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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澳 門 研 究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第 18 期 Vol.18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編輯 澳門基金會 出版 2003 年 9 月 1
  • 目 錄 CONTENTS 學者專訪:“澳門公務員納稅事在必行” ...................................澳門研究中心整理 1 Academic Interview:“The Necessities of Professional Tax for the Civil Servants in Macau………………………Centre for Macau Studies 《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與澳門刑法若干制度之比較 ...................................徐京輝 1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ystems between the "Rome Statut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Criminal Law of Macau………………………………CHOI Keng Fai 近代世界文明演進中的反差與澳門特殊地位的形成 ...................................楊允中 28 The Contrast in the Evolution of World Civi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Macau's Special Status………………………IEONG Wan Chong 從港澳特區基本法 23 條立法看社會的極化與整合 .................................................... 54 Legalization of the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s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SARs: Implications of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Integration……………………Penny Y Y Chan, Tsz Kit Cheng 論《澳門基本法》的澳門特色 .......................................................................黃漢強 71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Macau in the "Basic Law of the Macau SAR"……………………………WONG Hon Keong 澳門回歸三年特首施政的民情回顧 ...............................................................呂國民 85 The 3-year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n Public Customs After Macau's Handover……………………………LUI Kwok Man 澳門公共行政改革淺議 ...................................................................................何佩珊 96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Macau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form ……………………………………………………………HO Pui San 澳門中文報業在兩岸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 .................................................林 昶 105 III
  • Macau Chinese Press Acted as a Role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aiwan Strait…………………………LAM Chong 澳門的傳媒生態淺議.....................................................................................鄧祖基 113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Ecology of Macau Media………………TANG Chou Kei 媒介使用與社會建構——澳門傳媒與社會變遷關係初探 .........................林玉鳳 119 The Use of Media and Social Building-A Tentative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cau Media and Social Evolution ………………………………………………LAM Iok Fong 澳門高校青年教師與管理人員的自我塑造初探 .............................范劍虹、田青 133 A Tentative Investigation on the "Self-Perfecting" of the Local College Teachers and Managers……………………FAN Jianhong, TIAN Qing 資訊時代澳門圖書館網絡資源的組織與管理 .............................................楊開荊 150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Internet Resources of the Libraries in Macau in an Era of Information……………IEONG Hoi Keng 穗港澳旅遊建築文化比較 .............................................................................彭順生 160 A Comparison of the Tourist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Hong Kong, Macau and Guangzhou………………………PANG Shunsheng 鄭和航海的終極點——比剌及孫剌考 .........................................金國平、吳志良 180 The Final Point of Zheng He's Navigations: "Bila" and "Sunla" in 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JIN Guoping, WU Zhiliang 讓詩歌豐富英語教學資源 .............................................................................楊秀玲 194Poetry as a Resource for Enriching English Educ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terials Development of Macau Schools……………………………………………IEONG Sao Leng 澳門小學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研究 .....................................曹艷瓊 236 A Research on the Atmosphere of School Organization of Macau Primary School and the Working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Teachers………………………………………………CHOU Im Keng 澳門學術動態 ....................................................... 267 Macau Academic Activities IV
  • 學者專訪:“澳門公務員納稅 事在必行”(I) 被訪學者: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經濟課程主任關鋒先生及公 共行政課程主任林明基博士 採訪:《澳門研究》編輯部記者鄧安琪、容凱旋 回歸後,公務員納税問題討論多時,2003 年中終於塵埃落定。修改《職業税規章》的第 12/2003 號法律經澳門立法會通過於 2003 年 7 月 1日生效,公務人員納税於 10 月 1 日開始實施。納税是公務員的義務,亦體現了公平的原則,雖然在制定的過程中出現過一些爭論,但透過與公務員團體磋商並採取適當的措施,有關人士理性地接受了這一轉變,並得到社會人士普遍的贊同。爲配合此項改革的推出,《澳門研究》編輯部分别於 2003 年 4—5 月間就“公務員納税事在必行”的事宜請教了兩位專家學者,他們分别從經濟及行政的角度探討公務員納税的必要性以及對其他相關的問題進行討論。現把兩位學者的意見摘要刊登與廣大讀者分享,相關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本訪問稿是根據現場錄音整理而成的)。 編輯部記者(記):公職人員納税何以必要,其重要意義表現在哪些方面? 關鋒先生(關):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説,納税主要的意義是在於擴闊税基,從而令政府的職業税收入增加。由於公務員佔澳門勞動人口的比重有一個不低的數額,自然地,納税便可令政府的税收增加,但因為税率下調的關係,現時的情況就未必能夠達到以上的目的。而擴闊税基是否必要,就要看制定政策的人想要實施一個較闊或較窄的税基。通常,多數國家都會採取一個較闊的税基,因為比較恰當。現在特區政府要求公務員、老師 1
  • 等納税,其主要原因就是想擴闊現有的税基。 林明基博士(林):公務員無需納税是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問題,尤其在回歸後,各方面要與世界先進的地方看齊,所以納税的必然性很明顯;而且納税亦合乎公平原則,是必要和合理的。納税除了合乎公平原則,其意義亦突出地表現為特區政府啟動後,對以往遺留下來的不適當之處作出改變,通過納税反映出政府關注人民的意願及社會公平的原則;對社會來説,表示出新政府的政策走向及處事態度;以及在政治意義上爭取人民對政府的接受與認同。 記:澳門公務員納税應如何參照其他國家的做法? 關:每個國家的税制及税率結構很大程度上是按該國家的情況而定的。例如:澳門的情況就是,由於有博彩税的關係,職業税佔直接税的比例很細,這是澳門的特點;至於內地方面,税率由 5%到 45%不等,相對比較闊。因此,澳門沒有太大必要去參照其他國家的做法。 林:從現有法例來看,澳門公務員納税的做法與其他地方不同,但一些新概念很可能有參照其他國家,例如類似配偶狀況下生活的人,其他國家出現這個字眼是顧及現代有同性戀的情況,以及外國一些不主張結婚,只維持同居關係的人。這個概念出自遺產法,根據英國及其他國家CommonLawSpouse 的法例,承認同居 3年相等於配偶狀況,後來引伸至税制亦要考慮同樣的情況,這些都是外國因社會轉變而產生的新概念。這種情況在華人社會並未形成很大的問題,但公務員納税顯示出澳門有參照外國的做法。雖然這些類似婚姻狀況下生活的人在字眼上解釋比較籠統,而且概念不太清楚,但這些字眼是外國法律在近 10 年內曾出現的,表示澳門制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參考外國的做法。 記:澳門是否適合實行累進税制?累進税制對哪一個階層的人士影響最大? 關:基本上,現時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職業税,包括所得税、薪俸税等,都是採用累進税制的,意思是收入越高的人士,其納税的比例就越大,澳門也應該這樣做。雖然大部分國家都採取累進税制,但各自的做法也有 2
  • 不同。有相當部分國家就採取標準税率,意思是當收入累進達某一水平(通常是最高)時,不需扣減其他項目,直接把收入與標準税率相乘,好處是簡單,因為如果收入很高的時候,把收入逐層計算會較繁複。而實際上,標準税率所需繳交的課税款項比起逐層計的款額還要低,因此,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優惠。至於累進税制對哪個階層人士影響最大,相信納税對每個階層必然有影響,但如果是一個累進税制,應該就沒有這個問題。除非像諾貝爾獎得主詹姆士·米爾利斯(James Mirrlees)所提議,讓中等收入人士繳納較高的税項,相反,高收入人士相對納較低的税,目的就是不想看到那些高收入人士因納重税而減低他們工作的積極性,尤其是對那些收入特別高的人士來説,他們增加工作與否對收入的影響已經不是太大。相反,如果要他們納重税的時候,一定會打擊他們的工作士氣,這對整個社會的產出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林:大多數經濟上軌道的國家也適合實行累進税制,累進税表示能力越高支付越多,而且亦符合垂直公平的原則。由於澳門經濟不算太差,在亞洲地區中的經濟比較好,並在新加坡與香港之後,與歐洲比較,亦與盧森堡差不多,所以實行累進税制是合適的,以公平原則來説也是應該的,因為澳門已有一個比較富有的階層,但累進税能否發揮在税收方面的效用就是未知數。如在外國,中產層階是税收的重大財富及資金的來源,但澳門的中產專業階層比較少,並存在貧富懸殊的情況,服務及勞動層的收入不高,所以,在澳門實行累進税是符合公平原則,但在税收的效用可能不大。另外,實行累進税對中上層專業人士影響最大,因為累進税是入息税,表示收入越高,徵税越多,在澳門則對要付 12%税收的大部分中產人士影響最大。 記:職業税率下調 3%(10%-15%下調到 7%-12%)是否適宜?現有免税額上調至$95,000 是否合理? 關:第一,我認為 10%-15%還有下調的空間;第二,無論是原有的10%-15%,還是現在的 7%-12%,它們税率之間的差距都相對較窄,只有5%,我認為仍然可以把税率拉大,從而促進累進功能,即政府累積收入的税收。因為如果税率太窄的話,對於高收入人士來説,無論他們的收入是 3
  • 200 萬元、2,000 萬元或 2億元也好,他們的職業税率都是 12%,應該根據收入的差距拉闊税率至 13%或 14%以上,讓越高收入人士納越重的税,才能真正增加政府的收入,現時只有 5%的差距可能會失去累進功能。而從納税人的角度來看,他們就會重新計算產出量及其收入,因為收入越高相對要納的税越重,現在税率太窄的話就會失去應有的功能。 從擴闊税基的度角看,免税額是不用提高的,但由於現時有大批人士納入税網,為了減輕他們的負擔,政府把免税額提高,這是一種税務減免的做法。其實,多了人納入税網就會令到税基拉闊;因此,可以把免税額再稍為下調,目標就是,在澳門税基宜闊不宜窄,即多些人納税,每個人納少些税,最大限度可以達到一個公平的原則。當然,從税收的角度,這樣做不會有太大的意義,因為無論怎樣調整,澳門的職業税收都不會有很大程度的增加,因為職業税在澳門公共收入不是一個主要的收入,體現不到税收的財政功能,只能針對及強調納税的公平性,要達到這一點,越闊的税基就越能體現這一點,因此可以不考慮由$85,000 提高到$95,000。但結果可能會導致納税人要付更多的税款,這方面卻可通過税率下調來減低影響。 林:個人豁免税由原來的$85,000 上調至$95,000,以澳門的勞動階層來説,$95,000 一年的免税額所包括的勞動階層很廣,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低技術的勞動階層就不用納税。這可從兩個角度來看,免税額下調可能會影響政府的税收,但另一方面對於低收入的勞動階層來説,不徵税是公平的,而且對 65 歲以上及傷殘人士的免税額增加也是合理的。但一些其他方面的豁免則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做法不同,如以收入的 90%來計税比較特別,即在$95,000 免税額上還有一個免税額,就是收入的 10%,其他國家很少有這個做法,這 10%增加的免税額所帶來的問題就是收入越高,所免税額越大,在某種程度上與垂直公平原則不相符。 記:除可作出課税事宜的扣除外,其他福利性質的扣除是否合理? 關:我並不贊成有太多課税的扣除,現在有 14 項之多,這麼多的税務減免優惠只會導致税基蠶食,影響政府的收入。政府一方面擴闊税基,另一方面又給予這麼多的優惠去蠶食税基,這是沒有必要的。然而,一定 4
  • 的税務減免是必要的,税務優惠或低税率可減低納税人的負擔,但太多的税務優惠會蠶食税基。所以,政府可考慮把 14 項的課税扣除大幅減至 4-5項,例如供養父母、子女等扣除可予以保留,其他的租金、學費等就並不需要了,因為會增加行政成本。雖然後果可能會令到納税人繳納的税項會增加,但可以把税率下調去解決這一問題,好處是減少找人員去檢查資料漏報或準確與否的行政費用。根據政府提供的資料,最大的減免幅度是收入的 4成,另外再有 10%的扣除空間是沒有必要的。只要把税率下調,就可避免檢查資料漏報或準確與否的行政費用。 林:在這些方面,澳門與其他國家處理方法不太相同,例如解僱賠償、12 個月內不獲重聘及終止職務等賠償是不納入徵税範圍的,這可能是考慮到澳門的情況與外國不同,澳門與外國相比未達到它們的程度,外國在這些方面也徵收税項,是因為他們通常有健全的福利制度,包括足夠的失業保險、社會援助及救濟金等社會保障。在澳門考慮到社會保障制度不足的情況下,亦考慮到失業人士需要一定的薪金來維持生活,所以豁免這些被納入徵税範圍。 其他如房屋津貼不用抽税的做法亦與外國不同,在外國例如一些歐美的國家,工資外的津貼通常是要抽税的,原因是堵塞了以高津貼代替高收入來逃税。但在澳門為甚麼選擇房屋津貼不納入徵税範圍,參照香港,它的做法是對津貼的 10%徵税,即 90%免税,這是基於殖民時代香港的居住環境不太好,所以給予由英國委派來香港工作的人房屋津貼;其次是香港地方細小,缺乏人才,而且香港的租金昂貴,所以對從外國引入的人才給予津貼,減低他們的負擔。至於澳門豁免房屋津貼抽税是基於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原因或是基於引入人才的需要呢?首先澳門的租金相對香港低,在香港徵收低税這個情況亦可明白,對於一些外國引入的專才,如果租金被納入徵税範圍會增加他們的支出,在澳門租金相對較低的情況下,房屋津貼是否應該豁免則可以考慮;其次澳門未來的經濟發展有引入人才的可能,則房屋津貼的豁免會有這個需要,在一段時間內亦可作出適當的更改。豁免內亦有一些與外國的做法相同,如衛生支出、教育支出、強制保險支出、長期租住房屋、房屋貸款利息等扣除後才計税也大致合理。 5
  • 記:退休金是否應該納入徵税範圍? 關:與以上的觀點一樣,由於在澳門納税人士只有數萬人,所以本人主張越簡單的税制越好,沒有必要弄得太過複雜。 林:退休金是否應納入徵税範圍,就是所謂延遲抽税(DeferredTax)的概念,通常有兩種做法,首先,如果退休金供款不計税,那麼退休金也不應徵税,因為退休金是把現有的供款留作將來使用,如果退休金供款不列入免税範圍,在理論上也不應對退休金徵收雙重税;另外的做法是把收入的一部分放進退休金,在退休時使用,即把現有的收入當作將來收入,在這情況下退休金便要扣税。在外國退休金是免税的,而且供款亦有一個上限。外國把退休金供款作為延遲收入,是因為基於人口老化的問題,人口老化政府可能要應付老人福利,增加政府的壓力,所以政府鼓勵人們供款,並把退休金作為延遲的收入(Deferred Income)。由於出生率低,在澳門亦出現人口老化的問題,雖然可通過人口政策引入年輕、有子女的人,但澳門亦可根據情況考慮是否可把退休金的供款作為延遲的收入,並把退休金供款列入免税範圍。根據澳門現有的做法,只有強制保險被列入免税範圍,退休金供款並沒有豁免,所以比較適合的是把退休金供款列入免税範圍,到退休時才抽税,因為以退休時的低收入和個人豁免額,未必需要抽税,這是外國比較接受的做法。澳門在這方面可參考外國的做法,將退休金供款列為延遲收入。 記:怎樣預防逃税、瞞税等違法行為? 關:越簡單的税基,就越可以避免逃税、瞞税等違法行為,而政府就無需要用額外的成本來防止違法行為。 林:在一些税收高的地方,逃税的情況可能比較嚴重,但在澳門税率效低,而且受到刑事的監管,所以不會太嚴重。為了防止逃税,只有通過隨機的抽查,並以嚴刑處罰,透過罰款甚至入獄,才可以起到一個比較有效的警嚇作用。 記:納税會否影響公務員的服務士氣? 關:一定程度上會,而且不只是公務員,每個人納税都是不太願意的。 6
  • 不過,由於立法會 6月底已通過新法律,由立法到財政局準備,以及機構為員工作準備,需要一段時間,為了預留時間給予有關機構作好行政的準備,政府不妨考慮由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才正式納税,並建議考慮以電子方式的做法來減少營運成本。 林:回歸後大部分公務員納税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市民有這要求,而且澳門公務員的收入比較高,同時納税亦合乎公平原則。雖然納税是應該的,但政府在抽税的過程中要考慮一個情況,就是要顧及部分收入一般的公務員,他們的固有生活方式可能未能及時作出改變;所以政府在納税過程中可作分期的執行,給予公務員一個緩衝的時間,讓公務員漸漸習慣納税後的生活方式,納税的税率雖然不算太高,對於一些高薪的公務員而言,他們每年的儲蓄也可能只是收入的 10%至 12%,一些甚至可能沒有儲蓄,納税後可能會對生活構成一定的影響。然而,納税是必然會實施的,公務員亦應明白這點,如政府能作出分期的執行,相信對公務員的士氣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7
  • Academic Interview: "The Necessities of Professional Tax for the Civil Servants in Macau" (II) Honorable Guest: Mr José Rocha Dinis, Director and Administer of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Reporters: Angel Tang and Alice Iong, the Editorial Section of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The fisc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Macau SAR has deeply engaged in conducting an efficient remodeling of the current tax system since the handover, and it is necessary to propose a new tax law to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Macau. The new tax law (Law No. 12/2003) has been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and has been effective since 1 July, 2003. All civil servants in Macau are going to pay tax from 1 October, 2003.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some controvers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this overall reflects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the interests and demands of the society. The editorial section of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have conducted an interview on the related topic with Mr José Rocha Dinis, Director and Administer of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on 1 4 May, 2003. We now sincerely share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view (as follow) with our readers. Reporters of the Editorial Section of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Reporters): What are the necessities and importance of the professional tax for the civil servants in Macau? Mr José Rocha Dinis, Director and Administer of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Mr Dinis): Since I am not working in the Executive of the Macau SAR, I do not know the exact reas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tax for civil servants. However, I think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economic and social reasons, which are both clearly connected. In a 8
  • difficult economic environment, both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now aggravated by the effects of the SARS, it i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o see that the civil servants are the only professional group exempted from paying the professional tax. In the name of equality, it is socially more acceptable that everybody be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and pay the same taxes. By historical reasons that are connected with the Portuguese administration, the civil servants did not pay taxes before the handover, as a way to attract the more qualified professionals in Portugal to come to work in a distant place like Macau. But times have changed, and Macau is now following the pattern of the great majority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including Portugal, in which the pay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tax for civil servants have been implemented some years ago. Having said this, the extension of the professional tax to the civil servants, here and now, is a political decision made by the Government. Now, some associations of the civil servants have criticized on the move, claiming that this will breach the Basic Law, especially Article 98. Article 98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a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cau SAR, the civil servants will maintain their existing salaries, subsidies and benefits. Some jurists, also the group of civil servant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which is surely a disputable matter. Since the Macau SAR is ruled by law, I expect that this matter will be settled in the courts in the future, in case someone will complain against the implementation.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go ahead with the matter. Reporters: How can Macau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implementing the professional tax? Mr Dinis: For sure, Macau has learnt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extend the professional tax to the civil servants. I hope that Macau can also learn with a social approach to minimize the effects of this implementation. Reporters: Is progressive tax suitable for Macau? Which classes of the society will be mostly affected? Mr Dinis: Progressive tax is not only suitable for Macau, but also indispensable as a social approach. Those who earn more money must pay more taxes, so the Executive of the Government can exempt a bigger group of people in the lower income classes from tax. A balanced society 9
  • is that those people who are rich should contribute for the other classes with lessresources, and taxation is the normal way to establish that contribution. This is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must be applied. Reporters: Is it suitable for the tax rates to be altered? (Which range between 7% to 12% at the detriment of those currently fixed between 10% to 15%) Is it suitable to pass the tax exemption from $85,000 to $95,000? Apart from the taxable amount, is the deduction of the income characterized as the services rendered for obviously social nature reasonable? Mr Dinis: The details of the proposal are now being discussed by the Executive with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so everything must be debatable. For 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establish the related principles and the rest are details to be discussed, but of course I favor a big exemption for the classes of low salaries. Reporters: Should provident fund contribution be remitted from tax? Mr Dinis: My comments are the same as the answer before. The Executive and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must discuss the details of the proposal themselves. But again, I prefer a big exemption for the classes of low salaries. Reporters: How to prevent fraud and tax evasions? Mr Dini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xtension of the professional tax to the civil servants, I am sure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 will constitute a major task to cope with i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ivil servants,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them to have fraud or tax evasions, as it will be the same department,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 to pay their salaries and to control their taxes. Reporters: Will the new tax law affect the spirit of the civil servants? Mr Dinis: I think the answer should be "must not" instead of "will not". Because it will be a very bad example for the society if the new tax law affects the spirit of the civil servants, who should not be motivated only by salaries. I am sure that they will not be affected because I have noticed that the civil servants in Macau have a solid spirit of serving the public. I am sure this will continue. 10
  • 《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與澳門刑法 若干制度之比較 徐京輝* 一、背景 2001 年美國遭受恐怖組織襲擊的“9·11”事件,使國際犯罪,特別是國際恐怖主義犯罪問題,驟然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1“9·11”事件直接引發了美國及其盟國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及本·拉登阿蓋德恐怖組織的軍事行動。相關的軍事行動直至今日仍在繼續。然而,國際性恐怖活動並未因此而停止。2002 年 10 月先後發生的印尼峇里島連環爆炸案和俄羅斯首都大劇院挾持人質案便是例證,並再次説明了國際恐怖主義犯罪積害之深。 事實證明,不管是何種國際犯罪,均對國際社會基本的生存和發展條件構成嚴重侵害,因而必須予以制止和懲治。在此方面,國際社會已清楚地意識到,制裁和遏制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國際犯罪,單靠軍事打擊並不足夠,在進行必要的軍事打擊的同時,還必須在國際和國內層面建立一套完備且相互協調的懲治國際犯罪的刑事法律制度,而構築這一法律制度必須由國際社會共同承擔起責任。可喜的是,經過國際社會共同的以及世界各國自身的長期努力,懲治國際犯罪在立法乃至司法領域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 就立法而言,目前,懲治國際犯罪的刑事法律已形成國際刑法和國內刑法雙管齊下的基本格局。從國際層面看,種類繁多的懲治國際犯罪的國際公約已經生效,2世界各國已普遍認同以國際公約為主體的國際刑法是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檢察官、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博士研究生 11
  • 懲治國際犯罪的基本的法律依據。從國內層面看,許多國家的國內刑法也越來越多地將國際刑法中認定的國際犯罪納入其規治範圍。3因此可以説,國際刑法和國內刑法共同組成了當今世界懲治國際犯罪的法網。 就司法而言,除了國家對國際犯罪行使刑事管轄權的司法實踐外,4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以及聯合國安理會 1993 年 5 月 25 日成立的關於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法庭(以下簡稱前南國際法庭)和 1994 年 11月 8 日成立的關於盧安達問題國際法庭(以下簡稱盧安達國際法庭)的審判實踐,為在國際層面懲治國際犯罪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司法經驗。 更具有歷史和現實意義的是,1998 年 7 月 17 日在義大利首都羅馬通過的聯合國《國際刑事法院規約》(以下簡稱《規約》),又稱《羅馬規約》,已於 2002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該《規約》的生效喻示着國際社會從此擁有了一個統一、獨立、常設的懲治國際犯罪的司法機關——國際刑事法院。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為懲治國際犯罪提供了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國際刑事訴訟機構,並成為各主權國家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重要補充。5曾幾何時,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刑事訴訟機構還是一個大膽而又令人嚮往的設想,亦有不少人將之視為是天方夜譚。然而,當人類社會剛剛踏進21 世紀後,這一設想轉眼之間已變成活生生的現實。經驗告訴我們,人們在得到期盼已久的東西時,往往會表現得有些不知所措。 從某種意義上説,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也或多或少地給人們一種感覺,即世界各國似乎還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來適應國際刑事法院成立後所帶來的變化。這不僅因為國際刑事法院是一個新生事物,更重要的是,國際刑事法院產生的年代仍然是主權至上的年代,它所面對的是以國家主權為依託的國家刑事管轄權。 儘管世人對國際刑事法院的運作始終懷有美好的憧憬,期盼她有所作為。然而,客觀地説,國際刑事法院能否有效地依其《規約》及相關規則正常運作,在不少人心仍是疑問。 消除這種疑問,一方面有賴於有識之士及國家對實踐國際刑事法院機制的推動和宣傳,另一方面亦取決於國際刑事法院在對國際犯罪的審判過程中樹立起自己獨立公正的形象。要想做到這兩方面,均需取得世界各國對國際刑事法院真誠、負責任和積極的合作。這種合作不僅是政治層面和 12
  • 外交層面的,它更多地需要是法律層面的合作,即立法上的協調和司法上的互補。為此,各國應充分意識到,國際刑事法院不是單純代表某一國家的利益對國際犯罪行使刑事管轄權,而是代表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整體利益對國際犯罪進行刑事追究。 毫無疑問,任何合作均須建基於相互瞭解,而相互瞭解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合作。國際刑事法院要想取得其他國家的合作,必須對他國的刑事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進行瞭解。同樣,任何國家要想有效地懲治國際犯罪,亦有必要瞭解國際刑事法院的運作機制,以期相互協調。 此外,不應忽視,儘管以國際公約為基本核心的國際刑法整體上體現的是各締約國的共同意志,但是,由於各國對國際公約或協定的內容認同程度並非完全一致,且在一些問題上經常出現保留條款,加上對國際公約或協定效力的認可和在國內的實施程式等方面各國的態度和作法亦存在差異,從而使得國際刑法在國際刑事司法實踐中的效力和效果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國際刑法的這種局限性無可避免地突顯了透過國內立法規治國際犯罪的必要性。6令人欣慰的是,這種必要性已日益體現為世界各國透過制定國內刑法懲治國際犯罪的實際行動。 澳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法律體系和司法管轄權。就目前來看,眾多的懲治國際犯罪的國際公約也已適用於澳門。7因此,澳門理應承擔起履行國際公約懲治國際犯罪的義務。另一方面,由於澳門現行刑法中亦對許多國際犯罪作出了相應的規定,故懲治國際犯罪實際上也是澳門行使自身刑事管轄權的必然要求。 可以肯定,無論從國際角度,還是從國內角度來看,澳門無疑已成為全球範圍內懲治國際犯罪法律鏈中的重要一環,其在懲治國際犯罪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二、懲治國際犯罪的刑法淵源 (一)《規約》的設置 一般而言,刑法淵源指的是刑法的表現形式。8然而,從法律適用的角度説,刑法的淵源又可解釋為定罪量刑的法律的種類或範圍。 因此,《規約》並未使用刑法淵源一詞,而是使用了“適用的法律” 13
  • 一詞。9根據《規約》第 21 條的規定,我們認為,可以將國際刑事法院所適用的法律分為兩大類:其一為成文法及一般法律原則,另一為國際刑事法院先前的裁判所闡釋的法律原則和規則。 在適用成文法及一般法律原則方面,《規約》要求“首先,適用本規約、《犯罪要件》和本法院的《程式和證據規則》”;10其次,根據情況,亦可適用相關條約及國際法原則和規則;最後,在無法適用前兩者時,則適用國際刑事法院從世界各法系的國內法中得出之一般原則,只要這些原則不違反該規約、國際法和國際承認的規範和標準。 在適用國際刑事法院先前裁判所闡釋的法律原則和規則方面,由於國際刑事法院在其成立時並無自身的先前裁判,故此規定實際上是一般性地肯定國際刑事法院將來作出的一切生效裁判,因為它相對於待決案來説均屬“先前的裁判”。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規約》只是明確了國際刑事法院“先前裁判”所闡釋的法律原則和規則具有法源屬性。但是,對於國際刑事法院成立以前進行的國際刑事審判中所作出的裁判的價值並未提及。例如,二戰後成立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及前南國際法庭和盧安達國際法庭所作出的裁判等。或許可以將國際刑事法院成立前,由上述國際特設法庭在國際刑事審判實踐中確立的某些法律原則或規則納入上述“相關條約及國際法原則和規則”之範疇。但是,考慮到司法裁判的特殊性,以及過往特設國際法庭透過裁判所確立之原則對於國際刑事法院的審判具有的重要指導意義,故國際刑事法院成立前已有的國際刑事裁判的法源價值似應獨立地加以審視。 從《規約》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國際刑事法院在法律適用上,同時接納成文法和判例法,但賦予了成文法更為優先適用的地位。11這一點從《規約》第22條(法無明文不處罪)、第23條(法無明文者不處罰)和第24條(對人不溯及既往)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中亦可看出。 (二)澳門的情況 澳門刑法屬於中國國家內部的區域刑法。由於澳門具有大陸法系的法律傳統,故其刑法的基本淵源亦是由成文法所組成的。具體來説,它包括《澳門刑法典》、單行刑事法律、法令12和刑法規範。此外,適用於澳門的 14
  • 相關國際公約也是其刑法的淵源。 前文指出,國際公約是懲治國際犯罪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據。這也就是説,國際犯罪的設置首先應有其國際刑法的依據。然而,國際刑法對國際犯罪的這種“先決性”,並不排斥國內刑法在國際刑法的基礎上,對國際犯罪作出相應的規定。事實上,目前已有許多國家的刑法均有懲治國際犯罪規定。因此,對國際犯罪的“雙軌制”規治方式,使許多國際犯罪同時具有了國內犯罪和國際犯罪雙重法律屬性。 從廣義上説,當某一國際犯罪被國內刑法亦視為犯罪時,國內刑法的相關規定便具有了國際刑法規範的屬性。基於此,我們可以將懲治國際犯罪的刑法淵源區分為國際刑法淵源(或稱域外法淵源或形式上的淵源)和國內刑法淵源(或稱域內法淵源或實質上的淵源)。 以此劃分標準來看澳門刑法,可以認為,懲治國際犯罪的域內刑法淵源指的是由澳門自身立法機關制定的相關刑事法律——現行的《澳門刑法典》,以及其他單行刑事法律無疑是最基本的法律形式。至於域外刑法淵源當然是指適用於本地的關於國際犯罪的國際公約、協定等國際刑法規範。這裏我們主要想就國際刑法(國際公約)在澳門的法律地位及適用方式問題作一簡單介紹。 眾所周知,1999 年 12 月 20 日以前,澳門長期處於葡萄牙政府的管治之下。當時國際公約在澳門的適用原則主要是依據《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第 8條的規定來確定的。該憲法第 8條規定: “1.一般或共同之國際法規範及原則,為葡萄牙法律之組成部分。2.經正式批准或通過之國際協約所載之規範,一經正式公佈,只要在國際上對葡萄牙有約束力,即在國內秩序中生效。3.葡萄牙所參加之國際組織內之有許可權機關所制定之規範,亦直接在國內秩序中生效,但必須在設立該等組織之有關條約中內有此訂定方可。”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國恢復了對澳門行使主權,澳門不再是葡萄牙的公法人,13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成為規範澳門基本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憲制性法律。 《基本法》肯定了國際協定在澳門的可適用性,14但並未像上述葡萄牙憲法那樣指明國際法規範、原則及國際協約與澳門法律體系之關係。儘 15
  • 管如此,我們從現行《澳門刑法典》的規定中可以發現,國際公約或協定在澳門具有刑法淵源的地位仍未改變,並且其在適用上亦優先於澳門刑法。15 明確了國際公約的域內效力以及相對於域內法之法律地位,緊着的問題便是採用何種適用方式將國際公約的規定適用於具體的案件。從各國的實踐看,對於國際公約的適用方式,主要包括兩種: 一種是直接適用,即將國際公約視為本國法之組成部分,且在具體案件中可直接引用國際公約的規定。例如,美國、葡萄牙等國即是如此。 另一種是間接適用,即承認國際公約對本國的約束力,但須透過國內法來具體實施國際公約,處理具體案件亦只能引用國內法規定。1997 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9條規定:“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範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不難看出,在刑法領域,對於有約束力的國際公約,內地採用的便是間接適用方式。 應該説,直接適用的方式可以突出國際公約的優先地位。但是,由於規定國際犯罪的國際公約通常都是原則性的規定,且多規定的是犯罪種類,對於具體刑罰的規定較少,因此,單純依據國際公約的規定,有時很難作出完整的定罪量刑。透過間接方式適用國際公約,在定罪量刑的依據方面彌補了直接適用方式的不足,操作起來亦比較簡便。但應承認,間接方式是對國際公約的一種“轉換”,以適用國內刑法的方式履行國際公約,可能會存在國內刑法與國際公約規定不對應或不一致的情況,因而造成適用上的困難。 在澳門,國際公約是具有優先適用性的刑法淵源已不存疑義。然而,在適用方式上卻存在不明朗的情況,即《澳門刑法典》並無明確規定可以直接引用國際公約定罪量刑。但從若干法律規定中,似乎能夠找到間接適用的依據。例如,《澳門刑法典》第 5條第 2款規定:“如審判在澳門以外作出之事實之義務,係源自適用於澳門之國際協約或屬司法協助領域之協定,則澳門刑法亦適用於該等事實。”此外,澳門《關於遵守若干國際法文書的法律》(第 4/2002 號法律)中也提及了國際法律文書的間接適用。該法律第 2條規定:“本法律旨在確保由具許可權國際機關作出且適用於 16
  •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際文書中所載的不可自行實施的規範得以遵守,尤其確保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中所載的上述規範得以遵守。”由於該法是針對“不可自行實施”的國際法規範而作出的域內執行立法,故似乎可以理解為該法實際上是將國際法規範轉換為域內法而加以實施。為此,該法律第 3條還規定了該法與相關國際法文書的法律“單一性原則”,即該法律與相關國際法文書的規定屬同一法規。 需指出的是,《澳門刑法典》規定的國際協約或司法協定優先適用,主要針對的是當該法典與國際協約或協定規定不同時的情況。因此,在兩者出現相同的重疊規定時,應如何引用法條也是個問題。從實際操作的角度看,引用澳門刑法的規定顯然更為方便及合情合理。 三、對國際犯罪的界定 (一)國際犯罪概說 1.關於國際犯罪的概念 國際犯罪是一個既抽象又具體的國際刑法概念。説它抽象,是因為目前世界上尚無一個統一的關於國際犯罪的法律定義。美國國際刑法學者巴西奧尼教授在其起草的《國際刑法典草案》第 4條第 1款第 2項中指出:“國際犯罪就是本法分則所列出的任何犯法行為,或在國際公約中確認的犯法行為。”16不難看出,巴西奧尼教授並未將國際犯罪的定義明確化,他只是強調了國際犯罪應當由法律(這裏指的《國際刑法典》及國際公約)作出規定或確認。1996 年聯合國通過的《懲治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罪行法典草案》同樣未就國際犯罪的定義作出一般性規定。此外,國內外學者對於國際犯罪所提出的定義更是見仁見智。17 説國際犯罪概念具體,是因為目前有許多國際公約對具體的國際犯罪均作出了規定,且在不少國家的國內刑法中亦有相應的規定。例如,戰爭罪、侵略罪、滅絕種族罪、劫持航空器罪、海盜罪等等。總括現有關於國際犯罪的研究成果,並汲取其合理之處,我們認為,給國際犯罪下定義應當抓住國際犯罪的兩個最為基本的特徵:實質特徵和形式特徵。 所謂實質特徵,是指國際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人類賴以共同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的條件。18所謂形式特徵,是指國際犯罪起碼應由國際社會成 17
  • 員共同透過普遍接受的形式作出規定。為此,應強調國際刑法立法者的單一性——即只有聯合國才有權制定具有普遍效力的國際刑法。 結合上述實質特徵和形式特徵,我們可以將國際犯罪的定義表述為:侵害人類最為基本的共同生存和發展條件的、由國際刑法規定為犯罪並予以刑罰處罰的行為。 2.國際犯罪的種類 根據巴西奧尼教授的研究結果,“在 1850 年至 1998 年之間關於國際犯罪、國際刑法問題的公約共有 374 個,其中包括 25 種國際犯罪。”19而該教授在其主筆起草的《國際刑法典草案》修正稿中提出了 22 個國際犯罪的罪名,即侵略罪、戰爭罪、非法使用禁用武器罪、滅絕種族罪、反人道罪、種族隔離罪、販運和使用奴隸罪、酷刑罪、非法藥物試驗罪、毒品罪、危害國際航空罪、海盜罪、對應受國際保護人員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脅罪、劫持人質罪、非法使用郵件罪、偽造貨幣罪、賄賂外國公務人員罪、盜竊國家珍貴文物罪、破壞生態環境罪、盜竊核材料罪、干擾海底電纜罪和國際販運淫穢出版物罪。 學界提出的各種觀點,主要也是以巴西奧尼教授提出的上述國際犯罪種類為基本參數的。 1996 年聯合國通過的《懲治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罪行法典草案》包含了 26 種國際性犯罪。20其整體上採納了巴西奧尼教授提出的國際犯罪種類,只是在行為的具體劃分和歸類上有所不同和增加。 近年來,隨着國際社會對應受國際刑法保護利益認識的不斷提高以及對國際犯罪問題研究的日益深入,一些新的國際犯罪種類相繼被提出。例如,國際性洗錢罪、製造和傳播電腦病毒罪等。 應該看到,現有的國際犯罪的種類更多的是理論上的或草案設計上的劃分結果,因而在國際犯罪的分類及具體罪名的確定上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在世界範圍內制定一部統一的且為各國所普遍接受的國際刑法典無疑是消除上述差異的一種有意義的嘗試。儘管這種嘗試早以在國際社會的不同層面展開,且仍在繼續,但直到今日,對於國際犯罪尚未以統一的國際刑法典形式作出明確的規定。也就是説,制定一部能夠獲得世界各國普遍認同和接受的國際刑法典目前仍是一種設想,要使之成為現實尚有賴於世 18
  • 界各國的共同努力。 (二)《規約》中的國際犯罪 從歷史的角度看,國際刑事法院設立的最深刻的近期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該場災難性的戰爭對全人類造成的危害使世界各國共同感到了以聯合的方式懲治犯有戰爭罪行以及與戰爭相關聯的國際犯罪之急切需要。國際刑事法院的創立便是戰後國際社會為實現此需要而不斷努力的一大成果。因此,歷史的因素決定了國際刑事法院帶有濃厚的“戰後時代特徵”。國際刑事法院管轄的犯罪種類便充分説明了這一點。根據《規約》第 5條(法院管轄內的犯罪)的規定,國際刑事法院僅對下列犯罪具有管轄權:①滅絕種族罪;②危害人類罪;③戰爭罪;④侵略罪。21 儘管《規約》將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範圍限定為以上四種國際犯罪,但其同時又作了兩項開放性的規定: 其一為:《規約》“不影響依照本規約以外的國際法將任何行為定性為國際犯罪行為。”22其二為:對於國際刑事法院管轄的犯罪種類可以作出修正,23意即可以增加或減少。 內地學者曾指出:“國際刑法的特性之一是發展性。……,國際刑法法治化的進程也在不斷地增添新的內容,最明顯的是國際犯罪種類的增加,……。”24《規約》的上述規定便突出體現了國際刑法發展性這一特性。事實上,上述兩項開放性規定,為擴大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範圍提供了法律依據。從上述規定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國際社會對國際刑事法院擺脱“戰後時代特徵”,最終成為對國際犯罪實行全面管轄的企盼。應該説,這種企盼中才真正蘊含着國際刑事法院作為常設的國際性刑事司法機關的應有之意。 (三)澳門刑法中的國際犯罪 國內刑法中規定國際犯罪的情況,反映出國際刑法與國內刑法之間存在着一種互動關係: 從國際刑法對國內刑法的促動看,由於國際刑法的基本法律淵源是國際公約,根據“公約必須遵守”的國際法原則,締約國有義務將國際刑法的規定適用於其本國內,而透過國內法適用國際刑法便是履行有關義務之 19
  • 一種方式。正如巴西奧尼教授所指出:“一個國家如果已經批准加入該公約(指國際刑法公約),就等於把這個公約中所規定的國際犯罪納入本國刑事法律規定的犯罪系列之內。”25從某種意義上講,在國際刑事法院對國內刑事管轄權起補充作用的前提下,國內刑法中的國際刑法規範對於懲治國際犯罪始終起着更為直接的作用。 從國內刑法對國際刑法的促動看,如果稍加留意就會發現,現有的國際犯罪中有許多最初是國內刑法中規定的國內犯罪。例如,販毒罪、劫持人質罪,偽造貨幣罪等。因此,可以認為,當某些國內犯罪具有跨國性質或國際性質時,各國一致打擊此類犯罪的意願便成為國際刑法規治相關犯罪的原動力。的確,探討和研究國際犯罪首先應從國際層次上開始。但是,有關的探討和研究不應忽略國內刑法與國際刑法之間存在的上述互動關係。 如果以國際刑事法院管轄的國際犯罪為參照,《澳門刑法典》規定的相對應的犯罪有煽動戰爭罪(第 229 條)、滅絕種族罪(第 230 條)、煽動滅絕種族罪(第231條)和協定滅絕種族罪(第232條)。這些犯罪被規定在《澳門刑法典》分則第三編(危害和平及違反人道罪)中。從分則體系看,在分則的五編中,該編排列於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財產罪之後,並在妨害社會生活罪和妨害本地區罪之前。很顯然,上述國際犯罪本質上是“涉及國家政策的犯罪”。26 如果根據前述國際刑法理論及眾多的國際公約對國際犯罪進行分類,《澳門刑法典》及其他相關法律中規定的以下犯罪亦可視為國際犯罪:①使人為奴隸罪(第 153 條);②挾持人質罪(第 155 條);③侵犯函件或電訊罪(第 188 條);④種族歧視罪(第 233 條);⑤酷刑及不人道待遇罪(第 234條);⑥僭越職務施以酷刑罪(第 235 條);⑦嚴重酷刑及不人道待遇罪(第236 條);⑧關於偽造貨幣的犯罪(第 252-255 條):包括假造貨幣罪、使硬幣價值降低罪、與偽造貨幣者協同轉手偽造貨幣罪、轉手假貨幣罪和取得假貨幣以使之流通罪五個罪名;⑨禁用武器及爆炸性物質罪(第 262條);⑩核能罪(第 265 條);(11)污染罪(第 268 條);(12)恐怖組織罪(第289 條);(13)恐怖主義罪(第 290 條);(14)劫持航空器、船舶或火車罪(第275條);(15)侵犯享有國際保護之人罪(第308條);(16)毒品罪(第5/91/M號法令);(17)販運淫穢出版物罪(第 10/78/M 號法律);(18)違反國際法文書的犯罪(第 4/2002 號法律):包括提供被禁的非軍事服務罪、交易被 20
  • 禁產品或貨物罪、運用或提供使用被禁的基金罪、和提供被禁武器、軍事援助或服務罪四個罪名。 應該指出,以上並非一個準確詳盡的分類。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澳門至少具備了懲治多項國際犯罪的域內刑法依據。 四、對國際犯罪的刑事管轄原則 (一)普遍管轄原則透視 普遍管轄原則是國際刑法適用上的基本原則。其基本含意是:對於特定的國際犯罪,任何國家均可行使刑事管轄權,而不受國內刑法中屬地、屬人和保護原則的限制。 普遍管轄原則是由 19 世紀世界各國在與海盜罪的鬥爭中形成的習慣國際法規則發展而來的。1937 年 11 月 16 日於日內瓦簽訂的《防止和懲治恐怖主義公約》(目前尚未生效)規定了有限的普遍管轄原則。27此後,眾多已生效的國際公約針對不同的國際犯罪,將普遍管轄原則確立為國際刑法最為基本的空間適用原則。例如,規定戰爭罪的 1948 年 8 月 12 日的日內瓦四公約、規定海盜罪的 1958 年的日內瓦《公海公約》和 1982 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危害民航安全的 1970 年的《海牙公約》和1971 年的《蒙特利爾公約》等。 隨着國內刑法中國際刑法規範的日益增多,為了體現履行國際公約的誠意以及突出本國的刑事管轄權,許多國家的刑法中亦引入了普遍管轄原則,並使之成為刑法適用上的一項補充原則。例如,《德國刑法典》第 6條規定:對妨害國際保護法益的國外行為,無論犯罪的法律如何規定,同樣適用德國刑法。1997 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9 條的規定亦被認為是普遍管轄原則。28從本質上説,國際刑法中的普遍管轄原則為生的依據是國際刑法,該原則是國際公約引致的國際權利和義務的結合體。在此方面,國家主權(或區域治權)的影響並不明顯和直接。 因此,如果説國際刑法中的普遍管轄原則是國際權利(義務)的某種體現,那麼,國內法中規定的普遍管轄原則,則除國際法因素外,又多了一種主權(或治權)延伸的特徵。特別是在保護原則與普遍管轄原則客觀上發 21
  • 生重疊時,該特徵就更明顯。 例如,《澳門刑法典》第 5條第 1款 a項關於在澳門以外實施妨害澳門地區政治、經濟及社會的犯罪亦適用澳門刑法的規定,既體現了保護原則,也宣示了普遍管轄的主張。此外,該條 b項更規定:對於在澳門地區以外發生的第 152 條第 2款規定之犯罪(嚴重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只要行為人被發現身在澳門,且不可被移交至另一地區或國家的,亦適用澳門刑法。此項規定似乎表明,普遍管轄原則所適用的犯罪並不一定構成國際犯罪。 回過來再看《規約》,由於其對國際刑事法院管轄犯罪的種類進行了限定,這樣同時也就限定了該法院普遍管轄權的適用範圍。因此,或許我們稱國際刑事法院對國際犯罪適用的是有限的普遍管轄原則更為恰當。 對於澳門來説,其刑法的普遍管轄原則不僅有着適用於澳門相當數目的國際刑法公約為依據,而且基於特有的自治權的需要,該原則又與保護原則相結合,且適用物件更廣。 從以上對比中,我們亦可領略到國際刑事法院對國家(或地區)行使管轄權的補充作用。 (二)《規約》中的刑事管轄操作 國內刑法的適用,更多地考慮的是屬地、屬人和保護利益因素。這些因素在《規約》的適用上並不十分重要。在法院行使管轄權方面,《規約》更關心的是與國家刑事管轄權的行使相互協調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使得國際刑事法院在行使管轄權時呈現出以下特徵: 1.對《規約》規定的國際犯罪實行非專屬管轄,即同時承認國家的刑事管轄權。在懲治國際刑事法院可管轄的國際犯罪問題上,國際刑事法院與國家享有競合的管轄權(concurrent jurisdiction);29 2.國家管轄權優先行使。有管轄權的國家如已對相關犯罪啟動訴訟程式或作出適當決定,則國際刑事法院不受理有關案件;30 3.強制管轄及自願管轄相結合。《規約》要求締約國無條件地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不得作出保留。同時,國際刑事法院亦可對非締約國行使管轄權,只要該國表示接受;314.在行使管轄權方面,採取被動行使管轄權和主動行使管轄權相結合 22
  • 的原則。國際刑事法院行使管轄權的方式有三種:①締約國提請檢察官進行調查;②安理會提請檢察官調查;③檢察官主動調查。32 上述特徵突顯了國際刑事法院作為國家行使管轄權的補充這一本質屬性,33也表明國際社會仍寄希望於國家率先承擔起懲治國際犯罪的責任。 (三)澳門刑法對國際犯罪的刑事管轄原則 從實體法意義上説,刑事管轄原則更多的是指刑法的適用原則。而在對國際犯罪的管轄問題上,國內刑法的空間適用原則與國際刑事法院的刑事管轄權關係最為密切。 根據《澳門刑法典》的規定,刑法在空間上的適用原則包括: 1.屬地原則34 屬地原則是世界各國(或地區)刑法所採用的最為基本的適用原則。這一原則是主權(或治權)的體現。對於在一國內實施的國際犯罪,由該國以屬地原則進行管轄在操作上最為簡便。但也存在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首先,國內刑法中的國際犯罪與國際刑法中的國際犯罪並非完全對應,在國內刑法缺乏對應規定時,便無從適用。其次,屬地原則的適用取決於國家行使管轄權的意願和能力,當一國不願或不能行使管轄權追究有關國際犯罪時,該原則可能會成為追究國際犯罪的障礙。值得慶倖的是,《規約》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並作出了補救規定。35 2.普遍管轄原則和保護原則36 針對在澳門以外發生的犯罪,《澳門刑法典》第 5條根據不同的情況作出了如下規定:①如有適用於澳門的國際協約或司法協助協定,則優先適用國際協約或司法協助協定;②對特定犯罪實行絕對管轄:即對於在澳門以外發生的《澳門刑法典》規定的假造貨幣罪、使硬幣價值降低罪、與偽造貨幣者協同轉手偽造貨幣罪、轉手假貨幣罪、取得假貨幣以使之流通罪、假造印花票證罪、假造印、壓印、列印器或圖章罪、假度量衡罪、恐怖組織罪、恐怖主義罪、暴力變更澳門已確立之制度罪、煽動暴力變更澳門已確立之制度罪、破壞罪、煽動集體違令罪、通謀外地罪、侮辱本地區象徵罪、脅迫本地區機關罪及擾亂本地區機關運作罪,均適用澳門刑法。此規定實際上既體現了普遍管轄原則,也體現了保護管轄原則;③對特定 23
  • 犯罪實行實際控制與“或起訴或移交”相結合的管轄原則:即對在澳門以外發生的嚴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使人為奴罪、綁架罪、挾持人質罪、煽動戰爭罪、滅絕種族罪及嚴重酷刑罪,只要行為人被發現身在澳門,且不可被移交至另一地區或國家,亦適用澳門刑法。 3.屬人原則37 《澳門刑法典》規定的屬人原則包括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如果澳門居民對非澳門居民,或非澳門居民對澳門居民,在澳門以外實施犯罪,則只在同時具備以下條件時,才適用澳門刑法:①行為人被發現身在澳門;②有關事實依作出事實之地的法律亦受處罰;③構成容許將行為人移交之犯罪,而該移交不可准予。 第二種情況:澳門居民對澳門居民在澳門以外實施犯罪,只要行為人被發現在澳門,便適用澳門刑法。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採用上述哪種原則適用澳門刑法,均有一個限制:即行為人在其作出事實之地未受審判,或行為人逃避履行全部或部分所判之刑。38這與中國內地刑法的相關規定有所不同。內地刑法第 10 條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罪,依照本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減輕處罰。” 五、結束語 人類在進化與發展的漫長歲月裏,無時無刻不意識到聯合起來的重要性。倚靠聯合的力量,人類戰勝了無數自然界的挑戰,同時也擺脱了借助私人力量解決人與人之間爭鬥的時代,並逐漸邁向法治社會。 在人類社會踏入 21 世紀的今天,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仍取決於其聯合的廣度和深度。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為國際社會聯合懲治國際犯罪提供了一個機會,也提供了一個機制。它是人類智慧的產物,理應由人類的智慧去把握和實踐。相信國際刑事法院的有效運作,將再一次證明人類聯合起來的巨大力量及深遠意義。 24
  • 註釋: 1 國際犯罪問題由來已久,不同的歷史時期,國際犯罪的特點亦不盡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國際社會所關注的主要是與戰爭、和平或種族有關的國際犯罪。人類社會進入 21 世紀後,恐怖主義已成為最為突出且影響巨大的國際犯罪。如果説,與戰爭、和平或種族有關的國際犯罪危及的主要是人類的生存條件的話,那麼以恐怖主義為特徵的當代國際犯罪直接危害的則是人類的安寧和發展。 2 例如,1948 年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1949 年的《日內瓦公約》;關於航空安全犯罪的《東京公約》(1963 年)、《海牙公約》(1970 年)和《蒙特利爾公約》(1971 年);1988 年的《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維也納公約);1997 年的《制止恐怖主義爆炸的國際公約》等。 3 例如,《俄羅斯聯邦刑法典》規定有侵略戰爭罪、種族滅絕罪;《德國刑法典》規定有危害和平罪、建立恐怖組織罪;《法國刑法典》中規定有種族滅絕罪、恐怖活動罪等國際犯罪。 4 在此方面比較著名的實例有:法國對德國納粹戰犯克勞斯·巴比的審判、以色列對艾希曼的審判、英國對皮諾切特引渡案的審理、荷蘭對洛克比空難案件的審理、2001 年比利時對犯有戰爭罪的 4 名盧安達人的審判和義大利對奧賈蘭案件的審理等。 5 參見《規約》序言及第 1 條(法院)。 6 本文中使用的“國內”一詞亦可理解為指域內,即享有主權的國家或治權的地區管轄之範圍。例如,澳門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 7 例如,1948 年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1949 年的日內瓦四公約、1970 年的關於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海牙公約》、1982 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1988 年的《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品和精神科藥物公約》(維也納公約)、1997 年的《制止恐怖主義爆炸事件的國際公約》(中國已加入)等。 8 理論上將法的淵源通常區分為實質意義的淵源和形式意義的淵源。(參見孫國華主編:《法理學》,法律出版社,1995 年,第 304 頁)。本文此處指的是形式意義的刑法淵源。 9 參見《規約》第 21 條之標題。 25
  • 10 目前,《規約》中所指的《犯罪要件》和《程式和證據規則》尚未制定通過。 11 參見《規約》第 21 條(適用的法律)。 12 澳門回歸前,澳門的立法權由立法會和總督分享。立法會制定的規範性文件稱為法律,總督制定的規範性文件稱為法令。回歸後,許多法令仍繼續生效。 13 參見葡萄牙共和國議會 1976 年頒佈的《澳門組織章程》第 2 條 14 參見《澳門基本法》第 138 條。該條所指的“國際協定”實際上是包括國際公約在內的國際法規範的統稱。 15 《澳門刑法典》第 4、5 條在規定刑法的空間適用原則時均肯定國際公約和司法協助協定應優先適用。 16 根據巴西奧尼教授的解釋,其草案中的“犯罪”(crime)與“犯法”(offense)兩詞可以互換。(參見巴西奧尼:《國際刑法典草案》第 4 條第 1 款第 1 項。) 17 參見張智輝:《國際刑法通論》(增補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00 頁;甘雨沛、高格主編:《國際刑法學新體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 95 頁;馬呈元:《國際犯罪與責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80 頁。 18 《規約》序言中稱國際刑事法院管轄的犯罪為“整個國際社會關注的最嚴重犯罪”。 19 參見巴西奧尼著,何家弘、王秀梅譯:《國際刑法與國際刑事法院》,載於高銘暄、趙秉志主編:《刑法論叢》,第 4 卷,法律出版社,2001 年,第 685頁。 20 包括侵略罪、滅絕種族罪、反人道罪、戰爭罪、攻擊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罪、非法持有、使用或放置武器罪、偷竊核材料罪、充當外國僱傭兵罪、種族隔離罪、奴役及與奴役相關的犯罪、酷刑及其它殘酷方式的犯罪、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刑罰罪、非法進行人體實驗罪、海盜罪、劫持航空器和危害國際航空安全罪、危害航海和公海平台安全罪、威脅和使用武力危害國際被保護人員罪、劫持人質罪、破壞國際郵政秩序罪、國際販賣毒品及相關罪、毀滅或偷盜國家珍貴文物罪、危害環境罪、國際販賣淫穢出版物罪、偽造、仿造貨幣罪、干擾國際海底電纜罪和賄賂外國官員罪。 21 國際刑事法院目前尚不能對侵略罪行使管轄權,因為《規約》第 5 條第 2 款為國際刑事法院對侵略罪行使管轄權設定了條件,即須依照《規約》第 121條和第 123 條之規定由締約國對侵略罪作出定義及規定國際刑事法院管轄 26
  • 侵略罪的條件。然而,至目前為止,前述定義和條件均未定出。因此,國際刑事法院目前實際上只能對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行使管轄權。 22 參見《規約》第 22 條(法無明文不為罪)第 3 款。 23 參見《規約》第 121 條(修正)和第 123 條(規約的審查)。 24 參見高銘暄、王秀梅:《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與基本問題研究》,載於《中國刑事法雜誌》,第 1 期,2001 年。 25 參見巴西奧尼著,何家弘、王秀梅譯:《國際刑法與國際刑事法院》,載於高銘暄、趙秉志主編:《刑法論叢》,第 4 卷,法律出版社,2001 年,第 684頁。 26 巴西奧尼語。(參見巴西奧尼著,何家弘、王秀梅譯:《國際刑法與國際刑事法院》,載於高銘暄、趙秉志主編:《刑法論叢》,第 4 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 685 頁。) 27 參見《防止和懲治恐怖主義公約》第 10 條。 28 參見高銘暄、趙秉志主編:《當代國際刑法的理論與實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28 頁;黃芳:《國際犯罪國內立法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 年,第 129 頁。 29 內地學者一般將英文“concurrentjurisdiction”譯為平行管轄權。(參見高燕平:《國際刑事法院》,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90頁;王秀梅:《國際刑事法院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52頁。) 30 參見《規約》第 17 條(可受理性問題)第 1 款第 1-3 項。 31 參見《規約》第 12 條(行使管轄權的先決條件)及第 120 條(保留)。 32 參見《規約》第 13 條(行使管轄權)。 33 參見《規約》序言及第 1 條(法院)。 34 參見《澳門刑法典》第 4 條(在空間上之適用之一般原則)。 35 參見《規約》第17條(可受理性問題)第 1款第 2項。 36 參見《澳門刑法典》第 5條(在澳門以外作出之事實)第 1款 a、b項。 37 參見《澳門刑法典》第 5 條(在澳門以外作出之事實)第 1 款 c 項。 38 參見《澳門刑法典》第 6 條(適用澳門刑法之限制)。 27
  • 近代世界文明演進中的反差與 澳門特殊地位的形成 楊允中* 一、擁有古代四大發明的中國進入沉睡期 翻開歷史,世世代代,中國的發展與進步不僅雄霸東方之首,而且在全球也是長期處於領先地位。統一、強大、自信、開放,成為社會大船前進中劃出的主航跡。這是中外幾乎無人否認的。“7 世紀至 8 世紀中葉的唐代帝王向各方面擴展他們的統治權,擴張到朝鮮和越南(當時稱安南),遠及中亞的遊牧部落沙漠綠洲中的定居區。同時唐朝首都長安(今西安)成了差不多有兩百萬人口的世界中心城市,是來自拜占庭和中東各國的商旅薈萃之地。”1“自中唐到宋末(8 到 13 世紀)期間,中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物質上的進步可自一系列驚人的發明知其端倪:印製的書本、算盤、鈔票和信用票據、火藥、水泵、運河船閘、不漏水的船艙,以及航海羅盤,更不用説較早時期發明的陶瓷器、漆器、絲棉織物,以及像宋代繪畫之類的藝術品了。這些都是一個生氣勃勃的社會在其歷史興盛時期的產品,遠比歐洲先進。宋代的城市文化反映出農業、工藝、商業和技術方面的進步,並且在哲學和施政方法方面也有與之相應的進展。”215 世紀之前,中國在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大國。唐、宋、元到明初,中國較長時期處於領先位置,而且領先不少。“明朝以前,在世界古代社會生產和科學技術各個領域中,屬於中國首創之項,其量之多,水平之高,是當時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所不及的。據1975 年出版的《自然科學大事年表》記載,明朝以前,世界上的 *澳門大學校長高級顧問兼澳門研究中心主管、協調研究員 28
  • 重要的發明和重大的科學成就約 300 項,其中中國大約 175 項,佔總數的57%以上,世界各國才佔 42%多。”3清朝的康熙、乾隆兩代,中國仍有優勢:經濟總量居世界第 1位,人口是世界的 1/3,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農業發達,粮食收穫率高於英國;手工業相當成熟,布匹、絲、綢、緞、麻、鹽、瓷器、木材等產業都具有一定的生產規模。中國的城市也有很大的發展,是當時擁有世界上大城市最多的國家之一。伏爾泰稱讚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4大量事實表明,由秦朝開始至明朝中期,中國不僅開創了貫穿中亞、西亞直至地中海的“絲綢之路”,而且海路的對外開放、交流也未曾停過。(見表 1 及 2)其中,如 15 世紀初的鄭和七下西洋,把太平洋與印度洋連在一起,行跡遠到非洲東海岸及中亞,與 30 多個國家有交往,不僅船隊規模遠遠超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舉,而且年代早出 25-80 年,堪稱“地理大發現”的東方先驅(見表 3)。據有關專家考證,“鄭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有‘巨舶百艘’,最大的寶船長 48 丈,寬 18 丈,船隊的舵手、各種工匠、水手、辦事、醫師、翻譯、士兵等總數達 27,000 人。此後 60年,當哥倫布駛往美洲的時候,他們帶領的是載着 88 人的 3隻小船,最大的‘聖瑪麗號’才 5丈長,1丈 8尺寬。這兩次著名的遠航,再次説明直到 15 世紀,西歐國家的造船技術仍比我國落後。”5著名英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教授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 4卷中指出:“在明朝全盛時期(公元 1420 年前後),其海軍也許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的亞洲國家,甚至可能超過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乃至超過所有歐洲國家海軍的總和。”6根據李約瑟的考證,永樂年間,明朝海軍擁有約 3,800 艘艦隻,其中包括1,350 艘巡邏船,1,350 艘屬於衛、所、寨的戰船,和以南京新江口為基地的有 400 艘大戰船的主力船隊以及 400 艘運糧的漕船。此外,還有250 艘遠航寶船,每艘寶船上平均規定人數由公元 1405 年的 450 人增加到 1431 年的 690 人以上,最大的寶船當超過 1,000 人。 近代中心城市的出現及其規模的不斷擴大,是經濟加速發展的重要標誌。“到 19 世紀初,全世界有 10 個擁有 50 萬以上居民的城市,而中國的北京、江寧(今南京)、揚州、蘇州、杭州、廣州名列其中”。7國勢強盛必然導致文化、哲理學術的繁榮,當然國家積弱積貧也並非沒有新思想火花的閃現。隋唐至宋明初是社會寬容度最大、包容性最廣的時候,這尤其表現在對外來宗教的寬容上。反之,思想開放一些,言論自由度大一些,對 29
  • 宗教活動的限制鬆一些,形成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本身就是文化發達的標誌。在盛唐初期國力和經濟實力蒸蒸日上,法制和考試制度實行得很出色的時候,復興的儒家官僚卻對外來信仰非常寬容。外國來客傳進了各式各樣中世紀的宗教:猶太教、五世紀時稱之為聶斯托裏派的基督教異端(景教)、從波斯傳來的摩尼教和拜火教(袄教)。8被西方叫做新儒家思想的宋明理學,其出現與發展之所以長期受到中外共同重視,就因為“它比古代經傳更有系統和更為完整,並因其重新解釋古代經典著作而賦予儒家思想以更多推理的內容。這種新形式的儒家思想,經過加工,提供了對生活問題的更多解答。”9最傑出的集其大成者是朱熹(1130-1200),他在中國的歷史地位有時被人比作西方的聖托馬斯·阿奎那(卒於 1274)。他的著作以儒家經典為基礎,融合法家、道家各派精華,形成結構嚴謹而又論證充分的完整體系,成為繼承唐朝起幾代儒家努力探索的結晶。 中國的海洋觀建立過遲,體現開放性、包容性、創新性和團結性的海洋精神,未能獲得及時提倡與重視,亦是導致近 500 年相對落後的一個內部因素。地球的海洋面積約為 3.6 億平方公里,佔整個地球表面面積的71%,為陸地面積的 2.5 倍。隨着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對海洋的價值的認識日益深入,海洋的經濟價值、軍事價值越來越大。 中國傳統的防禦觀是針對北部或西部遊牧民族的進犯,而把東南沿海看成是不可越逾的天然屏障。陸地大國能否及時向海洋大國轉換,是近代國際發展的一大特點。制海權的爭奪是近 500 年國力升遷的一個重要內容。長期以來,近代科技的主要創新中心,顯然在中國的境外。所有來自西方的東西幾乎都由海洋輸入,因此中國的老百姓,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同時無可奈何地把它們統稱為“洋”貨。從洋火、洋油到洋灰、洋鐵,從洋樓、洋船到洋鎗、洋炮。在這個“洋”字背後不僅存在科技發展的差距,同時也存在海洋觀、防禦觀方面的滯後。 根據美國學者貝羅克教授的推測,中國製造業直至 1800 年仍居世界首位,佔全球總產量比重為 33.3%,但 100 年後 1900 年比重急劇下降到6.2%,足足“縮水”了 80%,同期歐洲所佔比重由 28.1%上升到 62%,增長 1.2 倍,美國比重則由 0.8%上升到 23.6%,增長足足 23 倍。(見表 3及 4)看來,“偉大,已慢慢從中國人的指縫中蹓走”,10全面總結這一段反差強烈的歷史進程,絕非少數人可以作到,但提升認識的客觀性、自覺性 30
  • 卻是十分必要的。正如一位台灣學者所講:“歷史像一條河,我們無法挽留逝去的河水,卻可以從河水中看清現在的自己。河流有方向,就因為它有源頭;知道自己從哪裏來,才曉得要往哪裏去。瞭解歷史,並不是要背負過去,而是為了向前走時,能夠無後顧之憂,可以走的更踏實、更坦然。”11 31
  • 32
  • 33
  • 資料來源:徐玉虎:《明鄭和之研究》 第 6、20-21 頁。轉引自:黄枝連:《 指點天下》,香港匯訊,2000 年,第 361 頁。 伴隨着“地理大發現”的成功,伴隨着西班牙、葡萄牙兩國開創的海上爭霸時代的到來,正當西方商盜合一的船隊在世界範圍內橫衝直撞之際,中國在持續 5個半世紀的明清兩代王朝統治下卻時運不濟,一方面, 34
  • 統一後的明清兩王朝的前期社會相對穩定,經濟亦較發達,對外關係也時呈活躍,但遺憾的是由於中央集權、專制制度的加強,封閉保守、自我弧立的心態也同步地佔了上峰並越演越烈。明代大部分時間推行嚴厲的海禁政策,明代後期雖部分解除海禁,但民間海外貿易元氣大傷。到了清初,為了防禦東南沿海的抗清勢力,順治十七年(1660 年)更下令“遷海”,強迫東南沿海居民內遷 30 里;海外貿易幾近斷絕。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宣佈“開海貿易”,但為時已晚,西方國家因應時勢而全面坐大。面對西方耀武揚威的恫嚇與精良商品的競爭的雙重壓力,清政府又迅速地關上自己的大門,只留廣州——澳門作為對外通商口岸。這在客觀上雖為澳門營造了特定的發展條件,但卻為整個國家隨後的衰落埋下了根源。“事已至此,中華帝國的頹敗已是指日可待了。中國的‘閉關鎖國’歷來被認為是中國落後的一個原因,這對明初來説,是言之有理的,但就明末清初而言,毋寧説是一個結果”。12 世間任何事物都具有可比性,比較是認識自己、瞭解別人的重要方法。正是“有比較才能鑑別。”“有比較才能知長短、見優劣、辨方向。比較, 35
  • 不僅要縱比,而且要橫比;不僅要經常比、反覆比、而且要多方面比、多角度比。”13 16 世紀開始,人類文明演進速度加快,出現了歷史上不曾有過的重心轉移、性質改變的變革大趨勢:生產形態上,自給自足的農業小農經濟逐步讓位於工業大生產的商品經濟;社會制度上,宗法封建社會開始向資本主義議會制轉換;資源開發上,由開發陸地向開發海洋轉變;管理模式上,由依賴禮儀向依賴完善法律體系轉變;認識體系上,由自在向自為、由無為向有為、由消極向積極、由被動向主動的轉換,由依賴雙手向依賴大腦的轉變;人性上,由君主向民主、由壓抑向解放的轉變。一句話,東方的農業文明難以抵擋西方的工業文明,古老的大陸文明無法對付現代海洋文明。這是一場全球性的大競爭,也是全球性資源大重組。在這場全球性大賽中,西方文明走先一步,西方國家成為領跑的佼佼者。歷史無情地早已作出判決:及時把握時代前進脈搏,對形勢發展的客觀需求作出理性客觀反應,就能保持同步前進態勢,否則不僅會步步被動,被別人甩在後面,被剝奪領先的資格,甚至發展成列強凌辱、宰割、瓜分的對象。對此,鄧小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 300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 200 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14江澤民也進一步指出:“15 世紀以後中國的落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封建統治者閉關自守,夜郎自大,對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不甚了了,使中華民族痛失歷史性的機遇”,“大大落後於西方國家,直至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砲’面前屢屢失敗”。15 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影響及 隨後的歐洲領跑 文藝復興是反對封建思想禁錮的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發源於當時工商業最發達的意大利,最初是以恢復希臘古典文化的面目而出現的,隨後,美洲發現(1492)和新航路的開闢,使西歐工商業空前高漲,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會長期嚴密控制着人們的思想,只許盲從迷信,不許獨立思考。教會專制“使哲學和一切知識淪為神學的奴婢;要人們聽命於教會,而不去研究日常所見的自然現象;生活是為着死後升天,而不是為着現世。”同這種精神相反,以“世 36
  • 俗”的人和現實的自然界為中心的希臘文化,就被新興的市民等級作為武器,用來衝破中世紀愚昧黑暗的思想牢籠。因而,“文藝復興實質是人的覺醒,是意識到了人(首先是個體的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希臘時代對人性的理解的恢復和發展,是人類近代文明的開端。”16由於近代科學的生長直接動搖了封建神權統治的思想基礎,它一開始就遭到殘酷的鎮壓。因此,近代科學是從血泊中生長起來的。為爭取科學的生存權,它的先驅們受盡折磨和迫害,直至獻出生命。“近代科學生長的歷史,也就是那些為真理而生、為真理而死的偉大的殉道者,前仆後繼,用自己的生命譜寫的可歌可泣的歷史。”17從羅哲·培根到哥白尼,從布魯諾到伽利略,18他們的開拓精神和傑出貢獻,他們的曲折經歷和悲慘身世將永遠為全人類所緬懷。 文藝復興運動是近代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里程碑,它誘發的巨大能量在 18 世紀得到了集中釋放,其中英國工業革命、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這三次革命性事件“開創了人類文明的新紀元,顯示了科學對社會的巨大影響,也為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和有力的社會保證”。19 18 世紀 60 年代開始的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在使用金屬工具之後的第一次技術革命,它開始於紡織工業的機械化,以蒸汽機的廣泛使用為主要標誌。蒸汽機的改進主要歸功於英國工匠瓦特(J.Watt,1736-1819),他應用當時英國物理學家潛熱方面研究的結果,提高了蒸汽機的效率。這次技術革命,使社會生產力空前高漲,使人類從農業和手工業時代迅速進入以大機器生產為特徵的工業化時代。美國反對英國殖民地統治的獨立戰爭爆發於 1775 年,1776 年公佈的《獨立宣言》,是歷史上第一個人民要求建立民主國家政權的正式文告。它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有天賦的不可轉讓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組建政府。在華盛頓(G.Washington,1732-1799)、傑弗遜(T.Jefferson,1743-1826)等具有民主意識的政治家領導下,美國建立起一個有利穩步發展的民主共和國。由於受到美國革命勝利的鼓舞,1789 年法國爆發了推翻封建專制統治的大革命,並制定了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文獻《人和公民的權利宣言》,即《人權宣言》。它以盧梭的“天賦人權”説為依據、以美國《獨立宣言》為藍本,但內容更為完善,把 17、18 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簡潔而全面地表述出來,成為實行現代民主政治的綱領性傑出典範。 37
  • 引發美國和法國革命的啟蒙運動,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比較徹底的反對封建專制和愚昧封閉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的中心內容是民主和科學。啟蒙運動是 15、16 世紀文藝復興運動的繼續和發展,隨着人的覺醒和對人(首先是個人)的存在價值的確認,自然要思索每個人在社會中為實現自己的價值所必需的權利,這就產生了現代人權概念。“對人權的無知、忽視或蔑視,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人權宣言》)人權概念是對中世紀的封建等級、特權和專制思想的徹底否定,是現代民主思想的基礎和前提。所謂現代民主思想,它主要包括自由、平等、人權、法治,主張天賦人權,主權在民,權力的分立和相互制衡等原則。啟蒙運動提倡另一方面內容是:大力普及科學知識,宣傳科學思想、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倡導崇尚理性、求實和批判精神,既是社會進步的必需,又是近代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歐洲這場擺脱中世紀精神束縛的大搏鬥中,中國的“四大發明”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古代發明的造紙術、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對中國本身歷史的進程並沒有發生多大影響,但當它們通過阿拉伯人傳到歐洲以後,對歐洲近代文明的興起卻大顯身手。“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説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20哲學家弗蘭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早在 17 世紀初就説過: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大人物對人類事務的影響,能像這三種機械發明那樣的巨大和深遠。”21“中國為甚麼未能產生近代科學的問題,實質上就是在中國歷史上為甚麼資本主義遲遲未能產生和發展的問題。這是由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到後期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難以產生和立足,而且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所實行的重農抑商、鄙薄技藝、尊經崇古等政策,以及科舉取士、大興文字獄等措施,也嚴重地阻礙了科學、技術和思想的自由發展。”22千百年來,中國知識界為推進傳統文化曾發揮過重大作用,但“學而優則仕”,熱衷於作官,缺乏創新意識和自強不息的獨立人格,也是導致社會進步節奏放緩的一個內在 38
  • 原因。“與歐洲文藝復興前後明顯不同,中國這一改革階段的突出特點,就是缺乏相對獨立於君主集權政府的‘第三等級’。商人們既無動因也沒有機會維護自己的利益、發展自己的法律;而‘士’由於被吸收到新興的國家官僚機器中,也就不能為獨立的法律職業集團的產生而預先播種。”23 文藝復興運動的冒起,令中國經濟、文化的領先地位迅速消失,歐洲逐步進入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和現代民主法制發展階段,而中國卻依然沿襲封建制度的舊軌走路,一快一慢、一先一後;新一輪競爭自然會比出高低上下。經濟上的小農個體經濟、政治上的中央專制集權、文化上崇孔排法的獨尊儒學,是中國封建社會賴以長期維繫的三枝支柱,也是導致封閉、自負、腐敗的重要根源。明後期宦官當政、思想禁錮、官場腐敗,注定朱明王朝難以逃脱覆滅的命運。但取而代之的滿清王朝曾一度創造長達 130年之久的康雍乾盛世,似乎令人有些不解。由於改朝不改制,舊的循環怪圈未能突破,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文化最內在最根本問題,故曇花一現的輝煌終難改變新形勢下東西文化的對抗,終難避免社會肌體內致病基因的總發作。國際間的競爭從來都是此長彼消或此消彼長的過程,在同一起跑線上如此,在不同起跑線上也是如此。 在變化了的世界面前,即使康雍乾三代有作為的君主表現出的也是驚人的麻木和極度的愚昧,繼續推行妄自尊大、拒絕開放、囿於傳統、反對變革、滿足現狀、固步自封,特別是限制工商業、蔑視科學技術、閉關鎖國、加強集權、禁錮思想的一套做法,嚴重地制約着創新思想的出現,嚴重地阻礙着社會的進步。在執政分別長達一個甲子的康乾兩代的晚期,情況尤為突出。 首先,在經濟上,即表現在發展生產力方面,與西歐國家不遺餘力地保護工商業發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依然死抱“重農抑商”的老皇曆不放,對工商業控制、壓抑、打擊,把工商視為“末業”,認為興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對國家無利;在發展科學技術方面不思進取,上下又彌漫着輕視和蔑視科技之風,把科技知識視為“形而下”,把發明創造稱為“奇技淫巧”。康乾時期,是經濟國際化趨勢日漸明顯的時代,中國在對外關係上卻採取了逆時代大潮的封閉國策,對外政策的着眼點是懷柔遠人,外夷歸附,宣揚恩德以保持國內秩序的穩定。一個突出事例是,當英國商人給清朝的文書中要求擴大通商,聲稱中英通商“與天朝有益”時,乾隆皇帝諭 39
  • 令兩廣總督蘇昌:“國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係懷柔遠人之道。乃該夷來文內,有與天朝有益之語。該督等不但當行文籠統駁飭,並宜明切曉諭,使知來廣貿易實為夷眾有益起見,天朝並不藉此些微遠物也。”24“中國從北到南的緯度,相當於從加拿大到古巴,保持着一個大部分自給自足的次大陸特色。喬治·華盛頓的同代人——偉大的乾隆皇帝,在致英王喬治三世的著名詔書中説,‘天朝國威遠被,萬國來賓,種種貴重之物梯航華集,無奇不有……並無更需爾國製辦物件。”25清王朝的對外政策就是建立在這種“天朝上邦”意識和傳統的自然經濟觀念以及諸如“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之類的儒家經典之上的。因而,貿易變成了“懷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為,而並非將其視為經濟發展的需要。 在政治方面,當受文藝復興運動洗禮的歐美國家紛紛走上實行民主政體的道路,全面或局部消除專制制度的時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卻一步步收緊權力之綱繩,把封建皇權推上空前集權的顛峰。偉大歷史人物有其不容低估的作用,但一個人口上億的多民族大國,制度上的改進改革未能跟上,最終必然導致悲劇性的結局。這種封閉體制有助防止武將跋扈、文官植黨以及士人非政等大權旁落現象,但確因缺少約束和監督機制,而使家族王朝成為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貪污腐化、賄賂行私的大保護傘,最終不僅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陷於停滯,而且嚴重阻滯了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的變革之路。隨着有作為的歷大人物的消逝,加以國際大勢劇變,國家便迅速陷入千瘡百孔、不堪一擊的境地。 在文化上,亦是深層次根源上,滿清王朝把尊儒崇孔提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學。清廷極力引導知識份子鑽研儒家經典,熱衷於科學、考試,壓抑獨立思考,不准創新思維抬頭,為此,不惜採取高壓政策,橫加迫害,文字獄盛行,弄得整個國家一潭死水、萬馬齊瘖,改革難以成事,知識份子只好潛心古籍、埋頭註疏和考據。“文化的目的是使有才能的人發揮作用。經濟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擴大生產。”“中國工業化(現代化)之遲緩,是由於中國有高度發達的和精美的文化之故。換言之,19 世紀 90 年代以前中國的上層階級已經如此有文化和如此聰明,以至於他們不要求現代化。”26在這個活力日益減退的國度,多的是專制、極權、封閉、保守,少的是民主、科學、開放、改革,危機意識、憂患意識、開拓意識、創新意識無從談起。當人類由傳統走向現代,由農業社會走向工 40
  • 業社會,由開發陸地走向開發海洋,最需要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時候,主導中國未來的傳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體系,卻陷入沒有神經般的麻木和沉寂。這種麻木和沉寂,這種封閉與保守預示着活力漸失、預示着行動落伍,而等待着落伍的命運只有兩個大字:挨打。 三、葡萄牙東方海上帝國的興衰 15 世紀葡萄牙屬歐洲大陸的一個立國不久的小國,人口不足 100 萬,面積不足 9萬平方公里。然而,在基督教文明的全球性征服中,葡萄牙扮演了一個至為積極、至為特殊的角色。“地理大發現”的 1500-1580 年間,計有 28 萬葡國人離開王國,年均 3,500 人,1580-1640 年間,計有 30萬葡國人離開王國,年均 5000 人。初期人口不足 100 萬的“盧濟塔尼亞”,為現代世界增加 2億多講葡語的居民;微小的葡萄牙僅在拉美便佔據控制了一個面積超過北美 13 州、面積和人口約佔南美一半的巴西。連同非洲、亞洲,15-16 世紀高峰期時直接佔據控制的地域超過本土 115 倍,人口超過數 10 倍。 不容否認的是,作為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積極成果,“地理大發現”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東西方之間通過貿易連成一體、通過科技與宗教交流進入全球性啟蒙階段,成為人類文明進步一大標誌,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成長增加了原始積累,開拓了廣大市場與原料產地,也為建立現代民主政治呼風換雨,作了必要的準備。所以“地理大發現是人類歷史上一場‘空間的革命’,溝通東、西半球,聯繫新、舊大陸,古代有關大地呈球形的猜想得到了證實,中世紀狹小的世界觀有了擴展,人類進一步發現了其賴以生存的地球,也更加認識了自己。”27地理大發現推動了全球範圍的海陸考察研究,新的地質、地理、人文資料迅速積累,引發了地球科學的飛躍,成為世界史由古代階段上升至近代階段的重要標誌。這一發現,亦促進了天文學、航海學、造船技術、氣象學、海洋學等學科的近代化進程。“15 至 17 世紀的歐洲海外擴張,首先意味着這場巨大的空間革命,同時意味着全球經濟、政治及文化國際權力的中心已從伊斯蘭世界移向基督教世界。”28客觀地講,對於所謂“地理大發現”的正面積極作用不僅要持認同態度,而且要給予足夠評價。與此 41
  • 同時,對它所伴隨的一場武力征服的野蠻性、殘酷性、不公平性也要持批判態度。因為,1.“地理大發現”並非和平探險活動,而是以武力為後盾的軍事擴張行為,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火與血”的洗禮;2.“發現”的結果是引出了一個全球性殖民時代,幾個海上強國成為瓜分非洲、亞洲、美洲的霸主。 在葡萄牙“發現”東方過程中依賴的是兩種力量:配備各種武器以武力開路的商船船隊和受羅馬教皇與葡萄牙國王雙重派遣的天主教傳教士。也就是説,這是一種領土征服與精神征服合二為一的擴張行為。葡萄牙歷任國王在征服東方的過程中,從來都試圖將這兩種權力結合起來,兩者相輔相成。“天主教教會是葡萄牙海外帝國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不僅具有傳教的任務,同時還具有協助國王對其散居世界各地的臣民進行宗教道德教育的功能。在傳教受阻的情況下,高級宗教人員常常提議武力征服的計劃,為精神征服開闢道路。”“對於作為一種文化、倫理體系的基督教而言,無政治意義上的自然邊界。皈依非基督教徒的最大困難在於倫理上的障礙,因此,需要通過傳教的手段使異教徒心甘情願皈依基督教。從某種意義上講,基督教在全世界的傳播,即精神征服取決於基督教國王的領土擴張,即世俗征服。”29為此,亞歷山大六世教皇於 1493 年頒佈了 5項教諭,賦予“天主教國王”佔領一個廣泛地區的權力。這一地區的定義空泛至極:“所有向西、南已發現和將發現,已見或未見的島嶼與陸地”。直到18 世紀,葡萄牙國王的全稱仍然冗長、堂皇:“本人,唐·若望五世,奉天承運,葡萄牙、阿爾加韋、非洲海內外之國王,幾內亞及埃塞俄比亞、阿拉伯、波斯及印度等地征服、航行及貿易之主。”30正是武力只有通過傳播福音賦予的權力才可進行征服,而傳教只有在武力的伴隨與庇護下才有所作為。顯然,這場征服的物質目的是成為“航行、貿易之主”,而其精神目的則是用基督教改變全球生活方式。葡萄牙海外擴張主義者的雙重擴張行為,同時面對的是雙重負責:既對葡萄牙本土國土負責,又對羅馬教皇負責。“地理大發現時期伊比利亞兩國奉行的帝國政策是羅馬帝國思想的繼續,而西葡兩國的君主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自認為神聖羅馬皇帝的繼承者”。31 由 15 世紀中至 16 世紀中的 100 多年間,葡萄牙的對外擴張成為近500 年世界文明史中不容遺漏的一章,這項以領土擴張與精神擴張為主題 42
  • 的雙重征服中,葡萄牙不僅成為當時航海領先的強國之一,同時也形成一個影響頗大的葡萄牙東方海上帝國:由大西洋擴展到印度洋和太平洋,由非洲擴展到亞洲和美洲。 當時位於印度西海岸的果阿,某種意義上成為這個葡萄牙東方海上帝國的政治中心,而 16 世紀 50 年代後被葡萄牙人租據後的澳門,則可視為葡萄牙在遠東的另一控制中心。“對於 16 世紀的葡萄牙人來説,‘印度’一詞不僅指印度斯坦半島,而且指整個東方世界,從好望角直到日本,以及太平洋中的各個群島。從 15 世紀到 17 世紀中葉,他們在印度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建立起葡萄牙人中心。其中少數人是對國王效忠,在作為東方貿易基地的商行、城鎮或者要塞裏工作,而多數人則是自謀營生,自食其力。但是,這種個人自發進行的擴張,在整個葡萄牙的擴張事業中,其意義並不亞於官方的擴張活動。”32早在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後,葡西兩國之間經過談判,於 1494 年6 月 7 日簽署了瓜分世界的托爾德西拉斯條約(O Tratado de Tordesilhas)。條約規定,從佛得角群島以西 370 里格處劃一條豎線即所謂“教皇子午線”,把世界分為兩個半球。西半球新發現的土地歸西班牙所有,東半球新發現的土地歸葡萄牙所有。根據哥倫布的估計,整個印度洋和令人垂涎的香料產地都坐落在西班牙的半球內,但據葡萄牙天文學家的推算,他們的半球從安的列斯群島開始,到印度海域為止,印度完全處在葡萄牙的擴張地區之內。33“葡萄牙人艦隊的優勢和使用大炮的高超本領以及某些軍事將領的作戰能力,使葡萄牙贏得了勝利。我國當時在印度活動的傑出人物是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1508 到 1515 年間,他曾任印度總督。是他率兵攻佔了波斯灣的戰略要地霍爾木茲和南中國海的門戶馬六甲。這樣就使葡萄牙國王攫取了一大片新土地。伊比利亞半島上這個小國葡萄牙成了歐洲的航海和貿易大國之一。”34“葡國人攻佔馬六甲之後,破壞了中國對該地區所期望之平衡,並威脅到中國在該地區數世紀以來無可爭議的主宰地位。”35葡人的快速而突然的東進,將中國、東南亞地域的政治平衡破壞殆盡,幾千年來中國以“朝貢貿易”保持的“主宰地位”地位開始動搖,“天朝”面對來自朝貢貿易圈外的挑戰進退失據,於是一部新的國際關係史開始了。 43
  • 表 5 葡萄牙海外屬地一覽 “地理大發現”開創的使東西方連成一體的航行與貿易,是以武力征服為前提的。如何看待澳門在過去 500 年間的變遷?特別是 1849 年前葡萄牙在澳門經營 280 多年的地位,應如何予以客觀界定?似乎仍有待深入探討並盡快形成基本共識。可不可以這樣説:葡萄牙同西班牙一樣,在其以武力為後盾的“地理大發現”過程中租據澳門非屬於武力征服或屬武力征服的一種罕見的例外?葡萄牙人前來澳門一開始就是為了同當時的中 44
  • 國明朝和後來的清朝作貿易,平等互惠、互通有無,別無他意他求呢?顯然,這是有違歷史真實的。 “對於教士和貴族來説,擴張意味着傳播基督教和佔領土地;傳播基督和佔領土地是為上帝和國王效勞的形式,是贏得相應的報酬如俸祿、封地、官職的形式,而這些機遇在葡萄牙這個狹小宗主國裏是越來越難得的。對於商人來説,擴張意味着生意前景興隆,意味着他們可以在產地購買原料和高價轉賣。對於國王來説,擴張是提高威望的機會,使貴族們有事可幹,更重要的是可以開闢新的財源,特別是在國王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時刻。”36“擴張成了一項全國的大事,每個人都想從擴張中得到好處。這也是為甚麼葡萄牙的海外擴張政策,對葡萄牙生活的各個方面能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以及為甚麼在一個各項工程計劃都不過是曇花一現、烟雲過眼、持續時間不超過一代人的國家中,唯獨擴張成了一種持久的活動,並通過歷史條件所許可的各種形式,列入國家計劃達 500 年之久。”37世世代代,雖然葡萄牙為海外爭霸付出了沉重代價,但他們向來以向海外擴張的領土征服與精神征服的“業積”為榮的。“通過這種巨大的代價,葡萄牙打開了一個廣袤世界的大門,而她卻無法統治和控制它;歷史常常作弄人,葡萄牙落了伍,如同一個遠離其生活過的世界的退休者,苟延殘喘。她仍可聊以為生,但卻無法再顯輝煌。如同年邁者,絕望地攫住所擁有的一切,抵抗時光的荏苒無濟於事。儘管如此,她的英名在世界史冊上永垂不朽:一個如此狹小、如此貧窮的國家創立了這樣一個偉績。”38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當民族解放運動已成為新的歷史潮流時,薩拉查執政的葡萄牙政府“仍拒絕加入非殖民化運動的行列,並且提出葡萄牙是一個多大陸和多種族的國家,這是數百年歷史的發展造成的。它在歐洲大陸之外的領土並非真正的殖民地,而是國家領土的組成部分,因而不容分割。”39葡萄牙真正開始對其海外殖民統治歷史作出認真反思並作出政策上的調整,只是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即始於 1974 年發生的“4·25”革命運動。 其實,在葡萄牙人入據澳門之前,他們的艦隊由大西洋到印度洋,由印度洋到太平洋本來是所向無敵的,他們自稱是“無敵艦隊”。他們於 1511年佔據明朝貢國馬六甲靠的是這支無敵艦隊,隨後一路向東漂移,一再在華南沿海製造事端,企圖如法泡制,逐步佔據中國領土的也是依靠這支艦 45
  • 隊。只是由於明王朝雖國力開始下滑,且不重視海防,但畢竟仍是幅員廣闊、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對付幾艘艦船載來的海外來客仍不在話下。1521-1522 年發生的西草灣一役,便是很有説服力的一次力量交鋒。他們無可奈何,只得沿岸東行,力求在福建泉州一帶落腳,後遭驅逐又折回廣東。這個時期他們亦曾制定較為周密的擴張計劃,並作過反覆的偵察摸底。“其時,葡萄牙人的中國觀尚未形成,進入中國沿海後也沒有意識到需要轉變在印度洋所扮演的征服者角色。他們面臨的不再是力量分散、有機可趁、任憑宰割的南亞小國,而是一個雖已由盛轉衰,但仍比歐洲許多國家強大的明帝國,沿用往時或馴服結盟貿易或武力征服掠奪的策略,造成衝突便在所難免。”40在百攻不下、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葡萄牙人只好調整策略,改武攻為文攻、改硬攻為軟攻。於是劃出了自 1553-1557 至 1849 年這漫長時期以葡萄牙人自治名義存在下來的一個特殊民族社區的特殊發展軌跡。當初不是不想訴諸武力,也不是不曾試過武力。配合武力征服,葡萄牙人的精神征服目標並非限於澳門一地。為了征服中國,殖民者感到光憑武力難於奏效。所以,自從葡萄牙人受到中國武力驅逐之後,葡萄牙國王就於 1540年請求羅馬教皇派傳教士到中國活動。西方的傳教士來華的主要目的,是要進行一場精神戰爭,“做耶穌的勇兵,上陣作戰,來征討這作為崇拜偶像的中國。”41 1541 年,教皇保羅三世即派遣耶穌會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東來,1552 年 10 月,沙勿略乘船到達廣東省台山境內的上川島,到 1579 年止,不到 30 年間,先後被派遣前來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共有 57 人之多,包括耶穌會士 32 人、方濟各會士 22 人。42他們分別到廣州、肇慶、福州、漳州等地進行傳教,由於語言不通、不懂中國民情風俗,且遭到地方當局反對,故他們傳教活動收效甚微。如同初期軍事征服一樣,初期的精神征服也因選錯了地點和對象而遭到失敗。 15-16 世紀中的世界版圖並非當今概念,當時非洲、美洲還是主要同自然界爭鬥的原始土著世代生活的樂園,對於傳統的主人根本沒有現代國家概念,對於異族入侵者也沒有相應國際法加以約束,因而在這些地方進行“發現”的阻力、障礙相對較小,但面對從未遇過的強大國家和強大的文化,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經再三權衡之後,不得不改行商貿為主、文化為輔策略。果然,這項調整確實奏效,精於心計的葡國商人同腐敗無能 46
  • 的兩廣地方官一拍即合,於是才出現並逐漸定型成一個以租據辦法立足的新模式,這在當時也是葡西兩大海上強國向非洲、美洲、亞洲征服過程中很可能是唯一採用的特殊模式。所以,可以説葡萄牙人在澳門立足並開發經營直至 280 多年後強行佔據之前這段歷史,既是他們實現“大發現”,殖民非洲、美洲、亞洲的繼續,也是在上述殖民過程中因對象不同而被迫放棄武力的唯一例外。 四、澳門——東西文化交匯、碰撞、 融合的最早接觸面 “從 15 到 20 世紀,葡萄牙人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活動的規模是令人驚嘆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説,這是一部集體的了不起的史詩。一部世界歷史,裏面如果不多次提到歐洲邊緣上這個貧窮國家中人口不多的民族在世界上的作為,那麼,這部書是寫不出來的。”43憑心靜氣地觀察,不管任何人撰寫 500 年來的世界近代史,確確實實不能不對葡萄牙人“地理大發現”的作為大書特書一筆,在他們實現海外擴張過程中,儘管導致了隨之而來的全球殖民化,為他們實行殖民管治的國家、地區帶來改變傳統文化的消極、不公正一面,但對全球發展的客觀推進作用卻是任何時刻也不容否定的。 從澳門歷史觀察,葡萄牙所代表的西方早期資本主義的東進,是對中國綜合國力的考驗,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適應性的考驗,是對中華民族智慧水準的考驗。伴隨葡萄牙在傳統的中國人社會實行自治管理和後來的殖民管治,引發了一場東西方之間、中葡之間文化的大碰撞、大交匯、大融合,導致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的成果與東方古老文化的大嫁接,從而在中國文化中注入了積極的動因,促進東方社會結構的深層次改變。對此,著名東方學專家季羡林教授憑着淵博的學識,對澳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這樣評價:“在中國 5,000 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説,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説,就是澳門。”44幾百年來,澳門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上扮了一個無可取代的重要角 47
  • 色,説它是東西文化交流最成功的城市之一是不過份的。其成功表現在許多方面:一是這種交流具有雙向性且延續至今未曾消失其基本功能,成為國際上存續期最長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心之一。 二是兩種文化經過交匯、碰撞、磨合、適應,在交匯、碰撞中磨合、適應,在磨合、適應中緩衝互相間的衝擊,逐步交融成一個以中華文化基因為主體、兼具葡萄牙文化特長的澳門文化發展模式,或有澳門特點的中華文化發展模式。 三是澳門社會相容、寬容、包容頗為典型,成為傳統。整體來看,在澳門民族之間、宗教之間、語言之間儘管存在差異,但通過互相容忍、互相尊重的開放思維引導,逐步發展成一個信仰、言論、學術等方面具公認高自由度的社會環境。 四是發達的主體中華文化非但未被長期居權力中心的葡萄牙人文化所同化,所改造,恰恰相反,中華文化在相容吸納葡萄牙文化過程中展示出強大生命力。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理大發現”中擴張、征服的地區幾乎清一色變成文化征服或精神征服的“積極”成果——語言改成葡語成西語,信仰改成天主教。而澳門也是唯一例外,不僅中華文化、中國語文、中國習俗得以保存和發展,而且在澳定居的葡裔後代中絕大部分成為被同化、被改造的對象:從習俗到語言。 由於上述特點,澳門幾百年來所扮演的角色亦是重要而獨特的,具多種功能的,跨越時空界限的。它既是中國人觀察世界的窗口,又是中國人走向世界、外國人進入中國的一個重要門戶。這個多重角色包括: 其一,澳門是東西貿易牽引車,15 世紀中至 16 世紀中澳門是遠東國際商貿的一個中心,中日貿易、中歐貿易、中國南洋貿易的進出口物資匯聚這裏,某種意識上扮演了當時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門戶,並受到國際上的認同與重視。“這個小漁村很快就發展成一座繁華的商埠,1675 年以前,澳門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物資的唯一集散地。從 1675 年到鴉片戰爭(1839-1844 年),澳門成為國際性城市,向世界各國的船隻開放,同時也是中國對歐洲貿易的基地”。45如果説宋朝之後,形成一條逐步取代陸上“絲綢之路”,以泉州、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那麼近 500 年來澳門便是這條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物流中轉中心。 其二,澳門是科學技術的雙向交換站。在文明的競爭中超過伊斯蘭文 48
  • 化後,文藝復興運動催生的基督教文化開始向東方進軍,開始向華夏文明挑戰。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士為載體的西方文明,通過澳門把文藝復興後期西方先進的近代科學技術文化帶到中國和東方,而經他們之手、之口向西方反饋的則包括中國古老哲學、文學以及絲綢、茶葉、瓷器、繪畫等所體現的東方文明,從而一方面掀起一次前所未有的東西方文化的交流高潮,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中國傳統科學文化的甦醒與更新。 其三,澳門是人才成長催化站。在澳門既有相對寬鬆的社會條件,又有較為公平的競爭環境,歷史上它保護了不少有成就有影響的名人,也為一代又一代人才的成長發生催化作用。作為中國土地上最早一間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不但招收了外國教士、外國人,而且也招收了不少華人學者和華人子弟,如吳漁山、陸希言等,這些人學成之後返回內地,在傳播西方教育成果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461895 年 10 月孫中山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往澳門並經澳門土生葡人飛南弟(Francisco H.Fernandes)搭救方脱險並經香港逃往海外的,這是孫中山革命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20 世紀澳門尤其成為當代各類重要人物的保護傘:葉揵將軍曾多年寄居這裏,高劍父、關山月等抗日時在此避難並傳授弟子,建國前夕中共地下工作者和民主人士一批批經由這裏轉赴內地參與籌建新中國。 其四,澳門是聯繫海內外一條重要紐帶。澳門既是眾多華僑、華商的祖輩背井離鄉的離境口岸,是他們今日尋根訪祖的目的地,又是流失各地的土生及葡語國家朋友間的一個交往、溝通中心。19 世紀中葉,澳門一度成為華工出口的轉運站,幾十年間來自兩廣及鄰近地區數以十萬計的貧困人家子弟被賣、被騙、被逼流落南洋、美洲,他們之中的幸存者為及其後代為所在國的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他們也是溝通所在國和祖籍國的重要媒體。幾百年來,澳門土生也有人移居北美、大洋洲,澳門回歸前後曾舉行三次全球土生葡人代表大會,規模壯觀,來自世界各地“澳門之家”的代表聚首澳門,也把轉變中的澳門資訊帶到四面八方。 其五,澳門是中國以至東方多項文化交流紀錄的創造者。1569 年葡萄牙人居留澳門之初便建立了仁慈堂,這是遠東最早出現的民間慈善社會福利組織之一,至今已有 430 餘年歷史;同年唐·卡爾內羅主教創辦了白馬行醫院,“為出現在中國大陸的第一所西式教會醫院,亦成為西醫第三次傳入華夏的基地”。471582 年利馬竇開始在中國大陸傳教,後在澳門學 49
  • 習中文、中國禮儀後赴京,開西方天文教傳教士服務中國朝庭的先例;1584年利馬竇與羅明堅合作編撰歷史上第一中外對照字典——《葡華字典》;1594 年澳門聖保祿學院創立。“作為耶穌會在遠東創辦的第一所大學,澳門聖保祿學院的開辦對中國內地近代教育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它標誌着澳門高等教育史的開始。”48直到 1762 年在其存在的 168 年間培養眾多學生,據考證,曾在“該院學習,之後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約有 200 多人,佔明清入華傳教的 472 名會士中 50%左右,其中有年代可考者 102 人。”491631-1634 年湯若望主持完成有西曆特點的《崇禎曆書》,滿清王朝建立後湯氏繼續以優異的天文知識服務清室,並被委為欽天監正,成為中國歷史上首位入閣擔任要職的外國傳教士;據陳省身教授考證,湯若望深受清皇室器重與信任,他同皇太極的孝莊皇后以及順治皇帝都很熟絡,在順治 24歲出天花死去後,考莊皇太后決定啟用順治三子玄燁繼位成為康熙皇帝,其中極可能參考過湯的意見。50之後,南懷仁、徐日昇等亦續任欽天監正這一要職,他們甚至在宮中向康熙等傳授天文、測量等科技知識。 1814-1823 年澳門基督教牧師馬禮遜編成長達 4,595 頁巨著《英華字典》,成為歐洲“漢學第一代表人物”;1822 年澳門出版的《蜜蜂華報》(Abelha da China)是中國境入出版的第一份外文近代報紙。1833 年馬禮遜在廣州出版《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是中國境內最早的中文報刊,比1872 年創刊、存續時間最久的《申報》早約 40 年。1847 年,自幼即入澳門“西塾”讀書的容閎,赴美留學,考入耶魯大學,成為中國最早取得西方博士學位的留學生,他重視學術交流,後組織四批共 120 名幼童以官費赴美留學,積極參加維新運動,支援孫中山革命。 1860 年興建的伯多祿五世劇院(俗稱崗頂劇院)是中國土地上第一所西式劇院。1864 年由澳門土生 C.V.羅渣設計的遠東第一座燈塔-東望洋燈塔建成。1864 年林則徐來澳視察後利用澳門收集到的資料出版《澳門新聞紙》及其摘編《澳門月報》,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參考消息”;1842、1847、1852 年魏源先後出版 50 卷本、60 卷本、100 卷本貫穿“師夷長技以制夷”精神的經典巨著《海國圖誌》。1871 年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成立,1892 年澳門同善堂成立,這兩大民間慈善、醫療機構不僅在港澳地區,而且在華南、甚至全國也是歷史悠久的同類型社團。1893 年近代中國第 50
  • 一份與資產階級革命派有密切聯繫的中葡雙語《鏡海叢報》,由孫中山與土生葡人飛南弟合作創辦。1896 年 11 月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期間作為重要輿論基地之一《知新報》在澳門創刊。1892 年孫中山於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作為首位華人執業醫師來澳門行醫,並全面籌劃推翻滿清帝制,孫中山早期在澳活動為其成就偉大事業打下了堅實基礎。 其六,澳門是集東西文化、宗教、語言、習俗大成的天然博物館,民風純樸、文化底蘊深厚,這裏的多種社會現象具典型性、連續性、珍稀性等特點。“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已於 2001 年 7 月正式啟動,由12 個歷史建築文物組成的系列文物區,將由中國政府向聯向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51 如獲批准,將成為全球迄今唯一其兩種文化特徵的世界級文化遺產。 其七,澳門也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外關係史的一座學術富礦,是一部立體百科全書。在澳門的歷史座標上有大大小小數不勝數的閃光點,其人其事、其言其行本身就構成有待進一步深化認識、有待系統總結的知識寶藏。 其八,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正式回歸祖國,這是“一國兩制”理念指引下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重要一步,這也是澳門走向其歷史發展新紀元的開端。過去 400 多年的變遷演進需要更加理性化地加以回顧總結,進入新世紀後在新思維指導下的發展將必然給人們帶來更多啟示。 註釋: 1 [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第 62 頁。 2 同上註,第 30 頁。 3 郝俠君:《中西500年比較》,中國工人出版社,1989年10月,第7、8頁。 4 《人民論壇》,2000 年,第 11 期,第 1 頁。 5 同註 3,第 9 頁。 6 轉引自《澳門日報》,2001 年 7 月 24 日 D5 版。 7 《學習時報》編輯部:《落日的輝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 年,第72 頁。 8 同註 1,第 62 頁。 51
  • 9 同上註。 10 殷允芃等:《發現台灣》,台北天下雜誌社,1992 年,第 251 頁。 11 同上註。 12 方宇軍:《從中國到世界-文明社會的深層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73 頁。 13 李瑞環:《在全國政協九屆四次全體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載於《澳門日報》,2001 年 3 月 14,B8 版。 14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90 頁。 15 引自李瑞環講話,見《澳門日報》,2001 年 5 月 14 日 B8 版。 16 李佩珊、許良英:《20 世紀科學技術簡史》,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 年,第 3 頁。 17 同上註。 18 羅哲·培根(Roger Becon,約 1214-約 1292),英國科學家、哲學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波蘭天文學家,地動説創立人,著有《天體繞轉》;布魯諾(Giordi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哲學家,哥白尼新宇宙觀的鼓吹者,被羅馬教堂處以火刑;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學家,晚年被堂法庭審訊並終生監禁。 19 同註 16。 2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427 頁。 21 弗·培根:《新工業》,第 1 卷,箴言,第 124 頁。 22 同註 16,第 743 頁。 23 [美]昂格爾:《現代社會中的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 89頁。 24 同註 7,第 14 頁。 25 同註 1,第 8 頁。 26 [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年(中文),第 431頁。 27 金國平:《西力東漸》,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年,第 120 頁。 28 盧伊斯·費利帕·巴雷多:《葡萄牙向世界擴展的意義》,載於《行政》雜誌,第 36 期,第 368 頁。 29 同註 27,第 158 頁。 30 吳志良:《論生存之道——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 52
  • 協會,1998 年,附錄之一。 31 同註 27,第 158 頁。 32 J·薩拉依瓦:《葡萄牙簡史》,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4年,第143頁。 33 同上註,第 131 頁。 34 同上註,第 141 頁。 35 J·彭慕治:《中葡關係之雙向探討》,載於《澳門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年,第 151 頁。 36 同註 32,第 124、125 頁。 37 同上註。 38 [美]博克塞:《葡萄牙海上帝國 1415-1825》,里斯本,70 年代出版社,1992年,序言,第 17 頁。 39 同註 32,第 359 頁。 40 同註 30,第 28 頁。 41 利馬竇語,轉引自《落日的輝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 年,第 147頁。 42 蕭致治、楊衛東:《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記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5 頁。 43 同註 32,第 122 頁。 44 季羨林:《在中外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1994 年 9 月。 45 同註 32,第 148 頁。 46 李向玉:《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澳門日報出版社,2001年,第241頁。 47 同上註,第 168 頁。 48 同上註,第 240 頁。 49 同上註,第 193 頁。 50 《傳記文學》雜誌,台北,1997 年,第 3 期,第 56 頁。 51 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修正名單包括: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聖若瑟修院及教堂、崗頂劇院、澳門民政總署大樓、仁慈堂、大三巴牌坊、大三巴哪咤廟、大炮台、舊城牆、東望洋炮台組成的文物區。 53
  • 從港澳特區基本法 23 條立法 看社會的極化與整合 陳欣欣、鄭子傑* 一、基本法 23 條立法的緣起 在香港及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第 2章中央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中第 23 條規定:“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1因此,為香港及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 23 條立法是必須的,否則便是違反兩地基本法的規定。 (一)香港特區政府對基本法 23 條的立法準備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成立後,已開始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作整體研究,2並收集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有關法例和普通法原則,以及聽取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律師會等團體在內的社會各界的意見。3而特首董建華在 2002 年 7 月表明,會在未來 5年訂立有關法例。4 1.中方官員對香港特區基本法 23 條立法的態度 中方的態度是希望香港特區政府能早日立法。正如全國人大法工委副 * 前者為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社會學副教授,後者為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心理學副教授 54
  • 主任喬曉陽於 2002 年 6 月 28 日在北京出席一個場合時表示,基本法 23條越快立法越好。另外,禁止“法輪功”活動全由特區政府決定,他個人不便發表意見。5全國人大代表馬力在 2002 年 7 月 9 日接受記者查詢時指出,若真的證明了法輪功利用香港干擾中國衛星,中央必然會要求香港加快立法實施23 條的規定,因為中央一直都不喜歡香港被利用作顛覆內地的基地。6中國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亦強調,在 23 條立法問題上,中央只定了一個原則規定,具體執行由特區政府自行立法,中央不會具體干預的。7 1988 年 4 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的《香港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第 22 條就已經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以法律禁止任何破壞國家統一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1989 年 1 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通過的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香港基本法》(草案)第 23 條進一步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8 2.香港特區政府立法程序的開始 到了 2002 年 9 月 24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通過《實施基本法23 條諮詢文件》,決定從當日起就實施基本法 23 條進行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9由此香港特區政府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程序正式啟動,具體立法程序如下: 2002 年 9 月-12 月:保安局進行《實施基本法 23 條諮詢文件》諮詢; 2003 年初:政府發表有關 23 條立法的藍紙草案並提交立法會首讀; 2003 年 7 月:立法會暑期休會前三讀通過草案。 (二)澳門特區政府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的準備 澳門特別行政區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成立後,國家和澳門社團都希望澳門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 23 條的規定制定有關禁止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法律,以便更好地落實基本法,填補法律真空。 在澳門回歸一週年慶祝大會上,澳門特區行政區長官何厚鏵提出要 55
  • 落實《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的立法,因此才可限制分裂國家的行為,並稱將來會在適當的時候立法,以保持澳門社會穩定,打擊犯罪活動。10 1.中方官員對《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的態度 接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於2001年3月31日在本澳參加澳門基本法頒佈八週年紀念活動時被記者問及是否需要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問題時,他肯定地表示必須對基本法 23條立法,但甚麼時候立法,就由澳門特區根據澳門情況來決定。11 2.澳門特區政府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的正式落實 正式具體落實基本法 23 條的法律的是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她在2002 年 10 月 1 日出席特區政府國慶酒會後,主動向傳媒宣佈政府就基本法 23 條立法的工作計劃和意念。她表示現開始草擬條文,2003 年初提交立法會審議。初步構思是以單項特別法的立法形式,清楚界定其意義及範圍。而在罪行罰則的量刑方面會依循現行法律制度,即不設終身監禁。在2002 年 3 月制定的法改清單,把需要立法以配合基本法規定的項目,列入中期法規改革清單內。12 二、香港及澳門兩個特區政府提出基本法 23 條立 法的理據及民間社團的反應 (一)中方官員的立場 港澳回歸後,中國政府關注特區政府落實基本法、“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方針。對於基本法 23 條的立法,中國政府持肯定的立場,尊重兩地特區政府按基本法規定辦事,在適當時候自行立法禁止分裂國家等活動。2002 年 10 月份中國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陪同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時談及香港問題時表示,中央並未就香港基本法 23 條的立法事宜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施壓,並表示立法並不會影響特區的新聞自由。13 56
  • 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喬曉陽於 2002 年 6 月 28 日在北京出席一個場合時提醒香港市民,基本法 23 條並不會限制市民的自由和權利,香港市民不用擔心立法後的自由會受到限制。因為基本法 23 條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國家統一,與市民的自由無關。14 (二)香港特區政府與民間社團的立場 1.政府的立場 香港特區政府對基本法 23 條的立法是十分明確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於 2002 年 7 月 14 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基本法 23 條幾年內會完成立法工作,因為許多都是基於現有的法律再作修改,亦會作出諮詢,當中並不存在中央給予指示,否則中央就會以全國性法律為香港立法。15行政長官董建華認為基本法 23 條的立法維護了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成功落實的基石。諮詢文件建議是完全符合基本法、人權法,和適用於香港的兩條國際人權公約;並與其他西方國家的法律作過比較。因此,建議是寬鬆和合理的。16由於市民對《實施基本法 23 條諮詢文件》的內容並不瞭解,因此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包括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署理保安局常任秘書長湯顯明、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等進行了多場解釋會,向公眾講解有關條文的內容以及期望減少公眾對基本法 23 條的憂慮。17 2.民間社團的立場 總括而言,民間的意見則呈現分歧,社團及政黨有支持立法的,也有反對的。在支持立法上,支持的觀點認為法制是香港的重要基石。完成23 條的立法,使香港的法律更加清晰和明確,能夠消除市民的擔心和顧慮,使社會更加穩定,增加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18支持立法的人希望特區政府將法律條文解釋清楚,使公眾能夠更容易明白法律條文。而反對立法的人則擔心香港的人權和言論自由受到損害,進而影響“一國兩制”的實施(表 1-表 5)。“支持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大聯盟”部分名單為: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國 57
  • 企業協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新界工商業總會、香港工會聯合會、新界鄉議局、民主建港聯盟、自由黨、香港協進聯盟、新世紀論壇、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九龍社團聯會、新界社團聯會、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香港青年聯會、香港青年社團聯盟及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反對立法“民間人權陣線”部分名單: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新婦女協進會、中國民主黨香港分部、中國勞工通訊、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民權黨、民主黨、前線、草根文化中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香港基督徒學會、香港職工會聯盟、香港民主發展網絡、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人權聯委會、香港人權監察、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政策透視、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香港民主之聲、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中國人權香港辦事處、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葵涌邨基督徒基層團體、街坊工友服務處、牛棚書院、何秀蘭議員辦事處、先驅社、彩虹行動、姊妹同志、彩虹細胞、香港彩虹、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社關團契、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香港融樂會及紫藤。 (三)澳門特區政府與民間社團的立場 1.政府的立場 澳門方面,由於暫未有有關法律條文的公佈,公眾現時的立場總體是支持立法,澳門政府表示基本法 23 條必須要立法。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在《200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指出,會就基本法 23 條的規定展開立法工作。19何厚鏵又説,基本法 23 條立法的前後,會儘量公開諮詢澳門各界的意見;但是唯一不會諮詢的是“是否應該立法”的問題。並表示 2003 年一定會為基本法 23 條立法,最後何時通過,怎樣通過,是立法會的權力。202.民間社團的立場 在 2002 年 10 月 29 日,基本法推廣協會舉辦了一場“落實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交流座談會,多個民間社團及個人就條文發表意見,全部 58
  • 都是支持立法的意見,亦有個別為立法的內容提建議,但沒有反對的聲音。(表 4 及表 5)而根據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的支持度有 62.3 分。2 59
  • (續前) 60
  • (續前) 61
  • (續前) 62
  • 63
  • 64
  • 表 3 香港個别團體/個人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之建議 65
  • 表 4 門有代表性團體/個人支持基本法 23 條立法之理據 66
  • (續前) 67
  • 表 5 門部分團體/個人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之建議 三、理論分析:社會極化與整合 香港反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的多個團體組成“民間人權陣線”於 2002年 12 月 14 日舉行了一次大遊行,自稱有 6萬名市民參加。一星期之後,2002 年 12 月 22 日,支持立法的多個團體亦組成了“支持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大聯盟”舉辦了另一次大遊行,自稱有 4萬人參予。雖然支持立法大聯盟的發言人稱並不代表香港社會出現分化現象,22但團體對立的情形已明顯出現。社會心理學中的“團體極化理論”(group polarization theory)正好用來解釋此現象。23團體極化理論指出當團體進行決策時,常出現團體極化現象;團體決策雖然與成員原先的立場方向一致,但平均來説卻比成員原先的立場更為極端。這並非只是公開的從眾,基本上,為了回應團體的討論,成員私下的態度也會偏移。產生這項效應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信息影響作用所致;亦即人們在討論的情況下,會瞭解並聽到有關決策的新信息以及新奇的論點。然而,由於團體成員傾向於提出更多有利於他們原先支持立場的論點, 68
  • 較少提及與本身立場相左的論點,因此將使討論產生偏頗,並更進一步地將最終決定推向自己原先支持的立場上。團體極化現象也會因規範影響作用而產生,亦即人們會將自己的看法與團體規範加以比較,然後就調整自己的立場以順從於團體中多數人的立場。此外,團體也可為其成員提供參考架構,使他們知覺自己原先的立場表達為實際態度時,是否顯得太過軟弱或太過溫和。 多年來學者曾提出許多有關團體極化效應的解釋,但經過密集考驗後仍然存在的兩項最佳説法則是信息影響以及規範影響。當人們在討論的情況下瞭解並聽到有關決策的新信息以及新奇的論點時,就會產生信息影響作用。 在討論中提出越多有利於某項立場的論點,團體就越可能轉而支持這項立場,而且偏差也在此處介入決策;亦即團體成員最可能表達有利於他們原先所支持立場的觀點,而且他們也很可能會重複地討論自己已經擁有的信息。因此,討論將產生偏頗並有利於團體原先支持的立場。此外團體也傾向於支持較多成員信服的立場。 當人們將自己的看法與團體規範加以比較時,就會形成規範影響作用。在討論的過程中,人們會知曉他人是否與自己抱持着類似的態度,或甚至懷着比自己更為極端的看法。如果人們的動機是希望團體以正面角度看待他們,則他們就會服從於團體的立場,或甚至表達出比團體更為極端的立場。 香港現在的情形,正如上述理論所描述一樣,支持和反對立法聯盟的立場比其各自成員的立場更為強硬,是為一個極化效應。反觀澳門因為反對聲音較少,支持立法及為立法內容提意見已成為社會之主流,反對團體亦較少發言;故此澳門並未形成對立狀態,表面看來社會較為整合。但2003 年才是澳門真正討論為基本法 23 條立法之關鍵時刻,估計與既往澳門的社會狀況一樣,會出現較高程度的整合性。 無疑,香港社會之團體極化現象變得越來越普遍。從居港權、公務員減薪以至 23 條立法等等的社會議題均有團體對立情況出現。反觀澳門,對很多事件及新方案的出現都頗缺乏反對意見及聲音。無可否認這樣整體社會及社會氣氛會較整合及和諧,但這情況是否反映市民從眾的意識特別高昂?非常值得日後作更多深入的跟進研究。 69
  • 註釋: 1 http//www.info.gov.hk/info/basiclaw23_c.htm; http//www.imprensa.macau.gov.mo/bo/i/1999/leibasica/index_cn.asp#2 2 《大公報》,2002 年 7 月 22 日,第 12 版。 3 《文滙報》,2002 年 9 月 27 日,A2 版。 4 《明報》,2002 年 7 月 10 日,A2 版。 5 《大公報》,2002 年 6 月 29 日,A1 版。 6 《明報》,2002 年 7 月 10 日,A2 版。 7 《文滙報》,2002 年 10 月 26 日,A16 版;2002 年 10 月 29 日,A02 版。8 《大公報》,2002 年 12 月 14 日,B07 版。 9 《新民晚報》,2002 年 9 月 27 日,第 19 版。 10《華僑報》,2000 年 12 月 22 日,01 版。 11《華僑報》,2001 年 4 月 1 日,01 版。 12《華僑報》,2002 年 10 月 02 日,01 版。 13《文滙報》,2002 年 10 月 26 日,A16 版;2002 年 10 月 29 日,A02 版。14《大公報》,2002 年 6 月 29 日,A1 版。 15《香港商報》,2002 年 7 月 15 日,A3 版。 16 http://www.info gov.hk,2002 年 9 月 24 日。 17 同上註。 18《文滙報》,2002 年 9 月 27 日,A2 版。 19 http//www.macau.gov.mo/policy/policy_cn.phtm1#justice 20《人民日報海外版》,2002 年 11 月 22 日,TMP4 版。 21《華僑報》,2002 年 10 月 30 日。 22 http://www.news tvb.com,2002 年 12 月 22 日。 23 Myers,D.&Lamm,H.,“The Group Polarization Phenomenon”,in Psychological Bulletin,Vo1.83,1976,pp.602-627. 70
  • 論《澳門基本法》的澳門特色 黃漢強* 一 2003 年 3 月 31 日,是《澳門基本法》頒佈 10 週年的日子,本澳開展多樣活動,隆而重之、歡欣地慶祝一番。這是十分有意義的事,也是應有之舉。為甚麼?因為正是《澳門基本法》起草得好,贏得澳門居民的信任和支持,它以其崇高的法律地位和特殊功能,在過渡時期中,團結澳人,安定人心,引導澳門社會平穩過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後,不僅確保“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政策的順利實施,而且為澳門特區的成立和發展開創了新天地和廣闊的空間,取得了今天令人矚目的成就。正如特首何厚鏵先生在《澳門基本法》頒佈 9週年的時候指出的:“特區成立兩年多以來,基本法已為本澳的社會制度作出井然有序的安排,同時,更確保了社會活力和創造力。”又説:“基本法是特區的基本大法。在特區時代,基本法為澳門的發展提供啟示、排除障礙。”“步入新時代新起點,澳門特區透過基本法賦予的高度自治,成功地為‘一國兩制’的實施奠定了穩固的基礎;澳門人透過基本法賦予的權利義務,務實地為澳門的未來構建了發展的藍圖。今天,基本法已經成為特區社會的價值共識和向前奮進的基礎。” 回想澳門回歸前的過渡時期中,存在“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語化”的“三大問題”,以及回歸前夕面對社會治安的嚴 *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 71
  • 重惡化、經濟連續 4年負增長和公共行政弊端叢生的“三大難題”,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回歸祖國,澳人既滿懷喜悦和希望,亦憂心忡忡!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特區首年開局良好,經濟止跌回升,治安迅速好轉;公共行政運作不斷改善,且勢頭不減。特區成立 3年來,經濟連續 3年正增長,2000 年實質增長 4.6%,2001 年增長 2.1%,2002 年在全球經濟表現較預期遜色的大勢下,澳門經濟仍大幅增長 9.5%,創 1992 年以來的新高,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 123,354 澳門元,約為 15,350 美元;失業率逐年下降,從 2000 年的 6.8%下降至 2002 年的 6.3%;治安良好,社會祥和,例如嚴重罪案之侵犯生命罪案逐年大幅下降:1999 年 42 宗,2000 年 22 宗,2001 年 16 宗,2002 年只有 3宗;至於“妨害社會生活罪”及“妨害本地區罪”亦分別從 1999 年的 727 宗和 783 宗下降至 2002 年的 670 宗和 603宗。此外,回歸 3年來,特區政府財政收入平衡,略有盈餘;公共行政改革順利推行,效率大有提高;行政與立法,既互相制約又互相配合理想,行政長官深得人心。可以説,今天澳門的大勢是:經濟持續發展,社會政通人和,澳人團結奮進,為“一國兩制”增添光彩。所以有如此大局,因素很多,其中基本法居功至偉。在“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 10 週年”的研討會上,特區政府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指出:“隨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與發展,基本法在澳門實施已經過 3年多的時間,特區各項法律制度,以基本法為依歸,保持着一貫性、完整性和穩定性,為特區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為特區居民的個人發展,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條件和保障。今天,澳門能夠以開放和團結的精神,走出自己的新路向,必須指出,基本法是最重要的根基和導向。” 看到澳門回歸後 3年的新氣象、新面貌、新發展,前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感受尤深,非常高興和滿懷安慰。應邀重臨澳門參加紀念活動的 18位內地前草委在研討會中紛紛表示其喜悦之情,其中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原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魯平動情地説,看到澳門今天一派欣欣向榮的新氣象,基本法被奉為規範一切標準的“小憲法”,萬事都以基本法為準繩,“這對於我們參加過基本法起草工作的人來説,是莫大的安慰。因為我們眼前看到我們播下的種子終於開花結果了。”“回想我們在起草過程中,經常為了某個問題、某條條款終於達成共識而感到歡欣鼓舞。 72
  • 當然,在起草過程中也有過爭論,有時候爭得臉紅耳赤,但這些都是美好的回憶了。遺憾的是,有幾位委員已經離開我們,我要借此機會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悼念。” 二 《澳門基本法》好,好在它極具澳門本色和個性,實在是一部完全體現了“一國兩制”方針和政策、符合澳門實際和充分反映了廣大澳人意願的具有澳門社會和文化特色的基本法。何以見得?《澳門基本法》有六大特點,這就是:認真的唯實性、嚴謹的科學性、高度的開放性、寬厚的包容性、深遠的前瞻性和充分的保障性。分述於後: (一)認真的唯實性 已故中國革命前輩陳雲有句名言:“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只唯實,就是説,無論是想問題還是辦事情都要而且唯有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以及制訂“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來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港澳台問題,就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經典範例。而《澳門基本法》作為“一國兩制”在澳門實施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也完全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唯實性。現舉兩例加以説明: 1.關於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參選資格及主要官員、行政會委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的任職資格問題,《澳門基本法》(下稱澳法)起草時,最初政制專題小組提出的條文同《香港基本法》(下稱港法)一樣,都加上“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限制。即“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 40 週歲、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 20 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而且同港法一樣,把“並在外國無居留權”作為任職特區主要官員、行政會委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的主要條件之一。本人是持反對意見者,建議取消這個限制,理據是:80 年代以前,在澳門出生的中國人,甫出生就被葡萄牙當局認定其葡國國籍,都能領到葡萄牙護照,有葡國居留權。這些澳門居民估計有 73
  • 10 萬之眾,他們是地道的澳門人,是澳門的土生華人。可以説,這部分人擁有的葡國居留權是“與生俱來”的,不像英國在香港回歸祖國的過渡期中,突然宣佈給予少數香港人“居英權”那樣,是倫敦對付中國收回香港的一個招數,倘若這部分佔澳門居民將近 1/3 的澳門“土生”中國公民,都沒有資格參加競選特首,都沒有資格當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行政會委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等要職,實在不公平,亦不符合“澳人治澳”的精神,不利於調動廣大澳人的治澳積極性。這個意見,擺出來以後,立即引起強烈的反應,不少委員反對,有的説,有外國居留權的人都能參選特首,引致雙重效忠,抵觸中國國籍法。有的更説,這是關係到國家的尊嚴和主權問題,決不能不加限制。如此這般,熱烈而深入的討論,有時甚至爭論,最後大家都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結果達成共識:擁有外國居留權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如果他年滿 40 週歲又在澳門通常連續居住滿 20 年的話,可以參加競選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無須放棄外國居留權,只是當他當選以後,則必須暫時放棄外國居留權,作為出任行政長官的一項基本條件和承擔。同樣,《澳門基本法》對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行政會委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職位,也不另設“無外國居留權”的規限,但必須同行政長官一樣,依法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不同於港法的安排,都受到廣大澳門市民的支持,有些香港人並不完全理解其中原委。這是《澳門基本法》“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一個突出的例證。 2.無論按照中國內地的法律還是《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沒有土地私有的法律觀念,但澳門是個例外,因為澳門有小部分土地屬於個人所有。所以《澳門基本法》只唯實,承認澳門存在土地私有的事實,保護私人土地的所有權,在“總則”第 7條中明確宣示:“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外,屬於國家所有” (二)嚴謹的科學性 這是指《澳門基本法》在構思規範和行文遣詞方面,都極其嚴肅謹慎,務求表達的內容全面符合立法原意,行文清晰不含糊,用辭準確不偏差, 74
  • 以免引致日後執行上的誤解和歪曲,偏離甚至違反立法原意。茲舉例説明於下: 1.關於《澳門基本法》第 24 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規範和界定時,特別在第 2款第 2項界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 7 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在澳門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時,同《香港基本法》同類的規定相比,不同之處就是特別補充註明這些中國公民必須在其成為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以後在澳門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才有資格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否則,在其未成為永久性居民以前在澳門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均無資格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永久性居民。該項規定全文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 7 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及其成為永久性居民後在澳門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有了這樣的一個務實而嚴謹的補充,使這項規範比《香港基本法》的同類規範更加清晰、準確和完善,避免如 2000 年香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那一場爭論最後不得不向全國人大申請“釋法”的風波。記得當時草委會在起草此一條款時,本人提出必須加上“在其成為永久性居民後”的意見時,亦曾受到質疑,有認為沒有必要,因為《香港基本法》也通過了,還説《中葡聯合聲明》也是如《香港基本法》這樣寫的,後來經過務實而深入的討論,最後還是接受了這個“補充” 2.《澳門基本法》在“政治體制”一章,有專門一節是規範“宣誓效忠”,這是《香港基本法》所沒有,特別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檢察長在就職時除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外,“還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也是有別於《香港基本法》。《香港基本法》只在“公務人員”一節中設一條文,規定相關官員在就職時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為甚麼《澳門基本法》還規定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澳門基本法》對澳門特區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檢察長的任職資格,只規定“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不像《香港基本法》還加上“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規定,即使是出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也只規定 75
  • “在任職期內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而已。因此,為避免持有外國護照具有外國居留權的人士在出任上述規定的特區政府要職時出現的雙重效忠的現象導致混亂,所以必須規定這些官員在就職時還必須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宣誓效忠。 3.《澳門基本法》第 9章附則同《香港基本法》第 9章附則一樣,只有一條條文,專門規範特別行政區成立時原有的法律及根據原有法律取得效力的文件、證件、契約及其所包含的權利和義務是否繼續有效的問題,不同的是:港法的規定只有兩款,澳法還有第 3款,除了其中第 1、2款與港法相同外,第 3款是港法所沒有,主要針對原澳門政府簽訂跨越 1999年 12 月 20 日的合約,有否損害澳門特區的利益,是否繼續有效。最初在草委會討論時達成共識,由特區政府對這些合約進行審查和確認,但後來考慮到審查必須有個準則,既要保障特區的利益,又要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讓投資者早日放心,達到兩全其美,平穩過渡。因此將最初起草的條款修改為這些合約“除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的機構已公開宣佈為不符合中葡聯合聲明關於過渡時期安排的規定,須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重新審查外,繼續有效”。 (三)高度的開放性 這是指《澳門基本法》起草時是高度民主完全開放,對一些十分敏感而澳人爭論相持不下的重大問題,用條文範時既堅持原則又開放靈活民主論定。以當時起草爭論最多的三大問題(駐軍問題、死刑問題和第 23 條問題)為例: 1.關於駐軍問題 當時有兩種主流意見:①主張中央駐軍澳門。理由是駐軍是國家主權的象徵,是國防的需要;②主張不駐軍(反對駐軍)。理由有三:a.葡國駐軍早於 1975 年撤離澳門,原來不駐軍制度理應保持不變;b.澳門地方細,不便駐軍,倘若駐軍,也無須進駐大部隊;c.澳門在珠海包圍之中,在珠海已有駐軍,倘若澳門需要時,可以即時從珠海調派。兩種意見旗鼓相當,難以取捨。草委會反覆徵詢和討論,最後基本法第 14 條第 1款只寫上短短的一句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防務”,有別於《香 76
  • 港基本法》還加以引伸擺明駐軍的任務和軍費的負擔等。這樣的處理表明,澳門防務由中央負責,至於是否駐軍採取開放的態度,屆時由中央視情勢決定。可以説,當時起草是傾向不駐軍的,但臨近澳門回歸前夕,社會治安嚴重惡化,澳門居民中憂心如焚,不少人亦考慮向中央提出駐軍的要求。於是在特區籌委會上,中央高調宣佈回歸之日解放軍進駐澳門的決定,受到廣大澳人的熱烈歡迎。 2.關於“死刑”問題 也有兩派主流意見,一派反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死刑。理據是澳門100 年來已沒有死刑,恢復死刑違反人道主義,也不能徹底解決社會治安問題;另一派意見主張恢復死刑。理據是:殺人者死,天經地義,擔心沒有死刑損害澳門治安,澳門特區會變成犯罪者和殺人犯的天堂。雖然草委會就此問題向澳人反覆徵詢,但仍然相持不下,難以協調。於是採取開放的辦法處理:基本法隻字不提死刑。為甚麼?因為澳門原來法律就不設死刑,按照澳門原有法律、法令“除同本法(基本法)相抵觸或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的原則。基本法不明文提死刑,就是繼續不設死刑,倘若將來有一天,澳人認為有必要恢復死刑,則可通過澳門立法會自行立法作出決定,無須經過複雜的法律程序提請全國人大修改基本法。這樣開放處理死刑問題,受到澳門廣大居民熱烈支持。 3.關於基本法第 23 條 這一條明文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禁止任何叛國等危害國家安全的七項犯罪行為。無可否認,對澳人來説,第 23 條的內容極之敏感,甚至難以理解,尤其是當時起草之時正是在“六四”風波之後,更容易觸動人們的神經。因此有不少意見,希望寫得詳細,對七項行為做出具體而清晰的界定,讓大家都知道、都放心。有的意見甚至提出無需明文立法。草委會通過多次徵詢澳人意見和反覆討論,認為第 23 條寫入基本法是應有之義,問題是怎樣寫,因為澳門有自己的具體情況,澳人有自己的認識,如果草委會對七項犯罪行為一一在基本法內做出具體的界定,恐怕會偏離澳 77
  • 門的實際和澳人的思想意識,反而不好。最後決定還是採用《香港基本法》同類條文的寫法,把這個事關國家安全的大問題,開放給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屆時由澳門人廣泛參與民主討論制定。 (四)寬厚的包容性 澳門文化是中西文化在澳門相遇相交 400 多年的產物,它的個性是開放而包容,澳門社會就是一個開放包容的社會。這種寬厚的包容性凸顯在《澳門基本法》中,尤其體現在對葡國居民和葡國文化的包容: 例如《澳門基本法》以專條規定“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他們的習俗和文化傳統應受尊重。”(第 42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第 9條) 記得草委們在起草第 42 條條文的時候,葡萄牙後裔居民批評條文內容不夠詳盡具體,提出要作修改和補充。草委們理解這部分居民的心情,認真對這個意見進行討論,感到很難做到,將這些居民提出的所有具體要求都寫進基本法,於是委托當時身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葡萄牙後裔居民代表根據葡人的要求對第 42 條文進行具體的修改和補充,或者起草新條文提出討論。結果,這位委員沒有完成委托,因為太複雜太難為了,也沒有必要。 又如根據葡萄牙後裔居民公開討論的意見,對於他們(包括其他外籍居民)參選和當選立法議員沒有作出任何限制,不像《香港基本法》那樣規範當選立法會議員的非中國籍居民“所佔比例不得超過立法會全體議員的 20%”。至於包括葡萄牙後裔居民在內外籍居民出任公務員,除了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等職務必須由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外、沒有其他限制。此外,對這些外籍澳門居民本已任職公務人員規定,“均可留用、繼續工作,其薪金、津貼、福利待遇不低於原來的標準,原來享有的年資予以保留”(第 98 條)。 基本法對中外歷史文物皆一視同仁,予以保護。第 125 條第 3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保護名勝、古蹟和其他歷史文物,並保護文物所有者的合法權益。”這又是《香港基本法》所沒有。 78
  • (五)深遠的前瞻性 《澳門基本法》同《香港基本法》一樣,都在第 1章第 5條規定:“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並不等於説,特區要安於現狀,要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相反,必須在這個“不變”的大前提下求發展、求進步。事實上,任何事物都處於變化發展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信息時代裏,科技進步一日千里,社會和生活的變化,更是神速,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政府,必須登高望遠,以寬闊和長遠的眼光洞察未來,在不變中(穩定中)求發展,在變化中求創新、與時共進。因此,《澳門基本法》草委在起草相關條文中,既照顧現實又從前瞻性的角度予以特區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創新空間、高度自主,都明確規定交由特區政府“自行立法”或“自行制定”政策實施,粗略統計就有 14 處之多,而賦予行政長官、特區政府、立法會的職權亦十分廣泛,司法機關還擁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甚至基本法也可以依照既定的法定程序進行修改,以適時回應發展的需要。此外,本文從《澳門基本法》的具體條文中試舉證 3例充分反映《澳門基本法》深遠的前瞻性: 1.關於公務員制度改革問題 公務員制度必須跟上社會的發展要求,澳門公務員制度必須改革,這也是澳門廣大居民的共識和迫切要求。因此,澳門回歸以後,特區政府一直逐步採取措施推行公共行政改革,其中包括改革公務員制度,例如近年推動公務員納税,就是其中一例,受到廣大居民的支持,雖然牽涉公務員的切身利益,但公務員也表示可以接受,有別於香港特區政府在推動有關公務員制度改革時,不時受到公務員非議,指斥違反基本法,甚至上街抗爭,聲稱集資控告政府。為甚麼兩地公務員對公務員制度改革的表現迴異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澳門基本法》預設了公務員制度改革的空間。《澳門基本法》第 100 條是這樣寫的:“公務人員應根據其本人的資格、經驗和才能予以任用和提升。澳門原有關於公務人員的錄用、紀律、提升和正常晉級制度基本不變,但得根據澳門社會的發展加以改進。”同《香港基本法》第 103 條比較,內容大體相同,但處理空間大不一樣,港法對原有 79
  • 的制度“予以保留”,澳法是制度“基本不變”,後面還加上一句:“但得根據澳門社會的發展加以改進”。這就大大不同了,甚具前瞻性。當時本人在草委會“政制小組”提出這句補充時,大家都非常同意。 2.關於博彩旅遊業問題 起草基本法,如何通過基本法保障“馬照跑”、“舞照跳”,是頗費思量的。當時有兩種顧慮,三種意見。兩種顧慮是:一是怕不寫;二是怕寫不具體,難保障。有三種意見是:一是必須寫,而且盡量寫具體些;二是可以寫,但不能太具體,賭照開寫入基本法不體面;三是可以寫,但一定要寫得靈活,不要寫死了。因而有基本法第 118 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寫得既寬鬆又實際,而且極具前瞻性,給予特區發展博彩旅遊業的空間,並提供了極廣闊的制度和政策。今天特區政府得以能夠順利打破壟斷,開放賭權,建造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博彩旅遊業的自由競爭環境,就是因為有了基本法這一條款。 3.關於國際機場和航空制度問題 澳門是個歷史悠久的國際性城市,又是自由港和單獨關税,締造了廣泛的國際關係網。長期以來,澳門人夢寐以求擁有自己的國際機場,因此,中國政府於上世紀 80 年代後期發出同意澳門建國際機場的信息,給澳人極大的鼓舞,然而,由於修建機場費用浩大,澳門經濟體系又是極為細小,部分人士對機場效益表示懷疑,亦有人士對機場的前景缺乏信心,加上當時珠海某領導人從中作梗,剛起步中資又從機場公司撤資,籌建機場遇到重重困難和障礙。因此,基本法中要不要寫上澳門民用航空制度的條款,在草委中亦有不同意見,遲遲未能落筆,澳人十分焦急,最後經過多方的考慮,既立足於現實,又從前瞻角度分析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發展,結果達成共識,在基本法第 5章“經濟”中第 117 條以專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可自行制定民用航空的各項管理制度。”短短一句,給澳門民用航空事業的開創和發展提供了最權威的法律條件。 80
  • (六)充分的保障性 《澳門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政策在澳門實施的具體化和法律化,是以“澳門立區之本”的不可挑戰的法律地位保障“一國兩制”方針和政策在澳門充分實施,因此它具有充分的保障性的特點。這個特點在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表現十分鮮明。同《香港基本法》第 3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比較,澳法比港法規範更加詳細具體。其中增加的兩條是:一是確認“罪刑法定”和“無罪推定”原則,規定“澳門居民除其行為依照當時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和應受懲處外,不受刑罰處罪。澳門居民在被指控犯罪時,享有盡早接受法院審判的權利,在法院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第 29 條)。另一條是保障居民的人格尊嚴和名譽權及隱私權,規定“澳門居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居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吿陷害。澳門居民享有個人的名譽權、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穩私權。”(第 30 條)此外,《澳門基本法》還在第 38 條增加兩款:“婦女的合法權益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殘疾人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懷和保護。”(第 38 條)以上提到的“無罪推定”的規定,雖然港法也有類似的規定,是放在“司法機關”一節中,而《澳門基本法》則將此項規定放在第 3章,強調這是澳門居民的一項基本權利。 其他或有相異或有補充之處,還可列舉一些: 1.兩部基本法都規定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澳門基本法》還補充:“不因國籍、血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他程度、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受到歧視。”(第 25 條) 2.兩部基本法都規定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的逮捕、拘留、監禁。”而《澳門基本法》第 28 條還補充規定,“對任意或非法的拘留、監禁,居民有權向法院申請頒發人身保護令”。在同一條目中,兩部基本法都規定“禁止對居民施行酷刑”,而《澳門基本法》在此句之後加上“或予以非人道的對待”。同時亦不像港法寫着“禁止對居民……任意或非法剝奪居民的生命”,那樣意味着死刑的規定。 3.兩部基本法都規定“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澳門基本法》還補充規定居民“有依照法律取得各種旅行證件的權利”。 4.兩部基本法都規定“居民有選擇職業自由”,《澳門基本法》還寫上 81
  • “有選擇工作的自由” 。 5.兩部基本法都規定居民有從事“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澳門基本法》多了一項從事“教育的自由” 6.兩部基本法均規定居民的“婚姻自由和自願生育的權利受法律保護”。《澳門基本法》還加上“成立家庭”的權利。 此外,《澳門基本法》第 42 條還有專條規定,“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他們的習俗和文化傳統應受尊重”。 三 《澳門基本法》所以成功,有澳門的特點和個性,深得澳人支持和擁護,最重要最關鍵之處在於起草過程中對民意的態度,這就是廣泛聽取民意、認真善待民意和積極回應民意,從而得以凝聚澳人的智慧,將基本法建立在民主、開放、實事求是的基礎上。為了在起草過程中廣泛取意見,匯聚澳人的聰明才智,1988 年 10 月,草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便決定委託在澳門的 22 位起草委員籌組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民間諮詢組織,1989 年5 月便成立了有 90 位澳門各階層、各界別代表人物參與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並即時開始運作,這個諮詢在團結澳人,收集民意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 4 年多的時間裏,草委會在諮委會的配合下,除了為起草基本法做好日常諮詢民意工作外,還先後進行了 4次大規模的全面、公開的諮詢活動。每次活動都有草委會內地委員親臨澳門參與:第 1次,1989 年 9 月,就《澳門基本法結構草案》(討論稿)的諮詢,收集到的意見書 118 份,具體意見 697 條;第 2 次,1990 年 3 月草委會內地委員集體訪問澳門,展開為期 13 天的實地調研活動,先後同澳門各方代表約 600 人次舉行了 25次座談會,聽取對起草基本法的意見和建議,以便起草《澳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討論稿)。此次諮詢中,內地委員收集意見“滿載而歸”;第 3 次,1991 年 7 月草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並公佈《澳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後,就徵求意見稿在澳門和全國各地展開為期 4個月公開諮詢。期間,內地委員在草委會領導的率領下親臨澳門 8天,先後與各界人 82
  • 士、社團組織近千人次舉行了 19 次座談會。在 4個月的諮詢中,諮委會收到來自澳門居民、團體及報刊的意見 362 份,含意見 1,734 條,覆蓋《澳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的條文及附件 88.74%。同時,草委會秘書處收到中央有關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民主黨派團體和個人的來函 74 份,含意見 200 多條。在此基礎上,草委會各專題小組在福州舉行會議,對徵集得來的意見認真進行討論和取捨,以修改相關的條文,形成《澳門基本法(草案)討論稿》;第 4次,1992 年 3 月,草委會舉行第八次全體會議,審議《澳門基本法(草案)討論稿》,會議以無記名方式通過了委員提出的兩個修改提案,然後再以同樣的表決方式以全體委員 2/3以上的多數逐條逐件地通過了《澳門基本法(草案)》以及相關文件,並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公佈,進一步徵求意見。3 月 16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公佈《澳門基本法(草案)》,並決定從公佈之日起至 7月底,在澳門和內地廣泛徵求意見,期間草委會主任姬鵬飛、副主任胡繩、王漢斌、錢偉長及秘書長魯平率領內地委員一行 14 人,再臨澳門聽取意見,分別與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外邀成員、基本法關注小組代表、工商、勞工、街坊、婦女、歸僑、宗教、專業、公務員等界別人士及在澳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舉行了 13 次座談會,與會者近千人,將本次公開諮詢活動推向高潮。在四個半月的諮詢期內,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處收集到的意見書 287 份,內含意見共 953 條,涵蓋《澳門基本法(草案)》條文及其三個附件 80.66%。草委會秘書處在內地收集到各方面的具體意見共 116 條,涉及《澳門基本法(草案)》60 條條文及序言和附件。在此基礎上,各專題小組在蘭州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就澳門及內地各界人士提出的相關意見和建議逐條認真研究,準備在第九次全體會議提出報告。同時區旗區徽圖案評選委員會亦在蘭州舉行會議,討論和確定提交給草委會審議的圖案。1993 年 1 月,草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九次也是最後一次全體會議,討論了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的《澳門基本法(草案)》的修改建議,專題小組和委員們按程序提交 27 個修改提案。大會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以全體委員 2/3 的多數通過了其中 18 個修改提案,同時選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及區徽圖案(草案),並決定將經修改通過的《澳門基本法(草案)》及相關文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總之,在 4年當中,為了聽取和收集澳人對起草基本法的意見和建議, 83
  • 草委會通過諮詢委員會召開了 168 次諮詢會議,先後到過數十間學校、社團、機構諮詢和收集對基本法的意見,其中具體意見和建議逾 3,000 條,涵蓋基本法條文 90%以上。此外,全澳社團共組織 29 個基本法關注小組,積極提出意見和建議。有了這個基礎,草委會在起草基本法時就有最實際的資料和最廣泛的民意為依據,因而形成《澳門基本法》的認真的唯實性、嚴謹的科學性、高度的開放性、寬厚的包容性、深遠的前瞻性和充分的保障性的獨特澳門個性,在這個長達 4年的徵求澳門廣大居民對基本法的意見的過程中,也是澳人接受“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教育的過程,建立和不斷增強基本法意識的過程,不斷提高維護和執行基本法的自覺性,基本法也因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踐中,更顯出其崇高的權威和無比的力量。 本人曾參與起草基本法,深深為基本法凝聚民意所感動,特別是在起草第 3 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階段。1991 年,感慨之餘,曾寫打油詩一首,自我抒懷一番: 人權寫入法,詳簡費思量; 自由民主路,澳人最牽腸。 字字千斤重,句句萬斗糧; 論爭一而再,會議日夜忙。 調查詢民意,己見滿廳堂; 分歧無須懼,子孫係炎黃。 推心表疑慮,置腹共參商; 肝膽共相照,雲開見驕陽。 84
  • 澳門回歸三年特首施政的民情回顧 呂國民* 一、前言 澳門在回歸前經濟持續衰退,公共行政效率低下,治安環境惡劣,黑幫及暴力事件頻繁,構成對澳門的投資、營商和旅遊環境的危害。治安環境惡劣和經濟低迷不但影響澳門市民的人身安全,也影響澳門的平穩過渡,而且對本澳經濟和旅遊構成壓力,打擊澳門本已十分衰弱的外向型經濟。回歸後,澳門特區要面對的是治安和經濟兩大問題,其中又以治安為首要處理的問題。 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澳門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並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及高度自治的方針。這表示澳葡時代的結束,新時代的開始。澳門回歸中國距今已近 4年,本文嘗試根據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及澳門研究中心定期對特首發表的施政報吿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的結果,透視澳門社會民生及民情方面的變化。 二、市民關注的政府施政範圍 特區成立初期,澳門人以自己的努力,逐步克服前澳葡政府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使澳門政府和社會整體上取得了穩定的發展。行政長官何厚鏵在第一及第二份施政報吿中,亦以“固本培元,穩健發展”作為政府制定整體政策的基本方針。根據回歸後首兩次的特首施政報告民意調查顯 *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助理教授 85
  • 示,除經濟範疇外,居民對治安相當的重視和關心。這反映澳門居民在回歸時,對本澳治安十分憂心,認為治安是重要而急需解決的問題。但在回歸後的第三年,在民意調查中卻發現,對治安的關心的百分比已由 26%下降到 6.4%。然而,這並不代表澳門居民認為治安不重要,這是由於政府在回歸後,雷厲風行掃除黑社會分子、撲滅罪行,並大力整頓警隊的不良份子。政府所進行的治安和警隊整頓,已初見成效,澳門居民對政府能夠維持社會的穩定恢復信心,説明政府在回歸後所進行的治安和社會整頓,已經發揮了成效,本澳居民對政府能夠維持和有能力維持社會的穩定恢復了信心。 表 1 市民對政府施政方面最關心的範圍 從最近的調查顯示,居民對民生方面的關注高達 29%,這是由於治安的改善,使居民能在社會穩定的情況下,逐漸關切本身的利益政策,以及對本身生活條件和素質能提高的現象。澳門居民在經濟方面的關心,回歸後的多次調查仍一直維持在 40%以上,經濟及民生兩者總加起來便達72.1%。這反映澳門市民熱切渴望政府能盡早提出經濟政策,快速改善本澳的經濟情況。 澳門經過多年來的經濟衰退,市民最關注的仍是經濟問題,在經濟問題中,最關注的是失業率高企的問題。特區政府針對澳門目前艱辛的營商和生活環境,決定採取一系列短期措施,藉此協助市民渡過這段較為困難的時期。特區政府在 2000 年回歸初期,陸續制定和修訂經濟法規,並開展一些公共工程以刺激經濟復甦。政府在 2001 年為紓解民困提出的減免 86
  • 税務、增加津貼、推廣培訓、加大基建力度等措施將延續下去。此外,政府亦提出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及促進就業的一系列措施。 澳門市民雖然對政府有所不滿,但對政府滿意的百分比仍較不滿的為圖 1 市民對政府施政方面最關心的範圍 三、政府過去一年的工作表現 澳門特區政府在過去一年,努力在穩定現有環境下,積極發展和推動多,顯示出市民對政府充滿憧憬,對前景充滿希望,政府應盡快實踐紓解民困的措施,解決澳門的經濟問題。不過,由於澳門都是受外圍因素所影響,經濟起落反覆,澳門經濟雖然近年略有改善,但政府經濟政策仍未能使本澳經濟完全恢復。 社會經濟改善。在近期的民意調查發現,居民對特區政府各施政方面的表現感滿意的人數持續上升,只有在治安和廉政方面有所下跌。這表現市民一般認同和接受政府的施政方針,並認為政府在各方面的施政都不斷改善和進步。另外,治安和廉政滿意度的下降,並不是代表居民對此感到擔心或認為社會環境變差,而是希望治安和廉政等部門能加強和推出更多措施,改善有關部門長久以來所形成的基本性問題。 87
  • 表 2 對政府過去一年哪一方面的工作表現最滿意? 圖 2 對政府過去一年哪一方面的工作表現最滿意? 此外,居民對特區政府各方面施政的不滿仍以經濟範疇為主,達.7%,但不滿度也逐步減少,證明政府經濟政策的成效。其他方面中, 16都與滿意度百分比程相反走向。 88
  • 表 3 對政府過去一年哪一方面的工作表現最不滿意? 圖 3 對政府過去一年哪一方面的工作表現最不滿意? 整體上,表 2與表 3為互動關係,我們可以發現,政府近年來不斷推行政改革、服務承諾、經濟和税項等相關政策措施已達到一定的成效,普遍 出獲得本澳居民的認同。 89
  • 四、對特區、特首的支持度 依據居民對特數據都有上升趨勢;本澳居民對特首和特區的支持度 78.7%(表 4)和76.1 並落實推行,使本澳各方面的環境都有所改善。澳門居民對政府施政從回歸 區、特首以及其方針的滿意度調查中,發現這三個方面的%(表 5),顯示澳門市民對特首的領導表達出高度的認同。 表 4 對特首的支持程度 表 5 對特區政府支持程度 由於特區政府在回歸後的各個施政年度都提出積極和實質的施政計劃初的期待和觀望的態度,逐漸改變為認同和接受的態度,這可從居民對施政方針滿意度上反映出來:非常滿意/滿意從第一年度佔 49.5%,下降至第二年度的 41.5%,再度上升到第四年度的 72.9%;另外,一般和非常不滿意/不滿意都有名顯的下降,分別為 20.3%和 3.1%(表 6)。 表 6 市民對特首施政方針的滿意度 90
  • 澳門市民對特首何厚鏵施政的滿意度,由 2000 年上任的 49.5%,下降至第二年度的 41.5%,再度上升至 2001 年的 67%,2002 年達到 72.9%。另外,一般和非常不滿意/不滿意都有明顯下降,分別由 2000 年的 38.6%,5.6%下降至 20.3%和 3.1%,這反映澳門居民對何厚鏵施政方針普遍認同。 五、行政方面 行政手續繁複、公務員意識薄弱和政府的工作透明度低是過去澳葡政府種下的弊病,根深蒂固;也是影響特區政府穩定和正常發展的一個不利因素。雖然特區政府在回歸以後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並用力推行,但是,在實際運作上和計劃上仍有差距。 在近期的民意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行政方面,居民對簡化政府的行政手續、增強公務員廉政意識、提高政府的透明度三方面情況的推行和落實十分關注。市民認為的重要性,仍然處於很高的百分比,分別為18.2%、12.5%和 28.5%,後兩者(公務員廉政意識和政府的透明度)雖然略有下降,但政府推行的力度不足,以及有些相關政策未能確實執行;在政府手續的簡化方面,市民認為的重要性,在回歸後大幅下降,近年出現回升情況。這可能由於回歸後,政府的各部門相繼推出行政簡化計劃,市民多因此感到較前方便,故此市民對簡化政府的行政手續重要性因而降低。雖然近年政府致力於推出一站式服務和其他不同的簡化方式,但政府和有 91
  • 關部門對居民的宣傳不足,居民並不瞭解該些服務內容和如何運用。澳門居民未能選擇出適合和方便的程序,反過來使澳門居民形成了對服務程序的誤解。 六、法務方面 回歸之初,澳門經濟除受外圍因素影響,出現持續低迷外,自身法律的不健全,亦造成國際財團對本澳投資意欲的減少。 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對各類陳舊的法律訂立了更新的時間表,也對社會各七、經濟方面 從最新的民意調查發現,澳門居民對政府解決失業率的關注,仍高達 種新事物立法監管,使澳門法律體系的逐步完善、新進;還有,在政府大力宣傳的作用下,居民能瞭解法律對自身的保障。法律的不斷完善,使法律條文更為複雜,從最新的民意調查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居民希望政府加強對法律的諮詢,其百分比高達 21.7%,新的法律更能代表和保障居民的利益,配合社會經濟發展所需,才是最迫切需要的。 44.8%。關注程度仍反覆上升。這顯示失業問題成為解決澳門經濟困難的首要任務。特區政府近年推出一系列的公共工程和培訓政策以緩和失業率,短期內可以暫時降低失業率,但長遠來説,在工人沒有得到穩定的工作前,失業問題仍沒有得到實質的解決。從市民對政府解決失業問題措施 92
  • 的滿意度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推出的解決失業問題的措施,並沒有得到居民的認同,非常滿意的不足 1%,滿意的亦只有 22.2%。這説明政府解決失業措施推出以來,居民對其實際的效用仍抱持懷疑的態度。 表 9 市民對政府解決失業問題措施的滿意度 表 10 經濟方面,市民認為重要的項目 93
  • 此外,調查中還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澳門居民關注政府打擊欺詐旅客的經八、保安方面 澳門保安部隊長期給居民不良的形象,部門分散、權力過大,多個保表 11 保安方面,市民認為重要的項目 營手法重視佔 14%。這與最近出現了不少欺騙旅客和不良的經營手法的案件有關,在本澳社會中已引起了關注,這不但會嚴重影響旅遊業的發展,也會令困難的經濟雪上加霜,政府應加強監管。 安部門各自為政。在過去民意調查中,居民對於澳門保安部隊有關因素的關注,佔了極大的比重。隨着特區政府成立後,各保安部門得以重組及統合,並加強現代化管理。在最新民意調查中發現,市民認為重要的項目中,其百分比由 57.7%下降至 38.7%。這説明保安部隊形象有所提升和政府政策的配合。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是居民對加強警民合作的重要性提高:從過去的 14.2%上升到 38.2%,這是由於保安部隊的質素提升。當居民普遍關注保安部隊的質素問題時,其與警方合作意欲便會下降;這説明保安部隊的質素與警民合作有密切關係,特區政府可以從提升質素中,加強警民合作,對改善社會整體治安有更大助益。 94
  • 九、結語 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在各施政年度都提出積極和實質的施政計劃,府 而且落實推行,在第一年集中精力處理治安問題和重整警隊;第二年主力處理有關賭權開放的問題;第三年集中紓解民困和刺激經濟復甦的措施;在踏入管治的第四年,特首何厚鏵主力推行公共行政改革,改善行政架構臃腫和效率低下的問題。近年來,澳門各方面的環境都有所改善,居民對政府施政從回歸初的期待和觀望態度,逐漸改變為認同和支持。在澳門特首的滿意度的調查中,支持度由回歸時的 72.3 分持續上升至近期的 78.7分,反映澳門居民對特首何厚鏵的領導表達出高度的認同和支持。 澳門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支持是肯定的。由於澳門市民一般對澳葡政的管治失望,故此特區政府在管治上很容易便得到澳門市民的認同和支持。特首何厚鏵施政作風低調,每年的施政都只訂一個最主要目標推行,實事求是。現時特首何厚鏵以其強勢政府和高民望的特首支持度,必定能得到廣泛澳門市民的支持,帶領澳門走向美好的明天。 95
  • 澳門公共行政改革淺議 何佩珊* 政府的發展,是需要配合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發展,澳門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澳門特區)成立3年多來,在體現“澳人治澳、平穩過渡”,“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大原則下,澳門特區的經濟、治安、民生等各方面比回歸前有所改善,而隨着賭牌的開放,外商的投資將會逐步增加,作為經濟上層建築的政治環境,亦要進行一系列改革,以配合社會環境的發展。 在全球都推行“市場化”政府的時代,各國亦相繼展開公共行政方面的改革,力求減省開支,善用資源,其趨勢:一是公共行政管理更加精簡化、靈活化;二是公共行政更加高效化;三是公共行政更加人性化;四是高科技的引入。其目標是更好地服務社區,令政府行政行為方式從行政命令方式向以“顧客取向”的夥伴關係發展。澳門特區亦要順應世界潮流進行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以配合社會本身的發展,為經濟起飛提供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本文將剖析澳門特區的公共行政改革。 一、當前澳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 (一)架構臃腫,職能重疊,導致資源效率降低,運作成本增加 澳門特區回歸祖國後,按基本法要求,將原本六級的領導和主管人員改為四級(司、局、廳、處),架構比回歸前精簡了不少,但仍有個別部門架構尚見臃腫,此外,職能重疊的情況仍見存在,如博物館及圖書館,就分屬文化局及民政總署,令資源得不到最優配置,增加成本。而同具維 *澳門社會發展研究會理事、中國廣州暨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學士 96
  • 持社會治安秩序及市民安全的司法警察及治安警察,由於編制不同,向不同的領導負責,影響效率。各部門間的功能互相重疊,在一些需處理跨部門的情況時,更容易由於缺乏統一協調,導致行政效率降低,甚至出現脱節的問題,政出多門更容易衍生出互相推諉的機會。 (二)公務員體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導致資源浪費 1.公務員隊伍過份膨脹,人員分配不合理 公務員的數目多少,直接或間接跟該社會的發展有所關係,社會發展成熟,公務員的數目應該較少,社會發展得不好,就需要多些公務員,小政府一直是各國社會追求的目標,觀乎澳門,平均 25 名市民就有 1位公務員,1∶25 的比例比鄰近地區高,香港是 1∶39,日本是 1∶30,加上部門間人員流動性低,一些部門人手過多,五人做三人的工作,形成隱性失業,而另一些部門則因人手不足而要進行招聘,令公務員隊伍人數膨脹。 2.缺乏統一的公務員招考機制,招聘形式多樣,造成不公平情況出現 澳門特區政府缺乏一個統一的公務員招聘制度,很多時都是因為部門需要人手才對內招聘,這自然讓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政府招聘欠缺準則,加上前朝澳葡政府遺留下來走後門、裙帶關係的陋習,雖然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承諾保證,在委任政府主要官員時,一定恪守用人唯才、唯賢的原則,但仍有部分領導讓人覺得其部門招聘欠缺公開、公平、公正。 而現行公務員隊伍中,招聘形式多樣,主要有編制外合約、散位合約、編制內的臨時委任、確定委任及定期委任等。由於招聘方式不同,不但增加人員管理部門的困難,更會在升職、福利待遇和紀律處分方面造成不公平的現象。這無疑不利於仍處於發展階段的特區政府。 (三)公務員普遍欠缺熱誠,公僕精神未如理想,加上專業化程度不高,令市民普遍未達滿意程度 雖然公務員有《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作為工作指引,列明公務員應該無私、熱心、服從、忠誠、保密、有禮、勤謹、守時、不從事不得兼任的活動等,但由於通則乃回歸前所訂定,時代轉變,部分條件已不 97
  • 切合實際情況。而政府為了提倡公僕精神,一洗前澳葡政府遺留下來的官僚主義,推出服務承諾計劃,其目標是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及素質,深化公務員的專業形象,令市民達到滿意的程度,有 10 多個公共部門和實體已先後開展了各自的服務承諾計劃,縱然這一計劃成效理想,但由於前澳葡政府遺留下來的組織文化根深蒂固,大部分的公務員仍欠缺公僕精神,特別是基層與市民作最多接觸的人員,很多時對其自身部門的具體情況也不甚瞭解,例如很多在文化部門工作的人員,絕非藝術專業出身,缺乏藝術行政方面的認識,使工作出現不少漏洞,讓人覺得有關部門欠缺專業,而澳門是一個旅遊城市,文化藝術作為其配套設施,可謂不容忽視。 由於公務員的薪金與社會水平脱軌,公務員成為社會上薪優一族,雖然由 2003 年起,公務員需繳納税項,但由於很多公務員表現未如理想,令市民覺得公務員薪金與工作能力不相稱。 (四)反映民意的渠道不足,政府與市民缺乏溝通 在前澳葡政府中,由於語言的隔膜,逐形成一個“社團+政府”的政治模式,政府與市民的溝通,往往依靠中間渠道——社團。當然這個做法也有其好處,但隨着民主的發展,社會更需要廣開言路,這除了跟公民教育有關外,澳門可供市民反映意見的渠道太少了,政府的公眾服務暨諮詢中心只負責將市民的投訴或詢問轉交有關部門處理,而一般市民也會轉向議員提出意見,另由於澳門市場小,故逐形成大報當道,可供市民透過媒體反映意見的途徑很明顯是太少了。 (五)對公務員缺乏完善監察機制,難以對公務員的素質進行評核 澳門特區政府一直缺乏一套完整而科學的公務員評核機制,雖然內部有評分監察,但由於評核主要由直屬主管對下屬的工作進行評核,這種做法,往往受主管上司的個人愛惡而影響評核結果,令被評者感到不公平,而在人員眾多的部門,由於上司不可能對每一下屬的工作表現都清楚,故為了不影響被評核者的前途,幾乎對每一個被評者都給予較高的評核等級,此種做法,令評核機制流於形式,部門內往往只作一個程式交差了事,而跟據評核成績而對公務員進行獎賞及警告之作用可以説是沒有的。 98
  • (六)隨着人口的老化,支付公務員的退休金問題將成為未來特區政府財政上的一大負擔 澳門公務員平均年齡介乎 34 至 37 歲,平均工齡為 10.17 年,15 年後,將是現職公務員的退休高峰期,估計約 5,000 人退休,而隨着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及醫療衛生素質的提高,人的壽命將越來越長,而澳門特區政府將要支付長期的退休金,這將對政府的財政造成沉重的負擔。 (七)財政管理欠缺組織、標準,部分機構缺乏正規財政規劃 根據審計署發表的《2001 年度政府財賬運作審計報告》揭露,有很多自治機構預算結餘與實際結餘存在嚴重偏差,情況由 1倍至 1,000 倍,而運作餘額則按照傳統上的技術性調撥,直接撥入下一年預算收入,造成會計格式不一、非自治部門設立“常設基金”的問題等。出現偏差原因,主要是因為有關部門欠缺嚴緊的分析評估態度,沒有考慮到因應社會變化的情況而對預算作出調整,更甚者,有部門出現由 1997-2001 的估計管理結餘均為同一固定數值。 二、對澳門特區政府改革的幾點建議 (一)精簡架構,合併或重整職能相同的部門 針對澳門特區政府中,有不少部門間的職權重疊,應把這些職權重新劃分,重整部分部門,例如早些日子實行的市政機構重組就是一個好例子,把澳門和海島兩個臨時市政局合配成民政總署,使資源的運用更恰當,但新成立的民政總署,其很多職能分別與土地工務運輸局、文化局和體育發展局的職能相重疊,應該確切劃分不同部門的職權,明確每一部門所管轄範圍,如剛才所述例子,民政總署應籌劃及接管發展群眾文化康體活動、公立圖書館及運動場等設施,而文化局及體育發展局則提升工作層面,規劃文化和體育政策,重點扶植專業專案、籌辦國際性的文化或體育活動。 (二)高官下放權力,讓下屬承擔職責 99
  • 澳門特區運作三年多來,大小政策均由高層醞釀、擬訂,在高度集權下,形成了“司長辦公室日忙夜忙、下面等指令的則投閒置散”,行政程式形成阻滯,甚至出現間斷,浪費人力和資源,為改善此等狀況,高層高官可適當地下放權力,特別是決策權,推動下屬部門協助制訂政策,而下屬官員亦應主動承擔職責,除了實現領導、管理好所屬部門外,更應着重政治素質的提高,培養出把日常實務性工作結合政策的思維。 (三)全面實行電子化政府,以利提高行政效率 21 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資訊科學技術已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而電子商務及電子化政府更是當中重點領域。在世界各地,電子政府主要集中在税收、郵政、教育、社會福利、司法及公共安全、民主參與等六個方面,電子政府的好處,除了能提高政府內部行政效率,提升公共服務質素、效率和降低行政運作成本外,更可促進本地資訊技術和相關行業的發展,提升人口素質及澳門的國際形象,促進經濟發展。現在澳門大部分政府部門都已擁有自已的網站,而部分亦提供簡單的互動服務,如部門資訊的發佈、資料的查閲等,而澳門特區電子化政府的目標是希望透過電子媒介向市民提供服務,而隨着現在開始推出的智能身份證及將要發出電子認證等配套設施,公共服務電子化將會全面化,居民可隨時隨地利用互聯網辦理、接受服務,從而達到提高行政效率、減低行政成本的目的。另外,通過電子化政府,把政府的公共物資採購消息公報,可增加政府的透明度,消除市民大眾一向覺得政府黑箱作業之疑。而市民亦可透過電子政府在互聯網上發表意見,廣開言路,瞭解市民所想所需,從而優化政府,達到真正以民為本的精神。但要做到這點,除了要克服技術上的問題,如法律修改、網站保安、信息的真確性、完整性、機密性各不可否定性等問題外,對市民的宣傳和教育亦十分重要,而科技及互聯網的普及亦是一大課題。 (四)完善公務員體制,引入企業管理精神,應用現代科技提高效率 1.以合同製作為新的公務員招聘方式 有鑒於澳門特區政府內的人員招聘方式多樣而形成的種種不公平待遇,其有效的改善方法就是採用單一合同制,於公共機構中引入私人機構 100
  • 的競爭機制,打破以往公務員鐵飯碗的觀念,另外通過競爭,令公務員有危機意識,有助公務員本身的自我增值,提高工作效率及積極性。而合同制有助靈活處理人員編制,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以合同制取代長俸制,還可令政府減少公務員退休金方面的負擔,隨着科技的進步,人的壽命將比以前延長,政府支付給退休公務員的退休金的年期也越來越長,有見及此,新入職的公務員若仍採用長俸制,未來幾年,問題是不會出現的,但長遠來説,退休金的金額一定會越滾越大,對澳門特區政府造成沉重的負擔,故應用合同制代替長俸制,並引入公積金制度,將原應由政府承擔支付的退休金給新入職的公務員的責任轉到私人實體上,這有助於減輕政府未來的財政負擔,亦達到照顧退休公務員生活的目的。 2.根據社會情況調節公務員的薪金制度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98 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原在澳門任職的公務人員,包括警務人員和司法輔助人員,均可留用,繼續工作,其薪金、津貼、福利待遇不低於原來的標準,原來享有的年資予以保留。”即雖然澳門公務員的薪金仍然高於澳門社會的平均水平,其薪金亦不可下調,但對新入職的公務員,其薪金則應根據社會的情況而作一定的調整,特別在當前澳門的經濟情況不太理想的時候,新入職的公務員薪金下調,減輕政府的負擔,而政府亦可將減少的開支投入到其他領域改善民生。 3.利用現代科技,增加招聘透明度,設置一個專責部門進行部門間人員的協調及管理人才庫 步入 21 世紀,是一個資訊發達的世紀,隨着互聯網的普及應用,很多大公司亦把公司的招聘消息於互聯網上發報及進行招聘,這方法不但能令求職者更易得到招聘消息,更能令用人單位減輕成本,而政府亦可效法私人公司,把招聘的消息於網上發報及進行網上招聘。雖然政府會把招聘消息及廣吿分別刊於憲報和本澳各大報章上,進行大規範招聘時,但很多市民根本不知道政府部門進行招聘,而於互聯網上發報,則為有心投考公務員的人士提供一個集中發報消息的地方。另外,政府應設置一個特別機構,負責部門間的人員調配,統籌整體運作,這樣可使政府公務員資源得 101
  • 到最優配置,而設置一電腦化人才庫,方便有關部門於政府內部借調人手,減少對外招聘和對公務員隊伍人數造成的壓力。 4.完善評核機制,發揮評核的內在意義 對公務員進行評核,除了能掌握當前公務員的情況,對表現特出的公務員予以獎勵,亦為革除不良的公務員提供依據,是公務員制度中重要的一環,應以科學、客觀、公正的態度考核公務員,但目前澳門公務員評核機制中由主管上級操生殺大權,缺乏客觀因素,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現象產生,有見及此,在評核制度中,應加入除直核主管以外的其他人評分,建議加入同僚及其他部門人員的評分,而評分的標準不應只着重量方面,創意性及主動性亦應加入評分之列。此外,除對評分優異的公務員予以獎勵外,對評分不理想的公務員應予以一定之警告,若多次警告無效,應進行人事上的免職,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為了防止上級利用評核機制以剷除異己,應設立一套完整的上訴機制,讓對評分不滿的公務員進行上訴。 (五)深化公僕精神的教育,提高公僕人員的專業形象 政府不斷安排公務員進行培訓,成效不是沒有的,但前澳葡政府留下的組織文化,官僚主義作風,很難完全洗去。除了集中在語言、辦公室技能的培訓外,當局亦應由多方面潛言默化,令公務員認同自己的工作,並以服務市民為榮,在一些專業性較強的部門,應鼓勵並安排其部門內的公務員進行專業知識的學習,提高其專業性。作為公僕的公務員,為了深化其專業形象,應對其外表儀容有所限制,例如頭髮顏色及所佩戴耳環數目等。 (六)彈性處理退休制度,鼓勵自願退休 隨着時代環境的轉變、科技的發展和電腦的普及,很多工序所需人數自然相對減少,而隨着澳門賭權開放,部分公務員無心工作,有意向外發展,但又未到退休年齡,有見及此,當局可考慮彈性處理公務員退休問題,讓那些無心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公務員可以在領取補償後離開公務員隊伍。此舉不但可以令擁腫的公務員隊伍得到舒解,減輕政府負擔,更可令那些 102
  • 無心在政府工作的人員離開,以免其影響部門的運作及士氣。 (七)實行官員問責機制,使每次行政失當時有責可依 鑒於公務員隊伍中的貪污、瀆職案時有發生,為了強化公務員職責觀念,實行官員問責制,使公務員特別是主管級公務員在失職、行政失當時有責追究。而特區政府若能主動明確各司、局級官員向議會負責的義務,並列明其應負的責任,提高市民的問責意識,使問責機制成為一種政治文化,這對於監管政府起重要作用,亦是步向西方民主部長問責制的一個過渡階段。 (八)加強政府審計工作,規範財政管理 政府的審計工作主要由審計署負責,其工作總體上是要確保政府和有關部門財政和會計賬項得到妥善處理,符合公認的會計準則。另外亦要確保受審計部門在履行職務時是否以節省、效率和效益方法去達到既定目的,並向有關部門提出意見,令到各政府部門管理增值。政府部門出現預算偏差,除了上述這些管理科學上的原因外,人為因素,部門主管心存私心,為了令本部門得到充裕資金運作,且在年終時有結餘,讓市民認為該部門主管理財有道,提高聲籲。要改善之,除了要消除部分公務員愛互相攀比,好大喜功的惡習,切實公務員以民為本的精神,並且要求各自治機構必須清晰預算執行程序,如支出期限、徵用基金等,要求各自治機構提供載有財務運作的一切資料,如每月銀行賬戶交收資料等。另外,亦可考慮在穩定各自治機關的運作前提下,把部分自治機關年度結餘轉入財政儲備基金。 三、結語 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了 3年多,對公共行政的領域仍是處於一個探索階段,除了朝着善用資源、提高效率的方向邁進外,為市民提供優質、快捷、方便的服務亦是一個重要課題,無可否認,澳門特區的公共行政仍處於很嫩的階段,可供完善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加上前澳葡政府匆匆離開時留下 103
  • 的問題,例如公務員本地化、中文官方化等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需要整個政府下大決心才能改革好,而隨着賭權的開放,一個具效率、廉潔的政府,相信是吸引並把外商留下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 參考書目: 1.余振、李炳康、丘曼玲編:《澳門公共行政的改革:問題與對策》,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2000 年。 2.余振編:《澳門回歸前後的問題與對策》,名流政策(澳門)研究所,1999 年。 104
  • 澳門中文報業在兩岸交流中 所扮演的角色 林昶* 一、澳門中文報業的歷史及現況 澳門中文報業的歷史,已有 110 多年,開創中國中文報業之始。此前,早在 1839 至 1840 年,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便翻譯英文《澳門日報》中的澳門、廣州消息及外商活動資訊,在廣州出版《澳門新聞紙》,供有關人員參考,以便於“睜眼看世界”,此為中國中文報業的雛形。 在澳門有了正式的中文報紙之後,即成為革命者傳播革命理論的輿論工具。《孫中山全集》開卷第一篇《致鄭藻如書》,原來就發表在 1890 年的《澳報》上。這份《澳報》已是以日報形式發行。1893 年 7 月 18 日,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與正在澳門行醫的孫中山先生合作創辦了《鏡海叢報》,並由孫中山先生任醫務編輯和主筆。該報雖只持續了兩年零兩個月,但已成為孫中山先生發表政見的重要陣地。飛南第受孫中山先生的影響,經常刊登言論較為激烈的抨擊清政府的“論説”(相當於社論)。由於《鏡海叢報》遠銷廣東各地、香港、廈門、上海、北京以及呂宋、舊金山、葡國、帝汶等地,對反清思想的傳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1897 年 1 月 21 日,由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骨幹主辦的《知新報》在澳門創刊。《知新報》以宣傳變法維新、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為宗旨,尤其重視論政,經常刊登外國政情和最新技術發展的文章,成為中國南部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由於澳門環境特殊,《知新報》言論較內地報紙尖鋭,影響力甚大,深受海內外歡迎。但《知新報》僅出版了 4年,至 *《新華澳報》社長兼總編輯 105
  • 1901 年 1 月自動停刊。 同年,在康有為的鼓勵和支持下,何穗田創辦了《濠鏡報》。何穗田是當年澳門富商,曾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是力邀孫中山先生在澳門行醫的幾位知名紳商之一。 辛亥革命之後,澳門中文報業蓬勃發展,多份報紙應運而生。先後有1913 年創刊的《澳門通報》,1916 年創刊的《澳門時報》,1917 年創刊的《澳門日報》,1920 年創刊的《濠鏡晚報》,1924 年創刊的《平民報》、《民生報》等。這些報紙都具有相當規模,且在版面編排方面進行了改革,開始採用“欄”的編排方式,這是當時最先進的編排方法,而行文亦漸趨白話文化。 上世紀 20 年代前後,中國內地政治活動風起雲湧,澳門市民普遍關心內地時事發展,故當時澳門的中文報紙,設有“京省新聞”、“澳港新聞”、“香山新聞”和“環球新聞”專版,並因內容較為詳盡而暢銷省港澳四鄉。此時,由於澳門政府向每家報社發放每月幾十元的宣傳費津貼,亦令報館如雨後春荀般湧現。此後 10 年間,先後有《新聲報》、《朝陽日報》及《大眾報》相繼問世。但各報為節省開支及便於單獨向政府領取宣傳費,出現了“套版”的情況,即兩家或兩家以上的報紙,在同一處印刷。電訊和澳聞版等採用同一組版,只有副刊不同。當時,《澳門日報》與《平民報》、《民生報》是“三位一體”。《朝陽日報》和《大眾報》則是“兩位一體” 1937 年,抗日戰爭開始,澳門同胞掀起抗日救國熱潮,促進了澳門中文報業的發展。當年 11 月,《華僑報》創刊,由於使用先進器材,並率先在澳門報業使用電訊報機,新聞及時,又首設採訪部,內容進一步充實,故銷量大增。後來還曾經出版過《華僑晚報》。此時,澳門的報人大多積極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成為澳門救亡運動的主力之一。 “四界救災會”是當時澳門最大的愛國團體,積極推動抗日救國的各項活動,其會址就設在《朝陽日報》社內,而該報社的負責人陳少偉亦出任“四界救災會”的主席。《朝陽日報》、《大眾報》、《新聲報》等亦成了澳門同胞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宣傳陣地。由於當時各地居民湧到澳門避難,令澳門人口大增,澳門報紙亦成了向四鄉宣傳抗日的重要輿論工具,大量報紙銷往內地。 106
  • 太平洋戰爭爆發及香港淪陷後,澳門亦陷入經濟極端困難之中,物價飛漲,白報紙缺乏,言論受干擾,報業經營十分困難。先後有《澳門時報》、《平民報》、《新聲報》、《民生報》等相繼停辦;而《大眾報》、《朝陽日報》亦於 1942 年下半年停刊。 在此期間,日軍雖無佔領澳門,但澳門受日特駐澳機關控制,限制新聞報導,並出版《西南日報》、《民報》、《世界夜報》等親日報紙。澳門政府受制於日特機關,從 1938 年開始實施新聞檢查制度,有些報紙經常被迫開“天窗” 抗戰勝利後,百業復興,澳門中文報業發展平穩。1944 年 8 月創刊的《市民日報》銷量較好,由中國國民黨人開辦的《世界日報》銷途平坦。由澳門政府於 1946 年創辦的《復興日報》亦維持了兩年多,《大眾報》也於 1948 年復刊,而於 1948 年開辦的《精華報》則到 1952 年停刊。 上世紀 50 年代,新中國成立後,大批舊報人到澳門謀生,澳門左右兩派報紙陣線分明,政治性小報也風靡一時。其中有左派的《新園地》,亦有親台的《群與力》,內容針鋒相對。不久,《群與力》停刊,而《新園地》則於 1958 年 8 月 15 日發展為《澳門日報》,但仍以“新園地”作為報紙副刊的版名。 踏入 60 年代,澳門中文報業中,除了繼續出版的《大眾報》、《市民日報》、《華僑報》、《澳門日報》之外,《星報》於 1963 年 10 月 3 日創刊,此格局一直維持到 70 年代末。但在 70 年代,有兩份中文週報面世,即1972 年創刊的《時事新聞》及 1978 年創刊的《澳門體育報》。1966 年的“一二·三事件”之後,澳門政府取消了新聞檢查制度,言論不受管制,報紙本身自負法律和道義的責任。解除了報紙言論的桎梏,報紙的銷量日升。但在內地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報紙受當時國內極“左”思潮的影響,全部刊登硬繃繃的大塊政治文章,取消小説版及狗經版,減少軟性新聞娛樂消息,而令銷路一度下降。 上世紀 80 年代,澳門報業邁入了一個璀璨時期。首先是《先鋒日報》於 1982 年 1 月創刊,該報以高薪向各報“挖角”,爭取現職資深從業人員加盟以打開局面,但由於經營不善,該報於 1984 年 10 月停刊。與此同時,《澳門體育報》先由週報改為《澳門體育日報》,後又易名為《正報》,成為綜合性日報。此後,澳門形成了擁有六家中文日報的格局,這種局面又 107
  • 維持了 10 年。而在此期間,由於澳門人口激增,工商業發展迅速,再加上自 1986 年 6 月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中葡談判開始後,澳門居民普遍關心社會政治,而令各報銷量大為增加。 上世紀 80 年代中文報紙發展的另一表現,是中文週報如雨春荀般湧現。80 年代初,曾有《中西報》、《至尊週報》創刊,但瞬即停刊。隨後《澳門人週報》、《現代澳門》、《澳門論壇週報》、《訊報》、《華澳郵報》、《澳門脈搏》、《濠海報》、《東望洋報》、《濠景郵報》、《象人週報》、《文娛報》、《葡華導報》、《澳門地產報》等週報相繼創刊。不過,有的已經停刊或暫停出版,至今仍出版的有《時事新聞》、《澳門體育週報》、《訊報》、《澳門脈搏》、《文娛報》等。《現代澳門》則於 1991 年 4 月改為《現代澳門日報》,《華澳郵報》亦於 1994 年 12 月改為《華澳日報》(2000 年 4 月3 日改名為《新華澳報》)。至此,澳門形成了擁有八張中文日報的新格局。 二、澳門政府的新聞政策 澳門回歸前,前澳葡政府的新聞政策跟隨葡國政府,標榜新聞自由,並依照《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第 38 條的規定,公民享有新聞和出版自由,包括擁有無須事先經主管部門批准、不受保證金或任何先決條件限制而創辦報紙及從事其他任何出版物的權利,政府也不設新聞檢查制度。但是,為了對新聞出版事業進行必要的行政管理,前澳葡政府在上世紀 80 年代陸續頒佈了《電視廣播法》、《出版法》等法律,並就《社會傳播委員會法律提案》和《新聞工作者通則草稿》諮詢新聞工作者的意見。按照上述有關法律或提案的規定或建議,澳門居民有創辦報紙及通訊社的自由,也可擔任外地新聞機構的駐澳記者,但必須向新聞司進行登記後方可開展出版活動,而定期刊物則不受此限制。新聞工作者有批評公共行政機關的自由,不受任何形式的檢查,亦有接近資訊來源的自由及保守消息來源秘密的自由。但新聞機構和新聞工作者亦須遵守一些規定,禁止進行人身攻擊和誹謗,須成立有關的新聞評議組織對此進行評議等。 前澳葡政府不干預新聞行業的經營,但鑒於葡文報紙的銷量較少,廣 108
  • 告收益也不多,而接收葡國新聞消息又須支付較高額的電訊費用,虧損嚴重,遂於 1985 年 9 月 13 日發出批示,對在澳門出版的葡文報紙提供電訊、電力和紙張津貼,按實際支出給予 50%的津貼額,但每月最高限額不超過電訊費用 2,500 元、電費 3,000 元、印刷用紙 5,000 元。 翌年 3月,對報社的津貼延伸至中文報章,津貼方法亦有所更改。即無論每月的電訊費用、電力及紙張消耗程度如何,每月均津貼 10,000元,但只限於向已創刊 1 年並在新聞司註冊的報章提供。1990 年 8 月 6日,前澳葡政府又頒佈當年第 7號法令,規定凡在前澳葡政府新聞司註冊的日報和週報,只須創刊滿半年,就可領取每月 12,500 元的津貼。此外,在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設備時可申請利息津貼。此一法令由於將領取津貼的創刊期限縮短,刺激了一些非新聞工作者亦蜂湧創辦中文週報,而個別新創刊的週報素質欠佳,且此舉又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政府遂於 1991年 7 月 25 日頒佈第 122 號批示,每月的津貼額則改為該月電訊、電力及印刷紙張支出的一半,並不能超過 12,500 元的津貼標準。與此同時,保留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設備利息津貼的辦法,但期限縮減為 3年。另外還向新聞工作者參加培訓課程、研討會及進修等活動提供其費用一半的津貼。此法頒佈後,對中文週刊影響很大,先後有幾家因經濟不支而停刊。 前澳葡政府新聞司對新聞事業的行政管理,除了對新聞機構進行登記註冊之外,還負責換發記者證。然而,由於長期以來已有不少新聞從業員雖因各種原因離開新聞業或逝世,但新聞司未取消其登記,所以發出的記者證的編號已逾 1,000 號,遠遠超過現職記者的數字。 澳門回歸後,原政府新聞司改稱新聞局,由行政長官直接領導,新聞局依《澳門基本法》中有關“五十年不變”及“新聞自由”的規定,基本上延續前澳葡政府的新聞政策。但鑒於澳門經濟持續低迷,各中文報章經營十分困難,而由行政長官何厚鏵頒發批示,以“協助媒體提高競爭力”的名義,對報社提供資助。其中,工作人員為 50 人以上的日報,資助額為每月 50,000 元;50 人以下的日報,資助額為每月 35,000 元;週報則每月資助額為 18,000 元。從 2002 年 1 月起,上述資助與原先執行的“電訊、電力、紙張津貼”合併,分別以“協助提高競爭力”和“協助經營”的名義發放,數額則略有增加,增幅約為 2%左右。 109
  •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前任葡政府,還是現在的特區政府,雖然對報社提供資助,但並無干預報社的採編業務,真正落實了“新聞自由”政策。 三、澳台媒體互動及在兩岸交流中的作用 隨着台灣與澳門兩地發展迅速,相互間聯繫與往來勢必漸趨頻繁,當中尤以傳播媒介的交往至為重要,因此要達到雙方對對方有更多認識和瞭解,傳媒所承擔的責任最為直接,擔當着兩地政府、民間的橋樑角色。但是,由於澳門媒體規模較小,或是雖有經濟實力而因為具有北京背景,一般沒有在台灣派駐記者。到目前為止,在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的澳門媒體駐台灣記者,只有澳門電台有一位駐台北記者,而且還是兼職的。至於台灣媒體在澳門派駐的記者,回歸前在前澳葡政府新聞司註冊的,則有《民眾日報》(林仲仁)、《天下日報》(胡大仁)。而台灣其他各報及通訊社、電台、電視台所報導的澳門新聞,大多是由其駐香港記者所採寫或轉錄。 目前澳門八間中文日報由於沒有在台灣派駐人員關係,故對台灣信息來源,大部分來自各地通訊社消息,或者參考香港傳媒報導以及改寫《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系在澳門銷售的報紙。八間日報中,《澳門日報》、《華僑報》、《市民日報》、《現代澳門日報》和《新華澳報》有每日收取中央社稿件,而澳門電視台及澳門電台也有接收中央社稿件。除此之外,澳門電視台與台灣中國電視公司有簽署合約,每星期把兩地本地新聞輯錄並作交換,當中澳門電視台採用中視新聞平均每天達兩條。現在,《澳門日報》、《華僑報》、《大眾報》、《市民日報》和《新華澳報》每日均有“海峽兩岸”專版,並大量刊登台灣消息。而《澳門日報》和《新華澳報》亦闢有評論專欄,發表有關台灣或兩岸關係的評論文章,其中《新華澳報》的《兩岸觀察》專欄,還基本上是每日的內容都與台灣及兩岸關係有關。 自 1996 年以來,台灣的重大政治事件,如總統、立委、北高市長選舉,澳門電視台、澳門電台、《澳門日報》、《華僑報》、《新華澳報》等媒體,曾同時或分別派出記者專程到台灣採訪。澳門電視台還曾就《港澳關係條例》問題,專程到台灣採訪政府官員,編輯成特輯播放。 由於《澳門日報》、《華僑報》和《大眾報》可在中國大陸公開發售, 110
  • 《市民日報》、《新華澳報》等媒體亦可在中國大陸作內部訂閲,另外,澳門電視台、澳門電台的發射覆蓋面亦涵蓋了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故上述媒體所報導的有關台灣的消息,中國大陸有部分大眾亦可接收得到。 另一方面,《大眾報》已獲台灣行政院新聞局批准在台灣公開發行,並計劃與台灣一家傳媒機構合作,在台灣辦理發行業務。而《澳門日報》、《華僑報》和《新華澳報》亦分別成為“澳航”、“長榮”及“復興”的澳台航線班機乘客贈閲報紙,這些媒體所刊載的中國大陸消息亦可為部分台灣讀者所閲讀到。 近來,台灣媒體已注重了澳門新聞的採訪報導,澳門回歸、澳門國際機場通航典禮、勞委會主委謝深山辭職後到澳門旅遊散心、台灣警方發起治平專案後黑社會頭目到澳門避風等事件,台灣媒體都有派出記者專程到澳門採訪。而澳台航線通航開創了“一機到底”兩岸間接通航及兩岸航權談判新模式的新聞,在一年一度由台灣地區採訪海、陸兩會暨兩岸關係新聞的媒體記者所共同票選的“1995 年兩岸關係十大新聞”中,竟高踞第二,僅次於名列榜首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表對台八點講話,卻高於同樣亦具爆炸性的李登輝訪美和中共導彈演習、第一次“汪辜會談”推遲舉行等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澳門若干媒體的投資者,在兩岸經貿交流中起着積極推動的作用。如《大眾報》的投資者吳福先生,具有全國政協常委的政治身份,但長期以來積極推動澳台和兩岸經貿交流,80 年代中曾與台灣朕偉集團合作經營澳門賽馬會,近來又與台灣商人合作投資澳門機場酒店等項目。另外,他曾於 1996 年初邀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國民黨中常委高清願先生率團訪問澳門,並促成高氏與當時亦正在澳門訪問的北京中華全國工商聯副會長胡德平先生(胡耀邦公子)會面。又如,《市民日報》(現已由澳門旅遊娛樂公司收購)的投資者張偉智先生,具有北京市政協常委身份,但亦長期關注和推動澳門、葡國與台灣的經貿交流及合作,領頭成立了“澳葡台商會”並出任會長,多次邀請張平沼等台灣工商團體負責人組團到澳門訪問。1996 年 7 月間,他又領頭與台灣有關社團在台北聯合主辦“1996 台澳經貿旅遊展望研討會”。在澳門代表團成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澳門中資機構的負責人,且他們所任職的單位,基本上已包括了澳 111
  • 門地區最主要的中資機構,故他們前往台灣出席研討會,其某種意義比這個研討會的本身,更為彰顯。 四、澳台新聞交流前景展望 1.台灣對大陸政策:海峽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對台澳傳媒互動有決定性影響,若兩岸關係更趨緩和,台灣對大陸政策更為放寬,且需要更多大陸(特別是珠江三角洲)新聞,那麼澳門可以發揮橋樑角色,透過派駐澳門記者報導珠江三角洲西南面信息。但若政策變得更為開放,台灣傳媒很容易就能在大陸設立辦事處,則澳門中介地位就受到影響。目前,珠江三角洲已有一萬多家台商,台北中小企業銀行已在澳門開設分行為這些台商服務。澳門媒體可以而且應該亦為這些台商提供服務,向他們報導台灣新聞,或是向台灣報導有關他們情況的消息。 2.大陸對台政策:澳門傳媒立場整體是屬於親北京路線,故此大陸對台政策是直接影響到兩地傳媒互動關係,澳門個別傳媒若與台灣傳媒加強聯繫,必須要取得“某些”批准和信任。 3.澳門與台灣未來關係發展:兩地交往越趨繁頻,則新聞需求相應增加,反之亦然。 4.澳門傳媒因素:澳門傳媒一般規模小,經營困難,所謂無財不行,派駐記者(設立辦事處)需要龐大經費,這方面自是影響到澳門與台灣傳媒接觸。 112
  • 澳門的傳媒生態淺議 鄧祖基* 澳門是一個人口只有 43 萬的小城市,但擁有數量不少的傳播機構,這是一種罕有的現象,形成一種頗奇特的傳媒生態,很值得探索。以下僅就幾方面問題來討論一下。 一、澳門傳媒概況 澳門有中文日報八家,週報五家,還有兩三份不定期刊物,全部是民營的;日報當中,一家規模較大,另一稍次,其餘是篇幅只有一至兩大張的中小型報紙;週報和不定期刊的規模則較小。 至於葡文報刊有日報三家,週報一家,規模都不大,也是民辦報刊,其中少數具有葡國政黨關係。葡報的讀者對象,除近萬葡人和土生人士之外,因為闢有英文版,還有部分菲籍人士;不過,葡報銷量雖少,仍有一定的影響,如一些涉及葡澳關係及葡裔人士的訴求,或帶敏感性的意見,常會引起關注。 電子傳媒方面,澳門有一家無線電視台、一家有線電視、一家衛星電視和兩家電台。無線電視台和一家電台由澳門廣播電視有限公司經營;以往,該公司由政府佔有股份 51%,其餘是民間資本,由於營運條件困難,經營情況欠佳,民間資本已先後退出,目前,正在重組股份,預料政府的參與會增加。至於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和另一家電台都是私營的。 *原《華僑報》總編輯 113
  • 二、特殊的澳門傳媒市場 澳門報業的市場是開放性的,由於港澳間交通便捷,全日 24 小時通航,香港的報紙,凌晨便運到,因此,整體市場的 2/5 左右是被香港報紙所佔有;內地報紙只佔較少的份額。香港報紙能佔據較大的市場是有其原因的,那是港報的水平較高,載量較大,特別是在報導有關澳門新聞的時候,口徑較寬,自由度較廣,敢於誇張,法律的顧忌較少,更容易為讀者受落。然而,從資訊流通自由的角度來説,這種情況是不容易改變的。 澳門報紙有三份被允許銷售到內地,但要當地讀者向經銷代理作申請,經有關部門批核後,按申請數量入口,實際是有限制的,因此銷售量有其局限性。 澳門電子傳媒的市場情況也和報業一樣,大部分被外地電子傳媒所佔據;由於澳門大眾可隨意收看外地的視播,而又因質素和水平有差距,本地電子傳媒的收視率自然偏低了。雖然,澳門也有一些獨特的節目,如賽狗、賽馬等,會受外地大眾所歡迎,但礙於國際電波使用的規範和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澳門電視電台的發射功能的改善與加強均受到約束與限制,因而鄰近地區未能完善地收看澳門的視播。據瞭解,澳門與香港之間,在港英和澳葡時代,互相有過不成文的協議,當年,香港禁止賭外圍狗,也承諾不開辦跑狗,而澳門廣播的電波則不能覆蓋到香港,藉以遏止外圍狗活動;至於電視方面,礙於地理環境和設備,澳門直接發射的電視信號難以為香港所接收。要改變這種情況,除了與鄰區進行協商以取得諒解和合作之外,還需要增加投資,解決技術上的困難。一方面加強發射能力,並透過衛星轉播,爭取更多地域的落地權,以擴大收視範圍;另一方面,則要着意於視播質素和內容的改善與加強。 澳門的有線電視開辦時間不長,還不普及,用戶不多;而且因為人口少,競爭大,市場狹窄,業務開展頗困難。至於衛星電視方面,其經營方針很低調,目前,未見有着意地發展;其營運方式只是依靠租出所擁有的七條頻道,自身製作節目不多,亦缺乏澳門特色,也沒有大力進行拓展落地權,因此,仍處於停滯狀態。 這三家不同形式的電視機構,是各有問題,但也各有條件,有建議三 114
  • 機構整合,各自發展所長,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則可能有較好的機會。 以上是澳門媒體所面對的較為特殊的情況,概括地説,是既有外來的強勢競爭,又受條件所限制。 三、澳門傳媒的自律問題 外地傳媒常説澳門傳媒比較自律,也較為保守,對於這些批評,澳門的傳媒朋友並不否認,但卻有解釋。澳門傳媒認為本身有其定位,其存在的價值在於承擔社會責任和對公眾利益的維護。傳媒和政府的關係,建立於共同締造一個健康富足的公民社會為目標,透過傳媒對政府的監督手段而促其實現。在監督的過程中,澳門傳媒大都抱持理性和溫和的態度,許多時候,表現得並不尖鋭,因此,常被視為過份自律。 其實,每個地區都希望達到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在政府行為與公眾願望相符的時候,傳媒在發揮其監督功能時,既要批評也要鼓勵,而不是苛刻的要求,更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澳門傳媒也並不是低調的,從過往的歷史到今天,都抱持着積極的態度。澳門傳媒有着悠長的歷史,不平凡的經歷,形成了它的傳統,影響着這個行業。 澳門報紙的出現,在中國而言,較其他地區久遠,在 1820 年 9 月 12日,一份以葡文出版的《蜜蜂華報》在澳門誕生,這是中國較早出現的一份近代形式的報紙。當時,這份澳門葡文日報是因應其祖國的自由主義運動,推翻帝制,創建君主立憲制度而出版的,旨在維護自由,針螫保皇忠君的勢力。 中文報紙在澳門出版也很早,在 1897 年 2 月,康有為、梁啟超等在澳門創辦了《知新報》,由康有為之弟康廣仁擔任總編輯,康、梁等人積極撰稿,宣傳維新變法,報紙遠銷日本、越南、新加坡和美洲。 孫中山先生也在澳門參與過報業,當時土生葡人飛南地於 1893 年創辦了《鏡海叢報》,稍後,孫中山先生曾與他合作,撰稿報導國內外新聞,並宣揚革命黨人的活動。 到上個世紀 30 年代,抗日戰爭爆發,當時澳門人口不足 15 萬,一般 115
  • 工商業十分落後,居民生活水平較低,商戶沒有廣告宣傳意識,開辦報紙的條件實在不足。但不少愛國報人卻在澳門艱辛地開辦了多份報紙,以宣傳抗日;其中有《朝陽報》、《大眾報》、《新聲報》、《澳門時報》、《民生報》、《平民報》等。然而,也有親日的報章出現,如《民報》和《西南日報》。到抗日戰爭晚期,1938 年廣州淪陷,1941 年香港也落入日軍手中,省港的著名報人,難以在當地立足,紛紛到澳,如廣州的陳霞子、鄧羽公、香港的梁寬、衛漢光、何文法等分別服務於澳門報紙,為宣傳抗日救亡而努力。 這些經歷,顯示了傳媒人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而發揮積極的宣傳作用,而這些歷史也對澳門報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使他承襲了熱愛民族、關心社會的優良傳統,目前澳門報紙的開辦者、從業者,還有當年的老報人的下一代。 四、澳門傳媒經營的困難 報業機構數量不少,市場狹窄,競爭激烈,在營運過程中所取得的回報不多,資源有限,因此,在澳門經營媒體的條件並不理想,但各媒體仍勉力支持。 過去各報均以綜合性報章的形式在市場角逐,在長期的較量下,資源充裕的較佔優勢,而弱勢的便要作出揚長避短的適應,自然形成了分工,因應實際環境,按社會情况、市場需要和本身條件,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走出自我的路向。有以正面信息為主調,以載量大、內容廣泛為特色;有以側面報導為取向,表達多元化的意見;有以回應龍頭產業的需要為重點,強化“狗、馬、波”和娛樂新聞的報導;有以着重兩岸關係作為新聞焦點。 較具規模的報章,因佔據市場較大的份額,經營情况較佳;而規模較小的報紙,雖然做出了特點,但市場佔有的比例仍偏低,收入不多,即使節省支出,亦不易維持。不過,政府方面對各媒體(包括日報、週報)是抱持支持的態度,從澳葡時代到特區政府,當局都採取類似的措施,透過刊登機關廣吿,並接受器材資助的申請,使各報獲得一定的經濟收益,從而 116
  • 維持營運。 政府實施資助傳媒的政策,是有其來歷的;過去,澳葡政府是因政治上的需要,資助一些葡文媒體,然而,為了顯示公平,中文媒體也可獲得同等的待遇,但這特殊情况卻產生了另一效應,行業內外人士都申請辦報,形成了報紙林立的現象;回歸之後,政府希望維持多元化的報業態勢,對資助的措施未作改變,一直延續下來。不過政府的做法,是有限度的,規定經營了一定期間(3 年以上)的媒體才可獲得這種優惠。可是,這種資助政策,卻又會產生惰性作用,使部分傳媒有所依賴,妨礙業界自由競爭及其正常改進和發展。 五、對政府資助傳媒的探討 政府對傳媒的資助,是存在的事實,除報業外,電子媒體也受到照顧。澳門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股份中,政府佔有資本 51%,該公司的電視台和電台是澳門主要的兩個電子媒體。目前,該公司的私人股東已退出,政府如何重組,還未決定;在過渡階段,暫由政府支持。這種現象,使人關注到政府會否因資助而控制媒體的問題。其實,同樣情況,在外地和外國都有出現,香港電台便是例子之一,英國的 BBC 電台也有政府的資助,問題是政府在作出經濟支持之際,是否容許媒體的主持者和工作者擁有新聞自由的權利。因此,政府所持的態度是關鍵所在。政府如採取開明的姿態,不干預新聞自由,容許傳媒對政府的批評、監督,則負面作用會減低。澳門媒體是長期接受政府的支持,基本上,運作自主,傳媒的新聞自由並沒有受到妨礙,亦不影響對政府的批評和監督。 澳門傳媒市場狹窄,媒體所獲得的資源回報有限,經營困難,政府在不具條件下作出經濟上支持,未嘗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使傳媒得以生存。 有意見認為傳媒的經營,應按市場法則,汰弱留強,指出資助政策並不公平;但亦有認為在經營條件不足,營運困難的情況下,會產生汰弱留強的結果,限制了輿論多元化,對社會也沒有好處。 作為監督政府和保障公眾知情權的傳播機構,應為全民所擁有,這是 117
  • 理想的境界,如何能夠真正實現,還有待探索。 六、澳門媒體的出路 外地某些媒體為了取得業績,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之間,往往失去平衡,當過份着重經濟效益時,便會出現各種負面問題。 然而,澳門媒體由於面對着較窄狹的市場,如果為了着重經濟效益而採用誇張的手段,也未必能收到效果。 由於歷史傳統的影響,澳門媒體對社會效益會較執着,視為當然的責任,這是健康而理性的,其實,這取向也有其發揮的空間。傳媒大可以善用政府給予的資源,做好傳媒的工作。 澳門媒體既受到外來強勢的競爭,又受本身條件的限制,面對這現實環境,在考慮自身的出路時應較多注意對水平的提高,人員素質的優化,並着重地方化,以回應競爭。目前,澳門經濟發展的定位,在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回應龍頭行業的發展,作出適當配合,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向。 至於電視電台所遇到的問題,前文已略作探討,從改進的角度看,幾家媒體有需要重新整合,取長補短,增加資源,擴充設傋;同時要爭取內地政策上的傾斜,並取得鄰近地區的協作,才有發展的機會,這裏不再重贅了。 118
  • 媒介使用與社會建構 ——澳門傳媒與社會變遷關係初探 林玉鳳* 一、緒言 澳門在過去 10 年經歷了過渡期和政權回歸的重大政治轉變,在經濟方面,也同時經歷了回歸前的由高峰下滑至連年經濟負增長的低迷以及回歸後的緩慢復甦。在政經變化的同時,多項社會指標也有不同程度的變化。根據澳門2001年的人口普查結果,1澳門的總體居住人口在2001年為435,235 人,比 1991 年普查時增長了 22.4%;在教育發展方面,具有高等教育及高中學歷的人口則分別上升了 3%和 7.1%;在家庭變遷方面則有向小家庭制度發展的趨勢,總住戶數目比 1991 年增加了 38.4%,共有 134,965戶,住戶的平均人數由 91 年的 3.49 人減少至 3.14 人。 就在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指標變化的同時,澳門的媒體工業結構也出現了變化。葡文報章受殖民管治終結的影響,在上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出現了較為明顯的重組,既有報章停刊,也有報社以合併的方式保持實力,以保證在澳門回歸以後繼續在澳門出版,以維護葡人在澳的利益,2還有報章在後殖民地時期尋找新的定位和身份認同,以及出版英語增刊拓展市場。中文報章方面,其市場結構出現了經濟下滑及廣告委縮常見的壟斷現象,強者越強,個別原來處於強勢的報章,其市場佔有率有持續增加的趨勢。在同時,電子傳媒市場則有新成員加入,除原有的廣播電台和電視以外,衛星電視和有線電視都加入了澳門的傳媒陣營。 *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講師 119
  • 政治、經濟和社會指標變化影響着澳門傳媒在過去 10 年的演變,那麼,在同期的這種種社會變遷中,在澳門這個變遷中的社會裏,傳媒又反過來扮演了甚麼角色?有沒有進行社會整合?是增加抑或減少了社會認同?3可惜的是,澳門過往沒有這方面的研究去探討這類問題。傳播與社會變遷是傳媒與社會研究的重要課題,為了彌補這方面的空白,澳門大學的 4位學者4在去年組成了傳播研究組,並在澳門大學的研究基金支持下,開展了長期的“傳媒與社會變遷調查研究”,企圖探討上述的問題。本文的內容就是根據是項研究的第一階段報告“媒介使用與社會建構”5撰寫的。由於在是項調查以前沒有同類的調查公佈,因此,下文將無法就數據進行歷史性的縱向比較。 二、調查內容基本說明 “媒介使用與社會建構”研究報吿的數據,是澳門大學傳播研究組根據 2002 年 5 月在澳門進行的一項調查得來。該調查採用隨機抽樣,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執行,成功訪問了 1,053 位澳門市民對澳門治安情況、失業問題、澳門特區政府的表現、澳門市民同特區政府的關係,以及澳門的整體前景等社會議題的觀感,根據美國學者 JackMcLeod 就傳媒與社會建構之間的關係發展出 O-S-O-R模型,並援用 McLeod 的基本觀點,對數據進行分析,同時按照國際學術調查的慣例,根據 2001 年澳門人口普查資料,將調查數據進行加權處理。 該研究成功訪問的受訪者共有 1,053 人,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3.08%。其中,在性別方面,受訪者裏男性 498 名,女性 555 名,分別佔樣本的 47.3%和 52.7%;在年齡方面,受訪者從 18 歲到 85 歲,平均是 41.14 歲;在教育程度方面,小學和不到小學程度的受訪者有 286名、佔樣本的 27.5%,初中程度的受訪者有 280 名、佔樣本的 26.9%,高中程度的受訪者有 312 名、佔樣本的 30.0%,大專文憑和副學士程度的受訪者有 75 名、佔樣本的 7.2%,大學本科程度的受訪者有 77 名、佔樣本的 7.4%,研究生程度的受訪者有 10 名,佔樣本的 1.0%;在家庭收入方面,60.9%的受訪者家庭月收入在 9,000 元以下(見表 1)。 120
  • 表 1 家庭月均收入 三、大眾媒介使用情形 資訊從來都是由強流向弱的,在澳門,最明顯的現象是香港傳媒作為一種強勢的資訊工具和文化商品,其深入澳門的程度遠比澳門媒介對香港的影響深。在澳門,居民每天都可以透過不收費的廣播收看香港的電視節目,收聽香港的電台節目,報攤日常出售的報刊中,香港報紙一直佔有相當的比例;另一方面,澳門在擁有本土的電視台以前(1984 年以前),居民長期都是收看香港地區的電視台的,這種早已養成的習慣等原因也影響了大眾對電視媒介的使用,因此,在瞭解澳門居民對媒介的日常與社會建構之關係上,香港傳媒也就在研究之列,而且,根據調查所得的媒介接觸情形、新聞關注度、對傳媒功能評估和社區參與與反饋傳媒等指標中,均可見香港傳媒對澳門居民的社會建構有明顯影響。 總的來說,電視是澳門市民最常使用的傳媒,其次是報紙(見表 2)。對於各類新聞內容,澳門市民最關注治安新聞,其次是經濟新聞。澳門市民認為澳門傳媒在反映民意方面的作用最好,也認可澳門傳媒在推動社會 121
  • 改革上的表現(見表 3)。澳門傳媒是澳門市民賴以瞭解澳門事務的主要渠道,並獲得澳門市民較高的信任。香港傳媒在報導大陸和國際新聞,以及提供娛樂節目方面佔優勢(如表 4-表 6及圖 1-圖 2) 表 2 經常接觸傳媒情況 表 3 澳門居民對本地傳媒功能的評估 評分:1-10 分,1 分為最低,10 分為最高。 表 4 電視新聞節目頻道選擇 122
  • 圖 1 澳門居民在獲取各類新聞時對各地媒介的依賴程度 圖 2 媒介可信度 123
  • 表 6 媒介可信度 評分:1-10 分,1 分為最低,10 分為最高。 四、澳門居民對於澳門的社會建構的看法 傳播研究組進行的是項研究探討的核心課題是傳媒使用與社會建構之間的關係,即瞭解澳門市民使用大眾傳媒的模式,是否和如何影響他們對於澳門社會的看法有關。在社會建構方面,研究列出了 5項指標,分別是治安、失業、官民關係、政府表現和澳門整體前景。 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六成的受訪者對於澳門的治安情況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701 人,66.8%)(見表 7),略高於八成的受訪者認為澳門的失業問題嚴重或非常嚴重(834 人,81.2%)(見表 8),近半數受訪者認為澳門市民與特區政府關係良好或非常好(461 人,47.2%)、認為官民關係較差或非常差的只有一成(111 人,11.4%)(見表 9),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對於特區政府的表現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555 人,54.9%)(見表 10),對於澳門整體前景表示樂觀的超過六成(618 人,60.4%)(見表 11)。本研究以受訪者對於澳門前景是樂觀或悲觀的程度作為主要的檢驗對象,嘗試找出影響澳門市民對前途抱持觀感的各項因素。 澳門市民對於澳門前景抱持怎樣的看法,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建構。從 124
  • 傳播的觀點來看,現代社會裏大多數人是從傳媒來認識所處的社會的,換言之,傳媒在社會大眾建構對於社會的看法時,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不過,這並不是說傳媒在社會建構上具有強大的效果,整個社會建構的過程受到很多因素影響,傳媒在這些因素裏扮演的角色,可以用 O-S-O-R模型來說明。第一個 O是結構、文化與社會大眾接收傳媒信息的整體情境。S是信息體系,包括了信息刺激。第二個 O是信息接收和社會大眾反應之間所發生的情境,包括了短期的心理反應和人際互動。而 R則是回應,包括社會結果和個體的改變。 表 7 社會建構指標之一:治安 評分:1-5 分,1 分為非常不滿意,5 分為非常滿意。 表 8 社會建構指標之二:失業 評分:1-5 分,1 分為非常嚴重,5 分為非常輕微。 125
  • 表 9 社會建構指標之三:官民關係 評分:1-5 分,1 分非常差,5 分為非常好。 表 10 社會建構指標之四:政府表現 評分:1-5 分,1 分為非常不滿意,5 分為常滿意。 表 11 澳門整體前景 評分:1-5 分,1 分為非常悲觀,5 分為非常樂觀。 126
  • (一)社會建構指標 經相關係數檢定,對澳門治安情況越感到滿意的受訪者,有越肯定特區政府表現的傾向(r=.34,p<.01)、對澳門整體前景也有越趨樂觀的傾向(r=.21,p<.01)。同樣地,認為澳門失業問題越不嚴重的受訪者,也有越肯定特區政府表現(r=.18,p<.01)、對澳門整體前景越趨樂觀(r=.27,p<.01)的傾向。認為官民關係越好的受訪者,同樣也對特區政府表現持肯定傾向(r=.48,p<.01)、且對澳門前景趨於樂觀(r=.37,p<.01)。當然,越肯定特區政府表現的受訪者,對於澳門前景也越趨樂觀(r=.45,p<.01)(見表 12)。 (二)傳媒接觸情形 總的來說,受訪者越常接觸傳媒,對於澳門前景有越趨樂觀的傾向,不過,電視例外。 越常收聽廣播(r=.09,p<.01)、每個星期看報紙的天數越多(r=.11,p<.01)、每個星期看報紙的時間越長(r=.08,p<.05)或越常上網(r=.17,p<.01)的受訪者,會傾向認為澳門的前景樂觀(見表 12)。 (三)新聞關注程度 研究發現,越關注新聞的受訪者,對於澳門前景有越趨樂觀的傾向。不過,對於報章社評的關注與否,則與對澳門前景樂觀或悲觀沒有顯著關連。 經相關係數檢定,不論是關注治安新聞的程度(r=.16,p<.01)、關注經濟新聞的程度(r=.06,p<.05)、關注政府施政新聞的程度(r=.12,p<.01)、關注社團活動的程度(r=.09,p<.01)或是關注政治新聞的程度(r=.07,p<.05),關注的程度越高,受訪者對澳門前景的看法越樂觀(見表 12)。 受訪者對於澳門新聞的關注,在某個層面上反映了對於澳門事務的關注程度,以及對於澳門社區活動的參與程度。對於澳門社區有較高的融入,所以對於澳門前景越趨樂觀。經相關係數檢定,受訪者對於政府施政新聞(r=.08,p<.01)、對於社團活動新聞(r=.24,p<.01)、對於政治新聞(r=.06,p<.05)關注的程度越高,越常參與社區活動。此外,越常利用傳媒表達意 127
  • 見的受訪者,對於社區活動的參與也有增加的傾向(r=.21,p<.01)。那些較為關注治安新聞(r=.08,p<.01)、社團活動新聞(r=.15,p<.01)和報章社評(r=.08,p<.05)的受訪者,利用傳媒表達意見的可能性越大。 (四)媒介倚賴 在瞭解發生在澳門的新聞事件時,傾向於倚賴澳門傳媒而非香港傳媒的受訪者,對於澳門的前景比較樂觀。 T 檢定的結果顯示,在瞭解澳門的犯罪新聞時倚賴澳門傳媒的受訪者,比倚賴香港傳媒的受訪者,對澳門前景更為樂觀(t=-4.4,p<.001)。同樣地,在瞭解澳門的經濟新聞(t=-2.68,p<.01)和政治新聞(t=-3.60,p.001)時,都是倚賴澳門傳媒的受訪者對澳門前景比較樂觀。這項分析結果,顯示在傳媒使用上,對於香港傳媒與澳門傳媒對社會建構的作用,確是性質上的不同。香港傳媒對於澳門的報導多以負面新聞為主,而澳門傳媒則習慣於配合政府營造正面形象。 (五)媒介可信度 統計分析顯示,越相信澳門傳媒的受訪者,對於澳門前景有越趨樂觀的傾向。而越相信香港傳媒的受訪者,則對澳門前景有越趨悲觀的傾向。 越相信澳門傳媒對於發生在澳門的犯罪新聞報導的受訪者,對於澳門前景越趨樂觀(r=.13,p<.01),在這類新聞上越相信香港傳媒的受訪者,則對澳門前景趨於悲觀(r=.12,p<.01)。在澳門的經濟新聞上,同樣是越相信澳門傳媒報導的受訪者,對澳門前景有較樂觀的傾向(r=.17,p<.01),越相信香港媒體的則有較悲觀的傾向(r=.07,p<.05)。至於在澳門的政治新聞上,受訪者越相信澳門傳媒的報導對於澳門前景越趨樂觀(r=.18,p<.01),而相信香港傳媒的程度在此的統計結果未呈顯著(r=.03,p>.05)(見表 12)。 (六)對傳媒功能的評估 之前經過因素分析後,將受訪者對澳門傳媒的功能所做的評估整合出一個共同因素,經過進一步分析後發現,受訪者在這個共同因素上所得分數越高,對於澳門前景有越趨樂觀的傾向(r=.07,p<.05)(見表 12)。也 128
  • 就是說,如果澳門傳媒在這種整合性的功能上發揮得越全面,澳門市民對於澳門的前景會越樂觀。 (七)迴歸分析 本研究根據 O-S-O-R模型,採取多元逐級方式進行迴歸分析,嘗試藉此控制着各個階段的影響,找出主要變項的作用。 在第一個層階裏,迴歸分析控制的變項是受訪者的背景,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第二個層階控制的是受訪者對澳門傳媒功能所做評估,以及媒介可信度。第三個層階裏,控制的是傳媒使用、新聞關注程度和媒介倚賴。第四個層階則是控制澳門市民對於澳門的治安情形、失業問題、官民關係以及對特區政府施政表現的滿意程度。 研究發現,在第一層階裏,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越高(beta=.10,p<.01),對於澳門前景越趨樂觀。 在第二層階裏,受訪者對澳門傳媒功能所做評估,以及對傳媒報導各類新聞的相信程度,與對澳門前景所持觀感之間的關連都沒有達到顯著程度。 在第三層階裏,除了互聯網外,受訪者接觸傳媒的情形都未能有效預測其對澳門前景所持觀感。受訪者越常上網,對於澳門前景越趨樂觀(beta=.08,p<.01)。此外,受訪者越關心治安新聞,對於澳門前景會較為樂觀(beta=.07,p<.01)。 在第四階層裏,受訪者越滿意澳門的治安情形(beta=.07,p<.05)、認為澳門的失業問題越不嚴重(beta=.14,p<.001)、覺得澳門的官民關係越好(beta=.15,p<.001)或越肯定特區政府的表現(beta=.30,p<.001),那麼,就越會認為澳門的前景樂觀。 迴歸分析的結果,與先前每次僅檢驗個別變項與對澳門前景之間的有何關連的統計結果大致相同,各預測變項的影響方向一致,並更進一步地釐清預測變項一尤其是傳媒相關變項-單獨的影響程度。 置於迴歸分析裏的傳媒變項裏: 1.除了互聯網的使用外,是否經常接觸傳媒無法有效預測澳門市民對澳門前景樂觀或悲觀的程度。越常上網,對澳門前景則越覺樂觀; 2.越關注治安新聞,對於澳門前景則越覺樂觀。 129
  • 互聯網的使用與對澳門前景之間的正向連結,一部分原因來自於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越高的澳門市民,使用互聯網的情形越普遍,對於澳門前景也越覺樂觀,以致於互聯網的使用和對澳門前景所持觀感之間有顯著關連。在迴歸分析裏,控制着教育這個變項的影響後,上網情形和對澳門前景的觀感之間仍有顥著關連,顯示互聯網的使用情形確實反映出澳門市民的某一種特質,而此一特質與澳門市民對於澳門前景所持觀感有顯著關連。這個特質是由於使用網絡而生,或是伴隨網絡使用而來,值得後續研究。 電視、電台或報紙的使用對澳門前景所持觀感的關連,在控制着其他變項的影響後,即失去統計上的顯著性。不過,對傳媒報導的關注程度,仍能顯著地預測澳門市民對澳門前景是樂觀或悲觀。這個統計結果顯示,傳媒的使用不只是看或聽等外在行為,澳門市民使用傳媒時對傳媒內容的關注等心理活動,才會顯著地影響澳門市民的社會建構。換言之,大眾傳媒與社會建構之間的關係,不是一個簡單的“刺激一反應”,而是整體內外在因素持續積累而成。本研究的發現,對於 O-S-O-R模型提供支持。 五、小結 正如前述,由於澳門長期以來缺乏相關的研究,所以我們沒法根據澳門大學傳播研究組的“媒介使用與澳門社會研究”調查報告的內容,對媒介與社會變遷間的關係作出縱向性的比較。儘管如此,綜上所述,我們還可以初步回答本文緒言提出的問題: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以澳門為例子,傳媒對澳門居民的社會建構發揮了作用,這種作用,更多的是在社會建構過程中,對社會認同的作用,對前景樂觀的作用。 130
  • 表 12 變項間之 Zero-Order 相關系數 131
  • 註釋: 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網頁:“2001 年人口普查總體結果”。 2 林玉鳳:《葡文傳媒在澳門擔演的角色》,載於《亞洲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研討會論文集》,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1998 年,第 447 頁。 3 D.Mcquail著,潘邦順譯:《大眾傳播理論》,台灣:風雲論壇出版社,1996 年。 4 澳門大學傳播研究組的成員為:陳懷林教授、王旭教授以及講師張榮顯和林玉鳳。 5 報告全文載於以下網址:http://www.himacau.org.mo/survey。 132
  • 澳門高校青年教師與管理人員的 自我塑造初探 范劍虹、田青* 國際形勢變化迅速,澳門的經濟與社會改革又層層展開。如何使自己的思維方式、知識結構與氣質個性特徵能適應改革,就需要有“自我塑造”。這個命題的來源可以被認為是系統層次調節理論。從方法論、控制論的角度看來也可以說是成立的,而且對適應做好高校青年教師與管理人員現在與將來所擔任的工作都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下面就這個問題談一下膚淺的看法。 一、知識結構要求 一個人想從事某項工作必須具備這方面的知識結構,比如大偵探福爾摩斯對醫、化學、土壤學很精通,他能夠抓一把土就知道這土是哪一個地區的,而且,他對實用的法律、拳術、射擊都有很高超的水平。在當今世界橫向聯繫增多、學生思想活躍的情況下,一個青年教師與管理人員,不但本身應有過硬專業知識,還應有自己良好的知識結構與個性氣質特徵以適應社會的政治文化生活對每個人的要求,所以單單把教育看作為一種“我教你學”的“單向運動”的模式,沒有教書育人的本領,可以想像在21 世紀是會有困難的。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並不簡單了,譬如說: 1.當代澳門青年大學生的情操狀況具有哪些特徵? 2.在搞活經濟的情況下,如何提高青年學生的情操? *前者為澳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後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133
  • 上述僅屬於現實問題,再看看青年的成長問題: 1.青年的成長規律; 2.兩代人的所謂“代溝”問題; 3.青年犯罪的預防與治理; 4.青年戀愛、婚姻問題。 這些問題研究的如何,在實際中如何去對待並取待深刻的體驗,這無論對搞管理的與搞教學的青年教師都具有較大的意義。這與其說是研究學生,不如說是研究本身,因為青年教師與管理人員的情操水平如何直接涉及的問題更具有戰略性。因此,一個優秀的青年教師與管理人員除了具有高而寬的知識才能外(第一結構),我認為第二結構也可是輔助結構(許多內地大學出任教師必須通過相應的教書育人考試) (一)學一點哲學 古希臘的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哲學能使人聰穎。有一次他問一個人:“欺騙朋友好不好?”那人說:“不好”。“那麼當敵人進攻時,說緩軍來了,以鼓舞鬥志好不好?”那人無言。人們稱之為蘇格拉底方法。從古希臘到現在,哲學有了新的起點,它告訴我們: 1.事物都是在變化的:18 世紀阿伯敦小學操場,有一個小學生由於腳不好,被一個高大結實的學生侮辱,叫他用跛腳穿竹籃沿草場上走,搞得哄堂大笑。這個跛腳就是詩人拜論,但當他成長後,在一次拳擊賽中擊敗了侮辱過他的對手,並成為全校拳擊與游泳冠軍; 2.它又告知我們看問題不能主觀片面,憑自己的才氣傲氣凌人:如蘇東坡一次到丞相王安石處去,見桌上有一首沒寫完的詩。前兩句:“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他一想,不對,就在後接上兩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幾天後被貶到黃州任團練副使,蘇東坡想:一定是續詩之故,心中憤憤不平,一天重陽賞菊。果真是“吹落黃花滿地金”,他才明白王安石想用事實教育他自以為是; 3.它又吿訴我們,事物都是有聯繫的:《出瞿經》中有一個童話說:一群小烏龜不聽老烏龜的話,到池塘邊口去玩,被獵人用繩子抓走了。逃回來的小烏龜說:一根繩子老跟着我們,而沒有看到獵人與烏龜之間存在聯繫,哲學是知識結構中的重要一環,基本的一環,當然要與實際結合, 134
  • 看你能用多少道理去分析實際中的各種問題; 但是哲學是發展的,隨着科學不斷地突飛猛進,知識爆炸所帶來的許多新的意識已發展了辯證法。錢學森在“讀讀科學研究的方法”一文中講到了科學研究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成本成章的系統理論,也就是可以寫清楚、講清楚的學問。能由先生口授,學生聽課或通過自習看書而獲得的科學研究本領。 第二方面是,把書本上的知識變成活生生的方法和工具。這是極難的,更是極重要的。例如,如何抓問題的關鍵,如何認識死胡同,如何從失敗中總結教訓,如何敏銳地發現有希望的苗頭,這門課還沒形成,這種學習不但對育人與教書以及對科研論文與實踐的進行,而且更重要的是對學校乃至社會的全新的改革將具有較大的意義。 (二)學一點新方法論——系統論 那麼何謂系統科學?它對大學的青年教師與管理人員有何實際意義? 我們知道,系統科學並不僅僅是一門科學,它包括控制論,資訊理論在內的一個橫斷學科群。有人也稱之為“新三論”:是指控制論、資訊理論和系統論。在各門系統學科中,抽象程度最高的是一般系統論,是系統論創始人具塔郎菲提出的恆態系統(Steady State Systems)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美國的系統論學家拉茲羅曾說過:“一般系統理論家集中研究諸如我們在控制論科學,計算器科學、電子工程科學、生物學、生態學、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與政策學、政治科學等領域中遇到的系統的共同的或一般的性質” 顯然系統科學對我們從事的工作具有指導意義。首先看看系統中的層次論方法對大學的青年教師與管理人員做好工作的重要性。眾所周知,萬物都有層次,比如潭用之的“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多家薛荔村”中的遼闊原野中從近到遠的層層淡雅素美的木芙蓉。以及片片搖曳多姿的薛荔。我們學校的校、院、系的排列都是有層次的。美國斯隆管理學院曾提出過一種經管的層次結構——“安東尼結構”。該結構把經營管理分為三個層次:戰略規劃層、戰術規劃和運行管理層。三個層的功能不一,與之相對應的不同層次的管理人員的素質要求也不同。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引用一下馮之淩先生文章中的一個例子。他認為:“如果我們把管理才能歸 135
  • 納為識見、協調和技術三項。識見指的是分析判斷、決策能力;協調是指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與部門之間關係的能力;而技術主要是指技術水平和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那麼,根據美國學者的調查統計,各級管理人員所需才能的比例構成應如下表所示。” 表 1 各級管理人員的素質 現在進而補論,為甚麼層次結構會這樣普遍,這樣富有活力?它究竟有怎樣的機制?他講到了: 1.如森林中的草木由於分層就能充分利用日光、空氣和養分。這是層次結構利用有限空間的優點; 2.層次結構具有較高的生產率; 3.具有層次結構的系統具有最大的穩定性; 4.層次結構的每一個層次,只需要最少的資訊傳輸量; 5.層次結構消除了規模與複雜性之間的聯繫,管理人員各負其責,規模再大也不怕; 6.層次結構容易實現優化運行。一般一個領導能直接有效指揮六個下級。多了,勢必浪費為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付的精力。層次分明,就可以使領導做領導的事,各層做各層的事。領導不應“越俎代庖”下級,平行的層次不必事事上交,只有在不協調與矛盾時才由上級解決。超越層次,使下級失去積極性,使上級又應付具體事務,失去自己的指揮功能。正如 1919 年德國的社會學家麥斯·書伯說到的:“‘缺乏距離’是任何政治家的致命罪過之一”,這裏實質上已警告不能超越層次,而且從馮之淩文中所列的表中,我們可以看到高級人員識見是極重要的。兩種人一種是聰明有見識的人,但很懶,一種是無見識的人很勤快。如果選高級人員就不應該是後者,因為後者幹事越多出的漏子也越多。而中級人員因在層次 136
  • 中間,就需要有極好的協調能力,而不是用缺乏民主精神的辦法工作。 其次說說系統科學對業務教師也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60 年代初,國際上興起了屬於系統科學的教育控制論。其中西德的弗蘭克(Frank)的《 未 來 教 育 科 學 基 礎 教 程 》 (Vorkurs Zur Prospektiven Bildungswlissenschaft)系統論述了教育控制論。教育控制論不是傳統上的那種片面強調政策對教育現象規律的影響與制約,而是針對教育過程來應用控制論思想的,即方法論意義上的教育。比如大家可以看一下以下的圖表: 這正如《未來教育科學基礎教程》的作者宋文鑄所說的,“這諸多因素作用於兩個系統,實際上是一個典型的資訊交流和反饋過程”。眾所周知,“例如,在教育學中經常講到許多關係和原則:教師主導作用和學生主觀能動性的關係;學校教育和社會影響的關係;教材和教法的關係;以及預備教育、啟發式、因材施教、量力性等原則。然而,僅僅依靠定性的說明是不能正確地處理這些關係與正確地實施這些原則的。因為很顯然,這些關係和原則中所反映的本質是教育過程中的系統、狀態、資訊、資訊傳送、資訊儲存、資訊反饋等等,而這些正是控制論的研究物件。借助控制論的方法是可以找到這些關係和原則的近似最優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運用三論和哲學理論來研究教育學,構成某些較為理想的智慧教育系統。達到最優化教學目的,是教育科學研究能解決的問題” (三)學點心理學 先哲們曾說過:工業發展的歷史如果不涉及心理學,那就不為其科學。缺少了心理學,人的認識論就不完整。我們應該針對自己的知識結構有重 137
  • 點地掌握它,比如行為科學中的理論要點:①“需要——動機——行為”的理論;②雙因素理論;③期望理論;④挫折理論;⑤成熟——不成熟理論;⑥關於人群關係理論(群體理論)。 行為科學是專門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它是國外管理工作的理論依據。60 年代美國出現了“無缺陷運動”,一個人有成為完整無缺人材的志向與動力,求全是一個人的本能。作為一位管理者,對人必須求全而不責備,不能堵住人的出路。不像水庫,關閘就行了。這“無缺陷運動”理論對科學管理是一個很好的補充,也引伸出一條表揚多於批評的教育原則,以及與人為善,信任人、鼓勵人出成果的用人原則。 現根據前人的研究成長,具體談幾點: 1.需要——動機——行為的理論 我們應該去注意一下馬斯羅提出的層次理論。比如老年人往往重視兒女與社會對他們的尊重,其層次為圖 1.1。經濟極落後的國家的層次為圖1.2。但是對知識份子來說往往成就需要較大,尤其是青年人,他們的層次可以表述為圖 1.3。 此外,在大學的青年教師與管理人員也要注意一下動機(低級動機與高級動機),注意一下同一動機將會產生許多行為。比如一個人想學習(動機),他會產生不同行為,有人去請家庭教師,有人去考試進入學校,有人去進修聽課。反之不同動機產生同一行為:比如同樣是努力學習,有的人出於有好成績給家長與戀人看,有的人為了與某個人競爭,有的為了以後考研究生作準備,有的是為了分配到一個好工作,當然不能絕對地區別。有的人是兩三個動機一起產生一個行為,也有人是三、四種行為去達到某 138
  • 種需要而產生的動機。作為大學的青年教師不能簡單憑一時衝動辦事,應調查需要,預測動機。從而正確地引導行為(應強調不是“命令”,而是通情達理地“引導”),從而防止錯誤的行為發生。 2.雙因素理論 素很多,把這些因素歸納在一起可以分成兩類:保健因素3.期望理論 國的一位學者佛隆提出的。他有一個著名的公式:激發的力標對同一個人有不同的價值;反之,同4.挫折理論 一個人碰了“釘子”後所產生的行為,挫折有兩種:1.想像的性質、程度、人的成熟程度和個性5.成熟不成熟理論 管理(解決當前需要)與教育(解決成熟)必須並重。影響人的積極因與激勵因素。如何正確地運用兩種因素,其實學問是不少的。 這個理論是美量=目標價值十期望概率。 這裏必須注意瞭解,不同的目一目標對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價值。還必須注意的是正確確定期望概率,從而達到預期的教書育人的目的。 這是專門研究中的挫折;2.事實上的挫折。 一個人在碰到挫折後,由於挫折的緣故會產生六種行為,研究它對我們教書育人不無益處。 這個理論告知我們,舉例說,一個學校中的一個班制定了一個細則,作業不做記一分,衛生值日沒做記一分,然後與評比掛上鈎,效果怎樣?很好。則有一點值得深思:這樣長期下去,少年學生的心理後果如何。如同德國戰爭中的一些士兵,只用服從型的言行,不用創造型的頭腦。這不是加快學生的成熟程度,相反是限制了成熟率,從長遠看,主動性、創造性與責任性一丟而光,那太可惜了。這裏也涉及到教師的民主作風問題,講評與育人的方式問題,只有在民主的、百家爭鳴的教書育人的氣氛中才能更快培養、造就一代有創造型頭腦的新人。美國創造發明眾多,這與他們注意反對封建專制,師生平等是有關聯的,而且教學上目前世界先進國家都強調以“學生為中心” 139
  • 的教學方法,而不是灌輸法。知識是灌而漏,學而悟。漏與悟的區別於關鍵是教師教書育人的水平。 當然,成熟的表現是有層次的,有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技術上、關於人群關係理論 體之中,因此人必須接受群體的影響,群體分兩類形:一群同鄉、別領袖人物,群體對人的影響往往通過領袖人物會有三種局面: )學點政治學、中外歷史、教育學、計算器軟體、倫理學、社會學、科社會生活經驗的各種成熟。這一切又在行為中表現出不成熟的三大特點:1.依賴一獨立;2.創造性思考的大小;3.責任感的強弱。這裏決定不成熟到成熟有兩個因素:經驗及知識。 6.青年教師都是生活在群:①正式:比如教務委員會、電腦委員會;②非正式:社團中的繪圖興趣小組、攝影小組、詩社,自己組織的足球隊等等。 這裏正式團體又分為:①有形:青年研究協會;②無一群趣味相投的同學。 群體中往往會產生個反映出來,但領袖人物不是在任何場合都是主導的。比如在音樂會上,一個能拉手風琴、會指揮的人就成為暫時的領袖人物。 如何正確處理好正式與非正式團體的關係呢?一般第一種是我們的目標,第二種是應當避免的。 (四學發展史、宗教以及實用邏輯學和語言學的某些部分 140
  • 一個大學裏的青年教工很重要的是要解決對問題的分析及解決能力。没有(五)獵涉文學、音樂、繪圖、舞蹈、科普知識以及體育知識 文學,你並二、基本氣質與個性要求 正確的分析就找不到正確的方法,解決問題也就成為泡影。然而學點政治學、社會學,對考慮問題的角度,以及看問題的深度都有好處,我曾聽一位長輩說:“貴人眼光遠,所謂貴人即有才華的人。他所高出他人的僅僅是目光遠大”。除了對問題能做到:“看得準,拿得定”,還必須有清晰的思路、說話和寫文章的邏輯性。這也許對於一個埋頭著書的人,不能明快地並富有激動人心地去表達思想不是一個缺陷(但當今世界,橫向聯繫增多,恐怕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唯讀經賢書也已行不通了),但是對於一個大學裏的青年教師與管理人員恐怕是第一大的缺乏,這是由他們傳授知識與幫助同學解決情操問題等等的服務性質所決定的。比如有一個同學與一個學生開玩笑:我考考你,我先問你:“我是不是人?”那同學說:“是的”,又問“你不等於我,對嗎?”“對的”。那同學最後得出結論說:“那麼你不是人”。這雖是一個玩笑,但這同學不知如何去批駁,如果稍看過一些邏輯學的,這問題就很簡單了。這雖是小事,但說明於事不但要會幹,而且要比人家看得遠、懂得多。所謂“領導”就有在前面與起引導作用兩層意思。 由於這一切青年都比較樂於接近的,因而都要知道一些,比如不一定要通讀所有的文學作品,但至少知道荷馬、但丁、塞萬提斯、拉伯雷、莫裏哀、雨果、莫泊桑、巴爾扎克、荷士比亞、狄更斯、海明威、席勒、歌德、海涅、普希金、托爾斯泰、高爾基等等。大家一定有這麼一個體會與一個老鄉拉家常似乎由於語言的接近倍感親切,如果你與一個愛好文學的青年談心,那麼就不會沒有話談了,更重要的是能為對方打開心靈之窗,掃除感情陌生的障礙,有了共同語言,教書育人等於做好了一半。 以上講的五點最重要的是應以基本法與特首的施政報告為指導,應以研究澳門高等院校青年現狀為主體,這些知識只能有分析地採納,不宜舍本求末地拼湊,要博取眾長,在綜合上下功夫,力戒各種知識的簡單相加,以便形成作為靈魂工程師這一神經職業的特有的知識結構。 141
  • 氣質對於人的實踐活動的影響主要在於動態方面的類型,並無性質上1.要瞭解自己的長處與短處 知之明,那麼自我塑造也好,自我調節也好2.要有不滿足現有狀況的意願 一個靈魂工程師應重視現實的變化,重在3.要有熟悉後的果斷 員與教師雖然不值得提甚麼決斷重大事情,但是也.要有寬容的品質 為,就要準備承受責難。一個年青管理人員或教 的好壞之分,任何氣質都有二重性,比如活潑型的人,由於情緒豐富,活動能力強,容易適應新情況,比較適合擔任社交性、多變性的工作;而穩重型的由於感情深刻,觀察力敏銳,辦事穩重,適應從事政治性強之類的工作;而急躁型的人由於不隨意性、反應高、興奮速度快、耐受性強,比較適應做應急性強、冒險性大的工作,但因其抑制能力差,缺乏靈活的適應性,不太適合從事穩重、細緻性的工作。因而瞭解人的氣質對於發揮人的所長,避其所短,調動積極因素有很重要的意義。而且更重要的是對大學青年教師與管理人員也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具體的氣質與個性要求。 這一點比較難做到,人沒有自都是盲目的,人各有長處,如何揚長避短,作最佳的努力,是很重要的,周恩來總理以前對友人贈言時說:“你要認識自己的長處,堅持到底,必有成功!” 這對懶漢和按步就班者比較難。實際中去找出新的辦法,永遠不因襲老辦法工作與學習。 一個普通的青年管理人應當有主見,並付之行動,一個只見烏紗帽而不作擔風險的人不會是一個好的領導,因為他們考慮的是個人的利益,如對上級的某些指示在執行中遇到問題時,原本可以按組織原則向上級匯報研究的也不辦,那上級的威望與本人的威望都受到了影響。如果一個領導有魄力(毫無私心地按組織原則亮明自己的觀點),大膽決定問題,那麼他的下屬才有信心。 4一個人如果想有所作 142
  • 師如5.人事方面要慎重 ,甚至一個學院來說,學生的才智及個性各有千秋, 上述講的五點中,其中第一點自知之明比較難,也是自我塑造的一個賽跑,立見分曉,兩個球隊比一果容不得學生的一些非原則性的非議,這是一種欠缺,有道是:“大事講原則,小事講風格”、“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美國的《中小企業人事管理》第 24 條中的一句話很值得我們考慮:“如果沒有不滿就沒有改進”、“屬下萬馬齊暗之日,必是你領導失誤之時” 從一個班、一個年級要使人各得其所:如上海有一公司條件差,這個公司招進了 30 多名大學畢業生,10 年來,一個也沒想離開此公司,甚麼緣故?因為他們使用“雙因素理論”,知人善任,人盡其才,使這批青年覺得此公司大有前途。相反,如果作為一個教師與管理人員,你做錯了一件事,其他學生就有唇亡齒寒的感覺,就不信任你對下屬的許諾,一個人只有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積極性,如果你是一個青年教師或管理人員部,對於下面的工作過錯要有勇氣承擔。 關鍵性問題,怎樣才能更好地認識自己呢?下面重說三點: 1.與平凡的人和偉大的人比較瞭解自己 與平凡的人比較是輕而易舉的,兩人開肩場,也可以在當時出結果,也許因為這方法簡單易行,因此近來學校比賽空氣濃厚,學生一發考卷看了自己的分數,還要看別人,目的是為了比較,但不必全信,雖然看來是同地點、同試卷、同標準,然而這裏是有差別的,人的健康、思維的特點(有的長於分析、有的則長於記憶、有的適應性強、有的雖然適應性差,但一旦適應就能堅持到底),家庭的環境與過去的經驗都有差別,甚至老師的卷子並不全面,更不必說卷子本來就是測量知識的一個方面,不能測量許多潛在的能力,但至少相對地測出了你與他人在特定的條件下的差距。當然,另一種與偉人的比較被經常採用,而且極富有教育意義。有人沒注意到偉人最值得後人稱頌的是:立身的標準,處世的態度,認真治學治事的精神,不屈困難與逆境的勇氣,都可以在比較中去學。至於豐功偉績,那些歷史中的事實,不必強求一律,因為情況不同了。再說不是每個人都有“出類拔萃”的才幹,否則,就會兩者 143
  • 輕重倒置,失去師法前人的意義。 2.從別人的態度中瞭解自己 與他接近,他(她)一定有吸引人的品質。一個3.以工作的成敗來瞭解自己 的,因此建立自我印象比較正確,這裏指的工 近代心理學比較重視人對自己的認識,也稱之為自我觀念一個人交往的人多,人家願意人經常地被推薦擔任某一個職務,這人一定有某方面的特長,別人如鏡子,可以反映出自己的某些優缺點,如同鏡子有凸凹鏡一樣,別人的態度也有被曲解的情況,如有人因誤會罵了你一頓,你不必認為這就是你的缺點,有的人奉承你幾句,你也不必飄飄然。這種情況,我們暫時叫它為“哈哈鏡”,鏡中的矮胖子,或長腿瘦個子,並不是你,你來一個一笑了之,至多引以為戒罷了。但是話得說回來,大多數的鏡子還是能反映一些情況的,你可從大多數人中去瞭解自己。 這是以比較客觀的事宜為依據作是廣義的。並不限於課程專業的成績,它包括:科學性的、技術性的、社會性的,甚至體能的都包括在內,因為各人所具備的技能是豐富多彩的,如果單是單項比賽,不能察見其才能和稟賦的全貌,因此西德現代高等教育,主張讓學生有機會參與各種活動,也就是有機會發現他們的才能,有人拙於文學,而長於工藝,有人不善辭令,而精於計算。必須引導他們循着自身潛能所在的方向發展,才可獲最大的成就,也才能建立其對自身的信心。 (Selbstkonzeption)。一個人所作的行為都是與當時自我觀念相符的行為,比如一個經濟能力較差的學生,不太可能會不加考慮去買昂貴的商品,每個人都會按其“自我觀念”決定甚麼事不應該做,甚麼可以做,相反,別人可以從中對他有所瞭解,有所認識。如果一個人的“自知之明”與實際的他的行為優劣相一致,那麼這“自我觀念”與行為是協調的,甚麼應該發揚,甚麼應該改正,情況明確,才有了正確的發展方向,但事實並不十分簡單,如穿衣的顏色、式樣、橫豎線條與人之間的關係,你到街上去看,這方面不相符合的人大有人在。一個人自知之明之難就在於若干品質不能直接衡量,而局部的材料又不十分可靠,這有待於各人的修養了,這 144
  • 裏有幾個辦法可以試試: 1.擴大自己的生活經驗 的適應過程,是個人運用某種才能品質的結果。2.誠實而平靜地檢討自己的得失 緒變動,如高興和發怒時不宜作出一些 要在大學成為一個好的靈魂工程師。個性的要求也是比較嚴格的,個嚴可不嚴,從嚴格程度去講,有4方面的要求: 態度。 任何經驗是個人對於環境這項經驗的回饋作用,使人對本身的情況獲得一些瞭解,一個人經驗越豐富,接觸面越廣,對本身的瞭解就越深,當然,人有“自我觀念”的排它性,因此應該解放自己,不要在自己經驗的圈子裏,多接觸人與事,去獲得新的經驗,事有難易,其中所含的甘辛,必須去體驗,才能知道與看到自己的某種品質情形。在專業上也一樣:法律上的民事賠償遵循的往往是法律上的規則,而法律經濟學的興起就出現了“效率違約”理論。美國的羅伯特·考特與托馬斯·就倫的《法與經濟學》、波斯納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均作了精闢的分析。僅僅是坐井觀天會造成自我估計誤差的後果。 人有得失,要客觀地去分析,在情重大的決定,要有勇氣承認自己在能力、品質與知識上的短處,以及在工作方法和程式上的缺點。不應作概況性的挫折反應,金無足金,人無完人,不足為奇。弱點偽裝反而增加心理壓力,如口吃,你越不說,越說不好,反而妨礙這一方面及其他方面的發展。 性的心理特徵表現在一個人的人生觀、性格、氣質、能力、興趣和愛好等方面,這具有現實的意義。如:組織工作的“知人善任”、教育工作的“因人施教”,都要求對對方個性有所瞭解,反過來說,你擔任這個對方的角色,就必須有這方面的個性心理特點: 1.個性要求 個性要求,可(1)是政治的綜合體,這要有政治遠見與正義感,對工作有勤奮的 (2)是行政組織才能,他(或她)要能領導、吸引人,在集體中創造協調的關係,創造出成果的氣氛,正確進行獎勵懲罰,瞭解自己的集體。 (3)是對人的態度,與人為善,對人尊重,有寬容精神,善於與人相 145
  • 處,有禮貌,不糾纏不休,不吹毛求疵,公正不阿,忘我精神。 (4)事務性傾向是言必行,行必果,實事求是,隨機應變,有威信。2.性格培養所遵循的原則 處世原則、對事態度和活動方式三個要素構成可以在具體的行為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種人的行為一般表現出高度的社會積極性、獨立性和自覺性,他們對自己的力量,對於獨立採取決定和行事有信心,並且表現出自己似乎是理智、成熟和自信的人,能以最適當的緊張性進行工作,對工作具有很高的積極性。他們對於重要的事物極其認真,很能自制,但同時又很大膽,準備與不熟悉的人和情況打交道,同時情緒方面,我們還可以看到,沒有依賴性、自信的,即具有情緒的成熟性和現實主義的心情,善於傾聽學生與下屬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保持着積極性和自信心,他們願意內省,能忍受挫折,他們的興趣既指向周圍的人們,也指向自己。 實質上人的性格由這個人的。在這三個要素中,處世原則反映了主體的人生觀,這是性格的核心;對事態度反映了主體怎樣對待事、對待別人、對待自己的態度體系,是性格的主體;活動方式反映了主體基本心理的表達方式,是性格的表現特徵。這三者形成了性格的內在階梯關係,由於性格的核心是處世原則,它被主體的理想、信念、道德觀念所決定,因而性格有優劣之分,但是怎樣去培養和改造性格呢?既然性格是多因素作用下促成的,那麼培養和改造的過程中也必須採取多渠道綜合治理的措施。我們可以考慮以下的三點做法: (1)要靠自我修養的覺悟。這需要對個體性格有一個正確的評價,要使社會評價和自我評價結合起來。肯定優點,調動性格的積極因素;明確主要缺點,找出改正的努力方向,改正的自覺程度,取決於人對性格缺點的危害性和情操根源的認識程度。使自己認識到性格的缺點對人、對事業、對自己的生活和前途是有害的,認識越深刻,改正的決心越大。 (2)要靠他人的熱情幫助。許多性格都有其二重性:自尊性強,成為孜孜進取的強大動力,也可能為了爭強鬥勝而幹出壞事來。大膽勇敢,可以與邪氣作鬥爭,也可能受人引誘於犯罪活動。愛助人,可以扶危濟困,多做有益社會的事,但也可能搞江湖義氣,包庇壊人犯罪。這種情況的存在為別人對自己的幫助提供了可能性,如果你是這個“別人”,就首先應 146
  • 該對其人的道德品質教育,抓住分辨是非的能力這個關鍵,以促使認清缺點,自覺進行轉化。 (3)自覺地投身到各種正當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去,通過社會的輿論,3.意志品質的培養 很重要的,比如:順利的情況下,雖然個人的意志品的行少看電影電視; 毫無理由地估計發生的情況。立即作出決定,並且毫不動搖地去執行決有了明確的見解; 不怕困難與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敢精神,果斷性與這種勇敢常改造自己。這裏需要社會、學校、家庭的共同努力,至於本人,除了本身在各種教育活動中改造自己,還可以向老師、父母親、政治上成熟的同學談談自己的情操,從中得到一些啟迪。 意志對一個人來說是質有很大不同,但是差不多都表現出較高的情緒。相反在困難的條件下,堅強的人知難而進;不堅強的人徘徊觀望;而意志薄弱者,會灰心喪氣。如果一個人的意志品質經常穩定地表現在他的各種行動中,並根據目的來支配自己和調節自己的行為,克服種種困難,進而實現目的心理品質,那麼意志的品質就是良好的。本人覺得應從這 4個方向去努力: (1)從堅定的目的性去努力。對事要有目的性,不輕易決定自己為,一旦制定了自己的行動計劃就要注意以下幾點: a.不在瑣事上耗費精力,比如,吃穿不必去過問, b.不要在任何一條小事上原諒自己,千里之填,潰於蟻穴,有一次,必有兩次、三次……。看似小事,即破壞了自己的目標; c.要防止獨斷性。獨斷性是一種意志脆弱的表現,他可以拒絕考慮別人的意見。一個具有明確目的性的人,既不輕易改變自己的決定,也不一意孤行。他能從本質上去辨別與評價別人的忠告和意見,並根據客觀實際情況來制定與修改。 (2)果斷性 這是一種迅速定的能力,當然這是在多謀的基礎上的,是周密考慮,不是武斷。多謀才能善斷,在此就必須注意幾點: a.平時勤於思考,對各種關鍵問題 b.做事要有餘地,有餘地才有果斷性。否則出了問題,就沒有果斷的用武之地; c.要培養 147
  • 常是有聯繫的。 (3)堅持性 這是為實現目標,不屈不撓的精神,這裏就必須注意: a.要認識自己行動的社會價值,價值意義越大,越能激勵人去頑強、比如你堅持每天跑步,或在冬天洗冷水澡,既可鍛鍊持性相對立的執拗、見異思近和虎頭蛇尾的缺點。 在意志行動中,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約束自己的言行,它以決定的行動,戰勝一切不利因素,如猶豫、際行動中抑制消極情緒和衝動的行為,教育家馬卡連柯說4.自我檢查法 各人有自己的辦法,說來很簡單,如表格比較法(行動計改變你的)自勵:寫日記能激勵自己有所作為。比如吳玉章先生在自我分析持久地努力工作; b.從小事做起,身體,又可鍛鍊意志; c.平時注意改正與堅(4)自制性 這是指一個人組織性、紀律性和情感的穩定性為前提的,自制性表現在兩個方面,我們也應從兩個方面去努力。 a.善於促使自己去執行已經羞怯、懶惰; b.善於在實“堅強的意志——這不但是想甚麼就獲得甚麼的那種本事,也是迫使自己在必要時放棄甚麼的那種本事。……沒有制動器,就不可能有汽車,而沒有克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意志”。 這檢查法的方法劃分兩半,每天對照計劃打記號,到期總結)、日記法(對一兩天中的有意義的事進行內心自查),這一切都很簡單,難的在於堅持,法國傑出的生物學家巴斯德有句名言:“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堅持精神”。 古人說:“明其義,才固其行”。檢查法有甚麼好處呢? (1)自控:人離不開環境,環境變化會影響你的情緒,甚至行動計劃,人不能受外界環境擺佈。聰明人有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能力; (2時說到他自己,大意是:“我比較忠誠坦白,反過來就容易受人騙;我有 148
  • 恆心有毅力,但遲緩不敏;我對各學科興趣極大,但因而不管實力,完不成計劃;我克己為人,但在原則問題上也放棄了鬥爭;我嫉惡如仇,但不能惡中見善,善中見惡”。這都不但說明一個人的性格品質有兩個方面,並有轉化可能。而且也可以從中經常對自己進行這樣的分析,明確長處,防止短處是很有好處的。 但願澳門的高校青年教師與管理人員都能重視自我塑造,經常檢查自己的學習進取心,工作的責任性和生活的事業性,使自己對前途充滿信心,使自己能更好地做好育人教書的神聖工作,成為澳門合格的靈魂工程師,與大家共勉。 149
  • 資訊時代澳門圖書館網絡資源的 組織與管理 楊開荊* 一、文獻館藏定義的演進對圖書館的衝擊 對於文獻,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演譯和定義。早在春秋時代,孔子在《論語·八佾》中已提及文獻:“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即是說,如果杞宋二國典籍賢人(文獻)足夠,他就可以從二國取證了。由此可見文獻的重要。其後,學者文人予文獻以多角度、多層面的解釋。宋代朱熹註云:“文,典籍也;獻,賢(人)也”,《漢語大詞典》認為是:“有關典章制度的文字資料和多聞熟悉掌故的人”。經歷過時代的演變,科學文化的發展進步,文獻的定義亦更為寬廣。《現代漢語大詞典》中釋義:“指有歷史價值或參考價值的圖書資料。”國家標準的定義:“文獻是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現代文獻學家對文獻一詞有更詳盡的演譯:“文獻是帶有一切情報、知識的載體,而情報、知識則是文獻的具體內容。”1在今人看來,文獻是指能表達及傳遞作者思想並且能長期保留的,存在於物質載體上的一切有價值的文字、文章、符號、信息等。 面對 21 世紀資訊時代,無論是圖書館員或圖書館讀者都應該意識到館藏(Collection)的定義涵蓋了傳統的紙本文獻,乃至網絡上日新月異的電子信息資源。圖書館的發展漸漸走進無牆的不受時空、地域限制的網絡環境中。簡單地比喻,以往讀者說“到圖書館找資料”,你腦海中出現的景象自然是讀者走進圖書館大樓看書和查閱資料,而現在,同一說話,你 *北京大學圖書館學博士、澳門大學國際圖書館文獻中心主管 150
  • 的理解很可能是:讀者安坐辦公室、家中、任何地方利用電腦上到圖書館的網頁裏查找資料。明顯地,互聯網(Internet)的發展使圖書館的角色也在銳變,一方面,圖書館可吸納和利用網絡世界中無盡的資源,不再受制於有限的經費或場所便可擴大文獻館藏。然而,另一方面,正因為網絡世界可為讀者提供無法計量的新資訊,亦因此成為圖書館強勁的競爭對手,稍不留神,圖書館的角色很容易被排山倒海般湧現的網站、網絡公司、或以任何形式出現的網頁所取代。所以,網絡資訊時代為圖書館帶來了新機會、新衝擊、新挑戰,同時亦帶來新的危機。 面對這種轉變,澳門圖書館必須與時俱進,提高利用文獻信息資源的綜合能力。這種能力包括提高澳門圖書館對文獻資源的獲知能力(Accessibility)及可獲得能力(Availability),前者是讓用戶通過各種索引、目錄及資料庫等檢索工具得知澳門圖書館的館藏情形,後者是為讀者保障澳門文獻資料的整體藏書質與量,及實際取得和利用文獻信息的途徑。因此,在信息時代網絡環境下,尤其是目前澳門圖書館普遍存在文獻館藏不足、館舍有限等問題時,更應把握機會,借鏡其他地區發展網絡資源的經驗,乘勢展開有關工作。即使起步慢,但起點卻相對的高。澳門圖書館除了加強傳統紙本藏書資料、購買電子資料庫外,應充分利用信息時代之優勢,開發網絡上免費存在的資源、構建虛擬文獻館藏,以有效及經濟的方式組織和管理網絡(Internet)上的信息資源。 二、網絡資源的有效管理 “信息資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IRM)一詞於 20 世紀 70 年代未 80 年代初在美國的政府部門出現,隨後迅速擴展到工商企業、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部門。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已影響和擴展到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其理論研究也不斷深化。220 世紀 90 年代初,世界各地不少先進國家圖書館認為選擇網絡資源已成為主流,將此任務列為圖書館館藏發展過程中的一環。有學者認為:是時候讓圖書館工作者重視網絡及電子資源應用於館藏發展程序上了。3澳門圖書館發展網絡資源面對的問題不少,據筆者最近兩年的調查所得,2000 年澳門有 42.8%的圖 151
  • 書館已建立網頁,而 2001 年有些微增長至 48%。只是較具規模的圖書館才建立網頁,向社會大眾提供本館的最新情況、書目查詢、參考檢索及電子資料庫等信息。澳門有半數以上的圖書館未建立網頁,這樣一來,使本澳圖書館間的資源共享受到一定的阻礙。另外,由於信息是遠程和非持久的,故資料隨時被更換;許多網站的組織與維持並不完善,時有出錯;不同形式的版本、格式、界面設計、檢索方法等會引致讀者查閱時不便;不少網站包含商業廣告或色情讀物在內,因此要有效管理網絡資源、為讀者提供非本館的信息情報、使圖書館館藏更大範圍的全球化是現今澳門圖書館館藏發展的一項新任務。這項新任務主要涵蓋了製定網絡資訊發展的政策、選擇網絡資源、定期評估、有效組織、人員培訓等等。 (一)制定政策 信息資源管理“是由多種人類信息活動所整合而成的特殊形式的管理活動”。它是“一個覆蓋面相當廣的集合概念”。4制定政策是讓所有工作能順利進行的首要條件。發展網絡資源與館藏規劃一樣,圖書館應訂定一套宏觀目標和制定具體有效的書面政策,作為館員的工作指引及讀者使用參考。 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首要考慮以下因素:哪些領域的信息與澳門社會發展以及自身圖書館的發展相符;哪些資源能令圖書館增加更多讀者;是否一定要全文資料;圖書館要同時考慮免費及需付費的網絡資源。因此,在基於原有的館藏發展政策上,再進行調整。具體地說,傳統的館藏發展政策必須更新,以反映出信息時代的實際需求和變化。同時,應結合傳統紙本和數據資訊進化發展的關係,再以書面形式詳細列明各項具體項目:列明澳門社會發展目標和自身圖書館的目標;列出現時網絡資源的範圍、優點及不足之處;然後定出主題範圍,為日後的發展方向定出新的方針。 澳門地小,館藏不足,加強圖書館間的聯繫和協作更為重要,在發展網絡資源制定政策時,要充分考慮各圖書館間的互相密切配合。通過分工合作,在各自的組織範圍內對網絡資源進行有機組織,既擴大所組織管理的信息資源覆蓋面,又能較好地避免不必要的重複。 (二)選擇網絡資源 對於網絡資源與傳統文獻選擇方式的分別,學者認為:網絡資源的選 152
  • 擇過程應列入傳統的館藏發展程序,5重要的是標明如何衡量信息資源對自身圖書館的利處;亦有學者強調:選擇網上信息資源是一項新任務,必須掌握資訊科技的技能,並強調選擇過程中重要的是,必須決定何種出版媒體、傳遞信息所需配件如軟硬件和電子通訊裝備等。6事實上,網絡資源的生成比傳統的印刷文獻簡單便利,印刷文獻經過編輯、校對的多番審查才正式出版。而網絡資源的管制卻很鬆散,任何人都可以將資料放在網上,因此出現網絡信息資源的無序狀態和冗餘信息,質量與價值參差不齊,甚至數據的正確性和可靠性也缺乏保障。因此,為圖書館選擇網絡資源的工作須極為審慎,是實現虛擬圖書館的主要任務。 所以,澳門圖書館在選擇網絡資源時應基於原有紙本文獻的選擇政策上予以變通來融入網絡資源,可同時採用印刷名錄(Print Directories)及網上工具(Web Tool)作為參考。然而,我們必須強調組織專業人員選擇網絡資源的重要性,因為網上信息是自由發佈,出現價值不一、良莠不齊和變化頻繁的情況。而澳門圖書館應配備具有信息管理專業及圖書館學專業的專家組成專業人員隊伍,因應自身圖書館的發展目標來選擇高層次和較穩定的網絡資源。這也是作為現代圖書館員的新角色,在信息資源查取領域中擔當起導航的角色。 (三)評估網絡資源 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為圖書館信息服務的網絡化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尤其是網上信息的出現,使澳門圖書館事業邁向了另一新里程。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免費的資源很大部分是毫無信息價值的。圖書館員應懂得如何配置最好的資源,就像現在善於為讀者選擇最好的圖書和雜誌一樣。因此,館員除了應當具有傳統的評價和選擇能力,還要配合運用一些特別技能。7例如,通過以下一些權威的網頁選擇及評鑑網上資源:1.雅虎(Yahoo),http://www.yahoo.com/;2.機警清潔站(The Argus Clearinghouse),http//www.clearinghouse.net,該網站內的其中一項網頁等級評估系統(Ratings System)訂定了對網絡資源評估應有的標準,http : //www.clearinghouse.net/ratings.html ; 3. 信 息 過 濾 器(Infofilter),http://www.usc.edu/users/help/flick/Infofilter, 153
  • 其中一項“Infofilter Review”便確實地評估了許多較為重要的網頁,http://www.usc.edu/users/help/flick/Infofilter/template.html,還有其它不少這類網站可作為我們澳門圖書館評鑑網絡資源的輔助工具。 至於評估網絡信息資源的準則和方法,專家學者基本上已有了共識,綜合中外研究及結合澳門圖書館進行深層次開發網絡資源的方向,我們主要考慮以下幾方面:①權威性(Authority);②來源與出處(Parentage and Provenance);③準確性(Accuracy);④時效性(Currency);⑤獨特性(Uniqueness);⑥範圍(Scope);⑦寫作水準(Quality ofWriting);⑧版面設計(Designand Format);⑨用戶對象(Purpose andAudience);⑩評論(Review);(11)適用性(Workability);(12)成本(Cost),由於網絡資源大多是免費,這是較少提及的一項。然而,我們應考慮到連接資源所需的費用、版權費、其他服務費以及部分網頁過於着重圖像,上網的連接費用因網絡交通繁忙與擠塞而需增加。 除了制定一系列評估網絡資源的基準,評估的過程也須科學化、系統化地根據一定的步骤而循序進行。因應澳門讀者所要及澳門社會發展所需,理智和客觀地對網上資源作出評估計量,有效地定出編制網絡的策略,利用網上的專業搜索引擎幫助瀏覽,然後是檢驗、測試、再測試,這樣不斷認真地進行評估,才能確保澳門圖書館所收集網絡資源的質量。 (四)網絡資源的組織 網絡資源開發工作中,分類整理是一項不能缺少的工作,在整個項目中佔重要組成部分。若所搜集的資源不加以分類、整理和過濾不必要的資料,讀者仍需自行摸索和尋找資料。那麼,開發工作亦只是徒然。以往,目錄工作者將浩如煙海的文獻編目,同樣,今天圖書館工作者不但自己需掌握電腦查詢方法,而且還要幫助讀者在茫茫的網絡大海中尋找到所需的信息資料。事實上,在館藏規劃已擴展至網上資源的今天,圖書館應為讀者將所需資料分類編目,提供索引,做到阮岡納贊先生為圖書館所定的五大定律之一,“節省讀者時間”,讓讀者在最快時間內找到所需網上資料是今天澳門圖書館工作者的新挑戰,才能實現網絡環境下的資源共享。 網絡環境下信息資源組織的具體內容和工作,包括為信息資源分類標 154
  • 目,與圖書館的公共檢索系統(OPAC)連接,為自身的網站建立“防火牆”程式,過濾無用的資料等等。容下我們再詳細討論組織和管理網絡資源時進行深層次開發和整理的具體工作。 (五)技術支援與館員培訓 數字圖書館知識管理的實現需要一個新型的技術基礎。這個技術基礎應充分支持知識的表示與管理、知識的累積與傳遞、知識挖掘與再生以及知識利用與評價、充分支持基於虛擬資源體系的服務集成、充分支持以用戶為中心的個性化、專題化和智能化服務。這一技術系統實質上是一種將知識信息資源與用戶和用戶過程緊密結合的、靈活調用各種信息資源和功能的新型知識管理系統。8它要求新的結構、技術和運用模式。這一技術機制的建立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數字圖書館知識管理的效率和水平。9所以,要有效為澳門圖書館的館藏發展進行長線計劃,就必須同時在印刷本與網上資源的發展上取得平衡。在網絡環境下,要使資源有效地成為圖書館館藏的一部分,必須致力發展專業技術人才對網絡資源的選擇、分類編目及提供服務等。事實上,技術支援亦成為澳門圖書館館藏發展的一項持久任務,具體內容包括對軟硬件、網絡、檢索程式等的支持與維修。這些功能都是圖書館能否為讀者提供快速、有效的途徑取得信息的因素。長期以來,澳門圖書館普遍重用具備圖書館專業之人員,而忽略了資訊科技人才的任用。然而,這是科技能力在整個世界範疇內不斷提升之年代,圖書館亦需配合信息時代之步伐而改變。因此,澳門圖書館若要將網絡資源納入館藏服務讀者,就須將技術支援與館員培訓視為圖書館的日常重要工作,並需要組織一支由圖書館員或是常規的外援結合的隊伍。相信這是澳門圖書館在發展網絡資源工作中較為迫切的問題。 三、深層次開發網絡資源 我們在搜尋網絡資源時,經驗吿訴我們,很多主頁的信息內容特徵抽取複雜,下設許多分支網頁,且結構凌亂。即使進入了相關的主頁,仍要經過一輪搜尋和摸索才能得到真正所需的資料,甚至不能尋獲。正如美國 155
  • 圖書情報學家們形象而尖銳地指出:“Internet上的信息如果有一英里寬,則只有一英吋深。”10由此可見,要真正打破地域、時間、空間的障礙,就應將分佈全球網上無形的信息文獻以系統科學的方法組織提供予讀者,正如我們現在為圖書館紙本文獻進行分類編目一樣。 如何謂之深層次地開發網絡資源?即按照本館發展方向及讀者之需,預先在各有關網站內查尋和選擇最適合的資料並進行科學化的組織、分類、連接,使讀者在最短時間查獲到所需資料。我們以學術圖書館為例進行討論,相信大部分用戶以尋找全文資料為主,其他簡報式或摘要性的資料並未能真正滿足讀者所需。以圖 1和圖 2兩種不同層次的網絡資源開發模式進行比較,可以清楚地比較其異同和繁簡之處。圖 1的 AAA 圖書館是比較普遍的作法,先選擇一些網絡上的相關網站,把它們分類然後連接,這是一般橫向管理網絡資源模式。假設用戶要搜尋聯合國的全文書刊,在圖 1的 AAA 圖書館的用戶要經過繁複程序才可找到資料。首先在其主頁上找到“網絡資源”這一項目,點擊後出現了“網絡資源分類”之網頁,然後找到“國際關係”這一主題,第三步,用戶透過 AAA 圖書館預先選擇好的一些國際組織清單上連接到聯合國的主頁。在聯合國的網站再要經過幾重步驟自己摸索,最後讀者至少經過 6個步驟才查找到目標。這是一般圖書館開發網絡資源的作法,圖書館只將網絡上的主頁分類連接,沒有深入到具體內容上。我們可以想像聯合國的網頁內容有多豐富和廣泛,即使進入其主頁,用戶要經過很多步驟才能找到全文資料,未能真正解決用戶的難題。 然而,網絡資源開發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信息系統效率從而實現資源共享而採用計算機整理、傳遞、獲取的各種信息,網絡信息資源在數量、結構、分佈和傳播範圍、類型、載體型態、內涵、控制機制、傳遞手段等方面都與傳統信息資源有明顯的差異,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這些新的特點賦予網絡信息環境下信息資源許多新的內涵,11其中深層次和縱向的開發網絡資源便是其中重要的內涵之一。 現在,我們看圖 2,BBB 圖書館的深層次管理網絡資源模式。該圖書館的網絡資源開發目標是全文書刊,圖書館首先深入到各相關網站的各層次查獲最適合的資料——全文文獻網點,並加以分類,然後將各類全文書 156
  • 刊直接連到 BBB 圖書館的網頁上。因此用戶只需按照自己所需的主題範圍,然後從已選好的相關的文獻中一按便直接查閱全文資料。這一比較可以清楚看到,BBB 深層開發網絡資源圖書館的網頁,用戶只須 3個步驟便可查獲所需的全文資料,因為圖書館預先替讀者直接連接到最深層的目標文獻。誠然,圖 2中的 BBB 圖書館需投入多些資源預先偵查各網站內具體的最相關的資料,但相信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組織和管理網絡資源解決讀者所需。 四、結束語 在資訊發展迅速的年代,澳門圖書館除了要有自己的藏書,更要針對網上已經存在的有價值的信息資源,給出連接指針,使讀者隨時選擇調用。這樣既可節省資源,而且網絡資源豐富及題材廣泛,所有網上已存在的重要資源皆能為我所用,甚至一些只在網上發佈的信息不具有相應的印刷版,通過這種虛擬圖書館的管理而獲得的資訊也為我館所用。所以,澳門圖書館應因利乘便,將整個世界範疇內的網上信息資源成為本館資源。 總的來說,在網絡環境下,用戶及信息需求日益個人化和專業化,由選擇檢索點轉向最相關信息;從以文獻、信息利用為中心轉為以知識利用為中心。12面對如此浩瀚的網絡信息資源,澳門圖書館除了開發出行之有效的信息檢索系統,使讀者能夠快而準地查獲所需的相關信息情報外,更重要的是,對網絡資源進行知識單元層面的深層次的開發。只有對網絡信息資源進行宏觀組織及微觀管理,才能真正有效開發利用整個世界最新最有價值的文獻資源為本館館藏而滿足讀者之需,使澳門圖書館真正做到與時俱進,配合社會發展。 157
  • 註釋: 1王錦貴編:《中國歷史文獻目錄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 第 4 頁。 2鍾守真、李月琳:《信息資源管理含意探析》,中國圖書館學報,2000 年,第 1期,第 24-26 頁。 3 Demas,S.,McDonald,P.,and Lawrence,G.,The Internet and Collection Development Library Resources&TechnicalServices,1995,Vo1.3,pp.275-290. 4霍國慶:《信息資源管理的起源與發展》,圖書館,1997 年,第 6 期,第 4 頁。 5 Poisson,Ellen H.,Collection Development ofElectronic Resources at the Science,Industry and Business Library(SIBL),The Acquisition Librarians,1998,Vol.20 pp.123-130. 6同註 4。 7吳建中:《21 世紀圖書館展望一訪談錄》,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 73 頁。 8張曉平:《走向知識服務:尋找新世紀圖書情報工作的生長點》,中國圖書館學報,2000 年,第 5 期,載於邱均平、沙勇忠、劉煥成:《論數字圖書館的知識管理: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2002 年,第 1 期,第 16-19 頁。 9 同註 8。 10徐雲:《圖書館網上信息資源的組織與管理》,圖書館雜誌,1999 年,第 8 期,第 14-16 頁。 11靖繼鵬:《網絡信息資源管理研究論綱》,中國圖書館學報,2000 年,第 3 期,第 46-48 頁。 12同註 10。 158
  • 圖 1 横向開發網絡資源模式 圖 2 緃向深層開發網絡資源模式 159
  • 穗港澳旅遊建築文化比較 彭順生* 在穗港澳三地旅遊文化資源中,集觀念、繪畫、雕塑於一體的建築景觀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對遊客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本文擬在闡述現有穗港澳建築文化旅遊資源之基礎上,對三地旅遊建築文化作一比較,旨在揭示它們之間的差異,為三地進一步保護、開發和利用建築文化旅遊資源提供借鑑。 一、穗港澳建築文化旅遊資源 (一)廣州建築文化旅遊資源 廣州可作為旅遊資源、供遊客觀賞的建築景觀,如果根據時間來劃分,可分為三大類,即古代建築景觀、近代建築景觀和現代建築景觀。 在廣州,古代建築景觀比較豐富,既有富有嶺南特色的傳統民居,又有古色古香的古樓,還有歷史悠久的宗教建築景觀。 1.西關大屋。是豪門富商在廣州“西關角”(今荔灣區)一帶興建的富有嶺南特色的傳統民居,俗稱“古老大屋”。它的平面佈局基本上是縱深方向發展,三間兩廊,左右對稱,中間為主要廳堂。它的門面有高矮腳吊扇門、趟攏、硬木大門三重門扇,作通風和安全的保證。門口兩側,多是高級水磨青磚牆,顯得高雅大方,這是西關大屋的形式。 *廣州大學旅遊學院副教授 160
  • 2.鎮海樓。明代建築,又名望海樓。因樓高 5層,俗稱五層樓。廣州的標誌物之一。坐落越秀山小蟠龍崗上。明洪武十三年(1380 年),永嘉侯朱亮祖擴建廣州城,城域跨越秀山,上建 5層樓以壯觀瞻。該樓數次修葺。1928 年重修時,樓內木結構改為鋼筋混凝土結構,磚石牆壁基本為明代舊物,1929 年後成為廣州市市立博物院。1950 年改名廣州博物館。樓高 25 米,呈長方形,闊 31 米,深 16 米。下兩層圍牆用紅石砌築,以上為青磚牆。底層牆厚 3.86 米,以上逐層遞減。有複簷 5層,綠琉璃瓦蓋。飾有石灣彩釉螯魚花脊。朱簷錄瓦,高踞崗巅,巍峨壯觀。登樓遠眺,可縱覽珠海、白雲景色。被譽為“嶺南第一勝覽”。樓頂層正面高懸“鎮海樓”橫匾,兩旁掛清末撰寫楹聯:“萬千劫,危樓尚存,問誰摘鬥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欄看劍,淚灑英雄。”清代以“鎮海層樓”,現代以“越秀層樓”之稱先後列為羊城八景之一。樓內陳列廣州城 2,000 多年發展的文物史料。樓前碑廊有歷代碑刻。右側陳列 12門古炮。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3.嶺南第一樓。明代鐘樓,又名“禁鐘樓”,因大鐘除非常事故外禁用而得名。該鐘是廣東現存最大銅鐘。位於市區惠福西路五仙觀後坡山頂。明洪武七年(1374 年)行省參知政事汪廣洋建。後圮毀,明萬曆年間重建。1949 年以前除大鐘外,樓及其他文物皆毀散,後經整修,漸復舊觀。樓坐北朝南,高 17.45 米。以紅石砌築高大基座,寬 13.9 米,深 11.9 米,高 6.8 米。中開一寬 3.8 米、高 5.7 米、前後貫通的拱形門洞。基座上建木構鐘樓,闊 11.83 米,深 9.73 米。重簷歇山琉璃瓦頂,礎石低平,正中 4根木柱極為粗壯,檯樑式構架,兼有穿鬥,具明代遺風。由基座底至正脊頂通高約 17 米。1378 年,鑄成一口青銅大鐘高懸正中,鐘高 3.04米,口徑 2.1 米,重約 5,000 公斤,造型雄偉。鐘下以方形豎井與券形門洞相通,形成巨大共鳴器。其設計有利聲浪傳播,使鐘聲洪亮,遠揚四方。據《廣州府志》載:“扣之聲聞十裏”。1963 年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4.古寺廟。廣州在歷史上有過眾多的寺觀和壇廟,現存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和壇廟四種寺廟建築。 佛教寺院有光孝寺、六榕寺、大佛寺、海幢寺、華林寺等。以光孝寺歷史最為悠久,規模最壯觀,為嶺南最雄偉的大殿,保持了南宋建築風格。 161
  • 東西鐵塔分別鑄於南漢大寶十年(967 年)和大寶六年(963 年)為中國現存最古的大型鐵塔。 道教有五仙觀、純陽觀、三元宮等。以五仙觀較為有名,現僅存明建山門與後殿,具有嶺南穿鬥建築遺風。 伊斯蘭教建築有懷聖寺和浮畔寺等。其中懷聖寺始建於唐,為中國最早的伊斯蘭教清真寺。寺內光塔相傳為唐建,為中國現存最古的伊斯蘭教建築。 基督教建築有聖心天主教堂和東山基督教堂。其中聖心教堂(俗稱“石室”)為全國唯一的純花崗石“哥德式”教堂。位於廣州市一德中路。該堂是由法國天主教普行勸善會興建,設計者為法國工程師。“石室”的建築格局酷似法國巴黎聖母院,屬於“哥德式”建築風格。教堂平面呈拉丁十字形,橫短豎長,象徵着耶穌背負十字為世眾犧牲的奉獻精神。堂中底端有主祭台,兩側後屏分設聖瑪利亞和聖約瑟小祭台。大堂兩旁各有 7個敞開的小祭間,供神職人員作聖事、祈禱之用。現被列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省、市天主教愛國會的所在地。 此外還有屬於民間信仰的壇廟建築,如南海神廟、仁威廟、城隍廟等。以南海神廟最為有名。廟宇宏偉深廣,前堂後寢,有兩塾、儀門、複廊及東西廊,從中尚可考見唐代廟宇佈局遺制。 在廣州近代建築中,可作為景觀供遊人觀賞的,既有傳統民居,祭祀祖先的祠堂,又有受西方影響的商業樓房,還有歐式建築。 1.竹筒屋。廣州近代傳統住宅。單開間民居,面窄,進深大,兩者之比由 1∶4 至 1∶8,形似竹筒,故名。產生於 19 世紀下半葉,多見於西關和市中心區一帶,霞飛坊、鹽運西和將軍東、西街等街段更為集中和典型。一般分前、中、後三部分。前部是大門和門頭廳;中部大廳,內設神樓,單層,較高,廳後為房;後部是廚房、廁所。三部分以天井分隔,廊道聯繫。靠天井和廊道解決內部通風、採光、排水和行走問題。外有腳門以遮擋視線;中為越攏(圓木椅柵滑門)可通風防盜;內為雙扇厚木門,室內隔牆不到頂;樓板做通風孔以增加層高;雙層隔熱頂;天台植花木,建涼亭等皆為通風隔熱措施。19 世紀末竹筒屋仍保留傳統特色,外觀單層,內常置夾層,並設樓梯,石基磚牆,木構瓦頂。民國後由於西方建築技術的傳入,採用了混凝土梁和西洋建築的局部裝飾,出現了上設陽台的 2、 162
  • 3 層平頂樓房。竹筒屋還分佈於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一帶。至 20 世紀80 年代,廣州僅在西關還保留部分竹筒屋。 2.陳家祠。清代宗祠,為廣東全省陳氏的合族祠堂。因接受本族各地讀書人來廣州應科舉考試時居住,又稱陳氏書院。座落在市區中山七路高基。建於清光緒十六至二十年(1890-1894 年),黎巨村設計。建築坐北向南,佔地 1.3 萬平方米(主體建築 6,400 平方米),為三進院落式佈局,由 9座廳堂、6個院落、10 座廂房和長廊巷道組成,以最高的聚賢堂為中心。佈局嚴謹對稱,結構精煉。聚賢堂高 13.75 米,面闊 26.57 米,進深16.90 米,是昔日族人聚會之地。後堂作崇祠,兩邊側房供書院使用。單簷硬山頂,檯樑式構架,磚木石混合結構。裝飾採用了石雕、磚雕、木雕、灰塑、陶塑、鐵鑄壁畫等廣東民間傳統建築工藝,題材廣泛,有歷史典故、樓台勝景、藤蔓佳果、嶺南風物,精巧傳神,具有濃郁的嶺南地方特色,是集廣東建築、裝飾工藝之大成的古典建築,被譽為世界建築藝術之典型。德國《世界建築藝術》、日本《嶺南紀勝》及英國《中國南方建築》均有記載,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3.騎樓。20 世紀初廣州和嶺南地區臨街商業樓房的一種建築形式。因兩層以上部分跨人行道,形成柱廊,故名。“騎樓”建築最早見於 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後盛行於南歐、地中海一帶。本世紀初廣州開闢馬路時,有人將西方建築中的券廊等形式與廣州傳統的形式相結合,演變成特有的“騎樓”建築,這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結果。廣州較早的“騎樓”建於一德路、石室一帶。“騎樓”是在樓房前跨人行道而建,在馬路邊相互聯接形成自由步行的長廊。它特別適應嶺南亞熱帶氣候,既可避風雨,又可防日曬。人行道以內的店鋪也得以蔽蔭,便於敞開門面,陳列商品以廣招顧客,所以這種建築一時風糜廣東全省各城鎮。“騎樓”建築在上下九路、第十甫路、中山路、人民南路等商業街道最為集中。西麓二馬路一帶的“騎樓”氣魄最大。其中的新亞酒店、南方大廈、愛群大廈均為廣州初期“騎樓”建築中的佼佼者。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廣州新建的商業街區已很少採用這種建築形式。 4.歐式建築。除香港、澳門外,廣州沙面可以說是中國最富於歐陸風情的地方。沙面在清代十三行時期是洋行的倉庫區,後來建成洋資十三行。一座 0.3 平方公里的小島上,座落着上百種集歐美各國 20 世紀初風格的 163
  • 建築物,還有一百多株古樹名木,其成片的濃蔭古樹和白鵝潭“巨浸”形成了沙面風景區,建國以來一直是市民休閒觀光納涼的好地方。從這裏眺望珠江,更有江闊天高,心曠神怡之感。沙面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着重要意義,這裏將近 100 年都是英法租界,長期用做領事館區,外商公司及僑民商作之地,至 1945 年回歸祖國。 此外,西堤的粤海關大鐘樓、郵政大樓、南方大廈、仿美國摩天樓式的愛群大廈等都是廣州近代優秀建築,有一定的觀賞價值。 在廣州現代建築中,可作為景觀供遊人觀賞的雖然不如古建築和近代建築多,但近年來所建的星海音樂廳、中信大廈、廣東奧林匹克體育場,其新穎獨特的造型,濃厚的現代化氣息,還是值得一看的。 1.星海音樂廳。坐落廣州珠江之畔環境優美的二沙島,佔地 1.4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1.8 萬平方米,總投資 2.5 億元。音樂廳建築造型新穎獨特,室內設計高雅清新,整座建築富於現代感和藝術氣質。音樂廳設有交響樂演奏廳、室內樂演奏廳和視聽欣賞室、音樂圖書中心、音樂文化廣場、水上演奏台、音樂噴泉、西餐廳、地下停車場等設施;從國外引進了管風琴、鋼琴等大型高級樂器和先進的音頻、視頻設備,是我國目前規模最大、設備最先進,達到國際一流水平的音樂廳。 2.中信大廈。中信大廈是廣州最輝煌的現代建築物,也是中國最高的建築物之一,它高達 381 米,與廣州最高的山峰摩星嶺高度差不多。中信廣場旁邊,有大都會廣場、時代廣場等一系列現代大都市氣派的新建築物,在這裏散步遊玩,會有一種置身於國際大都會的切身感受。 3.廣東奧林匹克體育場。廣州著名體育建築,位於廣州市天河區東圃鎮現廣東省體委黃村體育訓練基地內,佔地 30 萬平方米,可容納觀眾八萬人,可供田徑、足球等比賽。 體育場造型新穎、雄偉、浪漫並富有象徵意義,屋頂的設計造型反映出對速度的追求、情感的彰顯,對體育盛事、節日慶典、崇高精神的向往。屋頂“緞帶”的造型既體現出這種飄逸、自由翱翔的理想並同時彭現藝術和體育特性,同時也隱喻着人類未來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強的體育素質和更美好的願望。自由飄逸的屋頂造型懸浮在花瓣狀觀眾席的上空,由水平鋼架組成鋼網結構,令人想起中國歷史長河中的竹木構架,它同時也反映 164
  • 出現代城市的道路網路系統。建築物立面的構架則環繞整個體育場,構架的表面作為藝術家的天地,可以設置多種圖案以及燈光廣告和電子螢幕等。 觀眾席的造型體現出親切感,並反映出屋頂的形狀;另外,花瓣型的觀眾席設計,使支撐屋頂的雙柱可以充分靠近場地,從而減輕屋頂結構的懸挑長度,同時,花瓣的造型也反映出廣東和整個中國的面貌:在整個世界中蒸蒸日上,興旺發達的精神。飄逸的緞帶與花瓣的造型組合將使該體育場成為引人入勝的城市標誌。 體現不屈的人類精神的火炬如同懸浮在兩組飄逸的緞帶之間。火炬由螺旋狀的環帶構成,用懸索固定。火炬的位置是在整個體育中心和體育場的共同軸線上,它使人們從體育場任何地方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火炬的形象,它是人類體育精神的象徵。這種獨特的造型打破了體育場傳統圓形的設計概念,為國內首創。體育場除能舉辦國際最高級別體育賽事外,還可多功能開發經營;在體育場巨大的看台內設有體育科技中心、新聞會議中心、藥檢中心、體育俱樂部、會所、商場、賓館以及大型休閒、娛樂、康復設施。這些配套設施與整個廣東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共同構成集競技體育、群眾體育、旅遊觀光、醫療康復、休閒娛樂於一體的大型體育文化中心。 (二)香港建築文化旅遊資源 由於香港開埠的時間只有 1個半世紀,因此,雖然有一些仿古建築,但卻沒有遺留下來的真正古建築。香港的近現代建築很有特色,其中也不乏吸引遊客的著名建築。 在香港古建築中,作為旅遊景觀拿得出手的,當推羅屋(村)。該村位於柴灣吉勝街 14 號,是一間典型的客家村屋。該村屋是柴灣區內唯一仍保存的清代前期建築,原本屬於一名羅姓客家人,因此取名羅屋。該村屋建於清朝乾隆年間。該屋的形制不大,中央是一大廳,兩旁為建有閣樓的房間,左右房間的前方另有小房間,分別用作廚房及儲物室,門外有一片禾坪,可供收割時曬穀用。屋內擺有古老家具、農具,供人欣賞。毗鄰的新建民俗館大樓內展覽羅屋及柴灣地區早期人民生活情況的照片及文物。 為彌補香港古建築景觀之不足,香港政府先後推出了一處仿古建築和兩個仿古建築群即宋城和集古村。 165
  • 仿唐建築。1998 年底向遊人開放的古色古香的香港志蓮靜院,所有殿堂皆按唐朝建築風格設計,一樑一柱都全靠卯榫接合,棄用釘子,充分反映出唐代建築的簡潔之美。志蓮靜院佔地八英畝,殿堂宏偉壯觀,到此參觀,你可以親身體驗唐代的建築藝術和佛教文化。 “宋城”位於香港九龍半島荔園東北。依照中國古代南宋都城式樣而建。雖然叫宋城,但其實是一條仿宋街。這條街按照宋代民俗資料設計。房屋古色古香,人們都穿著宋時的服飾經營,有古時的客棧、草藥鋪、制扇作坊、酒店等,置身其間,好似走進時空隧道,回到了 1,000 多年前的中國。城中有一條小河,河上有一座古橋跨越兩岸,沿岸倒柳垂楊,花團錦簇。沿岸景物全按宋代張澤端《清明上河圖》構制,努力再現宋都對河兩岸風光。你要以從城裏的“錢莊”兑換一些銅錢來買東西吃,如果運氣好,可能還碰上“拋繡球招親”的動人場面,被“打中”後可當一回宋代的“新郎” 集古村位於香港海洋公園內。集古村號稱聚集了中國古代王朝所有的一切,類似台灣民俗村,該村仿中國宮廷建築,村內有亭台樓閣、廟宇街景,反映中國歷史風貌,使中國古代街景重現,並有民間藝術表演。 香港遊玩的地方雖多,但真正能代表香港的,卻是幾座近現代標誌性建築。 滙豐銀行是香港近代建築景觀的佼佼者。該建築為英國建築家Norman Foster 在香港的第一個設計作品。早在建造時期,它就是當時世界上最昂貴的建築,造價 10 億美元。此後,它一直是滙豐銀行的總部。Foster 的作品也隨之大受歡迎。銀行由玻璃及合金製成,有一點像巴黎的蓬皮杜中心,你能從外邊看見內部的電梯與工作人員。從大樓外部往上看,它又像一座大蟻山,工作人員與各種機器來來往往。你能乘坐電梯參觀大樓,這是免費的。 皇后廣場的建築也值得一看。皇后廣場是連接滙豐銀行與渣打道的Cenotaph 的開闊地區。這裏有許多噴泉與坐椅,每到星期天許多菲律賓女傭都會在這裏聚集。廣場的雕塑在二戰時被日軍所毀,如今只有ThomasJackson 爵士的雕塑回到了原來的位置,他曾是豐銀行的經理。廣場中心圓頂殖民地風格的建築原為最高法院,現在是立法會總部。它躋身於高樓林立之地,別有情趣。 在香港,可供遊人觀賞的現代建築既有建築群,也有香港標誌性建築。 166
  • 談到建築群,從宏觀上看,香港本身就是大廈森林之城。20 世紀 60 年代以前,香港的高樓大廈不過十多層,一般樓房不過五六層。香港從 70 年代開始大規模建設,經過 30、40 年發展,香港隨處可見二三十層、五六十層以至更高的高樓大廈。被人們譽為“大廈森林之城”,吸引着眾多的遊客來領略這座森林之城的風貌。 從微觀上看,香港還有幾處建築群對遊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一為紅山半島建築群。該半島位於香港島南部,瀕臨碧海,多彩的小洋樓與挺拔的大廈層層疊疊地屹立在山崖上,極富歐洲風情;二為赤柱建築群。赤柱過去曾是個人煙稀少的小村莊,還有老虎出沒。現今這裏已成為外國人與香港富商的住處,無數豪華建築不斷出現。這裏不僅是購物的好去處,而且還是衝浪的極佳場所。從村裏到海灘要步行 25 分鐘。此外,許多香港影視劇都在這裏取景,因而常給遊客似曾相識的感覺。 20 世紀 90 年代之前,香港最高、最突出、最富有現代性的建築要數中銀大廈。該大廈坐落於港島中環花園道 1號,建時高達 315 米,排名世界第 7位,是香港第 1樓。由著名建築家貝聿銘設計。比在它一旁的滙豐銀行大廈高出了許多。大廈架子外露,頂上高高聳起的大三角像一把刀、一柄劍,頗有“刺破青天鍔未殘”的氣勢。樓身以鋁合金和藍灰玻璃為幕牆,由 4組向上伸展的三角形柱體構成,從不同側面看去,如節節高升的竹子,象徵着生命與繁榮。底座以灰色花崗岩作中國傳統的拱砌結構,東西建有園林小花園。大廈四角靠 4根大鋼柱支撐,內部設有一根樑柱,被譽為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交融的典範。中銀大廈已成為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城市標誌之一。中外遊客都願到此一遊,站在大廈的 43 層,維多利亞海灣、中環一帶的寫字樓、香港公園乃至港督府,都盡收眼底,是拍攝、觀光遠眺的好地方。這座大廈是香港形象的一個標誌,出現在各種各樣的圖案裏。看到它,就會想到香港。 此外,在香港,還有下列建築或建築群對遊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①太平山頂淩宵閣。太平山頂設有很多專為遊客觀景的設備,從山上俯瞰維多利亞港及九龍半島,一覽無遺。香港的夜景世界著名,最佳觀賞位置為纜車總站附近古式古香的獅子亭和空曠怡人的山頂公園。山頂廣場眺望日落景色最為理想。適合郊遊遠足的港島徑亦從這裏開始。而新近建成的淩 167
  • 宵閣更成為遊人的新去處;②科技大學。該校依山面海,佔地 60 公傾,各式校舍聳立在陡峭的斜坡上,展現了現代建築的藝術魅力;③香港會展中心。位於灣仔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是該區最新建築群中的代表者之一。除了作大型會議及展覽用途之外,這裏還有酒店兩間、辦公大樓和豪華公寓各一幢。而它的新翼則由填海擴建而成,內附大禮堂及大展廳數個,分佈於三層建築之中,是世界最大的展覽館之一。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中國大典亦在該處舉行,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而它獨特的飛鳥展翅式形態,也給美麗的維多利亞港增添了不少色彩;④虎豹別墅。俗稱“萬金油花園”,是萬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於 1935 年耗資 1,600 萬港幣,精心建造的私人別墅。它坐落於香港銅鑼灣東首半山的大坑道旁,是香港著名的觀光勝地之一。別墅依山而建,紅牆錄瓦的宮殿式房屋,極富中國民族特色。在形狀突兀的崖壁上,大規模地裝飾着取材於佛教故事和古老傳說的彩色塑像。別墅的主人試圖通過這些警世故事,勸人行善積德。從別墅大門進去,可以看見崖壁右上方的低塔及左上方的七層寶塔。在低塔內祀奉為胡氏靈骨,六層寶塔中則收藏着翡翠珠寶。這座高達 50 米的六角形白塔,是港島獨一無二的塔建築物,因此格外受人青睞。別墅內還設置了許多構思巧妙的景點,使整座建築顯得華麗而舒適。院中有座假山,遊客沿着壁上的石階,可登上假山石洞,穿行於崎嶇的山洞之中,隔絕了塵世的喧囂,真是別有一番情趣;⑤九龍半島。該樓為九龍半島標誌性建築。 (三)澳門建築文化旅遊資源 由於澳門開埠較香港約早 3個世紀,加上澳門從 16 世紀中期以來一直是西方人傳教的基地,因而澳門留下了不少古宗教建築遺址。進入近代以後,受西方建築影響,又出現了不少風格獨特的近代建築。 在澳門著名古建築中,留存最多的是宗教建築。 這類建築屬於天主教的有:①大三巴牌坊。聖保祿教堂前壁,教堂約建於 1563 年,後多次毀建。1602-1653 年重建,1835 年又遭大火焚燒,僅存現在的教堂前壁,即大三巴牌坊;②仁慈堂。澳門著名古建築,位於議事亭前。最早建於 1569 年,是葡萄牙傳教士創辦的民間慈善機構;③ 168
  • 玫瑰聖母堂。澳門最古老的天主教堂之一,位於板樟堂街,由多明我教會於 1587 年創建,原名多明我教堂。因堂內供奉葡人崇拜的聖母花地瑪而得名,最初用樟木板興建,故又名板樟堂;④主教山小堂。澳門著名古建築,位於澳門半島最高地點之一的西望洋山上。該教堂創建於 1622 年,是向航海者的保護神祈禱的教堂。在 16-17 世紀,澳門還建有聖老愣佐堂(建於 1575 年左右)、聖安多尼堂(約建於 1565 年)、聖奧斯定堂(建於1589 年)等,這些都是年代久遠的教堂。 這類建築屬於民間信仰的有媽祖閣,屬於佛教信仰的有普濟禪院。普濟禪院建於 17 世紀初,飛簷淩空,琉璃瓦脊,翡翠簷頭,雕樑畫棟,亭台樓閣,曲徑回廊,與廣東等內地的佛寺風格相同,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古建築的風格。 除宗教建築外,關閘也是澳門著名古建築。位於澳門與廣東省珠海市分界處,是澳門與內地的唯一陸路通道。1574 年由廣東香山當局所建,後又修葺,為中式拱門。 在澳門,可供遊客觀賞的近現代建築也不少。就單個建築而言,有如下建築值得遊客參觀遊覽:①鄭家大屋。中國近代思想家、實業家鄭觀應(原名榮祿第)在澳門的住宅。位於澳門半島龍頭左巷,建築具有中國傳統格局,亦受西方建築影響;②澳督府。澳門著名建築,位於澳門半島南灣街,由建築師阿奎諾設計,1849 年興建,是一座典型的葡萄牙式建築。為澳門總督辦公地點;③利斯大廈。澳門著名建築,位於議事亭前,融中西建築風格於一體,被列為文物保護之列;④寶血修院。澳門著名建築,位於澳門半島白頭馬路,始建於 1917 年,原為私人住宅,20 世紀 80 年代成為耶穌寶血修女會址;⑤郵電司大廈。澳門著名建築,建於 1929 年,全部水泥結構,形式典雅,具有歐洲建築風格;⑥葡京酒店。位於澳門半島南部,面臨大海,建於 20 世紀 70 年代初。以澳門最大的博彩場所——葡京娛樂場及其獨特的鳥籠式建築造型聞名於世,是澳門的標誌之一;⑦皇宮娛樂場。澳門博彩場所,位於澳門半島西部內港碼頭,以建築形式類似中國古代皇宮而聞名;⑧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大廈。澳門最高建築,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原為澳門南通銀行,1987 年改為今名;⑨大西洋銀行大廈。1925 年建,原為兩層樓的南歐風格建築,1997 年改建為僅存原門石的高 169
  • 層現代化銀行大廈;⑩友誼大橋。1994 年建成通車,連接澳門半島和氹仔島。大橋 3,900 米,寬 15 米,設雙向四車道並有人行道;(11)融和門。融和門建成於 1993 年,是中葡友好紀念物第一座紀念碑。融和門設計者為葡萄牙雕塑藝術家拉果·亨利克,由葡資的德力建築公司承建,工程總造價 2,800 餘萬元,1993 年 2 月動工,9月完成。原計劃融和門在葡萄牙國慶日暨賈梅士日揭幕,由於當年葡萄牙總統蘇亞利斯年底訪澳,揭幕儀式延遲至 10 月 29 日由蘇亞利斯主持剪綵。坐落在西灣堤畔對面海面60 米處,與陸地間建有行車道及行人道連接。“門”由 4 根高 40 米的兩組支柱互勾而成,為鋼筋骨架,混凝土澆注,支柱表面鋪設黑色花崗岩及葡式碎石。設有供遊人休息的長椅。四周裝有射燈,在晚間照亮整座建築物,供人觀賞。融和門設計抽象,包含天、地、水、力。有人認為融和門形似手掌拱合象徵中葡友誼;(12)澳門旅遊塔。高 338 米,是世界第 10高塔。澳門旅遊塔已成為新的城市標誌,登高遠眺,澳門半島全境、近鄰珠海的景色都可一覽無遺。 在近現代澳門建築中,還保留了各種各樣、極富特色的建築群,既有葡式、南歐式洋房豪宅,也有保存完好的中國式建築,從建築的角度看,這塊彈丸之地真可謂名副其實的建築博物館。 1.歐式洋房林立 從主教山憑欄遠眺,半山的綠蔭叢中疏落地半隱着一幢幢南歐式的洋房豪宅。由於這一帶風景優雅,氣勢雄渾,不少達官貴人、富商紳士的精舍別墅多建築於這一區,拱門飛簷,草坪花圃,大多作南歐式洋房設計。其中一幢歐洲式建築,位於鮑公馬路頂端,西望洋馬路起點,與澳門總督私邸、法院院長私邸遙為犄角的,就是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大股東、董事總經理何鴻燊的別墅。該建築紅瓦白牆,構築精致,中西合璧,洋溢着古雅情調。門牆海浪浮雕,屋上雄鷂昂首,寓意不凡,頗見匠心。澳門的洋房多為二層以上樓房,有走廊,四面開窗,門楣多作圓拱形,紅牆粉壁,頗為美觀。《澳門記略》對此作了如下描述:“屋多樓居,樓三層,依山高下,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者、八角者,肖諸花果狀者;其覆俱為螺旋形,以巧麗相尚:垣以磚,或築土為之,其厚四五尺,多鑿窗於周,垣飾以埡。窗大如戶,內閑雙扉,外結瑣窗,障以雲丹。樓門皆旁啟,曆階數十級而後入,窈窕詰屈,已居其上,而居黑奴其下。門外為院,院盡為 170
  • 外垣,門正啟。又為土庫樓下,以殖百貨。”12.氹仔葡式建築 澳門保護性建築,位於澳門氹仔島南部海邊,建於 1921 年,現闢為氹仔住宅博物館。 3.中國式建築群 除各式廟宇之外,將中國傳統社區的特色展示得更鮮明的,是內港沿岸澳門傳統的商業街道及其風貌,尤其是新馬路、十月初五街、福隆新街等主要街區。有人說這些街道的古樸風格及其一式的“騎樓”模式,甚似中國南方的小城鎮,或者是東南亞各國的華埠街區。 二、穗港澳旅遊建築文化比較 與穗港澳其他類型的文化一樣,在旅遊建築文化方面,穗港澳也存在着差異,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建築景觀的數量、類型、分佈上,而且還體現在建築風格、設計理念、文化內涵以及開發利用上。 (一)建築景觀的數量不同 從數量上看,穗港澳三地所擁有的建築景觀的數目,無論是古代的、近代的,還是現代的,都存在一定的差異。 就古老建築景觀的數目而言廣州最多,澳門次之,香港最少。 廣州有一大批民國以前所建的古老建築景點,如宗教景點光孝寺、六榕寺、大佛寺、海幢寺、華林寺、五仙觀、純陽觀、三元宮、懷聖寺、“哥德式”教堂,民間信仰景點南海神廟、仁威廟、城隍廟,傳統建築竹筒屋、西關大屋以及鎮海樓、嶺南第一樓等,這些景點包含着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是廣州歷史古老的見證。在香港現有的建築景點中,建於清代以前的比較少,除客家村屋、滙豐銀行是清代建築外,大多建築景點是民國以後建立的。仿宋城與集古村雖然再現了中國古老建築的風彩,但它們畢竟不是真跡。澳門所擁有的民國以前建立的古老建築景觀,雖然古老的程度不及廣州,但在數目上並不遜色廣州。大三巴牌坊、仁慈堂、聖老愣佐堂、聖安多尼堂、聖奧斯定堂、玫瑰聖母堂、主教山小堂、關閘等,都是明清 171
  • 時期建立的澳門著名建築。其中大三巴牌坊,以其獨特建築風格、中西文化合壁的特點,名揚世界,成為澳門招牌式旅遊建築景觀。 就穗港澳三地所擁有的近代建築景觀而言,廣州澳門相對較多,香港較少。 廣州近代建築景觀有:竹筒屋、陳家祠、騎樓、西堤的粤海關大鐘樓、郵政大樓、南方大廈、仿美國摩天樓式的愛群大廈、沙面聳立的世界各國建築等,都是具有一定觀賞價值的廣州近代優秀建築。其中陳家祠,作為集廣東建築、裝飾工藝之大成的古典建築,以其濃郁的嶺南地方特色和精湛的繪畫、雕刻藝術,成為廣州近代建築景觀中的佼佼者,為中外遊客所青睞。澳門可供遊客觀賞的近代建築景觀有:鄭家大屋、澳督府、利斯大廈、寶血修院、郵電司大廈等,此外,還有一些極具觀賞價值的歐式或葡式建築群。香港的近代建築景觀只有滙豐銀行、皇后廣場的建築和港督府三處。 穗港澳三地所擁有的現代建築景觀情形恰恰相反,港澳較多,廣州較少。 在廣州現代建築中,可作為景觀供遊人觀賞的有星海音樂廳、中信大廈、廣東奧林匹克體育場。在香港現代建築景觀中,不僅有太平山頂淩宵閣、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會展中心、中銀大廈、香港新國際機場等一批獨立的建築景觀,而且還有紅山半島建築群、赤柱建築群等景觀。澳門現代建築景觀也比較多:澳門葡京酒店、皇宮娛樂場、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大廈、大西洋銀行大廈、友誼大橋、融和門、澳門旅遊塔等,都具有一定的觀賞價值。 (二)類型和分佈存在着差異 在建築景觀的類型方面,穗港澳三地都比較豐富,若按地域性劃分,三地建築景觀都可分為:中式建築、歐式建築和中西合壁式建築三類;但若按建築的性質來劃分,三地在類型上也有差別。 按建築的性質來劃分,廣州建築景觀可分為如下六類:傳統民居建築景觀,如西關大屋、竹筒屋;城式建築景觀,如明長城;樓式建築景觀,如鎮海樓、嶺南第一樓;宗教建築景觀,如光孝寺等;商業性建築景觀,如中銀大廈、騎樓;體育音樂類建築景觀,如廣東奧林匹克體育場、星海 172
  • 音樂廳。 澳門建築景觀可分為六類:民居建築景觀,如鄭家大屋;宗教建築景觀,如大三巴牌坊;商業性建築景觀,如葡京酒店、皇宮娛樂場;宮殿式建築景觀,如澳督府;橋式建築景觀,如友誼大橋,塔式建築景觀,如澳門旅遊塔。 香港建築景觀可分為五類:仿古式建築景觀,如仿宋城,集古村;民居式建築景觀,如羅屋;宮殿式建築景觀,如港督府;商業性建築景觀,如滙豐銀行樓、中銀大廈;廣場式建築景觀,如皇后廣場。 在建築景觀的分佈方面,穗港澳無論從地域上看還是從類型上看都有所不同。從地域上看,廣州的建築景觀主要分佈在老城區,新城區雖然有,但數量不多,且多於屬於現代建築。香港的建築景觀主要分佈在香港島,沙田、新界比較少。澳門的建築景觀主要在澳門半島,且比較集中。從類型上看,廣州的建築景觀主要集中在宗教領域或與宗教有關的領域,香港則不然,宗教方面的建築景觀比較少,商業性建築景觀比較多。澳門建築景觀最多的是宗教建築領域,此外商業性建築景觀也少。 (三)建築風格、設計理念存在差異 穗港澳建築在風格方面的差異可從三地教堂體現出來。廣州最大的天主教堂——聖心堂,是全國唯一的一座由純花崗石砌造的“哥德式”教堂,也是國內最大的“哥德式”建築物。該教堂的建築格局酷似法國巴黎聖母院,正面高聳着兩座高達 58.5 米的鐘樓,鐘樓上錐形的雙塔直插雲天。兩塔內有樓層 3層,正中有一個巨大的圓玫瑰花窗,兩側各有一尖拱花窗。各層中間布以無數精美小尖亭、小尖塔,外壁柱腳墩有獸頭懸外排水,每遇大雨,噴瀉而出,蔚為奇觀。其下正面有 3個尖拱透視門,周圍的窗戶全部鑲嵌各種圖案的彩色玻璃,在陽光透射下,五彩繽紛,神奇變幻。教堂平面呈拉丁十字形,橫短豎長,象徵着耶穌背負十字為世眾犧牲的奉獻精神。堂內裝飾和圖案具有濃郁的宗教色彩,使整座建築物顯得莊嚴、肅穆。 香港的教堂一般為英國人所建,受羅馬建築風格的影響,如香港著名基督教堂——聖約翰大教堂就是這樣一座教堂。教堂空曠高深,穹頂和拱頂又由半透明的彩色玻璃組成,玻璃後面用金色作底子,使彩色斑斓的鑲嵌畫統一在金黃的色調中;再襯上牆壁和底部的五彩繽紛的壁畫,人入其 173
  • 中,有神迷惘蕩、崇仰上帝威勢之感。 澳門基督教教堂比較多,從建築風格看,大多受“羅馬風”影響,屬巴洛克式教堂。如玫瑰堂被公認為澳門最宏偉、最典雅的葡國殖民地巴洛克式教堂之一,而聖保祿堂教堂則屬典型的歐洲巴羅克建築藝術風格。此外,澳門還有一些南歐式教堂,如建於 1576 年的天主教主教座堂,屬於典型的南歐天主教堂風格。教堂上面是左右雙塔式建築,塔尖高聳,富麗堂皇。內部裝嵌了多彩的玻璃,精麗美飾;牆壁上掛有許多西洋宗教名畫。這與葡萄牙國內的天主教堂建築基本一致。 從設計的理念看,穗港澳也存在一定差異。自 19 世紀以來,港澳受西方建築理念影響,現代建築日趨技術化個性化,廣州則是中西合璧。 自 19 世紀以來,隨着西方政治經濟侵入廣州,廣州的建築便顯示了這種侵入性。有人把“十裏洋場”的上海稱作是世界建築的博覽會,其實廣州也有資格享有這種稱謂。1888 年竣工的廣州“哥德式”教堂一聖心堂,最富於歐陸風情的沙面座落着上百種集歐美各國 20 世紀初風格的建築物,西堤的粤海關大鐘樓、永安堂、大同酒家等,都是西方建築入華的見證。 然而,廣州的近代建築中更多的是揉合了中西建築風格的建築。如長堤仿美國摩天樓式的愛群大廈,20 世紀初將西方建築中的券廊等形式與廣州傳統的形式相結合演變而成的“騎樓”建築,民國後採用混凝土樑和西洋建築局部裝飾的上設陽台的 2、3層平頂樓房,既明顯地表現出西方建築的一些手法,又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典型。這幾年的一些建築如星海音樂廳、廣州體育館,又明顯地吸取了西方現代派的一些手法,另外還出現了一些很有風格個性的建築,如中信大廈、廣東奧林匹克體育場,造型獨特,設計新穎,散發出濃厚的大都市氣息。 香港建築受西方建築日趨技術化和個性化的影響,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呈現出三個明顯的特徵:一是高層建築飛速發展,香港在 50 年代以前修造的低矮的舊樓,基本上被 20 層以上、各種造型美觀、新穎、設施完善的高層建築群所替代。令人驚訝的是:這些高大的建築群,除小部分建在填海區之外,大部分是密密麻麻地分佈在 30°至 45°以上陡峭的山坡上,形成世界上罕見的山地高層建築群。其中的中國銀行大廈,高 1,009 呎,曾是亞洲的最高建築;二是設計個性化,如位於灣仔的香港會議 174
  • 展覽中心,它獨特的飛鳥展翅式形態,顯示了內容和形式的獨特以及個性化風格;三是設計新穎,造型美觀。在建築設計和裝修方面,林立於香港的高樓大廈,設計時均結合周圍環境,通過外部空間單元組合、形體、色彩、質感上的變化與襯托,使建築類型、風格各樹一幟,絕不雷同,室內外設計裝修花樣不斷翻新,使建築物多姿多彩。 19 世紀以來,澳門也與香港一樣,其建築深深打下了西方建築日趨技術化和個性化特徵的烙印。除出現了一批科技含量較高的高層建築如大西洋銀行大廈、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大廈外,還出現了個性化建築,如設計獨特新穎的鳥籠式建築一葡京娛樂場。 (四)所包含的文化存在差異 無論是古代建築還是現代建築,都凝固着文化,但不同地域的建築,由於受當地文化的影響,其所包含的文化也存在着差異,比較穗港澳三地建築文化,我們也不難看到這種差異的存在。 這種差異首先體現在迷信的程度不同。迷信也是一種文化,迷信雖然在穗港澳三地建築領域都有所顯現,但程度是不同的。 自開放改革以來,隨着廣州人迷信之風復燃,雖然建築領域也流行風水之說,但由於當地政府大力倡導科學,加上文化大革命大力破除迷信,因而這種建屋講風水僅限於少數私人建房,很少有公家建房講究風水的,且始終未形成氣候。 港澳人則不同,隨着港澳迷信愈來愈盛,建屋講風水已成為一種時尚。《香港文化漫遊》的作者寫道:“風水也是傳統的東西。過去主要是替死人找埋骨之地,現在卻是主要為活人服務。指點你如何修造房屋,更主要是裝修房屋以至佈置房屋,從辦公台怎樣擺到睡床怎樣擺,從一盆花到一個瓶子放在甚麼地方,都大有學問,大有講究。”2楊奇先生也認為:“香港的中外居民很相信風水,祖墳風水好會使子孫昌盛,店鋪風水好會使生意興隆,居屋風水好會使家人平安。”3 港人建屋講風水不僅形成氣候,而且無論是私家建房還是公家建房,無論是民居還是銀行、酒店,在建屋之前選址都要請風水先生察看風水。香港人對風水的信仰程度,可從以下兩則實例得到證明。 據說 1982 年,香港總督飯店破土動工前,工程師們都決定就飯店的 175
  • 設計方案徵求風水家的意見。結果,在適當位置安裝了一面高達 12 米的玻璃牆,為的是讓飯店中裝飾的九條壁龍走向海港,提供通道。 九龍半島大酒店是一家具有數十年歷史的現代化大酒店,但門口卻樹立着一尊高大的門神。這門神初建時是沒有的,那麼它是如何來的呢?原來事情是這樣的:該酒店西面原是老火車站的舊址,幾年前拆掉後蓋了香港文化中心和太空館,太空館的東翼天象廳是個半圓狀的蛋形建築,正對着半島大酒店。據說,住店旅客總把天象館與墳墓聯繫在一起,由於心理上的原因,總認為這裏有鬼怪出現,甚至有人說在半夜裏看到了鬼怪。因而,許多旅客不敢來住店了,酒店生意大減。無奈,酒店老闆只好遵照風水師的旨意,借門神在人們心目中的力量,拒妖魔鬼怪於門外,果然酒店生意又興隆了起來。 香港的多數銀行家在計劃建立新銀行時,在選址和設計方面都要聽取風水家的意見,如位於香港島入口之處的滙豐銀行,據說在選址時聽取了風水先生的意見,將電梯安放在大樓之內,並在大門口放兩隻石獅。這樣做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為了趨吉避凶、財源廣進;另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大眾文化心理的需要。 澳門的情況大致與香港差不多,澳門人也非常相信風水,一般蓋房子,裝飾店鋪時,有很多人都要請風水先生占卜,大門朝哪個方向好,何時動土開店,都要選擇良辰吉日。 這種差異還體現在穗港澳三地所保留的中西建築文化合壁的建築景觀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中西合壁的深度方面都有所不同。 從廣度看,廣州現有中西合壁的建築景觀除為數不多的“騎樓”和少量殘存下來的竹筒屋外,其他中西交融的現代建築景觀在廣州已不多見。港澳則不然,現有中西合壁的建築景觀比較多。在香港,融合了中西兩種建築風格和文化的建築不僅有滙豐銀行、中國銀行大廈,而且香港的民居、商業建築也有不少是中西合壁的。怪不得有人驚訝,當你置身於香港這個大廈森林之城,中西合壁的建築是如此的多,以致於你很難區分哪一棟房屋是西式的或是中式的。在澳門,中西合壁的建築有民居,如鄭家大屋;有商業建築,如騎樓;有市政建築,如澳門著名建築利斯大廈;甚至還有中西文化交融的教堂,如聖保祿教堂殘存下來的前壁——大三巴牌坊就是見證。 176
  • 從深度看,廣州現有中西合壁的建築景觀之中西交融,僅僅停留在建築形式或裝飾上,如“騎樓”只是將西方建築中的券廊等形式與廣州傳統的形式相結合,竹筒屋只是採用了混凝土樑和西洋建築局部裝飾,陳家祠只是在窗戶上採用了西方的彩色玻璃裝飾,還未深入到中西建築理念、中西建築風格和藝術的融合。換言之,廣州現有中西合壁的建築景觀在中西建築文化交融方面還只是停留在表層,且更多地保留了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的特色。港澳則不然,中西建築文化的融合誠如其它中西文化的融合一樣,不僅有形式的結合,而且有理念、風格和藝術的融合,其深度已經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如香港的滙豐銀行,在選址時聽取了中國風水先生的意見,在大門口放兩隻石獅,這表明中國建房講風水的建築理念已經融進了這座西式建築之中;又如保祿教堂的牆面——大三巴牌坊,既刻有葡萄牙文,也刻有中文,既刻有聖母雕像,又有西方人喜歡的百合花和中國人喜愛的菊花,這種中西文化之結合,在世界建築史上也是罕見的。 (五)開發與利用的情況不同 穗港澳三地雖然都擁有較為豐富的建築旅遊資源,三地政府也都比較注重開發與利用這些旅遊資源,但開發與利用的程度是不同的。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古建築景觀開發的程度不同。從總體看,廣州不及香港,更不能與澳門媲美。自開放改革以來,廣州政府雖然有目的地對古建築旅遊資源進行了開發,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修復了一批破舊的古建築景觀,但囿於資金不足、觀念落後等制約,其開發僅僅停留在保護與修復上,卻未能按照現代人的審美需要增加新的內容。 港澳則不同,兩地政府不僅採取多種措施對古建築景觀進行有效保護,籌措鉅額資金對古老建築景觀進行翻新與修復,而且還根據現代人的心理和審美變化擴充新的內容。 香港政府根據現代人的懷古心理,先是花鉅資興建了兩個仿古建築群即宋城和集古村;隨後,又仿效中國故宮建築式樣,耗資數百萬元,在寶蓮寺內修建了巍峨壯觀、金碧輝煌的大雄寶殿;1989 年,又在寶蓮寺旁邊籌資建造了一座集宗教、藝術與現代化先進技術於一身的佛教雕塑——“天壇大佛”。這尊大佛包括蓮花座在內,高 26.4 米,相當於一幢 9層高 177
  • 的樓房。 澳門政府長期以來,致力於對古老建築景觀的保護與修復,因而澳門古老的中西建築景觀得以完整的保護下來。同時,澳門政府還千方百計對古建築景觀作進一步開發,如為了進一步開發大三巴牌坊,同時也為了表現澳門的傳教歷史,澳門政府於 1996 年在大三巴牌坊後興建了宗教藝術博物館。博物館展室在地下層,陳列有多件宗教藝術品,表現了澳門豐富的傳教歷史。收藏的展品中有圖畫、雕刻、及禮儀裝飾品等代表性的展品,都是從澳門所有教堂、修院的收藏品中精挑細選出來的。在展館的內側,有一個罕有的 17 世紀的木制聖彌額爾大天神;一座 17 世紀木制的、面容純潔無邪的無原罪聖母像;象牙制的小雕塑,澳門的庇護使者——聖約翰鵬,以及澳門第一座教堂的守所神一聖安多尼。此外還有一些大型雕像及油畫。這樣,大三巴牌坊連同牌坊後的宗教藝術博物館構成了大三巴牌坊景觀區,大大豐富了大三巴牌坊的文化內涵。 二是對近現代建築開發的情況不一樣。在廣州,政府主要側重於對具有革命紀念意義的近現代建築進行保護與開發,而對於中國近現代傳統建築及其它建築景觀保護與開發的力度不夠,這不僅從近代傳統的竹筒屋僅在西關部分保留下來得到說明,而且還從“騎樓”這一廣州近代建築中的佼佼者隨着老城區的改造不斷消失得到證實。 香港、尤其是澳門則不同,一些近代建築景觀不僅得到了很好保護,而且加大了開發的力度。如在澳門,不僅一大批單個近代建築如鄭家大屋、利斯大廈、寶血修院、郵電司大廈和建築群如歐式小洋房、“騎樓”被完好無損地保護下來,而且開發出了新的旅遊建築景觀,如作為澳門總督辦公地點的澳督府,在澳門回歸不久便作為旅遊景點對遊人開放;位於氹仔的葡式建築,不久前作為澳門保護性建築得到進一步開發,現被澳門政府闢為氹仔住宅博物館,供遊人參觀遊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為提高澳門在國際旅遊界的知名度,讓一個發展開放的澳門更快地走向世界,澳門政府還根據自身的特色,將東西方風格並存的古建築群向聯合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三是對新建築景觀的開發存在差異。在廣州,雖然隨着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新的建築也是不斷湧現,但由於在廣州城市的規劃和建設中,只重數量,不重質量,更沒有把城市建設與旅遊聯繫起來,因而新開發出來 178
  • 的、對遊人有一定吸引力的建築景觀很少,除屈指可數的單個建築外,幾乎還沒有一處可對遊客有吸引力的建築群。 在香港,政府往往把城市建設與旅遊聯繫起來,注重開發新的建築景觀,由此不僅造成了可供遊人觀賞的許多單個現代建築景觀,而且還形成了多個建築景觀群,從而使香港獲得了“大廈森林之城”的稱號,吸引着眾多中外遊客爭相一睹“森林之城”的風貌。 澳門的情況大致與香港差不多,政府在興建新的建築,尤其是大型建築時,力求把它建成對遊客具有較大吸引力的建築景觀,如 1997 年改建的大西洋銀行大廈、1994 年建成通車的友誼大橋、1993 年建成的中葡友好紀念物第一座紀念碑——融和門、剛剛建成的澳門旅遊塔等,都成了赴澳遊客必看的建築景點。 綜上所述,穗港澳三地雖然都有較為豐富的建築文化旅遊資源,但由於三地作為城市登上歷史舞台的時間不同,受外來建築文化影響的程度存在差異,加上三地政府在城市建設中與旅遊聯繫起來的情況不一樣,因此造成了三地旅遊建築文化存在着諸多差異。用比較的方法揭示這些差異,總結三地在保護、開發和利用建築文化旅遊資源方面的得失,對於促進三地更加有效地保護、更加合理的開發與利用建築文化旅遊資源,不斷構築新的建築景觀,從而吸引更多的遊客來三地旅遊觀光,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註釋: 1 印光任、張汝霖:《澳蕃篇》,載於《澳門紀略》下卷。 2 《香港文化漫遊》,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1993 年,第 188 頁。 3 楊奇:《香港概論》下卷,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3年,第293頁。 179
  • 鄭和航海的終極點——比剌及孫剌考 金國平、吳志良* 鄭和航海的終極點,與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及結束的原因一樣,是鄭和研究的基本問題之一。據《明史·鄭和傳》載,鄭和七下西洋所經國家與地區如下: “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剌加、渤泥、蘇門答剌、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1 多數學者認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中,最遠航行已至非洲東海岸,但對於航行的極點,尚無定論,主要是兩個位於東非地名至今未得確考,但這是一個無可迴避的課題。《明史》稱:“又有國曰比剌,曰孫剌。鄭和亦嘗齎敕往賜。以去中華絕遠,二國貢使竟不至。”2因此,“比剌”與“孫剌”的考證是一個牽涉至鄭和航海終極的重大問題。 著名非洲史專家費奇(J.D.Fage)曾指出:“綜合運用考古資料、口碑、阿拉伯及葡萄牙資料,才能比中、南部班圖地區更加深入地重塑津巴布韋高原上諸班圖王國的歷史。”3除了費奇列舉的 4種史料外,漢語的記載也很重要,因此,東非沿海地區歷史的探討,需要考慮到上述幾個因素。 迄今為止,在中國與東非關係史研究方面,考古成績斐然,以出土實物較信服地證明了雙方之間悠久的貿易關係。漢語資料的發掘與研究,也 *前者為中葡關係史和澳門歷史學者,後者為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 180
  • 做了大量的工作。較薄弱的研究領域是口碑、阿拉伯及葡萄牙資料的發掘與研究。 本文擬從阿拉伯及葡萄牙史料出發,對比剌及孫剌的位置及其辭源進行新的勘同。 幾位 20 世紀著名的漢學家,如柔克義、伯希和及戴文達對這兩個地名有過涉及與考證。 1915 年,柔克義提出:“孫剌為巽它(Sunda)之誤。”41933 年,伯希和評述,否定了柔克義的考證,但未能有結果。“……最後是比剌和孫剌。這最後兩個名字值得我們費時多探討一番。它們出現在鄭和經訪的國家名單中。這個單子在鄭和傳的末尾。由於不剌哇之名未出現在這個單子裏,柔克義猜測(第 82 頁及第 614 頁。第 614 頁上對北剌的解釋係疏忽)說,比剌為不剌哇之誤。至於孫剌,據他說(第 82 頁),孫剌為巽它(Sunda)之誤。然而,《明史》中不但有一條關於不剌哇的消息(卷三二六,第 4頁反面),而且還說(卷三二六,第 6頁反面):‘又有國曰比剌,曰孫剌。鄭和亦嘗齎敕往賜。以去中華絕遠,二國貢使竟不至。’全部的問題在於探知,鄭和傳以《明史》這一消息為依據,還是《明史》發揮了鄭和傳中對這兩個國家的涉及。我堅信,二文出於確實涉及了比剌和孫剌這兩個國家的同源。鄭和傳末尾單子中不剌哇的省略純係偶然。如果我們考慮到南巫里和喃渤利的情況,《明史》將同地、同國寫入不同的國傳,不剌哇的省略並不能證實柔克義對比剌和不剌哇考證的假設。此種情況無獨有偶。至於孫剌,即使是在(爪哇的)巽它,也不一定就是Souen-ta(巽它)的對音。Souen-la也可能是將Sekandar寫成Sou-kan-la5一類的轉寫。但此地在馬來西亞,孫剌不可能在哪麼,因為‘去中華絕遠’,我提不出解決這個名字的辦法。”6 伯希和所推測的“同源”,實際上是《明實錄》中的記載。 1939 年,戴文達引用了《明實錄》,將比剌和孫剌以拼音形式“Pi-la”和“Sun-la”標出,未能找到外文名稱。7而後,西方學者放棄了有關考證,至今未有結果。 似乎中國學者不知前述西方三大家的有關考證。過了四、五十年後,開始關注這兩個古地名的考釋,功力最深者當沈福偉莫屬。他認為: “比剌、孫剌既然都和麻林一樣,屬於‘去中華絕遠’的地方,推測 181
  • 它們和基爾瓦同在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所稱的索法拉國境內。這索法拉國北起桑給巴爾島對岸潘加尼,南至林波波河以北,幾乎相當於坦桑尼亞和莫桑比克的全境。十六世紀以前,莫桑比克境內重要海港僅見兩處,一是南緯 15°4’的莫桑比克港,一是南緯 20°12’的索法拉。比剌相當於莫桑比克,譯出了末尾的音節,孫剌則是索法拉的音譯。兩處海港都在德爾加多角季風航行區外,那裏是中國帆船從未蒞臨的熱帶風暴和漩流橫行的航行禁區。”8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索法拉國”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國,只是一個阿拉伯人建立的商業城邦。9其次,“比剌相當於莫桑比克,譯出了末尾的音節,孫剌則是索法拉的音譯”之說似乎有點簡單、倉卒。論者未能考出這些東非地名的原文,完全是根據它們漢語拼音音訓的近似而得出的判斷結論。 “索發拉”來自阿拉伯語“Sufāla”意思是“淺灘”。10莫桑比克,葡語今作Mo ambique。其最早的書寫形式見於達伽馬船隊的航行日誌,有Mocobiquy11和Moncobiquy12兩種寫法,均來自阿拉伯語。在阿拉伯語中,“莫桑比克”最早的形式是 15 世紀末的“Mu anbīdjī”。13在約 1550 年成書的《基爾瓦史(History ofKilwa)》中,作“Musanbih”。14在當地土著語言斯瓦西里語中,寫作“Musambiki”或“Msambiki”。15據說是“光明到來”的意思。16無論是古今葡語還是阿拉伯語及斯瓦西里語中,均無近似“比剌(bila)”的發音,可見這一音訓是有問題的。 排除了這一考證後,需要找到“比剌”的地理位置及其發音或書寫形式。 羅榮邦解釋“‘比剌’是贊比西河口的Zembere,17或德拉戈阿灣旁的Belugaras,……”18 羅考的不足也是語音不對合。 《古代南海地名匯釋》考曰:“或謂即今非洲(今非洲瓜達富伊角外的阿蔔德庫里(Abd Al-Kuli)島。”19 不知作者所據,然對音差異太大,不足取。 此外,同書在“比喇灣”條中說明:“比喇灣《坤輿全圖》。在今非洲索馬里瓜達富伊角附近洋面。”20此說在音考上無大問題,但與《明史》所說的“以去中華絕遠”這一 182
  • 地理特徵相悖。 因此,比較客觀與科學的考證,必須達到讀音與事實皆相符的條件。核對《明史》,不難發現:以上 4種意見均有不符,理應排除。 從前引《明史》的相關記載,可知“比剌”最基本的地理特徵是“以去中華絕遠”,因此,它應該是鄭和下西洋的終極點。 要回答的問題是:鄭和下西洋最遠到了那裏? 為此,首先要瞭解歷史上,尤其是鄭和時代的西洋的概念。 長期以來,學者們集中探討的是東、西洋的分界21,而且意見歧異不一,尚不見對西洋的終極有任何涉及。 如果接受“印度洋及其沿海說”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它與阿拉伯人的概念有很大的相同之處。 10 世紀的馬蘇第說“……同樣,我們已經提到,中國海與新羅國相連,而僧祇海的海界一直延伸到索發拉國和盛產金子及其它珍奇、氣候炎熱而土地肥沃的瓦克瓦克國。”22 11 世紀的比魯班尼(Biruni)則更明確說:“在最大的海裏航行的人們參觀的最西端一部分是僧祇人的索發拉,它‘位於埃及一側’。人們乘船再無法繼續遠航了,其原因是該海的東北一側一直深入到陸地,並且還是由多處進入陸地的。”23“……另一個海灣〔位於庫爾朱姆(即紅海)海灣之後〕地處蒙昧人之海。然後,大海一直延伸到僧祇人海岸的索發拉。由於我們上文提到的那些需要逾越的嚴重危險,船隻從來不敢越過此地一步。西洋就是在此海結束的。”24這一概念至 14 世紀仍流行。“印度洋及其島嶼起始於中國東部,位於赤道以上(南),它從西邊開始,經過瓦克(Wak)地區,向僧祇人的索發拉延伸,接着又通向僧祇人地區,一直到達粥琶羅(貝伯拉)地區,此處有一個海峽。”25根據阿拉伯文獻,“人們分別稱之為中國海、印度海、阿比西尼亞海。它的海岸,從南端開始依次是僧祇人地區和伯貝拉地區(位於亞丁灣)……隨後,這個海陸續流經摩迦迪沙城、索發拉地區、瓦克瓦克地區和其他民族的地區。在這些地區以遠則只有沙漠和大片荒僻地。在這個海上,靠近其發源地的是中國,接着是印度,然後是信德,再其次是具有一些沙丘的也門沿海地、扎比德(Zabid)和其它一些地方,最後是位於這個海最盡頭 183
  • 的僧祇人地區,……”26 因知,在 14 世紀以前的阿拉伯人地理概念中,印度洋東起“中國東部”,西盡“僧祇人海岸的索發拉”。這是阿拉伯世界對印度洋或西洋的定義。儘管中國史乘在起點上與其不同,但在終點上是一致的。 西洋的終極,也就是說鄭和下西洋的終極應該是“僧祇人海岸的索發拉”,即“僧祇國的索發拉”。因此,“去中華絕遠”的比剌應在該地。 據權威的新版《伊斯蘭百科全書(The Encyclopaedia ofIslam)》,莫桑比克島“最早的名字是Bilād-al-Sufāla”。27在這個阿拉伯語地名中,al是冠詞,Sufāla就是索發拉。Bilād是個普通名詞,義即國家。據此,我們認為,“比剌”是“Bilād-al-Sufāla”中“Bilād”的對音。“比剌”是“(索發拉)國”的簡略音譯。此考與《明史》的有關記載,無論從音訓還是事實上分析,皆相符,應可視為定論。將一個專有名詞僅譯其普通名詞部分的情況無獨有偶,例如 1459 年的《毛羅世界地圖》將“馬達加斯加島”簡略為“島(Diab)”。28 從《明史》可知,“比剌”與“孫剌”二地必相鄰近。中國史料記載,東南亞有孫剌,還有“印度的拉克代夫(Laccadive)群島乃至非洲東岸索科特拉(Socotra)島等說。”29“印度的拉克代夫(Laccadive)群島”說可能是因為《明史》中將孫剌置於溜山之下的緣故。“非洲東岸索科特拉(Socotra)島說”大概是從Sunla與So(coto)ra發音的近似得出的。 沈福偉肯定地說:“孫剌則是索法拉的音譯。”這也是從 Sunla 與So(fa)la 發音的近似得出的,屬於一種主觀的考證。 《明史》稱:“又有國曰比剌,曰孫剌。鄭和亦嘗齎敕往賜。以去中華絕遠,二國貢使竟不至。”從比剌與孫剌排列的位置秩序及“以去中華絕遠”一語分析,“印度的拉克代夫(Laccadive)群島”說應該排除,它不在“去中華絕遠”處。其次,比剌在孫剌之前,位於“去中華絕遠”處的是孫剌。索科特拉不是當時東非沿海航行的最南點,因而“非洲東岸索科特拉(Socotra)島說”也應放棄。餘下要集中分析的,便是沈福偉的“索法拉音譯說”。此說的語音勘同之缺陷,前有論及,不再贅述。 筆者在一份 15 世紀末的阿拉伯航行指南中,檢得一有關史料:“向大陸方向航行,抵達大陸線,同伴啊,直至有名的Sūlan,這是Sofāla以南的 184
  • 一處淺灘。我的領航員,到處是沙子!此處無粘泥,也無珊瑚礁。”30 從對音上分析,Sūlan 與 Sunla(孫剌),儘管鼻音後移,音值最近似。從史實及地理位置來看,它位於當時東非沿海航行的最南點,符合“去中華絕遠”的條件。 據此,筆者認為,孫剌是 Sūlan 的譯音,其地位於“索法拉以南”。 在歷史上,莫桑比克海峽地區是黃金、象牙、紅木、奴隸及龍涎香貿易的重要集散中心。從唐、宋以來,中國載籍中的有關記載比比皆是。 (一)“僧祇”與“三蘭國” 《新唐書·南蠻傳》載曰:咸亨至開元年間(670-724 年)室利佛逝國進“又獻侏儒、僧祇女各二。”31稍後,此類記載不絕於書。 僧祇為Zanj的譯音。32這是古代阿拉伯人、波斯人對東非黑人的稱呼,他們居住的東非沿海地區稱Zanjibar。33唐朝宰相賈耽(730-805 年)在於 801 年左右完成的《貞元十道錄》中記錄了從廣州經波斯灣到東非的航程。它保留在《新唐書·地理志》的“廣州通海夷道”中: “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皆緣海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當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拔離磨袔難國。又一日行,至烏剌國,與東岸路合。”34至於文中所云三蘭國的地望,眾說紛紜。計有索馬里北部“澤拉港說”,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說”“桑給巴爾說”及“亞丁(波斯薩珊王朝統治時期其地被稱為 Samran)說”等。 從對音來看,即使是漢語拼音對漢語拼音,“澤拉”和“桑給巴爾”也與“三蘭”相去甚遠。“達累斯薩拉姆”中的“薩拉姆”有些相近,但從史實上分析,似乎不太可能,它是在 1862 年才得名的。35波斯薩珊王朝的統治從 224 年至 651 年,因此“亞丁說”也應排除。 張星烺認為“必在更南東非洲沿岸”。36沈福偉的定義“是坦噶尼喀和莫桑比克的黑人居住區。……大致北起桑給巴爾島對面的瓦米河口,南至 185
  • 林波波河流域,都在三蘭國範圍以內。”37《中非關係史》則指出: “從賈耽的整段記述中看,他稱的設國、設巽國、烏剌國等,在當時只是沿海地區的一個港口集鎮,三蘭國也不會例外,它不可能是一個囊括東非大片地區的國家的名稱。事實上,到 5-9 世紀時東非歷史上也未曾出現過這樣大的國家。判斷三蘭國的今天位置,應依據賈耽稱的‘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這段關鍵性的話,以及三蘭的稱呼來考杳。 從席赫爾港向南航行 20 天,按日航平均 90 海里計,共 1800 海里,約到達今坦桑尼亞沿海地區。賈耽記載的三蘭國可能是坦桑尼亞沿海的某個港灣城市。‘三蘭’應是阿拉伯語Salaam的直譯,意為安寧、和平。阿拉伯人在古代用Salaam命名的城市有數處,如巴格達便是其中之一。用該詞命名的城市有兩種情況:一是城市建於風平浪靜的港灣邊;二是城市經過一段混亂時間,又獲得和平後被重新命名,達累斯薩拉姆便有這種成份在內。但有的在過了一段時間後,又有了其他的名稱,賈耽記載的‘三蘭’可能屬於這一種。早在西元前後,就有阿拉伯商人前往東非,從 7 世紀起,阿拉伯人更是成批前往東非,在沿海地區建立了一系列城邦。在坦桑大陸沿海建立的城邦包括坦噶、龐加尼、烏湯德韋、卡奧萊、孔杜奇、基西馬尼-馬菲亞、基爾瓦等,根據這些城邦的發展先後看,基西馬尼-馬菲亞是賈耽所指之‘三蘭國’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基西馬尼-馬菲亞是 8、9世紀阿拉伯人在東非沿海南部建立的一個最重要的貿易中心,符合賈耽稱的三蘭國位於大食國‘其西最南。’而基爾瓦在 12 世紀末‘才成為有一定重要性的城市’,且在基西馬尼-馬菲亞發現了 8 至 9 世紀的中國錢幣。另外,馬菲亞島在中世紀屬劄勒吉群島(Zaledjilslands)的一部分,伊德里斯在 1154 年曾寫道:中國人在遇到麻煩後,便把他們的貿易轉移到紮勒吉群島,它位於桑給海岸的對面。Zaledji在語音上又與‘三蘭’有近似之處。”38我們認為,Sūlan 比基西馬尼-馬菲亞更南,因此更符合賈耽“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一語。Sūlan 應為“三蘭”的原音,而且馬達加斯加在漢語中也有“昆侖層期國”一名,可以對上“三蘭國” (二)“昆侖層期國” 宋朝發明了指南針,進一步促進了遠航事業。此時,宋代中國與東非 186
  • 地區已有直接交往,航海遠達昆侖層期國。 昆侖一詞在漢籍中的含義很多。39在此,我們集中探討其指東非地區的情況。宋周去非在《嶺外代答》卷三中曰:“西南海上有昆侖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及產大象牙、犀角。又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法。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為蕃奴”。宋趙汝適在《諸蕃志》昆侖層期國條中亦云:“轉賣與大食為奴,獲價甚厚。”非洲的昆侖,其阿拉伯名稱為Kumr,40即馬達加斯加島。 “層期”為唐朝的“僧祇” (三)“層搖羅” 至元,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曾還至東非的汪大淵所撰《島夷志略》載: “層搖羅國居大食之西南,崖無林,地多淳,田瘠穀少,故多種薯以代糧食。每每販於其地者,若有穀米與之交易,其利甚薄。氣候不齊,俗古直。男女挽髮,穿無縫短裙。民事綱罟,取禽獸為食。煮海為鹽,釀蔗漿為酒。有酋長。地產紅檀、紫蔗、象齒、龍涎、生金、鴨嘴膽礬。貿易之貨,用牙箱、花銀、五色段之屬。”41此處“搖”似為“拔”之誤,係 Zanjibar 的訛音。到了明代,對這一帶以其最南端的“比剌”和“孫剌”加以稱呼。它們在阿拉伯史料中每每出現的“僧祇人的索發拉”,“僧祇人海岸的索發拉”和“僧祇人的索發拉”的範圍內。 極其令人興奮的是,葡萄牙史料中居然有關於中國式帆船在此二地行蹤的資訊。 意大利佛羅倫薩圖書館利卡迪諾第 1910 號鈔件中有一封題為《一封新近來自葡萄牙的信》的註釋。該信於 1506 年 1 月 10 日42寫自莫桑比克43的信件,44其作者生平不詳,但從內容來看,是一個隨葡萄牙人船隊活動的意大利人。他所搭乘的船隊由阿爾梅達(D.Francisco de Almeida)指揮,於 1505 年 3 月離開里斯本。抵達莫桑比克島後,因錯過了前往印度的季風,滯留當地等待。在此之前,船隊中由佩雷拉(Rui Dias Pereira)指揮的聖若爾熱(S Jorge)號大船曾於 1505 年 7 月在馬達加斯加島西岸停靠,遇到了一條當地稱為阿爾馬蒂亞(almadia)45的槳船,將其中兩個船員 187
  • 帶到了莫桑比克島,並向他們詳細瞭解了馬達加斯加島的情況: “那些黑人46還説,從那裏47有像我們這樣的大船航行至此。48這些大船有栓槳,船上的人像我們一樣白。每隔兩年,就有二、三艘這樣的大船航行到那裏。然而不知道它們是甚麼人的船,估計非那些將丁香販到印度來販賣的那幾代人的中國式帆船(giunchi)莫屬。從未搞清楚丁香是在甚麼地方出產的,只知道是由這些中國式帆船販運來,然後在他們的海面上壟斷它的交易。 我們的船長覺得此事非常重大,既然趕不上風候航行至印度,於是率領 10 艘帆船(都是些最小的船,其中最大的才載重 300 桶)去發現距此 200里格的聖老倫索(S.Louren o)島。後來證實這些黑人所說的一切屬實。此地比印度還要富庶。我敢肯定,凡是上述黑人說到的東西這裏都可以遇到,因為他們說出了它們的生長方式,生薑是種植的,有丁香,還有一種產如同安息香般的肉荳蔻的樹。那裏邊上的一個地方,有一種樹產安息香。既然敘述了所有的生長方式,那麼一定屬實。我們拿出胡椒給他們看,還拿其他東西給他們看。如果當地有的話,他們肯定認得出來。他們一一認了出來。他們還說,有像我們的大船一樣的大船(nave grande)航行到那裏。船上的人是像我們一樣的白人,穿用衣服。非中國式帆船這代人莫屬。”49早在 1942 年就有人提出鄭和曾抵達馬達加斯加島,50此信為此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提供了新的參考。 馬達加斯加島一帶的船隻種類主要是阿爾馬蒂亞船,因此兩個船員十分明確地說,有像葡萄牙人的船那樣的大船曾航行至馬達加斯加島。此處所言大船,應指中國式帆船。 他們肯定說,船員的膚色同葡萄牙人一樣白。馬來人、印支人及印度人膚色褐黑,只有後來被歐洲人稱為黃種人的華人皮膚顏色與歐洲人最近,因而可以判斷是華人。 從航行的時間間隔來分析,“每隔兩年”大致是鄭和艦隊往返西洋的頻率。此信告訴我們鄭和船隊分 到非洲的船隊僅有二、三艘,其主要經濟活動是丁香貿易,而且壟斷了當地市場。因而可以推斷,鄭和船隊除了攜帶中國貨物到達東非貿易當地土產外,也將從南洋獲得的商品運銷印度洋,遍及印度沿海及西印度洋的東非。這為研究下西洋的普通貿易性質提供了依據。 188
  • 下西洋停止後幾十年,丁香貿易落入印度人手中。達伽馬船隊的航行志記載了在麻林地51見到從事丁香及胡椒貿易的印度(景教)基督徒。52 葡萄牙人當時尚未直接接觸華人,然而“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的船,估計非那些將丁香販到印度來販賣的那幾代人的中國式帆船莫屬”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 葡萄牙人不僅從兩個船員處探聽了關於中國式帆船及貿易的情況,還專門派人前往馬達加斯加島實地核實,證實了“有像我們的大船一樣的大船航行到那裏。船上的人是像我們一樣的白人,穿用衣服。”53 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人根據在莫桑比克島得到的情報作出的判斷是“非那些將丁香販到印度來販賣的那幾代人的中國式帆船莫屬”,而在馬達加斯加島核實後則使用了“這代人”。如果以 27 年為一代的話,鄭和船隊下西洋的 28 年,大致是一代。考慮到鄭和船隊可能從第三次(1409-1411)下西洋起抵達東非,那麼時間在一代之內。因此,葡萄牙人在馬達加斯加島核實的情況大致不錯。 上述消息傳到葡萄牙後,引起了王室的極大注意,於是葡萄牙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D.Manuel I)在 1508 年 2 月 13 日給接着來東方的葡萄牙艦隊司令塞格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下達了瞭解馬達加斯加島及華人情況的正式指令。關於華人的部分如下: “你必須探明有關秦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他們何時到滿剌加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些甚麼貨物?他們的船每年來多少艘?他們的船隻的形狀和大小如何?他們是否在來的當年就回國?他們在滿剌加或其他任何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是懦弱的還是強悍的?他們有無武器或火砲?他們穿着甚麼樣的衣服?他們的身體是否高大?還有其他一切有關他們的情況。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大嗎?國內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不遵奉他們的法律和信仰的摩爾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們一道居住?還有,倘若他們不是基督徒,那麼他們信奉的是甚麼?崇拜的是甚麼?他們遵守的是甚麼樣的風俗習慣?他們的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54 當時歐洲仍不知馬可波羅筆下的“震旦”便是中國。這一系列問題,足以反映了葡萄牙王室對中國的濃厚興趣。這個指令,也標誌着葡萄牙對 189
  • 華政策的肇始。 塞格拉的船隊於 1509 年駛抵滿剌加後,馬上展開與在當地經商華人的交往。華人運銷滿剌加的主要貨物為麝香、絲綢、樟腦、大黃等,以換取胡椒和丁香。55華商一般趁 3、4月的季風前來滿剌加,於 5、6月又趕風返回中國。葡萄牙人千方百計向華人打探中國的情況,企圖擠入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網中。他的艦隊在滿剌加逗留了數月,後因無法補充給養而撤退,但與華人進行了初步接觸。 總而言之,“比剌”是“Bilād-al-Sufāla”中“Bilād”的對音,實指莫桑比克島。“孫剌”是“Sūlan”淺灘的對音,代指“索發拉”。它們是鄭和下西洋的極點。56 註釋: 1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7768 頁。 2 同上,第 8454 頁。 3 費奇(J.D.Fage):《非洲史》,里斯本:70年代出版社,1997年,第146頁。 4 W.W Rockhill,“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T′oung Pao,1915,n°16,p.82。 5 對應漢字待考。 6 Paul Pelliot,“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ebut du 15e Siécle”,T′oung Pao,1933,n°30,pp.326-327。 7 J.J.L.Duyvendak,“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T′oung Pao,1939,n°34,p·373. 8 沈福偉:《鄭和寶船的東非航程》,載於《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年,第 180 頁。 9 楊人楩:《非洲通史簡編從遠古至一九一八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02-106 頁;艾周昌、沐濤:《中非關係史》,上海,1996 年,第 27-28 頁。 10 The Encyclopaedia ofIslam,New ed,Leiden,E.J.Brill,vo1.IX,1997,p·698。 190
  • 11 馬查多(JoséPedro Machado)、坎波斯(Viriato Campos):《達伽馬及其發現航行(Vasco da Gama e as sua viagem de descobrimento)》,里斯本,1969年,第 142 頁。 12 同上註,第 144 頁。 13 楚姆斯基(T.A.Chumovsky):《達伽馬的阿拉伯領航員馬季得的三份新見航程志(Tr s roteiros desconhecidos de Ahmad Ibn-Madjid,o pilotoárabe de Vasco da Gama)》,里斯本,1960 年,第 43 頁。此重要文獻原件藏原蘇聯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它以歌訣形式編寫,由三部分組成:1.索發拉至印度航程;2.印度至馬六甲航程;3.秩達(Djedda)至亞丁航程。1983 年,又出版了新的英譯本,Ahmad Ibn Magid,“As Sufaliyya《ThePoem ofSofala》”,trad.Ibrahim Khonry,Coimbra,Centr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ia Antiga,Junta de Investiga es Científicas do Ultramar,1983.(Série separatas,148)我們準備將其與《鄭和航海圖》作系統的比較,以求探討中國航海圖與阿拉伯航海圖之間可能的淵源關係及相互影響。 14 The Encyclopaedia ofIslam,vo1.VII,1990,p.245. 15 同上註,同頁。 16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際部:《世界地理知識(非洲部分)》,北京,1982 年,第229 頁。 17 應為“Zambeze”。 18 《鄭和寶船的東非航程》,第 180 頁。 19 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177 頁。 20 同上註,第 178 頁。 21 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洪建新:《鄭和航海前後東、西洋地域概念考》,載於《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 1 集,第 207-220 頁,沈福偉:《鄭和時代的東西洋考》,載於《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 2 集,第 218-235 頁,劉迎勝:《“東洋”與“西洋”的由來》,載於《走向海洋的中國人-鄭和下西洋 59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鄭和研究會,1996 年,第 120-135 頁及陳佳榮:《鄭和航海時期的東西洋》,載於《走向海洋的中國人-鄭和下西洋 59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36-147頁。 22 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北京:中華 191
  • 書局,1989 年,上冊,第 125 頁。 23 同上註,下冊,第 681 頁。 24 同上註,下冊,第 682 頁。 25 同上註,上冊,第 436 頁。 26 同上註,下冊,第 513 頁。 27 The Encyclopaedia ofIslam,vo1.VII,p.245. 28 《聖塔倫子爵地圖集(Atlas de Santarém)》,阿姆斯特丹,1985 年,第 45-46 頁。 29 《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 391 頁。 30《達伽馬的阿拉伯領航員馬季得的三份新見航程志( s roteiros desconhecidos de Ahmad Ibn-Madjid opilotoárabe de Vasco da Gama),第40 頁。 31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6305 頁。 32 《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 1076 頁。 33 同上註,同頁。 34 《新唐書》,第 1154 頁。 35 《中非關係史》,第 31 頁。 36 張星烺編註、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第 2 冊,第 159 頁。 37 沈福偉:《中國與非洲》,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 209 頁。38《中非關係史》,第 31-33 頁。39 同上註,第 47-50 頁及《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 505-508 頁。 40 《達伽馬的阿拉伯領航員馬季得的三份新見航程志(Tr s roteiros desconhecidos de AhmadIbn-Madjid opilotoárabe de Vasco da Gama)》,第17、45 頁。 41 汪大淵:《島夷志略》,台灣學生書局,1985 年,第 371 頁。 42 當時的意大利日曆以 3 月 25 日作為年終,因此 1506 年 1 月 10 日相當於公曆1507 年 1 月 10 日。 43 莫桑比克島。 44 意大利曼圖瓦檔案館(Archivio di Stato di Mantova)有一份大同小異的鈔 192
  • 本。庋藏號Ms.E.XU.3 b,n°631,Affari di Francia。 45 一種小船。 46 原文為neri。在 16 世紀,葡語中的黑人的指稱範圍很大。凡是膚色暗於歐洲白人的種族,例如亞洲的印度人、馬來人等均可入類。 47 聖老倫索(S.Loureno)島,今馬達加斯加島。 48 莫桑比克島。 49 意大利佛羅倫薩圖書館利卡迪諾第 1910 號鈔件第f.124rab-f.124vab頁。此件由意大利拉杜雷特(Carmen M.Radulet)教授見示,特此鳴謝。 50 秀人:《三寶太監環繞過的馬達加斯加島》,載於《大眾》,1942年,第1期。 51 沈福偉關於 13 世紀末“馬赫迪里”朝的考證可榷(《鄭和寶船的東非航程》,第 172-173 頁),因為,在此之前的阿拉伯文獻中,已出現“Malindi”。漢語的“麻林”與“麻林地”是“Malindi”的準確譯音,參見《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上冊,第 356-357 頁。 52《達伽馬及其發現航行(Vasco da Gama eas sua viagem dedescobrimento)》,第 160 頁。 53 此處強調的是中國的衣冠文明,因為當地人一般赤露上體,僅下身圍有遮羞布。 54 此文原件仍存葡萄牙國立檔案館。參見編年部,第 1 部分,第 6 頁,第 82 號文件。譯文參見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 年,第 36 頁。 55 科埃略(Ramos Coelho)輯:《國立檔案館中庋藏的有關葡萄牙航海及征服的數則文獻》,里斯本:社會科學院,1892 年,第 219-225 頁。 56 至於為何成為極點,可見金國平:《鄭和研究的若干問題》中《莫桑比克海峽為何是航海禁區?》一節(待刊)。 193
  • Poetry as a Resource for Enriching English Educ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terials Development of Macau Schools leong Sao Leng*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aper reports an investigation carried out in Macau into two important areas in English education on the use of literature, especially poetry, as a resource for enriching, enlivening and innovating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LT/ELL), first in the formal English curriculum as partly reflected by the content of school textbooks studied here in a corpus of six sets of the most popular English textbooks adopted for use at Forms 1 & 2 levels in Macau schools, and second in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as represented by the annual city-wide event on the Macau school calendar—the Macau Speech Festival/ Recitation Competitions, with a focus on an observation-questionnaire-interview survey of the 18th Speech Festival of Macau, together with a corpus study of recitation materials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I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cluding poetry, has long been widely recognized. l Findings have on the whole confirmed the usefulness of literature and poetry in promoting interesting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in motivating learners and enriching the English curriculum, but at the same time revealed the lack of variety, especially the scarcity of literary texts in formal English curriculum and this paradox: while poetry has proved to be the No. 1 instinctive favourite with children and students, who prefer poetry to other genres for various activities, as reflected by speech festivals and recitation competitions, poetry has been absent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as shown by school textbooks on which school teachers still *Assistant Professor of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194
  • depend a lot. This points to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more rigorous efforts to enrich, innovate and diversify the content of the English curriculum and further research endeavours should be made in specific areas such as materials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use of poetry and other literary texts as resourc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couraging language-rich and culture-rich activities, improving Macau teachers' abilities and boosting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various resource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focused teacher- enhancement programmes, deepening their capacity to teach and learn while preserving the joy and love of teaching, and keeping on growing as teachers, as well as learners and human beings. 1. Preamble 1.1 Background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or second languag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s in Macau schools. Yet it is generally felt (though without accurate figures based on in-depth quantitative research so far)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of Macau students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2 However, with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gaming industry serving as the locomotive of regional exhibition, tourism and leisure services, and as Macau is further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a regional tourist and transit centre, Macau will definitely go international and its people, particularly school leavers, will need good English proficiency to equip themselves and help creat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o as to make Macau more competitiv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cau students start learning English from kindergarten days, mostly eight to ten or even more hours a week, but many fail to acquire the competence required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y the time when they leave school. There are a number and a variety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we need to make mor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ere have been some studies looking into the socio-political factors,3 but few have ventured into the act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both in the formal English curriculum and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As a start, we have selected literary texts, and poetry in particular, as our preliminary thrust into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ntent of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English curricula as represented by the textbooks used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texts chosen for the annual speech festivals and competitions. 195
  • In this investigation, a clear-cut distinction has been made betwee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which makes literature itself the content or subject of an English programme, and the use of literary texts including poetry as a resource, which draws on the wealth of literature as one source among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texts for promoting rich and interesting language activities.4 To a large extent, this research reflects a permanent and on-going interest in the use of literary texts in language teaching for non-native speakers, especially Chinese speakers, who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learning a language through literature. This is underpinned by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eaching a second language through literature is not the same as teaching literature to native or first language speakers, as informed by changes in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FL) methods and by the developments in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5 Though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TESL) or TEFL through literature can be traced at least to 1975, when H.G. Widdowson published his Stylistics and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and though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publications on this topic since then, such as Literary Text and Language Study by Carter and Burton in 1982,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by Brumfit and Carter in 1986, and Literature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by Collie and Slater in 1987, to mention only a few, there is no such a tradition in Macau.6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may b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Macau teachers of English by offering them something more stimulating and profound to add to and extend their repertoires. 1.2 Statement of the problem It has long been proved by many researches that the wealth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cluding poetry, is an inexhaustible resource for interesting and successful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for cultivating personality and fostering humanity, 7 Brumfit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competence through literary experience. By literary experience he means that students will read, enjoy and be willing to perceive a literary text as important in relation to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The significance of reading literary texts in ESL/EFL classes is to enhance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the reader, as it presupposes an ability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ds in the text.8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understandings are inseparabl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n what is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the ELT/ELL scenario of Macau? To be specific, what are the content components of school textbooks on which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depend so much for teaching 196
  •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acau schools? And what are the content components of the materials used for speech festivals and competitions on which they spend a lot of time practicing and rehearsing? What should we do to deepen, diversify and enrich the content of learning in both formal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1.3 Purpose of the study and objectives 1. To investigate to what extent literary texts, especially poetry, are in cludedin school textbooks in order to find out how English syllabus designers and textbook writers perceive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formal English curriculum; 2. To investigate to what extent literary texts, especially poetry, are used in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so as to identify how students and their teachers feel about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stimulating learners' permanent interest and bringing about sustainable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3. To study the role and implication of literatur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developing their intelligence during their growing years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erring what they lear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from the knowledge and skill domains to the attitude and cultural domains; 4. To make teachers and educators of Macau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English literature as a valuable resource to develop meaningful and culture-rich materials for English education in Macau; and 5. To propose and improve ways of exploring and using the wealth of English literature, especially poetry, as an inexhaustible resource to enrich,enliven and enhance ELT/ELL in Macau.’ 1.4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for English Education in Macau There have been some misconceptions and controversies amidst the educational circles of Macau about the factors bearing vitally on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Some have blamed,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justification, the socio-political, socio-linguistic and language policy factors for having failed to create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for learners.9 Some have shifted criticism on teachers for their poor quality of teaching or for their poor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thus have pointed to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teacher training, while others have hold the class size responsible, claiming the common scene of fifty to sixty students crowding in one room may frustrate any attempts, especially oral,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and defeat confidence 197
  • and motivation, no matter how professionally capable and qualified the teacher is. And still others have pinpointed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as the major problem area. All these are sound criticisms to a more or less extent and need to be addressed one by one. This preliminary research into the objectively graspable materials, i.e., the textual components of school textbooks, as well as those used for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has revealed the pressing need for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As curriculum is the heart of school education, I0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ELT/ELL activities and will bear significantly on the whole set-up of ELT/ELL in Macau. The success in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content will help bring about improvements in other areas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Macau. 2. Literature Review: Literature/Poetry as Resources for ELT/ELL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Oscar Wilde (1854—1900) made the profound statement about literature, especially poetry: Movement, that problem of visible arts, can be truly realized by Literature alone. It is Literature that shows us the body in its swiftness and the soul in its unrest. Indeed, literature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And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through literature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our profession. The basic tenet underlying th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which sometimes has been derided as old-fashioned but has actually over the years had a remarkable success in helping learners achieve a high degree of proficiency and enhance thei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s that a fundamental purpose of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is to be able to read and appreciate literature writte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s Michael Long, a well-renowned expert in teaching English as second/foreign language (TESL/TEFL), rightly points out that only in the past couple of decades has literature been left out in the cold because some approaches have not always served to develop responses to language or to isolate the different kinds of responses involved. Structur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learning, with their er ^hasis on discrete-point teaching, "correctness" in grammatical form, and repetition of a range of graded structures, restricted lexis, etc., represent a methodology unsuited to literature 198
  • a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us while language teaching was going through a mechanistic phase, reducing itself to formulas, and forgetting its purposes as message, there was hardly a place for literature. Rather more surprisingly, literature was forgetting its origins as language. But, according to Long, "the gulf had become even wider: literature for the humanist, language for the scientist - the two cultures - which, to say the least, was an unfortunate split when they could have been helping one another." & Many successful learners and teachers of English have felt convinced that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re inseparable, that both TESL/TEFL and literature involve the development of a feeling for language, of responses to texts, and that they are mutually supplementary and complementary. Now it seems that literature is staging a comeback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learning scene after years of fringe existence. Instead of ascribing this to a change of fashion or the "the swing of the pendulum", I see it a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towards wider perspectives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ESL/TEFL, and of course the permanent, long-tested values of TESL/TEFL through literature. Now still in vogue is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second/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emphasis on human purposes, learners' needs, on the use of language for communicating real messages, on learner-centred activities, on exposing learners to authentic language and on encouraging them to assimilate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the culture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etc., all of which fit well with teaching language through literature. Systematic inquiry into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employed b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observations by both Rubin (1975) and Stern (1975). Their books and follow-up efforts 12 suggested that more effective language learners might differ from less effective learners primarily in terms of respective ways that they approach learning. Effective learners, for example, engage i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hat help them better learn, retain, and us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his insight subsequently spawned a wealth of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strategies in ELT, including ELT/ELL through literature. H. D. Brown, in his Teaching by Principles, lists twelve overarching principle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from which sound practice springs and on which teaching can be based. Grouped as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linguistic principles, they are: © Automaticity; (2) Meaningful Learning; (3) The Anticipation of Reward; @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Principle; (5) Strategic Investment; (6) Language Ego; (7) Self-confidence; (8) Risk-taking; 199
  • ® Language-Culture Connection; © The Native Language Effect; © Inter-language; and ©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13Virtually all twelve principles involve, in one way or another, the effective use of literary texts, including poetry. Gillian Lazar, in her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makes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1. Literary texts have a powerful function in raising moral and ethical concerns in the classroom. The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devise to exploit these texts encourag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se concerns and connect them with the struggle for a better society, thus resulting in extending their learning objectives from the knowledge and skill domains to those of attitude and cultural awareness, i.e., deeper intrinsic motivation; 2. Students not only read for some practical purpose but also analyze a text in terms of what it may mean symbolically or philosophically. They (especially senior secondary or tertiary students) may have already acquired some kind of literary competence in their own language, in which case we simply need to help them transfer these skills; 3. Our main aim when using literature with our students is to help them unravel the many meanings in a text. Students often need guidance when exploring these multiple levels of meaning in a literary text, so we need to devise materials and tasks that help them to do so; 4. We should not expect to reach any defi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a literary text with our students. Rather we should use the text as the basis for generating discussion, controversy and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classroom; and 5. Literature, especially poetry, provides wonderful source material for eliciting strong emotional responses from our students. Using literature in the classroom is a fruitful way of involving the learner as a whole person, and provides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learners to express their personal opinions, reactions and feelings.14 All in all, Lazar argues, since literary language is not completely different or separate from other kinds of language, studying literary texts can help to improve students' overall knowledge of English. By contrasting literary texts with other forms of discourse students can be sensitized to the wide range of styles in English and the different purposes for which they can be used. Reading literary texts will help our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multiple levels of meaning, metaphors and phonological 200
  • patterning in various types of texts.Moreover, in order to appreciate a literary text, naturally students will need some assistance in 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that make up a text, in addition to imagination and intuition. Finally, Lazar sums up her arguments by highlighting a list of reasons for using literature with the language learner, which could be rearranged in order of importance: © It is very motivating; (2) It is authentic material; (3) It has general educational value; @ It helps students understand another culture; (5) It is a stimulus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 It develops students' interpretative abilities; @ Students enjoy it and it is fun; (D It is highly valued and has a high status; (9) It expands students' language awareness; and © It encourages students to talk about their opinions and feelings.15The term poetry is often understood and used in the restricted sense of the classical canon of literature. However it is not the case with this investigation covered by this report. Here it is used as a rather general or loose term, referring broadly to verses, songs, rhymes, riddles, jingles and songs as well as poems that can be used with language learners. Songs and poems are relaxing and enjoyable, easier to remember. According to psychologists, songs are much more easily picked up and saved in our memory thanks to their regular rhythm and smooth melody, especially with the refrains and short lines. Students learn with pleasure in pleasant environment. All these may also hold true with English literary texts translated from the learner's own native language. In fact, Mark Brock, who has had rich experience teaching English to Chinese speakers, made out a case for localized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and Macau second-language classrooms. He contended that such texts promote successful reading comprehension because they offer a balance between the reader's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that presupposed by the text, which helps prevent the difficulties that a reader may encounter when facing with culturally foreign texts. 16 This observation, to be sure, with improved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better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will, among other things, have a strong and significant bearing on the way text materials are developed for the content component of the English curriculum. Just as rich, profound, absorbing, inspiring and inexhaustible a resource as the English literature, the Chinese literature can be resorted to as another source of wealth facilitating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is a universally accepted fact that language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Both literatures reflect the rich and fascinating diversities of our world and learners need to be exposed to them through literature. And there is no 201
  • shortage of good translated literary works. In fact, numerous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which are already very familiar to and well liked by young Chinese learner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made their ways into prestigious anthologies of English poetry, such as the extremely popular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 edited by Ferguson, M. and published by W.W. Norton & Co. For example, the English poem, The River Merchant's Wife: A Letter, was a translation by Ezra Pound from a poem entitled Changgan Xing by the great ancient Chinese poet, Li Bai. Though there may be errors here and there and unlucky accidents growing out of the glosses, the poem that Pound gives us is life-like and touching and has won unanimous applause from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readers and critics. It has the power of pulling the readers' heartstrings and of crystallizing their troubled conscience. In the words of Ford Madox Ford, a well-known modernist critic of the West, the image of the river-merchant's young wife is able to educate men and women and improve human nature: The quality of great poetry is that without comment as without effort it presents you with images that stir your emotions; so you are made a betterman; you are softened, rendered more supple of mind, more open to the vicissitudes and necessities of your fellow men. When you have read TheRiver Merchant's Wife you are added to. You are a better man or woman than you were before.17Literature, especially poetry, exposes learners to various complex themes and fresh, interesting uses of language. A story or novel may be particularly gripping because it involves the reader in the suspense of unraveling the plot, which is more absorbing for students than the pseudo-narratives frequently found in school textbooks. And a poem may elicit a powerful emotional response from students, like the example just quoted. If the materials are discretely selected, students may feel that what they do in the classroom is relevant and meaningful to their own lives, which facilitates educating the whole person. And there seem to be signs coming from various corners that people are resorting to poetry again for various purposes. One seems to feel the power of poetry exerting itself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ccelerating, sounding one note of warning after another against the imminent dangers facing mankind, and at the same time appealing for humanity. It is not uncommon in fiction or other literary works that the authors quote a beautiful little poem to head chapters and books. Publications on teaching and education deal with the rational, reasoning, and hard facts, appealing to the mind rather to the heart. However, nowadays we see more and more non-fictions or books themed on education starting a topic or 202
  • concluding a chapter with a well-known poem that enhances the subject matter. The Courage to Teach is exemplary of this humanistic trend.The whole book and all the seven chapters are captioned by a popular andhighly emotional and philosophical title poem. Indeed, rarely have we comeacross books such as this that appeals both to the heart and the mind. And thereseems to be no emotional quicksand. "This book is for teachers who havegooddays and bad - and whose bad days bring the suffering that comes only fromsomething one loves," the author begins his book in this heart-warming tone."It is for teachers who refuse to harden their hearts, because they love learners,learning and the teaching life. ... Teachers choose their vocation for reasons of the heart, because they care deeply about their students and about their subject.But the demands of teaching cause too many educators to lose heart. Is it possibleto take the heart in teaching once more so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do what good teachers always do - give heart to our students?" 18 The title poem for the Introduction, "Teaching from Within" is "Ah, Not to be Cut Off " 19 Indeed, thanks to this poem, one is drawn into the book once it is opened: Ah, Not to be Cut Off, not through the slightest partition shut out from the law of the stars. The inner — what is it? if not intensified sky, hurled through with birds and deep with the winds of homecoming. An urge springing from the depth of a teacher's heart is crystallized here. Aren't teachers the most warm-hearted beings on earth belonging to the human race and committed to "the healing of our world"? 20The poem that leads the first chapter, "The Heart of a Teacher: Identity and Integrity in Teaching", is "Now I Become Myself ":21 Now I become myself. It's taken Time, many years and places; I have been dissolved and shaken, Worn other's people's faces ... 203
  • In our era of the Internet, such inspiring poems abound and may fly onto the screen any time, educating both and young and the old, sharing our common world and common aspirations of mankind: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 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u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ing, I watch them grow 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n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magine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there 're no countries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204
  • Sharing all the world...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 day you 'II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Anonymous) Interestingly, poetry has found its way into business domains. For example, the booming property market of the 1990s actually rode on some emotion-charged poems in some regions,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Macau. And then paradoxically, the recession in the property market of recent years also seems to resort to highly aesthetic and sentiment-charged poems to bring about a recovery of the property market, such as Du Fu's lines, which appeared in a full-colour page advertisement:22 杜甫 Let's have a great mansion with thousands of rooms 安得廣廈千萬閒, So that all the poor on earth can be happily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Safe from storm and rain as it stands firm like a Mountain! 風雨不動安如區! by Du Fu 23And Su Dong-po's poem to encourage people to buy flats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bamboos, the dream of many Chinese scholars:24 蘇東坡 I can have meals without meat, 可使食無肉, But I can't live without bamboos; 不可居無竹; You become slim without meat, 無肉令人瘦, But you get vulgar without bamboos. 無竹令人俗。 by Su Dong Po 2STo this English rendering of mine, I received an unexpected response, cross-cultur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from a PhD student of the Boise State University, an American lady named Ann Finley, who had attended my session of presentation at the Learning Conference 2002 in Beijing some months before. This is part of her paper concerning my presentation entitled Enhancing Humanity Through Poetry Education: On Thursday I attend a presentation by Dr Sao Leng leong of University of Macau entitled Enhancing Humanity Through Poetry Education. 205
  • "Poetry, "says Ieong, "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She reads a short poem in Chinese and then in English. Hearing the same poem in each Language, back to back, her audience of mostly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can savor the tonal beauty and pitch variation of Chinese, while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poet's words. The poem is spare: / can have meals without meat, But I can't live without bamboo. You become slim without meat, But you get vulgar without bamboo.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an abiding love for nature can be seen in their visual art and their gardens. A proper Chinese garden has five elements: a rock, a building, trees, water, and maybe one species of flower in bloom. I want to share Su Dong Po's emotional metaphor, but bamboo is not an indigenous part of Idaho. So I try for an essential, if non-literal translation. Once, driving to Stanley in the early spring, a friend and I spotted a wolf in a snow-covered clearing. This was before wolves were reintroduced and radio-collared and subjected to the horrors of human management. The wolf regarded our stopped vehicle with interested yellow eyes, then turned and vanished into the forest. My friend put his big hand over one of the wolf's paw prints. The hand could not cover the track. So here goes my poem: / can have meals without meat, But I can't live without wolves, You can be slim without meat, But you lose the wild without wolves. I think I know China better—The Chinese soul—for matching the emotion of a Chinese poet with something from my own experience. Yes, this has to be done in my own language—but Dr. Sao Leng Ieong has shown that the study of a poem need not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its translated version. The rhythm and intonation of a poem originally composed in Chinese, or Italian, Russian or Arabic, are part of its meaning.26Of course,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anecdotes of political leaders or diplomats quoting poetic lines or allusions to start, stimulate or successfully conclude a business transaction or a political talk, a speech, or diplomatic functions, often to the joy of everybody present. Foreign guests visiting China have cited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in their addresses. For instance, President Nixon of the United States quoted this verse of Mao Zedong's in one of his speeches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 in the 1970s: .../ So many deeds. /Bear no delay. / Sun and earth turn; / Time flies away. / Ten 206
  • thousand years are too long. /Seize but the day! / And President Reagan cited the following couplet of Wang Bo: If you have friends who know your heart, Distance cannot keep you apart. 21And Xu applauded these efforts as demonstrating that "a part of Chinese poetry has already become a part of global culture, which boos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28But what is most surprising is that poetry has sparkled its way into the most unlikely arena—the Hong Kong SAR Financial Secretary Mr Antony Leung's Maiden Budget Report. After giving all the hard facts on Hong Kong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 increased unemployment, continuing deflation, the economic slowdowns and downturns both in Hong Kong and externally,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four consecutive years of operating deficits, shortfalls, etc., and after enumerat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hard times that Hong Kong has experienced in recent years follow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Asia, and the many advantages that Hong Kong still enjoys, he urges Hong Kong people to unite with one mind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strive for a better future. Thus he concludes his first budget a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of the Hong Kong SAR with the following lyrics, Under the Lion's Rock: 獅子山下(黄霑詞) Under the Lion's Rock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 Of one mind in pursuit of our 理想一起去追 All discord set aside 同舟人誓相隨 With one heart on the same bright 無畏更無懼 Fearless and valiant inside 同處海角天邊 Hand in h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攜手踏平崎嶇 Rough terrain no respite 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 Side by side we overcome ills 那不巧香江名句 As the Hong Kong story we write. 29 The lyrics are extracted from the theme song of a very popular Chinese movie, Under the Lion's Rock, in the 1960s and 1970s, when Hong Kong people were still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 before the booming years of prosperity brought about by unity and hard work. It was articulated and performed most beautifully by the Canto-pop godfather, Roman Tarn. The effect of this poem on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is obvious: veterans and 207
  • old-timers came on TV or wrote articles in local newspapers, recalling hard times, or reminiscing about what they achieved with diligence, unity and determination, and there is a rerun of the old movie to educate the people to join hands to tide over difficulties and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all. The charismatic Chinese Premier, Mr. Zhu Rongji, enthralled and mesmerized the Hong Kong people during his brisk visit to Hong Kong in November 2002 by reciting this poem again with emotion amidst applauses and cheers, confessing he was deeply touched by it and wished to share it with Hong Kong people, boost their morale and work hard together with the Hong Kong people to overcome all difficulties.30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literature, including poetry, has demonstrated that a good English education should expose learners to the vast wealth and resource of literature for interesting, meaningful and successful learning, for arousing and sustaining their permanent interest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s world citizens and for their life-long education. Moreover, a good English education should nurture and enhance learners educationally, philosophically, intellectually, aesthetically, spiritually and culturally. And literature, especially poetry, with its humanistic educational valu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these permanent values. Therefore it is time for us to look into our English curriculum, and as a preliminary effort, into the content component of school textbooks in the formal English curriculum and of the recitation materials fo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Macau schools. 3. Methodology 3.1 The hypothesis The hypothesis that literature, including poe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glish education and in the English curriculum, is based on extensive reading of the ELT/ELL theories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as well as on years of classroom teaching experience at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A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nglish curriculum of Macau school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wo are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cal ELT/ELL scenario: school textbooks mainly reflecting the content component of the formal curriculum and speech festivals and competitions casting some light on content materials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208
  • 3.2 Description of subjects Both psychologically and for practical needs, textbooks are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Macau schools, though,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both pre-service and in-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teachers of English look for supplementary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xercises from the Internet or other resources. A school textbook is "something concrete that gives a measure of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 " as lessons or units are completed, one by one until finally the book is finished, giving you that sense of achievement.31 In the case of Macau, where students are enrolled at various levels (kindergarten 1—2 or 3; primary 1—6; secondary 1—6/Forms 1—5 plus Form 6/Juniorl—3 and Senior 1—3), it is also a measure of standards. The choice of textbooks and the inclusion/exclus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content of textbooks also reflect teachers and textbook writers' perception of and attitu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education. As over 90% of Macau schools, pre-primary,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clusive, are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chools are free to adopt whatever textbooks they deem suitable for their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nd school culture or tradition. Consequently there is neither consensus nor uniform practice as to what textbooks should be adopted, more so at the primary level, where teachers can afford to experiment with different varieties of text materials. As secondary schools have a more immediate mission of preparing students for tertiary education and for university admission examinations, they usually adopt complete sets of textbooks systematically used from Secondary 1 to Secondary 6 (or Forms 1—5 plus Form 6). Therefore, out of the miscellany of textbooks, we have focused on the six most popular sets adopted for use by some forty secondary schools of Macau, including the two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As more texts may be added to the repertoire as students move up the grades, for purposes of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we have narrowed down the series to Book 1 and Book 2 of each of the six sets of textbooks adopted for use during the academic year 2001—2002. The activities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formal curriculum are speech festivals and competitions. The annual inter-school Speech Festival of Macau, which has been held for 18 consecutive years, with the 18th Speech Festival held in May 2002, has long become a major event on the local school calendar. It has been the only citywide extra-curriculum activity outside the formal English curriculum that has been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schools an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deed, it is one of the few single events involving and 209
  • uniting almost all schools, of varied and diversified systems, in Macau. The recitation/elocution pieces that the organizers select for the chorus section and others that individual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choose for the solo section also reflect their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roleof literature, especially poetry,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search into a corpus of the chorus pieces chosen by organizer-appointed experts for the recent three consecutive English competitions, i.e., for speech festivals 2000—2002 held in Macau, and of the solo pieces chosen by teachers or students themselves, also for the recent three speech festivals (2000—2002). Again, as mentioned above, Macau schools are highly pluralistic, for validity and relevance, all participating schools and students and their teachers a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of this corpus involving a student population of 8,567 for 2002, accounting approximately for a tenth of the student popul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of Macau and 24,430 participating students for the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2000—2002. We also interviewed two important organizers of the event. One is the former President and currently Vice-Chairman of the Macau Educators' Association, Ms. Lao Sin Peng. She initiated this annual event in Macau in the early 1980s and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promotion, prepar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speech festivals ever since. The other is Mr. Lei Pei Lam, the present President of the Macau Educators' Association and has always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in this event. 3.3 Instrumentation For this research we use what David Nunan describes as the elicitation methods and techniques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32 with surveys on the two corpora, supplemented by questionnaires for randomly selected participants and teachers, questionnaires for all adjudicators,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s with two of the principal organizers. Specifically, surveys include: 1. Questionnaire for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18th Speech Festival of Macau, 2002; 2. Questionnaire for Teachers of Participating Schools or of Students; 3. Questionnaire for Adjudicators of the 2002 Panel, both chorus and solo; 4. Recording of the Interviews with Organizers of the Speech Festival of Macau on CD, Interview Sheet and Report; and 5.To catch participants in action, we also recorded and videoed their performances, both solo and chorus, at the 18th Speech Festival. 210
  • 3.4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s Some alterations and adjustments were made to the proposed working plan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upcoming event. The first stage of data-collecting actually started as soon as this project proposal was approved by the Research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ity on 29 April 2002, just in time to cover the 18th Speech Festival of Macau held on the campus of Macau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on 4—5 May 2002, with participants reaching a record high. Questionnaires, consisting of closed and open-ended items, which had already been designed and prepared before the event and enclosed in stamped, self-addressed envelopes, were delivered to participati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selected at random on the spot, while questionnaires for adjudicators were delivered and collected on the spot by the end of the event. The second stage was completed by a two-pronged approach, i.e., data collection of school textbooks and that of speech festival recitation/elocution materials were carried out concurrently during the summer. First we made contacts with some forty secondary schools of Macau and obtained their booklists. At the same time, we approached the Macau Educators' Association, organizer of the Macau Speech Festivals for the past 18 annual events, and obtained the speech festival recitation/elocution materials, both for the solo and chorus sections, of the recent consecutive years 2000—2002. As the last stage we arranged two oral interviews, semi-structured with prepared questions. There were also a few free, informal chats with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parents. The three-stage procedure can be summed up in this diagram: 4. Results and Findings 4.1 Results of the textbook survey Results of the textbook survey covering six sets of main texts of Forms 1—2/Secondaryl—2 (Books 1—2) are shown in Table 1. 211
  • 212
  • The six most popular sets of text books adopted by some forty secondary English A Modern Course, Oxford Junior English schools of Macau are (Secondary 1—3), English Highway, English Treasure, Progressive English, and Longman Express, published by leadin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They are either published in Hong Kong or readily available in Hong Kong and Macau. They are also adopted for use by Hong Kong schools, indicating that nowadays Macau schools 213
  • i n general still follow in the footsteps of their Hong Kong counterparts in thec hoice of textbooks, as they have done traditionally. With regard tot ey, non-fiction prose is ext-types/ genres,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is survpredominant, obviously for immediate and pragmatic purposes of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forms of argumentative, narrative, descriptive, factual writings or reports, diaries, letters, dialogues, personal profiles, and interviews, most common in everyday use and for daily communication. Those few that could be termed literary texts are short simplified or adapted stories. Poetry is obviously absent from all six sets except one, English Treasure, which is the latest textbook publish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s if to catch up with the new trend. However, even here there is only one poem in Book 1 for Form 1/Secondary 1 students and none at all in Book 2 for Form2/Secondary 2 students. 4.2 Survey Results of Speech Festival Recitation/Elocution Materials (2000—2002)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on text-types/genres of the recitation/elocution materials used for both solo and chorus section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2000— 2002) are shown in Tables 2—7 (Text-type/Genre Survey of the Recitation/ Elocution Materials for the Past Three Speech Festivals of Macau, 2000—2002) and Figures 1—3. For the past 18 years, participants in the Speech Festival of Macau have been grouped into solo and chorus se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levels and the languages they choose. They are Junior Primary (Primary 1—4), Senior Primary (Primary 5—6), Junior Secondary (Forms 1—3/ Secondary 1—3), Senior Secondary (Forms 4—6/Senior Secondary 1—3), and Post-Secondary/Tertiary, in each of the four language-streams: Chinese Mandarin, Chinese Cantonese, English and Portuguese. Table 2 The 16th Speech Festival (2000) — Solo 214
  • Figure1 The 16th Speech Festival 2000-Solo Table3 The 17th Speech Festival(2001)-Solo Figure2 The 17th Speech Festival 2001-Solo 215
  • Table4 The 18th Speech Festival(2002)-Solo Figure3 The 18th Speech Festival 2002-Solo Table5 The 16th Speech Festival(2000)-Chorus 216
  • Table 6 The 17th Speech Festival (2001) — Chorus Table 7 The 18th Speech Festival (2002) — Chorus Here we see a very different picture: literary texts, which are chosen by students themselves or their teachers and the competition organizers, abound in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though they are missing from the formal school curriculum as reflected by the six sets of textbooks adopted by Macau schools. In the case of the Speech Festival of Macau,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famous speeches chosen by senior form students, the recitation/elocution pieces consist entirely of poems and literary texts. And wha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s the fact that the organizers always go for poetry for this annual inter-school event of Macau. 4.3 Findings from participating students 60 questionnaires were delivered to solo participants on the spot immediately after their performances at the 18th Speech Festival of Macau. A total of 28, 18 from the Junior Secondary Section and 10 from the Senior Secondary Section, have returned their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in theself-addressed stamped envelopes we had prepared for them. All of them say they like the literary texts chosen for them by their teachers and 217
  • they are selected by their teachers to take part in the competitions. Only 4 out of the 18 say this is their first time while the rest say it is their third or even fourth time already. They all say they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and their school performance is better after participation. Only 1 out of the 10 of the Senior Secondary Section says this is her first time participating in this event and all the rest have been chosen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vent almost every year, and all except one say they like the pieces chosen for them by their teachers. They all believe that participating in this event has helped improve their English.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made by students in both the junior and senior sections include: 1. There should be at least three adjudicators for the solo section, to ensure impartiality and fair play; 2. The classroom for solo is too small and crowded, with insufficient lighting, and it would be better to find a bigger venue; 3. There should be food and drinks provided for participants; 4. There should be more prizes to attract participants; 5. It would be better to hold the event during some longer holidays so that it would not clash with school work or examinations; 6. There should be MCs and guest performers, and awards and prizes be given the same day on the spot; if possible, audience should be involved in adjudicating; 7. Videos/VCD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participants or can be purchased; 8. Participants should be informed of their ranking, results or comments from the adjudicators; and 9. There should be frequent change of venues and adjudicators to create a sense of freshness and ensure objectivity. 4.4 Findings from teachers of participating schools A total of 30 questionnaires were delivered on the spot to the teachers leadi been returned in ng the teams for the chorus section and only 11 have the self-addressed stamped envelopes prepar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teacher who has started preparing her students for this event in 2002, all the others are experienced teachers who have been closely involved in coaching their students for the event for many years, some as long as more than ten years. Feedback shows they are generally positive about the literary texts, especially poetry, chosen by the organizers for chorus recitation/elocution. 218
  • They say they need to acquire more skills so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train their students. They all indicate that they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coaching their students for this event. Thei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re: 1. There should be a seminar/seminars for teachers to discuss the skills of recitation; 2. Perhaps a more ideal venue, with more space for parent and student audience and better lighting, should be chosen for this annual event and turn it int fo a un day; 3. To prevent prejudice or partiality on the part of the adjudicators, it would be better to withhold the school names from them for some adjudicators seem f to avour some schools and even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4. More prizes should be created to encourage participants; 5. Easy and happy poetry should be chosen for chorus recitation; 6. Adjudicator/s should be invited to comment on each contestant's perfo a ' rm nce; and schools and teachers should be informed of their teamsperfo arm nce and the adjudicators' comments; 7.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n teachers and schools, and to give them sufficient time for training and preparation, only one event in one language should be held each year with the four languages (Mandarin, Cantonese, English and Portuguese) changing in rotation; 8. Adjudicators' feedback, in the form of comments, grades or marks, should be sent to the teachers in charge right after the competition so that teach ers can analyze, learn and improve; 9. The number of prize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nd fixed for all sections of the event; 10. Limit the number of solo participants to two only for each school, otherwise the adjudicators become too fatigued to ensure sound judgment; and 11. There should be only one recitation piece for chorus without any choice and there should be a rule that no gestures are allowed. 4.5 Findings from adjudicators All the 7 adjudicators for chorus returned their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on th ll except one are native speakers of e spot right after the competition. AEnglish and they are all university professors. They are all positive about the suitability of texts chosen for chorus, but one suggested using some new prose/poetry, more relevant to students' lives, should be used in the future. They rated "good" and "very good" o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performance, 219
  • especially in pronunciation and fluency, though most of them believed their interpretation and treatment, expressiveness and skills are rather weak. One adjudicator even wrote, "I found treatments of Frost's Road Not Taken distressingly horrible. I resent the destruction of my culture." Nevertheless, they all agreed the participants' attitude is very good or excellent. However adjudicators differ radically regarding gestures, some applauding them as "very good body language", others dismissing them as "awful", "exaggerated", "over-interpreted" and even "unintelligible". All the 15 adjudicators for solo returned their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on the spot right after the competition. All except four are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hey are all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these four 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re very experienced teachers of English and have been on the adjudicating panel for many years. They are all positive about the suitability of texts chosen by students themselves or their teachers and they believe text choice is very important. However, they also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uniformity in the recitation/elocution pieces, some being too difficult or too lengthy, others being too easy or too short. The ratings o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solo performance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chorus, i.e., "good" or "very good" for pronunciation and fluency, "rather weak" for interpretation, treatment and expressiveness. A couple of judges suggest more efforts should be focused on comprehensibility o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rather than overdoing the acting. They also find some participants "well coached and prepared". Their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How would you compare the general performance of the Macau event with that of other cities where English is taught as a foreign language?" is invariably "about the same". All the adjudicators believe that behind each successful contestant there must have been an extremely dedicated teacher/coach making a lot of painstaking efforts and working very hard in terms of preparation and rehearsals. 4.6 Findings from speech festival organizers One of the organizers of the event that we interviewed is the former Presi Educators' dent and currently Vice-Chairman of the Macau Association, Ms. Lao Sin Peng. She initiated this annual event in Macau in the early 1980s and has been personally involved in the promotion, prepar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speech festivals ever since. The other is Mr. Lei Pei Lam, the present President of the Macau Educators' Association, 220
  • which has a history of over eighty years and a membership of nearly 4,000, including almost all school teachers of Macau, and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event. When I sent my assistant, Angel Chao, to interview them on separate occasions, both were well prepared and ready to answer the 12 questions we had prepared beforehand. The basic statistics they had provided before the interviews are given bilingually in juxtaposition in Table 8 Table8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Macau Speech Festivals 1985—2002 hosted by Macau Educators' Association The above statistics have shown that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this event has increased more than fourfold over the past 18 years, with the18th Speech Festival scoring nearly 8,567 participants, which accounts for almost a tenth of the non-tertiary student population of Macau.33 221
  • Apart from some basic statistics concerning the event that they have been hosting for 18 successive years, they focused on the 12 questions. Their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which cover several different areas, will be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in a separate paper. What is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 are the roles played by this annual citywide speech/recitation competition in promoting ELT/ELL and education in general and the suitability of literary texts used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o promote English education. Both hold very definite and unequivocally positive views. They reveal that actually the Speech Festival of Macau has a history of 22 years instead of 18 years, the first fours years being for preparation, learning from and exchanging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neighboring regions, especially Hong Kong, and searching for a form and content relevant to and suitable for the "3-language, 4-tongue cultural scenario" of Macau, with Chinese, Portuguese and English as the three languages and Cantonese, Mandarin, Portuguese and English as the four spoken tongues. The English events arouse learners' interest in English, sparkle their imagination and motivate them to learn English better,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eacher training and self-enhancement, as well as a platform for teachers exchanging ideas and experience. Before each event, experts and professors in relevant fields are invited from Macau or neighboring regions to give talks or seminars to teachers. So teachers and students make progress together. Adjudicators are discretely chosen, with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from qualified professionals.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that the competition is open and fair and the organizers have won the trust and support of Macau schools and teachers. Ms. Lao, reflec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veteran educator, als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for life-long education and of literature and poetry for humanity education and in helping students to grow and develop humanely, culturally and aesthetically. She points out the literary texts they learn, memorize and recite have profound and penetrating values. Those who participate in such activities are more open, enjoy learning and have more confidence. Not only participants themselves benefit, other students, more numerous, also benefit from these activities, because performing participants are selected from students who also receive training and there are usually inter-class recitation/speech competitions held in each school to select those for the annual inter-school event.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y have been witnessing some children growing up with the event, taking part in it annually and making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in English with good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at school and enjoying their work and 222
  • a full life after leaving school. They believe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like speech festivals or contests, enrich and complement formal school curriculum. The skills, attitudes, aesthetic appreciation, cultural awareness, respect for other people's heritage, etc. that children develop through these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are more permanent than facts and knowledge that they learn from the formal school curriculum. The fact that this event has been going on uninterrupted for so many years and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schools and students has proved its worth and success. They are convinced that this great annual event has been meaningful and successful and should continue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language education in Macau. 5.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Language is the arning becomes carrier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lemeaningful and interesting only when it is imbued with meaning and cultural interest. The textbook survey has indicated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variety and of rich culture in the content of the texts. And the findings from the recitation materials and the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as represented by the speech festival and recitation competitions have confirmed that literature is a stimulating and valuable resource for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all the text-based preparations, exposes students to varieties of authentic English, enable them to infer meanings by interacting with and responding directly to the text and to make an integrated used of all senses to maximize learning, all of which, indeed, are valid elements in language learning. These activities also create a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us enriching and enliven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y add variety, interest, and excitement to both learning and teaching. From the findings we can see the greatest winners emerging from these activities are those growing up with these activities, which may guide a few gifted students towards their own creativity through imaginative exploitation of a wide range of literature, which in turn leads to personal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satisfaction. They help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vividly in words, sharpen linguistic awareness and improve proficiency, and in this way they leam bot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cause during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contests they must learn to understand the texts. They train students to present themselves by coordinating linguistic strategies with paralinguistic cues such as smiles, eye-contacts and movements and thus to a certain extent enable participants to turn their linguistic competence to performance immediately through dynamic learning. The desire to excel and to win motivates students to work hard and 223
  • learn to interact with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through teamwork. It is generally felt that students in the few English-medium schools have achieved better English proficiency than those in Chinese-medium schools (with some exceptions), and an English test administered to Form/Secondary 3 students of Macau last year shows those from the former achieved an average score some 20% higher than the latter.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factors for this difference and one has to study all of them to make a relevant conclusion. However, if one looks into the English curriculum of the English medium schools, one finds that there is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ir curriculum. Free, casual chats with parents and teachers are also revealing. A couple of parents, who are also teachers, revealed that their children took part in these activities every year and they never worried about their English. Through activities and a lot of practice and rehearsals for competitions, the children have acquired a good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a feel for the language, and a genuine interest in English, in addition to sense of satisfaction and achievement. A successful medical student even recalled an incident in which the English panel chair helped prepare her for her first participation in such a competition when she was a primary 1 pupil. She remembers the teacher drilling her in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liaison, linking and transition, a final consonant being introduced before a following vowel, in particular. She herself became so fascinated with learning and trying out these skills that she always paid attention to them since then and now whenever she receives foreign guests on behalf of her college she is taken for a native speaker of English because of her excellent pronunciation and fluency. In the latest issue of The New Generation, a magazine owned and published by a young elite force of Macau,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Macau Foundation, one finds the results of an interesting "English test in a light fashion". 34 The test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Part A: Seven university students randomly selected are asked to describe two big colour pictures on the theme of nature, leaving plenty room for associated or imaginative ideas. Here are their written descriptions: Sam Picture 1: In a dark night, a boy, John and his dog are looking the sky. The wind is blowing. It seems rain. Picture 2: A boy Peter and his cat are looking the tree. There are many leaves on the tree. They think spring coming soon. 224
  • Karen Picture 1: Suddenly the sky becomes dark. The wind blows strongly. The boy and his dog are looking at the sky. They many think why the weather can change very quickly. Picture 2: One day, Jacky and his cat are wondering around in the street. Suddenly, they hear a bird is singing very happily on the tree. They were attracted by the bird's singing and stop at that tree. Van Picture 1: One day, a man is walking with his dog. When they're walking, the sky suddenly change to be a cloudly. And their moods has changed together. Picture 2: A man is listening a lovely bird singing. He very enjoys it. But a cat that is standing by a man, is also thinking another about the lovely. H.K.C. Picture 1: He had a bad work and hate his boss. He left his country, went to garden. Picture 2: He wish a beautiful day and has good job. Ben Picture 1: The man and his pet were both attracted by the cloud. Not because of the cloud itself. They feel sad. Picture 2: A man and his cat were putting their focus on the bird. The bird was afraid because it couldn't fly away. But cat was disappointed because there were a big distance between him and the bird. Joe Picture 1: It is a cloudy day. There is a boy with a hat and he is standing with his dog. They are looking the sky. They are so enjoyed. Picture 2: There is a boy, a cat and a bird which is on the branch. They the boy and the cat are looking the bird. They want to catch it. Jason Picture 1: One person and a dog. Dog is always an honest friend. It will be raining. Picture 2: One person and a cat. Glasses are beautiful. Cat is always an honest friend. As we have no data concerning the sampling procedure or student population, the seven students may not be typical or representative of all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of Macau. Out of the seven some write better than the others and there are a number of contributing variables for this, and moreover we can use different ways or criteria to assess these students' work. Nevertheless, having studied these pieces, we find, to say the least, there is a 225
  • lack of ideas, which is made worse by the narrow vocabulary range and absence of cultural patina and sophistication. More mature, complex, and meaningful expressions are expected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an the childish utterances, more expected of young children, that we see here. The absence or lack of meaningful and culture-rich texts in their English education earlier on may take part of the blame. Part B: Suppose an ICQ friend from the USA pops in with this question:Hello! I'm from the USA. I know you are a Macau student. I really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acau - the location, the language, customs, etc. As a Macau student, respond to him. Following are responses from five Forms/Secondary A—6 students. Kinnie Hi! I'm so happy to meet you! I live in Macau. You know Hong Kong, Macau is beside in Hong Kong. You have arrived Macau before? Here's very interesting things. Although my city is so small but here so many people and have manysights on this city. They will spend more money in shopping. I hope you can come here! Winky Macau,is in China, near Hong Kong. In Macau, you can see many good people to help you. There has a lot of different food in street. Althea Macau, a city of china, which is near Hong Kong and located on the eastern coast of China. Macau people are Cantonese (mostly), English and Mandarin (a few people use these). You can buy many beautiful things and try many delicious food in Macau. We are very kind and if you need help, we will be very happy to help you. A-Ha Macau is near the Hong Kong. In Macau speak Chinese. Macau is a very smallcity near to Hong Kong, but Macau is a very small city near to Hong Kong, but Macau is beautiful and special, the people is very nice, have very much dilicous foods. A-Yu Macau is near Hong Kong. Although Macau is a small city, it is beautiful. There are many temples, parks, view for people to visit. There are bridge in 226
  • Macau.When you are on the bridge, you can see all sight. If an "impression" criterion is used, one may say this group performs better than the first group, because in spite of the grammatical errors, some relevant messages are given. Many will agree with H.D. Brown that as this is a very casual chat and informal register, grammar is less important.35 Nevertheless, they could have done better if they had been exposed to literary and culture-rich texts in their English education, including some more mature, sophisticated ideas, such as Macau being a meeting point of the East and West, Chinese and Portuguese being the official languages, a Sino-Portuguese heritage, etc, in their discussions. Part C: An interview conducted in a Macau street where several secondary schools are located. The interviewers, pretending to be English-speaking tourists, p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 to students selected at random: Do you kn est police station or hospital/St.Paul's Church/ ow where is the nearMacau Museum/Macau Tower/Hotel Lisboa ? How can I get there ? A few students turned away, and some refused to answer in English. Here are the responses in English: "Sorry I don't know." "Can you repeat again?" "I don't know where is it." "You can walk straight this road and then turn left.. .and turn right.. .you will see a cosmetic.. .make up shop call Sa Sa and turn left.. .go straight and turn right..." "By bus, No.6, cross the road and go straight..." "I think is.. .you know.. .you can go by bus or walk there or by taxi you tell the taxi-driver tell him where's the nearest hospital.. .welcome!" "Go round this road and then .. .can you speak again?" "You go up there to the top and go down .. .will see the hospital." The bits and pieces of English expressions show that these students have learned some everyday English about Macau, being students of Macau, a cit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s a matter of fact, I have been visiting Macau schools and observing classes in my capacity as supervisor of student teachers doing their teaching practice in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have been 227
  • impressed by the good progress that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been making, in both their English performance and attitude towards learning. However, it is also justifiable to assume that if they are exposed to more language-rich and culture-rich literary texts, to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and if they participate in mo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ike the speech festivals or speaking contests, they will develop a more open attitude and broader vision, and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speaking out, and the quality of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speaking English will be better, with more depth and scope. 6. Concluding Remarks At this stage, the f de: 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ma1.It is justifiable for textbook writers, materials developers and publishers to place tudents' emphasis on language in everyday use so as to develop sproficiency in daily communication. However, general English curriculum in the formal school education is more than English for survival, or simply for other specific pragmatic purposes. It aims at fostering in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anguage-use abilities including language knowledge (phonetics, grammar, vocabulary, topics and themes), language skill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ttitude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confidence, cooperation, identity,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etc.), and cultural awareness (cultur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et 36c.) In our over-eager, pragmatic and hasty attempt to teach and learn English " the quick and easy" way as goes the trend of some commercials, the quality of formal English education may suffer in the long run. 2.The content of existing textbooks in the formal English curriculum, tending to be monotonous and rather superficial, has failed to stimulate students' deep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ustain their interest. The absence or complete lack of literary texts, of variety, profundity and cultural meanings, deprives learners of their right to the inexhaustible wealth of human intelligence and knowledge as a resource for learning, which would otherwise help them to develop personally, intellectually, aesthetically, socially and cross-culturally. 3.The inter-school speech festivals and competitions serve as an important informal extra-curriculum supporting and complementing the formal school curriculum, such as the annual Macau Speech Festival, have played an active and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language education in 228
  • Macau, with extensive influence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hese are extremely worthwhile events meticulously organized by enthusiastic and highly motivated professionals and educators. Winning awards and prizes at these competitions produce immediate results in extrinsic motivation, especially in younger children. Schools children growing up with these activi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m year after year and winning prizes are the best achievers, making impressive progress not only in English but also in all-round pers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fforts aimed at gaining prestige and fame may exert enormous pressure on coaching teachers. 4.Variety and diversity in formal curriculum content and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give students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ir various abilities and multiple intelligences, help build up their cultural patina, enhance the success rate and thu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s a whole. 7.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view of the above c to make the following onclusions, I would like suggestions: 1. The formal English curriculum should include more literary texts, including poetry, to enrich the content and cultural meaning. There is nothing wrong for secondary students to learn everyday English or "the ordinary language of newspapers, popular fiction and social history",37 but there should be focus of atten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More activities for fun should be provided for beginners to arouse their interest and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should be exposed to pleasant, stimulating, real-life situations and activities so that they become conversant with simple classroom English and everyday English for easy communication, developing good habits i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nd then some reading and writing. As they move up the grades in secondary schools, growing physically, mentally, intellectually and socially, the quality of their English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their growth. They should be exposed to mor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texts, including literary, texts, with brainstorming and discussions, further enhancing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communicative skills. 2.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chool textbooks.There seems to be an over-dependence on Hong Kong published textb tbooks, ooks. As it needs tremendous resources to produce localized tex 229
  • local teachers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trained to develop their own teaching material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online resources and by using the wealth of English literature as a resource. Teacher enhancement programmes on focused areas such as materials development may help. 3. Speech festivals and inter-school contests or competitions as represented by the Macau Speech festival have proved to be successful in prom play an oting language education and should go on. They will continue to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nglish education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Macau. Further improvements may include better facilities at the venue of the event, reduction of workload on coaching teachers (or the coaching hours should be counted into their workload), more quality seminars or workshops for teachers, the creation of more varieties in form and content, etc. 4. Very importantly, expert teachers, rather than novice teachers, should be arranged to train young beginners to pick up good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during their best receptive years and to ensure best input in listening,speaking and other skills. 5. Future efforts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quality rather than quantity once achievements are made in attracting large numbers, and towards deep intrinsic motivation as against the surface satisfaction. 6. Some sort of coordination may be necessary in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various speech-recitation competitions, 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texts to enhance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his general survey leaves many questions to be addressed. For instance, the next research should be to find ou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using literature as a resource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participants in the competitions are usually students chosen by teachers from the best academic performers. And it is these students who outsmart others and become winners. So the next effort should be made the other way round: do students exposed to literary texts and participating in literary activities perform bett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with no access to literary texts and not participating in literary activities?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is an extremely complicated matter, involving not only many variables but also the whole ELT and / ELL set-up consisting of policy and aims, administrationorganization, relevant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choice of ELT/ELL types, 230
  • approaches, teacher training, pedagogy, methodology, instruction & teaching, syllabus design, material construction, constraints on ELT/ELL achievements, learner strategies,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38 This research is an attempt at searching for a most relevant area, the material construction, to penetrate into the grass-root level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Macau schools: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content of textbooks in the formal school curriculum and of the texts and materials used in informal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as represented by the biggest, most influential annual event on the Macau school calendar, the Speech Festival (recitation/speech competitions) of Macau. Notes: 1 Ford, 1972; Carter, R. and Burton, D. (eds.), Literary Text and Language Study, Edward Arnold, 1982; Brumfit, C. J. and Carter, R. (eds.),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1986; Long, 1986; Collie, J. and Slater, S., Literature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Ieong, S. L., 'TESL Through Literature in Some Macau Schools", Teaching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The Role of Literatur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ublished by the Faculty of Arts, University of Macau, 1992; Lazar, Gillia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Falvey, P. and Kennedy, P. (eds.), Learning Language Through Literature: A Sourcebook for Teachers of Englis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1999; Leung, 2002, etc. 2 Ho, J. J. et al., "A Survey of Macau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t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in The New Generation, Issue 15, 2002; Morrison, J. "Education for the Open, Democratic Society in Macau",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LT and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Macau Polytechnic Institute, 10—12 May 2002; Yuan, Tony, A Study of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Macau Form 1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M. Ed. thesis, 2003. 3 Ieong, S.L., "TESL Through Literature in Some Macau Schools", Teaching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The Role of Literatur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ublished by the Faculty of Arts, University of Macau, 1992; Ieong, W.C., Macau 2020: The Long- Term Objectiv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20 Years, published by Macau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entre and Macau Associ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s, 2000; Morrison, J, "Education for the Open, Democratic Society in Macau", 2002, etc. 231
  • 4 See Maley, ELT Documents: 130, p. 10, in Lazar, G.,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3—14. L5 See Long, M., Preface to Teaching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The Role of iterature Faculty of Arts, University of Macau, 1991. 6 Ibid. 7 Ford, 1972; Carter, R. and Burton, D. (eds.), Literary Text and Language Study, EdwardArnold, 1982; Brumfit, C.J. and Carter, R. (eds.),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Oxford University, 1986; Long, 1986; Collie, J. and Slater, S., Literature in theLanguage Classro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Ieong, S.L., "TESLThroughLiterature in Some Macau Schools", Teaching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The Role of Literatur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ublished by the Faculty of Arts, University of Macau, 1992; Lazar, Gillia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Falvey, P. and Kennedy, P. (eds.), Learning Language Through Literature: A Sourcebook for Teachers of Englis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1999; Leung, 2002, etc. 8 See Brumfit, C.J. and Carter, R. (eds.),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24. 9 See Ieong, W.C., Macau 2020 - The Long-Term Objectiv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20 Years, published by Macau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entre and Macau Associ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s, 2000, p. 97. 10Xu, M. D. (fà&fà), Curriculum Theories and Designs («t^fMStEHt^Mtxst»), Guangdong Education Press, 1991. 11 Long, 1986. 12 Eg. Naiman et al.1978, Rubin, 1982. 13 Brown, H.D., Teaching by Principles, Prentice Hall Regents, 1994. 14 Lazar, Gillia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 Ibid. 16 Brock, M., "The Case for Localized Literature in the ESL Classroom", in English Teaching Forum, July 1990, pp. 22—25. 17 See Homberger, Eric, ed. Ezra Pound,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irst published in 1972, reprinted in 1997, p. 221. 18 Palmer, 2001. 19 The poem is quoted from the popular album Ahead of All Parting: The 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of Rainer Maria Rilk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5, p. 191. 20 Quoted from Joanna Macy, author of World as Lover, World as Self. 21 rom May Sarton's New York: Norton, Taken f Collected Poems 1930—1973, 1974, p 156. 232
  • 22 See Mingpao Daily, Hong Kong, 12 April 2002. 23 , S.L, Fostering Humanity: The Role of Poetry in Language Trans. IeongEducation, presented at the Learning Conference 2001 in Greece, refcreed, revised and published by the Common Ground in 2002; The Power of Poetry: Its Role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Learning Conference 2002 in Beijing. 24 See Mingpao Daily, Hong Kong, 23 June 2002. 25 y: The Role of Poetry in Language Trans. leong, S.L, Fostering HumanitEducation, presented at the Learning Conference 2001 in Greece, ref ereed, revised and published by the Common Ground in 2002; The Power of Poetry: Its Role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Learning Conference 2002 * Beijing. 26 See attached doctoral paper by Finley, A., "You know good here; v *, know good there ", forwarded to me via the email by her thesis supervisor Professor Lyons of the Boise State University, who also attended my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n 27 September 2002. 27 Yuan, X.P. ed. Xu, Y.Z. trans., Gem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2000, p. 6 28 Xu, 2000, p. 7. 29 003 Budget,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See The 2002—2p. 33. http://www.Budget.gov.hk http://www.Budget.gov.hk/fb/2002/filel8.htm30 ong, 20 November 2002. See Mingpao Daily, Hong K31 Haycraft, 1986. 32 See Nunan, D.,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Lear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pp. 136—158. 33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 non-tertiary student population of Macau has notincreased radically, i.e., 91,767 in 1996—1997 school year, 94,234 in 1997—1998,95,717 in 1998—1999, 98,844 in 1999—2000, 99,457 in 2000—2001, 99,851 in2001—2002, and 99,119 in 2002—2003. Visit website: http://www.dsej.gov.mo34 See Lam Iok Fong, et al., (eds.), The New Generation, Issue 15, 2003, pp. 22-27. Website: http://www.macaudata.com35 wn, H.D., Quoted from Celce-Murcia, "Variables That Determine See BrotheImportance of Grammar" in Teaching by Principles, Prentice Hall Regents, 1994, p.349. 36 See "English Curriculum for Secondary Education" formulated by the Ministry ofEducation, PRC and published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p. 6—27. 233
  • 37 Quoted from Goldstein, P.,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8 See Strevens, P., New Orientations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2—35. Bibliography: 1.Abrams, H.M.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6th ed., Vols. 1 & 2,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93. 2.Baker, J. and Westrup, H., The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Hand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VSO Continuum, 2000. 3.Brock, M., "The Case for Localized Literature in the ESL Classroom." in English Teaching Forum, July 1990, pp. 22—25. 4.Brown, H. D., Teaching by Principles, Prentice Hall Regents, 1994. 5 Language Teaching, .Brumfit, C. J. and Carter, R. (eds.), Literature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6.Carter, R. and Burton, D. (eds.), Literary Text and Language Study, Edward Arnold, 1982. 7.Carter, R. and Long, M., The Web of Words, 1987; Teaching Literature, 19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Collie, J. and Slater, S., Literature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9.Falvey, P. and Kennedy, P. (eds.), Learning Language Through Literature: A Sourcebookfor Teachers of Englis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 New Ferguson, M. et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 4th Ed.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 1996. 11. ay craft, J.,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Longman, 1978. 12. Ho, J. J. et al., "A Survey of Macau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t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in The New Generation, Issue 15, 2002. 13. Ieong, S.L.,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Literary Activities",in Macau Education, Issue 149, No. 2, 1991; "TESL Through Literaturein Some Macao Schools", Teaching English as Second 234
  • Language: TheRole of Literatur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ublished by the Faculty ofArts, University of Macau, 1992; ostering Humanity: The Role of Poetryi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ented at the Learning Conference 2001 inGreece, refereed, revised and published by the Common Ground in 2002;The Power of Poetry: Its Role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at the Learning Conference 2002 in Beijing. http://LearningConference.Publisher-Site.com http://SylviaSaoLengIeong.Author-Site.com 14. Ie tives and Development ong, W.C., Macau 2020: The Long-Term ObjecStrategies in 20 Years, published by Macau 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entre and Macau Associ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s, 2000. 15.Kennedy, P. and Falvey, P. (eds.), Learning Language Through Li teraturein Primary Schools: A Resource Book for Teachers of English,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Kennedy, P. and Falvey, P. (eds.) Learning Language Through Literature in Secondary Schools: A Resource Book for Teachers of English,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Larsen-Freeman, D., Techniques and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2000. 18.Lazar, Gillian, "Using Poetry with the EFL/ESL Learner" in Modern English Teacher 6, 3, and 4, 1989;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 Morrison, J., "Education for the Open, Democratic Society in Macau",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LT and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Macau Polytechnic Institute, 10—12 May 2002. 20. Nunan, David,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Lear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1. Ur, P., A Course i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ory,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0. 22. Wiersma, W.,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oledo Press,1986. 23. Yuan, Tony, A Study of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Macau Form 1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M. Ed. thesis, 2003. 24. Yuan, X.P. ed., Xu, Y.Z. trans., Gem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2000. 235
  • 236 澳門小學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 一、研究設計與實施 探討澳門小學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滿意度的關係,有助於提升教質量,為此,本文採用實際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客觀的數據,並應用1.基本資料 門小學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關 期探討不同個人背景因素在學校組織氣氛及教師工作滿意各歲以下、30-39 歲、40-49 歲、50-59 歲、60分成研究所、師範大學、一般大學、一般專科、學位 經濟與管理學系碩士研究生 為 12 班以下、13-24 班及 25 班以上。 滿意度之研究 曹艷瓊* 學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處理,以期就相關內容進行深一層的討論。 (一)問卷編製過程及內容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瞭解澳係,此外,亦層面是否有差異?因此,教師的個人背景因素必須納入研究設計的架構當中,內容如下: (1)性別:分男、女兩類。 (2)年齡:共分 29歲以上等五類。 (3)婚姻狀況:分已婚、未婚。 (4)最高學歷:後教育證書和其他等六類。 (5)教學年資:共分 5年以下、6-10 年、11-15 年、16-20 年、21年以上等五類。 *華南師範大學教育 (6)學校規模:分
  • (7)每週任教節數:分為 15 節以下、16-20 節、21-25 節、26-30研究所採用的“學校組織氣氛描述問卷”是依據Hoy&Clover於 1986年所 ”(The Revised Organizational Clim的依據,故隨即進行預試。預試對象為沙梨頭坊眾學校、澳門坊眾,每一層面設計一題反向題,此外,為避免同一層表 1 學校組織氣氛問卷各層面題目分配表 節及 31 節以上等五類。 2.學校組織氣氛描述問卷之編製 本發展的“修訂組織氣氛描述問卷ate Descriptive Questionnaire for Elementary School,簡稱OCDQ-RE)為基本架構,同時參考了曾燦燈、1陳文瑜、2張簡憶如3及鄭悦琪4等人所修訂之小學學校組織氣氛問卷,再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修訂而成,經過指導教授及小學校長、教師的指正後,初步完成預試問卷的內容共 46題。 預試問卷編製完成後,為瞭解問卷的可用性,並作為修訂題目成為正式問卷學校(小學部)及教業中學(小學部),每校選取 10 名教師接受問卷調查。預試的實施時間自 2001 年 10 月 10-19 日,共發出 30 份問卷,回收率及可使用率達 100%。 經項目分析後,淘汰 6題區分度不高的題目,最後擬定 40 題為正式問卷,共分為六個層面面題目集中排列而造成反應偏差的情況,特將問卷各層面題目交錯安排,如表 1: 237
  • 3.教師工作意問卷,是以P.O.Smith、L.M.Kendall和C.(1)本問卷採用五點量表計分法,正向敍述題由選答“非常符合”至“非 分別給予 5、4、3、2及 1分。 代表學校組織氣氛之原始得分。 本問卷可信度的計算,採用 Cronbach 所創的α系數,以表示其內部一致性的可信度。根據實際施測結果所建立的可信度,就預測而言,整份問卷的滿意問卷之編製 本研究所採用的教師工作滿L.Hulin所編之“工作描述指標”(Job Descriptive Index,簡稱JDI)為籃本,並參考石雅惠、5曾燦燈、6陳文彬7及黃盈彰8等人所使用的教師工作滿意問卷編製而成。經由與“學校組織氣氛描述問卷”相同的程序,最後刪除 1題不佳的題目,保留 40 題為正式問卷。各層面題目分配如表 2: 4.計分方式 常不符合”,(2)反向敍述題由選答“非常符合”至“非常不符合”,分別給予 1、2、3、4及 5分。 (3)學校組織氣氛每一層面各題的總和,代表該層面的原始得分,六個層面得分總和,則 (4)教師工作滿意每一層面各題的總和,代表該層面的原始得分,六個層面得分總和,則代表教師工作滿意之原始得分。 5.可信度與有效性 α系數為.868,而正式測試α系數為.8256,可見本問卷的可信度頗佳。 至於本問卷的效度分析,首先就組織氣氛及工作滿意的有關理論和實徵性研究加以探討,擬出若干層面和項目,然後參考外國著名學者已使用過且有相當程度可信度及有效性的問卷,並徵詢指導教授、小學校長及教 238
  • 師的意見,再經預試過程,修正或刪除不適當的題目,以增加各層面內容的一致性。此外,經由對各層面及總量表的相關考驗顯示,就學校組織氣氛而言,各層面與總量表大致達非常顯著相關(見表 3),至於教師工作滿意方面,各層面與總量表均達非常顯著相關(見表 4),因此,本問卷具有相當的有效性。 表 3 學校組織氣氛描述問卷之相關 (二)研究對象 表 4 教師工作滿意問卷之相關 239
  • 本研究的對象是澳門的小學教師,由於考慮到澳門小學教育的多樣化為求樣本更具代表性,本研究將全澳的小學按其性質分為四種類型:1.基督 教學校、3.中葡學校及 4.其他(非前述三種類型者),每種及教學校、2.天主類型選取 2至 3間,合共 10 間學校。然後透過碩士班的同學及在小學任教的朋友發出調查問卷,而每間學校發出問卷的數量亦作了如下的考量:學校規模比較小的學校,每間發出 10 至 20 份問卷,而規模比較大的發出 20 至 30 份,於 2001 年 12 月 4 日開始派發,共發出 200 份。 根據教育暨青年局最新(2001年11月26日)的統計數字,2001至2002學年的小學教師共有 1,583 人,因此,參與本研究的教師約佔整體的12.6%。截至 2001 年 12 月 19 日,收回問卷 181 份,回收率 90%(表 5),而可使用問卷 178 份,可用率達 89%。有關本問卷有效教師樣本之基本資料分配情形如表 6。 表 5 問卷發出及回收統計 240
  • 表 6 有效様本基本資料統計 研究調查所得的有效樣本資料,是以 SPSS10.0 統計套裝軟體程式,進行資料處理及分析,採用的統計方法如下: (三)數據處理 本1.以 t 考驗(t-test)分析不同性別、婚姻狀況之教師對學校組織氣 241
  • 氛各層面的知覺與工作滿意各層面感受的差異情形; 層面的知覺與工相關情形。 本節主要目的在於根據問卷調查所得資料進行分析與討論,共分三部 )澳門小學學校組織氣氛之現況及其差異分析 1.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數及標準差表列如下 2.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Anova)考驗不同年齡、學歷、教學年資、學校規模及每週任教節數之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各作滿意各層面感受的差異情形。若達到顯著水準,則再以薛費檢定法(Scheffe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 3.以斯皮爾曼相關法(Spearman Correlation)求出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與工作滿意各層面及整體得分的 二、數據分析與討論 分。 (一學校組織氣氛主要分成六個層面,各層面得分的平均(表 7): 242
  • 從表 7的統計結果可發現:澳門小學教師在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中,題平均數介於 2.50-3.75 之間,其中有五個層面每題平均得分皆超過校組織氣氛的關係 (1)性別與學校組織氣氛的關係 男女教師在學校組織氣氛的“同 的知覺有顯著的差異。就平均數而言,女教師每3分(平均數以上),以“同事行為”層面為最高分,其次為“親密行為”、“支持行為”、“監督行為”、“限制行為”,而以“疏離行為”層面為最低,每題平均數為 2.5 分。 2.個人背景因素與學從表 8 的統計結果可得知,不同性別的事行為”及“親密行為”兩個層面(M=34.21,M=17.59)在這兩個層面的得分明顯高於男教師(M=31.08,M=15.45)。而男女教師在“支持行為”、“監督行為”、“限制行為”、“疏離行為”層面的平均數得分雖有不同,但其差異均未達顯著水準。 表 8 不同性别之教師在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的差異情形 243
  • (2)婚姻狀況與學校組織氣氛的關係 從表 9 的統計結果可得知:不同婚姻狀況之教師在學校組織氣氛的“支 層面的知覺達顯著差異。就平均數表 10 的統計結果可發現:不同年齡之教師在學校組織氣氛的六個層面中 層面的差異未達顯著水準,其他層面持行為”“同事行為”及“疏離行為”而言,已婚教師在“支持行為”及“同事行為”層面得分顯著高於未婚教師,而在“疏離行為”層面上,已婚教師的得分則顯著低於未婚教師。其他分層面的平均數雖有差異存在,但所有差異均未達顯著水準。 表 9 不同婚姻狀况之教師在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的差異情形 (3)年齡與學校組織氣氛的關係從 ,“支持行為”及“監督行為”兩個(“限制行為”“同事行為”“親密行為”和“疏離行為”)均達顯著差異,亦即年齡的不同對學校組織氣氛的知覺會有影響,不過,再經薛費檢定法事後比較的結果,各年齡組的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 244
  • 245
  • (4)學歷與學校組織氣氛的關係 學歷之教師在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的平)教學年資與學校組織氣氛的關係 資之教師在學校組織各層面的得分從表 11 的統計結果可得知:不同均數雖有高低的差別,但在變異數分析中均未達顯著差異水準,這結果表示:即使不同學歷或學歷高低也不會影響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的知覺程度。此研究發現與邱憲義於 1996 年的研究結果相同。9 (5從表 12 的統計結果發現:不同教學年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說:教學年資的長短不會影響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的知覺程度。此研究發現與曾燦燈於 1987 年的研究結果相一致。10 246
  • 247
  • (續前) (6)學校規模與學校組織氣氛的關係 248從表 13 的統計結果可見: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監督行為”及“同 事行為”層面上達顯著差異,經薛費檢定法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就“監督行為”層面而言,學校規模在“12 班以下”組的平均數顯著高於“24班以上”組,而在“同事行為”層面,學校規模在“13-24 班”組的平均數顯著高於“24 班以上”組。也就是說教師對“監督行為”及“同事行為”的知覺因學校規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7)每週任教節數與學校組織氣氛的關係 從表 14 的統計結果可發現:每週任教不同節數之教師在“限制行為”層面達顯著差異,不過,經薛費檢定法事後比較的結果,五組間的差異未見顯著水準,至於其他五個層面的平均數雖有高低的差別,但均未達顯著差異。
  • 249
  • 表 14 週任課數不同之教師在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得分的平均數、 標凖差及變異數分析 250
  • (二)澳門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之現況及其差異分析 1.工作滿意各層面的平工作滿意主要分成六個層面,各層面得分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如表 15、均數及標準差 所示: 從表 15 的統計結果可知:澳門小學教師在工作滿意各層面中,每題平均數介於 2.86-3.61 之間,以“同事”層面為最高分,依次為“學生”“教學工作”、“上司”、“升遷機會”等層面,而且,以上五個層面每題平均得分皆超過 3分(平均數以上),因此,可以得知教師對目前的工作大致是滿意的,惟在“工作報酬”層面為最低分,每題平均為 2.86 分。 2.個人背景因素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1)性別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從表 16 的統計結果可發現:不同性別的教師在工作滿意的“同事”層面有極顯著差異。女教師(M=25.73)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男教師(M=22.88),此結果顯示男教師的滿意度比女教師為低,造成此項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從事小學教育的女性較男性為多,從表中的男女比例來看,大約是 1∶6,因此,在一間學校裏,女性教師間的接觸機會比較多,彼此較容易有共同的話題及興趣;相對而言,男教師則非常少,彼此關係就變得疏離,較難找到知心好友,對同事間之關係感到較不滿。此研究發現與陳文彬於 1999 年以澳門中學教師為對象所做的同類型研究結果剛相反,11但與曾燦燈的研究結果相同。12 251
  • 而在“教學工作”、“工作報酬”、“升遷機會”、“上司”、“學生”等五個層面的滿意情形,在統計上沒有顯著的差異,因此,可以說男女教師的感受沒有太大的分別。 表 16 不同性别之教師在工作滿意各層面的差異情形 *P<.001 (2)婚姻狀況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從表 17 的統計結果可得知:不同婚姻狀況的教師在工作滿意的“學生”層面有極顯著差異。已婚教師(M=25.76)的平均數明顯高於未婚教師(M=23.73)。這可能是已婚教師亦育有子女,對兒童的瞭解及認識比較豐富,而且亦能掌握一些管教的方法,因此,對學生的滿意程度較高。“教學工作”、“工作報酬”、“升遷機會”、“上司”、“同事”等五個層面的滿意情形,在統計上則沒有顯著的差異。 252
  • 表 17 不同婚姻狀况之教師在工作滿意各層面的差異情形 *P<.001 及“學生”二層面的滿意程度,因年齡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年齡組之間在平均數上亦有不同,但在統計上未達顯著差異。 (3)年齡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從表 18 的統計結果可發現:不同年齡的教師在工作滿意的“教學工作”、“工作報酬”、“升遷機會”、“上司”等四個層面均沒有顯著差異,而在“同事”及“學生”層面則達顯著差異,不過,經薛費檢定法事後比較的結果:各年齡組之間的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水準。亦即教師對“同事”表 18 不同年齡之教師在工作滿意各層面得分的平均數、 標凖差及變異數分析 253
  • (續前) *P<.05 (4)學歷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從表 19 的統計結果可得知:不同學歷之教師在工作滿意各層面的得分並無顯著的差異,這個發現顯示:學歷的不同並未影響教師對目前工作滿意度。不過,就各層面的平均數而言,擁有“學位後教育證書”的教在六個層面的滿意度均高於其他學歷的教師,也就是說,大學畢業後的師繼續到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進修,對其教育專業知識及提升其對教育工的熱忱均有相當的幫助。 的師教作 254
  • 255(5)、 標凖差及變異數分析 教學年資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從表 20 的統計結果可發現:不同教學年資的教師對目前工作滿意的程度並無顯著的差異,這表示教學年資的長短不會影響教師對工作滿意的看法。 由表 20 的平均數來看,教學年資 16 年以上的教師在“教學工作”“升遷機會”、“上司”、“同事”、“學生”等五個層面的滿意度明顯高於其他組別,而在“工作報酬”層面,21 年以上的教師在六個層面均高於其他組別。大體而言,教學年資在 16 年以上的教師對目前的工作感到較滿意,不過,各項差異在統計上均未達顯著水準。 表 19 不同學歴之教師在工作滿意各層面得分的平均數、
  • 表 20 不同教學年資之教師在工作滿意各層面得分的平均數、 標凖差及變異數分析 256
  • 的(6)學校規模與工作滿意的關係 從表 21 的統計結果可發現: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工作滿意的六個層面均無顯著差異,此結果顯示:學校規模的大小不會影響教師對目前工作滿意的看法。從平均數來看,教師在 13-24 班的學校任教,其對各層面的滿意度均較其他兩組為高。 (7)週任課數與工作滿意的關係 從表 22 的統計結果得知:週任不同課數之教師在工作滿意的“上司”層面有非常顯著的差異,而其他層面雖然有差異存在,但其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經薛費檢定法事後比較發現:“上司”層面中,每週任教在 15 節以下教師(M=31.36)對目前的工作滿意度顯著高於 26-30 節的教師(M=24.32)。這表示週任課節數多的教師可能會埋怨上司安排太多的工作量,從而對上司產生不滿的情緒。 257
  • 表 21 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工作滿意各層面得分的平均數、 標凖差及變異數分析 258
  • 表 22 週任課數不同之教師在工作滿意各層面得分的平均數、 標凖差及變異數分析 259
  • (三)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本節主要在探討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滿意度的相關情形,為瞭解其中的關係,本研究以斯皮爾曼相關法(Spearman Correlation)求出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與工作滿意各層面及整體得分的相關情形,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與工作滿意各層面及整體 得分的相關系數摘要表 **P<.01 *P<.05 由表 23 可知,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中,“支持行為”、“同事行為”、“親密行為”等三個層面與教師工作滿意各層面呈正相關,而在“監督行”、“限制行為”、“疏離行為”等三個層面則大致為負相關。換言之,當教師 同事行為”及“親密行為”的知覺越高分別探討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與教師工作滿意各層面及整體工6),而在“限制行為”層面則是負相關最高(-.274)。而且,在六個層面中 除了“監督行為”層面與教師對教學工作的滿意沒有達顯著相關外,其餘五個層面皆達顯著正相關或負相關。 為對校長的“支持行為”、教師的“,教師對工作滿意度則越高;而對校長的“監督行為”、“限制行為”及教師的“疏離行為”知覺越高,教師對工作滿意度則越低。 以下作滿意的關係,茲分述如下: 1.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對教學工作滿意的關係 由表 23 第一欄可知,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中,“同事行為”層面與教師對教學工作的滿意正相關最高(.47, 260
  • 2由表 23 第二欄可知, ,“支持行為”與“同事 及“疏離行為”也呈負相關,但其相關在統計上均未達顯著水準。 .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對工作報酬滿意的關係 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中行為”層面與教師對工作報酬的滿意正相關甚高,且達顯著水準,至於在“限制行為”及“疏離行為”等層面則呈顯著負相關,而在“監督行為”及“同事行為”層面的相關在統計上均未達顯著水準。 3.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對升遷機會滿意的關係 由表 23 第三欄可知,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中,“支持行為”層面與教師對升遷機會的滿意正相關最高(.302),而在“疏離行為”層面則是負相關最高(-.264)。而且,在六個層面中,除了“監督行為”層面與教師對升遷的滿意沒有達顯著相關外,其餘五個層面皆達到顯著正相關或負相關。 4.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對上司滿意的關係 由表 23 第四欄可知,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與教師對上司滿意的相關甚高,其中“支持行為”、“同事行為”、“親密行為”三層面達顯著正相關,而在“監督行為”、“限制行為”及“疏離行為”三層面的相關則呈負相關,而且皆達顯著水準。 5.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對同事滿意的關係 由表 23 第五欄可知,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中,除“疏離行為”層面與教師對同事的滿意是呈負相關外,其餘皆呈正相關,而且在“支持行為”“同事行為”及“親密行為”三層面的相關達顯著水準。 6.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對學生滿意的關係 由表 23 第六欄可知,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中,“支持行為”、“同事行為”及“親密行為”各層面與教師對學生滿意關係皆呈正相關,且達非常顯著水準,而在“限制行為”層面則呈顯著負相關,至於“監督行為” 261
  • 7由表 23 第七欄可知, ,“支持行為”層面與教師對整體工作滿意的正相關為最高,其次為“同事行為”及“親密行為”;“疏離行為”層面則與教師對整體工作滿意的負相關為最高,其次為“限制行為”層面,而且以上各層面的相關皆達非常顯著正相關或負相關,只有“監督行為”層面的負相關在統計上未達顯著水準。 為論、 本節擬將研究所得的主要發現綜合整理做成結論,並提出具體建議,作為研究改進澳門小學教育及未來進行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結論 1.學校組織氣氛方面 (1)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之“同事行為”知覺最高分,其次是“親密行為”、“支持行為”、“監督行為”、“限制行為”,而對“疏離行為”的知覺得分最低。 (2)不同性別的男女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的“同事行為”及“親密行為”的知覺有顯著的差異,女教師明顯高於男教師。 (3)已婚教師在“支持行為”及“同事行為”的知覺顯著高於未婚者,而在“疏離行為”,已婚者則顯著低於未婚者。 (4)不同年齡之教師對“限制行為”、“同事行為”、“親密行為”、“疏行為”的知覺均達顯著差異,不過,再經薛費檢定法事後比較,各年齡的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 .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對整體工作滿意的關係 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中三、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澳門小學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關係。達成研究之目的,研究者首先經由文獻的探討,以瞭解學校組織氣氛的理工作滿意的理論,以及相關研究,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及編製研究工具的依據;其次進行問卷的編製、修訂及預試;最後再以 10 所小學教師為對象,實施問卷調查,並將調查所得資料予以統計分析及討論其間之差異情形。 離組 262
  • (5)學歷的不同,不會影響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的知覺程度。 顯著差異。 (8)每週任教不同節數之教師對“限制行為”的知覺達顯著差異。 綜觀上述的研究發現 各層面有顯著差異,而且,教師會因性別、婚姻狀況、年齡、學校規模、每週任教節數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不因學歷、教學年資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工作滿意方面 (1)教師對目前工作感到最滿意的是同事關係,其次是學生、教學工作、上司、升遷機會,最不滿意是工作報酬。 (2)女教師對“同事”的滿意度比男教師為高,而且達極顯著差異。 (3)已婚教師對“學生”的滿意度比未婚者高,而且達極顯著水準。 (4)不同年齡的教師對“同事”及“學生”的滿意度達顯著差異。 (5)學歷的不同不會影響教師對目前工作的滿意度。 每週任 (6)教學年資的不同,不會影響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各層面的知覺程度。 (7)教師對“監督行為”及“同事行為”的知覺因學校規模的不同而有,澳門小學學校組織氣氛 (6)教學年資的長短不會影響教師對目前工作的滿意度。 (7)學校規模的大小不會影響教師對工作滿意的看法。 (8)每週任教 26-30 節的教師,對上司的不滿意顯著高於任教 15 節以下的教師。 從以上的研究發現可得知,澳門小學教師對各工作層面的滿意程度有顯著差異,而且,教師對工作的滿意度因性别、婚姻狀況、年齡及教節數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不因學歷、教學年資及學校規模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3.學校組織氣氛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澳門小學教師對學校組織氣氛的知覺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相關存在,當教師知覺到校長是關懷和支持員工,以及教師之間相互支持及接納,彼此建立起密切的情誼,則對工作各層面都感到滿意,而且達顯著正相關; 263
  • 而對 工作越感到不滿意。 行為”及“親密行為”三者與工作滿意各層面都有顯著正相關,而校長的“監督行為”、“限制行為”及教師的“疏離行為”之知覺,則呈顯著負相關。因此,對學校組織氣氛具體的改善建議如下: 師建設性的意見,及嘉許教師的優良表現等。 (3)校長宜多瞭解教師的期望,建立共同的目標,此外,亦應安排教師聯 參與決策,增加教師對學校的 (5)教師間的相處要真誠、融洽、相互尊重,從而建立良好的情誼。 遷機。現就有關研究發現,提出相應的建議: 校長的限制行為及教師的疏離行為感受越深,則對(二)建議 根據文獻探討及本研究發現的結果,茲提出下列建議,以供改進澳門小學教育及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1.提升學校組織氣氛方面的建議 學校組織氣氛不僅與教育目標的達成有密切的關係,同時也影響着教師的行為。根據本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小學教師對“同事行為”的知覺最高,至於校長的“支持行為”的知覺屬一般,而在“疏離行為”的知覺得分最低。此外,在相關方面的研究發現,校長的“支持行為”、教師的“同事對(1)學校領導應該重視學校組織氣氛這一課題,並要對組織氣氛有更多的認識及有高度的洞察力。 (2)校長對教師應多予關懷和支持。設身處地瞭解教師的問題,關心教師的福利,多聽取教 誼活動,減少疏離感;鼓勵教師表達意見及認同感及歸屬感。 (4)對教師應充份信任及尊重,並且減少教師各種與教學無關的文書及活動,令教師專心於教學工作。 2.提高教師工作滿意度之建議 許多研究發現,教師對工作的滿意與否,直接影響教學的成效。根據本研究發現,教師對同事關係感到最滿意,而且女教師比男教師為高,此結果與在組織氣氛的發現相一致,而在工作報酬最為不滿,其次是升會 264
  • (1)在一般社會大眾的眼中,教師工作穩定而且假期多,但面對繁重的教,激勵士氣。 (3)已婚教師對工作的滿意普遍較未婚者為高,這可能是未婚者缺少婚姻情感的支持等因素影響所致,因此,學校可透過非正式團體的溝通、學經驗之交流、教師聯誼活動等,達致抒發工作壓力,發展良好人際關限制與檢討 料以作參考。 2.本研究主要參考台灣的相關資料,可能存在文化地域上的差異,在收集資料方面更是費時;此外,在參考國外文獻時,語言上的障礙對我來說, 3.本研究由於在時間、精力及經費上的限制,無法作大規模的調查,87 年。 學工作、社會的高期許及學生問題的複雜性,相對而言,現代的教師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心力,但小學教師的待遇普遍較鄰近地區為低,因此,適當的調高教師的工作報酬,對改善教師工作滿意度將有很大的幫助。 (2)改善小學教師的升遷機會及途徑,例如每學科設置科組長、每年級設級主任以及讓有經驗和能力的教師升任行政管理工作 教係,增加對工作的滿意度。 (4)每週任教節數在 26 節以上的教師對工作感到較不滿意,尤其是對上司的不滿最為顯著,學校領導應多關注教師的工作負荷,加強溝通,以免教師工作量過大,從而影響教學的質量,及產生不滿情緒。 (三)研究1.由於澳門從事教育研究的人員不多,有關本土的教育論著更是少見,因此,研究者遇到最大的困難是缺乏相關的本地文獻資 更是一項挑戰。 只就十所學校,共 200 名教師作研究對象,所以,研究結果的推論自有其限制。 4.研究主要以調查問卷方式進行,往後的研究,若能輔以訪談或觀察等方法,則更具研究價值。 註釋: 1 曾燦登:《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滿足感關係之研究》,省立台南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 265
  • 2 陳文瑜:《國民小學校長領導型式、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疏離感之開係》,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3 張簡憶如:《國民小學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動機關係之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學組織氣氛、教師制握信念與教師溝通恐懼之關係研究》,國陳文彬:《中學教師工作滿足感及其因素研究》,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碩士論文,8 黃盈碩士論文,2000 年。 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4 鄭悦琪:《國民小立台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5 石雅惠:《台灣地區新制師範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滿意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年。 6 同註 1。 7 1999 年。 彰:《國小教師的工作特質、學校組織氣候、制控信念與成就動機對工作滿意度影響之研究》,國立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9 邱憲義:《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壓力關係之研究》,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10 同註 1。 11 同註 7。 12 同註 1。 266
  • 澳門學術動態 )、該學院店管理系系主任珀爾·布魯爾(K.Pearl 響一以拉斯維加斯為例”、“顧客關係管理”、“非理”。澳門大學校長姚偉彬出席研討度推動更多的人對博彩業管理知識有所瞭解。作為澳門最高學府,澳大今次邀請有關專家學者從微觀角度發表意見,當令教師、學生及管理人士對博發展的年輕人士提供機遇。 “博彩管理研討會系列” 澳門大學於 2003 年 3 月 12 日假氹仔凱悦酒店一樓宴會廳舉辦了“博彩管理研討會系列”,邀請來自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酒店管理學院的專家、學者連同澳大教授,就博彩業發展的策略性及社會性問題,以及賭場的實際運作和管理進行探討。這些專家包括: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酒店管理學院院長斯圖爾特·曼(Stuart H.Mann研究院主任約翰·鮑恩(John Bowen)、旅遊及會議管理系助理教授安迪·納扎爾丘克(Andy Nazarechuk)、酒Brewer)、款客服務部主任埃德·波利卡夫(Ed Polivka),以及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助理教授蕭志成。研討會主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博彩業中的策略性問題”,第二部分為“負責任與理智博彩”,第三部分為“賭場的實際運作”。講者們從六個不同的切入點發表專題演講,主題分別為:“款客服務對博彩業的影理智博彩及其社會文化影響”、“運氣、機率與理智博彩”、“資訊科技在博彩管理上的應用”及“賭場的內部管會並表示,是次舉辦研討會目的是因應澳門積極發展博彩業,希望從學術角彩管理有更豐富的認識。澳門大學副校長兼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黃亞鈞亦在研討會上表示,賭權開放對澳門發展起重要作用,因此有需要為私人機構及政府部門提供有關博彩業管理方面的人才,澳大工商管理學院亦成立了博彩管理學士學位課程,為有志在該行業 267
  • 傑出學者講座系列之“有沒有最優課稅?” 澳門大學於2003年3月29日假澳大文化中心舉辦了傑出學者講座系列之“有沒有最優課税?”,邀請到國際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士·米爾利斯(James Mirrlees)教授作專題演講,針對近期澳門社會關心的税務問題進行專題演講。米爾利斯指出:眾所周知,政府需要支付開支,而最理想的情況是只向最富裕的階層徵税。然而,此舉往往對激勵機制造成負面影響,包括打擊人們的工作意欲、導致人才流失和逃税;更有甚者,勞動力供應的質量和數量都會因此受到影響,致使實際收入下降。對此,倡導“最所得税理論”,主張制定一個具平衡效益和公平性的課税制度。他是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1968-1995 年擔任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回劍橋後,1988 年曾參與創辦英國中國經濟學會。自 2002 頒佈十週年系列推廣活動 1993 年 3 月 31 日獲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别本法》,為回歸後的澳門奠定了法律基礎。澳門回歸祖國三年多照《澳門基本法》的各項規定,依米爾利斯教授利用一個簡單的經濟模型闡明最理想的課税,以能做到向較高收入者徵收較多税款的同時,又不會大幅減低工作誘因,同時探討“我們是否只應設立單一的所得税制度?”這一問題。米爾利斯教授優,旋即擔任政治經濟教授和三一學院的院士,又擔任過多個經濟學會的領導,包括計量經濟學會、英國皇家經濟學會和歐洲經濟學會,於 1988年受封為爵士。他的研究範圍包括福利經濟學和公共政策理論,對發展經濟學也有相當貢獻。曾經在印度及巴基斯坦進行研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着長久而濃厚的興趣年起,米爾利斯獲香港中文大學聘為傑出博文講座教授。1996 年,米爾利斯以“在非對稱資訊情況下,對激勵的經濟學理論之貢獻”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澳門基本法》行政區基來,全面貫徹和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以及高度自治的方針,取得良好而穩定的開局。特區政府嚴格依 268
  • 法施政,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在澳門全體市民的共同參與下,採取各種有效措施,致力特區的建設與發展,令社會整體氣氛和信心得到了改善和暨青年局成功舉辦了一系列紀念活副主任委員王漢斌先,共同研討基本法與特區發展的關式上,行政法務司陳麗敏司長、國務院港澳辦陳佐洱副主任、的積極成果。在這次來澳的前基本法起草委員中:有前全坡、康冀民、前新華社澳門分社副社前中葡談判中方代表團成員律專家邵天任、吳建璠、蕭蔚雲、項淳一、孫琬鍾,以及前長田增佩、前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鍾英、前中保公司董事長裕民等。這些中央有關部門前負責人共同參加這次紀念活動,充分說明央對澳門特區的高度重視與信任,同時亦增強了澳門社會繼續貫徹基本、推進依法治澳的信心。 《澳門基本法》的正確實施,關乎澳門未來發展和進步,所以進一步化基本法宣傳推介活動實屬重要。看來,澳門特區官民合作推廣基本法活動,已逐步進入一個系列化、規範化的嶄新階段。 提高。為慶祝《澳門基本法》頒佈十週年,為促進依法治澳,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聯同法務局、民政總署、教育動。其中紀念《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佈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盛況空前,邀請以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澳門基本法籌委會生為首的近 20 位前澳門基本法內地起草委員,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和本澳法律專家學者參與係。在開幕基本法推廣協會崔世昌理事長分別致詞,一致肯定澳門特區依法治澳,實踐“一國兩制”國政協副主席萬國權、前草委秘書長兼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前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兼草委會副主任委員及隨後擔任國務院僑辦主任的郭東前港澳辦副主任兼澳門特區籌委會秘書長陳滋英、前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周鼎、前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任組長長胡厚誠、前中央駐澳聯絡辦副主任宗光耀、諸樺、著名法外交部副部李中法 深的 269
  • 《澳門研究》稿約 性學術理論刊物。 本刊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力求一、本刊係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聯合編輯出版的綜合二、發揮學術為社會服務的積極功能。 三、本刊自 2004 年起改為雙月刊,逢雙月出版。 四、本刊優先發表下列主題的學術論文、學術信息: ①對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相關的研究成果; ②對澳門與鄰近地區或其他相關地區合作關係的研究及討論; ③對世界各地可供澳門參考的發展經驗的研究。 五、本刊除發表本澳專家學者的有關論述外,歡迎境外專家學者惠賜有關論文,提供信息及資料。 六、本刊堅持學術自由原則,來稿可使用中文、葡文或英文撰寫,請勿一稿兩投或多投,文責自負。 七、本刊編輯部對安排發表的文稿有權進行必要的刪改和體例規範工作,倘作者有所保留,請在來稿中說明。 八、本刊不設退稿制度,惟恐寄失,請作者自留底稿。文稿發表與否,三個月內均通知作者。文稿一經發表,即致薄酬。 270
  • 《澳門研究》雜誌編委會 姚偉彬、王志石、李觀鼎、陳守信、陳偉基、陳樹榮、 彭海鈴、黃漢強、楊允中、楊秀玲、劉高龍、劉羡冰、 鄭德華、蕭志成、關鋒 《澳門研究》第十八期“JOURNAL OF MACAU STUDIES”Vol.18 出 版:澳門基金會(澳門友誼大馬路世界貿易中心 15 樓) 編 輯: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郵政信箱 3001 號) 主 編:楊允中、黃漢強 技術編輯:鄧安琪、容凱旋、黃棣樂、梁雅桃、蔡永君 封面設計:李耀斌 植字排版: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數:1,000 本 出版日期:2003 年 9 月 價:每本澳門幣 60 元 ISSN 0872-8526 定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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