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研究（67） - 在線閱讀 - 澳門虛擬圖書館

42012澳門研究BOLETIMDEESTUDOSDEMACAUJOURNALOFMACAUSTUDIES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澳門基金會出版

1988年3月創刊澳門研究季刊2012年第4期總第67期12月15日出版‧2013年度施政報告解讀‧增進民生福祉謀求長遠發展──“2013年度特區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座談會”側記 ………………………………編輯部5‧學術前沿‧亞洲國家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 ……………………………………………………………劉毅10‧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主編寄語………………………………………………………………………………………林廣志25同心濟世善氣迎人──在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許世元26紮根澳門服務社會──在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趙偉27葡人眼中的同善堂……………………………………………………………………………金國平28粵港澳視野中的同善堂………………………………………………………………………游子安31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梁佳俊38同善堂章程的內容及其特色…………………………………………………………………張中鵬52敬明其德壽考維祺──崔德祺與澳門同善堂………………………………………………………………趙殿紅60‧澳門學‧主編寄語………………………………………………………………………………………林廣志66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婁勝華67在新的視野和框架下認知和考量澳門問題研究──一項知識史的考察…………………………………………………………………張小勁89

關於澳門歷史研究的新思考 …………………………………………………………………萬明97澳門學的多語資源及其優勢 ………………………………………………楊秀玲撰晏雪蓮譯104漢語文學的城邦文化形態──論東方城邦澳門及其文學…………………………………………………………朱壽桐108國際視野下的澳門學文獻遺產的重要性──澳門教區文獻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之啟示…………………………………………………………………………楊開荊撰吳玉嫻譯113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關於澳門學的問題………………………………[葡]卡洛斯‧皮特拉撰曾金蓮譯122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比]高華士撰李慶譯126隱匿的澳門史料：耶穌會年報……………………………[美]利亞姆‧布洛基撰陳玉芳譯133近代澳門城市街道管理的制度與措施………………………………………………………陳文源143澳門學著作提要（十）………………………………………………………………………葉農152‧青年園地‧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狀況的動態精算分析………………………………黃必紅許仁杏155束髮披剃兩精彩：現代視野中的李叔同……………………………………………………劉景松166‧學術動態‧致力澳門研究提升澳門競爭力──“紀念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成立25周年暨澳門人口政策及城市競爭力學術座談會”側記……………………………………………………………………………………………陳子夏172澳門學：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楊大衛175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12年年會綜述………………………………………………………張坤179“澳門街道：城市紋脈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綜述……………………………………曾金蓮184“第三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結果公佈…………………………………編輯部188第11屆中藥全球化聯盟研討會召開（八則）………………………………………………陳震宇190《澳門研究》2012年總目錄…………………………………………………………………編輯部192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42012Summary of the Discussion Session of The Policy Address for 2013 ……………Editorial Office5The Population Issues and Policies in Asia ……………………………………………………LIU Yi10Speech by HOI Sai Iun on “Symposium to Commemorate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ung Sin Tong”…HOI Sai Iun26Speech by ZHAO Wei on “Symposium to Commemorate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ung Sin Tong” …ZHAOWei27The View of Tung Sin Tong from Portuguese ………………………………………JIN Guoping28Discussions on Tung Sin T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YAU Chi On31A Study of Sacred Edict Preaching and Disseminating Books of Goodness:The Edifying Activities of Tung Sin Tong in Its Early Stages ………………LEUNG Kai Chun38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ung Sin Tong ………ZHANG Zhongpeng52Chui Tak Kei and Macau Tung Sin Tong …………………………………………ZHAO Dianhong60A World-Historical Pespective and Macau Governance History Research …………LOU Shenghua67Discussion of Macau Study in New Perspective and Framework:An Observation from Intellectual History ………………………………………ZHANG Xiaojing89New Refl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Macau History ………………………………………WAN Ming97Multilingualism as A Resource for Macaology:Lessons from the Past and Efforts for the …………IEONG Sao Leng (ed), YAN Xuelian (tr)104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atterns of a Polis—Macau: East Polis and Its Literature …………………………………………ZHU Shoutong108Significance of Macaology Documentary Heritages i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Inspiration of Macau Diocesan Documentation Inscribed to UNESCO MOWCAP…………………………………………………………IEONG Hoi Keng (ed), WU Yuxian (tr)113Macanese Identity: An Issue on Macaology…………………Carlos Piteira (ed), ZENG Jinlian (tr)122“Jesuit Macau”, Its Role in the Book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and Its Western Libraries in the17th-18th Century………………………………………………Noël Golvers (ed), LI Qing (tr)126The Hidde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Macau:Jesuit Annual Letters……………………………………Liam Brockey (ed), CHEN Yufang (tr)133On the Measures and System in Administrating Streets of Modern Macau………CHEN Wenyuan143Literature Review on Macaology (Part Ten)………………………………………………YE Nong152Assessing the Future Financial Status of Macau Social Security Fund:A Dynamic Actuarial Approach…………………………………HUANG Bihong, Hoi Ian Hang155A Study on Master Li Shutong …………………………………………………LAO Keng Chong166Reviews on Ceremony for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CMS and Seminar on“The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Urban Competitiveness of Macau”………………CHEN Zixia172Macaology: Intellectual Construction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Review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aology …………………YANG Dawei175A Roundup of the 2012 Annual Conference of Macau History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ZHANG Kun179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Macau Streets - Urban Vein and Arteries and Historical Memories”……………………………………………………………………………………ZENG Jinlian184Announcement of Result of “The 3r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s for Macau Research in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orial Office188Recent Academic Activities in Macau ………………………………………………CHAN Chan U190General Index for 2012 ……………………………………………………………Editorial Office192

·2013年度施政報告解讀·增進民生福祉謀求長遠發展──“2013年度特區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座談會”側記編輯部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博士的第四份施政報告已經於2012年11月13日發表。報告內容涉及“構建施政長效機制，共建共享發展成果；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強化政府運行機制，提升公共行政效能”以及加大資源投入、全面關顧民生、優先推進民生工程、加強區域優勢互補、促進共同發展、優化城市環境、共用優質生活等方面，報告發表後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與熱議。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一向重視對本澳經濟、社會、文化、政治、法律、民生等問題的研究、分析與總結，對歷屆特區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更是倍加關注。為了給社會各界帶來更客觀、理性且具有專業深度的分析與建議，該中心於2012年11月14日舉辦“2013年度特區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座談會”，邀請校內長期關注本澳社會發展的各學科專家學者郝雨凡、駱偉建、劉伯龍、唐曉晴、林廣志、黃素君、馮家超、林玉鳳、陳建新、柳智毅等出席，眾學者圍繞報告文本中所提及的各項議題進行了深入而熱烈的討論。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院長郝雨凡教授對施政報告的總體內容表示滿意，對2013年度施政部署表示認同。郝雨凡認為，報告將“增進民生福祉、加大資源投入、全面關顧民生”作為施政重點，置於各項政策之首，為提高居民綜合生活水平、促進社會和諧進步的願景奠定了堅實基礎。郝雨凡表示，當前，本澳社會必須急切面對的諸如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維護本地僱員權益、住屋保障、社會保障、優化醫療、發展教育、保護環境以及構建人才資料庫、推進會展業發展、支持文創發展、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打擊非法工作等問題，報告均有涉及；同時，報告亦將人口政策諮詢工作、淘汰高污染車輛、落實籌建再生水廠等現實問題提上議程，而氹仔新客運碼頭、粵澳新通道、純電動巴士路線、青年政策問題、政府績效治理制度、行政官員績效評審制度以及民政總署架構職能重疊等討論多時的議題亦有明確的革新方向。這很讓人感到欣慰，從中可以看出施政報告內容全面完整，折射出特區政府施政方面的務實進取精神。這是一份內容集中、重點突出，惠民政策實在，施政眼光長遠、施政部署周詳的報告。郝雨凡表示，報告中肯地總結了過去一年特區政府施政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實事求是地闡明了澳門目前面臨的緊迫問題，並提出了2013年乃至未來的改革與發展思路。在發展戰略方面，既關注現實，更著眼未來，把解決現實問題與未來發展相結合；在科學決策方面，將政策研究與行政決策相結合；在紓解民困方面，將臨時措施與長期制度建設相結合，著力於建立多重社會保障體系。而“施政尚有改善的空間、社會還存在不同的問題、努力優化施政、務實尋求解決辦 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法”以及“包容多元意見、接受不同衝擊、鞏固與開拓同在、傳承與創新並重”等提法，更是充分體現了特區政府秉持“以人為本、科學決策、廉潔奉公”的施政理念與實事求是的施政作風，令社會各界“眼前一亮”。他對如何使報告中的各項政策得以貫徹落實抱樂觀態度，相信特區政府有能力也一定能夠將澳門的各方面建設推向新台階。談及對施政報告的總體評價，法學院駱偉建教授表示，應該從三個方面著眼。第一，看整體，即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不能片面地或僅僅以部分甚至少數人的利益作為衡量標準；第二，看主流，要從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施政部署層面進行宏觀分析，不能以支流否定主流；第三，看趨勢，要細緻分析制定的政策是否有利於澳門社會的長遠發展，不能拘囿於眼前或短期利益。駱偉建認為，與往年相比，2013年度施政報告具有四個特點。其一，重點突出。報告提出要重點解決民生保障，經濟持續發展，政府有效施政三大問題，回應了社會和居民長期關注的熱點問題與訴求；其二，務實求真。如解決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住屋問題都有具體的要求和指標，提出的政策和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可評價性、可檢查性；其三，長短結合。既有短期措施，如繼續推出現金分享政策、提高維生指數等，又有長效機制的建設，有利於保持經濟持續發展；其四，建立績效機制。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固然可取，但政策制定之後能否得以貫徹落實尤其重要。責任制、問責制有賴於對執行績效的評估。政府非常重視建立該項制度，表明政府已經較好地理順了政策制定與執行之間的關係。駱偉建強調，近年的施政報告有很大進步，施政安排及政策執行越來越有成效。如幾年前提出落實一萬九公屋建設的時候，民眾普遍持懷疑態度，但現在政府兌現了承諾。過去較長時期，澳門法律沒有完成清理工作。三年前政府提出要完成清理的任務，三年後基本完成了。只要說到做到，政府就一定能夠樹立起施政威信。當然，施政成功與否，離不開民眾的支持和配合。報告文本中“共建共享”的提法令人讚賞，共建既是指政府和市民一起建設，也指全體市民齊心協力一起建設，惟其如此，才能共享建設成果。對於政府失志於將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駱偉建坦誠，政府應儘早進行具體規劃，就像建立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屋有具體指標那樣，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也要明確提出達到什麼樣的標準才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規劃中一定要有具體指標，而不能措辭含糊，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讓全澳市民在一個明確的方向導引下，共同承擔，共同奮鬥。就施政報告的總體印象與認識，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政府與行政學系劉伯龍教授認為，這是一份體現在民生方面有較大進步的施政報告，從中看出政府有能力、且能夠沉穩地應對新形勢下所衍生出的諸多民生問題。政府盡心盡力為市民服務，務必使每個居民都能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報告在應對民生問題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實際效果和現實意義的政策措施：如現金分享金額增加至8000元、社保基金及養老津貼每月增加至3000元、中下階層居民的救助金金額也有較大幅度的增加。這些措施體現了政府執政為民，構建均富社會的誠意。對於政府在交通及環保方面的革新，如計劃在離島推出純電動公交路線，劉伯龍表示讚賞，認為這一舉措充分說明，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的環保意識也在同步提高，這無疑是施政報告文本的亮點，甚至對其他地區改善環境工作都具有借鑒意義。劉伯龍指出，前兩年施政報告提出構建“陽光政府”，贏得社會各界叫好，希望政府繼續強調構建“陽光政府”的重要性，在施政過程中大力推行“陽光政策”。經濟的迅猛發展使澳門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廣大市民無不希望建立起一個經得起考驗的高效廉潔型政府。“陽光政策”的執行，對於今後十年的澳門發展至關重要。如在土地規劃和批售方面必須做到公平、公開、公正以及透明化和市場化；在特殊病患者外送香港或內地治療方面、在外 6

增進民生福祉謀求長遠發展──“2013度特區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座談會”側記勞配額的批給方面，市民希望政府能夠貫徹“陽光精神”，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可操作的機制。在公共行政領域，報告提出建立領導人員績效評估制度，希望有關部門制定切實可行、公平透明的評估標準和方法，讓制度幫助領導人員改善行政效率。同時，政府各部門應評估過去的法律和行政法規，廢除不合時、不合理的法律法規，簡化行政程序，盡可能讓基層公務員擺脫涉及繁瑣行政程序的無謂工作，從效率低下的文牘工作中解脫出來，進而提高工作效率。澳門研究中心學術總監林廣志博士長期關注澳門社會的現狀及未來發展。言及施政報告內容，林廣志表示，今年的施政報告重點突出、結構嚴謹、涵蓋面廣且不乏亮點。林廣志指出，對比周邊國家或地區，本澳經濟近年來均呈雙位數的高速增長，這一增長速度極其難得；今年來澳旅客數量有望突破三千萬人次、博彩收入預期可衝破三千億元大關，這些數據更是振奮人心。從經濟學角度講，經濟發展存在著周期性波動現象，本澳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是一種“非常態”、“非理性”式增長。未來如何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怎樣增長、增幅多少才合適？這些都是政府必須重視的問題。林廣志直言，本澳經濟持續增長，令人鼓舞，但也受到嚴峻挑戰。周邊國家和地區如韓國、越南、菲律賓、新加坡以及台灣等已經或即將開賭，甚至香港也可能開賭。在此新形勢下，如何提升本澳博彩競爭力，將博彩業做好、做大、做強，這一問題値得重視。由於遊客數量增加，帶來博彩業的繁榮發展，澳門民生福利也因此有所提升，但任何經濟的發展都要付出成本與代價，居民要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同樣需要付出成本。過去的寧靜小城已經成為歷史，澳門正步入繁華都市行列。遊客數量增加，破壞往昔的寧靜，影響生活質量，部分市民對此頗有微辭，開始流露出過於偏激的情緒：既要經濟發展、又要生活寧靜，甚至提出“不需要增加遊客”等論斷。他們忽略了這樣的事實：遊客數量減少，博彩業發展步伐勢必放緩，由此造成政府收入減少，各項民生福利同樣受到影響。優質的生活環境與經濟繁榮發展之間存在一個如何協調的問題，此類民生問題値得政府高度重視，應儘快拿出周全的辦法加以平衡協調。此外，林廣志還談到本澳的教育問題，認為應充分利用升學區域選擇性大的優勢、細緻評估升學的優勢與價値、提升教育素質，進而提高人口素質，增強人口綜合競爭力，為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法學院唐曉晴教授直言，澳門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不外乎經濟、住屋、教育和醫療問題，這些問題集中體現在經濟建設和民生改善兩大範疇。令人欣慰的是，報告內容完全以此為重心，緊貼社會實際，其部署詳略適宜富層次感、其目標清晰明確針對性強，凡此種種，都値得肯定和讚賞。唐曉晴對報告文本作以下三點概括：其一、建立了關於民生福利的長效機制。無論是現金分享計劃、醫療券，抑或電費補貼等，都是幫助市民抗通脹的措施，實實在在地為民解困。同時，對於長者、學生、弱勢家庭、中等收入階層以及中小企業等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對應地推出關愛措施，給予特別照顧。在行政法務方面，著力構建“服務型及責任型政府”，全面推行民生措施，進一步貫徹落實“以人為本，施政為民”的理念，為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優質平台；其二、高度重視居民住屋問題。按計劃完成一萬九公屋輪候上樓工作，積極部署新一輪社屋和經屋的申請工作，使居民有望安居樂業。本次住屋保障政策及時考量了“澳人澳地”的意見與建議，是特區政府“以人為本、施政為民”的又一次正確實踐與鮮活體現，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民眾必定擁有更多的置業機會與選擇；第三、經濟多元化的推進，有利於防範本地及外圍經濟風險，將風險降至最低且能促進就業。為使社會和諧發展，政府一方面加強推行民生福利政策，提高基層市民的生活素質，另一方面大力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為年輕一輩創業提供免 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息貸款，同時加大對中小企發展的扶持力度，實行開拓發展型戰略，為使澳門成為一個充滿機遇的城市創造條件。教育學院黃素君博士從多角度暢談了對報告文本的閱讀感受。黃素君認為，與去年相比，2013年的施政報告在表述和呈現的方式上有進步，體現在施政範疇中的內容要求比去年更為規範，反映了政府較為關注內部政策的協調性。報告承襲了去年的大方向，以“民生”及“惠民”為指導方針，美中不足的是對政制發展未有著墨。民生和民主是社會發展的一體兩面，兩者的發展未必存在必然的抵觸和矛盾。回歸十三年來，本澳政制發展都是停留在《基本法》的普法層面，報告對未來普選的議題未有進一步陳述，是政制滯後的表現。今年首次在過去持續的短期派錢方案中提出長效機制的建設，是政府遲來的“覺醒”，但在建立長效機制前夕卻加大派錢力度，這種做法對日後從“直接感觀的派錢”方案過渡到“非直接感觀的長效機制”將帶來施政層面的困難，反映了政府對政策風險的評估不足。黃素君指出，為避免“長效機制”純粹淪為下一年度的一個施政口號，各施政範疇應在長中短期的規劃中定位每一年度的施政目標與方向，真正體現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在建立長效機制的同時反映政府的未來規劃。黃素君坦誠，政府政策制定與施政報告之間的關係並不密切。如早期開始的人口政策諮詢與施政報告應存在的關係問題，報告中只有部分施政範疇有所陳述及回應。關於近年坊間熱議的專業認證問題，博彩研究所馮家超博士表示，政府提出設立專業認證制度，有助於專業人士樹立專業形象及提升競爭力，但“被認證”者卻倍感困苦，因為他們要付出更多努力。認證制度旨在幫助專業人士提升競爭力，由於多數外來人士已在外地取得專業資格，但本地人士則未曾獲得認證，其專業資格一旦不被認可，將直接導致自身的競爭力下降。報告提出設立工程師、醫師、社工等專業認證制度，但“被認證”者開始出現反彈情緒，認為此舉既增加工作難度，又平添生活困苦，日後須加倍付出才可成為專業人士。中產階層是專業認證制度之外的另一熱門話題，馮家超指出，將扶助中產（即報告文本中的“中等收入”者）措施列入施政報告，表明政府極其重視中產階層問題，有信心透過推行相關政策，推動大部分居民向中等收入板塊移動，希望中等收入者在保持自身實力的前提下，成為中產階層。中產階層是下一階段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中堅群體，他們希望安居樂業。總攬報告文本，有關如何“安居”著墨較少，關於“樂業”方面則著墨較多。過去兩年，本澳樓價飆升七成，與十年前相比，升幅更是高達五倍，大部分中等收入家庭都面臨置業難題。雖然報告調整經屋申請者的收入上限，使申請條件可覆蓋全澳八成居民，但相應措施仍未足夠、相關政策仍有待完善。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政府施政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澳門的發展定位與奮鬥目標，更是近年城中熱門話題，圍繞如何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論調亦層出不窮。傳播系林玉鳳博士認為，為有序推進各項工作，使藍圖早日化為現實，就應該及早訂定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各項指標。林玉鳳坦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離不開大力發展旅遊業，而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壯大，旅客數量勢必大增。出於切身利益考慮，居民既願意看到包括旅遊業在內的澳門經濟大發展，同時也關注到城市的整體承受力以及交通出行、居住環境會否受影響等現實問題。如何平衡民生福祉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問題，是衡量政府領導班子的集體智慧與施政能力的標尺。林玉鳳認同政府推出中產退稅措施，認為這是施政過程中“走出正確的一步”，此類措施應繼續推行，並使之常態化。林玉鳳認為，報告內容與民眾所期望的建立長效機制之間仍有距離，報告未曾認真研究建立長效機制的細節，缺欠科學論證。而在醫療衛生方面，政府的醫療政策是透過公 8

增進民生福祉謀求長遠發展──“2013度特區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座談會”側記私醫院結合、醫院與衛生中心互為補充，但未見有關三、五、十年後，醫生、護士與病患者的比例、病床比例和使用率等問題的分析與陳述，目標不夠明確。自報告發表以來，關於施政部署中的短期措施與長效機制關係的討論就不歇於耳。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政府與行政學系陳建新博士表示，社會上出現各種不同聲音屬正常現象，說明民眾的政治意識及政治參與度在逐步提高。從討論內容看，社會各界基本上持兩種態度──歡迎延續頗具成效的短期措施，但對缺乏具體說明的“長效機制”似不太滿意。短期措施與長效機制的目標不同，二者在推行過程中所引起的社會反響有異。短期措施多為“應急式”行為，可解燃眉之急，效果明顯，而長效機制的建成乃至發揮功效，需要一個過程。這一過程能否順利進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做到官民合謀、同心同德，亦即政府與民間能否達成共識。近年來，儘管政府已就不同的長期性政策制定進行前期諮詢，但諮詢工作卻飽受民間批評，可見建構任何長效機制均非易事。値得注意的是，此次報告強調建立長效機制，特別是民生領域的政策如建立養老保障體系等，相信政府已經做好充分的前期調研工作、有決心也有能力建立並推行各民生範疇的長效機制。陳建新呼籲坊間與學界能夠以積極理性的心態參與長效機制的建設。2013年度施政報告以“增進民生福祉，立足長遠發展”為總主題，將其置於各項政策之首，符合當前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政府承諾將“加大資源投入、全面關顧民生”作為施政重點，努力提高居民綜合生活水平、促進社會和諧進步。這是體恤民情、關注民生、以民為本的施政精神體現，對此，與會學者皆表示讚賞。持續進修中心柳智毅博士指出，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整體經濟水平發展到某一成熟階段，民生政策的制定與社會福利的完善也就順理成章地提上施政議程。過去十多年，澳門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財政方面已有相當的積累，政府庫存充裕，在此前提下，將施政重點轉向民生改善方面實屬正常。柳智毅表示，報告正面回應了社會的各類訴求，沒有迴避諸如調升養老金、推行“澳人澳地”政策、抑制樓市過熱、支持本地僱員向上流動等深層次問題，較好地兌現了政府的施政承諾，這值得肯定。柳智毅同時強調，良好的施政方向及理念固然令人鼓舞，但如何貫徹落實各項政策、如何有效執行更加關鍵，他希望也相信報告中的各項政策都能落到實處。[劉景松整理] 9

• 學術前沿 •亞洲國家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劉毅[摘要]亞洲的人口問題相當複雜，世界各地的人口問題，在亞洲均有體現，有些還相當突出。亞洲人口的發展形勢迫使各國不斷地通過制定和調整人口政策進行調控和引導，較具普遍性的是關於人口增長規模和增長速度方面的政策，也有不少國家根據自身狀況對人口老齡化、國內與國際遷移、出生性別比等人口結構問題制定措施。對戰後亞洲國家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進行梳理、總結和比較，並作出評價，對今後相關國家和地區處理人口問題具有借鑒意義。[關鍵詞]人口人口政策亞洲人口問題歷來困擾着各國政府，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得不直面至今仍捉摸不透的人類自身生產與再生產的繁衍過程，以及由此帶來的諸如從“人口爆炸”到“嬰兒短缺”、性別比失衡、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不足等關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甚至國家安全的現實問題。許多國家為此制定了相應的政策，並投入大量資源，對人口發展的未來走向加以調控。所謂“人口政策乃是為了影響人口進程（主要指生育）而有目的地採取的措施”。“某一政府對人口的規模、增長、分佈和組成等方面施加影響而採取的明確的和含蓄的法令及措施”。前者僅針對生育而言，被視為狹義的人口政策；後者涵括了與人口相關的各個方面，可視為廣義的人口政策。一、全球人口形勢及亞洲的狀況20世紀70年代起，全世界關注的焦點聚集於把人類推向末日的“人口爆炸”。全球人口從1960年的30億到1999年的60億，僅用39年時間，到2011年更是達到70億。亞洲人口數量居各大洲之首，1950年為14.03億，到2010年則高達41.64億，增加了接近2倍。亞洲人口長作者簡介：劉毅，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廣州510610Demeny P., Population Policy: The Role of National Governmen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75,No.1, p. 147.[美]霍普特、凱恩：《簡明國際人口手冊》，高元祥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11頁。本文採用的數據除特別注明外，均來源於：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1.United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09,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0. 10

亞洲國家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期佔據全球人口的50%以上，19世紀之前及20世紀90年代至今更是達到60%（見圖1）。全球11個1億以上人口的國家中，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日本共6個在亞洲，其中中國和印度列居前2位，2011年的人口分別為13.48億和12.41億，佔全球人口的19.3%和17.8%。圖1世界、亞洲人口增長及亞洲佔世界人口的比例注：2020-2050年數據按聯合國人口增長方案預測。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1973 Revision, Volume Ⅰ,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73, p.8.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0 Revision, Volume Ⅰ,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1, pp.146-147.在面臨“人口爆炸”的挑戰時，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第一次顯示出決心、智慧與能力。各國政府、國際組織、私人基金以及各民間團體對控制人口增長達成了基本共識，並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各種努力通過全世界家庭和個人的醒悟與配合，竟然出乎預料地成功，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有效遏制，全球人口增長速度由1950-1980年的年均1.88%下降至1980-2011年的年均1.45%，亞洲人口的增長速度下降更快，由1950年的年均2.10%下降為1980-2011年的年均1.51%。現今，儘管全球總人口還在繼續增長，但增長速度已經大幅減緩。與此同時，“嬰兒短缺”現象陸續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以一對夫婦生育2.1個孩子（總和生育率）作為人口自身繁衍的更替標準，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這個標準之下，其中主要以歐洲和北美的發達國家為主。1970-1975年間，發達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為2.16，到2005-2010年間，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66；同期，總和生育率，歐洲分別為2.17和1.53，北美洲為2.05和2.03，也就是說，在這些地區中未來人類的自我繁衍將不再維持原有水平。在亞洲，1970-1975年間總和生育率為5.0，2005-2010年間為2.28，雖然整體總和生育率仍處於更替水平之上，但已有16個國家（地區）低於更替水平，佔全部亞洲國家和地區的三分之一。在全世界竭盡全力控制人口增長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想過生育率在達到更替水平之後會繼續下 1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降，更沒有想過人們會不願再生育孩子。不難想象，如果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的現象不斷持續，有一天人類將從地球上消失。剛過去的20世紀與剛開始不久的21世紀是人類歷史上人口變化的轉折期。20世紀後半葉的全球性人口增長是史無前例的，21世紀的人口負增長也將是前所未有的。隨着總和生育率的下降，聯合國修改了其對未來人口峰値的預測値，將先前認為可能接近150億更改為100億。隨着世界人口增長速度的由快轉緩，相伴而來的問題首先是人口老化。由於出生率下降，年輕人口將逐步減少；同時，醫療保健技術的進步使人口的壽命不斷提高，老年人口將逐步增多。人口結構隨之發生改變，老年人口的比例逐步提高，而勞動人口比例下降，撫養比尤其是老年人口撫養比不斷加大。全球65歲及以上人口佔全部人口的比例，1950年只有5.43%，2010年上升到8.23%，2030年按預測將達到13.29%；老年人口撫養比分別從1950年的8.51%上升到2010年的11.59%和2030年的17.95%。亞洲的人口老齡化水平速度加快，65歲及以上人口佔全部人口的比例，1950年為4.24%、2010年為7.18%、2030年預測將達到13.16%，同期的老年人口撫養比分別為6.85%、9.95%和17.16%。勞動人口比例下降，老年撫養比例上升，政府現行的由勞動力人口繳稅提供健康、長期照護和退休福利的政策將變得越來越難以維繫。人口老化給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新挑戰。人口增速減緩導致人口老化加速，國際移民成了部分國家化解人口生態矛盾的一大重要對策。20世紀50年代，發達國家在二次大戰後嬰兒潮的衝擊下，人口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遷移，10年的淨移出人口約1.4萬人。到60年代，情況開始逆轉，發達國家成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國際遷移人口的主要接收地，10年的淨移入人口約71.4萬，在本世紀的前10年，發達國家接收國際移民高達340.1萬。亞洲作為發展中國家較多的地區，從20世紀60年代淨接收國際移民16.2萬人，到2000-2010年間卻變為國際移民淨流出160.3萬人。國際新移民成為發達國家人口老化下的新生勞動力。由上述人口變化狀況可知，人口問題並非一個單一體，而是眾多問題相互交織，環環相扣。人口眾多問題的初步緩解卻引發了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並衍生出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不足等問題。人類如何在只有一個地球的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各國如何在把控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實現人民福祉的最大化，至今仍在探索。二、人多還是人少：人口規模的調控政策一個國家的人口多少既受該國的資源、環境承載力所制約，還要與經濟社會以及技術發展水平相適應。人口過多將帶來多方面的壓力，人口過少則欠缺發展的動力。（一）“人口爆炸”的威脅及各國的措施亞洲人口長期處於快速膨脹狀態，20世紀初總人口約8.66億，到1940年已達12.77億。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許多人死亡，也未妨礙亞洲人口的增長，到1950年更是發展到王豐、顧寶昌：《全球化形勢下低生育率及其對中國的挑戰》，王豐等編著：《全球化與低生育率：中國的選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頁。[美]安德魯•梅森︰《老齡化社會中的可持續經濟政策》，王豐等編著：《全球化與低生育率：中國的選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16頁。 12

亞洲國家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 14.02億。此後，亞洲人口總量更是一路高歌猛進。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亞洲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高達19%以上，比全球平均高1-2個千分點，60年代比發達國家高7個千分點，80年代更是高出近15個千分點。除人口增長快、人口總量大之外，亞洲的人口密度亦居全球之首（見表1）。表1世界各大洲平均人口密度（單位：人/平方公里）年代195019601980200020052010世界192233454851非洲8916273034亞洲445483117124130歐洲242630323232南美6814192122北美6814192122大洋洲123444面對全球人口的急速增長，西方國家彌漫着一種悲觀主義思潮，不少學者出版著作分析人口膨脹所帶來的危機，其中以沃格特的《生存之路》、赫茨勒的《世界人口危機》、埃爾利希的《人口爆炸》、泰勒的《世界末日》、梅多斯的《增長的極限》、佩切伊的《世界的未來》等最具代表性意義，“人口爆炸”的觀點開始傳播。聯合國亦於1954年（羅馬）和1965年（貝爾格萊德）協同國際人口科學聯盟召開了二次世界人口大會，這兩次會議均以學術和技術性議題為主，與會代表以個人身份並不代表國家出席，會議沒有形成決議和建議，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人口發展問題仍未達成共識，更談不上要在政策措施上有所作為。但亞洲各國政府已經行動起來，日本於1948年頒佈實施《優生保護法》，重在確定人工流產合法化、限制生育、促進優生，從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制定控制生育率和人口增長政策的國家。印度緊隨其後於1949年成立全國計劃生育委員會，1951年將計劃生育納入國家的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認為“限制人口發展的主要因素無疑是資金短缺而不是勞動力不足，人口增長過快不會對提高生活水平帶來幫助，只會是負擔”。並開始為育齡夫婦提供避孕用品和服務。由此，印度成為第一個將人口控制作為國家計劃主要內容的發展中國家。1961年，韓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採取直接控制人口政策的國家，主要措施包括：將計劃生育政策作為1962年開始的“五年經濟發展計劃”的一部分；廢除禁止進口和使用國產避孕藥具的法律；提出“少生孩子，讓他們健康成長”的宣傳口號；成立“韓國計劃父母聯盟”作為私人志願組織。値得特別關注的是，土耳其於1965年制定的《計劃人口法》，開始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宣佈避孕藥具可自由生產和銷售，確認人工流產和絕育合法化。土耳其政府的這一政策，使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突破宗教影響，採用手術措施控制人口增長的伊斯蘭國家，其意義不言而喻。最為嚴厲的人口控制政策出自中國，儘管自1949年建國起，有關計劃生育的宣傳和倡導不斷被提出，但既有反覆，更未被切實推行，直到1973年7月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隨後即提出“晚、稀、印度計劃委員會：《第一個五年計劃》，轉引自李德昌：《印度的人口問題和政府的政策措施》，《南亞研究季刊》（成都），1987年第1期。宋健、[韓]金益基：《人口政策與國情：中韓比較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第22頁。侯文若：《各國人口政策比較》，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1年，第105頁。 1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少”的生育政策目標。“晚”是指男25周歲以後，女23周歲以後結婚，女24周歲以後生育；“稀”是指生育間隔為3年以上；“少”是指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不超過兩個。1980年9月7日，時任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講話中提出：“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長率盡快控制住，爭取全國總人口在本世紀末不超過12億。”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公開信》，號召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帶頭實行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此後，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和人群中實行嚴格的“一胎政策”直至現今。計劃生育被寫入《憲法》，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通過以下亞洲國家控制人口的政策可以窺見此類政策所涵括的主要舉措：1.印度：（1）廣泛宣傳人口政策。數十年來堅持動員各種傳統宣傳方式和現代媒介進行廣泛深入的計劃生育宣傳，政府還規定，廣播電台每天要有專門播放計劃生育方面的節目、電影院要定期免費放映這方面的影片以及各處張貼着“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好”的宣傳畫；（2）提高法定最低結婚年齡，實行人工流產合法化，制定控制人口增長的專門法律；（3）對節育人員實行現金獎勵、物質鼓勵、配給優先、貸款優先；（4）根據工作業績，對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和集體進行獎勵。2.菲律賓：（1）1967年設立人口委員會；（2）普及計劃生育教育，規定只有在接受計劃生育教育後方能申請結婚；（3）為國民提供避孕藥物；（4）利用獎懲制度限制多育，對擁有4個孩子以下的家庭減免所得稅，使孩子少的家庭得到更多的經濟利益；在農村則對採取避孕措施的夫婦給予優惠的低息貸款。3.伊朗：（1）1967年在衛生部設立家庭計劃生育委員會；（2）明確降低生育率的目標，提出在1973-1978年的發展計劃中把人口增長率從3.1%降低到2%；（3）修改新刑事法典，廢除限制墮胎和絕育的舊法規；（4）通過診所向社會推廣避孕藥具。在農村地區創辦“衛生健康屋”，把計劃生育和婦女分娩前後的綜合服務結合在一起。農村衛生健康服務人員在當地招收並就地培訓。在中心城市，民間和公共衛生機構向家庭提供計劃生育服務，免費提供避孕藥具，並開始試驗新的避孕方法。4.泰國：（1）在第三個國家經濟發展五年計劃（1972-1976）開始加入降低生育率的目標；（2）1974 年將人口政策正式寫進憲法；（3）廣泛宣傳計劃生育和進行人口教育。（4）出台鼓勵計生措施，如限制對超過三個孩子的政府僱員發放生活補貼，對接受絕育的人提供津貼等；（5）支持非政府組織參與家庭計劃生育工作。不難發現，各國控制人口政策的基本內容和主要特點，一是以控制生育率、促進母嬰健康為核心內容；二是以開展宣傳教育、改善節育條件、實行強制性行政措施和經濟誘導等為重要手段；三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穩步推行，先是通過民間發動和試驗，再上升到國家的發展規劃和政府行為，最終通過憲法體現。儘管亞洲國家（特別是亞洲發展中國家）最早作出控制人口的決策並付諸行動，但在關於人口增長問題上的理念與西方發達國家有着本質區別。在1974年聯合國組織召開的第三次世界人口大會上產生的激烈爭論充分體現出這種分歧。發達國家認為，人口高速增長對社會發展是一個嚴重阻礙，用家庭計劃的手段是可以解決人口增長的問題。而發展中國家則認為，人口問題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史》，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7年，第95、97頁。文富德：《印度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措施》，《南亞研究季刊》（成都），1992年第3期。李未醉：《菲律賓的人口現狀和人口政策》，《東南亞南亞信息》（昆明），2001年第6期。Akbar Aghajanian, Family Planning and Contraceptive Use ,Iran 1967-1992,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1994, No.2.陳甯：《泰國的人口政策與成效》，《東南亞》（昆明），1999年第1期。 14

亞洲國家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發展不夠的結果，不是起因，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印度代表團團長、印度衛生部長卡蘭辛格在大會上更是提出“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的著名斷言。本次大會在爭論中通過了《世界人口行動計劃》，闡述了幾項基本原則和期望目標：1.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素質。人口政策和人口目標是這些發展的組成部分。在世界所有事物中，人是最寶貴的；2.人口和發展是相關聯的，人口的因素和發展的因素在相互影響着；3.人口政策是社會和經濟發展政策的組成部分，人口政策不能取代社會經濟發展政策；4.尊重人的生命是所有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要維護這項原則；5.所有夫婦和個人都有自由和應該負責地選擇他們想要的孩子數和生育孩子間隔的基本權利；6.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應該得到適當的立法和政策的保護；7.婦女有參與和享受發展的所有權利，特別是同等受教育和參與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機會；8.所有關於人口問題的政策必須認識到世界各國間和各國內的環境和條件是不一樣的。（二）“嬰兒短缺”的憂慮及各國的反應近幾十年來，世界生育率的下降表現出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強烈的負相關關係，人均國民生產總値每提高1%，總和生育率就下降0.013。有意思的是，這種線性關係從1975年到2005年的30年間幾乎沒有變化。亦有學者將生育率的下降歸結為“個人實現願望的強化衝擊了婚姻、家庭、生育之間的傳統聯結，促使生育率繼續下降。在人口再生產領域內，各國政府與諸多國際組織進一步促成了這種文化觀念的轉變：在過去的幾十年間，為了控制人口增長投入了難以估量的資源，造就了一個根深蒂固的反生育的新文化，多生育子女被看成是無知落後的表現”。無論是哪一種原因，或者兩種甚至更多緣由的共同作用，生育率的顯著下降已經在亞洲出現。2010年，有16個國家（地區）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其中日本為1.32、韓國為1.29、新加坡為1.25、澳門為1.01、香港為0.99，除這些發達國家（地區）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外，一些發展中國家（地區）也步入了低生育率的行列，塞浦路斯為1.51、泰國為1.63、中國為1.64、亞美尼亞為1.74、伊朗為1.77、黎巴嫩為1.86、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為1.86、越南為1.89、馬爾代夫為1.9、朝鮮為2.05、緬甸為2.08。針對全球低生育率的發展趨勢，美國人口學會主席Philip Morgan在2003年年會的主題演講題目就是“低生育率是不是21世紀人類將面臨的危機？”可見低生育率已經成為人類的新憂慮。許多國家對低生育率的認識以及政策應對都有一個時間差。亞洲最先步入低生育率的國家和地區，至少滯後了10年或更長時間，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才開始轉向鼓勵生育政策。這個緩慢而艱難的過程由各種原因造成的，既有數據與技術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最終對生育率下降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的回應也開始落實到具體的人口政策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採取各種各樣的經濟和立法手段鼓勵生育。日本自二戰後實行控制人口政策以來，生育率便急劇下降並經歷了三個階段：1947-1957Milos Macura,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s, Population Bulletin ofthe United Nations. 1987, No.19/20.United Nations, Repot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 1974,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75.蔡泳：《全球化背景正反中國超低生育率：挑戰和機遇》，王豐等編著：《全球化與低生育率：中國的選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5頁。王豐、顧寶昌：《全球化形勢下低生育率及其對中國的挑戰》，王豐等編著：《全球化與低生育率：中國的選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頁。中國（大陸）當前的生育率在聯合國的全球排名（由低到高）中處於第33位，屬於世界最低水平之列。聯合國排名不包括中國的台灣地區，如果台灣地區也位列其中，澳門、香港和台灣將包攬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前三名。Morgan, S. Philip, “Is low fertility a twenty-first-century demographic crisis?”, Demography, 40, (2003), pp. 589-603. 1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年，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超過50%，總和生育率由4.5降至2；1958-1974年總和生育率穩定在2.0-2.2之間；隨後生育率即跌破更替水平，並再次急速下降，2005年人口開始出現負增長。為減緩生育率的下滑，90年代開始出台一系列政策和計劃，包括連續三個“五年計劃”（從1995年至2009年推行“天使計劃”一期和兩個“新天使計劃”）、2002年和2003年的“加一個”法案及“下一代”法案、2003年“應對低生育社會的基礎調控措施”、“兒童津貼增長計劃”以及“兒童看護及家庭休假法案”。分別從父母的就業與再就業、父母帶薪與不帶薪產假、兒童津貼、降低人工流產水平等方面鼓勵生育。1960年，韓國總和生育率為6.0，是世界上生育率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但到1980年就下降到2.83，1985年更是降至1.67，到2005年只有1.08，此時政府不得不改變人口政策，從控制生育轉為鼓勵生育。新人口政策的重點在於建立一個對孩子良好的環境，使年輕男女不必再推遲結婚年齡和生孩子的時間，以及生孩子的間隔。政府的主要措施有：1.實行經濟鼓勵，生育第二個孩子起累進式給予現金獎勵；在學前教育上給予第二個孩子50%、第三個孩子100%的費用支持；對三個及以上孩子家庭使用文化設施予以減免費用、為12歲以下的孩子免費接種疫苗；2.開展相關服務，提供婚禮貸款；對不育人群提供5次免費接受“體外受精”的治療機會；提高學前教育的便利性等等。1958年，新加坡出生人數達到歷史最高峰的6.25萬人後，無論是出生人數還是總和生育率都開始下降，1975年總和生育率為2.08，首次低於更替水平。但政府限制出生率的措施依然延續了十餘年，直至1987年才對人口政策作出重大調整，以鼓勵女性生育更多的孩子，此時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至1.64。現時鼓勵生育的政策主要有：1.將為老年時期所準備的保健儲蓄金可用於人工受孕、胎檢和分娩等用途；2.實行12周的額外帶薪產假和每年2天的育兒假；3.新婚家庭可獲得住房中央公積金的最高補助；4.增加對出生嬰兒的津貼；5.增加托嬰補助；6.父母的稅款減免，祖父母育孫稅款減免，降低女傭稅；7.實行平等醫療福利，設立工作與生活平衡發展基金。台灣從1953年籌組家庭計劃協會，以民間方式推動控制生育，至1972年政府全面推行控制生育政策，促成了總和生育率在1984年降低到更替水平之下。台灣對生育率的下降反應較快，上一世紀90年代初就已改弦易轍，以維持合理的人口增長。針對少子化問題，政府推出多項生育激勵措施：1.建構兒童教育與照顧服務體系；2.建構平等普及的育兒制度，降低家庭負擔，提供育兒的經濟支持；3.開創友善家庭、兼顧育兒與就業的工作條件；4.增進兒童福利，維護其身心健康及正常發展，健全收養、出養制度，落實支持家庭照顧能力；5.尊重婚姻、家庭及養育子女的多元價值觀，並將其納入教育體制，以改善婚姻機會與提倡兒童公共財產觀。上述各項旨在扭轉低生育率的政策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一是經濟獎勵；二是支持父母兼顧工作和家庭；三是兒童和父母支持的社會變革。而實施這些政策的國家或地區之間之所以存在相當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所採取的福利體制。（三）尋求適度人口規模的政策良方現代西方人口學說中的一個重要理論是適度人口論（Optimum Population Theory），所謂適度人口亦可理解為最優人口，是指既未“過剩”也非“不足”的“最理想”的人口規模和人口周雲：《社會政策與日本人口的發展》，《人口學刊》（長春），2008年第5期。Jun, K.H., “Fertility” in The Population of Korea, Korea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2003.宋健、[韓]金益基：《人口政策與國情：中韓比較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第33頁。[新加坡]蘇瑞福：《新加坡人口研究》，薛學了等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34-251頁。于宗先、王金利：《台灣人口變動與經濟發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64-165頁。 16

亞洲國家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增長率。一國（地區）擁有這樣的人口規模和增長率，可以使該國（地區）獲得最大的（或最優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福利。日本在1974年的人口問題審議會上公開發表了以“日本人口的動向──靜止人口”為題的《人口白皮書》，它的要義是由於資源、環境等因素制約，人口必須走向靜止狀態。1968-1971年，日本確實達到人口增長的靜止狀態。新加坡在面對由高生育向低生育的轉變時，於1984年提出了雙向人口政策，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多生育，鼓勵只受過低等教育的婦女保持小家庭規模，但這項政策因受到社會的抨擊而被取消。適度人口理論基本上是純理論的產物，而不是實證研究的結果，缺乏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事實上，要精確計算適度人口，以求瞭解實際人口是低於還是高於適度人口，一個國家是人口不足還是人口過剩，這樣的定量分析幾乎是不可能的。就連著名發展經濟學家、人口經濟學家、適度人口理論的主要代表索維也承認，適度人口概念只能“作為一種過渡性工具使用，就像數學家使用虛數一樣”。但無論如何，各國政府繼續在人口增長的調節上作出努力。聯合國《世界人口政策2009》，列出了各國政府隨人口變化對人口增長和生育水平態度的轉變和政策的調整。1976年時，亞洲30%的國家認為當時人口增長率太慢，這一比例在1986年是34%，2009年又回落到30%；認為需要實行提高人口的國家由1976年的24%，轉為1986年的34%，2009年回落到23%（見"表2）。表22009年亞洲各國政府對人口增長問題的看法及措施國家數（個）百分比（%）19761986199620091976198619962009對人口增長的看法過低1113111430342430滿意1213161732343536過高1412191638324134合計37384647100100100100人口增長的政策提高91381124341723維持01512031126降低1412181838323938不干預141215638323313合計37384647100100100100對生育率水平的看法過低277135181528滿意1817201949454340過高1714191546374132合計37384647100100100100生育政策提高287135211528維持969824162017降低1413191838344138不干預121111832292417合計37384647100100100100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200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0, pp. 45, 47, 51, 53.李競能：《現代西方人口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86頁。[法]索維：《人口通論》（上冊），查瑞傳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5頁。 1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三、甚麼人多、甚麼人少：人口結構的調控政策人口結構的變化不僅與出生率、死亡率、人口遷移等因素有關，更與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變化密切相關。這些因素的變化對人口結構的各個方面產生了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影響。（一）人口轉變與老化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經歷“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的過渡，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現代模式轉換，這一過程被人口學家稱為“人口轉變”。這種轉變的結果就是少年人口的減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人口年齡結構產生重大轉換，最終形成老齡化社會或社會老化。在西方的人口轉變中，由於死亡率和生育率溫和轉變的特徵，使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比較平穩。在亞洲，以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為代表的現代人口轉變表明，其死亡率下降速度非常快，從而導致人口增長浪潮的湧現。正是由於人們在認知上和生活中都感覺到這種浪潮的衝擊，生育率的下降在較短的時間內出現。死亡率和生育率轉變都具有“急風驟雨”式的特性，因而人口的年齡結構也就經歷了“大刀闊斧”的改造。在人口老齡化這個人口轉變的趨勢中，現代人口轉變國家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古典人口轉變的國家。1950年，亞洲65歲及以上人口佔4%，到2010年這一比例已經提高到6.7%，據預測到2050年將達到17.9%。從亞洲整體水平看，老齡化仍不嚴重，但部分國家（地區）的老齡化程度相當高（見表3）。2011年，日本的人口年齡中位數為45歲，成為全球人口年齡最老的國家；香港名列第五，人口年齡中位數為42.2 歲。表3聯合國劃分人口年齡結構模型的標準及2010年亞洲老齡化國家（地區）65歲以上人口比重（%）0-14 歲人口比重（%）老少比（%）標準年輕型4%以下40%以上15%以下成年型4-7%30-40%15-30%老年型7%以上30%以下30%以上國家或地區中國8.1919.4642.09香港12.7411.51110.71澳門7.0013.0853.52朝鮮9.5022.8841.54日本22.6913.36169.83韓國11.1416.4367.81新加坡9.0017.4051.75泰國8.8920.5343.28亞美尼亞11.1220.1855.13阿塞拜疆6.5520.8931.37塞浦路斯11.5917.7565.31以色列10.4227.2438.25黎巴嫩7.3124.7929.48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Volume Ⅰ ,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1, pp. 380-389.李建民：《人口轉變論的古典問題和新古典問題》，《中國人口科學》（北京），2001年第4期。 18

亞洲國家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應對老齡化最直接的人口政策就是提高生育率，以其在後人口轉變時期促成人口年齡結構的合理均衡和穩定，但這需要長時間的培育，現今還未有成功的案例。而與老齡化相伴生的社會問題逐步顯現，最突出的是老年人口的經濟保障和生活服務保障問題，需要社會保障制度的同步變革。在經濟保障方面，新加坡實行的退休金籌集與分配制度較為出色，該國最早實行強制性退休公積金制，成立中央公積金局進行統籌，僱主和僱員共同按月薪的特定比例每月繳交，達到規定最低繳交年限即可在退休後一次性提取或按年提取。這一制度安排先後被中國內地及香港效仿。中國更是將該模式擴展為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等“五險一金”。香港除實行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外，還同時實行職業退休計劃，兩大積累型資金共同構成養老保障的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由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和高齡津貼（生果金）構成；第三支柱是個人儲蓄和家庭資助構成，由此組成備受世界銀行推崇的三支柱養老金體系。在生活服務方面，日本的老人照料服務體系相對完善，制定了《老人福祉法》、《老人保健法》和《介護保險法》等系列法規，向老年人提供社會福利、醫療保健、生活護理等服務。服務方式涵括居家服務（居家、通所、短期入住養老院的護理服務），設施服務（長期入住養老院），以及預防性服務（幫助老年人保持身體健康、體味生存價值、參與社會活動等服務），這三者成為日本老年人福祉、保健服務的三大支柱。中國於2011年頒佈了《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分別在經濟保障、養老服務、宜居環境建設、精神文化生活和社會管理等方面提出整體目標和任務。（二）人口紅利、勞動力與國際遷移由人口轉變引起的人口紅利問題發端於“人口變化如何影響經濟增長”這一命題，其核心內容是研究人口年齡的結構性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人口紅利的研究始於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對東亞經濟增長奇迹的分析。他們認為：人口紅利指人口變化所形成的更富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對一國經濟增長所起的巨大的促進作用，即（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撫養比不斷下降的人口結構可以實現人均產出不斷增長。人口紅利的顯著標誌是勞動力數量及其比例，通過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和老年贍養比等指標的變化來體現。其對勞動力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勞動力供給和勞動力市場參與的影響，勞動力負擔降低可以促使更多的勞動力從家庭非生產性活動轉移到市場上的生產性經濟活動之中，促成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增加、勞動年齡人口的參與率增加和工作時間增加；二是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人口紅利期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有着顯著的促進作用。由於孩子數量的下降，平均投放於到每個孩子身上的教育資源也在增加，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將得到提高，從而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由於東亞經濟曾經有着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徵，又通過恰當的經濟政策開發出人口紅利，在很長的時期內避免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資本報酬遞減困擾，使該地區的經濟能夠持續穩定增長。Holzman, R. and Richard P. Hinz, Old-age Income Support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Pension Systems and Reform,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5.王欣、于英傑：《日本老年福利制度及其對我國的啟示》，《遼東學院學報》（丹東），2012年第4期。David E. Bloom,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World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No.9.唐代盛、鄧力源：《人口紅利理論研究新進展》，《經濟學動態》（北京），2012年第3期。蔡昉：《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經濟研究》（北京），2010年第4期。 1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長期而言，少兒撫養負擔下降意味着未來具備生產性的勞動力人口會減少，少兒撫養負擔與勞動力供給之間存在“倒U型”關係，即有一個劉易斯拐點，此時勞動力由富裕轉為短缺。日本在1960年，韓國和台灣地區大致在1970年前後，分別到達劉易斯轉折點。目前，日本、印度、老撾、馬來西亞、伊拉克、以色列、敘利亞等亞洲國家的撫養比更是超過50%，已經渡過了人口紅利機會期，勞動力負擔較重。為應對勞動力短缺問題，各國推行的主要政策是：1. 加強教育與培訓。通過提高人口素質達到人力資本的提升，這是各國普遍推行的政策；2. 延長退休年齡或促進老年人口再就業。韓國的企業員工退休年齡為57歲、事業部門人員為60-65歲；台灣法定退休年齡已經提高到65歲；新加坡法定退休年齡已經從過去的55歲提升至62歲，2011年的調查顯示，55-64歲人口的就業率達到61.2%；日本實行老齡人口再就業政策，對僱用退休再就業人員的企業給予財政補貼，現時60-64歲仍在工作的達57%。中國、香港等地亦正在對提高退休年齡展開研究；3.通過移民或接收外勞。如香港的優才計劃、外地傭工政策，台灣對建造業、漁業、家庭看護等某些特定行業開放外勞，新加坡針對技術勞工的就業准證制度等。此外，通過以技術進步為核心的全要素增長率的提高，使經濟增長不再主要依靠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移民和外勞是人口結構調整、勞動力轉移的一項重要政策。人口在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遷移流動，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一系列因素釀成的。自從人類於10萬年前走出非洲，人口從此就再也沒有停止過流動。人口的遷移流動有利於世界人口的地理分佈和勞動力均衡。從亞洲整體情況看，1950-1960年間淨移入16.2萬人，此後一直變為淨移出，到2000-2010間淨移出共達160.3萬人。發達國家和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則有不同表現。就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於人口多、增長快、勞動力富餘，經濟欠發達，因而更多的成為人口輸出地，國家的政策大都傾向於鼓勵向外移民及輸出勞工，一方面可以減輕國內的就業壓力，同時還可獲得外匯收入，而對於外出務工人員來說則可掙得一份比國內豐厚得多的報酬。而發達國家或地區因其出生率極低，勞動力不足，特別是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自然成為吸引移民和外勞的目的地。表4中的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雖非發達國家，卻是海灣石油國，這些國家靠石油輸出變成了富國，其人均國民收入甚至超過許多發達國家，同時，石油的開採、冶煉以及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等均需要大量勞動力，從而使海灣石油國的國際遷移人口水平和政策與發達國家類似。表42005-2010年間國際移民較多的國家和地區（單位：千人）國家或地區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中國印尼菲律賓緬甸越南柬埔寨伊朗伊拉克淨遷出300029082000188412931233500431255186150對移民的看法滿意滿意太高滿意滿意滿意滿意滿意滿意太高滿意對移民的政策維持降低不干預提高不干預維護降低維持維持降低維持國家或地區阿聯酋沙特新加坡泰國科威特以色列日本香港馬來西亞澳門塞浦路斯淨遷入30771056722492278274270176845144對移民的看法太高太高太低滿意太高太低滿意—滿意—滿意對移民的政策降低降低提高提高降低提高不干預—維持—降低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0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0.Minami Ryoshin,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2, (1968),No. 3, pp. 380-402.Bai Moo-ki,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Korean Economy”, Developing Economies, No. 2, 1982, pp. 117-140. 20

亞洲國家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顯然，當今的國際人口遷移性質已經與早期有所不同，需要移民填補人口稀疏和墾荒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接納國更需要的是技術人才和富有者。因此，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成為國際移民的主流。對於勞工而言，無論是輸入國還是輸出國，政府的政策均轉向更多的關注保障勞工的權益，以及工作合同期滿後如何協助回國等問題。（三）人口的地區分佈、城市化與國內遷移一國或地區內的人口分佈受資源和環境的制約，同時還受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由工業化引致的城市化進程。在這個進程中，人口問題中的核心問題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城市人口日益增多，農村人口相應減少，從而導致人口的城鄉再分佈和地域再分佈。亞洲的城市化進程相當快速，除香港、澳門、新加坡完全是城市型國家和地區外，以色列、韓國等已經達到城市化的最高水平，哈薩克斯坦、蒙古、印度尼西亞已處於高度城市化。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老撾在過去十年間城市化率提高了超過10個百分點（見表5）。表5亞洲部分國家和地區城市化程度國家和地區2000年2010年增長政府政策農村到城市農村到農村城市到農村城市到城市進入城市群城市型國家和地區香港100.0100.00.00—————澳門100.0100.00.00—————新加坡100.0100.00.00不干預不干預降低不干預不干預城市化最高水平以色列91.491.70.30不干預不干預降低不干預不干預韓國79.681.92.30———維持降低汶萊71.175.74.60—————馬來西亞62.072.210.20降低不干預維持不干預降低伊朗64.269.55.30降低維持——降低日本65.266.81.60降低不干預提高不干預降低菲律賓58.566.47.90降低不干預不干預不干預降低高度城市化哈薩克斯坦56.358.52.20提高提高不干預提高提高蒙古56.657.50.90降低維持提高維持降低印度尼西亞42.053.711.70降低不干預不干預不干預降低中度城市化中國35.844.99.10提高不干預不干預不干預提高巴基斯坦33.237.03.80—————泰國31.134.02.90降低維持提高不干預降低緬甸28.033.95.90降低——維持降低老撾22.033.211.20降低不干預提高不干預降低低度城市化印度27.730.12.40降低維持提高維持降低越南24.328.84.50不干預維持不干預不干預維持孟加拉23.628.14.50降低——維持降低柬埔寨16.922.85.90降低維持提高不干預降低斯里蘭卡15.715.10.60提高——維持提高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102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年。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Policies 200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0.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城市化的人口變動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城市中心區人口激增，人口密度迅速提高，住宅和環境問題突顯；第二階段是大城市人口郊區化，在城市工作的人口向市郊或周邊衛星城鎮分散居住，形成早進晚出的鐘擺式流動，交通成為首要問題；第三階段是市 2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區衰退，大城市人口開始減少，小城鎮開始繁榮。目前韓國、日本正處於第二階段。對於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國家和地區來說，國內遷移的人口政策重點是向城市集聚，如中國正逐步放鬆城鄉戶籍管制，鼓勵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向城市。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國家則轉為解決人口分佈“過密”和“過疏”的兩極問題，日本從1962年至80年代末，為了縮小地區間的差異，防止城市過大化，促進地區間的均衡發展，先後五次制定《全國綜合開發計劃》，針對東京“一極集中”的問題，通過指定新產業城市和工業特區，分散工業佈局，以實現多極分散的目標。韓國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每十年編制一次《國土綜合開發規劃》，大力發展南部新城市建設，形成新的增長極，分散原有中心城市的職能，並在首爾等大中城市周邊發展衛星城，疏導人口梯次向周邊分散。印尼在20世紀70年代的“黃金10年”發展期，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但又極度不平衡，僅佔全國陸地面積7%的爪哇島集中了全國人口的近70%。為均衡發展，政府制定人口分散計劃，設定新移民區，除在這些區域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外，還實行投資優惠政策，吸引國內外投資，並在新安置區給移民提供住房和土地，以及一定數額的遷居費。但由於其後國際經濟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特別是周邊國家的激烈競爭，國際資本對印尼的投資減緩，移民政策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四）出生性別比與婚姻擠壓性別結構是最基本的人口特徵之一。反映新生嬰兒結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是其他人口性別結構的基礎。有資料顯示，在自然狀態下，也就是沒有人工干預的狀態下，嬰兒出生性別比約為105（女嬰=100）。從全球範圍看，二戰結束以來的出生性別比，非洲是104，略為偏低，其中東非、中非和南非更低，為103；歐洲和大洋洲長期維持在106；南、北美洲均為105；亞洲偏高，逐步從106提高到目前的109，並一度達到110，其中東亞最高為118、南亞為107、西亞為106、東南亞為105、中亞為105。中國在本世紀出生性別比全球最高，2000-2005年間為121，2006-2010年間為120；其次是韓國，整個觀察期內從107上升到110；印度由106上升到108；香港、伊拉克、哈薩克斯坦、和新加坡一直保持在107的水平。而科威特、蒙古和沙特阿拉伯則最低，長期停留在103的水平（見圖2）。圖2亞洲部分國家和地區出生性別比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Volume Ⅱ ,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1. 22

亞洲國家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亞洲地區的高出生性別比通常被歸為三項因素：女嬰漏登記、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和極高的女嬰死亡率。而歸根結底是傳統文化與現實經濟制度的雙重動因，在人口控制政策下演化出“男孩偏好”的結果。由此而帶來的社會危害不容忽視：一是女嬰生命權受到威脅，重男輕女的偏好導致以淘汰女性胎兒的選擇性人工流產和溺棄女嬰行為頻繁出現，女嬰生命安全受到嚴重損害；二是“婚姻擠壓”，隨着女性進入婚齡，人口相對不足造成婚配人口比例失衡，最終產生由性別比差異而剩餘的男性“光棍”。男性剩餘和新娘供不應求的局面不僅無助於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反而會誘發性犯罪、販賣人口等更多社會問題。《光棍：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意義》一書更是認為，婦女的缺乏將導致這樣一種局面：擁有金錢、技能和受教育優勢的男子可以結婚，而沒有這些優勢的男子卻結不了婚，他們在社會經濟底層形成一個光棍階層。在中國和印度，到2020年，光棍將佔年輕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這些處於社會底層的年輕成年男子，會通過暴力和犯罪的方式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甚至還有人誇張地說：“到2020年，中國的光棍很有可能會認為，發動戰爭並在光榮的大義下死去是很有價值的。”亞洲出生性別比較高的國家和地區紛紛採取措施，以期對這種比例失調進行糾正：1.通過立法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韓國制定了《婦女發展法案》（1995年）、印度制定了《教徒繼承法》（1956年）、《嫁妝禁止法》（1961年）、中國制定了《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1992年）等，通過財產繼承、婚姻自主等多個方面保護女性的基本權益，以此推動性別平等；2.設立婦女發展機構，幫助和促進婦女在各個領域的發展。韓國成立性別平等部、印度設立中央社會福利局以及地方設婦女教育或福利理事會、中國設有婦女聯合會，通過協助制定性別平等政策、糾正性別歧視、開展婦女教育培訓、幫助困難婦女兒童等，促進婦女參與社會發展、提高社會地位；3.運用法律手段，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行為。中國、台灣、韓國、印度等國家和地區都頒佈了相應的法例和處罰規定。結語亞洲的人口問題複雜，表現在人口多、增速快、年齡構成輕、人口密度高、分佈不均衡，但部分國家（地區）的生育率持續下降、老齡化程度高、人口轉變過程急速、勞動力短缺、出生性別比失衡，國家（地區）間的差異性極強。世界各地產生的人口問題，在亞洲均有體現，有些還相當突出。戰後最早制定和實施人口政策的國家在亞洲，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隨即加入實施人口政策的行列。無論是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還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人口政策都有以下幾個共同特點：1.不是單純地局限於狹義的生育政策範疇，而是在人口政策的多個領域均有所作Das Gupta, M., “Gender bias in China, South Korea and India 1920-1990”, Development and Chang, No. 30, (1999)pp. 619-652.《2020年中國3000萬光棍將威脅社會安全》，鳳凰網，2007年1月12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701/0112_17_62328.shtml 2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為；2.在生育政策方面一改戰前不干預的政策，紛紛制定了調控人口增長的政策，控制人口總量和過快增長一度成為調控人口政策的主流；3.人口政策的制定充分注意到人口變動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目的是通過人口調控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4.在人口政策中充分強調婦女的平等與社會地位，倡導婦女參與社會事務，促進婦女的全面發展；5.人口政策的制定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傳統習俗和宗教觀念的束縛，有助於科學認識生育、性別等人類自身繁衍的問題。積極的人口政策是政府調控人口演變的措施，不干預政策也是政府的一種態度。人口政策的設計需要與家庭、社會以及其他各項經濟社會政策相互協調、共同作用才能達至目標的實現。嚴格的限制政策能夠有效地對人口實施控制，例如可以禁止人口的出生或遷移；但鼓勵性政策則缺乏強制性，而且不可能有強制性，當人們不再願意生育時，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強迫人們生育，現時不少國家和地區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1.5，屬於嚴重偏低，許多國家都嘗試通過鼓勵措施使生育率重返維持人口更替水平，但均以失敗告終。人多、人少，哪些人多、哪些人少，哪裏人多、哪裏人少，均是相對的概念，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有着不同的解釋和特殊的意義。20世紀中葉以來的，各國人口政策所發揮出來的效應也已逐步彰顯。未來的走向則需要對人口的發展變動有一個科學預測和判斷，並及早加以引導和調控。[責任編輯劉景松]Demeny P., “Pronatalist Policies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Patterns,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 Population andDevelopment Review, 1986, No. 12, p. 335. 24

• 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 •• 主編寄語 •慈善，是一個社會的“良心”和“良知”，一個社會如果到處氤氳著慈善的氛圍，便如同陽光鋪滿大地，讓人感到絲絲的溫暖。本期出版時，欣逢澳門著名華人慈善機構──同善堂創建120周年，這真是一件值得祝賀和紀念的大喜事。與內地、台灣、香港之善堂及慈善發展研究比較，在研究力量、資料整理、成果出版等方面，澳慈善史研究仍然比較薄弱。關於同善堂的歷史文獻、發展歷程、重要貢獻、主要人物等問題，其系統開發與研究仍然不足。這與同善堂的社會貢獻和歷史地位、與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不相適應。有見及此，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於2012年6月去函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崔世平博士，建議雙方合作舉辦相關學術會議，以紀念同善堂的光輝歷程，緬懷同善堂領袖的慈善業績，宣導同善堂濟世為懷的慈善理念，推動澳門慈善事業的發展。同時，為今後同善堂的資料整理、學術研究奠定基礎。此函得到崔博士的熱烈回應。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10月20日，在同善堂創建120周年前夕，同善堂值理會、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於同善堂中學禮堂聯合舉辦了“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學術座談會”。是次座談會就“同善堂創建與發展”、“近代華商與同善堂”、“同善堂與澳門慈善事業”等議題展開討論。這是同善堂第一次與學術機構合作，對該堂發展史作深入發掘和討論，也可以看作是有關澳門慈善史研究的首次學術會議。八位來自內地、香港、澳門的長期研究澳門慈善史的學者和同善堂值理、澳門相關社團負責人以及同善堂中學學生共110人出席了座談會。同善堂值理會主席許世元先生、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教授蒞臨會議並作重要講話。針對同善堂研究的薄弱環節，此次會議基本採取“命題作文”形式，由主辦方圍繞會議主題，根據學者的研究專長而確定研究題目，因此學者提交的論文針對性與專業性較強，涉及同善堂創建的歷史背景、同善堂章程的內容與特徵、成立之初葡人社會對同善堂的觀感、同善堂的文化傳承與教化功能、近代著名華商領袖與同善堂、同善堂的歷史貢獻與影響等等內容，具體包括：《關於現存同善堂檔案文獻的幾點看法》（湯開建）、《葡人眼中的同善堂》（金國平）、《粵港澳視野中的同善堂》（游子安）、《同善堂的歷史貢獻及其影響》（林廣志）、《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梁佳俊）、《高可寧與同善堂》（黃雁鴻）、《崔德祺與同善堂》（趙殿紅）、《同善堂章程的內容及其特色》（張中鵬）等。上述論文材料豐富而新穎，議題集中而深入，為澳門學界關於同善堂的發展歷程與社會影響的首次集中呈現。經過討論，學者們普遍認為，同善堂作為澳門最早、最具影響的慈善團體之一，其歷史貢獻和影響包括奠定了澳門現代慈善事業的基礎，推行“聖諭”教化與傳承中國文化，澳門早期華人社團自治的典範，推動了澳門醫療事業的發展，發揮了擬政府的社會救濟功能，促進了華人社會的和諧進步等等。茲將是次座談會的論文揀選刊發，以饗讀者。執行主編林廣志 25

• 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 •同心濟世善氣迎人──在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許世元各位教授、各位學者，各位嘉賓、各位傳媒界朋友：為紀念同善堂成立120周年，宣導“同心濟世”的慈善理念，推動澳門慈善事業的發展，我們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辦今天的座談會，承蒙各位撥冗光臨，首先請讓我代表同善堂値理會同仁向各位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今天舉行的“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座談會”是本堂慶祝120周年系列活動中最具總結歷史、開拓未來意義和作用的聚會。非常榮幸邀請到各地對同善堂歷史文獻素有研究的專家、學者作專題學術發言、參與交流座談，共同探索“同心濟世”的真諦，推動慈善事業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實現新的飛躍，這是對120周年堂慶的一份珍貴獻禮，是一件大喜事。同善堂自成立的百多年來，無論和平時代或動蕩環境中，歷屆值理同仁一直默默耕耘，在精神上、物資上幫助有需要的人士。不同時期中，服務項目、形式內容雖各有不同，但“同心濟世，善氣迎人”的宗旨卻始終堅持不變。有平淡無奇、持之以恒的，也有震動社會、撼動人心的服務。使人最為難忘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數十萬難民蜂湧到達澳門，當中不少人流離失所，飢寒交迫；有的難抵飢餓的煎熬，搶去路人正吃着的麵包或糕點，即放入口中狼吞虎嚥；更為悽慘的是，有人拿兩根樹枝在路邊的糞便中挑揀未被消化的粟米粒，到附近的水氹清洗後嚼碎狂吞，情境慘不忍睹。相信年過七十的人對此還記憶猶新，但年青一代可能對此難以理解，以為在講笑話。就是在抗戰後期的苦難日子裏，同善堂爭取各界支持，每日派粥兩次，每次派八千多份，還設“難童餐”，當時不少人因此而免被餓死。後來領過救濟粥的人，戰後生活改善了，不少還定期或不定期向同善堂捐善款，以回饋社會。回憶或知道這些點滴往事，實在發人深省，“同心濟世”的社會意義亦讓人得到啓發。其實，同善堂百多年來慈善服務情況在記憶中實在不少，只不過未有重視建立檔案。對於這些有利於樹立守望相助精神，有益於世道人心、促進社會安定和諧的事，若只有感性認識而沒有作歸納、提升，實有如“入寶山空手回”之感，實感可惜。為了令這些有豐富內涵的東西以及“同心濟世”的精神世代承傳、弘揚光大，我們期望通過今次學術探討、座談交流，能夠對同善堂的發展歷程、各個時期的服務狀況作出系統的記錄和分析、評價，以供後來者學習、參考，這是非常必要的。今天難得有眾多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探求“同心濟世”的真諦。我們深信，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同善堂服務社會，服務人群的精神定必得到有效的傳播和發揚。此外，我們亦希望通過大家的努力，集思廣益，將本堂珍貴的歷史資料整理好，以系統化、數碼化收錄，豐富本堂歷史館藏，為承傳、弘揚“同心濟世，善氣迎人”的精神，為推動和拓展中華慈善事業盡一分心力。最後祝在座各位厚德載福，身心康泰！[ 責任編輯陳子夏]作者簡介︰許世元，澳門同善堂值理會主席。 26

• 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 •紮根澳門服務社會──在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趙偉尊敬的同善堂許世元主席、崔世昌副主席、崔世平副主席，各位值理、各位嘉賓、各位學者：早上好！今年是兩岸四地著名慈善機構──澳門同善堂創建120周年。首先，我在此向同善堂上下同仁致以熱烈祝賀！也對蒞臨同善堂和澳門大學主辦的“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座談會”的各位嘉賓學者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兩個甲子以來，同善堂秉承“同心濟世，善氣迎人”的宗旨，為澳門慈善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成為澳門最具影響力的慈善團體之一，在兩岸四地乃至海內外具有廣泛影響。今天的座談會，將就“同善堂創建與發展”、“近代華商與同善堂”、“同善堂與澳門慈善事業”等議題展開討論，希望通過學術力量，推動澳門慈善及社會事業的發展。同時，也為今後同善堂及澳門慈善事業的學術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同善堂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慈善機構之一，而澳門大學是澳門最具規模的大學，兩者都是屬於澳門的。作為澳門本地國際化、綜合性的公立大學，澳門大學不但着力為澳門培養各方面的優秀人才，更責無旁貸肩負起對澳門的社會責任，參與推動澳門社會的蓬勃發展。在這方面，澳大還要進一步學習同善堂服務社會、濟世為懷的無私精神，繼續力服務澳門社區。尤其是澳大新校園投入使用後，將開辦適合本地在職人士持續進修的多元化課程，與澳門其他兄弟院校及醫院共用先進生化醫學設備，在不影響師生學習的情況下，向澳門市民開放新校園圖書館、文化中心、體育中心等大型服務設施等，努力強化澳大和澳門社區的聯繫，達致社會資源共享。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從慈善事業到教育事業，其核心價值都是“以人為本”，從這一點而言，澳門大學和同善堂的目標是互相契合的。目前，澳門大學透過專業教育、通識教育、研習教育和社群教育的四位一體教育模式，努力創建一所具有區域特色、高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學。通過這次與同善堂的合作，我們相信除了可以協力推動澳門慈善事業的發展，也有利於構建澳大本身努力打造的全天候、多方位的全人教育模式。展望未來，澳大希望繼續與包括同善堂在內的一批長期紮根澳門、服務澳門的機構團體加深瞭解、擴大合作，共同為澳門經濟的繁榮穩定、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心力。最後，預祝這次會議圓滿成功，也祝願澳門的明天更加美好！[責任編輯陳子夏]作者簡介：趙偉，澳門大學校長。 27

• 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 •葡人眼中的同善堂金國平[摘要]澳門同善堂，是一間以中國內地源遠流長的慈善文化為參照模式而建立起來的民間慈善機構。澳門雖係彈丸蕞爾之地，但其慈善公益活動卻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澳門有三大古老慈善團體，即仁慈堂、鏡湖醫院慈善會和同善堂。關於同善堂的各類研究與論述可謂汗牛充棟，但葡萄牙人如何看同善堂？這一問題似乎還未有人涉足。澳門歷史研究泰斗文德泉蒙席對同善堂讚譽極高：“華人慈善社團同善堂（Tong Sin Tong）由華人設立。它所展開的救助活動為華人社團大增光彩。”著名歷史學家白樂嘉也多有稱讚：“該組織由一批中國紳士在澳門成立，通過自備資金和基金會的大量資助，做了出色的工作。”[關鍵詞]葡萄牙人華人澳門同善堂清同治、光緒年間，嶺南地區善堂如雨後春筍。宣統《東莞縣志》載曰：“善堂之設，創於近代，各府州縣皆有之。而廣州愛育善堂，其規模之大、積儲之厚、捐輸之廣、施濟之宏，有前此所未有，偶有災荒、賑濟平糶，一呼即應，其惠幾遍於全省。”澳門同善堂，正是一個以中國內地源遠流長的慈善文化為參照模式而建立起來的民間慈善機構。同善堂的葡語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Beneficência Tung Sin Tong”，今年是她120年周年華誕。澳門雖係彈丸蕞爾之地，但其慈善公益活動卻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澳門有三大古老慈善團體，即仁慈堂、鏡湖醫院慈善會和同善堂。據知，早在隆慶二年（1568），居澳葡人便按照葡萄牙國內的形式和海外擴張的具體需要，設立了澳門仁慈堂，是為澳門歷史最悠久的慈善機構，至今仍在運作。然而她所開展的各項慈善活動僅限於天主教教徒間的濟貧、診療等，並不惠及華人社會。因而，澳門社會雖從隆慶年間起，便存在慈善活動，但華人社會的慈善機構則產作者簡介：金國平，葡萄牙中國學院澳門研究中心研究員。宣統《東莞縣志》，卷19《建置略》，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8年，第665頁。同善堂官網的葡語名稱為“Associação Beneficência Tung Sin Tong”，正確的寫法應該為“Associação deBeneficência Tung Sin Tong”。Leonor Diaz de Seabra, 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séculos XVI a XIX): irmandade poder e caridade na idade docomérci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Porto: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11；林韻薇︰《澳門“仁慈堂”名稱芻議》，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2007年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17-128頁。考慮到與中國官方的關係，僅收治準備移交中方的犯人。 28

葡人眼中的同善堂生於晚清，其佼佼者乃是鏡湖醫院與同善堂。同善堂的創立宗旨為“同心濟世，善氣迎人”，作為民間慈善機構，與鏡湖醫院齊名。正式成立前，同善堂原稱“同善別墅”，為一創建於光緒十四年（1888）的行善組織，其宗旨為“本墅辦理贈醫施藥以及宣講善書，俱係方便於人，不受人家銀兩之事”。直至光緒十八年（1892），才正式向澳葡政府注冊登記。1893年2月25日的《澳門地捫憲報》上刊登同善堂創立的消息。《倡建濠鏡同善堂總例》的簽署日期是光緒十九年正月初五日（1893年2月21日）。其創辦之初，由“善士捐資，以送時症丸散、贈醫、宣講、送書、敬執字紙”。自成立之日起，便濟貧救苦從無間斷。如今發展到提供多元化服務，其主要服務包括助貧施濟、贈醫施藥、免費教育、免費托兒及緊急救援等項。關於同善堂的各類研究與論述可謂汗牛充棟，如游子安和黃雁鴻的研究。但葡萄牙人如何看同善堂？這一問題似乎還未有人涉足。同善堂的成立引起了葡萄牙社團及政府的注意，他們知道這是一個慈善醫療機構。“因此，澳門的慈善家成立了稱作‘同善堂’的慈善機構，提供醫療援助”。葡語版《鏡海叢報》1893年12月19日號登載：“這一慈善機構（鏡湖醫院）設立的宗旨為有裨於大眾，慈悲憫人，且屋宇寬敞雄偉。似乎近有失眾孚，事因我等聽聞數名華籍要人對其批評不絕於耳，且對其司理多有病詬。日前，我等曾目睹議事亭前地隆重開張一新慈善機構──同善堂（Tum Sin Tong）。其設幾與鏡湖醫院（hospital china）分庭抗禮。其主旨為登門或在慈善機構樓內救治貧病，施醫（dando consultas medicas）贈藥（distribuindo gratuitamente medicamentos）”。漢語版的文字是：“醫院者，乃為貧病而設。故好善之士，多解囊樂助，以成美舉。其首要在有實惠於病人，方不負設院本義。夫使有為善之名，而無為善之實，則不如勿設，以省無益之資矣！若鏡湖醫院者，實無益於貧病，而徒有其名者也。請略言之……如此辦法，誠無益於貧病者也。所以澳中善士，又多立一同善堂以醫人，職此故也。”“日前，我等曾目睹議事亭前地隆重開張一新慈善機構──同善堂”，這一信息很重要。這說明，雖然同善堂於1892年12月2日提交了申請，但在一年後，即1893年12月才正式開張。或許是當局的審批耽誤了近一年時間，或許是實際上已經以“同善別墅”之名在運作。關於“同善”之名的意義，可見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37-138頁。本書以其《清末民國澳門慈善組織同善堂與華人社會研究》（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為基礎。毫無疑問，黃著為目前同善堂研究中最好的專著。其顯著的特點之一便是發掘了大量庋藏於澳門歷史檔案館的中葡原始檔案資料。關於“同善別墅”，可見《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第146-151頁。《華政廳批准同善別墅開設醫堂講堂》（光緒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陳樹榮主編：《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澳門：同善堂值理會，2002年，第76頁。澳門歷史檔案館（里斯本澳門科學文化中心副本）：Fund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processos 1232 a 1279,-Processo 1275: Pedido feito por vários chineses da autorização para estabelecer nesta cidade uma casa de beneficênciadenominada “Tum Sin Tong” e apresentam os respectivos estatutos, 2 de Dezembro de 1892.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第212頁。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96-298頁；游子安：《近代澳門地區的慈善事業與教化──以同善堂等為例》，李長莉、左玉河主編：《近代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32-442頁。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A nosologia em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Vol. II (1976), p. 309.關於《鏡海叢報》的葡語版與漢語版之間的關係，可見金國平︰《“鏡海叢報”之主筆考──孫中山先生隱瞞與鏡湖醫院華人之衝突試析》，李向玉主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理工學院，2012年，第231-243頁。《鏡海叢報》（澳門），葡語版，1893年12月19日第23號，第2頁。《鏡海叢報》（澳門），漢語版，1893年12月19日第一年第二十三號，第1頁。 2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其設幾與鏡湖醫院分庭抗禮”，透露出這兩個機構是競爭對手。事實也是這樣。換言之，“在公益服務活動範圍、方式、受益對象以及慈善理念等方面，同善堂與鏡湖醫院幾乎是重合的”。這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見到的葡語報紙對同善堂最早的提及。我們想，如果系統地爬梳當時的葡文報刊，有可能發現更多的資料。作為第一階段的工作，可以首先篩查1893年至1910年的定期出版物。此外，漢語版的《鏡海叢報》於1895年11月20日第二年第25號刊登了一則告白：“寅啓者：敝堂蒙各善信捐助開辦以來，除年中經費之外，積有六千餘元，茲將該項買受本澳草堆街門牌第九十一號鋪一間，火船頭街第三十九號、四十一號、四十三號、四十五號四間，二共需銀六千餘元，布告同人，俾知其事。至於保產會及施棺木抬工會，已蒙善信捐助，亦經開辦，待各緣部繳齊，匯存置業，務使貧人永賴，免辜善信慈心。光緒廿一年十月初一日，澳門同善堂謹啓。”“在文化隔閡存在較深的社會環境下，澳葡政府不會直接參與華人社群事務，當有需要時，往往會以間接的方式，資助同善堂和鏡湖醫院，讓這兩個機構去承擔主要的華人社會福利工作。”因此，在葡萄牙人管治期間，由於文化和語言的巨大障礙，他們無法有效地管理華人。除了政府的專門職能機構華務廳外，他們還需要華人本身的社團輔助治理，尤其是華人的慈善與救濟。因而同善堂應運而生，發揮了積極作用，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應。“與澳葡政府的關係開始緊密，葡人對善堂的事務也多有干預，法定地位確立；由於法定地位確立，同善堂承擔了更多社會事務，賑濟對象也不再局限在華人圈子，由封閉式的互助賑濟組織發展至綜合性的慈善組織……”。所以，同善堂歷來得到澳門政府的重視。1952年夏，葡萄牙海外部長羅瑟文在巡視澳門期間，為了解華人社會情況，專程拜訪了同善堂。“在這個華人慈善機構（同善堂）中，部長、澳門省總督及其一行受到了以Wong Chông 為値理會主席的値理會成員的歡迎。”歷史研究泰斗文德泉蒙席對同善堂讚譽極高：“華人慈善社團同善堂（Tong Sin Tong）由華人設立，它所展開的救助活動為華人社團大增光彩。”著名的歷史學家白樂嘉也多有稱讚：“該組織由一批中國紳士在澳門成立，通過自備資金和的基金會的大量資助，做了出色的工作。”總而言之，同善堂對澳門公民社會的推進，正如黃雁鴻指出的那樣：“同善堂的成立，提早結束了澳門華人的宗族賑濟型態，走向保留了宗族特色、集中華人之間的互助，這種互助性質同時執行了西方福利主義全民共濟宗旨，是一種不分地緣血緣，幫助所有華人的公共援助。這種中西方特色兼備的慈善組織，在發揮華人社群之間的動員和互助精神之後，能於特定的環境和事件中，因為在社群中的地位，擔當華人社群和主政者交涉的角色，故此同善堂的發展過程，和澳門巿民社會的發展經過是亦步亦趨的。”[責任編輯陳子夏]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頁。《鏡海叢報》（澳門），漢語版，1895年11月20日第三年第十八號，第6頁。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第260頁，第271頁，第263頁。Monografia da visita do Ministro do Ultramar a Macau de 18 de Junho a 1 de Julho 1952, Macau: Repartição Centraldos Serviços Económicos, 1952, p. 270.“A medicina em Macau, A nosologia em Macau”, Imprensa Naciosal, Vol. II, p. 196.José Maria Braga, Macau: a short handbook, Macau: Information and Tourism Dept., 1970, p. 42. 30

• 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 •粵港澳視野中的同善堂游子安[摘要]慈善團體的公益服務，體現了中國“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澳門文化的核心內容，是中西合璧及守望相助的人文價值，因此澳門的民間慈善機構，也應成為“澳門品牌”的組成部分。粵港澳同善堂多成立於同治、光緒年間，以紳商成立為主，地方政府給予支持。清末以來，粵港澳慈善團體較知名的有九大善堂、東華三院、保良局、鏡湖醫院和同善堂，它們在當地開展各種慈善和教化工作。1949年之後，廣東慈善團體逐步裁併並由政府社會福利事業所代替。澳門同善堂的善業延續至今，成為粵港澳歷悠久的慈善組織。[關鍵詞]廣東香港澳門同善堂引言“同心濟世，善氣迎人”，這幅掛在澳門同善堂大門的對聯，點出善堂創辦的宗旨，發揚光大至今。北京中華世紀壇的歷史長河銅甬道，記載着“1892年澳門慈善機構同善堂創辦”。何謂“同善”？意即與其獨善，不如與人同善，把善事推而廣之，以達致天下同善。善舉善團顏曰“同善”，明清以來甚夥。善書編刊者稱“同善之士”；慈善組織有同善會、同善倉；善書有稱《同善錄》。題為《同善錄》的善書最少有兩種，一為錢塘李承福所編，一為崇川徐起霖纂輯。崑山徐秉義為徐起霖《同善錄》作序，認為：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是為同善；君子之於善也，取同不取獨；一士之善，不如千人之善也；千人之善，不如天下之善也。除了中國內地善堂顏曰“同善”，海外稱同善之善團者所在多有，如吉隆坡同善醫院成立於1881年。光緒二十年（1894）新加坡同善堂成立，大門柱聯題曰：“同覺同知同覆載，善言善作者簡介：游子安，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暨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哲學博士（歷史）。此聯立於1923年，同善堂內還有多幅“同善” 對聯，及題曰“同心辦事，善以為寶”的花盆等。陳樹榮主編：《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澳門︰同善堂值理會，2002年，第87-88頁。[清]李承福編：《同善錄》，另題《與人同善錄》，是書有康熙五十七年序，見《福壽寶藏》本。咸豐三年馮福基序言提及此書12卷，“字凡六十四萬有奇，誠善書之淵海也”。[清]徐秉義：《同善錄序》，《同善錄》，康熙三十二年，道光五年徐宗斡補刻本，北京圖書館藏。 3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行善身心”。近400年來的慈善事業，有兩段時期尤其値得注意：明末清初時期及清代同治、光緒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然而，較多學者重視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慈善事業史，近年才逐漸重視港澳地區慈善事業史。要了解同善堂，除了分析澳門社會與歷史背景外，還要從三個角度與脈絡去探討：明清時期善堂傳統；澳門中西慈善文化之交融；嶺南地區善堂文化的兩個系統（包括珠三角及潮汕地區）。其中潮汕地區善堂以大峰這位高僧為“善神”，善堂之分枝更擴散至泰、馬華人地區。同治年間，潮陽城東建棉安善堂、汕頭設立存心善堂，各地聞風仿效，善堂設立如雨後春筍。林悟殊指出：“明末清初在廣東潮汕地區興起的民間慈善機構──善堂，到了二十世紀上半世臻於鼎盛”，“其中聲譽最為卓越著（名）的，莫過於汕頭市存心善堂。”十九世紀末，大峰崇拜由潮汕傳入泰國，供奉其聖像的泰國華僑報德善堂，則成了一所頗具規摸的民間慈善機構。澳門雖然只是蕞爾之地，卻保留不少善堂。以嘉善堂為例，據《澳門憲報》登載其條款稱：“氹仔創設行善公會，名曰嘉善堂”，“本堂原合善士捐資，為送藥劑丸散，贈醫宣講、送善書、執字紙等事起見”，“本堂所有善士經捐至少五元，為本堂股友”，“除送丸散、執字、贈醫宣講等費外，倘有盈餘，然後集眾酌加善舉，必須一事辦妥，方可再舉，免至混淆”，“本堂管賬所有經理賬目，一年之內必須開列清心單一紙，在武帝案前焚化，以表清白。”又如葡萄牙耶穌會士賈尼路（1516-1583年）主教於1568年建立的仁慈堂，其後開辦澳門第一所西醫醫院和第一所孤兒院，服務澳門四個世紀，至今仍是一所以葡萄牙天主教徒為主的慈善機構，近年只剩下老人院和盲人中心兩項主要服務。仁慈堂不僅是澳門最古老的慈善機構，也是西方在中國歷史最悠久且延續至今的慈善團體。粵港澳三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地緣，人脈互通，在文化上是同根同源；在地域上來說是嶺南文化的組成部分，如涼茶、粵劇，是廣東、香港和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主要就時代背景及慈善活動內容兩方面，探討同治、光緒年間同善堂等粵港澳善堂之建立及其意義。一、同治及光緒年間建立之粵港澳善堂港澳東華醫院、保良局和同善堂等慈善團體的成立，以中國內地善堂為參照模式。道光庚子新加坡同善堂別稱東陵觀音堂，奉觀音、玉帝、關帝、孔子等仙聖，2012年7月22日考察所得。熊燕：《九善堂與清末民初廣州社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華南研究會合編：《經營文化：中國社會單元的管理與運作》，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999年。松田吉郎：《明清時代華南地域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第207-215頁。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五章第一節及第五節。黃艷：《晚清時期省港民間慈善組織之比較》，《嶺南文史》（廣州），2003年第3期。馬希民、陳雲編：《潮汕善堂大觀》，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林悟殊：《潮汕善堂文化及其初入泰國考略》，《海交史研究》（泉州），1997年第2期，第82、84頁。案：汕頭存心善堂為1949年前汕頭五大善堂之一，始建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祀奉大峰祖師、玄天上帝。1951年起停止活動，2003年經汕頭市市長同意恢復作為汕頭慈善總會分支機構，在汕頭市擇地重建。林悟殊：《泰國大峰祖師崇拜與華僑報德善堂研究》，台北：淑馨出版社，1997年，“引言”，第6頁。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第302-304頁。董少新：《賈尼路與澳門》，《澳門雜誌》第29期，2002年8月。有關仁慈堂歷史及其文獻，可參考董少新：《澳門仁慈堂章程（1627）的初步研究》（上下），分別載於《澳門雜誌》第34 期及第35期，2003年6月、2003年8月。 32

粵港澳視野中的同善堂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及後清朝70多年飽受內亂外侮之困。太平天國亂事平定後，民生疲弊，善堂作為救濟與教化兼備的團體日受重視，官府也視之為民政輔助的機構。江浙一帶與沿海商埠的善堂所辦的善舉漸趨綜合性，包括施藥、種痘的醫療事業，施棺、義莊的助葬事業，流氓、育嬰的收容設施，燬淫書、惜字、義學、宣講、散發善書等社會教化活動。如光緒四年（1878）天津設廣仁善堂，除了義學、施醫、施棺之外，“且收養無業小童，教以工藝，織有籐器，刻有善書出售”，這類“善堂工藝所”雖然規模有限，但並兼教化與施濟兩方面的功能。廣東地區善堂於同治、光緒年間明顯增加，宣統《東莞縣志》云：“按善堂之設，創於近代，各府州縣皆有之。而廣州愛育善堂，其規模之大、積儲之厚、捐輸之廣、施濟之宏，尤前此所未有，偶有災荒、賑濟平糶，一呼即應，其惠幾遍於全省。”而粵、港、澳三地於1871年前後，創辦愛育善堂、東華醫院及鏡湖醫院，更是饒有意味。三地善堂創建，舉隅如下：咸豐四年（1854），（粵）潤身社建立；同治九年（1870），（港）東華醫院奠基（1872年落成）；同治十年（1871），（粵）愛育善堂建立、同治十年（1871），（澳）鏡湖醫院倡辦，光緒四年（1878），（港）保良局成立；光緒十六年（1890），（粵）兩粵廣仁善堂建立；光緒十八年（1892），（澳）同善堂成立；光緒二十五年（1899），（粵）方便醫院建立。《廣州市志•民政志》載：“清代廣州一些商紳人士，通過募捐集資，興辦善堂、善院、善社等慈善團體。咸豐四年（1854），建立潤身社，為廣州最早的善社。同治十年（1871），建立愛育善堂，為廣州最早的善堂。光緒二十五年（1899），建立城西方便醫院（原稱方便所），為廣州最早的善院。據不完全統計，至宣統年間，先後曾建有善堂、善院、善社四五十所”，“在眾多的善堂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是相傳的‘九大善堂’。據記載，每個年代所指的‘九大善堂’都不盡相同，民國十八年的‘九大善堂’，是指在清代建立的城西方便醫院、潤身善社、愛育善堂、崇正善堂、惠行善院、述善善堂、廣濟醫院、廣仁善堂、明善善堂”。九善堂是清末在廣州興起的九個民間慈善組織的總稱，大多分佈在西關工商業繁盛之地。宣統《南海縣志》記述愛育善堂仿照上海普育堂而設：“……粵之有呼善堂，此為嚆矢，自是而後，城鄉各善堂接踵而起，吾粵人之好善可風信已。鍾運司撰《愛育堂碑記》云，同治辛末之春，搢紳鍾覲平、陳次壬等縣稟、以興建善堂為請，蓋仿照上海普育堂而設也。詳閱所擬條規，如宣講聖諭、開設義學、施棺贈藥、贍老恤嫠、以及棲養廢疾，諸大端，縷晰條分，法良意美，誠勸善之先聲、濟人之首務也”。再以方便醫院為例，設於廣州城西高崗。原名城西方便所，光緒二十五年（1899）建立，善務包括贈醫藥、施棺木、賑救災荒，被譽為“華南最大的慈善團體”。《全粵社會實錄初編》記載其成立背景：“光緒甲午年時症流行，慘不忍見。時有善士吳玉階、鄧熙琴、黎桂詵……等在高崗設方便所一間，收留疫症病人留醫，一時四方稱之，謂該所作善駕乎愛育、廣濟之上。”又如崇正善堂，位於廣州城西關十一甫，以贈醫小兒、贈種洋痘、宣講聖諭善書、拾字紙、平糶，及一切善舉為宗旨。鄭觀應：《盛世危言•善舉》附錄楊然青茂才《論泰西善堂》，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1頁。宣統《東莞縣志》，卷19《建置略》，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8年，總第665頁。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州市志》，卷10《民政志》，廣州出版社，2000年，第489頁。宣統《南海縣志》，卷6《建置略•愛育善堂》。《全粵社會實錄初編•方便醫院》（1910年印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清代稿鈔本》第1輯第50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頁，總第234頁。《全粵社會實錄初編•崇正善堂》，《清代稿鈔本》第1輯第50冊，第1-2頁上，總第241頁。 3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同治、光緒年間，澳門兩大華人慈善團體先後成立：同治十年（1871）鏡湖醫院倡辦，並以此為華商聚集議事的地方；光緒十八年（1892）則有同善堂成立。此外，還有光緒十九年仁濟社設立，光緒二十六年（1900）氹仔嘉善堂創設，論者認為“由澳門紳商組成的社團，實際上就是這一時期崛起之華人勢力在澳門社會一種力量的表現”。澳門的慈善機構，可說與香港慈善團體同步發展。東華醫院於同治九年（1870）奠基，是一個跨血緣、地緣、業緣的慈善組織，也是香港、中國內地及海外華人的溝通媒介。而與東華醫院並稱“東保一家”的保良局，於光緒四年（1878）成立，以遏拐風而保護婦孺，保赤安良，倡議成立此局者亦曾任東華醫院總理。九龍樂善堂則於光緒六年（1880）之前創立，初期善務主要是贈醫施藥和設塚助殮。丁新豹指出︰“粵、港、澳三地地域相連，人脈互通，關係異常密切”。愛育善堂、鏡湖醫院及東華醫院“基本上是由商人創辦的，而且有若干倡建人是共通的”。如光緒十六年（1890）成立的兩粵廣仁善堂，設分堂於廣西桂林、梧州等處，倡建者澳門總理共31位，其中黃居之、陳焯堂、王靄人、蔡鶴朋等，是澳門同善堂創辦紳董，而各埠總理值理有澳門德鄰社、同善堂、香港保良公局等港澳慈善團體。王靄人、蔡鶴朋只是“同善別墅”四位值理其中兩位，澳門善人之社會關懷亦遍及兩廣。“九大善堂”與同時代的澳門同善堂、香港東華醫院、保良局不同，港澳慈善團體至今仍然運作，“九大善堂”等舊有慈善團體於1949年後或裁併，或移交衛生部門，由政府的社會福利事業所代替。港澳慈善團體，與中國內地善堂相比雖是“後起”，但卻延續至今。彌足珍貴的是，同善堂尤注重資料和文獻的整理，該值理會先後編纂《同善堂九十周年特刊》（1982年）、《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1992年）、《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2002年）諸書刊。而東華三院、鏡湖醫院更分別建有文物館、歷史紀念館。東華三院文物館內“惠周海外”牌匾，是同治十年（1871）愛育善堂於東華醫院成立時送贈。同善堂現址於1924年開幕，保良局贈賀聯，粵、港、澳三地善堂關係與來往密切，可見一斑。總之，時間方面，粵港澳善堂多成立於同治、光緒年間，澳門的慈善機構，與粵、港慈善團體同步發展；功能方面，當時民生疲弊、疫症流行，粵港澳慈善機構開展善業，計有贈醫施藥、救災賑濟，宣講聖諭、設義學等慈善和教化工作，扮演了穩定社會的角色；意義方面，善堂結合澳門較早成立的華人社團，或是三街會館，乾隆年間重修，供奉關帝和財帛星君，詳見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8-240頁。游子安：《近代澳門地區的慈善事業與教化──以同善堂等為例》，李長莉、左玉河主編：《近代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33頁。湯開建：《前言》，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第XXXII頁。三堂創建及章程的資料，見《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第209-212頁、第302-304頁。《東華三院一百三十年》，香港東華三院，2000年，第30頁。有關保良局歷史，可參考《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保良局，1978年。有關九龍樂善堂，可參考《九龍樂善堂特刊》，1939年出版，1986年重印。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第64-66頁。《全粵社會實錄初編•兩粵廣仁善堂》，《清代稿鈔本》第1輯第50冊，第9至10頁，總第233-234頁。如方便醫院與市立醫院合併，於1954年正式更名為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方便醫院今已成歷史記憶，其分院現存石匾、石柱，1994年發掘出土，五條石柱上刻文字：“斯地攬禧垣之勝，鍾靈毓秀，願大眾宏開善量，遠創丕基；此間當城北之衝，攘往熙來，看時（或缺字）普濟芸生，同登壽寓。”廣州市文化局等編：《廣州文物志》，廣州出版社，2000年，第349-350頁。“九大善堂”的演變概況，可參考《廣州市志•民政志•廣州市舊有的主要善堂、善院、善社情況一覽表》，第491、493頁。1970年，東華三院為慶祝成立一百周年，將廣華醫院的大堂改建為東華三院文物館，用以展示東華三院的歷史文物和收藏珍貴文獻，1971年開幕。 34

粵港澳視野中的同善堂了粵港澳紳商，是港澳華人勢力在當地社會的表現。東華醫院、同善堂等粵港澳慈善機構，打破了血緣、地緣與業緣的局限，東華醫院更是香港、中國內地及海外華人的溝通媒介。二、粵港澳善堂慈善活動素描清朝末年的善堂事業已遍及多個領域，日本學者可兒弘明對清朝慈善活動作了簡明的概括，計有：焚燬淫書、惜字、放生、義學、保節、宣講、散發善書等社會教化和擁護傳統文化的活動；施棺、代葬、檢骸、拾浮屍、義莊、公共墓地等助葬事業；施醫、施藥、種痘、各種醫療設備等醫療事業；保障老人、貧民、鰥夫、寡婦的生活；流民、棄兒、孤兒、老人、寡婦的收容設施；施米、施茶、施粥、施衣、施舍等救貧事業及飢饉救濟；公共水井、路旁休息所、渡船、橋梁、修補道路、救生船等公共設施；防盜、消防、職業指導、保產、募捐災害地區等及其他事業。同善堂正是民間多元化的慈善機構，涵括多項善業。同善堂創立於清光緒十八年（1892）秋，倡建人為港澳紳商，以及海外同胞和華僑408人。120年來，提供社會公益慈善服務包括：施濟恤貧、施藥贈醫、施教育才、施教育苗（推行“四施”）、中西醫診所、中藥局、中小學及托兒所等機構。同善堂正式成立前稱 “同善別墅”，是光緒十四年（1888）一群港澳紳商組成的行善組織，“ 辦理贈醫施藥以及宣講善書” 等善舉。直至光緒十八年（1892），發起倡建同善堂。丁新豹曾指出愛育善堂、鏡湖醫院及東華醫院三所民間慈善機構之區別，“愛育善堂其中一個主要職能是要宣講聖諭，這是內地所有慈善機構不可或缺的一項，同樣開設於殖民地的東華醫院及鏡湖醫院均沒有此需要”。但要瞭解港澳地區的宣講教化，要從鏡湖醫院及東華醫院以外善堂團體入手。宣講是清末民初善堂社會教化的重點工作，同善堂即從宣講善書發端。又如1924年香港道德會創辦，主奉孔子，由羅煒南、吳星槎、趙棟垣任宣講員，道德會現存宣講教材，包括《宣講博聞錄》，西樵雲泉仙館刻本，光緒十四年調元善社刊；及談澤文編刊《宣講集編》，廣州文在茲善書坊藏板。同善堂曾三易其址，開辦初期，租用板樟堂街地方為臨時堂址。現保留一張同善堂光緒十八年向政府註冊登記的政府公佈，向政府申請開辦“宣教會”，在堂址宣講“聖諭”，及後購得議事亭前地建堂。1924年遷至庇山耶街新址，建成三層樓現址。啟用當年，即倡辦同善堂貧民義學，設孔子神龕，並於每晚在大堂講四書五經等孔孟之道。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0-341頁。《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第75頁，第79頁。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第67-68頁。有關宣講聖諭及善書，參考游子安：《從宣講聖諭到說善書──近代勸善方式之傳承》，《文化遺產》（廣州），2008年第2期。有關香港道德會，參考游子安、危丁明合著：《先天道的尊孔崇道：香港道德會福慶堂、善慶洞的源流和變遷》，《民俗曲藝》（香港）第173期，2011年9月。 3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清末以來港澳地區的善堂，若與明末清初江南地區善堂相比，其慈善活動有何顯著分別？明末清初江南等地區善堂“重養輕教”，清末以來港澳地區的善堂趨向養教並重，特別重視教育和職業訓練。太平天國之亂，馮桂芬認為，人“非生而為亂民，不養不教有以致之……今世善堂義學之法，意猶近古”。亂事平定後，撫卹賑濟之外，推廣義學教化也是當前急務。如吳煦在《杭州輔仁義塾序》（同治十年）所言：“惟自咸豐庚辛（1862）以來，迭遭寇擾……童年固多失教……是擴充義學之舉，實今日急務也。”義學亦稱義塾，是靠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設立的一種蒙學，對象多為貧寒子弟，是免費入學，以識字、寫字、作文以及倫理道德教育為主要功課。同治年間一些善堂附設義學，如吳縣種善局在同治六年建成，施棺代葬、惜字施粥，並設義塾。香港東華醫院，於1880年利用文武廟捐款收益，於荷李活道文武廟旁的中華書院創辦第一所義學，為貧苦學生提供免費教育，開創本港平民教育的先河。十九世紀末，澳門失學兒童隨處可見。澳中富戶曹周二姓特捐送產業入鏡湖醫院，以收租若干成撥充興辦義學經費。鏡湖義塾的成立，是澳門第一所免費義學。1891年鏡湖醫院為救濟失學，辦了“惜字善社”，翌年發展為五所義學，統稱“鏡湖義塾”，後改稱鏡平小學。同善堂創辦時，“善士捐資，以送時症丸散、贈醫、宣講、送書、敬執字紙”，及後三十餘年間，陸續成立多個善會，慈善工作日趨完善。包括1894年成立“保產善會”，助貧苦孕婦分娩，保護母嬰平安；1895年成立施棺木仵工善會，捐施棺木備抬工予家貧之苦主；1897年成立 “施藥劑善會”，由同善堂中醫師主診，向貧苦居民贈醫施藥；1898年成立“賙恤善會”，由同善堂勸捐錢銀、棉衣、米粟，分派給老弱無依貧病交迫者；1924年倡辦“同善堂貧民義學”，且為匡正人心，每晚在堂內講“聖諭”等。不僅施濟澳門貧民，中國內地每遇突發災害，同善堂與鏡湖醫院也參與救濟。如1896年和1900年分別捐款賑濟粵西、湖南和北京、陝西、山西等地饑荒；1932年捐款救濟上海難民。同善堂的施粥工作，在1925年復倡施粥會後堅持40多年，尤以抗戰期間最為突出，使不少人免成餓殍重出生天。此項施粥工作延至1968年，才由施粥改為派白米。1946年以前幾十年間，同善堂還在蓮峰廟、拱北高沙設茶亭，給途人派茶水。1924年開辦的同善堂貧民義學，70多年來不斷發展完善。1937年改私塾擴為小學，開始招收女生；1965年易為同善堂小學。堂內保存光緒十九年（1893）對聯“啟文教於同堂明齊日月，注科名於善籍光燦斗牛”，即讚頌同善堂在教育事業方面的貢獻。近數十年同善堂善舉已有資料詳載，不再贅述。三、從慈善救濟到公益服務社會對善業的要求與時變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陳凌雲赴歐美考察救濟事業所得，主張由以往“慈善、佈施等方式急應改變，使成立積極的互助與公共責任之觀念”，慈善乃周秋光：《近代中國慈善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7-61頁。馮桂芬：《上海果育堂記》，《顯志堂集》卷3，台北：學海，1967年，第30頁上，總第361頁。吳煦：《杭州輔仁義塾序》（同治十年），《教會新報》第160卷同治十年九月二十日，引自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0頁。民國《吳縣志•公署•三》卷30，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8頁，總第461頁。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21頁。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2頁、第98-101頁。《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第211頁。關於同善堂公益慈善服務，引自《同善堂歷史沿革》，《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第89-91頁。 36

粵港澳視野中的同善堂是“政府對於人民之一種重要責任。在人民方面，則為一種應享之權利”，救濟事業改稱“社會福利”、“公共協助”。總的趨向，是由早年個別“行善”的慈善活動，轉向清末到現代社會“公益”事業。一些慈善團體，如世界紅十字會以促進世界和平、救濟災患為宗旨。1937年之前，源於山東省的紅十字會在全國各地有440多個分會，並擴展至香港、新加坡、台灣、馬來西亞、日本等地。傳統慈善到社會公益，是漸變且並存的的現象，並非判然不同。誠如朱英指出，“在近代中國，新型民間社會公益事業出現之後，一直未完全取代傳統慈善事業。因為兩者的功能不盡相同，各有其獨特的作用，所以能夠長期並存”。同善堂值理張伯堯先生說，“同善堂由傳統‘行善’的慈善事業向現代‘公益’思想轉變，以前口號是‘恤貧施濟’，現在是‘助貧施濟’”，道出箇中百年的演變。從昔日華人慈善團體，同善堂現已發展成為一個多元化的民間慈善機構。小結樂善好施，是中國傳統的美德，具體表現於慈善團體的公益事業上。近年有論述“澳門品牌”，提及澳門文化的核心內容，是中西合璧文化及守望相助的人文價值。“澳門品牌”實不限於產品，還包括善名遠播的民間慈善機構。清末以來粵港澳慈善團體的“品牌”，包括愛育善堂等“九大善堂”、東華三院、保良局、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粵港澳善堂多成立於同治、光緒年間；成立的骨幹以紳商為主，並得地方政府支持；開展善業計有贈醫施藥、救災賑濟，宣講聖諭、送善書，設義學等慈善和教化工作。1949年後，廣東舊有慈善團體逐步裁併，由政府的社會福利事業所代替。難能可貴的是，港澳善堂適時而生，又與時並進。同善堂之善業延續至今，成為具悠久傳統的慈善組織。同善堂與東華三院，可說是澳港從慈善救濟到公益服務歷史的縮影，也可譽為澳港慈善事業的代名詞。[責任編輯陳子夏]陳凌雲：《現代各國社會救濟》，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頁、第291頁。中國內地紅十字會所作的慈務，大別可分為“永久性”與“臨時性”兩類，永久性者如醫院、診所、傷殘院、恤養院、學校、孤兒院、養老院、技能訓練所等，乃永久安養培育慈善設置；臨時性如風災、水災、地震、兵災及冬令救濟等，屬臨時急難救助。詳參游子安主編，危丁明、鍾潔雄撰：《弘道展慈──香江道慈八十載》，香港紅十字會，2011年。朱英：《近代中國商人與社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8頁。鄭淑賢：《百年善會與時並進》，《澳門雜誌》第37期，2003年12月，第29頁。李自松：《講好澳門品牌的故事》，《澳門雜誌》第86期，2012年3月，第5-11頁。 37

•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梁佳俊[摘要]宣講聖諭和分送善書，是華人慈善社團同善堂早期所開展的主要社會教化項目。通過對同善堂宣講聖諭的時間、原因和內容的考證，結合介紹同善堂於1892年所印發的善書《聖學階梯》之內容，總結澳門同善堂在清末的教化活動，從而對同善堂如何通過教化以建立澳門華人社群的社會秩序，以及如何成為社群福祉的守護者進行初步的考察。[關鍵詞]同善堂宣講聖諭善書教化前言“‘養’和‘教’是傳統中國政府所強調的兩個儒家傳統價値觀念。士紳慈善家承受着最初的指導性角色。”中國商人向來崇尚“賈而好儒”，澳門的華商也並不例外。在澳門同善堂成立之初，便選擇以“送時症丸散、贈醫、宣講、送書、敬執字紙等”作為早期所開展的項目。“‘宣講’這一用語，是由明代六諭（聖諭六言）‘鄉約會所’中的‘宣讀’、‘講明’（《道州鄉約集》）生成的成語。被用於聖諭宣講之意的‘宣講’之用例，初見於《六諭衍義》。……作為法令用語的宣講這一成語的使用始自雍正八年。”清末思想家鄭觀應在《盛世危言》的《訓俗》一文曾談到了宣講聖諭，“我朝聖聖相承，追蹤三古，特頒《聖諭廣訓》，令官吏歲時宣講，以勸化愚民” ，“所講以聖諭要言為主，而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學旁通曲暢，務求有當於人心”。到了清末，由民間的鄉紳、士人、耆老等為中心的宣講集會以及以下層讀書人和說書人所開展的民間勸善宣講活動大行其道。故此，不少清末時期才成立的善堂均以宣講聖諭作為重要事務。作者簡介：梁佳俊，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梁元生著、陳同譯：《上海道台研究──轉變社會中之聯繫人物，1843-189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4-125頁。《澳門地捫憲報》，1893年2月25日第8號，第82頁。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日]酒井忠夫著、孫雪梅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下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1頁。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9-491頁。《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下卷，第530頁。 38

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兩廣總督譚鍾麟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歲次丙申孟秋穀旦所題寫的《倡建蠔鏡同善堂碑序》中提到：“若辟在海隅，中外雜處，而能體天心，宣聖教，惠群生，愛物仁民，情意懇摯。如蠔鏡同善堂者，猶有袁士之遺風”，“介理義弗明，潰聾誰振，修訓切提撕矣。厚民生，正民德，先王仁育義正之意，猶見於今”。由此可見，同善堂的宣講活動得到當時廣東地方官員的認同，當時的值理也藉此與“具有威權的朝廷的象徵”建立了聯繫。稍一探究澳門同善堂便可得知，雖然盧九、何連旺等澳門地方鉅富均參與了該堂早期的活動，但香港及周邊地區的商人在清末澳門同善堂的運作中所發揮的作用也不可小覷。直到1924年同善堂於庇山耶街重建時，發起人中的香港商人仍為數不少。“同善堂是一些新到澳門的富豪、以及一些澳門以外的廣東商人及華僑，聯合一些不滿當時鏡湖醫院的澳門富豪，希望在澳門建立社會地位的一種方式。”作為新來澳商人，“精英成員為了他們社區的幸福，必須以承擔重大責任來確定他們高貴地位的合法性”，宣揚傳統道德觀念，成為他們在澳建立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的最佳選擇之一。表1同善堂早期値理名單（1892-1896）姓名行業/行號/堂號任職年份備註梁郁明香港咪也洋行1892-1893管甲萬匙王麟生新記號1892-1893管甲萬匙王勉之王積善堂1892-1893—鮑啓明—1892-1893結理數目蕭焱翹蕭餘慶堂1892-1893—劉晉樵香港宜安號1892-1893—張鑑田香港咪也洋行1892-1893—蔡羨卿義豐行1892-1893—王藹人王積善堂1892-1893—張敬堂大利公司1892-1893—鮑序義鮑崇桂堂1892-1893—黃居之香山輪船1892-1893—譚熙堂東茂號1894管甲萬匙蕭衍波泰隆銀號1894管甲萬匙劉汝舟九章號1894—余朗軒廣祥泰號1894—陳瑞庭泰興號1894—黎若彭廣生源1894—蔡鶴朋蔡善元堂1894—梁應棠梁瑞昌行1894—關蕙田忠信欄1894—柯益之柯遷善堂1894—此碑現存於庇山耶街同善堂內。蕭鳳霞：《廿載華南研究之載》，華南研究會編：《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年，第31-40頁。何偉傑：《澳門與中國國民革命研究：1905年至1926年》，未刊稿，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第81頁。[美]包筠雅（Cynthia Brokaw）著，杜正貞、張林譯：《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9頁。資料來源：《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澳門同善堂，1940年。 3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續上表）姓名行業/行號/堂號任職年份備註郭述亭香港咪也洋行1894—吳月溪森源號1894—關鳳儔義和行1895管甲萬匙陳慧泉元記號1895管甲萬匙胡馥畬南順源行1895—陳鶴儕江泰號1895—周子貞聯昌行1895—陳扆卿陳松慶堂1895—梁仁甫香港行1895—孔錦泉順合號1895—張鳳儕張文啟堂1895—官文斗呂宋牲記1895—譚逸享二記號1895—黎芸閣祥利號1895—施惠平德昌號1896管甲萬匙葉金波順益號1896管甲萬匙楊潤生楊思慎（堂）1896—蕭傑卿三記行1896—黃麟石以成堂1896—何普階廣泰和1896—曹子良益昌號1896—楊鳳岐楊思慎堂1896—鮑聘之義益欄1896—伍潤堂香港昌隆號1896—羅逸雲和昌號1896—梁煥明德隆號1896—在1896年後，唐麗泉（香港願全隆行，1897年）、蕭瀛洲（時豐銀號，1899年）、潘柏泉（占元號，1903年）、盧廉若（盧厚德堂，1905年）、陳朗榆（陳崇禮堂，1906年）、劉柏盈（招利號，1911年）、李鏡荃（李仁晉堂，1913年）、葉侶珊（葉榮光堂，1913年）、梁裕簡（有成公司，1916年）、李翹燊（李仁晉堂，1916年）、莫晴江（有成公司，1917年）、蔡克庭（三和公司，1919年）、麥明（五和公司，1921年）、高可寧（殷戶，1922年）、謝瑜堂（謝利源，1922年）、利希慎（利成公司，1923年）、崔諾枝（殷戶，1923年）等港澳紳商均曾擔任同善堂之値理，其所從事的行業包括：買辦、當押、銀號、博彩、鴉片、航運、漁業、金飾等多方面。可見，同善堂値理們無論在經濟實力還是在社會影響力方面，都足以使同善堂成為當時澳門華人的重要活動平台。一、宣講聖諭的時間、內容及社會背景（一）宣講聖諭的時間一直以來，對同善堂何時開始宣講聖諭活動並沒有一致的說法。《同善堂九十周年特刊》提香港行（Gibb Livingston & Co.），又稱仁記洋行。見丁新豹：《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88年，第350頁。此處僅列出該紳商首次出任同善堂值理之年份。 40

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到，“在一群熱心慈善事業的港澳紳商發起下，於清光緒十四年間（1888）成立了行善的組織，租賃了一座二樓作為辦事地點，捐資贈送時症丸散及敬執字紙”。此間並沒有提及宣講聖諭一項。而《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則稱，在光緒十四年（1888），“一些熱心慈善事業的港澳紳商發起籌辦了一個行善團體，設立臨時辦事處，捐資興辦善舉，包括在高沙（即現今珠海拱北）設立義塚，施棺木，醫時症，贈丸散，講聖諭，派善書，敬執字紙等活動”。此為第一次提到同善堂在1888年已有“講聖諭”活動一項。可是，《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又記述：在光緒十八年七月十九日（1892年9月9日）發出之《華政廳批准本堂開講堂醫堂》文件中寫道：“大西洋澳門華政衙門掌管政務廳衛，准給人情事。案據同善別墅值理張敬堂、蔡鶴朋、王麟生、王藹人等稟稱，緣香港澳門善事會，托本墅辦理贈醫施藥，以及宣講善書，俱係方便於人，不受人家銀兩之事。茲賃得板樟堂街第廿七號屋乙間，以為辦理此等善舉。但本屋開辦善舉時，常有多人在門前擠擁，誠恐巡捕兵丁攔阻，故特稟明，伏乞大人批准本墅在本屋辦理善舉等語。茲本官防日後有人阻撓談善舉，是准給人情並蓋戳並簽名為據。”同一紀念集又提到：“……還有一張創辦之初向政府開辦‘宣教會’的申請，獲當局同在堂址開辦講壇宣講‘聖諭’，而當時的堂址原來設在‘板樟堂街二十七號’”。既然在《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指稱1888年同善堂已有宣講活動，緣何遲至1892年才向澳葡當局申請人情紙呢？幸運的是，《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1940年）記載了同善堂正式開展宣講聖諭活動的確切時間。根據該徵信錄轉刊於光緒十九年（1893）正月初五日所公佈之“條議”第一條所載：“本堂原合港澳善士，捐資製送時症丸散敬執字紙而已。今歲（即1892年── 筆者按）仲夏，購得善堂一所，添設贈醫宣講送書三事，故多招善友，同勸善舉，和衷共濟，謹始慎終，以垂永遠。”而且早期同善堂管理十分嚴格，“倘有盈餘，然後集眾酌力善舉。必須一事辦妥，方可再舉，免至混淆”。據此推斷，同善堂應很難如其一百周年特刊所述，同時開展七項服務。1892年12月2日，由盧九、王麟生、張敬堂、何連旺、蔡鶴朋、王藹人向民政廳提請之稟文提到：“竊董等設一公會，捐助集資，購買舊屋一間，坐落議事亭前地門牌十四號。現今改建重新名曰同善堂，以為宣講聖諭、贈醫、送書、撿拾字紙等事。茲將工竣，不日開辦，故特將本堂內所行善事略擬條款，繕具……。”在1893年2月25日刊登於《澳門憲報》之《倡建蠔鏡同善堂總例》的第二條已明確記述：“本堂原合善士捐資，以送時症丸散、贈醫、宣講、送書、敬執字紙等事起見。”結合上述文獻可以確定，同善堂正式開展宣講聖諭之時期，應始於1892年8、9月左右，而宣講初期之地方應為“板樟堂街27號”之舊堂址。《同善堂九十周年特刊》，澳門：慶祝同善堂創立九十周年籌備委員會，1982年，第31頁。陳樹榮主編︰《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澳門：同善堂值理會，1992年，第86頁。《華政廳批准本堂開講堂醫堂》，陳樹榮主編：《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澳門：同善堂值理會，2002年，第75-76頁。《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第79頁。《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澳門同善堂，1940年，第4頁（前頁）。《澳門地捫憲報》，1893年2月25日第8號，第83頁。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此稟文的主體部分即1893年2月25日於《澳門地捫憲報》第八號刊憲的《倡建蠔鏡同善堂總例》。《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第76頁；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51-153頁。《澳門地捫憲報》，1893年2月25日第8號，第82頁。澳門歷史檔案館藏。 4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同善堂自開辦宣講聖諭後，活動延續了較長時間。據記載，在二十世紀初，澳門不少華人團體和學校，都保持着定期聚眾宣讀聖諭廣訓的傳統。同樣，即使後期同善堂成立了貧民義學，仍繼續着宣講聖諭。有檔案材料稱，陳清泉在堂內宣講四書五經等孔孟之道。至於宣講聖諭及宣講勸善故事活動究竟持續到何時，據《同善堂九十周年特刊》所載：“同善堂講‘聖諭’，直到抗戰發生後才停止。”《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亦指出：“同善堂的宣講聖諭傳統一直延續至二十世紀中期。”（二）宣講聖諭活動興起的社會背景和原因同善堂興辦宣講聖諭活動，雖然根源於華人社群重視教化的傳統，但同時也與澳門的特殊社會生態及其需求密切相關。鴉片戰爭之後，隨着香港的開埠，澳門經濟日趨衰落。正如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所指出的那樣，“澳門的命運是注定的，因為若沒有對鴉片和賭博的壟斷，先天不足的殖民地即使節衣縮食也生存不了多久”。陰差陽錯之下，苦力貿易、鴉片、博彩等並不光彩的行業，成為了清末澳門經濟的主導。另外，清末大批難民來澳，使社會環境更加複雜，進而導致社會風氣漸趨頹廢，“惟是都俗氣蠻煙，鹺腥銅臭”，自然“風俗澆灕”，鄭觀應甚至用“禽獸之域”來形容當時的澳門，可見道德環境之敗壞。面對社會道德的失範，包括盧九、何連旺、蕭瀛洲等在內的澳門同善堂早期値理也希望通過宣講聖諭以淳厚民情，化解社會矛盾與戾氣，以善行沖淡因從事鴉片、苦工、博彩而得的惡名。況且，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澳門疫症、災害不斷，僅1882年至1911年就計得霍亂三次、鼠疫八次。民眾在得到物質救濟的同時，也需要精神撫慰，而社會穩定離不開民心和順。宣講聖諭、導人行善之舉與當時的社會需要相互契合。事實上，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強調個人對社會規範的主動服膺”，如果社會中每個人都遵守其道，則秩序渾然天成。而欲使個人守道，則有賴於教化。因此，以士紳階層為主的社會精英承擔着教化社會的責任。“唯有精通文獻與傳統的人，才被認為是夠資格在儀式上與政治上，正確地指導國內的行政與君侯的卡理斯瑪式正確生活態度的人”，“在一個充斥文盲或只會講劉羨冰：《〈聖諭廣訓〉葡譯本在澳門出版的歷史意義》，《文化雜誌》（澳門）第30期，1997年，第181-186頁。陳清泉，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活躍於澳門，曾擔任同善堂書記、司理兼講生，即晚上講善書知識，亦曾在同善堂義學任職。1950年被同善堂指其涉及自行加薪數倍、包庇家屬假公濟私等多項貪污問題，造成近萬元的損失。民政廳檔案，編號A 1542，AH/AC/P-20133，澳門歷史檔案館藏。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07頁。《同善堂九十周年特刊》，第32頁。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第179頁。[葡]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著，黃鴻釗、李保平譯：《歷史上的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312-313頁。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2頁。鄭觀應：《澳門感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43頁。鄭觀應：《澳門窩匪論》，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頁。胡根：《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1頁。賴文、李永宸：《嶺南瘟疫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146頁。張德勝：《儒家與現代社會：義利關係的社會學之辨》，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7頁。[德]韋伯（Max Weber）著，簡惠美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176頁。 42

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方言土語的社會中，那些掌握經典書面文字的人就擁有政治優勢”。“作為中國人，澳門華商始終堅守着作為明清王朝‘赤子’身份，並以中國傳統文化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由此影響整個華人社會”。同善堂的紳商通過宣講聖諭、傳播儒教，來建構澳門華人社群的社會秩序；通過把孔子作為素王，指引地方上的管理。強化儒教思想及其秩序體系不僅可以強化道德的教化和灌輸，進而影響人們的行為。與此同時，也可化民成俗，促進社區凝聚，並使受眾主動服從善堂之指引，支持善堂之發展。而且，施善者也因教化萬民有功而獲得更大的尊敬。在殖民政府很少干預華人內部事務的背景下，紳商精英實際管理着與華人有關的社群事務，填補了管理上的真空，與澳葡政府之間建立了互相尊重的默契，並由此獲得澳葡官方所認可的社會地位。實際上，在當時澳葡政府中，來自葡萄牙的官員和澳門土生葡人之間長期處於權鬥之中，無暇理會瑣碎的華人生活，因而為本地華人紳商精英留下很多可以發揮作用的空間。早在同善堂成立前的1880年，當時的澳督賈多拉（Joaquim José da Graça）即在該年4月出版的第17號《澳門地捫憲報》第26號劄諭中指出：“查澳門暨所屬海島之華人，向係藉大西洋保護，其政治則循自主之義，從優厚待，獲益良多，其律例皆同教化最著之國。雖華人現受保衛之恩，而中國風俗事例，所有民間相傳習尚偏好者，均仍聽其便，而華人亦皆欣悅。”為了強化當時對華人之管理，“令華人應輸朝廷之正供”、“華人欲赴衙門辦事亦更容易辦妥”，澳督以上述之原則為要，“特設一公會”並“可邀民人入此公會”以便訂立新章。而澳葡政府更在1909年訂立了《華人風俗習慣法典》。可見，當時澳葡對華人事務之管理是相對寬鬆的。在澳葡政府和華商的共生互利關係之下，政府“對華商有很強的依賴性”，華商也更努力地維護澳門的利益。除此之外，通過善堂宣講聖諭也是清末內地官方所認同的活動。顯然，對於澳葡政府而言，宣講可以穩定民心；對清廷而言，此舉亦可強化澳門在治權變更後朝廷與澳門民眾之聯繫。而澳門紳商則可藉此取得中葡雙方之認可，在減少社會衝突的同時，取得更大的政治庇護，以擴大其商業網絡，實為共贏之舉。嘉慶、道光以後，善堂社區化的傾向更明顯，本地商人通過組成跨越血緣、地緣和業緣，以全澳居民作為服務對象的慈善組織，在庇護和滿足了社會最基層的居民需要的同時，也通過慈善組織建立其社會地位。[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頁。林廣志：《衝突與交融：清代澳門華商的文化堅守與風俗涵化》，《文化雜誌》（澳門）第67期，2008年，第8頁。吳、費孝通等著：《皇權與紳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頁。Rankin, Mary Backus.,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23.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第131頁。《澳門地捫憲報》，1880年4月24日第17號，第99-100頁；轉引自趙利峰：《尷尬圖存：澳門博彩業的建立、興起與發展》，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8頁。趙利峰：《尷尬圖存：澳門博彩業的建立、興起與發展》，第237頁。Faure, David., China and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Press, 2006, p. 93.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第186頁。 4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澳門社團與民眾之間一直以來都有很強的庇護性色彩。施善者對受益者提供庇護和免受政府及其他力量的騷擾，相應地，受益者向施善者表示感恩和認同，從而建立起施善者之社會資本。在這種互惠的模式下，受益者對庇護者致以高度之忠誠，而在清末面對動蕩不安的時局，這種緊密的庇護關係對兩方均十分重要，並在受益者的支持下，施善者主導形成制度化的力量。在官方和民間的共同賦權之下，施善者進一步夯實其權力基礎和社會地位，建立影響和勢力，從而獲得政治免疫力。而強化宣傳紳商與民眾共同的價值基礎——儒學，成為其中的一條重要紐帶。用孔子作為中心，維繫着人們的共同信念，而通過宣講聖諭和整個國家建立了聯繫，並使之儀式化、倫理化，在凝聚向心力的同時，形成儒教傳統思想導向，指引人們的行為準則和生活取態。民眾的悅服是建立社會威權的重要支撐，而要人民悅服的主因則是通過遵守規範以獲得生活上的滿足。澳門同善堂選擇開展宣講聖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宣講聖諭一直以來都是各地善堂開展的一種主要活動形式。著名的廣州九善堂中的愛育善堂（1871年創建）、兩粵廣仁善堂（1890年創建）、崇正善堂（1896年創建）、述善善堂（1897年創建）、惠行善院（1900年創建）等均設有宣講聖諭。在《粵東城北廣行善堂章程》中，亦記載了該堂初期的主要服務項目，“同人集資舉辦借看善書、檢收字紙、夜堂宣講、放生等事”。成立於1890年，廣州九善堂之一的兩粵廣仁善堂，即“以宣講聖諭為首務”，並“延聘通儒敬將聖諭廣訓十六條恭疏其義，語取淺實”，與此同時，“宣講典故務求顯淺，不宜過於深奧，須令人易曉易從，則聽者入耳悅心，知向善有方行道有福”，“一講生到堂考習，先恭聖諭，次果報諸書。每日每位以兩下鐘為率，尤須照十六條次第挨去，不得擇籤而講”。“每日宣講聖諭廣訓一條，使端趨向；並講大清律例一條，以示戒懲；更取古人為善獲報見於經史者講之，以見確有明徵；復取今人為善獲福著於耳目者講之，以證禍福自召；並講忠孝節義，諸事崇正，學闢異端，使稚魯頑共知觀感，方可以勵風俗而正人心”。而且廣仁善堂還專門制訂了《宣講規條》、《招考講生小引章程》。在1897年春更成立了聖學會，與澳門有關係的盧焯之、何穗田、鄭紀常、宋子衡、蔡清石、曹子基、鄭莘農、黃居之、陳焯堂、黃焯垣、潘禮臣、阮舜婁勝華：《庇護主義、利益政治與澳門社團文化的嬗變》，“兩岸四地政治文化與公民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澳門大學，2009年3月18-19日。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p. 183.Wolf, Eric R., “Kinship, Friendship, and 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Complex Societies,”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Complex Societie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6, pp. 16-17.Wolf, Eric R., “Kinship, Friendship, and 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Complex Societies,”p. 18.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9頁。吳唅、費孝通等著：《皇權與紳權》，第8頁、第15頁。[德]韋伯（Max Weber）著，簡惠美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第95頁。侯彥伯：《清代廣州慈善事業之發展演變》，未刊稿，嘉義：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第108-115頁。《粵東城北廣行善堂章程》，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清代稿鈔本（第四十九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頁。[清]鄧雨生：《全粵社會寔錄初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清代稿鈔本(第五○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9-233頁。[清]康有為撰，姜義華、吳根樑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20-624頁。 44

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廷、王藹人、柯翼堂、何堯階、李鏡泉（荃）、戴子豪、蔡鶴朋、吳節薇、陳賡虞、郭鑾傑、高守愚、潘雲山、陳念臬、蕭瀛洲、陳詠南、林梅修、林志仁、覃福田、鄭麟初、韋華國等31人均為其總理，鄭陶齋（觀應）、劉渭川、唐麗泉、李鳳池等亦是廣仁善堂之倡建總理。從名單不難看出，不少廣仁善堂的澳門總理都成了後來澳門同善堂的主要骨幹。其實早在1890年，“澳門同善堂”之名己於兩粵廣仁善堂的“各埠總理值理芳名列”之中。由此可推斷，澳門同善堂在1892年倡建，1893年2月21日正式通過第31號總督劄諭並於2月25日刊憲註冊只是一個形式，其正式用同善堂名義運作應該更早。由此可見，宣講聖諭是當時善堂的主要服務項目，並且是獲得從官方到社會各界一致認同的項目。（三）宣講聖諭的內容自明朝以來，宣講聖諭一詞就和皇權以及皇帝之教諭有密切的關係。到了清朝，康熙的《聖諭十六條》、雍正的《聖諭廣訓》，更是由士大夫至庶民謹遵之信條。它不僅是統一的宣講教材，也是科舉應試必讀的材料。就澳門的情況而言，楊仁飛指出：“清初有關每半個月一次的聖諭宣講制度，要求澳門本地的紳士，特別是正途出身的舉人紳士協助擔當起這個灌輸官方思想的職責。”在《同善堂九十周年特刊》中，對同善堂當年宣講的情況有以下描述：“且為了匡正人心，宣揚聖教，每天晚上，還在當內講‘聖諭’。所謂‘聖諭’者，聖人之言也，講的是四書五經等孔孟之道，到聽者大不乏人。雖然，今人視之，或可指為宣傳封建道德，但在當時的認識，無非以此為有益世道人心而已！”就宣講的內容而言，現時文獻並沒有澳門同善堂宣講《聖諭十六條》和《聖諭廣訓》的直接記錄。但上述兩粵廣仁善堂和諸多嶺南善堂均以《聖諭十六條》為宣講之中心，且制定了詳細的宣講規條。雖然這類儀式化的聖諭會，多數內容乏味、缺乏吸引力，但在清末不少善堂還是保留了這一形式。値得一提的是，葡文版的《聖諭廣訓》在1903年出版，它是澳門土生葡人學者伯多祿•諾拉斯庫•施利華（Pedro Nolasco de Silva）根據米憐（William Milne）牧師的英譯本和泰奧菲勒•皮瑞（A. Theophile Piry）的法文本譯成的。葡人學界稱：“這部十八世紀的作品被視為是教育和人民教育中最悠久的標記，於清代編制，而有關的孔夫子教義則是該朝統一及控制的基礎”，“（此書）提倡百姓對掌權者的服從……鼓勵對亡者、對傳統的尊重，提倡百姓所尊崇的體制、簡樸的生活”，“通過這譯本，我們明白到通過復興儒家思想去維持國家統一的皇室策[清]鄧雨生：《全粵社會寔錄初編》，第229-233頁。《聖諭十六條》即：“1.敦孝弟以重人倫；2.篤宗族以昭雍睦；3.和鄉黨以息爭訟；4.重農桑以足衣食；5.尚節儉以惜財用；6.隆學校以端士習；7.黜異端以崇正學；8.講法律以儆愚頑；9.明禮讓以厚民俗；10.務本業以定民志；11.訓子弟以禁非為；12.息誣告以全善良；13.誡匿逃以免株連；14.完錢糧以省催科；15.聯保甲以弭盜賊；16.解忿以重身命”，見周振鶴編：《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劉羨冰：《〈聖諭廣訓〉葡譯本在澳門出版的歷史意義》，第181-186頁。楊仁飛：《清代中葉澳門紳士群體分析》，《文化雜誌》（澳門）第51期，2004年，第58頁。《同善堂九十周年特刊》，第32頁。Forjaz, Jorge., Famílias Macaenses,Macau: Fundação Oriente/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Vol. 3,1996, p. 766; Yongzheng.,Amplificação do Santo Decreto, translated by Pedro Nolasco de Silva,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5.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教育中的新儒家思想：澳門教育歷史中的伯多祿》，《行政》（澳門）第34期，1996年，第1070頁。 4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略”。在1915年時，隸屬於澳門華務署的華語學校，除開設多項儒學課程之外，二級課程第四年的翻譯課程，仍以伯多祿版的《聖諭廣訓》作為教材。此外，在光緒二十年（1894），澳中紳商於十月初十為慈禧太后六旬大慶設壇奏樂。“鏡湖醫院、同善堂各值董皆衣冠到賀，燈燭輝煌，鋪陳美麗，其餘各殷戶略能佈置者，多結燈彩於門，足見民情之向，慈恩之渥焉。草堆街口更有木頭戲一枱。其餘各街，或鼓樂，或燈彩，佈景不同，竭誠則一。”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闔澳華商還為光緒皇帝“三旬萬壽”祝壽，《知新報》記載：“澳門紳商麟萃，士女麕屯，合馬蛟黃種八萬人，誰非天朝赤子，總蠔鏡殷商九千戶，類皆詩禮名家，壽祝西王，尚展寓公之敬，慶行我後，豈忘嵩室之呼，倘其盛典恭逢，頌聲不作，匪惟內地諸君子之所齒冷，抑亦東西人士之所心非者也。”而同善堂倡建人之一的何連旺更是澳門保大清皇帝公司（保皇會）的總理。可見，澳門民眾和同善堂值理對當時清廷尊敬依然。前述鄭觀應《訓俗》一文也談到了“所講以聖諭要言為主，而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學旁通曲暢，務求有當於人心”。在葡人課程中尚把《聖諭廣訓》用作教材，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傳承者且與清廷和廣東各地政府關係良好的同善堂，相信在很大程度中也會以《聖諭廣訓》作為宣講聖諭內容之一。當然，清末的民間宣講和官方宣講在形式上還是有一定的區別，宣講內容也不以聖諭為限，但其內容應萬變不離其宗。另外，聖諭故事宣講會，也是清末深受民眾歡迎的活動項目。澳門土生葡人學者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曾記述：“在中國，許多人願意參與這種讀書集會，可省去閱讀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之勞，還因為百姓喜歡聽他們評述主人公的經歷，這是書籍無法提供的樂趣。中國文字雖複雜，但行文簡潔，閱讀是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在城市中，讀書這一職業一般是由落第秀才擔任。以前，澳門一度有過30個左右這樣的人。他們就是讀書為生。……為了滿足百姓的愛好，當時設在爛鬼樓的中國商會聘請了兩位有名的秀才陳卓（Tch’ân-Tcheok）和常氏（Séong-Si），每天晚上7點開始在商會講《雨秋夜燈錄》、《民言論》及《惡道書》。”高美何思靈（Celina Veiga de Oliveria）：《伯多祿和高美士名聞遐邇的澳門土生漢學家》，《行政》（澳門）第44期，1999年，第563頁。李長森：《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史研究之六》，《澳門理工學報》，2010年第3期，第3-5頁。《普天同慶》，《鏡海叢報》（第二年第十六號），1894年11月7日，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417頁。《澳門倡辦恭祝萬壽慶典小啟》，《知新報》，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第一百二十一冊，澳門虛擬圖書館，http://www.macaudata.com/macaubook/book086/index.html ，2012年9月17日。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79頁。[清]鄭觀應：《訓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0頁。澳門葡人學界一直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懷着濃厚的興趣。如：另一位著名的本地土生葡人學者高美士（Luís GonzagaGomes）就翻譯了《孝經》、《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千字文》等多部經典著作，對傳播傳統文化作出了積極貢獻。李長森：《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史研究之五》，第1-14頁。轉引自：António Aresta ：《高美士老師與中國文化的教育傳播》，《行政》（澳門）第54期，2001年，第1334頁。原載：Gomes, Luís Gonzaga., Macau: Factos E Lendas.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4, pp. 95-98. 46

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士更提到：“在很短的時間內，同善堂的宣講聖諭和宣揚儒教的活動總能吸引大量的聽眾。”此類以勸善為目的的故事會和宣講會，通過講述因果報應等故事，鼓勵民眾行善積德。同時也通過宣講，使儒教思想通俗化，進而影響人們的思想並形成支持善堂的力量。二、分送善書：以《聖學階梯》為中心眾所周知，在以鄉紳和士人為基礎的儒學家的推動下，清末善書盛行，清代的同善會嘗試以通俗的善書思想以尋求人們對善會的支持。“鄭觀應自幼讀勸戒諸書，對善書的興趣，終生不泯，曾輯印《因果集証》、《陶齋志果》及《富貴源頭》等善書，也為《陰騭文圖証》、《感應篇引經箋注》等書撰序。”所謂善書，即“勸善書的略稱，是規勸人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通俗讀物”。就另一層意義來說，之所以是善書，是因為它們多數是免費贈送或借閱的。現介紹一本由同善堂印發分送並與其同齡的善書──《聖學階梯》。（一）《聖學階梯》之緣起《聖學階梯》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同善堂印送的最早善書。而且在書中已用“蠔鏡同善堂”而非“同善別墅”的名義刊發，其成書印送日期“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孟秋穀旦”（1892年8月至9月間之吉日）則與《倡建蠔鏡同善堂碑序》側之《倡建值事芳名》一碑中所記之同善堂倡建日期完全一致，可見《聖學階梯》一書與同善堂倡建之日同步印發分送，由楊文駿題簽，鮑門（鮑啟明）梁氏履端敬刊，足見同善堂對分送善書一事的重視。《聖學階梯》卷首語即說明了該書印送的原由，“聖學階梯一書係鮑君啟明鈔撮名言集成，緗帙初，王君藹人取而閱之，甚見理法詳明，津津有味足以感發善心，懲創立充逸志。公議欲集貲刊刻，懷疑未定。其時（光緒十八年六月望日──筆者按）張君敬堂謹於武帝案前卜之，喜得甲甲之簽，吉祥止止可見。神靈默示，義所必為。今得林君侶梅、蕭君焱翹再加詳訂，陳君翰墀喜認繕寫，梁氏履端喜認版金，梁君郁明首認敬送四百套，公諸同人斯舉也。神命之，人悅之，不可謂非一時之盛事之矣。特此順敘其原委焉”。該善書由同善堂藏板，“同志印送、不受板金”。可見同善堂早期的幾位值理均積極參與《聖學階梯》一書的編印，而同善堂值理林侶梅、蕭焱翹則負責該書的編輯工作。Gomes, Luís Gonzaga., Macau: Factos E Lendas,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4, p. 97.嶺南地區曾出現一種以聖諭十六條為中心的聖諭宣講小說，如《宣講餘言》、《宣講博聞錄》等。見耿淑艷：《聖諭宣講小說：一種被湮沒的小說類型》，《學術研究》（廣州）第4期，2007年，第137-143頁；耿淑艷：《一部湮沒的嶺南晚清小說〈宣講餘言〉》，《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卷第8期，2007年，第83-86頁；耿淑艷：《稀見嶺南晚清聖諭宣講小說〈宣講博聞錄〉》，《韓山師範學院學報》（潮州）第28卷第5期，2007年，第39-42頁。[日]酒井忠夫著、孫雪梅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下卷，第530頁。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第121頁。游子安：《善與人同──清代善人、善書與善事》，張學明、梁元生編：《歷史上的慈善活動與社會動力》，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5年，第132頁。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頁。《聖學階梯》，澳門同善堂，1892年。 4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二）《聖學階梯》的內容雖《聖學階梯》名字和陳瑚的《聖學入門書》相近，但內容則大相徑庭，並沒有明清兩代盛行的袁黃之功過格的影子。就形式上而言，更接近於“從儒學的經書、文獻中採集的嘉言集”。《聖學階梯》分上下兩冊，上冊選錄《程端禮先生讀書分年日程》及《小學》，下冊則包括《五子近思錄》、《明史．儒林傳》（陳白沙部分）、《陳白沙先生乞終養疏》、《陳白沙先生集》以及在附錄中附上《悟道錄》勸善故事十五則。此擇其要者介紹之︰1.《程端禮先生讀書分年日程》《程端禮先生讀書分年日程》（以下簡稱《讀書日程》），原書編者為元朝程端禮。“程端禮，字敬叔，慶元人。幼穎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之學，而朱氏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遊，傳朱子明禮達用之旨，學者及門甚眾。所著《讀書工程》，國子監取以頒示群邑教官，仕為衢州路教授。”就內容而言，原著《讀書日程》應包括一篇序言、《讀書分年日程綱領》和“啟蒙”、“小學”及“大學”之教學規劃。但在《聖學階梯》僅錄序言和綱領部分，沒有輯錄分年教學規劃部分。輯錄之《讀書分年日程綱領》包括：《白鹿洞書院教條》（即：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朱熹門人程端蒙、董銖所著《程董二先生學則》（即：居處必恭、步步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一、寫字必楷敬、幾案必整齊、堂室必潔淨、相呼必以齒、接見必有定、修業有餘功、遊藝以適性以及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真德秀的《真西山先生教子齋規》（即：一曰學禮、二曰學坐、三曰學行、四曰學立、五曰學言、六曰學揖、七曰學誦以及八曰學書）；《朱子讀書六法》（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着緊用力及居敬持志）。其他內容還有：《程端禮先生存存齋銘》、朱熹的《答江尚書書》、《記稽古閣》、《答劉定夫書》、《記經史閣》及《答呂子約書》等。而編者均於以上諸文的原文下用雙行小字注文加入註釋，以明心志。2. 《小學》在沒有輯錄《讀書工程》教學規劃部分的情況下，《聖學階梯》的編者選擇了朱熹的《小學》。原《小學》計有：《立教篇》、《明倫篇》、《敬身篇》、《稽古篇》及《外篇（嘉言）》、《外篇（善行）》共六篇。但《聖學階梯》編者僅選輯了原著中的《立教篇》、《明倫篇》、《敬身篇》、《稽古篇》及《外篇》部分之內容，原著中的《小學序》、《小學題解》均沒有被選入《聖學階梯》中。《立教篇》、《明倫篇》、《敬身篇》，從胎養之教到作師授業之教、從敬親命之禮到事君之禮，從修身處世之道到心術之要均有論述，從衣服之制到飲食之節，也詳加規範。《外篇》則以多篇嘉言紀善的形式，以立教之事、明倫之事、敬身之事為綱，記載先賢事跡，以使讀者“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從宋朝開始，《小學》業已成為地[日]酒井忠夫著、孫雪梅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下卷，第548-551頁，第736頁。[清]穆彰阿：《（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二百九十三，四部叢刊續編景舊鈔本，第5729頁，中國基本古籍庫。《聖學階梯》編者沒有獨立為《稽古篇》編目，但將原著《稽古篇》的部分內容列於《敬身篇》之後。轉引自《聖學階梯》，澳門同善堂，1892年。 48

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方的基本教材。朱熹則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個是做人底樣子”。3. 《五子近思錄》《五子近思錄》成書的700多年間共有100多個版本，書名“近思”取自《論語》：“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聖學階梯》編者以嘉言集的形式對整體原著內容進行了編輯和刪減，按原書分道體類、為學類、存養類、力行克治類、齊家類、出處類、治道類、制治類、政事類、教學類、辨異類、聖賢氣象類等，並選輯了呂祖謙淳熙三年（1176）的原序，其選輯版本在書中沒有說明，但並非流通較廣、影響力較大的清初徽州汪佑之版本。《五子近思錄》原由朱熹與呂祖謙共同編輯，載周敦頣、程頤、程顥、張載及朱熹等五位宋朝理學家的嘉言622條。另外，《聖學階梯》編者還選輯了《明史•儒林傳》（陳獻章部分）、《陳白沙先生乞終養疏》、《陳白沙先生集》。雖然《聖學階梯》收錄了《程端禮先生讀書分年日程》、《小學》、《五子近思錄》等，但就文本來分析，其學派標籤似乎並不重要。此處收錄陳白沙的著作，可能是因為陳白沙是有史以來從祀孔廟的嶺南第一人，同樣位處嶺南地區的同善堂在書中輯錄新會大儒之著作也是為了鼓勵人們行善積德，宣揚陳白沙母慈子孝的事跡而已。而附錄中，則附上了道教色彩較濃、由劉一明編著的《悟道錄》中的其中十五則勸善故事，包括：天高地厚、日月歸臨、蜣螂獅獸、松心竹節、嬰兒天真、鸚鵡石猴等，提倡人們寬容謙卑、謹言慎行、無私無慮、心實節堅等。而編者在編輯《讀書日程》時，沒有選輯最重要的讀書分年日程和書院教學的內容，而只錄其綱領，可見編者之目的為使受眾明白其所願見之道德教養、行為規範以及朱熹等理學家關於讀書治學的理論和方法。這也證明編者把《聖學階梯》視作推廣正統禮教之書或勸善書，也有可能將其作為教材之用。儒家思想強調恭順和節制，“所有的社會倫理都只是將與生俱來的恭順關係轉化到其他被認為與此同質性的關係”，而這些也是建立社會影響時所需要的條件。《聖學階梯》的印發，使我們看到了早期同善堂值理通過善書和嘉言集以勸世化人、淳厚民情的嘗試，也認識到他們把儒家的禮教通俗化，將宋明理學的文化規範積極向地方社會傳佈。善人通過印書這一善行積德的同時，也彰顯了其對社會教化的責任。轉引自《聖學階梯》，澳門同善堂，1892年。程水龍：《徽州汪佑〈五子近思錄〉源流考》，《安徽史學》（合肥）第3期，2010年，第73頁。劉昭仁：《朱熹與呂祖謙的交誼》，《黃山學院學報》（黃山）第4期，2004年，第48-57頁。陳獻章，字公甫，人稱白沙先生，新會人，生於明宣德三年（1428），卒於明弘治十三年（1500），為江門心學之代表。“他一方面不滿明初由朱學壟斷的拘守學風，但又承認朱熹是吾道的‘宗主’……他打破了明初謹守朱學的局面，成為陽明學之先導，但人們仍認為他是‘孔門別派’……後來朝廷又詔建白沙家祠，認為他仍是朱學嫡傳。”參見李錦全：《朱熹理學的歷史命運與陳獻章的思想體系》，《齊魯學刊》（曲阜）第1期，1998年，第54-59頁；黃海娟：《陳白沙從祀孔廟考》，《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1期，2007年，第2頁。黃海娟：《陳白沙從祀孔廟考》，第2頁。[清]韋伯（Max Weber）著，簡惠美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第275頁。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地區里甲賦役制度與鄉村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6頁。 4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宣講聖諭、分送善書，就開展活動的迫切性而言不及保產、賙恤、施棺、義學，為何清末同善堂之值理選擇它作為主要的服務項目呢？是囿於資源有限或其他原因？慈善從來不僅僅是對貧困階級的一種簡單的回應，清朝善會的善人往往通過自身的價値判斷以決定服務的項目，受眾的需求並非主要考量因素。“直到十九世紀中，善會善堂成為穩定社會、鞏固政權的地方組織”。在澳門，善堂更是華人社群秩序、規範的守護者和制定者。小結鄭觀應曾在《澳門感事》中用“華葡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歷查富貴無三代，風俗澆灕官勢洶”來描述清末澳門的社會風貌。的確，清末澳門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風氣均令人搖頭嘆氣。但是，澳門同善堂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的活動，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紳商通過施善來重整社會秩序的嘗試。澳門雖地處南中國一隅，且長期受東西方文化之影響，但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面，至少在善堂文化和教化傳承方面，和嶺南以至全國廣大地區共承一脈，其文化體制也需要通過強化和中原文化之聯繫而得以鞏固。正如日本京都學派史學學者內藤湖南（Naito Konan）所講，“自宋朝以來，中國大多數老百姓就見證着政府（權力）的弱化和文化（影響）的提升”。文化權力成為了影響人們思想和意識形態的一項重要因素。夫馬進關於中國善堂史的研究指出，善堂在廣泛開展活動的同時，國家的影響和控制也在此間增長。通過宣講、贈書，地方精英建立了和國家以及權力之間的聯繫。同善堂不少早期的値理都是孔教會的成員，而且同善堂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仍一直舉辦祭孔祝聖祀典，同善堂現址仍設有大成至聖孔子先師之神龕。“本地的精英運用它們認為具有威權的朝廷的象徵，在帝國的勢力擴充的同時，為自己取得一席位。”雖然同善堂的《倡建蠔鏡同善堂總例》第二條附款指出：“衙門公事以及街外別項等件一概不理”，但由於同善堂和鏡湖醫院以及澳門商會成員的高度重疊，許多同善堂值理事實上還是大量地參與到澳門華人社區的生活當中，充當官民之仲介。宣講聖諭是一種由上而下宣揚儒教和服從的教化活動，作為中間人（broker）的宣講者其實也具有重要的權力象徵意義。“處於統治地位及具文化優勢的精英階層扮演了積極的、具文化創造性的角色，而廣大的普羅群眾則是消極的、被動的”。商人通過奉行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行Smith, Joanna F. Handlin., “Benevolent Societies: The Reshaping of Charit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6, No.2, 1987.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第144頁，第253頁，第3頁。[清]鄭觀應：《澳門感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43頁。轉引自：Hayes, Jam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xxiv.查閱1940年代至1960年代的《市民日報》，每年均見同善堂和孔教會的祭孔祝聖祀典的消息，直到1967年後才未見到同善堂的相關報導。蕭鳳霞：《廿載華南研究之載》，華南研究會編：《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年，第31-40頁。《澳門地捫憲報》，1893年2月25日第8號，第82頁。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梁其姿：《中國明清時期的通俗文化》，《新史學》（創刊號），1990年3月，第149頁。 50

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為準則，通過宣講聖諭、祭孔祝聖、敬執字紙等一系列的文字崇拜和教化活動，通過掌握儒家思想詮釋權，從而建立起一套由他們所詮釋的道德規則和話語，樹立在道德規範領域的權威性，使他們成為華人社群福祉的守護者。而兩廣總督的題序、地方官員的贈匾、周邊地區慈善組織的認可則進一步鞏固其在華人社群影響力，樹立了其正統性地位。而分送善書既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亦有利於傳統文化在澳之延續，同善堂又獲得了民眾的認同，實為共贏之舉。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作為一個移民城市，澳門社團的庇護主義色彩十分濃厚，較高經濟地位者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和資源向社會地位較低者提供庇護，而受庇護者向庇護提供者表現服從。在澳門這個宗族勢力並不發達的地區，紳商通過發展慈善，凝聚華人，而澳門華人社會也在“一施一受”之間形成了和衷共濟、各安其份、不走極端的文化。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也有空間令同善堂成為華人社群的代表性社團之一，並形成制度化力量。善人施善除了出於惻隱之心，更有宣揚儒家正統思想和道德禮教的意圖。這一點在同善堂的宣講聖諭、分送善書活動中也得到了印證。而“本堂管賬所有經理賬目，一年之內，必須開列清心單一紙，在武帝案前焚化，以表清白”。“武帝、奎星、神農列聖乃同人自行參拜，嚴禁外人婦女不得進參，以杜清議”。“恭賀神誕費用，每次支出公項銀二元，如同人損資從厚恭祝，亦隨其便”。“凡男女祿位祇許原人子姪參拜，不准婦女焚香，以昭鄭重”等，用神明作為媒介，加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更表現了同善堂傳統的一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清末澳門同善堂所推動的一系列宣講聖諭、分發善書、敬執字紙等活動，實與當年全國其他地區的善會善堂所進行的活動無異，並非由其獨創，這只是當時經營善堂的一種慣用模式。雖然我們無法主觀臆測善士行善之目的，但紳商藉此實踐儒家義利觀，行善積德、造福桑梓的同時，也建立了個人的社會地位和人際網絡，從而邁上了人生成功的階梯，這也是其善行的實際結果之一。同善堂的紳商們經歷了從傳統士紳走向城市本土精英的過程，同善堂也隨着社會、經濟、文化的變遷而不斷變化。或許，從另外一個側面，我們可以把這段歷史視作澳門由傳統走向現代的一個註腳。特別鳴謝：本文所提及之《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及《聖學階梯》兩書係羅景新先生及麥林先生之珍藏。對於兩位先生慷慨借出藏品以供學術研究之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謝。此外，亦對陳志峰博士的協助，梁其姿教授、婁勝華教授、鄭宏泰博士及冀小斌博士的指正表示誠摯謝意。[責任編輯陳子夏]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北京），2000年第3期，第3-14頁。Lethbridge, Henry,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2.婁勝華：《庇護主義、利益政治與澳門社團文化的嬗變》，“兩岸四地政治文化與公民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澳門大學，2009年3月18-19日。Scott, James C.,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Asi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6, No. 1 (1972).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澳門地捫憲報》，1893年2月25日第8號，第84頁。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澳門同善堂，1940年，第4頁（後頁），《條議》第八條。《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第4頁（後頁），《條議》第九條。《澳門同善堂徵信錄（庚辰年）》，第6頁（後頁），《祿位堂規則》第四條。 51

• 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 •同善堂章程的內容及其特色張中鵬[摘要]清末民初的澳門社會，新舊雜糅、中西激蕩且充滿變數。1892年澳門華商倡建同善堂，正是此種歷史變動在慈善事業上的反映，既是舊傳統的延伸，也有新變化的呈現。通過辨析同善堂章程之內容，理解其頗具歷史印記之特質，從而見微知著，發現同善堂乃至同時期澳門社會的變遷軌跡。[關鍵詞]同善堂章程澳門觀念變遷1892年7月23日，一位名曰孫文的醫學博士以優異成績自香港西醫書院畢業，9月來到澳門，在盧九、何連旺、曹善業等地方知名華商的力薦下，“向用中醫中藥施贈貧病”的鏡湖醫院破例邀請孫使用西醫西藥，孫文成為澳門歷史上第一位華人西醫。為擴大西醫西藥的輻射面，孫又自籌經費，開辦西醫館、中西藥局，免費施醫贈藥，益人甚多。雖然之後由於受葡醫、中醫的雙重排擠，孫於1894年初帶着遺憾離開，但澳門卻成為後人追述國父跌宕生涯的“革命策源地”。據孫自述，他的政治生涯也始於澳門行醫時，“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珠江江口之澳門，以醫為業……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實始於是年；予之以奔走國事，而使姓名喧騰於英人之口，實始於是地”。其實，這時候的孫中山所思所為，面臨的是君憲革新與民主共和的兩難抉擇，甚至更傾向於政治改良。孫中山的匆匆行跡，為十九世紀末的澳門帶來怎樣的影響，學術界已有較多的研究，茲不贅述。單從孫中山懸壺濟世的義舉來看，至少可以反映出以開設醫館藥局和施醫贈藥為主要內容的傳統慈善機構與行為已是晚清澳門社會的普遍現象，另一方作者簡介︰張中鵬，廣東工業大學政法學院講師，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090《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周年》（1937），轉引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7-18頁。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歷史研究》（北京），2012年第1期。屈仁則：《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沿革史》，《澳門今日之僑運》，澳門：世界出版社，1948年，第3頁。《倫敦被難記》，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9-50頁。莫世祥：《二元擇一：孫中山與興中會同仁對君憲革新和共和革命的取捨》，《孫中山研究》第4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 52

同善堂章程的內容及其特色面，孫中山及其帶來的西醫西藥，對清末澳門的華人醫藥行業與制度造成不小的衝擊和改變。當時的澳門就是如此這般的新舊雜糅、中西激蕩與充滿變數。同年12月初，盧九、王麟生、張敬堂、何連旺、蔡鶴朋、王藹人聯銜呈請澳葡政府，倡建專門性華人慈善機構同善堂。同善堂的適時出現，正是這種歷史變動在慈善事業上的反映，既是舊傳統的延續，也有新變化的呈現。基於此，本文在既有成果基礎上，擬以同善堂為中心，通過分析同善堂章程及其特色，透視十九世紀末澳門慈善事業理念與制度變化的若干動向，以對清末民初澳門社會的認識有所助益。一、同善堂章程頒佈前的種種努力澳門傳統慈善活動主要由地方宗族、媽閣廟、三街會館等群體或機構借助於血緣、地緣、業緣關係以宗親會、廟宇、行會諸形式開展。近代以來，隨着澳門華人人口逐漸增多，華人相關事務日益繁重，以往救濟方式愈發顯得力不從心，籌設更具規模的專業性華人民間慈善組織特別是醫療救濟機構，尤顯必要。1871年10月，澳門華商曹有、沈旺等人倡建首家華人醫院鏡湖醫院。不久，澳葡政府將包括衛生、疫情、治安等在內的華人公共性議題，交予鏡湖醫院辦理，鏡湖醫院實質上成為協助政府處理華人事務的非官方指定機構。如1880年9月4日，理事官曉諭將被人拐騙來澳的九名中國兒童，“發交鏡湖醫院暫為安置”，“如有該童父母或代主之人，可赴署指證，果係真實者，准其領回”。1881年6月4日，總督頒行新設華人墳園章程，規定“管理該墳園事宜係歸鏡湖醫院董事辦理”，一切修理、守墳、種樹、開道、修飾、安全事宜，“皆歸鏡湖醫院董事管理”。日益龐雜繁重的社會事務使鏡湖醫院逐漸陷入雜亂不堪的尷尬境地，同時鏡湖自身管理經營出現不少紕漏，致使澳人普遍認為“若鏡湖醫院者，實無益於貧病，而徒有其名者也”。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港澳紳商善事會遂在澳門發起行善團體，因陋就簡設立臨時辦事處，在高沙設立義塚，並開展施棺木、醫時症、贈丸散、講聖諭、派善書、敬執字紙等活動。取得初步發展後，善事會又租賃板樟堂街第27號屋宇一間，更名“同善別墅”，雖然孫中山與早期同善堂之關係，目前缺乏直接史料說明，但兩者在澳活動時間以及救濟施善內容上的疊合，仍是值得學術界進一步關注的歷史現象。主要專題式研究參見馬根偉：《明清時期澳門慈善機構研究（1569-1911）》，廣州：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游子安：《近代澳門地區的慈善事業與教化：以同善堂等為例》，李長莉編：《近代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32-442頁；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9月4日第36號。按，本文澳門政府憲報資料均引自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澳門政府憲報》，1881年6月4日第23號、11日第24號、18日第25號。《照譯西論》，《鏡海叢報》，1893年12月19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聯合出版，2000年，第11頁。陳樹榮主編：《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澳門︰同善堂值理會，1992年，第86頁。據《同善堂九十周年特刊（1892-1982）》記載，港澳紳商於1888年成立行善組織，“租賃了一座二樓作為辦事地點，捐資贈送時症丸散及敬執字紙”，此二樓辦事地點即所謂“臨時辦事處”，很有可能為板樟堂街第27號。參見《同善堂九十周年紀念特刊（1892-1982）》，澳門：慶祝同善堂創立九十周年籌備委員會，1982年，第31頁。 5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作為施善固定場所，“辦理贈醫施藥以及宣講善書，俱係方便於人，不受人家銀兩之事”。板樟堂街華人善堂義舉很快獲得澳門居民的歡迎，“開辦善舉時，常有多人在門前擠擁”，同時，也對公共秩序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衝擊，引起善堂值理們的隱憂，“誠恐巡捕兵丁攔阻”，如此，“防日後有人阻撓該善舉”，提請澳葡政府認可批准以及取得公開合法身份愈發迫切。為尋求組織與活動的合法化，1892年夏，同善別墅值理張敬堂、蔡鶴朋、王麟生、王藹人聯名上書華政衙門，稟明善堂實情，懇請“准給人情”以“辦理善舉”，澳葡政府表示支持，9月9日“蓋戳並簽名為據”。11月19日，值理們再次上書議事公會，“呈署一建築圖則，地點在議事亭，希望獲准建屋在此，繼續進行善舉”，申請發放毗鄰議事會的議事亭前地14號的“完工准照”。此時，同善別墅值理們的善事行為，已發展成為擁有自身物業和固定場所，並頗具一定規模和影響力的社會活動。與之相關的是，善堂規模與事務的不斷拓展，必然面臨地方政府、民間社會以及自身內部等多重關係的調整與規範，尤其是關乎秩序的身份建構和組織建設。即對外取得澳葡政府的批准授權，獲得公開合法化的身份標識和公共形象；對內則結合實際情形進行合理化的組織建設。為此，張敬堂、蔡鶴朋、王麟生、王藹人等值理於12月初第三次上書，改向民政廳呈請註冊，“竊董等設一公會，捐助集資購買舊屋一間，坐落議事廳前地，門牌十四號，現今改建，新名曰同善堂，以為宣講聖諭、贈醫送書、撿拾字紙等事。茲將工竣，不日開辦，故特將本堂內所行善事略擬條款，繕具台階敬呈憲覽，伏乞俯如所請，批飭准行，俾得作善有賴，永垂不朽”。經與澳門公會酌議，依據“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十月廿二日之上諭第二款”，1893年2月21日，澳葡總督布渣（Custódio Miguel de Borja）發佈第31號劄諭，予以准行，25日澳門政府憲報公佈總督劄諭和同善堂章程二十四款，標誌同善堂組織與活動在澳門正式公開合法化。二、同善堂章程及其內容同善別墅呈請民政廳註冊獲批，意味着取得公開合法的身份標識。與此同時，同善堂章程的釐定與公佈，實質上也是旨在建構公共形象、形成內外認同，並強化對善堂自身的組織意識，構成對內部成員及其活動的規約。可以說，同善堂章程是以文本的形式取得合法身份，有針對性地對善堂名稱、宗旨、性質、社會構成、運行方式、規範秩序等事項進行成文的規定，實現對組織與堂務的認同與整合。（一）名稱與宗旨章程首先對善堂之名稱予以再規定，以區別於板樟堂街善堂“同善別墅”之名，此時“澳門創設行善公會名曰同善堂”，宗旨在於“原合善士捐資，以送時症丸散、贈醫、宣講、送書、敬執字紙等事”，至於“衙門公事以及街外別頂（項）等件，一概不理”。從梁其姿統計結果顯《華政廳批准本堂開講堂醫堂》（光緒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陳樹榮主編：《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澳門︰同善堂值理會，2002年，第75-76頁，第76頁，第76頁。《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之“葡文同善堂內部資料”，轉引自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第153頁。A.H.M ADMINISTRACAO CIVIL, AH/AC/P-1275, NO.P-1275.《澳門政府憲報》，1893年2月25日第8號。 54

同善堂章程的內容及其特色示，1564年至1918年間，全國範圍內以同善堂命名的慈善機構共48所，其中施棺類20所，綜合性28所，大多為民辦性質，也有少數由官府開辦。按照傳統善堂分類與性質來看，澳門同善堂屬於綜合性民辦慈善機構，堂務主要包括施醫贈藥、宣講送書以及敬執字紙三項。章程關於善堂活動項目的規範和限定，目的在於界定宗旨和職責，明確施善的邊界，有利於堂務的集中與延續，更富專業性和目的性，但同時也與善堂初創之際經費緊張的現實困境有關。誠如章程所言，同善堂初辦“資藉未充”，“各費尚屬不敷，凡屬意外善事，不宜濫觴”，“除送丸散、執字紙、贈醫、宣講等費外，倘有盈餘，然後集眾酌加善舉，必須一事妥辦，方可再舉”，“如有善士捐資委辦，亦可代勞，庶免阻人行善之意”。當然，隨着經費的擴充與規模的壯大，同善堂不斷調整堂務的內容和範圍，此後增設藥局、義學、養老、幼托等項目，由救貧濟窮式的傳統慈善機構，發展成為養教合一、教先於養的現代公益服務組織。（二）組織結構同善堂章程突破以往宗族、地域和職業界限，沒有限定善士範圍，而是採取更為開放的姿態，無論澳門內外，“經捐至少五元，為本堂股友”。為此，善堂專門採集股友信息存檔，“注明各股友之名，何處生長，何處居住，何處生理”。不過，可能基於方便起見，“如有公事集眾商議，只請在澳居住之股友”。為保障善堂股友權利，章程規定同善堂實行總協值理制，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理和值理管理堂務。根據章程規定，每年十二月初一日，各股友齊聚一堂，匿名投票，公推值事十位（此後有所增減），內舉總理二位、值理八位。總理專管“收支銀兩帳目付項，及該銀如何用法等件”，值理管理“贈醫堂送票劑及執字紙，並講堂送書”等具體事務，同時負責“稽查總理所管數目有無錯漏”。除總協值理制依照民主方式產生善堂管理層外，同善堂還保留傳統老人制度，不論請股友集眾議事，或請值理議事，要將總理中之年高者推為主席，如兩總理均不到，則以八位值理中之年老者為主席，“倘辯論意見不同，各執一說，則分為兩班，人數均屬相同，則由主席判斷何者為是”。需要說明的是，所謂總理、值理、主席，均為公推產生具有公益服務性質的管理者，及至今日同善堂仍踐行“所收捐獻盡數用於社會”的運作模式，“其餘不涉善堂項目及堂慶等全數由值理會集資舉辦，不動用善款一分一毫”。同善堂日常事務的專職工作人員則只有管賬一名，輪管醫堂、灑掃地方等事工人二名，檢執字紙工人一名。章程對監督進行制度上的設計，管理者需接受公開監督，如股友有欠善堂銀兩，不得充當董事，或曾充董事之股友，經官革退者，亦不得連舉其為董事。經費使用上“各善士捐項銀兩，必有印板收條，以本堂圖書為憑。各店來往銀兩凡十元以上者，俱要總理簽名蓋印為據。十元以下，則歸管賬支理”，值理每年一次稽查總理所管數目有無錯漏，如稽查失真，以致總理有虧空之弊，總理須要加倍抵填。總之，善堂股友的社會構成、管理層的形成及監督機制，充分說明同善堂組織結構上頗具現代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的意味。（三）組織運作同善堂組織運作同樣遵循民主制度。當年值事每逢禮拜日十一點鐘，到大公堂敘會一次，至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之《附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2-411頁。游子安：《近代澳門地區的慈善事業與教化：以同善堂等為例》，李長莉編：《近代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42頁。《同善堂一百二十周年──今昔簡誌》，澳門︰同善堂值理會，2012年，第7頁。 5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少有六位値理到堂，方可議事。將堂內事情各述所見，俾眾咸知。所議各事，須在場之値理過半簽允，方算實事。為保障股友充分參與堂務，“所有關涉本堂各事，俱歸集眾妥議，其所議妥協，即照為例，各友必須遵行”，章程規定集眾商議事件，須總理議定何日何時，並廿四點鐘之先，“即著司事人預早將所商之善事具柬周知，俾得各悉其情，胸有主見，免至臨期而無把握”。會議召開過程中，“所議各事，須要在場之同人過半允行，方算為實”，“當商議之時，凡有高策者，須以和平出之，言畢，聽各位辯駁，仍須循序發論，但求折衷一是”，即使“新增各章程，則以本堂齊集公議允肯過半者為准”。股友還有堂務建議權，“本堂同人各須常到料理善務，如有不合，必先聲明當年總理商辦，或另有高策，有裨善舉者，亦先對總理請集眾商妥備籌經費，然後舉行”。同善堂的組織運作上最關鍵的問題在於財務財產。為推進堂務、擴大規模，同善堂每年股友“認股並善士所捐之款”，除是年所支之外，將所存之銀兩，盡行生息，“存款過百元者，即付殷實銀店計日行息；過千元者，集眾議辦，不得用人擔保，或白單掛借”。出於稽查財務的考慮，“本堂是年管理進支數目，係在總理中推一位，試辦壹年，不支薪金，待各事粗定後，方請別位有擔保者，仿照辦理。凡所進支，必有日清月結，每月初一日列明貼堂，以憑値事查核。如有重支、漏進、浮開等弊，一經察覺，集眾辭去，並將吞騙之項，加五倍罰回，向擔保者追還，以重公款”。當年值事須每月向管賬者查數目數次，不限日期，遇時均可稽查。凡有犯例不符日結數尾者三次，自應辭職，並將不符之數，每次加倍罰回。“本堂管賬，所有經理帳目，一年之內，必須開列清心單一紙，在武帝案前焚化，以表清白”。（四）調整與政府關係章程十分注重調整同善堂與澳葡政府之關係。如“嗣後如有公事，邀請各股友齊集會議事宜，該值年董事須先將聚會時日報明政務廳知悉，以便政務廳前赴會所聽議”，如新增章程條款，同樣“由官憲准行方可”，“本堂值事每年將所進支數目，用華字開列清單，交與政務廳，以便照例而行”，澳葡政府遂如其所請，“茲據所設，乃是行善之事，有裨於本澳華人貧民”。同善堂的努力很快就引起澳門葡人的注意。1893年12月19日，《鏡海叢報》中葡文版予以報導，“澳中善士又多立一同善堂以醫人”，有“益於貧病者”。三、章程之外：近代澳門慈善觀念變遷考察同善堂章程，不僅要進行條文結構與內容的靜態分析，而且還必須跳出章程之外，從運作機制與實際表現上予以動態檢視，從而發現處於傳統與現代交織變奏時代中的同善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其制度、觀念及形式所呈現出的不同面相。首先，同善堂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清末澳門華人慈善機構呈現集中出現的景象。1893年2月22日《澳門政府憲報》公佈第30號總督劄諭，批准“現在本澳設立一會，專行善舉，及助殯葬帛金事宜，其名曰仁濟社”。1899年12月30日《澳門政府憲報》公佈第95號總督劄諭，批准“現在本澳設立一會，專行善舉，名曰嘉善堂”，但其章程規定嘉善堂為“氹仔創《澳門政府憲報》，1893年2月25日第8號。《照譯西論》，《鏡海叢報》，1893年12月19日，第12頁。《澳門政府憲報》，1893年2月22日第7號附報。 56

同善堂章程的內容及其特色設行善公會”。仁濟社“專行善舉及助殯葬帛金事宜”，嘉善堂旨在聚集善士捐資，“為送藥劑丸散，贈醫宣講、送善書、執字紙等事”。與同善堂“原合善士捐資，以送時症丸散、贈醫、宣講、送書、敬執字紙等事”的創會理念相同，不啻是其時澳門華人慈善組織的集體性亮相。値得注意的是，晚清華人慈善機構雖然集體亮相，但延續至今的卻極為少見。創會之初，同善堂亦有撤局之憂，如章程所謂“本堂如日後世遠年湮滅，誠恐本堂人心解散，眾志分離，保無撤局之虞，所有遺下物業銀兩等項，屆時交與同本堂做善事之別公會，即交與某公會安置”。同善堂獨特的人事制度安排和人力物力支援，為其延續、壯大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同善堂申請稟文後有羅熙耀、王岐卿、鮑啟明、蕭焱翹、王勉之、蔡羨卿、盛文彪、吳月溪、胡海籌、梁兩初、梁郁明、鄭麟初、梁傑文、王少良、張心傳、林應奎、陳鑣南、黎乙真、梁仁甫、李綬珊、關蕙田、李渭南、梁耀明、鍾晏雲、陳翰墀、梁廣文、張鳳儔、陳扆卿、張鑒田、鮑序義、林志仁、鮑玉林、杜鑒清、林雨文、程霖棠、陸禮廷、黃居之、鄭坤之、王炳雲、吳熾生等人簽名。澳門華商的廣泛參與，促成同善堂的成立。晚清廣東商人利用七十二行、九大善堂等行幫性組織和慈善機構，構成重要的社會影響力。澳門亦是如此，也存在眾多亦紳亦商的紳商和普通商人群體，同善堂是在紳商群體支持下促成的，反過來成為紳商議事的重要平台。民國初年，澳門華商組織發起商會，成立之初即暫借同善堂作為臨時辦事處。澳門華商借重於同善堂、鏡湖醫院和中華總商會，在澳門政治、社會與經濟生活中發揮重要影響。其次，慈善空間有所擴大。1898年成立的分會中元水陸超幽會規定“每年農曆十月十五日高沙亭啟壇懺，是晚放陸幽，是夕雇船放水幽，上至前山，下至媽閣，周繞一遭，普度幽魂，同登覺岸”。先是蓮花莖長堤鬆陷，傾跌堪虞，一路崎嶇，賓士不便，1875年曾募金砌石，但僅修成石路百有七丈，此外尚覺沙浮土薄。年久失修後，“輪陷蹄傾車子之劬慘目，若夫淒風苦雨，其困蔽不勘言喻者”，1889年鏡湖醫院倡議於關閘外以西徂東沿途修整，或墊以石，或築以泥，務使“晴無飛塵飛沙約之虞，雨免還濘托泥之苦”。此後，澳中紳商捐資修建前山至白石之石路，以便香山與澳門間的往來，至1894年間竣工。據1894年10月3日《鏡海叢報》報導香山紳商有意續修前山北上道路，“聞前山各紳將復捐資，由寨城築修石路，直至翠微，便手車之來往，省男婦之奔勞”。澳門紳商對待前山北上與南下兩條石路的態度及行為差異，反映紳商群體主要關注香山與澳門之間的經濟及社會往來，尤其是集中於北至前山南達澳門的地域空間。據新發現道光間香山縣下恭常都採訪冊顯示，澳門“在縣東南一百四十里，在前山寨正南二十里”，與望廈（“在縣東南一百三十八里，在前山寨南十八里”）、龍環（“在縣東南一百三十八里，在前山寨正南十八里”）、龍田（“在縣東南一百三十八里，在前山寨正南十八里”）、潭仔（“在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在前山寨東南三十二里”）及過路環（“在縣南一百六十里，在前《澳門政府憲報》，1900年12月30日第52號。民政廳檔1892年12月2日，Process Nº.109-Série E，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澳門政府憲報》，1893年2月25日第8號。邱捷：《晚清民國初年廣東的士紳與商人》，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第143頁。《勸捐續砌高沙石路小引》，鏡湖醫院藏碑。《車路已成》，《鏡海叢報》，1893年12月19日，第34頁。關於香山與澳門之間的經濟社會往來及其地域效應，容另文論述。 5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山寨南四十里”）同屬香山戎屬五十五處村莊之一。十九世紀末澳葡政府趁機將半島、氹仔、路環全部劃入殖民管制邊界之內，相當於上述道光間望廈及龍環、龍田、澳門、潭仔、過路環戎屬六個村莊的總和。與此同時，採訪冊還將澳門與北山、南屏、前山、香山場、北山嶺、白石、灶貝、吉大、南村、南大湧、外界涌、白瀝港並列為下恭常都的十三鄉。澳葡政府所謂同善堂“有裨於本澳華人貧民”的地域範圍，與晚清基層社會的行政建制，以及澳門華人民眾的心理邊界並不一致，而是超越行政疆界，擴展至澳門內外，這與傳統內地以宗族、地域、行業為形式的善堂善會有着明顯的區別。第三，同善堂章程體現傳統善堂與現代媒體的結合，樹立不同以往的公共形象。據《鏡海叢報》1893年12月19日《照譯西論》報導鏡湖醫院“病人之進院，不計其症應否入院方能醫治，醫生固不曉何等病症應進院何等不應進院，其司事則體值事之情面所薦，如無值事薦入，雖危急亦不收，有人薦則不病亦收以養之，如此辦法，誠無益於貧病者也，所以澳中善士又多立一同善堂以醫人，職此故也。該院惟自孫醫生入內，自籌經費開創西醫局，益人甚多。初時每日街症百餘人，後以經費不多，則限贈五十人之藥。又遇有大症，則收入院內醫治，如砂淋、肉瘤等症割愈甚多。此皆為從前所未有，若永遠如此辦法，豈不甚善”。西論自忖“有益貧病”“為生民請命”的公心，批評鏡湖醫院“有為善之名而無為善之實”，有針對性地提出四點整頓建議：“將院內中醫生考試方准入院醫人”，“舊時司事盡行撤換，再由各善士揀擇實力辦事有心愛人之人以當斯職”，“院內經費當分一半以給西醫經費”，“病人入院不說人情，只論其症應否入院醫治”。據此可知，同善堂設立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打破鏡湖醫院的陋規，旨在“醫人”，施善對象面向全澳貧病，以病情輕重作為唯一衡量標準。同日《本澳新聞》又有“神乎其技”：“瞽者區連，其妻羅氏，夙染心痛之疾，七年於茲矣。每次發動，痛苦刀刺。區雖貧苦，竭力延醫，終不見效。本月初二日敬延同善堂黎蓮峰先生往診。據稱內有惡蟲，非用藥以吐出之，勢不可愈，乃按症開方而去。初四日申刻，果見胸腹作痛，喉中格格作痰響，俄而吐出怪蟲一條，長約八寸，赤其首碧其身，滿身皆爪，如百足蟲，立投於火而斃之，其苦遂脫。黎之技術，可謂神乎其神”。可以說，在新媒體湧現的歷史條件下，同善堂借助於報紙等新介質，很快樹立擁有優良醫德與醫術的正面形象。餘論1892年同善堂在澳門民政廳正式註冊登記，標誌着澳門華人專業慈善團體的誕生。不久，同善堂發展成為與鏡湖醫院慈善會、中華總商會齊名的澳門三大華人社團之一，在近代澳門的社會整合、經濟變遷、觀念更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組織形式與組織運作上，同善堂開啓了澳門現代慈善的非營利模式，也因為制度保障和觀念更新，使得同善堂事業延續百年而不輟。當然，澳葡政府不斷調整華人政策，同樣值得注意。1908年7月，葡京專門頒佈上諭“查澳門華民居住街道，每因地狹人稠，致多疫癘，亟以潔淨地方為衛生之要政。其法最善在該地方開闢通爽光亮[清]王廷鈐：《澳門志略•戎屬村莊五十五處》，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照譯西論》，《鏡海叢報》，1893年12月19日，第11-12頁。《神乎其技》，《鏡海叢報》，1893年12月19日，第16頁。 58

同善堂章程的內容及其特色之闊大街道、馬路及建造溝渠。近來，因火燭毀去之舖屋業主，多已稟請建復，但概予允准，實大不宜，急應用官價購買。此事澳督時有奏聞，是以朕今所定各節並非別創新例，不過將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八月九號頒行本國內之律例推行於澳門，其有必須更改者，亦不得不稍事更改”。政府不斷調整華人政策，逐漸扮演改造華人及華人社會的主導角色，如“新開華民居住地方，所有官價購地及一切有關地方公益之事，都歸澳葡政府之權。因此，澳葡政府暫行代議事公局管理收支數目、築造工程以及一切所辦之事務”。澳葡政府華人政策由委託代理轉為直接管理，或直接或間接介入華人日常生活，客觀上提升華人的生活水平。隨着澳葡政府涉入華人事務越發細密，與同善堂發生越來越多的交集，1925年更是直接給予財政補貼。另一方面，近代以來澳門城市管理與市政建設不斷發展，尤其涉及醫療、衛生諸問題，開展全城層面的市政改良，必然觸及包括慈善在內的社會問題。同善堂作為華人慈善事業的標杆，更易進入政府視野，並被其納入其城市管理的整體框架之內。故而澳葡政府所謂“新開華民居住地方，所有官價購地及一切有關地方公益之事，都歸澳葡政府之權”，將市政建設與地方公益權力一併收歸政府所有，表明兩者在內容和實質上相互交叉。基於此，同善堂的設立，不僅是慈善事業的獨立問題，而是融入近代以來澳門城市建設以及市政管理發展的整體歷史進程之中。如果說市政建設表現近現代澳門發展顯性的一面，市政管理和社會服務則是澳門發展的隱性面相，慈善事業則是其中的關鍵性環節。[責任編輯陳子夏]《澳門政府憲報》，1908年7月4日第27號。 59

•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敬明其德壽考維祺──崔德祺與澳門同善堂趙殿紅[摘要]崔德祺是1949年以來澳門慈善界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澳門建築、商會、政治、文化、慈善等領域的傳奇生涯中，以其慈善形象最為深入人心，幾乎成為澳門華人慈善的代名詞。他以繼承家族傳統的方式進入慈善事業，旋即以其華人社群領袖的身份掌管同善堂半個多世紀，他推動了澳門慈善事業的多元化，帶動了澳門華人社群中慈善家族的形成。以同善堂為代表的澳門慈善團體造就了澳門獨特的慈善文化，成為澳門社會精神層面（如協商、包容、慈善等）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關鍵詞]崔德祺同善堂澳門一2005年春節，中國楹聯學會專門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近50位知名人士贈送了裝裱精美的嵌名聯作，以傳統楹聯文化的獨特方式，向澳門同胞致以新春的問候，此舉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獲得一致稱讚。其中贈崔德祺先生的嵌名聯是“曰止曰行，敬明其德；如山如阜，壽考維祺”。此聯巧妙地將“德祺”二字融入聯中，概括了崔德祺一生的善行，尤其是半個多世紀在澳門同善堂的服務及其對澳門慈善事業的貢獻。崔德祺，1912年生於澳門，祖籍廣東新會雙水鎮崔嘉亨村。十九世紀末，其祖父崔祜在澳門從事建築業，父親崔九根（崔六）曾任澳門砌石工會任達堂主席。崔德祺青年時代就讀於天主教會辦的澳門聖若瑟書院，成為精通中葡語言的雙語人才。畢業後當過藥房學徒，一度立志當醫生，曾報讀上海東南醫科大學，但因學費過高無力入學，於是改變志向，入讀廣州中德學校建築工程班。1939年從廣州畢業返澳，本想在家族的又和建築公司大展身手，但公司卻經營不善面臨解散，崔德祺遂以7,000元買下又和建築公司招牌，重新組建又和建築置業公司。由於他聰明、務實、勤奮，建築事業蓬勃發展，開創了澳門建築業的先河。他興建了當時澳門最高的十層大樓，今天依然矗立。“又和”建築在澳門聲譽鵲起，事業蒸蒸日上，崔德祺成為澳門舉足輕重的著名華商。崔德祺具有卓越的社會活動能力，是澳門傑出的社會活動家，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起參與社會服務。1947年，澳門建築商會成立，崔德祺出任副理事長。在此基礎上，1949年，他聯同業內作者簡介：趙殿紅，廣東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副研究員，歷史學博士。廣州510180 60

敬明其德壽考維祺──崔德祺與澳門同善堂知名人士創建澳門建築置業商會，並歷任會長，團結業界，發展澳門建築事業。數十年間，建築業成為澳門四大經濟支柱之一，澳門建築置業商會也成為澳門當局制訂政策時諮詢的重要民間經濟團體。1953年起擔任中華總商會副會長。1974年葡國“四‧二五”革命後，當時的澳督嘉樂庇邀請多位社會賢達組成臨時政務會議，崔德祺是其中一員，稍後與何賢等參與了《澳門組織章程》的起草。1976年起，崔德祺擔任澳葡第一、二、三屆立法會間選議員，出任第一和第三屆立法會副主席。其間同時出任澳門市政廳市政委員、副主席十多年。1956年起，崔德祺為廣東省多屆政協委員、常務委員，以及新會市多屆政協委員、副主席。1988年參加《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被推舉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崔德祺運用多年參與立法會的經驗及懂葡語之便，在基本法制訂、諮詢期間，與本地葡裔族群溝通交流、釋除疑慮、增進共識，為順利及更好地制訂《澳門基本法》作出了重大貢獻。澳門進入後過渡期後，崔德祺任澳門基本法協進會會長，積極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當時，他獲中央委任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獲推舉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推選委員會委員，參與籌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回歸祖國以後，崔德祺擔任的主要社會職務有：澳門同善堂値理會主席、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永遠榮譽會長、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名譽會長、澳門新會同鄉會會長、澳門世界美術文化交流協會名譽會長、澳門頤園書畫會創始人兼會長、澳門濠鏡音樂會創辦人兼會長等。曾獲得的榮譽有：1966年獲葡萄牙頒授慈善功績軍官勛銜，1980年獲葡萄牙頒授慈善功績爵士級勛銜，1984年獲澳門總督頒授文化功績勛章，1986年獲澳門東亞大學頒授社會科學榮譽博士，1989年獲澳門總督頒授英勇勛章，1990年和1995年分別獲葡萄牙頒授紅十字會勛章和公民功績高級軍官勛章，1998年獲澳門市政廳頒授榮譽市民，1999年獲葡萄牙總統頒授殷皇子大十字勛章。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2002年獲澳門特區頒授金蓮花榮譽勛章，2006年獲特區頒授大蓮花榮譽勛章。崔德祺藝術造詣精深，是高劍父大師再傳弟子，師承司徒奇，為近代嶺南畫派表表者。其作品多次入選全國美術展覽，並多次參加葡國里斯本舉辦的中國畫展。作品《滿村都是木棉紅》入選百年中國畫展，並為中國美術館收藏。他曾榮獲上海畫院頒授名譽畫師稱號，榮任世界美術文化交流協會名譽會長。1986年，澳門東亞大學（澳門大學前身）授予他社會科學榮譽博士學位。崔德祺在澳門社會富於傳奇色彩，在政商兩界擁有廣泛人望。從建築商人到建築行業的領導人，崔德祺並不將目光局限在自己家族的事業之上，而是積極參與澳門的各項社會事務，涉足商會、政治、文化等領域，從而帶領崔氏一門躋身澳門大家族之列。2007年10月24日，崔德祺在澳門鏡湖醫院逝世，享年96歲。各大報章報導時，稱譽其為“畢生熱愛祖國、熱愛澳門，為澳門順利回歸作出巨大貢獻的傑出社會活動家、公益慈善家、建築實業家、書畫及曲藝界老前輩。”而最値得澳門人永遠銘記的，是崔德祺畢生對慈善事業的貢獻，他對澳門華人慈善組織同善堂半個多世紀的參與和帶領，幾乎使崔氏家族成為澳門慈善的代名詞，更使他成為澳門現代慈善事業的標誌性人物。他是澳門獨特的慈善文化中引人注目的、値得深入研究的一位代表人物。二中國傳統社會有許多以“同善”命名的機構，一些是藥店和醫療機構的名號，但更是一個具有慈善意義的名詞，代表慈善機構。稱為“同善”的慈善組織最早出現在明萬曆年間的江南地 6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區，這些組織在當時不但承擔了儲糧救荒的責任，還肩負了“教化”及“行善”的道德任務。從明末到善會興盛的清末民初，海內外皆有名為“同善堂”的華人慈善組織。而據台灣學者梁其姿的統計，1564至1918年間，中國共有40多個名為“同善堂”的慈善組織。可見“同善”之名由來已久，帶有濃厚的傳統儒學色彩，即“同心濟世，善氣迎人”及“善與人同”之意。澳門同善堂（Macau Tung Sin Tong Charitable Society）創辦於清光緒十八年（1892），至今已有120年的歷史。在開辦前期的30年內，會址設在議事亭前，後因政府徵用土地而遷往福隆新街，至1924年遷至爐石塘街現址。同善堂的創立宗旨是“同心濟世，善氣迎人”。成立初期，同善堂的救濟措施主要集中在贈醫、送丸散、執字紙和施棺等因應當時社會需求的援助上。為了使救濟事項專門化，後來又陸續成立多個分會，如保產善會（1894年11月）、施棺木仵工善會（1895年初）、施藥劑善會（1897年）、賙恤善會（1898年初）、中元水陸超幽會（1898年初）、同善堂貧民義學（1924年秋）、施粥施衣救濟會（1925年）、同善堂藥局（1941年）。黃雁鴻在其著作《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中，將1949年前的同善堂歷史分為創會初期（1892-1920）和發展時期（1920-1949），前者講述了“同善”的理念和作為新式救濟組織的同善堂創會時的社會背景，以及創會初期的救濟措施；後者分析了同善堂在發展時期的運作及與政府的關係，認為“同善堂在創會初期無論命名、理念、組織或運作都是內地善堂經營方式的延續，但在發展和壯大後，走上與內地善堂迥然不同的道路。最大的分別在於合法性的確立以及政府的干預”。同善堂的發起人及後來的管理者，皆為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良好的社會聲望的華商，其政治地位在澳門社會中不斷提高和鞏固，以同善堂等機構為代表的華人社群在澳門的力量也不斷壯大。“在善會和善會領導的政治權力相輔相成、與日俱增之時，同善堂既產生了一批華人魅力型領袖，也使華人社群的力量日益壯大，澳葡政府已不能漠視或不予理會，很多涉及華人的社會事務，尤其涉及救助的賑濟的，反而都有賴同善堂及其主事者與低層華人溝通。”經過清末及民國時期近60年的發展，同善堂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管理體系和傳承特點，即魅力型領袖在善堂中的作用十分關鍵，主事者長期為少數幾位華商，他們在同善堂中的權力得以過渡到下一代，甚至“循環相承”。雖然有學者質疑主事者流動性較弱的管理體制會造成濫權的弊端，但對於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慈善事業來說，恐怕其利遠大於其弊。今天同善堂發展壯大的現實、其在澳門的地位和影響、在澳門人心中形成的慈善情結、對澳門慈善文化及協商文化的貢獻，足以說明一切問題。相對中國內地慈善事業的現狀和困擾，我們更能得出如上結論。同善堂這種“循環相承”的特點，也造就了澳門社會中的一批“慈善家族”，如李鏡荃、李際唐父子，崔諾枝、崔樂其父子，黃文、黃漢興、黃如楷祖孫三代。最顯著的是，以崔德祺為代表的崔氏家族：崔德祺在其父崔六的帶領下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即進入同善堂服務，五十年代初開始掌管同善堂，直至2007年去世，近60年的生涯融入同善堂事業。崔德祺的兒子崔世平為現任同善堂値理會副主席，崔世平的兩位堂兄：會計師專業的崔世昌曾任同善堂中學校長，現任値理會副主席，擁有公共衛生博士學位的現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曾任同善堂醫務部部長。[日]夫馬進著，伍躍、楊文信、張學鋒譯：《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第79-88頁。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38-141頁。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7-411頁。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第171頁，第189頁，第191頁，第320頁。 62

敬明其德壽考維祺──崔德祺與澳門同善堂三1938年10月，廣州陷落，大批難民湧入澳門。1941年12月，香港陷於日敵，澳門人口由戰前15萬人激增至高峰時的45萬人，其中大部分屬於貧苦無依的逃難者。澳門雖然表面中立，但仍飽受戰爭禍害，對外交通被封鎖，糧食供應斷絕。1942年初，澳門遭遇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加上冬季寒潮襲澳，難民們饑寒交迫，又飽受疾病煎熬，餓殍遍地，民不聊生。面對祖國災難和困棲澳門的難民，同善堂等民間社團伸出了大愛之手，他們或義賣、義演勸募徵集錢物，或收容難民、施粥派衣，幫助難民貧民度過困境。崔德祺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於1941年進入同善堂的，這既是澳門歷史上最困難的時期，也是同善堂面臨最嚴峻考驗的時期。1949年新中國成立，澳門同胞歡欣鼓舞，但澳門社會面臨新的分化改組，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展開掛紅旗還是掛藍旗之爭。最初，外面不少威脅電話，逼迫同善堂掛藍旗。但同善堂不掛藍旗，也未升紅旗，只掛堂旗。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身為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的崔德祺不畏危險，毅然命人在同善堂上空升起五星紅旗。從此，崔德祺不斷受到在澳門猖獗活動的反動派的迫害。1955年5月30日晚，崔德祺和家人從新花園娛樂場出門，正要上車時，五六名持槍歹徒從三面襲擊，汽車被掃了70多個彈孔，致使崔夫人和崔弟當即受傷倒地。崔德祺本人倖免於難。這一事件被稱為“新花園”事件，崔家人對此從來沒有出來公開證實和討論過。但霍英東在其傳記中有所透露：“當時澳門的治安很差，三教九流雲集澳門，搞得澳門到處都是炸彈，連何賢也曾被人用手榴彈炸，崔德祺也被人用機關槍掃射……”。槍聲不僅轟動了港澳，也傳到了北京。數月後，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會見了崔德祺。周總理慰問和勉勵他，希望他繼續努力，做好愛國工作。不久，崔德祺榮耀地成為全國政協特邀人士，每年出席全國政協會議。1956年，他和澳門赴京代表團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1953年，崔德祺被選為同善堂値理會主席，直至2007年去世。他擔任同善堂値理60餘年，任值理會主席50餘年，是同善堂任期最長的領導人。他為同善堂的發展不遺餘力，與眾值理協同努力，在擴展贈醫施藥、發展同善堂學校、開辦托兒所教育三個領域，成績最為顯著。（一）擴展贈醫施藥同善堂最讓澳門人津津樂道的即是贈醫施藥。創辦之初即“醫時症”、“贈丸散”。1897年成立“施藥劑善會”，由同善堂中醫師主診，向貧苦居民贈醫施藥。從此，贈醫施藥成為同善堂重要的日常工作，亦成為同善堂歷史最悠久的免費服務項目之一。但因為醫藥資源有限，同善堂長期實施“限額贈診、限量用藥”的“雙限”措施。1953年，年輕的崔德祺接任主席之後，與同善堂值理會同仁共同研究和努力，打破了“限額”和“限量”這兩個界限，將同善堂大堂改為候診大廳，改善候診環境。1957年起，同善堂由譚伯銘醫生推行兼用中藥製劑，節省煎藥時間，對病者至為方便。此後，儘管澳門社會幾經蕭條，經濟不景，同善堂經費來源短缺，但仍堅持“兩個不限”，繼續贈醫施藥。1941年，時任同善堂副主席高可寧發起開設“同善堂藥局”，得到澳督戴思樂和善長傅德蔭家族的大力贊助。1944年起，藥局轉由同善堂値理會屬下的藥局董事會管理，設門市營業部及施藥配劑部，門市部盈利悉數撥充善舉。1997年5月9日，藥局失火，同善堂値理會立即採取應急措施，設臨時藥局，堅持贈醫施藥。崔德祺為重建藥局竭盡全力，後得到大豐銀行及胡順謙値理等率先捐助，又得到各位善長的鼎力支持，藥局於1998年10月重建竣工，恢復運作。在陳樹榮主編：《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澳門︰同善堂値理會，1992年，第90頁。陳樹榮主編：《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澳門︰同善堂値理會，2002年，第31頁，第32頁。 6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崔德祺的帶領下，同善堂藥局開辦60年來，運作順利，造福病者。目前，同善堂診所頗具規模，共有三間診所：除本堂診所外，還於1992年在清平直街開設了“同善堂第二診所”；1999年3月3日，設於台山新城市花園的同善堂中醫分診所揭幕；2001年在火船頭街273號全幢擴充了同善堂第二分診所，將原設於清平直街的診所合併進去，同年4月25日，內設西醫各科及針灸科的同善堂第二分診所由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等嘉賓與崔德祺主席主持揭幕，4月28日正式開診。現在，同善堂的診所中西醫並舉，中西醫師20多人，開設八大項醫療項目，醫療服務日趨完善，平均每天就診人數約700人次。其中專治跌打損傷和針炙的門診，在澳門當地十分知名，醫術和口碑讓澳門人信服。（二）發展同善堂學校清末善堂善業不限於贈醫施藥、救貧濟乏，還包括社會教化和擁護傳統文化的活動，如惜字、辦義學、宣講聖諭、散發善書、尊孔講經等。澳門同善堂的可貴之處也正在於此。1924年，同善堂開辦貧民義學，70多年來不斷發展完善。1937年改私塾為小學，開始招收女生；1965年易為同善堂小學。堂內至今還保存着光緒十九年（1893）的一副對聯：“啓文教於同堂明齊日月，注科名於善籍光燦斗牛”，即宣示同善堂在教育事業方面的抱負。同時，義學中常設孔子神龕，並於每晚在大堂講“四書”“五經”等孔孟之道。1987年起，為了推動學前教育，學校增辦三間幼稚園，目前有學生1,000多人。同善堂中學教育於1991年開始運作，隨着教育建設的不斷完善，已實現十五年免費教育，是澳門唯一一所提供從幼稚園到高中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學校。同善堂同樣重視成人教育，早在1948年已增設夜間小學部，為失學青少年提供夜間小學一至六年級的免費教育。1988年同善堂專業進修中心成立，為澳門在職成年人提供免費專業進修課程；1989年與教育暨青年局合辦葡文班，1992年開始設普通話班。專業進修中心與教育暨青年局轄下的語言推廣中心合辦的葡文、英文及普通話課程，一直得到社會人士支持，口碑良好。目前，專業進修中心共有八個班，數千學員從中受益。（三）開辦托兒所教育隨着澳門工商業的發展，婦女就業人數日增，職業婦女的家務負擔越來越重，尤其缺乏對幼兒的照顧。同善堂在崔德祺的帶領下，抱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將慈善事業發揚光大。在各界人士及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持下，1976年起，同善堂開辦托兒所事業，至今已有36年。同善堂首間托兒所於1976年1月3日在台山開幕。在社會福利處的部分資助下，1979年在新橋區田畔街啟用第二托兒所，1986年第一托兒所擴建。1998年11月25日，位於馬場東北大馬路的同善堂第三托兒所開幕，澳督韋奇立、立法會主席林綺濤、崔德祺主席等主持剪綵儀式。澳門回歸後，於2002年在下環鹽里開辦第四托兒所。至此，同善堂免費托兒服務已遍佈澳門人口稠密的北區、新橋區和下環區。同善堂的四間免費托兒所，招收對象為家境較為貧困、身體健康的兩歲至四歲幼兒。托兒所的業務，主要由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何婉琪負責，她也是同善堂歷史上的第一位女副主席。此外，在崔德祺擔任主席期間，還發展了幾項富有特色的慈善服務，如從1968年起，將同善堂長期的施粥業務改為派米派物，老弱殘疾或孤寡貧困者，可申領“領物證”，每年冬季派發棉被、棉衣等物，節日派發禮品。這些日常派施，是澳門不少貧困人士、病殘人士的固定援助。《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第149頁，第27頁。游子安：《近代澳門地區的慈善事業與教化──以同善堂等為例》，《近代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64

敬明其德壽考維祺──崔德祺與澳門同善堂同善堂一年一度的沿門勸捐也很有特點，進入農曆十月，所有工作人員，上至主席，下到文員，都要身穿同善堂制服，上街向商鋪、街坊募捐。活動持續一個月，徒步走遍整個澳門，逾百年歷史從未間斷。沿門勸捐十分引人注目，成為澳門民間一年一度、人盡皆知的大事件。崔德祺任主席時，就算精力不濟，亦會勉力上街、身體力行。1996年11月11日，“96沿門勸捐”開始，崔德祺主席率值理會同人沿新馬路向各商號勸捐，喜獲熱烈支持。八佰伴（澳門）百貨公司、澳門國際銀行、誠興銀行在總行及其屬下各分行設置“同善堂善款箱”，支持同善堂沿門勸捐。這種傳統的堅持，對社會的教化意義是不可估量的。據崔世平先生介紹，2001年儘管有金融海嘯影響，但同善堂沿門勸捐仍籌集到善款近千萬澳門元，同善堂影響可見一斑；同樣，在對內地的援助上，同善堂也從不缺席。多年來，遇到突發性天災人禍等，同善堂均會派員慰問受災者，並及時提供緊急援助。華東水災、華南水災、河北地震，以及2008年內地雪災及四川汶川地震等巨大災難發生時，同善堂也都慷慨相助。四可以說，崔德祺是1949年以來澳門慈善界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澳門建築、商會、政治、文化、慈善等領域的傳奇生涯中，以其慈善形象最為深入人心，幾乎成為澳門華人慈善的代名詞。首先，他以繼承家族傳統的方式進入慈善事業，旋即以其華人社群領袖的身份掌管同善堂半個多世紀。這正是澳門慈善團體的典型特色，即以魅力型領袖為主導並帶有某些“家族”特徵；其次，他推動了澳門慈善事業的多元化發展。慈善服務領域從原來的贈醫施藥、扶孤濟貧、教化人心發展到現代醫療、義務教育、幼兒托管乃至文體藝術領域。同善堂這間百年善堂，獲社會各界認同和支持，大力推行“四施”，即施濟恤貧、施藥贈醫、施教育才、施教育苗。長期堅持診病不收錢，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這在澳門乃至全國都是獨一無二的；第三，他帶動了澳門華人社群中慈善家族的形成，使崔家躋身崔、馬、何澳門“三大家族”，而這三大家族不僅是澳門政、商兩界的中流砥柱，在澳門慈善篇章中也是濃墨重彩。用一位學者的話說，現今的崔氏家族，“和同善堂幾乎已畫上等號”；第四，以同善堂為代表的澳門慈善團體造就了澳門獨特的慈善文化，成為澳門社會的優秀精神層面（如協商、包容、慈善等）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為澳門這個小城注入了令人動容的“人情味”；第五，崔德祺及其領導的同善堂共同推動了澳門慈善事業從傳統“行善”到現代“公益”的發展，完全符合中國現代乃至世界上慈善事業發展的方向。正如香港學者游子安所說，同善堂的發展歷史“頗道出中國慈善事業的百年演變：近代中國慈善活動總的趨向，正是由早年個別‘行善’的善舉，逐漸轉向清末到現代社會的‘公益’事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崔德祺作為同善堂歷史最重要的領導者之一，領導和推動同善堂與其他華人社團一起，造就了澳門社會的整體和諧。[責任編輯陳子夏]《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第142頁。黃雁鴻：《同善堂與澳門華人社會》，第320頁。游子安：《近代澳門地區的慈善事業與教化──以同善堂等為例》，2007年。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 65

• 澳門學 •• 主編寄語 •本期“澳門學”專欄刊登2011年第二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若干篇論文，以饗讀者。此外，婁勝華教授的《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張小勁教授的《在新的視野和框架下認知和考量澳門問題研究》，試圖以更寬廣的視野探討澳門學研究，兼具方法論意義，值得一讀。近年的研究表明，從廣義上說，澳門學就是研究澳門的學問，是以澳門的歷史文化與現實生活為對象，以“已經過去”和“正在發生”的一切與澳門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為研究範疇；從狹義上說，澳門學以澳門的歷史文化為主幹，揭示澳門特殊的歷史文化所蘊含的意義和價値。廣義說也好，狹義說也罷，澳門學的目標就是為了建構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尋找澳門的歷史文化與人類文明之間的內在聯繫，為文化多樣性的合理性解釋提供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路徑；澳門學要以不同文明的互動相生為觀察對象，用全球視野挖掘人類不同文明互動相生的過程、形式與規律，揭示人類文明互動發展的澳門模式，為今天世界各國解決民族衝突提供啓示與借鑒。研究澳門學，必須“跳出澳門研究澳門”，必須從全球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視野考察澳門西學東漸、東學西傳，以及異質文明碰撞相融的獨特經歷，探討澳門經濟、社會、文化、族群的結構功能和價値形態，根據“互動相生”的澳門範式，探討澳門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彌補世界史關於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研究的不足，豐富人類的知識體系。從學術建構的角度來看，文獻建設，包括文獻的收集、整理、翻譯，是澳門學研究的基礎。推動澳門學的學科建設，首先必須建立一個世界性的澳門學文獻資料中心，配備多語種人才，以幾代人的努力，對散落世界各地的有關澳門的史料進行普查、整理和翻譯，使澳門成為明清以來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世界性的文獻資料中心。正是基於這樣的必要性和緊迫性，2011年10月，由澳門大學、澳門基金會、葡萄牙里斯本科技大學社會及政治學院東方研究所聯合舉辦的第二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里斯本召開。此次會議主題為“澳門學之文獻調查與研究”，來自中國內地、澳門、葡萄牙、美國、比利時、巴西、意大利等國家和地區的三十多位學者出席，發表論文二十三篇，展現了澳門學文獻研究的新成果，包括葡萄牙及歐洲目前館藏澳門相關文獻資料情況、澳門相關史料的挖掘及研究進展等等。其中，來自葡萄牙國家圖書館、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和葡萄牙皇家圖書館的學者發表多篇論文，對葡國現藏澳門文獻作了一次集中描述，其數量之多，價値之高，令人震撼。可惜，如此眾多的史料仍然有待進一步挖掘。澳門學的建構與成長，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需要所有研究澳門，研究社會科學，研究人類文明發展的各國學者共同努力。就澳門而言，應該研究如何充實、完善、豐富澳門學，推動澳門學的成長，讓澳門學在認識澳門、發掘澳門、研究澳門、推廣澳門的實踐中發揮更大的文化效應。執行主編林廣志 66

• 澳門學 •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婁勝華[摘要]在既往的澳門治理史研究中，無論是殖民史觀，還是現代化史觀，都是以“西方中心論”為理論背景的。而澳門作為地處東方的微型中西文明“互動區”，更加值得引入全球史觀進行新的研究嘗試，尤其是“互動區”的新理論視角。以互動為中心重構治理史，既要研究中西治理文明的互動成果，同時，也要研究中西文明在澳門互動成果並不豐沛的原因，發掘潛藏其間的中、葡雙方相互避讓以免衝突的取態，以及因此而失去了治理制度創新的歷史悖論。[關鍵詞]全球史觀互動區治理避讓一、“利瑪竇之惑”與澳門史敘述利瑪竇（Matteo Ricci）並非西方最早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卻是早期來華傳教士中，付出極大努力去深入觀察與瞭解中國社會並取得非凡成就的西方傳教士。然而，從《利瑪竇中國劄記》可以看出，當年排除萬難泛海東來的利瑪竇，在經澳門進入內地並旅居北京悉心研究中國朝野事務多年之後，對於如何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政治制度，仍然感覺困惑。利瑪竇依據自己所掌握的豐富西方知識背景來觀察、理解與判斷明朝的政制。既然中國有皇帝，應該屬於君主政制；可是，中國的皇帝並不是一個人包攬所有國務，還有一批聖賢之士（知識份子集團）輔佐皇帝治國，縱然皇帝不理朝政，國家照樣運行良好。從這一點看，豈不是與亞里士多德所講的貴族制相似？而更重要的是，這批執掌權力的精英集團並不是像西方那樣是世襲的，而是通過近乎嚴酷的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科舉取士是選賢與能的方法，比古希臘雅典式抽籤民主更加科學，因此，它具有民主屬性，似與民主制度存在某種聯繫。也就是說，中國的政治制度兼具君主制、貴族制與民主制特徵，那麼，究竟如何判斷古代中國的政治制度呢？最終，利瑪竇似乎也不能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在涉及中國著述的西方人中，對中國的誤讀並非利瑪竇所獨有，實際上，即使像利瑪竇如此深入中國的西方人都會犯錯，所以，伏爾泰、孟德斯鳩等未曾到過中國的西方人誤讀中國就更加作者簡介：婁勝華，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學教授兼課程主任，歷史學博士。[意]利瑪竇（Matteo Ricci）、[比]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利瑪竇中國劄記》，何高濟等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4-63頁。 6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不足為奇了。西方人士之所以屢屢誤讀中國，一方面，中西方文明之間存在着巨大差異，而中國又是一個內部複雜的超大型社會；另一方面，認識者所藉持的理論背景與認識工具之適用性也頗成疑問。可見，在東西方的交往中，“利瑪竇之惑”的發生應該是很容易的事。澳門是利瑪竇前往中國內地的“踏板”，作為傳教士的利瑪竇，因其興趣與目的不在澳門，而在中國內地，所以，未見有利瑪竇對澳門進行深入觀察與描述的文獻。倘若有的話，也很難說秉持西方理論視角的利瑪竇就一定能夠避免像誤讀中國那樣誤讀澳門，因為作為華南地區沿海邊陲港口市鎮的澳門，其內部社會同樣十分複雜，而外部聯繫又十分廣泛。當然，這裏指的是16世紀中葉之後的澳門。實際上，直到16世紀中葉之前，在偌大的中國範圍內，地理規模及形態與澳門相類似的市鎮實在是多不勝數，澳門也一直默默無聞地蟄伏在南海之濱，倘若不是因為與一群來自遙遠的歐洲人相遇，並不無偶然地成為那個時代天朝帝國境內對外通商口岸及以葡商為主的西方人聚集地的話，相信澳門並不會比華南沿海其他海港城市更加引人注目。澳門歷史發展的軌迹是從1553年疲累的葡萄牙商人從依傍在內港的媽閣廟上岸時的那一刻開始改變，而推動澳門發生變化的並非別的動力，正是中西文明的相遇與互動。隨着葡商的入居，澳門逐漸發展成為中外貿易商埠，從世界各地遷徙而來的移民開始在澳門聚集，來自東西方不同地區的移民，不但帶來了各自的信仰、語言、建築、飲食、服飾、娛樂等，同時，也帶來了不同的社會交往方式與交往規則。外來異質性因素的匯聚，使澳門由原本傳統的華人漁農社會演變成多元複雜的“華洋雜居”之地。對於生活在澳門的不同社群居民來說，首先需要面對的是相互間如何交往與相處問題，而不同的交往規則之間發生矛盾與衝突又該如何解決？同樣，對於管治者來說，原有的管治原則與措施如何因應管治對象的變化而調整？不同社群的利益如何得到兼顧與取捨？這些問題都是無可回避的。圍繞着這些問題，在澳門發生了豐富多彩的生動的歷史故事。究竟如何講述這些故事，從甚麼角度切入，用甚麼方法才能將這些故事講述得既還原歷史本真，又揭示歷史本質，卻也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長期以來，研究澳門史的學者投入時間與精力進行探索，縱觀既有的“講述”，應該說，有所獲亦有所憾。那麼，既有的“講述”究竟涉及了哪些內容，又是如何“講述”的呢？二、澳門治理史研究的主題與特徵綜觀近幾十年來澳門治理史研究，可以說，大致經歷了從殖民史觀向本土視角的轉移。相應地，研究切入點也從外部研究轉向內部研究。研究成果則以史料整理及通史性著作為主，向大型編年史及專史性著作為主轉化。這裏選擇以專題研究回顧方式對澳門治理史既有研究內容進行概貌性梳理。（一）主權與治權主權概念在殖民史講述中始終是核心語詞，其佔據着殖民史研究的中心地位。在澳門史的講述中，主權與治權曾經是最大的分歧點。在未受到殖民的地區，主權與治權是合一的。但是，由於澳門經歷過特殊的管治歷程，因此，歷史上澳門的主權與治權出現過不同於其他地區的異常狀態。認識這種異常狀態的焦點在於是否認可澳門的主權與治權存在過相互分離的狀況。 68

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對此，中葡學界分歧明顯。中國學者認為，澳門的主權與治權存在過相互分離的現象。雖然自從中英鴉片戰爭後的1849年，葡萄牙實際奪取了澳門地區的管治權，而事實上，對於澳門的主權，中國政府從來就沒有正式承認過放棄或割讓。即使是被認定為確認葡萄牙統治在澳門“合法”存在的1887年12月中葡雙方簽訂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其寫法也與《中英南京條約》明確宣佈割讓香港不同，條約的第二條只是訂明由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並未涉及主權。據此可以認定，澳門的主權未曾發生轉移，轉移的只是治權，即主權歸中國，治權由葡萄牙行使。而一些葡國學者則不以為然。從法律關係及實際佔領來論證葡萄牙擁有澳門主權，是較為普遍的做法，因為自1822年起直到1976年前的歷次葡萄牙憲法都將澳門列入其領土範圍，而1849年之後，澳葡總督強行驅趕駐澳管理的中國政府機構及官員，實際佔領並在澳門地區行使管治權。據此，一些葡國學者認為，既然澳門是葡萄牙領土的一部分，那麼，葡萄牙就擁有澳門的主權，起碼可以認定澳門的主權是“由兩個民族共同行使”。實際上，在以單方面法律作為依據之外，一些葡萄牙人甚至相信，澳門是葡萄牙“征服”而來的（“征服說”），又或是中國皇帝為感謝葡萄牙人協助剿滅海盜而“讓與”（“讓與說”）的。對於後一說，還有可資證明的正式文書，即所謂中國皇帝的“金劄”存在（“金劄說”）。因此，他們通過傳教士等人設法查找“金劄”。曾任葡萄牙王室總管的聖塔倫子爵（Visconde deSantarém）接受政府委託收集葡萄牙擁有澳門主權的證據。雖然由其完成的《關於葡萄牙人居留澳門的備忘錄》承認並未找到確鑿證據，至多可以證明澳門具有不同於其他中國城市的特殊地位，是“華人對葡萄牙人不斷特許的結果”。但是，葡國當局仍然要求時任澳葡總督的彼亞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繼續查找證據。至1849年澳葡當局實際佔領澳門並行使管治權之後，尤其是隨着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簽訂，葡萄牙更加不允許對擁有澳門主權的懷疑。如果說要求歷史學者在敘述與本民族利益相關的歷史時超脫民族立場是困難的話，那麼，相比起來，第三者的觀察可能會客觀些。澳門史研究中同樣出現類似情況。龍思泰（AndersLjungstedt）是早期澳門史研究的卓有貢獻者。曾任職瑞典東印度公司並成為第一位瑞典駐華總領事的龍思泰，晚年長駐澳門，並以研究澳門歷史為職，其出版的《早期澳門史──在華葡萄牙居留地及羅馬天主教佈道團簡史》，通過實地觀察與原始資料分析，得出澳門是中國領土、葡萄牙從未獲得澳門主權的結論，葡萄牙人所以能夠居留澳門，是他們向中國地方政府官員賄賂的結果，而不是通過征服而取得的。儘管龍思泰所述針對的是19世紀40年代之前的澳門主權狀況，但是，正如澳門著名歷史學家文德泉神父（Fr. Manuel Teixeria）所說，歷史證明龍思泰是正確的，而後來攻擊他的葡萄牙史學家則是錯誤的，所以，應該感激龍思泰。《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第二條，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668頁。1822年，葡萄牙在君主立憲革命頒佈了第一部憲法，首次將澳門列為其“海外屬地”，屬於葡國領土的組成部分，參見該憲法第20條。實際上，在1849年之前，居澳葡人仍須每年向香山縣交納租金，並接受中國地方政府的管理。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de Macau (1820-1974), Macau:Publicações O Direito, 1991, p. 12.《澳門葡萄牙居留地的起源及其目前狀況，1837年12月5日澳門市政廳致印度總督薩布羅佐男爵備忘錄》，轉引自[葡]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87頁。Anders Ljungstedt,An History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Mission in China &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 1992, p. xi. 6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澳門主權與治權相互分離的歷史事實，到1976年葡萄牙憲法承認“澳門屬於中國領土”而得以確認。隨着中葡兩國之間開始管治權移交談判，並通過《中葡聯合聲明》而確認過渡期的來臨，曾經備受關注的澳門主權問題逐漸降溫，並退出研究的核心地位。其實，對澳門主權與治權問題的關注，以及圍繞這個問題而產生的論爭，除了因涉及政治問題而具有外在於學術的國家力量推動與民族情感的驅使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葡之間的接觸與交往超越了傳統的近代西方與東方交往關係模式，即殖民與被殖民、征服與被征服關係，這種不能以殖民與被殖民關係來概括或套用的非傳統接觸與交往方式，影響到對傳統主題──主權與治權的清晰判斷。即使是對於葡萄牙人來說，能夠進入澳門長期居留並“奇跡”般地獲得“永居管理”澳門的條約權力，是完全不同於葡萄牙人在西半球乃至其他亞洲國家的遭遇，及其所採取的暴力征服或直接吞併方式的。同樣，對於中國人來說，允許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並自我管治以及開展以澳門為據點的長距離貿易，顯然不同於長期以來中國在亞洲建構的傳統宗藩關係及朝貢貿易制度。可見，葡萄牙與中國的交往與接觸方式是很難在傳統認知資源內找到支撐的，它是不同於既往中外接觸模式的另類第三種方式。這是澳門主權與治權研究紛爭的背景，也是澳門治理史研究不可忽視的背景。（二）分治與共治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如何管理居澳葡人的爭論開始出現，明朝的廣東地方官員與京廷意見分歧，先後提出驅趕、容留及歸化等不同方式，經比較，明朝政府最終採納了廣東進士霍與瑕、工科給事中陳吾德等人的設想，即所謂的“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上策”，“建設城池，張官置吏，以漢法約束之，此謂用夏變夷”。其實，霍氏建議之所以被接受，除了合乎當時中央與廣東地方政府的貿易與財政利益需要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該主張蘊含的中國傳統治理智慧頗能打動朝廷，它契合歷代中國皇帝的夷夏觀，“用夏變夷”就是相信可以通過高位勢的華夏文明使野蠻落後的外夷歸化，因此，該主張背後的傳統文化依據使得那些要求趕葡萄牙人出澳門的激進派朝臣失去了反對的理由。自此，居澳葡人社群開始成為廣東地方政府（香山縣）管轄下的一個特殊的外僑居住區。然而，從實際效果來看，並未完全實現預定的“用夏變夷”歸化目標。因為雖然針對居澳葡人社群設置了“香山縣丞”、“澳門同知”等官職，也陸續制訂了一些針對葡人社群的較為粗疏的管理辦法，但是，卻從減少華、葡居民衝突機會角度出發，允許集中居住的葡人社群實行自我管理式的內部自治而不加干涉。於是，原本統一管理的澳門半島開始出現華、葡社群相互分割的兩個社區與兩套管理辦法。這就是所謂的“共處分治”。葡萄牙學者稱之為“混合管治”、“雙軌制”，或“爭吵”制度。明、清政府何以能夠容納葡人社群的內部自治呢？或者說維持華葡“共處分治”的社會基礎是甚麼呢？就居澳葡人社群而言，“雙重效忠”說頗見解釋力。正是葡人社群在效忠其祖國葡[明]霍與瑕：《霍勉齋集》卷19，《處濠鏡澳議》，清咸豐七年重刻本。參見吳志良著《澳門政制》（澳門基金會，1996年）、《生存之道——論澳門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等書。Rui Afonso, Francisco Gonçalves Pereira, The Political Status and Government Instituitions of Macau, Hong Kong LawJournal No. 16（1986），pp. 28-57.[葡]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第56-72頁；吳志良、金國平：《再論“蕃坊”與“雙重效忠”》，載《鏡海漂渺》，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第86-121頁。 70

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萄牙的同時，對中國政府也表現出遵從與恭順，從而釋除了中國政府的疑慮，為澳門葡人社區的存在及自治爭取到相當程度的空間。不過，“雙重效忠說”亦遭到質疑，質疑者認為居澳葡人不斷侵奪中國主權，在中國土地上組建軍隊、為葡國王室徵稅等行為表明，其效忠對象是葡國政府，而不是“雙重效忠”。一般認為，“一地兩制”的二元管治狀態在澳門延續了300年之久，直到1849年為止，因時任澳葡總督的亞馬留驅逐中國駐澳門海關人員從而強奪了整個澳門地區的管治權，澳門華人社群因此被強行地納入到澳葡殖民管治體系之中。不過，澳葡政府在管治上遭遇到同樣的問題，即如何管治華人社區？雖然華人社區未有被允許像之前居澳葡人那樣實現內部自治，但是，基於管治力量、語言習慣等多重障礙，澳葡當局顯然很難全面深度地向華人社區伸展其管治權，而是間接地通過仲介（包括民間社團、社區精英等）維持着對華人社群的管治秩序。正因如此，甚至有人認為，直到過渡期，“澳門社會仍未從根本上改變歷史形成的共處分治的局面”，也就是說，回歸前澳門的管治狀況一直維持着形式上的共治，而實質上的分治，治理結構形態上表現出“雙層二元”的特徵。（三）自治與他治自治與他治是從治理主體角度來判斷社會治理狀況。對於某一國家或地區社會治理模式的認識差異大多是與治理主體有關。澳門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導致對社會治理模式認識上的分歧。否認治理主體多元性而強調單一性的，則傾向以殖民主義範式來解釋，因為殖民主義體制下，治理主體非但是外來的，而且是單一的，不容分享的。相反，強調治理主體多元性而非單一性的，則提出法團主義或合作主義的範式來解釋，因為澳門社會治理主體是多元複雜的，即使是澳葡管治下，社會治理主體並非單一的，而且還是可以分享的。至於多元主義範式，因其與代議制民主制度相關聯，因此，未見有以此範式來解釋澳門社會治理的。儘管治理主體多元是多元主義範式的表現之一，卻並非多元主義的核心特徵。當多元治理主體進行整合，其中尤以功能性代表社團作為仲介而構成秩序化的治理網路，最終形成的是法團主義治理結構。回歸前的澳門社會治理在殖民主義外殼下內部體現的是法團主義基質。在宏觀治理模式下，自治作為澳門社會內部治理傳統一直得以延續，而且澳門是一個容納了中國傳統鄉村自治與西方社區自治於一體的地區。作為廣東香山縣屬下以漁民為人口主體的村落，澳門沿用中國傳統的縣以下鄉村自治方式，保甲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在澳門地區的離島──氹仔、路環、九澳和黑沙仍然有委任地保（Regedor）的事實，可見，地保的社會治理功能延續之久。然而，相對於中國其他地區，澳門的社會自治表現得較為特殊的是西方社區自治的引入。葡人入居澳門後，其內部實行自治，具體形式就是議事會模式。即使是1835年議事會逐漸轉變為市政廳，也僅是權力範圍的調整，社區事務層面的自治仍然存在。相對於其他議題來說，葡人社張海鵬：《居澳葡人“雙重效忠”說平議》，《近代史研究》（北京）1999年第6期。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第339頁。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7頁，第342-343頁。1951年3月31日《政府公報》上刊登“委任九澳地保鍾中”，參見[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思磊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7頁。 7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區自治頗受關注，研究成果豐富，爭論亦較激烈。其中，居澳葡人內部自治的性質及形式方面的判斷與認識存在較大分歧，甚至針鋒相對。中、葡學者各自從東西文化背景與資源中取得認識依據。葡萄牙學者對於居澳葡人社區自治模式有不同說法。例如，商站（feitoria）模式一說認為，葡商入居澳門之初仿照葡萄牙東擴時在印度洋及南洋貿易航線上建立的商站那樣在澳門自我管理。地中海式城邦共和國模式一說則認為，居澳葡人在澳門建立的自治機構具備地中海沿岸古希臘城邦的基本要素，如公民大會、選舉、議事會、法官等。果說上述判斷參照的是西式治理傳統，那麼，中國學者則更多地從中國治理傳統中得到啓發。其中，爭議較大的是“蕃坊”說。在葡人入居澳門之前的朝代，中國政府已經有了管理外國僑民的具體實踐，積累了相當多的管理經驗，甚至形成了管理模式。其中，較為著名的是唐、宋時期廣州外國僑民居住區內實行的“蕃坊”管理體制。在蕃坊內置“蕃長”，對中國官府負責，可依其法律及風俗處理蕃坊內部自治事務。可見，“蕃坊”制指的是在中國境內的外國僑民居住區內部實行的一種有限自治制度。顯然，居澳葡人內部自治制度在治理要素與治理形態上，與中國歷史上的“蕃坊”制極為類似，故而以“蕃坊”制來形容之或稱其為“另類蕃坊”。對於上述“蕃坊”之說，黃鴻釗、張海鵬、湯開建表示質疑。黃鴻釗所持理據有二：一是歷來的蕃坊只是聚居於某一城市的角落，是寄居者本身某種程度的內部自治；而澳葡則是佔據着一個港口城市，它的自治機構龐大而複雜，甚至有國家機器，如軍隊、法院、監獄等；二是葡萄牙是一個殖民國家，它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侵略活動。居澳葡人一切重大問題都會向葡國政府請示彙報，澳門自治機構的主要官員也由葡國政府任命，或者澳葡選舉出來而經葡國政府批准，並對它負責，這與蕃坊大不相同，甚至有根本區別。同樣，張海鵬也從兩方面表達異議：一是廣州蕃坊沒有地租，是由廣州當局指定的，而居澳葡人是要交地租的，屬於賃地而居；二是司法權的差別。廣州蕃坊的“蕃長”完全沒有司法決斷權，而居澳葡人社區的“夷目”卻存在一定的司法決斷權，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理轄區的華人。因此，張文認為，居澳葡人組織的議事會是“未經中國官方同意、擅自在租賃於中國的土地上組織的政府，它與唐宋時期的蕃坊從形式到實質都有區別”。湯開建從首領的設置、自治地位、司法權三個方面對比居澳葡人與唐宋時期“蕃坊”制度的差異，認為明朝對居澳葡人管理與唐宋“蕃坊”制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模式。實際上，有關“蕃坊”制的討論推動了居澳葡人自治研究。由於葡人入居澳門方式以及居澳葡人社區與葡萄牙中央政府關係等方面的特殊性，澳門葡人社區自治別具形式，不可能完全等同於唐宋時期的廣州“蕃坊”，議事會也不等同於古希臘城邦政治會議，甚至與葡萄牙國內城市市[葡]葉士朋（António Manuel Hespanha）：《澳門法制史概論》，周豔平、張永春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10-15頁。有關居澳葡人社區“蕃坊論”的討論，可參見C.R.Boxer, The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leCouncil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黃文寬：《澳門史鈎沈》，澳門：星光出版社，1988年；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張海鵬：《居澳葡人“雙重效忠”說平議》，《近代史研究》（北京）1999年第6期；黃鴻釗：《澳門簡史》，香港︰三聯書店，1999年；吳志良、金國平：《再論“蕃坊”與“雙重效忠”》，載《鏡海飄渺》，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湯開建：《明代管理澳門仿唐宋“蕃坊”制度辯》，《西北民族學院學報》（蘭州）2001年第2期。黃鴻釗：《澳門簡史》，香港︰三聯書店，1999年，第103頁。張海鵬：《居澳葡人“雙重效忠”說平議》，《近代史研究》（北京）1999年第6期。湯開建：《明代管理澳門仿唐宋“蕃坊”制度辯》，《西北民族學院學報》（蘭州）2001年第2期。 72

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政機構或其他海外領地自治機構都存在很大差異。雖然議事會由居澳葡人選舉產生，屬於具政治性質的內部自治機關。可是，議事會的理事官作為中國官府認可的“夷目”，承擔着溝通中國官府並接受其命令的職責。可見，議事會時期居澳葡人社區自治屬於外部接受中國政府控制而在內部事務方面擁有較大自治權的特殊自治模式。因此，作為非政治實體的澳門地區，其歷史上的自治，包括華人傳統自治與居澳葡人社區自治並不直接與主權相聯繫，都不可能是完全的自治，而是他治前提下的有限度自治。（四）治理分期分期研究是歷史研究中最常規的課題，也是歷史敘述的需要。同樣，澳門社會治理史研究沒有忽視治理分期的研究。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分期觀點包括“六階段說”、“四階段說”與“三階段說”。以中葡交往與政治權力移轉作為分期標準，吳志良將回歸前的澳門歷史分作六個階段，即“六階段說”。第一階段：中葡早期交往（1514-1583）；第二階段：議事會時期（1583-1783）；第三階段：議事會衰落時期（1783-1849）；第四階段：殖民管治時期（1849-1976）；第五階段：葡管中國領土時期（1976-1988）；第六階段：過渡時期（1988-1999）。“六階段”分期中，較重要的標誌性事件包括1514年歐維治航行到珠江口的屯門島、1583年居澳葡人成立議事會、1783年葡萄牙女王頒發《王室制誥》、1849年中國駐澳官府被迫撤離澳門、1976年葡萄牙頒佈《澳門組織章程》、1988年《中葡聯合聲明》生效與1999年澳門回歸。與“六階段說”不同，“四階段說”與“三階段說”以長波段來處理澳門歷史分期。“四階段說”強調中葡關係是澳門歷史發展的核心問題，是澳門歷史的主線，澳門發生的諸多問題通常都與中葡關係密切相關。如果離開了中葡關係主線，澳門史研究就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因此，以中葡關係作為澳門治理分期的標誌。具體分期是，第一階段：泊口貿易時期（1517-1557）；第二階段，葡人居留貿易時期（1557-1849）；第三階段：葡人殖民統治時期（1849-1987）；第四階段：回歸過渡時期（1987-1999）。在“四階段”分期中，關鍵性事件包括1553-1557年葡萄牙人進入澳門貿易與居留、1774年中國政府設置澳門同知官職、1849年澳葡驅趕中國海關官員、1887年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1909年中葡澳門劃界交涉與1987年簽訂《中葡聯合聲明》。對於黃鴻釗的“四階段”分期，劉存寬認為以1517年葡人登陸屯門為起點，因事件與澳門無關，因此並不恰當。他提出黃的“四階段”分期中的前兩個階段可以合併，這樣，“四階段”就變成了“三階段”，即第一階段：賄居租居時期（1553-1849），其中，1553-1571年為賄居，1572-1848年為租居；第二階段：葡人侵佔和統治澳門時期（1849-1987）；第三階段：回歸過渡時期（1987-1999）。“三階段說”的另一種分期主張是由澳大利亞學者傑弗里•岡恩（Geoffrey C. Gunn）提出的。與上述中國學者的視角不同，岡恩從葡萄牙殖民（統治）澳門的視角把1999年之前的澳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第13-14頁。黃鴻釗：《澳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略論澳門史學》，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澳門，2005年10月8日。劉存寬：《評黃鴻釗〈澳門史〉》，《江海學刊》（南京）2000年6期。[澳大利亞]傑弗里•C•岡恩（Geoffrey C. Gunn）：《澳門史》，秦傳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11-15頁。該書還論及本托•達蘭卡的《澳門史》（1888）提出，1849年的澳門歷史可簡單地分為兩個時期，即從1556葡商入居澳門到1688中國海關的引入為第一時期，1688年至1849年為第二個時期。參見該書第12頁。 7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門管治史分為三個階段：1557-1849年為第一階段，是葡萄牙人向明清政府支付地租、着手殖民的時期；1849-1967年為第二階段，是葡萄牙人獲得主權，並鞏固統治時期；1967-1999年為第三階段，是主權實際上交給中國的時期。在岡恩的分期中，在1966年爆發並延續至1967年的“一二•三”事件是澳門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捩點。是次事件嚴重衝擊了澳葡政府，從根本上削弱了澳葡殖民管治，澳門從此獲得了“半個解放區”稱謂，以致於“一二•三”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間內澳葡政府連市面上出現違法事件也不敢過問，而是依賴華人社會功能性代表社團協助進行衛生清潔、治安維持、清拆私建等社會管理工作。華人社團從此開始與澳葡政府分享社會管理權，因此，他視1967年1月澳葡政府簽署的《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議書的答覆》（俗稱“投降書”）不僅是以政府道歉與妥協來平息事件，更是葡萄牙在澳門殖民統治的實際結束。上述幾種分期存在一定差異，除了因選擇長波段或短波段可能引起階段數目差異外，主要是在確定分期標準時，對涉及的幾項因素各有側重與強調而引致的。澳門社會治理分期確實無法回避中國與葡萄牙兩方面因素，但是，社會治理不等於外交關係，如果僅從中葡關係與管治權交替的視角觀察，則可能導致忽視澳門社會內部，尤其是底層社會的實際治理實踐。同樣，如果分期標準過分強調葡萄牙因素，則可能導致因無視中國因素及澳門華人社區生活的觀察偏頗。其次，治理史雖然與通史存在許多共同之處，分期標準及標誌性事件有可能是相同的或一致的，但是，完全以通史分期代替治理史分期，做法本身未必能夠反映客觀治理事實。由這個角度觀察，岡恩把“一二•三”事件作為分期的其中一個關鍵事件，倒也不失某種歷史合理性。（五）治理技術簡單地說，社會管治是離不開制度、文化與技術幾個層面的。其中，管治技術涉及到管治機構設置、管治人員配備、管治工具選擇、行政區劃等治理細節與實施操作方面。與其他地區相比，澳門屬於多元異質型社會，相應地，一些特別的治理技術與安排被引入澳門社會，甚至延續至今，成為研究者關注的對象。就管治機構與人員而言，在中國方面，自從葡人入居澳門之後，明清政府加強對澳門地區的管理，除了築關閘於蓮花莖、在前山寨設參將或副將府等防控措施外，還專門設置了直接管治澳門的機構與人員，如香山縣丞、澳門同知等職。原本像澳門面積如此狹小地區，正常情況下甚至連正式官府機構或官員都不會設置與派遣，更不用說設置相當於州府級正五品官員加以管理。因此，對於這些機構設置的背景與過程、機構功能與成效，現有研究頗多涉及。對於華人社會來說，葡人社區管理機構屬於外來的“他者”，因此，較多地受到研究者關注。從居澳葡人社區早期自治機構到後來澳葡殖民政府機構，在呈現西式管治特徵的同時，亦因應澳門當地管治情境而變化。在早期居澳葡人社區自治機構中，名義上是由王室代表甲必丹管理，而事實上，1570年葡商自發組織成立阿爾瑪薩公會（Armacão），至1583成立議事會。議事會的成立是居澳葡人社區自治的標誌。議事會採取選舉與抽籤結合的方式產生，其做法承襲其葡萄牙國內的城市自治，甚至可以溯源至古希臘城邦時代，可是，作為中華帝國治上的澳門，歷史上卻從未有過此類治理方式。實際上，自此以後，周期性制度化選舉在澳門長期存續，甚至與殖民管治並行不悖，進而在澳門出現了由治理官員權力來源多元化及產生方式多樣性而形成的委任制官員與選舉制官員共同治理澳門的混合治理奇觀。[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趙春晨校點，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3頁。陳文源：《16世紀末澳門葡商人共同體的成立與運作》，《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2010年第1期。 74

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管治機構的情境化處理在澳葡時期還表現在設立特別機構或職位以吸納華人參與治理或處理華人社群事務。例如，在政治機關（如政務委員會、立法會）內設立華人代表作為華人社群利益表達的途徑。又如，政府各部門設立的諮詢委員會吸納華人社團代表及社會人士加入，從而使政策制訂獲得一定程度民意基礎，政策執行可以更加暢順。除了政策事務，行政、司法同樣需要面對華人社群問題，因此，華務檢察官署（華政衙門）、政府華務科（處、廳）以及華人專有法庭等面向華人社群的專設機構亦出現在澳門政府或司法架構之中。可見，澳葡當局並沒有強調管治機構設置的整齊劃一，甚至連司法機構與法律也不必強求一致，如《華人風俗習慣法典》的頒行，可以說，表現出相當程度的管治靈活性。澳門社會管治中的另一個特殊因素是教會力量。與傳統中國宗教始終受制於皇權的境況不同，天主教是葡萄牙東擴的重要推動力。搭乘葡萄牙貿易商船來到澳門的不僅是用於交換的貨物，還有懷着宗教使命的傳教士們。一方面，教士們在澳門建教堂、立教區、設神學院，竭力使澳門成為天主教東傳的基地。另一方面，在非宗教事務方面，教士們也有廣泛參與。除了貿易、醫療、教育、慈善等領域，居澳葡人內部管理事務乃至中葡官方交往活動中同樣有教會的身影。實際上，1583年，居澳葡人自治機構──議事會就是在澳門主教的倡導與召集下成立的。而澳葡內部多次管治危機也都是在教會的參與或調停下得到化解或結束的。1710年初，總督戴冰玉（Diogo de Pinho Teixeira）干涉議事會選舉，遭市議員及市民抗議。戴冰玉派兵包圍避入神學院的市議員，又發炮攻擊神學院及議事會。澳門主教介入調解未果，不得不派遣神父攜“聖體”趕往總督駐地大炮臺，迫使戴冰玉下跪祈禱，從而制止了流血衝突進一步升級。1822-1923年間，受葡國立憲革命的影響，澳門內部以土生葡人為主的立憲派與以總督為代表的保守派之間發生激烈衝突，在總督無法履行職責情況下，澳門主教加入新成立的政務委員會接管總督職權，穩定局勢。1849年8月22日，亞馬留被刺。次日，居澳葡人立即組成以主教馬傑羅（Jerónimoda Mata）為首的政務委員會，代行總督職務。可見，教會在關鍵時刻出場，對於平息澳葡內部權力爭奪及穩定社會局勢發揮重要作用。不過，應該指出的是，教會也會製造社會事端，尤其是天主教會內部不同教派之間的鬥爭亦曾導致澳門社會的嚴重混亂。至於天主教會在促進中西交往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最終導致禮儀之爭的發生，也都充分說明其影響至巨。因此，究竟如何評價教會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仍尚待研究。事實上，直到1966年“一二•三事件”之後，澳門教區才被迫逐漸弱化其政治功能。與教會相關的另一項行政措施是行政堂區的設置。葡萄牙人入澳定居並實施行政管理後，帶來了一種與傳統中國基層行政單位截然不同的設置—— 以各居民區內具代表性的教堂名稱命名的堂區。澳門的堂區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天主教澳門教區為傳教、信徒和教堂管理的目的而設立的宗教堂區（paróquia），另一種是行政當局設立的行政堂區（freguesia）。不過，在澳門半島兩種堂區的區劃是統一的，這是1960年代行政當局聽取時任澳門教區主教戴維理（Paulo JoséTavares）意見的結果。實際上，作為“舶來品”的澳門行政堂區，其性質和作用有別於葡萄有關澳門議事會的創始人，有人認為是澳門第一任主教賈耐勞•卡內羅（D. Melchior Carneiro），也有人認為是繼任主教薩（D. Leonardo de Sá）。參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第53頁；Manuel Teixeira（文德泉），O Fundador do Leal Senado（《議事會的創始人》）,Macau: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68, p. 3.[葡]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黃鴻釗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108-110頁。陳震宇：《澳門的行政堂區──兼議市民服務中心的可行區劃》，《行政》（澳門）總第79期，2008年。 7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牙的堂區，因為地域狹小的澳門並無條件執行葡萄牙所要求的堂區劃分法律，因此，澳門的行政堂區並未像葡萄牙及海外殖民地那樣設立堂區管理委員會，使之成為市政廳下設的地區性實體機構，而是自始至終僅發揮方便行政管理的指引功能，基本局限於選民登記、統計、地籍管理等方面。管治情境化與靈活性最突出的表現要數民間社團組織仲介作用的充分發掘。在澳門，民間組織可謂源遠流長。葡人入居澳門之前，宗教性與慈善性民間組織已經普遍地存在於華人社會生活之中。但是，在傳統的華人社會治理結構，民間組織的作用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雖然皇權並未深入到基層社區，但是，建立在血緣性與宗族性組織基礎上的鄉紳統治卻是較為常見的社會治理形式，而保甲制的引入，強化的仍是社會聯繫中的血緣紐帶，這可能與中國傳統社會“聚族而居”的生活形態密切相關的。應當說，澳門在很長的時間內延續了華人社會的治理傳統，即使是葡人入居澳門後因華、葡社群分治仍未有完全改變澳門華人社區的治理傳統，然而，正是1849年葡人強佔並全面管治澳門進而導致華人社會治理傳統的斷裂。對於澳葡殖民政府來說，面對“熟悉而陌生的鄰居”──澳門華人社群，澳葡政府發現生活在澳門的華人“只服從他們中的人採取的措施”，“華人的結社勁頭是很大的，而他們的官員對他們的影響則還要大”，因此，很難直接套用既有的居澳葡人社區管理模式來管理華人社群，他們需要尋找適用的新方法。同樣，對於華人社群來說，因無法接受原本由中國政府管轄的居澳葡人反客為主地對華人行使管治權，故而在澳葡管治初期出現了激烈的對抗與衝突，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面對澳葡管治的既存事實，生活在澳葡殖民管治下的華人社群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也逐漸尋找到一種既能避免澳葡殖民權力深度介入華人社區生活，同時又能與澳葡當局進行溝通與聯繫的社會機制，於是，作為社會成員聚合體的民間社團開始登場，其社會交往與社會聯繫的功能獲得發展空間，以至於孕育出其他地區民間社團從未有過的“擬政府化”與“擬政黨化”的功能。自此，社團被視為聯繫社會成員的仲介而參與社會治理，一些功能性代表社團更成為澳門社會治理體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果說正式制度化治理行為容易被捕捉及研究的話，那麼，在澳門社會管治過程中，還有一個潛性的負面技術被“故意”地忽視，它如影隨形，卻只能心照不宣，然而，它又是那麼重要，以至於借助它化解了多次危機，這就是賄賂。不管葡萄牙人在東擴進入澳門之前是否在其他地方有過賄賂的行為，但是，有關葡商獲允入澳的原因研究中，就有賄賂一說。倘若賄賂說成立，那麼，賄賂作為逾越制度障礙的秘密“通行證”竟然成為葡萄牙人在與中國官方交往與影響下獲得的最早“成果”之一。儘管聽起來十分荒謬，可是，某種程度上倒也符合歷史的邏輯，因為面對一個實力強大與文明深厚的帝國，弱小的葡萄牙人難道還能依靠武力恫嚇來實現佔領澳門的意圖嗎？雖然後來居澳葡人向中方官員的賄賂偶然地轉化為地租，但是，葡人自從首嘗賄賂的力量後，每每遭遇來自中國官府的生存壓力與危機時，以賄賂換取在澳居留及社群安全則屢試不爽，相關的歷史記錄（如澳葡議事會討論籌集賄款的記錄）可謂不絕如縷。而當1849年葡萄牙取得澳門管治權後，反過來，面向華人社群的索賄與受賄行為猖獗到成為導致“一二•三”事件爆發的一個重要社會動因。不過，作為隱蔽的歷史，即使不乏治理史研究價值，卻未必容易收集資料，或許這也構成了對該課題長期以來關注與發掘不足的重要緣由。米那（José Carlos da Maia）於1915年5月10日寫給葡萄牙殖民地事務部部長的報告，[葡]卡洛斯•高美士•貝薩（Carlos Gomes Bessa）：《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崔維孝等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122頁。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8 、232-234頁。李孝智：《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口述歷史與葡萄牙的殖民統治》，香港浸會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 76

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以上回顧了澳門治理史研究的五個專題，可以肯定地說，澳門治理史研究涉及的領域非僅上述專題所能全部涵蓋，不過，從以上幾個重要專題可以概貌地瞭解自1553年葡人入澳至1999年澳門回歸在長達450年的時間內澳門社會治理的線索與格局，以及從中可以觀察到的中葡社群在澳門社會治理過程中的互動與影響，包括不同的管理制度、方法與技術在澳門相遇、碰撞及其適應性變化。這種互動與影響儘管時強時弱，卻是無法回避的。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管治者而言，正是一群與己相異的不速之客（西夷）的到來，使他們圍繞如何處理進入澳門的西方社群而產生激烈爭執，外部控制與內部自治相結合的早期管理居澳葡人模式的形成與建構本身就體現及容納了中西治理經驗，因此能夠得到雙方認可與接受。同樣，居澳葡人及1849年後澳葡殖民當局在澳門引入西方治理方式時，無論是制度層面，還是具體技術，也需要適應澳門在地化的需求。而澳門社會治理危機的出現，除了外部因素的影響之外，在內部往往就是不同治理方式相遇後產生碰撞或適應障礙而引發的。而危機過後，無論是修補、重建或新構，都是推動澳門社會治理多元化與個性化發展的契機與動力。誠然，反思既有治理研究是推動研究發展的新起點，可是，如果僅有研究內容的觀察是不足夠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產出中的重要性使得任何對既有研究的反思都不能缺乏審視既有研究所運用的理論工具與方法。三、從殖民史觀到全球史觀當人們在重複“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經典名言時，所指一定不局限在當代人對祖輩歷史的一種新的闡述與解讀，或者通過重新解讀而產生的不同於以往的新結論，其實還包含了解釋與重讀歷史的理論視角與工具方法。在澳門治理史研究中，殖民史觀無疑最為人熟知。如前所述，依循殖民史觀來研究澳門社會治理，很自然地選擇外部切入的邏輯視角，或者以中國視角切入或者以葡萄牙視角切入，殖民與被殖民的雙方各自按照自身的歷史理解及需要敘述澳門治理史，因此，不時出現的同一個歷史事件各說各話，甚至連起碼的史實都存在相互矛盾的現象就不足為怪。與殖民史觀相聯繫的另一個常見的研究視角是從中外關係或中葡關係切入的研究，其結論雖無可懷疑卻難免簡單，豐富生動的歷史生活被概念化與平面化，甚至可能被遮蔽掉。因為從中葡關係研究視角來觀察澳門歷史，往往不可避免地使澳門成為中葡關係甚至中國與西方列強關係演變的歷史注腳。說到底，最終仍將落入東西方之間的衝擊-反應、挑戰-應戰、落後-先進，甚至純粹是實力對比的解釋模式之中。結果，必然重新回到以主權為中心的論證。不是說中外關係視角下研究出來的結論，即澳門管治權的失去與回歸是中國由弱轉強的歷史見證有甚麼問題，而是說中外關係視角下的澳門治理研究，導致澳門作為研究主體的地位很難得到重視，甚至完全消失在研究者的視野裏，因此，在一些講述澳門史的著作中，卻很難看到澳門本地社會真實的歷史場景，反而充斥其中的是豐富的中外交涉史料。對於有意瞭解澳門歷史的讀者來說，很難從中真切地感知與認識澳門。而澳門本地讀者閱讀由“他者定義”的澳門歷史，除了缺乏本土文明的受尊重感外，甚至無法藉此展開“生活意義”的歷史想象。可以肯定，在澳門史研究中，鑒於澳門獨特的發展歷程，政治史或管治史的研究從來就無法超脫曾經的被殖民管治史實，殖民史作為澳門歷史發展過程中最為沉重的一頁，無論何時都不能 7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忽視它。然而，如果僅止於此，則非但不能反映澳門歷史的全貌，同樣無助於理解潛藏於澳門歷史之中東西方文明共處與相互影響的社會特徵。自從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之後，澳門史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中一個表現就是本土視角的引入。以本土人物、本土事件為研究對象，挖掘與運用澳門內部史料，重構澳門本土歷史發展線索與生活場景，是本土視角引入澳門史研究後表現出的不同於殖民史研究視角的新特徵。然而，當澳門史研究從殖民史視角轉向本土視角後，儘管不同領域的本土研究取得了相當進展，可是，過分強調從內部研究澳門史，強調澳門的地域性與特殊性，卻幾乎使澳門史研究變成與內地任何一個省區甚至市鎮地方史無異的地位，甚至成為一種方志研究。如此，看起來好似澳門歷史特殊性得到重視，其實是削弱與局限了對澳門治理文明價值的深度發掘。新階段澳門史研究的另一個表現是嘗試引入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是一個具有強大解釋力的理論方法，尤其是用於解釋被殖民國家（地區）的歷史發展時。可是，澳門作為殖民地區，與其他前殖民地區現代化進程並不相同，尤其表現在經濟上，嚴格意義講，澳門從來就沒有經歷過像西方社會那樣的工業化歷程，雖然在1970-80年代加工業有過短暫的輝煌與繁榮，可是，隨著內地的開放，加工業很快外移內地，澳門維持著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其中博彩旅遊業居於主導地位。與經濟結構相一致，澳門社會結構因博彩旅遊服務業吸附大量低技術勞動力從而並未隨著後工業化社會來臨而出現一個以中產階層為主導的橄欖型社會，反而長期維持著金字塔型。至於政治結構，更不能因為有限度選舉在澳門的存在而斷言它已經完成民主化。因此，無論從那個方面看，澳門都屬於一個現代化的非典型地區，當典型的現代化理論被引入澳門歷史研究，其解釋力顯得非常薄弱。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現代化理論在澳門治理史研究中遠不如其他地區那樣廣泛而成果豐碩。實際上，殖民史觀與現代化史觀都是以“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為理論背景的。站在歐洲的角度看，在經濟、制度與觀念上，西歐各國屬於先發國家，其他地區，包括亞非等地，屬於後發國家。亞非等殖民地本來就是西方國家對外擴張的產物，在西方人看來，是他們的優勢文明向非西方地區擴散的結果。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殖民主義則成為非西方世界實行現代化的先決條件，而殖民擴張的主要影響就在於它促進現代化的作用”。即使是獨立之後的前殖民地國家，因為經濟文化等方面處於落後狀態，這些國家要實現工業化、民主化與現代化，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就需要從技術、制度與觀念方面不斷學習與模仿西方。可見，殖民史觀與現代化史觀實際上是以西方特別是西歐地區為中心來看待人類歷史的，正因此，在葡萄牙及一些西歐國家有所謂“發現事業”，在他們“發現”之前，“東方世界”難道是不存在的？顯然，這種歷史觀存在的問題是不言而喻的。其中，飽受質疑的是，它看到的僅僅是西方國家東擴及工業革命之後的人類500年歷史，而不是全部的人類歷史，故而有所謂查燦長的《轉型、變項與傳播：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鴉片戰爭至1945年）》（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運用現代化理論分析了澳門經濟、社會與政治現代化過程。吳志良的《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運用政治發展理論分析澳門政治制度的變遷。也有人認為“現代化史觀其實就是一種全球史觀”，參見曾昭耀：《現代化史觀與拉美史研究》，《史學月刊》（開封）2007年第1期。對於殖民主義，有從現代化角度肯定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參見劉金源：《現代化史觀與世界史教學》，《歷史教學問題》（上海）2009年第6期。[美]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等：《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張景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20頁。 78

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 500年，還是5000年的反詰。此外，批評觀點還認為，在思維方法上，它把東西方關係看作是一種單向的而非互動的關係，是極其偏頗的。在批評“西方中心論”並試圖建立新解釋範式的努力中，一種嘗試是以新的中心觀來取代它，比如中國中心觀或者東方主義。儘管有其一定理據，可仍未超脫“西方中心論”所存在的思維誤區。而多中心論的提出乃至於全球史觀的形成，則在彌補了“西方中心論”在前述兩個方面遭遇的批評與挑戰。或者可以說，全球史觀是在對“西方中心論”的反省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史學理論。正如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所說的“新世界需要新史學”。“20世紀60年代的後殖民世界使一種新的全球歷史觀成為必需，今天，20世紀90年代以及21世紀的世界同樣要求我們有新的史學方法”。追溯全球史觀的形成，其實，早在20世紀初葉，準確地說，1918年，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發表《西方的沒落》，挑戰“西方中心論”。該書以文化作為研究歷史的單位，提出八種文化系統，包括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阿拉伯、墨西哥等在內，而西方文化只是其中之一。由此，世界變成了多中心則非單一的西方中心。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也是質疑“西方中心論”的重要學者之一，他相信文明的多中心論，而且與斯賓格勒一樣，把非歐洲文明與歐洲文明擺到同樣的地位。但是，在斯賓格勒與湯因比看來，不同文明是獨立的，相互之間不會發生互動與交流。如果說斯賓格勒、湯因比的多中心論只是對西方中心說的一種委婉挑戰的話，那麼，英國歷史學家傑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則明確提出應該放棄“西方中心論”的傳統，建立“更加廣闊的”、“超越民族和地區界限的”全球史觀。而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與斯塔夫里阿諾斯等人則運用全球史觀來重新編寫世界史，使巴勒克拉夫提出的全球史理論得到實踐的回應，其中，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與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屬於全球史觀的早期代表作。作品問世後，贏得史學界與社會的肯定。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更進入暢銷書排行榜。之後，越來越多的全球史著作出版，其中，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銀資本》與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等幾部全球史代表著作也引起較大社會反響。如果說西方中心論是在歐洲大陸首倡並具體運用於歷史敘述的，那麼，全球史觀的興起同樣有歐洲學者的推動及參與，而目前的研究中心顯然是在美國。美國不但於1982年成立了全球史[德]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巴里•K•吉爾斯（Barry K.Gills）主編：《世界體系：500年還是5000年？》，郝名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ient, New York, 1978.[美] L. S.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董書慧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7-18頁。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1955, p. 27；[英]傑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tbugh）：《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1、242頁。William McNei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The World to1500: A Global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1970.[德]安德烈•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美]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7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學會（WHA），出版了《全球史雜誌》，而且率先有大學開設全球史課程，一批重要的全球史研究代表人物，如唐納德•懷特（Donald R. Wright）、傑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y）、彭慕蘭等，大量全球史研究重要成果得以湧現。全球史之所以會在美國得到快速發展，一方面是與美國的歷史特性有關，畢竟美國歷史短暫，沒有歐亞等國悠久文明史的包袱，而獨立前的美國也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另一方面，與冷戰結束後，美國調整其理論思維有關，淡化敵對意識，弱化主權概念，模糊西方與非西方界限，積極倡導與推動全球化。而全球史觀恰好契合了這種需要，有人說，全球史學術取向就是“把全球化歷史化、把歷史學全球化”。不過，將全球史觀等同於全球化史觀同樣遭到質疑，倘若如此，可能是現代化史觀的翻版，因為在一些人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甚至美國化，那樣，全球史的敘述不過是在“歐洲中心論”之後再續上“美國中心論”而已。應當說，全球史觀自誕生以來，有關它的爭論與探討從未停止，其內涵也已發生變化，從起初被視為一項新的世界通史編纂法逐漸擴展為包括史觀、史識、方法等在內的新史學理論體系。這裏簡要概述其主要內容：（一）“互動”是全球史觀的關鍵概念，“跨文化互動”是全球史研究的中心內容。全球史觀探討超越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界限的歷史進程及其影響，它更加關注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文化通過接觸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重領域實現的互動。全球史研究的含義就是“大範圍的互動研究”。在麥克尼爾等全球史學者看來，人類並不是孤立與隔離的，而是相互交往的。人類遷徙導致不同文化與生活規則相遇，通過對話、交流或反抗與適應，最終形成新的規則，包括商業的、禮儀的、日常生活的，乃至文化信仰等方面，而新的規則使人類原來的行為習慣發生改變，可以說，“與外來者的交往是社會變革的主要推動力”。當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和布里特（Richard W. Bulliet）的《駱駝與車輪》出版之後，全球史家唐納德•懷特說，正是通過這些書，他開始認識到，“孤立地考察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歷史都不能發現推動該國或該民族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包括國家和民族在內的所有人類群體都是在與其他群體的聯繫、交往和互動中存在和發展的，不探究這種聯繫、交往及互動的過程就無法正確理解人類歷史，對於世界歷史而言，尤其如此”。傑里•本特利更以“跨文化互動”作為核心標準嘗試對世界歷史重新進行分期。劉新城等：《甚麼是全球史？》，《歷史教學問題》（上海）2007年第2期，第33頁。介紹全球史研究的中文參考資料，包括錢乘旦：《探尋“全球史”的理念──第十九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印象記》，《史學月刊》（開封）2001年第2期；于沛：《全球史：民族歷史記憶中的全球史》，《史學理論研究》（北京）2006年第1期；梁占軍：《“全球史”與“世界史”異同芻議》，《首都師範大學學報》（北京）2006年第3期；劉新城：《在互動中建構世界歷史》，《光明日報》（北京）2009年2月17日；劉新城等：《甚麼是全球史？》，《歷史教學問題》（上海）2007年第2期；于沛主編：《全球化和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夏繼果、傑里• H •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美]傑里• H •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新世界史》，夏繼果、傑里• H •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4頁。劉新城：《在互動中建構世界歷史》，《光明日報》（北京）2009年2月17日。[美]威廉• H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變動中的世界歷史形態》，夏繼果、傑里• H •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Richard W. Bulliet, The Camel and the Whe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劉新城等：《甚麼是全球史？》，《歷史教學問題》（上海）2007年第2期。 80

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可見，全球史以跨文化、跨民族和跨地區間的聯繫和互動為研究對象，觀察與研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區之間的影響與互動過程，以及通過互動而產生的變化結果，才是全球史的研究重點所在。（二）揚棄傳統史學的民族國家本位觀，以國家場域之外的社會空間作為考察重點，以跨區域、跨文化，半球乃至全球作為歷史研究單位。自從17世紀《威斯特利伐亞條約》簽訂後，在歐洲，民族國家開始建立並成為以主權相聯結的排他性社會共同體。此後，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開始以民族國家為研究單位的學科建構，甚至自覺地將增進民族認同與維持國家統一作為自身使命。其中，歷史學亦不例外，尤以對西方史學影響至深的德國史學為最。受科學主義影響，19世紀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有“歷史科學之父”稱號的奧波德•蘭克（Leopold von Ranke）創立以嚴格的科學考據方法，通過史料考證追求“絕對客觀”歷史的蘭克學派。由此，國家檔案成為歷史敘述的可靠來源。所以，近代史學一開始就成為國家本位的政治史學。以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研究單位，本身並沒有甚麼不對，民族國家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角色，理應得到歷史學的關注。問題在於民族國家的出現並成為政治活動中心則屬於近代的事，如果要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研究在其出現之前的人類歷史顯得多少有些荒謬，起碼能在多大程度上還原主權國家概念出現前的歷史真實是令人懷疑的。何況以民族國家為歷史研究單位，必然會強調文化的獨特性與排他性的民族認同，實際上會強化民族中心主義，更不可能超越歐洲中心論。正如聲稱要使“歷史科學化”的蘭克實際上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其著《世界史》以西歐為中心，把創造了燦爛的古典文明的東方各民族完全排斥在歷史主流之外。與傳統歷史學以民族國家為歷史研究單位不同，全球史觀並非簡單地否認民族國家的歷史以及研究民族國家的價值，而是更加關注與強調以超越民族國家的跨區域、跨文化、大洋、半球甚至全球為歷史研究的單位，從而可以揭示出民族國家視野所看不到的跨國家、跨民族、跨地域的人類歷史進程，以及民族國家與其外部世界互動而產生的變革動力。也就是說，突破了近代傳統史學國家本位觀照下強調文化特殊性、民族認同、地方知識的研究限制，能夠關注到超越民族國家之外的被傳統史學所忽略的，卻對人類全球歷史進程影響重大的問題，包括民族遷徙、技術傳播、文明交流等，進而擺脫民族國家研究中封閉的、特殊的、不可比的、無關聯的歷史認知，從更大範圍的歷史語境中理解人類歷史，為最終脫離歐洲中心主義與民族中心主義提供可能。所以說，全球史不是要否認或取代國別史研究，而是把世界作為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看待，從而真正實現不同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價值平等的研究共識。（三）重視通過比較研究，捕捉歷史事件與現象的內在聯繫，尋找與發現其中變化的規律。比較研究是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並非全球史所獨創。相對而言，全球史在運用比較研究時更多地運用大範圍比較與“跨文化比較”。跨文化比較是指多個民族國家、多種文化間的比張廣勇：《導論──走向全球史》，[美] L. S.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頁。[美]傑里• H •本特利：《新世界史》，夏繼果、傑里• H •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6-49頁。有關大範圍比較與“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內容可參閱艾達•布洛姆（Ida Blom）：《國際比較中的性別與民族國家》，夏繼果、傑里• H •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51-253頁。 8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較。跨文化比較並非只關注全球問題，它同樣關注家庭、村落、性別、服飾等微觀問題，但是，即使是微觀議題的研究，也會聚焦於不同民族國家與相關議題的互動關係，並從中找出異同。較為典型的例證是斯里蘭卡社會學家庫馬里•哈亞瓦德娜（Kumari Jayawardena）研究第三世界的女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作品，她選擇亞洲與中東12個分屬伊斯蘭教、印度教、儒教的國家進行性別群體與民族主義的互動比較研究，從而得出相互間的差異與共性。實際上，在全球史研究中，類似例子正不斷增加。即使是不主張將世界作為整體來看待的科廷（Philip D. Curtin），同樣運用個案比較研究來闡述關鍵性的全球議題。全球史觀重視比較研究，其目的在於通過對研究對象的大範圍與跨文化的比較，可以尋找到貌似互不相干的孤立歷史事件之間存在的某種內在聯繫。比如，在胡人入唐的研究中，如果從唐代中國的內部尋找原因，通常的解釋是國運昌盛的唐朝吸引了北方（中亞地區）的胡人入唐定居或經商。然而，為何唐之前同樣有國力強大的朝代卻沒有發生類似現象，反而引發了戰爭呢？進一步研究的結果是當時居住在中亞地區的胡人因伊斯蘭教興起與阿拉伯帝國東擴而遭受嚴重的生存擠壓，部分胡人因此而避入唐朝。可見，跨地區比較研究有助於揭示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繫。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關於鄭和遠航的。明代時中國航海家鄭和率艦隊縱橫南海並成功遠航印度洋的事跡通常被解釋為國力強盛、造船技術領先的明帝國“宣示國威”之舉。可是，從世界的整體性與聯繫性角度看，其時正當阿拉伯人勢力衰落，土耳其人因忙於中東事務而無暇顧及，至於歐洲人尚未開始海上探險事業。換句話說，鄭和遠航印度洋的成功是與當時印度洋處於海上霸權空窗期存在關聯性的。全球史運用比較研究觀察歷史互動聯繫的對象並非僅局限於重大歷史事件，即使是日常生活事件同樣可以通過跨文化比較來尋找其中的聯繫，例如在人類服飾與生活習慣方面，有研究指出，17世紀英國人發明三件套西服時採用了“亞洲”元素。又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官員學習印度高種姓婆羅門的定期洗澡與用洗髮劑洗頭（Shampoo ，源自印地語）生活習慣，後來傳回國內，被英國人接受，竟逐漸成為“西方文明”的標誌之一而反傳回亞洲。由此可見，全球史運用大範圍與跨文化比較研究，在揭示世界歷史事件之間內在聯繫同時，還有助於澄清與克服“西方中心論”影響下歷史研究中曾經發生的誤會與偏頗。（四）置“小地方”於“大世界”中的研究是全球史研究範式之一，重點在於探討“小地方”與“大世界”的關係。雖然全球史是以跨文化、跨區域為歷史研究單位，並不意味着全球史從不進行區域研究或不關心“小地方”，而是反對將區域研究局限在孤立自足的封閉語境中進行研究，以開放的與外界互動的方式來比較與研究“小地方”，探討“小地方”與“大世界”的關係，把“小地方”置於“大世界”中，發現“小地方”的文化現象所折射的外部世界影響及其回應。在發掘“小地方”與“大世界”聯繫的研究上，取得突出成果是美國全球史學者唐納德•懷特教授。從1970-90年代，懷特教授特意選擇並持續關注西非前殖民時代的岡比亞（Gambia）Kumari Jayawardena,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and New Delhi, 1986.林中澤：《歷史中心與歷史聯繫──對全球史觀的冷思考》，《學術研究》（廣州）2005年第1期。[美]彭慕蘭：《社會史與世界史：從日常生活到變化模式》，夏繼果、[美]傑里• H •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72-275頁。夏繼果、[美]傑里•H•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導言”，第XI-XII頁。參見劉新成：《從懷特透視全球史》，《史學理論研究》（北京）2006年第3期。 82

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河口地區的小國曼丁卡（Mandinka）與紐米（Niumi）。懷特的研究發現，人們長期以來認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區在西方殖民者進入以前遠離世界、發展滯後的觀點，是一種想當然的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在系統研究的基礎上，懷特指出，在1,500年以前近1,000多年的時間裏，撒哈拉沙漠以南西部非洲與沙漠以北的非洲地區與地中海世界，甚至與東南亞，都有廣泛的聯繫，在這個互相關聯的“大世界”的任何地區所發生的事情，都可能對西非人的生活產生影響。正是通過對非洲史的研究，懷特認為，任何局部地區的歷史研究，都必須跳出這個地區，在更廣闊的視域下加以審視，非如此不足以取得正確的理解和認識。懷特教授在非洲史研究中獲得的這一體會在其全球史教學與研究中獲得深化。他的全球史研究非常重視以全球視野來探討“小地方”與“大世界”的關係。可見，全球史觀同樣可以為地區研究提供全新視角，它不會將地區傳統僅僅看作是自身內部封閉體系的產物，而是通過考察地方互動的歷史來說明更大範圍的互動與影響，進而尋找與發現特定地區與世界之間的聯繫。正如湯因比所說，一個國家或地區“本身不能構成一個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歷史研究範圍”，研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不能將它與外部分離開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孤立地與世界相隔絕，而必然與其他地方構成相互依存關係。實際上，世界上從來就沒有甚麼絕對孤立的事件，看似完全不相干的兩個事件，卻存在着千絲萬縷的直接或間接聯繫。其實，每個地方都或多或少具有某種“全球性因素”，全球化不過是使“全球性因素增加的過程”。應當說，全球史研究內容與成果廣泛而豐富，以上所述並不足以涵蓋全球史的全部研究內容，而是偏重從全球史與傳統史學區別的角度介紹其核心概念、研究單位、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式等，從中可以看出，全球史確實在諸多方面超越了傳統史學的局限，它以民族國家之外的社會場域為研究單位，以跨文化互動為研究核心，關注互動因素與互動工具等議題的研究，研究領域與對象包括遠距離貿易及商業網絡，人口遷徙與離散社群，物種交換與生物交流，微生物與疾病的蔓延及擴散，環境生態變化，技術、思想傳播與宗教文化的對話交流等。全球史研究現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識：世界是一個聯繫與互動的整體，各民族國家並非孤立地存在；即使是特定地方也不是封閉自足的，地方歷史可以反映與折射與更大範圍世界之間存在的超時空互動與影響；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化雖各具個性特徵，互相之間卻並不存在高下優劣之分，文明是等值的。由上可見，全球史研究在克服與超越“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方面可謂成績斐然。儘管如此，全球史觀作為一種繼“西方中心論”之後興起的新學術規範與話語系統仍然處於發展與探索過程中，其同樣存在着某些明顯局限。首先，在理論方面，全球史觀並不認同“西方中心論”的理論基礎，即黑格爾論證的“絕對理性”存在，認為主張“理性是世界主宰”的結果必然導致西歐之外的許多民族被排除在世界歷史進程之外，甚至被看作是無歷史的民族。然Donald R Wright, The World and a Very Small Place in Africa, Armonk, NY: M.E.Sharpe, 1997.[英]湯因比（Arnold J.Toynbee）：《歷史研究》，曹未鳳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4頁。[美]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全球化：來龍去脈》，陳昌升摘譯，《國外社會科學文摘》（上海）2000年第10期。[美]L. S.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130頁。[德]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歷史哲學》，王造時譯，北京：三聯書店，1956年，第58、397頁。 8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而，自相矛盾且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全球史研究的目的卻是通過發現跨地域大規模事件之間的互動與聯繫，從中探尋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及其歸宿。其次，民族文明等值論的進步價值應當得到肯定，可是，客觀地講，在人類歷史進程中，不同民族國家的作用並不是同等的，確實存在着先進與落後、引領與跟進的不同狀態。換句話說，人類歷史進程中客觀地存在着“中心”，因此，“去中心說”不能否定中心的客觀存在，而是否定單一文明中心及文明的線性傳播，強調不同民族文化在平等基礎上的多中心互動。否則，就是為否定而否定。再次，放棄以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研究單位，確實開闊了歷史研究的視野，可是，跨區域互動研究的適用性並不是無限的。對於全球或跨域貿易、人口遷徙、文化傳播、社會生活等領域，跨域互動較為得心應手，而觀察與研究政治、軍事、司法等依託民族國家主權的領域，全球史觀未必較民族國家史觀更為適合。最後，全球史觀視交往與互動為全球變革的主要推動力，對於跨區域或大規模社會而言，該發現彌補與拓展了過往民族國家本位研究的局限。但是，就地區性社會發展而言，強調來自外部的影響與互動而引發變化外，如果忽視分析地區社會內部的矛盾與原因顯然是本末倒置的。與其他任何一種理論體系與學術規範一樣，全球史觀也不可能是純粹與完美無缺的，問題在於作為全球史觀的回應者與支持者，在運用全球史觀進行歷史研究的時候沒有必要抱持一種兩極對立思維，非此即彼，絕對化地排斥或抹殺非全球史觀方法及其在歷史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否則，研究尚未開始就已經落入思維陷阱。四、全球史“互動區”視角與澳門治理史研究探索自從上個世紀下半葉全球史興起以來，在全球史經典著作中，偶爾有涉及澳門的內容，如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在寫到西歐東擴時就提及了澳門，其實，類似的“提及”而非“關注”在過往世界史著作中亦較為常見。也就是說，以倡導大範圍互動研究的全球史並未比以前的世界史（包括具有濃厚殖民意味的西歐發現事業）更多地重視澳門在東西方交流與互動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澳門史自身研究完全沒有注意到新興的全球史觀對澳門史研究可能的積極價值與借鑒意義。實際上，自從1999年澳門進行後殖民時代以來，包括治理史研究在內的澳門史研究在經歷了一段短時間沈寂之後，重新開始思考與探索如何突破的問題。其中，本土視角的興起可以看作是新澳門史研究的重要標誌。也就是說，澳門史研究經過了從回歸前以外部視角為主到回歸後以本土視角為主的轉變。客觀地說，對於歷史上長期作為中外交流窗口又是早期全球化產物的澳門來說，內部視角的研究可能有助於彌補過去為外部視角研究所忽視的本土歷史片段或事件，而對於研究澳門社會發展機理則顯得十分吃力。正因此，一些澳門史學者再次將目光投向外部，試圖把內、外部視角結合起來尋找一種新的理論工具來推動澳門史研究走向深入，於是，以研究跨區域聯繫與互動見長的全球史觀就此開始進入澳門史研究的視野。應當承認，雖然全球史觀在西方學界尤其是美國史學界興起經年，可是，引入澳門史研究也是近幾年才發生的。其主要推動者為錢乘旦、吳志良等。作為較早向內地介紹國外全球史研究方[美]L. S.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四、六章部分內容，董書慧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84

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法與研究成果的重要學者，錢乘旦教授敏銳地意識到澳門在早期全球化過程中的獨特意義，並倡導將全球史理論與方法引入澳門史研究之中。而多年來致力推動澳門史學研究並希望建立起澳門本土解釋體系的吳志良教授也指出“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及其解釋體系的成功建立，全球視野不可或缺”。無獨有偶，近幾年再度復興的“澳門學”研究也注意到全球史觀，冀藉引入全球史觀等新理論方法而重新啓動提出多年卻進展不大的澳門學，並能產生新的研究成果。在他們看來，澳門學的研究局限在於“仍然未能跳出澳門研究的框架，未能從澳門之於全球文明互動發展的地位、作用和影響的角度展開宏觀的學術設計，因而未能取得面對世界學術發言的資格與效果”。雖然在澳門史研究中引入全球史觀的學術主張已經提出，可是，作為以跨區域互動為研究核心的全球史觀究竟是否適合於澳門史，尤其是澳門社會內部治理史的研究，仍然不無疑慮。比如，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是以跨區域甚至全球為研究單位的全球史常見敘事方式，儘管全球史觀亦有在“小地方”個案研究上的成功運用，然而，比較起來，澳門屬於地理規模更加細小的微型地區，全球史觀應用於像澳門這樣極微型地區的研究是否可行？又如，全球史摒棄民族國家的研究視角，而以社會治理為對象的研究又不能不涉及政府、國家等社會治理主體，澳門治理史的研究同樣無法抽離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與葡萄牙因素。也就是說，治理史研究無法繞開民族國家，這是否與全球史一貫主張產生理論衝突？再如，在研究主題上，全球史研究較為偏好於貿易史、移民史、生活史等領域的選題，因為在這些領域民族國家的作用相對較弱，可以滿足到全球史主張的社會視角而非國家視角的需要，與此同時，全球性聯繫與互動在這些領域表現得更為充分，其中，遠距離貿易是早期全球化的核心內容，也是全球史最經典的研究課題，因為這種遠距離跨文化貿易所引發的互動是系統性與全球性的。同樣，跨國移民、宗教傳播、文化交流等同樣更容易展現全球史觀所強調的跨文化互動關係，因此都成為全球史研究的重點領域。然而，與貿易史、移民史等不同，治理史研究更多地涉及政治因素，而政治、軍事、司法等管治領域具有較強烈的地域性、民族性與差異性，故而治理史研究在運用全球史觀時能否做到像貿易史等領域一樣得心應手呢？嚴格地說，全球史觀並不是一個排斥性概念與方法，而是一個發展中的極具包容性的歷史解釋範式。全球史以跨區域互動為研究重心，它注重大範圍的宏觀考察，卻不排斥小地方精細化研究，它擅長遠距離貿易、移民社群及文化交流等研究領域，也從不拒絕在其他領域引入全球史觀的分析。而對於澳門治理史來說，更具啓發性的是，全球史在文明“互動區”（interactive zone）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分別參見錢乘旦：《全球史視野與澳門史研究》，《澳門日報》2011年5月9日。吳志良：《以全球史視野深入解讀澳門歷史》，《澳門日報》2010年3月23日。郝雨凡等：《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學術研究》（廣州）2011年第12期。威廉•H•麥克尼爾認為是洛斯•鄧恩首先使用此一概念。參見夏繼果、傑里•H•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頁。 8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圖1中西文明互動示意圖其實，歷史上西歐國家東航中，國，與中國文化產生接觸、交流、互動乃至碰撞、衝突，逐漸在沿海地區形成若干“互動區”，澳門就是其中一個微型的中西文明“互動區”（參見圖1-1），其中以中、葡文明互動為主。與澳門相鄰的香港同樣也是一個中西文明的“互動區”，而以中、英明互動為主。無論是澳門的中葡文明互動，還是香港的中文英文。明互動，其背景均為東、西方文明。除了澳、港之外，還有一些互動點散落在沿海或沿江的其他城市，如沿海地區的廈門、上海、青島等地，沿長江地區的武漢、九江等地.但是，從互動時間與地理規模來看，惟有澳門與香港兩地有超過百多年>互動史，且整座城市都納入互的>動範圍內，而非城市內的局部區域。與香港相比，門澳與西方接觸、互動的歷史顯然更加悠久，而且澳門並非像香港那樣是19世紀下半葉西方列強武力入侵中國的殖民產物。雖然東西文化的相遇並非始自澳門，可長期以來，澳門充當了中國與海外世界交流與對視的窗口，她是西方文化東擴的第一批接觸點之一，也是以貿易為核心的早期全球化的東方節點，因此，作為地處東方的微型中西文明“互動區”的澳門無疑更加值得引入全球史理論進行學術嘗試，而過去長期將發生於早期澳門的中西接觸與交流也納入殖民主義研究範式加以分析與闡述卻多少含有學術誤會的成份。從全球史觀的“互動區”視角觀察，即使是19世紀下半葉澳門管治權為葡萄牙所侵奪，從而導致澳葡殖民統治在澳門的建立，也沒有改變澳門作為“互動區”的地位，改變的是兩種文明互動的對稱程度。實際上，從互動角度來理解澳門與香港乃至其他西方列強在東方殖民地所形成的管治差異，許多看起來令人困惑的問題其實較容易得到解釋。殖民管治並不存在統一模式，不可能是所有東侵的西方國家商量好之後以一種先定的統一模式強加到東方國家或地區，即使是同一個西方殖民國家，對於不同殖民地區的管治方式也是不同的，因為如果說建立殖民管治可以不經當地人同意以武力方式取得，那麼，維持管治存在則需要管治方式與技術的在地化，也就是說，不同殖民地區的管治模式是與當地族群、文化及治理傳統的互動、合作與衝突中逐漸形成的。澳門管治模式的形成更加明顯地體現了這樣的過程與特徵.眾所周知，葡人入居澳門並非葡萄牙王室的預定計劃，而是葡商的自發行為，所以，對於入居澳門的葡萄牙社群來說，究竟如何與中國地方政府及澳門華人社群相處，葡人社群在澳門可否實行自治等問題，並不能由他們單方面決定，需要得到管理澳門地區的中國地方政府准許，因此，入居澳門後的葡萄牙人不斷地進行試探，甚至是挑釁，意圖探尋到中國政府的態度及底線，而試探實質上就是一種互動。其實，若無中國人的容忍或默許，葡萄牙人連在澳門的存在都是不 86

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可能的，更遑論自由地按照自己意志採用事先設計好的管理方式進行管治。即使是1849年葡萄牙強奪澳門管治權行為也是澳葡方面因應香港開埠的外部環境變化以及清政府控制澳門力量衰落而作出的反應。至於1849年之後奪得了澳門管治權的澳葡當局管理澳門仍然不可能隨己所願，而是需要在體制內通過民間社團吸納當地華人精英，借助共識政治模式實現對華人社群的間接管治以及對整個澳門社會的低度控制。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澳葡當局在澳門推行的管治模式是不同於其他西方殖民國家海外管治方式的，也不同於葡萄牙其他海外殖民地的管治方式。不是澳葡當局不願意採取像葡萄牙其他海外殖民地那樣的直接殖民管治，而是面對強勢的華人社群及其文化，相對弱勢的澳葡當局很難強制推行其殖民管治，只能借助與被迫接受華人社群力量與方法，以維持其在澳門弱勢管治的存在。實際上，從早期的“共處分治”到後來的“一地兩（多）制”，都可以說是兩種治理制度與文明互動之後的選擇。如果把澳門歷史上管治實踐中出現的制度與技術看作是中西治理文明互動的結果，那麼，這些制度與技術具體表現有哪些？它們又是如何在澳門這個文明“互動區”內進行對話、互動、衝突與重建的呢？與原本的治理制度與技術相比，哪些方面發生了“變形”與再造……，考察與探尋這些問題應成為以跨文化互動區為理論視角對澳門歷史上社會治理進行梳理與研究的主要內容。社會治理內容廣泛，在結構形態方面，涉及的要素包括治理組織、治理制度、治理技術、治理文化，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治理過程上，可以按歷史分期來分別考察古代、近代與現當代的治理，具體到某項治理制度與政策既有初始型的，也有改變型的。在治理層次上，有宏觀與微觀之分，宏觀方面包括文明層次、國家層次與地區層次，而微觀方面包括在地區內部的區域層次與社區層次。也可以有正式與非正式之分，包括由規章典籍構成的正式制度層次與潛藏並運行於社會之中由習慣、風俗等構成的非正式制度層次，等等。然而，選擇從互動視角切入的治理史研究應以集中反應互動成果為其內容，主要包括：（1）考察治理發展的歷史線索與周期。從“共治─他治─自治”的治理發展歷程中，觀察不同管治文明間衝突與協調而形成的雙軌管治與一地兩（多）制的治理模式。（2）政府治理方面，追溯16-20 世紀澳門行政發展的源流，闡述其間多元行政主體與複合行政權力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管理衝突與危機後的重新調整。（3）司法治理方面，從16-20世紀澳門司法管轄衝突中的法律案例入手，梳理澳門的司法衝突及其解決機制，並進一步觀察中西方文化因素對澳門法律文化的影響。（4）社會組織參與治理方面，考察以民間社團在澳門起源發展歷程並揭示社團在社會自治與社會參與方面的特殊社會功能，以及由功能性代表社團與政府合作治理社會而形成的以合作主義為導向的澳門社會治理體制。此外，一些與互動相關的獨特治理制度與控制技術，如行政堂區的設置、行政授權制度等亦應有所關注。此外，從互動切入的澳門社會治理史研究還應選擇一個較長的觀察周期，例如從16世紀中葉葡人入澳到20世紀末澳門回歸，因為長時期的觀察，可以全貌性展現澳門社會治理在中西文明互動中的變化及其豐富多彩的歷史細節；同時，可以為進一步判斷與分析中西文明互動程度及其歷史原因提供更廣闊的背景。實際上，與其他互動區（點）相比，中西文明在澳門相遇的歷史悠久而互動成果並不豐沛，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葡雙方對待互動始終秉持謹慎取態。可以說，自從1553年葡萄牙入居澳門之後，中、葡雙方在是否需要互動、如何互動等方面，經歷了初始期沒有為互動做好充足準備到後來因害怕衝突而儘量避免互動的變化，正是抱持這樣的態度，所以，不難看到在澳門歷史發展過程中區隔、分治等措施始終如影隨形，中外社群同處一城卻有形無形地自相隔離，以“遙 8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遠的鄰居”或“陌生的鄰居”來形容雙方並不為過，由此嚴重妨礙了中西文明互動範圍的擴大，影響了交流互動的深入，以及互動成果的產生。不過，相對於其他領域，社會管治可歸屬於“萬不得已必須互動”的領域，中、葡任何一方都無法回避管治問題。可以說，管治領域是相對其他領域來說互動最為頻密的。面對一群入居澳門的葡商社群，明清政府不能夠坐視不理。於是，必須接觸、觀察對方並制訂管理政策。中方辯論與爭執的結果是，以“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政策對待居澳葡人， ①雖其出發點並非一定是分區治理，可是，客觀上導致在澳門形成“華葡二元”、共處“分治”的治理格局。同樣，1849年後奪取澳門管治權的澳葡政府也面臨着華人社區的管治問題。澳葡當局儘管曾一度想採用強硬手段推行統一管理，可是，後來仍然採取了“無為而治”、“一地兩（多）制”的管理方式。可見，避免接觸與互動是雙方共同的選擇，即使在雙方必須互動的領域也是如此.接觸、交流，甚至碰撞、衝突，乃至避讓，是不同的互動方式，都屬於互動的範疇，都是新事物產生的動力與途徑。只要存在接觸，就會產生影響，哪怕是拒絕接受或抵制改變，同樣會引發後果。互動越是深入，成果就更加豐富多彩。澳門社會治理的發展可以清楚地說明這些道理。避免接觸與互動固然可以維持和諧與穩定，卻也因此而失去了創造的機會，恐怕這也是澳門社會治理發展的悖論與吊詭。誠然，澳門歷史的研究著作已經十分豐富，之所以要提出引入全球史觀來重新回顧與檢討澳門社會治理的歷史得失，正如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其經典著作《全球通史》中所解釋的那樣，“每個時代都要編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編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②[ 特約編輯陳文源][明]霍與瑕：《霍勉齋集》卷19 ，《處濠鏡澳議》，清咸豐七年重刻本。[美] L. S.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董書慧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9頁。 88

• 澳門學 •在新的視野和框架下認知和考量澳門問題研究──一項知識史的考察張小勁[摘要]在對澳門問題研究作出全景式的知識史考察，涉及四個相關維度，包括澳門問題研究與澳門政治問題研究的基本狀況；澳門政治問題研究與澳門法政問題研究；澳門問題研究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以及澳門問題研究的未來發展與合作框架。澳門問題研究者應當在新的視野和框架下回顧和展望澳門問題研究，對未來的學術發展和理論思考空間作出新的估量。[關鍵詞]澳門問題研究澳門政治社會組織在中國內地和海外乃至“大中華”範疇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澳門問題研究無疑處在一個極其特殊的地位。澳門地域狹小、人口有限而在規模和數量上僅相當於內地的一個中等城市，但自近代以來，澳門有着截然不同的歷史發展，有着相當獨特的制度演進，以及獨樹一幟的社會狀況，因而成為一個與眾相異的地域社會。惟其如此，澳門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而在變數控制和要素分析方面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從中更容易得到關聯度較高的經驗發現和學術見解，並且更容易實現理論化和模型化，進而上升為普適性的理論命題。總之，澳門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具有學術上的可操作性強、可信賴度高的特點。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有關澳門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遠遠超出基於其地域大小和社會規模所能夠預期的學術建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內地的政治發展和社會治理講求改革、追尋創新的背景下，澳門問題研究的成果潛在地成為了重要的理論參照和經驗借鑒，對於澳門問題研究甚至有形成為新熱點的可能性。儘管這一判斷尚有待於時間的考驗和進一步的觀察，但從這個角度考察既有的澳門問題研究成果，評價其已經得到的成果和達到的水平，展望其可能得到的發展，無疑是有意義的。作者簡介︰張小勁，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政治學博士。北京 100084鄧正來先生曾對澳門問題研究的學術取向及其所蘊涵的哲學方法論意義有過整體意義上的討論，但本文的論說旨趣卻多少與之有所不同。鄧正來：《深度研究與自主發展：以對澳門社會科學研究的分析為個案》，《學術思想評論》（瀋陽），1997年第2期。鄧正來：《探尋澳門研究的理論意義──〈東西交匯看澳門〉序言》，《澳門研究》（澳門），第4期，1996年。黃漢強：《澳門社會科學研究與社會發展》，《澳門研究》（澳門），第4期，1996年。甚至在史學界，也已經有人提出了這樣的看法。一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馬勇先生所言：“中國人從澳門的經歷中獲取了許多重要啟示，這對中國後來的現代化進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是中國近代化的起點，是中國告別中世紀、進入新時代的開始，確實是有充分理由的。”馬勇：《澳門與現代中國起源》，《珠海、澳門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21-128頁。 8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一、關於澳門問題研究與澳門政治問題研究的基本狀況從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機構搜集到的有關澳門問題研究的博士論文資料來看，1992年出現了第一篇有關澳門問題的博士論文，截至2012年11月，有關澳門問題的博士論文超過130篇。從這些博士論文中，可以發現許多重要的發展特徵。一是早期的澳門問題論文主要是澳門學生在內地高校接受學術訓練、然後寫作的學位論文；但後來內地學生也逐漸參與研究澳門主題並寫作和發表論文，其比例也日益增加；二是有關澳門問題的博士論文，最初主要出自廣州的高等教育機構如暨南大學和中山大學，後來則有北京高校的參與，其中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成為澳門問題博士論文集中產出的地方。更難能可貴的是，澳門高校也開辦了博士學位課程，一批博士生撰寫了不少以澳門為主題的論文；三是在澳門問題的博士論文中，選題最多為經濟問題研究，其次是法律問題研究，再次是政治問題研究，其他則多是歷史傳統、文化教育和語言等主題。應當說，這些論文涉及到澳門歷史和現實的各個方面，但多學科的共同介入與主流學科的參加，表現更為突出。這樣的發展似乎可以描述為“雙重內螺旋”──由澳門本地學者啟動，經由內地學者的投入，再到澳門學者與內地學者的共同參與；從一般性的歷史文化入手，經由現實經濟和法律問題研究，過渡到政治社會治理問題的內核。應該說，有關澳門政治問題研究的博士論文以1997年的《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作者吳志良）為開山之作，儘管此後又有關注澳門政治問題的博士論文陸續發表，但在數量上並不突出。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澳門政治問題研究的博士論文在選題意識、理論探討、方法應用和寫作質量方面有普遍提高。特別是最近若干年間，幾乎每年都會出現高質量的學位論文。例如2000年的《國際戰略大背景下“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作者張謙）、2004年的《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作者婁勝華）、2006年的《社會交往行為與認同：澳門社會結構探析》（作者聶安祥），2009年的《澳門社會體制變遷：自治、代表與參政》（作者潘冠瑾）、2010年的《現代澳門治理模式研究》（作者陳震宇）和《內部社會資本對非營利組織績效的影響研究：以澳門社團為例》（作者黃棣樂）、2011年的《澳門居民政治信任研究》（作者熊美娟）以及2012年的《從政治精英生成的視角看轉型時期澳門的利益代表》（作者蔡永君），都堪稱是上乘之作。這種狀況的出現決非偶然。筆者認為，這與研究個案的選擇和經驗研究的材料供給相關，二者都涉及社會科學方法論所揭示的學術創新和理論發現的基礎性條件。所謂研究個案的選擇問題，是指在社會科學以及政治學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面臨着一個重大的挑戰或困境，就是在研究一個具體的個案時，特別是按照社會科學的理路而展開分析時，會發現這一個案所包含或提示的因果聯繫是極其複雜的，多種多樣的，相互嵌套的，換句話說，研究者很難對這一個案的外生變張謙：《國際戰略大背景下“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博士論文，2000年；婁勝華《轉型時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南京：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聶安祥：《社會交往行為與認同：澳門社會結構探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潘冠瑾：《澳門社團體制變遷：自治、代表與參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陳震宇：《現代澳門治理模式研究》，澳門：澳門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黃棣樂：《內部社會資本對非營利組織績效的影響研究：以澳門社團為例》，澳門：澳門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熊美娟：《澳門居民政治信任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蔡永君：《從政治精英生成的視角看轉型時期澳門的利益代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 90

在新的視野和框架下認知和考量澳門問題研究──一項知識史的考察數和內生變數進行科學的分離，很難對其間的因果鏈條的各個環節進行合理的辨析，更無法對已經形成的觀察和結論進行充分的驗證。然而，澳門在這方面卻體現出獨特的優勢，其較小的人口規模、明晰的外界聯繫，對於個案的研究無疑相對容易。因此，有關澳門問題的研究，相對於其他個案而言，便於更加精細地認知複雜原因，由此可以更加明晰地梳理因果關係，及更加妥當地進行校驗研究。在這個意義上說，澳門問題研究的意義不可低估，澳門作為對象研究來說具有很高價値；通過對澳門問題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強對澳門的瞭解，另一方面則可以期待着在學理上得到更多的經驗概括。所謂經驗研究材料的供給問題，是指在目前內地高等教育機構的博士生培養體制內，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他們很難對除家鄉和學校所在地以外的某個行政區域真正進行深入的經驗研究，包括田野調查、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等等，因而往往無法獲得足以支撐其研究所需要的經驗材料。在這個方面，研究澳門卻具備了極其獨特的優越性。長期以來，包括澳門基金會在內的多個研究資助機構始終致力於推動和提升澳門問題研究，並投入了大量資源，制訂了有效的規章制度，從而為博士生們提供了研究機會和條件。就澳門政治問題的研究成果來看，可以發現，近年來的研究重點集中在澳門的政治績效問題、澳門的社會結構及其混合型的政治文化、澳門廣泛的社團參與問題以及政治信任問題。其中最為引人注目且產出優秀成果的則是澳門的治理模式研究。所謂澳門的治理模式，實際上就是指由澳門獨特歷史和傳統發展出來的，適用於澳門歷史文化和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社會治理形式、機制和結構。吳志良博士認為，澳門的社團體制是澳門社會治理的一大特色，即在澳葡政府的長期管治之下，澳門華人社會所發展出來的一種自主管理和協商治理的形式，其特徵在於通過形態多樣、結構交迭、功能分化的社會組織，從而實現了華人廣泛參與下的社會治理模式。換言之，社會組織在澳門具有突出且獨特的性質，在澳門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社會組織體制在澳門回歸之後既發生了巨大變化，同時又繼續扮演着重要角色。從正式發表的論文來看，有關澳門社團體制的研究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成果，對於澳門獨特的社會治理模式研究已經具備了相當水平。隨着澳門社會回歸以來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澳門政治問題研究不斷地產生新的、急待研究的課題。僅就澳門社會組織而言，已經出現了許多新情況。例如，當現有的政治體制將原本被排斥在外的社會組織吸納以後，政治過程及其相關的政府治理會出現何種變化？相關社會組織又會發生哪些變化？如何認知和解釋這些變化？這些變化又會導致何種結果？從組織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澳門社會組織，又需要進一步研究這些組織內部的代際繼承和功能傳遞、能力建設等問題；從宏觀結構角度看，則需研究社會組織的裂變和分化問題、組織間的功能重迭和結構優化問題等，回歸之後澳門已經經歷了三次立法會選舉以及特首換屆，那麼，包括政治參與問題、立法會選舉中的投票問題、特首選舉制度的改進，特區政府的組織架構構成、結構間的功能區分和功能設定等問題，都應當根據新的經驗材料展開實證研究。總之，無論是過去、現在或是未來，澳門的經驗個案都為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的研究開闢了新的學術發展空間；在這個空間裏，我們可以對特定的政治現象進行精細深入的觀察、瞭解和分析。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潘冠瑾：《澳門社團體制變遷──自治、代表與參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9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二、對澳門的法政問題研究的理解和展望澳門法政問題研究無疑具有特殊意義。一方面，法政或政法，無論在中國語境裏還是在西方文化史上，都是一個固定化的詞組。這不僅因為西方的社會科學和社會制度研究自近代引入中國始，便因為日本學者的理解而有了“法政”一詞；也不僅是因為新中國源自於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結構理論的理解而有了“政法”一詞。問題的關鍵在於，政治與法律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有學者早就指出，政治的最高目標就是要建立合乎特定政治理念的法律秩序，而法律的最大功能就是調節和規範特定的政治行為。沒有政治的法律與沒有法律的政治都是不可理解的，也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正如我們在現實生活所曾經經歷過的那樣，沒有法律則政治走向瘋狂，沒有政治則法律無從談起。另一方面，隨着研究的深入和發展，我們發現，澳門政治研究的大部分問題都與法律問題產生各種交錯、交叉和交迭的現象，都會有重合、重複和重迭的關係。例如，有關澳門“沙紙契問題”的博士論文，既涉及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傳統不成文法和成文法，又涉及澳葡時期殖民政府的正式法律與華人社會習慣法問題，現在則涉及基本法和特區法律；就實質而論，這一問題則涉及權利規定及其保障、少數特殊群體的利益辨析與維護，進而又涉及政府的反應與對策、特定群體與政府的對抗和衝突、衝突背景下的危機處理等政府職能問題。因此，在澳門問題的研究中，政法與法政必須加以共同考慮和分析，融匯成“混合研究”的路徑。在研究課題方面，可以舉出許多長期引起困惑而必須採取法政“混合研究”路徑加以解決的難題。澳門社會有着特定的政治文化，且對於社會治理有着獨特的價値判斷和作用機制，形成了一種和諧相處的理念和民間治理的形式。但自回歸以後，特別是從2005年開始，澳門社會圍繞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開始出現大規模街頭政治衝突，孕育或顯露出一種可以稱之為“衝突文化”的因素，逐步走向前台並有上升的趨勢。這種現象與澳門經濟迅速發展而產生的利益分化乃至衝突有關，也是現代化進程中時緩時急卻始終不可遏制的一種政治現象，與長期以來澳門華人社會或民間社會隔絕於基本的法律體系之外，因而強調自力自為且自己解決糾紛的傳統有關。對於澳門居民而言，違法當然“不可取”，守法卻是“無可依”；與此同時，法律規定的缺失又導致法律文化的欠缺和法律意識的闕如。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規劃、補充、完善、草擬和制訂全面的法律體系，如何營造和更新澳門的法律文化氛圍和基本的法律理念，無疑具有重要意義。澳門特區作為一個特別的政治實體或治理區域，是通過《基本法》加以界定和保障的。《基本法》以規範化的方式規定了澳門及其外部關係，同樣也規定了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權利範圍，但在澳門現有的法律制度之下，在《基本法》的具體落實當中，還存在着很大的“灰色區域”，甚至隨着社會經濟以及外部關係的發展，還會產生出特定的“黑色區域”，那麼，這些缺乏明晰的適用法律規定、甚至沒有任何適用法律的空間，將形成何種機制去調節和解決衝突？鄧月芳：《澳門土地問題的歷史由來、問題性質以及解決出路：以紗紙契糾紛為個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婁勝華、潘冠瑾、林媛：《新秩序──澳門社會治理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蕭志成：《澳門制度變遷與經濟社會的演變──回顧與前瞻》，《行政》（澳門），第21卷，總第80期，2008年，第255-261頁；《“一國兩制”研究》編輯部：《“邁向第二個十年的澳門特區依法施政”學術座談會紀要》，《“一國兩制”研究》（澳門），2010年第3期，第134-151頁。 92

在新的視野和框架下認知和考量澳門問題研究──一項知識史的考察將利用何種機制制定新的法律規定從而填補和填充這些空間？在形成機制和制定新的法律規定的過程中又將形成怎樣的法律文化？從政治學角度來看，這一過程將怎樣吸納社會組織的參與和融入公民的意見？由此形成的法律規定又將如何體現和調節不同的利益訴求和政治理念？所有這些問題不僅具有明顯的實踐意義，而且具有突出的研究價値。隨着回歸後政治社會經濟的發展，隨着澳門作為特定治理區域的日漸成熟，立法會在政治過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將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特區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班子作為施政核心和治理節點的角色和功能也在變化和調整中。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立法會議員的選舉辦法和程序，特首的產生形式和過程，特區政府的治理活動和過程，以及立法會在履行自身職責時與特首和特區政府的關係問題，也將發生新變化。對於這些已經或正在進入日程的變化，學術界理應給予充分的關注和研究，而這種關注和研究更須結合政治學和法學的思考，也就是說，不能不採用政法或法政的“混合路徑”。因此，無論是對於澳門社團體制的研究，還是對澳門土地制度的研究以及對澳門基本法實施問題、澳門立法會、特首和特區政府的研究，實際上都是從政治學研究切入到法律研究，也可以說是從法律研究切入政治學研究。許多關於澳門政治問題的研究成果，順理成章地與法學研究產生交叉和融和，合乎邏輯地借重和汲取澳門法律問題研究的成果。同時，政治學的研究也為法學研究提供經驗材料和理論支撐，為澳門法律問題研究貢獻具特定價值的成果。這是澳門政治發展研究已經呈現的特點。三、澳門問題研究中的特殊性與普適性通覽有關澳門問題的博士學位論文，考察其他論及澳門問題的學術論文，可以發現，學術界對澳門問題的研究有一個基本假設，即澳門具有非常明顯的獨特性。無論以任何國家或地區作為參照系，也無論將其置於何種語境或背景之下，澳門的獨特性都是極其突出的。另一方面，進一步的探究卻又可以發現，有關澳門的研究成果同樣具有很高的普適性，具有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和更寬泛條件下的適用性。在這裏，特殊性與普適性的轉換一定程度上取決於特定的研究者在進入研究課題時所欲達到的研究意圖，以及貫徹這一意圖時所實施的研究策略。就此而論，對於澳門問題的研究往往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是追求在澳門特定的場景下針對特定研究對象而最為適切的解釋；另一種則是在追求適用於特定場景下的解釋的同時，力圖總結概括出具有一般性的抽象命題和理論模型。後者往往借用既有的理論分析框架對經驗材料展開分析和研究，再以由此所得到的理論發現去補充、完善和校正既有的理論。例如，在澳門社會體制問題研究中，就有法團主義理論框架的使用和利用澳門經驗研究結果而帶來的理論推進，還有功能主義理論框架內所謂“功能內卷”與“功能外溢”的討論。確切地說，澳門問題研究的社會科學化發展就是超越特殊性而實現向普適性轉換的關鍵。這種社會科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潘冠瑾：《澳門社團體制變遷──自治、代表與參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基金會，2010年。 9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學化的努力就是嚴格按照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建構完整的因果分析框架，辨識和分析變數間的關係，進而發現因果作用的機制和模型。因此，社會科學化的澳門問題研究，一如其他研究個案，完全可以產出具有普適性的理論命題和學科知識。如果說澳門問題研究可以在學理上產出值得期待的成果的話，那麼，在公共政策方案和社會治理實踐方面，澳門問題研究更可以形成具有借鑒意義和啓發價値的成果。仍以澳門的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為例，我們發現，在澳門這樣一個地域狹小而人口密集的城市中，有着多種多樣的社會組織。這些社會組織相互間既競爭又合作，既重疊又分工，構成了良性結構發展，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特定的社會組織文化，又與特區政府形成了良性互動關係。研究澳門的社會組織管理體制及其經驗，弄清其中的潛在機制和內在原因，無疑可以啟發我們思考在內地的更大範圍內如何激發社會活力，既推動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又在合理的框架下吸納社會組織參與政治進程。在這個意義上講，澳門可以為內地解決和發展社會組織提供一個非常好的參考樣本。目前，內地已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其數量據估計從40萬個到4000萬個不等。因此，為了更好地管理，內地正就《社會組織登記條例》、《社會非企業組織登記條例》和《基金會組織條例》等新的法律法規徵詢意見，準備最後的出台程序。在這種背景下，澳門的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澳門的社會組織發展歷程以及發展現狀乃至未來走向，都可以為內地提供借借鑒。澳門社會治理模式的學理研究表明，澳門的社會組織在澳門的社會治理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並且發揮着促進和諧的積極作用。基於其特殊的角色及作用而形成的研究指出，澳門社會可由此建立起“參與式合作型”的治理體制。而在內地，2011年2月19 日，在主題為“加強社會管理和創新”的省部級幹部學習班上，胡錦濤同志強調要以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多元參與的方式改善和創新社會管理。接着，在5 月30 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胡錦濤同志再次強調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的總要求，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突出問題為突破口，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運行。兩相對照可以發現，澳門的社會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中央的思路和部署，完全可以為內地的社會管理創新提供借鑒。當然，這首先是要對澳門的社會治理模式進行更加深入和細緻的研究，發現其中値得推廣和可以推廣的經驗。儘管澳門只是一個城市社會，但卻能夠以小見大、以小鑒大，可以產生更多的、具有借鑒和啓發意義的經驗。澳門在社會治理方面的一些獨特做法和制度安排，完全有可能具有先行一步的有關中國的社會自治概況，可參閱燕繼榮：《中國的社會自治》，俞可平主編：《中國治理評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2 年，第79-112 戴昌橋：《中國非政府組織現狀探析》，《求索》(長沙)， 2012 年第4 期，第60-62 頁；葛道順：《中國社會組織發展：從社會主體到國家意識──公民社會組織發展及其對意識形態構建的影響，《江蘇社會科學》(南京)，2011 年第3 期，第19-28頁。參閱婁勝華、潘冠瑾、林媛：《新秩序──澳門社會治理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 4 章至第7章的論述。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3959222.html；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 com/gn/2011/05-30/3077476.shtml。還可參閱張小勁和于曉虹：《中國基層治理創新──宏觀框架的考察與比較》，《江蘇行政學院學報》（南京）， 2012 年第5 期，第72-79 頁。 94

在新的視野和框架下認知和考量澳門問題研究──項知識史的考察資格。澳門目前的社會利益分化、利益分化基礎上的利益聚集和組織化發展、組織化利益格局下的和諧共處，澳門社會組織在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的自治、共治和法治的相互銜接，特定的“擬法團化”和“擬政黨化”的發展進程，凡此種種也許就是內地發展的一種具有前瞻性的預演。其實從去年開始，內地有關方面已經注意到這樣的可能，已經在類似的框架內對澳門經驗進行分析，包括國家人文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在內的規劃課題，都在嘗試制訂這方面的課題。目前，中國發展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的討論在學界和社會上正在熱烈進行中，有學者認為，中國的民主政治正在走向一種不同的道路，中國的民主道路在形式和內容以及發展階段性等諸多方面會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其實，澳門經驗也可為上述討論提供新思路。正是在澳門，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一是在個人權利的發展路徑上，澳門走過了一條由經濟權利起步、經由社會權利擴張、再到政治權利確立的歷史進程。這與西方國家的個人權利的發展路徑有着極大的不同，但卻與內地由於不同的原因而走過的道路頗有相似之處；二是在政治參與的具體樣式上，澳門走過了從最初的無選舉到有限選舉以及功能代表和社團代表推選的一條發展道路，目前正在走向一定程度的自由選舉。與此同時，澳門居民通過社會組織而實現了相當有效的自治和共治，實現了相當廣泛的參與。這與西方國家通過定期選舉而實現的參與也有很大差別，但在一定程度上卻與內地的情形有所類似。由於地域狹小的緣故，我們反而能夠對澳門的相關經驗展開更加精細的研究和評估，可以搜集更加豐富和系統化的經驗資料對特定的理論發現進行驗證和評價。因此，澳門的經驗不僅能夠為內地的改革提供借鑒，而且能夠為總結內地的改革經驗提供可貴的思路。在上述框架內來看澳門問題研究，可以說，澳門問題研究所可能產生的普適性意義和理論知識，會遠遠超過我們過去所認知的範圍，甚至可能會超過我們今天所能夠想像的範圍。澳門的特殊經驗可以在更大的範疇下加以理解和認知。四、澳門問題研究的未來發展與合作框架多年來，內地的研究機構和學者與澳門有關機構和學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在學術研究上已經完成或正在實施諸多合作項目，並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隨着澳門科研機構的發展與壯大，內地機構和學者與澳門的合作也在不斷加深和擴大。正是在與澳門的合作研究中，內地機構已經或正在嘗試一些新的研究項目，正在就未來的合作發展產生了新設想。這構成了澳門問題研究的一個獨特面向。就未來的澳門問題研究而論，筆者認為幾個重點問題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和考慮。首先，在經濟資源可調配的情況下，應當進一步加強澳門問題研究中量化方法的應用。澳門只有55萬人口，無論是系統抽樣還是偶遇抽樣，無論是入戶調查還是電話訪談，甚至是在抽樣景躍進：《民主化理論與當代中國政治發展：民主化理論的中國闡釋之一》，《新視野》（北京），2011 年第1期，第25-29頁；景躍進：《關於民主發展的多元維度與民主化序列問題：民主化理論的中國闡釋之二》，《新視野》（北京）， 2011 年第2 期，第31-34 頁。 9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基礎上的小組訪談和深度訪談，都是比較容易實施和操作。通過具量化性質的研究，可以得到更加精準的資料以便展開科學分析，可以積累重複性的時段性資料以便展開歷時性的觀察和研究，還可以在多變數的基礎上與其他城市進行比較研究。其次，根據現有研究成果，進一步強化尚顯薄弱的某些課題研究。從科學研究的規律來說，對於澳門的研究是永無止境的，關鍵在於研究議題的設定。就此而論，如前所述，過去那種單純為了認知和理解澳門的研究意向應當有進一步的提升，應當確立更高的學術研究目標和理論對話對象，還應當考慮澳門經驗之於內地的價值和意義而提出新的研究課題。例如傳統文化保存與現代文化擴展及其對於現代社會治理的關係問題、多元宗教共生共存的問題、構建合理的心理文化以緩解調整發展與變遷背景下的“社會不適應症”問題、以複合多元的社會組織構建以解決群體利益之間的競爭和衝突問題等。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不僅可以加深對於澳門社會的理解，而且可以使澳門研究的理論發現具有更高的學術價值，還可以為內地的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提供寶貴經驗。這是一種雙贏或多贏的研究策略選擇和課題立項原則。再次，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應當進一步強化有關澳門未來發展變化的預測性研究。澳門社會正處在飛速發展之中，包括立法會、特區政府及其治理機制在內的政治制度正在不斷演進，法律體系的改革已經提上議程，社團組織正在發生變化和更新，社會的核心價值以及普遍的社會心理和政治信任等等正在變遷之中，所有這些變化、變遷和變革對於澳門的未來發展前景有重大意義。因此，有必要梳理現有的研究成果，強化對未來發展的預測，分析導致變化的基礎條件，評估各種變化的可能結果，從而有意識地、有準備地迎接未來，應對挑戰。最後，與前述各項相關聯的另一個重點問題，就是立基於學術研究，進一步加強“高端設計”性質的研究。學術研究應該強調客觀性和科學性，但另一方面，學術研究還支持和推動社會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講，澳門問題研究顯然還應當進一步加強“高端設計”性質的研究，應當對已經發現的社會問題和治理問題提供對策建議和解決方案，應當依據學術研究已經揭示的發展方向做出更具宏觀意義和價值判斷色彩的貢獻。[ 責任編輯劉景松] 96

• 澳門學 •關於澳門歷史研究的新思考萬明[摘要]傳統澳門史研究主要關注文獻資料，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以傳教士文獻為主，具有局限性。以全球化的視野，探討全球史與區域史的連接點，以三重證據法即多重證據法考證歷史，適應時代發展，豐富研究手段和方法，對推動澳門學研究將起到重要作用。明代青花瓷的西傳，凸顯了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歷史地位與貢獻。[關鍵詞]澳門歷史全球史三重證據法青花瓷十六世紀，海洋成為時代的主題，全球化從海上拉開了帷幕，一個整體世界從海上連接起來。當海上活動成為最為令人矚目的國際現象時，世界格局也發生了重大變動。葡萄牙人率先東來，東西方大規模的直接接觸交往時代到來，澳門由此應運而生，開始了發展的黃金時期。一、從區域史到全球史：全球化的視野澳門學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提出的新學科。沒有豐富的文獻資料，就不可能出現澳門學。現存澳門學文獻數量多至無法統計，內容涉及澳門乃至世界各地的方方面面，正是由於澳門學術價值的被發現，才出現綜合研究澳門社會歷史實態、探尋澳門與世界關係發展變化的新學科──澳門學。有人認為，澳門學研究的是澳門歷史文化，即以澳門歷史文化為研究對象，是一門以澳門歷史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區域或地方史學。實際上，如果只是看到澳門本土，那只是看到了第一空間，而沒有看到更加廣闊的空間，即全球空間。全球化在當今世界正呈快速發展之勢，有關全球化的各種理論新見迭出。一般而言，全球作者簡介︰萬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歷史學碩士。北京 100732R.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7; P. M. Sweezy., “More(or Less)On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Sept., 1997; G. Therborn, “From universal to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ology,2.2000; I .Wallerstein, “Globalization or the Age of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 2000；里斯本小組︰《競爭的極限:經濟全球化與人類未來》，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英]馬丁•阿爾布勞著，高湘澤、馮玲譯：《全球時代》，商務印書館，2001年；楊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論前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等等。 9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化（Globalization），也稱經濟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指地理上分散於全球的經濟活動開始綜合和一體化的現象，是當代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徵之一。實際上，今天的全球化不但包括經濟的全球化，也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的全球化。眾所周知，世界經濟日益成為緊密聯繫的一個整體，始於十六世紀。在那個世紀裏，中國經歷了從區域史到全球史的過程，探討區域史與全球史的連接，澳門是一個節點。　全球史是自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際史學界新興的、發展迅速並廣為人們關注的研究領域。全球化與史學的最新發展，使得澳門學研究有必要考慮轉換範式，需要在全球層面上思考和考察學科的特點和發展。全球視野下的澳門學研究，將給明清史、中葡關係史乃至世界史研究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二、三重證據法與澳門學文獻的開拓二十世紀是考古發現的時代，大量出土資料的發掘與利用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考古發現開闢了在性質和意義上完全不同於傳世文獻的資料來源，而新的資料來源又對研究方法提出新要求。1925 年，王國維在清華大學講演中談到：“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塚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塚所出，而各地零星發現之金石書籍，於學術之大有關係者，尚不予焉。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 “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王國維利用考古學成果，結合《史記》、《漢書》等文獻史籍資料，對漢代邊塞和烽燧、玉門關址、樓蘭及海頭城位置、西域絲綢之路與漢代邊郡職官制度等進行了詳盡的考釋。可以說，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文書等新出地下資料進行多層次的大量研究情況下，王國維最終總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所謂“二重證據法”，即“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證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看來，適應了資料來源的變化和時代發展對學術研究的新要求，豐富了研究手段和方法，提高了研究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就如何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開拓出新的學術領域，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餘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史學研究需要證據。證據充分，結論才可能穩妥可靠。探討全球史與區域史的節點，文獻資料可以發揮顯著作用。傳統學術研究着眼於紙上文獻資料，從文獻到文獻，而地下資料的出現和實物的遺存，則可以擺脫傳統學術研究的局限性。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王國維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四卷，第33頁。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台北中研院史語所集刊》（台北）1 本2 分， 1930 年。 98

關於澳門歷史研究的新思考巫鴻先生說：“用兩種方法互證，這在中國近代學術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後再來看二重證據法，我們會發現它給人以一種現代性的思維啓示︰一個結論不是一個證據就可以論證的，而需要多重視角的檢驗。雖然王國維當時只提出二重視角，但這種學說已經顯示出多重視角的潛能──二重可以發展到三重，也可以發展到四重。現在我們看問題就不只二重了，這種新的思考和王國維、陳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關聯性。” 他是從美術史研究的角度提出問題的，卻也適用於整個學術研究。在澳門回歸前後，有關政治主權、軍事衝突的研究成為主流。關於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以傳教士文獻為主進行的。這種普遍流行的研究方法，曾經極大地推動了澳門研究的發展，但是現在看來，還有不足之處。此類研究依據傳教士的記述或遊記，均是私家所記，前者受到教廷的約束，後者主觀隨意性大，因此，在利用時我們還需審慎。筆者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撰寫的《中葡早期關係史》，主要根據歷史文獻進行研究，即從文本到文本。實際上，我們無法完全復原歷史，但如何接近真實歷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僅注意文本是不夠的。全球化與歷史研究的最新發展使得對澳門歷史的研究應該重新考慮進一步充實文獻的問題，也就是增加對考古資料和實物資料的關注。進而言之，迄今我們關注的主要是傳教士筆下的明代中國。毫無疑問，十六世紀的中國形象與耶穌會傳教士的書寫有着密切關聯。然而，傳教士所描述的，是通過他們的觀察所述說的感受，只有放到其所論述產生的大環境中考慮才有合理性。而中西文化的交流在當時是直接發生的，中國貿易物品直接傳播到歐洲和世界各地，使那裏的人們直接感觀，沒有中間層次，純粹作為貿易品投入歐洲和世界市場，進入社會消費層，直接引發文明的交融，甚至經濟與社會變遷。文明的成長，是在中西文明更大規模的時間與空間維度的擴展中實現的。這就需要關注三重證據法，而不是僅僅將關注點放在傳教士的書寫。這裏提出來的所謂三重證據法，主要指採用文獻與文獻、文獻與考古發掘，以及文獻與實物遺存互證等多種形式，去求證歷史。三重證據，即紙上的文獻資料、地下挖掘出來的考古資料和歷史上遺存的實物資料。當然，“三”也可以理解為不是基數詞，而是約數，即“多”的意思，目的是適應時代發展對學術研究的新要求，豐富研究手段和方法，對推動澳門學研究發展起到作用。三、典型個案：明代青花瓷的傳播在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作為中國瓷器主流的代表，青花瓷是非常典型的。青花瓷起源於唐代，成熟於元末，至明代達到鼎盛。青花瓷的發展及傳播，與中西文化交流密不可分。追溯青花瓷這一跨文化交流與融合乃至影響社會的絕佳例證，必然涉及澳門。十六至十七世紀中葉，是澳門興起和發展的黃金時代，在中西直接交往的初始階段，其地位獨特而重要。澳門匯聚了多元文化，青花瓷的西傳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凸顯了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與作用。 [美]巫鴻、朱志榮︰《中國美術史研究的方法──巫鴻先生訪談錄》，《藝術百家》（南京）2011 年第4 期。萬明著︰《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 9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迄今為止，關於澳門貿易研究，中外史學界已有豐碩的成果。究其篳路藍縷之功，無疑是英國學者博克塞（C.R.Boxer）和中國學者張天澤。1999年澳門回歸，推動了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恕在此不一一羅列。我們發現，中外學者對澳門貿易研究的側重點是絲綢和白銀貿易，較少研究瓷銀貿易；具體談及青花瓷貿易，關注十七至十八世紀荷蘭人傳播作用的研究較多，有關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將中國青花瓷西傳歐洲，即使在關於1500~1700年葡萄牙帝國在亞洲的政治經濟史論著中，也不見提及。實際上，青花瓷的世界性傳播，是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率先開始的。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前後，以明代青花瓷為主的瓷器貿易已經開端。澳門作為溝通中外文明的橋樑，直接對全球產生重大影響的典型事例之一，便是明代青花瓷的傳播。1995年初，在澳門崗頂原聖奧斯定修院的工地上，發現一口古井，內藏多件完整的瓷碟。在工地的四周，有大量明末清初時期的出口瓷碎片，部分可復原度大。經專家鑒定，該批瓷片大部分是明萬曆年間（1573~1628 年）製成，屬加櫓瓷（或稱克拉克瓷， KRAAK Porcelain）一類。聖奧斯定教堂，又名龍嵩廟、龍鬚廟。位於澳門風順堂區崗頂小廣場的這座教堂，始建於1586 年（明萬曆十四年）。初時用棕櫚樹葉作頂，風吹時似龍鬚飄飄，故昔稱龍鬚廟，後改成龍嵩廟。據教堂創建者曼里蓋（Frei Francisco Manrique）記載，由西班牙奧斯定修士於1586年修建了第一所修院，三年以後，即1589年轉屬葡萄牙教士，1591年遷至現崗頂前地的位置，並在那裏建起一座供奉聖母的教堂。1872年，教堂因主堂和聖器室坍塌而遭到嚴重破壞，1875年開始重修並保存至今。歷史上該教堂曾經數次被作為教區教堂，是澳門具有重要意義的教堂之一。不僅如此，該教堂青花瓷的遺存，更使其歷史價値得到了新的提升。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0-1640,”Lisboa: Centrode Estudos Historicos Ultramarinos, 1959;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Macau,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cils of Goa,Macao. Bahia and Luanda,1510-1800,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Wisconsin, 1965; Portuguese India in theMid-SeventeenthCcentur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Race Relations in the Portuguese Ccolonial Empire,1415-182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1415-1825: A Succinct Survey,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 Press, 1963;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on Contemporary ocuments andIllustrations, Hong kong,1984, Estudos para a Historia de Macau Seculos XVI a XVII, Tomo1, Lisboa: FundacaoOriente, 1991. T’ien-tsê Chang,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Sources, Late E.J. Brill ltd., Leyden, 1934. 中譯本─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分局香港分局，1988年。主要有：T. Vol er, Porcelain and the 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s Recorded in the agh-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those 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1602-1682, Leiden: Brill, 1954; C.J.A.Jorg, Porcelain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李金明：《明清時期中國瓷器文化在歐洲的傳播與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1999年第2期；吳建雍：《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中外關係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等等。桑賈伊•蘇布拉馬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著，何思靈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出版，1997年。陳志亮《陶瓷文物保存修復》上，《廣東檔案》（廣州）2009年第5期，第25-26頁。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367頁。 100

關於澳門歷史研究的新思考奧斯定會（Augustinian Order）亦譯奥古斯丁派，是天主教修會之一。原為採用奥古斯丁會規的各隱修院的總稱。1256年，教皇亞歷山大四世統一了全歐洲的奥古斯丁派隱修院，正式成立統一的奧斯定會。奧斯定會直屬教皇，從此與加爾默羅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合稱天主教四大托缽修會。十三世紀中葉，該會發展迅速，修道院達2000餘所，修士達三萬餘人，散佈於歐洲各地。澳門聖奧斯定堂發現的青花瓷，現藏於澳門博物館。這些青花瓷印證了澳門是青花瓷首次西傳的主要源頭，西方傳教士與青花瓷西傳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些青花瓷器具有景德鎮青花瓷器的鮮明風格，已被證明大都是由景德鎮生產。其中以盤、碗居多，紋飾主要有蓮花、菊花、蘭花、鳥、鹿、魚、蟲等，絕大多數是克拉克瓷，繪畫工整雅致。2011年5月揭幕的澳門北灣瓷器展覽，展示了大量在澳門北灣發現的青花瓷殘片，是澳門作為十六世紀青花瓷外銷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西傳源頭的最好見證。考古發現印證歷史，以澳門為輻射中心，青花瓷的西傳體現了中外文明交匯，形成了萬里同風，引領了全球時尚潮流，構成了新的技術與知識融通過程，展現了新的世界性文化景觀。與此相聯繫的，是經濟與社會變遷。通過對上川島、澳門本地和馬來西亞附近海域沉船上克拉克瓷器遺存的分析，可以說，在中歐海上瓷器貿易開始不久，有利可圖的以青花瓷為主的中國瓷器外銷，就開啟了歐洲的中國風，改變了葡萄牙乃至歐洲的社會生活時尚。紋章瓷是明代外銷瓷器中極為特殊的一種。紋章，在西方歷史上是封建貴族用以表示家族身份的圖案標誌，通過紋章可以識別持有者的封建等級。紋章瓷是把紋章，即歐洲王室、貴族、宗教團體等特殊標誌，燒制在瓷器上而得名。紋章瓷與克拉克瓷一樣，都是青花瓷，始於明代，而且開端於葡萄牙人的貿易。根據傳世的紋章瓷，可以知道紋章瓷的出現，在時間上要早於克拉克瓷。由於紋章瓷是根據葡萄牙人的圖樣定制的，所以在中國本土幾乎沒有遺存。現存於世的早期紋章瓷，主要是在葡萄牙或散在各國博物館及私人收藏中。這就使得紋章瓷研究對於中國學者來說，不免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歎。葡萄牙學者迪亞士的《明代瓷器中的葡萄牙紋章瓷》，是一部研究明代紋章瓷的專著，提供了豐富的紋章瓷圖像及其研究。更為重要的是，紋章瓷的實物遺存，可以補充歷史文獻記載的闕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中國學者關於青花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般常見的品種。對於外銷瓷，則多將注意力放在克拉克瓷上，側重荷蘭的克拉克瓷貿易和仿造活動。相對疏於葡萄牙人的瓷器貿易活動，迄今幾乎沒有涉及葡萄牙仿造活動的研究。從時間來看，葡萄牙人是克拉克瓷貿易的開創者。至今不能確定的是，克拉克瓷在葡萄牙首先仿造的確切時間。但根據里賈納•卡拉哈爾的研究，無論如何可能在十六世紀末已經仿造出一種彩陶器，因為有不可辯駁的證據表明，在1619 年中國風格的瓷器仿造工業已經建立在里斯本，而且已有充足數量的產品滿足國內外市場。賈納•卡拉哈爾指出，1619年，來自桑托斯引用的巴普蒂斯塔•拉萬尼亞關於1619年菲力浦三世訪問里斯本的報告，報告於1622年在馬德里唐逸︰《基督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年，第149-150 頁。萬明︰《明代青花瓷西傳的歷程：以澳門貿易為例》，《海交史研究》（泉州）2010 年第2 期，第42-55 頁。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VOC Antiguidades, LDA, 2011. 此書承書的作者，葡萄牙阿儒達圖書館佩德羅•迪亞士館長贈送，謹此致以謝忱。 10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出版。當時正値西班牙和葡萄牙合併時期，菲力浦三世也是葡萄牙的國王。値國王訪問之際，大量的拱門沿着里斯本的道路建立起來，其中之一是由陶工裝飾的。拉萬尼亞描述該拱門繪有一個陶工，他左手持一個陶輪，右手握一件在里斯本仿造的中國瓷器。靠近陶工的地方，寫有這樣一首短詩：在這裏，崇高的君主統治者，給你們提供了來自國外的藝術，這是在盧西塔尼亞王國生產的，也就是之前來自中國的貴重賣品。在同一拱門上，另外一幅畫顯示出一個港口圖景，正從印度回來的一艘克拉克船上卸載東方瓷器；同時，本地生產的瓷器，拉萬尼亞稱作“我們的瓷器”，正裝上外國船隻，那些船隻將裝載這些瓷器駛往外國。葡萄牙仿製中國青花瓷的事實，已被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發掘的帶有中國風格的葡萄牙彩陶所證實。似乎已經沒有疑問，整個十七世紀，葡萄牙靠近或者就在里斯本的窯址中生產帶有中國風格的彩陶。中國風格對於葡萄牙彩陶工業的影響，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的四分之三時間裏一直持續着。里賈納•卡拉哈爾將葡萄牙仿製中國克拉克瓷的彩陶畫風格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十七世紀早期，首先是模仿中國克拉克瓷原件的圖案製作；第二階段是在十七世紀中的第一個四分之一時，畫風已是中國和葡萄牙裝飾元素的混合物；第三階段是在十七世紀下半葉，有了更多葡萄牙本土風格的圖景。顯然，從以下圖片來看，我認為，第一階段葡萄牙彩陶與中國青花瓷傳統紋飾的淵源關係清晰可見。在彩陶盤的中心，是中國青花瓷常見的鹿紋；而第二階段的彩陶器則特別加重了葡萄牙的元素，在盤的中心，出現的是西方紋章中常見的獅子，姿勢是“單腿站立前躍式”，顯示出紋章瓷與克拉克瓷特徵的交融；到了第三階段，更凸顯了葡萄牙風格，盤的中心繪製的鳥完全是西方式的，邊沿圖繪也與中國青花瓷傳統紋飾大相徑庭，只是整體上仍保留着克拉克瓷的開光形式。從具有互動影響的中國瓷器和葡萄牙陶器上，可以看到十六世紀中歐直接貿易對於文化交融的深遠意義。商品生產求多求快速適應市場需求的規律，決定了葡萄牙在十七世紀裏仿製青花瓷的彩陶成規模的生產。雖然造型和裝飾越來越西化，但是表現出一種新的裝飾風格，其設計理念源自中國青花瓷。於是，我們看到了主體是中國式的中國、伊斯蘭、歐洲的裝飾混合體。至此，中國青花瓷（陶）已具有多元的色彩，中華文明與印度的佛教文明、中亞、西亞的伊斯蘭教文明、葡萄牙的基督教文明相互融合，盡顯其上。不容忽略的是，青花瓷西傳的個案表明，在十六至十七世紀中西陶瓷文化融合中，其發展過程仍保持各自的特徵。以三重證據法來考察歷史文化交匯，青花瓷可以作為一個典型案例。從視覺文化出發，發掘澳門歷史的世界意義，“和而不同”，是全球化開端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啓示。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 in the Top9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v.2, London:sotheby’spub., 1986, p. 216.Chinese Ceramic in the Top 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v.2, p. 217.[英]斯蒂芬•萊斯特著，王心潔譯︰《紋章插圖百科》，汕頭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85頁。 102

關於澳門歷史研究的新思考圖1澳門聖奧斯定修院遺址出土的萬曆青花開光花果紋碗圖2澳門聖奧斯定修院遺址出土的萬曆青花開光花果紋碗圖3澳門北灣出土的青花瓷片 [ 責任編輯劉景松] 103

•澳门學•澳门學的多語资源及其優勢楊秀玲撰晏雪蓮譯[摘要]澳門是培養雙語、三語甚至多語人才的搖籃。無論是歷史上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頭堡，還是現在的國際度假勝地，多語資源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探究澳門獨特而複雜的多語種現象，以及回歸前後澳門教育界在多語教學中的問題和成就。擁有多語種對澳門學研究是一種資源與寶庫，雖然已有學者開始挖掘此寶藏，但這只是一個開始。未來應為充實和加強多語種教育、教學和科研作出更多努力。[關鍵詞]多語種資源與寶庫澳門學歷史上，澳門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也是多種族多文化共濟共存、和諧共處的典範。最近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指出，堅持多語並存是澳門的優勢之一，語言能力和精通多種語言對於澳門作為國際度假勝地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討論過渡時期到1999 年以及主權回歸之後，在多語種教育和所謂的“三個主要問題”上所做的努力，以及由於缺乏遠見和洞察力而產生的損失。筆者認為，澳門的兩大支柱產業──博彩業和旅遊業，促進了澳門過去10 年經濟的飛速發展，現在正是好時機教育澳門人，尤其是年輕人，使他們具備熟練的雙語或多語能力，使澳門可以發揮其獨特的橋樑作用，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持續有效地作為一個具有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和平共濟、和諧相處和充滿人文主義關懷的典範，而不是在泛珠三角的發展與全球化進程中被邊緣化。論文還涉及兩個關鍵問題或領域︰建議改善語言教育生態環境和推廣澳門多語種的教學和研究的方法。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不少專家學者為了研究和教學而留在澳門，甚至有以澳門為家者，他們留下了豐富而深厚的文化遺產。在這些文化遺產中，除了澳門的歷史中心以及其他有形或無形的文化遺產外，澳門還擁有大量的多語種的歷史文獻：漢語、葡萄牙語、英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荷蘭語、俄羅斯語、日語、馬來語、泰語、菲律賓語及其他沒有提到的語言。讓我們以菲律賓語為例。現在，隨處可見操菲律賓語的人群，歸功於繁榮的旅遊業、博彩業以及酒店作者簡介︰楊秀玲，澳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晏雪蓮，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它們是“公務員的本地化”、“法律系統的本地化”、“以漢語為官方語言”。 104

澳門學的多語資源及其優勢業，澳門的菲律賓人數量正日漸增長。實際上，多語言成了澳門生活中的一個事實，因為無論在家裏和工作場合，抑或在學校、集市，甚至在監獄中，我們都在聆聽、使用和感覺。我們不大可能找到一處地方如澳門一樣地狹和人口稠密的社區卻匯聚如此集中的各種語言。除了上述提到的語言外，澳門還有多種多樣的方言。除了佔主導地位的廣東方言外，還有福建方言、上海方言以及許多中國大陸其他省份的方言。很多人不時地轉換着自己的語言與方言。例如，眾多海外華人從自己生長的國家回到澳門，但是他們還是說原居國家的語言，除了廣東話，他們在家則說自己的方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經濟與社會科學院院長博維杜拉•桑托斯教授對於澳門1999年轉型前的描述是很中肯的：澳門是一個複雜的人類社會縮影，這個舊式葡萄牙殖民地是一個擁有多語言與多文化的社會，各種各樣的多元化都結合並摻雜在一起：文化多元化，社會政治多元化，語言多元化以及政體多元化。通過兩年的調查，一位西方社會學學者對澳門社會作了研究。他總結到，正如他所見的引領此次任務的一個指導原則：澳門已經是一個在文化方面高度多元化的社會，今後也將是這樣。我們發現，澳門文化多元化是由多種元素混雜的：中國文化、南方習慣與習俗、澳門特殊的文化特徵、葡式管理文化、香港的經濟文化等等。澳門的身份特徵不是抽象的，它融匯在澳門人的生活品質中，澳門的花園裏、建築中、食物中，以及四海一家的價值觀裏。在1999年主權回歸的前些年，澳門在多語言研究與教育方面邁出了重大的步伐。在轉型期間，關於語言與文化的出版物包括：1994 年由吳志良主編、澳門基金會出版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程祥徽主編、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在1992 年出版的《澳門語言論集》；劉羨冰著《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基金會， 1994 年；黃翊、龍裕琛和邵朝陽合著《澳門•語言博物館》， 1998 年。在葡萄牙管治下的最後幾年中，政府全力推行葡語教學與學習，成效如何呢？早些年，許多學者認為政府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他們認為，在葡萄牙管理下的澳門政府是不會取得這方面成功的，因為他們在過去四百年中都沒有成功過。然而，可以看出，正確的激勵措施能創造出奇跡。我曾在政府開辦的夜間課堂上學習葡萄牙語。那裏的教授給每人一張問卷，讓我們寫下學習葡萄牙語的原因。我周圍的所有人都寫着：“我要賺更多的錢！”熟練地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葡萄牙語和漢語的公務員們會被授予雙語獎金。政府還強制性地命令行政人員每週學習漢語或葡萄牙語六小時，從而掌握雙語。於是，每週一到週六的上午9 點至10 點，一些政府部門變成了語言課堂：為講中文者開設葡語課程、講葡語者開設中文課程。在夜間課堂中有護士、醫生、老師和其他職業的人員，甚至還有警察。除了上班前的課堂，還有午間課堂和晚飯前的課堂，從來沒有看過澳門人學習語言如此投入的。管理與公共服務部門給二十名老師提供了為期兩周的語言教學課程。這二十名教師是從超過一百名申請者中篩選出來的，這兩周的課程從晚上8 點到晚上10點，期間沒有一個曠課缺席的記錄。“在葡萄牙的學習項目”（學習葡萄牙語與文化）和“在北京的學習項目”（學習漢語與文化）被證明是成功的，至今還在開辦。他們之所以成功，據參與過這個“本地化項目”的Andrade稱：“這些項目的目標和客戶是那些精選和合格的候選人，他們都有明確的目的與目標。”不少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府高層或主管都上過這些課程。引自桑托斯教授在總督府禮堂的英語公共演講，1991年9月。 10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這些動機不僅僅是源於實用，也是心理層面和感情層面的需要，漢語與葡萄牙語，他們共同超越了地理的邊界與國度，能幫助澳門保存並豐富它的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遺產都將繼續被子孫後代銘記與分享。>然而，由於缺乏遠見與洞察力，或者說曾經被殖民的不愉快記憶導致的心理情感綜合癥，澳門喪失了許多保持與發展自身語言優勢的機會。他們把葡萄牙語與殖民主義聯繫在一起，然後錯誤地認為這是殖民管理當局的語言。人們應該知道語言是不分等級、超越國界的。殖民只是一段歷史，如英語是英格蘭和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的語言，沒有人嘗試在殖民時代結束後把英語歸還給英格蘭。雖然漢語和葡語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官方語言，我們知道較少中國人和葡萄牙人用葡萄牙語對話，反之亦然。在官方或非官方場合，他們用英語交流。不管你喜不喜歡，在澳門，英語受到更多的關注並擁有更高的地位，遠比葡萄牙語重要。更多人渴望英語授課與英語學習，依靠英語的內在與外在價値生存與繁榮。但是英語教師培訓缺乏整體計劃，體現在教學手段、教學方法、教學提綱設計、教學材料組合、考試評估等諸多方面。這些取決於各個不同的學校、老師、學生，他們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尋找能得到的資源，採用各種方法提高教學的質量與效率。一些公立學校應該擔起推廣和履行“三文四語”的教育責任，這些都應是公立學校的特色。然而，由於缺少持續穩定的語言政策，“三文四語”並沒有獲得成功。澳門大學的黃素君副教授稱小學和初中有責任塑造和培育學生學習語言的興趣與動機，為他們在進入高等學校前學習雙語、三語打下堅實基礎。這只是一個空口號，至今還沒有關於雙語或三語教育的隻言片語出現在官方的“澳門非高等教育十年規劃”文件上。此外，她認為當澳門回歸中國，由於舊殖民地時期給澳門人留下心理上的陰影，有一種弱化葡萄牙語，長存漢語的情感趨勢。可以看出，澳門沒有明確的語言政策。即使《基本法》中關於官方語言政策的條款也是非常模糊的：除了漢語以外，葡萄牙語也可能被行政機構、立法機構、司法局作為官方語言。但是沒有明確地說漢語與葡語就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官方語言。我們是應該重視漢語或葡語，還是對這兩種語言都重視呢？97%的澳門人把漢語作為母語，把漢語作為優先選擇是合乎情理。葡萄牙語，因為眾多原因，在歷史、文化、社會、經濟方面，應該被重視、推廣及繼續使用，這樣澳門才能保持它的橋樑與平台作用，為文化和經濟交流作出新貢獻。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澳門高等教育機構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冒出，澳門現有十所高等院校，共有32,312 名學生（2009-2010 學年），這些院校都在多語言教學方面給予一定的重視。譬如，本地高等教育機構的領頭羊澳門大學，除了開設有葡語、中文、英語專業的語言和翻譯課程及法語、德語、日語語言課程外，法學院還提供中文、葡語、英語的法律課程。近幾年來，澳門理工學院已經開設中英、中葡翻譯課程，而且每年都有很大的改進。聖若瑟大學（其前身是澳門高等校際學院）的語言課程包括：普通話、英語、中文、葡語、西班牙語、法語、俄語及日語。澳門科技大學通識教育部提供英語、法語、葡語和德語課程。澳門城市大學（亞洲（澳門）三文是中文、葡文和英文，四語是普通話、粵語、葡語及英語。參見黃素君在澳門日報上的文章，2011 年7 月18。《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9 章。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公佈的官方數據，網頁：http://www.gaes.gov.mo. 106

澳門學的多語資源及其優勢國際公開大學前身）設有葡文學院，同時還有中文及英語的本科生及研究生課程。澳門旅遊學院除了開設中文及英語的旅遊管理課程外，還提供英語、普通話、日語及葡語的語言課程。顯然，如果能證實並基於“中等以上非高等教育”（譯者注：第四級教育）的質量，這些第三級教育的語言課程將更加富有成效。對多方言現象及實踐的研究似乎已有所突破。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所長曹志耘教授曾於2011 年7 月到澳門，與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合作，領導一個研究小組調查研究澳門的多方言文化。他指出：澳門因為受中葡文化影響，以及有獨特的博彩文化，澳門方言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値，可作為一個典範，有助於語言的保護和中國方言的典藏。曹教授還披露，調查條目將包括八百多個：除了標音法外，還包括房屋建築、日常用句、服飾、飲食、日常生活、婚禮葬禮、節日、以及音樂會、演出、現場表演在內的視頻資料等。出版物將有書籍、多媒體或電子文檔等。語言是創造性思維、智力活動及交流的媒介，對多種語言使用的發展應給予高度重視。如協調良好，多語可以促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反之，亦可阻礙可持續發展。至於語言政策及規劃，基於他們自己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和實踐，一些學者提出了澳門的多語模型，即漢語或粵語+ X（X 可以包括漢語/ 普通話、葡語或英語）。在這篇論文中，我們探討了澳門的語言現狀。澳門擁有一個多元複雜的多語機制：我們有葡語，因為它作為官方語言超過四百年，並且將繼續幫助我們維持和加強與葡萄牙、歐洲共同體及其他葡語系國家的聯繫；我們有英語，因為它對澳門的國際地位至關重要；我們有中文，包括廣東話和普通話，因為澳門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也是泛珠江三洲城市群的成員，香港、深圳、珠海和廣州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澳門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港澳，普通話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語言，甚至成為學校的教學語言。務實的店主們發現，如果他們說普通話生意會很好，賭場的老闆們與他們的普通話經銷商正長久地保持生意興隆，工廠老闆、商人和企業家發現，他們講普通話的能力給予他們跟中國其他省份商人進行商業談判時的信心，一些人甚至發現他們是在跟海峽兩岸的客戶及遊客的討價還價中學會普通話。這證明了當真正的需要出現時，澳門居民獲得交際能力是不困難的。正如珠海和深圳一樣，在一個基本講廣東話的環境中，我們看到了快速發展的普通話社區。最後，我們回到澳門學的話題。雖然有些模糊，但扮演一個最深遠的學術、文化、和歷史作用的是一組專注於雙語或多語言的歷史學家、作家及翻譯家等，他們的集體智慧和知識協同將可能寫和說最好的葡語、最好的英語、最好的中文及最好的一切！正是這些人將為子孫後代保存和發揚我們的文化遺產、悠久的東西文化交流遺存。[責任編輯劉景松]見《澳門日報》， 2011 年7 月8 日， B021 版。徐傑在法律語言變革及雙語精英學術言談會上的發言，2011年9月17日。 107

•澳門學•漢語文學的城邦文化形態──論東方城邦澳門及其文學朱壽桐[摘要]澳門是典型的東方式城邦，城邦社會特有的歷史文化記憶在文學中的保存最為豐富。作為東方城邦文學的典型標本，澳門文學作為澳門學的基本素材，具有一般歷史文獻所無法保存的心理情感及現場感。作為東方城邦文化的研究標本，澳門學的研究需要對其文學形態作分析論證。澳門文學在各個歷史階段總體水平不高，但作為東方城邦文學的佐證功能卻絲毫不減。這是文學研究界不應忽略甚至必須重視的。[關鍵詞]澳門東方城邦文學澳門是現存於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東方城邦，澳門文學作為東方城邦特有的歷史文化記憶，不僅相當豐富，而且極有價值。澳門文學的個案充分顯示出這樣的文化原理：文學的價值並不僅僅在文學的藝術性和審美性自身，它還必須充任社會的歷史文化記憶功能，比起其他文獻或檔案，文學記憶最豐富、最生動甚至也最可靠。因為它既可以貫通官方與民間，又能夠以最為具體生動的事象與情態、情感狀態的鮮活，為歷史記憶保鮮，具有一般歷史文獻所無法保存的心理情感內涵及現場感。對於澳門這樣一個罕見的東方城邦社會文化的標本而言，文學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文化記憶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東方城邦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消減了古代西方城邦的政治含義，而代之以文化生活和文學生態的活躍。因此，澳門這樣的城邦文化需要歷史記憶的整理，而歷史記憶固然要依仗歷史文獻和檔案數據以及各種博物藏品，但更主要也更有特色的則是它的文學歷史和文學形態。澳門文學在各個歷史階段總體水平不高，但文學歷史和文學形態的如此價値，在整個漢語文學的歷史版圖中不容忽視。一、典型的東方城邦城邦就空域概念而言乃是指一個中心城市及其所控制的有限區域，即使不是擁有主權的國家，也是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政治實體同時又是一個鮮明的文化區域。在這樣的認識上，歷史和社會文化學者一般將香港和澳門連同德國的柏林、美國的華盛頓特區以及英國的直布羅陀同視為主權國家內部的城邦政體。其實，相比這些城邦區域而言，澳門的城邦特性更加明顯，特別是它既具有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意義，同時又具有相對完整的文化實體意義，是一個較作者簡介︰朱壽桐，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博士。 108

漢語文學的城邦文化形態──論東方城邦澳門及其文學為典型的近代和現代城邦的價値體現。當然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歷史上的城邦概念來理解澳門的全部內涵，但將其賦有的東方特色與西方歷史上城邦社會的特性結合起來考察，應能通向更為準確的學術把握乃至日常表述。對於澳門而言，政治稱謂較為模糊，直至澳門特區政府成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定位才得以明確，而關於它的社會地理定位也同樣一直處於模糊狀態：歷史上曾有“澳門鄉”之稱，人們更多地傾向於將它稱為“城市”，但如果徑直稱作“澳門市”似乎又顯得不倫不類。“澳門街”的稱呼倒是耳熟能詳，但它並不是一個正式的稱謂，從來不能承擔全澳門的總稱職能。有人曾試圖用“含有邦國性質的城市”指稱香港和澳門，不僅內涵更加模糊，而且於國家行政體制的政治定位有礙。如果需要將澳門的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將政治稱謂、社會稱謂和文化稱謂統一起來，則大可將之稱為“東方城邦”。東方城邦區別於古代西方城邦的最關鍵之處，在於其政治屬性的相對減弱與文化生態的相對活躍。“城邦”一詞是漢語對於西語“polis”的絕佳翻譯，這一詞語在漢語中的巨大生命力超過了西語本身。在西語中，“polis”常常指向一定歷史時期和歷史形態下的政體模態，這就使得它天然地帶有厚重的歷史感和强烈的政治性。厚重的歷史感使得“polis”相應地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失去了活力，强烈的政治性常常沖淡了它本應具有的濃厚的文化意味。而在漢語表述中，城邦就是一種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與古老的政體雖然有一定的聯繫──不少人認為，“春秋時代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城邦社會”，但是，在現代漢語的學術討論中提及“城邦”一詞，絕對無法直接喚起對於春秋諸雄爭霸歷史的直接記憶，更不可能為那一時段中國歷史的學術表述所獨佔。當然，“城邦”作為一種社會架構體現着不言而喻的政治體式，但在漢語的語感中更多地帶有社會文化的特定性質，這樣的性質不一定與歷史直接相聯繫。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將澳門連同香港這樣的城市與政體合一、政治社會體制相對獨立的“特別行政區”，以“東方城邦”作文化和學術的表述是可行的。作為東方城邦的文化標本，澳門比香港更具有豐富、複雜的現象和更悠久的歷史；作為擁有文化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長期獨特性的東方城邦，它的典型意義超過了香港，甚至它的傳統產業結構，它的（與傳統意義上的家族制度聯繫更為緊密的）社會階層特性，連同它的精緻小巧，都更多地展示出東方式城邦的社會文化特徵。顯然，這樣的城邦與古希臘時期的城邦在社會分層等內涵上有着很大差異，特別是其政治地位及政治的相對獨立性與古希臘城邦無法同日而語，但即便如此，它的政治相對獨立性仍然長期超過香港，因而在較為傳統的意義上更接近城邦的性質。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以後，所有政治制度甚至社會價値體系都存在着“英化”趨勢，其政治地位的附庸性遠遠超過相對獨立性。但澳門不同，儘管葡萄牙人對澳門的控制時間比英國人對香港的控制時間長得多，但由於葡人在政治上“實行雙重效忠”，即一方面宣誓“向葡萄牙國王效忠”，另一方面“受到明清政府的嚴格約束”，甚至，“澳門市政議會在實際上所受的中葡二元化領導下，更多地傾向於接受中國政府的領導。”在經濟上“只求互利共榮，而不刻意强求建立起政治、軍事或宗教上的支配地位”，在文明層面，“葡人放棄了西方列强向來所自居的文化上的中心主義、優越主義、自大主義”，這些層面保證了澳門政治長期以來既區別於明清政治，又相對獨立於葡萄牙政治，當然與香港政治更相距甚遠。因此，即便是在强調“城邦”的政治屬性的陳剩勇、楊馥源：《建國60年中國城市體制的變遷與改革策略》，《社會科學》（上海）2009年第8期，第21頁。王秀臣、陳彥輝：《春秋城邦社會特徵簡論》，《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哈爾濱）， 2004 年第1期，第78 頁。王昭明：《鴉片戰爭前後澳門地位的變化》，《近代史研究》（北京）1986 年第3 期。卜奇文：《澳門模式與“文明衝突論”》，《廣西民族研究》（南寧）2001 年第2 期，第38 頁。 10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相對獨立性的原始意義上，澳門也比香港典型。當然，作為東方城邦的最典型代表，澳門所體現的城邦特色或者城邦屬性主要在文化層面。西方思想家從研究古希臘城邦的學術實際出發，往往將城邦社會的政治品性向文化品性方面作推演。根據哈貝馬斯的觀點，古希臘城邦的重要特點是“城邦空間”（Sphere of Polis）與“家庭空間”（Sphere of Oikos）具有了清晰的界限，這樣的界限保證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可能具有的自由，使得人們在公共領域的社會生活中擁有足夠充分的私人自由，因而體現出古代民主政體的基本屬性。作為民主政體的延伸，城邦社會的公共空間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壯大。這種城邦空間往往由宗教性公共建築（教堂、神廟、祭壇、聖殿、公共墓地）、市政公共建築（市政廣場、議事大廳、大會會場、法庭等）和文化運動場所（露天劇院、公共劇場、運動場、摔跤場、體育館等）構成，它們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古代公眾參與的民主政治和一般社會文化生活的便利。只有在這樣的城邦體制下，政治活動才可能與文化活動合而為一，而且最終取向於文化品質。例如，城邦露天劇場不僅僅舉行戲劇演出，更舉行帶有政治色彩的文化活動，在戲劇演出的同時可以配合着政治儀式，包括向犧牲者致敬，對烈士遺屬的撫恤等等：“聚集於同一劇場的公民觀看同樣的表演，經歷同樣的感覺。這樣相同的經歷使他們意識到他們是一個團結的整體，一個區別於劇場之外、區別於其他劇場的整體，它們之間滋生了一種共同的情感。” 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視角來考察希臘公民集體社會生活，城邦戲劇公演活動實際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實踐的一種重要形式。雅典酒神節戲劇公演活動中諸參與者之種種表現，與他們在城邦公共領域中作為政治行為主體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戲劇公演，反映出古典時代雅典城邦與社會、大眾與精英、男性與女性、公民與奴隸等特定社會關係的豐富性，無異於是對雅典政治真實面貌的生動展現。對於城邦社會公共空間的考察誕生了對當代社會理論和社會實踐深有影響的哈貝馬斯理論，在這樣的理論中，延伸到近代的報刊、咖啡館、沙龍等聚會場被理解成構成在政治上抗衡宮廷文化的文學公共領域（literary pulic sphere ），文學公共領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領域（politibal pulic sphere）。在這樣的文學公共領域中，“閱讀公眾的批判逐漸讓位於消費者“‘交換彼此品味與愛好’”，因而文化批判公眾”變成了“文化消費公眾”，即被操縱的公眾，這樣，文學公共領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費的偽公共領域或偽私人領域。這種政治生活與文學生活在公共空間相融合、相趨同的現象，不僅是古代城邦的特色，也是澳門文化和文學的基本屬性。所不同的是，澳門作為東方城邦與西方古典城邦處在反向融合狀態：政治公共領域常常消退為文化和文學的公共領域。二、澳門的文學公共領域在所有的人文空域之中，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像澳門這樣需要保存自己的文化記憶，而且也有足夠豐富的內容强化這種記憶。一個東方式城邦的區域，蘊含着各種各樣的傳奇、神話、故事，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of a Category into BourgeoisSociety, Boston The MIT Press, 1989, p.3黃洋：《希臘城邦的公共空間與政治文化》，《歷史研究》（北京）2001 年第. 期，第104頁。王邵勵、張季雲：《戲劇公演與雅典城邦政治》，《世界歷史》（北京）2007 年第4期，第33頁。哈貝馬斯，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9 年，第34-35頁，第205頁。 110

漢語文學的城邦文化形態──論東方城邦澳門及其文學包含着各種各樣的歷史情感和現實感興，匯合成外延相當明顯的集體文化記憶，這是澳門與其他城市甚至包括與香港相比所具有的獨特之處。包括香港在內，許多城市的文化記憶可能也有鮮明的特性，但卻缺少明顯的外延。中國傳統生活秩序在香港所遭受的衝擊顯然比在澳門大得多，香港文化的殖民地色彩以及香港市民對於英國文化的認同度，決定了這個現代都市的集體文化記憶外延不會十分明晰。澳門作為東方城邦區域，與香港相比，其文化外延清晰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也正是這些方面決定了澳門的文化和文學記憶顯得更為重要或更有價值。首先，從澳門開埠或被世人發現的那一時代開始，澳門就是一個籠罩着鮮明文化氛圍的特定區域。史家因謂“在澳門到處都可見到媽祖文化的影響……在葡萄牙語中，澳門之名為‘阿媽港（Anacao ）’，或是‘媽港（Macao）’，它反映了媽祖文化在澳門久遠的影響”，或謂“Macau的詞源，足以反映媽祖文化在澳門歷史中的淵源”。以一種極富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的歷史和民俗文化籠罩着整個區域的歷史發現過程，甚至直接作用到原始的命名。固然，這樣的命名所具有的詞源學意義僅能概括這個區域文化現象的一個方面，但它無疑是這個區域文化現象中最富有徵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儘管澳門後來發展成為天主教文化、基督教文化與媽祖文化、儒教文化、佛道教文化以及嶺南地域文化和葡國遠洋文化多元嚙合交相輝映的文化雜合體，但自始至終籠罩着媽祖文化的的氛圍，它宣示着澳門文化特有的南國風情與地域特色，是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澳門文化的基色和品貌，勾勒着澳門文化的歷史起點和基本外廓。擁有明顯的歷史起點和基本外廓的澳門文化體現着城邦文化而不是一般城市文化的氣勢和魄力、形象與風貌，這是香港文化以及其他區域文化所不具備的。充滿着文化記憶的“出場”（或“出世”），使得澳門的文化記憶較之任何別的城市都顯得特別有意義，特別重要，也特別有可能。其次，在葡人統治的相當長時期，澳門只是作為“蕃坊”為前者所管轄，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殖民地，也就是說，葡萄牙統治者並不是始終具備征服者的身份在這個城邦中推行他們的殖民政策。更多時候，澳門的主權歸宿於華人朝廷，這個城邦社會的政治、文化的自主性因而並沒有受到葡萄牙人的侵略性改造與顛覆，這是澳門在中國版圖上保存中華傳統文明較為完整和較為清晰的重要歷史原因。明清朝廷對於澳門的管治被歷史學家描述為：“在確保中國在領土、行政、司法、貿易關稅等方面主權的前提下，允許居澳葡人得從借住過渡到租住，並允許掌有對葡人小區內的部分管理權力……”。這充分說明澳門長期處在中國主權下的城邦社會狀態和獨特而獨立的文化生態。同時，又由於長達數百年處於這樣一種特殊的文化生態之中，原本就具有巨大包容性和整合力的中華文化在澳門這塊特殊的區域顯露出更加包容的氣度與活力，它能夠在許多方面與西洋文明和平共處，無論這樣的文明和文化以怎樣的方式和態度逼近自己。當然，在近代社會以後，日趨强勢的西洋文明也在這種生態下對古老厚重的中華文明有條件地收斂自己，東西方文明在這塊彈丸之地卻是那麼巧妙地、富有歷史智慧地處理着空間的緊張，彼此達成基本的和諧，至少相安無事。對於近在咫尺的西洋文明的存在，中華文化必然以一種參照和競生的態勢維持自身的完整，完整便意味着活力，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文化所具有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完整性和自然性、清晰性，是香港文化所無法比擬的。完整而包容的文化格局，清晰而又有混合性的文化形態，使得澳門的文化記憶充滿着多元的色彩和歷史的力度。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104. 頁，第46頁，第1頁。 11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再次，澳門因其物質文化的獨特性和悠久性而被公認為文化之城，澳門主城區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從此它置於世界文化的意義可與羅馬、佛羅倫薩等古城邦比擬。歷史文化名城的美，在於一磚一瓦一木一石幾乎都帶着豐富的傳說，這些傳說組合成整個城市的文化記憶，而這記憶的深度、力度、歷史感和傳奇性，確非一般城市可比。據有關史料，即便是從起源意義上統計，媽閣廟的傳說多達18種，大三巴的傳說亦有12種之多。這些在坊間流傳至今而且有時候還不斷變異的傳說其實就是關於這古老城邦的一種有歷史厚度的記憶方式，它是文化，是文學，也是歷史本身。就現實性而言，澳門所體現的城邦社會和城邦文化特徵較其他城市更為彰明。澳門社會是一個充滿社團組織的社會，這樣的情形反映了這個相對自由的獨立成邦中人們特定的文化生活方式。社會學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最起碼的意義上，市民社會存在於有自由社團之處，而不是處於國家權力的監護之下”，這似乎道出了澳門社會的基本情形。當然，現代的東方的澳門是一個文化性質的城邦而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城邦，於是，它所擁有的龐大的社團群較少政治色彩而多具文化性質，這並不是說這樣的社團在整體上“能夠舉足輕重地決定或改變國家政策的進程”，但它們可以在整體上決定這個城邦社會的文化性質。此外，澳門比起其他任何一個城市，都更加典型地處在所謂家族領域和社會公共領域之間的城邦文化狀態；“在一切政治共同體中，城邦一直都被看成是最喜歡言談的”，“在城邦的經驗中，尤其是在源自城邦經驗的政治哲學中，行動和言語開始相互分離，彼此間成為越來越獨立的活動”。這樣的獨立性與城邦文化形成之前或成為城邦文化基礎的家族領域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澳門是在著名的家族制度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代城邦社會，這是毋庸諱言的事實，這樣的事實決定了它作為城邦社會的固有的傳奇性和歷史典型性，這樣的傳奇性和歷史典型性需要文學記憶加以呈現，加以還原。澳門體現東方城邦文化的典型性，可從澳門長達四百多年的“蕃坊”史加以觀察。相對於香港一百多年的殖民史，“古老的”澳門之於城邦文化記憶的意義更加明顯。四百多年政治主權的若隱若現，四百多年文化脈息的延綿不斷，四百多年多元文明的和平共處，四百多年經濟生活的獨闢蹊徑，使澳門發育成典型的城邦而有別於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典型的城邦需要典型的文化和文學記憶，澳門需要與這個特殊的東方城邦相匹配的文化記憶，而這樣的記憶之中，文學記憶的意義不可忽略。城邦文化與城市文化的最顯著區別，在於其自身有着不依賴於其宗祖社會的獨立性，這樣的獨特性遠非一般城市甚至都市所具有的地域特色所能相提並論。廣州作為粵地的大都會，其地域特色非常明顯，但它很難與粵地的其他城市拉開明顯的文化距離，無論從外在的物質狀態還是從社會生活習慣和社會文化心理方面，其文化的獨立性無法與澳門相比。甚至香港也是如此，它作為東方城邦並不像澳門這麼典型，原因就在於文化上的獨特性遠遠無法與澳門相比。文化的獨特性主要是通過兩個管道加以體現和展現：一是充滿活力地呈現於社會生活之中；二是生動地蘊含於文學敘說之中。越是獨立性强的文化越需要借助文學記憶的力量加以呈現，越是文化特性明顯的社會生活越能給文學帶來認知價値和魅力。[責任編輯劉景松]美[漢納•阿倫特：《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汪輝等主編︰《文化與公共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175頁。美[漢納•阿倫特：《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汪輝等主編︰《文化與公共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第60 頁。 112

• 澳門學 •國際視野下的澳門學文獻遺產的重要性──澳門教區文獻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之啓示楊開荊撰吳玉嫻譯[摘要]2010年3月9日，“澳門教區1550年至1800年的文獻資料”被列入亞太地區世界記憶工程，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及教區文獻遺產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高度肯定。從評判標準、內容啓示及未來工作入手，研究這些珍貴資料在人類記憶方面的價值，包括深入探索、有效管理、加入國際範圍內世界記憶工程的可行性、更好保存澳門歷史文獻遺產的緊急性等；同時，利用高新資訊技術開發資訊服務、整合網絡資源、網絡存儲等。這些問題可以統一概括為一門新的學科“澳門文獻研究”，創立這門學科可以讓澳門資源得到廣泛利用，有助於推動澳門學的發展。[關鍵詞]澳門學世界記憶工程天主教史澳門文獻研究一、澳門教區文獻列入亞太地區世界記憶工程聯合國呼籲保存各種形式的文獻遺產，認為這是一項非常緊迫的工作，目的在於完善和保存人類留下的寶貴記憶，使之更好地流傳下來。2010年3月9日，由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提出申請，在澳門基金會、澳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下，16至19世紀澳門教區的文獻資料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的記憶工程。這是繼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後的另一項偉大成就，這一成就意味着澳門歷史文化的重要性受到了國際認可。澳門教區豐富的文獻遺產包括由天主教教區公署、16至19世紀中期的神學學生和傳教士收集和遺留下來的檔案書籍等。澳門是羅馬天主教在遠東地區的傳教中心和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心。這批文獻資料為宗教研究、社會歷史、政治、語言、文化以及與傳教士早期的探險行為密切相關的東西方對外關係研究提供了客觀依據和寶貴資料。後人、譜系學者和語言學家能夠在其中發現諸多關於天主教徒出生、結婚、受洗、死亡的登記資料，那些資料被澳門教區及相關機構作為無價之寶保存起來。這些文獻遺產包括用拉丁文、葡萄牙文、中文及其他歐洲語言如法文、意大利文等記載的官方資料和個人信件、手稿、教材、書籍、刊物、登記材料及出生紙、受洗、結婚和死亡記錄。簡單說來，這批記錄和材料主要包括三部分：作者簡介︰楊開荊，澳門基金會首席顧問高級技術員，圖書館學博士；吳玉嫻，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11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1. 個人信件、報告、教堂日程、指引、計劃、建議書及教區領導人開會的會議記錄。圖1由教宗葛列格里十三世簽發的1575年建立的澳門教區的敕令2. 教材、手稿、古籍及刊物作為傳教士或者神學學生等用於在語言、數學、地理、科學、天文學、文化和哲學方面的學習材料。圖219世紀中晚期聖若瑟學院用玻璃截片製成的教學用品 114

國際視野下的澳門學文獻遺產的重要性──澳門教區文獻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之啓示 3. 在當地登記或從其他地區收集來的出生、結婚、受洗和葬禮文件。圖3海南教區的個人資料和教區工作記錄澳門是天主教在中國乃至遠東地區傳教的搖籃。自從葡萄牙人於16世紀中期在澳門建立第一個居留地以來，西方傳教士就將這個海岸作為天主教對華傳教的入口。1578年1月23日，澳門從馬六甲手中接過傳教工作，由教宗葛列格里十三世宣佈成立澳門教區。澳門教區全盛時期，其管轄範圍包括中國、日本、韓國、越南、帝汶、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等區域。從16世紀末期開始，澳門不僅迅速發展為連接日本和中國之間商業貿易的中轉站，並且通過對教區的建設，這個東方小鎮儼然扮演着天主教在遠東發展中的關鍵角色，成為歐洲與遠東之間的交流中心。1594年聖保祿學院成立，學院致力於培養天主教傳教士到日本傳教。1728年，聖若瑟學院成立，成為對華傳教士的培訓基地，澳門也因此成為天主教傳教的培訓中心，來自各國的傳教士到東方傳教前都要先到這裏進行學習準備，然後才能擔負起前往亞洲傳教的責任。事實上，在聖保祿學院建立之前，一些前輩傳教士已經開始為傳教士提供語言學習訓練，羅明堅曾經寫成第一部中歐字典。此外，澳門還是東方傳教士、使節、商人的集合地點，他們都與當時在政治上表現極為活躍的澳門天主教會關係密切。當中國和日本開始禁教的時候，澳門成為中國或日本的那些被驅逐的傳教士以及流亡教徒的避難所。簡而言之，澳門教區文獻遺產都是從16至19世紀天主教會、傳教士和神學學生搜集和遺留下來的各種記錄和文獻所組成的。這些文獻反映的不僅是宗教史，而且記錄了宗教方面的各種培訓和佈道工作，以及天主教會與政府及當地團體的社會、文化、慈善、商業方面的各項工作。它為西方擴張時期天主教在遠東發展的研究，以及天主教在東西方交流中的角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可惜，這份遺產中的大部分材料都未能得到系統整理。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澳門文獻遺產的評估標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評審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評估標準。包括可靠性、世界性意義，以及一些相對而言的標準，如時間、地點、人物、主題和形式、珍稀性、完整性、可處理 11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性、可保存性和管理計劃。1. 可靠性。澳門教區的文獻遺產包括搜集或保存的來自16至19世紀澳門天主教教區、傳教士和神學學生遺留下來的古籍和文獻材料。經過多年整理，這批材料由澳門教區和聖若瑟修院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其可靠性毋庸置疑。2. 世界級意義（從一般標準來說）。根據評估標準，文獻遺產必須是獨一無二及無可替代的，它的消失或者損壞將是人類遺產的一大損失，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是跨越時間、區域和文化界限的，文獻遺產一定是對歷史研究有巨大的影響，無論是積極的或者消極的。澳門教區文獻遺產充分說明澳門作為天主教在遠東駐點的重要地位和16世紀以來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澳門文獻遺產內容豐富，涵蓋了整個澳門教區、傳教士和來自歐洲和亞洲的神學學生的各個重要事件及重要經歷。它提供的是最原始的獨一無二的材料，對於瞭解天主教在遠東的發展，以及東西方之間相互的衝突融合具有重要意義。天主教教區、傳教士和來自歐洲和遠東的神學學生在政治經濟上得到了葡萄牙國王及澳門城的支持。他們對於宗教以及商業、教育、慈善、醫學事業的發展，對語言、中國文化、亞洲各地區如日本、韓國、越南和帝汶等各方面文化交流與傳播都作出了很大貢獻。其中一些人成為漢學家、外交家、科學家、文化顧問、法官等。教材、語言訓練工具、字典、書籍的翻譯、各種語言的雜誌都在傳教中得到較好利用，被廣泛地印製與傳播。這些記錄材料不僅是追蹤和瞭解天主教史、傳教士的身份及價值和他們在遠東從事教育活動的關鍵素材，而且是瞭解東西方在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如何相互影響的關鍵內容。進一步說，澳門作為遠東天主教傳教中心，不同地區的天主教材料都被搜集起來，並且得到很好的保護。這些受洗、婚姻、死亡、葬禮的記錄最早可以追溯到1490年代。它們是官方文件中唯一可信的、可以追蹤個人身份的文件。因為作為保護權利與權益的個人文件或者沒有保存或者長時間內丟失了，但其中部分材料已經被複製成微縮膠卷作為公共資源保存起來。後人、地理學家、譜系學家都能從中發現感興趣的內容。這些記錄和材料一直為專家學者所搜尋，希望可以應用於宗教、歷史、中西關係、社會及文化發展領域的研究。如果不是因為他們保存的物理條件有限，及缺乏詳細的摘要及編目，他們應該可以更好被應用於研究領域。因此，如果這些材料能都被適當地編目、保存和複製，就可以被學者和研究者重複利用。3. 特殊意義。其一、時間意義：反映社會及文化變遷。在遠東，澳門教區擁有持續時間最長、並且從未間斷的教區資料。這批資料跨越16至19世紀，見證了西方列強在東方擴張時期給東方諸多城市，尤其是中國所帶來的未曾預料到的紛擾。這是展現歷史的無價之寶，是教會歷史的萬花筒，展示了傳教、策略、衝突以及教會與東西方貿易中的商業利益、政治野心、軍事目的、文化好奇心、慈善捐助、社會融合等互相交織在一起的複雜情況。澳門教會資料集是亞洲現存的同類材料中最古老且最為完整的；其二、地點：文獻遺產所代表的對於事件或現象具有重要影響的地點。這一系列檔案由澳門教區和聖若瑟修院完整地保存下來。主教辦公室是澳門教堂和司法裁判的管理中心，但也是來自歐洲及遠東的神父和傳教士相互溝通交流的平台。因此，檔案收集和地點本身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沒有被篡改的可能。同時，文獻遺產為傳教士與中國官方、地方集團相互來往保存了重要信息，特別是在中國沿海城市的某些地方，多次禁教使澳門成為最方便的、並且是唯一的傳教士進入和離開中國的大門。資料集的重要性還需要對中西方交流 116

國際視野下的澳門學文獻遺產的重要性──澳門教區文獻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之啟示史等學術領域感興趣的學者通過進一步挖掘而逐步深化；其三、人物：那些在社會和文化背景下與人類行為、或者社會、工業、藝術、政治發展等方面相關聯的人物，材料所記錄的內容能夠反映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群體及個人。這批檔案包括原始的通信，一些宗教領導人、傳教士的文章以及他們與政府官員和各國知名人士相互交流的材料。目前，在文獻遺產能找到的所涉及到的人物包括：葛列格里十三世、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李瑪諾、湯若望、南懷仁、鄧玉函、艾儒略、金尼閣等等。而這些從不同地區到達澳門教區的、涵蓋了幾個世紀的關於天主教傳教士的個人資料都是非常有價值的；第四、主題：那些主題可以說明關於自然的、社會的或者人類科學、政治、歷史、思想、體育或者藝術等歷史的發展。澳門教區的歷史文獻都是圍繞着關於東西方交流的重大主題，為東西方在商業、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互相發揮的重要作用提供有力的證據。16 世紀晚期至19 世紀，修道院的修士和朋友經澳門前往亞洲各地遊覽，以提高他們的學識，交流神學、語言、文化、哲學、數學、地理、天文學和東西方科學等方面的經驗。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在修院暫居或長住，從事學術研究、整編教材和字典以及翻譯不同主題的書籍和刊物、從拉丁文或者葡文翻譯成中文或者從中文翻譯成拉丁文或者葡文等工作。通過他們的不懈努力，西方科學、技術、文化都被介紹到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與此同時，中國語言文化也同樣進入西方國家的視野。澳門作為遠東天主教中心並被稱為“天主聖名之城” ，各地的天主教士將自己的資料寄到澳門保存。這一系列資料中，最早的記錄來自仁慈堂，該堂是由澳門神父賈耐盧於1567年建立的第一個慈善組織。這些原始的受洗、結婚、葬禮的登記資料都由澳門教區保管，後來被收作澳門政府的公共資料。澳門歷史檔案館將其製作成微縮膠卷以供研究者使用。後人、譜系學家、宗族學家亦從中發現其價值。十九世紀中至晚期，大概有三百幅玻璃截片由傳教士製作並且作為教學用途。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利用玻璃截片試驗複製製作圖片的科學家也就產生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這批用玻璃截片製作的教學輔助用品說明聖若瑟修院的傳教士在藝術、科學及照相術方面已經走在世界的前列。4. 其他評價標準。如珍稀性、完整性、瀕危性以及保存管理的計劃都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價文獻遺產的標準。其一、珍稀性。文獻記錄和材料是真實可信並且無可替代的。一些珍稀圖書的複製本或者再版流傳到了歐洲，但是，它們不能夠取代，甚至不能夠與文獻遺產相比。因為文獻遺產擁有豐富的內容，廣闊的資料涵蓋面以及相關記錄集文章所提供的背景資料，這些足以使文獻遺產成為無價之寶；其二、完整性。這批資料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因為所有的記錄和材料都是被不斷積累起來，即使在正常的業務活動中也是被專門妥善保管的；其三、瀕危性及如何保存。部分材料和出版物已經被蛀蟲和其他微生物所破壞，其中一些書卷已經由白紙包裹保護起來。因此，由專家解決修繕和保存的問題，制定保存的策略、計劃並且籌備資金都是急切需要的。目前，因為缺乏對不良氣候的控制及保存檔案的設備，潮濕、真菌、酸度、光度和其他損害都對材料的保護造成了極大的威脅；第四、保存和管理計劃。文獻遺產雖然是由專業人員保管維護的，保存在圖書館的櫃子裏、架子上和盒子裏以及儲物間，但缺乏有效的環境控制。因此，只有澳門歷史檔案館的微縮膠卷是允許開放利用的。對於其他資料，需要利用時則須提出申請，並 11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且根據申請者的目的和文獻保存的物理條件決定是否批准。三、關於澳門歷史檔案的進一步挖掘和探索毫無疑問，澳門擁有豐富的歷史資料主要歸因於其豐富多樣的歷史。澳門學具有內涵豐富的並且具有全球意義的主題，而這些文獻資料是建立澳門學及進行澳門學研究的基礎。這些材料遍佈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印度、澳門、中國大陸、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包括中文、葡語、英文、西班牙文和其他語言，涵蓋了宗教、體育、政治、文化、社會、民俗、城市發展、歷史等眾多主題。但是，它們的量有多少？保存在哪裏？是否散佈在世界各地？它們記錄了甚麼？它們的真實價值是甚麼？學術界都不敢斷言。如果我們不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那就不可能發展這門新學科──澳門學。因此，有必要探究這些材料存儲地圖4葡文版《澳門記略》，現存於澳門中央圖書館點，並且搜集、分類、研究，進而揭示這些歷史材料的價值及其對澳門學的意義。澳門本土資源是可以反映歷史的主要資源，是澳門學研究的重要資料，是後世見證今天的重要資源。很多學者已經開始致力於澳門歷史文獻資料的挖掘及其相關的工作。澳門本土歷史資源包括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與社會發展的相關內容，如風俗、感知、自然環境以及豐富多彩的澳門現象。《澳門記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澳門歷史文獻，主要講述澳門的歷史、社會、政治和風俗。該書由印光任和張汝霖寫於1751年，是第一部系統介紹澳門的中文書籍。除此以外，我們也可以在中山、廣東、南海等地方誌中找到與澳門相關的材料。澳門圖書館和歷史檔案館還收藏一定數量的澳門歷史文獻。澳門中央圖書館大概有六百多種，其中大多數用葡文，一些用英文，其他的用中文寫成。這些文獻反映了澳門社會發展狀況。比如，《澳門記略》被翻譯成葡文，《澳門街道》出版於1906年，主要考述了澳門街道變遷，還有其他一些與澳門歷史人物和事件相關的資料。圖51906年出版的《澳門街道》，現存於澳門中央圖書館 118

國際視野下的澳門學文獻遺產的重要性──澳門教區文獻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之啟示圖6現存於澳門中央圖書館的本土資料除了中央圖書館，還有一定數量的澳門本土歷史文獻保存於其他圖書館，包括澳門圖書館、天主教圖書館以及其他公共圖書館。根據澳門1989年10月31日第73號89 條法令，澳門公共檔案來自澳門政府部門、公共行政管理機構，包括市政當局的自治機構，公共機構和集體管理機構的檔案。明清時期，澳門是一個最為重要並且唯一與西方緊密相連的窗口，因此，幾個世紀以來與西方頻繁的來往產生了大量的官方檔案。檔案與歷史研究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繫，檔案搜集和整理決定了歷史研究的發展。澳門的檔案搜集中，最早的檔案來自於1630年的議事亭。市政廳擁有大量的檔案，包括那些反映大量的社會事務的檔案。而其他的16世紀的檔案主要來自天主教，或者世界其他地區搜集而來的，這說明澳門很早就已經參與世界其他區域的事務。表1向公眾開放的澳門檔案標題時間卷數Leal Senado 市政廳(LS)1630-19751462Administração Civil 民政局(AC)1734-198229418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Finanças 財政局(DSF)1843-1954921Educação 教育局(EDU)1871-19834157Imprensa Oficial 新聞局(IO)1914-19941281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Solo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地政總署，公共工程和運輸(DSSOPT)1914-1984198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conomia 經濟局(DSE)1969-19711043Associação Promotora da Lei Básica de Macau 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APLBM)1984-2000396Sources:Arquivo Historico de Macau. 11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表2微縮膠卷檔案來源時間數量中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05-194930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1587-1911223阿儒達圖書館1575-1870123東波塔國家檔案館1693-188618里斯本科學院圖書館1544-17569里斯本國家圖書館1557-18926萊裡亞國家圖書館及檔案館1915-19494龐利馬仁慈堂檔案館16401梵蒂岡梵蒂岡秘密檔案18042意大利耶穌會羅馬檔案館15851西班牙馬德里國家歷史檔案館1544-17526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16-18 Século27荷蘭荷蘭國家檔案館1729-181617美國猶他家譜學會1569-1982439巴西里約熱內盧國家圖書館1596-17564印度果阿歷史檔案館16641786-18402泰國泰國國家檔案館1854-19424汶萊汶萊博物館17051香港香港公共檔案館19721資料來源：澳門歷史檔案館上述材料中，仍有大量反映澳門歷史發展的史料值得挖掘。因此，除澳門政府檔案以外，我們也可以研究葡文出版物、舊報紙、地圖、佛教出版物等。所有這些都是研究澳門學的重要資源。比如佛教文獻，通過對澳門寺廟的考察，筆者發現功德林寺有豐富的收藏。這座寺廟建於1931年，是由南華寺的僧侶觀本法師（張壽波）建立，後由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捐獻並且管理。寺廟有兩個圖書館，收藏超過5000本歷史書籍，其中大多數是佛教經典書籍。這些典籍出版於19世紀至20世紀。有趣的是，我們發現了"貝葉經"，這是一種記圖7貝葉經保存於功德林寺 120

國際視野下的澳門學文獻遺產的重要性──澳門教區文獻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之啟示錄在棕櫚葉上的特殊記載形式，這對於研究寺廟是如何及何時搜集及其與澳門歷史相關的背景資料，無疑是非常有價値的。四、澳門文獻研究對於澳門學，學者們都有一個共識，即如果不能對澳門歷史檔案進行很好的分類，就很難進行深入的研究。因此，建立“澳門學文獻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並且這是澳門學的最基礎命題。這一命題是澳門社會發展和學術研究的起點，利用文獻科學的理論和資訊科學作為學術基礎，並且與澳門歷史、文化和澳門學的研究成果相結合，通過邏輯分析，實證和比較分析來研究這一命題。這一命題需要通過新的調查、研究和特殊採訪等手段獲得最新資料，讓研究更為精確。從技術層面來說，可將從不同角度來分析澳門特殊的文獻資源。這些與過去幾百年澳門的發展模式相關的檔案資源中的重要內容，與澳門社會發展特點相關，這是文獻資源對澳門特殊歷史時期的重要意義。從實際操作層面來說，澳門文獻研究應該估量其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獨一無二的價值，討論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歷史性角色，以及澳門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關係上的作用，可通過從特殊角度對典型的文獻資源的細節分析來逐步揭示。進一步說，澳門文獻研究仍然與圖書館管理的主要問題相關，可為提高澳門文獻整理水平提供建議，對於完善網絡資源和資訊管理提供實踐經驗。澳門文獻研究可以從調查、展示保存、管理和利用等以下幾點展開︰1. 研究不同歷史階段這些出版物的產生與傳播過程，探索這些文獻與社會背景的變化模式；2. 評估有價值的資源和珍稀書籍；3. 整理和出版書目；4. 將這些用歐洲語言寫成的古籍和出版物翻譯成英文或中文；5. 學習文獻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理論；6. 研究文獻遺產的形式及材料；7. 研究澳門文獻遺產進入世界記憶工程的可行性；8. 通過建立網絡合作獲得更多相關文獻資源；9. 探索發展文化產業；10. 進一步探索文獻遺產整理；11. 保存、分類、描述、索引、保護並且通過複製來提供更為周詳的修復工作；12. 數字化並且完善系統；13. 數字化歷史資源，建設完善的資料庫，提供一站式入口以便資料得到更加廣泛的分享和利用；14. 建立澳門記憶工程。通過建立一個巨大的資料庫，建設一個城市的記憶，這就要求對這些珍稀資源更加長時間的存儲，在澳門系統的、科學的發展過程中使其為更多人所利用。總之，澳門文獻學的研究，就是利用澳門歷史文獻中那些與中國及其他國家密切相關的資料作為研究材料，發現和揭示文獻資源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使澳門文獻資源更加系統化、科學化、多功能化，為推動社會發展提供重要資料。[責任編輯劉景松] 121

• 澳門學 •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關於澳門學的問題[葡]卡洛斯•皮特拉撰曾金蓮譯[摘要]圍繞澳門土生葡人身份的四個維度，即作為歷史過程、歸屬感、族群和一個文化場域的身份認同，建構解釋模型以闡釋這四個維度所帶來的問題。通過歷史和當代的聯結及對話，理解在當代社會人們如何使用歷史事實去構建自身身份認同；同時引入人類學和社會學“客位”和“主位”研究方法，陳述澳門學研究主體的轉變，應將澳門學概念整合為澳門土生葡人身份認同的一個元素，擴大其對澳門社會、中國大陸和國際領域的影響。[關鍵詞]澳門土生葡人身份認同澳門學“客位”“主位”筆者論述的重點在於對“身份認同”這一概念的反思，以及如何將其整合並深入運用到澳門學研究中去。今天所關注的澳門學這一個概念，從它的合理性和適用性層面看，似乎是一個偽命題。依我看來，自從生活在那裏的人們將澳門稱之為“阿媽港”（A-Ma-Gau）或“澳門”（Ou-Mun），這些問題就存在了將近四百年。澳門作為單一真實性，尤其是文化的獨特性的地區，幾乎可以追溯至它成為葡萄牙人在遠東和亞洲的定居點，與此同時，土生葡人（Macanese）已被看作是一個族群。很多時候，當我們論及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或澳門身份認同）時，基本上使用以下四個主題以指向不同的含義：其一、被認為是族群的澳門土生葡人；其二、被認為是一個文化場域的澳門土生葡人；其三、被認為是一個歷史過程的澳門土生葡人；第四、被認為是一種歸屬性的澳門土生葡人。這四個話題均與第二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密切相關，而且它們正處於意義重整的動態過程中，尤其是在12年前澳門回歸中國之後。這裏為大家帶來的建議是尋找一個模型解釋上述問題，並將它們重構為一個綜合的維度。所要建議的是：將這四種觀點變成一組（或兩組），以加強獨立研究與策略之間的聯繫：歷史與當代之間的聯繫、與本土文化及人種之間的聯繫。構建身份認同的歷史過程主要基於過去的事實和史料，通常我們可以將這些歷史材料分為文作者簡介︰卡洛斯•皮特拉，里斯本科技大學社會政治科學學院人類學教授暨東方研究學會高級研究員；曾金蓮，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122

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關於澳門學的問題學的、藝術的、日記的、官方文件等等。可以說，我們正在質問這麼一個問題：歷史是如何被用於構建身份認同的。在現代社會，我們更多地通過象徵性和物質性的東西去感知和構建我們的身份認同，因為這些象徵性和物質性的事物能給予我們一種歸屬感。在當代社會裏，最重要的是理解人們如何應用歷史事實去構建他們現在的身份認同（即歸屬感）。兩者均與身份認同有關，唯一的區別是選擇方式：我們選擇全面而徹底地了解澳門土生葡人身份認同。為將思路引導至澳門學研究的整體中去，歷史過程和當代歸屬感二者可以聯繫起來，這種澳門學研究基於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歷史如何產生認同？二是人們如何應用歷史來確立他們的身份認同？身份認同的另一個重點是基於：假設“澳門土生葡人”也可能是一個產生於葡萄牙人和亞洲人混合的多種文化聯繫之間的特定族群；許多研究均支持澳門土生葡人這個特別族群的特殊性和特定的身份認同。他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歐洲人，而是混血兒。他們有特別的生活方式，有基於遺產和傳統的族群文化和身份認同；另一方面，我們的相關觀點是：將澳門身份認同基於有著多樣文化模式的本土文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從這個觀點看來，澳門身份認同是一個框>架，在這個框架裏，不同的文化相融合，並聚合成一種特別的生活方式，以作為自我身份的模式。事實上，誰是澳門土生葡人？沒有任何一個解釋簡單的答案。澳門土生葡人族群的歷史，是澳門歷史的一部分。我們絕對不能忘記，當我們研究澳門土生葡人族群的歷史時，我們也在研究澳門的歷史及其傳統。然而，今天，當我們談及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時，我們正在將澳門的獨特性看作中國內部的一個文化場域。我們已從談論族群特徵轉向談論文化場域特徵。在這個文化場域裏生活的人們正在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這些生活方式的獲得，是基於與社區生活感受相似的歸屬感。之所以能產生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感，是因為我們屬於澳門。這個文化場域成為身份認同的原始參考。圖1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12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加入這種研究方法中去。這個角度就是社會學，尤其是人類學研究中的“客位”（Etic）和“主位”（Emic）研究。從這個角度看，考慮到人類學和社會學可以給予關於人們如何獲得身份認同的基本信息，它是否基於歷史進程或者其他情形，如不同於他人的我們的生活方式（即文化肯定），是無關緊要的。圖2（*）“主位”和“客位”是人類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所使用的術語，被認為是關注人類文化行為的兩種不同的數據資料。尤其在文化人類學中，被用於各種田野調查和已獲得的觀點。見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著：《主位客位區別的歷史和意義》，《人類學年度評論》（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6 年第5卷第329-350頁。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客位”和“主位”研究方法也是一個敏感話題，因為至1999年之前，幾乎所有研究，包括澳門社會，乃至全球範圍內，都基於“客位”觀點。僅僅在1999年之後，我們開始接受“主位”觀點，主要因為本土研究者開始撰寫並翻譯關於澳門身份認同的研究論著。事實上，結合這兩種觀點，對澳門學研究將帶來極大的幫助。因為這些研究引入了新的概念，使得我們對澳門社會的了解更豐富、更多樣化。澳門社會是一個特別的社會實驗室，可以據此研究和學習整體的社會科學。澳門學的預期結果是，作為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一門學科，需要加強其對若干方面的影響。所有在澳門學這把保護傘下科學地產生的材料，都應該能被科研機構所接受，同時也能被受到澳門土生葡人身份認同影響的人們所認同。因此，目前我們正在從事的這項研究的效果，需要影響到那些已從其自身身份認同中接受了的人們。特別是研究效果還要影響到澳門社會，影響到中國內地，甚至也要影響到國際中的人們。“客位”論述是指由一名觀察者對行為者及其信條所作出的描述，並適用於其他文化描述，也就是說“客位”論述力求能做到“文化中性”。“主位”論述是指由行為者對其行為或信條所作的描述，很大程度上受到行為者本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影響；也就是說，“主位”論述來自於文化人的描述。幾乎文化內部的所有東西都可以提供“主位”論述。 124

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關於澳門學的問題圖2資料來源：作者整理。關於澳門或澳門土生葡人身份認同識別問題的再形成，較好的樣本之一是我們在這裏透過澳門學概念正在進行的研究。澳門學研究所採用的這個新概念成功與否，取決於我們對澳門社會、中國大陸和國際領域的影響。澳門學這一概念是否能存在，並且取得成功，取決於人們（和學術界）能否接受這個概念，並將其整合為澳門土生葡人身份認同的一個元素。總的來說，澳門學和澳門土生葡人（或澳門）身份認同應該用新視角加以審視，需要更新、更現代化和更適應後現代社會的背景。可以說，澳門為我們提供了四百多年以來東西文明融合的範本，不同的族群和諧共存於同一空間，甚至在宗教和形而上學信念的層面上，使我們有可能建立並加強一種國際化“生活方式”的現代性的當代世界，在這個當代世界中的城市（地方）或人們均擁有多元文化的視角和胸懷。澳門是一個國際性城市，許多不同族群、擁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們和睦相處，因為他們擁有同樣的歸屬感── 即一位澳門公民。[ 責任編輯劉景松] 125

•澳門學•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比]高華士撰李慶譯[摘要]1762年9月24日，澳門耶穌會圖書館被出售，四千餘部藏書散佚，1746年若奧•阿爾瓦雷斯整理的圖書中尚有提及該圖書館。鑒於澳門學院作為在華耶穌會士教學點和中轉站的意義，此番損失更顯巨大。澳門及其耶穌會本身是書籍中心，同時也在兩個世紀中歐書籍流通中扮演着中轉站的關鍵角色。在澳門，中國各住院的書籍需求與清單得以集中並傳達歐洲，且由此將所需書籍分派到中國的每一個目的地；書商亦於此包紮書籍，開展交易。然而耶穌會士在其住院之內擁有包括刊物、手稿和文書在內的可觀收藏，如學院圖書館、某些特別分支機構以及各種潛在收藏（如中國副省和日本會省的司庫書庫、藥房藏書室及其他私人藏書室）。基於一些目錄（如迪奧戈•瓦倫特的），參考中國的傳教文獻（如潘國光、方濟各和宋君榮的）及另外12份現存資料，可勾勒出耶穌會士藏書的若干面相。[關鍵詞]澳門耶穌會西式藏書書籍流通1762年9月24日，澳門耶穌會的學院圖書館被出售，隨之而來的是，其中的西方藏品在盛勢持續200年後戛然而止，雖然這也可說是得到了通知的。同月29日，中國人黃之漢（PhilipHuang）作為一名目擊者，在給咖瓦（Cava）主教尼古拉 • 博爾吉亞（Nicolo Borgia）的信中着墨於此，寫下了如下擲地有聲的字句：“就在前幾天，9月24日這天，就為了一小塊麵包，他們把那壯觀的圖書館中，那些裝幀尤為漂亮、甚為罕見的圖書整個地賣掉了……花費如此多歲月、如此多精力才積累的如此多的寶貴書籍，連同那些輝煌壯麗的建築，那些優雅神聖的教堂，統統地在眨眼間被賣掉了：化為烏有……塵世浮華啊！”就此筆者將圍繞圖書館藏書的頂峰階段，對這些書籍藏品做一番概述，概述其歷史和藏地，概述其一方面在維持西方書籍市場和閱讀文化交流中的角色，以及另一方面在維持西方書籍市場和耶穌會在華傳教工作交流中的角色。或許此言過於樂觀，實際上此文所用的文獻僅能說是些信息碎片罷了。作者簡介︰高華士（Noël Golvers），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古典學博士；李慶，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譯自意大利文本，轉引自Giacomo di Fiore, Lettere di missionari dalla Cina (1761-1775),Napoli, 1995, p. 71: “(...)nell’altro giorno alli 24 7bre [Septembre] si sono venduti tutti i libri bellissimi (!) e rarissimi della loro bellissima (!)libreria per un tozzo di pane (...). Vedere tante ricchezze comolate in tanti anni e con tante fatiche, e tanti bellissimiedifizi, tante bellissime chiese in un’batter di occhio periere omnia! Vanità del mondo!”.原始信件藏於拿坡里的AION (Archivio storico dell’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b(usta) 15, inc.1, 4. 126

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關於澳門學的問題一、藏書概況毫無疑問，澳門的書籍和閱讀文化重地是當地的耶穌會大院，即聖保祿學院；在外部參考資料和圖書題字（book inscriptions）兩種罕見史料中皆有提及這個地方；另外就是神秘的“新學院（Colégio novo）”和“聖 • 若瑟學院（Colegio S. José）”。與歐洲耶穌會學院或住院相同，澳門的“學院”自身擁有幾處獨立的藏書。的確，除去作為主要部分的學院圖書館，零散證據說明澳門學院還有些個人性質的藏書室，日本會省和中國副省都有司庫書庫，多半還會有與學院“藥房”（botica）相關的、比較專業性的藏書。那麼，像這些收藏有手稿、文書及其他藏品的不同書籍收藏處，又有甚麼證據能說明它們的存在呢？首先來談“司庫書庫” 。1941年，皮埃爾 • 烏貝特考德（Pierre Humbertchaude）印刷了一份書目，這份書目原稿曾在1616年暫存日本會省司庫。從這份書單中，我們發現有42份不同的條目，其中部分條目有許多抄本，這些書正等待着去往下一個目的地。鮮為人知的是，在中國副省建立後的某個時期，也存在着那麼一個副省“司庫”，關於此，筆者僅知道有一條證據，1669年被人提到的“中國司庫在澳門的圖書清單”（Rol dos livros que estão na livraria daProcuratura de China em Macau）。這份文檔如今可能已佚，我們不幸無從知曉裏面有些甚麼書。同樣，由於這個司庫與日本的同類，很有可能它也存有兩三份抄本，等待着送往中國副省的某處住院。與此同時，司庫還是（副）省會代理人的後勤站：司庫有一項責任便是，負責從中國各住院收集需求書籍的清單，並歸類後寄給里斯本或其他某個歐洲聯絡點。數年後，這些書到達澳門後將在司庫點得到處理，有時會保存在學院，不過通常會在某個機會下，將它們分派到各目的地。根據在某些圖書題字中發現的蹤跡，一些書最後到達了北京藏書處，如今這些書藏於北堂。在轉運過程中，澳門當地“書商”（livreiros）也有所介入，筆者僅知的證據是，在一些講述為分派某些圖書“做準備”的文字中，提到了這些書商的活動，他們或扮演了賣書的角色，或扮演了裝訂的角色。基於澳門人帳簿的某些片段所載內容，他們作為裝訂者的可能性最大，如瑞士耶穌會士尼古拉斯 • 非瓦（Nicolas Fiva）1637年到達澳門時，他的書就曾被送到當地“書商”（livreiros）處裝訂。同時還有一個單獨的中國副省“書記處”（secretaria）。根據書記處書目，除去各種信件（cartas；viae）外，書目內還含有各種“特許狀”（alvarà）、“教宗簡函”（brevia）、“詔書”（bullae）、目錄(cathalogi)、“法令”（decreta）、“訓令”（Instrucçãos）和抄本（tresladas），涵蓋1609年到1668年。該書目收入阿儒達抄本JA 49-V-5, f° 2à2-203. 由皮埃爾 • 烏貝特考德發表在《澳門教區月刊》，no. 449, 1941,pp.147-161，名為“Investigações sôbre um catalogo de livros pertenecentes a Procura do Japão em Macau em1616”，另可參見白樂嘉的“Os tesouros do Colégio de São Paulo”, in: Arquivos de Macau, 2a series, vol. 1, Jan.1941, pp.355-358.See JA 49-IV-62, f°556v.例如H. Verhaeren,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Pé-t’ang.Pékin, 1949, nos 754, 797, 839, e910; 1261, 2165, tc.See Devida (debets?) do anno 1645 tiradas da despeza que da o irmão Luis Correa Procurador de ambas provincias”,in JS 124, f° 14r.-17v.: “Deve mais Vice-Provincia a de Jappam tres xerafins q. dei a hum livreiro q. encadernou seislivros do P(adr)e Nicolao Viva (sic)”.阿儒達抄本，JA 49-IV-62, fols. 548v.-560r., especially fols. 548v.-549v.: “Rol dos papeis guardados na segretariada Vice-Provincia da China feito no anno 1669”. 12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除這兩種藏處之外，還有諸多檔案，當時的拉丁史料稱為“澳門檔案”（ArchivumMacaense），後來就大多稱作“日本檔案”（Archivo del Japon）。該處積累的資料在十七世紀四十年代中葉由若瑟 • 蒙塔尼亞（José Montanha）和若奧 • 阿爾瓦雷斯（João Alvares）眷抄，抄本後轉移到里斯本，成為《耶穌會士在亞洲》（Jesuitas na Asia）檔案的核心部分。根據幾種記述，我們知道這些檔案涵括在華耶穌會士的眾多手稿文書，其中部分文書還隨後被帶往歐洲付梓。另外，在十七世紀的圖書館中，手稿和圖書手抄本很常見，這就導致分不清在史料中提到的手稿是藏於圖書館抑或檔案館。例如，這種不可確定的證據就涉及到，1636年耶穌會士潘國光（Francesco Brancati）在澳門學院期間看到的統計目錄，該目錄是關於1634年或1635年中國天主教的。還有個例子是湯若望談到滿洲入侵中國的手稿：這份手稿是由一位在澳門的無名氏第一次提到，極有可能這個“第一次”就出現1684年托馬斯（A. Thomas）的著作中。托馬斯還於1700年在北京東堂生活時，略帶躊躇（由於15年後記憶不清？）地提到了另一份手稿“湯若望傳”（Vita aut Relatio P(atris) Adami Schall），藏於澳門耶穌會學院。由於筆者並未看過“湯若望傳”的手稿，不知道到底所指是甚麼，筆者猜測托馬斯這裏指的是藏於澳門耶穌會歷史檔案館的《歷史書信》（Historica Relatio）。那些當地耶穌會檔案的抄本流向了阿儒達。與此同時，顯然耶穌會士方濟各（Francesco Xaverio Filippucci）的多份手稿也藏於這些檔案中，在下文筆者還將再次提到方濟各的手稿。另外一個“特別的”藏書處便是耶穌會住院內的“藥房”，葡文稱為botica，它們保存有些許資料。其中一份藥房藏書便是由A. M. 阿馬羅（A. M. Amaro）刊行的“處方”（receituario）。以“羅馬學院”（Collégio Romano）為雛形，在歐洲各會省的耶穌會學院基本大同小異，它們為小部分“特別”書籍的搜藏提供了保障。若這份小量藏書的確存在過的話，可能1658年魯日滿（F. de Rougemont）看到的1578年在布爾戈斯（Burgos）出版的Cristovãoda Costa, Tratado de las drogas y medicina de lasIndias Orientales抄本正是藏於此處，魯日滿曾引自潘國光的De Sinensium Ritibus Politicis Acta, more precisely the autograph in BVE, FoGes. 1250/5, f° 427v. =vol. II, p. 187/88 of the printed edition:“(...) in Provinciis, scilicet in quibus Societatis Patres degebant, numerabanturquadraginta & amplius Christianorum millia, quorum numerus P(ater) Franciscus Hurtadus Vicepro/vincialis misitad P(atrem) Em(anuel) Diaz Visitatorem Japoniae & Sinensis Provinciae, Macai commorantem, additis gradibusBaccalaureorum, Licentiatorum & Doctorum, quibus Christiani aliquot fulgebant. Et eo ipso anno 1636, dum Macaidegerem, perlegi supradictum Christianorum catalogum”/“在會省，準確地說是在耶穌會神父傳教的地方，已有4000多名天主教徒，這個數字是由副會省會長傅凡濟神父向駐紮在澳門的中日會省會長陽瑪諾神父匯報的，在這之前他將學位制度（學士、碩士和博士）引進學院，有學位的信徒因此甚為自豪。同是1636年，我在澳門通讀了上面提到的信徒名錄……。Antwerp, Museum Plantin-Moretus, M 30, f°9 etc. (Macai, 20 April 1684): “Quaedam hîc sunt notanda, quaepertinent ad rei gestae historiam, quam desumo ex manuscripto P(atris) Adami Schall Societatis nostrae, qui Pekinitoti tragoediae praesens fuit”︰“在此應該略作說明，因其關乎一些歷史事件，這個歷史是從我們耶穌會會士湯若望神父那裏借用的，在這悲劇的整個過程中他都在北京”。JS 148, f° 260v.: “Habemus Macai maniscriptum”“我們（例如，學院中的耶穌會士）在澳門存有手稿。”JA 49-V-14, fos. 376-436; 參見裴化行對手稿的介紹，收入P. Bornet編輯的Historica Relatio(..), p. VII.這一點得到了耶穌會士Caspar Castner手寫書籍題字的印證，他在1707年將De Ritibus Sinensium的手稿帶到了歐洲，“Hunc tractatum ex Archivio Macaensi attulimus anno 1707” (BVE, Fo Ges. 1248/3, f° 1 (or: 115 of the entirefile).Ana Maria Amaro, Introdução da medicina ocidental em Macau e as receitas de segredo da botica do colégio de SãoPaulo.Macau, 1992.See now M. Breccia Fratadocchi & Simonetta Butto (eds.). Erbe e speciali. I laboratori della salute, Roma (BibliotecaNazionale Centrale), 2007. 128

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關於澳門學的問題引用過該書中針對腎結石的療法和藥物。可能潘國光也曾在藥房見過加斯帕 • 卡多蘇 • 德 • 塞凱拉（Gaspar Cardoso de Sequeira）Tesouro de Prudentes的抄本，該書乃一種“書房百科全書”書籍，大量着墨於葡國本土流行藥物，他的說明如下：“我知道，這本書（冊子）在澳門神父那也藏有，得到了廣泛使用”。“室內藏書”（room collections）也是耶穌會圖書館文化的一部分：為某個項目設想，比如寫作護教書（apology），或其他甚麼特別目的，書籍常會提供給某個耶穌會士使用；有規定說，無論這些書從何而來，即使是由個人資助或作為個人禮物獲得，當項目完成、傳教士離開學院或死亡等情況下，這些書都須歸還學院圖書館。早在1606年利瑪竇時期，這種“私人藏室”就已現端倪，《基督教在華傳教史》（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中就不經意間提到這點，從意大利文翻譯過來的引文如下：“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和住院裏所有神父熱烈地迎來這位（中國）官員的來訪，帶他觀看了整個學院，神父們稱自己都是懺悔之人，是‘真理之路’的宣講師和教導者，這位官員在圖書館和其他神父的房間看到大量書籍，這些書籍能清楚地說明這點，這位官員還在學校中看到了很多學生。”在這一小段中，我們可以獲得這些資訊：“房間”和“學院”圖書館之間圖書互補；書籍成為某種“交際手段”，用於說明耶穌會士的學術文化；耶穌會士將住院當作某種說服的方式，驕傲地向中國訪客介紹。關於澳門學院私人房間的藏書情況，至少有一個細節較多的例子可資參考，即1619年11月到達澳門的主教迪奧戈 • 瓦倫特（Diogo Valente）的房間。1633年10月28日主教逝世後，基於其室內書目的分析，我們知道這份藏書擁有約280個條目，大多是跟主教職務相關的書籍。雖然大部分書籍是他1618年4月離開里斯本時帶來的，其中仍有許多書是在他離開故國後才出版的（最晚的部分出版於1630年，筆者書目中202條和231條），這就說明主教1619年到達澳門後仍在中國繼續收集圖書，同時這也說明他的“圖書館”可說是個“活”收藏。其他澳門耶穌會住院內的私人室內藏書，在圖書題字（inscriptions of books）中偶有提到，之後這些書被送至北京北堂（參見下文），更準確的說是“院長小房間”（cubiculo de reitor, no. 2677, Savonarola抄本）和“副會省會長小房間”（no. 2304, Nadasi抄本）。無論怎樣，澳門耶穌會藏書的核心部分還是在“大學院圖書館”，它可能是在16世紀末與耶穌會住院同時建立。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該圖書館印刷了某些著名圖書，L. F. 巴萊托（L. F. Barreto）和瑞 • 洛雷羅（Rui Loureiro）就曾推測這些圖書中引用的大量書籍就（主要）出自當地學院圖書館，如范禮安《耶穌會中日護教書》（Apologia da Companhia de Jesus no參見他給耶穌會士Jean Bollandus的信件，當時此人正在安特衛普的高級住院（professed house），因他的關注，魯日滿提到了C. da Costa寫到摩鹿加的段落（ibid., chapt. 52, p.327, 開首為︰“Delayerva de Moluco CapituloLII”，並附有一個圖表）。這段內容在魯日滿1658年7月23日寫於澳門的信件中，後由H. Bosmans發表在Analec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 la Belgique, 39 [N.S. 9], 1913, p. 32.“Amacai scio etiam hunc libellum [etiam] esse apud nostros, et omnibus manibus teri” (JS 143, f° 70v.).基於教會指令，這一實踐在嘉布遣會圖書館中得到了最好的規定。尤其可參見Giovanni Pozzi & Luciana Pedroia,‘Ad uso di’ Applicato alla libreria de’ Cappuccini di Lugano.Roma, 1996; B.Dompnier, “Entre possession collectiveetusage individuel.Les livres chez les capucins frança is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in: B. Dompnier & M.-H.Froeschlé-Chopard (eds.). Les rel igieux et leurs livres à l’époque moderne.Clermont-Ferrand, 2000, pp. 213-233.Fonti Ricciane, N 793: “Il Padre (sc. Lazzaro Cattaneo) con tutti gli altri di nostra casa (...) lo (i.e. il Capitanio)ricevettero con molta accoglienza, mostrandogli tutto il Collegio, e dich iarondogli esser lori huomini di penitentia,e che predicavano et insegnavano agli altri il ca mino della virtù. Il che si mostrava facilmente per tanti (!) libri,chevide nella libraria et i n altre camere de’Padri, e dalle scuole dove vide tanti studianti.”參見拙著（帶有書目）：N. Golvers, “The Library Catalogue of Diogo Valente’s Book Collec tion in Macao(1633)”, in: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vol. 12, Dec. 2006, pp.7-43. 12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Japão e China, 1589）和陸若漢的《日本教會史》（Historia da Igreja de Japão, 1622）的手稿。迪奧戈 • 瓦倫特藏書到達澳門時，金尼閣收集的七千部藏書也同時抵達澳門，這些圖書是金尼閣在1616年到1618年間於中歐和歐洲西南部難忘之旅中所收集的。因為其“私人性”，前者所藏圖書在1633年迪奧戈 • 瓦倫特逝世前很少對外公開，金尼閣收集的圖書則主要是向在華耶穌會諸住院提供的，而非澳門學院。然而因為當時中國的政治和軍事狀況，金尼閣圖書在到達澳門後，此後數年就留在了耶穌會的院牆之內。筆者揣測，在十七世紀二十年代早期，在寄往各目的地前，它們就被存放在了“司庫”那裏。同時，筆者相信在這段時間內，這部分圖書幾乎都未用於教育或研究。二、藏書評析耶穌會士鄧玉函（Johann Schreck/Terrentius）曾於1619 年至1621 年在澳門學院做修士，他1621年8 月26 日在給羅馬法勃（Johann Faber）的信中提到了澳門藏書的事，這僅有的證據說明，當時澳門住院藏書狀況是貧乏的，至少在這名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看來，澳門藏書相對於佛羅倫斯、羅馬和德國耶穌會學院的圖書館藏書而言是貧乏的，筆者引用其文如下：“在澳門起初的兩年裏，我幾乎沒有獲得甚麼收穫，主要是因為當地缺乏教師和圖書。”根據鄧玉函對自己中國學術活動的描述及提供的資訊，起初他想獲得“先進的”或至少說“不落後”的科技書籍，例如數學、醫學或植物學方面的，顯然他並未找到這樣的書。當1633 年10 月主教瓦倫特去世時，根據當時的規則，他的書籍被收入學院圖書館，交由其他耶穌會士使用，此時科技藏書也未進入收集的行列，對主教藏書書目進行一番分析後顯示，除醫學方面的中世紀鐵力木（MedievalMesua）和必須收藏的克拉烏（Clavius）數學書籍外，這部分藏書幾乎無關乎科技。隨後數十年中，圖書館藏書可能得到了進一步充實：寄往傳教區的圖書時常在澳門存放，他們也會購置或獲得一些圖書，也有來自遺贈的。筆者從1677 年的一份資料，即Catalogo de outros bemfeitoresmeno sprincipaes deste Collegio de Macau中瞭解到一個遺贈的例子，如今這份資料藏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書中簡短地提到了一個叫João de Lage（m）的人遺贈了“一條金制麵包”（humpaod’ouro），即他在葡萄牙購買的圖書。遺憾地是，對於這個階段藏書的狀況我們所知甚少。不過，也許還有某種方法重構當時藏書的狀況，首先得假設耶穌會士在學院內，使用他們擁有的圖書（例如巴萊托和洛雷羅於十七世紀早期，在范禮安和陸若漢的基礎所做的那樣）寫下的手稿中，準確地引用了作者、題目和章節。L.F. Barreto, Macau, poder e saber, p. 372-373 and 377 respectively; for Valignano see also Rui Manuel Loureiro, NaCompanhia dos livros. Manuscritos e impressos nas missões jesuítas da Asia Oriental, 1540-1620, Lagos, 2007,pp. 184-187.G. Gabrieli, “Giovanni Schreck Linceo”, in: Rendiconti dell’Accademia dei Lincei, Classe delle Scienze Morali estoriche, s. VI, vol. 12, 1936, p. 495; “Toto biennio haesi Amacai; primo anno in studiis perfeci nihil, praesertimmagistrorum et librorum inopiâ”. 信中說缺少教師這一點，準確說來，這種說法是令人驚訝的，因為在那些年中有幾位差不多可說是專業級的數學教師在澳門學院，如湯若望、J. Wremann (或Uremann)，熊三拔和祁維材（Wenceslas Pantal eon Kirwitzer）（參見U. Baldini, ‘The Jesuit college in Macao as a meeting point of mathematical traditions’, in: L. Saraiva& C. Jami (eds.), The Jesuits, the padroado and East Asian science (1552-1773).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I, 2008, p. 55）. 為個人研究（studium provatum）提供的適當書籍並未彌補教師的缺乏：這一點解釋了鄧玉函的沮喪。JS 23, f°7v. 130

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至於十七世紀後期，筆者到現在僅考察過兩個例子，其中最要緊的是前文提到的耶穌會士方濟各（Francesco Xaverio Filippucci），他曾在1680 年到1683 年12 月間擔任日本會省會長，從廣州回到澳門後便留在了澳門，在這段時間內都留在此處，當時方濟各往來信件中的落款地址明確說明了這點。耶穌會士在亞洲檔案中保留了大量這樣的信件。多虧方濟各的親筆署名，我們才瞭解到方濟各在澳門寫作了兩份都從未刊行的重要手稿，即Praeludium 和完成於1683 年8 月13日的Sagitta Retorta，兩份手稿均保存在歐洲耶穌會檔案館。Praeludium中的第一份署明日期是1682 年11 月25 日，整部手稿還涵蓋到1683 年3 月23 日的事情。方濟各在手稿中引用了豐富的西方書籍，準確地提到了大量篇章，堪稱文獻學傳統之最，手稿中還大量涉及教父、教會學家或教會正史類書籍，這些極有可能就是在耶穌會學院大圖書館中所藏的圖書。其中許多書籍在瓦倫特藏書中也有收集，很有可能就是瓦倫特死後被收歸大圖書館，進而50年後為方濟各使用。筆者所考察的第二個例子，其手稿至今未得到重視，最近筆者在安特衛普發現了該文稿。雖然該手稿未署名，卻可能是安東尼•托馬斯（Antoine Thomas）所作。手稿署明著於澳門， 1684 年4 月20 日，其題目為Demonstratio Iuris Imperatoris Tartariad Possidendum Imperium Sinicumcontra Navarretem ，同樣地，裏面提到的教會著作很可能也是澳門住院圖書館的藏書。前文提及的兩處文稿幾乎同時完成，它們之間有很多呼應之處。這並不是說，這兩份文稿的類型就是在這方面僅有的資料，因為所論題目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對資料的篩選，從而可說，此處對他們的引用也是有限定意義的。就是這些圖書和其他眾多圖書，共同構成了住院圖書館的館藏。在十八世紀中葉，藏書的真正敵人主要是書籍的使用本身，正如潘國光在1650年所指出的，書籍損害來自於教授講課和傳教士的使用。另外還有來自“書蟲”的損害。早在1659 年柏應理（Ph. Couplet）就已經提到，他建議不要將過多的圖書從歐洲轉運到中國。1753 年，宋君榮（A. Gaubil）就曾將澳門圖書館藏書量下降歸咎於這些原因，不過他也是道聽塗說：我從未去過澳門，然而那裏的人們告訴我，若不極為慎重，濕氣、白蟻和蠕蟲就會毀掉所有東西，不可思議的是學院圖書館藏書就幾乎毀掉了一半，若真如此，這該多可惜啊！忽略藏書書名或卷宗意義不明的情況，圖書館和其他藏書共計約4200冊，這一數字在幾份出版物中也有提及，如文德泉和博克塞的書中，然而這數字最初則來自澳門司鐸、耶穌會士若瑟 •蒙塔尼亞（Jose Montanha）在手稿Aparatos para a historia do Bispado de Macau中的記載。與同時期歐洲（巴黎、羅馬甚至安特衛普）耶穌會士藏書相比，這個數字低得令人沮喪，兩份手稿如下: (a) Praeludium: BVE FoGes 1249 / 7, f ° 355-393; (b) Sagitta Retorta: BE 1247 / 8, f ° 224v. -311r.另一份同時期的文獻是Apologia Societatis Jesu in India Orientali Evangelium Praedicantis adversus AccusationesRomae Factas (…). Scripta a P(atre) Antonio Thomas, SJ, Belga, missionario in India Orientali ad Extremum Anni1682 in Urbe Macao, ms. in Rome, ARSI, JS 148, ff. 31-66（其中引用了像Azor, Barbosa和Covarrubias等作者）。C.F. Waldack, “Le Père Philippe Couplet, Malinois, SJ, missionnaire en Chine”, in: Analec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ecclésiastique de la Belgique, 9, 1872, p. 17; “Meminerint vere non ferre farraginem librorum, quibus hîc [in Macau]et Goae tineae student”；提到的其他書籍被害蟲破壞，這些書在果阿不算稀有——澳門信件。A. Gaubil, in R. Simon, Correspondance de Pékin, Genève: Droz, 1970, p. 763.如今該手稿一部分在葡萄牙國家圖書館（Biblioteca Nacional），一部分在阿儒達圖書館，還有的在海事歷史檔案（Arquivo Historico Ultramarino (Cod. 1659)）：參見F. Schutte, AHSI, XXX I, 1962, p. 254 ff. (‘P. JosephMontanha’s Apparatos und die Abschrift des Fernost-Archivs S. I. im Rahmen der Initiative der Academia real daHistoria Portuguesa’).我至今尚未親自看到其中談論澳門耶穌會圖書館的章節手稿，顯然這個章節是在蒙塔尼亞手稿抄本中，收入海事歷史檔案，第92 頁（根據Domingos Mauricio Gomes dos Santos 在Macau. PrimeiraUniversid ade ocidental do Extremo Oriente, Macau, 1994, p. 33中不完全確信的引述，若奧‧阿爾瓦雷斯提供的一份證據）。 13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而1644 年湯若望向滿清皇帝介紹西堂（後來的南堂）時，這所100 年前的耶穌會學院就已經擁有約3000份藏書了。然而，真正的敵人是彭巴爾（Marquês de Pombal）政府。彭巴爾於1759年廢止葡萄牙耶穌會及其管制地區，這一命令於1762年在澳門得到執行，立即引致耶穌會擁有的建築和圖書館被公開出售。為此，學院的圖書散失了，至今不清楚這些書流向了何處。筆者認為，因為某種憐憫之心，部分藏書被澳門葡萄牙籍官員或市民買下，雖然在羅沙主教（Hilario deSousa）筆下，澳門葡萄牙籍官員或市民皆是“無知”和“缺乏教養”之人，竊以為，因為某種憐憫之心，部分藏書卻是被他們買下的；即使這些人介入，毫無疑問，他們也只買下一小部分自己感興趣的書籍。另外可能流向（可能性較大）的地方是聖若瑟修院，楊開荊博士在這次會議中說到了這點，還有可能流向的就是議事會。筆者不敢斷言部分藏書在流向果阿、馬尼拉甚至里斯本時是否有遺失，但流向這些地方至少是有可能發生的。目前筆者所能追溯的藏書僅限於如今北堂藏書中的12本，它們首先來自澳門，其中僅有一本是很清楚地與澳門圖書館有關，其他的關涉聖保祿學院、新學院或聖若瑟修院。如此，這些僅存的書籍應當得到我們的重視。現在來談最基本情況：這些書籍的一部分曾是“室內藏書”（院長或副省會長的），我們知曉其中五本書最初的歐洲來源，因為它們是1656 年一名來自科英布拉、奔赴中國傳教區的年輕耶穌會士弗蘭西斯科•佩雷拉•德•拉塞爾達（Francisco Pereira dela Cerda）的遺贈品。饒有趣味的是，這五本中有四本是數學書籍，分別出自克裏斯托佛•克拉烏（Christophorus Clavius）、尼古拉•伽貝（Nicola Cabei）、阿德烈努斯•梅提斯（AdrianusMetius）和威廉姆•奧特雷德（William Oughtred ）。目前，這些書籍（以及北堂現有的Cavalleri 抄本，這個抄本的來源不明）幾乎成為澳門學院圖書館擁有數學藏書的唯一見證，同樣也體現當地存在着某種“數學藏書文化”。事實上，這些書極有可能是在澳門藏書過剩的情況下轉移到北京的，在澳門可能已擁有兩三份，這也間接說明在同一個學院圖書館中有某種數學藏書的分區。關於這12 卷書是在何種情況下抵達北京的，我們毫不知情。由於其中5 本書上有兩處來源題字，既提到南京，又提到濟南府，從而筆者推斷它們可能是通過一個中間站到達北京的，書籍先從澳門到達這個中間站，然後再從這裏送往北京和北堂。這些來自南京和耶穌會士卡洛斯•德•雷森德（Carlos de Resende）監管地濟南府的圖書，在北堂藏書中成為其他非北京藏書的最佳代表，是絕非巧合的。結語於此，筆者結束此番對澳門耶穌會藏書的簡述。儘管這些書籍相繼“罹難”，但筆者相信通過研讀現存手稿，加以更系統地考察某些歷史圖書館，對於這一“遺失” 的、體現中西書籍和文化的歷史性標誌，我們可能會獲得更為精確的認識。[ 特約編輯張中鵬]A. Schall, in Tou-shu, II, 1-3: A. Vä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Neue Auflage, Net tetal (Steyler Verlag),1991, p. 148, p. 242.至少一些早前的耶穌會藏品中的書籍流向了議事廳，這點得到了一份文獻的證明，即十七世紀六十年代路易士•達•伽馬日記，該文獻發表在《大西洋國》，Archivos y annaes do Extremo Oriente Portuguez, 1, 1899等。這份親筆日記中有這樣的題字‘Foi achado entre huns papeis velhos que ficarão desprezados no Collegio de S.Paulo etc.” (ibid., p. 33).Cf. H. Verhaeren,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Pé-t’ang, nos 1290, 1170, 223 and 2357 respectively.Cavalleri的Trigonometria plana於1643年在博洛尼亞（Bologna）編成，一份該書的抄本中有這樣的題字“Da prov.a de Japão – Bibliotecae Macaensis.” 132

•澳門學•隱匿的澳門史料：耶穌會年報[美]利亞姆•布洛基撰陳玉芳譯 [摘要]耶穌會年報是耶穌會士定期書寫的敘述性文本。作為隱匿的澳門史料，年報集中反映了十六至十八世紀耶穌會士觀感中的澳門社會，對研究這一時期澳門乃至華南區域歷史變遷以及近代早期以澳門為中心的世界史，頗具史料意義，值得引起學界的關注。[關鍵詞]澳門耶穌會年報文獻價值近代早期耶穌會士留下的年報為研究澳門歷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這些檔案是耶穌會士定期書寫的敘述性文本，時間跨度長達兩個世紀，年報中的深刻見解是其他同時代史料所不具備的。儘管年報反映的是十六到十八世紀某一耶穌會士有關發生在澳門事件的觀點和看法，但是很少有其他史料明確地帶有這種描述性意圖。這樣一來，耶穌會士的年報是研究澳門歷史不可比擬的材料，應該受到比目前更多的關注和重視。接下來討論的便是這些資料的價值所在，以及如何讓對澳門學感興趣的史學界和公眾有效地接觸到這些史料。一、遠東耶穌會士的通信與澳門耶穌會以及耶穌會在“中國天主聖名之城”的歷史脈絡為人熟知。耶穌會教堂的前壁仍舊是澳門的標誌（ex-libris），而且在澳門某些隱蔽的角落裏還能找到近代早期耶穌會士留下的聖物──按字面理解的話指的是殉教者的聖骸。當然，早在1557年葡萄牙商人與華人商議為他們在遠處漂泊的船隻尋找庇護港時，耶穌會士就已經來到了南中國海岸。我們知道，沙勿略（1506-1552）在往返日本和印度時數次經過這一地，並在離澳門不遠的上川島去世。其他耶穌會士追隨他的腳步向更遠的東方前進，他們經過這個海岸並決定利用葡萄牙初建的殖民地作為他們在東亞傳教的集結點。儘管學者們十分強調耶穌會士在日本、中國和東南亞的傳教活動，但是耶穌作者簡介︰利亞姆•布洛基，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副教授；陳玉芳，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César Guillen Nuñez, Macao’s Church of Saint Paul: A Glimmer of the Baroque i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Press, 2009.Georg Schurhammer. Francis Xavier: His Life, His Times, trans. Joseph Costelloe, 4 vols. Rome: Insitutum HistoricumSocietatis Iesu, 1973-1982, esp. vol. 4. 13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會士把總部設在澳門也是不足為奇的。澳門作為一個葡萄牙城市，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具有耶穌會士認可的政治文化，而且與東亞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澳門，羅馬天主教是主要宗教。澳門是一個貿易地點，而耶穌會士從事的是出口宗教的貿易，他們自然會選擇一個絕對友好的環境。然而在近代早期的歐洲人看來，澳門在地球遙遠的另一端，甚至現在從Google Maps上看也是如此。距離阻礙了交流，這不僅是指從中國南部向歐洲寄送信件困難重重，而且向讀者解釋一個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文化和文明也是很複雜的事情。美洲大陸的首批拓荒者在向歐洲人解釋他們新發現的自然和人文景觀時通常不知所措，對亞洲的耶穌會士來說同樣如此。但是耶穌會的“會憲要求他們定期向耶穌會的中心管理層寄送報告，他們照做了。”十六世紀四十年代，耶穌會傳”教事業剛在亞洲起步時，沙勿略和他的同事經常交換信件。這些信件流通的範圍遠遠超出既定的讀者群體，考慮到這些信件富含的資訊和精神教化意義，它們被送往歐洲供人閱讀。因而早期相隔遙遠的耶穌會士之間交流的資訊多種多樣，包括種族民族資訊、政治經濟新聞、文化宗教評論和靈修宣導。我們不能認為近代早期的宗教交流信函或像耶穌會士那樣信件來往是普遍的。不，耶穌會士在這方面是獨一無二的。耶穌會的流動性是它的一大特點，除了守貧、守貞和服從這三項普通的宗教誓”言之外，高級耶穌會士還要發第四願，即circa missiones。來回流動意味着把耶穌會士派往各地，與中世紀以來固定在修道院的修道士不同，甚至與方濟各會或多明我會踐行的團體托缽生活形式不同。耶穌會士看重自己適應各種情況的能力，並以遊歷傳教（廣義上的含義）、愈顯主”榮（ad maiorem Dei gloriam）為第一使命。但是這種流動性和靈活性的代價是高昂的，因為這樣做必然會打破團體組織的束縛力量，而這是一個現代宗教組織最重要的識別因素。對羅耀拉和他的同伴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確保這個團體的統一性和一致性，而這個團體明確是以分散在“上主葡萄園的各處”為目的而創立的？通過來往信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雖然甚至是最早期的耶穌會士也知道這並不是理想的補救方法。不過耶穌會士有所創新，他們把傳教欲望置於他們在團體宗教生活中對命令和規則的服從之上。耶穌會命令它在全球的各個機構每四個月記錄他們的活動，並送往羅馬。耶穌會早期的傳教狂熱引發了虔敬的競爭意識，歐洲各個教省都致力於超越其他教省──或者，至少可以說，這種意識是閱讀者從這些被稱為“季度報告”（litterae quadrimestres）的早期信件中得出的。隨着有關早期耶穌會士在中國南部的活動，請參閱John W. Witek and Joseph Sebes, eds.. Monumenta Sinica. Rome: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02; and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5-31.Joseph Costelloe, ed. and trans..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1992.有關作為一特殊類型的來自亞洲耶穌會士的報告的研究，請參閱Jesuit repo rts fro m Asia as a specificgenre are discussed in Donald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3 vols. in 9 boo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65-1993, esp. vol. 1, bk. 3, pp. 130-295, pp. 306-366.有關第四誓言的歷史演變，請參閱John O’Malley, “The Fourth Vow in Its Ignatian Context: A HistoricalStudy,”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15:1 (January 1983), pp. 1-59.Ines Zupanov, Disputed Mission: Jesuit Experiments and Brahmanical Knowled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India, New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16.Various Authors, Litterae quadrimestres ex universis praeter Indiam et Brasiliam locis in quibus aliqui deSocietate Jesu versabantur Romam missae, 7 vols. Madrid: A. Avrial, 1894-1932. 134

隱匿的澳門史料：耶穌會年報耶穌會壯大，耶穌會士人數過多，以致每個教省無法就每個季度的活動做總結性記錄，耶穌會改為記錄年度報告。到十六世紀八十年代，這些年報的形式固定下來，一直持續到1773年耶穌會遭解散。每一個耶穌會教省都會讓其下屬機構（獨立的住院或神學院）每年交送省級長上一份活動總結。而省級長上又會任命他的下屬，一般是一位教授拉丁語或修辭學（歐洲大部分耶穌會神學院的主要課程）的年輕耶穌會士，把這些具體的信函內容匯編成一份敘事性報告。具體的個人名字不會出現（除非他們已經去世，他們的名字會出現在訃告文本中），事件的細節也被省略。這樣一來，似乎年度報告全都是對宗教英雄主義的粗略記錄，似乎對歷史學家的利用價値不大。但是這些報告是寫給歐洲和其他地方讀者的，而且其他性質的信函也經常會在關涉某一事件的大環境時提醒讀者注意閱讀年報。的確，年報是由海外教團或者歐洲的傳教團撰寫的，一般包括對“世俗情況”（與“宗教情況”相對）的描述，這是第一手的歷史記錄，是由經歷這些事件的個體記述的。然而，年報的教化意圖十分明確。這些年度報告要在歐洲耶穌會神學院以及耶穌會羅馬教廷傳閱，為的是向本土教省傳達遠方傳教士的經驗，並激勵他人加入傳教隊伍。保存在羅馬耶穌會中心檔案館的年度報告的封面上潦草的標記表明，至少葡萄牙省教區（Portuguese Assistancy）撰寫的年報在送往羅馬之前曾在數個葡萄牙神學院傳閱。有關奇跡般的疾病治癒、不知疲倦的傳教和異國土地上混雜的異教徒的描述送至目標讀者。年報的確點燃了歐洲耶穌會神學院裏那些聆聽過有關年報演講的學生從事傳教聖職（尤其是殉教）的渴望。但是，不要簡單地因為每一封報告有很大一部分都來描述耶穌會士或新信徒的虔誠就認為我們要把這些內容當做是一種幻想或宣教（不論這個經常被濫用的詞彙在現代語境中的含義是甚麼）。不，耶穌會士的年度報告提供了一條分析宗教行為、當代靈修活動和宗教生活組織的特有的有利途徑，還包括對戰爭、政治、教育和城市生活的論述──這些話題是耶穌會士教牧和傳教活動的背景以及從事這些活動的理由。哪一些年報對研究澳門歷史最有用呢？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需要知道東亞耶穌會是如何組織和管理的，如何與歐洲尤其是耶穌會羅馬教廷保持通信的。或許對現在的耶穌會同仁來說不幸的是，現代早期的耶穌會士從來不考慮澳門耶穌會自身的存在。相反，澳門耶穌會組織總是被看做是隸屬於一個更大的管理機構的一部分而出現在這一管理機構的報告中。直到十六世紀九十年代，澳門才成為一個以“天主聖名”（Madre de Deus）命名的居留地，隸屬於耶穌會的印度教省。但是在著名的傳教巡視員范禮安（1542-1606）的堅持下，耶穌會的東亞傳教計劃從南亞傳教計劃中脫離出來，並創建了“日本教省”。眾所周知，東亞傳教的重心是日本，然而澳門是葡萄牙殖民地（長崎從來不是），這即是說，耶穌會把傳教資源放在了一個中國城市。廣東和九州之間的交通只能靠盛行風，因而澳門的耶穌會士在一年的很長時間裏都集中於牧養澳門的葡萄牙人、歐亞混血和亞洲人。讀者們在年報中看到的正是這些聖工的成果。“天主聖名神學院”（Colégio de Madre de Deus）在1614 年之前是亞洲最大的耶穌會士群體之一的基地，而在某個相關例子請參見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Ânuas da China, ed. Horácio P. Araújo. Lisbon: Biblioteca Nacional dePortugal, 1998.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p. 228.有關澳門和長崎貿易的細節，請參閱有關這一問題的經典著作Charles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59. 13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決定命運的日子之後則成為亞洲最大的耶穌會士群體的基地。“天主聖名神學院”承擔教育、牧靈和傳教三重任務。有關這三項活動的資訊都可以在年報中找到，這不僅透露了澳門宗教生活的主旋律，而且對城市日常生活以及澳門近兩百年歷史的重大事件也有記錄。一本出版了一些年報的書籍透露了這些檔案蘊含的資訊的豐富程度。若昂•科斯塔（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和安娜•平托（Ana Fernandes Pinto）轉錄了澳門神學院前三十年的年度報告，並附以一則簡短介紹和有限的原始文本出版了這些報告。這些年報的時間跨度是從1594年耶穌會住院改為神學院開始一直到1627年，還包括一些嚴格來說與澳門以及耶穌會活動關係不大的資訊。兩位編者將澳門神學院看做是傳教士進入中國的門戶，並強調神學院與廣州以及廣東其他城市如佛山和肇慶的關係，他們也轉錄了這一部分的內容。然而按照這種標準將檔案分為兩部分是武斷的，因為大部分和澳門有關的文字是從描寫整個日本教省的（這本書中覆蓋的時間段裏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涉及到對日本傳教團以及日本傳教士和信徒遭遇教難的描述）規模較大的年度報告中截取的。這樣一來，以澳門為基地的耶穌會士活動的大背景在書中沒有體現。不過這本有價值的書中準確標明了檔案來源，可供想完整閱讀整份檔案的讀者參考。但是，儘管澳門神學院的創建和維繫與日本教團息息相關，然而在日本教團遭到血淋淋的摧毀之後澳門神學院仍然存在了很長時間。的確，有關耶穌會士在葡萄牙這塊中國沿海的殖民地上的活動報告甚至可以在十六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檔案中找到，但是本文分析的重點是十七世紀三十年代之後的文本，即日本教團覆滅之後。耶穌會年報的主體部分主要藏在歐洲三個地方，而在其他圖書館和檔案館中，尤其是葡萄牙，也零星藏有一些。主要的藏卷保存在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馬德里皇家歷史學院圖書館以及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其中，里斯本和羅馬的藏卷最為完整，包括從1560年至1740年間詳盡的檔案。鑒於本文研究目的，我們主要集中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ARSI）的藏卷，尤其是“日本─中國”卷（Jap-Sin）。除了與“中國副省”（Vice-Province of China）有關的一些藏卷中有關於耶穌會士在中國南部的傳教內容之外，最重要的卷號是“日本─中國”卷45第1部分和第2部分，第46、47和48卷。在“日本─中國”卷48中有從十七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中葉的年度報告。有兩部研究著作涉及到澳門神學院及其周邊傳教團： Manel Ollé, “The Jesuit Portrayals of China between 1583and 1590”,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vol. 16 (June-September 2008), pp. 45-57; and Liam MatthewBrockey, “A Garganta: The China Jesuits and the College of Macau, 1579-1623”, Revista de Cultura (Macau),International Edition, vol. 5 (January 2003), pp. 44-55.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and Ana Fernandes Pinto, eds., Cartas Ânuas do Colégio de Macau, 1594-1627. Macau:CTMCDP and Fundação Macau, 1999.里斯本和馬德里藏卷有印刷版的目錄。請參閱Francisco G. Cunha Leão, coord., Jesuítas na Ásia: Catálogo e Guia,2 vols. Lisbon: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PPAR, and Biblioteca da Ajuda, 1998; and Josef Franz Schütte, El“Archivo del Japón” : Vicisitudes del archivo jesuítico del Extremo Oriente y descripción del fondo existente en la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de Madrid,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64.有關中國教團年報（有些內含與澳門相關的內容）的時間排列清單請參閱Joseph Dehergne, “Les Lettres Annuellesdes Missions Jésuites de China au temps des Ming (1581-1644)”,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49(1980), pp. 379-391; and Joseph Dehergne, “Lettres Annuelles et Sources Complémentaires des Missions Jésuites deChine (Suit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51 (1982), pp. 247-284. 136

隱匿的澳門史料：耶穌會年報二、年報裏有關澳門的記錄我以一份檔案為例來詳細介紹這些檔案的性質和用途，這份檔案中的主要文段在本文由葡文轉譯成英語。這份檔案是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發現的，排架號為“日─中”卷48，從26頁至36頁，題目為“1659至1660日本教省年報”（Annua da Provincia de Jappam dos annos de 1659 e1660）。這一年的撰寫者或者說至少是在這一文本上簽字的人是馬賽厄斯•德•瑪雅（Mathais de Maya）（約1610-1666年後），是澳門神學院的終生居者，後來擔任日本教省會長一職。和所有的年度報告一樣，這份報告也先問候耶穌會總會長，當時總會長是戈斯溫•尼克爾（Goswin Nickel，1582-1664）。要知道，年度報告在一定程度上屬於公開檔案，因而其閱讀對象不僅限於總會長：當年度報告或有關具體事宜的其他信函送往歐洲或印度時，在歐洲或印度有許多讀者不時地會看到日本教省這個名字，他們看到這個名字的原因是，日本已經多年沒有耶穌會的神父或修士了，更別提住院或神學院了，教難已經摧毀了五座神學院、兩個修生住院、修道院以及其他耶穌會在這個王國擁有的駐地。在日本的神父們不是獻身於信仰就是被驅逐，我們已經有十多年沒有任何來自還在日本的神父的消息，除了克里斯托望•費雷拉（Christovão Ferreira）神父之外。費雷拉神父在1656 年光榮殉難，贖回了他過往的錯誤：他坦白了他的信仰，正如從那一年的年報裏所寫的那樣。這一年，我們通過一個日本人證實了這一消息，這個日本人血統高貴，他被流放至澳門並在那裏生活多年，他斷言除了由我們之前提到的一位在東京（Tonkin）的日本人彙報到歐洲的那些人之外，他還從某些可信的人那裏聽說了此事。這一段話透露了年度報告對澳門歷史研究的價值，我們不能僅因為這些年報關注的重心不是南中國沿海就忽略它們作為史料的價值。瑪雅（Maya）提到的這件與克里斯托望•費雷拉有關的事情十分有趣，說明了自1633年以來某件傷害到東亞耶穌會士內心的事件的結束。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太過複雜，本文無法詳述，不過，故事的主要內容是在最後一批日本耶穌會士裏，有一位會士因無法忍受折磨而叛教。這位叛教的葡籍神父是日本教省會長，最後皈依了佛教。這件事發生三十多年後，我們仍然可以聽到耶穌會神父焦慮的聲音：有一位神父放棄了他們多年來在亞洲奮鬥和為之殉難的天主教。對當前研究的目的來說更有趣的是，十七世紀五十年代時，澳門有一個日本流亡者的重要社群，其中一些人仍與教難起源地──東南亞保持着聯絡。然而到十七世紀中葉教難範圍波及東京（Tonkin）和交趾支那（Cochin China），而澳門這塊葡萄牙殖民地則成了中國東南亞海域最為安全的避難地。年度報告如何評價澳門神學院呢？年度報告“教省情況總匯”中這樣描述：“在日本教省，傳教團要多於神學院，因為它只在澳門有一所神學院，而在其他王國擁有各種傳教團，這些傳教團有許多住院或居留地，這些住院只能被稱做神學院雛形。交趾支那有傳教團，東京也有傳教團，孟加錫有神父住院，暹羅有神父住院，海南島有傳教團，中國廣東省有傳教團，在之後具體Mathias de Maya, Annual Letter for the Province of Japan for 1659 and 1660, Macau, 18 February 1661, ARSIJap-Sin 48 [Maya, Annual Letter]: fol. 26r.有關這一事件最全面的分析，請參閱Hubert Cieslik, “The Case of Cristóvão Ferreira”, Monumenta Nipponica,vol. 29:1 (Spring 1974), pp. 1-54. 13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提到這些傳教團時再介紹它們的住院和居留地。此外，印度也有一些神父和修士，其中一些人任職司庫，一些人完成學業，正待命前往這些地區。日本教省1659和1660年共有66名傳教士，其中有44位神父和22位修士。在這兩年中，沒有傳教士被除名，也沒有新傳教士來。六位傳教士去世，我們將在合適的地方介紹他們。”年度報告對日本教省的概述讓我們瞭解到該教省關注的範圍之廣，以及耶穌會士在南亞和東亞傳教時澳門的中心地位。的確，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教省”作為一個整體再次致力於在東南亞以及中國南部附近傳教（事實上，耶穌會士在中國南部的傳教區包括廣東、廣西和海南島不屬於耶穌會中國副省管轄的範圍，而是屬於日本教省。他們以澳門為基地對這些教區進行管理，因為這樣相對容易一些，除此之外還要確保中國官員對葡人的猜忌不會影響到耶穌會的傳教進程）。這裏列出的所有教團都由澳門的耶穌會領導人負責，這個事實也暗示了澳門的經濟和宗教活動，因為耶穌會傳教士的交通和通訊仰賴於當地船運。而至於以教團名來命名教省的日本教團：“我們沒有得到有關日本境內基督徒團體的消息，也沒有得到進入日本並留在那裏的神父的消息。”值得注意的是，與歐洲教省相比，甚至與果阿和馬拉巴教省相比，日本教省“頭重腳輕”。日本教省的神父多於修士，這與其他省份恰恰相反。但是，這種差別是可以解釋的，因為大部分傳教工作通常是由神父承擔的，而日本教省則主要是由傳教團構成的。在這一介紹性文段之後，年度報告裏繼續依次討論日本教省的各個組成部分。第一個組成部分對本文研究來說是最重要的，文中對“澳門神學院”進行了描述。以下是對1659-1660年報中有關 “澳門神學院” 文段的翻譯：這兩年來神學院的成員人數有所浮動，因為有人進來也有人奔赴教省各個教團，這取決於他們航船所需的季風，神父和修士的人數在一年裏從來都不是固定的然而，通常來說，總人數不會少於30人。1659年澳門有一些準備前往中國副省和日本教省的人員，總人數達57名，其中有34名神父和23名修士。這兩年裏共有兩名神父和一名修士在神學院去世。接下來介紹了逝者安東尼奧•卡蒂姆（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 1596-1659）和西芒•達•瞿滿（Simão da Cunha, 1587-1660）神父以及曼努艾爾•達•席爾瓦（Manuel da Silva, 1615年生）修士的生平。卡蒂姆和瞿滿的一生十分精彩，我們在這裏翻譯一下席爾瓦的簡短訃文，以瞭解年報是如何描述逝者的：第二位於1659年8月13日在神學院去世的是曼努艾爾•達•席爾瓦修士，葡萄牙人，生於里斯本，44歲，加入耶穌會共八年時間。他學完了人文學，並在葡萄牙學習一段時間的哲學，之後在新西班牙的卡斯提亞王國、菲律賓以及流放地澳門充當士兵，為國王效力數年。在澳門，他通常是周圍人的榜樣，能夠啓發他人。他加入耶穌會之後亦是如此，甚至更為出色。在此之後他來到澳門做一名世俗助手，習慣於做靈修和祈禱，尤其是，他熱衷於聽彌撒，當他在神學院當守門人時，他每天早上大部分時間都加Maya. Annual Letter. fol. 26r/v.有關海南島傳教，請參閱Joseph Dehergne, “L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dans l’Ile du Hainan: (XVIème et XVIIèmeSiècles)”, Monumenta Serica vol. 5:1-2 (1940): pp. 329-348. 有關日本教省的分立，請參閱Brockey, Journey to theEast, pp. 124.Maya. Annual Letter. fol. 26v. 138

隱匿的澳門史料：耶穌會年報入神學院大門附近的唱詩班，盡可能地多聽彌撒，而且也沒有怠忽職守。總之，他在接待世俗來訪者時表現出的尊重和熱心是令人矚目的，在談論上帝時十分謙恭。年度報告中對曼努埃爾修士在澳門神學院的屬靈世俗聖工的描述自然會引起下文對澳門耶穌會士在1659 和1660 年時教牧活動重心的討論：澳門神學院耶穌會的普通聖工中，例如教課、傳道和懺悔等，其中有兩項的教化最為深刻，成果最為顯著，而這在其他神學院並不常見。其中一項是一系列沒有刻意安排且通俗易懂的討論，被稱為教理課（doutrinas）。這種課程在將臨期的禮拜六下午在神學院講道臺上舉行，而且幾乎在封齋期（Lent）的每一天都在教堂和澳門各個堂區舉行。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是普通人，甚至一些名流人士也參與進來。此外，許多在一年剩下的時間裏從來不佈道的神父幾乎總是出現在這些教理課堂上，而在城外麻風病院開展的教理課上，主教轄區總督、一位重要的教會人士，即修道院院長，遠道而來加入其中，仁慈堂的兄弟和他們的總監（provedor）以及監會兄弟也會參加。在許多有關這些教理課程（doutrinas）的影響和成果的案例中，有一件事最値得提起，從這一例子中可以看到把上帝聖言撒播在肥沃土壤上時帶來的明顯效果：有個中國男孩正在學習外科和放血術，他經常和他的師傅一起拜訪病人，他從一次教理課上聽到對人類生命脆弱性的敬畏以及時刻做好死亡準備的重要性。不久之後，他去拜訪了一位生病的婦女，這個女人看起來沒有任何危險，因為她得的是間日瘧，她發作當天就和她健康時沒甚麼不同。這位男孩告訴她，有一位神父在教理課上講述的問題和她這種情況一樣。這位婦女讓男孩請來這位神父，如果她能做懺悔並完成她在封齋期的義務的話，她會更感安全。之後發生的事非同尋常，她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完成懺悔，而且好像完全沒有生病，她請求神父回到學院後把通常在完成封齋期義務時發放的文本給她，這位神父讓這個曾給過她建議的中國男孩給她送過去，在回來時，發現這位婦女去世了，就在她做完懺悔後不到十五分鐘，很難想像這是她生命裏的最後時刻。這段話充分描述了耶穌會士在澳門這個城市（和地區）的聖工的工作情景。或許在所有這些小插曲中最為有趣的一點是，這些故事和耶穌會士在近代早期歐洲的活動類似。即這並非“文化交叉”或殖民地混雜的例子，除了文中一筆帶過的中國男孩之外，這些事件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座歐洲城市。我們從這份年度報告裏的證據可以判斷出，近代早期歐洲踐行的教理教導或教義問答方式在葡萄牙的殖民城市也是必需的。澳門同樣也有對基本教義教導的需要，就像在里斯本、布拉格或米蘭達•杜•杜羅一樣。而在中國沿海地區同樣能看到歐洲耶穌會士牧靈活動引起的（或者至少聲稱的是）同樣的影響：虔誠的英雄主義（pious heroism），例如在麻風病人中間佈道，吸引了神職人員中的精英和平信徒。有關澳門仁慈堂組織的研究十分豐富，對其有關歐洲人群體和歐亞混血群體的經濟貢獻的研究已經十分深入，但是仁慈堂的信仰活動以及對民間信仰Ibid., fol. 28r/v.Ibid., fol. 28v-29r.有關現代早期耶穌會士的牧靈聖工，請參閱Federico Palomo del Barrio, Fazer dos Campos Escolas Excelentes: OsJesuítas de Évora e as Missões do Interior em Portugal, 1551-1630, Lisbon: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and FCT,2003; and Liam Matthew Brockey, “Jesuit Pastoral Theater on an Urban Stage: Lisbon, 1588-1593”, Journal of EarlyModern History, vol. 9: 1 (2005), pp. 1-50. 13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的參與卻並不是那麼透徹。我們在年報中至少看到一處有關仁慈堂參與宗教事業的例子，它的慈善目的很清晰，即照顧病者的靈魂（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是照顧他們的肉體的話）。年報繼續描述有關澳門神學院耶穌會士聖工：神學院的另一項比較頻繁且成果非凡的聖工是聖依納爵神操。每年，尤其在封齋期，一些人來學院操練神性，他們退避到一些適合於操練神性的小房間裏。有兩個典型例子︰一個是一位重要的神父，他家境富有，且在澳門人際關係良好。這位神父和他的親屬住在一起，他出色地完成了神性操練，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他幾乎每天都向他親屬講道，並且還指導他們如何好好生活，而且他說服那裏的名人要士在封齋期為所有人做總懺悔；第二個例子是一位重要的市民，他是為國王效力的印度總督，曾在澳門做過王室大法官。他避靜八天，之後隱退在神學院操練神性，他回家之後十分虔誠，他和那些與他有來往的人經常討論（神操）。我們再一次看到澳門耶穌會士和他們在歐洲各個城市所做的牧靈工作的相似之處。誠然，上面一段話表明這些人是歐洲人或者至少是歐亞混血兒。神操當然不是修行程度較低的教徒踐行的靈修活動。因而，很少能從來自毗鄰歐洲的傳教區的年度報告中看到這種神父與懺悔者的關係類型。在某些情況下，當教區有足夠多的耶穌會士生活在一起時，神性操練才具有可行性，神父們會指導每位耶穌會士進行神操，尤其在封齋期。新信徒和“普通人”很少進行神操，原因很簡單，他們需要更多地參與那些可以在住處進行的天主教活動，他們仍然缺乏基本的教義指導。然而這裏提到澳門神學院的神操是為了強調澳門與葡萄牙大陸城市的等同性，至少在高級靈修活動上是等同的。但是，我們必須回到年度報告：和印度其他城市一樣，（澳門）神學院也有另一種活動，這種活動能夠很好地為上帝服務，照顧鄰居，不論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我們通常把這項活動的負責人稱為“ 教徒之父” （Pay dos Christãos），因為他的任務是為皈依者洗禮，照顧新近受洗者和其他貧苦教徒的精神生活，如果他們被囚獄中，那麼還要照顧他們的世俗生活，保護被囚者不受貴族和主人的困擾，因為這些人很少有人性；還要走訪醫院的病人、獄中的囚犯，最重要的是皈化城中眾多的異教徒，為他們講道，這樣他們就能接受聖洗，神學院旁邊有一座專門為當地基督徒建造的教堂，通常禮拜六在這裏做彌撒，而且在這裏佈道或講道。“教徒之父”還要在這座教堂裏教導新受洗的皈依者。1659 年和1660 年這兩年受洗者達兩百人。“教徒之父”這個職位是由國家組織並給予資助的，但是卻由葡屬印度的宗教人士承擔。就像果阿、柯欽、霍爾木茲和亞洲其他主要的葡萄牙殖民地一樣，澳門也有一個這樣的職位，通常是由一群耶穌會士擔任的。我們從描述中可以看到葡屬印度對“教徒之父”一職的條例和職權的確認，以及該職位的一系列任務。由於沒有具體的資訊，我們不知道這位與澳門當地教徒一同Isabel dos Guimarães Sá, “Charity, Ritual, and Business at the Edge of Empire: The Misericórdia de Macau” in LiamMatthew Brockey, ed., Portuguese Colonial Citie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Aldershot, U.K.: Ashgate Publishing,2008), pp. 149-173; 更多細節請參閱Isabel dos Guimarães Sá, Quando o Rico se faz Pobre: Misericórdias, Caridadee Poder no Império Portugûes. Lisbon: CNCDP, 1997.Maya. Annual Letter. fol. 29v.José (Josef) Wicki, ed., O Livro do “Pai dos Cristãos,” Lisbon: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69,pp. ix-xvi. 140

隱匿的澳門史料：耶穌會年報共事的耶穌會士的身份，但是至少我們知道他充當司法仲介這一特定角色，為了因不公而遭囚禁的人員，他要探訪監獄。“教徒之父”一職也負責維護這裏提到的專門為新信徒修建的教堂和住所，當時被稱為做庇護聖母堂（Nossa Senhora do Amparo）。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和同一時期中國教區或其他教區的受洗記錄相比的話，本文提到的這兩年澳門的受洗人數相對很少。耶穌會士沒有解釋人數稀少的原因，我們只能推測澳門亞裔皈依者較低的社會地位阻滯了該地的受洗進展。相反，在這份年度報告的下一頁，我們得知，交趾支那的傳教士替2035人洗禮，東京（Tonkin）在12 個月內有7000 人領聖事。雖然這份年度報告裏提到的新皈依者較少，但是，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更多有關澳門平民信徒的細節。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樣，耶穌會年度報告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其中帶有教化性質的故事。由耶穌會士牧養的基督教社團的生活片段或者說耶穌會士親眼目睹（或親身參與）的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地宗教虔誠的特點以及歐洲神父與亞洲新信徒之間的關係。這份年度報告裏有兩個這樣的例子：可以看到許多神意和命運產生神奇效果的例子，我將舉兩例。第一個例子是一位華籍異教徒，他長時間管理神學院的一處地產。他聰明有加，而且有人多次勸他加入天主教，他總是避開，拒絕從事這一聖職。他生病了，有人再次提醒他應該皈依基督以求救贖，但是他沒有在意這些說辭，認為這或許並不是道德疾病。他前往他親屬家中求治，瀕臨死亡時，他讓他們請一位神父來為他洗禮。但是他的親屬是異教徒，他們不想讓神父過來，他就這樣在沒有受洗的情況下去世了。或許，上帝讓這個結果發生，為的是懲罰他之前得到那麼多次召喚和邀請但是卻沒有回應。由此，在這個例子中，聖靈通過所羅門傳達的話語實現了，警告那些在聽到召喚他們進行悔罪或改變生活的聲音時卻無動於衷的人們在某個時刻會發生的事情，那時他們必呼求我，我卻不應；他們必尋找我，卻尋不見（tunc invocabunt me et non exaudiam mane consurgent et non invenient me）。與這個例子十分不同的是一位來自索洛（Solor）（群島）的異教徒，他比之前提到的那個華人的理解能力稍弱但意志稍強。他接受了教理教導，希望能接受聖洗。有一次他掉進了井裏，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掉下去的。屋裏的人很快出來幫助他，有一個人試圖解救他，另一個人去找“教徒之父”，這樣如果他活着出來的話，就能立即受洗。他們扔給他一條繩子，讓他繫在身上，好讓人們拉他上來。這個身受折磨的慕道者為了繩子不會打滑，將繩子繫在脖子上，當上面的人往上拉繩子時，這個可憐的人半吊着露出水面，但是上帝，我們的天主，考慮到他須接受聖洗的善意和願望，就把他從危險之中解救出來，他逃離了死亡，並如其所願地接受了洗禮。這是一組形成反差的兩個例子，似乎也使我們深刻理解到澳門耶穌會士因為有一群異教徒生活在他們中間而產生的挫敗感。在第一個例子中，我們看到一個頑固的皈依者，他只在臨死時想到受洗。在這個例子中，惡毒的異教徒贏得了勝利，他們粉碎了這個沒有領受聖事就去世的悔罪Nuñez. Macao’s Church of Saint Paul. pp. 63-64.Maya. Annual Letter, fol. 30r.Proverbs 1:28, “Then shall they call upon me, and I will not hear: they shall rise in the morning and shall notfind me.”Maya. Annual Letter. fol. 29v. 14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者的心願。在第二個例子中，神意出現，從某種死亡中拯救了一個註定滅亡的靈魂。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個例子中的華人是耶穌會長期雇用的工人，也是在附近有親屬的華人居民；在第二個例子中，這個人是從東南亞海域（Insulindia）遷移到澳門的。年報作者也對比了兩人的聰明程度，暗指這個澳門華人理解力強，符合受洗條件，但卻固執不受。這在年報裏到處可見，而且也是近代早期歐洲出版的宗教文學作品中的常見故事。因而，這裏出現的某些比喻不應讓人奇怪，相反是強調這些故事的教化特點──某種程度上，這些故事是為非專業讀者準備的，是為了讓他們看到上帝的承諾或判決不僅在聖經故事裏那個遙遠的過去中，而且在現世中運作。結語日本教省1659年和1660年的年報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而且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有一個十八世紀的版本），共有六個對開頁，描述了發生在日本、交趾支那、東京（Tonkin）、暹羅、孟加錫、柬埔寨、海南島和廣東這些教區的事情。與其他年報相比，這份報告相對簡短，雖然包含了這一遼闊區域世俗宗教生活的全面資訊。其中描寫越南教區的兩個部分最簡潔，表明有關這一地區的原始材料未能及時送達澳門納入這一年度的報告裏。然而，這份報告因涉及相對著名的對日貿易衰落之後南中國海的情況，是一份有價值的檔案。令人遺憾的是，歷史學家很少利用這些文本，它們仍然被遺忘在檔案館裏。學者們利用了許多涉及近代早期亞洲水域貿易網絡的簡短的經濟史料，但是他們通常避開研究澳門社會生活或宗教歷史以及其影響範圍。此外，由於學術研究主要集中於較大的（儘管比較模糊和沒有定形的）對象單元，如“中國”、“歐洲”和“日本”，然而，歐洲人（葡萄牙人）和亞洲人（中國南部華人、福建人、越南人或歐亞混血兒）真正相互接觸和相互影響的交叉地並不清楚。澳門正是這樣一個交叉地，值得引起歷史學界的更多關注。葡語和其他語言之間的障礙似乎仍是最難以攻破的，因而這些描述性史料仍然沒有得到關注。考慮到許多歐美學者花大量時間學習亞洲語言，影響他們學習葡語，或許有必要把這些資料翻譯成英語。不過，在此之前，更為有益的是，把這些資料從檔案館搬出，出版一本以澳門為中心的耶穌會年報集，轉錄歐洲資料庫裏有關日本教省的史料。對這些史料的整理和注解是展開澳門歷史研究的一個非常有益的起點。對國際學術圈來說，如果編輯和注解工作能由一位瞭解東亞耶穌會歷史的學者或者一個這樣的團隊承擔的話，那麼比較容易實現，也十分有益。除了能擴大這些檔案的讀者群之外，這樣一項工作還能使以地區主要勢力（中國、日本、越南、泰國、菲律賓）為研究對象的專家較容易地看到他們所研究的領域和近代早期世界中心（即澳門）之間的聯繫。[特約編輯張中鵬] 142

• 澳門學 •近代澳門城市街道管理的制度與措施陳文源[摘要] 受近代西方城市管理理念的影響，晚清時期澳門城市管理中，對於街道管理也十分重視。當時有關街道管理的理念集中反映在“安全、衛生、有秩、便利”等方面，具體而言，就是街道交通要有序、街容要整潔衛生。澳門街道管理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一、建立有效的管理機制，先有立法，後有監督落實；二、政府主導，服務外包；三、誰污染、誰負責，實行“門前三包”制。[關鍵詞] 晚清時期澳門街道管理公共秩序一、近代澳門城市的發展與困境今天澳門城市發展的整體格局乃形成於近代。從澳門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澳門城市的發展可以鴉片戰爭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從1557 年始，葡萄牙商人正式入居澳門，築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嘉靖四十四年，葉權遊歷澳門，發現澳門已是“數千夷團聚一澳，雄然巨鎮”。明萬曆、天啟年間，為防範荷蘭人，居澳葡人多次修建軍事炮臺與城牆。這一歷史事件無意中將葡人聚居區與華人居住區分割。在明朝廣東政府“葡人治葡”的思想指導下，澳門議事會所能管轄之範圍也只有城牆之內。歷經近兩百年的發展，至清朝中葉，在清朝官紳的觀念中，葡人所租居之澳門，僅是澳門城而已。清代張甄陶《澳門圖說》關於澳門的區域的界定，稱“由望廈而西三里為澳門，其地週一千三百八十餘丈餘”。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謀取勢力範圍，尤其是中英簽訂《南京條約》之後，葡國態度日益強橫， 1845 年擅自宣佈澳門為“自由港”。1849 年驅逐清朝駐澳門的海關官員，實現了實際控制澳門的目的。1863 年，葡人拆毀澳門城牆，並逐步將城區從澳門城牆擴展至關閘。1890 年，香山知縣楊文駿報告稱：“葡人所佔澳門一帶地方，現時情形東自九星洲洋面起，西至馬騮洲洋面止，計程約一十五里，南自過路環山腳起，北至關閘止，計程約二十五里，作者簡介︰陳文源，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歷史學博士。[明]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卷1《撫處濠鏡澳夷疏》，廣東文獻叢書本。[明]葉權︰《賢博編》附《遊嶺南記》，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1987年。[清]張甄陶︰《澳門圖說》，載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48冊，上海︰易堂，清光緒17年（1891）。 14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合周圍水陸地方平面計算共約三百七十餘里。”至1911年，澳葡政府先後吞併關閘以南的塔石、沙崗、新橋、沙梨頭、石牆街等地及仔、路環二島。至此，近代澳門城市區域大體形成。在澳葡政府拓界的同時，於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內地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亂，大量華人移居澳門。從下表可以看出，澳門人口在拓界前後，尤其是經歷內地政治大動亂後，華人人口急劇增長。1839年居澳華人只有7,033人，至1860年猛增至80,860人。大量的中國人湧入，曾經為澳門經濟帶來了活力，緩和了澳門財政的危機，同時也使澳門的人口與社會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中國人很快便掌控了澳門的博彩業、鴉片貿易等，主導了澳門的經濟命脈。居澳華商致富後，曾試圖改善澳門的經濟結構，推動澳門近代工業的發展，尤以發展繅絲業、神香、炮竹業為主。據統計，截止到1911年，澳門共有32家工廠，除美國旗昌洋行1844年在媽閣建立的一家玻璃廠、1886年由英國商人投資在青洲興建的水泥廠及1906年由法國商人投資興建的發電廠外，其餘均為華商創辦。澳門繅絲業始於廣東南海商人陳啟元，1872年陳氏先建廠於簡村鄉，名繼昌隆，後遭鄉紳反對，遂遷廠於澳門，於是澳門始有機械繅絲業。據《澳門憲報》記載，僅1892年澳門就有3家機械繅絲廠設立，一家是馮成設廠在蒲魚地，“以火氣機器轉動而為者”；一家是何連旺設粵和昌繅絲廠於荷蘭園；一家是潘禮臣設複和隆繅絲廠於沙梨頭，後兩家均用“水氣機器”。1890年元月，何連旺又在繅絲廠旁增設織造匹綢廠；同時曹善業在白馬行街亦設立織造匹綢廠，工業的規模在當時來說相當大，“廠內用機床100 張至150 張”，“每月可用男女工人至八百餘名之多”。至1890 年時，澳門已設立大約有五至六家絲織廠，主要由馮、何、盧、潘、曹、陳等澳門華商家族經營。其生產之“粵絲”，遠銷歐美，成為澳門早期製造業之發韌。炮竹業乃中國傳統的手工業，據《澳門憲報》記載， 1881 年李漢賢、梁旺賢在竹仔室設炮竹廠，這是目前見於文獻記錄的澳門第一家爆竹廠；1882年有梁亞喬、梁六朝在望廈帽圍內設炮竹廠，梁若京在二龍喉花園馬路味先地花園內設吉祥聲炮竹廠，林日在新橋田中設炮竹廠；1883年余志臣在洗衣灣竹仔室斜巷設炮竹廠，馮紹在亞馬留馬路建炮竹廠，余亞康在摩口羅兵房後設炮竹廠；1885年廣源公司在東望洋馬路之顧辣地花園建炮竹廠；1886年陳廣成在連勝街設炮竹廠；1889年蕭照在沙岡海邊街設炮竹廠，何連旺在望廈帽圍之花園里設炮竹廠，何其在沙梨頭白灰街設炮竹廠；1890年王元泰在沙岡空地建昌益炮竹廠，何連旺又在群隊地建一瑞隆棧炮竹分廠。據《澳門憲報》資料，截至1890 年止，澳門炮竹廠至少有14 家之多，可以說遍佈於澳門半島。1891年後，由於清政府對炮竹業的稅收苛刻，廣州的炮竹廠紛紛遷廠來澳門，使炮竹業逐漸成為澳門最具規模的近代工業。城市區域的拓展、人口增加與產業的多元化，對於一個城市的發展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同時也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如由於城市膨脹性發展，城區建設缺少規劃，隨意搭建的現象嚴重，使得城市街道不規則。而大量華人從鄉村湧入，也帶來了一些生活的陋習，例如傾倒污水、行人私行便溺、亂扔垃圾等不注重街道衛生的情況，“澳地行人，不論中西人士，每每於路楊文駿：《查核澳門新日租界情形節略》，轉引自厲式金：《香山縣誌續編》卷6《海防》，廣州：香山黃映奎墨寶樓，1923年。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林則徐全集》（3），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 2002年。湯開建︰《進一步加強澳門近代史研究──以〈澳門憲報〉資料為中心展開》，《學術研究》（廣州）2003 年第6期。 144

近代澳門城市街道管理的制度與措施隅陰僻之地，私行便溺，積穢熏人，行客掩鼻。如爐石塘果欄街十六柱旁各橫巷內及下環街之陰巷，均有如此之弊，應速派人洗滌，禁人便溺，修人事以待天時”。 1909 年2 月25 日，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員、護理醫生納西蒙托•雷濤在一次會議上針對澳門的衛生情況尤其是華人社區衛生狀況作出了如下敘述：“尤其是市集，那裏天然的泥土特色加上稠密的中國居民，令城市的衛生變壞及惡化。陰暗而空氣不流通的橫街窄巷令人舉步艱辛。這裏的人都居住在貧困而惡劣的環境中，這些陋巷與寬闊而人流眾多的主要街道之間有四種緊密的聯繫：賭博帶來不幸；鴉片帶來疾病；罪惡帶來監獄的晦暗；死亡帶來墳墓的神秘壕溝。”為了適應日益發展的需要，加強對澳門街道的管理，改變這種髒亂差的現象，成為澳門政府一項重要的工作。二、澳門街道管理體系的建立與完善自18世紀後期，葡萄牙王國確定將澳門納入其屬地管理後，葡國政府對澳門管理的干預也隨之增強。到了19世紀50年代，葡國普通法基本上適應於澳門，因此，可以說，近代澳門城市管理體系深受葡國的影響。（一）管理機構設立16世紀以來，葡人在澳門的管理採取城市自治模式，澳葡政府雖然由議事會、總督、大法官組成，但議事會基本主導了澳門行政事務，直到18世紀末，隨葡國實行中央集權的政策，總督的權力開始逐步上升， 1783 年4 月4 日，海事暨海外部部長卡斯楚（Martinho de Melo eCastro）以女王唐娜•瑪麗亞一世（D.Maria I）的名義向印度總督發佈聖諭（即《王室制誥》），授予總督較大的權力。隨後澳門總督在葡國中央的授權下，不斷對澳葡政府進行改組。進入19世紀初，葡國加強對澳門的殖民管治，進一步實質削弱了民選機構議事會的影響力。施白蒂在《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稱：“1834 年（1 月9 日）新實行的殖民地行政改革減少了澳門議事會的許可權，使它成為一個依附於總督的市政廳。晏德那（Bernardo José Sousa Soares Andrea）總督甚至在1835 年2 月22 日解散了市政廳。……（1837 年）澳門總督邊度把‘一直權力很大的議事會’當做一普通市政廳的做法引起當地民眾的不滿。” 徐薩斯在《歷史上的澳門》中說：“1835年，澳督晏德那解散了議事會。從此，澳督成了行政總督，被授予了最高權力，而議事會只能負責市政事務了。這一行動結束了澳門的議事會政體。” 據《中國叢報》記載，1842年，葡人在澳設置了市政官一職，專管市政事務，人員則通常為3人。在澳門行政體制改革中，議事會被弱化為市政管理的角色，城市道路建設、維護與衛生管理成為其重要的工作。“在街上設立公廁所，系議事公局所獨有之權，而公局將權轉給予承充人設立公廁。其給予之權，仍係照本合同所定事款辦理。” 通常城市垃圾、糞便及公廁等生意都由議事公局出投，招人承充，並由議事公局與承充人簽訂合同，還對合同內容的實施進行監督與處罰。《鏡海叢報》1895 年4 月10 日第37 號，“仰請留意”。[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基金會， 1998 年，第55 頁。[葡]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0 年，第182頁。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1904 年12 月3 日（第49 號），第551 頁，澳門基金會，2002年 14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隨澳門城市的發展，街道管理也越來越專業化，澳門政府適時地設立了相應的機構，據《澳門憲報》記載，澳門政府設有澳門街道公會，專責於街道的管理。又據1877年5月12日《澳門憲報》第1 9 號所公佈政府機構名錄中有“潔淨街道館”，葡文名為Companhia delimpera 。說明至少在1877 年即已成立了專業的街道衛生管理機構。1880年代，澳門開始手城區改造。為了應付龐大的城市改造工程，1900年，澳門政府對市政廳的職能作出調整，將公園、街道路面和管道的維修及對私人建築整齊、牢固、衛生和外觀的監督工作移交工務司。從此，澳門建築工程專案的審批，由工務司負責。在此基礎上，工務司專門設立“市政公共工程分局”。根據1909年《臨時規章》，工程分局的職能如下：1. 管理本澳民間所有新建屋宇或拆舊重建、或修整，及勘定地界、及築造是否堅固、及有無妨礙衛生章程、及門面牆是否合式等事。2. 管理公局所有屋宇或新建、或拆舊重建、或修整等事，3. 管理各公園或修造、或整理等事。4. 管理所有街道及公眾街渠修理等事。5. 管理凡由公局出資修建之各等雜工程。根據《澳門憲報》資料， 1911年，澳門議事局的內部分工為：局長江登韶負責查牌及潔淨改良街道及牛房各畜牧事務；副局長若瑟施離華負責街燈書館事務，其他如殷理基那邐司古施利華負責工程事務，化蘭司古耀施奴飛難彌負責生意牌及伙食店街市事務。為因應澳門城市街道的大規模整改與修建， 1911 年1 月將澳門街道公會改組為澳門改良街道公會。負責落實澳門政府擬定的街道改造計劃。（二）完善配套法律澳門開埠之初，一方面物權所有不明確，另一方面沒有一個權威的管理機構，對澳門城的建設與開拓基本是由商人自發自覺，依照其傳統習慣與商業貿易便利來進行建設，因此缺乏統一的規劃，街道的寬窄曲直顯得無序。1849年，澳葡政府開始對澳門半島實施殖民管治，城區拓展至關閘一帶，澳門城市建設之雜亂更為明顯。1864年12月31日，葡萄牙王國頒佈了一項法令，對城市街道的修建、維護、衛生與治安作了詳細的規定。雖然中葡條約還沒有正式簽訂，但澳門已經被視為葡國的屬地，因而，澳門政府認為此法令同時適用於澳門，並依照相關法令，加強對澳門街道進行管理。街道乃公共活動空間，街道的管理需要一套適時的規章來規範公眾的行為。在近代，澳門政府依照不同時期、不同情形，及時制訂了一系列確保澳門街道衛生、安全、有序的規章。在亞馬留實行殖民擴張以前，關於澳門城的衛生管理法規，主要以告示的形式居多，只能起到勸導作用。如1845年11月6日、1847年1月12日、9月12日議事公局相繼頒佈告示，要求各鋪屋在寢息前清理門前垃圾，並將垃圾放在指定地點，不能堆放在街道。由於告示缺乏權威性，對違章者並沒有處以一定程度的處罰，其效果相當有限。後來，經歷五十、六十年代的社會變動，城區拓展，人口激增，澳門街道衛生情況日益惡化，1871年，澳門政府市政廳頒佈了《澳門市政條例法典》，這是一部相當完善的市政管理規章，本法典共分11 章、78 條，其第一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 1877年5月12日（第19 號）。1900年9月22日第113號訓令，田渝編譯︰《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匯編》，未刊稿。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1911年1月7日（第1號）。田渝編譯︰《澳門近代城市規條匯編》，未刊稿。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1851年5月10日（第25號）。 146

近代澳門城市街道管理的制度與措施章“關於保護樹木、人行道和公共道路上其他附屬物的規定”，第二章“阻礙交通、造成交通不便的行為，或弄污公共道路的行為。”第五章“出租的車輛和轎子”，第六章“車輛交通規則和牲畜的條件”，第七章“城市清潔、垃圾清除和肥料堆放的相關規定”，第八章“店鋪和流動商販的相關規定”，上述條文明確規定了街道之衛生清潔、街道之行動安全、街道綠化與路面之保護，規範了市民在街道公共空間活動的行為，並規定，執法者可以對違章者處以某種程度的懲罰。1887年，澳門政府又將離島納入統一管理的範圍，並為仔、過路灣街坊制訂了相應的規章《仔、過路灣街坊公局章程》，針對離島的實際情況，對於街道的衛生情況規定得更加細緻，如其中第十四款規定：“在街上及公地亦有嚴禁各款列後，如有違犯，罰銀半元至5元。一、不得在街上宰殺牲口剝皮。二、凡有死牲口及不中用之牲口，毋得棄在街上，並如在屋內有牲口猝斃，亦不得將死牲口拋在當街。三、凡上落貨物，如有遺墮街上，須要打掃潔淨，並不得將殘剩之物及煤炭末倒棄街上。四、不得將飛禽畜牲放在街上遊行。只有附款一條：凡有挑擔草灰坭糞及填地之沙坭等物，須要小心挑擔，免污街道，及不得碰礙行人。……第二十款：如有將積貯擸桶安放在門外，即算有礙街道，須按本章程行罰。至80年代，澳門社會發展已經達到相當的水準，但是澳門街道與街容卻令人感到不安，據《1883年澳門城市物質改善報告》稱：“澳門的街道，尤其是華人的街區，彎曲、狹窄，幾乎在每座建築物前的寬度都不一樣，除南灣外，其他城區和農村的一些街道支離破碎，互不相連。與此相比，最大的缺陷是，街道走向非常糟糕，令人煩惱的曲折竟然把兩個天然相近的地點分割開來。幾乎每行一步都能碰見這樣的交通缺陷，這些交通缺陷中有一個最突出、最明顯，以致必須即刻採取措施進行補救，即內港和外港的海邊街道缺少聯繫。一些重要的街道和斜巷竟然不能容納稍微寬大的車輛通行，直接通往海上輪船的主幹道甚至不能容納小型馬車通過” 為此，澳門政府手對澳門城市進行大規模的改造。由於城市的改造是一個複雜的工程，澳門政府首先從新填海區進行統一規劃，規範了街道建設以及街道兩旁屋宇風格，確保城市新區街容與街貌整齊美觀。1884年3月澳門修訂了填海工程的相關章程，對新填區的街道的設置與樓宇建設均有明確的規定。與此同時，澳門政府也選擇了部分街區進行改造試驗。為瞭解決城區改造過程中所遇到的拆遷問題，1908年8月，葡國政府頒佈專門的規章，規範拆遷工程的責任、流程以及被拆遷者的權利保護，為城區改造提供法律的保障。經過二十餘年的摸索，1909年3月，澳門議事公局頒行《市政工程服務臨時章程》，為澳門城區的全面改造提供法律的依據。章程稱：“將澳門全埠地方改良以圖公益，預定一改良全埠之總圖則、總章程。凡澳門內所有不潔淨、不合衛生之處固須盡改，而街道、公地、花園及現有之屋宇，亦須一概設法改良，並設法另開新街、新公地、新花園及新屋宇，總須適合衛生規則、足壯觀瞻、住人有益、往來利便為合。” 該章程分兩章共68條，規定了澳門城市建設過程中，關於牌照申領、建築工程審批程式、屋宇修建圖式與材料的要求，以及確保街道與公共空間的比例。田渝：《澳門近代城市的發展與演變──〈澳門及帝汶省憲報〉公牘選譯》，《澳門研究》2011年第2期。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 1887年1月27日（第4號）。《1883年澳門城市物質改善報告》，田渝編譯︰《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匯編》，未刊稿。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 1909年3月20日（第12號）。 14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三、澳門城區街道的整治近代澳門政府對城區街道管理與整治，依照先易後難，總結經驗，層層推進的思路。首先做好填海區的規劃， 1873 年對曼努埃爾佩雷拉（Manuel Pereira）的碼頭沿線、靠近新建集市和華人戲院的街道作為試點，由政府出資，公開投標。1877年，澳門政府推出了內港海邊填海工程，要求將白眼塘向南24米的海邊城牆的一處與清平街北角一處連城一條直線，形成一條海邊街。合同規定承投者必須依照公共工程局的規劃進行施工，以確保街道等公共空間的整齊與衛生。對於填海新地，政府在合同中要求承投者進行詳細規劃，並需得到工務局等專業機構認可，“新填之地，即要照呈出之圖形而行，其圖形要蓋公物會印，並兩造簽名，算為合同一式；並須繪圖二紙，一紙存公物會公所，一紙交與令准填地之人，以憑形圖照辦。” 圖紙的內容必須顯示預留街道的空間位置，說明新地的未來建設之用途及其式樣。1882年，美基•挨理士•施理華（Miguel Ayres da Silva）所承設的填海新地，因所建樓宇沒按圖式建造騎樓，本應拆除整改。後因考慮新業主較多，投入較巨，建成之樓宇仍算壯觀，經督理工程官、商公物會及總督公會協商，始准許修訂圖式。1884年，何長勝投得填埋仔某處水塘，政府在合同中對預留街道空間也有明確的規定：“十、澳門大憲將定街道之界並海邊之牆，其高若干，其厚若干。十一、所有新填地並海邊牆垣，該令准填地之人，或其代理人，須要擔保十年內工程穩固，並保如有破壞，即要修復。此十年限期，係自竣工之日起計。”在規劃新填地的同時，澳門政府也手對舊城區進行改造。1882年，鑒於和隆街與雀仔街“道路狹窄，房屋破敗”與“髒亂不堪”的情形，澳門政府要求工務司進行重新規劃整治。1883年，《澳門城市物質改善報告》的出臺後，澳門政府對城區街道的整治力度更進一步加強。據1885至1886年工務司的年度工程報告中顯示，街道整治是其一個重要的項目。當年改造的街道主要三項內容：一是修整斜坡，二是設置地下排水系統，三是為街道鋪設花崗石，計劃鋪設的街道有：羅憲街、雀仔園街、伯多祿局長街、麻子街、海邊新街、爛鬼樓巷、永安下巷、快艇巷、蛋巷、剪髮匠里、沙欄仔里、蠔里、媽閣斜巷、醫院斜巷、巴掌圍斜巷、大炮臺斜巷、媽閣廟前地、水鴨街（路環）、戴紳禮街（路環）、玫瑰里（路環），總面積達712462 平方米。進入二十世紀之初，澳門政府在原來整治街道經驗的基礎上，開始對澳門舊城區進行全面的規劃與整治。1900年，鑒於望得堂區市民生活環境相當惡劣，澳門政府向葡國政府提出將這個城區進行整體拆建與改造的計劃， 1900 年6 月獲得批准。此計劃包括對歷史建築物的維修、道路、管道的修建與綠化等。這是澳門政府對澳門城實施分區改造的一次嘗試。1909年，澳門政府公佈了《臨時章程》，擬定了澳門舊城區改造的原則與整體規劃，認為城區的改造必須附合“衛生規則、足壯觀瞻、住人有益、往來利便”的原則，而具體實施細則必須在總體規劃的指導下，實行“劃分地段，逐段繪立實行之細圖則、細章程，以便先後次第興辦”。為落實此章程， 1909 年3 月27 日，《澳門憲報》刊登了專門房屋拆遷細則，稱“照得本澳地方籌劃改良，田渝編譯︰《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匯編》，未刊稿。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 1884 年3 月15 日（第11 號）。澳門帝汶省工務局1885 至1886 年度公共工程報告，田渝編譯︰《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匯編》，未刊稿。1900 年6 月30 日第72 、74 號訓令，田渝編譯︰《澳門近代城市規條匯編》，未刊稿。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 1909 年3 月20 日（第12 號）。 148

近代澳門城市街道管理的制度與措施以益衛生。所有辦法章程旣已決定，則凡有妨礙該辦法之屋宇必須購拆。惟購拆屋宇仍須顧重國家利權、顧重業主利權及辦法得宜，所以先須設立購拆屋宇之專章，俾致妥善。”其前三款規定：“一、將澳門全埠地方劃分數大區，編列一、二、三、四各號數，然後按編號之次第先後開辦改良。惟編號，應擇最先首要改良之區列第一號，以便首先興辦。其餘各區照此類推，以定次序。二、每一大區繪一圖則，其圖或大或細，以恰合為度。凡每區界內之大街、公地、鋪屋門牌均須詳細注明圖內。卽或未能十分詳細，亦須注寫門牌為要。至於每一大區圖則之內，仍分小段。凡分段坐落之某號屋宇為已決定購拆者，另用別色填明，俾與全圖大區地方之色迥然有別，使人一見卽了然，知此系已定購拆之屋宇。三、每年於西七月卽頒行告白，先將決定於地某區地方內某處分段購拆某號屋宇若干所，於年內或他日開辦改良之情形佈告眾知。” 此細則的頒行，為近代澳門大規模城區改造工程拉開序幕。四、澳門街道安全秩序的管理澳門政府對於街道的管理，安全有序、通暢便民是其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影響街道秩序的主要因素，首先是穿梭於街道的交通工具。近代澳門的出行交通工具有“轎”（又稱“街轎”）與“東洋手車”。由於街窄人多，轎車往來繁忙，給澳門街道交通秩序帶來很大的困擾，澳門政府為此制訂了頗具近代意義的交通規則，以確保澳門街道暢順與有序，1871年，澳門政府在《市政條例法典》中對車輛的行駛進行了初步的規定，如夜行掛燈、相遇時右行、不得並排行駛、不得超速等。在此基礎上，1883年澳門增訂與頒佈了《管理東洋車條例》，這是首個獨立、專門的澳門街道交通管理法規。此條例於1888年又進行修訂與完善。新條例對車輛牌照的辦理、車輛維護、行車規則與服務收費等做出了詳盡細緻的規定。1895年，因車夫提出調整車價而未得批准，不得已實施罷工行動。據《鏡海叢報》報導：“初七日，通澳街車並為罷市，係因公司加收車租所致，向時，每車每日收銀一毫五仙，今則擬加兩仙，並須押頭銀五毫，人不堪命，故此停罷生理。”後由華人政務廳出面調解，罷工風波才得以平息。其次，佔道經營也成為街道混亂的原因之一。小本經營者多習慣於街上擺買或沿街叫買，這為普通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但同時也為街道管理造成一定的困擾，影響街道暢順與衛生。1881年，有市民向政府反映，“有街市專為擺賣雜物而設，茲竟有賣魚小販不在街市擺賣，而在皇家新街及化皇堂斜巷擺賣，實有礙於往來街道，並攔阻鋪店門口，以致眾人及該鋪商人均屬受虧。”為此，政府逐步完善了關於街上小商販的管理措施︰第一，所有沿街商販，不管固定或流動，均要領取營業執照，在指定的區域或地點進行營生，“如係行街賣物，則要將牌掛在籮邊當眼之處；如係擺攤，則將牌掛在攤面或鋪面當眼之處”；第二，不准沿街擺買容易污染環境的商品，如“瓜菜、水果、魚雞以及各樣禽鳥”；第三，不准擺買易燃易爆商品，《火藥硝磺軍器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1909年3月27日（第13號）。《澳門市政廳的市政條例法典》，田渝編譯︰《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匯編》，未刊稿。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1883年10月20日（第42號）。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1888年1月19日（第3號）。《鏡海叢報》1895年1月2日（第24 號），“街車停擺”。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1881年1月1日（第1號）、1883年1月13日（第2號）、1907年11月9日（第45號）。 14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入口出口發賣及製造火藥火器之章程》第六十四款明確規定：所有火藥不准攜在街上叫賣。再次，沿街樓宇住戶的某些習慣行為往往也成為街道安全與衛生的重要隱患，如亂拋垃圾、高空墮物等，均可能傷及路人性命，或污染街道衛生，因此，規範沿街住戶生活行為，也是街道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1871 年所頒佈的《澳門市政條例法典》第十九條對此曾作出明確之規定：不管任何房屋、機構或其附屬單位不得發生如下行為：第一，未採取任何防護措施而對公共街道對面的建築物進行粉刷、清洗或維修；第二，未有避免砸傷過往行人的任何預防措施，在牆上、屋頂或屋頂平臺、窗戶或朝向公共場所的任何部分，擺放花瓶、小木箱或其他物件；第三，從屋頂向公共場所仍擲污物、工廠廢料、皮殼、垃圾、玻璃或傾倒任何液體物質；第四，在陽臺或屋頂平臺上澆花，水灑到路人身上；第五，晾曬的衣物將水滴到公共場所，或將衣物懸掛在門前、窗前或路邊的牆上、陽臺上或鄰居窗戶上。這一條例，在事隔二十年後，於1892年由華人政務廳原文重申，並刊登於《澳門憲報》，其目的顯然是為糾正某些華人的陋習，為街上行人提供一個安全、衛生公共活動空間。五、澳門街道衛生的管理近代澳門政府對城區街道的衛生管理以潔淨為目標，手段則以政府指導，全民參與為原則。總的來說，垃圾堆放要定點，公共場所由街道潔淨館統一清理，沿街鋪戶負責打理門前衛生。早於1845年，澳門議事公會則頒佈告示，要求城區垃圾統一堆放在三巴門外的低窪處，沿街鋪戶必須於每晚就寢前，清理門前區域，並將日用垃圾挑往指定地點傾倒。1847年、1851年，議事會又反複重申這一規定，並開始對違規者處以罰款，“如敢違命者，罰銀二兩，並不寬宥”。儘管政府三令五申，但是華人在街上亂扔垃圾的陋習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到八、九十年代後，議事公局逐漸修訂相關規章，規定：第一，沿街鋪戶必須將垃圾貯存在竹籮或桶內；第二，沿街鋪戶必須在每天天亮時將垃圾籮放置門前；第三，潔淨街道工人拉車或擔籮，沿街搖鈴收取各家垃圾。條例規定，潔淨工人只負責生活垃圾，“其餘如石塊、坭塊、爛坭以及各廠局之零星灰渣等物，概不裝取”。家中的糞草也須住戶處理，並“倒在本公局指定處所，斷不得倒棄海內、街上與及鄰舍等處”。對於街道公共區域的衛生管理，政府首先立法規範市民的行為，禁止一些不道德的作法，如“一、不得在街上宰殺牲口剝皮。二、凡有死牲口及不中用之牲口，毋得棄在街上，並如在屋內有牲口猝斃，亦不得將死牲口拋在當街。三、凡上落貨物，如有遺墮街上，須要打掃潔淨，並不得將殘剩之物及煤炭末倒棄街上。四、不得將飛禽畜牲放在街上遊行。” 其次對於公共區域的垃圾清理，實行承充制，依照出價者得的原則，將清潔街區的工作實行外包。在承充合同中，一般會規定承充者責任，政府並依合同的內容進行監管。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 1902 年8 月30 日（第35 號）。澳門市政廳的市政條例法典，田渝編譯︰《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匯編》，未刊稿。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 1892 年1 月14 日（第2 號）。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 1851 年5 月10 日（第25 號）。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1893 年2 月11 日（第6 號）、1909 年3 月13 日（第11 號）。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 1887 年1 月27 日（第4 號）。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 1882 年8 月19 日（第30 號）。 150

近代澳門城市街道管理的制度與措施考慮到澳門街道衛生設備不足，對某些污染環境的行為客觀上難以禁止，如行人臨時需要排便，“澳地行人，不論中西人士，每每於路隅陰僻之地，私行便溺，積穢熏人，行客掩鼻”。公廁缺乏是造成行人隨意大小便的原因之一。而糞便處理也是城市衛生最棘手的難題。為此，澳門政府將糞便處理與公廁的修建與管理，以承充的方式，由個人承包。從《澳門憲報》所頒佈的承充合同來看，澳門政府從糞便的承充過程中，不僅不必花費公帑，而且還有一定的財政收入，如1888 年何田必須支出2,560 元的標價來承包全城的糞便業務。承充合同中，嚴格規範承充者在作業流程，如收集糞便的時間（夏天早辰以五點半鐘為止，冬天早辰以七點鐘為止）、行為準則（凡挑糞必要密蓋其桶，毋使臭氣泄出及糞料流出。不得將該糞料在澳門及近澳門地方整治田料，必須用合式之船載此糞往澳外。不得“向該有糞料之屋勒索銀錢”等），以確保市民生活不受干擾，以及造成二次污染的可能。對於具體承擔收糞與挑糞者，政府實行發牌制度，承充人所雇傭的每位作業者，必須持有政府發出的牌照（即上崗證）。而公廁的修建與管理，政府則將其承充給出價較低者。在承充合同中，明確規定廁所“要合建之地方，並無礙於保養人生命之章程，及依本局圖形，又不得在市中而建”。公廁的設置以方便市民而又不對相鄰住戶造成困擾為原則。而關於廁所的糞便與尿水的貯存、運輸等均有詳盡的規定，力求作業有序、文明與清潔。為了支付公廁的日常管理費用，政府允許承充人適當的服務收費，“凡有人入廁，如該承充人有煙及福紙發給，則承充人可向入廁之人收錢二文為補煙紙之費。” 形成了中國最早的公廁收費制度。結語對一個基礎不厚、市民遷移性較大、城鄉混合的城市，要在短期內找出有效的治理方法並不容易。從近代澳門政府所設置的管理機制、管理手段而言，其先進性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目標明確，確保澳門街道安全有序、清潔衛生。第二，機構分工清晰，工務司負責工程的落實與品質的保證，議事局負責日常的管理。第三，法規完善，措施得當。在澳門政府的管理觀念中，不僅要“管”，更重視“理”︰首先表現為重視規劃與法規，指引清晰，規範了市民日常的行為，培養市民的公共道德意識，減少污染源；其次為重視建設，為市民提供較為良好的環境，如街道的整改與公廁建設等。第四，政府指導，社會參與。澳門政府對街道的管理不是由政府大攬大包，而是在一系列法規的基礎上，由政府指導監督，社會機構與個人共同參與完成，如“門前三包，用者自負”、公共區域以承充方式外判，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模式。這些經驗，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先進、有效的作法。[特約編輯張中鵬]《鏡海叢報》1895 年 4 月10 日（第37 號），“仰請留意”。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 1888 年3 月15 日（第11 號）、1894 年4 月28 日（第17 號）。 151

• 澳門學 •澳門學著作提要（十）葉農一、《澳門的砲臺：其設計與歷史》（Fortificaēões de Macau: Concepēćoe História=Fortifications of Macau: Their Design and History）著者是若熱•格拉薩（Jorge Graça）。第一版於1969 年由澳門官印局出版，係賈梅士學院（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編輯的學報第3 卷，共122 頁。第二版於1984 年由澳門旅遊局（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Turismo de Macau）出版，共132 頁，有英文與葡文兩種文本。第三版於1986 年由澳門文化學會出版。從英文版來看，全書共23篇，全面研究了澳門的17座砲臺和城牆。開篇兩篇導言，第一篇為“第二版導言”，主要介紹葡萄牙人的海外擴張史，以及澳門早期發展史；第二篇為“第一版導言”；第三篇“澳門簡史”，介紹了從葡萄牙人入居至抗戰爆發時的澳門發展史；第四篇“砲臺演化簡史”，簡介了十五世紀以來砲臺發展史，特別是葡萄牙人在砲臺建築技術及其理論方面的貢獻；第五篇“澳門砲臺的發展”，將澳門砲臺發展史分為四個時期：1557-1622年，澳門防禦從水上移至陸上，興建了第一座砲臺；1622-1638年，澳門全城防禦系統快速修建，其標誌為東望洋砲臺之完工；1849-1884年，始於總督亞馬留，主要是興建針對內地的防禦系統，氹仔與路環納入了澳門的防禦體系；1931年開始第四個時期，主要是東望洋山地下砲臺的興建，直到其1964年被放棄。此後，進入對澳門各個砲臺與城牆的具體研究。每個砲臺的研究，均包括砲臺位置、興建目的、砲臺構造、建築結構和材料、砲臺歷史等部分。這些砲臺有：Fortress of S.Paulo do Monte（大砲臺，興建於1617 至1626 年，曾充當總督住宅等其它功能）、Fortress ofS. Tiago da Barra（媽閣砲臺，完成於1629 年，西望洋防禦要塞群組成部分）、Fortress ofNossa Senhora do Bomparto（竹仔室砲臺，西望洋防禦要塞群組成部分）、Fortress of S.Francisco（嘉思欄砲臺， 1629 年興建， 1807 年曾被英軍佔領）、Fortress of Nossa Senhora daGuia（東望洋砲臺，1637至1638年間建成，1865年總督阿穆恩在此興建了一座燈塔）、Fortressof Taipa（仔砲臺）、Fort of 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西望洋砲臺， 1622 年之後建成， 1892 年拆除，西望洋防禦要塞群組成部分）、Fortof Patane（沙梨頭砲臺）、Fortof Lapa（灣仔砲臺）、Fort of Mong-Ha（望廈砲臺，1849年由總督亞馬留開建，北方防禦系作者簡介︰葉農，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 152

澳門學著作提要（十）統組成部分）、Fort of D. Maria II（馬蛟石砲臺， 1852 年開始駐軍，北方防禦系統組成部分）、Fort of Ilha Verde（青洲砲臺， 1865 年開建，但未完工）、Fortlet of S. Pedro（南灣砲臺仔）、Fortlet of S. Januario（雀仔園砲臺）、Battery 1st of December（嘉思欄下砲臺）、Battery of Coloane（路環砲臺）、Bulwark of S. João（聖若奧砲臺）。該書亦探研了澳門城牆，包括地理位置、興建目的、內外構造、建築結構與材料及其歷史演變等。最後一篇為結論。全書附有大量澳門地圖、每座砲臺平面圖、照片等圖片資料，書後有三篇附錄、參考書目等。二、《“如果我們沒有與眾不同，我們將不復存在”：澳門過渡期內的文化與認同》（If We Are NotDifferent, We Will Cease to Exist: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ransition-Era Macau）著者為凱瑟琳 • 霍普 • 克雷頓（Cathryn Hope Clayton）。本文係著者2001 年加利福尼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論文。作者通過兩年多時間，即1997-1999 年和2000 年夏季在澳門的田野調查，試圖解決下面的問題：“在澳門回歸中國管轄的過渡期內，澳門的葡萄牙當局漸次投入大量努力，灌輸給澳門居民一種觀念，即他們擁有一種‘獨特的文化特徵’—— 這個特徵是一個集合體，是400年來中國人與葡萄牙人之間和平的商業與文化交流的結果—— 這種認同能夠成為使澳門城及其居民在這個巨變時期獲得繁榮的基礎” 。全文共456頁，分為八個部分：導言（Introduction）。第一章“逃犯的故事：目無法紀、殖民主義與邊緣神話（Outlaw Tales: Lawlessness Colonialism & Mythologies of Marginality）”、第二章“地方之名、血的規則：主權、所屬及法律（Place Names, Blood Rules: Sovereignty,belonging, and the Law）”，這兩章研究的是法律問題。因為在澳葡當局的認同計劃中，核心思想就是要形成一個新的認同模式，即後來被確定為“特別行政區”或“澳門文化特徵”。第三章“本地教育：在澳門的學校中改變歷史（Education Locals: Changing Histories in and of Macau’sSchools）”，著者調研了澳葡當局將本地歷史課程引進澳門中學之嘗試，及與澳門學校中廣為人知的歷史知識（這些歷史能夠從博物館、展覽會和出版物中找到）之間存在的矛盾。第四章“澳門博物館：歷史的價值（The Museum of Macau: the Value of History）”，通過澳門博物館的建設、存在的問題、展出內容與展品佈置、公眾對其反應，揭示了澳葡當局內部關於歷史的價值與意義存在的深層矛盾。第五章“廢墟之中的文化：尋找定位與創造歷史（Cultrue in Ruins:Making Place, Making History）”，重在澳門尋找定位過程中歷史所扮演的角色。一個城市在移民、殖民地化與資本主義化的不同歷史過程以及城市未來文化的不同方面，都標識在都市的空間之中，這是在殖民時代形成不同的都市認同的重要方面。第六章“被認為非法的故事，或者，社會成員們的其他方法（Outlawed Tales, or Other Ways of Belonging Here）”，探討了關於澳門認同的三個問題，質疑了不同種類的跨文化認同之間的關聯性，並提出一個新建議：雖然澳葡當局在澳門居民中所實施的、進行認同的嘗試失敗了，但這個嘗試將有助於在後殖民時代成為澳門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條件。最後為“尾聲（Epilogue）”。全文插入了有關大三牌牌坊、澳門博物館、中區與北區的街景、南灣、回歸儀式等照片、圖片、地圖共35 幅；附有粵語、英語、普通話對照詞彙表及一份長達25 頁的參考文獻書目。 15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三、《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著者為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湯開建，1981年畢業於蘭州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1982至1985 年在西北民族學院任教， 1986 至2008 年，在廣州暨南大學任教。主要研究領域為西夏史及中國邊疆民族史、中外關係史、澳門史、明清史。近年來，尤其專心於澳門史的研究工作，成就斐然。又因著作等身，先後獲得中國圖書獎、國家民委社科研究成果獎、廣東省社科著作獎、澳門社科優秀著作獎、2008 年度法蘭西文化教育騎士勛章等獎項。此書於199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共319頁，收錄著者1999年前所發表的、關於澳門初期史（包括十六世紀初期佛郎機東來至南明永曆之時）的論文11篇。在結集出版時，又重加修訂、補充，曾獲得澳門文化司署第四屆（1996 年）學術研究獎學金資助。其前言以《“澳門學”芻議》代替，主要探討了“澳門學”的定義、成立的條件、研究的範疇等。第一篇《中葡關係的起點：上、下川島── Tamão 新考》、第二篇《平托〈遊記〉Liampo紀事考實：兼談〈甓餘雜集〉中的佛郎機資料》，探究了澳門開埠之前中葡接觸之地。通過大量史料的考訂，著者認為學術界多有爭論的Tamão，其具體位置應該是上、下川島；通過比對葡人平托《遊記》中Liampo 與朱紈《甓餘雜集》中有關雙嶼與佛郎機人的記載，證實了平托的記載主幹內容與中文文獻相合，確認該港是澳門開埠前葡萄牙人與中國等海商共同開發的一個國際貿易港。之後的三篇《澳門諸名芻議》、《澳門開埠時間考》、《佛郎機助明剿滅海盜考》，研究了澳門開埠過程及其相關的地點與剿海盜問題。首先，著者從眾多的澳門名稱中，重研究了澳門、濠鏡澳、香山澳、馬交、龍崖門諸名，並指出了其各自的重要意義；其次，分析關於澳門開埠嘉靖八年（1529）、十四年、三十年、三十三年、三十六年、隆慶初、萬曆中諸說，確認嘉靖三十三年，是葡萄牙船長索薩與廣東海道副使達成協約後葡萄牙人開始入居澳門之年；嘉靖三十六年，是葡萄牙人在中國政府默許可以入居澳門後，正式由浪白向澳門遷居的年代；再次，著者認為在澳門開埠前後，葡萄牙人曾參與在澳門及附近海域的剿盜活動。而《澳門開埠後第一份中文文獻研究──龐尚鵬〈撫處濠鏡澳鏡澳夷疏初探〉》與《明朱吾弼〈參粵璫勾夷疏〉中的澳門史料──兼談李鳳與澳門之關係》兩文，則透過上述珍貴的中文史料，通過龐尚鵬的實地察訪結果與李鳳勾結紅夷（荷蘭人）劫奪澳門事件的分析，展現了澳門開埠之初的實際情況。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明朝政府如何對澳門地區進行管理，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問題。通過《明朝在澳門設立的有關職官考證》、《明代管理澳門仿宋唐“蕃坊”制度辨》，著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朝在葡萄牙人入居之後正式設官建置，經歷澳內（提調、備倭、巡輯及澳內抽分官）與澳外（海道副使、市舶提舉、關閘把總），逐一建置，由疏到密；明王朝對澳門的管理，也與唐宋時期“蕃坊”制度完全不同，明王朝沒有對唐宋時期的“蕃坊”進行模仿。開埠後，葡萄牙人如何進行城市建設，其居民如何分區居留？《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明代澳門地區華人居住地鉤沉──兼論望廈村媽閣廟及永福古社之起源》提供了答案︰葡萄牙人在澳門興建了城區、教堂等公共建築、堡壘與城垣等防禦設置；澳門華人則居留在望廈等村落中。本書附有《附圖》、《徵引文獻目錄》等。[特約編輯張中鵬] 154

•青年園地•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狀況的動態精算分析黃必紅許仁杏[摘要]澳門社會保障制度自1990年3月實施以來，已作多次修改，包括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增加福利和補助項目，調整津貼金額，提高養老金待遇等。現時受益人供款額嚴重不足，資金依賴政府財政撥款且面臨人口老化加劇和生命週期延長的衝擊，社會保障基金財政負擔日益加重。以“動態精算模型”估算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收支狀況，分析如何調整受益人供款和養老金待遇水平，以解決現有制度之缺陷，使資源得到合理分配，減輕政府財政負擔，讓勞動者承擔應有的退休養老責任，使社會保障制度得以永續發展。[關鍵詞] 社會保障基金養老精算模型可持續發展澳門社會保障體系由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社會服務三大領域的社會福利組成，內容包括養老、失業、醫療、教育、住房等。社會保障制度專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通過社會保障基金提供的各項津貼和給付，包括對符合資格的供款人提供養老金。1989年，澳門政府頒佈法令（第84/89/M號），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明確規定社會保障制度的適用範圍、福利項目及其發放標準、供款的形式和責任等內容，並於翌年成立了社會保障基金，作為落實和執行本澳社會保障制度的專職機構，自此形成了一套主要為本地勞動人口年老、失業、疾病時提供經濟補助的社會保障制度。2011年1月1日起，特區政府開始實施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第一層即狹義的社會保障制度，為所有居民提供基本社會保障，尤其是養老保障，以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而退休後較寬裕生活保障則由第二層非強制性公積金個人帳戶制度支持。目前，社會保障已涵蓋至全澳市民，使廣大居民能夠得到基本的退休保障。由於公積金個人帳戶制度尚處於起步階段，筆者只對第一層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養老保障之可持續發展進行探討。近年來，特區政府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社會保障基金積累了大量盈餘，但也逐漸出現一些隱憂，如養老金待遇偏低，養老金支出增長過快，政府財政負擔過重等。現有的研究已意識到這些問題，但只作定性分析，並沒有對未來經濟發展可能出現的變化及其對社會保障基金可能造成作者簡介︰黃必紅，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助理教授，經濟學博士；許仁杏，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碩士研究生。黃必紅︰《中央儲蓄制度發展方向的思考》，《澳門日報》， 2012 年3 月18 日， A11 版。陳慧丹：《澳門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當代港澳研究》（廣州）， 2010 年01 期，第166-178 頁；紀修：《澳門社保基金兩難》，《南風窗》（廣州）， 2011 年14 期，第78-79 頁；趙青：《澳門社會保險初探》，《消費導刊》北京）， 2010 年04 期，第80 頁；鄞益奮：《論澳門特區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角色轉型》，《社會保障研究》（北京）， 2008 年01 期，第72-79 頁。 15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的衝擊作定量分析。筆者嘗試以“動態精算模型”預測澳門如何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下調整社會保障供款與養老金待遇，以解決現有制度之不足。一、澳門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的問題（一）嚴重偏離社會保險原則，養老金支出遠超供款收入澳門社會保障制度以社會保險原則及隨收隨付形式運作，其收入主要來源於該制度受益人（僱員、僱主、任意性制度供款人士）的定額供款、政府總預算中經常性收入1% 的撥款及博彩撥款。供款金額方面，僱主和本地僱員每月供款額分別為30元和15元；對於非本地僱員，每月45元的供款則全部由僱主支付，但該類人士不能享有社會保障基金的各種津貼和給付；而對於自僱勞工和自願供款人士，每月45元的供款額均需由本人負擔。近年來，在博彩總收益快速增長等因素的帶動下，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也大幅增加。2011年，社會保障基金總收入為49.38億元，其中政府預算撥款為10.74億元，佔總收入的21.76% ，博彩撥款為33.26億元，佔總收入的67.36% ，而受益人的供款僅3.05 億元，佔總收入的6.17% 。從社會保障基金的支出來看，其發放項目包括9 項，分別是：養老金、殘疾恤金、失業津貼、疾病津貼、喪葬津貼、結婚津貼、出生津貼、呼吸系統職業病、因工作關係所引起的債權。2011年社會保障基金總支出為11.02億元，其中養老金支出為9.73億元，佔總支出的88.32%，超出供款收益6.32億元。從社會保障的運行機制和財政收支狀況來看，現時養老金的發放基本上等同於一個福利項目，供款收入與養老金支付金額完全不成比例。這種幾乎完全依賴政府撥款才能運作的財政結構具有較大風險，一旦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放緩，社會保障基金將無法持續發展。（二）養老金待遇缺乏常規機制，社會各界爭議較大1990年社會保障基金成立至今，養老金待遇已經過多次調整，最初每月養老金僅為300元，1995年1月調升至800元， 1996年1月根據第82/GM/95號批示，養老金提高至1,000元，1999年9月再增加至1,150 元。隨後政府因應市民要求，對養老金待遇作出多次調整，於2006年、2008年及2011年分別提升至1,450元， 1700元及2,000元，受益人每年可領取13個月的養老金。2012年11月16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於2013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擬於2013年將養老金調升至每月澳門幣3,000元。在數次的調整過程中，政府並不以固定比率或按通脹率等常規性指標作為參考基準，而按社會訴求加以調整。基於福利只可升不能降原則，這種沒有恆常機制的調整方式在面臨經濟增長放緩時，必定影響社會保障基金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影響社會的穩定，引發社會更深層次矛盾。雖然從2012年起，當受益人滿65歲之後，每月可領取養老金2,000元，但根據社工局2012年1月1日資料顯示，澳門最低個人貧窮指數為3,200元。眾多市民認為，目前的養老金發放金額仍然是偏低的。就養老金給付問題，社會訴求大致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1）近年來，隨着本澳博彩業發展，本地生產總值年均增速高達兩位數，但仍有相當部分人士並沒有因此受益，希望政府採取一些措施盡可能讓各界人士，尤其是低收入群體能夠分享到因高速發展而帶來的經濟成果；（2）隨生活成本及通貨膨脹率的日益攀升，市民要求養老金給付按通脹率或按工資中位數等作定期調整，以防止老年人口的生活陷入貧困。（三）供款制度不合理，養老金待遇與所承擔責任不匹配二十多年來，雖然社會保障提供的養老金待遇上漲了6.7倍，但受益人的繳費始終固定在每月45元的水平，供款金額與其薪酬未有直接掛，不論收入高低均是定額供款，難以體現財富 156

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狀況的動態精算分析再分配的社會保險精神。而且受益人只要供款滿5年，65歲開始就可以終身領取每年13個月的養老金。從精算的角度看，這樣的制度如果沒有充裕的政府財政支持，根本無法運作。舉例來說，一名由20歲開始工作至65歲退休的僱員，其本人及僱主的總供款額為24,300元。如果他在80歲壽終正寢，以每月2,000元、每年13個月的待遇標準計算，所領取的養老金總數為390,000元。由此可見，其供款總數與領取養老金總數之間的差額，全是由政府的公共開支承擔。可以說，現行社會保障制度權利和義務不相稱，未能充份發揮“風險分擔”的功能，只靠政府的財政承擔，不利於社會保障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四）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基金財政負擔日益加重人口老齡化是當今世界的焦點問題之一，亦是澳門現在及將來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澳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嚴重。依據國際標準，當一個地區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佔人口總數的比例超過7%時，便可以判定這個區域已經達到人口老齡化。統計數據顯示，1993年澳門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7%，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2011年該比率為7.3%。在未來二、三十年內，隨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和人口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人口還將迅速增加，預計到2036年，澳門老年人口將達20.7%。此外，特區政府於2008年9月起，將規定的領取年齡由65歲下降至60歲。在人口老齡化加劇和養老金領取年齡降低雙重因素的作用下，養老金的受領人數已從2001年的6,821人增加至2011年的56,185人，10年間增長了8倍多，這必將大幅度加重社會保障基金的財政負擔。與老年人口相反，15~64歲的工作人口，即供款者則越來越少，所佔總人口的比重預計將由2011年的80.8%降至2036年的66.4%，而老年人口撫養比將從2011年的9.1上升至2036年的31.2。可以預計，隨澳門人口向老齡化結構的快速調整，如果現時的繳費數額不作調整，社會保障基金未來養老金支出和供款收入之間的缺口將日益增大。（五）社會保障基金未來的收入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極度依賴博彩業的收入，也因此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博彩業作為一種娛樂休閒行業，易受經濟週期波動的影響，例如2008年和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波及，澳門博彩稅收收入增長率下降，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也因此下降至3.4%和1.7%；另一方面，澳門的博彩業也面臨來自周邊地區日益加劇的競爭，未來收入很可能逐漸放緩。總的來看，澳門社會保障制度之受益人及僱主實際供款只是“象徵式”繳款，完全偏離了隨收隨付制的實際意義，政府幾乎獨立承擔社會保障任務，由此造成社會保障基金極其依賴政府撥款與博彩業收入。澳門經濟結構單一，不確定性較大，日後一旦經濟不景，政府財政收入勢必減少，又因社會福利的不可逆性，勢必影響到社會保障基金的可持續性發展。針對不同的經濟狀況、不同的繳費及養老金待遇模式，筆者嘗試以定量分析法，用“動態精算模型”對養老金的籌資問題進行系統性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議。二、精算模型描述如上所述，澳門現行之退休養老保障制度存在多方面問題，筆者以澳門未來人口發展趨2008年9月開始，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將養老金的領取條件放寬，將規定的領取年齡由65歲下降至60歲，屆時，受益人可選擇按一定的百分比領取養老金。根據澳門統計局的預測，澳門的人口出生率將由目前的10.6%下降至2036年的7.6%。 15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勢、經濟增長狀況、社會保障基金2010年財政收支為基礎，陳述模型的基本原則及各項假設條件，進而構建預測未來養老金收支的精算模型。（一）精算模型的基本原則1. 可持續發展原則建立一個在財政收支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保障制度是進行精算預測和分析的前提。澳門特別行政區第4/2010號法律《社會保障制度》明確指出，該制度的建立旨在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尤其是養老保障，以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其中關於財政收支則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1）受益人、僱主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承擔向社會保障制度提供資金的責任；（2）依法撥予社會保障制度的財政資源與所提供的社會福利至少須保持平衡；在釐定供款及給付的金額時，須確保該制度的可持續性；（3）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於社會保障的給付負連帶責任。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1987 年出版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中，提出“永續發展”的理論。該書指出“永續發展是滿足當代人之需求且未妨礙後代人滿足他們需要的發展”，而退休養老保障制度是否具備可持續發展特質，需考慮政府、企業和個人對社會保障資源供給的長期承擔能力以及社會保障資源的增值功能和對未來的影響。一個良性的養老金制度應該能滿足保險、收入再分配、促進經濟增長以及應付人口老齡化危機而且盡可能地實現制度的收支平衡。也就是說，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堅持效率與公平相結合的原則，在保證社會經濟高效率增長的同時，最大程度地實現代內與代際間的公平。2. 隨收隨付制的籌資原則養老金的籌集是老年保障制度可持續發展課題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澳門社會保障制度本質上是以隨收隨付的模式運作的，未來也仍將以這種模式運行。在該模式下，退休者（即上一代的勞動者）由當代的勞動者贍養，而當代勞動者退休後則由下一代的勞動者贍養。由於沒有基金積累，隨收隨付制養老金制度實質上是一種“代際贍養”，即通過下一代的繳費來供養上一代。然而，代際交換可能是不平等的，因在代際的物質或貨幣交換過程中，受經濟、人口或社會因素等影響，致使某一代的貢獻可能會大於所得，成為淨貢獻者；而另一代所得大於貢獻，成為淨受益者。隨人口老齡化的加速，養老金制度代際再分配的程度越來越高，下一代的養老負擔越來越重，甚至嚴重影響整體經濟發展。代際養老負擔的不公平不僅會引發代際矛盾，還會阻礙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養老金制度的良性運轉是現代社會得以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二）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及養老金支出模型以及精算假設我們以《社會保障基金2010 年年度報告》的資料作為基礎，根據下列模型推算出未來20年社會保障基金的收益與養老金支出狀況。社會保障基金每年收入金額的計算公式為：Yt = Bt + Gt + C ×(1+θt)×Lt (1)其中， Yt 代表t 年的社會保障總收入金額， Bt 為t 年政府總預算中經常性收入1% 的撥款，Gt 為t 年的博彩撥款，為t-1 年供款人的供款額， θt 為供款額在t 年的調整係數， Lt 為t 年的供款人口。社會保障養老金每年的支出金額則由以下公式估算：Xt = γt×Pt | 1×Rt (2)2010 年社會保障基金的各類福利支出為7.44 億元，其中養老金的支出為6.74 億元，佔86.23%。全年養老金受益人共有37,379 人（其中17,612 人是65 歲長者，而19,767 人是60 歲長者按比例領取養老金額），整體佔本澳60 歲以上人口約58%。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第4/2010 號法律《社會保障制度》第一章第一節第四條。本文在進行精算分析時，《社會保障基金2011年年度報告》尚未發佈，因此，只能以《社會保障基金2010年年度報告》中的資料作為精算依據。2010年社會保障基金收入中，政府撥款593,580,000元，博彩撥款2,111,920,000元。 158

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狀況的動態精算分析其中，Xt 代表t年社會保障基金中養老金總支出金額，γt 為t年養老金待遇的調整係數，為t-1年人均養老金發放金額，Rt為t年養老金受領人數。從上述精算模型來看，人口結構、養老金待遇水平、養老金收入來源以及經濟財政增長狀況均是影響社會保障基金收支的重要因素，以下就針對這些因素未來二十年如何變化提出我們的假設。1. 未來人口變化假設為了模擬社會保障基金未來供款人數和養老金受領人數的變動，以統計局在《澳門居住人口預測2007-2031》中所發佈的資料作為預測基礎。先把人口按年齡層分組，從而推算出未來每年每一個人口年齡層的人數，然後再把所有人口分成非就業人口、就業人口和退休人口三組。由於澳門已實行從3歲至18歲或19歲的15年免費教育，因此，就業歲數假設將從20歲開始，而20歲-24歲階段仍然在學的人數將假設為在讀大學或高等學院，因而不作任何供款，本文按比例將這部分人口從就業人口中扣除。計算結果顯示，2016年至2031年間，澳門非就業人口將由13.6萬人增加至16.27萬人，升幅為19.7%，而就業人口從46.55萬人增至46.76萬人，升幅只有0.45%；而60歲或以上人口將從10.39萬人增至19.92萬人，增幅高達91.72% 。從人口結構來看，2016年，非就業人口、就業人口與退休人士的比例為17:68:15，但到2031年該比例將變動為18:58:24。2011年新制度實施後，社會保障覆蓋面已涵蓋全澳市民，養老金領取人數將增加九成。為簡化分析，假設全澳符合資格的人士將全部按60歲或65歲兩種情況領取養老金，並預計未來養老金支出。2. 養老金待遇假設本文假設未來20 年養老金待遇按三種機制調整，一是未來20 年養老金保持當前2000 元的水平不變，目的是估測縱使養老金額不變，但隨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推測未來社會保障基金的負擔狀況；二是以2,000元為基數，每年按通脹率調整養老金金額，以保證養老金的購買力水平不因物價波動而下降；三是將養老金與最低維生指數掛，避免老年人生活陷入貧困。3. 養老金收入來源假設現行社會保障基金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登記於該制度的受益人（僱員、僱主、任意性制度供款人士）的定額供款、政府經常性收入總預算的1%撥款及博彩撥款。本文提出三種不同的資金來源假設，分別預測為確保社會保障基金收支平衡未來受益人所需繳納的供款。一是假設將來若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社會保障基金可能無法獲得政府預算撥款及博彩撥款，在這種情況下，每名受益者實際應繳費用，此分析有利於讓市民獲悉其真正應負擔的責任；二是假設將來博彩撥款停止，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僅來自政府財政預算撥款和受益人實際應供款狀況；三是假設根據現行制度預測每名供款人應繳金額，即政府財政預算和博彩業均繼續向社會保障基金撥款。4. 未來經濟增長假設在未來20年，政府和博彩業以何種標準向社會保障提供資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澳門經濟發展狀況。此外，如果養老金待遇與通貨膨脹率掛的話，那麼，對通貨膨脹率的預測也至關重要。我們對未來澳門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提出如下四種假設。假設一︰澳門經濟以現有的速本文依據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公佈的資料推斷就讀大學或高等學院人口佔20歲-24歲人口的比重。在本文進行精算分析時，2013年度施政報告尚未發佈，因此，本文按照2012年的養老金待遇作為精算分析的基礎。 15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度增長。澳門2001-2010年GDP平均年增長率為13.77%，由於澳門稅收增長率與GDP增長率成正比關係，因此，本論文假設社會保障基金未來20年政府給予的1%經常性開支撥款及博彩撥款收入也按該速度增長，而養老金則按2006-2010年通脹平均增長率（即4.85%）調整，此方案是根據澳門過去10年快速增長的經濟狀況而作出假設，是較為理想的經濟假設；假設二︰澳門經濟仍保持快速增長，但低於現有的速度。我們假設未來20年澳門經濟增長率、政府1%經常性開支撥款、以及博彩業向社會保障基金的撥款都按年均7%的速度增長。2007年1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斯彭斯在《華爾街日報》上連續發表兩篇文章，研究中國經濟高增長問題。題目分別是《國民財富：為甚麼中國增長得這麼快？》、《國民財富：是甚麼推動了高增長率？》。在這兩篇文章裡，作者指出，發展中經濟體的持續高增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新現象，而在他看來，“持續高增長”中的“高”是GDP增長率超過7% ，而“持續”是超過25 年。依據該理論，我們將未來20 年澳門經濟的增長率從目前的兩位數調至7%，而通貨膨脹率以及養老金增長率則與方案一相同，即每年均為4.85%；假設三澳門經濟增長率放緩至5%，未來20年，政︰府1%經常性開支撥款以及博彩撥款也按該速度增長。隨經濟增長率放緩，通貨膨脹率也有所降低，假設為方案一及方案四之通脹率平均值，即3.71%，而養老金待遇也按該比率調整；假設四︰澳門經濟進入低增長時代，年均增長率為2.57%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當一個經濟體成熟之後，年均2~3% 的增長率已屬正常水平。澳門從人均收入水平來看，已相當於發達經濟體。因此，澳門未來20年有可能進入低增長時代，政府1%經常性開支撥款及博彩撥款也都以2.57%的速率增長。同時，我們假設通貨膨脹率以及養老金調整比率也低至2.57% 。為了對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未來的收支狀況進行全面的估算，需要一個動態的精算模型，預測在不同情況下，如何以隨收隨付、沒有基金結餘的模式維持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下圖概括描繪了動態模式分析架構。表1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狀況的動態精算分析框架表一、養老金給付金額假設（1）保持2,000元不變。（2）以2,000元為基礎，每年按通脹率調整。（3）以最低維生指數為基礎，每年按通脹率調整。二、社會保障基金收入來源假設（1）只有僱主僱員供款，無任何撥款。（2）僱主僱員供款及政府1%經常性收入撥款。（3）僱主僱員供款、政府1%經常性收入撥款及博彩撥款。三、經濟發展狀況假設增長狀況（1）保持現有增長速度（2）高增長但低於現有速度（3）增長放緩（4）低增長政府撥款增長率13.77%7.00%5.00%2.57%博彩撥款增長率13.77%7.00%5.00%2.57%通貨膨脹率4.85%4.85%3.71%2.57%該通貨膨脹率相當於2001-2010年年均通貨膨脹率。 160

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狀況的動態精算分析三、精算分析结果以上述動態精算模型和各項假設為基礎，我們分兩種情況，分別計算了未來20年為確保社會保障基金收支平衡，退休人士能夠領取的養老金以及受益人需要繳納的供款額。第一種情況，假設所有符合資格的退休人士均選擇從60歲開始領取養老金，但金額僅為全額養老金的75%；第二種情況，假設所有退休人士均選擇從65歲開始領取100%全額養老金，精算結果詳見表一與表二。從實際情況來看，2008年澳門政府降低養老金領取年齡後，大部分符合資格的退休人士都選擇從60歲開始領取養老金。因此，本部分集中分析第一種情況。表1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狀況的動態精算結果（60歲開始領取養老金）單位︰元收入來源無任何政府撥款支助政府1%經常性開支撥款，但無博彩撥款政府1%經常性開支撥款及博彩撥款經濟增長待遇調整年份201620212026203120162021202620312016202120262031保持現有增長速度A供款額363501626692160112------養老金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B供款額4608041,2741,785257416524389----養老金1,9012,4093,0523,8681,9012,4093,0523,8681,9012,4093,0523,868C供款額7351,2872,0382,8565338981,2891,460----養老金3,0413,8544,8846,1883,0413,8544,8846,1883,0413,8544,8846,188高增長A供款額363501626692214290327283----養老金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B供款額4608041,2741,7853115949571,376----養老金1,9012,4093,0523,8681,9012,4093,0523,8681,9012,4093,0523,868C供款額7351,2872,0382,8565861,0761,7392,44756328677990養老金3,0413,8544,8846,1883,0413,8544,8846,1883,0413,8544,8846,188增長放緩A供款額363501626692227327401412----養老金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B供款額4357211,0811,4343005478561,154--56155養老金1,8002,1592,5913,1081,8002,1592,5913,1081,8002,1592,5913,108C供款額6961,1541,7302,2955619791,5052,014783597041,016養老金2,8793,4554,1454,9732,8793,4554,1454,9732,8793,4554,1454,973低增長A供款額363501626692242363468517----養老金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B供款額4126469161,150291508758974-17194349養老金1,7031,9332,1952,4921,7031,9332,1952,4921,7031,9332,1952,492C供款額6591,0331,4651,8405388951,3071,6641094047441,039養老金2,7253,0933,5123,9872,7253,0933,5123,9872,7253,0933,5123,987 16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表3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狀況的動態精算結果（65 歲開始領取養老金）單位︰元收入來源無任何政府撥款支助政府1%經常性開支撥款，但無博彩撥款政府1%經常性開支撥款及博彩撥款經濟增長待遇調整年份201620212026203120162021202620312016202120262031保持現有增長速度A供款額29643760973125-------養老金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B供款額3767021,2401,88410418118111----養老金2,5343,2124,0705,1572,5343,2124,0705,1572,5343,2124,0705,157C供款額6011,1241,9843,0153296029791,142----養老金4,0555,1386,5118,2514,0555,1386,5118,2514,0555,1386,5118,251高增長A供款額29643760973197155209182----養老金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B供款額3767021,2401,8841764208401,335----養老金2,5343,2124,0705,1572,5343,2124,0705,1572,5343,2124,0705,157C供款額6011,1241,9843,0154018411,5842,466-925221,009養老金4,0555,1384,8846,1883,0413,8544,8846,1884,0555,1386,5118,251增長放緩A供款額296437609731115204308354----養老金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B供款額3566291,0531,5141743967511,138---139養老金2,4002,8793,4544,1442,4002,8793,4544,1442,4002,8793,4544,144C供款額5691,0071,6842,4233877731,3822,046-1535821,048養老金3,8394,6065,5274,9733,8394,6065,5276,6313,8394,6065,5276,631低增長A供款額296437609731135252397495----養老金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B供款額3375648921,214175379679978--116353養老金2,2712,5782,9263,3222,2712,5782,9263,3222,2712,5782,9263,322C供款額5399021,4271,9423777171,2141,706-2266511,081養老金3,6334,1244,6825,3163,6334,1244,6825,3163,6334,1244,6825,316 註︰ A— 養老金保持每月2000元不變；B— 養老金以每月2000元為基礎，每年按通貨膨脹率調整；C— 養老金以每月3,200元（最低維生指數）為基礎，每年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及通帳調整。如果全部合資格領取養老金之退休人士都選擇於60 歲開始按75% 的比例領取養老金，那麼，在不同的假設條件下，將產生不同的精算結果。（一）無任何政府撥款資助1. 養老金待遇按2012 年的標準，即每月1,500 元為基數，且未來20 年保持不變，而且全部費用由僱主僱員的繳費來承擔，在隨收隨付制下，因沒有得到政府任何撥款及博彩撥款資助，所以不論是哪一種經濟增長狀況，供款額都不受經濟變動的影響。如表1所示，每人每月供款額將由2016 年的363 元增加至2031 年的692 元，其中供款額不斷遞增的原因是澳門老年人口壽命增長，勞動人口減少，人口老齡化問題加劇。2. 每月養老金以1,500元為基數，且每年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如果仍然沒有得到政府任何撥款及博彩撥款資助，在高經濟增長和高通貨膨脹率（每年4.85%）的作用下， 2031 年，每月養老金待遇將達3,868元，而僱主僱員每月供款額需增至1,785元，說明現行的供款額45元是完全偏離社會實際需要。如果經濟增長放緩，通貨膨脹率降低至3.71%，那麼，每人每月的養老金待 162

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狀況的動態精算分析遇將從2016年的1,800元增至2031年的3,108元，僱主僱員每月供款額也需相應地從435元提高到1,434元。如果未來澳門經濟進入低增長時代，通貨膨脹率也將低至2.57% ，那麼，20年後，每月的養老金待遇將為2,492元，僱主僱員每月需繳納1,150元。3. 養老金待遇以2012年維生指數為基數，每年再按通貨膨脹率調整。隨澳門經濟急速發展，在通貨膨脹壓力日趨增大的情況下，每月1,500元的養老金已不能保障低收入者的退休後生活，因此，假如應市民要求將養老金金額與最低貧窮指數掛，即以每月2,400元來推算，在高通貨膨脹率（即4.85%）下，每名退休人士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將由2016 年的3,041 元上漲至2031年的6,188 元，供款人每月供款額也將從735元增至2,856元。在較溫和的通貨膨脹率（即3.71%）下，2031年養老金待遇將為每月4,973元，供款額則為每月2,295。在低通貨膨脹率（即2.57%）下，2031年退休人士每月領取的養老金為3,987元，受益人每月繳納的供款為1,840元。可見，在不同的養老金待遇下，僱主僱員所需繳納的供款額會有很大的差異，但不論是那一個方案假設，未來20年之供款額仍是按正數大幅度增長，說明勞動者需不斷大幅度提高供款額，才能支持退休者之領取較充裕的養老金。（二）政府以1%經常性開支撥款支援社會保障基金，但無博彩撥款。1. 每月養老金為1,500元，且未來20年保持不變。如果政府1%經常性開支撥款能夠以每年13.77% 的速度增長，受益人每月供款額將由2016年的160元遞減至2021年的112元，於2026年甚至開始不用供款。原因是，在澳門經濟持續保持高增長情況下，政府1%經常性開支撥款不斷增加，能夠抵銷因勞動人口減少而導致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影響。但如果澳門經濟不能以現有的速度持續增長，那麼供款仍需隨時間推移而增長。例如，一旦澳門進入每年2.57%的低增長時代，僱主和僱員的供款到2031年需提高至517元，才能維持每月1,500元的養老金水平。2. 每月養老金以1,500元為基數，且按通貨膨脹率每年調整。如果來自政府的1%經常性開支撥款能夠維持年均13.77%的增長率，則供款額將由2016年的257元增加至2026年的524元，但到2031年，供款額有所降低，只需繳付389元，主要原因是經濟持續向好，致使政府撥款的數額大於養老金總支出的數額，受益人的供款額將隨之下降。然而，當政府對社會保障基金的經常性開支撥款的年增長率下降為7%，而年通貨膨脹率仍為4.85%時，供款額將從2016年的311元上漲至2031年的1,376元，才能實現社會保障基金的收支平衡。在經濟增長放緩，通貨膨脹率也隨之下降的情況下，供款額有所減少，但仍將出現隨時間推移而增長的趨勢。3. 養老金與最低維生指數掛，並按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在這種情況下，縱使有政府撥款，不論是經濟保持高增長或進入低增長，供款人需繳交之供款額都需大幅度增加方能保持社會保障基金收支平衡。在經濟高增長，政府對社會保障基金的經常性開支撥款按每年7%的速度上升的狀況下，月供款額需從2016年的586元提升至2031年的2,447元，方能為退休人士提供這一與最低維生指數掛的養老金待遇。（三）政府財政預算及博彩業均按現行制度向社會保障基金撥款1. 每月養老金為1,500元，且未來20年保持不變。不論經濟保持高增長或陷入低增長，受益2012年社工局公佈的維生指數為每月3,200元，如以此作為全額養老金的待遇標準，那麼按照75%的比例，選擇從60歲開始領取養老金的退休人士每月可領取的養老金為2,400元。 16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人每月供款45元均可接受的，且甚至可以不供款。但如上述，經濟不斷發展，生活成本不斷提高，通貨膨脹等原因下，每月1,500元養老金金額是不附合生活所需。2. 假設每月養老金以1,500元為基數，且按通貨膨脹率每年調整。精算結果發現，當經濟持續高增長，即使年增長率下降至7%，受益人仍可不供款。然而，一旦經濟增長放緩，政府及博彩業大筆撥款也不能抵銷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影響。當政府及博彩業撥款的年增長率下降至5%時，每位供款人於2026年開始，便需每月要繳交56元的供款，2031年則需繳納155元。當經濟年增長率下降至2.57%時，供款人於2021年便要每月繳納17元的供款，2031年供款額則將提高至349元。3. 按2012年1月公佈的最低維生指數為基數，每年再按通脹調整。精算結果顯示，當澳門經濟不能持續以每年雙位數增長情況下，縱使每年以7%的速度增長，政府及博彩撥款，也不足以應付澳門老年人口的養老金所需，此時，供款額將每年成倍增長，從2016年的56元上漲至2036年的990元。如果經濟增長放緩甚至低增長，則供款額將出現更大幅度的增長。從表3的精算結果可知，如果全部合資格領取養老金之退休人士都選擇於65歲開始領取全額養老金，那麼，供款額的調整方向與上述第一種情況基本一致，只是幅度有所不同。在沒有政府及博彩撥款的情況下，若未來20年養老金保持在2012年每月2,000元，每月供款額皆是由2016年的296元增加至2031年的731元；若每月養老金以2,000元為基數且按4.85%的通貨膨脹率調整，每月供款額需由376元增至1,884元；若養老金按2012年1月的最低維生指數即3,200元為基數，每年再按4.85%通脹率調整，未來20年，每名供款人每月供款額將由2016年的601元增至3,015元，其他方案計算結果同上所述，也必須大幅度調整供款額度。在有政府1%經常性開支撥款，但沒有博彩撥款的情況下，假設經濟按13.77%的雙位數增長，若養老金金額保持在2,000的水平，供款人於2021年開始不用供款，而當經濟發展持續放緩，供款人仍需按一定程度增加供款額；若養老金以2,000元為基數並按4.85% 的通脹率調整，供款額將由2016年的104元增加至2026年的235元，但到2031年，供款額僅為11元，主要原因是經濟持續良好，致使政府撥款的增加幅度大於養老金總支出的增加幅度，攤分至每位受益人之金額大於供款額之增加；若養老金與最低指數掛時，縱使有政府撥款，不論是經濟高增長或經濟增長放緩，供款人需繳付之供款額仍需大幅度增加方能保持養老金收支平衡。在政府和博彩業同時向社會保障基金撥款的情況下，若每月養老金金額維持2,000元不變，不管經濟增長速度如何，供款人都可以不繳納供款；若養老金與通貨膨脹率掛鉤，在經濟增長率高於7%的情況下，受益人仍可不供款，但當經濟呈現2.57%的低增長，縱使有政府及博彩大筆撥款也不能抵銷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影響，供款人2026年開始便要繳納116元；若以最低維生指數確定養老金待遇，並隨通貨膨脹率而增長，縱使經濟保持每年7%的高增長，政府及博彩撥款，也無法應對養老金支出所需的資金，此時，每位供款人需每年大幅度增加供款額。比較兩種退休方案，我們發現，60歲退休方案，早年每名就業人士供款額大於65歲退休方案，到後期則相反，原因在於採取第一種方案，短期內由於領取養老金人數大量增加，社會保障基金的支付壓力隨之快速上升，因此，需要大幅度提高供款額，但在長期，由於第一種方案中，養老金待遇水平較低，社會保障基金的支付壓力也逐漸下降，所需的供款額也慢慢減少。 164

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狀況的動態精算分析四、政策建議以上分析表明，當前受益人每月45元的供款額是無法維持社會保障基金以隨收隨付的模式運行。為使澳門老年保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社會保障基金必須大幅度提升供款額。否則，縱使有博彩業及政府為社會保障基金提供大筆撥款，當養老金應市民要求與最低維生指數或通貨膨脹率掛時，社會保障基金總收入也不能完全負擔未來20年養老金總支出。隨人口老齡化日益加重，社會保障基金的未來供款收入與養老金支付的差距將越來越大，對政府撥款和博彩業撥款的依賴也將變得越來越強。一旦經濟增速放緩，倘政府不能支付或減少養老金待遇時，由於福利的剛性作用，很可能造成社會動盪，甚至導致社會保障基金破產。為了積穀防饑，實現澳門社會保障的長期健康發展，筆者認為，澳門可以實行“混合式社會保障津貼”，即讓社會保障制度既兼具社會保險及社會津貼的功能，又必須明確區分兩種保障的資金來源。從社會保險的角度來看，社會保障基金可以每月2,000元的基本養老金待遇來確定受益人所需繳納的供款額，真正實現保險的功能，以確保將來縱使經濟衰退，市民亦能取得最低限度之保障。就精算結果而言，到2031年每人每月繳納約700元的供款，即可以實現該保險功能；從社會津貼的角度來看，社會保障基金可應市民需求，將政府與博彩撥款用於補貼基本養老金與最低維生指數之間的差額，並讓養老金與通貨膨脹率相掛，但需應經濟變化而作出相應調整。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養老金這一福利項目，讓退休人士共同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回歸以來，在博彩業帶動下，澳門經濟高速發展，然而，隨生活成本的不斷攀升，一些學者或居民都提出調整養老金待遇的訴求，建議養老金與通貨膨脹率或最低維生指數掛，以達到最基本的保障功能。與此同時，有學者認為，現行養老金供款額制度不合理，而特區政府亦於2006年及2011年提出《社會保障和養老保障體系重整》的諮詢方案。然而，諮詢報告及相關文獻並沒有針對不同的經濟情況以及不同的養老金待遇，對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與支出狀況進行定量分析。為了全面而充分地分析社會保障基金將來可能面臨的問題，本文根據不同的經濟發展假設，從調整養老金支付條件和標准等方面入手，計算未來20年在各種情況下，社會保障基金收入與支出金額，測算出為確保社會保障基金收支平衡每名供款人實際需承擔的供款額，並從數據中總結現行供款制度之不足。為了防止社會保障基金出現各種顯性與隱形的財務危機，避免代際不公，並實現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發展，提出新的社會保障籌資方案，建議居民應自行承擔基本養老金給付，而政府收入部分可用以補貼養老金與最低維生指數之間的差額，其目的是在保障老年人口基本生活水平的同時，也使退休人士能共同享受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責任編輯劉景松] 165

• 青年園地 •束髮披剃兩精彩：現代視野中的李叔同劉景松[摘要] 李叔同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公認的通才奇才。他的一生，始於晚晴志士、藝術家，終於一代宗師。其生平事跡令人傾倒，也讓人疲於揣測。探析李叔同獨特的人生旅路以及蘊藏其中的因緣玄機，有助於深入認識一代高僧的人間情懷及其時代抉擇，對今後的相關評價具有借鑒意義。[關鍵詞] 束髮披剃李叔同時代抉擇李叔同（弘一法師）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前二十五年，他閱盡繁華，是濁世中的翩翩佳公子；後半生，則超然塵外，苦心向佛，終成一代律宗世祖。這位文化界奇才，擅書法、工詩詞，丹青音律金石演藝無不通達。言及弘一法師，林語堂說“他是我們時代裏最奇特的一個人，最遺世而獨立的一個人。” 孤高清冷如張愛玲，也語出坦誠：“不要以為我是個高傲的人，我從來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師寺院圍牆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謙卑。”由絢麗如花到歸於平淡，李叔同的生活歷煉以及固中所蘊涵的因緣玄機，在在撩人眼球，催人深思，給後世留下了歷久彌新的話題。一、從世俗人間到方外世界李叔同出生於天津一個衣食無憂的大戶人家。錦衣紈絝的李少爺一度縱情裙衩，與青樓佳麗交往密切，並留下迤邐生香的文字：眉間愁語燭邊情，素手慘慘一握盈。豔福者般爭羨煞，佳人個個喚先生。輕減腰圍比柳枝，劉證平視故遲遲。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濃香是口脂。作者簡介︰劉景松，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文學博士。夏丏尊、蔡冠洛等著︰《弘一法師永懷錄》，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9 年，第2 頁。夏丏尊、蔡冠洛等著︰《弘一法師永懷錄》，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9 年，第2 頁。史料載“（李家大院）前後兩進住宅，兩個跨院，四個院落呈田字形，當中有一個小花園，全宅共四十餘間房舍”。林子青著︰《弘一法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第1 頁。蕭楓編注︰《弘一法師文集》（文學•佛學作品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2 頁。 166

束髮披剃兩精彩：現代視野中的李叔同風風雨雨憶前塵，悔煞歡場色相因。十日黃花愁見影，一彎眉月懶窺人。冰蠶絲盡心先死，故國天寒夢不春，眼界大千皆淚海，為誰惆悵為誰顰。十八歲（一八九七）那年，李叔同與愈姓女子結婚，開始了世俗層面上完整的家庭生活。未幾，便因身懷一枚“南海康君是吾師”的篆印，被疑為康梁同黨而遭清廷緝捕。在偕眷南下上海避禍期間，李叔同加入民間社團“城南文社”。及至出版《李廬印譜》、《李廬詩鐘》等著述，已告聲名鵲起，贏得“酒酣詩思湧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的讚賞。他自己也不無驕傲地發出“二十文章驚海內”的激昂壯語。一九零五年慈母仙逝，李叔同迎來了生命歷程的轉捩點。辦完喪禮之後，隨即東渡扶桑留學。這段時期，李叔同研習西洋寫生、油畫理論及修讀各類音樂課程，貯蓄了豐富的現代教育知識。而主編《音樂小雜誌》、創立現代話劇團體“春柳社”，公演《茶花女遺事》、與歐陽予倩等組織演出《黑奴籲天錄》，更是廣獲好評。學成歸來後，李叔同進入上海《太平洋報》任編輯，再與柳亞子一起創立“文美會”，並加入南社。一九一四年，轉任杭州第一師範學校音樂和繪畫教師。一九一六年開始嘗試素食，兩年後正式足戒，從此棲身方外世界。曾經感歎“我本西方一佛子，為何落在帝王家”的清帝順治，在生命的晚期，棄帝王之尊而入山門求解脫，從而實現了“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願望。選擇歸隱山門，或能說明順治參禪有得、禮佛有悟，並在此基礎上做出價值抉擇，但並不意味出家子弟多驕人、佛陀地位多崇高。相反，一般情況下，世間絕少輕易告別火宅而遁入空門者。只有那些情場受挫宦海翻船、經營破產憤世嫉俗、殺人越貨作案累累之徒，期冀消災化孽，自我救贖，才迫不得已披剃受戒罷了。李叔同與上述因素並無干涉。究其出家原因，夏丏尊坦言：“弘一法師的出家可以說和我有關，沒有我，也許不至於出家。關於這一層，弘一法師自己也承認。有一次，記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後的事，他要到新城掩關去了，杭州知友們在銀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餞行，有白衣，有僧人。齋後，他在座間指了我向大家道：“我的出家，大半由於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恩永不能忘。” 不難看出，李叔同對友人的助力夾雜些許“怪責”意味，但更多的是“感恩”心情。當時人對李叔同的稱謂由李先生轉為弘一上人時，表明這位近代通才經已揖別了滾滾紅塵而就此歸位於青燈古佛世界。李叔同脫俗入僧“變身”弘一，引起社會極大反響。在眾多研究者的文章中，以下的論說很值得注意：“一個已爬上藝術峰頂上的追求者，不在峰頂高歌一曲，而突然往旁一跳，這不僅是把他個人已獲得的藝術生命擲棄，且給觀眾們上演了驚心動魄的一幕！……這叫世俗的一般人如何能理解呢？尤其是當他把樂譜和琴聲擱下，換來的又不是叫人有另一種叫好的表演，而是一襲使現代社會人士最起冷漠感的僧衣。……以一個偶發的感觸，使他改變了人生。他拋棄了愛妻，也拋棄了世譽名利，親友門生，以一個多情的藝術家說，這是何等的決斷？這除了遭受人生重大的刺激，因而憤世嫉俗以外，還有何可以形容？謂其是厭世遁塵，應該是最恰當的批評。可是，假如對弘一大師出家前後的言行，作一精細的察看，則又知所斷者全非。他之放棄藝術而出家，不僅蕭楓編注︰《弘一法師文集》（文學•佛學作品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11 頁。牛屋之輯︰《夏丏尊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244 頁。 16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是沒有厭棄世間，捨棄親友；相反地，且更接近了世間，一個真實的世間；也更獲得了生命，一個真實的生命。”也有學者認為，從李叔同到弘一法師，其恒久不變的人格力量是極為少見的。“我們不難發現：時常被人誤解為性格的地方，正是李叔同人格追求的一部分。在俗時的種種所謂“脾氣之怪”、“不近人情”是他的人格使然，毅然決然地出家為僧是其人格使然，它們在深處是息息相通，互為一體，自成體系的。從人格的必然性來審視他自一代藝術家變為聖人和尚，既不矛盾，也無不可思議。而且出家把他的人格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超越世俗，到宗教的層面去進行人格追求。”誠然，當人類的智力臻達到一定程度，勢必生發對宇宙人生的追問，但諸如生與死、天堂與地獄、今生與來世等問題，絕非芸芸眾生所能釋疑解惑。“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見面的？”等疑問，可以從祥林嫂一般的村婦口中發出，也可以在伊本• 西那等哲人筆下流淌。佛教在中國影響廣泛，擁有萬千信徒。在信徒們看來，佛教和佛理理所當然地具備了解答和闡釋生與死、地獄與天堂、今生與來世等問題的功能，否則，他們斷斷不會定期焚香禮佛、定時頂禮膜拜。佛理宣揚塵世生活是一種迷失自我的“墮落”生活，塵世中人都是“墮落之人”。唯有搭乘溢滿菩薩慈悲善心的“普渡之舟”，方能蹚過世俗人間的罪惡河流，臻達大光明大一同的彼岸極樂世界，覓得魂靈的永生憩園。佛教理論既能揭示人類“墮落”的深層原因以及墮落前後人的雙重特性等深奧問題，那麼，信男善女們何嘗不樂意通過宗教的途徑，就那些現實生活中的棘手問題，探幽古寺寂庵，並於其中拾得一盅心靈雞湯、一貼釋疑解惑的藥方呢？從李叔同到弘一法師的角色轉換，是李叔同生命歷程的自我抉擇。李叔同既然執意皈依宗教，可以肯定的是，在思想深處，他一定執於發現自我──由誕生人世到披剃入山究竟差異何在；他又須追問真我──修行後的我與修行前的我到底區別何在：同一具肉身，置身塵世或山門，其靈魂有何兩樣？弘一自皈依佛門之後，腳白芒屐，身襲“百衲衣”，蒲團枯坐萬緣輕，缽中菜根嚼來有滋有味。他殫精竭慮弘揚佛法，篤信篤行，大步奔向宗教的極樂世界，極樂世界的門庭也始終朝這位辛勤的行者敞開。儘管如此，我以為，李叔同到底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完整的現代人，這不完整部分可從他的臨終墨寶“悲欣交集”加以道來。二、由“悲欣交集”帶出的思考少時即能吟出“人生猶似西沉日，富貴終如草上霜”，足見李叔同慧根深厚，靈氣盈身。南社社友胡朴安回憶當年與之共事，朝夕相處，“常覺其言論有飄飄出塵之致”；而顧一塵的悼念文字以“月水清姿迥出塵，奇僧奇佛亦奇人”作結，為讀者掛起了一幅鮮活的弘一真像。作陳慧劍著︰《弘一法師傳》，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 1989 年，第4 頁。方愛龍主編︰《弘一大師新論》，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 2002 年，第274 頁。伊本•西那，中世紀波斯哲學家、醫學家、文學家。主張靈魂不滅，也不輪回，反對死者復活之說。著有︰《論靈魂》、《治療論》、《知識論》等。夏丏尊、蔡冠洛等著︰《弘一法師永懷錄》，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9 年，第174 頁。夏丏尊、蔡冠洛等著︰《弘一法師永懷錄》，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9 年，第189 頁。 168

束髮披剃兩精彩：現代視野中的李叔同為世俗人家的李叔同乃名揚四海的風流才子，作為佛門弟子的弘一法師是譽滿天下的一代高僧。李叔同走完了──無論身處世間抑或方外──多姿多彩的人生歷程，帶“悲欣交集”之心悄然離去。然而，這“悲欣交集”竟若四字真言，給後人留下了說不完的話題。葉聖陶認為，“欣”字是說：一輩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歡喜滿足，了無缺憾；釋大空則斷定：大師之所謂“悲”者，悲眾生之沈溺生死，悲裟婆之八苦交煎，悲世界之大劫未已，悲法門之戒律俱衰，悲有情之愚慢之難化，悲佛恩之深重而廣大；大師所謂“欣”者何，欲求極樂，欣得往生，欣見彌陀而圓成佛道，欣生淨土而化度十方；有學者則堅持“悲”是悲憫眾生的苦惱，“欣”是欣慰自身得到解脫；更有學者強調：“語言文字仍然無法表達弘一大師臨終前“悲欣交集”的情境真相，其生命中的經驗，只有同等人才能知曉。”上述各家的解讀與概括，不乏精闢之處，但未必完全說中。四字真經的蘊涵絕非付出腦力、苦思冥想所能“攻克” ──也許它僅僅是靈光乍現時的感慨書寫，也許是李叔同六十二年人生旅路的盤點與提煉。在生命的晚期，弘一大師這樣交代門人：“以後他人向仁者或子愷詢問余之蹤跡者，乞以“雖存如歿”四字答之，並告以萬勿訪問及通信等。” 顯然，弘一對於魂歸道山早有心理準備，當他意識到自己即將走完生命旅程，他願意且選擇掩門謝客。在這個意義上說，上述諸家之解讀都言之靠譜。我認為，“悲欣交集”一如廣袤無際的大號文本，有多少解讀，其內涵就能相應擴大多少。弘一大師將內心的萬千感受外化為“悲欣交集”四字墨寶，隨即悠悠然駕鶴西去。他將作品的解釋權留給別人，留給人間，也留給了未來。李叔同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這一點無論生前身後都得到廣泛認同。“作為一個成功的藝術家，其心靈必然地會有異於常人的敏銳，有此敏銳，便自然而然地對自我生命的奧秘，宇宙的奧秘生發深刻的懷疑。由於其懷疑，便將會引起他不斷地去探索追究。他既懂得把握他的生命去創造藝術，也必會懂得生命的境界有無限的深邃。於是使他領悟到了還有一個更超越藝術精神的生命的存在。此生命是自覺的，又是絕對和普遍的，但必須要以身力行，始可親證那生命的堂奧。” 讀書仕進是知識份子的一條常規路徑，李叔同則踏上一條截然有別且又考驗耐力、毅力兼具智力的方外旅途。他的選擇實際上就是自身價值取向的證明，甚至可以視為同時代知識份子價值取向的典型案例。儘管李叔同曾說過他出家乃是為了了脫生死這一人生根本問題，但凡夫俗子總會對他的由名士風流到苦行僧生涯的陡轉產生種種揣度。他的人格不允許他過那種不僧不俗的模棱兩可的生活。別於柳亞子“君禮釋迦佛”、“我拜馬克思”的坦率性情，也別於蘇曼殊“還君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的纏綿多情，李叔同（弘一法師）始終將自己置身於“路上”，朝目標勇猛奮進，並最終將理想轉化為可感受可觸摸可慰藉的沉甸甸的果實。他兌現了諾言，完成了對世俗生命的超越。如果說《九章》、《天問》是三閭大夫激情的噴薄渲瀉，那麼，弘一大師的“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則是性情的閒適流露。三閭大夫和弘一法師執於對宇宙人生、生命價值等問題陳星、趙長春編撰︰《弘一大師影集》，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1999 年，第166 頁。方愛龍主編︰《弘一大師新論》，杭州：西冷印社出版， 2002 年，第73-75 頁。丘桑主編︰《禪燈夢影》，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8 年，第78-79 頁。陳慧劍著︰《弘一法師傳》，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 1995 年，第3 頁。方愛龍主編︰《弘一大師新論》，杭州：西冷印社出版， 2002 年，第253 頁。馬怡君編著︰《蘇曼殊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 1991 年，第20 頁。詳見陳星等編撰︰《弘一大師影集》，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1994 年，第164 頁。 16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的追問，二者遺予後人的是全然不同的感受，但都代表了兩代聖賢的求索和獻身精神。由蒞臨人世到駕返瑤池是一段靈魂的感傷之旅，由李嬰、李叔同到弘一大師則是感傷行旅階段性的靈魂的深化、淨化與昇華；唐玄奘門徒過千，達者七十，其盛可比曲阜孔丘。李叔同不願隨波逐流、隨物賦形，培養出豐子愷、潘天壽等畫家，培養出劉質平、吳夢非等音樂家，還培養出曹聚仁這樣的名記者文學家。這位百年罕見的風雲人物，在諸多領域都曾獨領風騷。其能其德，同樣值得欽佩。欽佩。然而，當我們把這一切置放回歷史大時代幕景之中,當我們檢索巡覽李叔同生命足跡時，我們不由生發這樣的感慨：面對大師，我們肅然起敬，同時，卻又忍不住扼腕歎息。還在南洋公學就讀期間，李叔同就與同學一道參與反對校方的罷課行動，表現了一個青年學子的進步思想。自南洋公學退學後，李叔同與友人創辦“滬學會”提倡改良風俗。一九零五年母親去世，李叔同盡除繁文縟節，以開追悼會、行鞠躬禮、自彈鋼琴自唱悼歌等形式推行喪禮改革，展示了一位現代知識份子的行事作風與氣魄。及至留學日本，協助革命党人、南社社友高旭一起編輯進步刊物《醒獅》雜誌，宣傳革命不遺餘力。歸國後，目睹辛亥革命成功，李叔同揮毫寫就《滿江紅》一闕志感：皎皎昆侖，山頂月，有人長嘯。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屍骸暴。盡大江東去，餘情還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山河，英雄造。隨後不久，李叔同結識柳亞子並加入旨在推翻清廷統治的進步社團南社，李叔同以舊式文人之姿，屢有進步表現，說明他的思想是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具有現實“戰鬥性”意義的。留日期間研習西洋寫生、組建“春柳社”反串“茶花女”、回國後把人體模特寫真搬進課堂等舉措，則是戰鬥性以外的“革命性”行為，是與傳統文化的決裂與告別，是對封建傳統的“脫序”與“專政”，具有深刻的反傳統色彩與現實意義。李叔同留學東洋，接受現代教育，掌握現代科學知識，且勤加實踐，這充分說明李叔同樂意接納並熱情推廣新式現代文化，他顯然具備了現代知識份子應有的精神氣質。可惜的是，在“人到中年”的歲月裏，在生命的黃金時期，李叔同皈依佛陀歸宿宗教，就位於方外世界，從而宣告與過去之我徹底決裂！他的出家行為既與過去之我“脫序”，也未嘗不可視為對現實世界的“揚棄”與“革命”。在這個意義上說，李叔同非但不能與時俱進，相反，他又復歸到傳統路子去了。由原先質疑傳統、背棄傳統，到矢志“修真求道”復歸傳統，李叔同踽踽跋涉於充滿抉擇矛盾的路途。我們肯定他在宗教界的作用與貢獻，但不滿他的人生抉擇。李叔同留學東洋，受過現代教育，懂得現代科學知識，必然知道人死神滅魂靈散，知道宇宙之構造是無所謂天堂淨土與地獄閻羅的。但是，他卻義無反顧一走到底。低調行事的弘一法師從不曾站筆者注：李叔同出世時，取名成蹊。上學後，學名為文濤，字叔同。李嬰則是早期筆名，含重新做人之意。出家後法名為演音，號弘一。劉質平︰《弘一大師史略》認為大師各類別名、署號多達200個。詳見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第1 頁。林子青著︰《弘一法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第67 頁。譚桂林著︰《20 世紀中國文學與佛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247 頁。 170

束髮披剃兩精彩：現代視野中的李叔同立時代潮頭振臂歡呼，對此我們能夠理解；我們甚至願意推測並相信包括在那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不一定能夠輕易挖掘相關李叔同英勇表現的記錄。就是相比志在推翻清廷的南社同仁，李叔同也跟主流意識不甚合拍，哪怕與口稱“尚留微命”的風流詩僧蘇曼殊也不能相提並論──青年蘇曼殊“褫爾之魄” 、街頭持槍追擊康有為等豪言壯舉曾經讓多少人熱血沸騰，為之折服。回眸李叔同，從年少束髮到毅然絕然披剃，一路行來都精彩絕倫，可歌可泣，足以彪炳自傳的春秋。一代高僧八指頭陀每以禪定功夫寫詩，“冥心獨坐，迥脫諸根。禪寂之樂，匪言可喻”，所揭示的禪趣境界遠非普通人所能瑧達。但在那炮火連天的歲月中，“殉教”似乎不應該成為有為青年和知識份子的唯一選擇，更何況李叔同那樣接受了現代文明洗禮的通才大德？三、結語弘一大師六十歲生日時，弟子李芳遠馳書柳亞子，請其為大師寫祝壽詞。柳氏當即提筆寫下二偈：一、君禮釋迦佛，我拜馬克思。大雄大無畏，跡異心豈殊。二、閉關謝塵網，吾意嫌消極。願持鐵禪杖，打殺賣國賊。在收閱壽詞之後，弘一大師隨即寫了一首偈言，還贈柳亞子：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柳亞子借撰詞之便，流露了對終日參禪禮佛的弘一大師的不滿，對弘一的回偈則以一句“嗚呼，洵可謂善知識已！”帶笑置之。弘一志在普渡眾生，以菊自詡，標榜氣節，其偈言蘊集了自己的價值基點和意義指向，但他分明淡忘乃至忘卻了同一片土地上的最真實的蒼生百姓，是以即便流血殉教，依然缺乏淋漓元氣。他以身殉教，固然可敬，但所殉之“教”，僅僅局限於佛門一隅，宗教一脈，是以即便“流血”殷殷，亦只能澆沃木魚袈裟大雄寶殿，這就難免使得自己的抉擇及其意義打了折扣。嗟乎，置身於時代洪流之中，德高望重的弘一法師竟不曾解悟“天地蒼生實為大教”，沒有對現代社會做出實際的更大的應時性貢獻。對此，我們惋惜之餘，似不應掩飾自己的微詞。[責任編輯王怜花]蘇曼殊︰《討袁宣言》，丘桑主編︰《禪燈夢影》，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8 年，第16 頁。王廣西著︰《佛學與近代中國詩壇》，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5 年，第323 頁。方愛龍主編︰《弘一大師新論》，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 2002 年，第253 頁。方愛龍主編︰《弘一大師新論》，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 2002 年，第254 頁。夏丏尊、蔡冠洛等著︰《弘一法師永懷錄》，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9 年，第219 頁。 171

• 學術動態 •致力澳門研究提升澳門競爭力— “紀念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成立25周年暨澳門人口政策及城市競爭力學術座談會”側記陳子夏2012 年，澳門研究中心成功舉辦了《澳門學引論》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1-2012）》（澳門藍皮書）新書發行儀式、《城市規劃法》草案及配套法規構思座談會、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座談會以及2013年度特區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座談會等活動，均取得良好效果。今年，欣逢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成立25周年。回顧過去，澳門研究中心已經走過了25年的不平凡歷程。秉承“立足澳門，研究社會，為澳門發展服務”的宗旨，中心所開展的學術實踐，證明了在澳門從事學術研究與政策諮詢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作為亞太地區研究澳門問題最重要的學術機構之一，澳門研究中心依然任重而道遠。展望未來，澳門研究中心將隨澳門不斷發展的新形勢而不斷成長。我們將繼續聯繫和組織澳門、內地、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學者，以更廣闊的視野關注澳門問題的研究和應用，開展更多以澳門學為中心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僅要搭建區域性的學術平台，更要組織學者繼續致力於澳門政府政策與社情民意的調查研究，努力為社會提供更優質的學術服務，為澳門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2012年11月1日，醞釀已久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人口政策框架》諮詢文本（以下簡稱框架文本）正式向公眾發佈，社會各界展開對此文本的熱烈討論。為慶祝周年誌慶，同時開展對澳門人口政策的討論，澳門研究中心於2012年12月5日在澳門大學舉辦了“紀念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成立25 周年暨澳門人口政策及城市競爭力學術座談會”。會議由中心代主任郝雨凡教授主持，澳門大學程海東副校長出席，來自廣州的陳廣漢、陳恩和劉毅，澳門大學的劉伯龍、唐曉晴、黃素君、馮家超、柳智毅、陳建新、朱壽桐、湯開建和林廣志等多位專家學者參加。座談會上，各位學者暢所欲言，探討分析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人口政策框架》諮詢文本，為提升澳門城市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建議和展望。現將會議論點綜述如下：一、澳門的人口發展需具備國際視野和區域合作意識座談會上，不少學者都表達了“澳門未來人口政策應該與區域合作相結合”的觀點。單靠塡海造地或興建高層樓宇以增加空間，從而增加人口，這是否具備可持續性，是否可足以支撐未來作者簡介︰陳子夏，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行政助理，人文地理學碩士。 172

致力澳門研究提升澳門競爭力──“紀念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成立25周年暨澳門人口政策及城市競爭力學術座談會”側記“的發展？在此，區域合作的課題顯示出其重要性。陳恩提出，澳門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未來人口素質的提升也理應與國際水平看齊。有學者認為，人口政策的討論並不是獨立的，而是緊扣社會經濟各方面、各環節。唐曉晴認為，澳門人口政策的宗旨，是為了提高澳門居民的生活素質和社會福祉，讓澳門具備足夠的區域競爭力，達到並實現國家賦予的定位要求和發展目標。目前，澳門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並出現了需求過熱的情況。僅僅只有3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澳門，需要增加多少人口？是否可以平衡交通、消費、土地等各種因素？劉伯龍指出，在制定人口政策時，政府需要考量土地資源短缺以及城市承載力有限等因素。他認為，可向周邊地區謀求合作和發展。從空間上與橫琴的合作較為理想，可考慮藉澳門大學遷校為契機，將澳門的部分民生項目落地橫琴，扶持本地企業向外發展，以拓展澳門的發展空間。柳智毅指出，在引進人才的同時，要做好相關的配套政策。新加坡在經濟規模有所增長的同時，產業、人才和資源各方面產生激烈的競爭，最終觸發了外來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矛盾，結果2011年國會選舉，執政黨得票率大跌。這種“政治衝擊”的實例，值得特區政府進行借鑑和反思。事實上，從框架文本中也可感覺到，倘若在論及人口問題時，只是就人口談人口，或者採取過於保守和探索式的措施，難免會受限於視野而無法作出更科學、更全面的分析。在這個問題上，郝雨凡強調，澳門未來人口政策的發展方向應放在區域經濟整合的大背景下進行考慮，特區政府可在維持現有人口政策目標的情況下，研究未來的城市發展與珠海等周邊地區實現對接的可行性。比如，向珠海租借更多的土地，興建更多醫院、學校等社會福利配套設施，或考慮珠海與澳門兩地民生設施的資源共用。區域合作和資源分享，可有效引導人口和產業的疏散，從這個角度亦可反思人口政策的制訂方向。二、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應充分考慮澳門實際情況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城市人口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關鍵作用。近年來，澳門的人力資源不足、人口素質相對較低等問題與經濟和社會發展不相適應，弊端逐漸顯現，人口政策的研究十分迫切且意義重大。“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和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目標，為澳門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框架文本中提到，“澳門人口政策的核心是要處理好本澳人力資源的問題，包括持續提升本澳居民素質、增強綜合競爭力、在保障本地居民就業權益的前提下合理引入外來勞動力等”。顯然，未來澳門的人口一定要增加，在低中高三個方案中，低方案（到2036年人口規模控制在75.4萬）似乎更被學者認可，因為澳門本身已經是一個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區。不少學者認為，人口的數量並不是關鍵，最重要的仍然是人口素質。陳廣漢強調了人口結構優化以及人口素質提升的重要性，他認為，澳門應該研究清楚到底缺少甚麼類型的勞動力，也要正視外勞和本地人口的矛盾，從而認真考慮人口結構的構成和比例該如何調整和優化。劉毅提出，特區政府暫不必鼓勵居民生育，反而需通過提升人口素質和調整人口結構，以解決目前澳門人口老齡化及勞動力不足等問題。這個問題事實上也與澳門的中產階層問題相關，中產階層的壯大和向上流動，有利於增大其在人口結構中的比例，也有利於提升澳門競爭力和推動可持續發展。澳門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多數學者認為，應該較為關注未來勞動力人數相對短缺的問題。 17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一般來說，老年人口越多，老年贍養系數和總供養系數便會越大。劉毅建議，可考慮延長澳門人的退休年齡，鼓勵健康的老年人繼續投入工作。特區政府在2013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將調升養老金至3,000元，表示政府希望澳門老年人能在本地實現“居家養老”。陳建新提出，福利制度的區域合作總會受到制度上的障礙，跨地福利和醫療對老年人的養老尤其重要，建議兩岸四地建立統一的、可溝通的機制，有效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弊端，做好跨地的資源配置。三、澳門的城市競爭力取決於定位準確和人口素質框架文本提到，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最終是為了提升澳門綜合競爭力。因此，可見目前在區域整體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下，澳門已有居安思危的意識。然而，澳門需要考慮清楚，到底我們是和誰競爭？是周邊地區，還是國際上的主要城市？應該採取何種指標？澳門只有50多萬人口，我們如何去與具有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進行競爭？黃素君認為，在城市競爭的定位上，澳門可以採取“與鄰近地區合作，與其他地區競爭”的措施。在城市或地區的競爭中，澳門需要正視自身特色。唐曉晴強調了澳門的“身份認同”，呼籲建立並捍衛澳門核心價值觀和理念。馮家超對澳門未來並不灰心，他認為澳門具有與其他地區競爭的實力，但澳門目前處於失業率較低的情況，這並非一個好的信號。因為這意味企業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挽留人力資源，反而會造成整體人口競爭力的下降。因此，有必要適當增加勞動力人口，促進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人才是提升城市競爭力的關鍵，而人才制度無疑與澳門人口的教育程度有關。澳門目前面臨教育水平較低的問題，特區政府在人口政策制定的同時，需要考慮與之相匹配的教育政策、專業認證制度以及高等教育制度的同時優化推進。在引進外勞的問題上，應該考慮到外勞或許只能當作是短期的資源補充或滿足短期的資源需求。長期來說，仍然需要以培養本地人才和提升本地人才素質為主。在引入專才的政策上，應該提升專才的身份認同，使之成為澳門的一份子，為澳門服務；同樣，澳門也應該盡可能地為本地人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這樣才可持續提升澳門的城市競爭力。人口問題固然為澳門帶來挑戰，但同時也將帶來機遇。關鍵是要採取“科學決策”，而這種科學決策建基於科學研究。特區政府在框架文本中正視了澳門目前教育水平較低、人口老化、出生水平不足和勞動力供應不足等問題，並提出了低中高三個人口規模預測方案以及若干政策建議。框架文本表明了特區政府對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心，但其中很多問題，仍有待細化或繼續深入研究。[ 責任編輯陳子夏] 174

• 學術動態 •澳門學︰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楊大衛[摘要]第三屆说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近日在北京召開。會議以澳門史和中外關係史為中心議題，共同探討全球視野下的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推進了關於澳門學學科理論、文獻基礎、研究方法及未來走向的認識，在澳門學學科發展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關鍵詞]澳門學全球史觀學術成長由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12年11月15-16日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召開，此次研討會的主題為“全球視野下的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以澳門學為例”。來自葡萄牙、德國、意大利、俄羅斯以及中國內地、台灣、香港、和澳門的40多位長期從事澳門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參加，研討會共收到學術論文32 篇，從不同層面就澳門學的理論建設與學術成長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一、澳門學的理論構建上世紀80年代，一批澳門學者為提高澳門研究的學術地位，規範澳門研究的學術行為，提出了建構澳門學的設想，並就澳門學研究主旨、對象、方法等基本問題進行了初步討論。由於這些討論只是就澳門研究澳門，其學術路徑與視野受到較大局限，因此沒有真正取得面向世界學術圈發言的資格與地位。2010年、2011年，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等機構發起，分別在澳門、里斯本召開兩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從國際學術層面、人類文明發展的視角探討澳門學學科構建的可能性，並初步就澳門學的概念、研究對象以及範式等問題作了討論和研究。本屆會議承繼前兩屆會議的學術成果，對相關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在開幕儀式上，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韓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兼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總編輯高翔、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代主任郝雨凡等分別致辭，他們就澳門學的理論構建、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等闡述了各自的觀點。韓震指出，澳門在歷史上曾一度是中國與西方各國交往的樞紐，保存有豐富的、多語種的資料，挖掘、整理和研究這些文獻，是發展澳門學的最基礎工作。作者簡介︰楊大衛，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廣州 510632 17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高翔認為，澳門學的發展應該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換言之，就是要在穩步推進歷史研究的基礎上探索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建構系統化、普遍性的知識體系，將本土性知識提升至全球性知識的理論高度，為人類知識的增長作出應有的貢獻。因此，澳門學研究需要超越澳門問題本身，將澳門問題放置在整個人類歷史進程中予以考察，以全球人文關懷理論的自覺性揭示出澳門問題的普遍性意義。他指出，研究澳門學，不僅要借鑒各個學科的理論知識，更主要的是利用澳門學的經驗材料去檢驗或修正已有的學術範式。唯其如此，才能彰顯澳門學理論的全球性特點。吳志良指出，澳門曾成功扮演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角色，為人類文明相遇與對話提供了“公共空間”，同時澳門兼備多重社會身份認同，從而方便並增進了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對話和理解，這是澳門學的核心任務。他重申了建立學術規範對澳門學學科建設的重要性，認為澳門學的學科建設和討論今後應集中於兩個方向：一是確定學術規範的具體內容和技術操作，這涉及學術本體與認識論的確立問題；另一個則是探索“澳門模式”的宏觀特徵和微觀內容，這是研究課題的取捨問題。郝雨凡認為，研究澳門學必須“跳出澳門研究澳門”，從全球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視野考察澳門歷史及社會、文化、經濟的獨特的結構功能和價值形態，以“互動相生”的範式探討澳門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彌補世界史關於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研究的不足，豐富人類現有的知識體系。他指出，澳門學的知識譜系特點，決定澳門學的學術內涵既有歷史的文獻性，又有當代的現實性。俄羅斯院士米亞尼斯科夫認為，澳門在十六世紀從一個世界貿易中心擴展成為中西文明接觸區，並展現了世界主要文化間地緣性與自發性的對話。澳門經驗意味跨文化交往只能以對話的形式來實現。魏楚雄認為，歷史上澳門的國際化程度相當高。他從全球化的宏觀背景，探討澳門在地理、政治、經濟、文化上實現國際化的現象與特徵，認為在澳門國際化的過程中，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虔誠與褻瀆、永恆與瞬間、美與醜、善與惡等無數個諸如此類的兩極在澳門相生，這使得澳門無論現在還是未來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城市。胡阿祥認為，澳門學目前應架構周全而且勾連的系統，並在此系統之內展開基礎內容的全面研究。而這種研究當求避免歷史、文化、社會、生活等等的條塊分割，必須注意歷史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有機性和整體性，如此才能建立立體、多維、有趣、靈活且學術價值、社會意義兼備的澳門學。針對某些學者關於澳門學屬於“地域學”的提法，中國社會科學院阿風指出，敦煌學的專家從來不認為敦煌學是地域學，它只是以地區命名的新興學科，澳門學也是如此。總體而言，各位學者關於澳門學的不同認識並非本質性差異，而是基於不同視角不同知識背景對澳門學學科內涵和未來發展的積極反思。澳門既是早期全球化的地域性實現，也是推進中國近代化和沿海地區社會發展的重要仲介和要素。從這個意義而言，澳門學既表現為全球性知識譜系的增量，也具有跨文化交流和地域變遷歷史經驗的內涵。如何進一步深化澳門學的學科理論內涵，提升研究手段與方法，應是未來工作的重心和關鍵。二、澳門與近代全球化明清時期，澳門曾是中國重要的對外開放窗口，各國對華貿易、宗教文化傳播活動依託澳門而得以實現。研究以澳門為支點的中外交流，可以豐富澳門學的知識體系。在政治與貿易方面，郝雨凡認為，鴉片戰爭後，美國即以澳門作為其東亞戰略的支點，以《望廈條約》的簽訂與澳門領事館的設立為契機，為了擺脫英國的束縛，以民主、自由為旗號， 176

澳門學︰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展開在東亞與東南亞的政治、經貿、傳教等活動，在這過程中，傳教士受到重用，並對美國的遠東政策產生較大影響。林日杖以大黃、澳門與來華西人為例，運用人、地、物互動的研究模式，解讀澳門在明清時期中外關係史中的地位。在人群流動方面，湯開建對明清中文文獻中關於“黑人”群體記載進行研究，認為這裡的“黑人”说並非純指非洲人，而是包括南亞與東南亞深膚色在內的人群，如來自霍爾木茲、印度、孟加拉、麻六甲、帝汶人種，他們往往充當西方商艦的水手、士兵、僕役，有的被迫為奴。他們生活在社會最低層，但在軍事戰役中卻是勇敢的士兵，在生活中常常又是忠實的僕從。金國平指出，中文文獻中“化人”、“佛郎機”等詞，雖然學界均考證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但卻沒有解釋其所以然，他研究後發現，“化人”實際上是“佛郎”或“化郎”的音轉。本次會議從觀念互動和知識建構的角度探討澳門學內涵，成為一大亮點。十五至十八世紀，東西方經濟貿易活動得到廣泛關注，然而從文明互動和知識建構層面認識相對不足。德國學者普塔克認為，歷史上中國南海不應簡化為一個純粹的貿易區，各種宗教或神祗，如佛教、伊斯蘭教、媽祖、天主教等，通過南海而得到廣泛的傳播，在近代全球化過程中，為不同政治與經濟利益的“完全交流”提供了國際平台。關於漢語神學的研究。張西平對晚明基督教中文著作（包括譯著）中的宗教術語進行篩選與分析，試圖從明清之際的漢語神學概念演變，探討漢語外來詞形成的途徑與方式。顧鈞通過對1830-1840 年代美國傳教士在澳門刊印的多部漢語工具書，如《福建土話字典》、《廣東方言讀本》、《拾級大成》、《英華韻府曆階》等刊印過程、內容、價值的研究，發現它們在中國近代語言史上頗具價值。楊慧玲認為因馬禮遜漢英英漢詞典出版所引發西方漢學界的“詞典之爭”，其中蘊含許多非學術的立場和態度，帶有門戶之見。康太一通過對世界首部全本漢譯《聖經》的翻譯、出版過程進行了細緻、嚴謹的考證與分析，為研究早期“漢語神學”提供很有價值的史料。劉美華認為《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早期《聖經》翻譯與傳播中充當了重要的媒介，是中西文化研究的典型文本，也是研究中國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化石。關於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研究。李雪濤從傳統士大夫的“道”、“器”之論入手，探討清初楊光先反對天主教的思想根源，認為楊光先不僅清楚地認識到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社會，特別是儒家倫理道德方面的衝突，同時洞察到基督教對於瓦解和分裂中國傳統道德所具有的極大潛在威脅。柳若梅利用俄羅斯中央歷史檔案館所藏相關原始檔案以及俄國東正教傳教士留下的記錄，詳細論述了十九世紀初葡萄牙傳教士遺留在北京的財產處理過程，以及由此產生的葡、俄、法宗教團體既合作又衝突的關係。羅瑩通過對耶穌會第一位中國籍神父鄭維信的生平考察，探討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認為由於觀念、語言的差異，這種本土化過程異常曲折與艱難。李慶認為，1582年教廷所推行的新曆法，因受保教權和葡西聯合王國某些制度的影響，在果阿、馬尼拉、澳門的落實有所推延。因此，在論述此時段所發生的歷史事件時，尤需謹慎處理新舊曆的對應。陳玉芳對1692 年康熙皇帝頒佈的“容教令”在歐洲流行的三個版本進行比較與分析，指出其間的差異與影響。王豐碩以《聖經直解》、《儒教實意》、《古新聖經》為例，分析來華傳教士的傳教策略，認為天主教在華有儒學化傾向，以走合儒路線達到其傳教的目的。伴隨西方全球性貿易和傳教活動的深入，知識流動與交流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東方世界由此獲得包括宗教、科技、藝術、文學在內知識上的輸入和借鑒，在他者的鏡像中認識自我，主動或被動地構建自我的知識新體系。與此同時，文化交流是相互的、雙面的，甚至是交替出現的。李麗青通過對東印度公司牧師G.H.Vachell 在1828-1832 年間從澳門、廣州發回英國的信件整理，發現該牧師曾從澳門、廣州等地將許多中國南方的動植物標本發回英國劍橋動植物園，這些 17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標本成為達爾文《物種起源》理論建構的重要基礎之一。因此，她認為，澳門曾為世界重要的理論發現作出過歷史性的貢獻。三、澳門本土史研究作為澳門學的基礎，澳門本土史研究在本次會議上有了新的拓展。林廣志、張中鵬從澳門北部鄉村世界的空間、景觀與秩序的演變，探討北部華人社區的內部結構與秩序的變動，解讀在殖民化與現代化背景下，傳統鄉村社會解體與城市化進程的內在關聯度。曾金蓮論述了澳門北部塡海工程所引發的中葡紛爭，並總結了對填海區的開發經驗與教訓。吳玉嫻認為，近代澳門衛生日益惡化，澳葡政府參照歐洲公共衛生理論與觀念，從法規與制度建設入手，對澳門公共衛生進行整治。通過這些手段，一方面改變華人的衛生習慣與觀念，另一方面則逐步實現對澳門華人社會的殖民管治。鄭煒明、陳德好通過對塵封的歷史檔案進行爬梳，論述近代澳門麻瘋病院的建設、重建與管理的發展脈絡，揭示澳葡政府、宗教機構在澳門麻瘋病治療方面所承擔的角色與任務。葡國學者薩安東分析了張之洞入主兩廣的背景以及在治理澳門、解決澳門問題中所作的努力。楊開荊從澳門功德林及其所藏的珍貴文獻入手，探討澳門佛學的淵源以及澳門由清末動盪到抗戰時期，有識之士、文化名人在澳門的活動情況，反映了澳門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角色和地位。澳門開埠問題，學界曾討論多年，但至今仍無共識。陳文源試圖跳出以往的中葡政治關係思維，從港口形成的一般模式來思考澳門開埠的過程。他認為，葡商從麻六甲到廣東、閩浙沿海以及進貢明朝，中國商人均起到了“主事者”的角色。在澳門開埠過程中，中國商人與官府的溝通融洽，使葡商才得以在澳門定居下來。澳門開埠後，中國商人是澳門的建設者與守護者，同時也是居澳葡商貿易與管理參謀者。基於此，澳門開埠是近代貿易全球化潮流遭遇中國傳統抵擋後所建立起來的緩衝平台，是明朝政府在海疆安全、財政收入與商人利益平衡的最佳選擇。王日根認為，閩商在明中葉已經在澳門開展商業活動，並依持媽祖作為自己的保護神，建立了自己的會館組織。部分定居澳門的閩商為應對不利的社會勢力，通過編造媽祖的神話來壯大自己，借助同鄉粵官進行庇護，清朝多次敕封媽祖，客觀上給閩商予以較大支持，有助其在澳門的發展。葡人定居澳門後，其貿易資源配置研究相對較少。戚印平通過分析甲必丹體制下航海權賜予、轉讓、競價出售等形式的轉換，探討遠東貿易利益分配的複雜性，指出由於貿易權的變化使得甲必丹原有的行政權威受到挑戰。他認為，甲必丹航海權授受對象與形式的變化或許是西班牙王室擠佔或削弱葡萄牙海外勢力的謀略之一。張澤洪認為，道教及民間神靈無處不在地影響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澳門的道教與華人的民間神靈是隨移民而傳入，他們在澳門與其他西方宗教和諧共生、互相尊重，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多元的宗教文化。趙新良透過對《箱蓋大漆描金澳門全景圖》與相關澳門地圖的比較，認為這幅地圖展現了中西藝術的融通，以及澳門城市發展的概貌。本次研討會得到中國最具權威性的學術機構的參與和支持，顯示澳門學已獲得中國主流學術界的認受，對澳門學的學科發展而言，是一次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學術經歷。從會議的過程來看，也是一次成功的研討會，顯示出澳門學的國際性與年輕學科的活力。除有國際學者參與外，討論議題帶有普世價值，中西文獻史料的發掘、全球化理論與思維的運用，從內核上彰顯出澳門學在學術全球化中的意義。同時，本次會議湧現一批精熟外語、受過不同學科訓練的年青學者，他們以新視角、新史料、新觀點，為澳門學的持續、深入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特約編輯張中鵬] 178

• 學術動態 •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12年年會綜述張坤[摘要]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一屆年會近日在澳門召開。會議以澳門對外關係史研究為主題，集中反映澳門對外關係史研究、澳門本土史研究以及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等學術領域的最新進展，由此可透視出近期澳門史或澳門學研究若干資料、路徑和方法上的動向。[關鍵詞]澳門澳門學話語權2012年9月8-10日，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一屆年會在澳門理工學院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為“澳門對外關係史研究”，來自澳門、葡萄牙、台灣、香港、廣州、肇慶、武漢、吉首以及貴陽等海內外學者四十餘人參加了會議，收到相關學術論文34 篇。作為一種孜孜不倦的學術堅持，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已走過了十一個年頭。這十一年見證了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蓬勃發展，也催生出一大批澳門歷史研究的著述，培養和凝聚了一支得到不斷歷練和壯大的研究者隊伍。正如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博士在研討會開幕式致辭中所言，近年來澳門史研究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即“澳門史研究話語權的回歸”──中國學者逐漸成為澳門史研究的主力軍，這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的守望和進取是分不開的。會議論文分為三大類：一是澳門對外關係史研究，包括中葡關係、與澳門有關的對外關係等；二是澳門本土史研究，包括城市、娛樂、公共建築、婚姻、醫療等方面；三是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時間上從明清至民國，內容上既有天主教又有基督新教。以下分別從這三方面對與會論文的主要內容和學術建樹進行介紹，從中可以看出近期澳門史或澳門學研究若干資料、路徑和方法上的動向。一、澳門對外關係史研究澳門對外關係史研究歷來是澳門史研究的重頭戲，本次研討會提交的相關學術成果既有中葡關係研究，也有以澳門為中心的中外關係史研究，既有對新材料的挖掘，也體現了多層次、多視角的研究視域。在澳門與中英關係史方面，葡萄牙中國學院澳門研究中心主任金國平使用新發現的葡萄牙航作者簡介︰張坤，暨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 179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海資料與中、英文資料相對照，首次考證了長期以來困惑學人的英人東來最初停泊的小島Montede Trigo的所指，初步斷定該島為珠江口的大岡島，屬今珠海市。這一研究成果在歷史地理學方面也有重要意義。張坤研究了澳門最早的英國僑民湯瑪斯•比爾在澳門的居住生涯，比爾經歷了澳門鴉片貿易的起伏跌宕，與澳門葡人的合夥經營既帶來了利益也蘊含風險，其在澳門的花鳥園在不經意間成為東西方動植物交流的中轉站，促進了世界範圍內自然史的研究。在澳門與中日關係的研究方面，有兩篇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論及澳門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往的研究多利用國民政府情報和外交檔案，香港樹仁大學莫世祥教授利用解密不久的台灣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文物，進一步揭示了1937至1941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間葡日合流的內幕，指出抗戰初期澳葡為自保曾與英、法兩國在華南的勢力商洽中立，但隨日軍佔領大片華南地區及澳門周邊的島嶼，澳葡中立的決心逐漸動搖，最終在日軍軟硬兼施的“有效壓迫”下形成妥協附日以求自保的策略，壓制澳門抗日活動，乘戰亂侵佔覬覦已久的澳門週邊中國島嶼，這對艱難抗戰的中國不啻於雪上加霜。論及歷史上葡萄牙人一度主導的中日貿易，香港中文大學黃天以獨特的視角，將2005、2007年先後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和日本石見銀山聯繫起來考察，展示了這對“世遺雙城”在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期四十餘年間葡萄牙人主導的絲銀貿易中的緊密聯繫。日本是世界上重要的產銀國，其在十七世紀初的產銀量佔全世界產量的三分之一，而石見銀山是當時日本白銀的重要產地，經一個世紀的大量開採後最終資源枯竭。以石見銀山為主的日本白銀經葡人貿易輾轉流入中國，對明朝的經濟發展和貨幣改革帶來重大影響。以澳門為中心的中葡關係問題一直以來是人們關注的熱點。暨南大學張曉輝教授探討了近代中葡約章下的貿易狀況。鴉片戰爭後，葡萄牙欲實現對澳門的主權，積極謀劃將中葡貿易納入條約體制之下。香港英國當局為了減少由於澳門的低關稅而對自身貿易構成的競爭，積極推動“港澳一體”政策，支持葡萄牙對澳門的領土佔領。清政府則苦於鴉片走私難以禁止，寄希望於葡方在條約體制下像英方在香港一樣協助鴉片緝私和關稅徵收，遂不惜放棄澳門主權，於1887年與葡萄牙簽訂中葡《友好通商條約》。其後雙方試圖簽訂進一步的貿易章程，但由於葡萄牙始終將澳門主權放在首位，謀求拓界，卻屢屢碰壁。而清政府在澳門的鴉片緝私和關稅徵收事實上對澳門貿易和經濟發展不利，雙方始終無法達成進一步的通商條約。“中葡約章與澳門貿易陷入悖論”，在約章生效的四十年時間裏，葡萄牙所期望的重振澳門貿易並沒有實現，清政府緝私的目的也沒有達到，澳門在此期間成了多方利益的籌碼。吳宏岐教授從微觀的視角研究了民國初年繪製的澳門北部及其附近地區的地圖《青州附近圖》。該圖是一幅大比例尺地形圖，緣起於清末民初澳葡方面的青洲浚海工程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中葡界務紛爭，為了與澳葡劃界談判，在香山勘界維持會的敦促下，廣東陸軍部測量局於1919年10月至11月間繪製了此圖。論文進一步研究了該圖的繪製特點、圖例與注記，並對該圖所涉及澳門地區北部青洲一帶以及香山縣前山地區的地理狀況進行了解讀。劉正剛教授以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中文檔案為基礎，研究了清中期澳門房屋拆遷與興建中的中葡衝突，認為清政府為維護國家利益禁止澳門葡人添建違章建築，而澳葡則為了自身利益試圖突破清政府的相關法令，這種博弈的背後實際是對澳門主權的爭奪戰。同類研究還有張永春從“中國審判”和“華犯移交”這兩種不同的司法權入手，揭示出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在澳門司法權的逐步喪失，彭蕙博士論述了明清時期黑人在澳門的犯罪問題及中方政府出臺的有針對性的法令條款。舊史料的重讀亦能產生新意，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陸曉敏研究員重新解讀了明人吳桂芳的《議阻澳夷進貢疏》，對明代雙嶼港的覆滅與澳門開埠之間的聯繫及葡人入居澳門初期廣東官府的對澳政策進行重新考量。 180

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12年年會綜述澳門也是歷史上中荷關係的必經之地，澳門理工學院林發欽教授對乾隆五十九年（1794）來華的荷蘭使臣德勝（Isaac Titsingh）的使華過程進行了考述，詳細介紹了德勝使華的緣起及使團在華的活動。有學者關注了中外植物交流史的研究，《澳門紀略》所載素馨花，其種植來源悠久，為重要的早期南方外來植物。廣州大學林友標教授考察了素馨花的原產國為“拂林國”和“波斯國”，早在秦漢時期即已引入，其名原譯為“耶悉茗”或“野悉蜜”，因栽種於南漢美女素馨之塚的緣故而被稱為素馨花，在珠三角地區廣泛種植。文章還進一步探討了素馨花的栽培及功用。吉首大學趙敏教授從全球視野討論了澳門學的研究範式和研究綱領，認為應從全球史的角度，“以不同文化互動相生為切入點”闡述澳門與全世界、特別是與歐亞之間的“雙向反射”和“雙向互動”，以解釋澳門文化的發展變遷及其形態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包括澳門歷史研究、澳門文化研究、澳門發展研究、澳門社會研究、澳門文獻學研究的澳門學內涵。本專題涉及的研究問題還有，暨南大學陳文源以一則澳門史料的考辨指出研究者過分相信外文資料造成的誤解，楊豔麗探討了明清之際從澳門輻射出的西洋醫學在華傳播的特徵及其動因，馮翠梳理了澳門與抗日戰爭的研究狀況，華中師範大學付海晏教授探討了晚清海外中華商務總會的次第成立和功能，廣州圖書館帥倩考察了康有為與朝鮮儒士的交往，揭示了傳統儒家思想在朝鮮的吸納和融合，黃鴻釗教授則從四個方面論述了澳門海洋文化的發展前景，即充當交通海內外的橋樑、澳門與台灣關係的作用、歸僑在國際交往中的助力、成為葡語世界交流合作的平臺。二、澳門本土史的研究利用新發掘的資料研究澳門本土歷史是本次會議的一個亮點。澳門大學湯開建教授根據現存的百餘幅十六至十七世紀澳門東西方圖像資料，結合中葡歷史文獻和歷史地圖資料，對此時期澳門城市發展中的諸多模糊場景予以清晰化。文章廓清了澳門早期的十字大街所指、所在、所由等相關問題，明確了澳門教堂出現的先後次序以及澳門議事廳、醫院、學校、鑄炮廠、明代官署和華人廟宇等公共建築的地址和出現時間。在此基礎上，依據史料中對澳門城和澳門炮臺興建與拆遷的記載推斷出澳門城至遲在1632年（崇禎六年）已經竣工，這個結論對澳門早期歷史研究意義重大。長期以來，學界對澳門跑狗業的認識僅停留在表面層次，由於資料的稀見，尚未有專文論及。暨南大學趙利峰副教授首次探討了隨世界性跑狗運動興起的民國時期澳門跑狗業，使近代澳門跑狗業研究首次進入扎實的史料論述視野，文章介紹了此時期先後出現的跑狗娛樂有限公司、澳門賽狗會和南華賽狗遊藝有限公司籌辦經營的澳門跑狗業，指出澳門的跑狗業時運不濟、命運多舛，幾經波折，最終歸於失敗。《澳門紀略》的作者張汝霖為研究澳門史的學者所熟知，但鮮有其他史料進入人們視野作為對其進一步瞭解的憑據。暨南大學王珽教授利用新發現的張汝霖詩集摘抄《西阪草堂詩鈔》，對張汝霖的仕履和行蹤進行了探討，揭示張氏仕途行跡及其結識清代著名學者王鳴盛、錢大昕和袁枚等人的交遊經歷，並進而提出疑問︰以張氏學識聲名的不顯何以令袁枚、王鳴盛等鴻學大儒對其別有垂青，是逢迎抑或其他？利用新理論、新視角研究澳門本土歷史是不可忽視的學術新趨勢。澳門近代史作為一個薄弱研究地帶受到了明顯的關注，在內容上，澳門本土史研究逐漸走向細化，開始關注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城市管理、婚姻和醫療制度、市政建設等。澳門大學博士候選人吳玉嫻對1862至1894年間澳門華人社會醫療衛生的殖民化過程進行了研究，並指出澳葡政府的殖民統治催生了華商集 181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團，通過華商集團傳遞近代醫療衛生思想、通過《澳門憲報》構建自身權威地位，從而達到對澳門華人社會的殖民統治。作者認為，澳門的這種殖民模式屬於“近代殖民”模式，不同於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殖民”模式，為“現代化”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研究範例。澳門大學曾金蓮利用大量葡文資料，研究了澳門照明系統從燈籠照明、火水油照明到電燈照明的變遷歷程，揭示出在此變遷中市民公共空間意識得到激發，公共照明的進步最終改變了澳門城市的夜景和夜生活，並催生了一批新行業。晏雪蓮探討了澳門殖民管制時期的婚姻制度，指出此時期澳門政府對葡裔人士援引葡萄牙《民法典》進行婚姻管理，對華人的婚姻管理則主要遵循華人傳統，並設有專門機構進行管理。但由於語言障礙，葡人管理下的華人婚姻狀況存在諸多漏洞，諸如“妾”的問題長期存在，因而華人不得不依靠華人社團或當地街坊會、居民聯誼會加以調解。澳門理工學院譚世寶教授對同屬澳門歷史名人的思想家鄭觀應和巨賈盧九進行了比較研究，暨南大學胡芸則梳理了近年來對澳門華商何賢的研究狀況。三、基督教史研究本次會議關於基督教史的研究成果既體現了對新材料的整理和挖掘，也體現出多語種資料的運用和多學科視角的介入，甚至邀請了本身不在學術界的資料發掘者親臨會場做專題發言。廣東肇慶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劉明強先生應邀介紹了從自家《劉氏族譜》中發現並輯出的稀見明代史料《利瑪傳》全文，該史料為明人所修天主教來華傳教士利瑪竇的傳記，其中涉及利瑪竇與中國士人的交往、利瑪竇傳教活動史實、澳門海外貿易狀況以及當時海防政策等相關內容，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彌補了當前利瑪竇研究主要依據利瑪竇中文著作和外文資料的缺憾。天主教思想史文獻的發掘令人矚目。暨南大學吳青博士介紹了現藏於澳門何東圖書館的孤本文獻、明清之際天主教徒張星曜所撰的護教作品《歷代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的版本流傳、體例與內容、文獻意義和史學價值，有助於學界瞭解清初天主教護教著述的思想內涵。文章指出，作為清初最完整和最突出的一部護教作品，該書創造性地使用了紀事本末體以為護教服務，集中體現了當時飽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天主教徒的心態和文化身份認同。文章為明清中國天主教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將宗教研究推向深入，多學科的視角至關重要。廣東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吳甯博士以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視角，從宗教的社會功能入手，探析了十九至二十世紀澳門浸信會的婦女活動，展示出宗教信仰對這些女性身份與生命的重建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基督教信仰賦予她們在世俗社會中不曾擁有的平等、尊嚴和自由，她們對教會事工的熱誠投入促進了基督教世界的成長和壯大。該文所揭示的基督教婦女生活與同時期世俗婦女的精神和生活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將引起研究者的更多關注和反思。多語種資料的運用始終是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重要支撐。湖北大學康志傑教授以西文資料為基礎，對清中期四川天主教貞女群體進行了研究，論及守貞制度、貞女的培訓、《童貞修規》的出臺、教會高層的爭議以及羅馬教廷傳信部關於中國貞女制度的指示等，展示了天主教這一異質文化進入中土的艱難與困惑。關於歷史上天主教在華傳播方式的研究，暨南大學葉農教授研究了明清時期天主教聖母崇拜中“聖母領報”故事版畫的由來、發展狀況、版畫簡介及其與中國天主教《聖經》翻譯工作水乳交融的關係，指出這些版畫實際上是對《聖經》文字翻譯的補充，屬於圖像化譯經，有助於突 182

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12年年會綜述破文字譯經的諸多障礙而達到普及天主教教義的目的。陳才俊教授研究了美國傳教士創辦的英文報紙《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在澳門出版期間反對鴉片貿易的言論，由於當時一些虔誠的基督徒認為鴉片貿易使中國人對西方人形成惡感，從而阻礙了福音在華的傳播，於是在報紙上發表了大量堅決反對鴉片貿易的言論以為福音傳播開路。這些言論代表了美國基督徒的立場，對日後中美關係的走向形成重要影響。以澳門為中心的天主教日本傳教史得到了持續的關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劉小珊教授利用日文文獻研究了耶穌會亞洲區巡視員范禮安在日本教區的拓展工作以及日本天正少年遣歐使節團的派遣，這些由范禮安親自帶領的日本少年得以目睹西方的天主教文化，客觀上起到了消除日本對於天主教文化的陌生和誤解、暫時緩解當時緊張的日本傳教形勢的作用。日本天正少年遣歐使節團的派遣亦向羅馬教會展示了耶穌會在日本教區的傳教成果。結語本次會議呈現了澳門史研究蓬勃發展的態勢，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湯開建對本次年會給予較高的評價，認為是歷次年會中最成功的一次。他熱情地總結道：“參會研究者老一代有老一代的風範，新一代有新一代的敏銳。既有鴻篇巨制宏觀大論，又有微觀視角精細考證。綜合起來可用一個‘新’字概括，而新材料的發現尤為突出。”湯開建教授指出，長此以往，必能多層次、多學科地推動澳門學研究的持續發展。他進一步總結了當前澳門史研究的發展狀況，展望了澳門史研究的發展前景。他說，目前澳門史研究已由粗糙轉向精細，由熱衷於宏大敘事走向細節考證，然而如何將澳門史研究與國際學者接軌、得到世界的認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問題有待於理清。首先，澳門研究學術史有待加強。所研究問題是否具有邏輯性是理清澳門學術史的基礎，而擺脫政治干擾、引入區域社會史是一大趨勢。理清澳門研究學術史還面臨將碎片化研究逐漸整合走向綜合性這一任務，目前已經通過《新澳門編年史》、《澳門近現代工業發展史》、《澳門近代城市史》等大部頭書籍的編寫進行這方面的嘗試；其次，澳門史研究中史學理論的運用。面對西方歷史上形成的紛雜多樣的理論，研究者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切勿落入理論陷阱。這些理論有各自適合的範圍和場景，研究者要善於區別利用，理性接受；再者，在澳門史研究路徑上走出中葡關係的既有框架，向區域化研究靠攏。目前澳門學的核心是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澳門與中西文化交流史，但這必將得到更新，過去的提法已不能滿足人們的思考；最後，未來澳門史研究方面，澳門近代史研究將是重要的發展領域，其資料浩如煙海，所利用者九牛一毛。在專題研究方面，可拓展的空間極多，政治、法律、工業、經濟、文化、思想、醫療等方面尚有不少空白，有待於研究者的介入。與此同時，進一步拓展澳門社會史研究，從人類學、社會學角度把研究引向深入，如從宗教角度切入社會史研究將別有洞天。然而，最關鍵的仍是回歸文本，加強資料整理。以《澳門憲報》為例，其中文版還遠未完全整理，更遑論葡文版。在資料的開掘方面，尚有葡、英、意、法、西、荷等多國文字史料有待利用，這些資料的廣泛利用之日方為澳門史研究的大“豐收”。[特約編輯張中鵬] 183

• 學術動態 •“澳門街道︰城市紋脈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綜述曾金蓮[摘要]2012年10月27至28日，由澳門民政總署和澳門城市學會共同主辦的“澳門街道──城市紋脈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在澳門召開。會議從城市與街道、街道與文化、舊區規劃與整改、街道變遷與管理等四個方面入手，探討了澳門街道的歷史變遷及其內在的文化意蘊和現實意義，為多學科多視角研究澳門街道奠定了基礎。[關鍵詞]澳門街道城市化歷史記憶2012 年10 月27 至28 日，由澳門民政總署和澳門城市學會共同主辦的“澳門街道──城市紋脈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在澳門召開。這是目前中國首次從多學科角度研究澳門街道的研討會。街道文化作為世界城市文明研究的重要一環，是一門國際性學問。關於美國街道生活的傑作《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對世界城市規劃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近年出版的關於歐洲街道的論文集《近代早期歐洲街道的文化史》亦反響甚巨。作為文明古國的中國，城市街道所蘊含的文化博大精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統領各相關單位，編撰並出版了一套百餘冊的大型叢書，取名“中國公路交通史叢書”。台灣也重視研究道路發展史，如1987 年出版了《台灣道路發展史》，多篇學位論文也將台灣道路納入研究範疇。近年來，作為潛在的旅遊資源，關於香港街道的論著也紛紛出現，如香港中文大學何佩然作者簡介︰曾金蓮，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珍•雅各（Jane Jacobs）著，吳鄭重譯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Riitta Laitinen & Thomas V. Cohen,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Europeanstreets,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9.該套叢書包括全國公路交通史（即《中國公路史》、《中國公路運輸史》）和各省市自治區公路交通史，如《中國古代道路交通史》、《江西公路史》、《江蘇公路交通史》、《河北公路運輸史》、《張掖地區公路交通史》、《雲南公路運輸史》、《河南公路運輸史》、《湖北公路運輸史》和《天津公路史》等。可惜的是，由於歷史原因，台灣、香港和澳門的公路交通史尚欠缺。陳俊：《台灣道路發展史》，台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987年；劉克襄：《台灣舊路踏查記》，台北：玉山出版公司， 1995 年；林煙庭︰《台灣古道特輯》，台北︰國民旅遊出版社， 1999 年；黃炫星︰《台灣的古道》，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1991 年；《台灣南北古道大縱走》，台北：聯經出版社， 2003 年；王一婷：《台灣的古道》，台北：遠足文化事業， 2002 年。 184

“澳門街道︰城市紋脈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綜述出版了《建城之道：戰後香港的道路發展》一書。澳門街道富含文化底蘊及特色，關於澳門街道的中西文字掌故更是汗牛充棟，但真正從歷史學、建築學、規劃學、語言學和地理學等學科層次進行綜合研究的，此次研討會乃屬創舉。因此，中國歷史文化名街評選與推介活動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魏明孔指出︰“這次由澳門城市學會組織的‘澳門街區──城市紋脈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更是一次從歷史的角度對街區文化進行探討。這無疑會推動兩岸文化街區的進一步探討，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借鑒價值。”來自北京、武漢、深圳、廣州、台灣及本澳共27 名專家學者出席研討會，提交論文32 篇。一、城市與街道“城市與街道”專題由7 篇論文構成，內容涉及澳門街區的歷史與現狀，重點突出澳門街道的歷史經驗，澳門城市規劃的經驗教訓以及如何借鑒廣州、台灣舊街重整的經驗。魏明孔《中國歷史文化名街評選與近代澳門街區的保護經驗借鑒》一文根據參加由中國文化部、國家文物局組織的中國歷史文化名街評選與推介活動的切身體會，指出近代澳門關於街區的管理經驗，包括系統規劃、重視日常管理、納入法律程序、公開招標建築材料和賞罰分明等五個方面，“對於我們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院宋勁松《廣州舊城街道重整規劃個案分析及其對澳門的啟示》以城市規劃師的敏銳觸角，分析廣州、澳門兩地舊城空間及街道特色，並通過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規劃個案分析，提出澳門歷史城區和歷史街區保護的新思路與新方法。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楊聰榮《台灣舊街改造及其對澳門的意義》一文，以台北都會的空間再造為例，包括台北城門、大稻呈的迪化老街、華山松山特區、台北圓環及文林苑等個案，為澳門在空間改造上提供多種思路及正反兩面的素材。澳門大學歷史系湯開建《20 世紀20-40 年代澳門工業的街區分佈》一文以翔實的中葡文史料，細緻地梳理並統計了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澳門半島工業街區的工廠名稱及數量，並總結工業街區分佈大勢為“東多西少，北重南輕，中區崛起”。澳門文化局關俊雄《澳門總督街名研究》主要通過梳理、統計及分析以澳門總督為名的街道，考察葡萄牙人在澳門類似“殖民地”的歷史過程中如何形塑澳門總督的紀念空間，“營造出對澳門進行強勢有力統治的意象”。嚴忠明《澳門城市規劃的歷史與現代困境》指出，澳門城市規劃的主要特點是依照《都市建築總章程》，重建築實物規劃而輕空間規劃，造成了澳門城市發展的滯後性，因此需積極借鑒先進國家和地區的規劃經驗，漸進改革，才能走出困境，謀求澳門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廣東省時尚產業經濟研究院李凱洛《澳門街：慢城與慢旅遊》一文從旅遊休閒產業發展策略角度，提出了“慢城”與“慢旅遊”兩種新理念，指出比照“動感之都”的香港，澳門應充分利用其“慢生活”的城市氣質，開創嶄新的“慢旅遊”城市意象。夏歷：《香港東區街道故事》，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爾東文、李健信：《趣談香港街道》，香港：明報出版社， 2003 年；寶鴻：《新界街道百年》，香港：三聯書店， 2002 年；鄭寶鴻：《港島街道百年》，香港：三聯書店， 2000 年；鄭寶鴻、佟寶銘：《九龍街道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0 年；何佩然：《建城之道：戰後香港的道路發展》，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8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二、街道與文化“街道與文化”專題共11 篇論文，主要從街道史料，包括印刷品、實物等，探求澳門街道所蘊含的豐富歷史和市民文化，研究方法多樣，有歷史學研究法、實地調查訪談法及語言學考證法等。澳門基金會研究所楊開荊《淺議澳門街道記憶與文獻整理》一文展示了1906 年出版的澳門中葡文對照街道名冊及檔案史料中的地名，她提議可通過多種途徑搜集個人檔案、證件、老照片等，將其整理並應用於建立澳門“街道記憶”數據庫網絡平台，使澳門街道的記憶趨向完整，也有利於對澳門街道展開學術研究。澳門大學歷史系曾金蓮從城市發展與街道關係的角度解讀並比較三份“十九世紀澳門葡文街道名冊”，從名冊變化發現澳葡政府行政分區思想的端倪以及各堂區城市化發展速度。林廣志《澳門的街道及堂區》一文從整體歷史手，考察了澳門城區（包括仔和路環）的擴展、街道建設及堂區增長之間複雜的動態關係，指出“研究澳門街道，必須將之置於城市發展的歷史背景下，用歷史的、發展變化的和全球的視角來理解澳門的街道，總結不同層面的歷史文化特色”。民政總署道路處F.Lopes 提交葡文會議論文，題為Criação da malha dos arruamentos deMacau, as suas formações e evoluções ao longo dos anos（《歷年來澳門街巷的創建、形成及發展》）。Lopes 補充了不少有關十九世紀澳門街道的新史料：一是1847 年4 月14 日議事亭將一份澳門新街巷名冊呈送澳門總督亞馬留；二是1852 年11 月5日，澳葡政府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負責修訂中文地名冊並建立華人田地地名冊。Lopes 將澳門街道命名方式分為十多類，包括地名、天主教、總督、主教和神父、教師、歷史英雄、文學以及其他與澳門有關的人物、植物、動物、職業、位置、食物和工業產品等。這種分類方式與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監事彭海鈴《澳門街道名稱的文化印記》有異曲同工之趣，但彭教授以一名中國人的眼光看到了比Lopes更多的關於澳門街道中葡相異的文化內涵。民政總署文化設施處梁毅鵬《清末民初澳門街道命名中的殖民性》一文也站在中國人立場，“發掘出潛藏在街名字背後對澳葡政府所具有的殖民性政治意涵”。Lopes記述了不同形制的街牌歷史變遷，指出街道線圖對研究街道的重要性，同時分析了填海地街道的命名方式。澳門城市大學管理學院周國強《澳門街道的水井文化》及澳門城市大學工商管理李青《以隱性歷史文化遺存延續街區價值研究》兩文均倚重實地調查及人物訪談。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文化設施處張卓夫《“龍環葡韻”有幾多葡韻── 仔龍寰山上下歷史文化遺存的重新認識》一文追溯仔龍寰葡韻周邊的歷史，並糾正了若干錯誤看法。澳門民政總署歐陽偉然《百年新馬路》一文詳細介紹了新馬路的行業店鋪變遷。葡萄牙中國學院澳門研究中心金國平《澳門“Bazar”的史地範圍考》一文從語言學和歷史學角度考證了“Bazar”一詞及其中譯文的變遷，指出澳門的Bazar有兩種指稱意義︰一是澳門市集街區，二是實體建築物（即營地街市）。金國平指出有關澳門營地大街的“駐軍營地說”是毫無根據的，營地大街是集市大街，而不是軍營大街。 186

“澳門街道︰城市紋脈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綜述三、舊區規劃與整改“舊區規劃與整改”專題由6 篇論文構成，整體呈現出非常專業的舊區規劃所涉及的技術要素。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湯國華《嶺南廣府傳統建築屋面形態及修繕技術》和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彭長歆《嶺南近代城市騎樓街道的緣起、發展與流變》二文，均開闊了認識澳門中式大宅及騎樓建築的視野。澳門大學校園發展辦公室李傳義《早期“葡式番坊”與中式“傳統街市”有機融合孕育出新的建築樣式──“商業騎樓”》一文集中討論了澳門中西合璧的“騎樓式”商住街的空間特色。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建築系童喬慧《澳門舊城區街道空間形態分析》一文運用城市規劃理論解讀澳門舊城區街道的空間形態，指出這些街道空間既有底、側、中介面和節點等物質要素，也有文化、社會交往及情感等非物質要素。澳門析達規劃及設計有限公司呂澤強《大三巴哪吒展館及茨林圍空間優化設計》一文詳細展示了茨林圍舊街重整案例如何將歷史因素融入大三巴哪吒展館建築設計及公共空間的優化規劃中。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編輯王建平《澳門城市發展及其天主教精神》一文主要分析了澳門城市發展如何受到天主教因素影響。四、街道變遷與管理“街道變遷與管理”專題有8 篇論文，集中論述澳門街道的變遷與管理。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吳宏岐《關閘的變遷及其街道的拓展》一文仔細考證了關閘設立的時間、位置及重修歷史，並探尋該地區街道拓展史。澳門城市學會邢榮發《馬交石及其相關的街道》一文集中考究馬交石位置的變遷、填海成陸、街區形成及相關街道名稱來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陳文源《試論晚清澳門城市街道管理的措施》一文通過考察晚清澳門街道管理體系，指出其時澳門街道管理頗具先進性：一是管理機制有效；二是政府主導，服務外包；三是實行“門前三包制”。澳門理工學院黃健威《城市與街道之間──澳門以堂區劃分區域的流變及新思》一文，通過追述澳門堂區制度的根源及變化歷程，指出其不足及可能帶來的危害，提議應盡快修訂澳門半島及離島的行政區域劃分法。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郭聲波《近代澳門城市的綠地類型》一文集中討論澳門城市街道的綠化類型及思想。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黃翊在《路曾經沒有紅綠燈—— 澳門圓形地研究》一文中專門論述澳門路氹圓形地在疏通交通方面突出的歷史表現。澳門博物館徐新《影視藝術與澳門街道》一文以電影《星海》為例，指出澳門街景是影視拍攝取景的“寶庫”。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董黎在《天主教與澳門早期街道空間形態》一文中評析了天主教特色在澳門街道中的體現及其建築藝術特色，進而指出採取現代市政技術修繕並保護澳門早期街道空間形態是維持其歷史特色街區的重要舉措。縱觀整個研討會，不難看出其從多學科角度對澳門街道進行學術研究的特點，內容豐富、信息量大，為澳門街道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研討會的召開引起了廣泛關注，會上學者提出諸如“慢城”、“慢旅遊”等概念很快就傳播開去。澳門街道研究連接過去和現狀，也連接中國與世界，公正、專業、全面地看待這份由不同文化共組的歷史遺產，乃是今後學術研究努力的方向。[特約編輯張中鵬] 187

• 學術動態 •“第三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結果公佈編輯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活動自2004年至今已舉辦至第三屆，受到本澳學界以及海內外研究澳門的學者廣泛關注和重視，參與評選的作品涵蓋眾多領域和學科，水準較高，總結近二十多年來澳門研究的優秀成果。澳門基金會與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在過去兩屆合辦上述活動的良好合作基礎上，加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作為本屆的合辦單位，以進一步擴大活動的規模及影響力。活動自2012年4月啓動以來，獲得學術界積極的響應，收到來自澳門、內地、香港、台灣和其他地區的中、英、葡文著述共計395份（著作96份；論文299份），申報作品較上屆增加近百份，且澳門本地學者更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可見本地學術氛圍更趨活躍，研究成果日漸豐富。除了10份不符申報資格的著述外，共有385份申報著述符合參評資格，其中著作類90份、論文類295份。此次評獎分為經濟管理、政治法律新聞社會學、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教育藝術四個學科組。主辦單位依據學科專業籌組評審委員會，成員來自本澳文化學術界與內地知名高等院校及研究單位，包括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總編輯高翔，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林有能，澳門城市大學校長顏澤賢，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駱偉建、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講座教授楊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諮詢委員會委員李觀鼎，澳門理工學院教授王五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萬明，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院長李勝蘭、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院長蔡禾，暨南大學法學院/ 知識產權學院副院長徐瑄，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張振剛，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院長盧曉中、音樂學院院長黃漢華。評審委員會依據評審規則進行初評、複評及終評後，共評選出56項著作和論文獎項，獲獎名單如下（按作者姓氏筆劃排序）：一、一等獎1. 著作類4 項：Lúcio de Sousa《The Early European Presence in China,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ast Asia (1555-1590) ─ The Life of Bartolomeu Landeiro》，李敏、李偉農等《澳門園林建設與綠地系統規劃研究》，唐曉晴等《葡萄牙民法典》，婁勝華、潘冠瑾、林媛《新秩序：澳門社會治理研究》。2. 論文類4項：Li Sheng、Yan Ming Tsui《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to Tourism andWelfare: The Case of Macao》，徐京輝《毒品犯罪若干問題探討》，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湯開建《道光七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 188

“第三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結果公佈二、二等獎1. 著作類5項：吳樹斌《澳門大眾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研究》，李長森《近代澳門外報史稿》，柳智毅《澳門人力資源開發研究》，袁持平等《澳門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研究》，霍志釗《澳門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從“單一”到“多元混融”的變遷》。2. 論文類4項：Ruohui Zhao 、Jianhong Liu《A System’s Approach to Crime Prevention:The Case of Macao》，秦斌《基於澳門本土特色的城市競爭力評價指標研究》，劉羨冰《澳門十五年免費教育的意義與展望》，鄭煒明等《瀕臨消亡的一種民間信仰：從澳門朱大仙信仰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研究》。三、三等獎1. 著作類8項：王鵬《粵港澳跨行政區域創新系統的理論與實踐》，何志輝《從殖民憲制到高度自治──澳門二百年來憲制演進述評》，胡根《澳門近代博彩業史》，梁文慧、王政彥《成人網絡自我調控學習素養──兩岸四地比較研究》，陳震宇《現代澳門社會治理模式研究》，趙利峰《尷尬圖存：澳門博彩業的建立、興起與發展（1847-1911）》，鄧景濱、李靜《應用文研究》，聶立澤《港澳與內地刑事法律比較及刑事司法協助研究》。2. 論文類8項：Lai Sau Ling Linda, W. M. To《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forPublic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s Macao SpecialAdministrative Region》，林如鵬、符翩翩《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前景與規劃》，柯森《澳門回歸以來學校教育優質化的策略評析》，徐怡濤、胡東波《路歷史館的建築史研究及其保護》，梁劍英《從優秀音樂人才的培養談澳門的音樂環境》，許昌《“一國兩制”的法治解構》，楊開荊《從〈世界記憶名錄〉評審標準看澳門文獻的價值》，劉祖雲《澳門社團政治功能的個案研究》。四、優異獎1. 著作類11項：Cândido do Carmo Azevedo《O Lúdico na História do Oriente Português》，朱壽桐：《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吳紹宏《澳門特區政府公務員工作動機模型研究》，吳堯、樊飛豪、是永美樹《拼合記憶──澳門歷史建築的發展與保護》，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李宏君《澳門音樂》，阮建中《澳門博彩產業競爭力研究》，黃湛利《港澳政府諮詢委員會制度》，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鄧達榮《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採購法律制度研究》，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清代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2. 論文類12項：Yao Jingming《Em busca do habitável a partir da Antologia de PoesiaContemporânea de Macau》，王長斌《博彩法與博彩商會：澳門博彩競爭法的迷失》，冷鐵勛《澳門公共政策諮詢中公眾參與的困境及對策分析》，林良玉、吳玫《全球化視野下的澳門：澳門英文報業的新聞框架研究》，陳章喜等：《澳門土地開發與城市空間發展的實證研究》，曾瑪莉《澳門中小學教師組織公平感知研究》，黃翊《社會語言學視野下的文化交匯：澳門“圓形地”研究》，熊美娟《社會資本與政治信任──以澳門為例》，劉居上《盧太夫人慕貞事略》，澳門中華教育會教育科學研究組《為澳門的繁榮穩定，必須加強公民教育》，駱偉、鄧駿捷《〈澳門記略〉清乾隆“西阪草堂”版本考》，鍾若愚、楊玲麗《澳門貨幣替代現象的實證研究》。（澳門基金會供稿） 189

• 學術動態 •第11屆中藥全球化聯盟研討會召開(八則)陳震宇編者按：2012年7月至9月，在本澳舉行或與本澳相關的涉及政治、經濟、法律、歷史、文化、科技、社會等領域的各類研討會、論壇、工作坊與書展等活動近三十場，學術活動頗為活躍。以下是部分學術活動概況。市民對施政滿意度調查調查由澳門新視角學會組織開展，於6月21至22日以電話問卷形式成功訪問了1,038名18歲以上的澳門居民，瞭解其對政府施政的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54%受訪者對政府半年以來整體表現的滿意度為“一般/無意見”，近27%人表示“滿意” 9.8%“不滿意”，3.9%“不知道”，“非常不滿意”者佔3.1%，“非常滿意”僅1.7%。將正面評價減去負面評價後的“純滿意度評分”為15.61%。調查結果由該會於7月5日公佈。五集文獻紀錄片《柯麟醫生》研討會日期：2013年7月10日主辦單位：中國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協辦單位：澳門基金會、中山廣播電視台該研討會於中山市舉行，來自北京、澳門、廣州和中山等地數十名專家學者探討了片中塑造的柯麟醫生之人物形象、人文價值、創作表達以及澳門歷史文化精神等。 “何梁何利基金圖片展暨學術報告會日期：2013年7月16日主辦單位：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報告會以“糖尿病及代謝綜合徵的中醫研究”及“知識產權與新興產業”為題，分別由2011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進步獎獲獎者、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科研院長仝小林教授及何梁何利基金評選委員會段瑞春秘書長主講。作者簡介︰陳震宇，澳門基金會高級技術員，行政管理學博士。 190

第11屆中藥全球化聯盟研討會召開（八則）鄭觀應週日期：2013年7月23日至29日主辦單位：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是次“鄭觀應週”分別在澳門、中山及廣州南沙舉行多場學術研討活動，近150多名來自東南亞、日本、俄國和兩岸四地的專家學者出席，以紀念鄭觀應誕辰170週年。研討專題包括：中國人在世界的話語權、反思中國百年歷史和憲政進程、澳門與周邊的跨域合作問題，以及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經濟全面開放的經驗。第3屆亞太電信組織網絡安全論壇日期：2012年7月25至27日主辦單位：亞太電信組織、電信管理局是次論壇有來自亞太地區主管電訊和資訊科技的政府部門代表、電訊服務營運商及國際組織代表超過70人與會，與會學者就打擊網絡犯罪、提高網絡安全意識等方面交換資訊和意見。第9屆互聯網國際研討會：互聯網統計數據的應用和啟示日期：2012年8月9日主辦單位：亞太區互聯網研究聯盟承辦單位：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主辦單位邀請了30多位來自亞太各國和地區的專家學者蒞會，共同探討互聯網的使用和影響。是次會議主要關注互聯網使用的最新研究數據報告、互聯網統計數據在政策、商業及社區層面的應用和啟示等議題。第11屆中藥全球化聯盟研討會日期：2012年8月21至23日主辦單位：中藥全球化聯盟承辦單位：澳門科技大學該研討會分為多組討論，包括中醫藥研究數據實證分析、中醫藥教育、中醫藥研究與產業發展國際合作、中藥資源、中藥活性分析與作用機理、中藥產品研發、中藥臨床研究、針灸研究、生物信息學與數據分析等。此外，會場展示超過300份研究論文海報，以及中藥和科學儀器企業的最新產品展示。研討會共收到參會論文摘要319篇，分別來自兩岸四地、美國、英國、日本及德國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的機構和企業，其中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遞交參會論文摘要61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一屆學術年會日期：2012年9月9日主辦單位：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本屆年會以“澳門對外關係史研究”為題，邀請60多名來自兩岸四地及葡萄牙的學者出席。會議圍繞明清時期澳門與東南亞之間的交往、大航海時代的澳門與世界、近代澳門與周邊地區的聯繫，澳門近現代工商業研究等領域發表論文。[責任編輯劉景松] 191

‧學術動態‧ 《澳門研究》2012 年總目錄（括號內前一數字是期數，後一數字是頁碼）學術前沿題品百家發明精義──評王傑新著《孫中山民生思想研究》..................................................................李吉奎(65-5) 如何提升澳門城市競爭力從2012年“中國城市競爭力排行榜”談起..................................................................鄞益奮(66-5) 亞洲國家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劉毅(67-10)政治法律回歸前後澳門政治精英的生成及其機制..................................................................蔡永君(64-5) 試論受賄枉法和受賄不枉法的界限........趙國強(64-23) 立法會間接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及其改進思路................................................................婁勝華(65-12) 論立法會間接選舉制度的合理性..................................................江華莊真真(65-22) 完善民主制度構建發展共識──近期澳門政制改革評述..................劉煒華(65-28) 政制發展方案諮詢文本調查報告分析...............................................................李略(65-37) 論政府領導人員特定責任的歸責原則...............................................................冷鐵勛(66-11) 博彩監管機構的設置：美國經驗與澳門實際...............................................................王長斌(66-18) 增進民生福祉謀求長遠發展──“2013年度特區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座談會”側記.................................................................編輯部(67-5)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研究中國旅遊休閒產業的發展及其對澳門的影響..............................................................劉德謙(64-30) 關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核心要素的探討..............................................................曾忠祿(64-49) 加大力度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特區政府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措施及其意義..............................................................莊金鋒(64-57) 澳門發展商務休閒醫療旅遊之可行性研究──訪澳旅客對澳門醫療旅遊發展環境的感知與評估..............................................................梁文慧(64-65) 快樂經濟幸福旅遊──關於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與路徑..............................................................李凱洛(64-76) 獨特的文化內涵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王琳王翠翠(64-86)澳門學明代中國的耶釋相遇........................... [美]夏伯嘉撰趙殿紅譯(64-91) 論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巨船貿易──以“澳門─長崎”航線為例............張蘭星(64-102) 十七世紀澳門出版日語語法書之考述──以耶穌會傳教士陸若漢之《日本小文典》為例............................................................陳訪澤(64-112) 十九世紀澳門葡人天主教公墓研究..............................................吳宏岐趙超(64-118) 孫中山與共濟會之關係探析.................金國平(64-127) 孫中山及其黨人澳門結社活動考述............................................................婁勝華(64-131) 葉權所描述澳門教堂考...........................金國平(65-89) 明清政府對澳門貿易商品的管控措施..............................................................陳文源(65-93) 192

《澳門研究》2012年總目錄清中後期鴉片商與十三行行商的命運逆轉..............................................................張曉輝(65-103) 澳門《知新報》與上海《時務報》之分合..............................................................張永春(65-112) 十八世紀澳門的孤女和婚姻市場..[葡]伊沃•卡爾內羅•德•索薩撰田渝譯(65-120) 盧廉若花園的建造與沿革.......[葡]安娜•瑪利亞•阿馬羅撰顏巧容譯(65-134) 圓融和諧：澳門圓形地的文化解讀..............................................................黃翊(65-140) 澳門寫實主義油畫發展探微...................莫小也(65-148) 明朝野士人對澳門葡人的態度、策略及流變................................................. 湯開建張中鵬(66-75) “刺桐” ─哥倫布的靈感.............................金國平(66-99) 明代葡萄牙人在漳州的貿易及東亞歷史的拐點..............................................................徐曉朢(66-106) 新見張汝霖《西阪草堂詩鈔》中的澳門詩.................................................鄧駿捷駱偉(66-117) 明清廣東城鄉婦女生活考察──基於漢譯西人著述分析................................................劉正剛黃建華(66-124) 清代華南宗族發展與澳門劃界事件──以珠海楊氏宗族為個案.................龔翠霞(66-133) 澳門學著作提要（七）...........................葉農(64-140) 澳門學著作提要（八）...........................葉農(65-158) 澳門學著作提要（九）...........................葉農(66-141) 澳門學著作提要（十）...........................葉農(67-152) 全球史觀與澳門治理史研究.....................婁勝華(67-67) 在新的視野和框架下認知和考量澳門問題研究──一項知識史的考察..........................張小勁(67-89) 關於澳門歷史研究的新思考.....................萬明(67-97) 澳門學的多語資源及其優勢....................................楊秀玲撰晏雪蓮譯(67-104) 漢語文學的城邦文化形態──論東方城邦澳門及其文學............朱壽桐(67-108) 國際視野下的澳門學文獻遺產的重要性──澳門教區文獻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之啟示........................楊開荊撰吳玉嫻譯(67-113) 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關於澳門學的問題............... [葡]卡洛斯•皮特拉撰曾金蓮譯(67-122) 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比]高華士撰李慶譯(67-126) 隱匿的澳門史料：耶穌會年報............... [美] 利亞姆•布洛基撰陳玉芳譯(67-133) 近代澳門城市街道管理的制度與措施..............................................................陳文源(67-143)青年園地地界之爭與城界擴張──澳門近代城市的開端(1864-1874)..............................................................曾金蓮(64-145) 1760-1840：“澳門住冬”與南灣之變遷..............................................................吳玉嫻(64-162) 從“非依常規”到《自治規約》──近代氹仔和路環的軍事、稅收與行政變遷初探..............................................................馬光(64-177) 論內地與澳門法律衝突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問題..............................................................李樂(65-173) 《澳門番語雜字大全》考釋................................................晏雪蓮柳海明(65-178) 賭博罪之法益與立法模式新探...............潘星丞(66-171) 內地與澳門特別累犯成立條件之比較..............................................................申思琦(66-178) “桑”之文學意象溯源...............................俞瓊穎(66-184) 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未來財務狀況的動態精算分析................................................黃必紅許仁杏(66-164) 束髮披剃兩精彩：現代視野中的李叔同..........................劉景松(67-166)港珠澳大橋研究由伶仃洋大橋到港珠澳大橋──粵港澳區域合作的成功案例................................................. 薛鳳旋戴荔珠(65-42) 港珠澳大橋的興建對澳門經濟的影響................................................. 馮邦彥彭薇(65-47) 港珠澳大橋建設與澳門的發展機遇──兼論橫琴開發與粵港澳合作..........郭楚(65-54) 193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港珠澳大橋建設與粵澳勞動力合作.................................................. 魏下海趙秋運(65-63) 珠江三角洲的區域融合與都市圈的形成................................................................唐曉平(65-73) “大橋經濟”與澳門的發展.........................柳智毅(65-83)社會觀察提升澳門護養院臨終照顧服務水平..............................................................潘錦盈(65-162) 從機構長者感受反思照顧者培訓課程................................................朱明霞陸嘉燕(65-169)經濟貿易澳門金融業的戰略定位：中葡商貿合作的金融平台....................................馮邦彥王鶴彭薇(66-26) 珠三角金融信息化發展及橫琴電子金融產業的機遇..................................................鄭德珵劉璟(66-32) 基於VAR模型的銀行業信貸因素與澳門房價的動態關係研究........................................楊燊榮(66-40) 內地與澳門房產稅法的比較研究..................................................張富強吳一帆(66-49) 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品牌培育策略探討................................................................陳青(66-60) 橫琴開發與珠澳空港合作...........文雅龔唯平(66-68)教育研究小學語文科詩歌教材的比較研究──以中國內地與澳門版教科書為例..............................................................向天屏(66-145) 澳門中學教師之教學關注.......................謝金枝(66-161)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主編寄語.....................................................林廣志(67-25) 同心濟世善氣迎人──在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許世元(67-26) 紮根澳門服務社會──在紀念同善堂創建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趙偉(67-27) 葡人眼中的同善堂.....................................金國平(67-28) 粵港澳視野中的同善堂.............................游子安(67-31) 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梁佳俊(67-38) 同善堂章程的內容及其特色.....................張中鵬(67-52) 敬明其德壽考維祺──崔德祺與澳門同善堂.......................趙殿紅(67-60)學術動態描繪澳門治理的理想圖景──從《現代澳門社會治理模式研究》談起..............................................................梁佳俊(64-190) 超越國際化推動中華學術走向世界──第四屆兩岸四地學術名刊高層論壇在香港召開................................................路育松晁天義(64-195)《澳門學引論》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1~2012)（澳門藍皮書）出版..........................編輯部(65-190) 《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出版（八則）......................................陳震宇(66-195) 致力澳門研究提升澳門競爭力──“紀念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成立2 5周年暨澳門人口政策及城市競爭力學術座談會”側記..............................................................陳子夏(67-172) 澳門學：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楊大衛(67-175) 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12年年會綜述..............................................................張坤(67-179) “澳門街道：城市紋脈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綜述..............................................................曾金蓮(67-184) “第三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結果公佈..............................................................編輯部(67-188) 第11屆中藥全球化聯盟研討會召開（八則）..............................................................陳震宇(67-190) 近期澳門學術動態...................................陳震宇(64-196) 近期澳門學術動態...................................陳震宇(65-192) 徵稿啟事...................................................編輯部(66-200) 《澳門研究》年總目錄2012 ..................編輯部(67-192) [劉景松整理] 194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QuarterlyNo.4September 2013ABSTRACTSThe Population Issues and Policies in AsiaLIU Yi • 10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issues are very complicated in Asia. Situations from other areas over the world all can be foundhere and some of them are even very out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 population calls each country tocontrol and guide it by constantly establishing and adjusting corresponding population policies. The general populationpolicies on one hand refer to the scale and the speed of the population growth, and on the other hand relate to somepopulation structure problems such as the ag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 the Sex Ratio at birth basedon each nation’s own condition. In all, the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opulation policies in post-war Asian countries and also makes a brief evaluation of them.Keyword: population, population policy, AsiaThe View of Tung Sin Tong from PortugueseJIN Guoping • 28 •Abstract: Macau Tung Sin Tong (TST) was one of the associations referred to the Chinese charity culture. Macaucharities have a long history: Holy House of Mercy, Kiang Wu Hospital Charitable Association and TST were the threelong-existing charity associations in Macau. There are many studies and discussions on Macau TST; however, few arerelated to the view of TST from Portuguese.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give some introductions. Monsignor Manuel Teixeira,a noted historian in Macau, has a high appreciation to TST: “the charity work TST have done brings glories to theChinese community.” Another famous historian J.M. Braga also praised: “TST was set up by Chinese gentlemen inMacau; it has done excellent contribution with self-provided funds an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outside foundation.”Keywords: Portuguese, Chinese, Macau, Tung Sin TongDiscussions on Tung Sin T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YAU Chi On • 31 •Abstract: The core content of Macau is the mix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human value of helping eachother. To be pleased in giving is one of the good traditional virtues in China,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he public welfareservice of charity associatio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non-government charity associations in Guangdong, HongKong and Macau including “nine charitable associations”,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Po Leung Kuk, Kiang WuHospital and Tong Sin Tung. These associations mostly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of Tongzhi and Guangxuera. Local merchants helped to organize and operate them, and these associations were also supported by localgovernment. The charity work included giving medicine and relieving victims from disasters, sacred edict preaching anddisseminating books of goodness. After 1949, the charity associations in Guangdong were gradually cut down andmerged by the government, finally, government social welfare take place of them. Fortunately, the charity associationsin Hong Kong and Macau had well developed, especially Tung Sin Tong,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charity associations for its long history.Keywords: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Tung Sin TongA Study of Sacred Edict Preaching and Disseminating Books of Goodness:The Edifying Activities of Tung Sin Tong in Its Early StagesLEUNG Kai Chun • 38 •Abstract: Sacred Edict preaching and disseminating books of goodness were the major edifying activities of Tung SinTong in its early stages. This article will primarily explore the time period, causes and contents of Tung Sin Tong’s 195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preaching of the Sacred Edict. Moreover, it will also introduce the details of The Ladder of Shengxue, the first book ofgoodness which was published by Tung Sin Tong in 1892. Furthermore, it will also look into how Tung Sin Tongestablished the social order and became a guardia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by edification in Macau.Keywords: Tung Sin Tong, sacred edict preaching, books of goodness, edification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ung Sin TongZHANG Zhongpeng • 52 •Abstract: It was unstable and insecure in Macau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n1892, the Chinese merchants in Macau initiated and founded Tong Sin Tung, which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ofcharities in that period. TST not only kept the Chinese traditions but also tried to make changes. Though reviewingthe contents of its constitutions, we can discover the transitions of TST and Macau’s history.Keywords: Tung Sin Tong, constitution, Macau, transitionChui Tak Kei and Macau Tung Sin TongZHAO Dianhong • 60 •Abstract: Chui Tak Kei was one of the leaders in charity society of Macau from 1949. In his legendary career ofarchitecture, politics, culture and charity; he successfully built up a famous image as a philanthropist in Macau Chinesecommunity. As a leader of Tung Sin Tong for half a century, he inherited the family traditions and encouraged charitiesin Macau, that also helped to form charity families in the Macau Chinese community. The unique charity culture andsocial spirit in Macau were established by Tong Sin Tung and other famous charity associations, the essential parts ofwhich are communication, forgiveness and unselfish dedication.Keywords: Chui Tak Kei, Tung Sin Tong, MacauA World-Historical Pespective and Macau Governance History ResearchLOU Shenghua • 67 •Abstract: Colonialism model and modernization model of Macau history research are based on west-centered vision.This paper holds the perspective of a global history view, especially interaction zon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hould beintroduced to Macau history research because Macau is an interaction spo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Reconstruction of Macau governance history based on interac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results and the reasons of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governance civilization. In the end,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avoidingconfrontation attitudes to interaction between parties discourage the Macau governance system innovation.Keywords: Global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teraction zone, governance, conflict avoidanceDiscussion of Macau Study in New Perspective and Framework:An Observation from Intellectual HistoryZHANG Xiaojing • 89 •Abstract: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current statusof Macau study. It is explored in four dimensions, namely, the general review of Macau study and political study ofMacau;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study of Macau and stud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 Macau; the specialtyand generality of Macau study; the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cooperation of Macau study. Departing from a newperspective and framework, it is suggested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re-estimate the academic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impact of Macau study.Keywords: Macau study, Macau politics, social organizationNew Refl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Macau HistoryWAN Ming • 97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from area history to global history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China was involved in a “from region to globe” proces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Macau should be a junction casein studying this process.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rebling evidence approach and the broadening of Macau literature.Th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excavated materials have became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academic research since thetwentieth-century.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the Macau history mainly focused on the text materials and the culturalstudies were given basically by missionaries,. They all had limitations. The trebling evidence approach is put forwardto research history by multiple evidences. This new approach is useful to satisfy the new request of the time for academicresearch, and to develop research methods and measures, thereby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advancing Macau studies. The 196

ABSTRACTSthird part was a typical case: the spread of th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in the Ming dynasty.Keywords: global history, multiple evidences, porcelainMultilingualism as A Resource for Macaology:Lessons from the Past and Efforts for the FutureIEONG Sao Leng(ed), YAN Xuelian(tr) • 104 •Abstract: Macau which used to be a cradle for nurturing bilingual, trilingual and even multilingual elites. Whether asan efficient bridge for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past, or as an international holiday resort and “world-classtourism & leisure centre” at the current, multilingual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investigatethe unique and complex multilingual scenario of Macau and review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he multilingualteaching in Macau before and after the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Multilingualism is a resource and repository for Macaustudies.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pioneers , more efforts still should be made to enrich and enhance multilingualeduca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future.Keywords: Multilingualism, resource and repository, Macaology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atterns of a Polis — Macau: East Polis and Its LiteratureZHU Shoutong • 108 •Abstract: Macau is the one of polis with frequent political transitions and social changes. It may possess plenty historicaland cultural memories. The literary memories of polis embody the history from both official and popular contents, sothey must be more plentiful than other documentations. The literary memories contain vivid activities, characters andtheir feelings and psychology and they must be fresh and alive as the historical recordation. Even though they containimaginary, the literary memories must be the realest memory for the polis’ history in its given time. It is not significantfor the Macau literature, but it is good for Maca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Keywords: Macau, East polis, literatureSignificance of Macaology Documentary Heritages i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Inspiration of Macau Diocesan Documentation Inscribed to UNESCO MOWCAPIEONG Hoi Keng (ed), WU Yuxian(tr) • 113 •Abstract:Macaology has been proposed for nearly 30 years, and it is consensus that the issue is important and valuablefor Macau region as well as to Asia and even to the worl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acau documentary study is oneof the main factors to support Macaology, especially its value is highly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9 March2010, the “Archives and materials of the Macau Diocese from 1550s to 1800s” were added to the UNESCO Asia-Pacific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which has certainly verified that contents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he richdocumentary heritage of Macau are highly acknowledged by UNESCO. In the viewpoint of Macaology, it is definitelyan added value to strength its development. However, we believe that a series of work on documentation is waitingto be launched.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se valuable collections in the value of human memory from the point ofview of register’s assessment criteria, and inspiration on further works. For example: deeper exploring, well managing,studying of the feasibility on registering to Memory of the World to international level; moreover, better preservationof the Macau historical documentary heritage is also an urgent matter; simultaneously, us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skill to develop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such as the “Macau Memory” program, integratingdocumentation resources networking storage, etc., are the issues to explore. Which can be summed up that, to establisha new subject of “Macau Documentary Studies”, that enables the resources to be widely used and be able to coordinatethe Macaology development.Keywords: Macau documentary heritage, Macaology,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Catholic history, Macaudocumentary studyMacanese Identity: An issue on MacaologyCarlos Piteira(ed), ZENG Jinlian(tr) • 122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Macanese Identity, namely as a historical process, a feeling of belonging,an ethnic group and a cultural pla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rpretation model to explain all the problems broughtby these four dimensions. By link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we could understand how people use historical factsto build its present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history of the Macanese ethnic group in 197

澳門研究2012年第4期Macau is part of the Macau history which belongs to a cultural place to live inside China. Finally, by using the “Etic”and “Emic” approaches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it points out the change among principal parts of Macaologystudy. Besides, we should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Macaology study as an element of the Macanese Identity and expandits effects on Macau society, PRC “mainland” and at the International field.Keywords: Macanese, identity, Macaology, Etic Emic“Jesuit Macau”, Its Role in the Book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and Its Western Libraries in the17th - 18th CenturyNoël Golvers(ed), LI Qing(tr) • 126 •Abstract: When the Jesuit library (libraries) of Macau was (were) sold on 24 September 1762, the more than 4000books, still mentioned on the spot in 1746 (J. Alvares) were apparently dispersed and lost; this was more dramatic inview of the role of the College as a place of instruction and a transit place for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is contributionan attempt will be made to describe the pivotal role of Macau and its Jesuit institutions in the two centuries of booktransfer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and as a ‘book center’ itself. There, the book demand two and want lists fromthe individual Chinese residences were grouped and transmitted to Europe; after their arrival the books were assignedto a particular destination and dispatched over China; books where bound by local “livreiros”, the payment was made,etc. But the Jesuit compound had itself within its walls substantial collections of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documents: the ‘college’ library, some special ‘branches’ and various sub collections (the book depots in the‘procuratura’s of the Chinese Vice-Province and the Japanese Province; the pharmacy [‘botica’]; other ‘private’ roomcollections). Description of some aspects of their holdings on the basis of some inventories (D. Valente, a.o.), referencesin missionary sources from China (F. Brancati; F.-X. Filippucci; A. Gaubil), and some 12 extant items.Keywords: Macau, Society of Jesus, western libraries, book exchangeThe Hidde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Macau: Jesuit Annual LettersLiam Brockey(ed), CHEN Yufang(tr) • 133 •Abstract: Annual letters are the narrative reports written by Jesuits at regular intervals. From these historical sources,missionaries’ impressions on Macau society during the 16th to 18th centuries can be perceived. As the “hidden” sourcesfor the history of Macau, these documents are full of significance not only to the study of Macau’s history or evenSouth China but also to the early-modern world history with Macau as a focus.Keywords: Macau, society of Jesus, annual Letters, literature valueOn the Measures and System in Administrating Streets of Modern MacauCHEN Wenyuan • 143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ties, administrating the streets of the public areas of cities had becomethe most impressive “image project” in city management. This phenomenon and the western ideas in managing citieshad an influence on Macau. Thus, the Macau government also paid good attention to administrating streets. Such ideasintensively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Safety”, “Health”, “In-Order” and “Convenience”, in particularly, thestreet traffic should be in order and the streets should be clean. And there ar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in administratingstreets: efficacious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legislating and then fulfilling; government -leading, and outsourcing theconcrete work; adhering to “the three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gate area”, and assigning responsibility to those who createdpollution to clearing it up.Key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Macau, administrating the streets, public orderAssessing the Future Financial Status of Macau Social Security Fund:A Dynamic Actuarial ApproachHUANG Bihong, Hoi Ian Hang • 155 •bstract: The Macau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s been modified several times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March 1990.The reform measures include enlarging coverage, expanding welfare and subsidy items and raising old-age pensionbenefits. However, the funding of the system relies heavily on the transfers from the government budgetary revenueand gaming taxes. This module might not be sustainable in the future due to the acceleration of aging population andextension of lifespan.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e adopt a dynamic actuarial model to estimate the revenue andpayments of the Macao social security fund in the next twenty years. We also propose a dynamic approach to adjustthe contributions and old-age pension benefits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 situations so as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198

ABSTRACTSdevelopment of Macau Social Security System.Keyword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ld-age pension, actuarial mode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 Study on Master Li ShutongLAO Keng Chong • 166 •Abstract: Li Shutong is a well-recognized wond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His life started as a fighter andarti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nded as a master of his generation. His stories are fascinating as well as intricate.Analyzing Li Shutong’s value of life and mysterious principles in it would not onl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eminent monk’s feeling toward the world and choices of his times, but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ther researcheson it.Keywords: secular life, convert, Li Shutong, choices of the timesMacaology: Intellectual Construction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aology YANG Dawei • 175 •Abstract: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aology was held recently in Beijing. The conference, Macau historyand foreign relations history as the central topic, discussed the intellectual construction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ina Global Perspective. Through this conference, which has a symbolic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Macau sciencedevelopment, we enhance awareness of discipline theory, literature foundation, research methods and future directionof Macaology.Keywords: Macaology, 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 academic developmentA Roundup of the 2012 Annual Conference of Macau History and Culture AssociationZHANG Kun • 179 •Abstract: The elev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Macau History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has been held in Macau recently.The topic of the conference was Macau’s external relations in history. Papers in this topic presented the latest studyin Macau’s external relations in history and area history, as well as Christianity history. The conference reflected sometendency in Macau history study, such as new data, pathway and method.Keywords: Macau, Macaology, discourse right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Macau Streets - Urban Vein and Arteries and Historical Memories”ZENG Jinlian • 184 •Abstract: From 27th to 28th October 2012, the symposium “Macau streets - Urban Vein and Arteries and HistoricalMemories” was held in Macau under the cooperation of IACM and Institute for Macau City. Through four aspects(such as city streets, street culture, urban planning and rectification, street changes and management), this symposiumdiscussed Macau street changes during historical periods and its inherent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This symposium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researching Macau streets from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Keywords: Macau streets, urbanization, historical memor 199

徵稿啟事《澳門研究》是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刊物。自一九八八年創刊以來，已出版六十多期，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為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提升刊物質量，擴大澳門學術研究的影響，經編委會研究決定，自二零一零年起，即由第五十六期始，本刊將做如下改革：1、由雙月刊改為季刊，於每年的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十五日出版；2 、設置政治法律、經濟管理、澳門學（歷史文化）、社會縱橫、熱點話題、學術前沿、青年園地等欄目；3、加強學術規範，參照和借鑒國內外優秀期刊的編務程序，規範引文註釋；4、對檢索量大、徵引率高、影響較佳的論文，將選譯為英語，於次年結集出版《澳門研究》（國際版）。改版後的《澳門研究》，繼續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進一步突顯多學科相容並蓄，國際性、理論性、創新性與前瞻性相結合的學術風格，為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搭建學術平台，為繼續繁榮澳門學術貢獻力量。“創建學術名刊，推動澳門研究”是本刊的追求。而刊物質量的提升，離不開海內外專家學者的關心與助力，離不開本地學者的扶持與獎掖。為此，本刊誠摯邀請海內外社會賢達、專家學者惠賜大作。來稿要求：一、本刊原則上刊登有關澳門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中文研究成果，亦歡迎與上述領域相關的新理論、新方法、新技術的介紹和探討；二、選題新穎，突出前沿問題、重點問題、難點問題和熱門話題，現實性和針對性強；突出新理論、新視角、新觀點，具原創性和理論深度；三、稿件署名作者應為合法著作權人，作者排序以原稿為準，文責自負；四、來稿須提供200字以內的中英文摘要、3-6個關鍵詞和英文標題。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職務職稱、學術簡歷、工作單位以及詳細通訊地址、電話、傳真和電郵；五、有關稿件的引文、註釋規範，請參考“《澳門研究》關於規範引文註釋的規定”；六、論文所涉課題如係資助項目，請於標題頁左下方標註。如：“資助項目：基金資助（編號）”，並附資助證書影印件；七、論文一經發表，本刊有權將之以其他形式出版；任何外界的轉載、摘要、翻譯、出版等均須徵得本刊許可；八、編輯部對來稿有權作文字修改、句段刪節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凡不願意者，請予以註明。修改期為一個月，逾期按自動退稿處理；九、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或多投，三個月內未接獲採用通知，即可自行處理。來稿一經刊發，即奉薄酬；十、本刊秉持學術規範精神，倡導嚴肅學風，拒絕任何抄襲剽竊和弄虛作假行為。如有侵犯他人著述版權及人身權等行為，作者應承擔全部責任並賠償一切損失。《澳門研究》編輯部2012年12月15日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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