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2 的發展而不斷演變,故至今國內外學者仍難以對有關行為作出標準的定義1,常見網絡犯罪型態如網絡恐嚇、誹謗、詐欺、色情、賭博、販賣非法有害物品、竊取機密資料及經濟金融犯罪等。2 在新冠疫情之下,不法分子將犯罪的場域轉移至互聯網,使網絡犯罪在世界各地更趨猖獗。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下稱司法警察局)的統計數據,2021年開立的資訊罪案調查共 1,692 宗,比 2020 年上升 24%,較 2019 年的增幅逾兩倍,犯罪份子更常利用科技手段,以低成本、高反偵查等手法進行犯罪,使電腦及網絡犯罪的數量及複雜程度不斷上升。 當今,網絡世界已成為青少年社會化和成長的重要環境。然而,青少年由於心智尚未成熟,在犯罪形勢複雜多變的虛擬環境中容易受到不法分子或不良訊息的誘惑和荼毒,危害其身心的正常發展。為此,如何保護青少年上網安全已經成為世界各地普遍關注的問題。近二十年來,國內外對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目前,針對有關問題的研究視角和主題主要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青少年實施網絡犯罪行為的研究,集中對青少年網絡犯罪的類型與特徵進行探討。3 第二類是研究青少年網絡犯罪的被害問題,就青少年遭遇網絡犯罪情況、負面影響及應對方法等方面作出分析。4 第三類研究著力探究形成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機制,相 1 參見柳麗娟:《論網絡犯罪的概念》,《法制博覽》2015 年第 10 期。 2 參見黃贊松、林宜隆:《網絡犯罪學芻議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學報》2001 年第 7期。 3 參見 Dvoryanchikov, N. V., Bovina, I. B., Delibalt, V. V., Dozortseva, E. G., Bogdanovich, N. V., & Rubtsova, O. V. (2020). Deviant online behavior in adolescent and youth circles: In search of a risk assessment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gnitive Research i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Education, 8(2), 105-119;Barnert, E. S., Perry, R., Azzi, V. F., Shetgiri, R., Ryan, G., Dudovitz, R. Chung, P. J. (2015). Incarcerated youths' perspectives on protective factors and risk factors for juvenile offending: A qualitative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71), 105(7), 1365-1371;馮建軍:《網絡欺凌及其預防教育》,《教育發展研究》2018 年第 12期.;陳美華、陳祥雨:《網絡欺凌現象與青少年網絡欺凌的法律預防》,《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3 期。 4 參見Catone, G., Senese, V. P., Pisano, S., Siciliano, M., Russo, K., Muratori, P. Broome, M. R. (2020). The drawback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terplay and psychopathological risk of nomophobia and cyber-bullying, results from the bullying and youth
第一章 緒論 3 關研究從不同的視角來剖析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形成因素,既有內在的個人因素1,也有外在的環境因素。2 第四類是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對策研究,相關文獻透過實證研究或借鑒先進經驗,提出須透過政府、家庭、學校、社會及企業等多方合力共同應對。3 在上述研究中,多數成果傾向於關注青少年所實施的網絡犯罪行為,較少涉及青少年遭受網絡犯罪行為的侵害。事實上,青少年在網絡世界中有更大的機會是成為網絡犯罪的受害者,長遠而言,很可能使其價值觀扭曲,仿效錯誤的行為。因此,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受害經驗、相關的形成機制以及其如何應對這些侵害,對於發展預防網絡犯罪的公共政策而言亦至關重要。 就研究問題而言,大部份研究主要針對青少年較為突出的網絡犯罪表現形式進行探討,例如網絡欺凌4、侵犯隱私5等,相關研究的關注點較為碎片化,研究的深度與系統性不足,學界對於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內涵並未形成全面和系統性的理論框架。具體 mental health Naples study (BYMH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13;Choi, K., Cho, S., & Lee, J. R. (2019). Impacts of online risky behaviors and cybersecurity management on cyber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Korean youth: Application of cyber-routine activities theory with latent class analysi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00, 1-10;鐘菁:《兒童淫穢製品網絡傳播的刑法規制》,《青少年犯罪問題》2019 年第 3 期。 1 參見吳吟、楊聿涵:《青少年互聯網非理性行為與媒介信息素養關係研究—社會網絡分析的視角》,《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9 年第 1 期;吳怡霖:《青少年網絡受欺負與自尊、焦慮的關係及干預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 2 參見 Arifin, N. A., Mokhtar, U. A., Hood, Z., Tiun, S., & Jambari, D. I. (2019). Parental awareness on cyber threats using social media. Jurnal Komunikasi: Malay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2), 485-498;Lukasz Tomczyk, Roman Solecki. (2019).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nd protective factors related to family and free time activities among young people. Educational Sciences: Theory & Practice, 19(3), 1-13;歐陽葉:《旁觀者效應對青少年網絡欺凌的影響》,《中國學校衛生》2019 年第 12 期;田豐、郭冉、黃永亮、裘蒂:《青少年網絡風險影響因素調查分析》,《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18 年第 5 期。 3 參見 Hamilton, 2020;Harris & Johns, 2020;Vissenberg et al., 2020;岳晨:《淺析互聯網時代青少年的網絡安全與監管》,《新聞知識》2019 年第 10 期;佟麗華:《兒童網絡安全風險、網絡保護的國際發展及其啟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8 年第 1 期。 4 參見楊斌、武春雷、王博、許倬瑞、岳文娟、於士偉:《青少年傳統欺凌、網絡欺凌與心理健康的關係研究》,《現代預防醫學》2020 年第 4 期。 5 參見孫益武:《兒童個人信息保護是偽命題還是真難題——兼評<兒童個人信息網絡保護規定>》,《青少年犯罪問題》2020 年第 2 期;張旭、朱笑延:《“全民觸網”時代兒童個人信息安全的保護路徑》,《青少年犯罪問題》2020 年第 1 期。
第一章 緒論 8 簡單的社會現象,因此,相關研究工作須具跨學科的視野,不同的領域對有關議題持不同的見解,本研究以公共政策、犯罪學、社會學及心理學等領域的理論作為基礎,對青少年網絡犯罪進行多角度的探究,並結合生態系統理論及治理理論,構建“生態系統治理理論”作為嶄新的理論視角與分析框架,從而形成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新思維、新方法。 1.公共政策理論視域 中外學者分別對公共政策的內涵作出以下幾種較有代表性的定義:根據國外學者 Woodrow Wilson 的見解,公共政策是由具有立法權者制定並由行政人員執行的法律和法規1;Harold D.Lasswell 與 A.Kaplan 認為,公共政策是一種具有目標、價值與策略的大型計劃2;Thomas R. Dye 認為,凡是政府決定做的或不做的事就是公共政策。3 國外學者對於政策內容的界定比較狹窄和籠統。 相較之下,內地學者對公共政策的內涵闡述得較為全面。有學者認為政府的法律法規、行動計劃、執行策略、行政命令、書面聲明以至口頭指示等這些均屬於公共政策的表現形式,因此,公共政策可以說是政府用以規定相關組織行動和個人行為的標準範式4;也有學者對公共政策定義為一系列法規、方針、策略或措施的總稱,是政府及其他政治團體在某一特定期間,為實現政策目標所實施的行為及規定的準則。5 進一步而言,政策所發生作用的對象是公共政策的客體,也就是社會問題,公共政策是圍繞着社會問題和政策問題而展開的。所謂社會問題,通常泛指社會實際狀態與社會期望狀態之間的差距,當多數人的期望與實際狀態出現差距,問題就超出了私 1 參見 Woodrow Wilson. (1887).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 參見 H. D. Lasswell, A Kaplan.(1968). Power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3 參見 Dye, Thomas R. (1972).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Upper Saddl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4 參見張金馬:《政策科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年。 5 參見陳振明:《政策科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年。
第一章 緒論 10 或組織即為公共政策的主體。1 基於青少年網絡犯罪涉及的層面多元且廣泛,面對不同面向的問題存在不同的政策主體,除了政府之外,學校、家庭、網絡營運商、社會均有義務承擔責任。 此外,根據美國學者 William N. Dunn 的觀點,政策問題具有關聯性的特徵,某一領域的政策往往會影響到其他領域的政策問題,而不同領域的政策問題又是相互關聯的,這種關聯性的特徵增加了解決政策問題的難度,因此在制定有關政策時必須樹立整體協調的觀念,將某一問題視為整體問題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份。2 基於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涉及不同的政策領域,包括教育、保安、電信等,且不同範疇之間的政策又互相關連,因此,在發展相應的公共政策時,如果使用傳統的官僚或政府統治的公共管理模式,並不能解決好所有問題。基於政策主體的多元化、政策問題的跨域性,各個專業、層級、部門之間的合作是必要的,也就是說問題的解決必須從宏觀整體的角度進行考量,以解決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實際問題為核心,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導向,從而形成一個上下聯動、共同協作的夥伴關係,以至在解決有關問題時,能借助多方的力量共同承擔責任。 基於以上的分析,N.Rosenau 提出的治理理論(governance theory)能為發展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公共政策提供指引。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源於西方,來自於古希臘語和古典拉丁文,初始意思是控制、引導和操縱之意。3 隨着社會的發展與結構的轉變,使公共問題越趨複雜,因此,對於治理的定義也在不斷的更新。 根據 N.Rosenau 的治理理論,治理是指一系列包括正式與非 1 參見陳慶雲:《公共政策分析(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2 參見 William N. Dunn. (1994).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Pittsburg University, Prentice Hall, Englewod Cliffs. EU, 143-144. 3 參見高世楫、廖毅敏:《數字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和行政體制改革研究》,《行政管理改革》2018 年第 1 期。
第一章 緒論 11 正式的、政府與非政府的機制。1 Gerry Stoker 也認為治理不僅限於政府的權力,它是由來自政府或非政府的公共組織、社會團體和個人等不同的參與方2,在尋求公共問題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彼此協商各參與方所須負的責任,以及釐定各方的權力界限,而各參與方最終會形成一具自主性的網絡,且各方之間亦存在一定的權力依賴。3 中國內地有學者指出,治理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透過國家與公民、政府與非政府、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共同合作,以規範與引導社會的生活秩序。4 另有學者認為,治理是透過來自公、私領域的各治理主體的合作,在一個相互依賴的環境中共同運用公權力,以對公共問題進行管理。5 顯而易見,多元治理主體與權力向度就是治理的特徵,強調各參與方的協作、互動和共存。6 雖然以上對於治理的定義不盡相同,但本文在對相關定義進行歸納與總結後,認為治理是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個人、家庭與社會等不同的治理主體,透過彼此之間的緊密連結,從而形成平等、互惠、共用的合作關係,而上述的各個參與主體在對公共問題或事務進行管理的過程中,是以互相協商、共同依存、合作共贏的政治取向,以促進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在中國內地,治理理論多被學術界應用於現實問題領域,例如社區治理7、鄉村事務8和環境問題9等方面,在上述研究中深化 1 參見 N. Rosenau. (1995).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參見 Gerry Stoker. (1998).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0, 17-28. 3 參見周大鳴、陳世明:《城市轉型與社會治理》,《公共行政評論》2017 年第 5 期。 4 參見俞可平:《治理與善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 5 參見陳振明:《公共管理學:一種不同于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 6 參見袁廣林:《西方治安管理主體多元化探析》,《武警學院學報》2006 年第 3 期。 7 參見劉紅、張洪雨、王娟:《多中心治理理論視角下的村改居社區治理研究》,《理論與改革》2018 年第 5 期。 8 參見蘇敬媛:《從治理到鄉村治理:鄉村治理理論的提出、內涵及模式》,《經濟與社會發展》2010 年第 9 期。 9 參見侯保疆、梁昊:《治理理論視角下的鄉村生態環境污染問題——以廣東省為例》,
第一章 緒論 12 了治理理論的應用性,在理論和現實問題相結合的研究中,為解決相關問題提供了指導。另一方面,治理理論被應用於分析虛擬世界的問題上則相對缺乏考察,特別是目前中國內地的研究成果較少,而澳門也沒有針對相關議題展開研究。青少年網絡犯罪雖然依託於現實世界,但基於有關問題的表現形式具虛擬性,使其應對策略有別於現實問題的治理模式,因此,本研究期填補治理理論應用於有關領域出現的研究空白。 深入剖析及確認政策問題,瞭解問題形成的背景、形成機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第一步。正如美國學者 William N. Dunn將公共政策分析稱作“問題分析之學”。1 因此,本研究除了從宏觀的理論視角對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進行分析之外,為了更清晰地界定青少年網絡犯罪問題,進一步探究形成有關問題的成因,為後續發展公共政策提供參考依據及奠定基礎,本研究同時整理了中觀及微觀視角的理論,分別從犯罪學、社會學及心理學的角度對有關問題的形成機制進行解釋。 2.犯罪學理論視域 青少年犯罪和網絡犯罪的理論,均是解釋青少年網絡犯罪的主要理論,為分析有關的社會問題與現象提供指導。就筆者查閱的相關文獻而言,截至目前為止,學界對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內涵並未形成全面及系統的理論框架。 就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問題,學術界從多種不同的視角進行分析,包括從生物、生理、心理觀點探討的生來犯罪說、體型犯罪說、遺傳基因說和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學說等,有觀點認為青少年犯罪是其本身造成的,因此其本身應負大部份責任;另外,社會次文化觀點強調的是青少年受到其居住的社會環境及其環境之次文化影響而產生主流文化所不贊同的偏差行為,例如次文化理論、犯罪次文化論、差別機會論及犯罪區位學均是由社會次文 《農村經濟》2014 年第 1 期。 1 參見 William N. Dunn. (1994).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Pittsburg University, Prentice Hall, Englewod Cliffs. EU, 143-144.
第一章 緒論 13 化觀點發展而來的理論;而社會互動觀點著重於社會在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制約及控制力量如何影響青少年並且進而闡述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之原因,增強論、標籤論、差別聯結論、中立化論、激進無處遇論、社會控制論等均是在此觀點下對青少年犯罪的行為進行解釋。1 其中,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最先由美國犯罪學者Hirschi在1969年出版的《犯罪原因論》中提出,是從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來解釋犯罪的一種理論。2 有別於傳統的犯罪社會學理論,該理論不是直接解釋人們為甚麼犯罪,而是解釋為甚麼人們不選擇犯罪,從而間接說明人們犯罪的原因。Hirschi以社會連結作為解釋青少年犯罪的重要論點,在防控青少年犯罪問題上作出了莫大的貢獻。 Hirschi認為,個人不選擇犯罪是由於受到外在法律的控制和社會環境的教化所約束,而這股控制力量是由許多社會鍵(social bond)環環相扣,包括“依附”(attachment)、“抱負”(commitment)、“信念”(belief)及“參與”(involvement)等四個要素。在個人所處的環境中,若能與社會建立起強而有力的社會鍵,來自驅力與本我之本能行為就會受到控制,而呈現出與社會順從的行為,犯罪的可能性便較低;反之,當個人與社會的鍵微弱或破碎時,便會增加犯罪的風險。基於此,按照Hirschi的主張,是要透過加強連結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鍵,以抵抗外來的誘惑,才能減少犯罪行為,故必須重視法規規範和個人的教養,使個人產生對父母、學校、朋友、社會活動和未來前程皆有良好的態度。 此外,社會控制理論認為青少年主要依附的社會團體為家庭、學校、同儕等團體,故此父母、學校、同儕團體成了青少年社會化過程中最重要的控制機構。若再從青少年社會化的過程檢視,青少年與父母、學校以及與同儕團體之間的依附關係,顯然 1 參見張景然:《青少年犯罪學 (第二版)》,臺北:巨流出版社,2001 年。 2 參見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第一章 緒論 14 地比起“抱負”、“信念”及“參與”的社會連結來得重要,因為青少年與他人的依附性越高,其內化社會規範的程度也可能越高。只有和重要他人有緊密的感情附着、尊敬及認同他們,青少年才會在意他人的期待,進而越有可能建立符合他人期許的高遠抱負,亦更有可能投入時間及精力參與符合他人期待及觀感的傳統社會活動。由此,Hirschi的社會控制理論是植基在依附關係的概念基礎,因為個人與社會的連結最初必然是建構在“依附”,而後才會發展出其他各種類型的社會連結。 另一方面,在一般的犯罪學理論中,多以犯罪者為中心分析犯罪行為的動機。Hindelang等人於1976年提出的生活型態理論(life-style theory)以受害人的角度分析犯罪發生的成因。1 該理論指出,一個人會成為犯罪被害者,是由於其生活型態增加了與犯罪者互動的機會,犯罪被害的風險與一個人的個人特性和生活型態有關聯,該理論強調犯罪與被害並非隨機的分佈,而是犯罪者與被害者之間在某個時間和空間的互動,促使犯罪發生的可能。青少年在互聯網上的使用行為,會因為日常生活中有許多的活動已逐漸被網絡取代,其在網絡上的行為需求自然增加,久而久之,形成各種網絡生活型態,甚至造成網絡依賴或網絡犯罪等現象。 Cohen與Felson於1979年延續了Hindelang等人的生活型態理論,提出的日常活動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是以機會(opportunity)來說明犯罪的發生。2 該理論認為非法活動的發生,在時、空關係上需與日常生活合法活動相配合,因此藉由日常活動的內涵影響了犯罪發生的機會,而犯罪的發生須具備三項要素,分別是有動機及能力的犯罪者(motivation)、合適的標的物(object)、有能力的監控者不在場(protect),在三者的時 1 參見 Hindelang. (1976). An analysis of victimization survey results from the eight impact cities / by Michael J. Hindelang. U.S. Dept. of Justice, Law Enforcement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s Service. 2 參見 Cohen, & Felson, M. (1979).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4), 588–608.
第一章 緒論 20 罪工具,主要對應的是財產和經濟犯罪領域的網絡異化的傳統犯罪;三是以網絡作為犯罪目標,是以電腦系統及網絡為直接侵害對象。其中以網絡作為犯罪目標的隱蔽程度最高,更難發現有關的犯罪行為,故此偵查難度亦為最高。 目前,發生在全球的網絡犯罪形態種類繁多,包括網絡色情、誹謗、恐嚇、詐騙、賭博、販賣非法有害物品、竊取或破壞機密資料、侵害隱私、散播病毒、駭客行為、以至販賣軍火、藥品及教導如何製作炸彈、毒品等。網際網絡已成為各種犯罪滋生的溫床,隨着資訊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可以預見網絡犯罪的形勢將會趨於嚴峻與複雜,傳統犯罪線上化的現象亦將會愈加普遍。1 表1-1 網絡犯罪的類型與特徵 分類標準 特點 常見形態 以網絡為 犯罪場所 透過網絡誘惑他人 進行不法行為 網絡色情、販賣盜版、販賣槍械、販賣禁藥、教授製作炸彈 以網絡為 犯罪工具 以互聯網為犯罪手段 侵害特定的對象 網絡侮辱、網絡 勒索、網絡欺詐 以網絡為 犯罪目標 對網絡或電腦系統的 攻擊性或破壞性 網絡入侵、散播電腦 病毒、網絡竄改 在互聯網發展之初,網絡犯罪侵害的對象一般以互聯網或電腦系統為主,例如網絡攻擊、駭客入侵等,實施有關的犯罪行為需要掌握高度專業的電腦知識與網絡技術。然而,在當今互聯網時代,網絡犯罪已呈現出新的特點,在未來可能造成之危害更是難以想像。有研究文章指出: 1 參見 Brian Bawden.(1992).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prevention and prosecution of computer crime. 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por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Learning 2014, ML 2014, 281-284.
第一章 緒論 23 見,並透過法制化建設、建立一體化的網絡監管體系、促使有關政策的長效管理等1,從而構建以“法治保障、政府主導和多方參與”為核心理念的公共政策。2 在網絡犯罪預防方面,有研究者分析認為網絡犯罪因具有網絡特性限制,在預防工作上會比一般傳統犯罪更難做到預防成效,其提出的網絡犯罪預防概念,首先是“有明確的網絡行為規範”,以使網絡使用者能遵守網絡共同規範;其二是“削減網絡犯罪動機”,經由良好教育宣導與環境設計,使網絡使用者易於遵循網絡規範,藉由抑制犯罪動機消除潛在的網絡犯罪;其三是“快速有效的嚇阻”,對於已有犯罪的傾向與實行網絡犯罪者而言,迅速有效的查緝嚴懲,對一般潛在的犯罪者而言,亦可達至預防的效果。3 學者Brantingham及Faust將網絡犯罪預防套用在醫學上的公共衛生三級預防模式。在初級預防方面,是要找出違法者實施網絡犯罪的因素,從而採取相應防範措施以改善網絡世界中的環境,降低網絡犯罪的直接誘因,初級預防的目的主要是改善環境,防範於未然,例如透過設置過濾軟件、推行網絡分級制度及提高犯罪偵查的破案率等手段來實現。次級預防則為輔導具有潛在犯罪可能的互聯網使用者,例如以網絡作為報復工具之網民、病毒程序設計者等,先行預測其發生網絡犯罪的風險,以採取相關的輔導措施,藉由預測網絡犯罪的可能性以減少犯罪的發生。三級預防措施是對已實施犯罪的網民,藉由刑事司法體系及刑罰的威嚇作用,對其進行矯治,使其避免再犯,同時,此舉也進一步達到震懾潛在犯罪者的效果,三級預防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刑事司法的作用,達到矯治及預防效果。4 1 參見薛穎潔:《政策設置視角下的我國網絡監管》,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 2 參見余定猛:《網絡犯罪的立體化治理模式構想》,《公安學刊(浙江警察學院學報)》2017 年第 1 期。 3 參見黃贊松、林宜隆:《網絡犯罪學芻議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學報》2001 年第 7期。 4 參見 Brantingham, P. J. & Faust F. L. (1976). A concefptual model of crime prevention. Crime
第一章 緒論 25 益、社會秩序和公民的合法權益。1 網絡暴力(cyber violence)是青少年實施網絡犯罪的主要類型。根據Heidi Bandebosch的定義,在網絡暴力的個案中,加害者對受害者進行多次反覆的故意傷害,從而對受害者的心理造成負面的影響或創傷,而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往往存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暴力行為的加害者一般為強勢方,相反,現實生活中的弱勢方在網絡世界中,亦有可能利用網絡技術或互聯網匿名性等特點,而在網絡暴力事件中佔強勢地位。2 網絡欺凌(cyberbullying)是較為常見的青少年網絡暴力手段,國際電信聯盟定義“網絡欺凌”為通過使用電腦、手機和其他電子設備造成的故意和反覆傷害,經常與在學校或其他地方發生的離線欺凌並行發生。其常見形式包括恐嚇(threatening)、謾駡(flaming)、騷擾(stalking)、詆毀(denigrating)、嘲諷(taunting)、揭私(outing)、排擠(excluding)、偽裝(masquerade)、附和(forowing)等。3 國際電信聯盟(2020)指出,網絡欺凌以匿名的方式發生在任何的時間及地點,其比離線欺凌的普及性更廣,傳播速度更快。 在普遍性方面,國外一項針對中學生的調查中發現,有近半數的中學生報告曾受到網絡欺凌,超過33%的中學生報告曾在過去三個月對其他人進行網絡欺凌;4 中國學者對內地青少年社交網站使用中的網絡欺凌現狀及風險因素進行研究,發現網絡欺凌在我國青少年的社交網站使用中普遍存在,並且以言語暴力和社交排斥為主。5 由此可見,國內外青少年網絡欺凌現象已出現普遍化、低齡化等趨勢。 1 參見陳晨:《青少年網絡傷害研究報告》,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 年。 2 參見王睿:《網絡暴力對青少年的影響》,時代人物雜誌社網址:http://www.ems 86.c om/lunwen/html/?68957.html(2018 年 7 月 5 日)。 3 參見陳鋼:《網絡欺凌:青少年線民的新困境》,《青少年犯罪問題》2011 年第 4 期。 4 參見 Kowalski, R. M., Limber, S. P. & Mccord, A. (2019).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cyberbullying: Prevalence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ggress. Violent Behav, 45, 20-32. 5 參見陳啟玉、唐漢瑛、張露、周宗奎:《青少年社交網站使用中的網絡欺負現狀及風險因素——基於 1103 名 7-11 年級學生的調查研究》,《中國特殊教育》2016 年第 3 期。
第一章 緒論 26 有別於內地的研究,網絡色情及性騷擾是國外有關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研究熱點,Chang, F.等人在2016年的研究指出,較高水準的互聯網聊天室使用、色情媒體暴露、互聯網風險行為、網絡欺凌經歷以及線下性騷擾預測了在線性誘騙行為。1 另外,因應新型媒體普遍地被使用,諸如Facebook、Instagram和Snapchat社交媒體平台的持續流行,改變了青少年與周圍世界的交流和互動方式。Shah, J.等人於2019年研究了社交媒體使用對與身體形象、社會化和青少年發展有關的社會心理影響,發現新型媒體使用率的增加,與自尊和身體滿意度的降低、網絡欺凌的風險增加、色情材料的暴露增加以及危險的性行為有關。2 (2)青少年網絡犯罪被害研究 隨着網絡科技的不斷進步,人類的生活與互聯網已密不可分,青少年更成為網民中的主要族群。由此,青少年網絡犯罪問題備受學界的重視。然而,探討青少年受到網絡犯罪侵害的狀況、成因及對策的研究則較少受到關注。 事實上,青少年在網絡世界當中,有更大的機會是成為網絡犯罪的受害者,因此青少年網絡被害問題應獲得更多的探討。就危害程度而言,通過電子設備進行的攻擊比面對面的攻擊更為嚴重,其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時間發生,並且可以立即傳播給許多人,也不受地域的局限,犯罪者往往因無法目睹侵略行為對受害者的負面影響,因而消除了同理心並促使有關行為的復發。3 而且網絡受害與一系列社會心理問題有關,包括情感障礙、抑鬱;亦會與一些行為問題相關,如物質濫用等。4 整體而言,研究青 1 參見 Chang, F. -., Chiu, C. -., Miao, N. -., Chen, P. -., Lee, C. -., & Chiang, J. -. (2016). Predictors of unwanted exposure to online pornography and online sexual solicitation of yout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1(6), 1107-1118. 2 參見 Shah, J., Das, P., Muthiah, N., & Milanaik, R. (2019). New age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Adolescent psychosocial implications and the need for protective measures. Current Opinion in Pediatrics, 31(1), 148-156. 3 參見 Mmabatho P. Aphane, Jacob T. Mofokeng. (2020). Critical analysis of strategies towards creating an adequate level of awareness on cybercrime among the youth in Gauteng Provi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 9, 1385-1396. 4 參見 Sonia Livingstone, Peter K. Smith. (2014). Annual Research Review: Harms experienced
第一章 緒論 27 少年網絡被害的犯罪類型主要涉及網絡欺凌、網絡色情、網絡詐騙、侵犯隱私及不良信息等。 對網絡欺凌的受害人而言,此種欺凌雖然未有傳統欺凌般可能造成的生理損害,但往往會形成嚴重的心理傷害和各種精神問題,或出現一系列負面後果,包括焦慮、抑鬱、藥物濫用、睡眠困難、身體症狀增加、學校表現下降、曠課、蹺課、輟學、謀殺或自殺。1 國外有學者研究由兒科急診科轉診以進行緊急精神病學評估的青少年中網絡欺凌的患病率,以及檢查網絡欺凌與自殺行為之間的關聯以協助急診科篩查風險和分類的專業人士,經過對805例患者進行評估,發現欺凌的發生率為26.9%,其中網絡欺凌的發生率為13.5%、傳統欺凌的發生率為13.4%,網絡欺凌受害者有較高的自殺意念,存在更多的性虐待、情緒上的虐待、身體虐待和較高的住院率。2 在涉及青少年網絡色情的個案中,青少年往往是受害者。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於2017年發表的《世界兒童狀況—數字時代的兒童》報告中指出,由於移動設備和寬頻網絡逐漸普及,犯罪份子可以愈發輕易地通過未經保護的社交媒體和網上遊戲論壇接觸兒童。他們通常先在這些平台上挑選受害者,獲取其注意或信任,之後誘導其進入視頻和照片分享平台,繼而以獲取內容或金錢為目的進行勒索,有些還會要求線下會面。3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的一項研究指出,新的資訊通訊技術會使侵害者更易接觸到受害的未成年人,使犯罪份子有了更多可乘之機,並能造成更大傷害。4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也 by child users of online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the nature, prevalence and management of sexual and aggressive risks in the digital age.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55(6), 35-54. 1 參見 Kowalski, R. M., Limber, S. P. & Mccord, A. (2019).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cyberbullying: Prevalence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ggress. Violent Behav, 45, 20-32. 2 參見 Roberts, N., Axas, N., Nesdole, R., & Repetti, L. (2016). Pediatric emergency department visits for mental health crisis: Prevalence of cyber-bullying in suicidal youth.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33(5), 469-472. 3 參見皮尤研究中心:《父母、青少年和數字監控》,華盛頓特區,2016 年。 4 參見 Cristia, Julián P. et al. (2012). Technology and Child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the One Laptop per Child Program. Thesis of the German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6401, 4.
第一章 緒論 28 描述了兒童性侵害和性剝削的新形式,如“訂制化”的兒童性侵製品、兒童自我生成的內容和性侵兒童行為線上直播。 此外,青少年由於冒險和刺激的心理,往往被犯罪份子進行網絡詐騙(internet fraud)。網絡詐騙是以互聯網作為犯罪的工具,對受害者進行欺詐的行為,社交平台、聊天群組、購物網站及電郵等均為網絡詐騙的熱點位置,青少年由於心智未成熟,容易輕信網絡資訊或網友而被詐騙,導致財物損失或個人資料被盜竊。1 相較於傳統的詐騙,網絡詐騙個案的加害人與受害人之間並沒有面對面的交流,而且完全在虛擬世界進行,隱蔽性遠高於傳統的詐騙。 另一方面是關於侵犯青少年隱私權的相關研究,電腦網絡的開放性、交互性、匿名性,使個人資訊能輕易被收集、存儲、交換、分析和共用;個人資料受更多監控,隱私範圍逐漸縮小,使用互聯網加大了對個人資訊自主與安全的威脅,例如“人肉搜索”就是最典型的隱私暴露問題。當今,企業普遍將收集個人資料及數據視為重要的商業行為,而兒童及青少年則是重要的數據來源,因為他們能夠影響朋友和家人的消費決定。2 此外,其隱私也有可能成為各國政府的關注目標,政府可大量收集兒童及青少年的網絡個人資訊,而這種監控方式對其潛在的影響及後果存在未知之數。更有學者指出,父母過度分享關於子女的資訊,使父母成為“將自己子女的隱私透露給廣大受眾的潛在資訊源”。這種過度分享的現象可能會傷害下一代的聲譽及福祉,或者造成更為嚴重的後果。3 對於青少年網絡隱私權保護的缺陷,中國内地有學者認為,是基於尚未形成完整的制度,現 1 參見 Muscanell, Nicole, et al. (2014). Weapons of Influence Misused: A social influence analysis of why people fall prey to internet scam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8, 388-396. 2 參 見 World Bank (201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Digital dividends. https://elibrary.worldbank.org/doi/ pdf/10.1596/978-1-4648-0671-1. 3 參見 Sherman, Lauren E. et al. (2016). The Power of the Like in Adolescence: Effects of peer influence on neural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social media.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7), 1027-1035.
第一章 緒論 29 有規定效力有限,針對性不強,且網絡採取的自律措施針對性不足。1 最後,網絡在為人們獲取資訊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成為了孕育暴力、色情以至危害國家安全等不良資訊的溫床。尤其在青少年普遍使用的短視頻平台中,內容良莠不齊,青少年深陷在“資訊繭房”之中,會影響其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2 再者,互聯網的發展亦加快了外來文化滲透的速度,一些敵對勢力國家利用網絡進行反動滲透和煽動性政治宣傳,發布顛覆傳統道德價值觀、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資訊,使長期涉足網絡的青少年受到不良意識形態的影響和誤導。3 (3)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形成機制研究 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研究影響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成因,既有內在的個人因素,也有外在的環境因素,而兩種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產生互動的過程。內因方面,國外有學者表示低自我控制能力是青少年網絡行為異常的預測因素。4 中國內地也有學者認為,犯罪感的虛無化導致青少年網絡犯罪迅速增加,犯罪感是加害者在實施犯罪後所產生的悔疚感,相較於真實社會,網絡社會無法真實感受物體的存在,沒有面對面的溝通,嚴肅性低,而且具有平等性和匿名性等特徵,因此降低了青少年對網絡犯罪行為的犯罪感,使其誤認為在網絡社會發生的犯罪不及真實社會般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5 在網絡犯罪中,青少年面對網絡此一無生命的媒介,交往對象是象徵性的文字或圖片,因而在實施犯罪 1 參見邾立軍:《“人肉搜索”下的未成年人信息網絡保護》,《青少年犯罪問題》2015 年第 2 期。 2 參見李雅健:《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視閾中的青少年模式研究》,《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1 年第 4 期。 3 參見牛凱、張潔、韓鵬:《論我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加強與改進》,《青少年犯罪問題》2016 年第 2 期,第 37-52 頁。 4 參見 Baek, H. (2018). Computer-Specific parental management and online deviance across gender in South Korea: A test of self-control theory. Int. J. Cyber. Criminal, 12, 68–83.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467844. 5 參見張華強:《不良網絡文化影響下的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研究》2008 年第 1 期。
第一章 緒論 30 後會降低甚至沒有任何犯罪感,這變相會促進與助長其網絡違法犯罪的行為。 根據Nikolay V. D.等人於2020年提出的青少年在線偏差行為風險評估模型,主要以青少年所屬群體的價值觀、上網依賴的程度、在網上進行的活動,以及青少年本身的個性特徵,如攻擊性、焦慮、自尊心低下等參數來評估其發生網上偏差行為的風險。1 有學者研究了青少年與上網和移動技術之間的關係,當青少年在網上花費的時間越長,他們越有可能成為網絡犯罪的受害人2或行為人3。另有研究發現,擁有更高互聯網技能的青少年會從事更多的“異常”在線和移動互聯網活動;與社交網站相比,通過聊天室和即時消息傳遞的性誘騙發生的機率較高,這無疑是因為聊天室的聯繫通常是匿名的,或者是在私密的情況下偽冒身份發送即時消息。4 然而,隨着社交媒體變得越趨流行,社交網絡的用戶比非用戶面臨更大的風險。5 另外,網絡安全意識是促使青少年網絡犯罪及面臨網絡傷害的風險因素,6 香港青年協會及香港城市大學的一項調查研究發現,缺乏網絡安全意識、曾在網絡受害或侵害 1 參見 Nikolay V. Dvoryanchikov, Inna B. Bovina, Varvara V. Delibalt, Elena G. Dozortseva, Natalya V. Bogdanovich, Olga V. Rubtsova. (2020). Deviant online behavior in adolescent and youth circles: In search of a risk assessment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gnitive Research i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Education, 2(2), 105-119. 2 參見 Hinduja, & Patchin, J. W. (2008).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adolescents on the Internet: A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MySpa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London, England.), 31(1), 125–146. 3 參見 Mishna, Bogo, M., Root, J., Sawyer, J.-L., & Khoury-Kassabri, M. (2012). “It just crept in”: The Digital Age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40(3), 277–286. 4 參見 Van Cleemput, Vandebosch, H., & Pabian, S. (2014).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xtual factors that determine“helping”, “joining in”, and “doing nothing”when witnessing cyberbullying. Aggressive Behavior, 40(5), 383–396. 5 參見 Sonia Livingstone, Peter K. Smith. (2014). Annual Research Review: Harms experienced by child users of online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the nature, prevalence and management of sexual and aggressive risks in the digital age.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55(6), 35-54. 6 參見 Mmabatho P. Aphane, Jacob T. Mofokeng. (2020). Critical analysis of strategies towards creating an adequate level of awareness on cybercrime among the youth in Gauteng Provi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 9, 1385-1396.
第一章 緒論 31 他人的青少年,較容易出現網絡違規和犯罪行為。1 在外因方面,有學者認為,網絡虛擬空間的匿名性進一步助長了犯罪的擴散,也使互聯網上充斥着方方面面真假難辨的資訊,以至形成網絡次文化,而這種邊緣文化是背離主流文化的價值標準、行為模式等方面的綜合體。其表現為崇尚自我、推崇駭客、網絡自由等價值標準和行為模式,由於網絡次文化所倡導的某些行為模式與主流文化相背離,不良的網絡文化會誤導青少年的思想和行為,容易導致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社會接觸理論也說明了不良的網絡文化對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影響。2 此外,高新科技的發展增加了青少年接觸互聯網的資訊流,但與此同時,也增加了網上跟蹤、性騷擾、網絡色情和欺詐等行為;3 青少年不僅可以借助智能手機觀看色情內容,還可以使用其收集,編輯,傳播和散布個人信息。4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網絡犯罪與不良的生活環境和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有關,5 一旦青少年在現實生活中已成為欺凌的受害人,在網上有更大可能會成為網絡欺凌的受害者;而缺乏父母的溝通、監管與青少年遭受性虐待和性剝削存在相關。6 許多研究亦證明,如果缺乏負責任家長的監督和支持,網絡遊戲會為青少年帶來各種風險,從遊戲障礙、財務風險、個人數據的收集和貨幣化,到網絡欺凌、仇恨言論、暴力和暴露於不當行為或內容。7 1 參見香港青年協會、香港城市大學:《青少年科網違規及犯罪行為調查研究》,來源:https://hkfyg.org.hk/zh/2018/12/13/. 2 參見張華強:《不良網絡文化影響下的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研究》2008 年第 1 期。 3 參見 Brewer, Cale, J., Goldsmith, A., & Holt, T. (2018). Young People, the Internet, and emerging pathways into criminality: A study of Australian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yber Criminology, 12(1), 115–132. 4 參見 Mmabatho P. Aphane, Jacob T. Mofokeng. (2020). Critical analysis of strategies towards creating an adequate level of awareness on cybercrime among the youth in Gauteng Provi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 9, 1385-1396. 5 參見 Whittle. (2013). Stephen Harper: The ultimate cyber-bully. National Post (Toronto). 6 參見 Whittle. (2013). Stephen Harper: The ultimate cyber-bully. National Post (Toronto). 7 參見 UNICEF (2019). Global kids online comparative report. https://www.unicef-irc.org/pub lications/pdf/GKO%20LAYOUT%20MAIN%20REPORT.pdf.
第一章 緒論 32 此外,同儕關係對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影響亦極為重要,網絡欺凌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青少年在學校班級的情況,1 同儕參與和支持是青少年發生網上風險行為的決定因素。2 有大量研究表明,在學校缺乏發展健康關係的機會,是青少年形成不良行為的主因,3 輟學及不良的師生關係是造成青少年各種行為問題的風險條件;4 另一方面,青少年一旦對未來失去信心及方向,便會選擇只要付出較少努力就能獲得即時滿足感的活動,例如網絡偏差行為、早期輟學、吸食煙草、酒精及大麻或病態賭博等。5 (4)青少年網絡犯罪防治的相關研究 聚焦到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問題上,不少研究強調家庭、學校和社會對解決有關問題所發揮的作用。國內有學者認為家長應當提高網絡素養,樹立監管意識,對子女安全上網進行有效的引導;6 國外有學者提出學校須通過改善師生之間的關係,在同儕中鼓勵和讚美其學校的表現,來預防有問題的網絡使用;7 而加強青少年對家庭、學校及社區的歸屬感,能有效防護各種行為問題;8 並透過加強針對青少年網絡行為管理的制度建設,創新 1 參見 Williford, Elledge, L. C., Boulton, A. J., DePaolis, K. J., Little, T. D., & Salmivalli, C. (2013). Effects of the KiVa Antibullying Program on cyberbullying and cybervictimization frequency among Finnish youth.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42(6), 820–833. 2 參見 Sonia Livingstone, Peter K. Smith. (2014). Annual Research Review: Harms experienced by child users of online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the nature, prevalence and management of sexual and aggressive risks in the digital age.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55(6), 35-54. 3 參見 Eisenberg, Toumbourou, J. W., Catalano, R. F., & Hemphill, S. A. (2014). Social nor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youth development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3(9), 1486–1497. 4 參見 Fletcher, & Silberberg, S. (2006). Involvement of fathers in primary school activiti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50(1), 29–39. 5 參見 María José Díaz-Aguado, Javier Martín-Babarro and Laia Falcón (2018).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maladaptive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school context. Psicothema, 30(2), 195-200. 6 參見王建敏、孫玉娟、康琳婧:《立法實踐與解讀: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制度》,《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1 年第 1 期。 7 參見 Díaz-Aguado, M. J., Martín-Babarro, J., & Falcón, L. (2018).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maladaptive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school context. Psicothema, 30(2), 195-200. 8 參見 Sonia Livingstone, Peter K. Smith. (2014). Annual Research Review: Harms experienced by child users of online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the nature, prevalence and management of sexual and aggressive risks in the digital age.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55(6), 35-54.
第一章 緒論 33 網絡管理體制,1 以及完善法律法規發揮強而有力的社會規範作用,保障青少年有良好的上網環境。2 另外,在個人層面,網絡安全意識是增強網絡安全防禦和能力的推動力,3 因此,提升青少年的網絡安全意識,使其形成自己對複雜網絡世界的免疫系統是必然的對策。同時,亦可透過發展個人興趣及嗜好去預防各種網絡行為問題。4 此外,中國內地不少學者借鑒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先進經驗,為發展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政策提供參考。例如,有文章梳理歐盟針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戰略、計劃和措施,啓示中國內地應在立法、開發豐富的互聯網資源及建立未成年人互聯網保護體系等方面進行改進;5 也有學者借鑒日本網絡法治和家庭監管並重的成功經驗,以應對及從根本解決青少年網絡使用的安全問題;6 還有學者通過考察國內外多個國家及地區的經驗,提倡政府、企業、家庭、民間組織等各方主體共同參與,通過法律、行政、技術、文化與道德自律等多種途徑共同推動網絡空間的法治化。7 另一方面,有持不同觀點的學者認為,與青少年居住的其他離線環境相比,網絡環境不再危險,也可能更少危險;網絡技術帶來的問題不是唯一的,而是社會互動或媒體消費問題的擴展,這些問題跨越了許多環境,最好從整體上加以概念化,而不是特 1 參見黃少華:《青少年網絡行為的社會控制》,《淮明師範學院學報》2007 年第 4 期。 2 參見段朱清:《試論青少年網絡安全立法建議》,《網絡安全技術與應用》2014 年第 5期。 3 參見 Mmabatho P. Aphane, Jacob T. Mofokeng. (2020). Critical analysis of strategies towards creating an adequate level of awareness on cybercrime among the youth in Gauteng Provi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 9, 1385-1396. 4 參見 Lukasz Tomczyk, Roman Solecki. (2019).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nd protective factors related to family and free time activities among young people. Educational Sciences: Theory & Practice, 19(3), 1-13. 5 參見楊湧、王旭仁:《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歐盟與中國政策對比》,《網絡空間安全》2019 年第 10 期。 6 參見韓景芳:《青少年網絡使用安全保護》,《學海》2010 年第 6 期。 7 參見牛凱、張潔、韓鵬:《論我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加強與改進》,《青少年犯罪問題》2016 年第 2 期,第 37-52 頁。
第一章 緒論 34 殊化;適當的應對措施不應是專門的互聯網安全培訓,而是關於生活技能,社交互動,情商和媒體素養的更一般的教育。1 (三)文獻評述 1.研究方法方面 如前所述,在研究方法方面,國外就相關議題進行了大量的量化研究,透過大規模的調查以探討青少年網絡使用的行為和特徵,分析問題的原因,以及與社會人口背景、心理、精神健康方面的相關性;而且,國外進行的長期性研究較多,持續追蹤問題的發展趨向,從而提出預防及解決有關問題的建議。 但量化方法的不足之處,是遺漏了青少年主觀的情感和深層的想法等重要資訊。中國內地就相關議題的研究方法以思辨和描述居多,實證方面的研究相對缺少。另外,有不少學者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和法律制度發展應對策略。然而,在結合內地自身特色及可行性分析方面卻略顯不足,值得進一步再作研究。而不論是中國內地還是國外的研究,都缺乏使用質性的實證方法對有關議題進行探討。 2.研究領域方面 經綜合分析國內外的相關研究現狀,均對青少年網絡犯罪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提高,相關議題的文獻數量持續增加。關於青少年網絡犯罪研究涵蓋的領域,從上世紀的犯罪學、刑法學,及後延伸至心理學、社會學及教育學等學科範疇。中國內地就有關問題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社會科學、文化及教育範疇,而國外則歸類在醫學、社會科學及心理學的領域較多。綜上所述,針對青少年網絡犯罪的現有研究多數從微觀和中觀的領域進行剖析和呈現,對於從宏觀結構和政策制度的視角分析有關議題的研究較 1 參見 Finkelhor, D. (2014). Commentary: Cause for alarm? Youth and internet risk research - A commentary on Livingstone and Smith (2014).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55(6), 655-658.
第一章 緒論 46 2.比較分析法 比較分析法是將兩種以上的相關主題進行同異優劣之比較,以作為檢討現狀與解決問題之參考。本研究通過比較國際上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在公共政策層面的不同治理模式,包括政府絕對管治、政府引導自治及政府主導合作模式,並分別就各個模式挑選一代表性的國家,比較韓國、美國及英國的青少年網絡犯罪治理政策、法制法規及有關的防控措施,藉以借鑒有關的先進經驗,作為澳門在發展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公共政策的參考。 3.參與觀察法 參與觀察法是一種直接或實地觀察,研究者為了對某一特定的議題有深入及科學的瞭解,而與相關團體建立及維持長期性及多向度的關係。1 基於本人先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及司法警察局任職,在青少年犯罪防治的領域有多年的實務工作、研究分析、政策規劃與執行的經驗,尤其在司法機關的工作經驗中,對有關當局在預防及打擊網絡犯罪方面的策略方針有更深入的看法和反思,對於本研究議題具獨特的專業見解,多年來所整理的觀察資料、工作筆記和心得亦會應用在本研究中。 4.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通過在多種資訊來源和豐富的背景中收集深入、詳細的資料,對一個或多個個案進行歷時性的探討。2 為全面收集社會上發生的青少年網絡犯罪案例,本研究主要透過司法警察局官方網頁和《澳門日報》收集近年官方公布及報導的案例、警情通告等資訊,分析青少年網絡犯罪問題的類型與特徵。根據第 35/2020 號行政法規,司法警察局對網絡犯罪具專屬的調查職權,因此,有關當局會在網頁上公開有關網絡犯罪方面的數據、案例及警情訊息;而《澳門日報》是澳門的旗艦報刊,其相 1 參見 Lofland. (1972).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Journal of Extension, 10(3), 63. 2 參見德爾伯特·米勒、內爾∙薩爾金德:《研究設計與社會測量導引》,風笑天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年。
第一章 緒論 47 關報導覆蓋了在澳門發生的絶大多數的犯罪活動。 然而,由於本研究的對象是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該年齡段對於網絡犯罪的意識薄弱,舉報意願低,相信被揭發的案件只屬冰山一角。而且,由於未達刑事歸責年齡,即使在觸犯網絡犯罪後被舉報,也可能是按《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的規定接受警方警誡等措施,因此,官方公布的罪案數據並未能真實反映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實況,有關數據亦沒有針對網絡犯罪受害人的資料進行統計。有鑒於此,本研究同步使用深度訪談法,蒐集與研究議題相關的第一手資料,以補充官方數據資料的不足。 5.深度訪談法 基於本研究的主題是探討青少年的網絡犯罪行為,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如果採用量化研究如問卷調查的方式,受訪者未必願意如實填答。為從更客觀、多元的角度對青少年網絡犯罪此一社會現象進行全盤瞭解,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收集。深度訪談是質性研究的其中一種方法,較適用於探討敏感話題,以揭示對某一問題的潛在動機、態度和情感。國外學者認為,質性研究旨在瞭解特定時間及情境下,某一現象的各種詮釋。它的目的不在於對社會作通則性的預測與解釋,而是透過各種詮釋,描繪特定時空脈絡與情境下的某個現象。1 質化研究透過研究者的參與觀察,瞭解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如何產生“意義”,並透過研究者的描述,“詮釋”這些事件對於人們、或某個社會的意義為何。 有學者認為,訪談是試圖瞭解我們所生存的社會中,最普遍、最有力量的方式之一;它包括多種形式,在研究上也視研究目的、對象與規模而具多元的效用。2 而深度訪談則是在訪談的 1 參見 Merriam, S. B.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ractice : Examples for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1st ed.). San Francisco : Jossey-Bass. 2 參見 Fontana, A., & Frey, J. H. (2005). The interview: From neutral stance to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695-728.
第一章 緒論 48 基礎上作更進一步的深化,並透過立意抽樣尋找受訪者。1 深度訪談法的優點在於研究者可以掌握問題的次序與訪問情境,從中判斷答案的真實性,尤其當研究問題可能觸及到一些禁忌時,研究對象比較願意回答相關敏感性議題,而能深入問題的核心,取得較完整詳盡的資料。然而,缺點在於訪談技術有若干限制,研究者的主觀意見,可能有意無意透過問題選擇、非語文的暗示或音調,將自己的態度傳達給受訪者,從而影響受訪者回答的效度。2 另有研究者認為,研究者必須瞭解到,訪談並不是一種中性(neutral)的資料蒐集方法,它是建立在某種特定情境下,經由研究者與受訪者積極地互動,最終對於研究問題討論、協商出答案。3 本研究所使用的深度訪談法,是以半結構化的訪談方式為主,在訪談前先擬定訪談大綱(詳見附錄資料),以確保訪談的進行與研究主題密切相關。透過深度訪談能深入取得更多資訊,並隨時增加或調整問題的順序。基於研究主題具一定的敏感性,在展開訪談之前,研究者向受訪者聲明有關資料會進行匿名及保密處理,在訪談的過程中,儘可能以開放、鼓勵的態度,讓受訪者在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中,敞開心扉地談論自己的意見。 在訪談對象方面,本研究以立意抽樣的方式,至訪談資料達到飽和為止。在 2022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透過青年社團引介有網絡犯罪經驗的青少年,並取得受訪者同意的情況下進行個別面對面的深度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 40 分鐘,在完成訪談後會向受訪者贈送面值 50 元的超市禮券作為回饋。訪談目的主要是瞭解受訪者的網絡生活型態,其與家庭、學校及朋輩的關係,以及過去一年曾經作出網絡犯罪、遭受網絡犯罪侵害或旁觀網絡犯罪 1 參見 Babbie, E. R. (2001).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9th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2 參見 Wimmer, R. D., & Dominick, J. R. (2000).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Belmont, C 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3 參見 Cooper, D. R. (2001). In Schindler P. S. (Ed.), (7th ed.). Boston, Mass.: Irwin / McGraw - Hill.
第二章 澳門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問題現況 58 從上述案例可見,受害女學生向素未謀面的網友發送自拍裸露影片,最後被網友作為報復的工具,在同學間流轉,反映了受害者高估了對網友的信任,輕易揭露個人隱私,最後釀成大禍。根據受訪社工所述,“曾接觸不少青少年透過朋友公開或轉發其微信帳號,藉以供他人加為好友,以結識男女朋友”,但卻忽視了向他人洩露個人資料的風險與危機。而且,在社交媒體公開或披露他人資料,亦可能違反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而構成行政違法,會被科處罰款。 互聯網的重要作用是實現全球資訊資源共用,每一進入國際互聯網的數據都有可能被任何用戶知悉、篡改、刪除、複製、盜用。除了數據收集者的不合理使用致使數據主體對其個人數據難以掌控外,數據收集者因疏於對其所掌握的個人數據進行管理,也會使數據因人為損毀、遺失或駭客攻擊而處於失控狀態。美國一家名為Docusearch. Com的網站就因向他人提供包括其用戶的電話號碼、社會保障號碼在內的個人數據,而致使其用戶慘遭謀殺。因此,網絡空間的個人數據保護對個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 當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照片、瀏覽商品、在線搜索、分享資訊、想法和評論時,數據會隨之產生,包括身份資訊、位置、偏好等數據會進入一個處理個人資訊的產業中,如同“電子紋身”一樣永久保存。隨着大數據將互聯網轉變為“物聯網”,並最終升級為“萬物互聯”,每一條資訊都可能為人所用,兒童權利也將面臨着受侵犯的風險。2 當今,企業普遍將收集個人資料及數據視為重要的商業行為,而兒童及青少年則是重要的數據來源,因為他們能夠影響朋友和家人的消費決定。3 1 參見陳晨:《青少年網絡傷害研究報告》,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 年。 2 參見 Hargittai, Eszter, Gina Walejko, Kardefelt-Winther. (2007). The Participation Divide: Content creation and sharing in the digital ag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1(2), 239-256. 3 參 見 World Bank (201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Digital dividends. https://elibrary.worldbank.org/doi/ pdf/10.1596/978-1-4648-0671-1.
第二章 澳門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問題現況 59 大多數國家及地區保護兒童網絡隱私的監管手段都是基於父母同意原則。各國採取的手段各有不同,但是最典型的做法是要求或建議服務提供者在向特定年齡以下的兒童提供服務或收集資料之前,獲取父母的同意並核實。然而,這種做法也招致了一些批評,包括影響兒童言論自由、獲取資訊以及發展數位素養。在許多情況下,兒童並不願意與父母分享網絡經歷,要求父母同意孩子所有的資料分享行為實際上削弱了兒童的網絡自主權和自由。1 這也與《兒童權利公約》中的承諾相悖,即兒童應當能夠根據自己不斷發展的能力行使自主權利。任何的監管措施都需要在保護兒童網絡安全和尊重兒童成長過程中的獨立性兩者之間達到平衡。 (二)網絡暴力 網絡暴力(internet violence)是透過互聯網途徑向目標對象進行騷擾、言語攻擊或誹謗等網絡侵犯活動。網絡欺凌是網絡暴力行為的一種,指一個人或一群人,不斷利用資訊及溝通科技,例如是社交網絡、即時短訊工具等,針對另一人或一群人,蓄意及反覆地作出帶有敵意的行為,意圖作出傷害。網絡欺凌可以是騷擾、恐嚇、詆毀、威脅、假冒他人、又或是散播謠言或虛假訊息,以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友誼。例如於 2020 年 10 月在澳門發生的一宗案例: 案例二:一名十四歲女中學生發現,有人未經其同意偷拍了一張其個人容貌照片,並分享到某社交通訊軟件同學群組內,引發群組內其他成員討論、轉發及嘲諷,其感覺事件越來越嚴重,告知老師及校方。司法警察局接報介入處理,涉案四名男學生年約十四至十五歲,均就讀初中,其承認曾分享或轉發過照片並嘲笑該名女生,聲稱只為貪玩,但否認是偷拍者。行為已構成“侵 1 參見美國國際開發署:Technical Brief: Use of technology in the Ebola response in West Africa,2014 年。
第二章 澳門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問題現況 67 導的某些行為模式與主流文化相背離,不良的網絡文化會誤導青少年的思想和行為。1高新科技的發展增加了青少年接觸互聯網的資訊流,但與此同時,也增加了網上跟蹤、性騷擾、網絡色情和欺詐等行為。2 由於青少年社會經驗不足、人生觀和價值觀尚不穩定,在面對互聯網海量的資訊、虛構的環境與多元化的價值取向時,便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影響。以下便是一宗關於不良資訊的案例: 案例七:2022 年 4 月期間,網絡社交平台出現多則發洩負面情緒的帖文,內容除製造企圖自殺的假像外,更慫恿他人跟隨或附和,增加有情緒困擾人士的輕生念頭。上述行為已觸犯澳門《刑法典》第二百九十五條“濫用及虛構危險訊號”罪,濫用警報之信號或召喚、或求救之信號或召喚者,又或製造假象使人相信因出現禍事、危險或集體處於困厄之狀況而需要他人幫助者,處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3 當青少年接觸到不良的網絡資訊,便可能會走上極端,發生自殘、破壞性及暴力行為。例如,起源於俄羅斯的恐怖網絡勒索遊戲“藍鯨遊戲”曾在社交網絡流傳,其後擴散全球,當時一年內在俄羅斯引發百起以上青少年自殺事件,該遊戲一開始由遊戲發起人透過洗腦方式影響青少年的心智,誘導他們作出不同程度的自殘行為。青少年接受不知名帳號追蹤、私訊後,便會被要求提供裸照、住址、身份證件等資訊,同時開始為期 50 天的遊戲,每日破解一項任務,任務包含對父母撒謊、凌晨看恐怖電影、聽指定音樂、越來越負面激進的自我傷害、每天都要在手上劃傷口,甚至自殘刻劃藍鯨圖樣,逐步向其灌輸“世界不需要你”的負面想法後,最終任務是要青少年自殺。過程中想退出遊戲,更會被要脅公布裸照、個人資訊,讓青少年不敢向外求救,進而引發 1 參見張華強:《不良網絡文化影響下的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研究》2008 年第 1 期。 2 參見 Brewer, Cale, J., Goldsmith, A., & Holt, T. (2018). Young People, the Internet, and emerging pathways into criminality: A study of Australian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yber Criminology, 12(1), 115–132. 3 參見《澳門日報》2022 年 4 月 22 日。
第二章 澳門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問題現況 68 悲劇,該遊戲在多國政府竭力打擊下已有所改善。繼“藍鯨”之後,又出現另一款類似的恐怖網絡遊戲“Momo 挑戰”,玩法與“藍鯨”相近,有青少年亦因此遊戲而上吊自殺。 澳門在抗疫居家隔離期間,青少年接觸網絡的時間增加,當時曾在網絡社交平台興起一陣危險遊戲“三人跳挑戰”熱潮。警方獲悉後,即時利用新型媒體傳達警情通告,提醒青少年、家長及校方須強化安全意識,避免因進行危險遊戲而對人身安全造成威脅。1 另一方面,互聯網充斥着方方面面真假難辨的資訊。在《第20 次澳門居民互聯網使用調查報告》中顯示,網絡假資訊的接觸已常態化,有 66%網民認為有時或經常接觸到假資訊,有 34%網民對網上資訊真假難辨感到焦慮。青少年在資訊龐雜的時代,難以對訊息的真偽作出判斷,往往在真相未明的情況下,便選擇了相信主流的評論聲音,隨波逐流地誤作判斷。 回音壁理論指出,在網絡上,我們只和那些與自己觀點相同、意見相同的人溝通,在社交媒體上,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確保了我們在網絡上都只看到自己想看的資訊,當“關注”、“不感興趣”累積到一定程度後,系統會自動為我們量身訂造一套資訊,故意對我推送我只想看的訊息,抵制我們不想看的事物,逐漸形成一個網絡回音室,在回音室中臭味相投、有同樣思想和看法的人便會聚集在一起,在這個回音室中不斷地迴響。2 青少年在缺乏社會經驗和判斷力的情況下,一旦暴露在經過演算法過濾並有意操緃的網絡環境中,便會選擇相信網絡謠言、假新聞和圖片,繼而走進網絡回音室,當聲音不斷循環,同時回音室內出現更多假新聞、假照片來加以描述和佐證時,會使回音室內的分貝越來越高,情緒越來越激烈,這時大腦只會去相信他 1 參見《力報》2020 年 2 月 15 日。 2 參見 Quattrociocchi W, Vicario M D, Bessi A, et al. (2016). The spreading of misinformation onlin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3(3), 554-559.
第三章 澳門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形成機制 73 以外,隨着互聯網嵌入青少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網絡也成了他們接觸最頻繁、影響最深遠的微觀系統。在該系統中,青少年由於身處的家庭功能薄弱、學校關係緊張以致依附關係的斷裂,並在網絡虛擬特性的影響下,形成網絡犯罪問題。 (一)家庭功能薄弱 青少年與父母的連結,是其所建立的第一個依附關係(attachment),美國犯罪學者 Hirschi(1969)在《犯罪原因論》提出,當依附於父母的鍵薄弱時,犯罪的可能性即大增;若能強化與父母的感情連結,犯罪的可能性即可降低。1 這是由於青少年不僅會模仿和認同父母親的言行舉止、思想,並且習慣分享父母的精神生活,在進行活動前會徵求父母的意見,認為父母是社會與心理活動的一部份,便不容易傾向犯罪,因此,對於研究青少年網絡犯罪問題,我們不能忽視與其緊密相關的家庭因素。 根據受訪青少年的敍述:“父母的關係一直不好,他們在早 1 參見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青少年網絡犯罪問題 家庭:功能 薄弱 網絡: 虛擬性 學校:關係 緊張 微觀系統 圖 3-1 微觀系統青少年網絡犯罪形成因素關係概念圖
第三章 澳門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形成機制 74 幾年離婚,我與父親、爺爺、嫲嫲和妹妹住在一起,媽媽有時候會回家看我,但是一家人很少交流,長大後已很少和家人講話,好像沒有話題可以聊,每天溝通的時間也不到十分鐘。” 近年社會上離婚率不斷上升。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2021年澳門離婚宗數為 1,315 宗,較 2011 年增加 317 宗,較 2001 年增加 967 宗。近二十年來,離婚宗數增幅近四倍,且離婚年齡層亦有年輕化的趨勢,單親家庭問題對青少年的成長會造成一定影響。此外,澳門以雙職家庭居多,不少父母從事博彩、旅遊及服務行業,工作時間長,有的更需要輪班,使父母與子女欠缺溝通的機會。 受訪家長表示:“現任職於賭場的工作需要輪班,晚班下班回家的時候,子女已入睡了,到他們起床時,我還在睡覺,有時好幾天都碰不了面,幸好他們現在大一些,可以照顧自己的起居。”由此可見,家長奔波於維持生計,忽略了子女在不同成長階段的需要,更莫論關懷子女平日在網上的活動。 多位受訪青少年表示,家長並沒有介入他們的網絡生活,例如有受訪青少年提到:“現時用手機都可以隨時隨地上網,父母不會監管我上網的活動和時間。”另一受訪青少年表示:“以前上小學家人會控制我上網的時間和內容,上初中後就不會了,他們要求我只要成績合格,到時拿到大學畢業證書便可以。”再比如有青少年提到:“父母本身也經常機不離手,就算一家人在一起吃飯,也總是看着手機螢幕,更不用說管我們在網上做甚麼了。” 本研究通過訪談和觀察發現,家庭功能薄弱、親子關係疏離,青少年在網絡世界中缺乏家長的參與和保護等,均為構成青少年網絡犯罪的主要原因。Cohen 與 Felson 於 1979 年提出日常活動理論,1 可據此對青少年網絡犯罪現象進行解釋,當網際網絡使用越普及,網絡上作案的不法分子越來越多,且在警察、負 1 參見 Cohen and Felson, M. (1979).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4), 588–608. https://doi.org/10.2307/2094589.
第三章 澳門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形成機制 75 有監管義務的家長缺席的狀態下,青少年一旦缺乏網絡安全意識,發生網絡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學校關係緊張 學校連結起青少年的家庭和社會生活,也是接受教育的前沿陣地。Hirschi 的社會控制理論認為,青少年越依附於學校,便越不可能發生偏差行為。而個人依附於學校的程度,取決於其在學校的表現和師生關係。多位受訪青少年對課業抱持得過且過的態度,也對未來失去人生目標。例如,一位受訪青少年說:“我知道現階段學習是最重要的任務,但我錯過了,再努力也沒有用,只希望可以快點成年,找一份能賺錢的工作。”另一受訪青少年也表示:“成績也不代表甚麼,我對自己要求不高,能升班和畢業就可以了,對將來也沒有甚麼期望。” 隨着社會對教育的要求越漸提高,不少學生須面對考試與升學的壓力,部份課業表現不佳的學生一旦被“標籤”,便容易失去學習動機,開始自暴自棄。當青少年不喜歡上學甚至逃學,或者不在乎老師看法時,便較可能認為學校的管教方式不合理,或沒有權力來約束他們,因此陷入偏差或犯罪之可能性便增加。絶大部份受訪的青少年未能從學業上取得成就感和滿足感,而上網便成為他們暫時逃避現實的手段,青少年一旦對未來失去信心及方向,便會選擇只要付出較少努力就能獲得即時滿足感的活動,例如網絡偏差行為、早期輟學、吸食煙草、酒精及大麻或病態賭博等。1 此外,同儕的關係對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影響亦極為重要,有受訪青少年表示:“通常被人在網上進行言語攻擊或以惡搞的相片進行侮辱的對象,都是班上被排斥、經常被恥笑的那幾位同學。”上述現象表明,網絡欺凌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青少年在學 1 參見 Díaz-Aguado, M. J., Martín-Babarro, J., & Falcón, L. (2018).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maladaptive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school context. Psicothema, 30(2), 195-200.
第三章 澳門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形成機制 76 校班級的情況,1 同儕的關係是青少年發生網上風險行為的決定因素。2 有大量的研究證明,在學校缺乏發展健康關係的機會是青少年形成不良行為的主因,3 輟學及不良的師生關係是導致青少年各種行為問題的風險條件。4 (三)網絡的虛擬性 隨着高新科技的發展與互聯網的普及應用,使網絡與青少年成長的關係密不可分。有受訪青少年表示:“每天 5 點多放學回家後便開始玩網絡遊戲,到吃飯的時候會暫停一下,之後就繼續玩,有時會到凌晨兩點才睡,隔天上課精神不好,就用中午下課的時間來補眠。”由以上例子可見,青少年上網活動和習慣已佔據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有的甚至已形成網絡依賴,影響身心、家庭及課業的正常發展。 對青少年而言,網絡是脫離現實生活的另一個虛擬世界,其中一名受訪青少年表示:“上網對我來說是一種精神寄託,可以暫時逃避現實生活中的壓力和不愉快。”又如另一名受訪青少年所述:“現實中我是一個比較平凡的人,但在遊戲世界中可以得到虛榮和別人的稱讚,為我帶來成就感。” 互聯網的虛擬性成為青少年暫時脫離現實的手段,在虛擬世界中他們更容易被賦權和取得成就感,為現實生活中緊張的家庭 1 參見 Williford, Elledge, L. C., Boulton, A. J., DePaolis, K. J., Little, T. D., & Salmivalli, C. (2013). Effects of the KiVa Antibullying Program on cyberbullying and cybervictimization frequency among Finnish youth.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42(6), 820–833. 2 參見 Sonia Livingstone, Peter K. Smith. (2014). Annual Research Review: Harms experienced by child users of online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the nature, prevalence and management of sexual and aggressive risks in the digital age.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55(6), 35-54. 3 參見 Díaz- Aguado & Martínez Arias, R. (2013). Peer bullying and disruption-coercion escalations in student-teacher relationship. Psicothema, 25(2), 206–213. 4 參見 Fletcher, & Silberberg, S. (2006). Involvement of fathers in primary school activiti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50(1), 29–39; Trianes, Blanca, M., de la Morena, L., Infante, L., Raya, S., & Munoz, A. (2006). A questionnaire to assess school social climate. Psicothema, 18(2), 272–277.
第三章 澳門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形成機制 77 關係、沉重的課業壓力、失落的情緒感受提供了心理慰藉和補償。然而,這種虛擬的環境也順利成章地成為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溫床,讓不法分子有機可乘。例如有受訪者提到:“我會用匿名上網,這使我感到沒有約束,在網上較現實生活中更能暢所欲言和表達現實生活中被壓抑的想法,但有時也會情緒失控,在網上用粗言穢語怒罵和攻擊網友。” 不少研究指出,匿名與不良行為呈正向的相關,法國社會心理學家 Gustave Le Bon 早在 19 世紀已提出,“匿名”可以防止人被孤立或被識別,從而產生不可懲罰的感覺,並喪失個人責任感,促使不良行為的產生;社會心理學家 Festinger 於 1952 年提出“去個性化”(deindividuation,又稱去個體化)的概念,指人在不能識別個人身份的情況下,會展現出衝動、行為異常的現象,例如使用暴力。1 網絡的匿名性和隱蔽性使青少年產生責任弱化的心理,降低了他們的社會責任和道德約束力,被現實世界壓抑的想法和欲望也會被迅速釋放,使網上言行肆無忌憚,不計後果,形成各種網絡暴力的犯罪行為。 二 中間系統因素:現實生活與虛擬世界的脫節 通過對形成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微觀系統成因進行分析,有助於進一步探討形成有關問題的中間系統因素。U. Bronfenbrenner將中間系統定義為一組微觀系統所連結而成的系統,乃研究對象所活躍參與其中的兩個或多個環境之間的連結,例如互聯網與家庭、學校的關係。 對青少年而言,中間系統的關係與互動越頻繁且正向,比如透過家校緊密合作培育青少年的成長,便會產生積極的效果。反 1 參見 Festinger, L., Pepitone, A., & Newcomb, T. (1952). Some consequences of de-individuation in a group.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2), 382–389.
第四章 青少年網絡犯罪預防的公共政策 109 另外,透過建立第三方身份認證機制、賦予網際網絡業者得暫時移除或封鎖有害資訊之權利等方式管理網絡違法內容,期望藉此促進業者自律,並在言論自由及受害者權益中取得平衡。 此外,根據韓國的《青少年保護法》,放送通信審議委員會被授權可以判定何謂有害青少年身心的不良內容,並可以對載有違法內容(例如色情、網絡犯罪和賭博)的網站採取行動,像封鎖網站、通知網站業者移除不當訊息或確認發布訊息者的身份等行為。1 3.業者自律 韓國放送通信審議委員會積極推動“SafeNet”網絡內容分級服務以對網絡內容進行防護,“SafeNet”制度是韓國放送通信審議委員會針對韓國網際網絡現況所設計的內容分級服務系統,予網絡內容提供者對網絡內容進行自我分級,以及網際網絡使用者按接受程度選擇需要過濾的資訊,此分級制度由政府制訂,但無強制要求業者採用。 該分級制度除了督促網絡內容提供者實現對於網際網絡使用者的社會責任外,更加強了網際網絡空間提供資訊的可信賴性,能促進網絡使用者生活品質的提升。有關的分級制度包括針對自有內容的“自我分級服務”以及針對外來猥褻與暴力資訊的“第三人分級服務”,透過自我分級服務,網絡內容提供者自發地依據“分級標準”將網頁進行標籤,而網際網絡使用者則透過韓國資訊傳播道德委員會所提供的過濾軟件進行“識別”,從而選擇合適的資訊。第三人分級服務則是建立外來猥褻與暴力內容的“分級資料庫”,提供予網絡使用者作為參考,按過濾程序選擇使用等級。 4.行政及技術管理 一是對網絡內容進行監管。採取的措施包括就網際網絡傳播 1 參見 Ronald Deibert, John Palfrey, Rafal Rohozinski, and Jonathan Zittrain. (2011). Access contested, security, identity, and resistance in Asian cyberspace. The MIT Press, 354-355.
第四章 青少年網絡犯罪預防的公共政策 117 兒童色情問題最受該機構的重視。 IWF 與超過 50 家互聯網業者(ISP)組成網際網絡服務提供者協會(ISPA),並共同制定了從業者行為守則(ISPA Code of Practice)。該協會成立後,在會員規約中規範所有會員必須遵守“網絡服務業者行為守則”,且該守則中表明協會會員必須與網絡觀察基金會(IWF)合作,共同消滅網絡上的不當資訊。 英國兒童網絡安全委員會依網絡服務的不同,將網絡服務業者分類為社群交往和互動設施的服務提供者、搜尋服務提供者、聊天即時通服務提供者、內容提供者、網絡連結設施提供者以及網絡空間提供者,擬定可供不同網絡服務業者參考的行為準則,並列出青少年可能會因為這些服務遇到的問題,進而列出解決的方法供業者參考。 4.行政及技術管理 一是提高公共安全意識。英國內政部為了提高公共對網絡安全的意識,並為幫助兒童和少年享受安全的上網環境,設計了三個標籤放置在網頁上,分別是“關上他”、“屏蔽他”、“辨識他”,提醒網絡使用者,當看到這些標籤時,特別是兒童或青少年,可以知道要“click clever, click safe”。英國兒童網絡安全委員會的會員輪流定期舉辦會議,就兒童上網安全議題討論和發表意見,對最新情勢提出解決之道以構建安全的上網環境;並成立提高公共安全意識小組,負責推廣上網安全的知識,例如引導網絡使用者瀏覽推廣的網頁,還會在網絡上放置連結或相關的報告成果;1 以及成立“THINK U KNOW”資訊集中平台,在其網頁上放置有用的資訊,例如瞭解如何通報、如何下載過濾軟件和求救的資訊等,使兒童、少年、家長、教師和其他願意共同建立良好上網環境的使用者更容易取得資訊。 二是改善教育。根據英國教育及兒童服務與技能標準局於 1 參見 Tanya Byron. (2010). Do we have safer children in a digital world? A review of progress since the 2008 Byron review. UCL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13.
第五章 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多元共治模式 129 絡內容進行分級,通過提升個人的網安意識及淨化網絡環境的方式以達至預防青少年犯罪的目的;反之,他們較不贊成以限制個人的上網時間、加強家長對上網活動的監管或以實名制等手段來約束其上網行為的自主性。 對於內地限制青少年玩網絡遊戲的規定,針對 18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所有網絡遊戲供應商僅可在週五、週六、週日和法定假期的每天晚上八時至九時提供一小時服務,有不少受訪的家長、教師及社團領袖均表示支持,認為青少年由於自控能力較低,相關規定有助預防其沉迷網絡遊戲,以及降低其接觸網絡犯罪的風險。另一方面,站在青少年的立場看,他們則認為:“有關限制除了會讓青少年感到不能接受,更可能使親子關係變得緊張,而且,破解的方法總比設定的限制多,好比在內地如果會翻牆,即通過技術方式繞過網絡審查的措施,也可以上臉書,自己也曾試過用爸爸的身份資料通過遊戲的審核,破解了遊戲對年齡的限制。” 有相關研究顯示,在十至十五歲未成年人的家長中,有六成同意子女謊報年齡以通過限制。1 的確,一刀切的管制措施不但欠缺彈性,更有可能造成各種反效果,例如在內地限制青少年玩網絡遊戲的規定中,原本在指定的時段不玩網遊的青少年,也可能因僅限於此時段允許玩網遊而更踴躍地參加;或父母協助子女謊報身份以通過審查等。再如,有青少年表示:“許多家長經常抱怨遊戲殘害了青少年的成長,有關的輿論壓力促使政府推出各種應對政策,要求遊戲供應商配合作出管制。但事實上,根本不是青少年玩遊戲的問題,而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問題,在較早時期就有輿論說漫畫、電視會毀了下一代,現在到手機、互聯網。就算現時沒有網絡遊戲,也不代表子女就會認真讀書。我覺得只要有自制力不過度沉迷,適度的玩網上遊戲很正常,也是一種娛樂 1 參見 Harding, Eleanor. (2017, January 23). Six in ten parents say they would let their children lie about their age online to access social media sites. Daily Mail.
第五章 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多元共治模式 138 圖 5-3 生態系統治理理論下構建的政策體系 在該模式中,政府要主導、行業要自律、個人要自治,透過個體、社會和政府的通力合作,共防共治,傾向於採取政府主導合作的模式。在宏觀治理層面,要完善體制、法制、機制的建設;在中觀治理層面,透過提升應對風險的抵禦能力,築起內外兼固的防護牆;在微觀治理層面,要促進現實與虛擬世界的融合。上述三個層面的他律、自律與內律,在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的治理中皆為不可或缺的力量。 另一方面,為推動政策的執行與落實,在本研究提出的多元共治模式中,引入各種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以推動各治理主體的參與,提升政策的執行力( policy implementation capacity)。政策工具又稱為治理工具(governing instruments)或政府工具(tools of government),是政府將政策目標轉化為具體政策行動的機制,藉由提供最適的工具或手段,有效執行以達成預期目標。1 換言之,政策工具是政策從規劃轉變為執行過程中的技術選擇,它不僅能影響公眾行為和調動資源,而且可明確地 1 參見 Linder, S. H. and B. G. Peters. (1990).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policy-making: The role of guidance mechanisms in policy formula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1), 59-83. 宏觀治理 中觀治理 微觀治理 •完善體制、法制、機制 •提升應對風險的抵禦能力,築起內外兼固的防護牆 •促進現實與虛擬世界的融合 治理層次
第五章 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多元共治模式 139 宣示政府要“做甚麼”,以及應對問題的態度和反應,並直接影響政策的實施與效果。 西方學者 Schneider 和 Ingram 將政策工具分為權威性(authorities)、誘因性(incentives)、量能建構(capacities)、象徵性(symbolic)及學習性(learning)五類,1 權威性工具意指執行機關利用其權威,依據法律對民眾予以禁止、處罰或要求某特定之行為;誘因性工具是指執行機關利用補助或課稅等方式,誘導公眾的行為符合政府的政策要求;量能建構工具是執行機關對其執行人員施以講習訓練、增添設備,提升其政策執行的能力;象徵性工具指執行機關利用某些象徵性價值,爭取民眾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支持與配合,使政策易於貫徹;而學習性工具即執行機關對執行人員及利害關係者,建立知識分享文化,彼此相互學習,進而提升對政策問題的體認與執行。 有鑒於此,在多元共治模式的各個治理層次中,本研究建議使用相應的政策工具以促進政策目標的實現。 三 宏觀治理:體制、法制、機制的完善 (一)體制:構建一體化的政策體系 澳門目前對青少年網絡犯罪預防的政策仍然不成體系,使網絡監管缺乏系統性與協調性。基於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的工作涉及教育、社會工作、電信及執法等多個職能的政府部門,在監察方面存在職責分散的現象,客觀上還存在各自為政、權責模糊的情況。 有受訪的社團代表認為:“目前有多個政府部門都有參與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及網絡安全教育的相關工作,但不同部門之間 1 參見 Schneider, A. I. and H. Ingram. (1991). 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2(5),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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