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歷史文化求索 - 在線閱讀

澳門學者文庫之二十澳門歷史文化求索 (“蓮島放言”叢書之一) 李嘉曾著澳門學者同盟 2015 年 4 月

澳門歷史文化求索作者：李嘉曾編輯：梁淑雯、陳慧丹出版：澳門學者同盟出版日期：2015 年 4 月印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規格：15.5×23 厘米定價：澳門幣 80 元 ISBN 978-99965-763-0-0

澳門學者文庫編委會楊允中（召集人）、吳志良、郝雨凡、劉本立、駱偉建、楊秀玲、鄧思平、鄭國強、麥瑞權、楊開荊、李嘉曾、王志石

作者簡介李嘉曾，現任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澳門文化產業研究所所長、澳門中西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會理事長、國際文化創意產業聯盟副會長、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歷任東南大學教授、強化班少年班管理委員會主任、創造工程與創造教育研究所所長，澳門科技大學教授；兼任中國創造學會秘書長、中國發明協會高校創造教育分會副理事長、日本近畿大學管理創新研究所顧問、中南大學博士生導師、南通大學創造教育研究所名譽所長、安徽工業大學兼職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教育學、創造學、中國文化與比較文化、文化產業研究。曾主持國家級和省部級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科學規劃重大課題、重點課題 8 項，澳門基金會課題 5 項。出版《創造學與創造力開發訓練》、《創造的魅力》、《大學生涯導航》、《澳門故事》等著作十餘種及《柏林牆下的較量》等譯著數種，發表各類論文四百餘篇。撰寫或主編的《創造學與創造力開發訓練》、《創造的魅力》、《創造性思維入門》等專著曾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中國教育學會優秀成果獎以及優秀科普作品獎；《創造的魅力》曾被香港特區政府用於公務員考試並被台灣引進出版。

目錄序........................................................................................ 楊允中 III 前言.................................................................................... 李嘉曾 V 卷首篇我想穿越：在現實與歷史之間奔行 ································ 3 歷史探源篇多元、開放與和諧 ··················································· 13 全球史觀與歷史巧合 ················································ 29 文明碰撞的前哨陣地 ················································ 40 西學東漸的便捷入口 ················································ 46 走向世界的助力跳板 ················································ 53 永福古社感懷 ························································· 60 澳門春節習俗與中華傳統文化傳承 ······························ 65 歷史比較篇東西方文化碰撞過程中珠海澳門相互作用探討 ··············· 71 沙勿略和利瑪竇赴華傳教對比與澳門的歷史作用 ············ 81 明代與清代澳門西洋建築中的文化互動 ························ 97 辛亥革命的文化意義與澳門的歷史貢獻 ······················· 102 止陸始海之國 ························································ 108 文化碰撞視角下的印度果阿 ······································ 121 歷史積澱與當代趨勢的有機結合 ································ 133 I

II 文化價值篇中華文化的無窮魅力··············································· 143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有效途徑·············· 148 關於“澳門精神”的思考········································· 159 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與澳門的獨特作用·························· 167 中葡論壇的成就與期望············································ 174 澳門恭迎佛陀頂骨舍利的社會價值與現實意義·············· 180 鄭觀應思想的創新特徵及其社會意義·························· 187 文化發展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澳門公民教育····························· 199 文化遺產保護法辯證談············································ 208 澳門宜申報歷史文化名城········································· 214 澳門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戰略思考······················· 220 澳門跨文化論壇構想··············································· 231 兩岸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方針策略····························· 237 澳門發展體育事業的思路········································· 245 文化產業篇澳門應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253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必要準備··································· 259 多元文化交融與文化創意產業開發····························· 267 澳門需要甚麼樣的文化品牌？··································· 280 對文化產業基金的期望············································ 286 休閒產業要滿足精神與物質的雙重需求······················· 293 讓生命的價值在創意中昇華······································ 300

序李嘉曾教授決定精選自己的部分學術成果結集出版，囑我寫序，作為學術界同行，我沒理由不欣然從命。我記不確切是何時何地同嘉曾結識的，只記得先是在本澳報紙雜誌上陸續讀到他的文章，後來他屢屢參加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或澳門學者同盟舉辦的學術活動，也積極向《澳門研究》、《“一國兩制”研究》投稿，不知不覺便與他熟悉起來。我漸漸發現，嘉曾的文章大多有自己的獨到見解，發言也言之有物，而且頗有激情。久而久之，很多單位舉辦論壇和研討會都願意邀請他參加，不少刊物也喜歡向他約稿，他在澳門學術界的影響遂漸漸擴大。2012 年澳門學者同盟換屆，會員們一致同意增選他為副會長。我也發現，嘉曾的興趣廣泛，無論是法律、行政，還是經濟、管理；無論是歷史、文化，還是科技、教育，他都執意探討，也都有成果屢屢問世。起初我詫異於他的涉獵面廣，甚至有點擔心他會不會力不從心。後來接觸久了，漸漸瞭解到他勤奮努力、辦事頂真的特點。不管遇到甚麼話題，只要有興趣、有需要，他都會認真思考，刻苦鑽研，加上又有比較扎實的知識積累和比較豐富的生活閱歷作為基礎，自然不愁拿不出成果來。我國春秋戰國時期曾經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諸子百家暢所欲言，各顯神通。從戰國末期到西漢初年，有一個“以博採各家之說見長”，以“兼儒墨，合名法”為特點，“於百家之道無不貫通”的哲學學派，被稱為“雜家”。《漢書‧藝文志》將其列為“九流”之一。III

IV 雜家以兼容並蓄各家之長為鮮明特點，以戰國時的尸佼、秦代的呂不韋、西漢的劉安等學者為代表，《呂氏春秋》、《淮南子》等雜家著作亦已世代流傳。雜家先哲兼採眾家之學、促進思想文化交融的榜樣值得後人仿效。從李嘉曾身上，我看到了當代學者以先賢為楷模積極探索、博採眾長的不懈努力。在已經和即將陸續結集的《蓮島放言》叢書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孜孜以求上下探尋的不倦身影。無論是對政治法律的探究、對經濟建設的思謀，還是對歷史文化的求索、對社會發展的述評，都體現出作者對澳門的一片深情，也印證了當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與奉獻精神。希望讀者喜歡這套叢書，並能從中受到啟迪。澳門學者同盟會長楊允中 2014 年 12 月 8 日

前言 2004 年 11 月，我受聘來澳門的一所大學任教。抵達的那天應約在珠海拱北與接站者會面。記得司機為了避開下班時分澳門市區的擁堵，從橫琴蓮花大橋口岸送我前往氹仔的住所。沿途經過當時還十分荒涼的橫琴，車身的顛簸、車窗外的冷僻，同內地許多地方類似，自然不足為奇。一過海關，已是傍晚時分，天色轉暗，景物漸漸模糊起來。向窗外一瞥，似乎仍是郊野。但三轉兩轉，不知不覺就到了氹仔市區的濠景花園。下車一望，但見高樓林立，華燈初上，熱鬧卻不喧囂，一派溫馨宜人的景象。這便是澳門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儘管感覺不錯，但我不可能預想，也不會料到，自己將在這塊土地上持續生活，歷時十年之久而依舊興趣盎然。平心而論，初來乍到之時，我只是想在此體驗一下便返回內地的。究其原因，一是內地有自己的家人親友、同事同學，千絲萬縷的關係難以割捨；二是覺得澳門畢竟面積不大，空間有限，呆久了怕乏味。感受和打算是悄悄改變的。先是承接了澳門基金會的科研項目，結合通識教育的實施，做中國文化精粹研究和《中國文化通論》叢書編撰工作，進而開展“全球史與澳門”的專題研究。隨着收集的資料逐漸豐盛，對澳門的瞭解慢慢加深，也被幾位學者關於澳門歷史與社會研究的豐碩成果所吸引。後來有機會參加一些大學和社團組織的活動，就自己感興趣的話題發表意見，結識的朋友也不斷增多。再往後，有感而發的言論陸續變成文字，刊發於各種報章雜誌，出席會議的邀請和報刊的稿V

澳門歷史文化求索約遂接踵而至，似乎一發而不可收了。伴隨着這一過程的進展，我對澳門的感情也日漸深厚，開始眷戀這片獨特而精緻的土地。促使我決意在澳門逗留的關鍵，在於有幸結識了楊允中教授。已經記不清何時與他第一次見面了，只記得起初是拜讀他的大作而肅然起敬，後來是參加他主持的學術活動，就此漸漸熟識起來。2009 年的一天，我為了給楊允中教授送呈自己新出的專著《大學生涯導航》，專程到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去向他討教。一跨進辦公室，仿佛一下子陷入了書的海洋。櫃子裏、書桌上、地板上、窗台上，幾乎無處不堆放着各種書籍、雜誌，其中有不少正是楊教授自己的成果。這位被我尊稱為“80 歲的年齡，60 歲的健康，40 歲的節奏，20 歲的心態”、鬢髮斑白卻精神矍鑠的老學者，坐在那張寬大而又堆滿資料文稿的書桌後面，在他等身著作的環繞之中，與我侃侃交談。就在那次談話中，楊允中教授向我闡述了一個觀點：澳門“小地方，大舞台”。精闢的概括令我茅塞頓開，也就此暗下決心，要在這個舞台上繼續流連，沿着先行者開闢的路徑盡力探索，為正在上演的“一國兩制”恢弘劇目搖旗呐喊，盡心盡力。我自知庶竭駑鈍，也深諳勤能補拙的道理，於是在教學之餘，設法博覽群書，徹查史料，全身心地投入思考與鑽研。說實話，我的興趣愛好是比較廣泛的，仔細想想或許與自己的經歷有關。由於自小受家學淵源的外祖母耳提面命，小學高年級時便能熟背《古文觀止》中的許多名篇；進入初中時被髮小誘惑涉足話劇表演，高中階段受班主任影響迷上文學創作；考大學陰差陽錯進入南京大學修學地球化學，又在校籃球隊和文工團兩頭奔波並當選校學生會委員。文革中大學畢業，自告奮勇到人跡罕至的青海高原從事地質普查和找礦勘探工作，一幹就是十年；恢復高考後考回母校讀研究生，涉獵了經濟學和管理學的領域。研究生畢業時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學者一道，參與引進新興學科創造學和創造教育學；後來有緣進入東南大學，從事超常教育和高等教育工作，與同事共同創建了高等教育學碩士點，開闢了國內第一個創造教育學碩士培養方向。來到澳門之後，先在澳門科技大學負責通識教育和《中國文化VI

前言通論》教學，後來受澳門城市大學聘請，先後參與創建文化產業管理碩士課程和應用經濟學學士課程。或許正是比較頻繁的變化經歷和比較廣泛的涉獵體驗，才造就了我幾乎對甚麽都感興趣、對甚麽都想鑽研的嗜好。明知這樣做有時會吃力不討好，甚至可能引起誤解，我卻習以為常而不能自拔。認真付出總會有回報的。自 2005 年我在《澳門教育》發表來澳門後的第一篇文章開始，積累的成果不斷增多，存放自己作品的櫥櫃也漸漸爆滿。澳門學者同盟組織編印 2014 年《學者文庫》叢書時，楊允中教授鼓勵我選擇一批成果結集出版，於是我利用國慶假期將家底大致清理了一番。結果還算差強人意：十年來，我在本澳的《澳門研究》、《“一國兩制”研究》、《澳門科技大學學報》、《澳門理工學報》、《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澳門教育》、《澳門月刊》、《九鼎》月刊等學術或準學術刊物，《澳門日報》、《澳門會展經濟報》、《樂報》、《市民日報》等報紙，以及內地和香港的《中國大學教學》、《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青年研究學報》、《群言》、《光明日報》、《中國電影報》、《揚子晚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四百餘篇論文或文章，還撰寫或主編了《大學生涯導航》、《中國科技與文化》、《澳門故事》、《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12)：澳門產業發展與創新》等幾本書稿，合著了《中國文化通論》等教材、《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與策略》等專題研究報告，總計有兩百二十餘萬字。文章的內容包羅萬象，涉及政治、法律、哲學、經濟、歷史、文化、教育、科技等眾多領域，還有一些文學作品，庶幾反映了自己探索的足跡。常言道“十年樹木”。三千六百餘天來，我在澳門無意間用自己勞動的汗水澆灌了一株株幼苗，眼看着已經漸漸長大。由於當初並未精心策劃，成長的過程中也未經刻意規範，以至如今枝葉龐雜，良莠不齊。出於自慚形穢的心態和對社會負責的意願，我決定對這批恣意生長的林木進行一次認真的修剪。我要從積累的文字中挑選出一小半比較像樣的成果，分作《澳門歷史文化求索》、《澳門政治法律探究》、《澳門經VII

澳門歷史文化求索 VIII 濟建設思謀》和《澳門社會發展述評》四冊分別結集，彙編成《蓮島放言》叢書，奉獻給有意和有暇稍作瀏覽的讀者。值此拙作付梓之際，謹向曾經給予學術指導、學術影響或精誠合作的楊允中、程祥徽、邱樹森、錢乘旦、吳志良、劉本立、米健、朱壽桐、汪應果、歐陽友權、徐凌志、劉仲林、陳怡、羅玲玲、鄭國強等諸位教授，向給予大力支持和熱心幫助的澳門城市大學基金會陳明金主席、原校長顏澤賢教授、《群言》雜誌社葉稚珊、曲偉編輯主任、《澳門月刊》王定昌社長、《澳門日報》崔志濤副總編、司徒偉業助理總編、《澳門研究》林廣志執行主編、《九鼎》月刊賀越明總編、《澳門會展經濟報》林白燕社長、《澳門理工學報》陳志雄副總編，以及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和澳門學者同盟所有曾經真誠合作、友好共事的同事們，特別是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冷鐵勛副主任，以及本書的兩位責任編輯梁淑雯、陳慧丹小姐，致以衷心謝忱。毋庸諱言，沒有你們的理解、支持與幫助，《蓮島放言》叢書就不可能問世。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我別無長處，唯有的特點大約只是認真。讀者倘若能從這幾本小書中讀懂作者的心跡，我就心滿意足了。李嘉曾 2014 年 12 月 6 日

卷首篇

我想穿越：在現實和歷史之間奔行為給《群言》雜誌撰寫“我的二零一四”徵文，我靠在沙發上閉目遐思。各式各樣的畫面和詞彙不斷掠過腦海，不經意間，“穿越”兩個字冒了出來。頓時頗有感觸，於是當機立斷：“就是它了！” 我想穿越，絕不是對現狀不滿或者生活空虛。相反，日子過得還算充實。當日曆撕去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那一頁，我便跨進來到人世的第 70 個年頭。對我而言，2014 年只是以複數計的古稀之年中的一年，主要生活內容和日常事務與往年，特別是近年大同小異。許多事情是重複的。比如：六點左右起床，盥漱後出發晨練。跨過天橋，穿過小巷，順着仁伯爵醫院門外的馬路上山。經過金融管理局院內那棟建於 1917 年的典雅小樓，踏上東望洋酒店門前的斜坡，便可直達盤旋於松山半腰的健康徑。這條健康徑全長 1.7 公里，沿途設有多種運動器械。或疾走，或慢跑，再加上練練七、八種器械，大汗淋漓之後便可返程。晨練的時間得一個小時，回到住所的第一件事必定是洗冷水澡，寒冬臘月也不例外。其實澳門沒有寒冬，最冷的日子氣溫也會保持在零上好幾度，在這裏洗冷水澡，同半個世紀前在南京大學讀書時嚴冬的清晨從室外取回積雪擦身的刺激相比，只是小菜一碟。不過狀態還不錯，特別是歸途中適逢驟雨將全身淋透的時候，又能找回五十多年以前專挑傾盆大雨之時沖出去與天搏鬥的記憶，這種感覺真好。又比如，九點鐘上班，走進辦公室的第一件事便是打開電腦，瀏覽新聞，查收郵件。瞭解了昨晚夜半以來世界上發生的大事小情，又將四個郵箱搜索一遍並處理完急件之後(微信是隨收隨覆的，無須集中處

卷首篇理)，才能安下心來做事。要做的無非就是那幾件簡單的事：備課、做PPT 課件、查資料、寫文章。每週給研究生講 10 個課時左右的專業課，今年是《文化學》、《文化市場學》、《社會研究方法》，還有各種專題講座。半天講下來，可以不喝一口水，不在椅子上坐一秒鐘。寫文章也是常規。或應新約，或還舊債，更多的是有所感觸或突發奇想，如骨鯁在喉而不得不吐。基本上是每星期交一篇稿子，一年下來多少可以積累四五十篇，夠編一個集子，也算對自己有個交代。仿佛一切都司空見慣，了無新意，我卻樂此不疲。我懷疑這就是患上了職業病，而且幾乎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不過這種病的預後還不錯。老友重逢或者學生探望時，都會詫異於我的“不老”。特別是每過一年半載我總要回民盟南京市委看看，當年的小朋友們都已茁壯成長為骨幹棟樑，只是難免歲月消磨日漸遲暮，甚至有人已經進入退休倒計時。但見面之後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必定是“李老師，你的頭髮怎麼還不白！”看來我真得將頭髮白給他們看了，免得長期成為人們眼中的異類。其實我的頭髮已經白了許多，只是他們沒有細看所以看不出來。這當然是玩笑話，不過每當聽到時我心裏還是蠻高興的。但凡有人向我請教“不老”的秘訣，我只能坦誠相告自己的實際情況：一是幹活，二是心態好，三是助人為樂。但這些“經驗”對別人適用嗎？我不知道。有人不禁會問：你不是活得挺好嗎，幹嗎還想穿越？說實話，那是因為 2014 年對我來說除了常規以外，還有非常規的特殊內容。我渴望穿越到並不太遙遠的 120 年前，追尋一段不尋常的往事。 120 年前的甲午年國運多舛。中國與日本之間爆發的一場被中國人以“甲午”定名的戰爭，於陸上和海上全面展開，從平壤打到旅順，從黃海打到威海，直打得天昏地暗，山呼海嘯，血流成河，橫屍遍野。戰事最終以中方北洋艦隊在威海全軍覆沒告終，戰爭則以滿清政府與日方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為轉折。從此東亞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曾經的東亞雄獅開始向東亞病夫沉淪，曾經以與中華民族同源同宗而自豪的大和民族開始炮製進一步踐踏華夏、稱霸世界的美夢。毫無疑問，甲午戰爭堪稱東亞和世界歷史的重要轉折點。 4

我想穿越：在現實和歷史之間奔行就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點上，我的一位先祖有幸親歷並且用鮮血與生命實踐了自己盡忠報國的諾言。戴宗騫，我母親的曾祖父，我的高外祖父。百度百科對他有一段簡要的介紹：“戴宗騫(1842-1895 年)，字孝侯，安徽壽州(今壽縣)人，初為生員，複補廩生。以鄉試不中，棄文從戎。一八六七年，上《平撚十策》，得李鴻章器重，委辦全軍營務處，積勳至知縣，晉遷知府。1882 年負責建造威海衛軍港，1895 年 1 月，日軍進攻威海衛，戴宗騫率部奮力抵抗，失敗後吞金自殺。著有《海上屯田志》，後人輯有《戴孝候詩集》。” 僅僅是“奮力抵抗”和“吞金自殺”寥寥數字，就足以令後人肅然起敬。先祖殉國五天後，朝廷即對李鴻章下旨：“戴宗騫力竭自盡，殊堪憫惻，着查明請恤”。李鴻章在請恤折中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概括：“此次倭人以數萬之眾，由榮成登岸……該道(指道員戴宗騫)以眾寡懸絕，援軍未至，知難久守，屢致臣電，誓與所守之台為存亡。及賊分路環攻，猶以獨台相持累日，危及之際，先毀台炮，不使資敵，然後從容引覺，克踐前言”。戰後光緒皇帝賜封“太常寺卿”，又下令在濟南為戴宗騫修建了“戴公祠堂”。都說蓋棺論定，先祖若地下有知，也該感到欣慰了吧？然而，事情並非那麼簡單。當我們偶然翻閱有關先祖的資料時，卻發現有人，包括個別古人和個別今人，竟對他橫加“壓餉”、“逃將”、“守將不和導致威海之戰失敗”等莫須有的指責。出於對歷史的敬畏感和家族的榮譽感，由我旅居澳大利亞的妹妹李文馨率先行動，我們開始遍訪族人後裔，徹查歷史文獻，試圖搞清歷史真相，闡釋造成歷史誤會的真正原因。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我和妹妹已經寫出系列論文數篇，其中《甲午威海之戰中方戰略戰術評析》和《從周馥三篇詩文談對戴宗騫的歷史評價》兩篇，提交評審後被邀請於 2014 年 9 月參加“紀念甲午戰爭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於是我們有機會在甲午戰爭重要戰役黃海海戰爆發 120 周年的紀念日來到歷史名城威海，出席在史學界頗具影響的盛會。 5

卷首篇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山東省人民政府主辦，出席會議和參加研討者不乏重量級的嘉賓，包括社科院院長、山東省副省長、海軍原副司令員、軍事科學院原政委、中國史學會會長等。會上的交流更富有成效，不少新發現的史料、新揭示的現象、新提出的觀點，引起了同行們的關注。我們關於威海之戰中方兩種戰術的對比以及對戴宗騫的綜合評價也有不少反響，有的專家和媒體還表達了進一步關注這一主題與深入研究的意向。對於我來說，更有意義的是親臨其境，有機會遵循先祖的足跡而追尋那段難忘的歷史。9 月 19 日上午，會議安排到當年北洋海軍的誕生地與終結處劉公島參觀，我的穿越之旅就此揭開序幕。站在甲午戰爭博物館的平台上向南眺望，以碧海、藍天、綠樹、紅瓦著稱的威海城海濱風貌歷歷在目。眼下是北洋旗艦定遠號最終沉沒的海域，波光粼粼，仿佛折射出當年水軍士兵在自炸擱淺的戰艦前悲壯的淚眼。遠處是威海灣南岸綿延起伏的海岸，煙囪高聳，塔吊林立，造船廠碼頭上人群熙熙攘攘，煉油廠和化工廠的廠房影影綽綽。透過朦朧的海岸輪廓，我看到的是幾座炮台：趙北嘴炮台、鹿角嘴炮台、龍廟嘴炮台，三座海岸炮台由東頭向西一字排開，後面高處還有摩天嶺等陸地炮台；山背後便是兵家必爭之地南、北虎口。決戰前夕，這裏一片靜寂，寧靜中卻蘊藏着殊死拼搏的激烈戰機。我想穿越。我要穿越到 1895 年 1 月 29 日的威海灣南岸，在戴宗騫麾下的綏軍中當一名士兵。南岸炮台爭奪戰即將打響，大敵當前，戴宗騫率軍“進紮虎口山嶺，擋倭來路”；他表示：兩軍相爭，“最要為南虎口，綏軍當之”，“如有大敵，宗騫自往督戰”。30 日拂曉，日軍發動總攻。《中日甲午戰爭史論叢》記載：“南路敵軍直撲虎山綏軍陣地，三營士兵奮勇抵抗，炮兵配合得力，居高臨下向敵兵瞰射，日軍傷亡極重。不久日軍後隊趕到，並架設山炮猛轟，其步兵也在炮火掩護下向清軍陣地衝鋒，清軍傷亡殆盡，余者向虎山西北撤退。與此同時，日軍亦向南(戴宗騫帶綏軍駐守)、北虎口發起進攻，清軍儘管苦戰，然敵我眾寡懸殊，勢難抵禦，南北虎口終被日軍佔領。於是，南幫炮台之後路險6

我想穿越：在現實和歷史之間奔行要迅速地被敵攻佔。”我仿佛看到，日軍順勢佔領了南岸所有炮台，戴宗騫率剩餘綏軍退守北岸…… 遊輪的汽笛聲將我從沉思中驚醒，環繞劉公島的航行正在繼續。繞過黑魚島和蓮花灣，從岸邊延伸的青島、黃島等幾座小島開始，威海灣北岸的輪廓漸漸清晰。在高聳的雕山及其支脈棉花山蒼翠林木的掩映下，紅瓦黃牆的建築層層疊疊，大小賓館鱗次櫛比，勾畫出現代旅遊勝地格外醒目的和諧景象。然而，我看到的卻是：造型奇特突兀於海岸東頭的合慶飯店腳下，還坐落着那座北山嘴炮台；海都大酒店和海濱公園之間的高地上，黃泥崖炮台仍然在望；在東山賓館主樓前的小山包上，祭祀台炮台依舊巋然屹立。而就在雕山頂峰下正建造中的雙塔樓旁，當年綏軍的子藥庫(彈藥庫舊稱)裏，為數不多的兵士還在做決戰前的最後準備。我想穿越。我要穿越到 1895 年 1 月 30 日的威海灣北岸，在祭祀台炮台做一名迎戰的炮手，或者到子藥庫當一名守夜的衛兵。我要見證威海陸軍統領戴宗騫在撤離北幫炮台前的最後決斷。有資料證明，就在這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戴宗騫夜宿子藥庫，堅持部署了最後的戰事。據日本史籍《日清戰爭實事》中的“山東半島之役威海衛陸戰記”記載，1895年“2 月 1 日(正月初七日)，第二師團前進到威海衛西南五里，根據偵查報告，在威海衛大道上有大敵(指清軍)……敵步兵鞏軍、綏軍合計二千五百人，由戴宗騫率領，將四門克魯伯野炮架設於山上的要害地點，努力進行防禦。在天寒地凍的山路上，本不應實行攀登和突擊，而且當時又有猛烈的風雪，我軍炮兵在敵人的猛烈炮火下，迎着烈風，把四門山炮抬到了適當位置，拼命地向敵人發射，不多時就把對方的猛烈炮火壓下去了。敵軍步兵仍然堅持備戰。這時，旅團長下達了衝鋒命令，終於趕走了敵人。”由此觀之，我方終因“兵潰力竭”而無法在北幫炮台堅守。就在此危急之際，戴宗騫仍不忘職守，派出手下吳姓和傅姓士兵二人急赴煙台，向上級送出最後戰報：“昨(指 2 月 1 日)早七點鐘，倭寇由小路零星入山，聚集後攻北岸，祭祀台炮台危急，傷人甚多”；戴宗騫擔心“孤台危棘，恐資敵”，遂與丁汝昌議決，將台上火炮與子藥庫7

卷首篇的雷管悉數炸毀。我仿佛看到，祭祀台上，炸毀 6 門火炮的硝煙彌漫不散，戴宗騫與手下士兵黯然相視，告別了將士們矢志堅守的陣地，也告別了自己瀝血數載精心督建的大小炮台，登上了駛往劉公島的小艇…… 汽笛聲又一次將我拉回現實。遊輪繞過劉公島西端的黃島，飽經滄桑的鐵碼頭頓時映入眼簾。當年修建時曾用厚鐵板釘成直徑四、五尺、長五、六丈的方柱，灌注水泥後堅固如石，沉入海底作為墩樁。因而鐵碼頭固若金湯，雖歷經一百二十餘年歲月的侵蝕，依然為來往艦船提供着靠岸的依託，漲潮時還能停泊萬噸級的巨輪。伴隨沉吟的風聲，我仿佛聽到，先祖戴宗騫對勸他棄台就援者表明心跡：“守台，吾職也。兵敗地失，走將焉往？惟有一死以報朝廷耳，他何言哉！”透過依稀的雲靄，我仿佛看見，先祖戴宗騫踏上鐵碼頭後背影漸漸遠去，義無反顧地走向自己選定的歸途……此後半個月間，當北洋艦隊的戰鬥力喪失殆盡，當劉步蟾、丁汝昌等將帥先後自殺，當劉公島終於失守而中方在《威海降約》上簽字之後，2 月 17 日，北洋海軍的鎮遠等十艘軍艦被編入日本艦隊，康濟艦則載着丁汝昌、劉步蟾、楊用霖、戴宗騫、沈壽昌、黃祖蓮的 6 具靈柩，以及投降得以生還的將士，在汽笛低回的哀鳴中“淒然離開威海衛港，向煙台港駛去”…… 其實，我根本無需穿越。對於中華民族而言，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早已鐵板釘釘且被鐫刻在中國近代史上。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紀念甲午戰爭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正是以史為鑒、借古喻今的有效平台。應大會組委會的邀請，我在閉幕會上作了專題發言。我把講話的標題定為“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闡述了以下三層意思：第一，偶然事件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第二，一時的認識分歧不會妨礙最終的形成共識；第三，局部的經驗教訓可以提煉出具有普世價值的普遍規律。站在 2014 年 9 月 18 日的國際會議講台上評議歷史，我的思緒情不自禁地又向前穿越。我仿佛回到 120 年前的昨天，1894 年 9 月 17 日，我看到當中日雙方艦隊在黃海遭遇時，面對來犯之敵，北洋旗艦定遠號帶領艦隊率先開炮迎擊侵略者。這是一個偶然事件。這一事件最終的結果是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甲午戰爭以中方徹底失敗而告終。我仿佛回到8

我想穿越：在現實和歷史之間奔行 9 83 年前的今天，1931 年 9 月 18 日，我看到日本關東軍在瀋陽柳條湖炸毀南滿鐵路，製造“九一八”事變而發動侵華戰爭。這也是一個偶然事件。然而，這一事件的結果沒有讓侵略者得逞，最終激起了中華民族全民奮起的抗日戰爭。我仿佛又穿越到 69 年前的 1945 年，這一年 8 月 15日，在中國人民全民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浪潮中，日本軍國主義終於投降，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一向知道歷史的辯證法無情，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而這一次，卻是自己在 2014 年的特殊經歷中獲得的真切感悟。我的 2014 年是常規與非常規的有機結合，在常規日程之外能有這樣豐碩的非常規收穫，我知足了。 (原載於《群言》2014 年第 11 期)

歷史探源篇

多元、開放與和諧 ──關於澳門歷史和現狀的觀察思考這是一片清雅秀麗的土地。雖然只有一個毗連大陸的半島、兩座隔水相望的離島，卻也是青山挺立，碧海環繞，草木長青，鮮花不敗。好一派生機勃勃的南國風光。這也是一片獨特神奇的土地。五千餘載傳承的華夏文明在這裏積澱，五百年前闖入的西方文化在這裏流連。土洋結合，中西合璧，相互輝映而令人耳目一新，折射出一個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這是一座小巧玲瓏的城市。僅僅 30 平方公里的袖珍版圖，卻承載着近 50 萬居民休養生息(註：據 2014 年 12 月底的新數據，澳門土地面積為 30.3 平方公里，人口總數為 63.6 萬人)。老街是窄窄的，新樓是瘦瘦的，店面是擠擠的，公園是小小的，就連機場的跑道，也得見縫插針似地在海裏延伸。人們早已住慣了開門見山、推窗面海的屋宇，看慣了路上架橋、樓上停車的景觀。而在這裏，一切又都顯得順理成章，協調自然。這更是一座氣象萬千的城市。回首往事，民族英雄林則徐在這裏展示過禁煙的決心，革命先驅孫中山在這裏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維新鬥士康廣仁在這裏打造變法的輿論，鐵血將軍葉挺從這裏奔赴抗日的前哨，愛國詩人聞一多也為這裏吟頌過深情的詩篇。放眼身邊，東亞運動會的激情還沒有消散，葡語地區運動會的序幕就已經揭開。全球華人科學家剛剛歡聚一堂研討太空氣象的前沿課題，神州六號航天英雄的造訪又在民眾心中掀起科學的熱潮，引發愛國的情懷…… 13

歷史探源篇呵，澳門──祖國母親懷抱中的一顆明珠，世界民族園林裏的一朵奇葩！當我們身臨其境，不只是旅遊、觀光，不只是購物、獵奇，而是仔細觀察，專注傾聽，認真思考，就一定會為她的特質所深深吸引──那就是多元、開放、和諧。一、和諧篇都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澳門的現實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自 1622 年居住澳門的葡萄牙人為抵禦荷蘭人入侵而與之交戰、鴉片戰爭初期民族英雄林則徐率領駐守澳門的中國軍隊擊退英軍的進犯以後，澳門本土已與戰爭的硝煙久違。持續的和平給澳門帶來穩定的發展機遇。如今，繁忙的工地隨處可見：填海的、開山的、鋪路的、架橋的，熱熱鬧鬧，轟轟烈烈。而在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中，又處處透露出協調與和諧。 (一) 娛樂場詠嘆調人們常把澳門比作“東方蒙特卡羅”、“水上拉斯維加斯”，世界三大賭城由此而齊名。然而，你在澳門壓根兒見不到“賭博”兩個字，映入眼簾的卻只有“娛樂場”這個討人喜歡的名詞。娛樂場的英文單詞叫“Casino”，音譯為“卡西諾”。追根溯源，據說這玩意兒竟然是出口轉內銷的東西。19 世紀 40、50 年代開始，隨着舊金山發現金礦，大批華工被吸引到美國參與西部開發。華工們從事開採金礦、修築鐵路、開墾荒地等艱苦的工作，待遇極差，生活也十分枯燥。為了調劑身心，一些人歇工後便結伴而行，聚到一起打麻將、玩紙牌。當地居民詢問華工這是去幹甚麼，他們掩飾地回答說：去看戲。於是“看－戲－嘍”的吆喝便成為華工相約“聚賭”的信號。以訛傳訛的結果是“kan-xi-lou”後來被美國人演繹為“casino”，而且成為娛樂場(實際上是賭博場所)的專用名詞。 14

多元、開放與和諧容納娛樂場的行業有個學名叫博彩業，怎麼看也覺得未必是個壞東西。是的，澳門人確實從博彩業中獲益非淺。2004 年澳門博彩業的毛收入為 423 億澳門元(52.9 億美元)，相當於拉斯維加斯同期博彩業收入的75.8%；繳納的直接稅收超過 152 億澳門元。2005 年又有發展，全年博彩業的毛收入達到 446 億元。20 世紀 90 年代，澳門政府每年的博彩稅收入約佔年度收入的一半；而博彩業的產值也差不多佔據了本地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很難想像，倘若沒有博彩業，澳門的經濟會是怎樣的一種情景。好心人不免擔憂：賭風泛濫，難道不會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答案竟然是否定的。一方面，澳門特區政府對於博彩業的管理從來也不敢有絲毫的鬆懈。立法會於 2001 年 8 月通過《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以後又出台一系列配套法規，將娛樂場管理納入法治的軌道。通過博彩業監察暨協調局主持招標，政府只批准三家公司具有博彩業的經營權。截至 2005 年 6 月，澳門僅有獨立的幸運博彩娛樂場 17 家，遠還沒有達到泛濫的程度。另一方面，澳門人對於博彩的心態竟是出奇的好。我沒有發現過一個嗜賭的本地居民，也沒有聽說過澳門人因賭發財或為賭送命的故事。原來，絕大多數澳門人是不賭的。確切地說，是根本不屑於賭。假如你詢問個中緣由，澳門人會輕描淡寫地回答一句：見得多了。於是我終於明白，博彩其實是個中性的東西，無所謂好壞。關鍵在於誰來玩、為甚麼玩、怎麼玩。博彩之所以有可能帶來傾家蕩產、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惡果，全是慕綏新、馬向東們鬧出來的。雖然自古即有前車之鑒，雖然今後還會有人重蹈覆轍，但是，澳門經濟的發展必將依靠博彩業助力，澳門社會的和諧穩定也一定會有博彩業伴隨。這種狀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不可能改變的。 (二)“鏵”彩樂章在澳門，“何厚鏵”不僅是個家喻戶曉的名字，而且是團結的象徵，是和平與發展的希望。 15

歷史探源篇已達“知天命”之年的何厚鏵祖籍廣東番禺，1955 年 3 月生於澳門。其父何賢是澳門著名的老一輩實業家、社會活動家和愛國者，曾為澳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做出過不可替代的貢獻，人稱“澳門王”。雖然出生於名門望族，何厚鏵 14 歲即遠涉重洋去國外留學，大學畢業後曾在加拿大和香港金融業工作。1983 年，28 歲的何厚鏵因父親何賢去世而返回澳門，從此挑起承繼父業和報效社會的重擔。他不僅逐漸成長為一個出色的實業家，而且從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開始參與政事，歷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特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9 年 5 月 15 日，在澳門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中，何厚鏵以高票當選，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澳門回歸祖國後的 6 年中，何厚鏵在特區行政長官的崗位上勤奮工作，帶領澳門人民逐步駛上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快車道”。他認真落實《澳門基本法》的“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使澳門市民很快擺脫殖民統治的陰影，樹立起當家作主的主人公意識。他提出“遠交近融”的發展思路，使澳門在強化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合作交往的過程中既發揮應有作用，又從中大有收益。他從特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澳門在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中充當橋樑與平台的構想，同時適度開放博彩業、積極發展旅遊業……何厚鏵和澳門人的努力得到了應有的回報：2004 年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為 826.9 億澳門元，增長率達到 28%；人均生產總值相當於 22,620 美元，已是香港同一指標的 97%。據 2005年底的新資料，在全國 287 個城市競爭力的排名中，澳門已經升居第7 位。何厚鏵的更大特色在於他的親民。在他領導下，特區政府特別注意就業、教育、醫療、衛生、居住條件、交通運輸以及環境保護等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熱點問題，而且確實能讓市民滿意。2005 年第三季度澳門的失業率僅為 4.1%，這個指標目前正呈現下降趨勢。政府還給困難家庭發放補助金，盡量緩解社會矛盾。澳門街頭找不到一個行乞者，我想這也許就歸功於特首和政府的親民政策吧。 16

多元、開放與和諧即便不靠政績，何厚鏵的人格魅力也足以使澳門人傾情。人們對於他那沉穩、謙和而又睿智的形象早已熟稔在心。普通市民可能在許多意想不到的場合與自己的特首邂逅：在慶祝教師節聯歡會的餐桌邊，在公益百萬行的行進隊伍中，在元老足球員紀念回歸比賽的開球場地上……所以澳門人親切地叫他“鏵哥”，所以他以 99%的得票率當選特區第二任行政長官，所以第一屆特區政府的全體官員全部連選連任。假如把何厚鏵率領澳門民眾建設美好家園的壯舉比作祖國交響樂中十分和諧、十分出彩的一部分，那麼，它的名字該是“‘鏵’彩樂章”。 (三) 圓形地協奏曲在澳門的老城區，馬路往往是不規則交叉的。當初肯定沒有長遠規劃，於是街巷便循着地形、憑着需要恣意地伸展開來。當三五條道路終相遇的時候，就很難形成規範的十字路口。建設新區的時候，人們注意了這個問題，往往在幾條道路相交的中心部位辟出一片空地，外面的道路修成環狀，裏面種上花草樹木，竪起各種雕塑，這就是圓形地。圓形地在澳門不僅是一種交通設施，而且是一種獨特景觀。我覺得，圓形地也是澳門和諧社會的一個縮影。圓形地是澳門人的精心傑作。當你驅車繞着圓形地環行的時候，一瞥之間，首先會被那如茵的綠草、絢爛的鮮花、婆莎的樹影或者獨特的雕塑所吸引。細細一看，你又不得不嘆服人們的精雕細刻。草皮經年修剪得柔如地毯自不必說，花卉的色彩搭配、灌叢的圖案排列、樹木的種類和數量，雕塑的材料與造型，似乎都是不經意間確定的，卻又都顯得那麼自然、那麼協調，令人賞心悅目。更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的圓形地下面都預先鋪設了噴灌的管道和龍頭，預留了電源綫路。維修保養隨時可以進行，這也許就是圓形地青春長在的秘訣吧。圓形地也是澳門人熱愛生活的例證。重大的節假日即將來臨之際，圓形地就會被裝飾得面目一新。尤其因為澳門回歸祖國紀念日(12 月 20日)和聖誕節接踵而至，所以往往從 11 月底開始，人們就忙着給圓形地17

歷史探源篇梳妝打扮。花草又經過精心修剪，圓形地周邊插起各種激光或霓虹燈飾，中間則搭起平台，樹立起形形色色的卡通形象。燈飾有雪花、彩鈴、聖誕樹和多種抽象圖案，卡通形象則有雪人、小動物、白雪公主與小矮人，馴鹿和聖誕老人等等。每當夜幕漸臨，華燈初上，圓形地的燈飾和卡通形象便一起大放異彩，烘托出濃烈的節日氣氛，也呈現出一派升平景象。然而，使我更有感觸的卻是圓形地對人際關係的折射。我每天乘坐澳門科技大學的穿梭校巴往來於學校和住所之間，沿途會經過四個圓形地：飛機場圓形地、路氹圓形地、亞利雅架圓形地和孫逸仙博士圓形地。由於不會造成行車路綫交錯，圓形地前不設交通燈，車輛駛經時也不必停頓。可是我驚異地發現，校車快要駛入圓形地時，司機們常常會停下車來稍作等候並揮手致意，讓前面路上駛來的車輛先行──即便那輛車還在百米開外。對方司機駛近時，自然也會點頭致謝。原以為只是科大的司機風格高，後來發現人家大凡也如此：往往是先來的讓後到的。在司機們默默無言的揮手點頭之間，我感受到了人際關係的協調與和諧。 (四) 天堂之歌這裏要說的天堂，不是宗教的理想或者人類的憧憬，而是澳門土地上實實在在的動物福地。澳門半島南面有座島嶼叫氹仔。氹仔島上有座小山叫大潭。大潭山南麓有片潟湖被稱為“鳥類天堂”。湖的面積不大，估計只有三、四萬平方米，卻在逐漸延伸的公路和擴展的建築之間留出了一方淨土。湖的西岸聳立着多株高大的假菩提樹，林木掩映之間保存着五棟建於 1921年的葡萄牙式別墅，附近還有嘉模教堂和兩個小公園。這裏就是被文化界評為澳門八景之一的“龍環葡韻”，一個令人懷古思今、心曠神怡的好去處。湖的北岸則是一片蔥蘢茂密的樹林。樟樹、榕樹、陰香、竹柏在高處舒展，土茯苓、羊角拗在低處擁擠，野葛、金銀花和羊角藤則在地面匍匐、糾纏。這片樹林長期未遭破壞，特區政府成立初期還在附近18

多元、開放與和諧設立了生態保育區。由於禁止漁獵，絕無行人闖入，樹林的原生狀態保持至今，自然是鳥類構建天堂的理想場所。每當秋季臨近，北方的氣候日漸轉冷，候鳥便逐步向南方遷徙。澳門向來沒有冬天的概念，是候鳥南遷的必經之路。而氹仔大潭山麓的這片湖區，更以其天然與幽靜成為鳥類棲息的首選之地。每年十月往後，這裏聚集的候鳥就逐漸增多，有時竟多達數千隻。白鷺、蒼鷺、灰鶴，密密麻麻，成群成片。有的在枝頭撲翼，有的在葉間啄羽，有的在岸邊佇立，有的在水中嬉戲。一時興起，便展翅臨空，結伴在湖上翱翔。夕陽餘輝中群鷺比翼的壯麗場面每每令遊人凝神注目，贊賞不已。本世紀初開始，來澳門越冬的候鳥中又增加了瀕危的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黑臉琵鷺和白腹海雕，進一步提高了氹仔鳥類天堂的知名度。這裏成為候鳥的天堂絕非偶然，澳門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政府一向將環境保護作為重要施政方略。制訂相關政策法規、啓動大型環保項目、設計系統化廢棄物處理方案用心良苦，擴大綠化區域、修建垃圾焚化爐、增設污水處理廠更是不惜工本。與此同時，還十分重視環保宣傳教育活動。在這裏，人們能讀到多種免費的環保刊物與資料，參加各種有關環保的公益活動。僅在 2002 年，特區政府就與 126 個單位合作，舉辦了 176 項與環保有關的活動，參與人數達 10 萬人次，覆蓋面約佔本地人口的四分之一。事實上，環保意識、協調發展的觀念已經轉變成許多澳門人的自覺行為。在大街小巷，你能看到不少尺把高的水泥矮墻圍成的圓形空地，裏面鋪着沙子，中間插一塊牌子，上面畫着一個可愛的小狗頭像──那是為寵物狗們設置的專用厠所。你也能見到一種有趣的現象：遛狗的時候，無論是矍鑠的老人、稚嫩的小兒還是青春帥哥、妙齡少女，往往手中拿着幾張報紙──不是為了閒暇閱讀，而是為了解決寵物的應急之需。當你看到一位時裝青年或摩登女郎屈尊俯首用報紙為狗狗撿拾糞便的時候，會產生甚麼樣的感想呢？ 19

歷史探源篇二、多元篇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元”首先是個哲學概念，指的是事物的本原或根本要素。世界究竟有幾個本原？人們各持己見，於是有了一元論、二元論乃至多元論之爭。然而，倘若超脫意識形態的分歧，把元的概念移植到生活中來，問題就簡單得多。在澳門，你不難發現，一個多元化的世界竟然會如此地豐富多彩。 (一)“Macau”溯源現在已經很少有人不知澳門的葡萄牙文詞彙叫“Macau”了。其相應的英文單詞“Macao”在拼法上略有差異，但讀起來都差不多：“ma-kao”。然而，“澳門”和“Macau”的發音簡直風馬牛不相及，怎麼會混為一談呢？也許還有人不知道，這件事起源於一個歷史誤會。五百來年以前，澳門是廣東香山縣屬下的一個小漁村，因盛產內殼光亮如鏡的牡蠣(當地叫“蠔”)而被稱為“蠔鏡澳”，澳則是當時對泊口的稱呼。後人把蠔鏡澳改成比較文雅的“濠鏡澳”，簡稱濠鏡，沿用了許多年。我國東南沿海以漁業為生的居民通常信仰媽祖(亦稱天后)，澳門人也不例外。從明代初年開始，澳門境內便陸續建起不少供奉媽祖的廟宇，其中弘治元年(公元 1488 年)建於澳門半島西南山麓的媽閣廟(簡稱媽閣)尤為恢弘壯觀。 16 世紀初期以後，葡萄牙人來華經商傳教漸成時尚，珠江三角洲是他們理想的目的地。由於地理位置有利，葡人的觸角自然而然地伸向濠鏡澳。據說，1533 年左右早抵達的葡萄牙人是由內港進入濠鏡，從西南面登陸的，那裏恰好是媽閣廟所在地。當葡人指問地名時，本地居民以為洋人不識天后才產生疑問，遂答曰：媽閣。葡萄牙人於是根據自己的理解，用葡文把地名記為“Macau”。一個歷史的誤會便在不同文化的衝撞之中產生了。文化衝撞帶來的不僅僅是誤會。葡萄牙人自踏上澳門的土地之後就不願離去，西方諸國覬覦葡人的既得利益也不時前來插足，他們在經商20

多元、開放與和諧傳教的同時必然會帶來各自的文化特色。在中華文化傳統的廣闊背景之下，中西文化的交彙產生了極其豐富的多樣性，造成了澳門社會生動活潑的局面。在澳門，你可以說廣東話、普通話，也可以講英語、葡萄牙語，反正總有一種語言人家能夠聽懂。你可以用澳門幣、港幣或者人民幣付款，也可以用多種信用卡結帳，反正商家都照收不誤。作為教師，不管你用簡體字、繁體字還是英文做課件，學生們也習以為常，因為他們基本上都能接受。多樣性派生的機動靈活給這個社會注入了更多的活力，確實使人們獲益非淺。 (二) 媽祖追思在澳門的制高點──路環島疊石塘山頂端，矗立着一座 1999 年建造、高達 19.99 米、據說是全世界高的漢白玉媽祖雕像。端莊慈祥的媽祖天后俯視着澳門全境，仿佛要用她的神力庇佑每一個澳門子民。只要能夠望見路環島，你就一定能夠瞻仰到那尊媽祖造像，就會感知這位先人對你無微不至的關懷，也會情不自禁地渴望追尋媽祖文化的淵源。傳說媽祖的祖籍是福建莆田湄洲，北宋建隆元年(公元 960 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生於林姓官宦世家，因出生後不啼哭而得名林默，後人尊稱默娘。幼時聰明穎悟，過目成誦。後有志於研習醫理，助人為樂，且通曉天文氣象，能預測海上風險。16 歲時曾勇闖風浪救父尋兄，平時又常為漁民出海提供幫助，故深得鄰里尊崇。宋太宗雍熙四年(公元 987年)重陽節，28 歲的林默辭別家人，登上湄峰高處，在仙樂聲中乘風駕雲而去。當地人遂將默娘奉為神明，修建廟堂終年祭祀。歷代君王順應民意，更對媽祖褒封有加。從南宋高宗到清穆宗(同治)的七百多年間，宋元明清四朝共有 17 位皇帝賜封媽祖計 36 次，其封號從“夫人”逐漸升為“天妃”、“天后”，直至被尊為“天上聖母”。在我國東南沿海信奉媽祖的地域中，澳門有其獨特的地位。媽祖是世代與海相伴的澳門本土居民為景仰的天神，在澳門境內，媽祖閣、天后廟、天妃宮隨處可見，終日香火不斷。前文提及的媽閣廟，堪稱媽祖文化古跡的經典。廟堂依山臨海沿崖而建，由大殿、石殿、弘仁殿和21

歷史探源篇觀音閣等建築組成，飛簷畫棟，典雅古樸。其歷史之悠久、香火之鼎盛，在媽祖文化圈內素享盛名。澳門回歸祖國後，又在路環疊石塘山頂興建規模宏大的中華媽祖文化村，完工之後將為弘揚媽祖文化發揮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澳門，受到民眾敬仰的絕不僅僅是媽祖。就在與媽閣廟毗連的西望洋山頂上，便有一座建於 1622 年的主教山教堂，亦稱海岸聖母小堂，是天主教的名勝，20 世紀初澳門主教逝世後即寄葬於此。澳門各地都有天主教堂，其中主教座堂、聖母玫瑰堂以及被焚毀的聖保羅大教堂等，都有較大的知名度。其實，澳門人的宗教信仰可謂五花八門，祭祀場所亦隨處可見。媽組閣、天后宮和教堂自不必說，當你在街頭漫步的時候，說不定拐個彎就遇到一處廟堂：可能是佛教的觀音堂或菩提園，可能是道教的北帝廟或譚公廟，可能是伊斯蘭教的清真寺。但也可能是祭祀漢代元帥李烈的康公廟，紀念蜀漢名將關雲長的關帝廟，抑或供奉宋代清官包拯的包公祠，甚至還有女媧廟、哪吒廟、醫靈廟、三婆廟、三聖廟等等。諸方神靈各顯神通，真是令人大開眼界。更有意思的是，澳門的多元化宗教信仰始終保持着和睦相處、友好共存的狀態。不同流派的廟宇相鄰為伴即為一例。一所廟宇裏可以朝拜不同神靈又是一例。著名的媽閣廟中就有專供佛教觀音菩薩的觀音閣，而佛教的蓮峰廟裏也有朝拜媽祖的天后殿。康真君廟內建有天后聖母殿，菩提禪院中也有關帝塑像，三聖廟則將洪聖公(海神)、關帝和譚仙一並供奉。有一處村民擴建廟宇時，乾脆將相鄰的武帝殿和天后宮合二為一，統稱武帝廟天后宮。寬容而變通的宗教民俗不禁使人頓生感慨。多元未必麻煩。多元的麻煩是相互排斥、相互傾軋引起的。倘若多元而能諒解、能尊重、能包容，則將導致共存、共榮、共贏。 (三) 大三巴遐想提起澳門就會想到大三巴牌坊。它原本不是牌坊，而是 1637 年竣工的天主教聖保羅(舊譯聖保祿)大教堂的前壁。教堂地處澳門鬧市區的22

多元、開放與和諧高台上，是一座巴洛克式花崗岩建築，由包含三座祭殿的大圓頂主教堂、鐘樓和天台等組成。當年造價已逾白銀三萬兩，難怪將教堂打造得氣勢恢弘，雄偉壯觀，不僅在規模上高居遠東地區天主教堂之首，而且成為中外教士研習教義傳播教理的聖地。不幸的是聖保羅教堂建成後竟然三次發生火災。1835 年 1 月 26 日黃昏的一場大火幾乎將整座教堂付諸一炬，僅剩下僥幸的前壁和壁前的68 級石階。幸運的是殘存的前壁依然屹立，默默地為後人訴說滄桑的往事，為歷史提供雄辯的佐證。正是大三巴的無聲語言，讓我看到了多元集成產生整體化優勢的範例。大三巴之所以被叫做牌坊，是因為它與中國的牌坊形似。這是一堵用 40 根圓形石柱支撐裝飾的墻面，共分五層。底層是教堂的三扇大門，二層至頂層的壁龕中則是各種各樣精緻優美的雕塑。其中既能找到童貞聖母、聖嬰、聖徒等典型的宗教人物形象，又能找到日月星辰和鳥獸花卉等自然景觀。特別有意思的是，烘托在聖母雕像周圍的是象徵中國的牡丹花和象徵日本的菊花，在西方魔鬼浮雕的同一層面也雕刻了中國傳統的石獅，而牆面的一些部位既有葡萄牙文詞彙又出現了中文警句，頂層的浮雕則將西方格調的百合花與東方風韻的菊花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些現象在西方的教堂中還從未發現過。聖保羅教堂是由意大利設計師設計、日本與中國的建築師和工匠建造的，於是西方文藝復興的理念同東方文化的傳統便自然而然地糅合在一起了。長期以來，許多專家把大三巴譽為建築和藝術的傑作，其精髓正在於東西文化交融所產生的神韻。我想，如果我們把大三巴比做澳門的縮影，那麼，澳門又何嘗不是一個放大了的大三巴呢？多元者，多源也。取各國之精華，集世界之大成，這興許就是澳門發展和成功的一條經驗。2005 年 7 月 15 日，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29 屆世界遺產大會批准，“澳門歷史街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是中國的第 31 處世界遺產，也是當年唯一的入選項目。澳門歷史城區包括媽閣廟、大三巴牌坊、大炮台、東望洋炮台、聖母玫瑰堂、哪吒廟、三街會所、港務局大樓等二十多座歷史建23

歷史探源篇築以及與這些建築密切相關的七個廣場，被譽為中國境內歷史悠久、規模宏大、保存完整、集中體現中西特色共存的歷史城區。當你穿行在這些古老而幽邃的街巷，一邊欣賞着歷經幾世紀風雨的炮台依舊雄渾、樓閣依舊精巧，一邊驚嘆着承受數百年滄桑的廟宇仍然古樸、教堂仍然典雅，一邊又品味着幾輩子延續的廣式杏仁餅的清香和葡式蛋撻的滑潤的時候，會不會有一種深沉的歷史文化感油然而生呢？三、開放篇從地理位置來看，澳門似乎是孤立的。氹仔、路環兩座離島被海水環抱自不必說，即便是澳門半島，也僅有北端一段兩三百米寬的地面與大陸相連。然而，就是這塊貌似封閉的彈丸之地，卻以其全面開放的姿態，長期同祖國和世界保持着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繫。 (一) 關閘即景關閘現在是澳門北端的一處地名，與廣東省珠海市的拱北接壤，澳門與大陸之間通行的口岸與海關即在兩地分設。關閘原來真是一扇名副其實的門戶，早在 1574 年(明萬曆年間)，為了對日漸增多的外夷出入邊境進行有效管轄，中國當局就在合適位置建造城樓，開門設崗查驗，並以碑石鐫刻“關閘門”三字以示警戒。19 世紀中期，葡萄牙殖民者為擴大地盤，另擇地點修建了拱形洋式關閘，並於 1874 年將已有 300 年歷史的澳門古關閘強行撤除。此後百餘年間，關閘飽經滄桑而日漸老邁，卻一直是澳門通往大陸的唯一陸上通道。澳門回歸祖國以後，關閘才獲得了新生。2001 年 12 月，預算投資1.3 億澳門元的澳門關閘新邊檢大樓動工，歷時兩年後於 2004 年 1 月 15日落成。兩層的大樓佔地面積 3.8 萬平方米，上層出境，下層入境。合計擁有出入境通道 71 條，每日雙向客流量可達 30 萬人次，比原有過境能力提高 50%。另辟車輛出入境通道 22 條，日吞吐量達機動車 2.4 萬輛。24

多元、開放與和諧 2005 年開始，自助式過關電子查驗系統又逐步投入使用，為兩地人民通關過往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假如有機會從關閘口岸出入境一次，你一定大有感觸。從早晨七點半開始直到子夜零點，關閘(也包括拱北)口岸的幾十條通道同時開放，過關的人群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無論男女老少，無論中國人外國人，無論外交官、公務員、旅遊者、過境客還是本地居民，個個興致勃勃，行色匆匆。尤其是對於住在關閘附近的不少居民來說，過關幾乎成了他們日常生活的必要組成：上班或是上學，出差或是回家，探親或是訪友，購物或是售貨，吃飯或是買菜……都有必要、並且有可能從關閘出入。針對一些特殊情況，海關甚至還為“當日多次往返者”設置了專門通道。對於開放和交流，澳門人不僅司空見慣，而且習以為常，因為環境為他們提供了必要條件。從澳門市內就可乘坐旅遊大巴直發廣州，每天對開超過 60 班。澳門與香港、與深圳之間定時對駛的噴射飛航快船都只需一個小時行程，每天多達逾 140 班。澳門國際機場每天起降飛機逾百架，其中僅澳門航空公司就有 50 來個航班，飛往大陸、台灣以及韓、泰、菲等國家的十多個城市。港澳之間甚至還開闢了直升飛機航綫，只要 15 分鐘即可到達。無論在關閘，在車站、碼頭還是機場，你都能在人頭攢動和車水馬龍之中感受到一個動態的澳門。開放絕不是單向的。澳門在走向世界的同時也張開雙臂歡迎來自五洲四海的親人和朋友。21 世紀伊始之時，澳門每年接納的入境人數已超過一千萬。隨着國內放寬赴港澳台旅遊政策，特別是 2003 年起陸續開放港澳自由行以後，內地赴澳人數劇增，從 2003 年的 574 萬躍至 2004年的 953 萬，使當年入境總人數達到 1,667 萬。等於每個澳門人一年間“接待”了 40 名外來客。 (二) 大橋情結到過澳門的人都會對澳門的大橋留下深刻印象。大橋是澳門的命脈，也是澳門發展的歷史見證。 25

歷史探源篇當你從香港或深圳乘快船駛近澳門的時候，映入眼簾的首先是大橋：一座、兩座、三座。這三座架設在澳門半島和海島之間的大橋，將特區的三個自然單元連成一個有機整體。三十來年前，澳門民眾還不敢奢望跨海建橋，澳門與離島之間也只能依靠水上交通。1974 年建成第一座澳氹大橋(時稱嘉樂庇總督大橋)，初步溝通了陸島聯繫。1994 年建成新澳氹大橋，因設計合理而成為交通要道；又因體現中葡友好合作而命名為友誼大橋。回歸祖國之後，總投資 5.6 億澳門元的第三座跨海大橋西灣大橋於 2005 年 1 月正式開通。大橋採用竪琴式雙塔斜拉，主塔首創 M 造型，既取形於 Macao 的首字母而代表澳門，又形似羅馬數字Ⅲ而寓意第三座大橋。這是世界上第一座雙層行車的斜拉索大橋，在風浪超過警戒綫時下層可以封閉行駛，體現了當代橋樑建造的先進水平。2004 年澳門回歸祖國 5 週年之際，國家主席胡錦濤曾出席西灣大橋落成典禮並親自剪綵。三座跨海大橋宛如三條巨龍橫亙於碧海之上，日出而流金溢彩，入夜則燈火輝煌，既是南北通衢，又是獨特景觀，更是個性標誌。大橋不設卡、不收費、不封閉，24 小時全天候開放，也確實 24 小時從不停歇。澳門人已與大橋結下了不解之緣。沒有人沒走過大橋，沒有人不以大橋為榮。如今，他們又在期盼着另一座更加了不起的大橋──港珠澳大橋。顧名思義，港珠澳大橋將是一座連接香港、(廣東)珠海和澳門的跨境跨海大橋。這無疑是一項情繫珠江兩岸三地、造福千秋萬代的偉大工程。1983 年，香港“合和實業”集團主席胡應湘首倡跨海跨境建橋的構想。建議初出，輿論嘩然。經過二十多年的議論、協商、論證、協調，意見終於趨同，大橋建設計劃亦已取得實質性進展。據悉，港珠澳大橋可行性研究已經完成 24 項專題報告，三地高層對於建橋方案、融資辦法和管理模式等問題亦已達成共識。根據初步方案，大橋總長度約 28公里，東起於香港北大嶼山，先連接一座高橋面斜拉橋，再轉成低矮橋身越過珠江口，在接近西岸時呈“Y”形分叉，北頭抵達珠海拱北，南端通往澳門明珠。建橋投資預計 150 億港元，落成之後將使香港和澳門、珠海的距離縮短至半小時的車程，對於港澳粵的有效合作、以香港為中26

多元、開放與和諧心的大都市輻射、珠江三角洲的整體提升，乃至華南和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都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而澳門亦將為此進一步打開交流的門戶，拓寬開放的捷徑。 (三) CEPA 憧憬近兩年，有一個嶄新的詞彙在澳門，特別是在政府部門、經濟界和學術界逐漸流行起來。這個新名詞讀作“塞帕”，是英文縮寫 CEPA的譯音。它的原意是“內地與澳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EPA 絕對是順應潮流、與時俱進的新生事物。2003 年 6 月和 10月，中央政府分別與香港、澳門兩個特區簽署了《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並於 2004 年元旦正式施行。CEPA 是國家主體與其獨立關稅區之間的優惠貿易安排，內容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金融、旅遊、專業資格互認等等。兩年來，CEPA 的實施已經取得顯著成效。 CEPA 對於澳門經濟增長的推動有目共睹。申請到澳門經濟局審批的《零關稅原產地證書》後，澳門生產的水泥、紡織品、塑料袋等貨物已經很快進入內地市場。持有《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的企事業單位已享受優惠條件，迅速開赴大陸開展業務，涉及物流、倉儲、運輸、貨代、電信、廣告、法律、零售、會展等諸多行業。2004 年 11 月開始，澳門各家銀行全面辦理人民幣儲蓄、兌換、匯款和銀行卡業務。2005 年1 月至 9 月底，內地赴澳遊客超過 764 萬，其中以自由行方式個人遊的就達 392 萬，佔總數一半強。這些情況帶動了許多相關行業逐步興旺發達起來，有效地增加了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 CEPA 將促進澳門與內地的合作躍上嶄新的台階。就在 CEPA 簽署後一個多月，國務院批准成立珠澳跨境工業區，同意在珠海拱北茂盛圍和澳門青州之間填海造地建園。首期 0.4 平方公里，分設珠海與澳門兩個園區，中間以一條 15 米寬的水道相隔，但設立專門的口岸聯檢通道，方便園區人員出入。該跨境工業區的功能定位是：工業為主，兼顧物流、中轉貿易、產品展銷，在 CEPA 框架內強化內地與澳門的通力合作與互27

歷史探源篇 28 動發展。這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創意！開工僅僅一年，填海造地、海堤建築已經完成，水電開通、排水排污竣工在即，聯檢大樓主體落成，若干工程即將封頂。難怪 2005 年 12 月率團赴澳出席粵澳合作聯席會議的廣東省省長黃華華一行考察跨境工業園時，用“熱火朝天”來形容工地即景。這是我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跨境工業區，它在促進澳門繁榮、推動大珠江三角洲和泛珠區域合作的同時，無疑將發揮示範和帶頭作用，前景不可估量。當然，CEPA 還將對澳門社會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重要的是CEPA 會在使澳門民眾增加對祖國的親情感和增強主人公意識的同時，徹底掃除澳門內外開放的障礙，促使澳門更加和洽地融入祖國大家庭。當過關的手續進一步簡化，當兩地的政策進一步對接，當時間、空間不再成為障礙，當人才、資源和信息全方位地共享的時候，澳門人還有甚麼樣的奇跡不能創造出來呢？擷取多元文化之精華作為基本單元，堅持全面開放作為動力機制，集成整合，相得益彰，終於構建起一個生動活潑的和諧社會，這就是澳門成功的一個秘訣。人們是不難從中獲得啓迪與借鑒的。 (原載於《群言》2006 年第 2 期、第 3 期)

全球史觀與歷史巧合不同的人曾經從不同的角度給“歷史”下過多種不同的定義。工具書上指出：歷史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是“過去的事實”或者“過去事實的記載”；歷史學家認為，歷史是“客觀世界運動發展的過程”(廣義歷史)或“人類社會發生、發展的過程”(狹義歷史)。如果不需要那麼嚴謹，便更有多種變通的說法。有人說歷史是往事的總和，有人說歷史是現實的鏡子，也有知名學者調侃說，歷史是任人裝扮的女孩子。儘管眾說紛紜，歷史就是歷史。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歷史是曾經經歷(對於前人而言)、曾經發生(對於後人而言)、正在發生(對於今人而言)甚至將要發生(對於後人的後人而言)的事。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歷史是(曾經是、正在是、將要是)一種客觀存在，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客觀存在的物質運動形態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同樣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即便人們可以憑藉自己的知識、經驗、思維方式，甚至根據自身的需要，去記錄歷史、評說歷史，卻無法改變自己存在之前就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是真實的，是科學的，也是公正的。歷史的真實性、科學性和公正性為我們研究包羅萬象而又千變萬化的人類社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數以百萬年計的人類進化歷程中，曾經經歷了怎樣一些截然不同的階段？在數以千年計的人類文明史上，曾經發生過怎樣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件？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數以百年計的異質文明碰撞交融的過程中，又曾經引發了怎樣一些驚天動地、氣壯山河抑或細緻入微、刻骨銘心的變化？歷史自有表述，歷史自有公論。 29

歷史探源篇人們懷念過去，人們更憧憬未來。無論是政治家、學者還是普通百姓，都希望從過去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接受教訓，學會更好地安排現在，創造未來。人們需要用歷史作為鏡子來映照當今，用歷史作為尺度來衡量眼下，用歷史作為準繩來規範現實。這就是以史為鑒、以史為尺、以史為繩的意思。於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無限美好的未來正在召喚，而錯綜複雜的現實卻又矛盾重重甚至險象環生的形勢下，人們又一次將探索、諮詢甚至求助的目光投向了歷史。一、歷史的差異性世界很大很大，歷史很長很長。我們生存的這個星球，赤道處的最大半徑約有 6,380 公里，相應的圓周──赤道的長度則超過了 4 萬公里。地球表面的面積達到 5 億 1 千萬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約佔 29%，海洋面積約佔 71%。就在如此廣袤的地球上，人類建立起豐富多彩的社會形態，歷經原始公社制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如今出現了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等多種形態並存的局面。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人群，大多以建立國家的形式組織起來。時至 21 世紀初年，世界人口總數早已經超過 60 億，國家總數已經超過 190 個。世界之大，以個人的有限精力和微薄智能，實在難以親身體驗而瞭解透徹。我們所處的人類社會，從最早的猿人誕生算起，迄今已經延續了二、三百萬年，其中最漫長的歷程當數打制工具的舊石器時代。而從距今大約一萬年前開始，古人學會了用磨制的方法加工石器，人類社會才跨入較為進步的新石器時代。以後又逐漸進化到青銅時代、鐵器時代。文字發明以後，有書面記載的文明史經歷了五、六千年，隨着載體和記錄方式的多樣化、科學化、現代化，積累的資料以驚人的速度飛快增長，30

全球史觀與歷史巧合人類歷史終於變成了日漸豐厚的鴻篇巨制。歷史之長，以個人的短促生命和有限時間，無論如何都無法將其遍讀而窮原竟委。面對着無比豐富的史料，人們不得不承認：歷史是萬古不廢的奔騰長河。而在這與人類有限生命相比幾乎是無始無終、無限延伸的長河中，每一滴浪花似乎都各不相同，富有自身的特色。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歷史存在着極大的差異性，而歷史差異性的本質表現莫過於文化的差異性。據不完全統計，至 21 世紀初年，全世界共有超過 2,000 個民族，組成了 193 個國家(按照得到國際承認的慣例)，使用 2,500-5,000 種(一說4,000-8,000 種)語言。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湯因比在其代表作《歷史研究》中，將人類逾六千年的歷史劃分為 21 種成熟的文明，分別是：埃及、蘇美爾、米諾斯、古代中國、安第斯、瑪雅(以上 6 種為直接從原始社會產生的第一代文明)；赫梯、巴比倫、古代印度、希臘、伊朗、敘利亞、阿拉伯、中國、印度、朝鮮、西方、拜占庭、俄羅斯、墨西哥、育加丹(以上 15 種係由第一代文明派生的親屬文明)。文明的種類紛繁如此，正表明了歷史與文化在無比豐富基礎上展現出的極大差異性。僅就我們特別關注的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而言，從其誕生的根源上來考察，便能發現兩者的自然基礎就存在很大的差異。有學者指出，“如果說中華文明之樹是植根於一片為江河所滋潤的大陸，那麼西方文化之舟則是誕生在藍色的波濤之中”。從基本精神的層面來考察，不難概括出中西文化的精神差異在“人文傳統與科學精神”、“群體認同與個人本位”、“中庸和平與崇力尚爭”以及“內向與開放”等方面的顯著表現。我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驅者李大釗甚至對這一問題做過更為全面和概括的總結：“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可見歷史造成的差異性在文化領域的表現簡直有天壤之別。 31

歷史探源篇歷史的差異性是文明碰撞的前提和基礎。差異就是矛盾。沒有差異固然沒有對比，沒有衝突；卻也沒有競爭，難以促進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當承認差異，正視差異，並以差異作為探索研究的出發點。二、歷史的關聯性世界很小很小，歷史很短很短。倘若用上帝或者外星人的視角俯瞰地球，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星球就變得十分渺小。地球只是圍繞太陽運轉的八大行星之一，在太陽系這個大家庭中，地球算是偏小的一個成員，其直徑只及太陽的 1/1,390,000，而太陽的質量要比地球大 33,283 萬倍。即便同八大行星中體積最大的木星相比，地球的質量也要小到它的 1/318。隨着人類的視野漸遠漸廣，地球似乎越來越小。近年逐漸流行的“地球村”概念正形象地反映了人類宇宙觀的變化。地球是人類社會的載體，載體如此微不足道，賴以存在的人類社會自然等而下之，我們的世界也就很小很小了。如果將人類的發展歷程，特別是文明史放到地球發展史的座標上去考察，巨大的反差立刻顯現。根據大爆炸理論和康德－拉普拉斯星雲學說，大約在距今 46 億年前，地球與太陽系幾乎同時誕生。38 億至 40 億年前地球表面形成最古老的岩石，35 億年前出現最古老的微生物，生命的演化自此揭開序幕。大約從 19 億年前開始，水生菌類和藻類生物大量生長而漸至繁榮昌盛，14 億年前出現單細胞真核生物，7 億年前軟軀體後生動物逐漸霸佔海洋，4 億年前植物從海洋登上陸地，其後 4 千萬年的 3 億 6 千萬年前，以兩棲類為先驅的動物也接踵登陸。2 億 3 千萬年前的三疊紀前後，以恐龍為代表的爬行動物盛極一時，包括哺乳動物在內的其他多類動物也逐漸發展，各顯神通。及至 6 千 5 百萬年前的白堊紀末期，小行星撞擊地球的突發事件導致恐龍絕滅，哺乳動物卻躲過劫難，隨即發展壯大而漸至主宰世界。大約從距今兩、三百萬年前開始，類人猿進化為最早的猿人──東非人，而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170 萬32

全球史觀與歷史巧合年前出現的元謀人堪稱中華民族最早的祖先。其後各地區、各種族的古人類此起彼伏，前赴後繼，組成了延綿不絕的人類進化梯隊。五、六千年前出現文字，文明得以書面傳承而延續至今。回眸自然界和人類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人類的歷史真是很短很短。對於人類文明史之短暫，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作過形象的比喻。他說，倘若把過去 5 萬年的人類存在的歷史劃分為每 62 年一個的時間段，那麼一共可以分出大約 800 個這樣的時間段。而在這 800 個時間段中，人類有 650 個住在洞穴中；只是在最後 70 個時間段中，借助於文字，人們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相互聯繫。在最後 6 個時間段中，人類才看到印刷品；在最後 4 個時間段中，人類才有可能精確地測量時間；在最後兩個時間段中，人類才隨處使用電動機。僅僅在迄今為止的第 800 個時間段中，才出現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絕大多數物質商品。儘管世界很小、歷史很短，對於人類來說，空間已經足夠龐大、時間已經足夠漫長。阿爾文‧托夫勒曾經推測，人類誕生之初的遠古時代，人們的活動範圍大約只需要方圓 15 英里便已足夠──在此區域間就能找到充足的水源、食物和居住地以維持生存。隨着工具、技術的改善和認識水平的提高，人類漸漸離開家門，越走越遠。各民族遷徙運動的軌跡就像質點做布朗運動那樣隨機，卻必然導致交叉，於是不同的文化便有了碰撞交流的機會，歷史的關聯性也就應運而生。在文明古國希臘，神廟和石雕神像一向是希臘城邦文化的代表和象徵。人們發現，公元前五、六世紀完成的不少神像的衣着呈現出一個新奇的特點：衣料輕盈剔透。巴特儂神廟的運命女神、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亞狄像似乎都身穿透明的長袍，雅可波利斯的科萊女神大理石像，胸前披着輕薄的紡織品。一些繪畫中也出現了類似的衣着。特別引人矚目的是，克里米亞半島曾經出土過一幅公元前 3 世紀的象牙版繪畫“波利斯的裁判”，畫中的希臘女神穿着衣料纖細的透明羅紗，秀美的身材與肌膚一覽無餘。這些服飾究竟是用甚麼材料製成的？為甚麼會有如此神奇的視覺效果？人們追根索源，終於把視綫投向了萬里之外的中國。原33

歷史探源篇來，這些雕像和繪畫中表現的衣着，都是用中國出產的絲綢製成的。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和紡織絲綢的國家，在公元 6 世紀以前只有中國飼養家蠶並織造絲帛。精美絕倫的文綺、綾羅、紈素、錦緞等衣料逐漸被西北地方的遊牧少數民族所瞭解，隨即引起欣羡與追求，很快成為貿易的重點物資。真所謂“絲綢不言，下自成蹊”，大約從公元前 6 世紀開始，在東土與西域之間便形成了一條條以絲綢為主要對象的貿易捷徑，永載史冊的“絲綢之路”從此發端。後來，中國的絲綢製品甚至充當了絲綢之路沿途的等價交換物，發揮了準貨幣的作用。希臘的王公貴族們正是得益於絲綢之路的興起，才輾轉獲得寶貴的絲綢織物而得以享受生活。由此可見，距離遙遠事物之間的大跨度聯繫、反差巨大的文化之間的多渠道對接，都是有可能發生的。誰說風馬牛不相及？一句北朝樂府《敕勒川》的詩句“風吹草低見牛羊”，便能將三個貌似無關的元素巧妙地結合起來(放牛羊的牧人勢必騎馬！)，大千世界的美妙神奇與內在關連可見一斑。尤其是在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社會信息化程度不斷加深的形勢下，時間和空間更不能成為人與人之間交往的障礙，世上的一切早已經有機地聯繫在一起了。當人類社會進入 20 世紀的時候，具有遠見卓識的歷史學家們敏銳地感悟到萬事萬物的息息相關，於是“全球史觀”應運而生。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英國歷史學家傑佛瑞‧巴勒克拉夫出版了論文集《處於變動世界中的史學》，率先提出全球史觀；接着在 60年代與 70 年代，他又分別出版《當代史導論》、《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等著作，對新的史觀作出詳細闡釋。巴勒克拉夫的論著被史學界視為全球史觀的濫觴。稍後，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麥克尼爾的《世界通史》等著作都為全球史觀的推廣發揮了重要作用，就連巴勒克拉夫本人也對他們的貢獻作出高度評價：“近年來在用全球觀點或包含全球內容重新進行世界史寫作的嘗試中，最有推動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歷史學家個人單獨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 L‧S‧斯塔夫里阿諾斯和 W‧H‧麥克尼爾的著作最為著名。”而在中國，老一輩的歷史學家周谷城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就對世界史研究提出了與上述國外史34

全球史觀與歷史巧合學家類似的觀點，吳于廑教授等也在這一領域做了不少開創性的工作。時至今日，全球史觀已經成為當代世界歷史研究的主導思想，而歷史的關聯性正是這一先進史觀得以成立的內在因素。三、歷史的相似性世界很奇妙很奇妙，歷史很有趣很有趣。在重溫史料、研究歷史的過程中，人們常常發現，在我們居住的星球上曾經發生過許多有趣的往事，表明我們的世界實在是非常奇妙。據英國《每日快報》報導，一封對比美國歷史上兩位總統許多相似之處的電子郵件“歷史之謎：林肯和肯尼迪的關係”曾在網上廣為流傳。郵件中羅列了這兩位都是遇刺身亡的美國總統的驚人巧合：林肯在 1846 年當選國會議員，肯尼迪在 1946 年當選國會議員；林肯在 1860 年當選總統，肯尼迪在 1960 年當選總統。時間間隔都是 100 年。林肯在一個星期五遇刺身亡，肯尼迪遇刺的那天也是星期五。兩人都是在妻子陪伴時遇刺，均頭部中彈，當場未亡而事後死於醫院。兩人在遇刺前不久都產生過被暗殺的預感。更為匪夷所思的是：刺殺兩位總統的刺客竟也有着驚人的相似：暗殺林肯的刺客生於 1839 年，而暗殺肯尼迪的刺客生於1939 年，兩人的出生年份相差也是 100 年。兩人的姓名都由 15 個英文字母組成，而且都是在審判之前於獄中遭人殺害。不管上述材料中有多少人為渲染的成分，至少那些巧合的數字就足以引起讀者驚歎了。總統遇刺事件多少有點偵探小說的味道，似乎不太適用於歷史研究。然而，仔細推敲若干載入史冊的歷史事件，也能發現不少奇妙的巧合。先看文明源流。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尼羅河畔的埃及相繼建立第三王朝和第四王朝，開創了以金字塔為標誌的古埃及文明；黃河流域的中國則是炎黃二帝統率的部落集團馳騁中原，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根基。分踞亞、非兩洲的兩大古老文明竟然幾乎同時誕生，可算是一種巧合吧。 35

歷史探源篇再看政治格局。公元 4 世紀，亞洲和歐洲兩個曾經統一和強大的國家分別因外族入侵而瓦解：在日爾曼蠻族哥特人的侵擾下，羅馬帝國於公元 395 年分成東羅馬與西羅馬兩部分，走上了分裂直至覆滅的不歸路。幾乎與此同時，在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號稱“五胡”的西北方少數民族侵擾下，西晉、東晉相繼滅亡，公元 420 年開始中華大地出現了南北朝對峙的分裂局面。公元 7 世紀，源於亞洲的兩個大國幾乎同時崛起：626 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繼承父業開了大唐帝國的鼎盛局面；624 年及 627 年，穆罕默德相繼發動伯德爾戰役和挫敗麥加大軍，奠定了阿拉伯帝國的基業。從此大唐帝國與阿拉伯帝國分別雄踞東西數百年，控制的疆域最寬廣時分別達到 1,200 萬和 1,300 萬平方公里。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考察，同樣有着驚人的歷史巧合。公元前 9 至8 世紀，西方古希臘的《荷馬史詩》與東方中國的《詩經》兩部詩壇巨著幾乎同時誕生。公元前 6 至 3 世紀，西方的古希臘、古羅馬相繼出現思想解放、文化繁榮的大好局面，而時值春秋戰國的東方中國也進入百家爭鳴、人才輩出的鼎盛時期。被提倡新人文主義的學者歐文‧白璧德譽為對於人類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三位“聖人”中的兩位──印度的釋迦牟尼和中國的孔子(還有一位是耶穌)，分別誕生於公元前 565 年與公元前 551 年，只相差了可以忽略不計的 14 歲。至於西方戲劇之父莎士比亞和中國戲劇之父湯顯祖同在 1616 年去世，一代聖君中國清代康熙皇帝與俄國彼得大帝都在 17 世紀後期即位，又相繼在 1722 年和 1725年去世等等，無論怎麼解釋還是存在着巧合成分的。其實，歷史的巧合並非超自然因素的產物，而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由相似的內因與外因孕育出的相似結果，是通過偶然現象表現出來的必然規律。因此，歷史的巧合包含着豐富的信息，恰恰可以作為研究歷史問題的切入點和突破口。就在我們選擇澳門和果阿作為考察對象、探索東西方文明碰撞和全球化起步時期的若干規律性問題的時候，無意中發現的巧合又一次讓我們驚愕：澳門與果阿也存在着許多歷史的相似性！從歷史淵源來看：澳門是東亞大國──中國的領土，最早的人文記錄可以追溯到逾 5,000 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有出土的石器與陶片為36

全球史觀與歷史巧合證；從公元前 3 世紀的秦代開始，澳門所在地區即已設立行政建制，屬南海郡管轄；以後歷經漢、晉、隋、唐、宋、元、明、清諸朝，行政區劃屢有變更，但隸屬中國的事實始終不變。果阿是南亞大國──印度的領土，已發現的最早文化遺跡是新石器時代的石刻畫；從公元前 3 世紀開始，果阿即屬孔雀王朝的一部分並歸其管轄；後歷經薩塔瓦哈納王朝、遮婁其王朝、希爾哈拉斯王朝、卡丹巴王朝、德干王朝，以後又相繼被徳里蘇丹國、毗奢耶那伽羅帝國、巴赫曼尼蘇丹國和比賈布林蘇丹國所統治，但始終屬於印度的範疇。由此可見，這兩個地區迄今都經歷了逾 5,000 年的文明發展史和 2,300 年左右的行政發展史。從自然地理狀來看：澳門地處南海之濱，瀕臨珠江口的伶仃洋。氣候溫暖潮濕，年平均溫度在攝氏 20 度左右。果阿地處印度洋畔，面對阿拉伯海。亞熱帶氣候，常年溫熱潮濕，炎熱季節平均氣溫接近攝氏 30度，而涼爽季節的平均氣溫也在 20 度左右。澳門除北部與大陸相連以外，絕大部分地區被海洋包圍。果阿東面與印度次大陸連成一片，西面則是漫長的海岸綫瀕臨阿拉伯海。兩個地區都與海洋接下了不解之緣。從兩地在所屬國家中的位置來看：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中國所有的省級(省、直轄市、自治區)行政區劃和特別行政區中，澳門是面積最小的一個區域。果阿是印度聯邦共和國的一個邦，在組成印度的所有邦中，果阿的面積也是最小的。澳門的人口(約55 萬人)在中國的省級區劃中也是最少的，而果阿則是印度諸邦中人口最少的四個邦之一(還有錫金邦、米左拉姆邦以及與中國有領土爭議的阿魯納恰爾邦)。澳門和果阿都以旅遊業為重要產業，而且經濟發展水平都在本國領先。2009 年時澳門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已經達到 3.9 萬美元，不僅在中國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領先。果阿則是印度最富裕的一個邦，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居於全印度最高水平，是全國人均 GDP 的 2.5倍。可見這兩個地區在各自國家的地位十分接近。最後考察與外來文明的關係。以葡萄牙為首的西方國家從 16 世紀早期開始陸續進入印度沿海地區和中國華南地區，果阿與澳門首當其衝，後來兩地都成為本土文明與外來文明接觸碰撞的窗口。葡萄牙人於37

歷史探源篇 1510 年攻佔果阿，長期推行殖民統治，直至 1961 年被印度軍隊收復，前後盤踞果阿 451 年。葡萄牙人於 1553 年找藉口進入澳門暫住，接着建屋築城定居下來並推行準殖民統治，直至 1999 年澳門回歸祖國。澳門前後被葡萄牙人佔據了 446 年。對於四五百年的歷史而言，5 年的差異簡直可以忽略不計。兩個相去千萬里的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區，竟然都在葡萄牙人的殖民(或準殖民)統治下度過了四個半世紀的漫長歲月，經歷的艱難歷程、發生的深刻變化，雖不盡相同卻可以類比。這難道不是一種極大的巧合嗎？四、歷史巧合的現實意義澳門與果阿的歷史巧合堪稱筆者綜述前人資料的新發現、新收穫，對於深入研究澳門在全球化起步時期與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的歷史地位和獨特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考察澳門與果阿的歷史巧合首先有利於回顧往事，對比總結。哲學家和詩人每每對時光荏苒發出感慨：“往事越千年”，“逝者如斯夫”。歷史學家卻將往事作為做學問的素材，往事中包含的豐富信息，正是他們立論、推理或者反駁的重要依據。澳門與果阿都有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澱，可以用於學術研究的資料十分豐盛。又由於兩者存在着巧合與相似，因此也具有較大的可比性，就好像確立了一個共同適用的參照系。通過共同參照系下的對比，共性便格外顯著，從而更有利於得出結論和總結經驗。考察澳門與果阿的歷史巧合也有利於考察現實，評價差異。在這裏，有必要搞清楚“相似”這個概念的內涵。相似並不是完全相同，而是相同與相異的對立統一，正如相似三角形並不是全等三角形的道理一樣。澳門與果阿儘管存在着諸多巧合，也經歷了幾乎相等時間的外來文明的影響；但是，由於各自的歷史進程不同，文化底蘊不同，社會條件不同，因此，本土文明與外來文明在兩地碰撞的過程與結果都不盡相38

全球史觀與歷史巧合 39 同，有些方面甚至表現出極大的差異。以歷史巧合的相同部分作為基礎，仔細考察兩地的現實狀況，無疑有助於分辨差異，找出區別，進而作出適當的分析與評價。考察澳門與果阿的歷史巧合更有利於展望未來，指導實踐。研究歷史問題的重要目的在於獲取經驗和教訓，更好地指導未來的實踐。澳門與果阿在文明碰撞過程中獲得的經驗與教訓不僅適用於兩地本身，而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可以被其他也經歷過文明碰撞的陣痛、也存在多元文化背景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參考借鑒。澳門或果阿在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取得了不少獨特的成就，不盡相同而各有千秋。從澳門與果阿的歷史巧合出發，仔細對比兩地的相同與相異之處，並且加以認真的概括與提煉，必將有利於將經驗提高到模式甚至理論的高度，從而更有效地指導未來的實踐，爭取更美好的發展前途。正是由於從澳門與果阿的歷史巧合切入，我們得以將澳門、果阿及其與葡萄牙的關係作為研究對象，敘述上述三個單元各自的文明積澱基礎，介紹西方文明在果阿和澳門同印度文明及中華文明接觸碰撞的衝突與較量，回顧異質文明於澳門、果阿兩地在不同領域(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的相持過程與特殊表現，進而剖析東西方文明互動影響乃至融合集成的發展勢態，這樣無疑有利於概括文明碰撞的兩種不盡相同的實踐模式，並且努力揭示多元文化共存的普遍規律與現實指導意義。讓我們一同出發，踏上前往澳門和果阿探訪舊跡、尋覓新蹤的特殊旅程。 (原載於《群言》2011 年第 7 期)

文─ 起幕期以是東門地一明熱船眺室在略華長明碰撞的前哨陣地 ─一談澳門歷史上形形色色的“第一” 源於 15 世紀的航海熱和相關的地理大發現揭開了全球化的序。而澳門以其特有的地理、政治、社會和人文條件，在全球化起步時發揮了絕無僅有的歷史作用。倘若用文明衝突和文化演進的視野來加考察，便能從澳門歷史上的許多“第一”中，認識到這塊珍貴的土地中國邁向全球化的重要起點。方與西方兩大異質文明的碰撞，難免引發矛盾甚至導致衝突，澳恰恰首當其衝。換言之，澳門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碰撞的前哨陣。下文回顧的五個“第一”見證了澳門的這一歷史作用。、外國人在中國的第一個自由居留地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地處珠江口西岸的濠鏡澳半島日漸變得鬧非凡。原本只是附近漁民來此歇腳的荒灘小島，一時間外國三桅商頻繁來往，白皮膚、藍眼睛的洋人摩肩接踵。若從簡易的碼頭向岸上望，但見瓦房鱗次櫛比，街巷阡陌交錯。《明史‧佛郎機傳》中用“築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記錄了洋人在該地之所為，乾隆年間先後澳門任同知的印光任、張汝霖於乾隆十六年(1751 年)合著《澳門紀》，對此也有類似的描述。洋雜居的狀況本不足為奇，因為世界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源遠流。大約從商周時期開始，就有中外交往的文字記錄。漢武帝時張騫通40

文明碰撞的前哨陣地西域的壯舉令人敬佩，京城長安的西市也有不少波斯和阿拉伯商人集。唐宋年間中國封建社會進入鼎盛時期，洋人來華亦漸成時尚。明仍推行朝貢貿易，對外開放的南方城市廣州商賈雲集，遂在城市一隅出地盤供外商居住，稱為“蕃坊”。但西市也罷，蕃坊也罷，只是洋的集中卻零星的暫住地，受到種種限制而不能自由居住。聚初辟人人上和人起率清陸57而城州揚貨，用向 16 世紀中期開始，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5 世紀末葡萄牙達‧伽馬開闢印度洋航綫，引發了歐洲人來中國獵奇覓寶的熱潮。海貿易的潮流勢不可擋。1535 年(明嘉靖年十四年)，廣東省將管轄港口海上貿易的機構市舶司(海關)遷至澳門，澳門自此開埠。包括葡萄牙在內的外國商人遂將澳門作為港口與貨物集散地。然而，葡萄牙人打了“獨佔鰲頭”的小算盤。1553 年，葡萄牙遠征日本艦隊司令官索薩船隊來到珠江口一帶，假冒他國名義，以貨物受潮為藉，並向當權的朝官員行賄，終於獲准在濠鏡澳上岸，借地搭棚曬物。然而，葡人登以後不久，即大興土木，茅棚很快變成瓦房且迅速擴大範圍。至 15年已出現上文描繪的情景，葡人把泊口性質的暫時居留地變成了集中自由的固定居留地。從此葡萄牙便在中國有了立足之地，西方文明也在東方文明的圍中打開了一個難得的缺口。二、西方國家在中國第一個海上貿易基地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秋末，澳門內港碼頭格外繁忙。發自廣番禺的一艘艘帆船滿載絲綢、瓷器、生絲、中藥材，在此稍事休整便帆遠航麻六甲與歐洲；從日本長崎、印度果阿和菲律賓馬尼拉駛來的輪，裝滿白銀、羊毛、葡萄酒、香料和玻璃器皿，絡繹不絕地進港出港卸貨載貨。就在這一年，廣東御史龐尚鵬在上書皇帝的奏摺中首次使“澳門”這一名稱，從此揭開了澳門文獻史的序幕。濠鏡澳碼頭欣欣榮的繁忙景象印證了這段不平凡的歷史。41

歷史探源篇明只先發的六從又50在澳羊黃白洲。運西為靠三明寧火傷明年代中期厲行海禁政策，官方可以開展朝貢貿易，而廣東沿海居民能以走私方式從事海上貿易。葡萄牙人設法居留澳門以後，憑借較為進的航海技術、較強的軍事力量和已經打通的東方航綫，迅速將澳門展成與中國乃至東方世界的海上貿易中心。從國際來看，儘管葡萄牙東方貿易總樞紐設在印度果阿，澳門卻是里斯本－好望角－果阿－麻甲－澳門－長崎－馬尼拉乃至越南、暹羅以及南洋航綫的中樞環節；中國國內來看，澳門與粵、閩、浙、蘇、皖等省保持密切的貿易關係。因澳門不似廣州專營朝貢貿易，控制較松而靈活機動，所以，16 世紀年代至 17 世紀 40 年代，澳門一直充當着葡萄牙(包括整個西方世界)中國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海上貿易基地。門這一海上貿易基地確實使葡萄牙人大受其惠。歐洲國家生產的毛織物、葡萄酒、玻璃製品、布料、時鐘等被大批運來，中國的絲綢、金、漆器、瓷器、珍珠、中藥材，印度的棉布、印尼的香料、日本的銀、東非的象牙等則在上述地區轉口買賣，或被源源不斷地運回歐1600 年在廣東每擔價格為 80 兩白銀的白絲，運到長崎可賣 150 兩，到果阿售價則可提高到 200 兩，獲利高達 150%。利潤之巨使壟斷東方海上貿易的葡萄牙商人錢包急劇膨脹，葡萄牙也就此民富國強，成第一個崛起的海上強國。不難看出，全球化起源時期的西方文明，是着攫取東方文明的養料而逐漸壯大起來的。、中國的第一個洋槍洋炮購入地天啟六年(1626 年)正月，後金大汗努爾哈赤親率 6 萬騎兵進攻遼寧遠。其勢洶洶，不可阻擋。不料守城大將袁崇煥指揮士兵於城頭用炮還擊，一炮射中親臨前綫的努爾哈赤，致使其身受重傷，不久便因亡故。此事一時震驚中外，卻很少有人知其底裏。代中期，以關外為根據地的女真族逐漸興盛。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建立大金(清朝之前身，史稱後金)，虎視中原。萬曆四十六42

文明碰撞的前哨陣地年，時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的徐光啟受命督練新軍，防後金之侵略。徐光啟與同樣接受了西方先進思想的友人李之藻等商定要購買洋槍洋炮。哪裏能夠買到洋槍洋炮呢？葡萄牙太遠，內地又無可覓，於是他們把目光投向了珠江口外一塊獨特的彈丸之地：澳門。曆四十八年(1620 年)，李之藻的門人張濤等來到澳門，購得四門西洋銃(俗稱紅夷炮)。此後十年間，明廷曾 4 次派員赴澳門購置洋槍洋炮徐光啟在購買洋槍炮的同時，還招募葡籍炮手、教官和造銃工匠等。來明朝政府又在澳門葡人的協助下，掌握技術鑄造火炮並在抗清的戰中加以使用。擊中努爾哈赤的火炮，即為從澳門購得的紅夷炮中之一門禦，處萬大。後爭。會港帶以引並中器。國；受面之守事出有因。16 世紀初期，葡萄牙人為了打開中國的大門，尋找機頻頻炫耀武力。1517 年葡人安特拉德受命率艦隊強行佔據屯門(今香新界)，後又以施放禮炮的藉口到廣州展示火炮威力。雙方在珠江口一的對峙終於導致 1521 年中葡之間的第一場戰爭──屯門之戰。此役中方收復屯門的勝利而告終，但是西洋火器的威力卻使中國人產生了進這一西方利器的念頭。指揮屯門之役的廣東海道副使汪鋐即把繳獲仿製的洋槍洋炮分發各地用於海防。1582 年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進入國後，在紹介西方宗教、科技、文化成果的同時，也積極宣傳西洋武的先進性，遂使徐光啟等人接受了他的觀點，才有上文描述的一幕發生澳門作為中國成批量購買西洋武器的第一個來源地，不僅表明中是洋槍洋炮的受害者，而且使中國從引進西洋利器的過程中有所收益同時也雄辯地證明，異質文明的碰撞難免發生激烈的衝突，往往要經血與火的洗禮。四、敵對的外國第一次在中國交戰的戰場明天啟二年(1622 年)6 月 22 日，時值初夏，濠鏡澳半島東側的海上出現了十來艘來勢洶洶的軍艦。超過 1,500 名荷蘭士兵從海灘(今日水塘)登陸向西挺進，試圖從中切斷半島而一舉佔領澳門。當時葡萄牙43

歷史探源篇軍兩冒炸的荷家洋了追目便水軍，雖不事葡首五 18夕頭不欲只有五十多人，加上百餘聯防的居民奮勇抵抗，與荷蘭進犯者周旋了日。6 月 24 日，當荷蘭人在半島中部集結之時，一位耶穌會的羅神父死從柿山(今日炮台山)上的炮台發炮，擊中荷蘭軍隊的軍火桶引發爆與大火，最終導致荷軍潰敗而退出澳門。此後荷蘭人將入侵中國的目地轉向台灣，葡萄牙人佔據澳門的局面遂得以長期維持。蘭是繼葡萄牙、西班牙之後，憑藉海上力量崛起的第三個歐洲國。16 世紀 80 年代，荷蘭在尼德蘭革命後迅速壯大，90 年代闖進印度和巴西插手香料貿易，直接與葡萄牙人分庭抗禮。1602 年，荷蘭成立史上第一家跨國公司──東印度公司，經濟和軍事實力逐步提高，並隨葡萄牙人不斷向中國和亞洲擴張。荷蘭於 17 世紀初就向明政府明張膽提出像葡萄牙一樣“借地通商”的無理要求，因一時未能得逞，將仇恨之心轉向既得利益者葡萄牙，將覬覦的目光投向葡萄牙人的風寶地澳門。從 1601 年開始，荷蘭人就多次派軍艦進犯澳門，襲擊葡試圖取而代之。前面提到的 1622 年荷葡戰爭，就是其中的重頭戲。然始終未能得逞，但其後果總是使災難深重的中國雪上加霜。同的外國侵略者為了爭奪在中國的利益、在中國領土上火拼的戰屢有發生，1904 年在我國東北爆發的日俄戰爭就是典型。然而，回顧萄牙與荷蘭的澳門之戰，人們發現這是中華民族飽受外侮屈辱史上的例，是中西文明碰撞中的極端表現，所以更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中國志士第一次刺殺外國統治者首領的案發地 49 年正值清道光二十九年，農曆八月二十三日傍晚，即將西墜的陽使澳門通往內地的關閘一帶顯得朦朧迷幻。兩個葡萄牙官員騎着高大馬打鳥歸來，興致勃勃而躊躇滿志。行進到蓮花廟旁時，馬匹貪食知何人撒在路面的炒黃豆，不覺放緩了步履。騎在馬上的獨臂軍官正勒馬加速，路旁草叢邊的幾個小販高喊冤枉上前遞交狀紙。獨臂軍官44

文明碰撞的前哨陣地 45 一事變勒起收的，亞決，田遭的乏首碰 ) 剛想伸手接狀，坐騎已被竹竿阻攔而驚失前蹄。眾人蜂擁而上，為首人揮刀斬下獨臂者殘存的右臂和首級，另一葡人受傷後抱頭鼠竄。這就是載入澳門史冊的“義士沈志亮智殺澳葡總督亞馬勒件”。鴉片戰爭以後，葡萄牙侵略者挾西方列強之餘威，妄圖在澳門本加厲地推行殖民統治。1846 年 4 月，葡萄牙女皇派遣海軍上校亞馬來澳門擔任第 79 任總督。此人一向兇殘成性，先前在鎮壓巴西人民義的戰爭中被炸掉左臂，來澳門後更是壞事做盡：強行向中國居民徵多種稅收，限令中國海關從澳門撤走並推倒中國旗杆，搗毀管轄澳門香山縣丞衙門，為修路挖毀村民的祖墳，焚燒敢於反抗者的漁船等等真可謂十惡不赦而民憤鼎沸。澳門望廈龍田村青年沈志亮，又名沈米，家境清貧而為人正義激昂。他與同鄉郭金堂、李寶、張根等七人心為民除害，立誓刺殺惡毒的總督亞馬勒。經過仔細偵察和精心策劃終於完成了這一驚天動地的壯舉。事後，屈服於澳葡當局的威脅和重壓，滿清政府竟派兵包圍龍村，逼迫村民交出兇手。沈志亮為保護鄉親不受牽連，毅然自首而終殺害。為了紀念沈志亮的英勇行為，鄉親們將他葬在前山鎮西門附近山坡上，墓前還豎起刻有“義勇沈公之墓”的石碑。中華民族一向不為民除害、捨身取義的志士仁人，但在本國領土上刺殺外國統治者的領，沈志亮堪稱第一人，永遠值得後人景仰緬懷。五百年彈指一揮，澳門的上述五個“第一”雄辯地證明：文明的撞未必文明，歷史總是在矛盾的對立統一中曲折前行的。(原載於《九鼎》2011 年第 4 期

西學東漸的便捷入口 ──二談澳門歷史上形形色色的“第一” 文明碰撞是一支雙刃劍，在造成矛盾和衝突的同時，也給碰撞的雙方帶來相互瞭解、相互溝通，進而學習借鑒、取長補短的機會。儘管 16世紀初期率先探訪華夏大地的西方人士來自大西洋畔的小國葡萄牙，當時無論在疆域、人口和國力上都無法與龐大的中華帝國相提並論，然而，後起之秀的西方文明從此在古老的東方舞台上獲得了展示自己的寶貴機遇。憑藉自身慧中秀外的強大生命力，西方文明逐漸向東方滲透、擴散，進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將浩瀚的大千世界裝扮得更加絢麗多彩。後人慣於把以學術思想為主的西方文化(含哲學、宗教、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逐漸傳入以中國為核心的東方世界的歷史進程稱為“西學東漸”。人們發現，這一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的起源，是同澳門密切相關的。以下追溯的數個“第一”表明，澳門正是西學東漸的便捷入口。一、中國第一座西式教堂的建造地明代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春日的一個上午，地處濠鏡澳半島西部的低矮山林間傳出悠揚的鐘聲，吸引了在附近搭棚暫住的農家與河港內停泊漁船上的漁民。他們循聲前往探尋，只見山腳下已經豎起一棟用竹竿茅草搭建、造型奇特的建築物，一群衣衫整潔的洋人聚集在一起，正46

西學東漸的便捷入口為一對女披白紗、男着黑服，裝扮靚麗的年輕人祝福。原來，這是最近幾年來濠鏡澳定居的葡萄牙居民為一對新人舉辦婚禮，那棟建築就是教堂。事情發生地的當時地名已不可考，但其北面一片巨石嶙峋的花崗岩低矮山崗和草木茂盛的小樹林後來逐漸出名。清代乾隆年間，有人從麻六甲將鳳凰木移植至此地而日漸繁茂，小山遂被稱為鳳凰崗。19 世紀60 年代，葡萄牙籍富商馬葵士在這裏修建寓所，又飼養數百只白鴿於其間，周圍百姓便俗稱此地為白鴿巢。後來辟為公園，沿用了白鴿巢的名稱。歲月流逝，今非昔比，當年用茅草竹竿搭建的小教堂旁邊，早已於明萬曆年間建起一座大教堂，建造者是 15 世紀 50 年代以後陸續來澳門傳教的耶穌會士。由於居留澳門的葡人多來這座教堂做彌撒和舉辦結婚典禮，教堂便被用天主教中“婚姻主保”的名字來命名，稱為“聖安東尼堂”，俗稱“花王堂”。聖安東尼堂不僅是澳門的第一座西式教堂，而且同鄰近地區相繼建造的望澳聖母堂(瘋王堂)、聖老楞佐堂(風順堂)一起，是明清時期中國境內興建的第一批西式教堂。新古典風格的花王堂簡潔而典雅，在澳門興建的多座教堂中具有權威性，它的鐘聲會引起眾座教堂的鐘聲此起彼伏，遙相呼應，堪稱澳門一景。花王堂作為耶穌會教士來華傳教的象徵，標誌着天主教繼漢代和唐宋之後，經由澳門傳入中國，於明清時期形成第三次傳播高潮。二、羅馬教廷在中國成立的第一個教區明代萬曆六年(1578 年)的一天傍晚，就在澳門花王堂附近的耶穌會院，一位大鬍子的意大利傳教士倚窗北眺。他遙望着不遠處的中國大陸，不禁感慨萬千而仰天長嘯：“岩石啊岩石，你何時才能打開！”這位傳教士的名字叫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i)，他於 1573 年被羅馬教47

歷史探源篇皇委任為中東遠東各教區的巡視神父，先後到過印度果阿、麻六甲等地，1578 年來到澳門。為了推動在中國的傳教活動，范禮安煞費苦心卻收效甚微，因而發出了內心的感歎。事情應當追溯到十多年前的嘉靖年間。范禮安之所以能在澳門感歎，是因為當時的澳門已經成為天主教在中國的重要基地。1535 年西班牙人羅耀拉等成立耶穌會，1540 年得到教皇保祿三世承認，次年便派出沙勿略赴東方傳教。雖然沙勿略未能實現進入中國傳教的夙願而以身殉職，但此後耶穌會傳教士前赴後繼，不斷叩擊着中國的大門。耶穌會士們的不懈努力終於有所成效，而開埠不久的澳門正是他們進入中國的門戶。1565 年，耶穌會在澳門成立會院，從此有了固定寓所；1567 年 1月，羅馬教皇宣佈澳門教區成立，同時任命耶穌會士加內羅為第一任主教，負責遠東地區傳教事務。澳門在天主教向東方傳播過程中的獨特作用從此日益彰顯。澳門作為羅馬教廷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個教區，不僅是培養教職人員的重要基地，而且是傳教士進入中國的跳板，是前往果阿和日本等地的中轉地，因而逐漸成為天主教在遠東地區的傳教中心。由於東、西方文化之間存在巨大差異，范禮安初到澳門巡視時發現傳教不易推進而感慨系之，不久便悟出了深刻的哲理：一定要尊重中國文化，推行“本土化”的方針。在他的推薦和指導下，後繼者羅明堅、巴范齊、利瑪竇等來澳門後首先努力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功夫不負有心人，後來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終於進入中國內地，在廣為傳播天主教教義的同時，也促進了西學東漸的開展。作為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第一站，澳門對西學東漸的事業功不可沒。三、中國第一家西式醫院的建造地明代隆慶三年(1569 年)的一個黃道吉日，澳門半島中部最高的柿山東南腳下，一條原本平靜的街巷比往日熱鬧起來。熙熙攘攘的人群將一48

西學東漸的便捷入口棟建築擠得門庭若市，碧眼金髮的洋人自不必說，不少住在附近的村民也趕來看熱鬧。原來，到澳門赴任不久的加內羅主教創建了一所醫院，這天正是醫院開張的日子。醫院的建築物外形與教堂相似，頂上還建有十字架。其名稱起先採用天主教醫藥之神的名字，叫“聖辣非醫院”。最初只為葡萄牙人服務，後來也對華人開放。因為該機構為百姓贈醫施藥，能夠除疾治病，救死扶傷，故被中國人尊稱為“醫人廟”。醫院所在的巷子現在叫伯多祿局長街。當年醫院隔壁有一家英國人開的渣甸洋行，為了招徠生意，在門前繪製了一幅引人矚目的白馬奔馳廣告，後來這條街就被稱為“白馬行街”，而主教創辦的醫院也被叫做“白馬行醫院”。白馬行醫院是中國領土上開設的第一家以西醫理論為指導、推行西醫臨床實踐的西式醫院。如借助儀器和檢驗診斷疾病，給病人服用藥丸和藥水，還給患者打針或者動手術。科學而先進的醫療手段產生了良好的治療效果，有效地衝擊和改變着古老的中醫傳統。白馬行醫院也充當了西方先進醫學傳入中國內地的便捷通道，例如，牛痘接種技術就是從白馬行醫院傳入中國內地的。16 世紀末期開始，隨着西學東漸的逐步推廣，西醫也漸漸在中國內地流行。作為中國第一所西式醫院──白馬行醫院的建造地，澳門見證了這一段歷史。四、中國第一所近代大學的創辦地明代萬曆二十二年(1594 年)歲末，澳門柿山西南面的坡腳下，一個莊嚴隆重的儀式正在進行。在三位儒雅的耶穌會傳教士主持下，原先的聖保祿公學升格並且改名。一所初具規模的高等學府──聖保祿學院，已經在澳門這塊神奇的土地上悄然誕生。早在大約 30 年前的 1565 年，來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在進入澳門之後不久，為了培訓適應本地工作的教職人員，就在創建會院的同時，創辦了一所聖保祿公學。來到澳門的西方教士可以先到聖保祿公學學習一49

歷史探源篇段時間，瞭解澳門和中國的情況，為日後的傳教活動奠定基礎。初期聖保祿公學的規模不大，只相當於一所小學，很快便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耶穌會在 1594 年規定，此後凡是想到中國傳教的教士，都必須先到澳門學習中國文化習俗。同年年底，果阿耶穌會會長魯德拉斯委託貝勒茲、代峰拉和安德列‧平托三人將聖保祿公學升為大學規格的聖保祿學院，於是才發生了本節開頭的一幕。聖保祿學院堪稱中國乃至遠東地區歷史上的第一所近代大學。學院已經逐漸超越了培訓狹義教職人員的層次，其課程體系參照葡萄牙古老的科英布拉大學設置，不僅包括神學範疇的經典內容，還包括哲學、科學、語言等門類，以及中國文化和禮儀習俗的普及。其考試制度也完全移植歐洲近代大學，比較嚴格公正。除了教學以外，聖保祿學院還具備近代大學的諸多功能。由於得到葡萄牙商人的資助，學院的基本建設初具規模：擁有一個規模相當可觀的圖書館，藏書超過 4,000 冊；附屬一個能印製書報的印刷所、一個小型診所；還建立了一個微型觀象台。其教學、辦公場所和宿舍就沿着柿山山腳鋪開，數年後還在附近建造了聖保祿大教堂，最終為後人留下了著名的“大三巴牌坊”遺跡。學院的教職人員實力雄厚。首任院長是資深神父孟三德(Eduardus de Sande)，著名學者艾儒略(Julius Aleni)、陽瑪諾(Emmanual Diaz Junior)、孟儒望(Joannes Monteiro)、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等均曾來校任教。起初只招收有意來東方傳教的傳教士，後來也招收部分中國以及日本的研修生。從成立到 1835 年連同聖保祿教堂一並被焚毀的 241 年間，聖保祿學院培養了數百名優秀的畢業生，其中絕大部分成為在華傳教和推進西學東漸的骨幹。 50

西學東漸的便捷入口五、大批西方文獻的首次傳入地萬曆四十七年(1619 年)是明代神宗皇帝當政的最後一年，那一年的5 月 20 日，澳門碼頭上熱鬧非凡。許多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官吏士人聚集在一起，歡迎從遙遠的里斯本駛來的航船。船隻抵港，不僅載來了十多位風塵僕僕的傳教士，還帶來了包括超過 7,000 本圖書和儀器在內的珍貴物品。主客相見，既有故人重逢，又有新朋會面，拱手作揖，噓寒問暖，歡愉之情溢於言表。來客中為首的一位是法籍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此人年輕時即加入耶穌會，後被派往遠東地區傳教，曾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來華工作，首抵之地即為澳門。因在南京的傳教活動卓有成效，金尼閣深受耶穌會中國傳教區會長龍華民的賞識。1613 年被龍派往羅馬請示教皇詔諭，要求用中文舉行彌撒和其他聖事。此外，金尼閣還肩負着採購圖書儀器，為在北京建立一個彙集西方文獻的圖書館做準備。金尼閣在回到歐洲的數年間，不但將前輩利瑪竇的意大利文扎記譯成拉丁文《利瑪竇中國扎記》出版，而且兩度環歐旅行，宣介中國文化，動員到中國傳教，甚至穿上儒服現身說法。他的言行在歐洲造成很大影響，教皇保羅五世不但批准可用中文開展天主教活動，而且向中國耶穌會贈書逾 500 冊。金尼閣深受鼓舞，他和同伴們從意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等國購得大量珍貴的圖書資料和儀器設備，準備一攬子載運到中國去。 1618 年 4 月，金尼閣帶着 22 名新招募的年輕傳教士，滿載逾 7,000冊圖書和儀器，從里斯本踏上再次前往中國的航程。隨行的年輕人中就有日後在傳教和西學東漸中作出重要貢獻的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費樂德等人。不幸的是由於長期漂泊海上，旅途艱險，造成 7 人中途喪生。隨船載來澳門的“西書七千部”無疑是價值連城的珍寶，除了大批神學與宗教著作外，還包括多種文字的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經典。金尼閣還制定了將“西書七千部”譯介到中國來的龐大計劃，雖因受到多種因素制約而未能如願，但西方文獻第一次整批量傳入中國的事51

歷史探源篇 52 件仍具有重大的文化價值。1938 年北平天主教堂清理藏書樓時，曾發現“西書七千部”中殘存的數百本古籍，其中就包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開普勒著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試想一下，倘若這些典籍在運抵後不久便譯成中文出版，將對中國的科學文化發展產生多麼巨大的影響！難怪當時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將金尼閣把“西書七千部”運來中國的壯舉比作“玄奘取經”，須知這是洋玄奘將經書送上門來的義舉，真正體現了西學東漸的深遠意義。澳門作為西學東漸的便捷入口，不僅有緣，而且有幸。 (原載於《九鼎》2011 年第 5 期)

走向世界的助力跳板 ──三談澳門歷史上形形色色的“第一” 世界是個有機的整體，不同部分之間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從來都是雙向進行的，當西方文化選定澳門作為前哨陣地，突破防綫而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內地的時候，中國也在通過澳門悄悄地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本文回顧的澳門歷史上的若干個“第一”，印證了澳門在中國走向世界過程中的助力作用。一、第一本外國人繪製中國地圖集的誕生地公元 1589 年，西班牙馬德里。在菲力浦二世定都於此已經 28 年的一個冬日，國王陛下第一次在皇宮接見一位從東方世界歸來的西方傳教士。他就是意大利籍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leri，1543-1607)，在中國的澳門和肇慶等地傳教 9 年之後，帶着豐富的資料和自己在中國傳教積累的寶貴經驗，來向西方世界宣傳東方中國之神奇魅力。羅明堅神父贈送給西班牙國王菲力浦二世一本《中國地圖集》。這是一本 28 幅地圖、37 頁說明組成的地圖集，係由羅明堅在澳門親手繪製。地圖集的內容十分豐富，涉及明代中國的 15 個省，圖面上不僅有山川湖泊，有地形地勢，還有府、州、縣的行政區域劃分，軍隊駐地，以及農業生產門類、礦山和交通狀況等。這是西方人士第一次看到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中國地圖，對於西方世界瞭解東方大國──中國起到53

歷史探源篇了積極作用。第二年，羅明堅在拜會羅馬教皇時，也向他贈送了一本這樣的《中國地圖集》。羅明堅是受先期來到澳門的耶穌會中東遠東各教區巡視神父范禮安推薦，於 1579 年 7 月 20 日左右來到澳門的。在澳門期間，他遵照前輩范禮安等人的要求與經驗，積極學習中文和中國禮儀習俗。由於天賦較高且刻苦努力，羅明堅在兩年多時間裏就學會了一萬五千多個漢字。後來他不僅能閱讀中文書刊，還能用漢字寫作，甚至用漢語傳教。在澳門、肇慶、廣州的各地的經歷使他比較深刻地瞭解中國的優秀歷史文化，從而也激發了他向歐洲人“介紹中國種種有益之事”的決心。後來羅明堅取得了許多驚人的成果，包括撰寫《天主實錄》、編撰第一部《葡漢字典》，翻譯出版第一部中文傳教讀物《祖傳天主十誡》，以及上文提及的繪製第一部《中國地圖集》。贈送給西班牙國王的《中國地圖集》是西方國家觀察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對於幫助西方國家真正瞭解中國有很大好處。羅明堅還把明末時期流行的《廣輿圖》上的地名用拉丁文注音後帶回羅馬，使歐洲人使用起來比較方便。由於羅明堅在澳門學習的漢語是廣東話，因此他在地圖上的拉丁文注音往往帶有粵語的口音。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澳門促成了外國人繪製中國地圖集，進而深入瞭解中國這件好事。由於先驅者羅明堅的帶頭作用，從 16 世紀到 18 世紀期間，許多西方耶穌會士繪製了大量中國各地的地圖帶回歐洲。迄今保存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和亞洲學會的明清時期的中國地圖就有近百幅，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有逾 40 幅，在意大利地理學會竟有超過 200 幅。這些地圖的傳播途徑大多經由澳門和廣州。大英博物館和國家圖書館迄今館藏着大量與澳門、廣州有關的地圖，如《廣州至澳門水途即景》、《廣州至澳門水程》、《廣州至澳門水道圖》、《廣州至澳門水路及沿途炮台分佈圖》，《前山(澳門)陸路內河全圖》、《澳門輿圖》等。這些地圖見證了中國從澳門走向世界的歷程。 54

走向世界的助力跳板二、第一批中文經典譯成西文的發源地公元 1593 年，意大利一家出版社收到了寄自遙遠東方的一批書稿，寄稿人是耶穌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書稿竟是四部中國的著名典籍──號稱《四書》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拉丁文譯稿。利瑪竇要求該出版社盡快將書稿出版發行。不久以後，這四部深受世界關注、曾經引發西方人士無限遐想的經典，終於揭開了朦朧的面紗，讓更多的外國人領略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與無窮魅力。完成這件中西文化交流盛事的利瑪竇與澳門有着不解之緣。明萬曆十年(1582 年) 8 月，這位意大利籍的耶穌會士受命來到澳門，在范禮安指導下與羅明堅等人合作，推進天主教在華傳教工作。利瑪竇在澳門潛心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習俗，為其後來在中國的二十餘年傳教生涯奠定了堅實基礎。一年後，利瑪竇與羅明堅等從澳門前往肇慶，邁開了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艱難歷程。利瑪竇根據自己在澳門學習、實踐悟出的道理，認識到只有堅持本土化的方針，才能使傳教工作取得成效。因此，在進入中國內地以後的27 年間，他取漢名，穿儒服，行儒家禮儀，還大量閱讀中文資料，鑽研中國典籍。利瑪竇在傳教的同時，還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經典介紹到中國來，同時也把中國文化的精華傳播到西方去。後人公認，利瑪竇既是西學東漸的創始人，又是東學西漸的開拓者。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中對利瑪竇做出了高度評價：“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歎地融合在一起。”日本作家平川佑弘在其代表著《利瑪竇傳》中稱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55

歷史探源篇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正是這樣一位溝通中西文化的偉人，以澳門作為其萬里長征的起點。他將中國的《四書》譯成拉丁文的構想，就是在澳門發源的。在翻譯這些中文經典的過程中，凡是遇到困難的時候，也總是從澳門得到支持和幫助，才得以渡過難關、順利前行的。澳門堪稱第一批中文典籍譯成西方文字的發源地。利瑪竇的榜樣感召着後人。三十多年以後，比利時籍的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繼承利瑪竇的遺志，將《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這五經翻譯成拉丁文，並在杭州出版，後來也介紹到西方國家。由此可見，東學西漸的歷史潮流同樣是不可阻擋的。三、中國第一個出國留學生的派出地公元 1645 年，正是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登基的第二年。這一年的12 月 20 日，一位五十多歲的西洋傳教士，帶着三個十多歲的少年，從澳門登上一艘三桅帆船，踏上了前往羅馬的不平凡旅程。飽經滄桑的傳教士是法國籍的陸德神父。他 19 歲時加入耶穌會，青年時代開始就到東方傳教，曾到過果阿、麻六甲、澳門，主要是在安南(越南南部的最後一個王朝)開展宗教活動，被尊稱為“安南使徒”。由於受當局的迫害甚至驅逐，陸德神父曾多次到澳門避難，也結識了一些中國朋友。被陸德神父帶去羅馬的三位少年中，有兩位來自安南，是為了培養本土教職人員而精心挑選出來的優秀者；另一位叫鄭瑪諾，來自廣東香山。他父親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與陸德神父關係密切。他將自己的兒子鄭瑪諾送到澳門教會學校學習，小瑪諾天性聰慧而深受陸德神父喜愛。借着受委派回歐洲彙報工作的機會，陸德神父決定選送三位中、越56

走向世界的助力跳板少年到歐洲學習，以便將他們培養成本土傳教士；12 歲的鄭瑪諾便為其中之一。鄭瑪諾沒有也不會想到，自己踏上的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征程。途中船隻曾在麻六甲被荷蘭人截獲，他們被押送雅加達監禁 3 個月；獲釋後到達果阿，改由陸路前往亞美尼亞並在那裏的修道院修學半年；後來經過土耳其時又遭受韃靼人拘押……漂泊跋涉整整 5 年後，鄭瑪諾一行才抵達目的地羅馬。此後鄭瑪諾在歐洲諸國學習工作了 16 年之久。他先後在聖安德肋學院學習中學課程，在羅馬公學學習人文科學、自然科學與文學藝術的多門課程，到羅馬的著名學府教授拉丁語、意大利語，還到古老的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學習神學。旅歐期間鄭瑪諾加入耶穌會，還被晉升為神父。1666 年 4 月，鄭瑪諾從里斯本返回祖國，最終於 1668 年到達澳門。回國後鄭瑪諾投身於教會事務，後奉康熙皇帝御旨到北京專職從事傳教工作。鄭瑪諾也很想用自己在多年留學生涯中積累起來的知識和經驗，努力為祖國效勞；可惜由於患有嚴重肺病，年僅四十歲便不治身亡。同樣地，鄭瑪諾沒有也不會想到，自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案可查的海外留學第一人。他比後來被譽為“中國留學運動之父”的容閎赴美國留學的時間早了 200 年。四、中國領土上第一份西文報紙的出版地 1822 年 9 月 12 日，就在葡萄牙人於 1553 年最初踏上濠鏡澳這塊土地之後 269 年，澳門市面上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出版物。雖然仍是成冊裝訂，但與一般的書籍相比，已經有了明顯的區別：首頁不是整張的封面，而是分成上下兩部分，上面三分之一印有名稱、出版日期和作為創辦宗旨的名言；下面三分之二從頭開始直接刊登消息。所刊登的新聞都配有簡短的標題，有的還有消息來源地的名稱，如“里斯本”、“倫敦”、“澳門”、“廣州”等。後面還有不同欄目的設置，分別註明“公文”、57

歷史探源篇 “會議記錄”、“讀者來信”等類別名稱。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早期的一種報紙，它的名稱叫作《蜜蜂華報》(Abelha da China)。《蜜蜂華報》是用葡萄牙文在澳門印刷出版的中國第一份西文報紙。由澳門的土生葡人巴波沙少校和阿爾美達醫生創辦，阿瑪蘭達神父編輯，在官印局印刷，每逢週四出版一期。葡文週報《蜜蜂華報》從 1822年 9 月 12 日創刊到 1823 年 12 月 26 日出版最後一期，在一年零三個多月時間內總共出版了 67 期。《蜜蜂華報》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1821 年葡萄牙的政治生活中發生了重要事件。在歐美大陸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下，葡萄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也進入高潮。由公民選舉產生的葡萄牙議會制訂了憲法，下達了取消一切殘餘封建特權的命令。不久，葡萄牙最大的殖民地巴西宣佈擺脫宗主國的統治，遠在東方的澳門也很快受到這場風波的影響。在澳葡人分成了相互對立的立憲派與保守派。立憲派以土生葡人為主體，首領之一是少校巴波沙；保守派大多是來自本土的貴族官員。立憲派首先開展請願活動，上書國王和議會，要求恢復原有的議事政體，允許土生葡人在文職機構及軍隊中任職，使澳門實行完全意義上的自治。迫於民眾的壓力，澳葡當局於 1822 年 2 月 16 日召集市民在市政廳舉行忠於憲法的宣誓，同時又以沒有接到國王和議會的指示為由，拒不進行改革。立憲派與當局及保守派的矛盾因此日趨激烈。至當年 8 月中旬，立憲派和保守派屢屢發生衝突，導致澳葡當局的管治一度陷入癱瘓狀態。作為立憲派喉舌的《蜜蜂華報》，正是在這場革命風暴中誕生的。雖然這是一份外國人辦的外文報紙，對中國卻同樣具有積極意義。《蜜蜂華報》創刊的 1822 年正值道光二年，滿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但對於辦報事宜仍然管制甚嚴。官辦的邸報刊登的內容受到嚴格限制，有時甚至由最高統治者皇帝親自決定。後來雖然有了京報、小報等民間報紙，但受到更加嚴厲的控制，沒有新聞自由可言。《蜜蜂華報》誕生於澳門這一特殊地區，又由外籍人士創辦，所以能夠在夾縫中求得生存，開創了中國領土上創辦近代報紙的先河。在《蜜蜂華報》的影響下，後來澳門、廣州等地陸續出現了葡文報紙《澳門鈔報》，英文報紙《廣58

走向世界的助力跳板 59 州記錄報》、《中國叢報》、《廣州週報》，以及華文報紙《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當多種近代報紙相繼在中國湧現的時候，中國實際上已經跨出了邁向世界的步伐，引發了一系列發展變化；而這一切都是從澳門起步的，澳門不愧是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的助力跳板。 (原載於《九鼎》2011 年第 6 期)

永福古社感懷在我面前攤開的，是一張澳門廟宇節慶地圖。圖上用紅色微型廟堂狀標記標出的，是遍佈澳門全境的廟宇。佛教的、道教的，遺存的、新修的，精緻典雅的、雄偉恢宏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真可謂琳琅滿目，蔚為壯觀。這些各具特色的澳門廟宇，座座由來已久，飽經滄桑；個個關聯着一串串悠遠深沉的歷史故事。而在這 45 座有案可查的澳門廟宇中，歷史最悠久、傳說最動聽的，除了媽閣廟，便數永福古社。一、深巷引幽見古廟澳門半島西部的內港岸邊，有一條大致東西走向的沙梨頭海邊街。沙梨頭海邊街東端南側有一條數米寬的小巷叫土地廟前地，亦稱蘸場地。從巷口向南漫步數十米，穿過上世紀中期建造的五、六層高的擁擠小樓，繞過近年落成的現代高樓灝景峰，拐過沙梨頭坊眾學校溫馨的校舍，一轉入麻子街，一排並列的古樸宗教建築便歷歷在目。那就是以永福古社為主的沙梨頭土地廟了。三座古廟堂都建在高於街面二、三米、帶有石砌矮護牆的平台上，坐南朝北一字排開。一式綠瓦紅簷的石基磚木結構，背倚高聳的花崗岩石壁，面臨紛繁的街巷和民居，顯得格外清新脫俗。由平台中間的入口拾階而上，一進正門，鐫刻在花崗岩巨石上的“土地古廟”四個大字便60

永福古社感懷映入眼簾。巨石橫臥於榕樹庇蔭、竹葉掩映之中，殷紅的字跡便顯得格外醒目。永福古社的主殿坐落在正門東側。門前建有一座用來遮風擋雨的永福亭，上懸“國泰民安”巨匾，兩邊石柱上刻着一副對聯，上聯是“南盡天涯職貢新圖登裡版”，下聯為“北來地軸山川崖氣入神壝”。主殿本身雖然不大，卻佈置得充實有序，十分精緻。門口懸掛着民國 13 年(1924 年)“孟春吉日”立的匾額“德被同入”，門柱上的對聯是“玉水璿源匯成福海，春風化雨和降豐年”。從門口向殿內望去，可見樑上掛滿匾額，分別書寫着“安土敦仁”、“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福澤群沾”等吉言詳詞。後殿則敞開着，以一排並列的透明玻璃窗緊貼聳立的石壁，壁上刻着“永福古社”四個金字，兩邊的對聯“脈接雄關遠秀”、“靈敷境水長清”同為金色刻寫，顯得莊重肅穆。壁前供桌上供奉着本坊社稷土地公婆兩尊神像和幾尊稍小的神像，頂上高懸“聚德積福”巨匾。殿內還設有鼓和香案，貼着塔香。放眼環顧，大殿內外的一切似乎都與“永福”的主題緊緊相扣。由永福古社古殿向東，從大榕樹下走上台階，可以見到聖母先鋒殿。此殿的規模明顯小於主殿，殿內供奉聖母先鋒兩尊神像。門上的對聯頗有氣魄：“萬古先聲垂宇宙”，“千秋鋒銳福生靈”。院內的另一座建築坐落在“土地古廟”石刻的西側，為“醫靈殿”。醫靈殿外的對聯十分符合殿內供奉神明的身份：“調燮陰陽百代永消煙瘴氣，佈施丹華萬姓均沾雨露恩”。在醫靈殿與“土地古廟”石刻之間的後方石崖上，在幾塊錯雜重疊的巨大岩石之間，嵌着一個小巧的神龕，功能供奉着一尊金身觀音菩薩塑像。石崖高處刻着“觀音岩”三個紅色大字，神龕上方則刻着殿名“水月宮”。傳說此三字是明代大學士何吾騶於萬曆年間所書，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物。上述永福古社、聖母先鋒殿、醫靈殿和水月宮觀音岩四個建築相鄰相伴，渾然一體，組成了頗具特色的沙梨頭土地廟古跡。 61

歷史探源篇醫靈殿右側建有一扇月門，上書“留園”二字。穿過月門便見兩堵陡峭的巨石對峙聳立，中間只留下數十公分寬的一條細縫，稱為“一綫天”。繼續前行幾步，穿過一扇小門，就能進入山石嶙峋、古木參天的白鴿巢公園了。二、感今懷古寄深情作為一個景點，土地廟固然具有不菲的觀賞價值；然而，它更珍貴的意義在於其主體永福古社的歷史文化內涵。大殿外牆和屋頂上斑駁的舊跡，院內老榕樹盤根錯節的身影，屋後崖壁上深沉而依舊清晰的石刻，無時無刻不在訴說着遙遠的往事，寄託着難以割捨的愛國與愛澳情懷。永福古社是我國古人愛國主義精神的見證。傳說永福古社的淵源可以上溯到七百多年前的南宋時代。在沙梨頭土地廟聖母先鋒殿前有兩塊新修的石碑，一塊建於 2000 年，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為新千禧年重修永福古社而立；另一塊是“沙梨頭土地廟重修碑記”，由劉樺撰稿，吳仕明書寫，立於公元 2004 年(甲申年)元旦。兩塊碑刻的銘文記錄着一段難忘的歷史。 13 世紀下半葉，退避江南的南宋王朝仍不能維持苟安一隅的局面，臨安失陷以後，政權繼續南移，政治中心一度遷至福州。德佑二年(公元1276 年)5 月，忠臣陸秀夫、張世傑、陳宜中等人擁立益王趙昰為端宗，改年號為景炎元年。其時大批福建籍人士秉承愛國主義傳統，紛紛加入南宋軍隊，決心與南下的蒙古族侵略者決一死戰。由於軍力懸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不久南宋王朝只得棄守福建，由海路南下廣東，而元朝軍隊始終緊追不捨。景炎四年(公元 1279 年)，宋、元軍隊在珠江口外伶仃洋與崖門之間的海域發生最後決戰，數千艘船艦交火拼殺，終以南宋軍隊大敗而告終。據傳有數以十萬計的南宋軍民葬身海底，10 歲的小皇62

永福古社感懷帝端宗趙昰在大峪島(與濠鏡澳臨近)驚嚇身亡，繼位的 8 歲小皇帝趙昺同樣逃脫不了悲慘的命運，最後由丞相陸秀夫背負着投海“自盡”。南宋王朝覆滅之後，少數在海戰中倖免於難的軍民覓地藏身，有一些人便在濠鏡澳半島(澳門半島)以及附近的一些小島生存下來。其中有不少福建人。他們隱姓埋名，從事漁業和耕作謀生，逐漸成為濠鏡澳及周邊地區的早期原住民。對於故國和故鄉的殷殷深情依然強烈，國破家亡的現實卻使他們無法直接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於是他們採取了“曲綫救國”的方式：建造廟堂緬懷祖先，凝聚鄉情。宋時福州府轄下有“永福縣”，而“永福”也是躲避戰亂、歷盡坎坷的人們的最大心願。甚至有傳說稱，敗退中的南宋小皇帝端宗趙昰曾經來濠鏡澳避難，永福古社舊址所在的沙梨頭一帶，因“面淺灣而背崗陵”，堪稱風水寶地，是當年端宗的臨時行宮(駐蹕遺址)。端宗駕崩之後，其墓葬之處名曰“永福陵”。沙梨頭的古社亦以“永福”為名，暗喻着這一段不平凡的情緣。倘若上述情況屬實，當能為澳門早期歷史研究增添更加豐富的內容。永福古社也是閩籍移民以澳門為第二故鄉的愛澳精神的見證。雖然澳門地處粵地，但最早的移民主要來自福建。除上文述及的南宋末年遺民以外，其實從宋代開始陸續來到香山的早期開發者也以閩人為主。從宋代初期開始，原為珠江口外海島的香山地區逐漸同大陸連接。因為土地肥沃、海上交通便利，該地吸引了大批漳州、泉州的福建籍移民前來開發定居，香山便成為閩人在珠江口一帶的集居地，還形成了劉、黃、鄧、何等閩籍大家族。隨着陸地不斷向南伸延，濠鏡澳等地隨後也成為宜漁宜商的好去處。於是早先移居香山的閩人順勢繼續南遷，順理成章地成為濠鏡澳的首批定居者，他們入鄉隨俗，逐漸將濠鏡澳建設成自己的家園。來濠鏡澳後，福建移民最早在蓮花山一帶落戶。據有關的家譜資料記載，明洪武十九年(公元 1386)即有來自福建廈門一帶的閩人前來濠鏡澳定居，且以何、沈、黃、陳、趙、許、鄭等姓為主。不少家族日漸興旺，還興建了本姓祠堂。思鄉心切驅使他們將“蓮花山”更名為“望廈63

歷史探源篇 64 山”。“望廈山”和後來“望廈村”的命名，以及當地流傳的“未有望廈村，先有何家祠”的說法印證了這段歷史。以福佬(閩南)文化為代表的閩文化具有悠久的傳統，因而定居澳門的福建人保留着很強的鄉土觀念。他們提倡開拓創新精神，具備經商理念和冒險意識，同時也崇尚信仰，敬奉神明，媽祖崇拜便是典範。閩籍移民來澳門以後，興建了本地最早的廟宇，據說西望洋山麓的媽祖閣(媽閣廟)就是閩籍商賈于弘治元年(公元 1488 年，一說 1605 年)建造的。在修建多座媽閣廟、天后宮的同時，福建移民也在其他地方建造土地廟或其他的道教廟宇，建在沙梨頭的土地廟正是其中的傑出代表。勤勞奮進的福建人在澳門發揚了故鄉的優良傳統。他們起先主要經營餐飲業、紡織業和自行車業，後來逐漸擴展到貿易、運輸、房地產和金融業，涉及社會的各個層面。近年來，閩籍移民中一些佼佼者已經成為專家學者，或在政府部門任職，甚至成為立法會議員。福建人很看重鄉土之情，講究團結互助。在興建廟宇的同時，他們也組團結社，組成了不少同鄉會。目前，閩籍移民已經成為澳門人口的必要組成，正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領域發揮着重要作用。沙梨頭土地廟的香火長盛不衰，永福古社折射的愛國愛澳精神永葆青春。 (原載於《九鼎》2011 年第 2 期)

澳門春節習俗與中華傳統文化傳承 “炮竹一聲除舊，桃符萬象更新”。一年一度，普天同慶的新春佳節又一次降臨人間，華夏大地和凡有中華兒女休養生息的地方，無不披上節日盛裝，沉浸在喜慶氣氛之中。地處南國的特區澳門也不例外。一、澳門春節慶典頗具自身特色澳門民間歡慶春節的習俗，既同內地大部份地區相似，又與許多地方不同，頗具自身特色。從時間順序來看，澳門人歡度春節從臘月下旬即已拉開序幕。農曆臘月廿三是灶王爺生日，內地盛行送灶王爺上天的風俗，澳門人則稱之為“謝灶”。要用灶糖之類貢品“糊住”灶神之嘴，避免他上天之後在玉皇大帝面前說人間的壞話。臘月廿八堪稱澳門迎接新年之重頭戲，因“二八”在粵語中與“易發”諧音，所以格外受到商家青睞。不少老闆會在當晚請員工宴聚，討萬事平安如意、生意興旺發達的彩頭。除夕之夜開始，春節慶典便掀起高潮。吃團年飯和守歲通常是百姓家的兩件大事。辛苦勞作一整年之後，準備一桌豐盛佳餚，一家老小歡聚一堂，慶賀往昔健康平安，恭祝來年順時好運，實為盡享天倫的一大快事。團年飯之後的守歲也是傳統悠久的習俗。或飲茶，或聊天，還有不少人家圍坐一桌打麻將，興趣盎然，熱鬧非凡。直至子時來臨，新年65

歷史探源篇鐘聲敲響，不少年輕人和孩童會前往指定的地點燃放煙花爆竹，沉浸在鞭炮轟鳴、禮花綻放、人聲鼎沸的勝景之中。一些善男信女和老人則會趕往媽閣廟或普濟禪院燒頭香，表達對媽祖或觀音等神明的虔誠崇敬。典雅的媽祖殿或觀音堂內一時摩肩接踵，香煙繚繞，祭品堆積如山，呈現出一片莊嚴肅穆的景象。大年初一是春節活動的重點。人們互相走動，恭賀新年。澳門人在春節那天很講究派“利市”(亦作“利是”)，其實“利市”就是紅包。長輩給晚輩(尤其是孩童)“利市”，老闆給員工“利市”，甚至已經結婚的兄姐也要給未婚的弟妹“利市”。隨着時代的發展，近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會給老人(如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獻“利市”了。大年初二在澳門稱為“開年”，也有特定的內容。主要是吃“開年飯”。親朋好友團聚會餐，此餐必備髮菜(諧音發財)、生菜(諧音生財)和鯉魚(諧音年年有利有餘)。開年之後皆大歡喜，連政府公務員都被特許在此三天內可以進入娛樂場與市民同樂。年初三在澳門被稱為“赤口”。由於澳門法定的春節假日只有初一到初三短短三天時間，因此一般人年初三都會呆在家裏，一方面繼續和家人團聚共享天倫，另一方面又得收心準備上班了。從初四開始，政府部門和許多事業單位都會恢復上班，但一般市民可以繼續探親訪友，逛街購物或者參加各種慶祝活動，喜慶的過節氣氛一直要延續到正月十五。正月十五是元宵節。與內地許多地方一樣，澳門的元宵佳節也有兩大主題，一是觀燈，二是吃湯圓。但活動形式豐富多彩，通常是觀花燈、逛夜市、猜燈謎、舞獅舞龍、看文藝表演、品嘗湯圓，更覺熱鬧非凡。元宵節過後，春節慶典才算告一段落。二、澳門節慶習俗傳承中華文化從民俗學的角度來看，澳門春節慶典中富含體現澳門特色的內容。 66

澳門春節習俗與中華傳統文化傳承澳門從春節到元宵的慶祝活動，實際上是一場中華民俗的綜合性大展示。就拿元宵節來說，澳門街頭的許多地方，包括各個廣場、前地和圓形地，不僅佈置各種燈彩，而且組織形式多樣的民俗活動。2011 年元宵節期間，特區政府旅遊局在大三巴牌坊前和媽閣廟前地，既組織多場舞獅表演，又安排多次葡萄牙土風舞演出。在祐漢公園，59 個澳門社團聯合舉辦“龍獅齊舞賀新歲”活動，舞龍與舞獅並肩比美，相得益彰。在福隆新街，福隆坊會主辦“醒獅賀新年”活動，向坊眾商號拜年，還向遊客派發利是。在康公廟前，十月初五街等三個坊眾互助會聯合舉辦“康公情懷嘉年華”，設置了花燈競投、猜燈謎、品嘗湯圓、文藝表演和抽獎等內容豐富的節目。這些互相輝映的活動不僅形式生動活潑，而且內容高雅，為澳門的春節慶典增添了文化的氣氛。澳門的節慶活動雖然富有特色，但“萬變不離其宗”，因為中華傳統文化賦予其豐富的內涵。“中華傳統文化”通常指幾千年來由中華民族祖先創造、被中華各族兒女世代繼承和發展、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穩定的文化形態。它既是中華各民族的創造性成果，又是數千年文明傳承的精神財富。正因為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各民族歷史上多種文化形態、思想觀念與精神財富的總和，是所有華人智慧的結晶，所以兼容並蓄，體現了多元文化的集成創新。這一特點同樣在澳門的節慶習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澳門是多元文化並存之地，節慶習俗亦然。在春節和其他各種節日慶祝活動中，澳門民眾滿腔熱忱地接納來自祖國各地的習俗，澳門政府職能部門也認真學習各兄弟地區的先進經驗，積極引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品。近年來，特區民政總署在這方面作出很大努力，在國家文化部民間文藝發展中心和各地地方政府的協助下，一年一度舉辦“內地春節習俗展”，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2010 年春節期間，江西吉安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民間彩燈──“鯉魚燈”在澳門一亮相，就以其鮮紅的喜慶色彩、“龍女化鯉”的美好神話和“鯉魚跳龍門”的吉祥含義大受澳門民眾歡迎。2011 年春節期間，澳門“內地春節習俗展”不僅請來安徽蚌埠的花鼓燈、鳳陽花鼓、泗州戲、五河民歌、黃梅戲等精彩67

歷史探源篇 68 民間文藝形式，而且在盧廉若公園舉辦名為“京畿神韻，魅力河北”的“河北春節習俗展”，展出了廊坊焦氏臉譜、武強木刻年畫、蔚縣剪紙、槁城宮燈等許多特色展品。在即將來臨的 2012 年春節，澳門的“內地春節習俗展”同樣會有精彩內容，浙江的嘉興灶頭畫、海寧硤石燈彩和桐鄉藍印花布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以及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巴里坤縣的“打春牛”、“城隍出府”等民俗活動，都將首次亮相，給澳門的春節活動增添更多的異地風采。春節是澳門的，更是中華民族的；因為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共和國版圖中不可分割的寶地，澳門民眾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員。 (原載於《澳門月刊》2012 年 1 月號)

歷史比較篇

東西方文化碰撞過程中珠海澳門相互作用探討從 16 世紀初葡萄牙涉足中國華南沿海開始，五百餘年來，以中華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與葡萄牙為主的西方文化，在珠江三角洲，特別是珠江口地區碰撞、交流，互相影響、借鑒，直至部分融合、集成，促使固有的兩種傳統文化都在悄悄地發生變化。我們已經並正在繼續感受着這種文化的嬗變。從中華文化的角度來考察，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文化萌芽於華夏文明的寶庫，紮根於珠江三角洲特別是珠江口兩岸的沃土，成熟於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過程之中。有人稱之為“香山文化”，有人覺得其實就是“嶺南文化”，甚至可以稱之為“珠澳文化”。甚麼名稱其實不太重要，關鍵是它已經形成。廣義的文化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1，所以文化現象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由獨特的歷史、地理、政治和社會等因素所決定，珠海與澳門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過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因此，認真總結兩地在這一過程中的關係與相互作用，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文化嬗變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71

歷史比較篇一、珠海對澳門的作用從行政區劃的角度來看，澳門在很長的歷史時段中屬珠海(香山)管轄，儘管在 16 世紀中期被分離出去，但從來也沒有割斷與珠海千絲萬縷的聯繫。珠海對於澳門，主要發揮了以下三大作用。 (一) 奠定物質基礎澳門現有的地理單元包括澳門半島和氹仔、路環兩個離島。地質歷史的研究表明，珠江口以至南中國海海域的諸多小島，都是數億年前岩漿活動的產物，其岩性多為花崗岩。澳門半島則是珠江口帶來的泥沙，圍繞花崗岩海島沉積加上人工填海而逐漸形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的一土一石、一草一木都來自內地。打一個包含感情色彩的比喻，澳門是祖國母親身上掉下來的肉，珠江是把澳門與祖國緊緊聯結在一起的紐帶，而珠海則是祖國向澳門輸送物質資源、提供物質支援的前哨陣地和必由之路。不僅構成澳門土地的基礎物質來自珠海，就連基本的生活物資和生產資料也主要靠珠海提供。澳門人賴以為生的糧食、肉類、蔬菜，發展生產所需的燃料、原材料，大部分日用品，乃至飲用水，都來源於周邊地區，特別是珠海。總之，假如沒有珠海的物質支撐，澳門正常的社會生活都不能維持，更難以發揮文化交流的精神作用。 (二) 溝通文化源泉澳門之所以能在東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發揮特定的作用，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是堅實的基礎。缺少了這個強大的後盾，澳門文化就會迅速殖民化，像 16 世紀開始先後被葡萄牙人佔領的亞速爾群島、非洲諸國以及巴西等葡屬殖民地一樣。而在澳門根深蒂固的中華文化正是經由珠海向澳門傳播的，缺少了珠海的紐帶作用，澳門文化便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72

東西方文化碰撞過程中珠海澳門相互作用探討從地域文化的角度進一步考察，澳門傳承的中華文化以閩文化和粵文化為主。具體言之，分屬閩文化中的閩南文化(或稱福佬文化)、粵文化中的嶺南文化(或稱廣府文化)。這兩種文化，都是經由珠海傳入澳門的。珠海是溝通澳門與內地的文化通道。“有史可查的澳門早外來移民應該是福建人”2，他們早先從福建移民香山地區，因看好澳門的發展前景而進行了二次移民。澳門現存古老的媽閣廟便是早期閩籍移民的傑作。“祖籍主要是閩南地區漳州、泉州的福建移民，為澳門帶來了閩文化中福佬文化的傳統。”3 後來周邊地區的廣東居民也紛紛來到澳門，逐漸成為主要的移民群體。上述兩大移民群體帶來了各自家鄉的固有文化而傳承至今，導致澳門在語言、宗教、民俗等方面長期以粵文化和閩南文化為主導因素，也為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基礎。 (三) 輸送人才梯隊澳門早的居民只是少量漁民，其中有些居民甚至居無定所。後來早期移民逐漸成為澳門社會的主要群體。因此，澳門社會的居民歸根結底以外來人口為主，外來人才是澳門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生力軍。澳門開埠的基礎經濟是商業和對外貿易，而早在澳門這一新興舞台上一顯身手的，便是外來人才。“明末以後，來自閩、粵的移民人數漸增，加上洋人逐漸插足，商貿交易日漸頻繁。雲集的商賈需要聯絡、溝通，也需要商討、決策，於是擇地建立會館”4，地點就選在地處大炮台高地西側的營地大街、草堆街和關前街等三條商鋪林立的熱鬧街巷，稱為三街會所。三街會所曾是澳門早期的經濟文化中心，也是閩粵等地經由珠海為澳門輸送人才的見證。至於近現代歷史上曾經在澳門這一舞台上叱咤風雲的人物，他們絕大部分祖籍廣東，尤以香山地區(包括今日之珠海、中山等地)為主。他們當中包括思想家鄭觀應，留學事業的開拓者容閎，革命家孫中山，維新派改革家康廣仁，實業家何賢、馬萬祺，等等。澳門地域雖小，卻一向人才濟濟，究其緣由，珠海這一人才輸送“渠道”功不可沒。 73

歷史比較篇二、澳門對珠海的作用以 1535 年市舶司從廣東電白遷址蠔鏡澳為標誌，澳門開埠至今已有近五百年歷史。隨着東西方文化的接觸、交流與相互影響，澳門在經濟、政治、宗教、文化等領域的地位日益彰顯。反之，它對珠海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 吸引作用自葡萄牙人借口晾曬貨物而留居澳門以後，在多種因素的綜合下，澳門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產生了顯著的經濟與社會效應，對周邊地區逐漸發揮着吸引甚至示範的作用。《明史•佛郎機傳》中曾對嘉靖年間開埠初期澳門的社會狀況作過描述，其中就有“高棟飛甍，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鹜。久之，其來益眾”等句子5，可見當時澳門的吸引作用是何等的強烈。對於近在咫尺的珠海而言，澳門的這種作用尤其顯著。由於澳門自古隸屬於香山縣管轄，即便是葡人居留澳門後的很長時期內(1553-1849年)，澳門也始終是香山的組成部分，因此，香山(今珠海)人到澳門經商是天經地義的。葡人居留後進一步強化了澳門的海上貿易功能，據明史記載，至萬曆中後期，“番人既築城，聚海外雜番，廣通貿易，至萬餘人”6。其中香山人更是捷足先登。而在這一過程中，澳門的吸引作用是關鍵因素。除了商業貿易以外，澳門在文化、教育、宗教、文學、藝術等領域同樣吸引着周邊地區起而仿效之。香山及廣東的不少有識之士紛紛皈依天主教，到澳門發展，或將自己的子女送往澳門求學。即便是旅經香山的人，也會被澳門的奇特繁榮景象所吸引，好奇地前往觀察體驗。明代著名戲劇家湯顯祖就曾於萬曆十九年(1591 年)冬經香山專訪澳門，還留下了不少記錄見聞的詩篇。 74

東西方文化碰撞過程中珠海澳門相互作用探討 (二) 展示作用澳門在產生吸引作用的同時，還為周邊及鄰近地區設置了展示其文化精髓的平台，為香山人施展才幹提供了舞台。從物質文明的角度來看，澳門的居民建築，本土宗教建築，民眾的服飾、日用品和傳統交通工具等，都沿襲了粵文化和閩文化的傳統。由於在很長的歷史時段裏，澳門是我國對外開放的唯一窗口，因此澳門也就成為一個理想的展示台，將香山文化的精髓彙聚起來並向西方世界集中顯示。西方人來到澳門，所見所聞就是他們對中國的第一印象，他們是通過澳門瞭解香山、瞭解廣東、瞭解中國的。一些在中國美術史上留名的西方畫家，如 16 世紀的意大利人喬瓦尼，18 世紀的意大利人郎世寧，19 世紀的英國人錢納利、法國人博爾傑等，都曾在畫作中反映過他們眼中的澳門，向世界介紹以澳門為代表的香山文化。精神文明領域同樣如此。粵、閩文化中的一些特色，尤其是民風民俗中的許多精品，也是通過澳門得到展示和宣介的。澳門的節慶習俗與珠海等地基本吻合。春節(農曆新年)、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冬至節等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在澳門都很受重視。每當這些節日來臨之時，澳門人就會以相應的方式表示慶祝。除夕吃團年飯(年夜飯)，春節早上拜年，正月十五點花燈、吃元宵，清明掃墓，端午節吃粽子、劃龍舟，重陽節登高、吃糕，冬至合家團圓等，大同小異，是香山文化和中華文化的形象展示。 (三) 昇華作用毋庸置疑，澳門自開埠且被葡萄牙人逐步據居之後，由於東西方特長的經濟、文化因素的互補效應，其優勢逐漸顯現出來。以商貿為主的經濟快速增長促進了社會發展，形成了相對繁榮的局面，也為宗教、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與進步奠定了基礎。珠海等周邊地區傳統文化中一些生命力較強的事物，就有可能借助澳門的優勢與有利條件，逐步提煉優化，甚至集成整合而進一步昇華，成長為文化寶庫中高質量的精品。 75

歷史比較篇至今在中山、珠海、澳門等地流行的舞醉龍活動就是一例。舞醉龍起源於香山民間敬佛祈福、驅病保健的習俗，通常在農曆四月初八佛誕節舉行，後來深受澳門漁民的歡迎與重視，逐漸演變為反映行業風貌、體現職業特色的民俗活動。澳門鮮魚行總會將這一活動視為重頭戲，承擔起發動、組織、宣傳等方面的大量工作。經過多年的傳承與發展，這一活動已經形成包括開光典禮、醉龍巡遊、派發龍船船頭飯等環節在內的一整套活動程序，醉龍的舞步也逐漸規範化。經過提煉昇華的舞醉龍民俗已被列入廣東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魚行醉龍文化”項目亦已申報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類似的案例還有媽祖誕、觀音開庫、土地誕、譚公誕、魯班誕、華光誕、荷花節、龍舟大賽、煙花節，等等。由於澳門的作用，上述文化民俗活動不僅得以保留，而且逐步得到發揚光大。澳門對於促進珠海及周邊地區文化遺產的提煉昇華的作用有目共睹。 (四) 激發作用由其獨特的歷史地位所決定，澳門在中西溝通交流過程中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使得澳門像助跑器或推進器一樣，成為周邊地區許多新生事物的第一推動力，激發它們破土而出，茁壯成長。我國近代史上新興買辦階層的誕生即為一例。就在毗鄰澳門這塊華洋雜居之地的香山，世居於此的莫氏、唐氏、徐氏等家族湧現出一大批知名商人與實業家，培育了我國近代史上早的買辦階層。考察買辦階層的發展史便不難發現，他們與澳門存在着密切的聯繫。徐氏家族的先輩徐鈺亭早年即在澳門經商，與英商寶順行關係密切。在他的保薦下，其弟徐榮村及族人徐潤等多人陸續進入寶順行做事而成為買辦。唐氏家族的先輩唐延樞少時即在澳門學習英語，後接替同鄉林欽任怡和洋行買辦。他深悟掌握英語對與洋人經商至關重要，遂與兄弟費時兩年編出實用英語讀本，以《英語集全》之名正式出版。正是由於澳門這塊跳板的激發，後來一大批祖籍香山的買辦活躍於廣州、上海等對外商貿的大舞台，上演了中國近代史上一出生動活潑的大劇。 76

東西方文化碰撞過程中珠海澳門相互作用探討我國近代留學事業的開創也是一個典型案例。早在 1640 年代中期，祖籍香山的澳門少年鄭瑪諾即隨耶稣會神父前往羅馬，是我國赴歐留學的第一人。19 世紀中，香山人通過澳門瞭解世界並走向世界的風氣日漸昌盛。香山南屏人容閎 7 歲即被父親送到澳門的教會西塾讀書，後於 1847年與同鄉黃寬、黃勝一起隨馬禮遜學堂牧師赴美留學，並於 1856 年從耶魯大學畢業。後來容閎倡議並組織了 1870 年代的官派幼童留美活動，開創了我國近代留學運動的先河。他的同鄉唐國安等繼而於 20 世紀初推動學堂留學、庚子賠款留學等活動，為我國近代留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因此，認為我國近代留學事業孕育於澳門、萌發於香山亦不為過。三、珠澳相互作用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綜上所述，16 世紀以來，在東方和西方文化在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碰撞交流的過程中，珠海(香山)地區與澳門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發生了雙向影響的相互作用。這種互動產生了一些良性的後果，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一) 理論意義東西方文化碰撞交流過程中珠海澳門相互作用的理論意義，是促進了文化的嬗變。國學大師季羨林曾經對世界文化的分類做出精辟概括：“世界文化可以分成四大體系：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的選擇文化及歐美文化。日本、韓國、朝鮮、越南文化均屬於中國文化圈，從希伯來直到現在的穆斯林文化為伊斯蘭的選擇文化圈，加上印度文化圈，這三者可總稱為東方文化；而從古希臘一直到今天的歐美文化，可稱為西方文化，其間並無其他第三種文化。”7 與此同時，又明確指出：“我把世界文化分為東西兩大文化體系群。人類幾千年的歷史證明了，這兩個群總是77

歷史比較篇交互起伏，相互學習，相互補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哪一個群也不可能永遠主宰、壟斷，兩個群都既是給予者，又是接受者。”8 這裏實際上已經提出了文化嬗變的概念。五百年來珠海澳門的相互作用正是這種文化嬗變的推動力。珠澳密切互動的過程，使處於前哨陣地、與西方文化短兵相接的澳門始終具有強大的文化後盾，從而不至於很快被異質文化所同化，又使它不至於始終同外來文化格格不入，而是順應自然，順乎其變，在相互影響中取長補短，共同前進。正是這樣的互動與嬗變，推動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交融互補的多元文化漸趨成熟。多元文化的本質是交叉文化(Cross-Culture)，亦稱跨文化。多元文化是一種動態的文化，在多元互動中發展變化，其發展的極限將是一種博采眾長而又有別於固有文化的新文化，有人稱之為“第三種文化”。交叉文化或跨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對內，它具有強勁的凝聚力，能使固有的文化充分展現其優勢，長期傳承並發揚光大；對外，它具有強勁的包容力，能使一切接觸碰撞的異質文化和平相處，共存共榮。珠海與澳門以其五百年來積極互動的寶貴歷史，雄辯地證明了交叉文化的深遠意義。 (二) 實踐價值東西方文化碰撞交流過程中珠海澳門相互作用的實踐價值，是在新形勢下充分發揮交叉文化的應有功能。由歷史的、地理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多種因素所決定，在中華大地，交叉文化首先並主要發育於華南的珠江三角洲，特別是珠江口的香山地區，即澳門、珠海、中山地區。這種文化屬於歷史地理學或社會文化學的範疇，不受行政區劃的約束，也不受政治制度的限制。這種交叉文化也是超越國界的。倘若我們追尋當年西方航海熱與地理“大發現”的蹤跡，便不難發現一個頗堪深思的現象：無論是非洲、亞洲還是拉丁美洲，西方殖民者的到來，無意中造成了交叉文化的萌芽78

東西方文化碰撞過程中珠海澳門相互作用探討與成長。比較典型的地區包括非洲北部的休達，非洲西部的安哥拉，亞洲南部印度的部分地區(果阿、達曼、第烏)，馬來西亞的麻六甲，中國的澳門、香港及周邊地區，南美洲的巴西，地處歐亞之交的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爾，等等。多元文化的多重養分滋潤了這些飽經滄桑的土地，也培育了交叉文化的奇葩異果。近年來，特別是 2008 年秋源於美國的次貸危機、波及世界經濟領域的金融海嘯爆發以來，被世界看好的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等“金磚四國”(BRIC: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歷史上都有過文化碰撞與催生交叉文化的難能可貴的經歷，而今天都顯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這也許不只是一種巧合。為了切實總結文化嬗變的歷史經驗，透徹理解交叉文化的形成機制和本質特徵，以便在當今社會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有必要對這一現象進行認真研究與深入探討。“隨着社會信息化程度的加深、論壇逐漸成為社會生活中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當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博鳌亞洲論壇等國際性的論壇正在當代社會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作用的時候，尤其有必要創建一個高層次、高水平、高質量、高影響的交叉文化(跨文化)論壇，為發揚光大交叉文化的特有功能、為遭受過異質文化碰撞痛苦經歷的民族的再次掘起與重新振興做出應有的貢獻。努力完成這項光榮任務，是中華民族的有識之士。特別是珠海、澳門地區學者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 (本文是澳門基金會資助項目“澳門在全球化和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歷史地位、獨特作用與現實意義研究”的子課題“澳門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比較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原載於《珠海、澳門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屆珠澳文化論壇” 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 79

歷史比較篇 80 註釋：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2002 年增補本)，北京：商務印書館，2002 年，第 1318 頁。 2 邱樹森、汪應果、李嘉曾：《澳門歷史文化概覽》，載於《中國文化通論》，澳門：澳門科技大學教材中心，2008 年，第 379 頁。 3 同上註。 4 徐凌志：《從媽閣廟到紅街市──一段四百餘年的澳門旅程》，載於《九鼎》，2009 年第 4 期。 5 《明史‧佛朗機傳》 6 同上註。 7 季羨林：《東方文化》，載於《三十年河東，三十年河西》，北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年，第 5 頁。 8 季羨林：《西域在文化交流中的地位》，載於《季羨林論中印文化交流》，北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第 178 頁。

沙勿略和利瑪竇赴華傳教對比與澳門的歷史作用 15 世紀末開始的幾十年間，世界上幾乎同時發生了兩大足以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事件：葡萄牙人領頭的航海熱與地理“大發現”、德國人馬丁‧路德倡導的宗教改革。西方歷史學家曾經高度評價這兩個在時間上巧合卻似乎並不關聯的事件：“在西歐歷史上從中世紀過渡到近代早期階段的兩個惹人注目的發展卻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冒險和新教改革。幾乎在一夜之間，這兩大發展永遠改變了歐洲的歷史進程……從此，歐洲歷史的進程便不可避免地受到歐洲大陸的重大事件與歐洲人介入世界其他地區事務相互作用的影響。”1 這後一句話闡述了聚焦文化碰撞與交流的全球化歷史觀。始於 16 世紀的耶穌會傳教士來到東方世界的傳教活動，是全球化起步初期東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重要事件。在影響較大的傳教士中，西班牙人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1506-1552)和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堪稱傑出的代表。兩人所處的歷史時代基本相同，各自在東方世界度過了一生中主要的傳教生涯，也都抱有到中國傳教的強烈願望並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然而，他們在中國的遭遇卻有天壤之別，後果更是大不相同。通過沙勿略和利瑪竇來東方世界、特別是中國的傳教經歷的對比，不難印證澳門在全球化進程與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發揮的重要而獨特的歷史作用。 81

歷史比較篇一、共同的使命與追求作為耶穌會的骨幹成員，沙勿略和利瑪竇承擔着同樣的歷史使命，表現出相同的願望與追求，也為傳教東方進行了相似的必要準備。 (一) 共同的使命：傳教東方馬丁‧路德於 1517 年提出反對天主教免罪教義的 95 條論綱，倡導宗教改革，成功地使新教力量不斷增長，在德意志、英格蘭和瑞士等國漸佔上風。與此同時，新教的崛起也促進了天主教內部的改革。西班牙人聖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創建耶穌會(Societas Jesu)正是天主教內部改革(或稱對新教的反改革)的重大事件。 1535 年，羅耀拉聯絡志同道合的沙勿略等七人，創建了一個由天主教男性教士組織起來的教團，稱為耶穌會。耶穌會有比較嚴格的教規與入會條件，以“為主增光”和“嚴格服從教皇”為宗旨。由於順應了宗教改革的潮流，成員又用清貧、純潔、獻身等高標準來要求自己，因此受到廣大天主教徒歡迎。1540 年得到教宗保祿三世的承認，耶穌會隨即很快發展壯大起來。廣泛傳播天主教的教義，通過辦學、佈道、傳教等方式，改變異教徒的信仰並動員他們皈依天主，是耶穌會的神聖使命。他們特別重視天主教向東方世界的傳播，創會伊始便將向印度、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家傳教作為重要任務，並且不懈努力，奮力堅持了二百餘年。正是在共同使命驅使下，沙勿略和利瑪竇才前赴後繼，為耶穌會士傳教東方世界的歷史留下了重彩濃墨。 (二) 共同的追求：忠於信仰、嚮往東方將天主教傳播到東方世界是羅耀拉為首的耶穌會的使命，由於所處的歷史條件不盡相同，沙勿略和利瑪竇還有着各自不盡相同的具體任務。但是，考察兩人的傳教生涯，人們也發現他們有着共同的追求。 82

沙勿略和利瑪竇赴華傳教對比與澳門的歷史作用 1. 無限忠於自己的宗教信仰耶穌會會士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有些甚至近乎狂熱。所以有學者指出，“耶穌會是一個狂熱的教派團體”，“無條件服從教皇，聽從調遣，竭盡全力為教廷服務。”2 沙勿略是耶穌會創會會員之一，而且被譽為其中“ 執着、勇敢的一位”。因此曾有人這樣形容：如果耶穌會會祖依納爵是“不倦的旅人”，那麼沙勿略就是“無畏的航海者”。3 與沙勿略相比，利瑪竇屬於晚一輩的傳教士，但是他對天主的信賴絲毫不亞於耶穌會創會會員。1537 年間，羅耀拉“曾在拉斯托拉爾托的小禮拜堂看到過救世主顯靈”4，而在 58 年以後的 1595 年，利瑪竇在給友人的信中也記錄了自己類似的夢境。相似的上帝托夢足以見證兩代耶穌會士共同的忠誠信仰。 2. 對東方世界無限嚮往情感友好西方傳教士對東方的這種情感，是由 15、16 世紀的世界格局所引發的。在 1500 年前後，可以主要按照文化的差異將歐亞大陸大致劃分為三個板塊：“東部是信奉儒家的明代中國，西部是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封建社會，而在二者之間則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廣大穆斯林世界。”5 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這一時期的世界並非如現在所時常設想的那樣，由西歐據統治地位……如果用當事人的眼光來看 1500 年時的世界，那麼，將會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還有儒家世界，在許多方面使基督教歐洲相形見絀。”6 從公元 10 世紀到 14 世紀中期的近五百年間，宋、元王朝的中國正處於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經濟實力雄厚、軍事力量強大，在科學技術領域，許多成果領先歐洲數百年甚至一千年。四大發明的逐漸西傳在使歐人大得實惠的同時也引發了對中國等東方世界的好奇與嚮往。13 世紀後期威尼斯旅行家、中西文化交流先驅者馬可‧波羅的遊記更是“第一次向歐洲……描述了一個東方大國的形形色色，記下了他所見到的亞洲的許多新奇事物。更多的是使許多歐洲人對東方的富庶、文化的昌盛為之傾倒”。7 這不僅是引發西方航海熱的誘因之一，而且也是天主教徒東來傳教的一種驅動力。 83

歷史比較篇沙勿略和利瑪竇在這方面抱有同樣的情感。作為耶穌會派往東方的首批傳教士之一，沙勿略首先到達印度果阿，在印度西海岸各地傳教，後有機會前往日本。沙勿略認為，“日本正是他尋求的實現基督教千年王國的理想之地，而且日本人是被發現土地上為超群者，他們管教有方，品德優秀。”8 在日本，他間接地產生了對中國的文化的景仰。因為“日本素來奉行由中國傳入的佛教和儒學，在日本，沙勿略會見了許多文化極高的中國人，促使他決心向中國傳教”。9 作為沙勿略的後來人，利瑪竇則很早就“對於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抱持一種既讚揚又批評的中肯態度。他歆羨中國疆域之廣袤、人口之眾多、作物之興隆、氣候之適宜、民眾之勤勞和儒學中獨特的道德標準。”10 他曾經多次對中國發出過由衷的讚歎：“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柏拉圖……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11 總之，在共同歷史使命的驅使下，共同的嚮往與追求是溝通沙勿略和利瑪竇的心靈紐帶，致使二人前赴後繼地為了達到共同的目標而奮鬥終身。 (三) 必要的準備：本土適應在從歐洲來到東方世界、進入中國傳教之前，為了使天主教在異質文化的環境中盡早被當地民眾所接受，沙勿略和利瑪竇在多方面進行了必要的準備。他們採取了前人在東方世界傳教的實踐中逐漸悟出來的正確方針：“本土適應”。沙勿略受耶穌會派遣，於 1542 年 1 月先抵達印度西海岸中部的果阿，隨即全身心地投入傳教活動。他十分尊重當地的文化與風俗：“在兩年之內，我把這些祈禱經文都譯成他們的語言，我自己也會背誦。慢慢地，大人小孩都會重複誦念這些經文。”12 這樣的做法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在一個月內，付洗的人超過一萬。1549 年，沙勿略作為西方第一位傳教士踏上日本的國土，不久便認識到，“在這裏首先必須學習日本語言，認識日本文化，哲學思想，並採用日本人的風俗習慣”。13 經過84

沙勿略和利瑪竇赴華傳教對比與澳門的歷史作用他的努力，在日本傳教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在印度和日本的傳教經歷使沙勿略逐漸形成了東方傳教的核心思想：傳教士們應對當地的文化有所適應。利瑪竇的傳教活動比沙勿略晚了近 40 年。他來到東方世界以後，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本土適應”策略。利瑪竇先在印度果阿傳教，1582 年 8 月到達澳門。根據耶穌會遠東傳教團視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安排，他在澳門與先期到達的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等會合，一方面參與教會學校管理，另一方面努力學習漢語，研究中國禮儀習俗，力求理解中國文化。為了早日融入當地社會，利瑪竇“採取一系列能使中國人明白、瞭解、接收、容許的方式和途徑，即‘中國化’的方法傳播西方文化”。14 例如，“從他進入中國開始，就以和尚模樣打扮，穿僧服，自稱‘西僧’，後來接觸知識分子階層較多，則又改穿儒服，以儒家學者身份交往”。15 總之，無論是沙勿略還是利瑪竇，都為進入中國傳教做好了認真的準備。二、不同的遭遇與後果 (一) 不同的遭遇：鮮明對比儘管沙勿略、利瑪竇處於大致相同的歷史時期，也都採取了正確的“本土適應”方針，但是，兩人傳教經歷中在中國的遭遇和後果卻大不相同，相比之下簡直有天壤之別。 1. 沙勿略：出師未捷身先死沙勿略於 1549 年到日本傳教之後，才逐漸形成前往中國傳教的意願。其主要原因是深深體會到中華文化對於日本的深遠影響，隨即對中國的豐富物產與昌盛文明產生敬佩之情，引發對中國的濃厚興趣，從而進一步萌生到中國傳教的強烈願望。 85

歷史比較篇為了早日進入中國傳播福音，沙勿略於 1551 年底在印度組織了一個赴中國使團，等待批准後進入中國，進而參拜皇帝，開展傳教活動。次年 4 月他們離開果阿到達麻六甲(當時是中國明王朝的屬地)後，由於明王朝當時實行海禁政策，使團竟遭到當局扣押，赴華傳教的計劃不幸夭折。沙勿略並不放棄自己的初衷，他選擇葡萄牙商人與中國沿海居民進行走私貿易的上川島(今屬廣東台山，當時離廣州僅三十餘海里)作為基地，試圖積蓄力量，伺機進入中國。1552 年 8 月，沙勿略搭乘“聖十字號”帆船抵達上川並留居島上。他精心制定了進入中國大陸的計劃，積極尋找一切可能的機會，曾謀求跟隨暹羅的進貢使團一同前往北京，但終未能如願。上川島的艱苦條件、旅居生活的辛勞和赴華傳教計劃的屢受挫折使沙勿略的健康大受影響。1552 年 12 月，沙勿略染上了熱病(一說瘧疾)，由於身體孱弱並缺醫少藥，終不幸於 12 月 3 日在上川島的一所茅棚中與世長辭。“曾經無比焦慮地在無數病患和垂死者床前精心照料的沙勿略，卻在完全孤獨的情況下辭世──沒有後的聖禮，只有安東尼奧(註：中國籍信徒)一人陪伴着他”。16 真所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襟”！ 2. 利瑪竇：好風送我上青雲純粹是一個歷史的巧合，就在沙勿略客死上川之前近兩個月，利瑪竇於 1552 年 10 月 6 日降生於意大利中東部馬爾凱州的馬切拉塔。或許正是這一巧合註定了利瑪竇應當成為先驅者沙勿略的接班人。利瑪竇青少年時期即到羅馬學習，19 歲時加入耶穌會，繼而專攻哲學與神學。1577 年時 25 歲的利瑪竇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學習葡語，次年乘坐“聖路易號”帆船由里斯本前往印度果阿。1578 年至 1582 年間，利瑪竇在當時葡萄牙東方殖民地的中心果阿學習並從事宗教活動，後受命於 1582 年 8 月抵達澳門。一年後，利瑪竇與羅明堅等三人於 1583 年 9 月 10 日到達當時的兩廣總督府所在地肇慶。此後 6 年間，利瑪竇在肇慶知府王泮的支持和幫86

沙勿略和利瑪竇赴華傳教對比與澳門的歷史作用助下，積極開展傳教活動，並“在肇慶建起了中國內地第一座天主教堂，創建了中國第一所西文圖書館和現代博物館，繪製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地圖，研製了中國第一座機械自鳴鐘，成為‘西學東漸’的先鋒”。17 儘管利瑪竇在華的傳教經歷並非一帆風順，但是畢竟一路前行，而且越走越順。1589 年 8 月，利瑪竇離開肇慶，輾轉在韶州、南昌、南京等地逗留，後進入北京並得以定居，直至 1610 年病逝。在居留中國內地的 28 年間，利瑪竇一方面積極開展天主教傳教活動，另一方面又致力於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流工作。他將大批西方科技、文化和宗教著作(如《幾何原本》、《天主實義》)翻譯出版引進中國，他也將中國的儒家經典(如《四書》)和科技文化著作譯成西方文字傳回西方世界。他的辛勤工作不但受到明代進步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員的歡迎並被逐漸接納，而且得到明朝高統治者的首肯。明神宗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准許利瑪竇在北京定居。利瑪竇可謂憑藉中西文化交流的好風，終登上了明代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青雲境界。 (二) 不同的後果：人神之別沙勿略和利瑪竇以中國為目的地的傳教遭遇大不相同，造成的後果也迥然相異。在後人的印象中，兩人的大不同之處在於一個是聖潔之神，而另一個則是偉大的人。 1. 聖神沙勿略沙勿略在中國大陸並未留下傳教的真實記錄，但是他的精神與品質卻被萬人敬仰而永垂不朽。印度果阿大學副校長紮恰里阿斯教授指出：“在 11 年的傳教生涯中，沙勿略在大海上飄泊了 3 年半時間，跋涉里程超過 8 萬英里。即使用今天的標準來看，也是一個非凡的成就”。18 從逝世之日起，沙勿略便被神化了。他去世後，安東尼奧和僕人將屍體置於木質棺材中並填滿石灰質的蜆殼加以保護，兩個半月後遷葬麻六甲時，人們發現遺體栩栩如生且有異香。幾經周折之後，沙勿略的靈柩終於 1698 年落戶印度老果阿的仁慈耶穌大教堂。 87

歷史比較篇從 17 世紀前期開始，沙勿略不斷得到羅馬教廷的紀念與表彰。1622年封他為聖徒，宣佈他的逝世日 12 月 3 日為沙勿略紀念日。1639 年(明崇禎十二年)澳門天主教會在上川島建造了沙勿略衣冠墓，近 60 年後又在墓地建造了一座聖堂，墓地所在的小山被稱為聖山，墓園附近一口沙勿略當年親手挖掘的水井也被稱為聖井。墓園、聖堂和聖井後來便成為西方天主教傳教士朝拜的聖地。沙勿略的遺體和靈柩迄今仍安放在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老果阿仁慈耶穌大教堂東南角的小聖殿中，據說屍體始終不腐。對沙勿略的崇敬早已超越了民族與宗教信仰。誠如果阿沙勿略歷史研究中心主任德里奧‧德‧曼東薩博士所指出的：“從樸實的民眾對沙勿略的虔誠求助中體現出令人驚訝的信任，這位聖人已成為信仰各異的無數印度家庭的忠貞偶像”；“事實上，很可能每一位來到果阿的訪印者都在沙勿略的陵墓前肅然起敬”。19 2. 偉人利瑪竇相形之下，利瑪竇在世人心目中卻是一個偉大的凡人。他在中國近30 年間的豐功偉績不僅有詳盡的文獻記載，而且鐫刻在世界人民、特別是中國人的記憶之中。利瑪竇具有過人的才幹，也付出了超人的代價。由於他和耶穌會同事的不懈努力，明代中期以後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卓有成效並形成歷史上第三次、也是大的一次基督宗教和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高潮。“在明清之際的 180 年間，天主教徒不斷增加，1585 年(明萬曆十三年，即利瑪竇進肇慶的第三年)，全國有教徒 20 人，1605 年(明萬曆三十三年，即利瑪竇在北京中期)，全國猛增至 1,000 人，1735 年(清雍正十三年)全國增至 30 萬人，全國教堂林立，教徒遍佈各縣市”。20 在宗教以外，利瑪竇的工作成果更加顯著。除了上文列舉的他在西學東漸過程中的成就以外，在東學西漸方面他也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他“將中國經典《四書》譯成拉丁文，在意大利出版發行，這是中國典籍在西方的早譯本；編纂了第一部中西文詞典《葡漢詞典》，既溝通了88

沙勿略和利瑪竇赴華傳教對比與澳門的歷史作用中西方語言文化，又開創了漢語拉丁拼音音標，成為‘東學西漸’的開山人”。21 利瑪竇在中國結交了許多朋友，不乏政治、科技、文化領域的重要人物，其中不少人為他的傳教生涯提供諸多幫助，有些還與他密切合作，在中西宗教科技文化交流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例如，能列入利瑪竇在華友人名單的重要人物中，就有肇慶知府王泮、肇慶儒生陳理閣、韶州名士瞿太素、戲劇家湯顯祖、著名科學家和學者徐光啟、李之藻、李贄、禮部尚書王弘海、南雄同知王應麟等。利瑪竇在與友人交往的過程中，可謂歷經悲歡離合，遍嘗酸甜苦辣，深深體會到普通人的心路歷程。儘管成就斐然，利瑪竇在當時的中國卻始終是個有爭議的人物。甚至在他死後，經過同事龐迪我等懇切上書，內閣大學士葉向高等據理力爭，才獲得皇帝恩准，在京郊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獲得一席長眠之地。墓碑上刻有“耶穌會士利公之幕”寥寥數字，另有中文與拉丁碑文寥寥數語：“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華行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22 作為凡人的利瑪竇由此蓋棺論定。然而，歷史見證了利瑪竇的偉大。教宗保祿二世在紀念利瑪竇到北京 400 週年的國際研討會上指出：“利瑪竇神父如此地道地‘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意大利人與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歎地融合在一起。”23 美國《生活》雜誌將利瑪竇評為公元第二個千年(1000-1999 年)內具影響力百人中的一員。在為迎接 21 世紀到來興建的北京“中華世紀壇”中央大廳壁畫上，利瑪竇與馬可‧波羅一道，是躋身 62 位對中華民族作出重大貢獻者中僅有的兩位外國人。 89

歷史比較篇三、對比研究印證澳門的歷史作用沙勿略和利瑪竇中國傳教經歷與後果的對比引發了深層次的思考，從中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澳門在中西宗教、乃至中西文化碰撞交流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或許又是一個純粹的歷史巧合，在沙勿略客死上川島之後的第二年(公元 1553 年)，始有外國人在澳門居留。歷史資料記載：“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舶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初僅篷累數十間，後工商謀私利者，始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焉。自是諸澳皆廢，濠鏡為舶藪矣。”24 龐大封建帝國執意閉關自守的局面從此不保，中國與西方進一步互相碰撞交流的新時代已經揭開序幕。葡人入住中國領土的時間、地點和藉口都是偶然的，卻反映了時代的發展趨勢，體現了歷史規律。這一次，西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斯塔夫里阿諾斯曾經作出精闢的概括：“近代初期，隨着生氣勃勃的新興西方的崛起，古老的格局被顛倒過來。新興的西方在技術上，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製造方面佔了上風，這就使西歐人在世界各大洋上獲得了以往一向為歐亞大草原的遊牧民族所享有的同樣的機動性和優勢。結果，世界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25 葡萄牙人居留澳門的事件，正是體現世界格局開始根本變化抑或全球化開始起步的一個信號。從全球化的視角來考察沙勿略與利瑪竇的不同傳教經歷，澳門的獨特歷史地位與作用便凸現出來。概括地說，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 入口與導引作用沙勿略與利瑪竇赴中國傳教的大差別在於前者被拒之門外而後者得以跨進大門並登堂入室。“門”是這裏的關鍵。倘若門都不存在，外來者當然無從叩見；一旦有了門，自然就找到了入口，有可能跨進門內甚至長驅直入。“澳門”正是這樣一扇門。在它開啟之前，沙勿略訪華無門，只得在海上徘徊而望陸興歎。找到一個海上走私的集散地上川90

沙勿略和利瑪竇赴華傳教對比與澳門的歷史作用島，便迫不及待地試圖實施赴華傳教的宏偉計劃，結果事與願違，終留下千古遺恨。此門開啟之後，以耶穌會傳教士為代表的西方人士找到了擠進中國內地的入口。葡萄牙人始居澳門後僅十多年，就在當地設立耶穌會院，不久以後又派來了主教。1578 年，耶穌會士范禮安以東方傳教區視察員身份來到澳門，逗留考察 8 個月之久，並確立了傳教士中國化的正確工作方針。他先後召來羅明堅、巴范齊、利瑪竇等青年耶穌會士，安排他們設法由澳門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事實證明，儘管不是一帆風順，利瑪竇終實現了在澳門這一入口的導引下，以肇慶為起點，逐漸東進北上，直至定居首都北京的傳教目標，並且成就了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大事業。概言之，由於所處的時代還不存在澳門這個入口，因此沙勿略的赴華傳教計劃胎死腹中；正因為有了澳門這個入口和由此產生的導引作用，利瑪竇的事業才得以起步並不斷有所發展。 (二) 後盾與支撐作用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是一種外來的文化現象，缺乏深厚的根基，也難以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因此，傳教士們的傳教活動往往困難重重，步履維艱。由於羅馬教廷遠在歐洲，鞭長莫及，因此他們迫切希望就近背靠一個後盾，及時得到支持與幫助，以便克服困難，完成既定的使命。開埠後的澳門恰恰充當了耶穌會士的後盾，為傳教活動提供了有效的支撐。沙勿略因為無法以澳門作為後盾(當時的澳門也不可能充當後盾)，所以遇到困難時只得孤軍奮鬥，無論在經費、物資、人員和協調關係等方面都得不到支撐。就連他患病之後，也是因為海島荒涼缺醫少藥，延誤了治療時機才導致身亡的。歷史悲劇的釀成與澳門能否發揮作用不無關係。利瑪竇就幸運得多。他在居留肇慶之後，雖因得到知府王泮的支持和自己不懈努力而卓有成就，但同樣遇到很多困難。他和羅明堅等在肇91

歷史比較篇慶建造中國內地第一座西式教堂“仙花寺”，就得到澳門耶穌會鼎力資助。不僅開工的經費來自澳門，而且在建造過程中資金短缺、材料不足時，利瑪竇和他的同事一方面變賣攜帶之物(如三棱鏡)籌款，一方面又總是返回澳門尋求教會和葡萄牙商人資助。正是因為有了澳門這個有效後盾的支持，他們才得以度過難關。不難想像，倘若當年沙勿略能夠以澳門作為後盾，他的遭遇可能不至如此悲壯；而利瑪竇正是由於從澳門得到了支持與幫助，終才得以做成一系列載入史冊的大事。 (三) 屏障與保護作用以天主教為主的基督宗教是西方文化的精華之一，然而對於傳承久遠、積澱深厚的中華文化而言，它是一種差異巨大的異質文化。兩種反差很大的異質文化的碰撞難免發生衝突。在有些情況下甚至引發流血事件。代表西方文化的傳教士常常會同當地的民風民俗格格不入，有時可能受到一定社會勢力的反對，甚至遭受打擊和迫害。沙勿略儘管未能跨進中國內地的大門而只是在周邊徘徊，就已經屢屢遭受打擊。組織的傳教使團在麻六甲受到扣押被迫解散、跟隨暹羅朝貢使團一同入境的計劃流產、想從上川島伺機進入內地卻受阻滯留。由於沒有澳門這道屏障，沙勿略與明政府保守勢力之間缺少緩衝地帶，因此各種打擊便直接落到他身上，這也許正是導致他終心勞力猝的原因之一。利瑪竇雖然能夠進入內地，卻也屢經磨難。在他居留肇慶的第 6 年(1588 年)末，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崇尚道教而排斥天主教，藉口徹查奸細案令利瑪竇遷出肇慶。因為當時天主教在澳門早已設立主教區，葡萄牙人為主的西方勢力在澳門業已比較強大，成為阻擋封建勢力的有效屏障，所以利瑪竇等在內地的傳教士就受到了庇護。劉繼文責令遷出後，利瑪竇便返回澳門謀求援助，請示對策。在范禮安的支持下，後來利瑪竇經中國友人的幫助，從肇慶遷往韶州，踏上了新的征程。 92

沙勿略和利瑪竇赴華傳教對比與澳門的歷史作用在利瑪竇之後，此類事件仍屢有發生。利瑪竇逝世僅 6 年後的南京教案就是一例。“明朝於 1616 年(萬曆四十四年)頒佈禁教令，南京查封教堂，驅逐教士出境。這一事件沉重地打擊了天主教的活動。”26 當時各地的傳教士便返回澳門，躲避迫害並積蓄力量。清代此類事件更是反復出現。康熙年間有“禮儀之爭”，雍正年間有限教奏摺，乾隆年間有查封事件和禁教條例等等，絕大多數情況下，天主教傳教士們都是退守澳門尋求庇護的。不難想見，由於沒有澳門作為屏障，沙勿略的赴華傳教計劃得不到保護而終歸於失敗。有了澳門屏障的遮擋，利瑪竇和他的後繼者在傳教過程中遭遇挫折和打擊時，就能得到有效保護，從而保存實力，一旦時機成熟便可恢復發展甚至東山再起。 (四) 標誌與召喚作用澳門雖是彈丸之地，卻處於中國與西方貿易、宗教和文化碰撞的前哨，所以舉足輕重，堪稱明清封建王朝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的晴雨表。正德和嘉靖前期，明政府一直堅持朝貢貿易制度，而以葡萄牙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也一直使用多種手段，試圖撞開中國大門，大力發展對華貿易。為此，雙方的矛盾甚至衝突始終不斷。直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中葡同意修好並開始握手言和。許多專家也傾向於將該年定為澳門的開埠之年。從此小小的澳門便成為偌大的中華帝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標誌。“無論在中外關係史還是天朝政治、行政史上，澳門開埠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又是一個折衷的方案，體現了在海禁中開禁、在開禁中海禁亦即在閉關中開放的戰略思想”。27 標誌一旦樹立，便產生了很強的召喚作用，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西方人士前來淘金獵奇和開拓事業，其中就有許多天主教傳教士。沙勿略並非來華傳教士的第一人，事實上，正德十二年(1517 年)進入廣州的葡萄牙使團成員就是天主教徒，以後還陸續有天主教徒及傳教93

歷史比較篇士進入華東和華南沿海的島嶼或港口。但正因為澳門尚未開埠，直到沙勿略為止，傳教士們基本上都是獨立行動，孤軍奮戰，始終未成氣候。澳門一旦開埠，情況便大為改觀。1557 年廣東政府正式批准葡萄牙人可以留居澳門，從此洋人“趨之若鶩”，商人和傳教士首當其衝。1563年時，澳門天主教徒人數已經有相當規模。“1569 年以前，澳門已經建立了三座教堂，即花王堂(聖安東尼堂)、風信堂(聖老楞佐堂)和望德堂(聖拉匝勒堂)。”28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了後來以范禮安為首、包括羅明堅、利瑪竇等著名人士在內的耶穌會傳教士群體，以及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奧斯定會等不同天主教團體在澳門和中國內地有聲有色的傳教活動。天主教 16 世紀末到 17 世紀後期在澳門乃至內地的盛況，是當年的沙勿略等人所不可能想像的。由此可見，澳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標誌確實至關重要，對於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而言，沒有等到澳門開埠的沙勿略等人一直被拒之門外，始終未能如願以償；而澳門一旦開埠便有效地召喚了一大批傳教士前赴後繼地來此聚集，繼而進入中國大陸，終於掀起了基督宗教在華傳播的第三次高潮。總之，沙勿略和利瑪竇是在全球化起步初期的相似歷史條件下，前來中國傳播天主教的耶穌會士的傑出代表。兩人擔負着同樣的使命，具有同樣的追求，卻經歷了不同的遭遇，產生了不同的後果。這主要是由全球化的進程以及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程度深淺不同所造成的，受到宏觀環境與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但也必須指出，導致這種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澳門能否並有沒有發揮應有的歷史作用。為甚麼是“沙勿略”和“利瑪竇”這兩個具體的人，這是偶然的；然而，這兩個歷史人物的出現卻反映了必然的規律：全球化的進程是不可阻擋的。 (原載於《澳門研究》2010 年第 3 期) 94

沙勿略和利瑪竇赴華傳教對比與澳門的歷史作用 95 註釋： 1 羅伯特‧E‧勒納等：《西方文明史》，王覺非等譯，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3 年，第 445 頁。 2 見“耶穌會＂詞條，載於維基百科網站：http://zh.wikipedia.org/wiki/。 3 見“聖方濟各‧沙勿略＂詞條，載於百度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 4 史景遷：《利瑪竇的記憶之宮──當西方遇到東方》，陳恒、梅義征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 年，第 116 頁。 5 趙林：《西方文化概論》，北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年，第 203 頁。 6 斯塔夫里阿諾斯：《全球通史──1500 年以後的世界》，吳象嬰、梁赤民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年，第 36 頁。 7 沈福偉：《中西文化交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年，第 205頁。 8 同註 3。 9 同註 7，第 350 頁。 10 孟德衛：《1500-1800 中西方的偉大相遇》，江文君等譯，北京：新星出版社，2007 年，第 25 頁。 11 見“利瑪竇＂詞條，載於百度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 12 見“聖方濟各‧沙勿略＂詞條，載於維基百科網站：http://zh.wikipedia.org/wiki/。 13 同上註。 14 黃偉宗：《東西學互漸肇慶始》，載於《東土西儒》，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 年，第 8-9 頁。 15 同上註。 16 Zacharias, P. S. (2007). A Saint For Our Time. In D. de Mendonça (Ed.). Jesuits in India: History and Culture. Goa: Gujarat Sahitya a Prakash. 19-20. 17 同註 14。 18 Zacharias, P. S. (2007). A Saint For Our Time. In D. de Mendonça (Ed.). Jesuits in India: History and Culture. Goa: Gujarat Sahitya a Prakash. 19-20.

歷史比較篇 96 19 De Mendonça, D. (2007). Francis Xavier: Metaphor for East and West Encounter in the 16th Century. In D. de Mendonça (Ed.). Jesuits in India: History and Culture. Goa: Gujarat Sahitya a Prakash. 115. 20 黃啟臣：《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轉引自《東土西儒》，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 年，第 11 頁。 21 同註 14。 22 見“滕公柵欄＂詞條，載於維基百科網站：http://zh.wikipedia.org/wiki/。 23 同註 11。 24 郭棐：《廣東通志，卷六九》，轉引自黃鴻釗：《澳門史》，福州：福建人民出版社，1999 年，第 104 頁。 25 同註 6，第 337 頁。 26 黃鴻釗：《澳門史》，福州：福建人民出版社，1999 年，第 529 頁。 27 金國平：《澳門源考》，載於吳志良、金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澳門：澳門基金會，2008 年，第 52、78 頁。 28 湯開建：《明清時期澳門天主教的發展與興衰》，載於吳志良、金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澳門：澳門基金會，2008 年，第 1083-1090頁。

明代與清代澳門西洋建築中的文化互動 16 世紀以來中西文化的接觸碰撞、四百多年間兩種文化的交流滲透，在澳門這塊獨特的土地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儘管異質文化接觸碰撞的初期難免發生矛盾衝突，甚至造成對抗，但久而久之必定會漸趨對立統一而形成動態平衡。時至今日，環顧澳門特區的社會現狀，人們發現無論是語言文字、思想觀念、民風民俗還是衣食住行，都反映出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互相尊重、互相吸引、互相接納、互相融合的特徵，體現了中西文化互動的趨勢。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會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聚焦到“建築”上來。建築是指人類利用某些合適的材料，包括天然材料(土、石、竹、木、草，甚至冰、雪等)和人工材料(磚、瓦、金屬、水泥、玻璃、塑料等)，根據設計方案修建人造結構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最終產物或成果也被稱為“建築”(或稱“建築物”)。由於建築既有科學技術性質(材料、設計原理、建造方法、工程技術等)，又有人文科學性質(設計理念、風格、功能與習俗等)，因此，建築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一個地區建築物的發展變化往往能夠反映該地區文化變遷的歷程。基於這一認識，我們不難通過對 17、18 世紀澳門西洋建築的考察，總結出中西文化的互動趨勢。 97

歷史比較篇一、明代晚期西洋建築：中國元素的逐步疊加根據歷史學中的編年研究，我國明代至 1644 年滅亡。而澳門從 16世紀中期(1535 年開埠、1553 年葡萄牙人首次登陸)算起，到 17 世紀中期明代滅亡，其城市開發早期的一個世紀正值明代晚期。其時西方文化登陸不久，遭遇的是傳承了五千年的中華文化。面對着政治上漸趨沒落但文化上依然強大的大明帝國，以葡萄牙人為代表的西方人士出於對中華文化的敬畏與尊重，在將西方文化引進中國的同時，也比較注意吸收中國元素。因此，在那時期的西洋建築物中，出現了簡單疊加中國元素的現象。考察澳門古建築的歷史，最早的西洋建築的代表是初建於 16 世紀下半葉的幾座教堂。如望德堂(1557 年)、花王堂(亦稱聖安東尼堂，1558年)和風順堂(亦稱聖老楞佐堂，1569 年)。但這些教堂在歷史上均屢遭損毀並屢經修建，現存的建築均不是當年的原貌，因而也不宜作為當年的文物來進行對比。能夠大致保留原貌的澳門最早的西洋建築，是大三巴牌坊、東望洋山聖母雪地殿教堂和大炮台等三座古老遺跡。在前兩座西方建築上留下了清晰的東方元素的印記。 (一) 大三巴牌坊眾所周知，大三巴牌坊是澳門的標誌性建築。它雖因形似中國古代建築中的牌樓而得名，實際上是聖保祿教堂遭受火災後殘存的前壁。聖保祿教堂始建於 16 世紀晚期，確切年份已很難考證。原建築於 1595 年和 1601 年兩次被大火焚毀，現存的建築於 1602 年(明萬曆三十年)奠基，至 1637 年(明崇禎十年)建成，直至 1835 年最終毀於火災而只有前壁留存。大三巴牌坊的前身聖保祿教堂由意大利籍耶穌會神父兼建築師斯皮諾拉設計，日本技師和中國工匠合作施工。來自三個國家的興建者帶來了各自的文化理念與文化元素，並將它們組合在一起，呈現出多元文化元素並存的現象。例如，在第二層的窗楣上有玫瑰花浮雕(象徵歐洲)，98

明代與清代澳門西洋建築中的文化互動在第三層聖母像的神龕周圍則鐫刻着牡丹花(象徵中國)和菊花(象徵日本)的浮雕。壁面既有葡萄牙帆船、魔鬼、天使、耶穌聖嬰等西方元素，又有石獅子等中國元素。在門楣上刻有西文字母表示的“耶穌會”標誌，而在其他地方則出現“鬼是誘人為惡”、“念死者無為罪”等中文書寫的警句。不難看出，在聖保祿教堂這一建於明代晚期的西洋建築中，西方元素和東方元素是簡單疊加在一起的。 (二) 聖母雪地殿教堂聖母雪地殿教堂是坐落於東望洋山頂的三座古老建築之一，原名應為“白雪聖母隱修院”。與炮台、燈塔相比，此教堂的歷史最為悠久。據考證，聖母雪地殿教堂建於 1622 年(明天啟二年)，是居住澳門的葡萄牙人為遭遇風浪的貨船在冥冥之中受到燈光指引安全抵達澳門而修建，是一座地地道道的葡萄牙式建築。聖母雪地殿教堂呈長方形，長 16 米，寬不到 5 米，可能是澳門面積最小的西式教堂。其內部裝裝潢也十分簡樸，入口處的地面鑲嵌着一塊墓碑，教堂底端有一尊聖母像，僅有的裝飾只是教堂內部的牆面上繪有壁畫。然而，就是這些看似簡單的壁畫，也表現出中西文化合璧的現象。壁畫雖因歲月流逝而漸遭剝蝕，變得模糊不清，但經過仔細辨認，仍能看出其中不僅有西方宗教故事與人物，而且有中國的傳統神像。其拱形門柱和天穹上的壁畫，明顯採用了中國畫的技法，出現了中國畫中常見的山石、樹木、花卉等圖形，呈現出濃郁的中國氣氛。顯然，在明代晚期建成的聖母雪地殿教堂中，中國元素和西方元素的疊加組合同樣構成了簡單共存的友好畫面。 99

歷史比較篇二、清代西洋建築：中西元素的相互融合明代滅亡之後，中國經歷了清代二百八十餘年的統治，澳門也不例外。在 17 世紀後半葉以及 18、19 世紀，澳門一方面仍屬清朝的領土，另一方面又處於葡萄牙人的實際管治之下。在華洋混居、中西並存的情況下，兩種文化不斷交流、滲透，互相吸收而漸趨融合。因此，在漫長歲月中興建的建築物也逐漸出現了中西方文化互動、異質元素融合的有趣現象。不妨選取澳門主要建於 18 世紀後半葉(清乾隆年間及其以後)的兩棟西方建築來進行深入考察。 (一) 聖若瑟修院教堂聖若瑟修院於 1728 年由耶穌會創辦，是培養來華和來東南亞傳教的神職人員的基地。由於附近規模更大的聖保祿教堂及聖保祿學院也具備同樣功能，且俗稱“大三巴寺”，因而聖若瑟修院就被稱為“小三巴寺”或“三巴仔”。聖若瑟修院的主要建築有兩棟，一是修院大樓，一是聖堂。聖堂即聖若瑟修院教堂，大門就開在三巴仔街上。該棟建築於 1746 年奠基，至 1758 年落成。教堂屬於巴洛克式建築，鐘樓、穹頂、拱門、聖殿、祭壇等都仿照羅馬的一些著名教堂設置。教堂中埋藏着好幾位著名主教和神父的屍骨，還收藏着方濟各會與方濟女修會的創始人聖方濟各的臂骨，神秘而又神聖。儘管聖堂的總體風格盡顯西方神韻，但無形中已經吸收了不少中國元素。例如，從建築材料來看，西方教堂主要以石材為主，配以磚塊；中國宗教建築則以磚木為主。聖若瑟修院教堂一反西方教堂的慣例，在建造過程中啟用了大量木料。二樓以上均鋪以柚木地板，頂部有木質天花板，且有杉木梁直接加在牆體上。從外觀來看，聖堂的屋頂採用了中式的瓦頂，磚紅色的瓦片覆蓋在拱形屋頂之上，與米黃色的外牆形成鮮明對比，卻又顯得十分協調。 100

明代與清代澳門西洋建築中的文化互動 101 (二) 風順堂風順堂亦稱聖老楞佐堂，前已述及，它與望德堂、花王堂(聖安東尼堂)一道，被稱為澳門最古老的三大教堂。風順堂 1569 年始建時據說只是一間簡陋的木屋，建成四百餘年來，曾經多次翻修，其中 1844 年的重建規模最大，也奠定了留存至今的基本格局。風順堂建築物的平面呈“拉丁十字形”，其外觀設計總體上屬於古典主義的南歐風格，但又吸收了中國建築的精華。教堂正面左右各有一座鐘樓高聳，屋頂則是中國式的金字形瓦面，顯得雄偉壯麗。教堂內部的裝飾大氣而典雅古樸，門窗的雕刻、吊燈的造型等不僅十分華麗，而且充滿東方韻味。人們一踏進殿堂，便有一種既莊嚴肅穆，又親切溫馨的感覺。 1844 年大規模修葺時，主持工程的是土生葡人工程師托馬斯‧達基諾。他雖然在葡萄牙接受教育，但對中國建築和風水都很感興趣。於是在重修工程中廣為吸納中西文化元素，體現了大手筆。不僅在主祭壇外的兩個側室內新建祭壇，形成“主堂三壇”的古典格局；而且在主堂外牆頂部開出一系列圓形主窗，類似中國古代廟宇大殿山牆上部的老虎窗(俗稱“虎眼”)，體現了中國建築風水學中的“天窗納氣”原理。修葺後的風順堂充分展現中西文化交融的風格，成為澳門古老教堂中的佼佼者。在清代後期和民國初期(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還有不少西洋建築陸續在澳門興建。其中主要有政府總部、崗頂劇院、陸軍俱樂部、葡國領事館(白馬行醫院舊址)、何東圖書館等。仔細考察這些建築的結構、材料、風格和功能，多少都能發現中西文化結合的可喜成果，也在世界建築史上留下一段文明互動而漸至交融的佳話。 (原載於《九鼎》2013 年第 5 期，與徐淩志合著)

辛亥革命的文化意義與澳門的歷史貢獻一百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以推翻滿清王朝、結束在華夏大地延續兩千餘年之久的封建統治為標誌，辛亥革命開天闢地的政治意義早已名垂史冊。推翻帝制、實現共和之後，中國社會的生產關係逐漸改變，生產力得到逐步解放，革命的經濟意義與促進變革的社會意義也日益彰顯。與此同時，辛亥革命也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而在體現文化意義的過程中，澳門做出了獨特的歷史貢獻，值得認真總結，大力宣傳。一、辛亥革命的文化意義辛亥革命的文化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辛亥革命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破除迷信，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儘管辛亥革命以武昌起義作為起點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革命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卻十分鮮明。在武漢三鎮打響第一槍之後，各省紛紛響應，革命怒濤終於彙成沖天巨浪，一舉衝垮了金鑾殿上的皇帝寶座。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我國封建統治根深蒂固，神權、君權、父權、夫權成為壓在民眾頭上的精神枷鎖，禁錮了人們的靈魂。兩千年的專制封建王朝一旦推翻，精神枷鎖便失去依託，對三綱五常的迷信也102

辛亥革命的文化意義與澳門的歷史貢獻就從此破除。人們發現，自由思想的感覺真好。民國初年，黨禁、報禁、言禁大開，據 1913 年 7 月的統計資料，全國發行的報紙已超過 500 種，印數在 4,200 萬份以上，預示着中華全民族思想大解放的興起。周恩來曾經高度評價辛亥革命的這一功績：“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後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其次，辛亥革命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積極引進了西方的先進經驗。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是領導辛亥革命的中堅力量，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留學外國或接觸洋人、涉及外事的經歷。他們在實踐中覺察到西方世界先進的一面，也產生了接受外來文化、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的願望。世居澳門的我國近代傑出愛國主義思想家鄭觀應，在其傳世之著《盛世危言》中有一篇“華人宜通西文說”。文中寫道：“獨是天地不能終古而不變，東西洋不能永遠而不通，西人來華亦屬循天理之自然。自通商以來，我中華人士見其國家富強，器械精利，天文、地輿、格致、製造、算學、礦學、化學等靡不考究精詳，窮理深奧，不免欣羡。”這番感言道出了辛亥革命時期先進知識分子的心聲，他們在開展革命活動的同時，也積極引進西方和日本等較發達國家的文化知識與科學技術，參考他們的先進經驗，深刻地影響了社會風尚。再次，辛亥革命倡導科學與民主觀念，為新文化運動奠定思想基礎。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王朝的同時，也引起了一系列社會變化。科舉制度廢除，新教育制度興起，男人們剪去辮子，穿上西服，女子也不纏小足了。生活中也出現許多變化，城裏建造樓房、鋪設馬路，鄉下人學着識字讀書，人們開始使用陽曆，流行鞠躬握手禮等。科學逐漸進入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人們過問國是的熱情不斷高漲，社會團體大量湧現，律師行業和政法學校崛起，民主意識深入人心。就拿婦女問題來說，辛亥革命的成功也開啟了女權解放的閘門，1912 年時全國已有婦女刊物 38 種，當時《民立報》還刊登過“天下興亡，匹婦有責”的口號，反映了深刻的社會變化。總之，“科103

歷史比較篇學”、“民主”兩個主題已經伴隨辛亥革命的醞釀和成功在中華國土逐漸普及，為日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後，辛亥革命的精神養料武裝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頭腦，為未來更深刻的社會革命培養骨幹。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辛亥革命未能動員廣大的勞苦大眾一同參與，但是，一大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充當了革命的主力軍。他們在積極開展革命活動的同時，也從革命的成果中獲益匪淺。辛亥革命前後的思想大解放為當時世界上流行的多種思潮、學說、主義傳入中國創造了有利條件。其中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在這種形勢下，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革命知識分子學習借鑒了外來的先進思想，又從對辛亥革命的反思中總結了經驗與教訓，終於在實踐中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者。辛亥革命以後發展起來的“五四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許多早期骨幹，正是在吸收辛亥革命精神養料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二、澳門對辛亥革命文化意義的歷史貢獻在辛亥革命體現文化意義的過程中，澳門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歷史淵源、文化特徵與社會條件，做出了無可替代的歷史貢獻。主要是發揮了以下四方面的作用：第一，門戶與通道作用延續兩千餘年的中華帝國是一個壁壘森嚴的頑固堡壘，外來勢力要想進入是十分困難的。尤其是明末清初以後，封建王朝實行海禁，閉關自守，幾乎斷絕了與世界交往的渠道。幸運的是澳門由於歷史的機遇而得天獨厚，從 16 世紀中期開始，在四百多年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成為中華帝國唯一對外開放的門戶。作為一扇難能可貴的門戶，澳門充當了外來文化進入華夏大地的有效通道。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列強憑藉武力強行闖進中國，在許多地方構建自己的勢力範圍。而澳門尤因104

辛亥革命的文化意義與澳門的歷史貢獻長期置於葡萄牙人的統治之下，西方的物質財富、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等都得以穩固留存。因此，澳門成為西方文化在東方世界的典型樣板。與此同時，澳門也為嚮往進步、尋求救國之道的有志者提供了走向世界的通道。隨着澳門的影響日漸擴大，越來越多周邊地區的中國人樂意到澳門去開拓眼界，同時也尋找新的發展機遇。辛亥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父親孫達成便是這些人中的一員。他年輕時到澳門做鞋匠、當裁縫，孫中山也因此從小有機會經常出入澳門，並且經由澳門踏上去檀香山或香港求學發展的歷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也不愧為辛亥革命起步之門。第二，窗口與展示作用對於世界而言，澳門是外國人觀察、瞭解中國的窗口，澳門為全世界各國人民有效地展示了中國。一方面，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在澳門積澱傳承，無論是語言文化、宗教文化、建築文化、服飾文化、飲食文化、民俗文化等等，都強烈地烙上中華民族的印記，外國人來到澳門，便能接觸進而逐漸瞭解中華文化，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當年耶穌會士羅明堅、利瑪竇等人想到中國傳教，正是先到澳門學習中國禮儀習俗和語言，然後才逐步進入內地的。另一方面，澳門這個窗口也為辛亥革命前志士仁人宣傳革命提供了有利條件。孫中山 1892 年 7 月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即到澳門鏡湖醫院行醫，開創了中國領土上西醫治療的先例。1893 年 7 月，中山先生與葡萄牙籍友人費爾南德斯(飛南第)在澳門創辦《鏡海叢報》(中文版)，他親任主筆與編輯，撰寫大量飽含革命激情、充滿革命言論的評論或文章，還刊登有關革命的消息新聞。1895 年 11 月初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廣州武裝起義失敗，《鏡海叢報》即刊登了有關電訊。由此可見，澳門這扇窗口也向國人和世界展示了革命黨人的革命主張和精神風貌。第三，熔爐與催化作用澳門雖然面積不大，卻是一個地靈人傑的風水寶地。對於辛亥革命而言，澳門還是一個大熔爐，發揮了培育革命者成長的催化作用。由於105

歷史比較篇葡萄牙當局實施管治多年，澳門不像內地那樣在封建王朝統治下戒備森嚴。居民的言行相對自由，開展革命活動也相對容易。孫中山在香港就學期間，時常利用週末和假期來到澳門，與志同道合的好友楊鶴齡、陳少白、尤列等聚會談心，議論國事，交流政見。四人對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深惡痛絕，大膽提出“勿敬朝廷”的口號，在當地被人們比作“四大寇”。這些活動有效地孵化了革命思想，鍛煉了革命青年的才幹，為日後開展革命事業奠定了基礎。當時主張改良維新的著名思想家鄭觀應正蟄居澳門老家，孫中山遂有機會拜訪這位前輩並深受教益。鄭觀應編印《盛世危言》時，曾將孫中山撰寫的《農功》一文潤色後編入其中。1894 年(光緒二十年)，血氣方剛的孫中山將自己的政見主張寫成《上李鴻章書》，鄭觀應特地致函李鴻章的幕僚、洋務運動核心人物之一的盛宣懷，推薦孫與其相識，並請盛宣懷將孫轉薦李鴻章。上書李鴻章的無效是促使孫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之一，1894 年 11 月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成立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邁開了職業革命家生涯的第一步。這一切都同孫在澳門結識鄭觀應密切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也是辛亥革命的催化助長因素。第四，屏障與保護作用澳門由於長期置於葡萄牙的實際管治之下，中國政府的勢力相對薄弱。尤其到了清朝末年，更是日漸衰落，無力過問澳門事務。這樣就像設置了一道無形的屏障，保護了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志士開展反對本國政府的革命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為辛亥革命的醞釀提供了方便。1905年，孫中山聯絡數個革命團體，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隨即派人到包括澳門的多個地方籌建同盟會的分會。1909 年冬，同盟會澳門分會成立，會址即在南灣街 41 號。澳門的同盟會會員們積極開展籌款和宣傳活動，還秘密策劃了反對清政府的武裝鬥爭。在武昌首義成功的鼓舞下，1911 年 11 月 2 日，澳門同盟分會組織了香山起義。3 天後香山光復，對廣東全省的革命黨人產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又 3 天後廣州也宣106

辛亥革命的文化意義與澳門的歷史貢獻 107 告光復。香山與廣東的起義與全國各地的起義遙相呼應，終於彙聚成不可阻擋的革命洪流，推翻了延續兩千餘年的封建王朝。回顧辛亥革命這一段不平凡的歷程，澳門的獨特作用無可替代，澳門對革命的貢獻功不可沒。願後人以史為鑒，永遠銘記。 (原載於《澳門月刊》2011 年 10 月號)

止陸始海之國 ──關於葡萄牙歷史和現狀的觀察與思考世界的西方有片大陸叫歐羅巴。歐羅巴洲西部有個古國叫葡萄牙。葡萄牙國的西緣有個海角名羅卡。羅卡角西端豎立着一座以十字架為頂的石碑，在石碑西面大海的一壁，鐫刻着葡萄牙傑出詩人賈梅士(Luís Vaz de Camões，1524-1580 年，或譯作卡蒙斯)撰寫的名句：“陸止於此，海始於斯”。羅卡角的地理座標是東經 9.30 度，北緯 38.47 度，這裏地處歐洲大陸的最西端，堪稱西方世界的天涯海角。羅卡角的海風蒼勁淒厲，羅卡角的海浪拍岸排空，站在羅卡角的峭壁上極目遠眺，不禁心曠神怡，浮想聯翩。我們對於古國葡萄牙的考察，便從羅卡角開始。一、輕舟曾下萬頃洋遠遠望去，羅卡角上的石碑像一座燈塔，令人產生關於航海的種種聯想。在這個海陸交接的國度，似乎一切都同航海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即將步出里斯本國際機場的時候，你會在到達大廳出口處附近的高牆上看到幾幅精心設計的標語，其中的一幅尤其使人過目難忘：“(你將)發現一個曾經發現了半個世界的城市(Discovering a city discovered the half world)！”這正是對里斯本乃至葡萄牙客觀而中肯的歷史評價。 108

止陸始海之國當中世紀的夜幕慢慢消退，近代社會的曙光逐漸升起的時候，歐羅巴洲伊比利亞半島西南的一個海濱小國，憑藉着地處大西洋和地中海連接要衝的獨特位置、800 公里海岸綫的有利條件，以及數百年間積累起來的航海技術與軍事力量，悄悄地崛起了。早在 14 世紀初年，在地中海沿岸伴隨商業資本主義萌芽而迅速壯大的西南歐諸國中，葡萄牙已經嶄露頭角。擁有一支實力強大的航海艦隊作為基礎，海上貿易的巨大利益和領頭地位促使他們把目光投向大洋的深處。從 15 世紀早期開始，是艾維茲王朝的王子、航海家亨利(亦譯作恩里克)開創了遠洋航海的宏偉事業。1415 年，亨利王子派遣的船隊南下大西洋，佔領了非洲北部的重要港口休達，由此開闢了海上探險和海外擴張的征程。此後的大半個世紀裏，葡萄牙人的足跡先後踏上馬德拉群島(1418年)、亞速爾群島(1432 年)，以及從維德角(1444 年)到好望角(1488 年)的整個非洲西部海岸。1497 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繞過非洲南端向印度洋挺進，一年後終於抵達印度的科澤科德。這一壯舉開闢了歐亞大陸之間的海上新航綫，也加快了葡萄牙人海外探險和擴張的步伐。繼 1500年到達並佔領巴西後，葡萄牙人先後佔領了印度果阿(1510 年)、麻六甲(1511 年)、印尼摩鹿加群島(1512 年)等地，並於 1517 年抵達廣州，盤踞屯門，後又藉故留居澳門(1557 年)，進而染指日本長崎、菲律賓馬尼拉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在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漫長歲月裏，葡萄牙的船隊遊弋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萬頃海域，葡萄牙的國旗已經插遍了從歐洲到非洲、亞洲和南美洲的半個世界。對於葡萄牙在這一歷史時期的所作所為，對於葡萄牙人侵佔土地的暴虐、掠奪財富的貪婪和販賣奴隸的殘忍，歷史自有公論。然而，任何事物總有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以歷史的眼光來分析，正是葡萄牙人領頭的 15 世紀西方航海熱和隨之產生的地理大發現，揭開以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為本質的全球化進程的序幕。航海事業在給葡萄牙帶來榮耀和恥辱的同時，也給葡萄牙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回憶。他們當然難以割捨根深蒂固的航海情結。如今，在葡萄牙，隨時隨處可以找到與航海有關的事物。城市的街面通常是用深淺109

歷史比較篇相間的方形小石塊鋪成的，在奶黃色石塊組成的背景上，往往用黑色的石塊組成波紋，象徵海浪；或者鑲出帆船、鐵錨和鯨、海豚、海馬等海洋生物的圖形，襯托出大海的氛圍。教堂和修道院等建築的廊柱上一般雕刻着花紋，主要有兩種圖案，要麼是纜繩，要麼是海藻，表達着對大海一往情深的眷戀。航海家達•伽馬則幾乎成了葡萄牙的第一名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建築、街巷和景點簡直不計其數，而他的大理石靈柩也得以安置在里斯本最著名的熱羅尼莫斯大教堂內，供後人瞻仰緬懷。為了永遠銘記與航海休戚相關的這段歷史，在亨利王子逝世 500 週年的 1960 年，葡萄牙人於特茹河邊修建了一座航海紀念碑。整座碑身的造型如同一艘乘風破浪的帆船，亨利王子站在船首向大海眺望，在其身後則依次排列着包括達•伽馬在內的數十位曾經為葡萄牙的航海事業做出過特殊貢獻的歷史人物。白色大理石的歷史人物群像錯落有序，由低漸高，象徵着葡萄牙世代延續的航海傳統，也體現了葡萄牙人前赴後繼的意志與決心。圖 1 里斯本航海紀念碑 110

止陸始海之國二、老屋前頭萬樓新里斯本坐落在葡萄牙西南端，瀕臨大西洋，緊靠着特茹河的出海口。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13 世紀中葉開始即成為葡萄牙王國的首都，現已發展成葡萄牙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也是歐洲大陸位置最西(西經 9 度)的大城市和海上貿易樞紐。古老的里斯本 1755 年曾經遭遇一場浩劫，強烈的大地震幾乎將整座城市的建築物夷為平地。在當時的首相龐巴爾侯爵領導下，里斯本人於廢墟上重建家園，現存的主要建築大多是震後重建的產物。為了紀念這個不平凡的事件，里斯本人在市中心辟出一片空地，命名為龐巴爾侯爵廣場，並且在廣場中心高聳的紀念碑上安置了侯爵的威嚴塑像。在里斯本現有的眾多政治經濟功能中，海上樞紐的功能歷史最為悠久。由於里斯本地處地中海與大西洋的連接處，是西歐、北歐國家南下和地中海沿岸國家北上的必經之地，同時也是東西方海上貿易過程中西方船隊的出海港和東方船隊的首抵站，因此，作為海港的里斯本似乎比作為首都的里斯本更富盛名。里斯本的建築風格記錄了它的歷史發展軌跡。紅瓦屋頂的民居體現着南歐情調，古老的皇宮、城堡，哥特式或巴洛克式的教堂和修道院反映着悠久的歷史傳統。極具代表性的還有港區建築。作為重要的船舶停靠港，里斯本必須為過往船隻提供多方面的服務。因此，數百年來，沿着特茹河岸並延伸到大西洋邊，包括碼頭、造船廠、修船廠、貨棧和倉庫在內的港區連成一綫，蜿蜒 14 公里。不難想見當年的里斯本港區曾經呈現過何等熱火朝天的繁榮景象。然而，從建築學和城市景觀的角度來考慮，港區建築主要是相對簡陋的廠房和倉庫，缺乏上佳的視覺效果。隨着時代的發展，當年手工業作坊式的造船業和零散的運輸裝卸業逐漸萎縮，大型集裝箱運輸碼頭和現代化船廠慢慢興起，里斯本港區也經歷了脫胎換骨的蛻變過程。里斯本人是富有創造性的，他們因地制宜地促使老區發生了徹底的變革，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 111

歷史比較篇一是古老建築的改造。沿着特茹河岸伸展的港區雖然已經失去昔日的輝煌，但當年建造的倉庫和廠房依然散發着古樸的韻味，仍舊佔據着近水臨河的景觀位置。於是人們通過巧妙的設計和精緻的裝潢，將它們改造成各式各樣的餐館與酒吧，使老屋煥發了青春。在著名的 4 月 25日大橋(因紀念 1974 年當天推翻反動政權的革命而得名)北岸橋頭附近，數十家倉庫改造成的餐館沿着河岸一字排開，蔚為壯觀。夜幕降臨之時，餐館內外座無虛席，餐館之間人頭攢動，遊艇在河邊搖盪，列車從橋面掠過，無疑使海鮮大餐增添了無窮的韻味。圖 2 里斯本博覽會城新建的達‧伽馬大樓二是功能新區的開發。老建築的改造雖屬精雕細刻，畢竟難以過癮。只要逮到機會，葡萄牙人也會大刀闊斧，盡情展現一下身手。1998年里斯本世界博覽會的舉辦就是這樣一次機會。那一年適逢達•伽馬開闢東方新航綫 500 週年，博覽會的主題定為“海洋──未來的財富”。人們選中了里斯本東北角特茹河畔一片廢棄的倉庫區，決心將它開發成全新的“博覽會城”。破舊的老屋被推倒了，生銹的儲油罐被清除了，骯髒的垃圾場被掩埋了……曾幾何時，一座包含 1.4 萬平方米展館和3,900 平方米有頂廣場的蘑菇形世博會主會場烏托邦館拔地而起。建造112

止陸始海之國該展覽館耗費從瑞典進口的松木 5,600 立方米，是世界上用木材建造的最大跨度的建築物，與巴黎埃菲爾鐵塔、布魯塞爾原子塔一道被稱為歐洲三大著名建築工程。除了展覽館，博覽會城內外還有一系列新穎的現代化建築。造型奇特的水族館，巨型海船般的達•伽馬雙子座大樓，一棟棟現代化公寓，一座座豪華酒店……這裏已經成為新里斯本的典範，成為里斯本人心中又一份值得驕傲的記憶。三、密室深藏萬卷書若要追尋葡萄牙更為古老的歷史，應該從里斯本北上，到科英布拉去走走。科英布拉位於葡萄牙中部近海的丘陵地帶，坐落在蒙德古河北岸。早在古羅馬時代，科英布拉已是重要城鎮，葡萄牙的開國君主阿方索一世選擇此地作為最早的首都。石子路面的街巷曲折起伏，紅頂白牆的屋宇古樸幽靜，巍然屹立的教堂莊嚴肅穆，這裏仿佛處處留下了歲月的痕跡，記錄着歷史的滄桑。提起科英布拉必然要提到科英布拉大學。大學創建於 1290 年，14世紀初遷來科英布拉，後落戶於市中心的小山之頂，至今已雄踞五六百年。科大的師生人氣興旺，總數約佔全市人口三分之一。當你漫步街頭或留連河畔的時候，興許舉手投足便會邂逅一位學長或者老師。科大的校友名垂青史。在令人肅然起敬的前輩名單中，你不難發現傑出詩人賈梅士、著名作家奎羅斯，以及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做出獨特貢獻的利瑪竇等熟悉的名字。大學節尤為科英布拉大學的特色。從 1899 年開始，每年五月上旬的幾天裏，當一學年的辛勤學習即將結束，苦熬的日子即將出頭的時候，大學生們便聚集到校園附近塞維利亞老教堂前的廣場上，以焚燒筆記本上的飄帶、舉行花車遊行和露天聚餐等多種形式宣洩感情，歡慶學有所獲。這就是科英布拉大學節或燃帶節的來歷。學生節期間，有黑色學士服的莊重，有不同學院不同色彩禮服的繽紛，有將筆記113

歷史比較篇本上的飄帶投入火中付之一炬的喜悅，也有畢業生用文明仗互敲禮帽表示祝福的幽默。假如身臨其境，你一定會產生這樣的感慨：青春萬歲！提起科英布拉大學又必然要提到科英布拉大學圖書館。圖書館是大學的驕傲，建成於 1716 年左右。當初的老館就坐落在山頂大學廣場的西南角，位居連成一排的教堂、鐘樓等校園建築之首。科大圖書館體現了典型的巴洛克風格，一踏進那簡潔而不失典雅的大門，你必定會為館內裝飾的金碧輝煌而驚歎。離地五六米高的拱形屋頂上繪製着精美的壁畫，可見的牆面用精製的瓷磚畫和高雅的掛毯裝飾。厚重的圖書分兩層靠牆陳列，書頁已經發黃，封面間或斑駁，更使多半為羊皮燙金包裝的古籍體現出深沉的內涵，而書櫥側面的金箔畫也時時襯托出高雅華貴的氛圍。兩層書籍之間有附着樓梯的回廊，既可供讀者到上層查閱，又將按照不同主題分別放置圖書的社區連成整體。老館藏書凡十萬餘冊，為了保護這筆珍貴的文化遺產，現在讀者已不能直接借走原著，只能到新館借閱複製品。不過館內還保留着兩間當年專供教授來館查閱資料的斗室，每間只有兩個平方米大小，甚為神秘莊嚴。享受貴賓禮遇的來訪者才被准許在已經成為歷史的教授閱覽室中攝影留念。圖 3 科英布拉大學圖書館珍藏的 13 世紀手抄本聖經 114

止陸始海之國真正的歷史文化感是在新館的密室裏體驗到的。在現代氣派的檔案館和新圖書館大樓裏，有專門珍藏孤本善本的密室。走進那肅靜而神秘的密室，沉浸於古老書卷與檔案的濃郁氣息之中，不禁產生一種穿越時空隧道的感覺。館長小心翼翼地為我們展示了 13 世紀的聖經手抄本、15 世紀使用的幾何教材以及 16 世紀繪製的歐洲地圖。聖經手抄本上用銀箔製作的插圖堪稱一絕。在大樓底層的資料庫中，我們有幸見到葡萄牙國寶級詩人賈梅士閱讀過的希伯萊文聖經以及詩集《葡國魂》的最早版本，書頁中還保存着作者當年翻閱時留下的字跡。只有訪問過科英布拉大學、參觀過科英布拉大學圖書館之後，才能真正理解學者們把科英布拉譽為葡萄牙“文化首都”的含義。四、海鮮難解萬人饞曾聽友人戲說：沒吃過葡萄牙的海鮮就等於沒到過葡萄牙。經過親身體驗，覺得此話有理。可以這樣來形容在葡萄牙吃海鮮的感覺：海鮮處處有吃，各有吃法不同。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餐館，你可以吃到不同品種、不同口味的海鮮菜肴，甚至連吃的程序和工具也大不相同。就拿吃海蟹來說，有的餐館提供夾鉗、刮刀，有的提供小錘、砧板，甚至還有鈎針，真可謂各取所需，得心應手。印象最深的是在一家以賈梅士名著“葡國魂”為名的餐館品嘗海鮮的經歷。“葡國魂”餐館位於波爾圖西北郊，躋身於一家接一家的餐館之間，佔據了一座四層小樓的底層。臨街的櫥窗精於設計，佈置得像水族館，顯得素雅而富有生氣。品嘗海鮮的過程似乎有點複雜甚至繁瑣，卻讓食客們享受到吃以外的許多樂趣。桌上現成的是兩種蒜蓉麵包片和好幾種乳酪，讓你先開胃。葡萄酒則由顧客自己挑選。先端上桌的是生蠔和海鮮大拼盤，每人一枚生蠔，拼盤裏還有四味海鮮：大海蝦、小海蝦、海螺和一種被稱為“鬼爪”的海生軟體動物。鬼爪形如較瘦小的蟹鉗(蟹螯)，深黑色，外115

歷史比較篇部硬殼上長着細絨毛。除去其頭部的軟外殼，便露出肉紅色的肉塊，蘸了調料味道特別鮮美。拼盤後的第一道大菜是海鮮濃湯。是用撕碎的魚肉和蝦肉加番茄、洋蔥等烹製而成，色澤橙紅，湯麵上還浮着一小片奶黃色的麵包，像大海中的一葉扁舟。接着各種菜肴和主食便陸續登場，有烤魚、烹龍蝦、蔬菜沙拉和烤土豆等等。兩種海鮮主食尤其令人垂涎，一種是魚泡飯，一種是蝦粥。蝦粥表層鋪滿了珍珠般晶瑩的蝦仁，裏面加了麵包屑，吃起來更有一股焦香而回味無窮。主菜是鹽焗魚。魚是在餐桌前一坐下來就選好的，大約有兩尺長。廚師先用鹽漬上半個小時，然後蒸熟，置於長方形的不銹鋼盤子裏，表面再堆滿白色的鹽粒保溫。上菜的小夥子用小推車將魚送來，在餐桌前往鹽堆上傾倒酒精並點火。紅色的火苗跳躍閃爍，照亮了帥哥英俊的臉，也引發了大夥接二連三的喝彩。圖 4 鹽焗魚閃亮登場葡萄牙人確實挺會享受生活。晚上九點過後，來“葡國魂”就餐的人逐漸增多，不久竟座無虛席。絕大多數葡萄牙人認為，吃，一定要盡興。正餐不管吃了多少，餐後甜點照樣不能缺。這不，當我們望着沒吃116

止陸始海之國完的海鮮自愧腸胃容量太小而謝絕甜食的時候，同來的兩位葡萄牙友人一個要了灑滿糖霜的千層餅，一個要了澆透糖漿的巧克力布丁，三口兩口解決之後，還例行公事似的把咖啡一飲而盡。儘管不敢恭維那鐵桶般的身材，但對他們“視吃如歸”的英雄氣概和熱愛生活的激情，倒是有幾分羡慕甚至敬佩的。海鮮固然好吃，然而，對於追求文化品位的人來說，似乎難以解饞。全憑友人的精心安排，我們有緣在里斯本“葡萄酒先生”餐館聆聽法多演唱，才算全身心地享受了一次生活。法多(Fado)是葡萄牙的一種傳統民歌形式，被譽為國寶之一。源於海員歌曲、民間敘事歌曲甚至巴西(葡萄牙的原殖民地)黑人舞蹈音樂的法多，數百年前開始就在里斯本流傳。由於旋律委婉曲折，歌詞淒涼悲壯，歌聲哀怨傷感，因此也被稱為悲歌或命運之歌。19 世紀上半葉開始，憑藉出身貧寒的女歌手瑪麗亞‧塞維拉的出色才藝，法多得以在大小餐館普遍傳唱，後來甚至有機會走進了藝術的殿堂。原汁原味的法多無疑要在小巷深處的餐館裏欣賞，我們所去的“葡萄酒先生”餐館正是這樣的場所。街巷是狹窄的，門面是樸實的，一進門則發現別有洞天：典雅的褐色餐桌在餐廳四周有序排列，錚亮的潔白餐具在桌上整齊擺放，四周的牆面上佈滿精緻的油畫、精巧的壁燈和古色古香的各種裝飾品。餐廳中間的兩根柱子間留出一塊不大的空地，擺放着幾把靠椅和鮮花盆景，那便是法多演出的舞台。就餐的人越來越多，餐廳的氣氛也越來越熱鬧。驀地，壁燈先亮後暗地閃爍了三次，人們不約而同地放下手中餐具，整個餐廳頓時鴉雀無聲。四位手持葡萄牙吉他和西班牙吉他的樂手相繼入座，樂曲聲中，一位身着黑衣黑裙、肩披黑色紗巾的中年女歌手隨即登場。婉約的歌聲驟起，時而如泣如訴，時而似憤似悲，時而激昂高亢，時而沉淪低迴，一曲歌罷，餘音繞樑，片刻之後，才爆發出熱烈而莊重的掌聲…… 117

歷史比較篇五、門泊英倫萬里船杜羅河由東向西貫穿了波爾圖市古老的中心區域，在兩岸留下值得後人追尋的歷史積澱。北岸以始建於 17 世紀的古樸建築為依託，發展成一長溜溫馨的沿街商鋪、餐館和露天咖啡(酒)座。南岸依山而建的小樓鱗次櫛比，幾十座深沉而含蓄的葡萄酒窖便躋身其中，屋頂上豎立的大字招牌顯得格外醒目。巴黎鐵塔之父埃菲爾設計的路易一世大鐵橋橫空而過，將兩岸連接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碼頭邊遊人如織，河面上遊船穿梭，天空中海鷗與鴿子比翼翱翔，這片令葡萄牙人引以自豪的歷史城區，已經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最令人矚目的要算停泊在河上的一艘艘滿載桶裝葡萄酒的帆船。沿着河岸順次排列，甲板上壘滿葡萄酒桶，纜繩還繫在岸邊，巨大的木漿卻已從船頭斜插水中，仿佛馬上就要起錨遠航。這番景象，大約從 17世紀後半葉開始就已定格，一直延續了三、四百年。波爾圖堪稱葡萄牙的發源地之一。這裏原本是瀕臨大西洋的優良港口，據說波爾圖的地名(Porto)乃至葡萄牙的國名(Portugal)都源於此地最早的地名港口(Port)一詞。波爾圖其實不產葡萄。葡萄主要出產在西北部杜羅河上游的布拉干薩等地區，那裏略顯乾旱的山區氣候和頁岩風化的土壤適宜優質葡萄的生長。然而，作為農產品的葡萄只有變成輕工業產品葡萄酒並且找到市場，才能帶來更大的財富。於是地處杜羅河出海口的波爾圖得天獨厚，自然而然地成為葡萄酒的配製與集散地。18 世紀初年，具有商業頭腦和經濟實力的英國人一眼看中波爾圖在發展葡萄酒工業方面的獨特地位，遂與葡萄牙簽訂梅休恩條約並成立皇家杜羅河酒業公司，揭開了在此生產與儲存葡萄酒並源源不斷運往英國的一段不平常的歷史。這就是杜羅河南岸酒窖星羅棋佈的來歷。我們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到杜羅河岸邊參觀卡勒姆(Calem)酒窖。從外表看，這是一棟陽光般燦爛的白色小樓，進門後才發現一切都同葡萄酒一樣深沉。從葡萄到葡萄酒的商品化過程有七個主要環節：種、管、收、118

止陸始海之國釀、藏、運、售，酒窖(葡萄酒公司)是一條龍操作的。只不過前幾個環節主要派人在葡萄原產地進行，最後一個環節則推向了世界各地。酒窖裏有詳盡介紹葡萄酒生產過程的展覽，有葡萄酒品牌廣告，有葡萄加工的機械模型，但其主體還是一個接一個深邃幽靜的窖。巨大的調酒桶是豎立着的，像挺胸凸肚的勇士巋然屹立，桶外邊顯示樣品的細管和多種資料的詳盡記錄反映着桶內正在進行的複雜變化，也增添了幾分神秘的感覺。較小的儲酒桶是橫臥着的，一層又一層地壘成小山狀，桶上也記錄着各種參數，使一切都顯得井然有序。酒桶都是紫褐色的，像葡萄酒一樣醇厚；酒桶也散發着幽香，像葡萄酒一樣濃郁。當我們穿行在興許已經沉睡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酒桶之間、悄悄地感受着葡萄酒的氣息的時候，幾分醉意也在不知不覺之中襲來了。真正的陶醉是在品酒室裏體會到的。確切地說，應該是品酒廳，因為四周陳列着百十種不同規格的卡勒姆葡萄酒，中間擺放着十多排長桌，可供上百人同時品酒。服務小姐熱情地為我們端來好多種葡萄酒，有紅的、有白的，有不甜(乾)的、有微甜的、也有較甜的，甚至還有略帶酸味的。擠坐在不同膚色、不同年齡、不同服飾的遊客之間，我們一邊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嘗不同葡萄酒的不同口感，一邊聽導遊介紹葡萄酒與食品的搭配方式、葡萄酒的生產年代與品質的關係，以及如何根據葡萄酒掛杯的情況來鑒別酒的優劣等等。這已經不是在簡單地品酒，分明是在品味一種獨特的葡萄酒文化了。走出酒窖的時候正值夕陽西下。餘暉斜灑在杜羅河上，停泊在酒窖門前的運酒船在逆光的襯托下輪廓格外分明。不難想像，很多年前，很多年間，載酒的船隊正是從這裏起錨揚帆，西下大西洋，北上英倫三島，繼而不遠萬里地將葡萄酒運往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119

歷史比較篇 120 圖 5 杜羅河上的運酒船 (原載於《群言》2008 年第 1 期)

文化碰撞視角下的印度果阿印度次大陸像一個倒懸的三角形，將頂邊緊貼住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南緣的喜馬拉雅山脈。另外兩條邊斜交成銳角，被阿拉伯海和孟加拉灣簇擁着一直向南延伸，直至插進深邃的印度洋。在這塊次大陸的內部，北邊是寬廣的恆河平原與印度河平原，中央是堅實的德干高原，東西兩岸瀕臨大海的則是連綿的東、西高止山脈。從地球演化和地質歷史的角度來看，印度次大陸是岡瓦納古陸(或稱南方古陸，包括現今的非洲、南美洲、印度次大陸、大洋洲和南極洲)的一部分，從大約兩億年前的侏羅紀開始，因洋底擴張、大陸漂移而逐漸向東北方向運移，直至與亞洲大陸對接。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脈便是兩大板塊碰撞形成的縫合綫。撇開大約始於 200 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原始文明不說，以公元前三千紀的吠陀文化為起點，歷經十六雄國爭霸、波斯人與希臘人入侵、孔雀王朝與笈多王朝稱雄、德里蘇丹國統治和莫臥兒帝國擴張，在這塊廣袤而古老的土地上，曾經發生過多少轟轟烈烈而又悲悲切切的歷史故事。國學大師季羨林曾經精闢地概括：“世界文化可以分成四大體系：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的選擇文化及歐美文化。日本、韓國、朝鮮、越南文化均屬於中國文化圈，從希伯來直到現在的穆斯林文化為伊斯蘭的選擇文化圈，加上印度文化圈，這三者可總稱為東方文化；而從古希臘一直到今天的歐美文化，可稱為西方文化，其間並無其他第三種文化。”公元 15 世紀末、16 世紀初，當西歐中世紀的黑暗行將結束、121

歷史比較篇近代社會的曙光逐漸顯現的時候，以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碰撞交融為特徵的全球化進程開始起步，印度次大陸也經受了外來文明的激烈挑戰與嚴峻考驗。由地理因素和社會歷史因素所決定，印度半島的西海岸首當其衝，充當了兩大文明衝撞的前哨陣地；而位於西海岸中部的果阿(Goa)，更成為短兵相接的橋頭堡。一、兩個世界的較量最早踏上印度半島、向東方輸送西方文明的是葡萄牙人，兩大文明的碰撞恰恰是以不文明的較量揭開序幕的。公元 1498 年 5 月 20 日是個非凡的歷史時刻，就在那一天，葡萄牙人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率領四艘海船抵達印度西海岸南部港口卡利卡特(現名科澤科德)。這是西方人第一次經由海路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後踏上東方的土地。歐亞之間的海上通道首次打通，因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卡利卡特當時是個小國，卻因地利而往往成為外來者的首訪目標。七十多年前明代航海家鄭和率船隊七下西洋時，就曾在此地登陸，帶來瓷器、絲綢等珍寶，展現璀璨的中華文明，也向當地居民傳遞了友誼的信息。然而這一次，達‧伽馬們掠走了大量香料、寶石，挾持了數名人質，卻留下了宣告葡萄牙國王派人“發現”這塊土地的“帕德勞”標柱。初次嘗到甜頭大大地刺激了葡萄牙人的野心，他們掠奪的重心開始向東方偏移，而他們的真實面目也就此暴露無遺。1500 年 3 月，葡萄牙派出由貴族卡爾布拉為統帥的龐大船隊前往卡利卡特，抵達後不僅設立商站搶收香料，還動用武力搶劫穆斯林商船，並且找藉口炮轟卡利卡特城，殺死船民逾 600 人。1502 年 2 月，達‧伽馬率船隊二赴印度，謀求建立葡萄牙的海上霸權地位。他在途經坦桑尼亞港口基爾瓦時，扣押了該國蘇丹並逼迫其向葡萄牙進貢；在坎納諾爾附近海面劫持赴麥加朝覲歸來的阿拉伯海船，燒死了船上的數百名穆斯林。到達卡利卡特以後，122

文化碰撞視角下的印度果阿更是恣意橫行：襲擊商船，炮轟城池，令人髮指地砍斷漁民手腳以儆效尤……達‧伽馬一行滿載東方珍寶於同年 10 月返回里斯本，所獲純利潤竟超過了航行總成本的 60 倍。那以後的幾年中，為了建立和維持印度洋霸權，葡萄牙人在阿拉伯海地區到處遇敵，同阿拉伯人、印度人、伊朗人、埃及人和威尼斯人都發生過武裝衝突。事實使他們逐漸明白，要在印度洋地區長久立足，必須建立穩固的根據地。不久，葡萄牙人把覬覦的目光投向了果阿。果阿北距卡利卡特約 400 公里，地處印度半島西海岸的中部，靠着曼多菲河與祖阿裏河的入海口。由於位置適中，交通便利，加上氣候良好，土地肥沃，這裏從公元前 3 世紀的孔雀王朝開始，就居住着不少信奉印度教的原住民，後來又有大批穆斯林來此聚集。當年達‧伽馬於卡利卡特登陸後，曾北上考察，一眼便看出了果阿的潛在價值。1510 年 3 月，葡萄牙新任命的“印度總督”阿爾布克爾克發動了進攻果阿的戰爭並一度佔領該城，後被當地穆斯林奪回。當年 10 月阿爾布克爾克調集重兵再次攻佔果阿，隨即屠城，殺死男女老幼逾 6,000 人。葡萄牙的印度總督府不久便遷來此地，後來果阿成為葡屬印度的首府，同時也是軍事基地和宗教機構所在地，充當了葡萄牙在東方世界推行殖民活動的中心，一直延續了漫長的四個半世紀。歷史事件具有極大的相似性。人們沒有想到，在葡萄牙殖民者強佔果阿 451 年之後的 1961 年，獨立了的印度人民也是採用武裝手段從殖民者手中奪回了祖國的神聖領土，討回了歷史的公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民族解放的浪潮逐漸高漲，印度也於 1947 宣告獨立，並於 1950年 1 月 26 日成立了印度共和國。此後印度政府曾多次要求殖民統治者歸還殖民地，包括葡萄牙佔領的果阿，但在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支持下，葡萄牙人拒不退讓。十來年間，印度政府與人民想方設法收回故土卻均無成效，包括 1955 年 8 月派遣手無寸鐵的 5,000 名志願者進入果阿等葡屬殖民地，配合當地人民謀求獨立，結果竟遭到葡萄牙當局的血腥鎮壓。血的教訓使印度人民懂得了一個真理：不要對殖民者抱有任何幻想，需要的是硬碰硬的真正較量。 123

歷史比較篇 1961 年初開始，印度政府為收復果阿採取了各種政治、外交行動，特別是軍事方面的行動。多種形式的遊擊隊潛入果阿等地，襲擊警察局，摧毀哨所，伏擊葡軍小分隊，擊斃頑抗的指揮官，造成葡萄牙統治者的極大心理恐慌。12 月 18 日，印度政府出動 3 萬大軍，對果阿發動總攻。飛機掩護，坦克挺進，步兵衝鋒，48 小時即結束戰鬥，共俘獲葡軍逾 3,000 人，全面收復果阿以及達曼、第烏等葡佔殖民地，結束了葡萄牙人在印度半島苟延殘喘的殖民統治。在兩個世界的較量中，正義的一方終究佔了上風。二、兩種地理的集成果阿終於揭開了纏繞已久的面紗，將其綺麗的容顏展現在世人面前。不妨先來考察一下果阿的自然地理狀況。這是一個背靠高山、面臨大海的熱帶雨林地區，屬於美麗的康坎海岸的一部分。3,70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覆蓋着 1,424 平方公里茂密森林，穿流着 253 公里蜿蜒河道，起伏着海拔最高 1,167 米的連綿山脈，還延伸着 101 公里長的秀麗海岸。東端的西高止山像屹立的屏障，擋住了德干高原的塵埃與酷暑，西面的阿拉伯海頻頻送來強勁的季風與充足的水汽，致使果阿地區終年溫暖潮濕。六月到九月間的雨季更是慷慨地灑下豐沛的雨水，將天空洗刷得分外剔透，將大地滋潤得特別清新。來到果阿的第一印象是“綠”。時值八月盛夏，萬物茁壯生長，處處生機勃發。放眼望去，幾乎是樹海極目，林木無邊的。遠山上的南陽欖仁(果阿邦的邦樹)、柚木、婆羅雙樹、藤黃果樹等常青或落葉喬木顯現出蒼勁的綠，海灘和山腳下的椰樹、榕樹、竹子展現出深沉的綠，公路邊大片農田中將要抽穗的水稻則呈現出鮮嫩的綠。雖然秋收季節還沒有到來，各種果樹上卻也早已枝葉茂盛，青果累累了：椰子、芒果、木124

文化碰撞視角下的印度果阿瓜、菠蘿蜜，以及腰果、黑莓等等，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果實，印證着大自然的生命力是何等的旺盛。還要提一提果阿的水。由地勢所決定，果阿的河道都是由東向西流淌的。主要水系曼多菲河與祖阿里河皆在西高止山區發源，一北一南貫穿果阿大地，流域佔據了全區面積的近 70%。兩條河流的出海口幾乎斜交着對在一起，形成了兩個連成整體的巨大海灣，為水上交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果阿的海灘尤其世界聞名。海水不算特別清澈，藍綠中透出灰黃，倒也顯得天然、真實。海浪卻是醒目的白色，一道接着一道地向岸邊撲來，大有前赴後繼的氣勢。一百來公里漫長的海岸綫上，絕大部分是舒緩的沙質海灘。淺黃、灰黃或褐黃色的細沙經過陽光的烤灼變得格外鬆軟、溫柔，赤腳踩上去暖暖的、軟軟的、酥酥的，真叫人愛不釋足。灘後及高岸上往往聳立着椰子樹，興許是海風凜冽的緣故，光溜溜的樹幹豎得老高老高，只在頂部伸出一叢寬大的葉，呵護着樹冠下密集的果。如此令遊人陶醉的海灘，在果阿竟有 30 來處，平均每隔 3 公里左右就有一個可供游泳、揚帆或者衝浪的好去處，難怪它被譽為“東方夏威夷”。說起果阿的人文地理，同樣值得稱道。就是在這樣一塊富饒美麗的土地上，從古老的年代開始，果阿人就用自己的勤勞與智慧創建了璀璨的文化。果阿地區已發現的最早人文紀錄發生在史前的石器時代。在北距果阿首府帕納吉(Panaji)72 公里的皮爾拉村，曾經發現了古老的石刻畫，散佈在庫夏瓦蒂河岸裸露的岩石上，面積約有 500 平方公尺。畫作中有鹿和孔雀等可愛的動物，有女性人像和剛出生的嬰兒，還有捲曲環繞的迷宮。古樸的綫跡散發着雋永的氣息，展現了無窮的魅力。從公元 2 世紀創建到 13 世紀仍然存在的卡達姆巴王朝時期，果阿的原住民為了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發展農業，興建了不少水利工程，迄今還保留着當時修築的蓄水池超過 300 個。許多蓄水池與廟宇有關。南果阿重鎮瑪律高(Margao)附近的高皮納斯神廟中就較好地保存着一口蓄水池。方形的水池四壁圍着石塊砌成的台階，池中還有一個同樣是石砌的125

歷史比較篇方形小島。當你貼近池邊向水中望去的時候，會瞥見一串串神秘的氣泡從池底汨汨地冒出，不禁引發遐想無限。 6、7 世紀開始，古果阿人為了穴居在山岩上開鑿岩洞，迄今尚有少量洞穴保存了下來。11 世紀以後，隨着印度教的繁榮，大批廟堂被修建起來。一千多年歲月流逝，許多古老的廟宇已經變成廢墟，階石佈滿青苔，斷壁殘垣爬遍藤蔓，但當年的石刻佛像依舊慈祥而端莊，令人肅然起敬。在那些保存較好的印度教廟宇中，還可以見到用黑色玄武岩壘成的主體建築，往往有石柱支撐而不用灰漿粘結，體現出高超的建築工藝水平。至於 16 世紀葡萄牙人和其他歐洲人來到果阿以後，在長達四百多年的歲月中也創造了燦爛的文化。那隨處可見的教堂，那為數不多卻依然留存的燈塔、炮台、碼頭、墓園，正在繼續昭示着西方文化的魅力。總之，到果阿的山野、叢林、海灘、河畔去走走，處處賞心悅目，時時可能有驚人的發現。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風光與彌足珍貴的人文地理積澱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集成了一個旅遊者的天堂。三、兩位前人的足跡數千年來果阿一直不乏問津者，近五百年來尤其如此。在無數前來朝聖、取經、獵奇、探寶、傳教、掠奪抑或殖民的外來者留下的印記中，有兩位前人的足跡格外清晰，他們的事蹟也值得後人緬懷甚至敬仰。一位就是上文提及的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另一位則是西班牙籍的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祖阿里河出海口是風景秀麗的瑪律穆岡海灣，海灣南部是山巒起伏的瑪律穆岡半島，半島西端有一個依山傍水的城鎮。這裏有陳舊的西式小洋樓和新建的現代建築，有沉靜的基督教教堂和古樸的印度教神廟，也有商鋪擁擠的街道和綠樹成蔭的公園。貫穿東西的鐵路從這裏發端，果阿唯一的達波林機場就坐落在小城南郊。登上城北的山崗北眺，瑪律126

文化碰撞視角下的印度果阿穆岡海灣的勝景盡收眼底。身後是蒼翠的低崗，周邊是蔥蘢的綠樹，林木掩映之中，剛到站的火車開始卸貨，滿載的巨輪正啟錨鳴笛，又將駛向新的航程……這裏是果阿邦人口第二多的城市，它是用一個人的名字來命名的，他就是瓦斯科‧達‧伽馬。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離不開歷史背景，對達‧伽馬亦然。瓦斯科‧達‧伽馬 1460 年出生在葡萄牙一個具有航海傳統的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曾受葡萄牙國王若昂二世派遣，進行過探索海上亞洲航綫的活動，可惜事業未竟而英年早逝，留下兩個從小就接受航海訓練的兒子。 14 世紀逐漸從宗教的迷夢中解放思想的歐洲開始產生瞭解世界和向外發展的願望，先驅者馬可‧波羅 13 世紀末從東方帶回的信息起了導向作用，歐洲人把期盼的眼光投向印度、中國等東方國家。從 15 世紀初開始，葡萄牙國王若昂一世的三王子亨利(亦譯作恩里克)積極宣導並實施了海上探險活動，為葡萄牙的航海事業奠定了基礎。到了 15 世紀後期，大西洋上的新島嶼不斷被發現，非洲南端的海角相繼被征服，哥倫布甚至發現了美洲新大陸，本國與鄰國西班牙海上探險的成就大大激發了葡萄牙人打通印度洋航綫的欲望。葡萄牙王室遂將這一重大使命託付給了子承父業的達‧伽馬。 1497 年 7 月 8 日，達‧伽馬率領由聖加布里埃爾號等四艘三角帆船組成的船隊從里斯本啟程，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不難想見船隊在途中曾經遇到怎樣的驚濤駭浪和艱難險阻，以至 1497 年耶誕節才繞過好望角，第二年 4 月才到達非洲東海岸坦桑尼亞的馬林迪港。後來在阿拉伯導航員馬吉德的幫助下，達‧伽馬的船隊終於穿越浩瀚的印度洋，於 1498年 5 月 2 日抵達卡利卡特。印度洋海上新航綫的開闢對於葡萄牙人乃至所有歐洲人來說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首先是改變了西方的空間觀或地球觀。早期的歐洲人只能通過兩條途徑與亞洲溝通：一條是陸路，從地中海西岸城市亞歷山大、大馬士革等地出發，經由巴格達到達中亞布哈拉，再向印度或中國分流。這些通道中就有著名的“絲綢之路”。第二條是海路。是從蘇伊士或巴士拉出發，通過紅海或波斯灣進入阿拉伯海，再向南駛往印度洋127

歷史比較篇及中國海。這兩條路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陸路受到沿途穆斯林國家，特別是 14 世紀崛起的奧斯曼帝國的牽制和阻遏；海路不僅同樣不安全，還受到海上季風的制約。經由非洲南端橫渡印度洋的新航綫是一條開放的通道，樹立了全新的地球概念，給歐洲國家帶來極大的自由度。其次是改變了西方的價值觀。達‧伽馬在面對葡萄牙人來印度的目的這個問題時曾直截了當地回答：“尋找基督徒和香料。”他們是這麼想的，也確實這麼做了。首次與印度的接觸便使葡萄牙人感性地認識到東方世界的富庶以及與之交往的有利可圖，從而進一步刺激和強化了西方國家向東方擴張的殖民野心。達‧伽馬看中了果阿這塊寶地，在他的積極主張下，葡萄牙後來果真把果阿變成了殖民東方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宗教、文化中心。1524年達‧伽馬被任命為葡屬印度總督再次赴印，9 月抵達果阿，不久病死於西海岸的另一個南方城市柯欽。達‧伽馬生性殘暴，開闢印度洋航綫的壯舉也給他本人帶來了驚人的財富、名譽和地位。然而，他作出的開創性歷史貢獻是無法否認的。果阿人通過瓦斯科‧達‧伽馬城的命名，永遠記住了這位歷史人物。其實果阿最早的中心不在現首府帕納吉。從帕納吉沿着曼多菲河岸東行十來公里，那裏留存着一座老城，叫老果阿(Old Goa)。老果阿市中心矗立着幾座氣勢恢宏的老教堂，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已被列入世界遺產目錄。南邊的一座就是著名的仁慈耶穌大教堂(Basilica of Bom Jesus)。仁慈耶穌大教堂是一座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築，原教堂始建於葡萄牙人來到果阿不久的 1515 年，至 1531 年方竣工，但在 1652 年不幸毀壞。現教堂於 1694 年因獲得柯欽一位船長的遺贈而得以重建。教堂外立面凡三層，牆面有假柱分割，中間有頂部帶三角形裝飾的環形窗。外牆多用暗紅褐色的斑狀火山岩塊砌成，顯得莊重典雅。堂內的聖壇卻裝飾得金碧輝煌，大氣凜然。人們來到仁慈耶穌大教堂，總要前去瞻仰端放在大堂東南角高壇上的一具靈柩，它的主人正是聖方濟各‧沙勿略。沙勿略 1506 年出生於西班牙那瓦勒的一個望族家庭，從母姓。19歲時去巴黎學習哲學，畢業後在大學任教，有緣與年長的同鄉羅耀拉相128

文化碰撞視角下的印度果阿識並結為知己。為了向東方世界傳輸基督宗教的理念，羅耀拉與沙勿略等七人創建了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並於 1540 年獲得教宗保祿三世批准。從此沙勿略開始了自己難能可貴的傳教士生涯。 1541 年 4 月沙勿略等三人從里斯本出發，於次年 5 月 6 日輾轉抵達果阿。此後三年間，沙勿略奔波於印度半島西南沿海的村莊、山林、海島和漁港，他滿腔熱忱地向當地人民宣傳基督教的教義，動員他們信奉基督教。為了得到原住民的信任，他把經文翻譯成當地文字，帶着大家一同背誦。沙勿略的真誠與執着感動了許多印度人，以致皈依基督的人數大增。沙勿略在 1545 年給朋友的信中寫道：“在一個月之內，我給他們受洗的人超過一萬。” 1545 年起，沙勿略到麻六甲和印尼的摩鹿加群島傳教兩年。1549年他在朋友的幫助下前往日本的鹿兒島，在那裏悉心學習日本語言文化並認真傳教，兩年後回到果阿。接着他又決心把基督教向中國推廣，先組織一個葡萄牙使團赴中國大陸，受到阻攔而未果；後於 1852 年 8 月獨自前往靠近大陸的上川島(現屬廣東台山)，打算伺機進入內地傳教。在缺醫少藥的海島上，沙勿略不幸染上了瘧疾，終於 1552 年 12 月 3 日辭世，享年僅 46 歲。沙勿略是以自己的崇高品德傳世的。在廣大信徒的心目中，他不僅是歐洲人和基督徒，更是聖人，是神。他死後朋友將他的遺體用生石灰保護起來，三個半月後用船運往麻六甲時，人們發現遺體依然栩栩如生且異香撲鼻。後來又屢經遷移，直到 1698 年靈柩才落戶老果阿的仁慈耶穌大教堂，成為萬眾景仰的勝跡。四、兩種文化的共存果阿的神奇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相持、交流，直至相互影響而和諧共存的成果。兩種文化各自茁壯的生命力是文化共存的前提和基礎。 129

歷史比較篇印地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孔卡尼(Konkani)文化深深紮根於果阿大地，源遠流長而生生不息。關於果阿的起源就有幾種不同的神話傳說。第一種說法，果阿是由天神 Vishnu 的第六個化身──揮斧天神 Parashuram一箭射入大海而創生的；另一種說法，果阿是天神 Shiva 在喜馬拉雅山中玩擲骰子遊戲耍賴受責而生氣後為自己首選的居住地。不管哪一種傳說都傳遞着古老的信息，渲染着神秘的色彩。數千年延續下來，我們仍然能從果阿原住民的生活習俗中領略印地文化的本來面目。保持原貌傳承至今的古村落已經寥寥，但所幸還沒有絕跡。在距旁達鎮數公里的地方有一個小村叫普里爾，還算得上是一個準原生態的村莊。村首屹立着一座古廟，純樸得令人心馳神往。茶館土牆前的茶桌邊坐着幾位邊喝茶邊抽煙的老人，理髮匠和來剃頭的街坊聊得正歡，滿臉皺紋的老奶奶用內置炭火的大熨斗燙平鄉村土布製作的衣衫……一切仿佛還停留在久遠的記憶中。你可以在鄉村宴席中品嘗大媽大嬸烹飪的五色繽紛的各式甜點，可以到跳蚤市場尋覓嚮往已久的手工製作的花邊、木雕、陶罐或者銀飾，甚至可以跟隨一位身手不凡的小夥子爬上椰樹去採集令人垂涎的新鮮果實。遠離城市和喧囂的生活，真好！在海灘，精幹捕魚人的勞作場面會向你透露果阿人代代相傳的一種生存之道。在河裏，果阿人用小型的圓網捕魚；在海上，可以用圍網捕魚，也可以用繩鈎釣魚。赤膊甚至只在腹股兜一塊布的漢子，全身的皮膚黑得發亮，一把一把地從海裏將一、兩厘米粗的長繩子拉上來，每拉回一把就挽成一個圈套在手臂上。帶着繩圈沿着海岸綫不停地拉、拉、拉，直到用細綫連在繩上的釣魚鈎被拉出水面。鈎上興許正有一條鮮活的大魚搖頭擺尾地掙扎不停，此時捕魚人便會咧開雙唇，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淡淡一笑：今天的汗水沒有白流…… 在帕納吉的果阿邦博物館，豐富多彩的各式展品更加詳盡地描繪着過去的歲月。博物館內除了果阿的古代藝術、基督教藝術和現代藝術等館藏以外，還有當地的人類文化、錢幣演化、傢俱、樂器、環境與發展等比較獨特的展室。琳琅滿目的工具、器具形象地再現了自古以來果阿人的生活場景。一樓門廳裏那台車廂十分華麗的巨大木制馬車，還有小130

文化碰撞視角下的印度果阿巧玲瓏的兩人抬轎子、結構精巧的賭博機等等，不難讓人想見當年有錢人生活的奢華與社會等級分化的狀況。然而，以葡萄牙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五百年前強行闖入果阿，在這裏盤桓不去，竟也落地生根，枝繁葉茂，隨着時光的流逝，一樣透出滄桑來。宗教建築是最好的例證。老果阿東郊有一座能夠俯視全城的 80米高的小山，1510 年及以後葡萄牙人入侵時，這裏總是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地。葡人佔領果阿後不久，便在此地建起一座小教堂(Nossa Senhora do Monte Chapel)，建造年代大約在 1557 年左右。當你穿過茂密的樹叢，踏着長滿綠草和青苔的暗紅褐色石階，終於攀上山頂的時候，一座白色大理石教堂便凸現在眼前。牆壁已經灰暗，窗櫺已經斑駁，但是內裏的聖壇、中殿和聖器收藏室都原封不動，身臨其境便有走進羅馬大教堂或者巴黎聖母院的同樣感覺。這樣的教堂多着呢！果阿邦共有 159 個教區，每個教區都有教堂，全區留存的 16 至 19 世紀建的教堂數以百計，座座原汁原味，與里斯本、馬德里、羅馬或巴黎的同類教堂相比，絲毫也不遜色。民居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來到果阿，不論在公路上行駛，在街巷中留連，還是到樹林或河岸邊散步，總能看到一座座精緻的小樓。方整規矩的外形，嫩黃淺綠甚至姹紫嫣紅的明快色調，方柱圍繞的回廊，嚴密的百葉窗和小陽台外精緻的鐵藝欄杆，是清一色的葡萄牙風格。在瑪律高市，我們曾重點考察過一條老街。寬度僅有數米的街道延伸了數百米，兩旁並立着一幢接一幢一、二百年來陸續建造的西式小樓。儘管歲月留痕而青春已逝，儘管歷盡滄桑而風塵僕僕，卻個個像末代王孫一樣，依然昂着高貴的頭，氣質不減當年。當你在這些濃縮了歐風葡情的街巷中徜徉的時候，無疑能夠品味到西方文化的神韻。不用置疑，兩種異質文化的並存必定會產生相互影響，而西方(葡萄牙)文化對東方(印度、果阿)文化的影響在這裏佔主導地位。葡萄牙人佔據果阿以後，首先通過殖民統治和宗教擴散的方式，實施同化政策，滲透到果阿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果阿的環境與果阿人的生活方式逐漸改變，無論是宗教建築、民居、傢俱、服飾、醫藥、食品，以及語言、131

歷史比較篇 132 教育、繪畫、音樂和舞蹈等各個領域，無不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元素，以至四、五百年後已經根深蒂固。所以，帕納吉和老果阿被人們稱為“東方里斯本”、“東方羅馬”，是有一定道理的。西方文化的影響也通過科技的渠道來實現，最有代表性的是印刷技術。鉛活字排版和機械印刷技術於 15 世紀中葉由德國人谷登堡發明後僅僅一百年，1556 年時就由耶穌會傳教士傳入果阿。得天時地利之便，果阿是印度次大陸乃至亞洲最先引進現代印刷技術的地方。在果阿博物館，你可以看到當地最早的印刷器械和鉛活字，還能看到最早印出的報紙書籍，包括用印地文字印刷的報刊，感受果阿人攀登文明階梯的歷程。當然，博大精深的東方(印第)文化也在對西方文化產生強勁的反作用。例如，19 世紀在果阿建造的歐式民居普遍增加了上有頂棚的門廊，上面還搭有金字塔形的屋頂。這一改動是從印度傳統民居中移植的，顯然有利於滿足溫濕氣候條件下更便於連通戶外的需要。果阿流行的葡萄牙語也與葡萄牙本土的葡語產生了一些變異，不少詞彙在果阿使用時往往增添了在葡萄牙不存在的新含義，這也是適應實踐中出現新需要的反饋調節，體現了良性互動的趨勢。良性的相互影響恰恰是雙方和諧相處的必要條件，而兩種文化和諧共存的合理趨勢是促進雙方的共同繁榮，進而產生集成創新的效果。最能體現果阿特色的宗教建築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專家們根據建築風格把三百多年間果阿教堂的演變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510 至1550 年，羅馬風格移植；第二階段，1550 至 1660 年，歐洲風格的成熟與印度風格的起源；第三階段，1660 至 1760 年，印度風格的成熟；第四階段，1760 至 1850 年，印度風格與歐洲風格相結合的定型。今天，當我們遍訪果阿大地、為這塊土地上的旖旎自然風光與瑰麗文化遺產所深深陶醉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這正是全球化起源時期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激情碰撞的必然結果。 (原載於《群言》2009 年第 11 期)

歷史積澱與當代趨勢的有機結合 ──英國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對澳門的啟示 2012 年 6 月，結合澳門基金會資助項目《澳門創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系統研究》的工作任務，我們有機會赴英國開展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考察。訪英期間，重點參觀考察了倫敦、愛丁堡、曼徹斯特、利物浦等地的文化產業與相關園區。其中，依託古老工業遺跡改造的新興文化創意產業園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從中受到很大啟發：澳門在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過程中，亦可將歷史積澱與當代趨勢有機結合作為創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一條有效途徑。一、英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經典案例為了恰當地總結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的這一成功經驗，首先讓我們介紹幾個經典園區的基本情況。 (一) 曼徹斯特科學與工業博物館曼徹斯特是英國中西部的重鎮，人口僅少於倫敦。雖然這座城市的雛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 世紀羅馬人在此建立的要塞，但它的真正崛起卻是同近代大工業的興起密切相關的。曼徹斯特是近代棉紡織業和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人類歷史上早出現的工業門類幾乎都在這裏留下了深深的印記。1764 年紡織工人哈格里夫斯發明了以自己女兒名字命名的133

歷史比較篇 “珍妮紡紗機”，揭開了機器生產的序幕。18 世紀 80 年代第一家棉紡織廠在曼徹斯特問世，替代水力的蒸汽機有力地推動了棉紡織業的迅速崛起。1830 年曼徹斯特與利物浦之間開通火車，宣告了歷史上鐵路客運的誕生，當時興建的世界上第一座客運火車站，至今依然悄悄地堅守在曼徹斯特城西南角的街道旁。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遭受德國法西斯的狂轟濫炸而受到重創，但曼徹斯特在近兩個世紀內不僅在英國工業城市中長執牛耳，而且一直引領着棉紡織等傳統產業的世界潮流。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傳統產業逐漸走向衰落，曼徹斯特亦不能倖免。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是痛苦的。從 1961 年至 1983 年，總人口逾 30 萬人的曼徹斯特市區，製造業裁減的工人總數竟有 15 萬人，幾乎家家都面臨着失業和減薪的挑戰。產業結構的調整也是幸運的。服務業的逐漸發展讓曼徹斯特人找到新的出路，旅遊業的興起則使這座老城煥發青春。曼徹斯特人追求新生，卻也不忘傳統。他們要在歷史沉澱的載體中注入時代的精華，打造一個全新的現代都會。科學與工業博物館便是他們的精心傑作。科學與工業博物館(Musemn of Science and Industry)堪稱曼徹斯特歷史濃縮與未來展望的結晶，是一個大型的綜合性展覽與旅遊園區。博物館以世界上第一座客運火車站為起點，包羅了後來在附近陸續建造的幾座大型廠房、倉庫與附屬設施，組成了由 5 個展覽大廳組成的現代博物館。1 號展覽大廳由西部大倉庫改造而成，主要設置紡織博物館、曼徹斯特工業革命等兩個展覽，還有會議中心、學習閣，以及曼徹斯特科學餐館。2 號大廳原是 1830 年的大型貨棧，現主要設置電氣博物館，也包括電子計算機展覽，配備了一個放映 4D 電影的影院，還預留了幾個臨時性的展廳。3 號大廳就是那座老的客運火車站，也是 1830 年建成的。除了保留老車站售票處、候車室等原貌外，還設置了一個反映曼城下水系統的“地底下的曼徹斯特”展覽，以及曼徹斯特製造、利物浦與曼徹斯特鐵路、廢物利用等幾個展覽。4 號展廳是由大型老廠房改建的動力館，主要佈置了工場發動機與機車展覽，也有現場操作的實驗性展示。134

歷史積澱與當代趨勢的有機結合 5 號展廳是航空航天館，由一座大型車間改造而成，主要展出空中交通設施和少量陸上交通設施，還設有天文館和模擬飛行體驗等娛樂項目。五個展覽大廳分成兩行排列，中間的場地上則鋪設着鐵路軌道，留有站台，鐵軌上停放着老式的火車車頭和幾節客車、貨車車廂。還安排工作人員裝扮成白髮蒼蒼的老鐵路工人模樣，駕駛火車在場地間來往行駛，供遊客搭乘體驗。科學工業博物館內設有 4D 電影院、畫廊、美術館和多處餐館、食品店、禮品店、書店等消費場所，不僅是瞭解歷史、學習知識的好地方，而且也是旅遊休閒的好去處。外來的旅遊者都傾向於將科學工業博物館作為瞭解曼徹斯特歷史與現狀的首選之地，而每當節假日來臨之時，當地的許多父母、老師也會攜帶自己的子女和學生前來度假，謀求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雙重收穫。 (二) 利物浦阿爾伯特船塢利物浦西距曼徹斯特約 40 英里，高速公路 M62 將這兩座命運相似的工業城市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利物浦位於默西河(Mersey River)流入大西洋的出海口，是英國第二大的港口城市。從 1699 年開始，利物浦即開啟了前往非洲的奴隸貿易；1817 年利物浦建成英國的第一個船塢，使船舶製造與修繕業得以迅速發展；至 19 世紀初，經過利物浦港口的海上貿易量已佔世界海上貿易總量的 40%。 20 世紀中期興盛的大噸位運輸船集裝箱貿易使傳統的老碼頭漸漸失勢，利物浦船塢也日漸衰落。60 年代初期利物浦市的人口比 30 年前減少了 24 萬，同比下降 28%；70 年代利物浦的海上貿易與傳統製造業急劇萎縮，80 年代初期，利物浦的失業率佔據英國各大城市的榜首地位。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旅遊業在利物浦這座 18 世紀晚期開始即注重城市建設的古城找到了用武之地，孕育了披頭士(Beatles)樂隊的這塊土壤也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嶄露頭角提供了有利條件。利物浦人不愧是將傳統與時髦巧妙糅合起來的高手，他們憑藉古樸的船塢，典雅的樓宇，幽深的畫廊，經典的美食，加上流行音樂、現代足球和時尚消費，描繪着135

歷史比較篇現代旅遊休閒城市的宏偉藍圖。2008 年，利物浦擊敗一系列名城，當選當年的歐洲文化之都。阿爾伯特船塢(Albert Dock)是利物浦人將歷史遺跡改造成當代文化產業園的成功典範。默西河出海口東岸古色古香的河濱區已於 200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從 18 世紀初期開始，為了滿足海上貿易的需要，利物浦人便在城市西緣沿着河岸陸續建起一系列修船的專用設施──船塢。這些船塢通常呈矩形，四周大部份有長條型的建築物圍攏，建築物中間是水域，只留下一個口子供船隻進出。在一、兩百年的時間內，默西河東岸由北向南出現了王子船塢、坎寧船塢、阿爾伯特船塢、國王船塢和王后船塢等組成的船塢系列，頗具特色而蔚為壯觀。阿爾伯特船塢堪稱其中的代表。它位於船塢系列的中段，南北長近300 米，東西寬約 200 米，四周是清一色的磚紅色五層平頂建築，中间引水成池，只在西北角留出一個水路出入口。阿爾伯特船塢興建於利物浦海上貿易全盛時期的 1846 年，是英國一級登錄建築之一，其規模可想而知。在因產業結構調整而閒置了數十年後，利物浦人將其改造成為一個以博物館為主，集會展、住宿、餐飲、娛樂於一體的綜合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如今，古樸典雅的老船塢建築煥發出青春的光彩。反映利物浦歷史文化精髓的海事博物館、國際奴隸制博物館、利物浦泰特博物館、披頭士故事博物館等都已在此落戶，假日酒店、Premier Inn 等國際知名旅店亦已入住其中。臨水的底層是橘紅色圓柱撐起的騎樓，大多已開發成餐館、酒吧或咖啡座，星巴克、科斯塔等連鎖咖啡館隨處可見。水面上還停泊着數艘遊船，隨時準備載客出航。每當華燈初上，只見霓虹閃爍，旌旗飄展，遊人摩肩接踵，到處呈現出歡樂祥和的情景。在各具特色的博物館中，先進的展示手段、生動活潑的互動形式引人入勝。海事博物館中展出的《泰坦尼克號與利物浦──未曾講述的故事》特展，就揭示了泰坦尼克號是在利物浦製造的鮮為人知的往事，還設置了觀眾尋找船上特定乘客的命運、穿着船上人物衣飾模擬當年情景、聽麵包師講述難忘的故事等環節，對觀眾產生了強勁的吸引力。 136

歷史積澱與當代趨勢的有機結合 (三) 愛丁堡織造工場與威士忌體驗中心愛丁堡位於英國北部，是蘇格蘭的首府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17 世纪以前蘇格蘭一直是個獨立國家，18 世紀初因與英格蘭聯姻而合併為聯合王國。由於歷史悠久，風光綺麗，文化與英格蘭有同有異，因此愛丁堡始終是世界遊客嚮往的旅遊勝地。愛丁堡的標誌性建築是始建於公元 6 世紀的愛丁古城堡(Edinburgh Castle)。從愛丁古堡東端的唯一出口開始，由城堡山、勞恩市場、高街和坎農門四段街道組成的是“皇家一英里大道”(Royal Mile)。大道兩旁盡是18 世紀以來陸續建造的經典建築，沿街的鋪面都已開發成各種商店、餐館與咖啡館，琳琅滿目的特色小商品和細緻周到的服務對南來北往的遊客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皇家一英里大道絕對是愛丁堡旅遊休閒產業的精華彙聚。但它不是簡單的商鋪扎堆或餐館集中，而是依託歷史積澱，注重文化內涵，開發具有一定深度的文化產業。在大道兩旁，可以發現再現兒童時代的童年博物館，珍藏古老圖冊的地圖博物館，通過人物故事反映愛丁堡歷史的平民故事博物館，以及忠實記錄 300 年前不同職業人士居室風格的格雷斯坦之屋等等。而具有蘇格蘭特色的當屬格子呢織造工場與威士忌體驗中心(Weaving Mill & Whisky Experience)。格子呢和威士忌是蘇格蘭的兩大特產，也是蘇格蘭文化的象徵。這兩個頗具創意的博物館，隔街對峙而相得益彰。街北邊是塔坦織造工場(Tartan Weaving Mill)，設置在禮品紀念品商場的內部。當穿過堆滿蘇格蘭格子花呢製成的各色商品的櫥櫃和攤位，來到展廳的時候，一幅反映格子花呢生產過程的真實畫卷頓時在眼前展現：一組組真人大小的雕塑，生動地再現了從剪羊毛到紡紗、紡綫、織布、製衣的全部工序。現場不僅有堆積如山的格子呢圍巾、披肩、襯衫、上裝、帽子、男式短裙(Kilt)供顧客選購，還有若干台機器正在工作。遊客們更可以參與 DIY項目，充分體驗格子呢編織的樂趣，探索格子呢設計的奧秘。塑像和真人實物交錯重疊，互相輝映，將歷史與現實有機地融為一體。 137

歷史比較篇街南邊是蘇格蘭威士忌體驗中心(Scotch Whisky Experience)。這是一座新古典主義建築，暗紅與鐵灰色相間的外牆、簡潔的牆面裝飾，高大的玻璃窗，顯得穩重而又清新。來訪的觀眾將接受主題引導的方式，先觀看影片瞭解威士忌的由來、製作過程、類型等基本常識；然後乘坐電動遊樂車參觀實景與模型人物，體驗近 300 年來威士忌的發展歷史；後還可以免費品嘗多種蘇格蘭威士忌的獨特口味，領略威士忌的純正品質。像格子呢織造工場和威士忌體驗中心這樣的文化創意產業，不僅給人以視覺上的衝擊，而且帶來全身心的感受，堪稱魅力無窮。與此同時，它們又都是商品熱銷的購物中心，觀眾在親身體驗花紋各異的格子呢織造工藝、品嘗多種多樣的威士忌酒以後，總會按捺不住購物的慾望，紛紛慷慨解囊選購自己中意的款式或品種。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價值也將就此得到充分的體現。二、英國文創產業成功經驗對澳門的啟示上述幾個文化創意產業園儘管個性鮮明，卻也體現了一定的共性，反映了英國文化產業建設的成功經驗，值得澳門參考借鑒。第一，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應當充分依託歷史積澱，發掘文化內涵，盡力增加深度，培養項目的綜合實力。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是文化。文化內涵豐富的文化創意產業，不僅具有比較深刻的社會意義，比較強勁的吸引力，而且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能夠比較持久地生存與發展。文化內涵的一個重要來源是歷史積澱，因為歷史積澱經受過歲月的考驗，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凝聚力。曼徹斯特作為現代紡織業和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作為客運火車早的始發站，在世界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錄。當代曼徹斯特人將這段珍貴的歷史視為珍寶，不僅沒有讓它們封存在文獻之中，而且利用歷史遺存作為載體，系統地再現了這筆難能可貴的精神財富，並使它們在新的138

歷史積澱與當代趨勢的有機結合歷史條件下發揚光大。利物浦人對待早期海上貿易和愛丁堡人對待傳統工藝格子呢製造與威士忌釀造的態度，與曼徹斯特人一脈相承而殊途同歸。澳門也有極其珍貴的歷史遺產。不說先民在此捕魚為生或進行海上交易的遺跡，不說道教佛教從內地傳來的早期印記，就說近五百年來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在這塊土地上接觸、碰撞、滲透、交融的獨特經歷，宗教、哲學、建築、藝術、文學、科技等領域經由此地而發生的西學東漸與東學西進的不凡歷程，就足以為文化創意產業奠定厚實的基礎。容閎、鄭觀應、孫中山等歷史人物探索變革求新、救國強國的道路上在澳門留下的足跡，同樣能為文化創意產業開發提供有力的支撐。列入世界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僅僅作為旅遊景點是遠遠不夠的。澳門應當依託這筆豐厚的遺產，開發世界一流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第二，開發文化創意產業應當順應時代潮流，設法運用創意將未來與過去、時尚與傳統有機地結合起來。創意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靈魂。將文化轉換成產業固然不易，更難的則是創造性地實現這種轉換。並非一般性地將文化推向市場，能夠賺到錢就算達到了目的。關鍵在於別出心裁，在於與眾不同，在於創意。英國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順應時代潮流，引進時尚元素，運用先進手段，給歷史載體注入新時代的元氣，必定能使傳統煥發新生，催生全新的文化創意產業。利物浦的阿爾伯特船塢已經有超過 160 年歷史，曼徹斯特的火車站已經建成逾 180 年，蘇格蘭的格子呢和威士忌的起源更可追溯到 300 至 500 年以前。而在 21 世紀初，英國人將電子計算機技術、多媒體技術、音像合成、4D 影院、電動遊覽車等先進科技手段用於歷史題材的展示，不僅體現時代精神，而且符合當代觀眾的習俗，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澳門同樣有着悠久的歷史與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足以成為開發文化創意產業的寶貴資源。但是，如果只是沿用傳統的做法，採用小生產、分散經營的形式，開發一些小商品；甚至只是引進一些別人的成果來投139

歷史比較篇 140 放本地市場，肯定是不能成大氣候的。我們應當面向未來，將時尚元素引入傳統領域，催生當代民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創意產業。第三，經營文化創意產業應當為消費者着想，引導消費者參與、體驗，全身心地感受，從被動接受逐步向主動獲取轉變。文化創意產業既然是產業，就必須服從市場經濟的規律，要憑藉自己強大的生命來謀求發展壯大，力求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文化創意產業的市場需要培育，關鍵在於爭取到更多的消費者，佔領更大的市場份額。我們常說“顧客是上帝”，文化創意產業能否取得成功，就看“上帝”的態度。因此，精明的文化創意產業經營者總是考慮消費者的感受，總是設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經營者就十分注意這個問題。幾乎所有的文創產業園區都走上了綜合經營的道路，將博物館、會展、影視、餐飲、住宿、購物、娛樂等內容融為一體。幾乎所有的博物館、展覽會，都設有觀眾互動的環節。在曼徹斯特科學與工業博物館，乘坐當年的蒸汽機火車、在航空模擬倉體驗升空的感覺等項目，總是觀眾趨之若鶩的大熱門。在利物浦阿爾伯特船塢，年輕人喜歡在披頭士當年演唱的洞穴酒吧內一試歌喉，孩子們熱衷於穿上泰坦尼克號乘客的服裝模擬當年情景。在愛丁堡，威士忌體驗中心的品酒廳總是座無虛席，人滿為患；而織造工場 DIY 柜台前也總是擠滿了躍躍欲試的好奇者。只有消費者承認了，文化創意產業才能成其為真正的熱門產業。由此聯想到澳門開發與經營文化創意產業的努力方向。我們切不可閉門造車，切不可將觀眾拒之門外。只是銷售自己的創意成果還遠遠不夠，如何吸納消費者意見與需求？如何發動消費者參與設計、創作與生產一大批創意產品？只是介紹歷史知識還有點可惜。如何再現歷史情境，引導觀眾身臨其境而親身體驗？如何動員市民獻計獻策，共同開發具備澳門特色、代表澳門形象與水平的文化創意產業？這些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原載於《澳門月刊》2012 年第 7 期，與徐凌志合著)

文化價值篇

中華文化的無窮魅力 ──《中國文化通論》叢書前言縱橫八萬里，上下五千年，在茫茫宇宙之中這個得天獨厚的地球村，曾經上演過多少波瀾壯闊的大劇，曾經創造了多少光輝燦爛的瑰寶！而在世界民族共同譜寫的人類文明交響曲中，中華文化以其獨特的風采與神奇的魅力，演奏出無與倫比的精彩篇章。三年前的一幕至今記憶猶新。2004 年 1 月 19 日，恰逢中國農曆癸未年臘月廿八，離甲申猴年的來臨只剩三天。就在聯合國總部，秘書長安南發表錄影講話，向所有的華人朋友祝賀春節。講話臨了，他用現學的漢語表達了發自內心的祝福：“恭喜發財！”耳聞目睹此情此景，海峽兩岸四地以及遍佈全球的華夏兒女無不引以為榮，一種親切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其實，此類獨特的情感經歷我們並不陌生。當維也納歌劇院的金色大廳內回蕩起好一朵茉莉花的優雅旋律，當紐約曼哈頓的中央公園裏展現出太極拳的柔韌姿態，當一個元代青花瓷罐在倫敦拍賣行以逾 1500 萬英鎊的天價落槌成交，當唐裝隨着 APEC 首腦上海會議的召開而風靡全球的時候，身為中華民族之一員，誰能不產生發自內心的興奮與激動，誰會不感到無比的榮耀和欣慰？此時此刻，我們的心靈莫不震撼於中華文化的無窮魅力。中華文化是一筆無價的精神財富，其魅力主要體現於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源遠流長的生命力。中華文化無疑是以漢文化為核心的。作為漢文化主要載體的漢文字，其遠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距今七千餘年的仰韶文化，以西安半坡遺143

文化價值篇址出土的陶文為典型。此類圖畫文字一直延用到大約四千年前甲骨文的誕生。1899 年清末學者劉鶚和王懿榮的偶然發現揭開了安陽殷墟文化寶庫的神秘面紗，迄今為止發掘出的超過 15 萬片龜甲與獸骨向世人展示了甲骨文的古樸風韻。甲骨文既是漢字漸趨成熟的標誌，又是其發展變化的新起點。商周以降，歷經甲骨文、金文、籀文等不同階段，勻圓齊整的小篆隨着秦王朝統一中國，名正言順地促進了漢字的規範統一。時光流逝而漢字不斷與時俱進，隸、草、行、楷曾各顯神通，終質樸端正的楷書脫穎而出，為漢字奠定基本格局而延續至今。漢字的不斷變革正是其強勁生命力的源泉。人們都記得半個世紀以前新中國推行《漢字簡化方案》的巨大影響與深遠意義，殊不知漢字簡化的步伐幾乎從其誕生之日就已邁開。據《簡化字溯源》介紹，目前沿用的 388 個簡化漢字“字頭”中，始見於先秦者 49 個，始見於秦漢者62 個，始見於魏晉南北朝者 24 個，始見於隋唐、宋、元和明清者分別為 31、29、72 與 74 個，另有 46 個始見於民國時期，僅有 1 個出現於新中國成立之後。回首人類文字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程，我們驚異地發現，在世界古老的四大文字體系中，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和印第安人的瑪雅文字均未能抵禦歲月的侵蝕而逐漸失傳，唯有以甲骨文為代表的古漢字體系，歷經數千年演變而傳承至今，為書寫中華民族的璀璨歷史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二是博大精深的凝聚力。文化是超越國界的人類共同語言，但文化的同一性首先在於它的民族性。一種文化首先屬於民族，然後才屬於世界。中華文化更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有機整體。56 個兄弟民族共同休養生息於華夏大地，也共同創建了中華文化；而中華文化又以其多樣而統一的形式、廣博而深刻的內涵、豐富而堅實的底蘊，成為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象徵。走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你會時時折服於中華文化的多姿多彩。京劇和豫劇的唱腔一樣高亢，馬頭琴和葫蘆絲的曲調一樣動聽。長鼓和手鼓都能激起靈動的舞姿，抓飯和拉麵都能誘發潛動的食慾。吟誦金剛經和研讀古蘭經同樣莊嚴肅穆，參觀摩崖石刻和欣賞敦煌壁畫同樣心馳神往。白族的144

中華文化的無窮魅力紮染和苗族的蠟染都令人耳目一新，愛不釋手，藏醫藏藥和中醫中藥都能夠藥到病除，妙手回春…… 正是這多姿多彩彙合成氣象萬千的中華文化，凝聚成世代相傳的中華民族精神。也正是這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造就了一個個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偉人。孔子便是其中傑出的代表。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孔子集中國文化之大成而創建儒家思想體系，並概括出由“禮”、“樂”、“書”、“數”、“射”、“御”組成的“六藝”作為教育後人的主要內容。用今人的目光來審視，“六藝”包含着政治和德育(禮)、藝術和美育(樂)、人文科學和智育(書)、自然科學和智育(數)、體育和國防教育(射、御)等方面，為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確立了合理的目標，也為全面傳承中華文化奠定了穩固的基礎。毋庸諱言，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能夠延續至今，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產生的凝聚力在其中發揮着無法估量的重要作用。三是新穎獨特的感染力。環顧茫茫大千世界，中華文化的影響遍佈天涯海角。無論在紐約、巴黎還是東京、悉尼，你都能找到典雅的唐城。無論在開普敦、哈瓦那還是湯加、斐濟，你都能吃到正宗的中餐。隨着李小龍、成龍等動作巨星的武打片走紅好萊塢，中國功夫更是揚威天下，風靡全球。倘要追究其中奧妙，中華文化固有的感染力是唯一的答案。這種感染力來源於新穎性與獨特性，僅以中國民樂為例便能窺豹一斑。按照演奏性能分類，中國的民族樂器有吹奏樂器、拉絃樂器、打擊樂器和彈撥樂器四大類。其中前三類在西洋樂器中亦較普遍，唯獨彈撥樂器是中國民樂的一大特色。以撥動器弦使之振動發音、調節振動弦長使之改變音高的此類樂器，演奏時音色清脆明亮，旋律跳躍生動，節奏緊湊，容易形成強烈的穿透力。因此彈撥樂器往往在器樂合奏中擔當重要的聲部，產生特殊的效果。西方的交響樂對此望塵莫及，因為彈撥聲部恰好是西洋樂器的弱項，只能靠提琴的撥弦技法來聊加彌補，哪裏趕得上中國彈撥樂器演奏時的盡情盡興？創新無時不有，無處不在。中華民樂不僅在樂器種類上創新，在表現手法上也不斷創新。演奏琵琶等彈145

文化價值篇撥樂器時，右手指的彈、挑、滾、輪、勾、抹、扣，左手指的按、吟、熬、絞、推、挽、付，令人目不暇接，聞所未聞。所以不管是琵琶、古箏還是揚琴、柳琴，中國的彈撥樂器簡直是處處吃香，時時受寵。近年湧現的“女子十二樂坊”，更是把二胡別在腰間、把琵琶背在肩上，讓清新的樂曲隨着飄逸的動作恣意流淌，從而以所向披靡的感染力征服了全世界。四是美妙神奇的吸引力。中國有個成語叫“見賢思齊”，說的是高尚美好的賢哲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總會讓景仰者自覺地學習仿效。中華文化也正因為具有這樣的吸引力而備受外國朋友青睞。有一個傳說令人忍俊不禁：明朝正統年間，一次英宗皇帝宴請外國使臣與友好人士，席間使用的是清雅秀美的青花瓷餐具。宴罷宮人清理餐桌時發現，竟有 580 件餐具被赴宴者順手牽羊地帶走了。由此亦可見 china(“瓷器”)充滿誘惑，而 China(“中國”)的吸引力簡直無法抗拒。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古以來，前往中國探險、獵奇或覓寶、朝聖的外國人不計其數，1274 年抵達上都朝覲元世祖忽必烈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堪稱其中的先驅。《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述的見聞讓西方世界逐漸瞭解中國，西方人研究漢學的熱情也逐漸升溫。如今已不難找到白皮膚、黑皮膚或黃頭髮、藍眼珠的漢學家。法國總統希拉克的中國情結尤其難能可貴。希拉克一向熱愛中國文化，且因長期研究而造詣非淺。他對唐詩情有獨鍾，不僅平素吟誦欣賞，而且經常引用名句名篇。2004 年四川江油舉辦首屆“國際李白文化旅遊節”，希拉克總統在題詞中就引用李白的詩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來象徵中法兩國人民之間的深情厚誼。此事經媒體報導後廣為流傳，成為見證中華文化深遠影響的一段佳話。中華文化的魅力神奇如此，作為炎黃子孫，我們在引以自豪的同時，總會情不自禁地產生一種神聖的責任感，總想為傳承中華文化、弘揚中華精神略盡自己的綿薄之力。是澳門科技大學為我們了卻夙願提供了難得的機緣。 146

中華文化的無窮魅力 147 澳門科技大學為使莘莘學子在中華文化的庇蔭下潛移默化，漸臻完善，直至實現精神境界的昇華，將《中國文化通論》定為學生必修的通識教育課程，又在全國廣延人才，終於聘得歷史學專家邱樹森教授、近代文學研究專家朱壽桐教授兩位著名學者來校講授“中國文化通論”，使課程大為增色。後本人有緣忝列其中，既感誠惶誠恐，又覺不勝榮幸。邱、朱二位教授亦曾謙遜地表示懷有相同感受。惶恐之餘，我們也竭盡全力想把“中國文化通論”創建成一門無愧其名稱的精品課程。於是後來就有了課程的教學改革，有了澳門基金會的科研課題，有了《中國文化通論》叢書的編寫，有了與中華文化有關的許多後話。平心而論，我們都是被中華文化的無窮魅力吸引到文化領域中來的。作為相關門類的研究者和探索者，多年來中華文化的薰陶使我們如沐春風而得益匪淺。我們願將自己的收穫與體會如實地告訴後來者，讓他們共同分享我們的喜悅與激情。因此，編撰此套叢書的初衷是採擷中華文化的精華，經過自己的精心釀造，以串珠般的精品形式奉獻給以當代大學生為主的廣大讀者。本叢書既不是中國文化簡史，又不是中國文化概覽，而是試圖以宏觀文化的大視角，對中國歷史、政治、思想、文學、藝術、科技、教育等領域的重要事件、重要現象、重要人物的社會文化價值做出適當的評述。從某種意義上說，更多的應該是我們在推介中華文化菁華的基礎上，向讀者傾訴自己深受中華文化教化的些許感悟。限於水平與精力，我們的努力可能收效甚微，敬乞讀者鑒諒。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面對中華文化這位頂天立地的偉人，我們只有懷抱虔誠之心而肅然起敬；身臨中華文化這片無邊無垠的大海，我們為只能擷取滄海之一粟而戰戰兢兢。然而，倘若這微不足道的一粟能夠讓讀者想見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與美妙神奇，進而萌發窮原竟委的願望或者窮源溯流的決心，我們也就心滿意足了。 (原載於《群言》2007 年第 1 期)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有效途徑祖國統一是中華各民族人民長期追求的共同願景。自從 20 世紀中期中國的領土上出現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以來，台灣海峽兩岸的志士仁人為了實現祖國統一的共同目標做出了不同的努力。近年來，隨着國共兩黨恢復對話渠道，兩岸關係逐步走上正常化的軌道。台商投資大陸、兩岸三通和直飛、台灣農產品銷售對岸、大陸同胞赴台旅遊，以及海協海基兩會定期協商和擬議中的 ECFA 簽署，令人驚喜的事件接踵而至，雙贏的局面正在出現。隨着事態的變化，海峽兩岸有識之士更加關注祖國統一的熱點問題，也在不斷探索促進祖國統一的各種有效途徑。 2010 年 3 月 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進一步凝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識。堅持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增強兩岸政治互信”1，同時還明確指出：要“拓展文化教育交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2 溫總理闡述的這些觀點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筆者認為，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促進祖國早日統一的有效途徑。 148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有效途徑一、中華文化的魅力與祖國統一的文化內涵文化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概念。一般認為，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和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3，通常採用特指的窄義文化概念。文化是一種極其重要的社會現象，具有傳承文明、記載歷史、交流思想、傳播經驗等多種功能。人類社會的發展須臾不能離開文化。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每一個民族都創造了反映自身特徵、體現民族本質的文化。中華文化更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寶庫中極具魅力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是無價的精神財富，其魅力主要體現在生命力、凝聚力、感染力和吸引力。4 (一) 中華文化具有源遠流長的生命力漢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而漢字又是漢文化的載體。漢字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距今七千餘年的仰韶文化，大約四千年前誕生了甲骨文，商周以後，漢字經過甲骨文、金文、籀文等階段，至秦代統一為小篆。後來又陸續出現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不同流派，最後由楷書奠定了漢字的基本格局而傳承至今。漢字發展的過程，也是不斷改革完善的過程。對比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字體系，人們發現，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和印第安人的瑪雅文字都未能經得住歲月消磨而逐漸失傳，惟有源遠流長的漢字體系傳承至今，書寫下了中華民族的璀璨歷史。 (二) 中華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凝聚力文化是超越種族的共同語言，文化的同一性首先在於它的民族性。中華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有機整體，56 個兄弟民族休養生息於中華大地，也共同創造了中華文化。而中華文化又以其多樣而統一的形式、廣播而深刻的內涵、豐富而堅實的底蘊，成為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象149

文化價值篇徵。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之所以能夠延續至今，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功不可沒。 (三) 中華文化也具有新穎獨特的感染力和美妙神奇的吸引力世界各民族從來都以欣羨的目光看待中華文化。無論是精美絕倫的瓷器、絲綢，端莊典雅的旗袍、唐裝，回味無窮的中餐、茶葉，扣人心弦的琵琶、古箏，還是柔能克剛的太極拳和勢如破竹的中國功夫，都讓外國人為之傾倒。從 13 世紀末開始，以先驅者馬可•波羅為代表，無數外國友人跋山涉水不辭辛勞地來到中國，正是為了瞭解中國，汲取中華文化的精華。據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提供的資料，至2009 年 3 月，全世界 81 個國家已經建立孔子學院或孔子課堂 314 所，到 2010 年可望上升到 500 所；而目前世界各地正在學習漢語的人數已經超過 4,000 萬。5 這些資料雄辯地印證了中華文化的感染力與吸引力。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如此重要，在探索祖國統一這一問題時是無法迴避的。毋庸諱言，討論祖國統一問題往往首先強調政治意義。這一認識的理論依據主要出自於政治學以及相關學科中的“國家”概念。政治學中引用過許多權威人士的觀點，諸如國家是“經濟上佔支配地位的階級維護其統治的暴力工具”(馬克思)，“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迫使一切從屬的階級服從於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列寧)，國家是“建立在專業官員制度和理性的法規基礎之上的，作為壟斷合法暴力和強制機構的統治團體”(馬克思•韋伯)等等。6 由此產生並進一步派生的“國家統一”和“祖國統一”概念，都具備很強的政治色彩。但是，國家並非只具備政治屬性。馬克思曾經指出，國家的職能“既包括執行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有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恩格斯也認為，國家的政治統治“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的，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維持下去。”可見，隨着現代社會的發展，國家的階級統治職能逐漸弱化，而社會管理與社會服務職能則在不斷強化。7 150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有效途徑國家的多重屬性表明，國家統一應當具備豐富的內涵。除了政治以及地理的內涵以外，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內涵，特別是文化內涵不容忽視。倘若討論“祖國統一”這一命題，則尤其不能缺少文化內涵。祖國並非嚴格的政治學術語，不僅僅代表由統治階級執掌的國家機器，還應當是特定的歷史、地理、人文和社會因素的總和。“祖國”往往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是“人民”對於自己所屬國家的愛稱。一個熱愛祖國的人，必定會熱愛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山川，熱愛世世代代一脈相承的歷史傳統，也熱愛本民族長期積澱的科學文化精粹。由此觀之，祖國統一不能只涉及地理的和政治的概念，理應包含深刻的文化內涵。不包含文化統一的祖國統一，不是真正的統一。文化內涵必須成為祖國統一的必要與重要的組成部分。二、文化因素影響政治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歷史事實表明，文化因素確實能對包括國家統一在內的政治事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既能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又可能形成消極的阻礙作用。在這方面，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值得認真總結。秦始皇統一文字堪稱文化因素鞏固國家政治統一的成功案例。在春秋戰國時期大約長達五百餘年的歷史年代中，華夏大地經歷了政治上諸侯爭霸、軍事上連年戰亂的社會動盪局面。思想文化上倒是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活躍景象，但因此也造成了文化範疇內各行其是的多元化狀態。僅以文字為例。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個諸侯國之間，語言異聲，文字異形，帶來諸多不便。當時甲骨文、金文、籀文以及一些各國流行的其他文字同時通用，後人將它們統稱為大篆。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感到文字多元化的弊端日漸彰顯，遂授命丞相李斯推進文字的規範化工作。李斯對大篆進行了刪繁就簡的處理，淘汰了曾經隨意流行的異體字，創制了字形勻稱整齊的小篆字體(亦稱秦篆)。小篆的推廣普及是漢字規範化的基礎，也是文字統一的開端。這一舉措對於鞏固國家政治統151

文化價值篇一的局面、促進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此後兩千餘年間，歷經演變卻萬變不離其宗的漢字一脈相承而沿用至今。以漢文字的穩定性作為基礎的中華文化的統一現象，無疑使祖國統一的有利條件和重要保證。歷史的經驗是值得認真借鑒的。相反的教訓同樣存在。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不僅能夠反映政治經濟，而且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可以反過來對政治、經濟、科技、教育諸領域產生有力的影響。19 世紀初，在拿破崙一世皇帝的強悍統治下，法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法蘭西帝國的實力日漸強大而在歐洲稱雄。拿破崙妄圖建立大陸霸權，遂對外實行侵略政策。他在炫耀軍事力量的同時也積極輸出法國的價值觀念，推行《拿破崙法典》即為一例。他企圖將法國的法律體系強加給歐洲各國作為行為規範。不久法國的文化影響就遍及整個歐洲，法文很快成為歐洲大陸的強勢語言。甚至俄國宮廷中都以說法文為時尚，連談起流行性感冒時都必稱“La Grippe”。俄國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中，開卷便是皇后的女官安娜用法語對瓦西里王爵講的一大段歡迎詞。可見當時法蘭西文化的影響何其張狂。正是法國人用軍事和文化統一歐洲的野心，以及俄國貴族的崇法、恐法心態，極大地助長了拿破崙的囂張氣焰，以至法國人在侵俄戰爭初期能夠長驅直入，一舉打進莫斯科城。其實法國人在這方面也有切膚之痛。1870 年普法戰爭是以法國戰敗而告終的。普魯士佔據了法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以後，為了借助文化因素鞏固其軍事和政治上的勝利，遂強迫該兩省的學校全部用德語取代法語進行教學。法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傳統受到了多麼巨大的傷害！法國著名作家都德的代表作《最後一課》正是通過小學生弗朗斯的所見所感，生動而深刻地表現了這種情感，同時也隱喻着文化因素影響政治的深刻哲理。歷史的教訓難道不應該認真記取嗎？ 152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有效途徑三、祖國統一文化障礙的弊端分析 20 世紀中期以來，由於政治的、歷史的多種原因，中華文化的長期和諧狀態受到了多種因素的挑戰。原本統一的漢字已經演變成簡體字和繁體字兩個並存的符號系統；除了各地方言“鄉音無改”外，標準的漢語言也因地域不同和政治因素的影響表現出“普通話”與“國語”、“官話”的差異。不得不承認，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漢字已經出現了二元化的分異現象，帶來不便且暴露出一定的弊端，甚至成為祖國統一的障礙。首先是不利於台灣海峽兩岸四地的文化交流與經濟合作。近年來海峽兩岸的科技文化往來與經濟交流合作日益頻繁，但在交往過程中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種種麻煩。例如，由於輸入系統的不同，大陸和台灣、香港、澳門之間互發電子郵件、提交論文、提供有關資料時，都必須經過簡、繁字體的轉換，增加不少工作量；經過轉換之後有時字元中還會出現亂碼、問號，甚至還會產生歧義，導致誤解。許多譯名和專業名詞不統一，令人困惑不解。就連在電腦領域的不少術語都大相徑庭，如“網絡”和“網路”，“硬盤”和“硬體”，“信息”和“資訊”等等。這些情況無形中給兩岸開展交流造成阻力，影響了合作的有效性。其次是不利於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發揮應有的作用，隨着社會信息化程度的加深和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中國加快了改革開放與走向世界的步伐，與此同時，世界各國受中國的影響也越來越深。過去一年多時間內，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發展造成致命的打擊，而中國力挽狂瀾，砥柱中流，不僅在國內較快地戰勝金融危機，而且為全世界經濟復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為了學習中國的成功經驗，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漢語、瞭解中華文化的積極性大為高漲。但是，外國人在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時候會遇到困惑，面對着並存的簡體字和繁體字兩個系統，他們不得不作出選擇。假如只學其中的一種，很可能在特定環境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兩岸四地在許多領域的譯名混亂現象尤其使外國朋友無所適從。例如，就連大名鼎鼎的美國前任總統 Bush，在海峽兩岸各地竟然有“布什”、153

文化價值篇 “布希”和“布殊”三種不同的譯法，讓不少外國人無所適從。這樣的狀況勢必影響外國人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積極性，限制了中華文化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最大的隱患是不利於祖國統一。如果說對文化統一的意義不夠理解是模糊認識，會妨礙祖國統一的進程，那麼，故意擴大同源同質文化的差異、抵制文化統一則將破壞祖國統一的大業。例如，早在 1990 年，李登輝就曾公開聲稱“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8 20 世紀 90年代國民黨主政台灣期間，其“行政院”曾決定採用國際流行的大陸中文拼音來統一地名的表達方式，這無疑是一種順應潮流的正確舉措。然而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就指使一些學者研究體現台灣本土意識的拼音方案。2000 年民進黨執政後即正式推行所謂的“通用拼音”方案。民進黨當局宣傳，通用拼音既體現台灣特色，又能與中文中文拼音相容。有台灣學者指出，在漢語的全部四百多個因素中，擴展到音節與漢字，差異就將分別相應地增加到 19%和 48%。9 哪裏能夠相容？民進黨方面加劇文化不統一的做法是有所用心的。有香港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企圖用通用拼音取代中文拼音的事實是“要從語言文化上割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血脈聯繫”。10 聯繫到民進黨政府還積極推行“去中國化”運動，凡是使用“中國”、“中華”等字樣冠名的團體和企業單位一律改為“台灣”開頭，連沿用多年的“中華郵政”都被硬行改為“台灣郵政”，造成諸多不便。2007 年中，台灣“教育部”全面修改中小學教科書，按照“去中國化”的原則更換或刪除了涉及兩岸關係的超過 5,000 個名詞。如一貫沿用的“國父孫中山”都必須改為“孫中山”以示台灣與中國不是一個國家。這些做法遭到不少台灣有識之士的反對，連國民黨方面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民進黨搞不成“政治台獨”，就搞起“文字台獨”來了。有些具正義感的台灣人把民進黨的上述行為斥之為“漢奸行為”。11 文化不統一的背後埋藏着“文化台獨”的隱患，預測着祖國統一的障礙，必須引以為戒保持高度警惕。 154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有效途徑四、弘揚中華文化促進祖國統一的未來展望文化統一對於促進祖國統一具有特殊的作用與意義，海峽兩岸人民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促進祖國統一的有效途徑。中華文化促進祖國統一的特殊作用是由其自身的深刻內涵所決定的。在數千年的歲月中，海峽兩岸的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而中華文化又以其多樣而統一的形式、博大而精深的內涵，成為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象徵。中華文化固有的精神力量正是凝聚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根本原因。首先，從當前的實踐入手，海峽兩岸四地人民可以在科學、技術、教育、文學、藝術、歷史、文博、出版、宗教等諸多文化領域找到共同語言，開展廣泛的交流與合作，共同促進中華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與繁榮。兩岸的故宮博物院在這一方面起到了帶頭作用。2009 年 9 月 22 日，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台北博物院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 2009 年 10月間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參加“雍正大展”的 37 件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珍品(包括雍正畫像)將啟運赴台，標誌着兩岸故宮文物互展正式開始。屆時兩岸故宮博物院將共同彙集 246 件文物，向世人詳盡展示這位清代帝王的日常生活與政治活動。這是 60 年來兩地故宮博物院首次進行聯展，揭開了台灣海峽兩岸文博事業攜手合作的序幕，因此意義非同小可。由此產生的連鎖反應更加喜人。據悉，2010 年上海世博會期間，將推出以“同根的文明”為主題的“兩岸故宮珍藏書畫精品 2010 年上海世博會特許商品展”，屆時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的北宋張擇端本與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院本兩種《清明上河圖》將首次同時推出，稱為“雙清匯流”；而書聖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現藏台北)和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現藏北京)也將首次實現“三希聚首”，一新世人耳目。兩地故宮博物院的精誠合作讓我們看到了海峽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美好前景。12 在宗教領域也有成功的例子。媽祖是中國道教中代表性的神明之一，媽祖崇拜於北宋年間起源於福建，後擴展到廣東、台灣，進而傳遍155

文化價值篇沿海地區，後來也進入內地，並且傳到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國家。目前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四地都繼承了媽祖信仰的傳統，媽祖廟(天妃廟、天后宮)香火不斷。近年來每年前往福建莆田湄洲的媽祖廟朝聖的人數在100 萬以上，其中台灣客人就超過 10 萬人。澳門在路環島建立了媽祖文化村，豎立了世界上最高的媽祖雕像。台北市每年舉辦的台灣媽祖文化節、媽祖文化展都越辦越興旺。兩岸四地的學者還經常舉行媽祖文化研討會，商討深入研究媽祖文化的有關合作事宜。不難看出，媽祖信仰已經成為海峽兩岸民眾有機聯繫的感情紐帶，也將成為溝通四地交流合作的有效途徑。其次，從未來發展着眼，海峽兩岸四地人民有責任同心協力，共商弘揚中華文化、促進祖國統一的大事。應做和可做的事情很多，以下三個方面當為首選：第一，求同存異，達成共識。要理解文化內涵在祖國統一中的重要地位和深遠意義，明確文化統一對於祖國統一的積極作用。在政治問題一時尚無法徹底解決的情況下，尤其要深刻領會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無窮魅力。可以暫時擱置一些敏感或者難度較大的問題，迴避一些容易引起對立或擴大分歧的難點，確認弘揚中華文化這個“大同”，以形成高屋建瓴之勢，促使問題和困難迎刃而解。第二，保持警惕，反對分裂。要認真總結文化統一促進政治統一的成功經驗，吸取文化因素妨礙祖國統一的歷史教訓，保持清醒的頭腦，真正理解“不包含文化內涵的祖國統一，不是真正的統一”這句話的深刻含義。要十分珍惜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旗幟鮮明地反對文化分裂的傾向，針鋒相對地與各種形式的分裂文化、進而阻礙祖國統一的傾向作鬥爭。第三，積極探索，實事做起。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不同時期的文化統一可能具有不盡相同的內容，需要與時俱進，積極探索。在認真研討、大膽創新的前提下，可以嘗試着從小事、實事做起。除了廣泛開展廣義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以外，還可以針對性地減緩甚至消除兩岸的文化差異。例如，可以從對比和甄別繁體字與簡體字入手，進行整合兩156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有效途徑 157 個文字體系的嘗試。可以聯合組建權威性的機構，統一有關專業領域(如時事政治、工程技術、教育、文化等)的重要譯名，盡量減少矛盾與誤解。還可以充分發揮香港澳門在促進兩岸四地文化統一事業中的緩衝作用與橋樑作用。可以預言，隨着大陸與台灣、香港、澳門之間在科學、技術、教育、文學、藝術、宗教等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日漸廣泛深化，隨着中華文化得到進一步傳承與弘揚，台灣海峽兩岸的文化統一定會大有成效，進而為中華民族最終的祖國統一奠定堅實的基礎。 (原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總第 4 期) 註釋： 1 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載於人民網：http://2010lianghui.people.com.cn/ GB/181632/11085473.html。 2 同上註。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北京：商務印書館，2002 年，第 1318 頁。 4 李嘉曾：《中華文化的無窮魅力》，載於《群言》，第 11 期，2007 年，第 23-25 頁。 5 《兩會數據：全世界漢語學習人數已超過 4,000 萬》，載於人民網：http://lianghui2009.people.com.cn/BIG5/147517/8952294.html。 6 李樂為：《國家概念的歷史演進及現代國家的內涵》，載於中國農村研究網：http://ccrs.org.cn/show_4209.aspx。 7 同上註。

文化價值篇 158 8 《警惕島內“文化台獨＂思潮的回籠》，載於中國評論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2009 年 9 月 20 日。 9 蔡志浩：《通用拼音的迷思》，載於《台灣新聞報》，2002 年 7 月 17 日。 10 南文瑛：《通用拼音：台獨的文化號角》，載於《鏡報》，第 303 期，2002年 10 月。 11 同註 8。 12 《相隔 60 年故宮文物海峽兩岸互展》，載於央視網：http://big5.cctv.com/ gate/big5/news.cctv.com/china/20090923/100216.shtml。

關於“澳門精神”的思考截至 2008 年，以明代嘉靖十四年(公元 1535 年)廣東政府將海上貿易管理機構市舶司從電白遷到蠔鏡澳為開埠標誌，澳門已經具有 473 年的市政歷史；而從嘉靖四十三年(公元 1564 年)廣東禦史龐尚鵬上疏時首次使用“澳門”這一名稱算起，澳門也至少具有 444 年的文獻歷史了。澳門的發展飽經滄桑，澳門的經歷曲折獨特，在漫長的歷史進程和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澳門已經積累了比較豐富的內涵，儲存了比較厚實的底蘊，形成了自己的個性與特色。除了物質財富，澳門還應當擁有自己的精神財富。筆者認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將近 9 週年的時候，有必要提出“澳門精神”這個概念，以期引起重視，展開討論，進一步為澳門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一、該不該有“澳門精神” 該不該有“澳門精神”？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首先搞清楚“澳門精神”的本質和作用。從構詞的角度來看，“澳門精神”是指澳門的精神或澳門所具有的精神。從一般的意義上來看，精神是一個哲學術語；而在本文中，精神是個廣義的概念。在這裏，精神並非解釋為哲學意義上的思維、意識或對於物質的反映，而是指事物的本質內涵、個性特徵和風格面貌，具有159

文化價值篇特定的含義。簡言之，“澳門精神”就是指澳門特有的本質與個性風貌。精神的這一習慣性用法，見諸於“時代精神”、“民族精神”、“奧運精神”、“抗震精神”、“雷鋒精神”甚至“武士道精神”等常見名詞中，應當說是不難理解的。從分類的角度來考察，“澳門精神”屬於區域精神的範疇。區域精神是指一個地區所特有的風貌，包括社會特徵、價值取向和民風民俗等。區域精神的概念具有特定的指向性，其外延往往只涉及一個局部的地理範疇，不像國家精神或民族精神那樣涵蓋全局。區域精神具有不可忽視、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區域精神是特定區域鮮明個性的反映。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由歷史的、地理的、社會的和人文的種種因素所決定，一個地區通常會積累足夠的文化積澱，形成自己的特色。這種特色經過提煉、概括和總結，便會以區域精神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人們通過區域精神，能夠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相應的區域。可以通俗地說，區域精神是特定區域的名片。例如，同樣是商人，徽商和晉商就有所不同。為了發揚光大歷史傳統並為今天的現實服務，安徽將徽商精神概括為“開放、創新、合作、誠信”四大要素，而山西則將晉商精神總結為“進取、敬業、群體”三個要點，不盡相同卻各有千秋，對於兩地的經濟建設都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其次，區域精神具有濃重的凝聚力。區域精神是某一地區世世代代歷史延續和文化傳承的結果，也是這一地區人民群眾祖祖輩輩心血的結晶。當地居民對於區域精神往往具有深厚的感情，而區域精神也成為團結凝聚特定社會群體的紐帶。在我國近代的海外移民運動中，東南沿海的粵、閩、浙等省移民之所以能在海外建立許多同鄉會，有效地起到互相幫助、促進團結合作的作用，其關鍵因素正在於有區域精神。再次，區域精神還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推動力。精神來源於物質，意識是對存在的反映；但是，精神意識又具有能動的反作用，能夠反過來推動和促進物質存的發展變化。文化革命以前，內地工業和農業戰綫分別湧現出東北大慶油田和山西昔陽縣大寨生產隊兩個艱苦創業的典範，分別總結出寶貴的精神財富“大慶精神”和“大寨精神”。在這些160

關於“澳門精神”的思考精神的指引下，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學大慶、學大寨運動。撇開政治因素不談，僅僅從動員人民群眾艱苦奮鬥、改造和戰勝自然的角度來看，大慶精神和大寨精神對我國的經濟建設曾經發揮了應有作用。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為了讓國內和世界更好地瞭解澳門，也為了謀求更大、更快、更好的發展局面，亟需尋求強勁的精神支柱，以團結動員全體市民同心同德，共同奮鬥。由此觀之，我們澳門人也應當擁有自己的“澳門精神”。二、能不能有“澳門精神” 提煉和總結“澳門精神”不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充分的可能性。這是由地理、歷史、文化和社會諸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地理因素。澳門的面積不大，總共還不到 30 平方公里；其地理組成單元也只有一個澳門半島和氹仔、路環兩座離島。較小的土地面積對澳門的經濟發展造成一定的限制，卻體現出相對集中的特點，為形成比較明確的區域精神提供了有利條件。基於這種地理特徵，“澳門精神”一旦總結出來，其涵蓋面就比較清晰，不容易產生歧義或引起爭議。歷史因素。前已述及，澳門具有相對悠久的歷史。其實早在澳門開埠之前，一直可以追述到五千餘年前，在後來成為澳門的這片土地上，中華民族的先民就留下了活動的痕跡，有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石片以及商陶漢錢、宋元青瓷為證。秦漢以後此地就時有漁人出沒。近代社會到來之後，福建、廣東籍的商人逐漸移民至此，形成了在澳門定居的早族群。數千年一脈相承的歷史在澳門這片土地上形成了穩定的傳統，包括語言文字、經濟形態、民風民俗等等。這些因素奠定了澳門社會的基本格局，也為“澳門精神”的構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文化因素。中華文化無疑是澳門的主導文化。但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不同地區通常會表現出一定的、甚至是很大的差異，形成不盡相同的區域文化。對於澳門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區域文化是閩文化161

文化價值篇和粵文化。具體言之，是閩文化中的閩南文化(亦稱福佬文化)和粵文化中的嶺南文化(亦稱廣府文化)。而從 16 世紀初開始，以葡萄牙人打開東方航綫、進入東亞地區進而在澳門居留為起點，西方文化逐漸滲入澳門，並且盤踞了將近 500 年。在四、五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受特定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條件所限制，在澳門既沒有形成外來文化吞並本土文化的後果(如巴西等殖民地的遭遇)；又沒有出現本土文化完全排斥外來文化的現象(如中國內陸腹地閉關鎖國的狀況)。以中華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在澳門同以歐洲(葡萄牙為主)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長期共存、相互交流並且有效融合。這種東西方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正是澳門的個性所在，也將成為“澳門精神”的主要內涵。社會因素。澳門的現有社會結構比較穩定，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各個族群和睦相處，和諧共存。社會福利條件比較好，廣大市民安居樂業，無衣食之虞。民風相對純樸(不像一些現代化大都市那樣功利)，大多數澳門居民熱愛祖國，熱愛澳門。在社會活動中，人們也比較友善合群，樂於助人。澳門沒有政黨，卻有兩千多個民間社團，各省市、各地區甚至一些縣和鄉鎮都在澳門建立了同鄉會。現有的社會狀況為人們溝通協商、合作共事提供了有效途徑，也將為“澳門精神”的形成提供有利條件。概括以上四個有利因素，不難看出“澳門精神”已是天時、地利、人和具備，條件成熟，呼之欲出了。三、澳門精神的構建為了科學、合理地概括總結出能為廣大澳門居民所接受的“澳門精神”，首先應當找準“澳門精神”的來源，提煉其本質性的內涵。筆者以為，“澳門精神”應當主要從四個方面汲取精華： 162

關於“澳門精神”的思考 (一)“澳門精神”的四大來源 “澳門精神”應當把“歷史傳統”、“民族精神”、“時代精神”和“區域精神”作為自己的源頭。 “歷史傳統”中的多元精神應當成為“澳門精神”的本質屬性。事實勝於雄辯。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沒有多元化便沒有澳門。澳門通用的語言文字，俗稱“四語三言”，即在較大範圍內得以流行的有漢語、葡語、英語和菲律賓語；而漢語又主要表現為粵方言、閩方言和普通話三種類型。澳門居民中有不少人能夠熟練地使用兩種以上的語言文字。澳門的宗教，堪稱眾神並列。中國本土傳來的道教、佛教，西方傳來的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其他來源的伊斯蘭教、巴哈伊教、摩門教等教派，在澳門都有良好的發展空間。在澳門的不少街巷，可以看到不同性質的宗教場所毗鄰，甚至一廟多神的現象，體現了宗教多元化的特色。澳門還是多節慶的福地。這裏的民眾既歡度中華民族的傳統節假日(如春節、清明、端午、中秋、浴佛節、媽祖誕等)，又慶祝西方習俗的節假日(如耶穌受難日、復活節、聖母無原罪瞻禮、聖誕節等)，還能享受法定的節假日(如元旦、勞動節、國慶節、特區成立紀念日等)。至於建築、藝術、飲食、服飾、婚嫁習俗等方面，更是處處體現多元化的特徵。種種跡象表明，多元是“澳門精神”的第一要義。 “民族精神”中的和諧精神應當成為“澳門精神”的基礎。中華民族一向倡導“和為貴”精神，傳統的哲學和倫理道德中還崇尚中庸之道。中庸其實未必是壞事，從把握事物的分寸比較適度、心態平和、處事穩妥的角度來說，中庸可以避免激化矛盾，減少衝突，是緩解事態、保持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和諧無疑是中華民族精神中的一大特色，五千年來，由 56 個民族組成的中華大家庭雖然也經歷過內戰、外族入侵以及各種自然災害的侵襲，但歸根結蒂還是保持着團結統一的基本局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關係正常化以來，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更證明了和諧的魅力。澳門長期以來繼承了民族精神中和諧的傳統，各個不同族群的友好相處一向為世人所稱道。雖然近年來隨着協調各階層利益方面的欠缺和部分官員的貪腐，澳門社會矛盾呈現加深163

文化價值篇的趨勢，但和諧的社會狀況並沒有改變。因此，和諧理所當然應該成為“澳門精神”的基調。 “時代精神”中的開放精神應當成為“澳門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開放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社會發展達到一定水平、特別是社會信息化程度加深的產物。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曾經指出，在原始社會，人類成員的活動半徑大約只有 15 英里，因為在這個範圍內，他們就能找到足夠的食物、水源與合適的居住地，沒有必要再到更遠的地方去活動。封閉是落後社會的缺陷，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十分有限，所以對我國古代小國寡民的社會狀況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即便到了 17 世紀的明代，作為我國科學家的徐光啟，看到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獻上的世界地圖，得知世界有五大洲而中國只在其中之一的亞洲時，竟然還驚愕得啞口無言。隨着人類進入高科技的信息化時代，事物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人際交往已是必不可少的社會活動內容，開放自然成為時代精神的要旨。澳門從 16世紀開始就是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甚至唯一的窗口，澳門人對開放習以為常，也從開放中獲益匪淺。在嶄新的形勢下，澳門人仍應該堅持開放，並將開放作為“澳門精神”的必要成分。 “澳門精神”還應當從本地特有的區域精神中汲取養分。上文已經指出，閩南文化(福佬文化)和嶺南文化(廣府文化)對澳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這兩種區域精神雖有差異，但存在許多共同之處，創新精神便是其中之一。閩南人習慣於出海捕魚作業，很早就從事海上貿易並到海外發展，因此以福佬文化為底蘊的閩南精神提倡開拓創新和冒險意識。而廣東嶺南地區也面向大海，居民多與海外有着廣泛的聯繫，所以嶺南精神同樣推崇開放意識，倡導改革創新、接受新事物。由此可見，創新是閩南精神(閩文化)和嶺南精神(粵文化)的共同點，主要以福建和廣東為原籍的澳門人理應繼承先輩的優良傳統，將創新作為“澳門精神”的必要組成部分。 164

關於“澳門精神”的思考 (二)“澳門精神”的概念表述明確了上述四個重要來源，我們便不難對“澳門精神”的概念和內涵做出比較準確的提煉與概括： “澳門精神”是反映澳門地區和澳門人本質的個性特徵與風格面貌的總和，其主要內容是：多元、和諧、開放、創新。 (三)“澳門精神”的啟示精神來源於物質，精神對於物質又能產生反作用。我們總結提煉“澳門精神”的目的，正在於用以指導實踐，更好地為澳門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因此，“澳門精神”應當成為澳門全社會的行動指南。在“多元”精神的指導下，澳門人應當一方面繼續堅持兼容並蓄的理念，吸納各國家、各民族、各地區之所長，創建更加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另一方面繼續保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良好心態，正視差異、容忍不同，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爭取共榮共贏的效果。本土居民應當放寬心胸，友好地接納抱着為澳門建設出力的目的來到澳門的外來人士；外來居民則應謙虛謹慎，虛心學習澳門發展的成功經驗和澳門本土居民的優良品質。大家加強團結，攜手合作，為建設共同的家園而盡職盡力。在“和諧”精神的指導下，澳門政府應當繼續貫徹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搞好經濟建設，關注民眾生活。各級官員要恪盡職守，不斷提高管理與服務水平；同時還要堅持廉潔奉公，杜絕貪腐，為全體澳門民眾的福祉而各盡所能。廣大群眾則應提高面對各種挑戰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處理矛盾、解決問題的水平。要進一步發揮政府機構、企事業單位和群眾團體在瞭解民意、溝通信息、緩解矛盾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以便及時發現問題並及時加以解決。還要倡導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社會風尚，大家同心同德，維護和諧社會的大好局面。在“開放”精神的指導下，澳門人應當確立“立足澳門、依託祖國、面向世界”的遠大目標，進一步向內地和世界各地開放。一方面，澳門應當力爭走出特區、走向世界，用已經積累起來的財富創造更大的價值；另一方面，澳門也應當敞開胸襟，吸收國內外一切先進思想、先165

文化價值篇 166 進方法和先進技術，不斷提高自身的科技文化水平。與內地和國外在經濟、科技、文化、教育、體育等領域的合作要進一步加強。特別應該從實際出發，抓住機遇，努力發展台灣海峽兩岸四地的交流合作，以及與珠江三角洲乃至泛珠區域的交流合作。政府要制定政策、採取措施，大量引進優秀人才，有效地提高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在“創新”精神的指導下，澳門人要大膽地解放思想，破除思維定勢，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做前人沒有嘗試過的事。要充分利用特別行政區的政策優勢和有利的資源，發展特別適合澳門的個性化產業與事業。創新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關係到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而且涉及組織、管理、協調、宣傳、教育等各個環節。特別重要的是創新必須以廣大民眾素質(尤其是思維素質)的優化作為基礎。因此，有必要在民眾中倡導創新意識，普及創造性思維的原理與方法。與此同時，還要針對澳門民風民俗中一些不利於創新的因素，引導民眾克服保守觀念、懶散思想，加強競爭意識，重視時間觀念，加快工作與生活節奏，促進整個社會煥發出青春活力，更加生機勃勃。我們滿腔熱情地期待，在“澳門精神”的指引下，澳門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取得更加矚目的成就，為祖國和世界做出更加出色的貢獻。 (原載於《九鼎》2008 年第 9 期)

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與澳門的獨特作用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藉此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增強全民族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儘管《決定》以“社會主義文化”為出發點，但是，在闡述主要觀點的過程中多次提到一些超越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內容，如：“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更大貢獻”；“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積極吸收借鑒國外優秀文化成果”；“弘揚中華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等等。因此，《決定》對於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內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澳門而言，同樣具有指導意義；為貫徹落實《決定》的精神，澳門人同樣重任在肩，義不容辭。而在遵照《決定》精神建設文化強國、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澳門由其自身的特點與優勢所決定，能夠發揮以下三方面獨特的重要作用。 167

文化價值篇一、觀察世界的瞭望哨為了吸收借鑒國外的優秀文化成果，首先必須瞭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長與優點；為了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也必須瞭解各國各地區的文化動態與需求。因此，中國人需要將目光投向整個地球，而澳門正是這樣一座能夠真實而清晰地觀察世界的瞭望哨。在傳承五千年中華文化的基礎上，澳門近五百年來受到以葡萄牙文化為先導的西方文化的滲入與影響，形成了多元文化並存的局面。多元文化精華集成造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為人們提供了就近直接觀察體驗世界文化的機會。例如，澳門保留着許多原汁原味的西方建築，古老的教堂、典雅的別墅、幽靜的墳場，都能使人品味異國風情。作為澳門八景之一“龍環葡韻”的那五棟修建於 1921 年的葡式南歐風格小樓，尤其令人產生人在他鄉的感覺。多種宗教的和平共處也是一個範例。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摩門教、巴哈伊教等外來宗教的教堂、寺廟、聖殿遍佈街巷，各種信仰自由發展。澳門本地的行政區劃迄今仍以天主教澳門教區的“堂區”來命名，在澳門半島有“花地瑪堂區”、“聖安多尼堂區”、“大堂(主教座堂)區”、“望德堂區”和“風順堂區”；在離島氹仔與路環則有“嘉模堂區”和“聖方濟各堂區”。顧名思義，澳門許多地段至今仍然比較直觀地反映了西方文化的風貌。在飲食方面同樣如此。在遍佈澳門的數百家比較上規模的餐館中，除了各式中餐，來澳門的人們可以吃到地道的葡式菜肴和點心、法國大餐、意大利披薩、美國炸雞、日本壽司、巴西燒烤、韓國料理、印度拋餅，以及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美食，直接體驗異國他鄉的飲食文化。澳門的葡萄酒博物館、大賽車博物館、海事博物館、土生葡人之家等特色鮮明的博物館，更是將包括外來文化精品在內的珍貴文物與資料集中展出，充分體現了多元文化的集成。澳門每年還舉辦多種形式的各類活動，將異國文化“請進來”實地展示，為人們提供就近觀察世界文化的有利機遇。近年來，在澳門已經成為慣例的就有“高爾夫公開賽”、“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國際電168

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與澳門的獨特作用影及錄像展”、“國際音樂節”、“格蘭披治大賽車”、“世界女排大獎賽”、“澳門美食節”、“葡韻嘉年華”等等，真可謂數不勝數，美不勝收。其中有一些活動在內地是比較罕見的，當每年兩千餘萬的大陸旅遊者來到澳門的時候，他們同樣可以通過參與上述活動，獲得直接觀察外來文化的寶貴機會。為了充分發揮觀察世界瞭望哨的作用，澳門還應當朝着兩個方向去努力探索。一是更好地恢復與保護外來文化的真跡。在澳門的不少街區，還殘存着許多早年的西方建築，有不少已經殘破甚至廢棄，很少有開發成“龍環葡韻”博物館的成功案例。倘能組織專家考察論證，按照“修舊如舊”的原則設計開發，一定能建設成一批展示西方文化原汁原味的新景點，為人們開闊眼界創造條件。在近年發掘的聖保祿學院舊址上，尤其可以重建這座早已載入史冊的知名建築，創辦一所澳門中西文化交融博物館，形象化地展示全球化起步時期的艱難歷程與澳門的歷史作用。二是更大膽地引進外國文化的優秀成果。近年來，無論是內地還是澳門都在引進國外優秀文化成果方面有所進展。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的代表作《圖蘭朵》被引進中國堪稱示範性的嘗試，無論是 1998 年的北京紫禁城太廟實景版，還是 2009 年的國家體育場鳥巢版，都獲得了很大成功。1999 年在倫敦首演的音樂劇《媽媽咪呀》問世十多年來，已在全世界逾 240 個城市演出，累計觀眾達到 4200 萬人次。經過我國音樂工作者三年時間的精心籌備，中文版《媽媽咪呀》終於在 2011 年登上中國舞台，至 10 月 22 日，僅在上海、北京兩地就演出 112 場，票房價值超過 4,500 萬元人民幣。內地的成功經驗值得認真借鑒，澳門也應該高瞻遠矚，從硬件和軟件兩方面着手準備，為積極引進世界頂尖級的文化精品創造條件。 169

文化價值篇二、面向世界的展示台要想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還必須讓世界瞭解中華文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着全球化的進程深入發展和經濟合作的日益加強，中國文化也日漸為世界人民所瞭解。然而，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還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知之甚少。中國需要為世界人民提供更多進一步接觸中國實際、感受中國文化精華的機會。因此，開闢更多、更有代表性的窗口和展示台刻不容緩；而澳門正適合充當這樣的窗口與展示台。在澳門這塊袖珍的土地上，積澱着五千年中華文化的深厚內涵。從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石英岩工具，到秦代的陶片、漢代的錢幣、宋元的瓷器，無不閃耀着歷史文明的光華。而自從明清時期澳門開埠以來，在近五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澳門尤其忠實繼承了中華文化的歷史傳統。以閩文化和粵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化始終在澳門發揮着主導作用，無論是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民風民俗還是衣、食、住、行，澳門與祖國大陸一脈相承。至今仍遍佈全區各個角落的中式民居、街巷、寺廟、商鋪，無不凝聚着中華文化的精髓。在列入世界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古老建築中，就包括媽閣廟、鄭家大屋、三街會館(關帝廟)、盧家大屋、哪吒廟、舊城牆、大炮台等許多中式經典。媽祖誕、浴佛節、賽龍舟、舞醉龍等飽含民族風情的節慶與民俗活動更是長盛不衰。只要有機會親臨澳門，就一定能領略古老中華文化永葆青春的風采。一方面是澳門承載着中華文化的豐碩成果，具有值得向世界展示的充足文化資源；另一方面是澳門與許多國家和地區聯繫密切，具備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精華的有效陣地。由自身特殊的歷史、地理、文化和社會因素所決定，澳門在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中，承擔着多渠道溝通的特定角色。澳門與葡萄牙的里斯本、波爾圖、科英布拉三座城市，以及瑞典的林雪平、巴西的聖保羅、佛得角的普拉亞等結為姐妹城市，與比利時布魯塞爾、越南峴港、美國舊金山等城市簽訂了友好協議或文化備忘錄。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就設在澳門，澳門170

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與澳門的獨特作用與日本、韓國、菲律賓以及東盟國家的關係也比較密切。對於這些國家和地區而言，澳門是它們方便地瞭解中國的有效平台。為了更好地擔當世界人民瞭解中國文化的窗口與展示台，澳門也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引起重視。一是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揚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對於一些歷史稍短的民族尤其具有吸引力。但是並非祖宗傳下來的都是好東西，都值得向外國人展示，婦女裹小腳就是一例。在澳門同樣存在一些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例如，不少樓宇和商鋪、住家門口供有土地或門神牌位，有些就設在路邊甚至樓道裏，時有貢品陳列還點燃香燭。這種情況會給衛生、交通甚至消防帶來隱患，可是許多人司空見慣而鮮有人來過問。再有就是每到一些特定的農曆節日，如清明節、盂蘭節(鬼節)，以至媽祖、關帝、火神華光等神明的誕辰，許多人家會在街頭擺出糕點、水果、菜肴乃至雞鴨豬羊，更要燒香焚紙，撒播紙錢，往往搞得煙火繚繞，滿地狼藉。這些習俗並非傳統文化的主流，不應當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向世人展示。二是對外來文化的揚棄。诚然，近五百年的外來文化對澳門產生過不少積極的影響，為形成澳門生動活潑的多元文化並存局面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然而，以葡萄牙文化為先導而長期影響澳門的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缺點、弱點甚至糟粕，切不可不分好壞，全盤接受。這裏同樣需要揚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葡萄牙式的形式主義、煩瑣哲學、慢節奏、低效率等作風在澳門不少行政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同樣流行，葡萄牙準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痕跡至今難以消除。僅以澳門街巷的命名為例，大部分重要街道至今沿用澳葡時期的舊名稱，即便有傷中國人民的自尊心迄今也仍然保留。以兇殘著稱、到澳門擔任總督後變本加厲推行殖民主義、欺壓澳門民眾的海軍上校亞馬勒，是因壞事做絕民怨沸騰而遭到愛國志士沈志亮等刺殺的。烈士的屍骨靜臥荒冢，英名早已被許多人淡忘，而殖民者的臭名卻至今還霸佔着澳門重要的交通樞紐與街道。難道我們還需要將這些遺臭萬年的名字作為外來文化的代表向世人展示嗎？ 171

文化價值篇三、走向世界的直通道在讓國人瞭解外國文化和讓世人瞭解中華文化的基礎上，中華文化才具備走向世界的可能；而能否順利地走向世界，還需要建立有效途徑，取決於渠道是否暢通。我國堅持改革開放以來，確實敞開國門，開闢了許多雙向交流的通道。然而，澳門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得天獨厚而佔盡優勢。因此，對於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而言，澳門堪稱一條便捷的直通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科技、體育等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條約”。澳門“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這些規定給澳門的對外交往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迄今為止澳門已是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 11 個重要國際組織的成員，與數十個國家、地區和組織簽訂了數以百計的合作交流協議，也參加並承辦了葡語系運動會、東亞運動會、亞洲室內運動會等重要賽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精神，澳門在處理對外事務上有高度的自主權，也同許多國家和地區保持良好的對外關係。除了葡萄牙、安哥拉、菲律賓在澳門設有總領事館外，還有 74 個國家或地區在澳門設有領事機構，執行領事職能，有 78 個國家或地區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免簽或落地簽待遇。而澳門特區也在葡萄牙、歐盟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分別設立了貿易代表處或辦事處，向亞太地區和歐洲的一些國家派駐了旅遊代表。總之，澳門居民出境出國的大門一向暢開，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為了使中華文化經由澳門走向世界的道路暢通無阻，澳門還需進一步努力探索。一是要打造更多更具代表性的文化精品。澳門目前的文化發展水平還落後於經濟發展水平。澳門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已經超過香港，在亞洲領先，在世界名列前茅；可是澳門的文化成果卻鮮有名震全172

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與澳門的獨特作用 173 國、享譽世界者。究其原因，人才匱乏是一個主要因素。因此，澳門有必要借鑒鄰區香港及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檢討人才引進政策，積極網羅和引進頂尖級的文化人才；在此基礎上再藉助自身雄厚的經濟實力，精心打造高水平、高質量的文化精品，積極開展對外交流。這樣才能將中華文化的精華源源不斷地向世界輸出，成為名副其實的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直通道。二是要開闢更廣闊的對外交流渠道。與相鄰的另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相比，澳門的對外交流渠道還較為遜色。在澳門設立領事館的國家與地區的數量、澳門市民免簽(或落地簽)便能直接前往的國家與地區的數量均遠遠少於香港。澳門在境外、國外設立的代表機構就更少了。為了充分發揮與一個特別行政區相當的文化傳播責任，澳門特區政府應當具有遠見卓識，要樹立雄心壯志，到五大洲的更多地方設立數量更多、層次更高、涉及面更廣的代表機構，不斷增加互享免簽證及落地簽待遇的國家和地區。只有使澳門民眾更方便地與世界接軌，才能力爭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 (原載於《澳門月刊》2011 年 11 月號)

中葡論壇的成就與期望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簡稱“中葡經貿合作論壇”、“中葡論壇”)自 2003 年 10 月 12 日在澳門成立並舉行第一次部長級會議以來，已經度過了整整十年的漫長歲月。值此慶祝論壇成立十週年的各項活動陸續開展之際，回顧十年來走過的不平凡歷程，人們不僅為論壇取得的卓越成就歡欣鼓舞，而且對論壇未來的發展前景產生了熱切的期望。一、經貿合作結碩果中葡論壇既是國家級的經貿合作論壇，經濟貿易自是當然主題。十年前，中國與屬於葡語國家體系的安哥拉、巴西、佛得角、葡萄牙、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東帝汶等七國組成“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十年來，雙方在經濟發展、貿易、投資，以及農業、旅遊、醫藥衛生，乃至教育、人才培訓等領域展開了廣泛的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與葡與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力求規範進行，指導這一行為的是論壇成員國之間每三年簽署一次的《經貿合作行動綱領》。此前在 2003、2006 年曾分別簽署過當時的行動綱領，而 2010 年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簽署的 2010-2013 年行動綱領尤其具有重要意義。該綱領中明確提出，將174

中葡論壇的成就與期望成立總額為十億美元的“中葡合作發展基金”，主要支持中國(含澳門特別行政區)與葡語系國家的企業開展投資合作，協助他們發展基礎設施、交通、電信、能源、農業與自然資源開發等項目，促進經濟發展。這一基金已獲中央政府批准，首期 1.25 億美元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澳門工商業發展基金聯合出資。這是國內唯一專注於支持中國企業對葡語國家投資的股權投資基金，被譽為“中國企業對葡語國家投資的主力平台”。成員國之間通過中葡論壇這一平台開展有效合作，已經取得可喜的實際成效。2012 年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貿易總額達 1,284.97 億美元，同比上升 9.6%；其中中國從葡語國家的商品進口額超過 874.45 億美元，約佔進出口總額的 2/3，有力地促進了葡語國家的經濟發展。2013 年 1-8月，雙方的進出口總額已達到 860 億美元，與上年持平。誠如溫家寶總理出席中葡論壇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時致辭中所指出的：“葡語國家的咖啡、腰果、葡萄酒等著名產品，已經擺上了越來越多中國百姓的餐桌；中國物美價廉的日用消費品也豐富了葡語國家的市場。”這無疑是雙贏的好事。二、文化交流譜新篇在經濟貿易領域雙贏的同時，成員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也蓬勃開展，譜寫了嶄新的篇章。一年一度在澳門舉辦的“葡韻嘉年華”和“中國－葡語國家文化週”就是例證。 “葡韻嘉年華”是一個展示葡語文化，將歌舞、遊戲、美食及藝術集於一身的民間活動。這一活動從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開始興辦，此前已經舉辦了十五屆。今年的第十六屆“葡韻嘉年華”內容尤其豐富，包括十個居澳葡語社群攤位開放、葡語國家美食餐廳、歌舞表演、葡國傳統遊戲、手動足球比賽、葡語社群五人足球邀請賽、兒童騎馬活動等。多年來，葡韻嘉年華深受本澳市民和外來旅客歡迎。當人們在被譽為澳175

文化價值篇門八景之一的“龍環葡韻”流連忘返，眼觀霓虹彩燈照耀下的葡語國家風土人情展示，耳聞異域特色的樂聲悠揚，真有不出區門卻身臨其境的獨特感受。 “中國－葡語國家文化週”則涉及面更廣，也往往比較正規，帶有一定的專業色彩。這一活動由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主辦，通常由澳門政府民政總署和旅遊局協辦。在 2011 年以前只是以年度冠名，並沒有按照屆次順序排列。從 2012 年開始，被定為“第四屆中國－葡語國家文化週”，體現出專業性、連續性和系統性。就拿 2013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7 日舉辦的“第五屆中國－葡語國家文化週”來說，除了長盛不衰的葡語國家美食節外，還將舉辦葡語國家現代藝術展、葡語國家共融資產文獻與攝影展、中國安徽省及葡語國家手工藝市集，以及中國及葡語國家多個歌舞藝術團的表演、巡遊。上述兩類活動總是交叉進行，相輔相成的。通過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的文化藝術活動，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文化交流更加頻繁，溝通更加順暢。三、歷史傳承有淵源中國和葡語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具有悠深的歷史淵源。這是由中國和大多數葡語國家(葡萄牙除外)具有相似的歷史經歷所決定的。從 15 世紀後期開始，地處歐洲大陸西端、瀕臨大西洋的小國葡萄牙，靠着造船與航海技術相對先進的優勢，逐漸強盛起來。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接着開闢了橫渡印度洋的海上新航綫；就在開啟地理大發現序幕的同時，葡萄牙殖民者也跨出了向海外擴張的步伐。於是一系列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國家不斷遭受葡萄牙堅船利炮的侵略和蹂躪。佛得角、安哥拉、莫桑比克、巴西等國家相繼在 15 世紀 80-90 年代至 16 世紀初被佔，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門雖沒有正式成為殖民地，但歷史遭遇卻與上述國家相似。15 世紀 10 年代開始，葡萄牙人抵達珠176

中葡論壇的成就與期望江口地區與東南沿海，後於 50 年代正式登陸澳門。在長達四個半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中國澳門同大多數葡語國家一樣，遭受葡萄牙侵略者的殖民(或準殖民)統治，也醞釀着維護主權、爭取獨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催生了民族解放運動，使得上述葡屬殖民地在20 世紀下半頁紛紛獨立，而澳門也在 20 世紀末年回歸祖國。近五百年的共同遭遇使得澳門與大多數葡語國家情感相通，具有共同語言。 21 世紀初年，中國和葡語國家的傳統友誼在新形勢下得到昇華。相似的歷史命運促使這些國家努力謀求更有效的夥伴關係，而葡萄牙經過民主革命也放棄了殖民主義的立場，於是中國和葡語國家的合作需求與時俱增。中葡論壇的設立提供了一個有效平台，正是中國和葡語國家重溫歷史，再續前緣，開創未來的良好契機。四、政治格局起變化中葡論壇的設立和成功運作不僅產生了經濟、文化效應，也對世界的政治格局造成了有力的影響。眾所周知，中國和大多數葡語國家屬於發展中國家，經濟與科技水平曾經比較落後。葡萄牙雖然在西方大國中最先崛起，但隨着時光的推移，相對於後來居上的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美國等強國，早已今非昔比，風光不再。然而，這些國家並不妄自菲薄，甘於落後。非洲、亞洲、南美洲的一些原葡屬殖民地國家或地區自獨立後堅持振興經濟，逐漸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其中巴西尤為成功。與此同時，葡萄牙的經濟也在不斷復甦與增長。而中國則通過改革開放走上了迅速崛起的道路。中國和葡語國家良好的經濟發展態勢令世人刮目。經濟上的成就必然引伸出政治的需求，成長中的中國和葡語國家不斷謀求在世界大家庭中具有更多的話語權。人們熟知團結起來有力量的道理，中國和葡語國家也不例外。早在 1989 年，時任巴西總統的佛朗哥提出了成立“葡語國家共同體”的構想，這一建議得到葡萄牙和其他177

文化價值篇葡語國家的積極響應。1996 年 7 月 17 日，這一跨地區的國家間組織終於正式成立。遵照在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政治協商的宗旨，八個葡語國家共同體成員國(除上述七個參加中葡論壇的與會國外，還有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在經濟、文教和社會各領域開展了有效的合作，成為當今世界一個重要的跨區域國家集團。人類社會從 20 世紀後期開始發生深刻變化，隨着經濟一體化為核心的全球化趨勢不斷深入，政治多極化的現象也日益明顯。原先的兩大陣營早已不復存在，曾經主宰世界的超級大國也逐漸衰落。發展中國家的迅速崛起勢不可擋。中國與葡語國家通過中葡論壇的形式緊密團結，在南南合作、南北對話等全球性的格局中正在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五、展望未來任重遠縱觀當今世界的經濟狀況，展望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看好中葡論壇及其成員國的發展前景。中國是具有 960 萬平方公里國土、13 億人口的大國，而加入中葡論壇的葡語國家面積超過 1,000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達 2 億 5,000 萬。這兩股力量一旦擰成一股繩，必將產生無比強大的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更令人振奮的是中國和葡語國家中的一些成員正處於強勁上升的階段。據美國高盛集團預測，至 21 世紀中期(2050 年)，中國的 GDP 總量將增加至 44 萬億美元，大大超過美國(35 萬億)、印度(27 萬億)和日本(6.6 萬億)，其時巴西的 GDP 則將達到 6 萬億美元而躋身世界前五強。其他葡語國家想必也會有長足的進步。由此觀之，在未來三、五十年間，中國和葡語國家的合作更將舉足輕重，大放異彩。為了迎接未來時代的挑戰，中國和葡語國家任重道遠。我們期待着中葡論壇能在以下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進一步擴大雙向貿易，促進經濟的緊密合作，通過互補互利而實現雙贏； 178

中葡論壇的成就與期望 179 進一步加強文化交流，共同創建中葡文化交融的多元文化成果；進一步擴展論壇的固有功能，在國際舞台上充當更加靈活、更加變通的角色，努力探索跨地區、跨民族、跨文化發展的有效途徑。 (原載於《澳門日報》2013 年 11 月 6 日 E13 版)

澳門恭迎佛陀頂骨舍利的社會價值與現實意義 2012 年 4 月 30 日，佛教始祖釋迦牟尼真身頂骨舍利首次來澳門供奉。當日下午 4 時，由中國佛教協會、澳門佛教總會、澳門中華宗教文化協會聯合主辦的“福田永種，佛寶重光，和諧澳門──恭迎佛陀頂骨舍利瞻禮大會”在東亞運動會體育館隆重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以及國家宗教事務局負責人、中國與澳門宗教界代表人士、中央派駐澳門有關機構負責人，以及澳門各界嘉賓與民眾五千餘人出席大會，共瞻佛寶。此後 4 天，佛陀頂骨舍利端置祭壇之上供民眾瞻拜。善男信女，趨之若鶩；街頭巷尾，評議如潮，直至 5 月 4 日恭送聖物平安返回南京棲霞寺。佛祖真身舍利蒞臨蓮島之所以成為澳門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由其深刻的文化內涵、社會價值與現實意義所決定的。一、千載一時，佛門盛事佛祖釋迦牟尼的真身頂骨舍利有緣來澳門供民眾瞻拜，確實是千載難逢的佛門盛事。據佛教經典記載，佛祖釋迦牟尼於公元前 544 年 2 月 15 日月圓時分圓寂，遺體放置 7 日後火化(據說是無火自燃)。弟子們在火化的灰燼中發現不少遺留物，包括一塊頭頂骨、兩根鎖骨、四顆牙齒、一節中指180

澳門恭迎佛陀頂骨舍利的社會價值與現實意義指骨、一些頭髮和大量(一說有 8 萬 4 千顆)結晶物(即舍利子)。這些火化遺留物統稱為舍利，被視為佛教聖物而深受崇拜。佛祖圓寂 160 年後，統一印度的孔雀王朝第三任君主阿育王為推廣佛教，下令在各地修建了 8 萬 4 千座佛舍利塔，專門供奉佛陀遺留下的舍利。此後，隨着佛教的傳播和佛教文化的推廣，中國和亞洲其他一些國家的寺院中也有機會供奉佛陀舍利。例如，我國北京西山八大處靈光寺內供奉的佛牙舍利、陝西扶風縣法門寺供奉的佛指舍利、斯里蘭卡康提寺供奉的佛牙舍利、日本名古屋覺皇山寺供奉的佛骨舍利等，都是佛教界的珍貴聖物。據說中國境內有緣供奉佛陀真身舍利的寺廟有十九座，但其中有不少寺廟所供奉舍利的真實性尚難確定。自釋迦牟尼圓寂以來，亦屢有高僧圓寂火化之後獲得舍利的現象發生，但因佛祖是佛教之創始者，故其真身舍利尤為稀有而倍受信眾崇敬。如上文所述，佛陀遺留的舍利中有大量舍利子和若干顆佛牙，佛骨則十分稀少。尤其是一塊唯一的頭頂骨，更被視為寶中之寶。歷史的長河奔騰不息，由於歲月蹉跎，時過境遷，這塊佛陀真身頭頂骨舍利究竟遺存何處，始終是各國僧眾和廣大信徒潛心探究的不解之謎。就在佛陀圓寂將近 2,500 年之後，中國考古工作者在南京的一個發現在給世人帶來喜訊的同時也震驚了佛教界。史籍記載，明成祖朱棣為紀念其生母，於永樂十年(公元 1412 年)開始在金陵興建大報恩寺，耗銀250 萬兩，歷時 19 年方竣工。落成之後，大報恩寺被賜封為“第一寺”，並在明初至清初盛極一時，久居百寺之首，且被西方人士譽為“中世紀世界七大奇觀之一”。1856 年，大報恩寺毀於太平天國戰亂並從此淡出人們的視綫。 2008 年 7 月，為籌備大報恩寺修復工程，南京市博物館考古隊奉命在該寺遺址開展發掘工作，發現一處地宮並從中出土一只石函。函上有碑文記載，此處為距今將近一千年的北宋長幹寺真身塔地宮，石函内藏有“佛頂真骨”、“感應舍利”、“諸聖舍利”和“金棺銀槨”等寶物。隨着考古工作深入進行，發現石函內有一只鐵函，鐵函中珍藏着鎏金的七寶阿育王塔。經過眾多歷史學者、文物專家和科技專家的共同努181

文化價值篇力，2010 年 6 月 12 日，從阿育王塔中請出的兩套金棺銀槨被迎請至南京棲霞寺，在海峽兩岸數百位高僧大德的見證下，與文獻記載一致的“形如蜂巢，顏色黃白，髪孔清晰”的佛頂真骨終於在世人眼前重光。歷史資料表明，佛陀真身頂骨舍利上一次現身是逾 1,300 年前的大唐盛世，唐高宗李治與皇后武則天在長安城大做法事時，曾供奉佛陀頂骨舍利。此後至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 1011 年)，由長干寺主持演化大師可政和尚奏請宋真宗恩准，將佛頂骨舍利等聖物珍藏於鎏金七寶塔內的金棺銀槨中並埋入地宮。往事越千年，彈指一揮間。可見 2012 年 4月 30 日佛頂真骨舍利在澳門盛世重光，既是千載一時的佛門盛事，又是中華民族璀璨歷史文化的傳承延續。二、萬眾景仰，民心所向對於澳門而言，恭迎佛祖頂骨舍利並舉行瞻禮具有特殊的意義。由於形成初期的地形如同一枝含苞欲放的蓮花，澳門素有“蓮島”之稱。蓮花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花，且堂而皇之地被用於區旗、區徽。蓮花在佛教中具有特殊意義。佛教典籍《華嚴經》中說：“一切諸佛世界，悉見如來坐蓮花寶獅子之座”。澳門民眾篤信宗教者甚眾，據上世紀 80 年代的統計資料，澳門約有 80%的市民信教，其中尤以佛教為主。誠如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在澳門恭迎佛陀頂骨舍利瞻禮大會上致辭時所言，澳門的區花蓮花，是聖潔、祥和、寧靜、太平的象徵，同時蓮花在佛教中有着殊勝吉祥的寓意。佛頂骨舍利駕臨濠江，就如同佛陀端坐於蓮花寶座之上，一定會為澳門佛教信眾帶來幸福祥瑞，為澳門社會帶來和諧穩定。對於澳門來說，與佛教亦有不解之緣。在宗教發展史上，澳門曾以獨特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有利地位，在明末清初的遺民逃禪風潮與清末民初的佛教振興運動中，為佛教的傳承與發展壯大做出過特殊的貢獻。然而，在開埠近五百年的漫長歷史中，佛祖真身舍利卻鮮有機緣蒞臨澳182

澳門恭迎佛陀頂骨舍利的社會價值與現實意義門，滿足廣大信眾與市民的夙願。直至 2004 年 10 月 14 日，“釋迦牟尼佛生身舍利供奉暨中國佛教藝術瑰寶展”在澳門隆重展出，本澳市民才有緣首次瞻仰佛陀真身舍利。而本次則是澳門開埠以來佛祖遺留的唯一頭頂骨舍利親臨蓮島，所以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與文化價值。與佛門弟子和信眾一樣，澳門民眾確實對恭迎佛陀頂骨舍利表達了高度的敬仰和莫大的虔誠。無論在澳門機場舉行的恭迎佛頂舍利來澳儀式，還是在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的安奉儀式，都是莊嚴肅穆，盛況空前。瞻拜期間，每日約有 8 萬人次入場，不少人還在場內流連不返，反復瞻仰。不顧天氣炎熱、人流擁擠、等候費時，誠心誠意前往現場一睹聖物真容者，不僅有大批出家僧眾和篤信佛教的長者，也有朝氣蓬勃的青年男女，甚至有稚氣未脫的少年兒童。無論年齡、性別、籍貫、職業，來到放置佛頂舍利的祭壇前都是一臉虔誠，雙手禮拜，滿心敬仰。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恭迎瞻拜佛陀頂骨舍利及其相關的一系列活動，集中反映了澳門的民意所趨，體現了民心所向。三、佛教道德，普世價值釋迦牟尼真身頂骨舍利之所以在澳門備受尊崇和體現民意，絕非簡單地出於宗教習俗，而是由深刻的歷史原因和迫切的社會需求所決定的。究其底裏，根本原因在於佛教教義和佛學原理體現的道德標準具有普世價值，在當今社會中尤其具有現實意義。一般認為，佛教倡導的道德觀較好地解決了“善與惡”、“因與果”、“己與他”、“生與死”、“苦與樂”等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充分體現在道德標準、道德倫理與道德實踐等三個方面。 (一) 佛教的道德標準與去惡從善佛教的道德標準是用“善”與“惡”來進行評價的。傳說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曾經向高僧鳥巢道林禪師討教“佛法大意”，禪師答曰：“諸183

文化價值篇惡莫作，眾善奉行。”這一觀點可以視為佛教道德評價的最高標準。佛教經典中一貫倡導人人平等慈悲，要求去惡從善。倘若人人信奉佛教的道德標準而從善如流，我們的世界必將呈現出和諧穩定的美好情景。正如一首膾炙人口的《愛的奉獻》所唱的：“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 然而，佛祖預言的美好憧憬似乎離我們很遠很遠。我們周邊的不少人已經混淆了善惡，篡改了美醜，顛倒了黑白。三鹿奶粉中三聚氰胺的陰影還沒有完全退去，蘇丹紅、塑化劑、瘦肉精等等前赴後繼，接踵而至，而地溝油幾乎成了最具發展前景的知名品牌。貪官受賄的金額越來越大，情婦越來越多，外逃的竅門也越來越巧。作惡的膽量似乎與官位成正比，君不見，公安局長剛升為副市長就敢躲進美國領事館，而政治局委員的老婆也不怕殺人滅口了。腐敗花樣更是翻新，“通姦”已經成為紀委處理高級幹部的新罪名。從表面看，澳門的狀況似乎不錯；可是，在光鮮亮麗的情景背後，惡行依舊不止，善舉仍然難行。娛樂場天天爆滿，歌舞廳夜夜笙歌，非法旅館內的盜竊、賣淫甚至謀殺案苟延不斷，葡京酒店內那條著名的走廊上小姐們展示自身“裝備”的敬業步伐越走越堅定。所以澳門人崇敬佛祖，信奉佛教的善惡觀，盼望佛頂舍利的蒞臨能給澳門社會帶來揚善止惡的效果。 (二) 佛教的道德倫理與因果報應佛教的道德倫理是以“因果論”作為理論基礎的。佛說人有三世，即過去世、現在世與未來世。與三世對應，人有三生，即前生、今生、來生。前生所為決定今生，現時所為影響來生。因果相續，輪回報應，永不止息。有一篇通俗的《三世因果經》開宗明義地點明其中真諦：“善男信女聽言因，聽念三世因果經。三世因果非小可，佛言真語莫非輕。”在因果輪迴的道德倫理指導下，所以人人應當注重現時，抓住當今，做好眼前的事情，努力做現實生活中的好人。可是，環顧我們周邊的世界，許多人早已將生活中的辯證法忘得一乾二淨。他們只顧眼前，不想身後，無所顧忌。在位的“不撈白不撈”，184

澳門恭迎佛陀頂骨舍利的社會價值與現實意義即將退休的還要抓住權力的尾巴做最後的掙扎。前輩的“榜樣”也對大學生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效果。當年馬加爵殺死同寢室的室友時不考慮後果，曾幾何時，藥家鑫把張妙撞倒後還要捅上數刀將她置於死地，同樣是不考慮後果的。澳門有個歐文龍，至少說明本澳亦非淨土。歐文龍的沉浮給我們上了很好的一堂因果輪迴課，2012 年 5 月 3 日的《澳門日報》還披露了此人以權干預項目招標收受酬金的新事實。難道歐文龍是澳門空前絕後的唯一貪官？老百姓們不敢相信。所以大家對佛陀頂骨舍利頂禮膜拜，期盼一切做盡壞事的人今生就有立竿見影的報應。 (三) 佛教的道德實踐與自我修養佛教主張道德實踐要以個人修身養性、淨化身心為有效途徑。為了規範人們的行為，引導人們加強自我修養，佛教中倡導五戒十善。五戒是指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十善則是從防止業障(即孽障)的角度、用“否定之否定”的思維方法提出的導向性主張，包括防止“身三業”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即五戒之前三戒)；防止“口四業”的不妄語(此為五戒之第四戒)、不兩舌、不綺語、不惡口；防止“意三業”的不貪、不瞋、不癡。如果所有的人都能遵從五戒十善的規則，個人的道德修養必然普遍提高，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也必將提升到嶄新的階段。遺憾的是我們社會中的許多人並不能按照佛教倡導的理念去實踐。在大庭廣眾有監督的情況下，人們往往能夠約束自己，力求展現良好的道德形象；然而，一旦失去監控，放任自流，一些人便不能自制而原形畢露。在沒有監督的所謂“道德的匿名狀態”下，人們的言行才能反映他真實的道德面貌，體現他真正的道德水平。所以，在澳門，隨地吐痰現象屢禁不止，寵物的糞便不會消失，賣春小姐的卡片信手可拾，偷盜、吸毒等罪行也從未絕跡。所以人們瞻仰舍利，崇敬佛祖，期盼人人遵從佛陀教導，身體力行五戒十善，整個社會也將因其全體成員的身心淨化而變得更加美麗，更加祥和。 185

文化價值篇 186 緬懷先賢的聖潔既是對現實中醜陋現象的否定，又是對未來美好前景的憧憬。讓我們以恭迎佛祖釋迦牟尼真身頭頂骨舍利作為契機，揚善懲惡，革故鼎新，為構建更加美好的和諧社會同心協力。 (原載於《澳門月刊》2012 年 5 月號)

鄭觀應思想的創新特徵及其社會意義鄭觀應不僅是我國近代史上率先探索振興工商、富強救國道路的實業家，而且是積極倡導民主與改革的思想家。對鄭觀應思想的研究是全面正確評價這位歷史偉人的重要環節。筆者認為，在鄭觀應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中，創新是一個重要特徵，值得進行深入的研究。一、鄭觀應思想創新的主要表現讀過《盛世危言》等著作的人都會產生一個深刻印象：鄭觀應絕不是一個按部就班、墨守成規的人。他總是勇於並善於接受新事物，總能不斷地提出一些新觀點、新見解、新建議，這正是以創新作為出發點的先進思維方法的體現。考察鄭觀應一生的言行，不難發現他思想上的創新特徵主要表現在意識超前、借鑒集成、批判求變和個性張揚等四個方面。 (一) 意識超前古往今來的思想家往往能憑藉自己的遠見卓識走在時代的前列，鄭觀應也不例外。夏東元教授曾經指出，在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鄭觀應的思想不僅與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設想”。1 其實，由自身的獨特經歷和先進的思維方法所決定，鄭觀應從青年時代開始就比同時187

文化價值篇代者看得更遠，想得更深。這種意識超前的態勢貫穿了鄭觀應的一生。早在 21 歲的時候，任職寶順洋行的他因為感受到“庚申之變，目擊時艱，凡屬臣民，莫不眥裂”，便開始醞釀撰寫《救時揭要》，11 年後終得以刊行。而在他 30 歲、33 歲與 37 歲的時候，鄭觀應又相繼寫作或編輯《易言》、《道言精義》、《富貴源頭》等資料。在這些著述中，鄭觀應的許多超前意識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至於中年之後鄭觀應傾半生心血寫成的傳世之作《盛世危言》，其中大部分篇章都體現出超前意識，尤其令人敬佩不已。鄭觀應不僅意識超前，而且在超前意識的指引下大膽實踐，行動也往往走在時代的前沿。我們僅以他 40 歲那年為例，看看他是怎樣將超前意識付諸行動的。公元 1881 年(清光緒七年)，鄭觀應年屆不惑。是年5 月，鄭被李鴻章委任為上海電報局總辦，遂與同事編著《萬國電報通例》、《測量淺學》、《電報新編》等讀物，開創紹介新事物之先河。10 月，派所聘洋匠攜帶國產棉花赴英美“躬身實驗，酌定機器”2，邁出洋為中用、引進與消化吸收相結合的步伐。11 月，就津滬電綫竣工事向李鴻章建議培訓藝徒，認為“當以造就材藝”，“庶可漸省洋工”，探索了人才國有化的重大課題。12 月，指出“將來電綫日多，風氣日開，獲利必多”，遂主張“津滬電報招商承辦”。當年他還籌集股銀 6.5 萬兩，由開平礦務局斥資相同份額，與唐廷樞“合買沽唐荒地四千頃，為開墾、種植、牧畜等用”。上述行為，在 19 世紀 80 年代初的中國，無疑都是時髦之舉，也充分印證了鄭觀應的超前意識。 (二) 借鑒集成鄭觀應的創新思想不是無源之水或無本之木，而是在參考、學習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經驗基礎上的進一步拓展。因此，借鑒集成是鄭觀應思想創新的一個重要表現。只要瀏覽一下《盛世危言》便能發現，鄭觀應關注的問題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政治、經濟、哲學、外交、軍事、法律、新聞、教育、文學、醫學、人才培養等無所不包。而他提出的各種新設想、新188

鄭觀應思想的創新特徵及其社會意義建議，也幾乎都有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可以參考借鑒。例如，從青年時代即開始的買辦經歷使鄭觀應較早就瞭解西方國家發展商業與貿易、推行市場經濟而富民強國的成功經驗，這些經驗正是他提出自己經濟思想的核心理論“商戰論”的基礎。有專家指出，“鄭觀應是近代經濟思想史上承前啟後的進步思想家。他相當完整地提出了學習西方、建立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改革方案”。3 可見學習借鑒是鄭觀應提出新思想的出發點。而在政治領域，他提出“君主立憲”、“設議院”等主張；在經濟領域，他多次提出中外合資合股辦廠、建鐵路、鑿隧道、辦船廠、設郵輪、辦電報、設銀行等許多具體的建議，幾乎無例外地都有國外的現成經驗可以借鑒。但鄭觀應的借鑒並非生吞活剝地照搬，而是根據中國國情加以改造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說，鄭觀應是將借鑒與集成有機地結合起來，致力於探索一條適合中國的嶄新道路。由此引申出鄭觀應思想創新的下一個顯著特點。 (三) 批判求變作為一個極具批判性的思想家，鄭觀應對於前人和外國的經驗總是採取“揚棄”的態度，既不是一味否定，又不是全盤接受。他思想上的批判求變在許多方面都有很充分的表現。仍以經濟思想為例。不可否認，鄭觀應的經濟思想源於西方國家的經濟理論與實踐，但是，他總能夠一分為二，摒棄西方經驗中不甚合理的成分，並且結合中國的國情加以發展改進。在中國如何建立適用的市場經濟管理體制方面，鄭觀應“破除傳統觀念，提出了‘國以商為本’的思想主張，進而提出了建立上至‘商部大臣’，下到各級‘董事’的完全獨立於政治體系之外的自成體系的商務管理制度，並就改進股份制、市場競爭、市場營銷提出新設想，為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增添新的內容”。4 在政治上“作為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的改良主義者，鄭觀應認為要使中國真正富強，必須進行變法維新。其改革方案歸根結底都是圍繞着189

文化價值篇 ‘振興商務’，進行‘商戰’，從發展中國資本主義民族工商業出發。”特別是在政治上，“主張設立‘商務公所’，以保護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學習西方議會制度和創立憲法；革除原有政治機構的腐敗、貪污、冗官太多等弊端”。5 此外，鄭觀應在教育領域關於改革科舉制度，推行實用教育和普及教育的意見；在詩歌創作形式上主張“不拘格調”，“不取法古人”等觀點，也反映了思想上批判求變的創新特徵。 (四) 個性張揚常言道“文如其人”，“言如其人”，“行如其人”。只要拜讀鄭觀應的著作、縱觀鄭觀應的言行，一個特色鮮明、個性張揚的形象便在我們眼前浮現。個性張揚的本質是獨具一格，是與眾不同；這正是創造型人才的鮮明特徵，也是思想上的創新在人才觀領域的充分表現。鄭觀應一向主張先進的人才培養觀，而創新則是他倡導的重要人才素質之一。在《鄭觀應文選》的開篇之作《商務上》中，鄭觀應對培養商務人才提出四組對立統一的要求：“破其愚，開其智；罰其偽，賞其信；勸其創，戒其因；務其大，箴其小”。6 其中第三組要求明確指出，要鼓勵創新，防止因循守舊。這一觀點同鄭觀應一向堅持的廢除科舉與八股、培養新式人才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在討論考試制度改革的文章中，鄭觀應不僅從正面宣傳西方考試制度的先進性，而且一針見血地對科舉考試的弊端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株守成法，不思變通，以此而言富強，是欲南轅而北其轍耳”。7 鄭觀應不僅主張培養個性鮮明的創造型人才，而且他自己也正是朝着這一方向不斷努力的。他只要一有新想法，便會直言不諱地提出。左宗棠、李鴻章、彭玉麟、盛宣懷等頭面人物都曾收到過他的書面建議。而一旦發現工作環境不適宜自己的發展，他也會毅然辭職。如早期在上海機器織布局襄助彭汝琮時，便因“遇事進言”而彭“概置不省”，遂辭去襄辦職務，不久織布局便以失敗告終。考察鄭觀應的一生，辭職、隱退和重新出山之事屢屢發生，其鮮明個性也充分展現。 190

鄭觀應思想的創新特徵及其社會意義二、鄭觀應創新思想的社會意義鄭觀應創新思想的形成絕非偶然，而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代表了 19 世紀後半葉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先進思想認識。一般認為，鄭觀應的創新思想不僅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而且蘊含着積極的社會意義，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 體現了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先進世界觀儘管鄭觀應不是哲學家，儘管他的思想來源比較繁雜，世界觀也比較複雜，但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一定深度的內涵，反映出一定的哲學觀點。從總體上看，鄭觀應的創新思想主要體現了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相對先進的世界觀。有學者對鄭觀應的哲學思想進行了比較深入系統的研究，認為《道器》、《“盛世危言”自序》等篇，是鄭觀應哲學思想的代表作。“鄭觀應通過對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管理科學的吸收，從事借用中國某些傳統形式來變革中國傳統哲學的嘗試，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觀具有若干近代哲學的特徵，為中國哲學史增添了新內容”。8 具體表現為：在本體論方面，“鄭觀應首先提出帶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學色彩的‘道’範疇，並把‘道’歸結為物質性實體，從而閃爍着機械唯物主義的光芒”。9 在認識論方面，“鄭觀應對我國傳統的名實關係、知行關係等理論，賦予了西學的內容，主張學以致用，行而後知”。10 在發展觀方面，“鄭觀應提出了具有新學內容的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常與變等問題。他從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出發，認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從事於對社會的改造。”11 (二) 反映了改良主義者追求變化的積極心態許多學者都有共同的看法，即鄭觀應本質上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儘管改良主義者對待社會變革的態度不如革命者那樣堅決，但他們畢竟對191

文化價值篇現狀和傳統有所不滿，希望有所改變。由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的雙重身份所決定，鄭觀應在對待戊戌維新運動、對待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物、對待辛亥革命的態度上表現出多方面的矛盾，有些行為甚至不妥(如向盛宣懷告密“奉旨要犯”梁啟超與經元善、反對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但是，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鄭觀應思想中的創新特徵還是較好地反映了愛國改良主義者的積極心態。因此，“在興中會成立之前，鄭觀應以愛國為根本，商戰為核心，開議會、立憲法為精髓的思想，無論在深度和廣度方面，還是在系統完整性方面，都為孫中山所不及，不愧為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人物”。12 與此同時，“由於鄭觀應一生是堅定地以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致中國於富強之境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者”13，因此，“經濟主張上仍有積極的意義，這主要表現在贖回粵漢路權和商辦集股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同時，在政治上也有可取之處，表現在民國初年對共和制的贊同和對北洋軍閥專制獨裁極端仇恨的態度”。14 根據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在愛國改良主義者鄭觀應的身上，較好地反映出求變求新的積極心態。 (三) 有利於提高社會的精神文明水平創新雖然是鄭觀應個人的思想品質，但通過他的著述與言行向社會傳達，使很多人受到影響，因而也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19 世紀中頁以及此後相當長一段時期的中國，處於清朝末年，政治漸趨腐敗，國力逐漸衰落。當時的廣大民眾生活貧困，溫飽尚不能解決，更談不上精神上的追求。鄭觀應的思想“儘管有諸多的局限，但它對摧毀封建頑固思想的堡壘，傳播愛國主義，爭取民主和社會進步，促進新生產關係的產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並且在 19 世紀末的思想界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15 正因為鄭觀應思想中具有超前的創新閃光點，所以對於啟迪民智發揮了積極作用。有學者甚至把鄭觀應譽為“近代中國最早全面觸及啟蒙思潮各項基本問題的啟蒙運動先驅”。16 192

鄭觀應思想的創新特徵及其社會意義中國封建社會延續兩千年來一向重農輕商，落後的傳統觀念嚴重桎梏了經濟的有效發展。鄭觀應最先明確提出“商戰”思想，不僅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合理要求，而且符合民族獨立與發展生產力的大眾願望，對社會經濟的進步產生了重大影響。鄭觀應的重商思想無疑對於受到傳統觀念束縛的廣大民眾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所以後人予以高度評價：“突破了中國幾千年來重本抑末、重農輕商傳統經濟思想的束縛，對中國近代商業思想政策的轉變和自然經濟分解、商品經濟發展起了積極推動作用，在中國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7 鄭觀應是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的改良主義者，“他提出變法維新的主張，並與封建統治階級進行思想上的鬥爭，打擊清政府的君主專制政體。同時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他極力呼籲自強救國。”18 因此，鄭觀應的改良主義思想是與愛國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不僅受到改良派的尊崇，而且對後世許多革命者也產生了一定的啟迪作用，連孫中山、毛澤東這樣一些偉人也坦陳深受他的影響。綜上所述，鄭觀應的創新思想對於啟迪民智、轉變價值觀念與促進社會改革都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有效地促進了社會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在歷史的長河中，170 年只是極其短暫的一瞬。然而，170 年前誕生的偉人鄭觀應卻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我們應當認真總結鄭觀應思想中堅持創新的本質特徵，吸取前人的思想精髓與成功經驗，用以指導當今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讓先驅者傳承的精神財富在新形勢下發揚光大。 (原載於《樂報》2012 年 7 月 18 日第 4 版) 193

文化價值篇 194 註釋： 1 夏東元：《鄭觀應與中國近代化及其超前意識》，載於《社會科學》，1992年第 11 期。 2 本段註釋均引自《附錄二：鄭觀應一生大事記》，載於夏東元編：《鄭觀應文集》，澳門：澳門歷史學會、澳門歷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 年，第 472-502頁。 3 湯照連：《鄭觀應學習西方發展民族經濟的思想》，載於《經濟研究》，1981 年第 12 期。 4 劉仁坤：《略論鄭觀應的市場經濟意識》，載於《北方論叢》，1996 年第3 期。 5 王炳義：《鄭觀應的改良主義思想》，載於《歷史教學》，1957 年第 10期。 6 鄭觀應：《商務上》，載於夏東元編：《鄭觀應文集》，澳門：澳門歷史學會、澳門歷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 年，第 3-5 頁。 7 鄭觀應：《考試下》，載於夏東元編：《鄭觀應文集》，澳門：澳門歷史學會、澳門歷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 年，第 318-319 頁。 8 朱光甫：《鄭觀應哲學思想簡論》，載於《湘潭大學學報》，1986 年第 2期。 9 同上註。 10 同上註。 11 同上註。 12 鍾卓安：《鄭觀應與孫中山》，載於《嶺南文史》，1994 年第 4 期。 13 夏東元：《辛亥革命前後的鄭觀應》，載於《辛亥革命叢刊》，1980 年第2 期。 14 同上註。 15 吕杰：《一部資產階級的福音書──鄭觀應和他的〈盛世危言〉》，載於《南開史學》，1981 年第 1 期。

鄭觀應思想的創新特徵及其社會意義 195 16 姜義華：《鄭觀應與近代中國啓蒙運動發端》，載於《鄭觀應誕辰 160 週年學術研討會論文集》，澳門，2002 年。 17 王相欽：《中國近代重商思想的傑出代表──鄭觀應》，載於《北京商學院學報》，1992 年第 6 期。 18 同註 5。

文化發展篇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澳門公民教育國家教育部不久前印發《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在內地有力地推動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與教育活動。《綱要》指出，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重要基礎”。從優化公民素質、培養一代新人的角度來考慮，澳門也應當參照《綱要》精神，努力汲取中華文化的精華，積極開展包含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公民教育。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眾所周知，民族是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的相對穩定的社會共同體。在組成當今世界的大約兩千多個民族中，漢族不僅是人數最多的民族，而且是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在我國五千多年文明發展歷程中，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自強不息，共同創造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幾乎從人類誕生之日開始，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交流和相互影響就已揭開序幕。19 世紀 60 年代末期多次到中國進行地學考察調查的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過一個很有創意的概念：“絲綢之路”，後來得到廣泛的認同。人們把起始於古代中國先秦時期，延續至明清時199

文化發展篇期，主要以西漢都城長安(今西安)為起點，跨過隴山山脈，穿越河西走廊，西出玉門關和陽關，經由新疆和帕米爾高原，相繼到達中亞、西亞、北非，最終抵達歐洲的古代商業貿易路線統稱為(陸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記錄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接觸碰撞、相互滲透、優勢互補乃至集成創新的交融過程。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中有一組公元前 1 世紀(一說公元前 3 世紀)建造的月亮和狩獵女神狄安娜的雕像。狄安娜右臂半舉，裙子被風吹起道道褶皺。透過衣裙，可以看出這位女神未穿內衣的秀美體型。常識告訴我們，狄安娜身上的衣裙只能是用絲綢而不是用棉布、麻布或羊毛織物等材料製成的，否則就不可能有這樣好的透視效果。由於中國的蠶桑技術遲至 6 世紀中葉才傳到歐洲，因此不難推測雕像完成時狄安娜身上衣裙的製作材料──絲綢，只能是從中國進口的。絲綢之路的開闢讓希臘女神有幸穿上來自中國的絲綢製品，也見證了中華文化對世界的早期影響。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子孫世世代代繼承先輩的傳統，一如既往地通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前赴後繼地對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二、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國是舉世聞名的文明古國，中華文化既源遠流長，又博大精深。人們通常把幾千年來由中華民族祖先創造、中華各族兒女世代繼承和發展、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穩定的文化形態稱為“中華傳統文化”。它是中華各民族智慧的結晶，也是數千年文明的傳承和歷史遺留下來的精神財富在現實生活中的展示。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大地各民族歷史上各種文化形態、思想觀念與精神財富的總和，屬於所有華人。一般認為，中華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內容，但也相容並蓄，包含道家文化、佛家文化以及多種少數民族文化。有學者認為，從精神實質來看，中華傳統文化體系包容着深刻200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澳門公民教育的內涵，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即凝聚之學、相容之學、經世致用之學。凝聚之學是指提倡中庸，注重和諧，注意協調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學問。相容之學是指接納外來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學習並導致交流合作、集成創新的學問。經世致用之學則是指將文化理念與方法應用到社會實踐中去的學問，《禮記‧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這類學問的高度概括。由於傳統文化形成的年代久遠，且來源多頭，條件參差，情況複雜，難免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因此，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亦應一分為二地進行揚棄。應當繼承和發揚的是其中進步的主流和精華部分，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014 年 2 月 24 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着重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根據這一精神深入探究，便不難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內涵。三、講究仁愛重視民本講究仁愛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第一要義。“仁愛”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本質所在。仁愛思想源於孔子。在《論語》中可以找到孔子有關仁愛的許多論述，如“好仁者，無以尚之”；“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等等。對於“仁”的內涵，孔子曾作過詳盡的說明。《論語‧陽貨篇第十七》中寫道：“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可見仁的含義是十分豐富的。儒家仁愛思想的經典語錄是孟子所言的“仁者愛人”。這一表述體現了仁愛的實踐準則。有一次孔子家的馬廄着火，孔子聞訊後詢問的第201

文化發展篇一句話不是“傷馬乎”而是“傷人乎”，印證了仁愛理念的人本主義實質。孔子倡導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仁愛原則，早已成為廣為認同的普世價值，且被鐫刻在聯合國總部大廳的石碑上供世人瞻仰。 “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理念的基礎，不僅為歷代統治者所崇尚，而且體現了封建社會朝野認可的價值觀。在彙集先秦時期檔案文獻的儒家經典《尚書》中，已有關於民本思想的代表性表述：“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是用“民貴君輕”思想來表達民本理念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戰國末期趙國的思想家荀子則用“民水君舟”的生動比喻深刻地闡釋了君與民的辯證關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秦漢以降，歷代統治者中的開明者無不遵循民本原則，實施重民、親民、富民政策，才使封建王朝得以在華夏大地延續兩千餘年。及至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一位領袖人物用精闢的語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概括了新形勢下民本主義的實質，也闡釋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真諦。澳門人一向講究仁愛，尊老愛幼、互相幫助蔚然成風；澳門政府長期關注民生，努力為民眾謀福利。應當說仁愛與民本的思想在澳門具有良好的社會基礎。然而，2014 年 5 月下旬爆發的“高官離補法”事件多少反映了“官本位”的立法思想和愚民的立法程序在澳門還是頗有市場的，這不僅值得引起高度警惕，也對公民教育提出了新的課題。四、遵守誠信尊重正義 “誠信”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天道和人道(自然規律與人際關係)的理解與概括。孔子後人子思所作的《中庸》對“誠”作出了精闢的概括：“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孟子繼承了子思的思想，在《孟子‧離簍上》中強調：“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在這裏，天道顯然是指自然規律。 202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澳門公民教育至於“信”，一向是孔子等儒家學說創始人的修身準則。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中留存不多的曾子語錄中有一段膾炙人口的“三省吾身”說，其中第二條準則講的就是信：“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漢代董仲舒更將“信”概括到“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道”核心價值理念之中。古人認為，萬物有信，信也是自然規律的體現。所以定期定向吹來的季候風被稱為“信風”，留守空房的怨婦期盼外出做水上貿易的夫婿像潮水一樣有信。說到誠和信的關係，兩者是密不可分的。東漢學者許慎編著的大型工具書《說文解字》中就將“誠”、“信”二字用來互證：“誠，信也。從言，成聲”；“信，誠也。從人、言”。可見誠信是用天道規範人道的經典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 “正義”是中國傳統文化宣導的行為規範。“正”包含“正當”、“合適”的意思，所以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他還從正面進行過論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至於“義”，也有“正當”、“適宜”的意思。孟子說，“義，人之正路也”，還特地強調要“捨生取義”。在長期的實踐中，以儒家為代表的古人不僅從道德規範的角度倡導正義，而且從法律制度和程序的範疇崇尚正義，將“義”和“禮”有機地結合了起來。至於“正義”的來源，與“誠信”相似，同樣來自於自然界，是客觀規律的反映。南宋時期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留給後世的那首驚天地泣鬼神的《正氣歌》，正科學地闡釋了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正義”的辯證關係：“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一向不乏“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這正是“正義”之氣世代傳承的例證。對於澳門人而言，誠信和正義都是得到充分肯定的道德標準與行為準則。例如，在博彩業十分發達的澳門，本地市民卻很少光顧娛樂場。媒體曾經報導過葡京娛樂場一位高管的經驗估計：在平時進賭場的顧客中，澳門本地居民不到千分之一。這正是澳門人價值觀的體現。絕大多203

文化發展篇數澳門人對官員貪腐、以權謀私，以及盜竊、吸毒、賣淫等現象嫉惡如仇，這樣的是非觀念和價值取向反映了澳門人具有較優的整體素質，也體現了澳門公民教育的既定成效。五、崇尚和合追求大同 “和合”與“大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中華民族矢志追求的理想目標。“和合”思想堪稱儒家學說的核心理念。早在《周禮》中就提出了“以和邦國”的原則，《論語》中有“禮之用，和為貴”。《禮記‧中庸》則對“中”與“和”作出詳盡闡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道家則用“天人合一”的大和諧觀來表述“和合”理念。老子的警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是對人與自然整體和諧的高度概括，也是對和合思想的深刻詮釋。 “大同”是“和合”的必然趨勢。在崇尚和合的過程中，炎黃子孫又總是在追尋經由和合能夠達到的理想狀態。從《詩經》中的“樂土、樂國”，農家的“並耕而食”，道家的“小國寡民”，直至儒家的“大同”，都體現了中華民族對理想目標的不懈追求。陶淵明憧憬的桃源幻境撲朔迷離，康有為嚮往的大同世界虛無縹緲。而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代表孫中山心中，大同理想具備了更多的積極意義，為了實現“天下為公”的這一理想，他主張“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正是在先驅者偉大思想的感召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革命，不斷創新，用前赴後繼的實踐逐步實現着“大同”理想的階段性成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和合、大同理念，對澳門同樣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澳門政府科學施政的努力，澳門社會和諧穩定的狀況，體現了貫徹和合與大同思想的實踐效果。2013 年 12 月 18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到北京述職的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時，充分肯定了澳門的現狀與成204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澳門公民教育就：“經濟平穩增長，社會和諧穩定，市民安居樂業。”這正是對澳門追求和合與大同“良好發展態勢”的高度概括。六、愛國精神家國情懷在全面瞭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豐富內涵的基礎上，為了發揮其“立德樹人”的基礎作用，推廣和深入進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勢在必行。上文提及的教育部《綱要》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語言習慣、文化傳統、思想觀念、情感認同的集中體現，凝聚着中華民族普遍認同和廣泛接受的道德規範、思想品格和價值取向，具有極為豐富的思想內涵。加強對青少年學生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要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為核心，以家國情懷教育、社會關愛教育和人格修養教育為重點，着力完善青少年學生的道德品質，培育理想人格，提升政治素養。” 顯而易見，中華傳統文化教育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與出發點。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也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傳統首先是由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與博大精深所決定的。著名的英國哲學家羅素曾經這樣評價中華文明：“中國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實體，還不如說是一個文明實體──一個唯一倖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來，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其頓，包括羅馬帝國，都消亡了；但是中國以持續的進化生存下來了。它受到外國的影響──最先是佛教，現在是西方的科學。但佛教沒有把中國人變成印度人，西方科學也不會將中國人變成歐洲人。”顯而易見，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鮮明個性與強大凝聚力，為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傳統奠定了堅固的基礎。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範疇，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曾經指出：“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要看在甚麼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但不管處於甚麼樣的歷史條件下，熱愛祖國，維護祖國的獨立和統一，保衛國家安全，反對分裂和抗拒外來侵略，總是愛國主義的主要內容。這也是屈205

文化發展篇原、蘇武、岳飛、文天祥、史可法、戚繼光、康有為、孫中山等歷史人物被民眾尊崇為愛國主義典範的主要原因。對當代澳門而言，則應當教育年青一代繼承先烈的愛國主義優良傳統，正確理解和認真執行“一國兩制”方針。要多一點“家國情懷”，即多一點對自己國家的“高度認同感和歸屬感，責任感和使命感”；多一點“對自己國家和人民的深情大愛，對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理想追求”。概言之，就是要多一點“愛國愛澳”的情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前幾年兩岸四地民眾自發組織的保釣運動中，我們看到就有血性的澳門人踴躍參加，綠底蓮花圖案的澳門特區區旗亦曾有機會在釣魚島的上空飄揚。愛國不分地域，澳門人也不例外。七、社會關愛人格修養社會關愛教育和人格修養教育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內容。由人的社會性所決定，任何人都不可能脫離社會而獨自生存，正確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自然的關係在所難免。近年來，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但一些負面效應也隨之伴生。在內地，路見不平敢於挺身而出的見義勇為者少了，面對倒地老人不便救助無奈袖手旁觀的人卻多了。不少中老年朋友回想起“學習雷鋒好榜樣”的年代裏“春天般溫暖”的人際關係，仿佛有隔世之感。2014年 3 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致信祝賀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成立三十週年，信中強調“殘疾人是一個特殊困難的群體，需要格外關心、格外關注”。時至今日，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更應着力引導青少年學生“學會心存善念，理解他人，尊老愛幼，扶殘濟困，關心社會，尊重自然，培養集體主義精神和生態文明意識”。唯其如此，才有利於形成樂於奉獻、熱心公益慈善的良好社會風尚，有利於培養青年一代成為“高素養、講文明、有愛心”的中國人。 206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澳門公民教育 207 至於人格修養教育，尤其應當成為當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重點。人格是指一個人與社會環境相互作用時表現出的獨特行為模式、思想方法和情緒反應的總和，也是一個人區別於他人的重要特徵。根據心理學的知識，人格主要包括性格與氣質兩大方面。人格的形成一方面取決於遺傳，另一方面又受環境影響，同人的實踐與習得密切相關。現今有不少青少年在備受關愛和比父輩們優越得多的條件中長大，又缺乏正確的教育和引導，不知不覺滋生了自私、懶散、虛假、偏執等不良習性，出現了道德失範和人格畸形化的傾向。有鑑於此，應當着力引導青少年學生“明辨是非、遵紀守法、堅韌豁達、奮發向上，自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道德思想”。唯其如此，才有利於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和行為習慣，有利於將青年一代培養成“知榮辱、守誠信、敢創新”的中國人。澳門的社會關愛一向蔚然成風。不僅有法律法規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為低收入者提供生活保障，而且有眾多的社團、機關、學校和企事業單位為殘疾人、孤寡老人等弱勢群體提供熱心幫助。在人格修養方面，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和中小學校也普遍比較重視。特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於2007 年即制定頒佈品德與公民課程框架和基本學力要求，繼而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從小學到高中的《品德與公民》教科書。堅持不懈地做下去，定將有助於澳門民眾從小就優化素質，逐漸成長為符合時代需要的一代新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世代相傳，歷久彌新。願包括澳門人在內的當代中華兒女，繼承光榮傳統，弘揚優勢文化，為世界的進步與繁榮作出持續的貢獻。 (原載於《澳門日報》2014 年 9 月 24 日 E6 版)

文化遺產保護法辯證談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於 2013 年 8 月 13 日全體會議通過、同年 9月 2 日公佈的《文化遺產保護法》(以下簡稱《文遺法》)，將於 2014 年3 月 1 日起生效。隨着生效日期的臨近，特區政府有關部門緊鑼密鼓地積極開展各項準備工作，一時間掀起了一股學習宣傳和貫徹落實《文遺法》的熱潮。先是文化局於 1 月 27 日舉辦面向公共部門的《文遺法》講解會，希望加強該局與其他公共部門在貫徹落實文遺法過程中的溝通與協作。緊接着又專門召開文化局與土地工務運輸局兩局領導、主管和技術人員參加的文遺法交流會，旨在強化這兩個職能部門今後在執法上中更好地互相配合。2 月 23 日，文化局還假澳門博物館演講廳舉辦面向市民大眾的講解會，力求更加廣泛深入地宣傳推廣《文遺法》。一個看起來似乎專業性比較強的法律，卻在亮相之時就展現出面向大眾的姿態，可見與民生密切相關。值此法律生效之初，有必要認真研究，深入理解，以便更好地貫徹執行。一、源遠流長、與時俱進在澳門，有關文物保護的立法經歷了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最早的文物保護法律文件誕生於近四十年前。1976 年，澳葡當局通過第 34/76/M號法令，首次明確指出不能因都市發展而破壞文化建築和藝術，還公佈208

文化遺產保護法辯證談了包括 89 處文物在內的澳門文物保護名單，成立了負責文物保護的專職機構“維護澳門都市風景及文化財產委員會”。1984 年澳葡政府推出第 56/84/M 號法令，對本地的文物作出比較精確的定義和分類，如將建築分為紀念物、建築群和遺產地三種類型，還比較詳細地規定了對不同類型文物的保護方法。到 1992 年時又推出第 83/92/M 號法令，在文物保護對象中增加了一個類別：具有建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並且調整了受保護文物的名單。至此，澳門全區共有 48 座紀念物、44 座具有建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11 組建築群和 21 個遺產地受到法律保護。隨着國際社會文物保護立法的進展以及相關工作的推進，澳門的文物保護工作也與時俱進並逐漸向縱深發展。197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第十七屆大會，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公約對“文化遺產”、“自然遺產”等概念作出了明確的定義，還規定了各國、各地區保護上述遺產的責任和政策方針。2003 年、200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相繼通過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與《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國際社會的動向在中國內地引起連鎖反應，從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內地也陸續啟動了文物保護、非物質遺產保護等領域的立法，逐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遺產法》等重要法律。上述這些文件都對澳門地區文化遺產的保護產生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回歸祖國以來，歷屆澳門特區政府重視文物保護工作，多年的施政報告中屢屢提到這一主題，也開始逐步醞釀文物保護的立法問題。2005年 7 月，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一事件大大促進了澳門文物保護的立法工作。2006 年 3 月，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設立文化遺產保護法例草擬小組，負責彙總和修訂現有的文物保護相關法律。同年 7 月，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簽署第 202/2006 號批示，對申報世界遺產時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緩衝區範圍法規化。2008 年 2 月，上述文化遺產保護法例草擬小組推出《“文化遺產保護法”法案大綱諮詢文本》。為了在立法中妥善處理文物保護同城市建設的關係，在 2008年間，特區政府又組織相關的工作機構，草擬了《澳門城市概念性規劃209

文化發展篇綱要》和《對構建現代化與科學化的城市規劃體系的探索》兩個相關的諮詢文本。2009 年 2 月，澳門特區政府正式推出《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向公眾諮詢。在公開諮詢期間，文化局等職能部門召開了多次座談會，廣泛徵求社會各界的意見與建議。經過長達四年時間的反覆諮詢、討論，2013 年 4 月 12 日，經特區政府行政會討論通過，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法》法律草案正式出台。此後又經過立法會有關常設委員會的細則性討論與表決，至 8 月 13 日，立法會全體會議終於通過了《文化遺產保護法》。二、接軌國際、精益求精回顧澳門《文遺法》的立法過程，深感好事多磨。然而，儘管曠日持久，仔細琢磨《文遺法》的內容，還是能夠體會到這一法律的優點與進步之處的。近年來，在歷次《文遺法(草案)》向公眾亮相或公開諮詢時，特區政府行政會發言人梁慶庭、歷任特區政府文化局局長何麗鑽、吳衛鳴等都曾在新聞發佈會上介紹過這一法律文本的重要發展與鮮明特點。一是觀念更新。首先表現為對“文化遺產”概念的科學界定。《文遺法》中規定，“文化遺產”是指“在歷史、建築、藝術、考古、人類學、語言、科學、社會或其他方面具有突出意義和普遍價值的，應特別加以保護和傳承的財產”。進而又規定了文化遺產的範圍：既包括“具重要文化價值的不動產”(如紀念物、具建築藝術價值的建築物、建築群及場所等)，又包括“具重要文化價值的動產”(尤其是在歷史、藝術、考古等方面具重要價值的動產)，還包括與不動產類文化遺產相連接的“動產類文化遺產”，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就極大地豐富了原有的文化遺產概念，有效地保護了本土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大量有價值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 210

文化遺產保護法辯證談二是中心突出。《文遺法》毫無保留地將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置於本澳受保護文化遺產的中心位置，予以特別的重視。《文遺法》中專門列出一章，詳盡闡述“澳門歷史城區”的保護原則、制度及管理規範。三是範圍擴大。根據新規定的文化遺產概念，受保護的範圍必然相應地擴大。其外延涵蓋了對立統一的幾組關係，包括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形文化遺產與無形文化遺產、動產與不動產；與此同時，還對本澳的考古遺址，以及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作出了新的規範。四是系統構建。文本邏輯嚴謹，構建了比較完整的澳門文化遺產保護體系，為未來的法律適用和細則性實施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五是互動參與。《文遺法》提出了實施過程中需要遵守的若干原則，其中有一條便是“公眾參與原則”。法律文本中規定了要設立政府諮詢機構“文化遺產委員會”，規定了公眾發起更改文化遺產清單的工作程序，也規定了獎勵和優惠措施等，為公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三、護罰結合、防重於治有效地保護文化遺產無疑是《文遺法》的核心理念。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除了正面教育和引導以外，本法律還明確規定了一系列禁止的行為，以及違反規定時相應的處罰標準。不少市民和媒體對於《文遺法》對違法行為“動真格”的立場表示滿意，一些媒體還着重報導了種種違法行為以及相應的處罰標準。例如，已評為文化遺產的財產所有人必須盡一定的義務(包括“避免該財產減失、被破壞或變壞”)，違反上述條款即構成違法行為。如果違法行為人為自然人，將被科處澳門幣 1 萬元至 20 萬元罰款；倘若違法行為人為法人，則將被科處 10 萬元至 100 萬元罰款。又例如，在不符211

文化發展篇合《文遺法》所定條件的情況下拆卸已評為文化遺產的不動產，也構成違法行為。如違法行為人為自然人，將被科處 20 萬至 100 萬元罰款；而如果是法人，則將科處 100 萬至 500 萬元罰款。《文遺法》專門設立一章規定“已評為文化遺產的不動產的適用制度”，除了禁止拆卸外，還有條文明確禁止在此類不動產上刻畫、塗畫，任意張貼海報、裝置招牌、廣告等。違法的自然人可被科處 2 千元至 2萬元罰金，法人則將科處 1 萬至 10 萬元罰金。由於這些規定可能涉及普通民眾的相關行為，因此引起了社會的特別關注，許多媒體對此作了專題報導。當然，處罰並非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執法手段。《文遺法》也十分注重宣傳教育，力求體現保護與處罰相結合。在《文遺法》第一章規定的實施本法的原則中，就有“預防原則”：“防止文化遺產損壞、衰敗或喪失其組成元素”；也有“機構協調原則”：“各公共部門的工作，尤其是為保護文化遺產而在地區整治、環境教育及旅遊等方面開展的工作，應互相配合及協調”。在規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章節中，還着重指出，要“加強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對澳門的文化及其獨特性的保護意識”，鼓勵居民和機構、組織“積極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延續及推廣工作”。這些條文較好地貫徹了“防重於治”的科學方針。四、保護利用、相輔相成為了達到妥善保護文化遺產的根本目的，《文遺法》中規定了不少得力措施。例如，在許多條文中規定了文化局、土地公務運輸局、民政總署等公共部門的職責與權限，以便其發揮應有職能；設立專職機構“文化遺產委員會”，作為政府的諮詢組織“推動對文化遺產的保護”；還規定如“屬必要時”，可為已評為文化遺產的不動產“設立保護區”。這些重要舉措必定能為全區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有效的組織保證。 212

文化遺產保護法辯證談 213 歸根結底，制定《文遺法》的目的在於應用，在於為澳門服務。《文遺法》明文規定實施本法必須遵守的第一條原則便是“平衡原則”：“採取確保經濟及社會發展政策能與文化遺產保護政策互相融合的適當手段，從而推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綜合、和諧及可持續發展。”這一原則告訴我們，保護文化遺產的根本目的在於傳承歷史，造福當代。《文遺法》在闡述制定文化遺產政策的宗旨時明確指出，旨在“彰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文化獨特性”，“鼓勵及確保人們享受文化遺產”，以及“保護及弘揚文化遺產，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謀求更大福祉及提升其生活素質”。這一宗旨充分反映了法律為現實服務的精神。我們高興地看到，澳門《文遺法》的上述宗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精神一脈相承。2013 年 6 月 29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明確指出：“文物工作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在這裏，對待文化遺產組成部分──文物的方針，體現了保護與利用的有機統一。願澳門的文化遺產事業憑藉《文遺法》如期實施的東風，順利發展，健康成長，在保護與利用相結合的道路上闊步前進，更好地造福民眾與社會。 (原載於《澳門日報》2014 年 2 月 26 日 E6 版)

澳門宜申報歷史文化名城每年 6、7 月間，總是澳門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高潮季節，因為 6月 14 日是“中國文化遺產日”，7 月 15 日則是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的紀念日。其間，上自政府職能部門，下至有關學術團體和專家學者，包括熱心的普通民眾，都會積極組織、踴躍參與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活動，為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繼承和開發、利用奔走呼號，盡職盡責。澳門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如何爭取新的突破、邁上新的台階？筆者認為，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不失為明智的舉措。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 2008 年 4 月 22 日簽署第 524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宣告《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從 200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這是我國歷史文化遺產事業的一件大事，必將對廣袤中華大地在漫長歲月中形成的、富有深厚歷史積澱的城市起到有效的保護作用，對各民族、各地區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產生深遠影響。澳門也將從中受益。一、保護條例正式實施城市(包括有條件的鎮、村)是人口相對集中的居住地，也是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社會活動的主要舞台。城市等集中居住地的214

澳門宜申報歷史文化名城形成是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社會進步水平逐漸提升的重要標誌。古希臘文明，就是一百多個城邦的興起為其揭開序幕的。歷史學家和文物保護專家一貫重視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居民點。1982 年，根據歷史地理學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以及古建築和文物專家鄭孝燮、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單士元等三位著名專家的倡議，國務院確定並公佈了國家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北京、南京、杭州、洛陽、西安等24 座城市有幸入列。後又在 1986 年、1994 年分別公佈第二批、第三批歷史文化名城，三批共計 110 座(處)。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申報審批遂成為我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一件大事，《條例》的頒佈施行更使這一活動納入了科學化與法制化的軌道。二、審視澳門條件具備《條例》規定了申報歷史文化名城(鎮、村)的四個條件：“保護文物特別豐富”，“歷史建築集中成片”，“保留着傳統格局和歷史風貌”以及“歷史上曾經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或者軍事要地，或者發生過重要歷史事件，或者其傳統產業、歷史建設上的重大工程對本地區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或者能夠集中反映本地區建築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假如申報歷史文化名城，還要具備一個附加條件：“在所申報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範圍內還應當有兩個以上的歷史文化街區”。用這些標準來審視，不難發現澳門完全具備上述條件。澳門的土地上保存着相當豐富的歷史文物，既有從新石器時期開始、歷經秦漢宋元的石器、陶器、錢幣等出土文物，又有明、清以來，西方勢力進入以後在建築、宗教、藝術、民俗等領域形成的歷史遺留成果。體現東方與西方文化特色的澳門歷史建築尤其成群成片，蔚為大觀。澳門的許多歷史街區，特別是已經被列入世界遺產目錄的歷史街區，集中反映着傳統格局與歷史風貌。 215

文化發展篇三、申報成功意義深遠在 1535 年澳門開埠以來將近五百年的歷史中，葡萄牙人首次在中國領土居留，東方海上貿易中心的形成，遠東第一所神學院的建立和西方傳教士大批進入中國，我國第一座西式教堂、第一家西式醫院的建立，第一份英文報紙的出版，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先行者孫中山最初的革命活動等政治、經濟、文化重要歷史事件，無不同澳門密切相關。澳門是名副其實的歷史文化名城。申報並獲得歷史文化名城稱號絕不僅僅是爭得榮耀的“面子工程”，還包含着歷史的公正評價、現實的神聖職責和未來的發展機遇等深刻內涵。環顧已獲批准的 110 座歷史文化名城，無一不是在中國歷史上積澱深厚、舉足輕重的集中居民點。由於歷史文化名城已經遍佈全國各地，覆蓋了包括西藏、新疆、內蒙、黑龍江等少數民族和邊遠地區在內的國土，因此是否進入名城之列已可視為一種客觀的社會評價。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成部分，與許多歷史文化名城具有類似條件，理應躋身其中而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四、編制規劃嚴格監督對於一座城市而言，獲准成為歷史文化名城之日，也就是其承擔更重大的歷史責任之時。《條例》明確指出，歷史文化名城公佈以後，要組織編制保護規劃，要採取多種保護措施，還規定了相關的法律責任。換言之，申報成功更是新的起點，將要承擔更大的責任，開展更多的工作，澳門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當然，獲准成為歷史文化名城也會給澳門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條例》鄭重宣告“國家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給與必要的資金支援”，還規定“國務院建設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文物主管部門負216

澳門宜申報歷史文化名城責”名城(鎮、村)的“保護和監督管理工作”。從澳門的特殊地位來考慮，前一項或許並不重要，後一項則事關重大，將對未來發展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南京曾於 2004 年發起創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論壇”，邀請了十多座國際名城參加，但當時澳門卻不在此列。如能入選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澳門一定能在國際舞台上有更出色的表現。五、政府牽頭當仁不讓申報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是一件大事，必須由特區政府出面牽頭。主要基於以下兩點考慮：首先，澳門申請歷史文化名城之事並非順理成章，尚需盡力爭取，由政府出面比較名正言順。因為《條例》中沒有明確規定特別行政區的適用條件，但也沒有否定特別行政區的申請資格。因此，政策上很有迴旋餘地。事在人為，澳門歷史城區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名下申遺的，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後即被稱為中國的第卅一處世界文化遺產，且是中國2005 年的唯一入選項目。以此類推，澳門不應該被排除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的範疇。其次，申報歷史文化名城與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發展規劃不謀而合。澳門特區政府一貫重視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且卓有成效。近期為了制訂《文化遺產保護法》，由特區政府文化遺產保護法例草擬小組擬就的諮詢文本已經廣為徵求各界意見，正在修改完善，有待正式立法實施。有關資料提出了澳門創建“世界文化名城”的概念，由於目前權威性的國際組織尚未開展評選“世界文化名城”的相關活動，澳門的這一提法具有開創性。倘能以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為起點，相信會有助於宏偉目標的最終實現。 217

文化發展篇六、專家學者責任重大歷史文化名城的申報不是一般的行政性事務，還具有較豐富的學術內容。因此，有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肩負重大的責任。為了形成高質量的申報材料，有必要對澳門已有的歷史文化資源再次系統地整理與概括。歷史文化名城將涵蓋澳門全境，其範圍遠遠超過歷史街區，因此將有大量工作，包括許多技術性的工作要做，有關領域的專家義不容辭。為了正確認識澳門歷史文化資源的珍貴價值和現實意義，應當認真進行總結與提煉，力求達到理性認識的水平。專家學者們在開展科學研究、發現新的資料、形成新的學術觀點等方面大有用武之地。為了幫助民眾瞭解實情、提高認識水平，也為了動員更多的人達成共識，都來關心這一有意義的事業，專家學者們還肩負着科學普及和宣傳教育的責任。他們除了自己成為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積極宣傳倡導者以外，還應當成為民眾的老師和帶領人。七、廣大民眾同心協力最近幾年，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澳門建築師協會、澳門景觀文化學會等團體一直致力於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連年舉辦《澳門文化遺產論壇》，發出加強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倡議和呼籲，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為了早日申報並獲准成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僅有政府和專家的努力還遠遠不夠。廣大民眾的理解與積極參與是事情成敗的關鍵。 2008 年“中國文化遺產日”的主題被確定為：“文化遺產人人保護；保護成果人人共用”。這一口號恰當地反映了文化遺產保護事業與廣大民眾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繫。文化遺產是歷史遺留給整個中華民族的珍貴財富，在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事業中，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主人翁。218

澳門宜申報歷史文化名城 219 沒有全體人民的責任感和積極性，這一事業就不可能成功。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澳門申報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八、吾土吾鄉深厚感情廣大澳門居民對於澳門及其歷史文化遺產一向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具備進一步瞭解情況並為妥善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盡心盡力的迫切願望。早前，筆者參加了澳門文物大使協會舉辦的“聽舊城說”歷史文化遺產參觀活動。活動開始不久就下雨了，但朝氣蓬勃的“文物大使”堅持熱心地帶領大家穿越在曲折幽深的街巷，瞻仰着古樸典雅的代表性建築，還聲情並茂地講述歷史城區的古老傳說。活動參加同樣興致勃勃，既有風華正茂的青年學生，也有五、六十歲的老人，有位年輕的媽媽還帶着只有四歲的小女兒，跟着大家一同領略深沉的歷史情感。事實表明，有了廣大居民的積極參與，澳門申報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的工作、澳門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宏偉事業，是一定能夠成功的。 (原載於《澳門日報》2008 年 8 月 13 日 D5 版)

澳門創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戰略思考隨着中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趨勢不斷深入，隨着文化創意的主題在世界範圍日益凸顯，澳門也在緊隨國內外的形勢努力奮進，積極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由文化創意產業自身強大的生命力所決定，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可以遵循不同的方式或途徑。國內與國際的成功經驗表明，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不失為振興文化創意產業的一條有效途徑。那麼，澳門該不該、能不能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倘若澳門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又有哪些可能的戰略選擇呢？一、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起源與特徵為了從本質上理清思路，讓我們正本清源，從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起源與特徵開始討論。 (一)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起源文化創意產業園“是一系列與文化關聯的、產業規模集聚的特定地理區域，是一具有鮮明文化形象並對外界產生一定吸引力的集生產、交易、休閒、居住為一體的多功能園區”。1 220

澳門創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戰略思考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前身是文化產業園區，其源頭是 20 世紀 50 年代孕育於美國的產業園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經濟呈現上升勢頭，在傳統工業恢復發展的同時，也逐漸出現了新產業萌芽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為了幫助新生企業健康成長，美國有些地方的政府、社區和企業攜手合作，專門辟出一定的場所，提供資源、信息和管理等方面的服務，供新創生的企業落戶其中，得到扶持而迅速發展。此類平台最初被稱為“孵化器”，1956 年美國人喬‧曼庫首次提出這一概念，並在紐約創辦了第一個“孵化器”式的產業園區。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伴隨着科學技術革命的深入，產業園區在美國蓬勃發展。政府、企業家、學術機構等紛紛成為創建產業園區的主體，多方合作的情況也日漸增多。至 2001 年，美國的產業園區已經增加到超過 900 個。高新科技的興起迅速改變着傳統企業的內涵，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文化比重不斷增大，許多企業中文化因素漸佔上風，新興產業中則湧現出更多文化產業，產業園區也因此轉變為文化產業園區。 20 世紀末英國提出創意產業的概念以後，西方國家很快就接受了這一新思想。藝術設計、藝術品銷售、文化服務、電影、動漫、出版、表演藝術等創意產業不斷向產業園區集中，於是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迅速形成。時至今日，已經成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重要模式。 (二)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基本特徵儘管“不同學者對於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概念有着不盡相同的表述，但是，文創產業園區的本質特徵卻是得到大多數人公認的”。2 第一，空間集聚。文化產業園區無論大小，都是在一個有限的空間集中建立的；而且大部分園區往往是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迅速發展起來的。空間集聚是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必要條件，分散的文創產業不能也不必稱為園區。第二，資源分享。在園區內，資源盡力實現共用。無論是公用空間、公共設施等硬件，還是資訊來源、宏觀管理、保安後勤等軟件或配套服務，都可以讓入園者共用，體現節能環保的效果。 221

文化發展篇第三，功能集成。進駐園區的單位大多超越了固有的單一功能，往往集研發、展示、生產、經營、銷售、交流、培訓多種功能於一體。園區還具備會展、貿易以及演藝、餐飲、休閒、娛樂等整體功能。第四，創意立園。任何一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必定是創意的產物，設計者別出心裁的奇思妙想隨處可見，導致園區以與眾不同的形式和內容體現獨特風格，以鮮明的個性崛起於文化創意產業之林。上述特徵表明，文創園區以“文化”、“創意”和“產業”三大內涵立世，卻沒有統一的模式。澳門完全應當並可能從自身的有利條件出發，因地制宜，標新立異，創建形式多樣、內容豐富而水平高超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二、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戰略背景我們是在“21 世紀之初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首先必須清醒地認識這一特定的時間與空間組合為文創園區提供了怎樣的基礎條件。因此，有必要先從外部宏觀背景與內部微觀背景兩個方面來分析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戰略背景。 (一) 外部宏觀背景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也明確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因此，國家關於文化發展的方針對澳門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相關的政策和規劃不僅值得澳門借鑒，而且構成了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及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創建的外部宏觀背景。 1. 中共中央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決策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入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222

澳門創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戰略思考《決定》)，在向全國人民發出“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號召的同時，也強調了要“弘揚中華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提出要“加強同香港、澳門的文化交流合作”，“共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見澳門與內地一樣，也肩負着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歷史重任。《決定》中着重指出了發展文化產業的意義：發展文化產業既是“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又是“新的經濟增長點、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支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着力點”。由此可見，文化創意產業應當“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這一原則也應成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和相關園區建設的基本方針。 2. 國務院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早在 2009 年 7 月 22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中就對文化產業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功能做出了精闢的闡述：文化產業“是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也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着力點”。《規劃》中還將“加快文化產業園區和基地建設”定為今後八項重點任務之一，要求“支持和加快發展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產業群”。這些要求同樣為澳門文化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3.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9 年初公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將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未來發展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首次提出“區域經濟一體化”、“粵港澳三地經濟加快融合”等要求。與此同時，也明確表示要“鞏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鼓勵共同發展國際物流產業、會展產業、文化產業和旅遊業”。在這裏，澳門文化產業的發展已經同珠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戰略聯繫在一起了。 223

文化發展篇 4.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 2011 年 3 月 6 日在北京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定》對澳門與廣東深化合作進行了更為詳盡的闡述。協議中多處對澳門文創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作出具體而深入的規定，如“在橫琴文化創意、科技研發和高新技術等功能區，共同建設粵澳合作產業園區”；“合作建設橫琴文化創意區……打造特色園區”；“推動廣東建設文化強省戰略與澳門提升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聯動互補，完善雙方文化創意合作機制”等等。可見澳門文創產業也已納入粵澳合作的框架之中。 (二) 內部微觀背景澳門自身的社會狀況構成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及其園區建設的微觀背景。值得提及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1. 管理體制與政策優勢《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僅肯定了澳門的現行政治制度，而且對澳門的管理體制也做出了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在此基礎上，澳門特區政府可“自行制定文化政策，包括文學藝術、廣播、電影、電視等政策”；可在包括文化在內的“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等等。這些優惠政策使澳門開展經濟、科技和文化等活動享有很大的自由度，因而也為文化創意產業及園區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2. 社會狀況與經濟實力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回歸祖國以來，澳門的社會狀況和諧穩定，生產力迅猛發展。據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的資料，2011 年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突破澳門幣 2,920 億元，比上年增長 29.1%；人均GDP將近澳門幣 53 萬元，相當於 6.6 萬美元。3 這一數字在世界(含各國與224

澳門創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戰略思考各地區)排名中居於第 7 位，已經超過了丹麥、瑞典、加拿大、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亞洲更是遙遙領先於日本、香港。穩定的社會狀況與強勁的經濟實力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3. 歷史文化資源澳門地區從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即有中華民族的先民來此活動，留下了悠久的文化印記。秦漢以來在南海區域設立行政機構，管轄範圍已經涉及澳門地區的海上島嶼。宋代以後，因珠江口附近泥沙沉積，澳門所在的濠鏡澳半島與大陸逐漸相連，古人來該地活動漸趨頻繁，為中華文化的積澱傳承創造了有利條件。16 世紀初期以後，隨着葡萄牙人來到澳門，西方文化的影響從此深入這塊東方土地。“在傳承五千年中華文化的基礎上，澳門近五百年來受到以葡萄牙文化為先導的西方文化的滲透與影響，形成了多元文化並存的局面。也造就了澳門的文化優勢。”4 2005 年 7 月被第 29 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大會通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即為其中的代表。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為澳門文創產業的發展和園區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以上我們主要從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戰略背景中提煉出了重要的優勢因素，可以視為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有利條件。然而，同樣必須清醒地看到一些條件不利的弱勢因素。對澳門而言，主要是地域有限，自然資源不足，專業人才缺乏，以及思想觀念存在局限性等。正確認識和理解上述優勢與劣勢將為澳門制訂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奠定基礎。三、澳門創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戰略選擇在全面瞭解戰略背景的基礎上，不妨從澳門的實際情況出發，以宏觀視野和全域觀點來統籌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發展戰略。具體言之，建議澳門從以下四種園區類型着手，大力發展本地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225

文化發展篇 (一) 世界遺產型文創產業園區：推陳出新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歷史街區，是澳門歷史文化資源中的瑰寶，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理當同世界遺產密切結合。依託底蘊豐厚的歷史遺留物作為載體，開發新興的文化創意產業，是歐美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英國倫敦西區(West End)的文化藝術創意產業聚集區就是典範。“倫敦西區是與紐約百老匯齊名的世界兩大戲劇中心之一，是表演藝術的國際舞台，也是英國戲劇界的代名詞。”5 在古老的倫敦西區，從 19 世紀末開始就陸續興建起許多劇院、劇場。至20 世紀 30 年代形成基本格局，會集了國家劇院、皇家歌劇院、皇家劇場、英格蘭國家歌劇院等 49 座劇院，約佔倫敦劇院總數的一半。在繼承百年傳統的基礎上，倫敦西區 20 世紀末發展成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相結合的文化藝術創意產業聚集區，歌劇、話劇、音樂劇、芭蕾舞、現代舞、兒童劇等各式表演精彩紛呈，高雅藝術與商業演出並駕齊驅，吸引了龐大的觀眾與消費者群體。國內也有類似的成功案例。北京的故宮堪稱歷史造就的現成文化遺產產業園區，近年興起的琉璃廠、雍和宮等文創產業園區也都是依託歷史文化遺產建立起來的。 “澳門與倫敦的歷史經歷雖大不相同，但兩地都積澱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都具備深入開發利用的堅實基礎。”6 澳門的歷史街區同樣底蘊豐富，是據以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有利載體。但其中的關鍵是必須推陳出新，要讓歷史街區與時俱進而煥發青春。例如，可以根據歷史發展的源流，參照空間與性質相近的原則，在二十多處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古老建築與廣場空間中選擇合適的組合，確定適當的主題，開發相關的歷史文化旅遊項目，在此基礎上建設歷史文化旅遊創意產業園區。 (二) 舊城改造型文創產業園區：改造新生在產業轉型、舊城改造的過程中，利用老廠房、舊建築等開發文化創意產業，是國內外許多地方興建文創產業園區的有效途徑。許多國家文化創意產業園的先驅，如美國的蘇荷藝術區、英國的謝菲爾德文化產業園區、中國北京的 798 藝術園區等，多為這種模式。 226

澳門創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戰略思考謝菲爾德曾經是英國著名的鋼鐵城市，20 世紀中期開始，鋼鐵業等重工業門類逐漸衰退，許多工廠轉行或倒閉，不少車間廠房逐漸閒置荒廢。70 年代晚期開始，新湧現的“先鋒樂隊”紛紛把廢棄的舊廠房作為創作排練基地，導致了一系列社會變化，也引起了政府重視。經過研究規劃、政策扶持，逐步發展，一個佔地約 30 公頃的謝菲爾德文化產業園區終於成型。謝菲爾德獨立電影公司、媒體與展覽中心公司、約克郡藝術社會工作室、海蘭姆大學北方媒體學院等逾 300 家文化組織機構與企事業單位進駐其中，形成了電影、廣播、音樂、數碼藝術、設計、攝影、表演藝術等文化創意活動聚集的創意產業園區。澳門的舊城區同樣具有開發文化創業產業園區的巨大潛力。舊城區現存大量各個歷史時期遺留下來的各式建築，其中不少是改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理想載體。例如，上世紀中期澳門半島北部、西北部地區曾經建造了許多名為“工業中心”、“工業大廈”的多層建築，主要用作倉儲、加工或商貿活動的場所。隨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產業中心的轉移，時至今日，其中不少企業已經轉行或關閉，大廈的不少樓層已經另作他用或空關待租。選取合適樓廈中的合適樓層，設計改造成特定的文創產業園區實屬駕輕就熟，順理成章。另外，在內港一帶還有大量碼頭、倉庫以及帶有騎樓的老舊民居；在不少地方(如美副將大馬路)還有許多空置的西式小樓，都可以因地制宜，改建相關的文創園區。 (三) 新建項目型文創產業園區：無中生有策劃有發展前景的好項目，選擇合適的地點，無中生有地完全新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也是一條成功之路，許多地方的做法值得參考借鑒。新建文創園區的主體是多元的，可以由政府直接立項，可以由政府牽頭多家參與，可以由大學培育，也可以由企業投資興建。多元化的投資渠道使新建文創產業園區更加機動靈活、生機勃發。具有澳門背景的呈輝集團在蘇州創建的中國工藝文化城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該集團看準了中國工藝文化的深厚底蘊和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有利形勢，斥資 30 億元，選址地處太湖畔的歷史文化名鎮──光227

文化發展篇福，與中國工藝美術界最高層次的中國工藝美術集團公司聯手，白手起家打造號稱中國首席、世界頂級的工藝品禮品博覽交易中心“中國工藝文化城”。文化城佔地 1,500 畝，總建築面積將達到 100 萬平方米，一期工程建設的項目就有中國工藝第一街、華藝品國際交易中心、工藝文化產品創意研發暨產權保護基地、國際會展中心、華藝博物館等九大功能區域。目前一座已具規模的工藝文化城已經在太湖畔拔地而起，多位工藝美術大師進駐園區，數以十計的機構陸續開張，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可喜景象。無中生有式地創建中國工藝文化城的範例值得澳門借鑒仿效。澳門可以利用橫琴開發的契機，與廣東省密切合作。可由政府設立的澳門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出面，或者由該公司牽頭聯合其他有條件的投資主體，精選合適的項目，在橫琴聯合創建全新的文創產業園區。事實上在這方面已經有所進展，“廣東正規劃聯手港澳深入文化產業合作。首個‘粵港澳文化創意產業試驗園區’擬落戶橫琴”。7 (四) 資源深度開發型文創產業園區：標新立異對於澳門來說，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還有另外的選擇，那就是充分利用優勢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和人工資源)，籌劃新的文創產業園區。自然資源深度開發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澳門地域狹小，土地資源稀缺。但儘管“寸土寸金”，畢竟還有一些地方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在氹仔、路環兩個離島的海邊、山腳下、山谷間和樹林中，只要進行仔細的勘測，多少還能找到一些零星的空地，可以“精打細算”，建設精品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例如，在路環島的山林間建設亞熱帶綜合生態展示型園區，在氹仔大潭山麓原有景點基礎上打造自然資源(珍稀鳥類)與人文資源(龍環葡韻)相結合的綜合園區，在兩個離島有條件的海灘開發潛水與遊艇相結合的海上園區，等等。只要“標新立異，精雕細刻”，一定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抓住填海建設新城區的機遇是又一個明智的選擇。眾所周知，根據中央政府 2009 年 11 月的批覆，將在澳門半島以南與氹仔島以北的海域228

澳門創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戰略思考中填海造地 350 公頃，建設澳門新城區。兩年來，特區政府及運輸公務司、土地公務運輸局等職能部門已經開展了許多工作，大致的構想已經形成，《新城區總體規劃草案諮詢文本》也早已交付公眾諮詢。規劃草案確實花費了很多功夫，也凝聚了許多人的心血，得到了廣大市民的讚賞。編制澳門新城規劃的指導思想是十分明確的：“創造條件推動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西薈萃世遺名城、和諧多元宜居特區”。縱觀規劃草案全文，對於五大新填海區的土地使用已經有了明確的規定，居住用地、商住用地、商業用地、機關及辦公用地、旅遊文化設施用地、教育用地、體育用地、基礎設施用地，以及公園用地、廣場用地、交通設施用地等都被列入規劃，可謂細緻周到。但是，並沒有涉及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用地，這或許正是一個遺憾。澳門半島與氹仔島之間的這片海域，是澳門的風水寶地，也是未來澳門建設世界大都會的潛力所在。一般性地綜合開發實在有點可惜，絕對需要標新立異。如果能以建設澳門濱海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核心，統籌兼顧地加以開發，可望打造出堪與上海外灘－浦東濱江帶、香港維多利亞港等世界大都會中心城區相比美的澳門濱海圈。還能在這塊風水寶地開發與《印象‧雲南》、《印象‧武隆》等類似的大型實景演出《印象‧澳門》，展現和闡釋近五百年來中西文化在這塊土地上接觸、碰撞、交融、集成的不平凡歷史，或許這才是更有價值的選擇。總之，澳門創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潛力巨大，餘地甚廣，上述列舉的四種類型不失為較為有利的選擇。願具有澳門特色、體現澳門優勢的文創產業園區不斷湧現，成為特區的文化品牌，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 (原載於《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12)•澳門產業發展與創新》，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 年) 229

文化發展篇 230 註釋： 1 見“文化創意產業園＂詞條，載於百度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 2 李嘉曾：《澳門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選擇》，載於《澳門日報》，2012年 4 月 25 日，E6 版。 3 澳門特別行政區統計暨普查局：《本地生產總值與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載於澳門特別行政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http://www.dsecgov.mo。 4 李嘉曾：《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與澳門的獨特作用》，載於《澳門月刊》，2011 年第 11 期。 5 見“倫敦西區＂詞條，載於百度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 6 徐凌志、李嘉曾：《休閒產業要滿足精神與物質的雙重需求──倫敦泰晤士河濱旅遊休閒業對澳門的啟示》，載於《九鼎》月刊，2012 年第 7 期。 7 羅冬凱等：《橫琴擬建粵港澳文化創意園》，載於香港《文匯報》，2010年 8 月 13 日，第 1 版。

澳門跨文化論壇構想自從人類組成社會以來，在一定的時間、地點與場合公開發表見解便是一種常見的現象。早在公元前 6 世紀晚期，我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創建杏檀，開創了利用講壇傳播知識、交流思想、切磋學問的先河。進入近現代社會以後，隨着社會信息化程度的加深，論壇逐漸成為社會生活中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澳門應當從當代論壇現象中得到啟發與借鑒。澳門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這裏的接觸、碰撞、交彙、融合，造就了澳門多元文化並存的特質，這正是創辦跨文化論壇的社會基礎。同時，澳門具有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全方位開放的人文環境，也具備國際交往的暢通渠道，創建澳門跨文化論壇完全可能。當代代表性的國際論壇──世界經濟論壇是 20 世紀後期興起的。隨着世界經濟論壇的成功，各種國際性論壇雨後春筍般湧現。有的論壇由若干國家聯合舉辦，如“南南合作”派生的南南合作論壇，中國與非洲國家的“中非合作論壇”。有的論壇由聯合國相關機構主辦，如“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衍生的“國際人口與發展論壇”；一些論壇則由各種非政府組織及社會團體創辦，如巴西阿雷格里港首辦的“世界社會論壇”等；還有一些國際性的重要組織或會議，雖未冠以“論壇”名稱，卻發揮着論壇的作用，如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20 年來，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部長級會議、高官會議以及下屬工作組和專題會議231

文化發展篇在內的綜合論壇與對話體系，已在全球經濟活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各類國際性論壇的興起和發展，使當今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對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產生了重大影響。一、論壇的作用與意義論壇在國際社會中發揮着以下幾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 思想交流與溝通作用發表言論和開展對話是論壇的主要活動形式。論壇的參加者將自己的觀點和見解公之於眾，有效地交流思想、傳播經驗。面對面交換意見、展開爭論，有助於加深理解，消除分歧，甚至達成共識。中非合作論壇是這方面的典範。2011 年 10 月，來自逾 40 個非洲國家的近 80 名部長和有關國際組織代表聚首北京，舉行中非合作論壇第一屆部長會議。論壇確定了“平等切磋、擴大共識、增進瞭解、加強友誼、促進合作”五大宗旨，圍繞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加強和擴大中非合作兩大議題進行了談論與對話，通過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宣言》和《中非經濟和社會發展合作綱領》，奠定了中國與非洲國家長期友好合作的基礎。 (二) 精神鼓舞與激勵作用許多論壇的參加者是各行各業的成功者，他們的事蹟會鼓舞其他人，言行也會產生巨大的激勵作用。克勞斯‧施瓦布於 2004 年創建全球青年領袖論壇，彙聚世界各地 40 歲以下傑出領導型代表人物，每年約有 3,500 名青年精英被列入候選名單，經過嚴格遴選，後推舉出200-300 名予以公佈表彰。2007 年度“全球青年領袖”入選名單中，就有中國的劉翔、姚明、丁磊、賈樟柯、白岩松等各界名人。 232

澳門跨文化論壇構想 (三) 文化碰撞與融合作用當代國際論壇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不同文化的接觸、碰撞以至交彙、融合是論壇的重要功能。世界經濟論壇創立之初，關注的焦點在於歐洲經濟與管理，後擴展至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經濟，但重點仍在西方。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注意到東方世界的崛起，特別是中國的振興，產生了很多借助世界經濟論壇東移，促進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想法。2005 年，他提出了“夏季達沃斯”設想，將舉辦地點選在中國。2007年 9 月，首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大連舉行。該次論壇針對世界排名501-1,000 強企業，以“變化中的力量平衡”為主題，探討全球變化中的商業環境、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企業全球化等問題，對溝通經濟理念與管理模式、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產生了有效推動作用。 (四) 經濟促進與帶動作用作為文化現象的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成功的案例有中國海南的博鰲小鎮。博鰲本是一個南海漁村，雖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綺麗的濱海風光，長期以來卻鮮有問津者。1997 年，經過蔣曉松策劃，說動了來華訪問的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和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由這兩位前政府首腦與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共同倡議，成立以博鰲為永久地址的亞洲論壇，並於 2001 年 2 月成功舉辦首屆年會。從此博鰲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籌備和舉辦博鰲亞洲論壇的十來年間，博鰲的會展業、房地產業、旅遊業、餐飲業和商業均迅猛發展，市政建設、交通狀況和公共服務狀況也大為改觀。現在博鰲已擁有水城國際會展和濱海旅遊兩大開發區。近五年間在博鰲舉辦過 330 次國際會議，6 年內接待中外旅客 1,000 萬人次，解決 1.2 萬就業，直接經濟收入超過 10 億元。在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博鰲亞洲論壇也有效地帶動了社會的變革與進步。過去以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很快得到調整，第三產業迅速崛起。經濟騰飛加上安寧而文明的社會環境使博鰲的知名度超過它所在的瓊海市，成為海南省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名片。 233

文化發展篇 (五) 社會協調與和諧作用不同人群之間存在差異，因而也必然會產生矛盾。產生矛盾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矛盾各方缺乏溝通。化解矛盾，除了需要協調各方利益外，還應當促進交流溝通，逐步達成共識。論壇正是不同利益群體進行溝通的有效平台。除了在台上正式發表意見，論壇還能提供適當的機會，供意見不盡相同者在會下磋商討論。許多論壇對於協調各方面的關係、構建和諧社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例如，“國際人口與發展論壇”有效地反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的聲音，推動了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保障婦女兒童權益、提高民眾健康水平的事業，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與和諧。又例如，作為非政府性質的機構，博鰲論壇為海峽兩岸領導人提供了直接對話的平台。2008 年 3 月國民黨在台灣地區大選中獲勝以後，蕭萬長即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的身份出席了博鰲論壇，有機會與胡錦濤主席接觸，表達推進兩岸和平發展的良好意願。二、創建澳門跨文化論壇的構想澳門有創建“澳門跨文化論壇”的必要和可能。其必要性在於，經濟和科技的發展需要文化支撐，缺乏文化內涵的經濟發展難以持久，也難以提升水平。澳門近年的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績，但也暴露了一些潛在的隱患(如結構不甚合理、博彩業一業獨大等)。為了走上可持續發展的科學軌道，謀求經濟騰飛必須爭取文化的幫助，從文化寶庫中尋找智慧。近年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經過自身努力，澳門的社會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也積累了比較雄厚的實力。澳門應當力爭為中華民族和世界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發揮自身的優勢，努力創建並辦好跨文化論壇。創建澳門跨文化論壇也是完全可能的。澳門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五千年傳承的中華文化在這裏傳播。中國文234

澳門跨文化論壇構想化與西方文化的接觸、碰撞、交彙、融合，造就了澳門多元文化並存的特質，這正是創辦跨文化論壇的社會基礎。同時，澳門具有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全方位開放的人文環境，也具備國際交往的暢通渠道，能夠舉辦一些具有國際影響的大事。近年來澳門曾經成功舉辦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東亞運動會等大規模、高層次會展或賽事，積累了承辦大型國際性活動的經驗，為舉辦跨文化論壇創造了有利條件。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享有特殊的政策優惠，能夠與中央政府有效溝通並得到實質性的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文化……等方面的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關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各該團體和組織可根據需要冠用“中國澳門”的名義，參與有關活動。”這為澳門跨文化論壇的創建提供了法律依據。以下是筆者對澳門舉辦跨文化論壇的具體設想： 1. 名稱：論壇全稱為“澳門跨文化論壇；其對應的英文名稱採用Macao Forum for Cross-Culture；英文名稱首字母縮寫為：MFFCC。 2. 宗旨：以“大文化”觀念為指導，以古今文化貫通、東西文化彙合、科學人文交融為宗旨，為學貫中西、融合文理的世界頂尖級科學、文化大師提供講壇，為世界一流學者開展跨文化對話、交流學術提供有效平台，為具文化內涵、謀求跨文化發展新思路的地區和單位提供廣闊舞台。 3. 性質：可以用五個關鍵字表述本論壇的基本屬性，即：民間、國際、跨文化、精品、創新。“民間”是指論壇是由科技文化大師、離任政治家、知名企業家和學者，以個人身份發起並組織的。“國際”是指論壇超越國界和地區界限，與會者來自全球各地，論壇主題以當今世界為背景。“跨文化”是指論壇旨在橫跨古今與當代、東方與西方、自然科學技術與人文社會科學，在對立統一中吸取養料，謀求發展。“精品”是指論壇堅持高質量、高標準、高要求，瞄準當代科技文化的發展前沿，聯絡當今時代第一流的學者和名人，力求打造具有世界影響的文化精235

文化發展篇 236 品。“創新”是指論壇從創建到運作都追求打破常規，標新立異，力爭以嶄新的面貌在眾多的論壇中脫穎而出。論壇畢竟是思想或觀念的先鋒，然而必然發揮物質的功能：首先是導向功能。每年舉辦一次論壇大會，邀請一兩名頂尖級的世界科學人文大師，若干名熱衷論壇宗旨的政府首腦、工商鉅子，赴會作主旨演講。倡導一個熱點主題，探索跨文化發展的新途徑，推進文化創新。其次是傳承功能。在論壇大會閉會期間，可圍繞歷史人文主題開展跨文化研究活動，重在不同文化(古代與當代、中國與外國、東方與西方、科學與藝術、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等)之間異同之比較，旨在繼承優良傳統，弘揚文化精髓。再次是激勵功能。在論壇大會期間或會後組織交流研討活動，促進思想碰撞與文化交融，為跨文化交流、跨學科借鑒或跨領域合作以及派生嶄新領域提供有利條件。後是服務功能。可結合論壇主題組織與文化有關的交流聯誼活動，為謀求發展的地區及企事業單位搭建橋樑，探索跨文化發展的新途徑。 (原載於《九鼎》2009 年第 5 期)

兩岸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的方針策略 2010 年 6 月中旬，“兩岸四地電影產業發展論壇”在上海和蘇州舉行，來自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的逾 150 名知名電影人與學者彙聚一堂，共商華語電影的發展大計。坦誠的交流、熱切的探討產生了共鳴：振興華語電影正當其時。中華民族正處於重新崛起的大好時期。台灣海峽兩岸四地電影藝術家和電影工作者，有效地開展交流溝通，推動華語電影健康發展，進而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義不容辭的職責。為了達到這一宏偉目標，有必要深入探討兩岸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的方針與策略，以便謀求共識，從實事做起。一、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的方針 (一) 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的必要性台灣海峽兩岸四地的電影業正在面臨挑戰與機遇並存的形勢。大陸電影業經過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開始的徘徊，數年前已經走出低谷，近兩年出現了強勁的上升勢頭，2009 年總票房超過 62 億。台灣和香港的電影業正面臨關鍵的調整階段，但成就仍然不菲，略顯緩慢的發展進程中不斷出現一些令人刮目的亮點，使人們看到了希望。澳門電影則處於剛剛起步的興奮期，以 2009 年拍攝的《星海》、《澳門 1949》等優237

文化發展篇秀影片為標誌，可望出現逐步上升的良好勢頭。總之，華語電影前景看好，但前進的道路依然曲折，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海峽兩岸電影業面臨的挑戰來自內外兩個方面。先說外部挑戰。從世界電影業的總體狀況來看，隨着生產力的提升，電影的經濟功能日益彰顯。如 2009 年美國電影票房價值首次突破 100 億美元，超過了歷史高水平的 96.8 億美元(2007 年)。隨着社會的進步和全球化趨勢的深入，電影的文化影響也在日益加深。長盛不衰的好萊塢電影近年又架上了高科技的翅膀，更對世界各國的電影業造成巨大衝擊，風靡全球的《阿凡達》就是例證。再看內部挑戰。隨着電視和電腦的普及，電視劇、網絡電子遊戲等文化娛樂形式迅猛發展，並且憑藉其便捷、成本低廉的優勢，很快形成燎原之勢，使電影的地盤逐步縮小。正是處於這樣內外夾攻的形勢下，海峽兩岸的電影工作者肩負着振興華語電影業的共同歷史使命，這正是兩岸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的必要性所在。 (二) 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的可能性台灣海峽兩岸電影業合作發展的大可能性，在於四地具有共同的中華文化之根。首先是對五千年中華民族歷史的認同感。不管來自內地、台灣、香港還是澳門，大家都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是龍的傳人。每年清明節内地舉辦黃帝炎帝祭祀大典都有四地民眾踴躍參加，雄辯地證明了這種歷史認同感。其次是文化的傳承性。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是連接兩岸電影人的心靈紐帶，四地之間電影業的合作沒有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和思想溝通方面的障礙。另外，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兩岸電影業的合作已經有許多成功的先例。內地改革開放 30 年來，先是香港、台灣的導演、演員以個人身份陸續參與內地電影的拍攝，接着也有內地演員、導演應邀參與港台影片拍攝。後來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合拍，20 世紀 80 年代內地與香港合拍的《少林寺》、《自古英雄出少年》等就是其中的先驅。近年來兩岸各地電影人的合作已經在表演、導演、編劇、238

兩岸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的方針策略場景、製作和投資等方面全面推開，四地電影業的合作發展已經從可能轉變為事實。 (三) 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的方針鑒於上述分析，可見海峽兩岸電影業的合作發展勢在必行。筆者認為，在當前形勢下，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應當遵循的方針是：“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基礎，求同存異，深化內涵，優勢互補，集成創新”。求同存異是指在價值觀念、作品題材、表現手段、表演風格、製作手法、技術特徵等方面盡量尋找共同之處，暫時擱置一些尚未達成共識的差異或分歧，盡早、盡快、盡可能廣泛地進行合作。深化內涵是指着重追求文化內涵上的共識，關注合作的內容和本質，力求在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基礎上開展合作。優勢互補是指四地充分發揚各自的優勢，盡力彌補弱勢，克服不足，達到取長補短、集思廣益的效果。集成創新是指在彙集四地特長的基礎上力求開拓，有所改革與創新，探索超越前人和跨越式發展的有效途徑。二、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的策略毋庸諱言，由於政治的和體制上的原因，兩岸四地之間還存在一些限制甚至阻礙電影業深入合作的因素。因此，當務之急是探索在現有政治格局和社會條件的框架下，四地電影業開展有效合作、謀求共同發展的策略和辦法。可以從資源分享、機制變通、運作整合三個方面入手。 (一) 資源分享攝製影片需要利用各種資源，台灣海峽兩岸四地分別擁有不同的資源，倘能將各自的資源全方位地對其他三方開放，實現資源分享，則有239

文化發展篇利於物盡其用、人盡其才，實現互助共贏。發展兩岸電影業可以共用的資源主要包括歷史文化資源、人才資源和技術資源。中華文化是個博大精深的精神寶庫，從中擷取精華並用電影的形式盡可能完美地表現出來，是兩岸電影人義不容辭的職責。在共同傳承中華文化的大前提下，兩岸四地的發展歷史不盡相同，歷史文化的積澱也有所差異。大陸的情況自不必說，台灣四百年來遭遇荷蘭、西班牙、日本侵佔的悲慘歷史和鄭成功等民族英雄率領台灣民眾抗擊外侮的英勇業績；香港在鴉片戰爭後被迫接受英國人統治的屈辱經歷和香港人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澳門近五百年間的中西文明碰撞和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等等，都是獨特而無法替代的。這些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如果只能為本地的電影業所用，實在太可惜。四地的歷史文化資源一旦讓四地電影人共用，無疑有利於有效地提高影片的質量。例如，1982 年開始，香港著名導演李翰祥獲准到北京等地拍攝晚清題材的系列影片。如果沒有機會利用故宮等內地的寶貴資源，《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等影片是不可能取得巨大成功的。伴隨着中國電影的百年歷程，海峽兩岸各地也湧現出大批優秀的電影藝術家，包括導演、編劇、演員等，各自有所建樹甚至成績斐然。藝術家需要到廣闊的天地中去經風雨、見世面，才能大展宏圖。地域的隔閡往往帶來導演、演員選擇上的局限，同時也會限制藝術家們充分發揮各自的才華。因此，兩岸四地電影藝術家之間的全面交流與合作將是共用人力資源的有效舉措。上世紀 80 年代末，內地著名導演謝晉與台灣作家白先勇合作，將小說《謫仙記》拍成電影《後的貴族》，演員陣容中包括不少內地和旅美的華裔電影藝術家。《後的貴族》堪稱共用海峽兩岸電影人力資源的可喜嘗試，今天這一合作形式已經司空見慣。實踐證明，不少中華文化哺育的作家的作品是拍攝優秀影片的寶貴資源，金庸的武俠片、瓊瑤的愛情片就是例證。兩岸四地優秀的作家、編劇人才輩出，希望在今後兩岸電影合作發展的進程中更廣泛、更全面地人盡其才。 240

兩岸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的方針策略電影自誕生以來就是伴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而成長的。隨着高科技的廣泛應用，電影拍攝和製作的科技含量日益增多。近年風靡全球的科幻片正是憑藉高科技的翅膀才得以一飛衝天的。《阿凡達》的成功顯然得益於導演詹姆斯‧卡梅隆親自研發的 3D 虛擬影像擷取攝影技術，使用這種技術甚至在拍攝現場就能從電腦上即時地觀看 3D 拍攝效果，從而及時加以補充和修正完善。海峽兩岸四地電影業的發展歷程不盡相同，在技術方面也各有優勢。例如香港在立體電影製作方面就走在前面。2010 年 3 月 22-25 日，香港電影發展局舉辦“香港 3D 電影 New Action(香港 3D 電影新行動)”推廣計劃，展示了香港立體電影的製作技術與成果，還舉辦工作坊與研討會，表達了香港發展成亞洲 3D 電影製作中心的意向和態勢。倘若兩岸各地電影業能夠做到技術資源分享，無疑有利於將華語電影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檔次。 (二) 機制變通影片具有文化藝術作品和商品的雙重屬性，前者屬於意識形態範疇，後者可以歸入物質生產範疇。由影片的雙重屬性決定，電影既具有審美娛樂功能，又具備教育引導功能。因此，影片的創作和電影業的發展是一個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管理模式都有所差異的前提下，海峽兩岸要謀求電影業的合作發展，需要靈活善變，在機制的變通上多下功夫。首先是影片攝製機制的變通。我國內地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隨着電影事業的逐步繁榮和境內外、國內外電影領域合作活動的不斷增加，電影的行政主管部門曾陸續頒佈過一些政策甚至法規。目前仍適用於四地電影業合作的主要有兩種，一是由國務院公佈、200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電影管理條例》，一是由國家廣電總局發佈、2004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的《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這些法規和政策確立了中外合作攝製影片的許可證制度，對於推動中外以及中國內地與港、澳、台地區的電影合作起到了很好的推進作用。然而，形勢發展很快，原有的一些政策是否適應形勢的變化，值得進一步推敲。例如，由於“境外241

文化發展篇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獨立從事電影片攝製活動”的規定，港、澳、台方面只能通過聯合攝製、協作攝製或委託攝製三種形式之一來內地合作。手續的繁雜、雙方的磨合等都會對工作效率造成無形的影響。其實只要抓住影片審核這一終環節，保證在內地放映的影片符合標準即可，沒有必要將港、澳、台也視為“外國”。其次是投資體制的變通。現代電影的成本存在着逐步增長的趨勢，實力雄厚的投入往往成為攝製優秀影片的重要條件。國務院辦公廳 2010年 1 月頒佈的《關於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在推動電影產業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多渠道籌集資金”，同時也“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電影企業的金融支援力度”。根據這一精神，我們應當積極探索在四地範圍廣泛吸引多來源的投資以支持電影業發展的有效途徑。內地的經濟總量巨大，港、澳、台的資金實力雄厚，假如在法律和政策上保證“外資”可以“獨資”在四地自由投入電影產業，一定會更好地調動企業界支持電影業的積極性。與此同時，也應鼓勵民間努力嘗試對電影業的多種形式投資。後是發行機制的變通。內地現行的電影發行渠道，主要是 2002年開始實行的院綫制，即由一個發行主體牽頭，以若干家影院為依託，以資本和供片為紐帶，實行統一品牌、統一排片、統一經營、統一管理的發行機制。目前全國已有二十多個省、市、區建立了 34 條跨區域的院綫，控制了全國票房總值的 90%左右。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發行渠道是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CCTV-6)。上述兩種渠道對於影片在內地的發行固然有效，但對於兩岸四地，特別是台灣和大陸之間影片的交流卻未必有效。目前四地之間影片交流尚不能暢通無阻，有時經過必要的審查和刪節，多少會影響觀眾對於原作的理解和欣賞。筆者曾在香港觀看《色戒》，在台灣觀看《海角七號》，同在內地觀看這兩部影片的感受是不盡相同的。因此，有必要探索適用於兩岸四地影片交流的民間發行機制。近年崛起的網絡影院被稱為電影的“第三條發行渠道”，可以適當地推廣。同時也可以考慮影片分級制度，使不同的影片能夠在各自適當的範圍內方便地交流。 242

兩岸四地電影業合作發展的方針策略 (三) 運作整合由電影的雙重屬性和雙重功能所決定，發展電影業應當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並重，在追求良好票房價值的同時，也充分發揮電影的正面社會影響。面臨信息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作為綜合性的現代藝術，電影不能閉門造車，更不該孤芳自賞。用一句市場經濟的術語來說，電影是需要“炒作”的，或者說得文明一點，需要“運作”。海峽兩岸四地在探求電影業合作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努力謀求運作上的整合。例如，新聞報導、海報製作、記者會、首映式、觀眾見面會等，都可以盡量同步運作，聯合舉行。特別值得重視的兩個環節是電影節和電影評獎。關於華語電影節。內地、台灣、香港一些重要的電影節已經舉辦多年，華語優秀影片也經常赴世界各地的重要電影節參展參賽。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具有足夠權威、專門展示華語影片的電影節。筆者建議，由台灣海峽四地具代表性的電影部門和團體聯合組建一個權威機構，定期舉辦“大中華電影節”，在內地、台灣、香港和澳門輪流舉行。這一電影節主要以展示世界各地(除海峽兩岸四地以外，還包括新加坡以及五大洲其他國家和地區)華語影片的成就、交流華語電影業發展的經驗為宗旨，逐步向世界各民族、各國家的電影開放。這一舉措必將彌補因文化差異造成華語影片在國際影壇受到冷落，甚至遭到不公正待遇的遺憾，有助於確立和鞏固華語影片在世界電影大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有利於推動世界電影業的健康發展。關於華語電影評獎。目前海峽兩岸各地都設立了有影響的重要電影獎項。內地的“金雞獎”(以及“百花獎”)，台灣的“金馬獎”，香港的“金像獎”均已評選多年，四地攝製的華語影片和兩岸電影藝術家均有機會在上述三大獎項中大顯身手。近年澳門的“金蓮花獎”也在擬議和嘗試之中。四地的電影獎不謀而合地都以“金”字打頭，雄辯地證明了文化同源的強大凝聚力。儘管這些電影獎各有千秋且日益顯現其重要價值，但是各自的參選作品和評獎結果多少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具體言之，它們都是以本地影片和電影人為主，適當照顧海峽兩岸其他地區的電影獎。因此，倘若以華語電影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目前尚無統一的、243

文化發展篇 244 具有高權威的電影獎。為了將華語電影事業做強做大，筆者建議四地電影界在聯手舉辦“大中華電影節”的同時，共同設置一個“金中華獎”，在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逐年輪流評選，用以褒獎台灣海峽兩岸乃至全世界在發展華語電影事業中做出出色貢獻的電影藝術家與電影工作者。總之，形勢喜人，形勢逼人。台灣海峽兩岸四地電影人緊密合作，共同努力，一定能推動華語電影事業蓬勃發展，為弘揚中華文化、為促進世界電影的繁榮和進步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原載於《中華傳統文化研究與評論》第五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年)

澳門發展體育事業的思路當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勝利結束、體育成績和社會經濟效益均獲得全面豐收的時候，作為中國人，無疑感到揚眉吐氣、歡掀鼓舞。然而，澳門人看到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運動員在比賽中取得出色成績、看到香港承辦馬術比賽項目圓滿成功的時候，很多人不免產生失落感甚至自卑感。此時此地，很有必要認真探討澳門發展體育事業的意義和思路。體育是關乎民族興旺、國家強盛和社會進步的大事。當國民被西方鄙稱為“東亞病夫”的時候，國家也必然被列強侵佔瓜分，處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狀態而任人宰割。歷史的教訓值得永遠記取。一、體育事業社會經濟效益顯著體育事業的意義有目共睹。首先，發展體育有利於增強民眾體質，進而優化民眾素質。當年毛澤東關於體育的題詞曾經家喻戶曉：“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經過半個多世紀堅持不懈的努力，群眾體育運動得以在各地蓬勃發展，形成了鍛煉健身的優良風尚，有效地提高了全民的健康水平。其次，發展體育有助於促進精神文明建設。北京奧運期間，牙買加飛人博爾特將男子百米紀錄縮短到 9.69 秒、美國游泳健將菲爾普斯創造245

文化發展篇了一人在同一屆奧運會上奪得八枚金牌的歷史紀錄。他們的事例雄辯地證明：奧運會倡導的“更快、更高、更強”理念體現了人類不斷超越自我、超越極限的拼搏精神，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人們不難從奧運會的成功中受到鼓舞、得到啟發。再者，發展體育也能帶動經濟的增長。比賽場館的修建和交通設施的完善等，都將擴大基本建設的規模，大型體育賽事的組織和接待將促進餐飲業、旅遊業、會展業等邁上新的台階。承辦奧運在給北京帶來巨大社會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堪稱“名利雙收”。體育既然具有如此多的好處，發展體育事業理所應當。平心而論，應該說澳門還是有體育事業的。特區政府設有管理體育事務的行政職能部門──體育發展局，澳門擁有能夠舉辦國際比賽的標準體育場館，澳門承辦過“東亞運動會”、“葡語國家地區運動會”、“亞洲室內運動會”等大型賽事。澳門還有海內外聞名的格蘭披士大賽車、國際女排大獎賽澳門站比賽等有影響的體育活動。澳門民眾對於體育並不陌生。然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的體育就顯得過於落後了。群眾性體育活動不成氣候，居民中自覺鍛煉身體的比例偏低，許多人晚睡晚起的生活習性與晨練的要求背道而馳。競技體育處於十分低下的水平，既沒有專業的體育運動隊，又沒有特區級別的體育賽事，亦無能力組隊參加奧運比賽。有時為了特定的需要(如參加東亞運動會)臨時抽調業餘選手參賽，其運動水平也與其他代表隊相去甚遠。首屆東亞運動會上，澳門男子足球代表隊先後與韓國大學生隊、日本青年隊交手，分別以 0：12 和 0：19 敗北。由此觀之，澳門的競技體育實際上只是在業餘水平的層次上挑三揀四，等於沒有競技體育。二、條件具備頗有潛力其實，澳門具備發展體育事業的有利條件。一是具有優良的歷史傳統。澳門最早的原住民是漁民，早期居民是來自閩、粵兩地從商的移民。246

澳門發展體育事業的思路他們流傳至今的民風民俗中，有一些同體育密切相關，例如端午節賽龍舟，佛誕(浴佛節)舞醉龍，重陽節登高等。這表明體育在澳門還是有群眾基礎的。二是具有先進的體育設施和強大的經濟實力。近年隨着經濟建設的發展，也為了配合東亞運動會等大型賽事的舉辦，澳門體育場館的建設取得了矚目的成就。坐落在氹仔的東亞運動會體育館、奧林匹克綜合體、澳門科技大學足球/田徑運動場等，均堪稱一流的體育設施，能夠滿足舉辦國際性重大賽事的需要。松山、小潭山等處都開有環山健康徑，多種健身器材散佈在各個社區，數十個體育中心、體育館、游泳館等也常年向公眾開放。特別是澳門近年經濟發展喜人，財政收入連年大幅增長，使政府有實力為興辦體育事業而加大投入。三是具有特定的政策優勢與區位優勢。《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127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體育政策。民間體育團體可依法繼續存在和發展”；第 134 條規定：“澳門……體育……等方面的民間團體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關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各該團體和組織可根據需要冠用‘中國澳門’的名義，參與有關活動”。這些規定為澳門發展體育事業提供了很大的靈活性。與此同時，從地理位置來看，澳門處於台灣海峽兩岸四地的中間地帶，施遊資源豐富，交通便利，有利於開展跨地區和國際性的體育活動。三、發展澳門體育事業的三個環節為了大力發展澳門的體育事業，應當抓好三個環節。首先是抓民眾體育以夯實社會基礎。要大力宣傳發展體育對於國計民生的重要意義，增強民眾的體育意識。澳門的體育設施雖然不算太少，但利用率一向很低。氹仔嘉模游泳池開放時，有時僅有一、兩個人前往游泳。要通過媒體加大體育報導的247

文化發展篇信息量，提高民眾對體育的興趣和健身意識。還可以創辦一些專業性的體育報刊，為發展體育造聲勢。目前體育發展局主辦的《澳門體育》僅為季刊，形式和內容都比較簡單，發行量也很有限。應當設法改版並縮短出版週期，增加其發行量，擴大體育的社會影響。發展體育需要造聲勢，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在特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下，每年舉辦一次體育節，至 2008 年 3 月 16 日開幕的已是第 51 屆，對於推動“全民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了民眾的理解和支持，才有體育事業發展壯大的基礎。政府主管部門要制定發展澳門民眾體育的長遠規劃與中短期計畫。可以根據澳門特色與自身需求，確定發展目標與發展重點，針對性地引導和開展在澳門有一定基礎、切合澳門實際的群眾體育活動，如廣播操、羽毛球、乒乓球、網球、門球、壁球、游泳、划船、登山、攀岩、武術、體育舞蹈等。也應當加強與周邊地區的交流與合作，更多地參加和組織港澳之間、粵澳之間、港澳台之間、珠三角地區以及台灣海峽兩岸四地的各種民間體育活動，促進民眾體育的蓬勃開展。其次是抓競技體育以創建標誌工程。如果說民眾體育是體育事業的基礎，那麼競技體育就是體育事業的標誌性工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體育事業是否發達、是否能反映其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綜合實力，有沒有發達的競技體育是一個重要指標。目前世界上的政治經濟大國、強國，無一不具有實力強大的競技體育隊伍。西方國家以美國為典型代表，德、英、法、澳大利亞等國亦不示弱。中國、俄羅斯以及日本、韓國同樣如此，澳門作為一個可以在國際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地區，卻因競技體育太薄弱而輕易放棄此類機會，實在有點可惜。有人說澳門人口太少，不適宜發展競技體育。這是一種偏見，競技體育不是只靠本地居民、尤其是原住民才能發展的。假如美國只靠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只靠毛利人，今日他們的競技體育絕不可能如此發達。競技體育是全人類的事業，競技體育沒有國界。美國的 NBA 聯賽和意甲、英超等歐洲國家組辦的足球聯賽，都是國際體育巨星大顯身手的用248

澳門發展體育事業的思路武之地。不說離我們太遙遠、文化背景差異太大的外國，華人佔主導地位的新加坡以及與澳門一水之隔的香港就足以給我們啟發。如果不是從中國內地引進著名的運動員，這兩地的乒乓球運動就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較高水平。澳門發展競技體育的出路在於大力引進優秀人才。一是引進優秀運動員。首先應當考慮從內地引進。由於國內人才太多，難免相對過剩，不少優秀運動員沒有到國際賽場展現才華的機會。有些人在內地退役後得到出國或出境的機會，照樣能夠為引進國家(地區)做出貢獻。第 29 屆奧運會女子乒乓球團體賽中，新加坡、韓國分別獲得銀牌、銅牌，李佳薇、唐娜等海外兵團成員發揮了關鍵作用。二是引進優秀教練。某種意義上說此舉比引進優秀運動員更重要。我國擊劍、賽艇、曲棍球等運動之所以提高很快，有些甚至在奧運會獲得金牌，外籍教練功不可沒。美國的女子體操、女子排球，新加坡的乒乓球等項目之所有崛起，來自中國的教練立下了汗馬功勞。澳門應該精心挑選一些有條件的項目(如乒乓球、羽毛球、射擊、跳水等)，謹慎物色相關人才，大力發展競技體育。再次是抓體育產業以促進經濟建設。發展體育不僅僅是精神文明建設，照樣也可以推進物質文明。抓好體育相關產業其實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好事。2002 年頒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時期體育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要“大力發展體育產業，積極培育體育市場，為擴大內需、促進就業、拉動經濟增長……做出應有貢獻”。據《中國體育產業發展報告》提供的數據，2000-2002 年間，廣東、北京等七省市體育產業總產值達人民幣 952.6億元，相當於 2002 年全國 GDP 的 1%左右，還解決了超過 114 萬人的就業問題。體育產業主要包括健身娛樂業、競技表演業、體育培訓業、體育用品銷售業和體育中介產業等門類。澳門可以從本地區的有利條件出發，採取政府與民間相結合的辦法，針對性地開發上述產業。澳門具備天時、地利、人和諸方面的優越條件，發展體育產業前途光明。只要經過249

文化發展篇 250 周密的調查、審慎的思考、精心的策劃，完全有可能創辦出堪與“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或者“NBA 球星中國行”媲美的精品級體育活動，不僅會使澳門居民的文化生活更加精彩，而且能為澳門體育產業的發展和經濟建設的騰飛作出更大的貢獻。 (原載於《澳門日報》2008 年 8 月 27 日 F1 版)

文化產業篇

澳門應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2009 年 9 月 26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正式公佈。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載體。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形勢下，在重視發展公益性文化的同時，加快振興文化產業，對於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擴大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俱有重要意義。文化產業也俱有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發展潛力大的優勢，是新的經濟增長點，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着力點，可以通過發展文化產業帶動傳統產業升級。澳門應該從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積極探索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一、創意產業嶄露頭角 “創意產業”概念，是 20 世紀 90 年代末期由英國首倡的，英文原文為“Creative Industry”。布萊爾當選首相後即要求成立“創意產業責任組”，負責創意產業相關事務。1998 年，該小組提出“創意產業”的定義：“源於個人的創造性、技能與智慧，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應用，有可能創造潛在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活動”，並將出版、音樂、表演藝術、電影、電視與廣播、軟件、互動休閒遊戲軟件、廣告、建築設計、藝術品與古董交易、手工藝術品設計、時裝設計等十三個行業納入創意產業253

文化產業篇的範疇。可見這一產業並非新創建的門類，而是若干注重知識產權和技術創新、較多地依靠創意活動、體現文化理念的產業的綜合概括。由於上述產業大多與“文化”存在密切聯繫，因而人們後來傾向於稱之為“文化創意產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把文化創意產業劃分為文化產品、文化服務及智力(知識)產權三種類型，強調了“文化”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二、社會經濟意義非凡 2009 年 9 月 29 日，中華人民國和國文化部發佈《文化部關於加快文化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將演藝業、動漫業、文化娛樂業、遊戲業、文化會展業、文化藝術品和工藝美術、藝術創意和設計、網絡文化、文化產業數碼製作與相關服務等十個產業作為我國文化發展的方向與重點。這些產業大部分也屬於創意產業。人們很快就發現，文化創意產業概念的提出具有顯著的社會經濟意義。在 1997-2001 年期間，英國國民經濟的平均年增長率僅為 2.6%，但文化創意產業門類的增長率卻達到 8%；至 2001 年創意產業的總產值已經達到 1,125 億英鎊，僅 2003 年創意產業就為英國提供了 190 萬個就業崗位。2006 年美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值已經佔到 GDP 總值的 5.98%。就連 21 世紀初年才開始倡導文化創意產業的台灣地區，這一指標也達到了 2.85%。由此可見，文化創意產業已經嶄露頭腳，成為當代產業結構中的重要板塊。三、文創產業文化內涵 “文化”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首要內涵。一般認為，文化創意產業是指依靠人的創意對文化資源進行創造性的加工處理，使之產生高附加值254

澳門應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品，能夠產生較高社會經濟效益、具有較大發展潛力的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在於“文化”，特指狹義文化，即精神文明。日本的動漫業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功典範，其秘訣就在於“文化元素豐富，內涵深刻”。日本漫畫是在歐美漫畫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日本固有的文化在這一領域發揮着影響、滲透和改造功能，使其迥異於西方漫畫而打上了日本烙印。1975 年問世、80 年代風靡世界的 52 集動畫片《聰明的一休》以歷史上的高僧一休宗純為原型，借助了佛教文化的雄厚底藴。著名導演宮崎駿 2008 年推出新動畫片《崖上的波兒》，上映三個月票房價值便超過 140 億日圓，正是將安徒生童話中的元素(美人魚)同日本文化傳統中的眾多元素融合在一起，才產生了膾炙人口的效果。應當指出，文化創意產業憑藉的文化是廣義文化，除了精神文明範疇的人文社會科學以外，也包括科學、技術等可以直接創造物質文明的手段。一些 IT 企業得天獨厚，能夠順理成章地向文化創意產業轉變，明顯得益於高新科技的載體。英國女作家羅琳創作系列魔幻小說《哈利‧波特》，十年內問世七卷，被譯成七十多種文字，於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長期暢銷且銷售量突破三億冊，據此拍攝的影視作品更風靡全球。《哈利‧波特》之所以如此成功，借助的正是安徒生童話時代所無法預期的高科技手段和社會信息化水平。不難理解，文化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立足之本。四、文創產業仰仗創意 “創意”是文化創意產業必備的另一內涵。文化和創意並不是同一個概念，因此，與文化有關的產業未必都是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的運作取決於創意。從總體上看，上文提及的十三個行業均比較倚重創意，但也並非其中所有的企業都能成功創意。有學者指出，“創意產業應該是創意這種特殊生產活動的集合。創意產業的本255

文化產業篇質特徵是創意。創意產業只與創意與否有關，與所屬行業無關。”創意的產生必須借助於創造性思維。成功創意的一個有效途徑是巧妙地配置資源。例如，熊貓和“功夫”都是中國的國寶，多年來以熊貓或功夫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多如牛毛，卻罕見“驚世駭俗”之作。然而，美國著名導演馬克‧奧斯本拍攝的 3D 動畫片《功夫熊貓》將這兩個中國元素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創造了超過 3.5 億美元的票房價值。這是“強強配置”的成功典範。成功的創意更需要慧眼與匠心。上海蘇州河與黃浦江畔的舊廠房、舊倉庫於一個多世紀以前問世，經歷產業結構調整已被冷落了數十年。20 世紀 90 年代末，台灣藝術家登琨艷登陸上海灘，蘇州河畔的舊倉庫受到他的青睞，被創建為設計工作室，別出心裁的“藝術倉庫”理念很快產生轟動效果。目前上海正結合 2010 年世界博覽會的籌備工作，利用黃浦江畔延伸的工業老廠房，悉心打造濱江新景觀與創意產業園相集成的市政建設精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創意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靈魂。當文化創意產業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的時候，新興行業內部的競爭會愈演愈烈，提升水平、打造精品便成為成敗的關鍵。審視成功的文化創意產業或文化創意產品(成果)，不難發現它們通常不是出於偶然的“上帝恩賜”而是經過精心打造的後天傑作。首先需要別出心裁的創意。近年各國的奧運會宣傳堪稱這方面的典範。2004 年巴塞隆拿奧運會閉幕式上，張藝謀把幾個身穿短旗袍的美少女請上小巧的舞台，讓他們踏着輕盈靈動的舞步盡情演奏名族樂器(類似女子十二樂坊的表演)。2008 年北京奧運會閉幕式上，英國人乾脆把倫敦特有的雙層巴士開進鳥巢體育場，還讓天王級球星碧咸(即貝克漢姆)把一只萬眾矚目的足球踢向翹首以待的人群。這些創意設計都收穫了出其不意的驚人效果。其次需要精英團隊。就拿《功夫熊貓》來說，連觀眾看不到的配音人員竟也是群英薈萃，為英語原版配音的就有雙料奧斯卡影帝德斯汀‧256

澳門應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荷夫曼、獲得過奧斯卡獎和金球獎的著名女星安祖蓮娜‧朱莉，還有華裔動作巨星成龍、劉玉玲等。強大陣容通力合作，產生的成果當然是頂級精品。最後還需要足夠的投入，包括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的各種投入。《印象‧劉三姐》是我國演藝類文化創意精品的代表，這一出以桂林山水為廣闊舞台的大型實景演出由張藝謀等任總導演，演出水域面積達1.654 平方公里，涉及十二座山峰，有逾 600 名演職人員參與，經過 5年 5 個月的設計和排練，先後修改演出方案 109 次，於 2004 年 3 月 20日隆重上演。至 2007 年底，《印象‧劉三姐》演出已經超過 1,000 場，觀眾達 160 萬人次，票房收入突破 2 億元。從產出的效果來看，文化創意精品的巨大投入是非常合算的。五、打造文創條件有利澳門具備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有利條件。首先，澳門具有豐富的文化底蘊。從距今大約五千餘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中華民族的先民就在澳門所在的珠江口外眾多海島上留下活動的蹤跡，有大量出土文物為證。秦代開始便在澳門所屬的海域及島嶼設立了行政建制。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華文化始終是這片土地上的主導文化，漢民族文化中的粵文化(尤其是嶺南文化)、閩文化(尤其是閩南文化)更是對澳門的民風民俗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6 世紀開始，以葡萄牙人通過印度洋航綫來到珠江口地區繼而居留澳門為突破口，西歐諸國的勢力陸續進入。西人在定居與從事商貿、宗教、文化活動的同時，也將西方文化帶到澳門。由於歷史、社會、政治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東方文化(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澳門交流、碰撞、借鑒以至部分融合，形成了多元文化並存的獨特格局，成為人類社會的寶貴財富。 257

文化產業篇 258 中西文化薈萃產生了集成創新的效果，促進了全球化的進程，催生了難能可貴的跨文化現象。澳門這一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將為本地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奠定堅實的基礎。其次，澳門擁有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多種載體。澳門值得改造和可能改造的歷史資源非常豐富。除了已經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的歷史街區以外，街頭巷尾隨處可以找到一、兩個世紀以前建造的中式民居、西式樓房，其中有不少已經陳舊破落甚至棄而不用。有的街區還留存着一些廢棄的廠房和爛尾樓。倘若選擇適當的對象，經過精心創意，完全有可能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理想載體。再者，澳門具有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實力和政策優勢。20 世紀末以來，特別是回歸祖國以後，澳門的經濟建設取得了矚目的成就。據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的資料，2008 年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已經超過澳門幣1,728.7 億元，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也已接近 3.9 萬美元。至 2009 年 9 月，全區居民存款保有澳門幣 1,929 億元，還有非居民存款澳門幣 800 億元。巨大的社會財富無疑能充當文化創意產業的堅強後盾。比經濟實力更吸引人的則是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所享有的政策優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125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文化政策，包括文學藝術、廣播、電影、電視等政策”；第 132 條指出：“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需要和可能逐步改善原在澳門實行的對教育、科學、技術、文化……等方面的民間組織的資助政策”。上述精神正是催生文化創意產業的動力機制。總之，文化創意產業方興未艾，澳門業已萬事俱備，我們期待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蓬勃興起，逐漸形成燎原之勢。 (原載於《澳門日報》2009 年 12 月 2、9 日 E6 版)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必要準備文化創意產業的浪花自 20 世紀末年從西方國家泛起，經過十多年的翻騰激蕩，已經形成席捲全球的浪潮。如今，這股洶湧的熱浪終於來到了珠江口西岸的特別行政區──澳門。在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了。然而，澳門人不禁捫心自問：為了迎接這一即將激起廣泛和深入社會變化的新生事物，我們該不該做好一些必要的準備？回答無疑是肯定的。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參考國內外發展文創產業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筆者認為，至少有四方面的問題需要未雨綢繆，即：觀念需要更新，方針需要斟酌，人才需要集結，市場需要培育。一、觀念需要更新為了搞清楚事情的本質和來龍去脈，讓我們追根溯源，從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概念的源頭講起。 “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是三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文化產業的概念最早於 20 世紀 30 年代即被西方學者提出；在我國，這一提法最早出現在 2003 年 9 月國家文化部制定的《關於支持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是指“從事文化產品生產和提供文化服務的經營性行業”。創意產業則是指“源於個人的創造性、259

文化產業篇技能和智慧，通過知識產權開發和應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潛力的行業”，這是英國首相布萊爾接受經濟學家約翰‧霍金斯建議成立的“創意產業責任組”於 1998 年作出的概括。由於文化產業中的許多門類依賴創意，而成功的創意產業也離不開文化，所以後來人們往往用“文化創意產業”泛指那些與文化和創意有關的產業。2002 年 5 月，台灣方面在其“行政院”的《挑戰 2008》官方文件中首先使用了“文化創意產業”這一中文詞組。雖然其定義迄今尚無定論，但人們對於文創產業的內涵逐漸有所共識，即包含着“文化”、“創意”和“產業”三個要素。通俗地說，對某種形式的文化進行創造性的加工處理或運作，使之形成具有顯著市場效益的經濟門類，便是文化創意產業。這一概念實質上已將大部分文化產業和創意產業涵蓋其中。在接受文化創意產業這個概念的前提下，有必要提高認識，改變若干傳統觀念，以樹立先進的現代理念。首先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科學價值觀，具體言之，就是要正確評價文化創意產業的社會經濟價值。文創產業的經濟價值顯而易見，這一觀點比較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文創產業的經濟價值不僅僅在於數的增長，更在於質的優化。人類社會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以後，高科技產業曾經朝陽般地崛起，產生轟動效應而令人矚目。如今這個時代寵兒的角色又歷史性地落到文化創意產業身上。這一新興產業在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方面具有美好的發展前景。2010 年 7 月中旬，新華網綜合新華社駐洛杉磯、倫敦、巴黎和東京多位記者的報導，編發了一篇專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國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成功之道”。文中指出，英國創意產業的生產總值已佔 GDP 的 8.2%，且增長速度達到整個國民經濟增速的 2 倍；倫敦文創產業的年產值超過 210 億英鎊，已經成為該市第二位的支柱產業。日本將文創產業定位經濟新增長戰略的突破口，預計到 2020 年時該產業的收益可達到 1 萬億日元。假如有人因為文創產業的當代起源出自於西方世界而懷疑他在中國的適用性，那麼《求是》雜誌署名文章提供的數據足以令人信服：2008 年間，北京、上海、深圳三城市文化創意產業的增長速度分別達到 19%、20%和 22%，大大高於260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必要準備國民經濟的整體增長速度。“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這些城市經濟轉型中的一個新的增長點，且有帶動我國經濟振興的重要意義”。這正是文化創意產業經濟價值的核心所在。文創產業的社會價值同樣不可忽視。為甚麼要發展文創產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還應當理解這一產業的特殊社會功能。一方面，文創產業能使人的創造性產生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從而更好地實現人的自身價值。追尋這一領域無數成功者的足跡，不難發現許多偉大的成功在最初起步時只是一個小小的創意。眾所周知，比爾‧蓋茨青年時期有關計算機軟件開發的創意後來終於支撐起一個龐大的微軟王國，而他關於“創意具有裂變效應，一盎司創意能夠帶來無以數計的商業利益、商業奇跡”的感言，則是對文創產業的極好評價。另一方面，文創產業能夠更好地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從而更好地為人類服務。台灣發展文創產業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台灣興辦文創產業有一個鮮明特點和本質特徵，就是在體現生命價值的同時也更加關愛生命。在台灣考察文創產業，經常可以看到和聽到一個口號：“樂活”；反映出一種價值觀：人的生命和生活質量至關重要。人類的一切活動，包括文創活動，都要以是否有利於人的生存和提高生活質量為檢驗標準。人性在這裏受到尊重，生命的價值在這裏得到昇華，這正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理念給予我們的啟迪。根據以上分析，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目的應當十分明確：籍以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在適度多元化的基礎上迅速發展；在提升自身文化品位的同時，弘揚生命價值，改善民生條件，有效地提高廣大民眾的生活素質。二、方針需要斟酌作為一件關係到特區發展前途、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興辦文化創意產業需要整體籌劃，宏觀調控，因此，制定正確的指導方針至關261

文化產業篇重要。筆者認為，宜將“依託文化底蘊，發揮自身特色，打造一流品牌”作為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方針。依託文化底蘊是指澳門發展文創產業要將豐厚的文化積澱作為基礎，充分發揮文化的功能，充實文創產業的內涵。同其他任何一種產業相同，發展文創產業需要利用資源，包括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但是，應當把重點放在精神資源上。文創產業具備“與生俱來”的優點是投入較少、資源消耗量較低、環境污染較小。在澳門這一經濟實力雄厚的地區發展此類產業，尤其應當避免重走主要靠消耗物質資源、興建豪華娛樂場以發展博彩業的老路。換言之，澳門發展文創產業要打“文化牌”、“歷史牌”和“創意牌”，要深入挖掘四、五百年來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乃至融合、集成的內涵，並以高度創意的形式加以展現。正所謂根深才能蒂固，這樣發展起來的文創產業才不至於先天不足。發揮自身特色是指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要從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與優勢。文創產業涉及的傳統門類很多，並非所有的門類都適合在澳門發展。有些門類對物質資源的需求比較專一，對人才的專業要求比較嚴格，如果澳門一時不具備這些條件，就不宜倉促上馬。也有些門類不甚適合澳門的社會環境與民風民俗，就務必要推敲斟酌，更不能急於引進了。澳門需要首先發展的文化創意產業，應當是那些可利用資源比較豐富、相關的人才儲備比較充足，同時比較容易為民眾所接受的門類。打造一流品牌是指澳門發展文創產業要在全面推進的基礎上選擇重點，精心設計，大力扶持，盡快造就一批堪稱特區標誌，且在國內領先、在國際盛名的精品文創產品，形成高屋建瓴的產業優勢。品牌具有榜樣示範作用和優勢集成作用，一旦形成一批第一流的文創精品，必能帶動全區文創產業蓬勃發展。然而，一流品牌能否形成有其自身的規律，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換言之，我們只能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通過集思廣益、科學決策，選擇重中之重並盡力精心打造，才有望取得理想的效果。 262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必要準備讓我們舉例說明上述觀點。2003 年 3 月開始，由澳門特區政府土地公務運輸局、旅遊局、文化局和交通事務局聯合組成的跨部門工作小組開展了大三巴地區的整體規劃工作，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協助下，大三巴地區考古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9 月 10 日，跨部門小組舉行“第一期聖保祿學院遺址考古成果發佈會”，公佈了在該處遺址發掘出的明代青花瓷器殘品等出土文物，以及疑為學院殘留牆體牆基的遺跡。青花瓷等出土物具有對聖保祿學院的實證研究意義，墻體和瓷器碎片進一步證實了聖保祿學院的曾經存在。由於聖保祿學院是遠東地區第一所近代意義上的高等學校，不僅培育了數以百計的耶穌會會士，使他們後來成為到中國內地傳播天主教和西方科技文化的骨幹，為西學東漸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培養了大批漢學家，促進了東學西漸的進程。這在 16 世紀以後的歷史中是獨特和唯一的，也是全球化起步初期的重要歷史見證。因此，聖保祿學院堪稱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窗口的重要標誌，也是澳門歷史形象的典型代表。可以在廣為收集歷史資料的基礎上，組織專家研討論證，設法在舊址恢復聖保祿學院的歷史面目，進而建立澳門中西文化交流博物館，並以其為依託發展文化博物、歷史文化旅遊、特色影視等文創產業。這樣就不難創建一個包含豐富文化內涵、體現澳門特色的世界級精品，使之成為澳門的新標誌、新名片。三、人才需要結集正因為文創產業是新興產業，往往面臨千變萬化的新形勢，涉及內容豐富的新知識、新方法，也會遇到缺少經驗、缺乏借鑒的新情況、新問題，所以對從業人員的素質和技能也將提出很多新標準、新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創產業需要一大批新型人才投身加盟。由於受到土地資源、人口總量和歷史淵源的影響，澳門固有的各類人才本來就不夠充足。為了興辦文化創意產業，尤其需要積聚力量，結集人才。 263

文化產業篇由文創活動的生動性和靈活性所決定，適合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並沒有固定的規格或標準，而應當是個性十分鮮明。概括起來，似乎仍有一些共性值得考慮。比如，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較強的進取心和開拓精神，勇於並善於開展創造性思維，能夠產生較多的創意，以及善於進行產業化運作等等。不必苛求人才全面具備以上素質，只要在某些或某一方面有所特長即可。有人將文創人才比作“無領階層”，這是對“白領階層”、“金領階層”概念的拓展，意思是文創產業的許多從業者不拘小節，平時喜歡隨意地穿着沒有衣領的 T 恤，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所以形象地稱之為“無領”。其實這一特徵比較符合創意活動的特點和規律，未必是一件壞事，也可供培養文創產業人才時作為參考。至於澳門如何才能結集大批文化創意人才，只能採取多層次、多渠道、多方法相結合的方針。歸納起來不外乎外部引進和內部培養兩大途徑。外部引進是指根據需要與可能從特區以外引進文化創意產業需要的合適人才。雖然澳門現有的人才並不匱乏，但因人口總數相對有限，從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趨勢來看，不久將來對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門類的人才需求量肯定會大幅增長。因此引進人才是大勢所趨。而要想在人才引進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現有移民政策應當做出明顯的調整與改革。可以有效地擴大技術移民的數量，簡化相關手續，縮短申辦時間；尤其要改革評價體系，逐步轉移到以能力為主、以實績為主、以成果為主的軌道上來。對於在文化創意領域有特殊專長和特殊貢獻者，更要不拘一格大開綠燈，大膽放行。內部培養是指採取教育、培訓等必要方式和手段，從特區現有人口中加速培養適合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人才。從事文創產業的知識技能是可以通過學習的途徑獲取的，關鍵的創造性思維和創意能力也能夠通過教育、訓練和實踐逐步提高。國外從 20 世紀中期開始興起創造學和創造教育等新學科，用今天的術語來表述，實際上就是創意學和創意教育。筆者曾有專文論述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需要教育支撐的問題，提出基礎教育要優化受教育者素質為文創產業“奠定基礎”，高等教育創建264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必要準備相關專業課程以“高屋建瓴，引領潮流”，再通過繼續教育來“應變補缺”等對策。相信這些議論會對本澳結集文創人才有所裨益。四、市場需要培育在文創產業於澳門起步之初，特區政府對這一新生事物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也給予鼎力的支持。文化產業委員會已經成立，文化局也增設了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文化局公佈了文創產業發展藍圖和短、中、長期目標，確定了視覺藝術、設計、電影錄像、流行音樂、表演藝術、出版、服裝、動漫等八大重點發展項目。這些舉措無疑將有效地扶持文創產業在澳門順利“起錨”。然而，文化創意產業畢竟是一種產業，完全依賴政府支撐是不現實的，更是不科學和不應該的。文創產業具有自身的規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關鍵在於培育市場。文創產業今後在澳門能否成功，不是“司長”說了算，而是“市場”說了算。初級市場可以聽憑其自生自滅，成熟的市場卻需要精心培育，文化創意市場尤其不能例外。從文創產業的特徵和澳門的社會狀況出發，有兩類市場需要認真培育。一類是滿足內需的文創市場。此類市場主要面向本澳居民的消費需求，宜貼近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符合本地的民風民俗，為廣大市民所喜聞樂見。例如，動漫、特色書畫出版、地方戲劇和民間藝術(如粵劇、葡萄牙土風舞等)、民俗活動(如賽龍舟、舞醉龍等)、宗教活動(媽祖崇拜等)，都有必要也有可能深入開發，使之逐步向產業化的方向靠攏，或者衍生出相關的文化創意產業。內需文創市場的培育要從實際出發，一方面必須因地制宜，另一方面也需要引導消費。轉變消費觀念是引導消費的主要渠道。縱觀澳門社會，物質領域的消費需求似乎遠大於精神領域。與書店少、圖書館少、博物館少、劇場影院少等精神需求淡薄的現象形成鮮明對比，茶樓餐館通常座無虛席，娛樂場經常人滿為患，物業265

文化產業篇 266 地產、當鋪、藥店和銀行也佈滿大街小巷。針對這種情況，應當加強宣傳教育，倡導追求精神文明的消費觀念和消費習慣。要引導廣大市民積極參與文化創意領域的消費，讓文創產業逐漸成為社會與民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樣才能使之扎根本土而茁壯成長。另一類是滿足外需的文創市場。此類市場主要面向特區以外民眾的消費需求，是以本地資源為載體，吸引外來消費客源，促進本土經濟發展的有效形式。此類市場一定要凸顯兩大特徵：凸顯澳門特色，體現頂尖水平，捨此便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凸顯澳門特色是指必須在澳門發展、只能為澳門所特有。上文提及的依託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開發歷史文化旅遊就是一例。體現頂尖水平是指要超越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同類項目，處於領先地位。澳門想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就要集中發揮澳門的城市旅遊休閒特色，在資源集成、產業協調、基礎設施配套和政策保證方面狠下功夫。頂尖水平的實現尤其需要創意，需要變革。就拿澳門根深蒂固、久盛不衰的博彩業來說，可以成為開發新興旅遊業──博彩旅遊的有利條件。例如，澳門現有的幾所大型娛樂場風格迥異而各具特色，倘若開發一類淡化博彩成份，僅以參觀瀏覽博彩場館、瞭解博彩知識、體驗博彩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博彩觀光旅遊”，極有可能對較大範圍的外來遊客產生獨特的吸引力，從而具有相當可觀的潛在市場價值。總之，內需與外需兩類文化創意市場連袂興旺之日，定是文化創意產業在澳門成功之時。我們拭目以待。 (原載於《澳門月刊》2010 年 10 月號)

多元文化交融與文化創意產業開發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隨着“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文化產業 (Cultural Industry) ” 和 “ 文化創意產業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等相關概念的提出、推廣與逐漸流行，這一產業不斷發展壯大，受到日益強烈的關注與重視，成為當今時代重要的產業門類。為了較好地把握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屬性，本文將以文化的內涵為起點，從多元文化交融的角度深入研討，探索文化創意產業開發的有效途徑，力求概括總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原理與方法，供文化創意產業的理論研究者與實際工作者參考。一、多元文化的本質與優勢顧名思義，文化(創意)產業是由文化派生的事物，因此，問題的討論亦從文化入手。首先要搞清楚文化與多元文化的相關概念。 (一) 文化 “文化”的定義一直是學術界長期爭論的問題，“據統計，有關‘文化’的各種不同的定義至少有二百多”1，卻仍未找到一個人們公認的滿意定義。概括地說，“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歷史的積澱物。確切地說，文267

文化產業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2 按照一些工具書上的定義，“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3 這種表述通常被稱為“廣義文化”。而相對應的“狹義文化”則是“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還應當包括“哲學”、“宗教”、“政治”等範疇。 (二) 多元文化名詞形式的“元”是“元素”的簡稱。在日常生活中，“元”字可以同許多其他字組詞而衍生出眾多的意義，但在哲學上，“元”代表事物的組成要素或成分，是指構成一個整體的一部分。如果沿用哲學上的概念，“多元”是指事物具有兩個以上的來源或組成成分。顧名思義，多元文化即指具有兩個以上來源、同時具備兩種以上不同基本要素或組成成分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體系。多元文化的本質是異質文化的共存。不同本質內涵與不同表現形式的文化，隨着民族遷徙、物質交流、信息傳播、社會變遷而導致接觸、碰撞，甚至對立、衝突，通過互相交流、吸收，最終達成動態平衡，造成兩種以上異質文化共存的現象，這就是多元文化。由於異質文化的接觸碰撞幾乎從人類誕生之日便揭開序幕，因此幾乎所有的文化都不可能不吸收外來文化的成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現存的文化大多已經不可能是“純粹”的一元文化，堪稱一定意義上的多元文化。例如，仔細觀察形成於公元前 4 世紀末(一說公元前 3 世紀)、被譽為盧浮宮三件鎮宮之寶之一的“薩莫德拉克的勝利女神”大理石雕像，以及形成於公元前 3 世紀的月亮與狩獵女神狄安娜的雕像，不難發現兩位女神身穿的衣衫都顯得十分輕柔而具有透明感。可以推測她們的服飾是用絲綢製作的，從而表明那時候產於中國的絲綢已經通過陸上和海上的交通途徑傳播到了歐洲。20 世紀我國成都平原曾發掘出約從距今 4,500 年前開始、大約延續至距今 3,000 年的三星堆文化，有學者認268

多元文化交融與文化創意產業開發為，“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上說，三星堆文化已初步顯示出與中原二里頭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聯繫，也隱含着更多的一些區域文化因素，如長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4 此外，三星堆遺址發掘出的不少器型，如青銅面具、金權杖、青銅樹等，還明顯包含源於西亞、歐洲等地的外來元素。這些案例雄辯地證明，文化交流與多元文化的萌芽在人類發展的很早階段就已經揭開序幕。 (三) 多元文化的優勢由其形成機制所決定，多元文化主要具有四方面的優勢。分別是： 1. 豐富多彩 “多元”即“多源”。來源越多意味着彙聚的成分越多，往往會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15 世紀後期，以葡萄牙人為首的西方航海家掀起了航海的熱潮，開闢了經過印度洋通往東方世界的航綫，導致了所謂的“地理大發現”，包括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葡萄牙人“發現”了大半個世界。此後五大洲的物種、資源、人口、文化都隨着東來西往的船隻漂洋過海，很快就在他鄉異地廣泛傳播。僅就植物而言，非洲的咖啡，亞洲的茶葉、香料，美洲的馬鈴薯、玉米、煙草等等物種，就是這樣告別故鄉、走向世界的。而物質文化的廣泛交流與彙聚必然造成許多地方的物質資源更加豐富，作為物質世界客觀反映的文化現象也會格外多姿多彩。澳門的建築堪稱豐富多彩多元文化的代表作。“從建築學的角度來看，澳門是一個‘中國建築’、‘葡萄牙建築’、‘果阿建築’等多元文化整合並存的城市。”5 有學者詳盡地描繪了澳門建築體現的多元文化現象：“今日在澳門遺留下來的眾多歷史建築是中國境內現存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西式建築群，同時也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和滲透的見證，更是四百多年來中西文化互相交流，多元共存的歷史例證。澳門不愧是中國近代歷史建築的博物館，形式多樣、精彩紛呈，既有中式的廟宇、大宅、商鋪、園林，又有西式的教堂、大樓、劇院、炮台、墓園；既有中國民間信仰在特殊歷史環境下的延續與變異，也有以269

文化產業篇葡萄牙為代表的西方建築文化與中國建築文化的碰撞與對話。澳門建築所呈現的文化現象，既證明了中國傳統文化永不衰敗的生命力及其開放性與包容性，也揭示了中西兩種異質文化同處共榮的可能性。”6 2. 和諧協調在多元文化的形成過程中，異質文化的接觸碰撞會因差異的存在而發生矛盾，難免導致衝突。儘管有可能出現強勢文化滅絕弱勢文化的現象，但也有可能通過相持與磨合，致使不同文化逐漸彼此互相接受，最終達到動態平衡。其結果便是多元文化的形成。動態平衡往往導致異質文化中的不同成分同時存在於同一時間與同一空間的現象，這種共存現象正因為經歷了交流磨合的過程，經受了時間的考驗，所以表現出和諧相處、協調發展的狀態。澳門的大三巴牌坊便是一個典型案例。現存的大三巴牌坊，實際上是 1562 年初建，兩次遭受火災後於 1602 年重建，最終毀於 1835 年大火的“聖保祿教堂”殘存的前壁，因形似中國式建築牌坊而得名。聖保祿教堂由意大利設計師設計，日本技師主持工程，中國工匠施工。因此這三種人分別帶來了各自民族文化中的元素，將他們協調地糅合在一起。可以在大三巴牌坊上看到不同文化的元素協調共存的現象，例如，聖母像周圍環繞着百合花(代表意大利)、菊花(代表日本)、牡丹花(代表中國)，東方風格的石獅子與西方的魔鬼並列，聖母腳踏龍頭，牆面上既有葡萄牙文的詞彙，又有中文寫的警句等等。上述元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和諧協調。 3. 薈萃集成在多元文化的發展歷程中，異質文化不同元素的聚集並不是來者不拒的大雜燴，而是有選擇進行的。所以必然造成精華薈萃，優勢集成。換言之，多元文化的形成過程也是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多元文化往往是強強聯合的產物，是優勢組合的結果。例如，葡萄牙從 16 世紀初期開始，就佔領了印度的果阿邦，在長達四個半世紀的漫長歲月中統治着這塊東方的土地，並通過政治控制、日常管治和文化滲透，深刻地影響了果阿的風土人情。果阿地區教堂建築風格的變遷就體現了西方(歐洲)文化與東方(印度)文化的薈萃集成。據專家總結，270

多元文化交融與文化創意產業開發 1510 年至 1550 年，果阿教堂建築主要是羅馬風格移植；1550 年至 1660年，歐洲風格成熟與印度風格起源；1660 至 1760 年，印度風格成熟；1760 至 1850 年，最終形成印度與歐洲風格相結合的特定類型。7 正是這種文化意義上的薈萃集成，成就了果阿宗教建築的不凡價值：“在人類建築歷史和人文歷史上，果阿的教堂建築具有獨特的地位。當歐洲的建築風格移植到印度本地的時候，印度建築傳統以及觀念深入到了這些建築中而發生了蛻變，並因此產生了一種兼具東西方兩種風格的藝術形式。這些在亞洲土地上的壯麗紀念碑式建築物至今仍激發着人們的思古之幽情以及無窮的感歎和想像。”8 4. 獨特新穎多元文化在形成過程中不僅體現出上述優勢(豐富多彩、和諧協調、薈萃集成)，而且將導致一個必然的結果：形成獨特新穎的全新文化現象。上文提及的印度果阿，就有學者認為，葡萄牙在印度果阿的四百多年統治已經造就了一種嶄新的文化現象，並將其稱之為“第三種文化(The Third Culture)”9 第三種文化既繼承了作為其源頭的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源文化，又明顯區別於來源的固有文化，因而體現出明顯的新穎性和獨特性。在澳門就有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新口岸南端海面上有一尊觀音菩薩塑像。“觀音菩薩在佛教聖地隨處可見，澳門的望海觀音卻與眾不同：凹凸有致的身材苗條挺拔，頷首微笑的姿態清新秀麗，輕盈的服飾仿佛正隨着海風飄逸飛揚。這座觀音像由葡萄牙雕塑家李潔蓮設計，南京晨光集團遵命鑄造，難怪她凝聚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不同元素，成為多元文化的象徵”。10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往往以獨特新穎的形式展現而更具魅力。二、文化創意產業的外延與內涵在回顧了文化與多元文化的基本觀點之後，有必要進一步探討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概念，搞清楚文化創意產業的內涵與外延。 271

文化產業篇 (一) 相關概念比較儘管文化創意產業的興盛為時不久，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對於這一事物的理解不盡相同，習慣沿用的概念也有所差異。現時人們使用較多的是三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創意產業、文化產業、文化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是英國較早提出的一個概念。早在 1997 年 5 月，“英國首相布萊爾為振興英國經濟，提議並推動成立了創意產業特別工作小組(Creative Industry Task Force)。這個小組於 1998 年和 2001 年分別兩次發佈研究報告，分析英國創意產業的現狀並提出發展戰略；1998 年，英國創意產業特別工作組在出台的《英國創意產業報告》中首次對創意經濟進行了定義，將創意經濟界定為‘那些從個人的創造力、技能和天分中獲取發展動力的企業，以及那些通過對智慧財產權的開發可創造潛在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活動’。”11 “文化產業”這一術語產生於 20 世紀初，始見於德國學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之中”。12 它的英語名詞為Culture Industry，可以譯作文化工業，也可以譯成文化產業。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文化產業有不盡相同的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薦過一個定義：“文化產業就是按照工業標準，生產、再生產、儲存以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13 在中國大陸地區，民間的用法出現於21 世紀初，2003 年國家文化部發出《關於支持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將文化產業定義為“從事文化產品生產和提供文化服務的經營性行業”14。 “文化創意產業”是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產生的以創造力為核心的新興產業，強調一種主體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個人(團隊)通過技術、創意和產業化的方式開發、行銷知識產權的行業”15。華文世界的“文化創意產業”概念較早由台灣方面提出。在台灣 1995 年的“文化產業研討會”上，學術團體“文建會”提出了“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口號，逐漸得到政界、學界和商界的普遍認同。2002 年 5 月，“台灣‘行政院’開始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列為《挑戰 2008：‘國家’發展272

多元文化交融與文化創意產業開發重點計畫(2002-2007)》的子計劃，透過行政力量為文化創意產業營造發展環境，推動產業發展。”16 (二) 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眾說紛紜，然而，經過十多年的實踐與探索，根據上文介紹的三種相關概念的比較，“雖然其定義迄今尚無定論，但人們對於文創產業的內涵逐漸有所共識，即包含着‘文化’、‘創意’和‘產業’三個要素。通俗地說，對某種形式的文化進行創造性的加工處理或運作，使之形成具有顯著市場效益的經濟門類，便是文化創意產業。”17 這一表述大致也適用於上文提及的創意產業與文化產業。至於文化創意產業的外延，英國在 1998 年正式提出創意產業概念時，已經對這一產業的外延作過歸納和概括。他們認為，“文化創意產業主要包括廣播影視、動漫、音像、傳媒、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工藝與設計、雕塑、環境藝術、廣告裝潢、服裝設計、軟件和電腦服務等方面”。18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則將“文化遺產、出版印刷業和著作文獻、音樂、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音頻媒體、視聽媒體、社會文化活動、體育和遊戲、環境和自然等十類”歸入文化創意產業。19 在其他一些國家，還有多種不盡相同的分類標準。因而有學者認為，“由於民族文化經濟背景不同，學術理論的國家界限必然會影響到不同國家對文化產業的界定分類和態度”20。仔細考察上述分類方案引申出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外延，我們發現其中暴露出一些不足之處。倘若承認合格的文化創意產業必須同時具備“文化”、“創意”和“產業”三大要素的話，那麼，上述分類的依據主要是行業差異，多數類別稱為“文化產業”還說得過去，但究竟是否具有“創意”卻不得而知。直白地說，並非所有歸入文化創意產業的上述門類，或者這些門類中的所有個體，都具備創意元素而堪稱“文化創意產業”的。從哲學意義上說，歸納綜合未必能改變事物的本質屬性。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家恩格斯曾經指出：“把鞋刷子綜合在哺乳動物的綜273

文化產業篇合體中，那它決不會因此就長出乳腺來。”21 這個形象而又生動的比喻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文化創意產業內涵與外延的關係。綜上所述，將文化創意產業的內涵與外延結合起來思考，可以概括出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屬性：文化創意產業是對文化要素進行創造性的加工運作，使之產生顯著經濟效益的產業。對於文化創意產業而言，文化是內涵，創意是靈魂，產業是載體。三、文化創意產業的開發途徑對文化創意產業本質的理解有助於探索其開發途徑。從多元文化的角度思考，可以將文化創意產業的開發視為一種文化交融現象，即通過創意方法促使異質文化(包括同質文化中的不同元素)集成融合，充分發揮多元文化的固有優勢，逐步實現豐富多彩、和諧協調、薈萃集成和獨特新穎。從工作機制上看，文化創意產業的開發是通過創意將固有的文化資源重新配置，使之經過量變逐漸實現質變的飛躍，產生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從操作程序來看，有四種創造性配置文化資源的方式，堪稱催生文化創意產業的有效途徑。它們是：借鑒移植，疊加組合，改造更新，集成創新。僅以案例為證簡要概括如下： (一) 借鑒移植借鑒移植是指提取已有事物或其一部分的基本特徵，將之移植到新事物中，促使產生面目一新的效果。北京世界公園正是借鑒移植形成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功案例。世界公園位於北京豐台區，投資 1.5 億元興建，總面積達 46.7 公頃。1991 年動工，1993 年 9 月正式開放。園中按照五大洲版圖劃分景區，彙集了四十多個國家百多處景觀的微縮建築，包括法國埃菲爾鐵塔、巴黎聖母院，美國林肯紀念堂、白宮，印度泰姬陵，埃及金字塔，澳大利亞悉尼歌劇院，中國萬里長城等。景點的建築材料盡可能仿照原物，製作精湛、外274

多元文化交融與文化創意產業開發觀逼真，保持了原有風貌。公園裏的水系按照五大洲版圖、仿照四大洋形狀設計，獨具匠心而蔚為壯觀。現今在世界各地，類似北京世界公園的移植縮微型綜合景區已經不少，借鑒移植也成為文化創意產業開發的一種有效途徑。 (二) 疊加組合疊加組合是指將不同事物的優質因素組合起來，造成優勢疊加、精華薈萃的效果。這方面可以列舉的典型案例是影片《功夫熊貓》。這是一部以中國功夫為主題的美國動作喜劇電影，講述了一隻名叫阿寶的笨拙熊貓在朋友們的幫助下逐漸成長為武林高手，終於戰勝邪惡勢力的故事。整部影片以中國古代為背景，外景、佈景、服裝、食品等均體現中國元素。故事的情節十分簡單，甚至有點司空見慣。但由於將“熊貓”和“功夫”兩大中國元素巧妙地組合在一起，竟然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該片由約翰‧斯蒂芬森和馬克‧奧斯本導演，工作團隊精英彙聚，就連配音演員陣容也十分強大，其中包括傑克‧布萊克、成龍、達斯汀‧霍夫曼、安潔莉娜‧裘莉、劉玉玲等國際巨星。影片 2008 年 5 月一上映便風靡全球，很快就在世界各地獲得超過 6.3 億美元的票房價值。我們不得不佩服美國的電影藝術家，是他們用創意將中國的精華元素疊加組合成美國的成功文化創意產品。此類“強強聯合”的方式亦已成為文化創意產業開發的又一有效途徑。 (三) 改造更新改造更新是指在原有載體的基礎上進行變革性的改造，賦予全新的內容，使之質變昇華。這方面的成功案例是利用老廠房、老倉庫等陳舊建築，經過創造性的更新改造，打造成各種形式的文化產業。最早的文化創意產業往往就是這樣興起的。美國 20 世紀 50 年代後期建立的“孵化器”產業園，60年代以後出現的紐約蘇荷藝術區，以及英國曼徹斯特科學與工業博物275

文化產業篇館、北京 798 藝術園區、上海 1933 老場坊等，都是很成功的案例。在利用老廠房、老倉庫的基礎上，人們又把注意力逐漸轉向傳統的民居。上海的田子坊、新天地等，就是利用 20 世紀前期的石庫門式老建築改造成的現代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皖南的西遞、宏村等不僅被列入世界遺產，而且依託徽派民居創建成旅遊、休閒、餐飲、商貿等相結合的綜合性文創產業集聚區。21 世紀以來，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採用相似的方法，開發出不勝枚舉的此類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體現出具有時代氣息的發展潮流。 (四) 集成創新集成創新是指將具有內在聯繫的相似文化資源和產業集中起來，形成規模效應，促使從量變轉化為質變的飛躍。這一途徑的本質是多元文化集成造成的整體化效應：整體的功能遠大於各組成部分功能之和。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誕生正是集成創新的成果。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本質特徵主要有四點：“第一、空間集聚”，“第二，資源共享”，“第三，功能集成”，“第四，創意立園”。22 這四大特徵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能為文化產業的發展興盛奠定基礎並提供有利條件。文化創意產業集成的整體化效應將有效地推進文化大都市建設。上海正朝着這一方向努力邁進。2011 年，“上海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人員118.02 萬人；實現總產出 6,429.18 億元，比上年增長 16.9%；實現增加值 1,923.75 億元，比上年增長 13%，高於全市GDP增幅 4.8 個百分點；佔上海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 10.2%，比上年提高 0.27 個百分點；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 15.5%”。23 在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的基礎上，上海於 2011 年正式提出“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的戰略目標。有學者提出，國際文化大都市具有五大共同特徵，即：“文化多樣性”、“文化包容性”、“文化參與性”、“文化創造力”和“文化影響力”。24 紐約、倫敦、巴黎等城市的歷史經驗表明，國際大都市強調的文化，無疑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是文化發展和文化創新的策源276

多元文化交融與文化創意產業開發地”，“創新離不開多元文化的滋養”。25 我們深信，隨着上海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的進程不斷深入，文化產業的發展路徑將更為清晰，創意產業的強勁生命力將愈加彰顯，文化創意產業的巨大社會經濟效益也將得到更加充分的發揮。四、結語追根溯源，多元文化是指具有兩個以上來源、同時具備兩種以上不同基本要素或組成成分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體系。多元文化的本質是異質文化的共存。文化創意產業則是指對文化要素進行創造性的加工運作，使之產生顯著經濟效益的產業。對於文化創意產業而言，文化是內涵，創意是靈魂，產業是載體。因此，文化創意產業開發的本質是文化的。從多元文化的角度思考，可以將文化創意產業的開發視為一種文化交融現象，即通過創意方法促使異質文化(或同質文化中的不同元素)集成融合，充分發揮多元文化的固有優勢，逐步實現豐富多彩、和諧協調、薈萃集成和獨特新穎。從工作機制上看，文化創意產業的開發是通過創意將固有的文化資源重新配置，使之經過量變實現質變的飛躍，產生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文化未必能成產業，產業未必有文化，文化形成產業的過程未必有創意。應當追求的是：文化、創意和產業的有機結合。 (原載於《澳門理工學報》2014 年第三期) 277

文化產業篇 278 註釋： 1 見“文化＂詞條，載於百度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 2 同上註。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北京：商務印書館，2002 年。 4 吳爽、寧智偉、郭小紅：《試論古蜀文化的開放性──以三星堆文化為例》，載於《內江師範學院學報》，2008 年第 1 期。 5 童喬慧、盛建榮：《澳門城市規劃發展歷程研究》，載於《武漢大學學報》(工學版)，2005 年第 6 期，115-119 頁。 6 劉托：《澳門建築的文化闡釋》，載於《出版參考》，第 35 期，2005 年。 7 李嘉曾：《文化碰撞視角下的印度果阿》，載於《群言》，2009 年第 11期，第 38-43 頁。 8 顧衛民：《果阿》，上海：上海詞書出版社，2009 年，第 193 頁。 9 Alberto de Noronba (2006). The Third Culture: Some Aspects of the Indo-Portuguese Encounter. Panjim: Third Millennium. 10 李嘉曾：《望海觀音禮贊》，載於《揚子晚報》，2012 年 7 月 2 日。 11 見“創意經濟＂詞條，載於 MBA 智慧百科：http://wiki.mbalib.com/wiki。 12 見“文化產業＂詞條，載於百度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 13 同上註。 14 文化部：《文化部關於支持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若干意見》，載於人民網：http://artbank.people.com.cn/n/2012/1019/c209283-19323520.html。 15 見“文化創意產業＂詞條，載於百度百科網站：http://baike.baidu.com。 16 陳伯禮、徐信貴、高長思：《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營造及其啟示》，載於《華東經濟管理》，2011 年第 11 期。 17 李嘉曾：《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必要準備》，載於《澳門月刊》，2010 年第 10 期，第 18-22 頁。 18 同註 11。

多元文化交融與文化創意產業開發 279 19 金冠軍鄭涵主編：《文化創意產業引論》，北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年，第 8 頁。 20 同上註。 21 恩格斯：《反杜林論》，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 年。 22 李嘉曾：《澳門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選擇》，載於《澳門日報》，2012年 4 月 25 日，E6 版。 23 花建：《面向國際文化大都市：上海文化產業的重點和前瞻》，載於蒯大申主編：《上海文化發展報告(2013)：加快建設國際文化大都市》，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年，第 201 頁。 24 蒯大申、鄭崇選：《上海國際文化大都市建設的內涵及其實現路徑》，載於蒯大申主編：《上海文化發展報告(2013)：加快建設國際文化大都市》，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年，第 18-23 頁。 25 同上註。

澳門需要甚麼樣的文化品牌？第十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簡稱“文博會”)定於2014 年 5 月 15 日至 19 日在深圳舉行。其間中南大學中國文化產業品牌研究中心將與光明日報社和紅網合作，舉辦一年一度的中國文化品牌發佈活動，同時舉行《中國文化品牌發展報告(2014)》首發式。國際國內的文化品牌研究工作已經如火如荼，對各地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產生了強勁的推動作用。澳門理當從中受到啟發，得到借鑒，更好地促進本澳文化產業的迅速興起與健康成長。由此連想到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澳門需要甚麼樣的文化品牌？一、文化品牌價值無限為了深刻理解文化品牌的價值，讓我們從品牌講起。 “品牌”是一種商品及其生產經營者綜合品質的體現和代表，是消費者對於企業及其產品、售後服務與文化價值的一般認知與總體評價。品牌由名稱及其標誌組成。品牌標誌是品牌的直接載體，一般包括名詞、符號和圖案(其法律表現形式即為商標)，以及相關的象徵、設計或上述元素的組合。品牌體現企業及其商品的個性特徵，正是憑藉品牌的個性，企業得以使自己和自己的商品(或服務)與其他的企業和商品區分開來，從而帶來溢價，產生增值。例如，1886 年 5 月 8 日，由美國人約280

澳門需要甚麼樣的文化品牌？翰‧彭伯頓發明的新型飲料在亞特蘭大問世，被命名為 Coca-cola(中譯名可口可樂)。在此後的一百多年間，由於口感獨特、營銷方式獨特，可口可樂的銷售逐漸遍佈全球。時至今日，每一秒鐘時間內全世界銷售的這種飲料竟多達 19,400 瓶(罐)，可口可樂也因此已成為舉世聞名的品牌。至 2013 年底，可口可樂榮登世界品牌榜第三名的寶座，品牌價值達到 549 億美元。可口可樂的案例有助於人們正確理解品牌的價值所在。許多現代企業之所以看重品牌建設，正是因為看似無形資產的品牌能夠為品牌主體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益和轟轟烈烈的社會效益。然而，品牌價值的實現必須得到社會承認，因此，品牌認定或評選工作便相應問世。1999 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學者羅伯特‧蒙代爾參與創建的世界經理人諮詢有限公司，其下屬機構“世界品牌實驗室”近年致力於世界範圍的品牌研究與評估，已經成為全球五大權威性的品牌評估機構之一。世界品牌實驗室 2013 年 6 月發佈的第十屆《中國 500 最具價值品牌》的排行榜顯示，中國工商銀行以 2,416.85 億元的品牌價值榮登榜首，國家電網和中國移動通信分列第二、第三名，中央電視台 CCTV 位居第四。從發展歷史來看，品牌是首先從物質商品領域誕生，然後逐漸向精神領域擴散延伸的。品牌(英文單詞為 brand)的詞源是古斯堪的納維亞語中的詞彙“brandr”，意為“烙印”，是指當時西歐遊牧民族的牧主們用燒熱的印章在牲畜背上烙出印記，以表明對牲畜的所有權而與他人的財產進行區分。這一概念一旦被引入近現代商品生產和流通領域，便開始被賦予精神屬性，增加了文化內涵。於是品牌逐漸從商品的物質形態中昇華，也超越了商標的限制，成為企業及其特定產品的品質功能、服務質量、文化內涵及整體實力的總和與象徵。由馬雲創建、於 1999 年正式運營的阿里巴巴電子商務公司，並不生產具體的物質商品，其主要業務只是提供網上交易市場平台。2003 年 5 月阿里巴巴建立個人網上交易市場平台淘寶網，2004 年 10 月成立支付寶公司，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也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據 2013 年中國投資銀行的評估，阿里巴巴品牌的價值大概在 700 億至 800 億美元之間。 281

文化產業篇阿里巴巴的案例告訴我們，品牌的經濟價值與文化內涵密不可分。20 世紀後期以來，在文化產業和創意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文化品牌登上了世界經濟的大舞台。時代華納、迪斯尼、貝塔斯曼等年收入達數百億美元的外國文化品牌企業不勝枚舉。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深入，中國的文化品牌也逐漸發展壯大，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建設騰飛的有生力量。為了扶持和引導我國文化產業與文化品牌的健康發展，對文化品牌開展系統研究與推介的工作應運而生。在這一領域，中南大學中國文化產業品牌研究中心無疑是先驅者。中南大學是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著名學府，是名列 211 和 985 系列的重點高校。在我國文化產業學科建設的領頭人、國家級名師歐陽友權教授的率領下，中南大學於 2006 年 4 月率先創建中國文化產業品牌研究中心，開啟了對中國文化產業和文化品牌進行研究、評估和宣傳的事業。8 年來，中國文化產業品牌研究中心出版了 8 部以年度為單位的《中國文化品牌報告》，還數次發佈了《中國文化品牌價值排行榜》。文化品牌遴選和排行是科學性與公正性相結合的系統工程。中國文化產業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歐陽友權教授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年度文化品牌的遴選標準是：“依據‘經濟體量、年度業績、業界聲譽、社會影響、品牌價值’的總原則，經傳媒舉薦、團隊調研、專家評審、公示反饋等環節”，才能“遴選出位居我國文化產業各行業前列的頂尖級的年度文化品牌進行總結和推介”。在借鑒世界最有價值品牌評價方法的基礎上，中國文化產業品牌研究中心提出了“中國最有價值文化品牌榜”的評估體系，其核心內容有兩點。一是確定參評對象的基礎條件：是中國自己的文化品牌；按照銷售收入和利稅兩大指標排名居於行業領先地位；是進入市場的消費品類文化品牌；同時也必須同意進行必要的數據採集。二是設定了可供量化考核的品牌價值計算公式，這一公式的簡單表述形式為：P = M + S + D。其中 P 是文化品牌的綜合價值，M 為品牌的市場佔有能力，S 為品牌的超值創利能力，D 為品牌的發展潛力。 282

澳門需要甚麼樣的文化品牌？經過科學而細緻的調查研究、數據採集、精心計算和公示驗證，中國文化產業品牌研究中心歷年發佈的《中國文化品牌報告》和《中國文化品牌價值排行榜》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例如，《中國文化品牌發展報告(2013)》遴選和發佈了 30 個在不同門類的領域中具有引領意義的年度文化品牌，其中包括《人在囧途之泰囧》、《後宮甄嬛傳》、《中國好聲音》、《南方週末》、華聲在綫、優酷網、故宮、《舌尖上的中國》等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品牌。該報告的分類業態報告還分別對電影業、電視業、新媒體業、報業、出版業、期刊業、廣告公關業、演藝業、動漫遊戲業、數字出版業、會展業、藝術拍賣業、文化旅遊業、對外文化貿易業、文化產業園區等 15 個業態的年度整體狀況與發展趨勢作出宏觀解析，總結了各產業門類品牌的成長規律和成功經驗，對我國各類文化品牌的發展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新一年度的文化品牌發展報告與排行榜發佈在即，人們正翹首期盼，拭目以待。二、澳門文化品牌前途無量由世界和中國內地文化品牌的現狀與發展趨勢聯想到澳門的實際情況。一言以蔽之：澳門發展自己的文化品牌既十分必要，又極具可能。之所以必要，一方面是因為迄今為止文化品牌建設尚未在本澳引起足夠的重視，使得一些原本很有價值的文化資源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為澳門在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過程中，需要調整經濟結構，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而文化產業恰恰在首選目標之列。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澳門作為中西文化薈萃集成之地，興辦文化產業得天獨厚；而近年來特區政府已經將發展文化產業等新興產業列入施政目標。在實踐中，文化產業已經在澳門逐漸興起，其中亦已湧現出一些質量較高、效益較好、社會影響較廣的文化產品，正在逐漸形成知名度較大的文化品牌。所以說澳門文化品牌建設正當其時，前途一片光明。 283

文化產業篇考察澳門文化資源和文化市場的歷史沿革與現狀，建議從以下三個市場類型入手打造文化品牌。一是文化商品市場。文化商品市場是指具供具有文化實物形態文化商品的消費資料市場。按照慣例，文化商品市場包括十多個子系統，主要有圖書市場、報紙市場、期刊市場、音像市場、軟件市場、美術市場、文物市場、郵幣卡市場、花卉市場、寵物市場、娛樂用品市場等。在這些領域，澳門雖然不是空白，也出現了一些頗具影響的品牌，如報紙市場中的《澳門日報》等，但從總體上看，還比較薄弱。澳門沒有上規模的圖書出版機構，缺乏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期刊，音像、軟件、美術品市場相對薄弱，雖有商家經營文物、郵幣卡、花卉、寵物和娛樂用品，但都規模較小，不成氣候。其實上述市場在澳門的准入條件並不高，政策比較寬鬆，應當充分發掘本地的優勢，選擇一些有利的行業作為突破口，重點開發，培育知名品牌。例如，澳門的郵票設計與發行一向頗具特色，不妨放開手腳，引導郵品市場做大做強，扶持相關的文化品牌早日形成。二是文化服務市場。文化服務市場是指提供文化勞務項目的消費市場。文化服務的內容應屬於無形的精神產品，但其服務形式則是文化勞務活動以及借助於實物、設備等進行的輔助性文化勞務活動。主要的文化服務市場包括演出市場、娛樂市場、展覽市場、會議市場、旅遊市場、影像市場、電影市場、廣播市場、電視市場、網絡市場、教育市場、諮詢市場、廣告市場、設計市場等子系統。在澳門的若干文化服務市場，如演出市場、會展市場、旅遊市場等領域，已經湧現出一些知名品牌。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大型水上匯演《水舞間》。該節目由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精心打造，邀請全球聞名的靈感創作大師佛朗哥‧德拉戈先生親自創作和執導，投資 20 億元，經過五年籌劃和兩年排練才得以和觀眾見面。節目的劇情並不複雜，只是吸收了東西方文化的元素，套用了古老的愛情傳說，卻運用了體操、雜技、跳水、潛水、舞蹈、花樣游泳、藝術體操、車技等多種藝術與體育表現形式，特別是應用了聲、光、電、電腦和多媒體等多種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為觀眾提供了一場氣勢磅礴284

澳門需要甚麼樣的文化品牌？ 285 而又別開生面的獨特表演。該節目問世 3 年多以來，已有近 200 萬人次觀看過演出，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在會展領域，迄今已經舉辦過 18 屆的“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2013 年 10 月舉行的第 18 屆 MIF 共設立逾 1,900 個展位，吸引了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參展商參會，共安排配對洽談超過 2,000 場，較上年增長 11.69%；簽約項目達 98 個，比上年增長 11.36%。實踐表明，澳門的文化服務市場方興未艾，一定會湧現出更多類似《水舞間》和 MIF 的知名文化品牌。三是文化資源市場。文化資源市場是指提供文化生產經營活動所需要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市場，主要包括自然資源市場、人文資源市場、文化物資市場、知識產權市場、文化人才市場、文化資本市場等子系統。在這些方面，澳門得天獨厚的領域是人文資源市場和文化資本市場。澳門在近代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特殊經歷積澱了豐富的人文資源，正是賴以開發知名文化品牌的基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一些建築和景點，如大三巴牌坊、媽閣廟、鄭家大屋、盧家大屋、大炮台等；相繼被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些項目，如粵劇、道教科儀音樂、南音說唱、魚行舞醉龍、媽祖信俗等，都已經或有可能成為開發文化產業的載體與依託。只要精心設計，傾情打造，與實力雄厚的文化資本市場有機地結合起來，就一定能培育出既具有本地特色和代表性，又能享譽國際、風靡全球的文化品牌。 (原載於《九鼎》2014 年第 4 期)

對澳門文化產業基金的期望據《澳門會展經濟報》2012 年 10 月 25 日報導，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張裕司長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政府將“撥出兩億元支持文創發展”，設立的“文創基金(或稱文化產業基金)”“預計年底完成法律程序”，“相關法規通過後就能運作”。消息傳來，本澳文化產業界人士莫不拍手稱快。其實早在 2011 年中，政府有關部門的多位負責人就陸續透出風聲，即將在 2012 年間設立“文化產業基金”，經過一年多的醞釀、籌備，終於有所突破，即將大功告成。好事多磨，所以值得祝賀。對於許多人來說，雖然感覺到文創基金的設立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是未必瞭解和理解這一新生事物。所以有必要首先正確認識其特徵與功能。一、正確把握文創基金的特徵基金是指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設立的、具有一定數量的資金。無論是政府、企業、社會團體甚至個人，都可以設立基金。澳門政府即將設立的文創產業基金，應當是一種公益性為主的政府基金，至少在初期如此。亦即由政府撥款啟動，主要用於特定的目的──扶持、支撐和促進本澳文化產業的發展。 286

對澳門文化產業基金的期望從政府基金的共性和特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澳門即將出台的文化產業基金應當具備以下五個特徵。首先是公益性。公益性是指基金不以投資增值為目的，而是用於支持某種社會事業(含產業)。前已述及，澳門文化產業基金將是由政府投資設立的基金，不需要向社會集資，也不向社會提供投資渠道，因此，必須堅持以公益性為主要性質。該基金的主要職能，應當是為符合條件的社會申請項目提供資助，原則上不需要申請者支付費用，一般也不要求作出回報。這種不帶私利的社會公益性將是澳門文化產業基金強大的生命力所在。正如張裕司長近期所指出的：本澳設立的文創基金“旨在加大支持文化產業”，“以貸款或資助形式輔助業界，讓業界逐步成長”。其次是導向性。儘管不謀求私利，但澳門文化產業基金的設立具有明確的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推動本土文化產業的發展壯大。為了達到這一預期目的，基金在制定相關規章制度時就必須闡明政策，支持甚麼、不支持甚麼；重點支持甚麼、一般支持甚麼；近期支持甚麼、未來支持甚麼；等等，都要闡述清楚。這樣才能有意識地引導區內文化產業朝着正確的方向迅速健康地發展壯大。而要想發揮導向作用，前提是在設立基金的過程中要具有前瞻性，應當對國內外文化產業的形勢和動態有比較全面的瞭解，能夠看準行業的發展趨勢，並且在基金的相關政策中體現出來。再次是風險性。文化產業是直到 20 世紀末才迅速成長起來的產業，在澳門更是新興不久，缺乏足夠的歷史經驗。由自身的性質所決定，文化創意產業在比較生動活潑、富有較強的生命力的同時，也具有一些不穩定因素。例如，競爭比較激烈，變化速度較快，受市場制約比較明顯，抗干擾能力較弱等。在有些情況下，對文化產業的投入有可能遭遇風險，甚至導致失敗。文化產業基金的投入是不可能永遠盈利而成功的，作為政府性的基金，應當在設立之初就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並且通過逐步完善機制和科學管理來提高抗風險的能力。 287

文化產業篇還有可操作性。成功的基金應當超越理論探討與政策規定的層面，進入實質性操作的階段。因此，澳門文化產業基金在實施辦法上應當明確清晰，簡便易行；評審、批覆、發放等工作程序也應盡量刪繁就簡，提高效率。唯其如此，才能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形勢相適應。張裕司長對這一形勢已經有了足夠的認識，他明確指出：“本澳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有信心設立基金後將為文創產業帶來更多支持”。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澳門文化產業基金還應當具備自我完善性。正因為文化創意產業是新生事物，澳門文化產業基金更是首次設立，所以尤其需要與時俱進，漸臻完善。我們應當對文化創意產業充滿信心，相信這一新生事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相信能夠培育出成熟的市場讓文創產業大顯身手。至於文創基金本身，關鍵在於培育自身的造血功能，建立和逐步完善自我發展壯大的機制。關於這個問題，將在後續文章中詳細論述。二、強化管理才能優化文創基金功能澳門文化產業基金要想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必須不斷地自我完善；而自我完善需要抓住兩個核心環節，一是管理強化；二是功能優化。讓我們先討論文創基金的強化管理問題。作為一種政府基金，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基金由政府撥款，足以保證來源充足，沒有斷流的後顧之憂。但是，即便是政府撥款，也不能視為“天上掉餡餅”，還得精打細算，倍加珍惜。對基金管理的強化要從兩個方面入手：法制化管理與科學化管理。我國內地對政府性基金的法制化管理一向十分重視，2010 年 9 月國家財政部發佈《政府性基金管理暫行辦法》，規定了對政府性基金“實行中央一級審批制度，遵循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同時也規定要“全額納入財政預算，實行‘收支兩條綫’管理”。這一暫行辦法還從“申請和審批”、“徵收和繳288

對澳門文化產業基金的期望庫”、“預算、決算”，以及“監督檢查和法律責任”等方面進行了規範。國家一級政策法規的完善無疑有利於對基金的法制化管理。澳門應當參照中央政府的做法，在文創基金出台之時就考慮相關法規的配套問題，使之“有法可依”，早日走上法制化的軌道。在此基礎上，則要致力於探索文創基金管理科學化的問題。管理學的經典理論認為，管理具有計劃、組織、指揮、控制、協調等基本職能。如何既使這些職能得以有效發揮，又不至於使受管理者的行為和積極性受到限制，這裏面大有學問。其核心是管理的科學化。所謂管理科學化，是指採用先進的思維方法，吸收當代科學技術中新興門類的新理論、新技術或新手段，用以解決傳統的管理學問題。管理科學化體現時代發展趨勢，往往能獲取顯著的效果。管理科學化也是管理學的普遍原理與管理對象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必然結果。澳門有自己的特殊區情，澳門文創基金也有自身的特點。誠如張裕司長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表示的：“鄰地經驗有別本澳，深圳有充裕的土地空間，且有不少古色古香的建築物，加以利用就能成為創意產業園區並招商。”而澳門的自然資源不能同深圳等鄰區相比，所以“本澳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有信心設立基金後將為文創產業帶來更多支持”。從澳門的實際情況和文創基金的性質特徵出發，對澳門文化產業基金進行科學管理的關鍵是遵循新思路，實行分類管理。具體地說，可以將本基金劃分為既互有聯繫又互有區別的三大板塊，即：“研究開發基金”、“創業生產基金”與“產業化基金”。 “研究開發基金”簡稱研發基金，用於支持文化項目，特別是文化創意項目的調查、研究、策劃、設計與初步開發。此類項目的主要成果將是可行性報告、策劃書、設計方案、項目計劃、模型、發明與專利等。基金對這類項目的支持面應較廣，但支持力度較低，風險性也較大；與此同時，並不指望這些項目馬上產生經濟效益，也不需要從中得到回報，從而較多地體現公益性。然而，文化產業基金不是慈善事業，也要289

文化產業篇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兼顧，因此，需要成立權威性的評審機構(真正的專家為主)，慎重評審和批准研發類文化項目的申請。 “創業生產基金”用於支持符合條件的文化(創意)項目逐步進入生產階段，從成果向產品轉化，從設計向中試和生產(活動)轉化。獲得本類基金支持的項目應當具備從構想或設計向活動或產品轉化的能力，項目實施的最終成果應當達到能夠小批量生產，或者能夠開業或正式舉辦活動的水平。基金對於此類項目的支持面要適中，支持力度稍大。為了規避風險，可以制定相關政策，基金發放分階段進行，在中期檢查評審後根據項目進展情況確定繼續支持還是撤銷立項。 “產業化基金”用於支持已進入創業生產階段的優秀文化(創意)項目逐步轉入大批量生產、大規模運作，實現產業化。對此類項目的支持力度要較大，政策優惠要更加明顯。但對項目的評審批准要從嚴掌握，同時可以制定配套的政策，建立此類項目產業化進程中獲取經濟效益後的返還機制，從而促進基金的自我完善。但願通過科學化的分類管理，使澳門文創基金的功能得到不斷優化，得以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三、文創基金的自我完善機制文化創意產業基金即將設立的消息傳開之後，許多與之相關的企業、事業單位和社團無不感到分外高興並有所期待。他們紛紛表示，希望“本地文創基金盡快出台，以貸款獲資助形式輔助業界，讓業界初步成長”。有些企業甚至作出了具體的估算：“本地市場小無法大量生產，小批量生產成本貴，加上本地品牌剛起步無法投入大量資金生產……生產一批產品最少花費 30 萬。業界在無法估計市場之餘，更無法承擔開支。”由此觀之，社會對於即將問世的文化創意產業基金是寄予厚望的。 290

對澳門文化產業基金的期望那麼，澳門的文創基金能不能不負眾望而有所作為呢？這個問題既取決於基金主體的科學管理，又取決於基金本身的運作機制。科學管理的問題前文已經有所論述，本文就來集中討論運作機制問題。儘管澳門政府支持文創產業的決心很大，而且經濟實力又無比雄厚，保證文創基金的充足資金來源自然不成問題；但是，中國有句俗話叫“坐吃山空”，表明即便是再富有的人家，只是一味無度地消耗而沒有適當的補償機制，總有一天會消耗殆盡的。因此，為了使澳門文創基金長盛不衰，永葆青春，必須建立自我完善機制。澳門文化產業基金自我完善的有效途徑是功能優化，其核心便是“培育造血功能，建立和逐步完善自我發展壯大的機制”。具體言之，澳門文創基金應當建立適宜的“返還機制”、“流通機制”和“補償機制”。這些機制主要適用於前文所建議的能夠產生經濟效益的第三類基金──“產業化基金”。 “返還機制”是針對產業化基金板塊專門建立的基本運作機制，其內容是規定得到產業化基金支持的項目，一旦獲得經濟效益，應將盈利部分按照適當的比例予以返還。這個比例不一定很高，但一定要體現獲得基金支持的項目在投產受惠後對社會做出的應有回報。收回的返還資金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用於補償產業化基金的支出(即逐步沖抵當初的資助額度)，使產業化基金的總量保持穩定而不至很快削弱；另一部分可以轉入另外設立的“商業化基金”進行運作。這裏提到的“商業化基金”，是指將盈利的產業化項目返還的部分資金用作商業用途而建立起來的開放型基金。而所謂“流通機制”，就是發揮商業化基金的融資投資功能，對社會開放(有償銷售或借貸)，使之進入流通狀態。在流通過程中使這部分資金逐步增值，盡可能產生較大的經濟效益。可以將商業化基金視為產業化基金的子系統，同時事先規定子系統對母系統的返還規則，當商業化基金壯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即應提取適當的比例回報母系統，進一步保證產業化基金的長期穩定。 291

文化產業篇 292 “補償機制”是指將商業化基金的新增價值一分為二，一部分留存在商業化基金內，使之逐步擴大；另一部分用於回饋母系統“產業化基金”(這一點上文已經敘述)，同時還可以用作補償完全沒有回報的“研發基金”和基本沒有回報“創業生產基金”兩個板塊。總體目標是逐漸沖抵、減少政府對文創基金的投入，直至完全市場化。如果政府對文創基金的投入部分不需要沖抵，則可將商業文化基金通過運作產生的盈利部分全部回歸商業化基金，使之逐漸做大做強，發揮更大的作用。由於澳門特區政府有自己的特定政策，規範了財政收入，特別是博彩業收入的用途；同時也具有強大的經濟後盾，長期保持雄厚的經濟實力，因此很可能不需要放出的文創基金有所回報。鑒於此，澳門文創基金就將在發揮其經濟功能的同時，更加彰顯其社會功能。有望在不久的將來，由於澳門文創基金的有效運作，既扶持了一大批有特色、有競爭力的文化創意產品陸續問世，又推動了本澳文化創意產業的興旺發達，切實地改善固有的經濟結構，真正有利於特區經濟的適度多元化。總之，由文化創意產業的強大生命力決定，文化創意產業基金也必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我們期待着即將出台的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基金通過自我完善機制而不斷優化功能，成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壯大的強勁推動力。 (原載於《澳門會展經濟報》2012 年 11 月 1 日、8、29 日第 3 版)

休閒產業要滿足精神與物質的雙重需求 ──倫敦泰晤士河濱旅遊休閒業對澳門的啟示倫敦不僅是與紐約、巴黎、東京齊名的世界四大都市之一，而且是全球聞名的旅遊勝地。為了學習借鑒倫敦發展旅遊休閒產業的成功經驗，2012 年 6 月間，我們根據澳門基金會資助項目的研究計劃，專程赴英國訪問，考察了一系列旅遊休閒與文化創意產業，尤其是在倫敦泰晤士河濱進行了重點調查。所見所聞與文獻研究使我們逐漸形成一個觀點：休閒產業應當力求滿足消費者精神上與物質上的雙重需求，捨此便不可能建設世界一流的旅遊休閒中心。一、倫敦泰晤士河濱的歷史地理概況首先讓我們來同回顧倫敦泰晤士河濱的歷史與地理概況。 12 世紀時，諾曼人統治下的倫敦成為英格蘭首都。14 至 17 世紀期間，倫敦先後發生瘟疫、戰爭和大火等天災人禍，遭受重創而發展緩慢。17 世紀後半葉開始，特別是 18 世紀 20 年代以後，倫敦在近 200 年的時間內突飛猛進，至 20 世紀初已經擁有 660 萬人口，成為世界最大都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倫敦在戰爭的創傷中重新崛起，50 年代汽車與飛機製造業、航運、金融、貿易與商業全面繁榮。倫敦不僅是英國的首都，而且成為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293

文化產業篇倫敦的發展與興盛同泰晤士河休戚相關。發源於英格蘭西南部科茨沃爾德山區的泰晤士河，總體上由西向東貫穿英格蘭大地而注入北海，被稱為英國的母親河。倫敦城就建在泰晤士河下游兩岸，距出海口約 88公里。倫敦下游的泰晤士河逐漸變寬變深，最寬處竟達到 29 公里，在凱爾特語中意為“寬河”的泰晤士河(Thames River)也因此得名。泰晤士河呈弧形穿越倫敦，先由南向北進入市區，然後漸漸東拐而直奔下游。河道將倫敦市劃分為較小的東南角和較大的主城區兩部分。泰晤士河帶來的便利交通與綺麗自然風光，使倫敦人數百年來沿着河岸興建起無數座經典的宮殿、教堂、博物館、美術館和各式建築，形成了世界聞名的泰晤士河濱風光帶。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高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和朝陽產業的興起使製造業等傳統產業逐漸衰落，倫敦也面臨着產業結構調整的挑戰。在倫敦一向源遠流長的商業、餐飲業、旅遊業等產業，抓住了在新形勢下發揮更大作用的機遇，而傳統悠久的英格蘭土地上又催生出文化創意產業這一新生事物。泰晤士河濱尤其得天獨厚，成為倫敦旅遊休閒的風水寶地。二、泰晤士河濱的旅遊休閒特色倫敦泰晤士河濱主要指東起泰晤士河塔橋(Tower Bridge)，南至蘭勃士橋(Lambeth Bridge)的一段弧形河道及其兩岸地帶。南岸的建築比較靠近河岸，由東往西(西南)的著名建築或景點主要有倫敦市政廳、Shard 大廈、南瓦克大教堂、莎士比亞中心、泰德現代藝術館、南岸藝術中心、FBI Imax 影院、倫敦眼、蘭勃士宮等。北岸的著名建築除矗立在塔橋北端的倫敦塔外，一般離河岸稍遠，由東向西主要有紀念碑、聖保羅大教堂、皇家法院、康凡特花園、特拉法加廣場、唐寧街、大本鐘、議會大廈、威斯敏斯特教堂(亦譯作西敏寺)等。在塔橋與倫敦橋之間的河面上，294

休閒產業要滿足精神與物質的雙重需求還停泊着流動的巨型建築──軍艦與郵輪，增添了別具一格的旅遊景點。這一地段聚集了倫敦數百年間積累起來的精華，往往是旅遊者來到倫敦的首選勝地。塔橋、倫敦橋、南瓦克橋、滑鐵盧橋、威斯敏斯特橋等 9 座各具特色的大橋上總是車水馬龍或者遊人如織，河岸邊的大街小巷裏常常是人來人往、絡繹不絕，而南岸倫敦橋至塔橋之間的女王步行道上，更是遊客摩肩接踵，熱鬧非凡。從旅遊與休閒的角度來考察，倫敦泰晤士河濱區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第一，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結合，內容豐富多彩，充分體現倫敦旅遊休閒業的個性與特色。泰晤士河由南向東從倫敦城區緩緩流過，源源不斷的流水滋潤着周邊的土地，養育着千千萬萬勤勞智慧的英格蘭人。泰晤士河不僅為來往的舟楫提供便捷的航道，而且讓溫暖潮濕的海風順流而上，培育出兩岸草木茂盛的公園和綠地。就在這塊風景秀麗的土地上，倫敦人世代相繼，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建起了橋面可開啟的雄偉壯麗的倫敦塔橋，曾經作為軍事要塞和監獄的威嚴肅穆的倫敦塔，高達 110 米的富麗堂皇的聖保羅大教堂，鐘樓上高懸着大本鐘的哥特式經典建築威斯敏斯特宮(議會大廈)，以及長眠着二十多位英國國王和牛頓、達爾文、狄更斯等著名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等經典建築。這一系列傳世之作凸顯出倫敦人文厚重的歷史積澱。隨着社會的進步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倫敦人也緊跟時代步伐，在泰晤士河畔陸續建起了不少現代化建築。其中有向上逐層懸空、外形危如累卵卻穩如泰山的倫敦市政廳，有如數支利劍般刺破雲天的“碎片”大廈，有聳立在“一平方英里”倫敦金融中心的“玉米棒”大樓，還有可以遠眺方圓 40 公里以內倫敦全貌的世界第三高的觀景摩天轉輪“倫敦眼”。古老與現代的有機結合使泰晤士河濱生機勃發而個性鮮明，也使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趨之若鶩。第二，深刻的文化底蘊與生動的表現形式相結合，用創意有效地提升旅遊休閒產業的內涵。 295

文化產業篇前已述及，泰晤士河濱區是在的深厚歷史文化積澱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倫敦人深知歷史文化遺產的價值，因而也格外珍惜。泰晤士河畔，乃至全倫敦和整個英國有無數個博物館便是例證。不說全球博物館中規模最大的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不說彙集世界各民族工藝美術珍品最多的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 & A Museum)，也不說引領當代藝術新潮流的泰特現代藝術館(Tate Modern)，就連許多主題單一、規模較小的博物館，近年也不斷改造更新，漸臻完善。引進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手段是主要趨勢。泰晤士河南岸塔橋東邊有一座設計博物館，就採用全息影像技術來展示作品的精妙。在大英博物館、科學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等大型博物館中，聲、光、電、影視、多媒體、遙感等技術更是屢見不鮮。上文提及的“倫敦眼”堪稱高科技手段用於旅遊休閒的典範。這座摩天輪由 32 個高科技玻璃太空艙組成，每半小時旋轉一周。最高點離地 135 公尺，在晴朗的日子里可以俯瞰 40 公里方圓內的倫敦全景，諸如大本鐘、白金漢宮、特拉法加廣場、聖保羅大教堂等著名景點全都歷歷在目。在每個太空艙內，還配備了 6 面觸摸屏，供遊客深入探索名勝古跡的奧秘。這些案例表明，深刻的文化底蘊能為旅遊休閒項目的開發奠定基礎，而先進的手段和創意能極大地提升旅遊休閒產業的內涵。第三，滿足物質需求與滿足精神需求相結合，使遊客身心愉悅，皆大歡喜，從而極大地增强旅遊休閒業的吸引力與凝聚力。倫敦人發展旅遊休閒產業的目的非常明確：在滿足遊客物質需求的基礎上，盡力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讓他們在觀光遊覽、品嘗美食、選購精品的同時，獲得身體和心靈兩方面的享受。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不能讓遊客被動地接受現成的安排，而要讓他們積極參與，親身體驗。泰晤士河濱的許多博物館、美術館、畫廊，都設計了讓觀眾參與和體驗的項目。即便是電子講解設備，也會針對不同的對象(如成人或兒童)、不同的需要和時間，提供不同的版本(或詳盡或簡約)，真正體現了為遊客着想。 296

休閒產業要滿足精神與物質的雙重需求為了滿足參觀者的好奇心，不少旅遊休閒項目在深度開發方面動足了腦筋。倫敦橋西側停放着一艘巨大的西班牙式帆船，叫“金色至愛”號(The Golden Hinde)。這是 1577 年佛朗西斯‧德雷克啟航進行環球探險時乘坐船隻的模型。德雷克的探險涉及伊莉莎白女王一世、私掠船、政治陰謀、海難等驚險曲折的故事，也最終使他成為完成環球航海大業的首位英國人。倫敦人圍繞這艘帆船大做文章，不僅讓遊客參觀，而且精心設計了一系列有趣的項目，包括隱私工作坊、都鐸王朝戰爭工作坊、家庭探險、家庭徹夜歷史體驗等，無不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經營者還設置了相關的教育項目，講授與“金色至愛號”有關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化知識。每年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百多所小學、中學或社團參加這些教育項目。同“金色至愛號”類似的項目在倫敦和英國各地還有許多，往往能激發遊客的興趣與愛好，提升旅遊休閒產業的吸引力與凝聚力。三、旅遊休閒產業的本質與澳門的努力方向倫敦泰晤士河濱區的成功經驗使我們對旅遊休閒業的本質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也由此看到了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努力方向。有資料表明，旅遊休閒產業是指“為消費者提供吃、住、行、遊、娛、購等各種服務的綜合性服務產業”。實際上，這個定義還不夠完善，因為它並沒有點明發展旅遊休閒產業的作用與意義。須知旅遊休閒產業是在傳統的旅遊產業基礎上順應時代發展趨勢而衍生出來的新產業，其本質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休閒絕非為了解決溫飽問題，休閒旅遊無疑將比一般的旅遊更注重人們心靈的慰藉與享受，更追求精神上的解放與昇華。國外的實踐表明，休閒業的興起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 GDP 達到 3,000 美元時，往往會引發休閒業的爆發性增長。內地北京、上海、廣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目前人均 GDP 已經達到 5,000 美元左右，而澳門的人均地區生297

文化產業篇產總值更是高達 51,000 美元，可見休閒業在澳門、在內地一些城市迅速發展的時機已經成熟。中央政府也已經認識到這一形勢，國家旅遊局從2009 年就開始起草《國民旅遊休閒綱要》並將於近期出台，希望通過《綱要》的實施，“營造濃厚的旅遊休閒氛圍，提高國民的休閒意識，提高國民休閒的參與度，使中國城鄉逐步進入現代休閒社會”。這無疑是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邁向小康社會的重要步驟，倫敦泰晤士河濱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過程中，為了着重滿足人們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雙重需求，針對現狀的不足，澳門應當在後一方面多下功夫，努力提升原有的水平。澳門同倫敦的歷史經歷雖大不相同，但兩地都具有悠久的歷史，都積澱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都具備深入開發利用的堅實基礎。我們理當參照倫敦泰晤士河濱的有效做法，打造第一流的旅遊休閒中心。在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結合方面，澳門應當選擇有限卻不失優美的海灣、海灘、丘陵、濕地等景觀，篩選有代表性的廟宇、教堂、民居、廣場等建築，特別是修復一些尚未很好開發的古舊建築，促使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互相媲美，相得益彰。還可以結合舊城區改造與填海新城區的建設，設計並興建體現時代氣息的新人文景觀，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營造更適宜的環境與氛圍。在深刻的文化底蘊與生動的表現形式相結合方面，澳門應當以列入世界遺產的歷史城區二十餘處景點為基礎，深入調查與之有關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深刻挖掘每處景點包含的故事，用追溯歷史和再現歷史情境的方式，引導遊客穿越時空，親身體驗，從而獲取更獨特而真切的感受。還應當圍繞盡可能多的歷史文化主題，收集豐富的資料，建設更多的博物館；同時引進先進的手段與方法，對已有的老博物館加以改造完善，不斷提升博物館業的整體水平。在滿足物質需求與滿足精神需求相結合方面，澳門應當樹立“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先進理念，設身處地為遊客着想，發動他們參與旅遊休閒項目，從袖手旁觀的“客人”轉變為自己動手的“主人”；特別要為298

休閒產業要滿足精神與物質的雙重需求 299 不同性別、年齡、民族和職業的遊客創造性地設計他們各自喜聞樂見的旅遊休閒項目，使他們從到澳門旅遊休閒的經歷中體會到“賓至如歸”的回家感覺。唯其如此，澳門才能真正成為全球遊客嚮往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原載於《九鼎》2012 年第 7 期，與徐淩志合著)

讓生命的價值在創意中昇華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觀察與思考 2010 年下半年，我有機會赴台灣考察，着重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的狀況與經驗。十來天的所見所聞十分豐富，最大的收穫是接受了一種理念：樂活。從中感悟到文化創意產業的無窮魅力與真正意義：讓生命的價值在創意中昇華。一、文創產業方興未艾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是英國於 20 世紀 90 年代末期提出的。台灣接受這一概念並積極實施推廣，也只有 10 年左右的歷史。但是迄今已經蓬勃發展，形成了燎原之勢。 2002 年，台灣當局制定“挑戰 2008：台灣發展重點計劃”，預計在 2008 年之前帶動台灣經濟實現轉型，“文化創意產業”(以下簡稱“文創產業”)即為計劃中的重點之一。該計劃將三個方面的產業歸入文創產業範疇，分別是：○1 文化藝術核心產業(包括音樂戲劇舞蹈等表演藝術、繪畫雕塑裝置等視覺藝術、傳統民俗藝術等)；○2 設計產業(主要是建立在文化藝術核心基產業礎上的應用型產業，包括流行音樂、服裝設計、廣告與平面設計、影像與廣播製作、遊戲軟體設計等)；○3 創意支持與周邊創意產業(如展覽設施經營、會展策劃、活動規劃、行銷出版、流行文化包裝等)。 300

讓生命的價值在創意中昇華台灣在借鑒英國等西方國家經驗、倡導文創產業的過程中很有自己的想法並加入了自身的理念，即具有明確的目的性和價值導向。上述計劃將文創產業定義為：“源自於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式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提升之行業”。在這裏，文創產業不僅具有明顯的經濟功能，而且具有提升生活素質的明確目的性。這是台灣發展文創產業的一大特色與優勢。近十年來，台灣文創產業迅速發展，近年其總產值已經佔到 GDP總量的 2.85%。台灣的這一產業雖然還不及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發達，卻能覆蓋社會，紮根基層，深得民心，特別是有效地改善着廣大民眾的生活品質，改變着人們的生活理念與生活方式。總之，文創產業在台灣方興未艾，有如旭日東昇，正在放射出越來越強勁的光焰。二、文創產業各顯神通台灣的文創產業堪稱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多姿多彩的文創產業，各具特色，各顯神通，都使人難以忘懷。先從傳統手工業演變的文創產業着眼。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歷史悠久的傳統產業早已形成定勢，恐怕很難有所創新了。然而，台灣的許多例子卻令人耳目一新。白瓷藝術家王俠軍統領的八方新器公司在台灣新興的文創熱潮中推動了一場“新瓷革命”。2010 年 5 月，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與八方公司合作，將館藏的“鳳文化”作品同王俠軍的“瓷工藝”與“文化創意”相結合，舉辦了一個名為“鳳鳴八方”的特色展覽，人們沒有看到經驗中瓷器的古樸穩重和刻板，看到的卻是靈巧別致、如白玉般晶瑩剔透的“鳳鳴八方”、“鳳天承運”、“迎風”、“日新又新”等“面目全非”的作品。王俠軍成功地將瓷器固有的溫潤高雅氣質與現代社會生活的千變萬化和生命力的無比強大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將時尚創意與高難度的全瓷窯燒完美地結合起來，硬是在傳統行業中開闢出一片全新的天地。在鶯歌陶瓷博物館，可以見到台灣陶瓷藝術301

文化產業篇家們從不同角度出發，對這一傳統行業的變革創新進行了有效的探索。琉金穗月公司則是致力於將古老的琉璃引入現代建築，他們倡導的“琉璃藝術生活化”理念和“沒有琉璃，不算豪宅”的口號，同樣在行業中引起了新的震撼。再來看高科技引領的文創企業。以文化為內涵，以創意為動力，是絕大多數文創產業的必由之路，而一旦架上高科技的翅膀，這樣的文創產業便能一飛衝天。太極公司創建於 1990 年，從動畫業的後制代工做起，逐步發展為以高科技手段、高素質研發團隊和國際動漫人才相結合，與國際接軌的一流電腦動畫產業。2008 年，太極公司與台灣故宮博物院合作，完成了一部別開生面的動畫巨作《國寶總動員》，在東京獲得國際動畫展的最高榮譽──“首獎”。太極公司的發展歷程和經驗告訴我們：憑藉高科技起步的數碼技術產業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新內涵。和成公司創建至今已近 80 年，過去以衛浴潔具為主要產品，台灣名模林志玲的一句廣告詞：“我愛上他了”大大提高了該企業的知名度。近年和成公司將納米技術、無線遙控技術、“緩降裝置”技術等引進傳統的衛浴產品，開發了“免治超級坐便器”等體現時代特色的新產品，同時還研發出酒店視屏管理系統等延伸產品，引領着台灣衛浴界的新潮流。服務業的文化創意是台灣文創業的一大亮點。代表性的有“齊民有機中國火鍋”、“慕求黃金冬蟲夏草概念館”、“咕嚕咕嚕音樂餐廳”和“沐蘭精品旅館”等，光是看看這些名字就能領略到其中的精心創意。大約從五年前開始，台灣興起了一股“有機樂活”風，越來越多的人偏好有機的蔬菜、水果、蛋奶和肉類，追求健康快樂地活着。齊民有機中國火鍋的創建者順應了這股潮流，他們的理念可以概括為：不需複雜加工調味，自然新鮮甘美。之所以採用火鍋的形式，是繼承《齊民要術》的傳統，用健康美味好湯底，引出食材的原味。這家企業突破了傳統火鍋的習俗，嚴格選取天然有機食材，採用古法烹飪，使食客在中國式慢食的過程中，體驗“聽、見、嗅、觸、味”五大感受，大有逐漸進入桃花源的驚異感覺。咕嚕咕嚕音樂餐廳給予消費者的感受也是全方位的。這家餐館的外觀設計成漂流木，餐廳中佈滿原住民的圖騰彩繪，其302

讓生命的價值在創意中昇華標誌是一組攜手相聯的原始人，象徵着自然、人文與原住民文化的統一。人們可以在這裏品嘗到原住民傳統料理與創意餐點的結合，食材以特快專送的新鮮野生蔬果為主，也可以在用餐時愉快地欣賞排灣族原住民歌手充滿陽光、田野和海洋氣息的動人歌聲，還可以在食到盡興之時上台與歌手同歌共舞。特色文化創意園區又是一大看點。這些創意園區原本多為傳統產業集中地，隨着時代的發展，傳統產業漸漸跟不上形勢的變化，有可能淡出人們的視野。經過創意，挖掘出文化內涵，又通過新穎的形式加以表現和拓展，於是就形成了主題集中的特色文化創意園區。台中市北屯區大坑地區的紙箱王創意園區即為範例。這裏原來是盛產染料植物的天然花園，在充分利用資源基礎上，現已開發成既保留天染工坊，又新增紙愛玩商店、紙箱王餐廳、手工香皂屋、彩屋捏塑 DIY 等眾多主題的綜合園區，人們來此不僅可以瞭解昔日傳統，而且能夠親自動手參與實踐，很快就成為新興的旅遊勝地。台北縣南端的鶯歌鎮曾是制陶業的集聚地，早期窯廠林立，老街上有一百多家陶瓷商店。近年經過改造，已經發展成為購物與休閒相結合的多功能創意街區──鶯歌陶瓷一條街。類似的情況在台北古典玫瑰園、西門紅樓創意園區、台北建國假日玉市等處也都能夠見到。三、文創產業事半功倍台灣的文創產業興起不到 10 年，其總產值不斷上升，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文創產業對於滿足民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擴大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具有重要意義。文化創意產業具有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發展潛力大的優勢，是新的經濟增長點，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着力點，可以通過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帶動傳統產業升級。通俗地說，文創產業是事半功倍的產業。考察表明，文303

文化產業篇創產業之所以能在台灣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除了其自身的生命力無比強大以外，還與多方面的因素有關。社會廣泛重視是一個重要原因。在台灣，文創產業不僅是專家學者或業者的專門業務，社會各階層普遍予以高度關注。首先是政府部門。在台期間，每到一地參訪，主人都會安排與當地政府負責人的會見。不只是禮節性的拜訪，而且會具體地商討在文創領域的合作事宜。台北縣政府經濟發展局、台中市文化局等部門的負責人都同我們進行了實質性的商談，他們有遠見和務實的態度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次是各種社團。在台灣，熱心並致力於文創事業的社團早已不只是文化性質的團體，各行各業的多種社團都對文創表現出極大的積極性。我們先後接觸並共同探討文化創意事宜的社團有一、二十個，如中華國際經貿促進會總會、台灣商業總會、財團法人手工業推廣中心、工商建設研究會等等，可見文創產業在台灣的社會關注程度是很廣泛的。再就是企業。當下在台灣，固然已有專門從事文創活動的企業，但更多的卻是原本不從事文化創意的企業，近年也陸續加入其中，可見文創活動在台灣的普及程度。推廣團隊富有成效的工作也是台灣文創產業事半功倍的重要原因。文化創意作為一個新生事物，畢竟有許多事情大家不熟悉，需要有專家指導、內行引路，一些捷足先登的群體就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輔助文創產業的責任。台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等就是此類致力於文化創意推廣的團隊。台灣師範大學是台灣師範類院校的領軍者，在美術、音樂、中華語文等領域始終處於執牛耳的地位，具備發展文創產業的有利條件。2008 年，台師大彙集了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藝術設計、科技、生態、數碼技術、廣告出版等專業的人才，以“文化領航、創藝生活、美學經濟”為宗旨，打造出一個展現創意經濟和實用開發價值的產官學合作平台。兩年來，他們在舉辦文化創意推廣活動、建構國際設計合作平台、創意人才培養、對社會及兄弟院校提供專業服務和輔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經成為台灣文創產業的重要支柱。 304

讓生命的價值在創意中昇華四、文創產業昇華生命台灣發展文創產業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或本質特徵，那就是目的性非常明確：在體現生命價值的同時也更加關愛生命。在台灣，我們經常看到、聽到一個口號：“樂活”。各縣市街頭的標語橫幅中經常看到這兩個字，與我們交談的朋友口中也會不時跳出這個詞彙。在台中市，文化局負責人為我們介紹情況時特地製作了 PPT 課件，其標題就是“藝企風發市，創意樂活城──台中”。起初接觸到這個概念時只是覺得新奇，也稍有一點不習慣；聽多了、見多了，特別是悟出其中的深刻含義之後，不僅接受了這個口號，而且接受了其中蘊含的理念。為甚麼要興辦文創產業？經濟上的動因肯定非常重要，但是經濟(尤其是窄義的金錢)不能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一種價值觀：人的生命至關重要。人類的一切活動，包括經濟活動、文創活動，都要以是否有利於人的生存和提高生活品質為檢驗標準。台灣人想通了這個問題，所以很多人對生活持有積極樂觀的態度，開展文化創意活動也主要是為了讓人們(包括別人和自己)生活得更好一些。從這個理念出發，在台灣所見所聞中的許多疑惑或不解便有了很好的答案。台灣的許多夜市非常引人入勝。我們去過台北市的士林夜市、台北縣淡水夜市、台中逢甲夜市、台中精明一街，也知道高雄的六合國際夜市等聞名遐邇的場所。身臨其境之時，最吸引人的，不是琳琅滿目的小商品，不是令人垂涎的各式小食品，也不是燈紅酒綠的環境，而是氛圍，讓人身心愉悅的整體氛圍。夜市的設立，就是要讓來此地的消費者在一天或一週工作的勞累之後，卸卻一切包袱，擱置一切負擔，拋棄一切煩惱，全身心地徹底解放，盡情享受生活的樂趣，體驗生命之美好。除此之外，別無他求。台灣的許多夜市，確實能夠發揮這一功能，產生理想的效果。不同的夜市往往各具特色。例如，淡水夜市以其特有的溫馨而著稱，淡水暮色更是遐邇聞名，許多台北人會專程趕到淡水去觀日落。淡水漁人碼頭有一座情人橋，更是吸引了無數情人趨之若鶩。人們經常305

文化產業篇 306 看到，墨色蒼茫之中，一對對情人接踵而至，手牽手、肩並肩地從橋上走過，傾訴着相互忠誠的心跡，也預示着白頭偕老的願景…… 在台灣，以人為本理念的體現多處可見，不只是與文化創意有關，幾乎滲透到各個領域，包括人與人之間日常的相互關係。在許多公眾場合，當演講者開口向大家問好的時候，聽眾總會發自內心地予以呼應。當會議或活動結束時執行主席致閉幕詞的時候，總會不厭其煩地謝遍所有的參與者而一個也不遺漏。一場活動中參與籌備的、演講的、主持的，都會收到主辦單位精美的感謝狀，表示你的勞動得到了承認與尊重。就連受邀參加宴會的請柬上，都會周到地附上示意圖讓你很容易就找到目的地，而每張餐桌上必有工整的席卡和座位分佈圖，為就席者入座及相互交往提供方便。這些看起來平凡不過的瑣碎小事，卻處處體現了文化內涵，反映出創意的精神。人性在這裏受到尊重，生命的價值在這裏得到昇華，這正是台灣的文化創意考察之旅給予我們最寶貴的啟迪。 (原載於《群言》2011 年第 2 期)

“澳門學者文庫”書目 - 楊允中、甘樂年等：《澳門新城區規劃：必要性與迫切性》，2007 年。 1. Sylvia S. L. Ieo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Glowing with the Dynamic of Modernism: Source Research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zra Pound’s Cathay. 2007. 2. 黃湛利：《論港澳政商關係》，2007 年。 3. Ieong W. C., Ieong S. L., Tang, O. K., Lin S. S., et al. A Study on Contemporary Mini-economies. 2007. 4. 楊允中主編：《博彩業快速增長對澳門經濟及社會的影響》，2008 年。 5. 楊允中主編：《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2008 年。 6. 范劍虹、應堅、陳捷等：《澳門民商事仲裁規範的國際與區際比較研究》，2008 年。 7. 李紅：《邊境經濟──中國與東盟區域合作的切入點》，2008 年。 8. 何志輝：《明清澳門的司法變遷》，2009 年。 9. 楊允中、鄧安琪、鄧思平、楊開荊等：《樹品牌意識，走精品路線──關於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的若干思考與建議》(大型研究報告)，2009 年。 10. 楊允中主編：《“法治建設與法制完善”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 年。 11. 楊允中、梁淑雯、陳慧丹等：《社會結構優化與中產階級加速成長》(大型研究報告)，2012 年。 12. 李燕萍：《濠江法治論衡》，2012 年。 13. 鄧思平：《儒學新論》，2012 年。

14. 王禹：《特別行政區及其制度研究》，2013 年。 15. 龔剛：《中外敘事藝術說略》，2013 年。 16. 楊允中編：《基本法與 2013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 17. 楊允中、李嘉曾、陳慧丹等：《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與策略(專題研究報告》，2013 年。 18. 楊允中、駱偉建、趙國強、冷鐵勛等：《“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啟示 ──對澳門回歸十五年巨變必然性的基本認知》(大型研究報告)，2014 年。 19. 楊允中編：《公共行政績效評估與公共服務質量優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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