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教育與廖德山一門

陳小章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基金會澳門教育與廖德山一門

叢書整體設計 鍾文君責任編輯 王逸菲書籍設計 道 轍書籍排版 何秋雲叢 書 名 澳門知識叢書書 名 澳門教育與廖德山一門作 者 陳小章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號北角工業大廈 20樓 澳門基金會 澳門新馬路 61-75號永光廣場 7-9樓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248號 16樓印 刷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248號 16樓版 次 2024年 9月香港第 1版第 1次印刷規 格 特 32開（120 mm × 203 mm）160 面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5521-6 © 2024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China

001總序對許多遊客來說，澳門很小，大半天時間可以走遍方圓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本地居民而言，澳門很大，住了幾十年也未能充分了解城市的歷史文化。其實，無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旅客，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居民，要真正體會一個城市的風情、領略一個城市的神韻、捉摸一個城市的靈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澳門更是一個難以讀懂讀透的城市。彈丸之地，在相當長的時期是西學東傳、東學西漸的重要橋樑；方寸之土，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無數飽學之士從中原和歐美遠道而來，流連忘返，甚至終老；蕞爾之地，一度是遠東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堆奇珍”；偏遠小城，也一直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天南海北的眾多移民，“華洋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鴉片戰爭後，歸於沉寂，成為世外桃源，默默無聞；近年來，由於快速的發展，“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的澳門又再度引起世人的

002關注。這樣一個城市，中西並存，繁雜多樣，歷史悠久，積澱深厚，本來就不容易閱讀和理解。更令人沮喪的是，眾多檔案文獻中，偏偏缺乏通俗易懂的讀本。近十多年雖有不少優秀論文專著面世，但多為學術性研究，而且相當部分亦非澳門本地作者所撰，一般讀者難以親近。有感於此，澳門基金會在 2003年“非典”時期動員組織澳門居民“半天遊”（覽名勝古跡）之際，便有組織編寫一套本土歷史文化叢書之構思；2004年特區政府成立五週年慶祝活動中，又舊事重提，惜皆未能成事。兩年前，在一批有志於推動鄉土歷史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協助下，“澳門知識叢書”終於初定框架大綱並公開徵稿，得到眾多本土作者之熱烈響應，踴躍投稿，令人鼓舞。出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林發欽會長之辛勞，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感謝徵稿評委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劉羨冰女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單文經院長、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湯梅笑女士、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副教授以及特邀編輯劉森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寶貴

003時間。在組稿過程中，適逢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趙斌董事長訪澳，知悉他希望尋找澳門題材出版，乃一拍即合，成此聯合出版之舉。澳門，猶如一艘在歷史長河中飄浮搖擺的小船，今天終於行駛至一個安全的港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我們也有幸生活在“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的盛世，有機會去梳理這艘小船走過的航道和留下的足跡。更令人欣慰的是，“叢書”的各位作者以滿腔的熱情、滿懷的愛心去描寫自己家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使得吾土吾鄉更具歷史文化之厚重，使得城市文脈更加有血有肉，使得風物人情更加可親可敬，使得樸實無華的澳門更加動感美麗。他們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門無愧於世界文化遺產之美譽。有這麼一批熱愛家園、熱愛文化之士的默默耕耘，我們也可以自豪地宣示，澳門文化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歷史名城會永葆青春，充滿活力。 吳志良 二○○九年三月七日

目錄導言 / 007澳門教育往事鈎沉 / 011廖德山先生傳略 / 031廖德山先生與培正 / 077廖氏後人與澳門教育 / 107結語 / 142致謝 / 144參考書目 / 146圖片出處 / 149

研究歷史不僅僅在於對人類的愚蠢和罪惡給以警示，也是要鼓勵人類銘記有價值的先人。過去不再是一個恐怖陳列室，而是變成一座英靈的城市，一個廣闊的思想國度。 ——威爾．杜蘭特、阿里爾．杜蘭特 《歷史的教訓》任何事情直到它們被記錄下來才算是真正地發生過。 ——弗吉尼亞．伍爾芙

007導言據《澳門編年史》編者稱，澳門正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不到五百年。然而，澳門考古出土的新石器時期的彩陶殘片和玉器顯示，早在葡萄牙人到來之前的四五千年，此地已有中國先民的足跡。南宋末年，澳門附近曾經有過宋、元兩軍的對壘，戰後有軍民隱居於澳門一帶，從此澳門逐漸有華人定居。自 16世紀 50年代起，葡萄牙人利用澳門大力發展遠東貿易，並在溝通亞、歐、美三洲的貿易中獲取巨額利潤而使澳門名重一時。明代著名戲劇家湯顯祖有《香嶴逢賈胡》一詩：不住田園不樹桑，珴珂衣錦下雲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澳門隸屬南宋時設立的香山縣，故又稱香山嶴，即詩中的香嶴。賈胡，指的是當時在澳門的外國商人。據考，湯顯祖約在 1591年間路過澳門，應是中國文人雅士為澳門作詩的第一人。當時澳門作為世界著名的港口和東方貿易中心的繁華盛景，由此詩也可見一斑。

008相對澳門歷史上曾經輝煌過的航運商業和至今興盛的博彩業，澳門的教育事業在很多人眼裏是乏善可陳的，因為澳葡政府長期以來只是把澳門作為一個賺取巨額利潤的通商口岸，採取“惟取不建”的方針，既不建設澳門，更不關心澳門的公共教育事業。不過，當我們認真梳理澳門過往數百年的史料時，便會發現塵封於其中的澳門教育文化遺產的明珠，依然熠熠生輝。當時間來到 19世紀末，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已經搖搖欲墜，政壇上的改革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也即將被廢除，而此時澳門的公共教育狀況則被媒體抨擊為：“很不理想，沒有一所令人滿意的學校。”不過，澳門教育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中也迎來了新的機遇。1895年，無論對中國政治還是澳門教育，都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年。這一年，興中會策劃的廣州起義（又稱乙未廣州之役）失敗了，中國民主革命進入了低潮，孫中山逃離廣州，經澳門、香港遠赴日本，再次集結各方革命力量，為組織中國同盟會和最終推翻封建統治做準備。這一年，以及隨後的數年間，不少銳意革新、支持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有識之士，因政治避難而踏足澳門，這給澳門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打開了新的局面，廖德山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員。作為孫中山的同窗好友及興中會同志的廖德山，就是在 1895年，為逃避清

009廷追緝，攜家人遠遁澳門，從此結下廖家與澳門教育長達大半個世紀的深厚淵源。廖氏一門先後有 10位家庭成員直接或間接對澳門的教育事業做出過貢獻，他們的功績也成為澳門教育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對今天澳門社會的發展依然有著深遠的影響。廖德山肖像

曾於 1798 年作為瑞典東印度公司僱員來廣州，後成為瑞行大班而經年來往於廣州和澳門兩地，直至1835年在澳門過世的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在1832年發表了被國際史學界公認為第一部澳門歷史研究的權威西文著作《早期澳門史》。他在書中明確指出：“儘管葡萄牙人佔有澳門幾乎達三個世紀之久，他們從未獲得澳門的主權。”事實上，自 1572年（明隆慶六年）起，葡人此前為居住澳門而繳給海道（主管沿海地區海防事務，兼及外貿和外交的文官）的賄金變成正式納入明廷國庫的地租。這種由賄金向正式繳納地租的轉化，說明葡人寓居澳門已經獲得明政府的認可，但同時也說明“他們從未獲得澳門的主權”。同年，明政府還增設了廣州府南頭、廣海海防同知一員，旨在加強澳門教育 往事鈎沉

012對澳門事務，包括對蕃舶、蕃人及澳門稅務的管理。清政府於 1744年（乾隆九年）正式設廣州府澳門海防軍民同知（簡稱澳門同知）。由此可見明清政府對澳門所行使的主權。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介紹澳門地理、歷史和物事的專著《澳門記略》，就是第一任澳門同知印光任在任內撰寫，並最終與繼任澳門同知張汝霖共同編著，於 1751年完成的，比龍思泰的《早期澳門史》早了 81年。長期以來，澳門實行的是一種中國主權、葡國管治《早期澳門史》作家龍思泰畫像

013的政治體制。澳葡政府（即便是在 1849年強佔澳門之後）只是把澳門作為獲取暴利的通商口岸，長期以來對澳門的公共教育事業毫不關注，對由教會或民間主導的澳門教育持一種放任自流的消極態度。因此，澳門教育一直以來呈現一種中西方兩大教育源流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中西並舉，華人和葡人的教育各自遵循自身母體教育傳統而平行發展。澳門中式教育的沿襲中國的教育傳統源遠流長，萌芽於五帝時代（約前2700年），至商朝已有比較完備的學校。西周集前代之大成，學校系統進一步完備，兼有國學（由天子或諸侯設立的大學、小學）和鄉學，具有養士（培育各級官吏）和教化（化民成俗）的雙重職能。兩漢時代，除了中央官學（太學），地方官學也舉國風行。春秋戰國私學的遺風在兩漢時期也得到恢復和發展，形成了很大的規模，其中也包括負責蒙學教育的書館。不過，對中國的教育模式產生重大深刻影響的，當數科舉制度。通過逐級考試、以考試成績來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產生於隋，發展於唐，經過宋、元、明的演變，完備和定型，直到清末 1905年被廢除，歷 1300多年，是中國史上歷時最長，影響範圍最廣的選士制度。這種打破世家大族對仕

014途的壟斷的科舉制度，極大地刺激了中國教育的全面發展，官學、鄉學、書院、私塾等如雨後春筍，遍佈中國大地，甚至邊遠地區。自元代起，又興起社學——一種由政府倡導、以民間子弟為教育對象的初等教育形式。明清兩代，社學遍佈於廣大民間，特別是江南、東南沿海地區。清統一台灣後，社學的設置也逐漸遍佈全台（包括原住民地區）。明清兩朝還大力強化宗族制，各地祠堂林立，而大部分的祠堂還附設家塾，以教育家族後進。中國這種由上而下推行教育的傳統，延續了幾千年。對澳門教育歷史做過專門研究的資深學者劉羨冰稱，曾在澳門出現過的學塾、書屋、社學，與中國內地的教育傳統一脈相承。其中有普濟禪院附近的“黃東暘書屋”和沙梨頭土地廟的“更館社學”遺址為證。據《澳門編年史》記載，1759年魏綰出任澳門海防同知，他尊儒重道，勸令包括澳門在內的恭常都十三鄉人士建鳳山社學——澳門第一個有記錄的公共華人學社。澳門望廈村趙元輅、趙允菁父子分別於 1777年和1801年中舉，“父子登科”成為澳門流傳至今的佳話。據史料顯示，趙允菁中舉後以教育為業，先在澳門辦學塾，後任香山縣鳳山書院主講及始興縣文昭書院山長。1828年，兩廣總督李鴻賓任趙允菁為越華書院院監。1833年，授翰林院典簿，趙允菁成為早年絕無僅有的

015享譽嶺南的澳門教育家。由此可見，澳門興學絕非短日之功，除應識文斷字和化民成俗之需外，也應科舉考取功名。事實上，自清初起，即便是漂泊在海上的澳門漁民，有經濟能力者也會延請塾師隨船出海（獨戶或多戶合聘），早晚在海上授課。但是，直至 20世紀 80年代末，漁民仍是澳門文化教育程度最低的社會階層，30歲以上的漁民文盲仍佔 70%。事實上，其他澳門華人草根階層的子弟能夠接受社學、學塾教育的機會也是有限的。澳門西式教育的發端16世紀中葉，隨著葡萄牙商船的到來，西方傳教士也踏上了澳門。最早來澳門傳教的是由西班牙人於1534 年創立的天主教耶穌會。1571 年耶穌會創辦了澳門第一所初級學校——聖保祿公學（又稱“聖母學校”“兒童學校”），由此開啟了澳門的西式教育，從而使澳門教育呈現出中西教育並舉、平行發展的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聖保祿初級學校的創辦也開啟了教會在中國興辦教育的歷史，它是天主教會在華創辦的第一所西式學堂，比一般史書上稱之為“最早在中國開辦的教會學校”——建於 1839年的馬禮遜學堂，早了 268年。據記載，聖保祿公學的學生眾多，每年平均二百餘人，

016有葡人子弟，也有華人子弟。學校教讀書、寫字、算術和拉丁文，後又增加了音樂和文法。1580年，學校建立了一個傳教實習所——利瑪竇稱之為“經言學校”，供來華的歐洲傳教士學習漢語和練習用中文宣教，此為明代中國第一所供西人學漢語的學校。早期來華的傳教士羅明堅、利瑪竇等人都是先到澳門，在此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禮儀，再赴內地傳教。這些早期進入內地的傳教士還包括第一位中國籍耶穌會神父鄭馬諾。澳門出生的鄭瑪諾十二歲時（1645年）遠赴羅馬深造（有史記載的中國留學歐洲第一人），1667年結束神學學習，被授予司鐸神職，成為第一位中國籍耶穌會神父。1668年鄭回到澳門，也先在聖保祿學院溫習中文之後才於1671年入內地傳教。為培養向遠東各地傳教的神職人員，耶穌會於1594年在初級學校和經言學校合併的基礎上建立了澳門聖保祿學院，成為中國乃至遠東地區最早成立的一所西式高等學府，比日本的東京大學（1877年）、中國最早的京師同文館（1862年）和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年）都要早兩百多年。聖保祿學院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步開設多種課程，包括語言（含漢語、日語、拉丁語）、哲學、神學、科學、天文、藝術等。聖保祿學院於1596年開辦第一個藝術課程，這對於西方美術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功不可沒。現存於羅馬的利瑪竇遺像被公認

017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

018為中國留存至今最早的一幅油畫，它就是由曾就讀於聖保祿學院的澳門籍學生游文輝在利瑪竇彌留之際（1610年）所作。1728年，作為聖保祿學院的分院、專門培訓入華傳教士的聖若瑟修院成立。它被認為是開啟澳門世俗教育及科技教育的先驅，以及多種權威性中外大字典的發源地。來聖保祿學院就讀的，除了西來的傳教士，還有中國（澳門和內地）、日本、越南、泰國、菲律賓等亞洲地區的學生。學院沿用了葡萄牙歷史最悠中國留存至今最早的油畫——利瑪竇遺像

019久，亦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創立於 1290年的科英布拉大學的教學與行政管理規章制度、考試程序和學位頒發制度。除預科教育之外，學院還有頒發藝術（註：此處的“藝術”可能是文獻的誤譯，應為“文理”）碩士、神學博士學位的記載。學院頒發的學位得到了中國明清朝廷的認可，入朝的傳教士可按其學位授官（甚至擔任欽天監監正和監副等要職），可見該學院在當時的盛名和影響。澳門聖若瑟修院

020雖然聖保祿學院及其分院聖若瑟修院因耶穌會被葡萄牙國王取締，而於 1762年被查封，但作為遠東第一高等學府及西學東漸、中學西傳的重要基地，聖保祿學院在逾一個世紀裏對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貢獻，可謂功不可沒。澳門聖保祿學院也被近代學者稱作漢學家的搖籃，它培養了一批最早期的西方漢學家，包括被認為是西方漢學鼻祖、最早翻譯《四書》的利瑪竇和翻譯《五經》的金尼閣。他們向歐洲介紹中國及其思想文化，從而創立了一門新學科——漢學。1650年，耶穌會士把千餘冊中國經典的譯作運回羅馬，中國儒家經典開始流行於歐洲各國，在歐洲掀起了第一次“漢學”熱。至今在梵蒂岡及歐洲各地，包括倫敦、巴黎、羅馬、馬德里、里斯本的圖書館，均藏有當年來澳耶穌會會士的譯作。作為葡萄牙發展東西方海上貿易的一個重鎮，澳門曾經有三條溝通亞、歐、美三洲的重要國際航線：1）澳門—果阿—里斯本；2）澳門—長崎；3）澳門—馬尼拉—墨西哥。這對本地航海技術人才的需求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航海技術教育也成為澳門最早出現的科技專業教育之一。1814年，葡萄牙國王頒佈旨令，准許設立“澳門皇家領航員學校”，並於 1815年開學。它成為澳門第一所官立的專門技術學校，也是中國第一所航海學校，比內地最早的成立於 1866年的福建船

021政學堂早了半個多世紀。不過，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後，澳門的商業地位逐漸被香港取代，歷時 30載的澳門市皇家領航員學校也於 1845年關閉。鴉片戰爭之後，澳門商業一落千丈，但不法商人卻利用原有的海運優勢，開始在澳門開設“豬仔館”——販賣和輸出勞工。1862年，航海技術課程又在重開的聖若瑟修院開設，歷時 31年，於 1893年隨著澳門最終取締販賣勞工而結束。19世紀下半葉澳門教育概況由於澳葡政府對公共教育的漠視，長期以來，澳門的整體教育是落後的。1860年 7月 15日，《人民回聲報》第 68期報道了由澳門人士捐款維持的、曾一度有300名學生的議事公局小學的情況，對澳葡政府進行了批評：“從未考慮哪怕花一分錢發展澳門的教育！”次年 3月 24日，該報再次批評澳葡政府：“澳門的公共教育狀況很不理想，沒有一所令人滿意的學校。”歷史上澳葡政府對教育漠不關心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值得一提的是，1879年 2月 6日，澳葡政府宣佈，自今以後，凡印出《澳門政府憲報》（一直以西洋文刊行政府軍令札諭章程各事的通報），皆有西文和華文。換句話說，澳門開埠 300多年之後，澳葡政府才開始考慮

022佔澳門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約佔總人口的 94%）的知情權。很顯然，華人教育就更不在澳葡政府的考慮之列了。事實上，在長達四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裏，澳門的基礎教育，無論華人還是葡人，一直以來都是由私校（教會或民間）提供，直到 20世紀 70年代澳葡政府才開始逐漸承擔公共教育。據 1890年澳門政府刊物顯示，當年澳門政府承認的學校只有 10所：有教會辦的書院、義學、女校，有政府辦的小學、幼兒學校，有市政機構辦的航海學校、義塾，有葡人社團辦的商業學校，以及一所“華童學習西洋文義學”。可見當時澳門提供正規基礎教育的學校鳳毛麟角。直到 1894年，澳門才第一次打破教會對中等教育的壟斷，創辦了官立利宵中學，但即便是這所當時最負盛名的官立中學，在1894— 1906年間，每年平均也只有 20— 25名學生就讀，且沒有高中班。據 1891年 10月的統計，1890—1891學年澳門初等和中等學校共有學生 818人，也有資料顯示，“1890和 1897年間澳門的公共教育沒有多大區別”（只增加了利宵中學）。因此，以 1896年的澳門人口總數 78,627人計，19世紀末澳門能夠接受正規教育的人數約佔澳門總人口的 1%，而澳門絕大部分一般民眾的文化水平不超過小學程度（因為當時澳門大部分學校只是初級學校），甚至很多是文盲（例如 70%的漁民是文盲）。

023澳門利宵中學

02419世紀末澳門教育的新機19世紀末，隨著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中國領土不斷地被瓜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已經搖搖欲墜。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憂國憂民的中國有識之士不斷地尋求救國救民之路，中國政壇上一時風起雲湧。澳門教育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中也迎來了新的機遇。澳門有著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環境，是歷史上多次政治風暴和社會動盪的避風港，又是宗教紛爭、戰爭災難的避難所，也是清末眾多銳意革新的有識之士的迴旋之地。這些文人志士曾踏足澳門，並以其學養智慧，推動澳門的教育事業，廖德山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員。作為孫中山的同窗好友及興中會的同志，新學培正書院（後來的培正中學）的創辦人之一的廖德山，在1895年廣州起義消息敗露之後，為躲避清廷的通緝，舉家從廣州遷到澳門。從此開始了廖氏一門與澳門及教育的淵源。因為廖先生及一眾先賢的熱心推動，澳門第一座華人基督教堂——志道會堂（後更名為志道堂）於 1906年創立，至今逾 110年。志道堂還創辦了志道幼稚園（澳門第一所西式幼稚園），繼而開辦蔡高紀念學校。日本侵華，1938年廣州淪陷，廖先生參與奠基的培正中學被迫遷到澳門，在澳門開枝散葉直到今天。

025廖德山年輕時肖像1906年建於黑沙灣（黑沙環）的志道會堂

02620世紀中葉的志道堂及蔡高學校

027澳門培正中學正門舊照廖先生對澳門教育的貢獻還在於他用“教育救國、治國”的理念培育自己的子女， 1 0 個子女當中有 6 人曾出任過校（院）長，其中包括1 9 2 8 年從廣州遷至澳門、曾是澳門唯一的華人高中學校——粵華中學創校校長廖奉基，抗戰時期遷入澳門並開澳門師範教育先河的協和中學第一任華人校長廖奉靈，協和小學校長廖奉潔，以及 執信女中的首任校長廖奉恩。廖氏一門先後共有 10位

028澳門執信女中校門遺址1928年粵華中學從廣州遷至澳門得勝馬路

0291938年從廣州遷到澳門的協和中學（上圖）和協和小學（下圖）家庭成員直接或間接地對澳門教育做出過貢獻，在 20世紀澳門教育的歷史上，留下了值得記入史冊的一筆。他們所留下的豐富教育遺產今天依然對澳門教育和澳門社會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1895年的澳門，有幾起被《澳門編年史》所記載的事件，既是當年澳門社會的真實寫照，也為本書提供了有案可查的歷史脈絡，並可作為現代澳門社會及教育發展的歷史參照。1895年 1月 12日，澳門政府批准華商盧九（又名盧華紹，號焯之，有“第一代澳門賭王”之稱）開發沙崗，澳門城區得以改造，開出一片平民住宅區和多條街道，包括盧九街。4月下旬，澳門出現核疫症（鼠疫），日漸流行，每日死亡人數漸增，以致港英政府禁止澳人入港。7月 31日，澳督查悉澳門仁慈堂彩票中的各種弊情，由此引發清末澳葡官場影響最大的一次惡鬥。8月 30日下午 5點 52分，澳門地震，連作兩次，但不劇烈，多有未知者。9月 29日，選出澳門當時的文化廖德山先生 傳略

032名人安東尼奧．利馬為首任公共圖書館館長，以彌補澳門長期以來沒有一個公共圖書館的遺憾（不過據四年後的統計，期間讀者僅 36人，閱讀書籍 44本）。10月 26日，興中會組織發動反清廣州起義計劃，這對於清廷來說無異於大地震（相對於當年不為人知的澳門地震）。起義計劃因洩密而流產，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孫中山在美國朋友唐雄的幫助下逃出廣州，僱小汽艇往香山（中山）唐家灣避難，再潛入澳門，並在澳督柯高和友人飛南第的保護和幫助下，在澳門躲避 4天，然後轉道香港赴日本。當年，除了以上這些在史書上有記載的事件，還有一起鮮為人知、卻對後來的澳門教育事業有深遠影響的事件。那就是一戶廖姓人家因廣州起義受牽連而逃遁澳門，戶主是一位高高瘦瘦的男子，攜夫人和三個女兒（最大的五歲，小的尚在繈褓之中）。這位年方二十九歲的男士，在廣州時，不僅是一位備受尊敬的眼科醫生（當時尚屬罕見），還是一所新式學堂的創始人之一。同時，他也是孫中山先生的同窗好友及革命同志。他姓廖，名德山（原名祈得），字樹滋。家世傳略1869 年 5 月 17 日，德山先生降生在番禺（今廣

033州）一個基督教家庭，父廖莘田，母黃氏。莘田公祖籍廣東梅縣（客家人），九歲時父母雙亡，與兄長相依為命。為求生計，他兄長效仿村中其他年輕人賣身做“豬仔”去美國淘金。所謂“豬仔”，即契約勞工。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地理新發現及殖民地的開發，世界各處對勞工的需求大量增加。華南沿海居民，特別是來自窮鄉僻壤的農民，自清初就開始到國外當勞工謀生。鴉片戰爭之後，隨著 1848年美國舊金山發現金礦，以及1863年橫跨美國大陸東西岸的太平洋鐵路修建，更有大批華工漂洋過海去美洲。值得一提的是，澳門是中國最早販賣“豬仔”的基地。很多內地人口被拐賣至此，廖德山先生與夫人季香陶

034再通過這裏的“豬仔館”被賣到海外。截至 1873 年12月葡萄牙政府下令禁止在澳門販賣勞工之時，在澳門，僅有檔案可查的形形色色的“豬仔館”就達 95家之多。1856—1873年，澳門一地販運勞工就有 20萬。曾入讀澳門最早的基督教（新教）開辦的學校——馬禮遜紀念學校〔前身為傳教士郭士立（Rev. Gulzlaff）夫人溫施黛（Wanstill）開辦的兼收男生的女塾〕，第一個畢業於耶魯的華人留學生，後來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的容閎也在澳門見證了“豬仔”的慘狀：“甫抵澳門，第一遇見之事，即為無數華工，以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其一種奴隸牛馬之慘狀，及今思之，猶為酸鼻。”難怪當時有國際人士抨擊：“澳門地方，一無正經生意，專靠招華工一樣壞事做 生意。”當年廖公兄長被賣“豬仔”的出洋地點已無從考究，但極有可能是從澳門運載出洋的。不幸的是，他所乘搭的“豬仔船”在太平洋上遭遇風暴，船翻人亡。從此，廖莘田淪為孤兒，無以為生，便隨鄉人長途流浪跋涉到廣州。然而，他在廣州又無依無靠，一個人在街頭四處遊蕩，乞食度日。一日在光顧教會粥棚時，他遇上了一位外國傳教士，當這位傳教士知道廖莘田是孤兒後，便將他帶回自己當牧師的教堂。廖莘田在教堂勤奮工作，從不偷懶，閒暇時跟這位牧師讀書識字，還自學

035中醫書。牧師見他好學，還親自傳授他預防天花的「種痘」技術。因此，日後的廖莘田能以此一技之長立足社會。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種死亡率高達 30%的烈性傳染病，曾在世界各地流行達三千年之久，直至1980年 5月世界衛生組織宣佈人類成功將其消滅。天花是人類歷史上唯一被徹底消滅的傳染病。中國古代早已發明一種預防天花的方法——人痘接種法，並傳播到世界各地，在全人類與天花的抗爭中功不可沒。遺憾的是，人痘接種並非絕對安全，大概有 2%的死亡率，而且往往會留下一些諸如耳鳴之類的後遺症。直至 18世紀中葉，一位名叫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的英國牧師兼醫生，受民間傳說擠奶女工感染牛痘可免於感染天花的啟發，經過多年的研究和實驗，最終發明了牛痘接種法，今人稱牛痘疫苗。關鍵是，牛痘接種的安全性較之前的人痘接種大大提高。關於牛痘進入中國及傳播的過程，大部分史料所記載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醫生亞歷山大．皮爾遜將牛痘及接種法帶到了廣州，並在 1805—1806年冬春之際，天花在廣東肆虐之時，為大量當地市民接種。然而，最近有資料研究顯示，1803年由英國人傳入中國的牛痘，由於遠洋航行，到達時痘苗已經失效。皮爾遜所使用的痘苗，其實是由西班牙醫生巴爾米斯在遠

036征美洲傳播牛痘疫苗之後，於 1805年 9月通過“人傳人”的疫苗保存和攜帶方式，從墨西哥經馬尼拉，再由葡萄牙商船輾轉運達澳門的。這些痘苗及接種法遂由在澳門的醫生（包括皮爾遜本人）廣泛推行，並傳入廣州及亞洲其他地區。因此，澳門是牛痘接種技術在中國和亞洲傳播的一個關鍵節點。生活於 19世紀中葉，且跟西人傳教士學“種痘”，廖莘田學的應該是牛痘接種法（不過，因為牛痘苗稀缺，人痘——天花患者的痘痂製漿——的來源更為便捷，故必要時仍會施行人痘接種）。後來廖莘田離開了教堂，因為他想自食其力，成家立業。他到底何時成親，無從考究，只知道他娶了黃氏為妻。廖莘田開始了自己懸壺濟世的生涯，主要以“種痘”維生。當時要求接種的人絡繹不絕，官宦人家和巨富商賈甚至抬著轎來邀其上門接種。他既坐館看病，也上門接種，生意應接不暇，收入頗豐。人到中年時，他已積攢了不少財富，遂在廣州番禺直街（今德政路）修建了一座有多進院落的大宅。此時的廖莘田與當時初至廣州時身無分文的流浪兒已不可同日而語。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夫人連生七個女兒，沒有兒子續香火。黃氏日夜向上帝祈禱，求主賜廖家一子，終於在 1869年誕下廖家唯一的兒子，並取名為“祈得”。成年後的祈得，自己改名為“德山”。

037廣州基督教公墓內廖德山為父母所立的墓碑，上面落款仍是父母為他起的名字“祈得”

038廖莘田十四歲時在教堂受洗，成為基督徒。日後他的夫人黃氏及七女一子都皈依基督教，成為虔誠的信徒。德山先生終生喜傳道，便是一證。學醫及與孫中山之誼廖德山生活於鴉片戰爭之後的清代末年，其時中國由原來的閉關鎖國逐漸被迫“開放門戶”，並在列強的高壓下簽訂了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眼見國弱民窮的家國一再被列強任意宰割，青少年時代的廖德山就一直苦苦思索，尋求救國之策。本來他可以子承父業，單靠“種痘”一技防身，便可衣食無憂。不過，他認為要使國家強大，需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他遂對西醫產生濃厚的興趣，決定報考廣州最早的西醫學堂——博濟醫院。博濟醫院前身是由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於 1835年在廣州新豆欄開辦的眼科醫局（又稱新豆欄醫局）。1855年醫局由另一名美國傳教士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接管，到 1856年因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打廣州）遭焚毀而停辦。1859年醫局重啟，正式定名為博濟醫院，並於 1865年成立博濟醫校，附設於博濟醫院。課程包括課堂講授、出門診學習診治、手術室實習等。學員還要參與醫院日常事務、施藥、擔任手術助理等，學制三年。從 1835年到 1949

039年，博濟醫院延續了百餘年，它是近代中國第一所、也是歷史上在華時間最長的教會醫院。由於當時傳統中醫不能根治眼疾，到西醫院求診的華人以眼疾患者為主。其中，很多眼疾病人患白內障和眼瞼內翻，而中醫對此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有的病人甚至請理髮師用竹籤刮眼瞼內部。當時的西醫師偏好施行具戲劇性、快速見效的外科手術，特別是眼科手術。醫療傳教士更把眼疾視為他們施展身手的極佳領域，因為當他們讓盲人重見光明時，他們這些傳教士所帶來的好處自然是顯而易見的。同樣的道理，對於一個虔誠如廖德山這樣的基督徒來說，做一名眼科醫生是他為病人廣州博濟醫院始建時的外觀

040帶來光明和傳遞福音的最好途徑，也就成了他銳意選擇的職業。廖德山於 1886年入讀博濟，同期有 12位男生，其中一位就是孫中山先生，其時名為孫帝象（孫逸仙是 1892年他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時的用名）。德山先生與中山先生既是同窗又是同室，常在一起討論國事，探討救國良方。曾執掌博濟醫院的美國醫生嘉惠霖（William Wander Cadbury）在其所著《博濟醫院百年》（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一書中提到，中山先生在讀博濟時已經有革命的想法，並開始謀劃中國的改造。另外，書中也提到廖與孫“每天一起到同一家飯店吃午飯”，可見二人交往甚密。不過，據德山先生後人回憶，與中山先生所推行的激烈反清的革命思想不同，德山先生更篤信“教育救國”，因此他們之間也時有爭論，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的交情，在國事黨務及私交上，兩人仍過從甚密。事實上，在中山先生後來於 1919 年致德山先生一函中（見《孫中山文集》第五卷 151頁），博濟時期的孫中山

041我們可看到，德山先生始終對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傾力支持。德山先生除了在金錢上不遺餘力地資助中山先生的革命（曾變賣過診所），還因為中山先生的家不在廣州，甚至將自家的大院作為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黨人聚集開會的地點。也因此，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德山先生也被列入清廷緝捕名單。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 1月 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為感謝德山先生在革命初期所給予的援助，中山先生特將親筆題有“德山同學仁兄惠存”及“孫文贈”字樣的一幀肖像贈予德山先生，以作表彰。國民黨正統史作家馮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中也將廖德山先生收錄於〈興中會初期孫總理之友好及同志〉之列。1917—1925年間，中山先生在廣州建立大元帥府，德山先生也受邀作為大元帥府顧問。可以說，德山先生終其一生對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都給予了熱忱的支持。在博濟醫院學西醫讀眼科，打開了德山先生的眼界，令他更深感倡辦新學之迫切。德山先生就讀博濟醫院時所結識的其他有志之士，也成為他日後倡辦新式學堂“培正書院”的同道中人。據博濟醫院校史展覽，廖德山與孫中山都被列在博濟醫學班優秀生名錄之中。

042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贈予廖德山的親筆題字肖像

043澳門經歷與志道堂創立1895年，德山先生舉家搬到澳門避難，繼續以行醫為生。早在 19世紀上半葉，作為西方進入中國的跳板，澳門是中國最早傳入西醫和眼科之地。1820年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協助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醫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1808年來華，被認為是第一個“有系統地把醫療服務送到中國人夠得著的地方”的人）在澳門開設為中國人服務的診所（該診所收藏中國醫書達 800卷之多，還有品種齊全的全套中藥；因為馬禮遜精通中文，李文斯敦遂邀請其合作），除治療內外科疾病還兼治眼疾。182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眼科醫生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在澳門開設了第一間眼科專科醫館，至 1832年停辦，期間收治病患 4,000餘人，治癒者眾，深得民心。1838年伯駕來澳門開辦並主持一間全科醫院（俗稱美國醫院），收治病患 700餘人，涉及內科、外科、眼科、耳科、皮膚科、婦科、神經科、骨科等各類疾病，而過半數的病人是眼疾患者。但醫院只開辦了三個月就關閉了。當德山先生來澳門時，西醫在中國的傳播已由澳門轉至廣州，澳門的眼科醫生反而是稀缺的，因此上門找廖醫生求診的患者絡繹 不絕。

044錢納利所畫《郭雷樞眼科診所》——澳門第一間眼科診所馬禮遜肖像

045除行醫外，德山先生還關心公益，熱心傳道。來澳不久他便發現，澳門雖有信徒，但未有華人基督教堂。儘管澳門是基督教來華傳播的起點，是第一個華人信徒（蔡高）受洗禮之地，是第一本中文聖經的翻譯之地，也是 1807年第一位來華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的長眠之地。據記載，直到 1898年才有教會考慮以澳門作為傳教基地。這一年，香港道濟會堂的主任牧師王煜初，長老區鳳墀、何芹甫，以及倫敦會在廣州的英國傳教士皮堯士（Rev. Thomas Pearce）一同籌組澳門傳道會，到澳門傳教。廖德山從 1898年起直至 1904年離開澳門，其間借出自家在澳門的寓所（繼有余美德醫生響應），作為香港牧師到訪佈道、信徒聚會之用（據倫敦傳道會 1899—1900年度報告所述，廖德山按時寫信給皮堯士，報告在澳門他家舉行的主日崇拜情況，信中顯示出席人數由 30至 80人不等，其中三分之一為女士）。此舉成為於 1906年創立的“澳門志道會堂”（後更名為“澳門志道堂”，1926年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易名為“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之發端，並被記錄在今天的志道堂網頁上。建於當年偏僻的黑沙灣（黑沙環，熱心信徒謝榮所捐屋地）的志道會堂——一棟可容納三百人的平房建築，是澳門華人興建的第一座教堂。2006年在志道堂成立一百週年紀念會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回顧志道堂建堂

046歷史時，特別提到一批“有承擔，願犧牲，敢嘗試”，“更把關心擴至國家和社會”的先賢們對建堂的貢獻，其中所提及的第一位先賢就是廖德山醫生。志道堂後來遷址至今馬大臣街並擴建，但仍存有當年志道堂在黑沙灣（黑沙環）初建時的一塊金漆黑字“其道大光”的牌匾，刻有“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字樣及十三位創堂董事值理（“倡堂董理”）之芳名，其中就有廖德山。朱秉仁在回顧 1807—1937年間澳門基督教會創建歷史的撰文中，關於志道堂創堂，這樣寫道：值得留意的是，從創堂到三十年代的眾多值理當中，有不少教育界相關人士。例如倡議建堂的廖德山、余美德和鍾榮光。廖氏是廣州培正書院（培正中學前1906年創立的澳門志道會堂黑沙灣（黑沙環）遺址

047坐落於馬大臣街的澳門志道堂（正門）身）倡建者之一，又曾任廣州培正書院協理。⋯⋯這些熟悉教育事業，甚至在教育界知名的人士都有利志道堂的傳道教育事業，使其學校既能服務社會，又能幫助傳教。

048現存志道堂創堂時的牌匾，刻有倡建先賢們的名字，包括廖德山

049志道堂不僅傳道，還創辦過多所學校及安老院。1919 年創辦“志道幼稚園”（後更名為“蔡高幼稚園”），開澳門幼兒教育之先河；又於 1932年開辦“蔡高紀念學校”（畢業於廣州博濟的余美德醫生任義務校長、校董會主席），1949年發展至高中；1988年開設“馬禮遜紀念學校”（2005 年停辦）；又設立民教服務團、聯愛女子義學、免費女子夜校和志道安老院等。由此可見，德山先生歷時六載借出自己的寓所作為傳道聚會之用，這一善舉對澳門社會及文化、教育帶來的深遠影響。像這樣有遠見的善舉（一如他之前在廣州將自家大院作為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黨人聚集開會地點之舉）或倡議，在德山先生一生中屢見不鮮。1900年 7月初，由於義和團的反洋教運動，廣州格致書院（由美國長老會於 1888年創辦，後易名為嶺南學堂，即嶺南大學的前身）在中文總教習、後來的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長鍾榮光先生的建議下急遷澳門。這是《澳門編年史》所記載的第一所來澳避難的書院。此前在廣州，鍾先生已經結識在博濟學醫的德山先生，而鍾先生後來成為基督徒，也得益於德山先生的熱心傳道。鍾先生此次來澳，有感於德山先生對創建志道會堂之熱心，也積極為建堂出力，並以該堂董事身份贊助開辦“志道幼稚園”。在澳期間，鍾先生還建立了康有為的弟子、教育家陳子褒與志道會堂的關係，而陳子褒後

0501932年創辦的蔡高學校（第一校舍為小學及幼稚園，借用志道堂）上圖：第二校舍；下圖：第三校舍

051對創建志道堂及其教育事業有特殊貢獻而備受推崇的廖德山醫生（左）與鍾榮光先生（右）澳門教育家陳子褒

052來也成為志道會堂的值理，這有助於志道堂所辦的教育事業。鍾、廖二人此番在澳門相聚，不僅成為志道堂的同堂教友，還同時在格致書院廣學班（不同年級）進修，學習英文、算學及各種自然科學，而數年後，他們二人還將共事嶺南學堂，成為該校早期的教職員。1904年，嶺南學堂正在籌劃搬遷，但在遷往香港九龍還是遷回廣州的選擇上舉棋不定。校董會最終決定遷回廣州，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如果遷往九龍，學校就不能如預期的那樣和博濟醫院一起辦醫學班了。當時的嶺南學堂副校長林安德（Andrew H. Woods）正計劃建立嶺南醫學系，他需要一個有醫學背景的助理，而師從嘉約翰、畢業於博濟的德山先生則是不二人選，故嶺南學堂誠聘德山先生為校醫和教師。其時，德山先生一家已經在澳門安頓下來，而且診所業務也已上軌道，再要舉家搬遷實難割捨。不過，德山先生最關心的是子女的教育問題，他希望他的女兒們可以得到與男生平等的教育機會。於是，德山先生向嶺南學堂提出自己應聘的條件：允許他的長女奉獻、次女奉恩入讀當時只收男生的嶺南學堂。就這樣，德山先生受聘於嶺南學堂，而他的兩個女兒，連同鍾榮光先生的女兒及另一教師的女兒，於 1906年成為嶺南學堂第一批女學生。因

0531903年在澳門的格致書院師生上圖：格致書院全校師生（後排左五為廖德山，左七為鍾榮光）下圖：廣學班一年級學生（第二排右三為廖德山）

0541904年嶺南學堂教職員（左上為廖德山）為當時學校沒有女生宿舍，這四個女生都寄宿在鍾先生的邸宅。由此，嶺南首開中國男女同校之風氣，直到14年後的 1920年，國立北京大學才允許女生註冊。

055嶺南學堂第一批女學生上圖：第一批女學生之中的廖奉獻（右），廖奉恩（左），羅有節下圖：鍾榮光先生與嶺南學堂第一批學女生，攝於 1908年（右一：鍾榮光，左一：廖奉獻，左三：廖奉恩）

056服務社群，以教育為己任無論身在何處，廖德山終其一生都關心國家和社會，熱心公益服務，尤以教育為己任。1912年 4月 1日，為顧全大局、避免內戰，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開始到各地考察和宣傳民生主義，也回到了自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之後，17年不曾踏足的廣州。在其繁忙的行程之中，中山先生特別關注教育，並安排了到廣東女子師範第二學校和嶺南學堂的訪問。其時已在嶺南學堂任職的德山先生以同學身份陪同中山先生訪問嶺南學堂。《孫中山全集》第二卷收錄了當天中山先生對全校師生的演講，其中回顧了他早年求學之經歷，提及：“又數年即回祖國，就學於本城之博濟醫院，與貴校廖得（德）山同學。”再述其革命理想及對新共和國建設的展望與對學子的厚望：“然則，功既成矣，吾從前之志願，豈遂達乎？非也，千未得一也。⋯⋯今見學生，令人健羨，益見非學問無以建設也。⋯⋯物競爭存之義，已成舊說，今則人類進步，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倘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則僕之初志賴諸君而達，共和新國亦賴諸君而成。是則僕所厚望於諸君者。”此番演講，印證了德山先生與中山先生的同窗之誼，同時也令人不得不佩服中山先生的高瞻遠矚和深刻見地，因為他在距今一個多世紀之前就提出

0571912年孫中山先生訪問嶺南學堂時與全校師生合影（下圖前排右起，孫中山、廖德山，第二排右二為鍾榮光）

058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今則人類進步，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中山先生此次廣州之行，還訪問了他曾就讀的博濟醫院（嘉惠霖在《博濟醫院百年》中也有提及），參加了“廣東華人醫學共進會”同人特別為他舉行的歡迎會。這個醫學團體裏面就有中山先生的博濟醫院同學德山先生。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歡迎會也是德山先生策劃的。縱觀德山先生一生，都可見他一向是務實的先行者，但從來不在他所倡辦的事情上（例如之前提到過的1912年“廣東華人醫學共進會”同人為孫中山舉行的歡迎會留影（前排中為孫中山，第二排右一為廖德山）

059志道會堂，還有下一章將要提到的培正書院）佔據顯赫或耀眼的位置。他懂得眾人捧柴火焰高的道理，所以他更在乎的是讓善舉（或創舉）得到眾人的支持，而不是讓自己在其中獲取聲譽或榮耀。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德山先生發表在 1913年第 7期的《中華醫報》上題為《廣東華人醫學共進會之緣起》一文中略知一二。文中介紹了當時廣東醫界的狀況及醫界同人各自行醫所面對的問題，簡述該會發起的過程及其宗旨與組織架構（包括正副會長的姓名），完全無一字關乎他自己。不過，如果我們仔細推敲有關此文緣起的最後一句：“因應同事嘉君惠霖之請，僅就所知者，錄其大概云爾。”便可推斷德山先生在學會發起和組織過程中的參與。嘉惠霖是 1909年來華的美國傳教醫生，先在嶺南學堂醫學部（校）任職，與德山先生同事，1930 年執掌博濟醫院，曾任中華醫學會副會長、廣州萬國紅十字會會長、美國廖德山發表在《中華醫報》（1913年第7期）上的署名撰文

060兒童福利會會長。嘉氏在該醫學共進會成立週年之際邀德山先生撰寫此文，當然是因為德山先生曾參與其中，瞭解事件的始末。我們甚至可以推斷，德山先生極有可能是最早倡議、聯絡醫界同人推動該會建立的幕後功臣，如同他在其他重要事件上所扮演的角色一樣。如果今人對此不加推敲，也許就忽略了德山先生在其中的貢獻。不過，文中“集合同志，互求進步”“彼此互相提撕（通“攜”），互相研究”這些字句，的確閃耀著德山先生的思想光輝，與中山先生的人類需要相匡相助的思想如出一轍。雖然穩重務實、終生投身醫學及教育事業的德山先生與志存高遠、一心改造中國的中山先生在志向層面上有很大的差別，但一心為公卻是這兩位老同學共同具有的美德。德山先生倡導“教育救國”，並身體力行，以教育為己任。除了致力創辦南中國第一個新式學堂培正書院，他還經常通過報紙對大眾做普及教育。他曾於1903年在《萬國公報》上以“澳門廖德山”署名撰文，指出“國家之興衰，皆由人民之自取”，而“我國受病，由於民智之未開，新政之不行⋯⋯由於人心之腐敗已極”。他也曾於 1907年在《萬國公報》上以“羊城博濟醫學堂教員廖德山”署名撰文（其時，他受聘於廣州的嶺南學堂，並與博濟醫院共辦醫學班），討論中國百年來的風俗問題。其中特別提到女俗，他抨擊各種對女性

061發表在《萬國公報》（右上，1903年；左上，1907年）、《中華醫學報》 （左下）、《通問報》（右下）上的廖德山署名撰文（部分撰文僅展示局部）

062不公的習俗，包括纏足、童養媳等，並為提高女性社會地位大聲呼籲。值得一提的是，《萬國公報》是在中國發行最久、影響最大，且在 20世紀初中國發行量最大的一份雜誌，曾刊登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最早向國人提及《共產黨宣言》內容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文翻譯名，被時人稱為“西學新知之總薈”，對中國近代發展影響巨大而深遠。作為一名醫生，德山先生努力推進和增強業界同人的交流和共識。除了積極參與上面提到的“廣東華人醫學共進會”，還就相關的醫學問題在專業刊物上發表自己的見解。鑒於當時從外國傳入中國的醫學名詞與中國傳統醫學名詞混淆的現狀，他在《中華醫學雜誌》上發表題為《醫學名詞之商榷》一文，提請醫學同人關注該問題。德山先生還不遺餘力地向一般大眾普及衛生常識，甚至連擦（刷）牙香水的配方及配製方法都在《通問報》上宣傳。德山先生的這些舉動都彰顯其服務社群的美德。為普及女子教育，德山先生一向都是不遺餘力的。1919年，在培正創校（當時是男校）30年後，他又一次為培正新開辦的女校奔走，並致函中山先生，請求政府的經費補助。無奈當時國事千頭萬緒，中山先生復函（收錄於《孫中山全集》第五卷）：

063所商培坤女校補助一節，以文此時異常困難，實屬愛莫能助，尚希諒之。聞兄邇來盡力黨事，奔走不懈，深感熱忱。時事方艱，尚望再接再厲，努力救國。此復，並頌近祉。此函令人動容，讀者除深切感受到當時中山先生努力救國、舉步維艱的困境，連好友的求助也愛莫能助外，同時也感受到德山先生對中山先生的事業鼎力相助的熱忱。人類相匡相扶的理念在這兩位同學加好友身上得到最淋漓盡致的體現。家庭及子女教育德山先生行醫濟世，辦校興學，無暇顧及家事，幸得夫人季氏香陶養兒育女，操持家務。季家祖籍江蘇，父親季靜山（夫人陳二姑）原來是官吏，太平天國時由蘇州逃至廣州，租屋居於番禺直街與德山先生家為鄰。聰明伶俐的香陶姑娘甚得德山先生父母喜愛，於是廖季兩家為子女訂了親。香陶二十歲時嫁入廖家，其時德山先生還在博濟學醫。據廖家後人憶述，結婚當日，中山先生和同班同學都有前來飲喜酒慶賀。德山先生與季氏共育有十個子女，七女三男，不過在現存的照片中沒有找到廖德山一家完整的合影，或缺

064不同時期的廖德山與家人上圖：清末年間（約 1901年），澳門時期的廖德山夫婦（居中）與子女，奉獻（左一），奉恩（右一），奉基（右二），崇真（左二），奉景（廖夫人懷中）中圖：任職嶺南學堂的廖德山與夫人（中排中間）及子女，約 1912年攝於廣州；奉基（後左一），崇真（後右一），奉景（后中），奉靈（中排左一），崇聖（中排右一），奉潔（前排左），崇國（前排右，廖夫人懷中）；其時奉獻、奉恩已留美，最小的女兒奉貞還沒出生下圖：廖德山夫婦及膝下八個子女，約 1915年攝於廣州；廖先生懷抱剛出生的小女奉貞；長女奉獻、次女奉恩仍在美國留學

065未出生的孩子，或缺已去美國留學的長女、次女。在養兒育女的問題上，德山先生一直秉持男女平等的態度。長子排行第四，滿月時，重男輕女的德山母親黃氏堅持要擺滿月酒慶祝廖家長孫的誕生。之前除了長女出生時擺過酒外，次女、三女都沒有擺。德山先生認為，既然上面兩個姐姐都沒有擺酒，這個兒子也不應該例外。德山先生的堅持，自然掃了廖老夫人想要為長孫風光地擺滿月酒的興，但我們卻由此可知德山先生視男女平等為原則，從自家做起，開風氣之先。雖然前面生的三個孩子都是女兒，德山先生同樣對她們寄予厚望，悉心培養。當澳門還沒有女校的時候，德山先生不惜斥資送長女、次女到香港的拔萃女校讀書。德山先生除了自己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見解和評論，還鼓勵時年分別為十四、十三歲的奉獻和奉恩，在熱心婦女教育的平民教育家陳子褒於澳門所創辦的《婦孺報》上發表評論文章。僅觀其所論題目——《論自治必從身容始》 少年時代的廖奉獻（右）與廖奉恩（左）

066刊登在 1904年《婦孺報》上的廖奉獻與廖奉恩撰文（局部）

067《論兄弟分產之益》，讀者很難想象此乃出自幼女之手筆。德山先生就是這樣培養女兒們的獨立見解和處世自信的。德山先生一生重視教育，提倡“教育救國”（民國前）、“教育治國”（民國後），主張女子應與男子一樣享有受教育的權利。他的七個女兒（奉獻、奉恩、奉基、奉景、奉靈、奉潔、奉貞）和三個兒子（崇真、崇聖、崇國）全部完成大學教育，其中有四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在美國獲得碩士學位。值得一提的是，德山先生英年早逝，遺下多個尚在幼年的子女，是廖夫人季氏母兼父職挑起了教養兒女的重擔，最終都將他們培養成材。廖家有六個女兒擔任過校（院）長，因此，街坊鄰里及親朋戚友都戲稱廖夫人為“校長母艦”。德山先生子女的教育和事業軌跡，貫穿著德山先生的教育精神和治理國家的理念。他的幾個女兒大多學教育專業，並都從事教育工作。這是德山先生的“教育救國、治國”思想在自己後代身上最完美的體現。為什麼讓女兒們從事教育？眾所周知，婦女當時處在中國社會最底層，她們多數目不識丁，足不出戶（纏足），而德山先生不但沒有給自己任何一個女兒纏足，更希望她們能成為中國的一代新女性。如德山先生所期望的，1916年廖奉獻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碩士學位歸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策劃成立嶺南學校的女學部並擔任主

068任。此事在美國也成了熱門新聞，刊登於《華盛頓時報》（美國將廖奉獻稱為女子學院院長，因為嶺南在美國註冊的英文名稱為“廣州基督教大學”）。事實上，德山先生將六個女兒（除了早夭的奉景）都奉獻給了中國（包括澳門）的教育事業。不過，在選擇所學專業的問題上，德山先生還是尊重子女自己的意願的。原來德山先生曾希望次女奉恩學醫，她也是嶺南學堂最早一期醫學班的五位學生之一。從當年醫學班的照片上可看廖夫人與子女及孫輩合影（約 1930年代）中排右三：廖夫人（懷抱崇真之長子，大同）；前排左二：奉獻，右二：奉恩，左一：奉基，右一：孫麗淑（崇真之妻），右四、五：霍梓雄、霍梓輝（奉恩之次子、三子）；後排右起：奉貞、奉潔、奉靈、崇真、黄文澧（奉潔之夫）、崇聖、霍梓榮（奉恩之長子）；前排：霍梓瑜（奉恩之女）

069廖奉獻出任嶺南學堂女學部主任上圖：青年時代的廖奉獻下圖：《華盛頓時報》刊登廖奉獻任女子學院院長（英文翻譯）消息

070嶺南學堂第一期醫學班合影（右起：廖奉恩、霍炎昌、嘉惠霖醫生）嶺南學堂留美同學與鍾榮光先生在美合影前排右起：廖奉獻、廖奉恩、鍾榮光；後排中：霍炎昌

071到，廖奉恩是班上唯一的女生，她身邊的男生是她未來的夫婿霍炎昌。不過，其後奉恩考取了 1912年廣東留美公費生，成為美國史密斯女子大學（Smith College）首位中國留學生，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碩士（霍炎昌後來在清華考取了第二批庚子賠款留美學生，改讀化工，志在“工業救國”）。其實，除受德山先生思想的影響外，這些廖家女兒們也深受其母廖季氏言傳身教的影響。鑒於當時廣州新學堂只收男生，官吏人家出身、識文斷字的廖夫人乃在家中設立私塾，招收鄰里少女三十餘人，自己擔任教習，前後凡十餘二十年之久。廖夫人此舉雖屬一己綿力，卻開廣州女子教育之風氣，對膝下女兒們之影響尤為深遠。廖氏夫婦的女兒們也不負父母之期望，都曾為大、中、小學甚至幼兒教育做出過重要貢獻。她們曾分別在多所學校，其中包括逾百年的教育基業——嶺南、粵華、協和、執信，擔任過校（院）長。德山先生的長子廖崇真選擇學農科（獲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碩士），也展現了一種治國的抱負。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農業大國，農科與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需要緊密相扣。畢業後，崇真曾任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授、廣東農林局局長。1934年，在廣東絲業因世界經濟危機一落千丈之時，崇真接任廣東蠶絲改良局局長，領銜廣東的蠶絲改良運動。他推出了幾個重大舉措，包括推動平民

072教育和改進蠶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廖崇真推行的小額貸款助貧，讓最底層的絲農支付得起改良的成本，這在當時實屬一個非常大膽的創舉。20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孟加拉國的穆罕默德．尤努斯，表彰他在 20世紀 70年代開創和發展的“微額貸款”服務，為因貧窮而無法獲得銀行貸款的創業者提供資助。而廖崇真早在 20世紀 30年代就開始推行和實踐小額貸款助貧了，雖然只能運用非常有限的政府資源。這也是當代學者開始研究廖崇真的原因之一。德山先生的另外兩個兒子崇聖和崇國，一個學經濟，一個學醫，都是國計民生所需的專業人才。只不過廖崇聖最後當了記者，因為他認為要改造一個舊世界，文字的影響力更大。廖崇國是十個子女中唯一子承父業的，學的就是德山先生所從事的眼科。不過，當廖崇國進入華西醫學院時，德山先生已經過世十幾年了。幾十年後（中美關係解凍之後），廖崇國從美國第一次回廣州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給中山大學醫學院（含原來的博濟醫院）捐獻大批的眼科儀器設備，這無疑是德山先生事業和精神的一種延續。無論德山先生的子女們所從事的是哪一種事業，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服務社會，關心人群，尤其是關心弱勢人群。例如從華西醫學院畢業後，廖崇國就到過四川邊遠山區當醫生，而在中山大學讀教育畢業的

0732015年 1月 15日《廣州日報》報道 80年前廖崇真推行小額貸款助貧事跡（右圖）及廖崇真肖像（左圖）廖氏兄妹攝於美國華盛頓（約 1970年代）右起：崇真、奉潔、崇聖、崇國

074小女兒廖奉貞曾在抗日戰爭中參加救援難民工作，到邊遠地區為貧困兒童提供免費教育。又如，廖奉基、廖奉靈曾在澳門為難童開辦義學，廖奉獻義務擔任過瀋陽坤光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北平婦女救護慰勞聯合會主席，廖奉靈曾義務擔任廣州市政協外語學校校長等。另外，廖崇真終生致力於將巴哈伊的人類一體、人類大同思想（孫中山先生也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傳播到中國，1932年參加北平募捐活動的廖奉獻

075廖氏後人在他們與協和校友合力捐助興建的廣州協和中學德山堂前合影（約 1948年）他是中國翻譯巴哈伊教（大同教）教義的第一人。廖家子女們的所作所為都充分體現了德山先生畢生信奉的平等、博愛、奉獻的精神。1924年，德山先生英年早逝。彌留之際，記掛的仍是他一手倡辦的培正。除了他的十個傑出的子女及其子孫後代，新學培正是德山先生留給這個世界最矚目的遺產。

鴉片戰爭之後的清代末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門，包括政治、宗教、文化、教育，逐漸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隨著與列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的通商口岸（其中包括廣州）被迫開放，允許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建教堂。因此，西方傳教士紛紛以通商口岸為基地進行傳教，並以通商口岸作為跳板向中國內地滲入。因為傳教的需要，外國教會在中國興辦教育，所以廣東最早的新式教育，幾乎都是由外國教會出資興辦、西方傳教士主持的教會 學校。然而，培正是個例外。《廣州培正同學會級社同學名錄》中有介紹培正簡史的一段文字：廖德山先生 與培正

078培正，是華人自辦，華人捐助，華人任校長的教會人士創辦的學校。1889年浸信會開明人士廖德山、馮景謙、李濟良、李賢士等人倡議開辦一所私塾以倡新學。隨即集資 67元租賃校舍於秉（德）政街，定名為“培正書院”。教育救國的辦學初衷故事還要從 1883— 1885 年間發生的中法戰爭講起。當時清軍在海上屢屢被擁有堅船利炮的法國海軍所挫敗，尤其在馬尾海戰中，福建水師幾乎全軍覆沒。這不僅激起國人極大的憤慨，也令德山先生痛心疾首。他愈加意識到“廢八股，倡新學”之必要，隨之萌生“教育救國”的想法。1889年歲末，德山先生因受邀為美國浸信會在廣州所辦聖經學院監考，得以與基督教早期來華的紀好弼牧師（Rosewell H. Graves，於 1855—1912在中國服務56年，曾在英法聯軍攻打廣州期間一度撤往澳門）會面，並與其討論當時中國的舊式教育弊病，探討倡辦新學的可能性。紀好弼牧師則對他說：“新學之倡，有待華人自動。”這激發起德山先生作為一個中國人，要為自己國家創辦新學的決心。培正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刊有

079永言撰寫的《廖德山先生傳略》一文，對當年德山先生與紀好弼牧師交談之後，決意倡辦培正之經過做如下細緻的描述：是夜，先生歸家，輾轉不能寐，如重負之未釋，念事不容緩，乃就燈搦管立草設校章程，及擬函分致海外熱心僑胞集款。時歲聿云暮，先生期於明春即成，及旦，急持章函稿走訪摯友李濟良，馮景謙二先生，備承讚許，並願為發起人，先生乃再糾合紀牧師所辦之研道四季班同志多人聯組校董會，⋯⋯並定校名曰“培正書院”。籌備既竣，果於春初啟學，首廢八股，倡策論之學，並授外國語言，數理新知，衛生常識，從學日眾，廣東新教育之基，於焉以奠。時光緒十六年，先戊戌變政八載，先生行年僅二十有二，其壯志亦足風矣。由此可見，培正之創校從辦學構思、章程撰寫、組織架構（包括邀請馮、李二人為發起人，組織校董會）到經費籌措等，德山先生都是先行者和執行者。德山先生辦新學之壯志及其坐言起行之作風，亦由此得到印證。在一個尚屬年少輕狂的年齡，德山先生竟有如此之抱負、膽識及執行力去倡辦一所當時當地前無古人的學校，實在令人欽佩、景仰。雖然當時德山先生所起草的辦學理念和章程今已無案可查，但據永言一文及廖家後人所述，德山先生辦學的宗旨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興

080新式教育，為救治中國培養新式人才，這與中山先生後來在《上李鴻章書》提出的救國方略之首無異。必須一提的是，有培正中學“三元老”之稱的創校先賢——廖德山、馮景謙、李濟良，雖同為基督教徒，但並非同屬浸信會（有資料顯示廖德山先生創辦培正時屬倫敦會，亦有資料顯示在嶺南任職時的廖德山屬浸信會；基於早期澳門傳道會與倫敦會的淵源，澳門時期的廖德山屬倫敦會不足為奇），故培正創校之初並非隸屬浸信會。資料顯示，廖德山、馮景謙、李濟良三人都曾就讀廣州博濟醫院，對辦新教育志同道合，雖不同屬一個教會，卻能同心同德、出錢出力辦培正。當年先賢們與一眾教友即席捐資六十七元租賃校舍辦學的義舉，成為流傳至今的 佳話。有“培正三元老”之稱的廖德山（左）、李濟良（中）、馮景謙（右）

081後來因經費短缺，1906年培正改隸兩廣浸信會，此時距培正創校已近二十個年頭。大概因為培正後來隸屬浸信會，在有關培正創校經過的文字記載中，包括現時港、澳培正的網頁，多將作為浸信會牧師的李、馮二人排在廖德山醫生之前。另外，有一幀廣為流傳、據稱是培正創校時期的照片，似有誤導之嫌。照片上有“浸信會培正書院”字樣的橫幅（應該是照片後期製作時加上的），給人一種印象：培正創校之初已屬浸信會。更令人疑惑的是，在照片中，創校元老廖德山和馮景謙站在極不起眼的最後一排，而起初對辦學並不熱心的浸信會紀好弼牧師卻正襟危坐於居中位置，進一步增強了浸信會在培正創校時起主導作用的印象。但這與事實不符，培正在創校之初及其後近二十年的時間內並不屬於任何一個 教會。1894年，孫中山先生在《上李鴻章書》中，將辦學校、培養人才作為救國方略之首。中山先生之上書，李鴻章不屑一顧，更莫說採納。然而，德山先生及博濟醫院馮景謙、李濟良二同學已將“興辦學校”付諸行動，創培正新學逾五年，開國人在廣東辦新教育之先河。翻閱廣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可發現頗受推崇的維新派康有為在廣州創辦之萬木草堂，其實是在培正創校之後兩年（1891年）才開館的，且開館時間前後不過五年。

082早期培正師生合影如橫幅文字無誤，應攝於 1893年之前的廣州，因為“培正書院”於 1893年易名為“培正書塾”。後排執紙扇者為廖德山，其左為馮景謙，第二排居中端坐者為紀好弼牧師

083嘔心瀝血辦培正永言一文中已經提及，培正“廢八股，倡策論之學，並授外國語言，數理新知，衛生常識”。據早期培正校刊記載，1890年初，培正在廣州開館授課，以月租四元五角租德政街一民房為校舍，有學生四十四人，正式受聘教師二人，義務授課教師五人（包括“三元老”在內），科目包括語文、英文、格致（自然科學）、天文（地理）、算術等，可見培正施行的是新式教育。有資料顯示，德山先生講解格致（另有資料顯示，他講授衛生學），但不受薪酬。除此之外，德山先生還花費更多精力主持繁重的校務。《培正校史》中也有關於廖德山醫生與培正的文字：畢業於博濟醫院，曾任培正書院協理，校事多由醫生主持。在學校授衛生學，舉凡學生飲食起居，無不親臨視導，視培正為第二生命。醫生不獨不取校酬，且斥資助學，曾資助學生多人，均已成材。寥寥數語，盡顯德山先生的高風亮節及其在培正辦學上所傾注的心血。德山先生雖為協理（副校長），繁瑣的校務卻多由他主持，由此可見德山先生一貫務實奉獻的精神。當時學生就讀培正，學費全免（是謂獎學），膳費自理，對貧困好學者，學校也會給予資助。

084德山先生尤其關心學生的衣食住行，事必躬親，卻不計報酬，反而自掏腰包，資助貧困學生讀書。培正辦學之初，僅靠教友們捐贈之綿力，慘淡經營。主持校務的德山先生可謂嘔心瀝血。育有十個子女的德山先生，家境並不十分富裕。德山先生行醫，按理收入頗豐，但遇到貧寒病人時，他非但分文不取，還從家中米缸掏米接濟患者。行醫所得，扣除家用和子女學費之外，全數用於培正校務支出及資助貧困學生。1891—1896年間，培正數度搬遷，曾易校名，唯“培正”二字不變。1905 年底，培正因經費短缺不得不暫告停辦，兩廣浸信會於 1906年決議維持培正。同時，廖德山繼續為培正擴展籌款努力奔走，聯同各校董爭取到一筆海外華人遺產捐贈，在廣州東山購地興建永久校舍。培正校史資料中對德山先生在興建東山校園中的貢獻有如下評述：“開闢東山新校，先生居功至偉。”德山先生全心全意為培正辦學，正如永言所述：因視培正為第二生命，寧置個人業務不顧，悉力以赴。德山先生為培正辦學，慷慨解囊，其實有賴家中省吃儉用，廖夫人一生節儉的事例亦足以說明。廖夫人自小纏足，出門辦事（如幫人種痘、接生）從不搭乘交通工具，全憑一雙小腳，經常在廣州從東山行至西關，沿途撿拾人家門口燒剩的香燭頭，積少成多，留作燭火之用。據德山先生兒女回憶，飯桌上常見之菜餚是鹹酸菜

0851893年培正易名為“培正書塾”的牌匾廣州培正東山校園第一座建築，建於 1907年的“白課堂”

086炒蜆肉，只因該菜既便宜又下飯。可見德山先生辦學的錢，除行醫所得，還有賴廖夫人勤儉持家節省得來。可惜德山先生英年早逝（享年五十六歲），永言文中道：“病重時，彌留之際，猶殷殷以其第二生命之培正為念。”可見德山先生對培正用心之深厚。在廣州培正校史館及《教育與承傳——南來諸校的口述故事》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幀攝於培正四十五週年校慶，題為“培正元老”的照片。廖德山夫人是該照片中唯一的女性，而有“培正三元老”之稱的廖、馮、李三人皆不在場。其時，德山先生已仙逝十年有餘，廖夫人仍受邀出席培正校慶，可見德山先生及其夫人在培正的名望及受尊敬的程度。廖德山夫人（前排左四）出席培正創校四十五週年慶典

087男女平等的教育理念1890年，培正書院正式開館授課，同年德山先生的大女兒出生，取名為“奉獻”，體現了德山先生全力創辦培正所秉承之奉獻精神。不過，德山先生為女兒取名“奉獻”，其實還有另一層深意。據廖崇聖所編《王子文先生夫人紀念冊》（王子文乃廖奉獻之夫，名王正黼，曾任東北礦務局總辦及燕京大學工學院創院院長；其兄王正廷，民國初期的外交名宿，代表中國參加一戰後的巴黎和會，是拒絕在喪權辱國的和約上簽字的五名全權代表之一）載，廖家是早年革命黨人聚會之處，中山先生常到廖家商談國事，空暇之時也給幼時患有過敏性咳嗽的奉獻開藥方，順便問起德山先生為什麼給女兒起名為“奉獻”。德山先生答：“我們謀求建立一個新中國，首先就要替我們的女同胞展開一個新境界。因此我‘奉獻’她做新中國女性的前驅。”由此，我們不僅看到德山先生教育救國的抱負，也可以看到他所秉持的男女平等的教育理念，及其對女性在新中國建設中的作用的重視。事實上，廖奉獻和她的姐妹們不僅展現了中國新一代女性的卓越風采，還成為當時中國教育界的中流砥柱。除了作為校長負責學校教育和行政管理，她們還擔任過教育界的其他要職，推動了中國的教育事業，如：廖奉獻曾任燕京大學女子部主任及燕京大

088學校董；廖奉恩曾任廣州市教育局督學，第一屆嶺南大學校董——來自教育界的唯一女校董；廖奉靈曾任廣州市教育局副局長等。廖家姊妹成為中國新女性以及新教育的先驅，正是受德山先生男女平等教育理念影響的結果。德山先生對女性教育的重視，還體現在他大力倡辦培正女校（又名培坤女校）一事上。培正創校之初只有男學生，因為“女子無才便是德”依然是當時社會的主流觀念。德山先生則不以為然，他一直希望可以開辦女1927年嶺南大學校董合影（右二為廖奉恩）

089曾任廣州市教育局督學的廖奉恩（左圖）及廣州政府頒佈的委任令（右圖）時任廣州市教育局副局長的廖奉靈照片（左）及佇立於廣州協和學校奉園中的廖奉靈紀念雕像（右）

090校，為女性提供更多受教育的機會。當他的二女奉恩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學位歸國之後，他便建議她參與培正女校的開辦與建設，廖奉恩遂成為該女校的創校校長。培正女校 1918年開辦時有學生 84人，教員 8人（多為義務者），兩年後學生即增至 166人，教員增至21人，並興建了新校舍。這些成績，除了廖奉恩校長治校有方，也少不了德山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多方奔走。永言在其文中高度評價德山先生倡辦培正之壯舉：“先生之偉功，不僅於艱難困苦之中，誕一培正已也；其竟能在科舉盛昌之當日，果敢與時代奮鬥，獨倡新學，為士子求解放，為學問創新基，其思想之前進，精神之偉大，吾人又安得而不追懷先德者乎？”該文中的“士子”，我們不能按中國傳統將其作為男子的美稱，因為德山先生終其一生努力不懈所倡辦的新教育，其對象絕非僅限於男子，還包括女子。德山先生教育救國的理念，其意義的深遠並不止於“廢八股，倡新學”，更在於女性的教育及其社會地位的提升。在德山先生看來，女性的解放是建設一個新的中國所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

0911920年廖奉恩校長撰寫的培正女校校務報告

092培正的澳門歲月直到德山先生 1924年離世的那一刻，他大概都不曾想過培正會遭到戰火洗劫，他殫精竭慮所倡辦的教育基業幾乎毀於一旦。就在培正步入發展正軌之時，1937 年盧溝橋事變，日軍侵華升級，引發全面的抗日戰爭。在烽火連天的八年抗戰歲月中，穗、港培正師生被迫四處遷徙，顛沛流離，輾轉鶴山、澳門、坪石、桂林，甚至湖南、江西各地，但培正的教育事業無一日中斷。正是因為澳門，培正的歷史才得以延續至今。1938年 1月，培正在澳門開辦分校，租盧家花園（盧九之長子、有“澳門皇帝”之稱的盧廉若所建）為校舍，此為澳門培正中學之發端。同年 6月，日機轟炸廣州，培正小學局部被毀，幸好培正已於 1937年遷往鶴山。但是，戰火繼續蔓延，已經遷到鶴山的學校又於9月全部遷往澳門。10月，廣州淪陷，東山各校舍為日軍所佔。1941年，培正、培道（全名“廣州培道女子中學”）設聯合分校於廣東坪石。同年 12月，香港淪陷，師生轉往澳門或內地。1942年 3月，於廣西桂林增設聯校。1944年 10月和 1945年 1月，桂林和坪石相繼淪陷，聯校停辦，導致澳門分校學生人數大增。除需再租樓宇作為學生及教職員宿舍之外，還另蓋單層磚

093屋平房十餘間做課室，搭大竹棚兩座作為禮堂、膳堂、音樂室及宗教室之用。而這是在當時澳門糧食缺乏、物價飛漲的情況下，由全校上至校長，下至工人，捐出一個月薪水來興建的，實屬難能可貴。雖然穗、港、坪、桂培正各校皆因日軍入侵淪陷而停辦，唯幸澳門分校尚存，使培正弦歌不輟。1945年抗戰勝利後，穗、港兩地培正陸續復員，澳門分校繼續租用盧家花園，辦幼稚園及小學。據1974年接任澳門培正中學校長的鄺秉仁先生回憶，培正得以在澳門繼續辦學，這其中還有一段故事。原來，培正一向設有清貧助學金，主要通過社會各界捐贈。抗戰時期，尤其在 1944—1945年間，培正在澳門籌募到 7萬元的捐款，恰逢抗戰勝利，培正便用這筆捐款復員穗、港兩地的學校。培正行政人員認為，如果培正在澳門募得捐款之後便撤離，道義上說不過去，便決定留下澳門分校。姑勿論此說是否確實，澳門對培正教育的重大貢獻毋庸置疑，培正的火種最終在澳門得以薪火相傳，也是不爭之實。澳門培正在戰後設辦小學，於1947年重辦初中，1950年由“廣州培正中學澳門分校”正式易名為“澳門培正中學”，1953年開辦高中，成為一所完整的非牟利私立中學。另一具紀念意義的事件，便是 1952年獲何賢先生及一眾家長、校友、社會人士捐助，購得盧家花園部分，改造成校舍，成為澳門培正

094

095昔日培正校園景觀（圖中各照片約攝於 1960—1970年代或以前 )抗戰時期廣州培正遷至澳門，租借盧家花園為校舍；至 1950年代，澳門培正中學購得盧家花園部分作為永久校址

096抗戰時期培正在澳門盧家花園搭建的磚屋平房教室1960年代的澳門培正幼稚園

097正式易名為“澳門培正中學”之後的校門（攝於 1970年代）

098培正創校六十週年澳門培正教職員合影保持原盧家花園部分建築風格的澳門培正中學校園，綠色建築現為學校行政樓，右邊黃色現代建築上可見培正校徽

099中學的永久校址。培正，在澳門翻開了新的一頁。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培正建校六十週年時，穗、港、澳三地學生共計 6359人，教職員 320人。同年 10 月，在馮棠校長主持的澳門培正升起了五星紅旗，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在建校 70 餘年中，澳門培正有了長足的發展，已成為兼有幼稚園及小學、中學一條龍的教育機構。澳門培正中學於 2015年引入創客實驗室（Fablab）的教育概念，成為澳門首間系統引進數位化設計課程的基礎教育機構，並於 2016 年經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審核後，正式成為國際 Fablab的成員，是港澳地區首間創客實驗室。近年來，澳門培正的學生也在相關領域的多項國際公開比賽中連連獲獎，向世界展示了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的能力。澳門培正中學最近還獲得中國基礎教育領域的最高殊榮——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等出席了 2019 年教育部召開的表彰大會，會議期間，習近平主席與獲獎的澳門培正中學高錦輝校長握手，並稱讚澳門的教育做得不錯。澳門培正中學為澳門教育寫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 一頁。歷年來，澳門培正為澳門和國家培養了大量政治、管理、商業、文化、藝術、體育等各方面的優秀人才，

100澳門培正中學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上圖：獲獎證書；下圖：2019年參加全國教育系統表彰大會的高錦輝校長在人民大會堂前留影

101廣州培正中學為紀念培正創校一百週年而建的，帶有培正校徽和校訓的百年紀念堂

102廖氏後人訪問廣州培正同學會（攝於 2019年）跨越大半個世紀的培正同學情左圖：《廣州培正同學會級社同學名錄》顯示廖崇國和廖壽柏同屬 1930年敬業社；右上圖：廖崇國（左一）和廖壽柏（後排右一）及一眾同學參加培正九十週年校慶；右下圖：廖崇國（右）與廖壽柏（左）在廣州培正中學校門前留影（攝於 1990年代）

103香港培正今昔上圖：香港培正初景下圖：香港培正小學、中學

104澳門培正中學多元化教育和課外活動，致力於培養跨領域的科技 /工程 /人工智能人才

105其傑出校友曾出任政府各部門及社會各界要職，包括：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候選澳門首任行政長官，國家教育部科技委土木、教育、水利學部委員，澳門立法會議員，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經濟財政司司長，社會文化司司長，文化局局長，治安警察局局長，博彩協調局局長，社會工作局局長，懲教管理局局長，教育暨青年局局長，高等教育局局長，交通事務局局長，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澳門大學校長，中國澳門游泳總會副會長，澳門供應商聯合會會長，及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會長等。由此可見，澳門培正對澳門社會的發展影響深遠。回顧培正創校 130餘年來走過的風雨路程，目睹培正如今在粵港澳地區日漸壯大，人才輩出（包括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菲爾茲獎，以及成為中國和美國科學院院士等的佼佼者）、蜚聲中外的驕人業績，自然令人緬懷當年目光如炬的廖德山先生及一眾創校先賢。

廖德山先生雖然英年早逝，但他的“教育救國、治國”理念一直影響著他的子女及家人。廖氏後人對澳門教育的影響同樣深遠，其貢獻也是不可磨滅的。廖奉基與粵華中學廖氏姊妹中對澳門教育影響最深遠的，當首推德山先生的三女廖奉基。翻開澳門近代教育史，粵華中學是一所引人矚目的學校，不僅因為它有近一個世紀的創校歷史，還因為它曾是“全澳唯一的華人高中”，而它的創校校長廖奉基則被譽為“澳門名教育家”。廖氏後人 與澳門教育

108廖奉基幼年隨父德山先生避遁至澳門，就讀享有盛譽、由著名教育家陳子褒於 1899年在澳門創辦的子褒學塾。1904年，德山先生受聘於從澳門遷回廣州的嶺南學堂，廖奉基也隨父從澳門轉到廣州嶺南附中繼續其學業。畢業後，她遠赴美國就讀邊麻女子大學（Bryn Mawr College），並獲得每四年僅獎贈一名中國女子的學額，成為該校首位中國留學生，且獲教育碩士學位。學成回國後，她曾任嶺南大學和公醫大學教授，並於1925年聯同譚綺文女士在廣州詩書街創辦粵華學校，擔任創校校長。粵華開辦不到一年，從小學到初一，學生人數不斷增加，詩書街的校舍已不勝負荷，需遷到惠學生時代的廖奉基廖奉基校長遺像

109創辦廣州粵華學校的廖奉基和譚綺文（約 1920年代攝於廣州）

110粵華創校時期的廖奉基校長（上圖左一，下圖第二排右八）與小學五年級生（上圖）及全校師生合影（約 1920年代攝於廣州）福西路的仙鄰巷。粵華在廣州的這段發展歷史，在廖奉基留學美國的母校網頁上至今仍存有珍貴的影像記錄，包括當年粵華中、小學生活動及師生合照。鑒於 1927年廣州的政局動盪，廖、譚於 1928年將粵華遷到澳門。由此，粵華的歷史在澳門的得勝路翻開了新的一頁，但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粵華

111新到埠，尚未得到澳門人士的認可；另一方面，學校搬遷開支增加，但生源欠缺，學校經濟壓力陡增，幾近停辦。在此緊急關頭，廖校長積極努力向母校邊麻大學和其他團體及私人友好介紹粵華學校的發展，並以其辦校的熱忱打動各方，獲得邊麻大學及各方定期捐助，拯救粵華於危難之際。此後，粵華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階段，尤以 1933年獲政府撥地及社會各界慷慨捐贈，奠基興建松山新校舍，並於 1935年落成，同年獲廣東省教育廳批准立案為重要里程碑。1938年，粵華經政府批准增設高中，學校最終定名為“澳門私立粵華中學”，成為當時澳門私校之翹楚。據傑弗里．C.岡恩（Geoffrey C. Gunn）所著《澳門史》載，1936年澳門政府草擬了一份名單，包括工商要人，連同行政、社會和文化圈子的關鍵人物共 30人，其中含粵華學校校長（其時由廖奉基擔任），可見當時粵華學校在澳門的顯要地位。1942年，廖、譚二人將傾注了 17年心血所創辦的粵華中學轉交澳門鮑思高慈幼會經辦，出乎時人之意料。據廖奉基當年好友透露，實情是當時被日軍扶持的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正拉攏社會各界知名人士，令其出面支持汪偽政府。廖校長寧可放棄自己創下的事業，銷聲匿跡，也不願作為“知名人士”被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1121933 年澳門粵華中學新校舍奠基禮嘉賓合影（左七為廖奉基校長，左八、九為蒞臨奠基禮的澳督美蘭德及夫人）當年內地媒體關於澳門粵華中學奠基禮的新聞報道

1131941年廖奉基校長（前排右五）與澳門粵華中學初中畢業生合影1942年由廖奉基校長簽署的澳門粵華中學畢業證書

114廖校長從此淡出粵華中學，但她始終堅守辦教育的初心。抗戰剛結束，社會上眾多青年為生計餬口奔忙，被迫輟學。此時的廖校長體察到這些青年的苦衷和他們求學無門的苦惱，會同彭哲文先生，開辦了業餘青年補習班。借用的是舊廣大小學校舍的一角，沒有大張旗鼓，且都是晚間授課，卻深受那些求知若渴但平日要就業上班的青年歡迎。三個月後，來上課的人數已由原來的 30多人增至 60多人，補習班搬到巴冷登街。廖校長親自編制免費講義，教授英文、國文、世界地理和數學，為因就業而停學的青年提供免費補習教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是廖校長的座右銘，也是她的人生寫照。她做到了生命不息，誨人不倦。廖奉基歷任協和、蔡高、濠江等校教職，教學的足跡遍及澳門多個角落。直到 1957年 5月 1日，一場難以置信的車禍奪走她的生命前的最後一個小時，她還在鏡湖護校給學生補習英文。廖校長不幸離世的噩耗傳來，學子們悲痛欲絕。澳門各界名流（包括何賢、馬萬祺等）紛至悼念，學子們的執紼行列在澳門街頭綿延不斷，可見當年學子和社會各界對廖奉基校長的尊崇。廖奉基的事跡也被收錄於《澳門編年史》。由廖奉基任創校校長的粵華中學，在創校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依然傲然挺立在澳門的松山之巔，成為澳門一所完全的中、英文中學，兼有幼稚園及小學、中學一

115祭奠廖奉基的執紼隊伍（1957年攝於澳門）《澳門編年史》上所記載的廖奉基事跡

116123 4

117澳門粵華中學今昔1 1933年奠基、1934年落成的明我樓；2 2008年由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主持的明我樓重建落成揭幕典禮；3 筆者與時任粵華中學陳文彬校長（左）及黃建民副校長（右）在新明我樓前合影；4 筆者在1933年粵華校園奠基石前（攝於 2019年）；5 2008年落成的明我樓；6 粵華中學千禧綜合樓56

118條龍教育的機構。粵華培養的人才不僅遍佈澳門政府及立法部門，文化教育、藝術、體育界及工商社團，也服務於香港、台灣地區及海外（詳情可查閱維基百科網頁《粵華中學校友列表》）。廖氏姊妹與澳門師範教育的發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1938年廣州淪陷。當年共有17所學校遷往澳門，除培正之外，還包括與廖家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協和女中、執信女中、嶺南中學（嶺南大學附中）。抗戰時期，彈丸之地的澳門接納了眾多內地學校，對這些學校教育的傳承，為國家培養、儲備人才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這些學校也為澳門的教育注入了新鮮血液和新活力。其中，由廖德山之女廖奉靈女士出任首位華人校長的協和女中，以及廖奉恩為首任校長的執信女中開了澳門師範教育的先河。1911年，美國幼兒教育家碧盧夫人在廣州西關創辦幼稚園，此為協和中學之起源。1912年，碧盧夫人又增設“慈愛保姆傳習所”，為中國華南最早的幼兒師範學校。1916年，該校增設小學師範科，易名“協和女子師範學校”。1922年和 1928年，又分別加設附屬小學和初級中學。至此，學校從幼兒園、小學、初中到師範已初具規模。1912—1931年間的五任校長皆由外

119時任協和校長的廖奉靈（1930年代）巴伯獎學金獲得者，第三排左二為廖奉靈

120籍人士出任。廖奉靈獲美國密執安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巴伯獎學金——美國第一個面向亞洲女性的獎學金；並在獲得教育碩士學位後歸國，1932年到協和任職，成為協和第一任華人校長。1935年，廖奉靈上任第 3年，省教育廳明令協和中學增辦高中，命名為“私立協和女子中學校”，並因其幼兒師範學校歷史悠久，成績卓著，特許繼續兼辦幼稚師範。自此，協和成為當時南中國規模最大的女子中學之一，也是唯一的私立幼稚師範學校。澳門第一所正規的師範學校，正是 1938年 1月從廣州遷來澳門的協和女子中學所設的師範學校。抗日戰爭爆發後，廖奉靈校長提出“為國儲才，堅持抗戰”，帶領全校師生先遷往台山公益繼續上課，後輾轉遷到澳門，並在當時資源短缺、物價飛漲的澳門艱難地維持協和。她不僅帶頭與資深老師折減薪水，還把自己的積蓄獻給學校，帶領全校師生克服重重困難，繼續協和的教育事業。此時的協和，除女子中學課程外，還有幼稚師範和普通師範課程。不僅有隨校遷來的學生報讀，澳門本地初中畢業生也紛紛報考。協和的中、小、幼生及師範生一度增至 900多人。“協和在澳門培育師資是卓有成效的。”研究澳門教育的資深學者劉羨冰在《澳門教育史》中如是評價。1938— 1945 年間，澳門本地誕生了一批教育專

121抗戰時期廖奉靈校長撰寫的 1937—1941校務報告（局部）1941年協和高中及師範全體學生攝於澳門

1221946年協和從澳門遷回廣州後，廖奉靈校長在協和堂前留影

123業人才畢業生，他們大多服務於澳門教育界，也有到香港和海外工作的。協和對澳門師範教育的指導思想和教育模式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 世紀 50 年代，澳門幾乎所有幼稚園都有協和幼師畢業生，而且澳門著名幼稚園的主任也大多由協和幼師畢業生擔任。劉羨冰概括道：“可以說，協和是澳門最早的師資培養 基地。”與協和同年在澳門開辦師範教育課程的，還有1938 年 10 月遷入澳門的廣州執信女中。廣州執信學校是孫中山為紀念民主革命志士朱執信而創辦的，於1921年 10月 1日在廣州應元書院舊址開學，並由德山先生次女廖奉恩出任首任校長。《執信學校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有文字記載：“開校之初由發起人公請廖奉恩先生為校長。”而發起人即學校籌備委員，包括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鄒魯、孫科、許崇清、金曾澄。1921年的廣州，時局動盪，學校初創，萬事艱難，但在廖奉恩校長的治下，執信學校逐漸走上軌道。值得一提的是，廖校長率先在執信試行六三三學制（六年小學，三年初中，三年高中），而民國政府則在其後頒革新學制令，將六三三學制向全國推廣。據鄺秉仁校長回憶，原來澳門中學是四年學制，因為抗戰時期內地學校遷入澳門，六三三學制在澳門“複製”，蔡高、濠江等其他中文學校紛紛採用。也就是從那時起，因受內地學

1241921年執信學校創校時的校門（應元書院舊址）

125執信創校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文章，其中提及當初學校發起人公請廖奉恩先生為校長和執信試行六三三制事宜現存於廣州執信中學校史館展櫃中的 1921年創校之初啟用的執信學校校長印章

1261939年攝於澳門的執信女中師範畢業班合影（前排中為楊道儀校長）校影響，六三三學制才在澳門發展起來。1927年，執信學校由朱執信夫人楊道儀任校長，1928年實行男女分校，易名為“廣東省立執信女子中學”。抗戰初期，執信曾遷校南海碧村，1938年 10月才遷到澳門續辦。執信女中設置的師範課程標準，按1933年教育部頒佈的師範教育法規，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既沿襲洋務時期體制，又經過改革，受日本影響頗多，與以美國教育為藍本的協和師範有所不同。另外，協和以培養幼稚園教師為專職，執信則以培養普通教師為目標。執信女中因故在澳門辦學不足四年，但它在澳門所培養的師範專業人才在後來的半個世紀中也成了澳門教育界的重要成員。

1271930年代澳門東望洋山的黎登別墅1939年攝於澳門的師範班實習歡送會合影，背景為澳門東望洋山的黎登別墅

128繼協和、執信之後，其他學校在澳門啟動師範教育已經是逾十年之後，1949年以降的事情了。廖氏家人與抗戰時期的澳門及教育在日本侵華期間，澳門這個彈丸之地不僅是眾多粵校得以延續教學業之處，也是無數內地百姓躲避日軍的避難所。一時間澳門人滿為患，糧食物資極度短缺，物價飛漲。因此，抗戰時期也是澳門的一段艱難歲月。廖氏家人在這段澳門歲月中，除了對教育事業堅持不懈，也竭盡所能為澳門社會服務，紓解 民困。抗戰時期，廖奉基校長聯同她的六妹，其時已率協和師生輾轉來澳的廖奉靈校長，為各種戰時之需籌備募捐。據《華僑日報》記載，1938 年 6 月 4 日，姊妹倆組織澳門嶺南同學會為嶺南大學戰時護校募捐，並被推舉為籌備委員（共七人），進行為期兩個月的籌款工作。1938年 7月 7日，粵華中學舉行七七抗戰週年紀念會，演講來賓是廖奉基校長的七弟廖崇聖先生（曾任國民黨中央黨報《中山日報》社社長，印度《加爾各達日報》、緬甸仰光《覺民日報》總編輯）。他詳論抗日與建國，指出：“我們現在之英勇抗戰，乃期望將來建設新中國也。”即使在日本

129國民黨《中央黨務公報》刊登廖崇聖任中山日報社社長消息

130侵華的至暗時刻，建設新中國，依然是廖氏一門的 夙願。1939年，廣州難民湧入澳門，難童失學者甚多，廖奉基校長見此，將粵華課室向難童開放，並開設免費難童習藝班，教授工商常識及工藝技術，為難童日後謀生打基礎。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澳門米糧價格飛漲，政府在多個地點設置平糶站，紓解民困。粵華也受委託辦理米糧配給，師生積極參與輪值，治事公平，手續簡便，秩序良好，市民們交口稱讚。廖奉基校長所執掌的粵華中學熱心社會服務，由此見微知著。在澳門這段抗戰歲月中，廖奉靈校長不僅特別關心協和的貧困學生，想方設法組織她們勤工儉學，不致中斷學業，還堅持為貧苦難童開辦平民義校。協和學校在這一時期還舉行多場義演，如《放下你的鞭子》《世界之光》《紅色女童》等，籌款數千元用以救濟難民及貧困學生。抗戰時期，廖氏共有四姊妹在澳門從事教育：粵華中學校長廖奉基，協和中學校長廖奉靈，協和小學校長廖奉潔（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戰後繼續在澳門執掌協和學校至 1954年），協和中學教師廖奉貞。戰時或戰後在澳門，並先後對澳門教育做出貢獻的廖氏家人還有廖崇國之妻，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任協和體育教師的盧敏章女士；廖奉恩之女，就讀於澳門協和女中，戰後畢

1311951年澳門協和小學教員合影（後排中為廖奉潔，前排右三為霍梓瑜）1939年攝於澳門的協和教員合影（右四為廖奉貞）

132廖崇國盧敏章伉儷新婚照（1941 年攝於澳門）楊重光廖奉靈伉儷結婚照

133在澳門協和任教時（1949—1951年）的霍梓瑜霍梓瑜嶺南大學畢業證書

134澳門協和師生在路環郊遊。前排左一為霍梓瑜，中排右三為廖奉潔1979年廖德山之子廖崇國（後排左一）盧敏章夫婦攜女兒廖以佩（中排右三）夫婦從美國回穗省親，與其他曾為穗港澳教育做出過貢獻的廖氏後人及友人合影廖奉靈，曾任廣州、澳門協和校長（中排右一）；盧敏章，曾任澳門協和體育教員（中排右二）；霍梓瑜，曾在澳門協和中小學執教（下排左二）；廖壽柏，與廖崇國同為廣州培正同學，曾在香港及廣州培正執教（中排左一）；陳綺霞，曾任澳門協和幼稚園園長（中排左二）

135澳門嶺南中學業於嶺南大學並在澳門協和中小學任教的霍梓瑜；以及廖奉靈之夫，任遷澳嶺南大學附中校長的楊重光先生。順便一提，嶺南中學在戰後也在澳門繼續辦學。原來的校址是向澳門郵政局租用的，但校董會於 1948年獲澳督同意購入全部房產作為永久校舍〔現為“被評定的不動產（文物建築）”〕，成為今天澳門中學教育的一部分。

136自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清末年間，至戰火連綿的抗戰時期及戰後恢復，廖德山先生一門先後計有十位家人直接或間接推動過澳門的教育事業，並做出卓越的貢獻，他們對澳門教育及社會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而澳門，也為延續內地多間學校的教育事業及其發展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除了之前提到的培正在穗港澳的發展，協和在戰後的香港也有發展。1948年成立的香港協和學校，至今已發展成協和幼稚園，協和小學（上午校、

137香港協和今昔左頁圖：1948年初建於香港的協和學校（九龍根德道 22號）；本頁上圖：香港協和小學近照；本頁下圖：香港協和書院近照

138下午校）和協和書院（英文中學）。廣州協和學校近年更成為廣東省國家級示範性普通高中，學段包括小學、初中和高中。現今活躍在廣東教壇的 400餘位在職中小學校長都是協和人，協和因此而被譽為廣東中小學校長的搖籃。廣州執信中學則被譽為“一所有著光榮傳廖氏後人與協和校友在廣州協和學校德山堂原址上重建的德山樓前留影（攝於 2019年）

139廣州協和學校新校門廖氏後人在廣州協和學校廖奉靈塑像前留影（2015年）

140統和輝煌業績的名校”，並先後獲得“首批全国文明校园”“普通高中新課程新教材實施國家級示範校”“全國藝術教育先進單位”“世界頂尖科學教育聯盟實驗基地校”等稱號。可以說，廖德山一門不僅對澳門，還對香港及內地的教育事業做出了影響深遠的貢獻。攝於 2019年的廣州執信中學校門

1412021年執信百年校慶時的執信樓外景廖氏後人在廣州執信中學為紀念首任校長而建的奉恩堂前留影（攝於2015年）

142結語教育是人類發展和延續所必需的一種文化傳遞，是人類特有的、有目的地培養人的活動。著名美國歷史學家杜蘭特在《歷史的教訓》中探討人類社會是否有真正的進步時指出：“當代最好的成就，就是付出了空前的財力和人力，為所有的人提供了更高的教育。”事實上，自 1895年廖德山先生踏足澳門至今逾 120年，澳門已經從當年僅有 10所政府認可的初、中級學校，而無一所高等教育學府（其時聖保祿學院業已關閉），到截至 2020— 2021學年的今天，擁有 10所高等教育院校，78所非高等教育學校（其中包括培正中學、粵華中學、嶺南中學和蔡高中學），共有大、中、小、幼學生近 8.5萬人，約佔 2021年澳門總人口（682,070）的12.46%（19世紀末僅佔 1%）。值得一提的是，六三三教育學制已經正式寫入澳門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連同 3年幼兒教育，共 15年正規教育。對於納入公共教育網的學校，澳門政府推行 15年免費教育，與百年前的澳葡政府形成鮮明對比。1895年 4月澳門

143出現鼠疫，“每日死亡人數漸增”，而在近三年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中，截至 2022年 11月，澳門累計死亡僅有 6例。按人口比例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遠低於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和周邊地區，包括香港和台灣，這突顯了澳門公共衛生的水平。從 1895年僅有 1個公共圖書館，發展到如今遍佈澳門各區的 17個；從一百多年前的四年裏（1895— 1899）共計讀者 36 人，閱讀書籍 44本，到 2019年進入圖書館達 3,393,903人次，預約圖書 34,847冊，外借圖書 494,271冊。澳門在這一個多世紀裏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有目共睹。以上所列數據，足以彰顯百年間澳門教育事業的蓬勃 發展。無論是清末年間因支持中山先生革命而避難來澳的廖德山先生，還是後來因為政局動盪或戰亂而來澳的德山先生的後人，都與澳門教育發生了密切的關係，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廖德山一門，以及所有對澳門教育做出過貢獻的先賢們，他們所寫下的歷史堪稱“一座英靈的城市，一個廣闊的思想國度”。 2020-6-25 端午初稿於倚雲居 2022-11-13 修改、增補於倚雲居 2023-5-5 完稿於香港星濤灣，東籬軒

144致謝這本小書的寫就，首先是受廖德山先生及其家人為教育奉獻的精神所激勵，也有幸得到各方人士友好而熱情的指點、鼓勵和幫助。當中有澳門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王國強先生、特藏組事務主管許偉達先生，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商訓夜中學前校長劉羨冰女士，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澳門鏡湖醫院資訊技術顧問柯薇女士，澳門基金會活動處黃麗莎小姐、黃勵瑩小姐、楊開荊博士，澳門大學陳勁教授。書中的廖家資訊及照片由以下廖家後人及好友提供：凌耀文先生（Robert Lin，廖德山家族譜系網頁主管）、廖以佩醫生、陳創義先生、霍慧人女士、廖江秀小姐、許駿先生、廖敏菁女士、李小青女士、秦秉全先生、陳瑩瑩女士、馮恩韜女士。參考文獻及相關圖片資料由多方友人提供：香港理工大學阮曄純教授、廖靜茜小姐、蔡德貴教授（原山東大學）、曾麗玲小姐、澳門培正中學蕭文毅主任、廣州培正同學會朱素蘭會長、香港培正中學何力高校長、廣州協和中學黎龍輝主任、香港協和書院朱啟榮校長、廣

145州執信中學校史館禤廣輝館長、澳門粵華中學黃建民副校長及曾一愷副校長，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及澳門志道堂呂秀玲主任牧師。該書稿經謝春玲博士和林韋吟博士閱讀並提供反饋及修改意見。該書的圖片整理、彙總及封面設計等工作，得到阮曄純教授和廖靜茜小姐的大力相助和技術支持。在此書稿完稿之際，我有幸參加由澳門培正中學校監羅永祥博士帶隊的澳門之行，再次造訪澳門培正中學，獲楊珮欣副校長和黃健主任的熱情接待，了解到澳門培正教育工作的最新進展和成果，同時親眼目睹培正學生在創客實驗室進行研發實踐操作時的熱情投入，深受觸動與啟發，對完善書稿獲益良多。在此，我對各位在成書過程中所給予的無私幫助和鼎力支持，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146參考書目1. 吳志良、湯開健、金國平，《澳門編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2. 〔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3. 黃德鴻，《澳門掌故》，澳門：澳門基金會；北京：作家出版社；北京：中華文學基金會，2014年。4. 張惠芬，《中國古代教化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5.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07年。6. 劉羨冰，《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澳門：劉羨冰，2002年。7. 馮增俊、黎義明，《澳門教育概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8.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9.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10. 徐藝圃，〈清末澳門豬仔館述評〉，www.icm.gov.mo/rc/viewer/ 10019/302。11. 王婷、許平，〈巴爾米斯的遠征與牛痘傳入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98 期，第 93— 100 頁，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16年。12. 杜正勝等，《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

147份有限公司，2015年。13. 朱秉仁，〈從澳門回歸歷史看教會的發展與契機：澳門華人基督教會之預備與開基（1807年至 1937年）〉，《澳門牧養夥伴》第14期，第 1—5頁，2011年。14. 陳章唐，〈中華基督教會澳門志道堂七十年史略〉，《中華基督教會澳門志道堂建基七十週年紀念特刊》第 2—5頁，澳門：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1976年。15. 蘇成溢，〈我們的教會：其道大光、延照於世〉，《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一百週年紀念特刊》第 12—24頁，澳門：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2009年。16. 王誌信，《道濟會堂史（1886—1926）》，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8年。1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18. 張耀榮，《廣東高等教育發展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9. 〔美〕嘉惠霖、瓊斯，《博濟醫院百年（1835— 1935）》，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20.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359頁，第五卷第 151頁，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1. 培正創校 120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小組，《培正建校 120週年紀念特刊》，香港：2009年。22. 廣州市協和中學百年校慶籌委會，《愛國教育家廖奉靈生平陳列室紀念冊》，廣州市協和中學，2011年。23. 鄭振偉，《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24. 鄭振偉，《1940年代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14825. 鄭振偉，《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期澳門非華人辦理的教育》，《行政》第 32卷總第 124期，第 87—104頁，澳門：2019年。26. 〔澳〕傑弗里．C. 岡恩，《澳門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27. 澳門各界追悼廖奉基先生大會紀念刊編輯委員會，《廖奉基先生追悼大會紀念刊》，澳門：1957年。28. 李瑞明，《嶺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籌募發展委員會，1997年。29. 楊華日，《鍾榮光先生傳》，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1996年。30. 梁操雅、丁新豹、羅天佑、羅慧燕，《教育與承傳——南來諸校的口述故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1年。31. 羅元旭，《東成西就——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與中西交流百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32. 廖崇聖，《王子文先生夫人紀念冊》，美國華盛頓特區：王氏家族，1978年。33. 霍慧人，《廖德山家史》（手稿，作者為廖德山第四代後人，廖奉恩之孫女）。

149圖片出處P.009 廖德山肖像：廖氏家族資料P.012 龍思泰畫像：The Dictionary of Swedish National Biography，https://sok.riksarkivet.se/sbl/Presentation.aspx?id=9624P.017 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http://www.icm.gov.mo/rc/viewer/ 10030/510P.018 利瑪竇遺像，澳門：游文輝，1610年：http://www.cnzihua.cn/shuhuazatan/25448.htmlP.019 澳門聖若瑟修院：澳門文化局，https://www.wh.mo/cn/site/detail/6P.023 澳門利宵中學：遺產學會（The Heritage Society）， https://www.facebook.com/TheHeritageSociety/posts/ 2535157756614385/P.025 廖德山年輕時肖像：廖氏家族資料P.025 1906年建於黑沙灣（黑沙環）的志道會堂：澳門志道堂資料P.026 20世紀中葉的志道堂及蔡高學校：澳門志道堂資料P.027 澳門培正中學正門舊照：澳門培正中學資料P.028 1928年粵華中學從廣州遷至澳門得勝馬路：澳門粵華中學資料P.028 澳門執信女中校門遺址：廣州執信中學資料P.029 1938年從廣州遷到澳門的協和中學和協和小學：廣州協和資料

150P.030 廣州培正中學美洲樓：筆者攝於 2019年P.033 廖德山先生與夫人季香陶：廖氏家族資料P.037 廣州基督教公墓內廖德山為父母所立的墓碑：筆者攝P.039 廣州博濟醫院始建時的外觀：嶺南大學網頁，https://commons.ln.edu.hk/sysu_exhibition_master/38/P.040 博濟時期的孫中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http://www.cppcc.gov.cn/zxww/xinhai100/sunzhongshan/ index.shtmlP.042 孫中山贈予廖德山的親筆題字肖像：廖氏家族資料P.044 馬禮遜肖像：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Theology，History of missiology, https://www.bu.edu/missiology/ missionary-biography/l-m/morrison-robert-1782-1834/P.044 錢納利所畫《郭雷樞眼科診所》：Peabody Essex Museum - Salem, Massachusetts, USA，https://www.pem.org/explore-art/european-art/dr-thomas-richardson-colledge-and-his-assistant-afunP.046 1906年創立的澳門志道會堂黑沙灣（黑沙環）遺址：澳門志道堂資料P.047 坐落於馬大臣街的澳門志道堂（正門）：筆者攝於 2023年P.048 現存志道堂創堂時的牌匾：筆者攝P.050 1932年創辦的蔡高學校：澳門志道堂資料P.051 澳門教育家陳子褒：華僑報，http://www.jornalvakio.com/news/view/id/431992P.051 對創建志道堂及其教育事業有特殊貢獻的廖德山醫生與鍾榮光先生：《教會今昔》第 2096期，2004年 10月 24日P.053 1903年在澳門的格致書院師生：廖氏家族資料，圖片原載《嶺南大學》P.054 1904年嶺南學堂教職員：廖氏家族資料，圖片原載《嶺南大學》P.055 嶺南學堂第一批女學生：廖氏家族資料，圖片原載《鍾榮光先生傳》

151P.057 1912年孫中山先生訪問嶺南學堂時與全校師生合影：廖氏家族資料，圖片原載《嶺南大學》P.058 1912年“廣東華人醫學共進會”同人為孫中山舉行的歡迎會留影：廖氏家族資料P.059 廖德山發表在《中華醫報》（1913年第 7期）上的署名撰文：廖氏家族資料P.061 發表在《萬國公報》《中華醫學報》《通問報》上的廖德山署名撰文：廖氏家族資料P.064 不同時期的廖德山與家人：廖氏家族資料P.065 少年時代的廖奉獻與廖奉恩：廖氏家族資料P.066 刊登在 1904年《婦孺報》上的廖奉獻與廖奉恩撰文：廖氏家族資料P.068 廖夫人與子女及孫輩合影：廖氏家族資料P.069 廖奉獻出任嶺南學堂女學部主任：廖氏家族資料P.070 嶺南學堂第一期醫學班合影：廖氏家族資料，圖片原載《嶺南大學》P.070 嶺南學堂留美同學與鍾榮光先生在美合影：廖氏家族資料P.073 2015年 1月 15日《廣州日報》報道 80年前廖崇真推行小額貸款助貧事跡及廖崇真肖像：廖氏家族資料P.073 廖氏兄妹攝於美國華盛頓：廖氏家族資料P.074 1932年參加北平募捐活動的廖奉獻：廖氏家族資料，原載《王子文先生夫人紀念冊》P.075 廖氏後人在他們與協和校友合力捐助興建的廣州協和中學德山堂前合影（約 1948年）：廖氏家族資料P.080 培正三元老：《基督教週報》，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09/ta20028.htmP.082 早期培正師生合影：廣州培正中學資料P.085 1893年培正易名為“培正書塾”的牌匾：廣州培正中學

152資料P.085 廣州培正東山校園第一座建築“白課堂”：廣州培正中學資料P.086 廖德山夫人出席培正創校四十五週年慶典：廣州培正中學資料P.088 1927年嶺南大學校董合影：廖氏家族資料P.089 曾任廣州市教育局督學的廖奉恩及廣州政府頒佈的委任令：廖氏家族資料P.089 時任廣州市教育局副局長的廖奉靈照片：廣州協和資料；佇立於廣州協和學校奉園中的廖奉靈紀念雕像：筆者攝P.091 1920年廖奉恩校長撰寫的培正女校校務報告：廣州培正資料P.094—095 昔日培正校園景觀：澳門培正中學資料P.096 抗戰時期培正在澳門盧家花園搭建的磚屋平房教室：澳門培正中學資料P.096 1960年代的澳門培正幼稚園：澳門培正中學資料P.097 正式易名為“澳門培正中學”之後的校門：澳門培正中學資料P.098 保持原盧家花園部分建築風格的澳門培正中學校園：筆者攝於 2019年P.098 培正創校六十週年澳門培正教職員合影：澳門培正中學資料P.100 澳門培正中學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澳門培正中學資料P.101 廣州培正中學百年紀念堂：筆者攝於 2019年P.102 廖氏後人訪問廣州培正同學會：廖氏家族資料P.102 跨越大半個世紀的培正同學情：廖壽柏家族提供P.103 香港培正今昔：香港培正資料；筆者攝於 2019年P.104 澳門培正中學多元化教育和課外活動：筆者攝於 2023年

153P.108 廖奉基校長遺像：廖氏家族資料，圖片原載《廖奉基先生追悼大會紀念刊》P.108 學生時代的廖奉基：廖氏家族資料P.109 創辦廣州粵華學校的廖奉基和譚綺文：廖氏家族資料P.110 粵華創校時期的廖奉基校長與小學五年級生及全校師生合影：廖氏家族資料P.112 1933年澳門粵華中學新校舍奠基禮嘉賓合影：澳門粵華中學資料P.112 當年內地媒體關於澳門粵華中學奠基禮的新聞報道：《中華（上海）》1933年第 24期P.113 1941年廖奉基校長與澳門粵華中學初中畢業生合影：澳門粵華中學資料P.113 1942年由廖奉基校長簽署的澳門粵華中學畢業證書：澳門粵華中學資料P.115 祭奠廖奉基的執紼隊伍：澳門粵華中學資料P.116—117 澳門粵華中學今昔：澳門粵華中學資料P.119 巴伯獎學金獲得者：廖氏家族資料P.119 時任協和校長的廖奉靈：香港協和資料P.121 抗戰時期廖奉靈校長撰寫的 1937— 1941校務報告（局部）：香港協和資料，原載《協和百年校慶》特刊P.121 1941 年協和高中及師範全體學生攝於澳門：廣州協和資料P.122 廖奉靈校長在協和堂前留影：香港協和提供P.124 1921年執信學校創校時的校門（應元書院舊址）：廣州執信中學資料P.125 執信創校十五週年紀念特刊文章：廣州執信中學提供P.125 現存於廣州執信中學校史館展櫃中的 1921年創校之初啟用的執信學校校長印章：筆者攝於 2019年P.126 1939年攝於澳門的執信女中師範畢業班合影：廣州執信

154中學資料P.127 1939年攝於澳門的師範班實習歡送會合影：廣州執信中學資料P.127 1930年代澳門東望洋山的黎登別墅：廣州執信中學資料P.129 國民黨《中央黨務公報》刊登廖崇聖任中山日報社社長消息：廖氏家族資料P.131 1951年澳門協和小學教員合影：廣州協和資料P.131 1939年攝於澳門的協和教員合影：廣州協和資料P.132 廖崇國盧敏章伉儷新婚照：廖氏家族資料P.132 楊重光廖奉靈伉儷結婚照：廖氏家族資料P.133 霍梓瑜嶺南大學畢業證書：霍梓瑜私人藏品P.133 在澳門協和任教時的霍梓瑜：霍梓瑜私人相冊P.134 澳門協和師生在路環郊遊：霍梓瑜私人相冊P.134 1979年廖德山之子廖崇國盧敏章夫婦攜女兒廖以佩夫婦從美國回穗省親，與其他曾為穗港澳教育做出過貢獻的廖氏後人及友人合影：廖氏家族資料P.135 澳門嶺南中學：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https://www.culturalheritage.mo/detail/99942P.136—137 香港協和今昔：香港協和資料P.138 廖氏後人與協和校友在廣州協和學校德山堂原址上重建的德山樓前留影：廖氏家族資料P.139 廣州協和學校新校門：廣州協和資料P.139 廖氏後人在廣州協和學校廖奉靈塑像前留影：廖氏家族資料P.140 2019年的廣州執信中學校門：筆者攝P.141 2021年執信百年校慶時的執信樓外景：筆者攝P.141 廖氏後人在廣州執信中學為紀念首任校長而建的奉恩堂前留影：廖氏家族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