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 研 究Journal of Macau Studies第33 期門Vol．33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編輯澳門基金會 出版2006年4月
目錄 全面開創“一國兩制”文明——時代的召喚……………………………………楊允中 1 論比較法的真實內涵………………………………………………………………范劍虹 9 論行政法規成為行政訴訟對象的可能性…………………………………………鄭錦耀 17 論《澳門民法典》中買賣預約合同之真實內涵…………………………………林浩威 20 以法的價值判斷澳門現行司法體制存在的問題…………………………………簡萬寧 29 利益團體政治模式的文化語境……………………………………………………陳震宇 35 優惠原產地規則與 WTO 多邊貿易體制的衝突與協調 ——兼論中國的優惠原產地規則法律制度…………………………………易在成 42 澳門財政支出規模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傅桂娥 48 Policiesand Regulations：AComparative Study in Controlling the GaminglndustryandGamblingBehaviors………………………………………LINWei 55 Old and New Solidarities：Macau，the PRC and the African PortugueseSpeakingCountries……………………………………AnaChristinaAlves 60 澳門房地產發展的宏觀經濟模型實證研究………………………………………柯慶耀 68 澳門房地產業競爭力探析…………………………………………………………阮建中 81 歐洲共同市場模式對建構兩岸共同市場的啟示…………………………………李友華 89 產業集群和區域創新體系相關問題研究…………………………………………陳柳欽 94 責任賭博：香港博彩活動應有的底線……………………………………………蘇恆泰 110 社會科學的責任：論當前澳門的社科研究………………………………………郝志東 118 澳門休閒娛樂旅遊形象的塑造與推廣…………………………………林美珍、鄭向敏 130 Leisure Participation in MacauSAR－An ExploratoryStudy………………VONGTze Ngai 138 漫談中西方倫理與和諧社會的構建………………………………………………宋希仁 146 林則徐禁煙活動中的澳門戰略……………………………………………………張運華 150 把法律還給法律——就澳門法律翻譯的問題與林巍教授商榷…………………艾林芝 158 學術動態……………………………………………………………《澳門研究》編輯部 163
CONTENTS The Comprehensive Initi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ivilization — An Epoch Call.......................................................................................................... IEONG Wan Chong 1 The Real Essence of Comparative Law .........................................................................................FAN Jianhong 9 The Possibility of Executive Ordinances Becoming Subject of Litigation........................................ CHEANG Kam lu 17 The Real Essence of Judicial Contract of Transaction in Macau's Civil Code ...................................... LAM Ho Wei 20 The Judgment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Macau's Judicial System by the Value of Law ......................KAN Man Neng 29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Models of Interest-Group Politics..........................................................CHAN Chan U 35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Preferential Rule of Origin and WTO Multilateral Trade Institution—Together with the Discussion of Legal Institution in China's Preferential Rule of Origin.......................................................................................................... Yl Zaicheng 42 Factors on Determining Macau's Fiscal Expenditure Scale: An Empirical Evidence ..................................FU Guie 48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Controlling the Gaming Industry and Gambling Behaviors ...................................................................................................................LIN Wei 55 Old and New Solidarities: Macau, the PRC and the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na Christina Alves 60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cau Real Estate: Based on Macau's Macroeconomic Model........................................................................KWAH Kheng Yeow 68 An Investigation on Macau's Real Estate Competitiveness .......................................................... YUEN Kin Chong 81 The Inspiration of European Common Market towards Establishment of Cross-Straits Common Market ................................................................................................... LI Youhua 89 Study on Sectoral Cluster and Regional Innovation...........................................................................CHEN Liuxin 94 Responsible Gambling: There should be a Bottom Line in Hong Kong's Gambling Activities ...................................................................................................................SO Hang Tai 110 Discussion on Current Study of Social Sciences in Macau.................................................................HAO Zhidong 118 The Molding and Promotion of Leisure & Entertaining Image in Macau's Tourism..............................................................................LAM Mei Chan, CHEANG Heong Min 130 Leisure Participation in Macau SAR—An Exploratory Study ..................................................... VONG Tze Ngai 138 Chinese & Western Ethnics and the Creation of Harmonized Society.................................................. SONG Xiren 146 The Macau Strategy of Lin Zexun in Prohibition of Opium............................................................. ZHANG Yunhua 150 A Discussion on Professor Lin Wei's Article on Macau's Legal and Official Documentary Translation.........................................................................Al Linzhi 158 AcademicActivities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163
全面開創“一國兩制”文明——時代的召喚楊允中 ＊一 、 前 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序言裏寫明：“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開放的28年間，我們國家發生的深刻變化令全球感到震驚。在物質文明取得高速、持續發展的同時，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 高 度 。其實，富強、民主、文明，這是人類進步的共同性目標，社會均富化、民主法治化、文明時代化，尚需 不 同國 度 、不 同 發 展水 平 的人 士 繼續 奮 鬥 爭取、探索開拓。作為袖珍型社會的澳門特區，絕對有條件成為展示“一國兩制”文明的示範基地、成為綜合生活素質持續提升的先進地區。重要一點是，要進一步營造開放法治、民主平等、公平競爭的寬鬆兼 愛 社 會 環境 ， 進 一 步提 升 尊 重 人才 、 尊 重 知識、尊重科學、尊重勞動創造的社會共識，令以民為本、民主法治等基本理念和原則，在各級執政者的頭腦裏真正佔有一席之地，也令一切有志者樂於無怨無悔地去開拓追求，令社會資源得以有效地開發利用，令對富強、民主、文明這三大發展目標的追求變成廣大居民的自覺行動，這樣的社會就充滿活力、就 大有希望 。正如何厚鏵特首所説：“我們將繼續借助經濟迅猛發展的有利條件，讓市民創造自我發展的更大空間，舒緩社會發展不平衡所帶來的各種矛盾，最大限度地優化和實現澳門人各種成功的可能性。”1 要使澳門人在各個領域取得成功並且達到實現機率的最大化，這確實是篇大文章，但只要抓住根本性環節，特別是制度性、體制性建設，這個目標就是可以逐步 實現的 。二 、政治文明事關治國理政，也事 關居民 基本 權 益通常，講經濟、講文化，人們總是津津樂道，把文明同政治連在一起則似乎有談虎色變之感。在強調加速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同時，討論一下政治文明建設到底有否必要性、迫切性呢？回答恐怕是 肯定 的 。政治文明（po l i t i cal c i v i l i za t i on），係指“人們改造社會所獲得政治成果的總和。一般表現為人們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中關於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實現程度。”2 政治文明的內容包括國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方面。政治、法律、民主制度三者彼此聯繫，相互溝通，協調發展，構成了政治文明的統一體，其中國家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通過社會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主制度的推進，人們的民主、自由、平等權利實現的程度相應獲得新的提高，這就是政治文明的進步。政治文明具體表現分為4個方面：“①在最大程度上發揮人們的政治積極性，使更多的人能夠參與國家政治生活；②為實現共同的政治目標，人們有充分的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暢所欲言，使一切有利於社會進步的意見和倡議都能發揮作用；③在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中，最大限度地保護人們的正當權利，使絕大多數人都能精神愉快，心情舒暢；④在政治生活中，人＊ 澳門大學校長高級顧問兼澳門研究中心代主任
們尤其是政治領導者表現出良好政治品德，自覺維護人民的利益，嚴格遵守公共道德和規範，具有捨己為人的奉獻精神；等等。”3政治文明與政治文化是近義詞，事實上要嚴格加以界定也難以做到。按通常理解，文化要比文明的內涵更加廣泛，包容量更大，而文明是個既抽象又具體、可對比可鑑別的動態性概念。“文化的產生遠在文明出現之前，文明是在文化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文化是文明產生的基礎，而文明則是文化高度發展的表現。”4 文化是個中性詞，可以是積極的文化，也可以是消極的文化，或者講，某一民族或某一群體的文化可能由積極的一面與消極的一面所組成。而文明則是個褒義詞，它是文化傳統中最積極、最核心的那一部分。關於政治文明，國際上，早在20世紀60年代即已陸續出現開拓性的研究成果。G．A．阿爾蒙德和S．韋伯的觀點尤其具有代表性。韋伯主張政治文化“由得自經驗的信念、表意符號和價值觀組成的體系，這個體系規定了政治行為所由發生的主觀環境”。G．A．阿爾蒙德和S．韋伯還從3個方面對政治文化的內容加以歸納：①對政治系統整體的態度；②對政治系統各個組成部分的態度；③對自己在政治系統中的角色的態度。5中國學術界把政治文化（po l i t i c al cul tu r e），定義為“客觀政治過程在社會成員心理反映上的積累，包括政治認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態度 、政治價值觀等。如社會成員對於政治的性質和功能的理解，他所持的政治理想，政治參與的熱情，對待公共權威的態度，評議政府政策的價值標準，內心遵循的政治行為準則，都是政治文化的內容。”6阿爾蒙德把政治文化劃分為三大類型：①蒙昧型政治文化，其特點是，公民既不向政府表示自己的願望和要求，也不關心政府的政策和法令；②服從型政治文化，其特點是，公民尊重並執行政府所作的權威性決策，但缺乏參與政治、向政府表達利益要求的意識；③參與型政治文化，它與現代民主政治相適應，使公民抱有不過分的參與熱情，對合法的權威亦有充分的尊重。但是，任何社會都不會只有單一類型的政治文化，而是諸種政治文化的結合。7 事實上，一個社會的多數成員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情感和態度，就構成該社會的政治文化。社會成員所屬的民族、種族、社會階層、地域的不同，則可引起政治文化的差別，屬於同一個大類型的政治文化中，可能存在着若干亞文化；有整體性的一致和主流，也可能有局部性的差異和分歧。中共十六大在要求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並駕齊驅加速 推 進 的同 時 ， 特別 強 調 發展 政 治 文明 的 重 要性， 這 是 因為 政 治 文明 是 社 會文 明 的 一個 主 要 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個社會、國家的文明水平，也是人類社會文明的主要標誌。政治文明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及整個社會文明系統的主導和保證。政治文明的發展是物質文明發展的槓桿，政治文明的發展與進步，將為物質文明提供良好社會條件和政治保證，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政治文明的進步又是精神文明發展的決定因素，它決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質和方向。同時，社會政治改造，也改變着人們的精神面貌，建立起新思想、觀念。”8政治文明是個動態性概念，它既可以意會又可以言傳，因為制度和制度可以對比，人與人也可以對比，一經對比就可發現彼 此間的差距，熟優熟劣 、熟先熟後，一清二楚，一目了然。政治文明事關領導人 治 國 理政 的 成 效， 也 事 關廣 大 居 民的 基 本 權益。故此，倡導政治文明，是社會進步、民族成熟的標誌。“我們必須在基本法指引下，有策略、有步驟地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首先實現現有條件下的民主因素最大化，並用機制民主促進體制民主，從機制民主培養出初步民主生態，最終實現全面的體制民主化。”9人們追求的文明社會，首先應該是個國富民強的發達型社會，這是保持居民綜合生活素質不斷提升的前提和基礎。文明社會也應該是個民主型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既有完善的法制保障體系，又有普遍建立的健全的法治意識；既有很高的政治認同又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意願。文明社會更應是個和諧型社會，既有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又有社會成員之間的和諧；既有政治理念的和諧又有經濟利益的和諧；既有高效運行的和諧又有生態環境的和諧。三、全面推進“一個兩制”文明—— 特區有 序發 展的 客觀 要 求“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根本性的政治理念和最基本的法制理念，已成為特 別行政區活生生的現實 。人們所以沒有保留地接受它、支持它、擁護它，是
當然，現在開始失去理據；過去有所保留，現在開始獲得肯定；過去不能想像，現在開始視作平常。”“面對變局，必須透過深入研究，凝聚睿智的共識，確立適應變局的革新方向。”1 2 歷史性的回歸並實行“一國兩制”，這對澳門特區全體居民意味着新時代的啟動、新制度的落實、新優勢的發揮、新成功的保障。故此，不失時機地提升政治認同度、提升行動自覺性至關重要 。政治認同（pol iti ca l iden t i f i ca t ion），係指“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的一種感情和意識上的歸屬感。它與人們的心理活動有密切關係。”1 3 或“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形成的一種對國家、政黨、政治思想在感情和意識上的歸屬感。”1 4 對國家的認同則是最基本的政治認同，大多數人都把自己看作是自己國家的公民，並把自己的行為約束在本國法律的限制內。但“對國家認同也具有不同層次，既有對共同種族、共同地域這樣較低層次上的認同，也有愛國心、民族自豪感這類情感層次上的認同，還有對國家律法制度、政策方針理解與贊成這類高層次上的認同。”1 5在澳門，三個層次認知都有全面加強的必要。我們身為親身經歷歷史大變革的中國公民，更應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上腳跟站穩、態度鮮明，堂堂正正地宣示我們的基本態度，作一個自立自強、自尊自愛的愛國者。同時還應建立脈絡清晰的是非觀，凡涉“一個兩制”、基本法的重大問題，都要肯於堅持、敢於維護，用理性思維回應來自任何方面的挑戰。政府也應以行政立法手段作出一些必要要求，譬如在國慶節、回歸紀念日，學校、機構、企業和有條件的居民均應懸掛國旗、區旗，以提升社會性的國家認同度和民族認同度。（二）擴大政治參與面“真正以民為本的社會，是一個以全體市民的自覺、自主、自強為根本，藉由公平的遊戲規則、科學的處事態度，在忍辱負重中拼搏不懈，在百尺竿頭中更進一步的社會，一個兼本地居民和外來建設者的福祉，兼當代人和下一代的福祉的社會，只有這樣的社會，才能在動態中實現持續的穩定，在制衡中實現整體和諧，才能以最合理的成本實現個人發展 機 會的 最 大化 ， 才 能在 改 變了 的 時空 條 件 之下，讓各重經得起考驗的歷史價值得以保留，使我們不但能延續源遠流長的生活魅力，又能進一步擁抱自成風格的時代繁榮和進步。”1 6 在“澳人治澳”的特區，居民的參與，特別是政治參與其意義和重要性不 言而諭 。政治參與（pol i t i cal par t i c ipa t i on），係指“公民自願地通過各種合法方式參與政治生活的行為。它反映公民在政治系統中政治活動的地位、作用和選擇範圍。”1 7 亦即“公民自願地通過各種合法方式影響公共權力的行使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的行為。”1 8通常，參與行為指法律認可的公民行為，如投票 、競選、組織政黨、加入社團或利益集團、動員公共輿論、監督政府依法施政、關注國內外大事等。政治參 與 是 衡量 政 治 民主 化 、 現代 化 的 一個 重 要 指標。政治參與有助於各級政府貫徹以民為本、執政為民的基本理念的落實，有助於集中民意、反映民情、吸納民智，防止決策失當，有助於民間對政府的監督到位，也有助於培養公民意識、提升公民政治 責 任 感 。影響政治參與的主要因素有三：①社會環境。包括教育、職業、收入、年 齡、性別、種族、宗教 、社會的流動性及居住條件。一般認為，政治參與率較高的是以下幾種人：受教育程度較高、收入較高的中年男性；定居者和都市居民；種族、宗教及民間團體（NGO）的主要成員；②心理因素。包括對權力、功名和地位的需求及社會政治責任感等。這些受家庭、同事及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並同個人的性格特點有密切聯系；③政治系統。公民政治參與的程度，在一定意義上取決於現實的政治系統是否提供了充分、有效、平等的參與形式和途徑。政治系統的民主化程度越高，為公民提供的參與形式和途徑就越多。1 9在澳門特區，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廣大居民的參與機會是很高的，參與面也很寬。其中，屬於政治層面的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選舉、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均有很高的透明度，雖然因歷史原因，有的選舉採取間選形式，但不影響選舉結果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以立法會為例，2005年9月舉行的第三屆立法會選舉，選民參與率高達58％，説明同現階段政治發展水平、居民綜合素質大體上是相適應的。廣義地講，政治參與還應包括對祖國建設與發展及國際地位提高的關注、對保持中央和特區正常關係的關
注、對國慶及特區成立周年活動的參與、對國家及特區領導人外訪的關注、對國家與特區重大活動如“兩會 ”等的 關注 以及旨 在提升 公民 意識的 培訓 等等，通過積極參與可以提 升對國家發展民主政治 、完善國家運行體制的關注和促進，也有助於提升公民意識和居民綜合素質，具有多重收效性質。（三）普及政治道德人們高興地看到，推動人文建設、全面提升澳門居民的綜合生活素質，已正式列入特區政府的議事日程。“經濟發展不能脱離根本的人文關懷，已經成為廣大市民的殷切期望。作為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應當在所有領域的工作中，貫徹這一關懷。”2 0“今天，道德教育已成為一個異常突出的課題，我們大力支持各校在本身辦校核心理念的基礎上，為此展開百花齊放的努力。”2 1 道德教育，特別是處於核心層面的政治道德教育，顯然要從學生抓起。政治道德（pol i t i cal e th ic s），係指“調節、調整人們的政治關係及政治行為的道德規範和準則。是政治規範的一種思想意識形態。”2 2 “它不僅為人們的政治行為規定了道德的界限、規範和準則，並且通過對政治行為主體的信念、意識的長期導引、薰陶、自我修身養性等潛移默化的形式來實現對人們政治行為的控制。”2 3 政治道德規範通常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為從政者規定的明與昏、忠與奸、功與過、仁與愛、暴與虐、清廉與貪婪、正義與非正義等政治道德準則和要求；二是對一般政治生活參與者規定的善與惡、是與非、榮與辱、權利與義務等政治道德準則和要求。這些規範成為社會輿論評估人們政治行為的道德標準。因此，它比政治、法律規範更有內在的權威性和持久的政治心理效應。而且往往成為民意監督、輿 論監督的一種主要誘因 。“特定社會道德的基本原則是特定的政治道德體系的基礎和核心。特定的社會道德的總體發展狀況和水平，制約了特定的政治道德的發展狀況和水平；特定的政治道德的具體規範和準則，實際上是特定的社會道德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特定政治道德體系的發展有相對的獨立性，它在政治生活實踐中控制政治關係並具約束人們政治行為的實際效應，也會對特定的社會道德形態的現狀及其發展產生重大的作用和影響。”24道德或稱倫理，是現代文明體系的重要評估指標。它不僅受物質文明發展水平制約，而且同人們的基 本政 治 理念 和 價值 取 向有 頗 大相 關 性。 一 方面，在我們社會裏低收入、收入不穩定及特別事故導致的生活困難還時有發生，社會保障水平依然偏低，令到一些弱勢群體不得不日日為生存、生計而奔波，其中部分人士疏於禮儀，有些失儀失態表現不足為怪。另一方面，在中華文明千百年來演進的長河裏，某些屬於民族傳統、民族習俗中的消極成分，由於理念與價值取向的差異，尚難完全調整到位。故此，隨着綜合生活素質的提高，道德或倫理建設必然有更多積極成果，在人們的道德規範上會有更大 的 提升 空 間。 人 活 在世 間 應該 有 志氣 、 有 骨氣，活得輕鬆瀟灑、問心無愧，要有作事的雄心更要有作人的氣量；要“天生我才必有用”，力求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奮進才幹，同時更應充分體現人格的尊嚴，錚錚鐵骨、落地有聲，少留或不留心理遺憾。在涉及政治性質的問題上，尤其要提倡清正廉潔，自塑形象 。（四）建立正確的政治價值觀價值觀是人們常講的一個詞。在當今文明時代，豐富多彩的物質生活、今人眼花撩亂的精神生活以及千變萬化的社會現象，有時確實讓一些人難以適應、不知所措。但只要在自己心目中有個比較清晰的判斷標準，有個比較理性的追求目標，那麼，也就能比較容易地作出自己的定位定向，作出縱使不是萬無一失、至少也是不致迷路迷航的選擇。所以價值 觀、 行 為觀 是 人生 觀 、世 界 觀的 特 定表 現 形式，力求在重大問題上不失誤失控，就要特別關注政治價值的取向 。政治價值（pol i t i cal va lue），“主要指人們政治活動和政治現象作出的價值判斷。也指人們所希望得到的具有政治意義的事物。”25美國政治學家H．D．拉斯 維 爾認 為 ，“ 權 力 、尊 重 、正 直 、仁 愛 、 財富、幸福、技能和啟迪等人們希望得到的事物都是有價值的事物”；D．伊斯頓則認為，“價值指權力、財富、技能、知識、安全、聲譽等有形或無形的事物，而政治就是對‘價值的權威性分配’。”26“對政治價值的判斷和評價是人們政治行為的直接動機。人們在構成政治關係、建立政治組織、從事政治活動、形成政治力量的過程中，對進入這一過程的一切政治事件和現象，必然作出正義與非正
義、公正與偏私、進步與保守、是與非、成與敗、優與劣、善與惡、美與醜等政治價值判斷。”2 7 根據這些判斷，政治行為主體作出有利於自身的行為決擇。政治價值判斷的基礎是政治行為主體的利益關係。不同的政治價值觀反映不同的個人、集團的利益和要求。由於不同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利益存在着差別與對立，因此，對某政治現象和行為可能產生不同的，甚至根本對立的政治價值判斷。人們對政治現象的評價總是因其利益關係而定，並隨着利益狀況的改變而改變，各種人在不同時期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價值判斷標準。“從根本上説，政治行為主體就是要運用政治結構和政治手段，對決定政治價值取向的物質利益進行權威性分配，政治價值是社會物質利益關係在政治上層建築中的集中表現。”28其實，對於政治價值廣泛討論並形成主流價值體系，即建立社會上的價值共識，是一項經常性的公民教育過程。在全面落實“一國兩制”、貫徹實施基本法的歷史新時代，愛國愛澳應成為特區居民的首要核心政治價值，也即是説特區居民應該普遍地建立起 堅 定的 愛 國觀 。 愛 國必 定 愛澳 ， 兩者 絕 不 矛盾；愛國不等於不愛別的國家和別的國家的人，人類文明本來不分國界和民族、宗教等屬性；凡是健康積極的事物都應得到理解與支持，凡是真善美都應得到贊揚。與此同時，還要有現代法治觀（法治本身就是人類文明產物）、現代發展觀（追求協調、可持續發展是人們共同利益所在）和現代和諧觀（唯理性和諧思維方能體現當代最高智慧）。（五）堅持政治行為理性化在政治參與活動中，通常，青年一代熱情超過中年人，中年人超過老年人，這同不同年齡組的人士的生活閲歷和社會經驗具有很大關聯性。年輕人單純熱情、可塑性大，通過參與來增加閲歷並積累經驗、提升判斷標準，絕對有益有建設性。政治行為（pol i t i ca l beha v i or），係指人們介入政治生活的各種活動。主要指可見的政治行為，如競選、抗議、罷工、戰爭等。除可見的政治活動外，政治行為還包括不可見的政治反應，如人們的政治思想、政治態度、政治價值觀等。2 9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把政治行為分為：①顯性（可見）的政治行為和隱性（無法直接看到）的政治行為；②根據邏輯推理而作出的理性政治行為和基於直覺的非理性政治行為；③自覺（有意識）的政治行為和自發（潛意識）的政治行為；④合法的政治行為和非法的政治行為；等等。政治行為或活動事關國家的重大利益，甚至最高核心利益。故此，這類行為必然受到嚴格約束。任何國家都毫不例外地以法律的形式對人們的政治行為作出明確的規定和清晰的 指 引 。政治行為本身是個中性詞。法律許可的政治行為可以提倡、可以保護，但法律禁止的政治行為則宜排斥、抵制，因為此類行為沒有積極性、建設性，它或對國家政權的穩定構成威脅，或對廣大居民的正當權益構成損害。基本法第23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 亂 、 顛覆 中 央 人民 政 府 及竊 取 國 家機 密 的 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 體與外 國的政 治性組 織或團 體建立 聯繫。 ”列入上述“三個禁止”的7種政治行為，就屬於非理性化的有害政治行為，理應列入被禁止或取締的對象。故此，特區政府有必要依中央授權盡早完成單項立法，這既是確保國家核心利益的需要，又是完善特區法制的需要。雖然，在澳門特區現階段看不到有出現上述7種有害政治行為的即時危險，但從完善法制的意義考慮，此舉絕對勢在必行，而且越早越主動。廣大居民對此應有充分的理解、認同並作出一切可行的配合，力求使這項歷史性立法任務盡早而順利地完成 。（六）強化公民教育，培育現代文明載體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澳門特別 別行政 區，6年 多來在 堅持法治 、依法 施政、開創文明過程中邊探索邊前進，已建立起新型的民主化、法制化運行模式和機制，成為驗證“一國兩制”科學性、可行性的有效範例，也因而受到祖國上下以至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事實上，這就是“一國兩制”法治，這就是“一國兩制”文明。“法治的本質一是維護公正，令到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賴以建立和運行的行為主體—— 人民大眾的根本願望和利益，受到最大限度的維護或最小程度的損害，這就要求服務大眾、服務社會的人本、民本理念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實；二是延續文明，即要把人類幾千年創造、積累的文明成果在新時代新形勢
論比較法的真實內涵范劍虹 ＊一如果將比較法看作 一種方法，那麼比較法在公元前1 5世紀的時候就已顯露出來了1 ，而且它偏重於立法比較法，而非學術理論的比較法。在1 7世紀之前，比較著名的關於法律比較的例子有五個：一是柏 拉 圖 （ P l a t o n ） 對 希 臘 的 各 城 邦 的 法 律 原 則（Rech t ssaetze）進行比較，以構建他的理想國家 2 ；二是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Ar is totel e s’《Pol i t i k 》），對53個希臘城邦的政制進行了研究3 ；三是羅馬帝國時的一部使用比較方法的法律彙編：《摩西法與羅馬法 彙編 》 （Col la t i o legume Mosa i c a r um e tRomanaru m）4；四是英國的福特斯酋（For t escue）的關於英國法與法國法比較的著作5 ；第五點實際上並不是 法 律比 較 的例 子 ，它 指 的是 法 學家 培 根（ F．Bac on）1 623年寫的《崇學論》（De d igni t a te etaugment is sc i en t i arum）中的重視比較法的觀點。他説：“判斷的對象（本國法）不能同時成為判斷的標準”。在1 7世紀之前，他可能是給比較法研究提供最為有利的觀點的大法學家了。6 當然上述前四個所用的法律比較方法與現代的一些比較方法，比如功能比較法相比較還有距離。但是，如果我們不把比較法當成一種立法比較方法，而將比較法看作為作為一種獨立的學科（當然它與比較方法不能人為的分開），那麼它的歷史相對就比較年輕。哥特里奇（Harold Cooke Gut t eridge，1876－1956）與達維德（RenéDav id，1906－1 990）認為比較法作為獨立學科的歷史始於德國的萊布尼茨（Got t fr ied Wilhelm Leibn i t z，1 646－171 6）與法國的孟德斯鳩（Charles L ouis Mon t esqui eu，1 689－1 755），但比較的事實可以遠及古代，而茨威克與克茨認為比較法的歷史的本質是一部學術史，可以涉及到古希臘與古羅馬，但是他們也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比較法歷史很年輕。他們觀點有相同，也有不同。但我注意到德國外國私法與國際私法馬普學院（Max－Planck－Inst i tu t fuer au s laendisch es undin t ernat ionales Privat re cht，簡寫 MPI ）的克茨（HeinKoet z）教授在第三版的修訂本（1 996版）中已刪去了論述比較法的歷史的本質是一部學術史，它可以涉及 到 古希 臘 與古 羅 馬 的那 一 段。 但 是這 不 等 於説，茨威格與克茨劃分比較法的學科史上有問題，因為作為比較的方法及學術論述確實在古代就早已存在。尤其是，哥特里奇與達維德説的是比較法學科的歷史，而茨威克與克茨更多地是論述比較法歷史的本質一也即學術史的問題，並認為這種學術歷史很久遠。而學科史與學術史似乎也並不能簡單地等同。雖然社會科學的結論原則上可以是多面的，但是如果一個需討論問題的範圍還沒有界定，也許就不能將四位學者的看法作為一個—界定問題的多面結 論 。當 然 ，一 個 確 定的 問 題的 本 身就 是 多 面的，就另當別論。這使我想起了我在基爾大學的一位老校長漢斯·哈藤豪爾（Hans Hat t enhauer ）教授在《德國法的歷史基礎》一書上的名言：“法律史上的任何時代區分都是任意和主觀的東西”。7 因而即使四位學者討論是比較法學科的時代區分，那麼以上的不同觀點也是對客觀事實的任意與主觀上的判斷，因而也就各有千秋了。然而，對比較法學科或學術的歷史的本質展開分＊澳門大學法學院副敎授
析之後，我們就可以對比較法的含義作進一步的界定：比較法以往被理解為“比較立法”（ lég i s l a t i o ncomparé）與“法律比較方法”（méthode compara t i v edes dro i t s），以後比較立法與法律比較方法被以當代法系比較研究所代 替。最初使用的比 較法（droi tc ompa ré）一詞 是在1 990年巴黎 國際比 較法大 會（Congrés in ternat ional de droi t comparé）的標題上使用的。後被譯為德文（Re c h t s v e r g l e i c h un g，Verg le ichende Rech t s wi ssens chaf t）和葡語（如：S is temas Juríd icos Comparado s），以及其他歐洲語言（比如：comparat i ve law，diri t t o c ompara to，d e rechocomparado）。比較法被維科姆（J ohn H．Wigmore） 看作為“ 通用卻 不界 定的用 詞”（con ven ient bu tloose）。8英國沃森（A·Wat so n）認為比較法是一種法制史與法理學的研究。而德國學者格羅斯費爾德（B·Gr oss fe l d）認為比較法是一種文化9 ，但很多比較法 學家 均 不同 意 此二 種 看法 。 意大 利 學者 薩 科（Sac co）則認為比較法學像其他科學一樣是傳授知識，但比較法學首先承認眾多的法律規則和具體法律制度的存在，它研究這些法制和制度在甚麼程度上相同或不同。哥特里奇（Harold Cooke Gut t e r i dge，1876－1956）與達維德（RenéDavid，1906－1990）曾經將比較法僅理解為比較方法（méthode c omparat i vedesdroi ts）1 0，並將其分為宏觀（macrocomparaison）與微觀比較方法（m i c rocomparais on）11，但是達維德隨着其《當代主要法律體系》（Leg grands s ys témes de dro i tcon t empor ai n s）的出版，改變了我們對他的看法，因為《當代主要法律體系》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他的法系論，而不 是他以 往主張 的比較方 法論（ mét h od ecompara t i v e des droi t s）。中國比較法學者沈宗靈先生則認為比較法是對不同國家（或特定地區）的法律制度的比較研究1 2 ，即以不同國家法律制度研究為主， 其 可作 雙 邊或 多 邊 研究 ， 比較 相 同與 不 同 之處。德國的茨威格（Konrad Zwe iger t）與克茨（Hei nKoet z）則認為比較法是指一方面以法律為其對象、另一面以比較為其內容的一種思維活動1 3 ，但是茨威格有時認為比較法是法系論，有時認為是方法論，有時認為是一種共同的比較法理學。1 4由上述各學者對比較法一詞的表述可見，我以為比較法可引伸出以下兩個問題，其一是比較法的內涵包括了普遍比較法科學與比較方法學，其二是比較法並非一個法律部門法，每一個法律秩序中的刑法、民法、商法等，均可出於何時制定、實施，但不能 説 比 較法 於 何 時制 定 、 實施 ， 因 為民 法 、 刑法、訴訟法等法律部門，往往與特定社會中的法律關係作為各自調整的對象；但比較法並未有特定的社會 關 係 作調 整 對 象， 亦 無 相應 具 體 的獨 立 的 法規，只是一種法學上的分類學科。在對德國的茨威格（Konrad Zweiger t）等論述的研究基礎上，日本比較法學家大木雅夫作出了較為全面的概括：“比較法是這樣一種法學部門或方法：在最一般意義上，他在各種法律秩序的精神與式樣的聯繫上（in Bezugse tz en），揭示各法律秩序的形態學上的特徵以及它們相互間在類型上的親緣性；作為其特殊性，比較法主要研究各種法律秩序中可比較的的各種法律制度 和 解 決 問 題 的 方 法 ， 以 認 識 和 完 善 法 制 為 課題”。1 5二然而，由於比較法不是一國境內的學科，所以在對比較法的學科與學術史的本質的論述及其對比較法含義的界定之後，還需要從其跨國性中去研究，以便對比較法的歷史發展及其爭議有更廣闊與深入的瞭解，從而確切地把握比較法的含義。與自然科學相比較，法學（當然包括比較法）的歷史軌跡，從人文主義的雅典法學和啟蒙主義的自然法學，到以後德國的歷史法學派，給人的感覺是其視野與發展相對與自然科學而言就較為簡單與緩慢。就比較法而言，從它的跨國性去觀察，它經歷了一波三折的發展過程。首先 ， 1 7 世 紀 以前 ， 比 較法 幾 乎 是沒 有 國 界的。如果可以誇張地説，那麼1 7 89年法國大革命之前，歐洲大陸的法學家均是比較法學家。這個結論是日本著名比較法學者大木雅夫通過以下兩點理由作出的：其一，他發現這些法學家那時均教授羅馬法、教會法或自然法為主的基礎法學；其二，他們均使用拉丁文。除了大學學科的普遍一致外，當時拉丁語被看作為是大學及 有智慧的人的通用語言 。即使是民族文化性很強的親屬法領域也常常在體系上服從這樣的普遍性法學。大木雅夫大概是強調人們在那時可以通過拉丁語與共同的基礎課程知道各國的法律，可以比較其中的相同與不同，從而成為
比較法學家。實際上，在民族法典形成之前，人們可以在法國、德國、意大利、葡萄牙、荷蘭學習法律， 其 差 別不 大 ， 因為 它 們 那時 ， 與 自然 科 學 一樣，以規律為主要判斷標準，其本國的語言掌握與否不會影響重要的法學科學標準的發展。即使有差別，但在羅馬法為共同基礎，以宗教法原則為親屬法與繼承法的適用標準的情況下，這種差別也微不足道。這種跨國的統一法學，很像國際商法初期發展， 那 時 商 事活 動 就 是 國際 性 的 活 動。 古 時 在 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膿尼基、希臘和羅馬的商人之間發展起來的“古絲綢之路”的貿易就是一種世界性 的貿易 。其次，從1 7世紀以後，由於歐洲民族獨立國家的紛紛興起，從而使比較法的跨國性受到挫折。1 8世紀以後，法學科學的視野在國家和地區主權思想和維護法律獨立利益理念 的支配下，越來越狹窄 。這些獨立的民族國家，把過去形成的國際性的習慣法納入本國制定的國內法之中。各國都紛紛制定本國的國內民商法典。具有原創性的法國與德國的民法典，成為法典民族化與完美化的典範，也引發了歐洲大陸法系分為法國分支與的國分支。法國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在J ．B．科爾貝爾的主持下，頒佈了《商事敕令》和《海商敕令》，成為最早的商事單行立法，為大陸法國家的商法典奠定了基礎。近代資本主義第一部商法法典，是拿破崙於1 807年頒佈的《法國商法典》，受其影響，荷蘭、比利時、希臘、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 等國相繼頒佈了商法典 。德國在1 861 年和1 897年制定的新舊《商法典》，把商人習慣法納入國內法；在1 897年制定，1 900年1 月1 日起生效的《德國商法典》對許多國家的商法有很大影響，如奧地利商法、日本商法。這時，法官必須受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的約束，學者尤其是民法典確立時的法國學者，大多數均以註釋法典為潮流（也即註釋學派“ É cole exégétique”）。那時，一國法典的實定法捆住了其本國法學家、實務家的跨國的科學視野。一國的實定法居然覆蓋了法的全部。德國著名的法學家耶林（Rudol f v on J h e r i ng）説過：“（法律）科學被貶為了一個國家境內的法學，科學的界線與政治的界限互相融合了，這實在是一種不符合科學、讓科學蒙羞的形式。”1 6 達維德（RenéDav i d，1906－1990）在supra note 34，Avant－proposⅢ説得更為具體：“在所有科學中，只有法學錯誤地認為可以成為純粹民族的東西，神學家、醫學家、科學家、天文學家以及其他所有學者，都為自己不瞭解國外在本專業領域內所取得的進步而感到羞辱，但是只有法學家將自己封閉在本國的研究中”。因而，當法律失去了科學所固有的普遍性時，那麼瞭解歐洲大陸法，就必須精通德語、法語、葡萄牙語等語言，以便可以學習一國的實定法，各國語言成為了這種學習的障礙 。第三，這一階段，是比較法回復跨國性的階段。在回復階段中，各國的學者互相對立的觀點仍然存在。甚至在我大學的教學中，依然可以發現有不少有意思的爭論。以下我將比較法在恢復階段中，主要的反對意見提出來，以便進行評述：第一種反對比較法的觀點是：不懂外國法，無法進行比較法。即使是本國法，不少東西甚至都無法完全理解，而目前許多國家的立法之頻繁和繁多，已經使不少法律工作者疲於應付，所以我們根本無法，也沒必要去研究比較法 ；第二種反對的觀點是：許多人對外國法的真正內涵缺乏精確的瞭解，對外國法背後的真正的政治與經濟的動機常常做出錯誤的判斷，對借鑑的概念及借鑑的歷史一無所知，加上急於移植外國法，無時間作本地化研究，因而有時其引入的法律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或者造成法律體系的規則的矛盾，將來再修法也會浪費不少資源，而這些都是比較法造成 的 ；第三種反對意見是：部分受到薩維尼（F r i edr i chKa r l v on Savi gny ，1 770－1 831）影響，因而認為法是具有民族性的，是民族的財富，因而應該堅持它的獨立性，借鑑外國法應該與民族性有矛盾，反對通過比較法而使民族性的法律受其他法的影響。以上這三種觀點，互有聯繫，實際上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卻有些片面。因為社會科學的一個結論往往是由多面組成的，而不是1 ＋1 一定等於2那麼簡單，而且當你不注意分寸，往往會本末倒置。筆者認為：第一種觀點中提出一個前提，即不懂外國法，然後得出無法進行比較法的結論，最後得出從事這樣的比較法是無法做到的，也是沒有必要的。但是我們發現不懂外國法，無法進行比較法，雖有一定的
合理性，但是此前提太絕對了。由於比較法的討論的問題中的概念或範圍以及前提往往是界定的，加上不同的法律部門學科是具有獨立性的。比如：有時僅僅是為了達到改革某個部門法中的一個具體目標，有的是為了瞭解外國對一定的具體問題的法律規定或判例和學理的觀點，因而不懂外國法的全部細節，同樣可以進行比較。在實踐中，有時往往僅需要瞭解外國法的一些常識以及法條，就有可能可以解決比較立法要達到的部分目的；此外，在同一國家中（比如在中國就有四個不同的法域）1 7 ，不同法域的法律進行區際比較也是可行的。至於對本國法的一個特定問題的瞭解，比起對外國法中的一個問題的瞭解，會更容易得多，因而不能假設必須完全瞭解外國法與國內法全部細節才可以完成比較法研究目的或者比較法的立法目的。至於比較法是否有必要的問題，我們一直認為比較方法的使用以及將外國法或一國中的其他法域的法制作為參照物，本身就是促進或更好地理解本國法和本地區法的途徑，因而片面地拒絕比較法是不合理的。按我們以上的觀點，上述反對的觀點，即法律工作者根本無法且沒必要去研究比較法的結論是片面的。就第二種觀點而言，首先，我們認為，在現代社會，對另一國法律的精確瞭解雖然不是大多數人做到的，但是對於那些潛心研究外國法多年的精通所在國語言的法律專家而言並不難，只要給與一定的條件，對外國法的真正內涵的精確與解釋是可以辦得到的。對外國法背後的真正的政治與經濟的動機地瞭解也可以通過對立法專家的立法動議的研究，通過對立法機構的立法討論的記錄研究，以及通過對制定出的法律的適用範圍與目的以及法律實施效果的實證研究獲得較為全面的瞭解，而且上述這些資料在現代社會是公開的。即使對外國立法動機有些誤解，對於將外國法引入本國所要考慮的不同的政治與經濟動機與目的而言，有時並不會產生有直接的消極影響。第二、至於對借鑑的概念及借鑑的歷史的瞭解，以及如何對待急於借鑑的問題，我們可以先從借鑑的含義與其歷史事實出發來，來瞭解與説明。從歷史上看，借鑑外國法是比較法的一部分。借鑑是法制史上常用的概念，但是此概念一直難以定論。1 8 最早提及並使用該詞的是斯瓦茨（A．B．Schwar z ．）。1 9假如允許作大致的分類，可以將借鑑分為宏觀和微觀借鑑，宏觀借鑑涉及整個法制體系，秩序及司法判例。微觀借鑑首先與具體的，特定的一些法規與原則有關。歷史上“強迫性的借鑑”（Aufokt roy i er t e R e zep t i on）是將所有傳統的法律體系均加以改變，以進行殖民統治，如果這種強迫性借鑑在殖民地獨立後仍加以保留的話，就被稱為“合法化借鑑”（Lega l is ier te R e z ept i o n）。另一種借鑑被稱為“種植式借鑑”（Verp f l anz te Reze p t i o n），它是指移民將其故國的法律帶入移民國2 0 ，還有一種是自主性借鑑，比如美國法在利比理亞的被借鑑，這種自主的借鑑是一種本意上的符合歷史經驗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的借鑑。強迫性借鑑是非自主的，種植性借鑑是單方的，而自主性借鑑顯示了其自覺性與雙向性。這種自主性借鑑服務於一定的立法目的， 便 於更 好 地理 解 本 國法 與 法學 評 論。 相 對 來説，這樣的借鑑在互動性上比較優越。在法制改革的歷史中最有名的借鑑是德國在中世紀和近代借鑑了羅馬法與宗教法，其次是瑞士民法典在土耳其的被借鑑以及1 876－1 883時期埃及借鑑了法國法。總而言之，借鑑以及借鑑的歷史並不神秘。而雖然急於借鑑對借鑑的國家會帶來不利的後果，但是在起步階段，對於法治的後發國家，在其他政治與市場經濟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這樣的借鑑比起重起爐灶的做法，反而節約了許多資源，有時有其一定的積極因素 ， 歷 史也 證 明 ，法 典 繼 受是 最 便 捷的 追 趕 工具，它有統一國法、建立體系、揭示價值與集中諮訊的功能。事實上，當一種水果因為生長在國外的土壤，因而拒絕 吃這種水果的話 ，就會被人笑話 。就民法典而言，真正具有原創性的法典並不多，因而不管是強制或自主繼受，全部或部分繼受，這種繼受實際上是1 9、20世紀絕大多數民法典的寫照。至於移植的法律與本地的政治與經濟的發展不相符合，或者與原來的法律體系有衝突，那僅是我們需要完成的立法任務。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學家眼裏視這種移植是一種社會過程2 1 ，在法學家眼裏這種移植是一種立法過程，即法的“充電”，它實際是一個中外法律融合與互補過程。既然是一種過程，我們就不必強求移植來的法律的一成不變，或要求移植來的法律是完全合符本國國情。因為每個國家包括被 借 鑑 的 國 家本 身 也 在 不 斷 地按 照 其 本 國 的 國情，並參照先進的法制對其法制作出修訂，而這種
修訂本國法本身就是一種科學化與本地化結合的過程與任務。這種過程與任務在移植時存在，在移植後也會存在，它是一個客觀的過程，我們不可能也沒必要強求所移植的法律在移植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還是一 貫正確的 。但問題是不同的民族文化會不會對借鑑產生“抗體作用”呢？從歷史上看，在亞洲日本，中國孫中山時期，現在的中國台灣，南韓幾乎是照搬了德國的私法2 2 和刑法2 3 ，中國澳門也基本完全移植了葡國法，奇怪的是在亞洲的借鑑，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也並沒有在實踐中造成較大的衝突，因而不同法律文化區在借鑑中的絕對衝突的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2 4 這也許是德國式的民法典更具有通用技術的特點的原因。當然，法律在形式上的借鑑必須符合實際運用，而其中法律與社會的前提條件以及哲學與法律文化的基礎在每個國家均不同，因而歷史上許多國家從借鑑的方式出發來尋找適當的方式及途徑。綜而言之，如果上述的借鑑的歷史事實被認可的話，那麼借鑑外國法律制度並不一定會出現許多上述反對意見的情況，這種借鑑，正是一種追求民族進步的舉措，它更多地與合理性與目的性相關，與本地化和科學化相關。如以上所述，隨着借鑑國的政治與經濟的發展需要做出法制的改革時，就需要對移植的法律作進一步的探索，這是每個國家的任務，因而不能因此而否定借鑑的功績與比較法研究的 必 要 性 ；第三種反對觀點部分受到薩維尼（F r i e d r i ch Kar lvon Sav i gny，1 770－1 831）影響。Zweiger t 和Koet z在《比較私法概論》中講到：“相反，薩維尼創立的歷史法學派從根本上對比較法起阻礙作用。這本身不容易理解，因為所有的法是民族精神的產物的，學説本可以通過比較法提供證據證明（或提供反駁證明）。但是薩維尼及其學派拒絕研究羅馬法與日爾曼法以外的任何法律。”25 薩維尼本人也認為：“最重要的和需保留的是屬於我們法律的歷史，也即日爾曼法、羅馬法和宗教法”。2 6 由此看來，是因為薩維尼不希望在那時有其他法律的介入，並可推測他內心認為其他法律無優越性。從比較法的角度2 7 去觀察，世界上所有法學家所面臨的問題是沒有國境線的 ， 是 相 似 的 。 假 設 暫 時 不 論 述 法 典 註 釋 學 派（É cole e xégét ique ）的觀點和薩維尼學派在當時對其他法域的低估，那麼在涉及解決實際問題的意義與正當性時，就不能僅僅局限於國內，實際的法律問題卻有多種不同的解決方法，這些方法又有不同的價值基礎，這些建立在不同價值基礎以及不同的立法技術上的方法，均儲存在世界各國的“法律答案庫” 中 。 在研 究 本 國法 的 同 時再 觀 察 並分 析 外 國法，則能獲得較為全面而適當的法律答案，尤其是能對本國法所用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保持一種批判的距離。這種距離感往往能擴大解決問題的精神視野與相信本國法的相對性。隨着國際商事貿易活動的發展，各國國內法越發展，法律衝突就越嚴重，發展國際貿易的障礙也就日益嚴重。由於各國法學僅重視一國法典的評注與重視一國判決，法學的科學視野變小了。在涉及新的立法的準備階段（往往包括各國比較立法2 8 、對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法的意義和它的現象形態、功能與正義成份方面不能將視線局限 在 一 國 境 內 。 我 不 僅 特 別 喜 歡 德 國 著 名 詩 人Nov a l i s的浪漫而略有悲觀色調的詩句，而且也特別贊同他的一句名言：“所有的認知大概均源於比較”（Auf Ve rg l e i c hen la es s t s ich wo h l a l les E rk ennen，W issenzurueck fu ehr e n）。2 9 如果一種法學對其他國家的教訓與經驗置之不理，那麼它是有意或無意地放棄一個認知工具。從現代商法看，商法的其一個顯著特點仍然是它的國際性與比較性。聯合國和大量國際專門組織的活動日益加強。許多大的跨國公司作為經濟帝國遍及世界各地，與它相適應，在法學領域中則恢復了國際商法這個普遍性和國際性的概念。人們把它稱為新的商人法（New Le x Mecator ia，Lawme rchant ），使它擺脱各國國內法的民族主義色彩，使它成為建立在新的商人習慣法基礎上的一種具有普遍性和國際性的商業自治法。正如英國法學家、社會活動家C．M 施米托夫所説：“我們正在開始重新發現商法的國際性。國際法—國內法—國際法這個發展圈子已經自行完成。各國商法的總趨勢是擺脱國內法的限制，朝着普遍性和國際性概念的國際貿易法的方向發展。”當然，這些新的商人法往往以執行措施為限，涉及國內的執行措施，將會由國內法來決定。歐洲學者比較贊同以執行措施為限的國際商人法30 ，而美國有些學者贊同“跨國法”，這種跨國法所引用的“普遍原則”及尋找一種介於國內法與國際公法的東西，不能令人信服，但這不是我們
討論的範圍。因而將法學局限在民族的圈子裏，顯然在現代法學理念上已經不被採納。馬克·安塞爾（Marc Ancel）説過：“在一國法律中固步自封，就像勸誘生物學家把研究僅僅局限於一個種類的生物上一樣”。3 1到目前為止，比較法已經完全不封閉在一國境內，它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普遍法學（Uni v er sa l－j ur i sprude n z ）3 2，這就是比較法在跨國性角度上觀察的一波三折所顯示的趨勢。三在對比較法的學科與學術史的本質及其比較法的含義的界定之後，我們觸及了比較法的概念，在對比較法的歷史發展及其爭議的辨析之後，使我們理解了活生生的比較法的含義，以至於比較法的效用也呼之 欲出 。記得德國著名詩人法學家（Jur i s t end ich t e r）歌德（Geot he，1749－1 832）曾説過：“不知別國語言者，對自己的語言便一無所知。”後來，在日本繼受德國法時，日本的許多著名教授甚至借題發揮，將其推論為：“不懂德國法就不懂日本法。”並在每個日本法學院設德國法課。但是這些法學家的觀點讓不少與德國法不相關的法學家難以接受，更與外國法在繼受過程中的本土化的觀點、主權觀點及民族文化獨立觀點相衝突。實際上，這些教授之所以過分強調外國法是與比較法的觀點有極大的聯繫，原因可能在 於 ： 在研 究 本 國法 的 同 時再 觀 察 並分 析 外 國法，則能獲得較為全面而適當的法律答案，尤其是能對本國法所用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保持一種批判的距離。這種距離感往往能擴大解決問題的精神視野與相信本國法的相對性，通過對外國法的學習與對比較法的研究學習，能更深地、更好地理解本國的法律，加深對本國法律的認識。這些過分強調外國法的教授的意願大概僅此而已，並無意讓外國法無保留地代替本國法 。茨威格（Zwe i ge r t） 與 克 茨（Koet z）也認為作為法學的一種科學方法，比較法的作用包括了對開闊法律工作者的視野，以求優化本身法律秩序等。3 3 這就是比較法的作用之一：保持一種批判的距離，以擴大解決問題的精神視野，相信本國法 的相對性 。比較法很早之前已用於起草法律或修法的目的。可通過功能比較的方法參考相同或不同法系的國家和地區的法律規定及法律實施後的實證研究報告，可以為立法者提供起草法律或修改法律所需要的寶貴經驗與教訓。同樣，外國的判例、學説等同樣會提高法官與律師及法律顧問在司法實踐中的判斷能力和論證能力。在法學領域比較法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實驗。比較法的作用之二就是：對比較法的研究能使立法者、法官與律師和法律顧問的解決問題的視 野 更寬 廣 、法 律 適 用能 力 更為 現 代化 與 科 學化 。比較法對某些區域法律的統一3 4 和簽訂國際條約有益。在協調各國法律的層面，尤其是國際條約方面 。 比 如 制定 統 一 的 國際 經 濟 和 商事 條 約 等 方面，為了起草這方面的法律，必須對締約各國有關法律進行比較研究，知道它們的異同及如何協調這種異同，在其中還必須不斷地消除互相間的一些法律概念的差異（比如，大陸法系的物權法與英美法系的財產法的概念的差異）與誤解，以便找到共同可以接受的用語。對一些國際條約發生疑問時，或者這些條約因為已成為締約國的法律制度的一部分3 5而無法回避其中的疑問時，那麼我們就可以求助於比較法，它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疑問。3 6 比較法學將為此作出重要貢獻。但是必須注意，將比較法看成為一部統一的世界法，這僅是一種無意的幼稚的想法和有意的政治式的藉口，因為法的實質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帶有各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和宗教等因素的、不斷變化的東西，要消除它的動態的與歷史的差異是做不到的。假設能做到，那麼那 天 的 比 較法 不 是 人 們希 望 的 活 生生 的 比 較 法了。比較法的作用之三就是：比較法將促進國際法律的協調，但不是統一各國的法律，制定世界法。從比較法的含義，以及從含義中所帶來的效用本應該具體地加以闡述，也即用甚麼樣的比較方法去研究各法系的相似與不相似的特徵，以及如何從各種法律秩序中找到可比較的各種法律制度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加以研究，以完善各自的法律制度。這兒已經涉及比較的方法及其應用。就比較的方法而言，比較現代和通用的方法是功能比較法，當然這種比較的方法在是有限制的。3 7 我完全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 研 究各 類 具 體的 解 決 問題 的 法 律手 段 。 比如，同一個損害賠償的條款，僅僅從賠償數目的不
同難以看到它們 的特 點，但是如從功能比較的角度去觀察就可以發現：損害賠償數目多的那個條款可能是體現了懲罰功能，即讓損害人賠償比損害結果更多的金錢，以此防止這種行為的再發生，而另一個條款僅是平衡功能，是為了補償被損害人。這樣兩個條款所體現的法理以及法理所體現的法律政策和政治及經濟的發展背景均會不同。實際上在很多領域具有比較的價值，比如，大陸法系民法典所遇到的挑戰、英美法系判例法的優劣、“商業判斷原則”與董事責任之比較研究、獨立董事（independentdi re c t o r）制度 的比 較研究 、德 國公司 結構 的雙 軌式、美國的單軌制及日本的任意制比較研究、德國與歐盟的企業憲法（Be t r iebs ver fa ssungsges e tz）比較研究、折中授權資本制與“資本資訊公開制”3 8 的比較研究、獨立董事組成的訴訟委員會與股東代表訴訟的互補比較、美國的揭開公司的面紗（Pi er c i n g theCorp o ra t e V e i l ） 的 判 例 與 和 德 國 的 “ 直 索 ”（Du rchg r i f f ）理論及判例的比較、企業勞動解僱法的案例比較研究3 9 、德國的有限公司制與美國封閉型的股份有限公司比較、德國的團體訴訟與美國的集體訴訟（c lass ac t i on）制度比較、民法法系各國自由心證制的比較研究 、職權制與對抗 制的優劣與創新 、一人 有限 公 司的 比較 研 究4 0 、投 資法 律 制度 的 比較4 1 、各國法律教學制度與方法比較等等。在具體比較時，可以法規與法規比較，也可以法規與判例比較，也可以將學理上的原則與法規或判例比較，也可以將各國的法律概論編成一套叢書給學者與律師和法官參考。4 2 當你僅從功能的角度去觀察，並將研究的結論取出時，然後再考慮在解決問題時用法規的形式較為合適，還是用判例的形式較為合適，抑或讓它作為一個有學理支持的習慣法或法學原則較為合適。由於用甚麼樣的比較方法去研究甚麼樣的具體問題，抑或就一具體問題深入比較研究，是比較法的含義一文的續篇，因而不再在此展開，誠望同仁同心協力，對此加以研究，筆者自問尚屬孤陋寡聞、行文與研究也常常簡單而膚淺，因而餌誤偏頗一定難免，實願多多聆聽讀者與專家的指正與良言，以求更深入地研究相關問題。註釋：1 《赫梯 法典》 中就有 通過 比較而 制定的 對商品 價格 管理的規定。希臘時期，羅得法（ Lex Rhodia） 規 定 的船長在航海中 為挽救船舶 和貨物免受危 險而造成的 損失的，應由所 有貨主和船 主按比例分擔 ，也是通過 比較得出的共同 海損規則。 在羅馬法的時 期，通過比 較得出較合適的 規則的例子 就更多了。除 市民法外， 又有調整羅馬公 民与非羅馬 公民之間以及 非羅馬公民 相互 之 間 的 貿 易 和 其 他 關 係 的 萬 民 法 。2 Vgl：Konrad Zwe i ger t，H ein Koe tz， E i nfuehrung in di eR echts vergleichung，3．Auf l ．，J ．C．B．Mohr（Paul Siebeck）（Tu ebingen，1 996）§41，S．47．3 l b i d．4 l bi d．S．48．5 這兩部著作是《英國法讚美論》（De l aud i bu s le g umeA ng l i a e）、《英國統治論》（T h e Gov e rnan ce ofE ngl a n d ），參閲 ：Ko n ra d Zwe i ge r t，He i n Koe t z ，Ei nfuehrung in die Rechts ve rgleichung，3．Auf l．，J．C．B．Mohr（Paul Si ebeck）（Tuebingen，1996）§41，S．48．6 有意思 的是普 通法 系的培 根（B ac o n） 與另一 個大 法學家海爾爵士（Si r Matthew Hal e，1 609－1 676） 曾在《普通法歷史》（Hi s tory of Common Law）和《有關法律修正與改變的考察》（Cons i de rat i ons T ouch i n g t h eAmendment or A l te rat i on of Laws）中創導普通法法典化，還提出了許多 具體的方案 。而其中深具 功利主義思 想的邊沁（Jerem y Be n t ham，1 748－1 832）是最早在英國提出法典化的法學家，甚至連“cond i f i c a t i on ” 這字也是他造出來的。參閲：［日］大木雅夫著，范愉譯：《比較法》，法 律出版社 ， 1 9 9 9 年，第 2 4 0 頁 。7 Vgl．：Hans Hattenhauer，Di e gesch icht l i chen Grundlagen desdeutschen R ech ts（1983），S．1．8 John H．Wigmore，A Panoramaof the Wor l d’s L egal Sys tems，Ⅲ（1928）p．11 15 ．9 參見 沈 宗 靈 ： 《 比 較 法 研 究 》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1 9 9 8 年，第3 頁。1 0 RenéDa vid，Trai téélémentaire de dro it civi l comparé（1950）p.．8．11 這方面耶 林（R udol f v o n Jh r in g）和康斯旦丁內斯庫（Cons tant inesco）分 別在《羅馬法精 神》（1 950），S．30f f ．和《比較法論》第三卷，第87頁 （Tra ité de dro i tcomparé，supra note 3，p．87）論述了宏觀比較的必要性 。12 沈宗 靈： 《比較法研究》 ，北京 大 學出 版 社 ， 1 9 9 8年 ， 第 3 頁 。1 3 茨威格 （Konrad Zwe i ge r t ）、克茨（Hei n Ko etz） 著 ，潘漢典等譯：《 比 較 法 總 論》（Ein füh rung i n di eRech ts v e r gl e i ch un g）法律出版社 ，20 0 3 年，第3頁 。1 4 Cf．cons tant inesco，Traité（supra note 3），p．124 et seq．1 5 茨威格 （Konrad Zwe ige rt） 、克茨 （Hein Ko etz），aaO（Anmerkun g．Nr ．1 4），Se i te 5f．［日］大木雅夫著，范愉譯：《 比較 法》 ，法律出版社 ， 1 9 99 年 ，第 67 頁 。1 6 耶林（ Jh er i ng ） ：《羅馬法精神在其不同發展階段》第一部分 ， 1 85 2 年 ，第 1 5 頁 。1 7 即使在美國和加拿大也有不同的法域，比如美國的 路易斯安那州和加拿 大的魁北克省都 屬於民法法系與 英美 法 系 混 和 的 法 域 。1 8 V gl ．Rheins tein，Max，Einfuehrung indie Rechtsv ergle ichung（《比較法導論》） ，2． Auf l．（Muenchen，1 987），p．12 7．1 9 Vgl ．A．B．Schwarz，La re’c eption et l’assimilation des drr o it s
e'trangers, Recueil d'e'tudes en I'honneur d'Edouard Lambert, (Zuerich,1938), Bd.ll, pp. 581-592. 20 Vgl. Max Rheinstein, Einfue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比較法導論》)，2. Aufl. (Muenchen, 1987), p. 125. 21 Vgl. E.Hirsch, Die Rezeption fremden Rechts als sozialer Prozess ("社會過程中的外國法的借鑑")，(Festschrift fuer Freidrich Buelow, 1960), pp. 121-137. 22 Vgl. Harald Baum, Herausforderung Japan-Blick auf eine aussereuropaeische Rechtsordnung ("日本的挑戰——歐洲外之法系——瞥")，(Max-Planck-Gesellschaft-Spiegel 3/ 1995), S. 20; Su Phong-Jie, Die Klausel der veraenderten Umstaende im chinesischen Recht - Zur Rezeption deutschen Privatrechts in China(《中國法中的情事變遷原則-在中國借鑑國私法》)，(Diss., Muenchen, 1981), S. Iff.;Heinrich Scholler (Hrsg.), Die Einwirkung der Rezeption westlichen Rechts auf die sozialen Verhaeltnisse in der fernoestlichen Rechtskultur(《西方法律的借鑑對遠東法律文化中的社會關係的影》)1. Aufl., (Baden-Baden,1993). 23 參閲Jianhong Fan & Qing Tian, Chinesisches Straf-und Strafverfahrensrecht, Kapitel 4(《中國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中第四章台灣刑法)，(Tectum Verlag, Marburg, 1997),S.96.24 參閲拙文：Vgl.Jianhong Fan, "Die Rezeption der deutschen Strafrechtslehre und Strafvorschrift"("借鑑德國刑法學與刑法規範")，in International Asienforum,Vo\.28, No.4 (1997), pp. 364-366. 25 Konrad Zweigert & Hein Koetz, Einfue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3.Aufl., J.C.B.Mohr (Paul Siebeck) (Tuebingen, 1996), §4 I, S.49. 26 Friedrich Karl von Sarigny, Stimmen fuer und wider neue Gesetzbuecher, Sav Z3 (1816), S. 5f. 27 Vgl. Max Rheinstein, Einfuehrung in die Rechtsvergeichung (《比較法導論》)，2. Aufl., (Muenchen, 1987), S.IOff.; Uwe Blaurock, Aufgabe und Ziele der Rechtsvergleichung(《比較法的目的與任務》)，(Jahrbuch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Institute fuer Wirtschaftsrecht der Universitaet Goettingen und Nanjing, Bd 2, 1991), S1; 倘若對私法法律的比較作進 一 步 研 究 ， 請 參 閲 私 法 較 法 經 典 權 威 文 獻 ：Zweigert,Konrad & Koetz, Hein, Einfue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aufdem Gebiet des Privatrechts, Bd. I, II, (Tuebingen, 1984) ° 28 比較法的實踐目的就是："研究各國法律以及探求改進部門立法的實際方法"這是 1869 年在法國創立的"立法比較學會"(Societe de Legislation Comparee)上提出的。 29 Schriften III (Hrsg.Minor.Jena 1907) 45, Fragment 229. 30 Uwe Blaurock, "Quellen des internationalen Handelsrechts",in Jahrbuch des Deutschen-Chinesischen Insituts fuer Wirtschaftsrecht, Bd.2, (1991), S. 91. 31 Cf.Ancel,supra note 33, p.9. 32 Vgl.: Max Rheinstein, Einfuehrung in die Rechtsvergeichung, 2. Aufl., (Muenchen, 1987), S.6.ff. 33 參 見 茨 威 格 (Konrad Zweigert) 、 克 茨 (Hein Koetz) ，潘 典 等 譯 ：《 比 較 法 總 論 》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 21、40 頁。參見沈宗靈：《比較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50－59 頁。 34 比如已簽署的CEPA，請參閲范虹主編，簡月清、田青副主編：《內地與澳門CEA條款評述》，澳門， 2005 年。 35 比如澳已加入了許多國際公約，許多國際條約也通過澳門政府公報合法公佈，而且澳門《民法典》第 1 條第款還規定：適用於澳門的國際協議優於普通法律。裏有兩個含義：①它確認了澳門參加的國際條約已為澳門法的一部分；②明示了澳門參加的國際條優於普通法律位。參閲范劍虹、金彭年編著：《澳門國際商法》的序言與附錄中的澳門參加的國際公統計，門叢書系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6 Sturm, Neue Juristische Zeitschrift (1975),Nr. 231 und Nr.235. 37 Vgl: Konrad Zweigert, Hein Koetz, Einfue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3.Aufl.,J.C.B.Mohr (Paul Siebeck)(Tuebingen, 1996), §3, S. 31-47. 38 筆者之所以將其稱謂“資本信息公開制”是指：廢除法定最低註冊資本，並通過資訊披露的方式來公佈註冊資本的實情況。 39 參閲Jianhong Fan, The Legal Basis of Employer Dismissal and Control Structure, Series of monographs of European University Studies, Peter Lang Verlag, ISSN0531-7312, ISBN3-631-30176-6, Frankfurt/M (Germany, 1997)(German version). 40 參閲范劍虹：《澳與歐盟相關國家法治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 41 參閲范劍虹、田青編著：《跨國公司國際投資法》，澳門大學法學院出版，2003 年。 42 比如Kluwer Law International的出版社就做很多有益 的 工 作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for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Law 也包括了澳門的商法與經濟法，參閲：Jianhong Fan & Alexandre Dias Pereira,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Law in Macau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5).
同，以及組織的規模逐漸擴大，不論這些組織所在何處，組織的策略、結構和管理將漸趨相同。另一方面，隨着國際之間貿易逐漸頻繁，各國組織的管理方式也趨向國際化。最極端的例子就是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的“全球組織”的概念，即一個機構的單位、分支、團隊、功能和分區，全部都將在疆界之間緊密地統合起來，並趨向一致。趨異的觀點認為，不同國家之間語言、宗教信仰、社會組織、法律、政治、教育系統、價值觀和態度的差異，必然使一個民族的文化與別不同。其中的一個例子，是Kni gh t l e y 所發表的有關澳大利亞社會的著作中的論述。Kn i gh t l e y 在這本著作裏指出，由於澳大利亞在地理位置上與其他大陸隔絕，使到原住民，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包括來自英國 和愛 爾 蘭的 犯 人和 官 員、 戰 後難 民 和亞 洲 船民，建立出一套有別於世界其他地方的處事方式。因此，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對組織文化的影響不容忽視。5 既然利益團體政治模式的論爭，是不同模式之間的論爭，這就揭示了不同模式之間的文化語境也存在相當的差異。本文因此也以民族文化之間趨 異 的觀 點 ，來 探 討 這些 模 式的 文 化語 境 的 問題 。透過對萬國商業機器（I BM）在50個國家聘用的1 1萬6千名僱員進行問卷調查分析，Ho f t s t edeG．勾劃出區分民族文化的維度，即可影響組織文化的民族文化的5種因素，包括：①權力距離（Power Di s t anc e）：即一個社會如何看待權力和財富的不平等。權力距離越大，權力和財富的不平等越為社會所接受。相反，一個社會的權力距離越小，這個社會會設法縮短社會成員之間不平等的距離。放在組織上而言，上司在作出影響下屬決定的時候，需要徵詢下屬的意見，而上司和下屬的關係往往也被看成是平等的關係；②個 人 主 義／ 集 體 主 義（ I nd i v i dua l i s m／Col l e c t i v i sm）：指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的關係。在個人主義社會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鬆散。個人的自身利益往往有個人本身去維護，而個人的行動空間也比較自由。在集體主義社會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密切。家團（ex t ended fami l y）的觀念在集體主義社會裏是相當重要的，而且能伸延到工作單位和組織。個人往往被認為有責任維護本身團體的利益，而團體在個人出現困難的時候，也會向個人 施以 援手 ；③ 男 權 主 義 ／ 女 權 主 義 （Ma s c u l i n i t y ／Femi n i n i t y）：指社會性別角色分野的清晰度。在高度男權主義社會裏，兩性之間的分野較深，同時具典型“男子氣概”的價值觀也滲透在這種社會裏，較偏向於炫耀、重視利潤和規模。而在女權主義社會裏， 人 與 人、 性 別 與性 別 之 間的 關 係 則以 關 懷 為主，較重視關係和生活素質，而且事事傾向於“小而 美 ” ；④避免不確定性（Uncer ta in t y avoidance）：即一個社 會 如 何處 理 未 知的 將 來 。對 不 確 定性 越 不 避免，對不確定性越採取接受和樂觀的態度，更願意冒風險；而對不確定性越是避免，在處事上更着重精確和守時，設法避免模棱兩可以至不熟悉的風險；⑤長視和短視的傾向（Long－t er m／Shor t －t er mOr ien ta t i on）：即對美德（vir t u e）與真理（t r u th）之間的偏好。這個維度最早由Bond與24名華裔研究人員初步提出，再由Ho f ts t ede G．加以確立。Hof ts tede G．認為，一個目光長遠的社會在確立價值系統（v al u es y s t ems）時，會回顧過去，探討現在。生活在這種社會的人，往往能尊重傳統和克盡其社會義務，也講求面子，但不相信絕對真理的存在；而一個目光較短淺的社會則較向前看，生活在這種社會的人在養成節儉和堅忍的習慣的同時，也重視分析能力和尋求真理。6另一方面，Senior B．指出，自Hof tstede 提 出 這些維度以來，其他學者基本上只着重加強對前4種維度的研究，對“長視和短視的傾向”進行進一步研究的個 案， 要比 前 4種 少得 多。 7 同時 ，也 有學 者 對Ho f t s t e de的 觀點提出 一 些質疑。 Hun t 首先質 疑Hof t s t ede的研究對象，究竟是跨國公司中不同族裔行政人 員 的 文 化差 異 ， 還 是不 同 民 族 之間 的 文 化 差異8 ；而Tay e bM ．也指出，Hof t s t e de的研究對象只局限於一所 機構， 缺乏更廣 泛的研 究層面。 9 此外 ，Tr and i s更指出Hof t s t ed e的研究帶有種族中心論的成份，因為他在1 980年所提出的首4個民族文化維度（即權力距離、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男權主義／女權主義和避免不確定性）其實是反映出他個人的文化價值觀，而不同的研究人員可能會判斷出用以界別各民族文化的不同文化維度。1 0 也有學者認為，
只利用幾類文化維度來界別各民族的文化特徵，未免過於籠統。1 1 而事實上，Ho f ts t ede G．本身在提出前4類文化維度後的1 1 年，再根據新的研究結果提出“長視和短視的傾向”這個維度，來填補對東方人價值觀論述的空白；也有其他研究個案指出，即使是一些被認為是文化高度趨同的洲份（例如歐洲），不同民族之間本身其實仍然存在着極為不同的文化差異，例如英國與整個歐洲的差異，以至歐洲大陸之間日耳曼語系國家和拉丁語系國家的差異等，從而影響了這些國家的管理模式。1 2即使如此，Hof ts t ede G．的民族文化維度的研究意義在於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特徵，其足以影響不同組織的文化。同理，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特徵，也能影響不同地方利益團體政治模式，即治理模式的安排，也影響這些利益團體政治模式構築的基礎。三、 利益 團 體政 治 模式 簡 述利益團體政治的模式，大致可分為多元主義、法團主義和新右派，各種模式具有自身的特點。藉着探討這些模式的特點，可推斷這些模式本身的文化語境 。（一）多元主義從廣 義 上 來 説 ， 多 元 主 義 泛 指 對 社 會 多 樣 性（di vers i t y）的一種信念（be l i e f ），當中主要以政治、道德和文化為社會多元性的建構因素，即政治多元主義（pol i t i ca l p lu r a l i s m）、道德多元主義（mora lplural i sm）和文化多元主義（cul tura l plura l i sm）；也認為 一 個 社會 出 現 多樣 性 是 健康 的 ， 也是 應 具 備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個人的自由，也能促進辯論和理解。從狹義上來説，多元主義是關於政治權力分配的一種理論，認為政治權力在社會上是廣泛而均衡地分配的，而並非集中於統治階級或者精英的手裏。個人大多透過作為組織團體成員，來行使代表權，而所有組織團體，都能實際參與政策制定的過程。1 3多元主義假定，所有團體和利益都有組織和獲取進入政府決策的潛能。這些團體和利益的領導者能廣泛代表其成員的價值觀，而其政治影響力也是相對於他們的規模和獲支持的強度。Dah l R．便指出，在決策過程中，人口中所有活躍與合法的團體都能在這個過程的不同關鍵階段表達他們的意見。1 4 另一方面，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競爭，最終會導致它們之 間 權力 趨 於 平衡 。 1 5（二）法團主義另一方面，外界質疑多元主義對團體和利益的自我組織能力的假設是否符合實際，也認為多元主義忽略了不同團體和利益之間因相互競爭而潛在產生的衝突。多元主義的這些理論缺陷，導致其在實踐當中出現與社會組織環境出現不協調的狀況，更導致社會分化。1 6 另一種解釋是，資本主義市場自我協調的失靈，使國家在干預經濟和社會事務的角色日漸被重視，各功能團體也從競爭轉化為合作，透過進入決策機制影響國家決策，來達到保護自身利益的目的。換言之，經濟與社會狀況的進化，導致利益團體政治模式也從多元主義向法團主義轉化。1 7因此，法團主義理論的重點，便放在協調和整合的問題上，使社會的運作更具秩序。從廣義上來説，法團主義是把有組織的利益結合至政府過程（processes of government）裏的手段。1 8根據國家與社會力量對比的差異，法團主義可分為兩個次類，一類是“國家法團主義”，或曰“權威法團主義”，以中央科層協調為主體的政治體系為特徵。在國家法團主義社會裏，通常有一個政黨取得支配性的地位，而行政權威往往有意識形態統一的傳統。這種政治體系的成員，一般會透過“特別管道” 來 招募 ， 而階 級 或 種族 是 這種 政 治體 系 的 政治文 化基 礎， 另 外也 壓制 地方 主 義成 長。 1 9 至 於Haywood A．的國家法團主義觀點，則反映出一些學者仍然把法團主義與歷史上曾出現過的獨裁體制進行連結。他認為，國家法團主義與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經濟形態相關聯，其特徵是“對工業實施政治恫嚇，並摧毀獨立工會”。2 0另一類法團主義是“自由法團主義”，或曰“社會法團主義”，或“新法團主義”。自由法團主義通常出現在成熟的自由民主政體當中，有組織的利益會被賦予優待性和制度性進入政策制定的過程，而達至這種待遇的機制則因情況而異，對團體整合的程度亦然。Haywood A．更認為，社會法團主義有助強化團體與政府的關係，而他所定義的國家法團主義，則會導致雙方的關係惡化。2 1Haywood A．也對法團主義的理論提出了不少頗為尖鋭的批評，並可總結為以下4個方面：
①法團主義明顯減少團體進入政府決策體制的數量和範圍，並無可避免地偏袒經濟和功能利益，從而忽略了消費者和發起者的利益。這是因為法團主義無可避免會導致代表政府、商界和工會三方利益的實體出現，即“三方主義”（t r ipa r t i ti s m）概念的出現，使團體諮詢工作變得制度化。“三方主義”的出現，會使到只有“尖峰”團體（“peak”assoc ia t i ons）能進入制度化決策機制，而這些團體則被假設為代表着一系列的組織和利益團體；②法團主義把利益團體看成是科層排序，並由這些團體的領導者所支配。事實上，這些領導者未必直接對利益團體的成員負責，反而因為領導者為了要進入政府決策機制，而要使利益團體的成員依從最後的決策，從而使“諮詢型政府”（gov ernmentby consul tat ion）變為控制社會的機制；③法團主義給代表性民主政治體制帶來威脅，因為法團主義創造了民主控制未能達到的決策“幽靈”（spec t r e），而公眾也無從監督決策談判的過程；④ 法 團 主 義 與 政 府 “ 超 載 ”（ go v e r nme n t“ov er l oa d ”）連結起來，使政府被有份參與諮詢的團體“佔據”，政府因而對這些團體的訴求也無法抗拒 。 2 2以上的尖鋭批評，在新右派的論述當中，得到更有系統的演繹 。（三）新右派如果多元主義和法團主義是承認利益團體在政治的存在價值的話，新右派就是對利益團體的存在提出最根本的質疑。從利益團體政治的角度而言，新右派絕對是多元主義和法團主義的對立面。新右派的意識形態基礎，是古典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也是新右派的其中一個分支——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neo l ibera l ec onomics ）的核心。正因為這樣，新右派對利益團體的存在提出了根本的懷疑態度，特別是新右派提倡個人自力更生和創業精神的市場經濟體系。新右派的反法團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公共選擇理論，特別是Ol s on M．的論點。2 3 他認為，人選擇加入利益團體，無非是為了保障公共物品的供應。但是，既然是公共物品，即使個人未有加入利益團體，也能分享利益團體所爭取的成果。個人因此可以“自由駕馭”（fr e e r i d ing） 各種公共物品所帶來的利益，同時又無需付出團體成員要付出的代價。所以，共同利益並不代表利益團體有需要存在，而團體政治只會使小型團體，而並非大型團體分享到更大的權力，因為大型團體中的個人成員往往會認為，他們不參與團體的活動，不會對這些團體的效益構成影響，因此會使成員選擇“自由駕馭”，最終影響到大型團體在權力分享上的整體效益。Ol son M．還認為，利益集團是一個經濟實體成敗的關鍵：利益團體的實力和組織能力越強，經濟增長越慢，經濟實體因而越不繁榮。2 4 因此，限制利益集團、國家只針對干預經濟秩序和經濟與社會政治系統化便成為了國家在干預經濟時要遵循的原則。2 5與新自由主義相反，新保守主義（neoconser vat i s m）分支主張回復國家過往的權威，並恢復家庭、宗教和民族的傳統價值觀。新保守主義者認為，兩者是維護社會團結的穩定的支柱。此外，也認為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社會往往是社會衝突的亂源，因此對多元文化主義（mu l t i c ul t ur a l i s m）多持懷疑的態度，並發展出一套較狹隘的民族主義觀。2 6根據中國的國情需要，中國內地的學者在肯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中有關市場是有效配置資源機制、減少政府干預和開支、加強法制、尊重人權等主張的同時2 7 ，也曾對新自由主義進行過較為猛烈的批判，認為新自由主義所追求的只是機會平等、形式平等、過程平等或程序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和實質平等；只追求交換公正，而不關注分配公正和社會公正。2 8 此外，新右派過分強調個人，而忽略了社會結構的重要性，也忽略了利益團體在強化代表性、促進政策討論、擴大政治參與、監督政府權力運用和維護政治穩定所起的正面作用。在主張絕對的經濟自由的同時，又主張恢復過往的傳統價值觀，新右派有採取雙重道德標準之嫌。新右派所主張的個人的完全行動自由，在複雜的現代社會裏也根本不可行。最後，新右派理論的最大要害是本身未能透過深入研究，去進一步構築成一套具信服力的理論，從而使新右派理論淪為一種理想的模式。四、 利益 團 體政 治模 式 和“ 澳門 式 法團主義 ”體 制的文 化語 境行文至此，相信也可以根據Hof ts t ede G ．區分民族文化的5個維度，對各種利益團體政治的模式所主張的文化語境作出一般性的比較。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Controlling the Gaming Industry and Gambling Behaviors Lin Wei * In discussing issues relating to gambling,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effectively controlling the industry and the behaviors of gamblers. This paper aims at providing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topic and discovering certain patterns. 1. Attitudes toward Gambling and Public Policy Gambling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There are in fact different types of gambling behaviors, such as those related to commercial business, personal leisure, or organized public affairs and so on. Consequently,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gambling behaviors are diverse due to various beliefs and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of interests, and they shift from time to time. While disagreements about various aspects of gambling arise,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now inclined to view gambling as a business or behavior which is multi-faceted. From a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authorizing different forms of gambling is mainly based on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 job creation, more investments, tax revenues, consumer demands,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so on. Although gambling has become a more acceptable form of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time activity and less an inappropriate or unlawful type of behavior, the related "vicious effects" should nevertheless not be ignored. These may be identified as: ①A correlating increase in crime, such as organized gang activities, money laundering, prostitution; causing relevant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bankruptcies, suicides, health disorders and so on; ② A low-brow life style that is embedded with somewhat immoral behaviors such as abuse of alcohol, tobacco, or drugs; indulging in sexual promiscuity; irresponsibility financially to oneself or one's family; ③ A devaluation of respect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e by enjoying a tacky form of entertainment; ④Exploitation of the vulnerable by failing to protect excessive gamblers from their own stupidity; ⑤Expenditure of tax revenues solving problems the industry created to a great extent than monies generated for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and in some way crucial. Generally speaking, a society's public policy on gambling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based on different positions: A. Regarding gambling as a purely personal choice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governments; B. Gambling as an undesirable activity, in which case governments should be very restrictive; C. Gambling as inevitable, with the result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adopt a realistic approach to adequately managing and controlling the situation; D. Gambling should be allow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ublic if its positive effects surpass its negative effects. Currently, public views tend to focus on the last two categories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accepted gambling not as an illegal act, but still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problems.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acau Polytechnic Institute 2006. 4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Controlling the Gaming Industry and Gambling Behaviors In the West, from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re has been a strong notion of "natural right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pursue personal pleasure in whatever circumstances. If a person engages in an activity that might be harmful to him, he should bear the consequences himself not anybody else. A government's role, if any, is not to intervene but to educate and influence the person's behavior. Views considering gambling as undesirable are mainly based on religious beliefs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 Christian doctrines, for example, it is believed that "gambling is a menace to society, deadly to the best interests of moral, social, economic, and spiritual life, and destructive of good government". Catholic moralists also regard gambling as leading to corrupted behavior, sin and material greed. Despite the many uses of gambling on religious functions in Judaism, it is still frowned upon. Professional gamblers have been seen as parasites who are basically engaging in fruitless endeavor and contributing nothing to the world.1 In Islam, people regard gambling as "unjustified enrichment", and "receiving a monetary advantage without giving a counter-value". Buddhist believers are warned that they may do wrong by gambling, and that the practice can shorten their life and condemn them to a life of hell.2 Marxism and Socialism, which are still fundamental theories for many political parties an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believe gambling as an activity of capitalist lifestyle that corrupts people's minds and exploits working class people.3As gambling has gradually been accepted as an inevitable activity by the majority, most people tend to enjoy a "controlled risk" in one way or another. Gambling within a "controlled risk" environment is another form of adult play which provides people with pleasure. While gambling may bring a source of entertainment and a place for people to diverse themselves from their ordinary life and personal or social pressures, it may also create employment and generate tax revenues. Therefore, the task for government is to effectively control gambling by formulating and enforcing public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dequately. 2. Different Intentions Result in Different Models So long as there is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gambling industry, a certain degree of regulated elements will be inevitably integrated into the running process. While it may be hard to define the exact nature of differ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 actual approaches can generally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ifferent models: the gambler protection model, the government neutral model, and the government protection model. In the gambler protection model, the gambler is protected by a system which has involved intense regulations of a legal casino industry.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 behind the fundamental policy is to reap the benefits of the gambling industry while keeping its negative effects to a minimum. The central thought to this approach is that gamblers need to be safeguarded by discouraging gamblers to bet more than their financial capacity. And the goal is normally achieved through establishing a series of regulations that hamper casinos from advertising activities that may promote the interest in gambling business. For example, in England, a casino license can be obtained for an applicant only after substantial "unstimulated evidence" has been provided to the authorities. Otherwise, compulsive gambling will be inevitable and flourishing, resulting in increased social burdens. As some scholars have pointed out, with unstimulated demand, government can adopt gaming regulations that hinder the industry's growth, and can strictly enforce those regulations even if it decreases government revenues.4In the government neutral model, there is very limited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regulating the casino industry which has normally been legalized. Under such a model, the casino industry is treated just like any other industry in terms of legal procedures and regulatory scrutiny. There are no social and economic prejudice nor any accountability committed in this model. However, charitable gambling is generally encouraged under such conditions. Similar to the gambler protection model, the government protection model requires a substantial involvement in regulating the casino industry. While the former protects the patron, the latter protect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rest
of the state. The major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is model is to ensure the receipt of all tax revenues from legalized gaming activities. Moreover, the government has some concrete functional roles to play. First, the government acts as a means for the casino industry to gain reliability. Public perception of legalizing the casino industry is largely influenced b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overnment's controlling of criminal activities that are deem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gambling industry. Increased regulations imposed by the government will help strengthen the perception that criminals are not engaged in casino activities and that the games are fair and honest. Keeping the criminal element out also makes the government assure itself of proper accounting for tax revenues.5In responding to the external challenges, the government has to give assurance to the public by providing a mechanism which involves strict discipline concerning infringement of the casinos operators who contravene the trust of honesty and immunity from the criminal factors.6 On the other hand, most casino operators are quite agreeable to submit themselves to losses of such freedoms as the necessary price for maintaining a certain public perception. Second, the government acts as a defender for the casino industry. When the industry is attacked by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is capable of convincing the critics that the regulatory system has successfully gotten rid of organized crime, and formed a fair-play ground. Third, the government acts as a problem-solver for the casino industry. Some problems may be too great to be solved by a single casino, such as those involving lab equipment and maintenance; constant wide-scale personal training, handling vastly organized criminal activities and so on. By aggregating funds and personnel from casino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the government is able to finance and operate wide-scale maneuvers and curb the negative elements in such a way that both the industry's and government's interests are preserved. Apart from these three distinctive models, there are also others which may be called "hybrid models". These models are mainly based on borrowing elements of the government protection, government neutral and gambler protection models. The intrinsic idea underpinning these hybrids is to maximize the financial benefits from gambling while minimizing the cost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advantages can be greater than the disadvantages in regula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gaming industry provided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es a public policy which has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o realize the revenues as well as eliminate the detriments from gambling. Moreover, some hybrid models attempt to apply different models to different kinds of demeanor. This is a more difficult approach, because in reality the policies may be contrary to one another. A typical example can be seen in the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New Jersey in the 1990s, in which one set of policy aimed at boosting the number of gamblers and creating jobs, meanwhile another set of policies was designed to restrict the casinos from promoting their activities du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minimizing the social costs. As a result, they cost the community dearly.7In short, "a pragmatic approach is to defin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various types of activities, such as credit, advertising,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If the costs, in terms of the creation of externalities, exceed the benefits, then look for less burdensome alternatives. If alternatives are available that produce greater benefits than costs, choose one that maximizes the benefits to cost ratio. If none exist, then the activity should be prohibited."83. General Trend and the Prominent Issues Taking a broad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gambling industry,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trend can be seen is that the public acceptance of gambling determines both the types of "games" that the industry will provide to the public and the model of regulations that public policy makers will impose on the industry. Within this trend, some prominent issues have emerged as follows. First, increasing competition. The monopolistic structure of the casino industry has certainly not served the customers and the government effectively and justifiably. The customers of the gambling industry deserve to have a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determined by a certain degre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just as much as customers of any other industry. Opening up the casino industry has become inevitabl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Controlling the Gaming Industry and Gambling Behaviors historically. With the evolvement of the casino industry as an accepted-entertainment-capitalized segment9, its structure has also been altered and enlarged, and the family-operated casino has thus become a thing of the past. Certainly, governments' regulatory approaches have reinforc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asino industry. Macau has been in the mainstream of this development since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On 2nd November 2001, the Macau Casino Concession Committee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bidding process, which heralded the liberalization of Macau's gambling industry. On 8th February 2002, the Chief Executive Edmund Ho issued an Executive Order granting provisional gaming concessions to Sociedate de Jogos de Macau, Wynn Resorts (Macau) and the Galaxy Casino Company. The Government anticipated that the opening up of the industry would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f regulating and diversifying Macau's gaming industry and further promote Macau's economy as a whole. The trend of current development has so far been optimistic. Suppor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acau's gaming industry is now playing a pivotal role as a leading sector in Macau's booming economy. Second, tackling the addiction problem. As the gaming industry has widely been accepted, compulsive gamblers (or "pathological gamblers", which refers to gamblers who are strongly addicted to gambling) have become a prominent problem challenging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part from social and educational avenues, such a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al programs, the government may also have to tackle it as a legal issue -most likely it has to be handled by a different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namely the judiciary. For instance, through establishing a set of regulations, the government can either prohibit further expansion of gambling or place limits on how and when gambling can take place, even on who can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However, it has been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anti-gambling lawyers may encounter more difficulties than anti-tobacco lawyers in taking up the challenges. While the anti-gambling lawyers would try to demonstrate that gambling had driven a person into a family disaster, the "casual" link between a person's addiction to gambling and the "serious" consequence of gambling may be more fortuitous. Therefore, the practice requires distinctive policies and sophisticated regulation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its responsible branches. Third, targeting the honesty issue. The issue of honesty has always been hanging on the head of the casino industry, and scandals have occasionally occurred. As the casino industry has become "big entertainment business", its early "mob" image has been diluted.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judgment is why would a casino cheat when it can make huge profits by running an honest business. Most customers do not feel as if they are "deceived".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s strict regulations on gambling facilities have reinforced people's impressions. Casino operators also openly support these strict rules mainly for two reasons. Firstly, it demonstrates the assuranc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to casino customers who will not be easily "ripped off". Secondly, these regulations are established as a fence, preventing sub-standard operators from entering the game. By defending the industry's honesty, in a way, the government protects both the public and the casino operators based on the specifically targeted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4. Conclusion Controversy regarding gambling comes with the industry, and the issue of balanc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gambling has always been the central consid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Consequently, different models have been formed. It may be hard to judge the merits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individually, but they are nevertheless reflected and tested in defin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 various operations and activities. As the gaming industry has evolved into a significant sector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ts social accepta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rucial. In viewing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competition, addiction and honesty are the three conspicuous issues concerning the gaming industry and gambling behaviors, which can only be justifiably guided and controlled with appropriat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roughconstantlyadjustedpoliciesandregulations.
Notes: 1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The Social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6-17", general conference (1984). 2 Joseph Schacht,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 3 Cabot, N. Anthony, Casino Gaming: Policy, Economics and Regulation (Nevada: UNLV International Gaming Institute, 1996). 4 Skdnick & Dombrink , The Limits of Gaming Control, 12 Conn. L. Rev. (1980). 5 Richard I. Aaron, "Financial Integrity of the Casino through Licensing Regulation", The Gambling Paper: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Gambling and Risk Taking (1982), p. 127. 6 Cabot, N. Anthony, Casino Gaming: Policy, Economics and Regulation (Nevada: UNLV International Gaming Institute, 1996). 7 Ransom, Bruce, "Public Policy and Gambling in New Jersey", Gambling and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Perspec tives (Reno, Nv: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Gambling and Commercial Gaming,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1991), p.155. 8 Cabot, N. Anthony, Casino Gaming: Policy, Economics and Regulation (Nevada: UNLV International Gaming Institute, 1996), p. 84. 9 Mahon, J. & R. McGowan, Defining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ndustry as a Player i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6).
Old and New Solidarities: Macau, the PRC and the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1Ana Cristina Alves * 1. Introduction After many decades in Africa supporting local communist leaders and cooperating in different technical fields, China's Africa Diplomacy has definitively changed its ideological approach for an economic one.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ngola, Mozambique, Guinea-Bissau and Cape Verde) are, in this new framework, paradigmatic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s been recently developing a successful economic diplomacy in the black continent and is reinforcing by this means the importance of south-to-south dialogue and of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articular case of the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it is skilfully using for that purpose the common denominator between those countries and a Chinese territory (Macau): the Portuguese language. To speak about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Africa is becoming a very hot topic in a world that is rapidly awakening for a new international reality in which China is becoming a powerful player. China's interest in Africa is not a recent phenomenon though. Historic ties bind the PRC and Africa.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PRC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were very close to the cause of the African people in opposing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return, after their independence, these new countries supported China's efforts to join the United Nations, successfully ousting Taiwan from both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1971. Over the years China has maintained its commitment to Africa for political reasons providing assistance, mainly in health and education,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though never on the scal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has been expanding at a very fast rate, and this time the evidences point to economic motivations, namely to secure access to th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of that continent. Its condi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y and its history under the colonial rule of the European powers gives China a good leverage over that continent as they therefore regard it as more sensitive to the Third world. In this new framework,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ngola, Mozambique, Guinea-Bissau and Cape Verde) are interesting case studies of the growing Chinese influence in Afric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C has established a long term strategy to Africa which is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in exchange for access to its abundant raw materials and, in the case of the APSC, is using for this purpose an old solidarity chain left behind by a former colonial power: Portugal. 2. PRC'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frica (1949-2005) As said before, China focuses on Africa is not a brand new fact as it has been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the black contin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n 1949. Nonetheless the nature of this interest has definitely changed overtime. During most of the Cold War period, as we all know, * Instituto do Oriente, Facult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Lisbon
the reasons of the Chinese interest in Africa were mainly political. Eve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aid pursued strict ideological purposes, contending with the USSR for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communism and also trying to gain support to recover the seat at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n this framework, throughout decades China's foreign diplomacy towards Africa was openly intended to "support the African ... people in their struggle to oppose imperialism and old and new colonialism" as stated in the first of the five principles enunciated by premier Zhou Enlai during his tour to Africa in January 1964.2In the 70's most African countries achieved independence and the Chinese speech made a small adjustment, stressing then the underdevelopment condition as the key issue linking Africa and China. In this new framework, Mao Zedong, during a visit of President Kenneth Kaunda of Zambia, made an appeal for the 'three worlds', classified as the third world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to unite. In the 80's, as the Cold War started fading away and China consolidating the economic reforms initiated by Deng Xiaoping in 1978, Beijing start looking to the African continent with a much more acute economic interest. This was the turning point from where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frica became more and more economic oriented. The new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ndeavour for Africa became even more visibl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90's. During his visit to six African countries in May 1996, Jiang Zemin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of a long-term and more structure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African countries. This idea gave birth to th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rum (CACF),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Beijing in October 2000. The strong commitment of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creation of the forum clearly illustrates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economic affairs in China's relation with Afric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ideological issue was definitively left behind and replaced by the purpose of exporting its developing model to other 3rd world countries. 3. Th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rum The Forum is to be held every three years, with China and Africa taking turns in hosting the event. The first CACF meeting was attend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and of 45 African countries (out of 53).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the Vice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the premier Zhu Rongji attended this first meeting confirm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venture to China. The Forum stresses the need to develop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based on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The meeting issued the "CACF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the "Programme for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few ministerial commissions were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s reached. The second meeting took place in Addis Ababa (Ethiopia) in December 2003, being China represented at the highest level by Premier Wen Jiabao. The delegates agreed on the "Addis Ababa Action Plan (2004-2006)" which aims at promoting cooperation in a wide range of fields, namely, political affairs, peace and stability issues,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3Economy has been indeed the strongest wing of the forum since its founding. In the last five years China cooperation has become widely visible all around Africa, particularly in agricultur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rad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id, human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debt relief.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is forum China reduced and exempted a total of 1.3 billion USD (10.5 billion RMB) of debts owed by 31 African countries and trade between both parties has rapidly increased since then. From 10.6 billion USD in 2000 it grew to 14 billion USD in 2003 and to 30 billion USD in 2004. In that year, China's exports to Africa amounted to 13.82 billion USD (growing 35.7 %) and its imports from Africa to 15.65 billion USD (increase of 87.1%),4 meaning a trade deficit of almost 2 billion for China. In January 2005 started the tariff exemption policy for 190 goods coming from 25 least developed African states as promised 2 years earlier by Premier Wen Jiabao, what is expected to further boost bilateral trade, which only in the first 3 months of 2005 amounted to 7.6 billion.5 According to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Old and New Solidarities: Macau, the PRC and the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half of Chinese exports to Africa are mainly finished products, textiles, machinery,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hi-tech products. As for Chinese imports from Africa, 87% are primary products like crude oil, iron ore, steel and diamonds.6 Despite the fast increase in bilateral flows, Africa represents only 2.6 % of China's total foreign trade volume7, which means there is a lot more to grow.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also increasing rapidly, accounting a total of 135 millions USD in 2004,8 the year of biggest investment in Africa. By the end of 2004 there were 715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operating in Africa ranging from trade, processing, manufacture, transportation and agriculture, to resources development. The main destinies of Chinese cooperation and investment flows are Nigeria, Sudan, Uganda and South Africa, and more recently, Angola, all countries with large natural resources. China has also been strongly committed to train African human resources 9 and is also paying an important assistance in healthcare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African continent, as underlined by President Hu Jintao during his visit to Gabon in January 2004, is mostly directed to infrastructure,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China not only provides the funding and the necessary equipment as, sometimes, also the labour force. It has been building roads (Ruanda),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Ethiopia), airport terminals (Algeria), even government facilities and convention centres as gifts (Gabon, Ivory Coast...). It is becoming very common, even for a simple tourist, to find nowadays this kind of Chinese trace everywhere in Africa. 4. The Chinese Interest in African Cooperation What then lies behind the rise of China's economic interests in Africa? The obvious answer is the abundance of raw material plu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ragile environment. These are indeed strong magnets for the world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which desperately needs to access new sources of natural resources to fuel its growth and also needs markets to export, more than its production, the technology and expertise that sustain its development model. And in fact, Chinese ama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makes it a top example for these countries as China's history fits their own background: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devastated by political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 handy help of China comes in a particularly favorable time, as the African continent remains by and large marginalised in the world economy. Over half of its population lives under 1 dollar a day per person.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10 the GDP per capita in Sub-Saharan Africa declined from 525 USD in 1970 to 336 USD in 1997. In this framework, and where there is no room for generating domestic wealth,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id and foreign investment become vital. Furthermore, Western donors and MNC, the main sources of financial aid and investment in the black continent, have been fleeing the reg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90's, exhausted by the null results of their long-lasting efforts because of the constant wars, political arbitrarities and widespread corruption, now aggravated by the pressure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China is thus slowly emerging as a major economic player in the black continent11 with an important political surplus over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it does not impose human rights or good governance restrictions. Not recognizing Taipei government seems to be the only pre requisite.12 In addition, "China's professed respect for sovereignty and non-interference in internal affairs is appealing to many African leaders, some of whom face internal rebellions and ethnic unrest similar to China".13Furthermore, China enjoys som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Africa. Along with being a good market to cheap Chinese products which balances the huge imports of raw materials, the difficult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llows Chinese firms to compete effectively with western MNC since they are not hindered at home by legal restrictions or by the activism of NGO's nor are they concerned by image liabilities when investing in countries with unsavory regimes or where severe human rights abuses take place. "In fact, Chinese companies are attracted to the potential for large profits in markets with less competition from multinational firms".14
5. Bridging China, Macau and the African Speaking Countries: Forum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The existence of the China Africa Cooperation Forum, however, does not hamper Beijing from developing additional strategies to deepen its relations with some specific countries. That is the case of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ngola, Mozambique, Cape Verde and Guinea Bissau. Only São Tome & Principe is out of the arrangement since it has not yet re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Beijing as it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does recognize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hose four countries, that are also part of the CACF, have a very old connection to China, which is Macau as they had in common the Portuguese rule for centuries. That reality left behind a bond based on the Portugu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s and the legal framework. In the early years of Macau's self rule, that begun in December 1999, the potential of this common heritage was best avoided as it reminded the colonial past. The Portuguese African colonies were the last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in Africa, right after the military coup in April 1974 which brought to an end the dictatorship in Portugal. China, though, did not accept the devolution of Macau at that time since it did not consider Macau to be a colony but a territory under foreign rule as Hong Kong was, favoring first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as it was more important to them. Sino Portuguese negotiations to return Macau to Chinese sovereignty followed for this reason the pattern of Sino British one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acau's Handover took place two years after Hong Kong, in 19th December 1999. The new executive government of Macau was very cautious in handling the Portuguese heritag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years, fearful that it could somehow damage its relation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02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started giving directions to Macau's Chief Executive to reinforce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Portuguese identity of the territory, which bonds it to severa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fact, it was under the initiative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that Macau became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Forum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in October of 2003. The new framework after 1999 gave China the ability to maximize the potential of Macau as a special channel to cooperate and invest in those countries. This new trans-regional forum aims at promoting mutual development by enhanc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Eight countries were present in the founding meeting that took place in Macau in 2003 from the 12th to the 14th of October: China, Portugal, Brazil, Angola, Mozambique, Cape Verde Guinea Bissau and East Timor, plus S. Tome & Principe as an observer and Macau as part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Each country had a delegation composed by governmental and entrepreneurial representatives. China was represented by the Vice Premier, Wu Yi, and the Vice Minister for Commerce, An Min. The Ministerial meeting approved an action plan based on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mproving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organisation of fairs, joint-ventures promotion, diversify cooperation areas to agriculture, infra-estructures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of natural and human resources. It was also established that the forum would take place every 3 years and that the permanent secretariat would be based in Macau.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is jointly presided over by the Chinese Minister for Commerce, Lu Fuyuan, and Macau's Chief executive, Edmund Ho. Above them are the adjunct of the Minister of Commerce and Macau's Secretary for Economy and Finance assisted by people from the Ministries of Commerce and Foreign Affairs of China, the State Council's Bureau for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and from Macau's executive government. Staff from Macau's executive government exclusively composes the permanent secretariat (PS, presided over by Wang Liao Ping), responsible for the coordination and the agreements enactment. The PS is assisted in this enterprise by a support office specially created for this purpose in 2004, which has been developing many activities: promoting high level visits, entrepreneurial meetings, trade, investment and
Old and New Solidarities: Macau, the PRC and the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training for human resources, advertising the Forum (in international fairs, internet site since 15th March 2005...). In 2005 all countries agreed on the need to create a special bank within the forum. For both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Macau is, indeed, a privileged platform to realise this endeavour as underlined by most of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ight countries that attended this first meeting.15Macau has since the 16th century been in touch with the Portuguese speaking world, accumulating human connections and through them trade networks that survived the return to China. Portugu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ave also left behind institutional ties as Macau retains the membership of the "Union of Portuguese speaking cities" (UCCLA), the "Metereological Organisation of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nd of the "Association of Portuguese Speaking Universities" (AULP). More recently Macau has applied (2003) for an observer statute within the "Community of the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CPLP). This fact is full of significance if we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despite much Portuguese effort, China has not allowed Macau's entry to CPLP for several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Macau has acted as an open gate for China for several centuries having today a special relation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part of the "second system" with a larg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utonomy. Macau owes, in fact, much of its importance within the PRC to this pivotal role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Furthermore, its location in the fring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where most of the factories are located), its open economic regime and low tax rates (15%), a well developed service sector, a large pool of qualified human resources and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makes it a very attractive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rtugu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ven if not as well disseminated in Macau as it is in other former Portuguese colonies, have indeed acquired great importance as a mean for bridging China with those countries. There are presently twelve universities in Macau providing various grades in a wide range of fields. Most of them have established cooperation protocol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lusophone countries for interchange and also with mainland Universities, mostly for Portuguese language teaching. This trend has become even more reputable after the handover and much of it under the initiative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6.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rtuguese African Countries for China Despite the large potential of this new cooperation Forum,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Both parts are still quite ignorant in what concerns each other's markets, medium and small enterprises, legal framework, nativ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etc... In addition,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private sector is a very recent phenomen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it is at a very embryonic stage in the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We can say then, at the moment there is a strong will from both parts to increase economic interaction but the structures are still very embryonic. In reality, the market represented by this forum has only a relative importance to China as in terms of commercial volume it stands for an almost irrelevant piece of the total foreign trade of China.16 Nevertheless, the total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PSC grew from 11.000 million USD in 2003 to more than 18.000 million in 2004, meaning an increase of 64%.17 It is important, however, to underline that the volume of Chinese imports of PSC largely overcomes that of exports, USD 13.728 million and 4.543 million, respectively. If we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Brazil accounts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at trade volume and represents 176 million of the total of 220 million people that speaks Portuguese in the world, added to the fact that it has a strong and long established partnership with China (being Brazil's second biggest commercial partner, after the USA), we may conclude that Brazil was not the main target when China begun to organise the Forum. Nor was Portugal, which owes its importance more to the fact of being pa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an as a strategic commercial partner to China. What does matter are, indeed, the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nd East Timor, because despite their small population and broken economies,
they do represent a large pool of under explored natural resources that goes from fisheries,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tourism, to natural gas, coal, mining and oil. Bearing this in mind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surpassed Japan in 2003 as the second world largest oil importer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creasing interest of Beijing in African countries becomes clearer. 7. Chinese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As we saw, two-wa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have been increasing at a fast rate in recent years, among them Angola is the largest trade partner of China. Angola and the PRC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on 12th January 1983. One year after they signed a trade agreement and in 1988 a mixed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was set up. But it was only after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in 2002 that Chinese cooperation gain momentum. In 2002 the bilateral trade volume was approximately 1.15 million USD and grew to 4.90 million USD in 2004.18 China exports are mainly constituted by textiles, shoe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but bilateral trade is dominated by Chinese oil imports. Mozambique19 comes next. Bilateral trade volume doubled in 2 years time: from 48.5 million USD in 200220 to 119 million USD in 2004.21 Guinea Bissau22 ranks third with 4.5 million USD in 2002 that grew to 6.2 million USD in 2004. Cape Verde23 is at the bottom since it is a very limited market having less than half a million people. Bilateral trade was 2.75 million USD in 2004. In Guinea-Bissau, as well as in Mozambique and Cape Verde the trade balance is dominated by Chinese exports. In 2002, combined exports of China to these countries, mostly composed by light consumer goods, totaled 94 million USD; and imports, dominated by raw materials - mainly crude, accounted for 1.110 million USD, meaning a heavy trade deficit for China.24 In 2004 total bilateral trade with these countries amounted to the astonishing figure of 18.200 million USD, testifying the impulse given by China Lusophone forum created in 2003. A few days after launching the Cooperation Forum China signed 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with Macau executive government. This agreement aims to strengthen the economic interaction between Macau and China by further facilitating the entrance of Macau's enterprises, goods and services in the mainland. Full significance is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vice-premier, An Min, said that China wishes to double the trade volume with these countries in the next 5 years and expects CEPA also serves, this purpose by attracting capital from the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ose countries is harder to track down. Neither China nor the African countries concerned have structured statistics on the issue. The scarce numbers available are mainly found in articles published in local newspapers, which are not always reliable. Departing from the figures I could get, I would like first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in 2002, Chinese investment in Angola (150 million USD) seems to be almost equivalent to the one destined to Brasil (157 million USD), while the other countries seem to have received much less (10 million USD to Cape Verde, 4 million USD to Guinea Bissau and no figures for Mozambique). The reason why these countries are attracting public and private Chinese capital are related to the fact, as mentioned before, that all these countries despite being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are quite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Angola, is once again number one: has petroleum, diamonds, gold, uranium, phosphates, etc...; Mozambique has coal, natural gas, titanium, semi-precious stones, besides food crops (cashews, corn, cotton, sugar, copra...) and fisheries...; Guinea Bissau has bauxite, phosphates and offshore petroleum, food crops and fisheries as well; and Cape Verde, the poorest, has salt, limestone, food crops and fisheries. Aside private and public investment, China has also been granting important financial aid to these countries, which can be translated to additional negotiating power and an increasing leverage over those countries. Not surprisingly, Angola has been the largest recipient.25 Apart from relieving all the expired debt from Angola, China lend 300 million USD in 2003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ailroad in Luanda, and in March 2004 China's Exim Bank signed a credit line of more than 2 billion, in very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to Angola26, aiming to rebuilt infrastructures
Old and New Solidarities: Macau, the PRC and the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destroyed during the war. China, however, will not lose money on the deal as it will be repaid in oil and because Chinese companies will be providing the lion's share of goods and services. After this loan, coincidence or not, Angola government issued a series of legislative packages which are eroding profits of western oil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country (namely Total, Chevron and Shell,...) which could push some of them to divest their stakes in Angola.27 This is obviously to China's advantage. In 16th May 2005, 12 individual accords of credit were signed within that loan destined to support projects in the fields of agriculture, energy and water, education and mass media. Not only Chinese enterprises but also Chinese labour force have been leading the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all over the country: from schools and hospitals to roads, social hous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ngola successfully hosted the second entrepreneurial fair of the forum in March this year. The same path of investment can be observed in the other three countries although at a smaller scale. China has exempted their debt, has been signing bilateral agreements o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has been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oads, telecommunications, hospitals, housing, Dams, hotels...), investing in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By this means, Beijing has quickly turned into a major cooperation partner of these countries and is becoming a very influent agent in the region. 8. Conclusion To conclude, we may say that, in what concerns its action in the APSC and observing the fast growth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China is succeeding in taking advantage of a linkage created by the former colonial power and faster then we may expect, it might displace Portugal as the most important foreign influence over these countries. The same path is emerging all around sub-Saharan Africa, meaning that there is a real chance that China might win the race for economic domination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at the expenses of western countries economies and values.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are indeed enhanci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them and boosting bilateral relations, confirmed by increasingly frequent high level official visits. As a consequence,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are also increasingly enjoying good cooper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fora. The Chinese action in Africa must be viewed within the wider strategy of Beijing's "Peaceful Rise", which is defined by contrast with the American hegemony more based on "hard power". Indeed, China has been slowly placing itself to act internationally as the protector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promoting 'south to south' cooperation and, by these means, be the ag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hopefully fairer. Successful examples of this endeavour are the formation of G20 during the round of WTO talks in Cancun (this year presided over by China); the creation of China Africa Business Council withi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March 2005; and the Asia-Africa Summit that took place in Indonesia in 22nd-23rd April 2005, revitalizing the spirit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28 This leadership venture of China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onsidering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of 2005, having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 discussed in September the first 5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of Millenium Development Goals (which specially affect the African continent) and the UK presidency of European Union, since 1st July, establishing Africa as its main priority. However, the Chinese purpose in the African continent, as in Asia and in Latin America,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the desire of leading the Third World. Rather it is the expansion of its spheres of influence as wide as possible by peaceful means, by exporting its development model and, at the same time, ensuring access to energy resources and raw materials through diplomacy, investment and trade. Soft power is, therefore, the key word of China's rise in the world stage. Notes: 1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ICAS 4), Shanghai, August 2005. This paper is part of a wider research funded by the Portuguese Found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Macau's new role as a linkage platform between China and the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ref. POCTI/CPO/57122/2004). 2 "Chinese Leaders on Sino-African Relations", http://www. china.com.cn/english/features/China-Africa/82054.htm
3 "China-African Forum reaches action plan", http://www. china.com.cn/english/international/82640.htm 4 Liang Guixuan (Minister Counsellor), "Perspectives on China-Africa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presentation by at the 4th Tswalu Dialogue, 09-05-2005, Embassy of China in South Africa,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za/ eng/zfgx/zgyfzgx/t194633. htm 5 "China-African trade tended to be balanced", Network center of MOFCOM, 17-05-2005. 6 Idem. 7 Liang Guixuan, idem. 8 "China-African trade tended to be balanced", Network center of MOFCOM, 17-05-2005. 9 China offers 1500 scholarships every year to African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and sends also many nationals experts in various fields to African countries. 10 http://www.worldbank.org 11 "China emerges as a major player in African Politics, Alexander's Gas and Oil Connections", Vol. 9, Issue 5, News and Trends: Africa, 10th March 2004, online version: www.gasandoil.com/goc/news/nta41000.htm 12 Only 7 countries in Africa recognize Taiwan, accounting for 1/4 of the total. 13 Drew Thompson, "Economic growth and soft power: China's Africa Strategy", in China Brief, Vol. 4, Issue 24 (December 2004). 14 Idem. 15 As said in public declarations during the Forum meeting, namely, by the Chinese Vice-premier, Wu Yi; the Chinese Vice Ministre for Commerce, An Min; Macau's Chief Executive, Edmund Ho Au-wah; the Portugues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rtuguese Minister of Economy, Franquelim Alves. Not surprisingly, the African representatives underlined more the Chinese assistance during the anticolonial-war. 16 Total foreign trade in 2003 was 800 bn USD and total trade with PRC was only 11 mm USD (estimated). 17 Official site of the Cooperation Forum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18 Official statistics cited by Vicente Pinto de Andrade, "Angola na rota da Ásia", Courrier Internacional, No. 2 (April 2005), p. 28. 19 Maputo and Peking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on 25th June 1975, signed a trade agreement and an agreement on reciprocal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set up a joint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in 2001. 20 Numbers in 'Fórum para a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e Comercial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Macau)', novos caminhos para a cooperação' by Rudolfo Ascenso. 21 Vicente Pinto de Andrade, ob. Cit. (2005). 22 PRC and Guinea-Bissau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on 15th March 1974 but on 26th May 1990, Bissau government set up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pei leading to rupture with Pek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ere restored on 23th April 1998. 23 The PRC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Cape Verde on 25th April 1976. In 1998 the two countries signed the agreement for encouraging and mutual protecting investment. The following year they signed an agreement for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24 Numbers given in an article written by the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the Promotion of Commerce and Investment of Macau. Lee Peng Hong, 'Plataforma Económica e commercial entre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in: Ponto Final, 24 de Outubro de 2003, online version, http://www.pontofinalmacau.com/print.php?sid=2055 25 Angola is expected to double its present production of oil in the next 5 years (950 barrels a day to 2200), being matched in growth rate only by Nigeria (2100 to 4000). N. Shaxon, "Oil and politics: leaving countries hostages to fortune", The Africa Report, No. 1 (May 2005), p.30. 26 Repayable over 17 years with an interest rate of 1.5%. The contract is guaranteed by assets from earnings from a contract for sale of oil equivalent to 10,000 barrels a day. 27 N. Shaxon, "Oil and politics: leaving countries hostages to fortune", The Africa Report, No. 1 (May 2005), p.29 28 This Council comprises China and five African countries: Cameroon, Ghana, Mozambique, Nigeria, and Tanzania.
澳門房地產發展的宏觀經濟模型實證研究柯慶耀 ＊一 、前 言在現實社會中，澳門的外部環境也影響着澳門的經濟，如外來的投資、政府的投資、政府的對外採購和進出口貿易等都直接影響着當年甚至下年的GDP；而這些變化的經濟環境也影響着房地產發 展的相關因素的變化。如果説僅從房地產發展相關因素這單一方程的研究太過狹窄單薄、沒能體現澳門宏觀經濟變化下對房地產發展相關因素影響的話，則不妨以澳門宏觀經濟數據建聯立方程，作進一步深入 的研 究 。二、澳 門宏觀 經濟計 量模型 的建 立眾所周知，國民經濟系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澳門地 區的 經 濟是 一個 獨 特經 濟體 系 ，不 算十 分 複雜，但仍屬一個的微型經濟體系，各個經濟部門是一個 相互 聯 繫、 相 互依 賴 、相 互 制約 的 有機 的 整體， 因此 各 個部 門 同樣 必 然也 是 協調 、 均衡 地 發展。在實際的問題中，某一經濟變量往往受到其他多個原因變量的影響，表現在線性回歸模型中的具體形式是有多個的解釋變量，因此，形成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但是這些解釋變量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單方程中所描述的單向因果關係如此簡單，它們是相互依存、互為因果的，故必須採用聯立方程組，才能清楚描述其真實的狀況。這是一個以凱恩斯理論框架為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 。式中：Yt ＝第 t 年的本地生產總值（gro ss domes t i cproduc t ）C t ＝ 第 t 年 的 私 人 消 費 支 出 總 額 （ p r i v a t econsumpt i o n）l t ＝第t 年的投資支出總額（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庫存變化）（gross in ves tment ）G t ＝ 第 t 年 的 政 府 支 出 總 額 （ g o v e r n me n texpendi t ur e）E X t ＝第t 年的出口總額（expor t ）I M t＝第t 年的進口總額（i mpor t ）POPTt ＝第t 年的人口數（popula t i on）D（det）＝第t 年的存款增量（dif ference of deposi t），其中det 是銀行存款，D是差分算子，D（det ）就是相鄰兩年存款之差（存款量）Lt＝第t 年的房地產貸款總額（l oan）PROPE t ＝第t 年的房地產成交值總額（volume ofproper t y）Y t I P OPT t ＝第 t 年的人均生產總值（人均GDP）＊ 澳門經濟法律學會會長
中、低3個預測方案。其中中方案的3個外生變量，政府支出GT 、出口E X、 人口POP T 的增長率分別 為1．08％、1．1 0％、1．01 6％。據此可計算出這3個外生變數的 未來值 。在 預測時 ，先 利用E v i ews 軟件 的AddFac t o r 功能，對各行為方程進行了截距調整，把預測起點年（2003）的誤差調整為0。調整後的方程如下：Yt＝Ct＋I t＋Gt＋EX－IMC t＝ 757．9085281＋0．1 249433789＊Y t＋0．6545013299＊C t （－1）－180LOG（I t／I t （－1））＝－0．1101695529＋1．803886378＊LOG（Yt I Y t（－1））＋15．85LOG（I M）＝1．76848＋0．79142L OG（Y t）－0．2149D92＋0．218307D100LOG（DE／DE（－1））＝0.146102＋0．433001 LOG（（YT／POPt）／（Y t （－1）／POPT（－1）））＋0．080835D90－0．16521D92－120L t＝0．604056975＊（ I t＋G t ）＋0．701841964＊L t （－1）－850PROPE＝－2523．1 71 006＋78669．36973＊（Y t／ POPt）－0．04618512308＊DE＋0．2126106255＊ L t －360還是利用E v i ews 軟件，將賦值的前定變量代入經調整的方程運算，得出以下結果。表4 澳門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中方案預測（2004－2010）由於3個外生變量的先行賦值的增長率取值屬中規中 矩， 建立 的模 型命 名 為MODM，故上 述的 各 內生變量名 均加上 字母m。將上述 各變量的 歷史推 測值與實際值如圖9－1 5所示。圖9 至2010年澳門GDP中方案預測與歷史值的比較圖10 至2010年澳門消費總值中方案預測與歷史值的比較圖11 至2010年澳門投資總值中方案預測與歷史值的比較圖12 至2010年澳門進口總值中方案預測與歷史值的比較
圖2 2003－2005年第2季澳門住宅平均成交價趨勢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按區域及季度統計的住宅單位每平方米（實用面積）之平均成交價”，《私人建築統計》，2005年第 2季度。在成交價方面，澳門住宅2005年第2季的平均成交價是1 0，07 2元／平方呎，較2003年第 1 季增加63．68％。可見從2003年開始，澳門上述的成交價基本上是穩步上揚，顯示近年來澳門住宅市場是“有價有市”的（圖2）。而按本澳的地理區位劃分，平均成交價升幅最大的區域是氹仔，由2003年第1 季的6864元／平方呎上升至2005年第2季的1 3，436元／平方呎，升幅高達95．74％；其次是路環，由2003年第 1 季 的 84 7 4元 ／平 方 呎 上 升至 2 0 0 5年 第 2季 的1 3，01 9元／平方呎，升幅為53．63％；最後是澳門半島，由2003年第1季的5975元／平方呎上升至2005年第2季的8821 元／平方呎，升幅為95．74％（圖3）。從三個區域住宅平均價的增幅分析，澳門住宅近年來整體上均有理想的升幅，一般估計，氹仔區住宅樓價升幅最大是受惠於近年獲得博彩專營權的財團在氹仔展開的博彩休閒項目，以及該區的居住環境較佳而吸引很大部分本澳年青一族和投資移民。而路環區住宅樓價也有不錯的升幅則明顯受惠於投資者對“路氹城”和“金光大道”等項目即將興建的預期。圖3 按區域劃分的澳門住宅成交價比較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按區域及季度統計的住宅單位每平方米（實用面積）之平均成交價”，《私人建築統計》，2005年第 2季度。由於房地產市場的興旺，澳門新組成的建築公司2004年全年共有224家，而2005年第2季已有1 85家新公司成立，資本額合共為4954萬元，與2004年第1 季的數目及資本額比較分別增加了約5倍及1 1 倍；與2005年第1季比較則分別增加了38．1 ％及253．1 ％（圖4）。這説明了澳門房地產業已經吸引了眾多公司的垂注，新投入房地產公司的資本額更是越來越大 。同時，由於樓市近年的暢旺，澳門的房地產代理公司亦開到成行成市，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最新公佈的數據：在2004年提供地產中介服務的場所共51 2家。而據業界估計，近2年新開張的較之前增加超過1 倍。而現時港資財團在澳門不斷大展拳腳，登陸澳門後，分店越開越多，令原本已經很熾熱的澳門房 地 產行 變 得熱 上 更 熱， 成 為了 除 了博 彩 業 之外，澳門經濟的新亮點。然而，在上述亮麗的數據和熾熱的樓市背後，澳門房地產行業的競爭力如何？能否健康發展？這些都已經成為政府、業界、學術界，甚至是普羅市民所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 。三 、“五力法”分析的引入當 代 著 名 的 戰 略 管 理 大 師 — — 米 高 ·波特（Michael Porter）在1 979年首先提出“五力法”（f i v e－forces f ramewo rk），又在1 980年出版的《競爭戰略》－書中提出影響產業競爭態勢的五項因素，包括行業潛在新進入者（threat of new entrants by potent ialcompet i tor s）、替代品的競爭（threat of subs t i tute prod－ucts or ser v i ce）、買方討價還價的能力（bargaini ngpower of buyers）、供應商討價還價的能力（bargain ingpowe r o f supp l i e r s） 以及現有競爭者之間的競爭（ri val r yamong exis t in g f i rms）。波特教授認為，行業的結 構 繫 於這 五 大 競爭 力 ， 通過 對 這 五方 面 的 分析，可以衡量該行業的競爭強度與獲利潛力。因為任何行業，無論在本國的還是國際的，無論是一個產品還是一項服務，競爭的規則都蘊藏在五個競爭力量當中。這五種競爭力量的集合力決定一家公司的贏利能力。而這五種力量的能量強弱在不同行業中會有所差別，並且會隨着行業的發展發生變化。“五力法”融匯了工業組織學與經濟學等理論，把商品市場、要素市場、市場結構及政府等影響供
的機構、職業訓練中心以及貿易組織等，以提供專業的訓練、教育、信息、研究以及技術支援”。2 波特認為，集群通常發生在特定的地理區域，產業的地理集中的發生，原因是地理因素，集群由地理接近， 可 以 使 生 產率 和 創 新 利 益 提高 ， 交 易 費 用 降低。一個國家在國際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其企業在地理上呈現集中的趨勢，通常聚集在某些城市或某些地區。波特認為，集群的規模，可以從單一城市、一個州、一個國家，甚至到一些鄰國聯結成網絡，集群所具有的不同形式，要視其縱深程度和複雜性而定 。3 集 群化是產 業呈現 區域集聚 發展的 態勢，產業集群是指集中於一定區域內特定產業的眾多具有分工合作關係的不同規模等級的企業和與其發展有關的各種機構、組織等行為主體通過縱橫交錯的網絡關係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空間集聚體，代表着介於市場和等級制之間的一種新的空間經濟組織形式，它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新亮點，它不僅可以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導，而且也成為提高一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新力量。產業集群作為一種為創造競爭優勢而形成的產業空間組織形式，它具有的群體競爭優勢和集聚發展的規模效益是其他形式無法比擬的。從世界範圍看，集群化已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國際上有競爭力 的產業大多是集群模式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產業集群化發展已成為全球性的經濟發展潮流，產業集群構成了當今世界經濟的基本空間構架 。產業集群作為由產業、人口、城鎮、信息、基礎設施等要素構成的非平衡態、非線形相互作用的開放系統，通過內部要素的相互融合以及與外部系統物質、能量、信息的頻繁交換維繫着自身的存在。產業集群在橫向和縱向的聯繫中，不斷體現出對區域經濟系統的影響和作用，即不斷體現內部各要素的整合功能 ，並實 現自身結 構的自 組織4 及 有序化 發展。波特指出，一旦一個集群形成，一種自我強化的過程會促進它的成長。5 產業集群的演化是根源於所有參與主體為謀取生存與發展機遇的自主自發行為相互作用的結果，是由參與競爭的各種力量所決定的。換句話説，產業集群的發展是區域經濟系統各要素相互作用自組織的演化過程。產業集群演化進程中的各種性質、特徵及運行機制都與此有直接的關係，集群中各類主體、各個要素在經濟活動中既競爭又合作、既開放又封閉，通過相互作用促成整個系統不斷分化又不斷整合，不斷導致無序又不斷形成有序，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從平衡到打破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而不斷轉化發展的。產業集群就是通過各要素作用力的耦合（圖1 、圖2），各要素系統及系統內諸要素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途徑影響產業集群的形成，決定產業產出水平和產業競爭力。6圖1 產業集群的動力結構圖2 產業集群的引力結構產業聚集的形成一般有誘致性自發形成、強制性培育形成和引導性培育形成3種。Ti c h yG 從時間維度考察了產業集群的演進，並將集群生命週期劃分成誕生階段、成長階段、成熟階段、衰退階段7：①誕生階段（the forma t i v e phase），即產品的產生和開發階段，產品和生產過程還沒有標準化，企業最初聚集在一起進行產品生產，集群內企業基於信息網絡、分工協作以資源分享所產生的聚集經濟獲得競爭優勢；②成長階段（the grow th phase）。集群發展
迅速，增長率高，但也可能使得集群沒有壓力去創新，而往往只集中資源於最暢銷的產品，並以日益增長 的 速 度 和 規模 擴 大 生 產 。 集群 內 的 資 源 （ 知識、信息、技能等）會日益集中，更多的投入到主導產業 （或 產品 ）；③ 成熟 階段（t he ma t u r i t yphas e）。生產過程和產品走向標準化，企業追求大規模生產，注重成本因為成功，同時更因為存在很多問題控制，本地同類產品企業間競爭加劇，利潤下降。這個階段，群內企業對專業技能和知識的學習和轉化減少，產品技術含量降低，產品出現雷同現象，存在“過度競爭”的威脅；④衰退階段（t hepet r i f y phase，也有稱“shake out phas e”），形容這一階段集群中企業大量退出，只有少量新進入者 。集群進入衰退階段最重要的標誌是失去對市場的靈活反應，缺少應變的內源力。如果在產業集群衰敗之前，政府或相關當事主體能認識到這個問題，並採取產業升級等積極的措施，產業集群很可能出現第二次繁榮和飛躍。當然，產業集群的演化並不一定會經歷所有的成長階段，也就是説產業集群在其演化過程中可能由於某些原因而過早夭折。按照集群的產業性質，可以將產業集群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傳統產業集群。它以傳統的手工業或勞動密集型的傳統工業部門為主，如紡織、服裝、製鞋、傢俱、五金製品等行業，大量的中小企業在空間上 相互 集 中， 形 成一 個 有機 聯 繫的 市 場組 織 網絡。在這種產業集群內，勞動分工比較精細，專業化程度較高，市場組織網絡發達。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的特色產業區。二是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它主要依託當地的科研力量，如著名大學和科研機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企業間相互密切合作，具有強烈的創新氛圍。美國的硅谷和印度班加羅爾軟體產業集群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三是資本與技術結合型產業集群。如日本的大田、德國南部的巴登一符騰堡等。一般説來，由於存在着不確定性以及研發與生產的日益分離，高新技術企業比傳統產業企業更傾向於集聚。據研究表明，在美國像電腦、製藥等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活動明顯多於傳統產業，與此相對應，高新技術產業的企業更加傾向於以集群的形式存在。8 目前，世界各地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各國政府也往往對這種基於知識或創新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給予大力支持。從產業組織結構看，大體可以把產業集群分為兩種類型，即大中小企業共生型和小企業群生型。前者是不同規模企業形成的綜合體，既有一些規模較大、創新和競爭能力較強、與外界聯繫較廣的大企業，也有一大批進行專業化生產和配套服務的中小企業，二者有機地構成一個大中小企業共生互助、協調發展的產業群落。後者則是由眾多的中小企業按照專業化分工和產業聯繫，共同形成一個互動互補、競爭力較強的有機的產業群落。產業集群內企業間合作創新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徵：①互惠共生性。單個企業越來越難以依靠自身生產所有有關知識和擁有各種相關資源，去完成知識的經濟化過程。為了減小風險、縮短進入市場的時間，創新集群中的每個企業都只能從事創新增值鏈條上的某一環節性工作，實現專業化分工；②競爭協同性。既專業化分工又相互協作是創新集群的一種主要創新方式。競爭使得企業群落中的企業個體始終保持足夠的動力以及高度的警覺和靈敏性，並依靠協作夥伴關係在競爭中發展壯大；③根植性。集群合作創新有很強的產業關聯性（產業根植性）、共同的創新文化（文化根植性）、地理位置的接近性（地理根植性）9，這是創新集群競爭優勢的關鍵來源，對集群內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有極為重要的意義；④資源分享性。眾多相關聯的企業聚集，可以實現資源信息共用，克服單個企業創新資源的不足，並互為創新成果的傳播者和使用者；⑤創新組織的開放性。集群式合作創新網絡與集群外的其他組織有着密切的開放性聯繫，集群內的合作創新網絡更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組織關係，當其中的一種聯繫變得無效時，這種聯繫將會被一種新的聯繫所取代。集群也有利於促進企業的創新。這種創新具體體現在觀念、管理、技術、 制度和環境等許多方面 。一般地講，集群對創新的影響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①集群能夠為企業提供一種良好的創新氛圍。集群是培育企業學習與創新能力的温床。企業彼此接近，會受到競爭的隱形壓力，迫使企業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和組織管理創新。由於存在着競爭壓力和挑戰，集群內企業需要在產品設計、開發、包裝、技術和管理等方面，不斷進行創新和改進，以適應迅速變化的市場需要。一家企業的知識創新很容易外溢到區內的其他企業，因為這些企業通過實地參觀訪問
和經常性的面對面交流，能夠較快地學習到新的知識和技術。在產業集群中，由於地理接近，企業間密切合作，可以面對面打交道，這樣將有利於各種新思想、新觀念、新技術和新知識的傳播，由此形成知識的溢出效應，獲取“學習經濟”（l e a r n i n ge conomie s）1 0 ，增強企業的研究和創新能力；②集群有利於促進知識和技術的轉移擴散。產業集群與知識和技術擴散之間存在着相互促進的自增強關係。在新經濟時代，產業佈局不再像工業經濟時代各行各業簡單地聚集在一起，而是相互關聯、高度專業化的產業有規律地聚集在一個區域，形成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集群內由於空間接近性和共同的產業文化背景，不僅可以加強顯性知識的傳播與擴散，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強隱性知識的傳播與擴散，並通過隱性知識的快速流動進一步促進顯性知識的流動與擴散。產業集群內由於同類企業較多，競爭壓力激勵着企業的技術創新，也迫使員工相互攀比，不斷學習；企業間鄰近，帶來了現場參觀、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這種學習、競爭的區域環境促進了企業的技術創新；集群內領先的企業會主導產業技術發展方向，一旦某項核心技術獲得創新性突破，在集群區內各專業細分的企業很快會協同創新，相互支持，共同參與這種網絡化的創新模式。事實也已經證明，產業集群內知識和技術的擴散要明顯快於非集群化的企業；③集群可以降低企業創新的成本。由於地理位置接近，相互之間進行頻繁的交流就成為可能，為企業進行創新提供了較多的學習機會，尤其是隱性知識的交流，更能激發新思維、新方法的產生。由於存在着“學習曲線”（lea rni ng cu r ve），使集群 內 專 業化 小 企 業學 習 新 技術 變 得 容易 和 低 成本。 同 時 ，建 立 在 相互 信 任 基礎 上 的 競爭 合 作 機制，也有助於加強企業間進行技術創新的合作，從而降低新產品開發和技術創新的成本。產業集群的空間集聚優勢可以從三個不同角度加以分析。首先從純經濟學角度，主要着力於外部規模經濟和外部範圍經濟，認為不同企業分享公共基礎設施並伴隨垂直一體化與水平一體化利潤，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形成產業集群價格競爭的基礎；其次從社會學角度，主要從降低交易費用角度，認為建立在共同產業文化背景下的人與人之間信任基礎上的經濟網絡關係，可以維持老顧客，吸引新顧客和生產者前來；第三從技術經濟學角度，研究集群如何促進知識和技術的創新和擴散，實現產業和產品創新等。在世界經濟地圖上產業集群區域都顯現出異 乎尋 常 的競 爭 力， 其 競爭 優 勢來 源 於生 產 成本、基於質量基礎的產品差異化、區域營銷以及市場競爭優勢等方面。產業集群是區域競爭力的重要標 誌 。張輝從正反兩方面論證了產業集群是在企業地理集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具有更高競爭力的區域內經濟組織模式。產業集群主要是通過促進企業的衍生和最大限度地將區域內資源要素組織起來獲取正面市場競爭力的，此外又通過簡化市場交易對象的辦法，即由原本千差萬別的眾多中小企業參與市場活動轉化為在集群內部按網絡關係（非市場機制）來完成各種交易和交流，而在外部則由單純的一個產業集群來直接面對市場，杜絕了市場失靈或市場低效率，由此從反面獲取了市場競爭力。這正是產業集群在世界各地長盛不衰的原因，同時也指出了通過產業集群戰略促進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工作重點。11二、發展產業集群的基礎：區域創新體 系國際上對創新的研究起源於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創新理論。他於1 9 1 2年在其著作《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最早提出創新是一個經濟學概念。他將“創新”與“發明”、“發現”區別開來，將其定義為在生產體系中引入一種新的生產要素的組合。這種新組合具體包括：①採用一種新產品；②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③開闢一個新的市場；④掌握一種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來源；⑤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形式。前四點涉及不同形式的技術創新，最後一點屬於組織創新或制度創新。創新體系是指由與創新活動有關的各個創新主體和各種創新資源構成的創新系統。按照系統大小和構成不同，一般分為國家創新體系和區域創新體系。國家創新體系（Nat i ona l I nnova t ion S ys t em，簡稱NI S）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研究創新是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以及如何構建一個國家的創新系統的理論框架。 國家 創 新系 統的 功 能主 要是 從 宏觀 上高 效 整合、配置創新資源，為國家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和
責任賭博 ：香港博彩活動應有的底線蘇恒泰＊一 、引言二次大戰之後，隨着賽馬活動由業餘參與發展至專業營運後，賽馬投注逐漸成為港人熱哀的投注活動。由於市民當時只能在馬場內投注，這使非法外圍馬投注活動越見猖獗，因此政府在70年代開始准許馬會在晚上舉行賽馬、開設場外投注站及開辦六合彩，以抗衡當時的越見普及的外圍馬投注和其他民間博彩活動（如字花）。時至今日，香港賽馬會已發展成全球規模最大的非牟利賽馬機構之一， 亦是香港最大的納税和慈善機構。回歸後，香港經濟步入衰退期，加上越來越多市民參與外圍足球投注，令馬會的賽馬投注額每況越下。 政府 為 增加 庫 房收 入 和打 擊 非法 外 圍賭 波 集團，在2001 年6月推出《賭博問題諮詢文件》，而立法會於2003年7月通過落實賭波合法化，自此，市民可在同年8月開始參與合法足球博彩活動。隨着足球博彩活動在香港漸趨普及，既可為喜歡欣賞球賽的市民提供額外娛樂，又可為政府提供穩定的財政收入（去年博彩税佔政府税收近1 0％）。但另一方面，博彩活動的普及化卻同時為社會帶來其他隱含成本，近年，因賭博而輕生（佔總自殺個案5％）1 和引致的家庭慘劇已不再是特別的“新聞”，而病態賭徒人數和1 8歲以下中學生參與賭波比率持續上升亦逐漸失去社會的關注。二、問題賭博，值得關注早在70年代，外國已有學者開始關注持續蔓延的賭博問題，美國精神病學會（American Psychia t r icA ssocia t io n）在1 980年出版的《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三版 ）》（DSM－I I I）將過度沉迷賭博與濫用藥物和酗酒一樣 定性為上癮行 為（add ic t ion），更在90年代初出版的第四版手冊中，將病態賭博等同於精神 活 性 物 質 的 依 賴（ps y c h oa c t i v e s u b s t a n c edependency）2 ，可見西方社會早已意識到病態賭博對社會構成 的後遺症 。根據美國精神病學會，問題賭博是一種持續和失控的行為，全面地影響參 賭者個人、家庭和事業 。問題賭徒的身心會被一切與賭博有關的事物佔據，例如過去的賭博經驗、計劃下一次“搏殺”或想辦法尋找更多賭本。根據大部分病態賭徒所述，金錢並非他們最大的誘因，反而尋求刺激和快感才是他們不斷參與賭博的原因。因此，為了達到一定程度的刺激，參賭者會不惜冒更大的風險而加大賭注。 3其實賭徒開始參與賭博的原因是多元的，有人為賺取更多金錢，也有人因為刺激、寂寞、擴闊社交圈子等參與賭博。不過，大部分參賭者成為病態和問題賭徒前均經過以下階段：最初，他們認為賭錢十分新奇，享受當中帶給他們的樂趣；及後，賭博變成間歇強化的 行為，令參賭者 越來越沉迷其中 。社會學習理論（Soc ial Lea rn ing Theory）指出，賭博行為可透過持續賭博而被強化的，每當有贏錢經驗時，其賭博行為便會被強化。可悲的是賭徒以為可以控制其賭博行為，其實他們是將自己推向深淵。 4梁國香和周兆鎏指出：“賭錢的環境和運行會激勵（arou se）青少年的中樞神經系統。賭博好像一種刺激，要是參賭者適應了它的運作環境或模式，在＊ 香港監察賭風聯盟研究員、明光社（賭博）項目主任
2 L a d o u c e u r ， R ． ， W a l k e r ， M ． ， “ T r e n d s i n c o g n i t i v e b e h a v i o u r a lt h e r a p i e s ” i n P ． M． S a l k o v s k i s （ e d ． ） ， A c o g n i t i v e p e r s p e c t i v eo n g a mb l i n g （ N e w Y o r k ： W i l e y ， 1 9 9 6 ） ， p p ． 8 9 － 1 2 0 ．3 見 h t t p ： ／ ／ w w w ． p s y c h n e t － u k ． c o m ／ d s m ＿ i v ／p a t h o l o g i c a l ＿ g amb l i n g． h t m4 Wa l k e r ， M i c h a e l ， T h e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G a m b l i n g （ P e r g a mo nP r e s s ， 1 9 9 2 ）．6 Wa l k e r ， Mi c h a e l ， “ T h e Me d i c a l i z a t i o n o f G a mb l i n g a s a n ‘ A d －d i c t i o n ’ ” i n J a n Mi l l e n （ e d ． ） ， G a mb l i n g C u l t u r e ： S t u d i e s i nH i s t o r y a n d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 R o u t l e d g e ， 1 9 9 6 ） ， p p ． 2 2 3 － 2 4 2 ．7 C e n t r e f o r S o c i a l P o l i c y S t u d i e s o f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A p p l i e d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 H o n g K o n g P o l y t e c h n i c U n i v e r s i t y ， R e p o r to f a s t u d y o f H o n g K o n g P e o p l e ’ s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i n Ga mb l i n gAc t i v i t i es （ 2 0 0 1 ） ， p． 4 2．8 L e i s e u r ， H ． ， T h e C h a s e ： C a r e e r o f t h e C o mp u l s i v e G a mb l e r ，S c h e n k m a n B o o k s （ C a m b r i d g e ， 1 9 8 4 ） ．9 Mi e r s ， D a v i d ， “ O b j e c t i v e s a n d S y s t e m s i n t h e R e g u l a t i o n o fC o mme r c i a l G a mb l i n g i n G a mb l i n g C u l t u r e ： S t u d i e s ” i n J a nMc Mi l l e n （ e d． ） ， Hi s t o r y a n d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 R o u t l e d g e ， 1 9 9 6） ，p p ． 2 8 8 － 3 1 1 ．1 0 L a d o u c e u r ， R ， Wa l k e r ， M． ， “ T r e n d s i n c o g n i t i v e b e h a v i o r a lt h e r a p i e s ” i n P ． M． S a l k o v s k i s （ e d ． ） ， A C o g n i t i v e P e r s p e c t i v eo n G a mb l i n g （ N e w Y o r k ： W i l e y ， 1 9 9 6 ） ， p p ． 8 9 － 1 2 0 ．1 1 N a t i o n a l G a mb l i n g l mp a c t S t u d y C o mm i s s i o n ， N a t i o n a l G a m－b l i n g l mp ac t S t u d y Co mmi s s i o n F i n a l R e p o r t （ 1 9 9 9 ）． h t t p ：g o v i n f o ． l i br ar y． un t ．e du／n gi s c ／ i n de x． ht ml1 5 T h e W o r l d C o m m i s s i o n o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u r C o mm o n F u t u r e （ 1 9 8 7 ）．1 6 P r o d u c t i v i t y C o u n c i l ， I n q u i r y R e p o r t o n A u s t r a l i a ’ s G a mb l i n gI n d u s t r i e s ， V o l ． 1 （ 1 9 9 9） ， p p． 1 9－ 2 2．會捐款對社會福利界的重要性。圖1 香港特區政府2004／2005年度稅收圖2 馬會投注額與慈善捐款比較從政府和社會福利界在財政上越來越倚重馬會的情況可見，只要不影響其博彩税收入，政府對馬會的種種要求都會言聽計從，而按理最能體會賭博禍害的社會福利機構則保持緘默。由於馬會過去未有受到太多管制，而政府亦未有就推行責任賭博方面做過任何工作，因此要合法賭博的兩大受益團體推行責任賭博，相信尚有一段很長的路。八、和衷合作，共創三贏其實責任賭博非但不會減少政府和馬會的收入來源， 相 反更 會 為社 會 、 馬會 和 政府 帶 來三 贏 的 局面。眾所周知，參賭者是馬會的“顧客”，若果越多“顧客”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馬會的客戶基礎相對會不斷縮細，因為他們最終會山窮水盡，變相令馬會的生意和政府的博彩税減少。相反，若責任賭博成功推行，馬會的客戶基礎不但會更加穩固，而且賭博為社會帶來的隱含成本亦可因此而減低，最終減少社會的整體負擔，從而減少政府在社會福利開支方面的財政負擔。因此，聯盟希望政府和馬會以其自身和社會整體利益着想，為博彩活動訂下應有的底線，盡快推行責任賭博，共創三贏。註 釋：1 根據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中心，香港在20 0 3年 共有 1 2 6 4 宗 個案 ， 與同 年 香 港最 高 銷量 的 三份 報 紙 有關自殺的 報導數量 吻合， 而當中涉 及與賭博 有關的 自殺 報 導 佔 整 體 5 ％ 。5 梁國香、 周兆鎏 ：《青 少年的 賭博行 為，賭 博：前 因· 後 果 · 處 理 》 ， 三 聯 書 店 ， 2 0 0 5 年 ， 第 6 7 頁 。12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 香 港 青 年 賭 博 研 究 》 ，20 03 年。13 郭 毅 權 、 蘇 恒 泰 ： 《 監察 賭 風 聯 盟 ： 賭 波 合 法 化 後1 8歲以下中 學生參與賭波 活動研究報告 》，明光社 ，20 0 5 年。14 明光社：《賭博對青少年的影響研究報告》，20 00年。17 lbid ．18 見 h t t p：／／ww w ．h k j c ．c o m／c h i n e s e／ n e w s／n ews＿200507201 0608．h tm19 見 h t t p：／／w w w．h k j c ．c o m／c h i n e s e ／n e w s／news＿200506241 0475．h tm
3 6 K o r n， Da v i dA． “ E x p a n s i o n o f g amb l i n g i n C a n a d a ： l mp l i c a －t i o n s f o r h e a l t h a n d s o c i a l p o l i c y ” ， C a n a d i a n Me d i c a l A s s o －c i a t i on J ou r n al ，Vo l ． 1 6 3（2000），pp．6 1 － 66．1．Abbot t，Doug1asA．，Cramer，SheranL．＆Sher ret s，St evenD，“Pat ho1 ogi ca1 Gambl i ngandt heFami l y：Pr act i ceI mpl i cat i ons．Fami l i esi nSoci et y”，TheJour nal of Con－t empor ar yHumanSer vi ces，Vol ．76（1995）．20 《六合彩 千萬富翁 1 年誕4 0個石湖 墟投注站 1 個月2 人中頭獎》 ，載於《 經濟日報 》，2 0 0 5 年 5 月 2 6 日 。21 星 島 日 報 ： 《 馬 會 為 谷 六 合 彩 宣 傳 “ 妙 法 ” 可 贏 巨獎》， 載於《 星島日 報》2 0 0 5 年 6 月 6 日 。30 參見《吸煙（公眾衛生）條例》，h t t p：／／www．legi s l a t i on．gov．hk／chi／home．htm31 民政 事 務局 ： 《賭 博問 題 諮詢 文 件》 ，2 0 0 1 年 。32 參見http：／www．legco．gov．hk／yr 02－03／chi nese／panels／ha／papers／ha031 4cb2－1419－2c．pdf35 郭 毅 權 、 蘇 恒 泰 ： 《 監 察 賭 風 聯 盟 ： 賭 波 合 法 化 後1 8歲以下 中學生參與 賭波活動 研究報告》 ，明光社 ，2 0 0 5 年。參考書目：
t oBel ongt oaNat i on：TheCont i nui ngExcept i onof HongKong，”Conf er encePr oceedi ngsont heI nt er nat i onal Symposi umonNat i onal dent i t yandt heFut ur eCross－St rai t Rel at i onsat t heUni ver si t yo社會 科 學 的 責任 ：論 當 前 澳門 的 社 科 研 究郝志東 ＊一 、前言澳門的社會科學在澳門回歸6週年之後的今天，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也充滿了發展的潛力。本文試圖就澳門社會科學發展的現狀做一些探討，就教與各位學者、先進，並以期引起更多學者的思考，從而進一步提升澳門社會科學的質量。我的討論共分以下幾個部分：①前言：“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現況調查”給我們提出來的幾個新課題；②社會科學的三種研究方法；③對澳門社會科學研究狀況的評價；④澳門社會科學發展不平衡的原因；⑤澳門社會科學應該努力的方向；⑥結論。二、“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現況調查”給我們提出來的幾個新課題澳門政府於2005年成立了一個生活素質研究中心，由澳門大學董事會的謝志偉教授任主任，澳門基金會的吳志良博士和澳門理工學院的楊道匡先生任副主任。該中心委託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並由澳門大學的幾位教授協助 ， 做了 一 項“ 澳 門 居民 綜 合生 活 素質 現 況 調查”。該調查組於2005年 1 2月1 4日提出了一個中期報 告 。他們的調查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原始資料，為澳門社會科學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課題。這裏，我只列舉兩項很有意思的發現。其一是身份認同，其二是社 會信 任 。表1 澳門、香港、台灣人的身份認同資料來源：①澳門資料源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澳門大學，《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現況調查中期報吿》（2005年1 2月14日）；②香港資料來源於Civ ic Exchange，2004，轉引自Gordon Mathews，“LearninglfMacau，p．137；③台灣資料來源於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03年調查，轉引自邵宗海，“兩岸談判中‘台灣本土意識’之探討”，Conference Proceedings on the Internat ionalSymposium on National ldenti ty and the Future Cross－Strait Rela-t 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p．533．表1 顯示，在受訪者中，37．5％的人認為他們是澳門人，41．1％的人認為他們是中國人，20．2％的人認為他們兩者皆是，1 ．2％的人認為兩者皆否。我們也看到了澳門身份認同和香港、台灣的區別。我們以前只知道澳門人愛國，香港人效率高，台灣人民主。但是澳門人愛國到甚麼程度，我們並不清楚。現在我們就可以有個比較了。表1 顯示，澳門、 香 港 和台 灣 認 同本 地 的 人的 比 例 相差 並 不 太多：37．5％（澳門）到44％（香港）。澳門認同中國的人比其他地方為多，不過並沒有人們通常想像得那麼多：41 ．1 ％而已。這個資料能説明甚麼呢？對所謂“愛國愛澳”這個命題有哪些啟發呢？＊ 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助理教授
知識的消費者通常是政府機構、工商業團體、非贏利組織等。澳門居民生活素質調查正是受澳門政府所托 、 為 了提 高 澳 門居 民 的 生活 質 量 而進 行 的 調查。關於身份問題，如果政府想讓更多的人“愛國愛澳”，那麼下一步的調查是要發現哪些因素導致人們認同某一身份而不認同另一身份，身份認同和愛國愛澳之間有哪些關聯，如何才能讓更多的人既認同中國又認同澳門 。由此可見，實證主義的方法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多關於人們的行為和思想的基本材料，並通過對樣本的分析推知整個社會在某些問題上在諸多方面的情況。它對我們瞭解人們的行為方式、瞭解社會的變化是非常有幫助的。但是用這種方法得出的關於這個世界的知識仍然是片面的，研究者通常還需要用另外兩種方法獲取更多的資訊，以便使我們更為全面地瞭解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下面我們來看另外兩種方法對我們能有甚麼幫助 。第二，我們來看闡釋性的社會科學在上述五個方面的 情 況 。 我們 仍 然 以 澳門 居 民 生 活素 質 調 查 為例，尤其是身份認同問題的調查。闡釋性的社會科學認為世界上沒有甚麼客觀的人和事。這一點正和佛教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複如是”的理念相似。“色”在這裏指能夠看得到、摸得着、聽得見的事物，是物質的總稱。“空”即空幻。這句話，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如果用在這裏，它可以指物質的東西和虛幻的東西其實沒有甚麼區別。本來有的東西，如果人們看不到，想不到，便成為沒有（即“視而不見”）的東西。而沒有的東西，如果人們認為有，就成了真實的東西（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一切看當事人此時此地、彼時彼地的想法及其界定事物性質的權力大小而定。領受（受），想像（想），思維（行），辨別判斷（識）等心理活動也都是如此，説空就空，説實就實。所以我們很難説世界上有甚麼“客觀”的東西，實證主義的研究所發現的客觀現象及所謂規律於是就被打上了問號。我們再以身份認同為例來談這個問題。闡釋性的社會科學會認為人們很難説自己要麼是澳門人，要麼是中國人。如果把“中國人”定義為“祖籍大陸、和大陸有歷史 淵源、奉行 中國文化（ 語言、宗教 、風俗習慣、大部分的中國價值觀）的人”，那麼95％以上的澳門人都應該回答説自己是中國人同時也是澳門人才比較符合“客觀”事實。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和香港人事實上也都持有雙重身份。但是他們的問卷答案並非如此，這也是“客觀”事實。到底哪一個“事實”更“客觀”呢？而且甚麼叫“澳門人”，這個名詞的定義是甚麼，人們通常也不清楚。可見用實證主義的方法得出的結果並不是全部的事實。這是因為世界上的人和事過於複雜，所謂“客觀的事實，”由於時間、地點、人物、環境與語境的不同會有很多不同的解釋。社會科學研究應該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於是在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之外還需要其他方法，比如闡釋性的社會科學。有鑑於對現實世界的這種認識，闡釋性的社會科學便不去試圖發現甚麼客觀事實，研究甚麼客觀規律，而是去研究人們的親身體驗，分析他（她）們的內心世界。使用的方法也不是調查問卷，而是訪談或實地觀察，去捕捉人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情景下的不同作為、不同想法，以瞭解問卷調查所未能看到的東西。比如在身份認同這個問題 上 ，闡 釋 性的 社 會 科學 會 去訪 談 不同 的 澳 門人，問他（她）們在身份認同問題上的想法，在甚麼時候、甚麼情況下認為自己澳門人或中國人等等的為甚麼。可以想見，實際情況要遠比前述問卷中的答案複 雜得多 。闡釋性的社會科學研究使得一些相應的理論得以產 生 ， 比 如 以G eo r g e H e r b e r t M e a d 、He r b e r tBlume r、Char le s Cooley 等社會學家為代表的社會互動理論，如symbol ic intera t ioni sm、the looking－glassth eo ry、role－play ing 等。這些理論注重在互動過程中人們的行為和思想如何受到對方的影響。這種影響一定 是相 互 的。 儘 管我 們 還沒 有 看到 這 方面 的 研究，但是從這個理論視角出發，我們可以想像，在身份認同問題上人們互動的經驗應該對他們的認同產生着重要的影響。正如大陸人和台灣人的互動影響着他們對對方的看法一樣，大陸人和澳門人的互動也在影響着相互之間的看法。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調查結果及調查所總結出來的理論對“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團體而言，是很有意義的。但是它們對政府施政、商家賺錢 、非贏利機構的工作或許沒有甚麼直接的幫助，因為這些單位更注重實證主義的研究帶來的即時反饋，
括台灣、香港、澳門、西藏、新疆等邊疆省份以及其他內陸省份）的關係問題，就不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見，對澳門主權等歷史問題的深入研究，對澳 門 的現 實 、對 整 個 中國 的 發展 是 非常 有 意 義的。但是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談論到的，深入、全面的研究歷史上各種問題的著作還是比較少見。真正不“炒冷飯”、有些見地、對現實有啟發性的著作更是 難 得 。（三）社會學研究社會學的研究也有一些實證方面的成果，如程惕潔和黃漢強關於澳門新移民的研究和澳門青年指標的研究。15 前一本書 分析了內 地移民來 澳的動機 、群體的結構（如性別、文化程度、工作收入等），以及他們的家庭狀況（住房、醫療、教育等）。作者自己指出，分析部分主要建立在2000多份問卷的基礎之上，個案分析或定性分析不夠。舉辦過幾次新移民座談會，但材料收集並不理想。縱向與橫向比較也嫌不夠（第1 81 －1 82頁）。後一本書的研究也是受政府委託而進行的項目，主要探討並建立一套用來瞭解青年人在各個方面發展的指標體系，基本也是實證性 的研究 。陳欣欣從20世紀90年代起就在做澳門社會問題的 研 究 。15 比如她主編的《澳門社會問題》（1 995）就探討了澳門的青少年問題、教育問題、治安問題 、交通問題、污染問題、越境犯罪問題等。筆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也探討了澳門的性別、族群、階層的不平等，以及在住房、交通、空氣污染、犯罪、教育等方 面的問題 。16 筆者在文章中也使用了不少資料，並在此基礎上做了一些分析與批判。筆者自己在剛剛完成的澳門歷史與社會的書稿中基本使用了闡釋和批判的方法。17但是總體來講，在闡釋和批判性社會學方面，我們做得也不夠。（四）經濟學研究經濟學的研究方面，我們看到較多的也是實證的研究。比如關鋒所著《港澳經濟發展收入所得分配》（1 998），以及廖振華、關鋒、何偉雄和鄭明禮所著《促進區域合作，發展多元經濟 —— 來自一次調查結果的分析》（2006）。另外還有一些專著，如楊允中主編的《中小企業發展與綜合競爭力提升》（2004），楊允中、黃鴻釗、莊文永等著《澳門文化與文化澳門 —— 關 於 文 化 優 勢 的 利 用 與 文 化 產 業 的 開 拓 》（2005），或者中國人民大學競爭力與評價研究中心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編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國際競爭力研究》（2005）。以上基本是實證的研究。當然也有一些有批判性社會科學色彩的文章，如So Hang Ta i所著“The De f iciency of Macau’s Over－Rel iance Economyon Gaming Indus t r y ”，探討對博彩過度依賴可能帶來的問題。不過這樣的文章相對較少 。（五）心理學研究在心理學方面，澳門大學有心理學課程，但對於澳門的研究也剛剛起步。比如在博彩心理學方面就有很多文章可以作。就筆者看到的一點初期成果而言，他（她）們也在做既有實證又有闡釋、批判性的研究。但是總體來講，也許是由於學科規範等方面的原因，經濟學和心理學都較注重實證主義的研究而較少闡釋和批判性的著作。但是那也許是一個學科自身應該反思的問題。（六）教育學研究教育學方面，似乎也是描述的、實證的東西多一些，闡釋和批判的東西少一些。其中有劉羨冰所著《澳門教育史》（1 999）、馮增俊和黎義明（編）《澳門教 育 概論 》 。Mark B ra y 和 Ramsey Koo 主 編 的Educa t ion and Soc ie ty in Hong Kong and Macau：Com－para t i ve Perspec t i ves on Cont inui t y and Change 做了澳門和 香 港的 比 較研 究 ， 但是 像 這樣 的 著作 比 較 少見。澳門的教育説得好聽一點是“多元化”，説得不好聽一點是“無政府主義”。比如澳門地方史在澳門至今仍是一項所謂“空無課程”，沒有獨立設科，沒有教科書。澳門史被放 在語文、地理、中國史 、常識、公民教育等科目之中，而且各個學校的教學資源差異極大，同 時還要受到意識形 態的干擾。18這種現象或許和闡釋性和批判性的社會科學的缺乏不 無 關 係 。（七）新聞學或傳媒研究新聞研究似乎也非常缺乏闡釋性和批判性的社會科學研究。宋鎮照認為，澳門的媒體“報導內容着重於社會民生需求，多不涉及政治意見之表達。而且媒體走向仍傾向於配合政府政策，自我設限情形普遍存在”。19 這種情況在多大 程度上存在，它 的合理性（如相當一部分傳媒的生存在相當的程度上要靠政府資助）與不合理性（如傳媒的監督能力與資
1 . B r a y , Ma r k & K o o , R a ms e y ( e d s . ) ,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S o c i e t yi n H o n g K o n g a n d M a c a o : C o m p a r a t i v e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nC o n t i n u i t y a n d C h a n g e . S e c o n d e d i t i o n ( H o n g K o n g : C o m -p a r a t i v e E d u c a t i o n R e s e a r c h C e n t r e , T h e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Ho n gK o n g , a n d D o r d r e c h t : K l u w e r A c a d e mi c P u b l i s h e r s , 2 0 0 4 )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 N o . 6 2 ( D e c e mb e r 2 0 0 5 ) .1 4 . H a o , Z h i d o n g ( m a n u s c r i p t ) , M a c a u H i s t o r y a n d S o c i e t y : AC r i t i c a l S t u d y o f I t s P a s t , P r e s e n t a n d F u t u r e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Ma c a u , s u b mi t t e d f o r r e v i e w f o r p u b l i c a t i o n ( 2 0 0 6 ) .1 5 . H a o , Z h i d o n g , “ S o c i a l P r o b l e m s i n M a c a u , ” C h i n a2 4a n d Q u a n t i t a t i v e A p p r o a c h e s f a o s t o n : A l l y n a n d B a c o n ,2 5 . Ne u ma n , L a w r e n c e , S o c i a l R e s e a r c h Me t h o d s : Q u a l i t a t i v e( 2 0 0 4 ) , p p . 1 3 5 - 1 5 0 .C o n t i n u i n g E x c e p t i o n o f H o n g K o n g , " ,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R es e a r c h C e n t e r o n C o n t e mp o r a r y C h i n a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Ma c a u ,C o n f e r e n c e P r o c e e d i n g s o n t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y mp o s i u mo n Na t i o n a l I d e n t i t y a n d t h e F u t u r e C r o s s - S t r a i t R e l a t i o n s. Ma t h e w s , G o r d o n , " L e a r n i n g t o B e l o n g t o a N a t i o n : T h e2 3 日 ， 第 B 7 版 。23 江 翠 萍 ： 《 社 會 學 關 於“ 和 諧 社 會 ” 應 該 關 注 哪 些 ？— — 採 訪 郝 志 東 教 授》 ， 中 央 財 經 大 學 新 聞 網 ， 2 0 0 5年 6 月 2 3 日 。24 關 於 比 較 全 面 的 澳 門 社 團 研 究 ， 見 婁 勝 華 ： 《 轉 型 時期 澳 門 社 團 研 究 —— 多 元 社 會 中 法 團 主 義 體 制 解析 》 ， 廣 州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不 過 本 書 仍 然 是 以 實證 主 義 研 究 為 主 。25 楊 允 中 ：《“ 一 國 兩 制 ” ： 實 踐 在 澳 門 》 ， 澳 門 ： 澳門 基 本 法 推 廣 協 會 出 版 ， 2 0 0 2 年 。26 關 於 澳 門 認 同 問 題 ， 見 黎 熙 元 ： 《 難 以 表 述 的 身 份 ：後 殖 民 語 境 中 澳 門 人 的 文 化 認 同 》， 載 於 《 二 十 一 世紀 》 ， 2 0 0 5 年 1 2 月 刊 。 關 於 澳 門 認 同 的 多 重 面 向 ，見Zhidong Hao，Macau H is tory and Soc i e ty ．27 關 於 澳 門 的 社 會 和 諧 問 題 ， 見 黎 熙 元 ： 《 和 諧 還 是 衝突 ： 1 960－ 1 990年 代 文 本 中 的 澳 門 社 會 》 。 本 文 已 投 稿於 《 文 化 雜 誌 》 待 發 。 另 見Zhidong Hao ，“ Th e Clas hof Civ i l iza t ions and Cultures in Macau：A Gli mpse of l ts So－cial ln teract ion in the Pas t 450 Years ，”apaper submi t ted toAsian Journal of Soc ial Science for review for publicat ion．28 新 上 任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梁 安 琪 小 姐 也 敦 促 澳 門 學 界 就 社會 互 信 問 題 展 開 深 入 的 研 究 。 見 《 澳 門 日 報 》 ， 2 0 0 5年 1 2 月 1 7 日 ， 第 B 8 版。 本 人 在 Mac a u H is tory and So－c i e t y 一書 中 也 就 文 明 互 文 化 的 衝 突 作 了 一 番 探 討 。29 陳 弱 水 ： 《 傳 統 心 靈 中 的 社 會 觀 ： 以 童 蒙 書 、 家 訓 。善 書 為 觀 察 對 象 》 ， 載 於 李 丁 讚 、 陳 弱 水 、 錢 永 祥 、顧 忠 華 、 吳 乃 德 、 夏 春 祥 和 吳 介 民 ： 《 公 共 領 域 在 台灣 ： 困 境 與 契 機 》 ， 台 北 ： 桂 冠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 04 年， 第 1 0 5 頁 。30 吳 乃 德 ： 《 搜 尋 民 主 公 民 ： 社 團 參 與 的 理 論 與 實際 》 ， 載 於 李 丁 讚 、 陳 弱 水 、 錢 永 祥 、 顧 忠 華 、 吳 乃德 、 夏 春 祥 、 吳 介 民 ： 《 公 共 領 域 在 台 灣 ： 困 境 與 契機 》 ， 台 北 ： 桂 冠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 0 0 4 年 ， 第201 －20 2頁 。31 李 丁 讚 ： 《 導 論 ： 市 民 社 會 與 公 共 領 域 在 台 灣 的 發展 》 ， 載 於 李 丁 讚 、 陳 弱 水 、 錢 永 祥 、 顧 忠 華 、 吳 乃德 、 夏 春 祥 、 吳 介 民 ： 《 公 共 領 域 在 台 灣 ： 困 境 與 契機 》 ， 台 北 ：桂 冠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 0 0 4 年 ， 第 1 1頁 。 關 於 這 一 段 論 述 以 及 其 他 市 民 社 會 和 公 共 領 域 的問題 ， 可見 郝志 東 ： 《 也 論 市 民 社 會 和 公 共 領 域 ： 兼評 李 丁 讚 等 所 著 〈 公 共 領 域 在 台 灣 ： 困 境 與 契機 〉》 。該 論 文 已 提 交 《 思 想 》 雜 誌 待 發 表 。32 關 信 基 ： 《 香 港 政 治 社 會 的 形 成 》 ， 載 於 劉 青 峰 、 關小 春 編 ： 《 轉 化 中 的 香 港 ： 身 份 與 秩 序 的 再 尋 求 》 ，香 港 ：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1 9 9 8 年 。33 吳 志 良 ： 《 建 構 澳 門 的 市 民 社 會 》 ， 載 於 吳 志 良 、 陳欣 欣 ：《 澳 門 政 治 社 會 研 究 》 ， 澳 門 ： 澳 門 成 人 教 育學 會， 2 0 0 0 年，第1 4 4 －5 7 頁。34 《澳 門 日 報 》 ， 2 0 0 5 年 1 2 月 2 0 日 ， 第 B 1 1 版 。35 這 也 是 大 陸 社 會 科 學 需 要 努 力 的 方 向 。參考書目：p．323．2． 李丁 讚 、 陳 弱 水 等 著 ： 《 公共 領 域 在 台 灣 ： 困 境 與 契機 》 ， 台北 ： 桂冠 圖 書股 份 有限 公 司 ， 2 00 4年 。3．陳 欣 欣 ： 《 澳 門 社 會 初 探 》 ， 香 港 ： 萬 事 威 出 版 ，1 9 9 2 年 。4． 陳欣 欣 ： 《 澳門 發 展 現 況 》， 香 港 ： 廣角 鏡 出 版 社 ，1 9 9 3 年 。5． 陳欣 欣 ： 《 澳門 社 會 問 題 》， 香 港 ： 廣角 鏡 出 版 社 ，1 9 9 5 年 。6．程 惕 潔 、 黃 漢 強 ： 《 澳 門 青 年 指 標 體 系 研 究 》 ， 澳門 ： 澳 門 大 學 出 版 中 心 ， 2 00 4年 。7． 鄧正 來 ： 《深 度 研 究與 自 主 發 展 —— 以 對澳 門 社 會 科學研 究 的 分析 為 個 案 》， 澳 門 社會 科 學 學 會成 立 20週年 研 討 會 論 文 ， 20 0 5 年 。8． 范劍 虹 ： 《 澳 門 與歐 盟 相 關 國 家 法治 研 究 》 ， 廣 州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20 0 4 年 。9． 馮增 俊 、 黎 義 明 ：《 澳 門 教 育 概 論》 ， 廣 州 ： 廣 東 敎育 出 版 社 ， 19 9 9 年 。1 0．顧經 儀 、 黃 來 紀 ： 《 公 司 法 比 較 研 究 》 ， 澳 門 ： 澳 門基 金 會 ， 1 9 9 8 年 。1 1 ．顧肖 榮 、 楊 鵬 飛 ： 《 勞 動 法比 較 研 究 》 ， 澳 門 ： 澳 門基 金 會 ， 1 9 9 7 年 。1 2．關 鋒 ： 《 港 澳 經 濟 發 展 收 入 所 得 分 配 》 ， 載 於 余 振編： 《 雙 城 記 —— 港 澳 的 政治 、 經 濟 及 社 會 發 展 》 ，澳 門 ： 澳 門 社 會 科 學 學 會 ， 19 9 8 年 。1 3 ．關信 基 ： 《 香 港 政 治 社 會 的形 成 》 ， 載 於 劉 青 峰 、 關小春 編 ： 《 轉 化 中 的 香 港 ：身 份 與 秩 序 的 再 尋 求 》 ，香 港 ：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19 9 8 年 。1 6．胡錦 漢 ： 《 澳 門 特別 行 政 區 公 共 關係 政 策 研 究 》 ， 澳門 ： 澳門廣告 學會出版 社 ， 1 99 8年 。1 7 ．黃漢 強 、 程 惕 潔 ：《 新 來 澳 定 居 之内 地 移 民 論 析 》 ，澳門 大 學澳 門 研究 中 心 ， 20 0 5 年 。1 8．黃啓 臣 ： 《澳門通 史 》 ，廣東敎 育出版 社 ， 199 8年 。1 9．李江 ： 《經 濟 眼 看博 彩 》 ，澳 門 ：澳 門 傳 媒工 作 者 協會 出 版 ， 20 0 3 年 。20．《 難 以 表 述 的 身 份 ： 後 殖 民 語 境 中 澳 門 人 的 文 化 認同 》 ， 載 於 《 二 十 一 世 紀 》 ，2 0 0 5 年 12 月 刊 。21 ．廖振 華 、 關 鋒 、 何 偉 雄 、 鄭 明 禮 ： 《 促 進 區 域 合 作 ，發展 多 元 經 濟 —— 來 自 一 次調 查 結 果 的 分 析 》 ， 載 於楊允 中 主 編 ： 《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合 作 與 澳 門 定 位 調整 》 ， 澳 門 ：澳 門 大 學 澳 門 研 究 中 心 ， 2 0 0 6 年 。22．劉羨 冰 ： 《 澳門 敎 育 史 》 ，北 京 ： 人 民教 育 出 版 社 ，1 9 9 9 年 。23．婁勝 華 ： 《 轉 型 時 期 澳 門 社團 研 究 —— 多 元 社 會 中 法團 主 義 體 制 解 析 》 ， 廣 州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 2 0 0 4年 。
2000）．26．聶安祥：《澳門近20年來政治學研究述評》，載於《澳門研究》，2005年8月，第29期。27．邵宗海：《兩岸談判中“台灣本土意識”之探討》，Conference Proceedings on the Internationa l Symposiumon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Cross-Strai t Relations，Socia1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China，Univer si ty of Macau（2004），pp．523－535．2 8 ．沈登苗：《明代倭寇兼及澳門史研究中文論著 索引》，載於《澳門研究》，2005年10月，第30期。29．So Hang Tai，“The Deficiency of Macau’s Over-Re1ianceEconomy on Gaming Industry”，載於《澳門研究》，200 6年2 月，第 32期 。30．宋鎭照：《澳門特區政治發展的挑戰與機遇：一個台灣學者的觀點》，載於《澳門研究》，2005年10月，第 3 0 期 。31．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台北：永業出版社，1994年。32．陶里、莊文永：《澳門的新詩創作》，載於劉登翰編：《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 。33．王禹：《2009及以後澳門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修改的思考》，載於《澳門日報》，2006年1月1日。34 ．吳志良：《國内外澳門歷史研究的現狀與趨勢》，載於《澳門研究》，2005年8月，第29期。35．吳志良：《建構澳門的市民社會》，載於吳志良、陳欣欣：《澳門政治社會研究》，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0年。36．吳志良：《生存之道 —— 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出版社，1998年。37．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澳門大學：《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現況調查中期報告》，200 5年12月14日 。38．楊允中主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澳門定位調整》，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6年。39．楊允中著：《中小企業發展與綜合競爭力提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4年。40．楊允中著：《澳門基本法釋要》，澳門：法務局，200 3年 。41．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澳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02年。42．楊允中、黃鴻釗、莊文永等：《澳門文化與文化澳門關於文化優勢的利用與文化產業的開拓》，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5年。43 ．余振編：《雙城記——港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澳門社會科學學會，1998年。44 ．余振編：《澳門政治與公共政策初探》，澳門基金會，19 94年 。45．余振、余永逸、鄺錦鈞編：《雙城記Ⅱ—— 回歸後港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澳門社會科學學會，200 3年 。46．余振、劉伯龍、吳德榮：《澳門華人政治文化》，澳門基金會，1993年。47．張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澳門文化局、珠海出版社，2003年。48．鄭潤培：《澳門歷史教育回顧》，載於《澳門研究》，200 6年2 月，第 32期 。49．中 國人民大學競爭力與評價研究中心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 中心 合 編： 《澳 門 特別 行政 區 國際 競爭 力 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3）各種旅遊交易會傳播通過參加國際國內旅遊交易會，並以更加生動、活潑的表現形式，如表演、展覽等，來展示澳門休閒娛樂旅遊產品，為公眾提供相關信息諮詢。以政府為主導，組織、鼓勵相關旅遊企業與大中型旅行批發商進行經常性的業務促銷。（4）節事活動傳播節事活動包括節慶與賽事兩種，澳門政府每年都會舉辦很多不同類型的文化節目、賽事活動以及數百個東西方民俗節慶，這些都是澳門休閒娛樂旅遊形象的重要載體。澳門政府在豐富節事活動類型的同時，應選擇2－3個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級別與規格比較高、特色鮮明的節事活動作為澳門休閒娛樂旅遊形象推廣的標誌性節慶，並做大、做強，形成品牌，讓人們一提到這個節慶，就會自然而然地想起澳 門 。四 、結語澳門旅遊形象由“賭城”形象向“休閒娛樂”形象轉型，具有其發展的戰略意義。研究澳門休閒娛樂旅遊形象的塑造與推廣措施，為澳門旅遊形象轉型的發展戰略提供理論參考和實踐指導具有十分重要 的 意 義 。註釋 ：1 鄭向敏、林美珍：《澳門“賭城”形象分析與旅遊形象塑造》，載於《東南學術》，2 004年1 0月。參考書目 ：1 ．Briggs，s ．，Success fu l Touri sm Marke ting：A Prac t ica lHandbook（Koga n Page Limited．，1997）．2． John Wi ley ＆ Sons ．Morre l l ，P．“Air line S a1e s andDistribution Channe1s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1ogy，”in Touri sm Econom ics （1998），pp．4，5－19．3． 史佔霞：《澳門旅遊形象的定位與推廣》，華僑大學碩 士 學位 論 文 ，2 0 0 5年 5 月 。
Leisure Participation in Macau SAR —— An Exploratory Study Vong Tze Ngai*1. Introduc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leisure participation in the city of Macau SAR,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A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is nature to be conducted in Macau, this study lays down background information for leisure studies in the Macau context. The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effect of gender on leisure choices in this Chinese city and identifies leisure preferences across the different age groups. It is widely agreed that leisure activity, in various forms, contributes 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1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investigating the leisure participation of their own people.2 Systematic research in leisure behavior can be in the form of leisure participation surveys which document people's involvement in various kinds of free-time activities. This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how people use their free time.3 Similarly, time-budget studies indicating how people allocate their time on a daily or weekly basis across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activities are also used. 4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studies of similar nature have been explored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5, and Hong Kong.6 A review of literature, however, suggests that similar investigation has never been carried out in Macau,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though previous study reveal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Macau people7, an examination of their leisure participation will further facilitat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leisure aspect in this Chinese city. 2. Research Purpose Research in leisure studies in the Macau context is rare. As such, this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leisure participation research to be conducted in Macau. It is hoped, therefore, to contribute general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leisure in the lives of Macau people. At the same, this study may also set the stage to monitor the changing leisure values and behaviors of Macau residents over time. 3. Research Method A comprehensive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Macau from May to August in 2004. Specifically, fifty day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within these four months as survey dates in order to give a good picture of the leisure participation of Macau residents over time. All the six parishes forming the whole Macau city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s such, the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survey locations for each survey day. For example, on one specific survey day, the fieldworkers will concentrate the fieldwork only in Parish A and/or Parish F. Likewise, on another survey day, the same fieldworkers may carry out their work in Parish C and/or Parish E. The number of parishes to be surveyed on any one survey day depends on the geographic size of the first parish chosen. Further,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construct a sample whose age distribution would be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the Macau population. This was achieved by closely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Tourism Studies, Macau
monitoring the changes in the sample distribution - the proportion of respondents from each age group - throughout the entire survey period. Any deviations of the sample (age) distribution from that of the true population was corrected by over or under sampling respondents of particular age groups in the remaining survey period. At the end of the survey period, over one thousand and three hundred residents had been interviewed. To begin with, each respondent was requested to fill in a comprehensive questionnaire with the help of an interviewer. Specifically, each respondent was requested to identify on a checklist of activities those items that he or she participated as free-time activities during the week prior to the interview. This checklist of activities included 93 items that could loosely be categorized as home-based entertainment, 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utdoor recreation, and spor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checklist was based partially on various secondary sources which indicated the use of these activities as leisure choices by the Macau people. For example, the inclusion of certain types of sport activities in the checklist wa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been organized by the Macau Sport Development Board. Activities which are typical for city inhabitants - e.g. watching TV or dining out - were also included in the checklist. To ensure that the study represents an exhaustive enquiry of the residents' leisure choices, each respondent was also reminded to write down free-time activities that he or she participated but which had not been found in the checklist. 4. The Sample Profile The survey generated 1316 valid responses. Table 1 (See Appendix) shows the similarities, if not differences, in age and gender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sample and the Macau population.8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 was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 Macau population. This was attributable to how the sample was constructed. In addition, gender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the sample was also similar to those observed in the actual population. Only the age groups "Under 15" and "55-59" were found to deviate significantly from the population. Table 2 shows the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sample. Besides age and gender distribution, the education background was also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cau population where the majority of the residents reach only college level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any in the sample earned an income of "MOP3000 or below", an amount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Macau situation. This, however, may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the survey took into account the earning power of not only the employed adults in Macau but also those teenagers or youngsters still attending high school who worked part-time for "pocket-money" for their leisure spending. Considering that this group represents a large proportion in the Macau population, their unequal earning power will inevitably pull down the average income level in the sample. All in all, the sample can be fairly considered as a microcosm of the Macau society. 5. Results and Findings Table 3 shows the leisure activities in which the respondents participated the week before the interview. It can be seen that "watching TV" (97.3%), "reading newspapers/ magazines" (61.7), "eating out" (58.7%), "shopping" (50.8%), "household activities" (43.7%), and "surfing Internet" (42.2%) were the most popular pastime for the Macau residents at that time. Other common leisure activities also included "listening to music" (33.6%), "going to tea houses/ coffee shops" (32.8%), "watching VCD/ DVD" (29.3%), "playing electronic games" (20.9%), and "playing Mahjong/ cards" (20.4%). In a way, these leisure choices may be loosely categorized as home-based entertainment and social activities. Outdoor recreation and sports -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varieties of leisure pursuits - were also practiced by the Macau people. As such,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recreation and sports included "walking in parks" (19.3%), "jogging" (11.9%), "swimming" (10.3%), "basketball" (6.8%), "fitness exercise" (5.7%) and "soccer" (5.0%). Cultural activities, on the other hand, were least pursued. Not many residents favored spending their free time in this area. Overall, leisure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activities was relatively low compared to home-based entertainments, social activities, recreation and sports. Table 3 also suggests that some leisure activities were
Leisure Participation in Macau SAR——An Exploratory Study gender-related. For example, over 60% of women in the sample participated in "household activities" during their free time. However, only 26% of men performed housework. Women also preferred "shopping" more than men. 60% of women - compared to 41 % of men — claimed to have shopped the week before the interview. More men (31%) favored "playing electronic games" than women (11%). By tradition, some kinds of sports were also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gender. For instance, a difference in gender participation existed for "basketball" - men (11.8%) and women (1.8%) — and "soccer" - men (9.1%) and women (1.1%). Following this, chi-square analysis examined whether there was gender effect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leisure activities in Macau society. Table 4 shows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articip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for a number of leisure activities. Specifically, Macau women participated more in "shopping", "household activities", "playing Mahjong/ cards", "walking in parks", "arts/ crafts", "dancing" and "aerobic dancing". Table 4 suggests that men in Macau participated more in sports than women. These included "cycling", "basketball", "swimming", "table tennis", "soccer" and "athletics". The life stages of Macau people also play a role which influences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ertain kinds of leisure activities. For example, although "surfing Internet" was popular, its popularity dropped significantly among those who were 50+ (see Table 3). Similarly, the leisure choices of "going to cinema", "playing electronic games", and "Karaoke" were associated more with the younger population while "walking in parks" and "Tai Chi exercise" were relatively more popular among those aged 55 years and older. As such, it may be interesting to identify leisure preferences in Macau society.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relationships among this large set of leisure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Specifically, this statistical method aim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of the demographic profile of Macau people - i. e. in terms of age groups - with the different kinds of leisure activities that are popular in the city. Table 5 provides the raw data matrix used for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This raw data matrix shows a cross-classification of the leisure activities participated - only the first two quartiles (see Table 3) of the most popular activities were included for analysis - by the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the respondents. Table 6 shows the decomposed inertia for the total solution in 11 dimensions. A two- dimensional solution was able to explain 87.7% (0.063 / 0.252) of the total inertia. Adding a third dimension - i.e. a three dimensional solution - adds only 7.1% (0.018 / 0.252) to the accounted for inertia.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for the singular values were 0.009 and 0.012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dimension respectively. These small values suggested that th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would generate very consistent solution - pattern in the joint space — for a slightly different sample from the same population. As such, a two dimensional solution was selected to generate a joint space for interpretation. Figure 1 shows a two-dimensional joint space. Results may be interpreted by means of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r proximities) between any age group(s) and leisure activity(s). One can see that "going to library" and "swimming" lay very close to the age group of Under 15. This implies that these leisure activities are popular among Macau adolescent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summer in which swimming for leisure is exceptionally popular among teenagers. Less popular but still associated with them, however, are "basketball", "playing electronic games" and "soccer". Likewise, "surfing Internet" and "listening to music" were relatively more common for those aged 15 to 19. Those in their early 20s (i.e. the age group of 20-24) preferred watching VCD/ DVD in their free time. Overall, the data indicates the existence of a larger cluster in which "going to cinema", "watching VCD/DVD" and "Karaoke" as common to Macau people aged 20 to 24. Similarly, the map also shows another cluster between "shopping", "eating out" and people in their 30s. In particular, those aged 35 to 39 also seemed to favor visiting tea houses or coffee shops. In contrast to the other age groups in Macau, those aged 25 to 29 lacked distinct leisure preferences. Nonetheless, they did participate in those leisure activities also preferred by people in their early 20s and 30s. One way to interpret this finding is that people who are approaching 30s begin to take part in those leisure choices which are recognized as the
leisure norm in Macau for mature adults. At the same time, they gradually participate less in those leisure activities in which they used to take part in their early 20s. As indicated in the map, perhaps the only unique leisure activity for people of this age group was fitness training though it could hardly be considered a leisure preference for them. Other obvious clusters can also be identified on the map. For example, the age groups of 40-44,45-49, and 50-54 were grouped around the activity of "reading newspapers/ magazines". Similarly, those in their late fifties (i.e. the age group of 55-59) and early sixties (i.e. the age group of 60-64) also have their preferred leisure activity that are household activities and playing Mahjong/ cards, respectively. Those aged 65+, however, spent their free time walking in parks. Overall, the leisure pattern in Figure 1 can be seen as a microcosm of leisure behavior in Macau society. By reading the map in an anticlockwise direction, one may visualize the leisure preferences at the various life stages of Macau people. As such, one may comprehend that the leisure repertoires of Macau residents gradually shrink in size as they grow older. For example, unlike young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diverse activities during their leisure time, those who were above 60 concentrated in only a few activities such as "reading for leisure", "playing Mahjong/ cards", and "walking in parks". Further, it seems that Macau teenagers were also not using their free time productively. They were idle during some of their free time - "relaxing or doing nothing" was located in between the age groups of Under 15 and 15-19. "Watching TV" was located near the centre of the map and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any particular age groups. This is because watching television is a prevailing leisure activity in Macau society as it is reported in most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 6.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leisure participation in the Macau context. Not surprisingly, gender influences the participation in some leisure activities. Men in Macau seem to have a broader leisure horizon - leisure choices — than women. Specifically, it is obvious that Macau women overall do not participate as much in sports as men do. They participate more than men only in those sport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femininity such as dance and aerobics. By using a joint space to describe the leisure participation of Macau people, it is possible to present a visualized relationship of leisure preferences among the different age groups. Although schematic presentation of this kind inevitably invites pitfalls - subjective opinions and judgments - for interpretation, the results in the joint space do not lend themselves to novel interpretations. For example, in Macau sports such as football and basketball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popular among teenagers at school. Likewise, shopping and dining out are more common among working adults with spending power. Overall, the findings may support the common belief in Macau society about the implicit leisure norm of Macau people belonging to different age sectors. The study also highlighted two issues which deserve our attention. Firstly, the leisure choices of Macau elders were relatively limited. Though it is prejudiced to posit that the leisure satisfaction of Macau elders is curtailed in this regard,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leisure satisfaction is related to the size of one's leisure repertoire. Specifically, in order for the elders to maintain subjective well-being,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y maintain a larger leisure repertoire at the later stage of their life cycle.9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leisure repertoire of Macau people decreases as they grow older. It is important, therefore, that our societ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leisure needs of elders and to encourage them to take part in various leisure activities in order to expand their leisure horizons. Secondly, the gratifying use of leisure time is important for Macau adolescents. In other words, they need to learn to make the most out of their free time for rewarding leisure experience. The productive use of free time at young ages - rather than being idle or doing nothing - can also be seen as crucial to cultivate a larger leisure repertoire for the enjoyment of leisure at the subsequent stages of a person's life. The credibility of this study can be examin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Most important of all, however, is the sampling design of this research. Specifically, the data collection stage has taken four months to complete in which all six parishes in Macau have been included for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 sample distribution - the proportion of each age group in the
Leisure Participation in Macau SAR——An Exploratory Study sample is in proportion to that of the Macau population. Even the gender distribution for each age group approximates that of the actual population. In addition, the findings in th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also suggeste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present study. According to the "elbow criterion", one should have chosen a three dimensional solution to construct the joint space because it could explain 94.9% of the total inertia. Nonetheless, a three-dimensional solution inevitably adds difficulty for visual interpretation. Considering that the leisure pattern is fairly clear and stable with a two-dimensional solution - 87.7% of the total inertia has already been explained -and that the confidence statistics are within acceptable ranges, the study has therefore adopted a less than optimal solution without deteriorating from the quality of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Appendix Table 1 Age and Gender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Sample and the Macau Population Table 2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Sample
Table 3 Participation in Selected Leisure Activities by Gender and Age Groups (%)
Leisure Participation in Macau SAR——An Exploratory Study Table 4 Gender and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Activities * Leisure activities in which more women than men participated in Macau. Table 5 Two-way Classification of Leisure Activities by Age groups
Table 6 Singular Values, Inertia, Cumulative Percentage Explained Inertia Patterns of Spending Time and Consuming Culture, Tel-Aviv, Am-Oved: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Israel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76); Hawes, D. K., "Time Budgets and Consumer Leisure-time Behavior",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er, Vol. 4, No. 1 (1977), pp. 221-229. 5 Kao, C.H., Recreational Sport Business Management (Law Qin Fin-Taiwan Publisher, 2002). 6 Sivan, A. & Robertson, W., The Use and Demand for Recreational and Sports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in Hong Kong: Phase one report. Report to the Hong Kong Sports Development Board (Hong Kong Polytechnic, 1993). 7 Vong, T.N.,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acau, China", Leisure Studies, Vol. 24, No.1 (2005), pp. 195-207. 8 Macau 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 Macau demography, http://www.dsec.gov.mo/ej ndex.html (retrieved on 29thJune 2004). 9 Bobby, G., "The Importance of Leisure Satisfaction to the Aging Leisure Repertoire", Journal of Wellness Perspectives, Vol.12, No.1 (1995), pp. 42-50. Figure 1 Leisure Prefernces in Macau by Age GroupsNotes: 1 Marans, R.W. & Mohai, P., "Leisure Resources, Recre ational Activ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Driver, B.L. et al. (eds), Benefits of Leisure (Venture, State College, PA, 1991), pp. 351-364. 2 Cushman, G., Veal, J., & Zuzanek, J. (eds), World Leisure Participation: Free Time in the Global Village (Oxon, UK: CAB International, 1996). 3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General Social Survey: Leisure Activities Away from Home (Cat. No. 4104.0.) (ABS. Canberra, 1978); Kirsh, C., Dixon, B., & Bond, M., A Leisure Study - Canada 1972, Culturcan Publications, for the Arts and Culture Branch (Department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ttawa, 1973). 4 Katz, E. & Gurevitch, M., The Culture of Leisure in Israel:
f o n t e , s ó s e t o r n a o b r i g a t ó r i a d e p o i s d e p u b l i c a d a n oB o l e t i m O f i c i a l d e M a c a u . " " E n t r e a p u b l i c a ? ? o e av i g ê n c i a d a l e i d e c o r r e r á o t e mp o q u e a p r ó p r i a l e i f i x a r ;e s t a b e l e c i d a s . "c u m p r i m e n t o n e m i s e n t a a s p e s s o a s d a s s a n ? ? e s n e l ai n t e r p r e t a ? ? o d a l e i n ? o j u s t i f i c a a f a l t a d o s e up o s t e r i o r a o d a p u b l i c a ? ? o . " " A i g n o r a n c i a o u m án a f a l t a d e f i x a ? ? o , a l e i e n t r a e m v i g o r n o s e x t o d i a把法律還給法律——就澳門法律翻譯的問題與林巍教授商榷艾林芝 ＊一、前言前日 在 《 澳門 研 究 》第 3 2 期上 讀 到 林巍 教 授 的《三文 四語 中的 澳門 法律 公文 翻譯 探討 》 1 一文， 感慨良 多 。 林 教 授 長期 以 來 在 澳 門 報章 發 表 批 評 澳 門法律 翻 譯 的 文章 ， 今 次 更是 寫 出 洋 洋萬 餘 字 的 長 篇檄文，開頭便以“不知所云”、“不論不類”等詞來形容 澳 門 法 律及 政 府 公 文， 將 澳 門 法律 界 學 者 十 餘年來 的 努 力 一概 抹 殺 ， 文章 更 是 直 指某 位 法 律 學 者（亦為 本人 師長 ）的 著作 ，學生 甚為 不平 ，自 當為 師分 謗 。二、有關法學方面的問題林教授在文中對法律基本概念的錯誤理解的例子比比 皆 是 ， 基 於 本文 篇 幅 之 考 量 ，學 生 只 能 “ 隨 手拈 來 ” 幾 個 ， 與 林 教 授 商 榷 。葡文原文： “ A lei，independentemente da sua《澳門 民法 典》 的中 文版本 ：“ 一、 法律 不管 其淵源為何，僅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公佈後，方具 約束力。”“二、法律自公佈至生效所經過之期間由法律本 身 定 出 ；無 此 定 出 者， 自 公 佈 後第 六 日 開 始 生效。”“任何 人對 法律 之不知 或錯 誤解 釋 ，不構成 其不遵 守 法 律 之 合 理理 由 ， 且 不 免 除其 承 受 法 律 所 規定之 制裁 。 ”林教授翻譯為：“所有 法律，無論其法源如何 ，須 在 《 澳 門 政 府 公 報 》 上 公 佈 之 後 ， 具 有 法 律 效力。”“法律應寫明其公 佈後的生效日期；否則， 該法於公佈後第六日起生效 。”“任何人對法的無知 或對法 的 錯 誤 理 解 ，均 不 成 為 其 違 法的 理 由 ， 亦 不 可因此 而不 受法 律的 制裁 。 ”這段文字只短短三句，林教授的翻譯竟有八處 錯誤 ， 實 在 令 人 歎 為 觀 止 。首先其認為原版中將葡文“f o n t e”一詞譯為“淵源”為硬譯，甚為不妥， 應譯為“法源”。然而， 究竟 誰 是 硬 譯 ， 誰 為 不 妥 呢 ？“硬譯 ”或“ 死譯 ”，是 上個世 紀3 0年代 在大 陸翻譯 界 出 現 過 的 一 種 翻 譯主 張 和 現 象 ， 由 於 其 逐 字生硬 地 加 以 翻 譯 ， 因 而 往往 會 產 生 語 義 不 切 、 意 思含混 、 有 語 法 錯 誤 、 違 反目 的 語 常 規 表 達 習 慣 的 譯文。 2 例如 拉 丁 文“manc i pa t io”（要式買賣）一詞，在中國存在着 各種的硬譯 ，有人譯為“ 曼兮帕蓄” ，也有人譯為“曼西帕喬”，還有人譯為“曼兮巴蓄”。然而，無論是“曼兮帕蓄”或是“曼西帕喬”還是“曼兮巴 蓄 ” ， 在 漢 語 中 原 本是 不 存 在 這 些 詞 的 ， 它 們都是 根 據 外 文 硬 譯 過 來 的。 這 才 是 真 正 的 硬 譯 ， 即以“ 造 詞 ” 的 方 式 將 外 文 翻 譯 成 中 文 。然而，據學生所知，無 論是在上海辭書出版社 出版的《辭海》 3 ，還 是 中 國 大 百 科 全 書 出 版 社 出 版 的《中 國 大百 科 全 書· 法 學 》4 等 權 威 辭 書 ， 都 收 錄 了＊ 澳門大學法學院學生
“淵源”一詞。《辭海》一書中寫到：“淵源，本謂水 源 ， 也 泛 指 事 物 的 本 源 ， 根 源 。 如 歷 史 淵 源 。《三國 志· 魏志 ·管寧 傳》 ：“ 測其淵 源， 覽其 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這説明“淵源”一詞在中國自古有之，非為澳門法律學者自創而來。而且“淵源”一詞亦非澳門法律學者首先使用，國內著名比較法學家沈宗靈在其經典著作《比較法總論》5中分別提到了“民法法系的法律淵源”、“普通法法系的法律淵源”、“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法律淵源 ” 和 “ 當 代中 國 社 會 主 義 法律 制 度 的 法 律 淵源》；台灣法學大家鄭玉波先生在其重版了8次的著作《法學緒論》6 當中開宗明義地闡述了法律的“淵源”；香港的姚棟華和歐陽柏權先生合著的《香港法律辭彙》 7 更是直接將英文“source of law”譯為“法律淵源”。學生不免疑惑，為何他們使用“淵源”一詞時沒人認為不妥，唯澳門法律學者使用時，林教授就認為此為“硬譯”呢？反觀林教授所提議的“法源”，學生幾乎找遍了所有的辭典都沒有找到這個詞，最後在“法律淵源”一詞中才發現，原來“法源”是“法律淵源”的簡稱，其本身並非漢語中的規範用語，即漢語中並沒有這個詞的。如此説來，誰是硬譯，誰為不妥，一目了然。我們來看看林教授硬譯的結果：所有法律，無論其法源如何……，其在此為代詞，代替了前面的法律，而法源則為法律淵源的簡稱，此時整句的解釋為：所有法律，無論法律的法律淵源如何……接下來林教授斷言“不管……如何”不是法律規範用語，應為“無論……如何”。學生亦想知道為何“不管……如何”不是法律規範用語，而“無論……如何”則是法律規範用語，是否林教授有本“法律規範用語大全”之類的東西？可惜此句後面沒有任何註釋，所以結果無從得知。然而，在現代漢語中，“無論”即為“不管”8 ，兩者在此句中所表達的意思沒有任何不同。林教授可能來澳門較晚，不知道澳門的法律翻譯由於歷史上的原因，多跟從台灣、香港的法律用語習慣，例如“得”、“方”等詞。第三處是，林教授認為原版中將“obr igató r ia ”譯為“約束力”不妥，應為“法律效力”，英語 為“forceof law”，葡文為“ forç a de lei”。 看到這裏，學生不禁 啞 然 失 笑 ， 先 不 論 此處 該 不 該 譯 為 “ 法 律 效力”，單是林教授所指的中英葡三個單詞就足以讓學生汗顏。事實上，中文“法律效力”，不等同於葡文“forç a de lei ”，亦 與 英 文“ force of law”毫不相干。根據《葡英英葡法律詞典》9 一書，葡 文“ forç ade lei ”是等同 於英 文“ac t of law”；而根據《香港法律詞彙》10 一書，英文“ ac t of law”是指“法律行為”。即“forç a de lei”根本就不是甚麼“法律效力”，葡文“efei to jur í dico”或“ef icá c ia jur í dica ”，才 對 應中文的“法律效力”一詞。英文“Legal ef fec t ”才 是真正的“法律效力”11 。而葡文“obr igató r ia”譯為“約束力”是否不妥呢？既然林教授不屑於澳門的翻譯，那我們通過英文來觀察 。 根 據 《 葡 英英 葡 法 律 詞 典 》12 一 書 ， 英 文“bind”等於葡文“obr igar”，英文“binding agreement”等於葡文“acordo obr igató r io”。而根據《香港法律詞彙》13 一書，英 文“bi nd”即為“約束，束縛”，英文“binding agreement”則為“具有約束力之協議”。如此看來，學生認為此處將“obr igató r ia”譯為“約束力”實在是再妥當不過了。接下來林教授索性拋開葡文原文，自己作為立法者， 從 新 確 立 了法 律 規 範 的 標 的。 葡 文 原 文 為 ：“Entre a publicaç ã o e a vigê nc ia da lei decorrerá o tempoque a pró pr ia lei f i xar ”；中文版為：“法律自公佈至生效 所 經 過 之期 間 由 法 律本 身 定 出 ”； 林 教 授 譯為：“法律應寫明其公佈後的生效日期”。葡文的本意是想要法律本身定出“法律自公佈至生效所經過的期間”，即“公示期間”，因為在澳門法律體系中，法律在其公佈之後，至其開始生效之時，一般會有一段期間，以便民眾得以瞭解該法律。此款中法律本身 應定出 之標的 ，是“ 公示期 間（prazo depubl i c idade）”， 而非“生效日期（data de estar emvi gor）”。期間（prazo）是一段時間，日期（data）是一個時間點，如果將此處譯為生效日期，則明顯忽略了 公 示期 間 的重 要 性 ，而 未 能達 至 法律 語 言 的“準確性”。14 同樣，林教授用“法律寫明……”來代替“法律本身定出……”亦違反了法律語言的“嚴謹性”。 15第五處是，林教授在文章中苦口婆心的教導我們： 不 要 將 葡 文“ i nter pretaç ã o ”一詞 誤做 英 文“cons truc t ion ”，“ 法律解釋”是由“執法者”做出的，一般公民不能“解釋法律”，只能“理解法律”。然而，事實上，葡文“interpretaç ã o”一詞正好等同於
英文“cons t ruc t i on”，而任何人（包括一般公民）都能解釋法律，這不僅是澳門或葡萄牙法律界的基本共識，更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包括國內）的法律常識 。根據葡國學者所著的《英葡法律詞典》1 6 ，在法律詞 彙 中， 英 文“ c on s t r u c t i o n ” 等 同 於 葡 文“i n t e r pr e t aç ã o ”，亦與西班牙學者在《法律詞典》（Diccionario de Derecho）17中提到的“ i n te rp re t ac ión”一詞的意思相一致。英文法律學者在《Di c t ionary o fLaw》18中更是明確指出“ c ons t r uc t ion ”通常作為英文“ i n t e rp re tat i on”的同義詞使用。通過以上的觀察，葡文“interpretaç ã o”與 英文“cons t ruc t ion”的關係應該是一目了然了，兩者根本是同一樣東西，怎麼會“混 同” 呢 ？再來看看林教授自己對“cons truc t ion o f law”（法律解釋）所下的定義1 9 ：所謂“法律解釋”，是指從執法者的角度，對法律文本意思的理解與説明，旨在探求使用法律時對與法律規範的具體落實。容學生冒昧指出，林教授對於“法律解釋”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國內的《中國大百科全書》2 0 明確指出：法律解釋分為正式解釋及非正式解釋，正式解釋包括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及行政解釋（即為林教授所定義的法律解釋），非正式解釋是指在法律上沒有約束力的解釋，該解釋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通常為學者或個人的解釋。而《法學詞典》2 1 更是為個人可以做法律解釋提供了歷史依據：東漢應邵，鄭玄等曾為《漢律》作過章句解釋，晉代張斐為《泰始律》作解釋，著有《律釋》20卷；台灣學者鄭玉波在《法學緒論》2 2 中亦明確提到何為個人解釋。葡國學者Santos Justo在《法律研究概述》（ Int roduç ã oao Estudo do Direito）23一書中同樣區分了不同的法律解釋，並指出那些非為立法者，法官，執行行政行為的人，法律顧問，法律專家之人所作的法律解釋，稱為“私人解釋”（interpretaç ã o part icu lar）。縱觀中外法學，沒有不允許個人（私人）做出法律解釋的，唯獨林教授見解獨到，認為只有“執法者”才能做出法律解釋（cons t ruct ion of l a w）。接下來這個問題本不屬於法學範疇，而是屬於修辭學範疇，但在此亦不妨簡單指出。林教授將原文中的“任何人對法律之不知”改為“任何人對法律的無知”，即將“不知”改為“無知”。漢語中“不知”是指“不知道”，沒有任何的感情色彩，而“無知”則是指“不明事理”、“缺乏知識”，詞典中舉例為“無知妄説”等。2 4 學生覺得“無知”一詞具有貶義色彩，對於不懂法律的人，我們亦只能説他不知，而不能説他無知。在葡國學者所著的《法律概念及原則詞典》一書中提到：“ i gnor ã nc i a ” ——是指不知道或不瞭解某件事物；“ i gnorã nc ia da l ei ”—— 指一點也不瞭解法律。對法律沒有任何概念。但這與法律的錯誤理解（法律錯誤）不同，法律錯誤的情況中已經對法律有了一定的瞭解，儘管這個瞭解是不正確的。2 5 在此，絲毫看不出有任何的貶義色彩。商務印書館 出版的 《葡漢詞 典》亦 使用這種 譯法： Aignorã ncia da lei nã o exime da culpa／不知法就免不了犯錯誤。26另外，林教授對“法”（d i r e i t o）與“法律”（ le i）及“合理理由／證明有理”（justa c ausa／just i f icaç ã o）與“理由”（causa／f un damen to）等基本法學概念的混淆與濫用，學生不再 一一 列舉。如有興趣可以參考孟狄士教授的《法律研究概述》一書。三、 其他 方 面的 問 題正所謂術業有專攻，以上各項謬誤尚可以林教授對法律的錯誤理解（而非“不知”）來解釋，但林教授對《法律研究概述》一書的翻譯的無端指責，學生以為已經超出了一般的學術範疇，而只能歸為“為指責而指責”了。林教授硬是將原譯者所譯的“促進各利 益 的團 結（p romover a so li da r iedade d ei n t er ess es）”斷句為“促進……利益”，然後説，利益不能“促進”，而應“協調”。但事實上，原譯者根本就沒説“促進……利益”，譯文明明是指“促進……的團結”。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四、法 律還法 律通曉一門語言，未必通曉以該語言所作之法律，正如美國人未必通曉美國的法律，法國人未必通曉法國的法律，德國人未必通曉德國的法律一樣，會葡文，亦不代表通曉葡國的法律。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往往缺 乏該專業的專業 素養和學術素養 。而法律是所有專業中最有歷史取向的學科2 7 ，法學知識 往 往 要 經 過一 個 很 長 過 程 的積 澱 才 能 根 基 穩固。 環 顧 百 餘年 來 中 國 法律 翻 譯 界 ，大 凡 有 名 望
《澳門研究》稿約一、本刊係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 中心聯合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 。二、本刊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力求適度發揮學術理論服務社會的基 本 功 能 。三、本刊為 雙月刊，逢 二、四、六 、八、十、 十二月出版 。四、本刊優先發表下列主題的學術論文、學術信息 ：對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研究成果 ；對澳門與鄰近或 相關地區開展合 作的研究成果 ；內地、港台及世界各地可供澳門參考的發展經驗。五、本刊除發表本澳專家學者的有關論述外，歡迎境外專家學者惠賜有關論文，提供信息及資料。六、本刊堅持學術自由原則，來稿可用中文、葡文或英文撰寫（葡文或英文稿件分別以原文刊登），篇幅以3000－8000字為宜，文責自負，請勿一稿兩投或多投。七、本刊只接受通過電子郵件（本刊編輯部電子郵箱為：cms ．in fo＠umac ．mo）以文字檔傳來或寄來軟盤的稿件，手寫稿件一律不收。文稿發表與否，三個月內均通知作者。文稿一經發表，即致薄酬。八、本刊編輯部對選用文稿有權進行必要體例 規範工作，倘作者有所保留，請在來稿中説明 。附：稿件體例要求①文稿採用現代漢語規範標點符號（半型），引號用“ ”（不用直引號 ）；逗號用，（置於中位，不用下落的逗號）；書名號用《 》（不宜混用引號）。②文稿採用新細明體，題目1 8點、大標題1 4點、次標題及 內文1 2點；間隔為單行間距 。③英文 文稿 字型 用Times New Roman。④文稿內數字一律用阿拉伯數字（引用古籍例外），五位以上數字用進位號，如65，000；萬以上整數數字以萬、億為 單 位 。⑤註釋文字及參考書目均置於文末。註釋不採用西方習慣，字型大小為1 0點，並分別以1 、2、3……數字來標示；參考書目字型大小為1 2點。相關體例規範如下：專著：（中文） 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第？頁。（英文） Author，T i tle of Boo k（Place of P ubl icat ion：Publ i sh er，da te），pp．？．期刊：（中文） 作者姓名：《文章題目》，載於《期刊名稱》，出版期號，出版年，第？頁。（英文） Author of art icl e，“T i t le of art ic le ，”Journal T i tle，Vol．？，No．？（year），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