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發言彙編 - 在線閱讀

動腦筋齊為澳門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發言彙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目錄編者語⋯⋯⋯⋯⋯⋯⋯⋯⋯⋯⋯⋯⋯⋯⋯⋯⋯⋯⋯⋯⋯⋯⋯⋯⋯⋯⋯⋯⋯⋯⋯⋯⋯⋯⋯⋯⋯⋯⋯⋯⋯⋯⋯⋯⋯⋯⋯⋯⋯⋯⋯⋯⋯⋯⋯⋯⋯⋯⋯⋯ 1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梁維特⋯⋯⋯⋯⋯⋯⋯⋯⋯⋯⋯⋯⋯⋯⋯⋯⋯⋯⋯⋯⋯⋯⋯⋯⋯⋯⋯⋯⋯⋯⋯ 3專題演講1. 在發展中共建和諧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任劍濤教授⋯⋯⋯⋯⋯⋯⋯⋯⋯⋯⋯⋯⋯⋯⋯⋯⋯⋯⋯⋯ 72. 答疑及意見整理⋯⋯⋯⋯⋯⋯⋯⋯⋯⋯⋯⋯⋯⋯⋯⋯⋯⋯⋯⋯⋯⋯⋯⋯⋯⋯⋯⋯⋯⋯⋯⋯⋯⋯⋯⋯⋯⋯⋯⋯⋯⋯⋯⋯⋯⋯⋯⋯⋯⋯⋯ 25與會者座談發言篇1. 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許世元⋯⋯⋯⋯⋯⋯⋯⋯⋯⋯⋯⋯⋯⋯⋯⋯⋯⋯⋯⋯⋯⋯⋯⋯⋯⋯⋯ 312. 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理事長陳錦鳴⋯⋯⋯⋯⋯⋯⋯⋯⋯⋯⋯⋯⋯⋯⋯⋯⋯⋯⋯⋯⋯⋯⋯⋯⋯⋯⋯⋯⋯⋯333. 改善生活素質，由專業態度做起澳門（中國）青年商會總會會長陳慶生⋯⋯⋯⋯⋯⋯⋯⋯⋯⋯⋯⋯⋯⋯⋯⋯⋯⋯⋯⋯⋯⋯ 354. 以人力資源開發構建澳門和諧社會澳門青年研究協會副理事長柳智毅⋯⋯⋯⋯⋯⋯⋯⋯⋯⋯⋯⋯⋯⋯⋯⋯⋯⋯⋯⋯⋯ 375. 關於“共建動態的和諧社會”幾點意見馮家超⋯⋯⋯⋯⋯⋯⋯⋯⋯⋯⋯⋯⋯⋯⋯⋯⋯⋯⋯⋯⋯⋯⋯⋯⋯⋯⋯⋯⋯⋯⋯⋯⋯⋯⋯⋯⋯⋯⋯⋯⋯⋯⋯⋯⋯⋯⋯⋯44

6. 新發展、新問題共努力、建和諧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副理事長何潤生7. 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李沛霖8. 探討影響社會和諧因素及處理時需關注的視角澳門經濟法律學會會長柯慶耀9. 防治家庭暴力促進社會和諧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副理事長黃敏兒10. 建構“動態的和諧社會”過程中可能面對的問題楊日科11. 澳門的改革開放，共享長期經濟增長的成果澳門地產業總商會理事長葉建華12. 關於構建和諧澳門的幾點意見澳門社會發展研究會理事長陳炳強13. 在共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傳媒及公民各自應發揮的功能和作用林玉鳳14. 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劉伯龍15. 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羅慶江16. 推動公共參與建立和諧制度共同構建動態和諧社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理事長余惠鶯4650525557596165676971

17. 深化施政理念譜寫發展與和諧新篇章吳在權18. 在 “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邱天責書面意見1. 和諧社會與青少年健康成長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監事長楊允中2. 積極面對龍頭產業全面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楊秀玲3. 如何構建和諧社會的一些拙見黎寶珊7578798486

編者語在博彩業開放、 CEPA、外資湧入等多種利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年的澳門社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社會和經濟均以較快的速度推進，社會價值觀亦出現了新的碰撞和發展，日趨多元，長期穩定，或者說是“超穩定”的社會狀態逐漸成為過去式，新的競爭、新的矛盾、新的社會問題不斷出現，並引起了比較廣泛的關注。我們認為，上述情況乃社會發展過程中之必然現象，對此，既應避免躁動，亦需積極應對。在面臨着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動態時代，澳人，包括我們自己，亦需要以 “動態”的思維，理性地、前瞻地探索澳門未來的發展方向。本中心認同社會上不少人士所曾指出的：一個地區要發展，離不開一個和諧團結、具凝聚力的社會環境。對此，我們深表認同。我們還認為， “動態”的和諧，不僅包含歌舞昇平的一般意義，更蘊含着對深層矛盾的正視和解決。同時，只有政府、民間社團、企業，以至全體澳人的共同參與和努力，才有望成功建構相對和諧的澳門社會。為推動更多的市民共同思考如何建設優質、和諧的澳門，本中心於2006年7 月15 日，舉行了主題為 “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的大型座談會，以凝聚各方智慧，共探和諧。座談會分兩個環節進行，第一個環節為互動交流部份，本澳多個社團代表、知名人士、市民和本中心成員等近二百人參與了座談會，二十多位朋友分別從社會、經濟、民主政治、社團作用等多個角度，探討應如何共建和諧社會，亦有從理念層面去分析和諧社會的基礎，以及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等等。參與互動爭鳴、意見交鋒的，除了有部份具有獨到見解的知名人士外，還有部

份青年新秀，為是次座談會帶出了不少新的亮點。而為啟發我們對會議主題的深層思考，座談會的第二個環節特安排了專題演講，並邀請了廣州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任劍濤教授專程來澳擔任主講嘉賓。任教授長期主力於政治分析、哲學等多個方面的研究，對和諧社會的構建、政府和社會的互動關係等領域尤具精闢獨到的見解。任教授不僅學術研究造詣深厚，且講演水平甚高，其精彩的講演不但深深吸引了與會者，更為我們帶來不少新的啟發和視角，而在與出席者的對談環節中，還激出了陣陣智慧的火花。座談會舉辦之後，不少友好向我們提出，希望了解座談會的討論內容，尤其是專題演講部份，為此，我們特出版本專輯，以推動社會就會議主題的進一步共同思考和討論。座談會除得到與會嘉賓的參與和支持外，還得到澳門基金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在活動經費和場地方面，提供了部份資助，使活動得以順利舉行。此外，部份未能於活動當天，親自參與討論的友好，亦向我們提交了書面的意見，豐富了我們的討論內容。在此，我們謹對上述人士、單位、機構致以誠摯的感謝，並期望我們日後的各項工作，能繼續得到社會的大力支持。如果任何人士對我們專輯的內容，以及本中心的各項工作，有任何意見或批評，歡迎隨時聯絡我們（電話：853-780124 ，傳真：853-780565 ，電子郵箱：cpedm@macau.ctm.net）。多謝各位。

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梁維特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對各位朋友在百忙之中抽空“齊為澳門動腦筋”，我謹代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致以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今年以來，在社會經濟快速挺進的時候，躁動態勢卻日益凸顯，社會矛盾似乎愈見尖銳，澳門賴以自豪的“和諧”好像忽然距離我們越來越遠。其實，在多元和發展的前提下， “超穩定”的社會狀態早已成為澳門的過去式。社會要發展和進步，的確先要正視現實，承認客觀規律。我們同意李義平教授① 所指出的：“經濟快速發展通常帶來的並不都是人人同時得益的 ‘帕累托’改進②，更多的時候是一種非均衡的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同的市民對新出現的發展機遇具有不同的認識能力、適應能力和創造能力。於是， “在瞬息之間有了窮富之分，並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也就是說， “即使大家都富裕了，但由於富裕的程度不同，也同樣會產生心理落差”。我們去年進行的 “澳門居民素質調查”展示① 李義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本文所引部份觀點請參看《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學思考》。② “帕累托”改進：即由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改善所引起的群體利益的改善，而且在此過程中任何人的利益均沒有受損。

了另一個事實，回歸前強烈呼籲發展改革的澳門人，其實有近六成四寧願選擇較為穩定的生活，更有近七成受訪者認為自己很可能會在適應生活的變化方面存在困難。因此，當發展到了攻堅階段， “發展不適應症候群”早晚會出現。在這種客觀的趨勢之下，社會更需要理性、公平、諒解、關愛、承擔；社會亦更需要一個以民為本的，強而有力的特區政府率領澳門人一起打拼。我們必須準確認識澳門當前的發展現狀，既不盲目樂觀，但也不應妄自誹薄，甚至進退失據，自亂陣腳。我們認同，澳門的發展勢頭是好的。我們還認同，只要大家都來參與和諧社會的建設，絕大多數的澳人都將最終發覺：澳門好，澳門人同樣好。兩個月以來，本中心仝人在 “和諧澳門”的問題上，作出了比較深入的、反覆的探討，我們得出這樣的共識：在快速發展變化的今天，我們追求的應該是“動態”的和諧。我們的主要思路是：第一，和諧澳門是一個持續努力的目標和方向，和諧澳門所體現的應是一種發展的動態，而不應是一種靜態的、保守的穩定。故此，追求原始社會式的或“烏托邦”式的和諧，根本不現實。澳門的發展，既是澳人的多年追求，也是不可逆轉的客觀實際。市場機制的客觀作用，亦不是哪種力量有能力隨意叫停或增減速。既然如此，除了鼓勵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更適當的互動外，我們自己的積極順勢而行，亦必定勝過互相猜忌和埋怨。攜手前行然後有機打造希望和建構和諧，和諧互動然後形成奮發進步的合力。第二，我們追求的動態和諧，是相對的和諧，而非絕對的和諧。 “相對和諧”，強調“公平正義”，但卻非“平均主義”。我們認為，一個和諧的社會，應該要建設公平的制度基礎和社會道德基礎，為社會成員們提供公平的參與和發展機會，公平的競爭環境，讓願意努力者有公平的發揮空間，並從而分享社

會發展的成果，而非把社會成果作無條件的、絕對的平均分配。我們父兄輩的知識視野或未如時下俊彥，但他們的堅毅和上進，卻是值得我們珍視的財富。澳門許多對社會有貢獻，或者事業有成的朋友，他們當年學習、工作的機會實在遠少於現在，但他們就是秉持着堅定的信念，敢於向命運挑戰，咬着牙關提升自己，經不懈的奮鬥始迎來成功的曙光。澳門的發展不能依賴別人打救或“一世好運”， “自強不息”才是澳門持續進步的動力所在。今天，我們完全有理由要求自己的政府提供更為公平的發展機會。但同時，我們是不是又應該撫心自問，我們自己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是否已表現出足夠的 “自強不息”？第三，動態的和諧強調的是社會的良性多元互動，而非單向的運動。首先，基於基本法所賦予的職責，特區政府當然要不斷提升施政能力水平，在澳門發展的總方向和公共行政領域加強施政的力度，帶領澳人順利走過這一段大家從未經歷的發展過渡期。我們還認同，各政府部門應當釐清政府、市場、民間的服務邊界。對於應該由政府做的，特區政府應當仁不讓，頂住壓力，全力以赴；但不必一定要由政府做的，就盡量應交由市場或民間組織、機構去完成。其次，和諧社會的構建，應該是社會各系統在開放狀態之下的良性互動，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努力，而絕非政府或某一社會階層單方面的努力。我們最近聽到不少朋友提出：政府要建設和諧社會，應如何如何。我們很敬佩這種建設性的態度，但同時我們亦這樣想，為甚麼一講到和諧社會，許多人都習慣講， “政府”要建設，而很少講 “我們澳門人”要建設呢？難道和諧社會只是政府才喜歡，而不是我們普羅大眾都嚮往、都爭取的麼？顯然，和諧社會的建設必然是 “每一個社會成員各司其職” ， “各守其則” ， “人人有行動，人人有貢獻”③。缺乏民間的主動性和承擔，難以期望社會的進步。再次，在澳門這個 “五十年不變”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一方面反對 “均富”、 “仇富”的③ 部份觀點引自何振華的《構建和諧社會人人有責》。

思潮，一方面又大力支持政府、有盈利者、有能力者對於較難分享到社會發展成果的弱勢群體，主動作出或投以更多的關顧。自我努力和相互關懷所交織出的，正正就是動態的和諧。第四，動態的和諧，既指 “和衷共濟” ，亦包含 “和而不同” 。動態的和諧不等於盲從附和或掩蓋矛盾，它所強調的是全局觀念，即從澳門社會整體長遠利益出發，在積極化解矛盾中追求和諧；亦強調容納不同意見，擴大建澳隊伍。我們同時認為，對澳門的經濟社會發展，對特區政府，以至對各種組織，都可以、都應該堅持 “非其非”的態度，但我們同時認為，揭露矛盾和弘揚美善兩者並不悖行，且缺一不可。 “是其是” ，亦應是建設澳門的必要組成部份。 “動態”和諧社會的思路，或只是本中心仝人的一孔之見，我們期待着大家的批評、補充。但我們相信， “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④亦是我們的共同追求，但如何建設，尚需要各位朋友以至整體社會的共同智慧。構建和諧社會，無疑是長遠、艱巨的目標，但我們有祖國，有特區政府，有 “一國兩制” ，還有自強不息的澳人。因此，我們將以樂觀務實的信念參與實踐。魯迅先生說得很好，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們衷心期望透過是次活動的舉行，能稍稍有助於社會深層次的思考，稍稍有助於和諧澳門的建構。我的講話完了，多謝各位。④ 引自胡錦濤主席2005 年2 月19 日的講話。

專題演講

在發展中共建和諧*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任劍濤教授和諧社會的討論在中國大陸好像是個時髦化的問題，但實際上，和諧社會的建構應該說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幾千年文明的一個歷久常新的話題，尤其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發展來說，如何可以使它們發展的各個要素之間能夠相互匹配，能夠可以使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各個利益集團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社會與市場之間，各個要素和資源相互矛盾，而維持一個社會發展的平台，這實際上是近代以來更為凸顯出來的舊問題，那對澳門來講，探討這核心性問題，當然是得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每個國家、區域都有其發展的特點，所以對於澳門來說，澳門的發展也有它自身的獨特性。剛才澳門各個社團領袖雖然代表着各個不同社會群體，但是面對和諧社會建構的話題，都用理性的態度提出問題，同時也用很有理性的妥協精神的方式來分析問題，更從自己社團的視角來觀察澳門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個方式、方法、路徑，很多視角都非常有利於一個區域的政府和社會健康互動而建設和諧社會。我之前曾在鳳凰衛視大講堂談過 “和諧社會的理想和現實” ，而這次我希望發表的個人意見，能與大家進行一個良性的對話。我今天的主題發言，主要* 任劍濤教授在 “齊為澳門動腦筋— —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 “在發展中共建和諧” ，經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秘書處整理並經任劍濤教授確認。

圍繞三個方面：首先作為一個澳門之外的觀察者，幾年不見，眼前一亮。也感覺澳門社會變化太快了，發展太迅速了。我想分析一下，作為外人觀察到的澳門發展和一般發展會遭遇到的問題，有一些甚麼問題存在。在此基礎上，我想通過我對澳門現實的觀察來分析一下，在一個發展勢態當中，面對權力和面對利益時，我們會怎麼辦？從一般原則上來講，當然是要共享權力，因為現代社會權力出發點都是人民主權原則，這是偉大的法國思想家盧梭提出的基本原則，基本上現代社會的國家和地區，都是承諾這原則，但是如何使人民主權能夠在實際的政治操作過程當中體現為一種共享權力的實際過程？如果只是一種權力申訴的單純願望，恐怕權力不能共享，反而會瓦解。另一方面，在人民主權原則之下，一個地區的實體，無論是組織、政府、甚至是個人，實際上都存在着一個問題：我們在利益分享下，對整個政治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來講，既是一個當然的道理，而同時在分享當中也要講究 “分享之道” 。中國人古代有一句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這個 “道”所着重的，並不只是我個人去獲得利益和財富，而是着重於在一個共同體內部，如何使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政府之間、政府與政府組織之間、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保持相對的平衡，而這個平衡恰恰就是我們講的 “和諧”的涵義。在中國來講， “和諧”就是 “和而不同” ，我們在一個共同的平台，在一個共同的空間� ，分享人民主權所帶來的共同利益，但分享這共同利益就要有一個平衡性。剛剛最後一位老伯的發言很具啟發性，因為作為社團領袖都在為弱勢群體呼籲，但老伯特別強調， “不要可憐我們，我們也可以自救，只要給我們提供機會，我們就能夠給社會作貢獻。”實際上這就是一種平衡心態。一方面強勢群體要給弱勢群體福利，另一方面弱勢群體的自救也是一種達至平衡的選擇。這樣的利益分享，會使整個社會充滿一種健康向上而推至蓬勃發展的良好的社會心態。因為在一種社會群體�頭，假設大部份人都想不勞而得利

益，那麼這樣一種心態的良心性就稍為有所欠缺。我們怎樣做大利益又共同來分享利益？其實，在理想和現實的層面上都要有一種協調，這種協調就是和諧社會應有之義。通過這兩方面的分析，提出今天要發言的題目：“在發展中共建和諧” ，這確實是關鍵問題。我嘗試把 “共建”這個詞拆開來分析， “共”即 “共同性” ，對中國人來講，中國是我們的一個共同體，對澳門人來講，澳門是澳門人的澳門，是澳門人的共同體。認識到這個共同性之後，誰都不能在這個共同體之外去瓦解它； “建”即“建設”，包含批評、改善，但更重要着眼是在建設，本身您要出主意，您要想辦法，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叫做 “建設” 。如果我們僅僅把建設理解為前半段，叫“批評、出主意”， “建設是您的（責任），不是我的”，或者“建設是政府（做）的” ，那麼建設過程中就不會體現為一種社會的實際過程。現在回到我想講的第一個問題，那就是怎麼樣認識在建設和諧社會的澳門空間�頭來確定這個話題。我作為一個外人來觀察，覺得對澳門來講，建設和諧社會有兩點是我們要強調的。第一點，澳門確實是一個具有獨特性的社會。這個獨特性不單純是跟大陸的區別，也不單純是跟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政治定位相關，而是澳門的發展有其歷史的特殊性。澳門是東西方交融的一個地方，是中國社會首先接觸西方文明的，整個社會的發展通過百年歷史鍛造出澳門獨特的地方。這獨特性可認知為以下幾個方面。澳門社會是一個高度自治的自由社會，公民與政府都有一個溝通的政治平台，這種平台並不是所有的政治空間、社會空間都能存在的，而在澳門卻具備了。社會出現了問題，大家共同關心，這樣的問題能夠通過社團領袖的意見浮出水面，本身就是澳門社會政治發展獨特性和保證自由度的一個標竿。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的意見是難以浮出水面的。也許大家提出這

種意見可能基於您的私利，可能基於您組織的利益，可能基於您的某些願望，但就澳門來講無論您是基於什麼樣的目的，只要基於這個社會高度自治和自由狀態，而發表某種意見，並且依據建構和諧澳門這一基本共同點，這樣一種意見應當不可缺失，才可以推進澳門共同體進一步塑造自身的獨特性，使得澳門在全球化的時代下迎接一個既有獨特性，又有普遍性的發展時代。因而，能夠把政治的發展、政治的狀況，跟澳門社會發展、澳門社會各種意見有效整合，而推進一個理性澳門的出現，而不只是讓一個感性澳門出現，就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為實際上對任何社會來講，發展始終不平衡，但 “不滿”假如僅僅是感性，僅僅是抱怨，僅僅是哀怨，或者僅僅是憤怒是不夠的，那證明這樣的社會是不成熟的。澳門相對來說是一個較成熟的社會，意見的自由表達和促進理性的妥協，正是澳門長久發展而形成的和諧澳門傳統。剛剛也有一位社團領袖的發言強調，和諧澳門的傳統所提供的是發表意見、意見溝通、意見妥協的一種狀態。那與這個相適應的就是澳門公民對澳門事務，尤其是公共事務的高度關注。調查數據顯示，澳門有百分之九十的公民對澳門的公共事務表示關注，這是非常難得的。因為在一個政治相對自治和自由的空間�頭，公民們可能會因為這種自治和自由而處於一種政治放任或對社會公共事務冷漠的一種狀態，但這調查結果確實表明澳門公民比較理性。因為有基於不同社區、不同階層、不同處境的公民及公民組織，對澳門公共事務的共同關注，那就有一個理性博弈的空間，從而進一步保障在建設和諧澳門當中各種意見的交鋒、對接，而形成一種對話的空間，而今天的這個座談會恰恰是一種對話空間的最好表現。我們不是在這�劍拔弩張，各自提出自己對政府的強烈要求，而是從各自社團出發，基於其他社團、基於政府的考量、基於澳門的發展、多邊的考慮，我們在尋求一種建立公民參與感和公民參與能力，和社會組織狀態的多邊對話，我們尋求的是一種邊際效應的最大化，而不是尋求單邊話語權的決定性，這一點非常重要。

那麼第二點，澳門人確實意識到，發展當中出現了一些小問題，甚至有些問題還引起了我們的焦慮。但是政府、社會如何（因應情況）體現出一個良性的政治水準，提供良好的政治設計？大家在此努力探討，就可以使澳門已經具備的社會政治制度基礎和一些澳門發展的願望，即民意基礎，在良性的互動當中有一個相互的改善。民意基礎的相互改善，就是指民意的表達必須要理性化，並不是某些民眾有意見，就把這個意見絕對化，所以民意也要走向成熟。而政府也同樣，對於民意，不是說步步讓步，就是一個理性政府，因為民意有正當民意，也有超前的民意，有低端的意見，也有高端的要求。那麼，在高、低端和理性、非理性的民意之間，要通過政府某種整合來逐漸演變為一個政治過程，從而使民意和政府之間通過良性互動，互相過濾意見而回到理性的平台。第二，澳門發展的特殊性是建立和諧澳門的基礎，要認識到澳門是在發展中追求“可持續發展”。澳門自九九年回歸以來，發展特別迅速，澳門相對回歸前的30來萬居民，現在已經直逼50萬居民，這個發展速度確實驚人。人口的規模在持續擴張，因此人口的分流、分層也會顯得更迅速。另一方面澳門的經濟結構、澳門的社會演變與經濟結構的適應性也在迅速發生變化。整個城市空間的持續擴大，使得城市社會�頭出現了社會分層和對某些產業、某些行業，甚至某些職業的一種新的關注，加上原來澳門人對這個產業、職業、崗位的舊有的關注，在發展中就會產生失位、錯位，甚至缺位的狀態。這樣的狀態可以說在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都是遇見過的。例如，大陸特別關注1910年到1917年的美國，如果再把時間前推，就是1901年到1917年的美國，這段歷史在美國史上稱為“進步時期”。實際上是當時美國發展得特別迅速，因為一戰時期美國獲得了經濟發展的騰飛刺激，當時歐洲打得烏煙瘴氣，而美國經濟卻在騰飛，並通過戰爭貿易帶來了巨大財富，歐洲的財富進入了美國，所以此時美國人也

是喜出望外，沒有料到會出現這樣大的一個發展的飛躍空間，所以社會一時有點不知所措，美國也是顯得有點亂，人們也很着急：這時會不會出現一個更混亂的情況？會不會把發展的刺激給弄壞？把發展的機遇給斷送？這段時間的美國社會相互之間也在討論，此時對美國的精神產生影響非常重大的一些重要人物中，比如杜威，他是美國精神之父，曾有這樣一系列的探討：怎樣讓社會各界來對話？怎樣推進美國的經濟發展，而不至於使發展中的問題成為斷送發展的一個原因。美國最終渡過了“進步時期”的困難。二次大戰後，美國更成為全世界的霸主。而同樣的問題今天澳門也在討論，包括大陸也曾討論過，所以澳門今天討論和諧澳門建構的問題，不是基於一個非常貧窮，沒有發展機會，大家都想革命，大家都想鬥爭的前提，不發展才需要革命。毛澤東曾經說 “一窮二白”， “可塗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那樣一種狀態是一種對立的狀態。今天的澳門是在發展的型態上，已經進步到一個相對高端的時期，在追求怎樣可進一步地發展。無論稱為可延續的發展也好，可持續的發展也好，就是要使已經取得的發展、成就能夠綿延下去，努力尋找到可延續發展的更穩定的道路、更大的空間、更多的辦法，使澳門既更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也能夠更公平，換言之，更和諧的來享受發展的成果，而這樣一個基點當然就是全澳門人來推動澳門可延續發展的一個基點。這是討論澳門在可延續憂展的基礎上來建構和諧澳門的一個現實促進。要特別強調的，澳門不是欠發展和不發展，而是正在發展中。當然，憂展中會出現不平衡的問題，會出現意見不一致的問題，會出現社會不滿的問題，發展甚至會出現社會的局部波動。這是任何國家和任何地區，在現代發展的歷程中，都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過程。但最關鍵的是我們在發展的這樣一個較高的平台上，追求發展的可持續性，我們怎麼面對這個問題呢？怎麼面對這種意見不一致？怎麼面對我們經濟的機遇，而不至於使我們在經濟發展的機遇面前目瞪口呆，而不至於把這個不平衡通過對峙而不是商談，把它強化，把它剛性，以致於把澳門鍛造成一個對峙的革命空間？上述情況，

相信誰也不願意見到，無論是大陸的居民，還是澳門的居民，都是如此。在這樣一個發展的基點上顯示出來的，發展的不平衡、意見的不一致，以及對政治社會的不滿，甚至有些團體發生憤怒情緒，那僅僅是發展中的高端問題，而不是不發展中的低端問題。所以像今天這樣一種對話，只是在和平發展的社會才可能存在，能夠有這樣一種平靜的心態來表達願望，對未來表示期待和展望。澳門儘管不大， 28.2 萬平方公里，但是在這種空間確實已經顯示出發展的活力。今天參與這個座談會的，除了各社團代表，還有一大部分是自己報名參與的澳門公民，這本身就是顯示澳門人追求澳門可延續發展，想聚集智慧、想理性妥協、想推進發展、想提升水平，想轉進到澳門的全球化時代一個更新的面貌，這顯示出地區的獨特性和發展的可延續性的這樣一個典範特徵。全球化時代的區域發展和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與區域內部本身願意協調發展，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今天這麼多澳門人坐在這�，就表現了區域內部想追求協調發展的強烈願望，那就使澳門在區域間的合作和澳門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合作之間，能夠憑這個優勢地位，並通過“9＋2”泛珠三角合作，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除了這樣一個區域合作以外，澳門本身因為有其歷史獨特性和現實獨特性，怎樣使可持續發展更融入到澳門獨特的全球化優勢中，內外一定要有配合。通過這兩種認知，我對澳門建構和諧社會，就形成了我剛才說的兩個看法：第一是在發展中確實會存在問題；第二是在發展中確實要解決問題。要共享權力，分享利益，但是怎樣共享權力和怎樣分享利益，這就是第一個要分析的問題。對於現在的社會來講，權力的共享是一個基本原則，一開始已經強調了盧梭主義傳統，現代社會政治的基礎都是建立在這個基點上，最近西方民主政治理論的發展也證實了這一點，首先要做審議民意，對政府的政策、對社會的發展、對社團的促進，如何達到一個良好的政策共行，要通過審議民意來獲得支持。其次是協商民意，二者不同的是，審議民意主要是政策的推動，而協

商民意主要是社會各階層對社會發展的協商和相互探討，相互妥協，所形成的一種民主的妥協精神。在這兩種意識下，對澳門人來說，一方面當然要經歷審議民意和協商民意，在經濟發展的這幾年，大家要求分享權力，要求在澳門的發展中得到實在的好處，尤其對弱勢群體來說更是如此。但是問題有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如何在政治的具體發展中，把分享利益和共享權力理解得更深入一點，依據個人的分析，澳門的權力共享和利益分享，可以分別從兩個角度的不同層面來加以分解，從共享權力角度來講，主要有以下四個看法。第一，共享權力不只是一種呼籲，不只是一種想法。我認同剛才那位老伯表達的願望，但還要考慮是這一種願望要如何落實為政治的具體安排，第一，要從政治制度上來理解共享權力有沒有可能，從政治安排上來講，澳門是一個選舉社會，選舉帶來政治競爭，也應該帶來政治健康，因為選舉僅僅是通過競爭來顯示政治實力。對於選舉社會來講，有可能導致人們把激烈的政治選舉當作利益集團之間相互的政治需求。剛剛已有社團代表指出了，不要把利益的規制演變為政治化的狀態。使政治的立場能夠有一個協調的可能，這是共享權力的制度基礎。澳門有一套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發展、並且越來越改進的政治制度安排，這就要使大家理性地妥協，在這個制度空間的共同平台上，在認可的政治選舉制度基本的原則上來分享權力。因此，各個政治集團，政治組織，甚至包括各社團領袖都要有一種對現時制度空間的共同認可，這樣才能有一個分享權力的制度平台或制度空間，否則制度一瓦解，政治利益的分享便不可能。第二，要把政治的實際操作放到政府的運作層面上，現代西方社會是立法、行政、司法分權。當行政權主導時，例如英國是議會主導制的國家，政府負責日常資源的合理配置，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擔負讓人們共享權力最重要

的責任，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公民確實有理由對政府提出要求，這是偉大的美國政治學家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這部作品�面所強調的，公民有向政府提出自由訴求的權利。但另一方面，羅爾斯也特別強調公民必須認識到向政府提出這種要求的公民義務，因為只有在公民和公民組織盡到各自義務的基礎上，政府的運作才是強而有力的。因為政府不是在真空�運作，換言之，不可能出現在公民個體和社會組織之外存在的一個抽象政府，作為實體的公民和公民組織則向抽象政府提出要求，而抽象政府必需滿足要求，否則就向抽象政府表示嚴厲的痛斥。上述的這種假設是不會存在的，所以，從政府、社會的實際運作來說，確應強調澳門是澳門人自己的澳門，這是 “澳人治澳”的基本理由。 “澳人治澳”的社會組織面對政府自我義務的認知問題，在向政府提出要求的時候，反過來要自問作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份在現代國家政府、社會二元化共同治理一個區域的情況下，自己盡到甚麼責任？現代行政分析的基本架構— —政府和社會的二元化，但是二者必須要良性互動，所以單純的要求政府，是不可能使抽象的、被要求的政府來滿足其願望，所以 “澳人治澳”一定要體現為一種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公民共建的意識。第三，就強調確實對於一個共同活動的政策空間來講，公民們應當組織起來，而且組織的程度越高，社會的秩序越有保障，社會的秩序越有保障，社會的發展的理性空間就越大，社會的發展理性空間越大，社會的相互信任也越強，而社會的相互信任越強，社會的發展期效就更高，這是美國著名智囊蘭德公司高級研究顧問、美國重要公共政策專家、世界著名學者福山在《信任》這本書所強調的基本原則，而公民之間如何可以相互信任來推動與政府的合作，而使公民們的願望與政府發展的目標高度契合起來，這是個對話機制的問題，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對話和政府對話的長期機制。據了解，“齊為澳門動腦筋”座談活動已經延續五年了。這個已成為傳統的對話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

代表着公民的公民組織如何把公民們的具體意見傳達出來，並演變為社會輿論，又通過負責任的媒體傳達給政府。政府與公民組織、公民組織之間都有一個對話空間，此時要絕對避免政治空間�追求一種要贏得政治絕對利益，而使得引起其他人利益必須衰減的 “零和”遊戲心態。因為一個社會實際上最可怕的就是 “零和”遊戲，如果有政治野心的人一登上舞台，當然希望所有選民都選他，那是很好的政治願望，但實際上在社會政治空間�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通過對話回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共享權力的平台上，因為共享權力有一個假設，就是各自的利益都能最大化，最大化的各自利益並不等於一種自私的利益，而必然是一種妥協的政治利益。第四，對現代政府來說，對政府提出要求是公民和公民組織的一種權利，但是，對於政府的要求，需要有一個創新、一個層次的提高，現在政府已從有限政府演變成新公共管理理論所強調的有效政府，因此，政府如何提高效率，是滿足公民和公民組織要求，也是滿足社會要求的最新課題。因此，在現代政治空間�，要使得公民們能夠通過公民組織提出建設性、提高政府效率的理性方案、理性舉措、理性手段。應考慮使一個政府治理的區域�面，公民與公民組織的可以把這個區域發展的有利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聚集到發展的空間之中而不是排斥在空間之外。政治的對話和對政府績效的公共要求，事實上體現為有本質具備的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基於公民個人和他所在的公民組織的單純利益，一種是基於公民組織之間以及居民與政治公共體之間的利益。後者往往是以和諧為目的，以謙恭為態度，以協調矛盾為樂事；前者基於個人和組織個體的利益，常以私利為目的，以高傲為態度，而且是以煽動情緒去作秀。事實上，煽動情緒的確比較容易。這因為普通公民的公共關注能力較低，其生活狀態、政治建塑的理論受到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社團和作為政治組織的領袖人物，應該建立一種強烈的公共意識來維護整個政治公共體的公共性。

第二個方面就是分享利益。分享利益也是民主社會、自由社會、自治社會的每一個公民所必然依據法律提出的要求，但是在分享利益的時候，要強調這幾個基本的原則，首先分享利益來講不是平均主義，不是吃大鍋飯，是您有我有大家有，但有的份額不一樣，這就是二十世紀最推崇平等和正義倫理的美國偉大政治學家羅爾斯，他被視為最有良心的政治學家，他提出要把利益向先天不利而後天也不利的處境的人作雙重傾斜，這是羅爾斯的兩大正義原則，但是羅爾斯特別強調這樣的正義、這樣的平等是差異的平等。因為絕對的平均主義可能就傷害了整個社會發展的積極，但對貧困的人、弱小群體也不能毫不關注，否則就會瓦解了社會基礎，為了避免這個極端，羅爾斯提出的基本原則就是差異的平等，社會的弱勢群體必需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最低限度的條件（注意：這�是指— —最低限度的條件）。因為如果突破了最低限度的條件的底線，那就沒有了良心。但是如果這最低條件之上一定要把社會的非生產性消耗完全處在他們身上，那社會發展動力就將會消耗掉，所以差異平等特別強調反對平均主義。但另外一方面又特別反對單純的精英主義，這樣一種有差異平等、試圖分享利益的政治原則，對於一個自治的自由社會和民主社會，顯然必須強調它是一個公平的社會，既不偏向強勢集團也不偏向弱勢集團，這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原則，操作起來當然是有難度的，就連美國這樣的社會如何給社會低保以提高保障也是其難題。但是我們的社會、政府、社會組織、公民個人必須要認可一種面對利益的正義和公平的主義，不能夠說面對道德良心時，就偏向弱勢群體，因為大家很容易同情弱者，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當然也是澳門的傳統。但實際上羅爾斯認為，不能只是同情弱勢群體，因為弱勢群體也是有自尊心、自知力的，也是能夠自救的，所以不能單純地施加同情；而一方面也不能夠單純同情強勢群體，因為單純的強者哲學會使社會底層發生騷動，所以在這兩者之間，政府和社會的共同責任就是在分享利益的時候 “擺平”（現在大陸有一個說法叫做“擺平就是水平”）。作為公共組織的個體，不能夠向社會發展的

正義前提和分享利益的前提傾斜，甚至嚴重傾斜於某一方面。因此，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只有在追求發展和追求做 “大蛋糕”的情況下，共同做大利益，才能分享利益的基礎。如果我們沒有參與做 “蛋糕” ，而只是要求分享現在做成的 “蛋糕” ，不造大，坐吃山空，那分享利益就變成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空話。分享利益特別強調要從兩個視角來審視，首先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現代政府的成立是為了能夠使日常資源和日常秩序有所保證。因此，政府肯定應當是公民的政府，或者按照盧梭的假設，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應當代表全社會所有人的公共利益，所以政府不能因為某個社團、某個公民的呼籲，就把政策不定向地傾斜，這樣政府的政策就成為分配利益的強烈擺動，使得社會就不穩定了。發達國家二百年來持續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經驗，就是政府從公共利益的均衡性和衡平性來考慮問題，要在社會發達達到相當高度的平台上努力改善社會福利，這本身就是現代政府規定的基本原則。北歐是世界上最典型的福利國家，儘管九七年以後北歐也遭遇一定困難，但（其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狀態可以說維持得比我們現在還要好。從搖籃到墓地，政府都管。很顯然，政府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對於就業的比例、就業的狀態、利益的分享，確實是基於公共利益的計算。現在在中國大陸有些公民總認為，政府應當滿足他們提出的要求，但反過來很少要求自己應對政府、對社會做出什麼貢獻。所以，分享利益除了要強調共同做大蛋糕以進行利益分享，還要反過來為政府考慮，因為政府是一個實際運作組織，當然為政府考慮不等於政府都是對的，我們應用理性的批評和建設的期待，對政府提出做大蛋糕的決策建議。另外一個角度則是從公民和公民組織如何分享利益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

太複雜，社會分層和社會分工也就非常發達。偉大的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特別強調現代社會結構特點，就是分工專業化。所以現代社會的利益分享是一個精確的計算過程、一個長期的博弈過程，以及艱難的磨合過程。中國原來的思維叫模糊思維，即是 “大概” 、 “差不多” 、 “就這樣了”一類的概念。而現在要求 “精算” ，大家都應該有一種精算的態度，而這種精算的態度對於公民來講恰恰是一種技術理性的思維。在精確技術計算理性思維之下，各自滿足自己的要求。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首先，絕對不能指望天上掉下來餡餅，因為這是各個公民個體努力的結果，第二，絕對要確認一種分配的制度理念，那就是數字思維。這就是指共同把數值做大的思維，只有這樣，才能精確運用 “大數”理論，假如創造出來的數值很小，對之進行精算也就毫無意義。所以，做大整體利益、做硬技術性的精確計算，是分配利益的前提。今天講的第三個方面，就要講今天的主題— —在發展中共建和諧。首先，必須堅持發展，今天澳門的發展並不是一個不期而來的結果。不是我們拒絕發展，更不是運氣好。對整個人類社會來說，發展實際上是一個基本途徑，因為實際上延伸人的生理手段，改進人工自然的結構，是一個基本途徑，改進人工自然越成功，國家的實力和地區的實力越強。美國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美國僅僅有百分之二的農業工人，而養活美國百分之九十八的城市人口，而且農產品出口席捲全世界，其他國家跟美國人談加入WTO時，美國會先向對方要求讓其農產品自由進口、自由出口，美國在農業、工業上的成功，確實讓全世界驚喜，為什麼美國能有這樣一種成就？那就是美國的 “人工自然”已經做到非常好，可以說已經不是一個天然的自然。當然美國的天然的自然也不錯，她的土地都是黑土地，不像中國的土地，耕種五千年都是黃土地，是美國天生自然條件優越。除此之外，美國最關鍵的是，通過土地制度、通過共和制度（來發展）。土地制度是對土地使用的一種經濟手段，而共和制度則是美國公民對美

國的熱愛所顯示出來的，代表共同建設國家的一種基本準則。當然在美國個人主義最流行，然而，那些體育明星都是個人主義的典範。但他們一旦在國際比賽上取得冠軍，奏美國國歌升美國國旗的時候，一隻手放在胸前含噙着熱淚，那是對國家和地區滿懷忠誠的最好表現，就是這樣一種人工自然和人合作的機制建構的成功，帶領了美國經過200年成為世界領袖國家奇跡，那現在總結這樣的經驗，我們的發展作為一種追求來講，是因為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顯然處於一種已經告別天然自然環境，而普遍進入人工自然環境的狀態。澳門也有偉大的人工自然營造工程。經過人工努力，澳門現在已努力營造成為一個成熟的人的活動空間。正是這樣的一種發展，使我們獲得在一個改善的自然條件下，為人營造一個更好的生存發展狀態的可能性。在促進發展方面，首先是我們生活的環境是人工自然；其次，那是人類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特別強調普遍主義、強調進步主義、強調啟蒙主義、強調理性主義。因此，人們在這樣的情理下，不僅僅是滿足古典社會體現的生存要求，那是古典社會艱難的生存狀態對人發展空間的一種曲線，而人類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特別強調人類在高級境界上的發展。人類要進入太空，要認識宇觀世界，所以這次英國最著名的物理學家霍金到北京人民大學做報告，嚴格來說他講的宇宙無限理論，全中國可能沒有一百個人能聽得懂，但是有三千多百人前去聽演講，因為這是霍金提出一種人類認識宏觀宇宙的感性狀態，人類抱着一種好奇的心理也要去聽，看霍金這個只能癱瘓在輪椅上的科學天才可不可以為人類構劃一個宏大的發展空間，因此，今天人類不只對霍金的宏大空間感興趣，而且這也揭示人類也要認識極其微觀的世界，化學已經使我們對微觀世界是可分不分建，李政道、丁肇中領導歐洲離子物理中心，就通過幾十年的離子對撞到現在還努力發現比 “夸克”更小的物質，所以人類這樣的一種發展手段，在古代社會�簡直是難以想像。中國古代文明發展非常輝煌，但也

沒有一個人能想像到可以把微觀世界中通過碩大無窮的離子對撞撞到一個我們想像不到的小離子。中國古代的數學，叫觀念數學，而現在的概念已引入了“應用數學”。而 “應用數學”需要精細觀察。所以現在人們有這樣一種類似願望，這樣一種發展憧憬，使得我們不能不努力去做大物質財富，做強物質基礎，通過我們強大的物質財富，進一步認識世界，走向更大的活動平台，所以，發展通過我們這樣的願望逐步得到提升。那麼再一步的發展是我們生存水平的改進，我們不僅要有得吃，還要吃得飽，我們不僅要吃得飽，還要吃得好，幾十年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飲食文化可以說不斷地綻放時代火花，中國人的吃法的確令西方人都目瞪口呆，這樣的一種生存水準的提高只有通過發展，為我們提供延伸的手段、合成的手段、有機的手段。例如，現在女性為了安全和美容，就只吃有機菜，其實有機菜原來是沒有的。而這完全沒有化學污染的有機菜提供給我們，賜給我們生活的一個保障，而且提供了一種審美性飲食的可能。我們吃飯是不僅要吃飽，還要吃好，在這樣一種動力之下，我們必須要憂展。所以發展有兩種狀態要面對的：第一，發展要打破既有的和諧，打破既有的平衡。但要維持發展，又一定要建構新的定位，建構新的和諧，所以發展絕對憧憬是，在發展中追求和諧，又在發展中打破和諧，在進一步發展中建立新的和諧的動態和諧境地。這樣一種動態和諧狀態使得我們對和諧澳門、和諧社會建構有了人類在發展的基本憧憬上最深厚、也最雄厚的理由。在社會發展憧憬�一定要在和諧和不和諧當中來尋求和諧，才能夠維持發展而不致於犧牲發展。只有發展過程中實現了和諧，公民生活的品質才能提升。社會本身應向另一種發展提供空間、提供條件、提供前提，同時也實現了協調。另一方面，就是要在發展中 “共建” ，共建一方面是整體共同建設的過程，另一方面是共同的意思。現在社會區分為民主國家，按族群居住乘以政治共同體，澳門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共同體，在國家的範圍內高度自治，所

以使它的共同體具有特殊性，所謂的政治的共同體就是要政治共同體的所有成員來認識到，他們在這個政治共同體當中起始根本的政治命運的休戚與共。或者政治共同體在現代法理上是要求有法理基礎，大家知道有公民資格理論，一旦進入這個共同體，您在共同體當中的認知就特別要強調您無論屬於那個階段、屬於那個集團、屬於那個地位、無論在那個組織、無論您的心境如何、無論您的處境好壞，您得承諾您是這個共同體當中的一員，您不是這個共同體之外，通過瓦解也能夠獲得這個共同體的另一好處。您於共同體之外，您很難進入共同體之內。而假如進入共同體之內，您卻瓦解這個共同體，實際上您就沒有認識到這個共同性，您是在使這個共同性崩潰。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的批評，必須是以批評的忠誠為條件。當我要指責不滿、我要說明憤怒的時候，特別要強調我對澳門這個共同體是忠誠的，我還是用 “建設性”的態度做好這個政治共同體。現代共同體的三個特點，必須要加以強調，第一個特點，就是所有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必須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願望，投入到共同體的公共利益建設當中。因為只有共同體公共利益得到了滿足，那麼經過分層和分集團的私利才能夠得到滿足，這是有相等意義的狀態。第二個特點，就是在這個共同體的關係當中，階層集團、階級組織的建立，肯定存在不一致，否則不用社會分層。但這樣一種不一致，是一種差異，而不是一種對立，是一種博弈，而不是一種對峙，是一種追求理性的妥協，而不是共同體的瓦解而產生雙方因鬥爭帶來的崩潰和敵視，這一點在民主社會當中是有典範，像美國社會有位偉大的語言學家、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喬姆斯基，到了晚年他熱心政治評論，他所出的政治評論已經有九十八本書了。所以特別令人佩服，他是美政府一旦有政策出台，他就把美國政府罵得狗血噴頭，那當有人問你，美國政府那惡劣；為什麼你不離開美國，到你欣賞的某某國家，某某地區去呢？他回答，他來美國能保持這個權益，他意識到這個共同體的重要，他如到那個國家去，可能就被送到監獄�去了，所以像這樣一個對美國政府持極端批判態度的人，他也意識到

政治共同體公共利益對他的極端重要性。第三個特點就是，確實社會共同體的成員間他們的利益不一致，他們的願望有差異、追求有區別，但是在一個社會政治舞台上活動的結果，確有八個字來顯示結果和狀態，即“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為政治共同體在集體根本沒有受到傷害的情況下，有意見可以表達，甚至可以反饋為政府政策，作為公共政策來說，當然是考驗公共性。因此，政策的反饋不一定是一有意見當即就對政策作出修正，但假如某一種社會集團和某一個強勢個體或個體組織，對這種政策干預到隨時隨地對政府的政策產生波動，那麼社會秩序得不到保證。在民主社會，如果對資本主義政策獲得絕對的百分之五十的支持，那是超高的，達到百分之六十，那是極高的，如果達到百分之七十，那絕頂高的支持率，所以美國為什麼能夠發達成為世界頂尖國家，就在於有意見可以提，甚至可以漫罵和對抗，但是面對國家的共同體利益時，大家可以共同為了國家的共同利益。澳門亦是如此，共同為了自己所處地區的利益，能夠可以在 “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結果上坐下來商談。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為了建設而批評，為了建設而抗議，為了建設而對立，終究為了建設而共同尋求達成一致，就成了一個必然的選擇。所以共同體，必然要走到建設上來，我們的集體不是為批評而批評，我們的抗議不是為抗議而抗議。因為 “為抗議而抗議，為批評而批評”，只是為了顯示政治主張，只是來顯示公共影響力，但是為了批評而建設，為對抗而建設，着眼點落在共同體的建設上，着眼落在建設和諧上，而不是着眼落在批評和對立上，那麼就可以帶來一種社會發展的良好狀態，就是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來面對我們的發展。澳門作為全球化進程中的前沿地區，無論在就業上、勞工結構上，還是在產業的發展上，不能不以開放的心態，面對外部世界的挑戰。美國最狡猾的是，她讓各個國家把自己的精英培養到大學畢業。而美國設立一個簡單的研究生獎學金，就把全世界的精英都吸引到美國，所以美國是全世界最大智力的獲

取者，而構成美國最雄厚的國家發展的智力群。在這點上以開放的心態，對內對外，就能以理性精神、協調行為、來成就和諧澳門，也能避免鬥爭、避免用蠻干方式來對抗澳門，那麼建設一個和諧的澳門，就可以樂觀其成，澳門可以進一步發展，解決目前發展中的不協調、不平衡，而迎來澳門在整個國家體系�，甚至在整個全球體系�，光明燦爛的前景，謝謝。

答疑及意見整理座談會當日，多位與會者與任劍濤教授進行互動交流，內容整理如下：與會者：任教授您好！首先我非常認同任教授您剛才提到我們既要分享，也要付出的觀點。剛才教授也提到了一個全球化區域合作的概念，那我們知道，澳門在這種全球化區域合作中也獲益良多，比如說，個人遊、自由行對澳門經濟的貢獻，但澳門現在就有一個比較自我保護或是復古的思潮，那就是， “好工作一定要澳門人來做”。從表面上來看，這是符合澳門人的利益，但從區域合作或者說分享區域合作成果利益的觀點來看，我想問教授：這是一個適當的觀點嗎？任劍濤：這確實是澳門在目前發展中可能遭遇到的一個現實問題。因為在發展中區域的居民們，尤其是資深居民（老居民）們，傾向於享受利益的優先性。因此，美國在引進人才的過程當中，也存在這種爭論。這個處境先秦的時候已出現，當時秦朝並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但是秦國引進周圍的精英，所以很多秦國貴族就進諫，要逐客，所以當時的客卿、很能幹的丞相李斯就寫過相當有名的文章叫《諫逐客書》，就是逐客令非常糟糕。這個問題雖然已經預見，在區域發展當中對區域的規制，對人才的引進有一個不願意，甚至存在抗拒（別人）進入的心態。處理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政府確實應在某方面要保護居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就居民本身，尤其是資深居民們來講，心態應該開放，今天已是全球化時代，加上澳門的發展確實需要高端的人才，而本地還不一定能夠滿足。其實，香港引進內地精英已經很開放了，而香港也遭遇到類似問題，但相對來說，壓力小、一點。據了解，澳門的壓力更大一點。實際上澳門要更新換代，提高產業層

級，從而使產出的互利性更強一些。那麼，高收入、高科技的行業職位，即使要留給澳門人，澳門人也不一定能夠享用。所以，單純不分條件地強調， “好工作由澳門人來做” ，這就會使外地人感覺到澳門走向封閉了，相信澳門的有識之士也不會同意。所以從這一點來講，政府是要照顧與履行政府責任，但居民們心態也要開放。人才一定要引進。反過來說，政府在這一點上也要拿定主意，不要在公民的壓力特別高的時候，就不敢引進，必須是高端、中端、甚至基層的人才，都需要適當引進。所以，政府、社會在這�也有配合的問題，這就是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與會者：教授您好！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有些社團比較注重它所處的那個階層的利益，這表面看來是無可指責的。但是從和諧共建、共建共融的角度來講，請問教授您有什麼建議呢？任劍濤：謝謝您的問題。這是在社團普遍發展的社會�，經常遇見的問題。社會分為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現代社團可歸為第三部門。第三部門可分為兩種社團，一種叫做互益性社團，就比如製造業協會、中級公務員協會等等。另一種社團叫公益性社團，就是慈善組織。那麼我相信您提的問題不包括後一種社團。對於前一種社團來講，當然首先要申訴社團利益。一個社團不為他的社團成員申訴利益，就沒人要加入這個社團。但另一方面，成熟的社團不僅僅着眼於自己社團的利益。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美國有個來福槍協會，美國人均持槍率是很普及的，人均1.3 支。如果澳門、中國人均持槍1.3 支，大家就不可能坐在這�討論問題。如果說來福槍協會只為來福槍協會的成員說話，那會員天天把槍配上，然後一爭論，一吵架就把槍拔出來，再打死人，如果這樣的話，美國就亂掉了。美國人均持槍1.3支對美國槍界來說算

是很少。因為來福槍協會對會員的管理非常嚴格。它不單從來福槍會員可以持槍和使用槍支的合法性來看問題。它一方面強調您應該可以持槍，公民有持槍武裝、暴力反抗侵害自己生命的權力，這個是合法的，是來福槍協會的權利。但另一方面，如果濫用槍支，就終身不能再有持槍的機會。如果用槍，您沒有帶持槍證而把槍放在身上，就開除您的會員籍。所以一個公民團體組織，它對自己的利益訴求要有自律，不是說我代表公民，我就可以隨便提出意見，我的成員就滿意了。其實成員也不希望通過吵架的方式來滿足他的利益，他也要通過理性的協調，跟他發生邊際利益關係的社團不只一個，都要進行理性的協商、和諧地交談。甚至從國家層面來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天到晚都在對戰，還是可以坐到談判桌上來解決問題，各自滿足，這還是趨近和諧的。謝謝！與會者：教授您好！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在澳門是一個比較多社團的社會，社團對社會有一定的作用，社團如何更好地提升社團負責人的素質？任劍濤：我這純粹是理論上的一個回答，因為我的社團記憶已在我的學生時代，可能有幾個方面，對各個社團來說，都具有普遍適應性。第一個就是能夠對社團有一種關注社團和社團之外的眼光，社團成員是要有眼光的，也可以叫做社團的品味。這個品味是公共關注的能力問題。一個社團越自私，社團利益越可能得到滿足；但一個社團越公共，社團就越贏得尊重，所以眼光、品味是很關鍵的。第二個是社團的組織架構要完整、健全。對社團來講，一方面有社團的內部組織，比如有理事長、會員主席或各種組織架構等。另一方面，要有社團對外的溝通和聯繫，社團不能簡單成為一個美國的“骷髏黨”（編者按：即指骷髏會，美國神秘的精英組織），雖然很精英，但很神秘，大家都對您

不了解，這不叫現代社團，這叫神秘團伙。社團架構的作用有兩個：第一，使社團能夠可持續發展，因為很多社團模索一段時間後，就不知以後的發展方向，而且除了社團積極分子，很多會員是被動的，這樣的社團就無法繼續發展。因為組織架構對內要有凝聚功能，對外要有擴展功能，但擴展不是指侵略，一是指要有良好的宣傳功能，讓人了解該社團是做什麼的。一個社團良好的組織起來，相關社團成員對社會傳達出聲音，表明該社團對這個社會是有利的，因此社會公眾就會歡迎這個社團的存在。二是指一個社團可以跟其他社團有一個良性的互動，對整個社會發揮國家或政府之外的社會自治的良好作用。因為政府所壟斷資源畢竟是有限的。例如，美國政府在一段時間壟斷資源非常多，但據統計，政府也只達到國民收入的35％。美國政府是強政府，連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也都非常羨慕美國總統的行政主導方式，所以政府壟斷資源有限的時候，社團如果邊際關係處理得好，65％的資源還在社會各個團體控制當中，那在邊際效應上就可以獲得社會良性的基礎，使得社會自治和政府的權力、治理相互配合。第三個就是對會員、社團成員的教育和提升，所謂教育，當然要使其明確社團的目標，如果一個社團成員對社團的目標、綱領、行動都是很機械被動，那這個社團是沒有力量的。人們亦不會認為在和諧建構中，您這個社團的成員是可以處於邊際互動的一方。這是對社團認同的一個需要，比如社團歷史、社團目標、社團培訓，需要組織認知，如果組織認知達到組織的認同，才有組織的目的和行動，否則組織就失去作用。而關於組織成員的提升問題，因為一個成員加入這個社團，不僅僅是要求保護他的利益，而且要提供給他一個發展的空間，在社團教育的基礎上對他進行能力培訓、使他能力得到延伸，對他進入社會的幫助有沒有顯示出來，這是重要的一個影響。對於一個社團成員來

講，進入這個社團之後，他的個人品質和他的社會認知得到改善，那確實是對這個社團的認同和社團行為的介入，主動性也就會更好，而相應的，社團對社會的認知、品味也需要有一個明確的判斷。除這三個方面外，當然還有一些外部的因素，如融資能力、管理能力，相互配合的傳統等。但相對來說，作用沒那麼大。與會者：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剛才您提到要爭取各自最大利益就必須妥協，想請您就妥協這個問題上多講一點，就是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對待妥協？怎麼做才是一個合理的、理性的、有效的妥協？任劍濤：在各種社團、各種企業的衝突當中，伸出利益的忍耐，要妥協確實是有難度的。對理性社會還相對比較方便，對帶有情緒的個體來講就不太容易。妥協要有一些氛圍條件，但對於組織和個體來講，要妥協則有幾個條件。第一，需要計算您的最高期待及最低期待。妥協不是說把自己利益拋棄而向對方妥協，那個叫失敗而不叫妥協。妥協是指起碼的最低端利益得到滿足，那就是利益的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絕對不是所得到的利益的數量和質量都要最高，那就變成個人的利益。第二，妥協有一個習性，即性格的溫和取向問題。但絕對不是把利益放在最高端的溫和取向。比如廣東的三大族群，客家人、廣州人、潮汕人。當中潮汕人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最會做生意。潮汕人是先計算自己能賺錢多少，然後就跟對方做生意，這個性情比較溫和。而上海人性情也溫和，但上海人不太會做生意。即使1949年前，上海也主要是像跑到香港的那批寧波人和潮汕人在發達，現在上海也同樣被溫州人和寧波人所主宰，因為上海人做生意雖然溫和，但他要算您有多少錢，要算到您沒錢賺，才跟您做生意，而不是算自己有沒有得益，所以這種性格就存在問題。您把人家算乾淨了，人家就不跟您打交道了。第三，這樣一種利益最大化及其

妥協，它必須是一個是錯博弈的結果。我們不能期待一開始大家都這麼理性，一談到自己的利益，好像跟自己無關，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有平靜的心態，我們有時可能會遭遇到一些激烈的要求和行動，激烈要求、激烈行動者也會降溫，被要求者如果在那個時候激動，我們不適宜跟他談妥協，在情緒中妥協不了。當激烈要求的人逐漸回到理性，知道失控了，表達過度了。實際上，人都有良性的，一反躬自省的話就知道這個要求太過分了，他有理性的。您雖然要求過分了，但我不跟您對抗。我告訴您，我現在能達到的只有這個，告訴您有些事在目前我確實做不到。我們要設身處地去想想。一個是錯博弈雖然都有一個過渡的狀態，但我們會逐步回到理性。在社會發展的過程當中，如果逐漸有這三點的保證，我相信這個社會的妥協是可以做到的。為什麼發達國家都沒有大的動盪呢？在中國，我們僅僅不到30年，大家能夠妥協，雖然差異不大，僅僅30年妥協，國家的發展就很引人注目了。如果我們真正有發達國家200年時間的妥協，那這個國家的財富就一點一點地積累起來。財富不可能一夜之間發展起來，就靠妥協一點一點地累積起來。像美國建國200 多年，它只有南北戰爭是大的動亂。如洛杉機84 年一個黑人的問題暴動，那是很少、很局部的。那如果是和美國公民單一的打交道，您會覺得他們是十分溫和的。當年我們的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我正好在美國做一年的訪問學者。只要一進書店，那些美國公民就會說：您是不是中國公民？如果說是，他就會說：“唉呀，不好意思呀，真的抱歉呀，美國政府真是太壞了，我向您表示抱歉”。這種就是非常妥協的態度。如果美國人持不妥協態度的話，就會說大使館應該要被炸，那我就對抗。所以逐漸地人們能學會妥協的，妥協的結果是可以達成的。而對一個地區和國家的發展，它有非常大的促進作用。謝謝。

與會者座談發言篇

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許世元主席、各位朋友：很高興出席今天由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主辦的“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在澳門快速發展的今天，召開這次座談會，廣納群言，對出現的各種各樣的新問題、新矛盾進行詳盡分析、理性探討，以期找出各應對之策，為澳門的長治久安，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為澳門優質社會的建立，而盡我們建設者的義務和責任。毋庸置疑，澳門特區成立六年多來，全澳居民同心同德，克服了不少困難，接受了不少挑戰，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教、體育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而熱愛祖國，熱愛澳門的情懷更是有所提升，絕大多數的市民都能以主人翁的精神對待澳門的各項事業，這是我們澳門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這是十分值得我們珍惜和維護的。 “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澳門這幾年的發展，無可避免地催化了傳統觀念的轉變，加劇了矛盾的激化。面對這發展的新情況，澳門市民、澳門工商界朋友都要實事求是，積極利用澳門的優勢，利用企業的優勢，改革創新經營手法，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並將壓力轉化為推動我們社會前進的動力，令社會在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前進。各位，隨着近年社會發展，令各種不協調的情況有所加深，例如：博彩業的迅猛發展，加劇了澳門經濟結構單一化的程度，侵蝕着傳統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經濟的快速發展，未能令多數行業直接受惠，未能令普羅市民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外來投資的增加，令澳門廣大中小商號直接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

力和挑戰——經營成本的大增、人力資源的緊絀、營利的萎縮等；通貨膨脹的增加都令一般市民感受到生活的壓力，生活質素亦有所下降。對此等問題，特區政府以至社會各階層市民都認同需正視並應及時加以處理。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在今年新年獻詞中指出：“特區政府將投放更多資源，致力提昇人文素質、促進經濟發展，使人與社會得以和諧互動，使經濟成果得以合理分配，確保澳門特區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這是我們十分認同和喜聞樂見的。通過社會的互動， “建設和諧澳門”已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但和諧並不是代表“和稀泥”，是要在動態中求平衡，是要在協調發展中求和諧，而整體發展更是和諧的重要基石。人是組成社會的個體元素，所以和諧社會的建設，一定要以人為本，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市民，讓市民在建設社會的共同利益下，同呼吸，共命運，逐步在市民中凝聚共識，形成強大的建澳合力，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我個人認為，社會經濟的發展與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矛盾在今後將更為突出，而解決這個矛盾就得靠社會整體協調發展。這個發展工程，不單是經濟，還包括特區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範疇，只有它們的協調發展，才能產生相互的促進，才能使澳門走上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各位，澳門特區六年多來所取得的成就，全賴《基本法》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全賴 “守望相助、包容共濟”的澳門社會傳統得到很好發揚，只要我們全澳上下，敢於發展，勇於承擔，建設和諧澳門這個偉大工程一定能取得成功，澳門這朵盛世蓮花將綻放得更絢麗奪目。我的發言結束了，請大家批評指正。多謝主席，多謝各位。

在“齊為澳門動腦筋— —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理事長陳錦鳴澳門近年的迅速發展，建基在博彩業專營權開放，吸引外資公司積極投入資金，及中央政府個人遊政策的深化落實，帶動旅客數目節節上升等等有利因素。再加上成功舉辦東亞運及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等，澳門作為國際旅遊城市的形象已漸漸為世界所認識，經濟發展前景令人樂觀期待。這�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之間存在着甚麼關係？我認為，經濟發展只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其中一種因素，其他的還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協調和睦，法律體制相對完善，居民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等，而工薪階層比較關心的，相信是能否分享經濟成果這方面的問題。我們認為，僱主、僱員以至社會其他成員之間相對適當地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讓澳門整體居民的生活素質共同提高，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今天，隨着經濟環境改變，本澳職工就業問題明顯獲得紓緩，但就業比較容易並不代表生活素質理所當然地得到提高。現在不少基層職工，他們薪酬待遇仍然沒有顯著改善，可說是完全追不上經濟發展發的急速步伐。也有一些低技術、低學歷及年紀偏大的就業困難人士，仍然無法投入就業市場，當然亦談不上分享經濟成果。我認為，分享成果最基本的內涵就是要求政府及僱主，把從社會經濟發展中取得的利益回饋僱員。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經濟利益分配的正確規律，即初次分配講求效率，再次分配着重公平，這才能真正體現社會公平的原則，社會各界共同分享成果才不致成為空談口號！藉着今天機會，我想和大家介紹一下工聯在協助工薪階層分享成果這方面的工作情況。

促進源頭立法，讓勞動者依法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和更充足、公平的勞動法律保障，是我們長期以來的重點工作。今年，特區政府着手對 “新勞資關係法”、 “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和 “聘用外地僱員規範制度”等幾項法律法規進行制定和修改，這對工薪階層進一步提高勞動法律保障是有着重大意義的，因此，我們通過不同途徑積極參與，反映意見提出建議，務求讓政府更清楚工薪階層的意見和訴求。我們深信，只有制定更完善的勞動法律法規，才會讓各業職工有更多機會及更公平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為各業職工提供機會接受職業培訓以增強競爭力，是協助他們職業生活得到發展，自力更新，提高生活素質的主要途徑。因此，自工聯創立以來，便積極開展這方面工作，例如八十年代開設了提升僱員文化水平的業餘進修中心，年前又開辦培訓餐飲業人才的飲食服務業廚藝培訓中心。各業工會亦因應行業特式，開辦各類型技術培訓課程。近期，工聯更開設職業培訓中心，與政府合辦中年人士培訓計劃，開設包括初級美容師、酒店房口等等課程，協助三十五歲以上，失業或有志轉業的中壯年人士提升技能，適應勞動市場發展的要求。敦促政府完善社會保障和職業保障制度，讓各業職工的勞動保障逐步提高，也是協助工薪階層分享成果的一個重要範疇。故此，我們積極促請政府考慮提高社保養老金金額，降低領取年齡限制，提高工傷意外賠償限額等。近期，我們的訴求獲得政府積極回應，部分更取得了實質成果。我們堅信， “保障就業、提高素質、改善待遇、分享成果”是工薪階層對特區政府、對整個社會的合理訴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先決條件，同時亦是澳門特區賴以持續發展，開創更美好明天的強大動力和重要保證。

改善生活素質，由專業態度做起澳門（中國）青年商會總會會長陳慶生一個優質的社會若以一幅畫來比喻，就像畫一樣有層次，主題有次；有色彩，大小之分，這才是一幅有深度的畫。一個優質生活的社會亦是如此，她應該有着不同的階層的存在，有主要產業，亦有不同大小的中小企業來配合，這才是個豐富的社會，和諧共存。一幅畫的好與壞，整體佈局與細緻處理是相互配合的，不同工種分工合作，正如建築大師貝聿銘認為 “優質的設計師，他最有價值的不單是建築設計的創意，而是能夠將細緻的部份處理好，交代出來才是最重要”。一個社會的組成亦是如此，當每個人都將自己的工作視作為終身職業，態度認真，不斷提升技能成為專長，若每一個細節都恰到好處，那麼這個社會就會變得更加優越。現在澳門社會有大部份人就缺乏了對自己工作的尊重，對工作的專業，對工作的態度，因而出現一窩風的風氣，促使其他企業形成真空，對社會產生負面的影響，青少年的一代對自己的價值觀全不認識，沒有理想，沒有專業，沒有人生方向，因此要如何才可提升專業的態度是我們重要課題。要提升專業態度可由政府和教育兩方面入手。政府方面要起帶領作用，公務員要專業，要作為榜樣，這有賴各部門積極配合。現在大部份的政府部門正積極改進。政府部門事務繁忙，不可能將所有事務都由自己處理。以政府宣傳為例，差不多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有自己的設計部，有自己的設計師，來來去去都是千篇一律的宣傳，沒有新意，沒有進步。而應該要將其專業化，市場化：交給專業的企業承擔責任，合理分工，把時間好好利用在優化公共服務方面還來得有價值。

教育方面，應該大力推動發展生涯計劃的教育，培育個人（個性）發展，加強公民教育，讓他們愛護自己的社區，珍惜自身之本土文化，尊重藝術，教導他們認識自我，為有層次的社會發揮作用，我們應該提倡專業精神，提倡有意義的價值觀，為社會盡一分力，身體力行，用生命影響生命。

以人力資源開發構建澳門和諧社會澳門青年研究協會副理事長柳智毅一、引言：“發展黃金期”與 “矛盾凸現期”並存本澳的博彩業發展一支獨秀，成為撐起特區政府經濟的巨柱，同時亦帶動了整體經濟發展，社會變得越來越富裕。我們知道，經濟增長並不等於經濟發展，社會富裕不等於所有居民富裕，相反，隨着經濟高速增長，貧富懸殊的差距亦正越拉越大，雖然相關的官方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仍未“面世”，但由於本澳市場的完全公平競爭機制仍待完善，加上產業發展不平衡導致居民收入增長不均，有學者估計本澳的堅尼系數已從四年前的0.45惡化至現時的0.48 ①基層民眾是社會最重要的支柱，因此社會穩定的大前提是貫徹“以民為本”的精神，滿足基層民眾的基本需要，為他們提供機會，讓他們對未來存有希望。一個社會如果貧富差距過大，這個社會肯定不和諧。政府應分步驟推進社會保障制度，保障弱勢群體、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條件。政府要照顧不同階層的利益，遏制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的趨勢，加大對弱勢群體的扶持，防止“富城窮民”現象的出現。目前澳門經濟和社會上各方面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澳門社會各群體的利益訴求日益多元化，社會矛盾逐步尖銳，似乎社會並不那麼 “和諧”，尤其是民生問題顯得越來越多，可以說澳門現處於 “發展黃金期”，同時也處於 “矛盾凸現期”，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不足為奇，但必須正視。① 堅尼系數介乎0 至1 之間，0 表示絕對平等，而1表示最極端的貧富差距。數值越接近1表示貧富懸殊的情況越嚴重。自7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的擴大成了世界性的現象，而且情況越來越嚴重。根據聯合國的估計，現時全世界20％最窮困人口的收入約佔全球的1.4％；而全世界 2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約佔全球的85％。

二、人力資源開發對構建和諧社會的要義儘管本澳整體勞動市場較過去幾年有所改善，但受薪階層似乎仍未跟上急速發展的社會步伐。隨着中低層居民生活壓力逐步加劇，再加上政府在輸入外勞問題上，要平衡勞資雙方及各行業的利益相當困難，社會怨氣也不斷累積。從澳門的實際情況看，筆者認為，雖然澳門現今造成不和諧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是複雜多樣的，但歸結起來，都是與人相關聯的。因此，擴大社會中間階層，減少收入貧困群體，努力改善社會關係和勞動關係，建設和諧人力資源環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但如何擴大社會中間階層和減少收入貧困群體呢？根據相關調查顯示，收入貧困群體一般都是技能水準不夠，文化、知識水準較差，他們只能從事薪資低、甚至危險性高的工作。因此，我認為最根本的方法緊抓人力資源的能力開發，特別是對收入貧困群體和青少年群體素質的提升與開發。學者經常呼籲，政府如果要協助貧困群體脫離貧窮，重點在於“給他們魚吃，不如教他們如何釣魚”， “病人需要輸血，更重要的是恢復病人的造血機能”。開發人力資源意味着人們自由選擇的空間擴展、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的途徑和機會增大，才是真正脫貧的根源。此外，加大開發人力資源的開發，提升人力資源的能力，是經濟發展過程中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實現脫貧致富的有效途徑，更有助減少社會矛盾和問題，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人力資源開發的重點建議構建和諧社會的人力資源開發的主要建議有以下三個方面：1）控制外來人口的總量和質量；2）對中、下階層群體的人力資源開發；3）對青少年人力資源的開發。

1.控制外來人口的總量和質量澳門面積小，總面積也只有26.8平方公里，資源十分貧乏，完全依賴於內地和國際市場。發展經濟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是要居民的經濟福利得到不斷改善，社會成員的生存權益和人生價值觀得到盡可能全面的實現。如果人口的總量不斷增加，社會資源的人均擁有量將不斷下降，對澳門的教育、醫療、交通等問題必然造成更大的壓力，有礙於居民綜合素質的改善。面對未來兩年，多項賭場酒店及配套設施相繼落成、即將創造大量職位的現實，特區政府在吸納新移民以增加人口的同時，必須要控制人口的總量和質量，優化人口結構和素質，才能使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曾有立法議員倡議建立有選擇性的移民政策，以提升澳門城市競爭力、配合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優化人口結構和素質為目標，借鑑外地經驗，引入 “計分制”，以年齡、學歷、工作技能、財富、與本地居民的親屬關係等作為評分因素，放寬輸入一些文化程度較高（起碼中專以上）、青壯年的移民人口，一方面，可解決一些“家庭團聚”超齡人士申請來澳定居的問題，而且這一年齡層的勞動力較強，對社會福利網絡的依賴較低，另一方面，也可紓緩澳門人口老齡化。②本人認為，能夠有選擇性地吸納擁有澳門所需知識和技術的青壯年且具有高學歷或高技能人才來澳定居、就業，進而落地生根，此建議可取。有助扭轉過去低學歷移民人口與澳門發展方向錯配的困局，更可迅速地優化澳門人口結構和素質，提升澳門競爭力，為澳門可持續發展奠定良好的人口基礎，將有利澳門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但在總量方面必須要適當地控制。 2. 中、下階層群體的人力資源開發基層民眾是社會最重要的支柱，是和諧社會的基石，而我們的基層民眾往② “關翠杏倡計分吸納青壯年移民”，澳門日報，2004 年12 月9 日。

往是技能水準不夠，文化、知識水準較差，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富裕，並不表示他們必然獲得更多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中、低收入人士，不僅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更趕不上經濟發展的步伐。此外，貧富差距加大，大量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或大企業）手上，他們利用這些財富的方式往往不利於相對缺乏購買力的勞苦大眾，甚至減少他們享用社會資源的能力，很容易造成社會不和諧的出現。 ●重視發言權在現實生活當中，由於窮人和富人的能量不一樣，結果造成富人對政策有更大的影響。這是現在不平衡利益格局形成的原因之一。和諧社會的建設是一種上下左右互動的過程，應該使各個群體都有能力爭取自己的利益，在各方利益博弈當中實現和諧。換句話說，我們社會中不同群體都要有發言權，通過各種溝通達成相對公平的社會利益格局。弱勢群體要靠某種合法合理的管道爭得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靠強勢群體施捨給你。施捨的一定不是和諧的。而要實現這一點，重要的是讓社會各個群體（尤其是弱勢群體）都有爭取自己權利的機會、管道和能力。利益格局失衡背後的東西就是權利的失衡。政府要擴大與各階層民眾的資訊溝通管道，尊重民眾的知情權、話語權和參與權。建立起更多的有助於化解 “民怨”的機制和讓各個利益集團平等表達的機制。從現實情況看，尤其要重視弱勢群體的發言權。 ●授之以漁國際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手段是透過所得稅機制，抽肥補瘦，“劫富濟貧” ，縮小貧富差別，這也是緩和社會矛盾、增進社會和諧的普遍做法，但這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要達到標本兼治，全面提升本地居民綜合生活素質，或令本地一些數目不少，但其實處於弱勢的社群真正享受到經濟

年份歲組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失業人數（千人） 2.7 2.7 2.7 2.8 2.7 2.4佔總失業人口中比例（％ ) 19.01 19.42 20.15 21.71 24.55 23.53發展的成果，特區政府能夠做而且必須做的工作可以包括從龐大的博彩稅收中調撥更多資金支持各類公益事業、教育、培訓事業。例如：貧窮令兒童缺乏全面發展的機會，對他/ 她們的成長造成很大的影響，更可能因而被困於貧窮循環中，難以脫貧，更不利於澳門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政府的人力資源開發措施與效果對於現在年齡偏大（40-50歲）、文化水準較低的中、下階層群體來說，可能是十分有限的，但是，特區政府可在這些方面進行探索性研究，增加中、低下階層家庭子女的教育資助；增加對社會困難戶生活的關注和資助；以有償方式舉辦各類針對勞動基層人員的培訓等等，防止貧窮的基因（DNA）遺傳給他們的下一代，以杜絕跨代貧窮的出現。 3. 青少年人力資源的開發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青少年失業人口在總失業人口中的情況。資料顯示，在目前澳門經濟發展蓬勃，人力資源需求緊張的情況下，青少年就業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澳門14-24歲之間的青少年失業人口雖然沒有明顯增加，但是其佔總失業人口的比例卻呈上升趨勢，從2000年的19.01％上升至2004年的24.55％，2005年稍有回落為23.53％，意味着在2005年每100個失業者當中就有約24個是青少年。因此，前面所提到青少年的失業率下降原因主要是社會整體就業情況的改善，而非青少年就業情況得到好轉。實際上由於青少年的就業的不理想，導致其失業人口比例在總失業人口比例上升，可見青少年就業問題仍然嚴重。表1 ； 2000-2005年澳門14-24歲青少年失業情況統計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資料整理

澳門未來的人材，就是現在的青少年，青少年就是未來澳門社會的棟樑，就是澳門的未來，青少年素質問題對社會的影響尤為嚴重。因此，青少年人力資源開發顯得更具意義。此外，人是一種有生命週期的資源，是有時效性的，勞動年齡一般來說是16 - 60周歲。特別是在青少年時期，如果不及時將這些人力資源有效地進行開發、利用、投入，就會隨着時間/年齡的流逝而降低、損耗甚至喪失其作用。正如現時一些年齡偏高，知識和技能偏低的勞動力，要進行人力資源再開發便困難了。四、結語最後，我們認為人力資源開發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是正相關的，同樣，人力資源開發對構建和諧社會的貢獻也是正相關的。因此，我們建議以人力資源開發為標本兼治的措施，擴大社會中間階層，減少收入貧困群體，努力改善社會關係和勞動關係，建設和諧人力資源環境，以達和諧社會的境界。社會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構建和諧社會是社會各界的共同責任，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各界都應能求同存異，學會維權、溝通、妥協、均衡的遊戲規則。和諧社會不是一個沒有利益衝突的社會，相反，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衝突，並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參考文獻 1. 柳智毅，《針對結構性失業問題的人力資源培訓對策研究》，澳門經濟學會、澳門理工學院聯合出版，2005年。 2. 柳智毅：《澳門人才開發策略研究》，載於《人力資源開發與政策保護》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出版，2005年1 月，第210-232 頁。

3 . 柳智毅，《淺談澳門的經濟增長與居民生活素質》，載於《澳門經濟》，第 20 期，第 4 1-5 0 頁。4 . 柳智毅，《對提升本澳人力資源素質的思考》，載於《澳門經濟》，第 19 期，第 66 -7 2 頁。5 . 許寶強，《富裕中的貧乏》，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20 03 年。6 . 秦朔，《告別 GDP 崇拜 — —中國發展的一種解讀》，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7 . 桂昭明，《人才資源經濟學》，藍天出版社， 2005 年。8 . 劉思華主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人力資源開發》，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02 年。9 . “關翠杏倡計分吸納青壯年移民” ，澳門日報， 200 4 年 12 月 9 日。10 .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Website： http:/ /www.dsec.gov.mo/

關於 “共建動態的和諧社會”幾點意見馮家超1. 要用理性與科學的態度看澳門現時社會及經濟發展狀況個人認為，要準確把握澳門社會經濟的現狀和發展態勢，避免作出錯誤判斷。社會各成員，包括政府、社團領袖、傳媒，以至學者都同樣應有科學的態度，不要讓感覺代替科學，不要讓個案代替了整體。例如，確定市民生活質素究竟是改善抑或惡化，既應重視市民的切身感受（包括贊賞或抱怨），但亦必須重視科學的數據，只是單方面注重“感受”，很易發生偏差。還要考慮的是，無論對數據，抑或對感受，還要有全面、正確的解讀。以大家近期較多提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為例，其實，目前在許多地方，對基尼系數數值升降的思考和解讀，已比過住的思維全面得多、深刻得多。2. 小心分辨 “民意”與 “民粹” 我個人還認為，不但政府，所有以服務市民為己任的機構、組織、個人（當然首先包括我自己），都應高度重視民意，力求“以民為本”。但同時，作為負責任的社會成員，應該並能夠比較準確地分辨 “民意”和 “民粹”，尤其應該避免有意無意地縮小、放大、誤解，甚至製造 “民意”。亦舉一例：在許多社會�，常會有一小部份人要求無條件獲得 “免費午餐”，這的確是部份人的“民意”，但我們應該鼓勵、倡導這些“民意”嗎？甚至由此而作出為民請命的社會行動嗎？因此，我認為，區分好 “民意”和 “民粹”，理性地、科學地“以民為本”，才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正途。

3. 平常心看“動態”，責任心建“和諧” 如果大家認同和諧社會是澳門核心價值時，大家應以平常心看待動態中的和諧社會，經濟短期內的超常態發展令社會改革可能產生滯後的狀況，是需要時間找到一個新的均衡點。在過程當中，不可以因為追求和諧，而對“動態”產生過分的憂慮，但更不可以利用“動態”，推波助瀾，取代和諧，打破我們寶貴的核心價值。共建和諧社會需要每個市民的參與，只要每個市民對其行為負責，亦即是說，個人或者企業除了顧及自身利益外，還必須照顧受其行為影響的人的利益，最終以整體利益為依歸時，就會出現“動態的和諧社會”。

新發展、新問題共努力、建和諧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副理事長何潤生各位嘉賓、各位朋友：我今天十分榮幸出席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舉辦的 “齊為澳門動腦筋”專題座談會，同大家一起交流和探討 “共建和諧的澳門”這個主題。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回歸以來，澳門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實現了政府和居民之間、社會各階層之間、不同族群之間，以及不同信仰的信眾之間的和諧社會，澳門經濟發展亦取得令人鼓舞的發展勢頭。近年，我們在迎來經濟急速發展的同時，也衍生出一些負面的社會問題和矛盾，例如：樓價和租金在短短兩三年間由低谷上漲至歷史高峰，收入的增長速度未能同步；社會保障水平偏低；通脹率上升至鄰近地區最高的5.44％；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六成以上市民並未真正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一般家庭現時的生活水平均有下降。現時博彩業的薪金與中小企，特別是制造業的薪金差距的拉大，雖然去年本澳的人均GDP達19.45 萬澳門元，但收入中位數只有5，760澳門元，較回歸前只增長了710澳門元，因此，造成本澳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也正反映了本澳的經濟成果集中在小部分人的手�。失業率雖下降至3.8％的低水平，但失業人口還長期徘徊在1 萬人左右，而失業率的持續下降的主因是由於計算基數勞動人口的增長，其增長又主要來自外勞的輸入。處於結構性失業的市民都是本澳的弱勢群體，受薪的一群也不一定能受惠於經濟發展，澳門現時月收入低於6，000元的居民超過一半，關心弱勢群體，為其創造更好的生存空間和公平的社會環境，提高生活水平、縮小社會貧富差距，是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也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因此，澳門的和諧社會應以 “動態和諧”

作為目標，採取更加有效的吸納民意機制，把社會不同的聲音和不利於和諧的力量轉化為參與的力量，藉此減低社會不必要的震盪和磨擦。政府應就一些爭議性問題，設立平等開放的對話機制，為了加強官民之間的合作，特區政府應在構建和諧澳門中，對存在較為突顯的民生問題，進行有效改進。各界在呼籲澳門居民積極面對新環境變化的同時，特區政府也應與時俱進，進一步落實做好 “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為此，我提出以下幾方面意見：一、社會保障制度問題。面對澳門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政府有必要盡快健全和完善澳門現時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建立健全的全民保障網絡，使到澳門整體社會保障體系朝着有利於和諧社會目標邁進。 1. 在目前經濟轉好，市民收入增加的情況下，勞資供款額應要適度提高，政府亦要適當增加撥款，以迎合整體社會發展的需要； 2. 適當降低領取養老金年齡，對60-65 歲間失業長者，可領取一定比例的養老金； 3. 供款年期與日後養老金之收取掛鈎，鼓勵供款，根據供款年期領取分級津貼制度； 4. 加快推動全民強積金制度，彌補保障基金之不足； 5. 建議將保障基金中有關救濟金、結婚、生育津貼及墊付僱主欠薪等項目抽離，改由社工局等相關單位提供支援，目的是減輕基金負擔。二、政府要加快落實社屋、經屋的建造，解決弱勢社群居屋需求。近年本澳樓價房租飈升，令到低收入人士及弱勢社群住屋困難的個案日增。政府要因

應現時情況，修訂房屋政策和法例，以適應社會需求。全面調整公共房屋發展計劃，增加供應量回應弱勢社群的住屋需求，尤其是要強制未履行合約的興建項目盡快上台。如按去年底政府公佈今年施政方針的“三年四千、五年六千個”社屋單位計劃看，今屆特區政府只能解決四千個計劃的構思，經屋的供應就更不用說，這是遠不能滿足現今合乎資格的申請用戶。對經屋政策建議政府作出深層次的研究，經屋是解決低收入市民的居住困難，而不是一取利的工具，政府是否研究對今後興建的經屋在不可轉讓期後出售作出規限，如只能出售給經屋的申請者，售價要受到監控等等，以保持新建經屋的性質及數量。三、設立可行機制，保證澳人就業優先，確保本地工人分配到經濟發展成果，收入跟得上住屋開支和物價等攀升的幅度，在確保本地工人的就業優先，待遇和福利的不受影響，本地工人的薪酬獲得合理的調升後，才因應市場需要輸入外勞，這樣才能減少社會對政府的怨氣。四、另外，實事求是做好醫療改革和傳染病的防治工作；加強城市環保監管；積極推動集體運輸系統的建設深化研究。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條件。和諧社會不等於是不能容納不同意見和聲音的單一社會，我們要尊重社會的多樣性和多元性，並在政府和民間建立起良性平衡。政府在零六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分散式的社區服務”和 “逐步推行民生服務社區” 。這不僅是體現政府對加強各社會團體共同抓好民生服務社區化工作的決心，更重要的是為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氛圍。為了建立動態的和諧社會，政府在 “推行民生服務社區化”中，應強化設立跨部門機制，協調和解決民生問題，紓緩社會矛盾，讓和諧的社會氛圍成為推動本澳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巨大力量。澳門的社會氛圍一直都比較和諧，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由於利益的再

分配出現失衡，從而產生出一些新的社會問題，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的產物，只要我們抓到問題的所在，分階段有步驟作出針對性的政策措施解決，澳門固有的和諧社會將可以得以鞏固和發展。為此，我們要在愛國愛澳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群體的團結。不論是什麼階層、什麼界別的人、也不論其信仰什麼主義、什麼宗教或對某些問題一時存在不同意見的人，都可在愛國愛澳、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大目標下，團結起來，求同存異、相互包容、攜手創造澳門更加美好的未來。

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李沛霖從實際上看，建構和諧社會是社會上每個人都希望達至和追求的一個目標。這亦是社會發展以至個人發展的一個必備的條件，是一個基礎。本人認為，澳門過去在和諧這個問題上是有一定基礎的，大家也是非常的珍惜。但隨着社會的發展，是會出現一定的變化，因此， “動態和諧”這一主題，是值得大家共同去深思的。但怎樣才能真正達到和諧呢？亦是需要大家共同去探討和重視的。雖然，不同的人對動態和諧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視角亦會得出不同的結果，但這既然是大家所共同追求的目標，因此，社會各個成員都需要認真地思考，想想自己應該怎麼做？自身的責任所在？這樣，才能夠真真正正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取得成果。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需要明白， “過去的和諧不等於現在的和諧，現在的和諧不等於將來的和諧，表面的和諧不等於實質的和諧，局部的和諧不等於整體的和諧” 。所以，在此問題上，本人認為，有以下三點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我們要看到全局的利益，而不是只看到個人或少眾的利益。第二，我們要堅持理性化，而不是政治化。第三，我們要重視務實化，而不是口號化。目前，從社會的實際情況看來，有三個比較重要的矛盾存在着，在社會整體的發展當中，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突顯問題。

第一，官民之間的矛盾。這就猶如親人之間的問題。本人認為官對民，應該是要關心、指導，而不應存在統治或制約的錯誤觀念。而民對官，應該是支持、監督，而不是 “拆台” 第二，勞資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勞資之間如一個唇齒關係。個人認為，雙方應該要互重、互愛、互諒、互讓。在處理問題的過程中，要從整體考慮，不要過份堅持自己的利益。第三，各行各業之間的關係。這個好比鼎足之間的關係。一個鼎要立得好，其每根足都要發揮它的作用。如果只有一根足，這個鼎是不可能站穩的。正如今天澳門存在的情況（博彩業發展的問題），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就是一定要平衡去發展。謝謝大家。

探討影響社會和諧因素及處理時需關注的視角澳門經濟法律學會會長柯慶耀隨着澳門外來投資比例的增加、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的沖擊，澳門經濟生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的同時，澳門的政治生態也發生着明顯的變化，澳門社會正在發生幾百年來最急遽最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往澳門人一些傳統的為人處事風格正受到沖刷淡化，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商業行為正如流行病毒般急速四處蔓延。社會躁動不安顯露無遺。在如此大、小環境都已變化的社會中，要想追求如以往般的悠閒和諧的生活，是不明智，也是不現實的。但多元開放的澳門社會不見得就是非和諧的社會，本人非常贊同發策會 “動態和諧”的概念。和諧社會是自有人類文明以來不少古哲先賢、仁人志士畢生致力的追求理想，但每個歷史時期的追求和諧社會又各有不同的內涵，現今 “和諧社會”的內涵包括哪些？按照國家主席胡錦濤對 “和諧社會”的六項要求，對目前澳門環境的 “和諧社會”下個定義，確實不易，但我們可以試圖將影響澳門社會的和諧因素找出並加以消除。首先，增加政府決策的公開度和透明度，尤其是資源配置、改善民生的行政措施，需擴大諮詢的範圍和時間，真正以服務民眾的心態，實施政府行為。這樣有取得如下效果：可增加民間參與度，激發民眾共建澳門的自豪感和擁戴維護政府的向心力，可凝聚民心。可減低民間不明真相的以訛傳訛的坊間傳聞對政府施政行為的不必要的傷害。

可解除或消減政治生態改變後擬挑戰削弱政府管治威信的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凝聚；其次，提升公務員隊伍的素質，加強公務員隊伍的建設。但這不僅僅是簡單的建立民眾的投訴機制。回歸以來，公務員隊伍對外的素質和形象有了較大的改變，這是前線公務員的努力和貢獻，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完善公務員隊伍的體制才是根本，招聘、考核、升遷、退休一系列制度的完善，才能達成目的。其效果有：公務員及其家庭成員也是社會的一份子，其（1.7萬加上家屬估計在5-6萬）人數佔澳門社會的比例和社會影響不可悉忽視；公務員隊伍素質的提高直接影響到政府的施政能力和對外服務的形象；避免公務員隊伍受政治生態改變的影響，有人說：堡壘的最容易是從內部攻破的。第三，運用、發揮社團組織的力量。澳門是個社團社會，能有效地與社團溝通、對話，就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基礎步驟之一，可以隨時地感受到社會真實的脈動；各行各業都可以有暢通的渠道對自己關注的社會事務、行業需求向政府反映，這種工作，澳門特區政府做得相當不錯，回歸以來取得了不少成績，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相當重要，特區政府領導有方，但與處理社團工作得心應手不無關係；在座的不少是社團高手，在此本人就不班門弄斧了。最後，政府還得善用輿論手段，搶佔道德高地。這在平時的施政措施的宣告、諮詢民意時，需要運用，在出現突發事件時更需要運用，讓關心的民眾知

悉孰是孰非。如果沒有漏看新聞或者記錯的話，像五一大遊行，沒有一個政府部門對事件發表聲明，表示看法。有些施政措施、手段，是需要宣傳、引導，取得民眾的諒解和支持，以免政治生態變化後其他力量介入而令事件複雜；有些施政措施、手段，不僅僅要合法，還得符合道德規範，因為符合法律是基本的要求，是僅僅合格而已。臺灣地區領導人的罷免案未能通過臺灣的立法程序，但從道德角度上看，他已經下臺了；鄰埠的領導人其時的施政措施並沒有違法，但被人搶佔道德高地、失去輿論的支持而暗然；這可說明此點的重要所在。多元開放的澳門社會正隨着澳門經濟的快速增長而逐漸建立，不同階層、不同社團、不同行業的不同需求，都需要在澳門社會中反映，但各種形式及各種聲音的反映都必須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祇要合法有序的理性訴求，都得諒解、聆聽、分析和解讀其背後的要點，這也是 “動態和諧”的內容。需要注意警惕的是：改變了的政治生態在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年時，利用社會上的唳氣，興風作浪，這就可能成為影響澳門和諧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從現在起，重視並做好上述的幾點措施，尤其迫切。

防治家庭暴力促進社會和諧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副理事長黃敏兒澳門回歸六年來，特區政府認真貫徹 “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堅持依法施政，令社會運行穩定、經濟高速發展，市面一片欣欣向榮；澳門特區備受國際關注，居民的實際受益面不斷擴大。社會急速轉型，經濟迅猛增長為人們帶來無限的憧憬，對於社會和諧共融、長治久安的生活充滿期望。特區政府亦致力為澳門未來的發展作出努力，關注社會各群體的實際需要，以提升居民綜合生活素質，構建和諧社會為大政方針，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家庭是社會的縮影，構建和諧社會，不能缺少家庭和諧這一重要元素。近年，社會急速發展，物價上升，部份弱勢群體面對生活緊張、居住環境擠迫，競爭激烈的壓力，情緒得不到舒緩，容易出現家庭問題，從今年2月至今，本澳已先後發生數宗涉及人命傷亡的家庭慘劇，妨害社會安寧。6月初，一名婦人遭丈夫以利剪襲擊，幸得見義勇為的市民協助制止暴行，才避免受到更大的傷害。一直以來，家庭暴力在我們社會中都被看作是家庭中事。社會對家暴問題重視不足，法律對家庭暴力的施虐者制裁不力，未能對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足夠的保護。在當今世界範圍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但目前對於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預並不足夠。國際社會對防治家庭暴力作出了積極的努力，相繼達成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等國際性條文，將反對家庭暴力作為保

護婦女人權的一個重要方面。現時，本澳已經設有受虐婦女兒童的庇護院舍，為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和兒童提供實質性的支援。防治家庭暴力，不單是為了家庭自身得到保障，而是保障家庭生活的健康和安全，促進家庭成員間的平等和互相尊重，促進社會的文明發展。因此，除了庇護院舍外，建議政府相關部門開展家庭生活教育，當中包括防治家庭暴力教育，從源頭上展開家庭暴力工作，採取有效的措施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配合具體的輔導服務和支援。防治家庭暴力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公眾認識家庭暴力，增強反對家庭暴力的意識和責任，特別是教育家庭成員預防家庭暴力及如何在家庭暴力問題中正確保護自己不受傷害，並對直接或間接遭遇家庭暴力的成員提供後續支援；對於有暴力傾向的人灌輸制止家庭暴力教育，使這些人及時認識暴力行為將對自身及家庭帶來的傷害，從理性及法律層面上認識問題，減少暴力的發生機會。同時，普及法律法規的宣傳推廣，協助廣大婦女，特別是弱勢婦女認識自身權益，增強婦女對家庭暴力的防衛意識，勇於向外求助，擺脫困境。要有效推進澳門特區持續有序地發展，必須掌握社會階層、各群體的需求，加大對弱勢社群的支援和關懷，家庭暴力不單對受害人造成肉體和精神上的傷害，更會對社會穩定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政府應要從源頭上開展防治工作，向公眾灌輸正確的家庭生活教育，遏止問題惡化，為特區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更有利的空間。

建構 “動態的和諧社會”過程中可能面對的問題楊日科在追求動態和諧過程中，就是追求社會和法律制度的合理變革。而制度的變革過程，從政治學角度論之，是不同利益團體為各自利益，進行競爭和博弈的過程。所以，一個急速變化的社會，難免會有許許多多未遇過的問題和爭議湧現，當中包括思想信念和實際利益兩方面。思想信念方面，就是對政府在動態轉變過程中應擔當的角色，分為支持大政府和小政府理論之爭。其二是社會動態轉變過程是革命的還是漸進的，前者要求整個社會一步不留地衝向“新世界”，對人類理性和智慧充滿信心，認為人類所選擇的道路往往是正確的。後者則相反，對人類理性和智慧有一定的保留，認為社會的動態轉變過程是個累積的過程，點點滴滴、一步一足印。在實際利益方面，分為經濟和政治利益。前者涉及市場機制結構，後者涉及政治權力的劃分。市場機制結構方面，是競爭性還是壟斷性機制。競爭性機制意味着開放性，如本澳博彩業市場的開放及外資湧入，在這個過程中，競爭失敗者會對現實充滿不滿，認為政府袖手旁觀，令本地商人無法應付外來投資者的競爭，要求政府提供扶助措施。個人方面，由於任何社會的變遷總會有人 “落於大市”，尤其是一個動態變遷過程，更無法避免競爭失敗者的出現。失敗者為保護自身利益，往往埋怨社會制度不公、財富分配不均、政府態度冷漠，支持一些要選票的政客，迫使政府出手保護他們，結果經濟問題演變成一個政治利益問題，就是權力如何劃分，遊戲規則由誰制定。

政治利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為權力如何劃分，遊戲規則由誰制定，往往會影響社會變遷的整個路線和進程。好像拉美一些國家那樣，政客鼓動基層民眾爭取所謂的 “全民普選” ，爭取成功後，結果造成每次大選觸發政局動蕩，周而復始，民不聊生。究其原因就是一個貧窮和財富差距大的社會，在缺乏法治環境下，可能會有政客挑動佔社會上多數的窮人，以尋求社會公義為名，要求全民普選，但真正目的是將權力重新進行劃分，甚至更進一步由自己制定遊戲規則，設計合符自身的財富分配機制。於是，在政客追逐 “選票”的催化作用下，一些地方往往出現，競爭力較低的基層市民，與競爭力較高或資本較雄厚的市民之間，形成階層疏離、甚至撕裂的情況。街頭抗爭，無日無之。久而久之，本來由法律程序處理的問題，因人為挑動，變成以政治衝突的形式來解決，法律制度刻意被弱化，走向極端就是多數暴政。我們會發現，在一些具有所謂 “全民普選”的拉美第三世界國家，往往會因為政府削減一點補貼，在另有所圖的政客煽動下，就會演變成全國性暴動，政府被迫放棄對社會有利的改革，甚至要鞠躬下台，外資撤走，私有企業和財富被充公。所以，一個和諧社會在動態變遷的過程中，如果對這些問題認識不足，稍為處理不當，經政客挑動，變遷過程中必然產生的競爭、矛盾和財富差距等問題——這些要長時間才能解決到的問題，好可能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從而引發政局不穩。在這方面澳門人要有所警惕。

澳門的改革開放，共享長期經濟增長的成果澳門地產業總商會理事長葉建華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中，鄧小平提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政策，使整個（市場的）遊戲規則都改變了，由過往以階級、官員的級別去界定資源誰屬，慢慢轉到現在的用金錢去界定資源誰屬。又例如，以前只有高官才可住別墅，現在，只要有錢，就能買到別墅。而在這變化的過程中，有人會贏，有人會輸，有人會跑得快，亦有人會跑得慢。但是，由1979年初改革開放政策落實到現在第二十八個年頭，中國大陸的變化的確很大。回看改革開放的初期到1988年，中國決定闖物價關，解決價格雙軌制的問題，令到通貨膨脹加劇，大家應該記憶猶新的是，當時的兑換券換人民幣的“灰色”市價是一對二，在這個情況下，有些市民都是生活困難，導致社會出現很多怨氣。在當時，就有人說 “做原子彈的收入不如做茶葉蛋的高，拿手術刀的（醫生）不及拿剃頭刀的收入多” 。但時至今日，這種現象已經不存在了，已經改變了。內地大部分人因為分享長期經濟增長成果而富起來。而澳門，在二零零二年初賭權開放，批出三個賭牌，二零零三年政策落實至今，只有短短的三年半時間，澳門的社會變化確實很大，樓價亦不斷上升。而從統計數字上看，是有相當理想的成績的，今年的首季GDP增長為18.8％，而入息中位數在過去兩年有大約10％的增長，失業率跌至3.9％，就失業率而言，現時澳門有一萬多人失業，個人認為，失業率應該不會繼續跌下去的了，很難跌到3％。現時，澳門的社會不斷變化，遊戲規則亦改變了，澳門的企業應怎麼去面對這一改變呢？就地產業來說，現有很多的外資進入澳門市場，對業界有一定

的影響，但我們又不能抵制他們。在這情況下，有些人認為， “那麼多的地產公司湧進澳門，對業界造成競爭，要加以抵制甚至抗拒”，本人則認為，這是不合理、不負責任的說法，在這個遊戲規則改變下，無論是企業或個人，應先做好自己，提升自身的競爭能力，盡自己的責任，不要任何事情都依賴政府，正如今天的主題， “你我共建”，別樣樣事情都向政府伸手，要求政府大派免費午餐。這個世界是沒有免費午餐的，我們不能依賴政府，大家都是要靠自己！

關於構建和諧澳門的幾點意見澳門社會發展研究會理事長陳炳強澳門正處於新的歷史起點上，如何比較有效地理順社會經濟前進中的各種矛盾、新舊問題，如何更好地體現、滿足澳門不同階層人士的價值、需求，以及更好地為澳門持續發展創造更理想的社會基礎和凝聚力，這都是大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亦是在座各位探討構建和諧澳門的重要內涵。對此，我想談幾點個人的感想和意見。一. 構建澳門和諧社會，既要強調社會安定有序，但又不宜輕率地對批評聲音上綱上線。隨着澳門社會環境的轉變，不但主流與非主流聲音的交鋒會愈來愈多，民間對政府的批評聲音亦必然會有增無減。不同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對於長期習慣低分貝的澳門政府官員、社會重要決策人物，可能會感到不適應，甚至會對聲音、訴求背後作出許多的政治聯想，憂心“一國兩制”的實施會受到危害。無疑，確保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施，是全澳市民應該肩負的神聖任務，所以有關方面慎重地應對社會上發出的不同聲音、訴求，是有其必要的。但是，如果過份輕率地把不中聽的聲音、訴求都視為噪音，甚至上綱上線，這樣不但無助於澳門構建真正的和諧社會，反而有可能會激化矛盾，催生更多的潛在危機。 “文革”中出現的亂局，固然值得深思和警醒，但 “文革”存在着“懷疑一切”，對歧見無限上綱上線，甚至對不同的服裝、髮型都可以上升到意識形態、路線鬥爭的高度去解讀，最終導致萬馬齊喑，人與人之間隔膜愈來愈大，其教訓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無論如何，只有一把聲音的社會絕非和諧社會，以硬着頭皮、無可奈何的

心態面對非主流聲音、批評聲音，也無助於構建真正的和諧社會。古人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就是指出社會應該以正面的態度看待不同的存在，一齊趨同只是小人的想法；此外，君子也好、為政者也好，不應該埋怨別人不理解自己，而是着緊自己不理解別人、不理解民眾。我認為，特區政府及民間在構建和諧澳門時，不妨借鑒古人的至理名言。此外，特區政府與不少社會人士都呼籲以創新思維解決社會問題，但在創新思維指導下展現的表達方式、處理方式，難免會與長期習慣的方式有所不同，希望社會各界能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否則就有可能重演 “葉公好龍”的故事，社會也可能因此掀起波瀾而不和諧。二. 要弄清澳門是要構建和諧社會，而不是構建 “和稀泥社會” 胡錦濤主席在闡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甚麼樣的社會時，指出它是一個包含有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在內的社會。這一論述對我們構建澳門和諧社會有重大啟迪意義。事實上，和諧社會是強調 “以人為本” ，建立在公平與正義基礎上的多元、寬容、有秩序的社會。面對不同的聲音、訴求，特別是當涉及人身安全受到不合理對待或傷害，社會各界，包括傳播媒界，都應該以更公平正義的態度處理。如果只求社會不存在雜音，試圖以敷衍、 “和稀泥”的方式草草了結事端，正義卻得不到伸張，這對社會長期的和諧穩定是不會帶來好處的。三. 增加施政透明度，科學合理制定政策，將有利營造社會和諧氣氛。政府如果在施政上欠缺透明度，就容易引起市民的諸多猜疑。當然，透明度高了，市民了解的情況多了，因而提出的意見亦會增多，這是正常的。特區

政府應該本着兼聽則明的態度，積極地從紛陳的意見中吸取有益的養料，這不但有助營造社會和諧氣氛，亦可有助提升施政及決策的水平。至於如果政策制定不夠科學合理，最終一定會由市民承受苦果。舉例來說，現時不論私人工程，抑或公共工程都一哄而上，對人力資源的拉緊情況，猶如火上加油，可以想像，如果日後工程項目一旦緩減下來，就很可能出現不利澳門和諧穩定的局面。這是值得深思的。四. 政府福利開支處理得當與否，將直接影響構建和諧社會的成效。現時部分市民有一種心態是，政府可以年年花大錢進行公共工程，進行各種各樣的宣傳、外訪活動，為甚麼對福利開支就“斤斤計較”，這種心態不一定正確，但政府確實有須要對一些工程及活動的成效作出評估、解釋，讓市民知道政府用在其他方面的支出是否值得，市民才會較易理解政府的福利政策及作出的開支安排。否則，在普遍人都喜歡吃免費午餐的情況下，這些福利問題很容易成為政府與群體之間衝突、對抗的肇因。五. 完善法律、提高司法仲裁效率，將可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有利條件。儘管法律途徑不可能解決社會上一切的紛爭，但如果澳門能不斷完善司法及仲裁體系，及時修正或制定能回應社會需要的法律、法規，以及提高審理案件的效率，應可有助減少上街抗爭的個案發生。因為不少個案當事人是覺得透過正常的法律途徑不能迅速、有效解決他們的問題，所以才選擇其他方式，希望引起社會的重視和支援。如果他們對法律、司法制度有信心，所採取的方式就可能不一樣了。

六. 立法議員的職權運用得宜，對構建和諧澳門有重大作用。盡職責、具質素的立法會議員，對推動政府提高施政水平，加強政府與民眾的互動、溝通，化解社會矛盾有着重要作用。同時，議員透過書面質詢，可以令政府披露更多有關受質詢問題的信息，對市民了解政府施政發揮不容低估的作用。不過，平情而論，議員質詢的問題有不少是重覆或類同的，有些是政府官員對相關問題剛剛公開談及，議員又作書面質詢，這在一定程度上會給政府帶來負擔，對解決社會深層次的問題又未必有明顯助益。因此，如果議員能夠作出適當質詢的同時，能夠以有效方式推動政府解決更多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提出更多有利於維護市民權益、有利於促進澳門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法案，對於消解社會矛盾，共建和諧澳門有着更重要的意義。最後，我想指出的是，按澳門現時的狀況推斷，2008年及其以後幾年，將有可能是澳門社會經濟矛盾湧現的高峰期，屆時又逢特區政府換屆，新的行政長官如何應對，也應該是我們探討構建和諧澳門時必須考量的地方。特別是現屆政府制訂政策，更應該以前瞻和高度責任感去為第三屆政府作出鋪排。否則，要從長遠構建澳門和諧社會，只會緣木求魚。

在共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傳媒及公民各自應發揮的功能和作用林玉鳳和諧本是一個音樂概念，指透過不同的樂器發出悦耳的聲音。樂器可以構成和諧的音樂，而和諧基本上是一種感覺，這種感覺有天生的成份，不過，它也不是純粹與生俱來的，我們對事物是否和諧的認識，也與成長過程中所受的教育，特別是對不同訊息的解讀有關。今天本人希望從媒體的社會功能的角度，看看它在社會發展過程的作用。目前，世界各地均有對媒體與社會發展的研究，其中美國、英國、亞洲等地的研究都顯示，媒體（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與社會變遷之間有着直接的關係，媒體與社會朝哪一個方向發展有直接的聯繫。媒介一方面是社會發展的記錄，同時在記錄社會發展過程的同時，實現連繫社會的功能。因此，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媒體首先發揮的是一種供各界交換訊息的平台作用，社會的互動，需要媒介作為中介。媒介的中介作用在社會平穩發展的過程中並不容易顯現，通常只會被視為 “貢獻性”因素，隱沒在社會過程之中。因此，在一個平穩的社會中，媒體只是發揮連繫社會的功能，作為一種供各界交換訊息的平台，將不同的聲音帶出。但在社會狀況出現明顯變化，特別是有不滿、矛盾、衝突甚至動盪等等“習以為常”的秩序被破壞和局勢混淆不清的狀況的時候，媒介可以從中介作用中躍升至引導社會的層次，可以起到澄清局面以至穩定人心的作用。觀乎過去一年澳門的發展狀況，我們的媒介在社會出現明顯變化時所作的澄清局勢的作用還有提高的空間。這方面，既有賴政府和社團等等社會上最重要的 “新聞製造者”（News Maker）主動澄清局勢，也有賴媒介在記錄社會事件的同時，更主

動的引導社會，以加強深度報導和解釋性報導等方式來強化媒體在社會發展中的功能。像對 “失業率3.8％”這個數字的解讀便是一個例子，有人認為這個數字代表的是全民就業，也有人認為並非如此，對一個數字出現了許多聲音，那“失業率3.8％”代表的究竟是何種社會現狀？媒體在報導意見的時候，其實還可以作出更多與就業和失業狀況相關的調查性報導，對事件作更多解讀，發揮媒體解釋社會現狀的功能。另一方面，媒體既被證明對 “反社會”行為有影響，也被證明對 “親社會”行為有影響，前者指的是媒介有可能引起包括暴力、色情、性別以及種族歧視等等被視為 “反社會”的行為，後者指的是媒介對說服公眾接受合作、分享、和諧等等社會所希望的行為有促進的作用。一般而言，社會的資訊活動本身總是朝着說服大眾接受“親社會”行為的趨勢發展，不過，受媒介自身生態的特性的影響，媒介內容很多時都是較強調社會是存在反社會行為的，這也是不少地區的壓力團體以至政府希望減少媒體中的反社會內容的原因，可是，受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等觀念的影響，這些希望減少反社會媒體內容的行動又容易引起另一個層次的衝突。這些，也是社會急速發展時容易令人有 “眾聲喧嘩”的感覺的一個因由，也是社會在動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必然現象。不過，因為媒體在發揮上述功能的同時，其實也在為公民建構社會變遷的圖像，對我們如何認識社會問題有直接的影響。因此，個人認為，在 “眾聲喧嘩”的現象下，依賴媒體為自己建構社會變遷圖像的公民，除了需要監察媒體是否過份的強調反社會行為以外，在倚賴媒介代表公民監察社會的同時，也必須對媒體生態的特性有所了解，監察媒體。

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劉伯龍澳門回歸之後，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其中，主要是由於公共政策的兩個方面令澳門的社會出現較大的變化：第一，是賭權的開放，這個政策給澳門帶來巨大的影響，保證了澳門在今後五到十年內，整個社會朝着繁榮、經濟增長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政策；第二，是澳門歷史城區獲列入世界遺產，證明了澳門除發展博彩業外，亦很重視文化方面的推進工作。近年澳門社會出現的變化較大，有新的挑戰，同時亦有新的問題衍生出來，這都需要社會和特區政府共同重視和克服。今天的主題 “和諧社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在這個社會形勢變化的過程中，澳門特區政府如何提高執政能力？如何能夠帶領澳門社會繼續向前發展和克服現有的困難？這是非常重要的。而執政能力，個人理解有兩個方面：第一，要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是相當重要的，本人認為，要朝三公一廉這個方向發展，且絕對不可以模糊，當然，這是一個長遠的政策，亦不容易做到的。第二，就是要加強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的質量，但公共政策的制定並非短期內可以做到的，因為這是需要很多基礎設施、人力資源以及高質素的決策者的配合，政府在這方面應該要加大努力。此外，根據澳門目前的情況來看，短期內需要解決一些主要的政策或經濟方面的矛盾，第一，澳門的治安問題。經濟發展要良好，就需要有穩定的治安環境作後盾。澳門回歸之後，社會發展取得一定的成績。但近來的治安問題卻出現倒退的情況，特別是盜竊、搶劫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建議特區政府必需下

決心，把澳門的治安搞好，否則，經濟就會受影響，澳門社會的和諧亦因而受到影響。尤其要考慮兩至三年之後，澳門的博彩業發展得太快，可能出現泡沫，導致回歸前治安有點失控的情況重現，這是特區政府一定要注意的。第二，澳門的交通問題。現時的澳門，堵車的情況很嚴重，造成交通上很大的問題，因此，澳門政府應盡快把捷運系統建設起來。第三，人力資源政策。上述三個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短期政策，若處理不當，和諧社會將受到很大影響。謝謝。

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羅慶江本人想試從一個星斗市民的角度去看和諧的問題。剛才部份朋友提及 “低下階層” ，可能是在說我（笑），聽後感到有點別扭，為何我們會有一種區別的心態，認為某人是高尚的，而某某人是低下的呢？個人很喜歡音樂，我認為構建“和諧”就像調校音樂一樣，而“不和諧”就即是 “唔啱 key”。為何會出現 “唔啱 key”呢？是因為大家都不願作出調整或者讓步。調校音樂，亦是經常出現不容易調整的情況的。調校時，我們需要先定一個調，當然，這個 “調”確定以後，並不代表就是永遠準確的。以二胡和揚琴為例，即使是二胡獨奏，但調校二胡只需要調校二條弦，而調校揚琴，則需要調校二百條弦，到底調校二胡好，還是調校揚琴好呢？個人認為，是需要（讓步）的。 “調校”就好像我們所講的“要讓步”，任何時候都需要協商和讓步，而在讓步的過程中，是需要作出適當調整的。以一個大型樂隊為例，它需要一位指揮，而指揮就需要了解各個樂部的情況並進行調整。當遇到不能調整音調的樂器時，只是單純的責備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比如笛子，笛子是不能變調的，這是不可能改變的事實，大家只管責備，是沒有用的，我們是否需要考慮一下，（向其他的樂部）作出一些適當的解釋呢？然後，再作出一些改變呢？另一方面，個人認為， “不和諧”源自於雙方的互不信任，互不信任怎可能會出現和諧呢？我認為，和諧是需要構築在一個基石之上的，而當中，我們是不應該存在區別心態的，如上所述，不應該區別人的高、低。再者，和諧是

需要互相尊重的，每個階層都是社會的一份子，我們需要互相尊重。例如，當講到勞方和資方，總是說勞方和資方是不和的，為何不能說勞資是一起的呢？講到官和民，總是官大於民的，為何不能說官民是在一起的呢？講到夫妻，就會說主和從，為何夫妻不能是一起的呢？夫妻一起相處不是更好嗎？此外，我們可否以 “萬事有商量”的態度去面對問題呢？現時社會上的不少問題，都彷彿是沒有商量餘地似的。最後，個人認為，要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必需要像過往一樣，要聆聽、要關懷、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在互相信任的情況之下，共建和諧。否則，我們只能夠靠法律解決問題，或者像部份講者所言， “這個社會出現了暴動，推翻了一些勢力，而用政治代替了協商了” 謝謝。

推動公共參與建立和諧制度共同構建動態和諧社會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理事長余惠鶯一、和諧本身是動態的現代社會的組成包括了不同階層、不同利益、不同關係及多元文化。而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就是要在社會發展、社會利益、社會關係及族群文化等多方面實現協調。由於利益差別、價值觀各異及文化信念不同的存在是社會常態，矛盾也總是在衝突與協調中運動，社會則在這種運動中發展，在發展中締造和諧。因此，在日常的經濟社會生活中，沒有絕對的和諧，但在一個浮動的區間內，可以出現相對的動態和諧。我總覺得要構建一個和諧社會是一個新的重大課題，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因為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肯定出現許多新矛盾、新問題、新特點，既然追求和諧社會是人類共性，這就需要大家共同面對及解決這些新矛盾、新問題、新特點。二、動態和諧社會的構建那麼，我們應當如何消除目前澳門社會中一些所謂的 “不和諧聲音或現象” ，構建一個 “動態和諧社會”呢？歸納目前本澳的“不和諧聲音或現象” ，可有以下幾點： 1. 在近年經濟高速發展下，社會上出現了所謂貧富懸殊或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 2. 勞資關係之間因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失衡日益顯性化； 3. 經濟發展與政治、法制發展的失衡，在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政府

對公共事務的管治能力並未得到有效的提昇，法制建設依然滯後於時代的要求；對此，究其原因，個人認為：1. 是部分市民存在認知偏差。真正的和諧社會追求的是人們在公平、法制的情況下創造財富，而並非在缺乏競爭的保護下強調均富與高福利，但在本澳這樣一個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傳統的社會�，市民因認知偏差而對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公共資源佔有不均等現實造成心理承受能力較弱，並衍生怨氣。2. 政府施政透明度偏低也是原因之一。事實上，特區成立後，要解決澳葡政府遺留下來的大堆問題，妥善處理澳門各方面不同的利益和盤根錯節的社會人際關係，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行政主導的必要性應該可以理解，但卻不能以此作為規避或搪塞社會監督的盾牌，也不能因此而拖慢完善及健全本澳法律及法制建設的步伐。而要如何解決以上問題，個人認為，應該強調公共參與制度，加強公眾對公共事務的決策、管理、執行和監督過程中享有參與性權利。一直以來，澳門的和諧社會都是建立在善良純樸的傳統文化之上，居民樂天知命、安居樂業，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也是較為冷淡，久而久之，本澳市民傳統上對介入政治存有戒心，寧願由政府決定一切，對政府政策很少持有異議。這一傳統造成了本澳市民對於公共政策制定認知的不足，缺乏理性的分析，另一方面亦間接養成了行政部門官員政策制定時的懈怠、一言堂等諸多陋習，而這雙方面互相衝突、不協調時，就會導致出現目前社會一些不和諧聲音。因此，建立積極、主動、有序、理性的公共參與制度對實現動態和諧是非常必要的： 1. 利用公共參與制度協調社會各階層利益。隨着本澳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各階層結構都客觀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如果利益表達渠道不暢通，溝通、反饋不及時，就會導致社會利益關係的緊張，產生怨恨與不滿。制度化的

公共參與，可以為不同利益階層提供利益表達的場所和渠道，引導市民以理性、合法、積極的形式表達利益需求，主動、有序地協調各自利益。 2. 公共參與制度可以使政府部門正確及時地洞悉社會各利益群體及階層的不同利益要求，並以此作為根據，提供更為公平的制度安排，協調緩和不同利益群體及階層之間的矛盾，提高政府制定政策的透明度，增加公眾對政治體系的認同感。這也是一個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互動過程，增加接觸、溝通和了解，促進和諧共處。 3. 公共參與制度的建立需要本澳市民積極參與和承擔公民責任。現代社會就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意味着公民要在政府治理過程中積極地扮演參與者和監督者的角色。因此，加強本澳居民的公民意識，透過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改變過往重權利、輕義務和消極的社會參與的習慣，讓每一個市民不但有行使做為主人翁的權利，也要能夠承擔做為主人翁的責任與義務。而由於社團文化主導本澳的大眾政治，社團直接面對社會、面對市民，是本澳市民公共參與的最佳載體，而且社團參與公共服務成本低、效率高，更應在公共參與方面主動承擔、積極配合。 4. 公共參與制度需要政府部門主動、積極地建立和推行。政府應承擔建立公共參與制度的責任，主動提供公共參與渠道或機制，需要更大程度地發揮社團在本澳政治活動中的作用，支援、組織和引導社團參與公共服務。更應注意的是，政府與社團不是簡單的管理與服從、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而是協商關係、合作關係。從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重視社團在機制中的有效參與是政府對社團發展提出的客觀需求，又是建設動態和諧社會的重大課題，一個動態和諧社會的構建，應先從和諧制度入手。

三、結語社會就是如此，有不同階層就有矛盾，有矛盾並不代表社會不和諧，當我們建立、善用一個公正、公平、合法的公共參與及和諧制度，矛盾亦可轉化，動態的和諧社會亦得以實現。

深化施政理念譜寫發展與和諧新篇章吳在權可持續性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是當前本澳社會發展和政府施政中的兩大主旋律，如何讓這一旋律在本澳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演奏出更加繁榮、穩定、和諧的新篇章，達到和普羅大眾在統一節奏上的共鳴，是政府追求已久的工作重點。本月上旬，特區政府繼原 “綜合生活素質研究中心”改制為“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之後，為落實貫徹行政長官何厚鏵在《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所提出的“全面檢討政府現行的諮詢機制，革新、優化既有諮詢組織的功能，同時建立一個面向各個層面、各個階層的，具有廣泛民意代表性和充分專業權威性的全新諮詢機制，對民意進行全面的吸納和提煉，使民意更為集中，從而有利於政府政策準確反映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有利於政府的施政得以進一步改善”的施政策略。又宣佈，為集中資源進行研究分析，對各項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供政府相關部門在制訂政策時作出參考，以促使本澳未來的人力資源能進一步配合經濟發展，更有效地發揮經濟委員會和人力資源委員會的功能，合併這兩個委員會。會後，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指出，合併後的委員會成員，將會是目前經濟發展委員會及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的成員，暫時無意增減，但不排除未來會因應發展的需要，增加委員的人數。無疑，政府這一改革舉措將為本澳的可持續性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產生積極的作用，是社會發展和政府以民為本施政理念的又一進步。經濟發展委員會、人力資源委員會，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由特首親自掛帥，彙聚社會精英人才組合而成的政府智囊團隊。其間，該組織曾為澳門發展的許多政策與決策出臺，提供了大量的建設性意見，在當時的背景下，可以說是起到了應有的作用，達到了預期的效果。但是，隨時間和形勢的變化，社會變得越來越複

雜，淺層次和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此起彼伏。此機構已經不能和過去那樣，滿足政府調研與提供決策依據的需要，為讓其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重新發揮精英團隊的智囊與參謀作用，進行有效的機構和精英重整組合，讓其機構和機構人員的素質、觀念更加適應時代變化的要求，做到名副其實的與時並進，是政府的職責和義務。正是鑒於此，政府為本澳在博彩業龍頭帶動下的經濟適度多元化落實，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性發展之路，首先從原有諮詢研究機構的體制上，進行有效的改革，為人才智慧的發揮和政策的修訂修路，把社會各界中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民意代表，有着調查研究能力能夠提供政策決策能力，有一定理論與實踐水準等各個方面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優秀人才，凝聚集中到政府的研究諮詢機構身邊，產生更強大的力量，使其機構更加能夠配合和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為本澳的可持續性發展，為政府的依法施政打好堅實的政策和理論基礎。這一改革，將是一項本澳發展與和諧的重大利好，有助於本屆政府未來三年施政的暢通和成果建設。應該說，這又是政府一次有所作為的積極決策。但是，政府的決策要想能夠發揮出預期的效果，只有政府單方面的努力是不夠的，還應該有待於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與合作。毋須諱言，目前澳門社會在發展進程中，還存在着一些錯覺和問題。行政長官何厚鏵前不久就語重心長的指出：澳門近期湧現一種不太健康的政治生態，就是澳門社會一直以來賴以克服各種困難、亦為鄰近地區所欠缺的優良價值觀：團結協作、互相扶持、包容體諒、同舟共濟，正受到不良的政治意識扭曲，買少見少。有些人為了一己的政治利益，在社會出現問題時，落井下石，激化矛盾，利用施政的缺失謀取選票，甚或有長期的政治盤算。這種心態非單出現於個別政治力量，包括主流的政治力量也有出現。他同時認為，不論是政府官員、愛國愛澳力量、社會精英以至一般老百姓，都應有使命感和責任感，與特區政府共同承擔起 “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的重任。這不是叫政府退縮、推卸責任，但澳門社會不少的問題和矛盾，過去長期存在、是深層次的，不可以單靠幾個專家顧問調研就

可以解決，全個社會都有責任協助政府解決。可以說，特首的話誠懇而精確，道出政府放下身段，與市民同舟共濟的理念，渴望在經濟高速增長，社會愈加複雜化的時期，政府施政需要得到市民的支援，需要與市民並肩共進克服困難的理想與追求。作為澳門一份子，本人在支持政府改革的同時認為特首何厚鏵關於：“不論是政府官員、愛國愛澳力量、社會精英以至一般老百姓，都應有使命感和責任感，與特區政府共同承擔起 ‘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的重任”的講話，在本澳今天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環境中顯得異常重要，特首精確而尖利的指出了社會上存在的問題和發展方向，他有理由引起澳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足夠的重視，並要理解其真蒂，用之為行動之準則。無論是誰，都有責任和義務，思考講話的內涵，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澳門，是我們每一位澳門人的澳門。澳門的發展，事關每一位澳門人的切身利益，澳門的興衰，和澳門人息息相關。假設，我們不能認清發展的大好形勢，有效的消除來自某些方面，某些人，存心對政府依法施政環境和秩序的干擾，政府施政的效率就會被迫放慢。那麼，本澳的城市建設、環境的整治、福利的改善、舊區的重整等等就會產生出許多的副作用。因此，支持政府改革大計，走好持續發展之路，是件非常之大、非常之重要、非常之緊迫的事情。呼籲我們每一位愛國愛澳的澳門人，都要以本澳的發展大局為重，正確處理好社會和自身利益的關係問題，辨是非，顧大局，在監督政府依法施政的同時，積極支持政府的依法施政，為澳門可持續性發展的目標獻計獻策，作出積極的回應，讓 “一國兩制”和 “澳人治澳”發揮出更加和諧的典範作用。

在“齊為澳門動腦筋——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座談會上的發言邱天責認為在共建和諧的過程中，應多聽低下階層的民意，本人經常接觸低下階層的人士，當中包括許多長者，在交談中了解到，其實，許多長者並非如外界所說，希望有免費的午餐，事實上，他們是希望能發揮自身的能力以及自食其力的。只要政府能制定措施，鼓勵、協助長者重投工作，他們便不需要依賴政府的援助，且還可以為社會發展出一分力，緩和緊張的人力資源，亦可為推動和諧獻出綿力。此外，想提提，到山頂醫院看病、探病的交通問題，現時可以到達山頂醫院的巴士數量極少，很多長者都要走百多級的樓梯才能到達醫院大樓，政府是否應改善配套措施，解決到達山頂醫院的交通問題，以方便市民？最後，希望大家都可以腳踏實地，以實際行動共同構建和諧的澳門。

書面意見

和諧社會與青少年健康成長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監事長楊允中一、和諧社會的基本內涵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人際之間及人與自然之間和睦相處、穩定有序，這是內地構建和諧社會的六項指標。這幾項要求互相關聯，缺一不可，構成一個動態性指標衡量體系。其實，和諧社會的衡量標準也可以歸納成三個基本要素：1. 安全指標，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個人安全和社會安全，只有在經濟發達、法制健全、國力強盛前提下，公民的安全才得以實現，國家或地區的整體安全方可得到保障；. 公平指標，包括參與公平和分享公平，既涵蓋物化成果的享有也涵蓋精神成果的享有，通常理解的公平只是相對意義，世界上從來沒有、今後也不可能出現絕對意義的公平，衡量社會公平度只能從縱向和橫向的對比中加以判斷；3. 健康指標，包括生理上的健康和心理上的健康，因為人最寶貴的傍身財富一是知識，二是健康，某種意義上講，心理健康比生理健康更充實、更有意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驗證標準是其健康性，健康型社會應理解為：不僅要擁有健康的社會制度、健康的政府管理，還要保持健康的社區運作及健康的居民結構，既包括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父母、健康的子女，同時也應包括健康的生活目標、健康的行為追求、健康的價值標準。澳門作為傳統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擁有世界文化遺產，社會寬容，族群團結，目前HDI （人文發展指數）是0.909 ①，已同發達國家不遑多讓，但澳門的社會環境又具特殊複雜性、勞動人口文化層次偏低、社會犯罪居高不下、健①統計暨普查局：《澳門資料·2006》，第2頁。

康標準和價值觀念存有失衡失序，因此，在堅持 “一國兩制”、按《基本法》依法施政，堅持愛國愛澳、族群和諧的大前提下，在全社會特別是青少年中適度強調基本社會規範教育、強調中華民族世代相襲的道德與禮儀教育，強調健康積極的生活目標，強調科學有據的是非觀、得失觀、真偽觀、榮辱觀，確保我們的未來一代沿着一條綠色大道健康成長、確保社會運行的高效益與低成本，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與積極意義，這是一項有待長期推動的社會系統工程。二、四個主題與四個觀念提升社會共識， “以人為本” 、全面關愛要警鐘長鳴。任何地方、任何時段的發展都不能脫離 “以人為本” 、 “以民為本”的基本理念和要求。在澳門這樣具特殊變異性的社會環境下，對於人口質量與素質、公民意識與綜合競爭力的關注，意義尤其不尋常。因為經濟發展也好、社會發展也好，其終極目標都在於提升居民的福祉和社會公平度，同樣，離開居民綜合素質和公民意識的穩步提升，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持續穩定也是難以實現的。多一點積極信號指引，多一份真情關愛，為青少年健康成長創造更加有益的土壤，把失足率降到最低，把成才率進一步提高，不僅是政府依法施政的一項重中之重，而且也是社會各界需要共同關注並積極推進其有效解決的急中之急。 2.1 四個主題都要強調（1）愛國愛澳。作為新興特別行政區的新生一代，青少年要自幼逐步建立起比較清晰的愛國愛澳理念，適應轉變了的社會文化，把愛國愛澳有機結合一起，把自己前途與國家、民族命運結合一起，成為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特區未來建設者。澳門青少年不僅受到特區政府和全社會的無限關愛，而且受到國家多種形式的政策優惠與實際鼓勵，所以，愛國愛澳如果做不好，真有忘本的之嫌。（2）遵紀守法。要從少年抓起，主動接受基本社會規範指引，要懂得遵紀

守法是公民的基本社會義務，既是高尚品德的組成部分，也是成就事業的起碼修養，而絕不是吃虧，不是低人一等。（3）道德修養。道德或稱倫理，是基本的社會規範，也是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內容。重勤儉、重禮儀、重思辯、重開拓，是我們祖先逐步創立、世代相傳至今的優良傳統，並成為東方文明的重要標誌。講道德、有修養是高尚人品組成部分，應該堅持這個人生行為底線。（4）價值導向。正確的價值導向，在現代生活條件下尤其重要。比較優越的物質生活、相對快速的信息傳遞，是人們成長的有利條件，也是容易讓人產生誤區的不利因素。積極而健康的價值導向哪�來？如何為青年少健康成長提供一個較為穩定而清新的環境，是政府與社會要共同總結與推動的方向，但青少年一代以及成年人自身也同樣要善於靠天生免疫力和後生的防疫措施來調整好自己日常操守，確保濃霧中不迷航、前進中有方向感，確保自我判斷、自我選擇的科學性。2.2 四個方向要形成合力（1）強化社會教育。教育子女要從家長作起，教育學生要從師長作起，教育青少年要從成年人作起。青少年本身是一張白紙，具很強的可塑性，部分青少年出現越軌行為，絕大多數都同周邊環境有頗大關聯，故此，淨化社會環境、普及公民教育一類活動要持之以恆。（2）調整學校教育。近幾年內地全面強調素質教育，使教育領域發生不小變化。要想使學校成為名符其實的人才開發基地，就不能只抓教學、只抓升學率，而要不失時機地把青少年學生的品德基礎打好，發現不良苗頭要果斷而妥善地加以引導；要使每間學校都真正成為青少年的生態保護區。

（3）普及家庭教育。經驗表明，不完整、不和諧的家庭是子女健康成長的最大障礙，這種傷害甚至終身難以平復。家庭關係是最基本的社會關係，要倡導家庭的穩定性、家庭關係的和諧性和家長教育的科學性。（4）鼓勵自身教育。要令青少年健康茁壯成長，就要鼓勵他們自小建立基本的是非觀、知行觀、奮鬥觀，懂得善惡、美醜、真假，懂得人生意義及成長規律，主動接受社會、家庭、學校的正面教育，積極抵制各種消極甚至不當慾望的引誘。澳門是蓮花寶地，在澳門倡導 “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性格和品質尤其必要。 2.3 四個觀念要堅定地樹立起來 2006 年3 月，胡錦濤主席在兩會期間明確提出：“要引導廣大幹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 ，並提出以熱愛祖國、服務人民、崇尚科學、辛勤勞動、團結互助、誠實守信、遵紀守法、艱苦奮鬥為榮，以危害祖國、背離人民、愚昧無知、好逸惡勞、損人利己、見利忘義、違法亂紀、驕奢遙逸為恥。②其實，胡主席所強調的也是早已寫入憲法的基本內容：“國家通過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紀律和法制教育，通過在城鄉不同範圍的群眾中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第24條）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公德教育，並不能因為當前物質文明的豐富而放鬆。胡主席的 “八榮八恥”概括說來就是：（1）要建立正確的愛國觀；（2）要建立堅定的守法觀；（3 ）要建立理性的是非觀；（4）要建立清晰的榮辱觀，就是倡導走一條自我成才的光明大道。在澳門認真推介這一關係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科學發展觀，同樣既必要又迫切，這是因為青少年身心發展尚未定型，可塑性較大，因為澳門發展環境具有突出的特殊變異性，因為物質②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 年4 月28 日，第一版。

文明相對發達的今天，堅持做人的基本準則一時一刻也不容放鬆，因為社會的希望決定於高素質的建設者世代相傳。三、懂憂患、識創新、肯奮鬥在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保持正常態勢的有利情況下，行政當局也好、社會各界也好，繼續堅持理性思維、繼續堅持科學的現代發展觀和正確的知行觀、繼續保持頭腦的清晰化和行為的理智化至為重要，正如胡主席所指出：“要鞏固和發展目前的良好局面，實現澳門社會全面進步和長治久安，需要我們做的事情仍然很多。從澳門的實際情況出發，我們尤其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與時俱進的創新觀念和艱苦創業的奮鬥精神。”③懂憂患、識創新、肯奮鬥，關係到澳門特區的長治久安，同樣也是培育青少年的基本要求。在澳門特區，在以民為本的特區政府積極引導下，在各界共同努力下青少年朝氣蓬勃、蒸蒸日上，享有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優越條件，絕大多數有條件自動接受健康的教育，有條件參加校內外舉辦的各類啟智性、健體性競賽和有助身心發育的社會公益服務，各領域菁英學子得以脫穎而出，為社會儲備着標準越來越高的後備建設者梯隊。當然，無可迴避的是，澳門相對複雜的社會環境也為政府、教育界和社會服務界出了一道大難題。不過，與其說難題，倒不如說它是增加一道特殊的免疫反應，在澳門，相信通過官民合作、學校與社會合作、成年人與青少年互動共建、通過理念的提升與措施的到位，在爭奪、培養可靠接班人過程中，一定能不斷模索、總結出一條行之有效、有自己特點的青少年健康成長之路徑和社會健康發展之路徑。③ 胡錦濤：《慶祝澳門回歸祖國5 周年暨澳門特區第二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澳門日報》 2004 年12 月21 日，C5 版。

積極面對龍頭產業全面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楊秀玲隨着澳門龍頭產業— —博彩旅遊業的急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澳門人加入博彩旅遊業的行列，其中有很多是年輕人，特別是剛剛脫下校服、穿上有獨特標識制服的中學畢業生或離校生。在換班時間，他們幾乎是成群結隊地從賭場走出來，拖着疲勞的身軀，面色蒼白，又形成澳門繁忙街頭一獨特景觀，不僅令人看了不太習慣，還難免使人憂慮和不安。也許老一輩澳門人，有 “蓮花精神”，對種種誘惑有免疫力。但是，這些年輕人有這樣神奇的免疫力嗎？相信不少人都在考慮，澳門社會應如何關心和愛護這些年紀輕輕的博彩從業人員，使他們除了賺取較高的薪酬、享受較優厚的物質生活之外，還能健康成長，潔身自愛，對形形色色的誘惑有免疫力和抵抗力，能有較好的前途和豐盛的一生，能認同接受終生學習的理念並實踐之，持續不斷為澳門作出更大的貢獻。面對着發展如火如荼的博彩業，看着金光閃閃的賭場酒店遍地開花，很自然想到：澳門青少年成長的生態是否會變壞，社會風氣和人文環境是否會惡化？這些擔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光是擔憂、無奈、無計可施是不行的。我們應該積極、理性地面對現實，動腦筋、想辦法，把負面影響降到最低，而充分調動和發揮龍頭產業給澳門帶來的優勢和契機。大家都知道，失業和貧困是極其痛苦的事。一個失業率高、到處是貧困、到處是無業兼失學青少年的社會是動盪不安的、是悲慘的、是不會和諧幸福的。我們澳門的現實是，博彩旅遊業確實是尚未帶動起多元發展的龍頭產業，這龍頭產業已經給澳門帶來財富和繁榮，為澳門人，尤其是為一般學歷不高的青年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入職要求可及而待遇

不錯的就業機會。這可能使一部分不想讀書或讀書不成的青少年在達到就業年齡時，能有工作，安居樂業，不至於因失業而流落街頭，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當然，解決了就業問題，不等於萬事大吉。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以博彩旅遊業為主的澳門社會，其從業人員的素質，直接影響澳門整體人口的素質，影響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影響澳門的前景和未來。我們還應清醒地看到，博彩旅遊業的發展，將來需要的從業人員和相關行業的人員會更多。在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小城旅遊有幾萬人直接從事博彩業，將來可能還有更多人從事相關行業。因此，當務之急，是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已經有人提出，可以“讓博彩從業員成為澳門社會的精英”。這�先不討論 “精英”的定義，但其積極面對現實的態度應該肯定。相信大家都會同意，光是有了錢，成了“有車階層”，是不能稱為“社會精英”的。事實上，在許多先進的城市，生活素質已經不用擁有私人汽車的百分率來衡量，而是看公共交通設施的完備。即使成了“有車階層”，還應關愛人類，關心人類生存環境，遵守交通規則，禮貌相讓等等。真的，現在我們應該抓緊做的，就是提高博彩旅遊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包括文化素質、品德和其他人文素質。離開學校就業的青年應根據終身教育、終身學習的理念，繼續接受教育。具體措施，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和需要，靈活多樣。例如，可採用較正規的在職進修、工作坊交流、請老一輩教育家介紹經驗、佛教或其他正統宗教分享等等。目前，澳門也在努力“建設包容共濟的和諧社會”，因而要 “着眼長遠，加緊培養發展所需要的各類人才”（國家主席胡錦濤語）。我相信，只要青年人不變壞，只要不斷提高澳門人的素質，澳門會有更美好的未來。 “人善天助，人勤地富”，讓我們共同努力吧！

如何構建和諧社會的一些拙見黎寶珊如何構建一個和諧社會，事實上是一項非常重大的工程，它所涉及的層面非常廣，涉及層面高如政府、低如社會大眾都應該及必須共同參與。既然它所涉及的層面之廣，絕不能一兩次的座談會就能找到磨合點，它必須經過無數次的探討、調查及研究，無數次的爭辯，才能找出方法如何構建一個和諧社會，同時和諧社會的構建是一項持續的社會工程，它將因應社會的不斷發展及社會的情況不同而內容也隨之而變更。正如貴中心是次座談會的主題：動態和諧，你我共建。因此，本人在參與座談會之餘，亦希望能參與提議一些拙見，冀能為構建澳門和諧社會出一份力。（一）影響社會和諧的重要問題，是如何處理及對待公平及公正的關係問題。現實證明由於一些不公平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磨擦與衝突，該等磨擦與衝突繼而影響社會各階層間的不協調問題。不公平不全是因為財富的分配不公平，可以是心理產生的一種不公平感覺，起因於對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或社會利益的理解和處理上存在明顯的偏頗與失衡所造成。道德是精神上的自律，是調節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或社會利益的關係而展開，因此，建立一個正確的道德標準是解決社會不協調的一種方法。隨着社會的高速發展，人們的價值觀、道德標準及行為取向日趨多樣

化，我們必須將道德基礎與社會多元價值觀及人們行為多元道德整合，合理調整並且帶到正確位置上，朝着社會正義方向前進。因此，加強道德標準的建設，將為社會上不公平及不公正的矛盾現象化解。（二）道德所涉及的對象不單只是社會大眾，更重要的是政府人員。政府機構作為社會的主導機關，因此，政府人員的行政道德在社會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行為道德廣被社會大眾所追隨或模仿，若不當的行為被社會大眾所模仿時，定為社會帶來不正常的發展，最終可能導致社會的不協調情況出現。回顧20世紀末西方國家的政府改革，是由於社會大眾對政府的不滿，而不滿主要是集中於對政府及政府人員的行為方面，由此可見，政府及政府人員的行為對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為構建及持續和諧社會，政府必須加強培訓政府人員的道德標準，事實上，國外不少政府推行職業道德培訓已有好幾年了。除此之外，政府在招聘人員時，除考核其專業知識外，更應將其道德標準一併加入評核考慮之列。（三）和諧—當日座談會中聽見兩位出席者都不約而同的將和諧與音樂拉在一起來討論，我本人認為和諧不單只是與音樂有關，更與社會不同階層有關。本人認為要譜出一首漂亮的樂曲，必需集合低音、中音及高音的互相配合。同理，要構建一個和諧社會，亦須集合低層、中層及高層三個層次市民的不同聲音及不同意見協調而組成的。和諧社會不是單一只有一把聲音就定義為和諧社會，當社會出現另外一把聲音時，就被認定為擾亂社會和諧。

故此，若要構建和諧社會，重點是找出問題的癥結、以公平及公正的態度來面對不同階層的問題及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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