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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 門 研 究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第 23 期 Vol.23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編輯 澳門基金會 出版 2004 年 8 月

III 目 錄 專題採訪：“依法施政與‘以民為本’” . 澳門研究中心整理 1 學術論壇 “博彩競爭與社會整體利益” 澳門研究中心整理 18 淺論權利 ....................................簡萬甯 30 以輔助手段實施的電腦犯罪行為 ................廖志聰 44 建立澳門電子政府的政策分析 ....謝靜儀、石霆茵、譚婉瑩、 歐陽凱明、蕭琼、周文慧、鄭燕華 56 The Modern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System for Guaranteeing Development ...IEONG Wan Chong, TANG On Kei,IONG Hoi Sun 82 “泛珠三角”經濟區的構建 與澳門的角色.......黃漢強 124 博彩經濟理論綜合分析 ........................馮家超 144 論博彩複注倍數 ..............................王五一 166 論澳門中小企業創新 .......................... 郭永中 186 Social Market Econom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acau .............................SHENG Li 192 CEPA對澳門會計業的影響 ......................尚慧然 199 . .....

IV"Z+Z Intelligent Education Platform" —A Breakthrough in Edu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ONG Hoi Sun,CHAO Pek Kei 4209 澳門交叉文化環境與本土化市場營銷策略 之關係研究 ..................................鍾素新 225 香港訪澳遊客特徵分析 ........................曾忠祿 253 港澳居民跨境消費情況與 24 小時通關研究 .......呂國民 269 澳門社團精英的代際轉換 ......................婁勝華 279 澳門中學校園暴力欺凌現象調查 ........鄭子傑、梁啟賢 307 老齡化社會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田潔冰 319 澳門回歸教育的現狀與展望 ....................阮邦球 328 赫德與 1887 年中葡條約 .......................黃鴻釗 345 明清之際天主教會澳門創校研究 ................夏 泉 358 中葡走馬溪之役考辨 ..........................施存龍 368 资料：近 20 年澳門圖書館事業發展概況 .....王國強 378 ....

V CONTENTS Monographic Interview: "Adminis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Teople' as the Central Focus of Administration" ………………………………………Centre for Macau Studies l Forum on Gaming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Overall Social Benefits …………………………………………Centre for Macau Studies 18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Rights…………………KAN Man Neng 30 A Discussion on the Supporting Type of Computer Crimes ……………………………………………………LIOChiChong 44 A Policy Analysi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Macau Electronic Governmen ………CHE Chen I, SEAK Teng lan, TAM Yun Yeng, AO IEONG Hoi Meng, SIO Keng, CHOW Man Wai, CHEANG In Wa 56 The Modern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System for Guaranteeing Development……………………IEONG Wan Chong, TANG On Kei, IONG Hoi Sun 82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n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Region and the Role of Macau………………WONG Hon Keong 124 A Synthetical Analysis on Gambling Economic Theory ……………………………………………………FONG Ka Chio 144 The Multiplier of Repeated Bets in Macau's Gaming Industry ………………………………………………………WANGWuyi 166 A Discussion on the Innovations of Macau's Small and Médium Enterprises……………………………GUO Yongzhong 186

VISocial Market Econom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acau…SHENG Li 192 The Influence of CEPA on Macau's Accounting Industry …………………………………………………SANG Hui Ran 199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 Platform"———A Breakthrough in Edu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ONG Hoi Sun, CHAOPekKei 209 A Causal Study between Macau's Cross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Local Marketing Strategy……………CHONG Sou San 225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Hong Kong Tourists' Characteristics …………………………………………………ZENGZhonglu 253 A Study on Cross Border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Hong Kong and Macau Residents and the 24-hours Opening of Customs …………………………………………………… LUI Kwok Man 269 The Changing Generation of Macau's NGOs Elites……LOU Shenghua 279 A Study on Physical Bullying in Macau Secondary Schools ………………………………CHENG Tsz Kit, LEUNG Kai Yin 307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an Aging Society.... TIN Kit Peng 319 Present and Prospective of Macau's Recurrent Education ………………………………………………… YUEN Pong Kau 328 Robert Hart and the Sino-Portuguese Treaty in 1887 ……………………………………………… HUANG Hongchao 345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School in Macau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XIA Quan 358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Sino-Portuguese Battle in Zoumaxi …………………………………………………………SHICunlong 368 Reference: The Development of Macau's Library in Recent 20 Years……………………………WONG Kwok Keong 378

1 專題採訪：“依法施政與‘以民為本’” 被訪者：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澳門中華總商會常務理事劉藝良先生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劉本立先生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理事長姚鴻明先生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理事長陳錦鳴先生 採訪：《澳門研究》編輯部記者鄧安琪、容凱旋 首届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認真貫徹“一國两制”及《澳门基本法》，本着依法施政與“以民爲本”的精神，爲本澳带來了良好的開局、良好的发展势頭。行政長官爲本未來發蔬展所制定的重要政策正逐漸得到具體實，而未来 5 年将是一一落實相關政策并扩大收獲的重要階段，需要第二届得政長官司及時而果断的導向并繼续展示其人格魄力，以及整個公務員隧伍的緊密配合和切實執行，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参與合作。新一届的特区政府千頭万绪，如何保持本澳良好的發展局面，以澳門的整體利益爲大前提，以居成的安居樂業顯考虑，推动社会穩步向前發展，仍重中之重。爲此，《澳門研究》编辑部淤 200 年 5 月-6 有期間就“依法施政與，以民爲本”這一主题，訪問了幾位具有代表性的社會各階層人士，他们分别對首届特区政府的施政，分務員的服務素質以及對第三届特區政府的期望，發表了许多有價值珠觀點和意见。現把訪冲破内部容光焕发摘要登與广大讀者分享，敬希垂注。(相關觀點并不代表本本刊立场。本访問稿是根据现録音整理而成的。) 記者：您對首屆特區政府推進依法施政的總體評估怎樣？ 劉藝良：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總體評估，回歸以來的社會進步和民意動向已作出了回應。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5 年來，在一個比較年輕的政

2府率領下，在短短的日子裏，成績有目共睹，無論在經濟、治安、就業方面都有明顯的改善，社會的穩定為經濟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回歸以來的經濟繁榮及穩定，離不開依法施政的因素，《澳門基本法》是特區的根本大法，保證了“一國兩制”的順利實施，中央政府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在高度自治的範圍內不干預澳門的內部事務。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加上全澳市民的配合，澳門的社會及經濟發展邁出了很大步子。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按照基本法的施政上，突顯了行政主導的地位，同時立法、司法和行政機關在既尊重又合作的基礎上，致力於法律法規的完善，幾年來立法會通過的法律都是特區急需的，立法會所通過的法律，都得到正確執行；另外，檢察院和法院也沒有受到行政部門干預。總之，幾年來特區政府強調“以民為本”施政理念，並全面推進公務員隊伍的培訓，使得行政效率有明顯提高，既促使行政措施的有效落實，又令市民對政府建立起信心，這就是“一國兩制”的優勢，下一步問題是如何加強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之間的協調與合作，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劉本立：特區政府開局良好，在回歸初期，雖然社會各界對澳門發展前景的信心比較薄弱，但特區政府所實行“固本培元”的發展方針及施政策略，對經濟處於艱難時期的特區來說，是符合實際的需要，是順應澳門社會穩定發展的策略；此外，特區政府亦不失時機地抓緊經濟復甦的勢頭，及時提出澳門發展的定位，就是“以博彩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產業結構定位，並提出三大服務平台的發展定位，及加強區域合作等發展策略。這些舉措都是符合澳門實際需要的，因而產生良好社會效果。 除了政策的配合外，澳門特區亦慶幸有一個強勢的特首，在社會各界的配合下，在堅持愛國愛澳的傳統精神上，特區政府有一個良好的管治基礎，促使施政效能的正確發揮，這個基礎是一個長年累積的過程，是堅持特區依法施政的有利條件，而這個基礎亦依靠全澳居民同心協力所建立的，澳門社團在當中擔當了一個核心主導的作用，因為社會的凝聚力是推進依法施政的有效力量，這股加量將有助澳門渡過艱難時期。此外，依法施政離不開“一國兩制”方針，離不開強大祖國的支持，例如：在非典型肺炎後，中國內地及時和果斷的措施，如 CEPA 和“自由行”等，為香港

3和澳門這兩個特區的經濟復甦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同時，澳門特區在過往幾年經濟的快速恢復與增長，加之治安好轉、社會穩定，加強了整體社會對“一國兩制”方針的前景、對落實“澳人治澳”決心和信心。 姚鴻明：對於現屆政府的總體評估，有以下的幾個歸納：就是治安良好、社會穩定、經濟回升、民心認同、各界團結以及政府有效施政、市民安居樂業。依法施政就是依據《澳門基本法》實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針來治理澳門，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使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澳門回歸將近 5 年，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在以何厚鏵為首的特區政府的領導下，充分體現了基本法的原則精神，澳門進入了“以民為本”，全面建設特區的新階段，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安定祥和，政府有效施政，市民安居樂業，各項工作都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績。中央政府除了外交和國防事務外完全不干涉特區的內部事務；特區政府、立法會和法院也完全按照《澳門基本法》的有關原則建立並運作，基本法所賦予居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也得到充分的落實和保障。 在治安方面，回歸後有明顯的好轉，屢破大案、要案，社會日趨穩定。本澳的治安當局亦與國內公安機關加強聯繫和溝通，就打擊黑社會勢力、跨境犯罪以及各種刑事、經濟犯罪活動方面，達成多項合作協議，維護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在經濟建設方面，本澳確立了“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經濟發展方針，帶動了本澳經濟的整體復甦。與內地簽署了更緊密經貿合作協議(CEPA)，為本澳的工商業開通了進軍國內的大門，為澳門經濟帶來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三大服務平台的打造，進一步促進了本澳的經貿發展。在就業方面，特區政府積極主動推行各項大型工程的建設，隨着賭權的開放，金沙娛樂場等新的娛樂設施投入使用，逐漸解決和減少市民的失業狀況，開辦文化班以及“以工代賑”，為本澳的失業人士暫時舒緩了家庭及經濟所帶來的困境。本澳公務員的行政辨事效率，服務態度也有明顯提高和改善。這一切變化都是市民有目共睹的，《澳門基本法》為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提供了法律保障。 澳門特區 5 年來所取得的成績，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和澳門平民百姓的讚賞。5 年來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是成功的，“一國

4兩制”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強大的生命力，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也是卓有成效的。 陳錦鳴：特區政府成立近 5 年來，在行政長官領導下，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精神和原則，堅持依照基本法大政方針管治澳門，確保社會穩定和經濟長期持續發展，同時亦創造有利條件讓澳門加強對外關係，進一步鞏固了澳門的外向型城市、自由港的地位。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不斷加強治安管治，嚴厲打擊犯罪活動，澳門治安明顯好轉。經濟上，制定了“以博彩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政協調發展”的經濟定位，對博彩業實行適度開放，引入競爭機制和吸引外來投資，帶動市場發展和推動了周邊行業的發展，並不斷從機遇與挑戰中穩步前進，促使澳門的經濟由回歸前連續 6 年下滑，4 年負增長，轉變為回歸後的 4年持續正增長。而各業職工的就業情況亦隨着經濟轉好而初見改善，出現2003 年下半年失業率持續下降的可喜現象，凡此種種，都是澳門經濟迅速復甦並轉入健康中穩步發展的具體表現。 為了推動澳門經濟轉型，維持澳門的繁榮和穩定，特區政府積極推動澳門與內地特別是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合作與發展。澳門與內地在旅遊、金融、保險、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體育、司法、警務等多個領域的合作都取得不同程度的進展。尤其內地放寬來澳旅遊政策的實施，澳珠跨境工業區計劃的落實，港珠澳大橋工作的籌建，內地與澳門的關係更加緊密。與此同時，《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簽定，為澳門與內地的經貿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和新的動力，這些都是特區政府堅持依法施政，充分體現“一國兩制”方針在實踐中的強大生命力的最佳實證。 記者：特區政府在推進依法施過程中，應該首要抓住哪些環節？ 劉藝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需有一個良好的開局，但回歸前遺留下來的問題，以及回歸後所產生的新問題，都不容忽視，所以特區政府絕不能滿足於現狀。對於政府部門行政架構的改革、行政效率的提高、行政手續的簡化、提高施政的透明度等，都是值得關注的；此外，公務員隊伍有必要自我增值，藉以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加強他們的法制意識以及對

5法律法規的理解。其次，特區的社會及經濟發展並不單純是政府的責任，市民的整體素質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居民素質的提升是一個漸進過程。在澳門地區，居民整體素質以及文化水平存在一個較大的差距，政府在對有關法制、公民意識的推廣及宣傳上，可加強與社團的溝通與合作，鑒於澳門社團文化的獨特性和特色，各社團各界別有其代表性，無論回歸前後，政府與民間社團都有很好的配合，對於日後的官民之間的合作，政府應考慮運用有限的資源，利用民間社團的人力、物力以及他們廣泛的關係網絡，使官民合作達到一個更好的狀態，產生更佳的社會效益。由於歷史的原因使得澳門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對國家的認識不足，在“一國兩制”的前題下，澳門特別行政區若離開內地的支持，孤立地發展並不可能，所以如何體現愛國愛澳的情懷，必需加強澳門市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其實，近年來，這方面的工作已得到加強，包括到學校對青少年宣傳及推廣基本法，藉以加強青少年法制與法律的常識。第三，就是要重視傳媒的作用，傳媒對政府的工作及施政起着監督的作用，政府對於任何輿論都應持積極的態度，由於輿論本身是反映了民間的意見及渴求，廣泛聽取民意，加強傳媒的監督功能，有助於促進政府施政理念的落實。 劉本立：在特區政府推進依法施政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貫徹“以民為本”的精神，因應社會的需要，時刻保持官民之間的合作，及時瞭解民情的需要以及加強與市民之間的密切溝通，只有這樣，才能獲取全澳居民的支持與認同。其次，必須進一步強化青少年對愛國愛澳的認識及教育，才能貫徹薪火相傳的理念。無論在基礎教育，甚至大學教育上，都必須要推行道德教育，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念。雖然“一國兩制”在鄰近地區及國際社會得到廣泛的認同，但是年青一代對國家概念的認同度和歸屬感均比較薄弱，與年長一輩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有必要在基礎教育上着手，藉以培養他們對社會事務的承擔，培養一批不單對本地區作出貢獻，亦能在國內外有充份發展的人才。第三，就是要加強全體社會對基本法的認識，因為堅持愛國愛澳、薪火相傳的理念離不開對基本法的認識與瞭解，《澳門基本法》是全國性的法律文件，是澳門地區憲制性的法律，對基本法的認識及理論探討，絕不可能從表面上理解，必須全面認識，正確理解，從實踐出發，及時總結和借鑑鄰近地區的經驗。除此以外，對基本法的認識，

6不應只限於澳門本地，在內地亦不容鬆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的權力，內地的有關部門、各省市均需要按照基本法處理與澳門有關的事務，由於實踐“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均是一件史無前例的事情，繼續加強對基本法的認識，是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在兩個特區的成功落實以及維護“兩制”在特區實施的重要條件。第四，澳門地區原有的法律適應與改革亦是其中一個需要抓緊的環節，因為很多回歸前的法律本地化的工作，包括修定、翻譯與清理等均尚未完成。鑒於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澳門也應根據地區的實際需要，適時地制定一些新的法律，避免立法程序的滯後，並確保法律的嚴格執行。第五，在推行依法施政的同時必須推行公共行政的改革，合理化地對政府部門進行績效評估，引入激勵機制，增強政府危機管理的能力，在解決深層次問題的同時按輕重緩急地推行改革。 姚鴻明：回歸後，澳門社會祥和穩定，市民對未來前景充滿信心，受到“愛國愛澳”的傳統觀念影響，“澳人治澳”得以充分體現，主人翁的態度得以充分發揮，全澳市民共同就特區未來的發展出謀獻策，表現了澳人團結奮鬥的精神，在這樣的情勢下，使得“一國兩制”理念得到成功的實施，政府施政得以暢順並有效地執行。在依法施政的過程中，還有值得注意和關注的地方包括，在行政改革方面，澳葡時期遺留下來的舊體制和運作模式已不合時宜，其複雜的行政程序，阻礙了特區政府的有效施政，基於法律法規上的限制，很多改革措施亦未能貫徹落實和執行，前澳葡時期遺留下來的法律未能適合澳門社會前進發展和澳門市民的需求，拖慢了政府施政和改革的進度。此外，基於特區政府推行“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施政理念，特區政府的政制和行政改革仍未正式啟動。當然不可不提的是，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確實改進了不少，行政手續得到進一步的簡化、公務員接待公眾的態度亦加以改善，政府服務意識亦比以往有所加強，中文的合法化使得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增強，加深了市民對政府施政的理解。除行政改革以外，在政治上，特區政府必須堅持愛國愛澳、落實“一國兩制”與“澳人治澳”等基本方針，把“澳人治澳”的精神加以貫徹，特首及各級官員均為澳人並不等於“澳人治澳”，對於“澳人治澳”這個理念，更重要的是要得到廣泛市民的參與、支持和監督，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必

7須有主人翁精神的配合。一方面政府要積極推動與民間的合作與溝通，另一方面市民亦應盡量配合政府的施政，對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議。此外，亦要堅持和發揚愛國愛澳思想及傳統，顧全大局、擴大團結，使得澳門社會在這種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通過協調、協商的形式來解決問題，避免不必要的抗爭及矛盾，而社團在澳門社會解決問題和糾紛中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是市民和政府共同發展合作的精神和力量，令政府的施政過程得以順利執行。最後，特區政府在施政的過程中亦要居安思危，參考鄰近地區的經驗，加強澳門的競爭力，使特區在原有基礎上更健康地發展。 陳錦鳴：特區政府在依法施政過程中，不斷在探索和實踐中尋找出澳門本身的發展路向，事實證明，澳門今天具有良好的發展勢頭，今後的整體發展情況是樂觀的。但無可否認，澳門仍然面對不少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有待解決，其中勞工問題就是一個既複雜、涉及面廣並且影響深遠的範疇。例如本澳大部分僱員薪酬水平及工作福利等勞動待遇，還未普遍受惠於經濟發展而有所提升；外勞及黑工問題仍然是影響本地僱員就業的隱憂；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持續高企，一些文化和技術水平偏低的中壯年基層工友就業十分困難；部分行業的僱員因非典型肺炎事件而被減薪及增加工作強度的情況，疫後並未回復正常等，這些都是窒礙澳門發展的不利因素。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在制定對應措施時，就以下幾方面加以考慮：加強僱員的職業培訓；研究建立澳門人才資料庫，加強就業配對；嚴格監管輸入外勞的數目；進一步完善勞、資、政府三方的協調機制等。我們並呼籲僱主應因應經濟良好發展，及時改善僱員的勞動待遇。 記者：您認為強化公僕意識是否有助提高政府的服務素質？ 劉藝良：公僕意識是對公眾服務以及為民服務的意識，這種意識的建立應從澳門整體形象上加以考慮，而這種意識表現在政府機關接納、聽取市民的意見和投訴的方法和方式上，因為無論是前線或後勤工作人員，都必須強化他們的公僕意識，回歸後，特區政府已花了不少力氣來提高前線工作人員的服務素質及形象，無論在服務態度，接待市民的方式、以及工作效率等各方面亦作出了相對的改善。因為公務人員所代表的並不是個人，而是整個政府，在宏觀上即代表了整體澳門的形象，所以公務員的公

8僕意識的強化有助服務素質的提升，這是毫無疑問的。 劉本立：強化公僕意識對提高政府的服務素質很重要，但問題在於能否把這種意識全面貫注於整體公務員隊伍，在平衡各方利益的情況下，改變原有的習慣行為和觀念，這是難點的所在。無何否認的是，政府的服務素質確實比回歸前有所進步，但仍有改善和提高的空間，對於某些服務素質良好的政府部門確實值得表彰，但對於某些仍有不足的部門，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對提升其服務質素的要求。“以民為本”的精神是近年特首施政的重點，如何在整體公務員隊伍中強化這種意識，灌輸這種理念，以配合特首的施政方針，關鍵在於透過規章制度的完善來建立一個科學的監督機制，監管政府部門的服務素質，改善部門間各自為政的作風，加強跨部門的合作以及建立團隊的精神，並通過對公務員的教育及培訓，加強他們的公僕意識，務求把“以民為本”的精神落實在工作和服務表現上。 姚鴻明：公僕意識是值得提倡及鼓勵的，過去澳葡時期遺留下來的行政文化根深蒂固，有必要對當中的陋習進行徹底的改變，讓公務員自願自覺地發揮為民服務，“以民為本”的精神。但是重整公務員隊伍的組織文化，建立“以民為本”的精神是一個過程，這不單是對公務員能力鍛鍊的過程，亦是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在這過程需要上下共同的合作與融合，公務員對上要理解施政理念、對下要緊貼社會及市民的需求，聽取市民的意見，藉以建立一種為特區服務的精神，積極主動地為民服務的理念。回歸後，公僕精神已改善了不少，是一個好的開始，問題是如何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和發揮，例如在加強行政改革的力度上，如何把首屆特區政府所建立和鼓勵的公僕理念貫徹於第二屆特區政府上，如何避免矛盾激化和對抗性行為的產生，將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陳錦鳴：回歸後，公務員的公僕意識普遍已大大提高，服務市民、貢獻社會的理念漸漸成為主流。我們認為，公務員是特區政府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進一步強化公僕意識，將會有利於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同時亦有助加快政府推行行政改革的步伐，整體而言對促進澳門未來發展將起着重要作用。

9 記者：在依法施政過程中，如何鼓勵市民關注與參與重要政策的制定？ 劉本立：在依法施政的過程中，特區政府應持開放鼓勵的態度，並創造更多條件讓更多的市民能夠參與和關注政策制定的過程，特區政府對於民間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見，應採取多元包容、“以民為本”的態度，務求提高市民參與政策事務制定的積極性，政府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接納社會各界以及市民和傳媒意見，對於政策執行的認受性和支持程度將會有很大的幫助，同時，政府亦應吸取過往政策推行和推銷上的經驗，充分發揮政府各諮詢機構的功能，方能提高政策制定的效果。 陳錦鳴：澳門社會環境有其特色，各類社團活動十分活躍，同時對特區政府的施政、經濟發展及社會民生等問題十分關心並循不同渠道積極參與，發表意見。長期以來的實踐證明，社團作為群眾與政府之間溝通的重要橋樑，其意義是不容低估的。故我們認為，市民積極參與社團活動，有利於他們反映對政府施政的關注和參與發表意見。 記者：特區政府應否設立問責機制，讓市民有機會擴大對依法施政的監督？ 劉藝良：對於問責機制的建立，政府可考慮在部分部門成立監督的機制，尤其是那些面向公眾和提供社會服務範疇的部門，因為他們代表着特區政府的整體形象，通過聘請社會義務監督員，收集和聽取市民的意見，可以反映市民實際的需求。 劉本立：對於問責機制的建立，其實已基本存在，因為政府內部廳級以上官員都是透過委任制產生的，問題是在施政的過程中怎樣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無論是公開討論或內部座談，來徵集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其次就是必需釐清問責的目的，社會各界在進行問責的過程中應避免過份濫用問責機制，政府方面要主動並以開放的態度接受市民的監督和問責，而市民亦要盡量提供有建設性的意見，務求恰當地行使問責的權利。

10 姚鴻明：隨着社會的發展，面向全澳市民和社會的問責機制是要進一步建立和確定的，由於澳門社會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和獨特的運行模式，問題是如何使這個運作機制更適合澳門的實際需求，充分體現和發揮問責機制的作用。首要確定的是這個問責機制究竟是向誰負責，就是向澳門整體社會和利益負責，並在全體澳門市民的根本利益上考慮，這些根本的考慮絕不能受部分社會勢力和聲音所影響，必須從澳門全局和整體利益上出發，所以如何對問責機制作出定位，使之成為反映大多數市民意見的有效機制，這個方向更為重要。此外，除建立問責機制外，更需要進一步加強政府與民間的溝通，保持暢通的溝通渠通，因為沒有暢通的溝通渠道，再好的問責制度也是如同虛設，所以鼓勵建立政府與民問的廣泛溝通機制，在政策制定前先瞭解市民的所需，才能減少政府落實和執行時出現的錯位，因為抓緊“以民為本”的理念，掌握民意，從全澳市民的利益上出發，才能使政策的落實獲得更大的認同度、擁護度和支持度，及早預防，相信比事後問責更為有效。 陳錦鳴：其他國家或地區設立問責機制的主要原因，是希望促進和確保政府依法施政，行政首長的政策有效落實以及提高行政效率，不斷完善政府的運作機能。我們認為，綜觀目前澳門的實際情況，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領導及各界社團和全澳市民共同積極支持下，政府官員的施政和工作表現，已受到適當的監察，特區政府各項工作取得一定成績，受到社會認同。而今後隨着社會不斷發展，特區政府未來是否應該設立問責制，我們則認為，任何會對澳門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政策，都必須經過當局因應澳門當時的實際情況，詳細分析和研究，並充份收集市民的訴求和意見後才考慮制定和實施。 記者：特區政府應通過哪些有效渠道來徵詢民意，瞭解市民的真實需求？ 劉藝良：社團對於澳門的社會發展與施政起了很大的作用，澳門有各式各樣的社團，代表着各界別、各行業不同團體的利益，社團亦是政府徵詢民意，瞭解市民需求的重要渠道，由於社團擁有廣泛的代表性，他們與

11民間有着廣泛的關係網絡，政府可通過與社團的交流與接觸，從中聽取不同範疇及界別的團體和市民的意見，瞭解他們的需求，而社團亦可代表民間向政府反映意見，作為政府與民間接觸的有效渠道。除此以外，在現有範疇下，政府已設立不同的職能部門，如專門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和協調機制等，此外，各代表的委任必需從各人的專業和範疇上考慮，使他們更具代表性，政府可加強這些專門委員會與協調機制的作用，透過他們與市民接觸與溝通。政府亦不可忽視新聞媒體的作用，他們對於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起着監督的作用。此外，政府亦可透過立法會議員的議程前發言瞭解市民的需求，無論是官委、直選和間選的議員，他們均代表着不同界別，亦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對於立法會的意見，政府應加以重視和參考，藉以瞭解市民所需。 劉本立：特區政府可通過社會各界人士和社團來徵詢民意，但由於各界人士有不同的利益和訴求，特區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扮演好協調平衡的角色。舉個例子，儘管回歸後澳門經濟情況好轉，但由於經濟結構單一，旅遊博彩業相對蓬勃，如何平衡其他產業的發展是政府所要考慮的問題之一，特區政府在徵詢各界意見、聽取各業界所提出的方案時，必需按澳門的實際情況以及現有的條件作出客觀的判斷和關鍵性的取捨，從澳門地區目前、中期以及長期的發展和利益出發，全面顧及政策制定、執行和推銷上的影響，在平衡各界利益的同時做好引導的角色；此外，政府亦應擴大視野，吸取周邊地區及以國際社會的發展經驗，與時俱進。 姚鴻明：政府各部門在建立及制定各種政策與方針前，應主動向市民以及有關團體和界別徵詢意見，以增加政府決策的透明度，政府現時亦設有諮詢機構，如民政總署的諮詢委員會，但問題是如何發揮這些諮詢機構收集市民意見、尋求共識的作用，使之發揮其實際作用，而不是只限於形式；另外透過立法會所舉行的聽證會、質詢會，對政府的施政亦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此外，民間團體亦是政府與市民溝通的有效渠道之一，對於一些政策的制定及意見的收集，民間團體可主動組織政府官員與市民進行討論，讓市民對政府的政策有進一步的瞭解，而政府亦可及時瞭解民情，調整政策及措施。相對回歸前，特區政府的官員比以往親民，政府亦設立

12了諮詢部門，以及舉辦公開諮詢會議等，直接與市民接觸，有利於政府瞭解市民的實際需求。因此，在政府與市民互動的過程中，政府應發揮其主動性，而市民以及民間團體亦應發揮其積極性，促使政策的制定更能體現澳人治澳的主人翁精神，以至政策的制定及實施符合澳門實際的情況，反映政府施政的透明度以及全澳市民的根本利益。 陳錦鳴：正如上述，澳門社團是群眾和政府之間溝通的重要橋樑，我們認為，特區政府應在現有鞏固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與各界社團的聯繫和溝通，善用社團的良好群眾基礎，積極收集社情民意，作為今後制定施政方針的重要參考資料。 記者：民間提升對“以民為本”理念認同度的重要意義何在？ 劉本立：民間提升對“以民為本”理念的認同度，其重要意義在於讓市民瞭解他們的權限和責任，並對“以民為本”這個概念有一個正確而全面的理解，“民”並不代表一人、一小眾或一個階層，而是代表整體澳門居民，民間認識“以民為本”的意義，不在於單向要求政府為市民作出任何貢獻，而是在於建立一種雙向互動的關係，“以民為本”是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作為良好的公民，應履行公民的義務，在珍惜和維護現有權利的基礎上，為社會的整體利益貢獻自己的力量。“以民為本”就是政府和市民，在相互尊重、互利互讓的精神下，為澳門的大局發展共同作出貢獻。 姚鴻明：特區政府之所以能取得這些可喜成績，除了有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的支持外，也因為是有一個以特首何厚鏵為首的好的領導集體，並能“以民為本”，認真按基本法管治澳門。正如何厚鏵特首在《200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指出的那樣：“政府服務全體澳門市民，任何施政舉措，必須力爭最大的民意認同，使所有工作，符合市民的最大利益，並能真正順利推行，這是特區政府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堅定奉行的施政原則”。近 5 年來，特區政府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而且把“以民為本”始終貫穿在施政的全過程，這個理解也是對“以民為本”，依法施政的高度概括。而“以民為本”就是強調“人”這個因素，通過與民間的廣泛接觸與溝通，得到市民最大的認同度，為市民爭取最大的利益。

13 陳錦鳴：市民認同“以民為本”的施政方針，體現了市民大眾肯定特區政府 5 年以來的工作成績，對澳門歸屬感不斷提升，進一步發揚主人翁精神、積極參與特區建設的熱情有增無減，願意為澳門今後的繁榮富庶，穩定發展作出更大和更多的貢獻。 記者：您對第二屆特區政府有甚麼期望？ 劉藝良：相信第二屆特區政府將繼續按照基本法依法施政，至於公務員方面，增加公僕意識，提高他們本身的法律意識，加強對公務員的培訓是不可缺的。希望第一屆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包括本身的經濟發展定位能夠有延續性，同時，回歸以後雖說法律基本不變，但有些法律條文還需完善，與時俱進，政府部門方面，按《中葡聯合聲明》、“一國兩制”及基本法，考慮到本澳的實際情況及中葡居民的需要，官方語言為中文及葡文兩種，但中文的使用範圍還需擴大及推廣。現時，政府部門還有很多司法、法律文件只有葡文版本，這樣對於市民對法律的接觸造成不便，有關方面應加速這方面的改革，讓市民更容易理解、接觸法律，建議使用中葡文對照的做法。除了以上的政策延續性外，在第一屆政府所制定及批出的各種建設亦應加快落實，包括大型公共設施建設。至於行政改革方面，就有一個好的開始，“一站式”服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繼續加大提高行政效率的力度，簡化行政程序，發揮良好的效應，讓市民更理解、清楚有關行政程序的簡化。社會發展方面，離不開社會的穩定，只有社會穩定才能促使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發展是離不開社會穩定的，雖然 GDP 的增長很快、政府的財政收入很可觀，連年正增長，但經濟結構的調整、政府制定的政策如何使經濟結構多元化，將是值得考慮的課題。另一方面，我們亦看到，本澳的長遠經濟發展及結構會否太單一化的問題。本澳沒有天然資源、腹地有所限制，除此之外，政府努力打造的“三個服務平台”亦適合本澳的發展路向。如何把握出口加工業的優勢、金融服務業的優勢、自由港的優勢、低稅率的優勢，與內地加強合作，發展澳門“一國兩制”的優勢，開拓國際市場，亦是相當值得研究的。其中，本屆特區政府與廣東省簽署的跨境工業區應盡快啟動，另外，內地實行的“自由行”政策，按照本澳現時的設施及接待的能力，如果內地繼續此政策，相信對澳門會造成一定的負擔及壓力。

14 怎樣把這負擔及壓力變成動力，政府必須實施相關措施來配合，包括現時已經飽和的港澳碼頭、對外的出入境硬、軟件設施。硬件方面，出入境部門及海關的人員編制需要投入一定的資源；軟件方面，本身的設備要進一步現代化，可考慮開發電子通關系統、電子出入境系統，要與內地協商一個內地居民來澳的通行證改革措施，以配合本澳旅遊業的發展。人力資源的合理分配方面，雖然現在社會、經濟發展有一個良好的勢頭，但隨後，勞資關係問題便會出現，它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政府在制定進行人口政策時需考慮合理的人力資源分配。在資方的角度來看，工商界感到人力資源不足，勞方的角度來看，他們感到開工率不夠，失業率的問題仍存在，怎樣去解決這一矛盾，還需一個科學評估及合理的分配，包括制定合理的勞工政策，找出勞資兩方的平衡點。雖然澳門有其一定的優勢，但勞動力市場亦很重要，在制定人口政策方面，社會上現存在不同的觀點，究竟是不足還是飽和的問題要有科學的論證。我認為，應適當增加人口，特別是高素質的人口增加，包括技術人才的增加、有經濟基礎人士的增加、投資移民的增加，對於澳門整體經濟都有貢獻。至於土地資源的合理分配及運用，由於澳門本身的發展空間受制約，土地資源怎樣去拓展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無限度以填海來發展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與廣東省達成共識合作開發橫琴島的間題，第二屆特區政府亦應延續。 雖然本澳的發展空間有限，但可加強與鄰近地區，包括香港、珠海、廣東的合作與協調關係，對本澳的發展空間拓展很重要。現在，特區政府對於發展伙伴關係的政策亦很重視，包括行政長官亦親自帶領工商考察代表團到內地去訪問，政府不同範疇的主要官員亦不斷到內地進行交流訪問，大大地提高了本澳的知名度。粵澳、粵港澳的協調機制本身已經存在，避免與鄰近地區重覆建設、浪費資源、各自為政的局面，要避免上述情況出現，便要加強溝通，本身現有的機制，包括粵澳高層會面機制、粤澳職能範疇的委員會，包括大型基建協調委員會，應加大它們的發揮力度，讓它們有實質性的運作，同時，粵港澳方面，港珠澳大橋現在還在論證及評估橋的落腳點、對三方面的經濟效益及利弊。專家學者及有關的部門已提出了自己的論點，相信是時候作出結論了。珠澳方面，無論政府又好，民間又好，必須互相認識到大家本身的優勢及合作的必要性，雖然大家都有共識及方向，但實際上還缺乏溝通。另外，協調機制方面，除了官方，亦

15要有民間、學者的代表。最後，本人希望，有關政府部門還需對外加強對澳門的宣傳力度，進一步提高澳門的知名度，特別是要進一步改變外界對澳門片面的印象。回歸後，本澳出現新形象、新形勢、新機遇，但有些人對澳門還只有片面的認識，認為澳門只有博彩業，沒有其他可留戀的地方。澳門除了博彩業帶動旅遊業，旅遊業帶動整體經濟發展，還有其他行業，其他市場潛力。本澳的歷史文化、中西文化交匯的優勢，是值得進一步推介及宣傳。另一方面，民間社團舉行的大型活動，包括邀請海內外嘉賓舉辦的大型活動，政府應大力支持，發揮他們不同界別的功能及作用。 劉本立：首屆特區的工作得到充份的肯定，對於第二屆特區政府，在珍惜現有局面的同時必需承上啟下，排除障礙向前發展，爭取一切可能的力量，調動積極因素建設特區。特區政府向前發展的路向，關鍵在於“人”的因素，所以必需提升居民的素質，加大對教育投入的力度，不單只在知識和技能層面的提升，亦要在公民素質和品德層面上全面強化，擴大團結面，創造條件鼓勵年青人參與社會事務，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為培養特區未來的棟樑作準備。除此以外，特區政府亦應考慮如何在博彩旅遊業的帶動下，利用澳門的比較優勢培育新的產業，優化現有的產業結構，提升澳門的整體競爭力。 姚鴻明：在我們取得成績的時候，也要考慮到我們的不足之處，應該居安思危，尤其要認真思考以博彩旅遊為龍頭的產業定位，會引發那些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和應如何應對，對於第二屆特區政府，本人有以下的期望與建議： 1.澳門以博彩旅遊為龍頭的產業定位，在很大的程度上強化了澳門的“賭城”形象，難免會削弱了中西合璧的多元文化的豐富內涵。澳門有佷多歷史文化旅遊資源，包括人文景觀、中西文化遺產、藝術欣賞、宗教朝聖、美食休閒、運動休閒、博物展館等多姿多彩的旅遊產品在博彩業的強勁影響下發展，無法展示出固有的令人神往的強大的藝術文化魅力。在注重發展博彩娛樂設施的時候，使得其他旅遊、購物等設施顯得不足，這一點在賭權開放後更為明顯，當外資不斷湧進澳門，博彩娛樂成了一枝獨秀，澳門的其他旅遊景觀相比之下似乎已黯然失色，如何強化澳門的旅遊城市

16形象，是新一屆特區政府必須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2.由於博彩娛樂的單一性和特殊性，造成來澳遊客停留時間的短暫性。據統計，遊客在澳門平均停留時間僅 1.2 日，而一般概念上的真正渡假旅遊，遊客的停留時間應平均在 2.5 日以上。為了促進澳門經濟發展，政府有關部門要設法延長遊客在澳觀光停留時間，有關部門要大力推介飲食休閒、運動休閒、文化休閒、形成多元化的旅遊市場，即向遊客提供博彩娛樂以外的，包括食、宿、行、遊、購等其他具有一定文化品味和一條龍服務的旅遊產品。同時要大力發展會展產業，盡可能多地承接國際性的有較大影響重大賽事或會議，如：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模特兒大賽、選美大賽以及文藝展覽和演出，以吸引香港、內地以及境外的遊客。 3.單一的經濟結構易造成產業結構失衡以及抗風險能力的弱化。目前周邊國家的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澳大利亞、越南、柬埔寨等地區已宣告博彩業合法化，從長遠發展看，會對澳門博彩旅遊業造成較大的衝擊，所以在“以博彩旅遊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經濟定位中，要特別注意其他行業的協調發展，使經濟結構不均衡的負面效應最小化。當前應特別重視 CEPA 所帶來的歷史性發展機遇，加強“三大服務平台”的打造和跨境工業區的建設，使澳門盡快融入珠三角經濟區域並尋找合理的產業分工，發揮澳門的應有作用。產業結構的高度集中導致社會缺乏多元化的就業機會，其他行業協調發展可克服這些弊端。澳門也應注意引進高科技人才，發展高附加值產業。控制勞工的輸入，多為澳門居民提供就業機會。 4.由於博彩娛樂的投機性，有參與者“傾家蕩產”或“血本無歸”，個別還陪上性命的情況，屢見不鮮。博彩娛樂所派生的豐厚邊緣利益極易引發高利貸、勒索以及黑社會參與等嚴重問題，夜總會、浴室衍生的色情服務也易引發各類社會問題、對社會造成不安定因素。自由行的放開，內地不法份子也會趁機到澳門博彩娛樂場所洗黑錢、滋事等，政府應加強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 5.青少年易受“不勞而獲”的僥倖心理影響，追求急功近利而參與賭博，扭曲了人生觀和價值觀，會增加青少年的犯罪機會。目前澳門約有2%的病態賭徒，有關部門要加強對病態賭徒的心理研究，加強教育，讓政府、社會、學校共同關注病態賭徒的社會問題，及早成立或資助社團成立

17心理治療中心。政府也應從博彩娛樂的豐厚回報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作為青少年教育基金和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基金。青少年是社會的棟樑，祖國的未來，幫助、教育和引導青少年健康成長，是政府、社會、學校和家庭義不容辭的責任，尤其政府要負的責任更大。 6.“以人為本”就是提高人的素質，從公務員到老百姓都要提高素質，要善於運用盈餘，提升澳門人力資源的素質，加強人才培養和城市基本建設，提高軟件之層次，使澳門擁有強勁的競爭力，擁有持續發展的優越條件。 7.要防止出現單一經濟之壟斷，走向政治上的壟斷。“澳人治澳”，必須要從制度上保障和施政措施上落實，讓廣大市民可以廣泛參與，各階層利益均衡發展。 8.特區政府要積極關注民生事務，提高居民生活素質，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各政府機關都要多為民辦實事、辦好事，實施更多的利民、便民的政策和和措施，讓廣大居民從經濟發展中真正受惠，切實體現特區政府“以民為本”的精神。 陳錦鳴：我們認為，第二屆特區政府應該以澳門穩定繁榮為大前提，進一步與內地在經濟、治安、教科文等不同範疇工作上加強聯繫和合作，促進兩地的經濟及社會共同發展。我們亦希望，特區政府更關心和想辦法改善、解決各個範疇的社會問題，尤其最關注的是，本地僱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但應獲得充分的就業，同時更應得到相對合理的勞動待遇。此外，政府應加快步伐，盡抉訂定或修改各項勞動法律法規，進一步給予勞動者更完善的勞動法律保障。

18 《澳門研究》編輯部 “博彩競爭與社會整體利益”論壇 主持人： 吳志良博士(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 書面發言：楊允中博士(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代主任) 與會學者：蕭志成博士(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研究主任、工商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劉本立先生(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 曾忠祿博士(澳門理工學院科研暨出版處處長) 王五一教授(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廖國瑛先生(澳門博彩學會秘書長) 馮家超先生(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研究主任、工商管理學院 師) 黃漢強先生(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顧問) 記錄整理：鄧安琪、容凱旋、蔡永君 時間： 2004 年 6 月 23 日，下午 4 時至 6 時半 地點： 澳門教科文中心多功能廳

19随着本澳博彩業的開放，新博彩无素的加入，這一龍頭産業已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競争新時代。博彩業的開放，有助於提升澳門作爲旅游城市的形象及産業首次，對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扩大社會就業面，以至整體经濟發展带来正面的積極影響，但在的隠患亦相当，值得密切關水泄不注。爲此《澳門研究》纺辑部特别就相關専题舉辩一次論壇，來自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学院及相關社團的學者分别就“對博彩開放带動其他行正業發展的評估”、“博彩開开放对本澳社會带来的積极正反面效應分析”及“對博彩對未来發展的期望與對策建成議”等相關题目，深入發表了各自的见解，會场氣氣發展热烈，大家暢所欲言，并期望通過这類交流討論，進一步引起各界人士對澳門發展的關注和對深入研究澳門的關注。(有關各位學者的發言，均爭鳴之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吳志良：最近與《澳門研究》雜誌的兩位主編的討論中，大家有了一個新的想法：除了慣常被動地接受學者的稿件外，加入“澳門發展論壇系列”這一新環節，希望匯集學術界的智慧，定期舉行不同領域範疇的論壇，並將發言整理好收錄於《澳門研究》雜誌中。今天論壇的主題是“博彩競爭與社會整體利益”，這也是當前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本澳自 2001 年開放賭權以來，陸陸續續已有明顯的效果顯示出來了，包括已開幕的金沙賭場、即將開幕的銀河，接着又有已開始動工的威尼斯人，而永利渡假村亦於日內動土。另外，今天報章亦有報導，美高梅也與澳博其中一個董事簽署協議。看來，隨着賭權的開放，本澳的發展也相當之快速，財政收入不斷增加，失業率也有所下降。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也面臨全新的挑戰。博彩業開放對其他行業會帶來甚麼樣的影響？特區政府提出的經濟發展方針為“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其他行業怎樣協調發展？同時，博彩業開放後，尤其是美國文化的引入，肯定會對社會的方方面面、特別是價值觀造成衝擊，究竟博彩業會對本澳社會其他領域造成甚麼影響？希望各位專家學者能夠為本澳發展博彩業提出一些展望，特別是一些

20可行性的建議，探討在制度創新的過程中會遇到甚麼樣的問題，現代化的道路應怎樣走，本澳的整體發展將會出現怎樣的情況，我們如何以科學發展觀建設一個高素質、高品味的城市，如何塑造一個文化城市的立體形象，請大家暢所欲言。 楊允中(書面發言)：本人有四個方面思考。第一，博彩是個特殊產業，也是一個新興產業：①現代博彩與傳統賭博既有共性又不盡相同，前者屬特殊服務業，而後者是傳統犯罪形式，故兩者之間不宜簡單地劃等號；②作為社會收入再分配的特殊形式，現代博彩有其特定利用價值；③博彩與準博彩(彩票、抽獎)是“五十步”與“百步”關係。對兩者都否定不對，否定其一也不妥，科學態度是要具體分析、實事求是。對澳門人來講，兩者都不要否定；對非澳門人來講，也不要肯定自己的準博彩而否定別人的博彩；④《澳門基本法》第 118 條實質上已確定博彩是澳門法制化產業。第二，澳門的龍頭產業、主導產業的目標定位：①要發展成國際級博彩營運中心，同時要拓展產業鏈、擴大博彩拉動效應：提升整體旅遊接待水平、增加財政收入、擴大社會就業面；②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已就“龍頭”、“主體”、“協調發展”作出及時引導，但相對多元化、均衡發展的產業體系還有待深入論證並適時開發；③澳門社會對發展博彩持理性認同，本地居民基本不賭，更不豪賭，基本上“出於泥而不染”，這是極其不易的演進成果；④市場開放初見成效，證明與時俱進引入競爭機制的決策是成功的。第三，新的關注點：①遊客、賭客結構的變化：大陸遊客、賭客業已成為最大消費主體；②經營主體的變化：美資進入具正負雙面效應，在積極利用“把餅做大”正面效應的同時，要設法保護原有和諧環境和東方文化傳統；③就業市場、求職心態的變化：要提倡人盡其才、多種選擇，反對“一棵樹吊死”心態；④政府財政收入的變化：要積極防範對博彩產生依賴思維；⑤社會成本的變化：青少年犯罪、跨境犯罪、錢權結合等現象有加劇可能。第四，發展博彩要堅持五項原則：①依法監管原則；②社會利益平衡原則；③及時防範、降低社會成本原則；④競爭有序化、公平化原則；⑤服務優質化、從業人員專業化原則。

21 蕭志成：在開放博彩業之前，本地對於這個行業的基礎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的。雖然澳門在過往幾百年來一直被譽為連接中國和歐洲之間的一條橋樑，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不少團體在使用這條橋樑來滿足他們各自所需的過程中，卻並沒有為這條橋樑的穩健和長遠發展作出實際的貢獻。長期以來，本地經濟都是缺乏對於一些外來的衝擊、或對本身經濟問題作出有效應對的能力。在研究澳門這個獨特的經濟體系及其博彩業時，西方理論和相關研究經驗雖然具有寶貴的參考價值，但並不一定能夠簡單地被直接運用於研究澳門當前的問題。關於澳門博彩業與社會整體利益的關係，可以分為兩大課題來進行探討。第一，是博彩業在本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所擔當的角色，在研究這個課題時，發展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可以借鑑的；第二，是博彩業的收益與社會整體成本效益的問題，而社會成本效益則關係到福利經濟學中的理論基礎。實踐中，在研究博彩業與本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時，史提芬·永利先生於 1993 年在西岸立法研討會(Western Legislative Conference)上的一段講話，是值得我們細心思考的，從而確保開放博彩業和引入外來競爭可以支持本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史提芬·永利先生建議與會人士若要採用這個城市作為一個典範，那麼明瞭是甚麼因素使它取得成功是重要的一環。博彩業並不如一般人所想是經濟救世主。“即使在 50 年代的極為混亂的拉斯維加斯，其吸引之處並非賭博的本身，而是這個城市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感。……博彩業是內華達州旅遊業的經濟推動力，但它並不是旅遊業的支架。這個州的經濟增長與健全的經濟是有賴於其非博彩行業的吸引力，而博彩業則為相關的投資提供了所需的資金。” 現在，澳門開放博彩業，可預期的相關投資資金和博彩稅收是會增加的，但如何能夠有效地利用這些資金，為本土經濟的穩健和長遠發展凝聚出一股新的推動力，以及確保資金在本地經濟體系內運行時的實際效用，是一個必須受到相關企業和政策部門所正視的課題。以往，本澳的博彩業發展欠缺長遠的規劃，未來，本澳博彩業內部的競爭和面對來自亞太區的競爭將越來越激烈，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和業界應攜手探討這方面的問

22題，為澳門博彩業和本土經濟的未來發展定出一個綜合、長遠的規劃。 劉本立：旅遊博彩業作為澳門的龍頭產業，雖然官方沒有精確數據得知它佔 GDP 的份額，但若用增添總值概念來說，我想它大概已佔約一半，而其中博彩業的收益為 286 億，佔旅遊博彩業總收益已逾七成，同時，博彩專營稅已佔政府總收入約七成。而賭權開放和“自由行”的推行已對來澳旅遊的客源結構造成很大的改變。內地旅客從 2000 年佔澳門旅客客源不足三成大幅躍升，在 2003 年下半年取代香港成為訪澳的最大客源，而本年 1－5 月內地遊客仍然保持強勁增長勢頭，同比增長 95%，佔來澳旅客比重近六成，而他們的消費力更是眾多客源之冠。 但我們仍需注意這些數字背後的一系列關於澳門博彩業的問題，現時利好的因素確是令“餅”做大，博彩業的開放亦有趨勢使其向更多元化發展，可是，現時(新舊營運者)的側重面仍是博彩(Gambling)那方面，其他方面的成效還未能看到，而內部的競爭也將日益加劇，可是，澳門要面對的競爭還包括與外地的競爭，亞洲多個國家/地區開賭的呼聲越來越高，用聚群(Cluster)的概念來說，就是澳門旅遊博彩業這個集群能否是獨特的、有規模的，所以這幾年對澳門來說是非常關鍵的。本人認為儘管現時澳門博彩旅遊業擁有快速的增長，但仍應有居安思危的意識。同時，博彩業既要發展好，那就必須管理好，怎樣形成良性競爭機制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問題，雖然按自由市場運作的原則應由市場調節，但政府不能避免規範的角色，以達致多贏的局面。而政府對博彩業所帶來的資源如何善加利用以作為本澳的持續發展，也將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另外，澳門的中小企業在這情況下一方面面對很多的機遇，仍同時面對非常嚴峻的挑戰，外來的資本越來越多進入本澳的同時，我們的本土企業在規模、能力等都未必能與其匹敵。外資的湧入同時會帶來他們的價值觀，對整個社會將會帶來甚麼的影響呢？我們平常誇耀澳門人很自律，並不好賭，但最近的跡象顯示這“出於泥而不染”的現象對社會較易受誘惑的年青人這一群來說並不適用，而博彩業的主導地位會否使賺快錢的文化

23越來越厲害也是值得關注的。同時，現在的客源主要是中國內地，但未來的客源或許擴展至東南亞的地方，從長遠來說，澳門是否應有對策防範病態賭徒(本地居民和遊客)？一旦內地的政策有變，澳門有何對策？ 再者，澳門的旅遊博彩業應有明確的定位，要有差異化的定位策略，不一定要照搬拉斯維加斯或大西洋城的模式，反而需要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例如內地的旅客都較喜歡百家樂這類型的桌上博彩，而拉城則以角子老虎機佔的比重較大，故我認為若能將兩者的聯繫加強，相信能產生更好的互動。 另一方面，至目前為止，訪澳遊客的逗留時間仍然很短，最近的數據更顯示旅客平均逗留時間有所降低，同時，旅客的增加(主要為內地旅客)亦對澳門的旅遊設施的承載力產生壓力，根據旅遊學院較早前所作的研究發現，澳門的承載力約為每年 1，500 萬人次，而本年遊客的數目很大機會超過 1，500 萬人次，或會接近 1，600 萬人次，所以現在是時候趕緊對這方面作出周詳的計劃，如交通等方面的配合。 最後，我想補充的是，我們不能把目光放在 GDP 的增長，因其不代表一切，更談不上等同於社會的全面發展。現時澳門的發展很不均衡，正如吳志良博士所提及的文化方面，澳門仍然滯後，我們怎樣把中西文化交滙的特色成為澳門的“亮點”，我想在旅遊宣傳的定位上需多下一點功夫，突出澳門文化方面的特色。 曾忠祿：現時澳門博彩業的發展有四點是值得重視和關注的。一是博彩業的發展增長強勁，可是它同時對其他行業的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我們不難看到現在製造業比以往更難招聘工人，而最近我們對中小企業所作的調查，發現為數不少都已關門或準備關門，可以看出澳門的博彩業的蓬勃發展使本澳的經濟對其更趨依賴，因為與博彩業不相關的行業會受到更大的壓力而萎縮，這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這雖然不一定是壞事，但本澳的有關機構(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學術機構)應對此作一個預測模型，看一看各個因素的變化對各行各業的發展所造成的影響程度，看看將面臨哪些威脅或機遇，以採取相應的對策。二是現時鄰近國家/地區的競

24爭越來越激烈，澳門博彩業發展對周邊地區存在着互動影響，澳門博彩業的發展會增加他們開賭的意願。以新加坡為例，它最近提出開賭的構想，理由之一就是澳門博彩的高收入。一直以來新加坡都是各國發展的楷模，亦是傳統上比較保守的國家，若它也實行合法博彩，將對其他有意開賭的地區有一示範效應，如台灣、日本等。故澳門對博彩收入的宣傳應該盡量低調一點。應把這些數據作商業秘密般看待，限制外地人士得知有關數據，只對本地學者/人士持開放的態度，以方便他們開展研究工作。第三，最近內華達州在內地設立旅遊辦事處，目的是為了吸引內地遊客去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州也在不久前派遣一個代表團到內地游說民航總局允許開辦內地直飛拉斯維加斯的航線，與此同時，金沙賭場的總裁威廉·懷德(William P.Weidner)也曾多次表示澳門的賭場僅僅是誘餌，目標是把大賭客吸引到拉斯維加斯，若航線開辦成功，對澳門將有很嚴重的影響，故澳門政府應組織人員到北京下功夫，盡量避免開通直飛拉斯維加斯的航線。就像美國的利益團體到國會游說保障自我利益一樣。第四點是博彩設施供給的問題，現在澳門博彩設施的供應增長速度很快。太快的速度可能會引起惡性競爭，太慢又會影響本澳政府應得的收入，或因供應不足而令周邊國家/地區有機可乘。這些都是值得作深入評估和分析的問題，通過分析可以瞭解究竟多快的增長速度對本澳最為有利。 關於博彩市場的容量方面，本澳必須對遊客的客源、消費水平、數量等作預測，以掌握對博彩市場未來的變化，隨時調整有關政策。當中可根據遊客增長的數據和消費增長的傾向情況，預測未來幾年市場的增長趨勢。數據可通過大量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等方式搜集。 王五一：我們應注意到關於澳門賭彩業現有“三牌五家”之間的關係，若任憑外地投資者掛靠現有博彩經營者，將來可能是三牌六家、七家，這就會涉及到澳門博彩業的制度建設。這問題首先是由業界提出，經過媒體廣泛報導，而再由學術界討論，我個人認為這種邏輯順序並不正確，學術界應在這方面更為主動。 澳門當初開放賭彩業的其中一個出發點和動機是反壟斷，而反壟斷亦即是需要競爭機制。競爭機制是

25由市場來決定的，但因博彩業本身的特殊性，學術界應對它作更多的研究。就博彩業的競爭，澳門現在的情況可說有兩個層次的壟斷競爭。第一，是各賭場經營者之間的競爭，就如香煙製造商，各自有自我的品牌和客源，消費者習慣了購買一個品牌，便不太輕易轉換另一個品牌，這就使得各製造商在一定程度上對某種品牌有一定的定價權，即壟斷性。然而，既是同行業，即使存在花色上的差別，也仍會存在一定的競爭，即壟斷競爭。他們在某程度上可決定價格，但範圍非常有限，所以他們不是完全價格接受者，也不是完全價格制訂者。澳門博彩業的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5 家公司各有自我的特色和針對的客源，形成壟斷競爭，這也是澳門開放博彩業的其中一個目標。另一個層次的壟斷競爭就是澳門博彩業作為一個整體與世界其他博彩市場的競爭。澳門與拉斯維加斯存在一定的競爭，但由於地域的關係也是壟斷競爭。可是，若澳門鄰近國家/地區也開賭，那澳門由地域關係所產生的壟斷競爭優勢便沒那麼明顯。這種雙重的壟斷競爭關係如何配合澳門博彩業的制度結構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各博彩營運商的競爭首要當然是市場份額，但另一競爭目標則是原材料，而在澳門的特殊情況下則為勞動力的競爭，正如其他學者提出博彩業對其他不相關行業的衝擊，這衝擊的機制很大程度上就是勞動力的爭奪。如一個經濟體系的開放度未達到一定的程度，強勢產業對弱勢產業的衝擊便形成，相反地，若像拉城般擁有開放度高的勞動市場，從美國各地的移民可作源源不絕的勞動力補充，這種衝擊便不存在，也就是說，要設計澳門的競爭機制時要考慮到不僅市場份額的競爭，還有是原材料競爭的特殊性，所以這問題是值得社會各界都加以重視，否則，賻彩業的興旺會對其他行業造成負面影響。 而在價格競爭方面，在澳門博彩業，狹義的價格概念就是賠率，其他包括小費、碼糧(佣)、賭廳承包制中的押金等都是價格競爭的一部分，這些東西如何協調，哪一種的價格競爭有利於提高澳門博彩業在世界博彩業中的整體競爭力？哪一種的價格競爭不利於提高澳門博彩業的整體競爭力？若澳門的整體競爭力因價格競爭反而降低，那便是違背了當初開放市場的原意。另外，因澳門現時是 5 家博彩公司，這造成價格機制形成的不確定性，按照經濟學的理論，如有 500 家博彩公司，它們一定是在完全價格競爭情況下的價格接受者，如若只有一家，那它必然會依照它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來決定價格，但就是因為 5 家的關係而令它們的價格充滿着

26變數。澳門是否需要完善博彩行規制度，同時，博彩行業的客觀環境也令政府並不容易監管博彩價格的競爭，因此，我個人認為，澳門博彩市場的價格競爭對澳門整體的競爭力沒有很大的推動作用，相反，若競爭是圍繞着花色品種和服務質量方面的話，則能較大提升澳門整體的競爭力。 同時，我以加拿大卑斯省的一個小城在上世紀 90 年代突然關閉作一例子說明產業間的互動關係，這個小鎮的形成是因當地發現了銀礦，而當時銀礦的收入佔該鎮的 1/3，明顯地這產業就是其經濟的核心，後來銀礦開採盡了，居民都搬走，其他產業也無法生存，整個城鎮也沒有了，那麼在澳門博彩業與其他行業的關係也是這樣嗎？假若澳門的賭場現在關門了，那麼澳門的經濟會出現怎樣的結果？但歷史上也有其他的例子，如美國的三藩市，它是以金礦起家的，淘金業也一度成為它的龍頭產業，可是它能順利的完成産業過渡，也就是説當淘金業消失的時候其他産業也跟上來了。因此我們應注意怎樣把龍頭產業轉化為火炬產業，用它來點亮其他產業的發展。這便存一個設計方向的問題，重點將是澳門政府如何花錢，把博彩的稅收幫助澳門其他產業過渡和找尋新的出路。 廖國瑛：我們今天探討的題目是澳門博彩市場的開放所形成了市場競爭的局面，對澳門整體社會利益所帶來的影響。何謂澳門整體社會利益，剛才在座各位專家學者已提出了多項標準，很有見地。整體社會利益的指標可以有許多。首先，澳門在區域內整體競爭力獲得提升，令澳門博彩業從傳統上被人認為的賭博(Gambling)向遊戲(Gaming)、娛樂(Entertainment)以及旅遊(tourism)的層面提升，使到澳門成為區域內名副其實的上佳旅遊目的地。其次就是博彩業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在博彩業開放後所帶來的效果不至於增加社會成本。我們的目標可不能把所有的遊客都變成賭客，否則要付出更多的成本，這個社會成本甚至會轉嫁到澳門範圍以外。第三，博彩業開放需要使到澳門經濟產業結構變得更加多元化，改變過去過份依賴賭博業的狀況。特區政府在決定開放博彩的時候很有見地。當時提出要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從而帶動其他行業發展，特別是家庭度假旅遊以及會議展覽。第四，澳門中西文化交滙的特色獲得發揚光大。

27澳門不會被外界喻為賭城而已，澳門不是賭城這麼簡單，這也是符合澳門整體社會利益的標準。澳門的品牌定位應當要給遊客營做的形象是“博彩並不是澳的全部”。過去不少人總愛提出學習拉斯維加斯賭城。其實，記得當年澳門政府開放賭權的時候提出的是學習拉斯維加斯闔家旅遊度假以及會議展覽，而不是學習更多的賭博花招，把澳門的“賭味”搞得越來越濃。非常動聽。過去許多輿論總認為澳門的“賭味”太濃，需要改變形象。不知道現在回想起來，澳門開放賭權之後，這個形象改變了沒有？第五，博彩業的開放應當使到澳門本地旅遊業待客服務素質獲得提升。這點涉及澳門本地的接待能力問題。充足的接待能力是提升服務素質的必要條件。如果片面的強調增加澳門的賭客，但是各家賭公司又沒有充足的接待能力，那麼提出提升澳門旅遊博彩業服務質素也只是空談。因此，因應來澳遊客的增長速度，澳門酒店、娛樂、交通、購物設施的配套、旅遊博彩業人力資源的供求關係等涉及接待能力的硬體和軟件設施怎麼去配合，這都必需從詳計議。個人認為澳門的旅遊業應朝着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考慮，不可濫於接待遊客。保持服務的質素和配套設施能相適應非常重要。 許多人都會贊同旅遊博彩業是澳門寶貴的資源，就像一個森林一樣，必須讓它得到可持續發展，隨意無限開發相信沒有好處。有關澳門旅遊博彩業的供求關係問題很值得研究。較早前有娛樂場的開幕有過的轟動場面，是否就此證明澳門博彩業是供不應求？也有說法是葡京娛樂場的賭枱圍着幾層的人群，結論是否就是澳門博彩業接待能力供不應求？有多少人能証明這些人群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娛樂群體，有多少是觀光客？葡京名氣大，很多人去參觀一點都不出奇，但並不是澳門全部的賭場都是座無虛席，不少娛樂場可容納客人的空間還是挺大的。

28 馮家超：自博彩市場開放後，競爭已在價格層面上開始了，依本人所見，狹義上的價格競爭已反映在老虎機的賠率上，馬佣方面也聽說將會上調，市場已作出了一定的反應，所以對於政府應否在博彩價格上立刻作出規範有不同的看法，本人認為無形之手剛有效地運作，應要多看一段時間才可得悉市場的最佳定價以達致三贏效果。 至於與會者談及博彩業數據透明度問題，本人同樣面對難於找到具體之數據，但對於把數據隱瞞不給外地拿到的做法有所保留。縱使周邊國家/地區在網上或其他媒體找不到數據，它們也能通過官方甚至組織代表團到澳門拿到資料，故本人認為反而需要增加這方面的透明度。像拉斯維加斯博彩業數據的透明度增加後，令市場效率增加，促進市場公平競爭，因而使營運商不得不提升各自競爭力及強化市場定位，創造非賭博元素及不斷為顧客帶來新體驗，各營運商之間的競爭變成引領市場發展之動力，最終變成了整個行業的競爭優勢，令其他地方難以模仿及競爭。因此不難發現拉斯維加斯博彩業最大部分的收益不是博彩，而是酒店及相關收入，瞭解這些數據後，大部分地方想模仿的只是他們的做法，增加博彩項目作為發展旅遊業配套之一，而不是以博彩項目為主。 社會影響方面，本人與另一位同事曾在 1 年前作過一項調查，目的主要是：第一，統計澳門有多少人參與博彩？第二，他們對博彩的看法是怎麼樣？第三，澳門有多少病態賭徒？第四，這情況是否嚴重？根據結果統計，在 2002 年 3 月－2003 年 3 月的期間，本澳居民參與本地商業博彩的投注額約有 10 億澳門元，若以總博彩業毛收入 288 億計算，比例還是很低的。但同時我們發現年輕人參與博彩的人數也不少，是否過去澳門人擁有的免疫力已失效？或是博彩業開放改變了他們對博彩的看法而形成博彩習慣？這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而我個人並不贊成把老虎機娛樂場發展致遍及澳門所有區域，尤其是住宅區，因這樣很可能增加本地年青人參與博彩的比率。雖然估計現時本澳病態賭徒的數字相比其他地區仍可接受，調查後估算是澳門整體(15－64 歲)為 1.78%，學生為 2.66%，但已察覺到年青人參與賭博有上升趨勢。故今年受教青局之委託將在下半年進行另一項大型調查，就是研究 13－29 歲澳門年青人之博彩行為。

29 作為學者及社會工作者，這情況是不容忽視的，例如在美國很多地方開賭後都出現回歸的情況，即是剛開賭時政府把開賭後所獲得的稅收視作一種利益，但後來發覺它也同時帶來社會的負效應，例如病態賭徒的產生和開賭後所引起的社會及治安問題等，當這些社會成本越來越高時便會引起社會反彈，重新思考當初的決定是否正確。當然澳門不存在博彩從無到有的問題，但若由博彩開放所引來的負效應不能有效控制及預防，這個反彈依估計在 1－2 年後便會出現，政府應對此多下功夫，因現在這方面的對策仍是空白。同時，反彈的聲音不一定只是來自澳門還可能包括內地，因為隨着內地有越來越多自由行旅客來澳博彩而成習慣，當中極可能產生問題或病態賭徒或利用公款到澳門豪賭的案件增加。雖然有人認為這與澳門無關，但澳門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絕不可對因其博彩業的發展而可能轉嫁負面效應予鄰近地區的情況袖手旁觀。 黃漢強：博彩業會為一個社會帶來正面及負面的效益，怎樣把它的正面效益充分發揮出來，把負面效益降到最低，就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當前，我們要集中解決以下問題：①博彩業與本土經濟均衡發展的問題；②博彩業發展與居民生活素質提高的問題；③博彩業發展與青年教育的問題；④博彩業發展與社會和階、生態環境優化的問題；⑤博彩業發展與澳門同周邊地區關係處理的問題；⑥博彩業發展的社會成本問題。由於博彩業發展快速，上述方方面面的問題，都要加緊加強研究，我建議相關學術機構，應攜手合作，集中資源，重點突破。對此，特區政府理應積極支持，同時善用博彩稅收，積極引導，不斷提高對博彩業的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對市民的教育，以及不斷強化本澳的人文環境。

30 淺論權利 簡萬寜* “權利”乃日常生活中談和使用頻度較高的一個法律名詞；然而，對於有些聽聞者、談論者，還是使用者來說，對此詞的涵義顯然存有偏頗之見，無法對之作出全面、正確地闡述和理解。鑒此，筆者試圖對此問題進行一次初步的探討。 一、“權利”概述 (一)定義 《法律辭典》給“權利”解釋為：“法律賦予人實現其利益的一種力量”。 從通常的角度理解，“權利是法利賦予權利主體作為和不作為之許可或認可”。1史常寬教授認為，“權利云者，依法律之擔保，得貫徹其利益之可能性也。或謂之法律賦予人格者(自然人、法人)之力”。2 Carlos Alberto da Mota Pinto 定義：“權利是指自由請求或期望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作某種行為或僅以自由意思行為或自由意思行為連同公共當局的行為產生另一人(對方)不可抗拒的特定法律效果的法律權力”。3張文顯對這權利的理解是：“為規定或隱含法律現範中、實現於法律關係中的、主體以相對自由的作為和不作為的方式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4彭萬林、覃有土、李開國等給“民事權利”下定義為：“是法律為保障民事主體實現某種利益的意思而許其行為的界限”。5馬俊駒、余延滿把“民事權利”詮釋 *華僑大學經濟法碩士

31為：“民事主體為了實現某種利益而依法為某種行為或不為某行為的可能性”。6 從以上諸法學學者、專家對“權利”所作的表述，我們不難看出，每種表述各有側重。但概括地看，他們所解釋的內容，可把“權利”的內容理解如下。 1.“權利”可理解為法律所承認和保障的“利益” 在此“利益”，簡單地說，是指“好處”，與“弊”、“害”相對。具體地理解，應包括如下內容：①需要是利益的基礎和始因；②利益是主體對客體的一種主動關係；③利益是人們行為的內在動力；④利益是客觀範疇。比如，澳門《民法典》承認澳門居民對自己的合法財產享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這裏的“使用”、“收益”和“處分”都可給所有人帶來經濟利益。比如，使用自己的出租車經營運輸服務贏利、對存於銀行的存款有權收取利息、出賣或出租自己的物業收取價金。以上的例子是“權利”表現為經濟利益。但有時“權利”也有不表現為經濟利益的情形，比如《澳門基本法》第 30 條第 2 款規定，“澳門居民享有個人的名譽權、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隱私權”。這裏所指的“權利”並非經濟利益，而僅指“人格利益”。在此，法律承認和確認的是澳門居民的人格利益。總之，有否“經濟利益”，法律都一致予以確認，同時，為確保各項利益能實現，變為現實之權利，法律得提供有效的保障措施。例如，該條第 1 款又作出規定，“澳門居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居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民法典》第 1，202 條規定：“受妨害或被侵奪之佔有人，得按第 328 及 329 條之規定運用本身之力量及威嚴，或得向法院求助，以保持或回復其佔有。 2.“權利”可理解為法律賦予的一種“資格” 這裏的“資格”是指去行動的資格、佔有的資格或享受的資格。例如，根據《選舉法》規定，年滿 18 歲的澳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既享有選舉他人的權利，也享有被人選舉的權利。根據社會保障制度的法律規定，社保基金享有者，在年老時(滿 65 歲)有權領取退休津貼。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 21 條第 2 款規定，“人人有平等機會參加本

32國公務的權利”。具體地說，有了具“資格”內容的“權利”，就意味着權利人具備合法的“身份”，有權向別人提出作為與不作為的主張，有法律能力或權力(權能)不受他人干預地從事某種活動。比如，凡符合《澳門基本法》第 24 條有關“永久性居民”規定的，合“資格”成為澳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居留權”，並有資格申領“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和“澳門特區護照”。 3.“權利”可理解為“主張” 即指具有正當性、合法性、可強制性的主張。根據民事法律規定，權利主體可作出要求承認某行為(事實)的合法性的主張、要求承認對某物合法佔有的主張、要求對方返還某物的主張。這一系例的“要求”都表現為權利主體的“主張”，其目的是確認和保障權利主體“權利”(主張)的正當性、合法性和可強制性。比如，財產所有人的合法財產被人非法佔有、出售、損害，所有權人訴到法院，要求法院作出判決，依法確認其所有權的主張，並依法要求侵害人停止侵害、返還原物、恢復原狀並賠償損失。當公民的民事權利遭受非法侵害時，有權要求侵害人停止侵害行為。這裏的“要求行為”應視為受害人提出具法律意義的“主張”。 4.“權利”可理解為“自由” 即指法律允許的自由一有限制，但受法律保護的自由。“自由”應理解為權利主體可以按個人意志去行使或放棄某項權利，不受外來干預或脅迫。法律規定公民享有某項“權利”，實際上就是一項“自由”。例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第 2 款又規定：“人人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另外，第 12條第 1 款規定：“合法處在一國領土的每一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第 2 款又規定“人人有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以上所提到的“自由”，就是“權利”。同時，“自由”又可分為“言論的自由”和“行動自由”。第 19 條指的就是“言論自由”，而第 12 條所指的就是“行動自由”。因此，我們常常看到或聽到，人們常把這個詞交遞運用或合並在一起，實際上，表述都是一樣的，內涵上沒有甚麼區別。誓如說，某人享有選擇工作的權利(或自由)，或者說某人享有

33選擇工作的自由權利。依筆者看來，表達的思想信息應是雷同的。 5.“權利”可理解為“力量”“權能”(或“權威”和“能力”) 即指法律賦予權利主體的一種用以享有或用以維護特定利益的力量或權能(包括權威和能力)。例如合法財產所有權人有權把自己的財產出售、讓與、贈予別人，就表現了權利人的這種“力量”或稱“權能”。又如債權人(權利主體)有權要求債務人償還債務。這裏的“有權”，實際上是指“力量”、“權能”“權威”等意思。 6.“權利”可理解為“可能性” 即法律規定的所有權人作出一定行為的可能性，要求他人作出一定行為的可能性以及請求國家強制力量給予協助的可能性。一般地說，法律賦予某人的一項權利，僅是指“立法上”的權利，這權利只是處在應然狀態，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實際上享有的權利。所以，要把“應然狀態的權利”變成現實意義的權利，即權利人實際享有的權利，就應要求義務人承擔一定負擔，依權利主體的要求，不為或為某一行為，以實現權利人所追求的利益。同時，還有國家作為後盾，以確保在義務人不履行義務時，依法強制其履行或承受一定不利於己的法律後果來實現權利。 7.“權利”可理解為“許可與保障” 即指法律所保障或允許的能夠作出一定行為的力度，是權利主體能夠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以及要求他人相應地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許可與保障。上面已提到，“權利”反映了權利人的“意志自由”。也就是說，雖然法律賦予他某項權利，但是權利人可以自由決定取得或放棄之，可以作為，也可以不作為，法律不宜強制和干預。這正與“義務相反”。比如，婚姻自由(包括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也就是說，人人享有結婚的自由(權利)，這項權利，權利人可以結婚也可以不結婚，別人、任何組織都不得干預。若是受到干預，法律應予以保障，確保結婚權利的實現。雖然，有些名詞常與“權”相連結和表述，但是其含義與上述的“權利”有所區別，這裏的含義表示職務的權力，職權，行使者沒有行為的自由，不得放棄，必須依法行使，否則，就應承擔不利於自己的法律後果。嚴格地說，這裏

34的“權”不能視為真正意義上的“權利”，因為，它們沒有具備真正意義權利的本質特徵。比如：公務員行使職權，是與自己的職務有關，法律賦予他們有如此的權力，同時也是職責所在，他們不可自主決定行使或不行使，否則，就是失職，就要承擔法律責任。如澳門民政總署的工作人員有權對澳門的城市市容、環境衛生行使管理、監督、處罰等權利。這些權力是他們的職權，不得任由他們自由決定，該管時必須管，該罰時必須罰，否則，就是失職。親權、監護權也是這樣，對於權利行使者來說，得積極、如實地行使，並要勸勉地行使，否則有違法律的規定。實際上，這些權利對於權利行使主體來說，應該是一項義務或負擔，對他們來說，並沒有甚麼利益可言；相反，他們還時刻處於遭受懲罰的可能性。 (二)權利的特徵 綜上面對權利的詳細闡述，我們不難把握權利的特徵。與義務相比較，權利能體現權利主體的意志自由，不受任何約束，同時，有些權利可放棄，也可轉讓和出售。例如物之所有人可不行使物權、知識產物所有人可轉讓和出售自己的知識產權。 (三)權利的分類 權利可以從不同角度、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分類。 1.根據權利存在的形態，可把權利分為應有權利、習慣權利、法定 x 權利、現實權利 應有權利是權利的最始形態，它是特定社會的人們基於一定物質生活條件和文化傳統而產生的權利需要和權利要求，是主體認為或被承認應當享有的權利。由於應有權利又往往表現為道德上的主張(以道德主張出現)，所以也被稱為“道德權利”。應有權利是雖未被法律明文規定，但根據社會關係的本質和法律精神應當由主體享有，所以在司法實踐中，應予以承認和保障。例如，根據澳門《民法典》有關遺產繼承的特留份兒的規定，雖然仍有些國家未有法律規定；此外，有些國家已允許被判死刑的人選擇執行死刑的方法，如選擇注射、上吊、毒氣和槍斃等。 習慣權利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形成的或從先前的社會承

35傳下來的，表現為群體性、重覆性自由行動的一種權利。習慣權利也是法外權利。如奴隸社會的奴隸主對奴隸的所有權。法定權利是通過實在法律規定或通過立法綱領、法律原則加以宣佈的、以規範的形態存在的權利，又稱“客觀權利”。在重視法治的國家和人權的國家，法定權利是權利的主要存在形態，但法定權利並非僅限於法律明文規定的權利，也包括根據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水平，依照法律的精神和邏輯推定的權利，即“推定權利”。因為，任何權利立法都不可能象流水帳那樣把人們應當享有的權利一一列舉出來；那些沒有入帳的權利只有靠推定來發現和確認。推定權利多見於司法活動中。為此，要求司法人員，無論行政執法人員；還是司法機關司法人員必須具有紮實法律專業知識的根基，把握住立法的精神，具體案件，具體分析，科學、合理地行使判斷力，正確地推定並賦予權利主體依法應享有的權利。比如，有關澳門居留權的判定，法律也只是作一些原則性的規定，而要針對每個人，每一情況作出判定，那是相當複雜的。所以，只有依照法律的精神和邏輯來推定，才能作出正確的判定。 現實權利是指主體實際享有的權利與行使的權利，亦稱“實有權利”。 2.根據產生權利的法律規範，可把權利分為基本權利和一般權利 例如，根據憲法所產生的權利為基本權利，而根據一般法律所確認的權利為一般權利，如民法規定的民事權利、社會保障法規定的權利、勞動法所規定的權利。 3.根據權利所體現的社會内容(社會關係)的重要程度，亦即它們在權利義務關係中的地位、功能及社會價值，可把權利分為基本權利 基本權利是人們在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根本權利，是源於社會關係的本質，與主體的生存、發展、地位直接相關的，人生而應有之的權利。這些權利一般由憲法或基本法確認或規定。如《世界人權公約》規定人人享有的權利以及《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居民享有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和社會權利權利即是。政治權利包括：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自由權、結社自由權、遊行權等；經濟權利包括：享受社會福利、勞動報酬、勞工福利、退休保障、有薪假期、解僱賠償等權利；文化權利包括：文學藝術及其他作品成果的受保護權利、出

36版自由、創作自由、教學自由和學術自由等權利；社會權利包括：參加各類合法成立的社會團體的自由、參與各項社會活動的自由等權利。 4.根據權利對人的效力範圍，可把權利劃分為一般權利與特殊權利 一般權又稱“對世權利”或“絕對權利”，其特點是權利主體無特定的義務人與之相對，而以一般人(社會上的每個人)作為可能的義務人。其內容是排除一切人的侵害，要求一切人不得做出一定的行為。例如公民的生命權、健康權、國家安全權等就屬於這類權利。特殊權利亦稱“相對權利”、“對人權利”、“特定權利”。其特點是權利主體有特定的義務人與之相對，權利主體可以要求特定義務人作出一定行為或抑制一定行為。合同關係中債權、侵權行為的索賠權、婚姻家庭關係人要求扶養權、贍養權和教育權就屬於此類權利。 5.根據權利之間的因果關係，可把權利劃分為第一性權利 與第二性權利第一性權利亦稱“原有權利”。第一性權利是指直接由法律賦予的權利或由法律授權的主體依法通過其積極活動而創立的權利。如財產所有權、締約權、人身自由權、言論自由權。第二性權利亦稱“補救權利”或“救濟權利”。補救權利是指在原有權利受到侵害時產生的權利，如訴權、恢復合法權益的請求權。 6.根據權利主體依法實現其意志利益的方式，可把權利劃分為行動權利與接受權利 行動權利是指使權利主體有資格做某事或以某種方式採取行動，如選舉權，結社權等。接受權是指權利主體有資格接受某事物或被以某種方式對待，如被選舉權、接受贈與權。 7.根據權利主體的不同，可把權利劃分為個體權利、集體權利、國家權利和人類權利 個體權利是個人/自然人依法所享有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和社會權利，通常叫做公民權利。集體權利是指社會團體、企事業組織、法人等集體所享有的各種權利。國家權利是指國家作為法律關係的主體以

37國家或社會的名義所享有的各種權利，如對礦產資源、河流、海域享有的所有權、審判權、檢察權和外交權等。人類權利是指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或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共同享有的權利，如環境權、和平權、生存權、共同發展權、資源共享與開發權等。 二、權利與義務的關係 (一)結構上的相關關係 權利和義務兩者是互相關聯，即對立統一的關係，是同一法律關係中兩個分離的、相反的成份和因素，是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面。同時，它們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貫通的。權利與義務一個表徵利益，另一個表徵負擔；一個是主動的，另一個是受動的。例如，權利人依法對物行使所有權，於權利人而言，所享有對物的佔有、利用、處分等利益是主動的行為，是否行使諸類權利由權利人自主決定，別人不得干預、也不受法律約束和強制。另一方面，當權利人行使所有權的同時，任何人必須負有不得干預、剝奪、妨礙權利人的行為。也就是說，義務人必須承擔一個負擔，即抑制自己的行為，不由得自己的任意，否則，就應受到法律的阻止和制裁。權利與義務的互相依存關係表現為，權利和義務不可能孤立存在和發展，它們的存在和發展都必須以另一方的存在和發展為條件；它們的相互貫通關係表現為權利和義務的相互滲透、相互包含以及一定條件下的相互轉化。從上述的對立統一關係的意義，可以得出結論：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一方不存在，另一方必然不存存。 (二)數量上的等值關係 權利和義務在數量上是等值的。首先，一個社會的權利總量和義務總量是相等的。在一個社會，無論權利和義務怎樣分配，不管每個社會成員具體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怎樣不等，也不管規定權利與規定義務的法條是否相等，在數量關係上，權利與義務總是等值或等額的。為更清楚地說明此觀點，我們可以用數軸來解釋。

38 (權利與義務數軸圖) 假設既不享有權利也不履行義務可以用“0”來表示，那麼權利和義務的關係就是可以表示為以“0”為起點向相反的兩個方向延伸的數軸，權利是正數，義務是負數，正數每展長一個刻度，負數也一定展長一個刻度，而正數與負數的絕對值總是相等的。7其次，在具體法律關係中，權利義務互相包含。權利的範圍是義務的界限，同樣，義務的範圍就是權利的界限。因為權利主體超越義務範圍，要求義務主體去從事“超法義務”或“法外義務”是非份非法主張，義務主體有理由拒絕。另一方面，權利主體有資格要求義務主體不折不扣地履行義務，以保障其權利的實現。例如，在一個諾成的買賣法律行為中，買方有支付價金的義務，同時也有獲得所買的標的物之權利，賣方有收取價金之權利，同時有交予標的物的義務。在此買賣行為中，買賣同時完成，也即權利實現和義務的履行。但是，作為賣方來說，不得要求買方同時購買其他買方所不需要的物品，作為完成是次交易的附帶條件，或者要求買方支付高於同日同類物品價金來完成交易，這樣做是非法之主張，也是超出自已的權利範圍，強求義務人從事“超法義務”。顯然是不受法律保護和支持的。 (三)功能上的互補關係 法是以權利和義務雙重機制來指引人們的行為，調處社會關係的，並且是在權利和義務的互動中運行的。權利和義務各有其獨特的總體上又是互相補充功能。 第一，權利直接體現法律價值的價值目標，義務保障價值目標和權利的實現。法律總是以確認和維護某種利益為其價值目標，並且以權利的宣吿直接體現其價值目標。當價值目標得以確立並且由權利加以體現之後，義務的設定就是必不可少的。單純的權利宣告不足以保障法律價值目標的實現。以《澳門基本法》第 31 條規定為例，“澳門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

39不受侵犯。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入侵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要實現這一規定的價值目標，光有法律規定是不足夠的，是不能自動實現的，非得有義務人自覺履行不作出以上行為，以及在居民的權利受到侵害時，能及時得到司法的救濟和保障，才能真正實現權利所體現的價值目標。 第二，權利提供不確定的指引，義務提供確定的指引。權利和義務都有指引人們行為的功能。但它們指引行為的方式及其結果是不同的。權利總是與某種有利的、至少一般來說不是人們不希望的後果的歸結相連。至於是不是每個有資格享有權利的人都認為這種結果是有利的，並通過行使權利的活動去實現這種結果，則取決於當事人的意志。例如，《澳門基本法》第 34 條規定，澳門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和權利。此條權利規定對於不信教者來說，就是多餘的，他們不希望獲得此權利，有無此權利都不重要。由此可看出，權利指引給人們留下較大的自我選擇餘地，它們預設的法律後果帶有較大的或然性即不確定性。而義務是不容個人任意選擇，總是與某種不利的、或一般來說人們不希望發生的後果歸結相連，如剝奪財產、自由、生命等處罰。 第三，確定指引與不確定指引標識着義務與權利另一功能的差異。義務以其強制某些積極行為發生，防範某些消極行為出現的特有的約束機制而更有助於建立秩序，權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導向和激勵機制而更有助於實現自由。法律規定，對於負有義務的人，必須負有作出消極的不作為(抑制行為)或作出積極的行為讓渡和配合權利人順利實現權利。而享有權利的人並無負有義務去爭取權利，僅是從所追求的利益出發，權衡利弊，自願選擇，自主決定是否爭取權利和利益。 (四)價值意義上的主次關係 由於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的性質和結構不同，法律價值取向不同，權利與義務何者為本位，是在不斷的變化過程。在古代社會的法律中，是以義務為本位，而在現代社會，即從資本主義社會碓立後，逐漸重視公民的權利，法律制度傾向於“權利本位”。“權利本位”的法律制度具有如下方面的特徵：第一，社會成員為法律上平等的權利主體，沒有人因為性別、種族、膚色、語言、信仰等特殊情況而被剝奪權利主體的資格，在基本權利的分配上被歧視，或在基本義務的分配上被任意加重。

40這一法律精神已體現在《世界人權宣言》第 1 條、第 2 條、第 7 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 條；《澳門基本法》第 25 條等規定中。第二，在權利和義務的關係上，權利是目的，義務是手段，法律設定義務的目的在於保障權利的實現；權利是第一性的因素，義務是第二性的因素，權利是義務存在的依據和意義。比如，兒童有接受教育的權利這一規定，為實現這法定權利之目的，同時必須規定強制義務，要求父母和國家(政府)履行送兒童讀書和提供保障的義務，後者就是實現前者之目的，否則，僅有後者的規定，根本沒有意義。第三，在法律沒有明確禁止或強制的情況下，可以作出權利推定，即推定為公民有權利(自由)去作為或不作為。第四，權利主體在行使其權利的過程中，只受法律所規定的限制，而確定這種限制的目的是在於保證對其他主體的權利給以應有的同樣的承認、尊重和保護，以創造一個盡可能使所有主體的權利都得以實現的自由、公平而且安全的法律秩序。換句話說，法律的力量僅限於禁止每一個人損害別人的權利，而不禁止他行使自己的權利。 當然，在重視權利的同時，不能走極端，應該防止“唯權利論”的思潮，把權利絕對化，不受約束和限制，只講權利，不講義務，把兩者割裂開來，這是應該防止的。 三、合理行使權利與有效解決權利衝突 (一)有效把握權利的“度”、合理行使權利 既然權利是法律確認和保障人們實現某種利益的資格、可能、自由、權力，但是權利的主張和行使必須在法定的框架和範圍內才是合法的，才受到法律的保護，而不能任意擴大權利的範圍，超越權利的閾值(界限)去主張和行使權利，否則必遭法律的否認，並應受到法律制止和制裁。要知道，權利的範圍就是義務的界限，義務的範圍也是權利的界限。超出自己的權利範圍行使權利，無理要求義務人超出自己的範圍履行“超法義務”或“法外義務”，這顯然沒有法律依據。為使我們更明白這個論點，不妨採用下圖來說明。

41圓線外為義務人要履行的法定義務範圍 從上圖可以清楚看出，橢圓內為權利人要行使和主張的權利範圍，也就是他只有在此範圍內行使權利才合法。而橢圓線就是所講的閾值(界限)，權利人不得超越橢圓線向外延伸。一旦跨出橢圓線就是權利人要履行的義務，就是侵犯義務人的權利。反過來看，義務人也只能是在橢圓外履行法定義務。假如權利人擴大自己的權利範圍行使和主張權利，必然導致義務人履行多餘的義務或稱超法義務或法外義務。例如，法律規定，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侵入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從這一規定的精神是，居民享有不讓任何人任意、非法搜查、入侵其住宅和其他房屋之權利。同時要求，任何人負有抑制作出任意、非法搜查、入侵居民住宅和其他房屋之行為。但是，這一規定於居民而言並非無限制，權利範圍並非可無限伸延，從而無理阻止偵查、司法人員為執行公務而依法定程序搜查、進入其住宅和其他房屋的權利。從這一點看，偵查、司法人員是有權依法這樣做的，而不必再負有不進入、不搜查的抑制行為，否則就是不履行職責。居民也沒有法律依據阻止偵查、司法人員依法執行搜查工作。 (二)權利衝突的產生 上面講的是，當權利主體主張和行使權利時，其他人同時負有作為和不作為的義務使權利人實現其權利。而本節所講的是，兩個權利人同時行使權利時，並兩個權利是存在着密切的對應關係。要是把握不好它們的

42度，必然產生碰撞，也就是所說的“權利衝突”。以知情權和隱私權為例，任何人不得以行使知情權為由，而不受限制地任意不限擴大知情權行使的範圍，勢必導致對他人隱私權的侵犯。反過來，任何人不得以保護自己的穩私權，而任意擴大自己隱私權的範圍，阻止他人行使知情權，同様也是對他人知情權的侵犯。下面以圖示說明。 可見，不管是哪個權利，都有各自明確法定的範圍，不由得任意的擴大和伸延。權利的行使和主張必須把握好法律規定的度；否則，將會發生權利與權利之間的衝突；同時，超範圍行使和主張權利，是非法行使和主張權利，是不受法律保護和保障的。 (三)權利衝突的有效解決 從上，在日常生活中，權利衝突是屢見不鮮之事。原因有二：其一是，行使權利的人不明確和把握不住自己權利的範圍而導致的；其二是，行使權利的人有意模糊權利範圍，故意擴大權利範圍，以便爭取更多的非法權益，以滿足個人的需要。所以，要做到避免權利衝突，有效地解決權利衝突，合法、合理、正當地行使和主張權利，就必須做到：第一，多學法、多瞭解法，增加法律知識，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第二，準確把握權利的範圍，嚴格依法行使和主張權利，最低限度是，在行使權利時，不得抵觸、損害他人的權益；第三，權利衝突發生時，能理性解決。 最後，筆者以《世界人權宣言》第 29 條第 2 款告戒人們，“人人在行使他的權利和自由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於保證對旁人的權利和自由給予應有的承認和尊重，並在一個合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當需要”

43 註釋： 1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律辭典編委會編：《法律辭典》，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 1，128 頁。 2 史常寬：《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18 頁。3 Carlos Alberto da Mota Pinto：《民法總論》，澳門大學法學院、法律翻譯辦公室出版，1999 年，第 88 頁。 4 張文顯：《法理學》，法律出版社，1998，第 114 頁。 5 彭萬林、覃有土、李開國：《民法學》(修訂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56 頁。 6 馬俊駒、余延滿：《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1999 年，第 82 頁。 7 徐顯明：《公民權利和義務通論》，群眾出版社，1991 年，第 65 頁，圖表由筆者自製。 參考書目： 1. 張文顯：《法理學》，法律出版社，1998 年。 2. 史尚寬：《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年。 3. 馬俊駒、余延滿：《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1999 年。 4. 彭萬林、覃有土、李開國：《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1998 年。 5. CarlosAlberto da Mota Pinto：《民法總論》，澳門大學法學院、法律翻譯辦公室出版，1999 年。 6. 程味秋、楊誠、楊宇冠：《聯合國人權公約和刑事司法文獻匯編》，中國法律出版社，2000年。 7.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律辭典編委會編：《法律辭典》，法律出版社，2003 年。 8.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澳門基本法》，1993 年。 9.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常法律法規全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 年。

44 以輔助手段實施的電腦犯罪行為 廖志聰* 一、常見電腦犯罪行為 以輔助手段實施的電腦犯罪行為是指當犯罪發生時電腦雖不是主要工具，但與犯罪行為相關。即沒有技術手段支持犯罪也會發生，但以電腦為輔助手段的，促使犯罪更快發生、使操作的信息量更大、使犯罪更難確定和偵查。1其常見主要包括洗錢、色情活動和不當言論等犯罪行為。 (一)洗錢 網上洗錢是指犯罪份子在互聯網上以密碼或加密傳輸信息的方式，在網上銷售或存儲錢款，從而達到洗錢目的的犯罪活動。犯罪份子通過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中介轉換、兑現，使其非法資金在形式上“合法化”。信息時代隨着網路商務、虛擬錢包、電子銀行、在線商店、網路租賃等業務的發展，洗錢活動也日趨電子化。2但本人認為澳門的網上洗錢活動並不嚴重，而實際上仍可適用現行的法例來加以打擊。主要是澳門雖是一多元的經濟活動體系，如銀行、外幣兑換店、賭場等，又是自由貿易港，沒有法例規定出入境的外匯限額，容易促成了賭場和外幣兑換店的洗黑錢活動，但經網上洗錢活動多是使用銀行體系來進行，如電子銀行等，戶口的款項交收都可提供一定的記錄，作為偵查的有力證據，同時政府亦頒佈多項防止清洗黑錢措施(包括單行刑法 6/97/M 號《有組織犯罪法》、法律24/98/M 號補充預防措施、《刑法典》第 227 條贓物罪、第 228 條物質上 之幫助罪和第 331 條袒護他人罪等)。 * 中國人民大學比較刑法學博士研究生

45(二)色情活動 網上色情活動表現以個人或互聯網的服務提供者為主，出於牟利或其他目的，不加選擇地在網上提供色情資訊、網上淫媒服務或交易資訊，危害網民身心健康及網路世界良性發展的犯罪行為。目前有效管制網上色情活動是否必須？對於網上展示、散佈色情或猥褻性質的圖片、照片或文字行為和網上作媒介進行色情交易的犯罪行為，這是否能適用現行有關刑事法律的規定呢？ (三)不當言論 網上不當言論指利用互聯網進行恐嚇、散佈、毀損他人人身自由及他人名譽的行為，主要表現通過匿名的電子郵件等方式恐嚇他人，或在電子佈告欄上侮辱或誹謗他人的犯罪行為。那麼該等行為是否仍滿足現行《刑法典》的有關規定？ 二、網上色情活動 互聯網已經變成一個展示和散佈色情內容的新式媒體，在那裏人們很容易找到色情資訊，也提供了一個進行色情交易的場所。如有些色情網站提供留言版給網友上網留言，以尋找性伴侶或尋找一夜情，甚至有些網站以營利為目的，招收會員進行色情交易等。據 1996 年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研究小組的一項調查，網上有 92 萬件涉有色情或猥褻性質的圖片或文字，而英國米德爾塞克斯大學的一名教授發現，在非學術性的信息中有47%的活動與色情有關。因此，美國有關當局在 1996 年 2 月 1 日通過《通訊標準法》，該法主要是規範以通訊設備傳送淫穢或猥褻資訊的行為和明知利用該設備傳送色情資訊的人，最高可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並處罰金。但該法被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美國圖書館聯盟和電子隱私資訊中心等團體向法院提出違憲訴訟而最後推翻。當時法院法官指出條文確實有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法對保障民眾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同時也剝奪了成年人寄發與接收資訊的權利，加上現行美國對軟體或有其他相關制度去管制色情資訊，故該法並非唯一合適的手段。即認為色情資訊對青少年的身心發

46展雖有不良的影響，但不宜妨害成年人閱讀色情資訊的權利。同時，美國國會為了確保網上的多元意見管道及貫徹上述言論自由的宗旨，認為提供上述服務的網上業務單位或法人和個人或自然人是完全可免法律的有關責任，該法最終反映了“政府沒有權力因為言論的內容、觀念、信息、或是主題而禁制這些言論。”3 但對於兒童色情資料方面，美國是有另外規定。美國的猥褻及兒童色情的相關法規指出，不管使用甚麼方法創作、擁有、以及散佈猥褻資料的，都是犯罪行為；而販賣和促銷此類資料的人，要負相關的刑事責任。但怎樣才構成兒童色情，美國各州有不同規定。在聯邦法中，指任何與利用未成年人從事與性有關的視覺描繪，這裏的未成年人是 18 歲以下的人，但在印地安那州刑法規定為 16 歲以下的人。而美國有學者指出，其實兒童色情是指照片上一個幾乎沒穿甚麼衣服、擺着挑逗、或是淫蕩姿態的兒童。4因此，在網上色情活動中，美國只規範了含兒童在內的色情資料，如照片上沒有兒童就不受任何限制。相反地，中國國家公安部在 1997 年 12月 16 日發佈的《電腦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利用國際聯網製作、複製、查閱和傳播淫穢、色情資訊，而第 20 條更指出除給予行政處分外，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依 1997 年 5 月 20 日《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電腦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的決定》修正第 13 條指出，從事國際聯網業務的單位和個人，不得製作、查閱、複製和傳播淫穢色情資訊。可見，雖是自行查閱網上的淫穢色情資訊，但是從事國際聯網業務的單位和個人提供發送的，內地亦視為一種傳播淫穢物品的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可以傳播淫穢物品罪定罪，若有營利性質，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處罰。5因此，內地事實上限制了所有網上相關的色情活動。 本人贊同中國內地要管制的做法，為何要限制網上的色情資訊和活動？這是因為色情資訊會嚴重腐蝕未成年人或兒童的身心健康，而對於管制成人接收色情資訊的理由，則在於色情資訊會激起其幻想，並且引起生理反應，可能令其進一步走上犯罪的道路，故管制網上色情資訊並不妨害成年人言論自由的權利，認為法律所賦予的言論自由不應包括可傷害或影響其他人的言論，網上色情資訊是一種精神垃圾，青少年閲歷淺，辨別能力弱，對青少年的發育成長絕對是無益的。因此，本人不認同美國只保護

47了有兒童在內的色情資料，而不防礙兒童接觸色情資訊的做法。正如在家擁有猥褻等色情資訊，是不觸犯刑責的。但認為個人在家中擁有猥褻資料的權利，並不代表也有接收、傳送、或是散佈這種資料的權利，而政府對這些資料散佈對象的規定也不應只限定在未成年青少年，和未經同意的成人方面。其實，與傳統上管制色情資訊一樣，都有相關的立法阻止青少年接觸色情的條例，難道這又是違反成年人言論自由嗎？同時，認為提供或傳輸色情或猥褻資訊的網上業務單位或法人，不能因難以監控，或人力資源不足等為藉口而推卸任何責任，付一定的法律責任或相關義務是必要的，要知道有一些不道德的網上業務單位或法人，為了豐厚的利潤，可能成為對危害社會最大的色情網站供應商。因此，有效管制網上色情活動是必須的。而目前所發生的犯罪行為，本人認為，主要都是網上展示、散佈色情或猥褻性質的圖片、照片或文字的行為和網上作媒介進行色情交易的行為，這是否能適用現行有關刑事法律的規定呢？ (一)展示、散佈色情或猥褻性質的圖片或文字的行為 行為人利用電腦技術製造、展示或散佈有涉及色情或猥褻性質的圖片或文字等為內容的物品時，如光碟，影片等，以公開販賣、陳列、展出或有侵害兒童性質是可適用現時第 10/78/M 號 6 月 8 日的《關於色情及猥褻物品的公開販賣、陳列及展出》的單行刑法和澳門《刑法典》有關的規定。其中《關於色情及猥褻物品的公開販賣、陳列及展出》第 1 條 1 款規定，“廣告、通吿、佈告、秩序表、手抄品、圖片、圖樣、印畫、徽章、唱片、照片、幻燈片、影片。總言之任何印刷品、機械轉播工具及其他視聽傳播物品或方式等，其內容有涉及色情或猥褻者，一律禁止在窗櫥、牆壁或其他公眾地方標貼或陳列、擺賣或販賣、展出、派發或以其他方式作宣傳的行為。行為人一經公開販賣、陳列、展出上述物品時，處 6 個月監禁及同刑期的罰款。”該法第 4 條第 4 款更指出“將色情或猥褻物品或工具售給未滿 18 歲的未成年人，或透過彼等販賣者，將構成加重處罰情節，所受處罰相等於有關監禁及罰款額的一倍。”同時，《刑法典》第 166 條規定，對兒童之性侵犯罪是指“與未滿 14 歲之人為猥褻、性交、肛交、暴露性器官的行為；或在其面前為猥褻行為；或向其展示色情物件；或利用其制造色情物品的行為。”如行為人對兒童說猥褻話，或向其展示色情文

48書、表演或物品，又或利用兒童拍攝或錄製色情照片、影片、其他錄製品，可處最高 3 年徒刑，意圖營利的處 1－5 年徒刑。然而，在網上實施該行為是否仍然適用上述刑事法律條文呢？所謂網上展示、散佈色情或猥褻性質圖片或文字是指行為人自行設立網站展示、散佈有色情或猥褻性質的圖片或文字，此類行為通常是藉由公開的網址，得由不特定之人以網路連結之方式自行進入網站，開啟網頁查閲的行為。6 本人認為由於網上實施該行為符合以“其他視聽傳播物品或方式”要件，這是通過電腦技術在網上展示或散佈為方式罷了，而網上查閲亦可滿足“陳列、擺賣或販賣、展出、派發或以其他方式作宣傳”要件，加上該法第 2 條第 2 款第 b 項把“透過視覺及/或聽覺上過份刺激的技術，而對性變態或性態作圖利的利用”亦歸納在色情的定義上，即只要內容有涉及色情或猥褻的，仍受《關於色情及猥褻物品的公開販賣、陳列及展出》單行刑事法律規範。對於《刑法典》認為網上的圖片雖不具有文書的性質，但內容上具有色情或猥褻性質的，亦可刺激、興奮、滿足行為人或第三人的性欲，損害善良風俗，違反良好性道德觀念的行為，對未滿 14 歲之人實施的，認為仍可適用第 166 條相關規定，而不須制定新的展示、散佈色情或猥褻性質的圖片或文字罪的罪名。例如香港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其規範內容亦可適用在網上展示淫穢物品的行為一樣。同時根據《關於色情及猥褻物品的公開販賣、陳列及展出》第 1 條 2 款規定“不施行按照將來所訂管制規則及領有特別准照的專營此種業務的場所之內”、第 3 條“限制方給予准照”規定和第 4 條第 3 款指出“社會傳播機構的負責人，倘其工具附有渲染色情或猥褻言詞或形象時，將以共犯身份答辯。”故業界必須持有准照，否則以共犯身份處罰。但目前並不適用從事國際聯網業務的單位或法人，由於不存在申請網上展示、散佈色情或猥褻性質的圖片或文字准照的規定，加上網上不具有傳統場所的意思。因此，認為是有必要完善相關的立法。 (二)網上為媒介的色情交易行為 澳門《刑法典》第 163 條淫媒罪是指乘他人被遺棄或陷於困厄之狀況，促成、幫助或便利他人從事賣淫或為猥褻行為，並以此為生活方式或意圖營利的行為。本罪既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權利，也侵害了社會治安管理

49秩序及良好的社會風尚。如行為人有使用暴力、嚴重威脅、奸計或以欺詐方式，又或利用被害人精神上的無能為力情節的，則構成第 164 條的加重淫媒罪。如對未成年人作出的，則構成第 170 條的作未成年人之淫媒罪。值得注意的是，行為人必須是乘他人被遺棄或陷於困厄之狀況，方能構成淫媒罪。如果賣淫者完全自願賣淫，並不存在危難，即使行為人促成、幫助或便利他人從事賣淫或為重要性欲行為，認為也無法成立淫媒罪。而淫媒罪的行為人，必須是以作淫媒為生活方式或意圖營利。7 故此如色情網站作為媒介提供色情交易的資訊，除乘他人被遺棄或陷於困厄之狀況外，而網站又是以營利為目的。本人認為可適用現時淫媒罪的有關規定，而不需規定新罪名為網上為媒介的色情交易罪。這是因為“促成、幫助或便利他人從事賣淫或為猥褻行為”亦可通過網上進行的。然而，對於不符合“乘他人被遺棄或陷於困厄之狀況外”及“以作淫媒為生活方式或意圖營利”目的要件的，雖網上的留言信息有涉及性交易的內容，但不能以淫媒罪處罰，故對網上為媒介的色情交易行為，是否需要新的立法規範？ (三)設立網上色情活動罪的立法建議 有台灣學者指出對於提供網路連線服務商而言，因扮演了提供連線傳輸資訊或提供虛擬主機服務者的角色，認為是網上散佈或販賣猥褻資訊的幫助，如知情或經告發後仍然提供該服務的，應負一定刑責；如不知情的，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但該學者亦指出實際上服務商很難對每個網頁進行監控，及認定其故意幫助而負刑責。新加坡政府向聯網業務單位提供色情資訊網站的黑名單，禁止任何連線到該網站的行為，否則其吊銷業務執照。美國透過分級、過濾等技術或業者自律、免費提供軟體等措施，將選擇權交給使用者，以免違反言論自由的規定。8澳門有學者指出聯網業務單位某程度上應負責，但不宜嚴格規定，否則破壞了言論自由的空間。9德國《為信息與電訊服務確立基本規範的聯邦法》的第 1 節 5 條規定“電訊服務的供應商，根據不同情況，承擔不同的責任，對於自己提供的資訊，負全部責任；他人資訊的，在技術上有可能防止而不加以阻止時，應負責；只提供連線的，則不負任何的責任。”10 可見各國對網路提供服務者承擔主要有兩種傾向：①責任嚴格化。

50只要網上發生色情活動等侵權行為，服務商就應當負法律責任；②過錯責任。政府有告知義務，服務商主觀有過錯的，才負有關的責任。本人認為難以認定業界為故意的幫助作用而需負責，而政府或服務商提供分級、過濾等技術或業者自律的措施，將選擇權交給使用者的做法不可取。電腦技術不斷更新，分級、過濾軟件亦要不斷改進更換，成本負擔過重，且成效亦不大。而傳統上賦予網上展示、散佈色情或猥褻性質的圖片或文字的場所資格而需申請准照，使其符合《關於色情及猥褻物品的公開販賣、陳列及展出》的有關規定的做法，由於電子認證或數位簽名技術相關法律未制定，實難於認定使用者的確實身份資料，故暫不適宜提供網上色情准照方案。因此，澳門地區有關方面似可借鑑德國的《為信息與電訊服務確立基本規範的聯邦法》規定，該規定是介於責任嚴格化與過錯責任兩極端中庸狀態，是符合各方利益的做法。即對於自己提供網上色情資訊的供應商，需負全部責任，處以網上色情活動罪；色情資訊屬他人的，在技術上有可能防止而不加以阻止時，應負一定責任；只提供連線的，由於從一個網站到另一個網站可以通過網路的連接實現，服務商無法控制該連線是否在發送色情資訊的，故不需負任何責任，但如果該網站屬政府的黑名單或遭告發而繼續接駁的，該單純提供連線的服務商，要負一定責任。而面對網上為媒介的色情交易行為，目前如不符合“乘他人被遺棄或陷於困厄之狀況外”及“以作淫媒為生活方式或意圖營利”要件，信息有涉及性交易內容的，是不能以淫媒罪處罰這問題，本人認為，暫時不需要新的立法規範該行為。這是因為現時政府對報刊內廣告版的相關資訊管制寬鬆，如某夜總會的價目表或用“按摩”字眼的廣吿等涉及性交易內容的信息。認為不應將該網上的交易行為與傳統上相關的交易行為作不同看待，即網上為媒介的色情交易行為仍要符合“乘他人被遺棄或陷於困厄之狀況外”及“以作淫媒為生活方式或意圖營利”等要件時，才能構成第 163 條的淫媒罪；如行為人有使用暴力、嚴重威脅、奸計或以欺詐方式，又或利用被害人精神上的無能為力情節的，則構成第 164 條的加重淫媒罪；如對未成年人作出的，則構成第 170 條的作未成年人之淫媒罪。當然，該有涉及性交易內容的信息，如符合網上展示、散佈色情或猥褻性質的圖片或文字程度的。本人認為仍可適用上述網上展示、散佈色情或猥褻性質的圖片或文字罪的有關規定處罰。同時，如網上的色情活動符合單行刑事法律 7 月 30 日第

516/97/M 號《有組織犯罪法》第 8 條的構成要件，本人認為亦可適用之，以操縱賣淫罪定罪處罰。該條是指“凡誘使、引誘、或誘導他人賣淫者，即使與其本人有協定，又或操縱他人賣淫者，即使經其本人同意，處 1－3 年徒刑；不論有報酬否，凡為賣淫者招攬顧客，或任何方式助長或方便賣淫者，處最高 3 年徒刑；如犯罪未遂，處罰之。”但認為不適用該法第35 條賣淫罪的規定，因網路不是傳統意義的公共地方或公眾可進入的地方。 三、網上不當言論 網路通訊的內容有涉及一些人與人之間的觀念，或由言詞、圖像和聲音表達出來的意見等，這觀念或意見可在幾秒鐘內被送至世界上數以百萬的使用者，如美國線上佈吿欄登上一篇消息，在幾秒之內可不須花一毛錢就把它傳到數以百萬的訂戶中。但在真實的世界散佈同樣一份的消息，其效果及範圍是無法比擬。如須到郵局寄出去或登在報上、雜誌上、經收音機、電視、廣播，或是發傳單，或是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説等。所以網路傳播改變了信息的交流方式，使人們可發表言論的機會大增，但該言論也可能侵犯他人的名譽及人身自由的情況。如學生網上誹謗教師、女明星被人移花接木到裸女身上等。然而，網上這種不當言論的行為，是否仍受傳統的犯罪所規範？如一名 20 歲的美國大學輟學生因在網路上發表有恐嚇性質的電子郵件而受到起訴，陪審團以 9 票對 3 票認為該青年無罪，依照美國法律規定陪審團必須全數表決確定，判決才會有效。故此法官宣佈判決無效，不過檢察官表示會考慮是否再提出起訴，其認為法律對於網路上的犯罪行為不應有不同標準、網路不應該使犯罪者免於法律對他們的制裁。11而台灣亦有學者指出利用網上散佈不法言論，如恐嚇、誹謗或侮辱等行為，依其情節可分別適用各罪。認為其與傳統犯罪的不同，僅在於利用的傳播工具不同而已，由於可造成難以想像的損害結果或深度，因此有必要考慮是否予以行為人加重處罰的必要。12 本人同意利用網上散佈不法言論可依其情節分別適用各罪的觀點，認為美國上述案件的裁決，陪審團只考慮了網上言論自由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與傳統上的言論自由一樣，不應包括可傷害其他人言論的範圍，即實質

52性惡意的情況。那麼常見的網上不當言論，如恐嚇、誹謗、侮辱等行為，是否仍滿足現行《刑法典》的規定？是否有必要考慮加重處罰情節？網路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又如何？我們在以下進一步探討。 (一)關於是否適用恐嚇罪、誹謗罪、侮辱罪問題 澳門《刑法典》第 147 條恐嚇罪是指以實施侵犯生命、身體完整性、人身自由、性自由或性自決、或侵犯相當價值財產等犯罪威脅他人，足以使之產生恐懼或不安，又或足以損害其決定自由的行為。本罪所侵犯的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權。由於只要行為人以實施某種損害性行為相威脅，而足以引起被害人的恐懼或不安，或使其失去決定的自由便構成犯罪，而無需真正將所威脅的犯罪行為付諸實施。所謂恐懼，是指害怕行為人將威脅要付諸實施。所謂不安，則指害怕受到侵害而感到驚慌和焦慮。13本人認為行為人是否通過網上的電子佈告欄或以電子郵件等傳送的方式，均不影響本罪的構成，即雖行為人並沒有直接對被害人造成損害，但傳送的內容足以使被害人相信其人身或財產將受到威脅的潛在危險，而被迫作出一些與意志相違背的決定，行為人則構成犯罪，仍適用現行《刑法典》恐嚇罪的有關規定。當然本罪是親吿罪，即非經吿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 《刑法典》第 174 條的誹謗罪，是指向第三人散佈侵犯他人名譽或影響別人對他人的觀感的事實，即使以懷疑的方式作出該歸責行為，或向第三人作出侵犯他人名譽或影響別人對他人的觀感的判斷，又或傳述以上所指之事實或所作之判斷的行為。本罪所侵犯的是他人的名譽及人格，行為人必須有針對特定的對象，而散佈虛假事實的行為方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如口頭傳播，或利用圖像、動作、報刊、書信等。同時，將侵犯他人名譽或影響對他人觀感的事實歸責於他人，或向他人致以侵犯其名譽或影響別人對其觀感之言詞的行為，則構成第 175 條的侮辱罪。本罪所侵犯的是他人的名譽、人格及個人的尊嚴，行為的方式亦可以是用口頭、書面、錄製品、圖畫、漫畫、塑像、動作及行為等表現方式。本人認為通過網路進行誹謗或侮辱他人的行為，均不影響罪的成立，而分別適用誹謗罪或侮辱罪。然而，網上實施侮辱或誹謗的行為，是否可通過其進行的凌辱、誣蔑、眨低、詆毀他人的人格、名譽或觀感的公然或公開的危害嚴重性，立法為加重處罰的新情節？同時，《刑法典》第 177 條 1 款指出“如行為人

53的侮辱或誹謗行為是利用便利其散佈的方法或環境作出，第 174 條的誹謗罪或第 175 條的侮辱罪的刑罰最低及最高限度提高三分之一”。所謂利用便利其散佈的方法或環境，是指所有可以令較大範圍的人知悉行為人所要散佈的事實的方法或環境。網上的留言版、討論區、聊天室、電子郵件均可發表不當言論的地方，究竟網上的不當言論，是否都認為是利用了便利其散佈的方法或環境而作出一律需加重處罰呢？該條的第 2 款亦規定，如犯罪是通過社會傳播媒介作出的，行為人處最高 2 年徒刑或科不少於 120日罰金。今日的網際網路是否已成為一種新興的社會傳播媒介？而根據第178 條的規定，如被害人是公務員、教學人員、公共考核員、證人或律師，且是在執行職務時或因其職務而受到侵犯，第 174、175 條所規定刑罰的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二分之一。又怎樣認定“在執行職務時或因其職務而受到侵犯”的這一要件？因此，對上述適用的問題上進行界定及研究是必要的。 (二)設立網上不當言論罪的立法建議 內地有學者指出侮辱及誹謗行為必須是公然進行的，而電腦和互聯網路更能達到眨低和損害他人人格、名譽的目的；或散佈虛假事實，足以敗壞他人名譽的後果，故也可構成侮辱罪或誹謗罪。公然是指在公眾場合有第三人或者多人在場的情況下，或用能夠導致眾多人看到聽到的方式，實施侮辱或誹謗他人的行為，但不能把公然侮辱或誹謗僅僅理解為當着被害人的面進行侮辱或誹謗，背着被害人在眾人面前散佈侮辱他人的言詞或誹謗內容能為不特定公眾所知而足以敗壞他人名譽的，同樣屬公然範圍。14而台灣地區有學者亦認為可通過網路實現侮辱或誹謗行為。任何人都可隨意進入網上聊天室、討論區等，認為事實上已處於與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公然狀態，而對於使用者是否使用了綽號或暱稱，程度上仍屬某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故行為人以文字嘲弄或辱罵他人的，亦可構成侮辱罪；或意圖散佈於眾，雖無達到公然程度，但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亦構成誹謗罪。15 這與澳門刑法規定不同的是行為人的歸責行為是否公開或公然，並不影響犯罪的成立。網上的留言版、討論區、聊天室、電子郵件等地方實施侮辱或誹謗的行為，認定為以公然或公開方式進行；或是認定為利用便

54利其散佈的方法或環境作出？本人認為應認定為利用便利其散佈的方法或環境作出，而不是作為公然或公開方式進行。即凡是網上實施侮辱或誹謗他人，如構成犯罪則自動適用《刑法典》第 177 條的加重情節，都分別將刑罰最低及最高限度提高 1/3。理由是該“利用便利其散佈的方法或環境作出”的規定已考慮了以公然或公開方式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以公然或公開方式進行的屬於一利用了便利其散佈的方法或環境的行為，適用刑法第 177 條。而不需將網上不當言論的公然或公開性納入為新的加重處罰情節，更何況傳統刑法上的侮辱罪或誹謗罪，都不是以其公然或公開性作為成罪的構成要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行為人採用了電子郵件等方法，只傳送侮辱或誹謗的言論給受害人，不足以傳播開去，本人認為在罪刑法定原則下，仍適用侮辱罪或誹謗罪的加重情節，因行為人已利用了網上傳送電子郵件等這便利散佈方法或環境，實施了犯罪行為。當然應據行為人最後危害社會結果的輕重，於法定刑罰範圍內量刑；而使用了綽號或暱名的，本人同意其程度上仍屬某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即查出信息的來源地、揪出行為人，亦可構成犯罪。其次，澳門有學者指出，基於互聯網的傳播特性，本質上與電視台、電台或報章等傳統的媒體不完全相同，不應受到濫用出版自由法第 29 條的法定處罰要件限制。即認為網路不是傳統的社會傳播媒介，不適用刑法第 177 條第 2 款的規定。本人認同上述觀點，主要是傳統上被人們認識的社會傳播媒介，必需符合一定的法定條件。如現有的廣播電台及廣播電視台必須持有執照方得營業，發出執照須依法通過公開競投為之等要件。故本人認為，可借鑑上節關於網上色情活動罪的立法建議要求網路服務者負一定刑責的問題，即不當言論是供應商自己作出的，需負全部責任；是他人作出的，在技術上有可能防止而不加以阻止時，應負一定責任；只提供連線的，由於從一個網站到另一個網站可以通過網路的鏈接實現，服務商無法控制該連線是否在發送不當言論的，不需負任何責任，但如果該網站遭告發而繼續刊登的，該單純提供連線的服務商，要負一定責任。當然，目前網上的不當言論，如侮辱或誹謗的言論，構成犯罪的，仍適用上述相關的規定。即對行為人適用《刑法典》第 177 條的加重處罰情節，而不認為該犯罪行為，是通過社會傳播媒介作出，使其處最高 2 年徒刑，或科不少於 120 日罰金規定。最後，要認定“在執行職務時或因其職務而受到侵犯”情節，可通過受侵犯時的具體情況而適用有關

55規定。如美國有電子搜索令的制度，透過互聯網路，司法機關發出搜索令，以最快時間獲取有關犯罪的證據，發出搜索令而遭侵犯，可認為是“在執行職務時或因其職務而受到侵犯”，而適用第 178 條將刑罰的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二分之一的規定。 註釋： 1 蔣平：《計算機犯罪問題研究》，商務印書館，2000 年 8 月，第 168 頁。2 屈學武：《因特網上的犯罪及其遏制》，載於《法學研究》，2000 年，第 4 期，第 88－89 頁。 3 Thomas J.Smedinghoff 主編，張台先、陳玥菁譯：《網路法律》，Addison－Wesley、儒林圖書公司合作出版，1999 年 1 月，第 18－2 頁。 4 同上註，第 19－11 頁。 5 于志剛：《計算機犯罪疑難問題司法對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 月第 409 頁。 6 余德正：《不法使用網際網路之刑事責任》，2001 年，第 32－39 頁。 7 趙秉志、趙國強：《中國內地與澳門刑法之比較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第 441 頁。 8 余德正：《不法使用網際網路之刑事責任》，2001 年，第 179 頁。 9 郭婉雯：《刑事上電腦(網路)侵害行為》，載於《刑事偵查及司法雜誌》， 2000 年 12 月，第 13 頁。 10 郭偉華、金朝武、王靜著：《網路中的法律問題及其對策》，法律出社， 2001 年 1 月，第 62 頁。 11 陳興實、付東陽：《計算機、計算機犯罪、計算機犯罪的對策》，中國檢察出版社，1999年，第 71 頁。 12 余德正：《不法使用網際網路之刑事責任》，2001 年，第 48 頁。 13 陳海帆、崔新建：《澳門地區刑法典分則罪名釋義》，澳門基金會，2001 年 5 月，第 22 頁。 14 趙廷光、朱華池、皮勇：《計算機犯罪的定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年 8 月，第321 頁。 15 余德正：《不法使用網際網路之刑事責任》，2001 年，第 45 頁。

56 建立澳門電子政府的政策分析 謝靜儀、石霆茵、譚婉瑩、歐陽凱明、 蕭琼、周文慧、鄭燕華* 一、研究背景 回歸前，市民一般認為政府架構臃腫，功能重疊，而且，部門間缺乏溝通及協調，各自為政，以至行政程序既繁複又費時，所以市民使用公共服務時往往感到無所適從，甚至可能走訪數個部門也不得要領，再加上當時的官方語言為葡語，市民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更感求助無門，所以當時普羅大眾對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務抱怨甚大。回歸後，澳門政府決心改革，重建市民信心，目的是為了去舊立新，從善如流，因此，隨着葡人管治時代的過去，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為懇切盼望改善社會環境的澳門人帶來了新希望，回歸後至今，由何厚鏵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除了高度實踐了“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理念外，亦帶領澳門走進發展的新時代，而且，為了配合社會與時俱進的步伐，一系列紓解民困、改善經濟、優化公共行政管理的措施亦應運而生，當中包括：“ISO 品質管理認證”、“服務承諾”、“一站式服務”、“電子政府”等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並以縮減行政程序及建立高效政府為目標。 二、研究對象 現今社會資訊發達，電腦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為人類的生活帶來更方 * 七位作者均為澳門科技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

57便、更優質的生活，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經互聯網即時查閲世界各地的信息、購物、訂票、預約等等，既方便又快捷，所謂“足不出戶，亦能知天下事”正好形容其優點所在。再者，互聯網的應用已是許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這已是世界的大氣候，是不用置疑的，所以，上文所提及由澳門特區政府實施的一系列“以民為本”的改革措施中，“電子政府”的重要性亦越來越明顯了，因此，我們可瞭解“電子政府”的推行是大勢所趨，也是順應民意之舉，然而，經過 3 年多的努力，澳門特區政府構建的“電子政府”已漸見雛形，但由於這項政策仍處於起步階段，故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為了有助我們對“電子政府”將來的發展進一步瞭解，本文將集中研究“電子政府”的推行政策，透過分析其問題構建、政策形成、主要內容來評價其整體成效。此外，亦嘗試與我們相鄰近的地區比較，參考其有用的成果，集思廣益。最後，本文會展望“電子政府”發展前景，給予改善的意見。 三、電子化政府是實現行政現代化的手段 雖然電子政府已在起步階段，但由於問題的構建是非常重要，甚至比解決問題還要慎重考慮，以免“選擇‘正確’的政策去解決‘錯誤’問題”1，導致第三類錯誤(EⅢ) 2，故有需要重新分析問題情勢，構建正確的問題。 在未推行電子政府之前，社會上沒有強烈的聲音要求建立電子化政府，然而，因應時代的轉變，政府為達至行政現代化的目標和本着“以民為本”的信念，為市民提供更快捷方便的服務；以及因應全球環境的趨勢，科技的發達和爭取提升國際形象，整個問題的構建可歸納為以下 7 點： (一)實現行政現代化 自 1999 年回歸後，在新政府的領導下，無論是市民或是行政當局均希望行政部門的服務質素有所提升，故政府訂立一目標——實現行政現代化，並朝達這個目標逐步推進。當中用來實現這個目標的方法有很多，而電子化政府就是其中一種必不可缺以及強而有力的手段。透過建立電子化政府，市民與政府的接觸介面建立在互聯網上，方便、快捷、直接地提供

58公共服務，部門與部門之間的信息往來更迅速，帶領提高整個政府系統的效率，實踐“行政現代化”的目標。 (二)建立高透明度及系統化的政府 從前由葡國政府領導下的澳門，由於透明度低，市民經常不清楚政府部門的職能及施政方針，加上大部分文件及法例均以葡文書寫，而大多數市民亦沒有接受過葡語教育，這使市民抱怨加深。吸取前人的經驗，其中能解決有關問題的方法是建立電子化政府，把各部門的職能、施政方針、審計報告等與市民息息相關的資料上載於互聯網上，並有多種語言選擇，包括中文繁體、簡體、葡文、英文，供不同語言人士查閲及下載，大大地提高政府部門的透明度。 另外，由於各政府部門需把本身的職能及一些行政程序整理後才上載至互聯網上，故各部門可藉此確切地檢討本身的職能及優化一些沒有被法例規範的行政程序，為法例的修訂打下基礎，從而建立系統化的政府。 (三)靈活分配資源 設立一個辦事處或接待處，所需的資源並不少，除需要硬件如辦事處空間、桌椅、資訊設備及輔助設備外，還需要軟件輔助，如人力資源、完善的管理及工作流程等，長期維持下去，財政負擔甚重。電子政府的終極目標是實現零站式服務，以減省不必要的開支，並將其分配到更需要的項目上，倘若電子政府能成功及完善地施行，購置設備及設立網頁的費用通常是開始的營運費用較高，但以後每年只須支付金額較低的保養及更新費用，相對費用較少。因此，不論是財政資源或是人力資源均能得到更合適的分配。 (四)方便市民，提升效率 雖然市民沒有直接要求推行電子政府，但從他們的訴求中可以瞭解得到他們對以下兩個方面的需要，而電子政府正正能滿足這兩項需求： 1.“7 X 24 小時”服務 一般而言，每個政府部門的辦公時間都是與一般商業機構的辦公時

59間一樣，故很多市民都因辦公時間的限制，即使有需要，也無法在指定時間內前往有關部門辦理所需手續。因此，現在很多政府部門已實行“中午不休息”，方便市民大眾，但因中午只有一個半小時，遇着多人輪候服務時，亦為市民造成不便，倘若推行電子化政府，就能提供 7×24 小時的無間斷服務，既方便市民，亦能提高效率。 2.擺脫地區或地域限制 市民需要方便快捷的服務，每位市民當然希望政府的辦事處能設在離自己住宅或辦公室較近的地方，但政府的資源有限，每個部門都在各個地區設立分站是不可能的。如市民能在家中辦理一些行政手續，又或者因工作或學業關係長期在澳門以外的地區居住的澳門居民，遇有需要在本澳政府部門辦理有關事項事情時，能透過互聯網下載一些申請表格，然後把所需資料一併寄回本澳有關部門，待有結果後才回澳領取，這樣便能省卻不少回澳的費用及時間，擺脱地區和地域的限制。 (五)提升市民質素 隨着電子政府的建立，配合現時的教育制度，從小學時期開始培養學生使用電腦，以至理工學院的長者書院也開班教授長者電腦方面的知識及使用互聯網，全面鼓勵市民使用資訊科技，積極提升市民的素質。 (六)全球環境趨勢，提升國際形象，促進旅遊及經濟的發展 因應全球環境的影響，各國政府紛紛建立電子政府，這已成為一種大氣候、大趨勢。為促進澳門與世界各地的交流，澳門政府建立電子政府的理念就更為正確。藉着電子政府的建立，以多種語言把澳門政府部門的資料上載於互聯網上，讓世界各地的人士輕易獲得澳門的資訊，有助提升澳門在國際上的形象，以促進本澳的旅遊業及經濟貿易的發展。 (七)加促本澳資訊科技的發展 倘由政府首先投入資源(包括技術人員、設備等)，建立電子政府，使本澳資訊科技企業能引入鄰近地區的科技和設備，從而帶動本澳的資訊科技蓬勃發展。此外，透過建立電子政府，可以普及商業機構使用資訊科

60技，促進本澳電子商務的發展。 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聯同港澳地區學者於 2004 年 1 月 15 日在北京發佈的《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本澳網民普及率從2001 年底的 33%上升至 2003 年底的 39%，達到 16.2 萬，兩年間的增長率為 18%……”3可見澳門網民的普及率仍有增長的空間。再者，報告指出，內地、香港及澳門的網民以查詢資料為主，玩樂為次要，表示資訊性的政府資料有很大機會是網民的搜尋對象，由此可見，建立電子政府是公共行政路上的正確方向。 四、基本設置 要建立電子政府，一些電腦及網絡的設備當然是不可或缺；而以下，我們便就有關硬件設置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一)硬件 1.Domain Controller：負責架設網域名稱；一般來説，為了瀏覽者更容易識別，每個網站都會設有其自身的域名，尢其是對於一些較大或具代表性的網站。而大部分的政府網頁，則多以其部門名稱作命名； 2.WebServer：作為貫通內外網域間連繫的媒界；主要用作將網站與瀏覽者在網路上的貫通； 3.Database Server：負責儲存所有資料數據，如所有存在網路上的資料；而其資料的格式則主要限於數據式的儲存。瀏覽者在網路上所作的資料搜尋，則多由這裏抽出； 4.E－Mail Server：負責管理電郵的往來； 5.File Server：負責儲存所有資料檔案，用作集中管理資料。沒有檔案格式限制，可供內或外部的遠傳下載(RemoteAccess)； 6.Backup Server：負責將所有資料備份，以作後備之用。主要原理是基於透過安裝備份軟件，將資料作選擇性的轉存入已連接好的(Tape)作備份儲存； 7.Router：作為不同網段電腦通訊的橋樑；

61 8.Switch：負責電腦與電腦間的通訊； 9.Firewall：作網絡的保安守門人；負責網路上用戶及資料進出的管理； 10.電子認證：在網絡作機密互動時，需透個第三機構作出身份的認證發出的證明。 (二)軟件 鋻於軟件的設備通常是按實際功能需要而定，且更新頻繁，因此，我們在這裏便不作介紹。但要注意，每套軟件都有其對硬件的基本需要；所以，無論在選擇軟件或硬件時，我們都要識別他們是否能做到互相支援，才能發揮到其最大的功用。 (三)服務 對於電子政府的設置，除了上述的硬件配套外，也必須作其他服務上的配合。大體上可歸納為安裝及維修兩大類： 1.安裝：負責整個網絡的設置；包括軟硬件的安裝、網絡的設定及提供應用的培訓與使用者； 2.維修：負責維持網絡的正常運作；包括網絡的維修、緊急後援及定時更新內容與升級等工作。一般較為重要及龐大的網絡，都會設置一隊支援隊伍，作行內俗稱“7×24”一即一星期 7 天 24 小時的全面性支援；以防網絡因故障而造成長時間中斷。 一般而言，由於這均屬較為技術型及專業的範疇，因此，政府可選擇將服務以合約投標形式把工程外判。這樣除了可以減省因成立專責部門所承擔的開支外，還可因應外判公司的表現而考慮續約與否；從而發揮最大的成本效益。 (四)主要對象 在針對對象方面，我們也可就不同範疇作出分析；以下便是幾個主要的分類： 1.政府

62電子化政府除了用作與外界作出互動外，也為內部的協調帶來了莫大的方便。如將所有的資料數據化，再按歸類排好，以便於管理及儲存；利用電子建立通訊網，加強內部溝通；以及將工序電子化，減低因人手造成的混亂，以提升效率。 2.企業 實行電子化政府，除了可繼續推動公文及辦公室自動化，以提升整體通關效率；還可加強政府間各機關相關資訊作業之聯繫，持續推動海運通關系統轉型。透過規劃建置全新網際網路報關作業環境，推展政府機關間之電子資料交換，實行貿易無紙化，提高行政效率及民間業者的國際競爭力，提升服務品質。 3.市民 在市民方面，我們也可將按實際情況分成下列幾個組別；分別是兒童、學生、老人及個人。而網頁內容便可針對其需要繼而作出選擇。如： ①兒童：介紹政府對兒童提供的服務與資訊；如幼兒保健、兒童托育及入學指南等等。主要為父母作出種種的指引； ②學生：建立學生網，提供所有學界的資訊；如政府對教育的政策、最新的教學導向、以及申請助學及獎學金的途徑等等； ③老人：提供老人保健、福利申請及退休生活等相關資訊； ④個人：在政府網頁內按部門分類選擇自身需要；但如一些較為私人的申請及查詢，則需先經個人的身份認證才能進行。 但決定對象前，我們卻注意到，由於電子網絡並未得到全面的普及；因此，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電子政府對其對象的公平性；尤其是在市民方面，究竟不懂使用電腦和互聯網的人能否享用方便的電子公共服務？這點便還需靠政府在宣傳、教育及設置方面的大力推廣。 五、電子化的內容 現時，澳門電子政府的工作正按步進行，除了一系列的硬件配備外，在第一階段已有 100 多種政府表格提供予市民網上下載，2004 年，將實現廣告懸掛申請程序電子化；擴大電子公共諮詢服務項目及表格電子化；及實行以電子方式進行採購工作。4

63(一)建議可電子化之服務 當細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各部門之網頁後，我們認為它目前主要是提供瀏覽信息為主，若要向市民提供全面、便利的電子服務，但是，單靠把資訊放上網站是不夠的，故此我們建議下列服務可電子化(表 1)，以便增加企業和市民便利性的同時，亦可為組織節省不必要的開支及時間。 但是，並非所有政府部門涉及的工作均可提供網上服務的，考慮下列服務繁多，我們建議在電子政府推行初期，可按“輕重援急”試點推行。5 表 1 現時可提供網上服務的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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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所提供服務涉及之收費可配合電子付款方式進行(如：電子錢包、信用卡、銀行帳戶等)； 代表可先試點進行 對於一些涉及政府部門整體性的工作或服務，需要使用統一的系統6，例如：①設立電子採購平台；②設立電子認證中心，以便向個人或企業發出電子認證；③持續推動電子數據交換(EDI)服務的應用；④訂立電子表格的技術規範；⑤訂立電腦中文內碼標準；⑥設立防止電腦黑客和電腦病毒的預警機制。 (二)例子說明 雖然互聯網在本地區可以説並未完全普及使用，但是畢竟這是全球的趨勢，故此，建立電子化政府是必然的，以下我們將舉一例子説明電子政府如何為市民或企業提供便利性，以及如何為公營機構節省相關資源。 試舉例説明：小明開了一間餐廳而引致的一切税項繳納及手續辦理。 1.現時程序 ①小明需首先前往財政局辦理開業申請； ②小明需要前往民政總署辦理飲食牌照事宜； ③小明需要前往勞工暨就業局遞交僱員資料； ④小明亦需要前往社會保障基金辦理僱員社保扣除事宜； ⑤他必須緊記，在每年規定月份內填報規定的表格及繳納相關税項，否則將引致罰款的繳納，這些税項包括：職業税、所得補充税、旅遊税、營業税、職業税、房屋税、牌照税、地税等。

672.配合電子化政府 ①小明在開業前需前往財政局辦理開業登記，財政局職員在輸入其開業資料後，電腦將自動地把這些資料傳送到相關部門(包括：民政總署、社會保障基金、勞工暨就業局、衛生局)； ②衛生局、勞工暨就業局、社會保障基金、民政總署等由於即時收到通知，便可即時辦理相關事宜，例如：社會保障基金、勞工暨就業局會主動聯絡小明，並提醒他需要填報的東西，而民政總署、衛生局亦可盡快安排日後的定期稽查事宜，這明顯已把行政當局由被動轉為主動地位，從而提升其服務的質量； ③在每年填報或繳税月份，財政局將以電郵形式代替以前的郵遞形式提醒小明辦理這些手續； ④當小明收到財政局的通知後，只要進入財政局官方網頁，選取填報相應表格，直接在網上遞交，如涉及繳税事宜，小明亦可透過電子付款方式直接繳納(如：電子錢包、信用卡、網上銀行等)； ⑤當財政局收到小明遞交的表格和税項後，電腦會自動地以電話信息提示小明該等税項和表格已經收到，確保不會出現遺漏情況； ⑥財政局亦不需再浪費人力，每年去計算繁複的税收，因為電腦早已自動化處理了。 從上述例子中，我們可看到電子化政府為市民、企業，甚至公營部門自己本身也帶來好處，形成三贏的局面，其好處包括： ①為市民、企業達到便利及省時的目的； ②為公營部門省下不少資源(包括：人力及物力)； ③提供全天候 7×24 的服務時段； ④降低紙張的使用率； ⑤資料可自動地傳送到相關部門，並自動作出統計及保存。 六、效益評估 電子政府是未來發展的新路向，要推行這政策亦並非一朝一日便能完成，當中涉及很多影響日後本澳發展的重大決定，考慮層面非常廣泛，因此，對於電子政府這項政策必須有透徹的瞭解，才能以更全面的方式計劃

68及解決問題，以下為發展電子政府的優缺點，從中可瞭解到這政策的可行性及問題所在，從而令本澳的電子政府政策推行得更為順利以及更切合市民所需。 (一)優點 1.提升政府部門質素 現時本澳政府部門內使用電腦的比例相當之大，由一般內部文書處理到與外界溝通，都離不開電腦，部門間更透過內聯網互相連結進行溝通，使內部資訊更易流通，信息得以更有效、更快捷地傳到相關部門內，增加部門間的溝通，促進部門間的合作，在良好的溝通下，除了可提高士氣外，還可減少繁複的文書往來，簡化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同時因透過電腦作溝通渠道，紙張的用量亦相應下降，達到符合環保的效能。透過推行電子政府的政策，可使政府的基本質素提高，增加市民對電子政府這政策的認同感。 2.節省開支 由於採用電子政府，大部分的工作都經由電腦處理，所需的人手較少，對於政府部門來説，可節省在人力資源上的開支，減少行政程序，降低運作成本，節省下來的資源可用作發展其他計劃或政策上，令資源得以更有效分配，加快本澳的發展步伐。亦由於此，可激勵本澳市民自我增值，積極參加培訓課程，提升個人水平，增加競爭力，以適應時代的變遷。 3.市民方面 現時，市民可透過公共行政資訊網或以直接輸入網址方式進入本澳各政府部門網頁，利用電子方式查詢有關政府部門的有關資料、公共服務、統計數據、更換證件預約登記、職位空缺、預借公共圖書館的書籍、下載及遞交表格等服務，以 24 小時全天候的形式，獲取政府互動的資訊和服務，市民更可透過電郵表達自己對有關政府部門的意見，提高政府部門的透明度。對於申請服務，更不受時間的限制，減少親自前往政府部門輪候所浪費的時間。

694.商業方面 發展電子政府是一項非常龐大且長遠的投資，就以本澳現時推行的智能身份證為例，安排本地公司參與，有助於本澳資訊業的發展，從這點可看出政府有意長遠發展本澳資訊科技產業，與業界共同發展電子化政府。工商界則可利用互聯網尋求商機，例如競投政府工程、申請多類牌照及許可證等，簡便的申請手續，有助推動工商界的發展，為工商界帶來極大方便。 5.旅客方面 電子化政府並非只着眼於政府部門內的運作，與本澳的旅遊業亦有密切的關係，澳門以發展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產業，每年吸引近數百萬計遊客，單是 2002 年已有 1，153 萬餘人士入境，加上內地開放自由行，來澳旅客不斷增加，對於為旅客提供優質的服務更是不可忽視，因此，本澳在各旅遊熱點設置城市指南，來澳旅客可透過城市指南，查詢有關澳門天氣、旅遊境點、緊急求助電話等相關資料，令他們更簡易地得到資訊，在促進旅遊業發展的同時，亦可使旅客加深對本澳的認識，從而建立起旅遊城市的形象。另外，透過互聯網的推廣，全世界各地都可瀏覽有關本澳的旅遊資訊及名勝景點，不受地域的限制，有助於開拓海外市場，吸引更多外國遊客到來，達到刺激經濟的作用。 6.對外聯繫方面 自從內地與本澳簽署《內地與澳門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後，有助內地、本澳、其他國家及地區的經貿聯繫，因此，加強發展電子政府是時代的趨勢，建立電子政府可為本澳增加透明度，建立對外形象，令國外投資者放心在本澳投資，就如現時貿易投資促進局網站中，為有意來澳的投資者提供詳細的資料，同時為他們提供“一站式”服務，把有關在本澳的投資程序和手續指引，直至跟進落實投資項目的進行，都可以從網上得到資料，而且不受地域的限制，增加投資者的信心以及減少浪費不必要的時間在辦理手續上。 7.統計及存檔方面

70運用電子政府，有關資料已經由互聯網輸入電腦內，文件所佔用的空間相對減少，可解決政府部門因找地方保存文件而帶來的煩惱，同時亦不必為儲存文件而租用地方，減少浪費公帑，在翻查資料時更為省時。另外，對於進行統計時就更加方便，因為有關資料及數據已輸入電腦內，不必再重新輸入，而且各政府部門可共享資源，使統計更準確及更有效率。 (二)缺點 1.公眾普及性低 本澳地方細小，現時全澳人口為 44 萬人，大多數只擁有小學學歷，對於這群低學歷人士以及一群傷殘人士來説，他們根本不懂得使用電腦，更不必説透過互聯網來處理個人事務，亦由於此，令電子政府這政策欠缺支持者，成為推行電子政府的阻力，更達不到全澳市民公平使用的基本權利。根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吿》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調查結果所得，現時本澳的網民有 16.2 萬，普及率為 39%，而香港的網民有 288 萬，普及率為 45%，本澳的已上網電腦的家庭滲透率為 57%，達7.6 萬台，其中 52%為撥號上網，48%為寬頻上網；相對香港的 70%滲透率、84%的寬頻上網，可見本澳使用電腦的覆蓋面並不廣泛。另外，本澳由於缺乏電腦及使用技巧而不上網者佔 33%，從統計數字可反映出本澳政府要發展電子政府這項政策，仍存有很多阻礙，首先若不解決教育及培訓市民使用電腦，即使推行電子政府，市民的使用率仍不高，浪費龐大的投資。 2.安全問題 由於大部分本澳市民仍未習慣以上網的方式來處理個人事務，對於把自己的個人資料如地址、電話、財產等資料透過互聯網傳送，仍欠缺信心，因此，網上保安問題備受市民關注，網上保安成為電子政府發展的最大阻力，政府如沒有完善的機制、程序及足夠的宣傳，在欠缺信心保障的情況下，市民的使用率必定有所影響。另一方面，黑客入侵亦成了最大的隱憂，以香港為例，生產力促進局的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截至 2003 年11 月，接獲入侵的個案超過 200 宗，這顯示出保安上存在漏洞，而且“黑客”技術和入侵工具趨先進。黑客進入政府部門網頁進行篡改、偷取資料或破壞電腦系統，早前香港更發生以偽造的網頁套取客戶的銀行密碼，這

71些層出不窮的騙案手法，大大打擊市民對電子政府的使用信心。 下列數據為美國及香港有關電腦罪行的統計數字及財政損失，當中可發現，不論是美國或是香港，電腦相關罪行均有不斷上升的趨勢。 圖 1 美國已舉報電腦罪行的數字(1988－2001) 資料來源：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表 2 香港因電腦罪行而受影響的個人電腦數目 表 3 香港由電腦罪行所導致的財政損失(單位：港元) 資料來源：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72表 4 2002 年香港電腦罪案數字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3.投放龐大資源 本澳的電子政府屬於剛起步階段，要建立一個完善的電子政府，先要做好基礎建設，這些建設都需要用上最新科技，要採用新科技就需投放龐大資金，而且並非一朝一夕便能完成，為本澳政府帶來財政壓力。現時由於本澳仍缺乏有關資訊科技方面的專業人才，同時，因涉及專業知識層面，故需聘請外地專才，加上需要為本地培訓有關人才，以提高本澳在這方面

73的不足，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資源，但對於互聯網使用率仍然偏低的本澳來説，電子政府這政策所收的效益暫時仍並不顯著。 4.法例配合 要發展電子政府，除了要注意基礎建設方面的配合外，更新有關法例亦同樣重要，例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透過法例可確保個人的利益及資料的保密。本澳要使電子政府得以成功發展，有良好的法制是不可缺少，因為這是市民對使用電子政府信心的根據，相反，在不健全的法制下，只會助長罪行的發生，由此可見，縱使電子政府得以發展，但沒有相關的法例作配合，市民亦欠缺信心使用，只有白白浪費公帑。 5.互動較低 使用電子政府可減省親自前往及因輪候所花的時間，但對於比較複習及切身的問題，通過電郵是不能得到滿意的答案，當中可能因為詢問者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料，或有關部門沒有即時回覆等因素，這些都會影響索取資訊的效率，而且透過互聯網作溝通媒介，缺乏了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溝通，得不到即時的回應，信任程度亦相對下降，到最後仍需要親自前往才能解決問題，反而減低效率，為市民帶來不便。 七、與鄰近地區的比較 (一)香港特區的“電子化政府” 1.“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 “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採用了讓私營機構高度參與的嶄新業務模式。這個嶄新的合作模式，使“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能透過一個入門網站，提供一站式和以客為本的電子政府和高增值電子商貿服務。 為了向市民提供簡便易用、嶄新、可靠且優質的公共服務，香港政府推出了“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這個項目。此計劃的網站，採用以客為本的方式，為市民提供來自 50 多個決策局、部門和公共機構的約 170 項網上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包括：

74 ①預訂康樂及體育設施； ②遞交報税表、繳交税款及購買儲税券； ③報名參加公開考試； ④查詢職位空缺； ⑤換領駕駛執照及車輛牌照； ⑥購買統計數據及政府刊物； ⑦預約換領身份證：毋需排隊取籌，預先選定辦理手續的時間和地點； ⑧預約遞交結婚通知書：毋需排隊，可於結婚通知書遞交期的 14 天前預約； ⑨登記為選民； ⑩申領長者咭； (11)繳交各種政府費用； (12)一次過通知多個政府部門更改地址。 2.工業貿易署的商業牌照資訊服務 這服務提供為客戶度身訂造的商業牌照資訊搜索功能。無論是打算開設業務或擴展現有業務，是想開設食肆或補習學校，都能輕而易舉在該網站獲取切合個別需要的牌照資訊。 3.智能身份證 香港政府已於 2003 年 6 月推出新一代的多功能智能身份證。已在智能身份證上推出免費數碼證書(電子證書)和圖書證的增值服務，亦會在2006 年左右推出與駕駛執照有關的功能。 4.地址更改易 市民和企業可以利用一張網上表格，一次過向 12 個政府部門發出更改地址通知。這項一站式服務省卻了須利用不同表格向多個機構填報類似資料的麻煩，令市民和企業倍感方便。 5.以電子方式與市民和企業溝通 政府經常就重要的政策建議或社會人士所關注的問題諮詢公眾意

75見。市民已可透過各決策局和部門的網站與政府接觸，及以電郵方式向政府表達他們的觀點和意見。 (二)台灣電子化政府 1.服務內容 台灣電子化政府主要服務內容為資訊查詢、網路申辦、政府與民眾雙向溝通平台三大功能。 ①在資訊查詢方面：提供先進網路搜尋引擎，提供各機關通訊名錄資料； ②在網路申辦方面：規劃提供 1，500 項申請書表下載及 400 項線上申辦服務之目標； ③在雙向溝通方面：提供公共論壇、網路民意調查、電子民意信箱索引系統、政府新聞網及機關每日活動行事曆，擴大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及反映民意。 2.系統發展 ①核心服務 電子化政府主要的核心服務包括資訊查詢、雙向溝通及網路申辦三大功能。 在資訊查詢方面：主要提供搜尋引擎、分類目錄檢所、轉播主題式資訊導覽及即時影像等服務。 (1)搜尋引擎：a.運用搜尋引擎檢索技術，建置政府機關網站搜尋引擎檢索系統，提供以關鍵詞方式，搜尋檢索各級機關、單位網站上的網頁資訊。b.提供各機關搜尋引擎介面服務，各機關不需建置各自之搜尋引擎。c.運用智慧代理人資訊檢索技術，提升資料搜尋及檢索效果。 (2)分類目錄服務：運用 LDAPDirectory 應用標準，就常用之網站、電子信箱及機關通訊錄等資訊，提供分類檢索服務。 (3)主題式資訊導覽服務：提供台灣基本資訊、政府基本資訊、重要施政及政策文件及與民眾切身有關的重要生活資訊，便利民眾查詢。 (4)即時影像服務：設置 24 小時實況轉播網路攝影機應用系統，初期提供全台灣重要地標、景點之即時影像及當地氣象景況，未來將結合各地交通監控系統，提供交通路況轉播服務。

76 在雙向溝通方面： (1)電子新聞：a.機關新聞：由各機關經由電子化政府系統管理中心，即時登錄及發佈新聞稿。b.即時新聞：採購及介接中央社即時發佈之新聞。c.新聞照片：採購及介接中央社即時發佈之新聞照片。d.電子報：每兩週發行一期電子化政府電子報，以利使用者隨時掌握電子化政府最新之服務資訊； (2)機關活動：由各機關經由電子化政府系統管理中心，即時登錄及發佈最新活動消息； (3)電子民意信箱索引系統：提供民眾查詢各級政府機關、單位之電子信箱，以利其與各機關聯繫； (4)公共論壇：提供民眾一個公共事務的討論園地； (5)網路民調：定期運用電子化政府註冊會員資料，進行網路民調，以擴大社會參與； (6)網路開票：配合相關選舉活動，辦理網路開票活動。 在網路申辦方面：主要服務方式分為申請書表下載，線上申辦服務，及相關服務網站連結。 ②使用者介面 電子化政府的主要服務方式為透過網頁瀏覽器提供服務，使用者只要透過瀏覽器，即可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經由網際網路獲得服務。另外，針對殘障者之服務需求，也將自 2003 年起發展殘障者使用介面，以利殘障人士獲取電子化政府所提供的相關服務。 ③顧客導向服務 為提高電子化政府的服務效果，電子化政府特別重視顧客導向及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概念。充分運用單一簽入及客製化、個人化等 IT 技術，以提升服務效果。 ④應用服務 電子化政府所發展的相關應用服務系統，基本上為一個跨機關的共用環境，可同時提供給各級政府機關作為發展相關網路服務的共用平台。

77 ⑤平台服務 電子化政府對外之網路連線是由政府國際網絡骨幹系統提供主機代管服務。 ⑥整合服務 電子化政府與各機關網站及網路服務整合為長期努力的目標，未來將透過另一專案推動中的跨機關共通平台計劃，依據該計劃所訂定的相關Web Services 連通標準，使各機關網站資訊與電子化政府間之資訊等採用自動化更新機制，相關服務亦可完全整合，並透過電子化政府對外提供服務。 3.維運管理 ①文宣推廣 維運管理的首要工作為持續辦理文宣推廣活動，以增進使用者對電子化政府的認識，提升電子化的使用者到訪率及使用率。文宣推廣的方式包括網路文宣、研討會、説明會、展示活動、平面及廣播電視媒體廣吿等。 ②教育訓練 電子化政府相關登錄服務，如網站、服務連結、民意信箱、機關通訊錄、機關新聞、機關活動及活動廣告等，均開放各級機關透過系統管理中心進行登錄。 ③資料及系統更新 電子化政府相關網站資訊均隨時更新，各服務版面亦定期改版。例如，搜尋引擎資料收集與更新，新聞、文宣、氣象、交通、藝文、觀光及特別活動企劃網頁之更新，最新廣告文宣發佈、定期相關民意調查、網站統計資料整理及發佈、網頁版面或動線調整及網頁改版等。相關應用系統亦持續進形維護、測試及更新；並就使用者使用情形，定期辦理服務品質調查，並依據調查結論，進行服務流程更新。 ④系統管理

78電子化政府系統之監控管理，如系統服務效能調整、系統與資料備援管理、資料庫管理、Web Hosting 系統管理、E－mail 系統管理、討論區與社群管理及目錄與帳號管理等，均由專人進行 24 小時監控管理。 ⑤客戶服務 為確保電子化政府的服務品質，電子化政府特別設置客戶服務中心，使用者對電子化政府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如有需要更進一步瞭解或諮詢，除了可以運用 E－mail 或一般郵件詢問外，亦可透過電話服務中心與顧客服務專員做進一步的洽談。 香港的電子化政府和台灣的電子化政府已推行了一段時間，兩地所提供服務亦十分全面。相比之下，香港和台灣兩地的電子化政府均有相異之處。香港的電子化政府所提供的服務比較仔細，較便利於市民，很多日常生活所需要到的服務都可在網上辦理。相反，台灣的電子化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則較為宏觀，較為全面。 反觀澳門的電子化政府，雖然已計劃推行了一段時間，但只起草了一個較為簡單的服務框架。澳門政府現時只提供了香港及台灣的其中數項服務，事實上，澳門的電子化政府可參考香港及台灣的電子化政府。例如香港的“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所提供的服務中，澳門政府亦可推行預約遞交結婚通知書，及提供通過上網換領駕駛執照的服務，讓市民無需花時間排隊申辦領。另外，澳門政府也可提供網上預約康樂及體育設施，一方面可節省市民的時間，另一方面亦可省回不少人力資源。 雖然澳門政府現已推行了網上及電話預約換領身證及報名參加公開考試，但覆蓋的範圍並不廣泛，而且提供之服務亦有限。另一方面，由於現時澳門所推出的智能身份證未能提供電子證書服務，因此未能推行電子認證服務，導致所推行的服務亦有所局限，居民在網上申請某種務服後亦需親身前往簽名及領取。雖然已節省了時間，但亦未能全面地做到便民利民的目的。澳門電子化政府可學習香港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務，一方面可提升服務效率，另一方面可降低成本。 香港政府所推行的電子化政府不單止對市民提供服務，亦對商戶提供一些便利的服務，如商業牌照資訊服務，可為商戶提供申請商業牌照的資料，及替商戶節省搜查資料的時間。

79 至於台灣電子化政府方面，它所提供的服務亦相當全面，不但提供香港政府所有的服務，而服務層面更為深入、全面。例如提供給殘障人士的服務，澳門電子化政府亦可嘗試提供相同的服務，這不但利民，亦有利於殘障人士使用。另一方面，澳門政府亦可考慮提供即時影像服務，提供各景點的即時影像服務及氣象景況，市民可隨時取得有關的資料。 由於台灣子化政府所提供服務的範圍較廣泛，因此在各地電子化政府的評該中，台灣電子政府被評為第二優質電子化政府。若澳門電子化政府可集各地的優點，相信將來亦可成為一個優質的電子化政府。 八、對電子政府的展望 實踐證明：“電子政府”中的關鍵字是“政府”，而不是“電子”。從外國的情況來看，電子政府的發展遇到兩方面的障礙。 第一個方面是電子政府的一體化，即政府部門之間資訊系統的一體化問題。既然要實現“一站服務”和“無站服務”，涉及跨部門和跨地區的政府業務處理就必須實現一體化。但是，由於職責的劃分和各種各樣的利益衝突，要實現部門之間的協調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第二個方面是所謂“數字鴻溝”問題。電子政府的基本特徵之一是以互聯網為其基礎設施，而電子政府也是互聯網最重要的應用之一。事實上，然而那些最需要政府提供服務的人(如社會的弱勢社群)往往可能正是那些無法上網的人。為了克服這個難點，許多國家都想了很多辦法。如義大利的波哥納市向所有的居民提供免費上網和電子郵箱；加拿大和新加坡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購買電腦的補助。 另外，發達國家在電子政府的發展中還面臨兩個比較大的制約因素。其一是個人隱私問題，去年在美國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中，有 65%的居民希望電子政府發展的步伐放慢一點，主要的顧慮就是擔心隱私無法得到妥善的保護。雖然一些國家已經完成了相應的立法程序，如資料保護法，但是仍然無法解除居民的疑慮。另一個比較大的制約因素是安全和認證問題，特別是由第三方完成的認證問題。 造成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對電子政府和資訊化存在着一種普遍的誤解，即把電子政府和資訊化當作是技術人員的事，認為給了錢、給

80了人事情就可以辦成。事實上，電子政府最需要的是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否則，利益衝突將無法協調，標準規範無法統一，系統無法一體化，資源無法共用，產生種種的重複建設。 電子政府的最終歸宿，是實現政府對公眾的要求進行快捷有效地回應，更直接、更有效地為人民服務。因此，電子政府的發展最終路向應是落實到“政府”這個字上。我們衷心的希望策劃電子政府的人員能明白這一點。要有理想政府前景，應在注重各種科技或管理問題的同時，更應從公務員的管理質素開始着手，與 MPA 教育一起發展，待管理行為得到提高後，電子政府的發展將會更加有效益。最終讓電子政府成為對民眾服務的一個有效渠道，成為帶動社會、經濟、民生發展導航器。 九、結語 在經濟和資訊全球化加快發展的情況下，一個資訊化的政府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全球競爭中的競爭力要素之一；也是提升國家和地區全球競爭力，爭得經濟和社會發展“先機”的關鍵。 政府資訊化可以通過資訊技術實現部分的管理與服務職能，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規範化、即時性和全天候運作，促使政府工作的高效、互動和廉潔，降低了政府運作成本與監督成本，加快社會資訊化進程，使居民得到方便、快捷的服務和知識的充實，使傳統企業得到升級、調整，社會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和優化，投資環境得到改善，社會經濟得到長足發展。 縱觀現在澳門政府，在電子政府的的建設方面才剛剛起步，如何避免走別人走過的彎路，如何向澳門市民作出正確的引導，這一切一切都是確實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81註釋： 1 [美]威廉·N·鄧恩：《公共政策分析導論》(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89 頁。 2 同上註，第 199 頁，第 5 章“構建政策問題”詞匯表。 3《澳網民逾 16 萬普及率遜港》，《澳門日報》，2004 年 1 月 20 日，下載於：http：//www.macaodaily.com。 4 何厚鏵：《200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2002 年。 5 資料來源：http：//www.informac.gov.mo。 6 行政暨公職局：《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政府策略研究報告》，2001 年 11 月 28 日，第 1.2 版。 參考書目： 1.[美]威廉·N·鄧恩：《公共政策分析導論》(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 2.何厚鏵：《200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2002 年。 3.何厚鏵：《200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2003 年。 4.行政暨公職局：《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政府策略研究報告》，2001 年。 5.蔡志龍：《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課題之一——關於建設“電子政府”或“電子政務”問題的討論》，載於《行政》第 15 卷，第 4 期，總第 58 期，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2002 年，第 1，105－1，117 頁。 6.張真誠、林祝興、江季翰編著：《電子商務安全》，松崗電腦圖書資料股份有限公司。

82 The Modern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System for Guaranteeing Development Ieong Wan Chong, Tang On Kei & long Hoi Sun* Protected by an institutionalised system,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SAR) is expected to take off in the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Development is the absolute principle" is a thesis that Deng Xiaoping ad-vanced more than ten years ago. It is practical not only in mainland China, but also in other developed, developing o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it applies not only to supereconomic systems, medium economic systems, but also to small economic systems, even to the mini-economic systems. The mission of the Basic Law, which is the basis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MSAR, is to outline and institutionalise the system that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Region and to en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enforces the principles embodied by the Basic Law. The Basic Law not only states clearly the form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MSAR should take, but also stipulates clearly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Macau residents. Furthermore, the Basic Law provides a rational design for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a design that reflects the principl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acau people ruling Macau," and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Finally,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MSAR are discussed clearly in specific chapters of the Basic Law. This will help ensure tha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Re- * leong Wan Chong is the Senior Advisor to Rector, Acting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Macau Studies and Research Coordinator. Tang On Kei and long Hoi Sun are the candidates fo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83 gion advances in an orderly and effective manner, and constitutes an enormous advance i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1. A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Guarantee for the Economy Chapter 5 ("Economy") of the Basic Law comprises eighteen articles in all; together with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e relevant articles promulgated in other chapters, it outlines a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guarantee for the economy. The fundamental standardisation of law is a symbol of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within the scope of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Economic affairs, in this sense, include the right to own private property, the right to maintain independent finances, the authority to issue Macau currency, the right to main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policies of free trade, the right to maintain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the right to freely operat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the right of navigation, the right of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right to operate special enterprises. 1.1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rticle 6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e right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perty shall be protected by law in the MSAR."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Article 5 of Chapter 1 ("General Principles") establishes the principle that the existing capitalist system and way of life in Macau shall remain unchanged for fifty years. Meanwhile, Article 103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e MSAR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law, protect the right of individuals and legal persons to the acquisition, use, disposal and inheritance of property and their right to compensation for lawful deprivation of their property. Such compensation shall correspond to the real value of the property concerned at the time and shall be freely convertible and paid without undue delay." Article 103 is the embodiment of Article 6 of Chapter 1 ("General Principles"). Its main objective is to stipul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acquisition, use, disposal and inheritance of proper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ng the capitalist economy. This mak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ownership of property, guaranteed in the Basic Law, more concrete and definite. As everyone knows,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law is to protect the right to own property privately. As the original capitalist system of the MSAR will remain unchanged, protecting this right is also an

84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MSAR Government. The judiciary shall adopt various measures to protect this right when it is threatened; the legislature shall institute a well-equipped legal system that can ensure a fair and equitable society, so as to prevent any encroachments on this right. This article protects all rights that private individuals have over their property, broadly defined. Here, the term "individuals" includes both natural persons and legal persons. Legal persons are social organisations with their own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nd independent finances that have been set up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per procedures, for example, companies or factories of various kinds. Generally, they are called "commercial legal persons." In addition, various groups that are registered as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such as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sports organisations,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or social service groups, can also be legal persons. It is thus clear that, in the eyes of the law, the property rights of legal persons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individuals. Both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perty. Therefore, the property rights of legal persons should also be protected by law.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wn private property shall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law and shall not extend beyond the law. If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government can requisition by use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both individuals and legal persons; this is generally the case in most modern nation-stat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can do so only if it meets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First, the requisition must be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law—not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s specified by the law, but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legal procedures. Second, individuals and legal persons must be compensated for the lawful deprivation of their property. This compensation is subject to three conditions. First, such compensation shall correspond to the real value of the property concerned at the time; this means that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shall be equal to the real price of the property at the time it is requisitioned. Second,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shall be freely convertible and freely remissible overseas. Third,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shall be paid without undue delay. These are the gene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requisition of property in all countries. Article 103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 and the investments from outside the Region shall be protected by law." The owners of, or investors in, enterprises in Macau have the inalienable right to own and run these enterprises. In the free market economies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 in the interes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stipulates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from outside the Region. Macau is small and has few

85resources, so its economy is largely depen- dent on foreign investment. The important question of how to attract and protect these foreign investments have direct bearing on the prosperity of Macau.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SAR, th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various policies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and protect investments from outside the Region, so as to strengthen investors' confidence and encourage them to invest in Macau. 1.2 Policies on Finance, Taxation, and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Article 104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e MSAR shall have independent finances. All the financial revenues of the MSAR shall be manag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Region itself and shall not be handed over to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shall not levy taxes in the MSAR." Finances and taxation are the main measures a government employs to control the economy of a country. In order to embody the principle of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C has determined that all public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of the MSAR shall be manag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Region itself. In other words, the MSAR enjoys financial autonom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shall not stipulate or issue any order or instruction regard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MSAR. The MSAR Government shall, on its own initiative, formulate the relevant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nd its financial operation shall be separate from that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 budgets shall first be introduced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the Chief Executive, examined and approv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n signed and promulga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Finally, the Chief Executive shall report the budgets and final accounts to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for the record. Under this system of independent finances, the MSAR Government is able to determine on its own how best to utilise and distribute its resources and money. This facilitat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MSAR. All the public revenues of the MSAR shall be manag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Region itself and shall not be handed over to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This degree of financial autonomy is enjoyed neither by other provinces or regions in mainland China, nor by the autonomous regions of other countries. Its uniqueness reflects the level of concern that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has for the MSAR. Article 104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shall not levy taxes in the MSAR.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may neither request the MSAR to hand over its financial revenues, nor levy taxes on the residents of the MSAR. This policy means that

86Macau can maintain its characteristic system of low taxes, and that Macau residents can continue to live and work comfortably in the Region. In general, this article expresses the relationship that should exist between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MSAR in financial matters, and is an embodi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financial affairs. Article 105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e MSAR shall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expenditure within the limits of revenues in drawing up its budget, and strive to achieve a fiscal balance, avoid deficits and keep the budget commensurate with the growth rate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Since the MSAR has financial independence, it also has the autonomy to formulate its own fiscal policies. The Basic Law further states that the MSAR shall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expenditures within the limits of revenues in drawing up its budget, and strive to achieve a fiscal balance, avoid deficits and keep the budget commensurate with the growth rate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This i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fiscal management and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implementing fiscal policies in the MSAR. Article 105 makes three main points. First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expenditure within the limits of revenues in drawing up its budget." This means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public expenditures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total amount of public revenue, and that expenditures cannot be increased blindly without regard for revenue. The nature of such revenues must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real revenue" shall be defined as the actual revenue generated in a given year. Seco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ive to achieve "fiscal balance, [and] avoid deficits." If the Government incurs a fiscal imbalance and deficits, it may need to issue bonds, which could easily lead to financial crisis. Here, the word "strive" is emphasised, for it expresses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is means that,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every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meet this goal; however,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exceptions may be made, and policies stimulating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may be implemented, after conscientious proof of their necessity has been provided. Third, the Government's budget shall be commensurate with the growth rate of its GDP. This is because only if the Government's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are in line with the growth rate of the GDP can a set of stable financial regulations be constructed and an increase in reserve funds be achieved. The Government shall draw up and implement its budge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 three conditions,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hall also abide by them when exam-ining the Government's report. Article 106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e MSAR shall practice anindepen-

87dent taxation system. The MSAR shall, taking the low tax policy previously pursued in Macau as reference, enact laws, on its own, concerning types of taxes, tax rates, tax reductions, allowances and expenditures, and other matters of taxation. The taxation system for franchised businesses shall be otherwise prescribed by law." Taxation is an economic measure that a government may undertake in order to acquire financial revenue through legal means, compulsorily and freely. An independent taxation system is consistent with a system of independent finances. Here, "independent" means that a different taxation system is in force in the main body of a state than in its other regions. Taxation is the main source of government revenue. The public revenues of the MSAR can only be reliable if the needs of Macau society are taken into careful consideration. For this reason, an independent financial system can be said to be an important practice. The taxation system includes the types and rates of various taxes as well as the regulations that govern them. All this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MSAR Government on its own;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shall not interfere in this process. Therefore, Article 106 states that, " The MSAR shall, taking the low tax policy previously pursued in Macau as reference, enact laws, on its own, concerning types of taxes, tax rates, tax reductions, allowances and expenditures, and other matters of taxation." At present, seventeen kinds of tax are collected in Macau, on income, assets, services and consumption; these are classified as direct or indirect taxes. Direct taxes are levied directly on taxpayers' incomes and assets, and include business tax, income tax, business revenue tax, property tax, property-transfer tax, donation tax, inheritance tax and so on. Among the direct taxes, the gam-ing tax occupies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 Indirect taxes are levied on the consumption of services and goods, and include, for example, consumption tax, tourism tax, and stamp tax. In addition, charges are collected for issuing certificates, conducting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affairs, and making inspections. The taxation system in Macau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decentralising the tax base. Every tax item is levied separately and one item cannot be taxed twice. For the business tax, different tax rates are levied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y and structure of the business concerned. The taxable items, tax rates and other regulations are stipulated by law.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Law No. 2/78/M, the rates for the complementary tax (also called the profits tax) range from 2%-15%, which is lower than that in Hong Kong and other Asian Pacific countries. This rather low tax rate is an essential way of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com-

88petitiveness of the MSAR. Furthermore, as the advantageous low tax rate is main- tained after the handover, the economy will be stimulated and residents' standard of living will rise. Article 106 of the Basic Law mentions that "the taxation system for fran-chised businesses shall be otherwise prescribed by law." The taxation system for franchised businesses is called the franchise tax. The franchise tax, taking the form of contract, is a special tax collected by the Macau Government on companies or institutions which, with special permission, operate a particular type of business. At present, ten such franchise taxes—which comprise a high proportion of public revenue—are levied in Macau, on the various gaming operators and on providers of public utilities such as water, electricity, tele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se different businesses shall be prescribed separately by law. This reflects the principle of economic mana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facilitates the transparency of these special business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regulations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at take into account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MSAR. For example, on 30th August 2001,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assed a new gaming law, increasing the gaming tax rate from 31.8% to 35%. The fact that more than twenty-one financial groups, including locals, joint ventures, and foreign firms, applied for the right to operate gaming establishments in the MSAR under this new tax rate, demonstrates that this adjustment was appropriate. It guarantees both the continuation of a stable source of financial revenu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ompanies in question. According to Article 107 of the Basic Law, "Th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of the MSAR shall be prescribed by law.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on its own, formulat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ies, safeguard the free oper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all kind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e and supervise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law." On one hand,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is article emphasises the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by stating that th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of the MSAR shall be prescribed by law. Furthermore, the fact that th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shall be formulat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stipulated by the MSAR on its own,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reflects an emphasis on the rule of law and on the principle of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the MSAR.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cond paragraph embodies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of operation by stating that the MSAR Government shall, on its own initiative, formulat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ies, safeguard the free oper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all

89kind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e and supervise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n modera societies, finance is one of the major tertiary industries; its status and function are very significant. Only a modern, developed, and freely operating finance industry can maintain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Macau. The government shall not restrict or interfere in its operation. Finally, the government shall regulate and supervise all manner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law. Article 108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e Macau Pataca, as the legal tender in the MSAR, shall continue to circulate. The authority to issue Macau currency shall be vested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The issue of Macau currency must be backed by a 100% reserve fund. The system regarding the issue of Macau currency and the reserve fund system shall be prescribed by law.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may authorise designated banks to perform or continue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its agents in the issuance of Macau currency." Though Macau is not a large city, it functions relatively autonomously, thanks to its special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its autonomy is that Macau has its own currency. The Macau Pataca has been in circulation for more than ninety years, and it has had a positive function in the economic life of Macau. Internationally, the Macau Pataca is acknowledged within a limited scope. Therefore, Article 108 stipulates, "The Macau Pataca, as the legal tender in the MSAR, shall continue to circulate." In other words, the Macau Pataca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legal tender in the MSAR after the handover, and it will no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currency. This will allow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acau economy. The MSAR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to issue currency; this is another indication of it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However, the issuance of currency in Macau must be backed by a 100% reserve fund, and the law prescribes both the system for issuing currency and the reserve fund system. The reserve fund is mainly comprised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nd gold. The "100% reserve fund"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hold, in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or in gold, the total value of the currency it issues, as a guarantee of the value of the Macau Pataca. Prior to the handover, the law in Macau required also that the Macau Pataca be backed by a 100% reserve fund. In the Basic Law, this original reserve fund system remains unchanged; so as to better accommodate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This is beneficial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Macau Pataca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cau. In this way, the MSAR can strengthen its ow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At the same time, the Basic Law stat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90MSAR may authorise designated banks to perform or continue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its agents in the issuance of Macau currency." In most modern countries, the cen- tral bank issues the local currency. In Macau, the Monetary Authority of Macau (AMCM) is the governmental organ that supervises the banks. Coins are issued by the AMCM, while paper notes are issued by the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and the Bank of China, both of which have branches in Macau. The MSAR Government, when necessary, can authorise these originally designated banks, or a newly designated bank, to issue currency. This is prescribed by laws formulat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13 Policies on Free Port Status, Free Trade and Fre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ticle 110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e MSAR shall main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shall not impose any tariff unless otherwise prescribed by law." A free port refers to a port or region that does not levy tariffs on any (or on most) of its imports and exports, and does not require visas (or requires only very simple visa procedures) of citizens of any nation who hold valid travel documents. Historically and today, Macau has been a bridge for commerc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it has been an international free port for half a century already. At present, the citizens or residents of more than thirty countries or regions of the world can enter Macau visa-free, while others can usually obtain a visa quickly and easily at their point of entry into Macau. Every product imported into Macau, except for cigarettes, wine and automobiles, is exempt from tariffs; on taxable goods, the rate is very low. Moreover, the Hong Kong dollar and other foreign currencies can be freely used or converted in Macau, which makes Macau's position as a free port all the more advantageous. For these reason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SAR, the maintenance of Macau's status as a free port is significant to the prolonged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d prosperity of its economy. The maintenance of this particular status also implies that Macau has continued its policy of remaining open to global flows of people and goods eve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SAR. Article 109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No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policies shall be applied in the MSAR. The Macau Pataca shall be freely convertible. Th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of the MSAR shall be manag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according to law.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safeguard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within, into and out of the Region."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refers to limitations on the legal tender and

91other foreign currencies within a country or region, on the mutual convertibility and exchange of different foreign currencies, or on the flows of foreign currencies into or out of the country or region. As a free port, Macau has no controls on its foreign exchange. The Macau Pataca is freely convertible to the Hong Kong dollar or other currencies, and foreign currencies can pass in and out freely. This policy is beneficial to Macau's growing prosperity. Th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is a way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tect the stability of its legal tender, and to guarantee its the ability to make external payment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Macau Government has accumulated a certain amount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law. On one hand, since 1977, a law has stipulated that 50% of the foreign currency local exporters earn on exports must be exchanged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patacas, at the official exchange rate. On the other hand,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gaming tax and tourist tax must be paid in Hong Kong dollars. In recent years, the amount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backing up the Macau Pataca has been higher than value of the actual currency issued. This makes the Macau Pataca stronger in relation to other currencies. Regardless, however, of the existing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transferred to the MSAR Government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of Macau, and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ccumulated by the MSAR Government, these reserves are to be manag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MSAR Government;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shall not interfere in matters concerning these reserves. The absence of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policies can help attract more foreign capital.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SAR, 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in and out of the Region has remained still relatively free.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free port" policy, and it ensures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Region. Article 111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e MSAR shall pursue the policy of free trade and safeguard the free movement of goods, intangible assets and capital." A free port can be traced to the same origin as free trade; indeed, these two concepts are inseparable. The free trade policy means that all enterprises can freely conduct foreign trade, freely import goods from other countries, freely export goods to other countries, and freely transfer in or out, at any time, both tangible assets (such as capital and profits) and intangible asset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ing patents, trademarks, and new technologies). Imported goods shall be restricted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other laws, for example, the quarantine of animals and plants, the hygienic examination of food, and the prohibition on or examin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These restrictions derive from legal regulations that are not related to the question of

92Macau's status as a free port or its policy of free trade. At present, Macau maintains a normal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more than 1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mong them, the U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 account for around three-fourths of Macau's exports. Maintaining the MSAR's policy of free trade and ensuring the right to free trade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developing commercial ties with most of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but also reflects the policy of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Both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can work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Macau. Article 112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e MSAR shall be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The MSAR may, using the name 'Macau, China', participate in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cluding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 such as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and arrangement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xtiles. Export quotas, tariff preferences and other similar arrangements, which are obtained or made by the MSAR or which were obtained or made but remain valid, shall be enjoyed exclusively by the Region." Generally, every sovereign state is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except when two states combine into a single customs unit. For a state to be separated into several customs territories, its Constitution or other laws must permit it. The MSAR is an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RC that enjoy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ts establishment as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must be stipulated by the Basic Law of the MSAR, and this is its legal status not only in terms of domestic law, but also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erms of domestic law, Macau has permission to establish, on its own, a customs .service in accordance with its customs system. Imports and exports between the MSAR and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and between the MSAR and other regions of the nation, shall be handled by the MSA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MSAR can participate, as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sations and trade agreements. Nowadays, a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sations and trade agreements welcome the participation of regions that are not sovereign states, as long as these regions ar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ies in the eyes of domestic law.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12 states, "The MSAR may, using the name 'Macau, China', participate in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cluding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 such as the GATT and arrangement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xtiles." On 1st January 1995, the GATT was renam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 And as of 1991, Macau was already a participant in the WTO through its relationship with Portugal. For this reason, after the handover, the MSAR was permitted to continue its participation as a contracting party in the WTO, but

93under the official name of "Macau, China. " In November 2001, the Four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WTO took place in Doha, Qatar, wher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was finally approved. Later, Taiwan was also invited to join the WTO as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In this way,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occupy four contracting parties in the WTO. This is sure to speed up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n the new century. The "generalis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formula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1968, is a system by which developed countries can make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 with certa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regions. Countries that provid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Macau include the countries of the EU, the US, Canada, Japan, Switzerland, Norway,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mong othe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SAR, Macau has continued to enjoy preferential treatment under the name "Macau, China." At present, a system of import quotas still governs international trade. According to the GATT's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by 31st December 2004, this quota system will be gradually phased out in three steps. In the remaining years before the end of the quota system, Macau can still take advantage of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quotas of foreign countries. Today, more than te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K, the US, and Canada) still have quotas in place for imports of cotton, wool, and man-made fibres from Macau. Paragraph 3 of Article 112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Export quotas, tariff preferences and other similar arrangements, which are obtained or made by the MSAR or which were obtained or made but remain valid, shall be enjoyed exclusively by the Region."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shall not transfer the quotas enjoyed by the MSAR to other regions. After 2004, the end of the quota system ma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Macau's economy. However, since Macau's economy is small but highly adaptable, if the proper steps are taken to prepare for this adjustment, the negative impact can be kept to a minimum. Article 113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e MSAR may issue its own certificates of origin for products in accordance with prevailing rules of origin." The certificate of origin for products is a system of limitations applied to imports and exports that regul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When one country has allotted a certain quota of imports to another country or region, that country is required to show a certificate of origin for the products it exports,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se products were indeed produced by the country in question and fall within the allotted quota. In addition, importing countries that have entered into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exporting countries or regions may

94also require these latter to produce certificates of origin for the products it exports. The specific regula- tions governing certificates of origin (for example, how to determine the country or region of origin of a given product, what format the certificate should take, and which organ may issue the certificate) are usually formulated in the laws and agreements of the importing countries. The US, Canada and the EU have all establishe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issuance of certificates of origin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domestic laws, and they have signed bilateral agreements with Macau. For this reason, Macau is obliged to issue certificates of origin for locally produced products exported to these count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specific requirements. The details on certificates of origin are explained clearly in Decree No.50/80/M (Foreign Trade Law) promulgated on 30th December 1980; in Decree No.66/65/M (Standardisation of Foreign Trade Activities) promulgated in 1995; and in Decree No.28/96/M, promulgated in 1996. After the MSAR was established, because it is still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it still enjoys the right to conduct foreign trade independently, and therefore the right to issue, on its own, certificates of origin for products made in Macau. Article 114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The MSAR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law, protect the free operation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and make its own polic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improve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legal guarante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for encouraging investment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and new markets." In this Article, the phrase "industry and commerce" can be extended to include the finance, aviation, tourism and gaming industries. In Macau,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has a long history. As long ago as the 1960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industrial technologies accelera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which have come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Macau's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mid-1980s, the export-l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ecame the leading industry in Macau's economy; its production value was as high as 36% of the GDP. By 1990,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as facing some major obstacles, however, it still maintained an export value of nearly US$20 billion, and on the whole was the largest employer in Macau.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quota system for textile products in 2005, the labou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ll be forced to undergo some major adjustments; for this reason, it is necessary to begin developing some new high-tech and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products. Because of it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ree port, Macau must ensure the efficiency and dynamism of its markets by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that fosters competition and by providing

95equitable opportunities to enter the market. In addition, it is essential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system, so that the law can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freedom of operation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This is the reasoning behind the Basic Law's stipulation that Macau has the freedom to make its own police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interests of revitalising the economy and encouraging the new trend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MSAR Government has formulated a number of policies to assist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he term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refers to enterprises that are run by natural or legal persons and that me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they have been registered with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 for taxation purposes,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does not exceeded 100, and the employees work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MSAR.1 This is in fact a very strategic policy,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First, because most of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in Macau are small or medium in scale; second, because successful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an form the foundation for larger enterprises; and third, because Macau relies heavil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o enhance its overal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Given proper ideas for development and better management techniques, more and mor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re bound to succeed in Macau. In respect to "encouraging investment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and new markets," it is clear that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the appearance of new products, and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led to fierce economic competition. In today's world, every country must try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to accomplish this, it is crucial to attract more foreign investors by creating a favourable environment of legal protec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labour force through technological training, to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create new products. Given the existing domestic cond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nourish high-tech industries, so that we can introduc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more products that are unique and thus competitive. It is only in this way that the spectrum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be broadened. 1.4 Special Economic Measures Article 115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The MSAR, in light of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hall make labour policy and improve labour law on its own. The MSAR shall establish consultative co-ordination organisations composed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employers' organisations and the employees' organisations." In today's society, the

96question of labour—because it affects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nd is very broad in scope—has a direct impact on issues of social welfare and the rationalis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Unlike the Basic Law of Hong Kong, which discusses the question of labour under the rubric of "Education, Science, Culture, Sports, Religion, Labour and Social Services" in Chapter 6, the Basic Law of Macau discusses this question under the topic of "Economy" in Chapter 5. This is because the questions of labour and of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s are primarily economic ones, closely tied up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society, the rights of the labour force must be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subcategory of the rights of Macau citizens in general; for this reason, there are two additional articles discussing the labour rights in Chapter 3 of the Basic Law. These are Article 39, which reads "The welfare benefits and retirement security of the labour force shall be protected by law, " and Article 40, which states that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ventions as applied to Macau shall remain in force and shall be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laws of the MSAR." Prior to the handover, there already existed some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arding labour in Macau. These include the Labour Law of 1989, the Labour Insurance Law of 1985,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Law of 1989. In the light of its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SAR needs to make new labour policies and improve the body of labour law, so that the Region'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ll be more comprehensive. One "consultative co-ordination organisation" such as those mentioned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15 has existed in Macau since 1987. Its major function is to co-ordinate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 to provide consultation in legal matters, and so on. Although it does not have much authority, it can help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and is generally beneficial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ticle 116 of the Basic Law states, "The MSAR shall maintain and improve Macau's previous systems of shipping management and shipping regulation, and make shipping policy on its own. The MSAR shall be authorised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to maintain a shipping register and issue related certificates under its legislation, using the name 'Macau, China'. With the exception of foreign warships, access for which requires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ships shall enjoy access to the ports of the MSA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Region. Private shipping businesses and shipping-related businesses and terminals in the MSAR may continue to operate freely." The shipping business is very important to Macau as a free port. At

97present, the bulk of Macau's shipping industry is limited to transport between Macau,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especially the nearby cities of Guangzhou, Shenzhen, Jiangmen, etc).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Ká-Hó deep-water port in Coloane has helped solve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shipping industry in Macau. It is thus important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Macau's previous systems of shipping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 and for Macau to have the authority to make shipping policy on its own. Article 116 indicates that the MSAR is "authorised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to maintain a shipping register and issue the related certificates under its legislation, using the name 'Macau, China'." The registration of ships is usually part of the authority of a sovereign state; here, the MSAR may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its ships as authorised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lso in line with this authorisation, the MSAR may formulate shipping policy on its own and may issue the necessary certificates, using the name "Macau, China" to differentiate these certificates from those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address of 2002, a recent proposal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registration centre in Macau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strengthen Macau's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free port. With the exception of foreign warships, which must obtain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ther ships may access the ports of the MSA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Region. Management of Macau's ports is part of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MSA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not interfere in port administration. However, foreign warships entering Macau shall b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cause foreign warships are considered to be an extension of a state's territory, which is a matter of state sovereignty. Sinc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national defence, foreign warships wishing to access Macau must first obtain permission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further stipulates that private shipping businesses and shipping-related businesses and terminals in the MSAR may continue to operate freely. This clause is designed to help protect the freedom of commerce in a free market, which is crucial to maintaining Macau's prosperity. Articles 117 st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may, with the authorisation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formulate, on its own, various systems for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As we know,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the delimitation of aviation information districts, the opening of new airlines, and the

98establishment of civil aviation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necessitates a wide variety of policies or measures that may involv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r between regions within China, which the MSAR is not able to formulate on its own. Because of thes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when planning systems of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the MSAR must first obtain authorisation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at is worth noting is that this authorisation differs from that stipulated in Paragraph 3 of Article 13 or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16, both of which authorise the MSAR to conduct the affairs relevant to those articles. Article 117 stipulates that the MSAR must obtain authorisation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en dealing with civil aviation policies. The Mac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opened for business in December 1995, and since then its success has strengthened Macau's role as a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hub. At the time, after a series of negotiations in the Sino-Portuguese Liaison Group and authorisatio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 immediate agreement was reached regarding civil aviation manag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airport, aviation enterprises, and aviation services were passed. The airport is now operating smoothly, and is negotiating aviation agreements with more than 38 countries; 32 such agreements have already been signed. In 2001, the number of destin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accessible by direct flights from Macau increased from sixteen to thirty-one, and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entering Macau from Taiwan reached 38,800 persons per week. The number of air passengers passing through the Mac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2001 totalled 3,805,306 persons.2 Article 118 stipulates, "The MSAR shall, on its own, make policies on tourism and recreation in the light of its overall interests." The gaming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Macau developed under a set of uniqu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but it has become the leading industry in Macau since 1990, and at present is the main pillar of Macau's economy. In 2000, a total of 9.16 million tourists entered Macau; in 2001, the number increased to over 10 million (more precisely, 10,278,973). The tourism industry includes services provided by travel agents, hotels, and restaurants, as well as transportation and shopping. The gaming industry includes casino gambling, horse racing, dog racing, and lotteries of other types. Casino gambling takes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gaming sector, with 95% of gamblers coming from outside the Region. Prior to 2002, a single company managed all the gaming enterprises in Macau, using a modernised and above-board system of management. Because Macau has been a centre of cultural exchange for more than 400 years, it boasts a number of heritage sites that demonstrate the

99special features that resulted from a blend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se sites are advantageo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gaming industry has a long history in Macau, and still occupies a vital economic position. In order to realise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the current capitalist system and way of life unchanged for fifty years," it is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gaming industry in accordance with law. This is beneficial both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tself and to susta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s a whol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hen the MSAR formulates polices on tourism and recreation, a range of social factors and the overall public interest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Polic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with an eye towar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enhanc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30th August 2001, the MSAR Government promulgated the new "Gaming Law." Article 7 of this law authorises "the issuance of three casino-operating licenses" in Macau. On 8th February 2002, the MSAR Government finally announced which three firms would be granted gaming licenses: the Sociedade de Jogos de Macau, Wynn Resorts (Macau) Limited, and Galaxy Casino Company Limited. This has put an end to the monopoly of the gambling industry, replacing it with a mechanism to encourage openness and competition, which will inject into the market new investment capital from Macau, Hong Kong and the U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form of the gambling industry will revitalise the Macau economy. Article 119 stipulates, "The MSAR shall carry out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law." The environment is an issue of great concern in most countries these days. Since 1990, leaders of many nations, managers of many enterprises, as well as common citizens have gradually realised the possibilities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brought about by the effective polici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cau did not have a thorough system of policies and law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ntil 1991, when the government promulgated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and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standard technolog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lthough Macau is a small place, it is crucial to control the pollution created by industry and the waste we create in our daily liv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stable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we should protect the Region's ecology as well as the coastal environment, and create a comfortable, clean and unpolluted environmen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1002. Developing Multi-Culturalism in Macau Macau is a cit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Orient and Occident.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Portuguese cultures has been a central feature of Macau's cultural identity. This identity is characterised by openness and toleration, and its unique value should be highly emphasised. In Chapter 6 of the Basic Law, there are fourteen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cau's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science, culture, sports, religion, professions, labour and social services, as well as policies and measures regulating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the external affairs of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These stipulations affec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ocial life of Macau residents, which is important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are purely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affairs of the MSAR. The stipulations in Chapter 6 reflect the autonomy that the MSAR enjoys in formulating cultural and social policies; highlight the need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 cultural policies existing in Macau before the handover, while emphasising that the cultural system should remain basically unchanged; and strengthen, by legal means, the existing system for managing cultural affairs and social services. 2.1 Developing and Diversifying Education Article 121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on its own, formulate policies on education, including policies regardi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its administration,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the allocation of funds, the examination system, the recognition of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the system of academic awards so as to promot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he MSAR Government has the autonomy to formulate policies on education, including policies regardi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its administration,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the allocation of funds,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recognition of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degrees. At present, the "Education System Law"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Law," both promulgated in 1991, have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thorough legal basis for Macau's educational system. These laws and decrees have been extended for use after the handov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no change for 50 years," and they have become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MSAR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to formulate educational policies. Education is cru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herefore it must adapt to the trends of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n economics,

101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rder to raise the overall educational level of Macau residents and to nurture young talents who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uture of the society.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educational policy. Some countries mandate six years of primary education; others mandate nine year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up to the middle-school level. Some make the entire cours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compulsory, up to the level of senior high school.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even considering making some amount of tertiary education compulsory; this depends as much on the economic feasibility of this proposal for the country in question as on the level of concern with education demonstrated by the state. Starting from the 1995-1996 academic year, the Macau Government mandated nine years of free education in non-profit privately run schools that had joined a network of publicly subsidised schools. In the 1997-1998 academic year, the government extended this to ten years of free education. Free education differs from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a system of free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a subsidy to each student enrolled in participating schools, while compulsory education not only implies free education,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rights of children under a certain age to receive an education. It plac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afeguarding these rights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ents of every child. However, sufficient fiscal reserves are necessary for a system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to be established; therefore, it should be done systemic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push for instant success in this regard. Paragraph 3 of Article 121 expresses Macau's autonomy in regard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its original educational system. It states, "Community organisation and individuals may, in accordance with law, run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of various kinds." Macau'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are those run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econd is those run by individuals or private organisations, including government-funded and non-government-funded private schools. In Macau, the number of private schools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private schools greatly exceed the number of public schools and public school students.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schools have the right to formulate policies regarding their educational system, curricula, program content, and so on. In other words, they have the autonomous right to run their own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but this right shall contravene neither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prescribed by the law, nor the system of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academic awards specified by the pertinent government organs.

102 Article 122 states, "The exist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all kinds in Macau may continue to operate. Al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MSAR shall enjoy their autonomy and teaching and academic freedom in accordance with law.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all kinds may continue to recruit staff and use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outside the MSAR. Students shall enjoy freedom of choice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freedom to purse their education outside the MSAR." Paragraph 1 of Article 122 stipulates that "the exist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all kinds in Macau may continue to operate... [and to] enjoy their au-tonomy and teaching and academic freedom in accordance with law." According to the annual statistics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01-2002, Macau had 129 schools or institutions providing regular education (including pre-primary, primary, secondary, and vocational-technical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eleven institutions recognised by the MSAR Government providing higher education of various kinds. Among the institutions providing regular education, 23 were government schools and 106 were private schools. The total number of teachers in these schools was 4, 050 and the total student population numbered 99,990.3 In addition to these, there are also institutions providing special education and adult education. Among the eleve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our are government-funded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the Macau Polytechnic, the Institute of Tourism, and the Police Academy), while the others are privately run. Among the 12,749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se eleve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ixteen students obtained doctoral degrees, 5,603 students obtained master's degrees, 884 students obtained postgradu-ate diplomas, 3,414 obtained bachelor's degrees, and 2,832 obtained associate's degrees or diplomas.4 The Basic Law ensures that exist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all kinds may continue to operate. Al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MSAR shall enjoy their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 in accordance with law. This is a way of motivating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to take an active role in developing a diversified educational system in Macau.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22 states tha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all kinds may continue to recruit staff and use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outside the MSAR. Students shall enjoy freedom to choose which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ey wish to attend, as well as the freedom to pursue their education outside the MSAR, which is essential for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cau's human resources. Article 129 stipul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on its own, es-tablish a system concerning the professions and, based on impartiality and rationality, formulate provisions for assessing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or quali-fications for practice in the various professions and issuing corresponding certificates. Persons with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or qualif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obtained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SAR may retain their previous qualifi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103of the MSAR.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recognise the professions and the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recognised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on and may, as required b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parties concerned, recognise new profession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In today's Macau, professionals have assumed a high statu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ddition, constant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creasing specialisation of labour, and an atmosphere of fierce competition have led to an increasing reliance on the expert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of the professional class. We must make good use of their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objective norms and their alertness to new opportunities.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members of the professions to obtain recognised qualifications, in order to move Macau society along towards the next stage of development. Some professionals, such as lawyers, doctors, accountants, architects, teachers, and so on, must pass a rigorous and systematic program of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s in order to obtain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from a recognised university. After that, they must undergo a period of practical internship, after which they will obtain the qualifications, recognised by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s, that are necessary to practice their profession. The "system concerning the professions"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refers to the assessment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in the various professions, and the issuance of corresponding certificates. The Basic Law reflects the autonomy of the MSAR in regard to the professions practised in the MSAR. It stipulates that the MSAR Government shall, on its own initiative, establish "a system concerning the professions based on impartiality and rationality, and...formulate provisions for assessing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or qualifications for practice in the various professions and issuing corresponding certificates." Paragraph 2 continues, "Persons with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or qualif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obtained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SAR may retain their previous qualifi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MSAR." Persons with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or qualif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c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retain their previous qualifications.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refer to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rofessions and other relevant codes applicable in the MSAR. Professional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are requested to follow these regulations insofar is they do not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 of impartial competition and participation. Article 129 further stipulates that the MSAR Government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recognise the professions and the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recognised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on

104and may, as required b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parties concerned, recognise new profession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SAR, as the Region has been developing socially, econom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the number of profession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has been on the rise. The MSAR Government is obliged to recognise these new profession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insofar as they are necessary or beneficial to the needs of society. From this we can observe that the provisions regarding system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contained in the Basic Law emphasise continuity with the original system and the principle of impartiality and rationality, which can meet the needs of development. 2.2 Boosting Grow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cle 124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on its own, formulate policie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tect by law achievement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patents,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on its own, decide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applicable in Maca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y an invaluable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ny nation or region. In today's worl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the small scal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 Macau, and to the lack of natural and human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mains in a rather fragile position. Article 124 stresses that the MSAR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to formulate policies gover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Region and to protect by law achievement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patents,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That is, it emphasises the leading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 society and in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improving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and opening up new product lines, new industries, and new markets. Becau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deavours demand rigorous accuracy, the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governing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the quality of scientific products must comply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while still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local situation. Paragraph 2 of this article st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can on its own decide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applicable in Macau."

105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mentioned here include standards for both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This can help strengthen Macau's existing advantages, and accelera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 a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Macau society. Article 123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on its own, formulate policies to improve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nd to develop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 may provide various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in accordance with law." Article 123 thus includes three main features. First, it stipulates that the MSAR Government can formulate policies governing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ervices. A whole article is devoted to the issue of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because it has a direct impact upon the health of the entire Macau community, and therefore up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Region. Second, it emphasises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is a system for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illness that has been developed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centuries of practice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advocate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oth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egion's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ervices. Third, this Article stipulates that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may provide various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in accordance with law. 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full utilisation of all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can help motivate investor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improving the standards of Macau's health and hygiene systems. 2.3 Encouraging Culture and the Arts Article 125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on its own, formulate policies on culture, including literature, art, broadcasting, film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protect by law the achievements and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uthors in their literary, artistic and other creati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protect by law scenic spots, historical sites and other historical relics as well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owners of antiques." This article protects and respects the autonomy of the Region in handling cultural affairs, which can facilitat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unique features of Macau's cultural tradition as well as enhancing Macau's role as a bridge linking East and West. Article 37 of the Basic Law indicates that "Macau residents shall have freedom to engage in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and other cultural activities." On top of

106this,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25 further protects artists' achievements and their lawful rights to and interests in their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oductions. In addition, it provides a series of guarantees and protections that will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the arts, broadcasting, film, and television. A range of distinctive historical sites and other cultural treasures have long characterised Macau as a cit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se historical sites comprise the heritage of Macau's unique cultural tradition; they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developing tourism and enhancing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 very good example of heritage protection is evidenced in the MSAR's 2001 applic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inclusion on UNESCO's "World Heritage List." Article 125 of the Basic Law further stresses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owners of historical sites or treasures, which reflects an emphasis on rationality and equity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Article 126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on its own, formulate policies on press and publication." In all nations or regions that advocate political democracy, the mass media operate in an important supervisory capacity.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publishing in Macau; at present, there exist approximately twenty Chinese and Portugu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bout ten professional or non-professional publishing houses, several broadcasting companies, two official television stations (one Chinese-language, one Portuguese-language), a number of satellite and cable TV channels, the major media organ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PRC, and several foreign media organisations stationed in Macau. They constitute the entire mass media network in Macau. The majority of publishing houses in Macau are run privately; in 1989, the Macau government promulgated the "Audio and Broadcasting Law," and in 1990 the "Publications Law,"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management of the mass media. Chapter 6 of the Basic Law distinctly stipulates the policies governing the press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which reflects concern with the supervisory function of the mass media. Article 126 further stipulates that the MSAR retain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the areas of the press and publishing: the government can, on its own, formulate polices governing the press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the Macau society; on top of this, Macau residents' right to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reedom of publication are protected by law, which will help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ess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in Macau. Article 127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on its own, formulate policies on sports. Non-governmental sports organisations may continue to exist and develop in accordance with law."

107Sports activities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health of the citizens, as well as to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a nation or region on the whole. Macau is a small city, but due to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t enjoys, it can maintain and develop relations with organisations in foreign countries or regions and with the pertinen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using the name "Macau, China" to do so. Therefore, the stipulation that the MSAR can formulate its own sports policies reflects the Region's autonomy in managing sporting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hav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herefore, the Basic Law protects the rights of such organisations to exist and to develop in accordance with law. This reflects the degree of support the Basic Law provides for th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2.4 Protecting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Article 128 stipul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ligious freedom, shall not interfer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or in the efforts of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and believers in Macau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relation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outside Macau, or restrict religious activities which do not contravene the laws of the Region. Religious organisation may, in accordance with law, run seminaries and other schools, hospitals and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to provide other social services. Schools run by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may continue to provide religious education, including courses in religion.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law, enjoy the rights to acquire, dispose of and inherit property and the right to receive donations. Their previous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shall be protected by law." The Basic Law guarantees Macau residents'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related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preach, to conduct, and to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Article 128 further specifies and clarifies the meaning of Articles 34 and 40, which state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ligious freedom, shall not interfer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or in the efforts of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and believers in Macau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relation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outside Macau, or restrict religious activities which do not contravene the laws of the Region." These two policies of "non-interference" reflect the degree of respect awarded to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The policy of "non-restriction" is based on Article 40, which stipulates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ventions as applied to Macau shall remain in force and shall be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108laws of the MSAR.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enjoyed by Macau residents shall not be restricted unless as prescribed by law. Such restrictions shall not contravene the provisions of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is Article." Article 18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stipulates that everyon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that the freedom to express one's religion or beliefs may be subject only to such limitations as are prescribed by law and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order, health, or morals or the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Any act of treason and subversion against the nation under the guise of religion should be outlawed. The Basic Law protects the rights of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to provide a range of social services. These institutions may run seminaries and other schools, hospitals, and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provide other social services. Schools run by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may continue to provide religious education, including courses in religion. This is beneficial to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rvice institutions, and helps satisfy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such services among the people, by sharing the government's burden in remedying the relative insufficiency of social services. For example, the Catholic Church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in Macau. It has established many social service institutions, including medical centres and old-age homes, and also runs a number of religious schools, which relieves the constantly mounting pressures created by the growing student population.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have the right to acquire, use, dispose of and inherit property, and to receive donations. Most of the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in Macau possess their own properties; their right to own this property is protected under the Basic Law, just as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 private property ownership are. The Basic Law emphasises this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which reflects the respect granted to the religious institutions of the Region, and signifies that these organisations' property rights will be maintained under the Basic Law. 2.5 Improving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Article 130 stipulates,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on its own, formulate policies on the develop- 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the light of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ocial needs." A well-established social welfar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of any country or region. Article 130 stipulates that the

109MSAR may formulate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is is an extension of Article 39, which states that "Macau resident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social welfare in accordance with law." There are three major features embedded in this article. First, the MSAR has the right to formulate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on its own, free of interference from the equivalent policies in force in mainland China. Second, the MSAR should formulate new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ly existing social welfare system. Beginning in 1980,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in Macau formulated a set of policies establishing the minimum codes governing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 occupational hazards, compensation for job-related illness or injury, and a system for funding social security. With the passage of these laws, residents who meet the requirements could obtain certain subsidies, such as old-age pensions,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the disabled or invalids, as well as other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marriage, birth, funerary services, and the treatment of lung disease. Employees who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of layoffs or the bankruptcy of their employers were granted the right to obtain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the government promised free medical care for pregnant women, children, civil servants, persons in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so on; and the government's Education Department initiated tuition subsidies for qualified students. Because these basic forms of welfare take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the actually existing situation in Macau,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SAR Government to safeguard the welfare services enjoyed by the citizens of Macau as provided for in the previous legal system. Third, the MSAR may formulate policies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light of changing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ocial needs. Therefore, the MSAR should not merely maintain the original social welfare system, it should also improve upon this system, so that all Macau residents may share in th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rticle 131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Local organisations providing social services in the MSAR may, on their own, decide their forms of service, provided that the law is not contravened." A comprehensive social service system should fully utilise the resources and enthusiasm of both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social service organisations.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this regard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At present, many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provide a great deal of charitable assistance and funding, and these organisations, such as the Ki-ang Wu Charitable Society, Caritas, and so on, are a vital part of Macau's social service system. Since their continued

110existence is guaranteed by the Basic Law, we can be sure that the system of welfare benefits available to Macau residents will not be trimmed; rather, it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in keeping with the cit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rticle 132 stipul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shall, when necessary and possible, gradually improve the policy previously practised in Macau in respect of subventions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fields such as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culture, sports, recreation, medicine and health,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clude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culture, news media, publishing, sports, recreation, medicine and health, social work, etc. Their status as "legal persons" differs from tha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ey normally do not engage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their operating budget comes primarily from membership fees. In order to carry out public or charitable activities, sometimes they have to raise funds from the public. Som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llocate special budgets to assist th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nd their activities, which serve as a means to redistribute social resources. What bears emphasis i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only provide assistance to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cessity of the service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That is to say, on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must consider how necessary these activities are to the social welfare,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grant financial assistance only insofar as it is fiscally able to do so. In addition, it is further stipul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gradually increase the amount financial assistance it provides as the economy continues to develop. Taken together, all these stipulations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an enthusiastic but pragmatic approach to providing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2.6 Non-Governmental and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Artile 133 stip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fields such as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culture, news media, publication, sports, recreation, the professions, medicine and health, labour, women, youth, returned overseas nationals,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 as well as religions organisations in the MSAR and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coun- try shall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non-subordination, non-interference and mutual respect." This article has three major features, which can be summarised as mutual non-subordination, mutual non-interference and mutual respect. It

111stipulates that non-governmental and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in the MSAR and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shall be treated equall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non-subordination. Non-governmental and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may not take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MSAR as local branches or subsidiaries. The autonomous status of the non-governmental and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in the MSAR corresponds to the Region'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rticle 5 of Annex I of the Sino-Portuguese Joint Declaration initially profiled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in the MSAR and those in other parts of the PRC shall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non-subordination, non-interference and mutual respect." While this article was being drafted, its scope was enlarged to include not only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but also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culture, news media, publishing, sports, recreation, the professions, medicine and health, labour, women, youth, returned overseas nationals,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 This corresponds to the spirit of the Sino-Portuguese Joint Declaration, and is beneficial for sustaining and develo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nd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in the MSAR and those in the PRC. Apart from this, Article 134 indicate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fields such as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culture, news media, publication, sports, recreation, the professions, medicine and health, labour, women, youth, returned overseas nationals,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work as well as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in the MSAR may maintain and develop relation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with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They may, as required, use the name 'Macau, China' in the relevant activities." Article 134 differs from Article 133 in that it deals with external affairs while Article 133 deals with domestic affairs. Article 134 requires organisations to use the name "Macau, China," while Article 133 allows these organisations to use the name of the MSAR directly. Article 134 also differs from Article 136, which stipulates that "the MSAR may, on its own, using the name 'Macau, China', maintain and develop relations and conclude and implement agreements with foreign states and regions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 the appropriate fields, including the economic, trade, financial and monetary, shipping, communications, tourism, 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fields." Article 134 targets the activities of non-governmental and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although both 134 and 136 require that the name "Macau, China" be used, they require its us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112 3. Directions, Goals and Bas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SAR 3.1 The Major Objectives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common impa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Macau's economic structure has experienced a dramatic adjustment. That our ser-vic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s clear. In the coming year, after a competi-tion mechanism has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to the gambling industry, we can expect to see benefits to the tourism and related industries. On the other hand, fundamental changes to the global garment industry's quota system in 2005 will inevitably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Macau'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fter careful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changes in Macau's environment, as well as serious consideration of our region's many advantages and attributes, it is clear that an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aking shape in Macau with the gambling sector as its 'head', and the service industry as its 'body', driv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other industries."5 This is a pragmatic and objective conclusion. With this spirit of refusing to evade the social realities of Macau's situation, and with strong and active leadership, we may 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 next few years of development in Macau, especially if the city's foreign competitiveness can be maintained and enhanced. Therefore, as Chief Executive Edmund Ho says, "We must focus especially on our leading industries while still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ll sectors. On the one hand, our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must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ies, while taking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other areas,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education, tra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f we are to successfully develop our core industries, each of these social facets must co-operate rather than each one working separately.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also streamline and support both old and new industries by maintaining a reasonably diversified and bal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improve our industries' adaptability to external changes and resis-tance to risks." 6 As early as December 2000, a research report entitled Macau 2020—The Long Term Objectiv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20 Years (compiled by the Joint Research Group of the Macau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entre and the Macau Associ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s) indicated that the goal of Macau's next stage of development should be "to establish the Region as a medium-sized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operating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113country, two systems,' that is fully open to China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7 According to this report, by the year 2020, Macau should have achieved the following milestones: ① Its major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indices should be approximate or equal to the average of developed cities 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② It should play a positive leading role in the co-operation with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ong Kong; ③ It should be leading city with an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network that is highly regarded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④ It should have unique and competitive systems for tourism, integrated services, communication, offshore finance, higher education and culture. After some adjustments, it should also feature an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manufacturing sector based on innovative, high value-added products; ⑤ It should have achieved an appropriate fiscal reserve, a better social welfare system, a greater capacity to handle natural disasters and other crises as well as an increased aptitude for autonomous development; ⑥It should have in place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based on a stable foundation and the ac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8 3.2 Development: Correlating Concepts and Results Chief Executive Edmund Ho has proclaimed, "Successfu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ill enable Macau to capitalise on its advantages and improve its competitiveness, enabling sustainable growth as we integrate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Nevertheless, we have to clearly realise that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s by no means an easy task. During this process, conflicts between old and new ideas, limitations in human resources and resulting employment pressures will bring many new challenges." 9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re is a solid proof that we should, from time to time, adjust and revise our concepts to achieve a better result. This is because: Firstly, adjusting and revising our concepts is a process of optimis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learning, and a process of the rationalization of decision-making. This should be a focal point for the MSAR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entire community. Secondly, "positive" and "negative," "open-minded" and "narrow-minded," "innovative" and "old-fashioned," are pairs of opposites that differ not only in meaning but also in principle. People often talk about being "positive, open-minded and innovative," but may not be actually or whole-heartedly so. On the other hand, no one will admit to being negative,

114narrow-minded, or old fashioned, even if he or she is. Hence in any organisation, corporation or institution, there will always be a mixture of people who are superficially positive, open-minded and innovative and people who are actually negative, narrow-minded and old-fashioned. Thirdly, successful development is very often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various related factors. However,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or constraints, some people may succeed while others may fail. This is true not only at the peak but also at the bottom of an economic cycle. Hence we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internal and subjective factors affecting our development. Fourthly, "We must point out here that new initiatives and innovation are not confined to new industries. Traditional industrie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even individuals must also develop innovative thinking in order to realise the full benefits of this new paradigm."10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strategies we may consider for Macau's future development: Stabilizing (S), Transforming (T), Expanding (E), and Innovative (I). From a conservative point of view, the order of preference should be S>T>E>I. However, when considering real efficacy, the order should be I>E>T>S. In point of fact,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that a stabilizing strategy is completely wrong or that an innovative strategy is entirely correct. It depends on the timing of implementation. A stabilizing strategy may be necessary at a certain period, while an innovative strategy may be critical for certain issues. Hence the crux lies in the flexible implementation of all four strategies. In summary, we believe that Macau should primarily adopt an expansive and innovative strategy, complemented by a stabilizing and transformative strategy. In the beginning, Macau should follow a stable and transforming strategy, but in the long run, it should better adopt an expanding and innovative strategy. " 33 Gaining the Upper Hand: Exploiting Strengths, Overcoming Weaknesses The economy of Macau has relative weaknesses and strengths. Macau has reached quite a high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it has also experienced inconsistent development in many respects. As a mini-economy with a unique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whole, Macau is experiencing the trend of liberalisation in its economy; it is encounter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faced with knowledge intensification. Its economic base is increasingly coming to rely on the service sector, its tourism industry is increasingly relying on casino gambling, 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 high-end products, and its financial sector on diversified tools. Macau is moving towards an information economy, and the

115competitiveness of its human resourc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for the Region to have a strong sense of self-direction. Macau's economy has a number of strengths and advantages: ① Our society is quite stable, and experienced a smooth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ur citizens have welcomed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back to the PRC an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which is an important asset for our development; ②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Basic Law shall continue to be effective. The MSAR will continue to receive the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③ Macau has already achieved an outstanding level of development. Since 1995, Macau has been includ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on the list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and areas and is ranked near the top of the ten most successful mini-economic systems in the world; ④ Macau's ability to innovate and to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Our younger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is bold in developing new business ideas, and our young civil servants and citizens are hardworking and industrious, always striving for better results; ⑤ We have a long history of absorbing different religions, languages and peoples in a harmonious manner. We have a highly developed capacity for tolerating differences, and can learn from the strengths of others to improve ourselves; ⑥ We have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overseas connections. There are thousands of overseas Chinese who have strong ties with Macau, and many Macanese (Portuguese born in Macau) who are now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These overseas connections will continue to be a useful resource for Macau; ⑦ Macau'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ree port and its low tax rates are still a valuable asset that can be further utilised; ⑧ We can continue to contribute in bridg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his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 that will create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for Macau, not only in the short term but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⑨ Macau is situated at an excell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at is rapidly growing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economy. It ca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South Korea,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nd the countries of Southeast Asia. It can also rely on the full support of China, with its rich resources just across the border; ⑩ Macau's histor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s also an advantage. After the handover, Macau can continue to play

116an active and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⑾ In the long run, there is a tremendous potential to develop a relationship with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In the 21st century, Brazil will likely become a leader in the economy of Latin America. Meanwhile, in Africa, Mozambique and Angola will certainly rise to occupy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We should cherish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closer relationships with these countries. However, Macau's economy also has a variety of weaknesses and constraints tha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①Macau has been suffering from an economic slowdown for the seven years since 1993, and from negative growth for the four years since 1996. This continuous negative growth has thrown a shadow over our confidence in our economic potential, and has an adverse psychological effect on investors and consumers; ②Due to its limited land area, small population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s-problems that are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rectify—Macau cannot take advantage of economies of scale; ③Due to its lack of a large deep-water port, Macau is unable to develop itsocean-going cargo transport industry, which is a handicap to its performance as a free port; ④A modernized,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has yet to be completed. This hinders Macau's ability to develop into a modern logistics and distribution centre; ⑤The overall education level of Macau people remains low. The government's Employment Survey, conducted in 2002, indicated that 69.5% of the total 213,999 workers in Macau have received education only up to the junior secondary level.12 This will become a major constraint to our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g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economy; ⑥Traditional models of operating in society have their pros and cons; in fact,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odels of operation are not necessarily mutually exclusive. Hence it is appropriate to preserve and promote local tradition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sation process. It is not fair to equate tradition and conservatism, since not every traditional organisation is conservative while some non-traditional organisations may be so. There will always be people who are obsessed by money and power and who will pursue these ends by all means. However, the community will ultimately reject them. There is no one in Macau who can claim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of a purely modern and advanced mode of productivity. Due to

117the unique background and environment of Macau, we all are all conservative to differing degrees. Some may be conservative in one aspect while others may be so in another area. Some may be more conservative and some may be less. All in all, however, it is critical for us to overcome the constraints of conservatism. 3.4 Short-Term Objectives 3.4.1A highly efficient, clean and accountable MSAR Government that has ateam of civil servants who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law and within the limits oftheir authority, an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service to their fellow citizens. 3.4.2A positive image that is recognised around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in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Macau should be known as a place with a comprehensive judicial system, where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protected by law, and whose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units have a strongly ingrained consciousness of the law. 3.4.3A united, open-minded and hardworking community, in which residentswill not only consider their own interests but also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a commu nity in which people will not only innovate, but also co-operate; in which people will not only strive together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but will also share their suc cess with others. 3.4.4A team of modern entrepreneurs who have the courage and modern busi ness philosophy to surf the rising tide of the new economy. 3.4.5A well-thought-out, practical conceptualization and direction fo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hared understanding among Macau people that it is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formulation of de velopment strategies should not be the privilege of a chosen few. 4. The Standpoints for Modern Development to Be Establish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has been always been the clear that all countries and nations in any historical period should always persist in pursuing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always moving from the present point of origin towards a new developmental objective or level. "Development" implies expansion of scale and enhancement of quality; it is "the process of change from small to big, from simple to complex, from lower to higher level,

118and from old to new." 13 If a society neglects developmental norms, paths and strategies, the whole society and its constituent parts (the government, commercial enterprises, and the common citizens) will not be able to fully utilise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As a result,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fully develop their potential or to maintain an active role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Such a society would not be able to advance on the crest of victory. A modern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emphasises: the coherent and rational co-ordination of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the constancy and stability of development; the synchronis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and social ecosystems; the priorit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respect for the value of high-calibre professionals. It requires maintaining a win-win attitude,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is modern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s a multifaceted concept tha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4.1A Rational Orientation All countries—developed, developing or underdeveloped—and all economies—large-scale, small-scale, or "mini"—must have the appropriate orientation towards development. Macau is a model of a mini-economy; in the mid-1990s, it was placed on the World Bank's list of the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per capita personal income in the world. Thus we should not be shaken by temporary setbacks or instabilities; we should not become helpless when facing unfavourable conditions, because success hinges on human effort. 4.2Proper Utilisation of Resources To develop, we need resources: natural resources, social resources, internal resources, and external resources. We must treasure those resources that are scarce, and protect those that are still abundant. We must exploit our resources more effectively, and prevent their inappropriate distribution. 4.3The Cultivation of Strengths Strengths and weakness are relative concepts that develop historically. No strength is eternal. Therefore, one shoul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self-direction, and, through appropria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e should exploit one's strengths and overcome one's weaknesses. In addition, it is crucially important to realise the timeliness and relevance of each of our strengths. 4.4Complementarity and Benefit Sharing

119Every country and economic system has different features, and each will try to remove all the obstacles that impede its development. Because of this, mutual complementarities and benefits are vital principle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small-scale and mini-economies, limitations on resources and other restrictions mean that they must establish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drawing support from external resources and markets to complement the deficiencies in their own domestic economies. This also holds true for large and developed economic systems, as they all need to encourag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4.5 Prioritise Qualit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ss quantitative indexes. However, after achieving a certain scale and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 priority should be shifted to qualitative indexes. This usually involves a shift from an emphasis on always expanding outward to a focus on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what has already been achieved; a shift from quantitative to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from a lower to a higher-level division of labour, that is, towards the production of more high-quality, value-added products. In fact, the qualitative index not only requires enhancements in the quality, performance, and branding of a commodity; it equally requires enhancements in the quality of the entire production line, indeed of all the members of society. At present,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popularised higher educa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uman factor, are gradually gaining greater respect. Macau should learn from this experience: we should, on the one hand, work hard to develop our human resourc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how best to distribute the skilled workforc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misallocation or waste of our precious human resources. 4.6Virtuous Competition Every industry, every unit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every member of society is a resource that supports, complements and supplements the others.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t suits the reality of the complex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modern world; it is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societies to remain stable and harmonious. Systems and economic models that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still must share certain similarities, and it is these commonalities that are key. Commonalities in developmental models, in

120resources, in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need for trade, or in goal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ve led systems that were originally quite different along similar developmental paths, and have even made them close companions on this journey. With less selfishness and more co-operation, less conservatism and more innovation, fewer constraints and more benefit sharing, everyone would profit from the increased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If Macau—this mini-economy—can take the initial step and maintain its enthusiasm, it will certainly not be isolated, discarded or marginalised. 4.7 Confronting Setbacks No one can claim that he or she has never faced adversity. Naturally, the impact that adversity has will be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people; some will experi-ence a heavier blow than others. Sometimes, the setbacks in our life are due to unexpected factors or to our own blindness to risk. However, adversity can strengthen our resolve and test our wisdom. Adversity may even precede succe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up our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to face challenges with a sober mind. Nurturing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outlook in the face of pos-sible adversity is a key component in enhancing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5. Some Issues in Need of Resolution 5.1 Co-ordina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Macau's economy has established a solid foundation, our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has remained at a steady, decent level—it was 0.864 in 1998, 0. 868 in 1999, and 0.882 in 2000. However, in terms of education, income, social security, health care, culture, and ethics, our society has yet to catch up with this economic index. In addition, some members of our society are not yet thoroughly modern in their attitudes and outlook. These problems require our immediate attention. 5.2Focused Development vs.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he recession of recent years has weakened many people's confidence in Macau's future. The gaming industry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economic contributors, and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and grow.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it is not wise to focus on one single industry alone. We should diversify our economy. Although there are difficulties and risks involved in developing other businesses, the advantages still outweigh the drawbacks, making

121diversification an important ingredient for Macau's future. 5.3Strengthening the Shaky Foundation Macau has multiple strengths but also many weaknesses. The critical issue at present is the weak manufacturing base and the lack of a qualified workforce. However, we can make use of our advantages to attract corporation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from mainland China to apply their inventions and technologies to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Macau. 5.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we must fully utilise all possib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will continuously improve. However,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Macau should primarily focus on how best to utilise our internal resources. 5.5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Measu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ies primarily upon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basic economic principles,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gal and economic safeguards. However,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some non-economic measures are also very useful and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These include boosting the cultural and moral calibre of the citizens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5.6Physical vs. Intellectual Power As we head into a new age of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 change is occurring in the relative value of physical strength vs. intellectual power. We need to create a suitable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rapidly train a cadre of local experts. We also need to give a green light to attracting more talented persons to come work in Macau. Yet, while recognising the importance of intellectual power, we should not,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underrate the importance of manual labour. Insofar as possible, we must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young labourers to upgrade their skills. 5.7State-Society Relations Chief Executive Edmund Ho has written, "So the critical issue for our success tomorrow relies on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stick to goals, have foresight and keep pace with community trends and directions. These abilities are the foundation of our confidence, the target of our efforts and the crux of the long-term well being of all Macau people."14

122During the economic recession, every sector of Macau society suffered. It is thu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community should have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 autonomous MSAR Government. However, real improvements in the economy will require a joint effort: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community support. 5.8Traditional Beliefs vs. New Economic Concepts In the unique environment of Macau, every sector and every household inherits traditional belief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face the impact of new economic concepts. Traditional values such as industriousness, honesty, and co-operation will never become obsolete. However,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rections, principles and special features of new economic concepts. We must pro-actively adapt ourselves to the new environment, or we will be eliminated from the competitive market. 5.9Unlimited Development and Bounded Knowledge The development of any country or economic entity is not restricted by an absolute limit or "saturation point." The only limit on development is ou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We should therefore strive to overcome this limitation and cultivate a consciousness of adapting to the endless upward spiral of development. After the handover, Macau opened up its gaming sector and has taken measures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s a result, the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e GDP growth rates were 4.6% in 2000 and 2.2% in 2001; in 2002, the rate was even higher, reaching 9.5%.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upgraded Macau's overall credit rating from Baal to A3, with a positive economic outlook. In addition, the "Blue Book of City Competitiveness" ranked Macau fifth among all the cities in China, reflecting the widespread positive view of Macau's investment environment.15 Notes: 1 Regulation No. 19/2003. "Credit Assurance for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he Gazette of the MSAR Government, Vol. 28, Series 1, No. 14, July 2003, pp. 759-

123760. 2 Macau Daily News, 8th January 2002, p. B2. 3 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 of the MSAR Government, Education Survey 2001/2002. p. 3. 4 Tertiary Education Office of the MSAR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p. 4. 5 Ho, H. W. Edmund, Policy Address for the Fiscal Year 2002,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p. 18. 6 Ibid., p. 19 7 leong, W. C., Macau 2020—The Long Term Objectiv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20 Years, Macau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entre and the Macau Associ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s, 2000, p. 5. 8 Ibid., pp. 5-6. 9 Ho, H. W. -Edmund, Policy Address for the Fiscal Year 2002,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p. 18. 10 Ibid., p. 19. 1 leong, W. C., Macau 2020—The Long Term Objectiv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20 Years, Macau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entre and the Macau Associ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s, 2000, pp. 7-8. 12 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 of the MSAR Government, Employment Survey 2002 (4th Quarter), p. 11. 13 Ci Ha (Word Ocean), the Shanghai Dictionary Press, 1999, p. 519. 14 Ho, H. W. Edmund, Policy Address for the Fiscal Year 2002, the Government of the MSAR, pp. 34 -35. 15 Macau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Macau Image, No. 38, June 2003, pp. 74-75.

124 “泛珠三角”經濟區的構建 與澳門的角色 黃漢強* 第一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已於 6 月 1－3 日依次在港、澳、穗三地舉行。首日在香港揭幕，次日移師澳門，第三日在羊城廣州簽署合作協議，宣告圓滿閉幕。 在開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發表《合作發展、共創未來》的主題演講，強調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説，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國將與東盟十年內建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積極推動亞洲合作新形勢下，港澳要進一步發揮幅射帶動作用，實現新的繁榮和發展，必須擴大發展腹地；大珠三角要適應新一輪發展的需要，必須依托新的發展平台；毗鄰東盟和大珠三角的省區要參與國際競爭，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尋求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因此，以珠江水系為紐帶，山水相聯，人緣相親，經濟聯系密切的省區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形成泛珠三角區域合作關係，就成為本區域的共同利益和必然選擇。當日有 20 多位嘉賓就論壇主題發表高見。次日移師澳門繼續討論，澳門特首何厚鏵在歡迎辭中表示，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澳門特區將積極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發揮服務平台的中介功能。“9＋2”省區的政府首腦最後一日在廣州共同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宣示和規範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宗旨，五大原則、四項工作、十個合作領域、三層次協調機制和“論壇”安排等合作內涵。 *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顧問

125 出席“論壇”的，除了“9＋2”的政府首腦和中央相關部門的要員外，還有地方官員、工商界人士和專家學者，聲勢浩大、陣容鼎盛，既為“9＋2”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開了個好頭，使人驚喜，令人憧憬，同時也給人們留下了懸念。 2003 年“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協調發展的大潮騰漲，波瀾壯闊，一浪高過一浪，由“小珠三角”擴大為“大珠三角”，進而三級跳到“泛珠三角”，聲勢之大，規劃提升之速，不僅先聲奪人，撼動人心，而且令人瞠目，一時不知所從。 去年上半年，首先是醞釀和爭持逾 10 年興建連接港澳珠打通粤西的跨海大橋計劃忽然有了轉機，取得共識，隨即進入論證階段；接着於 6月下旬及以後，內地先後同港澳兩地達成和簽署了“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協議(CEPA)，構建自由貿易區。這樣，廣東過去長期局限於由現在的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中山、惠州等城市組成的“小珠三角”經濟區一下子加進香港、澳門兩個特區，擴大為“大珠三角”經濟區。隨後又於 8 月上旬，廣東、福建、江西、海南、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和貴州 9 省(區)的計委主任在廣州舉行首次聯席會議，達成經濟合作、資源共享、發展共贏的共識，接着又舉行 9 省(區)的信息產業廳、局長聯會跟進，11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正式宣佈打造 9 省(區)加上港澳(9＋2)的“泛珠江三角經濟圈”的計劃。由原來面積只有 4.2 萬平方公里、4，000 多萬人口的“小珠三角”高速躍進到陸地面積(不含港澳，下同)199.45 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小三角的 47.5 倍，佔全國的 20.78%，大約是歐洲五大國：英、法、德、意、西土地的總和)和人口 4.46 億(相當於小三角的 11.2 倍，佔全國人口的 34.76%，超過西歐各國人口的總數)的“泛珠三角”。而 9 省(區)的生產總值達 34，474.2億元(人民幣)，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33.67%，倘包括港澳在內的則佔全國四成，接近東盟 10 國的總和。半年之後，又出色地舉辦了前述的“合作與發展論壇”，共同簽署了“合作框架協議”，還決定一月之後，即 7 月 14 日，在廣州舉行首屆泛珠三角經貿合作洽談會，初步設展位 1，056 個。可謂進展神速之極。 在廣東推行區域經濟合作協調發展戰略的大躍進，採取由內及外的擴張路線，固然是順乎經濟全球化大勢區域合作成為潮流的必然選擇，亦是

126逼於土地比“珠三角”大 1.3 倍的“長三角”經濟區迅猛發展的勢態和面對自己區域的內憂如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拉大和因地方“諸侯割據紛爭”令經濟至今未自成體系的應有應變之道。正所謂時勢迫人，擂響戰鼓催春；亦反映了在緊迫形勢面前人們求勝心切之情。 例如，近幾年 GDP 的增長，廣東雖然保持高速度，但仍然落後於地處“長三角”的江蘇和浙江。在投資環境方面，根據台灣一家民間機構在2002 年 9 月公佈的《2002 年大陸投資環境與風險白皮書》的調查，台商對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投資環境的滿意度連續 3 年保持第一，其中蘇州為台商最滿意的城市。同時於 2002 年，廣東保持了 15 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利用外資的“全國第一”的位置卻被江蘇取代。1還有重要的是“長三角”15 個城市的區域合作進程中已先行一步，在交通、金融、人才交流、產業接軌方面實現“一體化”，進行“無縫對接”革命。這些事實對於“珠三角”來説，真是咄咄逼人。 至於內憂，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省內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在原有基礎上繼續擴大。例如按非農業人口計算的城市化水平：1999 年全省總體城市化水平是 31.6%；珠江三角洲為 44.5%，其中西翼為 24%，北部山區為 23.5%，東翼也只有 27%。2 如果以人均 GDP 來説明區域經濟差距及其變化趨勢：廣東全省的相對差異 1978 年是 71.08%，以後逐年上升，1984 年是 105.08%，1992 年高達223.76%；基尼系數是：1978 年 0.2586，1984 年是 0.3039，1992 年是0.4463，遠遠高於國際公認的 0.4 的警界線。3廣東各地級市以上之間的差距變化，從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各市人均 GDP 的基尼系數一直處於高位，有 5 年突破了國際公認 0.4 的警界點，近 3 年也有緩慢上升的勢頭；同全國省市自治區間的人均 GDP 的基尼系數相比也是較高的，如 2000 年全國各省市間人均 GDP 的基尼系數是 0.2984，廣東則為 0.4125。4二是廣東省內各城市之間存在的地方主義衍生的“諸侯經濟”，不僅各自為政，而且加劇競爭，資源內耗，有的爭做“龍頭”，有的爭做“中心”，有的爭做“小組長”。雖然對此不正之風已有所覺醒，在 2003 年初召開的廣東“兩會”上，深圳代表帶頭提交並迅速得到珠海、東莞積極回應的一份《關於加強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合作的議案》，提出珠三角各城市之間不攀比、不內

127耗、不搞惡性競爭，要抱成一團，形成對外的合力和整體效應。珠海、東莞等城市的官員還表示，珠三角不能單打獨鬥，要當團體冠軍，並願意為此犧牲局部利益。5去年 3 月，廣東省政府及國家建設部聯合組織“珠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調研組”，為“五十年不落後的珠三角城市群”規劃。同年 6 月，廣東省計委正式頒佈實施的“規劃書”，廣州《南方都市報》説，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專題規劃》。根據“規劃”，在“領頭羊”廣州的帶領下，珠三角將形成兩條發展軸，三大都市區，呈網絡狀發展。中部都市區以廣州為中心，包括佛山、三水等；東岸都市區以港、深為中心，包括東莞、惠州兩大副中心；西岸都市區以珠海、中山、江門市的部分地區。該報説，整合“諸侯”正當其時，珠三角極需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整合“各路諸侯”。6當然，如何整合，如何實現“大珠三角”、進而“泛珠三角”這個鴻圖偉略，今天，人們都把目光聚焦在泛珠三角的實踐上。 泛珠三角經濟區，擁有面積廣闊、人口眾多、經濟總量大、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厚實和獨具“一國兩制”等比較優勢，凸顯“9＋2”能量充裕、開放度高、互補性強、靈活性大的活力，但同時亦增加了互利合作的難度，特別是在協調運作、平等互利、合作互動、優勢互補、公平開放、共贏共榮等問題上化解矛盾、增強合力，共同發展。 任何經濟區的建立和發展，都是一個動態過程。在這過程中，難題和矛盾會不斷出現，舊的紓解了新的又會浮出來，尤其是處於初期的整合階段，難題和矛盾比較多，出現的頻率也比較密，成員間的磨合不可避免，因此，必須在磨合中建立切合實際的與時共進的合作機制和推出實事求是的周全的政策措施，提出具體可行的合作項目。在這些方面，泛珠三角各方共同簽署的“合作框架協議”，先見之明地作了原則的規定和具體的安排。“協議”中明確現定泛珠三角的合作是在《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框架內進行，參與合作的各方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全國統一相關法律、法規。其宗旨是堅持區域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充分發揮各方優勢和特色，互相尊重，自願互利，按市場原則推進區域合作，拓展合作領域，提高合作水平，形成合作互動、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格局。“協議”

128亦在規定的合作原則中，十分強調各方在合作框架中都“享有發展的平等地位和權利”，“合作具有非排他性和非歧視性”，要“打破地區封鎖”，“應主動完善合作環境、深化合作內容、落實合作措施，擬定合作效益和水平”。同時“協議”在規定政府要着重做的四方面工作中，首重打破區域壁壘，“創造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協議”最後明確在宣示“合作協調機制”以“保證有效開展合作，拓展合作渠道”，克服合作中的障礙和困難。儘管如此有“話”(“協議”明文規定)在先，而且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上高官和學者也眾口一辭地讚揚和肯定拓建“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重大意義，看來此“話”還得今後的實踐中檢驗：如何克服困難化解矛盾落實“協議”。目前，被認為“泛珠三角”已浮現而必須化解的主要障礙或者稱為矛盾的有三：一是交通“瓶頸”；二是產業同構；三是制度障礙。此三大障礙(矛盾)在首屆“論壇”已分別有官員、學者或專家提及和強調。 例為在第一天香港會議上，香港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在總結發言時就指出：“區域合作的一個基本生產要素，是交通流暢。泛珠三角地區多險峻，工程難度很大。此外，泛珠三角成員間多少存在制度上的差異及技術轉移等問題。我們不能低估合作的難度。”他亦表示，相信要克服上述挑戰，不但需要相關政府的決心，商界的智慧及各方的合作精神，也要務實地知道，區域經濟合作需要能耐，才能帶來經濟的共同利益。“能耐”是麼？此話意味深長。 又如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在“論壇”次日的澳門會議上發表演講中，亦十分強調要打破區內地方保護主義，擴大開放市場的問題。他説：“如果‘9＋2’泛珠三角區域合作進程加快，區內迅速打破貿易和投資的各種地方保護主義限制，形成無障礙人流、物流和市場交易秩序，各行政區政府之間建立常規性協調工作機制，不斷改善區內和對外的投資、貿易環境，這種‘港澳帶動效應’和‘南擴效應’可望很快發揮出來，‘9＋2’的整體開放水平可望很快提高，市場開放半徑可望很快擴大，開放成果可望很快在區內各地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分享。

129二 由此可見，如何整合？如何因勢利導與時俱進地整合和構建“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經濟區，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產業分工和空間佈局合理，交通、金融、人才交流接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充分利用好經濟一體化，達致整體地提升區域及各個城市的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的全面、協調、持續發展和共融共贏的目標？關鍵之處，首先要過好“思想關”，這個問題留在後面再討論，先談一些“硬件”問題。 (一)結合當地的實際，綜合運用和參考從生產力配置衍生而來的區域經濟理論來規劃、催生和發展經濟區 在區域經濟理論中，無論“核心－邊緣論”、“點－軸論”、“增長論”、“不平衡增長論”、“梯度推移論”等，都將經濟區內不同地區劃分為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而將牽引和推動整個經濟區發展的最發達的地區稱為核心區(城市)、中心城市、增長點，而將落後地區稱為邊緣區或周邊地區。因為發達地區高度聚集和擴散資源要素，技術和生產力的創新也是在這些地區率先產生，聚集和擴散隨着時間的推移和交通的便利，依次向中等發達、不發達地區逐漸作梯度擴散和轉移。邊緣區則因依附發達地區和不斷接受發達地區資源要素和創新信息的幅射而獲得發展，而發達地區也因與邊緣地區實行優勢互補、資源共享而“自我強化”。這樣，在不斷的“自我強化”的最發達地區的牽動下周邊地區也跟着逐級提升為新的不同層次的城市，同原有的中心城市連結為“城市群落”，成為“都市帶”或“大都會帶” 顯而易見，在經濟區中，城市是經濟的增長點，高層次的城市是經濟發展的源頭和動力，特別是頂級的核心城市更是帶動經濟區發展的火車頭，成為“龍頭城市”。因此培育城市，發展和壯大中心城市，選好和強化龍頭城市，是區域經濟協調和持續發展的關鍵，是區域經濟戰略的重要之重。所謂龍頭城市(核心城市)，除了因其有歷史淵源、區位優勢和創新活動比較活躍外，最先提出“核心——邊緣”理論的美國規劃學家 J·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認為，“核心區還具有使邊緣區服從和依附的權

130威和權力。這種權威和權力由以下方面構成：一是核心區掌握了區域內主要的物質資源、心理資源和強制性資源；二是核心區通過吸聚各類資源，傳遞創新信息，構建創新活動及其樣板效應等，其權威地位不斷得到自我強化；三是在核心區和邊緣區的衝突中，‘邊緣區的精英們’要麼因受到強迫保持中立，要麼接受現實退出競爭，遷入核心區，再有就是通過核心區的邊緣區擴散資源，在新形成的‘邊緣核心區’被同化；四是核心區作為合法的決策權力中心，可把邊緣區組織成一套行政區來實施管理。”7 基於在一個經濟區域內，各地自然條件和社會因素的差異，資源要素不論在量和質上的分佈也不相同，發展速度不一樣，發展水平不均衡，因此，在進行區域經濟整合、合理分工和產業轉移時，也要在現實基礎上根據區域經濟發展規律和發展前景，作出安排，反覆論證，有序推行，警惕跌落超越主客觀環境、一味貪大求快、趁熱鬧、趕浪潮的陷阱。 (二)營造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的客觀環境區域 經濟發展的首要條件和原則是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平等互利。為此，必須營造和完善所有資源要素包括物資、資金、人力、知識、技術、信息等在區域內的無障礙、自由、高效率的流動和交流空間。主要是： 1.消除交通“瓶頸”，造就四通八達聯繫區內區外的交通網絡和信息網絡，首先道路網絡、電子信息網絡 在區域經濟理論中，都從不同角度提出經濟區內資源要素的“聚集”、“擴散”、“回流”，從而產生“聚集效應”、“擴散效應”、“回流效應”、“極化效應”或者“淋下效應”等，促進資源應用的最大化和區域經濟的良性發展，都離不開連接區內外的低成本高效益、完善快捷的交通網絡和信息傳遞網絡系統，這是確保區域經濟正常運行的血脈，特別是陸上交通幹道和互聯網網絡。“點－軸”論就是將分佈在經濟區內的不同層次的城市稱為區域經濟的經濟增長點，而連結增長點的交通要道為增長軸的。這是培育、創建和發展經濟區的首要硬件，因為交通網絡是連接增長點的紐帶，有效地促進資源要素的自由流轉和合理配置，運輸費用及生產成本均有可能降低，從而形成具有新的比較優勢的區位，區位經濟依靠這一增長軸吸聚人口、資本等要素從而獲得發展。8事實上，在一個經濟區域內，不發

131達地區、低層次的城市，從發達地區、高層次城市特別是核心城市接受資源要素的擴散和轉移而獲得的發展，同區位距離的遠近及交通的便捷程度成正比，距離越近，交通越便捷，獲得的越多，發展越快。發達地區亦因有這些不發達地區的依托，得以提升競爭力而加快發展。這些理論，在“珠三角”得到了印證。 在包括港澳的“大珠三角”內，毫無疑問，地處珠江口東岸的香港是龍頭城市(超級核心城市)，是改革開放 20 多年來牽動整個經濟區域發展的“超級引擎”和火車頭。然而，珠東岸地區與香港直接毗連，陸路交通便捷；西岸地區受伶仃洋阻隔，同香港的直接陸路交通不便，因此兩岸城市經濟發展速度有別、差距日益增大。有學者利用《廣東統計年鑑》的相關數據進行對比研究，珠三角東岸沿岸城市惠州、東莞、深圳三地(下稱東岸三市或簡稱東岸)的土地面積合計 15，643 平方公里，佔珠三角的28.6%；西岸沿岸城市江門、中山、順德、珠海四地(下稱“西岸四市”或簡稱西岸)的土地面積合共 13，777 平方公里，佔 24.1%，兩者相差不大。但是，兩者的經濟發展卻大有差別，詳見表 1。 表 1 珠江三角東、西岸的人口及經濟發展狀況對比表

132資料來源：轉引自段樵、伍鳳儀：《成就一個圓－自都會聚集經濟角度探討香港珠三角地區持 續發展》，2003 年 4 月。 * 不含順德市 表 1 所見，西岸四市與東岸三市的人口數量和經濟發展水平，1988年時相差無幾，其中西岸的人口數量、境內生產總值及工業生產總值還略高於東岸。但是，從 1988 年到 2000/2001 年的十二、三年間，東岸發展迅速、西岸大大落後，在五項指標中，無論是發展速度還是發展水平，東岸都遠遠超過西岸，相當西岸的一倍半至兩倍，甚至更多，發展速度達到6.3 倍。在實際利用外資方面，東岸就相當於西岸逾兩倍。段、伍兩位學者的《成就一個圓》的研究報告亦提到，1998 年在廣東的 37，000 餘家外資企業，其中分佈在珠三角的製造業企業有 22，207 家，50%分佈在東岸，20.9%分佈在西岸；服務業企業 3，914 家，分佈在東岸 41%，分佈在西岸的只有 16.6%。他們認為，如果珠三角西部城市(引資地)與香港的公路距離縮小，上述情況會大為改變。按照他們運用相關的參數值的推算，珠三角的城市同香港的公路距離每減少 1%，外資製造業企業單位數增加0.58－0.61%，投入的資金額增加 0.4－0.6%；外資服務業企業單位數增加0.34－0.37%，投入的資金額增加 0.2－0.7%。因此，正在籌劃中以香港大嶼山為始點的港珠澳大橋建成投入使用後，西岸主要城市至香港國際機場

133的陸路運輸距離將大大縮短，其中珠海縮短最多，是 81.3%；肇慶縮短最少也有 9.2%，由此西岸城市可增加引資 18.5%(130 億美元)至 27.0%(189億美元)；而國內生產總值(GDP)亦可以增加 646－946 億元人民幣。 路通、財通。廣東省副省長游寧豐於去年 10 月出版的《廣東經濟月刊》上就以《鑄就大交通，謀劃大發展》的醒目標題發表文章，把高速公路建設任務當作一項硬任務，一項政治任務提出來，大聲疾呼要“提高認識，策馬揚鞭”、“超前規劃，全面建設”。下面列舉廣東大建高速公路的目標和數字，就是引自游副省長的大作： ①至 2002 年底，廣東全省公路里程達 10.8 萬多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 1，885 公里(含准高速公路)，一級公路里程 6，200 公里，公路密度達到 61 公里/百平方公里，全省所有鄉鎮實現通公路，所有村委會實現通機動車； ②2003 年，計劃建成通車的高速公路項目 10 個(段)約 456 公里，全省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可達到 2，341 公里，提速全面建成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通往山區市高速公路的目標； ③2004 年，計劃建成通車的高速公路項目有 9 個(段)約 200 公里，全省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可達到 2，540 公里，提前一年實現全省所有地級市通高速公路； ④2005 年，力爭建成高速公路項目有 14 個(段)約 438 公里，全省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可達到 2，978 公里，實現與相鄰各省相通高速公路； ⑤2006－2007 年，力爭建成通車的高速公路有 21 個(段)約 1，041公里，到 2007 年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可望達到 4，019 公里，出省通道全部建成，珠三角經濟區高速公路網絡基本形成； ⑥2008－2010 年，力爭建成通車高速公路項目有 5 個(段)約 451 公里，到 2010 年底全省高速公路總里程可望達到 4，470 公里，全省高速幹線公路基本成網，珠三角經濟區高速公路網絡趨於完善。9 此外，構築大廣州一小時經濟圈的城際軌道交通也加速進行。廣東省政府計劃該線網規模將以兩條主軸、三條放射線和兩條聯絡線構築主骨架：廣州－深圳、廣州一珠海為兩大主軸；廣州－肇慶、中山(小欖)－江門、東莞－惠州為三條放射線；在廣深、廣珠之間建設順德－番禺－東莞、中山－虎門兩條聯絡線。線網規模約通 600 公里預計投資逾千億元，分近

134期(2005 年)，中期(2010 年)及遠期(2020 年)有序進行，到 2020 年後此交通系統將連通珠三角地級以上城市。10 2 月在廣州舉行為期兩天有廣東省副省長和港澳特區官員參加的“大珠三角州城鎮規劃前景與規劃管理”研討會上，該規劃編制組組長在他的專題匯報中，更提出以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為主構建珠三角到東南沿海大通道，為粤港澳拓展兩小時交通圈。 還有計劃多年的廣珠鐵路正加快前期工作，爭取今年內開工。全長105 公里，投資 182 億元。12 總之，交通路網的規劃越來越大，要求越來越高。此種蛋糕越做越大，“芝麻開花節節高”的現象，同樣是反映了構建“大珠三角”的緊迫性以及人們求勝心理。然而規劃歸規劃，如何求真求實建造一個低成本、高效益的交通線網，建立經濟區實現一體化的目標，應該是關注和研究的焦點。 2.按照區域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在區內實行相關制度革新，破除不合時宜的制度和思想障礙，營造和不斷完善資源要素在區內自由、高效流動的軟環境 建立和發展經濟區，最困難之處是面對各地長期以來由於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形成的地方保護主義制度和法律制度，有的地方甚至實行“諸侯割據”和實踐“諸侯經濟”，嚴重阻礙區域經濟的整合和運作，必須通過改革來破除，但難度很高，因為最大程度牽動地方的既得利益的方方面面，在廣東“珠三角”更是如此。不談別的，就以最普遍的“計程車”(的士)的營運互相封鎖進入己方市區載客，即使是“鄰居”亦然。可見地方保護之盛。對鄰居是如此，對外商更甚。有報導説，一位外商在“長三角”遇到一樁經濟官司，法院十分重視，馬上開庭，面向社會審理，最後使該案得到公正解決。另外一位外商在珠三角遇到類似的事情，處境截然不同。這位外商因一個投資項目與當地企業發生經濟糾紛，竟然出現了一個案子兩家法院審理的複雜局面，使該案至今沒有結果。據知情人透露，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地方保護及人際關係的介入是重要原因。更有甚者，有家外資企業與內地企業合作房地產出現糾紛，吿上法院，法院作出由內地企業賠償的終審判決，並交執行庭執行，進知在執行過程中，法院突然發出停止執行的通知，“既然是終審判決，為甚麼不執行？”外商深感困惑。13

135在制度經濟學中，將制度的安排視為推動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個“內生變量”而居於核心地位和起着決定性作用。美國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 GeilNorth)確認，制度是一個社會經濟績效的動力和決定因素，並把政治組織和意識形態看作是解釋制度變革的基本成份。人們越來越發現，一個節省交易成本而又有巨大激勵效應的制度安排，是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的經濟績效。14 可見，在營造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中，對制度障礙實行制度改革與創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要推行與時共進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制度革新，必須加大力度清除思想意識的“攔路虎”。 制度是思想、習慣和生活方式的產物，是一個社會的習慣、風俗、行為及思想意識長期積累的結果。舊的思想意識是制度革新的第一道障礙，或者説是“攔路虎”，而新的思想意識是制度革新的號角和催生劑，所以要思想先行。沒有思想的改革，推行革新倍加困難；有了思想基礎的革新，再困難的也變得比較容易。所以鄧小平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率先而且一再提出要“解放思想”。思想解放説易行難。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J.K.Galbraith)亦曾提出警告：“信念的解放是改革工作中最難對付的一個問題，這一工作中的其他方面都取決定一點。所以難對付是因為建立在信念基礎上的權力是絕對權威性的；當信念的力量發揮到極點時，甚麼力量也動搖不了它。”15即使進行法制改革，“法律是不能走在理解力之前的。”16 總之，經濟發展是一個整體，是指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從落後狀態進入先進狀態，從先進狀態進入更先進狀態。這一過程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實際上涉及社會一切方面。因此，沒有相應的觀念與制度的根本改革，就談不上經濟的發展，而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往往是受到思想觀念的制約，同時取決於思想觀念的解放。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構建和成長，一波三折，長期滯後於形勢，也落後於“長三角”的發展，就是如此。 例如澳門和廣東學者，早於上世紀 80 年代就合作開展對粤澳區域合作的研討，每年都舉行一次粤澳關係研討會，初期已提出粤港澳經濟一體化建立粤港澳共同市場的構想，也進行了論證。但是，當時有一種觀念，認為三地制度不同，不可能建立共同市場，推行一體化，甚至認為國家政策也不允許，問題敏感，因此一度迴避討論。當時在人們中，區域合作的

136觀念亦十分淡薄，即使澳門與珠海為鄰，提出了兩地優勢互補、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合作原則，實際上亦由於地方利益關係缺乏合作意願，兩地處於非常競爭狀態。 直到 90 年代，廣東省規劃構建珠江三角洲經濟區，亦沒有加進港澳兩地，主要原因是舊觀念使然，認為既然國家對港澳實行“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井水不犯河水，避諱將港澳經濟融入珠三角，更遑論衝破制度的封鎖建立合作機制邁入一體化道路了。 時至今日，儘管區域經濟合作大潮滾滾而來，形勢比人強，人們對區域經濟合作的意念亦有所覺醒，深圳等幾個中心城市從民間到政府不少有識之士，提出打破地方主義“諸侯經濟”，整合區域經濟提升競爭力和推動經濟的發展。因此出現了前面提到過去一向獨來獨往的深圳代表，去年初在廣東“兩會”上提交一份加強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提案。雖然如此，做起來仍然是困難重重，阻滯多多，山頭主義、地方主義、保護主義揮之難去。 眾所周知，即使籌劃多年的一橋連三地的港珠澳大橋，好不容易才達成共識，以“單 Y 方案”為優先考慮，大家都以為塵埃落定，只待中央審批。但是經過逾半年的期待，今天又橫生枝節，深圳提出應以“雙 Y 方案”為首選，因為大橋連接上深圳，接通珠三角東岸，多一個出口，多通一片地方，擴大大橋的效能，當然比“單 Y”好。深圳的情意相信不問自明。可是依此道理，番禺也可提出將大橋伸延到南沙。如此伸下去，不知大橋何日可以動土施工？想當年，澳門學者上書中央，建議將只連接珠港兩地的伶仃洋大橋方案修改為一橋連三地的港澳珠大橋，即今天的“單 Y”走向。理據有二，一是加強港澳兩個特區的聯繫和相互支持，有利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實踐。這條大橋首先是“一國兩制”的政治大橋，在政治上有極大意義；二是加強港澳同滯後發展的珠三角西部地區的聯繫和合作，有利於港澳參與珠西地區開發，促其發展，同時進一步伸延參與開發中國大西南。因此，今天港澳兩地都支持“單 Y 方案”，希望盡早提速興建。當然，大家並不反對大橋伸延到深圳，但考慮到當前無此急迫的需要，因為深圳通香港已有新的深港西部通道，深圳通珠西地區也有虎門大橋，因此建議在“單 Y”橋中預留通向深圳的接駁位置，待深圳有其迫切需要時，將大橋引伸到彼岸。當務之急是優先實施“單 Y 方案”，越快越好。港澳珠大橋今天如此反覆，可見大珠三角的經濟整合的艱辛，如果不

137破除地方主義的信念及其制度屏障，儘管有這個規劃那個方案，也很難順利成事，更遑論同長三角在經濟競賽中爭一日之長短了。 更令人驚異的是，高唱優勢互補，合作發展，互利共贏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剛剛落幕，“9＋2”政府首腦共同簽署的“合作框架協議”墨跡未乾，香港特首董建華在開幕致辭中提出的“優勢互相補充和錯位發展”，“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形成互利多贏格局”的建議言猶在耳，“澳門發展成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的博彩旅遊中心和區域性商貿服務平台”的定位也被“9＋2”肯定，但是香港有影響的人物近日看到澳門以博彩業為龍頭出現的“金沙”效應突然“翻臉”，在民間甚至在立法會，再次掀起“香港開賭”之聲，妄顧澳門的發展，公然違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精神和信守的原則，也缺乏當“龍頭”做“大阿哥”的胸襟和氣量。再次印證了區域合作之説易行難，這是人們對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一大“懸念”。 可以説，無論是在經濟區的構建還是區域經濟合作運行中，地方利益、局部利益以及建基在地方利益、局部利益的地方主義和狹隘的思想觀念自始至終都是存在的。另一方面，經濟區內利益上的矛盾也是永遠存在的，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出現，或者新舊矛盾混雜。例如整體與局部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中心區與邊緣區之間，中心城市與中心城市之間等等的矛盾，就是這樣。這些矛盾的表現形式是既競爭又合作，是一種競合關係。在這些矛盾中，有的是客觀條件引起，有的是主觀思想所導致，有的是主客觀因素混雜。但是不論何類矛盾，化解之道必須從解決思想入手，以更新觀念、統一認識為前提，通過反覆協商，以大局為重盡量協調有關方面的利益，妥善採取具體措施來解決。 3.建立統一的有權威有效率的合作機制 構建經濟區是將區內各有自身利益和資源同時又是各自為政的地區，為了同一目標組織起來推行區域合作的，實行一體化的經濟整合，資源互補。因此，沒有統一的組織領導固然不行，沒有統一的有權威有效率的領導更萬萬不行。考慮到我們今天進行的區域合作，例如“大珠三角”經濟區，是在一國之內構建的經濟區，而且還是一國之內兩制共處合作發展的經濟區，既不是一般的內地經濟區如長三角經濟區，上海可以當仁不

138讓地當龍頭服眾，領導和協調經濟區發展；更不是國與國之間合作構建的國際經濟區，如東南亞經濟區，共同成立一個協調機構來協調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大珠三角”經濟區的區情比較複雜，不僅既要講區域經濟合作，又要講“一國兩制”，還要面對長期以來形成的諸侯經濟的傳統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制度，合作機構特別要注意其領導和協調的統一性、權威性和效率，不能照搬“長三角”等內地經濟區模式，也不能照抄國際上的經濟區的領導協調機制。 如前所述，泛珠三角經濟還不僅地廣人眾民族多，成員之間的經濟總量和發展水平的巨大落差形成的發展不平衡，加上地形複雜，交通“瓶頸”、產業同構以及制度障礙更加突出，此種巨大的“差異性”，“固然成為區內社會、經濟、文化和其他方面交流、合作的重要動因。”同時在合作和交流中所遇到的問題和矛盾會更多更複雜，化解的難度更高。就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來説，從表 2 的幾項主要指標的比較可見斑。 表 2 泛珠三角 9 省(區)經濟指標比較(2003) 資料來源：陳東琪：《“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對東、中、西部協調發展的影響和推動》

139 三 “大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逐浪高，特別是 CEPA 的推行和港珠澳大橋的興建，對粤港澳三地的發展毫無疑問既是大好的歷史性機遇，也是一次大挑戰：一方面區域合作必然擴闊和提升，另一方面競爭在新的合作環境仍然存在並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就澳門而言，內地越開放，澳門面對的挑戰越大和越嚴峻，澳門越感力不從心。這是歷史的經驗，也是今天的現實。為甚麼？因為澳門地頭細，資源缺乏使然。 簡單地説，澳門經濟是微型經濟，總量甚小能量不足；產業原料和市場都在外，是完全的外向型經濟，十分脆弱；澳門經濟又是夾縫經濟，夾在內地與香港兩地的鏟隙中只能找機會求生存求發展，對兩地的依附性極強，更遑論同兩地爭一番長短了，只能自求多福。説到比較優勢，儘管澳門擁有歷史悠久的自由港優勢，但水淺港窄，同對岸的香港自由港水深港闊相去甚遠；儘管澳門比香港有營商成本和消費指數較低的優勢，但同近鄰珠海和廣闊的珠西地區難以較量。剩下的就是博彩旅遊的品牌優勢目前還可以一枝獨秀，但這個優勢今日只局限於博彩這個“龍頭”，還未多元化和多姿多彩；又由於地狹人稠，景點不多，吸引力不全面和很難留住客人。例如 2002 年的入境旅客多達 1，153 萬人次，差不多是全澳居民的30 倍，而入住酒店只有 315 萬人次，佔全體旅客的 27.3%，酒店入住率只有 69%，住客留宿時間平均每人次僅是 1.28 晚。估計將來港珠澳大橋落成投入使用，交通更加便捷，海陸空四通八達，人流增加，旅客更難留住；物流情況也會如此，過境物流增多，如何令物流使用澳門的自由港可能比留住旅客更加困難。 至於説到澳門的區位優勢和商貿服務優勢，對珠西地區還可以發揮一定的商貿服務平台作用，但仍要面對強大的競爭壓力。特別要注意的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知識經濟的發展，雖然處在良性競爭中，但科學技術以及體現在產品中的科技含量越來越成為競爭的決定性因素。換句話説，人才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而人才缺乏是澳門發展的一大難題。 就以 CEPA 而論，中央商務部副部長安民日前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訪問表示，CEPA 是個充滿活力的經濟機制，自今年 1 月 1 日全面實施

140至今運作順利，截至 3 月 9 日，香港特區共簽發了 345 份原產地證書，總貨值 1.62 億多港元，免徵税款 578.6 萬元人民幣，涉及貨品類別有食品、藥物、紡織品等。安民又強調，CEPA 下一階段，當局將會做好對 CEPA 實施的跟蹤、總結、充分發揮聯委會的功能及作用，使 CEPA 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實現；在雙方現有的資格互認磋商成果基礎上，加快工作節奏，力爭早日取得更大進展。同時中央政府會與特區政府一起，積極穩妥地研究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進一步開放和加強合作的問題。17又有報導説，3 月 19日從香港特區駐粤經貿辦事處中獲悉，CEPA 開放後，香港特區共批出 415份零關税原產地證書，貨值 1.89 億港元，按去年平均 11%關税計算，免税 2，000 萬港元。由香港獨資經營的新柏泓(廣州)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已獲得廣州市工商局核發《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投資總額和註冊資本為 500 萬元人民幣。這是 CEPA 實施以來 18 個服務貿易項目中第一個獲得國家商務部批准的項目。18 CEPA 對於香港而言，可謂輕快上路，立竿見影。但在澳門開步，卻顯得步履蹣跚，有心乏力。例如 CEPA 今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直至 1 月14 日才有首宗申請“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明書”個案，至於申請“零關税原產地證明書”，當時還未見踪影。到 2 月 18 日，本澳才有首批零關税CEPA 項目貨物 4.1 噸貨值 27，470 澳門元的乙烯聚合物製膠袋經橫琴口岸進入內地，免徵 2，843 元人民幣的關税；而另一批零關税產品進入內地的是在 3 月 22 日，這批可省節關税 60，000 澳門元的電匯排也是 CEPA生效以來澳門首批進入內地的高技術含量的產品。至於多少籍 CEPA 的優惠申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進入內地？據來自澳門經濟局的數字，截止 3月 19 日該局共接到申請“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明書”18 份，主要來自貨代、運輸、倉儲、物流、電訊服務等行業，已發出 41 張證明書；另外申請“零關税原產地證書”17 份，產品主要涵蓋塑膠袋、電匯排、電箱、黏合劑、乳膠漆、食品及光碟等產品，其中 6 宗申請已獲發證書。澳門身份證明局收到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明書”的申請，截至 3 月 12 日共計 43份，相信這些申請是因應 CEPA 的規定，用於在廣東省設立個體工商戶。20澳門的 CEPA 步伐所以比香港“慢數拍”，固然同澳門自身經濟體與經濟能量相關，亦同澳門人的營商思想與作風較保守不無關係。 由此可見，澳門順勢參與區域經濟合作，雖然今天已是“大珠三角”

141經濟區的當然成員，在“泛珠三角”經濟區亦被安排一個席位。然而，如何參與？一方面固然要持積極態度，要有符合實際的自我定位和角色；另一方面還要有建立在知彼知己客觀務實基礎上的參與戰略和措施，保持清醒的頭腦，審慎對待商機，想方設法自我強化，揚長避短，積極進取，充分發揮優勢，保持和凸顯澳門特色，才能有所作為。一句話，演好角色，做好本份。 澳門在區域合作中的發展定位，從上世紀進入 90 年代以來。一直受到朝野上下、區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提出方案多多，越接近回歸，議論越多。先後公開提出的研究報吿或構想主要有 7 個，最後形成共識，這就是強調要發展博彩旅遊業和商貿服務，使澳門成為地區性的綜合旅遊城市和商貿服務中心。例如澳門大學和北京大學聯合課題組於 1999 年 7 月發表的《提升澳門競爭力戰略研究報吿》中提出的澳門定位：澳門“繼續依靠和加強與香港和內地的緊密聯繫，力爭成為亞太地區一座有特色的現代人以第三產業為主的旅遊博彩和娛樂城市，以及周邊地區的後勤基地”。回歸以後，特區政府明確將澳門城市發展定位為；“逐步發展成為主要面向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的服務中心。”將澳門產業發展定位為：“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還進一步提出：“近、中期內，澳門有必要也有條件繼續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着力提高它的競爭力”的產業定位。這兩個定位，可以説是廣大澳門居民和區內外學者長期探索的結果，是凝聚了他們的智慧的，切合實際，又有前瞻性，準確而合理，受到澳人的認同和支持，中央也十分肯定，因而在指導澳門特區復興和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彰顯。在這次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論壇的首日開幕式上，張德江在談到粤港澳三地的發展定位時，強調“三地將加強合作，力爭經濟十年至二十年的努力，使廣東發展成世界上重要的製造業基地，香港發展成世界上重要的以現代物流業和金融業為主的國際商貿服務中心，澳門發展成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的博彩旅遊中心和區域性商貿服務平台。”澳門的發展定位進一步獲得肯定和支持，路子走對了。因此澳門在泛珠三角中，必須抓住時機，集中精神，對准這個目標，勇敢進取，全力打造。 正是根據泛珠三角“合作發展，共創未來”的目標，按照澳門的發展定位及當前實際需要與條件，特首何厚鏵在“論壇”上實事求是提出兩項

142具體建議： 1.“在制度和基建先行的同時，樂見旅遊列為區域合作的優先考慮。’他説，泛珠三角各省區地緣密切，又各具旅遊特色，很有條件整合成特色各異，層次整齊，緊密互補的旅遊合作區。澳門旅遊業在國際市場已形成獨特的風格和吸引力，隨着博彩專營制度的改變、著名外資的引進、特色文化含量的維持和增加，澳門旅遊業的經營模式已加快優化。加上與 CEPA相關的“個人遊”政策的逐步落實，更為澳門旅遊業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他相信積極推進本地區的旅遊互補合作，打造泛珠三角區域旅遊優秀品牌，既有利於在較短時間取得合作成果，亦有助於及時總結經驗，加快泛珠三角全面合作的步伐。 2.澳門特區將為泛珠三角合作“積極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發揮服務平台(“粤西地區商貿服務平台”、“國際華商聯絡與合作服務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的中介作用。何厚鏵説，這些平台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就是促進、協助葡語系國家、歐盟國家和內地之間的中小企業，加快雙邊貿易和投資，或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為內地，首先是為泛珠三角地區的中小企業的外拓內聯，扮演服務角色。他透露，不少境外企業正部署落戶澳門和廣東省聯手創建的“跨境工業區”，藉以盡力把握 CEPA 帶來的機遇，並應對明年全球紡職品及成衣配額制度的重大改變。“我們期望並相信，此一全新概念的‘跨境工業區’，能為泛珠三角的共同發展作出一定的貢獻。” 事實上，澳門是微型經濟體，缺少土地、缺乏資源和欠缺人口的“三缺地區”，要生存求發展，必須對外開放，因此澳門又是對全方位開放的地區，必須借力發展。借力發展，首重區域合作。對澳門來説，區域合作是澳門的生命線。 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借力發展的策略中，實行“遠交近融，互補合作，共同發展”的路綫，採取“先近後遠，腳踏實地，開拓創新”的方針，同時推行打造“三大服務平台”的措施予以落實。同時，政府在法制、行政、技術和訊息支援等領域作出密切而迅速的配合，加快各種中介服務的建設以提高更為優質、到位的服務。實踐説明，這種實是求是的安排，開局良好，進展也比較順利，已取得階段性成果。 誠然，澳門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特別是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借力發展，

143亦要首先思想參與，一是要破除思想障礙，除了破除地方保護主義、以我為先、急功近利的思想障礙，警愓那種依賴、等待、無所作為的思想作崇；二是要樹立自信自強、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實事求是、知難而進的精神。取法區域合作至高之境，擴大視野，顧全大局，決不能局限於一時一事的得失，在互利互補問題上斤斤計較。只有這樣，澳門在區域合作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做出貢獻，贏得互利、贏得發展。 註釋： 1 丁其林、林建揚：《憂患珠三角》，載於《暸望》新聞週刊，2003 年，第 35 期，第 12－13頁。 2 白國強：《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選擇》，載於《廣東經濟》月刊，2003 年 10 月，第 33 頁。 3 陳鴻宇主編：《區域經濟學新論》，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 年，第 46 頁。 4 同註 2。 5 楊春南、梁鋼華：《“標兵”變“追兵”》，載於《暸望》新聞週刊，2003 年，第 35 期，第15 頁。 6 澳門《市民日報》，2003 年 6 月 23 日。 7 同註 3，第 37－38 頁。 8 同註 3。 9 游寧丰：《造就大交通，謀劃大發展》，載於《廣東經濟》月刊，2003 年 10 月，第 4－5 頁。 10 香港《大公報》，2004 年 1 月 10 日 11《廣州日報》，2004 年 2 月 22 日。 12《廣州日報》，2004 年 2 月 27 日。 13《人民日報》，2003 年 10 月 16 日，第 23 版。 14 道格拉斯·G·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之序言及第一章，商務印書館，1999 年，第 195－196 頁。 15 加爾布恩斯：《經濟學和公共目標》，商務印書館，1980 年，第 219 頁。 16 同上註。 17 香港《文匯報》，2004 年 3 月 12 日，第 A7 版。 18 《廣州日報》，2004 年 3 月 20 日，第 A5 版。 19 《澳門日報》，2004 年 3 月 23 日。 20 同上註。

144 博彩經濟理論綜合分析 馮家超* 一、前言 近年來，不少國家或地區爭相透過立法或行政手段將博彩業引入當地之經濟體內，希望藉着“博彩合法化”或“開設賭場特區”為區內經濟注入新動力。一時間各國社會大眾對這個無論是道德及價值觀上爭論已久的博彩活動慢慢地產生認同，討論焦點已由道德及價值觀的層面轉移到社會及經濟的成本與效益。有學者認為博彩業能為本地旅遊業帶來正面刺激－如投資增加、職位增加、收入提升，從而帶動國民經濟增長，而且還可以透過博彩税收改善政府財政、增加地方税收、提升社會福利等。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博彩業開放只會為經營者帶來豐厚利潤外，它所帶來的社會及經濟成本遠遠超過所產生的效益－如病態(或問題)賭徒顯著增加、犯罪率飈升、賭業獨興百業蕭條、破產個案提升、家庭破碎及青少年問題增加等等。它代表的只是“高度倒退的工業政策”1，更有學者認為“賭場猶如一個‘黑洞’，不斷從本地經濟體中吸走資金，大型賭場所引來新的旅遊收益遠遠不及它從本地賭客和商業上所拿走的多。”2由此可見，學術界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及研究結果大相逕庭。 有學者3認為造成以上結果的原因是由於大多數的研究(尤其是美國方面)都是由相關“推動”或“反對”博彩業的利益團體贊助下而編寫，它們無論是研究範圍、方法均不盡相同，而且還可能背負着傾向性之假設。 *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講師

145除此之外，更有學者指出4，有關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尤其社會成本方面)欠缺兩個重要元素造成而如此巨大的分野：①沒有一個合適標準的“社會成本”定義；②欠缺一個科學上可以接受的量度這些成本的方法。個別研究人員自由地加入或剔除“社會成本”之項目，而選擇的標準往往是根據量度的難易程度及有關資料是否存在。造成上述結果的原因是由於博彩社會成本及經濟效益這方面的研究仍處於發展初期，雖然不少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政治學家、律師、甚至環保設計師、建築師及區域設計師等都曾經從不同層面發表博彩業(尤其是賭場業)如何為經濟帶來影響，但經濟學家這方面則顯得沉默。而經濟學正正被認為是可以為這類型的研究——成本－效益分析(Costs－BenefitsAnalysis)——提供一個更熟練的理論架構及推論方法，為研究提供基礎。 有見及此，本文希望客觀地研究及分析博彩經濟效益之理論發展，為日後研究博彩業對一地區經濟影響提供基礎。5 二、博彩行為效用分析 為甚麼人們博彩(賭博，Gambling)？不同專家有不同看法。著名經濟學家及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佛利民(MiltonFriedman)和Savage6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經典理論。他們堅稱參與博彩的人是擁有一個特殊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詳見圖 1。假設某人在 A 點時的財富7為 Wo，效用為 Uo，如果有一博彩活動(是一個勝出與落空機會相若，下注金額與彩金相若之賭博遊戲，如賭場內之博彩遊戲)，若勝出則財富會增加到 WH，否則財富會下降至 WL，而相對的效用水平則為 UH 及 UL，他們的平均效用水平為 Um。由於 Um 比原來 A 點上的 U0 為高，所以博彩者願意參與這一博彩活動。

146 圖 1 Friedman－Savage 效用曲綫 但以上推論只適用於凸型(Convex)的效用曲線。亦即是説，當某人的效用曲線是凹型(Concave)，如圖 1 上 X 點左方或 Y 點右方曲線部分，這人就不願意參與這類型之博彩活動，因為參與賭博後之平均效用線在該人之效用曲線之下。另一方面，他們會參與一些下注金額不高、彩金極大、但勝出機會極微之賭博遊戲，如香港六合彩。如圖 2 所示，假設某人之財富起點為 X，現有一博彩活動，若勝出則財富上升至 WH，否則財富會下降至 WL，明顯地這人會參與這類活動，因為該博彩之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W0G，比原來 W0X 為高，所以該人願意參與這博彩活動，而且還願意多付出 W0－Wm的代價參與(因為 W0X 及 WMF 的效用在同一水平)，亦即是説，儘管這博彩遊戲的期望效用下降至 Wm 的水平，該人仍願意參與。8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彩票活動這麼受普羅大眾歡迎的原因。 圖 2 Friedman－Savage 效用曲綫

147 雖然有研究9證明 Friedman－Savage 效用曲線的存在及理論，但Markowitz(1952)卻發現一些與 Friedman－Savage 效用曲線相違背的行為。如圖 3 所示，CD 是某一 Friedman－Savage 效用曲線的切線，根據定義，某人財富少於 C 點時，該人被認為是“貧窮”，若高於 D 點時則被認為是“富有”。現假設有兩人，其財富均為 C＋1/2(D－C)(即是説兩人之財富剛好在 C 點和 D 點中間)，現有一博彩(勝出與落空機會相同，彩金與下注金額相同之博彩遊戲)，若勝出則財富升至 B(富有)，否則降至 A(貧窮)，根據 Frieman&Savage 的理論，這兩人會參與這個博彩(圖 1)。但Markowitz 認為很難觀察到有人會參與或喜歡這種對稱性的“大”賭博(Large Symmet－ric Bets)。 另一方面，假如某人的財富輕微地低於 D，這人是“準”富有人。根據 Frieman&Savage 的假設，這人將會願意參與一些令他的財富提升至 D點的博彩活動，亦即是説，某人將會參與一些有很高機會令他贏取很少彩金，但有很低機會令他輸掉大量財富(甚至令他的財富下降至 C 點)之博彩活動，而且他將不會為財富有機會下跌至 C 點而購買保險。同樣地，這類行為也是難以觀察到的。 此外，根據 Frieman&Savage 的理論，某人財富在 C 點以下或 D 點以上將不會參與任何公平博彩活動(Fair Bet)(為一些勝出與落空機會相同，彩金與下注金額相若之賭博遊戲)，這結論更令人難以信服，因為不難發現不少窮人或有錢人都會參與這類活動，如投注賽馬，賭場博彩活動等。有人會認為，他們參與博彩只是為了“娛樂”，又或者可能是他們擁有“內幕消息”。儘管真的有人擁有“內幕消息”，數目一定不多。此外，若博彩活動純粹為了娛樂，那麼他們可以不用真錢來進行博彩遊戲。假如要用真錢賭博才可以產生娛樂時，無論贏錢是參與賭博的最終目的，抑或是作為產生娛樂的工具，財富效用(Utility ofWealth)已產生作用，因此需要另一些效用分析來解釋有錢人及窮人參與賭博的行為，而同時避免Friedman－Savage 效用曲線之缺憾。10

148圖 3 Friedman－Savage 效用曲綫 有見及此，Markowitz 在 Friedman－Savage 效用曲線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改以便解釋不同財富人士之博彩行為。Markowtiz 假設參與博彩的人有一條如圖 4 之財富效用曲線，現有財富水平(不論是多少)及效用均為原點(因此該曲線是研究因賭博造成財富“改變”所帶來之效用變化)，曲線由三個曲點(Inflection Points)所組成，原點是其中一個，第二個曲點在原點之下，第三個曲點在原點之上。曲點之間的距離為一個非減財富函數(Nondecreasing Function ofWealth)。基本上，不同財富的人之分別只在於原點與其餘兩個曲點之間的距離，窮人之原點被認為較靠近於第一曲點，而富人之原點則靠近於第三曲點。曲線是單調增但有界，形成先凹，後凸，繼而凹，最後凸的型態，而且|U(－X)|>U(X)，X>0(X=0，即為現在財富)，亦即是原點左邊曲線較右邊為傾斜。由於不同財富的人也是以原點為起點，所以它基本上解釋了不同財富的人也會參與不同類型之博彩活動。而由於|U(－X)|>U(X)，X>0，所以沒有人願意參與對稱性大賭博；但對稱性小賭博則會，因為在這情況下，X 靠近原點，U(X)趨近於零。

149圖 4 Markowitz’s 財富效用曲綫 另一方面，Markowitz 認為以“娛樂”為主的博彩行為是博彩結果之期望效用加上博彩過程之效用(後者是一個獨立於博彩結果之效用)。但單以財富效用曲線仍不能解釋以“娛樂”為主的博彩行為，因為該人應擁有一條全凸型之財富效用曲線，任何博彩遊戲之效用期望值均在此曲線之下方(如圖 3 中靠近 C 點之左右兩邊)，亦即是説，賭注越小，效用期望值反而越大，因此他們盡可能用最小的金額來投注而達致最大之效用，但明顯地這與一些有錢人聲稱以“娛樂”為由參與賭場博彩之行為不符，因為他們不單不以最低投注額下注，而且他們往往被介定為賭場內之“大客戶”(Premium Players)。 其實當 von Neumann&Morgenstern11第一次提出期望效用函數(Expected Utility)時已明確表示，只利用當時期望效用的定理還不能解釋博彩行為12，但他們認為只是還沒有更強的定理而已。而期望效用正是Friedman－Savage 效用曲線及 Markowitz 財富效用曲線之基本假設。 基於上述理論之局限性，Harsanyi13正式提出過程效用(Process Utility)來補充上述理論之不足。Harsanyi 認為當選擇行為涉及風險及(或)不確定性時，它的效用應分為兩部分：結果效用(Outcome Utility)及過程效用(Process Utility)，前者是指參與博彩時獲取不同彩金所產生之效用(正或負)；後者是指參與者在參與前、參與時及參與後而獲得之心理體驗(Psychological Experiences)所產生的效用(正或負)。這些體

150驗包括：賭博過程中所產生之精神緊張；贏錢之喜悦，輸錢之悲痛；作對了決定時之自豪，作錯了決定時之懊悔；以及因博彩結果而引起別人之稱讚或令人不快之反應等。而 von Neumann－Morgenstern 效用只能解釋那些以結果導向(Outcome－Oriented)之博彩行為。 不少學者14贊同上述觀點。其中 Le Menestrel15提出並初步論證了結合兩者之一般化數學模型。但 Le Menestrel 指出，過程喜好(Process Preference)可以從排序(Ranking)中獲得，因此可以利用序數方式(Ordinal Approach)來獲得過程效用。另一方面，結果效用仍利用期望效用函數純數方式(CardinalApproach)而獲得。因此需要進一步研究如何結合兩種不同量表有效地量度博彩行為以求得實證。 三、博彩為一種特殊消費品 但有學者16認為博彩就如煙、酒、毒品及娼妓等是一種“罪惡產品(Sin Good)”，因而需要獨立看待，正如吸煙引來越來越多爭論一樣，都突顯該類商品之嚴重性及複雜性。Grinols 更指出只有改變以下三種情況，才可以使博彩轉化為一種普通的娛樂消遣商品：①必須防範 1.5－5%的人口變成嗜賭癖(沉迷賭博的人)；②雖然博彩只是將金錢從人們口袋中進行轉換，但它會消耗時間與資源，所以凡是減少國家整體收入的博彩活動應予消除；③由於博彩業發展需要政府監管及限制競爭，只有少數幸運者能獲發牌照而獲得人為厚利，繼而有顯著的政治影響力。因此，這種大量金錢聚集及可疑影響力落入少數人手中的情況應予廢除。毫無疑問，博彩是一種特殊的娛樂消費品，因為各地都需要獨立地為它立法才可以售賣，而且還需要不斷監察由博彩所造成社會負效用(Disutility)以及協助那些因不能自我約束賭博行為之病態賭徒(Pathological Gamblers)。 四、博彩價格 有學者17認為人們對待博彩就好像對待一種消費品一樣，消費所付出的代價是消費品的價格，而博彩的價格(P)，就是總投注(X)，與勝利者彩

151金(D)之差：P=1－D/X。18而博彩與其他商品不同之處在於博彩價格在短期來説是不確定的(隨機)，但長期則穩定。若博彩活動是由賭場提供，博彩價格即為賭場優勢(House Advantage)，即是消費者每一單位投注，例如一百元，所要付出的平均成本(長期來説)。19賭場內每一種博彩遊戲的賭場優勢都不同，大部分博彩遊戲之賭場優勢可以通過計算遊戲之概率可以獲得(如百家樂，大小等)，但亦有一些需要結合個別賭場之規則及賭客參與遊戲時之策略才可決定(如廿一點)。以百家樂為例，賭場優勢為1.25%，1，000 次投注之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是 3.16%。亦即是説，理論上，在百家樂這個遊戲賭場勝出之機會率為 50.625%(即為賭客輸錢之機率)，而賭客勝出之機會率為 49.375%；賭客每投注 100 元，理論上會輸掉 1.25 元給賭場作為博彩之成本。一千次投注後(每次投注 100元)，約有 95.5%的機會，賭客在百家樂博彩上之結果將會介乎贏 5，070元至輸 7，570 元之間(即賭場優勢＋/－2 個標準差)。在這場博彩活動中，賭客最後勝出之機會只有約 34%。由於同行競爭的關係，1997 年內華達州所有博彩活動之賭場優勢為 5.11%，而相對同行競爭並不激烈的大西洋城整體賭場優勢為 8.4%。20 五、博彩之消費者剩餘 有經濟學者21認為，從經濟角度來看，博彩合法化對於消費者來説最大得益是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消費者剩餘是指消費者在購買任何數量商品時，他為了得到這種商品而準備及願意付出之最高價格與其真正付出價格之差。對於一群消費者來説，當市場價格下降時，更多商品會被出售。原本的顧客或新顧客都會因為新低價而得益，而原來的顧客因為新舊價之差而獲得了消費者剩餘。換句話説，消費者剩餘的發生就是當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服務時所付出的比其願意付出的少。 但可能有人會發問，當此為一新產品時，現有商品之消費者剩餘會否因此而有所損失？當消費者因購買新產品而減少購買現有商品時，現有商品之消費者剩餘又會否減少呢？Mishan22認為是不會的。消費者選購新產品時，代表着他們願意放棄其它商品之消費，亦即新產品所生的利益比舊

152的為多，因此消費者剩餘是對消費者獲得淨值之量度，已隱含了減少其他消費所帶來之損失。 如圖 5 所示，Do 表示一新產品(如新賭場)之觀測需求曲線(Observed Demand Curve)，在這條曲線以下及市場價格 p 之上的部分就是消費者剩餘，這時的購買量為 q。但由於收入的效應，消費者在真正購買時會傾向於減少購買的數量(購買量由 q 減至 q1，Dc 正好代表在這種情形下的補償需求曲線(CompensatedDemandCurve)。補償需求曲線的斜率會因為收入彈性及此消費佔總消費預算的比例而改變。在一般情況下，收入彈性越低及或商品價格佔總消費預算越低，補償需求曲線就會越貼近觀測需求曲線。另一方面，由於徵收賭税的關係，市場價格就會由 p 增加至 p(1＋t)，其中 t 為税率，消費量也由 q1減少至 q2。沒有政府税收時，消費者剩餘等於 a＋b＋c；徵税後，消費者剩餘因而被減少至 a 的範圍，b 是政府的税收，而 c 則因為需求減少而消失。 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圖 5 只適於以博彩作為消遣或娛樂的消費者(Recreational Gamblers)才生效，對於問題賭徒或病態賭徒來説，，他們的博彩消費佔其收入的重要部分(約三成或以上)，補償需求曲線就會大幅偏離觀測需求曲線，消費者剩餘因而明顯收縮，甚至為負值。23 圖 5 消費者剩餘和稅收 對於個人來説，對博彩有喜好而得到滿足是一個難以量化的效益，但可以從消費者剩餘找到答案。澳洲生產力委員會 Australia

153Productivity Commission(APC)於 1999 年發表的澳洲博彩業研究中，對博彩業所產生的消費者剩餘進行了深入探討。結果發現，在扣除因問題博彩所造成的負剩餘後，1997－98 年間澳洲整個博彩之消費者剩餘為 43.65億至 60.76 億澳洲元之間，其中包括：消遣性賭徒剩餘 27－45 億；給政府税項、牌照税及社會捐獻等共 43 億；問題賭徒之負剩餘約 27 億澳洲元。但 Eadington24認為，若從整個社會的成本效益計算時，由博彩業消費所產生的消費者剩餘應有所折扣，扣減程度則視乎當地社會對博彩道德批判的強弱。另一方面，若限制博彩之供應量，如有限度發牌等，造成壟斷局面將導致價格上升，最終令消費者剩餘下降及令整體經濟損失。25因此，如何監察及促進博彩業之競爭機制是焦點之一。 六、博彩業乘數效應 乘數是大部分經濟影響分析的研究核心，而乘數概念則來自Keynesian 經濟理論之基本信條－經濟活動是由對產品及服務的需求所帶動。當新的$1 被注入經濟體內購買商品時，它會直接增加$1 產出。但這$1 亦會變成售賣商品者之收入，他也會消費其收入的一部分。假設這人消費了$0.8，這時$1 的注入所產生的經濟效應就變成$1.8；$0.8 再變成另一人之收入，他也使用一部分，如此類推，到最後假如這$1 的投入產生$4 產出時，乘數便是 4。如其他大部分行業一樣，博彩業(如賭場)經營需要從本地供應商提供部分生產原料、從本地招聘人手及向本地政府繳納博彩税。這些於本地之消費支出；賭場員工在當地之消費；及政府徵税後用於其他環節(如修橋舖路，教育等)都將對當地其他經濟部門之產出及僱員數目產生乘數效應。 大部分對博彩業的研究(尤其是美國方面)都是利用此概念來找出其對相關行業及就業的乘數效應(The Multiplier Effect)。以美國伊利諾伊州為例，REAL26發現，2001 年伊利諾伊州之賭場向當地供應商直接消費了約 1 億 8 千 5 百萬美元(約佔賭場總消費之 55.4%)，而這些消費令伊利諾伊州共增加了 7 億零 6 百萬美元之產出，亦即是説，賭場在當地每消費1 美元，就會令其他經濟部門產生額外 2.82 之產出，乘數達 3.82；此外

154賭場在當地消費直接創造 2，920 職位，而間接聘用 8，560 人，乘數為3.93。另一方面，賭場員工在當地直接消費約 5 億 2 千 5 百萬美元，間接消費 8 億 2 千 5 百萬美元，乘數為 2.57；賭場員工在當地消費直接創造 4，560 個職位，間接創造 8，730 個職位，乘數為 2.92。當地政府獲得税收後，在當地直接增加產出 9 億 5 千 2 百萬，間接增加 18 億 8 千 4 百萬美元，乘數為 2.98；這些產出因而直接創造 9，930 個職位，間接創造 20，230 個職位，乘數為 3. 04。總結以上三個範疇之乘數效應時，博彩業為伊利諾伊州直接增加產出 16 億 6 千 1 百萬，間接增加產出 32 億 3 千 1百萬美元，乘數為 2.94；直接創造 17，410 個職位，間接創造 37，520個職位，乘數為 3.15。 但 RoseA. 27指出，當替代效應(減去)及奪回效應(加上)得到調整後，博彩業乘數效應根本沒有甚麼特別之處。最主要原因乃乘數是指其他經濟部門的間接及引申消費(Induced Spending)，在相同的經濟背景下，放置一間博彩場或一間新的汽車零件廠的情況是一樣的。根據 RoseA.25 年的研究經驗，乘數效應是可以粗略估算的。一般來説，小型城市或地區擁有乘數效應不會超過 1.5；中至大型城市乘數效應不超過 2；大都會、州或國家通常也不超過 2.5。而大部分對博彩業的乘數研究都在這範圍內，如密蘇里州整體乘數是 2.028、威斯康辛州為 1.829、伊利諾伊州為 1.530，而路易斯安那州職位乘數效應平均為 1.53。31 七、博彩業入口替代(奪回)效應 入口替代是指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發現越來越多居民因為禁賭(本地)而專程跑到鄰近國家或地區進行博彩活動時，這個國家或地區就會面臨對博彩合法化的壓力。這時若真的將博彩合法化就會創造入口替代效應，將人民的支出保留在本地，因而對本地經濟產生正面影響。32其實這論點與奪回效應有極其相似之處。奪回效應(Recapture Effect)是指本地新賭場利用各種手段挽留那些到外地博彩賭客的能力。主要競爭手段是賭場特色與地點，包括：賭場規模、形象、博彩遊戲種類、文娛康體等配套設施、以及賭場在地理上之優勢(例如與最近的賭場相距甚遠)等。33

155入口替代效應或奪回效應(Import Substitution Effect)是不少政府在博彩合法化過程中經常提及的論點之一，Leven&Phares34發現美國密蘇里州博彩業的奪回率達 53%，正抵消了其所造成的 75%替代效應(下一部份將會論述)中的 70%。其他州的奪回率還有威斯康辛州 50%35及馬里蘭州30%。36但由於入口替代效應難以宏觀經濟數據進行計算或預測，而是靠對本地居民進行問卷調查才可獲得，因此經常因為問卷設計、樣本代表性或推算過程之假設等標準不一而被受批評，質疑數據之可信性。37 八、博彩業消費替代(移位)效應 很多反對博彩業的學者認為，博彩業進入後必定會對其它產業產生極大的消費替代(或移位，Displacement)及行業吞噬效應。他們爭論的焦點在於認為人們(包括本地居民及遊客)只有有限金錢與時間可供使用，如果將它們花在博彩上就不可能花在其他經濟活動上，例如投資、生產、購物及其他消費等，因而產生消費替代效應(Consumption Substitution)。38 在美國，不同州的情況不同。Gazel&Thompson39發現 84%伊利諾伊州賭船上的顧客是本地人，但同時亦指出大西洋城及拉斯維加斯只有少於15%的本地賭客。1998 年路易斯安那州賭船非本地顧客比例亦只有 34.5%。40即使都是位於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三個主要碼頭賭場區，他們非本州的遊客 比 例 也 相 差 甚 遠 － North River(78%) ， South River(23%) ，GulfCoast(61%)。41另一方面，Leven&Phares42估計密蘇里州博彩業的替代效應為 75%，但 Thompson，Gazel and Rickman43亦發現威斯康辛州印第安博彩場顧客有 37%是本地人，而替代效應只有 30%，而馬里蘭州則為70%。44 另一方面，澳洲生產力委員會指出在 97/98 年度 82%的成年人曾經參與過一種或以上的博彩活動，參與率最高的博彩活動是彩票(60%)，其次是博彩遊戲機(39%)，賭場(枱)博彩只有 10%。另外，40%的成人承認自己是博彩活動的常客(每星期至少一次)，而澳洲當年在博彩上的消費(輸掉)平均每人 760 澳洲元(其中 55%，即 420 元是用在博彩遊戲機上)，至少是

156北美洲或歐洲合法博彩地區的兩倍，成為全球人均博彩消費最高的地區之一，研究亦發現博彩消費佔澳洲人收入的 3%左右，而 10%的澳洲人“貢獻”了 70%的博彩消費。45 以上分析只集中於本地居民在賭場消費時之替代效應，對於遊客的消費替代，學者有不同意見。RoseA.46認為，若賭場之興建可以吸引一些專程來博彩之客人，那麼旅客在賭場內之消費根本不可以看成消費替代，況且旅客在賭場以外的支出也可以產生經濟效益。但若賭場之興建只能為現有旅客提供多一種娛樂設施時，那麼就會產生替代效應。亦即是當博彩業擾亂本地已經十分健康的遊客基礎時，替代效應才會造成負面影響。原因是：①正如前述，賭場為了吸引顧客作出補貼行為的同時也增加了消費者實質可用所得(消費者剩餘上升)；②當遊客被賭場或其相關設施所吸引而來到本地時，他們在賭場內或其相服務之消費不應當作是對其他行業造成替代之結果，只可以説本地餐館或服務業不能因此直接獲益，但他們也可以在乘數效應下間接受惠，例如賭場在本地對生產原料之購買，或者是賭場職員在本地消費等。 此外，有學者47認為，由於賭場之興建，令賭場附近之土地及房屋價格飈升，為承租人及小企業帶來壓力，因而產生經濟移位效應(Economic Displacement)。但這個問題與上述之旅客消費替代有其相似之處，若賭場興建(或合化法)之前，當地之旅遊業已非常蓬勃或當地之商業已很發達，那麼賭場在巨大利潤驅使下，可能會產生經濟移位效應。但很多例子説明，大部分賭場之興建(或合化法)的目的(起碼原意是這樣)是希望藉此來振興旅遊業及帶動當地已顯疲弱之經濟發展(如美國大西洋城 1976 年博彩合法化)，有時甚至用來開發當地並不存在之經濟。48若賭場之出現令當地投資氣氛改善，因而令生產成本(土地或租金)上升，就不能冠以經濟移位之惡名。 九、出口－增長理論 有不少學者認為賭場對本地經濟之貢獻是體驗在賭場能否“出口”博彩產品之能力上，賭場一旦不能為本地帶來“新”錢，那麼他們對本地區

157之其他經濟部門將帶來沉重打擊。Goodman49認為經營賭場的策略就是要吸引賭客留在賭場內，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賭場內有關衣、食、住、行、娛樂等一應俱全，而且具有相當高的競爭力(有時候甚至為賭客免費提供) 50，一段時間後，再加上消費替代效應，使得賭場將原本用於其他經濟部門的金錢逐步吸走，地方上非博彩產業就會失去競爭力和生機，繼而逐一關門，這就是行業吞噬效應(Cannibalization)。 Grinols&Omorov51更用了一個“工廠”和“餐廳”的比喻來形容賭場經營模式且為許多學者所引用，他們指出一間座落於本地且面向全國銷售的工廠，對本地來説，它在本地所發的工資、生產原料的購買、再投資等均屬於“新”錢，且代表着有形財貨的生產。另一方面，增加一間以本地客為目標的餐廳，它只會從本地的競爭對手中奪走生意(即吞噬效應)。所以對某一地方來説，問題在於博彩業的經營更相似於一間工廠還是一家餐館。著名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它的賭場經營模式就像一間工廠而將博彩服務向全國以至全球銷售。Eadington52都表示了類似的論點，其中以 Rose I.53的論點最為強烈：賭場猶如一個“黑洞”，不斷從本地的經濟體中吸走資金，大型賭場所引來新的旅遊收益遠遠不及它從本地賭客和商業上拿走的多。 據美國一份餐館與貿易之專業性期刊主編Scott Allmendinger54所提的資料顯示，大西洋城賭場 1991 年在飲品及食物上的支出便高達 2 億 3千 4 百萬美元，用以確保將客人留在賭場內。賭場開業後 3 年，該地區243 家餐館便倒閉了 1/3，10 年後只剩下 146 家。另外，明尼蘇達州的情況也差不多，賭場開業不久，賭場周圍 30 英里內餐館的營業額便普遍下降了 20－50%。Grinols&Omorov55研究伊利諾伊州四個賭場區亦發現類似情況，整體來説，在賭場周圍 0－5 英里內的店舖生意有所提升(但並不是每個行業都受惠)，但與賭場距離 5－10 英里之店舖則下跌，但超過 10英里則不能確定，Grinols 稱此為距離效應(Distance Effect)。56 不少學者57也討論過這個問題：究竟博彩業更相似於工廠還是餐廳呢？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個行業與生俱來之特質，而是個別博彩活動在競爭機制下經營結果而已。對於賭場或其他博彩活動經營者來説，他們根本不在乎賭客是本地人或外地人。雖然可能會有人認為，博彩經營者因為成本的考慮，可能更喜歡吸引當地人前來賭博，但當考慮到本地市場的

158規模、賭場巨大投資以及同行(或鄰近博彩業)競爭時，他們更傾向於建立全國以致全球性客戶網絡以達致規模經濟、分散風險以及持續發展的目的。 此外，Walker58認為，儘管接受工廠－餐廳二分法(Dichotomy)的合法性，但仍對其結論(博彩業只可以是“工廠”)產生很大疑問，難道一間新餐廳的開張對當地經濟來説是一件壞事嗎？因此，Walker 在其博士論文中運用 Granger Causality Testing 方法，利用美國不同州的橫面數據(Panel Data)對三種博彩活動——賭場(10 個州)、彩票(32 個州)及賽狗(14 個州)分別測試了其博彩收益(Gambling Revenue)與平均國民收入(Per Capita Income)之關係。該模型的設計為研究引入博彩作為一種新產品(如新餐廳)是否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參考。研究發現，賭場及賽狗收益增加導致平均國民收入增加，但平均國民收入增加並不能令賭場及賽狗收益增加，顯示賭場及賽狗活動對經濟有正面促進作用。但彩票活動剛好相反，平均國民收入增加導致彩票收益增加，但相反則不可。Walker 總括三種博彩活動測試時表示：①博彩活動作為新產品之引入對經濟有正面作用；但②“出口”博彩是促進經濟增長之充分條件，並非必要條件。59若“出口”博彩是必要條件，那麼賽狗活動就不會促進經濟成長，因為賽狗活動被認為難以“出口”的博彩活動之一。 與出口－增長論點相關的還包括國際貿易論點，認為博彩業一旦不能吸引外來的賭客，對經濟完全沒有正面影響。地區就好比一個家庭或一門生意，一定要生產一些別人願意購買的東西來賺取它的生計，但這些以本地市場為目標的活動只會被動地參與經濟成長，而非主要推動者，一個家庭、一門生意或一個地區只有通過向外銷售才可以增加收入。最後，出口便成為了地區成長的經濟基礎。但這一論點似乎令人難以信服，原因是：①很多專業的運動隊伍(如歐洲足球隊或美國籃球隊)或許多其他生意，均沒有生產任何有形財貨，但他們被經濟學家認為對經濟增長有正面作用，那麼博彩和其他娛樂事業有何區別呢？②假如一個國家由多個地區組成，每個地區都對區內出口產品，這時地區的乘數效應必令這個國家經濟增長，假如這個國家是自給自足(沒有任何出口)時，如何解釋國家整體經濟成長？又如何解釋世界整體經濟增長？因此，內部貿易或需求是會令地區經濟增長。60

159 十、市場飽和效應 對於一些在經濟上非常依賴博彩業的地方來説，市場飽和將會造成較大的衝擊。市場飽和可導致便利博彩(Convenience Gambling)及賭場結業(如賭城拉斯維加斯及大西洋城均出現賭場結業情況)。基本上，賭徒人口會隨着博彩機會的多寡及賭場的易及性而波動，便利博彩的出現使得賭徒(更重要的是病態賭徒)人口增加，而本地非博彩人口因而變成博彩人口的機會大大增加，容易產生上述之消費替代及行業吞噬效應。雖然不排除這事情發生的機會(而且還需要時常警惕)，但由於社會團體阻撓、地方公眾態度、市場自我預測能力等都會令市場飽和出現之機會率減至最低。另一方面，雖然市場飽和令賭場結業的機會增加，但經濟學上，賭場開業及結業是市場機制不可分割的部分，事實上它們是市場機制健康的標誌，而賭場結業只代表財富分配(Equity Distribution)的問題多於市場總體效率(Aggregate Efficiency)的問題。61 註釋： 1 Goodman, Robert, "Legalized Gambling: Public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Fall, 1995, pp. 55—57. 2 Rose, I. Nelson, "Gambling and the Law: Endless Fields of Dreams",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11, Issue 1, Spring, 1995, pp. 15—33. 3 Rose, Adam, The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of Casino Gambling: Assessment of the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ment of a Research Agenda,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Gambling Impact Study Commission, Washington, USA, 1998; Wynne, Harold J. & Howard J, Shaffer.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 of Gambling: The Whistler Symposium",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19, No. 2, Summer, 2003, pp. 111—121. 4 Single, Eric, "Estimating the Costs of Substance Abuse: Implications to the Estimation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Gambling",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19, No. 2,

160Summer, 2003, pp. 215—233; Walker, Douglas Michael,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ocial Cost of Gambling Studies",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19, No. 2, Summer, 2003, pp. 149—184. 5 Eadington, William 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asinos: Myths and Realit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Fall, 1995, pp. 51—54; Eadington, William R, "Measuring Costs from Permitted Gaming: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in Evaluating Gambling's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19, No. 2, Summer, 2003, pp. 185—213; Single, Eric, "Estimating the Costs of Substance Abuse: Implications to the Estimation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Gambling",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19, No. 2, Summer, 2003, pp. 215— 233. 6 Friedman, Milton and L. J. Savage, "The Utility Analysis of Choices Involving Risk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6, No. 4, 1948, pp. 279—302. 7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原來是用個人收入效用（Utility of Income）作爲分析對象，但 Markowitz（1952）認爲財富用（Utility of Wealth）更爲合適，原因是收入會受到利率因素而有所折算，本人採納了 Markowitz 的意見。 8 Friedman, Milton & L. J. Savage, "The Utility Analysis of Choices Involving Risk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6, No. 4, 1948, p. 295. 9 Brunk, Gregory G, "A Test of the Friedman-Savage Gambling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6, No. 2, 1981, pp. 341—348; Pryor, Frederic L, "The Friedman-Savage Utility Function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4, No. 4, Part 1, 1976, pp. 821—834. 10 Markowitz, Harry, "The Utility of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0, No. 2, 1952, pp. 151—158. 11 von Neumann, John and Oskar Morgenstem,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2nd Edition, 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12 Ibid., pp. 28 & 632. 13 Harsanyi, John C, "Normative Validity and Meaning of von Neumann-Morgenstern Utilities" in Binmore, Ken, Alan, Kirman & Piero, Tani (eds), Frontiers of Game Theory,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3, pp. 307—320. 14 Le Menestrel, Marc, "A Process Approach to the Utility for Gambling", Theory and Decision, Vol. 50, 2001 pp. 249—262; Gu, Zheng, "Utility Analysis of Gaming

161Motivation", in International Gamin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The Gaming Industry: Introduction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6, pp. 235—248; Pope, Robin, "Towards a More Precise Decision Framework: A Separation of the Negative Utility of Chance from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and the Preference for Safety", Theory and Decision, Vol. 35, 1995, pp. 241—265; Sen, Amartya, "Maximization and the Act of Choice", Econométrica, Vol. 65, No. 4,1997, pp. 745—779. 15 Lê Menestrel, Marc, "A Process Approach To The Utility For Gambling", Theory and Decision, Vol. 50, 2001, pp. 249—262. 16 Grinols, Earl L, "Gambling as Economic Policy: Enumerating Why Losses Exceed Gains", Illinois Business Review, Spring, 1995, pp. 6—12; Grinols, Earl L. & J. D. Omorov, "Who Loses When Casinos Win?", Illinois Business Review, Spring, 1996, pp. 7—11; Gross, Meir, "Legal Gambling as a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Vol.12, No. 3, 1998, pp. 203—212. 17 Brunk, Gregory G, "A Test of the Friedman-Savage Gambling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6, No. 2, 1981, pp. 341—348; Rosecrance, John D, Gambling Without Guilt: The Legitimation of an American Pastime,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 1988; Walker, Douglas Michael, Sin and Growth: The Effects of Legalized Gambling on St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uburn, AL: Aubur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UMI No. 9823173), 1998. 18 Choi, Hak, "Gambling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Fall, 1997, pp. 23—28. 19 Eadington, William R, "The Economics of Casino Gambl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3, No. 3, Summer, 1999, pp. 173—192; Eadington, William R. "Measuring Costs from Permitted Gaming: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in Evaluating Gambling's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19, No. 2, Summer, 2003, pp. 185—213. 20 Eadington, William R, "The Economics of Casino Gambl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3, No. 3, Summer, 1999, pp. 173—192. 21 Australia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APC), Australia's Gambling Industries, Report No. 10, Ausinfo, Canberra, 1999; Eadington, William R, "Measuring Costs from Permitted Gaming: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in Evaluating Gambling's Consequences",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19, No. 2, Summer, 2003, pp.

162185—213; Walker,Douglas Michael & Barnett, A. H., "The Social Costs of Gambling: An EconomicPerspective",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15, No. 3, 1999, pp. 181—212. 22 Mishan, Edward J, Cost-Benefi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23 由於問題比較複雜且不是本論本主要研究對象，所以簡略。Austrlaia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APC), Australia's Gambling Industries, Report No. 10, Ausinfo, Canberra, 1999. 24 Eadington, William R, "The Economics of Casino Gambl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3, No. 3, Summer, 1999, pp. 173—192. 25 Eadington, William R, "Measuring Costs from Permitted Gaming: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in Evaluating Gambling's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19, No. 2, Summer, 2003, pp. 185—213; Gazel, Ricardo,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asino Gambling at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56, 1998, pp. 66—84. 26 Regional Economics Applications Laboratory (REAL),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asinoGaming Industry on the State of Illinois and Local Communit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2003. 27 Rose, Adam, The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of Casino Gambling: Assessment of The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ment of a Research Agenda,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Gambling Impact Study Commission, Washington, USA, 1998. 28 Leven, Charles & Don Phare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Gaming in Missouri, Report to Civic Progress, St. Louis, MO, 1998. 29 Thompson, William, Ricardo Gazel & Dan Rickma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Native American Gaming in Wisconsin, Milwaukee: The Wisconsi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nc., 1995. 30 Hewings, Geoffrey, Graham Schindler & Nafziger B, The Impact ofRiverboat Casino Gambling on the Illinois Economy, 1991—7995, Report to the Illinois Gaming Board, Chicago: Regional Economics Applications Laboratory, 1996. 31 Ryan, Timothy P. & Janet F. Speyrer, Gambling in Louisiana: A Benefit/Cost Analysis, A Report to The Louisiana Gaming Control Board, 1999. 32 Eadington, William R, "Contributions of Casino-Style Gambling to Local Economie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63556, 1998,pp. 53—65. 33 Leven, Charles & Don Phare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Gaming in Missouri, Reportto Civic Progress, St. Louis, MO, 1998; Roehl, W. S., "Competition, Casino Spending,and Use of Casino Amenitie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Winter, 1996, pp. 57—62. 34 Leven, Charles and Don Phare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Gaming in Missouri, Reportto Civic Progress, St. Louis, MO., 1998. 35 Gazel, Ricardo, Dan Rickman & William Thompson, Casino Gambling as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ool: Export Activity-Import Substitution or Business Cannibalization and Perverse Income Redistribution? The Evidence from Wiscons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Western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6. 36 Andersen, Arthur LLP & The Jacob France Center, Economic Impact on the State of Maryland: Impact of Casino Gaming on Incremental Tax Revenues, Net Creation, Tourism and the Existing Economy in Maryland, Robert G. Merrick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Baltimore, 1995. 37 Goodman, Robert & Eward Feser,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asinos in Missouri — A Review of the Leven-Phares Study, A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Gambling Research Institute, 1998. 38 Goodman, Robert, Legalized Gambling as a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mherst: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ted States Gambling Study, 1994. 39 Gazel, Ricardo & William N. Thompson, Casino Gamblers in Illinois: Who Are they?,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1996. 40 Ryan, Timothy P. & Janet F. Speyrer, Gambling in Louisiana: A Benefit/Cost Analysis, A Report to The Louisiana Gaming Control Board, 1999. 41 von Herrman, Denise, Robert Ingram & William C. Smith, Gaming in The Mississippi Economy: A Marketing, Tourism,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ppi, 2000. 42 Leven, Charles & Don Phare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Gaming in Missouri, Report to Civic Progress, St. Louis, MO, 1998. 43 Thompson, William, Ricardo Gazel & Dan Rickma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Native American Gaming in Wisconsin, Milwaukee: The Wisconsi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nc., 1995.

16444 Andersen, Arthur LLP & The Jacob France Center, Economic Impact on the State of Maryland: Impact of Casino Gaming on Incremental Tax Revenues, Net Creation, Tourism and the Existing Economy in Maryland, Robert G. Merrick School of Business,University of Baltimore, 1995. 45 Australia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APC), Australia's Gambling Industries, Report No. 10, Ausinfo, Canberra, 1999. 46 Rose, Adam, The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of Casino Gambling: Assessment of The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ment o f a Research Agenda,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Gambling Impact Study Commission, Washington, USA, 1998. 47 Goodman, Robert, Legalized Gambling as a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mherst: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ted States Gambling Study, 1994; Goodman, Robert, Grand Illusions,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 19, Issue 4, 1995, pp. 24—33. 48如美國政府爲了保護當地土著(約有 562 個部落-Tribes)，在全國劃出超過 500 個印第安保護區(Indian Reservation)，區內設有印第安人管治的小政府。由於印第安政府一向被認為管理不善，很難吸引大企業在區內投資，因此區內經濟一向低迷，甚至有印第安保護區內只有一個印第安人。於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印第安博彩管理法－Indian Gaming RegulatoryAct(IGRA)。IGRA 容許印第安保護區內可自行決定是否容許博彩業合法化並為管理區內之博彩業建立了一個法律架構，因此不少印第安保護區便藉此開發當地之經濟。直至 2002 年底，在全美 28 個州的207 個部落內共建有 330 個博彩場，整個博彩業收益達 145 億美元，創造約 40 萬個就業職位，其中約聘用了 10 萬個印第安人；National Inadian Gaming Commission (NIGC),Annual Report 2003. 51 Grinols, Earl L,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Impact of Casino Gambling, CongressionalTestimony,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Fourth Congress, Hearing on "National Gambling Impact and Policy Commission Act" HR 49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5, Serial 104; Grinols, Earl L. & J. D. Omorov, "Development of Dreamfield Delusions? Assessing Casino Gambling's Costs and Benefits", 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 Vol. 49, No 16, 1996, pp. 49—87. 52 Eadington, William 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asinos: Myths and Realit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Fall, 1995, pp. 51—54;

165Eadington, William R, "The Legalization of Casinos: Policy Objectives, Regulatory Alternatives, and Cost-Benefit 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Vol. 34, No. 3, Winter, 1996, pp. 3—8. 53 Rose, I. Nelson, Gambling and the Law: Endless Fields of Dreams,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11, Issue 1, Spring, 1995, pp. 15—33. 54 Allmendinger, Scott, "Can't Compete With Free", Restaurant Business, Issue 8, November 20, 1992. 55 Grinols, Earl L. & J. D. Omorov, "Development of Dreamfield Delusions? Assessing Casino Gambling's Costs and Benefits", 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 Vol. 49, No. 16, 1996, pp. 49—87. 56 Grinols, Earl L. & David B. Mustard, "Business Profitability Versus Social Profitability: Evaluating Industries with Externalities, the Case of Casinos",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Vol. 22, 2001, pp. 143—162. 57 Leven, Charles & Don Phare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Gaming in Missouri, Report to Civic Progress, St. Louis, MO, 1998; Rose, Adam, The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of Casino Gambling: Assessment of the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ment of a Research Agenda,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Gambling Impact Study Commission, Washington, USA, 1998. 58 Walker, Douglas Michael, Sin and Growth: The Effects of Legalized Gambling on St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uburn, AL: Aubur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UMI No. 9823173), 1998. 59 Ibid., p. 127. 60 Hoover, Edgar M. & Frank Giarratani, 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 3r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4. 61 Rose, Adam, The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of Casino Gambling: Assessment of the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ment of a Research Agenda,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Gambling Impact Study Commission, Washington, USA, 1998.

166 論博彩複注倍數 王五一* 一、前言 宏觀經濟學有兩個重要的倍数(Multiplier)概念，一個是宏觀支出倍數，一個是貨幣供應倍數。前者指的是在一個宏觀經濟轂量中，一項支出(無論是投資支出還是消費支出)的增加，會帶來幾倍的國民收入的增加，這個“幾倍”之“幾”，就是宏觀支出倍數；後者是指銀行系統創造貨幣供應的能力——一筆基礎貨幣投入社會經濟以後，會通過銀行系统派生存款的作用創造出幾倍的實際貨幣供應來，這個“幾倍”之“幾”就是貨幣供應倍數。這兩個倍數概念，是宏觀經濟學大厦的兩個重要的理論基石。 要構建“博彩經濟學”的理論大厦，也需要準備這樣的磚石。本文在此把“複注倍數’’的概念作為一塊重要的理論基石，貢獻給正在建設中的博彩經濟學。 二、提出問題 曾聽到有人說過這樣的話：中国大陸現在發行彩票，政府(官營彩票商)扣除率太高(返獎率太低)，達 50%，而一般賭場的扣除率只有 3%(相當於抽赢不抽輸條件下的 6%)，差距太大，如此大傷彩民利益，大有官讓民利之改進的餘地，云云。一個 3%，一個 50%，差得確實太大。問题是，這兩個百分比是不是有可比性？世界上所有的彩票的返獎率差不多都是 *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167 50%這麼個水平，如果彩票的“剝削率”與賭場的“剝削率”相差真是這麼大，那誰還去買彩票呢？兩個存在巨大替代性的產品的價格不可能長期相距太遠，這不符合經濟學原則。 如何破案？這需要一個理論工具。 如果一間賭場設置的平均扣除率是 3%，在此扣除率下，賭客下注的輸贏概率比是 47∶53，那麼，這是否意味着一個賭場一天下來，有 53%的賭客垂頭喪氣、囊中空空、掃興而歸，另有 47%的人挺胸踮肚、囊中鼓鼓、乘興而歸呢？也就是説，賭枱上的抽成率，以及由這抽成率所決定的一輪賭博的輸贏概率，是否就是一天下來幸運兒和倒楣蛋的比例呢？若真是這樣，那賭博的風險並不比炒股高多少；若真是這樣，倒楣蛋們輸的錢的大部分被幸運兒們拿了去，賭場從中只落個 3%。賭場不關門才怪。 如何破案？這需要一個理論工具。 拉斯維加斯的賭場可以向其顧客提供零息率甚至低至 15%負利率的貸款。如此貸款條件，賭場還有的賺嗎？讓我們用這樣一個公式試着來回答這個問題： C·Pw·Ro＋C·Pl·Rd=Tp 式中： C(Capital)：表示賭場借給賭客的總本金 Pw(Probablity ofWinners)：表示贏錢的可能性，也就是贏錢的人 的百分比 Ro(Zero InterestRate)：表示零息率(賭場不會給贏了錢的人負利率，負利率只適用於倒楣蛋) Pl(Probablity ofLosers)：表示輸錢的可能性，也就是輸錢的人的百分比 Rd(Interest Rate Discount)：表示賭場給輸錢人的還款利率折扣 Tp(Total Payback)：表示賭場最終從兩種人那裏收回的還款 顯然，式中前半部分是贏錢的人的還款額，後半部分是輸錢的人的

168還款額。現在，假定其賭場的扣除率(Edge)是 2.5%，因而贏的概率是47.5%，輸的概率是 52.5%，再假定賭場給贏錢者的利息條件是零息率，給輸錢者的利息條件是 15%的負利率。然後，將這些假定的資料代入上式，算出： C×47.5%×(1＋0%)＋C×52.5%×(1－15%)=C(47.5%＋44.6%)=92.1%C 若按這個式子，賭場最終只能收回本金的 92.1%來。那麼，至少僅從借貸這筆賬來看，賭場是不賺反賠了。當然，賬不能僅從借貸這一塊來算，因為這是賭場借貸，不是信用卡公司或疊馬仔借貸。若後兩者也用賭場的這般政策向賭客放款，那當然會賠漏了底。賭場借貸，還要算賭這一頭的賬。賭場之所以給輸了錢的人以負利率優惠，是因為他們的本錢早已通過輸錢的途徑還給賭場了。賭場現在索要的這個 85%實際上只是利息而已。 而贏錢者這一頭的賬就不是這麼簡單明瞭了。如果是大耳窿放債，債仔贏了錢，那是皆大歡喜，而賭場放債，賭客用賭場借給的錢再贏了賭場，就不是皆大歡喜了。在賭場借貸中，賭場的債權人角色是顛倒的，它未必喜歡贏錢而及時還款的人，而可能會喜歡輸錢欠賬的人。究竟，賭場在借貸生意中賺了多少？ 要破這個案，再需要一個理論工具。 …… 要破上面所有這些案，需要一個共同的理論工具，這就是：複注倍數。 三、交待概念 複注倍數(Multiplier ofRepeated Bets)之“複注”，是連續下注或再下注的意思。舉個例子。比如一個大陸遊客來澳門旅遊，當然要到賭場去一下，不進賭場不算來澳門嘛。這位賭客很有理性，深知賭博之害。進賭場前他給自己準備了$1，000，輸贏就是它了。輸了，輸光為止，不再追加。他用這$1，000 買了$1，000 的老虎機碼，玩了兩個小時老虎機，輸光了。在這兩個小時之內，他一共往老虎機的 Slot(投注口)裏邊餵了

16915，000 個一塊錢一個的碼。哪兒來的這多碼呢？老虎機吐出來的。就是説，這名賭客在與老虎機決出勝負之前，已經經歷了許多的輸贏回合。在這些回合中，這位賭客的總投注額達到了$15，000，而他的原始投注額只是$1000。這些輸贏回合，有大有小，有時機器一下子吐出$500，賭客將它再餵進去；有時機器只吐出三塊錢，賭客也將它再餵進去。這樣大大小小的輸贏回合究竟有多少個，不好算。有一個辦法：把這些大大小小的輸贏回合以$1，000 為單位統起來，$15，000 的總投注額，理論上的輸贏回合就是 15 次。換句話説，在這個例子中，這一千塊錢的原始投注額來來回回地投注了 15 次。這個 15，就是複注倍數。 老虎機是這個道理，其他遊戲也是這個道理。假如，一個賭客帶着10 萬塊錢在百家樂賭枱上玩了大半天，最後贏了 50 萬，走了。為了贏這50 萬，他在枱上博殺了幾十個回合，前前後後共下了 300 萬的注。也就是説，他的 10 萬一共下了 30 次注。這個 30 便是這位賭客的複注倍數。 複注倍數的概念與賭博的輸贏結果無關。無論結果是輸是贏，複注倍數只反映同一筆原始投注額反反覆覆“拉鋸戰”的次數。 一個賭客的一次遊戲可以算出他的複注倍數，一家賭場一天、一月或一年的營業也可以算出其複注倍數。更重要的是，不同的遊戲方式在長期的統計中會表現出相對固定的複注倍數，而這是理解不同遊戲的不同價格的關鍵。 複注倍數的計算公式極為簡單： 複注倍數=投注總額/原始投注額 圖 1 是“複注倍數曲線”，它反映了原始投注額與投注總額之間同方向變化的數量關係；曲線的斜率便是複注倍數。

170 圖 1 複注倍數(MRB)曲線 這裏，我們涉及到博彩經濟學的兩個重要概念：原始投注額和投注總額。 原始投注額，是指賭客帶到賭場準備賭博之用的賭資。它可能是賭客自己賺的錢，也可能是從他爸那裏偷的錢，或者是他從銀行、信用卡公司、疊馬仔或大耳窿那裏借來的錢，總之，是他自己帶到賭場裏用以賭博的錢。 賭枱的投注總額可以計算出來，計算方法也很簡單。知道了某種遊戲的賭場扣除率，以之去除賭場收入額，便可得出投注總額的數來。例如，如果一張百家樂賭枱一天下來賺了 50 萬，已知道百家樂遊戲的賭場扣除率是 3%，那麼，50 萬÷3%=1，666 萬，就是這個賭枱一天的投注總額。 得到了原始投注額與投注總額，就可以進而得到複注倍數。 四、理論實驗 概念交待完了，就像一把柴刀打造完了，現在該用它砍柴試刀了。複注倍數能夠解釋在“提出問題”一節中的幾個問題嗎？我們來逐一看一下。 (一)經營價格與經濟價格枱一破解價格差異之謎。

171 博彩遊戲五花八門，各種博彩遊戲的價格以不同的數學形式表現出來，如輪盤賭的賠率(PayoffRatio)是以 1∶1 或 1∶5 的比率形式表達；百家樂的抽頭率(Retained Percentage)則以 3%或 5%的百分比表示；老虎機價格則可以以 40∶60 或 45∶55 的輸贏概率(Odds)來表示，即如果是45∶55，便表示賭客贏的可能性是 45%，輸的可能性是 55%；等等。從數學意義上，在瞭解了每一種遊戲價格的細節的基礎上，這些不同的價格形式是可以互換互通的。例如，如果老虎機設置的輸贏概率是 55∶45，那麼，50%－45%(贏的概率)=5%(扣除率)，即老虎機從賭客的每$100 下注中，吃進 5 元去。這個 5 元，就是博彩價格，洋人稱之為 Edge 的。 如果把各種遊戲的各種價格形式統一換算成扣除率(Edge)，將會發現它們的差異非常之大。彩票的價格是 50%，而澳門百家樂的價格是 2. 5%，為甚麼會差這麼大？ 下表是一組世界博彩市場上主要遊戲的價格表。2從中可以看出，各種博彩遊戲間存在着明顯的價格差異，不惟彩票與百家樂。 表 1 世界博彩市場主要遊戲價格 這個價格表裏，有的價格不是一個數值，而是一個取值範圍，它反映的是世界各地的同類遊戲的價格差異。以百家樂為例，這裏的 1.17－14.1%的取值範圍，是説，世界上最低的百家樂價格是 1.17%，最高的百家樂價格是 14.1%。 面對這個價格表，有一個當然的問題：為甚麼？為甚麼性質極為相近的博彩遊戲價格會差這麼大？是因為這些遊戲有的好玩，有的不好玩，才使其價格有貴有賤嗎？這好像是唯一可能的解釋了。然而，説彩票比百家

172樂貴是因為彩票比百家樂好玩，這於直覺上説不過去。 再考慮一下，除了好玩與不好玩這個可能的差異外，它們之間還可能有什麼差異可以用來解釋這個價格差異。 提示一下：這些價格，可都是指一輪博彩遊戲的扣除(Edge)；而這些博彩遊戲，有的是兩週賭一輪，如彩票，有的是一天賭一百輪，如百家樂。 我們終於又找到了一個各遊戲間的差異要素：一定時間內的賭博“輪數”不一樣。這個“輪數”，經過略微的學術加工，就是複注倍數。 我們現在手頭上沒有關於各種遊戲之複注倍數的統計，然而就這裏的分析而言，直覺就夠了。誰見過哪個玩百家樂的人坐下下一注就走？誰見過有哪個老虎機只吃不吐？百家樂與老虎機都是複注率高的遊戲，都是一坐下沒有十幾個回合不罷休的遊戲。相反，要想在玩 Keno 或 Bingo 時殺上幾個回合就不容易，而買彩票更不可能了。許多國家的彩票，買彩票與開獎的時間要隔着幾天乃至幾週，若以天為計算複注倍數的時間單位，則彩票的複注倍數不過零點幾而已。即使是廣州的“即時刮”，那複注倍數也僅僅是 l。這一來是因為即時刮的獎品往往是汽車鋼琴之類不可複注的，二來是因為即使是“即時”刮，那即時性也無法如賭場裏的遊戲那般行雲流水，一上午能刮個幾輪就不錯了；三來，即時刮獎金的集約度非常之高，不中則已，一中暴發。暴發者定然會見好就收，乘興而歸，不會像百家樂賭枱上的人那般“賴着不走”，而不中者則繼續掏腰包買下一輪“刮”。如此，總投注額等於原始投注額，複注倍數是1。 複注倍數的計算必須有時間概念。當我們説到各種遊戲的複注倍數的差異時，説的是在一定時間內的複注倍數差異。以一天為單位計可能方便一些。例如，已知一個賭場的百家樂賭枱，一天的收入額是 600 萬，又知道該賭場一天共兑出了 1，000 萬百家樂籌碼，也就是該賭場該日該遊戲的原始投注額是 1，000 萬(這是為了這裏的理論分析的需要而假定的，實際上賭場是統計不出百家樂遊戲的原始投注額的，除非這家賭場對百家樂單用一種特殊的籌碼。)又知百家樂遊戲的 Edge(扣除率)是 3%，那麼，該賭場該日該遊戲的複注倍數是： 600 萬÷3%÷1，000 萬=20 也就是説，這一天賭客們帶來了 1，000 萬賭資用以玩百家樂，用之在百家樂賭枱上平均投注了 20 次，為賭場創造了 600 萬的收入。

173 這是具體這一天的賬，由這筆帳中得出的複注倍數，只是這一天的複注倍數。第二天的的複注倍數未必與今天相同，因而如果這一天的複注倍數是 20，第二天的複注倍數未必也是 20。具體統計下來，同一種遊戲每天的複注倍數會有所不同，但不會差太大。理論上需要的“日複注倍數”應當是個平均數，即每天的複注倍數的加總平均。 博彩業中的有些遊戲，並不是每天營業的，如彩票、跑馬等。這種遊戲的日複注倍數如何計算？也好辦。這需要引進一個新概念——開業週期。假如一隻彩票的開業週期是兩週，則它每次開業的複注倍數除以 14，便是它的日複注倍數；跑馬的開業週期是一週，則跑馬的日複注倍數是跑馬的一次營業的複注倍數除以 7。這種演算法不是隨便的數學遊戲，而是有其實際的經濟含義的。一個一週跑一次馬的馬會，並不是只在開張那天才工作，才發生成本。它一週一直在工作，一直在運營，一直在發生成本，它開張那天的收入要用來分攤到各天去，因此每天都有一筆成本收益賬，每天都有一筆投注額落到這天的賬上。顯然，像彩票、跑馬這樣的遊戲的日複注倍數是小於 1 的。 我們可以根據直接的感覺把上表中各種遊戲的複注倍數從高到低排個隊，變成這樣一個順序： 輪盤賭→雙色子→百家樂→21 點→角子機→球類→Keno→“即時刮”→跑馬→彩票 然後，再抬頭看上面的價格表，可以明顯地看出複注倍數與價格的關係。這個排隊不一定對，因為這只是憑直覺。然而，一個理論上的結論則是肯定的：一種博彩遊戲的價格與這種遊戲的複注倍數有關。 圖 2 描繪了各種不同的遊戲的複注倍數曲線，是對上面的價格表的一個幾何表述。 這些曲線所表述的與真實統計是否相符沒關係，重要的是，通過這樣一組曲線，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複注倍數的概念本身。 説到這裏，已經到了讓兩個新概念——經營價格與經濟價格——出台的時候了。

174 圖 2 不同遊戲的複注倍數(MRB)曲線 博彩的經營價格，就是賭場從一輪博彩遊戲中的扣除，上面的價格表所列的價格便是經營價格；經濟價格，就是賭場在一定時間內(一般是一天)從賭客的總賭資(原始投注額)中的扣除。 經濟價格=經營價格×複注倍數假定彩票的經營價格是 50%，複注倍數是 1，二值相乘，其經濟價格是 50%； 假定百家樂的經營價格是 3%，再假定複注倍數是 20，相乘後得出百家樂遊戲的經濟價格是 60%。 經濟價格的真正經濟含義是，賭場毛收入佔原始投注額的比例：經濟 價格=賭場毛收入/原始投注額 之所以將之稱為“經濟價格”，是因為，只有這種價格才真正地反映賭場與賭客間的利益分配關係，真正地反映賭場從博彩經濟營中的實際得利，真正地反映賭客進賭場的“風險－收益”。而經營價格則是一種把複注倍數隱藏其後、容易使當事人產生錯覺的浮淺概念。 各種遊戲的經營價格是五花八門的，然而其經濟價格是趨同的。注意，這裏説的是趨同，而不是相同。為甚麼？還需要有一個因素加入分析——經營成本。各種遊戲的經營成本不同，從而對各種遊戲的經濟價格產生着重要影響。跑馬的經營成本比球類彩票的經營成本一定高得多，因為跑馬

175是博彩商自己組織的，而球賽是博彩商免費搭車。所以，在跑馬的經營價格高於球類價格的差額中，一定有經濟營成本差異的因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經營成本高的遊戲，經濟價格也應當高，因為它必須從較高的經濟價格中把較高的經濟經營成本找回來。 於是，我們便得到以下函數式： Pe=f(Pb，MRB，Co) 式中：Pe(Price ofEconomics)表示經濟價格 Pb(Price ofBusiness)表示經營價格 MRB(Multiplier ofRepeated Betts)表示複注倍數 Co(Cost ofOperation)表示經營成本 在把複注倍數的概念引入分析結構以後，各種遊戲間經濟價格的差異便只由經營成本一個因素來解釋了。反過來説，如果假定各種遊戲的經營成本相等，則各種遊戲的經濟價格便相等。這個分析所依據的是市場的平均利潤率規律。 圖 3 經濟價格曲線 圖 3 描述的經濟價格曲線，是一條凹向原點的弧線，從線上任一點出

176發向縱軸與橫軸分別作垂直線所圍出的矩型面積相等。顯然，這是一個反比例函數，它的公式是： Y=K/X；此處 K 就是經濟價格，以 Pe 表示，便有 Y=Pe/X 這個模型的經濟學含義是：在假定各種遊戲的經營成本相等的限制條件下，平均利潤規律要求各種遊戲的經濟價格相等；為了滿足經濟價格相等的條件，在複注倍數天然不相等的技術條件下，各遊戲的經營價格必須不相等。曲線的走向同時表示：在經濟價格水平被曲線本身鎖定以後，以複注倍數為自變量，以經營價格為因變量，兩者呈反方向變化。 圖 4 表示的是，在經濟價格相等的條件下，各種遊戲的不同的“複注倍數旄經營價格”組合。與圖 2 給出的各種遊戲的複注倍數曲線一樣，這裏給出的各種“複注倍數－經營價格”組合，不旨在分別分析這些組合，而是通過這些組合來理解經濟價格的概念本身。 圖 4 在經濟價格相同的前提下，不同遊戲的“經營價格－複注倍數”組合 經濟價格的“鎖定”作用還可以從下面這個角度來理解： 在賭場扣除率(經營價格)既定的條件下，賭場將一筆原始投注額百分之百地吃進去，所需要的複注倍數是既定的。扣除率 2.5%，吃進一筆原始投注額所需要的複注倍數是 40；若扣除率改成 3%，吃進一筆原始投注額所需要的複注倍數是 33；若扣除率改成 5%，則所需的複注倍數便是 20

177等等。一般説來，複注倍數是純技術性的，是由某種遊戲的技術特徵決定的。但也不盡然，它有時也會隨着市場環境和市場條件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例如，澳門老虎機的複注倍數低於美國，而澳門百家樂的複注倍數高於美國，這是市場環境及消費者的消費偏好使然。而這些市場條件是可能發生變化的。有朝一日，澳門賭客喜歡玩老虎機的人多了，老虎機的複注倍數就可能高起來。因此，為了滿足平均利潤規律的要求而保持一定的經濟價格水平，當一種遊戲的複注倍數太高時，就要調低它的經營價格；反之，當一種遊戲的複注倍數太低時，就要調高它的經營價格。這裏，經濟價格，是終極的利益分配和價格調詳之“錨” 説到這裏，我們可以回過頭來到上面的那個價格表裏去找找感覺了。博彩業內部“彩貴枱賤”之謎已經解開。 (二)有多少幸運兒 現在，我們來破第一節中提出的第二個公案：有多少幸運兒。 賭博的本來含義是賭徒對賭，設賭抽頭是賭博的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只要是自發的民間聚賭，無論用哪種方式賭博，無論是用小孩子間玩的“包袱剪刀錘”，還是扔骰子，賭徒間對賭的輸贏概率永遠是 50∶50，這是賭博的本質定義。當一種賭博遊戲方式的輸贏概率不是 50∶50時，賭博之作為賭博的本質屬性已經受到破壞了。在這種情況下，要麼其中存在着欺騙，要麼存在着強迫，而欺騙的一方與被欺騙的一方、強迫的一方與被強迫的一方已經不是在進行賭博了。在明碼標價設賭抽頭的遊戲中，抽頭者只是扮演贏者的一部分，這塊抽頭錢與另一部分贏者贏的錢加在一起，永遠等於倒楣蛋們輸的錢。這個道理並不深奧，它實際上是一個“套套邏輯”(Tautology)3。以老虎機為例：玩老虎機的人有沒有贏錢的？當然有。贏的是賭場的錢嗎？看上去是。從機器裏吐出來的錢不是賭場的是誰的？其實當然不是。賭客在賭場裏贏的錢，永遠都是其他賭客輸的錢。從概率意義上，賭場永遠贏錢。在賭場從總的賭資(原始投注額)中拿去了(假定)40%以後，剩下的 60%一定是幸運兒的。注意，這裏有一個容易引起混亂的問題：剩下的 60%歸幸運兒，並不意味着幸運兒從原始投注額中贏去了 60%，他們只贏去了 30%，另一個 30%是他們的本錢。或者，把邏輯倒過來也一樣：賭客中有人從原始投注額中贏去了 30%，再加上贏錢者

178自己的本金的 30%，共計 60%，剩下的 40%當然便歸了賭場。也就是説，一天的博彩活動結束後，賭場的原始投注額被分成了三塊，賭場的收入，幸運兒贏的錢，幸運兒的本錢。 這是錢賬。 現在再根據這個錢賬來算算人賬——有多少幸運兒。 根據上面“一餅三分”的例子，原始投注額中有 70%是倒楣蛋供應的，30%來自幸運兒，這 30%接着又作為本錢還給了他們。這樣，我們是不是有理由認為，在上述假定的價格條件下，幸運兒與倒楣蛋的人數的比例是30∶70 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創造另一個新概念：財務集約度(Financial Intensiveness)。 讓我們用彩票業的情況來説明財務集約度的概念。假定有一隻彩票的返獎率是 50%，即，它的經營價格是 50%；再假定彩票的複注倍數是 1，經營價格等於經濟價格。彩票賣出去以後，彩票商家(在中國大陸是政府的民政部)會首先從銷售總額中拿出屬於自己的那一半，然後再將剩下的那一半用於派彩。彩票商要用這剩下的一半錢來製造幸運兒。假定這只彩票是一張一元，這一輸銷售有 100 萬個人來買，一人買一張，最終賣出了100 萬張，即，這隻彩票的銷售總額是 100 萬元。彩票商拿去 50 萬元後，將剩下 50 萬元用於派彩。如果彩票商將這 50 萬元不分大獎小獎，頭獎二獎，而是一律一元一獎地派下去，可以派給 50 萬個人，這樣贏者的比例便是 50%，輸者(未中獎者)的比例也是 50%。問題是，一元一獎，根本就不是贏，不是中獎，而只是把彩民中 50%的人的本錢退還回去。因此，要製造贏的概念，他至少要給贏的人兩塊錢的獎金，其中一塊錢是退回來的本錢，一塊錢是贏來的。這贏來的一塊錢是從哪裡來的？從剛剛製造的倒楣蛋那裡來的。由於這個例子中是彩票一元一張，彩民一人一票，因此，贏錢的人多贏一塊錢，就會多製造一個倒楣蛋。於是，即使是在一人贏一元的情況下，就足以使 50 萬人分裂成對半的兩個陣營，幸運兒與倒楣蛋各 25 萬。再加上彩票商拿去的那 50 萬製造的倒楣蛋，倒楣蛋的人數就是75 萬。幸運兒與倒楣蛋的比例是 25∶75。注意，在這裏，錢的比例與人的比例是相等的：

17925 萬贏錢的人：75 萬輸錢的人=25 萬元贏來的錢：75 萬元輸掉的錢 上面的結果是依據甚麼樣的條件才達到的？讓我們從上面這個具體例子中抽象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來：贏錢的人的財務集約度與輸錢的人的財務集約度相等。在上面的例子中，贏錢的人是一人贏一元，輸錢的人也是一人輸一元。就是這個條件。 現在到了給財務集約度下定義的時候了。財務集約度就是一類博彩當事人所對應的平均錢數。可以把“博彩當事人”分類為贏錢的人、輸錢的人、不輸不贏的人、下注的人、設賭抽頭的人、拉客抽佣的人，等等。這各類人等擁有、贏來、輸掉、下注或處置的平均錢數便是財務集約度。舉個例子，如果一家賭場一天有 100 個人贏了錢，一共贏了 1，000 萬，這群幸運兒的財務集約度便是 10 萬，即平均每人贏 10 萬；另一方面，這家賭場一天有 400 人輸錢，輸掉了 5，000 萬，則這群倒楣蛋的財務集約度是 12. 5 萬。輸錢人的財務集約度比贏錢人的財務集約度略高。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錢的比值與人的比值就會發生分裂。除了彩票，一般博彩遊戲從長期和整體上不會發生這種分裂，幸運兒與倒楣蛋的比例與幸運錢與倒楣錢的比例應當是統一的，因為，沒有制度性的證據證明，幸運兒的財務集約度與倒楣蛋的財務集約度有什為差異。所以，對於多數賭場遊戲來説，下面的公式是成立的： 贏錢者的人數：輸錢者的人數=賭客贏的錢數：賭客輸的錢數 因此，上面那個例子中可以根據原始投注額中資金來源的分配比例，推出兩種人的比例來，即，只有 30%的幸運兒。 彩票是一個例外。要使得彩票的經營具有它本有的吸引力，它必須把錢集中起來，用製造更多倒楣蛋的辦法來增加幸運兒的幸運度。彩票經營的實踐和人類的天性都證明，少數人得大錢與多數人得小錢相比，前者更有效率。如此，錢的輸贏比例與人的輸贏比例必定分裂。回到上面的例子，如果彩票商設置的獎級和獎額使得只有 1，000 人中獎，那麼，錢的輸贏比例是 25∶75，而人的輸贏比例成了 0.1∶99.9。分裂到天上去了。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了這樣一個要點：博彩業的“剝削率”不

180是看它的經營價格，而應看它的經濟價格。同樣，一個賭客在進賭場前，若想知道自己贏錢的可能性，不要看它的經營價格，而要看它的經濟價格。而理解這兩種價格的概念區別，關鍵是理解複注倍數。 由於複注倍數的存在，使得賭場從原始投注額中拿去的不是 3%，而可能是 40－50%；賭客贏錢的機率不是 47%，而可能僅是 30%。只有 30%的幸運兒！ 然而可悲的是，在一般賭客的眼中有意義的經營價格，很少有人想到經濟價格的概念。大家的感覺是，一輪賭博下來，賭場只扣這麼一點，主要是賭客們之間在近乎 50∶50 的機率上搏殺。賭客們在這種“經營價格幻覺”的引誘下走上賭枱，然後被一步步拉進經濟價格的陷阱。 (三)美國賭場借貸黑箱 最後，我們來解答第一節的第三個公案一賭場借貸如何賺錢。有了原始投注額、複注倍數等新“理論工具”，現在就可以着手對黑箱“解密”了。假定有一家美國賭場，某一天的原始投注額是 P，各種遊戲加權平均的價格是 2%，各種遊戲加權平均的複注倍數是 20，即，賭場將從原始投注額中拿去 40%作為賭場的毛收入(2%×20)。 (100%－40%)=30%，幸運兒贏去了原始投注額的 30%(100%是原始投注額，40%讓賭場拿了去，剩下 60%，一半是幸運兒贏的錢，一半是幸運兒的本錢)。根據人的比例與錢的比例相等(財務集約度相等)的假定，幸運兒的人數是 30%；40%＋30%=70%，倒楣蛋的人數比例是 70%(賭場從原始投注額中拿去的 40%和幸運兒贏的 30%都是從倒楣蛋身上出的，故而倒楣蛋的比例是 70%)。為了幫助讀者進一步明白這個數量關係，再進一步明確這樣一點：在經過了以扣除率 2%、複注倍數為 20 的(可能是一天的)博殺後，原始投注額被分成了三塊，40%被賭場拿去，30%被幸運兒贏了去，另30%是還給幸運兒的本錢。這樣，我們對於原始投注額的來源也有個分配結構了，這就是：70%來自倒楣蛋，30%來自幸運兒。 再假定該賭場原始投注額中有 10%是來自這個賭場給其賭客的貸款。不管是自己掏錢賭，還是借錢賭，其輸贏概率都是一樣的，於是，可以有理由進一步假定，幸運兒的 10%，即賭客總數的 3%(30%×10%)是拿了賭場的貸款，回過頭來贏了賭場的；倒楣蛋中的 10%，賭客總數的 7%(70%×10%)

181是拿了賭場的貸款後，又輸回給賭場的。 那麼，借錢又贏錢的幸運兒所贏的錢便是原始投注額的 3%，以 3%P來表示，而從概率意義上，這個 3%P 恰恰就是他們從賭場裏借來的錢。同時，不要忘了，贏錢，是保本基礎上的贏錢。借錢贏錢人的“本”，便是他們從賭場那裏借來的錢。現在，這個本錢變成了相等的兩份，一份作為貸款本金還回賭場，另一份便是他們真正贏的。需要搞清的是，借錢贏錢者贏來的這個 3%P，是從誰那兒贏來的。是賭場的，還是倒楣蛋的？當然是倒楣蛋的。賭場，從概率意義上，永遠不會輸錢。這個借貸關係的存在，不會影響這家賭場既定的價格水平與輸贏概率，賭場一定會從原始投注額中拿去屬於自己的那 40%；另外，雖然以之贏錢的、佔原始投注額 3%的那塊本錢是賭場墊給他們的，然而現在又都還上了。所以，從借錢贏錢這頭的賬來看，賭場沒有吃虧。 再來看借錢又輸錢的倒楣蛋這一頭的賬，對賭場來説，他們可不是倒楣蛋，而是賭場的財神爺。倒楣蛋借的錢是賭場原始投注額的 7%，經過一天的賭博，他們把這 7%又輸了回去。借錢贏錢者是“還”回去，借錢輸錢者是“輸”回去。看起來都是“回去”，然而，這兩種“回”法的經濟含義卻不同。借錢贏錢者的回，是“體制外”的回，它在不影響賭場拿那個 40%P 的前提下，還回了借款本金；而“輸回”，是“體制內”的回，他們輸回去的這個 7%P 並不是都輸回給了賭場，輸給賭場的只是 4%P，而另外 3%P 輸給了幸運兒。這意味着甚麼呢？意味着賭場借出去的 10%P 的貸款本金，連還回帶輸回，只拿回了 7%P，還有 3%P 沒有收回。怎麼辦？別着急，賭場手裏還拿着 7%P 的債權(幸運兒那頭的 3%P 的債權已經實現掉了)。即使全部給以 15%的負利率優惠，7%P×85%，仍有 6%P 的進項。6%P－3%P=3%P，仍有 3%P 的賺頭。 另外還有一塊賺頭。10%P 的賭場借貸使得原始投注額增加了 11%(10%÷90%)，從而使得它該拿的那個 40%P 中實際上有 11%來自賭場借貸生意。40%P×11%=4.4%P。這是賭這一塊的賺頭。兩塊賺頭相加： 04.4%P＋3%P=7.4%P 這就是賭場從 10%P 的借貸中得到的回報。 7.4%P÷10%P=74%這就是賭場借貸的實際利息率。 還有一筆賬：這個利息率的期限是多少，是日利率，還是週利率，還是月利率，還是年利率？幸運兒那塊當然是日利率；賭場一般會給倒楣

182蛋一定的緩期，因而我們就假定它是月利率。那麼，我們就按月利率來算一下賭場借貸的年利率是多少。 74%×12=888% 如此之高的年利率，足以讓銀行和任何金融機構目眩。 黑箱開了。這就是美國賭商對賭場借貸立法情有獨鍾的秘密所在。 五、概念小結 理論能夠解釋現實，理論就成功了。複注倍數可以用來破上面這些案子，可見其有用。複注倍數是個全新的概念，為了給讀者再強化一下印象，最後對此一概念及其相關概念的關係再做一小結。 ①複注倍數就是一筆原始賭資在實際博彩經營中連續下注的次數； ①原始投注額就是賭客自己帶到賭場進行賭博的賭資； ③投注總額就是在博彩遊戲中賭客實際投注的總額，這個投注總額中既包括賭客自己帶來的原始賭資，也包括賭客用剛剛在博彩中贏來的籌碼重覆下注的派生賭資； ④經營價格就是賭場在經營中為各種遊戲制定的賭場扣除率(House Edge)； ⑤經濟價格就是賭場的毛收入，即納税前收入；作為一個“率”(Ratio)，它是賭場毛收入佔原始投注額的比例。 投注總額÷原始投注額=複注倍數 經營價格×複注倍數=經濟價格 (100%－經濟價格)÷2(幸運兒贏的錢與幸運兒收回的本金一分為二)=贏錢者贏的錢佔原始投注額的百分比 100%－贏錢者贏的錢的百分比=輸錢者輸的錢佔原始投注額的百分比 六、幾點說明 1.以上整個分析框架只涉及到三個當事人，幸運兒，倒楣蛋和賭場。

183隱藏在這三種當事人背後的其他人等，並未進入分析的主要骨架。例如，這裏説賭場拿去 60%或 50%或 40%時，是用“賭場”這個概念來代表它背後的一群人，其中包括收税的政府、拿工資的荷官、拿回扣的疊馬仔、拿捐款的基金會等。説 50%，並不是説這筆錢全部被賭場的老闆裝到腰包裏了，拿 70%的賭場仍然可能虧本。然而，到虧本的賭場去賭博與到贏利的賭場去賭博，對於賭客來説，並沒有任何區別。賭客的利益只與博彩價格有關，而決定賭場老闆是盈是虧的因素絕非僅是價格因素； 2.上述數理分析所用資料，完全是根據日常生活的感覺和估計假定的，既是假定，與真實的統計定有出入。本文旨在建立理論，所假定之數位皆在為説明問題。只要説明的問題沒有錯，數位不符合真實統計不算錯； 3.本文分析的主線索中，捨掉了一個重要的因素——小費。嚴格講，小費應是博彩價格的一個組成部分，它與賭場法定價格綁在一起，對賭場的經濟價格產生重要影響，從而對博彩經濟的利益分配關係產生重要影響。例如，如果一輪百家樂遊戲的賭場抽頭率是 5%(抽贏不抽輸)，經營價格因而是 2.5%；同時，每一輸的贏家按慣例平均付出 1%的小費，則實際經營價格便成了(5%＋1%)÷2=3%。假如平均複注倍數是 20，則因為這1%小費因素的加入，經濟價格便由 50%變成了 60%，其中 50%仍歸賭場，另 10%進了荷官們的腰包。而此時幸運兒的概率由 25%變成了 20%，倒楣蛋的比例由 75%變成了 80%。本文沒談小費問題，是因為，於這裏所討論的問題而言，沒有理論上的必要。但並不是説它不重要； 4.提出“複注倍數”的概念，並不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複注倍數，作為一個真實現象，客觀存在在那裏，我們只是給這個真實現象起了個“學名”而已。然而，起這個名，卻不是為了故弄懸虛，而是為了我們做學問的需要。 做科學，第一工作可能就是起名，叫做“概念設定”，就像蓋大樓的第一工作是準備磚石一樣。科學的概念設定，有時是給一個真實對象起個名，有時則是為了理論上的需要而製造(make up)一個真實世界並沒有真實對象的東西，然後再給這個製造的東西起個名，也是概念，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概念。數學的概念，差不多都是製造的，而一切實驗科學概念差不多都是有真實對象的概念，化學的“化合”與“分解”，物理學的“運動”與“靜止”，都是給真實世界的現象起的名而已。而在社會科學中，

184存在着大量的“製造”的概念，例如，作為法學的基本範疇的“權利”與“義務”，作為倫理學基本範疇的“善”與“惡”，作為邏輯學基本範疇的“真”與“假”，作為美學基本範疇的“美”與“醜”，等等，皆是製造的概念，佛陀一句“萬法唯心”，皆能將之一風吹掉的。 需要説明的是，製造的概念並不等於是虛構的(fictitious)概念，更不一定是錯誤的概念。恰恰相反，這種製造的概念，由於其沒有客觀對象，不受對象外延的約束，因而更能切入事物的本質，更具有理論價值。例如，筆者為了建立博彩經濟學的市場供求模型，設定了“投注權”這個概念，以其為博彩經濟學中的“博彩產品”。4這是個製造的概念。然而，這個製造的概念比人們日常談到的博彩產品概念，在理論上更有用，更有價值，用之來作為建造博彩經濟學理論大廈的基石，更順手。5概念的製造要服從理論的需要。例如，馬克思要建立一個用生產過程來解釋全部經濟現象的理論體系，便製造了“價值”的概念，並以“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來定義此一概念；新古典經濟學要建立一個用市場力量來解釋全部經濟現象的理論體系，便製造了“均衡”的概念，並以“市場效率的最大化”來定義這一概念。不但製造概念要服從理論的需要，而且，簡單的“起名”，也要服從理論的需要。交易成本，是個現實生活中天天發生的真實對象，羅納德·科斯給它起上學名，然後拉入經濟學理論體系，將之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柱石之一，在它之上建立起了產權經濟學的理論大廈。世間的經濟現象無數，科斯為甚麼獨獨看中了交易成本？這便是概念設定的功夫了。走進賭場，有許許多多的客觀對象和真實現象，我們為甚麼單對“複注倍數”這個現象感興趣，為之起上學名，將之拖入博彩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呢？是因為它在我們未來的理論追求中會大有用處。 要建立博彩經濟學的理論大廈，像複注倍數這樣的磚石準備工作，以後還會有許多，在此一併做一個方法論的交待，以資不贅。

185 註釋： 1 以澳門為例，如果澳門統計局向各博彩公司提出這個新的統計指標，要求他們在收銀環節上設原始投注額的統計，將統計結果定期報統計局，事情不難。中國大陸的國家統計局每年都要向一些重要的學術單位徵詢新統計指標。筆者在此為澳門統計局湊上一個，如何？ 2 Terri C.Walker，The 2003 Casino and Gaming Market Research Handbook. 3 Tautolog 是一個科學哲學的概念，指那種正確得喪失了實證價值的命題。該詞最初被翻譯成“同義反覆”，不太準確。同義反覆只是 Tautology 的一種，這裏説的幸運兒贏的錢加上賭場抽頭永遠等於倒楣蛋輸的錢，就是一個同義反覆。後來，該詞被翻譯成“套套邏輯”，這個翻得好。在澳門的一次研討會上，大家共同推出這樣一個命題：“澳門需要一個高效率的政府”。這便是一個套套邏輯，因為它太正確了，不可能錯，因而不是個科學命題。 4 王五一：《再談博彩產品的概念》，載於《澳門日報》，2003 年 10 月 19 日。 5 有人可能會説：你這裏的所謂“製造”其實就是“抽象”，為甚麼不用後者這個好聽一點的詞呢？我的回答是：不對，製造與抽象不是一回事。例如，馬這個概念就是個抽象，是對世間無數的具體的馬的抽象；而馬這個概念又是給世上客觀存在的一組對象起的名。所以，用抽象這個詞，不能把“製造”與“起名”區別開來。 參考書目： 1. 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 16 版。 2.《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1986 年。 3.Terri C.Walker，The 2003 Casino and GamingMarketResearch Handbook. 4.王五一：《再談博彩產品的概念》，載於《澳門日報》，2003 年 10 月。 5.American Gaming Association，State ofthe States 2002：Executive Summary.

186 論澳門中小企業創新 郭永中* 中小企業在澳門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但是推動澳門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同時也為澳門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澳門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繁榮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着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競爭的加劇，澳門中小企業在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也都逐漸暴露出來，突出的是技術水平落後、市場競爭力不足、勞動生產率低下、生產消耗高、產品質量差、融資渠道不暢、虧損率高等問題。這對中小企業生存和發展是一種嚴重的挑戰。由於澳門博彩業的開放、自由行與旅遊業發展、三大服務平台的建設、2004 年 CEPA 的實施以及跨境工業區的構建所帶來的一系列對外合作空間的制度優勢，又給澳門的中小企業發展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首先，要有新的發展思維，才能把地域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把制度優勢轉變為產業優勢，把服務優勢轉變為品牌優勢，把資金優勢轉變為人才優勢。在創新中求發展，在發展中實現創新，只有創新才是中小企業發展的硬道理。 一、甚麼是創新？ 創新這一辭彙人們並不感到陌生，因為各種各樣的宣傳材料和報導随處可見，特別是創新不僅成為理論界、學術界、企業界、教育界和政界的熱點話題，而且已經進入了每個普通人的生活。為甚麼創新這個辭彙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因為“創新”意味着新的機遇，意味着新的市場空間，意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博士

187味着新的思想，意味着新的理念，意味着新的活力。 但甚麼是創新？創新的內涵是甚麼？為了正確理解中小企業創新的概念，我們有必要從理論上對創新概念和內涵進行考量。“創新”一詞在漢語中早已有之，《新華字典》對創新的解釋是：拋棄舊的，創造新的。然而創新作為一種理論，最早是由美籍奧地利著名經濟學家 J.A.熊彼特(J.A. Schmpter)首次將“創新”視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他於 1912年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首次提出“創新理論”，以後他又在 1939年《經濟週刊》和 1942 年《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兩書中對創新的概念又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和闡述，最終形成了熊彼特創新理論體系。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在經濟活動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實現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具體來説它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①採用一種新的產品或一種產品的一種新的特性；②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③開闢一個新的市場；④獲得某種原材料或製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⑤實現任何工業的新的組織方式。由此可見，熊彼特不僅對“創新”的概念作了明確的界定，而且對“創新”內涵也作了嚴格的規定：一是創新是一個經濟概念，而不是技術概念；二是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創新的承擔者只能是企業家；三是強調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並把創新與發明、創造相區別，認為創新是經濟行為，而發明、創造是科技行為。 當前，關於創新的概念還有很多，諸如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理論創新、教育創新、金融創新、科技創新以及管理創新等等。儘管國內外學術和理論界對於“創新”概念的論述汗牛充棟，但是目前關於“創新”的概念還沒有一種統一的定義，對“創新”概念的理解還是仁者見智的問題。所以，從熊彼特提出的“創新”概念及其內涵來看，我們認為“創新”是一個複合性的概念，它不單單是一種經濟活動，是一種技術過程，同時創新還意味着新的機遇，意味着新的市場空間，意味着新的理念，意味着新的活力，更是意味一種激情，意味是一種不滿足於現狀的追求和內在的精神動力。

188二、澳門中小企業要在創新中求發展 “創新則興，不創新則亡”，這是市場經濟競爭的鐵律。對澳門中小企業來説，只有創新，才能發展，才能提升其競爭力。實踐證明，企業發展的歷史，就是創新的歷史，中小企業只有不斷地創新，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 從澳門中小企業發展的現狀來看，技術水平落後、人才短缺、資金不足、管理水平相對落後、利用外部資訊能力低下、小富即安、守業意識濃厚等都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們認為，澳門中小企業發展最短缺的不是資金、人才和技術，而是創新的意識，創新意識短缺才是制約澳門中小企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其中，觀念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和文化創新等，對澳門中小企業創新來説都比較短缺，但是那個最短缺呢？ 眾所周知，“木桶原理”中蘊含着深刻的道理。一個圓木桶，是由許多木板條組成的，假設這些木板條的長短不樣，這個圓木桶能裝多少水呢？這個量不取決於最長板條，也不取決於板條的平均長度，而唯一地取決於最短的板條。也就是説，最短的板條決定了整個圓木桶的存水量。結合澳門中小企業來説，在觀念、技術、制度等的創新中，觀念創新是最短缺的，也就是“木桶原理”中那個最短的板條。因此，觀念創新是澳門中小企業在創新中求發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礎。 所以對於澳門中小企業來説，要在創新中求發展，關鍵是要走好觀念創新這步棋，否則，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文化創新等一系列創新就無從談起。對澳門中小企業來説，要實現觀念創新，必須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必須要有更加開放的發展理念。要用新的思維方式來分析和審視優勢，揚長避短，不僅要充分開闢新市場和發展空間，更要充分利用好國際和中國內地這兩個大市場，這兩大資源，特別是要與珠三角地區開展更加廣泛的區域合作，把澳門的地域優勢變為實現的經濟優勢，以更加開放的手段來提升其經濟合作水平。 其次，要有與時跟進的緊迫感。對於小富即安、守業意識濃於創新意識的落後觀念，必須堅決革除。筆者可以用一個發生在內地雲南的事例來

189説明這個問題。“1998 年中，江澤民總書記在雲南曾去探望一戶貧困的四口之家。江總書記對他們非常關心，鼓勵他們要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盡快脱貧致富。為此，一家科技企業送來了四隻美國長毛兔，幫助其發展養殖業。可是，幾天後，他家除了把總書記來訪的照片高掛在牆上，卻已經把兔子吃掉了，還對記者説，美國兔子與中國兔子的味道沒有甚麼兩樣！”。這個事例説明在這家人的觀念中只有吃飽了餓不着的生存欲望，根本沒有一點致富的發展觀念。雖然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事例，並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它充分説明了一個道理，不思進取，保守落後的觀念，無論是對一個家庭、還是一個企業、甚至是一個國家都是非常可怕的。 第三，要廣攬天下人才。隨着經濟全球化和區域進程的加快和知識經濟的到來，市場經濟的競爭説到底是人才的競爭。要想提升中小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就要大膽地吸納和使用最優秀的人才，特別是對一些企業急需的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譬如熟悉國際金融、國際貿易、企業管理、工程技術以及通曉國際經濟法規的財會人才，要必須加快地引進和吸納。 三、澳門中小企業要在發展中實現創新 發展是硬道理。中小企業的發展是創新的基礎，它不僅能夠為中小企業的創新提供條件，而且還可以通過產業結構優化來推動中小企業創新，提升中小企業創新的水平。中小企業創新與發展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利益依存的關係。因此，中小企業只有在加快發展的基礎上，才能為提供更為有利的條件。多年來，澳門中小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面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激烈競爭，澳門中小企要採取跨越式的發展戰略，為此，必須要實現經濟發展中的四個根本性的轉變。 首先，要把澳門的地域優勢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優勢。澳門雖小，但有特殊的地域優勢，是經營成本相對低的自由港，獨特悠久的中西方文化底蘊，與葡語國家有傳統的特殊聯繫，外匯、資金和人員卻進出自由，對進出口產品免徵關税，税制簡單並且税率也比周邊國家和地區低，這些地域優勢是其他地區和內地城市無法可相比的。所以，對澳門中小企業發展來

190説，是一種得天獨厚的資源和發展優勢。 其次，要把澳門的制度優勢轉變為產業優勢。澳門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特別是 2004 年 CEPA 實施的政策性的優勢所帶來的一系列對外合作空間的開拓，對澳門中小企業發展來説，這種制度優勢就是產業優勢，中小企業發展要抓住這個發展機遇，加大優化產業結構的力度，加快發展優勢產業，迅速提升其區域競爭力和發展水平。 第三，要把澳門的服務優勢轉變為品牌優勢。澳門作為中國內地的商貿服務平台、作為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經貿聯繫與合作的服務平台、澳門作為全球華商聯絡與合作的聯絡平台的建設，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了無限的商機。但是，只有把這些服務優勢轉變為品牌優勢，才能更好地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因為中小企業大部分從事的都是一些服務性行業，所以，服務水平的提升對中小企業的發展來説就是品牌優勢。 第四，把澳門的資金優勢轉變為人才優勢。為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特區政府對中小企業採取税收優惠政策的同時，積極鼓勵中小企業發展和創業，並且繼續在實行“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計劃”、“中小企業專項信用保證計劃”和“中小企業改善經營貸款計劃”的基礎上，加快“創業資金計劃”的落實，鼓勵市民，特別是年青人創業。這些優惠政策的實施對中小企業來説就是資金優勢，只有把這些資金優勢轉變為人才優勢，中小企業才能擺脱人才和技術短缺的困境。因為沒有人才，我們可以引進；技術落後，我們可以改進；甚至我們可以把人才和技術同時引進。所以，澳門中小企業發展的根本問題，並不在於資金、技術和人才，而是在於觀念的創新。

191 參考書目： 1.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北京：商務出版社，1990 年。 2.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明知民主》，北京：商務出版社，1979 年。 3.楊潔：《企業創新新論》，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9 年。 4.陸道生、王慧敏：《中小企業的創新與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5.王健等：《企業創新的理論與實務》，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 年。 6.[德]舒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務印書館，1984 年。 7.[美]勒斯：《小型企業管理》，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 年。 8.Cyrik Levicki, Small Business: Theory and Policy, London: Croom Helm LTD,1984. 9.Z. J. Acs, B. Carlsson & R. Thric, Small Business in the Mordem Economy, edited by P. H. Admiraal,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10.Anderson T., Profit in Small Firms, Avebury, UK: Aldershot, 1987. 11.Hollander, E. D. et. al., The Future of Small Business, 1967. 12.Mario Rutten, Small Business and Europe, 1997.

192Social Market Econom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acau Sheng Li* 1. Introduction After the handover, the Macau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ing remarkably, with double digit growth in GDP last year. Free market economy,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Macau economic system, is important for creativity to flourish, which in turn is vital for future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it is still need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acau's social framework, because if this part is not taken care of, the free and unchecked market economy may severely undermin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which led to economic miracle in the post-war Germany, several lessons can be draw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acau economy. 2. Concept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The concept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was developed in the immediate post-war period. The term itself was coined by Prof. Alfred Miiller-Armack (University of Müinster), however, in the general public, social market economy is more associated with Ludwig Erhard, who implemented major reforms and who, as Economics Minister, guided Germany's hugely successful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Miiller-Armack, social market economy tries to achieve a new synthesis between a free and unchecked market economy and a socialist-typ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The term "social" here encompasses several shades of meaning. Firstly, market imperfections such as oligopolies, monopolies,inverse elasticity of supply in the labor market, etc. need to be * Ph.D.candidate,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monetary Ecomomy,University of Freiburg Germany

193corrected by a workable competitive order. Secondly, society may wish to change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s an outcome of market process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ocial justice. Thirdly, the market economy has to be stabilized by introducing mechanisms of social balance and security. Finally, there is a need for an encompassing "societal policy", because the market economy is understood to put severe strains on the substance of historical legations; therefore, societal integration has to be assisted by promoting joint attitudes and ways of thinking and by developing a "humane economy", which views man not only as a producer or consumer, but beyond supply and demand, in his personal importance and relevance as a human being. ' Müller-Armack emphatically argued to learn the adequate lessons from two phases in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The first phase was the introduction of liberal economic principles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which led to an unprecedented growth and catching-up the UK, the leading power of its time. Still, the free market became unsustainable when hardships for the population at large became ever more pronounced. In order to preempt on the political forces demanding a radical revolution of the whole system, already Bismarck found it necessary to introduce a basic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order to appease the workers. The second phase to be noted were the crisis-ridden 1920s with frantic interventions in the market economy called the "era of economic policy experiments". This showed that the state lacked the expertise to intervene at will in a complex economy. Learning these lessons implied, as Müller-Armack stressed, to rely on the market as a basis organizing principle for the economy, but not to forget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political economy.2 Today, it is well accepted that there are limits to the achievements of free markets, for instance, if market imperfections are involved. The real issue nowadays is which kind of "socially motivated" activities are permissible and to what extent they should be implemented. social market economy offers as the guiding criterion that measures should be "compatible"with the market in principle such as "subsidiarity".3 Muller-Armack himself acknowledges that this criterion may be indeterminate sometimes. He argued that as for practical matters the qualitative criterion was still operational enough to help improve the policy process.4 At a more fundamental level, one should not misinterpret Social Market Economy, however, as a "mechanistic" socio-technology. Rather, Müller-Armack understood social market economy dynamically as a guiding principle for reform, with reform measures recurrently necessary in response to endogenous or exogenous changes. This he characterized as a progressive idea for a socioeconomic "style" in need of continuous interpretative elaboration. Applying the spirit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does not make a discursive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superfluous—rather the opposite. What it does achieve, is to give it focus and direction.5 With respect to the question of how strictly the criterion of market compat-

194ibility should be applied, there are somewhat diverse opinions. Müller-Armack himself, who became a "political bureaucrat" in the 1950s, took a rather permissive stance. For him, it was only critical that the basic structuring concept remained the market economy. Within these limits, other principles could be "tolerated" in some policy arenas for political stability or to develop a convincing societal policy.6 Müiller-Armack never discussed East Asia, but he did discuss the applic-ability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in emerging economies, for instance, with re-spect to Latin America. Whereas he was very cautious to recommend a specific concept like social market economy, he did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a "clear-cut policy of economic order, rule of law and nurturing a spiritual infrastructure". Still, he would accept engaging in some 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 something quite unacceptable to "market purists" in the 1960s and beyond.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arket economy and cultural values or tradi-tions is worth taking note of. There are two sides to this coin. Müller-Armack seem to b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idea of a market economy helping to achieve humanistic ideals, i.e. freedom, openness of choices and the capability of man to follow his individual goals, whatever they may be in given circumstances. The market economy achieves this through the indirectness of the order it sets, i.e. by not making specific prescriptions about how to act, but by setting only boundarie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a social market economy may be understood as compatible with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as it does not decree specific objectives to be adhered to. As the scholars proposing the concept were raised in a Christian environment, it is natural that they thought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this context. However, ideas of humanism and overcoming restrictive self-interest are by no means limited to Christianity, but are typical of all leading world religions like Buddhism, Islam, etc.8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is related to which kind of cultural prerequisites are needed for a market economy. Alexander Rüstow stress that "pure markets" may destabilize society, because they foster ways of behavior, which are morally and socially dangerous, such as cheating, aggressive ambition, ostentation, envy. To counteract this, a "social sub-system" has to be promoted, which not only es-tablishes a political frame lik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luralism, federalism and checks-and-balances in economic policy-making, all of which are helpful for a market economy, but which also supports a "spiritual-moral climate" counteracting simplistic materialism. As the market is unable to deliver this climate, this task has to be entrusted to legitimized social institutions, like family, school or church.9 3. Implications for Macau

195The problem dealt with in social market economy is actually a universal issue: to strike a compromise betwee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progress on the one, and social stability on the other. Thus, conceptual issues raised and experiences made elsewhere are clearly meaningful for Macau. Someone could raise the argument that due to Macau's different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social market economy may not relate to Macau's situation, because social market economy is concerned with bringing about a "humane liberalism" and makes use of the existing "spiritual-moral climate". However, when talking about a "humane liberalism"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one has in mind the opening of choices as a necessary precondition for man to lead a meaningful life. This is relevant for all cultures, social market economy's concern is not to promote "individualism" in the sense of selfish egocentrism.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in Germany and the successful re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y following it are related to peculiar conditions in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It would therefore not be meaningful to argue in favor of any simplistic "duplication" or "introduction"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in Macau. What can only be hoped for are some rather general points which should be taken into due consideration when Macau searches for its own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stability. Macau has already reached a level which the ideological fathers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had in mind with respect to the "first stage": a market economy is developed, although quite a few impurities remain, and a basic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s been installed. What is left to do is the "second stage": elaborating on societal issues, and, doing so, keeping the basic principle of a market economy with a competitive order intact and, if possible, even improving upon past shortcomings. As for social policy, some improvements are certainly desirable, particularly as concerns poverty alleviation, where fiscally almost neutral insurance schemes will not help very much. However, the fiscal strain can be curtailed in many ways.One can think of incentive schemes to motivate people to help each other. One idea might be to introduce a "time bank" system: Hours worked in voluntary social service activities are registered as "savings", which later on would constitute a right for the same number of hours. Another interesting mechanism has already been somewhat implemented: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do some social work, which is to be registered in their comprehensive school

196record. One may also be inclined to rely more on welfare activities pursued by business groups have already set up private foundations, although their combined donations are considered to be very limited.10 With respect to distribution, several measures have already been taken to rec-tify the past accumulation of illicit wealth such as changes in Macau taxation system, although these measures can hardly be said to be a "perfect solution". As history teaches, people will normally accept some degree of past injustice as long as they may expect to have a fair chance in the future to improve their lot. What seems to be particularly infuriating for many people nowadays is, it is still not easy to purchase a decent living or to rent it under reasonable conditions. There are many options open to rectify this situation, including improved housing estate development, loan system for financing a purchase, etc. On labor issues, although the fears of the employers are understandable,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y can really oppose the tide of a pluralizing society by not acknowledging independent labor representation. However, the ensuing problems may not be as big as they seem. The historical precedent of countries, like Germany, shows that organized labor loses its attractiveness when the economy advances beyond a certain limit. Once the labor movement is allowed more freedom and is accepted as a legitimate dialogue partner, the population and the workers in particular will soon find out the limits of the union movement: its difficulties to adequately treat the peculiarities of individual enterprises, the selfishness also of union leaders and of the movement as a going concern, the neglect of those not organized well etc. It is better to liberalize labor organization now and bargain it for a reform of individual labor regulation than to have this liberalization forced upon society at some later stag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4. Conclusion Despite of various challenges, sensible courses of action can well be found. What is important is to make these changes acceptable to society and thereby gain enough momentum to overcome adverse vested interests. Because in different policy arenas,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reform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overarching reform "package deals" which in their sum are considered fair and reasonable. This was exactly Müller-Armack's idea

197with respect to "second-stage" of social market economy. Although much can be said in favor of a gradual approach, an encompassing reform move has greater chances of overcoming entrenched interests. Macau, reaching advanced status as a latecomer, has a good chance of learn-ing from social market economy experience and use the dynamism of its high-growth economy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 thriving and open-minded market economy supported by a stable society with sustainable mechanisms of safeguarding equity, fairness and justice. Notes: 1 Müller-Armack, Alfred, "Stil und Ordnung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in J. Messner (eds.),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und Soziale Ordung, Wien, 1956, p. 234f. 2 Hardach, Karl,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Gõttigen, 1979, p. 167. 3 The subsidiarity principle is intended to ensure that decisions are taken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o the citizen and that constant checks are made as to whether action at community level is justified in the light of the possibilities available at national, regional or local level. Specifically, it is the principle whereby the state does not take action unless it is more effective than action taken at regional or local level; Zohlnhoefer, Werner,"Sozialpolitik- Achillesferse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in Bundeszentrale fuer politische Bildung (ed), Wirtschaftspolitik, Bonn, 1990, p. 30f. 4 Müller-Armack, Alfred, "Stil und Ordnung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in J. Messner (eds.),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und Soziale Ordung, Wien, 1956, p. 246. 5 Lampert, Heinz,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Ursprung, Konzeption, Entwicklung und Probleme", in Bundeszentrale fuer politische Bildung (ed.), Wirtschaftspolitik, Bonn, 1990, p. 36. 6 Müller-Armack, Alfred,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nach einem Jahrzehnt ihrer Erprobung", in Heft 2/3, Wiirtschaftspolitische Chronik, Kõln, 1959, p.258.

198 References: 1. Hardach, Karl,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Gõttigen,1979. 2. Klump, Rainer, "Wirtschaftsordnung und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1949-1990)" in Schneider, Jürgen, Wirtschaftsordnung und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33-1993), Stuttgart, 1996, pp. 397— 414. 3. Lampert, Heinz,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Ursprung, Konzeption, Entwicklung und Probleme", in Bundeszentrale fuer politische Bildung (ed.), Wirtschaftspolitik, Bonn, 1990, pp. 31—49. 4. Muller-Armack, Alfred, "Stil und Ordnung der Spzialen Marktwirtschaft", in J. Messner (eds.),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und Soziale Ordung, Wien, 1956, pp. 231— 242. 5. Muller-Armack, Alfred,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nach einem Jahrzehnt ihrer Erprobung", in Heft 2/3, Wirtschaftspolitische Chronik, Kõln, 1959, pp. 252— 265. 6. Müller-Armack, Alfred, "Finanz-und handelspolitische Fragen der Beziehungen Europas zu Lateinamerika", in, Heft 1, Wirtschaftspolitische Chronik, Kõln, 1963. 7. Zohlnhoefer, Werner, "Sozialpolitik- Achillesferse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in Bundeszentrale fuer politische Bildung (ed), Wirtschaftspolitik, Bonn, 1990, pp. 305—329. 7 Miiller-Armack, Alfred, "Finanz-und handelspolitische Fragen der Beziehungen Europas zu Lateinamerika", in, Heft l, Wirtschaftspolitische Chronik, Kõln, 1963, p.258. 8 Lampert, Heinz,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Ursprung, Konzeption, Entwicklung und Probleme", in Bundeszentrale fuer politischeBildung (ed.), Wirtschaftspolitik, Bonn, 1990, p. 34f. 9 Ibid., p. 35. 10 Of course, one should not expect such philanthropy to be a perfect substitute for publicspending. The enterprises will primarily engage in such activities for PR reasons inorder to improve their image, and this will influenc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unds in away which is not necessarily fully compatible with perceived social needs.

199 CEPA 對澳門會計業的影響 尚慧然* 一、前言 本文首先從透視 CEPA 國際淵源即歐洲經濟一體化的角度，説明其符合 WTO 規則，接運用比較方法，分析了澳門會計業面對 CEPA 實施所存在的優勢與不足，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澳門會計業利用 CEPA 機遇，向內地和海外市場發展的對策建議。 2004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 CEPA，同樣給澳門會計業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和廣闊的外部發展空間，尤其是提供了內在前進的動力。澳門會計業若能以此為契機，揚長避短，改革進取，勇於參與區域合作和競爭，就一定能夠實現新的跨越和發展。本文擬對此作一初步探討。 二、透視 CEPA 淵源：歐洲經濟一體化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包括總則文本及 6 個附件，主要內容涉及三大部分：一是貨物貿易自由化。內地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對 273個税目的港澳產品實行零關税，不遲於 2006 年 1 月 1 日對全部港澳產品實行零關税。二是擴大服務貿易市場的准入條件。其惠及港澳 18 個服務行業。三是貿易投資便利化。其宗旨是促進內地和港澳的共同繁榮與發展，共創雙贏的新局面。 * 華南師範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

200 CEPA 的簽署是符合 WTO 規則的，是 WTO 框架下更加靈活的多邊貿易和雙邊貿易的國際經濟合作方式，歐盟就是這種方式最具影響和説服力的典範。 歐盟的前身是歐洲經濟共同體(EEC，EuropeanEconomicCommunity)，又稱歐洲共同市場，是歐洲國家建立的經濟聯合組織。它根據法國、聯邦德國、義大利、荷蘭、盧森堡、比利時 6 個國家 1957 年在羅馬簽訂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於 1958 年成立的。其主要機構有部長理事會、委員會、歐洲議會和法院。1967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歐洲煤鋼聯營和歐洲原子能聯營兩個組織的相應機構合併。1973 年至 1995 年期間，英國、愛爾蘭、丹麥、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芬蘭和瑞典先後相繼加入該組織。 歐洲經濟共同體在國際貿易方面採取了下列措施：①在成員國之間消除進口關税和配額，實行自由貿易；②對外實行統一的關税體系，起着關税同盟的作用；③在成員國之間允許勞動和資本的自由流動；④實行共同的農業、交通和商業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對內充分發揮資源的有效配置，取得專業化和大規模生產的優勢；對外則是共同抵禦美國和日本的競爭。它的成立對美國的出口有雙重影響：一方面，歐共體國家的經濟繁榮導致了對美國商品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其統一的關税縮小了美國商品在歐洲的市場。 1991 年 12 月，歐共體首腦聚集荷蘭小城馬斯特裏赫特，通過了舉世矚目的《歐洲聯盟條約》(包含《經濟與貨幣聯盟條約》和《政治聯盟條約》)，簡稱《馬約》。次年 2 月，《馬約》正式簽署，1993 年底《馬約》生效，歐共體更名為歐洲聯盟(EU，the European Union)，標誌着歐洲開始走向一體化建設的新起點。 《馬約》所描繪的歐盟有三大支柱，即共同貨幣，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共同的司法和內務政策。其核心是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這是一個以經濟一體化為依託，以單一貨幣為特徵的區域聯盟。1999 年 1 月 1 日，人們企盼已久的歐元如期粉墨登埸，除英國、丹麥和瑞典外，其他 12 個歐盟成員國均為歐元區的創始國。經過 3 年的過渡期後，歐元進入市場流通，至 2002 年 7 月 1 日，歐元區各國貨幣全部退出流通領域，歐元成為該區內唯一合法的貨幣。歐元的啟動對於歐洲乃至世界經濟的深遠意義是

201不言自明的。 以歐盟的情況與 CEPA 相對照，可以看出，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在政體上是一個主權國家管轄之下的三個地區。在經濟貿易方面，三地同屬WTO 的成員，是一國之內的不同關税區。就三地實行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來看，目前 WTO 尚無處理屬於一國多席成員之間關係的案例，並無相關規章可循。然而，像歐盟正式建立起來的資本、商品、人員、勞務、貨幣“五大自由流通”的貿易區，都是 WTO 規則所允許的。那麼，CEPA 所安排的“自由貿易區”則僅限於“貨物、服務和投資”三個領域，顯然是不違背 WTO 規則的。 與歐盟成立時所不同的國際重要特徵是，當今的經濟形勢更趨向於全球一體化。各國均不可避免地要積極推進和融入全球化這一歷史潮流中，因為它符合各自的利益。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 WTO，在不違背 WTO的規則下實施 CEPA，既符合國家整體利益，保護並促進港澳的投資；又使港澳有別於 WTO 其他成員國，可提前得到更多的優惠政策支援，使其有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同時也促進三地合理利用資源，整合優勢，共同繁榮。 此外，CEPA 的實施還可以增強港澳居民的國家意識，振奮民族精神，有利於“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也有利於促進地區的穩定發展與祖國統一大業的實現。此乃對亞洲與世界和平與發展都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三、面對 CEPA 機遇：優勢與不足 (一)CEPA 有關服務貿易的主要內容及作用 CEPA 在服務貿易方面的主要內容是：向港澳進一步開放管理諮詢、會議展覽、廣吿、會計、法律、醫療、牙醫、物流等 18 個服務行業，對港澳提前實施給 WTO 成員的部分開放承諾，內地許多行業對港澳公司取消股權限制，允許獨資經營，降低對註冊資本和資質條件等要求，放寬地域和經營範圍限制等。 CEPA 是“一國兩制”方針的生動體現，有助於促進內地和港澳的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以服務業為例，內地的服務業是其經濟體系中較薄弱的環節(僅佔生產總值 30%多)，而服務業恰好又是港澳的優勢產業(香港佔其生產總值的 86%)，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包括法律、

202會計、廣告等在內的專業服務業在港澳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它具有其市場的開放性、資訊靈通、操作規程緊密銜接國際規範等特點，在為本地、內地、世界各國客戶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反觀內地的專業服務領域，它是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而發展起來的新興領域，當前中國經濟建設持續穩健發展，尋求專業服務的機構和個人與日俱增，顯示出內地專業服務市場有着良好的發展前景。 CEPA 的實施，從提高三地經貿合作的層次和水平上，將極大地減少和消除內地與港澳投資貿易方面的制度性障礙，能夠將港澳專業服務的經驗與內地專業服務的需求相銜結，優先發展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訊諮詢服務等高知識含量、高增值的生產性專業服務領域，從而使港澳的服務業擁有更多的機遇和巨大的發展空間，同時也將帶動提高內地的服務業發展水平。所以，CEPA 既體現了內地對港澳經濟的幫助，又滿足了內地經濟發展的的需求，是三地服務業共同發展的契機。 (二)澳門會計業的比較優勢 澳門會計業本身具有一個良好的內部發展環境。2003 年下半年以來，內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帶動了澳門旅遊業的興旺。澳門特區為突破地域限制，發揮澳門的比較優勢和服務業的作用，近幾年來極力打造“粵西地區商貿服務平台”、“國際華商聯絡與合作的服務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服務平台”三大平台1，取得良好效果。加上早前特區政府對博彩經營權的成功適度開放，外來投資大量增加。澳門正朝着一個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各業協調發展的現代化都市的方向穩步邁進。僅 2003 年第三季度，澳門的 GDP 增長達到了 24. 6%。據澳門經濟學會預測，CEPA 的實施對大型基建、地產建築、工業製造、物流和交通運輸、旅遊和會展等行業將有較大推動作用。新一輪的投資行為，將催生融資、投資、會計、財務管理和税務安排等服務需求，而 CEPA 對澳門工商業的正面影響，同樣為澳門會計界提供服務機會。這些情況正如澳門註冊核數師公會會長、會計專業團體聯席會議召集人崔世昌指出的，“CEPA 簽署後，有利的政策環境已經形成，政府的舞台已經搭好，並且預留了廣闊的活動空間，下一步就要靠會計界充分把握機遇‘登台演出’”

2031.澳門會計業可利用自身傳統優勢，為國家的“引進來”或“走出去”的戰略服務 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與歐盟和葡語系國家有傳統的特殊聯繫。在與這些國家的的經濟交往過程中，相對內地其他地區而言，澳門會計業在相關制度、語言、人際關係等方面有着獨特的優勢，具有較多的便利條件。澳門會計業可為內地企業拓展葡語國家市場提供相應的協助和中介服務。例如，在澳門於 2003 年 10 月承辦“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首次會議上，中國和歐、亞、非、拉 7 個葡語國家政府共同簽署了經貿合作綱領，170 多家葡語地區的企業、100 多家內地和澳門本地企業在此次“論壇”上共謀商機。澳門作為中國為內地 13 億人口龐大市場的門戶，又是聯結 2 億多人口葡語系國家的跳板，對內地企業實施“走出去”和為葡語國家到內地“引進來”的戰略，發揮橋樑角色的地位更加突顯，澳門會計業可在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2.澳門會計業可為內地的澳門資本企業服務 澳門回歸祖國後，澳門居民對內地的投資辦工廠熱潮進一步升溫，以2003 年 1 月至 11 月為例，內地吸收澳門的直接投資專案達 519 個，合同澳資金額 12 億美元，實際使用澳資 4 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 111%和 8%。澳資企業投資者長期生活在澳門，對澳門會計準則有較為清晰的瞭解，澳門會計人才相對容易受到歡迎。CEPA 實施後，澳門會計業可為這些企業開展專業服務。 3.澳門會計業可為廣東省企業提供服務 從地理位置上看，澳門和珠海基本上是粵西的大門，澳門在貨物轉運的區域經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也是連接內地和海外國際市場的重要視窗和橋樑。澳門的會計業可為廣東省企業投資開工廠提供良好的諮詢服務，以及協助這些企業開展其投資辦廠的資金籌集前期可行性、成本收回的計劃安排等事務。 4.澳門會計業可為內地中小企業提供服務 經過 20 多年的改革開放，內地在引進港澳和海外投資方面已取得舉世公認的成效。但相比之下，內地中小企業在海外市場推銷產品或投資經營的成效卻有待擴展。澳門會計業由於其長期服務的客戶以中小企業為

204主，具有豐富的經驗，加之澳門又處於外商進入內地和內地企業進入世界的橋樑位置，因而可為內地和海外的中小企業的雙向投資提供相關的中介服務。 (三)澳門會計業進入內地所存在的問題 1.澳門會計與內地會計在法律、法規等方面的差異，使其順利進入內地市場具有一定的困難 從總體上看，內地現行的會計法規文件，大至國家的“會計法”，小至主管部門對各種會計問題的具體處理規定，大致有數以百計，而且還處於不斷變化的過程中。這些檔從法律地位上可大致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這一國家級正式法律。第二層次是國務院的《企業財務會計報吿條例》、《總會計師條例》等政府行政法規。它是對《會計法》有關規定的具體化或某些方面的補充、延伸。第三層次是會計主管部門即財政部門及其它相關部門的《企業會計準則》、《企業財務通則》、《企業會計制度》、《會計工作規範》等會計法規制度。這是會計法規的主要部分，是對會計工作的具體規範。第四層次是由地方政府根據全國性會計法規，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制訂的地方性會計法規。中國自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不斷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對會計法規進行修訂，特別是在 1993 年實行“兩則”、“兩制”2為核心的會計制度重大改革，確立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與國際會計慣例相協調的新的會計模式，從而結束了計劃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舊的會計模式。內地在制訂和完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的過程中，始終注意借鑑國際會計準則。到目前為止，內地已制訂公佈了 16 項具體準則，涉及到關聯方披露、會計政策變更、固定資產和現金流量表等專案。但是，在對某些經濟業務的會計政策規定方面，與國際會計準則的相關規定或做法還存在着不一致之處，這主要是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環境不夠完善。而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是以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環境為基礎來制訂的。內地會計準則將進一步與國際會計準則相協調，有利於境外投資者更好地瞭解內地企業真實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同時，也將更方便境外會計師到內地執業。 澳門現行會計法律主要是 1984 年開始實施的《核准關於企業的公定會計設計》(法令 34/83/M)，以及《核准會計師通則》(法令/72/99M)、《核准核數師通則》(71/99/M)和《會計核數業務管理條例》等。它們是以葡

205萄牙現行會計設計為基礎的，並無層次之分。葡萄牙是歐盟成員之一，歐盟財長理事會提出 2005 年在上市公司範圍內採用國際財務報吿準則。其原因是歐盟有一個金融行動計劃，即在 2005 年或者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建立歐盟統一的金融市場。歐盟現有的成員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與美國相抗衡，歐盟為此雄心勃勃，試圖盡快將歐盟打造成一個統一的經濟實體，尤其是金融實體，以提高其競爭力和在國際舞台上的談判力。為達至此目的，需要提高歐盟各國公司的透明度和會計報表的可比性，以降低籌資者的資金成本，因而統一成員國的會計準則也就成為必然之舉。美國發生“安然事件”之後，歐盟此舉還有更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即可向投資者表明，按照以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會計準則編報的財務報吿的質量，將優於以規則為基礎的美國會計準則編報的財務報吿的質量，從而吸引更多資本流入歐盟成員國，包括從美國流向歐洲。 2.澳門會計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差異，限制其為外資企業(歐盟成員國除外)服務 據預測，2003 年至 2005 年之間，內地吸引的資本將達到 800－1000億美元，潛在的會計市場將超過 500 億美元，比目前有着較大幅度的增長。如果內地吸收的巨額外資來自發達國家的話，其企業採用的會計準則存在下列情況： 表 1 發達國家企業會計準則

206 從表 1 中可以看出，澳門會計業由於存在着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差異，境外在內地市場的投資者(歐盟成員國除外)將會拒絕為其提供服務，故很難從內地潛在的會計市場分“一杯羹” 3.澳門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小，專業人才缺乏，也阻礙其在內地的發展 從對港澳兩地會計師事務的比較來看，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歷史悠久，國際經驗豐富，組織架構完善，服務領域廣泛，質量體系穩健，並具有一定的國際知名度。在外資企業會計服務需求方面，它可提供審計、税務代理和諮詢、管理流程建議、內部控制的風險評估、投資分析以及投資管理等專案服務。在 CEPA 開始實施前的 3 個月，香港會計及顧問業已初嘗甜頭。因為許多商家不瞭解內地商業運作及有關行業發展的情況，需要會計師事務所提供專業意見。多家貿易顧問公司的生意額也有顯著的增長，較2002 年同期升約 30%，估計 2004 年的生意額將增長達 50%。 相比之下，澳門的會計業利用 CEPA 卻受到兩方面的限制。一是有形的限制。澳門會計師事務所數量小、規模、專業人士少，大多不具知名度，加之與國際會計準則的不協調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不會被內地的有關企業所接納，因而影響它在內地的發展。二是無形的限制。許多澳門會計從業人員擔心無法進入內地會計市場參與激烈的競爭，認為即使進入內地市場也根本無法與強大的香港或外國會計師事務所相抗衡，故目前正在觀望等待。一部分葡國或土生葡人會計師由於不懂中文，認為進入內地市場發展很困難，採取漠視不理會 CEPA 的態度。這些都對澳門會計業的北上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三、利用 CEPA 條件：變革與整合 澳門會計業應如何結合利用自身優勢，克服目前的不足之處，將 CEPA提供的機遇變為現實，本人認為需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一)要在思想上有抓住機遇求發展的進取心態 轉變觀望、等待或漠視不理會的態度，關鍵是要充分認識自身的優勢，

207科學分析現存缺陷，認真研究內地市場的各種需求，開拓創新，積極參與。只有在積極參與競爭的過程中，才能把地域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把制度優勢轉變為產業優勢，把服務優勢轉變為品牌優勢，把資金優勢轉變為人才優勢，達到既改變自身弱勢，又可加快發展的後果。 (二)要在會計法規等制度上，盡快朝着與國際慣例的方向接軌 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迅速發展，會計作為一門商業語言，其標準的國際化趨勢也是不可逆轉的。然而，目前澳門會計的構成是借鑑了葡萄牙的會計設計，自成體系。雖能較好地滿足當前澳門經濟管理的需求。但是，與經濟全球化以及 CEPA 的實施不相適應。這種現狀將造成澳門會計業的生存空間日益縮小，甚至有可能被國際資本市場拒之門外。因此必須利用CEPA 的契機，抓緊進行會計改革，使得澳門會計標準在適應澳門經濟環境的情況下，既保持和發揚了澳門的地方特色，又能符合內地會計標準的要求，還能盡可能地與會計國際慣例接軌。只有如此，澳門會計業才能有“用武之地” (三)要在專業服務上，針對不同需求層次，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 首先是揚長避短。對於澳門本地希望到內地創業的中小企業，澳門會計業應向這些企業提供會計、税法等專案的諮詢，便於其盡快完成註冊、資本調度及開業的各項會計準備及後續服務工作。其次是由點到面。澳門會計業要充分利用前述語言、人脈等優勢，對內地的澳資企業和葡語系國家企業做好會計服務，以認真、敬業的態度，贏得這些企業的認同和讚賞，並由此擴展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在內地投資和開辦的企業。再次，由近到遠。目前，在內地的澳資企業大都集中在廣東、福建兩省，澳門會計業的服務可先從這兩個省着手，再逐步向其他省份拓展，既包括服務的內容，也涵蓋服務的地區。最後，由內到外。這個“內”主要是指內地企業，內地企業希望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中，“走出去”開工廠，澳門會計業可為其提供相應的服務。此外，還可以與內地、香港或境外會計師事務所加強聯繫，開展合作，借助“外力”，拓寬視野，為內地企業提供專業服務。 (四)加強會計專業人員的培養 一是要重點培養。即從現有會計從業人員中選拔年輕的優秀人才，將其送往國內外著名高校或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有目的的培養，使其成為掌

208握國際會計實務和理論的高級專門人才。二是會計高等教育中側重解決會計領域的國際化問題。要重點講授和介紹國際會計慣例的有關內容，增設《國際會計比較》、《國際會計準則》、《會計理論專題》等科目或專題講座，以擴大學生的專業視野，為澳門培養更多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會計專門人才。 註釋： 1 何厚鏵：《200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吿》，第 25 頁。 2 “兩則”是指《企業會計準則》、《企業財務通則》，“兩制”是指《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1998 年修訂後形成《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等 13 個行業的會計制度和 10 個行業的財務制度。 參考書目： 1.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出版：《內地澳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與澳門的應對思路》(研究報告)，2003 年 1 月。 2.何厚鏵：《200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3.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基金會，1999 年 11 月。4.國務院港澳辦港澳研究所主編：《2002 港澳經濟年鑑》，《港澳經濟年鑑》社，2002 年 10 月。 5.《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彙編》(上、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 5 月。

209"Z+Z Intelligent Education Platform" —A Breakthrough in Edu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long Hoi Sun & Chao Pek Kei** 1. Introduc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in full blo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 has been dominating our everyday lives since the early 90's. IT brings us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t also enriches the scope of our minds. In addition, the Internet's popularity boosts the growth of activities and services related to electronic technology such as e-commerce and e-government services. There is an influence on education resulted from the rapid grow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adopting IT in multimedia teaching. As scientific research is introduced to the integral reform of education, IT is guiding the change in educational thinking, teaching theory,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technique.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ny software for teaching and developing curriculum can be obtained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most of them are meant for teaching Mathematics at university level.1 Moreover,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them are suitable for secondary schools amongst the various supplies.2 It is known that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ina are now using two platforms; the "Sketchpad for Geometry" and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abbr. "Z+Z").3 The former was American-developed and distributed by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the latter was co-developed and distributed by Prof. J. Z. Zhang (The Academician) and Macau Eastern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 This i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ame article published in Chinese ** long Hoi Sun is the candidate fo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and Chao Pek Kei is the candidate for Master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acau

210"Z+Z" is brand new multimedia software to make the tedious geometry be-come an interesting subject. It is considered the only educational software pro-gram available in the world that can perform deduction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pply it to proving and problem solving. The software can demonstrate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in a new manner by utilizing colors and audio-visual aids. Hence, students can easily learn the geometric reasoning when the "Z+Z" program visualizes the abstract concepts.4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society in showing a tendency to focus on scientific technology, IT and globalizatio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only highly qualified pro-fessionals can take the absolute advantage to win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Z+Z" is a neoteric task to the reform of Chinese core curriculum. Obviously, the software refines upon Chinese culture and it is valu-abl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Z+Z" is recognized as a crucial achievement and it was recommended to elementary education within most Chi-nese provinces. Furthermore, the software was well received in many overseas countries. Ever since Japan,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 had very much been at-tracted to "Z+Z", they were proposing to adopt the software in their own countries.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SAR) realizes "Z+Z" as the new insigh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tific technology industry. This important product enables Macau's enterprises to gain access 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o create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 overseas markets. This paper is thus written and it concentrates on the mission, the description, the ext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Z", accompanying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and an attempted analysis for its significance on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and the revelation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SAR. 2. What is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2.1 Background and Mission Generally speaking, Mathematics is encountered as a branch of philosophy or it is the science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numbers and between spatial configurations in existence.5 Anyhow, Mathematics is now widely applied to other branches of science. All too often the con-

211servative comprehension is restricted to the logical or systematical analysis of Mathematics, but the tru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Mathematics does not come into view. As a matter of fact,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ways neglect the true practice of Mathematics; they commonly perceive Mathematics is merely to produce proofs supporting theorems and calculations. Probing in depth is necessary for an explicit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hematics can affect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hile students are resolving the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ey learn about the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between them. In a manner of speaking, the insight would help them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in real lif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ve education causes some intensive consequences to the purpose, the value and the cont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Besides, the design of curriculum and the progression in Mathematics are well aware of the prominent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6 The renowned mathematician, Prof. J. Z. Zhang (the Academician), deter-mined to develop an educational software to ignite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thinking aptitude regarding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geometry. The success of "Z+Z" becomes the remarkable invention in the new era; it promotes the prosperity in the market of Chinese branded educational software. "Z+Z" encourages the reform in Mathematics curriculum, which accommodates to quality education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7 Macau Eastern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collaborated with Prof. Zhang and his team of scientists to develop multimedia educational software, the software is named "Z+Z" on account of the initial letter of two Chinese Pinyin words: Zhishi (knowledge) and Zhineng (intelligence).8 "Z+Z"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urrent software use a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and it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in Mathematics. 2.2 Characteristics of "Z+Z" Software "Z+Z" provides a new educational platform to science subjects for secondary schools offering ten different varieties. Amongst these subjects are Plane Geometry, Analytic Geometry, Solid Geometry, Trigonometric Function, Elementary Algebra, Advanced Algebra, Elementary Physics, Advanced Physics, Elementary Chemistry, and Advanced Chemistry. As mentioned earlier, "Z+Z" can perform deduction reasoning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of and problem solving. "Z+Z" provides readily designed templates and use-designed worksheets; teachers can also use the software to create course materials that integrate with the approved Mathematics teaching matierials in experimental zones.9

212Table 1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Plane Geometry and Analytic Geometry in "Z+Z" Source: "Comprising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 Software as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Mainland," in Hong Kong: Wen Wei Pao, 4lh November, 2003, p. A15. In referring to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Z+Z" software, they are classified as follows: 1."Z+Z" is a common platform with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readily available platforms are Plane Geometry, Analytic Geometry, Solid Geometry, Trigonometric Function, and Elementary Algebra. Each platform is suit able for teaching purpose and they are intended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2."Z+Z' platform is a device with the functions of data banks and toolbox. The software is available with built-in spreadsheets and mathematical resources. By using the command programming for immediate conversation of the three-di mensional (3D) sketches and capable for various curves. Hence, 3D constructions can be displayed in rotation, dilation, reduction, and separation. In addition, the toolbox can perform functions such as animated presentation, text mode, statisti cal graphs, programming freehand writing and drawing. 3."Z+Z" is an intelligent platform. It is simple to prepare and arrange com plicated course materials with this creative software. A skillful teacher can pre pare the electronic spreadsheets within an hour in advance and a question can also be created simply in fewer than 3 minutes during the lesson. "Z+Z" works well as an intelligent blackboard with overhead projector and computer in the classroom, so the prepared multimedia teaching materials can be displayed systemically along with any probable adjustment. 4."Z+Z" supports OLE and links. Likewise, the software can freely take

213upFlash animation and other multimedia outsourcing. The built-in sketches and trans-ferable to WMF format and they can be pasted onto the MS Word or WPS files.10 "Z+Z" overcomes the problem of software compatibility; its users can design the coursework display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preference. As a result, "Z+Z" ensures quality education, minimizes th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raises the interest in learning. 2.3 The Experimental Scheme of "Z+Z" Software Successful software is feasible to combine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would indeed maximize its effectiveness. The prime aim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Z+Z as Reform in Nationa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is to promote the use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for quality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ollowing the assessment for "Z+Z for 7th to 9th grade Mathematics" by "The Committee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Materials for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June 2003, this New Century Edition had also obtained the approval by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entre in Basic Educ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26 emphasized secondary schools in Hainan, Anhui, Hebei, Liaoning, Shangdong, Jiangxi, Guangdong, Jiangsu, Guizhou, Hubei province, Guangxi and Chongxi. Simultaneously, the participants were bound to take "Voluntary Curriculum Standard: 7th Grade Mathematics, Volume 1" as their experimental text books.12 The "Z+Z for 7th to 12th Grade" was permitted for issue and promotion in the trial zon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by the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Core Curriculum Resources"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September 2003.13 There are fiv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14 1.To study the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 with IT application. 2.To set up case study to verify whether the mentioned teaching materials are suitabl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3.To collect effective examples using "Z+Z" software in teaching Mathematics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4.To investigate whether students are educated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activities with applied technology. 5.To train Mathematics teachers using IT efficiently in their teachings. In the end,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reports to demon-strate the proficiency of the scheme. It is expected further understanding on the scheme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answers to questions such as: Is the scheme benefit to Mathematics education? Can the scheme initia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How does the scheme affect the structure of curriculum?

214 3. The Significance of "Z+Z" to Education The R&D of "Z+Z" is devoted to education. It is an interactive platform with multifarious development that benefits to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software enables teachers to prepare their teaching materials conveniently. On the other hand, students can make use of "Z+Z" to approach a new horizon of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After a trial period of one year, the fi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Z+Z" to education and its effectiveness are summarized as below: 3.1 To Shorten the Training Cycle The growth of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civiliz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soci-ety and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re all said t be ruled by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is an important science to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enlightenment of human. Geometry is the only subject that consolidates the figures and logic, however, not any other subjects can be reasoned with graphs. Geometry can benefit us lifelong since it involves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citied by Prof. Zhang.15 There is a belief that the best education determines whether a country can take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world. The training of human resources should keep pace with all the developments in IT. The progress of "Z+Z" is contributory to shorten the training cycle. "Z+Z" is the stepping stone for future reform in education and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3.2 As a Good Partner to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tudents customarily learn from their teachers. In fact, teachers or students would be tedious with the teaching mode, teaching philosophy, curriculum design or learning atmosphere. As IT becomes more comm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take their initiatives in participation, interaction, and sharing to accomplish the 3D objectives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The 3D objectives can be achievable during the experiment of applying "Z+Z" in educational reform. These objectives are described as the following generalization: Pursuing knowledge and skill, practicing the affective behavior and learning the sense of value.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learning attitude must integrate with teachers, studen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learning atmosphere. Having learned the experience from an experimental site in Mengjin, the commentary indicated that "Z+z" uniquely met students' needs for thei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s.16

2153.3 To Promote Qual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achers can prepare lessons more efficiently with "Z+Z" to create their course materials with the toolbox in the software. In other words, teachers can possibly spare more time on curriculum design. At the same time, the animated presenta-tion of "Z+Z" helps students improve their comprehending ability. For instance, they can acquire a sound understanding of plane transformations via using the multimedia functions. Subsequently, teaching and learning are beneficial by using "Z+Z". 3.4 To Inspire Students' Thinking and Intelligence Teaching by telling is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but it is an ineffective instruc-tion mode for most students. Therefore, an educational reform is necessar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emphasis should be on problem-solving skill and exploration. "Z+Z" is specially designed to engage students in active learning.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instruct their students using the software by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 of an experimental site in Hubei, students were flexible to the new learning mode. Evidences were presented that students had developed critical thinking and judgment abilities, so they could have opportunities to question, analyze, and explore. Hence, the students' intellectual level was automatically elevated.17 4. The Difficulties for "Z+Z" to Overcome The application of "Z+Z" is a new teaching method and surely is one of the best resources to reforming school's core curriculum. Nevertheless, its develop-ment is in the beginning stage and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more practices and enhancements are required to popularize the using of "Z+Z" software to teaching. At this point, we should pay our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problems found during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software. As long as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 speedy with constant improvement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it is implied that conceptual change would lead to better civic understanding. Eventually, such partial and technical problems will be solved gradually in the near future. 1. The application of "Z+Z' is now on trial in 12 zones in China. The compa-rable facility and hardware are needed before "Z+Z" can be introduced to all schools. Students will not benefit from "Z+Z" unless they have opportunities to use the software on their own. However, it has financial difficulty to equip every school with essential facilities. The popularization of "Z+Z" will heavily depend on suf-

216ficient government funding to the schools. 2.Although IT has been consistently applying in electronic education, the computer proficiency of some teachers is relatively inadequate. Due to the varia tion in proficiency, it is impossible that all teachers may improve their teaching efficiency even though they have engaged in the interactive education. At any cost,schools should provide appropriate training to their teachers on the operation ofsoftware. 3."Z+Z" software was intentionally developed for Mathematics to be taught in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There are more than 10 assortmentsavailable 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English. At present, "PlaneGeometry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and "Analytic Geometry IntelligentPlatform" are already approved by the "Committee for Evaluation of TeachingMaterial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f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They are eligible for circulation and promotion a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trial zones. The software is not yet congruous with Mathematics curriculum in all regions because syllabuses are different between the mainland,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Except that "Z+Z" can overcome the educational discrepancy geographically, it will obstru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software in these regions. 4."Z+Z" is educational software with diversified functions, only skillful us ers can operate the software meticulously. From Mathematics teachers' viewpoint,they would presume an increase in their workload as to become artificers in "Z+Z".It will be helpful to teachers if the interface is simplified and supplied with a step-by-step instruction. When users are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 to complete theirdesign, they become accustomed to the operation. Once the technical hindrance iseliminated, users will be delighted to operate the "Z+Z" software easily. 5. "Z+Z" and MSAR "Z+Z" is the fruit of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rof. Zhang and Macau East-ern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The software complies with national standard in China and also becomes 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product. There are questions to be raised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effect of "Z+Z" to MSAR. How does "Z+Z" affect MSAR in respect of enterprise, scientific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What are MSAR's strategies towards the swift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2175.1 A Pride to Macau Enterprises "Z+Z" software was developed by Macau Eastern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the group is a union of investors from the US, Hong Kong and Macau with a number of famous scientists and academicians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The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are set up in Macau's first technology park, which is located in Concórdia Industrial Park, for the production of hi-tech soft-ware and integrate circuits. The group is the only enterprise focus on R&D and development of hi-tech software in MSAR. "Z+Z" is highly remarked by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Z+Z" software has promoted the fame of Macau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t made a dynamic drive to the R&D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in MSAR. 5.2 To Promote in China and Overseas Markets "Z+Z" Mathematics software is recruited as the national standard curriculu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urthermore, "Z+Z" Physics and Chemistry software, which came into operation under the research of experimental reform, were approved by "Materials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entre in Basic Educ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September 2003.18 Per statistical record in 2002, the number of existing primary schools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hina are 456, 900 and 65,600 respectively.19 However, only 26 of them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experimental scheme. Thus, Macau's software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will get an immense market if the "Z+Z" software is widespread in China. Macau Eastern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is working with an American organization for appropriate educational platforms to the US market. For marketing "Z+Z" to the global markets, the group has assigned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i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WIPTICL)" to be responsible for research strategy and image promotion. WIPTICL has written to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elabor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Z+Z". It is believed tha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ill assist the promotion as soon as the software complies with their requirements. Thus, the benefits of "Z+Z" will be recommended to educational departmen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20 For now, the gambling and tourism industry are taking the largest shares in Macau's economy. Any future success in "Z+Z" will definitely strengthe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and chang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Macau.

2185.3 To Mot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Macau As times goes by, many of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Macau have revolu-tions in their teaching philosophies and education visions. Correspondingly, the MSAR government has reviewed and modified the education system to mot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e-education and to optimize computerized teaching facilities.21 Since the reform is still at the early stage, the government may consider adopting "Z+Z" software to the curriculum. The software can be initially equipped and monitored in selected schools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decide whether "Z+Z" is efficacious for further promotion after the trial period. The intellectual level and civilian life for Macau's students will be improved with quality education and updated teaching mode in due course. 5.4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in Macau The "Off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GDTTI)" was set up upon the establishment of MSAR government in 2000. Complying with the article for Scientific Technology under the Basic Law, GDTTI is appointed to promoting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in Macau. GDTT should work closely with the "Committee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in coordination between local entrepreneurs and distinguished scholars. In the long term, the office is responsible for identifying the potential and introducing polic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in Macau. The impressive development of "Z+Z" has proven that Macau's scientific technology has attaine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he commitment of "Z+Z" has injected expect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ither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or the evolved enterprises need innovation to increase their productivity for value-added products. Make hay while the sun shines: Macau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great capabilities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to become compet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6. Conclusion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is an edification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the only educational software program available in the world that can perform deduction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pply it to proof and problem solving. "Z+Z" has already gained the international

219regard in sight of its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Z+Z" is the mechanism to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its application makes definite advantag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future, "Z+Z" will encounter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and it requires appropriate improvements and reinforcements. In the meantime, th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schedule is fixed for subsequent R&D and manufacturing new software base upon the existing "Z+Z". The proposed items include software for primary and university levels, questions banks for all levels, software for arts subjects, and school management software.22 Macau entrepreneurs are proud to b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Z+Z", they look for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high quality software for education and other fields. Macau will be contributive to the modernized industries and will keep promoting the Chinese culture. Appendix: Printed Screens of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Illustration 1 Content of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The following example shows how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works. It demonstrates its versatility and diversity in solving mathematical equations. Students can comprehe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values in the question and they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theory and the method leading to the solution.

220 Example 1: Question: How old are you? (Using a linear equation in one unknown to get the solution) In this example, teachers can first design the question and conceal the answers. Students will click "Answer" to confirm the solution after they have completed their calculations. (Please see illustration 2 to 6 for demonstrations) Illustration 2 Click "Answer" to View the Solution Illustration 3 The Solution of the Equation can be Shown or Concealed

221 Through this example, the unknown can be worked out using the "Z+Z" program. Since the dots on the axis represent different values in the equation, teachers can move the position of the dot to change the assumed value in the equation for a different solution. Illustration 4 The Assumed Value in the Equation is Adjustable

222 Illustration 5 A New Solution with the Change in Assumed Value Notes: 1 J. Z. Zhang, "Why Do We Develop Z+Z?" in Report on Experiment in Mathematical Teaching Materials, New Century Edition, The Committee of Experiment Teaching Materials for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ssue 6, 2003, p.8. 2 "Comprising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Software as a Teaching Material in Mainland China", in Hong Kong: Wen Wei Pao, 4th November 2003, p. A15. 3 Shi Zheng, "How Far are we from Networked Education?", downloaded on 30th January 2004 fromhttp://www.zplusz.org/News/ReadNews.aspx?NewsID=661F5457-F6D8-4402-A009-8C0242C07A85) 4 See related news from "The Great Mathematician, J.Z. Zhang, Created the Revolutionary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in Hong Kong Daily News, 20* May 2003, p. Cl l. 5 Moder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Edition,p.1,791. 6 This is one of the six fundamental ideas from revised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 Part 1.Also refer to Y. L. Li,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 Platform in Revised Curriculum Standard", downloaded on 30th January 2004 from

223http://www.zPlusz.org/News/ReadNews.aspx?NewsID=4D5E8AB 1 -5172-45C8-AEA4-O02F36964AEF 7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entre in Basic Educ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National Software for Basic Educational Resources: Research in the Experiment of Applying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in Nationa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Reform". (Photocopy) 8 Y. L. Li,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 Platform in Revised Curriculum Standard", downloaded on 30th January 2004 from http://www.zplusz.org/News/ReadNews.aspx?NewsID=4D5E8AB 1 -5172-45C8-AEA4-002F36964AEF 9 "Appointing Intelligent Software as Nat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in Hong Kong: Wei Wen Pao,1st October 2003, p. C4. 10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Z"were extracted from J. Z. Zhang, "Why Do We Develop Z+Z?" in Report on Experiment in Mathematical Teaching Materials, New Century Edition, The Committee of Experiment Teaching Materials for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ssue 6,2003, p.8, and Cheng Kai, "To Exploit Z+Z Intelligent Platform, to Improve Efficiency in Curriculum Reform", downloaded on 2nd February 2004 from http://www.zplusz.org/News/ReadNews.aspx?NewsID=F1551799-F73F-4619-BE09-21EFE7873F46 1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entre in Basis Educ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Experiment of Applying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in Nationa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in Selected Schools". (Photocopy) 12 Letter from "The Committee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Material for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o "Research Centre of Core Curriculum"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Photocopy) 13 Letter from "The Committee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Materials for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otice of the Review and Com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as Curriculum Resources". (Photocopy) 14 Letter from "The Committee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Materials for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 the Experiment of Applying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in Nationa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Reform". (Photocopy) 15 "The Great Mathematician and His Educational Platform", in Shengzhen SAR Post, 17th October 2001, p. Bl. 16 D. Z. Guo, X. Y. Zhu, J. Y. Fan, "Research in Education with Open Classroom and Quality Education in Mengji", in Report on Experiment in Mathematical Teaching Materials, New Century Edition, The Committee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Materials for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ssue 6,2003, pp. 7—8. 17 J. H. Zhu,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Software in Teaching Elementary Mathematics", downloaded on 29th January 2004 from http://www.zplusz. org/News/ReadNews.aspx?NewsID=4D5E8ABl-5172-45C8-AEA4-002F36964AEF 18Curriculum Development Centre in Basic Educ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National Software for

224Basic Educational Resources: Research in the Experiment of Applying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in National Physics and Chemistry Curriculum Reform". (Photocopy) 19 Letter from "The Committee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Materials for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Declaration of the Statistics of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Education in 2002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Photocopy) 20"M. S. Ng Took the Mi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al Software, InvestingHeavily", in Hong Kong: Wen Wei Pao, 2nd February 2004, p. C3. 21Policy Addres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2004, MSAR Government Printing Bureau, 2004, pp. 26—27. 22 Ibid., p. 19.

225 澳門交叉文化環境與本土化市場 營銷策略之關係研究 鍾素新* 一、前言 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組織，總在一定的外界環境條件下開展市場營銷活動。而這些條件往往既廣泛亦複雜而且更是變化不斷的，它既可能給企業造成新的市場機會，亦可能給其帶來某種威脅。一般來説，市場營銷環境主要包括兩方面的構成要素，一是微觀環境要素或稱可控因素，即指與企業緊密相聯，直接影響其營銷能力的各種參與者，他們包括企業的供應商、中間商、顧客、競爭者以及社會公眾及影響營銷管理決策的企業內部各部門；二是宏觀環境要素或稱外部非可控要素，即影響企業微觀環境的巨大社會力量，包括人口、經濟、政治、法律、科學技術、社會文化習俗及自然地理等多方面企業不能隨意改變的因素。前者直接影響和制約企業的市場營銷活動，而後者主要以微觀營銷環境為媒介，間接影響和制約企業的市場營銷活動。其中，文化對營銷的影響最廣泛、最普遍。事實上，企業的各項營銷活動，如產品開發、分銷決策、價格制定及促銷方式等，都和文化聯繫在一起，都要與文化相適應。同時，企業的營銷戰略規劃，包括其市場機會分析、市場細分、目標市場選擇、市場定位、市場營銷因素組合方案、營銷計劃的執行與控制等，都必須以特定的文化背景為依據。在營銷活動中，它所面對的文化環境因素主要包括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價值觀念、風俗習慣、道德規範、教育水平及審美觀念等。倘這些文化因素處理不當，便可能導致企業與顧客間的溝通紐帶徹底斷裂，構成對其的 * 華僑大學企業管理碩士研究生

226威脅；反之，則變為其莫大商機。1 從地域而言，澳門屬於中華文化系統。然而，由於 400 多年來一直由葡萄牙人統治、管理，加以數世紀以來國際貿易活動的頻繁，拉丁、日本、印度及東南亞文化都給此地添上繽紛的色彩，因此，其文化特質，相異於一般的中華傳統文化。澳門的文化非常複雜，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和基礎，亦具備以葡萄牙文化為代表的歐洲文化之滲入。天主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猶太教、巴哈依教等多種宗教形成了澳門的宗教文化；漢語、葡語、英語、各地不同方言等多種語言的交匯流通，國際貿易自由港的商業地位，形成了其語言文化；高樓林立、櫛比相望的歐式住宅與“竹石清幽曲徑通，名園不數小玲瓏”的中國園林互相輝映，構成中西合璧的建築文化景觀；而憑藉優良的地理位置、秀麗的自然風光、舒適宜人的氣侯和獨特的中西結合、華洋雜處的文化遺跡及風情，形成了種類、內容豐富的旅遊博彩文化。2這種多元、交叉文化背景對於市場營銷策略的釐定更是影響深遠。 跨國營銷是在異國特定文化背景下進行，但跨國營銷企業的思想、觀念又體現了母國文化的特徵，於是便形成了文化的差異、衝突。企業如何適應目標市場的文化？怎樣避免或減少文化差異帶來的衝突？面對文化差異的營銷活動應作出怎樣的調整和採取甚麼對策？這些都是每個有意進入澳門市場的企業必須面對的問題，亦將在本文中一一作出闡述。 二、文化因素與釐訂市場營銷整體戰略的關係 為了研究文化因素對市場營銷活動的影響，有必要首先明確文化因素與市場營銷戰略間的關係，以下系統圖3將有助於明確這一關係。

227 圖 1 企業營銷戰略形成及實施系統 營銷觀念代表企業營銷活動的指導思想，意味着企業如何看待顧客和社會的利益，即如何處理企業、顧客和社會三者利益間比重的關鍵；市場調研，就是以市場為對象，通過搜集、記錄和整理分析，來研究市場的各種基本狀況及影響因素，並得出結論的過程；在充分搜集、調查資料後便進入營銷戰略階段，SWOT 分析就是瞭解企業所處的位置、機會，所存在的問題，與競爭對手產品相比下有何優、劣勢等；營銷戰略決策就是針對企業的條件、在市場所處地位，在一定時期內所制定並採取的具體決策，其目的是使其營銷結構、內部營銷資源配置、變化多端的營銷環境保持戰略上的動態適應性，以增強其在市場上的應變及競爭能力。進攻、防禦只是基本戰術，還應審時度勢，靈活採用其他方式的戰略，方能增加獲勝的機會；產品策略，簡單而言就是企業通過甚麼產品(其商標品牌、包裝及服務)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定價的高低不僅直接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更

228重要的是影響其在市場的競爭力；分銷渠道，是把產品從生產商送到最終用戶所經歷的各種環節和途徑；促銷是促進銷售的簡稱，指企業把其本身及產品的信息通過各種方式(人力推銷、廣吿策略、銷售促進及公共宣傳的配合)傳遞給消費者和用戶，促進其瞭解、信賴並購買其產品，以達到擴大銷售的目的；營銷戰略的制定是解決營銷活動應該“做甚麼”和“為甚麼”的問題；而營銷戰略的實施和監控則是除了要解決“由誰去做”、“在甚麼地方做”和“怎樣做”等問題之餘亦對其實施過程進行監督和評價，及時糾正可能出現的偏差，確保既定營銷目標的實現。透過對有關戰略進行的實施和監控之餘，不斷留意市場及競爭對手的反應、市場環境的變化及對既定戰略的結果作出評審，憑藉這些資料、信息作反饋之用。透過對其再分析，對有關戰略作出相應調整，方能更確切合乎市場所需。 三、澳門交叉文化環境因素對其市場及 企業營銷活動的影響 (一)澳門交叉文化環境因素對營銷觀念的影響 澳門，儘管市場規模細小，由於買方市場的逐步確立，為全面滿足消費者之需求，營銷理論的中心逐漸轉移到重視從消費心理、習俗和知識層次等各方面入手以爭取顧客。事實上，顧客的取捨很多時因應其個人喜好而釐定，而文化便造就、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不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會表現為一定的行為模式、準則和需求。事實上，由於本澳屬於外向形經濟體系，深受外界市場情況的影響。鄰近區域在網絡科技及應用的蓬勃發展，亦對市場營銷觀念有所衝擊，網絡營銷這種新的營銷觀念已對企業在澳門的市場營銷戰略構成相當的影響。此外，面對全球生態環境的惡化、自然資源短缺等危機，各國對產品及其生產過程的要求、有關環保的法規越見複雜、嚴格。由於澳門是一個出口城市(紡織出口業佔相當的地區收入份額)，綠色營銷觀念在公(因合乎國際標準而能提高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在私(使本澳的環境不致繼續惡化，從而對旅遊博彩業有所影響)兩方面之原因而逐漸為民眾所注重。根據有關資料，符合ISO9000 或 14001 系列國際標準的企業已由過去的兩間增加至如今的十數

229間。4 (二)澳門交叉文化環境因素對營銷調研的影響 營銷調研的進行有助企業瞭解市場的情況並把潛在的致命錯誤減至最小。一般而言，儘管用於調研的工具相同，當所處的文化背景不同，調研環境和所獲得的結果將有所相異。針對澳門的文化背景，對問卷制訂的影響，體現在： 1.定義的模糊所構成的錯誤，例如根據調查報告，澳門的女孩子每月平均用在化妝品的金額竟較香港的為多，細查之下，才知道兩地對一些東西如唇膏、唇筆及眉筆等之定義不同：香港的女孩子較注意外表。算是離家不遠亦普遍地使用唇膏、眉筆，對她們而言，這些不是化妝品而是個人用品；對於澳門的女孩子，她們一般在上班或出外用餐時才加以使用，所以是化妝品； 2.澳門是一個華洋雜處之地，華人佔總人口約 94%、葡萄牙人包括土生葡人約佔 3%、其餘為菲律賓人、泰國人、韓國人等，人口的多元化引伸出語言的問題。除了英文、葡文、中文翻譯及語言、文化概念的問題外，人口雖然大部分為中國人，由於來自不同的省份，俚語、語言表達方式及意義，可能導致訪問者與被訪者出現溝通上的問題，從而影響結果的準確性。 因應澳門的特殊交叉文化背景，對不同營銷調研的方法5各有不同的影響： 表 1 澳門交叉文化環境因素對營銷調研的影響

230(續前 (三)澳門交叉文化環境因素對營銷戰略的影響 1.產品定位方面 因應目標市場的文化因素而釐定的定 位戰略，其要點在於明確自己的產品滿足消費者甚麼樣的文化需求，在滿足這種需求上與競爭對手有甚麼文化層面上的區別，從而在競爭中脱穎而出、獨樹一幟。 例如針對澳門的交叉飲食及生活習慣環境，倘若打算開設餐廳，除了考慮其形式、格調及針對顧客的類型外，仍需考慮他們多元化需要(種類)、口味(中/西式)、價值觀(價格的接受程度)、教育水平甚至生活習慣(營業時間或每段時間內食品種類的安排)、餐廳的佈置等問題。 (四)澳門交叉文化環境因素對營銷策略的影響 1.產品策略方面 任何產品都有一些與其物理特徵同樣重要的心理學特徵(如顧客對該產品的喜惡、其信仰、知識水平、消費習慣等均對該產品的接受及銷售程度有所影響)。這些特徵在使消費者滿意方面是有幫助的。不同的文化有各自着重的心理學特徵。產品的概念與文化規範和道德觀念的沖突程度和產品的物理特徵對產品的被接受程度及其潛在的適應性有着相同的影響。 ①品牌方面 品牌是一個名稱、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它們的組合。其目的是識別某個或某群銷售者的產品或勞務，並使之與競爭對手的區別開來。從此定義中，這些名稱、標記、符號或設計其實根本就是文化的產物並具備其內在的含義。倘選擇一個不合符當地民情的名稱，如金利來(GoldLion)原名為“金獅”因其廣東話諧音為“襟輸”。對萬事講求“兆頭”的港、澳人士而言，結果自然是乏人問津，直到以“金、利一齊來”的金利來作為品牌名稱後，情況才有所改觀。 ②包裝方面

231包裝，起初只用作保護產品、方便運輸。然而，隨着產品本身的發展和社會選擇的多樣化，以往的包裝已突破原有功能，而趨於向顧客傳遞一些有關形象、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事實上，產品的功能性質、完善程度、實現方式及其便利性是影響產品銷售的主要因素。然而，抽象的產品功能是存在於具體的物質實體之中的，具有某種功能的產品總是以結構和外觀、並帶有一定的商標呈現於消費者眼前，而他們總是通過其商標、包裝及外觀等符號來認識以至瞭解商品。這意味着此些符號對不同國家的消費者會因社會文化環境的區別而具有不同的意義。僅以服飾顏色為例，在東方，黃色通常是高貴的象徵，而在西方一些國家，比如法國，同一顏色則與不忠誠的男女相聯繫；紫色為東方女士所青睞，在西方則為同性戀的象徵；山羊的形象是溫柔、純良，但對葡國人而言卻有不忠的妻子之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2.促銷策略方面 所謂促銷組合，是一種整體思路，主要是利用人力推銷、廣告策略、銷售促進及公共宣傳這四種基本的促銷方式組合為一個策略系統，使所有的促銷活動互動配合、相輔相成並協調一致，最大限度地發揮營銷的整體效果，從而成功地實現促銷目標。 文化，依附並作為產品促銷的“外套”，以這種文化內涵寓於商品之中，創造出商品的文化價值。並以“先推銷文化，再推銷產品”的理念以感染消費者，務求他們在接受企業所倡導的文化之餘同時接受其產品。 不同的文化群體，有着不同的文化心態和思維方式。因此，企業必須針對不同的文化背景設計不同的廣告內容、公關策略等。萬寶路在港澳的廣告形象不再是美國西部紋身牛仔，而是年輕、灑脱、事業有成的農場主人，在日本的則是日本牧童，遠離都市和現代文明，過着一種田園詩歌般的生活。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憑藉促銷組合，企業向消費者傳遞商品信息，使他們對企業以至其產品感興趣、信賴，進而作出購買行為。 (五)澳門的特殊文化背景對企業營銷組織管理的影響 所謂營銷組織，總體而言分為對企業本身內部及對外經營兩部分，對內而言，由於其內部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所組成的各種組織，而因營

232銷組織與各部門的關聯、各為其主的原則下，該組織所面對的可能是文化差異造成的不同工作態度、思維及行為模式以至追求，其作出的溝通、協調和管理能否奏效，均直接影響企業內部運作的效果。 在對外經營及與供應商及營銷中介合作時，由於語言、經營習慣、價值觀等文化背景的差異可能產生合作上的衝突，甚至合作關係的破裂，企業在進入本土市場時，亦面臨本地顧客不同文化價值觀念的挑戰。倘跨國企業未能瞭解這種差異，便可能對市場反應產生困惑，導致在本澳經營的困難。 1 對營銷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影響 人力資源是跨國企業經營活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其經營的成敗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人的智慧、技能和人的努力。事實上，當跨國企業在本澳這種特殊文化市場環境中從事經營活動時，環境及任務本身的複雜性決定了該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體現在： ①不同國家/地區中文化及制度的差異 不同的國家/地區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和社會特點，這些文化、特點使生活其中的人對於時間、價值觀念、工作動機及人際關係等有不同的看法和態度。這樣，要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或是讓在某一文化環境中成長的主管人員到其母國之外，例如：本澳，這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擔任管理職務時，便可能遇到溝通上的問題，加上語言、管理習慣及行為等無聲語言的不同將可能導致主管產生無所適從的感覺及管理上的失誤甚至混亂。 ②文化差異與員工反應及管理方式的不同 社會因素對勞動者的影響而言，通常對一些全球性問題如污染、國民經濟、住房等，不同國家/地區的工人因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其看法差距很大。此外，不同的國家/地區，企業管理方式亦有所差距。例如澳門的企業管理與其他國家/地區相比，其企業的計劃系數變量甚少、正式組織程度低、較少的事先人員配備計劃及運用客觀數據以評核人員的晉升。 除了針對運作之外，“人”方面的問題還包括：參與制定並組織執行公司經營戰略和策略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其次便是針對那些擔任執行功能的基層人員。

233 中高層管理人員其實亦分為來自他處或來自本土。源自他方的高級職員的思想、知識、行為模式通常因深受原所屬地的薰陶，具有文化傳統方面的局限性。然而，為了在目標市場進行營銷活動，他們不可避免地進行跨文化的交流、管理，制定和組織目標市場的經營戰略。作為企業的高級職員是其經營的決策者、管理者，其智慧、知識與能力能左右企業營銷決策的準確性及執行效果。特別在一些多元文化環境(如澳門、香港、美加等地)或在文化環境不熟悉的國家/地區，所面對的情況更為複雜、挑戰更為嚴峻，其知識、能力能否適應這“陌生”環境，對其在目標市場營銷活動的成敗擔當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企業要在澳門，這種交叉文化環境的地區進行經營，所派遣的人員首先必須要有良好的適應市場能力、對文化的包容量高而不排斥他類文化、熟悉本地的文化特性之餘作為企業的代表，除了主動及積極的態度外，為達至與公眾及政府、輿論機構的溝通作用，必須對中、英、葡三種語言有相當的認識。儘管所擔任的任務有其層次上相異之處及角色上的對調，總體而言，源自他方的基層人員所面臨的問題性質上是相近的。 另一方面，源自本土的中高層管理人員，雖然免除了市場上文化的適應問題，然而，在職其間，特別在與其母公司進行業務往來及溝通時仍然受到跨國企業文化的衝擊。當中包括：精神文化——簡單來説便是企業價值觀的體現(員工構成、經營理念、方針及管理方面的特色)；制度文化——企業的各種規章制度；行為文化——企業的一些行為模式，體現其意志及價值取向；及物質文化——企業文化中比較表層的東西，例如廠房、企業識別系統中的視覺識別系統等元素。鑒於本土員工知識水平的參差，經驗及危機感之不足，需要更多方面的培訓。雖然所面臨的問題層次不同，性質類似的情況亦出現在本土的基層人員身上。 事實上，由於澳門的交叉文化市場營銷環境，致使對從事營銷活動的不同職級人員之要求有所提高。然而，由於素質上的參差不齊，本土員工除了相關職務上的專業培訓外，企業還需注意企業文化方面的貫輸。 營銷體制對營銷主體的作用是通過有形、無形兩種體制形式來實現。有形體制指成文的商業、貿易法規等條例。無形的則包括各種商業交易習慣、道德和傳統等所構成的商業習慣。在市場交換活動中，某程度上對市場營銷行為的約束，主要取決於以商業習慣為核心的無形營銷體制。這種

234商業習慣對於營銷主體無論是生產者或是消費者而言，都具有一種心理導向作用。而商業習慣又是取決於不同的文化和亞文化構造。在跨國市場營銷中之一大障礙便是來自跨習慣營銷行為所引起的抵制。現實中無形營銷體制往往向有形營銷體制轉化。事實上，許多正式的營銷體制就是根據某些商業習慣、傳統等制定或創立的(如澳門現行的商法典，當中不少的條款便是根據過去的商人習慣條例而制定)。 四、對澳門交叉文化環境下 若干營銷策略的思考 在充分理解澳門文化環境的前提下，制定出相關的營銷戰略，需特別關注下列一些問題： (一)市場調研方面 因應澳門交叉文化特殊之背景，在開展有關調研時，所遇到的問題較之一般的單一文化市場更為複雜。對跨國企業來説，比較簡單的方法是聘請當地顧問公司並以自身企業的高級職員領導及統籌以作出有關之市場調研，特別在問卷的設計、調研的進行及結果的分析等各階段。本地人熟悉、瞭解當地市場情況、民眾的教育水平，透過他們的意見、參與，可避免很多誤解。然而，由於對產品、企業的不認識、不知企業所需資料的側重點，透過與其代表的溝通、商討、解釋以至企業的培訓，在互補互助下，便能把文化因素的影響大大減小。此外，問卷中應盡量使用短而簡單的句子、有限度的詞彙和熟悉的單詞。表示重複時要用名詞而避免用代詞。要避免使用隱喻、口語、有模糊含義的詞及所有格形式。使用語言方面，儘管大部分人口是華人，為尋找可能隱藏的細分市場及商機，建議至少使用中、英(或中、葡，根據所調研的針對性而定，因英文的普及性相對較高)兩種語言，並經逆向翻譯及再翻譯，以確保兩種/三種語言使人們有相同的理解。此外，必須接受本澳人士/顧問公司對調研結論的解釋和意見，以免因文化背景的相異而使企業對該結論產生偏頗甚至錯誤理解。 除了調研問卷的準備、進行、分析及理解之外，選擇進行及收取問卷

235的地點亦很重要。概括來説，居住在本澳北區的民眾，教育水平比較低、而且較多為來自中國大陸各省市的新移民；中、高社會階層的人士一般較集中於中區、離島等區域。因此，企業在進行市場調研之前應清楚所針對的是哪一階層的消費者、隨機或不隨機的調查形式等等，否則，就是沒有文化因素所構成的失誤，有關結果亦只是浪費人力，得物無所用。 (二)營銷戰略方面 1.目標市場 市場調研提供了詳細的知己(自身企業、產品情況)知彼(競爭對手、市場及消費者資料)資料，由於基本上市場不存在一種適合任何消費群體的生產品/服務，於是企業便需針對不同的生活環境、需要的消費者運用市場細分來選擇服務對象或目標市場，這裏指其內涵意義(消費群體)。針對澳門而言，企業細分市場，可參考如下變數： 由於受到年齡、性別、收入、文化程度、心理因素等影響，不同的消費者通常有不同的需求，因此遂出現不同的購買習慣和行為，這些均對企業所採取的市場營銷戰略、產品價格、分銷渠道、廣告宣傳等產生不同反應。正因如此，企業可按照這些因素把整個市場細分為若干不同的市場部分或亞市場。這些因素稱為細分變數，從它所決定的消費者差異，是細分消費者市場的基礎。 細分消費者市場所依據的變數很多，可概括為三大類：①人口變數；②心理變數；③行為變數。 人口變數包括年齡、性別、家庭人數、家庭生命週期、收入、職業、教育、宗教、種族、國籍等。它一直以來是細分消費者市場的重要變數。這是因為：消費者的欲望、偏好和使用率往往和人口變數有因果關係，而且人口變數比其它變數更容易測量。 人口變數的依據主要有以下幾種：a.年齡。人口按年齡可分為兒童、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幾個階段。例如：不同年齡階段人口對服裝的款式和顏色的需求是很不相同的；b.性別。理髮、化妝品等產品或服務的市場一直是按性別來細分的；c.家庭。例如：規模大小不同的家庭所需日用品或電器的規格便有所不同；d.收入。當前的收入水平可分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類。許多產品或服務都是按收入來細分市場的，如：住

236房、餐飲及娛樂，服裝、汽車等；e.生活習慣。對於衣、食、住、行等範疇的企業，便應考慮按消費者的生活習慣而細分市場。 心理細分變數。就是按照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個性等心理變數來細分市場。從以上的事例可以得出結論便是，消費者的欲望、需要和購買行為，不僅受人口變數的影響，而且受心理變數的影響，所以還要進行心理細分。 來自相同的亞文化群、社會階層及或職業的人，亦可能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不同的消費者對商品便各有不同的需要；一個消費者的生活方式一旦發生變化，便會產生新的需要。這就是説，生活方式是影響消費者的欲望和需要的一個重要因素。 為進行生活方式細分，企業管理者可以使用以下三個尺度來測量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即：a.活動——消費者的工作、業餘消遣、休假、購物、體育、款待客人等活動；b.興趣——消費者對家庭、服裝的流行式樣、食品、娛樂等的興趣；c.意見——消費者對社會問題、政治、經濟、產品、文化、教育、將來等問題的意見，從而按照生活方式來細分消費者市場。 行為細分變數。就是企業按照消費者購買或使用某種產品的時機、他所追求的利益、對某種產品的使用率、對品牌(或商店)的忠誠程度、其待購階段對產品的態度行為和使用者情況等行為變數來細分消費者市場。 企業營銷活動旨在謀取最大的利潤，倘只以需求規模作細分市場的標準，因應競爭對手的存在，不一定獲得最大的利潤，而且可能為加強競爭力而付出沉重的代價(比如宣傳費用、降價)。澳門市場雖然規模細小，企業可按照不同的基準對市場作出再細分(例如澳門人口當中，大部分來自福建、新會等地)、新移民集中在北區、原居民在舊城區、中高產人士較喜歡住在離島，而緬、印及泰等歸僑則集中在堤坷及三盞燈等區域。企業可按照居民的種族、階層消費模式安排銷售點以銷售不同的產品。從市場的空隙着手，從而找出企業營銷、盈利的市場目標。 2.企業形象戰略 因循社會的進步、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企業的認識已不滿足於單從其產品之中。他們希望對所支持的產品生產有更深入的瞭解，觀念的改變令他們覺得需要知情權。加上環境保護意識、對企業所提供的服務的要求提高，開始除了留意企業研製的產品/服務外，亦開始關注企業的

237形象。 其實 CIS 在不同的國家/地區，其內涵亦有所分別。例如美國，它主要用作外部宣傳，是一種以行銷為導向，以最終消費者為訴求對象，而對公司形象加以包裝的宣傳策略。日本的則主要以公司內部為重點，整合全體員工的工作意識，確立企業的經營理念。澳門，儘管因平均教育水平的問題及市場上的電訊、水、電、燃料、糧食進口等均屬寡頭壟斷，以往對企業形象這方面的要求不高，只着重於其服務的收費高低，近年因應教育水平的提高、壟斷市場的開放才開始注意有關的事宜，特別是品質以至員工的服務態度及售後服務的提供等各方面。 針對企業的理念系統，企業是否具備明顯的經營理念和價值觀，決定着其制度、行為和物質文化，這種企業的精神文化的目的在於確認、突出、表現其經營理念和價值觀，使之成為整體企業文化的基礎。因應本澳情況，其定位應注意：①抽象目標——濃縮目標管理意識，提綱挈領地反映企業的精神境界和經營戰略目標；②團結創新——把傳統的團結奮鬥思想濃縮為一個理念；③產品質量、技術開發及顧客服務型——強化企業的高產品素質、先進技術及新型產品開發的追求、“以客為專”的服務精神及注重售後服務等理念；④市場經營型——注重企業的外部環境，強調不斷開拓、力爭上游的競爭形象。 企業的行為識別系統，根據目標受眾的不同可分為企業內部及對外兩種。因應澳門的情況，前者而言，企業必須把其理念、精神推廣、普及到員工，使其從價值觀的接受轉化為情感內化，再轉為行為的貫徹、具有共同的理念價值觀從而加強企業的凝聚力。針對服務性質的企業，對內，可利用“優秀服務龍虎榜”及“最佳員工選舉”等以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及客戶的投入感，從而拉近顧客、員工及企業間的距離。對外方面，主要是向外有計劃地實施經營行為，透過這些行為來傳播企業的經營理念和精神。例如邀請一些知名人士作為企業服務素質監察委員會成員以提高企業的公信力，並應定期透過公關妥善利用媒體的廣吿、發佈會等介紹企業形象的全新面貌；除了響應環保意識，應考慮贊助或與本地的慈善團體合辦一些慈善公益活動、定期探訪孤兒院、老人院；成立基金及發放獎學金、助學金以鼓勵學術風氣及推動研究；另外應注意及利用贊助大型體育活動，例如格蘭披士賽車、國際馬拉松及將在澳舉行的東亞運動會等國際體育盛

238事以塑造企業的多元形象。 此外，在視覺識別系統方面，應注意本地交叉文化因素對於標誌、颜色、圖案及符號所產生的語言、美學、宗教及審美觀念上的意義及避諱， 以免對企業形象的塑造有所破壞，從而影響民眾對企業之觀感。 (三)營銷策略方面 1.產品策略 企業的市場營銷當中，產品可説是最基本要素。因此在釐定產品策略時應同時一併考慮品牌、包裝及標籤這些外觀性元素。收入、教育水平的不同影響對產品、包裝的需求水平，而地區的民族習慣甚至迷信心態更可能導致企業營銷的慘敗，Philip Morris 的多元產品在世界多國廣受歡迎，但因其諧音“沒有利事”而在港澳招致失敗。由於澳門人均收入低微，加以失業情況嚴重及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企業在擬定產品策略時必須因應其複雜多角文化環境作出相應之調整，包括： 宏觀而言，追求“優質產品”可説是各消費者的普遍認受原則。然而，所謂“優質”的標準每人不同，澳門的多種族及交叉文化背景下的標準訴求更為複雜。概括來説針對現存及將來的產品策略及文化的關係，可分為：已有產品文化的強化策略、演進策略和全新產品文化策略等三種策略。 ①已有產品文化的強化策略——其概念是指在原有產品的基礎上改進、改型和創新產品，它們都是公司研究開發努力的結果。新產品線、現有產品的增補品、現有產品的改良或更新、現有產品的再定位、成本降低後的產品。公司推出新產品時，並不意味着產品文化的更新改造，它或許只是產品特質的改變而已。倘若企業認為原有產品文化的延續使用更有利於新產品推向市場，便對新產品賦予已存在的產品文化，或對已存在的產品文化進行強化。 ②已有產品文化的演進策略——新產品推向市場時，可以在原有產品文化的基礎進行拓展演進，既有原來的產品文化作基礎，又能以新產品文化的面孔出現。這一策略有利於充分利用原有產品文化吸引的顧客資源，同時亦能給予顧客新的文化價值。已有產品文化的演進必須考慮消費者對已有產品文化的固執程度，如果消費者對原來的產品文化達到習以為常的程度，新產品的文化演進將變得困難。此外，文化演進過程中新文化因素

239的引入和舊文化因素的摒棄必須確保使消費者易接受。 ③全新產品文化策略——公司對新產品進行市場營銷時採用全新文化策略，這意味着新產品將摒棄舊有的產品文化，而創出新的文化內涵並藉以推向市場。全新產品文化策略的市場成本很高，消費者亦需要時間來重新接受新產品的文化、其價值及所樹立的新形象，這一過程將耗費公司的大量市場投入。另一方面，必須注意的是全新的產品文化策略不能對原有的產品造成衝擊或矛盾。 a.品牌方面 品牌策略最基本的要求是：構思獨特、個性鮮明、易讀易記、貼近對象、沒有語音及語言的毛病(特別是英、葡譯名)，好的品牌名稱有畫龍點睛之妙，能為品牌提供豐富的聯想力，讓消費者更能體會其品牌中蘊含的文化價值。由於澳門的獨特文化環境，必須注意其交叉文化背景中對一些數字及其“諧音”(特別對中國人)的禁忌、某名稱在其他外語譯名中的意義，品牌的命名應易記而雋永，使人一看便知其所言。 品牌的名稱需順應民情，需全方位地研究各種族(最少有關澳門人口中不同國籍、籍貫)、宗教和不同的風俗習慣及消費文化，以順應本澳的情況、文化特色為品牌命名，使該品牌名稱比較容易被當地消費者所接受和廣為記憶，為企業進入本地市場奠下堅固基石。此外亦要關注品牌標誌，因為品牌標誌是品牌中可以被識別，但不能用語言表達出來的部分，基本要求是形象突出、優美精緻、寓意深刻。它可説是品牌中的圖形記號，常以符號、圖案、文字，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其意義、概念。品牌標誌的動人形象、獨特“視覺語言”，使消費者產生喜愛的感覺，進而萌生情感聯繫，使消費者成為品牌的忠實使用者。此外，需注意澳門人對數字、顏色及圖案的喜惡問題。 b.包裝方面 包裝的外形，不同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文化意義，往往這些匠心獨韻的包裝推出市場後，消費者會與之產生文化共鳴，從而推動產品的銷售。儘管交叉文化背景中對包裝的要求、審美觀念有所不同，而且藝術設計根本是比較主觀，除了相反民情、宗教及美學禁忌外，實難以界定美醜。然而，其實包裝除了注意外形，還需考慮與產品的配合(比如飲料的包裝設計便建議利用螺旋紋、波浪紋配以簡單圖形，來暗示其清爽、純潔)。

240 圖案是包裝的主體，在設計圖案時除了注意避免文化、宗教禁忌外應考慮其表現手法，使之成為廣告宣傳品外更成為一件藝術品。現代產品包裝不乏以文字作圖案，主要是因為實物圖案走不出使用動植物、景物圖案，缺乏精神創意。另方面是文字圖案較簡潔、易於明白，因此較容易傳播產品品牌和突出形象。 色彩對消費者有強烈的視察感受及效應。文化背景不同，對各種的包裝顏色，會產生不同的文化價值感受。中國人喜愛紅色不喜歡黑、白，葡萄牙人不喜歡紅色而喜歡較淺的色調，只在較莊重情況下，才身穿深色衣服。因循着文化的衝擊、整合及澳門交叉文化的共容性，對色彩方面沒有太大的顧忌。年青一代，相對來説對大部分用作包裝的顏色(黑色尚有一點抗拒)沒有太大的排斥。 文字説明雖沒有直接吸引消費者注意的能力，但卻對產品特性、圖案形象及顏色等形象因素的有力補充。留意澳門人的平均教育程度，盡量使用簡單明瞭的詞語，俾能使消費者易於明瞭。 c.標籤方面 標籤在產品營銷策略中所傳遞的信息有助樹立產品形象及傳遞價值享受。除了上述注意使用簡易文字外，倘為説明書，因應澳門的教育水平的參差，建議加入圖案示範，以便消費者能充分明白有關之步驟。 2.定價策略 定價的重要意義在於使價格成為促銷的有效手段。為此，企業必須善於根據本土市場狀況、產品特點、消費者心理和營銷組合等因素，正確地挑選定價策略。因應本文研究之重心，只針對文化因素有關的定價策略作出探討： 心理定價策略，即根據本土顧客的不同心理，採取不同定價技巧的策略。包括： ①尾數定價策略——企業給商品定一個接近整數，以零頭結尾的價格(比如 9.99 元一件貨物)。便是利用消費者求廉和要求定價準確的心理進行定價。保留尾數，一方面可給予顧客一個不到整數的心理信息；另一方面使顧客感到定價之認真、準確、合理，從而對價格產生信任感；②方便定價策略——指企業給商品定價時取一整數。這是利用人們一分錢一分貨

241和快捷方便的心理作出定價。特別適用於高級消費品、交易次數頻繁的商店(如餐廳、食肆及拾元店)；③吉利定價策略——中港澳台地區有相當數量的消費者對尾數為“8”的價格感興趣，取其意頭諧音與“發”字相同。在澳門，仍有不少人比較喜歡價格數字為偶數，便是“成雙成對”的美好文化聯想；④招徠定價策略——一般顧客都有“貪小便宜”希望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買到相同素質商品的心理要求。企業瞭解這種心理，可特意把商品價格定得略低於同業生產者及經營者。特別在假期、週日舉辦“大減價”銷售。這種以廉價招徠顧客的策略，往往吸引不少顧客在購買這種貨品之餘，選購其他商品，從而達到擴大連帶銷售的目標。 針對澳門的情況，定價策略的作出企業應注意兩方面： ①儘管因為文化這因素，澳門居民的平均鑑賞能力無疑有所提高，部分人士願意付出較高的代價來滿足他們的文化訴求。然而，因他們只佔當中少數，根本難以支持高昂的成本。事實上，大部分澳門人的消費模式是比較審慎，特別近年來的經濟下滑、失業率一再攀升，佔總人口過半的中下階層(月薪少於 12，500 元)人士及身邊不少朋友購物時首先考慮的便是價錢其後才看其品質、功用等。在本澳舉辦的多次大型文化活動，儘管得到政府的資助，某些表演的入場人數亦只是寥寥落落，而且觀乎其入場券亦大部分為贈券。因此，相信現時本澳的大方向消費模式仍然停留在追求“價廉物美”的階段。 ②價格的高低不單純由企業所控制，除了市場的供求反應這無形的手作出調控外，亦涉及到消費者的經濟情況及價值觀的問題。特別是港澳年青一代，不少是追求潮流、名牌甚至是為“名牌而名牌”，説穿了便是為得到同儕的“認同感”。而且因為是非觀念的扭曲，社會上“空殼子”的情況極為普遍，某程度上，這批為數不少的便是高價市場的支持力，而這種市場上的需求亦是企業在釐定價格時需加以考慮的。 3.分銷策略 分銷策略亦稱營銷網絡策略，針對的是企業透過甚麼渠道、環節和途徑在適當的時間把產品，以適當的方式帶到消費者手中。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使各國的批發商及分銷網絡情況呈現出較大的差異。 企業在釐定有關渠道長度時應注意：

242①市場因素 產品目標市場的大小，如澳門，因其市場規模之細小，較為適宜採用短渠道分銷； 消費者購買習慣——由於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及文化背景，顧客對產品購買方便程度的要求，選擇渠道的習慣及對不同渠道的價值衡量，影響企業對渠道設計形式； 消費者的集中程度——假若消費者集中在某地區(如澳門北區，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企業可採用短渠道或直接渠道。 ②環境因素 影響選擇銷售渠道的環境因素是一種綜合性因素，既包括社會方面的因素，亦包括企業自身因素和銷售渠道自身的環境條件，最主要的環境因素指人口、經濟、自然、技術、文化、政治及法律等環境因素，它們對銷售渠道的選擇都産生一定的影響。例如，過份着重社會就業水平，會導致渠道系統效率的下降，倘過份地關注渠道成員間之關係，則可能影響渠道的利潤和效率。 渠道寬度指分銷系統中每個層次上所使用的中間商數目。企業在釐定有關渠道時還可參考以下圖表所載作出挑選。 表 2 銷售渠道的選擇

243資料來源：Lancaster and Massingham，Marketing Management，1998. 其實針對澳門的市場情況，因應其市場的細小，分銷渠道結構應該比較簡單。習慣上，大多數的企業是首先把產品介紹到香港，之後透過香港的批發商尋找澳門的批發商、零售商進而向消費者推廣。 因應本地的消費習慣、生活節奏及居住地點與商店之接近，較為重視便、捷(接受自動售貨機的服務形式)，除非價格差異太大，一般會挑選離家最近的超級市場、便利店進行購買。 而且，因應消費習慣，比較接受一些能見、能觸摸的物品，加上對澳門人而言，到大型百貨商店閒逛，不僅純為購物，對未婚、已婚的來説，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消磨時間、節日與子女共渡天倫之樂的場所。加以信息安全、詐騙常有發生，在欠缺有關規條保障下，澳門人對於網上購物、郵購直銷的接受程度仍然有所保留。而另一方面，產品的性質亦對其普及發展有所影響，一些需要試穿的產品，由於需要看穿或用上該產品後的觀感，這類產品倘若使用網絡或直銷形式作推廣，可能需處理更繁複的問題。 4.促銷策略 廣吿策略：制定廣告決策是企業在消費者心目中樹立良好的形象，提高企業的知名度，進而擴大產品市場佔有率的方法及途徑。其決策過程包括廣告目標確定、廣告預算決策、廣吿信息決策、廣告媒體決策和評價廣告效果等五個程序。由於針對澳門交叉文化因素背景，因此，只針對有關範疇作出申述。 ① 廣告信息決策 其核心問題在於制定有效的廣告信息，即該信息能引起人們注意、提起人們興趣、喚起人們的欲望並導致人們採取購買行動。好的廣告創意必須要有好的廣吿設計把它表現出來，包括主題、標題、語言風格、圖案與色彩以及版面佈局等各方面之設計。 ② 主題設計 廣告活動中，企業必須瞭解對消費者、用戶或社會公眾説些甚麼才能產生預期的認識、情感和行為反應，這就涉及廣吿主題，而這個主題的設計應突出廣告的文化訴求，尋求一種價值的依托，向消費者傳遞產品利益同時亦傳遞產品形象等廣告中突出的文化價值。

244 ③ 標題設計 作為一則廣告的題目，必須簡單、明瞭，透過通俗手法表達出廣告的主題及精煉地把廣告中的文化價值表達出來。 ④ 語言及其風格設計 除了要適應目標市場的文化需求及易於理解、在譯成外文時不會使消費者產生誤解或觸犯目標市場的文化禁忌外，其風格對廣吿表現的主題有重大的影響，幽默內容的廣告如果運用的是很華麗、嚴肅的詞彙，將使廣告表現大為失色，而一則思想深邃的廣吿，配上滑稽、幽默的文字説明亦會使人無所適從。 ⑤ 圖案與色彩設計 廣吿圖案與色彩有助於把廣告的主題形象生動地表現出來，並由於其重視視覺效果，因而更能抓着消費者的注意力。這種設計不僅重視視覺上效果，還有利於主題和標題文化的傳遞。 ⑥ 留意當地的價值觀、風俗習慣以至宗教背景 澳門，儘管其文化背景較為複雜及歷史原因而導致一種多元局面，在與葡萄牙的 400 多年往來當中，有很多方面，特別是文化方面的相互影響。因為職務上的需要，有不少機會與不同國籍的居澳人士接觸，發覺他們存在着一定的差異。比如論理觀念，中國人重視儒家的“父慈子孝”、“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注重“家庭”的概念，儘管葡萄牙人或其他國籍的人士由於長時間在澳門生活，他們仍比較注重私人空間，相對而然“家”的觀念不是太重。所以在廣告表達方面應有所調整。同是交叉文化背景的加拿大，由於有英語、法語區之分，前者處處體現女士優先，後者重視家庭成員和睦相處，對此，廣吿對象亦應作出適當的調整，以便取得更好的廣告效果。 大多數葡萄牙人、歐洲人喜歡喝常溫的啤酒，而中國、美國人皆喜歡冰凍的，因此在廣告定位方面便有所差異。澳門雖然主要人口是中國人，由於來自不同省、市，在“各處鄉村各處例”的前提下，風俗習慣這問題顯得更為複雜，更需深入瞭解。此外，還必須瞭解家庭成員中誰作出購買決定、以及他是負責購買哪方面的東西。在澳門，電器、機動性的物品通常由男士負責；家庭用品通常由女士負責(媽媽、女朋友或太太)；食品、

245飲料原則上由女士購買，但已有子女的，出於溺愛，很多時是由家中小孩挑選。對不同的文化，廣告訴求的對象亦有所側重。另一方面，因應高人口密度、居住空間不敷應用及購物之便捷，人們通常不會一次購買大量的貨物。在釐定廣告策略時應留意這些風俗習慣及購買模式。再者，澳門的中國人，可能存在一些佛教、天主教以外的“地方信仰”。特別是當中佔相當數量的福建、五邑區域人士，因忽略宗教原因影響廣吿效力，甚至企業形象的例子比比皆是。在釐定市場策略前應多加留意。 經過市場調查後，策劃者對所面臨的問題更清楚，對市場狀況了然於胸，這時便需挑選媒體。以下便是澳門數種常用媒體特性之比較。 表 3 廣告媒介分析 資料來源：《廣告效果測定技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公司廣吿策劃和廣吿戰略》，

246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 年，並經相關之修改。 雖然在上圖中對各類媒體的特性、優缺點作出比較及分析，然而在挑選所採用之廣吿媒體時，應注意： 1.目標市場的媒體習惯 澳門儘管有當地的電視台，除了新聞報導時段外，超過 80%的觀眾，是經常性收看香港的電視台、大約 4%是收看有線電視或其他各地的電視台。不同的人通常會接觸特定的媒體，因應澳門的情況，電視廣告的成效便不是很大，倘利用香港電視台做廣吿宣傳，價格便變得高昂。在澳門從事如運輸業、公共汽車、計程車司機或小型商店，大多數接觸的本土媒體便是本澳的廣播、報紙、宣傳海報及各式各樣的郵寄宣傳品。針對性地運用這些易於為消費者接受的媒體，是增強廣吿促銷效果的有效方法。例如對於教育水平較高及年青新一代，報章、郵寄或網上廣告便是比較有效的媒體。此外，在市中心或高人流量地點張貼廣吿這種定點廣吿及利用交通運輸工具(例如公共汽車、計程車及往返港澳及外地的船、飛機等)的流通廣吿亦能取得比較理想的宣傳效果。 選擇廣吿媒體，應根據企業所推銷的產品或服務的性質與特徵而定。因為各種媒體在展示、解釋、可信性、注意力及吸引力等各方面皆有所不同。選擇廣告媒介時當然亦必須依據目標市場聽眾或觀眾的受教育程度，報紙和雜誌廣吿適用於識字率高的國家；電視、廣播廣告、現場展示等廣告形式則在教育程度較低的國家更為奏效。針對澳門的情況，建議使用報紙、廣播廣吿及現場展示三者交叉使用。 2.經濟發展水平 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決定了一國家/地方媒體的可利用程度。對香港而言，電視極為普及，儘管費用較高昂，卻是一種極有效、可利用度高的宣傳媒體；相反，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地區，由於經濟技術落後，電視設施不健全，電視媒介的可利用程度便受到限制。 3.廣告時機

247針對澳門的工作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一般的進膳時間為晚間8 時，倘大約在 7 時(生理上處於疲倦而饑餓狀態)播出有關食品的廣告，便易於引起其購買的欲望。以中國人為主要人口的澳門，一般有夜消的習慣。倘能注意者種心理的訴求，企業便較易憑藉對號的廣吿，達到推介産品的目的。 公共宣傳策略：企業要根據本地民眾的語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文化背景的特點，設計適合他們習慣和要求的信息交流形式，並通過其慣用的、經常接觸的傳播媒介來傳遞這些信息，使企業發出的信息能被當地公眾所理解、接受，並產生盡可能好的信息傳播效果。具體來説，包括： ①確定公共宣傳目標 企業要開展公共宣傳活動，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包括近期、中期和遠期的目標)。只有具備明確的目標，其他工作才能順利進行。當然，企業要在澳門這市場上開展有關的公共宣傳活動，要實現的總體目標是在公眾中樹立企業及其產品的良好形象，從而增加產品的銷售量。其實在這個總體目標之下，還可以確定一些較具體的目標。例如紅酒公司策劃或聘請本地的公關/顧問公司在澳門開展公共宣傳活動時，針對不同的顧客可提出以下具體的目標：一是強調紅酒和烈酒不同之處、對身體的影響，亦讓顧客們知道適量的紅酒對生活品味的提升及所花無幾亦能對身體有所裨益；二是使顧客們認為喝該品牌的紅酒是現代生活的象徵；三是在澳門市場上提高該產品的聲譽，並增加市場佔有率。根據這些目標，企業或本地的公關/顧問公司從而制定具體的實施方案。 ②開展公眾調查 在有關目標確定之後，接着便要進行公眾調查，瞭解他們目前關心、需要、喜歡及反對甚麼及對企業的看法和態度(即企業的目前形象)等。只有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之後，再使自己的公共宣傳活動完全符合公眾的要求，才能贏取他們的好感和信任，從而樹立起良好的企業形象。切記在此過程中，特別要尊重本地的文化和風俗習慣，並以此作為確定自己的行為準則。 ③進行企業形象分析 企業根據搜集到的資料，從公眾的角度出發，分析企業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地位，透過本地顧問公司的幫助，判斷企業的種種行為是否符合

248公眾的需求和利益(同樣需要注意入鄉隨俗、學習本地的文化、語言及習俗)。 ④選擇適當的公共宣傳活動策略 在不同的目標市場中，可供挑選的公共宣傳方式很多，針對澳門的市場特性，可運用以下的模式： a.宣傳型公共宣傳策略。就是把有新聞價值的企業活動信息和產品信息通過新聞媒體予以宣傳報導，以引起公眾對企業及其產品的注意。這種方式既節省廣告費，又可起到比廣吿更好的作用。因為在澳門公眾心目中，新聞報導的可信性遠超過廣告。因此，企業必須懂得協調甚至好好運用與新聞界這種特殊公眾的關係。 b.社會性公共宣傳策略。這種策略是舉辦各種社會性活動，如關心城市建設和環境保護，進行體育和文藝贊助，參加慈善、災難救濟，為傷殘病患提供福利，為普及教育和學術研究基金會捐贈等，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並與社會各界建立良好關係以贏得公眾的讚賞、信任，以提高企業的知名度。 c.服務性公共宣傳策略。是一種以提供優惠服務為主要方式的公共宣傳策略。它的特點是企業通過自己的行為、通過向公眾提供優質服務來宣傳自己，建立一個良好的公共關係。因應澳門電訊以往的市場壟斷情況，大部分市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儘管不滿其收益至上、服務態度差、雖有訴求而無回應，仍得接受(忍受下去)。然而，在各行業的市場開放、能對不同的營運商作出選擇的情況下，企業必須注意改善企業形象、服務素質以致有關的附加及售後服務。 d.徵詢性公共宣傳策略。簡單而言即聽取、搜集、整理和反映公眾對企業的產品、政策等方面的意見和態度的公共關係活動。通常採用的方式是信息採集、輿論調查和民意測驗等。例如藥物公司可考慮在報紙上刊登問題，請曾服用此藥物的讀者回答，並用抽獎方式予以刺激。此對策目的在於讓企業瞭解民意和市場發展趨勢，使之能適應市場所需，順應社會的發展。 e.矯正性公共宣傳策略。這策略是在企業形象受損時，為挽回聲譽所開展的公共關係活動。例如馬上把仍在市場銷售的產品回收，利用傳媒公開向社會道歉、對調查的進行及結果的公開交代，保證同類事件不會再次

249發生等涉及危機處理的應變策略。 (四)實施與監控方面 1.營銷組織管理 圖中所展示的是按照職能設置、在其他國家/地區中最常見的營銷機構組織形式。然而，由於澳門市場規模之細小，而營銷戰略組織的結構設計需考慮各企業的具體情況，必須由各企業的內部因素(如：營銷目標、營銷措施的特殊性)、內部組織情況(如：產品規劃、銷售方法)和外部條件(如：客戶結構、競爭者的結構、市場形式、法律規定)等作出釐定。因此，營銷組織可按照所需而作出改動。 圖 2 常見的營銷機構組織形式 對於跨國經營的企業而言，為解決內部組織的文化衝突，應注意價值觀的整合，即整合企業中來自不同文化模式，使之溝通、融合，達到減少或排除文化衝突的目的，文化間的溝通一實質上是一種交流活動，它是交往雙方相互理解對方意圖的行為。溝通包括感知、解釋和評價他人的任何行為、語言及非語言信息的傳遞(語調、面部表情、體語、時間、空間及行為等)，包括有意識和無意識兩種傳遞方式。無論一個人説甚麼或做甚麼，都是一種溝通與交流活動，通過這種方式，人們可以實現相互間的瞭解和理解。企業方面，藉着領導、部門管理者的引領和配合，跨國企業文化的建立有助於解決彼此之分歧。 另一方面，跨國企業的營銷組織在本地面對的是複雜的多元文化環境及需求，消費風俗、道德規範、語言文字和審美標準上的差異影響了人們

250的消費觀念和購買行為。要避免與本地的中介單位及顧客因文化背景而愆生的習慣、價值觀等文化衝擊，企業必須在進行市場營銷的決策過程中考慮本地的交叉文化環境及需求特點，運用文化適應策略來釐定有關的營銷方案。然而，對營銷人員而言，要採用文化適應策略，首先必須瞭解東道國的文化特點與母國的文化差異，才能制定有效的方案實施文化適應策略。 企業在吸收本澳文化的同時，亦向其傳遞自己的經營思想和理念。這種文化互動策略的採用是基於在各個國家/地區中，人們的文化觀念，特別是年青一代，長期處於動態的變化之中，營銷組織必須藉着各種傳媒及自身的經營活動，向目標市場傳遞企業的文化信息。然而，倘若一個國家/地區中某種文化消費及模式已存在並固定下來，它要實施文化互動策略對消費者進行再教育，將是一項困難、開支龐大而使其難以承擔的工作。因此，企業的營銷組織應把握市場還沒有或還未定型的某種消費模式，進行文化互動營銷。利用其營銷優勢在市場上建立新的文化模式，從而進入並佔領該市場。 (五)營銷人力資源管理 跨國營銷計劃的執行，有賴於企業的僱員，特別是那些較高級的。他們可來自跨國營銷企業的總部所在國、東道國、其他國家或地區，由於各具不同文化背景，因此企業內部僱員的文化融合是每個跨國營銷企業都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國際上較通用的造法，是在公司總部設立培訓中心，甚至設立企業自己的學校。所培訓的內容有相當部分屬於文化的相關問題，其中包括公司總部所在國的文化、企業文化及目標市場的(這裏指澳門)文化。有些更聘請顧問公司中同時熟悉總部所在國和這種交叉文化國家/地區的專家授課，讓那些高級僱員有機會接受有關之培訓。另一方面來看，文化不是天賦的，而是透過學習而獲得的，這種“駐外”的主管在澳門工作及生活期間，亦需透過各種方式(例如：與部下的溝通、到本地居民區生活、注意本地輿論及媒體的報導甚至參加當地某些團體或組織的活動及注意克服自我參照習慣)以便發現自己的習慣做法、愛好與本土人員間之差異，藉以調整自己，適應本土市場環境。在跨國營銷中，優秀的僱員不僅精通企業的營銷業務，更重要的是在面對目標市場的跨文化環境

251下創造性地執行企業的營銷計劃，因此企業必須關注文化融合方面的培訓工作。跨國企業的內部條件是形成跨國企業文化的土壤，其中最主要的要素是其成員的素質，即指管理人員及全體員工所必須具備的各自相適應的政治、管理、技術及文化素質。 建立跨國企業文化，便是要在個性、品行、氣質、修養各方面存在差異的企業成員中塑造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念、群眾意識、統一信念的行為準則，因此，企業必須發動、倡導並把這種企業的價值觀向全體成員灌輸，因應他們對此的接受及廣泛傳播，形成整個企業的共同意識。因為本澳交叉文化環境之獨特，企業便需採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變通。如澳門人員文化程度較低、分配制度不完善、媒體不發達，而且勞動力市場無法提供企業所需的熟練工人時，企業便必須善於在銷售方法、公共關係技巧、招工及培訓以及生產所需的技術等方面作出一些必要的調整，以適應當地社會文化環境，重視營銷當地化的問題。這種被動的適應策略下，儘管必須對企業文化作出較大的變動，但卻可大大減緩甚至避免文化的衝突。另一種方式是企業通過當地文化內部的變化，設法使環境適應自己的特殊需要。例如僱用有良好教育背景、特別那些在國外受過良好教育的僑民或當地人擔任重要的技術和管理職務；在組織內部按自己的方式培訓工人和其他人員；支付給工人的工資高於當地企業的水平等。這是一種主動性適應，亦能達到防止文化衝突的目的，但必要考慮這一方式的條件和目標市場員工的反應。 針對那些外派澳門這種交叉文化環境或甚至其他地區/國家的管理人，跨國企業在作出挑選時，應注意以下的文化素質：①能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平等共事一把組織的遠景、戰略、組織架構、企業文化及員工，加以本土化或全球化；辨別組織的戰略遠景是否清楚界定、充分溝通、而且被大多數甚至全體員工所理解及接受；依照管理發展訓練計劃，提供組織本土化/全球化人員所需的重要技能及經驗的傳遞渠道；懂得把文化差異看作為重要的參考資源，主動透過與那些風俗、價值觀、生活方式及層面、信仰皆不同的本土人員溝通以瞭解本地文化特質、訴求及與企業文化的差異及共通之處；確保企業的良好運作，能協調由文化背景各異的人所組成的工作組織及單位間的溝通及關係；②具備高文化適應容量及應變能力——本地複雜的文化環境所產生的差異性是溝通以至市場營銷最大的障礙

252之一，作為企業的代表必須易於溶入本土社會方能“入鄉隨俗”，以減少或克服這種障礙。此外，環境上的變遷可能導致戰略及多方面之轉變，領導者必須“願意接受變化並與之共存”與組織主動調整有關戰略，使之適宜“新”環境所需；③具備外向性格——外派人員(特別是那些大型的跨國企業)，較多機會獲邀代表企業出席包括社交和政治等不同的場合。由於他們代表着企業的利益，因此無論是處於主人或是賓客的位置，都必須能夠熱情地從事社交活動。按照本地文化，社交場合往往是促進關係及談判的場所，因此，其外向性格便極為重要；④具備語言能力——不論社交場合、與政府商議或處理事務，對中英葡語的認識是一項很重要的資本。特別有關法律條文的理解，儘管回歸已 4 年多，由於從事法律方面的人士(法官、律師的學歷皆為葡語)及有關文件均仍採用葡文，而從事其他對外業務時則大多使用中/英文，語言能力對從事或拓展業務均有莫大幫助。 文化環境對人力資源管理影響，除了體現在對人員的挑選、培訓外，還影響到人員任用的問題。澳門的主要人口是華人，中國人特別着重關係，企業應設立一個人員任用的基準，以避免任人為親及可能導致的分黨分派情況。另外應注意對下屬的激勵方式的選擇。文化背景不同的員工其心理訴求不同。有些較注重物質，有些則着重精神方面，例如公開表揚、參與計劃實施的權利等(隨着澳門社會的進步，價值觀的改變，一般較着重物質方面的激勵)。 這些方面能夠予以重視，特別是注意跨國企業文化的確立，能加強企業對員工的凝聚力、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減少因文化差異帶來的運作不協調及衝突，有助企業的順利經營及發展。 註釋： 1 參見《澳門的多元化》，載於《澳門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司署，1997 年，第三季度。 3 參見《文化營銷》，山西經濟出版社，1999 年。 4 參見《營銷管理分析、計劃、執行和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8 頁。 5 參見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在澳門的投資機會一新紀元之優勢》，1999 年。 6 同註 3。

253 香港訪澳遊客特徵分析 曾忠祿* 一、前言 香港遊客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澳門數量最大的遊客。雖然在過去幾年香港赴澳門旅遊的人數有所減少，但香港遊客至今仍是澳門第二大遊客群體。2003 年全年，澳門入境遊客總數為 1，188.8 萬人次，其中香港遊客435 萬人次，佔赴澳遊客總數的 38.9%。1 雖然香港遊客對澳門的旅遊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但有關香港遊客的研究卻非常少。到澳門的香港遊客究竟是些甚麼樣的人？他們的年齡多大？收入水平多高？是甚麼吸引他們到澳門旅遊？澳門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是甚麼？對澳門的旅遊設施的滿意度有多高？這些問題我們都缺乏瞭解，而瞭解這些問題對於瞭解香港遊客的需求結構，消費水平，消費方式，發現澳門旅遊條件的弱點，使澳門的旅遊、博彩、酒店等各行各業能更好地針對香港遊客的特點制定營銷戰略，為香港遊客提供更好的服務等都十分重要。 為了填補這一缺陷，我們於 2003 年 10 月開展了對香港遊客的問卷調查。調查在澳門返回香港的輪船上進行。採用每隔 5 人選擇 1 人，由遊客自行填寫問卷的方式進行，共獲得有效問卷 348 份。下面是本次調查的部分發現。 * 澳門理工學院客座教授

254二、香港遊客的基本情況 (一)性別構成 到澳門的香港遊客男性比例較大。被調查的遊客中，男性佔被調查對象的 56.0%，女性佔 44.0%，男性高於女性 12%(表 1)。 表 1 訪澳遊客的性別結構 (二)年齡結構 香港遊客的年齡層次以 26－45 歲的為主。被調查的遊 客有 61.8%屬於這個群體。其次是 46－55 和 19－25 的年齡層次，分別佔被調查遊客的 16.7%和 10.1%。18 歲以下和 56 歲以上的遊客都比較少(表2)。 表 2 訪澳遊客的年齡結構 (三)職業 到澳門的香港遊客比例最大的是職員，佔全體受訪者的的 39.3%，其

255次是專業人員，佔 18.1%，再其次是商人，佔 13.8%(表 3)。 表 3 香港遊客的職業構成 (四)收入水平 78.0%被調查遊客的月收入超過 8，000 港元。其中 60%的月收入超過12，000 港元。根據《亞洲週刊》2002 年的統計數位，香港居民的人均月收入約為 10，700 港幣。因此可以説到澳門的香港遊客總體上是香港收入較高的居民(表 4)。 表 4 香港遊客的收入水平 (五)家庭情況 60.9%的香港遊客是已婚的遊客，其中已婚有小孩的遊客佔全體受訪者的約 50%。未婚遊客佔被調查遊客的 39%(表 5)。

256 表 5 香港遊客的家庭情況 三、香港遊客的行為方式 (一)來澳門的方式與活動安排 來澳門的香港遊客 98%是以自由行方式來澳門，只有 2.0%是隨團來的(表 6)。該比例同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調查的 1%的比例基本一致。2香港遊客到澳門以後的活動幾乎 100%是自己安排(表 7)。 表 6 來澳門的方式 表 7 在澳門的活動安排 (二)與誰一道來澳門？ 到澳門的香港遊客主跟朋友/同事、家屬一道來，兩者相加佔被調查遊客的 81.1%，自己單獨來的只佔 17.8%(表 8)。

257 表 8 與誰一起來澳門 (三)到澳門的原因 由於遊客到一個地方旅遊可能是出自多種原因，因此本問題是一個多選題，百分比超過 100%。根據調查我們發現，影響香港遊客到澳門的因素，首先是澳門的美食，54.9%的遊客作了該選擇。其次是澳門的景點，39.7%的遊客作了該選擇。第三才是澳門的賭場，39.1%的遊客做了該選擇。因為購物、公幹和探親等活動到澳門的遊客比例則比較低(表 9)。 表 9 到澳門的原因 (四)澳門在香港遊客心目中的形象 雖然香港遊客多數是因為澳門的美食到澳門，但澳門在他們心目中的首要形象不是美食小城而是賭城。當請他們用一個詞描述澳門時，48.6%提到的是賭城。只有 33.6%提到美食小城，10.3%提到葡國風光(表 10)。

258 表 10 用一個詞語描述澳門 (五)香港人在澳門的夜生活 除了賭場，香港人在澳門有甚麼夜生活？有 49.1%的遊客的答覆是不清楚，因此可以推斷這些香港遊客在澳門沒有甚麼夜生活。有夜生活的遊客中，有 34.5%光顧桑拿，32.8%光顧酒吧，13.6%看表演，12.4%光顧夜總會。考慮到被調查的遊客有 27%是不過夜的遊客(表 13)，一些遊客晚上還有光顧賭場，因此有夜生活的遊客比例比較低是正常現象。 表 13 在澳門的夜生活 (六)澳門的甚麼東西給香港遊客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最大比例的香港遊客認為澳門給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東西首先是澳門的美食，作該選擇的遊客佔被調查遊客的 37.5%，其次是澳門的賭場，作該選擇的遊客佔被調查遊客的 32.5%，再其次是澳門異國情調的建築，佔被調查

259遊客的 24.1%。該答案再次證明澳門的食品對吸引香港遊客的重要性。 表 12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東西 (七)香港遊客在澳門的消費水平 香港遊客在澳門消費沒有集中的趨勢，從 500 元以下到 4，000 元以上不等。 表 13 消費水平 (八)在澳門逗留的時間 多數香港遊客(60%)在澳門逗留兩天，即過一夜。不過夜，當天來，當天走的遊客佔 25%。逗留 3 天以上的遊客為 15%。不過夜的遊客比例同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調查結果(28%)基本接近。3

260 表 14 在澳門逗留的時間 (九)到澳門的次數 被調查的香港遊客只有 7.2%是初次到澳門，92%以上來澳門兩次以上，有 62.5%來澳門 5 次以上。這顯示香港遊客喜歡經常到澳門來。香港文化批評家梁文道認為，在香港人心目中，澳門只是香港的一個離島，是一週忙碌之後休閒放鬆的地方。4因此香港遊客到澳門，就相當於澳門人從澳門市區去路環一樣(表 15)。 表 15 來澳門次數

261(十) 瞭解澳門的途徑 最多的香港遊客是通過朋友、同事瞭解澳門的，佔被調查遊客的36 2%，其次是通過電視，佔 17.5%，通過報紙的佔 12.1%。由於多數香港遊客是多次來澳門，自己積累了對澳門的知識，因此有 30.2%選擇了“其他”(表16)。 表 16 瞭解澳門的途徑 (十一) 到過其他國家賭場的遊客 香港遊客多數到過海外賭場，佔被調查遊客的 56.6%。最多人去的賭場是美國的賭場，佔到過國外賭場遊客的 46%。其次是到韓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和加拿大的賭場，分別佔到過國外賭場遊客總數的 16.8%、12.2%、9.1%和 8.6%。總趨勢看，香港遊客喜歡到經濟比較發達、地理位置比較接近的國家的賭場。但美國是個例外。美國雖然比較遙遠，但拉斯維加斯的名氣和香港直飛美國拉斯維加斯的班機方便，使美國賭場成為香港遊客最喜歡光顧的外國賭場(表 17)。 表 17 到過的外國賭場

262 三、香港遊客對澳門的滿意度 (一)對賭場設施的滿意度 回答了該問題的遊客只有 266 人，佔全體受訪者的 76.4%。266 人中，回答很不滿意和不滿意的遊客有 75 人，佔回答了問題的遊客的 28. 2%。滿意和很滿意的遊客 72 人，佔回答了問題的遊客的 27.1%。這説明香港遊客對澳門賭場的設施的滿意水平比較低(表 18)。 表 18 對賭場設施的滿意度 (二)對賭場服務的滿意度 回答了該問題的遊客也只有 266 人，佔全體受訪者的 76.4%。其中回答很不滿意和不滿意的遊客有 136 人，佔回答了該問題的遊客的 51.1%。滿意和很滿意的遊客 49 人，僅佔回答了問題的遊客的 18.4%。這説明香港遊客對賭場服務的滿意水平比對賭場設施的滿意度更低(表 19)。 表 19 對賭場服務的滿意度

263 (三)具體不滿意的原因 香港遊客在哪些地方對賭場設施和服務不滿意？調查顯示，香港遊客最不滿意的地方首先是荷官的服務(包括態度不好和對人冷淡)，回答問題的遊客有 55.8%提到了該問題，其次是荷官收小費，有 13.5%的遊客提到了該問題。再其次是空氣差，11%的遊客提到了該問題，再後是擁擠，沒有休息的地方等。(注意，本題是多選題，因此這裏的百分比僅代表提到該問題的人次。) 表 20 對賭場不滿意的原因 (四)香港遊客對澳門交通的看法 香港遊客對澳門的交通總體比較滿意。回答滿意和非常滿意的佔 48%，而回答不滿意和很不滿意的僅佔 7.2%。這説明澳門的交通還是比較完善的(表 21)。 表 21 對澳門交通的看法

264 (五)對通關速度的看法 香港遊客對通關速度的滿意度不是很高。被調查遊客中有 25.2%不滿意和很不滿意。滿意和很滿意的僅佔 31.3%(表 22)。 表 22 對通關速度的看法 (六)對住宿的看法 香港遊客對澳門的住宿總體比較滿意。回答滿意和很滿意的遊客佔54.3%，回答不滿意和很不滿意的遊客僅佔 2.3%(表 23)。 表 23 對住宿的總體看法 (七)香港遊客對澳門餐館的看法 香港遊客對澳門的餐館總體比較滿意，認為很有特色的人佔 54.6%，而回答無特色的人僅有 3.2%。考慮到香港人到過的地方比較多，以及食品常常是眾口難調，顯示澳門的食品對香港遊客的吸引力是比較高的(表 24)。

265表 24 澳門餐館的看法 (八)香港人對澳門購物的看法 香港遊客到澳門不喜歡購物。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2002 年，內地遊客在澳門的人均購物消費為 1，593 澳門元，而香港遊客僅 220 元，僅相當於內地遊客購物消費的 1/7。 香港人對澳門購物的方便性比較滿意，認為不方便和很不方便的僅佔被調查遊客的 7.9%。但對澳門商品的種類的豐富性不滿意。回答該問題的遊客中有 49%的人認為商品品種太少。這基本可以解釋香港遊客不喜歡在澳門購物的原因(表 25 和 26)。 表 25 購物方便度 表 26 澳門購物品種的豐富度

266 (九)對澳門景點的滿意度 香港遊客對澳門的景點質量有比較高的滿意水平。被調查的遊客中，滿意和很滿意的佔 57.2%，不滿意和很不滿意的遊客僅佔 5.5%。這説明澳門的景點有特色，對香港遊客有吸引力(表 27)。 表 27 澳門景點的總體滿意度 (十) 能否買到滿意的紀念品 348 個遊客中，有 52.6%認為能買到滿意的紀念品，有 27.3%的遊客認為買不到，另有 20.1%的遊客不清楚(表 28)。對於為甚麼不滿意的原因，有 214 位遊客做了回答。214 位遊客中，有 54.2%認為品種太少(表 29)。 表 28 能否買到滿意的紀念品 表 29 對澳門紀念品不滿的原因

267 (十一)改進建議 有 206 位香港遊客對改善澳門的旅遊環境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其中最集中的是提高通關速度、改善服務人員素質，改善賭場設施及服務三大類(表 30)。 表 30 澳門可改進的地方 四、小結 根據前面對調查結果的分析，我們現在可以勾畫出香港遊客的大概剪

268影。到澳門旅遊的香港遊客，大多數是年齡在 26－55 這個年齡段的男性和女性。多數已婚有小孩。他們有高於一般水平的收入。他們到澳門一般不參加旅行團。喜歡同家屬、同事或朋友來澳門，來澳門之後的活動完全由自己安排。在澳門逗留時間一般為兩天，即第一天來，第二天走。他們經常來澳門。他們來澳門首先是因為澳門的食品，其次是澳門的異國情調和賭場。他們對澳門印象最深刻的東西是澳門的食品。但澳門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首先是賭城。近一半的人在澳門沒有特別的夜生活，夜生活主要是光顧桑拿和酒吧。他們在澳門的消費金額沒有特定的規律，消費數額從500 以下到 4，000 以上不等。他們主要通過朋友、同事和電視瞭解澳門。近一半人曾到過外國賭場。他們對澳門賭場的設施和服務都不是很滿意。不滿意的原因主要是荷官態度差、地方擁擠和空氣不好。他們對澳門的交通、住宿都比較滿意，但認為通關速度不夠快。他們對澳門的景點特色和購物都比較滿意，但認為澳門物品種類太少，服務行業的人員素質還需要提高。 註釋： 1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3 年 12 月旅客入境數目”，2003 年 1 月 15 日。2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旅遊統計 2002》，第 104 頁。 3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旅遊統計 2002》。 4 吳小攀，《審視澳門氣質一香港文化批評家梁文道專訪》，載於《羊城晚報》，2003 年 10 月18 日。

269 港澳居民跨境消費情況與 24 小時通關研究 呂國民* 一、引言 香港與澳門分別與中國大陸的深圳、珠海毗連，隔岸相望。香港與深圳的羅湖、皇崗口岸，以及澳門的關閘口岸是港澳市民跨境來往內地的必經要道。長期以來，港澳門居民只要手握回鄉證，就可以輕鬆進入中國大陸，國內居民必須得到通行證才能到港澳地區，遂形成單一消費流向：港澳居民可自由往內地消費，而內地居民卻不能自由往港澳消費。由於兩地消費物品價格的差異，加上港澳居民過境之便，形成在深圳、珠海區域出現服務對象以港澳門居民為主的商業圈。港澳與內地貿易方面在過去 10多年出嚴重逆差，自經歷 1997 年金融風暴後，港澳經濟更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響。港澳市民經濟水平下降，更促使港澳消費者往深圳、珠海跨境消費的情況加劇。 根據香港政府 2000 年的統計數字，香港居民到內地非商業旅行的總數為 3，380 萬人次，比 1999 年同期上升 22.5%。香港居民到內地的消費開支達 294 億港元1，約相等於在香港本地個人消費的 4%。但是，內地旅客在香港的消費並未能補償香港居民在外消費開支的流失。內地旅客在香港的消費，在 2000 年只有 180 億港元。在 2000 年期間，港澳兩地政府曾研究一些限制市民北上消費的措施。社會上有些人士建議徵收離境税，限制市民通關時間，藉此增加市民北上消費的成本和不便，而達到遏止港澳居民北上消費的浪潮。基於政治與經濟上的情況考慮，在這段時期提出港澳與內地延長通關並不適當。 * 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助理教授

270 港澳經濟情況近年有所改善，加上內地“自由行”的開放、CEPA 的實施等，港澳零售和飲食業、樓市等開始回復暢旺，市民的經濟及就業情況有顯著改善，港澳與內地貿易方面的逆差亦大幅減少。與此同時，內地來港澳的個人遊旅客開始大量增加。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2004年 8 月公佈的資料顯示，2004 年前 7 個月，澳門入境旅客總數為 925 萬 8千多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五成一。其中中國內地旅客增幅達 95.6%，為533 萬人次，佔旅客總數的 57.6%。受內地擴大開放港澳個人遊範圍和暑假的刺激，2004 年 7 月，澳門入境旅客總數高達 1，523，900 多人次，較去年同月增加了 45.6%，其中來自中國內地的旅客更顯著上升 92.2%，佔總數的 56.7%。 隨着 CEPA 協議的簽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的構建，以及“自由行”等措施的落實，澳門與內地經貿關係日趨緊密，兩地居民旅遊、人員互訪亦更趨頻繁。現時港澳經濟情況已有所改善，加上香港已於 2003 年實施 24 小時通關的成功經驗，澳門跟隨香港實施 24 小時通關將是時間上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在於瞭解近年來，港澳居民的跨境消費情況，並進一步探討澳門實行 24 小時通關的可行性。是次研究主要依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與建設澳門聯盟於 2003 年對澳市民前往中國大陸的習慣的調查，以及對澳門與內地實施 24 小時通關的意見調查結果。 二、港澳居民跨境消費情況 表 1 港澳市民前往中國大陸習慣的調查

271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http://hkupop.hku.hk/chinese/macau/motp3/morelease.html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與建設澳門聯盟的調查數據顯示，2002－2003 年間，90%澳門市民曾前往中國大陸，平均超過 3 次，每次約連同其他 3 人同行，每人消費約為澳門幣 275 元；香港市民方面，則有 56%曾前往中國大陸，平均 1－2 次，每次亦大約連同其他 3 人同行，每人消費約為港幣 870 元。這顯示，澳門市民較香港市民更多和更頻繁跨境消費，但每次消費額則較香港市民為低。這可能反映澳門市民跨境消費較香港市民方便和便宜，而一般的消費能力方面，澳門市民則較香港市民為低。 調查亦顯示，68%被訪的澳門市民前往中國大陸的主要原因是消遣或購物，而被訪香港市民則以旅遊或觀光較多，佔 29%。香港市民出入內地者，以旅遊觀光最多，消遣購物其次，而到內地工作者，亦為數不少。港澳兩地的差異，明顯是由於地理環境、經濟結構和生活文化的不同，可以預期，澳門與珠海的融合會比香港與深圳的融合來得更快和容易。港澳與內地的關係將會越來越密切，兩地居民的往來將會越來越頻繁。隨着過境交通運輸的不斷改善和過關手續的簡化，港澳居民到內地消費將會越來越方便。同時，廣東地區的經濟起飛，亦將大大提高當地消費品的質素。內地消費價廉物美，港澳市民北上消費是一個理性的經濟行為，港澳市民持續的北上消費將會是一個長遠的發展趨勢。但是，這種跨境消費行為將對港澳地區的零售商帶來相當的影響。 外國的經驗指出，跨境消費發展的關鍵是跨境往來的成本，當中包括直接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是往來兩地所付出的實質代價，包括車資、時間、舟車勞動的疲勞和繁複的過關手續等。但是，要減低這些成本卻較為容易，完善的交通道路網和電腦化的過關程序，都可減低來往成本至合理

272的水平。間接成本則是由於兩地政治和社會文化的差異所致。一般人都不太願意前往或逗留在一個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陌生的地方。另外，法制、治安和醫療設施等，都是旅客所關注的範疇。逗留的時間越長，間接成本一般會越高。跨境消費者，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消費者擁有較低跨境往來的成本。有些跨境消費者的時間成本較低，如退休人士。另外，居住在與內地有直接交通往來地區的居民，如居住在香港新界北部或九廣鐵路沿線，居住在澳門北區的居民。此外，亦有些跨境消費者比較能夠適應兩地政治、社會的差異，例如一些與內地有生意往來聯繫的人士，由於他們往來兩地的成本相對較低，北上內地消費變得化算。購買家居用品和出外用膳是其中最常見的消費項目，這類商家以跨境消費取代在港澳的消費。隨着內地的經濟及社會的不斷發展，港澳與內地的差距將不斷縮短，跨境消費的直接和間接成本都持續下降，港澳與內地的融合將進一步加大。市民將會對 24 小時通關提出要求。 三、香港落馬洲管制站實現 24 小時通關的經驗 面對與內地日益頻繁的往來，香港政府早於數年前已就羅湖是否應該加快實行 24 小時通關展開討論。當初研究 24 小時通關，選擇口岸曾經過多番研究，最後選落馬洲主要是從交通方面着眼，但以方便市民而言，落馬洲遠遠比不上羅湖。深圳皇崗的落馬洲口岸於 2003 年 1 月 27 日起為香港市民及旅客提供 24 小時通關服務，這安排是進一步改善過境和方便香港與內地人、車、貨的流通交往。24 小時客運通關服務對香港的整體經濟將帶來好處，並為經常往返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旅客提供人流和物流的方便。 香港落馬洲於 2003 年 1 月底開始實施 24 小時通關，迄今已逾一載。從入境處提供的資料，從最初每日平均 4，000 人次過關，增加到現在的 7，000－8，000 人次，比原來估計上升 1 倍，説明 24 小時通關確有需求，相信需求還會隨着時日而增加。而且，從近年的發展證明，最初實施 24 小

273時通關的顧慮，如對樓市、治安以及消費性服務行業的影響，應可消除。 四、澳門與內地實施 24 小時通關的民意調查結果 表 2 澳門市民對澳門與內地實施 24 小時通關的意見調查 (2003 年 10 月 27－31 日) (N=542)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http://hkupop.hku.hk/chinese/macau/motp3/morelease.html 澳門與內地實施 24 小時通關民意調查的主要結果包括：近一半(257人，47.4%)的市民同意澳門與內地實施 24 小時通關，而不同意的有 200人，佔 36.9%。唔知/難講的有 85 人，佔 15.7%；有 24.7%市民認為應該實施 24 小時通關，與此同時，有 20.4%市民則表示應該越遲越好；42.6%的市民認為 24 小時通關會對澳門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認為有正面影響的佔 25.3%，認為無影響的有 14.4%；大多數(74.4%)的市民表示 24 小時通

274關之後，不會多返大陸；大多數(81.9%)的市民表示就算 24 小時通關之後，也不會減少在澳門的消費；大多數(74.2%)的市民認為如果 24 小時通關之後，會有更多內地人來澳門消費；絕大多數(89.5%)的市民表示不會因 24小時通關而搬入大陸居住。 數年前，本澳經濟陷入低潮，百業沉寂，加上大批市民北上消費，對本地零售飲食業造成衝擊。澳門大學於 2001 年曾就 24 小時通關有關課題作調查，調查顯示，當時大多數受訪者反對 24 小時通關，但在 2004 年有關的調查中則有近一半人支持，支持 24 小時通關的市民在 2 年間明顯有上升趨勢。支持的比反對的市民人數高出約一成，這顯示越來越多人支持24 小時通關，亦説明民意在 24 小時通關問題上有明顯的改變。 民意轉變的原因可能是 2 年後的今日，澳門經濟情況已有改善，加上“自由行”的開放及 CEPA 的實施，零售和飲食業暢旺。市民認為 24 小時通關對澳門經濟的負面影響相對減少。對於 24 小時通關，仍有四成三的受訪者認為會對澳門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二成半認為有正面影響，認為無影響的一成四。澳門特區政府現時開始具備民意基礎考慮 24 小時通關問題。現在，澳門特區政府不妨多聽取民間的聲音，多作調查研究，與內地商討逐步延長通關時間的問題，把 24 小時通關對澳門的影響作全面的評估，而有關 24 小時通關的實際推行時間則可以按具體情況作考慮。 五、澳門與內地 24 小時通關 對澳門影響的評估方案 如果實施 24 小時通關，近七成半受訪者表示不會多返內地，約九成更表示不會搬到內地居住。實施 24 小時通關後，只會很少部分澳門人會遷往內地，大部分澳門人並不打算移居內地。故此，24 小時通關對澳門地產界的影響有限。根據調查所得，澳門居民平均每月返內地近 3 次，每次返內地會有 2－3 人同行；2/3 受訪者表示，往內地最主要原因是消遣和購物；故此，延長甚至全日通關是會使更多澳門人過珠海消費。但是，調查所得，仍有超過 8 成受訪者表示不會減少在澳門消費，近 7 成半認為會有更多內地人來澳門消費。有部分市民仍然擔心 24 小時通關會使遊客不在

275澳門過夜，澳門的酒店和夜生活消費會被內地分薄，內地人士來澳的消費填補不了澳人北上的消費。因此，24 小時通關對澳門零售業、飲食及娛樂業來説是得不償失。可是，隨着澳門博彩業的開放，“一國兩制”的澳門獨特文化與社會環境對內地居民的吸引力增加，24 小時通關之後會有更多內地人士來澳消費和投資。內地遊客來澳消費將有增無減，24 小時通關可以方便入住珠海的內地遊客更好地感受澳門的夜生活和娛樂。 雖然 24 小時通關有助兩地經濟和商業往來，但澳門在考慮實行 24 小時通關時宜審慎。由於香港與澳門在地域上的不同，故此不可能照搬香港24 小時通關的經驗。由於澳門與內地貨品價格相差太大，不平行貿易很容易出現。加上澳門往內地較香港方便，這可能導致 24 小時通關對澳門酒店業和地產業造成較大的衝擊。基於香港的跨境消費成本較高，香港實施24 小時通關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有限。以香港的商舖為例，屯門、元朗區來往深圳始終未及方便，市民乘小巴或巴士前往上水，再轉駁火車往深圳、動輒需要 1 個多小時，再加上通關排隊的時間，即使實行全日通關，對該區市民北上消費的吸引力亦不大，故此，對商舖壓力不大。鐵路沿線方面，部分零售業早已受深圳市場的衝擊，尤其是窗簾舖、燈飾舖、鞋舖等。這些商舖被深圳的廉價市場搶去不少生意額，逐步呈現萎縮，若實行 24 小時通關，預料也不會有進一步影響。對於澳門而言，由於在澳門跨境消費的成本較低，故此 24 小時通關對澳門經濟影響將會較大：澳門市民將可更盡情地北上消費。自由行旅客可能選擇入住價錢較平的珠海酒店。這會對澳門的零售業、酒店業帶來負面影響。 據政府有關部門每日的統計，春節期間，口岸進出境的旅客人數，均在 20 萬人次左右，尤其是關閘口岸，一再破紀錄。今年新春假期來澳自由行客量，其中單日便可達到 6 萬人次，已使拱北口岸不足應用。形勢迅速發展，政府應考慮對延長及全面通關進行可行性研究。隨着內地個人自由行的逐漸放開，今年春節，聯繫內地與拱北口岸出現前所未有的旅客通關高峰，從年初三開始通關人潮居高不下。據統計，2004 年 1 月 22－28日，經拱北口岸驗放進出境旅客逾 110 萬人次，其中內地旅客進出境數字增長迅猛，逾 30 萬人次，單日最高達 6 萬人次，均創歷史新高。延長通關時間是有需要的。如果各管制站從編制到設備，以至運作模式，不按實際需要作適當的調整，將難以應付日益增加的大量旅客到訪。從方便遊客

276及市民的角度，政府亦應考慮延長通關時間及全面開放口岸 24 小時通關。CEPA 實施以後，內地向澳門開放服務業，澳人北上創業勢必增多，24 小時通關，方便物流來往，是政府應盡之責。在政府考慮 24 小時通關的時候，民意當然是政府施政的其中一個依據，但更重要是從大局着眼，兼顧口岸的入出境壓力、沉重的社會成本，以及澳門整體社會的承受能力；澳門面對“自由行”加春運的壓力，現時是適當時機未雨綢繆，考慮 24 小時通關或延長通關的可行性和涉及的技術問題。 參考香港的經驗，24 小時通關對澳門影響的評估的意義不僅在於疏導日益增加的過關人流和物流，還牽涉到澳門和珠海乃至廣東省日後的互動和交流。隨着 CEPA 和內地自由行對本澳及香港的房地產、零售、飲食、娛樂、運輸、進出口、專業服務及物流等多個行業帶來的衝擊，24 小時通關更可能引發一些社會問題，如就業、家庭、治安、青少年等一連串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有婦女界人士更認為，24 小時通關有可能令部分家庭問題進一步加劇，如“包二奶”所引發的家庭糾紛。24 小時通關的社會經濟影響評估研究，可作為一個縱橫切面的廣泛民意調查，以期瞭解市民大眾、工商機構和有關人士對 24 小時通關問題的意見和看法，收集民意，並綜合評估對澳門經濟和社會的影響。研究方法組成部分可包括郵遞問卷調查和焦點小組討論會，主要以工商機構和特定人士為訪問對象。 1.工商機構問卷調查 調查對象主要包括以下類別的工商機構：①製造業；②建造業及地產業；③批發、零售及進出口貿易業；④飲食及酒店業；⑤運輸、倉庫及通訊業；⑥金融、保險及商用服務業；⑦娛樂及個人服務業。其中，有些行業(例如：地產、零售和中式酒樓)預計會受 24 小時通關的影響較大，抽取的樣本相對較多。調查以郵遞問卷方式進行。問卷主要包括以下內容：①機構一般資料；②機構員工在過去 12 個月使用關閘通關的情況；③機構對關閘旅客 24 小時通關的意見和通關對機構的影響；④關閘深夜時段增加通道和提高效率對機構的影響。 2.焦點小組討論會 為了更廣泛及深入瞭解社會各方面對 24 小時客運通關的意見，特別

277是那些未能包括在工商機構問卷調查的人士，有需要舉行一系列焦點小組(Focus Group)討論會，就 24 小時客運通關的影響，作更深入的評估。焦點小組討論會，各次討論會的目標人群均有所不同，大體分為幾方面：澳門居民、經常往來珠海與澳門的內地人士，自遊行旅客及台商等。主要是瞭解他們對 24 小時客運通關的意見，探討 24 小時客運通關一旦實施，會對他們的生活和業務經營方式，以及進出珠海和澳門的模式有何影響。 3.特定人士訪問 特定人士訪問的目的，是蒐集社會上不同界別人士對實施 24 小時客運通關和現時貨運通關的意見，以及此舉對澳門的經濟及社會影響的評估。訪問所得資料，可補充工商機構問卷調查和焦點小組討論會的不足，使研究的覆蓋範圍更廣泛和深。訪問對象可包括立法會議員、主要工商團體、外商和台商團體負責人，以及物流和交通運輸業、地產和相關行業、零售業、飲食業、娛樂、旅遊業、酒店業、金融和專業服務業、社會服務團體、教育界和學術界等界別等人士。 4.實施 24 小時客運通關應考慮的問題 實施 24 小時通關，預料對解決日間過關的擠迫情況幫助不大，疏導過關人流不應是考慮是否實施 24 小時通關的出發點。雖然預計深夜時段過關的人數不多，可是，使用者少不等於沒有需要，因為在這個時段過關的需要是一直存在的。深夜過關的需求多種多樣，有業務方面的，如內地工廠趕貨，需要攜帶貨辦過關；有家庭方面的，如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員工因妻子臨盆而急切需要過關。正如消防局、急症室的社會服務一樣，很少市民會經常使用，但又不能沒有。24 小時客運通關對澳門市民和機構的好處在於：方便市民和商人隨時過關，其次為減省在內地住宿的時間和費用。同時擴大兩地居民雙向交流，放寬內地居民來澳的限制，鼓勵內地居民來澳投資移民等。擴大兩地人員雙向交流，一則可以增加本澳消費性服務業的生意額，減輕 24 小時客運通關可能對澳門帶來的負面影響，二則可以改善目前兩地消費的嚴重失衡。24 小時通關可舒緩大量自由行旅客對澳門酒店住房的需求，亦可增加“自由行”旅客往澳門娛樂、賭場的方便。

278 六、促進澳門居民與內地旅客留澳消費的建議 澳門與珠海地區接近，交通便捷，澳門居民往珠海的成本低，兩地的零售價格存在一定差距，造成澳門消費者和資金的流失。隨着澳門的經濟好轉，市民的購買力和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澳門市民將會較多注重貨品的質素、安全和售後服務等。澳門的零售業可通過提高產品及服務水平、瞭解消費者的各種需求，宣傳和推廣消費優惠信息，藉此挽留澳門居民留澳消費和吸引更多遊客前來澳門消費，促進澳門經濟進一步復甦。 此外，為吸引更多旅客來澳門旅遊及消費，澳門政府應全力推動澳門旅遊業的持續發展。澳門政府應繼續落實各項旅遊基礎建設和改善一些熱門旅遊景點設施。為提升本澳旅遊服務質素，政府可向零售及飲食行業推廣優質服務的觀念。此外，澳門旅遊局亦可計劃開展有系統的公眾教育宣傳活動，推廣好客文化，加強澳門市民對旅遊業角色的瞭解，使來澳旅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跨境消費的趨勢將持續發展，更多本地消費者會選擇在內地購物。這會為澳門零售商帶來挑戰與機遇。其中一個對策，就是在內地擴展業務，繼續做澳門人的生意。此外，跨境開設店亦可作為發展內地龐大市場的踏腳石。雖然港澳跨境消費令本地零售商利潤流失，內地以價格便宜取勝，但是我們可以以服務質素作為競爭的條件，提升本地消費質素。

279 澳門社團精英的代際轉換 婁勝華* 任何一個團體的成立與運作離不開成員、資源等組織要素，以及將各種組織要素聯結起來形成某種團體內部秩序的規則(章程)。而當習慣或規則被組織化時，統治團體、統治權威就出現了。1對於澳門社團來説，社團產生與培養自己的領袖，同時，社團領袖也塑造與引導社團的發展與未來。因此，研究澳門社團變革，僅考察社團章程構建的體制化結構是不全面的，事實上，影響社團變革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即社團權力精英以及權力來源的人格化構成2，需要關注，也值得探討。澳門社團的權力精英群體，包括社團領袖層與社團管理層兩部分。這裏以社團領袖層為研究物件，分析澳門社團精英群體隨時代推移而產生的代際轉換。 二、初創時期民間社團領袖的群體特徵 進入 19 世紀後期，澳門華商力量的崛起與近代知識群體的發育，推動了澳門民間結社的近代轉型。至 20 世紀初葉，一批以商人力量與知識份子為主體的華人社團陸續誕生，其中，慈善社團以鏡湖醫院慈善會與同善堂為代表，商人團體以中華總商會為代表，知識份子團體以中華教育會為代表。這些社團的發起人與創建者來自於澳門兩支新興社會力量——商人與知識份子群體，其中，商人群體居於主導地位。澳門華商，不但聯合商人階層組織商會團體，而且利用自身掌握的資源倡導與創建慈善社團。即使是獨立性較強的教育社團，同樣滲透了商界的某種影響，其因乃在於 * 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280澳門民間教育機構直接或間接地得到了華商的物質性援助。由此，在澳門第一代華人社團領導者構成中，華商佔據了主體地位。 鏡湖醫院慈善會與同善堂是兩個面向華人社會的慈善社團，從創始人構成看，俱為清一色商人或商號。鏡湖醫院的倡建值事達 152 人(商號) 3，規模可謂宏大。同善堂的立案人為 46 人，倡建值事更多至 269 人4，其屬下子善會的值事人數同樣眾多，“保產善會”值事 32 人，“施棺木工善會”值事 89 人，“施藥劑善會”值事 180 人。慈善社團的創建人如此之多，足見玉成慈善事業之艱難。在如此眾多的創始人中，究竟哪些屬核心人物呢？鏡湖醫院與同善堂成立初期階段的組織運作顯示，其時尚未形成聲望卓著的社團核心人物。鏡湖醫院在成立後的 70 年間，一直由全澳各行商團體推選值理(總理、總協理)數名組成值理會，管理社團事務。在 1930年代之前，鏡湖醫院每年推出的總理(總協理)少有連任者，越是早期連任者越為鮮見。此一現象的出現，可能與民間流行的“眾事眾辦、輪流坐莊”的習慣有關。同善堂始建時，章程規定每年由股友選舉值事 10 位，值事中互選總理 2 位，實行領導體制的“雙頭制”。顯然，無論是輪流當值制，還是隱含互相監督設計初衷的“雙頭制”，均不利於魅力型社團領袖的培養與形成。 澳門中華總商會屬於商人社團，其立案章程規定會友大會選舉產生包括總理與副理各 1 人在內的 9 人值理會，處理商會日常事務。同時規定，值理可再舉續任。然而，與鏡湖醫院、同善堂一樣，澳門中華總商會的值理會實行短任期制，值理任期為 1 年。中華總商會值理會一年一任的短任期制延續了 40 餘年，直到 1956 年才改為兩年一任。而中華教育會初期領導機構——評議會的評議員雖然“連選得連任”，可同樣是一年一任的短任期制。澳門社團初期發展階段普遍實行的領導成員短任期制客觀上抑制了魅力型社團領袖的成長發育。那麼，該時期澳門華人社團的領導者具有何種特質呢？ 雖然鏡湖醫院、同善堂、中華總商會等澳門華人社團參與創建者人數眾多，但並非每個創建者均等地發揮作用，這裏選取社團成立初期較為活躍的社團發起人或創建者5，就其個性特質進行考察，從而尋找他們之間的群體性特徵。 鏡湖醫院於 1871 年成立時，推沈旺、曹有、德豐、王六 4 人向澳葡

281公物會辦理院址和立契手續。4 人之中，德豐疑為商號或以商號代替商號所有人而具名6，沈旺生平未察其詳，其他 2 人生平概貌考查如下。 曹有，又名曹渭泉、曹應賢、曹益昌，澳門華商，在澳門置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開設機器繅絲廠，並有大量物業。曹有加入葡籍，並與澳葡官府交好。1880 年 4 月，曹有自購一架水車及配件贈送給澳門總督，因此舉，“大西洋大君主賞給曹有禦賜聖母金星”爵銜。71882 年，曹有向華政衙門稟明華人遺產繼承的風俗習慣，獲華政衙門認可，並採納為判案規則。曹有熟諳澳葡法律，1881 年，華人周葵與曹有發生訟事，華政衙門理事官判決後，曹有以管轄權為由上控，因其已入葡籍，理事官只能審判華人案件，而無權管轄葡人案件。曹有富甲澳中，且與澳葡當局交情不淺，其被澳門眾華商推舉為鏡湖醫院的立契人，確為名至實歸。1896 年，曹有身故，其產業由兒子曹善業管理。曹善業，大約生於 1865 年，葡籍華商，又名曹子基，擅長理財，其經營才幹獲家族認同，18 歲時即向華政衙門稟請自理家業。曾在澳開設織造匹綢廠，廠內有機床 100 餘台。與人合股經營其祥絲廠、裕德當鋪、司寶堂等。在澳門多處投地置屋，有物業數間。承襲父意，曹善業與澳葡官府保持良好關係。1890 年，曹善業察知澳門政府有意在媽閣廟附近河岸設船塢，以方便官方船隻停靠，便將一口位於該處的自置水塘送與澳督，引起澳督傳諭嘉賞。曹善業一度獲信於澳葡政府，多次獲政府委任。據不完全統計，其先後出任過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成員(1891)、公鈔局替理值事(1894)、值事(1895)與正局員(1896、1904)、澳門按察司理商局(商務局)成員(1894、1895、1898)等職。進入 20 世紀後，曹善業遭遇多起經濟糾紛，官司不斷，其名下之物業陸續被查封拍賣。僅 1908 年澳門按察司一次就查封拍賣曹善業 80 餘間散落於澳門各處的物業。曹氏家道中落，在 1910 年澳門首次放裝電話住戶名單中已不見曹家。至 1911 年 8 月公佈的澳門納公鈔至多之人名單，同樣沒有曹善業之名。由此，就不難理解作為澳門曹氏家族第二代富豪的曹善業何故未能成為澳門商會創建人之一。 王六，即王祿。8生於 1794 年，福建人，早年到澳門經商。1860 年，與人合股成立置業公司——紹昌堂購買原庇裏喇茶葉行舊址，續填平該行後門所對的大片海灘，闢成福隆新街、福榮裏、清和裏、福隆新巷、清平直街、白眼塘等街道，興建大小鋪戶 160 餘間。1864 年，紹昌堂股東因澳

282門市面冷落，鋪戶建成後難以出租，均提出退股，王祿(六)父子遂買下全部股份，改名裏“集成堂”，管理這些新建鋪戶，成為澳門當時最大的業主，也是澳門當時的首富。1870 年，澳督蘇沙(António Sérgio de Sousa)與王祿(六)父子協商，以深巷仔街尾一幅海灘相贈為條件，要求在此興建一座大戲院。王氏父子接受條件，至 1875 年，戲院建成，取名清平戲院，為港澳地區第一座劇院。王祿(六)富有，且與澳門官方有聯繫，因此，具備受眾商之托成為澳門鏡湖醫院向葡公物會辦理院址立契人的條件。王祿(六)之子王棣，又名王弟、王帝，曾於 1891 年與澳門幾位華人巨商一起受任為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成員。1903 年，王棣被點任為澳門業鈔公會正會員，是該年 6 名正會員中的唯一華人。1905－1906 年時，仍見有王棣(帝)等領銜上呈澳督的稟文，説明其時王棣(帝)在華商中尚為活躍。但是，至 1910 年前後，在澳門富商常出現的納公鈔至多之人名單中，以及澳葡設立的業鈔公會、理商局等有華商參與的機構中，難覓其蹤。 同善堂成立時，雖然立案章程附簽人達 46 位之多，但是呈送總督立案稟文的申請人僅為 6 位，分別是盧九、何連旺、王麟生、王藹人、張敬堂、蔡鶴朋，這裏考察其中的兩位申請人——盧九與何連旺。 何連旺，又名何穗田9，廣東順德人，在澳門入葡籍，名廷光，葡人以亞旺呼之。其在國內捐候選道員，名仲殷。其父為澳門富商何老桂。何連旺曾在澳門投資興辦繅絲廠、織造匹綢廠、炮竹廠及分廠等多家近代工業企業，也曾承充或參與承投鴉片、鹽，以及闈姓等賭業專案的專營，其置辦的多間物業分佈於澳門各處。何連旺非但因善於經營而成澳門巨富，且“情態甚謹”“應於廣眾”，得到澳門各方的接受與認可。澳葡方面，1884年 6 月，葡王賞賜何連旺“基唎斯督寶星”(Cavalleiro da ordem militar de Nosso Senhor Jesus Christo)，何因此而成為其時澳門華商中為數僅有的“佩帶頭等寶星紳士”。1889 年 2 月，澳葡總督提議成立賑災會，舉何連旺為“主筆”，協助辦理勸捐。1891 年 4 月，澳督邀集本澳紳商，組成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何連旺被推為副主席。1894 年 6 月，受澳門總督委任，何連旺出任清潔澳門華民居戶公會會長。1894 年，何連旺任澳門理商局成員，並於 1891－1901 年期間，受澳門按察司委派主持多間廠店“倒盤”(破產倒閉)的債務清償事務。在澳門華人社會中，何連旺也是一位活躍人物。1892 年，何連旺資助孫中山在澳門開業行醫。1896 年康

283有為到澳門宣傳維新思想，何連旺深受影響，投資創辦《知新報》，作為維新派人士在華南地區的輿論工具。戊戌政變後，何連旺矢志維新運動，繼續出版《知新報》，並親任保皇會澳門分會會長。保皇總會移設澳門後，何連旺被舉為大總理，總管財政。何還在澳門創辦意在為保皇派培養人才的東文學校，組織由中外人士作變法演説的“澳門茶譚社”。1900 年自立軍起義失敗，何連旺目睹保皇黨內部侵吞華僑捐款的腐敗，逐漸疏遠保皇黨。1901 年，《知新報》停刊。作為 19 世紀末期澳門社會的風雲人物，何連旺還對澳門社會公益事業多有貢獻。他曾幫助陳子褒在澳門興辦學校，也曾出任澳門鏡湖醫院的值理。101892 年(光緒十八年)澳門同善堂創建，何連旺成為重要發起者與創辦人。 盧九，生於 1837 年，原名盧華紹，字焯之。廣東新會人。出身貧寒，先在廣州等地經營錢莊，後來澳門承充番攤、山票、鋪票、白鴿票以及鴉片煙、鹽、豬肉等專營生意，積累鉅額財富，成澳門一代富豪，有“澳門賭王”之稱。並於澳門多處承領大片地段，構築屋舍，從事房地產業的開發與經營。盧九交遊甚廣，開設著名的“官紳俱樂部”——宜安公司。與澳門華葡社區均保持接觸。入籍葡萄牙，成為葡籍華商。1890 年及 1894年兩次獲授葡萄牙國王勳章，並多次獲澳葡政府委任，先後出任澳門議事公局賑災會“主筆”(1889 年)、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管銀”(1891年)、按察司理商局(商務局)局員(1894 年、1896 年)、公鈔局值事(1894年)、替理值事(1895)以及正局員(1896 年)等職。盧九熱心慈善公益事業，曾任鏡湖醫院值理會總理(1879) 12，1892 年發起成立同善堂。1906 年，因生意失利，欠巨債而自殺身亡。家業由其子盧廉若承繼。 盧廉若，原名盧光燦13，系盧九長子，1878 年出生於廣東新會鄉間。17 歲補新會縣弟子員，興辦義學，創設普仁堂，後遷居澳門，經營煙賭，承投澳門闈姓、山票、鋪票、白鴿票，同時，合股經營南洋煙草公司、寶亨銀行等企業，擁有物業數間。在 1909 年與 1910 年的澳門納公鈔至多之人名單中，盧廉若名列其中。1910 年，澳門首次放裝電話 100 部，盧廉若住家與花園各裝一部電話14，可見其時盧廉若的富有程度。盧於 1899 年加入葡籍，1913 年獲葡國三等嘉禾勳章，1925 年獲葡國政府基督一等勳章。先後出任澳門公鈔局副會員(1906)、正會員(1909)。1911 年 8 月，署理澳督馬楂度(Alvaro de Melo Machado)為慶祝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一週年，

284宣佈成立“總辦盛典大公會”，盧廉若為會員。盧廉若非但為澳葡官方所親睞，而且屢獲國內政府嘉賞，並為澳門華人社區所倚重。其一生獲清廷誥授資政大夫、花翎一品頂戴、浙江補用通稟貢生。1915 年，北洋政府黎元洪總統賜書“樂善好施”匾額。他支援孫中山革命，先後兩次(1912 年、1913 年)接待孫中山訪澳。1920 年，花費 9，000 元購得一架飛機贈送孫中山，用以創建中國空軍。盧廉若在澳門公益、慈善、教育等領域建樹頗豐。曾與同人籌資，創辦澳門孔教學校，招納貧苦少年入學。1913、1919、1921 及 1923 年被推舉出任澳門鏡湖醫院總理。1920 年同善堂擇址重建，盧廉若名列 56 位發起人之首。1913 年澳門商會成立，盧廉若為首屆 7 位值理之一，第 3、4 屆值理會副理，第 5、6、8、9、15 屆值理會總理。1921年中葡衝突、1922 年澳門“5·29”工潮中，盧廉若成為中葡雙方的調停人。1927 年，盧廉若病逝於澳門。 澳門中華總商會的首屆值理會，可以説，雲集了當時澳門最活躍的富商。蕭瀛洲(蕭登)、李鏡荃、區惠波、趙立夫、盧廉若等。從 1911 年澳葡政府公佈的兩份名單15可管窺實情。一份是“納公鈔至多之人”名單，內錄 30 人，趙立夫、李鏡荃、蕭瀛洲赫列其中；另一份是“總辦盛典(慶祝葡萄牙實行民主政體週年)大公會”成員名單，該會將澳門華商巨賈的活躍分子網羅其中，蕭瀛洲(蕭登)、趙立夫、李鏡荃、盧廉若、區惠坡(波)均包含在內。 蕭瀛洲作為澳門中華總商會的第一發起人，並連任該會成立後的首兩屆總理以及第 10、11 兩屆總理，可視為中華總商會的早期代表性人物之一。其生平事跡可考內容有，蕭瀛洲，又名蕭登，即壯宗，葡籍華商，葡人以“亞登”稱之。其父蕭五，系商人，母楊氏。蕭瀛洲與人合股組建澳門時豐銀號、三記號，承批土地構築物業，涉足煙賭專營，曾與盧九、盧廉若等華商一起承充闈姓、白鴿票及山票、番攤等生意。1909 年，蕭瀛洲的大恒公司“專代國家辦理煮賣”鴉片煙，澳門國課官就此發出通告，明示“無論何人如存有向舊承充人所買之煙過於五兩以上者，須到大恒公司蕭登報知，由公司給予准存該煙之執照，而過額以上之煙須每兩納回規銀五毫。違者罰銀一百元，另將煙充公”。16蕭瀛洲因此而成澳中巨富，在 1911年的澳門“納公鈔至多之人”30 人名單中，他以納業鈔 1367.4 元、息鈔12.24 元，共 1，379.68 元而名列榜首。澳葡政府國課官兼公鈔局長多次

285點定蕭瀛洲(蕭登)為公鈔局副會員(1903 年)、正會員(1905 年、1908 年)。1911 年，署理澳督馬楂度(A1varo de Melo Machado)宣佈成立慶祝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周年的“總辦盛典大公會”，蕭瀛洲(蕭登)被推定為副會長，兼負責“辦理華人公眾禮節”的第一分會會長，為所有入會任職華商中地位至隆者。 從上述澳門近代社團早期代表性人物的個性特質中，可以尋找他們互相之間的共性特徵：①俱為商人，且為巨富，既是澳門近代工業的奠基者，又是澳門近代城市化進程的推動者，還是澳門博彩業巨頭。可是，一旦其經營失敗導致財富散失，隨即銷聲匿跡，社團領袖地位不保，此一現象説明個人或家族的經濟地位是澳門早期社團領袖的必要條件，非此不足以“領袖眾商”。有的社團甚至規定唯有“殷實之人”才有被選舉為社團領導的資格，如仁濟社章程第 21 款規定，“所舉之會長董事等，必須在澳有生意，或有手藝，或有事業，僉稱其為殷實之人，方可舉充”；17②其經營方式與財富積累，多數採取家族式發展，而父子同為社團領袖者已不鮮見，如盧九曾任鏡湖醫院總理，並發起成立澳門同善堂。其子盧廉若多次出任鏡湖醫院總理，同善堂擇址重建時，盧廉若名列發起人之首。社團領袖“子承父業”現象的初現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血緣因素對澳門華人社團領袖選擇的影響；③具有相近的地緣背景與人生經歷。多數出生於內地的鄉村，遷徙至澳，因商(包括煙賭專營)致富。其中，鏡湖醫院的立契人王六(祿)原籍福建，同善堂的發起人何連旺原籍廣東順德，盧九、盧廉若父子原籍廣東新會。華人社團早期領袖的出生地是與澳門華人移民集中來源地相一致的，澳門華人社團領袖以粵、閩為地緣背景的主體格局在反映地緣因素對社團領袖產生的影響的同時，也成為澳門華人社團領袖生成的初始路徑；④結交於澳葡官方，且與國內政治勢力存在某種聯繫。多數澳門華人社團的早期領導人加入葡籍，托庇於澳葡官方的保護。前此考察的 6 位社團創建者或領導者中，有 5 位確證加入葡籍，1 位(王六)待考，而且他們全都與澳葡官方保持良好關係。多數人獲得澳葡官方委任，出任一些與華人事務有關機構的職務，如澳門按察司理商局(商務局)、公鈔局(公鈔公會)等，以及一些臨時性組織的成員，如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慶祝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周年的“總辦盛典大公會”、澳門議事公局賑災會、清潔澳門華民居戶公會等。他們中的有些人還獲得葡萄牙國頒授的爵銜或

286榮譽，如曹有獲葡萄牙國王“禦賜聖母金星”爵銜、何連旺獲葡王賞賜“基唎斯督寶星(Cavalleiro da ordem militar de Nosso Senhor Jesus Christo)”、盧九兩次獲授葡萄牙國王勳章、盧廉若 1913 年和 1925 年分別獲葡國三等嘉禾勳章與葡國政府基督一等勳章。澳門早期華人社團領袖在與澳葡官方交好的同時，也與國內各種政治勢力保持聯繫。他們中的有些人曾有國內職銜或功名，如盧廉若獲清廷誥授資政大夫、花翎一品頂戴、浙江補用通稟貢生。北洋政府黎元洪總統書贈盧廉若“樂善好施”匾額。盧廉若支援孫中山革命，曾購飛機贈給孫中山。盧九在澳開設被稱為“官紳俱樂部”的宜安公司，維新派人士涉足其間。何連旺接受康梁維新思想，投資創辦《知新報》，並親任保皇會澳門分會會長。澳門早期社團領袖的多重角色與身份説明，在社會政治勢力極其複雜的澳門，只有得到多種政治勢力認可的人物，才能出任並維持社團的長久存在與發展。與此同時，社團領袖被賦予溝通中葡及澳門社會內部華葡社區的媒介功能。如盧廉若在 1921 年中葡衝突與 1922 年澳門“5·29”工潮中充當調停人；⑤社團領袖的交叉任職，出現一人同時擔任兩個或兩個以上社團領導職務的現象。何連旺作為澳門同善堂與嘉善堂的創建人，也是鏡湖醫院的值理，還是澳門保皇會、澳門不纏足會、澳門戒鴉片煙會的發起人或領導人。18澳門同善堂創建者盧九，曾任澳門鏡湖醫院值理會總理。盧廉若更是一身多任，他多次出任澳門鏡湖醫院總理，也是同善堂重建的發起人，還是澳門商會的首屆 7 位值理之一，以及澳門孔教會的領導者。一身二任甚至多任的現象可謂比比皆是、屢見不鮮。由此，凸顯了澳門小社會或小世界的空間特徵。 總之，澳門華人社團在其初創與初步發展時期是由商人主導的，其間雖然也曾出現類似何連旺、盧廉若、蕭瀛洲那樣的社團精英，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某些群體性特徵在其後華人社團領袖身上得以延續與變化，但是，從個人聲望、地位乃至影響力方面觀察，其時尚未形成超凡魅力型社團領袖，究其因，除個性化人格因素外，在一定意義上，是與社團自身發展及社會條件尚未成熟相關。

287 二、魅力型社團領袖的形成 澳門華人社團的魅力型領袖沒有出現在社團組織初創及團體規範開始形成時期，而是在社團組織遭受挑戰、不斷克服危機的鞏固與重建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正如羅納德·海飛茲所言，“當組織機構經歷了初建和規範定型階段後，如果面臨新挑戰而現有規範與制度看來無法解決時，會出現甚麼情況呢？既然權威職位及其所體現的慣例無法擔此重任，我們就希望權威職位的擔任者能夠，採取領導，提供保護，進行角色定位，控制衝突並恢復常規。我們期盼權威人物，依賴他們恢復平衡，並尋求新穩定感。當壓力非常嚴峻時，人們似乎特別願意做出特別的授權。我們不但賦予他們能夠滿足我們需要的各種正規權力，還把個人的信任也交付他們。對於那些能大聲疾呼我們的痛苦並給我們帶來希望的人物，我們賦予他們以魅力。當共同性規範不能提供充分的指導作用時，權威關係在遏制社會壓力方面的功能即成為一種關鍵的支援系統。魅力型的權威會導致盲從或演化成一種中央計劃和控制的官僚傳統”。19對於澳門華人社團而言，其魅力型領袖的形成恰與社團應付危機以及社團組織的科層化建構過程相一致的。 澳門華人社團的危機來自於內、外部兩種壓力，雖然由內、外部壓力所形成的危機或大或小始終存在，但最嚴重的危機分別出現在：①1937－1945 年國內抗戰，即澳門中立時期華人社團面對亡國之危時；②1949 年前後，因國內政治環境轉換引起澳門華人社團內部的分裂與整合；③1950－1960 年代，發生於澳門內外部的中葡衝突時。 1937 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澳門華人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華人社團掀起賑難救亡運動，並在運動中實現社團大聯合，其中“澳門各界救災會”與“澳門四界救災會”就是兩個影響較大的聯合性團體，尤其是由澳門主要華人社團——中華總商會、中華教育會、鏡湖醫院、同善堂聯合各行業各階層救亡力量成立的“澳門各界救災會”成為 1937－1940 年澳門華人社區救亡賑難的中心，以此為舞台，活躍着一批社團領袖人物，其中起核心骨幹作用的仍是工商人士與知識精英，其中有梁彥明、徐偉卿、崔諾枝、畢侶儉、陳少偉等。各界救災會處理日常工作的常務委員會成員是由各社團按比例推舉的，他們中的多數人本來就是澳門各華人社團的領導人；如

288梁彦明是中華教育會的創始人之一，其時正擔任該會常務理事兼總務(即負責人)，鏡湖醫院值理會副主席，其政治身份為國民黨澳門支部的領導人之一。徐偉卿是澳門富昌銀號、南粵煙草公司的創始人。其時擔任中華總商會第25屆值理會代理主席，第26－28屆(1938－1940年)值理會主席，鏡湖醫院 1938－1940 年值理會主席，中國青年救護團團長。崔諾枝從 1933年起連任同善堂值理會主席達數年之久，1928 年、1929 年任商會值理會總理，1927 年、1930 年、1932－1939 年任商會值理會副理或副主席，還是鏡湖醫院值理會主要領導人，華人副代表。畢侶儉為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澳門分會主席。陳少偉為“四界救災會”主席。其中，徐偉卿、梁彥明、崔諾枝一身多任，乃當時澳門華人社區最具號召力的人物，受到了包括國民政府與澳葡政府在內的各方尊崇與倚重，聲望處於攀升期。可是，徐偉卿在連任商會 4 屆值理會主席(一屆代理主席)後，於 1941 年第 29 屆商會值理選舉時落選，其後雖仍任鏡湖醫院管嘗值理，並偶爾出現於澳門公眾場合，如 1945 年 3 月 4 日出席日本駐澳領事嚴井英一招待澳門各界華人領袖的宴會20，也只是因其往日身份而添列。更為糟糕的是，戰後，徐偉卿被廣東肅奸委員會拘捕，解返廣東高等法院控以漢奸嫌疑。徐被捕後，時任澳門商會主席劉柏盈、銀業公會主席鄧晴隆以及商會、同善堂和鏡湖醫院主席、董事等 20 人證明徐偉卿在任商會、鏡湖醫院主席時，未曾策動華商擁護偽政府，且帳目清楚，無利用職位侵吞公款，徐本人及親友也力證其“決無害國禍僑之不法行為”，1946 年 7 月 10 日，檢察官以密告人所指稱各節均與事實不符，判決不予起訴。21雖然徐偉卿終究免予法辦，可是經此訟事，其聲譽受損，從此銷聲匿迹。 崔諾枝熱心公益慈善事業，長期任職於澳門兩間著名慈善機構——同善堂與鏡湖醫院，其任澳門同善堂值理會主席期間適逢澳門周邊戰事引發的難民潮湧向澳門之際，為彌補救濟經費短絀，崔諾枝設法籌措，因其募捐功績至偉，同善堂於 1939 年底為其塑銅像豎立於堂內22，至今猶在。崔諾枝善於交際，與澳葡官方、澳門天主教會均有聯繫，在同善堂、鏡湖醫院、商會等華人社團中負責處理與葡人社區相關的聯絡溝通事務，是澳門華人社團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其兼職之多在當時的澳門華人中絕無僅有，歷任華人副代表，商會總理、副理、副主席，鏡湖醫院值理會副主席，同善堂值理會主席，各界救災會常委，天主教望德堂濟貧會主席，主理天

289主教會聖雲仙慈善會的華人救濟工作。23進入 1940 年代後，因年老多病，崔諾枝於 1940 年辭商會副主席，1941 年 8 月卸鏡湖醫院留醫所監督職。1945 年去世時留下遺囑，喪事簡辦，餘款慰勞榮譽軍人24，實現其慈善終生的願望。 梁彥明於 1909 年到澳門辦學，任澳門崇實學校校長，是澳門中華教育會的創始人之一，任教育會第一任評議員。自 1920 年代中期起，梁彥明長期擔任教育會的主要負責人。1936 年，梁彥明進入鏡湖醫院值理會，歷任值理、副主席，兼任教育部主任、附設學校校長等職。1939 年起，任同善堂值理。梁彥明是澳門知識界的領袖人物，其多次發動和領導澳門知識群體的愛國運動，也是國內抗戰爆發後澳門華人救亡賑難運動的發起人與領導者，任澳門各界救災會常委、副主席，中國青年救護團副團長，澳門四界救災會名譽顧問等職。梁彥明奮不顧身的抗日行為與愛國精神感召與引導澳門華人投入到募捐與救亡之中25，同時，也遭到了日本在澳勢力的忌恨。1942 年底，梁彥明被日本特務殺害於澳門。 進入 1940 年代，隨着徐偉卿的落選息蹤，崔諾枝的病重不治，梁彥明的遇害身亡，因援助國內抗戰與賑濟救亡而聲望卓著的一代澳門華社領袖紛紛凋零失色，由此，華人社團領袖處於代際交替之際。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香港淪陷，澳門成為華南地區乃至東南亞的安全孤島。周邊地區的難民蜂湧而至，澳門華人數量激增，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一批移居澳門的華人精英加入澳門社團，成為社團領袖群體的新成員。其中，何賢、馬萬祺乃代表性人物。 相對於澳門本土華人精英來説，在 1940 年代，何賢、馬萬祺等還屬於外來移民，或許他們能夠直接進入華人社團，然而，若想超越或取代現有社團領導人，還需要一個積累“特殊信用”(Idiosyncracy Credit) 26的過程。換句話説，在他們成為澳門社團領袖之前，還存在着一段過渡時期以及一批過渡人物。事實正是如此，繼徐偉卿、崔諾枝、梁彦明之後，高可甯、劉敍堂、林炳炎等人成為澳門華人社團的主要領導人。 高可寧，於 1878 年27生於廣東番禺，幼年喪父，家貧失學，少年時即外出謀生，後涉足澳門賭業，從承投攤館開始，先後設立德成公司、有成公司、省港澳同安輪船公司及開設富衡銀號、德生按、裕豐按等大型按押數間，民國初年已成巨富，在省港澳有“押業大王”之稱。1937 年，高可

290寧與傅老榕合組泰興娛樂總公司，以 30 萬澳元標價投得澳門賭博專營權，成為澳門一代“賭王”。高可寧致富後，傾力資助公益慈善事業，澳門同善堂、鏡湖醫院、孔教中學等均得其捐助，任同善堂總理、鏡湖醫院值理等職。據現今仍矗立於同善堂天井內的高可寧塑像碑文記載，僅同善堂在遷址重建、創辦義學、贈醫施藥等方面就先後多次獲高可寧捐助，至 1939年累計達 2 萬多元28，為此，同善堂為高可寧塑半身銅像。銅像揭幕之日，高可寧即席捐雙毫銀一萬交同善堂供開設藥局之用29，後又將名下物業捐出作為同善堂藥局之址。國內抗戰爆發後，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的發生，澳門進入救濟高峰期，澳葡政府急欲動員民間救濟力量，與政府一起分擔救濟重任，民間社團同樣有此需要。正因此，以“樂善好施”而聞名的高可寧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其在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值理會主席期間正是澳門歷史上所謂的“風潮時期”。高可寧盡力施濟，同時，也利用與澳葡官方關係經營統制物品，賺取高額利潤。當 1945 年 8 月戰爭結束後，慈善家高可寧被廣東肅奸委員會認定為“經濟漢奸”。從 1946 年 12 月至 1947年 3 月，廣東方面要求澳葡政府協助引渡高可寧。澳葡政府不以為然，非但認為高可寧無罪，反而讚頌高有功於澳門。為保護高可寧免於漢奸罪嫌，澳葡政府曾計劃令高加入葡籍，並多次給高可寧頒發葡國紅十字勳章、基督勳章等榮譽，使高成為當時澳門華人中獲勳最多的一位(共獲 4次勳章)。30雖説廣東方面終究未能成功引渡高可寧，但是高可寧在戰爭結束後即失去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之職卻是鐵定無疑的。戰後意在統一控制澳門華人社團的國民黨勢力是不會容忍一位有漢奸嫌疑的人繼續擔任在澳門華人社會中舉足輕重的中華總商會主席的。 劉敘堂、林炳炎是鏡湖醫院的前後任主席。劉敘堂原籍廣東中山，澳門米商，曾任澳門中山同鄉會主席。其在任鏡湖醫院主席期間，是鏡湖醫院史上最困難的時期，收養難童、開辦粥場、施濟難民，盡心竭力維持院務，設立手術室，推進鏡湖醫療事業發展，其以慈善、勤勉而為澳人推崇，1942 年 5 月 18 日，獲澳門政府頒發“慈善勳章”，是澳門非常時期難得的慈善家。林炳炎是香港淪陷後避難澳門的金融家，其留澳期間正是鏡湖醫院等慈善機構因長期性高強度的施濟而面臨資源枯竭之時，林炳炎受澳門眾華商推舉出任鏡湖醫院主席。其在任期間，除弊革新，促使鏡湖醫院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同時，建立了林本人在澳門社會的卓著影響，推動了

291澳門華人社區的新權力核心的形成。雖然林炳炎在鏡湖醫院任職主席時間並非長久，但是其留下了足堪告慰先人的業績。舉其要者31有四：其一，創新領導制度。改值理制為董事制，醫務方面設院長負責制。林炳炎接任鏡湖醫院值理會主席後，認為值理會處理醫務行政事務應有醫生參加，為此，其上任次年推行分權取向的領導制度改革，設院長專責醫務，聘請柯麟擔任鏡湖醫院首屆院長。其二，內捐外募，平衡收支。自國內抗戰爆發後，鏡湖醫院施濟激增，財政收支入不敷出，況連年捐輸，民窮財竭，林炳炎不畏困難，除領頭自捐外，利用自身影響，在銀行界發起為鏡湖醫院捐款，僅 1945 年就募得經費 13 萬餘元，破歷年籌款之記錄。1948 年，林炳炎一次捐贈鏡湖醫院手術室價值 15，000 餘港元的設備。其三，向澳葡當局爭得中國醫師與葡籍醫師同等待遇。鏡湖醫院手術室建立後，中國醫師尚未取得手術權，按照澳葡政府的規定，必須聘請葡籍醫師為外科主任，只有得到該主任授權，華籍外科醫師方能手術。對此，擔任鏡湖醫院主席的林炳炎無法容忍，遂向澳葡當局據理交涉，終獲澳督同意，令華籍醫師取得與葡籍醫師同等之割症手術權。此舉彰顯了林炳炎的民族氣節，尤為華人社會所贊佩。其四，提攜扶助新生力量，以鏡湖醫院為活動空間形成澳門華人社區新的權力中心。鏡湖醫院建成之後，成為澳門華人集議之地。1912 年，澳門商會創立，華人社區的權力中心開始從鏡湖醫院轉移到商會。1930 年代中期，柯麟進入鏡湖醫院擔任義務醫師，設法擴大共產黨在鏡湖醫院的影響。太平洋戰爭期間，鏡湖醫院一度成為共產黨保護下的進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轉回內地的地下交通站。林炳炎入主鏡湖醫院前，向前任值理會提出與柯麟一起加入值理會的條件，得到同意。為使柯麟順利進入值理會，林炳炎親自遊説澳督，希望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會。當澳督顧慮柯麟共產黨員身份時，林炳炎對澳督堅稱，若柯麟是共產黨，林炳炎也是共產黨。終於，迫使澳督同意林炳炎要求。不久，林炳炎主持董事會，決定聘柯麟為鏡湖醫院院長，此舉無疑使柯麟穩定地取得了對慈善會下轄的鏡湖醫院醫務領導權。至 1940 年代末，林炳炎逐漸將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委託時任副主席的何賢主持。由此，形成何賢主持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柯麟主持鏡湖醫院院務的權力格局，從而使鏡湖醫院成為中華總商會之外澳門華人社區新的權力核心。應當説，林炳炎有膽有識，敢作敢為，他領導鏡湖醫院慈善會順利地渡過危機並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其個人德

292行與功勳獲得了澳門各界人士的認同與擁戴，然而林炳炎卻於 1949 年因病去世。 1945 年 8 月，中日戰爭以中國取勝而吿終。國民黨勢力重新在澳門活躍起來，表現之一就是對戰後華人社團領導人選的操控。對照 1945 年與1946 年中華總商會值理會，非但主席與副主席，就連值理也悉數更換。劉柏盈取代高可寧出任商會主席。劉柏盈系國民黨澳門支部成員32，其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之前，就曾於 1945 年 11 月被推為國民黨色彩濃郁的澳門航商聯會主席(後因故辭職)。在 1947 年和 1948 年的商會領導成員變動中，劉柏盈得到了國民黨澳門支部的支援。331948 年，商會改為理監事制，劉柏盈表辭職，國民黨澳門支部主委李秉碩致函挽留。劉柏盈還擔任國大代表澳區(第 17 區)選舉事務所委員會主席。除劉柏盈外，商會領導成員中，副主席鄧晴隆等人或為國民黨員或在政治上傾向於國民黨。從個人資望與實際建樹來看，劉柏盈等尚難以穩固其社團領袖地位，一旦失去國民黨以及國民政府的支援，其地位堪虞。事實上，從 1946 年以來，澳門中華總商會的領導成員變動不居，辭聲陣陣，潮起潮湧，處於領導權威危機不斷的關頭。而其時適逢國內政治大轉換，對於澳門社團來説，需要適應時代變革的非凡人物重新確立社團領導權威，從而徹底解決外部政治轉換引發的澳門社團內部權威危機，乃至中葡之間發生的社團外部社會政治危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何賢成為澳門華人社團領袖，並因其在化解澳門歷次危機中的傑出表現而為澳門各界所擁戴。 1941 年底，何賢因香港淪陷而避難澳門。初抵澳門的何賢雖在省港經營銀號而積累了不少錢財，但尚稱不上港澳一流富豪。其財富與聲望在澳門實現了質的飛躍。何賢的財產基業是在澳門經營黃金專賣生意奠定的。因日軍佔領後的香港禁止黃金進口，澳門一時成為東南亞的黃金集散地。何賢與澳葡政府經濟局長羅保等人合股開設和安黃金公司，專營黃金買賣，積累鉅額財富，從而躋身澳門億萬富豪之列，由此奠定了何賢在澳門商界的地位。對於澳門民間社團領袖來説，雄厚的財力是必要條件，但僅有財產還不夠，尤其是魅力型社團領袖的形成，需要不斷化解危機來積累“特殊信用” 澳門是個多元社會，何賢在民間社會的聲譽來自於他的神勇機智與樂善好施，而其得澳門官方親睞更多的是源於何賢的高超溝通協調能力，尤

293其是在危機時刻所顯示出的不可多得的駕馭複雜局勢的才幹與不懼風險的膽略。香港淪陷後，日本雖未佔領澳門，但葡澳受日方左右，其間發生兩次嚴重的日葡衝突，幸賴何賢出面斡旋，使澳門化險為夷。第一次因日本兵內亂導致一名日本兵被人打死，日方特務機關藉口“澳葡保護不力”，趁機封鎖澳門，限制一切食物及日常用品進口。澳門居民因此而無以為生，澳葡政府交涉無效，其後由何賢等人與日本交涉，日方才解除封鎖。第二次是葡警因故包圍東亞酒店，日軍隨後封鎖酒店，與葡警對峙，澳葡政府經濟局長羅保交涉無效，敦請何賢出面説項，危機方得解除。而從香港偷運銀幣紙回澳門供大西洋銀行增印澳門幣，從而有效地解決了澳門市面上流通貨幣不足易於引發金融動蕩的難題，以及冒死前往澳門境外購糧運回澳門賑濟饑民、巧妙機智地與綁匪周旋成功救出有“澳門賭王”之稱的傅老榕等一系列近乎“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斯巴達克之舉，使何賢才譽交馳，開始染上傳奇色彩。 至於仗義疏財、樂善好施的性格與行為更使何賢博得慈善家與現代魯仲連的美名。在澳門，民間社團領導人都有過個人捐贈的經歷，而類似何賢所作的慈善公益性捐助數量之多、歷時之久、受惠面之廣，也是為數不多的。據不完全統計，1940－1950 年代，何賢個人大宗捐贈34有： 1947 年 7 月，任“澳門各界賑濟兩廣水災委員會”主席，率先捐款； 1948 年 6 月，捐南灣八角亭予商會，用以開辦“閲報書室”；認捐鏡湖平民小學校舍一座； 1949 年 3 月，捐 3 萬元予鏡湖醫院；7 月，就任澳門各界同胞救濟廣東水災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0 年 2 月，認購愛國公債 1 萬份；6 月，捐 1 萬元予鏡湖醫院；12月，任救濟青洲火災災民籌委會主任委員，率先捐 3，000 元； 1951 年 6 月，增捐 3，000 元建青洲小學；捐款 5，000 元加入國際紅十字會，成為該會澳門分會的永遠會員；任澳門同胞回應廣東人民防洪救災籌委會主席； 1952 年 12 月，同善堂懸掛何賢及其父何澄溪像，褒揚何氏父子歷年捐款 10 餘萬元，當月，何賢捐 23，000 元予同善堂施粥，並將新居落成酒席金 50，000 元送同善堂；

294 1953 年 6 月，承擔同善堂 1 個月的施粥經費；10 捅 1 月，分兩次捐12，000 元予同善堂繼續施粥；12 月，當年商會經費不敷達 4 萬元，均由何賢承擔； 1954 年 1 月，主持“吳陳比武”表演，籌款 10 多萬元，支援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等；11 月，與其兄何添以何敦善堂名義派米 12.8 萬斤，3 萬人受惠； 1955 年 1 月，任“澳門各界救濟青洲火災災民籌委會”主任委員，捐出鐵皮屋 55 間；8 月，捐 5 萬元作為清貧學生的助學金；出任“華人代表”後，個人捐款 55 萬元，資助港澳慈善教育文化機構；9 月，主持由其捐贈濠江中學的“何澄溪先生紀念堂”開幕禮； 1956 年 3 月，捐建“何澄溪紀念堂”，予鏡湖護士學校作校舍。9 月，向貧民派米券折合大米 40 萬斤，出售鏡湖醫院慈善禮券 30 萬元；12 月，捐贈濠江中學的新校舍落成，捐建鏡湖平民小學 8 間課室落成，捐萬元予中華教育會作福利金； 1957 年 4 月，捐建孔教中學“何澄溪紀念堂”落成；6 月，鏡湖醫院赤字 22 萬元，由何賢的大豐銀號墊支；8 月，捐 1 萬元予勞校；9 月，捐1 萬元急賑馬場風災災民； 1958 年 1 月，捐新棉衣 1，400 件，由同善堂向貧民派發；4 月，率先認捐鏡湖醫院籌款 30 萬元； 1959 年 4 月，捐 19，000 元予同善堂施粥；7 月，捐 1 萬元予勞校。 記錄顯示，何賢的公益性捐贈每年有數次之多，且數額不菲，動輒過萬，其施濟物件為貧民、災民或貧苦學生，施濟往往通過社團、學校等機構實施，並有效地緩解了處於災害或窮困之中的澳門居民痛苦。與因時應景博取聲名的捐贈不同，長期不間斷的公益性捐輸彰顯了何賢高尚的仁愛品德與社會責任意識，而何賢的社會感召力在持續性慈善實踐中與日俱增。 公益性慈善活動固然能夠提升捐贈人的公眾認同度，但是慈善家並不必然成為社區領袖，變革時代的領袖人物需要一種適應變革的能力，並善於把握機會將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從而完成時代賦予的使命。1947年，何賢首次進入澳門中華總商會領導層。雖然初進商會值理會即擔任副

295主席之職，但在當年值理會領導人中，何賢尚未佔據優勢。在該年的值理選舉中，何賢僅得 13 票，以最末一位候補值理身份入值理會35，而當選值理中恰有 3 位辭職，何賢依次遞補為正式值理，取得互選資格，被推選為值理會副主席。在資歷與政治背景上，較之於主席劉柏盈、副主席鄧晴隆，甚至值理陳立民，何賢尚有差距。陳立民頗具人緣，參加投票的 73 名會員有 67 名投其票，得票名列第一，其諳熟英、葡文，葡語流利，承擔商會與澳葡政府的聯絡工作。劉柏盈、鄧晴隆獲國民黨澳門支部信任，當劉、鄧二人辭 1948 年商會理事職時，挽留函件如雪片飛至，國民黨澳門支部主委李秉碩也專門致函挽留。36但是，在國內政治局勢發生歷史性轉折的時刻，劉、鄧等人未能適應時代進步要求及時推動商會的政治轉化，少數人甚至阻撓商會脱離國民黨的政治控制。37相反，何賢自港入澳後，經馬萬祺介紹，得以結識中共負責澳門上層人士聯絡工作的柯麟大夫，與柯麟接觸使何賢對國內政治局勢洞察得更加清晰，雖然在 1945 年國內抗戰勝利後，何賢與其他澳門殷商一樣，注意改善與國民黨以及國民政府的關係，也曾擔任國民黨澳門支部執委，並於 1948 年當選為出席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代表大會的澳門代表。38但是，與柯麟等人的交往，使何賢清醒地認識到國內政治轉折的不可避免，從而政治上逐漸與國民黨拉開距離。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何賢的積極推動下，澳門中華總商會成功地實現了朝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轉化，從而使澳門中華總商會避免了類似許多海外華人商會中出現的“1949 年現象”——因國內政局變化引起海外商會內部政治歧見而導致社團組織分裂。正是在商會實現政治轉化的過程中，何賢成為商會理事長。同時，在林炳炎去世後，何賢繼任鏡湖醫院慈善會主席。可以説，1950 年是何賢一生的政治分水嶺，正是因為其果斷地把握住國內政權交替給澳門社團領袖更為所提供的歷史性機遇，從而實現了其在澳門華人社區內的地位躍升，顯示出其超人的政治洞察力與過人的決斷能力。而中共的政治信任，奠定了何賢在今後的中葡交涉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迅速提升了其在華人社會涉葡事務中的博弈能力。有關此點很快就在中葡衝突引發的社會危機中得到驗證。 1952 年關閘事件引起的交涉是新中國成立後中葡之間首次重大交涉，其間，何賢扮演了中葡溝通的重要角色。事情經過是，1952 年 7 月 25 日，中葡兩國士兵於關閘邊界發生武裝衝突，雙方互有傷亡。隨着雙方衝突的

296升級，邊境關閉，來自大陸的糧食與蔬菜供應中斷，引發澳門社會內部危機。澳葡當局迫於壓力，尋找與中方的聯繫溝通渠道。當時，中葡之間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無法進行直接交涉，只能透過民間途徑進行間接談判。於是，受到中方信任的中華總商會理事長何賢受澳葡當局請托，成為與中方聯絡談判的澳門代表之一。在何賢等人的斡旋下，經過十幾輪會談，8 月 23 日，澳葡政府經濟局長羅保(Pedro JoséLobo)向中方談判代表遞交澳督的道歉書，答應中方提出的“將關閘北方的哨位後移”要求，賠償中方損失折合人民幣 443，73.30 元，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類事件。對此，中方表示歡迎，並希望澳門社會繁榮穩定，百姓安居樂業。25 日，中方恢復關閘交通。至此，關閘衝突事件得以和平解決。關閘事件的和平解決使中葡雙方認可了何賢所展示的出眾溝通能力，自此，何賢成為尚未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條件下中葡交涉與聯絡的理想中介人。此後，1956 年澳門淡水供應緊張，澳葡當局派何賢前往中山縣協商，得到支援，中山縣前山竹仙洞水庫的水被成功地引入澳門。1958 年，由何賢出面，達成澳門與中山縣合建銀坑水庫供應澳門居民用水的協定。39而在 1966 年的“12·3”事件中，何賢再次扮演了同樣的角色。 與“關閘事件”相比，1966 年的“12·3”事件引發了澳門社會的全面危機，危機的處理更為複雜、棘手。事件發生於澳門政府權力空檔期，其時，適逢新舊總督的權力交接。在“11·15”氹仔流血事件發生時，新任總督嘉樂庇(Nobre de Carvalho)尚在到任途中，駐澳門陸軍總司令兼市政廳長施維納(ColonelMotaCeiveira)上校任護理總督。事件前期，澳葡當局對形勢與後果判斷錯誤，處置失當，導致局勢失控，政府權威旁落，社會走向失秩的混亂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説，“12·3”事件的處理過程也是澳門社會權威重建與轉移的過程。何賢是處理“12·3”事件的全程參與者，也是重新確立澳門社會權威與社會秩序的建設者。 “11·15”氹仔流血事件的發生，激起了澳門華人風暴般的抗議。11月 22 日，400 餘名澳門華人各界代表聚集中華總商會，何賢主持召開各界代表座談會，並作警告澳葡當局的總結性發言。11 月 29 日，何賢等 6 人以中華總商會代表名義，赴澳督府，與到任僅 4 天的澳門總督嘉樂庇會晤，會談未見結果。12 月 3 日，前赴澳督府抗議的群眾與當值警員發生衝突，並迅速由澳督府擴大到街市。面對不斷升級的衝突，澳葡當局始則手足無

297措，繼則宣佈戒嚴。為避免澳門華人無辜流血，何賢於當日發表廣播演説：“我係何賢，我系何賢，呢次氹仔事件，根據氹仔居民提出嘅五項要求，全澳同胞，爭取圓滿解決，請大家安靜，現在事情正在協定解決中，無事情勿外出”。40戒嚴期間不斷發生的血案，使澳門華人社區與澳葡當局之間的對立更趨尖鋭，也激起了澳門華人的民族主義情懷，政治上傾向新中國的華人社團因“12·3”事件而緊密地團結起來，召開各界代表會議，推選“13 代表”與澳葡當局交涉，各界代表會一時成為新的權威中心，何賢成為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以梁培、何賢為核心的各界代表會對澳葡當局的交涉獲得大陸方面的聲援與支援，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於 12 月 10日發表處長聲明，進一步要求澳葡當局禁止敵視新中國的親台社團與勢力在澳門的公開存在。面對內部與外部的強大壓力，澳葡當局終於放棄任何僥倖卸責企圖，分別簽署《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提出的抗議書的答覆》(“認罪書”)與《澳門政府對於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處長聲明所提 4 項實施條款》。 “12·3”事件結束了，但是它在澳門留下的影響卻是長久的。影響之一表現在澳門權威格局的變化。首先，經過“12·3”事件的打擊，澳葡政府權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實質性削弱，相應地，華人的社會地位明顯提高，儘管澳門華人在既存政府架構內的政治代表性並未得到擴大，可客觀上也有利於華人社區自治程度的提高。其次，從澳門驅逐國民黨勢力與親台社團，改變了長期以來澳門華人社區內部因政治對立而存在的分裂狀況，形成了統一的華人社會，也有利於促進華人社區領袖的統一。再次，與澳葡當局的鬥爭與交涉過程中，民族主義召喚起種族凝聚，華人社團實現了空前的聯繫與團結，代表商人利益的商會、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代表知識份子的教育會等不同社會階層與利益界別的華人社團聯合起來，形成統一的權力中心，代表澳門華人社會協調一致地展開對澳葡當局的鬥爭與交涉，並取得了澳門歷次反葡運動所未有的勝利。在澳葡當局簽署“認罪書”後，澳門各界代表召開慶祝勝利大會，何賢在大會講話中將勝利歸功於“全澳愛國同胞的大團結”。41此結論可以視作澳門華人的共識。 可見，“12·3”事件是澳門社會力量與社會權威的一次重新整合，運動所造成的華人社會走向統一、社會權威從官方向民間的流動，以及澳門華人社團超職業超階層超利益的空前團結，為超凡魅力型社團領袖的最終

298形成創造了外在條件，而何賢在運動中的傑出表現以及長期積累的“特殊信用”使其成為澳門社會經歷權威危機後重建權威時的共同選擇。誠然，何賢是澳門某個華人社團的領導人，而將他僅僅視作為某一個社團的領導人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同樣，何賢擔任社團領導職務是按照章程規定經選舉產生的，也就是説，其權威的取得是體制化的結果，其實，即使未經制度化授權，其照樣可以取得人格化授權，也就是説，各社團成員不但會心甘情願地服從其領導，反而會擔心有朝一日因何賢不再擔任自己所在社團的領導職務而失去他的庇護。42正因此，在澳門華人社團領袖中，何賢取得了其前人所沒有的超制度權威，而能夠長久地佔有超制度權威者即為超凡魅力型人物，何賢無疑就是這樣一位社團領袖。1983 年何賢去世後，時任澳門總督的高斯達(Vasco Leote de Almeida e Costa)詢問長期擔任何賢翻譯的崔樂其，澳門華人中誰人可代替何賢？崔樂其答曰：難矣。43誠如所言，超凡魅力型領袖需要自身的人格力量與非凡能力作基礎，同時也需要可供其施展特殊才能的社會歷史條件，並留下令人欽佩的豐功偉績。而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的時機往往極其罕見。 三、社團精英的“祛魅化”及其法理型趨向 魅力型社團精英通常出現在團體規範尚未形成時或團體秩序與規範遭遇重大危機與挑戰之時，而隨着危機的解除與團體秩序及規範的形成，魅力將從個人轉移到職位上。由職位賦予而非人格賦予的權威即為法理型權威。44隨着時代的變化與社團領導的代際轉換，社團領袖超凡魅力因素的減少與法理因素的增加是澳門華人社團精英群體更替的總體趨向。 導致澳門社團精英“祛魅化”與法理型取向的雙向建構有來自於社團外部生態變化因素，也有來自於社團內部組織變革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①葡國“4·25”革命後，澳葡政府逐漸擴大對華人政治吸納。以 1976 年澳葡政府頒佈《澳門組織章程》為界，此前，澳葡政府對澳門華人社會政治參與採取個別性吸納方式，如 1955 年總督委任何賢為“華人社會代表”(俗稱“華人代表”)進入政務委員會，在相當長時間內，華人代表成為澳葡政府對華人社會進行政治性吸納的唯一渠道。可見，榮膺“華人代表”者，其本人非華人社會中地位與聲望至隆之人不可，相應地，

299華人代表之職極其有利於強化出任者在華人社會中的聲望與地位。自 1976年《澳門組織章程》頒佈後，澳門政治系統對華人社會的開放擴大。1976年澳門立法會組成，首屆立法會即有 6 位華人議員，之後，華人議員逐屆增加，並超過葡人。同樣，自 1976 年首屆諮詢會起，華人委員從少到多，至 20 世紀末超過葡人委員。45在市政層次，從 1989 年起設立的澳門市政議會與海島市政議會均吸納華人參加。至於澳葡政府內設的各種諮詢性機構也都吸納所涉利益界別的華人參加。華人社會利益表達的多元渠道打破了原來作為唯一渠道——“華人代表”的壟斷性與神秘性。同時，來自於澳門華人勞工、婦女、教育、文化等多個利益界別的代表參與政治的事實徹底改變了 1970 年代中期民主化改革前澳門政府對華人社會的吸納幾乎是清一色商人的傳統權力格局； ②大陸改革開放後，新移民的大量湧入，改變了澳門華人社會中方言群體結構。雖然新移民仍以廣東人居多，但是結構不斷發生變化，合法移民中原居粤籍者由 1988 年的 72.9%下降為 1996 年的 64%，而相同時間內原居閩籍者移民由 17.1%上升到 22.2%。從被遣返移民的主要來源地看，廣東省同期內從 87%減少為 36%，而福建省從 11%增加至 16%，上海及國內其他省份的比重則顯著增加。46非粤籍新移民的到來，導致澳門華人方言群體結構發生變化，特別是相對集中地居住在澳門北區的福建籍移民，隨着經濟條件的改善，以新湧現的工商界人士着核心，組建鄉族社團，並推舉代表參加澳門立法會的選舉等政治性活動，努力顯現其不同凡響的影響。方言群體結構的均衡化趨勢，分散了過去由粤籍社團領袖主導澳門華人社區事務的格局； ③澳門經濟起飛與華人教育水平的提升，推動澳門華人社會結構的變動，華人中產階層得以迅速成長。澳門經濟在 20 世紀 70－80 年代開始新一輪的實質性增長，大陸的改革開放、香港的製造業轉移，加上單獨關税區所享有的優惠出口配額，共同推動了澳門的工業起飛。經濟高速發展、都市化進程加快與教育水平的提高，造就了一個由專業人士、中小企業家以及在公共機構任職的華人從業者等人群組成的中產階級，新興的中產階層不滿足於僅是參加原有社團，接受傳統社團領袖的領導，而是選擇在原有社團之外組建滿足自身需要的新興社團，成立新興社團的社會衝動得到了 1976 年澳門政府頒發的《自由集會結社法》(澳門政府第 3/76/M 號法

300令)的鼓勵，從而推動了澳門社團的爆發式增長。在 1970 年代中期以後，澳門公職專業人員協會、澳門核數師會計師公會、澳門管理專業協會、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經濟學會等一大批新興社團紛紛問世，新興社團的大量出現分散了原有社團的組織資源，縮小了傳統社團領袖影響與作用的人群範圍。此外，還應當看到，澳門經濟發展所引發的另一個後果，即澳門政府從 1970 年代中期以後擴大對社會福利領域的投入，從而降低了富商型社團領袖通過慈善性捐贈而積累社會信任的效用； ④1979 年中國與葡萄牙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此一事件標誌着之前中葡之間的交涉往往需要澳門華人社團領袖居間中介的作用降低。進入 1980年代，隨着《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澳門進入過渡期。考慮到平穩過渡的需要，中國政府採取了大容量吸納澳門多種社會力量的代表性人物參加澳門過渡時期工作。《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與諮詢委員會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吸納了多位澳門社團領導人，而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則涵蓋澳門不同利益界別、囊括各界代表性人物而組成，規模達到 210 人，體現了盡可能擴大其代表性的設計理念。與此同時，受回歸效應的刺激，澳門華人民主與參與意識高漲，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過程中，以及在澳門特區籌備過程中，澳門華人可以通過直接渠道(如各種諮詢活動或眾多關注小組)表達意見和積極參與，華人民眾由此獲得了部分話語權，從另一個側面看，也就意味着過去由社團領袖承擔華人民眾意見表達的間接渠道價值受到削弱； ⑤社團內部民主的擴大與體制化建構。如前所述，澳門社團組織體系經過長期不斷的制度化建構，至 1980 年代，社團組織權力高度分化，決策權、執行權與監督權相對獨立的分權制衡機制已經形成，組織機構以專業化分工原則設置，組織制度趨於完善，會員代表大會制度、選舉制度、議事制度、任期制度等一系列蘊含民主、合理、科學精神的制度體系走向成熟。成熟社團體制與規範條件下產生的社團領導人，其本身就是社團體制化的產物與組成部分，其權威來自於社團的體制性供給，屬於體制化權威。對於體制化的社團領導權威來説，其使命是維護與鞏固團體規範與制度，並給予團體以一般性指導，而不需要像魅力型社團領袖那樣去從事社團規範的創建或擺脱社團規範危機所必須付出的特殊性引導。 正是上述內部因素與外部條件的共同作用下，1980 年代以來，繼魅力

301型社團領袖何賢去世後，澳門華人社區集中統一的社團權威逐漸走向分散化，即使個別與何賢同時代的社團領袖依然享受崇高威望，但總體上看，後何賢時代的澳門社團領導精英趨向法理型，而不是魅力型。 美國人類學教授喬治·威廉姆·斯金納(GeorgeWilliam Skinner)以泰國華人社團為個案剖析華人社會的權力結構，提出“執事關聯(Interlocking Leadership)”概念，即一人擔任多個社團理事的兼職行為。如果一個人同時擔任多個社團的理事，説明這個人社會地位高，影響力大。台灣學者李亦園運用斯金納“執事關聯”方法分析馬來西亞麻坡華人社團的權力結構，提出“關聯指數(Interlocking Index)”概念，藉以研究不同社團的影響力與華人社會的領袖形態。47實際上，與海外華人社團一樣，澳門華人社團相當普遍地存在着“執事關聯”現象，何賢生前兼任的社團領導職務和榮譽性職務甚多，以《澳門工商年鑑(1980－1981)》所載社團為統計物件，該年何賢擔任的社團職務共 16 個，其中實職 12 個，包括 8 個會長、1 個董事長、1 個理事長和 1 個主席，榮譽性職務 4 個，包括 1 個永遠榮譽會長、2 個名譽會長和 1 個永遠會長。48而在同時代，無人能出其右。由此可見，魅力型領袖何賢生前在澳門華人社團中的影響力之大。 隨着何賢的去世，澳門華人社區雖然並沒有立即出現群雄競起的景象，但是何賢時代的一枝獨秀局面也不復存在。 新生代社團領導人與老一輩社團領袖之間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作為華人社團領導人，無論新生代還是老一輩，他們都需要得到內外部各種力量的支援，國內的人大、政協等政治組織與青聯、婦聯、工商聯等官方團體的職務，澳葡政府的立法機關、諮詢機關的任職，以及來自國內、葡萄牙與澳葡政府所頒授的各種榮譽，都是對社團領導人的認可與肯定，因此，受到了新老兩代華人社團領袖的共同重視，澳門主要社團的領導人都曾得到過國內、澳葡政府的不同職務和榮譽。但是新生代社團領導人與老一輩社團領袖之間存在的代際差異也是明顯的。 首先，人生經歷不同。老一輩社團領導人出生於國內，或因戰爭、災難或因經商等因素而遷居澳門，屬於外來移民，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而新生代社團領導人出生於澳門，生長於和平環境裏，較之於老一輩對澳門更具歸屬感，在思想意識上，愛國愛澳同等重要。老一輩社團領導人多數

302經商致富、以商為業，而新生代社團領導人中不少人具有專業工作的職業背景。 其次，教育背景不同。老一輩社團領導人多數未能接受高等教育，文化程度多在中學以下，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教育。而新生代社團領導人中多數在澳門完成中學階段之前的基礎教育後離開澳門49前往美國或鄰埠香港接受英美式的大學專業教育訓練，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在知識結構與文化素養上，較之於老一輩社團領袖，新生代更為全面、專業與系統。 再次，社團內的任職方式不同。澳門主要華人社團在 1950 年前後因國內政治轉折而發生社團領導人整體性更疊，其間，各社團新的領導人選產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經歷了政治較量。何賢、梁培、馬萬祺、崔德祺等政治上傾向新中國的一代社團領袖群體正是從那時起逐漸形成的，由此造成了何賢時代的社團領袖與他們的前任之間存在非連續性的斷裂狀態。而新生代入職社團領導層則是在各主要社團經過長期制度化建構的條件下循社團內正式的公開選舉途徑而實現的，新生代與老一輩社團領導人之間存在着可連續的淵源關係，儘管如此，仍然可以肯定，澳門社團組織制度經過多年的完善與建設，總體上趨向於理性科層制，而決不是趨向世襲制或繼承制。 可見，從人生經歷、教育背景到行為方式、思想意識，新生代與老一輩社團領袖之間都存在着一定的差異，正是這種差異構成了不同時代社團領導者的代際特徵。面對利益理性化、結構分層化的外部條件下各社團專業化、功能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與社團內部日益層級化、職能化、科層化的組織體制建構，新生代社團領導人，即使有意原封不動地獲取其前輩那樣的傳統權威，也必然是徒勞無益的，他們所能接受的是制度安排的通過一定程式授予的有限度的法理型權威。 澳門華人社團組織權威從傳統的魅力型向現代的法理型轉變可以視為不同時代澳門社團精英之間存在的本質性差別之一。如果説魅力型社團領袖本身可以成為社團強制性穩定的條件，那麼，體制化的組織結構與法理型的社團權威則是澳門社團秩序動態性穩定的基礎。

303註釋： 1 [美]萊斯利·裏普森(Leslie Lipson)著，劉曉等譯：《政治學的重大問題——政治學導論》(第 10 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年，第 36－37 頁。 2 社團組織權力的來源首先是由社團章程賦予的，這種由章程賦予的權力可以稱為“體制化權力”，相對而言，在章程之外，由社團領袖的個人魅力等非體制因素所形成的權威轉化而成的權力，可以稱作為“人格化權力”。 3 《倡建值事芳名》，載於《倡建鏡湖醫院碑記》(之一)，藏鏡湖歷史紀念館。 4 《倡建值事芳名》，見《倡建蠔鏡同善堂碑序》所附倡建值事芳名錄，該碑立於澳門同善堂內。 5 選取的物件或是社團立案稟文的簽署人，或是社團辦理立契手續的當事人。 6 湯開建：《進一步加強澳門近代史研究》，載於《學術研究》，2003 年，第 6 期，第 118－123頁，轉引自梁秀珍：《鏡湖醫院 115 週年回顧》，載於《澳門鏡湖醫院 115 週年特刊》，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1986 年，第 47 頁，華商曹有、王六、沈旺、德旺等人在澳門城北建立鏡湖醫院，其中沈旺、德旺不知是否即沈旺、德旺？這裏仍然採用《鏡湖醫院慈善會立案章程》(1942 年)與《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2001)等材料所認定的鏡湖醫院立契人為沈旺、曹有、德豐、王六 4 人。 7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 年，第 36 頁。有關澳門近代社團創始人材料散見於該書所輯錄的歷年《澳門憲報》之中。未註明出處的，皆引自於該書。 8 陳喬之主編：《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 年，第 803 頁；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年，第 464 頁。 9 《鏡海叢報》第 2 年，第 10 號，1894 年 9 月 26 日，聲告；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年，第 248 頁。徐新：《澳門歷史名人何廷光》，載於《澳門研究》，第 6 期，澳門基金會，1997 年 6 月，第 32－34 頁。 10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記載的鏡湖醫院堂期會議記錄顯示，何穗田參與鏡湖醫院堂期會議的時間段集中在 20 世紀末與 1930－1932 年間。 11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年，第 336頁。 12 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 2001 年，第 245頁。 13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年，第 336頁。

30414 雖然幾天後，盧廉若聲請撤去住家電話，即使如此，盧廉若的富有亦可由此窺見一斑。 15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 年，第 620－621 頁、624 頁。 16 同上註，第 533－534 頁。 17 《仁濟社專行善舉及助殯葬帛金事宜章程》，見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 年，第 209－210 頁。 18 何連旺(何廷光)之父何老桂於 1875－1877 年承充澳門煮賣鴉片煙生意，其本人也於 1882年參與承充澳門鴉片專賣生意。可是，在改良派的影響下，何廷光參與成立澳門戒鴉片煙會，該會就設在何廷光任總理的澳門《知新報》報社內。 19 [美]羅納德·海飛茲著，孫克飛譯：《權威的根源》，載於《國外領導理論文選》，國家行政學院教務部，1998 年，第 103－104 頁。 20 《日領事嚴井英一氏歡宴各界華人領袖》，載《市民日報》(澳門)，1945 年 3 月 5日。 21 吳淑鳳：《伸張正義——戰後引渡逃匿澳門漢奸(1945－1948)》，載於台北：《國史館學術集刊》，2001 年，第 1 期，第 147、153 頁；《市民日報》(澳門)，1946 年 7 月 16 日。 22 《華僑報》(澳門)，1939 年 12 月 31 日。 23 《華僑報》(澳門)，1939 年 7 月 18 日；《市民日報》(澳門)，1945 年 3 月 7 日。 24 《市民日報》(澳門)，1945 年 9 月 6 日。 25 梁彥明在公眾集會時的講話與演説極富激情，如在 1938 年澳門各界紀念“八·一三”淞滬抗戰週年集會上，梁彥明聲俱淚下的演説，感動了無數與會華人，現場出現捐款獻物的熱潮。參見《華僑報》(澳門)，1938 年 8 月 14 日。 26 指團體內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能勝任工作，只要展示實力，而且忠於團體，即可積累信用。參見[美]xs GaryA·餘克著，余朝權譯：《社會交換理論》，載於《國外領導理論文選》，國家行政學院教務部，1998 年，第 74 頁。 27 一説 1879 年，見《番禺文史資料》第 5 輯，第 81 頁。此採用《澳門百科全書》之説，見該書第 217 頁。 28 《高可寧先生像贊並序》(1939 年)，同善堂天井內所豎高可寧銅像碑座銘文。 29 《華僑報》(澳門)，1939 年 12 月 31 日。 30 據夏茹所撰文章記述，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令高激憤不已，其曾購械抗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高可寧擔任澳門商會會長，期間，曾有朝鮮浪人威脅，要求高在商會改掛南京汪偽政府的旗幟，遭到高嚴詞拒絕。參見《高可寧軼事》，載於《番禺文史資料》第 5 輯，第81－86 頁。廣東方面與澳葡交涉引渡“經濟漢奸”高可寧之事，可參見吳淑鳳：《伸張正

305義——戰後引渡逃匿澳門漢奸 (1945－1948)》，載於台北：《國史館學術集刊》2001 年，第 1 期，第 143 頁。 31 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 年，第 231－233頁。 32 芮立平：《華人澳督——何賢》，載於《管理科學文摘》2000 年，第 1 期，第 39 頁。該文稱劉柏盈系當時國民黨澳門支部三位常務委員之一，是否確實？未能查到確證。但是，1945年 11 月，出於“二戰”後遣送難僑需要，國民黨澳門支部推動成立澳門航商聯會，劉柏盈被推為正主席(後辭職)。當時報紙刊登的新聞中稱其為劉柏盈同志(副主席則沒有“同志”稱謂)。由此可知劉柏盈的國民黨黨員身份，以及國民黨澳門支部對其的信任。參見《市民日報》(澳門)，1945 年 11 月 28 日。 33 1947 年商會第 35 屆新值理宣誓就職典禮，由國民黨澳門支部委員劉紫垣監誓，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澳專員郭則范致詞稱“劉主席再度蟬聯，當能駕輕就熟，將來對祖國之勷助及僑胞之福利，定必有極大之貢獻”。參見《市民日報》(澳門)，1947 年 1 月 12 日。 34 關振東、陳樹榮：《何賢傳》，澳門出版社，1999 年，第 47－53、154－162；《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九十週年紀念特刊(1913－2003)》，澳門：澳門中華總商會，2003 年，第 44 頁；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 年，第 234－235頁；《同善堂一百一十週年紀念集》，澳門：同善堂，2002 年，第 186－187 頁。 35 《商會選出新值理》，載於《市民日報》(澳門)，1946 年 12 月 21 日。 36 《市民日報》(澳門)，1948 年 1 月 23 日。 37 鄧晴隆從 1950 年起脱離商會，後成為國民黨在澳門組織的“流亡澳門難胞總會”負責人。1966 年澳門爆發“12·3”事件。1967 年 1 月 29 日，澳葡政府應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及澳門各界代表要求宣佈驅逐鄧晴隆出境。 38 《市民日報》(澳門)，1948 年 6 月 24、26 日。饒有興味的是，何賢在戰後曾被廣東肅奸委員會列為向澳葡當局交涉引渡的重要經濟漢奸之一。見吳淑鳳：《伸張正義——戰後引渡逃匿澳門漢奸(1945－1948)》載於台北：《國史館學術集刊》，2001 年，第 1 期，第 143頁。 39 關振東、陳樹榮：《何賢傳》，澳門出版社，1999 年，第 70 頁。 40 李福麟：《澳門四個半世紀》，澳門松山學會，1995 年，第 204 頁。 41 關振東、陳樹榮：《何賢傳》，澳門出版社，1999 年，第 107 頁。 42 何賢擔任多個澳門華人社團領導職務，如中華總商會理事長、會長，鏡湖醫院慈善會主席，中華教育會監事長、會長，澳門銀業公會、金業公會會長，建築置業商會、戲院同業公會

306會長，以及許多社團的名譽職務。事實上，許多澳門社團以得到何賢同意出任本社團實職或榮譽性職務為一種榮耀。 43 劉品良：《澳門博彩業縱橫》，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2 年，第 150 頁。 44 [美]羅納德·海飛茲著，孫克飛譯：《權威的根源》，載於《國外領導理論文選》，國家行政學院教務部，1998 年，第 103－104 頁。Max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Interpretive Sociology,Vol.3,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New York:Bedminister Press,1968,pp.215-216. 45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年，第 652－653 頁。 46 古萬年、戴敏麗(Custódio N.P.S.Cónim e，Maria Fernanda Braganca Teixeira)：《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 年)》，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 年，第 223、229頁。 47 G.William Skinner,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1958；李亦園：《李亦園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25－127 頁。 48 《大眾報》社：《澳門工商年鑑(1980－1981)》(第 15 回)，澳門《大眾報》社，1983 年，第 489－515 頁。 49 在 1981 年澳門東亞大學(澳門大學前身)創建之前，澳門沒有正規高等院校。參見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第 2 版)，澳門基金會，1996 年，第 373 頁。

307 澳門中學校園暴力欺凌現象調查 鄭子傑、梁啟賢* 一、引言 校園欺凌問題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無論西方國家如英國1、美國2，亞洲地方如日本、台灣、以至鄰近地區如香港等，嚴重校園暴力問題時有所聞。3至於在澳門，因為 1 名 15 歲中學生身受校園暴力而慘變植物人後，學校中的欺凌以至暴力行為再度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究竟現今澳門校園，特別是中學，暴力欺凌的狀況如何？發生頻率有多高？最常見的暴力欺凌例子是甚麼？如何發生？而學生受欺凌後會向誰人尋求幫助等等，都是十分值得探討的問題。 我們希望通過這次初步的調查研究，可以對現今澳門校園暴力欺凌現象作一基本瞭解，從而對預防、研究及教育工作提供一個參考。 二、概念介定與研究目的 (一) 概念介定 根據黃成榮4綜合一些外國文獻指出，欺凌可分為直接欺凌(Direct Bullying)及間接欺凌(Indirect Bullying)。而他亦提出 4 種具體的欺凌行為，包括： * 前者為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副教授，後者為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講師

308 1.肢體暴力的欺凌(Physical Bullying)：推撞、打人、以肢體暴力惡意戲弄；攻擊性言語的欺凌(VerbalBullying)：嘲笑別名、譏笑身材或背景、言語斥責； 2.排擠孤立別人的欺凌(Exclusion Bullying)：故意無視受害人的存在、聯合起來加以排擠、恐嚇其不得與某人玩耍； 3.強索的欺凌(Extortion Bullying)：刻意強取或收藏他人之物品或以威嚇方法強迫別人為自己服務。5 本次研究集中探討其中對被欺凌者最有可能造成最大直接傷害的肢體暴力欺凌。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分別為： 1.探討現今澳門中學校園暴力欺凌的狀況及發生頻率； 2.收集一些常見的校園暴力欺凌例子； 3.探討學生受欺凌後會向誰人尋求幫助。 三、研究方法 (一) 調查及抽樣方法 這次研究採用的是電話訪問法。調查於 2004 年 3 月 5－7 日進行。訪問對象為本地在讀中學生，日夜校包括在內。 調查的電話樣本是以系統隨機抽樣(SystematicRandom Sampling)方法從澳門電訊 2003 年澳門住宅電話簿中抽出。每位電話訪問員負責電話簿內一定頁數，然後再從每一頁中每隔 3 個抽出一個電話號碼作為樣本。這樣便可避免出現重覆情況。 (二) 研究問卷設計 因應以上之研究目的，我們設計了一份電話調查問卷；以下為每一部份問題設計之根據。 1.探討現今澳門中學校園暴力欺凌的狀況及發生頻率及收集一些常見的校園暴力欺凌例子

309此部份是一個意見表達(Opinion Expression)式的問題。我們同時採用定量(Quantitative)及定性(Qualitative)研究方法。定量方面，被訪者會分別被問及在過去 6 個月，自己本身和有沒有目睹同學在學校受到肢體暴力的欺凌。 定性方面，訪問員會詢問被訪者他們具體受到或目睹過甚麼肢體暴力的欺凌。 2.探討學生受欺凌後會向誰人尋求幫助 此部分設計採用的範典(Paradigm)為社會心理學中的即時聯繫性(ChronicallyAccessibility)。意即為對某一個概念在被訪者心目中即時產生的印象或想法。被訪者會被問及假若在學校受到欺凌後第一時間會找甚麼人協助。 四、研究結果 這次研究一共打出 7，584 個電話，成功訪問了 873 名澳門中學生，回應率為 11.5%，性別分佈為男女各佔一半左右。研究結果如下： (一)樣本性別及年齡分佈 整體樣本中，50.1%(437 人)為女性、49.9%(436 人)為男性。 表 1 樣本敘述統計 而年齡方面，平均年齡為 15.9 歲，標準差為 1.92 歲。當中年紀最小的是 12 歲，年齡最大的為 23 歲。

310 (二)班級及學校堂區分佈 圖 1 按班級分佈的樣本數 圖 2 按堂區分佈的樣本數

311 如上圖所示，55%樣本為初中生、45%為高中生。接近一半(47%)的樣本同學就讀於花地瑪堂區，其次為花王堂區(19%)。 (三)目睹校園暴力發生 表 2 目睹校園暴力發生的次數統計 在 873 個有效樣本中，在過去 6 個月內沒有目睹過校園暴力的有 765人(87.5%)，而有目睹過校園暴力發生的有 109 人(12.5%)，分佈如上圖所示。 為了瞭解哪一個堂區的學校學生最多目睹過發生在校園的暴力事件，我們做了一個交叉分析，結果如下： 表 3 校區與目睹暴力次數交叉分析

312 根據上圖所示，於過去半年內被目睹發生校園暴力比率最高的是風順堂區(16.1＋6.5=22.6%)，其次為花地瑪堂區(8.6＋3.7＋1.2＋1.5=15%)，第三為望德堂區(13.6＋1=14.6%)。 若以被目睹的次數來分析，則以花地瑪堂區為最嚴重；有 1.2%(5 位)同學在過去半年內目睹過 7－10 次校園暴力、而有 1.5%(6 位)同學更目睹超過 10 次以上。

313(四)校園暴力受害者 於過去半年內，曾於學校內被人暴力欺凌的佔樣本大約 1%左右(9 位同學)。其中有 5 位同學受過 1－3 次、兩位同學受過 4－6 次，更有 2 位同學聲稱受過 7－10 次甚至 10 次以上的暴力欺凌。 表 4 受害者被欺凌次數統計 至於學校堂區與暴力欺凌之間的關係則可由以下交叉分析中看到： 表 5 校區與被欺凌次數交叉分析

314 從比率來看，受到暴力欺凌的情況亦是以風順堂區(3.2%)為最嚴重，其次為花地瑪堂區(1.2%)和花王堂區(1.2%)。其中花王堂區有同學聲稱過去半年內受過 10 次以上的暴力欺凌。

315 (五)尋求幫助 圖 1 尋求幫助的途徑分佈及其百分比 表 6 尋求幫助的途徑使用次數及其百分比

316 研究結果顯示，假若同學們在學校受到暴力欺凌，有六成半(65.6%)第一時間會找老師幫忙，其次為朋友(7.7%)、同學(6.2%)及父母(5.9%)。值得留意的是，第一時間會找社工幫忙的只佔 1.5%左右。 五、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總結 我們通過這次調查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整體來説，有 12.5%的同學於過去半年來目睹過 1 次或以上的校園暴力欺凌事件。其中尤以風順堂區的學校為最嚴重，有 22.6%的同學表示曾目睹過 1 次或以上。 2.於過去半年內，曾於學校被人暴力欺凌的同學佔樣本大約 1%左右。其中有五位同學受過 1－3 次、兩位同學受過 4－6 次，更有兩位同學聲稱受過 7－10 次甚至 10 次以上的暴力欺凌。其中同樣是以風順堂區的學校為最嚴重，有 3.2%的同學聲稱在過去半年內，曾受到暴力欺凌。 3.假若同學們在學校受到暴力欺凌，有六成半(65.6%)第一時間會找老師幫忙，其次為朋友(7.7%)、同學(6.2%)及父母(5.9%)。第一時間會找社工幫忙的只佔 1.5%左右。 雖然單從數字上看，1%的同學被暴力欺凌似乎不算高；誠然，和鄰近地區如香港相比，澳門的情況稱不上嚴重。6但我們要注意的是：校園暴力，1 宗都可能嫌太多，特別是一些嚴重的校園暴力事件往往是由一些重覆發生的欺凌事件而起。 (二)建議：從學童欺凌事件，分析澳門學校社工面對的困難 1.學校社工的地位問題 由於過去很多學校均沒設有社工制度，大部分老師、校長對社工專業認識不多，很多時認為社會工作者只是進行一些補救性的工作，他們往往會把學生的問題(包括：欺凌個案)由校方先行處理，若問題惡化才找社工協助，令學校社工接觸個案時，有關問題可能已經進入十分嚴重的階段，即使學校社工如何努力，都不能把問題改善，如此又會出現一個學校和社

317工互不信任的惡性循環中。 此外，學校社工要面對另一個在學校的問題是：現時澳門的學校社會工作共有三套不同的模式，其分別是： ① 由學校自行聘請社工； ② 由非政府機構(NGO)派出社工人員作駐校服務(通常是一週 2－3天)； ③ 由教青局派出社工到學校負責社工服務。 後兩者由於不是學校的僱員，跟學校的關係較疏離，甚至被學校猜疑，因此在開展工作時，可能處處受制，或被學校視為次等僱員，只把一些沒有老師願意承擔的工作，交付給學校社工處理，使學校社工可發揮功能大減。至於由學校聘請的社工，表面上因其身份是學校僱員，因此應和學校有好的合作關係，但此類社工的主管(supervisor)往往是學校的訓導主任或校長，由於他們沒有社工專業訓練的背景，因此在專業的發展角度，他們根本不能為自己的學校社工，提供專業的社會工作督導(SocialWork Supervision)，使他們在專業上沒有成長，也影響了社會工作服務的質素。 從長遠來説，教青局有必要檢討現時學校社工出現的“一地三制”問題，同時增加教育工作者對社會工作專業的認識，使兩項專業可充分合作。教青局可嘗試組織學校與社會服務合作的協調委員會，並以此作為一合作平台，讓教育及社會服務兩項專業的人士，透過此委員會互相認識及共議合作計劃。 2.社區支援及協作模式 現時，大部分學校均只有一名社工，既要處理學生個案，也要負責一些小組工作及大型活動，此外再加上日常的行政工作，因此，一個學校社工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現時的青少年問題也日益複雜，單憑學校社工之力，根本難以應付；因此，我們必須要把思維跨越出學校社工的舊範疇，而是構思一套包括：家庭、學校、社區的聯合協助模式，因為大部分青少年均從屬於家庭及學校兩大系統內，要妥善處理青少年問題也應從兩大系統入手，而社區則作為兩者的支援服務。其中包括：輔導老師和學校社工的合作、協助推行家長教育、家校合作、在社區內的青年服務機構為其派出的駐校社工提供支援服務等等。

318 家庭、學校、社區協作模式，是一套較全面兼顧青少年成長的工作模式，當中除了教師、社工外，家長、社區組織甚至警方也應參與其中，為青少年提供一套整合的服務。 註釋: 1 Smith, P.K. & Sharp, S., "The Problem of School Bullying" in P.K. Smith & S. Sharp(eds.), School Bullying,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1-19. 2 dd, G. W., Kochenderfer, B. J. & Coleman, C. C., "Classroom Peer Acceptance,Friendship, and Victimization: Distinct Relational Systems That Contribute Uniquelyto Children's School Adjustment" in Child Development, Vol. 68, 1997, pp.1,181-1,197. 3 黃成榮：《學童欺凌研究及對策》，香港：花千樹，2003 年。 4 同上註。 5 同註 3，第 21 頁。 6 同註 3。

319 老齡化社會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田潔冰* 一、引言 21 世紀是人類迎接和面臨新挑戰的世紀，澳門也跟所有現代化社會面對同樣的問題：人口老齡化、傳染病持續猖獗，以及精神健康問題帶來的壓力。當中人口老化不但牽涉到長者政策的改變，在經濟領域，人口老化將對經濟增長、投資與消費、勞動力市場、福利政策、税收等方面產生衝擊；在社會層面上，人口老化也會影響醫療保健、家庭組成、生活安排以至住房等範疇，老齡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更是大眾關注的課題。國際間已普遍接受人口老齡化可以被扭轉成為一個機遇，包括如何調整社會架構和政府策略、經濟意義和商機、社會對年長的觀念、轉形中的就業人口和退休的概念、醫療保健系統等。聯合國於 2002 年 4 月舉行第二屆“國際老齡大會”，呼籲各國就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作出相應行動，提倡一個無分年齡，長幼共融的社會。倡議各界在所有層面的觀點、政策和工作上作出改變，以便充分發揮人口老齡化的潛在價值。因此，澳門特區政府把長者服務定為衛生領域施政方針的其中一個優先重點。説明了本澳有需要在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作出全面的調整，制訂適合特區的醫療政策，以應對老齡化問題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本文希望結合本澳的人口、醫療、社會福利等現況，探討老齡化社會與澳門醫療改革的互動關係。 * 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管理學碩士研究生

320 二、人口概況分析 亞洲地區整體人口未來將會以超過一倍的速度增長，由 2000 增長 3億 2，200 人升至 2025 年的 7 億 500 萬人。在這段時期，當亞洲的總人口每年增長 1%時，60 歲以上的人口就增長 3.1%，因此，老年人口在整體人口中的比例，將由小於 9%上升到接近 15%，升幅頗為驚人。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於 2002 年 2 月 28 日發表一份報告指出，世界人口老化已出現不可逆轉的趨勢。 (一)澳門 澳門的人口近 20 年在快速增長，每年以接近 4%的幅度增加。人口的流動性相當大，平均每天有超過 20，000 人經外港碼頭來澳，另外約 50000人經關閘進出中國大陸。全年人口流動量高達 2，500 萬人次。直至 2003年第 2 季，澳門居住人口總數約 444，000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16000 人。澳門半島北區更為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區之一，其中人口普查中最重要的一項資料，人口年齡及性別，一個國家或地區，由各組年齡人口之分佈情況，可瞭解勞動人口的多少。一般 15－64 歲間的人口，被視為經濟活動能力最大的人口。根據各組人口數目的多少，可計劃未來社會資源的分配，應集中力量提供幼兒服務，加建各級學校或是增加老人服務等。澳門人口當中，52%為女性。在年齡組別方面，20%為 15 歲或以下，72.3%介於 15－64 歲，7.7%為 65 歲或以上。兩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均超過78 歲，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列居第二位。到 2050 年，年齡在 60 歲或 60歲以上的人口總數將首次超過 15 歲以下的人口總數。本澳除出現老齡人口增長外，長者在老年人中所佔比重亦持續增加。現時本地區的長者中，年齡在 75 歲或以上的高齡老人比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明顯增加(增加0.7%)。在老年人依賴指數方面，15－64 歲的成年人口有 309，300 多人，即平均每一百個上述年齡居民約需供養 10 名長者的趨勢將會更嚴重。按照國際通用的人口結構標準，本澳已經踏入老年型社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便可清晰確定今後政府管治的策略發展路向等。

321(二)香港 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也日趨嚴重，特區政府表示如問題不解決，25 年之後，據統計目前每 5 人當中就有一個在 65 歲或以上的高齡老人，這些長者將佔總人口的 15.7%，可見發展的迅速，老人服務及有關設施極待作出妥善規劃以迎合未來的需求。這些長者人口多擁有健康的體魄、相對較長的預期壽命及較佳的經濟狀況，將為個人、社會及政府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在 2001 年，香港約有 75 萬名 65 歲或以上人士，佔總人口11%。而根據政府估計，至 2029 年，65 歲或以上人口將會上升至總人口20%，在未來 50 年，本港將成為全球第五個人口老化最厲害地區之一。特區政府成立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把解決老人問題視為三大施政重點之一，並且成立了安老事務委員會，統籌及制訂各項安老服務政策。 (三)中國 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迅速走向老年型。在 2000 年，老年人口達 1.3億，2025 年將達 2.8 億，2050 年將達 3.7 億，可見不僅中國老年人口數量之多居世界首位，而且人口老化速度之快，在世界人口發展史上也將是少有的。目前中國政府應對此問題加以重視並充分準備迎接未來人口老化的挑戰，為了有效解決人口老化問題，必須安排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維護老年人的權益。 二、澳門的醫療及衛生現況 (一)澳門醫療及衛生統計

322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頁： http://www.dsec.gov.mo/chinese/indicator/c dem indicator 4.html，下載於 2004 年 1 月 4日。 (二)本澳的醫療衛生服務 人口老化直接加重醫療體系的負擔。特區政府每年為老人付出龐大的財政開支以報答老年人在年青時期為澳門社會作出的貢獻。據 2002 年的人口普查，65 歲或以上的人口佔 7.7%，按現有法例，他們享有免費的衛生護理服務。1996 年，長者使用政府初級衛生保健門診服務達 63，500 人次，佔總體的 21.66%；2001 年，有 87，800 多人次，佔 21.2%，雖然原則上比例沒有很大變化，但實際使用門診人數在 5 年間有超過 37%的增長，升幅明顯。專科門診方面，2001 年 65 歲以上有 15，300 多人次使用過事科門診，佔總數的 11%。可見長者所使用的醫療資源比例，遠遠超出人均使用水平。行政長官何厚鏵曾表示，隨着醫療科技進步，公共衛生水平不斷提高，人的壽命長了，老齡化問題必會出現。這些均表現未來對醫療衛生方面的服務的需求增加，對藥物的需求也自然呈正比例增長。為此，政府和家庭要負上責任，身為子女的不能因政府服務做得好而將責任完全推卸給政府。另外過去亦有不少投資者向特區政府提交一些投資計劃，希望將澳門發展成為一個老人退休中心；但特區政府基本上不會考慮，雖然這些投資可能對房地產及一些行業帶來短期好處，但特區政府首要關懷市民長遠的生活素質，如果將澳門變為一個純老人退休中心，相反會進一步加重本澳的醫療及公共衛生負擔，從收益及支出來看，未必有利本澳的長遠

323發展。本澳的衛生醫療成本不斷增加，2003 年政府的醫療支出已達 13 億元，相對投放在長者的成本也升高，政府難以無止境地負擔高昂的衛生醫療費用。因此，如何維持優良的生命質量(尤其指老年時期)又能合理運用醫療衛生資源，一直備受關注。 (三)初級衛生保健減低成本 特區政府為確保老人身體健康，專門在各衛生中心設立成人保健服務，“讓老年輕微病患者作長期免費醫療”。如老人需住院或手術後護理等亦屬免費，使老人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從而延長壽命。醫護界早已呼籲社會提高預防和護理意識，開設具針對性的老人醫療網絡和護理網絡，以減少老齡社會的人口對醫療體系的衝擊。一直倡導“預防為先”的理念，這一點對減輕長者醫療成本的效益尤為明顯。各種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腦血管意外後遺症和阻塞性呼吸道疾病)和腫瘤，都是威脅本澳老人健康和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長期為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醫護界認為，希望透過提高保健意識，重視健康檢查，推遲慢性病的生成，減少慢性病引起的身體殘障，從而減低醫療成本。根據鄰近地區的調查研究顯示，完善慢性病護理，可節省急診及留醫住院的資源和減低相關工作壓力。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可及時得到適當的服務，另一方面，亦可適當地減輕有關長者家人的壓力。 (四)政府照顧老人的福利情況 對於年紀較大失去活動能力的老人，澳門目前設有 50 個由社會工作局直接管理或提供經常性輔助的安老服務單位，其中包括 24 個耆康中心，7 個老人日間中心，2 個長者日間護理中心，4 個家務助理隊，4 個長者宿舍，8 個安老院舍，1 間護理安老院；此外，還有受社工局資助，專為獨居老人提供義工探訪的服務計劃。該 51 個安老服務單位目前共有登記的服務對象逾 8，000 人。澳門人口老化的趨勢是必然的，長者服務會使政府的負擔越來越重，所以應詳細計劃，以應付未來的需求。 除了政府部門重視長者服務外，民間社團如明愛中心、街坊總會、婦聯會、母親會、仁慈堂等亦付出不少人力、物力、財力照顧老年長者、獨居及體弱長者，提供各類服務，深受市民敬佩。近年澳門理工學院設長者

324學院教授老人電腦、繪畫、書法、粤曲、舞蹈等科目，使健康狀況良好，知識水平較高的退休人士可參加一些有意義的活動，增加知識，充實自己，使長者在社會、家庭重新獲得肯定。 (五)社保基金財政堪憂 近年來市民對社會福利意識高漲，社會福利需求甚殷，社會福利已是社會大眾關心的焦點。而展望未來，社會福利發展將有以下趨勢：人口老化對社會保障體系所造成的衝擊顯而易見，養老金發放金額的提高、壽命的延長、老齡化人口劇增等因素，均給社會保障基金帶來壓力。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保障基金各項福利金額陸續得到調整，養老金發放金額也有相應提高。1995 年養老金每月 800 元，1996 年 1 月改為每月 l，000元，1999 年 9 月改為每月 1，150 元。在長者福利獲得改善的同時，不能不擔心社會保障基金的財政狀況。據社會保障基金 2001 年度報告各項福利的總體發放情況，受領人數增加 4.74%，福利支出上升超過 1%，當中養老金受領人數及支付金額相對於前一年，增幅均超過 1.5%。回顧社會保障基金養老金過往幾年的發放情況，已經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受領人數在1997－2001 年短短 5 年間，從 3，200 多人升至 6，800 多人，支付金額更有大幅度的上升，從 3，400 多萬增至 8，000 多萬元；同時，養老金佔福利支出的比例每年均有一定的升幅，2001 年更佔了福利支出的 47%。隨着人們壽命的普遍延長，每一名長者領取養老金的年限均有不同程度的延長。另一方面，老齡人口的迅速增加，將帶給社保更大的壓力。上世紀 70年代末 80 年代初，本澳的移民人數劇增，當中大部分為青壯年勞動力。據統計 1981－1985 年，移民遷移淨值佔人口實質增長的 54%，隨着時間的推移，這批人已逐漸步入老齡，不能不提的是，還有一部分尚未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長者的老年保障也不可忽略，他們的退休福利最終還是要整個社會來承擔。因此，能否應付老齡人口急增的挑戰，將是社會保障體系能否健康發展的一個關鍵。 (六)醫療改革進展情況 澳門人口老化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改善現有自然環境及人文環境，延長老人的壽命並使他們安享晚年是今天特區政府需要解決的問題。

325澳門特別行政區衛生局為了對澳門衛生醫療體制進行改革，於 2000 年聘用了美國的梁氏顧問有限公司，就該體制進行研究和評估，並於 2001 年10 月 9 日正式向外公佈名為《新千年、新澳門——澳門衛生體制的研究與評估》報吿書。該報告書長達 277 頁，分為 5 個章節，詳述了澳門醫療衛生體系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並且對澳門醫療系統的醫療、財務、法律、中西醫的發展等方面進行研究和評估，同時提出了 215 項改革的建議。針對醫療成本增加，顧問公司估算至 2009 年，衛生保健成本將增至 37 億 7千多萬，提到了人口老化對醫療保健帶來的壓力。按報吿中的建議，採取“先改善、後改革”配合 2002 年度施政方針在衛生領域的“善醫療、預防優先”方針，持續地實施醫療改革的必須措施。直到 2002 年 10 月為止，報吿內 215 項建議的跟進情況如下： 醫療體制改革乃大勢所趨，但眾所周知任何改革都有其阻力和助力，消除阻力增加助力是改革成功之道。正如該報告書第 215 項改革的建議中指出：“採取一種有益於健康人的公共政策，維持一個可持續的衛生保健制度，是每個公民的責任，而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預防比治療便宜得多。”

326 三、衛生領域施政方針展望 2003 年，我們面臨了特區成立以來所遇到的最嚴峻考驗，在全民對抗非典的日子裏，在中央政府及內地有關衛生部門的有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各個部門團結一心，凝聚力量，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澳門能安然渡過這次危機。同時，政府正研究不同方案，做好迎接本澳老齡化所衍生的問題。特區政府在 2004 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在新的一年，對全民的身心健康將作出更全面的關顧，提供更多優質的服務。秉承“妥善醫療，預防優先”的宗旨，在社區推行家庭衛生健康教育，加強各項初級衛生保健工作，對各類典型疾病和健康問題作重點預防，嚴格監測食物環境衛生和疾病傳染，提升全民健康質素。為使本澳醫療服務更趨現代化，將斥資擴建和修繕仁伯爵綜合醫院的各項設施，並籌建衛生局行政總部；進一步完善衛生法規及投訴處理機制，制訂醫護人員工作規範，引入國際醫療質量鑑定系統，大力培訓和提升醫護工作人員專業能力。“澳門醫療改革諮詢委員會”聯同其三個法律、財務和非政府醫療機構領域之專業小組，將加緊搜集意見，研究並推進醫療改革進程。另外在社會福利服務將着重對家庭問題的預防，推廣家庭生活教育，完善社區服務網絡，並進一步改善對獨居、體弱長者的關顧服務，透過輔助和技術支援，協助安老院舍提升服務質素。國際間已普遍接受人口老齡化可以被扭轉成為一個機遇，但這需要每個人、家庭、社區及社會，包括私營界別及政府，作出具創意的舉措及改變，正面地回應這項挑戰。 四、結語 人口老化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老齡化社會可能為我們在醫療衛生方面增加壓力和負擔，但若及早制定一個合理的，可長期運行的長者醫療衛生改革制度，確保各項改革項目都會透過合適的機制而獲得所需的資源，加上其他配套措施，應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只要改革得當，可將老齡化社會的壓力，透過醫療改革化為完善制度和提高醫療服務水平的動力。

327這個互動關係，將有可能帶領我們走進一個健康進步的社會。因此，本澳能否在老齡化問題上克服挑戰、把握機遇，很大程度上有賴政府和民間的重視程度與行動。澳門社工局早前展開為期年半的長者政策研究，報告已晉翻譯階段，可見在人口老化的問題上，政府已跨出了一大步，期盼政府與非政府組織攜手合作，陸續開展其他領域的研究，重新思考老齡化的觀念，充分考慮自身的資源條件和服務的整體供求，透過一個跨代制和跨界別的方式，及早制訂對策應付老齡化為我們帶來種種嶄新的挑戰和機遇。 參考書目： 1. 《醫療衛生統計2002年刊》，下載於http：//www.dsecgov.mo/chinese/pub/pdf/c_sau_pub_2002_y.pdf。 2. 陳欣欣：《澳門發展現況》，澳門：澳門廣角鏡出版社，1993 年。 3. 吳志良、黃漢強：《澳門總覽》，澳門基金會，1996 年。 4. 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基金會，1997 年。 5. 梁文慧：《21 世紀中港澳台成人教育的新議題》，澳門大學，2001 年。 6. 吳偉強、鄧玉華：《醫療保障》，澳門社會保障學會，2003 年。 7. 鄧玉華：《澳門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澳門社會保障學會，2003 年。8. 8. 梁氏顧問有限公司：《新千年、新澳門－澳門衛生體制的研究與評估》，200 年。 10.何厚鏵：《2001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2000 年。 11.何厚鏵：《2002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2001 年。 12.何厚鏵：《200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2002 年。

328 澳門回歸教育的現狀與展望 阮邦球* 一、前言 澳門回歸教育是：“成人教育的一種模式，其組織及學習計劃應與所教授之對象之年齡特徵、生活經驗以及知識水平相適應，以使其取得一定程度之資格，並獲頒發與正規教育等同之證書及證明書。” 回歸教育既是成人教育，亦是持續教育、終身教育的組成部分。它的目的是確保 15 歲以上的成年人能有機會再次接受教育，以更有系統的方式解決現存的文盲及半文盲的情況，以提高澳門居民的素質和競爭力。澳門回歸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填補，為居民提供接受教育及再教育的機會；為缺乏基礎教育的成年居民提供持續教育及終身教育的保證。 回顧澳門的成人教育發展，社會慈善機構，教會團體，民間社團及私立學校，對掃除文盲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它們具體地運用兩方面進行運作：其一是運用有系統的分學級形式，提供正規夜校教育；其二是以非正規成人教育方法為澳門居民提供教育及再教育的機會。隨着 10 年免費教育的推行，澳門居民的文盲及半文盲的人口比例持續得到改善。20 世紀90 年代，為配合澳門社會經濟的發展及成人教育的訴求，澳門法律利用成人教育規範了回歸教育和延續教育的框架。 這項研究共分兩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是以下官方法律文件及統計數據作出總結，並作探討性的分析；第二階段是透過質性和量性的方法，進行回歸教育的調查和相關因素研究。本文將第一階段的研究作出報吿，並為回歸教育提出建議和展望。 * 澳門大學預科課程中心講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化學博士

329 二、澳門的回歸教育概況 《澳門教育制度》(第 11/91/M 號法律)規定澳門教育的基本制度和法則，並作為從事教育工作和教育活動的執行準則。1995 年頒佈的第 32/95/M號法令，制定《成人教育的組織及發展》，分作延續教育和回歸教育兩大類。延續教育是：“一系列順序或交替之有系統性的教育活動，而該等教育活動在學校制度外組織，且可與回歸教育及正規教育相配合。”回歸教育是：“成人教育的一種模式，其組織及學習計劃應與所教授之對象之年齡特徵、生活經驗以及知識水平相適應。” 就讀回歸教育的學生以成年人為主。按《澳門教育制度》訂立的成人教育目標是：①掃除文盲及半文盲；②對沒有接受或未完成正規教育人士提供教育機會；③促進公民教育及文化活動。 依據法律條文，澳門回歸教育被規範為三種類型： 1.小學回歸教育(《小學回歸教育》，社會文化司司長第 51/2000 號社批示)； 2.初中回歸教育(《以教及學試驗制度創立二龍喉中葡小學及高美士中葡中學葡文部》，第 33/SAAEJ/98 號批示《官立初中回歸教育》，第1/SAAEJ/99 號批示)； 3.高中回歸教育(《核准有關以中文教學語言、附屬於教育暨青年局的教育機構的高中回歸教育的課程計劃小教學和行政組織、評核制度》，第 491/2002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澳門回歸教育從小學、初中到高中程度，分階段式的進行成人非正規教育。它以成年人為主體，通過有系統而又靈活的教學活動，運用中、葡及中葡混合語言作為教學語言。在課程設計方面配合成年學習者的心理及生理特質，在運作上以夜間形式修讀，採用學科“單元學分制”；強調學生主動性，學生可自行編排和修訂學習計劃以配合教師輔導式的教學。 回歸教育實行雙軌制，除了正規的夜校課程外，還有為自學者安排小學自薦考試和初中特別總考試。完成課程或考試合格者，可獲頒發等同正規教育的認可教育學歷。以下將比較小學、初中、高中回歸教育的異同。

330 表 1 澳門回歸教育的歸納與比較 三、回歸教育的現狀概述 (一) 回歸教育之學校 雖然法律闡明政府及私立教育機構可以開辦回歸課程，但實際在現存約 90 間中小學校及 130 間校部中，僅極少數官校承擔開辦回歸教育的課程(表 2)。

331 表 2 按性質分類的回歸學校 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http://www2desj.gov.mo(學校資料、中學回歸教育、小學回歸教育) (二)回歸教育之學員 回歸教育的學員除本澳 15 歲以上市民外，還包括正在澳門監獄服刑的囚犯及在澳門少年感化院接受感化的院生。本澳歷年回歸教育(小學、初中、高中)的註冊學生總數、男女學生人數、學年間學生流動概況、學年終學員總數及升級/畢業學員數字，皆統計於表 3－5。 表 3 小學回歸教育的註冊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1996－2002。

332 表 4 初中回歸教育的註冊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1995－2002。 表 5 高中回歸教育的註冊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2000－2002。 (三)回歸教育之教學語言 回歸教育中接受不同教育語言的學生人數統計於表 6－8 中。小學回歸教育於 1995 年開始推行，以中葡雙語作為教學語言；1999－2000 學年

333推出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小學回歸教育。初中回歸教育及高中回歸教育亦相繼推出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是成人回歸教育。而葡語是高中回歸的教學語言。 表 6 小學回歸教育中接受不同教學語言之學生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1996－2002。 表 7 初中回歸教育中接受不同教學語言之學生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1995－2002。

334 表 8 高中回歸教育中接受不同教學語言之學生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2000－2002。 (四)回歸教育之課程計劃 回歸教育機構借助有系統的夜間課程，依據教學大綱、按學科單元、進行教學活動。不同類型的回歸教育課程都規定必修和選修學科，亦指定各學科的單元數目及每週上課節數；他們的回歸課程計劃編排見於表 9－10 中。 表 9 小學及初中回歸教育課程計劃編排

335 表 10 高中回歸教育課程計劃編排 資料來源：第 51/2000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第 33/SAAEJ/98 號批示；第 1/SAAEJ/99 號批示；第 49/2002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五)回歸教育之自薦考試及特別總考試 回歸教育機構借助考試，對那些未能得到正規基礎教育學歷的學員進行評核，並對合格者確定和承認他們的學歷。經教育暨青年局局長核准，為自學人士而設的小學回歸教育自薦考試從 1997 年 2 月份開始；其後亦開設初中回歸教育特別總考試。報考者只要在課程計劃的全部科目考試及格，將獲教育機構發給相應的認可教育畢業文憑。自 1997 年至 2001 年的自薦試考生數據整理於表 11 中。

336 表 11 歷年小學回歸自薦試的學生情況 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http://www.dsej.gov.mo/～webdsej/www/www_dsej_page.php？con=www_report_page.php；溫慧媛：《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小學回歸教育自薦學生(六年級)特別總考試》，成人教育經驗交流會。 四、回歸教育的統計分析 回歸教育自推行以來，其教育模式、運作是否有成效？是否符合教育指標？是否與時並進？本文就政府部門公佈的有關資料及統計數字作出歸納與比較，並作出初步總結評估；且步署進一步的量化及質化研究。 (一)註冊學生 自推行回歸教育以來，學生人數持續增加。至 2002 年止，按表列年份計算小學、初中及高中回歸的註冊學生總額分別為 1，089、1，092 及75 人次。從數字資料中得知，自 1996－2002 年，小學回歸的註冊人數有2－3 倍的增長；至於初中回歸教育方面，自 1995－2002 年有約 5 倍的增長；自 2001 年起實施的高中回歸，學員亦增加了 68%。

337 表 12 回歸教育註冊學生的數字情況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1995－2002。 回歸教育的學員增長率以初中回歸最為顯著。從小學回歸到高中回歸教育，層次越高的男性回歸學員所佔的註冊百分比明顯地相應增加。 表 13 回歸教育分類中男性註冊學員的比例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1995－2002。 (二)教學語言 政府自 1996 年開始以中葡雙語教學來推廣小學回歸教育，1999 年轉而使用中文為教學語言；自 1998 年開始，初中回歸教育修改為以中文或葡文分作教學語言。從 1998 年到 2002 年，分別接受中文授課與葡文授課的的初中回歸學員人數比例，由 59.7%逐步增長到 92.6%。雖然以中文為

338教學語言之中學回歸教育已獲法令指引，迄 2002 年止，葡文仍是高中回歸教育的唯一教學語言。 表 14 初中回歸教育的中文/葡文註冊學員比例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1995－2002。 (三)註冊學員的升級/畢業率 據 1999－2002 年的統計數字，從小學回歸教育、初中回歸教育到高中回歸教育，他們的升級/畢業率分別為 2－11%，1－15%及 0－6%。於 2001－2002 學年，各類型回歸教育升級/畢業率皆有明顯改善。 表 15 回歸教育的升級/畢業率的比較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1995－2002。 據 1999－2002 年數據分析，回歸教育學員的平均升級/畢業率，從小學回歸到高中回歸，層次越高的回歸教育，其升級/畢業率越低。

339 表 16 回歸教育學員的平均升級/畢業率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1995－2002。 (四)澳門監獄、少年感化院學員及小學自薦試學員的合格率/畢業率 按 1996－1999 年澳門監獄、少年感化院及小學自薦考試的註冊學生/畢業學生/合格學生統計，就讀於澳門監獄及少年感化院的小學回歸教育學員，其平均畢業率分別為 46%和 31.3%；通過小學自薦試而獲得合格的學員平均百分比為 31.1%。這些類數字顯示，其有關措施及教育成效突出。 表 17 回歸教育學員中澳門監獄、少年感化院學員及小學 自薦試學員的平均升級/畢業率

340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李美蘭、楊菁菁：《小學回歸教育課程在澳門監獄實施情況》； 陳繼春、盧蘭馨：《小學回歸教育與澳門社會》，成人教育經驗交流會，2001 年。 (五)師生比(學生總數/教師總數) 依 1996－2003 年的統計數字，小學回歸教育的師生比由最小的 13.6到最大的 42.8；而小學及中學回歸教育的平均師生比值為 21.1 和 8.2；同時錄得高美士中葡中學(葡文成人夜間課程)的平均師生比為 5.9。師生比數字明顯較正規中小學教育為佳。 表 18 歷年回歸教育的師生比情況

341資料來源：教育暨青年局，http：//www.dsej.gov.mo (六)註冊學生離校率 小學回歸教育註冊學生的平均離校率為 16.9%，而初中及高中為 21.3%及 16.0%。從具體數字分析，學生的離校率高於其他成人及延續教育體系。 表 19 回歸教育註冊學生的平均離校率情況

342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1995－2002。 表 20 教育註冊學生的平均離校率的總結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1995－2002。 五、基本總結和檢討 1.從綜合數據及檢討內容表明，15 歲以上的學員確實對回歸教育有所需求，特別是中學回歸取育，但可提供回歸教育的學府數量甚缺； 2.中學回歸教育中，中葡文為必修科目，英語為選修科目，此種課程編排，使得語言學科成為學員完成課程的障礙； 3.進修回歸課程的普通學員，需每年上課 180 天，從週一至週五每週上課 5 天，每週 25 節，且修讀回歸課程的科目頗多。就讀回歸課程的年長普通學員，他們以夜間課程修讀，兼有工作上的壓力、家庭上的負擔，使得學員離校率偏高； 4.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高中回歸課程及特別考試暫缺，亦明顯地阻礙了回歸教育的學習興趣，亦加添了完成難度； 5.雖然回歸教育的師生比例較中小學基礎教育的為佳，它的平均畢業/升級率僅為 3－7%及平均離校率 16－21%。而且，回歸學員的離校率亦高於其他成人教育機構； 6.在 1996－1999 年間，嚴重缺乏師資的澳門監獄及少年感化院，其學員的平均畢業率為 31－46%，遠遠地高於普羅大眾的回歸教育學員。教育成效突出，值得進一步推廣； 7.通過小學自薦試而獲得合格的學員百分率達 30%以上。在成人教育的層次上，加上自考與輔導方面的配合，有利於回歸教育的進一步發展。

343 六、改進回歸教育的建議 回歸教育的成功推廣基於三個重點政策。其一是社會環境及經濟現況；其二是學校所推行的型態，這包括課程、學科、教學方法等；其三是回歸學員本身的社會、生理及心理特點。這三個環節是息息相關的。此外，知識型經濟的發展、有限的學校選擇、回歸教育課程及學科要求、回歸學員的特有處境等等都對回歸教育帶入不可言諭的困難。 現時法律條文，在具體執行上，出現了若干過時、矛盾及不協調之處。建議政府部門應制定具體政策及措施，並協調推廣回歸教育，這些措施包括： ①修訂回歸課程計劃的結構； ②規劃回歸課程的教學標準； ③明確回歸教育的教學語言，修訂回歸課程的語言要求； ④重組科目數量及其內有關單元； ⑤確立標準的回歸教育的考試大綱； ⑥制定回歸教育自薦試的標準及模式，並規劃每年度的回歸考試時間表(小學，初中，高中)； ⑦運用基礎教育的資源，鼓勵更多中小學學校、私校參與回歸教育，深化回歸教育與中小學教育的溝通與聯繫，特別是正規教育下的夜校課程； ⑧運用成人教育資源，強調回歸教育與非正規成人教育的融合； ⑨加強雙軌制：回歸課程與公開考試的相互配合； ⑩強化非正規的自學課程，運用網上教學、函授、輔導等更有效的教學方法； (11)採用彈性的教學時間，例如開辦週末修讀課程； (12)投入更多回歸教育資源於監獄及教導所，幫助囚犯及少年感化院學員回歸社會。 回歸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補充，且為持續教育的一部分，應為有需要人士創造第二次或非正規教育的機會。隨着基礎教育的發展，回歸教育的重點應逐步地從為掃除文盲、半文盲的居民，轉移為輔助雙失青年、半失

344業人士及失足的感化院受教育者及監獄囚犯的教育。 回歸教育為學員創造持續教育和終身教育的基礎。只有令回歸學員具備自學自理能力才能達到回歸教育的目的；亦只有為回歸教育增添新的內涵、新的定義、新的法規、新的措施，回歸教育才能承擔新時代的使命和面對新時代的挑戰。 參考書目： 1.第 11/91/M 號法律。 2． 32/95/M 號法律。 3． 門政府：第 51/2000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4． 澳葡政府：第 33/SAAEJ/98 號批示。 5． 澳葡政府：第 1/SAAEJ/99 號批示。 6． 491/2002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7．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http://www.dsej.gov.mo/。 8．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1995－2002)。 9．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教育數字》(非高等教育)(1995－2002)。 10．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http://www2.dsej.gov.mo/~webdsej/www/www_dsej_page.php？pt=https://&con=infotech/info/c.htm.(學校資料、中學回歸教育、小學回歸教育) 11． 繼春、盧蘭馨：《小學回歸教育與澳門社會》，載於梁文慧編：《21 世紀中港澳台成人教育的新議題》，澳門：澳門大學校外課程及特別計劃中心、澳門成人教育學會出版，2001 年，第 245－259 頁。 12．澳門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http:/www. dsej.gov.mo/~ebdsej/www/w ww_dsej_page.php？con=www_report_page.php，成人教育經驗交流會：①周金歡，少年感化院的教育活動；②李美蘭、楊菁菁：《小學回歸教育課程在澳門監獄實施情況》；③梁妹妹、梁永琛、李慕貞、姚麗儀，小學回歸教育課程(夜間部)課程介紹；④溫慧媛：《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小學回歸教育自薦學生(六年級)特別總考試》。

345 赫德與 1887 年中葡條約 黃鴻釗* 1887 年 3 月簽訂的中葡條約，迫使中國政府承認了葡萄牙對澳門的管治權。而代表中國同葡萄牙談判，一手策劃了這個不平等條約的，又居然是一個名叫赫德的英國人。 一、充當鴉片稅厘並徵談判代表 1849 年澳葡總督亞馬勒製造澳門事件，驅逐中國官員，宣佈澳門擺脱中國管治，成為“自由港”。但這種依靠使用武力強行奪取管治權的 19 世紀 80 年代後期，又出現了有利於葡萄牙對中國進行外交訛詐的形勢。在1883－1885 年的中法戰爭中，清政府在打勝仗的情況下，簽訂屈辱的和約，其昏庸腐敗暴露無遺。此後，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擴張更形猖獗。盤踞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者雖然“生計日蹙，貧不能自給”，也躍躍欲試，企圖乘機擴張。而清政府在戰後由於國庫空虛，又因創設海軍和推行新政需要籌集鉅款，急於實行鴉片税厘並徵辦法，這就為葡萄牙的外交訛詐提供了可乘之機。葡萄牙利用清政府急需籌款的迫切心情，在實行鴉片税厘並徵問題上，同英國相勾結，設下圈套，迫使清政府就範。 中國進口鴉片，一向由海關徵收關税，作為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內地關卡徵收厘金，作為地方政府的收入。1876 年的中英《煙台條約》，卻對徵收税厘有所改變，規定鴉片運入中國，在海關同時徵收人口税和厘金。但是由於沒有擬定具體辦法，使税厘並徵遲遲未曾實行。直至 1885 年 7 *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346月 18 日，中英簽訂《煙台條約續增專條》，才對進口鴉片税厘並徵問題作出具體規定：鴉片每箱(100 斤)向海關繳納税厘 110 兩(其中關税 30 兩，厘金 80 兩)之後，即可在內地通行無阻，無需再繳納任何厘金。1 鴉片税厘並徵專條對外國鴉片販子有利。但昏庸的清政府卻因為實行這種新的徵税方法能夠增加國庫收入，便不顧鴉片流通全國的巨大危害，以及地方税收的嚴重減少，飲鴆止渴。然而，要有效地實行鴉片税厘並徵專條，必須厲行緝私。《專條》規定：中英雙方應“派員查禁香港至中國偷漏之事”。這裏所謂的“偷漏之事”，就是防止鴉片從香港私運大陸，偷漏税厘。但要在香港緝私，必須得到港英當局的協助。1886 年 5 月 19 日，清政府派上海道邵友濂會同海關總税務司赫德前往香港，同港英當局談判有關港澳間徵税和緝私的問題。港英當局卻在舉行談判之前，串同澳葡當局，故意在緝私問題上大做文章。 從 6 月 19 日至 9 月 16 日，清政府和港英當局的談判持續進行了 3 個月。赫德實際上操縱了整個會談。他既是中國方面的代表，又常以總税務司的身份穿梭往來於澳門、廣州和香港之間，溝通粤督張之洞與港澳當局三方的觀點，充當談判的掮客。8 月 1 日，邵友濂被清政府調任臬司，離港北上，赫德更成了中國方面的唯一代表。 中國政府提出用躉船辦法以防止走私，請求港英當局予以協助。所謂躉船辦法，就是鴉片運入時，先囤存於躉船中，徵税之後，再分銷各地。香港代表勞士表示同意協助鴉片緝私，但是反對中國所提出的躉船辦法。其理由是躉船囤貨諸多不便，不如囤於岸上貨棧，同時認為有些鴉片是香港自用或轉銷他國的，不應由中國徵税。他提出另一種緝私方案，即鴉片入口香港後集中起來，待商人購買並運入中國內地時，再憑貨單納税。勞士強調指出，這種緝私辦法必須以澳門當局答應同樣辦理為前提，因此，“中國應與澳門商訂相等辦法”。2“惟澳門若不肯照辦，則香港亦不肯應允” 3，“願中國勸澳門而不逼勒”。4這是英國在外交上玩弄的詭計，它迫使清政府有求於澳葡當局，而不得不與之談判。事實上，港英當局在此之前早已向澳葡總督羅沙交底，“洋藥税厘並徵專條如沒有澳門的合作就無法實現” 5。因此澳葡當局穩坐釣魚台，等待清政府上釣。而清政府與澳葡當局談判將意味着甚麼？7月11日赫德寫給金登幹的信中説得清楚：“要施行這辦法(指税厘並徵。——引者)，我們就必須設法使澳門也照辦，也

347就是説必須(迫使中國)與葡萄牙展開談判，而這也就意味着承認葡萄牙在澳門的地位。……任何條約如果不用若干字句承認葡萄牙在澳門的地位，是決不會被接受的。”很明顯，這是英國與葡萄牙合謀，設置外交障礙，使清政府落入圈套。為使他們的陰謀得逞，赫德上躥下跳，大肆活動。在這次中葡條約談判期間，他口口聲聲宣稱自己是以葡萄牙的“朋友和顧向身份行事的”。葡萄牙人從外部對清政府要脅訛詐，赫德則從內部哄騙總理衙門，雙方一裏一外，配合得十分默契。 赫德首先向清政府施加壓力。他告訴總理衙門，“港官現議辦法實於事有益，惟澳門不一體辦理必不行” 6，強調必須同葡萄牙人談判。同時他又給李鴻章去電，“請中堂幫助，照我意與大西洋(即葡萄牙)訂立澳門條約，須照香港一律辦理，免洋藥(鴉片)撓越偷漏”。7總理衙門屈服於當時的外交壓力，同意與澳葡當局談判，並指派赫德負責與葡人交涉。但談判還沒開始，赫德就公然要求清政府放棄澳門主權。7 月 9 日，他通過李鴻章向清政府提出：“惟欲使澳門照辦是極難處”，“若葡人肯受海關章程及香港所擬辦法，則請中國允准以下兩層：①與葡國定立條約與別國條約無異；②將澳門永遠租與葡萄牙而不收租銀”。8赫德畢竟做賊心虛，頻頻叮囑清政府：“事關機密，外人如果問及，不可洩露。”其態度顯然與清政府派到香港去的另一名代表邵友濂大不相同。邵友濂給總理衙門的電報中明確指出：“澳門情形不同，如鈞處答應議約，應派員駐澳會同稽查(鴉片)，不作為領事，以示非外國屬地。” 9但他堅持正確原則的建議，並沒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視。 從 7 月 21 日起，赫德與澳葡總督羅沙斷斷續續會談了一個多月。由於清政府急於實行鴉片税厘並徵、增加財政收入以解脱困境，這就增強了葡萄牙的外交地位。羅沙氣焰囂張，先後提出了許多無理要求。8 月 10 日，赫德背着中國政府，與羅沙擬訂了兩個檔，作為未來中葡正式談判的基礎。其一是《擬議條約摘要》，共四條： ①“澳門並澳門所屬之地”“現允葡萄牙國永遠駐紮管理”； ②葡萄牙答應“會同中國在澳門設法相助中國徵收洋藥(鴉片)税項”； ③中國人犯法逃往澳門，“由澳門官嚴拿交送中國辦理”； ④葡萄牙國人逃匿內地，由中國官送交葡萄牙辦理。 其二是《續訂洋藥專條》，即在澳門實行鴉片税厘並徵和查緝走私的

348有關條款，共 20 條。其中規定：中國必須撤走設在澳門附近的關卡和巡船，並允許葡萄牙佔領對面山(即拱北島，葡人稱為拉巴島)和馬騮洲二島。10兩個文件擬訂後，羅沙於 8 月 23 日離任返國述職。赫德則赴穗探聽張之洞對談判的態度，並於 8 月 26 日返回香港。從此時至 9 月 11 日，赫德同港英代表勞士、壁利南等人繼續會談。由於赫德已同澳葡當局擬訂了上述兩個檔，9 月 11 日，勞士也同赫德簽訂了《香港鴉片協定》，共 12 條，表示同意在香港實行鴉片税厘並徵和在查緝走私等問題上予以合作。但仍重申“中國應與澳門商訂相同等辦法”。英國為了幫助葡萄牙人達到侵略目的，不斷向中國施加外交壓力，迫使中葡雙方直接談判，簽訂條約。 二、一手操縱里斯本談判 港澳會談結束後，赫德下一步計劃是推動中葡直接談判，儘快簽訂條約。他於 1886 年 8 月 23 日去電總署稱，澳督同意協助實行澳門鴉片緝私辦法，但索取三條補償：①准許葡國永遠駐紮管理澳門；②撤回澳門附近的厘卡；③將對面山借給葡國駐紮。11當時，清政府內部對中葡談判有三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負責洋務的直隸總督李鴻章急於籌款建立北洋海軍，希望儘快實行鴉片税厘並徵，對赫德的活動表示支援，聲稱：“赫(德)所請澳門立約以防偷漏，自是正辦” 12，而全然不顧喪失澳門主權。兩廣總督張之洞則從維護澳門主權的立場出發，反對向葡萄牙當局讓步，認為葡萄牙“詭謀難測，望駁之”。13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則舉棋不定。他們對外交事務不熟識，指望赫德會維護中國利益，對其過於信任，但仍對葡人提出的撤卡和佔領對面山等過分要求，明確表示反對。8 月 9 日，總理衙門給赫德的電報中聲明：“澳外厘卡系徵收各貨厘金，不止洋藥一項，礙難撤回。對面山至內港之中途均系中國地方，葡國欲請駐紮管理，萬不能行。總税務司前電，澳督所願只居用澳門一語，今忽添此兩端，均於中國有損，斷難允准。總税司再與從長計議，倘彼仍執前説，只可暫行罷議。” 14赫德審度當時的形勢，認為解決簽訂中葡條約的關鍵，在於握有外交大權的總理衙門的意向，其他人的意見不能左右局面。於是赫德決定集中全力遊説總理衙門贊同他的方針。 9 月 16 日，赫德離港北上，10 月 23 日回到北京。4 天後，他向總理

349衙門提交了一份關於同港英和澳葡當局談判的報告。其中説：要想得到香港和澳門協助查緝鴉片走私，非答應葡人的要求不可。對葡人的無理要求，他百般加以辯解，説葡人要求永駐管理澳門，“並非格外允新異事，只系將多年相沿之事，作為固有之事”；又説撤去澳門附近厘卡，停止巡緝，“粤省地方雖少得税厘，然不停辦，則國家少一税厘並徵之益，何得因小失大”；至於説到葡人佔領對面山，赫德又瞎編一套理由稱：“照現在情勢，中國不能以對面山地方有所作用，而讓借於葡萄牙管理，於澳門地方安撫事宜，聞有關係。” 15赫德不愧為手段高明的內奸，他利用税厘並徵的好處吊足了中國官員的胃口；而對中國由此喪失領土主權和民族尊嚴，則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總理衙門收到赫德的報告後，感到進退維谷：葡萄牙人的要價太高，不敢遽然答應；但不滿足這些要求，鴉片税厘並徵又難以實現。因此遲遲不作決定。在這期間，赫德為了促使他的陰謀早日實現，又暗中進行了一系列秘密活動。 當卸任澳葡總督羅沙於 8 月 23 日回國時，赫德建議他取道倫敦，在那裏與金登幹會晤，商談有關如何實現“擬議條約”的問題。金登幹也是英國人，作為赫德的親信，長期擔任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税務司，並以此名義在國外進行活動。8 月 30 日，赫德電吿金登幹説：“我擬於 11 月中派你去里斯本，重提 20 年前你隨同瑪斯一起去里斯本辦理的那件舊案，但是這次是必須以另外一種方法進行的。”9 月 12 日，赫德去信指示金登幹，在談判中，“必須使里斯本政府接受我寄去的方案”。這就是：“只要澳門在洋藥徵税問題上同中國合作，總理衙門大致可以應允訂立條約，內附承認葡萄牙佔據和治理澳門的條款，大概也可以答應停閉澳門四周的關卡。但是中國現在大概不肯將那個名叫拱北(Lappa)的島嶼——又名對面山－割讓、出租或借賃給葡萄牙。”赫德要求金登幹向葡萄牙政府説明：“增索拱北辦不到，葡萄牙願意錯過這個訂立修好條約，從而使你們在澳門的地位能夠得到承認的機會嗎？難道你們不希望那些嚴重損害澳門繁榮安定的關卡能夠撤掉嗎？” 16赫德希望通過其親信金登幹的外交努力，使葡萄牙的訛詐適可而止，以便辦成這樁政治交易。 但葡萄牙不肯輕易放過索取更多權益的機會。10 月底和 11 月初金登幹同到達倫敦的羅沙會晤時，赫德的方案遭到拒絕。羅沙堅持要佔領對面山。他宣稱：“這個島嶼對中國毫無用處，而對葡萄牙卻是必需的中國倘

350若不答應葡萄牙佔據這個島嶼，現在的談判難免失敗，而需再過許多年才能解決這問題。”羅沙揚言：港英當局已經明白告訴過他，鴉片税厘並徵專條不取得澳門的合作就無法實現。“因此問題是中國究竟願意洋藥税厘並徵專條立刻就能實施呢？還是願意等候多少年以後才能實施？”羅沙貪心不足，一味漫天要價，使知曉內情的赫德焦急萬分。因為如果葡萄牙方面勒索過甚，從而引起清政府大臣的普遍反感，便會錯過實現政治交易的機會。他在 11 月 8 日電吿羅沙：“中國政府仍在討論，但反對割讓拱北。他們大致將不要別人合作而獨自進行洋藥徵税。此事必可辦成，但他們的舉動一徹底，可以對澳門造成極大的損害，因此我極力勸您收回關於拱北的要求。” 11 月 23 日，金登幹到達里斯本。由於他不是中國政府正式委任的代表，而只是作為海關總税務司赫德的私人代表，通過羅沙與葡萄牙政府進行私人接觸，交涉中葡條約和澳門地位問題。在談判中，儘管赫德已經先後兩次通報消息，一再説明中國政府不肯放棄對面山，然而葡萄牙方面卻仍然堅持他們關於對面山的無理要求。這時，從北京陸續傳來反對中葡締約的消息。11 月 30 日，赫德電告金登幹説：總理衙門拒談割讓對面山的間題，而停閉澳門附近的關卡一事又遭到兩廣總督的堅決反對。1712 月 4日，赫德又來電稱：曾紀澤被任命為總理衙門大臣。曾才識過人，處事精明。赫德害怕澳門問題拖下去更加棘手，連忙指示金登幹轉告葡萄牙政府：“如果我替你們辦到條約和地位條款，這夠不夠？你們肯不肯以它作為交換條件答應我們設立躉船或堆疊和税務上的必要合作？”赫德深怕貪得無厭的葡萄牙人會壞了大事，因此明確指出：“目前的大好機會萬一錯過是決不會再來的。如果錯過就不會有條約，中國將永遠不肯承認葡萄牙在澳門的地位。”赫德的一再警告，並沒有使葡萄牙人有所清醒。12 月 7 日，葡萄牙外交大臣羅果美公開出面同金登幹會談。他聲稱澳門的地位是個根本問題。他仍希望赫德“勸中國政府對於澳門對面的那一部分的拱北島作某些讓步”。他相信，“如果中國政府肯這樣辦，葡萄牙政府就能立刻順利解決徵税合作問題” 赫德畢竟是葡萄牙人的好朋友，他果然按照葡人意願，一再向總理衙門遊説。但其活動碰了釘子。他不禁向金登幹訴苦道：“我在總衙門一提澳門，他(曾紀澤)當着我面劈頭第一句就嚷：‘他們要的價錢太大啦！”於

351是他在 1887 年 1 月 6 日電告葡萄牙當局説：中國政府不肯“正式割讓土地”，目前解決澳門地位問題只有三種方式：一是在條約中避開不提，維持現狀；二是承認葡萄牙租住澳門而不交租金；三是恢復以前每年向中國交納澳門租金 500 兩的做法。赫德的消息傳來，葡萄牙殖民者十分震驚與沮喪。羅沙連説“完了”，“沒法接受這種條件”。羅果美表示“失望和詫異”，認為這種“倒退式”的談判使他處於非常難堪的地位。18在這種情況下，葡萄牙殖民者被迫降低了訛詐的條件。1887 年 1 月 19 日，葡萄牙舉行內閣會議，提出了兩個方案，供中國政府任擇其一作為磋商的基礎。 第一個方案是：①中國在修好通商條約內承認葡萄牙永久佔據和治理澳門及其附屬地，但對面山除外；②葡萄牙有義務未經中國允許永不將澳門讓予第三國；③澳門當局對中國洋藥徵税工作給予合作。葡萄牙同意水上堆疊，即上設中國洋藥處的浮躉，由總税務司所派歐籍税務司管理；④停閉澳門四周的關卡。水上堆疊成立後，此種關卡已無必要。 第二個方案是：①訂立簡單的修好通商條約；包括一切通常條款；②葡萄牙對中國的洋藥徵税給予合作，其條件可與在香港所議定的大致相等。 羅果美向金登幹提交了這兩個方案，同時宣稱，第一個方案的前兩款實際上等於永久租賃而不付租金，這種規定符合中國政府的願望，也易於為葡萄牙議會接受。因此他主張按第一個方案進行談判。其後清政府要求把關於撤卡的第四條刪去，葡萄牙方面見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深恐夜長夢多，便表示同意。3 月 1 日，赫德去電通報了總理衙門所批准的未來條約的基礎。羅果美據此於 3 月 23 日擬定了草約底稿，主要有以下四條： ①定準在中國北京即議互換修好通商條約，此約內亦有一體均沾之一條； ②定準由中國堅准，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 ③定準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 ④定準由葡國堅允，洋藥税徵事宜應如何會同各節，凡英國在香港施辦之件，則葡國在澳類推辦理。19 3 月 17 日，清政府諭旨授權金登幹簽訂草約。但葡萄牙獲知中國政府已經同意簽訂草約以後，又進一步要求在第二款後面加上“即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一句。很明顯，是想通過這一補充語，使澳門作為殖民地的含

352義“更加明晰而完備”。20赫德接到金登幹轉達的羅果美這一要求時，明知葡萄牙的企圖，卻瞞着總理衙門私自表示同意。3 月 26 日，金登幹和羅果美在里斯本草簽了中葡《會議草約》。 三、哄騙清政府簽訂中葡條約 草約簽訂後，赫德繼續策劃下一階段的談判。他於 3 月 29 日和 31 日兩次發電報給葡萄牙政府，請他們即派現任澳門總督作為全權代表，前來最後議定並簽署條約；同時，積極地為葡方出謀獻策，要求他們儘快“把草約內容秘密通知英國公使轉達英國外交部”。這一招十分厲害，其目的是協調英、葡兩國的行動，進一步對清政府進行訛詐，以確保按照葡萄牙人的要求簽訂條約。 7 月 13 日，羅沙作為葡萄牙特使來到北京。羅沙此行的使命，是利用北京的談判來確保草約中業已獲得的利益，並極力擴大侵地。他在同中國政府談判之前，先同赫德私下進行會談。他帶來了一幅關於澳門“屬地”的劃分圖，想在談判中按圖索地。但赫德深知里斯本草約完全是靠哄騙的手法，才獲得總理衙門的准許簽訂。特別是在澳門主權和屬地問題上，草約都用了籠統、含糊的詞句。如果葡方把這類問題公開提出來，勢必引起中國方面的警惕和反對，反使事與願違，甚至可能功虧一簣。因此，赫德勸告羅沙，在取得料定“能夠到手的東西以前，暫時不要添索新花樣”。他説：“我認為目前最穩妥的辦法是不指明附屬地，先簽立條約。條約的條款內有了‘澳門及其附屬地’等字，將來日子一久，自會形成更有利的東西。葡萄牙按約佔據和治理澳門已經沒有疑問，到那時如有必要，再在紙面上規定澳門的附屬地。” 21但是羅沙沒有採納赫德的意見，一開始就在談判桌上提出劃定澳門屬地問題。羅沙向總理衙門送去一份照會，並附上述關於澳門屬地的地圖。“該圖東至九洲洋，南至橫琴、過路環，西至灣仔、銀坑，北至前山城後山腳，周圍百餘里，皆加以紅線劃入葡人界內”。22總理衙門認定葡人“意在朦混多佔”，因此“反覆辯駁，將原圖交還”。23總理衙門的官員對羅沙説：“附屬地反倒比澳門大！饅頭比蒸籠還大，怎樣能行？”又説：“如果必須劃定澳門的附屬地，我們在北京的大臣們沒法辦，應當正式命令熟悉當地疆界情形的張之洞去劃定。”談判出現僵局。

353赫德無可奈何地對羅沙表示：“總理衙門不肯有所舉動，我們不便強迫，以免談判整個失敗，只有連哄帶騙，下種以後順其自然，慢慢讓它開花結果。” 24羅沙在赫德的勸吿下被迫放棄了劃定澳門屬地的要求，於是談判又重新開始。終於在 1887 年 12 月 1 日，中國代表孫毓汶和葡萄牙代表羅沙簽署了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條約共 54 款，另有 2 個附約。其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一是通商問題。根據條約，葡萄牙獲得了最惠國待遇，分享列強在中國經商的種種特權。二是澳門地位問題。雙方重申同意草約中的第 2、第 3 款的精神。對澳門界限問題，雙方同意，“其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三是鴉片税厘並徵，查緝鴉片走私。 1887 年的中葡條約是中葡關係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條約的簽訂使葡萄牙達到了幾百年來夢寐以求的侵略目標，迫使中國正式承認其管治澳門的現實。但條約仍然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規定未經中國方面同意，葡萄牙不能把澳門轉讓給其他國家。這個條約是英葡兩國合謀訛詐中國的產物。帝國主義分子赫德在條約談判過程中玩弄陰謀詭計，處心積慮地為葡萄牙的侵略效力，葡萄牙政府對此心領神會，多次對赫德表示了感激之情。 四、中葡條約遺留的問題 但是清政府中以兩廣總督張之洞為代表的有識之士，堅決反對簽訂喪權辱國的中葡條約。當赫德操縱里斯本談判，指派金登幹與葡人泡制了草約，隨後又哄騙清政府簽署正式條約的時候，張之洞等廣東地方官員就力排眾議，多次上奏指出，允許葡人佔領澳門是外交上的重大失策。張之洞列舉了六點反對理由： 其一，葡萄牙是個貧弱小國，“今若因一事之要求，曲徇其請，遷就立約”，在國際上將造成非常惡劣的影響； 其二，鴉片戰爭後，葡人在澳已越界，向外擴張。條約的簽訂必將大大助長其擴張的趨勢； 其三，澳門的情況原與租界相似，如今讓其“永駐管理”，佔有主權，將會引起其他國家“接踵效尤”，“拒之則有厚薄之嫌，應之則成滋蔓之勢”，局面難以收拾；

354 其四，條約簽訂後，中國政府喪失了管理澳門居民的權利。倘若他們到內地犯法後逃匿澳門，中國官員無法緝捕歸案。這將成為廣東地方治安的一大禍根； 其五，葡萄牙本來沒有治外法僅，因此葡人不敢到澳門之外遊歷和傳教。簽訂條約後，它將有恃無恐地四處流竄，必將導致教案的增加； 其六，葡萄牙在訂約後，可能會因貧弱不堪而向其他國家轉讓澳門，我國則因主權喪失，無從制止。25這些反對理由，有理有據，反映了民族的利益。同時，張之洞還向清政府提出了幾點補救措施： 一是細訂詳約，申明主權。“其永駐澳門一條”，“可見澳門系中國讓與葡國居住，仍系中國疆土。應聲明澳門讓與葡國永遠居住，免其租銀，不准租為葡國屬地。其不讓與他國一條，應聲明澳門仍系中國疆土，葡國不能轉讓與他國”。二是劃清澳界。陸界堅持以原圍牆為界，水界仍是中國所有，防止逾越。三是核對洋文。條約的中文本與葡文本用詞不同，意思出入很大。應“詳細校對，以防狡混而免侵越”。四是暫緩批准。先觀察一段時間，如果澳葡協助緝私對税厘並徵確有明效大驗，而無其他害處，再行批准條約。26 張之洞等廣東官員還認為，葡萄牙只不過依恃其他大國的力量對中國進行訛詐，其實它國力貧弱，並沒有甚麼力量。“澳無田地，其米糧皆系由香山縣石岐等處接濟，並違禁私運出洋，澳販恃為大利，若米船數日不到，立形困窘。葡無商利，專恃勒抽華民以資用度，入不敷出，每年僅解繳該國銀二萬餘兩，已形竭蹶。葡無駐澳兵船，僅有租來他國兵船一號，泊於海中，餘有小巡輪數隻而已。其陸路炮舊兵單，迥非他國洋兵之比。” 27因此葡人不可能對我國造成重大威脅。 廣東官民激烈反對簽訂中葡條約，使得“總理衙門有些洩氣”。7 月 2日，赫德在總理衙門看到張之洞的奏章，也感到事情棘手。但是他不甘心自己一手導演的外交騙局功虧一簧，便利用總理衙門害怕税厘並徵辦法失敗的心理，進行恫嚇。他對總理衙門官員説，在談判中，“張之洞的意思千萬不可提”，否則“羅沙一聽見就會轉身回去的”。28總理衙門果然拒絕接受張之洞等廣東官員的意見，聲稱：“海軍初設，籌餉萬難，有此辦法，冀可歲徵鉅款”，指責張之洞等人“於朝廷全局通籌之意毫無體察，輒拘持偏見，故作危詞”。29張之洞等人的正確意見被否定，中葡條約遂得以簽

355訂。 中葡談判期間，澳門人民也掀起了反對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浪潮。葡萄牙在澳門附近地區強設路燈，逼迫當地村民交路燈費，強編門牌，勒收地租。望廈、龍環、塔石等村都抗拒交納，“屢次紳民呈詞，深以入洋籍、輸洋賦為恥，情詞憤激”。9 月 3 日，廣東巡撫吳大贗率領 5 艘炮艇前往澳門，進行了一次示威性的巡示。當時澳門“男婦老幼萬餘人相率環觀”，人人“歡呼感泣”。30表現了不甘屈服於葡萄牙統治的強烈的民族情緒。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正義要求未能實現。葡萄牙殖民者通過中葡條約，繼續長期霸佔澳門。 中葡條約擬訂期間，圍繞澳門劃界問題，中葡雙方曾有過激烈鬥爭。葡人與英國人赫德、金登幹相勾結，擅自在條約中“永駐管理澳門”一款後面，加進了“及屬澳門之地”等字，為以後藉口劃定“屬地”、任意擴佔我國領土埋下伏筆。當時兩廣總督張之洞、廣東巡撫吳大贗等人察覺到葡萄牙人的陰謀，主張首先劃定澳門界址，才能與葡萄牙簽約。為此，他們多方搜集幾名高級官員前往澳門附近調查界址變化的情況，發現澳門界址比較複雜，“有葡人原租之界，有三十餘年久佔之界，有十年新佔之界，有近數年圖佔未得之界”。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原租之界。葡人於 1553－1557 年開始居留澳門，當時只建造了一些房屋，並未劃定界址。1622 年，葡人私自建造圍牆一道，聚居牆內，這道圍牆便成為澳門的自然界址。城牆有三道城門，即三巴門(上有大炮台)、水坑門和新開門。這個原租界一直維持到 1849 年。 第二，久佔之界。1849 年，澳葡挑動澳門事件，不僅破壞我國對澳門行使主權，而且開始向澳門以外地區擴張。1863 年，葡人拆毀澳門城牆，先後佔領了附近的塔石、沙崗、新橋、沙梨頭、石牆街等村莊；在澳門南面的西沙、氹仔、路環等海島上建造炮台，作為殖民據點。這些都發生在19 世紀 50 年代至 60 年代之間。所佔之地稱為久佔之界。 第三，新佔之界。19 世紀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澳葡先後佔龍田、旺廈(即望廈)、荔枝灣、青洲等地。這樣從圍牆以外到關閘地方都被澳葡兼併，稱為新佔之界。 第四，圖佔之界。1887 年中葡條約談判期間，葡萄牙企圖佔領澳門西面的拱北 48 鄉的大片土地，還想佔領大、小橫琴島。這是葡萄牙圖佔而

356未得之界。31張之洞認為，應把澳界分為陸界和水界兩個部分。陸界方面，“應於立約時堅持圍牆為界，不使尺寸有逾”；水界方面，“所有水道，准其船隻往來，不得援引公法，兼管水界”。32在調查後，張之洞又提出具體的處理辦法：“除原租圍牆以內之地仍舊聽其居住，已侵佔者明示限制，察其於我有無大礙分別租給收回，未侵佔者力為劃清，嚴加防範。其海面按照公法與之議明，不容擅佔。以後須責成地方文武隨時認真稽查，並派兵輪常往巡哨，督撫提臣每季出巡，即不致再有侵佔。” 33但是張之洞等人這些明智的意見，沒有為總理衙門所採納，總理衙門答覆説：“惟界址一層，從前久經含混，刻下若欲與之劃清，勢必彼此爭執，終歸罷議。”因此主張採取“急脈緩受之策”，“於約內言明澳門界址，俟勘明再定，並聲明未經定界以前，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34於是澳門劃界問題就這樣被擱置起來。 註釋： 1 參見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第 471 頁。 2 參見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 6 編，科學出版社，1959 年，第 6－8 頁。 3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直督李鴻章致總署據赫德報擬訂洋藥税辦法電》。 4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直督李鴻章致總署據赫德言洋藥税事須先立約電》。 5 《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 6 編，第 1－2、19、43 頁。 6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直督李鴻章致總署據邵友濂電洋藥事請與澳門立約電》。 7 同上註。 8 同註 3。 9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滬道邵友濂自港致總署澳門洋藥税請派員會查電》。 10 參見《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 6 編，第 2、9－11 頁。 11 參見《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八，《税司赫德致總署澳督所擬洋藥税辦法請示複電》。 12 同註 6。 13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八，《粤督張之洞致總署澳外不能撤卡電》。 14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八，《總署致赫德洋藥税事應從長計議電》。

35715 《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 6 編，第 2、7 頁。 16 同上註，第 2－3、18、19 頁。 17 同上註，第 21、23、26、28、35 頁。 18 同上註，第 36－37、44 頁。 19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第 505－506 頁。 20 同註 15，第 74、78－79 頁。 21 同上註，第 91、93 頁。 22 蔡國禎：《澳門公牘錄存》，第 5 頁。 23《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三，《總署奏葡約現有成議謹陳辦理情形折》。 24 同註 15，第 84、95 頁。 25 參見《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一，《粤督張之洞奏葡國永租廣東澳門請審慎立約折》。 26 同上註。 27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三，《粤督張之洞奏澳界钂頦太多澳約宜緩定折》。 28 同註 15，第 90 頁。 29 《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1958 年，第 2241 頁。 30 同註 27。 31 參見《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三，《粤督張之洞奏澳界钂頦太多澳約宜緩定折》、《粤撫吳大贗奏查明澳門佔界及將佔界擬即清厘折》。 32 同註 25。 33 同註 27。 34 同註 23。

358 明清之際天主教會澳門創校研究 夏泉* 一、前言 明清之際是一個“天崩地析”、革故鼎新的時代，新航路開闢後架起了東西方交往的橋樑，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由此徐徐拉開。在西學東漸的浪潮中，伴隨着基督教第三次來華佈道，西方教育特別是基督教教會教育及其模式被移植到中國澳門。1傳教士在澳門創辦了中國第一所教會學校，也是第一所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和第二所西式大學聖若瑟修院。2教育是早期天主教傳教士在華活動的一個重要領域，租居澳門後，“傳教士對當地青少年和兒童的教育十分重視。”3以教育活動為重要職責的天主教耶穌會士於明清之際的到來，直接導致了以澳門為基地的東方基督教文化中心的形成。然而，對於明清之際以澳門為基地的天主教教育情況，由於中國史籍並沒有多少直接記載，因而鮮為人知，致使這一時期的教會教育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長期湮沒無聞。實際上，這一時期的天主教教會教育，是澳門西式教育的肇始，在澳門教育史乃至明清教育史上均佔有一定地位。“不瞭解天主教會在澳門辦教的歷史，就不可能瞭解澳門的教育歷史，這不但因為其數量的舉足輕重，還因為它歷史悠久，覆蓋面廣。” 4本文擬主要探討以澳門聖保祿學院、澳門聖若瑟修院為主幹，且以澳門為基地的明清之際天主教教會教育在華創辦的歷史背景，從四個方面論證明清之際天主教教會教育在澳門的創辦，是當時諸多主客觀因素綜合運作的結果。 * 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

359 二、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闢拓展了 天主教傳播的空間 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開闢，“對於天主教的世界使命，這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新啟示、新發現。” 51500 年以前，人類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絕的狀態中。1500 年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新航路的開闢是象徵着東西方文明會合的歷史性起點，它使歐亞兩洲從相互隔絕狀態走到相遇與交往之中。15 世紀以後的歐洲諸國，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外尋求市場的需求越益迫切。16 世紀初，葡萄牙和西班牙已分別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建立了中央集權制。但於 1453 年滅亡拜占庭後興起的奧斯曼帝國阻斷了東西方貿易的商路，向過境各國商人勒索大量捐税。歐洲人決心開闢新航路前往東方尋找絲綢、香料和珍珠。葡萄牙、西班牙是“伊比利亞半島兩航海民族，歷史地承擔了‘尋路者’(Pathfinder)的角色。哥倫布橫越大西洋發現美洲與達·伽馬開闢印度航路，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美洲為仍處於中世紀黑暗的古老歐羅巴帶來了新世界的曙光；三桅帆將人們引入對東方的富裕與神奇的幻想。”6大約在明朝中葉，在尼德蘭的商業中心和義大利的城市國家，隨着文藝復興思潮的孕育，誕生了新的人文主義思潮和人類應該瞭解並駕馭大自然與世界的觀念。隨之於 1500 年前後，由一批航海家、探險家，如迪亞士、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等完成的地理大發現與新航路的開闢，這兩件劃時代的事件深刻影響並改變着歐洲乃至世界的歷史進程。是對外部世界新知識的渴求與對新資源的探尋，促使了哥倫布、達·伽馬等人踏上探險與對外擴張的征程，從而開闢了一個葡萄牙、西班牙人影響世界的新的探險時代。事實證明，“葡萄牙航海家的勇氣使歐洲的一個偏僻小國成為了地球上最富強的國家之一”；“葡萄牙是在大海的驚濤駭浪中成為強國的”。7新航路之開闢，使葡萄牙既可免於土耳其人之壓迫，以及義大利人商業上之操縱，且得致力於基督教事業之傳佈。這就為葡萄人東來及佈道、辦學提供了歷史機遇。

360 三、葡萄牙商人、傳教士東來與澳門開埠 明清之際的對華傳教與辦學活動，是與葡萄牙、西班牙 16 世紀在中國沿海進行貿易和侵略活動相聯繫的。“近世歐人之東來，始於葡萄牙。”8葡萄牙“這個微小的國家，所以能得意外的發展，應該歸功於軍隊的忠勇，及傳教士的熱誠。”9從一定程度上而言，是時葡萄牙在東方的擴張活動，是歷史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鬥爭的延續。正如有人於 1502 年在《馬可波羅遊記》葡文版前言中所説的：“想往東方的全部願望，都是來自想要前去中國。航向遙遠的印度洋，撥旺了對那片叫做中國(Syne Serica)的未知世界的嚮往，那就是要尋找契丹(Catayo)。”1016 世紀是伊比利亞人的世紀，首先是葡萄牙，然後是西班牙。新航路開闢後，西方國家不斷擴張至亞洲和中國海岸。但“葡萄牙擴張在亞洲建立的短暫的實力，不是傳統的國家政治意義上的。他們的優勢僅限於對海上航運與貿易的壟斷，他們在印度洋與南太平洋以一種商人代表的國家勢力擊敗了自發的穆斯林海商，凱歌般行進直到南中國海。……那時候，在龐大的中華帝國面前，他們還只是一些利慾薰心的商人、想入非非的宗教狂或逞兇鬥狠的海盜。……葡萄牙、西班牙商人想方設法與中國貿易，明朝政府則盡量避免、極力限制這種貿易。”11葡萄牙因缺乏人力和軍備，建立的是商業帝國。1510 年，葡萄牙人佔領了亞洲西海岸的果阿，次年又佔領亞洲最重要的商業據點麻六甲，控制了這一亞歐交通要津。以此為據點，葡萄牙人隨後屢次到中國沿海刺探情況與謀求通商，直至 1554 年才獲准進入澳門，並於 1557 年將之變為在遠東的永久居留地。 著名的早期澳門史專家龍思泰認為：“將澳門的租用當作帝國的恩惠，而不是武力征服的結果，是較為慎重的看法。……明王朝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以後，葡萄牙人對明朝的臣屬關係即已開始。”12這是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宗教是促成其向海外擴張的重要原因。傳教士也隨着商人東來，“他們在荒涼的島嶼——澳門上，為葡萄牙人開闢了一個市場，為羅馬傳道者開闢了一處避難所。”13因為西歐人的航海，不僅是為了對外擴張經濟貿易，而且也是為了征服皈依異教徒，傳播基督教文明。植根於中世紀的宗教精神和具有宗教熱情的傳教士，在西歐對外擴到進程中起了很大作

361用。據統計，1630 年在亞洲進行傳教的主要教派的牧師約有 1，800 名。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牧師比例如此之高無疑是葡萄牙與後來到亞洲的歐洲殖民者之間的主要區別，使它們的海外事業具有極濃的宗教色彩。”14“天主教會及其教廷都號召要使海外的‘多神教徒’改信基督教。……教會的神職人員為數眾多，其中不乏勇敢而又年輕有為的神甫和牧師，他們完全獻身於社會，決心胸掛十字架、手捧聖經遠涉重洋。這些以宗教狂熱和嚴格教規培養出來的傳教士們甘冒在陌生的異鄉可能遇到的危險，盡心竭力地為殖民者的事業效勞，有時甚至付出了生命。”15根據教皇與葡萄牙、西班牙於 1493 年達成的保教權協定，葡萄牙享有在遠東、印度的“保教權”(Royal Patronage)。其主要內容有二：一是任何從歐洲前往亞洲的傳教士，必須取道里斯本，獲得葡萄牙國王的批准；二是葡萄牙國王有權在亞洲興建教堂，派遣傳教士和主教掌管所轄領地內的教會。16根據這一協定，葡萄牙在租居的澳門享有“保教權”，即佈道與辦學之權力。 四、耶穌會對教育的重視 宗教改革後，基督教新教在北歐取得優勢地位，舊教(天主教)則在南歐對基督教的等級制度以及基層進行了一場深刻的自我“革新”運動，並成立了耶穌會等天主教會組織，向東方滲透傳教。“在這次天主教的復興運動中，在促使一切脱離羅馬的地區或國家重新皈依正統教會方面，沒有一個機構發揮的作用比耶穌會更大。”17教皇為了彌補天主教會在宗教改革運動中所蒙受的損失，提出“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進來”的口號。耶穌會於 1534 年由西班牙人依納爵·羅耀拉(1491－1556，Ignacio de loyola)創建於巴黎，旨在為反宗教改革運動注入新的活力，並於 1540 年獲教皇保羅三世批准。18該會仿效軍隊編制，組織嚴密，紀律嚴明，強調服從精神，成為反宗教改革運動的先鋒和中堅，有梵蒂岡的“黑衣衛隊”之稱。羅耀拉的個性也體現在耶穌會組織中，“虔誠與外交手腕的混合，苦行與世俗交往思想的混合，神秘主義與冷靜盤算的混合，這就是羅耀拉的性格，這就是耶穌會的標誌。”19耶穌會十分重視教育工作，具有辦學傳統，在《耶穌會章程》裏，有一半內容是有關教育工作的，它規定耶穌會士的基本任務是傳教和從事教育活動，每一個會員都有從事教育的義務。

362耶穌會士自稱屬於“知識階層”，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該會規定，對初學修士採取嚴格的選拔措施，對會士進行長時間的全面教育，每個成員都必須通過至少 14 年的系統訓練，研習神學和各種自然科學知識。該會於1551 年創辦了羅馬學院，“在基督教世界中，這所大學是一個奇蹟，……它是偉大人物的搖籃。”20羅馬學院很快成為培訓耶穌會士的最重要基地和各地耶穌會教育機構仿效的典範。同時，該會還在歐洲開創了一個綜合單一的學校制度——“文科學校”(Liberal School)。“由於擁有近代的教育體制，耶穌會很快就吸引了來自歐洲各國的年輕人在它的學校中學習。想入會的學生必須通過非常嚴格的挑選和接受嚴格的訓練。由於通曉古代和近代的知識且有良好的學術素養，耶穌會士通常是歐洲最有才華的人。”21 羅耀拉及其弟子們所理解的教育涵蓋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為提升耶穌會員的素質對其所實施的教育；二是為促進天主教在全世界的傳播由耶穌會員對他人所進行的教育。早期耶穌會學校的生源構成主要有兩種：一是篤信天主教、申請加入耶穌會的入會者；二是在耶穌會已有廣泛影響，多數人趨之若騖時的一般民眾。耶穌會的教學組織和制度，於 1599 年正式形成為《耶穌會章程》和《教學大全》(Ratio Studiorum)，對耶穌會學校的學校編制、設備、課程設置、教學內容與方法都作了明確規定，成為管理耶穌會學校的指南。尤為值得關注的是，耶穌會為了擴大天主教思想的影響，很早就致力於高等教育工作，開辦了耶穌會大學、神學院和其他學校。課程設置有古典文學、拉丁文、希臘文、倫理學、哲學、自然科學等，把中世紀的教義神學與文藝復興文化有機結合起來。耶穌會士是“中世紀歷史上第一個把教育青年正式寫入會章的宗教團體。”“他們辦的學校和大學培養了大批出身高貴門第的青年。耶穌會士是歐洲天主教國家中的教育改革家。”221542 年，耶穌會在印度創辦了“果阿聖保祿學院”(St.Paul’s College，Goa)。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大都受過耶穌會的高等教育，不僅思想虔誠，有深厚的神學、哲學基礎，而且有較強的語言能力，他們恪守“學術傳教”的策略。因之，我們可以説，耶穌會的傳教活動，是以教育為中心工作的，傳教士到哪裏佈道，就在哪裏興辦學校。 明清之際來到澳門和中國內地佈道的天主教傳教士以耶穌會士為主力，入華後他們嗣承了辦學的優良傳統。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學23、印度

363果阿聖保祿學院，成為在澳門的天主教士仿效辦學以培養傳教士的榜樣。清人陸希言對此深有感觸，他認為，耶穌會在澳門“設立義塾，不特教其英才，即牧豎廝養，咸得就小學而學焉。小學有成，升入大學，更資其衣食，而望其成材。學既通明，或願修道，或欲經營，仍任其自主焉。故三巴堂獨高昂而宏麗，百凡功業，均與他堂不同。”24 五、范禮安的作用及採取適應中國傳教的策略 25 “從耶穌會創立之日起，外方傳教就成為修會最重要的使命和工作之一。”26晚明來華的耶穌會士在明清之際取得的傳教和辦學成就，應歸功於早期著名耶穌會士沙勿略、范禮安、利瑪竇等人對中國風俗習慣的適應及對文化溝通融合的重視。范禮安(1538－1606，Alexandre Valignani)於1578 年 9 月首抵澳門，並於 1573－1583、1587－1595 年間在東印度行使耶穌會傳教團視察員職責，1595－1601 年又在中國、日本任視察員。范禮安等人“實際上都是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中世紀的宗教精神與非凡的科學知識和能力兼收並蓄，他們的思想之開放性，即使與現代人相比，也是相當驚人的。”27范禮安是繼方濟各·沙勿略之後遠東第二位著名的耶穌會傳教士，他被譽為耶穌會在中國適應之父。其歷史貢獻即在於實現了方濟各·沙勿略的夙願，找到了適應中國文化的方法，在中國開始了傳教活動，他因之被馬愛德神父(SJ.Edward Malatesta)稱之為“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28一方面，他吸取了此前耶穌會士在華佈道失敗的教訓，認為將中國教徒“葡萄牙化”的方法不利於傳教事業的發展，且認識到學習中文的重要性29，另一方面，他是教會本土化的倡導者，強調傳教士一旦定居下來就應穿袈裟，以突出傳教團的宗教性，傳教士要適應中國的文化。他向耶穌會總會長梅古裏盎建議：“對於入中國傳教，唯一的方法是絕對避免以前往別國去的傳教士所遵照的方式，”30應採用與這些民族文化習俗相適應的方式。這種佈道思路被稱為“適應”策略，主要方式有：學習當地語言，重視當地上層人士的作用，與之交往時突出自己的社會地位並贈送禮品，適應當地文化，用西方的科學知識為傳教開闢道路等。而早期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的受挫，癥結在於他們缺少語言和思想方面的充分準備。“1565 年，一位中國人直截了當地告訴耶穌會士貝雷士(Perez)神父：‘先

364學我們的語言，再來教導你們的宗教。’”31基此，范禮安進一步認識到，僅僅學習漢語口語是不夠的，還應學會寫作。他開始意識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讓羅明堅、利瑪竇學習中國古典作品，把它們譯成拉丁文，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們，並在要理問答和護教著作中引用它們。為了適應在遠東傳教的形勢，范禮安向耶穌總會會長提出申請，倡議於 1594 年在澳門設立了聖保祿學院。誠如裴化行在《利瑪竇神父傳》一書中所指出的：“是范禮安神父，不顧澳門神長卡布拉爾和果阿神長製造的種種困難，在此創造起一所出類拔萃的學堂，教授人文科學和神聖科學，培養出來的人才優於果阿自身培養的。”32可見，在創辦聖保祿學院過程中，范禮安是深謀遠慮且頗具膽識的。學院成立後，每當范禮安決定開闢一個新教區時，均從聖保祿學院挑選耶穌會士前往。可以説，他為聖保祿學院的創辦、發展傾盡心血。1606 年 1 月，他病逝於聖保祿學院內。 16 世紀晚期，在澳門創辦教會學校的條件業已成熟，於是，最早的一批教會學校在澳門次第創辦。如 1572 年，澳門初級學校創辦，亦稱聖保祿公學，1594 年升格為聖保祿學院。1580 年，羅明堅神父在澳門初級學校裏興建一傳習所，利瑪竇稱之為“聖瑪爾定經言學校”。1728 年，澳門第二所西式大學聖若瑟修院創辦。除此，自 16 世紀末開始，天主教各修會亦着手在澳門設堂建院，以培養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佈道為己任。當然，上述教會學校除了聖保祿學院、聖若瑟修院外，大都屬於要理識字班水平，辦學層次不高，且主要從事宗教教育。總之，明清之際天主教教會創校澳門，標誌着中國教會教育的發軔，在澳門教育史乃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均佔有重要地位。33

365 註釋： 1 於明清時期西方高等教育在華傳播和移植問題，可參見夏泉：《明清時期西方高等教育在中國的傳播》，載於《暨南高教研究》，2003 年 1 月。 2 關於聖保祿學院、聖若瑟修院研究，詳見夏泉：《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載於華中師大《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刊》(五)，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澳門聖若瑟修院研究》，載於《澳門研究》第 14 期，澳門基金會，2002 年。 3 潘日明神父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澳門文化司署，1992 年，第 38頁。 4 劉羡冰：《澳門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60 頁。 5 參見[美]鄧恩著，余三樂等譯：《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之《著者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6 引自金國平為吳志良著：《澳門政治發展史》一書所寫的《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 7 [美]麗蓓嘉·斯蒂福夫：《達·伽馬和其他葡萄牙探險家》，詳見該書內容簡介和第 35 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 8 周景濂編著：《中葡外交史》，商務印書館，1998 年，第 1 頁；關於澳門早期開埠史研究，可參見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9 年。 9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商務印書館，1936 年，第 84 頁。 10 Rui Manuel Loureiro,Introdução,Organização e Notas: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92，p.10.引自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第 18－19 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 11 周寧：《中西最初的遭遇與衝突》，學苑出版社，2000 年，第 111－113 頁。 12 [瑞典]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章文欽校：《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 年，第 18、92、172、174 頁。 13 同上註。 14 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著，何吉賢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7 年，第 269 頁。 15 [蘇]納羅奇尼茨基等：《遠東國際關係史》(第 1 冊)，商務印書館，1976 年，第 3 頁。 16 同註 12。 17 [美]G·F·莫爾：《基督教簡史》，商務印書館，2000 年，第 273 頁。

36618 南歐國家封建勢力頑強，成立耶穌會即是封建教會勢力發動的一場宗教“反革命運動”。耶穌會於 1580、1688 年兩度被英國取締，而且 1773 年被教皇克萊芒十四世取締，1814 年教皇庇護七世又予以恢復。西班牙的“反宗教改革運動”與耶穌會的建立，可詳見張鎧：《龐迪我與中國——耶穌會“適應”策略研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第 2－12 頁。 19 艾德蒙·帕里斯：《耶穌會士秘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第 19 頁。 20 Robert Birdey,The Refashing of Catholicism,1450-1700:A Reassessment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Macmillan Press,LTD,1999,p.137. 21 [意]柯毅霖著，王志成等譯：《晚明基督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0－14、47－48、57－58 頁。 22 王川：《西方經典教育的學説旄從蘇格拉底到蒙台梭利》之“羅耀拉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81－102 頁；[美]G·F·莫爾：《基督教簡史》，商務印書館，2000 年，第 274頁。但何兆武先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論》一書中對耶穌會的積極作用進行了質疑：“當時這批西方傳教士實在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好的媒介者。”“耶穌會傳入中國的並不可能是先進的科學”，“耶穌會的世界觀與思想方法對中國的科學與思想不可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該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23 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學，創辦於 1290 年，後為來自西班牙的耶穌會士所控制，成為羅馬天主教講壇和耶穌會培訓向遠東派遣傳教士的基地。 24 (清)陸希言：《墺門記》，載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所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六)，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596 頁。 25 適應策略的核心內容是：凡是前往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應先學習東方各土著居民的語言，進而瞭解和適應當地文化。然後通過介紹西方的科學知識使土著居民認識到基督教文化的優越性，最終將其吸引到主的懷抱中來。耶穌會在印度、日本和中國傳教均採取適應策略。 26 [德]彼得·克勞斯·哈特曼：《耶穌會簡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37 頁。 27 同註 21。 28 [美]馬愛德：《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載於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1 期。范禮安於 1538 年 12 月出生於義大利那不勒斯王國的 Chieti 城，早年獲巴杜(Padoue)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566 年 5 月在羅馬入耶穌會，1574 年率 38 名同伴赴印度和遠東，出任耶穌會遠東巡視員，視察東方教務，指定並規劃傳教策略。 29 據龍思泰：《早期澳門史》之《在華羅馬天主教會及其佈道團簡史》：“一個名叫羅明堅的義大利人，於 1579 年從印度到來，在范禮安的建議下開始學習中文。”，見前揭龍思泰書，第193 頁。另據 1582 年 2 月 12 日，范禮安在給日本教區負責人的備忘錄中增加一條建議，他

367建議指派 4 名學者到澳門專攻中文和中國文學，他認為如果不懂中文，根本無法使中國人皈依上帝，而這是一項嚮往已久的事業。見馬愛德：《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1 期。 30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商務印書館，1936 年，第 178 頁。 31 同註 21。 32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神父傳》(下冊)，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465 頁。 33 詳見夏泉 2003 年 5 月提交暨南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會教育研究(1552－1911)》之第二章第一節《天主教三次在華傳播時興辦的教會教育》。

368 中葡走馬溪之役考辨 施存龍* 一、前言 走馬溪之役是葡人定居澳門前，叩撞中國沿海門戶，引起一系列中葡間軍事衝突中的一環。是發生在福建省南部沿海浯嶼之戰後，又一較大戰役。它是四百多年來中葡關係史上最後一次武裝衝突。 本文考辨四方面問題：一為戰因，二為私泊港地點，三為戰地走馬溪的範圍，四為戰果以何説為準，兼及有關其他問題。 二、戰因真相 嘉靖二十八年正月(1549 年)，一批半商半盜葡人，被福建官兵驅逐出月港、浯嶼等私貿窩點後，他們無意放棄在中國沿海活動而返回滿剌加殖民基地，竄到福建更南的沿海，與廣東毗的隱蔽海灣繼續走私。明嘉靖時任福建總兵的俞犬猷記述：“佛郎機船數隻，久泊元鍾走馬溪……日久不去，輕視官兵。”1從中國海防當局立場而論，他們違禁中國政府驅逐令，私自停泊到中國領土內港灣，已屬犯法，而且“輕視官兵”，置警告於不願。然而，他們不僅為此，更嚴重的是劣性不改，還作海盜活動。正如總督浙閩兩省軍務的朱紈所説：他們還在那裏“行劫民財，燒毀房屋”。2當代有人根據地方史料著文介紹：“明朝嘉靖二十八年葡萄牙海盜侵入東山島的岐下、宮前、山南等村莊，打家劫舍，殺人放火，使許多東山百姓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些掠殺者除了陸上劫殺人外，還在海上搶劫商船和 * 中國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原研究員、學術委員

369漁船，使百姓生活無計，難以生存。因此對葡萄牙海盜都恨之入骨。”3另有一新地方誌説：嘉靖二十七年“第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官兵)進軍收復了浯嶼島。殘敵又向南逃竄，於二月十五日在東山島南端的宮前、山東、下垵、岐下等村登陸，到處打家劫舍，……”。4 我們再來看葡人記述。當時在我國沿海冒險家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M.Pinto，或譯品篤、賓托)《遠遊記》説葡人在 Liampo(按指寧波府雙嶼港)被中國海防軍擊毀後，便南竄到閩南，向福建的 Chincheo(按：指漳州府)官員重賄，默許立是。葡人公推蘇舍(Ayrex Botelho de Sousa)為漳州港太守(施按：指的是葡人殖民地統治機構長官。“太守”，是中國翻譯家借用的中國舊官名)，管理一切行政。有阿爾美尼亞人某，居漳州六、七月而病故，蘇舍乃查封其遺產，接收而保管之。後悉有中國商人二名欠阿爾美尼亞商人各種貸款共計達三千金，無力償還，即拘押其人，並以其全部商品視為阿爾美尼亞商人之遺產而沒收之。中國商人不服，訴於官，中國官吏乃下令禁止與葡人交易，違者處以極刑。於是葡人坐固，糧食來源斷絕，不得已襲擊附近村莊，因之暴亂以起，地方人士大為憤怒，群起反抗。事出後，越十六天，中國政府派大小船隻百二十艘，滿載士兵，前往兜剿。泊於漳州港內之葡船十三艘，悉被焚滅，在有餘葡人中，以身免者，僅三十人而已，時在 1549 年即明嘉靖二十八年也。” 5 僅憑平托所述，中國政府為保障居民和平生活，就有必要武裝驅逐其出境。擅自推選的殖民地官員蘇舍(或譯索薩)貪婪成性，將中國商人貨物攫為己有。中方採取不予交易措施，他們不但不思過改正，反而到鄉村搶劫，與居民發生鬥毆，引起中國居民公憤，引發了此次戰事。實際上是這批葡人在這一地區一系列犯罪行為總積累引起的。至於葡人蘇舍強奪中國商人貨物具體案件並搶劫村莊不過是導火線而已。 然而有的葡國人卻不能尊重這種事實。如葡耶穌教多明我會士克魯斯，他在走馬溪之役後來到中國，根據他與被俘而又被釋的葡人談話以及他自己的意圖，在 1570 年問世的《中國概況》(或譯《中國誌》)書中，歪曲事實。反誣是中國軍官想獲得葡人貨物才發起攻擊葡人，把中國海防軍正當防衛行劫、懲辦和制止犯罪，説成相反性質。這是掩蓋葡海盜罪行。6

370 三、葡船私泊地“走馬溪”釋實 葡人在治安縣的私泊地，按照上述俞大猷説法是在“元鍾走馬溪”。地名元鍾又作玄鍾，在大陸的宮口半島上。而走馬溪是在一個弧島——東山島上，與元鍾不是一個地(見附圖)。看來，他這樣説從軍防屬區屬於元鍾千戶所轄地而言。不説明這一點，許多讀者會在莫明其妙下產生誤解。 第二點要釋實的是，真正的走馬溪內是不可能泊海洋大船的。走馬溪在東山島的西南隅，源出岐下村村後，向北流，注入治安灣內，不過是一條小溪短流，今屬東山縣陳城鎮西崎村。 俞大猷介紹泊地説：在“漳州治安五都(按：都，明代縣以下行政區劃單位，至今治安縣仍有“四都”保留地名)走馬溪，兩門如山，四時風不為患，去縣及各水寨頗遠，接濟者夕旦往來無所忌避，誠天予猾賊一逋叢也”“其澳廣不能二里許。”7他所描述的自然地勢明顯不像一條溪流，而且他稱其地為“澳”，亦即港口，又稱其作用為“諸番自彭亨(施按：指今馬來半島東部，即馬來西亞的 Pahang)兩上者可數十日程，水米俱竭，必泊此儲備而後敢去日本，自寧波而下者亦可數十日程，其溳泊而取備亦如之，故此澳乃海寇必經之處。”狹義的走馬溪怎能起這麼作用具如此地位？ 上世紀 30 年代，張維華先生為《明史·佛郎機傳》作註中，對葡船窩泊地，未直接表明態度，引清末吳聯薰等編的光緒版《漳州府誌》中一句話：“走馬溪在五都海濱，內有東澳，亦呼賊澳”為海口藏風之處，賊船往來，俱泊於此。”8又 80 年代為《佛郎機傳》重作箋正的戴裔烜先生依然説：“走馬溪在治安縣東南，裏面有一個東澳，可以避風。明代從事海上貿易的船隻，經常寄泊在這裏”9其意相同，都不像指走馬溪溪內。 明萬曆時人何喬遠巨著《閩書》方域誌中説：“治安縣……嘉靖八年，鄉民許仲遠等請設縣，明年割漳浦二、三、四、五都為縣，名曰治安。……四都，山日漸山、……玄鍾。嶺曰梅嶺。五都……溪日走馬。”“玄鍾山：去之十里許，為玄鍾所。”“走馬溪，溪距玄鍾、梅嶺，俱二十里。要害地也。”10 當代權威地名工具書釋文也有寫得狹隘的，例如，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福建省》中，在河溪部分，治安灣、東山縣、港灣部分均

371未提到走馬溪，可見地位和知名度均小。僅在“岐下”村名內提到：“岐下在東山縣西埔鎮西南的 14 公里。……村後走馬溪是明代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殲滅葡萄牙入侵者的古戰場。” 11這樣的地方怎麼會是海外貿易的港口呢？ 實際上，國際國內外貿走私船寄泊在走馬溪入海口的海灣，即上面提到的“東澳”裏。由於走馬溪河口是個海灣港灘，海水浸入的溪下端，古今都有人把它説成“走馬溪”。習非成是，《大清一統誌》為此企圖解釋清楚，強調説“走馬溪”不是淡水河溪，而是海域，是海水切入島岸的海灘。結果解釋成似是而非，為了強調是海灘，連它本是河溪也否認了。 葡船在治安灣活動泊地，並不只是上述走馬溪口的“東澳”，而且還在治安灣西岸靈宮澳。此役最高指揮人朱紈奏章中曾説：“嘉靖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左右，舊浯嶼之賊船即佛郎機之夷船，從境內陸續退去，而夷船中有於二月二十一日復回至治安縣洪淡巡檢司地方之靈宮澳停泊者，……”12朱紈在另一篇文獻中還提到“治安梅嶺等處，素稱難制。”13就是説梅嶺是一處官方很難處置的走私商海盜勢力盤踞的港灣。前述俞大猷在講及馬溪走私港灣時説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餘家，男不耕作，食必粱肉；女不蠶績，而衣皆錦綺，莫非自通番接為盜行劫中得來。”這個社會情況就該是梅嶺一帶所具備。我們説俞大猷雖是嘉靖時人並任過總兵，但畢竟未參與其事，不如當事人指揮此次驅逐葡人的柯喬等人熟悉地理，他向朱紈提供的情報應更切實。 考“梅嶺”地名，在我國浙、贛、閩、粤四省都有，而閩省內就有三處。朱紈所指乃閩南粤北交界的治安縣東南 30 華里海濱一處，位於宮口半島縣鍾山北。山形像一枝倒掛的梅花，故稱。梅嶺附近的港灣統稱為梅嶺港。14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福建省圖上和交通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河航道圖集》上以及我國航海圖上，都是標出治安灣的。該海灣灣口朝南，有西嶼、城州島(又稱圍嶼)橫立於灣口，分成三條航道，城州島西側與宮口半島間航門為主航道，灣內水域，南北長約 9 海里，東西寬約 7 海里。容量較大；灣口各水道深 5－12 米，灣內水淺，15但對古代帆船，已夠航行和停泊。該灣有域州島西北錨地、西嶼東南和西北錨地、宮前灣錨地以及下垵錨地，均可避東北風。灣內西岸為梅嶺所在，東岸為西埔鎮(今

372東山縣域)和走馬溪所在。所以是中外海商走私船窩泊的較合適港灣之一。宮口半島與西面對峙的洋林角合抱成一個口小腹大的宮口澳，面積雖較小，但澳內風平浪靜，岸線曲折，16亦宜窩泊小船。 以上可知，葡人走私兼海盜船在治安灣內泊地有走馬溪東澳、宮口澳、梅嶺港多處，並非限於走馬溪東澳一處，更非在狹義的走馬溪。 因此，我認為福建當今兩本書《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和《福建航運史》的作者，把俞大猷寫在走馬溪名下的情況，歸在梅嶺港名下17，根本不提走馬溪，有一定道理，只是未能指出問題，申述論證理由。 四、“走馬溪之役”戰地範圍問題 “走馬溪之役”的提法，我是始見於《世宗實錄》。也見於清初編寫的《明史·佛郎機傳》中所説：“官軍迫擊於走馬溪。”今人文章中常使用的“走馬溪之役”，諒係承襲此源。 在明嘉靖時始編，又經萬歷時人加工出版的應檟《卷梧軍門誌》的福建沿海圖上，將“走馬溪”三字標在一個孤島上，以溪名島，這是很不確切的，不能作準。較準確的是明嘉靖年間編成出版的《籌海圖編》的福建界沿海圖。它標明走馬溪於銅山島即今名東山島的西南隅。但因古代繪製地圖的技術水平低，相對位置和比例都與實際出入較大(見附圖)。筆者1991 年到該縣原城關鎮即銅陵鎮期間，參觀縣博物館所見。當時正逢館內展出走馬溪抗擊西方海盜商人侵擾的圖文展覽。據説，走馬溪古戰場遺址由縣人民政府公佈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前些年從那裏和附近海灘挖出二座古炮，一座大的，炮上有葡萄牙皇冠和國王 BP 符號，經鑒定為葡萄牙國產古炮。另一座小的，是福建海防軍抗擊用的土炮，也安放在博物館裏。 此役雖然誘葡船進入走馬溪內埋伏圍而殲，但是走馬溪戰役的佈兵點和戰場完全不限於走馬溪。中方在陸上組織治安灣西岸，即今治安縣梅嶺、田林，治安灣東岸即東山島五都的鄉勇埋伏，也有士兵埋伏；水上組織艦隊在走馬溪外海域，西嶼島布袋澳內埋伏。由一戰艦偽裝成商船出航，葡海盜船發現後立即追來，欲搶劫。“商船”僤向走馬溪方向逃去，葡船緊追不捨。進入埋伏圈後，予伏在布袋澳等處的中方艦船一起出動，將 5 艘葡船包圍並發動攻擊。葡船雖然發炮還擊，未能突圍改變敗局。中計就殲。

373像前述地名詞典那樣説戰場在走馬溪不夠確切。 五、戰果問題和戰俘處理背景問題 走馬溪之役過去幾十年後，到嘉靖朝後第四朝的祟禎朝，曾任南京二部由侍郎的何喬遠，在他輯錄明代 13 朝遺事為內容的《名山藏》中，否認該役有戰果，甚至連此役都不承認。他認為殲滅 96 人(指李光頭等)是在月港，斷言所謂“官軍追擊於走馬溪上擒得者”的説法是“謬言”。有何根據，未交待。後來，清初編寫的《明史·佛郎機傳》顯然未理會何説，而寫作：“二十八年，又犯治安，官軍迎擊於走馬溪，生擒賊首李光頭等96 人，餘遁去。”肯定是在走馬溪之役的戰果。不過戰果的內容很有問題。 據朱紈《六報閩海捷音事》中説：“兵船本月二十日，兵船發走馬溪，次日賊夷各持鳥銃上山，被梅嶺伏兵亂石打傷，跑走下船，盧鏜自撾鼓督陳，將夷(施按：指葡人)船、王船二隻，哨船一隻，喇叭唬船(施按：指一種葡艦船型)四隻圍住，賊夷對敵不過，除銃鏢矢石落水及連船飄沉不計外，生擒佛郎機國王三名，一名倭王。審名浪沙羅的嘩咧，係麻六甲(施按：即滿剌加)國王子(施按：此時，真正的馬六甲已被葡軍滅亡，國王和王子已不存在，這裏是指葡駐殖民統治頭子，這裏實際也不是。似有為冒功誇之嫌。)；一名小王，審名佛南波二者，係麻六甲國王孫；一名二王，審名幾亮 咧，係麻六甲國王嫡弟；白番鵝必牛……共十六名。黑番鬼亦石……共四十六名。俱各黑白異形，身材長大。賊首喇噠，賊封大總千戶等項名色。李光頭的名李貴，……共一百二十名。番賊婦哈的哩等二十九口，斬獲番賊首級三十三顆，通計擒、斬二百三十九名口顆。……(七月)初四日寅時，賊船二十六隻與夷船合 ，共四十餘隻，官兵張文昊……等奮勇衝鋒，擒獲夷賊呵哩……一十六名，海賊陳本榮……四十七名，新獲夷首級三顆。閔溶等兵船獲夷賊胡馬丁、蘇滿二名。……王麟兵船擒獲喇噠胡霖……一十二名，殺死夷賊一名……其餘燒沉彭坑國大船一隻，哨馬船二隻、佛郎機中船一隻。……一十七日，李典等兵船破敵，傷殺番賊不計。……十八日夜……射殺番船放銃手二名，各兵船衝破夷船一隻，沉水渰死不計，擒獲番賊乜寺……共一十三名口，喇噠柯岳……共三十名口。二十日，天有佛郎機國王船續到，勢益猖獗……”“奪獲佛郎機大銅銃二

374門，每門約重一千三百餘斤；中號銅鐵銃一十架，每架約重二百斤；腳銃一十二個，鋼鐵瑣子甲二副，鐵渾甲三副，芯絲表鐵甲一領，鐵盃四頂，黃漆台一張，槍刀牌劍一百六十四件。”18 六、結束語 最後總結，“前項夷賊，去者遠遁，而留者無遺，死者落水，而生者就縛，全國海防，千里肅清。”周景濂《中葡外交史》中引述此文與此處所引略有語句出入，諒係複雜走樣，但基本內容相同。朱紈所説這一戰果遠較《明史》和清道光九年(1829 年)陳壽祺總編的《福建通誌》所説數為大，較平托《遠遊記》中所説 13 艘葡船被焚盡，500 多葡人只 30 人幸免為少。我認為此次保衛海疆的戰果，應相信朱紈的 239 名等內容。理由：第一，朱紈為人正派，難以想像會虛報戰果。明《實錄》世宗嘉靖二十九年七月條：“紈為人清廉，勇於任事。”《弇州史料》評價更高。這些評語是在被彈劾失勢，牆倒眾人推的情勢下説的，若非平時真正有貫正派作風，是不會獲此身後美譽的。第二，退一步説，即使他想虛誇軍功，由於這是邊防大員向皇帝的奏報，難道不怕獲“欺君之罪”，輕則丢烏紗帽，重則人頭落地？這種公開的，知情者廣大的事，不可能瞞天過海，第三，找他毛病的政見對立派，如彈劾他成功的御史陳九德，前往福建實地復查朱紈罪狀的杜汝禎、陳宗夔等人，恨不得置朱紈於死地，正想盡一切辦法搜集朱紈過失的材料，如有無中生有或以少誇大斃敵人數時，必然會被無情揭發，羅織進去。然而前者能抓住朱纨“辮子”的，不過是對俘虜先斬後奏。後者為給剿滅對象開脱罪行從而給朱纨加上濫殺無辜的罪名，都沒有涉及殲敵數問題。而且是在確認有走馬溪之役的前提下懲辦朱纨及其同事的。 第四，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後人何喬遠既然拿不出翻案證據，很可能是對前幾朝遺事的不當推測。至於《明史·佛郎機傳》説該役“生擒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説法，我看是抄襲《世宗實錄》而來的。而《世宗實錄》的執筆人未忠實而確切地摘編朱纨奏文。它説：“先是紈奏海夷佛郎機國人，行劫至漳州界，官軍迎擊之於走馬溪，生擒得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已遵便宜斬首訖。”19既然你《實錄》引錄的是朱紈奏疏，朱紈奏疏中明明寫有戰場上斬殺的、俘虜生擒的，有外國人“賊首喇噠”，中國人賊首李

375光頭，120 名和 239 名等，為何只説紈奏報的生擒，不説死傷，只説中國人不説佛郎機人。可見在這件事情上，《實錄》並未真正做到實錄。由於《實錄》的權威性，後來的史家往往不去多加分析，照抄現成，西方的史料對此戰役的情況是有記錄可證的。儘管其中有歪曲情況和性質，但有當事人的現身説法。如朱紈奏報中所説二王兀亮、 咧，在被釋放後寫了《中國見聞錄》在葡京發行。 指揮此役的海防軍官，所以處死李光頭等一批 90 多個中國人海盜商人，是因他們平時武裝走私犯法，屢教不改，盤據沿海，引導和勾結葡海盜商人一起犯罪，此役中又同葡人配合武力抗拒。因而海防軍首腦採取了斬草除根的辦法。決不是克魯斯在同書中捏造的，中國海防軍為分贓戰利品而殺掉李光頭等知情人。 海防官兵俘獲被稱為“葡國王”、“二王”、“小王”等葡人後又予釋放，主要是中國上層統治階級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勢力鬥爭結果。具體説，以朱紈為首整頓派，此戰沉重打擊了閩南某些地方豪紳海商利益，他們通過在朝廷——中央政府當大官的代言人御史陳九德彈劾執引海禁政策者。當時朝廷派出朱紈對立面的兵部給事中杜汝禎、巡按御史陳宗夔去調查此案。他們回朝回報聲稱這些葡人是與中國一向有外貿關係的滿剌加商人，只不過是招引中國無賴私販，並無搶劫、割據地盤稱王的罪行。就這樣，在中央官員的包庇決策下，地方海防軍不得不釋放。釋放葡人的背後是不使勾結葡人的地方豪強禁固暴露，保他們過關。這是問題的本質，決不是克魯斯所説的，是因“葡人不會説中國話得到寬恕。”對入侵者的寬恕與否，絕不會取決於語言能力。就算他們不會中國話，要揭發不是通過譯員就得了嗎？這種捏造的理由十分可笑。當然我們不必掩飾明軍中也有通風報信和冒功的敗類，處罪上擴大化。 釋放掉的這些葡人頭目帶來不良的後果。一是他們把從商人事掩護身份而探得的中國沿海情報，提供給本國王朝。又如“二王”則將可以在他國內公佈的部分寫成《中國見聞錄》(Descric )(未找到在中國有此書)。二是向克魯斯提供歪曲事實的戰因和戰後俘虜處理的情況，寫入書中，混淆當時視聽，增加後世史家困難。

376 註釋： 1 (明)俞犬猷：《正氣堂集》第五卷，《議王直不可抬書》。 2 (明)朱紈：《甓余雜集》，《海洋捷報事》。 3 載於《航海》雜誌，1991 年，第 1 期，第 36 頁。 4 王作民：《談古説今話漳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1 年。 5 轉引自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務印書館，1936 年，第 52 頁。 6 轉引自戴裔烜：《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 44 頁。 7 (明)俞犬猷：《正氣堂集》第二卷。 8 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上海古籍書店，1982 年，第 32 頁。 9 戴裔烜：《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 43－44 頁。 10 (明)何喬遠：《閩書》卷二十九，廈門大學校點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712－717頁。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福建卷，商務印書館。 12 朱紈：《甓余雜集》第五卷，《六報閩海音事》。 13 朱紈：《甓余雜集》，第 2 卷，《閲視海防事》，載於《明經世文編》卷二零五。 14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年，第 160 頁。 15 《中國航路指南(民國)》，第 3 卷，第 14－16 頁。 16 福建測繪局：《福建省地圖冊》，治安縣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2 年，第 57 頁。 17 林開明等：《福建航運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 年，第 161－162 頁，治安梅嶺港。 18 同前朱紈：《甓餘雜集》，第五卷，《六報閩海音事》。按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二、三月的治安灣中葡戰事，據上述《談古説今話漳州》補充，二月十五日，浯嶼殘敵在東山島登陸後，朱紈命巡海道柯喬、漳州知府盧璧發兵進駐治安縣的。三月二十日凌晨，盧璧率領水兵從懸鍾城出發，到西嶼隱藏的。 19 《世宗實錄》，第三六三卷，二十九年七月。

377 附圖：走馬溪之役地理方位示意

378 資料： 近 20 年澳門圖書館事業發展概況 王國強* 一、前言 澳門政府 2001 年的施政方針，提出要推動閲讀計劃。2002 年的施政報告則提出在少年科學館同一點，建立一所多功能的圖書館。2003 年施政報告則倡議將閲讀納入為正規課程，可見澳門政府已開始關注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本文是對目前澳門圖書館的發展概況作一簡單的説明，作為規劃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參考。 二、澳門圖書館的數量 80 年代末，共有 114 間圖書館成立或遷建新館，包括專門圖書館 49間、學校圖書館 35 間、公共圖書館 18 間、大學及專科圖書館 12 間(表 1)。1999 年底，澳門圖書館數量總計已有 212 間。回歸以後至 2001 年 9 月止，再有 24 間圖書館新成立或遷新館。他們分別是 12 間專門圖書館、5 間公共圖書館、4 間學校圖書館、3 間大學及專科圖書館。2003 年 11 月為止，全澳則有 242 間圖書館或閲覽室，計有公共圖書館 47 間、學校圖書館 94間、大學及專科圖書館 16 間、專門圖書館 85 間。 * 澳門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379 表 1 80 年代至回歸後新建成或遷新館數量比較 分析這時期眾多新館成立的原因是澳葡政府為了有效的過渡，以及特 區政府根據《澳門基本法》之規定，成立不少新的部門或合併舊有部門，圖書館亦隨着其母機而增刪。而遷館數量增多則由於不少政府部門遷入新的辦公室辦公之故。 此外，部分專門圖書館是由專業的社團所成立，他們為了給會員提供更多的專業知識而設立了圖書館。在學校圖書館方面，由於澳門政府大力發展教育事業，資助各社團或現有學校拓展或批地建立多間新校舍，由於學校面積較大，所以一般都附設學校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的發展，以社區圖書館為主，除中央圖書館以外，本澳的教育暨青年局及臨時澳門市政局亦大力推動澳門公共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其中教育暨青年局自 1994 年開始相繼成立了多間青少中心圖書館及自修室，為學生提供學習之場所。而臨時澳門市政局，亦於 1994 年起在其公園裏建立 5 間圖書室及環保資源中心。特別是黃營均市政圖書館及白鴿巢黃營均市政圖書館，是由秘魯華僑黃營均先生成立黃營均基金會向市政廳捐獻 500 萬元興建的。11995 年，當局為了有效地發展這 2 間圖書館，於是聘請了澳門圖協負責管理該 2 所圖書館，該館第一任館長冼行健先生，針對當時中央圖書館的服務之不足，加上該館的面積及館藏有限，無法以館藏及建築來吸引讀者，於是以提供各種以人為本之服務策略，開創了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新形勢，重點推廣圖書館服務的功能，如親子閲讀、講故事時間，並舉辦各種親職教育講座及興趣培訓班等。回歸以後的八角亭圖

380書館，因為中央圖書館及其他圖書館努力改進服務，加上其設備及館藏均較優，不少原八角亭圖書館的讀者因為地理位置與閲讀環境及他館條件吸引，改為使用其他公共圖書館，令八角亭圖書館出現衰落現象。 至於大學及專科圖書館方面的發展，隨着社會對高等及專科教育的重視與需求，在澳門這個細小的地方，竟有 12 所可頒發學士學位的教育機構，其中有 10 間設有圖書館，另外有 6 間專科教學機構的圖書館。 三、澳門圖書館分佈概況 已知在 2003 年 11 月止澳門圖書館總數約有 242 間(表 2)，包括大學及專科圖書館 16 間、公共圖書館 47 間、專門圖書館 85 間、學校圖書館94 間。若以 46 萬人口計算，平均每間公共圖書館需接待位 9，787.2 名市民。而以 23 平方公里計算，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公共圖書館 2 間。如所有的圖書館均開放給公眾使用則每平方公里有 10.5 間圖書館，每間館平均服務 1，900 位市民。可見，資源開放後市民可利用的圖書館數量及其服務人口的比例將有很大的差別。 表 2 2003 年各堂區圖書館分佈 四、各類型圖書館在各區堂的分佈情況 (一)花地瑪堂區

381 此區為第二多圖書館的堂區，共有 63 間，佔了澳門圖書館總數的26.03%，圖書館之密度甚高，主要由於該區是澳門人口最密集的地區，而且學校林立之故。因此該區公共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數量為澳門各區之最，其中公共圖書館共有 16 間，佔公共圖書館數量的 34%。而學校圖書館則有 36 間，佔該區圖書館總數的 57.14%，亦佔學校圖書館總數 38. 29%。較重要及具有特色的圖書館有：旅遊學院圖書館、成人教育中心圖書館、特殊心理輔導中心圖書館、黃營均市政圖書館、教區牧民中心圖書館、中葡職業中學圖書館、聖若瑟中學陳瑞祺圖書館、青洲圖書館以及勞工子弟學校圖書館。 (二)大堂區 此區共有圖書館 69 間，佔總數的 28.51%，為各區圖書館之最，以專門圖書館的數量最多，共計有 37 間，佔該區總數的 53.62%，主要原因是該區為澳門的商業與公共行政區。其中新口岸的圖書館可説是各區最密集，該區重要及具有特色的圖書館非常多，如教科文中心圖書館、統計暨普查局文件中心、行政暨公職局文件中心、法務局圖書館、檢察長辦公室圖書館、觀音蓮花苑圖書館、藝術博物館圖書館、澳門理工學院圖書館、臨時澳門市政局大樓圖書館、八角亭圖書館、主教公署圖書館、中華教育會圖書室、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圖書館、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圖書館、藝穗圖書館、澳門日報資料室、高德華主教紀念圖書館及葡文學校圖書館。 (三)望德堂區 此區圖書館總數排行第 4，共計有 23 間，佔總體的 0.95%，但是藏書冊數為各區之最，原因是中央圖書館位於此區，該區較重要的圖書館還有聯合國大學軟體研究所圖書館、二龍喉公園環保資訊中心、歐洲研究學會圖書館、金融管理局圖書館、聖經學院圖書館、歐洲資訊中心、利氏學社圖書館、澳門歷史檔案館圖書館及明愛圖書館。 (四)花王堂區 此區共有 38 間圖書館，排列第 3 位，以學校圖書館為主，共有 20 間，佔該區整體的 52.63%，較重要的圖書館有：鏡湖醫院圖書館、鏡湖護理學

382院圖書館、白鴿巢黃營均市政圖書館及澳門博物館圖書館。 (五)風順堂區 此區的圖書館是澳門市區分佈最少的一區，共 18 間，公共圖書館只有何東圖書館等 3 間，專門圖書館共 10 間，因為接近市中心的商業行政區之故，較重要的圖書館有：慈幼中學圖書館、立法會圖書館、終審法院圖書館、航海學校圖書館、海事博物館圖書館及華僑報資料室。 (六)方濟各堂區 此區為澳門的路環區，共有圖書館 10 間，主要以學校圖書館為主，較重要的圖書館為路環圖書館。 (七)嘉模聖母堂區 本區共有 21 間圖書館，由於澳門大學圖書館及科技大學圖書館均位於此區，所以藏書量排行第 2 位，約有 25 萬冊，其他較具特色的圖書館包括氹仔青年活動中心圖書館及氹仔圖書館。 五、結語 整體來説，澳門圖書館事業到了 21 世紀發展開始進入成長期，圖書館成立並未因經濟不景而減少，預計仍然有相當數量的政府部門，將會因累積資料日多而繼續開設新的圖書館，專門圖書館有一定發展空間，至於公共圖書館方面，雖然在花地瑪區，即北區有 16 間公共圖書館，但是都是小型館，在筷子基至司打口一帶亦未有公共圖書館，風順堂區情況也不理想，下環街至西灣一帶都沒有公共圖書館，望德堂區的高士德馬路一帶人口亦非常密集，而且年青人亦很多，但只有一間明愛圖書館為公共圖書館，相反，網吧、網路遊戲中心、漫畫店林立，出現畸形的發展現象。至於氹仔的聖嘉模聖母堂區，隨着年輕家庭的遷入，4 間公共圖書館是不足應付的，所以公共圖書館如同專門圖書館一樣，在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至於大學及專科圖書館方面，因其成立需要一定投入，估計未來發展以充實館藏資料及擴大館舍建築為主。最後，目前約有 20 間左右的學校

383未設有圖書館，部分學校為夜校、幼稚園或因經濟不景而將圖書館藏書分散到各班成為班級文庫，預計未來 10 年適齡的學童增長不高，新校成立數量將不及 90 年代的高峰期，估計學校圖書館的成長將以緩慢的速長增長，但是隨着幾間英文及國際學校即將在澳門開辦，估計學校圖書館的藏書特色，將受到一定的影響，英語讀物的數量將陸續增多。 註釋： 1 《澳門黃營均基金會成立創辦人冀資助興建之圖書館造福》，載於《華僑報》，1996年 4 月 22 日。

384 《澳門研究》稿約 一、 本刊係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聯合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 二、 本刊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力求發揮學術為社會服務的積極功能。 三、 本刊為雙月刊，逢二、四、六、八、十、十二月出版。 四、 本刊優先發表下列主題的學術論文、學術信息： ①對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相關的研究成果； ②對澳門與鄰近地區或其他相關地區合作關係的研究及討論； ③對世界各地可供澳門參考的發展經驗的研究。 五、 本刊除發表本澳專家學者的有關論述外，歡迎境外專家學者惠賜有關論文，提供信息及資料。 六、 本刊堅持學術自由原則，來稿可使用中文、葡文或英文撰寫，文責自負，請勿一稿兩投或多投。 七、 本刊編輯部對安排發表的文稿有權進行必要的刪改和體例規範工作，倘作者有所保留，請在來稿中説明。 八、 本刊不設退稿制度，惟恐寄失，請作者自留底稿。文稿發表與否，三個月內均通知作者。文稿一經發表，即致薄酬。

385 《澳門研究》雜誌編委會 姚偉彬、王志石、李觀鼎、陳守信、陳偉基、陳樹榮、 彭海鈐、黃漢強、楊允中、楊秀玲、劉高龍、劉羨冰、 鄭德華、蕭志成、關鋒 《澳門研究》第二十三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ＣＡＵ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３ 出 版：澳門基金會（澳門郵箱 3052 號） 編 輯：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澳門郵政信箱 3001 號，電郵: cms.info@umac.mo） 主 編：楊允中、黃漢強 技術編輯：鄧安琪、容凱旋、蔡永君、黃隶樂、梁雅桃 封面設計：李耀斌 植字排版：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數：1，000 本 出版日期：2004 年 8 月 定 價：澳門幣 60 元 ISSN 0872-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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