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澳 門 研 究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第 22期 Vol.22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編輯 澳門基金會 出版 2004年 6月 2
  • 目 錄 學者專訪:“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屆特首選舉 與特區的政治發展路向” ..............澳門研究中心整進 1 法令的廢改權誰屬? ............................ 鄭錦耀 12 析兩類管轄權衝突——以內地法院與港澳法院 商事案件管轄權的關係為中心 .................. 李磊明 19 澳門政府規模研究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課題組 27 論珠江流域旅遊產業的合作開發 .................. 陳章喜 45 論澳門離岸金融中心的建立 ........................ 馮晴 52 2003年中國與東盟區域貿易現狀及前景預測 .......... 李紅 62 “Z+Z智能教育平台”——發展教育與 科技事業的一大突破 ...................容凱旋、週碧姬 70 香港與澳門的人口普查 ...................吳麗燕、曾五一 85 松山公園噪音特點調查 .........李金平、簡俊文、歐陽國向 94 百年覺醒,百年奮鬥 ....................曾澤瑤、楊允中 110 論穗澳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中的 特定地位與不同作用 ......................... 彭順生 156 III
  • 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驅 ................... 陳業東 167 嶺南——西醫東漸的中心 ................盛永華、孫關龍 178 吳歷“入嶴不果”隱因探究 ..............金國平、吳志良 187 陳子褒與清末民初澳門教育 ................夏泉、徐天舒 208 香山與澳門劃界爭端始末 ....................... 黃鴻釗 220 李向玉與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 ................... 陳才俊 256 葡人“漳州失守”說考辨 ——與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對話.............. 施存龍 264 文明之間的對話 ................................. 姜芃 279 IV
  • CONTENTS Academic Interview: "The 2nd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and the Path for Macau's Political Development"⋯⋯The Centre for Macau Studies 1 Who Has the Power to Abandon and Revise Laws-Decrees?⋯⋯⋯⋯⋯⋯⋯⋯⋯⋯CHEANG Karn Io 12 Analyzing Two Types of Conflict Jurisdiction——Taking the Relationship of Jurisdiction on Commercial Affairs of the Court in the Mainland, Hong Kong and Macau for Explanation⋯⋯⋯⋯⋯⋯⋯⋯⋯⋯⋯⋯⋯LI Leiming 19 A Study on the Scale of Macau Government ⋯⋯⋯⋯by Project Group of Macau Development Strategy R/C 27 Th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CHEN Zhangxi 45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in Macau⋯⋯⋯⋯⋯⋯⋯⋯FENG Qing 52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gion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2003 and the Perspective Forecast⋯⋯⋯⋯⋯LI Hong 62 "Z+Z Intelligent Education Platform"—— A Breakthrough in Edu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IONG Hoi Sun, CHAO Pek Kei 70 The Population Census in Hong Kong and Macau⋯⋯⋯⋯⋯⋯⋯UNG Lai In, ZENG Wuyi 80 A Survey of Noi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k of Nossa Senhora da Guia⋯⋯⋯LEI Kam Peng, KAN Chon Man, AO IEONG Kuok Hon 94 V
  • One Hundred Years of Awakening and Struggle for a National Salvation⋯⋯⋯CHANG Chak Io, IEONG Wan Chong 110 Guangzhou and Macau in Ancient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Special Statues and Different Roles⋯⋯⋯⋯⋯⋯PANG Shunsheng 156 The Forerunner Connecting Chinese and Portuguese Literature: Camilo de Almeida de Pessanha⋯⋯⋯⋯⋯⋯⋯⋯CHAN Ip Tong 167 Lingnan-- the Center of the Spread of Western Medical Science in the East⋯⋯SHENG Yonghua, SUN Guanlong 178 The Hidden Cause of Wu Li's Failure in Leaving Macau for Europe⋯⋯⋯⋯⋯JIN Guoping, WU Zhiliang 187 Chen Zibao and Macau Educ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XIA Quan, XU Tianshu 208 The Delimitation Dispute of Xiangshan and Macau⋯⋯⋯⋯⋯⋯⋯⋯⋯HUANG Hongchao 220 Lei Heong lok and His Study on Saint Paul College of Macau⋯⋯⋯⋯⋯⋯⋯⋯CHEN Caijun 256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Portuguese "Failure in Zhangzhou"—— The Dialogue with Beatriz's Chronology of Macau's History⋯⋯⋯⋯⋯⋯⋯⋯⋯⋯⋯⋯⋯SHI Cunlong 264 Dialogue between the Cultures⋯⋯⋯⋯⋯⋯⋯⋯JIANG PENG 279 VI
  • 學者專訪:“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屆 特首選舉與特區的政治發展路向” 被訪學者: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大律師黃顯輝先生 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李沛霖先生 採訪:《澳門研究》編輯部記者鄧安琪、容凱旋 澳門已踏入回歸的第五個年頭,萬衆矚目的行政長官改選將於 2004年下半年内完成,這是澳門特區本年内社會生活中的一項重頭戲。為確保行政長官的選舉工作能在公平、公正、公開、民主及廉潔的原則下進行,澳門立法會已於 2004年 4月 1日正式通過了《行政長官選舉法》(以下簡稱《選舉法》),對第二屆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及選舉委員會的組成等事項作出詳細的指引。第二屆行政長官擔負着認真貫徹“一國兩制”、領導澳門特區在現有基礎上加速向前發展的歷史性使命,其地位的崇高性、角色的獨特性和人選的最佳性均引起社會上的廣泛共識。但如何變選舉過程為宣傳落實基本法、全面提升居民“一國兩制”意識過程,仍有待於社會各界通力合作、全力推進。為此,《澳門研究》編輯部於 2004年 4-5月間就“澳門特别行政區第二屆特首選舉與特區的政治發展路向”這一主題,訪問了兩位在相關領域具真知灼見的専家學者,他們分别對選舉委員會的産生方式、特首選舉的過程以及特區政治發展的路向及原則,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和意見。現把訪問内容摘要刊登與廣大讀者分享,敬希垂注。相關觀點並不代表本刊立場。(本訪問稿是根據現場錄音整理而成的) 編輯部記者(記):《選舉法》規定的選舉委員會產生方式是否適合本澳的實際情況? 黃顯輝大律師(黃):首先,我們必須瞭解到選舉委員會的構成及其框架產生辦法,而基本法附件一早已有明文規定,例如有關委員會委員的數目、各個界別的分類,以及每一界別的委員人數。在符合《澳門基本法》附件一 1
  • 有關規定的大前提下,因應本澳回歸後的實際情況,立法會於 2004年 4月初通過及經特首簽署頒佈了行政長官選舉法,把界別分組的委員數目作進一步具體化。 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並非全部透過選舉所產生。第一,按照基本法有關的明確規定,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 12人是當然委員;第二,就是屬於第三界別中的界別分組——宗教界,當中包括天主教代表 2人、佛教代表 2人、基督教代表 1人及道教代表 1人,共 6人的產生辦法也並不是由選舉所產生的,而是由相關宗教團體自行協商、提名,然後由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確認及作出登記;第三,就是按照選舉產生的委員,一種就是現正進行的有關按照特首選舉法選舉產生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另一種就是自行選舉產生的,並非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法所產生的,包括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及澳門立法會議員的代表,這兩類政界的人士分別由全國政協委員及立法會議員互相選舉產生有關代表作為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其中立法會議員代表名額 16個,全國政協委員代表名額 12個。除以上所説的三種委員外,其餘的就是按照行政長官選舉法的選舉程序所產生。現時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式與澳門的社團文化離不開,首先就是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參選人以個人名義報名參選,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參選人必須是本澳永久性居民、年滿 21週歲及已作選民登記,且不得為無選舉資格。另外,參選人還須獲得其所屬界別或界別分組內至少佔總數 20%的具投票資格的社團或組織提名,才可以個人名義參選。 過去幾十年,特別是回歸後的幾年,社團的工作在本澳日趨發展,活動層面日趨擴大、日趨深化,對本澳的社會、經濟、民生、文化、教育等作出了不少貢獻,大家亦有目共睹。由於本澳目前的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市民的教育程度還很難與西方國家所倡導的普選相符合,而基本法亦規定了,本澳需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所以,既然社團文化在本澳是一種特色,而該特色的積極面較消極面為多,例如,去年 SARS對本澳的衝擊期間、登革熱爆發期間,各類社團均參與了大量的工作,除此之外,社團在促進旅遊復甦方面、對弱勢社群的協助方面、對青少年問題的關注方面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政府不把大量資源由公務員體制來承擔,反而給予社團一定的支助或支持,讓社團分擔一定的工作,藉此讓居民發揮互助精神,並構成政府與社會兩個積極性互補。 2
  • 現在,透過社團來提名選舉委員會的參選人報名參選,讓具選舉人資格的社團、法人投票選出委員會的委員,這種方式是對社團文化的正面承認,是符合澳門實際情況的一做法。 李沛霖理事長(李):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式基本上符合了本澳的實際情況和現階段發展水平。由於選委會的選舉方式都是為了將來行政長官的選舉,因此必須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而基本法有關條文及附件一已經定出了選舉要求及方式,現在選委會的選舉方式基本上是按照基本法規定,再結合本澳的實際情況作出具體的安排,特別是澳門在過去選舉文化方面,有一個不斷演進過程,無論是直選、間選、委任,都體現了均衡、協調、民主、開放、理性的要求。而是次選委會的產生是透過間選的方式進行,根據基本法的安排去進行。所以,本人認為選委會的選舉方式是符合法治精神及本澳實際情況的。 記:特首選舉法在立法過程中怎樣體現“一國兩制”的精神? 黃:立法會是澳門特區唯一的立法機關,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選舉法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加以界定有關特首選舉的條件,候選人的資格,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具體產生方法。談到體現“一國兩制”的精神,首先是“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1993年按國家憲法規定及有關的立法程序,於會議上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雖然附件一明確地規定了特首選舉法由澳門特區自行制定,這一規定其實是基本法附件一的內容,而基本法是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即全國人大制定,明顯地,這一做法已強調了“一國”的重要意義。在“一國”之下,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澳門立法會亦是由這制度下運作,制定自己的特首選舉法。在這一過程中,中央並沒有任何干預,但大前提就是,這一選舉法必定要與基本法相符,不能與基本法相抵觸。因此,我認為在這一制定過程中,有關法案由政府提出,然後經立法會制定,再由行政長官簽署及頒佈,其實也是“一國兩制”很清晰的體現。 李:任何一個選舉辦法的產生,都應當按照該地區的法律程序作整體的安排,而本澳的特首選舉法必須在立法會經過 3次審議,以至小組進行分析 3
  • 及大會表決,都體現了法治精神。至於體現“一國兩制”,首先最關鍵的便是在“一國”的前提下,本澳只是國家內部的一個特區,特首既是本澳最高的行政長官,同時又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領導下的特區的行政長官,必須符合國家整體利益及要求,選舉後再通過中央政府的委任才能真正成為特首。本澳特首選舉與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省長或市長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出有一個明顯的分別,這樣才能突出“兩制”的精神。在這情況下,要體現“一國兩制”的精神,既要明確到特區並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政治實體,必須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根據本澳實際來考慮。因此,行政長官選舉法草案的制定必須堅持有關原則和精神,要符合這方面的要求,然後向公眾諮詢,再由立法會的通過。從《選舉法》的內容來説,它是符合上述要求,因而是體現“一國兩制”精神的。 記:特首選舉法能否充分體現民主開放原則? 黃:選舉委員會的三種委員產生辦法都體現出富有澳門特色民主方面的情況。第一,大部分選舉委員會的委員都是透過間選之中有投票人資格的法人社團來選出;第二,立法會議員的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都是互相選舉所產生的;第三,全國人大代表,雖然他們並不是在選舉法中由選舉產生,但本身亦按國家有關法規的規定透過選舉產生。另外,行政長官候選人方面,亦同時體現了民主開放原則。《行政長官選舉法》第 35條規定,“被提名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必須具備以下資格:①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②不具有外國居留權或承諾在就任行政長官之前放棄倘有的外國居留權;③至候選人提名截止日年滿 40週歲;④至候選人提名截止日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 20年;⑤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⑥已作選民登記,且不屬於無選舉資格者。”但為了體現選舉的公正性,避免有關候選人與政府運作或司法上的工作有關連,法律亦適當限制了某幾類人士不能參選行政長官。整個選舉過程中,其委員會的 300名成員應是澳門永久性居民,他們是透過社團選舉產成,而有關社團亦是在澳門依法成立的社團,並在間選中有投票人資格,所以體現了由澳門人當家作主的民主表現。在“一國兩制”下,由本澳居民自行選出本身的行政長官,同回歸前相比是巨大的進步。回歸前的總督一向都是由葡萄牙直接任命,並按《組織章程》規定象徵性地諮詢立法會的意見,並沒有正式的、具體的總督人選來聽 4
  • 取立法會的意見。現在,透過間接方式,由有資格的社團選出委員會委員來行使選舉權,真真正正由澳門人自己選出自己的行政長官,正好符合本澳的實際情況。 李:選舉法基本上是符合民主開放原則的。回歸前後,特別是第一任行政長官選舉及人大選舉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整體的構思及市民的共識,都基本上能夠做到三公(公平、公正、公開)、一民(主)、一廉(潔)的要求,大家都是朝着這方向努力的。而今次特首的選舉亦是在過去基礎上進一步強調與深化,當中的選舉委員的名額擴大至 300人,產生方式是公開報名、民主協商、公平選舉,以至特首選舉的整體安排,基本上都是符合民主開放原則的。 記:如何確保特首選舉依期順利完成? 黃:現在,選舉管理委員會就有關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有關間選社團的資格在立法會中已定了有關制度,依法成立,符合有關資格者向政府確認自身所代表的界別或利益,有關的申請如不獲批准,受影響的團體可向法院提出上訴,強調了法治的精神。其實,一直以來,有關具有間選投票人資格的社團產生方式都在運作,現在就利用這一機制,在行政長官的選舉方面採用,在期限內令有資格的社團法人作有關決議,按選舉法的規定,最多委派11 名的代表,而該 11 名代表必須是社團中行政管理機關的成員,以有關社團的名義從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中選出有關委員,有關社團亦要盡快依期限作出有關決議,委派 1名代表,代表該社團行使提名權。此外,還有選舉委員會參選人的報名程序方面要求。 政府方面,相關部門也要在期限內完成大量的工作,包括核實選舉委員會候選人的參選資格、間選中有投票資格的社團法人名冊、檢核有關會議記錄的合法性,以及檢核有關社團代表人的身份、資格等。雖然有大量工作需完成,但政府在這方面累積了過去立法會選舉的經驗,相信有條件於限期內做好有關的工作。 最後,按照有關法律規定,特首定出了 6月 27日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選舉日期,選出有關委員會後,按照程序核實有關選舉結果。另外,在法律上也為相關可能性發生的違法情況定出了預防及避免違法情況。至於行政長官 5
  • 選舉方面,日後將展開有關程序,相信一切都將按步就班地順利完成。 李:只要堅持“依法施政”的原則,按照有關法律要求及有關程序進行特首的選舉,相信本次特首選舉一定能夠依期順利完成。這裏,重要一點是鼓勵市民積極參與,發揮“澳人治澳”的整體作用。“澳人治澳”是一個廣泛的概念,除了特首的形象舉足輕重、至關重要外,特首的整個治澳班子及廣大市民是否具有強烈的“主人翁”意識亦同樣重要。因此,除了嚴格依法操作外,大家的廣泛及積極參與亦很重要,要擴大對選舉進程的關注,並提高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使全社會都能透過特首選舉這件政治大事進一步受到教育和鼓舞。只要堅持以上原則而行,相信特首選舉依期順利完成是不容 懷疑的。 記:特區的政治發展應堅持一些甚麼原則? 黃:特區政治發展應堅持的原則,就是在“一國”之下,尊重領土主權的完整,同時亦保持“兩制”的原則,藉以發揮澳門自身的特色,保持澳門現時的實際情況,如社會、政治、經濟、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等,同時,在這個原則下,每個市民應是愛中國、愛澳門的。對於特區發展的原則及方向,基本法及其附件已作出指示,根據民主開放的原則為 2009年及以後的行政長官產生辨法的修改,預留了改進的空間,亦即為澳門特區未來的發展預留了適當的空間,當然這些變動需要視乎澳門的實際情況而定。在這個發展原則下,我們不能否定的,就是社團文化的發展,目前為止政府與居民之間的聯繫,尤其在居民中的聯繫,大都是透過社團作為他們的代表,可預見,這些方面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澳門社團的發展還未達到最高峰,而在短、中期內,社團仍然會循序漸進地,以積極方式發展,他們的發展空間仍然很大。 李:政治發展與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有一定的共性,亦有一定的獨特性,但不論是政治領域,或是其他領域各方面的發展,都要堅持穩步向前協調均衡的目標,這一發展方向亦必須符合澳門市民的意願,符合國家整體利益以及澳門的實際情況。對於特區的政治發展而言,首要堅持的就是循序漸進、穩定發展的原則,因為政治發展是與其他領域有密切關 6
  • 聯,政府發展的好與壞、良性與惡性、快與慢等足以影響其他領域是否能健康地推行與發展。從某個角度上,政治的發展起着一個舉足輕重的作用,考慮到其重要性,絕不能讓政治發展產生太大的起伏,必須循序漸進、穩定地發展,從國際社會、中國歷史以及澳門的政治發展經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動盪影響着經濟、社會各方面發展,如果動盪太大,可能反而對政治發展帶來阻礙。 第二,就是要符合社會的實際情況,亦要切實注意歷史的階段性發展。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的經濟結構、文化的發展、市民的文化水平、知識水平、政治的認知程度、對社會的關心與參與的程度等,均可列為社會實際情況所要參考的指標,只有對社會實際情況作整體及綜合的評定,才能看到社會發展的速度及力度,才能有一個恰如其分的改革安排。此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必須從過去政制發展的基礎上考慮,尤其是對於本身發展的路向以及對市民的接受程度的影響等,這些方面必須要清楚地考慮,才能在階段性發展上掌握得更妥善。第三,就是要顧及世界的發展潮流與中國政治發展的路向。在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並不能脱離世界潮流而行,各地的政治發展、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成功經驗,我們值得借鑑。但在跟隨世界發展潮流當中,亦不能盲目跟從,因為一些國家採用的,另一些國家和地區未必完全適用,在跟隨的過程中必須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因為不同的國家有其不同的國情和社情,必須按照實際情況,尋找一個適合的方向,採用一個適宜的力度。選定努力的方向後,亦要視乎現有的條件,因為特區的政治發展絕不能離開中國政制發展路向,這正是“一國兩制”原則下的一個明顯的考慮,澳門的政制與中國有緊密的關連,作為一國之下的特區,政治發展不能過快,因為這會影響國家的發展;但亦不能過慢,因為這不符合社會的要求。所以如何恰當地促進政治的發展,必須要進一步的思考,從原則上我們要追求適度的發展,但從發展的節奏和推進的力度上,我們又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漸進,只有這樣才能符合市民意願、符合國家發展、符合世界潮流的發展方向。 記:特區未來政治發展的基本路向如何界定? 黃:特區未來政治發展的基本路向,仍是以“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基本方向為主,而“澳人”必須是愛澳門、愛中國、擁護基本法的澳門居 7
  • 民。例如無論 2009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但在大前題下,行政長官的職位必須由愛國愛澳的永久性澳門居民擔任,即澳門未來政治發展是離不開“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這個大原則。 李:對於特區未來政治的發展,關鍵是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基本路向,並且要爭取不斷完善,不斷發展,在“一國兩制”這個大框架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發展一定要基於這種現實,並加以總結,從本身的路向上思考,尋找一個最適合澳門社會及環境的路向。這個問題所帶出的,就是西化並不等於現代化、直選並不等於民主,這些概念並不能加以絕對化。有些人批評東方或中國的政制帶有情感的色彩,但換過來説,西方的政制(如政黨的輪流執政、三權分立)並不是完全沒有瑕疵,所以在尋找政治發展的路向上,並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政制來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有效良方。政治發展的過程就好比一場長跑,如過去因為國家積貧積弱,備受欺凌,使政治發展停步不前,未能趕上西方,但中國現仍然在積極追趕,雖然西方的政制有其優越之處,但亦有其弊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政治的發展過程中,必須不斷學習、不斷修正,要敢堅持自己國家好的東西,也要肯於接受外國好的東西,兩方面不可偏廢;不能對任何政制加以絕對化。對於澳門的政治發展而言,必須視乎澳門的實際情況,其社會環境、結構、文化素質、人員素質,並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法制來作為解決澳門問題的方向。 另一方面,普選並不等同民主,若然政治發展的路向走得太快,沒有顧及社會的承受力,在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下強行實施,未必會取得良好的效果,結果亦未必理想。民主的進程必須符合客觀的實際,必須綜合各方的利益、要求,才能更健康地發展。對於整體政治路向的選擇,一定要全面思考,切忌單一化、理想化、盲目衝動,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出發,作出思考,明確體制,不停探索,在原有基礎上找出利弊,推進合理改革,只有這樣,才能令政治發展循序漸進、更有成效。 記:如何正確理解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發展模式? 黃: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行政主導毋庸置疑,但這並不表示行政長官獨裁,可以在政治上支配澳門。澳門的“三權”並不是典型的三權分立政制模式,而是在三權中突出了行政權的優勢,但是,行政權亦受到立法機關的監 8
  • 督,立法機關享有專屬的立法權,在澳門即立法會。在澳門三權分立、並以行政為主導的模式下,行政長官亦參與立法的程序,任何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政府擁有專屬的提案權,按基本法第 75條規定,對於任何立法會沒有權限提出的法案,在提出法案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在這樣的情況下,表現了立法權由立法會專屬,但在特別的情況下,對於某些法案的提案權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專屬提出或書面同意,才可以由立法會議員提出。以上表現了對立法程序的監督,同樣地,行政權/行政長官同時受到法院及司法的監督,對於政府所作的行政決定或行政行為,若有任何違法,對於當時人所提出的上訴,將受到行政法院的撤銷或宣告無效,若行政當局有侵權的行為,市民可向司法方面提出民事索償,這突出了法治精神,行政主導表現行政長官必須要以依法治澳的原則管治澳門,依法治澳者如有違法,同樣受到法律追究。對於現有的發展模式來説,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領導應該會繼續發展下去,但必須取決於澳門的實際情況,而最重要的是,《澳門基本法》已為行政主導定出了可行框架。 李:對於行政主導的理解,《澳門基本法》已作出了清晰的規定,在政制發展的過程當中把行政放在主導的地位,其他如法律的推行以至本身的政治架構等方面,他們與行政機構相互之間的角色與地位,必須要明確地界定,各方面絕不能越權。行政主導就是以要以整個行政架構作為整體施政的核心,各項政策及措施的推行必須以其為主體,其他如立法和司法機關,民間社團以至整體市民,必須站在各自的崗位上各司其職、各就各位,做好各自的本份。行政主導並不等於獨裁,並不代表行政機關所訂立的各項政策及措施沒有受到制衡和監督。行政主導雖然以行政機關為主體,但立法機關亦可以給予一定的監督和制衝,而司法機關亦有其本身的獨立性,除了在維護地區的司法獨立方面做好本身的工作外,亦要配合整體的施政過程,所以關鍵在於如何正確理解各自的權限,參考鄰近地區的經驗,若立法機關權力過分膨脹或過分干預行政事務,行政主導就無法體現,因此每一部分或每一環節必須要恰如其分地扮演各自的角色,方能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這個大舞台上同心合力把戲演好。 記:如何在特首選舉過程中正確體現愛國者為主體的“澳人治澳”? 9
  • 黃:在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產生辦法中,候選人必須得到所屬界別或界別分組內至少 20%具投票資格的社團或組織的提名,才會獲得參選資格。而這些具有間選投票資格的社團,從它們的歷史背景、過往過所參與的活動中可以發現,絕大部分都是愛國愛澳、擁護“一國兩制”、擁護基本法的。同時,社團在提名有資格法人時,必須考慮參選人對澳門發展的貢獻,若有興趣的參選人在過去沒有愛國愛澳的表現,應該不會獲得 20%具投票資格的社團或組織提名;選舉法在這方面已定出了相應機制,這 20%具投票資格的社團必須小心行使其提名權,對所提名的參選人為澳門所作的貢獻、他們的責任感、個人素質等必須有清楚的瞭解;由於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是透過社團的代表選出的,他們所提名的候選人絕對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至於其他的界別的候選人,如宗教界人士,他們多年來亦表現了愛國愛澳的精神,對於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立法會議員的代表,他們當然是愛國愛澳的人士,尤其是立法會議員,他們就職時要宣誓維護基本法,效忠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信這方面已經很清晰。此外,對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其中一項被提名的資格,就是他們必須是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人士,《選舉法》對候選人作出的嚴格規定更能表現愛國愛澳、以愛國者為主體的精神,可以説特首選舉所作出的相關規定是顧及澳門本地文化的。 李:“一國兩制”是一項嶄新的事物,在澳門特區只實施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對於怎樣把“澳人治澳”這個偉大的歷史創舉順利地加以推行,就需要不斷把這個概念加以總結和豐富,而其中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愛國者的問題。對於“澳人治澳”這個概念,澳人應具備內涵是甚麼,若把澳人理解為居住在澳門的永久性中國公民,這是片面和不符合“一個兩制”原則的解釋,若對澳人不作清晰的理解,可能帶來嚴重的問題。例如選舉行政長官的標準,若行政長官沒有愛國者的觀念,對祖國沒有愛國的情懷,就可能變成地方主義的代表者,這樣就無法突出其與祖國的緊密關係;除行政長官以外,其他政府的中高級公務員隊伍,作為治澳的班子,站在管理層的位置上,若他們的國家觀念薄弱、民族觀念薄弱,若他們只純粹把自己放在技術官僚的立場上,又如何貫徹“一國兩制”的原則。至於在特首選舉過程中如何體現愛國者的“澳人治澳”,由於特首選舉過程依靠選舉委員會,對於選舉委員會的組 10
  • 成及產生,必須要有特別的要求,他們除要有廣泛的代表性外,代表整體澳門各個階層、各界別的利益,他們還需具有愛國愛澳的精神、愛國愛澳的情懷,還需要對其個人品德加以嚴格的要求,藉以凸顯他們作為領袖人物的作用。可以看到,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愛國傳統相對比其他地區還要突出,這些都是前代遺留下來的寶貴財富,正如特首所説的要“薪火相傳”。但問題是如何把過去的傳統保留下來,流傳下去,這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認真理解“愛國愛澳”這個大前題。要做到這點,必須提高要求、加強教育,使愛國的傳統繼續發揚,令愛國的精神得以弘揚,使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澳人治澳”得到充份實現。 11
  • 法令的廢改權誰屬? 鄭錦耀*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8條的規定,“澳門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但是,原來由澳門總督制定的法令已不再是澳門的法律淵源,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都不能以法令的形式立法。澳門回歸後,人們在清理、修訂原有法律時發現一個問題:修改、廢除法令的權限應屬於立法會還是行政長官? 這個問題若處理不善,可能會造成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爭權的局面。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全面地瞭解問題——法令是甚麼? 一、澳葡時期的主要法律淵源——法令 根據《澳門組織章程》規定,澳門地區的立法職能由立法會及總督行使。由立法會透過法定立法程序所制定的法律規範稱為法律,也就是葡萄牙法律理論上的最狹義之法律;總督行使立法權限時所制定的法律規範稱為法令。根據黃顯輝律師的理解,《澳門組織章程》對立法職能分工的規定,總督可通過法令行使其立法職能的權限,包括:①總督具專屬權限充實葡萄牙主權機關的綱要法,以及核准執行機關的架構和運作之法規(《澳門組織章程》第13 條第 3 款),稱為專屬立法權,此權限為總督獨有;②總督倘若獲立法會許可,或於立法會解散期間,有權行使原保留於立法會的立法權限(《澳門組織章程》第 13條第 2款、第 31條第 3款)稱為獲許可之立法權;③《澳門組 *澳門大學法學院中文法律碩士研究生 12
  • 織章程》第 31條第 3款規定了有關確認權利、自由及保障,科處義務,規定刑罰和行政處罰、貨幣體系、租賃制度、司法體系的綱要等等事宜,總督和 立法會皆有權對此等事宜立法,稱為競合立法權;④未保留與予葡萄牙的主 權機關或澳門立法會事宜之立法權限皆屬總督所有(《澳門組織章程》第 13條第 1款),稱一般立法權。總督行使這些立法權限所制定的法律規範,稱為法令。 從上述可見,法令的效力和法律相同,而且法令可調整的社會關係範圍極廣,除保留予葡萄牙主權機關的事宜(如有關國籍規定《澳門組織章程》的修改權)或澳門立法會的事宜(如制定《議員章程》、立法會的選舉制度、對間選方面的社會利益代表的界定)之外,總督對任何事宜都有權立法。事實上在澳葡時期,絕大多數的立法都是由法令作出,澳門的五大法典也不例外,法律在澳門法律規範中僅佔很少比例。 二、行政法規是甚麼? 行政法規是從中國大陸移植過來的觀念,在澳葡時期不存在這樣的一個專有法律名詞,是中國行政法理論與實踐的獨創,特指行政長官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50條規定的職權而制定的法律規範。《澳門基本法》第 67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另外,第 71條第1款亦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依照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制定、修改、暫停實施和廢除法律。”即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限僅由一個機關——立法會行使。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50條第 5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定行政法規並頒佈執行”;制定行政法規是行政長官在行使行政職能時制定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規範性文件,即行政長官所具有的權力為制定規章的權限而非立法權限。根據《澳門基本法》,立法權是由澳門立法會行使的,一切事務除涉及國防、外交等被基本法規定由中央管轄外,立法會皆有權立法。行政長官已不具有像總督那樣的立法權,只能為行使行政權而制定行政法規。由於行政長官不享有如同總督所享有的那種立法職能,那就意味着行政法規只能以履行行政職責為目的,性質上僅屬行政活動,效力不能與立法會的立法活動相比,根據法治原則的要求,行政法規的效力低 13
  • 於法律,所以不抵觸基本法和法律。 三、法律效力的等級:回歸前後的差異 在分析過基本法的法律條文後,可以得知特區的法律規範的排列順序為:①基本法;②法律;③行政法規;④行政命令及⑤規範性批示。 如前所述,回歸後法律的效力等級是立法會的“法律”高於行政長官的“行政法規”,回歸前立法會的“法律”和總督的“法令”的效力等級相同,無高低之分。根據《澳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對原有法律進行修改及廢除;那麼,與“法律”的效力並駕齊驅的“法令”應由立法會行使廢改權,還是由行政長官行使廢改權呢? 四、為甚麼應屬立法會行使的權限 首先,先來認識一下人們為甚麼持這種觀點。他們的法理依據是:①行政法規僅屬行政立法,法令卻是擁有和法律同等的效力,如果行政法規可以廢改法令,就抵觸了下位法不得違反上位法的法理;②根據法治原則對權力的要求,行政立法不能違反法律的規定,如果行政法規可以廢改法令,不但是行政立法廢改法律,更有行政權侵犯立法權之嫌;③在民主的法制下,只有立法機關本身才有權廢改法律,根據《澳門基本法》,立法權全歸立法會行使,繼承總督的立法權的機關自然是立法會,對法令的廢改權屬立法會應無可置疑。 這種認為立法會擁有對法令的廢改權的觀點,其主要支柱是“法令與法律的位階相等”。認為法令和法律位階相等的法律理據是《澳門組織章程》,第 5條規定了澳門的立法職能由立法會和總督行使,另外,《澳門組織章程》第 13條及第 31條第 2、3款也明確地規定了總督擁有立法權,既然總督與立法會同屬立法機關,兩者皆擁有立法權(亦即是所謂的“雙軌立法制”),法令的效力理應與法律等同。既然回歸後立法權全部歸立法會所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就是“單軌立法制”,廢改法令的權限無疑應由唯一的立法機關——立法會行使。 14
  • 五、反對意見的法理依據 有贊成一方,自然就會有相應反對的一方。他們也有支持其觀點的法理依據:①行政長官儘管不是總督在政治上的繼承者,但在某種意義上卻可以被視為是總督在法律上的繼承者。《回歸法》中附件四規定任何總督、澳督名稱應解釋為行政長官即為明證;②按照《澳門基本法》的立法精神,不應僵化地認為法令的廢改權應全歸立法會,有不少法令從內容來看,實際上是總督在行使行政職能的表現,所以以行政法規修改實質內容是行政活動的法令未嘗不可;③法令的數量太多,然而立法會的效率相對較低,依靠立法會進行法令的修訂工作,恐怕不能滿足社會對修改、清理“原有法律”工作的要求。 六、對法令廢改權的觀點及建議 從正反雙方的意見可以看出,問題是在於法令的位階是否高於行政法規,以及行政長官到底繼承了總督多少身份。本文認為,由行政長官的行政法規進行修改部分法令的工作在法理上並無衝突,法令事實上亦不可能全由立法會進行修改。以上論點的法理根據,將於下面加以闡釋。 (一)立法會的尷尬處境 首先設想一下,如果所有法令的廢改權全屬立法會的情況會是如何。由於總督身兼行政和立法兩項職能,為方便施政,總督時常以立法形式行使行政權和調整行政事務,正因為如此,有部分法令的內容在性質上屬於行政範疇內的事項,目的是為了更便於推行行政工作。如果用今天的標準看待這些法令的內容,這些內容充其量只需以行政立法方式加以規範即可。如果這些法令也由立法會進行廢改,就會使立法會行使了由《基本法》規定本屬於行政長官的權力,這不但是“越俎代庖”的尷尬,更是不折不扣的立法干預行政,明顯抵觸基本法的規定,根本不可行。 (二)行政長官不能廢改全部法令 15
  • 但是,行政長官也不能對所有的法令行使廢改權。因為法令所調整的範圍實在太廣,甚至連澳門的幾部重要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商法典》)都是以法令形式頒布,這些涉及市民基本權利義務的法律無論如何都不可以藉行政立法予以廢改。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只能制定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只能就行政範疇內的事務立法,行政長官並非全盤繼承了總督的法律地位,不享有對所有法令的廢改權。 (三)廢改權應由雙方分享 本文認為法令的廢改權應該憑法令的內容來判斷、區分每個法令的廢改權誰屬。內容僅是單純地行使行政權或處理行政事務的法令應由行政法規進行廢改,否則應由法律廢改。那麼由行政法規廢改法令是不是有違下位法不得違反上位法的法理呢?法令的位階似乎與法律相同,但這其實是一個不小的誤解。 人們認為法令的位階與法律相同的法理根據是:按照《澳門組織章程》規定,法令的效力與法律相同,基本法又規定了原有法律予以保留,既然制定法令的總督已不存在,能廢改與法律同等效力的法令自然只有立法會。本文在此毫不猶疑地指出,這項推理不成立。這項推理其實是在偷換概念,因為此“法律”不同彼“法律”,澳葡政府的“法律”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並非一個相同的概念,法令只是擁有與《澳門組織章程》的“法律”同級的效力,這種“同級的效力”跟《澳門基本法》的“法律”並不相干,兩者性質完全不同,不具可比性,比較澳葡政府的“法令”和特區政府的“法律”的位階,是“關公戰秦瓊”式的錯誤。我們不能忘記,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都要以基本法為基礎,《澳門組織章程》的法律效力早已在回歸時終止,《澳門組織章程》規定法令的效力是不是和法律同級與澳門特區政府無關,澳門特別行政區無義務去遵守一個已經失效的《澳門組織章程》。然而這時又出現另一個問題:基本法規定保留原有法律,而法令的法律效力又是從《澳門組織章程》而來,法令如果拋開《澳門組織章程》,豈不是會失去在澳門法律規範中存在的法理根據?在此指出,這種“法令的位階高低要根據《澳門組織章程》的規定而定”的觀念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不能成立,因為違反“一國兩制”原則。 16
  • (四)現存法令效力的真正來源:《澳門基本法》 不少人都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以為原有法律既然是回歸前制定,其法律位階自然應根據《澳門組織章程》而定。但是根據主權原則,立法是一個國家行使主權的表現,法律的效力只能在一國的領土範圍下生效,不會在外國有效。“原有法律”是依據《葡萄牙共和國憲法》和《澳門組織章程》制定,法理基礎是《葡萄牙共和國憲法》和《澳門組織章程》,本質上是葡萄牙法律,屬葡萄牙法律體系的一部分,是葡萄牙行使主權的產物。隨着澳門回歸,葡萄牙對澳門終止行使主權,作為澳門“原有法律”的效力基礎《澳門組織章程》也終止了它的效力。“原有法律”的效力本來也同樣地隨着葡萄牙主權的撤退和《澳門組織章程》的失效而失效,失效的法律只是一堆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規範,“原有法律”是因為《澳門基本法》的緣故才得以在葡萄牙主權退出澳門後繼續生效下去。回歸後繼續生效是因為中國對“原有法律”行了“法的認可”。立法機關進行立法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制訂,二是認可。所謂“法的認可”,是國家立法機關根據調整社會關係的需要,賦予社會上某些非法律規範以法律效力而形成法律規範的活動。這些本來已經失效的法律是因為中國的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基本法對“原有法律”進行“法的認可”,規定回歸後的澳門繼續採用“原有法律”使之成為特區的法律,重新賦予這些已失效法律在澳門全新的法律效力,這些“原有法律”的性質已經從葡萄牙對澳門行使主權的表現轉變為中國對澳門行使主權的表現,“原有法律”的效力基礎也因此轉變為基本法而不再是《澳門組織章程》。《澳門組織章程》對法令的位階如何規定是殖民時期的事,與現在的澳門無關,沒有遵守的必要,因為澳門一切現行有效的法律都是以基本法為基礎而不是《澳門組織章程》,無需要為一個已失效的《澳門組織章程》如何規定法令而煩惱,如果我們在處理法令的廢改權問題時要遵守《澳門組織章程》的規定,即是承認《澳門組織章程》仍然有效,對澳門特別行政區仍有法律上的拘束力。澳門無形中會出現兩部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組織章程》。承認《澳門組織章程》的法律效力也就意味着承認葡萄牙對澳門的主權,違反“一國兩制”原則。事實告訴我們,澳門只有一部基本法,也因為這個緣故,澳門的一切法律事務都不能與基本法相抵觸並且必須以此為基礎,法令的廢改權問題也不例外。 17
  • (五)解決廢改權問題的鑰匙——《澳門基本法》 當瞭解到法令的廢改權問題應以基本法為基礎後,很容易會發現一個實踐上的問題:基本法沒有規定“法律”和“行政法規”的立法範圍如何界定。甚麼事務應由法律調整,甚麼事務應由行政法規調整,基本法並沒有提供標準,法令的廢改權應屬哪方似乎也沒有了標準。這不是基本法規定得不夠完善,而是《澳門基本法》故意預留空間與特區政府自行決定。基於高度自治原則,澳門的法律和行政法規對於調整社會關係如何分工的決定並不會損害“一國兩制”,僅屬特區的自治事務而已,毋需提升到由基本法進行規定那麼高的層面去解決。只要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之間彼此協議在立法上如何分工並且用法律將之規範下來,立法工作如何分工的問題即可解決,這是高度自治原則的體現。具體上法令的廢改權誰屬,本文認為應遵從立法學上的“法律保留原則”(又稱“議會保留原則”),但凡涉及公民基本權利義務的法令,都只能由立法會廢改,內容上純為行政的法令,由行政長官廢改即可。各項法令具體上應由法律還是行政法規進行廢改的問題,也可由此得到解決。 參考書目: 1. 黃顯輝:《澳門政治體制與法淵源》,Public es-O Direito,1992年 4月。 2. 劉太剛:《有關<澳門基本法>的幾個問題及澳門法制實踐所作的解答》,載於《依法治澳與穩定發展——基本法實施兩週年紀念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02年 3月。 3. 許昌:《澳門過渡期法律問題論集》,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1998 年12月。 4. 米萬英:《行政法規與授權立法》,載於《澳門檢察》第 2期,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2001年 6月。 5. 何志遠:《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規與法令的關係》,載於《法域縱橫》總第 10期,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務局,2001年。 18
  • 析兩類管轄權衝突 ——以內地法院與港澳法院商事案件 管轄權的關係為中心 李磊明* 一、內地法院與港澳法院商事案件 管轄權衝突概論 (一)區際衝突與國際衝突的關係 內地法院與港澳法院商事案件管轄權衝突屬於區際衝突,而非國際衝突。 根據學者歸納,所謂區際衝突是指:一個主權國家領土範圍內不同法域的民商事法律之間在同一平面上的衝突。1 區際衝突與國際衝突相比,其最重要的特徵是與國家主權的行使無關。香港、澳門回歸後,港澳均屬我國主權管轄範圍內的特別行政區,兩地法院與內地法院之間不存在國家司法主權之爭,屬一國的區際司法的衝突。而國際衝突是各國基於行使主權考慮,“儘量增加其本國法院行使管轄權的連接因素”所致。2從這一意義上説,筆者反對將區際衝突混同於國際衝突的觀點3,認為區際衝突有必要與國際衝突在法律性質上嚴格區分。 當然區分是相對的,區分是指有所區分,區分不是截然分開。因為解決國際衝突的許多法律技術規則是可以用於解決區際衝突的,這也是筆者理解最高法院關於《全國沿海地區涉外、涉港澳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規定“參照”適用的合理性所在。“參照”的意義在於可以適用的內容才採用, 這一點必須引起法律界尤其是實務界的重視。 * 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院民商法專業博士研究生 19
  • (二)衝突的表現形式 管轄權衝突,必須通過當事人向“兩個或兩個以上具有管轄權的法院起訴的行為來實現”4,否則不構成管轄權衝突。 (三)兩種類型的管轄權衝突樣式 根據發動訴訟程式的時間先後,可以將出現衝突的情形分類如下:一是港澳法院受理在先,二是內地法院受理在先。 關於上述分類的法律意義,我們從港澳基本法第 19條5的規定説起。 港澳基本法第 19條第 1款均規定,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 2款規定,特別行政區法院除繼續保持港澳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外,對各自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基本法第 19 條第 1 款的規定原則上限制6(而且僅僅限制)內地法院行使管轄權。這樣必然使得內地法院管轄案件的範圍縮小。對港澳法院受理在先者,原則上排除內地法院行使管轄權,而對內地法院受理在先者,基本法並不限制港澳法院的管轄權。可見,上述分類對探索消除衝突的有效機制具有針對性。 (四)產生衝突的原因 內地法院與港澳法院商事案件管轄權衝突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對同一案件7,內地法院與港澳法院依據各自的法律分別享有管轄權。如果僅僅內地法院或港澳法院中的一方有管轄權,不存在管轄權存在衝突的問題。例如內地對主合同無管轄權,但對從合同(擔保合同)有管轄權的案件。就主合同而言,內地無管轄權。因此,內地法院通常會對從合同(擔保合同)爭議中止審理。8 (五)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究竟哪些情況屬於內地法院與港澳法院都有管轄權?筆者認為重要的是要首先明晰回歸後哪些關於管轄權行使的法律已經不合時宜。例如,香港一向以有效管轄來確定涉外案件的管轄,但有效管轄與主權行使密切相關時,只應用於解釋香港與其他主權國家的關係。香港回歸後,不應再套用有效管轄來解釋內地與港澳在司法權上的關係。從這一意義上説,香港也有必要自 20
  • 行立法限制其原有的管轄範圍。 (六)衝突的變遷 回歸前,我們將內地法院與港澳法院商事案件管轄權的衝突視為國際衝突,基於行使國家主權的考慮,內地法院一直是“力爭管轄”9,這樣幾乎所有案件內地法院均有管轄權。對於內地法院享有管轄權的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國沿海地區涉外、涉港澳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提出“港澳地區法院對該案的受理,並不影響當事人就同一案件在我國人民法院起訴”。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內地法院與港澳法院商事案件管轄權的衝突自然難以避免。回歸後,基於行使國家主權的考慮已經沒有意義,內地法院管轄範圍的退讓成為一種可行的選擇。從港澳基本法第 19條規定的內容看,立法顯然體現了上述意圖。 對香港而言,中國內地不但是與香港不同的法域,也如同一個“外國”;“如果一宗案件是涉外案件,那無論案件中的外來因素是來自中國內地或來自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都劃一處理,除非有專門的法律另作規定”。10因此,回歸後,受基本法第 2條明文保障,香港還將沿用其原有的法律處理涉及內地的管轄權衝突。因此,解決區際衝突,第一步要從基本法第 19條的規定出發,限制內地法院的管轄權。第二步,是通過內地與港澳平等協商,對那些聯繫很少的案件的管轄權作出縮減的安排。 二、港澳法院受理在先的衝突 按照“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基本法的所有規定無不是圍繞確保“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這一宗旨。在司法領域,就是要確保港澳法院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具體而言就是確保港澳法院除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以及基本法對其審判權所作的限制外,對港澳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和終審權。為了防止上述規定流於形式,內地法院管轄範圍原則上必須退讓。 所謂原則上必須退讓,其含義是指,原則上港澳特別行政區法院依照基本法規定行使管轄權的所有案件,內地法院應無管轄權,平行訴訟11應嚴格 21
  • 禁止。 可是,問題是內地與港澳互涉的案件,情況比較複雜,在現階段,對港澳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規定行使管轄權的所有案件,是否有必要例外地承認在內地法院的平行訴訟? 關於這一問題,筆者將分析的重點放在考慮專屬管轄與一般管轄的關係以及平行訴訟的正當性這兩方面。 (一)考慮專屬管轄與一般管轄的關係 專屬管轄是指特定的案件,法律規定由特定的法院管轄。內地《民事訴訟法》第 34條規定:“①因不動產糾紛提起的訴訟,由不動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②因港口作業中發生糾紛提起的訴訟,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③因繼承遺產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繼承人死亡時住所地或者主要遺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第 246條規定:“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履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勘探開發自然資源合同發生糾紛提起的訴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管轄。” 專屬管轄是一種特殊的地域管轄,其最大特色在於排除任意管轄、合意管轄及應訴管轄的適用,但排除僅僅對當事人有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專屬管轄,並不能如某些學者理解的那樣產生排除港澳法院管轄的效力12,哪怕港澳法院僅僅是基於一般的管轄權。理由很簡單,因為港澳是獨立於內地的法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是港澳基本法都明文規定不在港澳適用的法律。港澳法院行使管轄權只會考慮其本地法律的規定。因此,解決衝突需仰仗港澳本地法律。如果港澳本地法律不足以解決衝突,則有待將來內地與港澳依據基本法的規定相互協商,就衝突的解決作出安排。 (二)解決衝突的辦法 對內地而言,我們應積極研究專屬管轄的範圍是否有必要進一步縮減,這才是解決區際衝突的治本之策。 對港澳而言,應尊重內地的專屬管轄。國際上,主權國家之間都有尊重他國專屬管轄的立法例,例如德國。13何況內地與港澳僅僅是同一主權國家 22
  • 內不同的司法區域,相信衝突相對容易解決一些。從香港的情況看,香港秉承英國的法律制度,法官們對不方便法院原則的運用14駕輕就熟。筆者相信不方便法院原則的運用可以有效地消除衝突。 必須指出,因為內地法院的管轄權是一種兜底式的,因此港澳法院放棄管轄的話,內地法院行使管轄權應無疑問。如果港澳法院不放棄管轄,作為例外有必要承認內地法院的管轄權。此時平行訴訟不可避免。 (三)對平行訴訟正當性的思考 平行訴訟包括重複訴訟和對抗訴訟。以重複訴訟為代表的平行訴訟通常認為浪費司法資源,增加當事人的訴累。在不涉及主權時國際社會總是力圖避免。但平行訴訟並非一無是處。 例如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在 Inowa訴韓國 K.K航空公司一案中就認為,當外國的判決得不到執行時以及當判決十分費時或代價太大時,原吿均享有合法利益重複訴訟。還有一點就是被告基於“充分訴訟地的利益考慮是正當的”。15 筆者認為,除了內地與港澳互相避免因為純粹執行問題所導致的重複訴訟外,具有平行訴訟正當性的其他情形應該成為例外地認可在內地法院平行訴訟的理由。 三、內地法院受理在先的衝突 上文已經提到對內地法院受理在先者,基本法並不限制港澳法院的管轄權。至於平行訴訟,港澳的法律卻持不同的態度。 (一)澳門對平行訴訟的態度 基於大陸法系的傳統,澳門堅持“一事一訴”以及“一事不再理”。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 416條第 3款關於“案件在澳門以外地方之法院正待決之情況無須予以考慮⋯⋯”以及第 1,200條對澳門以外地方法院所作裁判的承認必須符合的要件16所作的規定看,如果一宗訴訟在澳門以外地方的法院首先提起,將產生禁止當事人在澳門再行訴訟的效果。所以澳門原則上 23
  • 是禁止平行訴訟的。 (二)香港對平行訴訟的態度 香港採取英國制度,原則上不禁止平行訴訟,但在一定條件下,法院可以對平行訴訟施加限制。17按照英美法系國家的一般做法,在“重複訴訟”中,英國一般中止本國訴訟或命令原告中止外國訴訟,或令原告在本、外國訴訟中擇一而行之;而在“對抗訴訟”中,則很少中止本國訴訟。由於平行訴訟是法院裁量是否中止訴訟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在原告很明顯能獲得前一訴訟的所有救濟的情況下,為避免給被告造成不必要的麻煩,法院通常中止後一重複訴訟。18分析港澳的法律制度後,我們不難發現,因澳門禁止重複訴訟,所以衝突實際上僅僅發生在內地與香港之間。 (三)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解決衝突 在內地法院受理在先,香港受理在後的情況下,基於管轄恆定原則或管轄一成不變原則,內地法院的管轄權不因香港在後受理的影響。此時無法再援引基本法第 19條來解決衝突。而應該由內地與香港分別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放棄或拒絕行使管轄權。 不方便法院原則是 19 世紀末葉為保護被吿人免受過分的屬人管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項法律原則。在美國,現在絕大部分州的立法已承認了這一原則。不方便法院原則的基本精神是只要在外國訴訟比在本國訴訟更為方便,本國法院便會停止訴訟。 不方便法院原則對內地法院來説相對而言比較生疏。但最高人民法院早有適用的先例。在一宗涉及融資貸款糾紛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由於本案雙方當事人均是在香港註冊登記成立的法人,該融資貸款協定的簽訂地、履行地均在香港,當事人又選擇香港法律作為融資貸款協議的准據法,從方便訴訟的原則考慮,本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管轄更為適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不宜受理本案。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內地與香港都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放棄或拒絕行使管轄權,將造成所謂消極衝突。解決消極衝突筆者認為有賴於兩地的司法合作。19司法合作的目標之一就是首先放棄行使管轄權的一方要及時向對方通 24
  • 報情況,避免因資訊不通,兩地法院均放棄管轄,導致當事人無從得到司法救濟。 註釋: 1 余先予主編:《國(區)際民商事法律適用法》,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 年,第 686頁。 2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 394頁。 3 韓德培:《論我國的區際法律衝突問題》,載於《中國法學》,1988年第 6 期。 4 同註 1,第 281頁。當事人向兩個或兩個以上具有管轄權的法院起訴構成平行訴訟。 5 關於基本法第 19條的性質: ①基本法第 19 條,不是衝突規範,卻類似衝突規範。應該説基本法在調整內地法院與港澳法院商事案件管轄權的關係問題上具有比一般的衝突規範更高效力。②基本法第 19 條“不僅重申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而且進一步明確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權的管轄範圍”,基本法第 19條是我們處理內地法院與港澳法院商事案件管轄權關係的基本依據。 6 關於限制的理由,筆者採用反證法,即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既然授權港澳特別行政區對港澳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原則上就應排除內地法院同時對上述案件的管轄權。我們首先設想一下不排除內地法院同時對上述案件的管轄權,那麼在內地與港澳並無管轄權衝突解決機制的情況下,如果這樣解釋,將意味着兩地管轄權的衝突難以解決。 7 甚麼是同一案件,本文是指相同的當事人,具有相同的訴訟目標的案件。 8 參閲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珠法民四初字第 04號裁定書。 9 蘇利民:《對內地與澳門民商事案件司法管轄權衝突問題之探討》,載於單長宗主編:《中國內地與澳門司法協助縱橫談》,中國法官協會法學實務研究叢書,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第 316頁。 10 陳弘毅:《中國內地與香港的法律衝突問題》,載於陳弘毅、陳文敏:《人權與法治——香港過渡時期的挑戰》,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第 45頁。 11 徐卉:《國際民商事平行訴訟研究》,載於陳光中、江偉主編:《論訴法論叢》 (第 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 25
  • 12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 409頁。 13 李雙元、謝石鬆:《國際民事訴訟法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 176頁。 14 又稱為方便訴訟的原則,香港學者譯為更合理訴訟地。參閲徐卉:《國際民商事平行訴訟研究》,載於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 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 340頁。 15 同註 11。 16 如果能夠提出“以案件已由澳門法院審理為由提出訴訟已系屬之抗辯或案件已有確定裁判之抗辯”,則澳門以外地方法院所作裁判將得不到承認。 17 同註 11,第 314頁。 18 郭樹理:《中國有關國際民商事管轄權衝突問題實踐之檢討》,中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網,2002年文章。 19 同註 9,第 321頁。 26
  • 澳門政府規模研究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課題組 一、引言 (一)研究目的及方法 公共行政系統與時俱進是特區政府的要求,同時亦是社會大眾的呼聲。因應未來發展,我們需要一支能確保政府施政高效和高質量的公務員隊伍,在民生福祉、經濟發展和社會治安等領域,為市民提供恰當之服務。四年以來,特區政府在處理大量複雜的內外部事務之同時,始終把公共行政改革作為施政重點內容之一,不斷推出革新措施,促進行政效率的提升和政府服務質素的改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壓力,以及澳門社會發展的內部需求,未來特區公共行政如何有效回應、特區政府的職能怎樣合理界定、政府組織架構和人員如何因應政府職能而進行調整、公務人員合理規模如何界定等等問題,都是迫切地等待回答。我們深信,特區政府是一直就上述問題進行科學的研究,但是,從民間角度,較全面地、直接地匯聚民間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議,相信會是有意義的互補。 全面而深入地探討和回答上述一系列問題並不容易,而涉及公共行政領域的課題亦非常廣泛,包括政府的組織架構、法律體制、職能取向等多個方面。受到資源和時間的限制,我們擬把上述課題內容進行分階段的探討。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應先就澳門政府現有的規模是否合適進行初步的研究。 相信任何擁有管理經驗的朋友都會深明改革之道並無通法,本研究的目的,旨在嘗試從別國/地區政府的實踐經驗吸取符合澳門長遠發展需要的精粹。我們希望透過比較行政法、問卷調查法、深度訪談法、文獻研究法等對研究主題進行探討,並以現代公共行政管理概念為出發點,以管理概念為主,西方及亞洲地區經驗為輔,澳門居民、社會團體及中、高層公務員的意見為 27
  • 參考依據,務使研究內容及資料能產生實效,提出的建議較具可操作性。 (二)公務員定義的界定 政府公務人員的涵蓋範圍,不同政府有不同的界定。比如英、美兩國,其公務員範圍便包括所有國營企業員工;我們鄰近的香港,其約 18萬公務員則不包括為數超過 15萬的資助機構(公營機構)人員1;被譽為政府架構最精簡的新加坡,其公務員人數由 1992年的 112,000萬人大幅削減至 2002年底的 61,040人,但她同時又大幅設立各類法定機構,至目前為止已達 68個,分管房屋、運輸、水電、税務和經濟等重大政府職能,部分機構規模也不少,由過百至近萬名員工不等,僱員人數共約 6萬人。2澳門政府的公務員範圍,是泛指在公共行政系統內的所有工作人員。實際上的分類是,公共行政系統內工作的人員包括有:公務員(Funcionário)、公職人員(Agente)和其他人員等三大類。從工作的性質分類,則包括有政府機關僱員、公立學校教師、公立醫院醫生、公立研究人員、警察、軍職人員等。澳門公務員的涵蓋,較諸其他國家和地區為廣。 二、澳門政府規模的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 對政府規模的研究,通常使用三個可測量,且有比較意義的數量作指標: ①行政機構數量; ②政府公務人員與總人口及就業人數的比例; ③政府支出和消費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重。 一般來説,人員多,機構就多,相應地公共支出就大;當機構增多,行政程序也會相應變得繁瑣,政府便有理由要求增加人員,公共開支亦變得越來越大,惡性循環地不斷擴大政府的規模。因此,政府公務人員的數量被認為是政府規模最直接的反映,政府公務員人數與人口之比成為衡量政府相對規模最主要的指標。 雖要強調的是,對政府公務人員的涵蓋範圍,不同政府有不同的界定和分類,因此,如果單從統計數字上作簡單的比較,則難免存在誤差,故我們在探討這個課題時,必須時刻保持理性客觀的態度,以免誤墮由數字堆砌的 28
  • 迷宮。 為客觀地檢視澳門政府現有規模是否合適,是項研究分別從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兩個角度去探討澳門政府的現有規模。 (一)澳門政府規模的橫向比較 不同的國家/地區,其公共行政的發展狀況和水平都各不相同,為使是項課題研究能更符合客觀實際,我們分別選取了 9 個經濟相對發達的國家、5個人口規模和澳門相近的微型國家,以及 4個文化背景與澳門相約的鄰近地區,就其公共行政規模與澳門作一橫向比較。 1.與發達國家的比較 比較分析顯示,發達國家公務員佔人口的比重,除日本是 1∶30外,其餘均在 1∶11至 1∶17的區間內。與就業人數比,一般是 1∶5至 1∶7之間,最低的是日本,僅為 1∶15。在這兩項指標中,澳門的比重分別為 1∶25及 1∶12,均處於較低水平。至於在政府財政支出佔當地生產總值的比較方面,除美國見的 29%稍低於本澳的 30%外,其他發達國家的比重都較澳門為高(見表1)。 在比較各地政府規模的同時,也必須探究其規模變化的原因。西方發達國家政府規模龐大,其原因在於她們的工業化起步較澳門早,政府因應工業發展需要而設立的各個部門也較澳門完整,在這情況下,故其公務員人數的比重較澳門為大。由於澳門政府只是一個地方政府,職能當然相對狹窄,因此,不能簡單地以“小”來表述澳門政府的實質規模。事實上,澳門回歸前一直沿用葡式政制,一個人口僅 40餘萬,面積不到 28平方公里的地區,便分設類似於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機關,這也是澳門政府規模在過去常被社會詬病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澳門自 80年代起,政府規模持續擴張,與西方發達國家持續收縮的情況背道而馳,其原因則在於澳門的經濟起飛。1982年澳門的 GDP僅得 71.6億澳門元,但發展至 1997年便已增至 558.9億澳門元,而澳門政府的行政規模,也相應增加至 17,589人的頂峰。數據清晰表明澳門政府規模擴張與經濟急速增長存在密切相關,政府相應調整職能毫無疑問符合社會 29
  • 要求。反觀西方發達國家則早已完成工業化階段,政府職能早已確立,甚至已步入後工業化進程而需削減人手,是以我們也不應片面地批評澳門政府規模擴張的不合理性。況且,澳門自 90年代踏入回歸祖國的後過渡期,需大量吸納本地華人進入公職體系,在這情況下,澳門政府規模擴張也就有其必然的需要(見表 2)。 2.與微型國家的比較 與微型國家比較,澳門政府的 GDP處於中等以上水平,優於馬爾他、汶萊,次於盧森堡、巴林與冰島。而公務員人數與人口比例,則屬於最低(見表3)。 不過,我們同樣發現,經濟規模的發達,並不代表一定需要擁有一支大規模的公務員隊伍。以盧森堡為例,人口與澳門相若,但其 GDP竟為澳門的3倍,高達 185億美元,但其就業人口只有 27.7萬人,公務員也僅有 28,504人。無論是分析其就業人口還是公務員人數與 GDP的關係,都充分説明其個人生產能力遠高於澳門。 通過比較,我們發現一個國家/地區的國民收入、經濟實力,與其國民和公務員的個人生產能力密切相關。故此,澳門競爭力的提升,不在於公務員數量的增加,而在於公務員工作效益的提升。 3.與鄰近地區的比較 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向以“強政府”著稱於世,可是數據顯示,新、港、台、韓之政府“強而不大”,政府規模比之發達國家相對偏小。以公務員人數與人口總數的比值論,新加坡處於最低水平,以其公務員人數與就業人數相比,也得出相同結論。數據顯示,澳門與“四小龍”相比,無論是公務員佔總人口比例,還是公務員佔就業人數比例,澳門均處於較高水平。從公共財政總支出佔 GDP比重方面分析,澳門政府的規模與東亞新興國家相比,亦屬偏高(見表 4)。 然而,正如本報吿在引言內已表明,由於不同國家/地區的政府對公務員的定義與澳門的並不完全一致,如果單從人數上作簡單的比較,則容易產生錯覺。同時,在研究過程中,課題組從其他國家/地區的改革經驗中發現,在 30
  • 政府進行規模改革時,必須同時關注公共工作開展的實際需要,如果只着重表面數字的控制,則有可能淪為政治上的數字遊戲。 還需指出的是,儘管部分國家的政府規模未必較澳門為大,但卻具備卓越的工作績效。根據由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Management Development,IMD)執行調查,並出版的世界競爭力年度報告顯示:美國、新加坡、香港、芬蘭、盧森堡、冰島等國家和地區,其國家競爭力和政府效能都是名列世界前茅的。當中,以新加坡政府規模之小,卻能自 1998年起連續 5年高踞全球政府效能最高國家的首位,以美國經濟實力之強也僅可排上老三,而香港則居第四。但人口與澳門相若的盧森堡,卻能排在世界第七的高位。IMD 對政府效能評比的要求非常之高,評選準則包括公共財政、財政政策、金融體制結構、企業結構、教育等 84項指標,能攀上高峰,絕非易事。 雖然 IMD報吿中並未把澳門列入評比範圍,但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於 1999年發表的《提升澳門經濟競爭力戰略研究報告》指出,1998年澳門的世界競爭力得分值在 54分左右,若以此為參考,2002 年澳門政府的管治水平肯定優於 98 年,那麼澳門的國際競爭力排名估計排在 30至 31位之間,低於韓國、匈牙利、日本,略優於中國內地、葡萄牙、泰國和巴西。該研究報告的評比方法也是參照 IMD採用的特菲爾法,比對的準則也以 IMD在 1998年刊載的國內經濟實力、國際化程度、政府效率、金融實力、基礎建設、企業管理、科技實力、人力及生活素質及其 41項子指標作分析標準。 (二)澳門政府規模的縱向比較 1.澳門政府規模的演變趨勢 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從行政管理角度來看,不外乎在質與量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而在財政管理角度,則離不開公共服務的成本與效益。隨着社會發展,人口增長及經濟事務複雜化,公民權利知識亦不斷普及,人們對政府的要求就會不期然上升。而我們亦總不能一方面限制政府規模增長,另一方面又對公共服務不斷諸般需索。為此,本節將從澳門社會發展與政府規模的變化作一縱向的比較。 31
  • 由於澳門在 1999 年前屬葡萄牙人管治,1999 年後屬特區政府行政,因此,本報告把 1999年 12月 20日作為研究的分水嶺。 由於政治、經濟的快速變化,澳門回歸前的 14年內,澳葡政府在擴大對一般性公共部門和治安開支的同時,大幅增加在社會服務、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在社會服務方面。公共秩序和公共福利是政府職能強化的兩個方向,職能擴展則是政府規模急速增長的內因。 不過,從公務員人數及公共開支的增長幅度來看,兩者的增幅顯然快於澳門的人口和經濟增長的速度。1999年底的公務員人數已達到 17,239人,比 1982年的 5,685人增長了 3倍多,而總人口僅增長了 64%;其間,在 1982-1997年的 15年內,公務員與本地人口的比率由 1∶46猛增到 1∶24,幾乎是成倍增大。以公共開支與 GDP的增長幅度比較,也反映出兩者增長的不對稱性,在相同的時間內,公共開支增長了近 12倍多,而 GDP僅增長了 6倍不到。從時間段分析,20世紀 80年代增勢強勁,90年代趨緩(見表 2)。 回歸以後,公務員人數的增勢明顯趨緩(見表 5),兩年內平均增長僅0.85%,而回歸前 15 年內公務員人數年均增長則是 6.15%,公務員與人口比例也基本維持回歸時的原有水平。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在注意控制公務員增長的同時,亦致力於公務員制度及公共行政效率提升等方面的改革。 2.澳門居民的意見 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認同現今公務員人數為適當數量的被訪市民佔57.6%,認為過多及非常過多的只佔 19.8%;從被訪者年齡組別看,年紀較輕的接受程度比年長者更高;從被訪者的教育程度分類中也可看到,無論教育程度高低,都比較認同現今人數水平,顯示市民的理性態度(見表 6-8)。 回歸後,政府服務水平的改善,治安好轉和經濟得以穩定,增強了市民對政府的信心,相對而言,對政府人數的輕微上升也就不如回歸前般在意。課題組認為,市民的支持對政府進一步改革帶來積極的訊息,政府應把握當前契機,進一步加大改革幅度,切勿麻痺大意,沾沾自喜而拖慢改革步伐。 3.社會團體的意見 綜合被訪社團的意見,無論是工商社團、勞工組織,抑或社區團體,其 32
  • 主流意見均認為澳門公共行政體系架構龐大、人員臃腫、組織和職能重疊,但也有意見認為,某些部門有增聘人力的需要。 4.中、高級公務員的意見 分析回收的問卷,被訪中、高級公務員對政府現有規模的看法,認為屬一般的佔主導,認為並非過大的佔 27.4%(非常不同意十不同意),但認為過多的亦達 26.0%(非常同意+同意)。但值得注意的是,認為政府某些部門/機構之間職能重疊的,佔 74.2%(非常同意+同意)。調查顯示的訊息是,導致澳門政府規模膨脹的主要因素不在於員工多寡,而在於機構職能的重疊。部門職能重疊,容易導致更多的行政程序和人為障礙,最終影響公共部門的服務質素(見表 9-11)。 三、澳門政府規模的討論與建議 (一)澳門政府規模的討論 澳門公務員人數是否合適的問題,在走訪過程中,發現大部分被訪社會團體的意見,與我們的問卷結果迴異。從兩份針對一般市民和中、高層公務員的問卷得回的答案,認同現有人員數目的佔多數。若參看別國政府的改革史,可以發現大部分政府推行精簡架構的動因,提升部門財務績效是其次,主要的還是經濟衰退所引致的財政壓力。事實上,2001年澳門公務員人數是17,533人,與 1997年歷史高峰期的 17,589人僅少了 56人,但市民對精簡人手的迫切感卻不及當年熱熾,原因離不開經濟復甦和治安綏靖。加上澳門政府在過去兩年連續推行的減免税收、增加社會福利支援和擴展公共工程等政策,及時平抑了民怨;而開放博彩市場,以旅遊博彩業為主、其他產業為輔的清晰定位,亦為闔澳市民帶來了憧憬。種種客觀因素,淡化了民眾責成政府精簡員額的情緒。 從公務員的角度出發,回歸後澳門人當家作主的心態、恢復公眾秩序及重振經濟等,已使其工作量倍增,加上政府嚴格控制員額增長及種種提升工作績效的措施,對人力的渴求也就不言而喻。 然而,居安思危,澳門經濟發展仍存在許多的變數。作為一個外向的微 33
  • 型經濟體系,澳門整體經濟的發展,不但受制於世界經濟的榮衰,亦與鄰近地區經濟發展和相互合作競爭關係密切相關,民間社團對進一步壓抑政府規模的意見,道理顯而易見。 綜合、比較並分析所收集到的意見、資料和數據,包括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改革經驗,我們認為,以目前公務人員的數目論,澳門政府雖未至於是“大政府”規模,但比對鄰近新興國家的經驗、國際公共行政發展大勢,澳門公務員的總量、政府的規模都存在控制的需要。同時,我們留意到現實情況存在一些部門人力不足,另一些部門則人浮於事的現象。因此,政府在注意控制總量的同時,更應注意優化人力資源的分配和重置。還有一點是,目前有部分部門存在利用購買勞務的方式,增加部門的人手以應對新增的工作量,這種做法,有可能會破壞現存的招募公務員的公平準則,也可能使整個社會失去了監察政府人員擴張的實際數據。在是次調查中,課題組就無法收集到究竟有多少個政府部門是透過此途徑來增加人手的,以及以此途徑進入公職的人員的實際數字,而有關數據的披露相信是必要的。 透過比較分析研究,我們對澳門公共行政隊伍的初步印象是:澳門政府現有規模並非很大,但亦不算很小;工作效率總體合格,但仍存在不少提高的空間。而 1997年底的公務員人數(17,589人),應可作為衡量澳門政府日後規模是否過大的一個客觀指標。 (二)有效控制澳門政府規模的建議 在行政當局考慮應如何有效控制政府規模方面,我們有以下的建議: 1.重新檢討現行的政府編制及其制度 澳門公務員總人數已達 17,000多,但只有 8,000多人屬編制之內,同時,各政府部門的人員編制,亦與其實際需要相脱節,部分部門唯有依賴編制外合約或購買勞務的形式以補充人員需要,而法律上對公務員數目的約束也就變得越來越模糊和失去作用,因為編制外合約從來沒有明確數目的界定。因此,為各政府部門重新訂定合理的人員總數是改革的其一要務。假若部門人員數量確實不足,應實事求是,予以增加,反之亦然。藉合理和明確的數字約束人員增長,這應是控制人員數目的第一步。 34
  • 2.精簡架構,去除重疊,檢討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分配 重新檢討公共部門與市場間的角色分配,在此基礎上設定政府整體架構,以確定政府需要多少部門、甚麼部門、部門應如何分工、公務員人數應有多少等事項。 面對公共服務需求不斷增加,但社會卻不接受擴張政府規模,那麼,公共服務應否交由市場負責?“私有化”應否成為未來改革的基本理念?問題尚待研究。不過,我們的初步研究結果是:適當的“私有化”應是特區政府未來的改革方向。這包括兩種含意:①政府部門的公共支出屬於剛性、較慢調整及趨向於增加,而私營部門則較具彈性及較易調整。同時,“私有化”在成本控制方面將會更貼近市場,因為企業所管理的是自己的資本,他們當然會盡量擴大成本的效益,力爭利潤最大化。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驗亦告訴我們,“私有化”可減低程序的官僚化,有助於縮短行政程序的流程。②必須注意私有化的“合理性”。一些與市場關聯度較高且條件較完備的部門宜置於試點之內。但一些專注於提供服務的部門則不宜將之私有化,否則將會因過份注重經濟效益而影響服務所必須達至的寬度和深度。 對於“私有化”的進程,建議可參考新加坡的做法:先藉企業化管理作啟動,讓公務員適應市場競爭,把服務內容類同的私營企業作績效比較的參照,以此釐訂汰弱留強,獎勤罰懶的客觀標準,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再讓具競爭力的部門私有化。 3.盡早推出自願離職及提前退休計劃 因應部門功能轉變,讓個別不符合發展需要的公務員提早離職,是調研過程中所有被訪團體都同意的一個方案,我們建議可借鑑香港的有關經驗。此外,亦可考慮把自願退休工齡由現時的 30年適當下調,同時把退休年齡從 60-65歲適當提前,有關的退休金額當然亦需要透過廣泛的諮詢而相應作出配合調整。按初步估計,若計劃落實,相信會耗費為數不菲的公帑,但總不能因噎廢食。同時,政府應遵循“流水不腐”的原則,盡早修改退休制度,讓部份缺乏上進動力的無心戀戰者選擇自動提前退休,亦將是適當的做法。 35
  • 4.權力下放 應盡快研究權力下放的機制,讓部分權力適當下放給部門領導,甚至更基層的主管人員。也只有適當的權力下放,才可進一步提高部門的效率、靈活性和決策速度,減少無必要的文件往還及內部爭論。部份外國的改革經驗,亦是以下放權力作為第一階段的改革內容。不過,新西蘭的經驗則顯示,過份下放權力也容易導致濫用和失控,因此,也需要同時進行深入研究權力下放的準則和程度。 5.釐清權責,加強問責 部門間、上下級間的權責關係不清晰,權力下放也就無從談起,因此,必須及早釐清各部門、各職級的權責。不過,就算權責劃清,適當放權,但如欠缺問責機制,一切也是枉然。官員問責,應是澳門急需完善的機制,尤其是財政上的問責。在回收的問卷中,就有意見反映澳門公共部門的財政權缺乏彈性,而其根本,就是問責機制尚欠清晰和完善。 綜上所述,從新檢定各政府部門職能,控制公務員人數的增長,是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一步。而從另一角度來看,澳門現時失業率相對偏高,結合現時的社會環境,在未來一兩年內,都似乎未是精簡公務員人數的最恰當時機,因此,我們認為,澳門公共行政體系的改革應以優化服務為當前急務。 四、結語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要治理好一個社會,除了要提升個人的素質之外,還需配合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制度。一個制度健全的社會,可以孕育品學兼優的才俊;一個制度健全的政府,可以讓其公務員更有效地發揮才能。因此,我們既強調人的素質,亦強調對行政法律、法規的進一步完善。 宏觀上,我們透過比較行政法,對比澳門與其它國家/地區政府規模之異同,嘗試借鑑東西方國家行政改革的經驗;微觀上,通過問卷調查法、深度訪談法和文獻研究法,廣泛收集社會各界對特區公共行政改革的意見,藉以 36
  • 甄別澳門社會對公共行政的特殊需求,深化對澳門公共行政問題的認識,增強改革對策與建議的科學性和實踐性。 從比較外國經驗的過程中,瞭解到當前各地政府都致力於縮小其規模結構。英國、美國、新西蘭走在最前面,也取得了成效;盧森堡、冰島雖小國寡民,但成就舉世斐然,管治水平位於世界前列;新加坡和香港,其政府效能不單穩居世界頂峰,但仍不斷精益求精,以精簡架構和提升效能為公共行政的工作重點。剖析其改革模式,與其説是縮小政府,不如説是將本由政府控制的機構,轉變為自治或半私營。也就是説,把一些不該由政府負責的工作,盡可能交回社會,由社會的無形之手把其做好。 我們初步診斷的結果是:澳門政府規模雖未致於過大,但卻有不小的收縮空間。同時,1997年底的公務員數目(17,589人),應是控制政府規模擴張的一個指標。 表 1 澳門與發達國家政府規模比較 3 資料來源:見註 3 37
  • 表 2 回歸前澳門公務員增長規模與其他社會指標比較 2 資料説明及來源:見註 4 表 3 澳門與微型國家/地區政府規模比較(2001年)5 資料來源:見註 5 38
  • 表 4 澳門與東亞新興國家/地區政府規模比較(2001年)6 資料來源:見註 6 表 5 1999-2001年澳門特區政府公務員變動 7 (人) 資料來源:見註 表 6 澳門市民對公務員人數的意見 7 39
  • 表 7 不同年齡組別被訪者對公務員人數的意見 表 9 中、高級公務員對政府規模的意見 表 8 不同教育程度被訪者對公務員人數的意見 40
  • 表 10 中、高級公務員認為公共部門組織架構中存在的問題 表 11 中、高級公務員認為公共行政程序中最常見的問題(N:219) 註釋: 1 見 月 62 見 版。 3 表本地“檢第討公僕編制,重新調配資源”,香港《太陽報》财經新聞,2003年 1日,第 B04版。 “公僕帶頭,星洲 36萬人減薪”,香港《文匯報》,2003年 5月 23日,第 A51資料来源: ①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日本、澳洲、意大利、法國、新西蘭及澳門的 41
  • 生産總值(GDP)下載於 http://www.worldbank.0rg/data/databytopic/GDP.pdf ’ 月。GDP以當年價格計算。 2003年 4②美國:人口及公務員(Govemmentemployees)人數下載於 http://www.whitehouse gov;就業人數下載於 ftp: //ftp.bls.gov;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census.gov。 ③加拿大:人口、公務員人數、就業人口下載於 http://www.statcan.ca/English Pgdb/;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fin.gc.ca/frt/2002/frt02 6e.html 一Table 33,支出為 4,474.7億加元。1美元兑 1.5488加元。 ④ loyees)人數、就業人數下載於 http:英國:人口及公務員(Public sector emp//www.statistics.gov.uk/;財政支出下載於http://www.hm-treasury gov.uk/,財政支出為 3,896億英鎊(Total managed expenditure)。1美元兑 0.6944英鎊。 德 國 : 公 務 員⑤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人 數 下 載 於 http :(//www.destatis.de/basis/e/fist/fisttab04.htm;就業人數及人口下載於http://www.destatis.de/basis/e/vgr/vgrtab10.htm;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destatis.de/basis/e/vgr/vgrtabll.htm,財政支出為 10,008.6 億歐⑥元。1美元兑 1.1175歐元。 日本:人口、公務員(Govemmentemployees)人數、就業人數及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stat.g0.ip/。財政支出為 3,061,920億日元。1美元兑 121.53日元。 ⑦澳洲:人口、公務員(Public sector employees)人數、就業人數及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 abs.gov au/。財政支出為 2,489.2億澳元。1美元兑 1.932澳元。 ⑧意大利:公務員(Pubblico impiego/Personale pubblico)人數下載於 http://www. aranagenzia.it/;人口、就業人數及财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istat.it/English/;財政支出為 5,768億欧元。1美元兑 1.1175歐元。 ⑨法国:公務員(Emploi public/Foncti0n publique)人數下載於 http://www foncti0n-publique.gouv.fr/;人口、就業人數及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insee fr/。財政支出為 7,744億欧元。1美元兑 1.1175歐元。 新西⑩ 蘭:公務人員數包括国家(State)及地方(Local Governments),分别下載於 http://www.ssc.govt.nz/及 http://www.lgnz.co.nz/;人口下載於 http:// 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n z. html;就業人數下載於 http://www.dol.govt.nz/;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tre asury.govt .nz/,財政支出為 488億新西蘭元。1美元兑 2.3535新西蘭元。 (11)澳門:人口、就業人數來自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統計年鑑 2001》,2002 42
  • 年 7月;公務員人數來自澳門行政暨公職局,《2001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報告》,2002年 4月;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 dsf.gov.mo/,財政4 政府決算後②門行政暨公職局,2002年 4月;GDP(1982-1999):《本5 表 ① (Fonctionnaires)人數及人口下載於 http://db.statec.lu總支出(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為 152億澳門元。1美元兑 8.034澳門元。 表 2資料説明及來源: ① 公共開支為按功能分類支出,政府總開支是政府決算後的總支出,包含自治機構及基金(Autonomus Funds)等的開支。而據澳門特區財政局 2002年 4月的解釋,1982至 1984年的公共開支——按功能分類等同該年度的總支出; 資料來源: 人口: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公務員人數:《九七年澳門公共行政之人力資源》,澳門行政暨公職司,1998年 4月;《2001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報告》,澳地生產總值》,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00年 7月;公共開支及政府總開支:澳門財政局及《公共帳目 1985-1999》,澳門財政局研究暨財政策劃廳。 3資料來源: 盧森堡公務員 ;於 http://www.statec.lu/html en就業人數下載 ;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europa.eu.int及參考 http://www.czso.cz,財政支出為 87億歐元;GDP下載於 http://www.worldbank. org。1美元兑 1.1175歐元; 冰島公務員(CivilServants)人數經 2003 年 3 月 5 日以電郵查詢冰島政府(hronn. palsdottir@fjr.stjr.is)所得;人口及就業人數下載於 http:②//www.hagstofa.is;GDP載於 http://www.worldbank.org;財政支出下載於ent.ishttp://governm ,財政支出為 295.1億冰元。1美元兑 97.425冰元; 2001,下③汶萊公務員人數經2003年4月5日以電郵查詢(klchee@fbeps.ubd.edu.bn)Dr.Chee Kim Loy(Assoc.Prof),Head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The Faculty of Business,Economics and Policy Studies(FBEPS),University of Brunei Darussalam所得;人口來自 CIA,The World Factbook載於 http://www.cia.gov;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apecsec.org.sg;GDP下載於 http://www.nccibd.com。財政支出是 37.444億文萊元,GDP是76.192億汶萊元。1美元兑 1.8917汶萊元; ④ 林公務員(Government sector employment)人數下載於 http://www.bah-molsa com/english/index.asp;人口、就業人數、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 43
  • //www.bahraingov.bh;GDP下載於 http://www.worldbank.org/data/dat abytopic/GDP.pdf。財政支出為 8.33億巴元。1美元兑 0.376巴元; 馬爾他公務員(Public sector employees)人數及就業人數下載於 http:/www.gov. mt;人口來自 CIA,The World Factbook 2001,下載於 http:/www.cia.gov ; GDP 下 載 於 http : //www.worldbank.org/ ata/databytopic/GDP.pdf。財政支出下載於 h⑤ //d ttp://www.nso.gov.mt,財政 ⑥6 表 ①新支出 7.67億馬元。1美元兑 0. 4499馬元; 澳門數據來源同表 2。 4資料來源: 加坡就業人數下載於 http://www.mom.gov.sg/;公務員(Public Servants)人數下載於 http://www.iadb.org/;人口、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singstat.gov. sg/;GDP下載於 http://www.worldbank.org/data/ databytopic/GD dP.p f。財 支出是 347.7政 加② 、公務員(CivilServants)及財: //www.info.gov.hk/6億新 坡元。1美元兑 1.7917新加坡元; 香港人口、就業人數(勞動人數減失業人數)政 支 出 下 載 於 http ; GDP 下 載 於 http ://www.worldbank.org/data/databytopic/GDP.pdf。公共財政支出(Public ③expenditure by function)是 2,694億港元。1美元兑 7.7994億港元; 台灣公務員人數下載於 http://www.cpa.gov.tw/;GDP、就業人數及人口下載於 http://www.stat.go v.tw/;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dgbasey.go v.tw/。GDP是 95,423億新台幣。財政支出為 25,573億新台幣。1美元兑34.494新台幣; ④南韓公務員(Government employees)人數、就業人數、人口及財政支出下載於 http://www.nso.go.kr/eng/;GDP下載於 http://ww .worldbanw k.org/ data/databytopic/GDP.pdf;財政支出為 1,678,520億韓圖。1美元兑 1,290.99韓圖。 ⑤澳門數據來源同“表 1”。 7 表①②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報告》,澳門行政暨③5資料來源: 人口: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公務員人數:《2001公職局,2002年 4月; 就業人數: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頁,http://www.dsec gov.mo/。 44
  • 流域旅遊產業的合作開發 陳章喜* 旅遊產業是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無煙工業”之稱,收入彈性大,隨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極具發展潛力。珠江流域的澳門、廣東、貴州、廣西、雲南等省區有着豐富的文化旅遊資源,為了推動珠江流域旅遊產業的合作開發及旅遊互動關係,需要對珠江流域旅遊產業合作開發的機遇條件與宏觀背景、發展戰略、開發原則及對策措施進行與時俱進的探討。 一、珠江流域旅遊產業合作開發的依據分析 (一)珠江流域旅遊產業合作開發的宏觀背景 1.世界旅遊產業的蓬勃發展。世界旅遊產業的總量在不斷增大,已成為世界第一大產業,被稱為“朝陽產業”,1991年至 1997年,全球旅遊業增長速度高達 10%以上,遠遠超過了同期世界經濟 3%平均增長速度。1997年以後,世界旅遊業的發展也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長速度。根據世界旅遊組織的預測,全球旅遊業今後將保持 4-5%的增長速度。就中國國內而言,根據世界旅遊組織對中國旅遊產業發展的預測,到 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旅遊國家,中國將可接納 1.37 億旅遊者,佔全世界國際旅遊總人數的 8.6%,作為“朝陽產業”的世界旅遊業和中國旅遊業的迅速發展,為珠江流域旅遊產業的合作開發提供了良好的產業背景。 2.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的機遇。加入 WTO是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戰略性舉措,也是中國向世界經濟一體化方面邁進的關鍵一步。它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論珠江 45
  • 不僅對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重要影響,而且會對國內旅遊業快速展帶來積極影響和推動作用。加入 WTO以後,從宏觀層面對中國旅遊業的體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旅遊更加便捷,如金融、資訊、保險業等的開放,將為旅遊者提供更為方便的結算、訂購和保險服務。二是促使國內建起符合國際規則的旅遊運營機制,外國旅行社的進入,不但可以帶來大量旅遊者,而且可以帶進大量先進的旅遊技術和管理方法,從而為規範旅遊市,強化旅遊企業管理起到示範作用,從戰略上促進旅遊產業的發展。三是於關税的降低,各個環節上效率的提高,從根本上降低了經營成本,也使旅遊發略實施的重要區域。在西部大開發背景下,珠江流域旅遊業將面臨許多新的機遇。其主要影響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實施大開發戰略,國家將在生態建設、基礎建設、結構調整和科教等方面給予支援,從而改善西部省區(市)的經濟、生態和社會環境等,這一舉措的直接效果是可以提高西部人均 高。通過對生態和基礎建設投如:刺激工作旅遊、渡假旅遊和考察研究旅遊等的發展。三是西部大開發的啟動,珠江流域西部必然引起外國投資者的高度關注,這無疑對促進珠江流域西部的旅遊發展提供機遇。西部大開發的實施,為珠江流域旅遊產業的合作開發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援。 1.旅遊產業的地域關聯性。旅遊是一種空間消費行為。旅遊產業具有強具有成敗存亡的重要意發具立場由者的效用成本比上升,從而提高旅遊產業的競爭力。中國入世後經濟環境的變化和體制的不斷創新,為珠江流域旅遊產業的合作開發提供了國際環境與市場條件。 3.西部大開發的機遇。西部大開發是國家面向新世紀為縮小東西部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目標而做出的戰略決策。貴州、廣西、雲南是國家西部大開戰收入水平,GDP 總量和財政的收入也會有所提資,還可以減少珠江流域西部旅遊進入性差的困難,可以改善其供給條件和提高產品質量水平,為旅遊業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二是由於西部大開發不只是局限於西部,而是一項國家戰略,故必將會推動東西部的經濟、技術和貿易合作,促進要素的流動,這也為珠江流域旅遊產品創新提供了動力,(二)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的必要性 烈的地域關聯性,地域合作對一個地區旅遊業的發展 46
  • 義。珠江流域若孤立開發旅遊,則不可避免地會造成重複建設,降低區域旅遊開發整體效益,或導致珠江流域之間旅遊開發的無序競爭,兩敗俱傷,市場份額分散。且珠江流域之間的旅遊產品和線路的互補性,旅遊客源地與旅遊目的地之間的角色互易性均無法實現,因此,對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勢在必行。 2.珠江流域旅遊發展條件的差異性。珠江流域旅遊發展的條件存在很大的差異性,這一特點加強了旅遊產業的地域關聯性,加強了珠江流域東西部旅遊合作開發的必要性。只有實行旅遊合作開發,珠江流域的地域差異才會成為促進珠江流域旅遊產業互補互促、加快區域旅遊產業總體發展速度,提高旅遊產業總體發展水平的動力,從而縮小珠江流域旅遊發展差距,提高區域旅遊開發效益,使珠江流域旅遊開發均衡協調發展。 1.推行可持續開發戰略。首先,應把珠江流域旅遊承載力作為判斷旅遊可持續發展的主要依據。在環境保護和旅遊可持續發展中承載力是最基本因素。旅遊承載力是指在不對資源造成負面影響,不降低旅遊者的滿意程度、不給當地社會、經濟、文化帶來問題的前提下,對旅遊資源的最大利用。旅遊承載力包括:①生態承載力(地區環境問題產生的限度);②心理承載力(遊客在轉向另外的目的地前在該地期望得到的最低娛樂程度);③社會承載力(當地居民對來訪遊客的忍耐程度和遊客能夠接受的擁擠程度);④濟承載力(不影響當地居民活動的情況下能舉行旅遊活動的能力)。珠江流域每一個旅遊區的開發必須認真研究分析其獨特的環境特點,以決定其承載力最恰當的開發類型和水平,然後以環境保護為基礎,進行精心規劃。其次,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是實現旅遊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途徑。環境影響評估(EIA)作為預防和管理的一種方式,是“防勝於治”環境管理思想的體現。EIA影響 二、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的戰略與原則 (一)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的基本戰略 運用到旅遊開發中能夠評估出旅遊發展對自然環境中生物和物力因素的,進而取消一些發展潛力小、負面影響大的旅遊投資專案,從而減少投資損失,降低運營成本,避免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危害。旅遊開發中 EIA包括: 47
  • 識別旅遊專案中可能產生的旅遊活動的性質;識別環境中受旅遊影響較大的因素;評估旅遊對環境的起初和隨後影響;管理旅遊對環境產生的正面和負面影響。珠江流域在實施旅遊開發環境影響評估時,首先要明確旅遊開發專案對環境的潛在影響並進行基本分類;然後對各項內容進行全面分析,預測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並根據實際情況評估、判斷正負影響、程度、結果;最後者的旅遊可持續發意識,如設立旅遊者資訊中心,展示詳細資訊,便於旅遊者瞭解環保問題,或設立教育中心介紹旅遊地的資源情況和環保方法,或制訂旅遊者在旅遊中遵循的規定和準則以維護旅遊的可持續發展。 現旅遊可持續發展,首先要拋棄傳統的粗放式旅遊方式,採取既能保護環境,又能為旅遊者提供高質量的旅遊經歷、使當地社區經濟效益最大化的旅遊形式。生態旅遊具有以下特點:規模小;通常由當地居民開發;在相對未受破壞的自然區域觀賞、學習、享受自然和當地文化;以環境保護和維護當地居民的福利為目的;有適當的管理。目前大多數生態旅遊者來自歐洲,北美、日本等經濟發達國家,其中1/3是重複消費者,他們一般收入頗豐、支出比一般遊客多,愛好徒步旅行、賞鳥、自然攝影、野營、爬山、釣魚、漂流、生物等。珠江流域自然生態資源極為豐富,是開展生態旅遊的理想區域。在開發之初應注意強調居民的積極參與,使居民瞭解生態旅遊的好處及帶來的經濟效益和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得到他們的支援;聽取當地居民的意見,讓當地居民參與旅遊管理;在生態旅遊規劃和管理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以謀求旅遊可持續發展。 將得出的結論匯總,遞交有關部門。 2.加快對旅遊可持續發展所需人才的培養。應擴大旅遊專業人才的培養規模;加大人才培養的資金投入,改善教學設施、提高教學質量,高薪引進中高級旅遊管理專門人才,提高珠江流域旅遊行業的人才規格;加強旅遊從業人員的教育和培訓,提供不同類型和級別的培訓,旅遊企業也應經常舉辦在崗基本技能培訓;建立旅遊者教育培訓機制,強化旅遊展應3.大力開發與推廣生態旅遊。珠江流域實(二)珠江流域旅遊產業合作開發的原則 珠江流域旅遊的合作開發,是珠江流域省份旅遊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48
  • 也是珠江流域省份旅遊可持續發展的方向之一。通過旅遊資源優化配置和旅遊資產重組的途徑,可以提高區域旅遊組織化水平和程度和區域旅遊產業的規模檔次和品位,謀求旅遊增產增收。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的基本原則是: 首先,三個導向相結合的原則。即政府導向、資源導向、市場導向相結合。跨行政區域的旅遊合作,必須通過政府導向,是一種政府行為。珠江流域各省之間,必須達成政府之間的旅遊合作協定,成立相應的政府間合作機態理論,實事求是地為合發啟動的前提。這一意識必須貫穿到珠江流域各地政府領導層、旅遊業管理層、旅遊企業家層次和廣大從業人員層次,以及與旅遊開發相關的行業 根據波特的“鑽石體系”理論,產業的競爭優勢對於其自然資源的依賴性相構。這種合作發展,又必須從市場需求出發,通過充分的市場調查,決定合作內容和方式,同時也要通過合作揚長避短,發揮特色優勢的效果,來引導市場。合作者之間應實現市場競爭有序化、規範化。這種合作應充分利用和合理保護旅遊資源,充分發揮資源導向優勢。 其次,平等互利的原則。珠江流域各省之間的旅遊合作,應本着自願參加,不能強制。合作各方或多方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合作各方通過各種協定,規定合作各方之間的責權關係。合作一定要使各方獲利,這樣合作才能持久。合作應運用社會生作方在合作中定位,既合作,又適度競爭,不能統得過死。 最後,整體提高的原則。珠江流域的旅遊合作,最終的衡量標準是有無整體效益提高。合作的效果,應當使旅遊環境整體優化,旅遊資源得到更好開發利用和保護,旅遊產品擴大和提高,總體旅遊規模擴大和收入增多。 三、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的對策 1.實行旅遊統籌開發,建立珠江流域旅遊經濟走廊。在珠江流域旅遊開發過程中,應樹立“大旅遊、大產業、大市場”的觀念,大旅遊的內涵應覆蓋珠江流域的各個區域,大產業不應受制於行政區劃,珠江流域旅遊聯動才是大產業。珠江流域各地區互為市場不落實,大市場也就無從談起。統籌規劃區域旅遊開發,實行珠江流域旅遊合作發展戰略,是珠江流域旅遊大規模合作開行。 2.實行以政府為主導。在各種產業的發展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同的。 49
  • 當大。由於旅遊產業的特殊性質,其對資源的依賴相當重要。但是,提高旅遊產業的競爭同樣不能單單依賴於自然資源,而要打造影響旅遊產業的“鑽石產業”,而政府在其中應起到恰當的作用。珠江流域要實施旅遊產業的合作開發存在着很多困難,因此,政府的作用尤為重要。珠江流域東西部旅遊合作開發,是當前國家旅遊合作開發戰略中的重要內容。從合作的規模、力度、深度等方面來考慮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非政府出面考慮和組織不可。珠江流域各級政府都應將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擺到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中去,各級旅遊主管部門更必須將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列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政府主導應具體化為各種有利於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的法律、政策的出台,科學地開發旅遊資源、建設旅遊專案、保護旅遊環境的規劃的制定、各級各作用的具有特色優 4.以市場合作開發為紐帶。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最好的紐帶是市場開發的合作,能夠直接帶來經濟效益,增強合作的意向和信心。市場合作開發先要互為市場,互相促進本地居民到對方旅遊地去旅遊,旅行社在這當中新,形成企業合作的新優勢。 部門合作機構的建立、人力物力財力調配的政府行為的實施等等。 3.以專案合作開發為載體。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應以專案開發為載體,只有在具體專案上實行合作,合作開發才落到實處。合作專案應以旅遊地開發以及產品開發為首要。有了旅遊地吸引力和客流,才能帶動其他旅遊專案的開發。旅遊地和產品的開發,主要是珠江流域之間起到互補勢的大手筆的專案開發。其次是旅遊設施的建設。要大力開發旅遊列車、旅遊航空、旅遊汽車等旅遊交通線路和設備。再次要考慮珠江流域互動旅遊線路和專案的開發。 首起重要的中介作用。互為市場的合作成功,有賴於互惠政策的合理和落實。其次,珠江流域各地區互相為對方引進境內外遊客。再次,對開發合作經營的跨地域旅遊產品和線路,應提高產品的品位和等級,共同推出促銷。 5.以企業為合作實體。在微觀層面上,珠江流域旅遊開發以企業為合作實體。只有眾多的企業合作行為,才能支撐政府合作行為。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的起步,要選擇、組建或新建一批重點旅遊合作企業,採取資本入股、資源入股、科技入股等方式,實行股份制,大力推進珠江流域旅遊合作開發的體制創 50
  • 參考書目: 1.王作鼎:《淺議我國東西部旅遊合作開發》,載於《福州師專學報》,2002年 4月。 2.高新才:《區域經濟與區域發展》,人民出版社,2002年 2月。 3.蘇文才:《旅遊資源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4.唐湘輝:《西部地區旅遊經濟發展研究》,載於《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01年 3月。 51
  • 論澳門離岸金融中心的建立 馮晴* 由於澳門本地市場狹小,澳門政府一直以來都特別鼓勵離岸業務的發展。由於設立簡便和優惠的税收安排,澳門的離岸服務業發展更多地受到了青睞;相比而言,離岸金融,特別是離岸銀行在其中的發展就顯得比較滯後。時至今日,在香港與內地簽署了更緊密經貿關係協定後,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討論如火如荼;而澳門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亦已簽署,同樣地,隨着內地經濟與澳門經濟進一步的整合,人民幣在澳門流通的現象也越發地突出。與香港一樣,澳門存在着如何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的問題。作為澳門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離岸金融業務和離岸金融中心的建立將有助於改善澳門經濟體系過於單一所帶來的經濟脆弱性問題,同時,也有助於提高澳門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離岸金融中心是澳門金融業發展的方向 (一)澳門本地市場有限,金融服務拓展受到很大限制 澳門只有 40餘萬人口,顯然,本地金融市場是十分狹小的。這樣,在澳門設立金融機構,以澳門本地居民作為市場服務物件,該金融機構發展前景是非常有限的。目前,澳門存在的主要以澳門本地市場為服務物件的銀行有 20多家,僅從銀行的數目就可以基本得出澳門本地銀行業的競爭是比較激烈的結論。事實上,我們看澳門主要街道上開設的各家銀行分號數目就可以基本驗證這一點。可以説以本地市場為市場的澳門金融業已經沒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52
  • (二)澳門銀行業直接以設立銀行或分行形式進入非澳門金融市場比較困難 既然澳門本地金融市場發展的空間非常有限,那麼,澳門的銀行是否可以以開拓澳門之外的市場為發展方向呢?這同樣比較困難。澳門目前的銀行以分成不同的類型。一類就是澳門本地銀行。這類銀行的特點是規模小,長期以澳門市場為市場,進入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有限。第二類的銀行是外銀行在澳門的分行。典型的是類似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這樣的銀行。它們在門設立的主要目的同樣是服務於澳門本地市場,並不直接以國際市場為最核心業的主流之一 澳門雖然是典型的微型經濟,同時,它也是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而在金融制度方面,澳門是資本自由流動地區,沒有外匯管制,這些條件對於離岸金融業務的開展是非常重要的條件。具體來看,離岸金融與傳統的在岸金業不同,離岸金融最典型特徵是金融機構交易物件的非居民性與計價和結算貨幣的非本幣性。對於交易物件的非居民性,發展離岸金融恰好要求澳門離岸不僅沒有離岸銀行的存款保證金制度和存款保險制度,而且與在岸銀行的立的條件非常優惠。按照澳門法律的規定,在澳可地澳市場。即使現在在澳門的這些銀行希望進入其他非澳門金融市場,澳門本地銀行基本上也不具備其他金融市場所要求的開業條件和實力,而非澳門本地銀行的澳門分行也受到服從總行的業務分佈要求的限制。以進入內地金融市場為例,即使在前些日子,“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署之後,香港註冊的銀行在內地設立分行的門檻從資產 200億美元降低為60億美元,香港也只有 12家銀行達到這一標準。1 (三)澳門具有建設離岸金融中心的基礎,離岸金融業應當成為澳門金融融金融要以澳門以外的金融市場為市場,而這解脱了澳門本地市場狹小,阻礙金融業發展的障礙。同時,由於澳門沒有外匯管制,所有貨幣均可以自由流動,而且長期以來澳門金融市場就與國際金融市場形成了天然而緊密的聯繫,這也充分符合了離岸金融對於交易活動的非本幣性要求。進一步,在離岸金融方面,澳門貨幣當局還制定了有關離岸金融專門的法律和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優惠,鼓勵國際金融機構在澳門開展離岸金融業務。具體來看,澳門成立要求相比,離岸銀行成 53
  • 門成250 萬美元;外地銀行在澳門成立分行則無股本限制,但需要在澳門維持最少價值相等於 625萬美元的某類型資產。但是,在澳門開設離岸銀行的股本要求是不少於本地同類銀行法定股本的 50%。在税收方面,澳門的離岸銀行豁免所得補充税、營業牌照税和印花税等税項。此外,澳門還在離岸金融人才儲備、金融網路和通訊等基礎設施,以及綜合的專門服務和運作等方面都已經具備一定的基礎。 及金融法律環境和金融業人才等方面澳門的準備還遠遠不夠。這樣,要在較短的時間裏將澳門建設成離岸金融中心之上。事實上,離岸金融業務在亞洲國家和地區是非常活躍的,而且亞洲已經有幾個重要的國際離岸金融中心,例如香港和新加坡。澳門在其中雖然也是屬於離岸金融活動活躍的地區,但是,目前還不能夠稱之為國際離岸金融中心,甚至不能夠稱之為亞洲離岸金融中心。僅以澳門離岸銀行存貸款金額在世界離岸銀行存貸款金額中所佔的比重來看,澳門金融管理局也沒有實際的數位,由此可以確定這個比例並不高。 在該區域中,東京、香港是著名的國際離岸金融中心,新加坡等也是主要的亞洲離岸金融中心,那麼澳門建立離岸金融中心與香港之間,乃至與本區域包括東京、新加坡等離岸金融中心應當形成怎樣的關係呢?顯然,這種關係應當是合作和競爭並存的關係。離岸金融市場或者中心的建立主要並不在於地域,而是在離岸金融環境。離岸金融中心實際上是與在岸金融相比更優惠的金融監管環境下,合格的金融專業人士依託現代先進的金融網路和通訊系統將大規模的離岸資金在系統中進行調度和配置。其中最關鍵的仍然是那個離岸金融中心能夠在監管環境、金融系統和人力資源等方面更具有競爭立一家銀行的資本金要求是商業銀行的發行和實收現金股本最低為 1,2二、澳門離岸金融中心的定位及其模式特點 (一)澳門離岸金融中心應當定位在區域性離岸金融中心 雖然澳門已經有着建立離岸金融中心所需要的很多條件,但是,細緻地研究這些條件可以看出,這些諸多的有利條件都處在基本的發展階段。對於離岸金融中心運作所要求的金融體系和金融政策,以專為重要的國際離岸中心是不可能的,比較現實的是將澳門離岸金融活動定位在區域性的 54
  • 力,而地理上的遠近則主要表現在時區方面對交易進行影響。而從另一方面看,一定意義上離岸金融中心的積聚效更可能有效地吸引離岸資金進入本區域,從而全面地擴大各個中心的交易規模。 (二)澳門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要以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為依託 作為澳門這樣的典型微型經濟來説,發展離岸金融市場本身需要周邊有着強大的經濟體作為依託。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澳門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要始終以內地經濟發展作為核心市場,以內地經濟增長所創造的金融需求進行支援 相當的濟規模和經濟實力,但是,可以預計中國經濟仍然有着龐大的增長潛力,高水準的增長速度仍然會保持相當的時間。這樣,中國經濟增長對於資金的需求需和帶動。雖然中國經濟經過 2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具備了經就會持續保持在較高的水平,對於外資也會長期保持強烈的需求。特別是隨着中國金融環境的不斷改善和金融市場的不斷成熟,中國吸引外資的形式和內容都會進一步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低成本和有着更強競爭力的離岸資金有可能在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這則成為澳門離岸金融中心持續發展的後盾基礎。 (三)澳門離岸金融中心要建設成為內地企業與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的橋樑 澳門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要成為內地經濟與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的橋樑。具體來看,澳門離岸金融中心要幫助內地市場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同時,也促進國際金融市場資金和國際企業進入中國內地市場。在這方面,特別要強調提出的是澳門與歐盟國家之間建立的長期合作關係。在離岸金融中心方面,歐洲既有像倫敦離岸金融中心這樣的世界上最大的國際離岸金融中心,也有包括盧森堡離岸金融中心和瑞士離岸金融中心這樣的國際先進的離岸金融中心。澳門在發展離岸金融中心時,應當積極地與這些歐洲離岸金融中心合作,建立與這些歐洲離岸金融中心之間的資金融通渠道,以此在澳門建立一定規模的亞洲歐元離岸市場,而在其中幫助中國企業獲得離岸歐元等離岸貨幣的融資。另一方面,澳門在發展離岸金融中心的過程中,也需要充分利用內地金融監管非常嚴格所帶來的內地金融機構資金成本較高的情況,發展 55
  • 澳門離岸金融,向內地輸出資金。在《內地與澳門更緊密經濟關係安排》的簽署後,澳門金融機構進入內地金融市場的門檻將會大大地降低,利用澳門金融機構在內地設立的分支機搆,包括與內地金融機構,特別是人民銀行批的內地離岸金融試點機構進行合作,所帶給澳門離岸金融業務的潛力將會是很 的特色之一。事實上,對於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的討論在近年都是相當熱烈的,特別是在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曾指出“內地政府為了促民幣的國際金融中介活動,我們期望這類中介活動由香港管理及進行。”3與香港貨幣當局相應,澳門貨幣當局在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問題上,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也將是非常有益的。 准大的。 (四)人民幣離岸市場也將構成澳門離岸金融中心的重要內容 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人民幣也表現出幣值不斷上升的趨勢,同時,人民幣在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周邊的國家和地區已經有一定數量的流通。中國金融市場不斷開放,資本專案的逐漸開放也會逐步進入議事日程,在這一過程中,人民幣可自由兑換性將逐步增強。當然,這個過程將會是比較漫長的,但是,由於事實上已經存在着中國周邊地區,特別是港澳地區人民幣在一定程度上的的實際流通和可兑換,在中國資本專案開放之前,就有可能形成一定規模的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這樣,澳門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過程中,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有可能成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將是它些進經濟增長與發展,必然會進一步開放貨幣與金融體系,而這將涉及人三、澳門離岸金融中心作為離岸資金中樞地 建立的條件 要把澳門發展成為主要的國際離岸金融中心的標準是甚麼呢?事實上,如何來定義某一地方是國際金融中心或者説是國際離岸金融中心並沒有確定的標準。但是,一般而言,能夠稱為國際離岸金融中心的地方往往會有一些特徵。例如,離岸金融機構的數目和規模;離岸金融如果是離岸銀行,則該地離岸銀行的離岸貨幣存款數量佔世界同種類離岸貨幣存款數量的比重,離 56
  • 岸貨幣貸款數量佔世界同種類離岸貨幣貸款數量的比重等。如果是離岸保險公司或者信託公司,則它們經營的離岸保險和信託品種的數量和規模等。再如,某一地區在離岸金融的經營環境和法律環境的狀況,通常能夠作為國際公認的離岸金融中心所在國政府都對離岸金融業務制定了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同時,也提供了很多方面,特別是税收等方面的優惠措施和較為靈活的管環境。另一方面,國際離岸金融中心很重要的標誌之一還包括了國際先進的 的目的是為了開拓澳門本地金融市場,而且於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在澳門的金融產品比較多,在澳門本地的金融市場份額也比較大,所以並沒有急於開拓離岸金融市場。大豐和永亨銀行等基本上沒有什麼開展離岸銀行業務。顯然,依靠現有的澳門的銀行擴大業務,從而將澳門建成離岸貨幣中樞監網路和通訊等基礎設施以及金融專業人才的積累。 (一)需要促進國際大型金融機構的進入以保證形成澳門離岸金融交易的規模 如何把澳門建設成區域性的離岸金融中心?建成離岸金融中心的含義就是把澳門建設成為離岸資金的中樞地,也可以説是離岸貨幣的批發市場。從澳門離岸金融的實際來看,雖然澳門現有銀行也開展離岸金融業務,但是,離岸金融市場規模較小,業務也比較初級。從實際調查的情況來看,澳門目前只有葡國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一家專門從事離岸銀行業務。在葡國商業銀行澳門分行,離岸銀行業務包括了主要離岸貨幣的存貸款業務,也可以進行離岸資產管理業務。但是,其他銀行,例如,匯業銀行也在開展離岸銀行業務,但是,主要是離岸存款業務,離岸貸款業務很少。這主要是因為在離岸貸款業務中,銀行很難控制離岸貸款的使用狀況,離岸貸款風險比較大。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目前基本上也沒有開展離岸銀行業務。這主要是因為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成立主要由4 地區是不現實的。要想把澳門建成離岸金融中心,就必須在澳門積聚一批國際著名的金融機構專門在澳門開展離岸金融業務。只有這些信譽卓著,管理水平卓越,資金實力強大的國際大型金融機構進入澳門開展離岸金融業務,才有可能將離岸金融業務的客戶帶入澳門,才有可能形成一定規模的離岸資金的交易量,也才能夠使澳門成為離岸資金的中樞地。但是,如何能夠吸引 57
  • 國際著名的金融機構進入澳門從事離岸金融業務呢?吸引它們進入,澳門需要依靠向它們提供更為優惠和有競爭力的離岸金融環境和條件。 (二)需要進一步擴展澳門離岸金融的業務品種 澳門是一個沒有外匯管制的地區。觀察澳門的銀行業務可以看出,雖然澳門的銀行基本上都從事外幣的存款業務,但是,單純的外幣存款並不構成所謂的離岸銀行存款,事實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的銀行都接受以國際主要的由兑換貨幣計值的存款,銀行接受非本幣的外國貨幣作為存款開設帳戶的歷史款後形成的資金通常都會再回流到貨幣發行國家的金融市場上投資購買市場。也就是説,離岸金融市場實際上是比較傳自甚至可以追溯到一次大戰之後的英國、瑞士等國家。但是,這些銀行接受外幣存債券等金融工具。這樣的外幣存款資金來源和運用仍然還不構成離岸金融的內容。只有在這些外幣不僅可以在非貨幣發行國家和地區形成外幣存款,而且在非貨幣發行國家還形成了直接的外幣貸款和投融資市場的時候,貨幣脱離了發行國家而在其他國家形成完整的資金來源與使用鏈條的時候,才有了所謂的離岸市場。從這個方面來看,可以説目前在澳門還沒有形成一定規模的離岸金融市場。 在離岸金融產品方面,澳門金融市場的發展也是非常有限的。理論上説,離岸金融產品的種類與在岸金融產品種類是具有可比性的,同樣包括了金融行業中的銀行、證券、保險與信託、基金等主要領域。但是,由於離岸金融其非本幣和非居民的特性,造成離岸金融風險要比在岸金融風險高出很多,再加上傳統上離岸金融市場就以監管較少作為特徵,這使得離岸金融風險更進一步增加。因此,很多在岸金融中已經得到相當發展的高風險金融產品在離岸金融中基本上都還沒有大量開展。例如,離岸金融衍生產品市場;再如,離岸金融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統的金融產品市場,特別是傳統的銀行存貸款和結算市場。從澳門離岸金融中心的發展來看,澳門目前離岸金融產品主要是傳統的銀行業存貸款產品,即使在存貸款產品中也主要是離岸存款,因此,要建設澳門離岸金融中心,就必須擴大澳門離岸金融產品種類。以離岸銀行為例,如果在未來澳門的離岸銀行不僅從事傳統的離岸存貸款業務,而且能夠較大規模地像在岸銀行那樣進行現代資產負債管理,例如,發行大額離岸存單籌集離岸資金等活 58
  • 動,則表明澳門的離岸金融業務達到一定的水平;進一步,如果澳門能夠形成一定規模的離岸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則可以認為澳門初步建成了離岸金融心。另一方面,離岸金融中心的金融產品中,還應當包括離岸保險產品和離岸 s)形式經營的離岸資產證券4月發佈了離岸金融中心研究報吿。該報告將目前的中信託產品,以及日益活躍的以特殊目的載體(SPV化業務等等。因此,澳門在建設離岸金融中心過程中,還需要加大力度引進離岸保險公司和離岸信託公司,形成全面的離岸金融行業。 (三)建設澳門離岸金融中心要求金融監管更加嚴格和規範 澳門建設離岸金融中心,將會對澳門離岸金融監管提出很高的要求。雖然離岸金融業務和市場在上世紀 50年代最初產生的時候是以無監管、自發產生為特點的,但是,應當説現代的離岸金融業務已經不再是自發無序的發展狀態了。意在發展離岸金融業務的國家和地區都基本上制定了離岸金融的法律制度,而且以國際清算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國際金融機構也都逐漸建立了離岸金融國際監管體系和國際合作體系。 目前,澳門的離岸金融監管基本上滿足國際離岸金融監管的要求。但是,國際清算銀行在 2000年離岸金融中心按照法律環境和監管標準分為了三組,澳門被列為第二組,而香港和新加坡都被列在第一組。其中第一組中的成員代表了在離岸金融的法律環境和監管標準方面都較好地達到了國際要求,而第二組成員在這些方面則較第一組成員次之。5顯然,如果澳門要進一步建設離岸金融中心,則需要在法律和監管環境方面以更加嚴格的標準進行衡量,應當説,嚴格的法律和監管環境也是吸引離岸資金進入澳門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面,雖然澳門的離岸金融監管與在岸金融監管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在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和反洗錢等方面都是這樣。表面上看,澳門離岸金融監管似乎是比較嚴的,但是,由於澳門是著名的國際自由港,事實上金融監管是比較少的。例如,澳門離岸金融業務的報告制度就是比較鬆散的,這也與人們一般認為的離岸金融與在岸金融比較,具有政府金融監管比較少的特點相符合。根據實際的調查來看,澳門的銀行在銀行註冊時都是全能銀行的業務範圍,澳門金融管理局並不要求這些銀行將離岸業務部分與在岸業務部分分開報吿。以離岸資產管理業務為例,由於沒有要求全能銀行分開報告離岸和在岸金融業務狀況,澳門 59
  • 金融管理局並不掌握這些銀行離岸資產管理數額。但是,即使這些銀行開展了一些離岸資產管理業務,離岸資產管理業務的數額也不會很大,否則的話,這些銀行自身就會要求政府執行離岸金融税收優惠政策了,目前為止,還沒有全能銀行要求執行這樣的政策。 (四)建設澳門離岸金融中心要求進一步加強有關離岸金融的法律和實細則 高標準的離岸金融監管,離不開系統而配套的金融法律體系,其中涉及的法部法律都不是專門(五)澳門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需要大批的離岸金融專門人才的培養和引進 施律很多,例如,離岸銀行法、公司法、信託法、投資基金法,以及包括有關制止金融犯罪、洗黑錢等方面的法律。在這一方面,可以説澳門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就目前來看,澳門關於離岸金融法律主要有兩部。一部是 1993年制定的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另一部是 1999年制定的離岸業務法。雖然這兩部法律都涉及了離岸金融業務,特別是離岸業務法中專門規定了離岸金融活動的法律規範,但是,這兩針對離岸金融業務的,而且這兩部法律中涉及的離岸金融業務的規定仍然是比較基礎性的,有必要進一步地深入。在法律環境方面,與大陸離岸金融的管理相比,中國大陸的離岸金融管理更加清晰。內地在離岸金融法律方面最早的有 1995 年人民銀行發佈的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1998 年人民銀行發佈的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和 1998 年人民銀行發佈的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在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中,人民銀行對於內地銀行發展離岸銀行業務的有關方面進行了具體規定。例如,要求銀行離岸業務與在岸業務實行分帳管理、獨立核算,離岸帳戶與在岸帳戶嚴格區分,而且規定了離岸銀行的業務範圍和業務統計報送制度。為了進一步防範離岸金融風險,還規定了離岸銀行風險監測的各種財務指標等等。當然,中國作為外匯管制相當嚴格的國家,在試行離岸金融業務的時候必然對於離岸金融機構進行非常嚴格的監管,而這些監管內容並不一定適合澳門離岸金融業務的要求。但是,嚴格監管,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的理念卻應當是一致的。 60
  • 建設離岸金融中心,澳門需要培養和引進大批的金融,特別是離岸金融技術和管理人才。離岸金融與在岸金融本質上是一樣的,但是,離岸金融作為金融市場的特殊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很多的特點,特別是離岸金融高風險的特點。因此,離岸金融業發展對於金融高級管理和技術人才有着更高的要求。這些人才不僅需要掌握系統的金融知識,瞭解國際金融市場的特點及其變在國家的經濟狀況等等方面。以離岸貨幣的存貸款業務為例。離岸存貸款業務只是離岸金融的最基本業務,但是,由於離岸貸款的投向有很多可能是中長期專案,這樣,離岸資產的流動性問題以及貸款風險比在岸貸款相比就可能非常突出;在存款負債方面也是一樣,如何能夠在境外組織批發性的離岸存款資金,並建立順暢的國際性離岸同業拆借渠道,獲得更為低成本的資金,這些都會對離岸金融從業人員的業務水平和素質提出非常高的要求。澳門在建設離岸金融中心的過程中,如何提供更有競爭力條件,以吸引高素質的離岸金融人才加入是需要認真研究和探討的。 註釋: 1 《CEPA大幅度降低香港銀行進內地門檻,催生並購潮》, 下載於 http://finance.sina.com.cn/b/20030707/0726360928.shtml化,而且還需要熟悉離岸金融市場及其與在岸金融市場的關係,包括離岸貨幣所。 2 《澳門特別行政區投資指南》,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2002年 8月第 2版。3 《香港熱談人民幣離岸中心,中銀國際拋出三大方案》,下載於 http://qiye.new.sohu.com/24/69/new23546924.shtml。 4 感謝澳門金融管理局和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以及其他銀行對於論文撰寫工作的支援。 5 下載於 http://www.bis.org/press/p000526.htm。 61
  • 及前景預測 形象;國務院總理家寶上任以來的頭兩次出訪都是東盟地區——4月 29-30日到泰國出席中東盟領導人“非典型性肺炎”(SARS)問題特別會議、10 月 7-8 日到印尼里島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峰會;泰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盟國領導人相繼訪問中國。與此同時,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也異常活躍、迅猛,2003年成為迄今以來中國與東盟進出口貿易發展最快的一年。 二、貿易總額登上 783億美元新台階 額躍上 700億美元新台階,達到 782.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42.8%、淨增 235億美元,淨增額度與 1998年雙方的貿易額相當。比 1990年中國與東南亞國家 72.8億美元的貿易額增長了 10倍。其中,中國對東盟出口 309.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42.8%;從東盟進口 473.3億美元,增長 51.7%。東盟繼續穩居中國第五大貿易夥伴、第四大進口市場和第五大出口市場的地位,並且,在 2003年中國十大貿易夥伴中,從東盟進口的增長速度最為迅猛。 * 澳門科技大學管理學博士研究生 2003年中國與東盟區域貿易現狀 李紅* 一、前言 2003年,中國與東盟高層互動機制進一步鞏固,新上任的中國國家領導人推動中國東盟確立起戰略夥伴新關係。國家主席胡錦濤 2003年 10月出訪泰國並在曼谷 APEC峰會期間向各國領導人展現中國外交新溫國峇家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統計資料,2003年中國與東盟的進出口貿易總 62
  • 與東盟貿易在中國外貿中的比重進一步上升:從 1990 年代初的 6.2%、00年的 8.3%、2002年的 8.8%,提高到 2003年的 9.2%。中國與東盟雙方的貿易依 三、貿易逆 元新高位 2003年,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的逆差比上年擴大近一倍,首次超過 100億美元,達到 164億美元,比上年貿易逆差(76.3億美元)擴大了一倍多。2003年 9月以來,整個東盟超過日本,成為繼台灣地區和韓國之後,中國大陸第三大外貿逆差的來源地。其中,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 3個東盟國家,別列在 2003年中國十大貿易逆差來源地的第四、第六和第十位。 正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2003年 11月 21日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採訪時指出的,“當美中貿易逆差擴大的時候,中國對亞洲許多國家的逆差也在擴大;⋯⋯中國出口的產品,一半以上是來料加工。”跨國公司在中國從東盟等地大量進口產品,來料加工後銷往歐美等發達地區市場,因此,中國與東盟的區域貿易,是全球貿易中一個互補的貿易結構、互利的貿易轉移。這也正體現了溫家寶總理出席 2003年東亞系列峰會所提出了“睦鄰、安鄰和富鄰”從東盟進口中國 4,128 億美元進口額的 11.5%,比上年提高整整 1 個百分點,比 10年前的同口徑 四、貿易對象結構新格局 中國從東盟進總增量的 97.2%。特別是菲律賓、泰國的對華出口,增幅高達 96%和 58%,過或接近 50%的增幅。向東盟國家出口方20存度穩步增強。 差擴大到 164億美分的中國政策主張。東盟國家成為中國市場開放的大贏家,2003年佔指標(5.1%)提高了一倍多。 分國別看,東盟各國 2003年對華貿易對中國東盟區域貿易增長的貢獻率依次為:馬來西亞 10.5%、菲律賓 9.5%、新加坡 9.4%、泰國 7.7%、印度尼西亞 3.8%、越南 2.5%、緬甸 0.3%、汶萊、老撾、柬埔寨均為 0.1%。這與全年中國從東盟國家的進口貿易增勢相對應: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印尼等東盟 5國進口額 2003年累計淨增 156.9億美元,佔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對華出口也超 63
  • 面,突破 200億美元;中國-新加坡貿易也接近 200美元;中國-泰國、中國-印尼貿易首次突破 100億美元;中國-越南貿易創下 46億 史最高水。 。根據 2003年 1-9月的資料,國對東盟出口高新技術產品 59.3億美元,按年同比增長 26.4%,佔同期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 152.3億美元、按同比增長 72.7%,佔同期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口額的 180%。中國東盟雙方全年中國對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等國家的出口淨增量均超過或接近 10億美元。由於東盟各國對華貿易的高速增長,2003年,中國-馬來西亞貿易首次億美元新高。中國與其他東盟國家的貿易額也都達到了歷準對東盟各國進出口貿易的變動,使中國區域貿易(夥伴)的新格局在 2003年出現進一步調整:其中,對馬來西亞、新加坡兩國的貿易,佔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的一半(50.4%);對泰國、印尼、菲律賓等 3國的貿易,佔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的四成(41.4%);餘下近一成貿易量分佈在越南、緬甸、汶萊、柬埔寨和老撾等 5國。 五、產品結構優化亮點 分產品看,區域貿易的亮點集中在機械設備、電子產品、農產品、生物醫藥等方面。中國從東盟地區進口的機器和運輸設備、半導體、電腦硬體、礦產、油類、化學製品、塑膠和橡膠等產品,出口的出口機電、化工產品等,增幅均超過 50%。 特別是高新技術產品在中國東盟區域貿易中的比重日益上升,東盟成為2003年中國高新技術產品第二大進口來源地中額的 8.1%;從東盟進口高新技術產品年高新技術產品貿易逆差達 93億美元,而同期雙方貿易的總體逆差為 118億美元。可見,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逆差,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的逆差佔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東盟已成為僅次於日本(佔中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口額 1/5)的中國大陸高新技術產品的第二大進口源地,數額超過台灣地區(14.4%)、美國(10.5%)、歐盟(10.4%)、韓國(10.0%)。 六、進口貿易增速持續在 50%新檔位 64
  • 分月度看,2003 年各月中國東盟間的貿易強勁增長速度沒有太大的波動,全年走勢穩健:出口方面,從 1月末的 33.2%到 12月末的 31.1%,年內各月末累計對東盟整體出口幾乎都在 30-32%的區間內均速增長;自東盟整體進口的各月末增速則均以高於 50%速度飆升;中國東盟間整體貿易的增幅因而數月都在 42-45%的區間內強勁、穩步爬升。今年這樣強穩的增長,在雙方歷年貿易發展中是少見的,體現了雙方貿易進入高增長期的一種全新速度。年,日本對東盟整體出口 70,829億日元(折合約 650 億元)、同比增長 1.6%,從東盟進口 67,730 億日元(約 620億美元)、增長4.9%,與東盟的貿易總 億美元),增長 3.2%。此測算出,中、美、日 2003年對東盟地區貿易增長的拉動力分別約為 4%、長對周邊國家的發展,起到了明顯的輻射作用。更準確地説增幅將在 10%以上,這對以美日主要出口市場且電子產品出口佔主導的中國與東盟區域,將繼續受益。 其次,東盟國家及中國的經濟進入新一輪擴張、成長期。在前幾個季度 從橫向看,根據美國商務部公佈的資料匯總後表明,2003年,美國對東盟整體出口 453億美元、同比增長 8%,從東盟進口 819億美元、增長 4.5%,與東盟的貿易總額 1,272 億美元,增長 5.7%。而根據日本海關的統計資料匯總後顯示,2003美額(138,559億日元,約 1,270由1.2%和 0.6%。 可見,中國東盟貿易是當前全球貿易最活躍的區域貿易,目前拉動東盟外貿的最大動力來自中國。新加坡《聯合早報》2003年歲末的社論指出:“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在世界其他地區失去‘領頭雁’的時候,中國已經成為東亞經濟的引擎。”事實確實如此。 七、前景預測 (一)動因分析 展望未來,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還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宏觀方面的主要表現是: 首先,美國、日本經濟發展步入“快車道”,同時,全球半導體、晶片等電子類新科技產品市場繼續高漲,2004年的為 65
  • 股市、GDP 表現良好的情況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盟國家最近不斷調高 2004 年本國經濟的增長率;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率仍將保持在 8%左右。 第三,區域內部市場一體化對雙方貿易的拉動力將進一步顯現。中國東盟區域貿易自由化的貿易創造效應正在顯現。例如,2003年 10月 1 日中泰兩國提前實行農產品零關税(《中國與泰國蔬菜和水果產品零關税協定》)、188 種果蔬產品關税降為零的效應將進一步顯現;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推動區內貿易的穩步高增長,邁向千億美元高水準。 擬合的情況及區域貿易的發展趨勢。 架下的“早期收穫”計劃於 2004年 1月 1日起付諸實施,600種產品的關税到 2006年逐步降到零;中國與東盟整體的商品貿易自由化談判將於 2004年年中完成,緊接將展開新加坡、泰國等等對華的雙邊快軌自貿區(FTA)談判;2004年 5月 31是中國與馬來西亞建交 30周年,中馬雙方的經貿關係面臨良好的政治環境,馬來西亞在中國對東盟貿易中的地位將進一步加強;以及2004年起每年在廣西南寧舉辦“中國-東盟博覽會”、作為 FTA預演的 2004年起開始實施的《內地與港澳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等等區域市場一體化舉措,必將(二)模型與結論 我們分別選擇三次方程、二次方程、等比級數等 3種曲線模型,對 1990年至今中國與東南亞 10國的貿易資料系列進行迴歸預測。 下圖顯示了三種模型 66
  • 圖 1 中國與東盟 10國年度貨物貿易總額發展 本圖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歷年中國與東盟 10 國進出口額繪製。1999 年大東盟 其中最樂觀者,是三次方程曲線擬合所顯示的趨勢:中國東盟區域貿易2004年將有望突破 1,000億美元大關。 這裏,三次方程為 Y=b0+b1X+b2X2+b3X3 式中: Y為中國東盟之間年度貨物貿易額,單位為億美元; X為年度時間序列; b0、b1、b2、b3為三次方程曲線的相關參數,其正負號代表曲線的截距、拐度與曲率方向。 形成前後,統一按 10國口徑計算。 額 67
  • 帶入資料後 增長模型為: Y=-21.437+76.798X-11.779X2+0.7271X3 事實上,只要 2004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增幅能達到 27.8%,則雙方貿易總額就將突破 1,000億美元。資料類比同時還顯示,由於中國東盟區域貿易的高速增長,到 2004年,東盟將超過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第四大貿易夥伴。 八、改進建議及對澳門的意義 誠然,2003年中國與東盟的進出口貿易仍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對越南、緬甸、柬埔寨和老撾等東盟新成員(ASEAN4)的貿易在總量、速度和結構方面,比起與對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印尼、菲律賓及汶萊等東盟老成員(ASEAN6)的貿易進展、比起美國和日本對 ASEAN4的貿易進展,都顯得相對緩慢。不過,這些方面也正好是中國與東盟區域合作的潛力所在:在鞏固中國沿海地區與東盟發展大進大出、面向發達地區市場的加工貿易之同時,中國對印支半島、東盟新四國的貿易與投資,以及東盟對中國西部地區的貿易與投資,將成為中國東盟貿易的新增長點。 為此,需要關注和加強中國與東盟貿易關係的幾個薄弱環節。 1.加強與東盟國家特別是東盟新成員的經貿磋商機制。東盟與中國建立讓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在自由貿易計劃中優先受益、實現“早期收穫”的願望。中國事實上也加大了與這些碰到此類問題時,各方應從區域化的大局出發,加強磋商,及時溝通、調整貿易政策,推動雙方進出口穩步增 東亞領導人系列峰會將在老撾舉行,應該利用這一個機會,加強與老撾、柬埔寨、越南以及緬甸等國家的經貿合作機制。 盟國家的經貿關,西南地區的廣西、雲南等省區佔不到 10%。與與東盟之間的經貿關係顯得薄弱,雖然西部地區有條件,計算得到 1990年以來中國東盟年度貿易額的自由貿易區的初衷之一,是希望借助中國的發展動能和勢能,推動東盟新成員的發展,因而東盟國家對華提出區國家的經貿關係。但實際執行中,具體到某些產品,往往會產生一些市場開放的政策障礙。因此,中國與東盟北部國家在長。2004年東盟峰會及 2.吸引東盟國家投資西部地區,繼續擴大西南地區對東係。在中國與東盟的貿易中東部沿海地區依靠出口加工、高科技產業與東盟國家建立緊密的投資及貿易關係相比,西部地區 68
  • 發展符合本地區情的加工貿易。當前,東盟國家對華投資仍然集中在東部地區,國家對西部吸引東盟投資、發展西部加工貿易等應有相應的政策措施。 談到對澳門的意義,澳門可以利用自身已有的區位、制度及營商網路優勢,針對上述區域化動向,未來從如下幾個方面參與中國東盟區域合作:一澳商進入大西南、粤西沿海等相關的前沿區域,搶佔對東盟的“橋頭堡”;3.非經貿領域、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機制化。在經貿合作走上機制化的同時,形成共同防治 SARS、禽流感等等區域性病變的機制,保持邊境、市場的開放,避免再次出現 SARS這樣對經貿合作影響深廣的區域性社會問題。 是二是在發展跨境工業園的同時,在產業選擇方面考慮到區域的未來產業指向,在農產品加工、機電產品等勞動力密集型與資本技術密集型等領域形成特有優勢;三是把澳門放在東亞區域的大背景下,構築中外交流、區域合作平台,辦好“華商論壇”之類的會展,同時,吸引區域客源發展本地支柱產業。 69
  • “Z+Z智能教育平台”—— 發展教育與科技事業的一大突破 20 世紀 90 年代初,全球掀起一股資訊科技的熱潮,互聯網的興起帶動了各種以電子科技為主的活動及服務,如電子商貿、電子政府等。資訊科技使人類文明發展踏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為人類知識開拓了一個更為廣闊的空間,所以,21世紀是人類進入知識社會的開端,是以資訊科技為主導的時代。正因為如此,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多媒體教學,已經開始蓬勃地發展起來,並且對教育事業產生了深刻而深遠的影響,它導致了教育思維、教學理論、教學模式、教學方法等方面的轉變,以科研帶動教改,促使教育事業進行全面改革。國外內的教學及課程開發的軟件已有很多,其中數學軟件的種類也不少1,但大部分也是針對大學生使用的,予中學生使用的數學軟件卻不多。2據瞭解,當前中國中學教師普遍使用的軟件平台主要有兩個:一是由美國開發經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幾何畫版”,另一個是張景中院士與澳門東方科技集團聯合開發的“Z+Z智能教育平台”(以下簡稱“Z+Z”)。3“Z+Z”是個全新的多媒體教育軟件,它能把枯燥乏味的幾何數學變得生動有趣,故此軟件被教育界譽為現今世界上唯一具備人工智能推理、自動證明及自動解答的教學軟件。此軟件更配合顏色、圖像及聲音,讓傳統的教學內容以全新的形式表現,使抽象的幾何邏輯推論,以立體及形象化的方式展示,讓學生 * 前者為澳門大學公共行政碩士研究生,後者為澳門大學軟件工程碩士研究 容凱旋、周碧姬* 一、前言 70
  • 生輕鬆學習。4“Z+Z”軟件的開發是中國基礎教育課程的改革一項前所未有工作,面對新世紀的挑戰,適應科技化、信息化、全球化社會的發展,人的素質是提升各國競爭力的基本條件,故“Z+Z”軟件的開發對未來教育的發展和民族文化素質的提升具有深遠意義。目前,這項重大成果不僅已在全國大多數省市區的基礎教學中得到推廣,而且在海外亦受到少有的關注與重視,日本、俄羅斯、中東地區不少國家都在試圖將之引進到本國。對於澳特別行政區而言,此軟件的開發是澳門科技事業發展的一大突破,是澳門企業研製並打進內地及拓展海外市場的一項重要產品。所以本文擬着重就“ZZ”軟件開發的目的、內容、範圍及特點,進行初步探討,並進而嘗試分析軟件對教育事業的影響及其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科技及教育事業發展的啟示。 二、“Z+Z智能教育平台”是甚麼? 6了新時期的一項偉大發明,它更是“促進品質民族品牌教育軟件市場的繁,推動中小學數學課程改革,提高中小學數學質量”7的科技產品。“Z+Z”是以張院士為首的科學家群與澳門東方科技集團共同開發的多媒體教學軟的才門+此 (一)開發的背景及目的 數學一直被認為是一門哲學,或“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和數量關係的科學,”5從發展至今,已被應用在不同的學科上。傳統對數學的理解只限於其邏輯性和系統性分析,缺乏認真地探求數學在學習過程的內在意義,如對學生的心理發展、通過分解數學的過程增強學生的合作與交流、以及數學在生活中的應用等。故數學常被老師及學生認為是一些理論和運算的證明及依據,沒有太大的實際用途。現代信息教育的發展對數學教育的目標、價值以及內容造成了深刻的影響,數學課程設計與演進開始重視信息技術結合。為了改革幾何教材,著名數學家張景中院士決定研發一套能發掘學生創造性,激發學生思維的教學軟件。“Z+Z”因此成榮 71
  • 件。所謂“Z+Z”,即“知識”(Zhishi)加“智能”(Zhineng)的意思8,它包含一個相應“Z+Z智能教育”平台,與中國現行課程教材相配套的軟件庫並支援數學教材開發的軟件。 (二)“Z+Z”軟件的性質 “Z+Z”軟件為中學理科教育提供了一新的平台,內容包括有平面幾何、解析幾何、立體幾何、三角函數、初中代數、高中代數、初中物理、高中物理、初中化學及高中化學等 10多個教學平台。它是一個具備人工智能推理、自動證明及自動解答的教育軟件,它包含了許多可以直接使用的課件和可以進行修改的模板,它不僅具備演示功能,而且具有創造功能,教師可以利用此軟件創造符合自己意願的而且適合學生學習的課件,並可配合已通過的數學教學實驗教 表 1“Z+Z”軟件中平面及解析幾何之特色及功能 材使用。9 資料來源:《Z+Z智能教育軟件編入內地教材》,香港《文匯報》,2003年 11月 4日,第 A15版。 “Z+Z”軟件主要有以下的性質: 1.“Z+Z”是一個面向學科知識的通用平台,而且內容全面、覆蓋面廣。已推出的平台包括:平面幾何、解析幾何、立體幾何、三角函數和初中代數。 72
  • 各個平台均能適用於各個教學環節並運用於各種教材中,各類型學校的老師及學生都能使用。 2.“Z+Z”是一個結合“資料庫+工具箱”的平台。除現成的課件及數學資源外,另一種是根據命令用程序及時生成的資源,如繪畫各種立體圖形以及各種動態曲線,從不同角度觀察,如旋轉、縮放、分割立體圖形,將實物難因應課堂的需要增加項目。 4.“Z+Z”是一個開放的軟體平台。一方面支援 OLE插入和鏈結,可引用 Flash動畫和多種多媒體外部資源的插入。另一方面它本身生成的圖形又可以轉變成 WMF格式,插入到 MSWord檔或 WPS檔中。10 “Z+Z”軟件解決了軟件兼容性的問題,令操作的人能按自己的意願及想法,隨心所欲地設計出適合的課堂展示,從而有助提高學習興趣、節省教學資源、強化教學質量。 (三)“Z+Z”的實驗計劃 軟件的成功開發,只是達到了目標的一半,軟件必須要有教材、教師以及學生的配合,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功效。為了更好地開展“Z+Z智能教育平台國家數學課程改革的實驗研究”,推廣新科技在數學教學過程中的應用,提高中小學數學教學質量, 11“新世紀(版)Z+Z智能教育平台數學(7-9年級)軟件”於 2003年 6月被北京師範大學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總編委會組織有關專家評審後,並經教育部基礎教育課材發展中心批准,在全國 12個省、市、自治區(包括海南、安徽、河北、遼寧、山東、江西、廣東、江蘇、貴州、湖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及重慶市)的 26所重點中學開展“Z+Z智能教育平台運用於國家數學課程改革的實驗研究”,該軟件更與新世紀(版)的《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數學七年級上冊》教材配套使用。 此外,以表現的操作展示出來。此外,這個工具箱的功能亦相當全面,它具備動畫製作、文本公式、統計圖表、程序編寫、手寫手畫等功能。 3.“Z+Z”是一個智能性的平台。它是一個多媒體的創作工具,它能使複雜的課件編排及製作變成簡單的操作,教師在操作熟練的情況下,準備一堂課電子版素材所需時間在一小時以內,在課堂上製作一個教學小題時間在3 分鐘之內,講課時,教師可使它變成智能性的黑板,系統地展示預先準備的多媒體教學材料,以及12 73
  • 在 2003年 9月,“Z+Z智能教育平台新世紀(版)軟件(7-12)年級”,更獲北京師範大學基礎教育課程資源專家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並可進入實驗區配Z”軟件業的意義 了教師準備課程材料,。21世紀是資訊時代,因應時代的需求,人力資的培養亦相應作出改變,“Z+Z”智能教育平台是未來教育事業改革的一個台階 學產生深刻的影響,對整體教育事業而言,它也合教材推廣及發行。13實驗研究的目標主要有五個:①從事信息技術環境下教材建設的研究;②開發與新世紀(版)教材配套的、適合教師與學生的實例;③積累有效使用“Z+Z”軟件從事教數學和數學活動的課例;④開展應用技術於數學學習活動對學生啟發的研究;⑤培養一批有效使用現代信息技術從事數學教育的教師。14為了對參加實驗研究計劃的中小學利用“Z+的情況有進一步的瞭解,實驗研究計劃的教師需把具體使用效果,結合具體案例提交論文報告,説明課例是否有利於數學教育,能否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對課程結構的影響等。 三、“Z+Z”智能教育平台對教育事 “Z+Z”智能教育平台的發展與研製對教育事業貢獻良多,為新時代下的教師與學生提供了一個互動的、多元發展的平台,方便亦啟發了學生的思維和創意。“Z+Z”經過了一年的實驗後,其成效及對教育事業的影響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縮短人才培養的周期源,它不僅對教師、學生的教與是一項偉大的貢獻。著名數學家張景中院士指出數學是啟發人類心理生理的一門重要科學,尤其是幾何:“幾何是唯一結合形象和邏輯的一門學科,其它學科做不到既講道理又畫圖,從感性上升至理性⋯⋯所以幾何學往往使人受益一生。”15人類的思維及創意的發展、社會的文明與進步,以至整體人力資源的開發,往往是數學帶給我們的影響。哪個國家能夠在未來世界舞台上佔主導地位,將取決於現在的基礎教育能否培養出優秀的人才,“Z+Z”軟件的發展可謂有助推動人力資源培訓,加快和縮短人才培養及開發的周期。 2.教育改革的好伙伴。傳統式的教學着重“老師們講、學生們聽”,這樣難免使教學模式、教學理念、教學設計以及課堂氣氛變得枯燥刻板,無法調動教師及學生們對教導和學習的積極性,亦不利於啟發學生的思維和智慧。 74
  • 在現今的資訊時代下,倡導“參與式”、“互動式”、“交流式”的教育改革是必然的趨勢。“Z+Z”能有助改革傳統的教學模式及理念,根據孟津縣實驗區的體驗,“Z+Z”能適應學生的發展需要、開發學生的多元智慧;它能整合教師、學生、教材、情景四個元素,強調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態度情感與價值觀這三維目標,使教學和學習方法有機地結合。16 3.提高教學及學習的整體素質。以往教師要準備一堂課的材料,可能要花上幾小時的時間,“ +Z”就好像一個工具箱,教師能從軟件上製作課堂工具以及從軟件中選取適當的實例,大大提高教學效率,今後教師無需浪費時間製作教學工具,而把時間投放於課堂設計上。同時,“Z+Z”令過去在黑板上無法製作的效果展示出來,Z例如能任取一個平面切割正方體,並能拖動平瞭解不同方位切割正方體所產生的平面,以往要憑空想像的畫面,現在能用多媒體4.啟發學生的思維和智慧。教學改革的另一個着眼點是改變學生的學習程觀察、思考、猜想問題,因此,學生能17面方式展現,大大提高教和學的素質。 模式,在原有的模式下,學生處於被動地接受知識的傳輸,缺乏對問題的思考及探索。“Z+Z”令課堂內容以新穎的形式出台,在教師的指導下,每個學生都能自己動手操作軟件,據湖北省實驗區的經驗,透過“Z+Z”來進行變式教學,學生能通過拖動圖形變換的過突破固有的學習方式,養成聯系及判斷的思維,使學生能在探究及質疑中發掘出一系列新問題,提高綜合分析能力和勇於探索新事物的精神,從而令知識得到昇華。 四、“Z+Z”智能教育平台需要克服的困難 “Z+Z”智能教育平台是基礎課程改革的優秀教學資源,可是軟件的發展還在起步階段,距離全面普及利用還有很長的路程,所以通過不斷地實踐和改進,繼續充實和完善軟件的功能及配套設備,是現階段的主要方向和目標。總結“Z+Z”在推廣及應用上的困難與挑戰,主要有以下幾點: 1.“Z+Z”目前已在 12省、市和自治區進行試點,若要進行全面普及工作,首要考慮的是硬件設備及配套問題,因為“Z+Z”是一個交流互動的平台,如果硬件不到位,只靠老師單方面講授及操控,而不能讓學生自行操作 75
  • 實驗,這與傳統的教學模式分別不大。“Z+Z”所面對的困難之一,就是並非每一所學校都具備足夠的資金投放在購買資源及硬件設備上,這方面只好有賴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的考慮以及投放在教育資源撥款上的協助,方能增加“Z+Z”的成效。 2.21世紀的教育事業已步入電子化、信息化的階段,但是部分教師的電腦知識往往過於落伍,無法與科技發展同步。要全面推廣“Z+Z”,必須對學校教師進行培訓,讓他們掌握並熟習軟件的操作,但鑒於每位老師對科技知識的接受及認識程度不同,“Z+Z”軟件未必能發揮其協助教師提高教學效率和達到互動教學的目的。 3.“Z+Z”是專為中港澳台四地的數學教育而開發的軟件,包括十多個教學平台,具有簡體、繁體以及英文三種版本,目前“平面幾何智能平台”與“解析幾何智能平台”已被中國教育部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審核通過並適用於它的效能。從數學科老師的觀點上考慮,這樣難免加他們的工作負擔。若能進一步簡化用戶介面的使用方法,並提供更多的操作提示,讓使用者可以一邊按照系統所提示的步驟完成教材的設計,一邊熟這個教育平台的使用環境,這樣便能消除使用者在技術上的障礙,從而提實驗區配合教材推廣及發行,但鑒於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以及台灣採用不同的數學教材,而目前所開發軟件並未能整合四地教材同時使用,雖然港澳台部分的中小學已開始採用“Z+Z”教學軟件,但並未達到普及階段,所以克服地區間不同的教育制度,開發符合四地使用的軟件配套,相信是“Z+Z”往後開發正要朝着的方向。 4.“Z+Z”無論在教材設計、推理論證等方法上均具備完善的功能,然而,正由於這套教育軟件的功能豐富而複雜,使用者必須熟知各項工具的使用竅門,才能充份發揮重習高他們使用這套軟件的興趣。 上述這些困難實際上都是局部性、技術性的問題,相信隨着國家經濟加速發展以及整體教學環境的改善,人們認識領域一些觀念的轉換,它們都將在不久的未來得到有效解決。 五、“Z+Z”與澳門特區 76
  • “Z+Z智能教育平台”是澳門東方科技集團與著名數學家張景中院士經長期緊密合作、反復試驗,最後成功開發的教學軟件,也是教育事業方面的一項具國家水準甚至國際水準的科研成果。它對澳門的企業、科技以及教育事業究竟有甚麼影響,面對科技的迅猛發展,澳門特區又有甚麼對策呢? 門唯一從事高科技研究工作及軟件開發的公司,發的企業將擁有一個龐大的市場。此外,有輝煌發展前景的產業,促進澳門經濟結構更加調整辦學理念及重新定位。在這個潮流的推下,政府已開始全面檢討和修訂澳門的教育體制,推動電子資訊教育發展,促進電腦教學設備優化 適當地引入“Z+Z”件於教學課程改革中,首先在部分學校進行試點實驗,若成效被認同後再續步推行。相信這既能提升澳門教學質量及改變傳統教學模式,並能緊扣提 1.“Z+Z”的開發是澳門企業的驕傲。“Z+Z”是澳門澳門東方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開發的軟件,該公司由美國、香港及澳門投資者集合中國科學院數十位著名科學家及院士共同組建而成的高科技集團,專責投資開發高科技軟件產業及集成電路產業為主要項目,東方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在澳門路環聯生工業村設置軟件生產線,是澳亦是澳門首個研發及生產教育軟件的科技園。“Z+Z”軟件的成功開發,得到中國以及國際教育機構的高度重視及讚揚,為澳門企業爭了光,提升澳門企業在國內外的知名度,也推動了澳門的科研發展。 2.協助澳門推廣國內外市場。“Z+Z”的數學軟件已被納入全國中小學的課程標準,2003年 9月“Z+Z”物理、化學課程軟件亦已被中國教育部基礎課程教材發展中心批准運用於改革實驗研究項目中。182002 年,中國共有小學 45.69萬所,中學 6.56萬所19,現納入試點的學校目前只有 26所,若“Z+Z”能在全國廣泛使用,澳門軟件開澳門東方科技集團更與美國教育機構共同研究相關教學平台,並希望能打進當地市場。目前,東方科技集團更不斷地把“Z+Z”推向世界,他們現已委託“世界產權貿易市場國際有限公司”代為研究策略,包裝形象,該公司現已致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詳細解釋“Z+Z”對教育的積極影響,若得到國際組織的認同,就會協助發展宣傳,把“Z+Z”的優點宣傳到世界各國及地區的教育部門。20此舉若然成功,將會增強科技產業在澳門的地位,推進建立除博彩旅遊龍頭產業外另一具合理化。 3.推動澳門教育事業的發展。近年來,澳門的教育機構為了適應當代社會的挑戰,陸續更新教育思維,動。21在這個起步時機,政府可考慮軟 77
  • 升學生的知識素質和人文素質。 4.推動澳門科技產業的發展。早在 2000年,特區政府成立初期,已成立電訊暨資訊科技發展辦公室,制定並推出《科學技術綱要法》,積極擔當推動、協調和支援科技發展的角色,提高澳門地區的科技水平,從本地區的科技基礎及開發潛力出發,加強科學技術委員會的功能,組織以本地人才為主的企業家和專家學者,共同研究科技發展的方向和措施。“Z+Z”軟件的開發,是澳門科技發展一大突破、一大進步,足以證明澳門的科技產品及水平是符合國際標準的,亦為澳門科技產業的發展注入新活力,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澳門有意轉型的企業也好,原有中小企業也好,應在新時期主動進行技術改造和創新,提高生產力和產品的增值能力,積極利用現有的科技實力,抓緊機遇,全面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和澳門整體的競爭力。 六、結語 “Z+Z智能教育平台”是迄今世界上唯一具備人工智能推理、自動證明及自動解答的學軟件,是新世紀科技發展的一大亮點。“Z+Z”的出台受到各國的關注,它不僅對教育事業、未來人力資源的開發起着重要的作用,對科技事業發展而言,更有着深刻的多方面啟示。“Z+Z”是教育改革的好工具,其在教學上的應用提高了教師講學的效率及質素,豐富了課堂的氣氛,啟發了學生的創意及思維,也為澳門企業家同內地合作創造了新的經驗。在未來的日子,“Z+Z”軟件仍要面對一定困難和挑戰,例如進一步改善及強化軟件的功能,力求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據悉,“Z+Z”在中學數理推理教育軟件之基礎上,還正在研發及生產小學及大學數理軟件、大中小學的題庫系統、文科教學軟件、學校管理軟件等。22人們熱切地期望,有澳門企業家參與的這項科技開發不只在數學、物理和化學等學科的教學軟件上取得豐碩成果,亦務求在其他領域的軟件研發上作出貢獻,朝着科技道路的發展前進,為教育和其他產業開發更多高質素的軟件,為我國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和現代化事業的新發展作出更多承諾,帶來更大的促進。 78
  • 附錄:“Z+Z智能教育平台”展示圖 圖 1“Z+Z智能教育平台”主目錄 在以下的例子中,將會示範如何利用“Z+Z智能教育平台”靈活和多樣化的特性來展示數學方程式的運算原理。透過此套教育軟件,學生能充份理解命題中各項數值之間的關係,使他們完全掌握箇中的道理與解題的方法。 例 1:你今年幾歲?——求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解 在這個例子中,老師可先行設計命題,並把答案隱藏起來,待學生思考後再點選“答案”鍵,讓學生核對計算結果(見圖 2-6)。 79
  • 圖 2 在命題中,只要按“答案”鍵,即可看到方程式的解 圖 3 方程式的解可隨意隱藏或顯示出來 80
  • 除了利用“Z+Z智能教育平台”計算未知數的值外,在本例子中,線軸的圓點代表命題上的不同數值,老師可調整線軸的圓點位置,從而改變命題的假設 圖 4 命題上假設數值可被隨意調整 上值,以得出不同的答案。 81
  • 圖 5 方程式的解會隨着假設值的改變而自動調整 1《我們為甚麼要做“Z+Z”》,載於《新世紀數學教材實驗工作簡報》,北京師範大學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總編委員會,2003年第 6期,第 8頁。 2《Z+Z智能教育軟件編入內地教材》,載於香港《文匯報》,2003年 11月 4日,第A15版。 3石 錚 :《 網 絡 化 教 育 離 我 們 究 竟 有 多 遠 》, 下 載 於 http : 註釋: 張景中: 82//www.zplusz.org/News/ReadNews.aspx?NewsID=661F5457-F6D8-4402-A009-8C0242C07A85,2004年 1月 30日。 4相關新聞可見《數學大師張景中創製 Z+Z智能教育平台,跳出枯燥學習框框》,載於香港《新報》,2003年 5月 20日,第 C11版。 5《現代漢語詞典》(漢英雙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 1、791頁。 6 此為修訂後的新數學課程標準第一部分基本理念的六條之一,見李賢莉:《淺談 Z+ Z 智 能 教 育 平 台 在 新 課 標 中 的 應 用 》, 下 載 於 http :
  • //www.zplusz.org/ 5172-45C8-AEA4News/ReadNews.aspx?NewsID=4D5E8AB1--002F36964AEF,2004年 1月 30日。 7 教育部基礎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國家級基礎教育(軟件)資源建項目一“z+Z教育平台運用於國家數學課程改革的實驗研究”》立項書。(影印本) 8李賢莉:《淺談 Z+Z 智能教育平台在新課標中的應用》,下載於 http://www. zplusz.org/News/ReadNews.aspx? NewsID=4D5E8AB 1-5172-45C8- AEA4-002F36964AEF,2004年 1月 30日。 9《智能軟件列入全國指定教材》,載於香港《文匯報》,2003 年 10 月 1 日,第 C4版。 10“Z+Z”軟件的特質,參照張景中:《我們為甚麼要做“Z+Z”》,載於《新世紀數學教材實驗工作簡報》,北京師範大學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總編委員會,2003年第 6期,第 8頁;成凱:《發揮 Z+Z智能平台優勢、提高課程改革整體 效 率 》, 下 載 於 http : //www.zplusz.org/News/R eadNews.aspx ?NewsID=F1551799-F73F-4619-BE09-21EFE7873F46,2004年 2月 2日。 11 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關於在部分學校開展“Z+Z智能教育平台運用於國家數學課程改革的實驗研究”的通知》。(影印本) 12教育部北京師範大學基礎教育課程研究中心,北京師範大學國家基礎教育標準實驗教材總編委會函件,《介紹信》。(影印本) 13北京師範大學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總編委會函件,《新世紀(版)課程資源(軟件)開發項目審定意見通知》。(影印本) 14北京師範大學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總編委會函件,《“Z+Z”智能教育平台運用於數學課程改革項目實驗方案》。(影印本) 15《數學大師與他的數學教育平台》,載於《深圳特區報》,2001 年 10 月 17 日,第B1版。 16郭頂柱、朱希堯、樊建意:《孟津縣深化教研、開放課堂、全面提高教學素質》,載於《新世紀(版)數學教材實驗工作簡報》,北京師範大學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總編委員會,2003年第 6期,第 7-8頁。 17 朱建華:《淺談“Z+Z智能教育平台”在初中數學教學中的運用》,下載於 http://www.zplu 45C8-AEA4sz.org/News/ReadNews.aspx?NewsID=4D5E8AB1-5172--002F36964AEF,2004年 1月 29日。 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國家級基礎教育(軟件)資源庫建設項目-“Z18教育部基 83
  • +Z智能教育平台運用於國家物理、化學課程改革的實驗研究》立項書。(影印本) 大學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總編委會函件,《教育部發佈 200220《21《 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印務局,2004年,第 26-27頁。 同 19北京師範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影印本) 吳文新雖千萬人吾矣,巨資開發民族科教軟件》,載於香港《文匯報》,2004年 2月 2,日第 C3版。 2004年財22註 19。 84
  • 一、香港與澳門人口普查概況 人口普查是一種全面調查。它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特定的時刻,按照統一的表格、專案、收集模式,對全國或整個地區有關人口、經濟及社會特徵的資料進行收集、整理、分析、製成報表和公佈的整個過程。人口普查對於瞭解國情,制定相應的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從 1853年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國際會議開始,普查在世界各地逐步規範化和普及化。根據聯合國的建議,目前世界各主要國家或地區一般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 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新界地區)總面積為 1,098平方公里,1841年的人口顯示只有 2,000人左右,幾乎全由漁民所構成。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 1947年,估計人口已增至 180萬人。從 1961年開始,香港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以搜集人口及社會經濟特徵的最新基礎資料。1997年 7日 1日回祖國後,香港被稱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簡稱香港特區)。香港特區第一次人口普查於 2001年 3日 15日至 27日舉行,為期 13天,普查時刻為 2001年 3月14日凌晨三時。最新修訂的 2001年人口總數為 6,708,389,男性有 3,285,344 人,佔總人口 49%,女性有 3,423,045人,佔總人口 51%,由於出生率下降和居民平均壽命的增加,人口呈老化趨勢,35-44 歲組佔總人口比重最高,達 20.3%,年齡中位數為 36。為及時瞭解最新的人口動態,一般在兩次普查中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還進行一次中期人口統計,曾先後於 1966年、1976年、1986年和 1996年,通過大型抽樣調查方式進行中期人口統計。 * 前者為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後者為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香港與澳門的人口普查 吳麗燕、曾五一* 歸 85
  • 澳門(包括氹仔島和路環島)總面積為 25.8平方公里。澳門的第一次人口查是在 1866年進行的。在 20世紀,差不多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自99年 12月 20 日澳門回歸祖國後,澳門改稱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簡稱澳門特區),其第一次 行,普查時刻為01年 8月 23日凌晨三點。最新的普查結果顯示,2001年的人口總數為 435,235,其中男性有 208,86 ,370人(佔 52%),人口老化趨勢與香港特區的情況相約,40-44歲的人士佔總人口最高比重,達10.62%,年齡中位數為 33.3歲。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結構、分佈的轉變,澳門特別行政 後將在兩次人口普查中間,進行中期人口統計與估算,以提供最新的人口資料。 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都是比較發達與繁榮的城市,其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教育、房屋、交通、醫療和社會服務的政策時,都離不開最新的人口資料。口普查資料。最新進行的 2001 年人口普查更加入了有關殘疾人士的調查專開展服務和康復工作。另外,近年來人口普查通常與住房普查結合在一起進行,建設結合起來,為經濟建設服務。根據最新住房普查結果,2001年香港特區佔 23.7%,家庭住戶總數為 2,053,412,家庭住戶平均人數為 3.1。而 2001最少有一人居住的住戶總數為 134,965,少於 4人住戶佔住戶總數 55.6%, 二、香港與澳門人口普查設計 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由於地理環境因素,彼此相鄰,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等各方面都相互影響,因而在制訂人口普查計劃時,除訂定普查時刻、時期和區域劃分有所差別外,其他方面大致相同。 普19人口普查於 2001年 8月 23日至 9月 1日進205人(佔 48%),女性有 226呈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屬人口普查機構)今轉變極為急速,政府在策劃各項建設和服務以及制定各項政策,特別是有關此外,私人企業在預測市場變化,確定營運方針和投資計劃時,也要利用人案,藉此掌握殘疾人士的數目和資料,有助日後政府及民間團體為殘疾人士其目的是在取得全面人口資料的同時瞭解住房情況,使人口普查與經濟有人居住的屋宇單位總數為 2,015,235,以 4 人佔用一單位的比例最多,年澳門特區被佔用的居住單位有 142,393,平均每一單位住戶數為 1.04戶,住戶平均居住人口數為 3.14人。 86
  • (一)普查的法律地位 香港特區政府制訂《普查及統計條例》,並根據第 9條的規定,制定《普查及統計(2001 年人口普查)令》,明確資料搜集期和普查後之“復核統計調查”期。該令規定指定人士有法律義務提供所需的資料,以及制訂嚴格的保密措施,規定外勤人員須嚴格遵守一套資料保密程式和接受嚴格的訓練,明確其本身之法律義務。同時亦強調資料的保密性,所有已完成的問卷只能放在統計處設置的專用地方,只能作統計用途,當資料登錄後,有關屋宇單位記錄和地址之間的聯繫會被刪除,所有問卷於外勤工作完成一年內銷毀,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會審閱所有向外公佈的統計表,保證不會泄漏個人資料。 普查時刻的確定,應考慮技術上的可行性,人口季節性流動,天氣情況,社會、政治穩定性等因素。 香港特區 2001年人口普查時刻為 3月 14日凌晨三時。普查期為 3月 15日至 27日。 澳門特區 200 普查期為 8月 23至 9月 1日。 (三)普查範圍 澳門 2001 年人口普查的物件是所有澳門居民以及在普查時刻逗留於澳澳門特區政府專門制訂和頒佈了第 4/2001 號行政法規——《2001 人口普查之規範》,核准在 2001年進行人口普查和住房普查應遵守的規則,訂立有關聘請從事普查外勤工作人員(即普查員或調查員)的措施,並核准 2001年普查員的工作證、普查標誌、使用之問卷和普查時刻等。法規第 4條明確訂定資料收集期和普查後質量抽查之資料(即後計算調查)收集期。每個普查員均已簽署了“統計保密承諾”聲明書,必須履行保密的義務。此外,有關法例規定指定人士有法律義務提供所需的資料,任何人士不合作、拒絕提供資料或不按規定提供資料者,將依法科處最高 2,500元的罰款,即使繳納罰款也不能免除回答人口普查問卷的義務。 (二)普查時刻和普查時期 1年人口普查時刻為 8月 23日凌晨三時。日 87
  • 門特區的人士包括外勞和非法移民等。與人口普查同時進行的住房普查,其調查門普查的點算單位分 3類:居住單位、住戶和個人。人口普查以居住每個屋宇單位以不同地址資料來分,包括街道名稱、門牌、建築物名稱、層數和單位號數。“小區檔案庫”則記錄未建設地區內的小區資料,由於未建設地區內的屋宇位址可能不夠詳細,)來劃分的。此,如水上人口。這種區域劃分法與澳門特區不同,主要是因和單位,並按單位所處樓層由高至低順序編號,同時亦收集各樓宇和居住單位的資料,包括建築物種類和佔用情況。將收集的資料輸入電腦後,制訂出不物件是所有在普查時刻用作居住用途的居住單位。 香港 2001 年人口普查的物件是所有香港居民以及在普查時刻逗留於香港特區的人士,包括外勞和非法移民。普查之屋宇物件包括所有用作居住用途的住宅和非住宅樓宇的單位。 (四)點算單位 香港的人口普查以屋宇單位作為基礎,資料紀錄員進行訪問時,以住戶為單位,而點算最終物件是住戶成員。 澳單位為基礎,全澳約有 21萬個居住單位,根據居住單位的地址進行訪問。進行訪問時,資料紀錄員以住戶作為單位,而點算最終物件則為住戶成員即個人。 (五)地理檔案 在進行普查前,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先制訂一份屋宇單位清單,供進行人口普查及住戶統計調查之用,而在 2001年更首次採用數碼式地圖系統。清單分“屋宇單位文件庫”和“小區檔案庫”兩部分。“屋宇單位檔案庫”記錄了已建設地區內的永久性屋宇單位的地址,區不易識別,故採用小區劃分法,每個小區大約有 10間建築物,而小區間是按實物或容易辨識的分界(如小溪、行人徑、小巷、溝渠等外,政府統計處亦為 2001年人口普查制訂其他輔助居住地方清單,以點算特殊類別人士之用為香港特區總面積遠比澳門特區大,以及兩者地理環境結構不同所致。 澳門普查是將整個特區分為若干區域包括:統計分區、統計細分區、樓宇同劃分程度的單位表和名單,供調查員使用。 88
  • (六)資料搜集方法 香港與澳門特區政府 2001年普查的資料搜集方法,主要遵從兩個基本原 ②採用雙問卷設計——長式問卷和短式問卷。目的是在確保全面了人口狀況,收集最基本資料的同時,收集更詳盡的資料。 用長式問卷進行詳細的訪問,目的式或短式問卷。填寫短式問卷之住戶會在普查前數天收到問卷,並自填寫,待調查員到訪時,進行簡單的資料核對和收回填妥的問卷,而填寫長式問卷之住戶須接受調查員上門訪問,採用“面談訪問”方法填寫問卷。資料間2.長式問卷除包括上述專案外,還包括以下專案 則: ①對基本的人口資料進行全面調查,而對其他資料則採取抽樣調查的方式; 香港政府統計處透過短式問卷向全港 6/7住戶搜集基本的特徵資料,如年齡、性別等,而餘下之 1/7住戶,則採是向住戶成員搜集多方面的社會和經濟特徵的資料。澳門半島及離島的樓宇單位,4/5 將接受短式問卷訪問,餘下 1/5 則接受長式問卷訪問,路環所有樓宇單位都需回答長式問卷。統計部門利用科學抽樣方法,來決定住戶應該填寫長行搜集隊伍主要由大、中學生組成,調查員一般在下午和晚上訪問住戶,因為這段時間較易接觸到住戶成員。對於拒絕作答的住戶,有關當局會派員跟進,最終把問卷完成,而部分單位經調查員多次訪問但沒有回復,調查員會留下信件給這些單位,要求住戶儘快完成問卷及寄交當局。 (七)問卷設計和內容 香港與澳門特區 2001 年人口普查之問卷設計均採用雙式問卷——長式和短式問卷。 1.短式問卷的主要專案 ①個人問題——與戶主的關係、性別、出生年份和月份、在普查時刻身在何處、過去 6個月總共有多少時間在本地、未來 6個月總共會有多少時在本地、現時本地通常的居所; ②屋宇資料——屋宇單位類型、屋宇單位實況、屋宇單位住用情況、單位內住戶總數、住戶類型。 89
  • 數目費、按揭或貸款尚餘年期、按揭供款或還款; 口及社會特徵——婚姻狀況、國籍、種族、慣用語言、使用其他語言赴上課地點的交通方成員來自商、學術和社會各界別,有廣泛的代表性。 料收會”、“普查計劃小組”和“普查工作小組”,目的是確保普查有效地進行,創造更佳的成果。每遇人口普查時,統計暨普查局會預先組成有關 住戶到訪調查員的姓①有關住戶及房屋資料——住戶收入、客或飯廳數目、睡房數目、廚房、浴室或廁所數目、其他房間數目、居所租住權、租金、差餉和地租以及管理②有關住戶成員的資料 人或方言的能力; 教育特徵——就學狀況、教育程度、上課地點、前式、修讀科目; 分區及內部遷移特徵——出生地點、在港居住年期、5年前居住的地方; 經濟特徵——經濟活動身份、行業、職業、工作地點、前赴工作地點的交通方式、主要職業的收入、兼職收入、其他現金收入。 三、香港與澳門人口普查的組織與實施 (一)普查機構 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全面負責人口普查工作,包括策劃、制訂有關執行措施、收集、處理、分析資料和公佈有關結果。而統計諮詢委員會須對所有由政府統計處處長提交有關之統計問題,包括人口普查問題,提供意見,該委員會包括 1位主席、10名非官方成員及 2名官方成員,非官方業澳門特區的普查工作,是由統計暨普查局全面負責,負責策劃和進行資集,並對該等資料作處理、分析和公佈有關結果。在籌備的階段中,曾組成“協調委員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負責人口普查的調查組織工作,到該次普查結束後,有關組織自行解散,到下一次普查工作開始時,有關組織或普查工作小組又重新組織起來。 (二)普查通知與宣傳活動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在2001年3月初發信知會全港 90
  • 名,方便住戶核實統計員的身份。 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在普查前兩星期內向全澳所有接受樓宇受訪單位寄發通知信,回答短式問卷住戶除收到通知信外,還同時收到問卷一份。 合,香港與澳門特區政府通過報章、電台廣播、海報普查的意義和具體內容等(三)調查員的監督、二級監督和長、外部審查員和內部審核員。每次人口普查,都須培訓一班龐大的臨時調查員,他 800名調員,而今次 2001年普查員則由 3,000名大、中學生組成的普查隊伍,每個普查員都經嚴格的訓練,並簽署一份“統計保密承諾”聲明書,明確遵守保密們在法律上的責任及一切有關障礙,普查能否成功,一部分取決於能否從大量流動人口和“黑市”居民中取得如實的資料。因此,澳門特區和香港特區 2001年人口普查強調在訪問時,不會詢問被訪者的證件類別,亦不會查閱其證件,並強調被為了取得民眾對普查的配等大肆宣傳普查,並採用有獎問答比賽和人口普查郵品等多種形式宣傳。 培訓 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對調查員的培訓特別關注,因為培訓工作的質量好壞直接影響調查的成果,培訓工作一般包括兩個階段,首先培訓一級行政職員,然後由一級監督和二級監督負責培訓調查員、組們多是來自澳門特區各所大、中學校,如 1991年有 1,查的義務。 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在人口普查期間聘請了約 23,000名具有適合教育背景的調查員,除培訓其在工作上所擔任的工作外,並就調查員在外勤工作期間確保資料保密一事制訂明確的工作程式,所有調查員須嚴格遵守這套程式,並須就保密事宜接受嚴格訓練,以明白他的程式細節。 (四)外勞和“黑市”居民調查 澳門特區與香港特區之 2001年人口普查物件都包括外勞和非法移民(俗稱“黑市”居民)。在過去,由於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種種因素,一直存着大量非法流動人口,當中非法勞工與“黑市”居民佔了大比重,這成了本地區人口普查的極大詢者資料的保密性,有關收集的資料只用作統計用途,個人或個別住戶 91
  • 資料絕不會以任何形式顯示或公佈,亦不會轉交任何司法或行政機關使用,漁民,他們大部分生活於漁船,這些水上居民般會在農曆新年期間回澳,船隻則按水警指示,在內港一帶排成一列列,因此,水上居民人口普查一般提前於農曆年前舉行。水上居民人口普查包括所有一系列嚴謹的質量監管系統,先通過對問卷內容的測試和各員進行,針對居住單位的資料和質量;②抽樣控制由組長負,目的是審核調查員工作的質量。 9月 7日至 13日向全澳 5%住宅進資料將會在收集期滿一年內銷毀,目的是消除居民尤其是“黑市”居民的顧慮,力求取得最真確的人口數位。 (五)水上居民人口普查 由於澳門特區部分居民為一拋錨在澳門特區水域,用作居住用途而又不是固定在岸邊的船隻。 香港特區 2001年人口普查亦包括水上人口,其情況與澳門特區相約,水上人口也採用長、短問卷方式進行點算,但由於郵遞關係,短式問卷不會事先寄給有關住戶。 (六)質量控制 為了確保 2001年普查統計所得資料的質量和準確度,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訂下了種程式的試驗,隨後抽取住戶進行測查和試查,用以監管問卷的可行性和改進有關事項,以便更適合普查之運作。此外,亦訂出一些審核規條,以保證資料輪入、編碼及一致性方面的質量。 在資料搜集階段,也進行了兩種控制——操作控制和抽樣控制:①操作控制由外勤審查責在資料搜集階段結束後,統計暨普查局於行規範較小的質量抽查,以量度普查資料的誤差度。目的是利用抽樣調查對普查工作的覆蓋程度和所得資料的質量評估,在此“後計算調查”階段中,對抽樣搜集進行了兩種質量控制:①覆蓋控制,主要針對居住單位;②資料內容控制,主要針對住戶數目,每戶人數及其人口、社會、經濟和住房條件的特徵。 最後將後計算調查中所收集的資料與普查中所得資料作比較,以計算出質量指標。 92
  • 香港特區人口普查的質量控制與澳門特區相約,除先訂下質量監管系統、問卷內容的測試、抽取住戶進行試查、測查和資料登錄過程的質量監管外,在資料搜集結束後,同樣採取上述所提及的質量控制方法,不同的是在資料集結束後所採用的抽樣樣本和方法命名不同,在澳門特區稱為“後計算調查”,而在香港特區的稱為“復核統計調查”。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於 4 月 9日至輸入資料、審核資料和輸出最終報表。基本上,資料處至初步結果之統一公佈,需 3個月的時間整理。因此,首輪統計結果已於2001 ,而詳細資料亦於 2002年 3月底前分階段公佈。已公佈的為 6,708,389,男性佔四成九,地區之普查模式大致相同。都是按本搜5月 4日期間進行此項“復核統計調查”,採用隨機抽樣方法,選出 15,000個屋宇單位作再次訪問物件。 (七)資料處理和公佈 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一般分兩個階段進行資料處理——人手和自動化。人手處理包括檢核問卷、改正問卷中錯誤的答案,而自動化處理則包括編寫必需的軟體來理年 12月底前公佈2001年人口總數為 435,235,男性佔四成八,女性佔五成二。 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對資料的處理,一般也採用人手和自動化兩種方法,而有關在 3 月中(普查時刻)和 6 月中的人口估計臨時數字,已於 2001 年 8月底公佈,至於 2001年人口普查的詳細結果和資料,亦於 2001年 10月起分階段公佈。現時已公佈的 2001年人口總數女性佔五成一。 由此可見,澳門特區與香港特區在回歸祖國後,人口普查之目的、設計和普查組織方法等,都如前一樣,且兩身的經濟狀況、社會需要和實際調查條件而制訂適當的普查模式。此外,普查的結果也是為了給予有關當局作制訂政策的依據,為本地區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提供可靠的統計資料。 93
  • 松山公園噪音特點調查 李金平、簡俊文、歐陽國向* 上人 (一)使用儀器 2.TES-1351 噪音計(台灣泰士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用於測量二龍使用前,兩部噪音儀送到民政總署環境衛生部進行了校準,其誤差小於 (二)觀測方法 一日 24小時內,每小時連續記錄 100個噪音觀測資料(約花費 5分鐘,平均記錄每個資料需時 3秒鐘)。將 100個資料按由小至大的次序排列,第 *李金平為澳門大學科技學院博士研究生,簡俊文及歐陽國向為培正中學學生 噪音、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垃圾被列為城市四大環境公害。澳門是世界口高密度地區之一,由於市區人口擁擠,各種各樣的噪音污染也勢必成為影響市區環境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松山作為澳門半島的主要休閒地之一,每天有約 5,000人上山運動和消閒,但其噪音特點至今還缺乏調查。我們於 2003年 6月 28、6月 30日和 7月 6日三天對松山的噪音進行了系統觀測,下面是調查的報告。 一、調查方法 是次的調察,運用觀察記錄法。 1.HY103A型聲級計(中國衡陽儀錶廠),用於測量東望洋斜路觀測點; 喉公園和松山山頂觀測點。 1dB。 94
  • 10個數代表 L90,第 50個數值代表 L50,第 90個數值代表 L10。 L10——表示 10%的時間超過的雜訊級,相當於雜訊的平均峰值。 L50——表示 50%的時間超過的雜訊級,相當於雜訊的平均值。 L90——表示 值。 Leq——表示等效連續雜訊級,是衡量噪音大小的最重要數值。相當於在一段時間內,一直 Leq=101g( 90%的時間超過的雜訊級,相當於雜訊的本底 有 Leq的噪音在作用。Leq由下式求出: ) Li為第 i個噪音觀測值。 日(代表星期六)、6月 30日(代表星期一)和 76日(代表星期日)進行觀測。 (二)觀察地點 松山山頂纜車處。 涼亭及松山山頂纜車處,每個觀測點 24小時共記錄、L50、L90、Leq。 二、調查所得數據 (一)觀測天數 考慮到星期一、星期六和星期日松山的噪音數值可能會有差異,所以我們選取了 3日,分別是 6月 28月在東望洋斜路、二龍喉公園涼亭及三、資料分析 東望洋斜路、二龍喉公園2,400個資料,三天共記錄 21,600個噪音值。由於資料太多,這裏僅列出 L10對不同觀測時的噪音值,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得出以下表格和圖表。(一)夏天東望洋斜路噪音特點分析 夏天東望洋斜路噪音特點見表 1-3,圖 1-3。 95
  • 表 1 6月 28日(星期六)松山東望洋斜路 24小時噪音變化(噪音單位:dB) 圖 16月 28日(星期六)松山東望洋斜路 24小時噪音變化 96
  • 表 2 6月 30日(星期一)松山東望洋斜路 24小時噪音變化(噪音單位:dB) 圖 2 6月 30日(星期一)松山東望洋斜路 24小時噪音變化 97
  • 表 3 7月 6日(星期日)松山東望洋斜路 24小時噪音變化(噪音單位:dB) 星期一(6月 30日)、星期六(6月 28日)和星期日(7月 6日)東望洋斜路夜噪音變化有相似的規律。由於噪音是以車輛和跑步人士所發出的噪音為,由 6 時開始,步行或駕車上山運動的人士較多,噪音明顯增加,9 時左圖 3 7月 6日(星期日)松山東望洋斜路 24小時噪音變化 晝主 98
  • 右為最高,Leq多數超過 60dB。中午 12時至下午 2時噪音較低,下降至 57-60上 表 圖 4 6月 28日(星期六)松山二龍喉公園内 24小時噪音變化 dB。但自下午 3時開始,隨着上山人士的增加,噪音開始增大,下午 6時噪音最高,多數達 65 dB,是一天的第二個高峰。夜晚 8時後噪音持續降低,晚10時至凌晨 4時松山的休閒人士最少,最為安靜,噪音為 50dB左右。 (二)夏天松山二龍喉公園內噪音特點分析 4 6月 28日(星期六)松山二龍喉公園内 24小時噪音變化(噪音單位:dB) 99
  • 表 5 6月 30日(星期一)松山二龍喉公園內 24小時噪音變化(噪音單位:dB) 圖 5 6月 30日(星期一)松山二龍喉公園內 24小時噪音變化 100
  • 表 6 7月 6日(星期日)松山二龍喉公園內 24小時噪音變化(噪音單位:dB) 星期一(6月 30日)、星期六(6月 28日)和星期日(7月 6日)二龍喉公園內噪音變化有相似的規律。6月 28日噪音起伏較大,可能是週六的緣故。二龍喉公園噪音以青蛙鳴叫和上山運動人士所發出的噪音為主,由 6時開始,由正門進入公園運動的人士增多,噪音明顯增加,10時左右最高,Leq多數圖 6 7月 6日(星期日)松山二龍喉公園內 24小時噪音變化 101
  • 超過 60dB。中午 12時至下午 2時噪音較低,下降至 57-60dB。自下午 3時開始,隨着上山人士的增加,噪音開始增大,下午 6時噪音最高,多數達 63dB,是一天的第二個高峰。晚上 8時後噪音持續降低。晚上 10時至凌晨 4時松山的休閒人士最少,最為安靜,噪音為 50 dB左右。但仍然會受青蛙和昆蟲鳴叫的影響。 (三)夏天松山山頂噪音特點分析 表 7 6月 28日(星期六)松山山頂 24小時噪音變化(噪音單位:dB) 圖 7 6月 28日(星期六)松山山頂 24小時噪音變化 102
  • 表 8 6月 30日(星期一)松山山頂 24小時噪音變化(噪音單位:dB) 圖 8 6月 30日(星期一)松山山頂 24小時噪音變化 103
  • 表 9 7月 6日(星期日)松山山頂 24小時噪音變化(噪音單位:dB) 星期一(6月 30日)、星期六(6月 28日)和星期日(7月 6日)松山山頂晝夜噪音變化有相似的規律。噪音主要是以登山人士所發出的聲音、運動場上運動人士聲響為主,其次就是來自飛機飛過時所發出的聲浪為主。由 6時開始,登山人士、運動場上運動的人士增多,噪音明顯增加,8 時左右最高,Leq多數超過 60dB。中午 12時至下午 2時噪音較低,下降至 57-60dB。自午 3時開始,隨着上山人士的增加,噪音開始增大,下午 6時噪音最高,圖 9 7月 6日(星期日)松山山頂 24小時噪音變化 下 104
  • 多數達 0 時至凌晨 4時松山的休閒人士最少,最為安靜,噪音為 45dB左右。 (四)夏天松山市政公園內不同日期噪音特點比較分析 把星期一(6月 30日)、星期六(6月 28日)和星期日(7月 6日)松山噪音Leq進行比較,得出表 10-12,圖 10-12。 表 10 東望洋斜路三日噪音 Leq晝夜變化(噪音單位:dB) 65dB,是一天的第二個高峰。晚上 8時後噪音持續降低,晚上 1圖 10 東望洋斜路 Leq三日晝夜變化 105
  • 由於在 6月 30日,運動的人士發出的聲音較大,令下午 5時至 7時噪音的波動較大,但這可能是一種隨機的影響。 表 11 松山二龍喉公園內三日噪音 Leq晝夜變化(噪音單位:dB) 圖 11 松山二龍喉公園內三日噪音 Leq晝夜變化 6月 28日 Leq波動較大。 106
  • 表 12 松山山頂三日噪音 Leq晝夜變化(噪音單位:dB) 松山山頂背景噪音最低,上午 6時至 10時,噪音較高。由於早上山頂纜車開始運作,運動人士多,所以發出的噪音也較大。下午 3-7時,由於在運動埸上有人運動,噪音值較高,有一定的波動,而且經常有飛機飛過,造成短暫的高噪音,昆蟲發出的叫聲對噪音也有一定的影響。 三地之中噪音最高者是在二龍喉公園內。由於該地較近馬路,受交通噪影響,加上人流較多,噪音自然較大。其次是在東望洋斜路。由於在那裏上山的人通常使用交通工具,所以那裏以交通噪音為主。而在山頂纜車處,圖 12 松山山頂三日噪音 Leq晝夜變化 音 107
  • 大部分受運動人士所發出的噪音影響,其餘時間噪音不大,較東望洋和二龍喉入口處低 (五)松山噪音的差異性分析 用 SPSS軟件對松山三個觀察點的噪音值進行方差分析,發現不同觀測點的噪音有明顯差異,而同一觀察點在星期一、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噪音值無明顯差異。 表 13 三個觀察點的噪音值方差分析 用 註:Sig.=0.38474>0.05,表示不同日期噪音值差異不明顯。 約 5-10dB左右。 註:Sig.=0.034978<0.05,表示不同地時噪音值差異明顯。 SPSS軟件對松山 3日的噪音值進行方差分析,得出表 14。 表 14 三日的噪音值方差分析 (六)松山噪音與澳門半島噪音比較分析 將計算得到的松山24小時等效連續聲級與6月份澳門半島三個觀測點的噪音比較分析,見表 15和圖 13。 108
  • 表 15 松山與澳門半島觀測站 24小時 Leq比較(單位:dB) (續前表) 從上表結果所得,發覺松山的噪音低於澳門半島的噪音逾 10分貝,證明松山環境清幽,是澳門難得的休閒地。 參考書目: 1.《澳門環境狀況報告》,2003年 3月。 .mo。 鄺幸泉:《澳門環境教育》,晨輝出版社,1999年 9月。 3.王志石:《第三屆澳門環境與城市發展研討會科學論文集》,澳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 4月。 4.黃就順、李金平:《澳門環境保護》,澳門基金會,1997年。 圖 1 較 3松山與澳門半島觀測站 24小時 Leq比澳門特別行政區環境委員會,http://www.ambiente.gov2. 109
  • One Hundred Years of Awakening and Struggle for a National Salvation Chang Chak lo & leong Wan Chong* In the long process of history, one hundred years is just a short flash. However, the period we are going to examine is engraved on one's bones and heart, especially for the Chinese. Hav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is period of story and seeking some positive thoughts may be a great inspiration to all contemporary C 1. China Has Paid Too Dear a Price in Searching for a Way to National Sal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100 years from the Opium War till the 1940's were a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decadent Manchu Dynasty, feudal warlords, reactionary politicians and foreign imperialist powers ganged up for mutual benefit to ruin China. It was also an era witnessing the political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ir consistent wave-upon-wave heroic struggle against oppression, their fast growing strength and enhanced maturity and the brilliant victory they won at the end of the day. In the course of this prolonged struggle against the imperialist invaders, the reigning Manchu Dynasty,the reactionary politicians and g historic victories.However, the iticisms of the age-old feudal ideology and Confucian ethics, which has influence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have either e point or bordered on dogmatism. * ciation , Acting Director of Centre for Macau Studies an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University of Macau hihinese people. their co-conspirators, the Chinese people suffered heavily, fought bravely and resolutely and won world-shakincrnot been to th Chang Chak lo—MA in Management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Macao Assoof Economic Science. leong Wan Chong—Senior Advisor to Rector 110
  • Therefore, there is the unjustified negation of what should be retained and carried on to the later generations as a legacy of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lack of unequivocal definition of and resolute opposition to the real dross like the "rule of man", "autocracy", notion of "imperial sovereign rights", etc., which should be discarded once and for all as scum. History, some people say, can be likened to a mirror, which reflects without mercy the detri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clusion of a nation and the conservatism or the unwillingness to change of a society. It also unfolds before us the arduousness and great hardships encountered and sustained with fortitude by our forefathers in the search for a right path to advance our cause. Last but not least, it also mirrors the great wisdom and gigantic energy of the oriental nation with a brilliant civilization, as manifested in her political awakening, national solidarity and integration. The 20th century saw the outbreak of two world wars the mere mention of which causes people to turn pale. Nevertheless, few have thought about, let alone understood, that the era of continuous warfa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ncroaching foreign powers, beginning from the Sino-British Opium War in the 1840's up to the war with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in 1900, was, in essence, a period of real world war. This war was of the longest duration, with the widest participation of belligerents, and among the most cruel and most brutal ever seen in world history. Its not being recognized as a world war is only because the disparity in strength of the two sides was so great that one side was totally overwhelmed by the other. This war was also a great contest between the more advanced capitalist culture of the West and the backward conservative feudal culture of the East. It was a fierce international rivalry for dominance over the great oriental nation whose culture was once the most advanced in the world and for the shameless partitioning of her territory. It was a great fight between the two diametrically opposed entities in China—the upholding of civil and human rights, and the autocracy of the imperial sovereign and the Manchu ruling race. It was a struggle between reformers and conservatives. It was also a sustained battle between resolute resistance against oppression to win final victory and capitulation and appeasement to drag out an ignoble existence to survive only as the lackeys of foreign powers and flunkeys of internal oppressors. This was a process in which China's national sovereignty was being trampled underfoot, resources being ruthlessly exploited, and the whole country being reduced to a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political status. It was a time in which the awakening and political wisdom of the entire Chinese nation were raised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self-searching 111
  • and self-improvement efforts progres ng with ever accelerating tempo. On sithe surface, it seems that the"solid boats and fierce guns" of the West overwhelmed the "broadswords and long spikes" of the East. At the core, it wa al s in fact modern capitalism ultimately victorious over a declining feudtem. All in all, China has paid a very high price for entering into thple of modernization. ing lessons from their bitter experience, the Chinese peoplesys e temDraw marked time in periods of darkness, gathering strength and awaiting the break of dawn. They gained knowledge while knuckling under, fostered their will to fight in adve new epoch rse situations and soon succeeded in ushering in aof unprecedente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renewed fighting. Born and baptized in blood and terror were generations upon generations of national fighters distinguished by their great wisdom and courage. They are the prid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models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orthy of our eternal memory and highest esteem. To old China,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proved to be a very important, critical historical period. Starting from the Opium War, Chinese modern hi . On this story slides down along a precipitously sloping curvend bewitching s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picture scroll,dazzling a one can envisage the e lay between ntangled and intricate encountering and interpnew and old, goo ture and sadness, d and evil, resistance and capitulation, rap disappointment. All these come togethepherseverance and r to compose a ighly enriched and edifying historical textbook to be learned and remembered not only by the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by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Professor Li Wenhai, a famous historian, once remarked: "Only the nations that can face up to their own history are the ones with self-confidence and vitality. Let us always remember the following: never refuse history because it gives us wisdom; never forget history lest we will be guilty of betrayal; never ignore history lest we will be punished thereby; never sever history because negation of the past also means losing the future."1 The Treaty of Nanking concluded between the Qing court and Britain was the first unequal trea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treaty provided the cession of Hong Kong, the opening of five trading ports namely Guangzhou, Xiamen, Fuzhou, Ningbo and Shanghai, and an indemnity of 21 million silver dollars. This humiliating treaty was signed on 29th August 1842 on oard the British warship "Cornwallis" on the Yb angtze River off Nanking. A week before that, that is, on 22 August, a certain English soldier ndclaiming to be a member of "The China Expedition" sent a letter from his acks in Nanking to his brother in Madras in India saying, "I am writing ll you that the war will soon end. The emperor promised to signbarrto te up and 112
  • honored all our demands.... I was told that the idiot on the throne was very shocked by the fall of Chenchiang which tells of our invincibility."He continued, "We will have an indemnity of 21 million silver dollars which is equivalent to 40 million Rupees. Hong Kong will be ceded to us as a souvenir and Chinese coastal ports like Shanghai, Canton and Ningpo will be opened for trading...." The "emperor" and "the idiot on the throne" actually refer to the Qing Emperor Dao Guang, and the cessation of territory, the indemnity and the five ports opened for trading mentioned in the letter are exactly the same in the Treaty of Nanking signed seven days later. This means that the Sino-British negotiation was only a mere formality; with Britain dictating all the terms beforehand and the Qing court signing them obediently. That was the way this unequal treaty was signed.2 Thus the Opium War represented the first breakthrough in the race for wholesale invasion and partit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powers. Following the British invasion, France, the US, Germany, Japan, Italy, Austria and Russia fell on China like a pack of hungry wolves, plundering, killing, blackmailing and wreaking havoc up and down the gargantuan country. The Opium War, the Sino-French War, the Sino-Russian War,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Jiawu War) and the war of invasion by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came one after the other, with China as the victim and the powers as the victors every time. In the 110 years from 1840 to 1949, the imperialist powers like Britain, France, Japan, the US and Russia had waged hundreds of wars of invasion on China, inflicting innumerable losses in life and resources on the Chinese people. The nine large-scale wars fought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lasted for a period of 13 years and three months. That is to say, in the 65 years from 1840 to 1905, the Chinese people spent about 1/5 of their time engaging in ever-losing wars.3 The bloody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invasion armies are absolutely just hair-raising. In September 1860, the joint British and French forces sacked Peking and engaged in burning, looting, raping and killing with incredible barbarity. They burned down the royal garden Yuan Ming Yuan, which was then among the most beautiful masterpieces of garden architecture in the world, causing incalculable losses to world art and culture. In 1900,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burned and looted the land and killed Chinese people, turning Tanggu, a town with more than 50,000 inhabitants, into a no-man's land. In the city of Tianjin with one million inhabitants, only 100,000 souls remained alive after the killing.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starting from 1937, more than 21 million Chinese were killed or wounded; of which about 10 million were deliberately done to death. Dur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dating from December 1937 to January 1938, 113
  • more than 300,000 Chinese inhabitants were murdered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army.4 From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in 1842 to the year 1949, the unequal treaties signed between the imperialist powers and China numbered over 1,000, of which more than 500 were signed by the Manchu government, 200 more by the Northern warlords and another 200 more by the Kuomintang (KMT) government. Out of the 1,000 such treaties, 200 or so are considered typical or representative.5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these unequal treaties, 9 of them involved cess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8 of them involved indemnity, 6 of them were about Christian and Catholic missionaries, 10 were about leased land and a high percentage of them were trading treaties. Considering the powers involved, 31 treaties were concluded with Britain, 2 with France, 27 with the US, 37 with Japan, 20 with Russia. The remainder were concluded with Portugal, Spain, Germany, Italy, Belgium, Sweden, etc.6 Principal among the most notorious and atrocious unequal treaties were 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Nanking and the Treaty of Wangsha (Wangxia) conclud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Treaty of Tientsin (Tianjing), 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Peking (Beijing),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Aigun (Aihui), the Sino-Russian Additional Treaty of Peking, the Sino-Japanese Treaty of Shimonoseki, the International Protocol of 1901, etc. All these unequal treaties forced upon China by the imperialist powers constituted a grave infringement upon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y were by nature aggressive, exploitative and barbarous, involving cess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acquisition of indemnities, opening of trading ports, assessment of tariff and customs by mutual agreement, consular jurisdiction, unilateral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control o1f China's maritime customs, etc. 1.1 Cession of Territory The Sino-British, Sino-Russian and Sino-Japanese unequal treaties forced China to cede territory amounting to 1.739 million km2, equivalent to 3 times the area of France, 7 times that of Britain, or equaling in area 12 times the area of her Liaoning Province or 103 times that of Beijing. By 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Nanking concluded on 28th May 1842, China ceded Hong Kong to the British, setting a precedent of annexat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by the Western powers. In 1850, Britain occupied Kowloon by the Treaty of Peking.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occupation of the Dagu port by the joint British and French forces, Count Nikolai Muraviev, Russian Governor General of Eastern Siberia, forced the Heilongjiang General Luan Shan to conclude the Treaty of Aigun, with which Russia seized 600,000 km2 of Chinese territory north of Heilongjiang and south of the Great Xing'an Mountains. In June 1861, 114
  • Tsarist Russia again seized more Chineseterritory through a protocol defining the eastern boundary, including a large part of Lake Xingkai west of the River Ussuri and a large stretch of land southwest of the lake. On 7th October 1864, through the Protocol of Chuguchak (the Boundary Treaty of Tarbagatai), Tsarist Russia further seized 440,000 km2 of Chinese western territory. Russia snatched from China another 70,000 km2 of land through the Treaty of Livadia and the Treaty of St. Petersburg signed on 9th October 1879 and 24th February 1881 respectively. Thus, the total Chinese territory seized by Russia through the conclusion of a series of unequal treaties amounted to over 2.5 million km2. Japan's share in seizing Chinese territory began in the 1890's. Defeated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Qing court concluded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with Japan, allowing Japan to occupy Taiwan, the Liaodong Peninsula and the Islands of Penghu.7 1.2 Indemnity From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to that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tocol of 1901 (the Xinchou Treaty), the Qing court was compelled.to pay 8 major indemnities (including the interest of the Gengzi Indemnity) the total sum of which amounted to 1.935 billion silver dollars, equivalent to 16 times the national revenu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in 1901. The unequal treaties exacting the largest sum of indemnity were 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Nanking, the Sino-Japanese Treaty of Shimonoseki and the International Protocol of 1901. The indemnity stipulated in the Treaty of Nanking was 21 million silver dollars paid by installments in three years.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stipulated that 200 million taels of silver were to be handed to Japan as indemnity in eight lots: the first and second lot each amounted to 50 million taels and the remaining 6 lots were to be paid one lot per year. The International Protocol of 1901 stipulated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should compensate the foreign customs for 450 million taels of silver to be paid by yearly installments at an annual interest rate of 4%; principal and interest added together amounted to 982 million taels of silver. Adding to it a local indemnity of 20 million taels, the sum total was over one billion taels of silver. This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Gengzi Indemnity"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Russian troops were the largest in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Russia got off with the lion's share of the Gengzi indemnity of more than 130 million taels (20% of the total); Germany got 90 million, France 70.87 million, Britain 50.62 million, Japan 34.79 million, the US 32.93 million, Italy 26. 61 million, and the rest was divided among Austria, Belgium and Spain. This was probably the largest indemnity ever recorded in world history and so was the number of nations taking part in sharing the booty. 115
  • Not only were the eight powers participating in sending troops awarded according to their "contributions", but the three non-belligerents, Belgium, Holland and Spain, also had the effrontery of posing themselves as "smaller powers" and squeezed in to have a share in the Grand Christmas Dinner!8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1937-1945), over 930 Chinese cities and towns were occupied with a direct economic loss of up to 62 billion US dollars and an indirect one of up to 500 billion US dollars.9 1.3 Opening of Trading Ports 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Nanking stipulated that 5 ports were to be opened for trading: Guangzhou, Fuzhou, Xiamen, Ningbo and Shanghai. The Treaty of Tientsin added 10 more to the list, namely, Niuzhuang (later changed to Yingkou), Dengzhou (later changed to Yantai), Taiwan (later Tainan was chosen), Danshui, Caozhou (later changed to Shantou), Qiongzhou, Hankou, Jiujiang, Nanjing and Zhenjiang.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S were allowed to lease land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trading ports to build houses and warehouses for themselves, set up churches, hospitals, etc. turning the Chinese coastal area to a base for foreign invaders to further their exploitation and wreak havoc inland. The Sino-British and Sino-French additional treaties stipulated that Tianjin should also be added to the list of trading ports and British and French were allowed to live and trade in Tianjin and enjoy all the special privileges set down in different unequal treaties. A Sino-British new treaty concluded in 1869 stipulated that Wenzhou (to be exchanged with Qiongzhou) and Wuhu should be opened as trading ports in which British traders were allowed to build warehouses. 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Yantai stipulated that Yichang, Wuhu, Wenzhou and Beihai should be added to the list of trading ports. And ports alon Datong, Anqing, Hukou, Wuxue, Luxikou g the Yangtze River likeand Shashi should be ports of call for foreign cargo and passenger ships. According to the Sino-French Convention concluded in Vietnam, the Qing government should open Baosheng and Liangshan on the Chinese side as trading ports and allow French traders to live there. 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lating to Sikkim and Tibet" stipulated that, starting from 1st May 1894, Yadong in Tibet was to be opened as a trading port, allowing British traders and merchants to trade freely there and to lease residential houses and warehouses, and that Britain and India should be allowed to station commissioners in Yadong. The Sino-Japanese Treaty of Shimonoseki stipulate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ng ports already opened, Shashi, Chongqing, Suzhou and Hangzhou were added to the list and Japanese civilians and merchants, who were 116
  • granted the right of residence, trading and manufacturing. Japanese cargo and passenger ships were allowed to sail up China's inland waterways.10 1.4 Tariffs by Mutual Agreement Beginning with the Treaty of Nanking, China's tariff on import and export customs fell step by step into the hands of the Western imperialist powers and eventually she was deprived of tariff autonomy. The tariff for foreign goods shipped to China's inland for sale was fixed at 2.5% ad valorem (with no inland tax levied), to be changed only by mutual agreement. Goods used by foreigners were exempt of all taxes. This made China's import tariff the lowest of all trading nations on record. English, French and American personnel were employed by China's customs office to assist in tax management. A British citizen, Horatio Nelson Lay was appointed Inspector-General of customs with full power of customs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appointment of local customs inspectors. In 1861, another British citizen, Robert Hart, was appointed Acting Inspector-General of customs and assumed full title two years later. He held that post for almost 48 years.11 1.5 Consular Jurisdiction The Treaty of the Bogue (a supplementary treaty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signed in October 1843, granted Britai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riminal cases. Lawsuits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ish were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s and decisions dictated by Britain. The Treaty of Wangsha conclud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tipulated that, in the trading ports, lawsuits concerning Americans should be handled by the US consulate only and China had no right to intervene.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the Western powers followed one after the other to set up consulates in China and acquired consular jurisdiction, following the examples of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S. In August 1851, in a treaty regulating the trade at Ili (Kulja) and at Tarbagatai, Russia succeeded in setting up consulates in the two cities and acquired consular jurisdiction. In 1860, through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Peking, Russia further set up consulates in Kashgar and Kulun. After that, Germany, Italy, Austria, Portugal and Japan followed suit in setting up consulates in the trading ports.12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China's judicial powers concerning foreign affairs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diplomats of the Western powers. This situation was considered especially disgraceful and humiliating to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whole. 1.6 Unilateral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In the Supplementary Treaty of the Bogue gave Britain the privilege of a 117
  • unilateral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consular jurisdiction. According to this treaty, Britain was assured to any additional privileges that China might grant other powers in the futur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all countries which had concluded unequal treaties with China were promised the same privileges. What a galling shame and wretched lot for the Chinese people!13 1.7 Concessions and Settlements In 1893,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S began to set up leased residential areas in Shanghai, occupying thousands of acres of land. This became the forerunner of foreign concessions in China. In the 60 years up to 1902, more than 10 foreign countries including Britain, France, the US, Germany, Russia, Japan, Belgium, Italy, Austria, Spain, Sweden, Denmark and Norway had set up 25 concessions or settlements one after the other in 10 Chinese cities, including Shanghai, Guangzhou, Tianjin, Suzhou, Hanzhou, Chongqing, Xiamen, Zhengjiang, Hankou and Jiujiang, each constituting a foreign city under foreign government. In Tianjin, there were 9 such foreign concessions.14 A Sino-German concession treaty concluded on 6th March 1898 stipulated that Germany was to lease Jiaozhou Bay and all the islands in that area for 99 years within which, Jiaozhou Bay was governed entirely by Germany and the 100 li of land on the outskirts of Jiaoao was claimed "neutral" through which German troops had the right to patrol. In the same year, a Sino-Russian treaty was concluded which stipulated that the Lushun port and the Dalian Bay and nearby waters should be leased to Russia for 25 years. France took Guangzhou Bay on lease for 99 years according to the Note of the French Envoy to Zongli Yamen(0ffice of Foreign Affairs). Britain secured a lease of the Weihaiwei coastal region, which stipulated that Weihaiwei and the waters around it, including Liugong Island, the islands within the Weihaiwei Bay and 10 miles of coastal land around it, the lease were to be leased to Britain for 25 years, and were subject to future renewal through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The Convention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Respecting on the 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 stipulated that China would lease to Britain the Kowloon Peninsula, including lands north of the Boundary Street and south of the Shenzhen River, together with more than 200 islands, large and small, amounting to a total area of 975.1 km2. The Dapeng Bay was also forcibly leased to Britain for a period of 99 years. In the concessions set up in China by the foreign powers, those powers had all the powers of administration, legislation, judicature, police and finance. They were in fact "nations within a nation" and completely independent of China's administration and legislature. In 1885, the foreign invaders openly 118
  • poured brazen insults on to the Chinese people by erecting a sign at a garden entrance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area stating "No ent16rance for Chinese and dogs. 1.8 Carving out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 imperialist powers also divided China into the so-called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which were recognize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macy of the respective powers concerned. France carved out the Guangdong, Guangxi and Yunan Provinces as her sphere of influence and demanded that these three provinces not be ceded to any third country. Britain claimed the Yangtze valley as her sphere of influence; Japan carved out Fujian Province as hers; Germany claimed the Shandong Province; Russia carved out China's territory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including the Northeast provinces and also the Xinjiang Province.17 1.9Trafficking in Chinese Laborers and Their Fatal Maltreatment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thstatistics, from the mid-19 century to the 1920's, Chinese laborers that had been trafficked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wo They were often being worked to death in rld numbered to 12 million.mining or in building canals and railways.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nearly 2 million Chinese laborers were worked to death in Northeast China (Manchuria). More than 80 collective burial pits known as "pits of ten thousand corpses" were discovered in which were buried some 700,000 Chinese laborers.18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the Western powers rode roughshod over the Chinese people, tyrannized over them and perpetrated outrages that they could bear no more. The special privileges enjoyed by the foreign power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9 categories, including: © Extraterritoriality; (D Delineation of embassy areas and the right of stationing troops; (D Concessions and settlements; ® Special law courts; (5) Ship piloting by foreigners; ® Special rights for battleship cruising; (7) Special rights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who was a British citizen; (D Special rights of trading in coastal areas and sailing of foreign ships on China's inland waterways; (9) Other special rights infringing upon China's sovereignty.19 Take the example of extraterritoriality (consular jurisdiction). This was first granted to Britain in 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Nanking in 1893. A year late the Americans got that right and even got more in the Treaty of r,Wa fter that, not only the ngsha conclud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powers", big or small, like France, Russia, Germany, Japan, Austro-Hungarian 119
  • Empire, Italy, Belgium, Spain, Portugal, Denmark, Norway, Sweden and Switzerland claimed such rights, but the non-power countries like Peru, Mexico, Chile and Brazil also scrambled for and succeeded in entering the list. Humiliations such as these are too numerous to be recorded, spelling unprecedented disaster and unheard of misery to the Chinese people. The International Protoc thol of 1901 signed in Peking on 7 September 1901 was the most humiliating unequal treaty ever signed and was resented with bitte y this treaty, the imperialist powers r hatr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Bimposed upon China the harshest terms tantamount to an outright partition of China. This was the most ghastly of the many crimes and shameless acts of betrayal of China's sovereignty committed by the Qing court on the eve of its final collapse.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treat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 An indemnity payment of 450 million taels of silver to the imperialist powers in installments 39 years (principal plus interest amounting to 100 million taels of silver); CD Demolishing all the batteries and forts along the line from the Dagu harbor to Peking; Chinese troops were not allowed to be stationed within 20 li around Tianjin; only the powers had the right to do so; ③ Setting up legation quarters in Peking where foreign troops were allowed to be stationed; ® Punishment of the ministers and officials who had supported the Boxers (the Yi He Tuan); (5) Sending an envoy headed by a Chinese prince to Germany and Japan to offer apology. Erecting an honorific arch on the location where Clinde, the head of the invasion army, was killed; setting up memorial tablets for the missionaries killed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Yi He Tuan Uprising).20 It can be clearly seen that, by co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tocol of 1901 with the imperialist powers, the Qing government almost bartered away all of China for the sake of maintaining its tottering rule.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Peking by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es near Dong Jiao Min Lane were looted and burnt to the ground. The invaluable treasures and books kept in the Imperial Academy (the Hanlin Academy) were either destroyed or robbed, including the Yongle Dadian (an encyclopaedic book collection compiled in the Yongle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Shi Ku Chuan Shu (an encyclopedic book collection compiled in the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rare treasure of the Royal Medical Office—the stone carvings on acupuncture with an inscription by the emperor Ren Zhong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cast bronze human figure for acupuncture finished in the Zhengto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were stolen by the invasion troops. The Japanese troops seized 3 million taels of silver from the government coffer and burned down many houses and mansions. By the International Protocol of 1901, the Dong Jiao Min Lane in Peking was to be converted into a "legation quarter" by forcibly demolishing 120
  • all the previously existing Chinese offices, temples and residential houses, thus effecting a 20-fold increase in the legation area within which, the various powers set up their own police and stationed troops completely independent of the Qing government.21 In 1915, a general administrative office was jointly set up s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ve by the envoys of the various powers aorganization. Chinese soldiers and policemen were forbidden to enter into the area. Steel gates were erected at both ends of the street garrisoned by foreign soldiers and policemen. Within the legation area were built eight watchtowers; each embassy house was surrounded by fence and ditches, and a six-meter-high outer protecting wall with loopholes for firing guns and cannons was also constructed around the entire area. The whole thing was just like an international barracks.22 In 1927, the KMT government changed the capital of China to Nanking, and moving with it were the foreign embassies. Yet the area around Dong Jiao Min Lane was still occupied by foreign consulates, making the place their special residential area.23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s one filled with humiliation and insul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We have been invaded, bullied, butchered, beaten, discriminated against, trampled under foot, and forced to swallow the most galling insults in world history. All of these were forced upon us by the imperialist pow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na's decline. What a galling shame it is for a country like China with so long a history and such brilliant culture to be squeezed to the edge of the world stage, badly battered and forced to suffer all sorts of insult and injury.24 On matters of what national independenc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ll mean, the Chinese people are probably the group who has the most to say.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responded in a variety of ways to unceasing aggressive wars waged upon China by foreign powers since mid-19th century, which was a de facto world war, although not admittedly so. She has dealt with the barbarous and treacherous British invaders, the cunning and fraudulent American intruders, the arrogant and flagrant Russian aggressors and the ruthless and evil Japanese conquerors.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struggle has been protracted and tortuous and the price paid overly heavy, history has proved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not one that can be vanquished. Self-consciousness and solidarity will make them invincible. Just as opium is a narcotic to the nervous system, the Opium War was a sobering medicine to the Chinese people, causing them to awake from their dreams and urging them to undertake a painful self-searching, reappraisal and reorganization. It helped to accelerate 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old Chinese society and to produce a momentous impact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deology. 121
  • After a century's extremely arduous and difficult struggle, the Chinese nation finally stands up and holds her right place in the world. For China, the 20th century saw a great turning point—half of the time was spent on rescuing herself from darkness, the other half was spent on working towards a bright future. The 21st century will certainly see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re at one with their leaders and go all out to make the country mighty and strong. She will appear as a fully modernized nation in the orient and as a bulwark of world peace. Let not the painful experience and abject mise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from the Opium War to the Invasion of the Eight-power Allied Force be ever again repeated in the land of China and the barbarous atrocities committed against humanity by the imperialist powers be ever again reenacted in any corner of the world. In what follows, certain comments and remarks by foreign scholars and historians will be presented to aid the reader to understand, in a penetrating and thought-provoking way, this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Japan's victory over China threw the Far East into a decade of imperialist rivalries. In order to pay off the indemnity, China went into debt to European bondholders. In order to check Japan, China invited Russia into Manchuria—until the Russo-Japanese War of 1905 left Russia confined to the north and Japan triumphant in southern Manchuria and Korea. Meanwhile Russia, Germany, Britain and France in 1898 all occupied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China. These consisted usually of a major port as a naval base, a railway through its hinterland, and mines to develop along it. All in all, China seemed about to perish."25 "The 55 years from 1840 to 1895 illustrated the old syndrome of "internal disorder, external disaster". The dynasty saved itself at the expense of the people by appeasing the foreigners and getting their weapons to suppress rebellions not only in the lower Yangtze but also in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China and central Asia. Foreign powers nibbled away at the peripheral territories, not only the Hi region but also the Liu-chiu Islands (Okinawa), Vietnam, Korea and even Burma."26 "By mid-1860 a revived Taiping offensive had invaded the Yangtze delta, taking the major cities of Hangchow (Hangzhou) and Suchow (Suzhou) and threatening Shanghai,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n Anglo-French army arrived off Tientsin in 200 ships, and fought its way to Peking. Facing this double disaster, the Manchu leadership executed a neat double appeasem nt: they finally egave Tseng Kuofan supreme command against the Taipings, abandoning the old rule that Chinese civil officials should not control armies in the provinces, and they accepted the Anglo-French demands to open China 122
  • further to foreign trade and missions. As they put it in a meeting of the highest-ranking officials chaired by the Emperor, the rebels were an 'organic disease' and the foreigners merely an 'affliction of the limbs'." 27 "How the thin stratum of Manchu conquerors kept their grip on gargantuan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fascinating question. Of course they did it, in the same way as the British did in India, by winning the support of the native ruling class. But, by keeping the Chinese local elite (the gentry class) in place, they had both to stay on top of it and to steer their course so that the Qing ship of state, on the sea of the Chinese people, did not capsize. They became so adept in hanging on to power that they catered to Chinese conservatism and delayed the rise of a modern order. China, as a matter of fact, always absorbs her conquerors, but in the Qing case, it took 268 years."28 "China is a universe in itself, full of variety, contrasts, unresolved problems, and excessive people, who are nevertheless lap nning to survive in spite of everything."29 "Generally speaking, China's lagging behind in development is attributed to a lack of motive rather than capacity; and to the social conditions rather than their inherent intelligence."30 "No single foreign power is capable of dominating so big a country like China. The real question is: Who among the foreigners can help in better solving China's problems? "31 When reviewing this section of Chinese history during which China was mercilessly butchered and torn apart, we just cannot help shedding poignant tears over our nation's past misery and boiling filled with righteous indignation. In this civilization competition, one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decadent feudal system has lost the battle to capitalism, the East to the West and China to the Powers. We have been the hapless victims of war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of unspeakable plight and suffering,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never stopped investigating and seeking the right path to national salvation and towards a bright future. The gallant remark made by the Wuxu reformist leader Tan Sitong before his arrest and execution is justly famous. "No country in the world as yet has had a successful reform without blood being shed. In China no one has ever heard of someone shedding blood for the sake of reform. This accounts for the declining fate of our nation. If this will happen now, let it begin with me." Such sacrifices have not been in vain and such efforts has finally borne fruit by enhancing our political wisdom and helping the people to have a sounder and matured view of their future, culminating in bringing to an end some 50 years ago of the painful history 123
  • of humiliation and shame which all of us bitterly regret. 2. A Discussion on Sovereignty over Macao During the 280 years from 1553-1557 (Jiajing 32nd -36th year of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outbreak of the Opium War, there existed in the coastal area of south China a Portuguese autonomous entity subjected to the rul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a well-known historical fact that Portugal had been paying an annual ground rent of 500 taels of silver to the local Chinese government since 1573 (that is: for a period of 275 years), clearly indicating that Macao was by then a Chinese territory leased to the Portuguese. Secondly, in aspects of administration, military control, judicature and maritime customs, Macao was under the effective rule of the Ming and Qing governments. On the one h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sued various decre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Portuguese in Macao to strictly abide by, like the "Ten Rules for the Control of Macao" stipulated by the Xiangshan County Magistrate, Cai Shanji, in 1606; the "Five Prohibitions for Foreigners in Macao" by the Deputy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 for Coastal Inspec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Yu Anxing, in 1614; the "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Macao" by the first Prefect of Coastal Defense, Yin Guangren, in 1743; the "Agreement for the Aftermath Concerning Foreigners in Macao" in 1748; the "Three Tactics for the Control of Macao" by the Administrative Clerk of the Xiangshan County, Zhang Zentao, in 1750; the "Five Rules for Denfence against Foreigners" and the "Nine Prohibitions" by the Viceroy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Li Shiyao, in 1759; the "Regulations on Denfence against Foreigners in Macao" by the Viceroy of the Guangdong and Guagnxi, Lu Kun, in 1831; the "Order to Foreigners in Macao to Hand over the Stock of Opium in their Ships and Warehouse" and the "Order to the Portuguese Chiefs for Strong Defense against the English" by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 Lin Zexu, in 1839, etc.32 In the meantime, China kept send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such as district magistrates, prefects for military and civil affairs, etc. to be stationed in Macao and exercise direct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over the territory. For example, from 1731 to 1850, 35 assistant district magistrates and 39 prefects for military and civil affairs were sent to Macao for the said purpose.33 On the other hand, 124
  • flexible measures with respect to military affairs, judicature, customs practice and taxation were also adopted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Regarding defense, the Ming government had purposely created the post of Assistant Regional Commander in the Yongmai Camp, who was shifted later to the Qianshan Stronghold. In 1664, a Vice Regional Commander was appointed to be in charge of the stronghold with officials and soldiers numbering 2,000." 34 As to judicature, the Qing government openly ordered in 1748 that Portuguese committing crimes in Macao should be tried and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aw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Chinese officials. The exercise of such jurisdiction by China remained unchanged even in the time of the Opium War. Concerning maritime customs, the Macao customs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Xiangshan County Magistrate with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Canton Commissioner of Markets and Ships before 1684; in 1685, the Canton Customs Service was formally set up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Customs Superintendent, Cheng Keda, proceeded to set up the Macao Office of the Canton Customs Service under which four customs stations were separately situated in the Inner Harbor, the Barrier, A-Ma Temple and Praia Grande. rdOn 3 September 1839, that is, on the eve of the Opium War, Imperial Commissioner, Lin Zexu, (a great patrio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Viceroy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Deng Tingzhen, together made an inspection tour of Macao. They were cordially greeted by a salvo of 19 guns by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Lin then called in the Portuguese officials headed by Governor Pinto to the Lin Fung Temple, announced the prohibition of opium, ordered the handing in of opium stocks and instructed that no stock of the banned material and no shelter for treacherous foreigners were allowed. He also gave presents to the Portuguese officials as a token of mollification. By so doing, Lin carried on the tradition of making inspection tours to Macao by high-ranking Chinese officials as so practiced during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and thus effectively exercised sovereignty over the pla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acao was always conside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a strategic place in the coastal areas. Just like Humen (the Tiger Gat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acao was also considered as the "door" to the Guangdong Province.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inspection tours made to Macao by high-ranking Chinese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Deputy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s, 125
  • Imperial Commissioners, Provincial Governors, Viceroys, Generals, etc. numbered over 20 times, excluding those madeby the Canton Customs Inspec ignty tors. These were important activities to show China's sovereacao.35 From Wanli 41th year of the Ming Dynasty to Guangxover M u 13th year of the Qing Dynasty (A.D. 1613-1887), among the high-ranking Chinese officials who had been on inspection tours to Macao were: the Deputy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 for Coastal Inspec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Yu Anxing; the Xiangshan Magistrate, Dan Qiyuan; the Feudatory Prince of Guangdong, Shang Kexi; the Viceroy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Wu Xingzho; Imperial Commissioners, Shi Zhu and Du Zhen; Guandong Customs Superintendent, Cheng Keda; the Canton General, Guan Yuanzhong; Governors of Guangdong, Fa Hai and Cuan Tai; Guangdong Commissioner for Observing the Customs and Seeking the Traditions, Jiao Qinian; Viceroys of the Guangdong and Guangxi, Fu Kangan, Wu Xiongguang, Han Feng, Bailing, Xongyun, Jiang Youkuo, Lu Kun and Deng Tingzhen; Guangdong Commander-in-Chief of Naval Forces, Guan Tianpei; Imperial Commissioner, Lin Zexu; Governor of Guangdong, Wu Dazheng; etc. Every time when an official went on an inspection tour, he was received with grand ceremony by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in Macao.36 At that time, the Portuguese in Macao acknowledged their allegiance to China and basically recognized Chinese sovereignty. In 1776, the Bishop of Macao, Dom Alexander da Silva Pedrosa Guimaraens, wrote to the Portuguese Overseas Committee, saying: "The Chinese Emperor held all the rights and we can do nothing about it. He is the master of Macao and collects ground rent from us. We are but a temporary user of the place."37 It happened that the leader of the Portuguese inhabitants in Macao had once been appointed Acting Portuguese Officer for Handling Macao Affair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1753 (Qianlong 18th year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Portuguese envoy, Francisco X. A. P. Sampaio, sent by the King of Portugal to call on Emperor Qianlong, conveyed the message of the Portuguese King to the Chinese Emperor in these words, "I, as your subject, feel so glad and gratified to know that the Portuguese people residing in Macao have been treated with leniency and all the kindness granted by Your Majesty for many years. I therefore send my envoy, Sampaio, to pay a high tribute to Your Majesty's benevolence and join in the celebrations dedicated to you. I hope that you, the holy lord, would care more about a small country like ours and grant mor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nd kindness to the Portuguese inhabitants in Macao."38 thIn 1834 (Daoguang 14 year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Inspector 126
  • General of the Portuguese authority of Macao reported to the Viceroy of Guangdong and Gangxi of the Qing Dynasty calling himself a Chinese subject, saying: "I, aforeign local Inspector General of Macao and a humble subject of yours, hereby report to Your Highness, the Governor-General of Guangdong, that the Portuguese have been residing in this small town of Macao for three centuries. Annual ground rents have been duly paid by them and they enjoy the freedom,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nd privileges granted by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his Court to the Portuguese people here. The Portuguese have always been on good terms with the Chinese inhabitants here and they mainly engage in trade with China.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 friction between us during the present or the past dynasties. This has been highly appreciated by many high-ranking Chinese officials and even by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such that more favor has been granted in preference to them than to other foreigners. There is ample documentation here in this city all pointing to the immense imperial favor and kindness granted to them and these favors will not be elaborated here. Under such favorable conditions, even in the face of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vacillating public sentiment, the Inspector-General would seek help from higher level officials or, if necessary, directly report to the Governor of Canton for intervention so that order will quickly be restored and the Portuguese people again live in peace and satisfaction."39 The Swedish authority on the history of Macao, Anders Ljungstedt, who had lived in Macao for 22 years, stated in his book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that "although the Portuguese have occupied Macao for almost three centuries, they have never gained sovereignty over that place." The Portuguese have no legal rights to handle affairs in Macao; they are only local renters and more like subjects or subordinates".40 "The many negotiations and disputes in modern times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al about the Macao question are in fact an epitom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drastic changes happene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uring that period. They are symptoms of China's being thrown into a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social status. The effrontery of a small country like Portugal to inflict insult and injury upon China and achieve a step-by-step occupation of Macao is entirely due to this particular political climate and to the support and sheltering of the 'Western Powers'".41 "Just like what other minor countries were doing afterwards, Portugal treacherously nibbled away China's sovereignty behind the shield of 127
  • the Powers and acquired those concessions which China would not easily give to the big powers themselves unless gravely threatened."42 The stepwise occupation of Macao byPortugal was deliberately engineered in the mid-19th century (from 1840-1860),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rule by the 79th Macao Governor, Joa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 who implemented colonial rule in Macao by force from 1846 to 1849 in defiance of Chinese sovereignty. This has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demarcation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At this juncture, there were two notable points worthy of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Firstly, the nature of the leasing of land for Portuguese settlement had changed since that time to that of outright military occupation, which was an act of open aggression violating international justice. That is to say, Macao had been reduced to a de facto Portuguese colony since then and not beginning from 1887; the second clause of the "Sino-Portugues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 concluded in 1887 although stipulating that "China confirms perpetual occupation and government of Macao and its dependencies by Portugal", added conditions to that, namely, "It is stipulated that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by both governments shall proceed to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boundaries, which shall be determined by a special convention; but so long as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boundaries is not concluded, everything in respect to them shall continue as at present, without addition, diminution, or alteration by either of the parties." This means that the Treaty was, in a sense, not complete. It was also clear to both sides that the delimitation of boundaries referred to those of Macao's "dependencies". The land originally occupied logically does not come under this category. Therefore, some argued "If eve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boundaries had not been completed, why would China agree to cede Macao to Portugal? In this context, even the right of 'perpetual government of Macao' is open to question. Legally speaking, what China accepted was only the fact that Macao was under actual Portuguese government by that time." According to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the change in the status of Macao by force through Amaral in the 1840's and the subsequent expansion of occupied land constitute an act of grave infringement of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Macao and, as a consequence, brought an end to China's exercising sovereign rights in that place. On 29th August 1849, the brutal colonial Governor Amaral was assassinated by angry Wangsha and Longtian villagers including Shen Zhiliang and six others. Because of all his cruelty and atrocities, he reaped what he sowed. The Viceroy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Xu Guangjin reported the incident to the Qing court, stating: "The Portuguese military leader Amaral behaved 128
  • atrociously in Macao. He labeled number plates on the shops in the streets and collected tax money by force. If disobeyed, he would send his soldiers to arrest and torture the victims. He constructed a road outside the Shanba Gate by leveling numerous Chinese tombs by force. The convict (Shen Zhiliang), in extreme anger at his ancestral tombs' being thus entirely leveled off, rose and planned for Amaral's assassination." Seizing this opportunity as a pretext for further colonial expansion,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in Macao took revenge by attacking the Barrier Gate and kidnapped three Chinese soldiers and officers. They also laid assault to the Chinese North Ridge Tarashan Fort, wounded more than ten military men there, destroyed the 20 cannons in the Fort and blew up its gunpowder magazine. At the same time, they begged support from England and the US. Accordingly, an Englsih warship was deployed to the Nanwan water to "protect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 the 40 years after this incident, Portugal, on the one hand, further extended their occupied territory to reach the islands of Taipa and Coloane, the villages of Tashi, Shagang, Xinqiao, Shalitou, Shiqiangjie, Wangsha and Longtian and the Qingzhou Island (Green Island). On the other hand, she unscrupulously threatened the Qing court to conclude formal treaties with her so as to legalize, normalize and perpetuate her colonial rule and territorial occupations. In 1862, the Portuguese Governor of Macao, Izidoro Francisco Guimarães, backed up by the French minister to China, Alphonse de Bourboulon, went to Peking as Portugal's plenipotentiary to China and succeeded in signing the "Agreement on Commerce between Qing China and Portugal".... Its article 9, which involves the sovereignty of Macao, stated that: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Portugal, with the goodwill of maintaining peacefu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hereby want to stipulate the following... Hi 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may appoint, should he deem it convenient, an agent to reside at Macao, there to treat of commercial affairs and watch the due observance of the regulations. He should be either of the Qi's or Hans of the fourth to fifth official grade. His power should be equal to those of the consuls of France, England, the US, or other nations who reside at Macao and Hong Kong and there treat of their public affairs, hoisting the flags of their respective nations." This put the Chines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in Macao as equivalent to only a consul. This discrepancy was later discovered b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and the exchange of the treaty documents was postponed. On 23rd November 1886, Sir Robert Hart, the Inspector-General of China's Customs Office and a trusted favorite of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authorized 129
  • and sent his trusted follower, the Gongbei Customs Tax Officer James Duncan Campbell, as his representative to Lisbon to negotiate with the Portuguese Foreign Minister, Henrique de Barros Gomes. On 23rd March 1887, Campbell signed the four-article "Protocol of Lisbon" on behalf of the Qing government. Articles 2 and 3, involving the sovereignty of Macao stated that: "China confirms perpetual occupation and government of Macao and its dependencies by Portugal" and "Portugal engages never to alienate Macao and its dependencies without agreement with China."43 On 13th July of the same year, the Portuguese plenipotentiary Thomaz Roza (then Governor of Macao) set out for Peking to hold formal talks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 On 1st December, the Qing government appointed Prince Yikuang and Sun Yuwen as plenipotentiaries, and the Sino-Portuguese "Treaty of Peking" was signed, consisting of 54 articles in which Articles 2 and 3 in the "Protocol of Lisbon" involving Macao's sovereignty were included intact. On 28th April 1888, Roza hurried back to Tianjin from Lisbon and exchanged the treaty with Li Hongzhang, the Minister in charge of the treaty document exchange. The Portuguese colonists thus finally got the Treaty and realized their age-old dream of legalizing their "perpetual government of Macao".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by Zhang Zhidong (then the Viceroy of the Guangdong and Guangxi), the expansion of occupied land by Portugal around Macao consisted of four categories: "areas originally leased by the Portuguese", "areas in which the Portuguese have long occupied", "areas which the Portuguese have recently occupied" and "areas which the Portuguese have attempted occupation but as yet without success". When the "Sino-Portugues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 was signed in 1887,the area around Macao which had been nibbled away by the Portuguese included, by and large, "the areas originally leased to the Portuguese" within the town wall, "the areas that have been long occupied", including the "seven villages" inside the Barrier Gate (Tashi, Shagang, Xingqiao, Shalitou, Longhuan, Longtian and Wangsha) and the "newly occupied land area" of the three islands Taipa, Coloane and Qingzhou. These eventually came to shape the present area of Macao. The "dependencies" of Macao (which had been confirmed as under Portuguese perpetual government but with boundaries which still remained un-delimited) as mentioned in the "Protocol of Lisbon", th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 etc., included the land areas north of the Barrier Gate up to Qianshan, those lying opposite to the west of Macao along the line of Wanzai,Yinkeng (Duimianshan) and the two islands of Malouzhou (The Big and Small Hengqin Islands). Occupying a total area of about 326 square kilometers, these territories belonged to the "areas in which the Portuguese have attempted occupation but as yet without 130
  • success". This big area was later described by some Qing officials as "a bun bigger than the steam box".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Macao by force was an element of the allied effort of the Powers to partition China.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Peking" was an important step taken by Portugal to assert her illegal occupation and colonization of Macao. By the stipulations of the said Treaty, "China confirms perpetual occupation and government of Macao and its dependencies", yet "Portugal engages never to alienate Macao and its dependencies without agreement with China." This last article implies that "Portugal is deprived of the right to exchange, sell, lease or cede Macao. In other words, the handling right (sovereignty) still lies in the hands of China."44 Moreover, because the said Treaty left the boundary of the area under "perpetual occupation and government by Portugal" un-delimited, it is an incomplete treaty in a legal and logical sense. Of course, this is only one side of the matter. The actual situation was that Portugal had been exercising direct colonial rule over Macao since 1849 and constantly extending its sphere of power, thereby completely changing Macao's initial political status. In what follows, activities plotting for bringing about the wholesale colonization of Macao as engineered by some of the high level Portuguese figures will be highlighted. In early November 1841, the 77th Governor of Macao, Silveira Pinto reported to the Minister of Marine and Overseas Department of Portugal saying, "Und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if Your Honor wished that this settlement of ours be still kept by the Crown of Portugal, then the current situations here should be given careful consideration. The Chinese Emperor has granted many special privileges to Britain (to me, she is the nation most benefited). Either we continued to be on bad terms with Britain (we have to change our policy anyway) or accepted Macao as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British will certainly strive to make it so), or regarded Macao as part and parcel of imperial Portugal."45 In April 1842, Silveira Pinto notified Lisbon that he has seen American warships arriving in Hong Kong and that rumors had it that a French fleet would arrive there also. He said, "Circumstances indicate that Western nations certainly would not let go this opportunity to conclude commercial agreements with the Chinese Empire." "Portugal should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send an authorized person to make contact with them to see, at least, if there were any possibility of chang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Macao for our good. In fact, if we had not lost so many such opportunities in the past, our goal might have already been realized. So, I strongly request that this opportunity should 131
  • be promptly taken, at once and not later!"46 In mid-July of the same year, Pinto once again reminded Lisbon, saying: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within our grasp at the moment. Send an Imperial Commissioner authorized by the Portuguese monarch to forward demands to the Chinese Emperor and we might get something out of His Majesty. At the very least, it would do good to promote trading and commerce in Macao. If successful (I dare say that it is not at all difficult if handled adequately), the trading business in Macao will again flourish to be greater than the trading with Japan...."47In the face of the danger of Macao's losing the position as "the station to deliver goods to most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 Pinto again wrote to the Minister of Maritime and Overseas Department on the Christmas Eve of 1842, saying "I most earnestly request Your Majesty to make the decision to send a representative on behalf of Portugal to join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The negotiations will soon start and other nations have already sent their representatives. This excellent opportunity should be promptly seized, now or never."48 Moved by the petitions of the Governor of Macao, the Indian Viceroy of Portugal, Conde Antas, ordered the Governor to abide by the following three main guidelines: "© In this early race for obtaining concessions from China, the dignity of Portugal should not in any way be impaired; ©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ge-old desire to annex Macao to imperial Portugal should be made our ultimate goal; (3) Any agreements should be confirmed as soon as possible via formal signing and exchange of documents such as is practised in the procedure of concluding international treaties." The contents of Antas's original document ran thus: "① Within possibility, do our best to urge China to accept our annexation of Macao to the Crown of Portugal in an optimum way compatible to the law of the Chinese Empire. It follows that stipulations should be made to stop all forms of payments and tributes hitherto offered to China. (2) The national flag of Portugal should at least be treated as equal to those other nations that have concluded treaties of mutual benefit with China, even though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time being for ours to be the flag of a most-favored nation. (3) If Your Honor has no objection to the above points, please proceed with proposing to China upon that basis the mutual sending of imperial commissioners to get negotiations materialized into a formal treaty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above-mentioned nations)."49 When narrating this section of history, people often associate the atrocities of the colonization of Macao with the rule of the 79th Portuguese Governor, Amaral. Whereas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this is undisputable, mention should also be made of some other figures behind the scene in masterminding the colonizing conspiracy. For example, apart from the 77th Portuguese governor Pinto, there was yet another important figure 132
  • participating in the colonization plot, namely, Rodriques de Bastos, then the Portuguese judge of Macao th. On 6 September 1842, he made suggestions that "Measures should be duly taken to boost trade and commerce in Macao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stand up to the situation that Hong Kong has been opened as a trading port." And "Reassertions should be made in a brand new way of our age-old desire of: © Extending Macao's territorial boundary hitherto kept unchanged for several centuries to reach the Qianshan Stronghold (site of the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office) or, at least, to push it to the other end of the Lianhuajing. (D Relations between Portugal and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equality as to ceremonies and all the demands and practices hitherto maintained by directly applying the equality formats as stipulated in 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Nanking should be cancelled. (3) Reassertion of the terms put forth in 1791, that is, Chinese inhabitants in Macao, like those living in Malaya and other places, should be placed under the rule of the local Portuguese government and subjected to Portuguese law. Stop seeking demands aiming just at relaxing the strict grip of Chinese rule and law and move on to acquire completely independent jurisdiction entirely free from the control of th 50e Chinese Empire." In March 1843, the Minister of the Maritime and Overseas Department of Portugal instructed the Governor of Macao in words almost identical to the "sug 51gestions" of Bastos. The "special privileges" they sought were: "© Extending the territory to be occupied to reach the Qianshan stronghold (Qianshanzai), at least to the other end of Lianhuajing; (D With the extension of Macao's territorial boundary and the retreat of Chinese officials, the above-mentioned areas together with Macao proper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Portuguese territory. Chinese inhabitants there should be placed under Portuguese rule, like the Dutch in Java and the British in the Strait colonies. Chinese 'Baojia' chiefs should be selected among the elderly inhabitants under the Director of the Senate. In dealing with capital criminal cases, the Director of the Senate shall provide relevant documents and transfer the convict (un-naturalized) to the Chinese officials; (3) Letters written to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Chinese officials should be on equal terms like what the English have done and humiliating phrases such as 'applications', etc., should no longer be used; @ All the favors granted to Hong Kong should be equally given to Macao. As Macao historically has long been China's oldest and lasting friend, she should be granted status of most-favored nation." In a letter addressed to J. J. Falcon, the Minister of the Maritime and Overseas Department of Portugal, Bastos sharply reminded "The events occurring in China at this time most resemble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earthquake which not only shakes China to the core but also astounds all the nations having 133
  • relations with her. The tremor has forced China to change her traditional foreign policy. It has given England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and the opening of the five trading ports. It shatters the customs limitations long under practice, greatly reduces China's customs rates and brings about tariff equality. It causes major nations in Europe and even in America to send very high-ranking representatives to negotiate with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s of China to gain commercial benefits with a total disregard to the expense of warship deployment. They have kept doing so solely for promoting their own benefit."52 On 28th October 1843,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Portugal, G. Castro gave an "additional instruction" regarding the treaty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to Pinto,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 of Portugal, stating: "Tentative efforts may be made in an optimum way to get the Chinese officials to retreat from Macao. Macao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Portuguese territory and the Chinese living there under Portuguese rule, just like the Dutch in Java and the English in the Strait colonies."53 On 29th July 1843, the Macao Senate presented a "Nine-article" request to the Chinese Imperial Commissioner, Qiying, with the first article stating that, "Since China has ceded the entire Island of Hong Kong to the crown of Britain, it is unjust and humiliating to keep collecting ground rent from Portugal, China's old friend. In view of the evidence held by Portugal, it should be unequivocally stipulated that the territory covering the area from the Barrier Gate to the sea on one side and the inner harbor area and the Taipa harbor on the other should be Portuguese. The Portuguese side offers to maintain a military fortification point to prevent illegal border crossing and quell riots, etc."54 People often argue that the Macao Senate was only an autonomous community of the Macao Portuguese, yet the above-mentioned nine-point terms as delivered sound like a diplomatic note and even savor of an ultimatum, asking for stipulations in controlling ships coming to port, customs taxes and market control, personnel in and out of port and the export of Chinese commodities. It even demanded, "The stated terms should be forthwith implemented."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acao Senate played an exceedingly ugly role during the critical time of the 1840's. "As we have previously pointed out, it suffices for Amaral's attempts to sever once and for all the connection of Macao with the ruling system of the Chinese empire to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namely,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 and taxation, culminating in achieving 'independence' of Macao from Chinese rule. Territorially, it means the assertion of Portuguese rule over the surrounding water areas and the land outside the old city wall. On the administration side, it means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inherited dependency of 134
  • Macao's communities to local Chi-* nese officials. As regards taxation (direct levying of government taxes on Portuguese as well as Chinese communities), it means the permanent shutting down of the customs office of the Chinese empire."55 After the de facto occupation of Macao through military expansion, the Portuguese Macao authority set about achieving its newly sought target of "consolidating the 'new order' of Macao by negotiating a treaty with China to ensure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 as fixed by treaty under favorable conditions." "What Macao really wants was not just the demands put forth in 1843. What she had been constantly after was not just the granting of 'favor'. The fact was that, by 1849, Macao had become a completely reconstructed settlement." "The situation that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in Macao has recently secured independence from the Chinese empire makes it the more important that she should continuously fight for complete self-government in full effect by letting it be fixed in the form of a treaty and acknowledged by international law."56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Macao Senate was not slow in following the trend to put forth its "suggestions" on 26th October 1849, stating that, "Short of a concluded treaty to protect the benefits of the two peoples and defining the obligations of the two nations, Macao shall not be able to emerge from her current uncertain and equivocal status."57 From the 1980's to 1990's 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Sino-Portuguese Joint Declaration, the question of Macao's sovereignty was of constant concern to academic circles and became for some time a "heated topic of debate". This debate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n the eve of China's resuming her sovereignty over Macao on December 1999. Whereas academic circles are highly unanimous in upholding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gaining of sovereignty, the debate around the sovereignty question of Macao seems, at the outset, rather simplistic and sometimes less than convincing. Some uphold the view of "sovereignty loss" and argue that "Portugal ap-pointed Amaral to Macao to pursue her colonization policy and initiate a series of colonizing measures, enforcing a high-handed colonial rule in Macao. By 1849, Portugal's object of asserting sovereignty over Macao was largely realized.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ccurring in China and Portugal at this time ended the peaceful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Macao Portuguese hitherto prevailing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1553. With it arose the struggle for maintaining sovereignty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The Qing government's progressive relinquishment of her sovereignty over Macao eventually led to Portugal's final domination of the place."58 "As a 135
  • result, Macao had been cleared of any Chines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by that time and the Magistrate's Office was torn down by the Portuguese. Adding to this were the earlier shutting down of Chinese customs office, the ousting of Chinese officials and the Portuguese ceasing to pay territory rent to China. This means that China had been entirely stripped of her sovereignty over Macao. Portugal's objective of entirely dominating Macao in defiance of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he place had, by that time, become a fact, only short of the assertion of a formal treaty."59 "Following her defeat in the Opium War, China was gradually reduced to a semi-colonial status by the Western powers and with it her sovereignty over Macao was gravely impaired."60 These scholars further argue that, "in the cours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a nation, the function of state is, first and foremost, embodied in the safeguarding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Confronting the power politics of that time, the safeguarding of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should be manifested in ensuring her complete rule within her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he areas in which she claimed dominance. If these were to be breached for any reason,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of the nation is endangered. The entire 19th century during which Macao and Hong Kong were put under foreign occupation is a historical period of wanton infringement of China's sovereignty by foreign imperialists, leading to the loss, in part, of her sovereignty and the reduction of China to a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political statu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era of Chinese history also witnessed the immense upsurge of national sentiment and nationalism of the Chinese people."61 Another typical point of view argues that "sovereign right" and the "right to govern" are conceptually two different things. What China lost in the past was only the right to govern, without ever letting go her sovereign rights. "Portugal was only allowed to 'perpetually' govern Macao. Macao thus belonged to a special case of land lease to Portugal with her sovereignty still in the hands of China."62 "In fact, the cases of Macao and Hong Kong are not the same in all respects and one cannot be considered equivalent to the other. Viewed historically, the successive Chinese governments had never ceded Macao to Portugal and Portugal never won the sovereignty of Macao."63 "As a matter of fact, only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Sino-Portuguese 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 and its being rendered effective after the exchange of documents the next year was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 over Macao breached by stipulating the 'perpetual occupation and government of Macao and its dependencies by Portugal'". The arguments state that the "government of 136
  • Macao" is not synonymous to "sovereignty of Macao in the hands of Portugal". From international legal considerations, the right to govern is not the same in meaning as "sovereign rights".64 "From 1849 onwards, China had ceased to exercise her sovereignty right (a supreme right) and Portugal started to exercise her exclusive governing right (also a supreme right)."65 "The fact that Portugal had been exercising the government of Macao continuously for a long time should not lead us to conclude that China had 'abandoned' her sover-eignty and that Portugal had 'acquired'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place. In other words, the 'exercising' of sovereign right is legally not equivalent to 'possessing' sovereign right. The latter still has to be supported by some other factors; among them is the necessary and indispensable 'acknowledgement' by the original sovereign nation. Time effect (that is, prolonged occupation) alone can indeed produce certain rights not necessarily involving sovereignty, but the surrendering of sovereignty necessitates the support by other factors."66 "The right to govern or the right of administration is only a fact and not sovereignty itself. The former is of a lower level than the latter. According to this argument, Macao is, as ever, a Chinese territory. On this point,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Portugal proclaimed three days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Sino-Portugues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 in 1887 that 'we have never indicated or intended to make indications that this act is a ceding of territory.' By their opinion, since Macao has never been ceded to Portugal, it is still owned by China. These scholars argued that, legally speaking; 'ownership' is fundamental to 'sovereignty'."67 "This implies that the ultimate right of handling (sovereign right) is still in the hands of China. That is why Zhu Xizhu, the well-known historian and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asserted early in 1922 that 'the original treaty articles of Portugal's not being allowed to cede Macao to other countries were changed in the formal treaty concluded afterwards, stipulating that Portugal shall not cede Macao to other countrie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Qing government; this clearly indicates that China has not lost all her trump cards of sovereignty over Macao."68 Although the Portuguese had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colonial rule in Macao, they did so only on the premise of acknowledging China's sovereignty and "supreme and ultimate right" over Macao. In other words, sovereignty and the right to govern had long existed separately in Macao.69 The third school of thought concerning the sovereignty question of Macao maintains that sovereignty and the right to govern are not to be separated and sovereignty short of the right to govern is not sovereignty at all. They argue, "Ever since 1849, the sovereignty of the Qing government over Macao had 137
  • been constantly on the decline. The signing of the 'Protocol of Lisbon'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Sino-Portugues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 in 1887 gave the Portuguese the rights of perpetual settlement and government and of stationing troops. This reduced Macao to a Portuguese colony, a jumping board for 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powers, a base for smuggling opium and for the trading of Chinese coolies."70 "To China, the said treaty is one of forfeiting sovereignty and swallowing humiliations. In surrendering to the Portuguese the right of settlement and government of Macao enabling them to effect colonial rule through bribery and nibbling of Chinese territo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tually lost her traditional right of ruling Macao by the earlier Treaty (The Sino-Portuguese 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 concluded in 1862), although it did not stipulate the period of Portuguese rule. In the second Sino-Portuguese Treaty (The Sino-Portugues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 concluded in 1887), Portugal acquired the right of 'perpetual occupation and government of Macao' as written down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Treaty. According to this treaty, Macao will be forever under Portuguese colonial rule as long as the treaty terms remain effective and provided that Portugal would not cede Macao to another country."71 The said treaty was prepared in three languages, namely, Chinese, English and Portuguese, with the English version as the standard. However, it was found that the English version was at significant variance with the Chinese one, which constituted a notorious diplomatic hoax playing on the muddle-headedness and incompetence of the decadent Qing government. Members of this school further argue,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tells us that the right of government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sovereignty. As stated above, China had effectively exercised sovereignty over Macao for over 300 years through the appointment of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the stationing of troops, the collecting of ground rents, the levying of taxes and the exercising of judicature. Only after the Macao incident of 1849 when the Portuguese in Macao refused to pay rents and taxes and ousted Chinese officials was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Macao infringed upon."72 "In theory, sovereignty right is the supreme right of a nation for domestic government and in dealing with foreign relations without being unduly interfered by other countries. The 'right of government' or the 'right of administration' is, in essence, the right to rule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a nation and is incorporated i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n other words, the right of government is the embodiment of sovereignty."73 138
  • 2.1 An Investigation on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Theory Sovereignty is the supreme authority in a political community. Nowadays, the term is used exclusively for the attributes of a state. Jean Bodin (1530—1596) was the first theorist to formulate a modern concept of sovereignty; he asserted that the prince, or the sovereign has the power to declare law. He stressed that sovereignty is the distinct feature of a state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any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affirmed that sovereignty is the absolute power in formulating and abolishing laws.74 It was only in the 18th century that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was totally accepted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supreme power of jurisdiction over the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within state's own territory. State and sovereignty are indivisible concepts, and it is this particular property that distinguishes a state from any other associ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State sovereignty is often expressed as one that is free and independent in its internal affairs and external affairs. In its internal affairs, it has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ver all persons and property within its territory. It asserts the right to regulate its economic life without regard for its neighbors and to increase armaments without limit. No other nation may rightfully interfere in its domestic affairs. In its external relations, it claims the right to enforce its own conception of rights and to declare war."75 From here, it is observed that sovereignty is indisputable and inalienable in any situation; a sovereign state can decide its own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self-interest and to achieve its defined objective. Since the Opium War in 1840, foreign invas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duced many unequal treaties, which resulted in a loss of its sovereign status and the dig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Long embedde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has long been emphasized. From the late Qing period to the republic government until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en assiduously seeking for unity. Just as Dr. Sun Yat-sen indicated that Chinese nation could survive and become independent by abolishing all unequal treaties, including all the indemnity, concessions, and all other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he upheld that all nation should have mutual and equal respect to each other's sovereignty.76 From this, we can understand that state unity is the ardent wish of the nation, and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sovereignty, which points up a state's exclusive rights over its territory in relation to both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affairs; it is by no means for other nations to interfere in the affairs of any other nation. Any military obstruction or hindranc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ffairs of any nation has 139
  • to be savagely criticized. In this way, China has an explicit right to obtain once again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and Macao. Indee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in 1949, Mao Zedong in the meet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promulgated in his opening address that "Chinese people have now stood up." This initiated the time when China could execute its sovereign power and turn out to be a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ower. Besides, in January 1950 Zhou Enlai in his signing of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Allianc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respect of state sovereignty and mutual benefit. He indicated, "The two parties concerned should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respect of stat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mutual non-aggression, mutual 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Soviet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His ideas embodied the major content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77 On 31st December 1953, in Premier Zhou Enlai's meeting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Indian Government Delegation, he put forward the first time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namely, mutual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mutual non-aggression, 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se five principles have systematically defined China's guidelines in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enriched its concepts of a sovereign state.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dvocated in the 1950s was not a mixture of principles; it was affirmed in its entirety as the principles gui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se five principles have become the basic norms in developing state-to-state relations transcending social systems and ideologies.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accepted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 state is an independent unit and possesses sovereignty, a country will lose its sense of independence when it loses the sovereign right. Hence, the parts of a federal system, such as states, colonies and dependencies, are by nature not considered as independent units. In order to become a sovereign state, a country must have the authority over its territory and the people within such territory, plus the power to execute jurisdiction, administer and control in a legal sense."78 "A sovereign state is expressed as one that is free and independent in both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affairs. Every country is independent and equal in its external affairs. And in its internal affairs, it has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ver all persons and property within its territory. The former is an independent right while the latter is an administrative right.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formulated the 140
  • who independent le idea of sovereignty"79 A sovereign state is expressed as an political entity and in its ability in executing administration, it embeds the features of being inalienable, absolute and non-interfered by other nations. Hence, any efforts in the protection of a nation'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must be made with adequate respect. Any action or excuse in violation towards these efforts is considered as intru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in handling mutual relations,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will neither resort to the use of force, or the threat of force nor take economic and other means to bring pressure to bear against the other. Any nation can not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interfere with other natio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affairs.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will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non-encroachment upon territories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as stipulated in international laws. The world's everyday events are complex and ever changing. Any theoretical model must be given enough testing so as to respond to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conditions of the world. Sovereignty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wo levels, the first is sovereignty in legal terms and the second is sovereignty in actual terms. When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one must take both into consideration. 2.2 Macao's Historical Diversifications In 1849 the 79th Macao Governor Amaral's forced actions of colonialism on Macao ended China's jurisdiction over its own territory. Macao from that time onward entered into a new historical stage. That is, China could no longer apply executive, judiciary, military and customs power in its own territory. The elimination of the sovereign power was due to Portugal's illegal occupation of the territory of Macao. As indicated by some scholars, Macao's sovereignty probl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from 1553 to 1849 marked the period in which "Macao was a Chinese territory where China could executive sovereign power." The second stage from 1849 to 1979 marked the period in which "China had sovereign power over Macao, but could not exercise its power." The final stage from 1979 to 1999 marked the period in which "China had sovereign power over Macao, but promised not to exercise its power for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80 This historical diversification seems clear and suits the situation. As we can see, the period from 1849 to 1979 witnessed the time the Portuguese expanded their colonial rule over Macao, which in fact was a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by nature; in addition, it was a period of foreign invasion and foreign segregation on the Chinese soil. The Sino-Portugues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 signed in 1887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Portuguese assumption of Macao's sovereign 141
  • power; this was undoubtedly an unequal treaty that a foreign power forced on China. It not only violated the international law but also ran counter to the concept of equal treatment and ran counter to the general people's desires. Indeed, the Portuguese gradual asser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Macao had the following effects:①Destroyed the unity and inalienability of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 thus, the rank of China as an international nation was further reduced; ②Suspended China from executing her sovereign right over her own territory; ③Violate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sovereignty as being supreme and absolute,pushing China towards being a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territory;④Influenced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as a powerful nation; ⑤ Seriously affected Chinese nation's self-dignity, causing the Chinese nationals to become second, even third class citizens on international level. The price for a country to be conquered is grievous and devastating. The part of China's history under foreign encroachment is undeniably etched in the mind of every Chinese national. This part of history cannot simply be described as Portuguese action in conquering Macao, with "the final authority right but in the hand of China." It is a matter of fact that we have to emphasize both on its real and legal terms. If the "actual right" did not exist, the "legal right" would be completely insignificant. The period in which Macao's sovereign right and the right of administration became independent once again started from the victory of the Armed Forces Movement on 25th April of 1974, when the new Constitutional law of Portugal declared the abolition of its long time colonial policy, and the recognition of Macao as a "Chinese territory under Portuguese administration". The phase of Macao's history was finally concluded at the time Macao returned to China on 20th December 1999. In th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is period, Portuguese governance of Macao was identical to the British of Hong Kong, which was undoubtedly a foreign colonizat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The British insisted on the cession of Hong Kong by the Treaty of Nanking and the Treaty of Tianjin, but the Sino-Portuese Protocol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 indicated "Perpetual Occupation" only.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On top of this, Portugal "engages never to alienate Macao and its dependencies without agreement with China". As a matter of fact, "perpetual occupation" and "cession" are all unequal by nature; they are unacceptable and act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 unequal treaty by itself is illegal, and c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the basis of legal occupat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in human civilization has diluted the differences among cultures, religions and nationaliti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it is common to observe the domination of the strong over the weak as brought 142
  • about by cultural assimilation. In the era when our nation was being ceded and encroached upon by foreign powers, our older generation had been striving hard in displaying our nation's wisdom and dignity in the field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in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progress. In the world of integration and multipli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sm, it is important that each complements the other, so as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Our nation has been independent for nearly a half century; there are still some areas where adjustments have to be made. However, in dealing with its external affairs and its strategies, our nation had shown to the world its unique style and charisma. Being a civilized nation and a strong oriental n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ts people are not only concerned for their own sovereignty and the people's dignity, but we also put much emphasi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overeign rights which can realize the basic standar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it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world that have been repeatedly called for. These basic principles include: ®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CD A rational ord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environment; (3) Never resorting to use force or threat in solving state to state conflicts; ® Every nation whether rich or poor, stro ,⑤ China is still in the list of ng or weak being equal on equal terms; and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s not seeking to become the superpower. We are all living in the same world.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and establish right and ration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lthough the path is long and tedious, we have to achieve such objectives with hope. It was due to such conditions that Deng Xiaoping has emphasized safeguarding one nation's sovereign right, un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s having extreme importance. As he indicated, "there is no room for manoeuvre regarding the questions on sovereignty, sovereignty is not a matter for discussion, when the conditions are ripe, we will assume Hong Kong back in 1997." Hence, the Sino-Portuguese Joint Declaration signed on 13th April 1987 was similar to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in nature, as the two historical documents had adopted "resumption of sovereign right" as the major criteria. The two declarations signified the barrier for China in executing sovereign rights over Hong Kong and Macao has been remov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Chinese nationals had been struggling and striving for the nation's sovereignty and integra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in 1949, our nation has been attempting to demolish all the centuries long unequal treaties imposed by the foreign powers. This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people have now stood up". The delay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143
  • problems until the end of the century was largely due to the historical legacy. Suffering from long time hardship of wars and internal struggles, the Chinese state could only put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problems aside to a future date. It is important for both Britain and Portugal to resolve remaining problems under the doctrin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o as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3. The Fight for National Salvation "Even in the darkest of times, there will still b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can foresee the bright future of mankind. Even when the cause of righteousness is met with setbacks, there will still b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will persist in the struggle for victory even if by doing so they should perish."81 "When China was time and again knuckled down and defeated by her enemies and seemingly walking towards her doom, many an eminent Chinese figure with lofty ideals and a golden mind has been unremittingly seeking and investigating the way and the path to national salvation. Gong Zizhen, Lin Zexu, Wei Yuan, Zheng Guanying,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 Tan Sitong and Sun Yat-sen are among the pioneers who have conducted profound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and attempted practical struggles one after the other for securing a better future for China, leaving golden marks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Bertrand Russell, the man whom Dr. Sun Yat-sen called 'the only foreigner who knows China', pointed out in his book entitled A Comparison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ivilizations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among the most brilliant in the world, possessing "indomitable national spirit, unbending perseverance and incomparable national cohesion. "82 The burning in public of 20,000 chests of opium by Lin Zexu on 3rd June 1839 and the besieging of the British invading army in Shanyuanli by tens of thousands of peasants were the bugle call to battle and ushered in a century's arduous struggle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From the Taiping Rebellion, which swept across almost half of China from the 1850's to 60's, to the Boxer Rebellion in 1890, from the Wuxu Reformation instigated by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to the Xinhai Revolu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un Yat-sen and Huang Xing for overthrowing of the imperial regime and fro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ignifying the advent of modern enlightenment to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by the effor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fter a struggle of 28 years,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can be viewed as one of the unremitting fighting and 144
  • bitter political struggles, leaving forever shining impressions in the mi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re were, of course, complications and reversals and failures and regrets, which often proved to be the mother of success and the school for bringing about maturity. In the 200 years from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up to the Opium War, the spiritual burde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had become ever more heavier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began to show signs of ossification. However, there were Chinese thinkers sensitive to the pulse of the great reformation age in human history that did not hesitate to offer their talents and initial positive thinking. Among them, the legacy of spiritual values left to the later generations by the "Three Masters of the Early Qing", namely, Huang Zhongxi, Gu Yanwu and Wang Fuzi, was considered especially valuable. Mention should also be duly made of Xu Guangqi who advocated "The spreading of Western knowledge to the East." Remember that the period of the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was at the same time an 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epoch in Chinese history. The toppling of old dynasties and the founding of new ones on their ruins seems to have been the fixed mo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feudal societ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Yet in no previous epoch ha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chronic illness of the old dynasties and the herald of a new era been more profound and wholesome as during this period of dynastic replacement, national turmoil and intensified social contradictions.83 Early in the time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reformists of the feudal society represented by Gong Zhizhen, Bao Shichen, Wei Yuan, Lin Zexu, etc. first raised the slogan of "Making the Country Strong through Reformation." After that, the peasant revolt led by Hong Xiuquan and Hong Rengan et al dealt an unprecedented, heavy blow to the feudal social order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put forth the "Rural Land System of the Heaven Dynasty" to replace the feudal land owning system of the old and the "New Guide to Government Policies" advoc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leading bourgeois reformists like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 Tan Sitong and Yan Fu eagerly sought ideas from the West. Employing Montesquieu's theory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as a major weapon and aided by Huang Zhongxi's ideas of enlightenment, they demanded the setting up of a legislative assembly, the convening of a parliament and the putting up of a constitution with the final goal of establishing the rule by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lthough their reformist plans and activities met with failure, their impact on China's old feudal monarchy, which had lasted for over 2,000 years, was tremendous. Beset with difficult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thinking within the 145
  • ruling bloc of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also bound to be divided. The so-called "Yangwupai" (advocators of exploiting Western technology), with Li Hongzhang, Zhang Zhidong and Liu Kuanyi as their representatives, advocated the principle of "Chinese knowledge is the core, Western knowledge is to be exploited". Being different in view from the royal diehards, their effort helped in opening an inlet to China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certain Western technologies and theories. Dr. Sun Yat-sen and Zhang Ta olutionaries, iyan, leading exponents among the bourgeois rev scheme of founding a "Bourgeois Republic" bp"ut forth the ased on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nd "Constitution of Five Powers." They did s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nciple of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of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a doctrine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and by absorbing the ancient Chinese notions of achieving a society of "Great Harmony" and the idea of regarding "people as the mainstay." Dr. Sun Yat-sen not only succeeded in leading the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but also in brilliantly putting forth his three major policies of "Alliance with Russia, alliance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upporting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adapting himself to current world trends.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made him the great man of our age, a man of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ies of China. And that is why Dr. Sun Yat-sen has won such great esteem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uccessful launching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on 10th October 1911 dealt a deathblow to the 268-year rule over China by the Manchu monarchy and ended the 2,133 years of feudal imperial rule of China since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This is also the outcome of a decisive step taken in China's 100 years of awakening and national salvation. On 1st January 1912, Dr. Sun was sworn in as the Provisional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Nanking. Within the short time of just three months after his election as President, more than 30 decrees concerning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cy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China were issued, including "the Provisional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Chinese history. In these 100 years, as a great man of our age and a great political figure of world reputation, Dr. Sun Yat-sen's historical role has proved to be unshakable. His lofty image and personage has won worldwide esteem. The Xinhai Revolution led by him has been put down with honor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 grand portrait poster stands proudly in the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on every Chinese National Holiday. His political ideas and thinking have constituted many a 146
  • major theme of study by academic groups and communities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His distinguished deeds have been put down in textbooks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later generations and his name used to designate schools, libraries, streets, parks and other public buildings. His eminent rol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his lofty image as a revolutionary will surely stand up to the tests of the coming ages. The 20th century just completed has left topics both extensive and profound enough for mankind to meditate upon. It was a century in which civilization made colossal strides and in which a decisive battle was fough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etween the newly developed industrial-scientific culture and the age-old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between rationalized thinking and power-orientated politics. Nonetheless, it also witnessed the rival and fierce battle between the two major social systems,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The first 5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saw the outbreak of two great world wars which brought about unprecedented havoc and untold disaster to civilization. The strife for benefit and the contest of ideas led us to eventually realize that reason is of equal importance to force and the latter cannot substitute the former. In the East, China and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timely made their rational choice. "From 1840 to 1920, modern China experienced 80 years of humiliation, of finding a way out and of failure. Peasants, reformists of the landlord class and the bourgeois reformist alike all failed to accomplish the historical task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building a rich and strong China. This is to be shouldered by the CPC."84 Around the 1920's, two major events occurred in Chinese history worthy of great attention. They wer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modern enlightenmen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former prepared theories and men for the latter; the latter helped to pursue and materialize the cause of national revival fostered by the former, as manifested in the many achievements won in later years. On 4th May 1919, thousands of young students in Peking rushed into the streets, chanting slogans of "save China's rights; punish the traitors." Rallying to their call, mass movements and struggles with the nationwide parti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petty bourgeoisie,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and patriots from all ranks were on rapid upsurg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a continuation and a new development of the hundred years long struggle for national salvation waged unremittingly by the Chinese people. It went off irresistibly and overwhelmingly, like the eruption of a volcano. Threading through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s 147
  • main and vivid is the thorough and uncompromising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theme. As a new cultural movement for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the Movement dealt fierce blows to and helped to clear away the feudal social order,feudal morality codes, old thinking and decadent culture, opening China to the broad path to new ideology and a new cultur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patriotic and yearning for progress, started to look at China and the world in a new light. Through the judicial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trends of social thinking, the diverse political doctrines and the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they were to contemplate and to seek the right way and right path to achieve China's national sal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PC was founded in July 1921 in Shanghai. Communists of a new type like Li Dazhao,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Deng Xiaoping not onl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fou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PC, but also have succeeded in winning great honour and worldwide respec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Some 80 years ago, the CPC adopted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 of Marxism from the West as a guide to action. This is one very good proof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en opened to and willing to accept the fruits of human culture. After 28 years of prolonged and arduous struggle, the CPC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win the victory of a democratic revolution, culminating i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n Beijing on 1st October 1949.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marks a great victory in China'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t proclaims the ending of China's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status, which is the cause of our being long under oppression and slavery. A completely independent new China begins to emerge in the East where the Chinese people again become master of their own destiny, ushering in a new epoch in Chinese history. Henceforward, China entered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85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irst CPPCC held on 21st September 1949 in preparation for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Mao Zedong sol-emnly and sonorously proclaimed to the world "Our effort shall be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elling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ho constitute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re henceforth again on their feet." United in our effort, we defeated our internal and external oppressors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war and the great people's revolution."86 These two statements are an effective condensation of the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1949 is a year of demar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marking the start of an epoch in which millions of Chinese are free from the dual oppression by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and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templation of Deng Xiaoping, counting 148
  • from the da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will take 100 years to build China into a middle level developed country. By that time,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will be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By achieving this development so, "not only is it possible to open a path to prosperity for the third world possessing three fourths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more important is to make clear to mankind that socialism is the road one must take and that socialism is better than capitalism." "For reaching this goal, we have to rely on the concerted effort of two to three and even four generations."87 In her history of 80 years, the CPC has committed blunders and experienced many a setback, sometimes moving on detour. However, just as Deng Xiaoping said, "No party or individual or leader could be entirely immune from making mistakes. The question is how to timely summarize and inspect our work via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vival shows that the two great historical tasks, namely, the attainment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liber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a wealthy nation and the guaranteeing of a happy life for the people, have been and have to be accomplish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CPC in China's national affairs is a product of history and is indispensable and not replaceable. People who have been to Beijing to visit the Lugouqiao Bridge will be reminded of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waged by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which was launched on 7th July 1937. In fact, six years before that, China's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were trampled underfoot by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After 8 years of bloody fighting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Chinese people finally defeated the armed-to-the-teeth Japanese aggressor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n 100 years that China had defeated an invading foreign pow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as fought in China, which was also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the anti-fascist campaign in the East. During the eight warring years, China killed, wounded and took as prisoners of war some 1.55 million and accepted the surrender of another 1.28 million Japanese soldiers and did the same to 1.18 million puppet troops. This was also the first crashing defeat in her aggressive wars abroad suffered by Japan in 80 years after becoming a world power since the Meiji Reformation in 1868. Today, we see the statue of "The Awakening Lion" standing proudly in front of the Mausoleum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y the Chinese people, gazing vigilantly with eyes of lightning at the Lugouqiao Bridge in the distance, symbolizing the tremendous might of the awakened Chinese people.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ina was soon plunged into "the decisive battle of two destinies". In only three-year's time, 149
  • the Chinese Liberation Army (PLA), led by the first generation leaders of the CPC headed by Mao Zedong, overthrew the KMT reactionary regim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like pulling down a rotten house. Shortl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People's Republic,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forced to engage in another war of our modern time, the Korean War or the "War Resisting the US and Supporting Korea" as we used to call it. The belligerents were China and the so-called "United Nations Army" headed by US, which spent 83 billion US dollars in that war, throwing into it one-third of her infantry force, one-fifth of her air force and half of her naval force and using practically all modern weapons except the atomic bomb.88 After fighting for two years and nine months, she suffered heavy losses in man and material and was forced to sit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General Clark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UN troops, made some prudent comments after signing the "Truce Agreement", remarking, "I obtain an honour not worth envying, as an American infantry commander to sign the first truce agreement without scoring victory, by the instruction of my government" Indeed, this was the first war fought abroad by the US without scoring vict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US 177 years before. The two wars of international scale fought on Chinese territory and in a neighboring country have been conducted effectively and with consummate military skill.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Marshal Peng Dehuai, once said not without some pride, "The War of Resisting America and Supporting Korea proved incontrovertibly to the world that the age of the capability of conquering a nation by deploying a few guns on the shore of the East is gone forever. An awakened nation daring to fight for the glory, independence and safety of the mother country is invincible."89 However, the Chinese people has paid a high price because China at that time was still economically backward and not yet a military power. Yet the victory scored in these two wars clearly told the world that the gigantic dragon of the East in slumber for over 100 years had awakened, and that the great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as not to be underestimated. We had finally succeeded in letting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realize that we were a great nation, indomitable and unconquerable. As Mao Zedong said in his work,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be able to see that, once China destiny is 's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China will be like the sun rising from the East, shedding its brilliance upon the great land, clearing away all the filth and dirt left by the reactionary government, healing the wounds of war and building a brand new, strong and genuine people's republic."90 "Henceforth our nation will join the great family of peace loving peoples 150
  • of the world. We will work industriously and with courage to promote our culture and create happiness for our people and at the same time fight for peace and freedom of the world. We are no longer a nation trampled upon by others; we have gotten on our feet. Our revolution has gained the sympathy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is hailed by them. Our friends are i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91 During the past half century, the elite of the Chinese nation not only succeeded in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y also have done so to the history of the East and even of the world. Emerging on the great land of China was not just a single Lin Zexu or Sun Yat-sen, or a single Mao Zedong or Deng Xiaoping. Is it not a truth that "the present age witnesses the emergence of truely great men and women?" This is an age of heroes and heroines coming together to create history, an age in which our national cohesion and creativity will be again put under test, and an age enabling the full release of energy and wisdom of the people. What this era of history teaches us is that difficulties, impediments, setbacks and failure are not to be feared, that there is no road that cannot be pioneered, except by those who are unwilling to move and that there is no puzzle in this world that cannot be solved, except by those who are unwilling to think and act. Notes: 1 The Commiss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under the CPPCC Tianjin Committee, From theOpium War to the War with the Eight-Powers Allied Forces, Tianjin: the People's Press,2000, Preface. 2 Ibid., p. 23. 3 Shau, W. S., "A Comparison of the Two 80 Year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in The Great Course an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Xuexi Press, 2001, p. 86. 4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 Human Rights in China, 1991, p. 6. 5 Encyclopedia of Beijing, 2001, p. 52. 6 Ibid. 7 Ibid., p. 53. Ibid. 9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 Human Rights in 8 151
  • China, 1991, p. 7. 10 Encyclopedia of Beijing, 2001, pp. 53-54. 1 Ibid., p. 53. 12 Ibid., p. 54. 13 Ibid. 14 Deng, L. Q., Draft of the History of the PRC (Preface Volume), Contemporary ChinaPress, 1996, p. 61. 15 Encyclopedia of Beijing, 2001, p. 54. 16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 Human Rights in China, 1991, p. 7. 17 Encyclopedia of Beijing, 2001, p. 54. 18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 Human Rights in China, 1991, p. 7. 19 The Signing of the New Sino-American and Sino-British Equal Treaties, ConfidentialAchieves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Taipei. 20 The Commiss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under the CPPCC Tianjin Committee, From theOpium War to the War with the Eight-Powers Allied Forces, Tianjin: the People's Press,2000, p. 287. 21 Encyclopedia of Beijing, 2001, p. 112. 22 Ibid. Ibid. 24 Fok, Henry,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the 1997 Event of Hong Kong", in ZhongweiForum, Vol. 6, 1995. 25 Fairbank, J. 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Chinese edition), WorldAffairs Press, 1999, p. 147. 26 Ibid., pp. 147-148. 27 Ibid., pp. 130-131. 28 Ibid., p. 23. 29 Ibid., p. 75. 30 Ibid. 31 Ibid., p. 429. 32 Huang, Q. C.,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overeignty of Macao" in the Proceedings ofAdvance Towards the New Century—Scholarly Discussion on the Handover of Macao in the Year 1999, 1999, pp. 401-402. 33 Huang, H. Z.,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Towards Macao Prior to the Opium War", in the Proceedings of Macao'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1999, pp. 432-436. 34 Yin, G. R. & Zhang, Y. L., "Guanshou Pian" in The Record of Macao, Part 1. 35 Zhang, W. Y, Macao's History and Culture, Macao Foundation, 1999, p. 30. 36 Huang, Q. C.,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the Sovereignty of Macao", in the Cultural Magazine, Vol. 40 & 41, 2000, p. 6. 37 Guo, T. Y, Chinese History, the Commercial Press, Vol. 1, 1941, p. 531. 38 The Record ofQing Gaozong, Vol. 436. 23 152
  • 39 Wu, Z. L., Strategies for Survival—A Discussion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Development of Macao, Macao Adult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98, p. 103. 40 Anders Ljungstedt, Macao History in the Early Times, the Oriental Press, 1997, pp. 1 &91. 41 Wei, X. 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Macao", in the Proceedings of Macao'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1999, p. 63. 42 Ma, S., The History of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1, p. 380. 43 The Draft of the Protocol between the Chinese Customs and Lisbon, Zhonghua Press, 1983, p. 74. 44 Huang, Q. C., "A Discussion on the Sovereignty of Macao", in Advance Towards the New Century—Scholarly Discussion on the Handover of Macao in the Year 1999, 1999. p. 408. 45 Silveira Pinto, Portugal'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1841-1854), Research Centre of the Relation of Portugal and China, Macao Foundation, 1997, p. 4. 46 Ibid. 47 Ibid. 48 Ibid., p. 9. 49 Ibid., p. 12. 50 Ibid., p. 13. 51 Ibid., p. 14. 52 Ibid., p. 8. 53 Ibid., p. 230. 54 Ibid., p. 236. 55 Ibid., p. 201. 56 Ibid.,p.226. 57 Ibid., p. 255. 58 Chang, K. S. & Lu, P. Y., "The Changing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acao under Amaral's Governance", in the Proceedings of Macao'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1999, p. 56. 59 Ibid., p. 59. Jiang, W. Y., Macao's History and Culture, Macao Foundation, 1999, p. 31. Wu, Q. J., "The Economic Connection and Cultural Compl60 61 ementarit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in the Proceedings of Macao'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1999, p. 219. 62 Liu, C. H. & Li, Y. X.,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Problems of Macao" in Advance Towards the New Century—Scholarly Discussion on the Handover of Macao in the Year 1999, 1999, p. 23. 63 Ibid., p. 15. 64 H f the Sovereignty of Macao", in the uang, Q. C., 'An Investigation oedings ofMacao's History and DProce65 evelopment, 1999, pp. 410-402. Tan, Z. Q., , 1994,pThe Origin of Macao's Sovereignty Problem, Taiwan: Yongye Press . 322. 66 Ibid., p. 326. 153
  • 67 Chronological Review of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Huang, Q. C., "A Towards the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of Macao", in the Proceedings of Macao's H68 istory and Development, 1999, p. 461. Ibid.69 Qi, P. F. & Zhang, X. J. "The Loss of Macao and its Return", in Advance Towards the New Century—Scholarly Discussion on the Handover of Macao in the Year 1999, 1999, p. 3. 70 Li, S. M., Opening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f History of Macao and its De stvelopment, 1 November 1999. 71 Chang, K. S. & Liu S. Y., "A Few Problems Related to Portugal and Macao", in the Proceedings of Macao'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1999, p. 12. 72 Huang, H. Z.,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of Macao Prior to the Opium War" in the Proceedings of Macao'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1999, p. 54. 73 Si, H. Y., "From Hong Kong to Macao: The Blossoming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he Proceeding of Macao'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1999, p. 175. ereignty", The Columbia En74 "Sov cyclopedia, Sixth Edition, 2001, http://www.bartleby. com/65/so/sovereig.html. 75 Ibid. Wu, Z. L., Strategies for Su76 rvival—A Discussion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 Macao Adult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98, pp. 200-201. 77 Xue, X. G. & Huang, X. Y., The Outstanding Wisdom of Zhou Enlai, Contempor78 ary China Press, 2001, p. 210. Oxford Dictlopediaionary of Law, Guang Ming Ribao Press, 1988, p. 843. 79 Encyc of China, Politics, 1992, p. 815. 80 Chang, K. S. & Lao, S. W., "On the Problems Regarding Portuguese Occupation of Macao", in the Proceedings of Macao'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1999, p. 13. Li Ruihuan, "Speech at the meeting with the African Senato81 r", the People's Daily, 22nd April 2001, p. 1. Wu, J. P., The Dream of China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State Affairs of the 21st Century H82 uhehot: the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ress, 2000, p. 282. 83 Li, G. L.,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 Thought, the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3. 84 Li, W. H. & Wen, L. Q., "The Necessity of History, The Choice of the People", in the thPeople's Daily, 7 June 2001. 154
  • 85 Deng, L. Q., Draft of the History of the PRC (Preface Volume), ontemporary China CPress, 1996, p. 388. 86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2, Beijing: the People's Press, 1986, p. 691.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 3, Beijing: Foreign Lan87 guages Press, 1994, pp.225-226. i, Z. B., "For Jus88 L tice and Peace—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Korean War", in the People's Forum, 2000, Vol. 10, p. 63. Ibid. 89 90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4, Beijing: the People's Press, 1991, p. 467. 191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2, Beijing: the People's Press, 1986, p. 691. 155
  • 156 特定地位與不同作用 中間不同,加上政治制度截然有別等其他因素影響,因而它們在中西古代文化交西近代文化交流、中西現代古交流為主還是直接交流為主,以兩 度看,據文獻記載,早在“陸梁之地未開”之興起後,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開始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視窗和 * 論穗澳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中的 彭順生* 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穗澳雖然在歷史上都曾扮演過諸如“中西文化交流視窗”、“中西文化交匯之地”、“中西文化大融爐”等重要“角色”,對西方文化的相互傳播也都曾起過重大作用。但由於兩地登上歷史舞台的時流不同階段所處的地位與作用也不盡相同。根據中西文化交流的演進過程,交流大體可分為中西古代文化交流、中中西文化文化交流和中西當代文化交流四個階段,限於篇幅,本文只擬對穗澳在中西代文化交流階段的地位與作用作一探討。 一、穗澳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中的特定地位 根據中西文化交流內容新舊有別、以間接“新航路開闢”為界,我們可把鴉片戰爭前的中西古代文化交流分為前後個時期。在“新航路開闢”前即中西古代文化交流前期階段,由於澳門尚未開埠,廣州是唯一的中西文化交流視窗與交匯之地。 從中西物質文化交流的角前,廣州就已經與外來商人進行廣泛的貿易交往了。1漢代“海上絲綢之路”“都會”。2到了吳、晉南朝時期,由於開通了由廣州起航的穿過海南島東部海面,經西沙群島直航東南亞的新航線,廣州成了南海對外貿易的交通樞 廣州大學旅遊學院副教授
  • 紐州遂成了世人矚目的東方大港,亞洲、非洲、歐洲的各國商人紛至沓來廣州3 4唐開元時期一年之中來往流動於廣州的客商竟達 80多萬人次 ,為此,唐朝內唯一的直隸朝庭的掌管海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在宋代,除從而對廣州貿易大港地位有過輕微影響外,廣州貿易大港的地位在宋代始終6載 (1077 ) 17.5其位,但廣州仍然是對外貿易的第二大港口,依然扮演着中西物質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明朝初年,明太祖實行與各國建立友好睦鄰的對外政策,在全國設立了三個市舶司,廣州仍是市舶司之一。從明洪武十三年開始,出於外防倭寇、內防亂黨的需要,明朝政府推行時斷時續的海禁政策。海禁政策的推行,雖然產生過妨礙中西之間文化交流正常發展的負面影響,但廣州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視窗依然發揮着作用。每當開禁便成為了中西重要的貿易之地,如隆慶時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 8,“廣州幾壟斷西南海之航線,西洋海舶常泊廣州”。9 從精神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廣州由於長期處於絲綢之路的起點地位,海外貿易商道同時也就是精神文化交流通道,因此,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在此也顯得比內陸地區更為直接和頻繁。從漢到明末,廣州一直是中國歷史上中西精神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交匯點。這個時期的“西學東漸”,主要是宗教。從佛教傳入中國的那天起,每個朝代幾乎都有大批印度等國僧人紛紛至廣州建寺傳教和翻譯佛經。著名的禪宗初祖印度菩提達摩於梁武帝普通七年(公元526 年)來廣州傳教譯經,廣州光孝寺(創建時稱制旨王園寺)也在此時期由賓國(今喀什米爾)三葬藏法師所創建。由於來華僧人在傳教時能以廣東人接受的方式傳教,佛教很快在廣州傳播開來,並日益“漢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隨着佛教東傳,出現了一種文化的雙向交流機制,即中國僧人也紛紛從廣州出發經海道西行求法。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僅唐代赴印度求法取經的 56位僧人中,就有 34位僧人是從廣州海路去的。除佛教外,伊斯蘭。在對外開放的唐代,由於廣州海通夷道是當時最重要國際海上通道,廣貿易。據古代文獻所載,珠江河面出現一派“連天浪靜長鯨息,電傳映日帆多寶船來” 的貿易興旺的景象,其時來廣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 100餘個 ,5廣州設立了國在南宋時期由於政治、地理的變化,海上絲路的起點曾一度移至福建泉州,沒有改變。廣州商賈雲集,來廣貿易的國家和地區達 140 個以上 ,史書記,北宋熙寧十年 年 ,南方三大港口市舶司抽買的乳香達 萬餘斤,中廣州一地佔 90%。7 元代,由於崛起的泉州港取代了廣州第一大港的地 157
  • 教在唐代武德年間也經海路在廣州登陸。第一個在廣州傳教的是麥迪那國四賢人之一。10 可見,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前期,廣州一直扮演着中西文化交流主要視窗的角色 然而,當歷史的 期階段,隨着西歐直達東方的新航路開闢,澳門開埠便迅速崛起,廣州作為中西文化交流視窗地位受到了挑戰。 首先,新航路開闢後,葡人得以東來定居澳門,加上清朝粤海關設立後,西方各國來華人士唯獨可在澳門居住,於是澳門不僅逐漸成為中國沿海重要的中外貿易口岸,而且也成了鴉片戰爭前中國閉關政策下西方文化的最初入口,成了中西文化共生共存的奇異之區。其次,澳門是在華天主教的策源地,也是天主教在遠東的跳板,在鴉片戰爭前有“東方的羅馬”之稱。1556年,西方耶酥會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第一個天主教立足點。 年,耶酥會傳教士在澳門建立了中國第一座教堂“聖的第一站,也是天主教會培養中文人才的基地。自 1568年葡人在澳門設立主教署後、耶酥會士有了落腳之處 13,澳門便逐漸成為大多數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的第一站。著名西方早期傳教士范禮安、羅明堅、利瑪竇等,都是先到澳門,經過一定的中文學習,而後時期香港仍尚未開11,890海里、東達墨西哥、秘魯的全球大循環的海上絲綢之路,不僅使國第一對外貿易大港的地位,而且還仍然保持着大,是國內任何港口城市都不能替代的中西文化交匯之地。 車輪駛入 16世紀即中西古代文化交流後11 1565母小堂”。121575年東亞第一個天主教區在澳門正式成立,管轄中國、日本、朝鮮及中南半島各分區的傳教事務。 最後,澳門是大多數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才赴廣州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澳門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後期階段,雖然佔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但並非像有的學者所説的那樣,自葡人遠航東來澳門後,澳門從此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唯一視窗”。14因為儘管這一埠,因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仍無地位可言,也儘管由於澳門崛起,廣州自漢以來作為中西文化交流近乎“唯一視窗”的角色第一次受到了巨大的挑戰,然而並不意味着廣州對外貿易大港地位喪失,也不意味着廣州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視窗從此退出歷史舞台。實際上,在這一時期,廣州利用自己是中國唯一對外開放口岸這一有利條件,開闢了從廣州出發,西到果阿、里斯本長達自己恢復了在元朝失去的中 158
  • 中西文化交流視窗的地位。 首先,鴉片戰爭前,廣州曾是外商駐華機構的大本營。清代在廣州設十三行後,西方商人常來廣州。18世紀,各國在廣州陸續設立商館,在十三行南邊形成一個商館區。商館區位於廣州城外西南,面積雖不大,規模與唐代的蕃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在清政府對中西交流作出了種種限制的情況下,它無疑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扇視窗。 其次,隨着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先後關閉閩、浙、江三海關,廣州逐漸成為中國的唯一通商口岸,據統計,前來廣州通商的,有英、美、法等 20多個國家和地區,遠洋航線四通八達,北通日本、俄國、南達菲律賓、澳大利亞,西至歐洲、北美洲,貿易範圍幾乎遍及世界各地,曾有外國人評論説,“廣州成為對外貿易極盛之地”“中華帝國與西方列國全部貿易都聚會廣州”。15 最後,廣州仍是海外文化進入中國的站口。這不僅表現在不少來華傳教士仍把廣州作為進入中國的第一站,如 1579年有 7位傳教士到廣州傳教,第一位來華的德國傳教士郭實臘與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進入中國的第一站便是廣州;而且還表現在第一批西方人辦的醫院、報刊、學會等出現在廣州,如 1835年美國人伯駕在廣州開設了一所眼科局,時稱“新豆欄醫局”,1832年馬禮遜和裨治文在廣州創立了《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1833年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在廣州創辦了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家近代化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1834 年廣州外僑組織了以英商馬地臣任會長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1836年廣州外僑又在廣州成立了“馬禮遜教育會”,1838年伯駕等人在廣州成立了“中華醫藥傳教會” 從上可知,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後期階段,澳門與廣州一樣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視窗和交匯之地。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穗澳雖然同為中西文化交流視窗與交匯之地,但從總體看,兩者在地位上還是有一定的差別的。這些差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中西物質文化交流方面廣州的地位顯得比澳門突出和重要,二是在中西精神文化交流方面廣州地地位卻明顯不如澳門,三是作為中西交匯之地,兩者在融合中西文化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 從物質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廣州的地位要比澳門重要。廣州在鴉片戰爭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中國唯一的通商口岸和貿易大港,是外商駐華的大本營,因而在中西物質文化交流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葡人佔據澳門後, 159
  • 由於他們以經營中介貿易、牟取暴利為目的,在 18世紀又兩度失去了代替廣州成為對外貿易港口的機會,因而隨着“廣州公行貿易的興起繁盛後,英法等商,但外商的活動卻受到種種限制,這可從乾隆二十四年頒國的視窗,但當時西方文化的輸入與主實錄》出版印刷之地;它是西式的樂器如風琴、銅弦琴、西洋軍樂最早也是隨西方傳教士人紛紛往穗貿易,澳門只能擔當配角”。16 從精神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澳門的地位要比廣州突出和重要。 首先,澳門是當時中國唯一的外國僑民居住區,外國僑民既可以在此自由辦學校、建醫院、建教堂,又可在此自由傳教和傳播西方文化,而廣州雖然是外商駐華的大本營佈的“防夷五事”得到證明。17至於外國人在穗從事各種宗教文化傳播活動,更是受到嚴格限制。這些限制使得廣州在中西精神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明顯不如澳門。 其次,穗澳雖然都是當時西方人瞭解中中國文化的西傳主要是通過澳門而非廣州來實現的。關於西方文化輸入,我們可從如下兩個方面的比較得出澳門比廣州重要的結論。一是在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過程中,澳門有許多可表明其地位比廣州重要的第一。澳門是作為東西文化交流先驅傳教士最早的落腳之地,第一個主教署、第一座教堂都建於此;它是第一本中文天主教義《天學校、醫學、建築、樂器最早出現之地:中國境內最早的洋學堂馬禮遜學堂於 1839年在澳門成立;最早的西式醫院如聖加扎醫院於 1569年建立,後又成立匝祿瘋院和聖拉費爾醫院;中國最早的西式“巴羅克風格”建築是於 1558年至 1569 年間在澳門建立的教堂 18;1594 年遠東第一所大學——聖保祿修院在澳門成立;西洋帶進澳門的。19 廣州在早期西方文化輸入的過程中,雖然也有過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首先在廣州落腳的記錄,但畢竟數量有限;雖然第一批西方人辦的醫院、學校和報刊也出現在廣州,但這些文化教育機構畢竟不是最早出現在廣州。二是在天主教文化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澳門的地位比廣州顯得重要。這不僅表現在澳門是在華天主教的策源地而廣州卻不是,而且表現入華傳教士在澳門登陸者遠比在廣州登陸者多。據統計,1552 至 1800 年有據可查的來華 94名傳教士中,先抵澳然後才到內地各城市傳教的傳教士有 49名,佔來華傳教士 54%,而直達廣州的傳教士只有 8人,佔來華傳士的 8%。20 關於中國文化的西傳,澳門的地位也顯得比廣州重要。這可從中國文化在當時西傳主要通過澳門實現體現出來。如前所述,澳門作為中國唯一的外 160
  • 國僑民居住區,在香港開埠之前理所當然地成了外國人窺視中國的門縫。西馬禮遜的片戰爭前也有西方人在此創辦中、外文報刊,如《廣州紀事》、《中國叢報》、,不僅作為海外方傳教士通過澳門這道窄窄的門縫把所見所聞的中國文化傳到西方。中國文化傳往西方,主要通過在澳門出版介紹中國的書籍和創辦介紹中國文化的報刊雜誌。在這一時期,葡人和英人都先後在澳門開設了印刷廠或印刷所。這些印刷機構先後出版印刷了不少介紹中國情況和文化的書籍。僅以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創辦的印刷所為例,該印刷所自 1812年印出了英國傳教士一部文化史著作《展望中國》後,到 1834年短短的 22年內,便出版了25種有關中國歷史文化、風土人情、語言習俗的書籍。除出版書籍外,西方人還在澳門辦了一些中、外文報刊,如《澳門月報》、《蜜蜂華報》等,雖然西方人辦報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字和風土人情,為來華傳教士和商人提供嚮導性服務,但客觀上起了介紹和傳播中國文化的作用。廣州雖然在鴉《廣州週報》等,但這些報刊往往因在廣州難以生存而最終遷往澳門,至於外國人在廣州開設印刷所出版印刷介紹中國文化的書籍,則是近代以後發生的事了。 二、穗澳對中西古代文化交流的不同作用 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前期,廣州憑藉海上絲綢之路東端起點的有利位置,無論對中國文化的西傳還是西方古代文化的東來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自海上絲綢之路開闢以來,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東端起點 一直是海外商人經商的首選之地,而且也是海外各國使臣來華朝貢的第一站。三國時,史書《三國志》就有廣州地方官出巡,“胡人夾,焚香者,常有數十” 21,反映來廣州商人之多的記載,爾後歷朝歷代的史書幾乎都有這類記載。至於海外使臣經廣州來華朝貢,史書也有不少記載,如西晉太康二年,史書有大秦國使者自廣州來貢,“眾寶既麗、火布尤奇”的記載。22 2.廣州是西方物質文化輸入中國的重要港口。從秦始皇開始,廣州商業貿易之“都會”,就是犀角、象牙、翡翠、珠璣等進口貨物的重要港口;在唐代,更是“番貨”溢於廣州,珠江中可見“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種類極多。”23在宋代,廣 161
  • 州又進口了木香、乳香、安息香等大量外國香料,引進了優質水稻佔城稻。 3.廣州是中國古代科技文化向西輸出的重要通道。中國的瓷器和製陶技術,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三大發明,主要通過廣州傳向西方。 、印度中西古代文化交流前期階段,憑藉繁榮的海外貿易對中西文化船往來澳4.廣州也是外來宗教入華的入口。史實已經證明,猶太教、襖教教以及被稱為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傳入中國,都與海上絲綢之路密切相關,而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東端的起點,理所當然地成了上述宗教入華的主要站口,今天廣州仍然保存着這一時期不少與宗教文化交流有關的文物古跡,懷聖寺、光塔、先賢古墓、廣州重修天慶觀記碑等,就是表明廣州為外來宗教入華站口的最好例證。 可見,廣州在交流起了重大作用,即不僅引進了世界各地的文明,也把中國古老先進的文明傳至世界各地,從而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經濟文化的發展。 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後期階段,由於澳門崛起並迅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視窗和交匯地,因此澳門與廣州一樣,都對西方文化的輸入和中國文化的輸出作出過貢獻。然而需要説明的是,由於穗澳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後期所處地位不同,因而兩者對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 與澳門相比較,廣州在中西物質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比澳門大。造成這一歷史現象主要由兩大港口的地位決定的。澳門開埠後,由於澳門輸出的貨物主要來自廣州,而澳門輸入的貨物也主要運往廣州而後輻散全國,因此,澳門實際上是當時廣州港的外港。此外,由於 1685年十三行制度在廣州創設,乾隆二十二年(公元 1757年)廣州成為中國唯一的通商口岸,以及 1784年、1805年、1819年廣州至北美、俄國、大洋洲新貿易航線的開闢,進一步提高了廣州在中國海外貿易的地位,而澳門如前所述,卻因 18世紀兩度失去了代替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港口的地位而海外貿易有所下降。廣州與澳門這種在地位上的差異,決定了儘管在明朝後期,澳門作為廣東對外貿易的主要門戶,在中西物質文化交流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從總體看,在鴉片戰爭前的 3個世紀裏,廣州在中西物質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澳門大,“廣州的地理形勢和中國政府的政策,再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得廣州成為對內對外貿易的極盛之地。除了俄人商隊跨越中國北方邊疆,葡萄牙、西班牙商門外,中華帝國與西方列國的全部貿易,都聚合於廣州。⋯⋯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麻六甲或馬來半島、東印度群島、印度各口岸、歐洲各國、 162
  • 南北美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的商貨,也都會集到此城。”24事實上,就連定居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他們每年兩次到廣州(那邊每年舉行兩次盛大集會)去購貨” 25,購貨物在 100 萬-200 萬以上。26所有這些不僅表明,中西方物質文化交流主要通過廣州實現的,而且還充分反映了廣州在中西物質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比澳門大,因為離開了廣州,中西物質文化交流實際上不可能大規模地進行。 澳門在中西物質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雖然不如廣州大,但在中西精神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卻要超過廣州。從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看,澳門作為傳播西方文化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區域,在傳播西方宗教文化方面起到了廣州無法比擬的橋頭堡作用。這種作用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澳門在西方教育文化設施如西式學校、醫院、出版印刷業、報刊雜誌的移植,不僅起着先導作用,而且澳門在移植西方文化設施的數量上,也比廣州多;二是西方宗教文化傳入中國內地各城市,雖然也有經過廣州這一通道傳入的,但絕大多數是通過澳門傳入的。這表明澳門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階段西方宗教的傳播起着主導作用。從中國文化的西傳看,由於“歷史上澳門的中國人所創造的文化,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部分,相互之間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聯繫。”27加上澳門在葡佔後不僅仍然保持着中國的風俗習慣,而且還仍然保留着大量的中國歷史文化遺產,如體現了中國文化在澳門的強大背景和豐富內涵的澳門媽祖閣是外國人立足經商之地,但由於在穗的外國人不能像在澳就是例證。葡人和普濟禪院等。因此,居住與來澳的西方人無需到廣州,就完全可以透過澳門這道門縫,瞭解中國文化,並把中國文化傳到西方。廣州雖然作為當時中國通商的唯一口岸,也的外國人那樣自由活動,因而不僅對中國文化的瞭解相當有限,而且通過廣州傳到西方的中國文化也相當有限。 關於澳門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後期所起作用比廣州大,我們也可從中西文化在兩地交融的深度不同體現出來。由於葡人是一個較為寬容忍耐、不視自己為高等民族的民族,因此,無論走到哪裏,都能與其他民族和睦相處,甚至通婚生子。在澳門亦是如此,澳門有數以萬計的歐亞混血兒對它民族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可融性,使得其“在澳門與較為保守的中華文明相碰,經過數個世紀在此高密度社會空間的互動,也能促成中葡乃至東西文化的融會貫通,從而造成了澳門豐富多彩的獨特文化。”28的確,中西文化在澳門共生、共存,以至達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的地步。 163
  • 從宗教方面看,世界上任何宗教,包括邪教,只要它在澳門不胡作非為,都可以在此生存落根;澳門居民無論從事任何宗教活動都可自由選擇,不受干涉。從語言方面看,這裏葡語、粤語、英語及其它語言都可使用,且出現了同時舉行中西儀式,如結婚,、音葡、粤兩種語言相互融會的現象,如出現了“廣東葡語”;中西語言文字的交流,也伴隨着外國人編的漢語學習用書,如《華英字典》(馬禮遜編,澳門版)、《廣東省土話字彙》(馬禮遜編,澳門版)、《漢語百科詞典》(加略利撰,倫敦版)、《簡易漢語教程》(衛三畏著,澳門版)、《廣東方言文選》(裨治文編,澳門版)等不斷出版而加快了步伐 29;最後,正規的西方語言教育也在澳門首先興辦。從民俗方面看,澳門不少家庭的婚喪禮儀新郎新娘先穿唐裝旗袍拜天地祖先,敬父母長輩,然後再着西裝和婚紗,到教堂行禮,接受神父的祝福。這充分表明中西文化的相容性已經融入澳門人的行為模式之中了。此外,澳門這種中西合壁的獨特文化在建築、文學樂、飲食等方面都有較為深刻的反映。 與澳門相較,廣州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深度遠不如澳門。在這一時期,廣州對外國宗教文化雖未形成鴉片戰爭後的那種拒斥心理,但由於受傳統保守思想的影響,中西文化在此交融仍受到很大影響。在種族融合上,廣州沒有出現歐亞混血兒;在宗教方面,也並非任何宗教都可在這塊土地上立足,實際上,禮儀之爭發生後,由於從康熙晚年正式禁教開始,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朝都推行嚴厲的禁教政策,使得曾經一度大規模傳入中國的基督教也難以在廣州生存,留居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只限於一些會技藝之人。在語言文字方面,雖然由於廣州話是廣東的主要語言之一,外國人要想在中國傳教經商,必須花大力氣學會它,因而出現了不少通曉廣州話的傳教士和出版了有關廣州方言的書籍,但在實際生活中,廣州一地當時講葡語、英語的人卻很少。至於中西結合式的婚喪禮儀、西式建築、西式音樂、西式飲食等,在當時的廣州也很少見到。 綜上所述,儘管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階段,穗澳先後成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視窗與交匯之地,對中西文化相互傳播均起過一定的作用,但由於兩地開埠的時間有先有後,加上與西方接觸的程度不同等其他因素作用,因而穗澳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的不同階段中地位與作用存在着一定的差異。揭示這種差異,並總結經驗教訓,對於促進新形勢下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164
  • 註釋: 《水經註·泿目篇》。 司馬遷《312 史記》:“番禺(廣州古稱番禺)一都會也”。 《南海馬大夫遠示著述兼酬拙詩》,載於《全唐詩》,卷十三。 柳宗元:《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三冊,第 127頁。 陳大震:《南海志》。 梁廷楨:《粤海關志》卷三,《前代事實》。 1617 。 梁迪:《西洋風琴詩》。 黃時鑒:《插圖解説中西關係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513。 《三國志·吳志·士燮傳》。 劉禹錫: 45678 張夔:《東西洋考》卷七,《餉税考》。 9 謝清高著、馮承鈞註:《海錄》卷上。 10 明人何喬遠:《閔書》。 11 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 74頁。 12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台灣:前衛出版社,1991 年,第 53頁。 1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記》(上),中華書局,1987年,第 4頁。 14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 178頁。 15 《中華見聞》,轉引自陳伯堅主編:《廣州外貿兩千年》,廣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 228頁。 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 9頁。 夏燮:《中西紀事》,嶽麓書社,1998年18 印光任:《雕樓春曉詩》。 19202122 《藝文類聚》。 23 真人開元:《大唐和尚東征傳》,第 7頁。 24 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一冊。 25 《鄭成功收復台灣史料篇》。 165
  • 26 王士鶴:《明代後期中國-馬尼拉-墨西哥貿易的發展》。 27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 248頁。 同註 16。 此據《中國叢報》各年記載。 2829 166
  • 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驅 影響極大,導致中未有的深刻的變化。在文學方面,它引發了近代了近代文學理論的更新,推學革新運動的發展,大大加速了著名的文學史專家普實克説過:單一的文化條件下,文學的自然進化不能產生1界的力量,而西方文化正是中國近代文學變革的推動力。 最早是自然科學翻譯,接着是社會科學翻譯,最後才出現文學翻譯。通過西態可惜,這種交流在相當長時期內是極不平衡的,佔壓倒態勢的流向是西學東中國文學的先驅者群中,我影。他,就是來自葡萄牙的法官和詩人卡米續生活了 20近年。他努力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學,返葡國刊登,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學,為扭轉近代中國文學對外交流的“入 陳業東* 中國近代以降,西方文化的大量輸入,對中國的發展國社會各個領域發生了前所文學觀念的轉變,擴大了文學的審美範圍,促進動了影響詩界、文界、小説界和戲劇界的文中國傳統文學向現代文學過渡的進程。捷克“如果沒有外界的衝擊力,在全新的結構。” 中國文學的進化除了自身的變革要求外,當然也需要借助外 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國被稱為“西學”。翻譯是“西學”傳入的主要媒介。書中譯,大大地開闊了中國人民的科學文化視野,令不少人對“西學”的度由懷疑轉為肯定,由抗拒轉為接受。與此同時,少數文人也開始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學名著和中國傳統文化,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外文化雙向交流。漸,而中學的輸出就稀疏冷落得不成比例。 在上一世紀初那為數不多的致力向西方推介們發現了一個大鬍子外國人的身洛·庇山耶。庇山耶在澳門斷並克服種種困難,用葡語翻譯了《中國輓歌》和《粤謳》等中國文學作品寄超”狀態作出了貢獻。 *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碩士、澳門大學預科中心講師 167
  • 一 山耶(1867-1926),葡萄牙文學象徵主義詩派代表人物,出生於葡萄牙的科英布拉,父親是一位行政長官,後任司法部最高法庭法官。1884年,17歲的庇山耶進入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同時開始創作詩歌。病弱的身體拖延了學業,庇山耶到 1891年才畢業,並以米蘭德拉的皇家檢查助理律師的身份開始了他的律師生涯。1893年澳門利宵中學開辦,庇山耶應徵教師職位被錄取,於 1894年 4月來到澳門,任教於利宵中學及其附屬的商業學校。他曾開設律師事務所,並多次代理法官職務。1900年曾出任物業登記局局長。他曾先後四度返葡處理個人事務和休假,1926年病逝於澳門。澳門政府為了紀念他,將爐石塘街改名為庇山耶街。1982年發行的 100元澳門幣,亦以其肖像為圖版。2在澳門新填海地段的藝園還有一座庇山耶的全身銅像。 初抵澳門,庇山耶便明白,要在這塊地方立足,就必須盡快掌握廣東話。為此,他主動廣泛接觸華人,用心聆聽並模仿他們的語言。當他開設律師事務所時,便聘請了一位翻譯,同時又請了一位華籍文人專門教他中文。此外,庇山耶還不懈地跟他的同居女友及她的親戚、女傭等人學習漢語。空餘時間,他走遍澳門的大街小巷,甚至常偕朋友去到廣州,以瞭解民俗民情和學習廣東話。幾年後,他已能用發音雖不完全準確、但卻頗流利的廣東話與人溝通了。他的朋友阿爾貝爾托·奧索里奧·德·卡斯特羅描寫道:“庇山耶在華人中是倍受尊敬的知名人物,在街頭巷尾,華人總是圍着他,用那古老的方言同其交流。”3 粗通粤語和掌握了 3,500個漢語詞匯的庇山耶,出於對中國文化的傾慕,加上其作家的本能與律師事務的需要,開始嘗試把一些書面漢語譯成葡萄牙語。1910年庇山耶應席爾瓦律師的要求,翻譯了三封信。這批信件促使澳門政府發兵,終令被海盜從石岐擄至澳門路環島的兒童獲救。他還為英拉伊斯·巴臘的著作《中國文明簡述》作序,以生動形象的文字向遠在萬里之外的葡萄牙讀者介紹中國。他出版過一本雜文集《中國》,內收《中國文化研究引論》等論文,也有文章記述 1912年 5月孫中山在澳門接見中西知名人士的情景。1915年 3月 13日庇山耶在軍事俱樂部以《中國文學》為題作過講演,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學的熱愛,也闡述了翻譯漢詩的艱辛。這篇講演,實際上就是庇山耶所譯《中國輓歌》的序言。它集中地表現了庇山耶的中國文學觀,成為人們研究庇山耶推動中葡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資料。 卡米洛·庇 168
  • 二 庇山耶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念頭或許已醞釀一段較長的日子,但真正動翻譯《中國輓歌》則明顯帶有較大的偶然性。 據庇山耶在《中國文學》的講 冊刊有中國明朝 16首小詩的集,被他從澳門沙欄仔附近的舊雜架店中 區 2元購得。他形容此書“封貴的菲律賓木製成,上刻大師(應是指翁方綱——筆者)尊姓大名及簡美之言。全書裝在一個雙層蓋的羅望子木匣裏” 《中國輓歌》內收明代 11 位詩人的 16 首詩,庇山耶用葡語譯出其中 8首,交給葡萄牙《進步》週刊發表。這 8首詩分別是王守仁的《登閲江樓》、《龍潭夜坐》;王廷相的《登台》;徐禎卿的《在武昌作》、《古意》、《春思》;邊貢的《幽寂》;李夢陽的《湘妃怨》。俱見於清代沈德潛、周准所編《明詩別裁集》卷五和卷六。《中國輓歌》的選輯者為翁方綱。翁方綱(1733-1818),乾隆十七年進士,曾授翰林院編修,累官至內閣學士,是清代中葉著名的詩詩人。據庇山耶介紹,詩集是翁方綱作為禮物送給 位遠赴廣東某縣的學生的。《輓歌》本是樂府詩題,即葬歌,屬相和歌詞,為出殯時執紼挽柩人所唱。魏晉以後,文士們開始仿作輓歌以抒懷,稱為“擬輓歌”。從庇山耶選譯之 8首詩歌看,與殯葬並無直接關聯。《輓歌》之名,究係翁氏選編時所命,抑是庇山耶葡譯時所冠?因無緣見到該集子的盧山面目,故未敢妄評。 庇山耶譯《輓歌》時,先由那位華籍文人指導他找出原詩的作者,然後用廣東話唸給他聽,庇山耶會用拉丁字母拼出地名,再按原文逐字迻譯。他將每一行詩譯為一個單句,譯文中盡量保留原詩句的寓意和象徵。初步譯妥後,庇山耶把譯稿交給當時的澳門政府華務廳廳長若熱。若熱對譯稿作了一些修改,同時補充了大量的註釋以方便讀者。 譯詩之難,幾乎是所有翻譯家的共同感受。在翻譯《中國輓歌》的過程中,庇山耶深深感到中國文學的博大精深,認定漢詩對所有譯者來説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他深有感觸地説:“漢詩深不可測,是一片令人覆舟的危險海洋。”4庇山耶也明白,導致覆舟的礁石並非隱藏海底,強力的漩渦在水面也見,要安全到達彼岸靠的是領航者高超的駕馭船隻的技能,即是要求翻譯者具有較高的中國文學素養。一如蘇曼殊所説,譯詩最基本的條件首在手演中説,一以區子面以名短的溢一評家和任副官清晰可 169
  • 精通所譯國家的文字。嚴格説,庇山耶並不完全具備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學和能力,幸而他能靈活變通,加上友人的幫助,終於渡過了漢詩的海洋。 全按位粗通葡文、但從未看過《輓歌》原文的朋友根據庇山耶的譯詩 識 大體説來,庇山耶的成功,是因為他處理好了兩個橫互在漢詩譯者面前共通的問題。 1.漢詩的格律和語言。《輓詩》八首全是近體詩,包括兩首七律,一首七絕和五首五律。如所周知,格律詩的特點在於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聲、韻在定位、聯有定對。其中“定聲”“定對”兩項是其它拼音文字所不具備的,而它們又正是決定格律詩歌節奏與音樂性的要素,任何譯詩者都不能迴避,而只能加以變通和決定取捨。 庇山耶走過的路並非筆直。他回憶説:開始時“我按原文逐字迻譯。原是從中葡兩種文字之間的巨大差別所允許的等值性去譯。我盡力保持原文的意義,哪怕是一形容詞或附加成份也不放過。”5但後來他終於發現“不能完我想譯的方法去譯一些中國古詩,不可能將中文的古詩譯成相應的葡萄牙語體詩。”就在譯事走入死胡同、可能夭折的時候,庇山耶學會了變通和捨棄。他説:“我將每一行詩譯為一單句。在譯文中,盡量保持原文的寓意及象徵。也就是説,我將中文詩中不可對譯部分準確地譯為葡萄牙語相似的名詞成份或相像部分。然而韻律部分因具有其獨特的格律技巧,是絕對不可迻譯的。”漢詩譯出來了,但經過“放棄格律、保存寓意與象徵”處理的譯詩是甚麼模樣的呢?筆者不懂葡語,無法直接從庇山耶的譯句與原詩的對照中看出這種變通。為了相對逼真地瞭解葡萄牙讀者可以從庇山耶的譯詩中獲得怎樣的信息,我請一,以最直接的方式意譯成中文。以下是其中的一首。 170
  • 原詩 武昌作 外正在下雨,我獨自躺在武昌城。對故鄉的思念,使我在這江漢二,作者必須選詞擇字,力求在 洞庭葉未下, “Hsian-Hsiang”(瀟瀟湘秋欲生。 高齋今夜雨, 獨臥武昌城。 重以桑梓念, 雖然“Tung-ting”(洞庭)花園裏的葉還未落下。在晚上,由屋裏的天窗我聽到下雨, 孤獨的,在“U-CHANG”(武昌)城。 淒其江漢情。 不知天外雁, 何事樂長征? 徐楨卿的這首《在武昌作》是一首感傷詩,表達羈旅的愁苦和對家鄉的思念。原詩的意思是:洞庭湖畔的樹葉還沒落下,瀟湘岸邊的秋季就要來臨。今夜高齋ng”是因離開家園而不安! (朋友譯時保留詩中地名的拼音,括號內的漢字為筆者事後所加) 葡詩中譯 在“U-CHANG”(武昌) 湘)已經差不多是秋天了,我還記得父親家鄉的桑樹和梓樹, 感覺離“Kia (江)和“Han”(漢)的水很近。有人將聽到雁的喧嚷, 水的匯合處感到格外淒清。不知天上高飛的大雁,為甚麼那麼樂於遠征? 以上的對照,“失真”度可能很高,不應作為嚴謹的論據。但我們仍能發現,庇山耶在翻譯漢詩時確實“盡量保持原文的寓意及象徵”,使葡語讀者循原來的閲讀習慣亦能讀懂漢詩。從庇山耶的譯詩,我們還可以瞭解他當時面對的另一個難題:語言。由於格律詩的字數有限創造最大的容量。因此,精煉古雅的文字就增加了理解的難度。還有,真正的全國性的語言是書面語而非口語,而庇山耶在澳門所學漢語僅是粤方言,他必須跨越從粤語到規範書面語的鴻溝。幸而在那位華籍文人的指導下,他做到了。若熱更幫助他把原來以廣東方言發音拼寫的地名轉換成歐洲人較熟悉的北京話,如:武昌——U-CHANG、瀟湘——HSIAN-HSIANG、江南——KIANG-NAN等,再加上較多的註釋,讀者閲讀和理解漢詩就容易得多了。 171
  • 庇山耶就是這樣,憑着詩人的觸覺和對中國文學的理解,從特有的詩歌格律與樂感把這組漢詩譯成了無韻的葡文詩。 2.漢詩的典故和寓意。庇山耶感到:“漢詩最顯著的特點亦可稱之為西方人理解漢詩最大的障礙,在於漢詩大量引用歷史及文學方面的典故。這使得背景,不熟悉有關典章故事的出處和含義棲鳥山空曉一鳴。 露不辭芒屨濕, 風偏與葛衣輕。 流欲寫猗蘭意, 北江南無限情。 首詩的作者是王守仁。明正德五年,王守仁由貶所龍場驛起任南京太僕寺少卿。次年遊覽了滁州,《龍潭夜坐》就是此次滁州之行所作。詩的前四句描寫夜晚山中的寧靜,後四句描寫獨坐龍潭的心境。詩人覺得草露與松風許多段落,乃至全詩具有雙重意義——一層表面的直接的意義;另一層隱喻的或象徵的意義。這後一層意義更為深奧。”我們知道,漢語和西語在語法結構和詞意的表達上均有不同。格律詩的作者為了在有限的句子裏放進最多的內容,或為了某些避諱而不便直言時,常會運用典故,曲折委婉地表達自己的內心真意。不瞭解作者的個性和寫作,欲將詩歌翻譯得準確已屬奢求,若再要求譯文能表現原作獨特的藝術風格,更無異緣木求魚。 試看《輓歌》中的一首。 原詩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 石林茅屋隔溪聲。 幽人月出每孤往, 葡詩中譯 晚上,坐在龍潭 在荊棘叢生和陡峭的岩石之間,在發出輕微 聲響的小溪附近,有一間茅草屋。 就像風俗習慣,隱士離去,月 充滿這極度純潔的夜晚的花香是從哪裏來的?亮出現, 空洞的山上,有一隻小鳥棲息,早上不停地啾囀。不必管那露水沾濕了草鞋, 春風將麻布衣服輕輕地斜斜托起。 在急流的岸邊,我想為茂盛的蘭花作詩, 對“Kiang-Pei”(江北)和“Kiang-Nan”(江南)的思念卻阻礙我,使我無限激動。 草春臨江 這 172
  • 主動親近,因而體會到大自然的生命與親情,感受到與大自然契合的快意。“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這裏,“猗蘭”用了典故,指的是“猗蘭操 ,相傳是孔 ,見到隱谷之中香蘭獨盛,不禁喟然嘆日:“蘭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乃援琴鼓之,托辭香蘭,感傷自己生不逢時。庇山耶在解釋這首詩時,根據“猗蘭”的典故判 放時寄後的作品,並且“猗蘭”典故的運用,正好表現出作者夜坐之後,領悟到大自然 種“生 掃而空。“江北江南無限情”一句,就表現了詩人昂揚豁達的心境。庇山耶為漢詩中的典故費過心思,也曾試圖破解詩句背後隱含之意,但有時做得不夠理想。 梁啟超説:“翻譯本屬 ,文學 譯詩歌 甚至説過:詩不能翻譯,譯詩是徒勞的。事實上,中國近代把外國詩譯成中文的人不少,也不斷有人努力把中國詩譯成外文,但能真正打破兩種文字壁壘,使譯作在思想內容、藝術風格和修辭方面與原著完全相同、毫無差別者,實在找不出來。由此看來,姑無論庇山耶所譯《輓歌》的水準如何,僅就他將之譯成無韻詩以適應葡語的規範和葡人的閲讀習慣,同時又努力保留詩歌的本質和民族風格的嘗,就已經值得稱讚了。 如果説,庇山耶選擇葡譯《中國輓歌》帶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話,那麼, 《粤謳》是廣東的民間歌謠。屈大均《廣東新語》云:“粤俗好歌,凡有音襯貼之。”其中,水上居民喜唱之摸魚歌(亦稱木魚歌),經文人改造和仿作,新調”,由珠江畫舫上的歌女傳唱不輟。好事者將此類纏綿綺麗的歌詞的則推招子庸於道光年間刻印之《粤謳》。《粤謳》全書四冊,凡 99題,有詞120文辭綺麗,篇篇鑄意,首首含情,一出即傳遍珠江。倪鴻有詩詠曰:“白舫青簾柳外移,鸞箋分送比紅詩。笑他十五雙辮女,爭唱招郎絕好詞。”其受歡迎 我們説庇山耶在澳門把《粤謳》譯成葡萄牙語是最佳選擇,除了因為《粤 》的出版與澳門有一定的淵源。《粤謳》的作者招子庸是澳”,是琴曲名 子所作。謂孔子自衛返魯託“生不逢時”的感慨。實際上,此是詩人復出不逢時、才不獲展”的壓抑憤懣之慨已一斷其為王守仁流的親情,原來那至難之業,翻譯詩歌尤屬難中之難。”6意思是説更難。英國著名詩人雪萊翻譯不易為,翻試 把《粤謳》譯成葡語就是他必然的最佳選擇了。 吉慶,必唱歌以為樂。⋯⋯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稱為“刻而集之,定名“粤謳”。最早創作粤謳的人是馮詢,而成就最高、影響最大首。內容多寫男女之情,尤偏於寫妓女生活,寫淪落青樓者的哀音。其程度,可見一斑。 謳》在澳門同樣風行、文本較易取得之外,還有以下兩層意思。 其一,《粤謳 173
  • 門著名教育家趙允菁的學生。趙允菁祖籍香山,與父趙元輅久居澳門望廈。清乾隆、嘉慶年間,元輅與允菁相繼中舉,成就了一段“父子登科”的佳話。招子庸早年已醉心粤謳,此番罷官返粤,更與一、張維屏、馮詢等寄情珠江風月,唱酬於鵝畫舫,創作了大量粤謳。可以説,由於鮑鵬從澳門潛逃投靠,間接催生了招子庸的 》。庇山耶在澳廣泛接觸華人,且遍遊大街小巷,對趙氏父子肯定早有所聞。説不定還到過大街趙家圍的趙家大屋,參觀過那塊“父子登科”的牌匾呢。《粤謳》進入他的視線,應是順理成章的事。 二,《粤謳》為地方文學,用淺白的廣東方言寫出,與庇山耶的中文程度較為吻合。前面提過,中國格律詩中有關典故、寓意和簡潔的書面語等,都是庇山耶這類中國文學造詣不很高的人從事翻譯的攔路虎。而《粤謳》雖同為韻文,但不限格律,篇法長短隨意,且用典不多,偶爾出現的亦是街談巷語 見者, 闋以證。 散姻緣 寡鳳。你哀殘月,我獨對燈紅。可惜你一世孤單,無侶可共。我地天涯人遠,重話有信息 通。雁呀,我共你同病相滯行蹤。我望雁好比望郎,心 我情郎身,只係斷梗飄蓬。 19 世紀初,二人在澳門望廈觀音堂對面的趙氏家廟偏殿開辦了趙氏父子私塾。招子庸童年時由父親招茂章啟蒙,稍長即從趙允菁學習四書五經,奠定了深厚的文史基礎。招子庸於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 年)鄉試中舉人,後屢試不第,至道光九年(1829 年)始得官,歷任山東宰嶧、朝城縣令,皆有政聲。在濰縣上任時,有廣東香山人鮑鵬來投。此人是趙允菁的親戚,招子庸早年已與之認識。原來鮑鵬是英商鴉片毒販顛地在澳門的助手,因被林則徐、鄧廷楨通緝,從澳門逃到山東。招子庸不知內情,收留了他,且見他通曉英語,先後將之推薦給山東巡撫托渾布及直隸總督琦善當翻譯。鴉片戰爭後,招子庸以收納逃犯罪被參革職。眾愛好此道的名士譚瑩、黃培芳潭《粤謳其或尋常小説戲曲所常 翻譯難度自然比《輓歌》低。姑引一聽哀鴻 在夢中。雁呀,你係咁孤鸞奴係咁憐,你便將我書信遠送。你莫向江關留戀,事更重,愁有萬種。雁呀,你莫學斷腸人怕聽哀鴻,驚相阻世 庇山耶能操粤語,翻譯《粤謳》時語言的隔閡基本消除了,但文字的隔 174
  • 膜依舊存在,因為他所掌握的漢字詞匯還不足以準確流暢地閲讀那些詩歌。故而他還需要求助於教他中文的華人文士。筆者猜測,這位文士可能就是與兄長陳子褒一起開辦學塾,提倡白話文教學的陳子韶。陳子韶與庇山耶相交甚深,每夜到庇山耶家為其講解《粤謳》,使庇山耶得以把粤音與文字互相印證,終把《粤謳》譯成葡萄牙文,並寄回葡國發表。看來翻譯《中國輓歌》正是陳子韶與庇山耶此類合作的另一例子。 據丹尼路介紹,除了翻譯《中國輓歌》和《粤謳》外,庇山耶還翻譯過兩篇中國短文。其中,《秋聲賦》發表在 1918年 1月 13日的《亞特蘭大》雜誌上。另一篇是《張果老》,則刊登在時任葡萄牙司法部駐澳門代表的布利托·德·納西門托所著《中國——一個充滿痛苦的國度》。 庇山耶的中文修養絕對稱不上高深,但他懷着對中華文化濃厚的興趣,鼓起勇氣把一些中國文學作譯成葡語,讓遙遠的大西洋彼岸的讀者有機會接觸和瞭解東方古老的文學,我們實在應該誠心獻上敬意。 三 為了更一步闡明庇山耶所做工作的意義,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 19世紀末到 20世紀初,翻譯文學特別是中書西譯的概況。 解,因為西學本來就是伴通法文,兼識英、德、拉丁文。他先後把《聊齋志異》中家經典介 本文開頭提過,當時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很不平衡的,它明顯表現在西學以壓倒性的優勢輸入。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不難理隨着列強的堅船利炮進入中國的。翻譯是中外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手段。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至文學的東漸,俱有賴於當時發展迅速的翻譯事業,翻譯西書成了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載體。至於中書的翻譯,就冷清得令人沮喪。其中,中國文學的翻譯更加不成氣候。 然而,中國文學的翻譯與西傳畢竟還是存在的,也有人發生過較大的影響。如果仔細一點審視一下當時中國文學翻譯的情況,就不難發現以下的現象。 其一,翻譯小説散文多,翻譯詩歌少。在近代,翻譯中書、把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的人中,陳季同和辜鴻銘是貢獻較大的兩位。陳季同先後在歐洲生活了近 20年,精的 26篇故事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了一本《中國故事》。他又翻譯出版過法文的《中國戲劇》等,在法國文壇佔有一席位。辜鴻銘是將中國儒 175
  • 紹到西方的第一人。他出身在馬來西亞半島一個華僑家庭,幼時到英國讀書,完成了小學至大學的學業,並先後在英、法、德幾國分別取得文科和理工科十餘項學士、碩士以至博士學位。光緒十一年(1885 年)辜鴻銘受聘成為張之洞的幕僚。此時他開始從事一項前無古人的文化輸出工作——將《論語》、《中庸》、《大學》譯成英語。因他對西洋文學有高深造詣,隨手可引證西方名著以參考、對證、註釋。故他所譯之書,既令西方人容易理解,又極具學術價值。陳、辜等先驅者的貢獻當然值得大書特書,遺憾的是,大多數人似乎都不曾在譯詩方面花大氣力。 其二,譯介者為華人多,洋人少。近代致力輸出中國文學的,大都是曾留學外國的華人,陳季同、辜鴻銘就是代表。少數外國人到中國來學習中國文學,浸淫中國文化,終成為外國人眼中的漢學家。他們也會挑選一些中國文學作品譯成本國文字加以推介,近者如 1925-1930年任香港總督的金文泰爵士,曾於 1904年把《粤謳》譯成英語,名曰《廣州情歌》,在倫敦出版。但此類例子實如鳳毛麟角。 其三,以英語譯介多,以葡語譯介少。近代走出國門、涉足外國的人,除到最近的日本外,最多的是到歐洲。由於英語被廣泛使用,“東漸”固然多學者也可以從他的譯文中挑出各種毛病,他的譯作也許不曾在葡萄牙讀者中引起過巨大反響。但我們實在不應對先行者求全責備。試想想,在那特定歷史條件下,在“三多三少”的背景中,庇山耶作為一個外國人,來到澳門努 由英語譯出,“西漸”同樣以英語為主要媒介。至於葡萄牙語,雖則葡人居澳數以百年,但澳門實在太小,居澳葡人也不多,當然不會引起國人的關注了。 一百年前,“中學”特別是中國文學的輸出就是如此令人氣餒。幸而,生活在祖國邊陲小城澳門的葡萄牙詩人庇山耶給我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雖然我們可以指出庇山耶所譯的中國文學作品不具廣泛的代表性,精通中葡雙語的的力學習中國文學,再克服各種困難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推介到葡國,該是多麼難能可貴!承認這一點,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先驅者的地位也就昭然了。 176
  • 註釋: 1 李燕喬等譯:《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 29頁。 2 庇山耶生平資料據《澳門百科全書》及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有關文章。 5 同3 丹尼路:《漢學家庇山耶》,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第 25期,第 43頁。 4 庇山耶:《中國文學》,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第25期,第 30頁。 註 4,本節所引庇山耶語皆出於此文,不另註。 6 《新中國未來記》第四回著者按。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説卷》,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 62頁。 177
  • 盛永華、孫關龍* 嶺南——西醫東漸的中心 即科學傳教,從而在客觀上造就了西學東漸。以博一 在第一次西學東漸中,是以西醫為先導。早在 1569年,即第一次西學東 前者為中國文物研究所教授,後者為《中國百科全書》編輯部顧問、學術諮詢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明清之際,以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湯若望等來華開始了第一次西學東漸,由於清雍正帝的禁教令(1724年)和羅馬教皇克萊孟十四下令取締耶穌會——(1773年)而中斷。19世紀初,以馬禮遜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來華教士開始了第二次西學東漸。這些來華的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和基督教新教教士,面對的是具有 5,000年悠久文化的東方大國,為達到殖民擴張的目的,不得不以科學為敲門磚進行傳教,在科學傳教中,無論是第一次西學東漸,還是第二次西學東漸,西方傳教士都以醫學為其先導。東印度公司的英國醫生郭雷樞曾給教會寫過呼籲多派些傳教士醫生來華的建議書:“我所建議的是所有各教派的基督教徒門,為了改善中國人世俗的和社會的狀況而聯合起來吧,請醫務界善士們前來做好事,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為逐漸接受那美好無疵的基督教鋪平道路⋯⋯向他們展示奠基取基督教原理的慈善和人道的工作。這樣,基督教的傳播就是它的必然結果”。1 嶺南地處中國南部,南海之濱,自古以來是溝通中外文化的重要門戶,即使是明清兩朝厲行閉關政策的歲月,嶺南與海外的聯繫也始終未曾中斷。又由於 1535年澳門開埠等原因,西方傳教士大批湧入嶺南,並由此進入中國其他各地。西醫東漸,首入嶺南,繼而擴展到中國其他各地。嶺南在明清時期成了西醫東漸的中心,中國西醫學的肇發地。 * 178
  • 漸的代表人物利瑪竇 1582年來到嶺南(或日來華)之前的 10多年,在嶺南就立了第一所西醫院。在這次西學東漸中,西醫東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中國第一所西醫院在嶺南誕生 明代隆慶三年(1569年),耶穌會士、葡人卡內羅(Melchior Carneiro,16- 83年 主教在澳門建立聖拉菲爾醫院(Hospital de S.Rafael)。2因中稱 鰥寡煢獨,有疾不能自療者,許就廟醫”。該院是以前該處為澳門貨幣暨匯兑監理署。3 外兩科,看內科病要驗尿,以查病因;內外科所用藥品皆為露汁,“露藥有蘇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計。永片油,以瓢計”等。4在中國古籍中,西藥稱為“露”。這是中國醫院最早使用西藥和化驗的文字記錄。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皇帝身染瘧疾,在澳傳教士洪若翰(J.de Fontaney)、劉應(Claude de Visdelou)北上,用從印度寄來的西醫名藥金雞納霜即奎寧,(quinium,原產秘魯)治癒康熙皇帝。三十八年(1699 年)傳教士、醫師羅德先(Bernsrd Rhodes,1645-1715 年)等,由澳門北上,用西藥治療康熙皇帝的心悸、唇瘤等病症。5 (三)開始在嶺南編譯或編著西醫書籍 鄧王函(Jean Terrenz,瑞士人,一説德國人,1576-1630年)是一個頗有名望的傳教士醫生,1621年來到澳門後,一面傳教行醫,作臨床病理解剖;一面編輯《泰西人身概説》(又稱《人身概説》,後在杭州出版)上下兩卷。上卷介紹人體的骨骼、肌肉、皮膚、筋脈、神經、血液等 15個組織和系統;下卷介紹人體的眼睛、耳朵、鼻喉、舌頭、行動器管、語言系統等 8個方向的器官和組織。這是西方的人體解剖學知識傳入嶺南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始端。接着鄧玉函又與 1624年來澳的羅雅穀(Jacques Rho,1593-1638年)等人編譯另一部人體解剖學書籍——《人身圖説》。此書內分 28篇,分別介紹臟腑、建(一15 15 )位於白馬行路(今伯多祿局長街),故該院俗稱白馬行醫院。《澳門紀略》一書為“醫人廟”,“凡夷人中國第一所西醫院,存在 400多年,1975年 10月 31日關閉,在 1999年底 (二)西藥首次在嶺南使用,後傳入中國內地 據《澳門紀略》等書記載:白馬行醫院有內 179
  • 脈胳、體液、生殖器官、胚胎等,而且載有軀體、五臟等 21幅圖例。6 在第二次西學東漸中亦是以西醫為先導的。1805年,即第二次西學東漸代表人物馬禮遜於 1 )的前兩年,英人發明的接種痘就傳入了嶺南,並很快在民間普及。接着,在嶺南出現成批的西醫院,後在中國各地出現;編譯或編著了大量的西醫書籍出版發行;引進一系列西1805年,葡萄牙商人許威特把英國人E.琴納(Edward Jenner,1749-1823生合譯為中文。1811年牛痘術獲地方當局的承認,新任總督欣然接受斯湯頓6年春,嶺南天花大流行,很多人因為接種了牛痘而避免了天花的傳染,僅皮爾遜一生及其助手就為100 萬中國人進行了牛痘接種。中國第一位留學歸來的著名西醫醫生黃寬(182以上的城市兒童受到種痘的好處”。牛痘術在中國的迅播傳授和成功推廣,感動了它的發明人琴納,琴納説中國人似乎比他家鄉的英國人更信賴牛痘術。7 二 的 807年來到嶺南(或日來華牛醫新技術、先進儀器;西醫學校開始出現;並創辦西醫刊物;中國第一批西醫醫生開始誕生⋯⋯。在第二次西學東漸中,西醫東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牛痘術首先在嶺南傳入和普及,進而推向全國 年)在中國人痘術基礎上發明的牛痘“活苗”帶至澳門進行接種。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 A.皮爾遜(Alexander Pearson,1780-1874年)到澳門、廣州開展牛痘接種,並編印介紹牛痘接種術的書《牛痘奇法》(全稱為《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由 G.斯湯頓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和一位中國醫爵士呈送的關於牛痘術的書籍。1815年,廣東成立種痘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推廣西醫而成立的官方機構。1828年,廣東香山縣(今廣東中山市)曾卓如太史從廣州將牛痘苗送至北京,並開設京都種痘局,傳授牛痘術。從此,牛痘術從嶺南推向中國各地。1805年冬至 180多9-1878年)在其調查報告中説:“在目前可以這樣估計,大約至少有 95% 180
  • (二)很多不同種類的西醫院(包括診所)首先在嶺南出現,並陸續向 全國各地發展 診所。1815 年,在廣州成立種痘處。sw R.Gollege,1796-1879年)在澳門開設眼科醫院;第二年,又開設養病院,容納住院留醫者 40人,5年間入院受醫者 廣州設立醫院。1835年,美國1885年,英國基督教會在海口建立海口福音醫院。1887年,廣東南海何啟在香港建成那打素醫院。1890年,傳教士、美國女醫師蘇亞拿在揭陽建立真理醫館;美國基督教會在海南儋縣開辦那大福音醫院。1892年,教會11例如 1806 年,皮爾遜在澳門開辦種痘1828年,在北京設立京都種痘局。1841年,在上海開設了一座醫院進行牛痘接種。1852 年,天津設保赤堂,後改名保赤種痘局,施種牛痘。81863年,江南始設牛痘局。1865年,湖南設牛痘局。1868年,河南設牛痘局。9 又如,1820年馬禮遜與東印度公司醫生 J.李文斯敦(J.Livingstone)在澳門開設藥房兼診所,對窮人實施救助,並請中醫坐堂行醫。1827年,東印度公司的英國醫生 T.R.郭雷樞(Thoma達 4,000多人;1829年(一説 1833年)又在傳教士、醫生 P.伯駕(PelerParker,1804-1889年)在廣州創設眼科醫局,1859年改名為博濟醫院。英國傳教士、醫生 B.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 年)於 1843年在香港設立香港醫院;並於 1848年在廣州開設金利埠醫院(又稱惠愛醫院)。101843年,法國教會在香港開設聖保祿醫院。1850年,英商在廣州沙面開設屈臣氏藥房。1863年,傳教士、英國醫生吳威廉在汕頭建立汕頭福音醫院。1865年,傳教士、英國人在潮州設立診療所。1871年,澳門華人慈善團體建成西醫院——鏡湖醫院。1872年,華人在香港開設中國第一家中西醫兼有的醫院——東華醫院。1874年,葡萄牙人在澳門建成仁伯爵醫院。在汕頭開設蓋世醫院;在澳門創辦西醫診所——同善堂診所;孫中山在澳門創辦中西醫兼有的東西藥局(第二年遷廣州)。1895年,華人天主教友在澳門開設西醫診所——清安醫所。1896年,教會在潮州開辦賓為鄰醫院。1899年,美國醫生富馬利在廣州創辦柔濟醫院;陳惠普等在廣州創設西醫醫院——方便醫院。1900年,法國教會在海口開設中法醫館。 截止 19世紀末,嶺南不但擁有外人建有西醫醫院(含診所)數十所,而且已有華人團體所建的西醫醫院,華人私人開設的西醫醫院,還出現了中西醫兼有的醫院。而在中國其他地區,上海約於 19世紀 40年代始有外人所建的西醫醫院,北京約於 19 181
  • 世紀 60 年代始有外人開設的西醫醫院12,多數地區則是 20 世紀初或以後才有西醫醫院。 三)西醫學校最先在嶺南建立,然後推向全國 年起招收女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西醫學校,也是在中國最早招收女生的學校。1887年何啟在香港創辦更為正規的香港西醫書院。女子醫學校亦較早地出現在嶺南。1899 年,美國醫生富馬利在廣州創辦廣東女醫學校(1903一起把它們翻譯成中文,從理論到實踐,較為系統地傳播了近代西方醫學知識,另辟了與傳統中醫完全不同的醫學途徑,使中國人開了眼界。所以,書籍,包括 1871年出版的《西藥略釋》(2卷)、《眼科撮要》、《割症全書》(又史《外科手術手冊》),1872年出版的《裹紮新編》、《花柳指迷》,1873年出版的《內科闡微》、《皮膚新編》,1883 年出版的《內科全書》(6 卷),188417(1865年,美國傳教士、醫師嘉約翰(JohnGlasgowKerr,1824-1901年)在廣州創辦博濟醫院附屬學校(1903 年正式改名為南華醫學堂),並於 1879年改名為夏葛女子醫學校),並附設有博濟醫院護士學校,只招收女生。這批西醫學校培養了中國第一代西醫醫師,包括孫中山。13 (四)大量的西醫書籍首先在嶺南出版發行 例如,著名的《合信氏醫書五種》——《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內科新説》、《婦嬰新説》、《內外科新説》,是英國醫師合信所著,並與中國學者一出版便“遠近翕然稱之,購者不憚重價”。14直到 20世紀 30年代,合信醫書仍在中國流傳,有人加以研究。我國著名醫學著述家丁福保(1874-1952年)指出:“合信氏西醫五種,其説雖舊,而於全體、內外科、婦科已粗備大略”,“此為西醫入中國之始”。15 再如,博濟醫院院長、美國醫師嘉約翰從 1859年開始編寫、編譯西醫書年出版的《體用十章》(4 卷,生理學書籍)、《體質窮源》(大開本彩色人體解剖圖説),1899年出版的《病症名目》(與尹道之合撰),到他 1901年辭世,一生共編寫、編譯西醫藥書籍 34種。16 又如,博濟醫院中國醫生尹端模(即尹道之)自南華醫學校畢業後,編寫、編譯西醫書籍亦有 9種之多。 182
  • (五)在嶺南湧現了中國最早的一批西醫師 例如,在皮爾遜的種痘診所當助手的游賀川(?-1850年),與他人合作,一生18過近1920為 100萬以上的人種痘,為牛痘術在中國的應用和推廣做出了重大貢獻。1836 年到伯駕開設的眼科醫局當學徒的關亞杜(即關韜生),後來成為技術優良的眼科和外科醫生。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他被派到福建清朝軍隊中工作,在那裏他開設了一所西醫軍事醫院,成為中國軍隊中第一位受代醫學訓練的外科醫生。 從馬禮遜學校畢業,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成為中國第一位西醫博士的黃寬,自 1857年學成回國終身以醫為業,成為“好望角之東”最負盛名的外科醫師。 僅美國醫生嘉約翰自 1853年來華至 1901年逝世,一生在嶺南培訓中國西醫醫師約 150人。 (六)在嶺南出版發行中國最早的西醫刊物 1868年,博濟醫院院長、美國醫師嘉約翰在廣州創刊和主編中文刊物《廣州新報》,主要介紹西醫西藥知識,由廣州博濟醫院發行。1880年更名為《西醫新報》由週刊改為月刊。這是在中國編輯出版的最早的西醫刊物。21 1886年,博濟醫院中國醫生尹端模在廣州創辦《醫學報》,這是中國人自辦自編的最早西醫刊物。22 (七)大量西醫新醫術、新儀器首先或較早地在嶺南引入和使用 例如,伯駕在廣州主持眼科醫局工作中,不僅運用手術卓有成效地治療青光眼、白內障,還成功地做過一些大手術:為一病人割下右臉上重達 8.7磅的腺瘤;1836年,在中國最早進行乳腺癌切除術、1844年做了膀胱結石切除術;在中國首次使用乙醚麻醉法,並留下了手術的詳細記錄;1848年又首次成功地試用哥羅勞麻醉劑治療。23嘉約翰在廣州主持博濟醫院工作中,1860年先後首次(或較早地)施行胚胎截開術,於 1861年獲第一張醫學照片、1875年施行卵巢腫瘤切除術、1892年實施產婦剖腹取兒術、1900年實施甲狀腺瘤切除,以及刮宮術、截肢術、植皮術、胃癌胃部分切除、肋骨部分切除、開胸術等,1901年購置中國內地第一台 X光機,並最早予以使用等。柔濟醫院在中國首次或較早地施行產鉗助產術、臀位牽引助產術、內倒轉術、死胎穿顱術、毀胎術、乳腺癌切除術等,1918 年為一病人切除重達 38.5 公斤的巨 183
  • 大卵巢囊腫。24 由上可見,在西醫東漸史上嶺南是中國的基地和中心。 在我國近現代史上人習慣於把新教説成是基督教,即狹義的基督教)中所介紹的西學知識大多是古希 瑪竇 1607年所著的《乾坤體義診療的整體效果並不明顯地優於中醫;而且,在中國的永久性立足點的是 1805年傳代科學的起端,而不贊成以第一次西學東三 西醫入傳中國始於古代,即距今 2,000多年廣州象岡的西漢南越王墓中,出土有產於非洲和阿拉伯半島的藥物——乳香。在唐代基督教(稱為景教)第一次入傳時、元代基督教(稱為也裏可溫教)第二次入傳時,都有西醫、西藥的傳入。但是,這些從國外來的醫藥,或被我國傳統醫學(即中醫)吸收,或是散失,都未能在中國獨立發展。以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為代表的第一次西學東漸(天主教、新教也都屬基督教,即廣義的基督教;們臘、古羅馬、古阿拉伯時代的舊學。例如,利》、陽瑪偌 1615年所寫的《天問略》,介紹的是古希臘的屬於地心説的亞里斯多德——托勒密體系,哥白尼的日心説體系是在第二次西學東漸中才被介紹到中國。唯第二次西學東漸中介紹的才是西方的近代科學。又,雖然 1543年,A.維薩里(Andreas Vesalins,1514-約 1564年)發表劃時代的巨著《人體構造學》,給人們以全新的人體知識,為近代醫學奠定了基礎。但是,在第一次西學東漸中,西醫知識的東漸是很零星的,所建的醫院也不多,醫學書籍介紹還基本上限於人體解剖學知識的層面;誠然西醫對某些疾病取得了很好的治療效果,但在這個時期西醫當時傳教士們的活動主要限於皇室宮廷,例如有名望的傳教士醫生鄧玉函在北京熱衷於為皇上編制日曆,外科醫生羅啟明(EmmanueldeMattos,1725-1764 年)滿足於在宮廷當祭師,完全不同於第二次西學東漸中的皮爾遜、伯駕、嘉約翰那樣熱心於在公眾中推廣西醫。因此,第一次西學東漸中的西醫在中國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19世紀初開始,西方近代醫學大量傳入中國,而且獨立地成為了一個學科在中國發展起來。真正使西方醫學取得入的琴納的牛痘術。因此,筆者認為 1805年牛痘術的傳入,不但是近代西醫傳入中國的標誌,亦是中國近 184
  • 漸的奠基者利瑪竇來華作為中國近代科學的發端。25 。 :《澳門紀略》下卷《澳蕃》篇。 5 董光壁主編:《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1,063-16 [法以牛痘術為標誌的近代西醫傳入中國,並沒有引起中西醫學的嚴重衝突,而是為學界與百姓普遍地接受了。這在中西文化學術交流史上並不多見。究其原因,除了牛痘術優於中國傳統的人痘術,而且近代西醫在 19世紀初已在許多方面顯示出整體的優勢,能補充中醫的許多不足之處等原因外,自然不能排斥牛痘術是從中國傳統的人痘術衍生發展而來的事實,以及近代西醫預防疾病的觀念與中國傳統醫學預防觀有不少相似之處的原因。同時與嶺南文化廣博的相容性有關。 因此,嶺南成中國近代的西學東漸、西醫東傳的基地和中心不是偶然的,除與其地理位置有關外,亦是與嶺南文化的特性相關 註釋: 1 《中國叢報》,1835年 12月,第 386-389頁。 2 範行准:《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卷七。 3 冠隆:《澳門與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載於《文物天地》,1999年第 6期。 4 印光任、張汝霖,064頁。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華書局,1995年。 7 孫關龍:《從人痘法到牛痘法》,載於孫關龍等主編:《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技術》,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8 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記》,卷十二。 9 《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 10 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56-63、245-246頁。 11 《潮汕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第 273-274頁;《廣州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第 579、632頁;《澳門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年,第 288、389、397、454、561 頁;《香港大辭典》,廣州出版社,1994年,第 12、92頁;《海南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 185
  • 版社,1999年,第 630-632頁。 12 陳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184頁。14 王韜:《衡華館日記》。 趙璞珊:《合信<西醫五種>及在華影響》,載於《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 2期;171920212325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書店,1984年,第 189頁。 13 15 《歷代醫學書目·序》。 16 同註 10,第 249-250頁。 孫關龍:《嶺南文化誌·科學技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201頁。 18 同註 7。 王吉民:《中國新醫事物紀始》,載於《中華醫學雜誌》,1945 年,第 5、6 期合刊。 王吉民:《我國早期留學西洋習醫者黃寬傳略》,載於《中華醫學雜誌》,1954年,第 2期。 蔡恩頤:《民元前後之中國醫藥期刊考》,載於《中華醫學雜誌》1953年,第期。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 《尹端模傳》,載於《醫史雜誌》,1951年,第 1期。 王吉民:《中國新醫事物紀始》,載於《中華醫學雜誌》,1945 年,第 5、6 期合刊;董光壁主編:《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 1,068頁。 24 王吉民:《中國新醫事物紀始》,載於《中華醫學雜誌》,1945 年,第 5、6 期合刊:孫關龍:《嶺南文化志·科學技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200-201頁。 同註 3。 186
  • 山年譜》仍為中外學者案頭必備。繼之,方豪的系統研究開創了一個新階段。陳垣主要以吳歷遺詩、時人文集及各家畫錄為資料,所使用的西文檔案僅一種。方豪除了繼續開發漢籍,擴大了研究資料的範圍,更多引入了西文檔案並據此解決了一些陳垣未能解決的問題。20世紀 60年代,邵洛羊著有《吳歷》一書。170年往澳門的年份作了新考。周6,尚無研究其生平及宗教史博。本文擬以西方文獻為主,比較漢語史料,對吳歷生平及宗教生活的某些澳年月,赴澳及滯留原因等諸多疑 、吳歷在教姓名考釋 * 吳歷“入嶴不果”隱因探究 金國平、吳志良* 吳歷(1632-1718)研究以陳垣的一系列論文為開山作,其中刊於 1936年的《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周年紀念》及 1937年的《吳漁代,汪宗衍對《嶴中雜詠》作了補釋並就吳漁山康燮將有關吳歷的論文結集出版。2近 10 年來,專治吳歷研究的時賢有章文欽3和林曉平(Lin Xiaoping)。 西方的吳歷研究4主要集中於天文詩5及繪畫生活的專著7,對吳歷的涉及多見於與其有關傳教士的研究論述8和中國教會專著9中。 總而言之,吳歷生平及宗教生活的研究,較之其繪畫及詩詞,最為薄弱,仍存眾多模糊點有待深入細考。筆者涉獵未久,即感此題背景複雜,內容廣細節,如在教姓名的源流,受洗年代,抵點略陳管見,祈教方家。 一吳歷,本名啟歷,字漁山,號墨井道人、桃溪居士,常熟人。作為在教 前者為中葡關係史和澳門歷史學者,後者為澳門基 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 187
  • 之 vier da Cunha”。其中“Simão”為洗名,古納”。10他沒有“ 名”11,而是“da12 Cunha”的拉丁文形式。吳歷為何“ 》人物,耶穌12使徒之一。西滿以前是漁父,因取人入教。吳歷早期僅有洗名“Simão(西滿)”。e 函羅文藻主教,要求為劉蘊德、吳歷、萬其淵祝聖神甫,函件14“ r”是後來取用的,以紀念東方開教元勳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又可作為姓。在吳歷的情況下,是作為姓用的。“da Cunha”為一葡姓。如果這案資料顯示,此為臆説。 幼領洗,在天主教中成長。在俗時,曾兩度結婚。行為良好、真正的基督徒。5 ,準備接受司鐸品級。59歲晉鐸。 第二位叫 Simón Xavier,漢姓吳(V)。本南京省常熟鎮人,自幼領聖 18洗,在天主教中成長。在俗時,曾兩度結婚。向來是優秀基督徒。51歲入耶穌會,準備接受司鐸品級。5119歲晉鐸。 第三位叫 Paolo Vanhes20,漢姓萬(Van)。江西建昌城人,自幼領洗,在天主教中成長。向來是優秀、真正的基督徒。不曾婚娶。40歲入耶穌會,準備接受鐸品。53歲晉鐸。”21 這是兩份有關吳歷晉鐸的正式文件,未出現“a Cunha”這一姓氏。第一份僅僅使用洗名“Simomi”,保留了漢姓,而且按照漢語習慣排列,以示莊重。在第二份文獻中,才出現了“Xavier”。在羅文藻於 1688年 6月 12日從南京人,吳歷有葡語姓名“Simão Xa“Xavier da Cunha”為姓。陳垣認為:“入會後又取西姓雅指明吳歷外姓的來源,以“西姓”概之。“雅古納”是“a Cunha”的對音。a Cunha”不是“葡式取葡式姓名?這與他加入的是葡萄牙保教權下的澳門耶穌會有關。13考Simão(西滿)”為《聖經其意,對“漁山”,以捕魚喻導1688 年 2 月 14 日,時任耶穌會南京公學院長的畢嘉(Jean-DominiquGabiani)曾致中三人的拉丁文名字分別為:“LieûBlasij”,“V Simomi”和“VamPauli”。Xavie“Xavier”本是沙勿略的母姓。15它在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中,既可作為名按照葡萄牙文化的傳統,“Simão Xavier da Cunha”有三個成分:Simão-洗名;Xavier-母姓;daCunha-父姓。 繼陳垣“入會後”説,房兆楹於 1944年堅稱:“吳於 1688年採用了 A Cunha個姓氏。”16 教會檔 1688年 10月 3日,羅文藻向傳信部匯報為三人祝聖神甫的情況説: “上述神甫及新鐸的第一位叫 Blas Verbiest17,漢姓劉(Lieu)。北京人,自6歲入耶穌會 188
  • 致耶穌會視察員方濟各(Francisco Javier Filipucci)神甫的函件中,吳歷名的西班牙文書法是“U Simon” 22,與畢嘉 2月 14日函中,“V Simomi”形式同;在羅 函中,吳歷名的拉丁文 見使用“a nha”;在羅文藻於同年 11月 7日簽發的劉蘊德、吳歷及萬其淵遵守傳信部規定誓詞證明函中,吳歷姓 ” 24,姓仍然保留,而且按照漢語習慣排列。因知,1688年時,吳歷洗名“Simó,外姓“Xavier”,漢姓吳。其葡姓“da Cunha”不是採用於 1688年,而ã ã年代姑且存考。 二、“自幼受洗”辯 吳歷研究的兩位大家陳垣及方豪早期均主張中年受洗説,後方據《寧波簡訊》上發表的羅文藻致傳信部樞機26函西班牙語原件的法譯所説的“自幼受洗”,而改信漁山是自幼領洗。 羅函稱,經他祝聖 關於吳歷晉鐸的正式件,應該説是可靠的,但筆者發現有與事實不符之處。 其次,關於排行第一的劉蘊德,主要的耶穌會傳記作家均認為,劉蘊德姓文藻於同年 10月 3日簽發的吳歷及萬其淵晉鐸證明寫法是“Simone Xaverio,ex familia U” 23,仍不姓Cu名的拉丁文形式寫作“U Simone Xauverio漢n”是稍後。因此,陳垣的“入會後”説顯然不能成立,漁山入耶穌會25時在 1682年。 按照當時的習慣,華人入教,除了取聖名外,如有教父者,則繼承教父姓氏。無教父者,有時會續用授洗神甫或選擇一出名或曾在當地傳教的神甫的姓氏。“da Cunha”這一葡姓很常用。中國傳教士史上的葡萄牙神甫瞿西(洗)滿的外語姓名是 Sim o da Cunha。“西(洗)滿”是“Sim o”的對音。漢姓“瞿”取自“Cunha”中的“Cu”。他於 1624 年抵達杭州傳教。1629 年起,一直在福建。1657-1659年,出任中國副省會長。1659年 1月 6日至 1660年 9月4 日在澳門逝世時,擔任中國和日本的視察員。因為他是一個擔任過耶穌會高級職務的傳教士,吳歷可能取其姓“da Cunha”,以資紀念。“Cunha”在葡語中,意為“楔子”,取其“執着進取”之意,以示老而不懈?吳歷採用“da Cunha”的具體晉鐸的三人均“自幼領洗”。這是文首先,畢嘉 1688年 2月 14日函件中,無“自幼領洗”一語。 189
  • 由南懷仁受洗。費賴之稱: “劉蘊德(Blaise Verbiest)神甫字素公,生於湖廣。未入會前,曾欽天監右監副,因與諸傳教師常共往還。派往山西採礦,有人進讒於帝,致被免職。蘊德因鑒世俗榮華之虛,乃在南懐仁(第一二四傳)神甫前受洗,請入耶穌會。一六八四年入會,其西名與懷仁同。”27 方豪稱: “蘊德字素公,聖名巴西略 28,西名 Verbiest,與南懷仁同,蓋即南懷仁為其授洗時所命名;⋯⋯蘊德入會前,曾任欽天監右監副,與教士往還頗密。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南懷仁著新製靈台儀象志成,題‘右監副劉蘊德筆受’。曾派往山西開礦,受誣革職,遂覺世榮虛幻,而於南懷仁手中受洗。”29 榮振華稱: “由南懐仁神父於 1684年左右舉行洗禮,於是便取南懐仁之歐名為己教名。他曾在北京任欽天監正(274/134/371),由南懐仁神父歸化天主教,1686年 2月 2日進入初修院(274/134/382),⋯⋯”30 之手受洗(約 1684年),取名 Blaise,後採用Verbiest這一姓氏。”31 懷疑。 語,遂謂漁山是年才入教,非也。漁山至漁山從何人領洗,本有魯日滿司鐸之可能,惟魯日滿康熙十五年九月卒,漁山即在此年領洗否,頗不敢斷。漁山之往澳,本與柏應理司鐸同行,柏應32《耶穌會(傳記一主題)歷史詞典》也説: “經南懷仁劉蘊德幼年時,南懷仁尚未抵華,説他“自幼領洗”顯然破綻太大,難以令人置信。 具體到吳歷,雖無劉蘊德那樣的資料,至少從劉蘊德“自幼領洗”與事實不符來看,可以對吳歷“自幼領聖洗”之説產生 對吳歷領洗的年代,陳、方兩位大家相見甚異。陳垣認為: “入教與入會不同,入教不過為教徒,入會則為會士。鷗陂漁話因上海南門外漁山墓碑,有康熙廿一年入耶穌會以康熙廿一年(西一六八二)入耶穌會為修士,則其入教必在康熙廿一年以前,何年,何人為施洗,記載闕如,以余考之,當在康熙十四年後。⋯⋯理即撰許母徐太夫人傳之人,謂漁山之領洗由柏司鐸,亦有可能。” 190
  • 方豪則堅稱:“就目前史料所知,漁山乃自幼領洗。”33房兆楹認為:“可能約於 1679年-1680年以 Simon-Xavier名受洗。”34觀察房氏所開列的書目,主要也是根據陳垣的開山作《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周年紀念》,因此,他得出的“1679 年-1680 年”大概也是以陳垣“漁山以康熙廿一年(西 1682)入耶穌會為修士,則其入教必在康熙廿一年以前,何年,何人為施洗,記載闕如,以余考之,當在康熙十四年後”一語為張本。 2001 年出版的《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中,《吳歷條》的初始作者榮振華及校訂者魏若望又可能受到了房説的影響,均認為“在 1679年或 1680年”。35 其實,早在 1973年,榮振華據耶穌會檔案資料而確定的日期是 1681年。36然而,我們無法得知,“在 1679年或 1680年”是魏若望最後審定的年代,還是榮振華改變了 1973年的“1681年”説。值得注意的是,《吳歷條》的校訂者對吳歷受洗年代研究的最新成果未有及時的瞭解。 1999年,高華士(No Golvers)在一本研究魯日滿的專著中,對吳歷受洗年代研究的現狀作了較全面的評述。37其中亦涉及方豪之“自幼受洗”説,不過只是將其視為一説而已。方豪堅持的“自幼受洗”説,雖有存於西方檔案的羅文藻函件作為支持,仍不可視為定論。現代耶穌會史學及西方學者並不那麼重視這一文獻。 高華士的研究排除了“在 1679年或 1680年”説和“1681年”説的可能性,因為根據魯日滿留下的耶穌會常熟住院 1674至 1676年間的賬本,16763 月 12 日,“U Yu xan”作為“在俗傳道員”被派往太倉。38吳歷能出任“在俗傳道員”,説明他不 相當的瞭解,達到可以他人宣道的水平。因此,高華士據林曉平(Lin Xiaoping)所涉及的《崇正3940為“自幼受洗”山父母片語。然而,對 1672年後漁山同教徒與神甫的接觸卻有所記載。耶穌會的年年但是教徒,而且對教義有了向必辯》後集上卷題吳歷漁山唐璘天石閲一事 ,認為:“⋯⋯吳歷皈依的早期年代在1672年或之前,⋯⋯更早或1671年左右,吳漁山/吳歷成為了基督徒”。 從目前掌握的漢語史料來看,“自幼受洗”説並無明確的史料支持。其祖宅近天主堂,只能説有接受教會影響的便利,並不能將其作的證據。“自幼受洗”者一般具有教徒家庭的背景,不見有史料言及漁與教會有何關係,漁山的遺詩、畫跋中無任何這方面的涉及,時人文集亦無 191
  • 度報告對各個住院所在地的在教各界名流及傳教建樹有詳細記述。我們查閲了漁產生過一個華籍神甫。其原因是當時的耶穌會總會長阿瓜未瓦(Claude Aquaviva)41在 1606 年認為,神甫候選人在亦極崇拜沙勿略,且常勸人奉沙勿略為模範。李輯三巴集,有沙勿略讚,曰辭樂迓艱,就貧棄富,隨救世主,擔荷劇苦,非止本會之棟樑,實乃亞西亞之慈ompanhia de Jesus)” 的話,他如何理解沙勿略的業績 吳歷表字漁山。依照中國的傳統,名在人生三月便取定,而字則要等進入成男日“冠禮”,又叫“加冠”。“冠禮”就是在宗廟所行儀式中,歲。司馬溫曰:如果吳歷取聖在幼年,而在成年之後,而且是在同教徒與神甫有了密切接觸之後。 在吳歷同教徒與神甫的接觸中,有兩個交叉的人際關係網:從傳教士方接觸山成名後至其開始與教友及教士交往年代其家鄉常熟住院的歷年報告,卻未見對其有任何涉及。 羅文藻函件中一律稱三人“自幼領洗”,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在利瑪竇時代,教會從南到北,發展如火如荼,但未教的時間太短。42因此,説“自幼領洗”無非是想突出他們在教已久,以證具備晉鐸的條件而已。 從吳歷聖名的含義分析,“自幼受洗”説也有矛盾。陳垣分析道: “漁山聖名西滿沙勿略,極崇拜沙勿略之為人,蓋受魯日滿提示,因魯父。沙勿略之辭樂就苦,固漁山所願效法者也。”43 所有東來的耶穌會會士無不崇拜沙勿略,將其尊為“連長(capitão)”即首領,因為耶穌會外文名字義即“耶穌連隊(C如果吳歷“自幼受洗”,以 10歲以前為幼年,如何立志效仿他,又如何決定使用沙勿略的姓? 年後才取,由成年禮上制定宣佈後使用。依周公制禮,成年禮因男女區別而稱謂不同,將頭髮盤起來,戴上禮帽(即“冠”),然後再由父親或其他長輩、賓客給取一個表字。據《禮記·曲禮上》,行冠禮的年齡,一般為 20“古者二十而冠。”朱子則曰:“男於年十六至二十皆可冠。”因此,名西滿,取漁父之意,以對其字漁山,當在其有表字之後。16 至 20 歲已不是幼年,因而“自幼受洗”大可懷疑。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吳歷的聖名不是別人給他取的,而是有意識的自取。這説明他對天主教及其教義有了一定的瞭解,因而可證明其受洗年代不面來看,柏應理和魯日滿同時東來,南懷仁較晚,但他們都操佛蘭德(flamengo)語,可以説是同鄉,而且在傳教基本政策上志同道合。至於中國士人的 192
  • 層面,陳垣多有考證。其《吳漁山入京之酬酢》對吳歷 1670-1671年在京的情況考據甚詳: “吳漁山本山人,宜與朝士不相近,然因其工詩善畫,則易與文士為緣,續口鐸日抄所以有諸名公贈言之輯也。⋯⋯或問漁山生乎曾入京否?曰漁山曾入京。如京在何年?在康熙九年庚戌,時漁山年三十九也。入京輿誰同行?主誰家?輿許之漸同行,或即同住。入京目的何在?在遊覽。入京久暫?不過廣陵,許師六孝廉招遊潯園,雨不果行,聊用顧菴韻一首。所謂北行也嘗與徐光啟品評東堂傳教士利類思請御史許之漸作序,許序多有讚揚之 滿二年。在京曾見何人?大約不多見人,而畫則不斷寫也。”44 “辛亥在京,何以知其入京在庚戌?墨井詩鈔有庚戌夏,青嶼侍御同予北行,舟,即入京也,青嶼為許之漸,康熙九年,湯若望案既白,凡因湯案牽連者皆起復,故許之漸入京謝恩也。”45 許之漸是鄭鄤二女婿的兄弟。鄭鄤與天主教名人王徵為同年知己。鄭於萬曆三十六年補常州府生員時,楊廷筠即為其宗師。鄭鄤當世人才。許氏且嘗與孫元化之孫致彌唱和。我們判斷,漁山同致彌的交往可能也是由他牽引的。 許之漸在“曆獄”中遭疏控革職。康熙三年(1664)正月,欽天監曆科天主教徒夏官正李祖白撰成《天學傳概》,敍述耶穌降生及天主教在華流傳事。李祖白將書付梓時托北京言。楊光先讀後勃然大怒,於三月底拋出《與許青嶼侍御書》,批駁李、許二人。 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1664 年 9 月 15日),楊光先向禮部呈《請誅邪教狀》,指控湯若望犯有三大罪。康熙四年三月初二(1665年 4月 16日),四輔政大臣批處湯若望及 7位監官淩遲,李祖白之子李實等 5人斬立決。佟國器、許纘曾、許之漸等被革職。 “之漸歸後,與先生往還甚密。”46平反後入京謝恩,邀吳歷同行並不奇怪。漁山在京與許鶴沙有交往。“許鶴沙名繒曾,為徐光啟外曾孫,康熙四年因湯若望案波連,與許之漸同罷官。康九年湯案既白,輿許之漸同起用,十月放雲南按察使,宋詩之作,即在此時,而其題漁山畫有云:‘吳生大雅人,清姿如野鶴,毫端走鬼神,古人庶無怍,持贈萬里行,披圖儼酬酢,誦君遠遊詩,不減謝康樂,征鴻去悠悠,相望何寥廓’。則此畫似為漁山庚戌到京後 193
  • 贈許繒曾之任滇南作。”47此外,“漁山雖山人,既遊京師,即不免與朝士接近,適逢共會,施宋程王,同集都門,極一時之盛。”48可惜陳垣未注意,漁山可能通過與教會關係密切、曾受牽連的官員同傳教士有過交往。漁山入京的往還非如陳垣所言始於 1672年,而是在其為他們 月 21日至 1681年 1月 19日。 別釣之目的除遊覽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譬如為朝中教士的經典漢譯潤色?從入京長住近兩年來看,與他們交往的可能性極大。“崇正必辨有遠西利類思序,云壬子暮春,余寄跡在京,客有自江南來者,袖出何子公介崇正必辨一編丐余序云云。”49許之漸是否在教之人無定論,但世人無疑,徐光啟曾外孫許繒曾為教徒。50因此,漁山與教友入京長住期間。可以肯定的是,漁山以其畫名定會引起耶穌會的注意,成選擇培養的對象。 根據前述,我們認為,吳歷受洗的年代,當在有記錄的他開始與教徒及神甫交往的日期即 1670年後,但絕不會早於他有表字之前。 三、抵澳年月 吳歷隨柏應理何時抵澳?陳垣認為: “至漁山之入耶穌會,在康熙廿一年(西一六八二),無異説,惟漁山往澳,李撰行狀謂在康熙廿年,李輯墨井集附柏應理傳則謂康熙十九年奉檄回羅馬,偕吳漁山先生首途,至澳先生不果行,偕上應有二十年三字,因十九年奉檄,廿年首途,較於事實為近。會士傳略載柏司鐸以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離澳,而無到澳之期。”51 方豪從陳垣康熙二十年(1681)説,而汪宗衍則主張康熙十九年(1680)説。其依據是陸希言“於康熙庚申之冬仲,追隨信未柏先生至其地”一語。康熙庚申冬仲即十九年十一月,西元為 1680年 12 據耶穌會的檔案資料,柏應理於 1680年 8月初啟程,10月抵達澳門。521680年 8-10月合陰曆康熙十九年七月七日至九月十日。庚申年有閏八月。 吳歷本人的詩文可印證上説。《嶴中雜詠》之二十四云:“每歎秋風磯”,可知其別子日期當在康熙十九年孟秋七月。 據西方史料,柏應理於 1680 年 12 月 4 日,乘坐葡萄牙船聖安東尼 194
  • (SantoAntonio)號53離開澳門。那麼陸希言“於康熙庚申之冬仲,追隨信未柏先生至其地”一語不是有了問題嗎?可能的情況是,柏應理攜同吳歷於 10月抵(耶穌)會並根據北京的傳教士要回擊這個火爆的多明我會人的陪同下,他 1681年 5712月 4日 58啟程。畢嘉反理。 討與破解,對傳教史、文學史、美術史、澳門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均澳,陸希言稍後而來,因為“追隨信未柏先生至其地”不一定就是同行,可以理解為“追蹤尾隨”而來,因而陸希言本人可能是“於康熙庚申之冬仲”抵達澳門的。彭廷卡(Francois Bontinck)經過研究後認為: “陪同他(柏應理)的有 4或 5個中國學生。54這是在他的一再堅持後,副省會長南懷仁才批准他帶着他們同行的,準備讓他們在歐洲入教宗保羅五世授予的特權予以晉鐸。 他們原定於 12月啟程,但在 10月初,新任副省會長畢嘉收到了閔明我(Domingo Navarrete) 55於 1676年在馬德里出版的《中國王朝歷史、政治、倫理與宗教論》一書的第一册。56這迫使士的誹謗。畢嘉於 12月初火速趕回澳門,竭力勸阻代理人推遲其行期,以便可以帶走耶穌會對他們攻擊的反擊文件。柏應理與視察員長時間地審度了副省會長提出的勸告的利弊,終於決定推遲 1年行期。最後,在兩個準備入會和接受鐸品的年輕華對其他人同行。”59 未獲准同行的便是吳歷和陸希言。畢嘉禁止二人隨柏應理前往歐洲的理由容後敍述。 總之,我們認為,柏應理一行於 1680年 8月初啟程,10月抵達澳門的説法比較合 四、赴澳及滯留原因 漁山為何以知命之年赴澳及滯留學道,是吳歷研究中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它的探具有重大意義。 《嶴中雜詠》之二十九云:“西征未遂意如何,滯澳冬春兩候過。明日香山重問渡,梅邊嶺去水程多。(原註:柏先生約予同去大西,入嶴不果)” 為何至澳不果行,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首先需要從吳歷赴澳的大背景説 195
  • 起。 大背景是中國教會的本土化。它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同時代的本土化內容又有所不同。明末來華的利瑪竇所奉行的文化適應政策,實際上是基督教第三次入華本土化的起始。利氏除了尊重中國人的習慣,允許中國教徒祭祖敬孔,還積極吸收華人入教,並努力培養和使用中國本地神職人員,有力地推動了天主教的本地化,但在利瑪竇時代,未產生過一個華籍神甫,其原因是前述的神甫候選人在教時間太短。在利瑪竇時代,本土化只是一種擴大傳教影響的措施。 在中國傳教團上升為中國副省後,澳門仍然屬於日本省。準備入華的西方傳教士在那裏一般要停頓數月至數年,學習漢語或擔任其他工作。60為了培養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於1610年繼利瑪竇出任中國傳教團的會長,根據他的切身經驗認識到,從年輕人中培養神甫困難重重。年輕人不難學拉丁文,但要找到合適的人選實非易事。他們不能按照耶穌會的傳統,像歐洲的名門望族內尋找培養人那樣,在中國挑選同樣的人才。對華人來説,的兒子去學習一門無益功名的外語,些人學習教會的工作語言——拉丁文有困難。諭還給予了中國傳教團③允許將來的中國神甫以漢語文言作彌撒和朗誦作聖事的《司鐸課典》。史稱華籍傳教人員,1608年在江西成立了南昌公學。其目的是,先為年輕人教授拉丁語,然後送他們去澳門深造。61 後在科舉取士是唯一的仕途,父母不會允許自己然後當不能成家立業、傳種接代的神甫。誠然,可從孤兒或窮人孩子中尋找培養對象,但這些人即使晉鐸後也很難建立威望。中國人都信奉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年輕人是否能執行教會的獨身規定也是教會的一大擔心。因此,從年歲已長、功成名就的文士中物色對象似乎是必選之策,但也有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即這 面對這樣的困難,龍華民在出任中國傳教團會長後不久,便於 1610 年11月 23日致函耶穌會總會長,企圖説服他放棄從華人中培養神甫的想法。 1613年,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以首任中國傳教團代理人的身份赴羅馬,其主要任務是要求將中國傳教團從日本省中分離出來和討論教會本地化的問題。1615年 6月 7日的教宗簡諭《Romanae Sedis Antistes》將中國傳教團升格為中國副省,並正式脱離日本省。教宗簡下述三項特權:①在聖事中可以有一個司祭;②可將聖經翻譯成漢語文言; 196
  • “保祿五世特准” 金尼閣在教皇處獲得的特許,雖是解決本地化的一個權宜之計,但畢竟是邁出了一大步。至此,經典的漢譯成為了教會本地化的關鍵。如果沒有供將來華籍神甫使用的漢譯經典,本地化便無從談起,要實現本地化將遙遙無期。 一計劃。 1659年9月9日,教宗亞歷山大七世(Alexandre VII)必理解拉丁文經典的神甫。史稱“亞歷山大七世特准” 山大七世特准”晉鐸了兩名印度支那在俗傳道員。這為後晉鐸華人開創了先例。 清初,楊光先發起“曆獄”。63此案不僅累及駐京教士,在華傳教事業的全局亦遭嚴重摧殘。各省督撫奉旨拘拿教士,查禁堂宇,禁止傳習天主教。時,傳教事業跌入低谷。 是“保祿五世特准”的實施。 在所有傳播我們聖法的國家的做法那樣,選擇當地人培養神甫和傳道員,因接着,發生了明末 1616-1617年間的南京教案。62面對歐洲傳教士被驅逐至澳門的事實,耶穌會更加意識到了培養本地神甫的重要性。明清鼎革之際,由於戰爭,交通阻塞,無法着手進行此1658年,教廷派遣了法籍的宗座代牧來遠東,傳信部還授予了他們晉鐸土著神甫的權利。因此,使用本地語言舉行宗教儀式的問題再次提出。鑒於德國代表斯籌爾(Schorrer,S.J.)神甫提出的東方人學習拉丁語的困難,傳信部秘書阿爾布利兹(Albrizzi)孟席認為,使用本地語言舉行宗教儀式是培養本地神職的唯一途徑,於是在 1658年 8月 6日提請全體樞機委員會審議是否請求教廷豁免中國和印度支那本地人士使用拉丁語進行教儀。9月 24日,樞機委員會專門討論了東印度和中國的情況。阿爾布利兹孟席責成宗座代牧執行1615年3月26日的法令。頒佈《來自宗座(Super Cathedram)》教諭,允許宗座代牧可以晉鐸那些可以朗誦、但不1668年,莫特·藍培(Pedro de La Motte·Lambert)孟席根據“保祿五世特准”和“亞歷來 頓 謫居廣州的 25位教士(3位多明我會士,1位方濟各會士,餘皆耶穌會士)召開了中國教史上著名的“廣州會議”,除了“禮儀”問題之外,再次集中討論了本地化,尤其 1667年上半年,在京的利類思,安文思和南懷仁致函在廣州的各位神甫,提出了對本地化的 9條看法,即“保存和發展本(中國)基督教社團之要點”:“1.為保存和發展本基督教社團,我們認為,必須如同各位使徒和聖人 197
  • 為如果沒有本地人,很難保存基督教社團,更不用説擴大它了。這在遠離歐),主要的彌撒如聖誕彌撒(Natal)、四旬期彌撒(Pasc本傳教手冊》,使其更加簡明,便於施華人神學院。 洲、對外國人封閉的中華帝國尤為重要。即使國王允許歐洲司鐸傳教,此次風雲過後,要皈依民眾,也有必要這樣做。 2.可從中國內地、澳門和馬尼拉的居民,選擇神甫及傳道員的人選。 3.鑒於學習拉丁文的巨大困難,司鐸不必學習拉丁語,只要是華人文士,為此,最好各位神甫提出自己所瞭解的具備這個條件的人選。 4.首先設法為有能力司鐸的修士生晉鐸。 5.將彌撒程序(Ordo Missaeua)、五旬期彌撒(Pentecoste)、聖母升天彌撒(Ascensao)、安息日聖母彌撒(Nuestra Senhora em Sabbato)及普通的使徒彌撒 (Apostolos)和殉道者彌撒(Martyres),悔罪經(Confessores)、貞女(Virgines)及寡婦(Viduas)經和已亡日課(defunctos)翻譯成漢語,同時還要翻譯《日行聖事。還要翻譯一些訴心簡要(casus de conscienza)。這是本傳教團所特有的情況。此外,還要翻譯司鐸課典(B revi ario Romano),不譯全部,僅譯早禱(Nocturnas)、普通的使徒(Apostolos)彌撒和殉道者(Martyres)彌撒、悔罪經(Confessores)、貞女(Virgines)及寡婦(Viduas)經之類的簡短禱告。在創立基督教社團的初期,要盡力而行。請求教宗批準,起初時,在神甫的晉鐸中豁免進行教皇簡諭和其他的禱告。聽説本副省曾獲得教宗的準許,可以用漢語作彌撒。 6.此事的開始時,維持這些神甫和傳道員的費用最好由本副省負責,因為一旦他們安排進去了,便無此必要了,因為基督徒會瞻養他們。 7.宜派遣一、雨個神甫前往馬尼拉,在有可能的情況下,設法在該城成立一所8.目前絕對不宜有任何神甫潛入,這會帶來巨大損害,完全打消我們的一切希望。亦不宜作任何辯駁。要作,也要等待國王 64親政之後。在未得到關於本朝廷情況的通知之前,千萬勿輕舉妄動。這是我們對閣下的建議,請副省會長大人定奪。”65 在南懷仁的主持下,利類思等開始翻譯教儀典禮用的經典。 1667年年底,魯日滿寫了一個很長的備忘錄66,極力主張在教儀中使用漢語。 1666 年 10 月,殷鐸澤(Prosper Introcetta)被在廣州的傳教士選為出 198
  • 使羅馬的代理人。他於 1671 年 12 月 10 日向教皇克列芒十世(Clemente X)樞機委員會於 1672年 2月 15日決定不接受殷鐸澤的請求,為此,殷發言:“教皇命我為司鐸何意乎,恐大西人在中國,統,神甫必須使用拉丁語做聖事,而華人學習書。留在北京的耶穌會會大七申陳,請求實施“保祿五世特准”,豁免一些準備晉鐸的中國神甫的條件,主要是有教會算作重婚的中式婚姻狀況,以及完全批准《司鐸課典》。殷鐸澤的請求轉到傳信部處理。滿足殷鐸澤的請求等於實施給與中國教儀的特准,因此全體鐸澤奮筆疾書,於 1672年 3月 24日向傳信部提交了一份長達 20頁的《情況報告》。674月 4日,全體樞機委員會將其轉交 1658-1660年間曾處理此事的樞機委員會論處。 在等待結論期間,殷鐸澤從耶穌會總會長奧利瓦(Gianpaolo Oliva) 68處獲得了可以接納年長文人入會的許可,條件是必須獲得 2/3傳教士和視察員的同意。 樞機委員會於 1673年 7月 30日審查後認為,“亞歷山大七世特准”已經解決了學習拉丁語困難的問題。這一決定意味着殷鐸澤使命的失敗。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康熙帝親政後,於康熙八年(1669)制裁了楊光先,始為蒙冤的教士平反,恢復對他們的任用和禮遇。直到 1670年,康熙才頒佈開釋傳教士的上諭。雖然准許各歸本堂,卻不准許添立教堂,也不准華人入教。傳教終歸又可以合法展開,但卻受到諸多限制。因此,耶穌會認識到,“曆獄”後的天主教教會的本土化已是一個事關教會生存的問題。如果再生教案,外國傳教士仍擺脱不了被禁止、被驅逐的命運,而華人神職人員可被禁止,但不會被驅逐。教會靠他們仍可維持在華已取得的傳教陣地,等待形勢好轉。漁山晉鐸後曾坦或有致命之日,則中國行教無人也。”69神職人員的本地化乃天主教在華生存、將來發展的關鍵步驟,具體措施是加速培養本地神職人員,使他們有機會出任主教和神甫。按照教會的傳拉丁語有困難,因此成為神職人員本地化的一大障礙。如果批准以漢語作儀式,培養本地神甫便事半功倍了。因此,耶穌會在羅馬力爭,要求批准用漢語進行教儀。為此,必須作必要的準備,即翻譯經士開始了此項工作。 耶穌會於 1670年在北京出版了《彌撒經典》。儘管梵蒂岡認為“亞歷山世特准”已經解決了學習拉丁語困難的問題,在京的傳教士並不認為“保祿五世特准”不再適用。因此,他們有意在《彌撒經典》漢語版前加了一個 199
  • 拉丁文封頁: 《羅馬彌撒經本 教宗保祿五世欽准 格、柏應理、安文 穌會。至於公學,意見不同。葡籍教士認為,設立一所神學院,培養類思和畢嘉的文士,可按照“保祿五世特准”,予以晉鐸。對於為何選地人晉鐸的主要目的,這太難達到了!⋯⋯培養中國年養費用很高,我的經費無法維持; 耶穌會利類思神甫漢譯 1670年於北京耶穌會公學》 《彌撒經典》題記日:“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譯,同會恩理思、魯日滿、聶仲遷訂,值會南懷仁准”。1674年,《司鐸課典》問世。 1675年,《聖事禮典》刊行。 方豪敍説這段歷史説:“利類思又譯《彌撒經典》、《司鐸日課》、《司鐸典要》、《聖事禮典》,因一六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教宗保祿第五世,諭准將聖經及彌撒經等譯為中文,以便中國司鐸得以中文獻祭、施行聖事,利氏為應此需要,故譯述上列各書。實因當時極需年事稍長者晉任司鐸,以利傳教;但成年人不易精研拉丁文;又因清初中國教會局勢不安,西洋教士時有遭受驅逐的危險,因此羅馬方面頗有意成立一中國禮教會,但不久即產生若干通曉拉丁文的中國司鐸,此一計劃遂未有實施。”70 1678年,耶穌會總會長命令全體傳教士匯報所有可以晉鐸的華人人選和可以設立一所公學的地點。大部分傳教士贊同晉鐸華人,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先入耶年輕人學習拉丁語,然後送往澳門深造,是保障葡萄牙保教權的一個重要措施。另一部分人對葡萄牙保教權有異見的非葡籍教士,如南懷仁、利則認為,公學應該教授漢語文科。公學可以設立在內地的某所住院內,培養年輕人。至於年長擇年長者,而不選擇年輕人加以培養,中國教會當時的領導人是有過一番深思熟慮的。伊大仁(Bernardo della Chiesa)於 1686年 10月 28日致西博(Cibo)樞機函中有詳細分析説明: “至於聖職部要為本輕人有如下困難: 1.很難找到培養對象; 2.培3.這是會引起風波的事情; 200
  • 4.在當地要找到一個學成之後而放棄婚姻的人難於上青天; 5.這些培養對象,如同所有基督徒,家境貧寒,即便晉鐸後,也缺乏生計。”71 針對華人神職很難守誓獨身的情況,他又於 11月 2日進言教宗,要求批准為有婚姻史的人晉鐸: “除了那 4 個入了耶穌會的人 72可期待他們有所毅力外,晉鐸其他人將十分困難。我遇到過晉鐸的合適人選,但有一個條件,為他們晉鐸可不授予職稱,並使用他們的語言。因為他們都結過婚 73,要讓他們針對他們的妻子,耶穌會早已物色符合這一標準的人選,尤其注意已結過婚的中其主發貞節願。如果教皇陛下能豁免此點,為本地人晉鐸不難,否則我認為難之又難。”74 實際上,年文人。漁山最符合這些條件,自然被選中。 在其副省會長任期屆滿之前,南懷仁準備派遣一代理人前往羅馬,要任務是獲得教廷對各種經典漢譯的核准。 1679年,柏應理被選為代理人,出使羅馬。據目前掌握的史料,他選擇的同行者是 4 人,兩老兩少。兩老為吳歷和陸希言,兩少是沈福宗75和至雅加達退回的那人。 吳歷和陸希言的任務是,在教廷審核譯文時,協助潤色、定稿。由兩個年長的華人文士進行這一工作可提高文本的質量,並顯示耶穌會人選的質量。 由於“禮儀之爭”的公開,耶穌會意識到,“譯名之爭”76將再次興起,不可能再討論和批准經典漢譯,教會本土化將不可避免地推遲,因而吳歷和陸希言的西行失去了意義,於是將他們留在澳門學習一段時間。 此為吳歷和陸希言隨柏應理前往歐洲不果,留澳學道及後來晉鐸的大背景。 吳歷本人言“柏先生約予同去大西”,但未言去“大西”何幹。“柏先生約予同去大西”一語給人的感覺是柏應理約吳歷遠遊歐洲,似乎是一項個人計劃。實則不然,我們已經看到,它是耶穌會的一項極具戰略意義的組織計劃。 除了上述潤色的任務外,還有一種可能是,吳歷和陸希言已老成,隨柏應理到歐洲,經過一段加速培養,為他們晉鐸,回華馬上便可傳教,因為當時中國尚無主教,澳門主教也空缺,無法為其晉鐸。 201
  • 畢嘉是“廣州會議”25個教士之一,參加過對此問題的討論。他對其重要性瞭如指掌,可他為何突然改變了態度,禁止吳歷和陸希言隨柏應理前往歐洲? 表面的理由是,二人均年過半百,難以承受“如此漫長和麻煩的航行”。77即李杕所言“院長某請 於是西行之意絕。”78漢文本時提供文字潤色,任何一種歐洲語言都是有困難的,無法學道的直接原因。 1997 年,第 123-140 頁;《吳漁山為修載於《文化雜誌》,第 43期,2002年,第 169-187頁;《 於《文化雜誌》,第 47期,2003年,第 111-118頁等留修省,免數萬里跋涉之勞,但其隱因是由於禮儀之爭的公開化,耶穌會察覺到柏應理的使命將嚴重受阻。吳歷和陸希言原來的主要任務是在教廷審查經典的此時他們赴歐已無意義。他們要學習達到晉鐸的基本條件。這是吳歷留澳畢嘉只允許沈福宗等“兩個年輕的華人”79伴隨柏應理前往歐洲。其中一人至巴達維亞(Batavia) 80隨伊大仁回返,只有沈福宗堅持陪同柏應理作歐洲之行。但他又不能將吳歷和陸希言二人退回中國81,於是將他們留在澳門學習。這便是吳歷“入嶴不果”的前因後果。 耶穌會以紀律嚴明著稱,幾乎是個半軍事化的宗教組織,因此,吳歷不能透露其滯澳的內情,以“入嶴不果”四字將這段隱史一筆帶過,致使其滯澳學道的真正原因隱沒了幾百年。 註釋: 1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年初版,1980年再版。 2 《吳漁山(歷)研究論集》,香港崇文書店,1971年。 3 章氏研究吳歷的著作繁多,主要有《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 1995年;《澳門歷史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及澳門文化局,2002年。論文有:《吳漁山的澳門詩》,載於《文化雜誌》,第 7-8合期,1989年,第 102-107頁;《清代澳門詩中關於天主教的描述》,載於《文化雜誌》,第 21 期,1994 年,第 149-159 頁;《吳漁山天學詩研究》,載於《文化雜誌》,第 30 合期,士前與佛道兩教的關係》,載於《文化雜誌》,第 44期,2002年,第 157-166頁;《吳漁山的明遺民形象》,吳漁山的繪畫與天學》,載。 202
  • 4 葡 nging ofthe Sity of Hawaii Press,1993。近期作者在此書的基礎上,又發表了“Wu Ly,1122.3,2002,pp.506-519。此外,作者還有 The C Cu Li:His Life,His Paintings(China),Yale University,1993 的刊本 Spring”,in Archives ofAsian 。英譯載於《華裔學志》,-Pamplona Ope, 1966; Jerome Heyndrickx, Philippe Couplet, S.J. 語學者有三份很淺顯的論文。5唯一的專著是 Jonathan Chaves,Siource:Nature and Godin the Poetry ofthe Chinese Painter Wu Li,Honolulu:Universi(1632-1718)and the First Chinese Christian Poetry”,in Journal ofthe American OrientalSociethinese Painter as Poet,New York,hinaInstitute Gallery,China Institute:Distributed by Art Media Resources,2000. 6 除了單獨論文、百科詞條外,專著有 Lin Xiaoping,Wu Li(1632-1718):His Life,His Paintings,Lanh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America,2001。這是同一作者博士論文:W 。刪節了相當的論畫部分,但保留了涉及吳歷生平的章節。之前,林氏曾發表一論文“Wu Li’s Religious Belief and A Lake inArt,40,1987,pp.24-35. 7 仍以陳垣的《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周年紀念》英譯為主1938年第 3期,第 130-170頁。 8 José Maria Gonzalez, El Primem Bispo Chino Excmo. Sr. D. Fray Gregário Lo, o Lopez, O. R, Villava(1623— 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0; Nol Golvers (iUipit), Francois de Rougemont, S.J., Missionary in Ch'ang-shu (Chiang-Nan):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1674—1676) and the Elogium,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1999. 9 Francois Bontinck, La Lutte Autour de La Liturgie Chinoise Aux XVIIe et XVIIIe Siecle,Louvain,Nauwelaerts Paris,Betarice-Nauwelaerts,1962.這是迄今不同為止研究“教儀之爭”的最優秀著作。“教儀之爭”與“禮儀之爭”是兩個截然的歷史事件,許多研究者將其混為一談。“教儀之爭”牽涉至教會經典的翻譯,由此繁衍出“譯名之爭”,後成為“禮儀之爭”的三個主題之首。 《陳垣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 2卷,第 300頁。 11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中冊,第 208頁。 12 是前置詞“de”和單數陰性定冠詞“a”的縮合形式。 3 當時10的習慣是為受洗者取葡語或西班牙語聖名、姓氏。如有教父者,則繼承教父姓氏。至少會續用授洗神甫的姓名。參見 Pascal M.D’Elia(德禮賢),Catholio Native Episcopacy in China:Being An Outline of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lergy:1300-1926( 《 中 華 本 國 主 203
  • 教》),Shanghai:T'Usewei Printing Press,1927,p.19,note 1. 里斯本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49-IV-63 鈔件,舊編碼:第 215 詳見金14部分,第 9頁反面,新編碼:第 281頁反面。 國平、吳志良:《方濟各沙勿略及其“中國計劃”》,載於《東西望洋》,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第 374-375頁。 16 恆慕義:《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台北:南17 關於其生平,除了費賴之、榮振華及方豪的傳記外,還可見《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Biográfico-Temático)》,羅馬-馬德里,2001 年,第 3 冊,第 2,390 頁。從 1684 年 12月起,便開始討論為他晉鐸的問題,參見《中國方濟各會會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1年,第 2卷,第 876頁。 》,羅馬,1954年,第 5卷,第 69及 92頁。 18 方豪漏譯了“聖”字,原文是“desde ni recevióel Sto.(聖)Bautismo,⋯”,參見《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第 204頁及 JoséMaría González,前引書,第 203頁。 原文如此。應為 57 之誤。據陳垣:《吳漁山年譜19》,1688 年,吳歷時年 57 嵗。參見《陳垣學術論文集》,第 2卷,第 302頁。 20 尚有許多異體,均來自西班牙語姓氏 Ib ez。關於其生平,除了費賴之、榮振華及方豪的傳記外,還可見《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第 4冊,第 4,012頁。 21 羅文藻 1688年 10月 3日致各位樞機函,參見 JoséMaría González,前引書,第 202-203頁。 22 同 193頁。 上註,第23 同上註,第 187頁。 24 同上註,第 213頁。 25 具體地點目前有澳門及杭州二説。筆者將另文考證。 26 當時有 5 位樞機,其生平可見 François Bontinck,前引書,第 244 頁,註釋45、46、47、48及 49。 方説有誤。巴西略的對音是 Basílio。Blaise來自 São Blaise。São Blaise亦稱 São Brás。西班牙語作 San Blas。在西方被尊為嗓子的保護神。其紀念日為 2月 3日。劉蘊德姓名的西班牙語寫法是“Blas Verbiest”,參見《中國方濟各會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第 228頁。 榮振華(Joseph Dehergne):《在華耶穌會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下冊,第 713頁。 《耶穌27 費賴之(Louis Pfister)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 中華書局,1995年,上冊,第 403頁。 28 會志》,佛羅倫薩,1936年,第 3卷,第 784頁。 29 30 31 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第 3冊,第 2,390頁。 32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 2卷,第 244、245頁。 204
  • 33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第 204頁。 榮振華,前引書,上冊,第 168頁。 高華士,前引書,第 416頁。 同上註,同頁。 高華士,前引書,第 416頁。 耶穌會第五任會長,詳見《天主教百科全書》,佛羅倫薩,1949年,第 2卷,第42-243頁及《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第 2卷,第 1,614-1,621頁。 François Bontinck,前引書,第 389頁。 同上註,第 272頁。 同上註,第 273頁。 同上註,第 282頁。 34 《清代名人傳略》,第 2卷,第 876頁。 35 《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第 4卷,第 4,051頁。 36 37 38 39 高華士不知這是陳垣的考證。 40 41 242 43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 2卷,第 252頁。 44 45 46 47 同上註,第 275頁。 48 同上註,第 275頁。 49 同上註,第 289頁。 其詳細生平,參見方豪,中冊,第 7150 -80頁。 51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 2卷,第 246頁。 ç1679年被選為副省的代理人。他以此種身份於 1680年 8月前往澳門,10月下月抵達那裹。”Francois Bontinck,前引書,第 199頁。 方豪稱荷蘭船,不知所據,參見《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第 181頁。實情況是,在爪哇遇到海難後,他改乘荷蘭船。 從現存資料來看,有吳歷、陸希言和沈福宗。 中國傳教史上,曾有兩個閔明我。“閔明我殆為(Dominique Navarrete)52 Jerome Heyndrickx,前引書,第 126 頁。Fran ois Bontinck 認為是“柏應理於半53 際54 55 之漢姓名,Grimaldi神甫頂替其人,因而承襲其名”。參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第 369頁。 J.S.Cummins,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81688,Cambridge,Akluyt Society,1962,2v and A Question of Rites:Friar omingo Navarrete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Aldershot Brookfield,S冊56 —D cholar Press Cop.,1993. 57 應為 1680年。 58 方豪稱 12月 5日,不知所據,參見《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第 181頁。 59 François Bontinck,前引書,第 199-200頁。 魯日滿於 1670年 11月 5日致殷鐸澤函,參見 H.Bosmans,“Lettres inédites de Francois de Rougemont ”, in Analectes Pour Servir à L ’ histoire Ecclesiastique de la Belgique,39,1913,p.25. 60 205
  • 61 François Bontinck,前引書,第 232頁。 62 國外的專門研究可見:Edward Thomas Kellym,the anti-Christian Persecution of 1616—1617 in Naking,Ann Arbor,UMI,1971 和 Isabel Alexandra Muta Pina, "A Residência Jesuíta de Nanquim: das Origens à Restauração (1599—1633)", Texto policopiado, Tese de mestrado,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e da Expanção Portuguesa, 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 1999. 關於這個問題的最新研究,可見趙殿紅:《“康熙曆63 獄”中被拘押傳教士在廣州的活動:1662-1671》,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 6月。 康熙。 耶穌會羅馬檔案館(ARSI),漢和檔(Japonica-Sinica)124,122r-v。 Biblitoeca Vittorio Emmanuel,Fondo Gesuitico.Ms.1257.n029. 刊 本 見 H.Bosmans,Documents Rel64 65 66 atifs a la Liturgie Chinoise. Le Mémoire de Francois de Rougemont à Jean Paul Oliv . Analecta Bollandiana, XXXII, 1914, app. 274—293. Archivo SC6 PF.,SRCS,1(1623—1674)f.574—582.另見 Biblioteca Vittorio Emmanuel,Fondo Gesuitico. 耶穌會第 11任總會長,其詳細生平事跡參見《耶68 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第 2卷,第 1,633-1,642頁。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 2卷,第 308頁。 《中國69 70 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第 85-86頁。 71 《中國方濟各會會志》,第 5卷,第 118-119頁。 劉蘊德、吳歷、萬72 其淵和陸希言。 73德、萬其淵未婚。這裏有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如果此言屬 據羅文藻的報告,劉蘊實,陸希言也結過婚。 745卷,第 120頁。 《中國方濟各會會志》,第5 7ois Bontinck,前引書,關於柏應理與沈福宗在歐洲的詳細情況,可參見 Franç第 198-228頁;Theodore N.Foss,“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C.and Michael en Fuzong,1683-1692”, omSh in Jer e Heyndrickx,前引書,第 121-140頁;《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第 200-202 頁及韓琦:《17、18 世紀歐洲和中國的科學關係——以英國皇家學會和在華耶穌會的交流為例》,載於《自然辯證法通訊》,第 19卷,總 109期,1997年,第 3期,第 47-48頁。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台北:光啟出版社,1961年,第 88-91頁;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 3頁,正文第 15及 20-29頁;顧衛民:《76 中國與羅馬教廷關係史略》,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 52-54頁及 Isabel Pina,“Jo oRodrigues T uzu an Terminology in China”in O Bulletin ó ria de Al éunho 2003,pp.47—71. ã çand the Controversy over Christiof Portuguese Japanese Studies,Centro de Histm-Mar,Universidade Nova, Lisboa,Volume 6,J 206
  • 77 畢嘉 1681年 12月 20日致總會長函,ARSI,JS,163,166r。 李杕:《墨井集》,上海:1909年,卷一,第 2頁。 79函,ARSI,JS,163,166r。 12月 20日致總會長函,ARSI,JS,163,166r。 78 畢嘉 1681年 12月 20日致總會長80 今雅加達。 81 畢嘉 1681年 207
  • 208 夏泉、徐天舒* 文化教育上的“雙軌單行”,造成近代澳門華人教育總體上仍很落後。 在近代子褒可謂是承前啟後的一位。陳子褒既是近代澳門著名的有重要貢獻的改良教育家,也是澳門近代教育的先驅。但學術界對陳子褒與澳門華人教育的研有的研究成果除少數外,大多為介 所説:“歷史所關心的事應大 子褒在澳門的教育活動 須對陳子褒的生平有一個簡要的介紹。陳子褒(1862- 東新會外海人。陳子褒早年就“奕救陳日1899年,他回到澳門決心以改革小學教育為救國、立國之本。自此,陳子褒展做 * 前 陳子褒與清末民初澳門教育 自 16世紀中葉以降,澳門雖一直處於中西文化交流的要衝,但由於澳門1澳門教育史上,稱得上教育家的屈指可數,在為數不多的教育名家中,陳究與其在澳門教育史上的地位仍不相稱。已紹性的。2正如美國史學家歐文·V·約翰寧邁耶大超越行為和事實。”3因此本文關注的重點在於陳及其對於清末民初澳門華人教育的影響。 在展開論述之前,仍1922),名榮袞,號耐庵,別號婦孺之仆,廣奕有文名”,1893 年與康有為同應鄉試,名列康有為之前,對康氏經國民思想大為嘆服,於是入萬木草堂,成為康的入室弟子。受康有為影響,子褒參與維新變法運動,及至戊戌政變,遂東渡日本考察教育。陳子褒得本教育家橋木海關的引導,仔細考察了日本神戶的小學教育和平民教育狀4況。在澳門從事華人教育活動長達 19年,為澳門華人教育的改良、普及與發出了傑出貢獻。 者為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副教授,後者為暨南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 (一)子褒學塾的創辦 1899年,經過對日本數月的考察,陳子褒得出一個重要結論:“一國之強弱,系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乎教育。中國教育古法,唐宋以後,日即泯沒。有明以來,以八股取士,於是垂髫之子,入學就傳,即諷讀深奧文字⋯⋯袞心焉非之久矣。去歲漫遊日本,獲彼都之人士,求所謂師範校長、小學校教員者,叩以教育宗旨,與夫一切條理,愈恍然於中國教育既失其本,複遺其末,非全行改革,無以激發國民之志氣,濬淪國民之智慧。”5由此可以看出,陳子褒在澳門創辦學塾的初衷在於改革明清以來的八股積弊,發展教育,培養人才,以改革教育為強國之本。1899 至 1900 年,陳子褒並沒有急於創辦學塾,而是“就開平鄧氏專聘於澳門荷蘭園第三號”。在這兩年時間裏,陳子褒一方面深入瞭解澳門社會和澳門教育,另一方面為創辦子褒學塾做充分的前期準備。1901年,陳子褒與其弟陳子韶自立門戶,在澳門荷蘭園八十三號創辦子褒學塾,設帳招徒授課。6這是澳門最早的具有改良性質的學塾。 可以説,子褒學塾的創辦是各種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客觀上,1898年維新變法運動失敗,清政府大肆收捕維新派人士,維新派家屬亦受到牽累,澳門因其特殊的地位而成為暫避政治風險的港灣。隨着居澳華人的增多,進一步發展澳門華人教育,設立更多的學校,成為澳門社會迫切的需要。而當時澳門官立教育以葡文為主,華文教育不受重視,華人入讀官立學校的機會極少,直到 1911年才注重華文教育;基督教(含天主教、新教)在澳門的教會教育事業亦發展緩慢。因此創辦新的教育設施的任務就落到了寓居澳門的維新知識份子的肩上。主觀上,陳子褒具有辦教育的條件和強烈願望。早在 1890 年,陳子褒就曾於廣州六榕塔後的友石齋及芥隱堂設館授徒。1893年到 1895年在萬木草堂期間,陳子褒經常在雙門底(今廣州北京路)聖教書樓閲讀西方書籍,並開始學習英語。他在學習英語過程中發現,英語啟蒙課本從雞、犬、貓等通俗易懂的日常用語學起,遂“恍然於大學中庸窮理盡性諸奧義之未適宜於童蒙時期。”7於是決定從改革教材入手,改良教育。1895年,陳子褒編寫發行了具有啟蒙教科書性質的《婦孺須知》。維新運動期間,陳子一、子褒學塾與澳門教育 209
  • 褒感於維新人士“皆惟朝廷是賴”,“目光向上”而不知“國本在下之理”,決從改革基礎教育做起,編寫《婦孺淺解》、《婦孺八勸》、《婦孺入門書》、《幼》等啟蒙讀本。維新變法失敗後,大多數逃亡海外的維新人士奔走於政治舞台,而他在日本卻從小處着手,潛心考察小學教育。從以上可以看出,陳褒具備了較豐富的辦學和教學經驗,同時又具有強烈的改良教 的願望。這樣子褒學塾的創辦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二)子褒學塾對澳門教育的影響 首先,子褒學塾創辦之初,規模雖小,發展卻比較快,成為澳門華人教育發展的榜樣。下表基本反映了子褒學塾創辦 10年來學校的發展情況: 表 1子褒學塾的學生人數(1901-1910) 隨着學校的發展,原有校舍不敷使用,陳子褒籌措經費,遷建新校於龍嵩街。新校的建設激發了學生們的熱情,他們都為學校的日益發展壯大感到自豪。學生周文剛在他的《新校記》中説道:“懿彼一校,實具四美,其視舊校之湫隘囂塵,沖樑暑汗,侵棟魚鼠,危樓嚴牆,為何如乎。此一遷也,校地日以廣,衿(?)日以盛,聾聵日以振發,教思日以磅礴,實為本校擴充之基中。”另外一個學生鍾榮真則對新校舍大發感慨,“及登其樓也,規模龍象,課堂寬廣,西南之風,徐徐而來,且宿舍井然,大有可觀⋯⋯南灣在目,憑欄遠眺,日則襟山帶水,帆檣雲集,夕則天風海濤,數星漁火,流覽所及,感慨系之,餘意天下之所謂樂事者,此亦其一也。” 校舍的規模景象以及子褒學塾優良的學風吸引着澳門無數莘莘學子。正如陳察吾先生所言:子褒門下,“一時學風之美,人才之多,譽滿南國。歐美澳非各洲華僑遺子弟來學頗多。”10 其次,子褒學塾開辦之初兼招女生,首開華人辦學男女同校之先河。清末發展女子教育都實行男女分校的方式,直到辛亥革命以後,男女同校的限制才有所鬆動。澳門華人向來比較保守,大多讓子弟接受傳統的中文教育。定稚子 育8 9 210
  • 受“男女有別”傳統觀念的影響,澳門華人辦學多承襲內地傳統,多數實行男女分校。子褒學塾實行男女同校無疑開風氣之先,打破了澳門華人男女同的禁區,以實際行動衝擊了中國封建傳統的教育觀念,推動了澳門華人教育的發展。 再次,子褒學塾在教學和管理方面對澳門華人教育起着示範性功能。澳門華人所辦學校一向不為葡澳當局所承認,華人辦學既得不到政府補助,又得不到政府管理上的指導,這就使澳門華人教育處於分散雜亂、管理無序、各自為政的狀態,從而直接影響澳門教育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子褒學塾的學生自治管理、教材的編寫與推廣、教育內容的變革,對其他學塾起着示範性功能。崔師貫在《陳子褒先生行略》中提及:子褒學塾“教科採圓周法,不為強灌,以養成學徒自動力為主,教化大行,信徒日眾,每有母子同堂受業者,時省學務處猶未設立,內地興學者,皆來取法,澳門一隅,教育遂為全粤冠。” 陳子褒所編教材在澳門廣為流傳,眾多學塾甚至廣州的嶺南學堂亦派人與子褒學塾進行交流。 最後,子褒學塾為澳門乃至內地和海外培養和輸送了大批人才。如為澳門和內地培養了大批適合社會需要的師資和工商人才,為澳門地方教育、文化和經濟的發展提供生力軍,嶺南第一才女冼玉清、嶺南大學第一屆華人副校長李應林、著名教育家廖奉基及嶺南大學教授陳輯五、陳仲偉,和同盟會女會員許劍魂、梁國體、陳秉卿、尹淑姬均畢業於子褒學塾。 校11二、陳子褒與澳門平民教育、婦孺教育 (一)陳子褒與澳門平民教育 20世紀初,澳門社會華洋雜處,貧富差距甚大。平民階層在當時被稱作草根階層,他們終年為生計奔波,清貧的坊眾子弟苦於無就學機會。在官學不興的澳門,平民義學對於教育普及的意義就顯得尤為重要。陳子褒十分同情澳門清苦子弟,他在《半夜義學緣起》説:“黮黤黯黯,濛濛瞢瞢,惟天穹穹,籲而不應,惟地搏搏,可覓以求生,其今日之社會哉,之無僅識,遽役役而謀食,署名未諳,惟劬劬而服勤,牛宮馬磨,蓬首垢身,加以鹿豕之種,家教靡聞,豚魚之冥,險途輕蹈,其忍袖手哉。”12因此,陳子褒非常重視平 211
  • 民義學。他對於當時內地基督教會壟斷義學深感不滿:“仆曩者漫遊佗城,調查女義學若干所,皆教會創辦,外人主持,無一是我國人所立者,恧然久之矣。”13於是,他決心與學生一起創辦平民義學。陳子褒最早創辦的義學為佩根女義塾。1907年,陳子褒與學生潘良弼、梁伯揚、陳德蘭五人捐湊一百元儲於銀號作為基金。次年,聘師招生,因基本金太薄而暫收脩金。1909年,陳子褒的女學生彭佩弦家庭條件較好,畢業後自願就教於此塾。此後,學生律免費就學。為了維持義學經費,陳子褒與學生利用各種賣物會,捐物標價, ,陳子褒還於澳門高尾街創辦半夜義學於義塾。陳子褒的女弟子曹美瓊獨立支持陳子褒創辦的“贊化平民義學”最後兩年,在“贊化 再辦“維義義學”附設於她自己創辦的“維德女學校內”。曹美瓊還在學生畢業典禮上號召畢業生參加義教。15 陳子褒興辦的義學學風優良,成績卓着。在他的半夜義塾裏,“學子就塾,陰等之尺璧,求學有如追亡,肅靜整齊,成績頗着,教授諸子,其諸亦有樂於1617 18二)陳子褒與澳門女子教育 一賣物助興女義學。14除了佩根義塾外,以滿足白天為生計所迫而無暇就學的貧民子弟學習的願望。 受陳子褒的感染,陳子褒的弟子也熱衷於義學。如上述的彭佩弦自願就教平民義學”停辦後,仍不忍貧童失學,寸是與。” 不但學生努力,老師也樂意施教,這在當時的澳門是頗為難得的。 陳子褒長期以來一直重視平民義學的發展。據陳子褒的弟子冼玉清回憶,早在 1896年,陳子褒就著有《義學訓蒙條例》一書,對義學的辦學宗旨、目的、教學方法、設學規劃以及擇教延師等等都作了詳細的説明。 1919年,遷校香港的陳子褒更把興辦義學上升到救國救民的高度。他説:“義學者,救中國之命脈也。” 陳子褒一貫重視平民義學,打破了少數人對文化教育的壟斷,在澳門創辦的平民義學,如佩根平民義學、半夜義學、贊化平民義學及灌根勞工夜學等對澳門教育的普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倡行平民教育的教育家。 (婦女的解放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標誌,女子受教育的開放度又是衡量婦女解放的基本尺度。處於東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交匯點的澳門得風氣之 212
  • 先,成為全國最早進行女子教育的地方。1792 年,天主教教區主教施利華(Silva)創辦聖羅撒葡女童私塾。這是澳門女子教育之始。1834 年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tt)的夫人溫施黛(Wanstall)於澳門設女塾。該校後兼招男生,是澳門男女同校之始,亦是中國男女同校之始。19然蠢才多,國就衰。爾女子,亦國民,中國事,也須有一半無用人,中國所以日弱也。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誠哉斯言乎!⋯⋯然信如孟子之言,則二萬萬無教之女子,豈不與禽獸相近耶!乃國民不以為,反以為固,當如此如此也。嗚呼,豈不痛哉!豈不痛哉!”22由此可見,陳子 子教育看作是關係國運興衰的重要因素。在實踐上,陳子褒首開華人辦學男女同校的先河,創辦佩根女子義塾,支持澳門其他女子教育的發展,鼓勵學生畢業後從事師範教育和創辦女子學校。 第二,研究和改良女子教育。陳子褒在澳門設教,實行男女同學,他發現女生成績經常超過男生。後來,經過悉心觀察研究,他認為女生有四個特性是男生所不及的。一是勤。在未上課之前,男生大多在堂外遊戲聚談,女生則在室內琅琅誦讀以期在課堂提問中十問十答,這是女生較男生成績優良的主要原因。二是儉。陳子褒調查半年內學生的取物薄,女生大都在十元以內,男生一般達數十元。而且女生用於購買學習用品,男生濫購物品,毫無而,如前所述,近代澳門社會華人居多且多保守,教會所辦女學規模有限、普及不廣,所以澳門女子受教育的開放度總體而言並不高。20世紀初,澳門迎來了第一次興辦女學的高潮。這是與陳子褒倡興女學分不開的。陳子褒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研究和推行婦孺教育的教育家,他在《婦孺須知》中稱:“女子者,國民之母也;女學者,幼學之母也。”他對澳門婦孺教育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揭露女學不興的弊病,大力提倡婦女教育。早在 1901年,陳子褒作《女兒三字書》,呼籲男女平等,反對女子纏足,勸誡女子讀書明理關心國家大事。他説:“爾女子,宜讀書。不讀書,怎識字。不識字,怎明理。不讀書,怎教子。書不讀,是蠢才。知。欲知事,看新聞。國衰旺,爾有份。國勢弱,實可恥,教子孫,莫忘記,爾女子,宜勉之。”20他痛陳中國女子不讀書的弊病,他説女子不讀書就如“具花果之胚,而不澆以水,不能發榮而滋長也;含鸞鳳之姿,而困之於簽,不能翱翔而軒舉也。”21“中國有一大害,如女子不讀書是也。⋯⋯我中國四萬萬人,而有二萬萬不讀書之女子,是一半無用之人矣。之恥褒不僅重視女子教育,而且把女 213
  • 選擇。三是法。女生課桌、宿舍等井井有條,男生則雜亂無章、狼藉不堪。四是信。女生大多言而有信,每年的學費、年報費,女生如期交納。而男生以各種藉口,遲遲不交。至於給佩根義塾捐款,女生多七日之內陸續交訖,男生拖拖拉拉,甚至到期末也不繳交。23在陳子褒看來,女生的良好習慣應該引起主持教育者的重視。陳子褒對女子教育內容重刺繡、女紅表示反對。清末民初,女學逐漸開放,然而教育內容仍不過井臼縫紉刺繡女紅之類,教育目的不過是為了培養賢妻良母。他堅決反對辦學者這種捨本逐末、粉飾太平的做法,他説:“還觀我國,辦女學者以刺繡為必需科,而學子到門亦問有刺繡一科否。夫我國女學,今乃萌芽,於中西文科學,略窺涯涘,已耗時日不少褒與澳門小學基礎教育 。他視小學教育為“國本”,認為救國的首要工作就在於發展小學教育。他對學童喚醒之。”28他的這些教育思想迄今仍富重要的借鑑意義,因此,時人把他稱作“東方的斐斯泰洛齊”。在教育兒童方面,陳子褒還認為家庭在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教育應和學校教育,而尚斤斤於此粉飾太平無足輕重之刺繡,學子不足怪,怪在辦學者耳。”24另外,陳子褒還編輯發行大量適合婦女兒童閲讀的改良讀本,如《婦孺須知》、《婦孺釋詞》、《婦孺淺解》、《婦孺八勸》等。 (三)陳子楊壽昌在《陳子褒先生遺集序》中表彰陳子褒“以博學高才,獨約旨卑思,不騖高遠,從下層築起,拳拳研究於舉世所不經意之小學教育各問題,孜孜矻矻,垂三十年。”25陳子褒把主要精力和大部分的時間傾注於澳門的基礎教育當時初學兒童即須讀四書五經十分不滿,認為這樣的教育只會“泯沒性靈,虛度日晷”,不但不能“解其蒙”,反而“複加之以蒙”,兒童就學,不以為樂,反以為苦。他對西方的趣味教育非常感興趣,認為“凡教幼學,圖學最重”,兒童讀本應配以圖畫,以引起兒童的學習興趣。他主張小學教育應以兒童為中心,無論是教材還是教法都應該適合兒童的心理,如他説:“作八股者曰為古人立言,教小孩之讀本應代小孩立言。”26“初等小學教授法,千頭萬緒,其為本原之本原,則淺、少、緩三字訣矣。”27“學童者教師之師,如法者則學童首肯之,不如法,則有相互配合才能收到較好的效果。他説,澳門家長多不注意家庭教育,對子女“惟有擇某校學科完備者,某校教員認真者,某校管理著名者遣之入此, 214
  • 以為萬事皆休而父母之責任盡矣。”澳門社會嗜賭成風,許多家長在家中聚賭,“而其子女攢聚其側,恬不以為怪,且或導之。”他認為這種現象嚴重阻礙了子女的成長,因此他認為:“改良學校,猶易言也,改良家庭,不易言也⋯⋯有良家庭而學校事半功倍矣。”29 三、陳子褒所編教科書的特點及其影響 陳子褒一生所編蒙學教科書,據冼玉清統計共計 46種。可以説,陳子褒留給後人最有影響的教育遺產,是他對蒙學教科書的改良。每個時代的教科書,不論是傳統的,還是改良的,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都有一定的適用範圍,特別是中小學教科書,它不可能如學術著作那樣可以傳之久遠。但每個時代的改良教科書所承載的時代特點和改革精神是值得關注的。從這個意義上説,討論陳子褒所編教科書的特點及其影響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陳子褒所編教科書,概括起來有以下三個主要特點: 其一,圖文並茂,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早在 1895年,陳子褒在所編第一本蒙學教科書裏,就定下了“通俗是貴,利用斯在”的宗旨,並自始至終貫徹“以徵實為體,以便俗為用”的思想。如他的《改良婦孺三字書》、《趣味三字書》、《名物三字書》等都配以圖畫,生動形象,足以引起初學兒童的閲讀興趣。陳子褒編蒙學教科書儘量用韻文以方便兒童閲讀和記憶。如《名物三字書》:“各物件,在眼前。火水燈,火輪船。雞毛掃,鵝毛扇。宮座椅,貴妃床。千里鏡,百葉窗。山水畫,茄楠香。”他説:“以眼前之物觸童子耳管,而達於胸中,聲入心自通矣。”30這樣的理論是符合兒童心理的,也是符合教育規律的。正是這一特點,陳子褒所編的蒙學教科書受到了廣大婦女兒童的喜愛,也得到廣大教員的認可。 其次,內容廣博,由淺入深,循序漸進。陳子褒所編蒙學教科書內容十分廣泛,深淺適當。為了説明這一特點,下面以《七級字課》為例加以説明。顧名思義,此書分 7級,每級分 24類。(從第五級起不分類)內容非常豐富,包括:天文、時令、地理、建造、人類、身體、服物、食物、礦產、用物、文事、武備、音樂、植物、動物、顏色、方位、數目、動字、靜字、情狀、語助字和人事。前四級中每一級的字詞個數分別為 478、1704、731、1286。 215
  • 第二級之所以比第三、四級多,主要是第二級動詞佔 464個,因動詞於平時較為常見而在第二級有所增加。正如作者在《論訓蒙宜先解字》中所説:“以第一級所曉之字解第二級所認之字,則第一級字即可溫故,而第二級之字即是新知。一起兩得,未有妙於此者也。⋯⋯故第一級為第二級之地步,第二級又為第一級之替身,教以第二級字,雖童子未曾認識,而所解則童子爛熟者,童子有不怡然順受乎?”31另外,我們還可以從廣州蒙學書局為此書所做的廣吿看出此書的特點:“是書搜輯,字字精要,解釋明確,由淺入深,循序以進。”32這一特點在其他書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再次,與時俱進,不斷更新,精益求精。清末民初的 20年間,社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只有適應這種變化的教科書才有生命力,才能為社會所接。陳子褒為適應社會變化而不斷對所編蒙學教科書進行改良。如《改良婦孺須知》、《增改良婦孺須知》、《改良婦孺三字書》、《三受次改良婦孺論説》、《改繪圖新讀本》、《改良婦孺淺解》等等。由於教科書的不斷改良,教科書的版本 良版本,如上述的《七級字課》等。陳子3334作育英才,不少時賢碩彥出於子褒學塾之門。”35這是公允之論。陳子褒所倡良不斷更新,最多的有 5種不同的改褒對蒙學教科書的編寫絕不馬虎,力求精益求精。如他曾説:“仆自戊戌東渡,恍然於小學讀本之格式。歸國後即編小學讀本,用膠印本以授蒙童,是時固謂此乃合式之讀本也。閲一年而知為不合式者十之九,再閲一年而知為不合式者十之七八,再閲一年而知為不合式者十之五六。是時有慫恿以出版者,而仆徘徊有待也。”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陳子褒編教科書時嚴謹求實的態度和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的精神。 陳子褒所編蒙學教科書因其具有上述特點而影響廣泛。首先,它推動了澳門及華南地區新式教育的發展。“任何新型的教育模式,如果沒有與之相適應的教科書配合,都絕不可能真正立穩根基,取得預期的效果。” 從這個意義上説,陳子褒所編蒙學教科書對華南地區小學教育的近代化的意義是不可低估的。其次,它推動了澳門及華南地區社會風貌和風俗習慣的改良。陳子褒的教科書內容豐富,其中有許多是勸人戒賭、勸人向善、勸人讀書、勸人愛國、勸人勵志的內容,這些內容為廣大婦女兒童所接受,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趙立人先生曾説他在 20世紀 50年代還經常聽到一些年紀較大的長輩用陳子褒教科書裏的語句訓誡小孩要懂規矩,可見其影響之深遠。王文達認為,陳子褒為“維新之塾師”,“其當年在澳教學,成績斐然,學生日增,⋯⋯ 216
  • 導的平民教育、婦孺教育、改良教育思想對當今的教育改革仍具有借鑑作用,他是一位在清末民初澳門華人教育領域打下了深深烙印的教育家。 註釋:1 這一觀點參照吳志良先生《東西交匯看澳門》一書,他認為,澳門歷 以介紹性的文字 史存在明顯的雙軌:華人社會一條線,葡人社會一條線。筆者認為,這一雙軌反映在教育上,表現為華葡教育各自為政,互不干涉,極少溝通,導致近代澳門教育總體上的落後。另據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315 稱:澳門“全無文化可言者。⋯⋯居留是間之子弟教育,更無論矣。” 2 就筆者所知,《中國教育通史》、《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或教育家評傳大都未涉獵陳子褒其人其事。而研究陳子褒的文章多為主,如梁如松的《陳子褒和盧湘父的幾種啟蒙課本》、趙立人的《陳子褒、盧湘父在港澳的教育活動》、陳立的《陳子褒畢生致力蒙學》、陳察吾的《陳子褒先生事略》和龍半士的《廣東蒙學教育家陳子褒傳略》等。當然也有比較深入研究陳子褒的成果出現,如胡培周的《陳子褒和粤方言教學》,顏遠志的《陳子褒的教育思想和實踐——近代“教育救國”論的一個個案研究》等。但相對於陳子褒在澳門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貢獻而言,上述研究仍顯不夠。 3 [俄羅斯]卡特林婭·薩里莫娃、[美]歐文·V·約翰寧邁耶主編,方曉東譯:《當代教育史研究與教學的主要趨勢》,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 43頁。 4 陳子褒:《小學瑣言》,載於冼玉清等編:《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第34頁。 5 陳子褒:《教育學會緣起》,載於冼玉清等編:《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第 2頁。 6 劉羨冰認為子褒學塾創辦於 1899年,見劉羨冰:《澳門教育四百年》, 第 13頁,而據陳子褒自己在《子褒學塾同窗會年報·本塾敍述》所述: 217
  • “戊戌歲仆東渡數月,調查蒙小學歸,明年就開平鄧氏專聘於澳門荷蘭園第三號。明年仍舊,又明年自開門戶。”由此可見,子褒學塾創辦的時間當為 1901年。 7 冼玉清:《陳子褒先生》,載於《廣東文征續編》第三冊,第 407頁。 8 此統計表參見《子褒學塾同窗會年報》,其中 1903 年、1906 年的人數不詳,且除最初兩年外,其他均不是精確數。 9 周文剛:《新校記》,載於《子褒學塾同窗會年報》,第 29頁;鍾榮真:《新 校記》,載於《子褒學塾同窗會年報》,第 30頁。引文中括弧內的“?”,因該字模糊不清,故以此代。 10 陳察吾:《陳子褒先生事略》,載於《廣東文史資料》第 12輯,第 124頁。 11 崔師貫:《陳子褒先生行略》,載於《廣東文征續編》第一冊,第 493頁,1986 9月。 12 陳子褒:《半夜義學緣起》,載於《子褒學塾同窗會年報》,第 45頁。 13 陳子褒:《佩根女塾敍述》,載於《子褒學塾同窗會年報》,第 62-63頁。 14 同上註。 15 《Directorio de Macau-1932》,轉引自劉羨冰:《澳門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 83-84頁。 16 陳子褒:《半夜義學緣起》,載於《子褒學塾同窗會年報》,第 45頁。 17 冼玉清:《聖士提反義學勸捐啟·編後按》,載於冼玉清等編:《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第 71頁。 18 陳子褒:《聖士提反義學勸捐啟》,載於《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第70頁。 19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11月,第 223-224頁。 20 陳子褒:《改良婦孺三字書》上卷,聚文書塾編輯,光緒二十九年再版。 21 陳子褒:《教育女子論》,載於《廣東文征續編》第一冊,1986 年 9月初版,第 250頁。 218
  • 22 陳子褒:《女學不興之弊》,轉引自陳漢才:《康門弟子述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 78頁。 23 陳子褒:《論女生四特性》,載於冼玉清等編:《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第 47-48頁。 24 陳子褒:《刺繡》,載於冼玉清等編:《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第 96頁2526272829303132課》,蒙學書局,民國八年五月第五版。 34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 1135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 317頁。 。 楊壽昌:《陳子褒先生遺集序》,載於《廣東文征續編》第一冊,第370頁。 陳子褒:《三字書序》,載於冼玉清等編:《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第3頁。 陳子褒:《初等小學教員須知》,載於冼玉清等編:《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第 38頁。 陳子褒:《論學童為師之師》,載於冼玉清等編:《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第 21頁 陳子褒:《家庭與學校之關係》,載於冼玉清等編:《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第 42-43頁。 陳子褒:《名物三字書·序》,載於蒙學書塾編輯:《改良婦孺三字書》上卷,光緒二十七年三版。 陳子褒:《論訓蒙宜先解字》,載於冼玉清等編:《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第 4頁。 陳子褒:《七級字33 陳子褒:《論初等小學讀本》,載於冼玉清等編:《陳子褒先生教育遺義》,第 26頁。 王建軍:《中月,第 138頁。 王文 219
  • 黃鴻釗 門劃界問題的產生 澳門原屬香山縣管轄 1它是古伶仃洋的一個海島。據考古發掘,境內有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出土石器、彩島居 ,111 漢代南海郡之番禺縣轄地。自公元 331 年晉代以後,又先後為東官郡寶安縣、東莞縣的轄地。當時,東莞縣在香山島上設置文順鄉,為地方行政 位年,香山 別中長安鄉包括今山場、前山、澳門、唐家、下柵郭一帶。明洪武十四年,即1381光緒十四年,即 1888年,又改都為鎮,全縣分設 9個鎮。恭常都分為上恭鎮和下 鎮屬於下恭鎮轄區範圍。 * 南香山與澳門劃界爭端始末 *一、香山與澳(一)澳門本是香山縣的一部分,它的歷史文化淵源於香山。“香山,水國也。”陶、夾砂陶等器物,表明 5,000年以前,已有土著古越族人在香山住 過着漁獵生活。西元前 214年,香山島為秦代南海郡轄地。西元前年,為單 。到了唐代,香山土地已逐漸連成一片。北宋元豐五年,即 1082改立香山寨,仍屬東莞縣管轄。 南宋紹興二十二年,即 1152年,始建香山縣,隸屬廣州府。立縣之初,分 從東莞、南海、番禺、新會各縣劃入部分地方,共設置 10個鄉。其年,香山改鄉為都,共設 11 個都。澳門所在的長安鄉改為恭常都。清恭 。下恭鎮包括今前山、灣仔、坦洲、橫琴、萬山一帶。澳門地理上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220
  • 澳門本是香山縣南面一小島,孤懸海中,未與大陸相連。其後,因西江堆積之泥沙,於澳門與大陸之間沖積成一沙堤,遂將澳門與大陸相連,而成一半 。望廈山北麓, ,250米。望廈山從前稱為蓮花山,因此這條狹長的沙堤又稱 蓮即所謂一徑可達者。前山、澳門對峙於海南北,莖以一沙堤互其間,徑十裏,廣五 丈堤原 -100 米寬。20世紀 20 年代起,澳葡當局在沙堤兩側多次進行大 模 澳門在文化上與香山同源。遠在 5,000年前,澳門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南端,海島遍佈,島上海岸沙堤內側,背山面海,有古瀉湖和淡水河。廣闊的灘塗帶來豐富的海洋生物,而且澳門位於珠江口西岸,鹹水和淡水相交,適合多種魚蝦生長。這裏的亞熱帶海洋性氣候,溫暖濕潤,島上草木叢島 這一現象,在地形上稱為陸連島。2連島沙堤北起拱北西瓜鋪,南達長約 2為 花莖。它是內地至澳門的唯一陸地通道。《澳門記略》稱:“蓮花莖,六 。莖盡處有山拔起,跗萼連蜷,日蓮花山,莖從山而名也。”3該沙來僅有 50規 填海工程,時至今日,它已變成一片寬廣平地了。4 圖 1澳門及其附近地區 221
  • 生,四季常青,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這種環境十分適宜於古代先民的生活。門先民的經濟類型是漁獵和採集為主。1985年,路環島黑沙發現距今 5,0 年的新石器遺址,出土石器有石英、石芯,有溝礪石和打製礫石工具,此外還有 36片 刻劃紋、席、條紋、編織紋多種,主要為紅陶,亦有若干白陶。陶片上 紅彩刻劃及鏤孔,還有繩紋,所有陶片紋路風格均為波浪紋、水滴紋。5這是海港文化的基本特色,説明 5,000年前澳門地區的先民主要從事漁獵生活。 澳門古代新石器遺址出土文物,與香山南部海島古文化完全相同。澳門附近的 7處遺址:淇澳島後沙灣遺址、東澳灣遺址、三灶草堂灣遺址、前山南沙灣遺址、香洲菱角嘴遺址、平沙堂下環遺址、水井口遺址等,與澳門一,都是古沙丘遺址,地理環境、出土文物、文化特徵均相同,同是漁獵文化。因此,澳門是香山古文化的組成部分。 門。這個原租界一直維持到 1849年。在此作為殖民據點。這些都發生在 19世紀 50年代至 60代之間。 19世紀 70年代至 80年代初,澳葡先後佔龍田、旺廈(即望廈)、荔枝灣、洲等地。這樣從圍牆以外到關閘地方都被澳葡兼併。 澳00石英或火成岩石片。陶片有 5,000片之多,上有有紋樣大約在 16世紀 50年代初,葡萄牙船隊的頭目蘇薩通過各種渠道,終於與廣東海道副使汪柏拉上關係。送禮求情,説了不少好話。汪柏受賄之後,同意葡人進入澳門貿易,並允許他們上岸搭蓬曝曬被風浪打濕的貨物。據蘇薩稱,他是向中國人做出保證之後,獲准在澳門貿易的。 之後,葡人約於 1553-1557年間,進入澳門貿易和居留。他們大興土木,建造居室,很快把茅篷變成瓦屋,始初並未劃定界址。1622年,葡人私自建造圍牆一道,聚居牆內,這道圍牆便成為澳門的自然界址。城牆有三道城門,即三巴門(上有大炮台)、水坑門和新開期間,澳門一直是在香山縣管轄之下,並不存在任何的界務爭端。 (二)亞馬勒事件後不斷擴界侵地 1849年,澳葡兵頭亞馬勒挑動澳門事件,不僅破壞我國對澳門行使主權,而且開始向澳門以外地區擴張。1863年,葡人拆毀澳門城牆,先後佔領了附近的塔石、沙崗、新橋、沙梨頭、石牆街等村莊;在澳門南面的西沙、氹仔、路環等海島上建造炮台,年 青 222
  • 80年代以後,出現了有利於葡萄牙對中國進行外交訛詐的形勢。在 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清政府打了勝仗,卻簽訂了屈辱的和約,其昏庸腐敗暴露無遺。此後,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擴張更形猖獗。盤踞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者雖然“生計日蹙,貧不能自給”,也躍躍欲試,乘機擴張。其目的,一是逼迫清政府承認葡萄牙統治澳門的現狀,並企圖佔領澳門西面的拱北 48鄉的大片土地,還想佔領大、小橫琴島。從而挑起澳門與香山之間的界務爭端。當時清政府戰後國庫空虛,又因創設海軍和推行新政需要籌集鉅款,急於實行鴉片税厘並徵辦法,以增加税收。這就為葡萄牙的外交訛詐提供了可乘之機。葡萄牙利用清政府急需籌款的迫切心情,同英國勾結,設下圈套,使清政府就範。 (三)中葡條約中界址之未定 中國進口鴉片,一向由海關徵收關税,作為中央的財政收入;內地關卡徵收厘金,作為地方政府的收入。1876 年的中英《煙台條約》,卻對徵收税厘有所改變,規定鴉片運入中國,在海關同時徵收關税和厘金。1885年 7月18日,中英簽訂《煙台條約續增專條》,對進口鴉片税厘並徵作出具體規定:鴉片每箱(100斤)向海關繳納税厘 110兩(其中關税 30兩,厘金 80兩)之後,即可在內地通行無阻,無需再繳納任何厘金。6 1886年 5月 19 日,清政府派上海道邵友濂會同海關總税務司赫德前往香港,同港英當局談判有關港澳間徵税和緝私的問題。港英當局卻在舉行談判之前,串同澳葡當局,故意在緝私問題上大做文章。香港代表勞士提出鴉片入口香港後集中起來,待商人購買並運入中國內地時,再憑貨單納税。勞士強調指出,這種緝私辦法必須以澳門當局答應同樣辦理為前提,因此,“中國應與澳門商訂相等辦法”。7“惟澳門若不肯照辦,則香港亦不肯應允”,8“願中國勸澳門而不逼勒”。9英國迫使清政府有求於澳葡當局,而不得不與之談判。港英當局在此之前已向澳葡總督羅沙交底,“洋藥税厘並徵專條如沒有澳門的合作就無法實現”。10因此澳葡當局穩坐釣魚台,等待清政府上鈎。 迫 清政府與澳葡當局談判,“這也就意味着承認葡萄牙在澳門的地位。⋯⋯任何條約如果不用若干字句承認葡萄牙在澳門的地位,是決不會被接受的。”總理衙門屈服於英國的外交壓力,同意與澳葡當局談判,並指派赫德負責與 223
  • 葡人交涉。8月 10日,赫德背着中國政府,與羅沙擬訂了兩個文件,作為未來中葡正式談判的基礎。其一是《擬議條約摘要》,共 4條: 1.“澳門並澳門所屬之地”,“現允葡萄牙國永遠駐紮管理”; 2.葡萄牙答應“會同中國在澳門設法相助中國徵收洋藥(鴉片)税項”; 3.中國人犯法逃往澳門,“由澳門官嚴拿交送中國辦理”; 4.葡萄牙國人逃匿內地,由中國官送交葡萄牙辦理。 其二是《續訂洋藥專條》,即在澳門實行鴉片税厘並徵和查緝走私的有關訛詐的條件。 ; 中已獲得的利益,並極力擴大侵地。一開始就提出劃定澳門屬地問題。羅沙向總 澳門屬地的地圖。“該圖東至九洲洋,南至1314沒法辦,應當正式命令熟悉當地疆界情形的張之洞去劃定”。令,我們不便強迫,以免談判整個失敗,只有連哄帶騙,下種以後順其自然,慢慢讓它開花結果。”條款,共 20條。其中規定:中國必須撤走設在澳門附近的關卡和巡船,並允許葡萄牙佔領對面山(即拱北島,葡人稱為拉巴島)和馬騮洲二島。11 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對外交事務不熟識,指望赫德會維護中國利益,對其過於信任,但仍對葡人提出的撤卡和佔領對面山等過分要求,明確表示反對。經過多次交涉,葡萄牙殖民者最後被迫降低了 1887年 3月,赫德與葡萄牙外長羅果美擬定了草約底稿,主要有以下 4條: 1.定準在中國北京即議互換修好通商條約,此約內亦有一體均沾之一條; 2.定準由中國堅准,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 3.定準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 4.定準由葡國堅允,洋藥税徵事宜應如何會同各節,凡英國在香港施辦之件,則葡國在澳類推辦理。12 3月 17日,清政府諭旨授權金登幹簽訂草約。草約簽訂後,7月 13日,羅沙作為特使來到北京。羅沙此行的使命,是利用北京的談判來確保草約業理衙門送去一份照會,並附上述關於橫琴、過路環,西至灣仔、銀坑,北至前山城後山腳,周圍百餘裏,皆加以紅線劃入葡人界內”。 總理衙門認定葡人“意在朦混多佔”,因此“反復辯駁,將原圖交還”。 總理衙門的官員對羅沙説:“附屬地反倒比澳門大!饅頭比蒸籠還大,怎樣能行?”又説:“如果必須劃定澳門的附屬地,我們在北京的大臣們談判出現僵局。 赫德無可奈何地對羅沙表示:“總理衙門不肯有所舉動 224
  • 15羅力排眾議,多次上奏指出,允許葡人佔領澳門是外交上重大失策。他們還認為,葡萄牙只不過依恃其他大國的力量對中國進行訛詐,其實它國力貧弱,不可能對我國造成重大威脅。 界,19世紀 70年代至 80澳界分為陸界和水界兩個部分。陸界方面,“應於立約時堅持圍牆為界,不使沙在赫德的勸告下被迫放棄了劃定澳門屬地的要求,於是談判又重新開始。終於在 1887年 12月 1日,中國代表孫毓汶和葡萄牙代表羅沙簽署了中葡《和好通商條約》。關於澳門地位問題,雙方重申同意草約中的第二、第三款的精神。對澳門界限問題,雙方同意,“其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1887 年的中葡條約的簽訂使葡萄牙達到了幾百年來夢寐以求的侵略目標,迫使中國正式承認其管治澳門的現實。但條約仍然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規定未經中國方面同意,葡萄牙不能把澳門轉讓給其他國家。這個條約是英葡兩國合謀訛詐中國的產物。 清政府中以兩廣總督張之洞為代表的有識之士,堅決反對簽訂喪權辱國的中葡條約。張之洞的中葡談判期間,香山人民也掀起了反對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浪潮。葡萄牙在澳門附近地區強設路燈,逼迫當地村民交路燈費,強編門牌,勒收地租。望廈、龍環、塔石等村都抗拒交納,“屢次紳民呈詞,深以入洋籍、輸洋賦為恥,情詞憤激”。9月 3日,廣東巡撫吳大徵率領 5艘炮艇前往澳門,進行了一次示威性的巡示。當時澳門“男婦老幼萬餘人相率環觀”,人人“歡呼感泣”,16表現了不甘屈服於葡萄牙統治的強烈的民族情緒。 中葡條約擬訂期間,圍繞澳門劃界問題,中葡雙方曾有過激烈鬥爭。葡人與英國人赫德、金登幹相勾結,擅自在條約中“永駐管理澳門”一款後面,加進了“及屬澳門之地”等字,為以後藉口劃定“屬地”、任意擴佔我國領土埋下伏筆。當時兩廣總督張之洞、廣東巡撫吳大徵等人察覺到葡萄牙人的陰謀,主張首先劃定澳門界址,才能與葡萄牙簽約。為此,他們多方搜集幾名高級官員前往澳門附近調查界址變化的情況,發現澳門界址比較複雜,“有葡人原租之界,有三十餘年久佔之界,有十餘年新佔之界,有近數年圖佔未得之界”:原租之界,即一直維持到 1849 年的租界。久佔之界,19世紀 50 年代至 60年代之間所佔之地,稱為久佔之界。新佔之年代初,澳葡先後兼併從圍牆以外到關閘地方,稱為新佔之界。圖佔之界,1887 年中葡條約談判期間,葡萄牙索要對面山,即拱北 48 鄉的大片土地,還想佔領大、小橫琴島。這是葡萄牙圖佔而未得之界。17張之洞認為,應把 225
  • 尺寸有逾”;水界方面,“所有水道,准其船隻往來,不得援引公法,兼管水界”。18 在調查後,張之洞又提出具體的處理辦法:“除原租圍牆以內之地仍舊聽須責成地方,即不致再有侵佔。”,終歸罷二、澳門界務爭端的加劇 (一)澳葡當局的擴張企圖 然而,中葡條約墨汁未乾,葡萄牙便開始在澳門附近地區進行擴張活動了。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澳葡表現也越益倡狂。當時澳葡的擴張活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北面,侵略關閘以北地區。1890年在關閘外設立路燈,宣佈不許中國在北山嶺炮台和汛房駐軍。 西面,佔領對面山各鄉村。藉口曾在灣仔和銀坑附近水面設立過航標,宣稱這些鄉村在其統治之下。1900年,香山縣令孫盛芳乘船經過灣仔附近海面,竟被澳葡指為侵犯其水界而強行扣留。1907年,葡萄牙當局派兵侵入灣仔和銀坑,向村裏的漁民草油廠和醫院勒繳捐税。 南面,奪取十字門的幾個島嶼。1890年,葡萄牙強行在氹仔島和路環島上修建炮台和兵房,並向當地人民勒收船税和房產税。後又一度侵入大、小橫琴島,在島上修建兵房,並公開向中國索取這兩個島嶼。兩廣總督譚鍾麟嚴正拒駁,並拆毀葡建兵房。1902年,葡萄牙公使白朗穀仍照會清外務部,藉口疏浚河道,索取大、小橫琴島為澳門屬地。1908年,葡人在九澳修建兵其居住,已侵佔者明示限制,察其於我有無大礙分別租給收回,未侵佔者力為劃清,嚴加防範。其海面按照公法與之議明,不容擅佔。以後文武隨時認真稽查,並派兵輪常往巡哨,督撫提臣每季出巡19 但是張之洞等人這些明智的意見,沒有為總理衙門所採納,總理衙門答覆説:“惟界址一層,從前久經含混,刻下若欲與之劃清,勢必彼此爭執議。”因此主張採取“急脈緩受之策”,“於約內言明澳門界址,俟勘明再定,並聲明未經定界以前,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20澳門劃界問題就這樣被擱置起來。 226
  • 房哄船,由他開端起釁,、大橫琴二島居澳門西南,開闢馬路。 東面,則企圖把澳門水界擴展至九洲洋的中心。 葡萄牙的擴張活動還伴以外交上的訛詐。1889年 12月 11 日(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拱北關税務司賀璧理(英國人)作為葡萄牙的交涉使來到前山,向澳門同知蔡國楨出示一份“澳門水陸地圖”。21“該圖東至九洲洋,南至橫琴,過路環,西至灣仔、銀坑,北至前山城後山腳,周圍百餘裏,皆加以紅線劃入葡人界內”。葡人據此反誣中國輪船停泊青洲海面是侵犯澳門水界。蔡國楨予以駁斥,嚴正指出:“若徒以一國所繪地圖紅線即雲定界”,則“我亦可另繪一圖,自三巴門起加一紅線至海邊為止,謂葡人僅管澳門半島,並無水界,彼允乎不允?”賀璧理理屈詞窮,竟蠻橫地威脅説澳葡當局準備出動軍艦哄開中國輪船。蔡國楨當即指出:“若説到哄船之話,一切道理都不必説,請閣下代為寄語,等他哄哄看。⋯⋯原想他派兵我方好乘機做事,願他速哄為幸”。賀璧理見訛詐不成,只好灰溜溜地返回澳門。 1902年初,葡萄牙派上院議員白朗谷為公使前來北京議約。他一到北京,就向外務部遞交照會,要求劃定澳門“屬地”和興建廣澳鐵路。他認為:“前定和約已認澳門附近屬地為葡國永居管理,應將該屬地之界址廣闊等項,丈量妥訂”。他提出,“按對面山一島居澳門之西,小橫琴,各該島系澳門生成屬地”。他還聲稱,如要葡萄牙同意簽署新税則,清政府除按上述要求劃定澳門屬地之外,還應讓葡萄牙享有另外兩項特權,即允許葡人在附近地區興建各種工程,及“由澳至廣東省城修造鐵路”。22當時清政府外務部官員認為,葡萄牙以拒簽新税則為手段要挾,目的是為了“暗侵界址”。外務部堅決拒絕了其無理索地要求。在其後的交涉過程中,白朗穀表示:“願將界務暫置不提,但求擴充商務,以期彼此有益”。雙方最後談妥一個包括 9款的新約。其中有中國同意葡人修建廣澳鐵路,規定鐵路建成使用 50年後歸還中國,並在通商方面給予一系列優惠待遇。2310月,中葡簽訂《增補條款》和《廣澳鐵路合同》。 (二)“二辰丸案”引發澳門海權交涉 1908年 2月 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偷運槍炮彈藥,非法進入中國九 227
  • 洲洋路環島附近的大沙瀝海面,自早 10時至晚 6時,停泊有 8個小時之久,並準備起卸軍火,被中國拱北海關官員會同緝捕隊率領 4艘水師巡艇截獲。當時所動,將船械暫扣,請示兩廣總督張人駿後,“將船貨一併帶回黃埔,以憑丸”船體高大,吃水深,滿載時吃水達 23尺以上,而澳門海區小,水線又太淺,最深處只有 2尋,“二辰丸”無法停泊該處。經雙方商定,安排該船在中國九洲 僱用澳門梁就利號艇,連同船戶梁亞池、馮亞一等人,由澳葡巡船拖往路環島以東海面,準備駁載“二辰丸”的軍火進入澳門。梁亞池等人曾詢問葡人,該處是中國海面,接運軍火應有拱北海關准單,但葡人卻聲稱無須向拱北海關申請領取准單。這説明葡人蓄意在中國海面走私軍火圖利。後“二辰丸”在向駁船鈎吊軍火箱時,“二辰丸”上連接駁船纜繩忽然折斷,駁船即從船頭流到船尾部,延誤貨物吊運,致使“二辰丸”被中國拱北水師巡船扣留。25由於罪證俱在,日本船主不得不承認犯罪,表示服從懲處。但是日本政府卻和葡萄牙殖民者卻持強交涉,公然聲稱“二辰丸”下錨地點不是在中國領海內,“今貴國炮艦忽將商船第二辰丸拖去拘留,顯系違約。若其撤去本國國旗,尤為狂暴;至執軍械之水兵闖入船艙,竊去貨物一事,舉動野蠻,令人駭異。茲本大臣基於本國政府之電訓,對於貴國官憲之暴戾不法提出抗議,並望貴國政府迅即電飭該地方官,速放該船,交還國旗,嚴罰所有非法之官員,並陳謝此案辦理不善之意,以儆效尤,是為切要。這個照會是強詞奪理、顛倒黑白的傑作,充分表現了當年恃強淩弱、侵略壓迫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兇惡面目。明明是日本商人非法走私軍火,侵犯中國領海,可是日本政府沒有絲毫自責與反省,相反,卻氣勢洶洶地指責中國水師截捕商船,“顯系違約”,“舉動野蠻”;要求清政府放船,嚴罰官中國官員與洋員一起測定,“二辰丸”停泊位置在東經 113°37’30”,北緯 22°8’10”,確認此處是中國領海。船上裝有槍 2,000 餘枝,子彈 4萬,並無中國軍火護照,該船主見走私事情敗露,無可置辯,便邀請中國官員到臥室去,行賄白銀 100元,後又增加至 1,000元,意欲私了此事。中國官員不為照章充公按辦”。24 “二辰丸”軍火走私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事件。這批槍支是以澳門廣和店華人譚璧理等出面向日本神戶商人購買,轉賣廣東賊匪集團。澳葡當局在其中扮演極不光彩的角色。葡人發給准許日本軍火運入澳門的執照。並且明知“二辰狹洋面拋錨,那裏的水深達 4尋。葡人盤26 228
  • 員,並賠禮道歉。然而,這只不過是日本政府利用“二辰丸案”敲詐中國的聲稱:查該輪停泊之當日葡勾結,聯合向中國政府施加外交壓力之時,身為中國海關總税務司為 21,400日元;④處置對扣留“二丸”負有責任的官員;⑤賠償此事件所造成的損失。林權助聲稱,只有全部答 結。3015日,軟弱無能的清政府表示這樣被日葡兩國勾結施加壓力,而最終以中國方面的失敗告終。 第一炮。其後日本人在交涉中,又以更為嚴厲的口吻,處即使系中國領海,廣東水師之行為實近海盜,其橫暴不法,非區區言詞所能掩飾也。若其撤去日本國旗,侮辱已極,是以帝國政府前向中國政府要求左開各事:①即將第二辰丸及所載貨物盡行釋放;②侮辱日本國旗一事,中國政府須依適當之方法,向帝國政府表明歉意;③中國政府應嚴罰所有關係不法拿獲第二辰丸之中國官員;④中國政府應賠償為不法拿獲第二辰丸所生之損失。27 葡萄牙人也向中國施加外交壓力。2月 18日,葡萄牙公使照會清外務部,硬説中國水師是在葡國領海捕獲日本商船“二辰丸”,迫令同至廣州口岸。又聲稱:“二辰丸”“系裝載槍枝運卸澳門。該船被拿,有違葡國所領沿海權,並有礙葡國主權,阻害澳門商務,本署大臣甚為駁斥”。要求中國政府“即刻釋放”。28 正、被中國政府高薪聘用的英國人赫德,又跳出來為日葡兩國説話了。赫德作為日葡兩國代言人,運用帝國主義的強盜邏輯,逐條詭辯,把中國有理説成無理。他還教訓清政府官員,要他們乖乖地向日本認錯道歉,賠償業主:“此事最妙由外務部與日本大臣和洽商訂一妥善辦法。如果和平商辦,並認此次誤扣之咎,則釋還船隻並鳴炮敬日旗,或賠償業主,亦並非有傷體面” 由於赫德一向被清政府昏庸官員奉為外交顧問,對他言聽計從,他的意見對清政府產生重大影響。本來清政府從地方到中央,都同日本強硬交涉,毫不退讓。雙方正相持不下時,赫德的意見把他們的鬥志瓦解了。 3 月 5 日,清外務部照會日本公使,對“二辰丸”上日本國旗被中國士兵扯下一事表示歉意,並答應“將辦事失當之員弁加以懲戒”。29清政府如此忍讓屈服,日方仍不肯罷休。13日,日本公使林權助向外務部提出解決該案的 5項要求:①立即放回“二辰丸”;②在放還“二辰丸”時,中國兵艦鳴炮示歉;③扣留的軍火由中國購買,貨價辰應這 5項要求,“二辰丸案”才能和平了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條款。一件中國水師在領海內正常緝私的案件,就 229
  • “二辰丸案”交涉失敗,不僅使中國外交蒙受新的羞辱,更重要的是使廣東治匪更難着手,地方安全大受影響。 在“二辰丸案”發生的同年,澳葡當局又頻頻侵犯中國海權,先後挑起多宗海權爭議。首先是拱北關駐軍問題。因日本船軍火走私案件發生,廣東政府加強了拱北關緝私工作。澳門附近馬騮洲是拱北關原有駐營之地,它在澳門西南 14.5公里,灣仔、銀坑以南 11公里,地處虎跳門、崖門、泥灣門等口入港的必經之途,附近港叉分歧,環境複雜,盜匪出沒,走私活動十分猖獗。在這裏駐兵設防,很有必要。然而澳葡卻認為,馬騮洲屬於澳門領海範圍任令葡人稽查,致失主權,不允填單。隨因之內,對駐兵橫加干預。1908年 5月 1日,葡使向清外務部照會稱:“粤督在拱北關設立一營,駐兵百名,請撤回,以符條約。”31對此,粤督予以反駁:“查澳門葡國租界原址具在,並無領海,何能越海問及馬騮洲中國設關之地。”32外務部也答覆葡使稱:馬騮洲一向屬香山縣管轄,1887年中葡條約簽訂以前,就在此處設卡駐兵,“此次粤督因整頓捕務,飭於舊址駐營,即屬遵約辦理,未便令其撤回”。33 其次,是移動灣仔河浮標問題。澳門與灣仔河中央原設有浮標,本來是用以停船之用,並非界標。但是習慣上,中國民船往往沿浮標左側灣仔岸邊航行;而葡船則沿浮標右側之澳門岸邊航行。自從 1908年初“二辰丸”走私軍火案件發生後,澳葡當局竟然偷偷地將浮標從河中心移至灣仔岸邊;同時又在雞頭山外海道添設浮標。其險惡用心,就是“意欲佔領水界,並覬覦環澳島地。純用陰險影射手段,以無據為有”。因此,中國政府於 5月 22日照會葡使,嚴正指出這是一種違約行為,責令立即“撤去浮標”。34 再次,澳葡當局居然在中國領海上巡邏,並稽查中國民船乃至兵船。1908年 6月 9日,廣東水師“廣元”號兵船在澳門對岸銀坑河邊停泊。澳葡兵船竟然闖入中國海面,進行稽查,並將一張表格勒令“廣元”號兵船填寫。表格內容是:這是到哪裏去的兵船,兵船指揮官是誰,船的馬力多大,載重量是多少,船上官兵有多少,槍支子彈有多少,駛到此處幹何事,等等。“廣元”號指揮官認為:“銀坑系中國河面,未便有事,駛赴馬騮洲巡緝。”35這是中國兵船官員維護主權的正義行動。然而葡使當天就向清外務部照會,公然顛倒黑白,聲稱:“中國官船一隻駛進澳門內口”,船長拒不在該口進口冊登記畫押,遂令其離開口岸。希望今後中國船長不要再有此種舉動,以敦睦誼。36對此,外務部於 6月 23日給葡使照會 230
  • 答覆稱:“本部查銀坑在澳門對岸,距澳已遠,向系中國管轄河面。葡輪不應駛入,勒令該輪管帶照式填單。似此舉動,實屬侵我主權。來照以停泊華屬之華輪,謂為駛進澳門,既屬不符,且未將銀坑地名列明,渾而稱之日澳門內口。是知銀坑本系中國管轄河面,所以渾含其詞。即此足見葡輪所為,殊屬不合。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轉報貴國政府,此次華輪停泊中國銀坑河面,自無畫押之理。並電飭該處葡輪嗣後不得駛入中國管轄河面任意稽查,以免糾葛,是為至要。37 外務部的照會反駁葡人的無理指責,揭露葡人的侵略陰謀,義正詞嚴,充分初,東莞縣三艘出港蠔艇駛到銀坑河道,被葡人巡船勒令交費領照。駐兵,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澳門海權的原則立場。但是葡萄牙殖民者並不甘心就此放棄對中國海權的侵犯。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還揭露和譴責了澳葡當局的其他侵略活動。灣仔河道和銀坑河道歷來有中國船隻停泊,近年來,葡人巡船竟闖入稽查,多次迫令停泊灣仔的中國漁船領照,如不遵從,則任意扣罰。1908年 4月該艇認為葡人違反條約,斷然拒絕。葡人遽將該艇扣留,逮捕艇主,罰款 5元。此外葡人又在路環九澳地方大興土木,建造兵房。中國外務部向葡萄牙政府進行質問,並要求葡國保證今後不再做此類違約舉動。但是葡萄牙政府對所有這些罪行一概予以否認。6月 28日,葡萄牙外交部官員答覆中國公使,“稱建兵房設浮標查無其事;拘蠔艇系在澳門界內。總之,彼此各執,難以懸斷。似宜派員會查,將所有糾葛及界址妥為商定”。38很明顯,葡人一方面極力抵賴侵略罪行,另一方面又明確要求擴張澳門海權,並希望通過會查界址達到其擴張目的。 7月 17日,葡使照會清外務部,再次聲稱,中國在灣仔、橫琴等處“有背條約”,希望中國政府迅速將駐兵撤去,並且今後澳門劃界時,不能以曾經駐兵作為這些地方應屬中國的證據。39這種無理態度,遭到了中國政府的有力反駁。7 月 31 日,中國外務部覆照葡使,嚴正指出:“查本部前次照會中曾以橫琴島各處向隸香山縣管轄,本有防營駐紮。⋯⋯來照所請將灣仔、橫琴各處駐兵退去,並謂立約以前管守各地,應永歸貴國管理等節,本部難以承認。相應照覆貴署大臣查照可也。”40至此,澳門附近的海權爭端日趨嚴重。 231
  • (三)中葡商定舉行澳門劃界談判 清政府同日本關於“二辰丸案”交涉失敗的消息傳到廣東,輿論譁然。香山。42實際上,當中國方面忠實履行協定撤走北山嶺原擬派廣東籍(四)香山勘界維持會發動抗葡鬥爭 縣紳民自發掀起了抗議示威和抵制日貨運動。這一運動很快蔓延至廣東、上海、香港、廣西等地,南洋華僑也加入了愛國運動中來。與此同時,中國人民對與日本朋比為奸的葡萄牙殖民者也表示了極大的憤慨。香山人民對澳葡肆意擴佔澳門以外領土的行徑本來就深惡痛絕。早在 1907年底,香山縣的紳商士民就紛紛請願,要求政府“派員來澳(門)劃分界限”。41“二辰丸案”的發生,更使要求劃界的運動迅速發展起來。 1908年底,在人民的強烈要求下,清政府指派駐法公使劉式訓前往里斯本,同葡萄牙政府商談澳門劃界問題。1909年 2月,中葡雙方達成協定,決定派員查勘澳門界址;並規定劃界期間,澳葡必須停止在中國領土上徵收地鈔,並不得借浚海或浚河名義擴佔領土;已經侵入中國內地的船艦必須撤出,等等。葡萄牙表面上表示接受這些規定,但又提出要中國撤走前山至北山嶺一帶的駐軍,以作為交換條件駐軍後,葡艦遊弋內河、勒收船鈔和浚海活動卻沒有停止。43 1909 年上半年,中葡雙方為劃界談判做準備工作,首先確定談判地點和代表人選。中國方面主張談判在廣州舉行。但是澳葡當局對廣東人民聲勢浩大的反抗怒潮非常恐懼,極力反對廣州作為談判地點。他們與港英當局串通,提出以香港為談判地點,其目的是為了便於向中國施加外交壓力。 葡萄牙派馬沙鐸擔任談判代表。此人曾任葡屬東非殖民地總督。在馬沙鐸到達中國的同時,一艘葡艦開抵澳門,向中國炫耀武力。清政府官員擔任談判代表,但葡人斷然拒絕,清政府只得改派曾任中法雲南交涉使的福建籍官員高而謙擔任談判代表。 面對香山人民的反葡聲浪,澳葡“群情惶恐”,連續開會商討對策。在談判前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無理要求作為先決條件,包括禁止香山勘界維持會活動,查封《香山旬報》,規定“新開香洲新埠不得有妨害澳門商業之舉動”,以及“在澳華人須入葡國國籍”等等。44這些無理要求遭到香山縣和廣東各界的激烈反對,清政府亦斷然拒絕。 232
  • 中葡澳門劃界談判即將舉行的消息傳出,香山人民群情激昂。1909年 3月 8日,香山縣紳商學界代表 300餘人,在恭都北山鄉舉行會議,共謀對策。與會代表認為,“此次劃界極宜集合大團,力籌挽救”,一致決定成立“香山縣勘界維持會”,發動民眾,充當澳門劃界談判的後盾,“俟劃清界限,妥善無誤,始行解散”。維持會提出了澳門劃界的方針:在水界方面,堅持全部水界應屬中國控制,但允許葡船在澳門水面航行;在陸界方面,堅持以澳門原有圍牆為界,收復圍牆外葡人佔地,絕不容許葡人佔領澳門以外一寸土地。45在香(一)中葡官員在香港談判桌上的交鋒 1909年 7月 15日(宣統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葡談判在香港開始舉行。會議首先商定會議程式,以及有關議事章程。接着在 7月 22日(六月初六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馬沙鐸便宣讀了事先泡制好的一份“説帖”(或稱“節略”),拋出了他的勘界方案,聲稱:葡萄牙管轄的澳門包括:①澳門半島,由媽閣至關閘;②海島,有對面山(包括灣仔、銀坑、南屏、北山等 28鄉)、青洲、氹仔、路環、大小橫琴,以及馬騮洲等小島;③領水,以附小島的水路為領水;關閘至北山嶺為“局外地”。 按照這個方案,葡萄牙新擴佔的領土將比原租居地面積大 30倍。馬沙鐸在談判中聲稱:澳門從來不是中國領土,早在 1574 年葡人已佔領關閘以南整個半島,因此,1887 年條約所説的“屬地”,應當是指澳門以外的各個島嶼。馬沙鐸還公然把澳葡多年來闖入澳門附山縣勘界維持會的積極推動下,3月底 4月初,在省府廣州先後召開三次會議,宣佈成立了“勘界維持總會”,並在香港成立分會(全名為“廣東省勘界維持總會”、“旅港勘界維持分會”)。通過決議,決心把劃界鬥爭進行到底。廣東省自治會也接連三次召開特別會議,邀請香山縣勘界維持會代表參加,共同商討澳門劃界問題,要求政府收回澳門主權。46此後,北京、上海、梧州、廈門、長沙等地商民,以及海外檀香山、舊金山、東京、呂宋、西貢、仰光、曼谷、沙撈越等地僑民,紛紛發來電報,對澳門劃界鬥爭表示堅決支援。3 個月間,勘界維持會收到各處商民團體發來的聲援函電數以百計,並籌集了大筆經費。47 三、澳門界務交涉的過程 48 233
  • 近各 以及擅自建造炮台和開闢馬路等等,都作495051見傳達到談判代表高而謙那裏時5253周內拆毀該5455割棄澳門半島(由媽閣至關閘),以及5657 清政府的妥協退讓與葡萄牙人的蠻橫無理,激起了廣東人民的無比義憤。各地勘界維持會紛紛集會,發佈抗議文電,聲討葡萄牙的侵略野心。他們要求清政府從速調派軍隊把守澳門附近關口,並從經濟上封鎖澳門,制其死命。鄉村張貼的告示,勒收租税的單據,為葡萄牙已對這些地方擁有主權的證據,並聲稱:“久佔之地,即有主權。”企圖以這種強盜邏輯來為其殖民擴張主義辯護。當時清政府明知馬沙鐸的種種謬論不值一駁 ,卻準備以讓步謀求妥協。外務部當時的主張是,查明葡人的原租界作為澳門本土,原租界圍牆外已被佔領的地區劃為屬地;至於澳門附近島嶼,不論是否已被佔領,一概極力駁拒,並不許葡萄牙人在澳門附近劃定水界。至於葡萄牙人在氹仔、路環兩處佔領地所建立的炮台,則計劃在澳門半島上覓地抵換,收回炮台。 這些意,他又擅自作了修改,變為允許澳葡在氹仔和路環已佔地居留,而不作為屬地。 但馬沙鐸對中方這種妥協仍不滿足,劃界交涉從一開始便陷入僵局。此時葡萄牙人加緊採用訛詐手段,企圖以炫耀武力打開僵局,達到其侵略目的。談判期間,他們不斷向澳門增兵,使澳門駐軍由 400人增至 700多人。同時,增派兵艦,擴建炮台,不斷加強其作戰力量,並侵擾附近各島各村。 7月底,葡萄牙兵艦侵入我內河遊弋、測繪,夜間停泊南屏鄉河岸,用探照燈照射村莊,驚擾村民。8月 21日,澳葡當局勒限望廈村居民一村全部民房。 與此同時,葡萄牙在外交上不斷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葡外交部宣稱,中國如不滿足它的索地要求,將把澳門劃界問題提交海牙國際法庭“公斷”。如果清政府既不妥協,又拒絕接受公斷,他們就要把澳門送給其他大國,而向中國宣戰。 葡萄牙還利用英國的勢力壓清政府屈服。8 月間,英國公使公然出面干預中葡談判,對清外務部宣稱,中國應無條件地接受葡萄牙的全部要求,否則就交由海牙法庭“公斷”。面對葡、英兩國的恫嚇威脅,清政府態度軟弱,步步退讓。高而謙向葡使提出,中國願意“青洲、氹仔、路環等地,附近內河和海面由中葡共管”。 他認為既然上述這些地方已被葡人佔領,或已處於其勢力範圍之內,“無索回之望”,不如奉送葡人以達成協定,澳界“尚有得半失半之望”。 但葡方並不因此而滿足,仍堅持索取對面山和大、小橫琴島,全部控制“水界”。清政府想以妥協求和平,結果更助長了侵略者的兇焰。 234
  • 58香山保地之心甚切,勳有地方之責。⋯⋯若未能盡愜民情,後於地方行政,必因之而生阻礙”。64在愛國民眾團體的壓力下,清政府不得不表示“此事上關 ,妥籌兼顧”65,駁葡人的無理要求,並提出將談判地點移至廣州,“藉示葡使以粤民固結,不肯棄地之意”。66馬沙鐸見訛詐手段難以得逞,在 11月 14日第九次會議上“拂衣而去”。 悍然破壞談判。 香港談判失敗後,英國跳出來橫加干涉,向清政府施加壓力。1909年 12月 24日,英國公使朱爾典照會清政府外務部稱,葡國提出將澳門界務提交其他國家“調處”(即公斷),英國認為這個解決辦法“頗屬有理”,但中國政府予以拒絕,英國認為十分可惜,因為英葡兩國有盟約,“凡遇無故侵攻葡境之事,英政府即有保護之責”,因此,希望中國政府對“調處”之事,“再行斟酌”。在照會中,還特地附上英葡盟約的全文,很明顯的要威脅清政府就範。當日下午 4 時,清外務部大臣那桐約見朱爾典,明確吿訴他,中國不能同意馬沙鐸所提出的將澳門界務提請“海牙公斷”,這是因為:“中國以此事關係中葡兩國盡有機會可以和平之結,不必由海牙公斷。” 但朱爾典仍提出,中國不願交海牙公斷,英國很希望見到中國提出由其他國家公斷的辦法來。勘界維持會還決定,“為自衛計,趕置軍火,舉辦聯鄉團防”。8 月 25日,香山縣勘界維持會通過“聯辦九十八鄉民團章程”59,宣佈成立民團,拿起武器,隨時準備給侵略者以迎頭痛擊。 人民的奮起鬥爭,阻止了劃界交涉中的妥協趨勢。8 月間,外務部給兩廣總督的電文中,雖然仍在指責勘界維持會“鼓吹輿論,廣佈危言”,“造言生事,擾亂治安”,並要求地方官員“嚴行出示禁止,以免釀成事端”。60但香山勘界維持會所發動的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畢竟使清政府不能不有所顧忌。 9 月間,高而謙會見勘界維持會代表時宣稱,劃界交涉有三條出路,即“和平”(接受葡萄牙的全部要索)、“公斷”(提交海牙國際法庭裁決)、或“戰爭”(談判破裂訴諸武力);要求愛國民眾接受他的以妥協求和平的方針。勘界維持會代表怒斥高而謙“以棄地棄民為和平辦法”。61這位談判大臣深感眾怒難犯,民意難違。他向外務部訴苦道:“謙身處局中,覺反汗之不易,慮旁觀之有辭,⋯⋯既恐識見迂謬,貽誤事機,又慮貪得無厭,難以為繼”。62“意見參差如此,民情激烈如彼,稍一不慎,致釀事端”。63兩廣總督袁樹勳也向外務部進言:“現在民間此國家疆土,下系輿情,自應格外審慎拒676869 235
  • 那桐答稱,關於這一點,今天不能作答,待仔細研究再定。 12 月 30 日,外務部覆照英使朱爾典,再次明確提出,關於海牙公斷之,早已在中葡雙方交涉中表明了中國的態度:“中葡敦睦已數百年,該處界務系屬中葡兩國之事,所關係者系屬中葡兩國之民,非局外所能制定,應始終由我兩國和商議結。但能彼此退讓,則現雖停議,將來派員接續會商,盡有機會,無庸交公會公斷。”70這樣,英國插手澳門界務的企圖遭到了失敗。 接着 12月 31日,葡萄牙公使柏德羅又來函稱,葡國界務大臣馬沙鐸已來到北京,希望拜晤外部,舉行會談。外務部定於 1910年 1月 4日與其會見。外務部由梁敦彥、聯芳和鄒嘉來 3位大臣與其會談。馬沙鐸一開口就大肆攻擊中方的政策,他聲稱,本大臣是為了澳門劃界而來,可是高而謙大臣卻把談判視為要求澳門“割地歸還中國”。對此,外務部官員也毫不示弱爭辯道:“中國所爭者,並非欲葡國割地還我,只願取還中國所固有者耳”。71中國希望馬沙鐸回國後告訴本國政府,澳門並非軍事要地,葡國何必力爭各處炮台營壘,擴張佔地,而應當致力於使澳門華人與葡人和平相處。馬沙鐸卻堅稱,現在澳門界務中葡雙方各執一詞,不如由第三國公平評斷,得以迅速了結。但外務部堅持不讓第三國插手的立場。這次會晤進一步表明,中葡雙方對澳門界務的立場有根本性的不同,在當時情況下,是不可能通過談判加以解決的。在中葡澳門界務交涉陷入僵局期間,葡人不遵守維持現狀的協定,經常挑起事端,糾紛不斷。這期間,事澳葡強行在馬料河勒收地鈔;擅自在灣仔內河設發指示:“惟未承認(葡國新政權)以前,置水泡,圈佔水界;反對中國政府在小橫琴島緝捕盜匪,扣留匪船,要求將人、船交給澳門;又公然出兵路環島剿匪,等等。 這一系列事件使清政府認識到,對澳門界務採取延宕辦法,並不能維持現狀,制止侵略。因此,外務部於 1910年 6月 20日,去電命駐法國公使兼駐葡國公使劉式訓前往里斯本,同葡萄牙政府談判,爭取澳門界務獲得解決。72劉式訓到里斯本後,同葡外交部商定在當年 10月舉行界務會議。而當劉式訓留居里斯本等待會談開始期間,葡萄牙於 10月 4日爆發了民主革命,推翻君主專制政權,建立共和國。消息傳到中國,清政府頓時對澳門界務產生了幻想。10月 15日,外務部向劉式訓能否利用時機,向新外部作為私談探商澳界讓步辦法。如能滿我之意,即先行承認亦無不可”。73不過葡萄牙的臨時政府外交部對劉式訓的試探反應冷淡。 236
  • 狀態,外務部仍在澳門交涉中採不過其後葡萄牙政府一口否認有轉讓澳門的意向。74而清政府也就將進攻路環。島民奮起自衛,3 次打退侵略者的 但是,葡萄牙革命後,政局動盪不定,香山人民和廣東地方政府紛紛要求外務部,“趁此時機將澳界收回”。人民保衛家園的強烈願望推動了政府當局。儘管當時清朝的統治已經處於風雨飄搖取了比較積極的方針。11 月 13 日,指示劉式訓與葡萄牙政府交涉,爭取早日解決澳門劃界問題。如果不能如願,則聲明以後劃界事務仍由中葡兩國直接商辦,不容他國干涉。萬一葡萄牙有將澳門轉讓他國的意向,則中國將根據非經中國允許,永不得轉讓的條款,乘機收回澳門,所耗費鉅款亦將預為籌劃。澳門問題擱置一旁。 香港談判破裂後,中國人民反抗葡萄牙殖民擴張的鬥爭更趨激烈。1910年至 1911年間,先後發生了“路環血案”和“浚海交涉”兩大事件。 葡萄牙企圖用武力實現侵略目標。它一方面藉口澳界“各持舊狀”,阻撓中國在對面山、大小橫琴、氹仔、路環各島以及關閘至前山地區行使主權,並要求清政府“彈壓”人民自發組織起來保衛家鄉的愛國行動;75另一方面則積極加強軍事部署,武力侵犯這些地區。其攻擊的重點在路環。路環島原名九澳,以島東北角之九澳灣而得名。後又以島西部的路環村作為島名。它位於澳門南面 8 公里的海上,是十字門的入口。當時島上約有居民 1,900人,多以打魚為生。761864 年,葡萄牙侵入該島的荔枝灣,佔地數十畝,建造炮台,屯兵一二十人。1910年 7月,廣東新寧、開平等縣發生教案,某些天主教徒的子女被擄困在路環島上。教民向澳門主教求救,主教慫恿澳葡當局趁機以“剿匪”為名,派兵進攻,並奪回葡人在島上建造的炮台。其後,澳葡增調軍艦,傾其全力圍攻。清軍卻坐視不救。島民奮戰半個多月,彈藥缺乏。8 月 4 日,葡軍在島上登陸,大肆燒殺搶掠,“村民數百家,慘受鋒鏑而死”。77還有一艘滿載難民的漁船被葡艦擊沉,38 人無一生還。78這是葡萄牙殖民者欠下中國人民的又一筆血債。血案發生後,“舉國士夫駭汗相告,各埠華僑函電詢問”,強烈要求廢約收回澳門。79 1910年 11月 17日,廣州、香山、香港等地的勘界維持會分別舉行特別會議,決定組織請願,要求廢約收回澳門;同時發動義捐,籌集經費,以加強民團武裝,準備“賭一戰以收回澳門”。80清政府再次派遣駐法公使劉式訓前往里斯本,要求葡萄牙恢復澳門劃界談判。但同時卻指令廣東各級官員對愛國民眾加以“勸撫” 237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葡萄牙武力佔據路環島後,氣焰更加囂張。1911決議,要求政府認鎮1,000多人,以及軍艦 4艘。新軍傾向革命,年初,又在澳門附近的海面和內河航道上大搞所謂疏浚工程,企圖通過這種手段取得內河外海的控制權。其具體目的有三:①控制前山內河,即從澳門北至亞婆石,西至對面山島岸邊一帶,為下一步侵入對面山和前山一帶地區做準備;②控制十字門海面,進而入侵大小橫琴島、氹仔島和路環島;③佔領九星洲海面,即西起馬騮洲,東臨九洲洋,北至香洲以北,南達路環一帶,以控制珠江口,隔斷廣東西部高廉雷瓊四府至廣州的航道,扼殺新建的香洲埠。疏浚航道工程始於 1908年。凡是已經疏浚過的海面,葡萄牙人均設置浮標,表示該段水界為其所佔。由於中國人民的反抗,工程經常中斷。1911年3月初,澳葡當局又開始其疏浚活動。它派出軍艦 2艘、快艇 10艘,運載工役 100多名,曾兩次闖入前山內河,掘毀白石角和亞婆石兩處田基 123米,強行疏浚。6 月間,葡萄牙又同香港麥端那洋行的英商訂立合同,委託英國人疏浚氹仔以北海面。81澳葡就是用這種“由水及陸”的侵略手法,蠶食鄰近澳門的中國領土。 香山人民奮起進行反疏浚的鬥爭。當時辛亥革命正在醞釀過程中,人民革命情緒十分高漲。他們指責政府在劃界交涉中“柔懦不振,媚外辱國,放棄責任,不敢與較,徒放空炮以欺吾民”。824 月間,香山勘界維持會上書請願,提出了解決澳門劃界問題的兩點建議:①政府速派軍隊駐紮灣仔與前山要隘,並發槍給民團,作好武力抗擊澳葡擴張的準備;②在廣州重開劃界談判,廣東官員和勘界維持會的代表共同參加。83請願書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支援。7 月,廣東諮議局討論了該請願書,通過了相應的真對待葡萄牙的侵略企圖。兩廣總督張鳴岐不得不表示俯順輿情,對澳葡採取強硬態度。84清政府也同意由廣東政府全權處理澳門劃界交涉問題。7月,張鳴岐派員到澳門交涉,要求葡萄牙當局立即停止疏浚工程。同時又派 25參謀官黃士龍巡查澳門附近的防務。黃士龍提出一個軍事與商業並舉以馭掣澳葡的方案:軍事方面,加強北山嶺和灣仔炮台,使兩處互為犄角,加強各關隘的防務;商業方面,鼓勵和支援民間建設香洲埠,並在灣仔開闢商場,動員澳門商民移往開業,從經濟上制裁澳葡。這樣,“葡人不能以兵力自恃,商務又逐漸凋殘,款絀兵單,彼焉能自立?”85張鳴岐採納了這個方案。8月25日,廣東政府向前山增派新軍以後,照會澳葡當局,要求立即停止疏浚工程。86當時派往前山的新軍達 238
  • 曾參加 1910年廣州起義,與 1911年 4月黃花崗之役亦有聯繫。他們在駐地秣馬厲兵,枕戈待旦。當地人民情緒熱烈,紛紛籌餉勞軍。香山縣的地方民團也改編為人民義勇隊,從政府那裏領到部分槍械裝備,活躍在前山防線上。中國加強前山防務,使澳葡當局十分驚慌。它急忙從本國增調軍艦和軍隊來澳,準備負隅頑抗,同時向其他帝國主義國家請求外交支援。一些大國也企圖插足其中。香港的《麻剌西報》首先發難,就新軍駐防前山一事進行威脅恫嚇,聲稱:“中國豈不知如此一舉,必令各國之有權利於中國者盡為葡人之助乎?”。878月 30日,各國駐廣州領事聯合訪問兩廣總督張鳴岐,要求“調停”。張鳴岐表示:“新軍駐澳門交界,國防所系,屬我主權,斷難撤退。”88在中國方面堅持鬥爭之下,澳葡當局被迫表示“願化干戈為玉帛”,疏浚工程終於停止。 (二)民國初年的澳門界務交涉 20世紀初,中國與葡萄牙的政治形勢都發生了急遽的變化。1910年葡萄牙爆發民主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國。1911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實現共和。在歷史的轉折時刻,人民積極上書民國政府,期待新政權能在澳門問題上有所作為。尤其是葡人頻頻採取侵略行動,力圖吞併拱北島(又稱對面山),激起當地人民無比憤怒。“凡為澳界拱北地方之民,皆有切膚之痛。”旅港勘界維持會會長、香港太平洋行商人楊瑞楷,“乃拱北地方子孫相繼之民,深知地方受害”。89他代表香山縣拱北 96 鄉的民意,多次上書廣東省總督和北京外交部總長,詳細列舉了葡人歷年佔界侵權、虐待華人的各種案例,反覆闡明澳門界務的癥結所在,強調指出:“我國邊界指不勝屈,屢受外人欺淩,勢難啞忍,而澳界為尤甚,葡國雖小,狡計甚大,如強鄰壓境無論矣。”90他提出將拱北海關移設於灣仔,以防止葡人侵佔,保衛領土主權。可是民國政府對於楊瑞楷愛國愛鄉的主張,不但不予以有力支援,反而認為“誠恐該代表之言,易茲誤會,引起仇外舉動,於大局無益有損”,要求廣東當局“即請查明,嚴行誡勸,毋得煽惑滋事”。91這些事實表明,民國初年,政府雖然換了招牌,但是專制時代的那一套反對人民參與政治、壓制社會輿論、辦事拖遝的作風,依然未變。 正當中國政府對澳門界務舉棋不定之時,葡萄牙突然採取主動進攻的姿 239
  • 態。1914年 4月 2日,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J.Batalha de Freitas)拜會中國外交總長孫寶琦,主動提出了解決澳門界務問題。對於葡使提出的澳界談判問題,孫寶琦當時便表態,同意從速加以解決。並於當天發信通知廣東都督和民政長,指出澳界談判“事關重大,必須內外兼籌,方有把握”。要求廣東地方政府對談判提供資料和意見。5月 14日,符禮德再次拜會孫寶琦,詢問有關澳門界務談判問題,中國政府是否已經籌備妥當。葡方急不可待地表示,希望此事“從速了結”,雙方談判時也無需根據舊籍,不必咬文嚼字,不用向廣東官員徵求意見,只要總長本人和公使會商妥當便可。他聲稱,只要這樣做了,澳門界務“必得良好之結果”。92在葡使一再催促下,中國外交部也開始着手進行談判的準備。 5月 24日,中國外交部致電駐葡代辦郭家驥,詢問葡萄牙外交部對澳門界務的意向,得到“葡政府甚願接洽辦澳門界務”93的回答,從而確認符禮德代表葡政府的立場。其後,外交部於 6月 12日派遣駐墨西哥公使陳錄前往廣東澳門附近地區,調查澳門界務情況,收集資料,徵求意見。6月 24日,陳錄又聘請莊允懿為助手。莊允懿曾任香山縣知縣、前山海防軍民同知,亦曾擔任高而謙的劃界參贊,對澳門事務十分熟悉,又非常熱心。通過莊允懿找到香山縣前任知縣殷紹章,獲得光緒十七年(1891年)龍田、旺廈等鄉戶口冊一本。這是中國一向對龍田、旺廈等鄉擁有主權的有力證明。其後雖然葡人破壞中國主權,悍然侵佔了這些鄉村,但在 1896年和 1903年,龍田、旺廈仍有少數業戶向香山縣交納錢糧,説明香山縣政府對這些鄉村的管轄權,直到當時尚未完全斷絕。94陳錄、莊允懿等人於 6 月 20 日離京南下,7 月 5日抵達廣東,7月 12日抵澳。在廣東和澳門地區實地調查澳門界務情況,撰寫報告,摘抄案卷、圖書資料等共計 15種之多。8月 5日回京。8月 7日向外交部提交了《調查澳門界務情形報告書》和《調查澳門界務情形意見書》。《報吿書》提到葡人在澳門擴張的情況: 1.關閘——左右皆葡國兵房,守關閘葡兵 10餘名,上掛葡國國旗,凡過客出入,形迹可疑者略加盤問; 2.青洲——方圍不及一裏,狀如土阜,葡人新築長堤,使之與半島連接,西北有英國人開設的水泥廠; 3.三巴門——已被葡人拆毀,但舊址仍隱約可辨,有街仍名老三巴,即葡人原有界址; 240
  • 4.龍田、旺廈——龍田村於 1879年(光緒五年)為葡人所佔;旺廈於 1883年(光緒九年)為葡人所佔。其佔領之法極為簡易,即由三巴門望北開一馬路,馬路所達之點,左右橫線,民房田舍改歸所有。此外不過編列門牌、安設路燈而已; 5.銀坑——泊有葡國舊式小兵艦“馬交”號,該艦載重不及千噸,從來不輕易移動。停泊口內,藉壯觀瞻而已; 6.氹仔——有葡炮台一座,葡兵房一所,其餘荒地為葡人墳墓; 7.路環——路環山下有葡人咸豐年間所建舊兵房兩所,山上有葡大炮台一座,並新洋式兵房一大座,1912年開始建造,今年竣工。另又在九澳山上新建兵房一所; 8.大橫琴——有我國商人在該島馬尿河開採石礦。今年 4月間,葡國兵曾前往干涉勒索,被我國商人拒絕。95 中提96增,禍流全粤,附近之地,受害猶無論葡人如何,民等誓死不從增地之意。務乞嚴詞拒絕,俾拱北數十萬之民官陳錄根據調查所掌握的情況,針對葡人侵佔土地的野心,在《意見書》出,應當分別於銀坑、灣仔、馬騮洲、大橫琴和青洲對面海附近,加派軍隊和警察以壯聲勢,防止葡人趁機侵佔領土。與此同時,恢復民國以來被胡漢民裁撤的前山海防同知,並派出諳熟外交事務的官員常駐前山,與葡官員辦理交涉。陳錄又指出,當勘界談判開始之時,必須抓住以下 3個要點: 1.海權——宣佈澳門海道作為公海,中國船隻可以自由停泊,中國還有辦理水上巡警、維持地方安全之責任,同時禁止在海道走私軍火; 2.海島——對面山之灣仔、銀坑、青角、大小橫琴、九澳等島嶼,必須力爭,絕不放棄; 3.關閘——葡人無理要求將關閘以北 10里範圍內,宣佈為“公地”,必須堅決反對。建議勘界之後,在關閘以北二三里內建造另一關閘,則澳門以北界務永遠可無侵佔之慮。 總之,陳錄對界務的方針是:以加強軍事實力為基礎,在談判中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在陳錄等人調查期間,7月 20日,旅港勘界維持會會長楊瑞楷從香港向北京外交部發信,揭露葡人侵略陰謀,要求政府在談判中堅持原則立場,不能妥協退讓。同月 27日,拱北 96鄉鄉民代表楊應權又致電北京政府,指出:“聞澳界將議,查澳門煙賭擴深。況葡人佔領比原圖已增數倍,只應於既佔領收回,萬不能於未佔地再許。 241
  • 免淪奴隸。異日國家有事,我拱北民人當執殳以為前驅。臨電不勝激切待命之至。拱北鄉代表楊應權”。97 很明顯的,人民的積極參與外交大事,對於政府當局的政策措施等方面產生一定影響。同年 11月 25日,外交部致函廣東將軍龍濟光、巡按使李開詵,要求添派軍警駐紮上列澳門附近各個要塞,以為勘界準備。98 1914年 11月 18日,葡使符禮德又主動拜會中國外交部,與秘書劉符誠會談。葡使再次提出舉行勘界談判。至於談判的方式,可以首先訂期開私人之談判,相互交換意見,求同存異,爭取達成協定,為舉行正式會議打下基礎。符禮德還聲明,葡政府絕無意擴張土地,但也不會放棄條約所規定的界址。至於內河問題,也很容易解決。其辦法是:中國船隻可以任意行駛出入,當局揭露,中國外交部訓令駐葡楚,待瞭解後再答覆。102就這樣很輕易地10日派小巡船擅自越界停泊灣仔長碼頭,私葡使符禮德,進行交涉。符禮德聲稱葡兵已經撤離拱北島但停泊澳門海岸,則應受澳門管理。99這些話冠冕堂皇,不過一旦進入具體的界務交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果然,12 月 18 日,葡萄牙外交部來信聲稱,澳門界務談判應以馬沙鐸在 1909年 7月 22日提出的“節略”為基礎。100這説明,葡萄牙擴張澳門界址的目標一點也沒有改變。 1915年 1月,葡使南下調查澳門界務,中國外交部派劉符誠以私人名義陪同前往,以便及時掌握情況,並與葡使隨時交換看法。他們在澳門和廣州先後舉行多次非正式談判,最後於 2月中旬返回北京。此行一個多月,雙方關係融洽,但立場迥然不同,故未能達成任何具體協定。而在這時候,葡人的違約擴界活動日益加劇,中葡雙方的界務爭端頻頻發生。 首先是浚海問題。葡人購買浚海機船,於 1915年開始“在澳門西北蓮峰廟前對門,青洲之下,沙岡之上浚深河道,日為築船塢之用。又將蓮峰廟左之炮台山毀掘取泥,由青洲築路之上,關閘之內,及蓮峰廟前一帶,填築海圩。⋯⋯其蓮峰廟前地,均密築鐵軌,駕駛泥車。又在關閘海邊大興工作,建築兵房。”101經勘界維持會代表和廣東地方使館代辦郭家驥與葡萄牙政府交涉,要求葡人立即停止澳門浚海工程。可是,葡政府卻有意敷衍,推説情況不清搪塞過去了。 其次,葡人於 1916年 7月租幾處民房,強行登岸居住,再次引起外交軒然大波。11月 7日,中國外交部秘書王景歧會晤 242
  • (灣仔),而澳葡總督認為,在拱北島上租房的葡人不必離開,駐泊的兵艦也不離開,因為認為那是屬於澳門的水面。11月 14日,王景歧再次會晤葡使,進行交涉。中方指出,根據廣東省長報吿,葡兵未曾撤離拱北島。但葡使仍未加理會,相反卻要求中方關照廣東省政府和當地人民保持和平,避免激烈巨性,事先通知廣東方面在澳門11月葡人無權干涉,因此中國政府也未曾予以理會。103 ,甚為關切,請求派員會勘。廣東政,灣仔限制中國在拱北駐軍的數量,同時還任意規定海權和所謂“條款並無簽名蓋印,亦不交由葡領事轉送,自然不行動。 由於中國政府早就估計到界務交涉的艱附近加強軍警力量。這時兵力部署紛紛到位,引起澳門葡人惶惶不安。30日,符禮德會晤中國外交部次長夏詒霆,聲稱,中國忽然在前山增兵 800名,使澳門人民甚為疑慮。要求中國政府解釋增加軍隊的理由。前山是中國領土,增兵與否,葡人面對前山不斷增兵的威脅,被迫直接與廣東政府對話。1917年 1月,澳葡當局致函廣東政府,聲稱銀坑開掘戰壕府派林子峰與澳督所派代表共同查看,證明確非戰壕。事情本來就此結束。但澳葡代表卻借此機會,向中方提交事先準備好的一個“協約大綱”,由林子峰帶回廣州。這個大綱包含 4項建議和 3點請求。其主要內容是:拱北島(灣仔島)上之軍隊照舊是中國兵 40名,以後不得有炮台炮隊,或其他新添備。葡國船隻不能駐泊拱北島邊百尺寬界內。但該船隻可以照舊管轄澳門內港,廣東官員不得干預。至 1887年及 1890年之條約所承認海面法權,仍無傷損。關閘及北山嶺中間公地,葡國及中國之兵不得武裝經過。最後官員不得禁止銀坑的泉水運入澳門。澳葡當局在這個大綱中,表面上做出撤離兵艦的讓步,但卻中間公地”。這樣的“協約大綱”,不但林子峰“以無權與議答之”,就連當時廣東督軍陸榮廷、省長朱慶瀾也認為:“該條款均關界務重要、不能允許之事”,不敢自作主張。而且該算正式交涉文件。可是 1月 15日,葡使符禮德卻向中國外交部發出照會,聲稱:林子峰已在澳門議定協約大綱,這個和平解決辦法既公平,於雙方又都有利益,現有誤會將因之而解決。因此,切盼中國外交部予以核准。但這種拙劣的欺騙手法是不可能得逞的。中國外交部根據廣東的報吿,於 2月 22日照會葡使,聲稱:界務問題暫緩議定,雙方遵照維持原狀,將來遇有機會再協商解決。104 這時,中國內部對澳門界務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勘界維持會和廣東政府 243
  • 認為:面對葡人每時每刻都在違約擴界,“劃界之舉,萬難緩圖。若再因循,所失更大”,請求派員前來進行劃界會議。105而外交部則認為,葡使積極主張在北,現值中德有力地打擊海上走私勢力。而葡萄牙入拱北島之灣仔,向中國兵艦索取牌費,驅逐交涉員派員帶1廣東陸軍第一師旅長盧焱山和林子峰同去前山處理澳門界京談判澳門劃界,如果接受建議,進行談判,恐怕不會有良好效果。外交部次長高而謙,從前曾任中葡談判代表,他給廣東省長覆函中,根據個人的體驗,認為:“此案雖系中葡交涉,而英葡與國,對於澳事向尤左袒絕交,政府正與協商國(協約國)方面力謀接近之際,澳門問題若於此時提議,恐非所宜。鄙意此案似應暫從緩議,以待時機。”但他並不反對廣東地方與葡人進行交涉,指出:“倘粤省因地方關係,極須解決此項問題,亦應遴派專員,在外會勘,以期周妥”。他這個方針,得到廣東省長的贊同。106此後,廣東政府就在澳門界務問題上,直接同葡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較量。 當時雙方在澳門界務交涉中,關於海權的爭端尤多。因為廣東政府想要控制澳門附近海面,行使海上警察權,則想通過疏浚海道,建立澳門港口與香港競爭。1918年 1月,廣東交涉員羅誠再次請求政府同葡人交涉澳門界務。他的報告稱:葡人軍艦在澳門附近攔阻中國兵艦,勒填報單,又侵漁船,並用船載泥土填塞澳門附近海道。葡人一系列擴張行為激起中國朝野上下一致的譴責,紛紛要求對葡人強硬交涉。2-3月間,外交部多次與葡使交涉,均被敷衍搪塞。7月 21日,駐葡代辦郭家驥溝通葡萄牙報紙,反對澳門浚海,同時建議外交部發動國內報紙表態反對。在國內一片反對葡人浚海的譴責聲中,南方軍政府外交部於 1919年 10月 4日,令廣東領測繪人員前往青洲,調查葡人浚海築堤情況,並照會葡萄牙領事勒令澳葡停止工程,又令廣東政府派兵艦和軍隊前往駐防。107但葡萄牙領事 10 月 15日的答覆十分強硬,宣稱:“澳門政府因知該事確實有權有理,毫無違背和約,所以不懼有何交涉。”108 10 月 18 日,軍政府陸軍測量局的測繪員和前山洋務委員抵達澳門,實地調查葡人浚海擴界情況,並繪製了工程進展圖。鑒於葡萄牙政府和澳葡當局態度強硬,堅持動工,顯然並無和平勘界誠意,1920年 月 13 日,廣東督軍莫榮新下令務。盧、林二人出發的同時,政府又加派軍隊和兵艦前往前山。該處軍事實力的增加,果然引起葡人的驚慌。1月 23日,葡使代辦拜會北京外交部,請求電令南方暫行停止軍隊的行動。外交部秘書劉錫昌回答説,據他個人看法, 244
  • 南北尚未統一,即使電令停止恐未必能聽。 1 月 24日和 26 日,盧焱山兩次訪問澳門。由於廣東政府已經展示了實力,澳督態度明顯軟化。當場表示立即停止浚海工程。但又堅持中國兵艦雖可在澳門附近海面自由航行,然而停泊則應遵守澳門規則,必須填單簽字。1月 28日,中國“雷龍”號軍艦有事來前山,停泊銀坑岸邊。忽有幾艘葡巡船包圍生衝突,管中國方面聲明並沒有增加前山兵力,但事實上至少已補滿缺該艦,強迫該艦副艦長填單簽字,聲稱:如果不簽字就驅逐出境。中國兵艦在本國領土上向葡人簽字,實屬奇恥大辱。軍政府立即處理屈服簽字的那位副艦長,並向葡人提出交涉。而這時英國公使又拜訪北京外交部長,聲稱英葡兩國有同盟關係,廣東當局派兵 1,500人及軍艦二三艘前往澳門,葡國政府因此向英國求援,英國海軍部擬派一艘軍艦前往監視。倘該處發實屬不幸。請求外交部勸告廣東當局不要採取強硬措施。英國這一舉動,十分露骨地對中國政府施行外交訛詐,但這種威脅恫嚇並未能使中國屈服。外交部長陸征祥冷靜回答道:由於南北分裂,北京政府對廣東政府的派兵一無所知,他們也不會聽從中央政府的命令。由中央出面勸告,不但無用,反而更加不妙。109就在同一天,軍政府海軍部又派出“永豐”號軍艦開往九洲洋一帶協同監視葡人行動。總計當時前山駐軍情況大致如下:110 表 1前山駐軍情況 以上前山駐軍之分佈,共計有一個團(加上一個炮兵營)的兵力。兩年前盧焱山任團長時曾駐紮前山,現在兵力並沒有增加。此表是用來與葡人交涉時説明的資料。儘額,使澳門葡人感受到巨大的軍事壓力。 245
  • 1920 年 1月 26 日,由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司路華出面,宣佈澳門總督決定暫停青洲之工程,提議軍政府舉行劃界會議,解決澳門界務問題。111 27日,中葡雙方代表聚集軍政府外交部,討論澳門當局在青洲浚海問題。參加談判的葡方代表有: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司路華、澳葡參謀長金美斯、澳門華民政務司長佐治等,英國副領事也參與葡方一邊;中方代表有:軍政府外交部次長伍朝樞、外交部政務司長李錦綸、外交部交涉員林子峰等。雙方於下午 2時半開會,討論了整整 4個小時之久。30日,雙方又繼續談判。會上,中方首席代表伍朝樞提出 3點協定草案:①在澳門未劃界之前,不得在有爭議地區進行工程;②中國軍艦在澳門附近海面航行,不得要求其簽押文書;③中國當局將發表聲明,宣佈近日增兵前山是和平性質。而葡方代表則提中國魚雷艇在澳門附近海面行駛,遭到葡艦的無理干預出反提案,共 4點要求:①在 4個月之內,中葡派員舉行澳門劃界會議;②如果雙方談判 3個月內不能解決界務問題,則將此案交付國際仲裁;③中葡談判期間澳門停止在青洲海面之工程;④以前之工程不作為葡國享有主權的證據。在談判中,伍朝樞表示葡方提案第 1款可以照辦,但反對其 2、3、 4各款。最後雙方未能消除分歧,無法達成協定。 廣州談判後不久,葡使館代辦會晤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軍政府代表伍朝樞所提條款“斷難允行”,希望將談判轉到北京舉行。但外交部次長劉錫昌明確指出,澳門界務必須雙方派員實地察看,斷非在北京談判所能定界。總之,南北未統一以前,若派員會商定界,徒費時日,於事無濟。如果葡人單獨同廣東地方政府定界,也屬無效。這樣,北京政府堅持在南北統一以前,暫緩舉行澳門劃界談判,維持現狀不變。 (三)國際裁決澳門界務計劃的失敗 1921 年 9月 16 日,,中方開槍自衛,擊斃葡兵 1人,傷 3人。事後,中國軍艦堅持認為停泊地方是本國領土,沒有離去。與此同時,廣東政府還增派另一艘魚雷艇前往停泊。中國軍艦在自己領土上的活動,葡人認為難以忍受。於是,9月 24日,葡使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指責中國魚雷艇不聽指令,任意停泊;聲稱葡國保留對此事件要求賠償的權利。112接着,葡使符禮德又南下廣東,並在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傑克的陪同下,於 1921年 11月 24日,直接同廣東省長陳 246
  • 炯明進行交涉。葡使要求中葡雙方派員共同調查 9月 16日事件,並要有第三國代抗議?現澳督必須將這個抗議收回,否則絕對不同澳葡討論劃定水界問題。114 由於當時廣東政府態度堅定,反擊有力,使葡人迫使廣東政府在劃定水界上讓步的企圖未能得逞。 1921年 11月至 1922年 2月間,正當中葡澳門界務交涉再次陷入僵局之時,美國主持召開了有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中國、日本、荷蘭、比利時以及葡萄牙等 9國參加的華盛頓會議。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重新瓜分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勢力範圍的一次聚會。葡萄牙因為在遠東佔據澳門、帝汶等地,也被邀出席會議。於是葡人便在會上積極活動,企圖把中葡雙方爭議不下的澳門劃界問題提交會議,請求“公斷”。亦即由第三國出面,對澳門劃界問題進行裁決。 “國際公斷”是葡人界務談判中的最後一個法寶。葡人使用威脅恫嚇手與支援。英國自從 1703年與表參加調查;同時要求立即談判解決水界問題。符禮德聲稱,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他甚至認為,9月 16日的事件只不過是一件小事,可以撇開不談。“本公使此次來粤,其主要任務,乃欲解決水界問題,以免將來再啟爭執”,希望盡快加以解決。但陳炯明在交涉中態度也同樣強硬。他嚴正指出,葡人佔據澳門以後,澳葡屢啟爭端。當初葡人借澳門不過一隅之地,較之今日,大小懸殊。可見澳葡侵略成性。關於 9月 16日事件,葡領事開始同意共同派員調查,其後又不肯派人。故此廣東政府單獨完成了調查,如今沒有再次派員調查之必要。同時認為,事件發生後,省長已經照會提出解決辦法,但葡人置若罔聞,缺乏誠意。如今堅持必須先答覆照會,然後再考慮共同派員調查,並開始談判水界。113 1922 年 3月 17 日,葡使符禮德再次拜訪陳炯明,提出廣東省如果將水界問題擱置起來,他準備提出由第三國仲裁解決,並請美國駐菲律賓總督為仲裁人。陳炯明當即針鋒相對地指出,廣東政府之所以將此事擱置起來,主要是澳督缺乏談判誠意,堅持侵略所致。近日間,澳督公然對銀坑升中華國旗橫加抗議。銀坑、灣仔歷來是中國領土,試問澳督有何權利提出在 段,或者甜言蜜語,好話説盡,都不能迫使中方在界務問題上讓步,便使出他們的絕招——所謂“國際公斷”。當 1909年香港談判失敗後,葡人就曾提出將澳門劃界問題提交海牙國際法庭公斷。葡萄牙雖然是一個在國際上無足輕重的小國,但它一向得到英國在外交上的保護 247
  • 葡萄影響交特派員協助辦理,這樣可葡國接受條件。但這個問題的解,應以公理為先,而不以武力為主。116 問題交給美國“公斷”。這也正是葡人此,葡萄牙與美國這樁秘密交易沒能成功。當時美國富豪福靈德曾為此電告牙簽訂《梅都恩條約》以來,一直是葡萄牙可靠的盟國。葡人認為只要把澳門問題國際化,英國必定會堅定站在他們一邊,並會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因此“公斷”對葡萄牙絕對有利。實際上是利用西方列強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屈服。這一次,葡人又利用召開華盛頓會議的機會,積極準備在會上提出澳門問題,請求“公斷”。為此,葡萄牙特別選派澳門官員參加代表團出席華盛頓會議。並且徵得美國政府同意,由美國駐菲律賓總督主持“公斷” 但中國政府對葡萄牙政府單方面提出“公斷”的舉動,表示堅決反對。中國政府認為,澳門劃界問題,“新佔舊佔,情形複雜,非他國所能深悉,斷難付之公斷”。115由於中國代表的反對,葡人玩弄“國際公斷”的把戲沒有成功。而澳門界務問題就這樣被擱置起來了。 在中葡緊張進行交涉之時,美國人也企圖乘機插手撈一把。1922 年 10月 18日,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拜會中國外交總長顧維鈞,提議在北京同廣東代表會晤,討論延長粤澳休戰條款。當時擔任總統顧問的美國人福開森對這次交涉提出了一些建議: 1.交涉應由中央政府負責,只允許廣東派一名外以收回該省的外交權; 2.雙方爭議的 5個問題:葡官將商會驅出澳門問題;1887年條約中國承認之地方外,其餘地方由葡國退還;內海口之管理權;禁止賭博;以及有色人種軍隊駐紮問題等。這些問題均可通過磋商解決,實在解決不了,可請菲律賓總督伍德將軍“公斷”; 3.交涉雙方以中國較為強大,可以強迫決很明顯,福開森建議的側重點是把澳門在交涉中曾經多次提出的解決方案。由此可見,葡人與美國人裏應外合,共同勸誘中國贊同“公斷”。所不同的是,福開森以總統顧問身份提出公斷,更具有欺騙性。但是中國政府沒有採納這個建議,美國人插手澳門問題的企圖落空了。 事實上,葡人與美國人相互勾結,不僅表現在合謀促成澳門問題“公斷”,還企圖將澳門轉讓給美國。據説雙方已經談妥價格為 1,000萬美元。只不過1887年的中葡條約有明確規定,非經中國同意,不得將澳門轉讓第三國。因 248
  • 康有為,建議他勸告中國政府收贖澳門,沒有錢,美國可以貸款。美國華僑伍莊為此向北京政府提交《收贖澳門建議書》,其中説: “去年葡政府因財政窘難,擬將澳門出售與美國,取價美銀 1,000萬。將成議矣。但中葡條約,葡國不能擅將澳門割售與別國。葡政府欲售澳門,惟有請中國政府或國人備價收贖之。美人因此頗躊躕,案遂擱置。此事吾人在美,知之最悉。其後美富人福靈德以此事電告康南海先生,勸中國自收贖。然今政府奇窮,國民更不容易有此大舉。1,000萬美銀之鉅價從何出。此至難之事也。今忽然天予之機。前外部僉事徐良前月自美回謂,美人願借中國美銀 1,000萬收贖澳門。 其所要條件: 1.借款千萬分 15年償還,每年還 100萬; 2.借款未還清以前,澳門應由中美合管。俟借款還清之後,完全由中國自管; 3.中國特派澳門長官,應取美國同意。 照此條件,在中國可謂毫無損失,15年之中所負擔者,不過 500萬借款之利,然此在澳門收入中可以負擔之而有餘,若不收贖,則此收入仍歸葡人所得,中國分毫無有也。故在中國政府,可謂 15年後不費一文而完全收回澳門,15年中亦不費一文而收回澳門之半主權。利益國家至大無量。故曰:天予之機也。”117 1923 年 2月 22 日,北京政府的國務會議討論後,決定將伍莊的建議書交外交部核辦。但此後就沒有了下文。 四、澳門界務交涉小結 綜上所述,對 19世紀後期至 20世紀 20年代之香山與澳門的界務交涉,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香山與澳門界務的爭端,是由於葡萄牙人破壞澳門主權,並不斷擴大侵地的情況下發生的。特別是澳葡從中葡條約開始,就瞄準大小橫琴島、灣仔與對面山大片地區,如果其擴張企圖得逞,澳門面積將擴大幾十倍之多。但是由於香山縣人民的堅持鬥爭,中國政府在交涉中沒有讓步,使葡人的侵 249
  • 略陰謀遭到失敗。 2.中葡澳門界務交涉從 30年代以後一直沒有進行,因此澳門地界從來沒有正式劃定,而是維持現狀。不過劃界期間澳葡強行侵佔了氹仔和路環兩島,中國政府也沒有交涉收回。 3.19世紀末、20世紀初,澳門未能像香港獲得新界那樣擴大地界,使得澳門彈丸之地的現狀未能改變,確實也大大限制了澳門以後的城市發展。但在澳門回歸以後,澳門可以通過同中山市和珠海市實行區域合作,走上共同發展與繁榮的道路。 註釋: 1 黃佐:《香山縣志》卷一,《風土志》。 2 何大章、繆鴻基:《澳門地理》,廣東文理學院,1946年,第 30頁。 3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形勢篇》。 化及其共同性》,載於《東南文化》,1998年第,第 6-8頁。 89:《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冊,第 505-506頁。 4 黃就順等著:《澳門地理》,澳門基金會,1993年。 5 陳振忠:《珠澳史前文2期 6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冊,第 471頁。 7 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6編,科學出版社,1959年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直督李鴻章致總署據赫德報擬訂洋藥税辦法電》。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七,《直督李鴻章致總署據赫德言洋藥税事需先立約電》。 10 《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 6編,第 1-2、19、43頁。 11 同上註,第 2、9-11頁。 12 王鐵崖13 蔡國禎:《澳門公牘錄存》,第 5頁。 14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三,《總署奏葡約現有成議謹陳辦理情形折》。 15 《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 6編,第 95、84頁。 16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三,《粤督張之洞奏澳界钂頦太多澳約宜緩定 250
  • 折》。 17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三,《粤督張之洞奏澳界钂頦太多澳約宜緩定六五,《外部奏增改中葡條約縷陳商辦情形折》。 關税沿革史》,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 381頁。 外部辰丸私運軍火應按約《粤督張人駿致外部錄呈代日船駁運軍部辰丸軍火系澳門華商廣和店覆節略》。 2829 《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一,《外部致日使道歉換旗照會》。 30 《清季外交史 部扣留辰丸提議賠償損害請照允照會》。 3158頁。 32333435 同註 31,第 71頁。 折》、《粤撫吳大贗奏查明澳門佔界及將佔界擬即清厘折》。 18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一,《粤督張之洞奏葡國永租廣東澳門請審慎立約折》。 19 同註 16。 20 同註 14。 21 同註 13,第 5、7-8頁。 22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23 萊特:《中國24 《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粤督張人駿致充公電》、《粤督張人駿致外部辰丸事請商日使照章會訊電》。 25 《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二,火船戶梁亞池等供詞電》、《粤督張人駿致外所購電》。 26 《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日使林權助致外部辰丸被粤扣留奉令抗議希飭速放照會》。 27 《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一,《日使林權助致外部扣船一案送呈譯文請答 《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葡使致外部華船在葡領海捕獲日船祈飭速放照會》。 料》卷二一二,《日使林權助致外 《外部發粤督張人駿電》,載於黃福慶主編:《澳門專檔》(二),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 同上註,第 59、66頁。 《總署發葡森使照會》,載於《澳門專檔》(一),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 500頁。 《外部發葡公使森德照會》,載於《澳門專檔》(二),第 67頁。 251
  • 36 同上註。 37 同註 34,第 74頁。 38 《外部收駐法大臣劉式訓電》,載於《澳門專檔》(二),第 77頁。 39 《外部收葡國署公使柏德羅照會》,載於《澳門專檔》(二),第 79頁史料》卷一,《外部致張人駿准劉使電澳門事葡請兩國各派員會勘電》。 43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粤督張人駿覆外部葡領雲澳門勘界請艦撤兵等事以示和平電》。 錄》;《香山旬報》第 53期。 。 廣東省圖書館,1931年,第 13-17頁。 外部葡使謂久之大臣高而謙呈外部報與葡使潭朝外交史料》卷五,《澳門勘界大臣高而謙呈外部澳門附屬應 澳門劃界 ,1909年,第 35期。 界事停議請飭維持。 40 同上註,第 80頁。 41 鄭勉剛:《澳門界務錄》卷一,《香山縣士紳請粤督力爭海權書》。 42 《清宣統朝外交先議撤44 鄭勉剛:《澳門界務錄》卷二,《澳界片片45 鄭勉剛:《澳門界務錄》卷六,《香山縣士紳因中葡劃界集議記事》。 46 《澳門劃界初記》,載於《東方雜誌》第 6卷第 4期47 厲式金:《香山縣志續編》卷六,《海防》。 48 鄭勉剛:《澳門界務錄》卷二,《澳界駭聞》;黃培坤:《澳門界務爭持考》,49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六,《澳門勘界大臣高而謙呈佔 地即有主權應調查再議電》。 50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九,《澳門勘界議 仔路環及內河海面事彼置若罔聞電》。 51 《清宣統地 否承認乞裁奪電》;卷七,《外部致高而謙葡人所佔潭仔路環可以龍田旺廈抵換電》。52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澳門勘界大臣高而謙呈外部葡使奢求只得停議請旨定奪電》。53 鄭勉剛:《澳門界務錄》卷五,《黃士龍稟陳澳界情形》。 54 《論葡人蔑視我國》,載於《香山旬報》55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六,《外部覆高而謙葡若借他國勢力強佔小島人心不服希婉勸葡使電》;卷一二,《外部致袁樹勳澳門舊狀勿生事端電》。 252
  • 56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七,《澳門勘界大臣高而謙呈外部澳門事似部海牙判斷。 維持會特別會議評論》,載於《香山旬報》第 34期。 會又被干涉》,載於《香山旬報》第 36期。 山旬報》第 35期。 如移省辦理 使朱爾典文》,載於《澳門專檔》(二),第 433頁。 使朱爾典照會》,載於《澳門專檔》(二),第 436頁。 二,《外部致袁樹勳澳門界事停議請飭維《澳門》,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 32、54死原於界務之未定》,載於《香山旬報》第 67以延宕為愈電》。 57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七,《澳門勘界大臣高而謙呈外恐各國袒葡不如自與磋議電》。 58 同註 5459 《香山勘界60 《勘界維持61 《澳門劃界近聞》,載於《香62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五,《澳門勘界大臣高而謙呈外部澳門附屬地應否承認乞裁奪電》。 63 同註 52。 64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九,《署粤督袁樹勳致外部澳門事應由高使與葡使直接商議電》。 65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八,《外部覆高而謙青洲潭仔路環不得割予應妥籌電》。66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九,《外部覆袁樹勳澳門事如移省議仍由高使會商電》。 67 同註 52。 68 《外部收英公69 《英使朱爾典問答》,載於《澳門專檔》(二),第 434頁。 70 《外部發英71 《葡劃界大臣馬沙鐸問答》,載於《澳門專檔》(二),第 440頁。72 《外部發駐法大臣劉式訓電》,載於《澳門專檔》(二),第 515頁。 73 同上註,第 570頁。74 《外部發駐法大臣劉式訓函》、《外部收駐法大臣劉式訓電》,載於《澳門專檔》(二),第 590-591、621頁。75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持舊狀勿生事端電》。 76 繆鴻基、何大章等:頁。 77 忿生:《路環村民之慘 253
  • 期。》,載於《東方雜誌》第 7卷第 8期。 勉剛:《澳門界務錄》卷四,《香山勘界維持會呈張督憲稟》。 》,載於《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 1期。 務錄》卷四,《廣東諮議局呈請督憲阻止葡人浚河及澳門專檔》( )專檔》(四),第 87頁。 墨西哥公使陳錄函》,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111- 1110頁。 檔》( ) 78 《旅港勘界會上袁督書79 鄭勉剛:《澳門界務錄》卷三,《省城勘界維持會佈告》。 80 茶圃:《今後之中葡交涉》,載於《國風報》第 1年第 26號。 81 鄭82 《粤省辛亥革命回憶錄83 李直:《論外部竟無一詳細澳圖》,載於《鐵城報》,1911年 8月 1日。84 鄭勉剛:《澳門界務錄》卷四,《香山勘界維持會上諮議局請願書》。 85 鄭勉剛:《澳門界張督答諮議局文》。 86 同註 53。 87 同註 85。 88 鄭勉剛:《澳門界務錄》卷五,《澳界片片錄》。 89 《外交部收勘界維持會楊瑞楷呈》,載於黃福慶主編:《四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 32頁。 90 同上註,第 28頁。 91 《外交部發廣東巡按使李開電》,載於《澳門92 《外成為長孫寶琦會晤葡符使問答》,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75頁。 93 《外交部收駐葡萄牙代辦郭家驥電》,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80頁。 94 《香山縣知事殷紹章發駐墨西哥公使陳錄函》,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97-99頁。 95 《外交部收駐1 4頁。 96 同上註。 97 《外交部收拱北鄉民楊應權電》,載於《澳門專檔》(四),第98 《外交部發廣東將軍龍濟光、巡按使李開詵諮》,載於《澳門專四 ,第 125頁。 99 《外交部秘書劉錫昌(劉符誠)會晤葡使問答》,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124。 254
  • 100 《外交部收駐葡萄牙代辦郭家驥函》,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126頁。 101 《外交部收廣東將軍龍濟光、巡按使張鳴岐電》,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201頁。 102 《外交部收駐葡萄牙代辦郭家驥電》,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202第 243頁。 部秘書王景歧會晤督軍陸榮廷、省長朱慶瀾電》,載於《澳門專檔》 8-280、284頁。 交部收廣東特派交涉員梁瀾勳呈》,載於《澳門專檔》(四),35 使菲力特(符禮德)問答》,載於《澳門專檔》( )澳門專檔》(四),第 455-463頁。議代表顧維鈞、施肇基、王寵惠電》,載於《澳門外交部收國務院函》,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469頁。 頁。 103 《外交部發廣東省長朱慶瀾電》,載於《澳門專檔》(四),104 《外交部發廣東督軍陸榮廷、省長朱慶瀾電》、《外交葡符使問答》、《外交部收葡符使函》、《外交部收廣東督軍陸榮廷、省長朱慶瀾諮》、《外交部發廣東(四),第 27105 《外交部次長高而謙收廣東省長朱慶瀾電》,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296頁。 106 《外交部次長高而謙收廣東省長朱慶瀾發》,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297頁。 107 《軍政府外交部致政務會議諮》,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325頁。 108 《軍政府外第 28頁。 109 《外交部長陸征祥會晤英使問答》,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358-3 9頁。 110 《收廣東陸軍第一旅司令部函》,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362頁。111 《譯葡總領事致伍廳長公函》,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364頁。112 《外交部收葡使館節略》,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449頁。 113 《粤省長陳炯明會晤葡四 ,第 442448頁。 114 《陳炯明會晤葡符使問答》,載於《 115 《外交部發太平洋會專檔》 (四),第 452頁。 116 《117 《伍莊收贖澳門建議書》,載於《澳門專檔》(四),第 514頁。 255
  • 平方 里成為中國與歐洲諸強交往、東方與西方文化交流的國際舞台。創辦於 1594年的澳門聖保祿學院(Saint Paul College ofMacao,1762年關閉)便是澳門輝煌歷史中的精彩華章。該學院不僅是澳門西式高等教育的肇始,也是中國土地上第一個西式高等教育的樣本,而且還是遠東最早的歐洲中世紀式的高等教 機改寫 璨的篇章。然而令人遺憾的 , 中國教育史作過專門研究的學者也未必知道”這所大學。“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西方學者對這個學校也知之甚少。”1“以往的論著,特別是有關的中文出版物,對它的敘述基本上都語焉不詳,甚至有不少訛錯之處。研究該學院的西文論著仍然缺乏。” 本世紀初,傳來令人欣喜的佳音,澳門學者李向玉博士不畏艱難,第一次比較全面而深刻地對澳門聖保祿學院作了頗為細緻的研究。 關於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的歷史,誠如中山大學陳勝粦教授所言:“歷代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會提到聖保祿學院。歷代學者中也不乏瞭解該學院之重要的人士。之所以沒有人對這個宗教文化機構進行認真透徹的 究因為難以尋找研究這個學院的資料,特別是比較系統全面地反映其歷史面貌的第一手資料。有關中文資料零散而瑣碎,無法再現當年之舊貌。似乎隨着該學 在 * 暨 大 李向玉與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 陳才俊* 澳門自古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自 16世紀中葉起,這個面積僅為 20多公 的狹小半島便扮演着深深影響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重要角色,育 構。如果把它寫進“中國教育史”,恐怕好幾個“第一”“最早”要;如果把它寫進“世界教育史”,也是極其光輝璀是 “不僅一般人,甚至對2研 ,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人們對它的歷史價值認識不足,另一方面則是院 1762年的關閉,有關它的種種記載也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之 南 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256
  • 中, 在20世紀 90年代以前,國內外尚未出現對澳門聖保祿學院有全面、系統 深學院有關情況的,恐怕要首推 1615年出版的《利瑪竇中國劄記》。清人印光任(1691中國人第一部系統研究介紹澳門的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刊行的一部關於澳門歷 的中外 典 研討澳門 國際研討會”。三次研討會上都有許多學 從聖保祿學院研究,呈現出如下特點:一是國際化。對該學院的研究已成為一門國 性元化 景的學者分別從歷史學、文化學、宗教學、教育學、文學、醫學 藝獵該 院鳴化 通過不同的史料考證,對某些歷史史實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形成 不進行專題研究,所以,還沒有形成比較綜合而全面的研究成果。 向葡萄 語長。李向玉博士早年對澳門的歷史文化進行過一些研究,特別是在對澳門高等教 發發揮過重要影響的宗教文化教育機構。因為明清時期,中國尚處於傳統私塾教育 代強調死記硬背、囫圇吞棗的學習方法。而澳門聖保祿學院則全盤移植歐洲中世紀 學試,都嚴格有序,科學規範,而且充分體現學生的主觀意識。這種全新的教育理念,無疑是對傳統的中國教育體制的全新挑戰,為促進中國的教育近代化拉開了序幕。作為遠東耶穌會傳教士的搖籃,它曾經是輻射力達到整個東只 浩瀚的文獻裏留下若干蛛絲馬跡供人們浮想推測。”3 所以,而 入研究的成果。中外史書中,至目前為止被發現的述及澳門聖保祿-1758)和張汝霖(1709-1769)合著的《澳門紀略》(1751年成書)是史 著作,書中有相當多的內容是關於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其後的許多經 學術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涉獵到這所學院。 1993年 3月,澳門舉行了“東西方文化交流——歷史與展望”國際學術會。1994年,澳門又舉辦了“第一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和紀念聖保祿學院 400週年的“宗教與文化者 不同角度探討了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歷史與影響。至 20世紀末的澳門際 的學科,東西方許多國家的學者都對之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二是多。不同學科背、 術學等等領域出發深入地探討了該學院;三是規模化。這一時期涉學 研究的人數和產生的成果都可謂空前,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四是爭。不同的學者了 同的學術觀點;五是專題化。所有的學者都是就某個側面對該學院李 玉先生 1975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同年赴澳門專門研修牙 言文化,2000年獲中山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澳門理工學院院育 展歷史進程的考查中,他發現澳門聖保祿學院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時 ,推行的是先生講、學生聽,學生完全處於被動地位的教學理念,大 的教育模式,無論從學校管理、課程設置,還是教學方法與學位考 257
  • 亞地區和東南亞部分國家的宗教重鎮,在天主教東傳史上具有毋庸置疑的獨地位。李向玉博士還注意到,造成以往無法形成對該學院比較綜合而有份量研究成果 0多年,歷史過於久遠,對研究造成了困難;二是有關該學院的歷史資料大部分用葡牙文寫成,而且保存在一些歐洲國家,內地學者很難有機會利用。 李向玉博士具有精通中、英、葡三種語言的優勢和扎實的史學功力。他用多次訪問葡萄牙之便,到該國包括阿儒達王室圖書館(Bibliotheca daAj《澳門聖保祿學院關閉時間之辨析》(澳門《行政》第 49期)等專題論文,並於 2001年 7月出版了專著《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而且,其研究成果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為中國教會教育史的研究展示出全新的視野,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證了耶穌會士東來澳門及其初期教育活動,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創辦過程及初期情況、關閉作用。書通過對大量中外第一手原始史料的考訂、校勘、辨偽,盡可能還原了該院存在 168年的本來面目。 學院的研究,較之同行可謂取得了破性的進展。而且其最可貴之處,是糾正了他人已有研究成果中的一些訛特的原因,恐怕主要有兩點:一是該學院畢竟已經關閉 20萄利uda-Palácio Nacional daAjuda)在內的諸多圖書館,仔細查找、分析當年耶穌會士保存下來的文獻,重點發掘利用用葡文寫成的、比較完整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以確鑿的史料為基礎,來認真考查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歷史文化價值。他先後發表過《聖保祿學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對我國教育的影響》(《清史研究》,2000年第 4期)、《澳門聖保祿學院的中文教學》(《世界漢語教學》,2000年第 3期)、《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教學內容與方法初探》(《澳門日報》學海版,2000年 6月 18日)、《中國歷史上第一所西式大學——澳門聖保祿學院》(《中國大學教學》,2002 年第 Z2 期)、《澳門聖保祿學院給予我們的啟迪》(澳門《中西文化研究》第一期,2000年 6月)、及其後果等;第二部分着重研究了該學院的教學內容與方法、教學與行理管理制度、經費來源等;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該學院的歷任校長、教師隊伍、中國籍學生等情況;第四部分簡要介紹了該學院的附屬機構,如印刷廠、藥房等;第五部分則重點論述了該學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巨大貢獻,闡釋了它在對遠東傳教士的培養、西學東漸和對歐洲漢學的影響等方面的歷史全學 總體而論,李向玉博士對澳門聖保祿突 258
  • 誤。下面擇其要者予以説明: 1606,義大利人,1566第一,關於澳門聖保祿學院成立的起因。中國的史學者大都認為該學院成立在澳門,是想使其成為培養耶穌會士精通漢語、熟悉中國禮儀的教育基地。但李向玉博士卻發現 1594年 10月 28日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對於建立該學院的目的有如下記載:“既然於 1592年在日本召開的總協商會議認為,為了保持與發展耶穌會在日本的事業,以及傳播福音,在中國的澳門(這裏住着很多澳門人)建立一所學院是至關重要的,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於是,此時正在澳門的范禮安(Alexandra Valignani,1538-年在羅馬入耶穌會。澳門聖保祿學院創辦人——作者註)動員一些朋友協助創辦聖保祿學院。”為了求證此説,作者又引用了法國耶穌會士裴化行(R.P.Henri Bernard,1897-1940)所著的《利瑪竇評傳》中的説法:“范禮安既在日本體認到大名封建紛爭更迭的危險,便認為迫切需要在足夠安全的地點準備好一處避難所,來收容受迫害者或用作進行培訓基本工作的場所;果阿太遙遠,麻六甲太易遭受戰禍,於是,就在澳門,經那位在羅馬的教長同意,不顧難以置信的反對,他決定設立一所公學,作為在遠東的天主教‘保壘’。”4另外,他還通過美國學者維特克(John W.Witek)的《着眼於日本——范禮安及澳門學院的開設》5和葡萄牙學者山度士(Domingos Mauricio Gómes dos Santos)的《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6等論文與著作,印證了上述説法。於是作者得出了“創辦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真正原因,至少可以説它開設的初衷是着眼於日本的傳教活動”的有力結論。7 第二,關於澳門聖保祿學院關閉的時間。許多中國學者,如南京大學的黃鴻釗、中山大學的黃啟臣、台灣輔仁大學的張春申、澳門的劉羨冰及《澳門百科全書》的作者等,均認為該學院關閉於 1835年,而多數外國史學家,如葡萄牙的山度士,美國的馬拉特斯塔(Edward Malatesta)、葡裔澳籍史學家文德泉(Pe.Manuel Texeira)與施白蒂(Beatriz A.O.Basto da Silva)等,則持該學院關閉於 1762年的觀點。為了弄清事實的真相,李向玉博士仔細分析了當時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背景和當時的國際背景,發現幾條重要線索。其一是,18 世紀初發生了轟動世界的“中國禮儀之爭”,終於導致雍正皇帝於 1724 年下令封閉教堂。其二是,1758 年葡萄牙國內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即國王若瑟一世被刺,有人懷疑是耶穌會所為。1759年,葡國首相頒佈法律,宣佈耶穌會為非法組織。1760年,葡王下令沒收耶穌會的全部財 259
  • 產。由於當時通訊與交通不便,直至 1762年 7月 5日凌晨,澳葡當局才查封包括聖保祿學院在內的澳門耶穌會財產,並逮捕了諸多耶穌會士。另外,通過劉芳輯、章文欽校的《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及文德泉的《澳門及其教區》等著作的旁證,作者肯定了澳門聖保祿學院關閉於 1762年的説法。8 第三,關於澳門聖保祿學院的中文教學。不少中國和葡萄牙史學家都一活字印刷機運來使用生產,於 1590年 8 月印刷出版了孟一日本使團乘船赴日,並帶走了暫時安裝在致認為,該學院自始至終都十分重視中文教育,中文不僅是主科,而且學時最多。但李向玉博士卻發現,至今在葡萄牙有關聖保祿學院最完整的研究著作《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中有關課程設置的記載,並沒有提及中文教學。於是,他做出了“聖保祿學院成立之初的宗旨是培養赴日本傳教的會士,暫無必要學習中文”的猜測。進而,他通過查閲 1594等年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與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1-1628)所著的《利瑪竇中國劄記》、裴化行所著的《利瑪竇評傳》、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1585-1658)所著的《大中國志》等權威文獻,經反覆推證,提出在該學院“傳教士學習中文是一件頗為普遍的事情,但有關課程是否正式開設,尚需進一步研究”的觀點,並認為“即使有這一類課程,看來也是不太完備的。”9 第四,關於澳門聖保祿學院印刷廠的建設與設備構成存疑。有學者曾撰文指出,“聖保祿學院為保證教學和科研的需要,建立一個藏書 4,000多冊的圖書館,在當時算是遠東藏西方書籍最多的圖書館。同時成立了一間印刷所,1588 年,新式三德所著拉丁文《出使日本記》(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adRomanam Curiam)。同年,范禮安又將日本肥前有馬的印刷廠搬來學院,使印刷廠規模進一步擴大。”10李向玉博士通過查閲范禮安 1578年 12月 1日從印度果阿寫給葡萄牙埃武拉市大主教唐·德奧托尼奧·布拉干薩(D.Teotónio de Bragança)的信件和考證文德泉的研究發現,1588年范禮安攜帶印刷機離開果阿,打算經澳門去日本,結果因辦手續竟在澳門住了近兩年時間。而就在 1588年,范禮安在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前身——耶穌會開設的聖保祿公學停留期間,又不失時機安裝了隨身攜帶的印刷機,且於 1588年和 1590年在澳門印過兩本書。之後,范禮安偕澳門的印刷機。1590 年至 1592 年期間,這台印刷機安裝在日本的天草(Katsusa);1592 年至 1598 年,印刷機被遷到上總(Amatusa)。之後,該部 260
  • 印刷機又被安裝在長崎(Nagasaqui),直至東瀛發生迫害耶穌會士事件為止。史學界的存疑。李向玉博士皆也正是因為這一迫害,耶穌會決定將寶貴的印刷機運往安全的大本營——澳門。1616年,這台印刷機又被運回澳門,重新安裝在澳門聖保祿學院。於是,李向玉博士得出結論:1588年澳門聖保祿公學印刷所使用的印刷機與之後在天草、上總和長崎所使用的印刷機均為同一台,是范禮安從歐洲運來的。此結論澄清了所謂“同年,范禮安又將日本肥前有馬的印刷廠搬來學院,使印刷廠規模進一步擴大”的混淆説法。11 第五,關於澳門聖保祿學院藥房的規模問題。據 1594年 10月 28日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記載,“新學院已吿竣工。擁有⋯⋯兩座教堂和一所遐邇聞名的極大藥房。”但有學者感到疑惑:當時這所規模並不太大的學院何以要建一間極大的藥房呢?李向玉博士通過對有關資料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的判斷:首先,最早的耶穌會會士大都為歐洲人,他們已習慣於用西藥而不用中醫藥,治病防病惟有依賴西藥。西藥從遙遠的歐洲運來,要遠涉重洋,途中時間很長,因此必須儲備充足的西藥,才可應付急需,這樣就需要較大的藥房;其次,澳門聖保祿學院除負責醫治本院病號外,尚要保障入華傳教士的診治所需藥物;再次,耶穌會歷來有借醫傳教的傳統,以醫人治病之道來拯救心靈,傳播福音。據李向玉博士推測,該學院設有這麼大的藥房也可能有另一個目的,即用來研究中國的“草藥”。12 另外,關於澳門聖保祿學院與中國天主教的最初領導人之關係,它是否曾為中華教團的早期指揮所等等問題,都曾是中外以確鑿的第一手史料,一一予以令人信服的解答。 澳門是 16-18世紀中西文化、科學技術交流的視窗,被譽為“東西交匯第一門”。澳門聖保祿學院作為澳門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特別是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所以,李向玉博士是將其置身於一個國際化的歷史文化背景下考查的。他的研究表明,作為耶穌會在遠東創辦的第一所大學,澳門聖保祿學院是按照西方大學的模式建立和管理的。其課程設置,除了神學之外,還開設數學、天文、物理等課程。這在當時的中國教育中可謂標新立異,開近代之先河。其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如課堂上辯論、競猜和課後遊戲、表演等方式,為中國當時的辦學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嘗試。該學院的教師來澳後,都學習中國語言,熟悉中國文化,把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介紹到西方;他們又都是飽學之士,有的精通音樂、美 261
  • 術、天文學,他們以介紹西方科技為手段進行傳教,把西方科技文化傳到中國,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從培養對象來看,該學院不僅招收外國傳教士和普通學生,而且也招收華人學者和華人子弟,如吳漁山、陸希言等,這些人學成之後返回內地,對西方教育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李向玉博士通過對澳門聖保祿學院建立、演變和結束的歷史過程以及該學院各方面的情況的系統研究,對該學院在澳門早期史、中國教育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國天主教發展史上的地位與影響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與客觀的闡述,為推進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做出了一項重要的貢獻。 262
  • 註釋: 1 李向玉:《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澳引書第出版社,2001 年 1 月,序言,第 45-47,64-71,83-87,164-166,170-171頁。 2 同上註。 3 同註 1。 4 [法]裴化行《利瑪寶評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 73頁。 5 [美]維特克:《着眼於日本——范禮安及澳門學院的開設》,載於《文化雜誌》 (中文版),澳門文化司署,1997年,第 30期。 6 [葡]山度土:《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澳門基金會,1994年。 7 同註 1。 8 同註 1。 9 同註 1。 10 黃啟臣:《澳門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載不《文化雜誌》(中文版),澳門文化司署,1997年,第 30期。 11 同註 1。 12 同註 1。 263
  • 葡人“漳州失守”說考辨 ——與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對話 由澳門葡人學者施白蒂(Beatriz Bosto da Silva)女士編寫的《澳門編年史(16-18 世紀)》有一條記事説:“1549 年,漳州失守(其建城應為 1544年),失守後部分倖存者逃到浪白澳。”1 這段簡單的敘事,包含着如下要表述的意思:葡人於 1544年前或最遲在該年到達“漳州”,並在該地建城。這一“漳州城”由葡人把持 5年。這座由葡人建造使用多年的城“失守”——被中國官軍收復。 作者沒有説明,讀者感到既不得要領,又感到驚訝。當年來華葡人真有領過漳州並在那裏建過城鎮嗎?他們“失守”“漳州”是怎麼回事?如果不真正的“漳州”,那麼這個“建城”的“漳州”又是指哪裏呢?是否就是他使用的地名 Chincheo呢? 帶着諸如此類的問題,探索考察 1544年及之前有無葡人到達真正的漳州建城史實;葡人一度佔據過的地方實際是何地?葡人所謂“失守”的時間否為 1549年?應是何年為是? 本文主要內容:①真正的漳州城,早在葡萄牙立國之前就已建有,葡人需也不可能在那裏建城;②葡人在福建沿海所謂“建城”,充其量不過是在州邊界偏僻地建一走私據點,該地當是浯嶼;③葡人為何選中浯嶼和月港;葡人始到浯嶼、月港的年份探索(時 1544、1516、1517、1520、1522、1541等説,分別評介);⑤收復浯嶼年份和把將葡人逐出的動因。 本文同時結合考辨其他葡人學者提到的在漳州建城問題。 * 中國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原研究員、學術委員 施存龍* 一、問題的提出 佔是們 和是 無漳④年 * 264
  • 二、葡人何曾佔據過漳州並建漳州城 唐代初期,根據守衛福建南部的將軍陳元光向中央政府的建議,於武后(武則天)聖拱垂二年(686 年)始置漳州。漳州之名源於所在地一條河流——雲霄江。陳元光父親陳政一次進軍到該江邊時,對當地人稱讚該江像上管地方的清漳,從此,該江便改稱為漳江。漳州的州城就設於元光駐紮的梁山之下,漳江之南,原綏安縣的故址,亦即今天地圖上能看到的雲霄縣。所謂“梁山”是福建較有名山嶺之一,在今漳浦縣南 30里,為閩粤兩省間往來孔道。設漳州時,以其地設漳浦縣作為屬縣。2所以漳州最早的州城與雲霄縣同城。唐開元四年(716 年)遷州治於李澳川的漳浦縣城(故城址在今漳浦縣東二百步),與漳浦縣城同城。唐貞元二年(786年),第三次遷州治於原龍溪縣城。3原龍溪縣城位於九龍江下游,這就是今天漳州市區所地。 龍溪古城,建置於唐嗣聖元年(684年)。也就是説,於明洪武之年(1368年)改稱漳州府,直到葡萄牙人到達漳州府沿海時,漳州州治所在地並未變遷。計算時間,距離施白蒂所説葡人建漳州城的 1544年,這個漳州最後一個州城——亦即明代仍然使用着的漳州府城,已有建城 860年的歷史了,葡人到達之前也未曾遭兵頭焚毀,未發生過大地震或大洪水毀城,何勞葡人在那裏重建漳州城呢? (二)葡人何曾於 1544年或該年之前進漳州城 葡人 1544年建漳州城,首先要以到達並佔據過該地為前提,否則甚麼也談不上。 而 1544年正是嘉靖二十三年,讓我們來看看該年前,葡人活動在中國沿海何方? 研究中葡早期關係史的英國學者博克舍(C.R.Boxer),在他譯註的《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記》中寫道:“在 1521-1522年,企圖奪搶貿易的葡萄牙船隻被強行逐出廣東海岸⋯⋯葡萄牙人逐把注意力轉向更北面的沿海省份福建和浙江,他們在那裏各個避風處和隱蔽海岸、港灣渡過各季。”6那時在擔驚受怕中進行走私貿易。1544年前,在福建設有一處立足地,怎麼讀得上在福建漳州建城呢?博克舍沒有具體説明何時到達浙、閩何地。明嘉靖時人鄭舜(一)漳州的建置和州城的變遷 45 265
  • 功在他《日本一鑑》中説:“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鄧獠⋯⋯嘉靖而戍越獄逋,下誘引番夷私市浙海雙嶼港⋯⋯嘉靖庚子繼之,許一松、許二楠、許三棟、許四梓,勾引佛去,後乃佔滿剌 浙海 亦市雙嶼、 夷”及()內註稱被廣東海道副使驅的“斯夷”指佛郎機人,則這個“夷”當指“佛郎機夷”,即葡人。這就是説,在嘉靖五年,即 1526年,葡人已由鄧獠導到浙江雙嶼港走私貿易,這些葡人可能就是從 1522年被驅逐出廣東者。到嘉靖十九年(1540年),由許氏四兄弟從馬六甲直接引導葡人到雙嶼港和大山(今名大貓島)來。此後,葡人在雙嶼港越聚越眾,勢力越大,建設也多,形成平托在《遠遊記》中所描述的殖民地規模。此時,葡人建設根據點興趣傾注在雙嶼港,他們自我感覺很好,在那裏感到既能發財致富,又能自由活動。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並無另冒流血犧牲之險再去攻佔另一塊地方漳州的需要。從能力上講,他們雖曾聯合中國海盜、日本倭寇抵抗,甚至擊敗寧波地方官兵,但他們只是為了保護自己既有據點而作的抵抗活動,而他們並沒有力量再開闢第二戰線,同時向福建開闢第二個據點。當然不排除有葡船往Mendes Pinto)《遠遊記》所謂葡人曾於外都有守軍設防,不可能實際也沒有攻佔漳州州治,無從談及在那裏建城,何況城是有的。 。由於未知具體地名,混海郎機國人(斯夷於正德間來市廣東,不恪海通,副使汪鋐驅逐加國住牧,許一兄弟逐於滿剌加而抬其來。)絡繹 ,大茅等港。”7引文中的“番夷”的“夷”,以接看行文稱“佛郎機以引茅福建流動走私。 很可能是平托把年份、地望弄錯。 (三)平托《遠遊記》中的 1544年漳州建城說不可信 《澳門編年史》中所謂葡人於 1544年在漳州建城,未註明出處,我經過查索,得悉來自葡人平托(Fernão 1544 年在 Chincheo 建立據點。但他所描述的位置過於籠統,難以確定究竟指那裏,但可以肯定決非上述真正的漳州府城及其漳州港,筆者曾作為工作組去考察過。它不在海濱,而在一條不大的內河九龍江支流西溪,其漳州港純屬內河小港,河流本身雖通海,但水淺並不通航海船。葡萄牙航海帆船即使強闖進來,航道尺度也不夠。何況層層設防,在海濱,在江口內早 如果説建“城”,必是在漳州地區某個偏僻之地 266
  • 稱為 Chinche 把雙嶼港稱o而當作“寧波城”那樣。 它應代表的真實地點。 了點的城寨。否則中國福建省海防和府及縣三級聯軍不會攻而不克。 於捏 在雙嶼港附近捕獲 3個葡人僱買的“黑番鬼”,借稱:“佛郎機十12o,經漢譯成漳州,便產生了混淆。如同他們在浙江為 Liamp因此,我們需在 Chincheo上追究三、葡人所謂在 ChinCheo據點很可能就是浯嶼 (一)從中國明清古文獻看很可能是漳州浯嶼 清初編輯的《明史稿》和《明史·佛郎機傳》説: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朱紈為巡撫,嚴禁通番,其人(施按:指葡人)無所獲利,則整其眾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御卻之。”8清道光版《福建通志》也有基本相同的話:“是年(按指嘉靖二十六年),佛郎機犯漳州月港、浯嶼,巡海副使柯喬御卻之。”9後者很可能是抄用前者,兩書所表達的意思都是被柯喬抵抗走。這與《漳州府志》所説不同。它説:“二十六年,佛郎機番船泊浯嶼,巡海道柯喬、知府盧璧、龍溪知縣林松發兵攻之,不克。”10可見,當時第一次聯兵去攻打葡人在浯嶼據點,並未成功。葡船依舊泊在浯嶼,葡人依舊守在浯嶼。後來(次年),又發動進攻,這才如《福建通志》註中所説,出現“佛郎機船乃去”11逃離浯嶼。也就是中方收復。 透過現象看本質,揭去古人因故有顧慮的文字掩飾,葡人在浯嶼已建有據我相信平托雖不具備準確的中國地名知識,但稱他們在福建有據點不至造。但他弄錯了年份,憑着他多年後回歐洲的回憶,這種記錯時間情況是難免的。 我們從朱紈在對雙嶼港發動戰役之前的調查紀錄中得知:有一次上虞縣和縣陳大賓人與伊十三人,共漳州,寧波大小七十餘人,駕船在海,將胡椒、銀子換米、綢緞,買賣往來日本、漳州、寧波之間,乘機在海打劫。” 可見葡人有可能在 1547年之前就另尋地潛往月港、海倉、浯嶼走私。但到那裏建據點,則要等被逐出雙嶼港群趨語嶼之後。 周景濂説:“葡人在漳州之浯嶼亦有自建房屋。大概葡人自被逐於寧波後,即勾結中國奸商,賄賂中國地方官吏,來漳州經營其第二居住區,以為貿易 267
  • 之根據。”13未明言此説出處。 《籌海國編》有句重要的話稱:“舊浯嶼棄而不守,逐使番舶南來,據為巢穴之。”14其中透露的“巢穴”,不就表明被葡人據為據點了嗎?可見並非臨時來停泊一下。不過上述葡人到浯嶼的時間,都是 1547年,朱紈發動搗毀雙嶼港之後而非 1544年。看來是平托弄錯而把年份推前了。因為,葡方和西方第三國沒有別的任何資料可以佐證平托的 1544 年之説,只有 1547 年和1549年葡人在漳州地區活動的混淆一起的史料。 (二)從當代葡人敘述當年建城堡描述看也當指浯嶼、月港 澳門回歸中國前,曾在澳葡政府任過工程師的巴拉舒在一篇題為《澳門中世紀風格的形成過程》文章的“漳州”節下説:“離被毀的寧波一百里格,位於廈門不遠的漳州附近。在一年半的時間裏,葡萄牙人把這裏變成了一個繁榮的商業中心;由於前幾個商站的失守,這裏自然就成了馬六甲貿易的轉運站”“關於其所處位置,我們知道它在一個叫作 Liu Loo的海灣裏面”,“據上世紀一位作者説(施按:據註,指 1866年在里斯本出版的里貝羅《從澳門到福州遊記》),那個海灣中部還殘留着‘一個砲台的遺跡,砲台用磚築成,呈鷹爾人式風格⋯⋯(該砲台)不會是中國人建造的。’顯然會是這樣,因為我們有資料説明,這個商站很快發展起來,鑒於有前幾個商站失敗的教訓,他會建造防禦工事⋯⋯我們相信,1549年該砲台還在建造之中,因為那一年漳州被毀,正如費爾南平托所説,摧毀漳州的過程極快,可以設想,如果圍牆已照片標題卻又是籠統的“福建漳州明代砲台遺址景色”和“漳州們經堅固,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作為那座砲台的證據,至今還殘存着幾段很厚的圍牆,當地居民説是明朝遺留下來的。這些都是葡萄牙傳統技術的特點。”“在這座城市原來所在地以東,離漳州不遠的地方,我們還能找到一個叫 Au Tche的小村,它位於西溪河口,地勢優越。現在那個河灣已經淤塞,但根據居民説,以前曾停泊過大吨位的船隻,這裏無疑是個理想的棲身港口:受到來自陸地的進攻時能迅速逃走,便於建立居民點,而且地勢較高,能俯瞰四周景色。”15這位作者自始至終沒有説出他現代調查的“這座城市”在明代的地名和現在叫甚麼地名或屬於何縣何區何鄉境內,令人不得要領,所配的三幅土堡遺址”,也未説明白漳州何處。乃無頭案。 268
  • 不過,我們從這一敘述中,不難析出論斷:一是該“城市”並非真正的漳州城,而是葡人杜撰的他們所築小城堡地名,如同他們把雙嶼港杜撰為“寧波城 年。但 1549葡人活動地已移在治安縣沿海,那是他們混淆了兩事。於是也間接否認了1544年月港 的,有福建海商導引他們到邊舊方官受賄默許,貪財枉法,是一重要內因。據《明實錄·世宗”那樣。二是建於被毀的 1549 年的一年半之前,即 1547年建“漳州”城之説。 四、葡人為何看中浯嶼、由多因素湊成。諸如當地已存在海外貿易走私港,中國海防軍已棄守,有中國走私者導引和合伙,官員徇私默許,航海地理可取等。 (一)社會條件和防務條件對葡人有利可圖,有隙可乘 首先,當時福建閩江下游的福州因是官方外通貢港口且為省治所在,晉江下游的泉州港雖已衰落但亦為府治所在,都不容走私,而九龍江入海口的月港已在民間豪紳對抗明朝海禁政策中私下興起,並已成為全省最大海外貿易私港。而浯嶼是它外港,兩者對葡商有莫大經濟利益吸引力。 其次,有內應。正如當時《籌海國編》指出月港來。16葡船來後,漳、泉兩府走私商熱衷與之貿易,官府屢禁不止。 再次,駐軍撒走。如前引《籌海國編》指出的:“浯嶼水寨原設於海浯嶼山⋯⋯不知何年建議遷入廈門地方,舊浯嶼棄而不守,逐使番船南來,據為巢穴,是自失一險也。”17明代蔡獻臣等人的海防意見書,也有這種內容。 最後,地朝》二十六年十一月記載:“巡按史金城以聞,且劾浯嶼指揮丁桐,及去任海道副使姚翔風受金黷貨,縱之入境,乞正其罪。”這裏透露了在此之前的福建省主管海防的長官和直接鎮守浯嶼的官員接受葡人等賄賂,縱容他們進入該地。該《實錄》二十九年七月中,也有類似揭發記錄:“各地方官,當其入港,既不能羈留人貨,聞廟堂(按指向朝廷報告情況),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使內地奸徒,交通無忌。” (二)浯嶼、月港地理和通航條件適合需要 269
  • 1.兩地 居漳州府富庶的九龍位 江流域出海口 條港道。月港就在南港道的一段水域。由於當時港灣“其形如月,故名。”18當時具體港域:“從海澄鎮港 九龍江口的圭嶼19202122九龍江流域經濟腹地,在海外走私貿易刺激下,出口商品為工業和造船業發展較快。 2.月港地理位置和明代外貿航海地位 月港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港口,只是個歷史地名。現在不熟悉歷史的人,身在其地也不瞭解,但在明代史上頗有些名氣。它位於閩南沿海,九龍江水系西溪的下游。福河鎮以東,江道被沙洲分汊成三中口市(今港口村)起,沿南港河道順流向東,經海門島,玉。木船約一個潮水時間可抵達。”濱臨現在的龍海市(1993 年由縣改市)海澄鎮。筆者曾在 20世紀 70年代前往考察,航道已淤淺不堪,帆船也航行不得。當年葡船能乘潮進出,或水上駁運,説明四百年前較今自然生態為佳。溯江而上 25公里,可至當時閩南政治經濟中心漳州府城(今漳州市中心),順江而下出海,經海門島、浯嶼、金門或廈門等島到國內沿海各地和海外各國,地處九龍江流域與海洋交通咽喉之地。有的史籍稱月港興盛時,每年季風期,由月港起航的商船多以百計,雖非科學統計,可見大概。不過有的史籍稱月港是“海舟登泊最易之所” ,未免言過其實,且説的行外話。這並非因為筆者看多了大連、北倉、秦皇島等 5萬 10萬吨級碼頭航道,對月港以今非古,而是就明代九龍江自然生態和航道科技水平而論的。證據之一是當時當地人張燮説的:“此間水淺,商人發舶必用數小舟曳之,舶乃得行。” 今人文章列舉月港有“大的船長十餘丈,寬三丈五、六尺;較小的長七八丈,寬二丈”,以及舉解放後在海澄鎮港口村附近曾發現遺存的大船桅杆、鐵錨,用以説明該港通航能力之大,其實這些較大的木帆船空載或半載時吃水淺,重載時靠小船的輔助在錨地過駁,加載減載。總之,月港並非天然良港。正因為如此,出國船不由月港直接“放洋”(離國境駛往外國)。而由它的外港——浯嶼“放洋”。它的興旺是由於明朝扭曲的海禁政策給予的歷史機遇。 月港是一個在明朝海禁政策夾縫中出現的私人民間外貿商港,始興於明代正統、景泰年間(1416-1456年)。也有人認為更早,上限應定在宣德、正統間。 至葡海盜商人到那裏的嘉靖年間,已發展到“私造雙桅過洋大船,來往 邏、麻六甲(施按:即已成葡萄牙東方殖民地和入華基地的滿剌加)、彭亨、日本、琉球等國,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23那麼為何葡人不在月港建 270
  • 立他和可能 浯嶼位於明代龍溪縣(後改海澄縣),即今福建省漳州市轄龍海市東南端近岸海中。此距廈 ,陸域雖小但它浯垵(嶼名)間形成的錨地,水域面積 100萬平方米,水深 3-5米,可避東北風也都提到浯和金門島。如説:“廈門港為東南自廈門島的⋯⋯青嶼、浯嶼南端和島美角的連線”“廈門港外有大小金門島及大擔島、浯嶼等零星小嶼組成天然的屏障” 24“浯嶼航門(在)大礁和土埋礁之間”“北來外籍船⋯⋯航至浯嶼南端正東⋯⋯” “浯嶼錨地(浯嶼和浯垵之間)” 等等。推想帆船時代,更為合用。 明代《順風相送》記載從浯嶼起航的海外線有:浯嶼往大泥(今泰國一州,Patani)、吉蘭丹(今馬來半島東岸,Kelantan);浯嶼往杜蠻(今印尼爪哇 Java的廚閩,Tuban)、饒潼(爪哇的廚閩附近,Yortan);浯嶼往諸葛擔蘭(瓜哇中部,Sukadana);浯嶼往荖維(今加里曼丹島西岸,Lewi);浯嶼往麻里呂(今菲律賓的馬尼剌,Manila);杉木(今菲律賓的蘚祿島約羅,Jolo)回浯嶼;浯嶼往柬埔寨(Kamboja);浯嶼往爪哇(Java);大約 18世初時,康熙末成書的《指南正法》還補充了浯嶼往麻六甲(Malacoo),即《明史·佛郎機傳》中所説被葡萄牙國佔為殖民地的滿剌加航線。 這樣一個福建海外商業走私航線輻射要沖,葡萄牙海商當然要想盡辦法利用,作為他們走私基地港。 據近年出版的工具書介紹:“浯嶼,屬龍海縣港尾鎮。⋯⋯有人口 3,100人。” 那麼在四百多年前的明嘉靖時,私泊若干艘葡萄牙木帆船,在陸上建些簡易房(當地亞熱帶氣候,無寒冬),私居幾百人和貯囤些走私貨,完全是有回旋餘地的。 在上述社會、政治、軍事、航海、地理條件下,葡人在地方官受賄默許下,私下裏購買器材、僱佣人力,在河口外海島上營建房屋為據點是合乎可能和需要的。他們以此為前沿據點,人數越聚越眾,成為其他難以立足地方們的據點呢?這並非他們不想,而是做不到。因為月港是商業重鎮所在(早被建議作縣城,後來成為事實),葡人是當時被明政府禁止和驅逐對象,即使有徇私的官員也不敢如此明目張膽。 3.偏僻孤島的浯嶼更為適合門半島南端僅 6海里,面積 0.96平方公里與5-6級,是供當時帆船停泊,至今仍為廈門港的錨地,有許多漁船常在此停泊。當代《中國航路指南》中敘述廈門港港域、航道、錨地嶼25 262728 271
  • 葡人 五、葡人進入浯嶼年份探究 杜瑜先生《明清時期潮、汕、漳、廈港口的發展及其局限》一文稱:“正德十一年(1516年),葡萄牙商船首次來到廈門,泊於浯嶼,並在廈門設立公行。” 按葡船來中國,是循大西洋-印度洋-南海來的,以印度、馬六甲為中間港(有時也作始發港)。他們首先的目標是久聞西方而且最接近他們航路的廣州港。他們首航(以阿爾瓦利斯,Jorge Alvares為代表)、二航(以拉菲爾·佩雷斯特羅,Rafael Perestrello 為代表)都是到廣州港的外港屯門一帶。而杜文所説的正德十一年,即 1516年,葡國王還在命葡國在印度果阿總督物色派來中國的使者。這個使者所乘的武裝商船在正德十二年五月才到珠江口外,根本談不上此前已到廈門並泊於浯嶼。再説,當時福建南部民間海外貿易中心在月港,廈門是海防中左所,尚未闢為船貿據點,不可能也沒有在那裏“設立公行”,有的書上這麼説是誤將後事搬到前事。 (二)稱 1517年到月港不合史實 的避難所,已經有年,自然不肯輕易退出。 葡人何年開始涉足,由於他們偷渡性質,和官員受賄隱瞞,無正式記載。難以確定。葡船臨時到達停泊可能較早。如明人陳仁錫所説:每當三、四月份東南風汛時,佛郎機走私船自海外到福建。泊於舊浯嶼,而中國人走私船也停泊該嶼,到月港發貨,且有時往來於泉州府的安海、索武等地。29 至於葡人何時上岸進入浯嶼,也因無正式記錄,學者各人推斷不同,當代出現了 1516、1517、1520、1522、1541、1544、1547等話説紛紜。本文特逐一評介其是否,迄出合理者。 (一)1516年說難以成立 30廈門大學林仁川教授在《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一書中稱:“正德十二年(公元 1517年),葡萄牙商船在廣東被驅逐,轉到月港附近停泊。”31我認為這個年份偏離史實。查中外多史料均記載該年是葡人安德烈(Fernão Perez Andrade)率葡船以載葡國使者佩雷斯(Thomas Pirez,各書譯名不一,有皮萊 272
  • 資、比留斯等)和貨物來廣州求正式通商之年,沒有也不可能發生驅逐他們商船事件。他們被驅逐出廣東,第一次是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屯門之役”,第二次是在十六年——嘉靖元年(1522年)的“西草灣”之役。他們敗走後,逃回滿剌加的外,其他不肯離開中國的,才有需要北逃至浙閩兩省另找落足點。此時,才可能有小部分葡人北上時,在福建的浯嶼留下來,但主流是北航物有人認為是 1522年,乃從下列推導而來。 前述林仁川先生書中,列述日本人小葉田淳《中世紀南島交通貿易研究》説法:“嘉靖二十年(公元 1541年),葡萄牙商人留居漳州達五百多人。不知所據何出?我以為葡人群集浯嶼、月港是在嘉靖二十七年離雙嶼港後。這 500人數據,很可能就是以賓托(平托)《東方記行》中所説嘉靖二十八年在Chincheo 的 500餘人只免死 30 人那筆賬轉譯進去的。其實,嘉靖二十八年除去浙江雙嶼港。 (三)1520年或 1522年說未見證據 台灣張增信先生在《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據點》文中稱:“葡萄牙人建立 Chincheo的貿易據點是 1520至 1550年間”“葡人初抵福建外海貿易的時間(1520 年代左右)。”同時認為是“Chincheo(漳州)”32概括起來,就是他認為 1520年始抵漳州。但是他沒有提出根據,更無首航人、船艦、事由、具體月份等。我們也代找不出有 1520年始到記載,故難以為憑。 還 嘉靖初廣東學者黃佐代廣東巡撫林富起草的,於嘉靖八年(1529年)向朝廷發出的奏章《請復通市舶疏》,反映“市舶官吏公設於廣東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無禁”,33從中透露出一種情況:在此前,即嘉靖元年後,漳州府沿海(當時除月港、浯嶼,漳州境內無其他私港可指)已經為外國人前來走私地,取替了廣州地位,而這個期間有可能有葡人潛走私貿易。但這只是一種推論,缺乏證據。林富奏疏中沒有指出有佛郎機人,其他文獻也無反映。況且,若葡人果在 1522年起就不斷在浯嶼走私,怎能遲至 22年後,即所謂 1544年開始“建城”呢?難圖其説。 (四)1541年說乃無源之水 273
  • 發生在治安縣“走馬溪之役”的事搬前到嘉靖二十七年浯嶼驅葡事件上,不,收復浯嶼,乃是 1548年在龍溪縣境,走馬溪戰役是 1549年在治安縣境,兩者時、空、因不同使姚翔風和浯嶼水寨,把總指揮僉事西(丁?)⋯⋯佔領了浯嶼島(在龍海市港尾鎮),以此為據點控扼九龍江出海口,切斷月 道。當時在浯嶼島的葡萄牙海盜多達 600餘人,17 第三,如前所述,葡人此時正在建設浙江省雙嶼港走私殖民地,那裏發展對日貿易很成功很開心,充其量不過臨時來船浯嶼停泊,很難設想會再同時到福建來冒險開闢第二據點。 第四,與明代文獻反映葡人於 1547年到浯嶼來情況相差甚遠。 可知 1544年説難以令人信實。 確。 (五)1544年進入說值得質疑 廈門大學李金明先生在《早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活動》一文稱:“葡萄牙人來到漳州是始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或二十四年(1544年)。”16文中未講及依據。 王作民先生在一本漳州史話中説:“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其頭目馬斯客倫哈斯勾結福建海匪李光頭,帶領一支葡萄牙船隊來到漳州海域停泊,暗中以重金賄賂漳州巡海道副桐港(今海澄鎮)海外貿易的通他們強買強賣,“焚青浦(今浮宮鎮)之居民,掠海上之舟揖”,到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漳州民眾深受其害長達 5年之久。”我認為上述 1544年進入説,有幾個疑點: 第一,所謂率葡人抵達浯嶼落腳的馬斯客倫哈斯,從對音諒義就是 1517年同首次葡使船隊來廣東並被派往琉球而滯留在福建的那個 Mascarenhas。果是他,則於 1518年同船隊長費爾南一起回滿剌加後,未見他又再來中國的記錄。他何以事隔 26年之後,到了年過半百忽然又來中國呢?他不會忘記上次同來使國失敗的慘痛教訓的,何以在禁止葡人期間恰要來冒險? 第二,一群外國入侵者勾結著名海匪佔據浯嶼長達幾年,如此重大海疆事件,文獻怎能無反映?若是受賄官員隱瞞不報,但這種涉及社會各方面動作的事是根本瞞不住的。 274
  • (六)1547年進入,根據充份 在我國明清文獻中,都明確記載佛郎機人是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趨向浯嶼,且合乎歷史情理。 鄧鍾《籌海垂編》説:“鄭若曾(施按:明嘉靖時《籌海國編》海防名著執筆人)云:⋯⋯商舶乃西洋原貢,諸夷載貨泊廣東之私澳,官税而貿易之,既而欲避抽税,省陸運,福人(施按:指福建籍的走私者)導之改泊海倉、月;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按海倉即海滄,位於九龍江口外臨海一村。其隔海的南岸一河流內為月港所在,而海倉之東南海域則為浯嶼所在。鄧鍾所説·世宗朝》二十六年十一月條載有“佛郎機國夷人入掠福建漳州。”:嘉靖二十六年,佛郎建之浯嶼。”這是説,從雙嶼港敗下來的葡人偷浯嶼。但這批葡人去浯嶼,並不等於葡人首批往浯嶼,而是那裏原先已有葡人基礎,他們在窮途末路之際,前往投靠而已。 港,説明福建南部該兩地,已經出現外國走私商為逃税而形成走私據點。但未明確具體年份,也未提到去浯嶼,且“諸夷”中是否包括佛郎機人也不明確。 明代關心海外貿易事的漳州龍溪縣知識份子張變在他所著《東西洋考》中説:“嘉靖二十六年,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之賣人往貿易焉。”36《明實錄當時總督浙江、福建兩省軍務的朱紈在其文存中亦記機人在浯嶼附近的大擔嶼,與奸民姚光瑞等一百多人勾結,往來接洽,並在沿海搶劫。清光緒版《漳州府志》稱:嘉靖“二十六年,佛郎機番船泊浯嶼,巡海道柯喬、知府盧璧、龍溪知縣林松發兵攻之,不克。”37可見二十六年(1547年),為有明確記錄的成群始到年。 明朝文獻提到佛郎機人去浯嶼且有明確背景的,是《籌海圖編》,該書卷五《浙江倭變記》稱: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農曆四月,福建都指揮盧鏜、海道副使魏一恭帶領備倭指揮劉思至進剿中葡走私商和海盜盤踞的雙嶼港。“賊巢自此蕩平,餘黨遁往福往六、浯嶼收復年份和葡人被逐動因、戰果 漳州及其所屬的月港、浯嶼,是中國固有的領土。浯嶼被葡人非法佔為據點,是中國喪失主權,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失守,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從 275
  • 外來入侵者手中奪回浯嶼,這是收復。《澳門編年史》把此種情況説成是“失守”,站在甚麼主義立場上考察問題和説明問題,這是不言而喻的。 葡人進入浯嶼、月港後,海盜商人惡性不改,除了與中外走私者勾結,賂地方官中的腐敗份子為其“開綠燈”外,還幹起“行劫民財,燒毀房屋”的海38,勢在必要。1547 年,福建官兵在朱紈發動“販者不止”。《漳州府志》對此説得較為露骨:“巡海道39黑奴訓練成侵擾中國的 大擔、外嶼(按:外浯嶼)。”40嶼之賊41此,浯嶼之戰至此結束。 ,沒有建過甚麼“城”(時間短促,不可能 賄盜幹當。 因此掃除這些害人蟲下,就曾試圖收復,並未成功。前述《東西洋考》後面説到:“巡海使者(施按:正式官銜為海道副使)柯喬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最後一語,暗示進攻無效。否則不會説柯喬⋯發兵攻之,不克。”次年,殲雙嶼港中南逃的佛郎機人逃至浯嶼,加強了浯嶼葡人據點的勢力,形勢更為嚴重。但朱紈也從浙江揮師南下,決心徹底拔除。 《籌海圖編》記載:嘉清二十七年(1548年),葡人與中國同伙竟“攻沙頭岙及衝大擔:外(浯)嶼者再,柯喬御之嚴,賊乃遁去”。 這次衝突規模,朱紈在奏報中有這樣的透露:嘉靖二十七年“佛郎機夷人大船八隻,哨船一十隻徑攻七都沙頭澳,人身俱黑(施按:葡人僱佣或買來的人)⋯⋯近報佛郎機夷船船眾及千餘,兩次衝泊這些佛郎機反撲者,“皆浙海雙嶼(港被)驅逐南下。”這次戰果沒有全面統計,舉兩次擒獲以見一般:“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賊船計有六十餘人,內有黑色及白面大鼻番賊七八人,番婆二口”“十月初三日,擒服佛郎機、暹羅諸番夷賊一十六人”。 關於浯嶼收復,朱紈説:“嘉靖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左右,舊浯船即佛郎機之夷船,從境內絡續退去”。 佛郎機船退出浯嶼,也就是《澳門編年史》中所説的“漳州失守”。時間是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即 1549年 2月左右。此後再沒有反覆,因至於同年在走馬溪、靈宮澳又發生的軍事衝突,雖然時間、空間都很近,但屬於另一個戰役,即“走馬溪戰役”,不能與浯嶼之戰混為一談。葡人在治安走馬溪一帶並無葡人固定的據點有時間建),因而無所謂“失守” 276
  • 1234;福建省測繪局等:《福建省地圖冊》,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2年567891011第 17頁。 12131415161718 《海澄縣志》卷一,乾隆本。 19 月港從自然流態論當時也非天然良港,在作商埠時會有所人工疏濬,廢棄後就任其自然淤積。 20 顧祖禹:《清史方興紀要》,卷九九。 同前《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 同前《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第 147頁。 註釋: [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澳門基金會,1993年,中文版,第 10頁。 轉引自朱維幹:《福建史稿》上冊,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 113、114、116頁,參考顧祖禹:《讀史方與紀要》。 同上註。4 福建日報資料室:《八閩縱橫》第一集“漳州市”,1980年,第 57、58頁版,第 52頁頁後。 同上註。 [英]博克舍:《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記》,中華書局,1990年。 (明)鄭舜功:《日本一鑑,窮河話海》,海市。 載於《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 (清)陳春祺:《福建通志》,卷二六七。 (清)吳聯熏:《漳州府志》,卷四十七。 同前《福建通志》卷二六七, (明)朱紈:《甓余雜集》卷二,收入《明經世文編》,中華書局版。 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務印書局,1936年,第 29頁。 (明)鄭若曾:《籌海國編》卷四,福建事宜,浯嶼水寨。 載於《文化雜誌》,1989年,第 35期,第 49-51頁。 同前《籌海國編》卷十二,經略二,開互市。 同前《籌海國編》卷四,福建事宜。 2122 277
  • 23 《明經世文編》,卷二四三,中華書局版。 24 《中國航海指南》(民用本)第二卷,中國航海圖書出版社,1978年,文史研究》,1997年第 2期,第 13頁。 31東西洋考》。 3741第 371頁。 25 同上註,第 378頁。 26 同註 24,第 380頁。 27 今名、英文名均據陳佳榮等:《古代港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 2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福建省》,商務印書局,1995年,第 439頁,浯嶼。 29 陳仁錫:《皇門世法錄》,卷七五,《各方海防。海寇出沒之所》。 30 載於《海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 148頁。 32 載於《中國海洋發展史散文集(二)》,台北中央研究院,1986年,第90-92頁。 33 (明)黃佐:《代巡撫通市舶疏》,載於《泰泉集》卷二十,載引自《殊城閲咨錄》,卷九。 34 載於澳門《文化雜誌》,1998年春季號,第 43頁。 35 王作民:《談古説今話漳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 381頁。 36 (明)張燮:《 (清)吳聯熏:《漳州府志》,卷四十七,第 21頁。 38 (明)朱紈:《甓余雜集》,《海洋提報事》。 39 (明)鄭若曾:《籌海圖編》,《浙江倭變記》。 40 (明)朱紈:《甓余雜集》,《六報閩海捷音事》。 (明)朱紈:《甓余雜集》卷三《極處失事官員以安地方事》,卷五《六報閩海捷音事》;卷九《公移》三。 278
  • 文明之間的對話 第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姜芃*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文明比較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和南京師範大學外國11月 5日至 8日在南京師範大學舉行。參加大會的有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澳門基金會和國內各高等院校的代表 60多人,來自伊朗、古巴、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意大利、德國、印度、韓國和日本的學者 20多人。這次 域來講,還是從文明的種類來講,出席本次會議的代表都涵蓋了世界相當重要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地域和文明的聲音,創造了一種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對話,相互傾聽,並在此基礎上爭取達到相互理解的氛圍。 國 科學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汝信教授在開幕詞中強調:“世界進入 21世紀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全球化進程在加快,促進了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依賴。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先進的交通與通訊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成為一個‘地球村’ 了許多矛盾與衝突。在這樣的世界形勢下,各個文明之間的對話顯得尤為重要。文明之間的對話之所以必要,不僅是為了促進相互理解、國際合作與和平穩定,而且是為了能夠互相學習和提高,使文明發展符合新世紀的要求。如果我們認為文 衝 *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教授 ——記“世界文明國際論壇” 語學院主辦的“世界文明國際論壇”第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03 年研討會的主題是“文明之間的對話”,因此,無論從地中 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同時,也產生了大家共同面對的一系列全球化問題,激發明 突不可避免,用對抗取代對話,那就必然導致武裝衝突和戰爭,世 279
  • 界將 寧 為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能 順承認人類文明存在着統一性的同時,充分肯定其多樣性;在進行對話時,不應該把對方當作競爭對手和潛在敵人,而當作平等的夥伴和朋友,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同時,還應該持寬容態度,承認和允許文明的差別,尊重與自己不同 物 者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世界的文化是可以各具特色的。中國 會文明將逐步走向同質化,但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必然是多樣性的。這是因為,每個 族的發展進程中,不同國家和文明的發展有先進和落後之分,但是,從文化的形式 説鋒教授從語言學方面,闡述了“話語”的對立與衝突是一切文明衝突的根源,主張 消出要從實現“話語”的多元化、保障“話語”的平等和自由開始,這是建立一個 歷史研究所姜芃教授指出,各國文明的多樣性會長期存在,這是由於各種文明的特點不僅是由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所決定,而且取 於説,沒有必要因為擔心會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而排斥外來的先進文化;對於西方國家來説,也不應該因為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而無視非西方國家在制度文明和 上,絕對純粹的文明是沒有的,文明之間總是相互交流,文明的優點總是要向外擴展。中國社會科學明的起源,其實,希臘和羅馬文明並不單純是在自己的領土範圍內生長起來的,它借鑑了西亞和埃及的文明成就,這包括西亞和埃及的自然科學成就和宗教神話的許多成份。所以,從本質上説,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都是東西方文明大規模交流和融合的結果。因此,文明的融合是文明進化的本質特徵。對於文明之間的融合過程,日本學者染谷臣道(SomeyaYoshimichi)從文明的多樣性和一致性的對立和統一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一致性和多樣性是世界無 日,世界的發展也將受到極大損害。”因此,夠 利進行,對話的各方應該樹立一種全球意識,把世界看作一個整體;事 的存在。 許多學社 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陳筠泉教授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物質民 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積澱下來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儘管在經濟上 ,各國的文明應該是平等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章國要 除文明上的霸權,必須從對“話語”霸權的消除開始,為此,他提公正世界的前提。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決 其最初的起源。所以,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對於非西方國家來精神文明發展方面的獨特性。 會議上討論了文明的本質問題,這就是融合。歷史院哲學研究所姚介厚教授説:西方總是把希臘和羅馬文明看成是西方文 280
  • 文明進化的總趨勢。沒有多樣性,就沒有各個國家的不同;沒有一致性也就有人類。每一個民族都生活在各自的多樣性中,同時,也不能脱離全人類一致性的總體進程。認識到文明進化的這一特點,今天在世界文明急劇變化發展的過程中,就更 它有利於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 經濟的全球化無疑使各國文明的一致性得到了加強,許多學者都呼籲應該認識到這種一致性 研究所的雅吉·辛(Ramjee Singh)教授説:“民族主權、個人宗教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剝削是當今時代對我們的挑戰。我們應該用一種世界政府的觀念取代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觀念;用普世和全人類的宗教取代個人和社區宗教的觀念;相應的、私多樣性和一致性,遼寧師範大學教授王昺認為應該從教育方面對青少年進行寬容的意識。與此同時,也要培養他們全球化的價值觀,具有促進全人類共 這次會議除了關注國家和文明之間的差異和對話,也注意到這種差異在Evains)指出,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經濟的衰退和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本土卻日益成為原殖民地國家移民的定居地。所以,帝國主義時代在海外的和移民政策提出了挑戰。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西方社會對人權的強調,使部的這一衝突,也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在未來的 21世紀,這種文明衝突定出更好的政策。 約瑟芬·斯馬特教授(Josephine Smart)、阿蘭·斯馬特(Alan Smart)教授及卡爾加里大學教育系伊萬·埃伯特教授(Yvonne Hebert)都從不同的側面阿爾伯達省南部中餐業狀況的分析中發現,種族的認同是更廣大範圍文化認同的一部分,由於身居加拿大的中國沒和 應該強調文明之間經常的對話,步。 並促進各國之間共同的認同。印度甘地有的和自由的經濟也應該為非剝削的全球經濟所取代。“為了認識文明發展的多元文化的教育,使他們瞭解其他民族的英雄人物和文化傳統,從小就培養同進步的觀念,反對種族歧視和狹隘的民族主義。 某一國家內部的反映。加拿大阿爾伯達大學教授布萊恩·埃文斯(Brian 運動,幾個世紀以來白人世界的擴張趨勢因此衰退。相反,白人國家的民族衝突目前正在演變成西方國家內部的衝突。這就對這些國家的國內政策制定和執行相關的政策更增加了難度。他認為,從本質上來説,西方國家內將會佔有更重要的地位。所以,西方國家對此應該給予極大的關注並力爭制 對國家內部不同文明的關係問題,加拿大其他學者卡爾加里大學人類學系以進行了論述。約瑟芬·斯馬特教授從對 281
  • 移民來到加拿大的時代不同、來自中國地域的不同,文化背景也不同,所以,在中國移民內部,也呈現不同的文化層次。阿蘭·斯馬特教授通過分析香港居住條件的狀況,認為有時不同文明之間的鬥爭會導致一些新政策的制訂和生存狀況的改進。伊萬·埃伯特教授分析了加拿大新移民青年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往和融合的過程。 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歷史學的研究中,不同的文明在歷史觀念種世界史,或者説全球史,這是通過全球的經濟網路或者是跨大陸之間的病菌的傳播把世界聯繫在一起。但是,這並不是人類歷史的全部。從歷史的另一個分支家庭史來説,有人把歐洲的家庭與中國和日本的家庭進行比較,但是,這種比較並沒有超出比較人類學的範圍,歷史學應該有更寬廣的視野和更深刻的角度。從理論上來説,目前的世界史研究沒有跳出“歐洲中心論”的巢穴,這説明建立真正的世界史並非易事。這是因為,無論從語言上説還是從知識體系方面來説,一個歷史學家不可能掌握兩三種以上的語言和兩三種狀況,他強調要發揮世界歷史科學大和理論上也會有一些差別。這樣,在進入全球化時代以後,有沒有可能建立一種全球化的歷史學?怎樣建立這種歷史學?同時,各國的歷史學又怎樣保持自己的獨特性?美國《歷史與理論》雜誌的主編理查·萬(Richard Vann)教授和德國埃森前沿文化研究所的約恩·呂森(Joum Ruesen)教授從不同側面論述了上述問題。 首先,理查·萬教授認為,雖然歷史學是跟隨歷史而產生,但是,並不能説歷史學由歷史的發展進程來決定。目前,全球化的經濟進程正在促成一個國家以上的知識系統。鑒於目前這會史學理論委員會(他目前是這一委員會的主席)的作用,要加強不同文明和國家之間的對話,溝通理論,而且還要在方法上從歐洲歷史敘述的單一方式,向亞洲和非洲書寫歷史的其他方式擴展。 約恩·呂森教授從其他方面探討了東西方不同的歷史發展和文化傳統給歷史研究帶來的影響。他首先承認東西方在歷史研究中有許多概念方面的不同,他認為,這種不同是由於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和不同的現實需要引起的。如在西方的現代史研究中,有很多內容都與“認同”問題有關,這是因為,在西方早期的歷史發展中,基督教是普遍的文化,只有到了晚近的時代,才出現了民族國家形成的問題。在中國和東方則完全不同,民族國家在古代就 282
  • 已經產生,所以,“認同”問題在東方就沒有像西方那樣顯得那麼重要。他提醒人們要認識自己文化的特殊性,瞭解自己的潛在需要,這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前提。但是,他也不同意把東西方的文化差異無限擴大,甚至不承認它們之間存在相同之處的作法。如有人認為,在東方,歷史研究的重要評判標準是道德。而在西方,道德評判在歷史學科向科學化轉向的過程中消失了。經驗事實的基礎之上,所不同的只是以甚麼樣的規範作為陳述的前提。 俄羅斯學者哈恰圖良·瓦萊利婭是研究文明問題的專家,她研究了在俄羅斯和歐洲文明理論的學術史中,“東方”文明的形象問題。她説,19 世紀是文明理論的形成時期,西方開始從經濟、文化和宗教等方面來研究文明問題。在研究東西方文明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相互對立的觀念和辭彙,如:停滯與進步、專制與民主、奴役與自由,等等。但是,在歐洲學術界和俄羅斯學術界,這些辭彙的意義並不完全相同。歐洲學者強調東西方之間在經濟羅斯人丹尼萊維斯基(N.Danilevsky),另一個是德國人又比如,由於西方的猶太教和基督教傳統,從本體論上説,西方的思維方式超越了簡單的歷史事實和世俗世界的範疇,具有一種形而上學的意味。而在東方,由於從總體上來説人們不信宗教,所以對於歷史思維來説,這一根源提供了一種經驗主義的規範力量。呂森教授不同意這些説法。他認為,在西方也曾存在過以道德評判為標準的時期,但是,從總體上來説,歷史學向科學的轉向是反道德的。在科學的歷史陳述中,觀念變成了基本的精神規範,他認為,在這種規範中,西方沒有完全抹殺道德的標準,而是把道德因素隱藏在觀念的規範之中。他還認為,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歷史學都是建立在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俄羅斯學者強調東西方在宗教和精神世界方面的不同,所謂“東方停滯”,在俄羅斯學者看來,不過是東方不信基督教而已。總的説來,這些理論定式都出自西方,是不公正的。在斯拉夫派的影響之下,俄羅斯學者接受了俄羅斯既不同於東方,也不同於西方的説法。19世紀中期,有兩個學者,一個是俄約克爾特(G.Rukkert),他們提出了文明平衡的理論,認為無論是否信奉宗教,也不管各種文明對世界歷史貢獻的大或小,世界上文明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制約和平衡的。這樣,從 19世紀中期開始,在文明理論的研究中,東方文明的形象就開始改變,變得更加具體化了。 總而言之,通過這一次世界文明論壇,東方、西方以及伊斯蘭世界都發 283
  • 出了各自的聲音,來自各國的學者對於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問題、文明之間的差異和衝突以及如何進行文明之間的對話,促進人類文明的共同發展,都從不同角度發表了很好的意見。 284
  • 285
  • 《澳門研究》稿約 一、本刊係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聯合編輯出版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 二、本刊以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為宗旨,推動本澳學術研究與交流,力求發揮學術為社會服務的積極功能。 三、本刊為雙月刊,逢二、四、六、八、十、十二月出版。 四、本刊優先發表下列主題的學術論文、學術信息: ①對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相關的研究成果; ②對澳門與鄰近地區或其他相關地區合作關係的研究及討論; ③對世界各地可供澳門參考的發展經驗的研究。 五、本刊除發表本澳專家學者的有關論述外,歡迎境外專家學者惠賜有關論文,提供信息及資料。 六、本刊堅持學術自由原則,來稿可使用中文、葡文或英文撰寫,文責自負,請勿一稿兩投或多投。 七、本刊編輯部對安排發表的文稿有權進行必要的刪改和體例規範工作,倘作者有所保留,請在來稿中説明。 八、本刊不設退稿制度,惟恐寄失,請作者自留底稿。文稿發表與否,三個月內均通知作者。文稿一經發表,即致薄酬。 286
  • 《澳門研究》雜誌編委會 姚偉彬、王志石、李觀鼎、陳守信、陳偉基、陳樹榮、 彭海鈴、黃漢強、楊允中、楊秀玲、劉高龍、劉羨冰、 鄭德華、蕭志成、關鋒 《澳門研究》第二十二期 “JOURNAL OF MACAUSTUDIES”VOL1.22 出 版:澳門基金會(澳門郵箱 3052號) 編 輯: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澳門郵政信箱 3001號,電郵:cms.info@uamn.mo) 主 編:楊允中、黃漢強 技術編輯:鄧安琪、容凱旋、蔡永君、黃隶樂、梁雅桃 封面設計:李耀斌 植字排版: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數:1,000本 出版日期:2004年6月 定 價:澳門幣60元 ISSN 0872-8526 287
  • 288
  • 進階搜尋|全站搜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