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為澳門動腦筋──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發言彙編 - 在線閱讀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齊為澳門動腦筋——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發言彙編

齊為澳門動腦筋——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發言彙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十周年酒會演辭

目錄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酒會演辭梁維特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 1《齊為澳門動腦筋——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歡迎辭蕭志偉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理事長 3專題演講中國大陸的政府創新俞可平教授 5社會安定、繁榮與發展的模式劉鋭紹 12《齊為澳門動腦筋——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與主講嘉賓互動討論內容整理 17百家爭鳴《齊為澳門動腦筋——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上的講話許世元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 23完善勞動保障共建和諧社會陳錦鳴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理事長 26

社團應有的角色及其與政府的關係吳小麗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28僑界願為建設更加美好的澳門作貢獻劉藝良澳門歸僑總會常務副會長 33以自身變革為主推動社團可持續發展婁勝華 35澳門青年社團專業服務的發展馬志毅澳門泊車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8澳門社團發展宜注意的問題郭敬文 40多元和諧社會的基礎柯慶耀澳門經濟法律學會會長 43政府、社團及市民的角色葉建華 46特區政府的威信重構楊日科 48編者語 51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酒會演辭梁維特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尊敬的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尊敬的中央駐澳聯絡辦陳啟明副主任、尊敬的外交公署黃松甫副特派員、尊敬的立法會副主席劉焯華先生、尊敬的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先生、尊敬的各位來賓：首先，我謹代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對行政長官、列位主禮嘉賓和各位來賓的光臨，表示衷心的感謝。在大家的關心愛護下，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已經走過了十年的歷程。過去的十年，又正是澳門回歸祖國，整體社會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歷史時刻。我們這一個紮根澳門的民間非牟利研究機構，有幸躬逢其會，與全體澳門市民一道，親身見證並參與了 “一國兩制” 、 “澳人治澳”的實踐，過程中我們感到欣慰鼓舞，當中的經驗我們亦將會認真作出總結。今天的澳門，正進入一個我們從未經歷的，快速多變的發展時期。開放的政策為我們帶來了較多的發展機遇，積澱了較好的後發基礎；新的經歷，尤其是與國際真正接軌的歷練，又為我們帶來新的挑戰。要應對好此一全新局面，上午座談會的主調，亦即—— “多元互動，共建共享” ，正是我們不成熟的倡議。

多元共存本來就是澳門的特質，亦是澳門活力之所在。我們當然認同多元互動，且肯定愛國建澳是多元互動的基礎。我們亦呼籲成果應當共享，同時確信要更好地共享成果，就需要我們共同以實際行動務實建設。在共建的進程中，政府的帶頭作用當然極為重要。我們希望並相信，特區政府加快行政改革、銳意完善公平有效制度、加強施政透明度、更合理分配發展成果。同時，我們亦大力支持各級官員深入民眾，拓寬民意吸納渠道。在政策的制訂和推行中，推動有效的市民參與。與此同時，我們民間的支持並進同樣至為關鍵。假如缺少企業、社團、個人的積極投入，澳門的發展實無從說起，更遑論成果的分享。我們需要充份表達意見和訴求，同樣需要及早自我提升，以從容應對挑戰和把握機會，並主動投身建澳行動之中。一直以來，行政長官對本中心的成長厚愛有加；特區政府、中央駐澳辦，外交公署都對本中心給予大力支持；各位顧問、各界友好對我們作出多方鼓勵。我謹藉此機會，向大家致以最誠摯的感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澳門的前景，與我們澳人自身的努力悉悉相關。發策作為澳門一份子，願與各位一起，自強不息，與時並進。我的講話完了，謝謝各位。

座談會歡迎辭

《齊為澳門動腦筋——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歡迎辭蕭志偉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理事長各位來賓、各位傳媒朋友：早晨。歡迎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今日的座談會，我謹代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對各位的光臨，表示衷心的謝意。 “齊動腦筋，集思廣益，共同建澳”是我們每年舉辦 “齊為澳門動腦筋”座談活動的宗旨，亦是本中心十週年系列慶祝活動的基本宗旨。在去年的 “齊為澳門動腦筋”座談會上， “共建動態和諧澳門”的理念成為了普遍共識。大家比較認同的是， “多元”與 “和諧” ，兩者並不矛盾； “和諧”亦非靜態概念，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展現動態變化。綜合多方意見，我們今年覺得有需要繼續並深化去年的思考，並將討論主題定為 “多元互動、共建共享” 事實上，近年澳門經濟有所發展，公共財政收入有所上升，社會資源無異應作出更為合理的第二次分配，以使廣大市民共享社會成果。然而， “共建” 、 “共享”亦應是一個動態的、交替互動的過程，而非單向的、靜態的概念。一個健康的循環是：在共同建設的過程中，共享發展成果；在分享成果的過程中，提升自身的素質，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再共同建設，為更進一步的發展和共享，儲備足夠的能量。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澳門社會成員出現不同程度的不適應情。

況，發展定位、運作邊界等方面難免與社代要求出現差距。例如，部份政府部門運作出現缺位、越位的情況；民間方面亦出現社團數目飈升，但市民參與人數字偏低的錯配現象等。誠然，在澳門當前重要的歷史發展階段，政府和民間都只有致力改革創新、各司其職、良性互動，我們才能把握好當前的難得機遇，取得共同的得益和進步。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政府、社團、企業和個人，在特區新時代應扮演的角色、彼此的互動關係，而如何提升素質、優化參與，塑造新文化、相信亦是社會共同關注點。知易行難。如何互動？如何共建？如何共享？都需要各方智慧的昇華，亦需要彼此的坐言起行。因此，我們希望透過今日的討論平台，讓各位從不同的角度，就 “多元互動、共建共享”理念的深化和落實而發表高見。多謝各位。

專題演講

中國大陸的政府創新*俞可平教授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非常高興能夠出席今天上午由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舉辦的 “齊為澳門動腦筋”的活動，剛才聽到各位的發言，啟發良多，我深深的感覺到，澳門能夠有今天的繁榮和發展，與澳門特區政府及全澳市民對澳門發展的共同責任感是分不開的。今天也是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十周年的慶典，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日子，在這�我也表示衷心的祝賀，祝願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能為澳門明天更加繁榮，更加和諧多做貢獻。今日我要介紹一下內地改革開放將近三十年來，在政府改革創新方面的一些進展。大家知道，改革開放以來整個中國大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當然是經濟方面的變化，我們非常自豪地說，我們在經濟上，可以說不光是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奇蹟，也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二十多年來，GDP的年均增長率都超過百分之九，近五年更超過百分之十。經濟方面的發展，我們都很有體會。我大約在四年前來過澳門一次，當時中國的經濟已經發展得很好，但人民幣在澳門的作用和地位，與今天的情況* 俞可平教授在“齊為澳門動腦筋— —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國大陸的政府創新”，經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秘書處整理並經俞教授確認。

根本就不能相比。例如在街上，相比起其他幣種，今天可以看到商店更喜歡收到人民幣，這種變化帶給我很強烈的感受，這些大家都能夠看到及體會到。但我要說的是，中國內地在改革開放近三十年的變化，絕不僅僅局限在經濟方面，整個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狀況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於經濟的發展成果過於突出，往往令外國或海外的一些朋友容易忽視中國在政治上的進步，事實上，我們除了在經濟上的進步之外，在政治方面亦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今天我想為大家介紹一下，中國在政治領域方面的一個非常重大變化，就是政府的改革創新。由於時間有限，只想非常形象、直觀地介紹一下，我們所做的一些改革：第一類是政治改革：包括有民主選舉、公民參與、政務公開、幹部選拔、權力監督、立法改革、司法改革、決策改革；第二類是行政改革：包括依法行政、行政責任、行政成本、行政審批、行政管制、行政程式、行政激勵、績效管理、公務員制度；第三類是公共服務改革：包括公益事業、社區服務、社會保障、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教育、環境保護、扶貧濟困；由於這些方面的改革涉及內容非常多，在這�我就不作一一的介紹，我想結合 “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的獲獎案例，向各位展示內地近年政治改革所做的工作。 “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由2001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各地政府認為自己改革改得好的項目，就可以進行申報，通過一套非常嚴格的評估程式，獨立地評估、獨立地評選，從幾百個申報的地方政府中，每一屆選出十個獲獎項目。我就從這些獲獎的項目結合剛才所提到的三大類政府改革，讓大家更加形象生動地看看大陸在政府改革方面所做的工作。第一類政治改革首先是民主改革方面，湖北廣水的村黨支部書記 “兩票制”選舉，這方

面對澳門市民而言可能比較陌生，但在內地，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是政治權力核心，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以黨為領導核心。沒有黨內民主，難有社會民主。正如大家所知道，中國農村在八十年代出現了 “海選制度” （編者按：源於中國北方農村的一種選舉方式）：由村民直接提名、確定候選人，選舉村民委員會及村長，這是中國政府在民主改革方面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事實上，這個制度很好，當選者擁有廣泛的代表性，同時能體現及提升村民的自主參與度。但在內地，村黨支部是農村�的權力核心，書記則必須從黨員�選舉出來；而從海選中獲勝的村長，則是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具廣泛代表性，根據憲法亦擁有領導的權力，在此情況下，若果沒有處理好村長與村黨支部書記之間的關係，便很容易出現矛盾。為解決這個問題，2000年，湖北省廣水市村政府就推行了 “兩票制” ：首先由村民投信任票，從參選人中選出村黨支部書記及委員的候選人，再由黨員大會從中選出正式候選人，並由黨員投票選出村支部書記及委員。其後，在 “兩票制”的基礎上，所發展的 “公推直選”制度等，均有利選出黨員和群眾都滿意的領導，解決了村黨書記及村長難協調的問題，目前已經在內地大部分的農村選舉中被廣泛推廣。除此之外，貴州省貴陽市人大常委會的市民旁聽制度，在中國政府立法和決策的民主化進程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市民旁聽制度，實際上就是西方國家的聽證制度，在重大的立法和決策討論中，容許市民旁聽，甚至發言，直接聽取市民及公民的意見，實行民主化。這種制度現時在內地已是一種普遍的制度，已經被廣泛推廣及應用，在國際上備受關注，更是中國政府政治改革的重要證明。另一方面，男女平等也是全球社會一直關心的問題，但男女真的可以平等嗎？尤其在中國這麼一個重男輕女的傳統之下，更顯困難，不過 “農村婦

女參與村級治理”及 “縣婦女代表大會的直接選舉”等制度，就是男女走向平等的最佳體現。過去我們總有一種傳統的觀念，認為婦女對社會事務的參與並不積極，但事實證明，現代女性的素質及參政潛力都很高，只要有合適的制度，就能發揮婦女處理事務的才能。即使在農村事務方面，婦女也具有很高的參與積極性，很強的能力及專長。另一項體現政府政治改革的制度，就是 “民主懇談” 。 “民主懇談”即西方社會主張的 “協商民主” ，每當政府有重大決策時，由官員與老百姓直接對話協商，聽取老百姓對政策計劃的意見，吸納民意，提升市民對政府政策的接受度。民主懇談制度在多個地方政府被廣泛推廣，後來更從政策制定發展至鄉鎮政府預算運作等，這樣的做法不單加強了政策的認受性及提升社會接受度，更同時增強了政府運作的透明度，加強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及支持等。因此， “協商民主”已經成為國際民主研究工作上一個重點項目。第二類行政改革過去，在行政工作上，地方政府不乏 “老爺”作風的弊病，對老百姓的申請及要求並不重視，不時拖延各項申請時限及手續，導致市民的不滿。為改善有關問題，並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天津市南開區就率先推行 “超時默許”新機制，就各項行政工作的複雜性訂定工作期限，並要求政府各部門工作人員於限時內完成處理及跟進的手續，超時或過時處理將被視為默許，由電腦按預設的程式直接列印批准檔。該機制實施後，一掃地方政府過去的陋習，大大提升了行政效率。除 “超時默許”外，海南省海口市實行的行政審批 “三制” （編者按：海口市的行政審批 “三制”指的是直接辦理制、視窗服務制和社會服務承諾制。 1992年開始，海口市政府與投資審批有關的16個職能部門率先進行審批制度改革，能夠直接登記或辦理的項目則實行直接辦理制，須保留的審批項目實行一個窗口對外辦公和內部一條龍服務（簡稱窗口服務制），同時實行社會服務承諾制，規定審批或便民服務時限和自罰措施），也是地方政府

行政改革的一大舉措。正如我之前所講，過去政府在行政工作上需要經過多個程式，耗時很長，要蓋很多公章， “三制”就是把它取消。深圳市實行的 “三制”就大大簡化了這些程式，同時要求地方官員在接獲申請後，不能以非自己管轄範圍為推搪的藉口，而必須由接案的工作人員轉介予相關的部門跟進。又例如，北京市的銜道管理體制改革，他們把街道管理社區化，把原來的銜道管理體制改成社區管理體制，我們內地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改革，稱作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此外，反腐倡廉也是近年政治改革的其中一個重點工作，目前在全國推廣的 “領導幹部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對於即將晉升職、調任轉任或降職免職的領導人員，實行任離職經濟責任審計，由審計部門調查有關領導人員的經濟狀況是否健康，或存在貪污腐敗的情況。事實上，如湖北省前省長，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等這些貪官雖然已經被捕，但早在他們任職此職位前，已經出現貪腐的情況，只是由於當時並未實行這一制度，才沒有揭發事件。由此可見， “領導幹部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在領導管理及幹部管理方面起到重大意義。建立法治政府也是中國政府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其中重慶市 “創建法治政府的四項制度”成效理想，就以今年初重慶市的遷拆糾紛為例，雖然不少人批評市政府做得不好，但我認為，事件表明重慶市創建法治政府工作已見成效，為甚麼呢？首先，過去若果政府提出要遷拆社區，誰敢違抗？但這次事件卻顯示重慶市的公民已經有權利意識，懂得自身的權利，敢為維護自己的財產而與權力機關抗衡；第二，事件同時表示公民都具有法治意識，雖然遷拆事件出現糾紛，但大家都選擇從法律途徑去解決問題；第三，透明，事件被全國甚至國際的新聞媒體廣泛報道，顯示政府工作具透明度。但是，最後聽說很多外國媒體不是太高興，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沒有看到預想中的暴力行動，事件和諧地解決了。這真正體現了他們法治做得好，如果不好，不會有這樣的結果。

第三類公共服務改革公共服務改革就是提出要建立服務政府，要為老百姓服務。最初提出這一概念時，部分不太理解箇中真意的學者就提出：我們的政府從來都是為人民服務，為甚麼還要建立服務政府呢？其實為人民服務只是政府的宗旨，服務政府重在制度保證，要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必須有制度，並不是說說宗旨而已。有好的社會保障計劃，亦必須建立良好制度才能加以落實、推廣，因此，公共服務改革重於制度保障。事實上，近年中國多個省市均逐步開展公共服務改革，以達到真正服務人民的制度。其中南京市南下關區就首創了“政務超市”，所謂 “政務超市”，即目前的 “一站式服務”，將分散不同部門的公共服務集中起來，以達到便民的效果。此制度推出後大獲好評，目前已經推廣至多個省區。此外，過去幾年，內地多個省市推行社區服務的改革，強化大社區的理念，鼓勵居民參與社區建設，培養對社區的認同感及歸屬感，劃分並理順政府與社區及民間社團組織之間的職能關係，提高社區的自治能力。社區化的改革有效整合了社區資源、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執行力，並在一定程度上培養和提高了社區公民的民主及參與精神。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亦透過多項舉措，逐步落實公共服務改革的目標，如透過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提升公用事業的服務質素；建設 “外來工之家”等面向民工的服務機構，關注及解決民工問題；建立透明度高、公開公正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真正有需要的弱勢社群提供援助，讓幼有所依，老有所養，同時竭止濫用或浪費社會公益保障資源的問題；部分省市更實行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居民、農民的地位與待遇平等，解決了戶籍制度附屬的就業、生活保障、子女上學等方面權利不公的問題。剛才所講的都是三類改革的一些例子，所有這些改革都是朝著：“民主、法治、責任、服務、優質、效益、專業、透明、廉潔”這九個目標發展的。

而這些改革主要朝著五個方向推進，分別為：1. 從管制政府走向服務政府：除了必要的管制外，更主張通過對公民提供服務，加強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讓他們自覺自願的與政府合作。2. 從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政府無所不管，是過去中國政府的一個特點，新的政府體制改革主張政府只管該管的事。3. 從人治走向法治：強調以法治理，建立法治國家。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中國內地政治發展特別重要的一個里程碑。4. 從集權走向分權：從過去權力的高度集中，走向分權，主要落實在企業分權，社會分權及中央向地方分權三個方面。5. 從統治走向治理：從單向的政府統治，走向政府與公民共同合作治理，實現真正的仁政和善治，最終達至社會的和諧發展。（①統治：簡單地說，就是政府單方面的、自上而下地按照法律辦事。②治理：不單是政府，也是政府與公民之間共同的管理；不單是要靠政府強制，還要有公民自覺自願的認同和接受。簡單地說，就是政府與公民的合作管理。）

社會安定、繁榮與發展的模式* 劉鋭紹一. 維持社會的凝聚力對發展十分重要多元互動、共建共享的最終目標是社會安定、繁榮，社會可以繼續發展。那麼，要有什麼條件，才可達至此目標呢？相信，不論從民或官的角度看，凝聚力是必需的條件。以下就一些城市作為例子談談。今天的意大利威尼斯是一個陸沉了的旅遊城市，過往它卻曾經是一個像香港那樣的貿易中心，是當時東、西方國家貿易往來之地。當時，其他歐洲國家是在威尼斯進行與東方國家的貿易往來，不過，今天當地就只剩下旅遊業了。我到威尼斯考察時，當地人介紹，威尼斯在最繁盛、商業最發達的時候，開始出現利益不平衡，以及出現很多壟斷的情況。例如，小商家如要直接與周邊的國家或地區聯絡，是要獲得許可的。這個許可並非由意大利政府作出，而是要經由大財團批出。因為當地政府協調不足，導致互相之間的差距與矛盾越來越大，到最後，威尼斯的經濟逐步下沉，社會凝聚力不足就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英國的利物蒲也曾經是一個非常發達的城市，當地港口貿易相當活躍，港口帶動了運輸及貿易。戴卓爾夫人執政以前，利物蒲的勞工階層急速膨脹，以致工黨的勢力非常大，若果工會舉行大罷工，港口會停止運作，經濟活動更會相繼停頓，商業活動亦受到嚴重影響。此時，曼徹斯特即抓緊這個* 劉鋭紹先生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上的發言“社會安定、繁榮與發展的模式”，經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秘書處整理並經劉先生確認。

黃金機會發展經濟，曼城不近港口，他們立即興建一條長達30公里的內陸運河，以及興建一條高速公路，將利物蒲罷工時所流失的機會，由曼城去承接，證明當時曼城具有凝聚力。由此可見，凝聚力對一個國家及地區來說十分重要。正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想獨立，期間經過多次投票，縱使在過程中出現意見分歧，社會上仍然具有凝聚力——就是無論他們如何爭辯，也不能影響機制；無論支持獨立與否，他們都為鞏固經濟而努力。在美國經濟大衰退時，也是講求社會的凝聚力。後來西方國家在建立凝聚力方面，都是鼓勵大家即使持有不同意見也可盡量發表，但當大多數人傾向一個方案的時候，其他人就同樣朝著這個目標上發展，這樣，內耗就會逐步減少，形成共識。建立凝聚力的最終目標就是達成一致的共識。究竟如何建立凝聚力？主要有兩個因素。第一，找出解決問題的對策，考慮此對策的成效性，縱使社會上有凝聚力，但在政策上未必能解決問題的話，熾熱的凝聚力就會很快冷卻，下次要再凝聚起來就很難了，所以要有解決問題的實際方法。第二，是給大家一個前景。這個前景有引導作用，令市民向這前景奮進。例如，在六十年代，香港發生社會動盪，港英政府港督麥理浩就各種問題提出多個解決計劃，例如十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等，向市民明確地表示當時政府的多項計劃。此外，政府又清楚表明實施的困難，有那些是現在做不到，原因是什麼，令市民明白對某些計劃是不能抱太大期望的，不過只要經過大家努力是可以做到的，經過溝通，市民看到發展遠景，社會的凝聚力便會建立起來。二. 官民應加強溝通、對話與澳門的一些官員接觸，發覺澳門回歸八年以來，澳門政府其實有很多計劃，但可能花大量精神在策劃上，而忽略了其他方面。

與澳門部分官員接觸時，覺得他們很害怕公開接受市民的質詢，怕應付突如其來的問題，或失控的場面。就像香港部份官員，只要講錯一句說話，立即被群起而攻之。如陳方安生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並參與遊行去表達訴求，之後忽然在途中去恤髮，這是她的自由，可以這樣做，但市民的反應與她的預期有所不同，之後她立即表示會反思及反省。另外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因為不滿周松崗提名公民黨陳淑莊而公開提出類似威脅的說話，之後他亦要出來道歉。政治人物確實很擔心他們的言行，因為公眾一直注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其實，小心言行不等如事事忌諱，縱使事後有很多批評，但也是一個值得反思的機會。部份澳門官員其實是有理念和抱負的，有很多大計，但他們一直抱著「有麝自然香」的心態，認為做到成績時大家自然看得到。不過在現今社會上，要做好官民關係，除了「有麝自然香」，還要「但需向風揚」。部份官員表示有些計劃未完善，擔心提出來時受到批評。其實現時有相當多國家計劃中的政策，會以短期、中期和長期的目標清晰地分階段發放。例如這一個是構想階段，那一個是經過諮詢後得出的結果，還有一部份是屬於落實階段，只要多些與市民溝通，大家就較容易去接受，減低施政阻力，並糾正市民抽離現實的設想，所以加強溝通是十分重要的。現在中國有些內地城市已設立市民熱線，但並不是由一般職員記錄在案，然後呈交報告，而是由部門主官接聽電話，由領導層直接感受切膚之痛。有些內地城市更有市長熱線，在一個固定時間，如每個月其中一日或兩日，由市長或領導層接聽電話，例如這次是關於渠務問題，渠務部門的主管就坐下來接聽，多些直接與市民接觸，逐漸令市民知道政府是有心為市民解決問題。現在市民的訴求越來越強，在國家和社會地區發展的過程中，屬於一個自然現象，這現象便是「增量民主」。「增量民主」，即是在過去市民不擅

表達意見，現在越來越多人提出對民主的訴求，這是民主社會逐步成熟的一個指標。澳門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其中一個是「貧富懸殊」。在貧富懸殊的問題上出於一種現實，就是物價的急升，增加了市民的恐懼感。例如，不單在現在買樓難，或買不起，甚至在可見的將來可能更難買到樓。政府就需要去協調及平衡社會上出現的各種現實問題，以及將來的預期心理。即是現在的確是比較困難，但過了這段時期後是可以做到的。像北京舉辦2008年奧運，要收回部份土地興建場館，期間，政府與居民之間就有好的溝通及協調，結果順利收地成功率達70％。這就是說，官民共同去參與、解決一些社會事務，是一種動力。其實面對這些問題，澳門政府已經有一些具體行動和構想。在澳門回歸後不久，當時澳門政府及官員已有許多的計劃，例如怎樣發揮澳門的葡語優勢。現在每三年都在澳門舉行 “中國- -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部長級會議” ，以澳門作為橋樑，促使中國與其他葡語系國家的經貿往來。三. 公民反思有否盡責任和義務澳門除了主力發展旅遊博彩這個龍頭行業之外，其他方面也可以一同發展的，例如發展離岸中心等。只不過一個產業急速發展的同時，其他產業又能否跟上呢？這便涉及多元互動，相信特區政府有想過詳盡計劃。至於民間方面又如何配合呢？這是市民需要思考的問題。另外，雖然澳門近期民間出現一些民怨，例如 “五 ·一” 、 “十·一”遊行，但根據多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這是一個自然現象，當人均收入每年達一千美元時，公民意識開始抬頭；當人均收入達三千美元時，公民權利和政治訴求就會抬頭。中國內地也研究這個問題，並逐步接受和認同這個發展規律。而澳門的人均收入已經超過此界線，民主訴求、公民權利訴求自然會出現。

在 “官民互相配合”上，市民可以做些什麼呢？這就要講到公民權利和義務的衡量標準，即並不是有意見就批評，而是同時要考慮自己有沒有盡公民應盡的義務。如何在權利和義務間取得平衡？第一點是 “公民責任指數” ，所謂 “公民責任指數” ，即市民除了提出批評、不滿外，也有其他責任，包括有否參與政府決策諮詢？其實政府、官員都想聽取市民的意見，因此會定期舉行聽證會及諮詢會，但往往反應較冷淡。 “公民責任指數”的部份內容就是顯示市民的參與程度及提出意見的頻率有多少。第二點是指所提出的建議是否具可操作性、可行性高，若市民能提出這樣的意見，證明他已履行了公民責任。第三點是對社會的承擔，市民在一個社會上的承擔有多少。其中一個指標是參與義工，究竟有多少人參與？參與程度有多少呢？市民可從這些指標看自己的社會承擔有多少。第四點是有沒有履行監督的責任，市民絕對有權監督政府。監督責任要符合 “三合會”精神，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市民可以理性提出訴求，可以示威請願，但必須要理性和合符法律規定。從這個 “三合會”精神，發展到 “四合院”精神，所謂 “四合院”精神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及合符操作原則（指所提的意見具可操作性）。民間在提出意見、訴求，或表達不滿時，應先 “易位而處” ，就是 “假如你做官，假如由你來建設，你會有何對策呢？”市民可以用這個尺度去量度自己有沒有盡公民責任。政府和市民只要有一個融和的氣氛，這些意見就可以建立民和官之間的互信。在未來的日子，香港和澳門可以互相交流這方面的經驗。最後，呼籲社會各界一定要懷有信心，縱使對面困難重重也無須悲觀失望，因為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 “縱有狂風迫葉落，精誠托月有枯枝” ，同心合力，共度難關，努力創建未來。

《齊為澳門動腦筋——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與主講嘉賓互動討論內容整理座談會當日，多位與會者與嘉賓進行互動交流，內容整理如下：與會者——問俞可平教授——答問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的這一屆政府，大家都總算是滿意的，我想請教授分析一下，他們主政以來，我們政府在民主的道路上，增了甚麼量？答我剛才介紹的，只是從政府創新的角度去介紹這些改革，其實當中相當一部分的改革都是從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他們在任後所開展的。考慮到時間安排，在今天的座談會上我不能詳細的闡述這個話題，若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為你提供一個資訊，就是較早前北京日報曾經刊載過我的一篇文章，就是《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當中我從三個部分去闡述。第一部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些重要思想觀念的變化，例如人權和法治，原來我們把它們當作是資產階級的觀念，現在已經列入憲法及黨章之中，這表明思想觀念已經改變很大。還有像 “和諧社會” 、 “政治文明” 、 “公民社會” 、 “科學發展觀”等等概念，則都是在這兩年來才提出來的。第二部分談的是這些思想的解放，在政治領域中到底導致了哪些增量發展。簡單來說，其實我們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增量，例如，首先

民主可以從不同的層面說起，第一是黨內民主，因為在中國內地，黨是唯一的執政黨，是政治權力的核心。我很少說極端的話，但我可以說，若果沒有黨內民主，其他方面的民主亦意義不大。因為它控制了所有政治權力，絕大部分的政治精英都在共產黨�面，七千多萬的黨員，如果不能實現黨內民主，其他一切都只是空談。在本屆政府�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黨內的民主表現，例如，如何爭取更多在黨內的發言權、黨內更多的選舉權、讓黨員有更多的知情權等。還有就是在制度方面的改革，例如有些地方政府實施的黨書記、委員投票選舉等等，都是這一屆政府的改革工作。還有就是社會民主，在剛才我所介紹的那些改革當中，有些改革都是在這屆政府任內推行的，例如說選舉差額的增加。這一次政府換屆，中央政府都規定了差額的量。要知道，在民主這個領域�面，選舉有沒有差額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意義。另外還有公共權利的擴大，特別是在公平公正這一方面。我們這幾年在這方面有很多實質舉措，例如強調改革成果要惠及全體人民，改革的利益及成果要更多地向弱勢社群傾斜，中央財政要更多地向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傾斜。這些都是很現實的舉措。還有就是法治，因為民主跟法治是分不開的，因此這一屆政府特別重視法治，建立法治政府也是在這一屆政府任期內提出的，它不是一個口號，而是有實際的舉措的，像強化政府的責任。大家都知道SARS事件，SARS過後，中央政府處罰了兩千多個有過失的官員，免職或是撒職。一下子處罰這麼多幹部，過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我們都曾處罰過幹部，如文化大革命等，但過往只是政治原因，但這次卻是行政責任，是因為這些官員失職了，才被責罰，這樣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屬首次，更是建設法治政府的實際舉措。服務政府也是在本屆政府任期內提出的。正如剛才所講的，服務政府也

不只是一個口號，它體現了很多不同的具體政策：增加和改善公共服務，首先是增加政府投放在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預算，還透過開展更多工作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擴大服務的範圍等等。以上這些都是在現屆政府任期內民主改革工作的一些增量吧，但考慮到時間緊迫，這一次就先介紹這麼多，如果各位對這個問題還有興趣的話，我願意在會後向各位提供更多資訊，謝謝大家！問俞教授，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剛才你的演講最後一句話，就是 “從統治走向治理” ，其中這個過程�面，要宏揚的是甚麼？要放棄的是甚麼？答我自己的看法，統治走向治理，是政府的發展趨勢，實際上這一個概念並不光指某一個國家，或者某一種體制下，而是帶有普遍性的，西方的一些國家，也訂立了這一目標，並且是非常明確的。那麼要回到這一個問題上，我們在轉變的過程中，應當宏揚甚麼、放棄甚麼，我希望可以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兩個概念的不同之處。統治和治理有相同的地方，都是一種公共權威，都是公共社會的管理，都要權威，都要秩序。從統治走向治理，並非要放棄政府的權威及社會的秩序，而是透過一種新的管治方式及機制，以達到這個目標。但兩者亦有不同之處：第一，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一定是公共權力機構，但治理的主體可以是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結合；第二，流向不同，統治的權力流向是縱向，從上而下，而治理則是橫向，採取更多的協商機制，上下互動；第三，法律規約不同，統治的法律帶有強制性，而治理則帶有更多的協約性質，所以統治是靠法律的強制管治，治理是靠共識、同意去管理，兩者意義不同，範圍也不同，統治指的權力範圍就是政府，治理卻不一定。區分了兩者的不同，我們就可以談一下過程中要宏揚和放棄甚麼。我認

為，首先要宏揚的是合作，因為統治到治理，是一種共同的管理，必須有合作，才有治理；其次是平等，我們不能像封建社會的官老爺一樣，只懂得發號司令，這是官僚主義。事實上，統治就是官僚主義的行為，治理則完全不一樣；第三是服務，統治的目的是維護自身的地位，治理則主要考慮如何為老百姓服務，透過服務提升人民對你的信任，進而鞏固自身的地位。而要迴避的首先是官僚主義，其次就是政府唯我獨大，甚麼事情都要管的想法。另外我想強調一下，從統治走向治理的過程中，不能放棄秩序和穩定，一定要以保證公民的利益為前提。就像我之前所講的民主問題，為甚麼我用的是 “增量”這個概念而非 “漸進”呢？事實上，兩者均表明，在改革的過程中，需要循序漸進，不能一步登天，但它們又各自有不同的地方，我所強調的 “增量”是指 “增加利益”，你不能損害公民固有的權利和利益，因此，增量的前提是必須有秩序，必須有穩定。社會必須要有公共權威，但這種權益則有賴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相互信任和理解作維繫，才能達到治理。問其實俞教授講了這麼多治理的概念，但是我覺得在澳門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責任，有時候當政府與民間之間的互信太深時，就會放鬆了，不想負起責任，這一個是我覺得除了秩序和穩定，除了科學和平等，在這�我還想強調一下責任這一觀點，我不知道這個想法俞教授是否同意？答我們認為，政府與公民皆有各自需負的責任，而且兩者是同等重要的。問我貪心的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俞教授剛才提到的戶口問題，本地市民怎樣看待外來人士分享了本地福利？這方面政府該怎樣擺平？戶口改革甚麼時候才能成功，讓全國所有大城市的居民都能夠自由轉移？第

二，從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的概念，有限政府背後的意義是甚麼？為甚麼要走向有限政府呢？答戶口戶籍是我們中國歷史上最根深柢固的一個制度，因此，戶口改革是非常困難的，因為無論你站在哪一個角度都有其道理。例如，剛才談及的民工問題，你站在民工的角度想：“為甚麼我在這邊幹活兒，我的孩子卻不能上好學校？為甚麼我在這邊生病了，你就不能給我保障？為甚麼我不能享受這�的種種福利？ ”從他的角度是對的，從政府的角度也要考慮，民工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但是，從當地居民來講，他就會不平衡：“我都住在這邊那麼多年，世世代代都在這邊發展，你一來就要享受我的福利，那怎麼合理呢？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要改也有一定的困難。所以說，戶籍改革為甚麼這麼難，就是因為當中存在根本利益的問題，在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但戶口問題必須改革，以改善現時的居民與民工權利不平等的問題，而改革必須從實際出發，穩步地改，居民與民工的利益必須同時增加。現時全國有很多大城市都在推行戶口改革，像成都、北京等，透過不同的方式體現改革，讓人民真正得益。談到甚麼時候才能完成戶口改革，我說這只能慢慢地改，穩步地改，從小處著手，逐步落實改革效果。至於第二個問題，從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就是一個大問題了。我想，要推動這方面的改革原因有幾個：第一是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政經分開；第二是政府自身的需要，必須考慮政府運作的成本問題，第三是公民的需要。在這�我要特別強調一下，在內地有人對 “從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這一概念有所誤解，認為政府 “小政府”就是 “規模越小越好”或是 “管的事越少越好” ，但這些都是錯誤！要衡量一個政府的最重要標準，是看該政府有否負起該負的管治責任，政府該管的事一定要管，如

公民的基本生計、義務教育，以及黑社會犯罪等問題，哪怕當中需要投放更多資源，也要管，因為那是政府的責任；對於不該管的事絕對不管。因此，政府應當是該 “大”時則大，該 “小”時便小。

百家爭鳴

《齊為澳門動腦筋——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上的講話許世元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主席、各位朋友：很高興出席今天由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主辦的《齊為澳門動腦筋——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在澳門處於急速發展的關鍵時刻，貴會召開今次座談會，廣納群言，對澳門目前所出現的各種各樣的新問題、新矛盾進行互動交流，理性探討，以期獻出既能緩解澳門當前困難之策，亦能發掘澳門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之道，希望在全體市民的參與下，共建澳門社會和諧，共享澳門發展成果。各位，澳門回歸祖國近八年來，先後克服了金融風暴後遺症、失業率高企和「非典」所帶來的重重困難，並在眾多的挑戰中贏得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面對這經過全體市民共同努力、拼搏而來之不易的和諧、穩定局面，我們每一個澳門市民都應義不容辭地加以維護和珍惜。經過深入的調整研究，聽取各方意見，於二零零一年，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在施政報告中正式提出，「本澳正逐漸形成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產業結構」。隨後，龍頭產業在各種有利因素配合下，得以迅猛發展，但澳門其他行業卻未能及時適應，致令澳門經濟結構性的矛盾更為凸顯，令澳門產業結構單一化問題日趨加劇，而博彩業這把「雙刃刀」，更令澳門廣大中小商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壓力，那就是人力資源短缺、經營成本大幅上升，大大削弱了他們的競爭力，直接威脅着他們的生存；而經營成本的上升，又加劇了社會通貨膨脹的壓力，令廣

大市民深深感受到生活指數的飈升而令生活質素下降，尤添怨憤。再加上特區政府在處理博彩業與其它行業協調發展方面有失偏頗，徒令民怨結集，嚴重影響和衝擊特區政府施政權威。面對着社會各種各樣的矛盾，各階層市民的不同訴求，遺憾的是有關政府部門都未能加以重視，吸納社會主流意見，因應客觀情況，因勢利導，及時向社會大眾解釋政府的方針、政策，想方設法加以解決。在舊矛盾未獲解決的同時，前所未有的新問題、新矛盾又接踵浮現，新舊矛盾相互纏繞，令問題更趨複雜難解。與此同時，社會經濟生態的巨大轉變，傳統價值觀念亦飽受挑戰，原本淳樸健康、和衷共濟的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的侵蝕。這一系列嚴峻的問題已擺在澳門人面前，需要我們以全局的觀念去思量、去應對。胡錦濤主席曾說過，「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及「和諧社會要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胡主席提綱挈領地指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原則，很值得我們深思。作為特區政府，要想在依法治澳過程中，民既悅服，就要真正落實「以民為本」的施政方針，各級公務員都要端正思想，確立和發揚服務市民、為民解困的公僕情操，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經濟要發展、民生要改善，沒有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是不可能達到的。為此和諧社會的構建已成為社會大眾的共識，而和諧社會是一個能夠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前進，並且不斷實現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社會。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各級官員都能與市民一起，主動適應環境的變化，共同跨越各種障礙，通過變革來謀求發展，透過發展來促進穩定。我們認為，和諧社會的共建與共享，是相輔相成的一個整體。共建，正正體現了作為澳門特區市民的義務和責任，但最終要落在共享上。特別在社會發展的時期，我們要特別強調建立社會公平、正義，這正是鼓勵市民積極投身建設我們特區的原動力，而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亦反映在共建成果的合理共用上。通過這種持續相互作用，構成了推進和諧社會前進的不竭動力。

各位，近幾年隨着澳門經濟的急速發展所出現的各種各樣問題，正正顯示出構建和諧社會如何任重道遠。「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相信，只要我們特區政府能夠真正坐言起行；真正聽取各階層市民的意見和建議；真正尊重主流民意，廣大愛國愛澳的各階層市民定會義無反顧地積極支持特區政府的各項施政，各種各樣的矛盾亦一定會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得到有效的解決。我的發言結束了，請大家批評指正。多謝主席，多謝各位。

完善勞動保障共建和諧社會陳錦鳴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理事長近年來澳門在各方面都發展迅速，經濟突飛猛進，能夠取得這些驕人的成績，本澳各業職工的共同努力從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因此，特區政府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對職工階層的保障，包括完善勞動法律法規，以及各種的社會保障等，務求進一步締造和諧社會及有效推動經濟上的持續發展。根據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的跟本澳勞動者相關的數據，2007年6至8 月的勞動人口約為31.4 1萬人，當中就業人口30.43萬人，比上一期即2007年5至7 月增加13.8％；失業率為3.1％，人數約9,800人左右，與上一期相同，較去年同期則下降0.8個百分點；失業人口中正在尋找第一份工作的佔24.9％。整體的勞動就業率則為70％截至8月底，外地僱員數目共78,190名，較7 月底增加1,790名。總結以上的統計資料，我們可以看出目前澳門的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已經達至一個較高的水平，失業率也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整體上澳門的就業基礎屬於良好。但另一方面，目前澳門的工薪階層卻要面臨着外勞泛濫、黑工猖獗、勞動法律和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完善等重大問題，上述的一系列因素對本澳的職工隊伍形成頗大的隱患，這也是目前各業職工最為擔心和關注的問題。作為一個長期為本澳勞動階層積極爭取合理權益的團體，澳門工聯總會一直致力敦促特區政府儘快完善勞動相關立法，包括目前尚在立法會進行討論的 “勞動關係一般制度法案” ，以及醞釀多時的 “外勞法”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起主導作用，加強推動這些法律的訂立，以完善整個勞動者法律保。

障的體系，這對在本澳從事各業的勞動者在依法維權上都是絕對有利的。作為勞動部門也必須加強執法的力度，必須嚴格監管一切勞動過程中出現的違法行為，使勞動者的各項權益能獲得保障。在對 “新勞工法”進行修訂一事上，工聯綜合了工薪階層的意見，提出了必須設立長期服務金、惡意欠薪刑事化、勞資協議不能低於勞工法的最低標準的三項訴求，並要求在 “新勞工法”中正式引入相關條文，以確保今後一切的維權行動都有明文規定的法例作為指引。此外，我們希望政府要繼續完善社會保障基金制度，當中包括完善社保養老金制度、擴大自僱人士供款的範疇。我們早前提出政府應儘快就領取養老金的年齡限制，是否應該由現時的65歲下調至60歲一事進行全面調查研究，使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得到更好的援助。政府所提出的 “中央公積金制度”方面，我們也促請政府及早對外公佈其具體方案及構思，同時向社會各界進行廣泛咨詢，好讓政策能早日落實。總的來說，只有完善勞動立法和社保制度，使職工的利益得到保障，社會才能得到穩定和諧發展。而這，也正符合了特區政府 “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作為工會團體，工聯總會今後也會一如既往的及時向政府反映職工的意見和訴求，與此同時，政府也有必要對我們的意見和訴求給予迅速回應，使社會上下各階層能夠確切了解政府的取向或現實中所存在的困難，以增加施政的透明度，這樣社會矛盾才能得以有效舒緩。我們深信在特區政府堅持依法施政，以及在全澳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必定能進一步落實 “以民為本”的施政方針，並建設一個持續發展、社會和諧的澳門特區。我的講話完了，謝謝各位！

社團應有的角色及其與政府的關係吳小麗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秘書長自 “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第二期研究（二〇〇六） ”公佈後，社會上對社團生態發生變化和傳統的 “社團社會”基礎出現鬆動等問題，曾進行過熱烈的討論，一些專家學者亦發表了不少研究論文，對社團工作給了很大的教益，讓我們看到自身的不足和存在的隱憂。街坊總會在去年五月和六月份也曾進行過一次較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和諮詢過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探討街坊總會的角色定位和存在問題。這一系列的客觀研究結果，對我們街坊總會領導層觸動很大，更感自身不足，對社團工作與時俱進的必要性和加快社團改革的緊逼性，有更深的認識。現謹從社團工作者的角度，談談個人對 “社團應有角色及其與政府的關係”的一些膚淺的看法，並不代表任何社團。社團應有的角色一、社團要有正確的理念及在新形勢下重新明確自身的定位一個社團首先必須要有自己清晰的理念和宗旨，而社團中人亦必須要認同和擁護這個理念和宗旨。只有大家對理念和宗旨有共識、有追求和志同道合，才能同心同德、齊心協力按社團的理念和宗旨去努力，依循既定的方向去開展工作。澳門回歸後，堅持愛國愛澳，擁護 “一國兩制”方針，支持落實基本法，已成為廣大社團在政治上的共同理念。社團的理念除了要定得正確，符合社會發展方向，才不會被社會所淘汰外，我認為，其理念中還要

包含有澳門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就是 “愛國愛澳、互相包容、均衡發展、顧全大局和共創繁榮” 。沒有這點，社團的社會功能就很難發揮。可以這樣說，理念是社團的靈魂，是社團精神文化的集中體現。而秉持正確的理念，是社團角色功能發揮的關鍵所在。同時，社團依照自身的理念，確立自身定位，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社會是多元的，不同的社團都可以從中找到自身可以充份發揮的作用和位置，從而扮演不同的角色。盡管社團在社會上的角色可以各種各樣，但是社團角色定位一定要恰當，要擺正位置。否則，若一個社團自身定位不清，就難有鮮明的形象和特色，立場也會左搖右擺，甚至錯位或會走向歪路而不自知。只有明確了自身的定位，才能自覺地、卓有成效地依照定位去開展工作，發揮應有的作用。賭權開放後，經濟雖高速發展，但社會發展不平衡，澳門的政治生態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社會競爭日益激烈，居民對社團的要求越來越高，社團要在這新形勢下要轉變思想觀念、重新定位，以適應社會的發展和居民的新需求。二、非牟利社團要因應自身的性質、特點和優勢，做好本份工作，提高服務水平，擔當好第三部門角色每個非牟利社團都會根據其成員的集體意志和利益，確定社團的理念、宗旨和定位，這自然地決定社團的性質。同時社團成員的成份、素質和社團會務的開展，亦會造就了該社團的特色和優勢。隨著社會發展變化，各種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和矛盾也相繼暴露出來，民間怨氣不少。面對社會結構的調整和變化，需要社團因應自身的性質、特點和優勢，做好本份工作，提高社會參與水平，維護其所代表階層或界別的利益，遵照他們的要求做好相關工作，同時也要成為他們的代言人，表達他們的訴求，代表他們監察政府施政，擔當起第三部門的角色，從而在社會上建立起鮮明而具號召力的形象，增強社會影響力和凝聚力。

當然，社團在爭取其成員或其代表的界別與階層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要顧全大局，顧及社會的整體利益、他人利益，要做到合情、合理和合法。同時作為第三部門，社團的運作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不應受政府或營利企業的操控，即使接受資助，也不應受其左右，尤其是在社會事務上和在選舉上更不能受金錢的擺佈。三、社團應是構建和諧特區的建設者無論社團擔當什麼角色，有一個角色必須要承擔，就是和諧特區的建設者。回歸後，不少愛國愛澳社團發揮主人翁精神，參政議政，為建立 “一國兩制” 、 “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公民社會而努力，其共建特區的熱情很高，積極向政府建言獻策，努力支持和認真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推動特區經濟和各方面事業的發展，不為名不為利，充份體現了一個建設者的高尚情操。構建和諧社會是澳門廣大市民的願望，也是中央的期望。凡對社會有承擔的社團都應順應民意，成為和諧社會的建設者。要大力弘揚澳門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多關注和處理好居民最關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紓解民困和民怨多做工作、多出點子，同時有責任協助居民提升處理社區問題的能力和水平，並促使政府依法施政、改善施政，從而既保障居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公義，又將不和諧的因素消除於社區中。切勿採用 “火上加油”挑動民怨和擴大矛盾的做法，破壞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四、社團要內強素質、外樹形象、與時俱進，做開拓創新的改革派去年，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延東在接見澳門社團負責人時提出，社團要內強素質、外樹形象，要與時俱進。這一講話對一個社團來說，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為社團的可持續性發展指出了方向。事實上，當前澳門已進入發展的新時期，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可是不少愛國社團的組織架構、運作制度、服務方式以至思想觀念，未能完全因應形勢變化而作出改革和調整，不適應、

的情況日益明顯、日益暴露。例如，社團中普遍的三偏情況比較嚴重，即年齡偏大、骨幹偏少、參與度偏低，社團缺乏生機活力，不利於持續發展。這要求社團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和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要進行內強素質、外樹形象的全面改革。否則，社團必然會日益衰退、日益萎縮，甚至會被社會淘汰或自行消亡。社團與政府的互動關係澳門人口只有五十多萬，然而大大小小社團卻數以千計。有人說，澳門是一個社團社會，社團是澳門的社會基礎，不無道理。盡管近年來，隨著社會的急速發展變化，社團的社會功能有逐年弱化的趨勢，但社團所發揮的功能作用以及發展空間和潛力仍然很大。若社團與政府能建立一個良性的互動關係，對澳門來說，是極為重要的，有利於澳門長遠利益。一、社團與政府應建立共建特區的戰略伙伴關係回歸後，如何持續堅持愛國愛澳，如何成功實踐 “一國兩制” 、 “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方針，如何貫徹落實基本法，對於特區政府、大多數社團和廣大澳門同胞來說，大家的目標和任務是一致的。對於一個社團也只有堅持愛國愛澳、擁護一國兩制和堅持基本法，才具強盛的生命力。我們知道，愛國愛澳社團長期以來一直為廣大居民服務，有較為廣泛的民意基礎，也是特區政府的社會政治基礎。基於此一原因，應加強愛國愛澳社團與政府之間的良性互動，建立共建特區的戰略伙伴關係，這樣有利於成功實踐 “一國兩制”和貫徹落實基本法，也有利於澳門社會的繁榮、穩定和持續發展。社團既是政府依法施政的支持者也是監督者。社團要積極支持政府依法施政和各項以人為本的施政方針政策，包括政府在出台措施、制訂政策以及完善法律、法規和制度等各方面，積極建言、出謀獻策，使政府施政更合符民意。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少深層的社會問題和矛盾也相繼出現和激化，當然有不少是社會發展和前進中的問題，加上政

府在施政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失誤，這要求社團本身要積極進取，努力發揮監督的功能作用，促使政府提高施政透明度、檢討施政不足，不斷提高執政水平和執政能力，從而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二、社團與政府應建立公共服務的合作伙伴關係社團作為第三部門，有相對固定的服務對象，有一定階層民眾認同其理念和宗旨，具一定優勢。社團要充分發揮優勢，除要繼續代表其所在階層或團體擔當與政府的溝通橋樑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強二者之間在公共服務的合作，建立合作伙伴關係。政府亦應合理分配公共資源，利用社團的互補優勢，彌補政府公共服務的不足，使公共服務能滿足最大部分居民的需要，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關於這點，政府與社團的合作空間是十分廣泛。但同時，社團應保持獨立性和自主性的一面，不要成為政府的附屬品和被利用的工具，而應善用好公共資源，使社團的公共服務功能得到最大的發揮，為各自領域的服務對象提供更高素質和更全面的服務，增強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社團與政府應建立維護和諧社會核心價值的諍友關係堅持愛國愛澳，促進社會互相包容和均衡發展，倡導顧全大局，共創繁榮特區，是澳門社會和諧的核心價值，也是澳門將來能長期保持和諧、穩定和繁榮的可靠基礎。儘管當前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基礎依然十分穩固，但切勿掉以輕心，要阻止破壞社會和諧的思潮，消除阻礙經濟持續發展和安定團結的不穩定因素，這也是社團與政府必須共同承擔的義務，也是促進社團與政府建立諍友關係的一個紐帶。在新的歷史時期，社團與政府更應站在歷史的高度，高瞻遠矚，共同維護和諧的社會核心價值，發揚愛國愛澳的主人翁精神，兼顧好不同利益群體和處理好不同社會階層的關係和利益，攜手同心，為建設好、管理好和維護好澳門特區出力，為推動特區的可持續發展做出應有的承擔。

僑界願為建設更加美好的澳門作貢獻劉藝良澳門歸僑總會常務副會長長期以來，華僑在海外都有著不平凡的經歷，特別是上一代的老華僑，他們離鄉背井，歷盡滄桑，流落海外，祖國的興衰直接影響著華僑在僑居國的尊嚴和地位，他們對此感受刻骨銘心。他們十分熱愛祖國，十分渴望祖國富強發展，因此，他們無論任何時期，都積極支持祖國的建設，一直保持著熱愛祖國、熱愛家鄉的光榮傳統。澳門是一個多元共融的社會，目前，有來自約60國家50，000名歸僑在澳門定居，他們大部分來自東南亞和歐洲等地，由於他們在僑居國居住了一段頗長時間，在當地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廣泛的人脈聯繫，有一定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他們的許多親友目前仍在僑居國從事各領域的工作，故澳門歸僑實際上已成為了澳門與國際社會聯繫的網絡。在澳門的歸僑早已融入澳門社會，成為建設澳門的一份子。特區政府也十分重視僑界的作用，提出將澳門打造成為全球華商聯絡與合作的服務平台，充分發揮澳門歸僑的明顯優勢。澳門歸僑總會還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加強宣傳澳門，每年與社會文化司一起選定海外的宣傳地點並組團出訪一些國家，以提高澳門在國際社會的知名度。年前曾兩次在澳門舉辦華僑華人聚濠江大型活動，吸引海內外僑團來澳。此外，澳門歸僑總會也與內地各省市的僑辦、僑聯保持密切的聯繫，掌握對僑政策，發揮內地僑務機構與海外華僑的紐帶和橋樑作用，爭取更多的華僑華人參與祖國的各項建設。澳門回歸祖國後，成為成功實踐 “一國兩制”的示範中心，澳門歸僑總會也發揮澳門連結海峽兩岸平台的作用，積極與台灣的僑社接觸和聯繫，向

他們宣傳澳門回歸後實施 “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的情況，以務實的態度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事業向前發展。澳門歸僑總會十分關心澳門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希望特區政府繼續將澳門打造成為全球華商經貿服務平台。同時，在面對澳門目前人力資源緊缺的情況，我們將鼓勵更多赴海外升學的青年、僑眷畢業後回澳工作，同時也鼓勵來澳投資移民的華僑投身於澳門建設。澳門歸僑總會將積極培養僑界年青一代愛國愛澳情懷，也吸納一些留學海外的具有專業知識和抱負的愛國愛澳青年及來澳投資定居的新華僑、僑眷加入，為本會日後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好地延續愛國愛澳熱情，發揚團結海外華人華僑的優良傳統。我們也十分樂意與澳門其他社團合作，積極配合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更好地服務澳門，建設澳門，為構建和諧澳門和富強的祖國盡一份力。

以自身變革為主推動社團可持續發展婁勝華一、推進民間社團的自身變革（一）促進社團內部民主的真實化依照法律規定，澳門社團都有一個較為完備的組織架構，而且，領導層的人員都是經選舉產生的。否則，社團難以成為法人主體。而實際上，不少社團的領導成員是內部協商出來的。因此，選舉是否存在形式化，是否是會員的真實性意思的客觀表達等問題，都值得思考。誠然，良性化的社團發展不能缺少完備的社團組織結構，但是，通過民主方式產生的社團領導層無疑更具有內部的合法性，對社團成員的凝聚力會更強。否則的話，會像社會上有人認為的那樣，社團是某些人的 “小圈子” ，從而降低了社團對社會成員的吸引力。（二）加強社團的自主性建設與內地社團相比，澳門社團的自主性是較高的。社團內部事務是自主的，包括領導層的產生，政府通常不會加以幹預。即使有幹預也是間接的，不會出現直接任命社團領導等現象，政府表達其 “偏好”的可運用手段主要是資源輸入，對於某些社團不資助或少資助，而對某些社團資助或多加資助。這樣，對社團來說，就面臨一個問題，即如何在得到政府資助的同時，還能發揮批評與監督政府的作用？（三）推動社團的專業化發展從現代社會發展的已有經驗，以及澳門未來的發展來看，專業化社團是

構成現代公民社會的重要構件。有人講，澳門的社團不屬於第三部門，也有人講，澳門社團數量多但公民社會弱。這種說法，往往令人費解。如果說澳門社團不屬於第三部門，那麼，它屬於哪個部門呢？公民社會是指與市場、政府相對的民間社會，澳門社團當然應該屬於公民社會的範疇。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有人認為澳門社團既不屬於第三部門，澳門的公民社會弱呢？主要原因是澳門社團的專業化水準還有待提高。也就是說，屬於現代型第三部門的社團還不夠多。社團的政策倡議能力以及博弈能力還普遍較弱。從這個意義說，不是說澳門民間社團數量不足，而是說形成強大公民社會的專業性社團不足。因此，有必要推動民間社團的專業化發展。（四）加強社團的自律性雖然至今為止，在澳門，尚未公開披露出民間社團嚴重的濫用資源或領導成員的腐敗現象，但是，沒有出現，不等於不需要預防。即使從社團健康發展的角度來看，強調社團的自律性建設，防止出現 “志願失靈”的現象，也不是多餘的。（五）不斷提升社團能力應該說，與其他地區相比，澳門民間社團的整體能力是不弱的，竟一度出現 “擬政府化”與 “擬政黨化”的現象。但是，就社團能力發展的平衡程度而言，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進一步提升民間社團的政策倡議能力以及促進公共政策的社會化能力建設。此外，還有組織能力等，比如如何更有效率地使政府輸入的資源發揮更大的效率？對於民間社團來說，能力能否得到提升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於能否吸引到足夠的具備相當質素的人才。二、重塑民間社團的內、外部關係（一）社團與成員關係：從庇護關係轉向利益自主與信任合作回歸之前，面對葡萄牙當局的管治，以體力移民為主體的澳門華人社群

更願意托庇於社團組織，通過社團表達自身訴求，與政府進行間接性溝通，由此，社會成員與社團組織之間形成了一種 “委託—庇護”關係，社會成員對社團形成某種程度的依賴，民間社團因此而成為社會成員的庇護性組織。然而，隨著澳門的回歸，澳門居民的政治身份發生轉變，他們可以通過不同管道與政府建立更為直接的聯繫與溝通，社會成員的利益訴求與表達並非一定要經由社團才能建立與政府的直接聯繫，從社會成員利益表達可選擇的管道看，社團現在僅僅是其中之一，而不再是唯一。如果說回歸前社會成員表達利益的途徑是 “社會成員→社團→政府”的話，那麼，回歸之後的途徑則變為 “社會成員→ （社團） →政府” ，社團是否成為民眾與政府聯繫的仲介性環節，取決於民眾的選擇偏好，而不是制度約束。由此可見，社會成員的身份轉變直接導致原先與社團之間建立的庇護關係的解體，社團對居民進行自身利益表達的吸引力較回歸前已顯著降低。所以，推動社團與成員關係從庇護關係轉向利益自主與信任合作已經成為社團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二）社團與政府關係：從依賴到夥伴關係在社團功能及其組織形式轉變的同時，政府與社團關係同樣面臨調整與變化，二者之間的關係將會由過去緊密型的依賴關係逐漸演變為現代型的夥伴關係。現實的困境在於如何找尋出一種加速變革的動力或者說壓力之源來衝破目前政府與社團雙方頗為微妙且尷尬的處境，即政府唯恐施加變革壓力而失去執政盟友與社團唯恐以獨立身份監督與批評政府而失去原有地位與資源。然而，從社團與政府關係角度看，由依賴型緊密合作關係轉向夥伴型的合作關係乃是大勢所趨。因此，現在需要政府與社團雙方共同的變革。對於政府來說，起碼可以考慮從社團法律人修訂與資助方式的重整來推動。

澳門青年社團專業服務的發展馬志毅澳門泊車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各位嘉賓朋友：早上好。首先，本人表示非常榮幸能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之際，與在座各位社會人士共同交流在社團工作的一些心得。在社會不斷進步的今天，政府對青年提供的服務將是越趨全面，青年社團要在資源競爭的社會中發揮作用，選擇發展專業服務，於然是大勢所趨。我想，現今澳門大部份的青年工作者都對這個趨勢有所認同，但究竟何謂專業服務？我個人認為至少要擁有以下三種精神：一、對群體有服務導向的精神。作為青年服務團體，我們關注青年群體就好像企業把所有的目光都注視在客戶身上，青年群體是我們針對的服務對象，而隨着青年社團的多樣化發展，這個被關注的群體可作更細分，比如在職青年、在學青年、青年企業家、甚至是擁有同一志向（青年志願者），同一宗教思想，同一族群的青年群體。以往我們主力是以舉辦各類型活動的形式去維繫凝聚着青年群體，我們強調的是青年參與，但很多時候在搞活動當中遇到最大的挫折，就是擔心參與的人數不夠。發展專業服務時則須透過專業知識，幫助更了解我們所服務的群體需求，盡量讓群體一開始能參與服務（活動）設計的過程。青年 “活動”與 “服務”最大的分別在放 “活動”是間斷的，有時效性的，而 “服務”是持續不斷的。但我個人並不認為所有青年社團都須向服務機構的方向轉型，因為青年社團只要能維繫及服務擁有一定數目的群體，便有其存在的價值，而且作為青年社團往往並不是要在社會

上增取最大的資源，而是要用有限的資源去盡量滿足社團的發展需求，服務青年社群。二、對目標遠景有鍥而不捨的精神。任何組織希望基業長青，除了領導及開拓者的個人能力，更重要是建立一個廣泛被組織內部推崇的目標遠景。領導的藝術就是將這個遠景目標潛移默化地融入青年群體的心中，而且是鍥而不捨地向着這個方向追求，在這裡激勵起到根本的推動作用。專業的人有給人 “三句不離本行”的感覺，青年社團提供的服務同樣是要朝着這個目標遠景去構想，讓服務來建設遠景，而不是隨波逐流，推出一些與建設目標遠景不相符的服務及活動，避免資源重疊而效益不濟。三、對工作有敬業樂業的精神。由於提供服務有其連續性，所以現時不少青年社團全職人士所佔的比例亦有所提高。但不論是兼職或者是在職的社團工作者，要提供專業的服務，於需要有敬業樂業的精神。早前曾經瀏覽過一些網誌看看人們討論專業的意見，發現很多人都認同專業就是等同於 “專家”＋ “敬業” ， “專家”這詞我想各行業都有自己的一把尺度去衡量，關鍵是要達到一定程度的專門知識水平，像越來越多的社團工作者是來自選修相關的領域。而敬業則是敬重工作，尊重客戶（青年群體）。如果擁有專門學識但未盡全力，只能達到自己認為合格分數的人，雖然是成功，但依舊不能稱之為專業。因為他們並沒有為所服務的群體帶來驚喜的服務，只是沒有出錯而已，對青年群體的喜好也完全不感興趣，亦沒有利用專門的知識來為服務增值，這樣對群體的成長並無太大的助益。青年社團專業服務並不與政府部門的功能服務重疊，青年社團只擔當政府服務的延伸，針對某一特定的青年群體將服務定向擴散。而同時青年社團又利用政府提供服務及資源，維繫着這一個群體，共建社會和諧。所以青年社團本身是擔當服務傳遞媒介的角色，面向青年群體，既是服務的提供者，同是兼負反映群體對社會訴求的渠道，相向互通。

澳門社團發展宜注意的問題郭敬文澳門社團之多相信大家都不會否認，對澳門社會的和諧穩定及可持續發展，澳門社團應該可以發揮其重要的影響力和作用。隨著澳門回歸祖國，各類不同性質的社團其角色和定位，也起著不同程度的變化，對來自外部政治環境因素改變影響所引致角色定位的改變，對部份社團特別是所謂傳統愛國社團帶來一定的衝擊。面對政治環境的改變，社團必須要按照自身的特性及其辦會的宗旨，再因應外部環境因素的變化而從整體策略及定位上加以調整，無可厚非澳門的愛國愛澳社團，其辦會的宗旨基本上應以 “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 ，支持澳門基本法為大前題。至於本身是一個專業團體或是一個政治性團體或者是文化藝術、體育團體等均應考慮到其自身的政治屬性和政治影響力，而加以細分調整到相應的位置上，基本上一個澳門注冊社團均難以避免會受到外部政治環境變化的影響，只是參與度及政治取向如何。作為一個愛國愛澳的社團無可置疑地在堅守 “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和澳門以及遵守澳門基本法的前題下，明確自身定位、宗旨、運作（或服務）特性。社團應有清晰形象、獨特風格，避免服務對象和運作模式的 “泛化” ——千團一面。一個社團既要維護本階層利益，又要兼顧社會整體利益、還須著重提升本階層成員的素質、責任感和認識水平，必須要有一種全局觀念，並經過廣泛而深入的討論諮詢，建立民主科學的觀念，形成個人以至整個的社團的共同正確的社團價值觀。回歸至今八年，社會外部環境起著巨大的變化，社團數目雖然不斷地急

速增加，但有部份原來已成立了一段日子的社團，在自身的素質水平上仍與社會的發展具有明顯的相對落後性，部份社團未能適應社會發展速度，走向專業化。這對不同性質的社團雖然有著不同的客觀環境制約，但也有團體主要的制約是來自於自身的管理觀念保守，管理未能科學化，所辦的活動，未能因應外部環境而作出相應調整，錯失發展機會也未能更有效地為澳門的社會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為，可說有心無力，因此社團應致力提升自身質素和水平，實現能與時並進，可持續發展，社團工作（或服務）應回歸根本，配合社會發展步伐，深耕基本群眾、服務群眾，社團的力量是來自其服務對象群眾，社團應要能反映群眾需求，欠缺群眾基礎的社團將失去其持續發展的生命力，也失去其真正的價值，但要做好群眾工作首要有明確的定位及自我完善的能力。澳門的社團有部份對政治參與及研究認識不足，其實，政治是社會的一環，政治現象亦是社會現象的一部份，政治的健全發展有助社會的經濟發展，而社會的穩定亦有助於政治穩定，我們對政治和政治生活應有重新的認識，應鼓勵精英直面、公開探討 “政治” 議題，公平而積極地發掘、培養專門政治人才，社會對政治不宜帶有色眼光，不要貼上政治野心之類的標簽。一些來自利益分配不均，或溝通不足，逐漸形成人與人之間、社團與政府之間、社團與社團之間、政府部門之間，不少內部矛盾一直存在，但也可能因澳門由於地方細，人際關係錯綜複雜而一直被掩蓋，但多數的這些矛盾都不是一些對抗性矛盾，而大部份可能都是一些非對抗性的內部矛盾，因而加強社團、政府、市民的科學民主管理觀念，社團發揮好平台角色，準確、及時、主動地向特區政府反映市民對公共政策的意見。加上社團間既應有包容，又不妨良性競爭，毋需迴避彼此間的善意批評，以民主客觀的態度面對矛盾，則有助減低矛盾使社會走向和諧穩定發展。現今是全球化的資訊年代，社會經濟發展變化迅速，一些不確定因素增加，人的價值觀多元發展，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凸顯，這都需要我們高度重

視，採取切實措施，不斷地及時地加以化解，社團應要緊貼時代的的脈搏，善用資訊科技平台，多了解人們在多元價值的潮流下價值觀的多樣性，以中華文化的精髓為載體，有助於我們重新建立起一種與澳門及國家共榮辱的全局觀念，以負責的態度面對澳門發展中的種種問題。澳門愛國愛澳社團的成功發展，將有助於澳門在新時代中保持社會的穩定和諧發展。

多元和諧社會的基礎柯慶耀澳門經濟法律學會會長自2003年2004年非典過後，澳門的經濟總量從635億、829億澳門元到2006年的1,143億澳門元，澳門社會的發展態勢是好的，但是，澳門的社會矛盾卻隨著經濟的發展日益突出，澳門社會確實病了，但病根又在哪�？我想我們應該從社會結構來瞭解澳門社會的現狀，我們先來回顧一下：80年代以前，澳門沒有自己的大學，有心深造的青年祗能負籍海外或香港，學成後又因澳門經濟不具規模，本身沒有多少大公司可以吸納這些精英，令他們留在香港或海外，祗有個別因家族財團本身的需求或與這些家族財團相關的人士才回到澳門，80年代後，情況有所改變，澳門自身的大學建設速度迅猛，澳門經濟的發展也吸引了不少海內外學子學成歸來，但也就是這二十幾年的光景，澳門的精英階層或者說中產階級的人數太少，在澳門他們沒有形成力量，這就是澳門社會目前的主要病灶，不少政治家、社會學家的理論研究和實踐表明，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其社會結構是一個橄欖型態的結構，貧富的人數都不太多，約在15％左右，而溫飽至富裕的人數一定在85％左右，這是一股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而不穩定的社會結構則為啞鈴型的，沒有中間力量的掣肘，貧富兩者的對立矛盾激烈，雙方的勢力旗鼓相當，這是相當可怕的狀況，稍有通漲或其他經濟問題發生，迅即演變為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甚或動亂。澳門目前情況雖不至此，但如上所述，由於歷史發展的緣由，澳門社會的中產階級的人數和資產總仍是微不足道，澳門社會的中產階級的力量本來就弱，加上這些年澳門經濟的單一發展及其迅捷的發展，令人力資源愈益緊張，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激化，中產階層的形成和壯大也就

更遙不可及了，也就是說澳門缺少的中產階級的情況不改善，對澳門社會的穩定是不利的。目前聽得比較多的是，對中小企業的小額貸款，無論其額度是否足夠，其效果如何，從經濟結構調整、從社會的穩定發展這一視角看，單扶植這一群體仍然遠遠不足夠；公務員級別差距的加大擴寬和其收入的實際增長，也是必要的舉措；還有就是專業人士收入的提升和群體數量的增加，是澳門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第一點扶持中小企，提出且已實施多年，檢討其實效：資金貸款的額度方式外，是否還需其他政策的支援，人力資源和培訓，包括小企業主本身的培訓，應繼續關注；第二點，澳門公務員佔澳門人口的比例較高，穩定他們及其家庭，就是穩定社會的一部分，且通過他們本身為市民提供的服務素質的提高，才能減少社會的戾氣。擴寬級別差距並增加實質收入，這一點據聞當局已在醞釀商定中；第三點，一直是社會上較少討論的話題，如何扶持和壯大澳門專業人士的隊伍？如何在澳門經濟發展大潮中，讓本澳的專業人士能參與其中並分享經濟成果，因為，有份量的專業隊伍，是澳門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中堅力量。談到這� ，自然有人想到地方保護主義和開放二者之間的矛盾，開放是大勢，但保護還是必須的。其實，亞當 ·史密斯的 “無形之手”和梅杰 ·凱恩斯 “有形之手”的宏觀調控手段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作用與功效，祗是適當的時期用適當的手段、力度，是個 “度”的掌握而已。如上所述，由於歷史的緣故，澳門專業人士的力量尚很微弱，如果不加適當保護，隨著經濟大潮的衝擊力量，一旦土崩瓦解，則非澳門之福。正如一個年輕拳手，不加適當保護，沒有保護性的遊戲規則，就與重量級世界拳王對壘，還口口聲聲說公平原則，走向國際，其結果可想而知，任何事務的發展都要有一個過

程，任何地方都有保護性措施，祗是要用經濟學的理論包裝一下。當然，澳門目前的社會矛盾並非是不可調和，澳門社會並非不穩定，祗是離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尚有差距，需要改善和提高的空間尚不小。 “五一” “十一”的大遊行也並非洪水猛獸，不需過份憂心忡忡，但也不能等閒視之，多元社會就得允許公民表達他們的訴求，而執政者必須細心傾聽並試圖解讀和化解之，在多元訊息下不斷思考並實施管治，在實際工作中提高改善施政能力和危機處理的能力。紓解民困民怨，當然還有公平分配、合理稅捐、廉政公務等措施的配合。但由於歷史的緣故，澳門中產階級弱小應予扶持這一長遠策略是刻不容緩，必須貫徹實施的，才有多元和諧的社會基礎。

政府、社團及市民的角色葉建華今天的澳門，要求政府做這做那，批評政府這樣那樣做得不夠的聲音不絕於耳。究竟是政府如斯不濟？還是社團要爭取市民選票？還是市民不知道政府做事比市場處理的成本來得高昂？鐵娘子戴卓爾夫人管治下的英國、列根總統管治下的美國、回歸前的香港、今日的澳門特區政府都奉行小政府政策。期間的經濟都保持增長，公民也因為經濟增長令生活改善及富裕起來。小政府及低稅制，公民能獲取大部份的努力工作成果，令人人勤勞工作，最終富裕起來及令經濟增長。反之，大政府及高福利政策下，政府只能提高稅收，個人的努力成果，假如一半要交稅給政府，「水瓜打狗，唔見一截」，自然工作懶散，難斷窮根，經濟活動也一潭死水。所以，列位看官，聽到增加福利大政府的「為民請命」言論，不要中計，這種看似「公平」而又順耳的偉大言論很大機會令大家都「均貧」。「花別人的錢比花自己的錢來得慷慨」是經濟學的第一條黃金定律。所以，全世界任何一個政府都有資源浪費的通病，亦為何我們需要審計署來監管政府。小政府下，政府資源少，浪費也來得少。在這條黃金定律下，私人企業及市場處理事務往往比政府來得有效益及成本更低，是故外判工作可以減低政府資源浪費，及提高服務質素。所以政府的角色應該是堅持小政府及低稅制。可以交給市場處理的事務，由市場來做，政府不要大包大攬來做。在全世界的代議政制下，市民及議員訴求不斷，要求政府做這做那，各

自按照界別的利益向政府施壓，成為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S）政府忙碌招架。假如政府因照顧某界別的利益而令澳門整體經濟受損，不是澳門居民之福。馬丁路德金的名言：「 I have a dream 」。我也有一個夢想，當社團向政府提出訴求的時候，能做到下列三點：第一、訴求是否從澳門整體利益出發。第二、訴求會否令政府架構及負擔越來越大而不得不加稅，並因此減低市民勤勞工作以脫貧的意欲？第三、訴求會否令政府處理事務的機會成本上升，帶來資源浪費而令社會整體受損？總結一句話：「科學說訴求」，假如我們能做到，是澳門之福。刻苦耐勞，辛勤工作，自力更生，事事靠自己是中國人的優良傳統。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有些香港及澳門的市民忘記了這個優良傳統（內地同胞仍能保持這個優良傳統），有問題便做「伸手派」，向政府要這要那，無視政府做事帶來的高昂機會成本。內地改革開放29年，在高速經濟增長下，大部份人努力工作，自力更生不靠政府幫助而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從此告別貧窮。我深信，澳門居民若能不斷自我提升及裝備自己，不自怨自艾，在未來五年可推測及預見的經濟增長中，都能分享增長成果而富裕起來。與其向政府「伸手」，不如先做好自己，提升自我競爭力，才能比依賴政府派糖的人跑得快一點。，

特區政府的威信重構楊日科一個政府的威信大致來說從以下幾個面來建構：一 ·公共政策具科學性特區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必須進一步在各部門倡導 “科學決策”甚至要形成強制性的機制，尤其在諮詢工作上不能夠 “走程序” 、 “走過場” ，既要透過社團協助收集，又要直接深入各階層市民，聽取不同意見。在諮詢過程中，有需要主動激活民眾潛在的意見，避免決策、法律制定之後的反彈情緒。故此，當局要主動優化、擴闊市民的申訴渠道，創設排氣閥，例如各司長辦可增設跟進社會事務、經常聯繫市民的官員，以便及時掌握民情，了解真正的民意，為制定公共政策時提供參考依據。二 ·執行政策具公信力人無信不立，作為政府更加如此，在確立和提升當局的公信力方面，可以從以下三點做起：（一）必須在各類公共事務，尤其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分配中，進一步體現公平、公正的基本要求，遵循所謂 “程序正當的原則” （二）提升政策執行力如提升承諾的兌現率，以及當推出成熟和可操作的政策時，應當展顯適當強勢，彰顯法治精神，對充份體現民意、並經科學分析的決策和法律，必須切實執行。，。

三 ·加強自身的治理能力除了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倡導 “科學決策” ，執行政策確立公信力外，特區政府必須在八年的順利施政基礎上，實行制度完善和創新，加快行政改革的步伐。但推行改革必須準確判斷改革的目的、內容和次序。另一方面，當局在重視民意同時，亦同樣重視維持公務人員的士氣，發揮公務員才幹（不少公務員在參與社會事務的表現優於履行公務表現，個中緣由，值得深思）。進一步實行問責，既罰懶，亦獎勤。四 ·弘揚澳門核心價值在過去八年施政中，特區政府都沒有一套完整的宣傳政策，使到社會形勢出現變化時，無法凝聚市民共識和向心力。其實，任何地方的政府也會有一套宣傳政策，以香港為例，當局不惜斥巨資推動《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甚至塑造香港的核心價值如《香港始終有你》等等的政治宣傳活動。經長時間經營，取得一定的政治效果。反觀澳門，政治和傳媒生態不如香港惡劣，大部分報章跟政府都擁有良好關係，主要的電子媒體如電視台和電台亦是政府擁有的公共機構，在凝聚市民的向心力時理應得心應手。但由於缺乏完整的宣傳政策，無法有效運用媒體引導社會輿論，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為長治久安計，特區政府有必要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故此，為當局可以投入足夠的資源，配備專門、專業部門，在社會各方的配合和參與下，有規劃、有機制地在全社會，全面、深入、持久地推進精神文明，尤其是道德文明建設，弘揚社會正氣，建設和諧社會、弘揚澳門核心價值。

編者語

編者語 2007年11月是本中心成立十周年的日子，為示慶祝，我們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編輯出版《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專輯》、舉行 “齊為澳門動腦筋——多元互動共建共享”座談會、本中心成立十周年酒會、本中心成立十周年聯歡餐會，而當中，本中心的年度大型專題座談會—— “齊為澳門動腦筋” ，是慶祝系列活動的核心項目。自澳門特區成立至2007年底，澳門回歸祖國八年，在內外多種利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尤其是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澳門社會持續發展，經濟領域不斷創新成績，然而，伴隨著發展而出現的社會問題，包括深層的社會問題，也相繼浮現，社會成員亦出現不同程度的不適應現象，要求重視社會資源合理分配的聲音日漸加大。我們非常認同，社會資源必須合理分配，亦認同避免貧富差距問題擴大的重要性，但是，我們同時認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前提條件是，共同建設。基於上述思考，我們特把本中心成立十周年的重點項目 “齊為澳門動腦筋”的討論主題設定為 “多元互動共建共享” ，希望藉座談會的舉行，推動社會共同思考，不同界別、階層的社會成員，如何從自己做起，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和各自的功能，在參與社會建設過程中，分享發展成果；另方面，亦在分享社會成果的同時，共同參與建設，從而推動澳門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上述座談會於2007年10月14 日舉行，共分兩個環節。首先是 “群言堂” ，多位與會嘉賓分別就在澳門的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社團、市民、政府

應有的角色及其發展方向，以及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等等，發表了獨到的見解，啟發了我們的思考，二百多位本澳的社團代表、知名人士、市民和本中心成員等參與了座談會。座談會的第二個環節，特別邀請了兩位重量級嘉賓專程來澳參與活動並發表專題演講，分別是來自香港的時政評論家、資深傳媒人劉銳紹先生，以及來自北京的中國政治學權威俞可平教授。俞教授是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並兼任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所國家重點大學的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政府創新、政治哲學、治理與善治、公民社會等等。兩位嘉賓的講演，為座談會帶來了新的視角。座談會舉辦之後，不少友好向我們提出，座談會的討論內容豐富，且具啟迪性，尤其是專題演講部份，建議我們整輯出版。有見及此，我們特編輯出版本刊，期望藉此推動社會就會議主題作進一步共同思考和探討。歡迎各位讀者、社會友好對本刊的內容，以及本中心的各項工作，提出批評指正，有關意見敬請投擲至本中心秘書處（地址：澳門畢仕達大馬路2 6 號中福商業中心7樓A座，電話：8 5 3-2 8 7 8 0 124 ，傳真：853-28780565 ，電子郵箱：cpedm@macau.ctm.net）。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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