親情濃烈，家庭觀念很重。“不接家書一月餘，天涯遊子望何如。夢魂勿憚風濤險，時向高堂問起居。”即是思家念親真實感情流露。在牽掛高堂之餘，十分注意對家庭成員、後生小子的教育和栽培。關於持家和處世的教育，鄭觀應在寫給次子鄭潤潮信中，有過一段扼要說法：“學問之道貴誠、勤、恒，能耐勞、能耐苦，而又要穩步安詳，小心謹慎。”這裏學問指的是生活處世的學問，以此為基礎，結合其他的說法，大體上可用清、誠、勤、慎、恒、和、立、時等八字加以概括。“清”。大的方面是指經商帳目清楚，存根有據；小的方面是指積少成多，核算成本。鄭觀應多次警告子侄“凡往來銀錢帳目，無論親疏，必須即時交代清楚，索還筆據，不可含糊拖沓，留為後患”；“凡往來銀錢要件必須親自檢點，取回收據，所謂大事不糊塗，蓋世道崎嶇、人心日險也”。他告誡侄子說：“西儒斯邁爾曰︰世人恒情往往忽於細微之事，尋常出納之數不能一一登錄簿冊之上實大誤也。不知積如許之小計算而成大計算，有記錄斯有比較，有比較斯有戒懼，審之、慎之，財不濫使，毋使入不敷出，誠能本此以處家以經商，何有失敗之慮？汝曹宜志之。”大賬不糊塗，小帳有核算，是為清。“慎”。關於慎，鄭觀應給子侄信中說:“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時刻在心。”“慎”表現在經商、交友、行事、婚嫁等諸方面。如行事謹慎，時常與“清”聯繫在一起。“日中行事無論賢否親疏，所收銀錢必須當面點明，收藏妥當。”又如婚嫁“尤須慎重”，“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事人畢恭畢敬；娶婦須不及吾家者，不及吾家則事舅姑必執婦道”。謹慎屬於消極防備，須與積極的智慧結合。關於智慧，即鄭觀應所謂的“經意”，就是見事審詳，行事周密，為人之上等智慧，齊家治國之關鍵。“夫見事而兢兢審詳，行事而周至慎密，固無誤之基，即無害之礎，謂其具上智也可。”“經意”二字“可為治身、治家、治國之關鍵矣”。“誠”。一方面為誠懇有德，另一方面為做事態度踏實。鄭觀應十分重視孩子的道德教育，在給鄭家塾師去信時，指出︰“惟蒙學最為要緊。《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養正莫先於禮，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嘉言懿行故事以正其心。”與父兄、老師不同，先哲重視道德。“各先哲無不孜孜講究小學為人生第一要義。世之為父兄者，若以姑息為恩，為師者衹以課程為急，視一切禮義為不急之務，廢擱不講，將來成人不聞大學之道，縱使學術優良，技藝絕倫，而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心，不過與秦檜、嚴嵩一流人物而已。”無傳統道德做根底，人越有才，可能危害社會越大。個人踏實做事，為成功得名之基礎。“古今哲士無不腳踏實地，素位而行，居易以俟之。” “凡事務求腳踏實地，如此則光前裕後，可以為保家之令子、鄉邑之完人。”《久不接家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41頁。《訓次兒潤潮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7頁。《訓子侄》，《鄭觀應集》下冊，第212頁，第237頁。《訓長男潤林並錄寄月岩弟》，《鄭觀應集》下冊，第1181頁。《與子侄論商務書》，《鄭觀應集》下冊，第624頁。《訓長男潤林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2頁。《致內子葉夫人書並錄婦女時報治家格言》，《鄭觀應集》下冊，第1221頁。《致家塾蒙師書》，《鄭觀應集》下冊，第209頁。 11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勤”。指勤儉。他提醒兒女，“勤儉，t6尤處家第一要義。無論貧富，若怠惰自甘，則家道難成。蓋大富由天，小富由勤。勤而不儉，終難積蓄”。開銷用度，量出為入，反對浪費：“家費必須量入為出，自奉必須質樸，浮費最宜節省。一絲、一粒，當思物力為艱，一人、一物，當思處置之法。”家用“若不通盤籌算、量入為出，與其日多積欠，變產抵填，終致家無擔石。曷若限以月支若干，使各人事事節省，或可持久。無論男女，除讀書外，必日有手藝進款，勿使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奢侈無度”。所以，鄭觀應在晚年特立一條規矩，家庭成員開支有限數：“妻妾衣食月費各事均有限數；未婚嫁之子女衣食讀書費亦有限數。”“和”。和氣忍耐，和睦相處。家和萬事興，“處家貴和”。家和之所以重要，因為“居家猶如同舟共濟，必須和睦”。家和的辦法是父子、夫婦、兄弟、妯娌之間，讓步忍耐，積誠相感，“所以張公教人容忍。書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父子尚屬如是，何況兄弟？兄弟有過，規諫不從，尤宜積誠相感，切勿起鬩牆之釁。夫婦、妯娌亦然”。和往往又與忍耐、戒怒有關。鄭觀應不僅以此教子侄，而且用以自教自勉。“唾面婁師德，忘情阮嗣宗。慎言能履道，侈口每興戎。莫按驅蠅劍，虛彎落雁弓。胸中消芥蒂，胯下屈英雄。頤藉微詞解，冠嫌怒髮衝。再思裁季子，百忍守張公。漸滅心頭火，休聽耳後風。由來成大業，折節學卑躬。”和除持家之外，還與處世與修道有關係。“立”。“立”一方面指的是立志，另一方面為自立。關於立志：立志為人生指南針。“人生必須立志者，蓋志不立，如無舵之舟飄蕩無定。”詩告長子鄭潤林：“欲作人間大丈夫，必須立志勿糊塗。”志當在高遠，“立志須做第一等人”。鄭觀應指出人生在世，“首貴自立”，並引先哲箴言︰“凡人之生，無論貧富，自食其力，若藉父兄之庇蔭，戚族之周恤，雖豐衣美食亦可恥也。”以此勉勵兒女當自立自強。而自立必須建立在有一技之長的基礎上。因此，主張自己的子女“凡讀書畢業者，男則自謀生路，如無資入專門學堂肄業，即入稅務學堂、電報學堂、醫學堂均可；若未畢業急欲謀生路者，是自暴自棄，父母亦可自此不給教育費矣。女則俟中學堂畢業，求婿須擇好品行技藝者”。“恒”。有恆與忍耐，堅持與毅力。“忍耐為處世之要。”實際上主要指的是堅強和毅力，非僅僅是易怒的反義詞。“人非有忍耐性者，不可以言事業也。……世人治事往往有始無終，其弊果何在歟？弊在輕躁而欲速成，無堅苦忍耐之力，稍遇挫折，中道而止，吁！薄志懦行若此，安望有成？故必戒躁去浮，以堅苦忍耐之力冒險而突過之，而後能達其初志。”總之，“古今英雄，無論男女，壁立萬仞之概而能致國於飛揚跋扈之地位者，何一非由有忍性以耐其苦而獲此效果也”。古語云，恒則得。恒無論對立志，還是讀書，皆必不可缺。“少年讀書時，自問《訓兒女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99頁，第1200頁，第1199頁。《訓子侄》，《鄭觀應集》下冊，第237頁。《致天津翼之五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83頁，第1182頁，第1182─1183頁。《訓長男潤林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4頁。《世欲希道德而又不能忘情於酒、色、財、氣，故作四箴以自警兼勉同志》，《鄭觀應集》下冊，第1419頁。《與紀常侄書》，《鄭觀應集》下冊，第396頁。《寄示長男潤林肄業日本》，《鄭觀應集》下冊，第1377頁。《重刊〈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4頁。《致內子葉夫人書並錄婦女時報治家格言》，《鄭觀應集》下冊，第1220頁。 116

鄭觀應家庭教育思想述論立志欲學為何等人？如志在修、齊、治、平，揚名顯親，期學第一等人，務須勤儉堅忍、吃苦耐勞、百折不回，方能達其目的。”“日課錄不可少，若有疑義，隨時登記，以便質問。一有差失荒廢，便生愧恥。久久如此，學業自成矣。劉念台先生云︰古人當困窘之日，又際雜亂之鄉，謀生且不暇，猶然矢志不輟。今世冑之子父兄在上，師傅在前，春秋方富，日月正閑，無雜務以縈其慮，無衣食以累其心，而偏不好學，真天地之大罪人。仰負日月，內負父師，清夜自思，能無悔愧乎？” 要求晚輩堅持讀書，以免辜負大好時光以及師長父輩給予的良好條件。“時”。惜時，珍惜光陰。昔時：“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大禹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故光陰不可虛度也。略述古之明訓為爾等告之。”人生如四季，然四季循環，華年卻不可復。“人之一生，其猶一歲之四時乎︰春風和煦，草木萌動，一童年之活潑也；夏雨時行，草木暢茂，一壯年之發達也；經秋成實，歷冬而凋，則由壯而老，由老而衰矣。然冬盡春來，循環不已，而人之年華則一去不返，老者不可復壯，壯者不可復少。語日︰‘時乎，時乎，不再來。’凡我少年其識之。此勉人要惜光陰。凡此數條，爾等宜書紳志之，慎勿忽諸。”時不我再，時不我待，子侄應趁年少好讀書。“古人云︰‘天下不多如意事，人生難得讀書時。’此是過來人語，宜一日三復之。汝輩明窗淨几，得讀書好地；家事不累心，得讀書好遇；少年又能久記，得讀書好時。”清、慎、誠、勤、恒、和、立、時等八字，可稱之為中國近代的“鄭氏家訓”八字訣。它們涉及錢財清楚，謹慎小心，忠誠踏實，勤儉節約，堅韌毅力，有志自立，和氣相處，珍惜光陰等內容，涵括了處家應需注意的各主要方面，側重家庭內部而言。處世則主要針對家庭外界社會而言，律己和如何善與人交，與持家常難以區分，二者共同構成鄭氏比較完整的持家處世理念和思想。（二）處世。處世，包括個人風度、待人、用人、觀人、交人、防人、戒嫖賭等。風度，沉機智，言行有果：“幹大事者智深勇斷，神閒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為，為必成。”本人有風厚，待人須溫厚，如春天一般溫暖，戒老氣橫秋。邵子云︰“天人感應之理，春氣則萬物發生，秋氣則萬物彫零，世所共知。人之和藹如春氣，人之恒怒如秋氣，無論老少、男女、會友、禦下，必須面有春氣，和藹迎人，方得興旺；若驕傲凌人，時有怒容，面有秋氣，衰敗必矣。”用人，守節清晰，謙恭有持：“所用之人必須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重謙恭而無傲慢，勤公事而無嗜好。”觀人，守拙有長：“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更具有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交人，結交賢人諍友。人生在世，固然首在自立，但走極端，離群索居，難免孤陋寡聞。因此，以“得賢人以相助為理也，故擇交不可不慎”。慎重交人的結果，必定是“結納皆賢，聲相應，氣相求，既能孚以道德；過相規，善相勸，自不入於邪淫”。反之，則麻煩不斷，後果嚴重，鄭觀應有詩為誡：“人心不可測，君子貴擇交。用人如不慎，鳩占鵲之巢。”防人，細心機警。防人又分兩方面，一方面是做事防人，包括親戚朋友，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當此競爭之世，人心叵測，稍有不慎，即墮入機陷中。勿貪意外之財，無故幣重言甘，禮《訓子侄》，《鄭觀應集》下冊，第211頁，第226頁，第224頁，第211頁。《訓兒女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99─1200頁，1200頁，第1199頁。《訓長男潤林並錄寄月岩弟》，《鄭觀應集》下冊，第1181頁。《乙酉還家書以自勉》，《鄭觀應集》下冊，第1341頁。 11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下於我者，將有所求。”另一方面是閒談防人，“須防口孽招尤”。若“與富言吝，與貴言貪，與驕言惡，與狂言侮，與力言猛，弗悅者十之一；與吝者言貪，與驕者言惡，與狂言侮，與猛者言暴，弗悅者百之一”；“多欲者勿與謀，多妒者勿與修，以自全也。自伐者無功，自專者無成，自利者無親，自是者無朋，自滿者無終，自衒者無名”。俗語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無論是不加分別議論、口誅他人，還是自吹自擂，在中國均為為人處事大忌。戒嫖賭。鄭觀應為教育親人子女，整理《訓俗良規》一書出版，其中特別加上《戒淫》、《戒賭》兩篇，以期有補於“勸善戒惡”。“茲承庭訓，手輯前賢之要旨為後學之津梁，言雖淺近，事實諄詳。特慮久而散失，爰乞江蘇廣文顧秋濤先生校正，及《戒淫》、《戒賭》兩篇匯成一帙，名曰《訓俗良規》，付諸剞劂，非敢上擬《感應篇》諸書，而於勸善戒惡亦不無小補云。”在《遺囑》中，他鑒於這兩種惡習足以敗名喪節、家破人亡，甚至斷絕後代等禍害，堅決要求後代厲行禁止。“嫖賭二字既足敗名而喪節，亦可蕩產而亡家，甚而殘肢體、喪生命、覆宗絕嗣，悉由於此。故無論善衛生者絕意嫖賭，凡後生小子亦宜懸為厲禁也。”二、讀書教育這裏讀書教育指的是，鄭觀應家庭教育中的狹義的讀書教育內容部分。該部分內容可分為綜合性教育、專門性教育兩大方面。其中，專門性教育又進一步細分為專業或行業教育、妻女性別教育和頗具特色的健康教育以及風水教育。（一）綜合性教育。其一，家庭教育弊端。作為一個深知改良社會，希望在於造就新式人材的思想家，鄭觀應充分認識到教育，尤其是家庭兒童教育的重要意義。他指出︰“教子嬰孩，家庭教育最關緊要。”在與四弟鄭月岩通信中感慨：“嗚呼！國家之盛衰，在於人材；人材之盛衰，在乎學校。我國而欲與列強競爭於二十世紀之舞臺，而不亟思講求教育，不可也。講求教育，學有專門，而不自幼童始，尤不可也。”但當時中國家庭教育普遍存在兩大弊端，第一，方法不得當；第二，內容上不實用。前者突出表現在兒童教育中寬嚴皆誤；而兒童教育是否有效，又取決於母親有無知識和教育方法。“婦人失教不知書理，其所生子女故不知教育之法。富家子多是紈袴，貧家子鮮知禮貌，非失於寬，即失於嚴。”如果人母“知書識禮，明衛生之理，所生子女未入學堂以前，必常依依膝下，事事教導，受益良多”。對此，他有過切身之痛和比較：“前遊日本幼稚院參觀，見四五歲小兒均循循有禮，互相親愛，而且居處得法，看護有方，各遂其生，各適其性，尤易於撫養。因憶余前所生之兒，兩經幼殤，皆由無幼稚院教育而家庭不曉衛生、僕婦不善撫養所致。又視年來子弟不識禮節，不曉公理，動說自由，以致風俗日壞。”在內容上主張實用教育。“教育一途積習相沿，學非所用，且徒尚空言，不求實濟，馴至今日西人甚至謂我為無教之國。嗚呼！豈真無教也哉！蓋教之不得其法，實與無教等也。”教育《訓子侄》，《鄭觀應集》下冊，第212頁。《〈訓俗遺規〉序》，《鄭觀應集》下冊，第1162頁。《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497頁。《覆蔡毅若觀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202頁。《與月岩四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242頁，第241頁。 118

鄭觀應家庭教育思想述論方法上不得其法，內容方面不實用，直等於無教育。因此，他主張鄭家子弟進入商業、稅務、電報、醫學等專業學堂，尤其強調掌握外語，通曉英文。“蓋今日時勢，非曉通英文、業精一藝，不足以多獲薪水”，故“凡諸弟來滬學習商務者，我無不囑其先入英文學堂”。為了多賺薪金，弟子選學操作性強專門科，掌握與外商打交道的工具英文，對家庭而言，再實用不過了。其二，設立家族教育基金，專款專用。讀書需要錢，經費乃家族教育持續進行的物質保障。對此，鄭觀應本人早有設想，惜無成功。直到晚年纔在《遺囑》中特立家庭教育基金條文：“我子孫所得薪水由五百兩以外至五千兩，均提九五扣歸公家，如過千兩及營業所得利者，任其加提若干以培基本，如不遵守者便是不孝。此款衹為各子孫讀書之費，不准別用。”規定死後本人公產“歲收之息，除子女婚嫁及春秋祭祀、清明拜墓外，均歸各兒讀書之用，不准移為別用，並不准將產業擔保，以免後患。”通過從子孫所得中抽扣若干和本人遺產利息所得，設立家庭教育基金，不得挪支。其三，家庭婦人教育。鄭觀應深知一家之婦沒有教育和文化，不僅如上面所述那樣，直接影響兒童教育，而且制約整個家庭發展。“世人衹知男子不讀書吃虧，不知婦女不讀書孤陋寡聞，吃虧更大。”廣東婦女不讀書識字，結果品德上“不解三從四德，不曉人情物理，不知稼穡艱難”，持家上“不知量入為出”，於夫上不能“內助”。因此，他比較重視性別教育，尤其是妻妾女兒教育，要點如下。講道德。在給夫人的家信中，特引用《婦女時報》關於道德的論述和要求：“所謂道德者，不論有才與否，惟禮節宜遵而天真不可失，智識宜有而臨事不可輕，處家以敬，待人以和，而持己宜誠也。” “敬”、“和”、“誠”三字為婦人之德。善持家，作表率。“然其放棄家務、不量入為出自以為樂者，是不知已失婦道、悖禮教，寓苦之理矣。雖然富貴之家侍從人多，不必其婦女躬親執役，然亦應每日督率整頓，如《朱子家訓》所云︰必須黎明即起，各有職司。若日高未起，怠惰自甘，家道難成，樂無幾時，苦亦隨之……從來知禮之婦女，凡有所用，未嫁者必問其父母；已嫁者必商其夫婿，縱多私蓄，亦循規矩，罔敢隨意私用。”就是說，一般有夫之婦不做家務，居家短於收支平衡，有失婦道；富家之主婦須起居定時，管家督促。還特別講到主婦如何妥處棘手的主僕關係問題。主婦強橫，虐待僕人固然不好；然失之過寬、放肆，也有問題。“女子、小人古稱難養，待以嚴，則畏避苟安；待以寬，則肆意縱志。”最理想、“最善之法宜待之以誠，施之以惠，結之以義，臨之以莊，則樂為我用而少怨言誹語矣”。男女分工有別，婦女應自食其力，並擺正分工與平等、自由與道德關係。鄭觀應說：“先賢嘗云：婦人主中饋，為夫內助，主持家訓，計其所入而後度其所出。如入不敷支，則夫妻籌商應如何節儉，或男女多做夜工以補不足。古者男耕女織，今者男則士、農、工、商各執一藝，女則從事於織繪繡事、醫學、紮花等藝，以相助為理。凡中富之家，其婦女皆以能精一藝自食其力者《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愼餘堂待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483頁，第1488頁，第1488頁。《致天津翼之五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82頁。《覆蔡毅若觀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201─202頁。《致內子葉夫人書並錄婦女時報治家格言》，《鄭觀應集》下冊，第1216頁。《論婦女修行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80頁。《致內子葉夫人書並錄婦女時報治家格言》，《鄭觀應集》下冊，第1216─1217頁。 11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為有名譽。”男主外女主內，社會分工界限，不能以自由藉口以亂之。自由與道德、秩序關係要妥處理，自由須建立在道德、規則、秩序的基礎和前提之上。他針對當時不少婦女片面理解和強調自由，敲打自家婦女：“蓋道德係自由之產母，法律係自由之範圍，故世界無無道德、無法律之自由。羅蘭夫人曰︰‘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汝曹宜戒之。”兒女婚嫁教育。首先，掌握好時機。婚嫁配娶要掌握時機，年齡過幼、時間太急均不宜。“婚配不宜幼，又不宜急。幼配則不知其品行，急配則查訪未真，貽累終身，悔之無及矣！”其次，確定標準。嫁女擇婿，態度謹愼，人品為重，一技之長。“擇婿尤宜謹愼，不可專貪其家財，必要有一藝之長，自能仰事俯蓄。”惟恐家人不察，在《遺囑》裏再次重申該標準，並解釋其理由：擇婿“宜先以品學為重，不可徒貪其富貴。現處競存時代，無論為士、為農、為工、為商，務求各精其業，各執一藝。設擇婿者不此之務，而徒欲於膏粱紈絝中求之，豈有佳子弟哉”！娶妻的標準則有淑女、健體、勤快、技藝。淑女指的是要有四德或四行。“至於淑女云者，考《後漢書》所載，女有四行：一曰婦德──“清閒真靜，操守整齊，行己有恥，進退有法”；二曰婦言──“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三曰婦容──“盥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四曰婦功──“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奉賓客”。他“曾遺訓子孫，凡娶妻必須查明以下五款：一、查其父母性情體質；二、查其品行良莠；三、查其技藝巧拙；四、查其行事勤惰；五、查其有無內疾，能料理家務否，不可以貌取人。”一句話，鄭家娶妻標準，可進一步簡稱為“四德行五條款”。（二）專門性教育。包括行業、健康和風水等三種教育。行業教育之一：經商。鄭觀應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商戰論者。宏觀方面研究很多，微觀、操作性的研究似不夠。華人經商除前面所講的“清、勤、謹”三字訣外，需要注意克服以下常見的十一種錯誤。他從比較的角度認為中西商戰，華商敗退，有十一條差別或原因。第一，辦事不供煙茶；第二，物品巨細必載；第三，少請假，極守時；第四，支遣員工公私分明；第五，面見直奔主題，不多寒暄；第六，不拖延，按時辦事；第七，各司其職，責任自負；第八，經濟為念，反對浪費；第九、十，辦公室整潔，有條不紊，且不談私事；第十一，無固定收入或收入不達一定數目者，不許納妾，以免分心。在商戰中華商難以抗衡西商，招致失敗的原因，共約十一個方面。反之，其實是華商反敗為勝的可以操作的經商之道，甚至告誡子侄說，這十一條具有經商普遍性的意義，“非惟汝輩所當知，即凡經商之人亦不可不知也”。行業教育之二：從政。作為近代商人買辦，鄭觀應本不主張子孫從政，故這方面內容不算多，但他長期與官僚打交道，為彭玉麟、盛宣懷等晚清要人當過幕僚，並有過任廣西左江道的短期經歷，所提經驗非但不外行，反而十分精到。其侄子鄭紀常剛當上道員，他即以箴言配詩的方式加以訓誡，進行為政行業教育。“家風守耕讀，趨庭貽祖訓。忝稱通德門，積善納餘慶。汝今初服官，鵬程賀發軔。欽承不次恩，柏府權臬印。矢志清愼勤，庶不辱君命。虛心師修竹，鑒物懸明鏡。居常嫻律例，始可察利病。莫徇半分情，堅持三尺令。同寅貴和衷，折獄毋偏聽。愛民惟教養，行政自操柄。變法分緩急，否則成弊政。切勿任臧獲，此輩多便佞。寵用必僨事，巧言《訓婦女修行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79頁，第1180頁。《致天津翼之五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85頁。《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愼餘堂待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496頁。《與子侄論商務書》，《鄭觀應集》下冊，第622─624頁，第623頁。 120

鄭觀應家庭教育思想述論莫輕信。民教有交涉，尤當心氣定。可許即允從，不許言宜峻。慎勿效模棱，延約恐啟釁。重則損國威，輕亦毒百姓。能伏蠻貊心，忠信兼篤敬。數行進箴言，千里遙寄贈。可作座右銘，朝夕冀省儆。”其要點為不辱君命，虛心勁節，熟習律例，堅持原則，團結同僚，當防奸吏，政有緩急，慎處教案，忠信篤敬等。後又以書信方式，對侄子提示為官目的和方法。“大凡為政臨民不難得上峰眷注，而難在下民愛戴。無許官親在外招搖，所有書吏幕友均須留意體察，免為若輩所蒙。清、慎、勤三字時刻勿忘，交涉之事如萬不能從者，即執條約公法以理拒之，不可遷就以遺後患。誠如九江朱子云：吾儕當念為官日少為民日多也。公餘之暇披閱名臣言行錄，陳文恭公遺規警省身心。前書論人生必須立志者，蓋志不立，如無舵之舟漂蕩無定。若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從政之目的在愛民道德，還是功名富貴；為官的方法是既要清、慎、勤、和、緩，又要管束親戚、部下，多讀名臣言行錄，志趣高潔。所有這些，為政者均要心中有數。健康教育。內容包括規律、知足、節欲、制怒、養病、有度等理念。規律，生活定時，注重鍛煉，動靜結合。鄭觀應給長子鄭潤林提點日常生活須有規律：“凡早起、寢食、體操、休息、辦公，均須每日限有時刻”；“日間辦事亦須有定期：如早起體操，或行易筋經，或十二段錦，均不可斷間，餘暇緩步草鋪上或海邊上，吸受清風；早飯後入公事房辦事；到午時中飯後，靜坐片時，收視返聽於氣海，經云：觀玄關，調真息是也；晚飯後復散步、體操、靜坐片時就寢”。制怒。發怒人皆有之，是居家處事之礙，更屬個人健康大敵。因此，要戒憤制怒，辦法是要靜心容忍。鄭觀應對長子說“有容德乃大，厚德以載福”；凡“世間大福德之人，必能容人之不能容”。引用廣東先賢陳白沙之言：“血氣之忿，君子戒焉。有小不忍，獲戾召愆 ，如火方星，勿使之然，忘身及親，忍導於前，力克自制，神氣和恬。”。自己在《遺囑》中，一再叮囑兒女制怒懲憤，為養生處世之要：“對內對外均宜涵養忍耐，所謂有容德乃大，非特可以處世，且能握衛生之要。”節欲。俗語云：色是頭上一把刀。在鄭觀應看來，過分色欲包括在外面嫖娼，在家裏縱欲，均於健康大有害處，不加節制甚至會危及壽命、生命。他引廣東“老公靚老婆多得病，老婆靚老公不長命”諺語，告誡弟弟鄭月岩在這方面需加檢點，切莫“貪雙方交姤之樂”，牢記《丹經》“生我之門死我戶”警醒。對此，他認為色為人生四箴之一，有詩自勉：“傾國更傾城，身家共一傾。溫柔伐性斧，沉溺陷人阬。禍水懲千古，迷津誤一生。雞鳴催雨夢，狐猸逞風情。命注紅顏薄，禪參白骨輕。厭聽金縷曲，絕意玉釵聲。漫賦桑中喜，宜師柳下貞。修真不若是，安得大丹成。”即過分好色，對健康、養生、修道均無益處。養病。人生在世，難免有病。除服藥外，如何養病值得斟酌。鄭觀應在給長子和弟弟的信《箴言寄紀常侄》，《鄭觀應集》下冊，第1318頁。《與紀常侄書》，《鄭觀應集》下冊，第396頁。《訓長男潤林並錄寄月岩弟》，《鄭觀應集》下冊，第1181頁。《訓長男潤林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3頁。《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497頁。《致月岩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30頁。《世欲希道德而又不能忘情於酒、色、財、氣，故作四箴以自警兼勉同志》，《鄭觀應集》下冊，第1418─1419頁。 12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中，推介晚清名臣曾國藩“以志帥氣”和“以靜制動”養病兩法。所謂以志帥氣，具體指的是“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為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顯然是一種戰勝疾病的積極心理和態度。以靜制動，內容包括︰“久病虛怯，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即魂夢亦不甚安，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一切妄想，剷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靜之餘真陽自生。” 進而言之，這其實是一種順其自然的對待病痛等挫折有效辦法。因此，他主張︰“凡有所為，順聽自然。事若未至，不生妄念；事若過去，釋同冰化。務令此心常若無事，則此心靜矣。”生活之事，十之八九皆不順意，在心理上要有應急預案，多種準備，及時調適、化解得失。有度。學界在談到鄭觀應養生教育時，已經提到其有“攝養之法以不傷為本”，把握好度的思想。這裏的“傷”即過度之謂，“不傷”就是把握程度、火候，包括精神與物質方面，含義甚廣，“非獨無味七情過多為傷，即如才所不逮而困思之為傷，力所不勝而強舉之為傷，汲汲所欲之為傷，久談言笑之為傷，寢息失時之為傷，沉醉嘔吐之為傷，飽食即臥之為傷，跳走喘乏之為傷，勉強色欲之為傷。是以養生之家唾不及遠，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要之，養生健康要把握好度。總的辦法無非是“慎起居、節飲食、寡欲清心、存神養氣而已”。這裏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鄭氏將有度的健康養生思想提高到君子人格、哲學層面認識和把握。一陰一陽謂之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陰陽失衡即生病，是前面所說的“傷”。因此，養生保健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保持陰陽平衡，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心態、思維的和諧中庸。他多次訓誡長子潤林，在生活上平和執中，“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實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中庸生活處世之道。甚至不無誇張地說“不論何事不可過勞，故君子時中，小人反中庸”，將有度提高到鑒別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尺度和高度來審視，顯然超出了養生的範疇。獨特的風水教育。相信風水，是中國古今家庭難以割捨的信仰和根深蒂固的習慣，但鄭重其事當做家教內容之一，則不多見。鄭本人對風水之術深信不疑，並有較為精深研究，甚至在遺囑中教導後人如何判斷風水優劣。如在埋葬先人的陰地方面，在理論上，鄭觀應認為“地理以巒頭為體，理氣為用，理不可見而運之氣，氣不可見而寓諸形”。具體而言，有“巒頭四大端”和“理氣四大法”。前者為“尋龍、審穴、觀砂、相水”；後者是“乘氣、立向、消砂、納水”。子孫具體選擇風水，須看巒、砂、水、土四要素。鄭家共計購陰地數十穴，分佈在廣州（十五穴，最多）、香山和澳門，以為廣種薄收，撥十得五，不料吉地甚少。相對而言，他對廣州大北門外的將軍嶺算是比較滿意。在對五弟鄭翼之家信中，極力主張該地“有人字紋土，遷葬先慈陳太夫人，而諸弟在澳均嫌拜掃不便，然覓地甚難，且聞失運大地不如得運小地，現將軍嶺坐向得運不宜再遷，如將來覓有大地方可遷回，或遷葬於黃蟮地，否則不可妄動”。在《遺囑》中，他對《訓長男潤林並錄寄月岩弟》，《鄭觀應集》下冊，第1181頁。《覆吳劍華道友書》，《鄭觀應集》下冊，第929頁。《致月岩四弟書並寄示次兒潤潮》，《鄭觀應集》下冊，第108頁。《〈中外衛生要旨〉序》，《鄭觀應集》下冊，第1167頁《〈指玄篇〉序》，《鄭觀應集》下冊，第23頁。《訓長男潤林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1─1205頁。《與歐陽偉南地師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88頁。《致天津翼之五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83頁。 122

鄭觀應家庭教育思想述論所有風水的地名、方位、吉凶、價格，不厭其煩，一一載明，以示鄭重。其中澳門的黃蟮地擬葬母親陳太夫人；澳門山鼓前網髻地，考慮留作他自己的“壽塋”，即死後葬自己的生居地。三、關聯和特點鄭觀應持家處世、讀書教育兩大家教內容板塊關係本難以分割；各大板塊又分別包含十分豐富的觀點、要點或元素。這些觀點和元素不僅各自相對獨立存在，而且彼此之間關係密切，互相勾連；甚至越出家庭教育內部範疇，外與其整個思想體系息息相關。（一）家教內容要點內外結構關係。其一，家教內容要點彼此之間內在關係。第一，家教各個部分之間存在互相交織的關係。“一舉多得”。“清、慎、勤”三字訣是做人、服官、經商不同領域的金科玉律。“清、慎、勤三字，古之循吏垂為官箴，余謂此三字不特為官宜守之，即經商亦宜奉作金科玉律。”對為官的侄子鄭紀常則說：“矢志清慎勤，庶不辱君命。”單以“慎”字而言，又表現在 交友、行事、用人、婚嫁等不同的方面。以後者而言，反復強調“婚嫁尤須慎重”。這明顯反映了舊時家長擔心“女怕嫁錯郎”的普遍社會心理。第二，家教各個部分之間，彼此有一定內在關係性。例如，有恆、讀書與惜時關係︰“學業貴有恆，工夫無廢墜。窮通隨遇安，出處行素位。兒曹誦詩書，應識義與理。講求年復年，能否窺奧旨。心以靜而專，學以勤為美。寸陰惜聖人，日短悲志士。囊螢富焚膏，映雪可繼晷。磨硯鐵亦穿，刺股血至履。泡影曾幾時，駒光去如駛。進修及少年，青春不足恃。”堅持讀書與刻苦惜時二者關係，一覽無遺。又如，婚嫁納妾與經商成敗關係︰晚清民國雖說正妻之外可以納妾，但鄭觀應還是提醒子侄慎重行事，並可能影響到經商的成敗。因為納妾既費財力，又耗精力，難以專注於商事；甚至認為中西商人競逐，華敗洋勝，是因為洋商“莫不顧名譽，潔己從公，勤於職事，固無納妾之累”。第三，家教各個部分之間不僅有關聯性，甚至具多重連環性。如讀書、自立、婚姻與家庭和睦關係。讀書是自立的基礎，“無論男女於未婚之前發奮求學，為將來自立之地”。鄭觀應以為子侄自立，有利於對外競爭；擅長一藝，則方便處理家庭內部關係。近現代中國，受域外自由平等影響，傳統家庭婆媳、姑嫂、妯娌關係，向稱棘手，清官難斷。為緩和緊張關係和氣氛，一個比較有效的辦法是，兒子婚後分居他住；而要做到這一點，兒與媳必須能精藝謀生，經濟獨立。因此，理想婚姻物件，除體健品好外，還要“學業有成、能理家業、能治生計者。蓋歐美人婚娶後必離其父母，自攜新婦另居，故婆媳、姑嫂、妯娌間無爭執意見之事，非精一藝者不能自立也”。又如，和睦、忍耐與居家、處世、養生保健關係密切。正如鄭觀應在《遺囑》中叮嚀家屬：“《大學》云：之其所忿怒而辟焉。張留侯、司馬懿均能成大功亦在能忍。張公能百忍故可九世不分居……七情之發，忿怒為遽；衆怒之加，惟忍為是。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500─1502頁，第1497頁。《訓次兒潤潮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7─1208頁。《箴言寄紀常侄》，《鄭觀應集》下冊，第1318頁。《訓長男潤林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2頁。《讀寒山詩自勵並訓後人》，《鄭觀應集》下冊，第1465頁。《與子侄論商務書》，《鄭觀應集》下冊，第623─624頁。 12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傾敗立至。對內對外均宜涵養忍耐，所謂有容德乃大，非特可以處世，且能握衛生之要。”最足以顯示鄭觀應全部家教思想要點以及各部分內容之間不是脫節，而是有相當的聯繫性、完整性、全面性，還是他這首《訓子》詩：“勉爾勤修趁少年，虛心憤志業精專。經書爛熟方西學，博古通今事大賢。日用隨人稱有無，東坡家法畫前模。菲衣惡食何須恥，能屈能伸是丈夫。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先哲格言）嘉言懿行宜多識，學貫天人乃大儒。積德行仁期在我，窮通得失聽於天。須求顏子簞瓢樂，勿受人間作孽錢。靜觀世態感炎涼，腹劍還防笑裏藏。莫漫逢人結知己，耳餘列傳細參詳。教子當如高密侯，各精一藝勝良疇。慎餘（堂名慎餘）勤儉成家法，容忍真能解百憂。不耐饑寒非志士，能兼氣節是全才。英雄自古多磨煉，勿謂艱難志遂灰。畫虎不成反類犬，文淵示子誡粗豪。先賢家訓宜多讀，謹守謙和法最高。”惜時、立志、讀書、節儉、謹慎、修行、樂道、防人、精藝、忍耐、立志、格言、謙和等，一氣呵成，幾乎囊括了其整個家教中的方方面面。其二，家教思想要素與其整個思想體系勾連。身為晚清民初著名思想家和洋務活動家，鄭觀應事功之餘，勤於著書立說，先後有《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前篇》、《盛世危言後篇》等名著刊行，內容涉及政治改良、實業、交涉、教育、醫學、道學、軍事等多個方面，構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作為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家庭教育，與其整個思想關係也非常密切。限於篇幅，僅從家庭教育與其他教育思想，積德行善與道學風水以及家庭個人修養與治國改良關係加以論述。第一，家庭教育與其他教育思想之關係。鄭觀應對家庭教育中的“讀書教育”的重視和主張，是建立在他對整個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重視的前提之下的。在其整個思想中，起初比較看重實業商事的意義，主張“商戰”；以後逐漸認識到改良政治不可缺少，開國會、設議院，最後認識到清廷變革不是單方面問題，而是統籌全域改革。而這種改革首先要有全面新式人才。1909年，鄭觀應在《盛世危言後編‧自序》中說：“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蓋憲法乃國家之基礎，道德為學問之根柢，學校為人材之本源。政治關係實業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有治人而後有治法……考日本效法泰西，從本源上講求，重教育、設公塾、立憲法、興實學，士農工商均有專門之學，人材日出，技藝日精，上下相顧，情如一體……如是得以自強。”這段史料多為研究者引用，其實核心在於，除了說明強國是一個整體系統，各領域互為條件、制約關係外，無論哪個領域，最後都指向、落實到教育：教育是富國強兵之基，而學校則為人才來源之本。學校教育是富國強兵之基，自然就成為家庭“致身通顯”之礎了。因此，鄭觀應要求家族要極端注意讓子孫後代接受學校教育。“蓋人材出於學校，非學不足以廣其材，亦非學優不能致身通顯。我榮祿公子孫有資者均當勉力行之。”至於重視妻女教育，則與他強調振興“女學”的女子教育有關。第二，道德與道學風水之術關係。誠實、講德的家教內容，從屬於鄭觀應修道成仙思想。其道學有兩個基本觀點，一是積德重於備藥；二為陰功積德，以德為先。他在養生修道過程中，並不簡單排除藥佐之用，然積德重於備藥。“凡欲入室修煉，必先備辦藥材”；而“以積德立功尤《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497頁。《訓子》，《鄭觀應集》下冊，第1364-1365頁。《盛世危言後編·自序》，《鄭觀應集》下冊，第13─14頁。《致天津翼之五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82頁。 124

鄭觀應家庭教育思想述論為求藥之大本”。又說學仙更須以積德為先，自稱“待鶴雖不敏，廉政自矢，志在先積陰功，後學神仙……是以數十年來，公爾忘私，以直待人”。風水與行善積德。衹有好德厚福者，纔能配有風水好地。鄭觀應在解釋自家所得風水好地不多時，曾感慨“雖不惜重資已購山地數十穴，自漸福薄未獲牛眠以償夙願”。有德加上好墳山之家，纔能福澤綿長：“或有德之家，接手葬得好墳相繼，先墳福將盡，後墳福又來，便發福久長矣。”而風水地師更應有道德。由於中國民間普遍信仰風水，地師遍地，魚龍混雜，有識者偏少，無能無德者居多，以至有“得吉地無難，得明師難”之歎。如果相信風水因果報應，該行當事實上門檻很高，歷來有“醫生不善害一人，地師不善害一家”之謂。因此，地師要誠實有德，為人擇地，索價合理。“但為地師者，所擇自知葬後有水蟻，不可隱而不言，當自認其錯，與之再看好地遷葬，受人謝金，心方無愧。”生人積德修道，故人行善得福，使得鄭觀應以德為本的家教思想，披上了比較濃重的宗教色彩。第三，治家之術與治國之道關係。鄭觀應認同治國與治家“理原一致，未有不能治家而能治理國者。經所謂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是也”。在家、國同構體制下，齊家與治國存在天然的關係。以他最主要著作《盛世危言》而論，有《前編》和《後編》之分，但《後編》與《前編》中心思想有個重要區別，即不僅述“中、外盛衰治亂之道”、“國家求富圖強之法”，而且論“學者修己治人之方”。甚至將修己的“道術”的重要性置於自強的“治道”之前：“首卷言道術，即正心修身、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二卷至十五卷言治道，即齊家治國，安內攘外，自強之說也。”鄭觀應的道友認為“物有本末，修己方可治人。以道淑身者乃能以道淑世”。學人一般以為這是鄭觀應進入晚景、思想消極的結果，其實是作者針對其時世道人心丕變，強調作為家庭個體人的修養好壞、高下，與救世治國成正比例的基礎與頂層的關係。（二）基本特點。考察了鄭觀應家教思想的內部之間以及外與整個思想體系的結構關係後，還需進一步逸出其本人家教思想範疇，將其放入中國家庭教育史，尤其是近現代家教史中比較審視，求出特點和定位。其一，親身經歷的經驗教訓的私私相授。鄭本人面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著書立說，經歷豐富，足跡幾遍中國大江南北和海外，涉及經商、從政、教育、洋務、軍事、賑濟、醫學、修道等多個領域，尤其是自己的司職政商，經驗豐富，教訓深刻。他之所以提出持家“清、慎、勤”三字訣，是居於七十年的現身說法，“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今余已七十，知非雖遲，然猶幸為爾等現身說法”。三字訣中，又以“清、慎”為要，這完全是建立在鄭在經商中，先後五次被親朋、戚友欺騙的銘心刻骨：“有合資貿易虧欠不還者，有借項不還者，有騙去不還者，有應擔保賠款不還者，有救其急難不還者。”後在《遺囑》中一一載明各例：與葉滋青、余貢男、李韻亭等合股開辦泰昌川漢號不還股本案；機器織布局各友押款十餘萬金，因中《呈張歐冶真人書》，《鄭觀應集》下冊，第37頁。《致天津翼之五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83頁。《致王爵棠方伯論考地師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85─1186頁，第1186─1187頁。《訓婦女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8頁。《盛世危言後編‧自序》，《鄭觀應集》下冊，第14頁，第13─14頁。《〈盛世危言後編〉匡廬山觀妙道人戴序》，《鄭觀應集》下冊，第5頁。《訓次兒潤潮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7─1208頁。 12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法戰爭股票跌價未能清理，被政府追索案；合保上海太古洋行買辦楊桂軒被虧十萬金之多，以至自己在香港被控羈留案；在粵因憐徐秋畦貧病投股萬金印銷《策論》被騙案；老友徐潤父子代交投資天津塘沽耕種公司股銀三千兩，謊虧實賺不認賬案。至死之前，仍念念不忘，“俾我子孫知騙術希奇，人情險詐，銀錢交易尤宜謹慎也”。慎重納妾以及如何納到好妾，實在是自己晚年反思總結的結果。“余自得真傳明聖理後，覺今是而昨非，故勸我子孫非至四十歲無子不可娶妾，既娶一妾則不可再娶，如妾媵多，非但劫財傷身，年老精衰，不滿所欲，必至釀出無限之濮上桑間等穢史。且凡娶妾之時，須細查其有無家庭教育，尤須詢明該女子之願嫁己否，能耐苦節欲否。蓋婦女無知，一得飽暖遂生淫欲，苟安逸其身則妄心生。”他以本真的教訓，認為最好不要納妾或納多妾，否則，後患無窮。萬不得已，也要看有無教養，能否節欲耐寂。最能體現鄭觀應持家處世教育的綜合性史料，當推其濃縮一生經驗教訓和處世智慧的長詩──《余涉歷世事備受艱虞聊賦長歌以誡兒輩》，盡興吐出，“以誡兒輩”：余生負奇氣，浮華非所尚。利不競錐刀，名未資祿養。仗信屢見疑，守忠數獲謗。蹀躞走風塵，敢云志矯抗。境備歷艱辛，甘被俗人誑。竊比盧惠能，涉世惟退讓。抱一學長生，靜坐垂蕙帳。邯鄲夢未醒，葫蘆畫依樣。遙聞青城山，雲梯絕倚傍。上隱真仙人，時聞步虛唱。何當拋世事，萬里遠相訪。奈與素志違，難脫舊魔障。回憶廿年來，如蟻行磨上。僮僕各營私，懋遷資斧喪。同儕懼貽害，詭言求摒擋。厥後竟食言，掉頭遠方颺。落井復下石，無風亦激浪。受累因同人，罹災占無妄。債主屢構訟，經年未了當。明恐累知人，變產悉代償。忍耐學吃虧，猶然不原諒。置田傍申浦，沙擁灘日漲。斯時適返粵，織布局初創。竟為人盜賣，陰謀不及防。達觀無所爭，並出原契餉。邇來地價增，值金五萬兩。指望開利源，商務日推廣。仰慕姚啟聖，汪洋征度量。生平具仁慈，代人認虧帑。棄職復從戎，百戰氣益壯。萬里建奇勳，超遷膺將相。明德既日新，多福自天降。伏波誡子書，言言均曉暢。謹飭可保家，遊俠終無狀。慎言無怨尤，輕諾最誑蠢。大凡勢利交，雖親莫放曠。百事忌因循，一生免惆悵。仲由衣縕袍，顏子居陋巷。家貧道不貧，心清自無恙。垂訓戒兒曹，書紳莫遺忘。這種以親歷的成敗得失、經驗教訓，對家人如實相告，傾囊相授，逼真可信，具有明顯的小範圍、私密性，不為外人道的特質。其二，借鑒先賢箴言警句。中國古代家國同構，為顯揚家聲，本有家訓的教育傳統。鄭觀應的家教，在充分吸取中國古、近代名人箴言外，還傳承本家庭訓和參借西方哲人名句。言簡意賅，權威榜樣，中西古今，以本國傳統為主，兼收並蓄，具有來源多元化的近代家教特點。重視名訓嘉言的功用。鄭觀應告訴長子潤林，切不可輕視“先哲名言”，原因是它為智慧哲理的結晶，“可以修身，可以處世，可以養生，汝念之毋忽”。在《遺囑》又云：“男女必須熟讀所刊先哲家訓修身立命要旨，有所則效仿而行之，而嫁娶尤為重要。”在給弟弟信中寫到：“尚望我家男女遵守《人譜》、《朱子家訓》，並選錄中外先哲修身、治家、處世名言匯成一冊，《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484─1485頁，第1496頁。《致月岩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31頁。《余涉歷世事備受艱虞聊賦長歌以誡兒輩》，《鄭觀應集》下冊，第1390─1391頁。《訓長男潤林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5頁。 126

鄭觀應家庭教育思想述論留示子孫。” 前者中的《人譜》即《劉嶯山先生人譜》，後者表明鄭觀應似有自編家用的為人處事名人名言手冊之類的東西。翻刻、推介歷代處世良言之書。因為充分認識到先賢名言在家教中的獨特價值，鄭觀應十分重視翻刻或薈萃歷代和鄭家本有的名人名言書籍。整理翻刻清代名臣陳宏謀的《訓俗遺規》、《先賢家訓心相篇修身立命要言》等，並作序推介。前書“深關世道人心，婦孺都知，里頑易曉，洵足以樹人倫之標準，立名教之大防”；後書合陳希夷的《心相篇》、王文成的《訓子歌》、趙清獻的《勤儉箴》、羅錦堂與黃巽甫的《讀書修身論道要言》等單行本而成，如能閱讀遵行，“自然進德修業，受福無量，豈非渡迷之寶筏，開覺之金繩哉”？鄭觀應父親鄭秀峰“手錄先賢格言，編輯成軼，名《訓俗良規》”。身為兒子的他繼承發揚，出資重印並作序，以為包括本家兒孫在內的後學之津梁。如他傳給晚輩的“黎明必須即起”、“度德量力”等家訓，即來自父親鄭秀峰的耳提面命。以名句格言作家庭教育內容。這些名人大德包括中國古、近代以及西洋，涉及古今中外，以中國古代為多。古代者有，“誡爾曹不可貪安逸，依賴父兄。蓋嬉游耗時、奢靡害俗、晏安偷惰，古人所誡。大抵功名富貴無不從辛苦中來，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不獨舜說諸人為然，凡古來建大業於當時，垂令名於後世者，類皆如是。甚而中人之產、小康之家，亦須勤勞儉節。朱子家規云：‘懶惰自甘，家道難成。’俗語：‘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不將辛苦力，焉得世間財。’又云：‘歷盡世間苦，方為人上人。’”“呂東萊曰：死於鴆毒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晏安者天下皆是也。”近代者有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教子如何讀書。前者認為讀書應嚴格區分快速略讀的“看”與比慢精讀的“讀”之不同：“看書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城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闕、不可混。”後者主張讀書要設身處地，“細心將古人比擬”自己當下為人處事，“斷不可以古人之書與自己處世接物為兩事也”。而西哲盧梭、斯賓塞等有論道德與自由關係的警句，分別為“無德行則自由不能存在”，“愛自由者人人之天性也，然往往過度而陷於放逸”。其三，反映近代中國時代背景，切合其時的社會實際。近代中國社會與古代有很大不同，其中尤以過渡形態和生存競爭為要項。生存競爭力主弱肉強食、天演淘汰，既涉外且對內，特別是在生意場上，被視為沒有硝煙，殺人不見血的“商戰”。“處二十世紀競存之世界，優勝劣敗。即孜孜惟日，猶恐力有不逮，陷於漩渦，而謂自暴自棄，一藝無成而欲不受天演之淘汰，斷乎其難免也。所以各國王子無不入武備學堂。德、日之兵弁入學時皆臥板床……糙米飯，不憚勞苦，訓練其身心。”為此，他力將自立、健康、優婚優育、掌握外語等作為家教的內容要件。“二《與月岩四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242─243頁。《〈訓俗遺規〉序》，《鄭觀應集》下冊，第1162頁。《〈先賢家訓心相篇修身立命要言〉小序》，《鄭觀應集》下冊，第253頁。《先考榮祿大夫秀峰府君行狀》，《鄭觀應集》下冊，第1223頁。《訓子侄》，《鄭觀應集》下冊，第212頁，第237頁。《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愼餘堂待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495─1496頁。《訓婦女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9頁。《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愼餘堂待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496頁。 12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十世紀婚嫁尤為講究，彼此均要其父母與本人體質強，品行好，無宿疾癆症，且學業有成、能理家業、能治生計者。”顯然，是競爭世紀決定了婚嫁要特別講究和慎重。“當此競爭之世，有強權無公理，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多有口誦堯舜之言，而心存桀紂之行，若不細心體察，必為彼輩奸佞所欺陷也。”明瞭這些時代特點，就不難理解他在何以“清、慎、勤”三字訣中，不厭其煩重複“慎”的重要。傳統與近代並存、中西觀念衝突，彼此糾葛纏繞的中國社會過渡形態，直接影響鄭觀應家庭道德教育，如義利之辨，自由與道德關係，以道德為本。他在一封家書中，訓教次子潤潮道：“汝學問尚淺，性理未知……惟今初置身於社會，將來無論求名求利，均當以道德為根據。誠如先哲云：‘不為財色所困者方是英雄’……然名利場中敗壞良心最易，不如從事於實業，所求在己，無損於人，尤容易保守乎道德也。”君子生財取之有道，平衡好利義之辨，有詩為證：“見利當思義，行賕不憚勞。羞言阿堵物，莫逞孔方豪。金埒譏王濟，錢神箸魯褒。官嗤貪墨敗，奴鄙守財牢。富已同千乘，慳難拔一毛。欺貧權子母，肆虐吮脂膏。癖笑和長孺，（晉和嶠字長孺—原注）廉稱孫叔敖。孰知鉛汞足，囊澀亦清高。”來自西洋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新觀念，與中國以禮為核心的傳統道德多有衝突，需要妥善處理。如婦女分工與自由關係，鄭觀應批評教導家中妻女︰“今之婦女，不守治內之天職，往往藉口於平等自由，反將婦女職份內所應做之事置諸腦後，豈知西人所謂自由云者，實以道德為根本也。”存在決定意識。時刻注意根植於進化競爭的二十世紀和過渡形態的社會土壤家教理念，必然會打上深刻的近代中國烙印。其四，宗教色彩。鄭觀應家庭教育，在為人、處世、持家、道德、養生等方面，具有比較濃烈的宗教尤其是道教、佛教等色彩。這與鄭觀應自小修習道教，深染道學以及以道學為基礎，兼與佛教、儒教互相發明的宗教思想有關。篤信因果報應，懲惡揚善之說。鄭觀應自幼讀勸戒諸書，“輒深感慨”，壯歲遍歷大江南北，“益信天理昭彰、因果不爽”，積十餘年之功，擇有關勸懲實例，編成《因果集證》一書，旨在使讀者“觸目驚心”；並解釋何謂因果報應，“善惡之報應，無爽毫釐，斯之謂因果”。他以此為依據，通過闡釋、發揮經書中的“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名句含義，訓育自家子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所謂作善降祥，就是“慈祥愷惻之人，世皆欽愛。善氣相感，自多如意吉祥之事，縱有時不幸而值禍患，而世之愛之護之者群焉相助，自能轉禍為福”。所謂不善降殃，即為“凶暴溪刻之人，世皆怨惡。惡氣相召，自多乖戾，悖逆之事縱有時福機偶至，而世之怨之、怒之者群焉相攻而阻之，稗其事不成”。善惡皆有報，並非天降，實由人咎。這可以從人事與哲學兩個層面理解。人事方面，“善人雖安於韜晦，人必知之，終必所為如意。惡人即善於彌縫，暫時獲福，總之其奸必破，終必事事艱難”。換言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哲學方面，以陰陽、善惡、生死之氣，相發明、印證。“善氣為陽即生氣也，惡氣為陰即死氣也。生氣自與天地吉祥之氣相感召，死氣自與天地乖戾之氣相感召，於是有嘉祥庥禎、瘟疫禍患之各因其氣而中《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愼餘堂待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497頁。《訓長男潤林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2頁，第1207頁。《世欲希道德而又不能忘情於酒、色、財、氣，故作四箴以自警兼勉同志》，《鄭觀應集》下冊，第1418。1419頁。《訓婦女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209頁。管林：《鄭觀應的道教思想及其養生之道》，《紀念鄭觀應誕生一百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30頁。《〈因果集證〉序》，《鄭觀應集》下冊，第1161頁。 128

鄭觀應家庭教育思想述論之。然則世之為善者非為人便，實亦自便而已。不必邀福，亦盡其分之所當為而已。”以宗教詩方式，訓戒孩子。“古今因果已三編，勿與人爭宿債錢。天理流行人欲淨，眞吾常在可延年。立志須求一等人，專崇道德莫憂貧。英雄出處多貧困，功業由來儉與勤。得便宜是失便宜，多少陰謀爾未知。守正不阿存善念，自然福祿獲天施。馬援訓子宜謹飭，究竟奢華不久長。素位而行量出入，先機預蓄隔年糧。養生古法功無間，覺岸同登理莫忘。須有精神求福澤，事凡過度必身傷。欲無後累須為善，各有前因勿羨人。煩惱皆由多妄想，不能容忍不安貧。大富由天枉力爭，能精一藝可謀生。切毋行險圖徼幸。熟讀經書理自明。人生富貴似雲煙，道德能留億萬年。休自殉名兼殉貨，存心養性學先賢。”鄭觀應這首《訓子》詩，巧妙糅入避惡行善理念，涉及經商、勤儉、謹愼、適度、精藝等幾乎所有內容方面，很能體現其家教的宗教色彩。此外，還須指出的是，鄭觀應家教中的宗教因素和色彩，並非消極的，而是與人的積極主觀努力相結合。“凡事須腳踏實地，知己知彼，度德量力，守分安命，順時聽天，以待機緣，不可行險以徼幸。雖大富貴天主張，然非自己學業優長，品行端方不來。”“小富由於勤儉，非勤儉不能治家；大富根於前生，非德厚不能載福。”“富貴天主張，由不得我，當居易以俟之；學問我主張，由不得天，當勉力而行之。”從上面，人們更多看到的是兼備命運與主動、客觀與主觀、盡人事看天命的中國式平和達觀的為人處世方式。結語鄭觀應自幼深受庭訓，長大後離開故土長期在外打拼，家庭觀念極重。家庭氛圍，買辦職業，競爭時代，傳統與近代、中國與西洋因素纏繞、糾結、並存的過渡社會形態，影響和決定了其家教思想中持家處世、讀書教育的內容板塊及其觀點、要素。家教內部各要點之間彼此存在的交織、依存，甚至連環等關係，超越一般家教的經驗、感性階段，進入到理性、理念和思想層次。家教思想與其整個思想體系佈滿了部分與整體、實踐與理論、小家與大家等關係，顯示出家教思想是其整個思想的重要基礎、支撐和不可或缺。這種對內與向外的交叉聯繫結構關係，不妨稱之為鄭氏式家庭教育思想結構。親歷經驗教訓的凝結，多元化的先賢箴言的內容與形式，痕跡較深的宗教烙印，近代中國社會過渡形態存在的反映，這些特點充分證明了鄭觀應家教思想在中國家庭教育歷史，特別是在近現代中國家庭教育史上，具有獨特的價值；對在市場經濟下競爭日趨激烈的今日中國家庭來說，也有直接的借鑒意義。[特約編輯陳文源]《訓子侄》，《鄭觀應集》下冊，第225頁，第237頁。《訓子》，《鄭觀應集》下冊，第1475─1476頁。《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愼餘堂待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487頁。 129

•澳門學•民國時期的澳門跑狗事業趙利峰[摘要]隨着民國時期世界性的跑狗運動興起，有東方蒙地卡羅之稱的澳門緊跟潮流，亦步亦趨，先後出現了跑狗娛樂有限公司、澳門賽狗會和南華賽狗遊藝有限公司籌辦經營澳門的跑狗事業。然而，澳門的跑狗事業時運不濟，命途多舛，幾經波折，最終歸於失敗。[關鍵詞]民國澳門博彩業跑狗范潔朋嘉理仁一、跑狗事業緣起現代跑狗運動發源於昔時歐洲王公貴族們熱衷的“追蹤狩獵”（Coursing，攜帶獵犬狩獵）。這種狩獵活動特點是使用的獵犬憑眼睛而不憑氣味追蹤獵物，靠速度和敏捷致勝，最經常使用的是奔跑速度快並有勇於爭先習慣的格力犬（Greyhounds，又譯為灰狗、靈緹）。在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 1837─1901），“追蹤狩獵”尤其盛行於英格蘭西北地方，好事者經常會舉辦各種比賽，最著名的是一年一度的滑鐵盧杯賽（Waterloo Cup，因賽事舉辦地利物浦的滑鐵盧酒店而得名），1836年由賽夫頓伯爵（the Earl of Sefton）贊助創辦。1858年，英國成立“國家追蹤狩獵俱樂部”（National Coursing Club），貢獻良多的賽夫頓伯爵被推舉為主席。1882年，該俱樂部還設立了“格力犬血統證書”（Greyhound Stud Book），以記錄參賽的格力犬和狗主。儘管“追蹤狩獵”比賽受到比較廣泛的歡迎，但囿於場地設施等條件的限制，它仍然不是一種易於普及的大衆化運動。在“追蹤狩獵”比賽發展到大衆化的跑狗運動過程中，經歷了三個重要的階段。這首先要從機械兔子的發明講起。在美國西部大開發時期，農場主為保護農作物免受肆虐的野兔侵擾，將作者簡介︰趙利峰，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批准號：11CZS029）與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批准號：GD10YLS03）《博彩業與近現代廣東財政研究（1861─1936）》階段成果之一。Mark Clapson, A Bit of a Flutter: Popular Gambling and English Society, c. 1823─1961, Manchester: 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38. （該書為作者的博士論文：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 1989）。相關內容主要參考：“Thrills in Dog Racing”, in Popular Mechanics, Vol.48, 2. Hearst Magazines, Aug.1927, pp.267─271; Robert Temple, The History of Greyhound Racing in New England, Xlibris Corporation, 2010, pp.12─14. 130

民國時期的澳門跑狗事業擅於獵殺的灰狗引入，於是，如影隨形的“追蹤狩獵”比賽活動也同時在美國出現。“追蹤狩獵”比賽中通常伴有各種賭博活動，正是因為它的這一特性，“追蹤狩獵”比賽迅速在美國發展起來。由於比賽中使用活兔的隨機性以及無固定的場地賽道等不利條件，存在着許多不可控的因素，這促使美國人史密斯（Owen Patrick Smith，被稱為現代跑狗運動之父）在1909年發明了最初的機械兔子（Lure Conveyor，1912年獲得專利），然而，直到1919年，纔有人建設了一條賽道並利用這個新玩意舉行比賽。1922年2月，美國佛羅里達州海里亞市（Hialeah）舉行了一場使用機械兔子並允許彩池投注的跑狗比賽，標誌着現代跑狗運動（Greyhound Racing）的真正誕生。跑狗運動出現後沒幾年，它在海里亞市又迎來了一次新的突破。1925年1月，跑狗進行了夜場比賽，這對衹在日間舉行的賽馬產生了很大衝擊。普通勞工階層也可以在忙完一天的工作之後去觀看比賽，使跑狗很快成為一種非常流行的消遣方式。而且，與賽馬相比，跑狗被認為是最誠實的賭博形式，因為灰狗沒有騎師去訓練或誘導它。新興的跑狗運動接着又被引入到了它的發源地英國，從而使其進入了一個爆發式的發展階段。1925年，美國商人芒恩（Charles Munn）取得機械兔子的專利使用權並將跑狗運動引入英國。芒 恩等人成立跑狗協會（Greyhound Racing Association），投資25000英鎊將曼徹斯特BelleVue體育場改建成 了跑狗場。1926年7月24日，1700多名觀衆目睹了7隻灰狗圍繞橢圓賽道追機械兔子的“跑狗”。這是在英國第一次出現的現代跑狗比賽，受到廣泛歡迎，並取得巨大成功。該年年底，跑狗協會就還清了建設跑狗場的10000英鎊銀行貸款。到了1927年末，全英已 經有了大約40間跑狗場。跑狗運動興起後，一些精明的西方商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機。於是，跑狗場猶如雨後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地出現，加拿大、澳大利亞、開普敦、墨西哥等地相繼設立了跑狗場。1927年，以麥邊（W. R. B. McBain）為首的英法等國商人率先將跑狗引入到上海租界，並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將跑狗場建成，分別為1928年5月26日與7月31日在公共租界開幕的明園和申園，以及11月18日在法租界開幕的逸園。二、曇花一現的香港跑狗娛樂有限公司在以英國為中心的跑狗運動擴展過程中，早已榮膺東方蒙地卡羅的澳門並不落後。澳門博彩業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進入了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除了受到當時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衝擊所導致的內地經濟不景氣外，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與晚清時期澳門遇到的情況一樣，陳濟棠主政的廣東公然開賭。迫於形勢，無論是澳葡政府還是澳門的賭商都一心想着改變局面，或將中式傳統博彩推陳出新，或別出心裁，嘗試新的花樣，引入西式博彩如輪盤賭之類，以吸引賭客來澳。有着時髦新穎、投資小見效快、利潤豐厚特點的跑狗運動無疑是一個新的選擇。跑狗熱潮在英國興起後，據香港《士蔑西報》1927年9月的一則報導說，估計英國財政部每星期可以通過向狗場徵收娛樂稅和博彩稅10000英鎊。從准許跑狗以來，英國財政部已輕而易舉地從中獲張寧：《是運 動還是賭博？：跑狗論述與現代上海的成型，1927─1933》，載《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第42期，2003年12月。 13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益大約10萬英鎊。這一點，對於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商人來說，充滿着巨大的誘惑力。澳門和跑狗運動最先發生聯繫的時間是1928年5月。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間點與上海籌建跑狗場的時間相差無幾，那時上海最先建設的明園跑狗場還沒有投入運作。據當時香港《士蔑西報》報導，在即將於10月舉辦的澳門慈善商業博覽會上，將引入跑狗作為博覽會的一部分，活動的準備工作已經安排妥當。消息中還稱：“跑狗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格力犬來自英格蘭，將在博覽會上每日展示，有合乎資質的獸醫和馴狗師照管。”同時，在消息中還順便作了廣告，歡迎有興趣的人士前 往香港九龍酒店接洽：“威廉姆斯（J. Williams），前上海大華飯店（Majestic h otel，1927年，蔣介石與宋美齡在此舉行婚禮）和新加坡萊佛士（Raffles）酒店的經理，被委任為公司總經理，現在九龍酒店接洽願意擁有賽狗（狗主）或願意投資的客戶。”1928年秋季的澳門慈善商業博覽會，是鑒於1926年澳門首屆工業展覽會成績斐然，澳葡政府決意在望廈原址再次舉辦。此次展會的組織者為仁慈堂，希望能藉此籌措款項，以充善舉，如醫院對於貧民贈醫施藥等。澳門慈善商業博覽會並非僅僅商品展示，同時還有許多文化和遊藝活動，是當時澳葡政府發展旅遊業的重要舉措之一，引入跑狗也是此中之意。試圖將跑狗運動引入澳門的主要推動者，是澳門慈善商業博覽會組織者之一艾薩席爾瓦（F. G. Eça de Silva）。這是在香港《士蔑西報》的報導中透露的：“艾薩席爾瓦先生現在香港負責召集本地的商人和企業家參展，博覽會的舉辦者考慮到很多細節，以滿足參觀者的需要。除了許多新奇的物品之外，還試圖將跑狗引入澳門。”到了1928年7月，接連不斷有消息傳來，澳葡政府已經打算開設跑狗場。據7月12日的新加坡《海峽時報》報導：前新加坡Raffles酒店經理威廉姆斯（J. Williams），現在是新成立的跑狗娛樂公司（The Greyhound Racing and Entertaining Company, Limited）總經理，該公司在香港註冊並準備在澳門開設跑狗場。威廉姆斯將負責用船運送60隻灰狗和相關賽事設施到澳門。這個葡萄牙殖民地正熱切地期待這一運動的到來，並認為跑狗運動在澳門一定會非常成功。沒過幾天，又有更進一步的消息稱，澳門政府現已決定允許在澳門跑狗，並把牌照批給了一家香港公司去運營。跑狗將在秋季的澳門博覽會中率先亮相，隨後會在澳門選址開辦。種種跡象表明，澳門跑狗的籌辦工作似乎進展順利。然而，1928年11月3日，受到颱風等因素影響而推遲的澳門慈善商業博覽會終於開幕時，在報章上說了好多次的跑狗，始終沒有在博覽會中出現，至少在事無巨細、一一載錄的有關報導中隻字未提。曇花一現的香港跑狗娛樂有限公司，隨後音訊全無，在當時的報章中再也覓不到一點蹤跡。1929年7月29日，《香港政府憲報》登載了高等法院的一則有關“跑狗娛樂有限公司”的通知“Treasury Gets easy £ 100000 from Greyhound Racing Craze”,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1927-09-16, p.7.“Greyhound racing at the Macao Charity Fair”,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1928-05-09, p.9.王文達：《澳門掌故》之《望廈》，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2頁；《拱北關民國十七年華洋貿易統計報告書》（1928年12月31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370─371頁。“Macao Fair: Project receives local support”,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1928-05-22, p.9.“Social and Personal”, The Straits Times, 12 July 1928, p.8.“Dog Racing In Macao”, The Straits Times, 28 July 1928, p.10.“Macao Fair”, Hong Kong Daily Press, 1928-11-05, p.6. 132

民國時期的澳門跑狗事業（第387號），內文中說，如果該公司自本通知公佈後兩個月內不能獲取資格開辦，該公司將從公司登記名錄中（Struck off）被除名註銷。兩個月後，即9月29日，《香港政府憲報》再次登載了高等法院的一則通知（第494號），宣佈跑狗娛樂有限公司（The Greyhound Racing andEntertaining Company, Limit ed）從公司登記名錄中剔除。這兩條史料記載說明，先前新加坡《海峽時報》的報導不確切，香港跑狗娛樂有限公司並沒有得到澳葡政府批給的牌照。讓人好奇的是，香港跑狗娛樂有限公司究竟是甚麼來路？前上海大華飯店的經理威廉姆斯被何人委任為公司總裁？問題的答案，似乎可以從大華飯店的所有者那裏找到。大華飯店的所有者為英商麥邊（George Mcbain），也就是上海最早開幕的明園跑狗場的創辦人之一──麥邊（W.R. B. Mcbain）的父親。威廉姆斯曾受僱於麥邊家族，並且香港跑狗娛樂有限公司運送的狗隻的最終目的地應該是上海，由此可以推測出，在上海明園跑狗場籌辦如火如荼之際，麥邊（W. R.B. Mcbain）還有準備在澳門開設一個跑狗場的打算。1928年澳門引入跑狗運動的初次嘗試受挫，顯然與當時澳門的博彩形勢有關。跑狗運動是賽馬的最直接競爭者。在英國跑狗運動方興未艾之際，就曾有評論說，跑狗具有許多賽馬無可比擬的優勢，諸如賽道近在咫尺，貼近觀衆，更加刺激等等，將會給賽馬造成致命的打擊。當時澳門的跑馬場剛剛建成開幕一年多的時間，如若有跑狗來分一杯羹，顯然不是那些持有賽馬股份的中葡等國商人所樂見的，必然會受到澳門當地利益團體的抵制。加之，澳門的跑馬場從1924年擬議到1927年建成，前前後後花費了三四年時間。跑狗場儘管投資沒有跑馬場大，申請牌照、租場地以及建設之類的，起碼也要一年半載。總之，香港的“跑狗娛樂有限公司”最終胎死腹中，顯然並不出人意外。無可否認的是，這次嘗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為澳門此後跑狗事業的發展留下了──至少是輿論上的──準備。三、一波三折的澳門賽狗會1928年上海三家跑狗場相繼開幕，掀起了一股熱潮。跑狗具有“聲、光、電”的現代性，成為填補小市民和新興工人階級娛樂的極佳方式。然而，跑狗實質上就是變相的賭博，被視為勞工階層的毒藥和詛咒，很容易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因而上海跑狗開辦之初，就受到了華人團體和國民政府的反對，要求租界當局予以取締禁止。迫於國民政府和社會各界給予的壓力日漸增大，1930年11月12日，上 海工部局董事會決定盡速關閉跑狗場。1931年1月7日又決議自4月1日起，租界內禁止賽狗。無奈之下，即將被關停的明園和申園跑狗場衹得另謀出路，其中申園打算遷往澳門發展。據1931年2月27日的《香港工商日報》報導：上海自賽狗之風盛行後，當地士女無不認為一種時GA 1929 no.387,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August 2, 1929, p.406.GA 1929 no.494,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September 27, 1929, p.509.“Week-end Comment”,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2 August 1927, p.8.《拱北關民國七年華洋貿易統計報告書（1928年12月31日）》，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370頁。參考張寧：《是運動還是賭博？：跑狗論述與現代上海的成型，1927─1933》，載《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第42期，2003年12月。 13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髦賭具，如蟻附膻，而種種罪惡，亦因是叢生不已。當局為維持風俗起見，業經下令禁止。惟查滬上賽狗場獲利最豐，而又資本最雄厚者，厥推申園。該園自接到停止營業令後，知難力爭，然又不忍恝置，乃思向華南擇地發展。現聞該園現由幹部議決遷往澳門，乃派人往謁澳督，經幾度之磋商，結果甚為完滿。現在場址仍未擇定，大約本年四五月間，當可開始經營。此業一開，馬交石上，又不知多卻幾許遊客矣。申園跑狗場所派來澳的人員是濟喇。3月14日，《澳門政府憲報》上登載了一則通知，內文云：“財政廳宣佈契約稿紙乙張，將賴思喇提督大馬路連續之地段一坵租與濟喇（WilliamLogan Gerrard），為建 築賽狗場之用。”然而，在獲批跑狗牌照的大約兩個月後，申園跑狗場在5月初又將該牌照轉讓給 了一個由英國人、葡萄牙人和中國商人組成的辛迪加。據香港《士蔑西報》報導：一個新成立的香港公司負責運營澳門跑狗事務。濟喇先生與澳門跑狗事務已經沒有關係了。該公司的 具體情形現在不詳，據瞭解其資本大概為15到20萬元。上海的約維諾（L. F. Jovino）被聘為跑狗場總經理，目前正在上海負責安排狗隻和設備等運澳的工作。現在還不清楚跑狗場賽道何時開始建造，加上場地、看臺、狗舍之類，這可能需要一定的時間。辛迪加的發起人是殷理基（Henrique Nolasco da Silva）、施多尼（Antonio Mari a da Silva）和范潔朋（Fan Kit-pang）先生，新公司的其他成員還包括一些知名的英商和華商。這個新公司即是澳門跑狗公司（Macao Greyhound Company），也被稱為澳門賽狗會（MacaoGreyhound Racing Club），主要的投資者是以范潔朋為總司理的澳門源源公司。在上海禁止跑狗的反復交涉之際， 澳門正值博彩業承充專營權換屆。1930年10月28日，澳門番攤開投，招人承充。來自香港的商人黃叔平出價140萬元獲得了承充專營權，並於12月8日經澳葡政府批准在板樟堂前地設立源源公司（Iün Iün Kong Si），公司的股東還有范潔朋、李漢池、葉作朋、李光耀、伍信、陳翰等人。源源公司打破了澳門博彩業過去一直為盧九、李鏡荃、高可寧等當《澳門將有賽狗場出現（本報特訊）》，《香港工商日報》（香港）1931年2月27日，第3張第2版。《澳門政府 憲報》1931年3月14日（第11號）。濟喇（William Logan Gerrard）曾在1910年到1915年間擔任著名的上海禮查飯店Astor House Hotel（現在的浦江飯店）經理。http://en.wikipedia.org/wiki/Astor_House,_Shanghai#cite_note-119（2012-8-14查閱）。“Dog-Raci ng Track for Macao: Hong Kong Company Formed for Purpose”, The HongKong Telegraph, 1931-05-09, p.12.這一則新聞中提及了兩名澳門土生葡人：殷理基為著名的伯多祿局長之子，律師，澳門法區副立契官，在澳門開設有民衆大藥房（SOCONY）。他還是荷蘭駐澳門領事，市政廳總督公會委員，土生葡人歷史學家白樂嘉（JoséMaria Braga）所創的葡英雙語刊物《澳門視界報》（The Macao Review）的主編，共和派報刊《澳門之聲》（A Vozde Macau）的社長。同時，他還是岐關車路和市政廳的油料供應商。澳門電燈專營公司和澳門番攤專營公司的律師。施多尼，曾任澳葡政府譯務署長（1925年）以及華務局長（1937年），其兄施之古（Francisco Xavier Anacletoda Silva）是首位在葡萄牙議會所在地聖本托宮（S. Bento）擁有一席之地的澳門人。施多尼亦曾當選為葡萄牙共和國衆議員。施多尼在任澳門華務局長期間，撰有《葡國魂詩集本事（Sumario dos Luziadas）》中葡對照（徐佩之譯），澳門：澳門官印局，1937；Movimento Politico, Economico e Social da China 1932─1937, Macau: ImprensaNacional, 1938. 參考：“Carta Aberta ao Sr. Henrique Nolasco da Silva”, Eco Macaense, 21 de Maio de 1932, p.4.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96、2456、2769頁。COTA: AH/AC/P-12885, MIC: A1159, p.26. 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澳門政府憲報》1935年7月6日（第27號）。 134

民國時期的澳門跑狗事業地華商家族所把持的局面。澳葡政府對新的博彩承充公司寄予厚望，要求必須實施一些“於本屬地有益”的條款。比如，改善番攤館的設施檔次等等。為此，源源公司開始運作後，據其於1931年10月6日呈遞給澳葡政府的稟文中稱，除了投資約5萬元在澳門中央酒店設立豪興一等番攤館，以及配合澳門發展旅遊娛樂業的需求，為一艘輪船提供津貼以開通港澳夜航航線之外，同時還成立了一家跑狗公司。另外，在1932年澳門賽狗會登載的一則通知中稱，公司的總部地址設在中央酒店五樓。綜合上述史料，可見源源公司就是澳門賽狗會的主要投資方。在粵港澳等地的中英葡政商界人士的攜手努力之下，因緣際會的澳門跑狗事業，雖然姍姍來遲，但終告成功落地澳門。澳門跑狗公司設立後，馬上即投入緊鑼密鼓的跑狗場建設工作。澳門跑狗場的建設從一開始就不是很順利。由於獲取相關裝置設備的困難以及天氣原因，整個夏天工程都是停滯的，甚至讓那些心存懷疑的人以為跑狗場永遠都不能變為現實。其後的一段時間，雖有所進展，仍然比較遲緩。至12月中旬，香港《士蔑西報》的記者在參觀後的報導中稱，跑狗場的場地和賽道的準備工作已取得了很大進展。建設者們正加班加點努力，以使跑狗場能儘早竣工。許多狗場建築物已經建成，最重要的建築大看臺也即將完工，一周內應該可以交付使用。澳門賽狗會也已宣佈將在1932年元月份的第一個星期開幕，舉行第一次跑狗比賽。同時，該名記者還詳細描述了當時他所見到的跑狗場情況：跑狗場最引人注目的是電力控制塔，它被設計成中式建築，主要功用是控制電兔。此外它還控制着其他一些電力設置，包括300盞電燈，每盞燈是300燭光（candlepower），當比賽開始之前，照亮賽道，與此同時周圍燈則熄滅，效果頗為吸引人，也使跑狗比賽更加有趣。鋼筋混凝土結構的看臺可為2000名觀衆提供舒適的座位。……現代化的狗舍整潔好看，能夠容納300隻格力犬，現在差不多有200隻。有專門的獸醫照管，狗食是特別製作的食譜，每隔一段時間由專人看護餵養。……跑狗場經理是上海的約維諾（L. F. Jovino），助理是麥格拉斯（M. McGrath），也是一名馴狗師，麥格拉斯的兄弟是澳大利亞格力犬養殖者。曼多勞夫（L. Manturoff）負責控制塔，他在上海幹這個工作已經有三年了。澳門跑狗場雇用了大量人員，負責馴狗和養狗的有3個歐洲人、6個俄國人和18個中國人。整個賽場上大約有60名員工，包括負責投注和看臺上服務的人員。記者最後還透露，跑狗運動最熱心的推動者是澳門電燈公司的嘉理仁（Fr eder ik JohsonGellion），沒有他的努力，工程的進展不會這麼快。賽狗的訓練已經開始，機械裝置也運行良好，令人滿意。澳門公衆現在已經有機會看到賽狗每天下午的訓練。經特別安排，周日（12月20日）下午的參觀者將可以見識一下跑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緊接着，澳門賽狗會在澳門新馬路19號的公司總部又舉辦了會員招募、格力犬選號抽籤，以及狗主和犬隻命名等賽前的準備活動。每隻格力犬出售給會員的價格是300元。被選中的格力COTA: AH/AC/P-13299, MIC: A1172, p. 31. 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COTA: AH/AC/P-12885, MIC: A1159, p. 13. 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COTA: AH/AC/P-13299, MIC: A1172, pp. 31─32. 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Macao Greyhound Racing Club: Aviso”, A Voz de Macau, 1 de Setembro de 1932, p. 2.“Macao’s L Sport, Nearly Ready for dog racing, Ambitious plan”,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Saturday,December 19, 1931. 13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犬將在青洲跑狗場（Green Island Track）參加比賽。並且歡迎有興趣的各界人士前來公司總部或公司在香港的辦公地點中天行（Chung Tin Building），申請入會。澳門西曆新年後的第一次跑狗，即將舉行。耶誕節的前一日，香港的《士蔑西報》樂觀的宣佈，從跑狗風靡世界的情形來看，澳門的跑狗擁有光明的未來，毫無疑問，會像其他地方一樣獲得成功。儘管一切看起來都有點在趕進度，略顯匆忙，不過，社會各界仍很期待，樂觀其成。1932年1月2日（周六）晚間，澳門跑狗場舉行了第一次跑狗比賽。周六的比賽共有八場，各場賽事以地名命名，依次分別為汕頭、廈門、九龍錦標賽，二龍喉（Flora）、青洲跨欄賽，廣州、香港和最後壓軸的澳門錦標賽。第二天周日，又舉行了第二次跑狗。據記者1月4日的報導稱：“澳門跑狗場舉行了兩次跑狗，在澳門掀起了熱潮。賽事引人入勝，包括不少來自香港和內地的觀衆都對此感到滿意。因賽狗時間設在周六和周日的晚間舉行，第一次賽狗後，就有一些人議論，周日的賽事如能改在下午舉行，將會更好。這樣可以方便來自香港或廣州的觀衆。”關於跑狗場開幕的報導，雖然沒有潑冷水，但字裏行間讓人感到話中有話，澳門的跑狗似未盡如人意。不管怎麼說，新奇的跑狗起初應當是能夠吸引不少人的，從開幕到3月3日，澳門跑狗已經有了20次比賽結果，差不多每周有兩場賽事，看起來進展還比較順利。1932年6月，一條消息傳來，澳門賽狗會與跑狗場經理約維諾（L. F. Jovino）合同已經終止，從1932年5月12日起，約維諾就不再介入澳門跑狗事務了。約維諾離職後，澳門跑狗依然在繼續，6月20日的《香港華字日報》登載的澳門賽狗會啟事中云：“會友及各界注意，澳門賽狗會夏季開賽時間：星期三晚九時正，星期六晚九時半（開賽日期有大船往來港澳）。”9月1日，澳門賽狗會宣佈將跑狗場管理權移交與嘉理仁（J. F. Gellion），由其接任跑狗場經理一職。據稱，嘉理仁擬採取一系列措施，以改善服務，使比賽更具吸引力和受歡迎。前面我們曾提及“熱心的”澳門電燈公司總經理嘉理仁。主要在夜間比賽的跑狗場是用電大戶，可以想見與澳門電燈公司關係匪淺。跑狗場經理換人，從所謂採取措施“改善服務”之類的說辭來看，說明原經理約維諾的經營管理欠佳，跑狗場的狀況不怎麼景氣。嘉理仁接手青洲跑狗場之後，做了不少改進。據寫於9月30日的新聞報導說，這些改善措施使跑狗運動看起來會長久存在下去，許多狗賽常客對此表示滿意。跑狗場又進口了25條狗，不久即可在賽道上看到它們。狗場職員也已完全熟悉了他們的工作。其中之一的變化是冬季賽程的設置，賽事每周兩次，即周六晚9時15分和周日下午2時15分。為方便觀賽，還有特別安排來往的輪船。記者還說道，如果有精彩的跑狗賽事和宜人的天氣，將會有更多人來澳門觀看跑狗。同時，跑狗場歡迎任何合理可行建議，以改善跑狗條件和方便公衆。這反過來說明，澳門跑狗場未臻完善，仍有不少有待改進的地方。“Macau Greyhound Racing Club: Notice”,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1931-12-22, p.4.“Greyhound Racing Swift Popularity, How It Spread in England, Bright Prospects at Macao”, The Hong KongTelegraph, 1931-12-24, p.16.“The dog racing at Macao, Results of Week-end Contests”,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1928-01-05, p.10.“Macao Greyhound Racing, Full Results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Meetings”, The China Mail, 1932-03-03, p.4.“Ecos da Semana: Corrida de Galgos”, Eco Macaense, 18 de Junho de 1932, p.4.《澳門賽狗會啟事》，《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32年6月20日，第2張第3頁。“Ecos e Noticias: Macao Greyhound Racing Club”, A Voz de Macau, 2 de Setembro de 1932, p.3.“GREYHOUND RACING: Improvement Being Made at Macao”,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7 October 1932, p.6. 136

民國時期的澳門跑狗事業嘉理仁主持跑 狗場大概一年多的時間，針對賽事做了不少調整之類的工作。如在1933年9月16日澳門賽狗會的廣告中可以看到，澳門跑狗改為周六和周日晚上9時15分。會員門票1元，普通觀衆是40分。有2元的彩池投注（Pari-mutuels）和1元的現金彩票投注（CashSweeps）。 然而，澳門跑狗問題依然很多，經營狀況有每況愈下之勢。為扭轉局面，跑狗場違規增加跑狗次數，達到每周三四次，跑狗的賭金計算，也出現濫用的情形。為此，1933年12月初，澳葡政府作出了嚴厲的立法。要求跑狗次數減至每周兩次，猜投賭金應專門使用，從賭注中所獲收益需用於改善公共設施和提高跑狗場的標準。跑狗所採用的賭金計算，要確保價格公道和小賭注。增加狗隻，以避免再出現老是同樣的狗隻互相比賽，這樣會毀了這一運動。澳葡政府聲稱，頒佈此一法令的意圖是改善跑狗場，為公衆提供更舒適和更便利的條件以享受這一運動。總之，在整個賽狗活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將檢討從中所取得的經驗，以便改進。澳葡政府要求跑狗場增加狗隻，不能老用同樣的狗來跑，顯然是澳門賽狗會的狗隻數量不敷使用，原因無外乎是養狗成本太高。當時每隻狗大約需要300元，且死亡率較高。在如今的科技和醫療條件下，能上場比賽的跑狗壽命平均也衹有三年左右，澳門逸園跑狗場每月需要從澳大利亞進口30隻新狗，才能滿足賽事需求。此外，澳門跑狗還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響。比如天氣，不能下雨，太冷也不可以。曾經因為晚上太冷，將賽狗時間改在午後的例子。同樣，跑狗和跑馬是有衝突的，如果當天有賽馬，跑狗就必須另換一個時間，一般是改到晚上。最為致命的是，跑狗場的發展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正像在華南一樣，澳門的商業和貿易在1930年代初期下降到了歷史新低”。1933年冬，深圳賭場開業，使澳門賽狗會的主要投資者源源公司遭到致命一擊，漸漸不支。1934年9月，一位筆名為禹公的記者寫於澳門的通訊中說：近一兩年來，因經濟的破產，連賭客也大大地減少了。第一個原因是別處的賭博事業，亦頗發達。……澳門的市面，乃倍覺衰落。在今年一年中，所有賭館，幾乎半數不能維持。澳門政府賭稅的收入，據說減少的數目已在三分之一以上。似這般不景氣潮流，影響到澳門大賭場，大概非澳門當局者始料未及吧！僅以前年和今年而論，一到街道上，別的不必說，衹要一看房子空關着的增加和商店倒閉的相繼，賭場停業者的不絕，行人的減少，就可以見到澳門內部的經濟恐慌是怎樣深刻。……東方的蒙特卡羅乎！現在也逐漸地陷入沒落之中了！澳門賽狗會自然受到了連帶的影響，1934年初，澳門賽狗會宣告終結，已無力經營的跑狗場被轉讓給了南華賽狗遊藝有限公司。1934年9月4日，澳葡政府宣佈，以范潔朋為總司理的源源公司倒盤。經澳督批示註銷合同，按櫃銀466666.7元也被充公。“Dog Raci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1933-09-16, p.3.“Dog Racing Reduced to Twice a Week, Drastic Legislation”,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1933-12-09, p.17.“Noticiario: Clube De Corridas de Galgos de Macau”, A Voz de Macau, 9 de Janeiro de 1933, p.3.“Macao Greyhound Racing Club: Aviso”, A Voz de Macau, 31 de Dezembro de 1932, p.4.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民政廳檔案：AH/GGM/17, 美蘭德總督1935年4月15日報告，轉引自傑佛瑞·C.岡恩（Geoffrey C.Gunn）著，秦傳安譯：《澳門史：1557-1999（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119頁。禹公：《東方蒙特卡羅之死亡（澳門通訊）》，《社會週刊》1934年第1卷第30期，第590─591頁。COTA: AH/AC/P-15117, MIC: A1238. 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澳門政府憲報》1935年3月9日（第10號）；《澳門政府憲報》1935年12月14日（第50號）。 13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四、南華賽狗遊藝有限公司時期澳門跑狗事業的發展可謂生不逢時，受到世界經濟危機以及澳門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慘澹經營，岌岌難支。賽狗會雖然換了嘉理仁，苦心孤詣，也未能打個翻身仗，起死回生。特別是當時主要的股東源源公司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情況下，澳門跑狗場再也無力支撐，最終被迫轉手。根據葡文檔案史料記載，澳葡政府與南華賽狗遊藝有限公司（South China GreyhoundRacing Co. Ltd）簽訂有跑狗場租地合同。合同內云：1934年4月9日，南華賽狗遊藝有限公司提出申請租用跑狗場地塊，跑狗場的面積是43043.37平方米，並於1934年5月23日獲得批准。這說明澳門賽狗會租用的跑狗場地塊此前已經被政府收回，那麼，南華賽狗遊藝有限公司的設立時間和澳門賽狗會的轉讓時間都應該在4月9日前。1934年7月10日，剛剛獲得澳門跑狗場租地合約後不久的南華遊藝有限公司，又再次轉手，新公司仍然使用南華遊藝有限公司名義營業。這種情形，在澳門各種承充專營的權利轉移中，司空見慣。前述申園跑狗場就將跑狗牌照轉讓給了澳門賽狗會，即是一例。據《澳門政府憲報》登載的一則承頂告白云：承頂南華遊藝有限公司（South China Greyhound Racing Co. Ltd）告白：惟一股東陳三姑、麥全、鄭洪等自願將在澳門之南華遊藝有限公司一切權益等項授於王江及林權承授，定於西曆壹九三四年七月拾日正午在澳門新馬路黎登大律師寫字樓交易，所有陳三姑、麥全、鄭洪無論個人或聯名或其代表人，以公司名義擔保或按揭及締結其他一切任何債項，及欠人債項，又如有任何華洋轇轕，應於本年本月廿六日以前，向陳三姑、麥全、鄭洪理妥，概與承頂人王江及林權無涉，自交易後承頂人王江及林權仍以南華遊藝有限公司名義營業，自後生意盈虧及一切事項概與陳三姑、麥全、鄭洪無涉。此啟。出頂人：南華遊藝有限公司惟一股東陳三姑、麥全、鄭洪；承頂人：王江、林權。同啟。壹九三四年七月拾日。陳三姑、麥全、鄭洪、王江、林權等人，皆不知何許人也，尚待查考。按澳門承充經營事業的慣例，推測下來，這些人可能是某些華商的代理人。南華賽狗遊藝有限公司的具體詳情如何，由於史料的缺乏，還有待於進一步考察。據轉手後的南華遊藝有限公司與澳葡政府簽訂的租地及跑狗彩票等事務的合約，透露出澳門跑狗場的租地日期最早是自1931年2月25日開始的。南華遊藝有限公司的租地期限，澳葡政府批准至1941年2月25日為止，並在澳門大西洋銀行交付的擔保金4304.35澳門元。合同中還約定，如在三年內，在狗場周邊（即所批給的地塊），投資不少於30萬元建設旅館、泳池、遊樂場等本地沒有的設施，則可將租地期限再給予八年至1949年2月25日。從南華賽狗遊藝有限公司的名稱“遊藝”一詞和合約中所謂興建遊樂場之類的設施來看，新的跑狗場將會與過去大不相同。COTA: AH/AC/P-12449, MIC: A1144, pp. 13─14. 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澳門政府憲報》1934年7月21日（第29號）。COTA: AH/AC/P-12449, MIC: A1144, p.16. 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 138

民國時期的澳門跑狗事業南華遊藝有限公司開始經營澳門跑狗場後，一直未見有甚麼動作，報章上也沒有跑狗比賽的消息。至1935年4月《香港工商日報》出現了一則報導：“澳門南洋遊樂場（即跑狗場）原有跑狗三百餘頭，現因不敷於用，再由澳洲買到新狗110頭，已於日前運抵本港，現定於星期六由瑞泰輪運往澳門。”不敷於用，即是說過去缺少狗隻，而一次購買如是之多，似乎表明原先狗隻已所剩無幾。另外，跑狗場打算興建遊樂場之類的，可能也需要時間。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直到1936年5月，跑狗場仍然沒有開始跑狗。在1936年5月初出版的《人言週刊》中，一則有關澳門的通訊這樣寫到：從前盛極一時的番攤，幾至無人過問。紅了一時的字膽，也漸少人投買，山票亦已停頓，鋪票、白鴿票更每況愈下矣。茲更言幾件事實以證之：從前之番攤，每年納餉為百多二百萬元，而現衹九十萬元。白鴿票、字膽、山票、鋪票，從前年納二三百萬元之餉，而現屆期滿，招人開投，底價一百一十多萬元，而落票者竟無一人。各大賭商，俱裹足不前，噤若寒蟬。跑狗場是一種新的玩藝兒，從前每到華燈初上，紅綠士女，紛紛赴場，而現在已是門前冷落，車馬稀少，關門大吉了。由此可知澳門已給不景氣重重的壓迫，幾至喘不過氣來。從前的盛況，而今已矣。回首前塵，真令當局啼笑皆非。另據1936年5月19日香港《士蔑西報》的澳門消息，也說明澳門跑狗場一直處於準備階段：重振澳門跑狗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中，這項運動已經中斷了相當長的時間。經營者自信地認為他們能夠使跑狗受到歡迎，並且會取得成功。圍繞賽道的看臺已經作了巨大的改變，新項目計劃在跑狗場中提供更多的娛樂設施，而不僅僅衹有跑狗，跑狗場中將是一個大娛樂場。其中的經營活動都將由澳門經濟服務部門管理。澳門居民希望復興的跑狗能長久地存在下去。1936年5月28日，重煥生機的澳門跑狗場宣佈開幕。據報導：英國公假日那天晚9點，不懈努力重振跑狗場的公司中人，向場中的數千人宣佈跑狗場再次開始運作。跑狗場規模比先前更大，現在大約有超過200條格力犬。跑狗場經營者計劃每周六和周日舉辦11場比賽，周三8場；其中有5隻狗跑跨欄賽，在平地賽中是6隻狗，還有7隻跑的是障礙賽。賭注分為2元位置，2元錦標和40分彩池（Pari-mutuel）三種。跑狗場中設有遊樂場，裏面有打靶場、套圈、抽獎、露天舞場、溜旱冰、檯球，還有中國戲院歡迎公衆前往觀看。這一切，的確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然而，好景不常，澳門跑狗事業又遭到殘酷打擊。1936年8月17日晚，一場超強颱風襲擊了澳門，不少船隻損壞，新馬路、沙梨頭等街塌屋數間。柯高馬路臨時街市，被吹倒大部分，電燈公司海傍之“請用電”大工字鐵招牌，亦被吹倒。連堅固的澳門市政廳大樓也被吹壞。“賽狗場損失亦重，所有遊藝木屋，戲院茶室，發令臺，電兔室，門面裝飾，均被吹塌。圍繞全場之木板亦被吹去甚多，損失萬餘元。”澳門跑狗事業可謂命途多舛，經此一役之後，南華賽狗遊藝有限公司不久也宣告倒閉了。據1936年的一則來自澳門的通訊中說： 《大批澳洲跑狗將運抵澳門》，《香港工商日報》（香港）1935年4月3日，第3張第1版。阿森：《各地通訊︰閒話澳門（澳門通訊）》，《人言週刊》1936年，第3卷第11期。“Greyhound Racing: Effort to Revive the Sport at Macao”,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1936-05-21, p.9.“Reviving Dog-Racing in Macao: Enthusiasm is Shown”,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1936-06-01, p.1.《港澳風災續記：跑狗場一掃而空，損失萬餘元。新馬路沙梨頭等街塌屋數間》，《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36年8月19日，第2張第4頁；《澳門政府憲報》1936年8月29日（第35號）。 13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澳門，被人們叫做東方的蒙特卡羅的一個好玩地方，曾經過葡萄牙政府銳意經營，多年前已成為一個優美的半島。可是，在近年來，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洪流泛濫着，這兒漸漸地走到了頹唐而破滅的境地。很明顯的，它已變成了一個冷靜的死城了。……這三兩年來，香港九龍的深圳大賭場卻特別興旺起來了。澳門這被稱為東方的蒙特卡羅的聲譽，已完全被深圳奪去了。……所以澳門的賭商，都走到冷淡的地步，而葡政府的稅收也日少，以前三百萬的稅餉，如今減到一百萬也無人過問。跑狗場數易其主，亦不能支持，曾改為“南華遊藝場”，加以跳舞、技擊、粵劇等以引賭客，因賭客已無幾，終之又倒閉。另據民國時期著名的旅遊刊物《旅行雜誌》1938年登載的一則《東方蒙特卡羅觀光記》中記述：我們的汽車在山上繞道一周之後，便從原路下來，所經過的馬路皆整齊清潔，兩旁種着許多百年以上的榕樹，更有數不盡的精美洋房。汽車夫又告訴我們，那是立法院長孫科的公館，總理原配盧太夫人住在這裏。那是廣東財政廳長某某的住宅，那是粵海關監督某某的住宅，真是目不暇睹。過了一會便是賽狗場，該場建於一九三一年。上海公共租界禁止賽狗之後，申園主人將他的營業辦到這裏來的。因為不景氣的影響遊客減少，而當地人士對於賽狗又不發生興趣，結果衹有關門大吉。迄今尚沒有人接辦。離賽狗場不遠是賽馬場，它的面積與跑馬的途徑比香港的還大。到了1939年，據《澳門遊覽指南》云：跑狗場在本澳新橋望廈附近，場廣數十畝。昔年獵犬高獒，互競疾足，濠江人士，香海遊侶，聚觀者甚為熱鬧。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開跑數次，現因故停辦，場地暫改用作足球比賽之所。隨後，澳門政府將蓮峰山麓的跑狗場地塊收回，改建為“五二八運動場”，俗稱“蓮峰球場”，於1940年落成。餘論學界有言，史缺有間。關於澳門跑狗事業，其中不少詳情內幕，因為史料不足，顯然難以確知。不過澳門坊間的掌故，對此多有描述，或有罅缺補漏之功效。這裏迻錄《澳門日報》記者梅士敏和澳門掌故大家李鵬翥先生文章的相關內容，以補本文未曾談及之處。《澳門日報》記者梅士敏在《澳門跑狗事業今昔談》和《六十年來澳門跑狗業》中的記述：最早開辦賽狗業，是一九三二年，基本上是從上海逸園賽狗會引進來澳的。當時，由本澳殷商范潔朋承辦，總投資額約為五十萬元，並組織了一個“澳門跑狗會”主理其事。在填海地上，陸續興建了看臺、狗圈和狗舍，逢周末、周日開賽，每晚賽狗八場。……跑狗開辦之初，由於設備未臻完善，場面頗為冷落，未及一年，跑狗場便改由電燈公司總經理英商嘉理仁接辦。嘉氏接辦後，即聘華商王文琪主理，並刻意改善狗場的環境，在場內外廣植花木，業務蒸蒸日上，全盛時周日加開日場，平均每場收入五千李峰：《東方的大賭場（澳門通訊）》，《電聲》（上海）1936年，第五卷（第27期），第648頁。《東方蒙特卡羅觀光記》，《旅行雜誌》1938年第10期。黎子雲、何翼雲合編：《澳門遊覽指南》，澳門發行人何超龍，民國28年（1939），第47頁。李鵬翥：《澳門古今》，香港：三聯書店，1986年，第32頁。 140

民國時期的澳門跑狗事業多元，在當時來說，是相當可觀的收入。嘉理仁接辦一年多，賽狗會未再添本購狗，以致賽事日淡，又轉由商人畢侶儉接辦，改為“跑狗娛樂場”。“跑狗娛樂場”為廣招徠，雖仍以賽狗為主，但已增設多種娛樂，如粵劇、電影、雜技、露天舞場及各種博彩性有獎遊戲攤檔等。著名紅伶任劍輝，當年也曾參與花旦碧雲霞組班的《鏡花拖影》全女班，在跑狗場的粵劇場中初露頭角。畢氏的賽狗娛樂業，雖頗為興旺，但也衹辦了三年多時間，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便結束了。李鵬翥先生在《澳門古今》中的“四十年前賽狗場”和“賽狗活動的復起”中記述：當年參觀賽狗，下注買“心水狗”，消費都異常高昂，入場券每位收費一元。40多年前，一元可以買到25斤米。因此當年觀看跑狗的消費者，絕對不是“大化”。……因為消費不是一般人負擔，辦了短短四年，狗事闌珊，生意一落千丈，到1936年就宣告“壽未終而正寢”了。總而言之，民國時期的澳門跑狗事業時運不濟，幾經波折，命運坎坷，最終慘然落幕。就大環境而言，是受到世界經濟危機衝擊，粵港澳等地的經濟困難，澳門博彩業整體的不景氣。就小環境而言，跑狗場有點水土不服，起初未臻完善，其後的養狗開支大，狗隻缺乏，以及入場券價格高昂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因素。關於民國時期經辦澳門跑狗事業的幾家公司詳情，比如公司股東有哪些人、經營的盈虧等情況，仍有待於進一步挖掘史料，予以研究。[特約編輯 陳文源]《澳門日報》1985年12月3、4、5日連載了該報記者梅士敏的一篇特稿，題為《澳門跑狗事業今昔談》；梅士敏後來又撰寫了一篇內容類似的文章──《六十年來澳門跑狗業》，在《澳門日報》1994年2月28日至3月2日連載。李鵬翥：《澳門古今》，香港：三聯書店，1986年，第31─33頁。 141

•澳門學•傳教士漢學與跨文化交流──關於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學術研討會的思考張中鵬[摘要]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是形成於16世紀的重要漢學著作。通過不同視角審視《中國地圖集》，從中可以透視出明清之際天主教在華傳播、傳教士漢學興起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多維圖景。[關鍵詞]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傳教士漢學跨文化交流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人類的歷史是文明的歷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來思考人類的發展”，“在整個歷史上，文明為人們提供了最廣泛的認同”。 人類各文明體系之所以發展，內生與外在因素同樣重要，正是由於不同文明間的交流與互動，才促進全球從分散走向整體，並最終形成今日之世界。尤其是，進入近代世界以來，中西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愈加頻繁，日益促進了各自知識體系的形成，及其彼此間的認知。以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傳教士在明清以來中西文化交流間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但長期以來，學界對於利瑪竇之前天主教進入中國的開拓者羅明堅（Michel Ruggieri, 1543─1607）的認識明顯不足，這與羅明堅在天主教入華、西學東漸、中學西傳中所扮演的角色極不相稱。羅明堅字復初，洗名彌格爾，意大利耶穌會士。他既是16世紀以來基督宗教在華傳播事業的開拓者，同樣也是歐洲漢學（sinology）的奠基人，實質性地開啟和指引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新方向。其中，1987年發現的中國地圖集手稿“Atlante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耶穌會士羅明堅中國地圖集手稿》，以下簡稱 《中國地圖集》）是羅明堅漢學著述中頗具特色與研究價值的一種。而澳門是羅明堅長期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羅明堅亦以此為中心，以其深厚的哲學思維和宗教情懷審視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從這個角度而言，羅明堅及其《中國地圖集》研究同樣也是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澳門學的重要議題，應成為未來澳門學學科發展極其關鍵的知識增長點。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2013年2月28日至3月1日，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和澳門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精心策劃，密切合作，隆重舉辦以“《羅明堅中國地圖集》的貢獻及其影響”為議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共邀請來自德國、葡作者簡介︰張中鵬，廣東工業大學政法學院講師，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006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19頁。 142

傳教士漢學與跨文化交流──關於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學術研討會的思考萄牙、以及內地、臺灣、香港、澳門十餘名專家學者，結合古地圖、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集中探討羅明堅中國地圖集的主要內容、資料來源、繪製技術及其表現形式，並就“羅明堅與基督宗教在華傳播”、“羅明堅與西方漢學的興起”等問題展開討論，以重新發現羅明堅及其地圖集在世界近代早期跨文化交流、歐洲漢學形成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地位，最終深層次地理解東西方接觸的獨特路徑、方式、內涵與影響。一、羅明堅《中國地圖集》的內容與特點新發現的《中國地圖集》是羅明堅衆多著述中極其重要的一種，是在西方繪編出版的第一幅專題式中國地圖集，首次較為完整地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地理地貌和行政建制，與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等一起，形成近代早期西方知識界以圖像形式呈現中國及其內外關係的完整序列。1987年，羅馬國家檔案館發現一批中國地圖資料手稿，意大利學者羅沙度 （Eugenio LoSardo）對地圖進行了初步地整理與研究，確證地圖出自羅明堅之手，大約繪製於1588─1607年間。經整理後以《耶穌會士羅明堅中國地圖集》（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 I.）之名於1993年出版。地圖集共有32幅地圖37頁地理狀況描繪，內容分為地圖和圖說兩種形式，包括題名“TAMINCVO（大明圖）”的中國全圖一幅和“兩京十三省”的分省地圖，此外還有兩幅遼東圖，一幅乃羅明堅手繪稿圖，另一幅則是唯一的中文版刻書本式單頁地圖，依次分別為：(1) 明朝中國全圖( T.1)；(2 ) 廣東地圖A( T.4)；(3) 海南島及周邊島嶼圖( T.5)；(4 )廣東地圖B( T.11)；(5) 廣東地圖C(T.13)；(6) 廣東地圖D(T.15)；(7) 福建地圖A(T.17)；(8)福建地圖B(T.19)；(9) 福建地圖C(T.21)；(10) 福建地圖D(T.23)；(11) 浙江地圖A(T.25)；(12)浙江地圖B(T.28)；(13) 北直隸地圖A(T.29)；(14) 北直隸地圖B(T.31)；(15) 北直隸地圖C(T.33)；(16) 陝西地圖A(T.34)；(17) 陝西地圖B(T.35)；(18) 山西地圖(T.39)；(19) 山東地圖(T.43)；(20) 雲南地圖(T.47)；(21) 四川地圖(T.49)；(22) 北直隸地圖D(T.50)；(23) 貴州地圖(T.53)；(24) 廣西地圖(T.57)；(25) 河南地圖(T.59)；(26) 南直隸地圖A(T.63)；(27) 南直隸地圖B(T.65)；(28) 南直隸地圖C(T.68)；(29) 湖廣地圖(T.69)；(30) 江西地圖(T.73)；(31) 遼東地圖(T.77)；(32) 遼東邊圖(T.79)。可惜的是，地圖集原文為拉丁文及意大利文，1993年整理本亦是以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形式出版，由於語言上的障礙，中國學術界對之知之甚少，更談不上系統研究。可以說，本次國際研討會是中國學術界對羅明堅地圖集集中探討的第一次。與會中國學者汪前進、金國平、龔纓晏、陳宗仁等人追蹤並進一步確認羅明堅地圖集的資料來源。羅明堅1579年抵達澳門，再往廣東傳教，1588年返回歐洲，前後在華十年，1607年過世。換言之，羅明堅在華足跡僅局限於華南區域，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實地觀測，這意味着其繪製的中國地圖必有所本，很有可能取材自其在華期間着手搜集的相關參考資料。通過勘比和分析，以往國外學者認為羅明堅中國地圖集資料應來源自明代學者羅洪先 （1504─1564）《廣輿圖》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本。這一觀點遭到本次與會中國學者的廣泛質疑。由於“遼東Eugenio Lo Sardo,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 I.,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Libreria delloStato, Rome, 1993. 14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邊圖”本是一幅原刻單頁地圖，意味着只要找到邊圖的源頭，就可以判斷出地圖集的資料來源， 或者至少成為解開地圖集取材之謎的關鍵。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汪前進研究員《羅明堅 〈中國地圖集〉主要取材於〈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一文指出，通過地圖內容與形式以 及文字記述的勘比，羅明堅地圖集編寫並不是取材自《廣輿圖》，而是主要依據《大明一統文 武諸司衙門官制》（以下簡稱《大明官制》）。其依據是：不僅遼東邊圖應取自《大明官制》， 而且《大明官制》圖文並列，地圖部分屬於羅洪先《廣輿圖》系統，文字部分卻與《廣輿圖》不 相同。通過對比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和《大明官制》的廣東部分相關文字，發現前者的文字 絕大部分取材於後者。這一觀點得到金國平、陳宗仁、龔纓晏等人的認同。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 海外漢學研究中心金國平教授《關於羅明堅〈中華圖志〉的底本》以文字描述資料為中心，進 一步肯定了《大明官制》為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圖文的最直接資料來源。作為會議召集人以及羅 明堅地圖集文字資料中譯者，金國平教授還通報了羅明堅地圖集漢譯工作的計劃與進度。金教授 特別指出，地圖集本是羅明堅的無名手稿本，意大利學者羅沙度將之命名為“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 I.”，其實地圖集編寫採用附有地圖地志書的“圖志”形式，參照明清 時期來華傳教士其他同類作品，他認為地圖集中文名應為《中華圖志》。 那麼羅明堅地圖集究竟取材於哪一版本的《大明官制》呢？寧波大學龔纓晏教授《羅明堅〈中國地圖集〉中的“遼東邊圖”與象山縣地圖》同樣選遼東邊圖作為突破口，發現夾雜在羅明堅手稿中的遼東邊圖，實際上是萬曆十四年（1586）寶善堂所刊《大明官制》中的一頁，但龔纓晏認為羅明堅在繪製中國地圖時，應同時還參考了羅洪先的《廣輿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陳宗仁研究員《略論羅明堅地圖集的資料來源：以福建省圖為例》一文則以福建省圖的形狀與內容為例，通過比較地圖形狀（由省界與河流走嚮構成的基本框架）和內容（包括自然景觀、行政區及金屬礦產分佈）以及畫法的細部分析，指出羅明堅中國地圖集之福建省圖應源自屬於《廣輿圖》系統的1586年刊本之《大明官制》。 需要說明的是，《大明官制》本身屬於《廣輿圖》系統。萬曆十四年寶善堂本《大明官制》之《重修官制凡例》說：“舊本逐省首刻有地圖，止存名目而已。竊見《廣輿圖》規制詳悉，形勝全備，今照式摹寫刻附，且增九邊、四夷、遼東三圖，並九邊敘，四夷國名，俱附圖後，以便檢閱。”由此可知，《大明官制》本脫胎於《廣輿圖》。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陶承慶校正之隆慶二年（1568）叢刊本《大明官制》卷首《重修官制凡例》亦稱：“編次照《廣輿圖》，以京師為首，而次之以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更加直接地反映《大明官制》與《廣輿圖》之間的承繼關係。從這一角度而言，羅明堅《中國地圖集》與《廣輿圖》、《大明官制》之間的關係皆十分緊密。與此同時，龔纓晏指出在羅明堅所繪的兩幅浙江省地圖上，象山縣部分有多處錯誤與《廣輿圖》及《大明官制》相同，但關於本應隸屬鄞縣的大嵩千戶所，《廣輿圖》、《大明官制》均置於象山縣內，但地圖集卻標注在鄰近鄞縣之內，汪前進也發現廣東圖說部分四至、土產和糧食總量等記載與《大明官制》不同。諸如此類，意味着羅明堅手繪地圖集應還有其他中文資料來源。基於此，關於地圖集資料來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羅明堅手稿主要取材自《大明官制》，同時還應參考了《廣輿圖》等其他中文資料。除此之外，普塔克、陳宗仁、汪前進還簡略分析了地圖集的繪製特點和表現形式。 144

傳教士漢學與跨文化交流──關於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學術研討會的思考二、羅明堅與明代中西文化交流作為西方漢學的奠基者，羅明堅立足於中西文化比較與融合的思維高度，突破傳統遊記式漢學的表面認識，以長期的生活體驗和即時觀察為基礎深層解讀中國，為東學西傳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資料基礎和學術準備。通過地圖集圖文分析，我們可以由此透視地圖集所顯示的跨文化詮釋與文化差異。德國慕尼黑大學普塔克（Roderich Ptak）教授考察了羅明堅地圖集關於海南物產的記錄，分析了海南珍珠、菠蘿蜜、高良薑的地理分佈，在此基礎上，探討羅明堅關於海南采珠業、菠蘿神信仰的演變，反映出羅明堅心理世界中關於中西文化的比較與差異。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陳宗仁試圖還原羅明堅製圖過程及其所彰顯的文化差異，通過比較地圖集中的四幅福建省圖與明代同時期所流行的地圖，可知羅明堅在《大明官制》基礎上繪製底本，並進行必要的加工，從西方人的角度對福建邊界水流、山川景觀、行政建制進行再詮釋。羅明堅作為西方漢學的奠基者，其與西方漢學的興起頗值得研究。在羅明堅的相關研究中，《葡華辭典》是最為薄弱的。《葡華辭典》是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和西方語言對照的漢語學習辭典，是西方人漢語學習最早的一部辭典，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在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然而，直至1934年意大利漢學家德禮賢（Pasquale M. D’ Elia）發現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後，學界纔開始展開初步研究。以往研究只集中在《葡華辭典》本身，對《葡華辭典》正文之外、共65頁的散頁文獻卻始終沒有展開系統分析和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張西平《〈葡漢詞典〉中的散頁文獻研究》通過散頁中關於羅明堅官司、中國古代詩詞學習、天主教中文文獻《解釋聖水除前罪》的歷史學和語言學分析，進一步確定《葡華辭典》以及散頁作者為羅明堅。作者特別注意到《葡華辭典》散頁文獻在語言學上的意義，指出散頁文獻是西方漢語史上第一篇漢語對話教材，雖然全文沒有一個漢字，漢字全部是羅馬注音所代替，但這種形式確實為目前所見中國漢語史上最早的羅馬字注音漢字，同時也應是最早注意到量詞使用的文獻。澳門大學湯開建教授《明代來華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的中文詩》從其格律詩透視羅明堅的漢語水平及其傳教思想；臺灣大學教授古偉瀛《啼聲初試︰重讀羅明堅的教會辭匯》一文重讀了羅明堅的教會辭典；香港大學教授馮錦榮則展示了羅明堅地圖中16世紀意大利天文、計時、測繪技術的因素，重新發現了羅明堅作為一名入華傳教士對東學西傳、西學東漸產生的重要影響。澳門大學歷史系薩安東教授主要考察了羅明堅返歐後的個人遭遇。1589年返回歐洲，羅明堅一方面面臨葡萄牙新國王菲利普二世新的世界擴張計劃，另一方面菲利普二世與羅馬教廷之間既有合作也有衝突。菲利普二世希望從羅明堅那裏獲取關於中國的最新消息，納入其世界擴張計劃之內，但同時不希望羅明堅與羅馬教廷獲得進一步的接觸。雖然遭到羅明堅的拒絕，然而此時羅馬教廷因教皇的離世陷入困頓，羅明堅向教廷遊說遣使中國的初衷最終不了了之。可以說，羅明堅返回歐洲的目的，本是勸說葡萄牙和羅馬教廷向中國遣使，但最終受制於葡西聯合王國國王菲利普二世與羅馬教廷的懷疑和猜忌，也陷入因教皇離世造成的羅馬教廷混亂的漩渦之中。除此之外，正如我們試圖以地圖為中心理解羅明堅，同樣也可以羅明堅及其相關地圖為中心反思中西之間、東西方之間的文化相遇與對話。葡萄牙人海上活動富於策略性，這為其最終據居澳門，並與西班牙、英國、荷蘭長期爭奪中勝出提供了保障。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徐曉望研究員結合古地圖資料，重建了葡萄牙在福建漳州活動的史實。臺灣清華大學李毓中教授通過1574年西班牙取得《古今形勝之圖》歷史背景及其過程的敘述，重構西方世界關於東亞的想像與建構。同樣來自臺 14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灣清華大學的徐光台教授《羅明堅、利瑪竇和范禮安與一幅未署名明末耶穌會中國區地圖》 一文，通過對羅明堅、利瑪竇和范禮安與一幅未署名明末耶穌會中國區地圖之間關係的辨析，展示出早期來華耶穌會士對包括中國在內東亞世界的認知與想像，這同樣是范禮安等人選取澳門作為明中後期培訓中國與東亞傳教士中心的時代背景和思想起源。三、思考與展望總結本次會議，最大貢獻就在於通過對遼東、廣東、福建、浙江等省區地圖的細部比較分析，確認《大明官制》為羅明堅地圖集的最直接來源，雖然不排除對其他文獻的參考，但總體上糾正西方學界術地圖集以《廣輿圖》為底本的謬誤。除此之外，對羅明堅在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早期開拓中的地位與作用、羅明堅與西方漢學的興起等問題的認識有了較大提高。可以說，“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整體上極大地推動了澳門學的學科發展，促進了西方漢學、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學術研究。由於羅明堅中國地圖集漢譯工作剛剛開始，國內學術界對其認知不足，仍有不少值得深入的研究空間。第一，本次會議雖然在研究內容上基本確認了羅明堅地圖集的主要資料來源，但對於《大明官制》和《廣輿圖》之外的取材文獻或徵引文獻仍不清楚。與此同時，地圖集的基本內容、主要特點、繪製方法、表現形式等細部研究也有待深化。此外，地圖集作為羅明堅漢學著述的一種，在羅明堅知識結構、早期西方漢學體系乃至東西方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等問題仍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梳理與分析。 第二，從“圖像證史”到“圖像即史”的研究路徑。美國藝術史家潘諾夫斯基（ErwinPanofsky）將圖像學研究區分為三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就是對自然現象進行觀察，對人類的記錄進行研究。然後要對這些記載加以‘解譯’和解釋，就如同觀察者要接收‘來自自然界的信息’一樣。最後，還要對這些結果進行分類並將其歸入一個‘合理’的一致的系統。”潘諾夫斯基圖像學研究的三種步驟，實質上是呈遞進關係的三種層次，分別對應自然層面的“前圖像志描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傳統層面的“圖像志分析”（iconographical analysis）和本質層面的“圖像志解釋”（ic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基於此，研究者不僅以日常生活經驗識別圖像內容，還要以文學、藝術和文化知識理解圖像的主題，最終需要詮釋被無意識透露出來並壓縮在作品中的對國家、時代、階級、宗教或者哲學信仰的基本態度。近年來，圖像研究的文化轉向在史學領域愈發明顯。包括地圖在內的任何圖像都可以用作歷史證據。西方“新文化史”旗手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圖像證史》中說：“如果不把圖像與社會現實聯繫起來，那麼，圖像既不能反映社會現實，也不是一個符號系統，而是處於這兩端之間的某些位置上。它們證明個人與社會群體據之以觀察社會，包括觀察他們想像中的社會的那些套式化的、但潘諾夫斯基：《視覺藝術的含義》導言《作為人文主義一門學科的藝術史》，傅志強譯，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頁。Erwin Panofsky, Studies in Icon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p.7.參見海野一隆：《地圖的文化史》，王妙發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146

傳教士漢學與跨文化交流──關於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學術研討會的思考逐漸變化的方式。”伯克認為圖像證史不應繼續糾纏於圖像是否可信的爭論，“而是關注於可信的程度及其方式，從不同目標去關注其可信度”，“堅持傳統歷史研究中最嚴格的考證方法，並在考慮這一批評的基礎上重構一種歷史方法的規則”。值得注意的是，陳宗仁從新文化史角度出發，指出地圖繪製有一流傳、變動的過程，“以福建省圖為例，在1550年代《廣輿圖》初次刊行前，即有數種不同形式的地圖流傳，從1550年代以後，隨着《廣輿圖》的刊刻、傳佈，一些地理圖籍亦收錄了《廣輿圖》裏的各省地圖，其中包含1586 年（萬曆十四年）寶善堂刊行的《大明官制》，而羅明堅據之繪製了一套中國地圖集。在每一次的重繪、雕版過程中，福建圖及其圖說不時地被改動，或是更新，或是更多訛誤。但重點不止是正確與訛誤的問題而已，而是每一次的更動都是一種詮釋，這些過程構成了地圖的文化史”。誠如斯言，羅明堅地圖集的發現，不僅復活了我們對羅明堅的認識，也激發我們對《大明官制》的再認識，由此進一步重新反思以往對明代社會文化的認識。地圖集主體資料沒有取材自《大明一統志》等官方典志，而是選取諸如《大明官制》 等當官使用手冊類的私修書，除後者市面上流播速度快、普及面廣等因素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呢？這本身也是一個頗值得關注的社會文化現象。第三，地圖研究與概念史、思想史、觀念史研究。福柯（Michel Foucault）從知識考古學出發重新詮釋了地理學中諸如領土、區域、移位、領域、土壤、地區、地平線在內的基本概念，使得狹義的地理學概念具有政治、社會、文化、歷史的普遍意義。福柯試圖通過這些概念確實找到“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係”，“一旦知識能夠用地區、領域、移植、移位、換位這樣的術語來描述，我們就能夠把握知識作為權力的一種形式和播撒權力的效應的過程。存在着對知識的管理， 知識的政治，權力的關係，它們是穿越知識的途徑，當人們對它們進行再現的時候，能夠指引人們通過區域、地區和領土這樣的概念來思考支配的形式”。“如果我們僅僅從時間連續性的角度來對話語進行分析的話，我們就會把它看成是一種個體意識的內部的生成”，“如果努力用空間性的、戰略性的比喻來解釋話語的話，能夠使我們在權力關係的基礎上，精確地掌握話語轉變的地點”。從概念史角度，他者視野裏的中國地圖，涉及概念的移植與運用，既有對中國傳統概念的轉譯，也有西方概念與中國現實之間的匹配。羅明堅來華前後正值西方民族國家形成時期，其在地圖集中所使用的概念經歷了怎樣的移植和演變，從中折射出哪些中西政治哲學與價值觀念的差異與變遷，都將是未來羅明堅中國地圖集研究的重心。[責任編輯 劉景松]彼得·伯克：《圖像證史》，楊豫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64頁。彼得·伯克：《圖像證史》，第265頁。福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嚴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5頁。 147

•澳門學•澳門學著作提要（十一）金國平葉 農一、《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榮振華（Joseph Dehergne, S. J.）著。此著作介紹了歐洲遣往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中絕大多數人的生平傳記，是中國傳教地理研究論著，為一部研究耶穌會在華史、中國傳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海外漢學發展史的重要工具書。入華耶穌會傳教士之漢名及事跡等頗難查考，此書提供了較詳細的資料，極大地方便了相關研究者和對此感興趣的讀者。榮振華，1903年3月10日出生於法國旺代（Vandde），從小便渴望成為傳教士。1921年，他進入老家的耶穌會初修院。1925年6月20日成為耶穌會巴黎教省的傳教士。1925─1934年為求學期。1934年8月15日，在蒙特瑪爾的聖彼得教堂晉鐸為神父。1936年出發赴中國傳教團。1938年，在上海由教會開設的復旦大學講授歷史和法文課。之後，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了十五年。此期間著述甚豐，尤攻16─18世紀天主教在華傳教史。1951年離華，返回法國巴黎郊區的耶穌會檔案館所在地尚蒂伊，並出任該處圖書館館長和耶穌會法國教省檔案館檔案員。之後的四十年內，他努力搜尋和研究有關中國天主教傳教團的文獻資料。1964年，完成博士論文：《貝爾坦的兩名中國人，1764年的工業調查和法中技術合作的開端》。1965年，獲得博士學位。主持過三屆（1974、1980、1983）尚蒂伊國際漢學討論會並編輯出版了會議論文集。從1986年的第五屆起，他又邀請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所長馬愛德神父共同主持。尚蒂伊國際漢學討論會論文集大大地推動了歐洲及全世界的漢學研究，尤其是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使尚蒂伊一度成為法國乃至世界的一個重要漢學中心。榮振華神父於1990年6月在圖阿雷謝世，享年八十七歲。20世紀20─30年代，馮承鈞先生為法國漢學的譯介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共翻譯出版了西方漢學名著40餘種。其數量與質量都達到了空前的高水準。從80年代起，耿昇先生填補了馮先生去世以後的空白。他所翻譯的法國漢學名著碩果累累，其數量和內容廣度均超越了前人，被中華書局著名編審謝方先生喻為“譯壇驍將”（參見謝方：《為了法國與中國的文化因緣──譯壇驍將耿昇》，《世界漢學》，1998年第1期，第197─201頁）。作者簡介︰金國平，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北京100089；葉農，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 148

澳門學著作提要（十一）榮振華的傳教漢學專著和論文不僅有人物傳記，還有數量可觀的傳教地理方面的專著和論文。美國魏若望（John W. Witek）神父評論說："榮振華的研究是根據耶穌會士當時的手稿和刊佈材料整理出的羅曼語系各語種對照的不可或缺的中國地名一覽表。"傳教士傳記與傳教地理為傳教史的核心內容，其側重點不同，但可互為補充。榮振華神父的傳教士傳記僅限於耶穌會士，但傳教地理涉及所有會團。它本身就構成一部工具書性資料。教堂及教徒分佈的地名考證是我們在研究中經常遇到的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鑑於其對中國傳教史研究的重要性，我們準備加以翻譯介紹，嘉惠書林，以期推動中國傳教地理的深入研究。榮振華神父的主要傳教地理研究論著目錄有：《明代時期的中國基督教（1581─1650年）》，載《華裔學志》，第16卷（1957年），第1─136頁，附有地圖；《1700年左右的北京傳教團，傳教團地理研究》，載《耶穌會歷史檔案》，第22卷（1953年），第314─388頁；《1700年左右的中國北方傳教團，傳教團地理研究》，載《耶穌會歷史檔案》，第24卷（1955年），第3─16頁及251─294頁；《1700年左右的中國中原，南京主教區，傳教團地理研究》，載《耶穌會歷史檔案》，第28卷（1959年），第289─330頁；《1700年左右的中國中原，沿海宗座代牧區，傳教團地理研究》，載《耶穌會歷史檔案》，第30卷（1961年），第307─366頁；《1700年左右的中國中原，內地宗座代牧區（完）：江西，傳教團地理研究》，載《耶穌會歷史檔案》，第36卷（1967年），第221─246頁；《中國西南：四川、貴州、雲南，傳教團地理研究》，載《耶穌會歷史檔案》，第42卷（1973年），第246─287頁；《中國東南：廣西和廣東，傳教團地理研究》，載《耶穌會歷史檔案》，第45卷（1976年），第3─55頁。二、《澳門四百年》費成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共431頁。英文版，題為Macao 400 Years，由王寅通翻譯，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兼任上海市譜牒研究會會長。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文化、港澳台法律比較。主要學術著作還有《中國租界史》、《中國的家法族規》、《薛福成》、《上海路名的沿革》等。本書前有陳旭麓撰寫的、題為《"我要回來"》的序言。全書有以下章節：第一章"偏僻漁村魏若望：《耶穌會士傅聖澤神甫傳：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5頁，註釋4。 14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成為國際商埠”，介紹了葡人早期入居澳門前華人在此生活的歷史；葡人在16世紀入居澳門的過程，並推斷“蠔鏡於1535年被廣東官府闢為進行對外貿易的洋澳。用《澳門記略》中的話來說，就是“澳之有番市自黃慶始”；蠔鏡成為葡人居留地的過程。第二章“進入了黃金時期”，研究了澳門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海上貿易發展的黃金時期及其海外貿易線路、澳葡與其他殖民者圍繞澳門展開的激烈鬥爭、在澳門“黃金時代”明朝政府加強管轄澳門的措施。第三章“急劇衰落與短期復興”，探討了澳門在17世紀20年代之後迅速衰落的內外原因，介紹了葡人為恢復繁榮所作的努力及其結果、18世紀30年代左右的短暫繁榮及再次衰落的原因。第四章“在清政府加強管轄的年代裏”，探討了粵海關澳門分口開設的原因、澳門發生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如英國安森準將來澳門所引發的中外交涉；陳輝千被殺案等與香山縣縣丞、澳門海防同知入駐望廈和前山的關係；《澳夷善後事宜條議》十二款訂立的歷史背景與過程；18世紀後半世紀葡國國內政治改革對澳門的影響 （包括廢除王家壟斷貿易制度、取消耶穌會、議事局要求恢復舊有權力等），並評價道：這些改革措施，“僅有廢除王家壟斷貿易制度這一項對澳門經濟產生了積極作用。更主要的是他們在80年代進行的‘改革’，竟以擺脫中國政府的管轄，把澳門變為他們的‘殖民地’為重要目標，這在清皇朝國勢強盛的乾隆時代不啻是夢想。因此，在澳葡萄牙人的‘改革’，無論在經濟方面還是在政治方面，最終都以失敗告終”。第五章“新形勢伴隨着新憂患”，研究了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澳門歷史發展的三個問題：1. 在18世紀末期，澳門隨着中外貿易的發展產生的新變化：澳門成為外國商民旅居和遊樂的場所、走私鴉片的集散地、華工輸出的口岸、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同時，澳葡亦開始擴張其殖民權益。2. 英軍入侵和海盜騷擾。3. 爆發“民主運動”的前因後果。第六章“在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打開之際”，探析了鴉片戰爭之前中英衝突、英國以澳門為基地所進行的活動；澳門在禁煙運動中的地位；鴉片戰爭爆發後澳門成為西方當作入侵中國的活動基地。第七章“蛻變為藏垢納污之地”，分析了在鴉片戰爭之後葡人“乘機侵略、擴張”與推行殖民統治、成為“東方的蒙特卡洛”、“臭名昭彰的苦力貿易中心”的過程。第八章“由葡萄牙‘永居管理’”，分下列三個方面（“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訂立”過程、“葡萄牙殖民者繼續擴張”、“勘界談判的發韌與終結”），研究了中葡條約簽訂後中葡關係的發展。第九章“19世紀末期以來的新變化”，探究了澳門與中國近代維新變革、民主革命、護國護法運動的關係；19世紀末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向近代化城市演變過程；澳門與抗日救亡運動。“後記”。書中還收錄了一批圖片與歷史地圖。此著作比較早地直接引用了英語著作，對研究早期澳門歷史，推動很大。三、《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一八四一─一八五四》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著。由著名學者金國平翻譯的中文版由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於1997年出版，共260頁。作者係葡萄牙著名澳門史學者，葡萄牙里斯本人氏，里斯本技術大學社會暨政治科學 150

澳門學著作提要（十一）系國際關係史（國際法專業）博士畢業，曾執教於里斯本大學法律系、里斯本技術大學社會暨政治科學系，現為澳門大學教授。作者分別從外交史、國際關係史及國際法角度來研究葡中關係，曾出版過《聖塔倫子爵關於葡萄牙人在澳門居留地之“回憶錄”》、《葡中關係》（Estudosde história do relacionamento Luso-chinês: séculos XVI-XIX,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1996）、《萬難之約》（O tratado impossível: um exercício de diplomacia luso-chinesa numcontexto internacional em mudança, 1842─1887, Lisboa: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2006）等著作；曾主編過《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Macau: Fundação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dasRelações Luso-Chinesas; Universidade de Macau, 1996─2000）等檔案史料集。該書是作者在葡中關係方面的力作，治澳門19世紀中期史必讀之書，在其衆多著作中，被引用的次數亦最多。此著作對1841─1854年間葡國在華外交政策，“推本溯源、拾遺補闕、探頤索隱、立意嚴謹、史料翔實、結論公允”。全書共十八個部分，包括“前言”；“蓮峰廟會議”（此次會議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澳門總督及議事會倡議召開，討論此次戰爭將對澳門產生的影響）；“對華談判”（《南京條約》之後，葡國為改變澳門現有地位而做的準備，包括委任新總督比加哆（José Gregório Pegado），提出將要與中國政府談判的條款等）；“與中國帝國當局展開接觸問題”（葡人將與中國政府就澳門問題談判所要採用的渠道，包括遣使北京與在廣東進行地方層面的接觸，並介紹了與耆英交往的過程）；“欽差大臣耆英與澳門之請求”（議事亭曾參與對華談判，目的是向中國欽差大臣強調將澳門置於《南京條約》所創立的新的商業體系之中）；“澳門議事亭九請”（此九款請求是葡中談判的基礎）；“葡萄牙政府及對華談判方針”（葡國任命了前任總督吐唎威啦邊哆為欽差大臣，並確定了對華談判的內容）；“廣州談判”（吐唎威啦邊哆赴廣州談判過程）；“欽差大臣耆英訪澳及欽差大臣吐唎威啦邊哆使命之失敗”（耆英拒絕的理由）；“破滅的幻想”（此時葡國對華交涉失敗的原由）；“亞馬勒政府”（亞馬勒從領土、行政、稅收三方面奪取澳門治權的方針）；“舊秩序的覆滅”（亞馬勒使澳門脫離清政府管治的過程）；“‘凱帕爾事件’及葡英澳門主權之爭”；“亞馬勒總督遇刺”（其被殺過程及之後的交涉與事件的國際影響）；“‘賠禮道歉’問題”（葡國的報復計劃始末）；“澳門的新生”（基馬良士管治時期的澳門）；“《王室訓令》體制的確立”（基馬良士所採取的措施）；“為‘澳門問題’尋求一協議解決方式”（使葡人在澳門繼續生存的“新秩序”協約化）。其《附錄》收錄了13份原始檔案，它們分別是《就對華修約談判為吐唎威啦邊哆下達的初期指令》、《對華條約草約（1843年）澳門議事會向欽差大臣耆英所提九款》、《欽差大臣、廣東大吏傳諭聖上對去年澳門政府所提九款批旨》、《為亞馬勒總督下達的指令的前言》、《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粵海關監督基溥合奏》、兩次《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關於亞馬勒遇刺事件合奏》、《徐廣縉自傳關於亞馬勒遇刺事件節選》、《沈志亮傳》、《為官也總督下達的指令》、《海事及海外部就澳門問題致國務委員會的稟呈》、《海外委員會對葡萄牙在華政策的請求》、《與道台會談的報告》。四、《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吳志良著。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出版，共447頁。前有茅家琦、姜義華、鄧正來三位 15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學者所撰寫的序言，後有金國平教授所撰寫的跋。作者為廣東連平人氏，1985年北京外國語學院葡萄牙語專業畢業；1991年在澳門東亞大學完成為期兩年的公共行政課程；1997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2010年7月起，出任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並任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會長、澳門學者同盟主席、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明史學會理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和學術交流基金會理事，以及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1993年底，開始主編《澳門論叢》、《新澳門論叢》、《濠海叢刊》和《澳門法律叢書》，並合作主編《粵澳公牘錄存》、《澳門叢書》、《澳門百科全書》、《澳門總覽》、《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粵澳關係史》、《澳門歷史新說》、《澳門編年史》、《澳門史新編》和列國漢學史書系共25部；還著有《葡萄牙印象》、《澳門政制》、《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政治制度史》及《一個沒有悲情的城市》等；合著有《澳門政治社會研究》、《鏡海飄渺》、《東西望洋》、《過十字門》、《早期澳門史論》。該著作係作者在南京大學歷史系提交的博士論文修訂而成，是葡語學術界和國際學術界引用最多的中國學者著作。作者認為，研究澳門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即研究澳門政治系統的變遷過程及其內外部諸因素的互動關係，研究其賴以持續生存的自我調節能力”。澳門的政治發展，有其特性：“自葡萄牙人據居後，明清政府一直把澳門視為另類‘蕃坊’，居澳葡人依自身的風俗習慣和法律建立自治組織來管理內部事務，至鴉片戰爭後葡萄牙更推進殖民管治，所以，澳門雖然從未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於中國有強大的依附性，卻是中國領土內的一個政治行政異體，構成獨特的‘政治系統’或‘政治子系統’。”為此，作者以中葡兩國作為主要參照，將澳門政治發展劃分為七個階段，用五章來論述。這些階段有：中葡早期交往（1514─1583）、議事會時期（1583─1783）、議事會衰落期（1783─1849）、殖民管治時期（1849─1976）、葡管中國領土下地區自治時期（1976─1988）、過渡時期（1988─1999）、21 世紀中葡在澳合作關係（1999年12月20日起）。第一章“中葡交叉航行　葡人據居澳門”，通過鄭和下西洋、航海大發現與葡萄牙人來東亞這兩個重大的歷史背景，探析了葡萄牙人16世紀上半葉在華活動的軌跡與入據澳門的歷史過程，指出葡人得以定居澳門的最根本原因是明末社會動亂與邊境危機。第二章“澳門葡人內部自治時期”，探討了居澳葡人採用何種行政體制來進行自我管理及其意義。作者指出，“澳門葡人大致上以商人共和國的模式在天朝的土地上進行自我管理，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歷史經驗”。至於澳葡所採用的自治模式在中國政府中的政治法律地位，在對比了“蕃坊”之後，作者認為澳葡名義上接受葡萄牙王室和法律的管治，實際上則受到明清政府之嚴格制約，為維護相關的切身利益，其自治機構──議事會不得不長期奉行雙重効忠的原則。這種雙重効忠是澳葡生存的需要，它使澳門出現“華洋雜處、民族交融”的局面，也奠定了澳門在中西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章“議事會權力衰落時期”，從18世紀80年代至19世紀40年代，澳門政治已經進行了大轉型。從內 152

澳門學著作提要（十一）部來看，葡萄牙的王權逐步侵入，澳門葡人自治開始由議事會、總督、王室大法官競爭的格局，改變為總督獨大。從外部來看，清朝在鴉片戰爭的戰敗和香港的割讓與崛起，引起了中葡關係的巨變，亦是澳葡要求改變澳門政治格局的外在原因。第四章“葡萄牙殖民管治時期”，作者通過近代以來葡人在澳門確立殖民統治、《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簽訂、澳門與近代中國的維新與革命、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澳門等專題，研究了殖民時期影響澳門政治發展的重大問題：中葡談判、中葡條約及葡國政治制度的變化、抗戰時期澳門的政治局勢、1922年“五‧二九”工人運動、1952年“關閘武裝衝突事件”、1955年“澳門開埠四百周年紀念事件”及1966年“一二‧三”事件等。第五章“實現地區自治 進入過渡時期”，分析了澳門通過《澳門組織章程》建立內部自治的過程；又通過中葡建交、中葡關於澳門前途問題談判及《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使澳門政治法律地位明朗化；通過對總督、立法會、行政制度現代化、司法自治等問題的研究，展現了澳門回歸前政制的特徵：主權與治權分離、澳門現代政制的形成是葡萄牙政治變化的結果、《澳門組織章程》在澳門政治中有特殊地位、本地統治精英階層有待培養。最後為《結語》。作者通過對澳門政制的考察與研究，總結出歷史的啓示：澳門歷史及特殊生存發展過程，完全是中國內部政治經濟變化以及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碰撞角力的結果。澳門歷史演進也有力地證明，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難以令人信服；又印證了亨廷頓所批駁的“西方普遍論”的確是無法成立的，西方的價值觀和制度並不具有普遍意義，也不放之四海皆準。最後，作者展望了澳門回歸之後政治發展的走向。其《附錄》收錄了七份涉及澳門政治發展史中的重要歷史檔案：索薩（Leonel de Sousa）《廣東國及廣州城海道遣人議和》、海道副使俞安性訂出的具體管理措施、首任海防軍民同知印光任乾隆九年（1744）提出的行政指引、澳門同知張汝霖訂出的十二條、《王室制誥》──內閣大臣給印度總督索薩（Dom 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之指示、《和好通商條約》、中葡關於取消葡萄牙在華領事裁判權及處理其他事項之換文。其葡文版（Segredos da Sobrevivência: História Política de Macau）1999年出版，前有薩安東的序言，後有金國平教授的跋語；《附錄》收錄的文獻共有十則，與中文版所收錄的文獻有所不同。[特約編輯 張中鵬] 153

•口述史•高秉常主教率團訪問京、寧、滬追記冼為鏗1985年10月25日，澳門教區高秉常主教率團訪問北京、南京和上海。此次訪問是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之通過澳門南光公司邀請的。訪問團由高主教（葡人）任團長，團員包括黎鴻昇神父（聖若瑟修院院長，現為澳門主教）、鍾志堅神父（青年牧民中心主任，現為澳門副主教）、劉炎新神父（望德堂本堂神父）、孔智剛神父（鮑思高中學校長）、呂碩基神父（利瑪竇中學校長，葡人）、康鳳貞修女（路環聖善學校校長）、劉淑珍修女（青年牧民中心修女）以及兩位教友蔡傳興和鄭妙霞。南光公司委派宣傳文體部冼為鏗經理全程陪同。訪問前，高主教曾致函教友，通告此事：本年（筆者注：指1985年）5月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宗教事務局，透過南光公司，邀請本人訪問北京、南京和上海，以促進澳門天主教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負責宗教人士之間的友誼和思想交流。基於這些理由，本人樂意接受邀請，並將於本月25日啓程，隨行的尚有司鐸、修女及教友多人。在這適當時刻，我公告各位教友，期望衆教友以祈禱支持我們，使此行獲得豐碩成果，以符各有關方面的願望與期待。鑒於本地區將要面臨的改變，我們此舉實屬關係重大。我們必定盡我們微薄的能力，作出貢獻，務求使澳門的將來，在各方面都達致和平、安定和思想溝通。關於此次訪問的來龍去脈以及本人緣何獲委派陪同訪問，還得從成行前幾年的事情談起。本人長期從事教育工作，1969年至1985年被選為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1978年，教育會與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聯合舉辦第十三屆全澳學生運動大會。事前，我曾拜訪林家駿副主教，邀請他擔任學運會名譽顧問，林副主教一口答應。自此以後，我與林副主教之間的交往日益增多，也增進了彼此的友誼。我多次到林在主教堂巷的住宅，瀏覽他搜集的關於解放戰爭的書籍，以後更徵得他同意出任教育會的名譽顧問。1982年，應柯正平總經理之邀，我加入南光公司。1984年，奉柯總指示，動員林家駿副主教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此次動員工作，因林副主教要請示高秉常主教，高主教也要請示羅馬教廷，所以，頗為耗時。畢竟，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澳門天主教高層首次訪問北京，謂之“宗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次重大突破”亦不為過。所幸經過多次接觸商量，終於成行，林副主教於作者簡介︰冼為鏗，澳門資深文化工作者、文字學專家，曾任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 154

高秉常主教率團訪問京、寧、滬追記1984年10月1日出現在天安門觀禮臺上。顯然，林副主教對此次赴京觀禮感到非常興奮，對觀禮印象也十分美好，返澳後，更贈送在北京拍攝的照片予我夫婦。而在北京與傅鐵山主教相會時，賓主之間暢談甚歡，並在留言簿上寫下留言，表示大家都有一顆龍的心，希望今後能多多交流，增進友誼。1985年5月，我接受柯正平總經理的一項任務，動員高秉常主教率團訪京。事前，主要通過林家駿副主教進行相關動員工作，與林副主教進行多次磋商，但並沒有與高主教直接接觸。主教率團訪京乃澳門天主教界破天荒的大事，他們當然要請示羅馬教廷。因此，此事從開始策劃到最終成行整整花了五個月的時間。1985年10月25日上午8時30分左右，由高秉常主教等十人組成的訪問團以及本人先後到達澳門中旅社（社址在今南灣街京都酒店現址）。南光公司副總經理胡厚誠、助理總經理秦介夫以及林家駿副主教、教區事務統籌秘書處主任羅啓瑞神父等前來送行。上午9時，訪問團及陪同人員11人乘車出發。出發前，高主教通過鍾志堅神父的翻譯向在場記者表示，此行除了促進兩地教會友好關係以及加強彼此間的交流外，爭取與港辦負責人見面，反映澳門教會的情況，希望中國政府在宗教自由上作出保證。中午，訪問團在中山石岐用膳，下午6時從廣州白雲機場直飛北京，抵達下榻的香山飯店時已是深夜時分。遊覽長城及定陵10月26日（星期六），訪問團首先遊覽八達嶺長城。衆神父非常興奮，大家都知道“不到長城非好漢”，六十一歲的高主教更是一馬當先，率先登上長城最高處。其他的團員也一一趕上去，非要當好漢不可。下午到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參觀。地下宮殿內相當清涼，但由於遊人如織，摩肩接踵，大家都汗流浹背。不過，目睹琳瑯滿目的皇冠及展品，大家都感到不枉此行。 拜訪傅鐵山主教及愛國會10月27日（星期日），清晨，訪問團從香山飯店出發，約一個多小時後，抵達南堂（北京教區主教座堂）。石神父和牛神父前來迎接，接着，石神父引領全體成員進入會客室。不久，傅鐵山主教在幾位人士陪同下走進會客室，傅主教首先與高主教握手寒暄，然後各自介紹自己教區的概況。臨別時，傅主教向訪問團成員贈送南堂堂徽和聖經一本。最後，全體主賓在南堂聖母岩前拍照留念。接下來訪問團轉到北堂（即西什庫天主堂）參觀。這是一座哥特式的教堂，正在進行修復工程，準備在本年聖誕節舉行復堂典禮。據傅主教表示，該堂比南堂大，修復後將成為北京教區的主教座堂。當天下午，訪問團拜訪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受到愛國會副主席宗懷德主教及楊高堅主教、涂世華主教等人的熱情接待。高主教一行還參觀了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並與中國的主教及修生們共同頌經、唱聖歌。最後，宗懷德主教向訪問團全體成員致送1981年獻縣第五版的《新經全集》和《中國天主教》第十一、十二期期刊。訪問團成員利瑪竇中學校長呂碩基神父強烈要求參觀利瑪竇的墓地。當時，利瑪竇墓地在中 15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央黨校校園之內，為滿足訪問團的要求，北京方面特別安排訪問團到墓地參觀。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向這位最早到中國傳教的教士──利瑪竇神父致敬，在墓前虔誠默禱。最後，全體成員在墓前攝影留念。晚上，天主教愛國會和教務委員會宴請了訪問團。拜會李後副主任晚飯後我返回房間，不久就接到國務院港澳辦莫瑞琼的電話。莫女士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任港澳辦澳門司司長。早在1968年，我參加港澳工人代表國慶觀禮團時，已認識莫，她和丈夫鄧強代表北京方面帶領觀禮團到北京、西安、延安等地參觀。在電話中，莫瑞琼說：“明天下午，訪問團要來拜訪港澳辦，李後副主任認為中葡會談還未開始，感到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他不大想會見他們。”我答道：“可以根據中英會談的精神口徑答覆他們提出的問題，相信這樣可以滿足訪問團的要求。”莫表示回去再請示李後副主任。10月28日（星期一）上午9時，訪問團一行到達國家宗教事務局。任務之局長和曹錦如副局長在場親自迎接，並引客人進會客室。任局長向高主教等介紹了中國的宗教自由政策和各地傳教情況，高主教也介紹了澳門天主教會的傳教和舉辦學校及慈善活動的情況。這裏要插上一段說明，在整個訪問過程中，澳門方面都由劉淑珍修女充當翻譯。她曾在臺灣求學，精通英語、葡語，漢語普通話說得非常流利。高主教曾詢問任局長，回歸後，澳門能否自由傳教？任局長答覆說，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包括宗教政策，澳門將來可以享受宗教自由，自主處理教區的一切事務。澳門教區也可以與內地天主教團體加強聯繫，但彼此不能干預對方的工作。將來，內地不會干預澳門教區的事務，澳門教區也不應干預內地天主教教會的內政和教務。 最後，高主教向任局長致送紀念品；中午，任務之局長設宴款待訪問團一行。下午3時，訪問團抵達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拜會港澳辦李後副主任，陪同李副主任會見的有二司司長容康和莫瑞琼等。李後副主任表示，關於澳門問題，明年初纔舉行中葡雙方政府會談，中國對澳門問題目前尚未有具體的政策。不過，將來澳門仍會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至於宗教政策方面，會實行宗教自由的政策。高主教向李後副主任介紹了澳門天主教團體及澳門教區的情況，並提到神職人員對回歸後的種種疑慮問題。高主教問：“回歸後，澳門天主教會能否與羅馬教廷保持聯繫？”李副主任肯定地答覆：“一定可以。”高主教又介紹澳門各教會團體與意大利及各國總會之間經常的往來，並在人力和財力上得到各地總會的支持，中國收回澳門以後，這種關係能否保持？”李副主任不假思索地答覆：“可以。”高主教又問：“將來澳門有沒有言論自由？”李副主任答道：“當然有言論自由。”高主教又問：“澳門天主教會在本地辦了不少學校、安老院以及其他慈善事業，這些學校和慈善事業在回歸後，能否照常辦下去？”李副主任答道：“可以。”高主教又提出，澳門的神職人員，擔心將來缺乏行政管理人材。李副主任表示理解這種憂慮。高主教又問，將來中葡雙方談判時，會否傾聽澳門人的意見？李副主任答：“一定會。”高主教又表示，北京常表示解決澳門回歸問題，將大致採用香港模式，但澳門有自己的特點，希望 156

高秉常主教率團訪問京、寧、滬追記不要照搬香港的一套辦法。李副主任表示：“會考慮這個意見。”高主教又提出，在訪問團中，除了他和呂碩基兩人是葡人外，其餘的都是中國人，不知將來中國政府對澳門葡人採取甚麼政策？李副主任說，在澳門的葡籍人士亦是“澳人”，他們也可以參與“澳人治澳”的工作。除了不能享有中國公民所享有的權利之外，其餘的一切權益，依然照舊。最後，高主教向李後副主任致送銀碟以作紀念。離開港澳辦時，高主教和神父、修女們都非常興奮，因為困擾他們的種種疑慮都一掃而空，他們如釋重負，在去天壇遊覽的行程中情緒異常高漲。遊覽故宮10月29日（星期二）上午，訪問團拜會葡萄牙駐華大使華禮路。華禮路夫婦見到高秉常主教猶如他鄉遇故知，無需翻譯，彼此交談甚歡。夫婦二人熱情款待遠方來客。當天正好是華大使的三女兒九歲生日，團員蔡傳興送上禮物表示祝賀。華禮路告訴高主教，在明年的中葡談判中，他將出任葡方團長。下午，訪問團到故宮遊覽。當高主教一行走進故宮廣場，頓時被宏偉而瑰麗的建築、氣勢磅礡的廣場吸引了，感到驚奇，感到震憾。呂碩基神父大聲喊：“Wonderful！Wonderful！”（奇妙！奇妙！）孔智剛神父也手舞足蹈，興奮異常。接着訪問團參觀了時鐘博物館、書畫博物館和珍寶館。在故宮逗留了一個多小時。由於當日是北京訪問最後一天，晚上，高主教須設宴答謝各接待單位的負責人，因此，在下午5時前就匆匆驅車返回香山飯店。下午6時，答謝宴開始，應邀出席的有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之、副局長曹錦如、副處長傅克勇以及宗懷德、楊高堅、涂世華、傅鐵山等四位主教，以及汪子澄、郭忠神父等。宴會前，先由高主教致詞對各單位的熱情接待表示深切謝意，接着由任務之局長講話，對高主教的宴請表示感謝，並表示歡迎以後再來北京。會見龔品梅宴會結束後，我回到房間。不久就接到莫瑞琼的電話。她說：“高主教曾對任務之局長表示到上海時，要見龔品梅主教。任局長回覆屆時上海方面會安排。上海方面表示不知怎樣處理纔好？”我說：“可否安排在宴會上讓龔品梅和他們見面？”事後證明，上海方面正是按我的建議處理的。龔品梅於1949年8月9日被羅馬教廷任命為蘇州教區主教。1950年7月15日兼任上海、蘇州和南京三個教區主教，為上海教區首任中國籍主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代梵蒂岡與中國天主教會的領導和聯繫中斷了。中國成立了天主教愛國會，龔品梅拒絕加入，他鼓勵教徒繼續接受羅馬教廷的領導，組織並親自督導“不投降、不退讓、不出賣”的中華聖母軍支團，事事與政府對抗，阻止聖母軍成員向政府登記和退團。對當時全國熱火朝天的“保家衛國、抗美援朝”運動，他煽動教徒加以抵制和反對。結果於1960年由上海市中級法庭依法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上海市司法局根據龔品梅在服刑期間能認罪服法、遵守監規、表示悔改的良好表現，於1985 15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年6月提請上海市高級法院批准給予假釋。法院刑事審判庭於7月3日開庭審核裁定後，龔品梅由上海天主教教區安置，居於上海徐家匯主教座堂內。10月30日（星期三）早上，訪問團從北京乘機飛往南京。到機場迎接的有劉元仁神父、愛國會的汪先生以及南京宗教事務局的楊處長等。訪問團參觀了南京天主堂，錢惠民主教迎接高主教一行，並與高主教熱情交談，最後雙方互贈禮物。10月31日（星期四）上午，訪問團到利瑪竇昔日住地參觀憑弔，接着到中山陵、靈谷寺、玄武湖參觀遊覽；下午到長江大橋參觀。11月1日（星期五）為諸聖節，訪問團從南京乘火車到上海。抵達車站時，受到上海教區助理主教李恩德以及上海愛國會秘書長唐國治等迎接。訪問團首先到徐家滙，拜謁徐光啓墓，並拜會九十三歲高齡的張家樹主教，他是中國主教團團長、全國教務委員會主任和上海教區主教，李恩德及金魯賢兩位助理主教以及沈保智神父、連神父、唐國治先生等陪同會見客人。中午，張主教在徐家滙主教座堂宴請訪問團一行。宴會前，八十五歲的龔品梅身穿神職人員服裝，神采奕奕出現在衆人面前；見到高主教時，立刻健步向前，互相握手擁抱，激動得熱淚盈眶。彼此暢談兩地的教會事務。訪問團衆神父眼見龔品梅紅光滿面，無不感到驚訝，對一個長期在牢獄生活的長者體魄居然如此強健感到大惑不解。龔品梅解釋說，自己每天堅持打太極拳三次，風雨不改。近期，他和張家樹主教一起到莫干山和西湖“避暑”，也堅持此一習慣。席間，賓主相談甚歡，宴會結束後，賓主依依惜別。龔品梅假釋後，曾表示懺悔，要在有生之年為祖國“四化”建設效力。由於表現良好，獲政府於1988年1月提前釋放，恢復人身自由。1988年，龔品梅因心臟病被獲准赴美治療，其後一直居美。下午五時，訪問團乘機飛往廣州。抵達後，廣州宗教事務局陳冬局長設晚宴款待訪問團，廣州教區主教葉蔭芸、石室本堂林秉良神父等作陪。返回澳門11月3日（星期日），用過早餐後，訪問團離開花園酒店乘車返回澳門。中午，在石岐午飯；由於交通阻滯，直至下午4時才抵達南灣中旅社。 /div> 林家駿副主教、澳門教區總務長何志仁神父、澳門教區事務統籌秘書處主任羅啓瑞神父早在中旅社迎候高秉常主教。大批記者也在此守候，期以第一時間展開採訪。由於地方狹小，高主教先在中旅社，其後改在二樓翠都餐廳舉行記者招待會。招待會由高主教主講，黎鴻昇神父翻譯。高主教簡要介紹了訪問京、寧、滬三地的概況，具體敘述了李後副主任解答的各種疑問，以及任務之局長如何闡述宗教自由的政策，澳門教區在回歸後仍可與羅馬教廷接觸，並且可以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申請教士來澳門傳教；中國將不會干涉澳門教區的宗教事務，而羅馬教廷亦不能干涉中國教會的內部事務等等。11月6日（星期三）晚上，南光公司柯正平總經理，為歡迎高主教率團訪問北京、南京、上海成功歸來，假座皇都酒樓設宴表示慶祝。席間，柯正平總經理、李耀祺副總經理、胡厚誠副總經理與高秉常主教、林家駿副主教以及黎鴻昇神父、鍾志堅神父、劉炎新神父、孔智剛神父等頻頻舉杯，暢談甚歡。 158

高秉常主教率團訪問京、寧、滬追記高主教表示，此次訪問見到了港澳辦李後副主任、宗教事務局任務之局長以及各地天主教負責人，深感高興，對南光公司玉成訪問表示感謝。特別對於李後副主任一一答覆他提出的問題，解除了他們的種種疑慮，深感滿意。鍾志堅神父補充說，他們曾向李副主任提出，在中葡談判澳門問題時，如果澳門居民有意見時，如何向北京反映？李副主任答覆，可以直接來北京向港澳辦反映，也可以在澳門向南光公司反映。柯正平熱烈祝賀訪問圓滿成功，並表示今後應加強彼此間的聯繫，歡迎教會向南光公司反映教友及居民對澳門前途問題的意見。當晚出席作陪的還有南光公司有關負責人秦介夫、梁顯達等。返澳後，鍾志堅神父，孔智剛神父和劉炎新神父分別接受《大衆報》和《澳門日報》記者的採訪，暢談感受。衆人都感到，內地天主教的傳教活動正逐步恢復，教堂都加緊修葺，教徒唱聖詩，念經和禱告都非常虔誠，令他們印象深刻。鍾神父表示：“雖然國內的宗教政策是‘自治、自養、自傳’，但國家對宗教教務還是很照顧的，近年撥出不少專款供修復和新建聖堂之用，現時神職人員的心情也較為舒暢。”《澳門日報》和《華僑報》都發表評論，評述此次訪問的成績和影響。《華僑報‧橫眉集》以《教區團總算有交代》為題作出評論，文章引述代表團與港澳辦李後副主任的一問一答的內容之後評論說：“若說教區代表不虛此行，是因為他們敢於表達與提問，而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返抵澳門時，並沒有對記者虛應故事，說幾句門面話便算。他們把所反映的、所問的、所獲得回答的，都公開出來，不止讓教區的教友們知道，也讓全澳門人知道。即使有必要作保留，相信亦不會多。”高秉常主教於11月8日在葡文《號角週報》撰文《訪華簡報》，敍述此行的見聞和感受。11月18日，《正報》以中文將之翻譯刊登。高主教寫到：“我們會晤過不同的人，包括政府官員、主教、神父和教友，但都受到他們同樣的熱情接待。他們努力向我們講述中國天主教之現狀，包括政府與教會的關係。我們訪問過四個城市，各處的負責人都盡力使我們感到舒適和不枉此行。他們引導我們參觀已有數千年文化與藝術珍藏，又強調恢復交往必定會促進彼此的友好關係和互相了解。各處的負責人都對我們表示讚賞和重視。他們不但是教會內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有在政府內負責處理宗教事務的官員。”1985年，高主教率團訪問北京、南京和上海，可以說是澳門教區的一次破天荒之舉，也是當年澳門社會的一件大事，其影響極為深遠。因此，有必要將這一過程細述，讓大家分享，也作為一份具價值的史料加以保留。附注：本文參考以下中文報章報導1.《澳門日報》1985年10月19日、10月28日、11月4日、11月5日、11月7日。2.《華僑報》1985年10月19日、11月4日、11月7日。3.《市民日報》1985年10月26日、11月12日、11月15日、11月17日、11月18日。4.《大衆報》1985年10月20日、10月26日、11月4日。5.《正報》1985年11月18日。[責任編輯劉景松] 159

•青年園地•清代榷關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豐若非 [摘要]清代榷關是規範商品流通、增加國賦的經濟部門，因此是清代經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個內容。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有關清代榷關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就其研究內容來看，比較集中於榷關設置及其分類、榷關與財政、榷關與關稅制度、榷關與商品流通、榷關與城市發展以及晚清榷關的改革與衰落等方面。[關鍵詞]清代榷關回顧展望清代榷關是政府在重要水陸交通要衝設置對船隻、貨物強制性徵收商稅的專門機構，更是規範商品流通、增加國賦的經濟部門，因此是清代經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個內容。民國至新中國成立初期，有關中國“關稅”問題的焦點集中於近代海關，僅是在研究成果中會述及清代前期的榷關。如日本學者高柳松一郎的 《中國關稅制度論》（李達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英國學者萊特的《中國關稅沿革史》（姚曾廙譯，北京：三聯書店，1958年），以及中國學者陳向元的《中國關稅史》（北京：京華印書局，1926年）、吳兆莘的《中國關稅史》（上海：上海書店，1937年）、彭雨新的《清代關稅制度》（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等，其所提到的關稅，均指海關關稅。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有關清代榷關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就其研究內容來看，比較集中於榷關設置及其分類、榷關與財政、榷關與關稅制度、榷關與商品流通、榷關與城市發展以及晚清榷關的改革與衰落等方面。一、榷關設置及其分類榷關始創於明代，清代是對明代鈔關之繼承和發展。首先，在清代榷關數量統計方面，祁美作者簡介︰豐若非，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山西大學晉商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北京 10732近代海關出現之前，榷關包括海關與內地關兩部分；近代海關建立以後，榷關出現分化，原來的海關稅業務被近代海關接管，而原來的內地關稅業務及管理制度仍然保持不變，這就是近代以後的榷關。為突出兩者的區別，一般把近代海關稱為洋關，把原來的內地榷關稱為常關。戴一峰先生也把近代海關與常關稱之為“晚清兩大榷關系統的形式”（參見戴一峰：《近代中國海關與中國財政》，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89頁）。本文仍然採用更為廣泛的“榷關”概念。至於文中個別地方出現“常關”提法，實為引文，不便作出隨意更改，在此提前對之作出相應解釋。 160

清代榷關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琴認為清初對明代鈔關進行整合，通過合併、劃撥、裁革商關等手段，至乾隆年間，清代戶部管理的榷關已達到34個。鄧亦兵在排除清代前期沿海海關的前提下，統計出全國榷關至乾隆年間已發展為40個。廖聲豐則指出清代前期共有榷關50個，其中包括戶部關35個、工部關15個。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統計，可以肯定的是，清代榷關增建最多的時期是在順治和康熙年間，因此，遲至康熙年間已經基本達到後來榷關的規模。其次，關於海關的設置時間及其衙署地點考察。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政府開放海禁之後不久，即宣佈建立江海、浙海．閩海和粵海四關。有關這四關的設置時間和地點考察，爭議頗大。彭澤益對此作了考釋，認為除浙海關在寧波無誤外，其餘江海關應在上海，閩海關應在廈門，粵海關應在廣州。謝俊美專門就江海關的關址變化進行考察，認為江海關先設在海州雲臺山，後移至鎮江雲臺山，雍正年間移至上海。黃國盛則認為四省海關先後在福建的福州南臺與廈門、廣東的廣州與香山縣澳門、江南的華亭縣漴闕與上海、浙江的寧波與定海設置過海關監督衙署。即四海關設置時間有先後，衙署的地點也不止一個。再次，有關榷關的劃分，涉及多種角度。對於中央關與地方關的劃分，祁美琴指出清初具有全國性稅關地位的稅口被劃歸榷關系統管理，其餘的則劃歸地方或歸入雜稅項下徵收，成為地方關。地方關雖然名不見經傳，但確實是地方政府根據需要而設立。鄧亦兵從財政稅收學的角度出發，將徵收中央關稅的關口稱為中央關，而徵收地方關稅的關口稱為地方關。此外，按照對於明代鈔關的延續和承繼關係，鄧亦兵將清前期稅關分為三類，即繼承了明代的稅關、由明代稅課司和茶馬市場改設的稅關以及清代前期新設立的稅關。何本方按地理位置將榷關劃分為沿河、沿海、內陸關三種，吳建雍又依據商品流通情況劃分為運河、長江、沿海、內陸四種榷關。二、榷關與清代財政財政稅收是國家的經濟命脈，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具體來講，“清廷以地丁、鹽課、關稅為歲入之大端，以兵餉、河工為歲出之大端”，由此可見榷關收入已成為影響清代財政的重要因素。20世紀80年代以後，清代財政賦稅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何烈的《清咸同時期的財政》（臺灣：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1年）、彭澤益的《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育民的《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以及史志宏、徐毅的《晚清財政：1851─1894》（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等祁美琴：《清代榷關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年；《清代地方榷關考述》，《清史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廖聲豐：《清代常關與區域經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彭澤益：《清初四榷關地點和貿易量的考察》，《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984年第3期。謝俊美：《清初江海關關址質疑》，《歷史教學》（天津），1990年第12期。黃國盛：《清初四省海關衙署設置新探》，《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福州），1999年第2期。祁美琴：《清代榷關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年。鄧亦兵：《清代前期關稅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何本方：《明代鈔關與明代經濟》，《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吳建雍：《清前期榷關及其管理制度》，《中國史研究》（北京），1984年第1期。 16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均從總體上研究了近代以來財政與經濟問題，雖涉及榷關的內容不多，但在宏觀把握清後期中國經濟和財政形勢方面值得參考。戴一峰對於近代海關與晚清財政的關係問題予以探討，指出近代海關所扮演的雙重角色：“既是列強擴大對華經濟侵略，控制中國財政經濟命脈的工具，又是列強改造中國財政體制的樣板。”日本學者香阪昌紀對嘉慶時期的國家財政狀況及其特點以及關稅收入的地位和作用加以論述，並進一步說明財政基礎對清朝國家權力的形成、確立、發展及衰退、沒落等產生的影響。廖聲豐在指出清代常關稅收逐漸成為國家賴以維持的重要財源的同時，強調了其對於中央與地方機構辦公經費的重要性。與總體上宏觀研究相對應，部分學者以關稅檔案資料為依據，對其他史料中出現的關稅資料進行重新審視，進而對清代財政乃至經濟波動問題提出了新的觀點。王慶雲所著的《石渠餘紀》是清代財政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尤其是書中卷六《直省關稅表》所列戶工兩部各稅關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九年四個年份的關稅定額及實徵數，更是學術界引用的重點。然而，倪玉平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清代關稅檔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抄檔提供的資料，發現《石渠餘紀》所載關稅資料仍有許多可商榷之處。他指出，在道光晚期，關稅徵收量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水準，尤其是道光二十五年和二十九年的關稅，由於洋稅的大量增加，更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因此，依靠“道光關稅收入繼續下降”，進而引申出“道光蕭條”的論斷恐怕是有問題的。通過對全國不同區域榷關實徵關稅額進行考證之後，倪玉平再次指出嘉慶道光時期，除因鴉片戰爭而導致關稅收入稍有下降外，其餘時間仍然保持了500餘萬兩的水準，相較於乾隆時期沒有出現大幅度的下降。因此，他強調不能通過嘉道時期關稅量的變化來論證“道光蕭條”。清代財政分屬戶部與內務府兩大機構管理，二者分別掌管軍國度支與內廷供應，有其各自的職掌與權限。作為榷關稅收的額稅部分，大部分要交予戶部，以維持國家財政的正常運轉，而其盈餘的很大一部分則要被用來支撐皇室財政的正常運轉。因此，清代榷關研究勢必會與內務府有密切關聯。何本方探究了內務府司員竭力壟斷榷關差缺，榷關為皇室提供內帑的特殊關係。 臺灣學者陳國棟專門對清代中葉以後重要稅差專由內務府包衣擔任作出相應解釋，並認為戶部及廣儲司為皇帝的左、右兩個口袋。祁美琴通過榷關收入對於內務府經費來源的相關分析，再次說明清代皇帝插手官差遣派內務府壟斷官差的真正目的。臺灣學者賴惠敏特別指出清乾隆時期中俄貿易量上漲帶來的榷關稅收增加使皇室獲益良多，同時再次強調清朝皇帝借助內務府包衣擴展戴一峰：《近代中國海關與中國財政》，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香阪昌紀：《論清朝嘉慶年間的國家財政與關稅收入》，《社會科學輯刊》（瀋陽），1993年第3期。廖聲豐：《清代常關與區域經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參見史志 宏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史（第3分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周育民的《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黃國盛的《鴉片戰爭前的東南四省海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以及申 學鋒的《晚清財政支出政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等著作和文章。倪玉平：《王慶雲〈石渠餘紀〉所載道光關稅辨析》，《近代史研究》（北京），2008年第5期。倪玉平：《清朝嘉道時期的關稅收入──以“道光蕭條”為中心的考察》，《學術月刊》（上海），2010年第6期。何本方：《清代的榷關與內務府》，《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1985年第2期。陳國棟：《清代中葉以後重要稅差專由內務府包衣擔任的幾點解釋》，許倬雲等編：《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3年。祁美琴：《清代內務府》，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年。 162

清代榷關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內帑範圍的史實，而這最終導致貪污成為清朝衰敗之主要原因。榷關對清代財政產生的作用和影響還體現在晚清財政體制中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關係的微妙變化之上。晚清咸同之際，由於籌餉權的下放，地方財政漸具形態，作為中央財政重要來源的關稅收入，也被納入以地方軍務為中心的財政單元之中。對於此，陳勇特別指出，由於地方利益的驅動，不同地區的稅關在追逐關稅資源過程中，在稅源分割、稅款支配方面產生了種種糾葛。這種帶有地方本位意味的各地稅關之間的利益對立，凸顯出新的歷史情境下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進一步緩和的跡象。三、榷關與清代關稅制度榷關設立於水陸要衝，掌國貨之節，而榷關制度又體現了清王朝的商業政策，剖析它們的演變和作用，對於說明清前期商品經濟的興衰是有意義的。蕭一山的《清代通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國家稅務局編著的《中國工商稅收史》（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殷崇浩的《中國稅收通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朱伯康、施已康的《中國 經濟通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郭蘊靜的《清代商業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都涉及關稅問題，但比較簡單。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的開放以及臺灣有關檔案的出版，學術界對於榷關制度的探討逐漸增多，且已出版的清代榷關研究著作多以稅關制度為研究對象。黃國盛全面論述了清代鴉片戰爭前的粵、閩、浙、江四海關的設置、沿革、管理以及在對外貿易方面的管理等方面。祁美琴首次系統研究了清代榷關，一方面清晰梳理了榷關制度發展的完整歷史過程，另一方面則通過“榷關”這個國家財政的“中樞神經”，對清代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的演變過程予以了深刻考慮。鄧亦兵又將視線集中於清代前期的關稅制度，對其建設與改革的不斷規範化、制度缺陷以及政府的作用展開了詳細探討。此外，諸多學者專門就榷關的官員委派、稅率稅則、榷關管理、免徵措施等方面予以了關注。首先，在稅則稅率方面，日本學者香阪昌紀認為清代商人承擔的稅賦越來越重。但許檀、經君健則認為清代物價從整體上呈上升趨勢，而清代的稅則條款和稅額從整體上看是相當穩定的，因此稅率是呈下降趨勢的。鄧亦兵也依據不同時段稅則的變化，通過計算部分商品稅率，再次證明稅率是比較低的。其次，榷關管理主要包括人事管理和稅務管理兩方面。吳建雍引用大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對榷關的差委、徵稅和奏銷制度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認為清朝榷關一方面促進了清賴惠敏：《清乾隆朝的稅關與皇室財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總第46輯，2004年。陳勇：《晚清咸同之際稅關間的關稅糾葛及其調解》，《暨南學報》（廣州），2011年第5期。黃國盛：《鴉片戰爭前的東南四省海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祁美琴：《清代榷關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年。鄧亦兵：《清代前期關稅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香阪昌紀：《清代滸墅關的研究》，《東北學院大學論集》（日本仙臺），1983年。許檀、經君健：《清代前期商稅問題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1990年第2期。鄧亦兵：《清代前期關稅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16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代經濟的繁榮，但同時又在抵禦商品經濟的衝擊中發揮了特殊作用。何本方研究了清代戶部諸關的關制和作用，認為清代榷關制度有其對社會發展有益的一面，但清代榷關制度健全與嚴密的發展時期，正是歐洲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廢除封建關稅的時期，這就決定了其悲劇式的歷史命運。魯子健認為清代前期由於實行“誘而徵之”的方針，客觀上有利於商品經濟發展；中期以後，由於榷關關務腐敗，吏治不修，其逐漸成為商品經濟發展的嚴重阻礙。祁美琴指出清代榷關的額稅制定是對明代鈔關制度的一種繼承，且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之中一直持續着對一些重要榷關額稅的重新核定。而盈餘出現並非因稅種、稅則、稅率的變化而引起，而是由於過關貨物的增多所導致。清政府對於盈餘銀的認識還是經歷了一個從肯定到否定又到肯定的變化過程。馬永山指出清初定額報解制度所產生的種種弊端，並強調通過順治、康熙兩朝統治者進行長期摸索與改革而逐步建立起的新的、比較有利於商品經濟發展的關稅制度，在中國關稅制度史上有着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廖聲豐則將政府對榷關的管理主要分為官員管理、徵稅過程管理以及對商人和商業行為的保護三部分，並指出清前期榷關管理變化較大的原因在於政府試圖尋找一條比較適合榷關管理體制的道路。對於清代榷關的免稅政策，何本方認為乾隆時期榷關免稅措施實行時間雖短，也存在不少弊端，但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出平抑物價、刺激商品流通之功效，對於國家經濟的繁榮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基於相關榷關管理制度的研究，有關政府對於清代商業發展的態度和作用再次成為部分學者所關注的焦點。鄧亦兵指出，作為向商人收稅的抑商政策，確實貫穿於清代前期的始終，實踐也證明這種政策的合理性，因為稅收是每個政府管理國家經濟的正當手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清代前期決策和執行者對抑末、抑商的看法確與我們把抑商完全賦予現代經濟學的內容毫不相干。廖聲豐用現存的大量關稅檔案表明，清政府曾多次下撥資金整治河道和陸路，以保證商品的暢通。因此，清政府的商品流通政策與管理雖然以維護政權統治、社會安定為主要目的，但政策落實的客觀效果卻有利於商人經營和商品經濟發展。四、榷關與清代商品流通我國關稅雖然有着悠久的歷史，明以前歷代設關的主要目的卻只是為了盤查過往行人，控制重要物質流通，維護專制統治階級的利益。不容忽視的是，隨着宋代以來城市商業的繁榮，關吳建雍：《清前期榷關及其管理制度》，《紀念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建立十周年歷史研究所研究成果論文集》，1988年。何本方：《清代戶部諸關》，《南開學報》（天津），1984年第3期。魯子健：《清代四川的榷關》，《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1987年第3期。馬永山：《論清初榷關定額報解制度的改革》，《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通遼），1993年第3期。廖聲豐：《試論清代榷關的管理制度》，《歷史檔案》（北京），2008年第1期。何本方：《乾隆年間榷關的免稅措施》，《歷史檔案》（北京），1987年第12期。鄧亦兵：《清代前期關稅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廖聲豐：《論清政 府對長途商業的管理政策──以清代榷關的考察為中心》，《雲南社會科學》（昆明），2007年第4期。祁美琴：《清代榷關制度研究》，第4頁。 164

清代榷關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稅徵收額的增長從側面客觀反映出各地貨物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也逐漸凸顯出“關市之徵”與商貿活動的緊密聯繫。有清一代，我國商品流通的範圍較明代又有明顯擴大，基於明代鈔關發展起來的用於徵收長途商品流通稅的清代榷關，逐步成為僅次於地丁錢糧、鹽業的國家稅課中商業稅的主體，從客觀上反映了全國範圍內長距離商品流通的繁榮以及區域經濟的發展程度。如是，以榷關為研究視角，對清代商業貿易狀況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關注也日漸提高。從宏觀角度來看，范毅軍通過考察運河、長江、沿海等主要流通渠道沿線榷關的商品流通走向及其數量，論證清前期已經形成了全國的統一市場。許檀利用稅關資料及統計分析，探討了明清時期全國商品流通格局的變化，指出清代前期運河的航運價值逐漸被海運所取代已成必然，而長江逐漸成為貫通東西的經濟大動脈和重要流通渠道。另外，在對明清城鄉市場網絡體系進行相關研究時，專門突出了戶部所屬稅關所在城市的地位，指出流通樞紐城市主要是指作為全國性或大區域的流通樞紐的城市，其貿易範圍一般多覆蓋數省或十數省，並多為中央一級的稅關所在地 。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通過對清末海關稅收與中央財政關係的闡釋，以及外國人任職中國海關史實的梳理，詳述了國際 貿易與通商口岸市場圈對清末經濟的作用。廖聲豐則明確指出，常關口岸是城市商品流通的重要載體，客觀上對市場的發育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區域經濟的發展則進一步促進了常關稅收的增加。在個案研究層面，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山海關、龍江關、西新關、九江關、蕪湖關、鳳陽關、贛關、天津關、淮安關、北新關、滸墅關等榷關的稅收與商品流通量、大宗商品流向及交通路線等內容，相繼成為學術界的研究對象。彭澤益運用清初四海關一些年份的稅收量估計了當時全國的商品流通額，並認為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歷年的貿易規模，有助於我們理解18世紀中國國內外貿易市場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水準。許檀先後對山海關與東北沿海貿易，九江關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商品流向及商品流通量關係，清代前期的龍江、西新關與南京商業的內在關係，以及乾隆至道光年間天津關的關稅與海稅變化所反映出的天津商業地位之變遷均予以了詳細分析。廖聲豐則依據關稅檔案對清代前期蕪湖關、鳳陽關、北新關、粵海關、江海關以及清代贛關與鴉片戰爭前淮安關、天津關的稅收及商品流通進行了相關探討。此外，臺灣學者范毅軍：《明清時期（1400─1850）長距離貿易與市場整合》，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2年。許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變化》，《清史研究》（北京），1999年第3期。許檀：《明清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及意義》，《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0年第3期。濱下武志：《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高淑娟、孫彬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廖聲豐：《清代常關與區域經濟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彭澤益：《清初四榷關地點和貿易量的考察》，《社會科學戰線》（瀋陽），1984年第3期。許檀：《清代前期的山海關與與東北沿海港口》，《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2001年第4期；《清代前期的九江關及其商品流通》，《歷史檔案》（北京），1999年第1期。參見廖聲豐：《清代蕪湖榷關及其商品流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北京），2004年第1期；《清代前期鳳陽關的徵稅制度與商品流通》，《淮南師範學院學報》（淮南），2005年第1期；《清代前期的北新關及其商品流通》，《南昌航空大學學報》（南昌），2012年第1期；《清代前期粵海關的商品流通及稅收》，《華南農業大學學報》（廣州），2009年第1期；《清代前期江海關的商品流通與上海經濟的發展》，《上海財經大學學報》（上海），2008年第5期；《清代贛關稅收的變化與大庾嶺商路的商品流通》，《歷史檔案》（北京），2001年第4期；《鴉片戰爭前的天津關》，《江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南昌），2009年第2期；廖聲豐、胡曉紅：《鴉片戰爭前的淮安關及其商品流通》，《歷史檔案》（北京），2010年第1期。 16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林子雅認為無論在地理位置還是經濟關係上，滸墅關與蘇州都具有緊密的聯繫，從而以滸墅關稅收變化探究其與蘇州經濟地位之關係。這些研究成果的明顯特點是較為清晰地梳理了我國沿海與運河沿線、長江沿線諸關的商品貿易流通及其區域經濟發展。與此同時，學術界對於以往少有提及的清代北部邊疆榷關及其商品流通也逐漸展開相應的深入探討。從經濟史角度對張家口展開的探討，主要集中於許檀的研究成果之上。她一方面指出張家口是清代前期我國北方最重要的商業城市和金融中心之一，也是清代中俄陸路貿易的重要口岸，並強調了清代前期張家口的崛起，是清代北疆貿易發展之必然；另一方面則對清代後期張家口的發展軌跡作出分析，指明鴉片戰爭後，俄國商人的介入不僅使張家口稅關的稅收大量流失，而且晉商在茶葉貿易中的壟斷地位也逐漸被俄商所取代。王德功先後就清廷西征與殺虎口繁榮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殺虎口稅關始末作出相應解析，並予以大量史料作為支撐。燕紅忠、豐若非以殺虎口監督的一封奏摺為基本史料，將殺虎口置於清代民族貿易的大背景之中，對其具體的人事管理制度以及由關稅反映出的商貿發展水準進行了相關剖析。臺灣學者黃麗生曾對14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呼和浩特地區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的社會經濟變遷作過詳細闡釋，並簡要概括了清代歸化城關稅的消長過程及原因。臺灣學者吳美鳳則通過考察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代殺虎口稅關奏摺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清代“遠在邊疆”的殺虎口稅關財政、國家行政職能、土地和稅關修繕等問題，並強調了殺虎口在清代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廖聲豐指出，隨着清代前期北疆地區的開發，張家口、殺虎口、歸化城、多倫諾爾、古北口等地商業得到發展，為清政府設立徵稅的榷關提供了重要條件。而北疆地區榷關的商業貿易對於促進北疆地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它們使內地與北疆地區成為一個牢固的經濟共同體，有利於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繁榮。五、榷關與城市發展城市空間是一個動態結構。不同城市的空間特質，反映了不同時代的自然與社會環境。對傳統時期的城市而言，榷關的存在為其發展提供了一種內在的動力。城市與榷關之間的互動關係不僅包括經濟活動的聯繫，還包括城市觀念上的變化。黑廣菊主要對明清時期臨清鈔關的設置沿革、管關官員與外界的互動以及鈔關對城市產生的影響作出了相關的歷史考察，進而探求了鈔關林子雅：《清代（1723─1850）滸墅關稅收變化與蘇州經濟地位之關係》，《社會‧經濟‧觀念史視野中的古代中國──國際青年學術會議暨第二屆清華青年史學論壇論文集（下）》，2010年。許檀：《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張家口的崛起》，《北方論叢》（哈爾濱），1998年第5期。許檀：《清代後期晉商在張家口的經營活動》，《山西大學學報》（太原），2007年第5期。王德功：《清廷西征與殺虎口的繁榮》，《文史月刊》（太原），2004年第9期；《殺虎口稅關始末》，《文史月刊》（太原），2005年第3期。燕紅忠、豐若非：《清代民族貿易的個案研究──對殺虎口監督一封奏摺的幾點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2006年第1期。黃麗生：《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年。吳美鳳：《清代的殺虎口稅矣》，《山西大學學報》（太原），2007年第2期。廖聲豐：《清代前期北方邊疆地區的榷關》，《貴州社會科學》（貴州），2007年第10期。 166

清代榷關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這一經濟行政組織的性質及其功能。北新關是明清時期位於杭州城北部的稅關，其設置與南宋以來杭州城北地區的發展密切相關，而北新關的長期存在也為杭州城市打上了自己的烙印。錢豐對此進行了詳細考察，進而強調考察古代人對榷關與城市空間關係的認識，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傳統時期城市空間的概念。六、晚清榷關的改革與衰落清代前期，榷關稅收僅次於田賦、鹽稅，在國家財政中佔有重要地位。鴉片戰爭以後，近代榷關稅收急劇下降。對於晚清榷關衰落的原因，部分學者從財政體系、外部環境以及榷關自身存在之痼疾等角度展開了深入研究。任智勇以江南四榷關為例，對清末關厘之爭的過程進行探討，分析厘局得以擴張的原因，並指出雖然歷史上厘金的惡名更為昭著，但厘金相比於榷稅是一種更為合理的商稅。廖聲豐則指出清代常關從表面上表現在稅收不斷下降，但從深層次看，其稅收實際上仍在增長，只不過這種增長是曲折地反映在厘金和子口稅的增長上。因此，清末常關稅收實際上仍在變態地發展。他認為近代常關的衰落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過程具有明顯的階段性，而近代交通格局的變化、交通工具的變遷、海關稅和子口稅對常關稅的掠奪、戰爭的影響等各種因素則是導致近代常關衰落的主要原因。雖然光緒朝後期，清政府先後通過厘清吏治、精簡機構、陋規歸公、杜絕貪污、厘定稅則、增減徵稅口岸等措施對一些常關進行了整頓，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果，但在國家主權部分喪失的歷史背景下，不可能挽救其徹底衰落的歷史命運。時至今日，有關清代榷關的研究成果數量不斷增加，呈現出從大而化之的宏觀敘述逐漸向微觀個案研究轉化的趨勢，其研究內容也涉及榷關與明清國家與經濟社會、關稅制度以及商品流通等多個方面。這些研究成果積極促使榷關研究不斷向深入推進。而在今後的榷關研究中，我們似乎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對其予以把握：首先，通過不同經濟區域或行政區劃內相關榷關的考察，來對清代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普遍性下所隱含的不同區域經濟及社會發展的特殊性予以客觀評價，尤其是對於以往研究少有涉及的邊疆邊貿榷關所對應的區域經濟發展更應予以充分重視。其次，對於清代榷關的研究角度可以更加多元化，以便從全方位、多視角來綜合評價榷關對於社會經濟的影響。諸如榷關與金融、災害與稅收、榷關與皇室以及榷關與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關聯與影響等。最後，在研究方法層面，由於榷關本身所具有和衍生出的經濟和行政含義，可以綜合運用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相關理論分析工具對榷關的制度變遷、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等問題作出更為深入的探析。[特約編輯 張中鵬]黑廣菊：《明清時期臨清鈔關及其功能》，《清史研究》（北京），2006年第3期。錢豐：《城牆、榷關與城市──以9─19世紀杭州城北的變遷為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廣州），2011年第4期。任智勇：《同治初年的關厘之爭──以江南四榷關為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2010年第3期。廖聲豐：《清代常關與區域經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廖聲豐：《簡論近代常關衰落的三個階段》，《學術研究》（廣州），2009年第4期。廖聲豐：《淺析晚清常關衰落的原因》，《歷史檔案》（北京），2012年第2期。廖聲豐：《晚清常關改革述論》，《江西財經大學學報》（南昌），2008年第1期。 167

;•青年園地•抗戰時期澳門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的救亡賑難活動白 爽[摘要]1931年至1945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澳門華人社群以社團為主要組織形式展開救亡賑難活動。期間，隨着澳門局勢的變化，相對於百餘個旋生旋滅的新生社團，以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為代表的澳門傳統華人慈善社團，在救亡賑難運動中充分展現出穩定性、廣泛性和民族性的特徵，為難民收容、人道救助等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關鍵詞]中日戰爭鏡湖醫院同善堂救亡賑難1931年，日本出兵侵佔中國東北。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戰火席捲了中國大地。澳門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在澳葡政府的殖民管治下維持“中立”。但中立的環境並沒有切斷澳門華人與祖國的血脈聯繫，民族危機下愛國情感與人道主義精神的迸發和凝聚，使得以社團為主要組織形式的救亡賑難活動蓬勃興起。隨着澳門局勢的變化，相對於百餘個旋生旋滅的新生社團，以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為代表的澳門傳統華人慈善社團，憑藉多年積累起來的社會關係和良好的社會影響力，充分發揮出穩定性、廣泛性和民族性的優勢特徵，為救亡賑難運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一、兩大慈善社團的救亡賑難活動在澳門歷史上，慈善賑濟性質的社團稱得上是最古老的民間結社形式之一。鏡湖醫院與同善堂是澳門民間社團中最早建立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傳統華人慈善團體。鏡湖醫院始創於清同治十年（1871），由澳門華商曹有、王六（祿）、沈旺、德旺等人發起，其宗旨在於施醫贈藥、安置瘋殘、停寄棺柩、修築道路、賑濟救災、捨茶施棺和興學育才等。同善堂設立於清光緒十八年（1892），由華商“遵依華人風俗及依現各善會規矩成立”，其社團宗旨與鏡湖醫院相似，專門從事製丸、贈藥、宣講、送書等事宜。中日戰爭期間，兩大社團相互協作，積極開展救亡賑作者簡介︰白爽，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3中日戰爭期間，因澳葡政府執行中立政策，此時的社團救亡活動難以公開反對日本的名義存在，遂借“救亡賑難”之名。參見婁勝華：《1931─1945年澳門救亡賑難社團的興盛與轉折》，《民國檔案》（南京），2007年第1期，第68─74頁。1942年，經澳葡政府批准備案，改稱鏡湖醫院慈善會值理會，統轄屬下的鏡湖醫院、鏡湖護士學校、鏡平學校等。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289頁。 168

抗戰時期澳門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的救亡賑難活動難活動，在救濟難民、慈善義診、支持抗戰等活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救助難民活動1938年入夏以來，日軍對廣東及周邊地區的瘋狂轟炸，無辜民衆為躲避戰火紛紛逃離，以至於原有150萬人口的廣州市到6月上旬僅剩下50萬人。澳門以其“中立”地位與毗連廣東的地理位置，成為廣州及其附近地區的絕佳“避難地”。當年6月間，抵澳難民已達4萬餘人。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每天從中山等地逃到澳門的難民不絕於途、數以千計。澳門出現了第一次難民湧入高潮。逃難人口的大量流入，使澳門人口從1936年的12萬人，激增至1939年的24.52萬人，1940年更達到37.48萬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在日軍猛烈的攻擊下，香港淪陷。一大批香港居民與在港外籍人士湧入澳門，再加上源源不斷的來自廣東和東南沿岸的難民，在1942年初，形成澳門歷史上第二次難民湧入高潮。1944年9─10月，廣州及香港遭受日軍空襲，不到一個月內又有8萬名難民抵達澳門。此時的澳門已成為中國南部的國際避難所，居民人數升至50萬。入澳難民多經濟拮据、無以為生，使澳門的社會服務尤其是住房陷入極度的緊張。大批難民忍飢挨餓、露宿街頭的慘景隨處可見。面對大批湧入澳門的難民，鏡湖醫院與同善堂展開了大規模的救濟工作，竭盡所能為難民提供住宿，並多次進行施粥救濟。鏡湖醫院在戰時大量收容來澳難民，截至1938年11月底，已收容難民2000多人。而同善堂在施粥工作上甚為出色。自1941年起，每日為在新口岸工作的難民提供米粥八桶。1月17日，又舉辦大型施粥活動。因難民人數衆多，同善堂值理崔諾枝、蔡文軒、葉子如、鄭雨芬、黎卓彬、黃仲良等，均到場監督與指揮，蓮峰義學派出40名童子軍到場維持秩序，警廳亦派華探兩名協助，令施粥活動順利進行。1941年9月，同善堂又與鏡湖醫院合作，由鏡湖醫院負擔運費和柴火，並將領取的十噸美麥，交由同善堂煮粥施飯。1941年以後，日軍在澳門的行為越發猖狂，逐漸控制了澳門的港口貨運。洋米無法運入，從中山、新會等地的運糧又為日軍和漢奸所把持，借機牟取暴利，致使澳門物資奇缺、糧價暴漲，施粥工作面臨着嚴峻的考驗。但是，同善堂仍堅持在堂內及蓮峰山下長亭內派粥，最高記錄日達一萬六千份之多。由於每日往來難民人數太多，堂內無法容納，同善堂還曾向鏡湖醫院借用義莊作為新的施粥場地。而在寒冷的冬夜，同善堂值理還向街頭露宿的難民派發棉服。1942年6月，同善堂在澳葡政府的邀請下接辦了“青洲難民營”的煮粥施粥工作，頗受社會好評。與此同時，鏡湖醫院與同善堂盡力照顧來澳難童。在澳葡政府資金的資助下，從1943年開始，同善堂為照顧因戰爭失去親人或無法維持生活的兒童，每日向留澳難童施粥千份，是為著名的“難童餐”。 鏡湖醫院亦為收容的難童設立了難童療養所。以全面救濟難童為宗旨，負責難童的醫療、食宿、常識教育、品德教育並資助升學費用。鏡湖醫院為較年幼者設啟蒙班。學齡難童則送往鏡湖小學學習，除正常上課外，每晚7時至9時都要集中在鏡湖小學課室溫習功課。可《華僑報》，1938年6月11、13、16日。《華僑報》，1938年6月16日。古萬年、 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年，第101頁。傑佛瑞‧C．岡恩：《澳門史（1557─1999）》，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181頁；古萬年、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第132頁。《華僑報》，1941年l月15日，“同善堂施粥”。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年，第77頁。陳樹榮主編：《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澳門：同善堂值理會，1992年，第89頁。 16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見，鏡湖醫院對難童教育工作的認真負責。直到1947年，隨着戰事的消失，難童療養所才結束工作。然而，難民在澳的長期滯留，一方面，使澳門狹促之地人口倍增。每日煮粥施賑，終非長久之計；不少難民也思鄉心切，苦於經濟拮据，無法成行。另一方面，救濟難民糧食消耗巨大，港口糧運又受到日軍和漢奸的操控，澳門的存糧已難以維持。為了解決這些問題，1942年3月，鏡湖醫院、同善堂與澳門中華總商會聯合推動成立“澳僑協助難民回鄉委員會”，專門負責難民回鄉事宜。該會由賑饑會主席劉柏盈出任會長，同時推舉高可寧、劉敘堂、崔諾枝、梁彥明等21人為常務委員，並延聘澳督戴思樂、經濟局長羅保為名譽正副會長。回鄉會計劃護送5萬人歸鄉，約需經費高達500餘萬元。澳葡政府同意負擔經費的一半，富商高可寧、傅偉生兩人共同負擔十分之一，其餘則靠澳門僑胞的捐助支持。在澳門社會各界的齊心努力下，回鄉運動從1942年3月開始，到1943年1月中旬遣送最後一批難民回鄉止，在前後10個月中，遣返難民約四五十批，共17000餘人。大批難民回鄉後，青洲難民營尚有約2000人，政府負責救濟500人，其餘也由各行商號認捐救濟。整個回鄉運動的開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不僅滿足難民的歸鄉願望，進而緩解了難民給澳門社會造成的各種壓力。（二）慈善義診活動慈善義診一直是兩大社團的傳統慈善項目。從最初向民衆捐贈丸散，到發展出稍具規模的醫療診所，並為有需要的人施贈棺木和喪葬費，鏡湖醫院與同善堂一直進行着社會醫療福利活動。中日戰爭期間，儘管時局動盪，資源緊缺，鏡湖醫院與同善堂仍堅持為難民施醫贈藥。1939年6月，鏡湖醫院每日贈診人數為150人，1940年1月增至300多人。對特別貧困者，鏡湖醫院不僅免費治病，還提供免費食物。自1941年4月至1943年4月，鏡湖醫院共收容了患病難童383名，痊癒出院及被帶回者共206名，死亡162名，留醫者15名。此外，鏡湖醫院也收治了多名英、美、葡籍難民。鏡湖醫院曾因接診難民太多而病房與醫療設備有限一度陷入運營危機。同善堂的施棺施藥工作與鏡湖醫院相輔相成，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鏡湖醫院的工作壓力。香港淪陷後，僅1942年正月，同善堂的施棺費支出高達3470.5元，為1914年全年施棺費的兩倍之多。同月的施藥費高達雙毫1200餘元，而3月至9月是病症者最盛之秋，施藥數目增至四倍。兩大社團的義診活動，對前往患者，不論國籍和階級，甚至不需要出示任何證件，經掛號便可依次就診。醫生開方，不論平貴，只求儘快將病治好。高明的醫術與高尚的醫德，成為避難患者的福音。（三）支持抗戰活動1935年，受潘漢年領導在香港從事中共地下聯絡工作的柯麟奉命到澳門開展工作。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柯麟憑藉自己的高明醫術，進入鏡湖醫院工作。由此，共產黨員柯麟以鏡湖醫院為陣地，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工作。柯麟在澳門建立一支“青年戰地救護團”，並組織一些在澳門開診的中國醫生，為該團團員進行救護技術訓練，親自向他們宣傳抗日愛國的道理。救護團先後開赴廣州、石岐等地參加戰地救助工作。1941年，柯麟又彙集了一批廣州淪陷後遷來的名醫如黎鐸、王德光、莫培樾、吳鳴、梁心堯、黃耀堅、周貫明等，成立鏡湖醫院西醫顧問團，並受聘《華僑報》，1943年1月17日；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第159頁。《華僑報》，1942年10月2日。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第98頁。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第75頁。《同善堂施棺施藥倍增》，《華僑報》，1942年3月25日。 170

抗戰時期澳門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的救亡賑難活動為澳門四界救災會名譽顧問，為開赴廣東抗戰前線的澳門青年戰地救護團講授戰地救護技術，秘密救治在廣東中山一帶抗戰的游擊隊傷患。按照中共澳門黨組織的部署，鏡湖醫院先後派出五名護士到五桂山抗日游擊區和一名護士到東江游擊隊，投身於戰鬥第一線搶救傷患。二、兩大社團救亡賑難活動的特徵分析中日戰爭的爆發，激發起澳門華人強烈的民族情感。儘管澳門處於葡萄牙政府的殖民統治之下，澳葡政府又恪守“中立”原則，但這並未阻擋住澳門華人全力投入到支持同胞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去。與驟起驟落的新生社團相比，鏡湖醫院與同善堂兩大傳統慈善社團，優勢特徵明顯，不僅更具穩定性，且憑藉其良好的社會聲譽與社會關係，得到了廣泛的幫助和支持。（一）穩定性強，戰後發展更為強勁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侵華戰爭逐步升級，從局部侵華擴展到全面侵華。相應地，澳門救亡賑難社團從初興走向高潮。在抗日救亡的熱潮中，新生社團如雨後春笋，參與者包括澳門當地社會名流、富商、藝術家、醫生、教師、工人、青年、婦女、演職人員、神職人員、舞女、小商小販等等，幾乎囊括了澳門社會的各個階層。但是澳葡政府表面上奉行“中立”政策，實際上對待中方和日方的政策卻隨戰事的變化而搖擺。特別是1940年以後，澳葡當局為應對來自日本的壓力，規定不允許進行一切戶外籌集和宣傳活動，只准戶內非公開籌集。救亡賑難社團的生存空間遭到了很大程度地擠壓，除了得到政府支持或經濟實力雄厚的上層人士組成的社團外，多數救亡賑難社團於1940年春之後走向凋零。如影響最大的新生社團澳門各界救災會在1941年停止會務，而澳門四界救災會則在1942年後走向沉寂。還有一些社團壽命更加短暫。如“闔澳華僑濟難會”成立於1941年3月12日，解散於當年6月10日，前後不到3個月。1945年5月17日澳門紳商合組“糧食救濟會”，6月28日決定停止工作，前後不過41天。與新生社團不同，兩大傳統慈善社團平穩地完成了戰時過渡。不僅未因戰時的限令而萎縮，從服務內容到設施建設更在戰後得到擴大和更新。鏡湖醫院從1948年開始大張革新，改善院舍環境，更新醫療設備。20世紀50─70年代，鏡湖醫院相繼建成手術室、透視室、理療室、檢驗室等現代醫學科室，添置各科病床千餘張，並遷建或新建殮房、殯儀館、精神療養所和護士學校。逐步發展成為全澳規模最大的一所中西醫結合的綜合性醫院。同善堂也在歷年各值理的努力及社會人士的支持下，擴建中西醫診所、藥局、學校和托兒所，救濟工作更向多元化方向前進。不僅包括傳統的醫療施藥，派送棉被、冬衣、白米，產婦入院，施棺，贈喪殮費，同時還有緊急援助，遇有水、火，風災或意外傷亡，通過街坊會瞭解後均給予援助。兩大社團的戰後建設為澳門慈善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鞏固了其在澳門社會與澳門慈善界中的重要地位。紀毓：《澳門風雲錄》，《文史春秋》（南寧），1999年第6期，第34頁。《濠江風雲會‧赤子報國情：追記澳門同胞抗日救國感人事蹟》，陳大白：《天明齋文集》，第144─147頁。婁勝華：《1931─1945年澳門救亡賑難社團的興盛與轉折》，《民國檔案》（南京），2007年第1期，第72頁。周秋光、曾桂林：《中國慈善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2頁。“善堂簡介”，轉引自《台港澳情況》（北京）總第46期，1986年，第60頁。 17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二）覆蓋面廣，全面動員各界支持救亡賑難工作無疑需要龐大的社會資源與寬鬆的社會環境作為支撐。然而，抗日戰爭期間，新生的救亡賑難社團因其活動指向的特殊性一直受到政府方面的壓制，且難以擺脫物資缺失的困境。1940年春季，澳葡政府懾於壓力對日示好，對內厲行高壓管制，開始限制公開集會結社。多數救亡賑難社團活動趨向暫停活動的跡象。在此情況下，鏡湖醫院與同善堂成立幾十年間的樂施善行，為其在民衆中積累了相當的聲譽和人氣。所以，當各個救難組織出現資金不足而面臨停辦時，鏡湖醫院和同善堂卻能夠突破社會資源的限制，獲得社會各界的持續支援，使救亡賑難工作得以順利進行。1940年，鏡湖醫院就因收留和求診的難民人數太多，加之病床不足，一時難荷重負，陷入困境。殷商鄭雨芬、鄭鴻祥等立即發起捐贈木床活動，為鏡湖醫院添置50張病床，以解燃眉之急。域多利戲院更舉行義映，將日夜四場收入，全數捐贈鏡湖醫院以作救濟之用。粵劇界更在國華戲院為鏡湖醫院籌集經費而義演和義賣一天，共籌得國幣40萬元。香港淪陷後，澳葡政府對社團的救亡賑難活動防備加深，出令禁止一切戶外活動，以免招惹日本。新生社團活動在如此不利的環境中舉步維艱，但社會各界為兩大社團的募捐活動仍火熱進行。1941年至1945年，鏡湖醫院先後接受了來自澳門各學校和各團體的義賣、義演、義唱、義舞籌款以及高可寧、傅偉生、高福耀等多位社會人士及商戶的救濟款項共國幣1526036.32元、雙毫64488017元和葡幣299695.4元，另有澳督戴思樂等社會人士捐贈的糧食、棉被和醫療衛生用品。同善堂亦得到了澳門各界的大力支持。1937年，澳督巴波沙曾批准一筆特別捐助，用於同善堂的醫藥、殮葬和濟貧等事項。1941年9月，“該堂副主席蔡文軒經手募捐，計譚東西紙五十元、鴻泰昌西紙二十元、劉生昌西紙一十元、李海清、黃叔平夫人，以上每捐大洋一百元”。 類似的捐贈記錄不勝枚舉。1942年5月13日，同善堂與義擎天劇社聯合義演。門券收入達西紙10000元，更有善事陳學崇在院內賣花概助大洋25000元、高可寧一朵大洋10000元，院內賣花總數達大洋80000元，打破了該堂一日籌款的紀錄。這些捐款成為同善堂活動經費的重要來源。1942年11月，同善堂全年施藥費達10000元有奇，幸得各善信不斷捐款，同善堂才能如常辦理。除此之外，同善堂長期的施粥工作，也得到過政府人士及國際組織包括澳督戴思樂、高若瑟主教以及美國紅十字會捐贈的白米和美麥支持。究其原因，自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抵澳至19世紀中葉，澳門基本上呈現出低度整合的二元社會格局。葡國雖在澳門進行殖民統治，但礙於財政因素，特別是文化隔閡，一直對澳門採取“無為而治”的管理手段。澳葡政府對華人社會的干預程度低，導致一些必要的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難以顧及。華人社團隨之出現並進行活動，作為中介人的角色滿足華人利益訴求，並由早期的社會自身的相互扶助逐步延伸出社會自治功能，代替政府進行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鏡湖醫院與同善堂從建立之初，從未間斷過的施藥贈診、停寄棺柩、賑濟救災等慈善行為，特別是處理政府交付的難民事務，搭建起了澳門華人與澳葡政府的溝通平台，實際上部分彌補了澳門在類似醫療、救濟等公共物品供給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社團發展也逐漸突破了血緣和宗族的限制，代表着“澳門民間福利組織由此從分散而封閉的互益性團體走向了集中的開放的公益性團體的新階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第97頁。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45頁。《華僑報》，1941年9月6日。《同善堂義演成績美滿》，《華僑報》，1942年5月14日。《同善堂沿捐》，《華僑報》，1942年11月28日。 172

抗戰時期澳門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的救亡賑難活動段”。兩大社團成立後，或多或少得到澳葡政府的資助，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着澳葡政府行使的監督權。“當年（1941）澳門政府經濟局長羅保（Pedro José Lobo）在談到政府資助慈善社團時曾經指出：‘假若沒有許多慈善機關合力救濟，使貧苦的人心感當局的仁慈，而誠心地服從當地的法律，遵守當地的秩序，那麼，當局對於維護現狀當然感覺許多困難。’”這說明，早期慈善性社團的產生不僅因社會之需，也包含着政府的意願。澳葡政府在華人公共服務上對兩大社團的認可和倚重，使兩大社團在華人社群中擁有了傳統權力的同時，又衍生出了代表華人利益與澳葡政府交涉的權力。除此之外，兩大社團的領導層皆為澳門華人社會名流的精英組合體。華商名流盧九、何連旺、盧廉若、崔諾枝、高可寧等都同時擔任過這些社團的領導職務。領袖魅力不僅增強了社團的凝聚力和社會資本，更提升了社團的社會影響力。兩大社團在華人社群與慈善界的權威形象，再加上與商號、個人和本地華人社團的良好互動，有利於減弱外部環境對其活動的限制和阻力。因而也就不難理解，在“中立”時期，社會各界人士，包括政府官員和國際友人，在日方的強大壓力下，為何仍能多次捐款捐物支持兩大社團的救亡活動，維持兩大社團活動的順利進行。（三）民族性強，華人愛國情感的集中體現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雖然從16世紀開始，就有葡萄牙人在此入居通商，並在19世紀中葉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但是，幾百年來，中葡之間、東西文化之間在這裏的碰撞和共存並非以切斷澳門華人與祖國內地之間的聯繫為前提。中日戰爭的爆發激起了澳門華人社群的民族主義情感，“這時澳門華人社群的支撐點已由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堅守，轉向對國家民族的認同”，遂在祖國陷入危難之時，自然而然地接受起國家的情感召喚，進而組織起大規模的抗日救國活動。唯因澳葡政府實行的“中立”政策，只能以救亡賑難社團的形式表達和實現。但是，新生社團初期聲勢浩大卻後勁不足，而作為歷史悠久的傳統社團，鏡湖醫院和同善堂依託中華傳統文化而運作與延續，因此，成為衆多華人表達民族情感與信賴的現實選擇。兩大社團本身已成為凝聚生活在澳門的華人社群愛國情感的基本平台。總之，社團的建立與發展都是社會需求的產物。儘管救亡賑難運動是應戰時之需而出現的，但從中不難觀察到鏡湖醫院與同善堂兩大傳統華人慈善社團的穩定性、廣泛性和民族性。在中華民族危難之際，兩大社團的救亡賑難活動未因日本的壓力而遭到澳葡當局過多的限制，反而成為難民救濟事務所倚重的力量。危機解除後，兩大社團非但未如其他新生社團那樣解散，反而獲得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可見，從這個意義講，抗戰期間澳門兩大華人社團所進行的救亡賑難活動是其一直以來從事的慈善活動在特殊時期的一種歷史延續。[特約編輯 張中鵬]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頁。羅保（Pedro José Lobo）：《澳門葡人辦理的慈善事業》，轉引自婁勝華：《澳門法團主義體制的特徵》，《行政》（澳門）總第65期，2004年，第667頁。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第250頁。 173

•青年園地•澳門印痕──孫中山思想中的時空背景何志輝 [摘要]澳門是孫中山睜眼望洋、走向世界的門戶，也是他早期從事社會活動和革命活動的基地。在澳門的生活經歷以及見證澳門主權問題的社會閱歷，不僅為他早期改良主義性質的思想觀念提供了養分，亦為他逐步走向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道路，並建構一套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法政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考察澳門印痕實際是重新追溯孫中山法政思想的發展歷程，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其思想體系賴以建構成型的特定時空背景。[關鍵詞]孫中山法政思想澳門印痕時空背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與澳門有着深厚的淵源。彈丸之地的澳門既是他睜眼望洋、走向世界的門戶，也是他早期從事社會活動和革命活動的基地，這段生活經歷為他後來的法政思想提供了難以估量的養分。而自鴉片戰爭以來列強環伺之下衍生出來的所謂“澳門主權問題”，以及伴隨近代中葡關係的詭譎多變所產生的種種亂象，則使他對抵禦外侮、復興中華的使命有更為直觀而深刻的理解。縱觀孫中山與澳門結緣的生平往事，可見不同階段的生活經歷與社會閱歷在不同程度上引發、啟動並深化他對國際形勢與民族前途的思考，它們最終以不同形式滲透到了他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法政思想體系之中。雖然他的相關著述並未特別提及這些經歷，但個人體驗之逐步升華為思想的過程並非無跡可尋。作為一個有着澳門生活經歷、亦親歷澳門主權問題交涉進程的革命先行者，在系統提出並逐步完善、且以畢生精力身體力行其法政思想時，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上述兩作者簡介︰何志輝，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法學博士。關於中葡關係史上澳門問題之流變，學術界已有相當可觀的一批成果可供參考。例如，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臺北：永業出版社，1994年）、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和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黃慶華《中葡關係史》（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等。筆者則從政治史角度撰有《澳門法制史研究》（澳門：21世紀科技研究中心，2008年），另從殖民憲制史的角度撰有《從殖民憲制到高度自治》（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09年）。 174

澳門印痕──孫中山思想中的時空背景方面或隱或顯之因素的影響。鑒於此，實有必要重新審視烙在其革命生涯中的澳門印痕，藉以體察孫中山法政思想不斷成長並逐步付諸實踐的時空背景。一、途經澳門：批判精神的誘興置於葡萄牙殖民統治下的近代澳門，是孫中山青少年時代睜眼看世界、初識中西文化差異並直觀感受種種社會問題及時局流弊的視窗。澳門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允准葡萄牙人入居貿易至鴉片戰爭前夕，因緣際會而逐步發展為華洋共處、商賈雲集的國際貿易重鎮，此後則因鴉片戰爭以來“千古未有之大變局”而遽然生變。隨着葡萄牙政府對華外交政策的迅速調整，決心效力葡國王室並於道光二十六年 （1846）走馬上任的澳門總督亞馬勒趁虛而入，在短短三年間以強硬手段全面推行殖民管治措施而步步得逞，使這個長期置於中國政府主導治理下、而澳葡僅能有限自治的城市淪為葡萄牙政府在遠東地區進行殖民管治的對象。不過，由於葡萄牙人深知這種事實上的殖民管治並不具備近代西方法權體系、尤其是近代國際公法意義上的合法性，而他們日薄西山的軍事實力又根本無法成為像歐美其他列強那樣脅迫清政府妥協的後盾，於是只能想方設法謀求趁火打劫的談判機會，試圖通過締結不平等雙邊條約的形式獲得對澳門的主權。葡方的這種努力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出籠“議事亭九請”之談判嘗試開始，一路延伸並體現在1862年以來展開的一系列締約圖謀之中，直至19世紀80年代初在中法戰爭中因所謂“購買澳門”謠傳而獲得一次可供訛詐的外交機會，並在英方人士及港英政府的合謀與協助下如願以償，通過與清政府正式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1887），他們對澳門主權覬覦已久的政治野心才幾近全面實現。 然而這份條約遺留了一個對中葡雙方而言都極為重要卻懸而未決的澳門地界問題，由此在20世紀初期的中葡勘界談判過程中衍生出更多的反復與波折。如是種種發生在近代澳門史上的風雲變幻，不僅對近代澳門自身的政治與法制發展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亦給所有親歷這個時代而胸懷治國平天下之大志的有識之士烙下了極為複雜的影響。與澳門相距僅35公里的翠亨村，因地緣上的切近和利害上的關聯，對此段風雲變幻不可能毫無察查，亦不可能無動於衷。1866年生在此地一個普通農戶家庭的孫中山，便是自小抱負救國宏圖而親歷這個時代並有切膚之痛的革命先行者。客觀而論，澳門之於孫中山少年時代的最初影響，不過是直觀的、樸素的，就其本質而言則中外學術界圍繞孫中山之生活經歷及社會閱歷已寫出了相當可觀的探討文章，如羅香林、陳錫祺、簡又文、莊政、林 百克（Paul Linebarger）、史扶林（Harold Z. Schiffrin）、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等學者，皆已研究了孫氏 在香港、澳門、廣州及海外的經歷及其對革命思想之形成的影響。香港浸會大學李金強教授的論文《從省港澳地域觀察孫中山的求學與革命》，則為此領域的新近研究做了一個系統梳理。參見李金強：《從省港澳地域觀察孫中山的求學與革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孫中山誕辰14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107─1124頁。參見郭衛東：《論亞瑪勒案件與澳門危機》，《文化雜誌》（澳門）總第45期，2002年。詳見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金國平譯，澳門：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1997年。參見費成康：《關於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訂立》，《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上海），1988年第2期。 17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是感性的一種心理震撼。在他十二歲那年（1878），因隨母親乘船抵檀香山探望兄長而初入澳門，這個已經置於葡萄牙殖民管治下的城市留給他畢生難忘的第一印象。它不僅以其華洋共處的社會風貌和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圍打開了他自此東西望洋的眼界，後來回憶此段旅程有謂“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亦以其在鴉片戰爭之後急劇墮落為物欲橫流之地的負面形象──鴉片泛濫、賭博盛行、苦力販賣猖獗而娼妓業竟是如此畸形的繁榮，啟動了他對澳葡政府殖民管治的本能反感。與澳門有同志淵源的人際交往圈，是孫中山求學時期把早期叛逆風格的批判精神初步進行理性化、並由此開始嘗試探尋建設性思想之出路的重要環境。實際上，孫中山少年 時代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許而大膽反對傳統惡習，種種顯露“反骨”的叛逆風格實則是一種樸素的和自發性質的批判精神，是其與生俱來的遇到極度不平必定不惜豁出性命討個公道的倔強性格之體現。在香港西醫書院攻讀醫學、兼習人文社科新知之際，澳門既是他多次往返家鄉的必經之地，有時亦是他短期居留的棲身之所。此時宏圖大志已露端倪的孫中山，因與志同道合的楊鶴齡、陳少白、尤列經常共聚一堂抨擊時政而成“四大寇”之首，楊鶴齡在澳門的住所水坑尾巷14號則成為他棲身澳門時的重要活動場所。此時澳門境內的社會治安形勢日趨嚴峻，社會問題錯綜複雜。據《清季外交史料》載廣東巡撫吳大澂奏，居澳葡人可謂“官無善政，商無善賈，工無善藝，惟借賭館娼寮，包私庇匪，收受陋規為自然之利。葡國旣無商船來往，澳門別無地利可圖，市面蕭條，人情渙散，其坐困情形，可立而待”。其中尤為嚴重的是敗壞社會風氣、貽害國民身心的鴉片貿易。至於澳門的販賣華工問題，亦為近代澳門經濟畸形發展的見證。在販賣華工最猖獗期間，澳門公開設立形形色色的“豬仔館”，每年誘騙華工數以萬計，轉販南洋或美洲賣作苦工。凡此種種，這個亂象紛呈的澳門社會向世人公然暴露着殖民管治下的種種極度不平，無疑是再三地刺激着、進而不斷激化着孫中山對腐朽清廷的批判意識和對列強環伺的憂患意識。二、相聚澳門：維新觀念的承轉與其時寓居澳門潛心著述的維新思想家鄭觀應心氣相通並開始交往，更使孫中山早期尚處於自發狀態的批判意識藉助維新思想而獲得認識層面的第一次昇華。比孫年長二十四歲的同鄉先賢鄭觀應（其家鄉在香山縣雍陌鄉），是中國近代早期具有較完整的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人物之一，也是較早在澳門活動的維新人士，既以《易言》諸篇闡發的商戰思想和政治主張震撼着同時代的思想界，亦因深諳洋務之道而曾躋身於李鴻章北洋幕府並成為中堅人物。其時因耳聞目睹葡萄牙人對居澳華人的統治和歐美列強對中華帝國的蹂躪，鄭觀應愛國禦侮之熱情被極大地激發出來，圍繞澳門社會問題而展開的一系列言詞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7頁。茅家琦等：《孫中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0─51頁。關於孫中山少年時代的叛逆精神與行跡，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黃宇和教授的《任重道遠：孫逸仙成長之重要性及探索之重重困難》一文考證甚為獨特，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孫中山誕辰14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卷），第1125─1146頁。詳見鄧開頌：《澳門的苦力貿易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廣東社會科學》（廣州），1988年第1期。 176

澳門印痕──孫中山思想中的時空背景利的批判文章應運而生，其中包括揭露澳門苦力貿易積弊的《澳門豬仔論》、《續澳門豬仔論》、《求救豬仔論》及《論禁止販人為奴》等政論，亦有《澳門窩匪論》等文章揭露澳門聚賭窩匪之種種罪惡情形，更由此生發議論批評滿清政府與地方官員面對葡人殖民擴張活動而“不與論爭”、“事事退讓”的消極態度，皆收入其在1870年代結集出版的維新思想名著《救時揭要》中。至1880年出版的《易言》則從商業、科技、法治、教育等方面思考時局而抒發內心積慮，倡工商以富民，重民意設議院，行憲政遏專制，如是種種所傳達的憂患意識和開放精神，在朝野上下呼籲變法圖強的歷史洪流中，裹挾雷霆之勢，成就大家之言。對此時代之積弊感同身受的孫中山，面對鄭觀應的新知銳見不可能不心表折服，是以因同鄉關係而頓生仰慕之情。我們雖然無法查知這兩位同鄉在澳門交往的確切時間（學界推論為1890年左右），鄭觀應在1892年冬赴滬重入招商局從而結束了隱居8年的澳門生活，但這絲毫無礙於鄭觀應之改良主義輻射出來的思想能量對於孫中山這一階段思想成長的巨大影響。孫中山就讀期間所撰致清香山縣籍退休官員鄭藻如書《興利除害以為天下倡》（1889年），是迄今所見其最早的政論作品，該文歷陳“人能盡其材，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利”的觀點，主張興農辦桑、提高教育、禁絕鴉片，且可先在香山縣試行然後總結推廣，其效法西方進行社會改革的抱負和觀點深得鄭觀應之賞識，可視為早期三民主義之民生觀念的歷史先聲。更可證明鄭觀應與孫中山在思想上心氣相通的是，他於1893年出版的維新思想體系之大成的著作《盛世危言》，不僅收錄了孫中山最早的政論作品（被改寫成《上李鴻章書》），還有其在1891年前後以“孫翠溪”筆名所寫的《農功》和《商戰》等文章。這部以富國強兵為主題的煌煌巨著被光緒皇帝推薦群臣閱覽並風行全國，其改革主張廣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政治上主張實行君民共主，經濟上譴責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要求通過談判收回海關主權、保護本國工商業並與列強進行“商戰”，文化上把興辦學校看作“造就人才天地、治天下之本”，軍事上以“防外侮更重於防內患”為據而主張強兵重在“人”和“器”，人的優秀在於教育，器的精良在於發展工商業，等等。孫中山之早期思想藉此巨著的社會影響力而得以廣泛流傳，亦不難看出鄭觀應以其獨特的人生際遇和新銳的思想體系對他產生的示範性和指引性的複雜影響。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期間一面懸壺濟世據以關注民生，一面致力探索中國社會的變革之道，並通過與土生葡人合辦報刊和撰述文章的方式，闡發其早期思想體系中批判現實的若干面向，為後來系統提出三民主義思想奠定了不容忽視的經驗基礎。孫中山於1892年7月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後，應澳紳何穗田等人之邀到澳門鏡湖醫院出任該院西醫局首任義務醫師，開鏡湖醫院西醫行醫之先河，還建議該院中西醫聯合施診（後被採納）；此後又獲該院董事、澳紳商吳節薇等人的支持和擔保，向鏡湖醫院借款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4頁。相關分 析參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第109─110頁。另據吳相湘考證，孫中山在該年經陸皓東介紹得以認識適 在廣州養病的鄭觀應，其致函鄭藻如的政見書也因鄭觀應請鄭藻如訂正《盛世危言》而遞到了對方之手。參見吳相湘編撰：《孫逸仙先生傳》（上冊），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82年，第78頁。黃彥編：《孫文選集》（中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頁。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9頁。 17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 後於草堆街80號開設“中西藥局”，又在議事亭前地14號開辦“孫醫館”行醫，以醫術高明、 醫德高尚而聲名鵲起，前來就診者絡繹不絕。但因遭到澳葡政府的妒忌和排擠，藉口“行醫於葡 境內者必須持葡國文憑”之規定，先是被禁止為澳門葡人治病，後又有政府飭令藥房不得為其配 藥。翌年春，雖托土生葡人飛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向澳葡政府申請行醫牌照，卻被 政府以非葡國醫科畢業為由拒絕發給。遭此種種排擠而身陷困厄後，他不得已離開澳門前往廣州 繼續行醫。 此段行醫經歷是其感受民間疾苦、倡揚博愛精神的人生歷練，為他後來系統闡述民生主義提 供了不容忽視的感性體驗。而在澳葡政府殖民管治之下的仰人鼻息、更兼葡醫排擠的不公待遇， 更使他對近代中國飽受列強蹂躪之苦和殖民統治之辱有着最直接的感同身受，為他後來系統闡述 民族主義提供了更為持久的情感驅動。立基於此，孫中山遂有感慨稱“醫術救人，所濟有限，其 他慈善事業亦然”，決計藉醫術為入世之媒並開始了“醫國”的心路歷程。而在行醫過程中， 他經常與一批對清廷統治不滿的愛國青年聚會，探尋救國道路。 其時，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維新思潮漸有發展為變法運動的態勢，因封建頑 固派在廣東的勢力強大，置於葡萄牙殖民統治下的澳門卻免受其制，澳葡政府亦對不危害其統治 利益的維新活動少有干涉，辦報刊以談時政、倡新知，由此具有得天獨厚的政治空間。此前，澳 門亦有形形色色的外報、外刊及部分中文刊物沉浮起落， 為後繼者提供了不少可資借鑒的籌辦 經驗及運作模式。1893年7月，孫中山與飛南第在澳門下環正街合辦中文周報《鏡海叢報》， 逢星期二出版，分論說、新聞、廣告三塊，因及時反映天下大勢及國內動態，且敢放言直擊澳葡 政府之腐敗和澳門社會之墮落，其新銳思想頗受社會各界矚目，不僅一時行銷廣州、上海、福 州，更在香港、新加坡、三藩市乃至葡萄牙產生影響。 孫中山改往廣州行醫後，仍多次往來粵港澳，保存澳門“中西藥局”為革命活動之據點，並 以《鏡海叢報》匿名編輯的身份繼續發表抨擊文字。在1895年策劃重陽節廣州起義因洩漏消息 而被清廷通緝之後，他輾轉逃至澳門並在飛南第的幫助下前往香港上船赴日，但其革命思想並未 就此銷聲匿跡於澳門。續接其思想潮流且不斷刊載新知銳見的新興報刊，是1897年2月在此創 刊的維新派重要報紙《知新報》。該報所載論說、上諭、京外近事、各國情況、農工商礦諸事、 中外交涉及各省新聞等十分豐富，旨在宣傳變法圖存思想，介紹新政推行情況，一時暢銷海內 外，與上海《時務報》和天津《國聞報》同屬有識之士最受重視的三種報紙，其間精神與遠在異 鄉的孫中山之漸趨成熟的思想亦有遙相呼應之處。 三、遙望澳門：革命思想的踐行 孫中山自1895年遠走他鄉以後直至辛亥革命之前，雖然不在澳門直接負責並統領此地的革 命活動，但其日趨成熟的革命學說成為了激勵和指導澳門境內革命活動的思想指南。 《鏡海叢報》，1892年7月13日。 茅家琦等：《孫中山評傳》，第79頁。 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上海：民智書局，1930年，第141頁。 詳見李長森：《近代澳門外報史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178

澳門印痕──孫中山思想中的時空背景在此期間，澳門主權問題激化的種種局面不可避免地波及當時所有心憂天下的革命志士與同仁。早在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擬訂期間，雙方代表就已圍繞澳門劃界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隨後中葡之間圍繞澳門主權問題展開的系列交涉，都與該條約第二款關於葡萄牙“永駐管理澳門”之後塞入“及屬澳之地”字樣的歧異立場緊密相關。在雙方圍繞澳門及屬地的理解有重大分歧的情況下，澳葡政府所要求的“屬地”有着深遠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目的。這種不斷擴展條約中所謂“永居管理”範圍的努力，導致中葡之間新一輪關於澳門水界與陸界（居住與管理界線）勘定交涉的政治問題。自1889年以來，澳門葡人一再試圖藉助列強勢力進行訛詐、圖謀擴界，但大多被廣東地方官員所制止，1890年12月發生的澳門地圖交涉亦體現朝廷的基本態度。儘管澳門葡人的軟硬兼施並未完全奏效，但由於部分官員的抵制力度有限，其軟弱態度亦一再留給他們以可趁之機。到20世紀初，澳葡已完全控制澳門城牆以北到關閘以南和青洲、氹仔、路環等地，為謀求通過國際條約方式確認其佔領地界而希望與清政府談判勘界。1907年底，廣州、香山、香港等地紳商、士民就紛紛請願，要求政府“派員來澳劃分界限”。1908年2月發生的“二辰丸案”則使澳門界務政策驟然生變，交涉失敗的消息傳到廣東並迅速引發民間輿論一片譁然，廣東紳民自發掀起抗議示威和抵制日貨運動，很快蔓延至上海、香港、廣西等地，南洋華僑也加入了愛國運動中，並對葡人肆意擴佔澳門以外領土的行徑表示強烈抗議，要求劃清澳門界址的運動亦聲勢浩大。置於澳門主權問題所糾結的國際時局之下，心憂天下而與澳門有着深厚淵源的孫中山當然不可能無動於衷。在不可能通過改良方式促使腐敗的朝廷抵禦外侮的情況下，加速推進革命便成為孫中山力圖徹底解決中華民族之生死存亡問題的不二之選。1905年於日本東京成立革命政黨同盟會之後，這個革命組織機構的活動能力及其影響力隨後不斷輻射出來。在謝英伯、盧廉若、陳子要等人的主持下，同盟會澳門分會於1909年成立，租南灣街41號為秘密機關並開展活動，倡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之主張。會員潘才華在澳門開辦的培基學堂是傳播革命思想的基地之一，女會員趙連城登臺講演則是當時闔澳矚目的一大新聞，更有富家子弟陳永安和水上居民梁鏡清等人設法籌措經費捐給分會。正是受該分會的策動，駐守前山的兩千名新軍和香山縣團練投入革命陣營，為光復香山縣城做出了重要貢獻。武昌起義爆發的消息更使澳門同胞大受鼓舞，分會在清平戲院發起舉行的“澳門華服剪辮會”有千人赴會，各界人士還以鏡湖醫院之名義捐款數萬元獻給廣東革命政府，可見其時孫中山之革命思想已成近代中國浩浩蕩蕩的潮流。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與澳門的關聯雖然有限，但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仍備受澳門社會的普遍敬仰，其革命活動亦因之而在此地發生積極的回應。辭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的孫中山，先是在1912年5月下旬返鄉之際順道訪問澳門三天，受到闔澳上下的熱烈歡迎；翌年6月再次赴澳看望女兒並在此建屋讓元配盧慕貞及女兒們居住之際，與新任粵督陳炯明會晤策劃“四省獨立，廣東同時宣佈”的倒袁運動；1917年到澳門參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第189─193頁。鄭勉剛：《澳門界務錄》卷1《香山縣士紳請粵督力爭海權書》。參見黃鴻釗：《清末澳門的勘界談判》，《南京社會科學》（南京），1999年第12期。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2年，第308─310頁。 17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小住之後再無往來，但一直關注此地並藉其繼續開展革命工作。澳門之作為其後續革命活動基地的行跡不少，如1914─1916年間委派助手朱執信來澳門籌款、買軍火、印刷傳單以開展倒袁運動；1919年粵軍決定回師之際，又命孫科往澳門以特派員名義成立辦事處、號召在粵海陸軍起義；1921年就任廣州民國政府非常大總統期間，聘請在澳門定居的楊鶴齡為總統府顧問，後委任其為港澳特務調查員；在1921─1922年澳門罷工運動之際，更派陸軍及炮艦赴前山以表示支持工運並鄭重警告澳葡政府。反之，澳門同胞也繼續以不同的方式支援着孫中山壯心不已的革命活動，其中最為世人矚目者當推協助籌辦中國空軍之舉。在1920年初法國人利古（時為澳門電燈廠廠長）出售6架飛機之際，澳門富商盧廉若聞訊即買下其中一架大鴨婆機作為禮物送給孫中山，革命黨人隨後籌得港幣買下一架小鴨婆機，另外四架也在半年之內被孫中山籌款買下，它們構成了近代中國空軍的雛形，並在同年9月反對桂系軍閥的鬥爭中初露鋒芒，迫使桂系軍閥岑春煊和莫榮新匆匆退出廣州並通電辭職。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的噩耗傳至澳門後，於3月29日在鏡湖醫院舉行的追悼會有兩萬多名人士前往致祭，成為澳門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追悼會，闔澳同悲的感人場景之所折射的正是孫中山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的偉大。結語：時空意義的澳門印痕行文至此，我們對孫中山在澳門的生活經歷與思想閱歷已有一個粗淺印象，據此大致可得出如下兩方面可資參考的初步結論。一方面，空間意義上的澳門印痕不容忽視。因為近代澳門既使孫中山得以初步認識中國之外的世界，亦迫使並催化他不斷地反思世界之中的中國，這個獨特的地理空間和文化場域是他建構其思想體系的靈感策源地之一。中國民間俗語有所謂“一方山水養一方人”，西方法政先賢如孟德斯鳩之輩也對法的精神與地理環境之關聯作出過心同此理的論斷，它們有助於提醒我們在研究孫中山思想體系的源流及承轉之際需要考慮的地緣要素。另一方面，時間意義上的澳門印痕也不容忽視。由於澳門問題在鴉片戰爭以來迅速蛻變為近代中葡關係中糾纏甚深的主權交涉問題，而不再是以往華洋共處分治時代的中方主導治理、澳葡有限自治的格局，列強環伺之下的澳門在殖民主義全球化擴張過程中雖不顯眼，但與闔澳人民發生反帝反殖民情感共鳴的正是與之毗鄰的香山縣屬各地。孫中山縱橫四海揚名五洲而始終未敢遺忘家鄉，對澳門主權問題的持續關注最終衍生出一系列關乎民生問題、民族命運、國家前途的體系化思考，這當然值得進一步展開深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做的只是一種旨在提醒時空背景之重要性的初步探討。其間當然還有許多更具歷史意義的話題因學力不逮及文獻所限而無從查知，至於孫中山在澳門的這些經歷及閱歷如何滲透於他畢生所著述的思想學說也難以逐一考溯並作定論，圍繞孫中山法政思想體系中的澳門印痕仍有許多學術問題值得中外學術界同仁合作研究。[特約編輯張中鵬] 180

•青年園地 •革命者對於現代中國之想象藍本──十九世紀末期的香港及其對孫中山的影響典 典[摘要]孫中山是中國近代革命的先行者，而他從中學到大學的青年時代，都是在香港度過的，他自稱這段時期對其革命思想的形成頗有影響。1883─1892年，即孫中山在港生活的九年間，香港的城市基礎建設有了較大的發展。那麼，在街道建築、供水、時間觀念、教育等方面，香港是怎樣體現現代人類文明成果的？作為一個現代化城市，它又怎樣迥異於傳統中國？這是理解香港如何對青年孫中山產生影響，緣何成為其革命思想萌芽地的關鍵。[關鍵詞]孫中山革命城市香港澳門引言：青年孫中山在香港孫中山是中國近代革命的先行者，被譽為推翻清朝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的“國父”；而他從中學到大學的青年時代，有九年是在香港度過的。1883年，十八歲的孫中山在鄉里搗毀偶像引發鄉人不滿，便一度避居香港就讀拔萃書院，之後又在港繼續就讀中央書院。中央書院畢業，在廣州學醫不久，又“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直到1892年期滿畢業。學者往往強調香港“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從地理、政治、輿論等方面關注香港進行“革命活動”的特殊便利條件，將其稱為辛亥革命的搖籃。本文則試圖從城市發展角度，描述孫中山居港時的這座城市本身。孫中山從18歲到27歲的青年時光都在香港度過，這座城市的環境給青年孫中山留下的印象，也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他的革命理想。作者簡介︰典典，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孫中山年譜》（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增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21─31頁。陸天祥：《孫中山先生在翠亨》，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7頁。孫中山：《建國方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29頁。吳志華：《香港何以能成為孫中山革命運動的基地》，《亞洲研究》（香港）總第41期，2001年，第187─211頁。李金強：《辛亥革命之搖籃──香港》，辛亥革命百周年研討座談會會議手冊，2011年。 18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1923年，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時曾說：“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回憶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比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這篇演講據報導，是即興以英文作出，故當時不同報紙所登的演講內容有些微不同，如另一份英文報紙中說：這個問題即“我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與現代思想？”答案是“就在此地，在殖民地的香港。……我於三十多年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兩地相較，情形迥異，香港整齊而安穩，香山反是”。比起“革命思想”，英文報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所載之“革命與現代思想”較有可能是孫中山當時的原話，體現出除了“革命”，香港還給了孫中山一個重要的印象，即“現代”，且還詳細說到街道、建築、工程等事物。可以想見，對於青年孫中山而言，香港為他提供了一個“現代”社會的典範，其街道、建築、工程、衛生、風俗等各方面的城市風貌，都與當時清朝統治下的“故里香山”傳統社會有天壤之別。而“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或許就是對這種“現代”圖景的追求。一、“秩序整齊，建築閎美”：香港的城市建設1841年英人佔島之後，就馬上成立田土廳（Land Office），測量劃分土地。隨後公開拍賣土地時，將上市場（今鴨巴甸街以西、荷李活道以北一帶）、下市場（蘇杭街、文咸街）劃為“華人區”。1843年華民被迫遷出，引發不滿，輿論亦批評政府為強盜，但1850年代香港第一條通過填海工程建成的街道──文咸東街，又成為新的華人商貿區。在城市規劃及建設方面，1843年政府就設立總量地官（Surveyor General）一職，1844年正式委任原田土廳廳長（Land Officer）的哥頓（A. T. Gordon）擔任。他為城市發展草擬了一份建議書，是殖民地政府首次為城市發展制定的藍圖，雖然這個大規模的建設計劃工程太浩繁，並未真正實施，但香港城市的建設仍在繼續。1844年起，有量地官署（Surveyor General’s《香港華字日報》，1923年2月21日。“He had not prepared a speech”,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Feb. 20, 1923.原文如下：The question was “Where and how did I get my revolutionary and modern ideas?” The answer was, “I got myidea in this very place;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go I was studying in Hong Kong and spenta great deal of spare time in walking the streets of the Colony. Hong Kong impressed me a great deal, because there wasorderly calm and because there was artistic work being done without interruption. I went to my home in Heungshan twicea year and immediately noticed the great difference. There was disorder instead of order, insecurity instead of security.”（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Feb. 20, 1923；此報導內容與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3月7日的《補記孫先生在港演說全文》的中譯較為接近，參見《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115─117頁。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5─32頁、第45─46頁、第48頁、第17─18頁。CO129/2 “Davis to Stanley” 1844.7.26, p.435；CO129/5 “Woosnam to Gordon” 1844.1.10, p.69.The Friend of China, Aug. 10, 1844.CO129/4, “Despatch From Colonial Land and Emigration Office”, Dec. 9, 1843, pp. 216─220. 182

革命者對於現代中國之想象藍本──十九世紀末期的香港及其對孫中山的影響Office）專門負責城市的基建及維修工程，包括港口建設、土地平整及塡海，兼管土地出租與買賣等事宜；1867年時總量地官下轄六個主要官員或部門：首席文員、工務文員、水務、公園、華人管工與專責塡海及海港工程的助理工程師。到1870年，量地官署改稱為測量署（SurveyDepartment），1883年又改組為工務司署（Public Works Department），1891年首創海旁塡海部，是全港第一個掌管海港工程的部門。1883年政府成立招標局，規定由總登記官（1913年改稱華民政務司）協助翻譯標書內容，以便華人投標。上述政府部門，主要藉助商人的經濟實力開發港口，利用拍賣、招標等方式進行早期開發，使港島北岸逐漸成為城市的核心區。1861年，羅便臣道開發到太平山頂，港島道路網已具雛形；19世紀60年代，中區鐘樓、香港大會堂、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大廈、聯合船塢、黃埔船塢等落成；1868年，文咸西街進行塡海工程，港島城市化進一步發展。政府為興建及維修海旁（praya）和海堤（seawall）支出不少，如沿岸平整海岸線，建成寬約50─100呎的供行人及車馬行走的大街。這些工程大抵1860年代已成型，到1882年都沒有大的變動。1874年，一連串颱風襲港後，港督堅尼地又提出在銅鑼灣重修堤岸及塡海。1876年，堅尼地道鋪成，洋人住宅增加；華人住宅則往港島東、西區延展，並在銅鑼灣塡海之後擴建，緩解了擁擠。到1882年，政府陸續建成的碼頭約有30多個，私人興建的規模和數量更大。19世紀中期，美國、澳洲先後發現金礦，吸引大批華南沿岸的中國人去海外淘金，群聚香港等待出發；加上太平軍戰亂造成國內人口與財富南移，香港的商業、旅館業和航運業也大有發展。到1881年，香港總人口已經達到160402人，其中67%聚居於維多利亞城。維港1860年全部納入英國管治之後，政府更積極加強港口建設和管理，航運、造船、維修、碼頭、貨艙等均有顯著發展。1875─1876年，鶴嘴燈塔、青洲燈塔、哥連臣角燈塔陸續落成使用。1880年起，港島到九龍之間已經有定期小輪。1882年之前，英、法、美、日等多國輪船公司都有定期航班服務經香港。此時香港已經具備一個“自由港”城市的風貌，港口設施先進、國際聯繫頻繁、政治環境穩定；公用事業如電報、電話、電力、電車、自來水等，也先後投入服務；小工廠興起，轉口貿易迅速發展。據中國海關資料，不包括走私，中港貿易1880年佔中國總進出口額的37%和21%，1890年則是55%和37%。在本文關注的1883─1892年間，一方面，華人依然多居住在傳統磚木結構（還是在港府要求下才增加磚的比重）的中式唐樓中；直到1883年，查維克報告書內的唐樓圖還顯示，唐樓的寬度受建屋的杉木所限，無法超過15呎。但另一方面，西式城市的影響，已經不知不覺滲入了中國人的生活。歐式建築所需要的石材，在1886年由中國商人曾瓊全權開採；而大量現代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第33頁、第64頁。何佩然：《築景思城──香港建造業發展史（1840─2010）》，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2頁。最早的招標告示見於：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Sep. 26, 1842.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第47─59頁；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第220─227頁。“Census Re turns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Colony on 3 April 1881”,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81.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Mar. 20, 1875 & Jul. 12, 1875 & Feb. 12, 1876.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第225頁、第285─286頁。何佩然：《築景思城──香港建造業發展史（1840─2010）》，第4─12頁、第15頁。 18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化的城市建設工程，如海堤、道路、渠務街市等等，許多也由中國商人承辦，如曾瓊負責的一項海旁填海工程，佔到當年政府支出的70%之多。華人參與這些工程建設的過程，亦是對西方的時間觀念、法律制度、工程準則等加深瞭解的過程。許多華人原本不過是廚子、男侍者等為歐洲人打工者，由此培養了一定的英語能力和人際關係，便有機會參與到政府的招標之中，成為承辦商。一座新城市的建立，伴隨着許多冒險、投機的成功故事，而在香港，還有不同文化間的碰撞和交流。除了那些參與到此時香港城市建設中去的華商，一般的香港居民，也能夠感受到這座城市的特別之處。那些用厚重的花崗岩石修築成的海堤、政府大樓、洋行、教堂、碼頭和道路，歐洲式石柱、半圓拱的窗楣、幾何線條的門框裝飾的建築物，以及羅馬式鐘樓、哥特式尖塔、中古歐洲的堡壘等，都盡顯歐洲城市的風采。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殖民地風貌迥異於傳統中國，一定會給當時的中國人帶來衝擊。完成於1894年的《香港雜記》一書說“港地風景，屋宇光明，街衢潔淨”，“足令遊人寓目騁懷，樂而忘返者”，可見時人對香港的歐式風貌是頗為欣賞的。孫中山回憶在港的這段時光，感慨城市“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同樣可見其欣賞嚮往之情。二、“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香港的城市生活對香港的城市建設，孫中山也許只是看到“整齊閎美”的結果，而並不太清楚其發展過程。但居住九年，他對香港政府如何改善城市生活的各種問題，則有更切身的體會。香港開埠前，本地居民用水主要依賴住處附近的山澗溪流或地下水。開埠後，政府曾在主要溪流上游蓋 儲水池，蓄水供市民飲用。到1860年2月29日，英人羅寧（Rawling）建議於薄扶林谷地內興建可儲存3千萬加侖的儲水庫，儲存雨水供居民使用。政府採納了他的建議，承擔起供水的艱巨任務；1860年所通過的條例更訂明，政府將一次調撥三萬英鎊，作興建維城水務設施的經費，並在差餉入息中抽調2%作為水務經費。在1860─1880年間，不少公營事業如煤氣公司、電報通訊、電力、渡海小輪等，均吸引到私人投資建設，唯有水務事業，因成本高回報低，一直未能吸引私人資本的興趣。政府為薄扶林供水計劃在十多年間開支達50萬元，光是第二期擴建工程就耗資223270港元。孫中山居港之時，恰是大潭水塘工程興建期間，水務工程所佔的浩大費用使政府財政入不敷出，財政赤字的年份接近半數。且按照英國殖民地政策，除了駐軍費用，香港的財政支出必須自負盈虧。而CO129/263, “Praya Reclamation Fund Statement of Expenditure to Dec 1893”, May. 15, 1894, p. 39; “Praya ReclamationScheme”,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1889, pp. 23─30;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Hong KongSessional Papers, 1893─1903.CO129/256, “System of Public Tenders an Reports on by Acting Colony Treasure and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Dispreadsany alteration in system”, Nov. 5, 1892.何佩然：《築景思城──香港建造業發展史（1840─2010）》，第79─80頁。陳鏸勛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74頁。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1頁、第17頁、第16頁、第16─23頁、第31頁。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Jul. 14, 1860.G.B. Endacott, Fragrant Harbour, A Short History of Hong Kong, Oxford, 1968, p. 58; “Net Revenue and Expenditure”,Hong Kong Blue Book, 1844─1899. 184

革命者對於現代中國之想象藍本──十九世紀末期的香港及其對孫中山的影響香港開埠初期財政緊絀，第四任港督寶寧來港就任時，因財政困難，只能以商務監督的名義受聘，削减三分之一的年薪。此外，興建水塘除水塘用地本身，還須保留大片原本可供開發謀利的土地作為集水區，薄扶林的集水區有416英畝、大潭有680英畝。成本雖高昂，政府仍盡力改善城市供水，不惜建造令人讚歎的大規模工程。如薄扶林水塘，最初計劃興建一條直徑10吋、長達17400呎的引水道，引水道的盡頭建容量達20萬加侖第一號儲水池，太平山街高處建容量80萬加侖（後來增加到85萬加侖）的第二號儲水池。1877年，多項加建工程完成後，薄扶林水塘容量增至6800百萬加侖。而大潭水塘建築施工歷時五載，工程包括高90呎、闊400呎、壩基厚60呎的水壩，貫穿黃泥涌峽谷長達2428碼的隧道，長達5500碼連接水塘隧道出口與亞賓尼道的引水道，亞賓尼濾水池及配水庫。隧道手工巧妙，從入口的歐洲古典式建築設計及石塊上精雕細琢的斧鑿痕跡中可見一斑。從水塘貫穿至中區的輸水隧道，闊6呎，高7呎，長7344呎，中間有花崗岩石山阻隔。鑿穿石山建造隧道，以當時的技術是極艱難的，最初每周衹能開鑿約40呎，翌年購入最新機器纔得以加快進度。無怪乎《香港雜記》記載“水道之功繁浩，英官於此苦心經營，非親歷其景者不知，試周遊百步林（薄扶林）及大潭叾，不特其心思之奧巧，並可知水源之曲折層出，足供一港之用，須真有令人匪夷所思者”。這些水塘工程雖仍須仰賴天雨，但可有效應付乾旱季節的社會急需。下表可見，孫中山在港期間就讀的歌賦街中央書院、荷李活道西醫書院，都早在1878年就受到供水之惠。而孫中山時常活動的場所，如他與王煜初牧師、區鳳墀堂長等人講道論國是的道濟會堂（荷李活道雅麗氏醫院左鄰）、與楊鶴齡等“四大寇”聚集談天的楊耀記（歌賦街8號）、常與友人聚餐的威靈頓街杏讌樓西菜館等，也是有食水供應的地區。1878─1892年供水的街道/區域最早供水公佈紀錄供水的街道/區域1878荷里活道（雅麗氏醫院/ 西醫書院）、擺花街、威靈頓街、德己立街、結志街、史丹利 街、歌賦街（中央書院）、摩囉上、下街、四方街、羅便臣道1889己連拿利、堅尼地城、歌賦山以南、加列山、馬己仙峽1891正街、太平山街、樓梯街、水坑口街、皇后大道、亞畢諾道、結志街、砵甸乍街、雪 廠里、西邊街、堅里、荷里活道、般咸西1892寶靈頓道及東角糖廠、銅鑼灣、己連拿利、堅尼地城、文咸東街、禧利街、蘇杭街李宏編：《香港大事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第25頁。Cooper, Francis A., “Report on the Water Supply of the City of Victoria and Hill District”, pp. 255─256.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Dec. 8, 1860.Cooper, Francis A., “Report on the Water Supply of the City of Victoria and Hill District”, p. 249.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年》，第26頁。Price, J.M., “Report of the Surveyor-General on the 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the Tytam Waterworks”, Jun. 25,1884, Hong Kong Legislative Sessional Papers, 1884, 1885; Hong Kong Telegraph,Feb. 3, 1883.陳鏸勛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第84頁。吳倫霓霞、陳勝粦、郭景榮、羅立新編：《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跡》，廣州：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86年，第18─19頁。吳倫霓霞、陳勝粦、郭景榮、羅立新編：《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跡》，第21頁、第26頁、第27頁。根據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年》第36─37頁表2，以及何佩然《十九世紀下半期香港的供水系統》，參見“香港歷史與社會”網站：http://elearn9.itsc.cuhk.edu.hk/history/node/3879。 18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政府不僅盡力提供食水，也試圖保證食水質量，並關注城市的整體環境衛生。英國工程師查維克（Osbert Chadwick）1881年起深入調查香港市區的居住環境、衛生情況及公共設施，調查報告分別在1882、1890及1902年公開發表。1882年的報告建議開發更多水資源、統一供水方法、長期跟蹤保養及維修供水系統、管制浪費、引進沙溜濾水法清潔淡水等；1890年則建議新建管道排污系統，分區處理廢物。1889年以後，政府再在青草山（西塘）加建濾水系統，改善薄扶林供水系統的食水質量。調查報告還認為華人社區居住密度高，公共設施落後，可能引發瘟疫，必須採取措施。1883年成立衛生局並頒佈《衛生修正條例》，1885年又成立土地委員會評估人口問題，並於1886年實施堅尼地城填海工程，增加華人區土地，1891年地界再向西擴展。華人唐樓面積小、人口多、無排污、燒柴草、養牲畜，衛生條件差，政府1887年通過新的《公共衛生條例》，成立潔淨局，修訂一系列建築物條例管制舊式唐樓。1888年，提出《收回官地條例》，收回及拆卸原有舊式唐樓，開闢街道，興建下水道，不斷採取措施改進華人區的衛生環境。公共空間如街道，有專人清潔灑掃，即使天旱缺水也不例外：“通港之地……計街道有三百五十餘條……兩旁俱設明渠，月則清除二次，日則掃除二次。時逢亢旱，例撥銀三千元左右，以為水灑工費。其不惜國帑如此，亦足見其潔淨之認真。”天氣對於依賴航運貿易的香港十分重要，亦影響傳染病等衛生狀況。早在1844年，香港政府就在《政府公報》上發表氣象記錄。1845年，統一了天氣報告中使用的術語；1850年起，報章定期發佈政府提供的氣象資料。船政署會監測香港水域範圍內的颱風並發出預警，颱風過後的損毀情況，也由量地官署及警署負責提交報告。1850後來港人口猛增，為預防傳染病，氣候紀錄改由醫務署負責，殖民地醫官每年均在部門報告中向港督彙報每年各月及總體天氣狀況。自港府興建水塘儲雨向市民提供飲用水以來，氣象部門每年還須在雨季（5至10月）計算全年降雨情況，統計全港水塘的存量、地下水源及溪流流量，計劃來年的供水時間。在雨量偏低的年份，會採取限時供水措施，確保全港飲用水存量可維持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1883年，即孫中山來港之年，香港天文臺正式成立，以報時及提供南中國海氣象信息為首要任務。1885年1月1日，報時服務正式開始，參照歐洲國家的方法，每天於尖沙咀降下時間球報時。報時球與中國傳統的更漏等計時方式大為不同，準確且影響力較廣，不僅有助航海，也使全城時間統一，個人及工商業機構可以參考報時球統一日常生活的節奏。這都有助於香港從農業社會步入講求經濟效率的工商業社會。當時生活在香港的孫中山，想必也能感受到這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年》，第47─51頁、第37頁。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第215頁、第226─227頁。陳鏸勛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第79─80頁。CO133/1, Meteorological Table, Jul. 15, 1844─Apr. 13, 1845, pp. 89─94.The Friend of China, Nov. 5, 1853.CO129/14, Treasury Chambers, Nov. 6, 1845; CO129/20, Police Department to Colonial Secretary, Jul. 21, 1874.Chatham W. “Report of the Acting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hop for 1893”,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1893.何佩然：《風雲可測──香港天文臺與社會的變遷》，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3頁、第169頁、第181─185頁、第205頁。Surveyor General J.M.Price to the 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 “Time Ball in Victoria Harbour”,The Hong KongGovernment Gazette, Nov. 17, 1877, pp. 510─512. 186

革命者對於現代中國之想象藍本──十九世紀末期的香港及其對孫中山的影響種時間觀的改變。三、“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香港的教育孫中山作為學生在港生活九年，香港的教育狀況應是他感受最深的其中一方面。香港開埠以來就頗注重發展教育，港督戴維斯1847年委任教育小組調查港島學校情況，並選出三所中文私塾，每月給予十元資助，令學生可免費入學。孫中山剛來港時就讀的拔萃書院，是由港督、香港海陸軍司令和首席法官贊助的慈善性學校，原名“拔萃收容所暨孤兒院”（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孫中山入讀的1883年，該校還容許學生免費走讀；他倉皇出走，很可能一文不名，因此才有讀書的機會。根據香港教育署記錄，該校當時有英語閱讀、英語作文、英文文法、算術、地理、歷史六門科目。孫中山後來入讀的中央書院則是香港的著名學府，是理雅各（Rev. James Legge）在香港傳教期間，承香港政府諮詢開設的。理雅各是著名的學者，唯一華英合璧的“四書五經”就由他翻譯出版。孫中山曾自述“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歷史，欲明歷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譯之四書五經歷史讀之，居然通矣”，讀的應該就是母校這位老師的版本。中央書院首任校長史釗域（Frederick Stuart）亦兼任政府同年成立的“官學署”的官校督察，是第一位負責教育的政府官員。香港教育署每年必須向立法局提交報告，其中包括中央書院校長的《年報》，從1884─1886年孫中山在讀期間的《年報》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央書院教學質量頗高，各科均用英文講授，考試科目包括閱讀、算術、聽寫、中譯英、英譯中、英文文法、地理、繪地圖、作文、歷史（英國歷史）、幾何、代數、測量等，可見課程豐富多元。如1885年，中央書院新增“常識”（General Intelligence）科考試，次年的試題是“細說中國與安南過去和目前的關係，特別是關乎東京灣地區的問題”。 此時中法戰爭剛結束，清政府未敗卻屈辱求和，讓法國吞併了藩屬安南。這樣的試題，無疑會在中國學生中激起回響。孫中山就曾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此外，從黃宇和先生的統計中，可以看到1882─1886年，中央書院的註冊入學人數保持在500─600多人，平均每日上課人數、參加考試的考生人數也穩定在400人左右，屬於當時規模很大的學校。每名學生每月只交1元學費，每天支出卻高達30元上下，足見香港政府對教育投資之龐大。從中央書院畢業後，孫中山又“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下冊），第423─425頁。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第253─282頁、第149頁、第284─285頁、第308頁、第288─289頁。孫中山：《滬尚賢堂茶話會上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321頁。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下冊），第426頁。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ssional Papers, 1885, pp. 241─258; 1886, pp. 261─280; 1887, pp. 269─355;1888, pp. 107─110; 參見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s Online：http://sunzi1.lib.hku.hk/hkgro/browse.jsp孫中山：《建國方略》，《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頁。 18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來到剛剛成立的香港西醫書院。香港西醫書院是1887年在香港大會堂正式宣佈成立的， 開幕時港督親自致辭，嘉賓包括香港的主要官員和社會名流。孫中山從1887年10月3日正式開學第一天起，到1892年7月23日在香港大會堂參加西醫書院舉行的第一屆畢業禮，修滿了五年的醫科課程。作為第一屆僅有的兩名畢業生之一，他得到港督羅便臣親自頒發的畢業文憑，並代表畢業生致辭。孫中山在西醫書院初步建立了作為革命家必不可少的人脈和名聲。當時的報紙曾專門介紹香港西醫書院，並發表該年各科考試題目及學生考試成績。因各科考試成績名列前茅，孫中山的名字第一次在媒體上出現；報紙同期還刊登了李鴻章接受擔任該校贊助人的回函。日後孫中山曾試想先採用上書李鴻章的溫和方式促進改良，同此事大概不無聯繫。黃宇和認為是康德黎醫生倡議並孕育了西醫書院，而史釗域博士作為政府輔政司（ColonialSecretary），應難以親躬，僅為名譽院長；雅麗氏醫院的創辦人華人何啟，則無直接證據證明其參與創立西醫書院，雅麗氏醫院很可能只是借校舍給西醫書院使用。無論如何，康德黎作為西醫書院的主要老師，和孫中山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從而在1896年孫中山“倫敦蒙難”時，成為救他脫險的主要力量。從現存的雅麗氏醫院及其附設西醫書院的建築平面圖中，可見這裏有學生活動室、圖書室、宿舍，與醫院手術室、各科病房、藥房等。作為一所醫學院，西醫書院具有教學與實踐相結合的優點。而在這樣一所學校以優秀成績畢業的孫中山，也因此打下了良好的醫學基礎，得以日後到澳門行醫，“借醫術為入世之媒”更深入地觀察社會，從而堅定革命之志。四、“知有政治生涯……實始於是地”：從香港到澳門在香港讀書期間，孫中山自稱“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予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三人……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實際上，孫中山畢業之後，倒沒有馬上變成革命之“寇”，而是請老師康德黎醫生引薦，想先做“官”，卻遇刁難而未果。未能以“醫國”為主業，孫中山又走上“醫人”的職業道路，到澳門做一名醫生。孫中山對澳門並不陌生，他常和香港同學往返澳門，而且他的家鄉翠亨離澳門很近，其父孫達成年輕時就在澳門當鞋匠，月薪僅四元。曾身為澳門底層工人的孫父，對這座繁華城市的煙孫中山：《建國方略》，《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頁。China Mail, Oct. 1, 1887.Hong Kong Daily Press, Oct. 3, 1887.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第387─389頁、第379─392頁、第444─448頁。吳倫霓霞、陳勝、郭景榮、羅立新編：《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跡》，第29頁、第18─19頁。China Mail, Jul. 23, 1892.China Mail, Oct. 18, 1889.黃彥、李伯新：《孫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蹟（調查報告）》，《廣東文史資料》（廣州）總第25輯，第278頁。 188

革命者對於現代中國之想象藍本──十九世紀末期的香港及其對孫中山的影響館、賭場、妓寨等不以為然，並以此教育年幼的孫中山。孫中山第一次出國遠行，到檀香山投靠大哥孫眉時，亦是到澳門轉乘遠洋大船Grannoch號。這次出洋，孫中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打開了西學眼界。鴉片戰爭之後，澳門華人資本迅速崛起；到孫中山的時代，澳門經濟基本上全由華商控制。1896年對商業場所的普查結果顯示，超過99%的商業場所均為中式，而男性雇工則99.5%為華人。當時一位法國人認為澳門“最好的酒店是中國人的，中國人還控制着煙草業、茶業、鹹魚業、鴉片業、賭場等”。華人富商曹有、何連旺等陸續加入葡籍，與澳葡當局交情不淺，還獲頒澳葡爵位。可以說，華商已經是澳門最富裕、社會地位也很高的群體。然而，澳門畢竟處於殖民統治下，華商難以通過參與當地政治來保障自己乃至整個華人社會的權益，一些民間社團、慈善機構應運而生。1872年，71位商人、152家商號集資成立了鏡湖醫院，並從1874年起，每年公推12位華商出任總理，其中就包括後來和孫中山關係較為密切的盧華紹（即盧九、盧焯之）、何仲殷（即何連旺、何穗田）、曹善業（即曹子基）、吳節薇等人。該院不僅是醫療慈善之所，也是華商領袖集議辦公、處理華人事務的場地。孫中山作為當時罕有的西醫學生，在港讀書時，就曾為曹善業、何連旺等華商的家人診治。他從西醫書院畢業之後，曹、何、盧、吳等澳門華商便大力推薦，使“向用中醫中藥”的鏡湖醫院“破例”聘用了孫中山。孫中山在鏡湖行醫時，盧、吳、何、曹等衆華商還聯名為他在《澳門回聲（Echo Macaenes）》上刊登了數期廣告。 廣州海防同知魏恆及其朋友的頑疾被孫中山治愈，也登廣告表謝。孫的友人飛南第等人創辦的中文報刊《鏡海叢報》，在創刊號上就以《鏡湖耀彩》為題，刊登六則孫中山治愈的病例。華商吳節薇還擔保孫中山兩次向林百克著，徐植仁譯：《孫中山傳記》，第22頁，轉引自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第185頁。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第181─184頁、第510─512頁。孫中山：《覆翟理斯函》，《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7頁。古萬年、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年，第385頁。布朗科：《19世紀最後一年的澳門》，轉引自鄧開頌等主編：《粵澳關係史》，北京：中國書店，1999年，第277頁。婁勝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澳門社會變遷與結社轉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廣州），2011年第1期。參見《創建鏡湖醫院碑記》，轉引自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參見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當先生在香港學醫時，偶一返鄉，道經澳門，澳紳曹子基、何穗田家人，延之診治，久病不愈，一藥便瘳，驚為神奇”，參見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60頁。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馮自由：《孫總理之醫術》，《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9頁。《春滿鏡湖》，Echo Macaense, Setembro 26, 1893，轉引自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另參見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第497─498頁。《神乎其技》，Echo Macaense, Julho 25, 1893，轉引自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鏡湖耀彩》，《鏡海叢報》1893年7月18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頁。 189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鏡湖醫院貸款數千銀元，開設中西藥局和議事廳前地仁慈堂右鄰寫字樓的孫醫館。華商曹有則將自己在草堆街80號的物業租給孫中山開辦“中西藥局”。孫中山在澳門行醫一年多，非常忙碌：每日早7點到早9點，在中西藥局診症；早10點到12點，在鏡湖醫院贈醫；下午1點到3點，在仁慈堂右鄰孫醫館坐診；下午3點以後出診全澳門，周末還種牛痘、做手術，有時恩師康德黎醫生也從香港來幫忙。他醫術高明，“就診者戶限為穿”，“一年的醫金收入計算一下，竟有一萬元之多”。這導致了中醫和葡醫的嫉妒，在鏡湖“為該院司事、醫生、值事等所忌”，而更嚴重的是“澳門葡醫以此相齮齕”，“而予醫業之進行卒遭頓挫……資本損失為數不少，旋即遷徙至廣州焉”。有學者認為，孫中山黯然離開澳門，還因為澳門華人對革命不甚熱心。孫中山對在澳門“借醫術為入世之媒”或曾懷有期望，他讀書之時便以《致鄭藻如書》陳述改良之道，據說發表在1892年的澳門報紙上。 久居澳門的鄭觀應跟他亦有往來， 鄭觀應所編寫《盛世危言》中的《農功》篇就為孫中山所作。孫此時作文只呼籲改良務實，不過他也時有激烈的革命言論。孫中山曾自述在澳門加入“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可名之為‘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 這很可能是指《鏡海叢報》的相關人員；然而他們大多還是主張漸進改良，“熱心愛國，惟不贊成激烈之主張”，故孫中山時欲物色熱心同志“杳不可得”。學生往往被目為更自由而較脫離現實，而孫中山是在澳門這座城市纔開始自食其力的職業生涯，真正進入現實人生的新起點。澳門華商在經濟上給予他支持，認可他的西醫醫術，有較開明的頭腦；但他們也世故圓滑，安於現狀。他們知道孫中山在澳門行醫遇到的難處，卻既不會為此開罪傳統中醫，又無法為他向殖民者的葡人醫生爭奪權益；至於鬧革命，推翻傳統、推翻殖民，更是天方夜譚。孫中山在澳門通過華商看到了華人社會的能量和潛力，也看到了他們的軟弱一面。或許他就是從此意識到，只靠漸進改良困難重重，從而堅定了革命之念。四年後在倫敦初次因“革命”而聲名大噪時，孫中山寫到：“予卜居於珠江江口之澳門，以醫為業，藐茲一身。……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實始於是年；予之以奔走國事，而使姓名喧騰於英人之口，實始於《揭本生 息贈藥單》，《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6─7頁；亦參見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孫醫館地點的考證，參見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第464─478頁。中西藥局地點 及物業所有人的考證，參見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孫行醫 日程的考證，參見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第478─483頁。陳少白：《興 中會革命史要》，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7頁，轉引自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鏡海叢報》1893年 12月19日，第23號，“照譯西論”，轉引自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0頁。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孫中山《致鄭藻如書》的編者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頁。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第507─509頁。早在讀書期間從港到澳的旅途上，孫就“講到將來有機會的時候，預備怎樣造反”，參見陳少命史要》，第29頁，轉引自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0頁。馮自由：《澳門華僑與革命運動》，《革命逸史》第4集，第72─73頁，轉引自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 190

革命者對於現代中國之想象藍本──十九世紀末期的香港及其對孫中山的影響是地。”如果說香港以其發達的城市圖景，完善了孫中山革命的藍圖，澳門則是他實踐這一藍圖的開端之地。結語：香港城市發展與孫中山革命前述1883─1892年間香港各方面的概況，大概呈現了青年孫中山所能觀察到的這個現代城市的方方面面。香港社會始終是華人人口佔大多數，卻仍可以成為一個西方意義上的現代都市，這自然不能不使孫中山有所觸動。以飲水供應為例，香港政府為解決飲水問題，先後修建薄扶林、大潭水塘，使孫中山生活的歌賦街、荷李活街當時能有較穩定的供水。這與內地民衆用水只能聽天由命、衛生條件極差，形成鮮明對比。據黃宇和考證，孫中山在中央書院學習時，必修課本中有“水為朝夕烹飪之所需，必求清潔方合飲食之宜。鄉村近山之地，水多不潔，飲之輒易生病，此其故。亦緣中國以近山富郭之區為墳墓所在，掩埋淺薄，猝遇暴雨，沖刷綦多，積屍穢水不免混注於溪澗之中，人所食之，癘疾遂起”一段，而孫中山家鄉恰如課本所描述，用水極為不便、不潔。想到自己在家鄉喝“積屍穢水”、中國政府從不關注民衆用水問題，與香港“水道之功繁浩，英官於此苦心經營”的情況對比，青年孫中山自然會有朝向革命的思考。香港對教育和培養人才的重視，客觀上培養了一批率先具備新思想的中國人。如容閎、黃寬、黃勝、唐景星、伍廷芳等清末現代化運動中的著名人物，都受過香港早期教會學校的西式教育。黃勝曾是香港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員，其子黃詠商則為興中會創立時的主要成員之一，曾慷慨捐助革命經費。黃勝與王韜、梁仁甫共同創辦了《循環日報》，又與伍廷芳共同創辦了《香港中外新報》，皆為香港最早的一批中文報紙。當時香港的華人領袖何啟，是醫生、律師、商人以及立法局議員，除致力推廣西醫及高等教育外，也常在報章發表有關改革中國的政論。他們是當時在港學子的榜樣。除著名人物的影響，政府對教育的支持，也使普通人都有機會掌握英文，即使只出於“將英語轉換為金錢”的實用目的，至少也有了通過中英文報刊瞭解世界的能力。當時香港新聞業已較發達，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香港報章對戰事每日均有消息來源不同的報導及評論。《循環日報》就曾引上海一英商的信件，指清吏購買火藥貪污導致福州之役受挫於法國。這都使孫中山這樣的在港青年，有機會瞭解世界動態，思考國家前途。此外，香港的發展方式也有特殊之處。招標制度在城市發展中的廣泛應用，加上一系列鼓勵商貿經濟發展的政策，形成政府對商人格外倚賴的局面。與內地社會不同，香港沒有多少士紳，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49頁。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第364─365頁。陳鏸勛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第84頁。Ng Lun Nagi-ha: The role of Hong Kong educated Chinese in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17 no.1, 1983, pp.93─119.吳倫霓霞、陳勝粦、郭景榮、羅立新編：《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跡》，第38頁、第20頁、第15頁。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下冊），第495─496頁。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zette, 1866, p.137.《循環日報》，1884年9月17日。 191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商人可成為社會最高的階層；澳門的情況也類似，華商在經濟上舉足輕重，在社會上也很有地位。孫中山日後的革命活動中，往往倚賴華僑（主要是商人）與留學生（多為商人子女）；在革命實踐中，往往偏重城市中上階層，這與其在港澳生活中的重商氣氛或亦有關。不過商人最渴望的是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對有破壞性的革命活動，態度頗為搖擺，這亦成為孫中山革命的弱點。於孫中山在港最後一年（1892年）創立的“輔仁文社”，座右銘為拉丁文“Ducit amor patriae”（全心愛國），足見其西化；創辦人謝瓚泰、楊衢雲等，也是受西方英文教育，瞭解外國各方面知識的新人才；辦社最初目的是啓發新思想，以批評中國各方面流弊。輔仁文社不僅通過報紙書籍瞭解新知，也同樣表達了在香港這座城市中日常生活觀察的耳濡目染，寫成介紹當時香港城市風貌、政治制度的《香港雜記》一書的陳鏸勛，即為輔仁文社會員。輔仁文社日後併入孫中山的革命組織，是最早進行實際革命活動的團體之一。香港城市的現代化和物質上的優越，亦為革命活動本身提供了良好條件。當時的香港，郵政、通訊、銀行和新聞事業等方面的發展，均已達到世界發達城市水平。孫中山流亡海外，所幸香港與中國內地、南洋、日本及歐洲之間，能便利地使用電報聯繫，故往往可利用電報遙控指揮革命活動。完善的銀行體系，保障了革命的資金，孫中山和革命黨在海外募集的經費大多是通過香港的銀行體系，從海外匯到香港的《中國日報》，再轉往內地。媒體方面，不僅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深受香港報刊之影響，他也懂得利用輿論力量宣傳革命，先後創辦了一些鼓吹革命的報刊。此外，由於香港交通船務之便利，雖然港府一度對孫中山發出驅逐令禁止其登陸，他仍可在路過香港的輪船上進行不登岸的革命會議。總而言之，通過對1883─1892年間香港城市概況的梳理，可以更好地瞭解到，在孫中山等同情傾向於革命的中國人眼中，當時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現代城市：雖以華人人口為主，但其城市規劃、土地開發、街道房屋、碼頭船務、供水工程、醫療衛生、氣象報時、教育傳媒、商業金融、交流通訊等諸多方面，卻都多少體現出當時西方現代城市建設與發展的最新成就。生活在香港的這些切身體會，對青年孫中山形成其革命理念有着深刻的影響。他由此開始思考在中國實行變革的可能性，“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並進一步認為“最要之先著，厥為改變政府”， 走上革命之途。而香港所呈現的“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城市圖景，例如那些歐式的莊重石頭房屋、繁忙高效的大小碼頭、精心設計的供水系統、填埋平整的海岸和海旁道路等，這一切所體現的港督集權政府模式、改造自然環境的人工力量、城市發展中注重調研應需而變、開放商業放任商人、重視教育和人才、較為自由的輿論環境、對現代化與國際化的追求等等城市價值等等，亦可以說是革命者對於現代中國之想像的藍本。[特約編輯 張中鵬]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第169頁、第176─177頁。如19世紀末起紮根香港的承建商李宗漢，其長子李金章就是同盟會的成員，在三藩市宣傳革命時遭暗殺，李氏變賣房產，將售得的款項支持革命活動。參見何佩然：《築景思城──香港建造業發展史（1840─2010）》，第99頁。序言中寫道︰“光緒甲午年孟秋，南海曉云陳鏸勛自序於香港輔仁文社。”參見陳鏸勛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第3頁。李穀城：《孫中山、辛亥革命與香港》，香港：華夏書局，2011年，第53─54頁。孫中山：《在香港大學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115頁、第116頁。 192

·學術動態·澳門文化及城市形象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九則)陳震宇澳門文化及城市形象國際學術研討會日期：2013年4月13日主辦單位：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研討會邀請內地、韓國和葡萄牙的衆多專家學者參與，會議分“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澳門城市文化”、“澳門公共空間”以及“文創與設計”四個專題討論，力圖為澳門的社會文化定位並作出分析。“2013澳門國際文化創意產業高峰論壇”舉辦日期：2013年4月13日主辦單位：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係澳門城市大學與遼寧大學合作成立的科研機構。該中心於2013年4月13日舉辦“2013澳門國際文化創意產業高峰論壇”暨《社會經濟發展研究》雜誌創刊號、《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12）：澳門產業發展與創新》發行儀式。《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2─2013》(即《澳門藍皮書》)發行儀式日期：2013年4月17日主辦單位：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澳門藍皮書》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視野下的澳門城市建設與發展”為主題，在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視野下，審視和反映澳門城市建設與發展的狀況、問題及其發展趨勢。全書分總報告（兩篇）、政治法制篇、經濟貿易篇、社會文化篇、城市發展篇及附錄六部分，集中反映2012年本澳各個領域的發展動態，總結評價近年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變化，同時對2013年社會經濟情況作初步預測。澳門大學成立“亞太經濟與管理研究所”該研究所於2013年4月17日舉行啟用儀式，旨在致力成為亞太區域內首屈一指的智庫和人才培育基地。研究所擁有來自學術界及商業界的師資和顧問團隊，其中包括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時正受港澳企業委託展開個案分析研究工作，並將尋求與歐美學術和出版機構開展合作。作者簡介︰陳震宇，澳門基金會高級技術員，行政管理學博士。 193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研討會日期：2013年4月25日主辦單位：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法務局、民政總署、教育暨青年局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研究室、湖北大學研討會假湖北大學舉行，並邀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法律司副司長張闊、湖北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陳焱光和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副會長楊允中等嘉賓出席。會議集中探究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內涵，近200名湖北大學師生出席研討會。“加強國際合作培養中葡高級傳譯人才”國際研討會日期：2013年5月21日主辦單位：澳門理工學院，澳門行政公職局、歐洲委員會傳譯總局會議邀請來自葡萄牙和其他歐洲聯盟成員國的衆多專家學者出席，針對開辦翻譯研究生課程的問題發表論文和見解。另據報道，澳門理工學院將與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合作，開辦筆譯及會議口譯碩士課程；而澳門特區政府則將通過與歐洲聯盟和里斯本新大學合作，開辦翻譯碩士課程。《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編纂工作全面展開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委託，由澳門基金會統籌的《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已於2012年陸續展開編纂工作。為加強各編纂團隊掌握《志書》的編纂方法並瞭解其所蘊含的文化理念，澳門基金會組織《澳門卷》編纂代表和內地《志書》的編纂專家團隊一行30人，於2013年5月31日至6月4日期間前往雲南作實地交流和考察。期間，澳門代表向與會專家匯報各卷的資料搜集情況、初步框架和內容等；而內地專家表示日後將進一步針對各卷的體例、綜述模式、收編內容的定義等予以專業指導。第四屆英語教學、話語及跨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日期：2013年6月6日主辦單位：澳門理工學院、新疆師範大學研討會共邀請約130位海內外專家學者出席，從多角度探討全球化及本地化情境中的英語教學、語言學、翻譯學研究，跨文化交際，媒體研究及比較文化研究等議題。第五次“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公佈日期：2013年6月11日主辦單位：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調查結果顯示，對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給出“非常成功”和“比較成功”評價的居民佔32%，連同給出“尚算成功”的佔83%。表示對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非常有信心”和“比較有信心”的居民佔近40%，連同選擇“尚算有信心”的居民共近80%。對於中央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選項，兩成居民表示“非常有信心”，表示“比較有信心”的居民有34%，連同表示“尚算有信心”的居民合共佔87%。在社會核心價值觀選項方面，“愛國愛澳”、“一國兩制”、“尊老、愛幼、感恩”是澳門社會核心價值前3個選項。[特約編輯張中鵬] 194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No.3June 2013ABSTRACTSInnovations of the Academic Paradigm of Wen Xue Di Li Xue Hui Tong and its ImplicationsRONG Qi • 11 •Abstract: Yang Yi’s innovations to the academic paradigm on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are based on the consciousnessto his vision of “greater literature” and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f the entireChinese nation. The inclus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to the sphe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the examination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an ethnicity and the minorities, as well a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and theperiphery, not only deepens the studies on ethnic literature,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on how the literatureof ethnic minorities can integrate in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geography not only focuses on theculture of literature, but also on the literature of culture or civilisation. Such inter-disciplinary paradigm opens up newperspectives for literature studies of today. The object selected for case studies on literature geography is itself animportant topic for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introduction by Yang Yi of such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as “reading by understanding”, “cultural restoration” and “explanatory capacity on the culture for a modern, powerfulcountry”, demonstrates the academic spirit of the author as a poet and historian, and his positive attitude to his subjectculture demonstrates the demeanour of Chinese studies.Keywords: Literature geography, “Greater literature” vision,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studiesOn the Style and Subject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ZHU Shoutong • 18 •Abstract: Literary criticism is one of the more liberal types of criticism conducted by human civilisation, which can bedivided into three forms according to its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pure literary function. Oneshould not demand criticisms with cultural and pure literary functions to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ofpolitical functional criticism and vice versa. Each functional type corresponds to the style of the text under criticism,and so one should not demand a text with a particular style to possess with another style. The sty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should be diversified, which in turn i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history and subjects of literary criticism.Key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Style of text, Diversification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ests:An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ests amongthe Deputies to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in MacauTSOI Weng Kuan • 27 •Abstract: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sampling from speeches before the Order of the Day,written questions and positions on current affairs and bill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preference and position of theinterest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owers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before and after Reunific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under the mode which is characterised by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reprod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elites,political elites are unable to fully reflect the interests of all strata of the community, creating absence in the balanceof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195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Keywords: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Political elites, Production of elitesA Comparison on Copyright Legisl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Macau from an Internet PerspectiveLI Jing, WANG Xiaoyan • 40 •Abstract: The mainland China and Macau have respectively revised their copyright legislation in early 2012 to respondto the needs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The copyright legislation of the mainland and Macau is of a typical continentallaw type, while there remains respective uniqueness. The copyright legislation of Macau has a stronger feasibility ofapplication, which enumerates the objects of rights, recognises the inheritability of moral rights and the revertabilityof published works, as well as focuses on criminal remedies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s. Meanwhile, the articles ofcopyright legislation of mainland China are abstracted, with combined annotation and enumeration of objects of rightsand enumerate property rights.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s, the legislation focuses o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remedies.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legislation is conducive to learn the legislative experience from one another, determiningthe applicable law should 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arise.Keywords: Mainland China, Macau, Copyright Law, InternetThe Liquidity and Exchange Mechanism of the Macau Patacas, and the Innovation ofFinancing System of the Island of HengqinWANG Sen, XIAO Xiao • 50 •Abstract: There exists a risk of shrinking of the Macau Patacas, whose clearing is realised by means of using Hong KongDollars as its single source. In an analysis of the liquidity of the Macau Pataca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ways andsuggestions to change the weak position of the currency, including a proposal to create a special zone in the regionof Hengqin where circulation of the Chinese Yuan, Hong Kong Dollars and Macau Patacas are to be permitted. Thiswill not only provide experience for mainland China in fully opening its capital projects, but will also expand the sphereof circulation of Macau Patacas, which will stimulate the change of its weak position.Keywords: Macau Patacas, Trade dependence, exchange mechanism, financial innovationOn the Feasibility to Apply the Government Owned/Contractor Operated Model onthe Medical Complex of the IslandsSONG Yan, BIAN Ying • 55 •Abstract: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to construct a medical complex on theIsland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upply system of medical services. Questions remain, however, on the financing andimproving the service quality. Exploring the strategic option of introducing the Government Owned / ContractorOperated model on the complex may provide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features of such model, and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applyingthe model to the complex,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to applying the model in detail.Keywords: Medical complex of the Islands, Government Owned / Contractor Operated Model, model of operation,medical care of MacaoRe-Exploring the Genesis of Macau Port and the Origin of A-Ma TempleXU Xiaowang • 61 •Abstr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Xiangshan County is an island at the mouth of the Pear River.Merchants from Zhangzhou were present at the outer seas of Xiangshan at that time, trading with those from SouthEast Asia who came to Guangzhou to present tributes. In the 2nd year of the Tianshun Reign (AD 1458), Yan Qisheng,a merchant from Zhangzhou who was also a pirate, came to the outer seas of the Shawei Village, while records regarding 196

ABSTRACTSthe Emissary of Ryukyu, Cai Rui (whose ancestors came from Zhangzhou), coming to the Port of Xiangshan for tradewere found. These evidences suggest that trade did exi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at the outer seas ofShawei, where Macau is located, well before the arrival of Portuguese merchants to Macau. Macau at that time wasknown as “Ya Ma Gang”, whose denomination shows that the faith of Mazu had been practised in the region for along time, tracing back to the times when Yan Qisheng was active.Keywords: Macau, A-Ma Temple, Zhangzhou people, Genesis of Macau PortAn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Chinese Teachers of Fujian Origin for Michel Ruggieri and Matteo RicciJIN Guoping • 67 •Abstract: During the dynasties of Ming and Qing,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 were making huge efforts to learnChinese. When using Chinese to author works, 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e prose was not fluent. Chinese academics weretherefore needed for these works in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early period. Owing to the fact that past studies did notpay attention nor investigate these Chinese academics who polished the tex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ill this gap byidentifying the Chinese teachers of Fujian origin for Michel Ruggieri and Matteo Ricci.Keywords: Michel Ruggieri, Matteo Ricci, Fujian, Chinese teachersF. Verbiest, G. Magalhães, T. Pereyra and the Others:The Jesuit Xitang College in Peking (1670-1688) as an Extra-Ordinary Professional MilieuNöel Golvers, ZHAO Dianhong(tr) • 74 •Abstract: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of Qing Dynasty, Xitang College in Beijing had become a production andexperiment venue for Western technology, in particula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F. Verbiest.The Jesuits working in the College, along with F. Verbiest, included G. Magalh ães, Lodovico Buglio, DomingoFernández Navarrete and T. Pereyra. They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produced many advanced mechanics. Theresults could be comparable to laboratories in Europe at that time. Pereyra arrived Xitang in 1673, and under theleadership of G. Magalhães, he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team of Xitang. He combined his musical practice andexperience to become a mechanical engineer on musical instruments.Keywords: Jesuits, Xitang, F. Verbiest, G. Magalhães, T. PereyraA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the 16th Century – On LiampoBEIWuquan • 87 •Abstract: Liampo, as referred to by western merchants in the 16th century, means Hiampo-Lyangpo-Ningpo, which inturn corresponds to the harbours of Taimen (Hiampo), Shuangyu (Lyang-po) and Damo (Ning-po). It is suspectedthat “Ly-ang” refers to “Li-ao” on the Zhoushan islands, which was the earliest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China.Keywords: Portuguese, Liampo, Settlement, Li-AoOn the History of the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nd Personnel of the 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 ofMaca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ZHANG Tingmao • 94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d clarifies the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nd personnel of the 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Sínico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using Portuguese documentation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Gazette. The Procuraturawas divided into divisions of tran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 the Agent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s Attachedto the Procuratura was in fact a Portuguese public prosecutor. The reform in 1885 detach the translation division from 197

澳門研究2013年第2期the Procuratura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service. The judiciary reform in 1894 in Portugal put an end to the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Keywords: Late Qing Period, Macau, 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Data Collection for the History of Macau –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Arquivos de Macau (1929-1988)Maria Tereza Fernandes Pereira Sena Sales Lopes, ZHAO Xinliang(tr) • 102 •Abstract: Arquivos de Macau was a compilation of arquival data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Macau oriented by theAdministration of Portuguese-Macau with participation of a number of academics. A total of four series were publishedbetween 1929 and 1988, spanning over the timeframe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with increasing maturity in termsof collection method and presentation. It is of great documentary valu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thesociety of Macau as well as the Sino-Portuguese relations between the 16th and 19th centuries.Keywords: Luís Gonzaga Gomes, Manuel Teixeira, Arquivos de MacauA Description on Zheng Guanying’s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sCAO Tianzhong • 114 •Abstract: Family education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thoughts of Zheng Guanying, which was notcovered by past researches. His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s were divided into family management, relations with thecommunity, reading and education, each of which had distinguished and profound points of view. All componentswere inter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s well as the entire thoughts of Zheng himself, forming what could be calledan ideological structure on family education in Zheng style. The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s of Zheng Guanying couldbe said to be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undation of his thoughts system, with unique value and profound practical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Keywords: Zheng Guanying, Family education, Zheng Shi Jia Xun, Ideological structure for family educationGreyhound Racing in Macau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ZHAO Lifeng • 130 •Abstract: Macau followed the trend of the emergence of greyhound racing in the worl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Republic of China by setting up greyhound racing enterprises such as Greyhound and Entertaining Company, MacaoGreyhound Company and South China Greyhound Racing Co. Ltd., all of these ended up in failure.Keywords: Republic of China, Macau, Gaming industry, Fan Kit-pang, Frederik Johnson GellionMissionary Sinology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ome Thoughts on the Symposium on the Atlas of China by Michele RuggieriZHANG Zhongpeng • 142 •Abstract: The Atlas of China by Italian Jesuit Michele Ruggieri was an important work on Sinology in the 16th century.Through examination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Atlas of China can demonstrate the picture on the disseminationof Catholicism in China, the emergence of Missionary Sinology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 in Ming and QingDynasties.Keywords: Michele Ruggieri, Atlas of China, Missionary Sinology, Cross-cultural exchange 198

ABSTRACTSQue Guan (Customs and Excise Office) in Qing Dynasty:A Review and Prospects on its ResearchFENG Ruofei • 160 •Abstract: Que Guan in Qing Dynasty was a government agency regulating the circulation of merchandise and aimedto increase revenu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refore w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in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 historyof Qing Dynasty. Research on Que Guan in Qing Dynasty began to emerge in the 1980s, mostly were focused onthe its institu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ts relations with finance, excise duty regime, merchandise circulation and urbandevelopment, as well as its reform and decline in the final period of the Dynasty.Keywords: Qing Dynasty, Que Guan, Review, ProspectsActivities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Disaster Relief Conducted by Kiang Wu Hospital and Tung Sin Tong during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BAI Shuang • 168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he provocation of an invasion war by Japan against China between 1931 and 1945, activities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disaster relief were launch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cau, mainly organised byassociation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se activities, and in contrast to scores of associations with short periods of existence,traditional Chinese philanthropic associations such as Kiang Wu Hospital and Tung Sin Tong had demonstratedstability, board coverage and strong national identity, contributing historically in terms of acceptable of refugees andhumanitarian assistance.Keywords: Sino-Japanese war, Kiang Wu Hospital, Tung Sin Tong, Activities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disaster reliefImpressions of Macau: The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Sun Yat-SenHE Zhihui • 174 •Abstract: Macau was a window for Mr. Sun Yat-Sen in reaching out to the world, and was also a base for his earlysocial and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The experience gained when living in Macau and his witnessing to the question onthe sovereignty of Macau provided stimulus for him to develop a reformist thought, as well as the foundation for himto commit to the course of modern bourgeoisie revolution and to develop his judicial and political ideological systemwith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s the core. An investigation on his impressions of Macau is in fact an exerciseto trace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Sun Yat-Sen’s judi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s, which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more profoundly the context of such formation.Keywords: Sun Yat-Sen, Judi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Macau impressions, ContextAn Imaginary Blueprint of a Modern China by the Revolutionaries:The Influence of Hong Kong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Mr. Sun Yat-SenDIAN Dian • 181 •Abstract: Sun Yat-sen is a pioneer of modern revolution of China. He spent his youth in Hong Kong, nine years ofschool and college. And he once said that he got his idea of revolution in this very place, in Hong Kong. This researchpresent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urban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aspects such as streetconstruction, water supply, the concept of time, education, etc., during Sun Yat-sen’s stay (1883-1892). It tried tofigure out how Hong Kong reflected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as a modern city, how it differed from traditionalChina; how it impressed young Sun Yat-sen, and became the birthplace of revolutionary ideas.Keywords: Sun Yat-sen, Revolution, Modern City, Hong Kong, Macau 199

徵稿啟事《澳門研究》是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自1988年創刊以來，已出版六十多期，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為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提升刊物質量，擴大澳門學術研究的影響，經編委會研究決定，自2010年起，即由第56期始，本 刊將做如下改革：(1) 由雙月刊改為季刊，於每年的3月、6月、9月、12月的15日出版；(2) 設置政治法律、經濟管理、澳門學（歷史文化）、社會縱橫、熱點話題、學術前沿、青年園地等欄目；(3) 加強學術規範，參照和借鑒國內外優秀期刊的編務程序，規範引文註釋；(4) 對檢索量大、徵引率高、影響較佳的論文，將選譯為英語，於次年結集出版《澳門研究》（國際版）。改版後的《澳門研究》，繼續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進一步凸顯多學科相容並蓄，國際性、理論性、創新性與前瞻性相結合的學術風格，為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搭建學術平台，為繼續繁榮澳門學術貢獻力量。“創建學術名刊，推動澳門研究”是本刊的追求。而刊物質量的提升，離不開海內外專家學者的關心與助力，離不開本地學者的扶持與獎掖。為此，本刊誠摯邀請海內外社會賢達、專家學者惠賜大作。來稿要求：（一） 本刊原則上刊登有關澳門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亦歡迎與上述領域相關的新理論、新方法、新技術的介紹和探討。（二） 選題新穎，突出前沿問題、重點問題、難點問題和熱門話題，現實性和針對性強；突出新理論、新視角、新觀點，具原創性和理論深度。（三） 稿件署名作者應為合法著作權人，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四） 來稿須提供300字以內的中英文摘要、3─6個關鍵詞和英文標題；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職務職稱、學術簡歷、工作單位以及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傳真和電郵。（五） 有關稿件的引文、註釋規範，請參考“《澳門研究》關於規範引文註釋的規定”。（六） 論文所涉課題如係資助項目，請於標題頁左下方標註。如：“資助項目：基金資助（編號）”，並附資助證書影印件。（七） 論文一經發表，本刊有權將之以其他形式出版；任何外界的轉載、摘要、翻譯、出版等均須徵得本刊許可。（八） 編輯部對來稿有權作文字修改、句段刪節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凡不願意者，請予以註明；修改期為一個月，逾期按自動退稿處理。（九） 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三個月內未接獲採用通知，即可自行處理；來稿一經刊發，即奉薄酬。（十） 本刊秉持學術規範精神，倡導嚴謹學風，拒絕任何抄襲剽竊和弄虛作假行為；如有侵犯他人著述版權及人身權等行為，作者應承擔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澳門研究》編輯部2013年6月15日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