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向玉 主編澳門理工學院 出版門 澳門史志書系

澳 門史 志書 系“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 向 玉 主 編澳門理工學院 出版

《澳門史志書系》 編輯委員會主 任：李向玉委 員：王 熹 江 淳 朱德新 林發欽 鄭雲杰 譚世寶澳 門史 志書 系

《澳門史志書系》 總序 澳門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獨特的地理優勢與博大精深的嶺南文化底蘊，使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着中轉站和橋樑的重要作用。明清以來，在長達400多年中國傳統文化與來自歐洲和東南亞等地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及融匯共榮中，澳門文化逐漸具有了以中華文化為主體和以葡萄牙文化為特點的多元文化色彩，在中華歷史文明寶庫中猶如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褶熠發光。 2008年12月，澳門特區政府啟動了具有開創意義的 《澳門通志》 編纂工程的籌備工作，這對推動澳門歷史文化的全面梳理和研究具有深遠的影響。為了充分做好此次編纂工程啟動前的各項準備，其籌備事宜由澳門理工學院承擔，包括相關文件的起草和擬訂工作。其問完成了代擬特區政府上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以及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的請示報告；借鑒內地及港台修志的成功經驗和做法，起草擬訂了 《澳門通志》 的規劃方案和編纂工作所需的各種規章等。在編纂工程的籌備過程中，澳門理工學院又因應澳門歷史研究的現狀和資料積累的情況，對澳門史研究和修志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工作做了科學的規劃。例如澳門史研究主要圍繞澳門歷史和現實的重要問題，以研究較為薄弱的近現代史作為主攻領域之一 ，集聚有實力的專家學者與團隊，發表或出版具有學術創見並有一定研究分量的著述。修志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也是以澳門歷史發展軌跡為主線，以攸關《澳門通志》 編纂的新資料發掘、基本資料的彌補和系統完善為重點，為纂輯各門類資料長編做好文獻儲備。 經過初步的探索和實踐，我們逐漸形成了編輯出版 《澳門史志書系》 的基本思路和想法。 《澳門史志書系》 在編纂原則上，堅持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原則，凡是能夠反映澳門不同歷史階段發展軌跡、體現澳門地域文化特點、彰顯澳門歷史文化特色的研究著述和文獻資料，都是入選的重點。在編纂內容上，以專題著述和文獻資料為品牌，梳理有關學術爭議問題，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立體地揭示澳門歷史發展的規律，闡釋澳門文化的多樣性。 《澳門史志書系》 主張百花齊放、不拘一格，充分尊重著述者和纂輯者的意願，以彰顯個性化為主要特徵。凡總字數在五萬字以上，並具有一定學術研究水準、有利於推進澳門史研究的著述，如澳門通史、斷代史、文物典章、宗教史、

藝術史、教育史、傳統文化與民間習俗、碑刻銘文及古跡遺存、華商家族史 、澳門與海內外關係、人物研究、著名人物回憶錄等，都在入選的範圍。 《澳門史志書系》 出版形式豐富多彩，不拘一格，口述訪談、文物圖錄、專題調研報告、論集，以及不同語種的文獻資料彙編、專題資料輯錄 、個人檔案資料等，都可以採用。 我們希望，透過 《澳門史志書系》 的出版，一是可以向世人展示一個輪廓清晰、有血有肉、多姿多采和真實豐滿的澳門；二是可以凝聚並團結一批有志於澳門歷史與現實問題研究的專家學者與團隊，集思廣益，發揮各自的優勢，全方位拓展、挖掘澳門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使澳門的歷史研究和文獻資料的整理，在前人具有開創性的工作基礎上，更為系統，更有規模，更具特色與活力。 《澳門史志書系》 的出版 ，對推進澳門歷史研究的深入，推進編纂高品質的《澳門通志》 的理論和資料準備工作，具有重要的價值，對於造就澳門的歷史研究人才、促進澳門的學術文化發展、提升澳門的文化品位，具有非常積極的現實意義。 南宋著名史學家鄭樵在歷史著作 《通志》 中曾說 ：“夫學術超詣 ，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涓涓細流，匯成大海。我們深信，只要堅持不懈 ，用心統籌規劃，朝著正確的方向努力，透過 《澳門史志書系》 的出版，必會促進澳門學術文化的繁榮發展。是所望焉。 謹以為序。2012年4月2日於澳門理工學院

研討會主禮嘉賓和與會學者合照

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張磊會長 、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胡根理事長 、澳門地區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組委會崔世昌主席 、 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周薇副院長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吳志良主席 、 中山大學歷史系吳義雄主任共同主持研討會的開慕儀式主辦單位代表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致開幕辭

協辦單位代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周薇副院長致開慕辭協辦單位代表中山大學歷史系吳義雄主任致開慕辭

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向主禮嘉賓澳門地區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組委會 崔世昌主席致送紀念座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向主禮嘉賓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胡根理事長致送紀念座

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向主禮嘉賓中山大學歷史系吳義雄主任致送紀念座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胡根理事長向主禮嘉賓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周薇副院長致送紀念座

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胡根理事長向主禮嘉賓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 吳志良主席致送紀念座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桑兵發表主題演講

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張磊會長發表主題演講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湯開建教授發表主題演講

澳門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鄭雲杰副主任和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朱英所長共同主持研討會的閉幕儀式與會學者出席會議

目 錄開幕致辭李向玉⋯⋯⋯⋯⋯⋯⋯⋯⋯⋯⋯⋯⋯⋯⋯⋯⋯⋯⋯⋯⋯⋯⋯⋯⋯⋯⋯⋯⋯⋯⋯⋯⋯⋯⋯⋯⋯⋯ 1開幕致辭周 薇⋯⋯⋯⋯⋯⋯⋯⋯⋯⋯⋯⋯⋯⋯ ⋯⋯⋯⋯⋯⋯⋯ ⋯⋯⋯⋯ ⋯⋯⋯⋯⋯⋯⋯ 3開幕致辭吳義雄⋯⋯⋯⋯⋯⋯⋯⋯⋯⋯⋯⋯⋯⋯⋯⋯⋯⋯⋯⋯⋯⋯⋯⋯⋯⋯⋯⋯⋯⋯⋯⋯⋯⋯⋯⋯⋯⋯ 5“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綜述朱 英⋯⋯⋯⋯⋯⋯⋯⋯⋯⋯⋯⋯⋯⋯⋯⋯⋯⋯⋯⋯⋯⋯⋯⋯⋯⋯⋯⋯⋯⋯⋯⋯⋯⋯⋯⋯⋯⋯ 7辛亥革命百年新論辛亥革命的再認識桑 兵⋯⋯⋯⋯⋯⋯⋯⋯⋯⋯⋯⋯⋯⋯⋯⋯⋯⋯⋯⋯⋯⋯⋯⋯⋯⋯⋯⋯⋯⋯⋯⋯⋯⋯⋯⋯⋯⋯ 10近代工商界與辛亥革命紀念：以 “雙十節”紀念為例朱 英⋯⋯⋯⋯⋯⋯⋯⋯⋯⋯⋯⋯ ⋯⋯⋯⋯⋯⋯⋯⋯⋯⋯⋯⋯⋯⋯⋯⋯⋯⋯⋯⋯⋯⋯⋯⋯⋯ 19辛亥革命史料抉擇之困惑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與 《革命逸史》 異議孔祥吉 村田雄二郎⋯⋯⋯⋯⋯⋯⋯⋯⋯⋯⋯⋯⋯⋯⋯⋯⋯⋯⋯⋯⋯⋯⋯⋯⋯⋯⋯⋯⋯ 30從革命到反革命：劉師培的心路歷程馬 勇⋯⋯⋯⋯⋯⋯⋯⋯⋯⋯⋯⋯⋯⋯⋯⋯⋯⋯⋯⋯⋯⋯⋯⋯⋯⋯⋯⋯⋯⋯⋯⋯⋯⋯⋯⋯⋯⋯ 50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別論李細珠⋯⋯⋯⋯⋯⋯⋯⋯⋯⋯⋯⋯⋯⋯⋯⋯⋯⋯⋯⋯⋯⋯⋯⋯⋯⋯⋯⋯⋯⋯⋯⋯⋯⋯⋯⋯⋯⋯ 62楊毓麟與章士釗的糾紛及其餘波鄒小站⋯⋯⋯⋯⋯⋯⋯⋯⋯⋯⋯⋯⋯⋯⋯⋯⋯⋯⋯⋯⋯⋯⋯⋯⋯⋯⋯⋯⋯⋯⋯⋯⋯⋯⋯⋯⋯ 71辛亥時期革命派民族主義的內在轉換彭南生⋯⋯⋯⋯⋯⋯⋯⋯⋯⋯⋯⋯⋯⋯⋯⋯⋯⋯⋯⋯⋯⋯⋯⋯⋯⋯⋯⋯⋯⋯⋯⋯⋯⋯⋯⋯⋯⋯83基督教與 “新中國”：美國傳教士的辛亥敍述 ——以亞瑟·布朗 （Arthur Judson Brown） 著作為中心劉家峰⋯⋯⋯⋯⋯⋯⋯⋯⋯⋯⋯⋯⋯⋯⋯⋯⋯⋯⋯⋯⋯⋯⋯⋯⋯⋯⋯⋯⋯⋯⋯ 94

宋教仁民族主義探略 ——附：澳門劃界問題的見解與評論遲雲飛 ⋯⋯⋯⋯⋯⋯⋯⋯⋯⋯⋯⋯⋯⋯⋯⋯⋯⋯⋯⋯⋯⋯⋯⋯⋯⋯⋯⋯⋯⋯⋯⋯⋯⋯⋯⋯⋯ 1061923年孫中山致函真光中學校祖那夏理考辨程強強 夏 泉⋯⋯⋯⋯⋯⋯⋯⋯⋯⋯⋯⋯⋯⋯⋯⋯⋯⋯⋯⋯⋯⋯⋯⋯⋯⋯⋯⋯⋯⋯⋯ 131辛亥革命與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谷小水⋯⋯⋯⋯⋯⋯⋯⋯⋯⋯⋯⋯⋯⋯⋯⋯⋯⋯⋯⋯⋯⋯⋯⋯⋯⋯⋯⋯⋯⋯⋯⋯⋯⋯⋯⋯⋯ 136辛亥革命前夕重慶仲介貿易領域的競爭與分化周 琳⋯⋯⋯⋯⋯⋯⋯⋯⋯⋯⋯⋯⋯⋯⋯⋯⋯⋯⋯⋯⋯⋯⋯⋯⋯⋯⋯⋯⋯⋯⋯⋯⋯⋯⋯⋯146溝通中央與各省的努力 ——民國元年行政諮詢員述略陳 明⋯⋯⋯⋯⋯⋯⋯⋯⋯⋯⋯⋯⋯⋯⋯⋯⋯⋯⋯⋯⋯⋯⋯⋯⋯⋯⋯⋯⋯⋯⋯⋯⋯⋯⋯⋯⋯ 155督撫與諮議局衝突原因之分析李振武⋯⋯⋯⋯⋯⋯⋯⋯⋯⋯⋯⋯⋯⋯⋯⋯⋯⋯⋯⋯⋯⋯⋯⋯⋯⋯⋯⋯⋯⋯⋯⋯⋯⋯⋯⋯⋯⋯172容閎與孫中山：兩位基督徒 “總統”的革命緣愫陳才俊 ⋯⋯⋯⋯⋯⋯⋯⋯⋯⋯⋯⋯⋯⋯⋯⋯⋯⋯⋯⋯⋯⋯⋯⋯⋯⋯⋯⋯⋯⋯⋯⋯⋯⋯⋯⋯⋯⋯179內外經略：辛亥年間清廷的戰時財源籌策劉增合⋯⋯⋯⋯⋯⋯⋯⋯⋯⋯⋯⋯⋯⋯⋯⋯⋯ ⋯ ⋯⋯⋯⋯⋯⋯⋯⋯⋯⋯⋯⋯⋯⋯⋯⋯191公共知識分子的起義：孫中山的民族與政治思想 黃雁鴻⋯⋯⋯⋯⋯⋯⋯⋯⋯⋯⋯⋯⋯⋯⋯⋯⋯⋯⋯⋯⋯⋯⋯⋯⋯⋯⋯⋯⋯⋯⋯⋯⋯⋯⋯⋯⋯⋯ 205趙連城二三事 張 梅 ⋯⋯⋯⋯⋯⋯⋯⋯⋯⋯⋯⋯⋯⋯⋯⋯⋯⋯⋯⋯⋯⋯⋯⋯⋯⋯⋯⋯⋯⋯⋯⋯⋯⋯⋯⋯⋯ 212辛 亥 革 命 與 澳 門辛亥革命在澳門張 磊⋯⋯⋯⋯⋯⋯⋯⋯⋯⋯⋯⋯⋯⋯⋯⋯⋯⋯⋯⋯⋯⋯⋯⋯⋯⋯⋯⋯⋯⋯⋯⋯⋯⋯⋯⋯⋯⋯218《鏡海叢報》 之主筆考 ——孫中山先生隱瞞與鏡湖醫院華人之衝突試析金國平⋯⋯⋯⋯⋯⋯⋯⋯⋯⋯⋯⋯⋯⋯⋯⋯⋯⋯⋯⋯⋯⋯⋯⋯⋯⋯⋯⋯⋯⋯⋯⋯⋯⋯⋯⋯⋯ 231孫中山與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李長森⋯⋯⋯⋯⋯⋯⋯⋯⋯⋯⋯⋯⋯⋯⋯⋯⋯⋯⋯⋯⋯⋯⋯⋯⋯⋯⋯⋯⋯⋯⋯⋯⋯⋯⋯⋯⋯⋯ 244《鏡海叢報》 反映的晚清澳門歷史片段吳義雄⋯⋯⋯⋯⋯⋯⋯⋯⋯⋯⋯⋯⋯⋯⋯⋯⋯⋯⋯⋯⋯⋯⋯⋯⋯⋯⋯⋯⋯⋯⋯⋯⋯⋯⋯⋯⋯253

孫中山在清末向澳門鏡湖醫院借錢的兩張單據辨偽 譚世寶⋯⋯⋯⋯⋯⋯⋯⋯⋯⋯⋯⋯⋯⋯⋯⋯⋯⋯⋯⋯⋯⋯⋯⋯⋯⋯⋯⋯⋯⋯⋯⋯⋯⋯⋯⋯⋯⋯ 272中山先生在澳行醫時期交遊人物考之一 ——華商曹子基及其家族 趙利峰⋯⋯⋯⋯⋯⋯⋯⋯⋯⋯⋯⋯⋯⋯⋯⋯⋯⋯⋯⋯⋯⋯⋯⋯⋯⋯⋯⋯⋯⋯⋯⋯⋯⋯⋯⋯⋯⋯291從館藏文物 “揭本生息贈藥單”看孫中山與澳門 帥 倩⋯⋯⋯⋯⋯⋯⋯⋯⋯⋯⋯⋯⋯⋯⋯⋯⋯⋯⋯⋯⋯⋯⋯⋯⋯⋯⋯⋯⋯⋯⋯⋯⋯⋯⋯ ⋯⋯310孫中山在澳門的行醫活動探析 彭 蕙 ⋯⋯⋯⋯⋯⋯⋯⋯⋯⋯⋯⋯⋯⋯⋯⋯⋯⋯⋯⋯⋯⋯⋯⋯⋯⋯⋯⋯⋯⋯⋯⋯⋯⋯⋯⋯⋯⋯314孫中山的思想飛躍與精神遺產 ——澳門見證的孫中山 劉羨冰⋯⋯⋯⋯⋯⋯⋯⋯⋯⋯⋯⋯⋯⋯⋯⋯⋯⋯⋯⋯⋯⋯⋯⋯⋯⋯⋯⋯⋯⋯⋯⋯⋯⋯⋯⋯⋯⋯322澳門向為孫中山國民革命基地 陳樹榮⋯⋯⋯⋯⋯⋯⋯⋯⋯⋯⋯⋯⋯⋯⋯⋯⋯⋯⋯⋯⋯⋯⋯ ⋯⋯⋯⋯⋯⋯⋯⋯⋯⋯ ⋯⋯336孫中山派孫科到澳門策動海軍起義始末 徐 新⋯⋯⋯⋯⋯⋯⋯⋯⋯⋯⋯⋯⋯⋯⋯⋯⋯⋯⋯⋯⋯⋯⋯⋯⋯⋯⋯⋯⋯⋯⋯⋯⋯⋯⋯⋯⋯⋯ 347同盟會在港澳策動辛亥廣東光復縱覽 莫世祥⋯⋯⋯⋯⋯⋯⋯⋯⋯⋯⋯⋯⋯⋯⋯⋯⋯⋯⋯⋯⋯⋯⋯⋯⋯⋯⋯⋯⋯⋯⋯⋯⋯⋯⋯⋯⋯ 356多維視角看孫中山先生在澳門與香港的革命活動 梁耀強⋯⋯⋯⋯⋯⋯⋯⋯⋯⋯ ⋯⋯⋯⋯⋯⋯⋯⋯⋯⋯⋯⋯⋯⋯⋯⋯⋯⋯⋯⋯⋯⋯⋯⋯⋯⋯370 “三頭家”：近代香山買辦與香山、上海、澳門 ——以徐潤、鄭觀應為中心 黃健敏⋯⋯⋯⋯⋯⋯⋯⋯⋯⋯⋯⋯⋯⋯⋯⋯⋯⋯⋯⋯⋯⋯⋯ ⋯⋯⋯⋯⋯⋯⋯⋯⋯⋯⋯⋯383二十世紀初孫氏革命黨人在澳門的結社活動 婁勝華⋯⋯⋯⋯⋯⋯⋯⋯⋯⋯⋯⋯⋯⋯⋯⋯⋯⋯⋯⋯⋯⋯⋯⋯⋯⋯⋯⋯⋯⋯⋯⋯⋯⋯⋯⋯⋯⋯ 393清末民初澳門革命運動的地緣政治特色 何偉傑⋯⋯⋯⋯⋯⋯⋯⋯⋯⋯⋯⋯⋯⋯⋯⋯⋯⋯⋯⋯⋯⋯⋯⋯⋯⋯⋯⋯⋯⋯⋯⋯⋯⋯⋯⋯⋯ 400怎樣教導婦孺知識？ ——盧湘父編撰的早期澳門啟蒙教材 區志堅⋯⋯⋯⋯⋯⋯⋯⋯⋯⋯⋯⋯⋯⋯⋯⋯⋯⋯⋯⋯⋯⋯⋯⋯⋯⋯⋯⋯⋯⋯⋯⋯⋯⋯⋯⋯⋯⋯407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 ——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陳志峰⋯⋯⋯⋯⋯⋯⋯⋯⋯⋯⋯⋯⋯⋯⋯⋯⋯⋯⋯⋯⋯⋯⋯⋯⋯⋯⋯⋯⋯⋯⋯⋯⋯⋯⋯⋯⋯427

晚清澳門校史研究的辨偽：以 “培基”（1908年）混淆為 “啟蒙”（1902年）學校為例 ——兼敬駁陳志峰副教授 何偉傑⋯⋯⋯⋯⋯⋯⋯⋯⋯⋯⋯⋯⋯⋯⋯⋯⋯⋯⋯⋯⋯⋯⋯⋯⋯⋯⋯⋯⋯⋯⋯⋯⋯⋯⋯⋯⋯⋯438民國元年前後的粵澳關係 鄧開頌⋯⋯⋯⋯⋯⋯⋯⋯⋯⋯⋯⋯⋯⋯⋯⋯⋯⋯⋯⋯⋯⋯⋯⋯⋯⋯⋯⋯⋯⋯⋯⋯⋯⋯⋯⋯⋯⋯446澳門與孫中山的人生轉折 ——尋覓武昌首義前孫中山與澳門的關係 黃明同⋯⋯⋯⋯⋯⋯⋯⋯⋯⋯⋯⋯⋯⋯⋯⋯⋯⋯⋯⋯⋯⋯⋯⋯⋯⋯⋯⋯⋯⋯⋯⋯⋯⋯⋯⋯⋯⋯454鄭觀應與澳門 劉耿生⋯⋯⋯⋯⋯⋯⋯⋯⋯⋯⋯⋯⋯⋯⋯⋯⋯⋯⋯⋯⋯⋯⋯⋯⋯⋯⋯⋯⋯⋯⋯⋯⋯⋯⋯⋯⋯ 458徐勤與澳門 趙立人 萬新海⋯⋯⋯⋯⋯⋯⋯⋯⋯⋯⋯⋯⋯⋯⋯⋯⋯⋯⋯⋯⋯⋯⋯⋯⋯⋯⋯⋯⋯⋯⋯⋯466梁啟超與澳門·辛亥革命 徐松榮 李 超⋯⋯⋯⋯⋯⋯⋯⋯⋯⋯⋯⋯⋯⋯⋯⋯⋯⋯⋯⋯⋯⋯⋯⋯⋯⋯⋯⋯⋯⋯⋯⋯472辛亥革命前夕的澳門博彩業 胡 根 馬 光⋯⋯⋯⋯⋯⋯⋯⋯⋯⋯⋯⋯⋯⋯⋯⋯⋯⋯⋯⋯⋯⋯⋯⋯⋯⋯⋯⋯⋯⋯⋯⋯480辛亥革命前後澳門華人婦女思潮之嬗變 晏雪蓮⋯⋯⋯⋯⋯⋯⋯⋯⋯⋯⋯⋯⋯⋯⋯⋯⋯⋯⋯⋯⋯⋯⋯⋯⋯⋯⋯⋯⋯⋯⋯⋯⋯⋯⋯⋯⋯⋯492略論澳門對於辛亥革命時期女性觀的影響 李蘭萍⋯⋯⋯⋯⋯⋯⋯⋯⋯⋯⋯⋯⋯⋯⋯⋯⋯⋯⋯⋯⋯⋯⋯⋯⋯⋯⋯⋯⋯⋯⋯⋯⋯⋯⋯⋯⋯⋯ 512外祖父陳秉心追隨孫中山事跡 李業飛⋯⋯⋯⋯⋯⋯⋯⋯⋯⋯⋯⋯⋯⋯⋯⋯⋯⋯⋯⋯⋯⋯⋯⋯⋯⋯⋯⋯⋯⋯⋯⋯ ⋯⋯519 《晦鳴錄》 在澳門被禁初考 陳麗蓮⋯⋯⋯⋯⋯⋯⋯⋯⋯⋯⋯⋯⋯ ⋯⋯⋯⋯⋯⋯⋯⋯⋯⋯⋯⋯⋯⋯⋯⋯⋯⋯⋯⋯⋯⋯⋯⋯533澳門作為飛地的 “危”與 “機” ——16- 19世紀華洋交往中的小人物 程美寶⋯⋯⋯⋯⋯⋯⋯⋯⋯⋯⋯⋯⋯⋯⋯⋯⋯⋯⋯⋯⋯⋯⋯⋯⋯⋯⋯⋯⋯⋯⋯⋯⋯⋯⋯⋯⋯ 544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的新進展與新成果 ——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綜述 王 熹⋯⋯⋯⋯⋯⋯⋯⋯⋯⋯⋯⋯⋯⋯⋯⋯⋯⋯⋯⋯⋯⋯⋯ ⋯⋯⋯⋯⋯⋯⋯⋯⋯⋯⋯⋯⋯⋯561編後記⋯⋯⋯⋯⋯⋯⋯⋯⋯⋯⋯⋯⋯⋯⋯⋯⋯⋯⋯⋯⋯⋯⋯⋯⋯⋯⋯⋯⋯⋯⋯⋯⋯⋯⋯⋯⋯⋯⋯⋯579

開幕致辭澳門理工學院院長 李向玉教授尊敬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周薇副院長，尊敬的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吳志良主席，尊敬的澳門地區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組委會崔世昌主席，尊敬的中山大學歷史系吳義雄主任，尊敬的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胡根理事長，尊敬的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張磊會長，尊敬的各位專家學者，傳媒界朋友： 大家好！歡迎大家出席由澳門理工學院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主辦，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協辦的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屆學術年會” 澳門作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是近代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人士一個重要的活動舞臺，對中國近現代化進程產生積極的作用。澳門與辛亥革命有特殊的關係，許多近現代革命家與澳門有密切的聯繫，澳門更是孫中山先生邁向世界的門戶，踏足社會、開展革命事業的地方。 今年適逢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各地相繼舉辦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為推動澳門及辛亥革命的歷史研究，促進兩岸四地的學術交流和歷史認同，經過長時間的商議與籌備，由澳門理工學院聯同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舉辦的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今天終於在澳門理工學院成功召開。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是本地一個重要的民間學術團體，成立十年來，每年堅持舉辦學術年會並出版論文集，取得重大的成果。今年，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在澳門基金會及文化局的贊助下，積極投入和參與主辦是次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從中體現了澳門基金會及文化局，特別是吳志良博士和吳衛鳴局長對是次會議的重視和支持。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和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向來是辛亥革命及孫中山研究的重要基地，擁有優秀的學術傳統和雄厚的研究力量，且與澳門地緣、人緣關係密切，與本院有長期的合作關係。因此，是次會議的成功舉辦，實在是澳門不同政府部門和民間社團與內地學術機構共同努力的成果。 來自北京、武漢、石家莊、溫州、廣州、香港、台灣、澳門和海外地區的80多位學者參加本次研討會，提交了76篇論文，新史料、新觀點和新方法紛呈，

進一步推進了辛亥革命和澳門的歷史研究。未來兩天，學者們將圍繞 “清末民初的澳門社會”、 “孫中山與澳門” 、 “維新派和革命派在澳門的活動” “土生葡人與辛亥革命”等主題 ，開展熱烈的討論。 從晚清到民初，從革命青年到家國砥柱，孫中山先生在澳門譜寫了動人的歷史篇章；從父兄到妻兒，從鏡湖醫院到中西藥局，孫中山先生在澳門留下了甜蜜的親情回憶和匆匆的革命步履。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統一 ，孫中山先生奉獻了畢生的力量，今天，他的精神凝鑄成青銅，依舊挺立在澳門多處地方，傾注着對這片土地的無限依戀。也許，通過今天的研討會，我們重構歷史 ，緬懷先烈，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富強而出謀獻策，就是對孫中山先生最大的致禮。 最後 ，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祝願大家在澳門有一個愉快的學術旅程 ！謝謝大家！

開幕致辭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周薇尊敬的李向玉院長、尊敬的各位專家學者、與會嘉賓： 大家上午好 ！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澳門理工學院、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山大學決定聯合舉辦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屆學術年會”。經過澳門理工學院主導下的籌備小組的周密籌備，今天，會議終於隆重開幕了，作為主辦方之一，我謹代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對蒞臨本次會議的海內外學者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 一百年前，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党人發動了偉大的辛亥革命，深刻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辛亥革命的發生，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它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矛盾激化和人民頑強鬥爭的必然結果。從19世紀40年代起，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中國人民進行了前仆後繼、可歌可泣的抗爭。從三元里民眾的自發抗英鬥爭，到太平天國的舊式農民起義，再到康、梁維新派的變法改良，不斷奮鬥，不斷失敗。血的教訓使中國人逐漸認識到，要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國腐朽勢力的代表，同時已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不掃除這個障礙，不可能獲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振興中華的深切願望。 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驅 ，高擎民主共和大旗，提出了比較明確、系統的民主革命綱領——三民主義。他們先後成立了 “興中會”、 “華興會”、 “光復會”、 “同盟會”等革命組織，一方面向民眾宣傳革命思想，一方面積聚力量，不斷發動武裝反清起義。經過十多年的艱難奮鬥和流血犧牲，終於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國建立起第一個民主共和政權。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績，是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始了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偉大里程碑。辛亥革命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是中國人民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奮起革命的一個新起點，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具有深刻而久遠的重大意義。 澳門與辛亥革命有著密切的聯繫。近代以來，澳門作為中西經濟、文化交流最早交匯點，成為近代中國社會醞釀變法圖強、傳播維新革命思想的重要策源地。民族英雄林則徐藉澳門 “探訪夷情”，開啟了近代中國 “睜眼看世界”的初始歷程。維新思想家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在澳門吶喊變法維新，揭開了近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序幕。辛亥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先生和澳門有著更為密切的關係：少年時代，他多次往來於故鄉與澳門之間，外出學習，放眼世界；青年時

期，他在澳門行醫，踏入社會，志在改造國家；辛亥革命前後，他和他的革命同仁在澳門有過多次重要活動，至今仍留存著他當年生活和從事革命活動的舊址和遺跡。澳門有著維護國家主權、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光榮傳統 ，在辛亥革命歷史上起到了積極和獨特的作用。武昌起義爆發後，澳門革命黨人積極回應，在澳門組織專門機關，策動駐紮前山新軍反正並取得成功。反正的新軍編為 “香軍”對於不久以後廣東脫離清廷宣告獨立 ，給予了十分有力的支持。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澳門各界舉行了各種慶祝活動 ，表達了對新生民國的欣喜之情。孫中山逝世時，兩萬多澳門民眾冒雨舉行追悼會，表達對這位歷史偉人的崇敬之情 ，是為澳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追悼會。 悠悠歲月，滄桑巨變，轉眼間辛亥革命已過去了整整一個世紀。和一百年前相比 ，改革開放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華民族復興的壯麗畫卷正日益清晰地展現。撫今思昔，我們更加深切懷念孫中山先生以及為民族復興不懈奮鬥的志士仁人、革命先烈。 今天 ，我們紀念、研究辛亥革命，不僅僅是回顧那段光輝歲月，更重要是深刻認識辛亥革命的現實意義，從革命先驅那裹汲取智慧和力量 ，厲行中山先生 “振興中華”的宏願，推進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孫中山先生是站在時代前列的偉人，他的 “天下為公”的博大胸懷和高尚品德， “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的頑強意志，放眼世界、 “取法乎上”的遠見卓識，都值得今人好好繼承發揚 ，使之薪火相傳、繼往開來。 香港 、澳門回歸祖國後 ，粵港澳三地關係越來越密切 ，學術交流越來越頻繁。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向來非常重視對澳門歷史和現狀的研究。早在1980年 ，我院就成立了國內第一家專門研究港澳問題的科研機構——港澳研究中心。另外我院還在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設立了港澳史研究室。這兩個研究機構出了不少成果，如編寫了 《澳門歷史新說》 、 《粵澳關係史》 、 《近代粵港澳關係史》 、《粵澳關係全紀錄》 等較有影響的著述。我院還長期與澳門各學術單位保持著密切的交流關係，多次聯合舉辦以澳門研究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2010年我院與澳門理工學院簽署了戰略合作協定，這次聯合舉辦紀念辛亥革命的大型研討會，就是雙方合作的重要體現。我深信，今後我們的交流與合作會越來越密切 ，越來越富有成果。 最後，祝願來自兩岸四地的學者嘉賓身體健康，萬事順意 ，祝願學術研討會圓滿成功。謝謝。，

開幕致辭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 吳義雄教授尊敬的李向玉院長、胡根理事長、周薇副院長、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吳志良主席、澳門地區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組委會崔世昌主席、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張磊會長，尊敬的各位學者，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上午好！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今天在澳門理工學院開幕。我謹代表中山大學歷史系、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向會議的成功舉辦，表示熱烈的祝賀！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一代先賢，以救國救民為目標，以傾覆封建王朝為宗旨，以自由、平等、博愛為精神追求，以武裝革命為途徑，克服無數的艱險和困苦，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和代價，終於推翻清朝，建立了中華民國。這場革命，徹底改寫了中國的歷史。它的寶貴遺產，至今仍在影響和塑造著我們的生活。舉行以辛亥革命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更為深入和全面地認識這場革命的意義，及其對於21世紀中國的價值，是非常必要的。我們舉辦這樣一場學術會議，正是以此為宗旨的。 熟悉辛亥革命史的專家都知道，這場革命主要是以中國內地的一些中心城市為主要舞臺的。然而，遠離中國政治中心、處於葡萄牙人管治之下的澳門，與革命運動也有著密切的聯繫。偉大的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在這裡度過他的一段青年時光，進行過以醫術救世濟人的事業。我們也許沒有非常直接的史料，證明這段經歷促成了他走向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但我們也無法否認，他的革命思想正是在其慷慨激昂的青年時代逐漸醞釀而出的。他在澳門的所見、所聞、所想，與他走上革命道路，有著什麼樣的具體聯繫，這是我們需要繼續深入探討的問題。除了孫中山先生與澳門的關係之外，澳門社會與辛亥革命時期華南及其他中國內陸地區社會、文化變遷之聯繫，也是很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課題。 辛亥革命運動，從孫中山先生創建興中會算起，經歷了十餘年的時間。但我們要認識近代中國革命發生的深層因素，還應到更為廣闊的歷史空間去尋找。中國近代的改革和革命，是在中西文明交匯和碰撞的背景下發生的，來自域外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傳統中國在西洋文明面前遭遇的悲慘命運，都使得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人對中國的歷史、現狀和出路進行深刻的反思，並用行動將思想的成果變為現實。澳門正是一個站在中西文明交匯點的城市。這個南海之濱的彈丸之地，從16世紀開始，就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成為中西文明相互接觸和瞭解的視窗。在辛亥革命前的三個半世紀中，澳門作為中西交流主要通道的時間有三個世紀。在三個多世紀中國發生的許多變化，不能不說與澳門有著太多的關係。

來自西方的知識、思想、制度 、文化 ，與物質文明一道 ，經由澳門流向廣袤的中國內陸地區。從這個意義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澳門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當然，反過來，澳門也是世界瞭解中國、接觸中國文化的視窗 ，在世界格局演變的長時段歷史中，澳門也扮演了一個獨特的角色。對這個特殊的城市的歷史進行深入的、全方位的探討 ，也是我們更好地理解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社會的必要途徑。因此，各位學者將會發現，本次學術研討會上 ，有一批學者將研究澳門歷史上的專門問題。我認為這將成為本次學術研討會的一個重要的特色。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經過了幾個月的醞釀。在此過程中，澳門理工學院和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兩個主辦單位，為會議的成功舉辦提供了主要的條件。兩個單位的同仁 ，為會議的準備付出辛勤的努力。我們中山大學歷史系和近代中國研究中心 ，很榮幸地接受邀請，成為會議的協辦單位。我們這次會議 ，由兩個澳門的學術單位和兩個廣州的學術單位共同舉辦，實現了跨地區的學術合作，我認為這是非常難得的，體現了共同推進學術事業的精神追求。作為會議的協辦單位之一 ，我們感受到，與澳門理工學院和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 ，以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在這幾個月中的合作和交流，是我們非常愉快的、值得我們珍視的寶貴經歷。我們對他們作出的重要貢獻、富有效率的出色工作，謹表示由衷的欽佩和深深的敬意 ！我們也向支持、關心本次學術研討會的專家學者，表示誠懇的謝意！我相信，在參加本次會議的所有專家、工作人員的支持下，會議一定能取得圓滿的成功。祝大家在澳門度過美好的時光。謝謝大家！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綜述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 朱英教授 由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主辦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協辦的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屆學術年會” ，於2011年9月17日至20日在澳門舉行。兩岸四地參加本次研討會的專家學者總計近百人，收到論文76篇。 提交本次會議的論文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與研究辛亥革命相關的論文，數量居多，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涉及孫中山、辛亥革命與澳門；另一類是探討澳門歷史與文化的論文，這兩類論文均與會議主題緊密相聯。下面先簡單介紹一下會議論文情況。 提交本次會議的論文中，綜合性論述辛亥革命的文章很少，僅有桑兵教授的《辛亥革命的再認識》 一文，但張磊先生的大會主題發言，主要也是從宏觀上對有關辛亥革命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了闡述。辛亥革命時期歷史人物仍然是與會學者關注的重點，尤其是從各方面對孫中山的探討受到重視，包括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新論、孫中山的宣傳思想、澳門與孫中山的人生轉折、孫中山在澳門的行醫與革命活動、孫中山與澳門各方人士的交往、孫中山派孫科到澳門策動海軍起義等。另外，利用未刊函剳對楊毓麟的研究，以及對楊毓麟與章士釗的糾紛、劉師培從革命到反革命發展變化的評價，對宋教仁的民族主義思想、梁啟超與鄭觀應與澳門的關係、容閎與孫中山的關係等，都有論文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其中有些論文挖掘了新史料，有些論文提出了新見解，還有些論文則彌補了以往研究的薄弱環節。 在政治史研究領域，提交會議的論文涉及清季府廳州縣改制、民國元年行政諮詢員、督撫與諮議局衝突、同盟會在港澳策動辛亥廣東光復、澳門革命運動的地緣政治特色、廣州府海防同知職能之演變等內容，其中有的問題以往研究不足，有的是對老問題提出新看法。另外，對辛亥革命以後七個民國生卒紀年的論述 ，或許與會學者會有一些不同意見，但卻很有意思。 有關經濟史方面的論文為數不多，內容涉及辛亥年間清廷的戰時財源籌策與制度變革、辛亥革命前夕的澳門博彩業、晚清澳門華人巨賈何連旺家族、澳門華商與孫中山醫務及革命活動的關係等，這方面的論文一般都體現出史料比較豐富，論述也比較扎實的特點。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論文相對而言也較少，內容涉及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民族主義的內在轉換、清末 “國事犯”觀念的引進、論辯與實踐，另還有對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培基學校的考察等，均不乏學術價值與參考借鑒意義，有的問題過去很少論及。

與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與社會群體相關的論文，內容論及民國時期工商界對辛亥革命的紀念及其特點、美國傳教士群體的辛亥敘事、辛亥革命對中國工人階級成長與發展的影響、辛亥革命前後澳門華人婦女的思想嬗變等 ，另還有從 《鏡海叢報》 刊載的各方面資料探討晚清的澳門社會。其中有些論文考察的問題 ，學術界以往探討並不多，明顯屬於薄弱環節，其學術價值自不待言。 論及澳門史的論文為數不少，除了前面提及的多篇辛亥革命與澳門相關的論文之外，還有不少論文專題探討了近代澳門的歷史與文化等問題 ，如在澳門視野下對中國近代史的新認識、方志學視野下澳門歷史研究省思、澳門地域文化圈與澳門對近代中國思想變遷的影響、清末珠三角的匪患與社會危機及其澳門因素、澳門茶葉貿易的發展演變、早期澳門的啟蒙教材及其影響、對澳門近代新史料的介紹等。這些論文有的論述非常扎實，史料也比較豐富，有的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野方面提出了具有啟迪意義的新見解，對於推動近代澳門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不無積極意義。 總體而言，本次學術研討會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此次會議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與港澳和內地已經召開的許多紀念辛亥革命的會議有某些相似之處 ，同樣有 “紀念史學”的特徵，但也有明顯的不同，這次會議應該說是一次純粹的、成功的學術研討會，在學術研討方面的成效與收穫更大。除時間簡短的開幕式之外，接著進行的大會主題發言均為學術報告，隨後兩天分為三個小組，與會學者分別報告論文、提問、討論和回應，時間較充足，而且不同學術見解的交鋒也比較深入。有學者甚至表示，通過討論取得的學術收穫更加突出。 第二，此次會議的與會學者以及收到的論文學術水準也比較高，有不少論文可以說已經達到了可觀的學術水平，或挖掘了新史料，或論述了新課題 ，或對老課題提出了新見解，在許多方面都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第三，此次會議的論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辛亥革命與近代澳門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拓展，將會產生積極的作用與影響，特別是有的論文從方法論的高度對今後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發展提出了具有指導性的見解，在辛亥革命與澳門的研究方面，也前進了一大步。可以相信，本次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出版之後，將會成為衆多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中具有鮮明特色與較高學術水平的一部文集。 不過 ，提交本次會議的論文論述的內容似乎也不平衡。關於人物的論文最多，大約26篇，其中絕大多數又與孫中山相關，達到18篇 ，綜合性論述辛亥革命的論文太少，涉及政治內容的論文也只有5篇，經濟方面的論文4篇，思想文化方面的論文5篇，與社會與社會群體相關的論文8篇，其他論文則與澳門史相關。 下面再談一下個人與本次會議無直接關聯的其他感想。衆所周知 ，時逢辛亥革命的百年紀念，海內外各方面都非常重視 ，高度關注，作為史學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者，除了參與紀念和宣傳之外，更希望借此百年一遇的良機，促進辛亥

革命史研究能夠獲得突破性的新進展。近20年來，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專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並不少，有些也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但在整體述事方面尚無突破原有三部有影響的辛亥革命史著作的新著問世。美國近年來出現了從下層民衆視野的角度，重寫美國革命史的趨向，獲得了許多全新的認識，並有新成果陸續出版。但從現有情況看，我們在百年紀念之際卻難有以新體例新框架撰寫的新的辛亥革命通史著作出版，仍然只有原來三部著作的修訂本。武漢市委宣傳部希望推薦新的辛亥革命史著作給幹部閱讀，也很難找到合適的一本。由此看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整體創新與突破，只能留待將來的時日。 相比較而言，我們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確已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平，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學術高地，但整體突破與創新也並非沒有可能。桑兵教授闡明應該將辛亥革命置於晚清民國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考察，章開沅先生強調擴展辛亥革命史研究要注意三個一百年，第一個百年是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真正瞭解辛亥革命何以會發生，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何以形成？第二個百年是辛亥革命至今的一百年，應認真、全面、深入地考察百年來辛亥革命對中國歷史發展究竟有哪些影響，其中包括正負兩方面的影響；第三個百年是今後的一百年，要借鑒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把握今後發展的方向，而且應該有世界的眼光。 個人以為，這些見解對於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整體創新與突破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需要突破以往 “就辛亥革命而研究辛亥革命史”狹窄視野的局限，在上下延伸與橫向貫通兩個方面下功夫，以整體史而非碎片化的眼光對辛亥革命史進行新的考察與分析。當然，必不可少的前提也還有對更多相關史料，包括中外文資料的挖掘、考訂和利用，力爭回到歷史現場，得到更趨近歷史真實與更加全面客觀的認識。近20年來專題研究所取得的可觀成果，也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整體創新與突破提供了基礎。希望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百年熱過後，不會馬上就陷入沈寂，而是有一批中青年學者將辛亥革命史作為長期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早日出版全新的辛亥革命通史性著作。

辛亥革命的再認識桑 兵 摘要 ：將辛亥革命置於晚清民國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考察 ，溝通古今中外 ，不要單純由革命中心外鑠 ，可見辛亥時期朝野各方均致力於知識與體制的全面變革 ，使得中國社會的重要領域迅速發生革命性變動 。 這些變動受到中、 西 、東學及體制的糾結影響 ，圍繞各類趨新活動又形成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聯繫 。 只有不為變化即進化 ，現在即現代的成見所囿 ，回到歷史現場 ，理解古往今來中外各種思想學說制度的本意 ，及其依時空演進而呈現的流變 ，所論才能適得其所 ，既具有系統且不涉附會 ，使得包括革命在內的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得到充分展現 。 中國史學發達甚早，即使起步較晚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也有相對而言較為成熟的部分，辛亥革命史即其一。而且以往雖然同樣受制於政治的影響 ，海內外的研究取向各異，但也不乏相似性。如果說革命史一度是中國近代史的重心主導 ，那麼就三次革命高潮而論 ，義和團的看法分歧最大，可謂截然相反，太平天國雖然同樣受到肯定，因為與農民革命及農民政權問題相牽連 ，認識也大有分別。而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儘管關於革命的性質等等問題各執一說，基本事實的認定和表述卻大同小異。美國的謝文孫所寫 《辛亥革命的歷史編撰學》 ，早就指出海峽兩岸的辛亥革命史敘述，共同性其實相當顯著。 當然 ，認真計較起來，大同之下的小異比比皆是 ，有的甚至不小。影響革命史的觀念很大程度源于後來國共兩黨各自主張自身言行的正當性及正統性。今人追究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緣起 ，目光大都聚焦于羅家倫、蔣廷黻等人的努力 ，以及中共方面關於黨史敘述的初期建構，對於國民黨的所謂三民主義教育 （黨化教育） 的作用有所忽略。民國時發源於南方的黨化教育，包括革命史、軍訓、三民主義思想在內，隨著國民革命的發展而推向全國。只是各地大專院校接受的方面程度各有取捨。從態度較為積極的東南各校撰寫的革命史教授提綱看，可見包括近代史開端在內的大框架，與今日海峽兩岸的中國近代史體例大同小異，分別最為顯著的就是對於義和團的看法。1949年中國新史學會成立伊始就著手編輯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可是並非從頭開始，以時為序，而是攔腰由 《義和團》 著手，顯然是認識頗為準確的刻意之為，旨在旗幟鮮明地標明分野。 正統性主導下的革命史敘述 ，往往凸顯政治勢力和社會階級階層之間的衝突鬥爭。而這樣的衝突鬥爭只是革命進程的表現 ，是手段而非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要根本改變社會。美國學者任達 （Douglas R.Reynolds） 的 《新政革命與日 桑兵：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孫中山研究所所長。*

本》 （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University 1993）一書認為： 在1898年百日維新前夕，中國的思想和體制都刻板地遵從了中國 人特有的源於中國古代的原理。僅僅12年後，到了1910年，中國人的 思想和政府體制，由於外國的影響，已經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最根 本含義來說，這些變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 中國的新舊名流 （從高官到舊紳士、新工商業者與學生界） ，改變了語言和思想內 涵，一些機構以至主要傳媒也藉此表達思想。在體制方面，他們按照 外國模式，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建立的政府組織，改變了形成國家和 社會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國的思想和體制與1925年的、以 至今天中國相比較，就會發現基本的連續性，它們同屬於相同的現實 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們發現，在思 想和體制兩大領域都明顯地彼此脫離，而且越離越遠。1 拋開文中的單純進化觀念以及過於簡單的論證方式等諸多可議 ，作為客觀描述，所說大致可以成立。清季十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十年間中國發生的全面變動，是因應千古未有大變局的時代性轉換，在整個中國歷史進程中，只有周秦、唐宋的變化可以與之相較，而且就變動的範圍和程度而言 ，甚或還在前兩期之上。以辛亥時期為界線，中國的社會歷史發展前後兩分。就此而論，辛亥時期的全面改革和變動，已經規定了歷史前進的基本方向。後來的革命，雖然在動力、駕馭者等方面有所調整變化，仍然是沿著既定的軌道運行。 在正統性的主導下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自然會使歷史認識朝著革命的方向集中傾斜，而忽略革命時期社會的整體狀態以及變動的全面情勢。其表現有二，一是十分重視革命，相對輕視改革，十分重視對抗性的政治活動，相對忽略各項制度及其變動。即使有所涉及，也主要是依據章程條文的靜態描述，缺乏以制度文物為貫穿興亡大事的線索脈絡的自覺，以及因時空關係而異的生成演化尋繹；二是十分重視反清革命的一方，相對忽視其他方面，尤其是對立面，甚至將同路人也視為反動派。只看針鋒相對，你死我活，忽略彼此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當然 ，這樣的偏差也不斷有所調整變化，從改變正統觀的角度看，將焦點由孫中山轉向黃興等其他革命人物，從興中會轉向華興會等其他革命組織，已是視野的擴大。自美國修正學派的區域研究將重心轉向立憲派士紳 ，則不僅不再局限於正統之爭 ，也不再僅僅著重於革命。後來再將視角擴展到新政和預備立憲，用意之一，就是目光射及前所不及之處，儘可能全面關照歷史的整體。只是單純由革命中心外鑠，未必能夠起到將革命置於時代全域加以觀照的效果。用革命的觀念考量清政府的言論行事，結局的否定使得研究難以深入。1 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 1912》，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5頁。關 於對該書的較完整看法，參見桑兵《黃金十年與新政革命——評介〈中國，1808- 1912：新政革 命與日本〉》 ， 《燕京學報》新4期，1998年。

歷史上的革命，往往發生於兩種時代，一是極端專制和反動的時代，當政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一味採取高壓政策，令被統治者普遍看不到生的希望，只能揭竿而起。另一種則是改革的時代，由於改革不能協調各方利益，反而激化矛盾，引發社會衝突和政治動盪。辛亥革命發生的時代，既有前一種因素，更多的還是屬於後者。 辛亥革命前，中國在短短幾年裡經歷了甲午戰敗 、戊戌政變和庚子 “拳亂”的陣痛，新世紀一開始，朝野上下都看到非改革不可的時勢。新政復行，所復基本就是戊戌變法所變、政變後大都停擺之政 ，所要改變的都是唐宋以來對中國社會至關重要的制度文物，而且一旦進入改制的通道 ，就會不斷加速 ，使得中國發生天翻地覆的根本變動。在任達看來，這些根本性的變化在最根本的意義上都是革命性的。揆諸事實，清季的政治與社會變革，往前承襲戊戌維新的路徑，往後奠定民國體制的框架，用這樣的視野來檢討，無論革命派、保皇黨、立憲派、社會人士、甚至清政府和統治集團的各派系，除少數人外，都在因勢求變。只不過因為利害各異，變的取向和求的方式有所不同。各方面公開的爭與暗中的合 ，看似相反，實則相成。這大概也是後來有的學人重新審視近代史上的改革與革命，不免懷疑後一種形式的代價過高，是否必需的要因。 毋庸諱言 ，出於對大勢所趨的認識以及維護和鞏固其統治基盤的需要 ，清王朝改革的動機並非虛偽。但是改革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如何才能兼顧各方，惠及多數，必須通盤協調 ，循序漸進。如果一味維護一己之私，甚至將改革作為集權和剝奪的手段 ，則改革的各種舉措勢必流於躁進或遲緩 ，不僅一般國民，連統治者內部的不同集團也成為犧牲者。多數人未得其利 ，先受其害 ，那麼無論改革的動機多麼純正，方向多麼正確，都必然以失敗而告終。而確定失敗的形式，往往就是革命。 這樣說並非一概指責清王朝的套話，可以從制度文物的變革進程查其端倪。例如改官制，一般都理解為不言而喻地為了憲政。可是改行憲政體制何以要從改官制入手 ，何以要按照後來實行的架構改 ，已有的研究似乎並未說明必然聯繫。究竟是語焉不詳還是不言自明，留下很大的疑問空間。治近代史者 ，如果上不出嘉道，就不能深究清三百年設制的立意，更不要說二千年典章制度的淵源流變。論及改制，則多以章程條文為據 ，從自我知識出發，加以靜態解讀 ，忽略章程條文與社會常情及其變態之於制度設置和變動的複雜制約關係。清朝設制，集歷代王朝體制之大成 ，重在內外相維 ，以維繫皇權的至高無上 。直省實為皇權的分身，並非一級地方行政 ，督撫學政，也不是地方官。用中央、地方相對應的架構認識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始於清季日本人，而日本這一套觀念，也不過是明治時期才出現的新事物。這樣的架構以及相應的表述，如今不僅已經習以為常 ，而且成為學術規範。實則至多只能規範今人的說法，無法強史事以就我。用中央 、地方的架構看待清朝的體制，難免捉襟見肘，甚至南轅北轍。例如清制官員分為京官、外官兩大系列，各以京察或大計考核，不僅直省的督撫屬於京察，順天府所

屬二縣亦為京察範圍。強行歸入地方官，則內外相維的本意蕩然無存。 清季改制 ，變內外相維為上下有序，以因應政務日益紛繁的時勢。代行皇權的疆臣，變成閣部的下屬。直省地位糾結不清，督撫權力面臨被大幅消減的威脅，使得改制在官制、財政、軍事、司法各個層面陷入兩難境地，處於夾心狀態的督撫對清廷日益離心離德，一旦革命風暴來襲，內外相忌，上下失序，導致清王朝在並不強大的革命壓力下迅速分崩離析。 問題並不僅此而已。換一角度看，清季雖然變制，清王朝總結歷代興亡的經驗教訓而設制的苦心孤詣，依然發生作用。三藩亂後，終清之世，很少有叛將亂臣。咸同以後，督撫權力日重，也並非人人全無異心，可是體制上重重分權制衡，使之即使有此心，亦無其力。直到辛亥之際，儘管清王朝大勢已去，鄭孝胥痛心疾首地斥責北為亂臣，南為賊子，2各省官員也不過不肯出死力擁清而已。儘管不少督撫早就與各種反清勢力暗通款曲，公然與清廷為敵者並不多見。 清季內外官改制不同步，又糾結於中央地方的纏繞困惑，內外相維崩裂，上下有序未果，尤其是試圖將直省完全變成地方層級，對於民初割據重現具有相當負面的影響。民國時期，歷屆政府用了相當長的時間調整省一級的權力地位，最終仍然未能跳出統一則集權，自治則分裂的惡性循環，而且聯省自治內部也依然實行專制， 自治成為割據的合法外衣。後來雖然表面上已經不再發生困擾，實則癥結並沒有根本消除。至今為止，行政建制與財政體制的不斷調整變動，背後起作用的還是這道未解難題。 革命時代的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政治衝突無疑是你死我活。不過革命不是目的，而是解決矛盾不可調和的一種手段。政治鬥爭的目標因時而變，以勝負為衡量，本來就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況且各方的圖謀並非截然對立，不同的利益訴求和勢力爭奪，使得當事各方形成錯綜複雜、或明或暗的糾結關係，建立和保持多種聯繫管道，相互利用，相互纏鬥。更有進者，中國為倫理社會，由血緣、姻緣、地緣、業緣等紐帶連結而成的人際關係所產生的人情世故，對於社會成員的思維行為有著重要影響，包括從業、聯姻、政爭、諜戰在內的許多社會行為，背後都受此制約。高明的政治家深知個中奧妙而善加利用，高明的史家處世治學也極為重視據此理解把握時勢史事。在此觀照下，各種政派、社團、群體、階層的人脈關係全面展現，前後左右貫通聯繫，力求避免以單一方面的取向為普遍準則， 以就事論事為具體分析，以盲人摸象為管中窺豹。只有得其所哉地安放理解各方的所有言行，不必牽強取捨、放大掩飾、以偏概全甚至故意曲解，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才有可能充分展現。 由於新政以及預備立憲基本上就是戊戌變法的復行和延續 ，朝野上下對此不無共識，保皇會、立憲派和革命黨，均以各種方式與主張贊成立憲的疆吏樞臣建立並保持一定的聯繫，通過後者提出反映各自意願的各種改革方案，甚至共同2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三冊，中華書局1993年，第1396頁。

舉辦各種趨新事業。而這些至關重要的聯繫，一般較少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和相關歷史的敘述架構。高明者的論著偶有涉及 ，也只是作為個案特例而難求通例。誠然，限於材料難得和解讀不易，諸如此類的隱秘研究起來頗具難度 ，一般學人不敢下手，不知深淺者勉為其難，也往往煮成夾生飯。不過 ，更為重要的原因，當是很難將其納入既有的研究框架，不知如何安置才能得其所哉。例如民初宗社黨頭子肅親王善耆，清季擔任民政部尚書，是滿族親貴中首屈一指的開明派 ，康門弟子湯覺頓指其 “純為帝黨” ，3無論是對於歷次報案的定罪量刑，還是汪精衛刺殺案的處理，都有網開一面之意。其幕下聚集了包括保皇、革命兩黨在內的各方人士。蹈海而亡的革命党人楊篤生 ，生前在報業活動中，即通過王慕陶、熊希齡等人，與樞臣疆吏聯繫廣泛。袁世凱、端方、趙爾巽等人還通過熊希齡的居問串聯，表示願意暗中贊助保皇會組織帝國憲政會。 這些幕後台下錯綜複雜的關聯 ，對於清季民初的政局產生了重要影響。許多表面冠冕堂皇的言行，背後往往另有講究和門道。民初趙爾巽就是否出任清史館館長一事與政府討價還價，要求為其弟趙爾豐平反，理由居然是後者有功於民國。片面凸顯清季各種政治勢力的勢不兩立，強調清朝與民國的水火不容，很大程度受到清室復辟、國民革命以後時勢變化的影響。諸如此類的史事，因為現行框架無處著落，研究者無力駕馭，或是只能就事論事，各執一偏，無法將各種看似相歧相悖的事實貫通，於是索性避而不談。這樣的略而不論，在時下的歷史研究中相當普遍，其實也是削足適履、閹割歷史的一種變相。 辛亥時期的思想和體制變動並不僅限於政治領域，包括教育、司法、學術，以致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幾乎都出現了或多或少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的淵源與指向，毫無例外地與所謂西方緊密相關，在西學東漸、西制東移、西俗東浸的大勢之下，夷夏大防逐漸崩潰，中西體用乾坤顛倒，西方文化層層遞進。西化、洋化、歐化，成為近代中國的所謂時尚。中國歷史上，中外文化的交流互滲本來持續進行，以文化論種族的取向，同化異類不僅漢化，亦可胡化。唐宋明清諸儒，懷愛國濟世的苦心 ，堅守道教之真精神 ，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地位，欲以佛耶二教高明詳盡的義理救中國之缺失，而又憂其用夷變夏，於是求得兩全之法，避名居實，取珠還櫝，採納佛耶義理精粹注解四書五經，名為闡明古學，實則吸收異教，既融成一家之說以後，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教義。434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8頁。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 第2冊，第102頁；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 ，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82-285頁。陳寅恪所論，不涉及明清之際諸儒對於耶穌會士所傳西學的態度。耶穌會士對於中國的影響，近年來有學人分門別類地搜集比較不同時期的中外文本，在自然科學各方面，逐漸可以征實，而在精神思想學問方面，由於方以智等人用西說格義經典以成新說而故意不露痕跡，令研究者同樣陷入認識新儒學發生演化之大事因緣的迷惑，只能言其大概，很難具體實證。歷史尤其是學術思想史上，實事未必皆有實證，看似可以征實的往往又是表象假象，撲朔迷離。如何破解此類隱而不顯的謎題，考驗今日學人的智慧功力。

儘管有胡化的故事，由於唐宋明清諸儒之於佛耶二教取珠還櫝的苦心孤詣，一般而言，中國史上外來文化的影響還是隱而不顯。晚清以來，風氣大變，中西化身為新舊，用夷變夏成為時尚，歐化風行，輸入新知漸漸演化為挾洋自重。借助于歐風美雨的衝擊，明治維新後的東學趁虛而入，給中西學乾坤顛倒的國人提供了重估 （或附會） 固有文化的機緣。正當人們面對門類繁多的西學無所適從而根本懷疑固有文化是否有價值，應否繼續存在之際，東學提供了一整套看似對應西學的東亞式概念、系統和體制，可以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到溝通的橋樑，使國人有所憑藉，重建對於固有文化的認識和自信，同時不知不覺地將在東亞解讀古今思想學問的話語權拱手讓給了日本。甲午之戰固然是近代中日兩國競爭發展的重要分界，而自1880年代起日本發明並不斷完善擴充的一套借鑒中國典籍對應西學的概念、知識系統和體制，已經預設了後來掌控東亞話語權的格局。這不僅導致清季新政和憲政時期中國全面學習日本或通過日本學習西方，甚至一度在清政府的決策層出現東學壓倒西學的情形，而且一直影響著近代以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受此制約，國人一方面得以重建重估文化價值，一方面則深陷日本式對應西學解讀中學的纏繞和困擾。清季外官改制時直省地位和督撫身份的 “地方”糾結，便是典型例證。 今日國人用以解讀辛亥時期文本史事的概念和系統，不僅仍然沒有擺脫東學的制約，而且隨著東學的影響通過新式教育普及、語言文字改革等等形式日益內化為中國人的精神意識，已經成為國人認識事物的知識前提。辛亥時人多少還有些困惑的指稱與本事之間不相鑿柄的情形，今人非但已經習以為常，甚至對於追究前人本意反而感到莫名所以，顯然不但以為認識前提，簡直就是直接認作裁量認識的實事。加之思想學術深受西洋進化論的影響，好以變化為進化，以現在為現代，於是乎凡是舶來品陳貨亦視為摩登，凡是裝不進外來框架的史事，皆以削足適履的方式加以處理，而美其名曰用比較的研究系統地整理解釋本國材料。 清末以前，傳教士所譯西書，偶有以 “教育”為專有名詞者，而現實當中並沒有能以近代教育觀念完全涵蓋指稱的實事。今日通行的含義及用法，為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新漢語所推行，看似從漢文借鑒，實際上語義和指稱均有不同。清季 “教育”輸入中國，開始專指西式教育，繼而概稱歷代所有教與育的有關行事。近代以來通行的各種教育史，清季以前部分，基本是用後出外來的觀念間架編排組織而成，隔義附會者固多，形似而實不同之事亦復不少。其間的問題又不僅似是而非那麼簡單，往往適了 “教育”這只外來之履，削了中國歷史文化的 “教”與 “育”的本意之足。而人們在合用 “教育”以對應西洋 “education”一詞之時，又分別用 “教”與 “育”以解釋其義。其實改行白話文之際，中國語言文字性質大變，從以字為單位轉而以詞為單位，合用為新意，分解卻是舊法。諸如此類的情形不在少數，如文化、學術、社會、國家等等。所導致的誤讀錯解，還不僅在於大小寬窄是否合度，而是中國文化制度的精義發生變異，外來體制的奧妙也無從理解。

退一步說，即使中國本來有教育，即使不得不用後來的概念指稱前事，也應當儘量避免簡單地用後出外來間架裁剪本國的材料和事實 ，而要努力領會中國固有教與育的觀念、體制及其所以然。民國以來治教育史者 ，儘管偶爾也有人覺得不相適應，大都缺乏這樣的自覺，其努力按照外來觀念條理本國史事 ，反而更加固定化後出外來的框架，對於填不進去的史事視而不見。為了對應外來的系統，如因緣日本而來的新式學堂有官立 、公立和私立 ，則原來也分為官學 、公學 、私學；學堂有大中小三級，則國子監對應大學，府州縣學、各級書院對應於中小學，社學、義學和學塾，則對應于初級小學或蒙學；新式教育由學部統管 ，則禮部和國子監也被賦予相應的職責權能 ；清季各省設提學使司，專管學務 ，則昔日的學政被判定為省一級管理教育的地方官。 這樣的對應，看似整齊劃一，利於學習新知識的今人理解 ，卻與本事不合。所謂官、公、私的概念及實事，在中日兩國名同實異處不少。即使相對容易分別的官學，清代歷朝典章政書的指稱也因時而變，不能一概而論。一般學校往往不稱官學，書院、社學、義學的屬性很難用公私官民的概念劃分判定，至於清季立停科舉前後，趨新人士用 “私塾”指稱儒學、書院及官立社學、義學以外各種類型的學塾 ，含有顯而易見的貶義 ，目的是排斥西式新學堂系統之外的所謂 “舊式”學塾。如果不是西式學堂一枝獨秀，西洋的分科治學與分科之學就未必能夠水到渠成地一統中西學術文化的江湖 ，西學的知識也就未必當然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 將中外截然不同的學校體制加以比附 ，並非教育史家的發明創造 ，還在清季變制過程中，因為擔心改變原有學校引起社會尤其是數百萬舉子童生的波動 ，朝野上下試圖以學校以外的書院、社學、義學、學塾為基礎 ，另行建立一套學堂體系，清廷即令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社學、義學也分別改為小學堂。學塾則一部分改為學堂，大部被強制性改良。而原有的府州縣學名存實亡，註定了自生自滅的命運結局。這些舉措，成為後來教育史立論的憑藉。民國時期偶爾還有學人試圖量體裁衣，另設框架，越到後來，相關的研究，即使嚴謹認真之作，基本取向都是加強和確定這樣的框架，而不懷疑其是否適當和適用。關於書院、學塾的屬性 、程度之類的討論爭議，大體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 ，努力將全體的各個部分強行納入，安放到相應的位置。如此一來，以後設觀念固然求得心安，於本事卻漸行漸遠。 與一般陳說有異 ， “私塾”概念的晚出，不僅以西式教育體系為參照，而且用 “國民教育”為標準，衡量檢驗中國固有的教育機制。其實 “私塾”不一定 “私” ，也不一定 “初” ，更不一定 “劣”。清季以來，政府一直仿行日本國民教育，試圖統一標準。而中國幅員廣大，千差萬別，強行統一，不僅難以做到，而且往往面臨因噎廢食的尷尬。況且國民教育本身也存在諸多問題。所以，在歷屆政府採取種種強制性措施大力推行國民教育體制，並且施加強大壓力以限制、改造甚至取締私塾的情況下 ，被稱為私塾的教育機構仍然頑強地普遍大量存在於

城鄉各地。政府方面，鑒於國民教育面對現實確有疏漏偏蔽，有時也不得不參照塾學做法，予以變通。清季對國民教育聲音微弱的批評指責，大都被視為頑固守舊，實則背後往往牽扯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尤其是政府與社會的權利控制，所以教育文化程度越高的區域，對於新式學堂的抵觸反而越大。直到民國時期，從事鄉村教育平民教育的人士以切身體驗批評國民教育，人們才開始轉變觀念，有所正視。類似現象，至今仍然似曾相識，凸顯此類事物絕非一個中西新舊進步落後的評價可以了得。 清廷立停科舉，旨在使學堂與科舉合為一途，培才與掄才熔於一爐，科舉的規制，在學堂中得以延續。而士子的仕進之階堵塞，紛紛轉投學堂，育才和蒙養統一起來，成為青年顯達的必由之路。分科教學與新的知識體系建構相輔相成，人的知識傳承發生突變，各種教科的設置和教科書的編譯，使中國迅速進入 “科學”時代。原有的知識系統則逐漸被分解重構，如經學以讀經、存古和經學課程等形式進入各級各類學堂，又逐漸退出，直到民初正式廢止。斷言科舉廢即經學亡未免過當，不過經學進入學堂，由原來佔據統治地位變成諸科之一科，已經註定其命運歸結。以 “科學”的觀念看，各學科當然都是平等的。可是中國社會為倫理政治，沒有籠罩性的宗教信仰，特重綱常倫理，禮制、禮俗和禮教，是維繫社會生存發展秩序的關鍵。近代學人一味就秦漢以上疑古，忽略獨尊儒術其實是掌控認識兩漢以下兩千年歷史文化的重要樞紐，獨尊的時間累積起來或許不算長，卻是萬變不離其宗的軸心關鍵。這與聖經雖然同樣可疑，之於歐洲中世紀的作用卻毋庸置疑大體一致。經學退出歷史舞臺，又沒有適當的替代，造成百年來中國人終極關懷的紊亂和空置，影響極為深遠。 清季以來 ，鼓吹停罷科舉的重要理據 ，是科舉考試不能選拔人才，無以應對世變。此說為後來學人所認同並放大。實則科舉考試的本意主要不是選拔辦事的能吏，而是人格高尚的飽學之士，以為小民百姓樹立風儀楷模，並居高臨下，駕馭胥吏。能員幹吏不宜為官，尤其不能作為獨當一面的親民之官和方面大員，因其太能幹而且敢幹，所以往往膽大妄為，治世之能臣與亂世之奸雄，只在一轉念之間。這也是承平之世需要循吏的道理所在。咸同之後，內亂外患，須才孔亟 ，作為 “因時制宜之極則” ，也只能官差兩分，名位與事權各占一頭。5即便如此，如鄭孝胥之流為許多大員不約而同地保舉派差的能吏，仍很難被朝廷委以重任。清代州縣正印官的要務有二，即收賦稅和審案子，具體辦事，都有幕友胥役。州縣官能否審好案，並不在於其是否熟諳律法，更無所謂是否神判，斷獄定讞等專門之事，自有師爺等專業人士，正印官的主要職責在於不讓這些行家上下其手，胡作非為。況且一般糾紛無須上升到訴訟層面，在官民眼中，打官司的往往都是刁民。所以律法針對的主要是壞人，而非規範一般行為，很難用今日域外《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 第3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5-36頁。5

的各種法理系統來理解和解釋。物件既非善類，自然適用嚴刑峻法，若以法制社會的觀念看待，則以德治國便是守舊。以法制為準則參照 ，希望法律過度干預社會生活，實為今人西化即現代化的誤解。 類似的誤會不在少數，新政時期，科舉考試廢八股改策論 ，為了便於舉子們臨陣磨槍，各地書局編制各種可能應對有關中西學考題的書籍 ，使得倉促上陣的舉子們不至於過度驚慌失措，無所適從。由於庚子亂局和辛丑合約的影響，以及士子希望趕上科舉考試末班車的預期，改制的過渡期各種科舉考試及其變相大幅度增加，考生人數眾多，諸如此類的科場書，可謂琳琅滿目，成為書局賺錢的利器。不但一般唯利是圖的書商大量印製，就連保皇會主辦的廣智書局也要靠印製科場書牟利，以補貼宣傳新知的虧空。這與通常以為新學書籍不脛而走以致洛陽紙貴的情形大相徑庭。科場書中，固然有一些是原來的新學書，翻印的目的並不在傳播新學，更多的則是東拼西湊的彙編，類似今日的高考成考公考複習資料 ，既有猜題的作用，又有標準化的參考答案。舉子們手持一卷或數卷 ，臨考記誦 ，聰明人便可以應對裕如。這些科場書不能說於舉子童生的思想毫無影響，但是要想根據墨卷測試各人的新知水準，卻有相當距離。後人不察，將此類科場書誤認作所謂百科全書，更是離題萬里。在原作者、編纂者、應用者之間，如何形成聯接關係，必須抽繭剝筍地證明。 諸如此類的問題，看似與革命的關係不夠直接，而對於理解把握整個辛亥時期卻至關重要。治史必須先具整體觀照，才能避免寬泛與偏蔽以及二者的惡性循環。因此，晚清史與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政治事件研究理應合為一體。革命的時代，對立面的制度未必可以腐朽落後一言以蔽之 ，大小官員也不一定昏庸顢顸。人物研究，看似上手較易，其實做好最難。凡在史上留名者，大都是所謂人精，要想具有瞭解同情，誠非易事。不知如何做帝王將相等歷史角色，當然就很難研治到位。像慈禧太后 、奕劻、榮祿 、載澧這些對於光宣政局至為關鍵的重要人物，迄今為止還少有深入恰當的研究。即便是張之洞、袁世凱、端方等人，雖然相關論著不少，或見仁見智，或隔膜表淺，照顧周全又具洞見的不多。還有不少樞臣疆吏，甚至幾乎沒有進入人們的視野。至於其時影響廣泛的名流聞達 ，以時下慣用的新舊架構，也很難安放得宜，八面玲瓏的張元濟即一顯例。凡此皆可見辛亥革命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遠。以為只要以革命的姿態佔據道德和政治正確的制高點，就能夠橫掃千軍如卷席，雖然是進化論制導下學人的自以為是 ，可是要想顯示出今勝於昔的聰明，而不至於落入古人故意布下的迷陣陷阱卻不自知，還須小心謹慎，加倍努力。

近代工商界與辛亥革命紀念： 以 “雙十節”紀念為例朱 英* 摘要 ：在近代中國 “雙十節”紀念中，工商界始終是較為重要的民間社會力量之一 ，並且體現出較為明顯的特點 。其所談論的話題主要並非政治方面的內容，而是與經濟密切相關。工商界除了在 “雙十節”紀念中感慨辛亥革命之後的實業衰敗 ，也借此特殊政治場域從各方面大力呼籲振興實業 ，並借助 “雙十節”促銷國貨，使商業與政治得以有機結合 ，產生獨特的作用與影響 ，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以往忽略的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所具有的長久而持續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 ：雙十節 ；工商界 ；振興實業 從民國元年開始，經參議院審議通過，將武昌首義爆發的10月10日確定為中華民國國慶日，也稱 “雙十節”。此後，幾乎在每年的 “雙十節”都舉行國慶活動，同時也紀念武昌首義與辛亥革命。在近代，工商界積極參與辛亥革命紀念活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影響。不過，工商界時時刻刻都關心與其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實業振興與經濟發展，即使在國慶紀念這一特殊的時空背景下，工商界所談論的話題主要也並非政治方面的問題，而是經濟方面的內容，體現了近代工商界紀念辛亥革命的明顯特點。— 、 “雙十節”紀念中工商界對實業衰敗的感慨 在 “雙十節”紀念中，一方面是受政府與社會的推動，另一方面也是出於自身的認識與覺悟，工商界一般都會積極參與有關紀念活動。例如1912年的 “雙十節”來臨之前，上海總商會即 “通知南北各商號，屆期懸燈結彩三天，同伸慶賀。南市、閘北、滬西各商團，均須舉行提燈會”。1上海南市商會還 “制就五色燈數千盞，五光十色，大小從同”。 10月10日當天，上海工商界舉行的紀念儀式甚為壯觀，尤其是商團的慶祝隊伍十分引人矚目。據報載，上海繁華之處 “是夜人山人海，歡聲雷動”。 21928年的 “雙十節” ，廣州總商會與市商會 “以雙十節為國慶紀念日，經通告各行商一致慶祝，休業一天。是日，全市馬路及內街各商* 朱英：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教授。1 《舉行國慶之預備》 ， 《申報》1912年10月7日。2 《舉行國慶志盛》 ，《申報》1912年10月11日。

店住戶，均懸旗結彩，生花盤景，佈置宏偉，壯麗異常⋯⋯各種熱烈情形，誠為空前所未有” 值得注意的是，工商界在 “雙十節”紀念中，也曾闡明開展此項活動的政治意義，意識到 “良以數千年專制淫威 ，蕩滌於今日，三百年滿人攘政 ，排斥于斯時，是以凡知共和之樂，與引光復為榮者，咸不可無以紀念之”。4有的還曾說明：“雙十節，中華民國建國之紀念日也。紀念者，紀念革命諸先烈斷頭流血之苦，懍前人創業之維艱，勖後人守成之，宜謹也。”5天津總商會更曾明確表示： “國民尤應特為慶賀 ，以示同心同德，贊助共和之誠心 ，實吾民之義務。”6但是，與社會其他界別相比較，工商界在 “雙十節”紀念中對政治問題的闡發顯然為數並不多，其突出的特點是對經濟問題更為關注，往往是借助 “雙十節”紀念對實業發展現狀發表諸多感慨。 眾所周知 ，辛亥革命一舉推翻清王朝 ，結束了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開創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也使工商界盼來了振興實業的新時代。工業建設會發起旨趣指出：“往者，憂世之士亦嘗鼓吹工業主義，以挽救時艱，而無效也。則以專制之政毒未除，障礙我工業發展為絕對的關係，明知者當自為之。今茲共和政體成立 ，隅喁望治之民 ，可共此運會 ，建設我新社會，以競勝爭存。而所謂產業革命，今也其時矣。” 7這番言論 ，可以說是反映了當時整個工商界的心聲。但是，民國建立之後仍然是軍閥割据紛爭，政客攘權奪利，外患日益加劇，不僅實業未見振興，而且持續處於衰敗狀態 ，使工商界大失所望。於是，在 “雙十節”紀念中工商界對此不無感慨。 例如1917年 “雙十節”紀念日上海總商會發表的頌詞，開篇即表示：“民國成立於今，六年之中，危險萬狀，我商界最受影響。⋯⋯仍商業危急之秋，正國民憂患之日。臨深履薄，惕惕於懷。”8由此可見，辛亥革命肇建的中華民國建立六年之後，工商界在 “雙十節”紀念中發出的感慨卻是 “仍商業危急之秋”與民國元年 “產業革命 ，今也其時”的熱情期待大相徑庭。在兩年之後的 “雙十節”紀念儀式上，上海各路商界聯合會依然表示：“雙十節為我國共和成立之日，凡我商人 ，自當一體休業 ，升旗慶祝。但我國之現境 ，外侮內患 ，哭且不暇，何慶之有？”93456789《慶祝雙十節之空前盛況》 ， 《廣州民國日報》 1928年10月13日。楊宗凱：《 〈工商新聞〉與雙十節》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8張。純根：《雙十節吾工商所當紀念者》 ，《工商新聞》 ，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3張。《本埠新聞·籌慶三十節志聞》 ，天津《大公報》 1921年10月8日。另見《各界籌備國慶日預聞》《益世報》 1921年10月8日。《工業建設會發起旨趣》 ， 《南京臨時政府公報》 ，第12號，1912年2月10日。《祝賀國慶紀念之盛況》 ， 《申報》 1917年10月11日。《各路商界之慶祝聲》 ，上海《民國日報》 1919年10月9日。

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工商業的持續不振 ，工商界在 “雙十節”紀念中所表現出來的不滿情緒似乎也越來越顯著。有人指出：“吾可寶可愛之中華民國，已十二周年矣。⋯⋯夫中華民國十二年來，內亂綿綿，人民所身受之痛苦，不可謂不創巨痛深，即以工商界而論，既苦於兵，又苦於匪，複苦於官。若不逢歐戰，稍沾餘潤，則雖欲求今日之苟延殘喘，亦將難之又難。回憶光復之初，人皆誠歡誠忭，以為從此可以享受共和之幸福者，幾等於一夢黃梁。以此言慶，似不如大痛哭之為愈。”10 還有人表示：“自有雙十以來，連今日為十二次，吾人於過去十一次中，因慶祝而生之希望，不但未見實現，而且適得其反，軍閥之專恣，崔符之張膽，債台之日上，外交之失敗，均足斫傷元氣。而共管之聲，尤伺隙而興。際斯時運 ，吾人雖欲一開笑口，為第十二次之慶祝 ，實無異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而已。”11字裹行間，明顯透露出工商界的強烈無奈與失望情緒。以致於又有人認為：“以國慶而談希望，猶之端午之啖角黍，中秋之嚼月餅，例行文字。”12 1923年的國慶日，因飽受政治黑暗、軍閥混戰、經濟凋敝的種種影響，上海工商界許多人士都是發出一片哀歎之聲。 “吾儕工商，志不在高官顯職，但求安居樂業。民國肇造之初，吾儕所以作最熱烈之歡迎者，蓋希望從此以後，一反滿清政府之苛捐惡稅，將如文明各國之獎護工商耳。讵知十二年來，民國政府中絕少人類，爭奪傾軋之不遑，尚何暇獎護工商。匪但不能獎護工商，反以滿清之苛捐惡稅，變本加厲，重困吾工商，敲骨吸髓，以飽虎狼，種種與吾工商安居樂業之希望相反之德政，吾工商今日尚有噍類，寧可不紀念之耶？”13工商界對北洋軍閥政府不僅不保護獎勵工商，反而百般摧殘的諸多不滿情緒，可謂躍然紙上。 面對此種情況 ， “雙十節”紀念中工商界的感受可想而知。 “吾今大聲疾呼，敬告吾工商界同人曰：今日為中華民國十二年雙十節，是為國慶紀念日，吾儕當紀念十二年關於我工商界之往事，吾儕當紀念政府優待進口虐待國貨之稅法，吾儕當紀念空言愚民之裁匣，吾儕當紀念借公濟私之附加賑捐，吾儕當紀念貴售于國民賤售于外人之內國公債，吾儕當紀念交通部阻厄商民之運貨，吾儕當紀念軍閥奪貨車為營帳，吾儕當紀念壓迫商會之借餉，吾儕當紀念慘殺罷工之督軍，吾儕當紀念以專賣權抵借外債之財部，吾儕當紀念索賄註冊縱交易所殃民之商部，吾儕當紀念倚官營商奪民生計之諸大老，吾儕當紀念擅用團體名義取媚權要強姦同業之一切無恥會長。”14類似這些言論，同樣也反映了工商界對當局的強烈不滿。10 畢雲程：《工商與國慶》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1張。11 聽雪：《國慶感言》 ，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5張。12 王憲煦：《我國此後之工商希望》 ， 《工商新聞》 ， 1923年10月10日，第1張第2版。13 純根：《雙十節吾工商所當紀念者》 ， 《工商新聞》 ， 1923年10月10 日，國慶增刊第3張。14 純根：《雙十節吾工商所當紀念者》 ，《工商新聞》 ，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3張。

不僅如此，工商界中還有人甚至以諧音將國慶說成是 “國磬” ，雙十說成是 “雙蝕”：“自從吳稚暉老先生把那民軍起義的一天 ，定了個名兒，叫做什麼國慶紀念的雙十節，年年到了這一天，社會上的人都像煞有介事的忙得個不亦樂乎，好像這一天有應該慶祝而不可疑的模樣。但是現在中華民國的時世，對外一看，是負債累累，破產在即 ；對內一看，是軍閥政客，你打電報，明要軍費，我施手段，暗掉槍花。雙雙的剝蝕 ，把一個偌大的國家，早已弄得室如懸磬，這個樣兒還有什麼慶祝？ 還有什麼紀念？ 國慶只好改做國 （磬） ，雙十只好改做雙（蝕） ，倒還名副其實。只是磬還有破的一天，蝕終有盡的一日，那時⋯⋯”15這已經可以說是一種相當悲觀的感慨了。 但是，工商界人士並沒有簡單地將實業衰敗完全歸疚於辛亥革命，而是認為軍閥專橫、武人專政，內亂頻仍 ，外侮疊加，國勢日衰，在此情況下不僅工商業無從振興，而且也致使國慶變成了 “國喪” 、 “國殃” 、 “國蠹” 、 “國患”《工商新聞》 刊登的一篇長文，曾對此進行了較為全面的闡述： 當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吾國民所希望者，孰不曰國利民福也 ，即 政府所懸之目的，亦莫以國家為前提。乃自十二年來，所謂福利者何 在？ 自有六月十三日之變，遂陷於無政府地位，綱紀滅絕，法律蕩然， 國勢分崩，於今為烈，如是與其謂之國慶，毋寧謂之國喪。 軍閥專橫 ，殃民禍國，政客播弄，顛倒是非，北不能統南，南不 能統北，即南北各部，北不統一，南不統一，而又兵連禍接 ，迄無已 時。試一回想夫南北統一之初，實不料今日國家之形勢，一至如此。 如是與其謂之國慶，毋寧謂之國殃。 武人專政，循規步距 ，猶可說也 ，乃賄買議員，運動大選 ，而欲 以金錢總統 ，鉗制一方。 民國十二年來，實無此怪現象。 而不肖議 員，竟甘居豬仔之名，供人豢養，蛇蠍一窩，鬼狀百出。以此治國， 國安能治？如是與其謂之國慶，毋寧謂之國蠹。 國必自侮 ，然後人侮。 民國之頻年內亂，四分五裂，是自侮之 也，以故鐵路共管之說，將實現矣，借人外債，藉充軍餉，外人監督 財政之舉，又將實行矣，一般軍閥，只知爭踞地盤，兄弟閱牆 ，不禦 外侮，國安得而不亡？如是與其謂之國慶，毋寧謂之國患。16 將國慶別具意味地喻為 “國喪” 、 “國殃”、 “國蠹” 、 “國患” ，連同上文所引之 “國磬” 、 “雙蝕”之說，在近代中國的 “雙十節”紀念中，稱得上是工商界獨具特色的一種說法。其中所透露出的資訊，既有工商界對實業日益衰敗1516成秋鳳 ：《國磬紀念與雙蝕節》 ，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 日 ，第2張第6版 。陳覺是 ：《余之國慶觀》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 日，國慶增刊第3張 。

的強烈不滿，也有對內亂外患日益嚴重，國家前途未卜的深切憂慮，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體現了工商界關心時事、擔憂國家前途命運的急切心情。二、 “雙十節”紀念中振興實業的呼籲 失望並不等於絕望。儘管如前所述在 “雙十節”紀念中，工商界對辛亥革命以後工商業的衰敗頗感失望，也表達了較多的不滿情緒，但這並不意味著工商界對實業的振興已完全陷於絕望。與此相反，工商界中的許多人士認為紀念 “雙十節”不能僅僅只是走過場而流於形式，需要認真思考紀念 “雙十節”的重要意義。 “我們為什麼不想，這國慶日是從哪里產生的，這國慶是不是我們先烈的鮮血和志願的代價，因此而我們又要想到，我們再這樣的不振作，恐怕這國慶不能應得長久。這國慶正和負時譽的人一樣，我們狠要慎重著 ，萬萬不能敷衍的慶祝一會，算是我們國民對於國慶日的義務。” 17另外，工商界人士還利用 “雙十節”紀念這一特殊的日子，從各個方面進一步論述了振興實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並提出了各種振興實業的具體舉措。 在 “雙十節”紀念中，工商界人士往往是在感慨工商業日益衰敗之後 ，緊接著即闡明實業振興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危急程度。 “國喪也，國殃也，國蠹也，國患也，今之慶祝國慶者，其知之否？如其知之也，凡吾國民，皆當急起直追，亟圖挽救，披麻帶孝，作最後之呼號，方痛哭流涕之不暇，慶于何有？否則醉生夢死，粉飾升平，年年國慶，年年均循例慶祝，是何異病危垂死之人，當生辰壽誕，家人不急為之醫治，而猶大張壽宴，稱觴祝嘏，張燈結綵，鑼鼓喧天，吾恐病者聞之而受驚，盈門拜賀之人，當一變而為登堂之吊客也，國慶云乎哉。” 18有的還說明：“冷眼觀看刻下的人心，都墮落得不堪。學子終日拋書嬉玩，懂得了一些國外皮毛，便目空一切了；農人無知無識，和他們說起改良，便瞠目不知所對；工業卻終拘守成規，毫無上進的心得；至於商人，稍有程度，卻不道都趨向那邪業上，僥倖獲利，變了一個大賭博場。照這樣看來，中國富強的目的，沒有希望了。唉！不亡國，還等幾時呢？真所謂哭都來不及 ，哪里有心去慶祝他呢？” 19顯而易見，工商界人士也強調面臨如此危局如果再不及時振作，不僅工商實業無從振興，而且國家也將趨於滅亡，其危機感與緊迫感十分明顯。 在工商界看來，振興實業始終是救亡救國的重要途徑。 “顧吾人於愁苦之中，仍不能無所希望，而此次所望之事 ，或不致成為泡影，其道維何 ，工商救國而已。工商救國維何 ，但凡為工者 、為商者 ，得一致之覺悟 ，用奮鬥之精神 ，以與歐美諸國相頡颃，造成吾中華民國，為工商之國，於前途幸福，庶有17 董巽觀：《國慶日的“想”》 ，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6張。18 陳覺是：《余之國慶觀》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 日，國慶增刊第3張。19 童心圓：《國慶旗感》 ，《工商新聞》 1923年10 月10日國慶增刊，第6張。

冀乎 ！”20 為了切實推進實業振興 ，工商界人士還提出了不少相關舉措。有的呼籲：“所望我同胞能善用時機 ，全國一致 ，切實進行。有資本者 ，投其資本，以廣設工廠，而僑胞負其改良與發明之責職。為商賈者，竭其心力，以推銷國貨。而報界盡其宣傳與研究之能事。其他如市民，則效法近日上海對日市民大會之在總商會開提倡國貨大會。廣開提倡國貨大會 ，以資提倡 ，是則歸國僑胞 ，既無失業之憂，而國貨適賴之而有振興之一日。”21此舉顯然是呼籲實業發展有賴於全體同胞的共同努力，並非工商界之單一行為所能達到的目標 ，因而社會各界乃至一般市民 ，都應重視和參與振興實業的行動 ，這樣才能 “全國一致 ，切實進行” ，真正使實業獲得振興。 當然，工商界也意識到自身在振興實業方面所負有的重要責任，而且有的還認識到工商業者不僅肩負著經濟責任 ，同時作為國民也負有政治責任：“吾國民之在今日，必須盡兩大責任。第一，為對於各人本業之責任，即為工者力求工業之進步，為商者力求商業之進步是也。第二，為對於政治之責任。即對於政治 ，萬不可取旁觀之態度，而當任嚴重監督之責。良以政治良否，與工商息息相關。現今吾國工商業之困苦顛連，奄奄一息，即以政治不良為一大原因，工商界萬不可以自己無力干涉政治為藉口，而放棄對於政治之責任。要知欲求今後吾國工商業之發達 ，即不言大者遠者，而欲求今後吾國工商業在國際競爭上處於不失敗之地位，亦非國民自進 ，而掃現今政治上之污穢而不為功。”22不難看出，工商界人士對政治改良與經濟發展的緊密關係，已有相當程度的感悟。 上文之作者還以自己為例，現身說法，闡明工商界應該瞭解國慶之深遠的政治與經濟意義，以達其應有之目的。 “余亦久為工商界之一分子 ，素不與政治發生關係。惟自去歲由美國檀香山參預太平洋商務會議歸來，則已發生一大覺悟。余途經日本之橫濱時，適值國慶紀念之日，橫濱華僑之熱心祝賀，遠過國內，當時曾為文以記之，其結語有云：前在國內，屢聞華僑愛國之說，今已親見之于橫濱之華僑，誠以國外同胞，所受刺激，較國內為深，益以外國人民之愛國，無異自愛其家，不啻一種活動的愛國教育。感動日久，遂因以深致其真摯懇切之愛心于祖國，⋯⋯但就橫濱之中華國慶紀念熱烈非常的慶祝而觀，已與國內之敷衍情形，大不相同。今之言此 ，非僅欲吾國工商界對於國慶，為照例之祝賀 ，而極希望其對於國慶作一深長之思考，其間究含有何種意義，其與人民之問，究有何種關係，必如何而後無悖于國慶紀念之真意義。”所謂 “國慶紀念之真意義” ，在於國人應該充分認識到：“今中華民國已為吾人民之國，徒以軍政之餘孽未盡，民治之基礎尚幼 ，以致徒擁虛名。然吾國民固不可袖手旁觀，而當努力以求真共和之實現也。國慶紀念之意義，在發展國民之愛國思想。”23聽雪：《國慶感言》 ，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5張。王憲煦：《我國此後之工商希望》 ，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第1張第2版。畢雲程：《工商與國慶》 ，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1張。畢雲程：《工商與國慶》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1張。20212223

對於振興實業的具體辦法，工商界在 “雙十節”紀念中也多有論述。有的指出應大力培養專門人才，以適應工商業發展之需要。 “工商為國家之基礎，世界各國，莫不賴工商而富強。但吾國工業之不發達，固無可諱言。其主要原因，由於缺少專門人才管理製造，及無鼓吹機關為之提倡，因是難與各國相抗衡。工廠製造出品，需用專門人才，方能用其所長，倘委諸無知無識之工人，絕難得有良好之效果，遑論其發明也。” 24這裹明顯強調的是工業發明創造，依賴于專門人才。中國之所以工業不發達，即是由於缺乏相關人才，所以需要加緊培養相關人才。 除專門人才之外，工商業者還必須注重講求信用，因為信用是工商業者最重要的無形資本。有人專門解釋說：“資本者，為有形之錢幣，所藉以營業者也。而信用為無形之名詞，非真實之財力，而何以謂信用即資本耶？”以銀行為例， “夫銀行營業之盛衰，全視信用之有無為標準，若僅以有限之資本融通於市場，則所得者幾希，是以必吸收存款，藉他人之財貨迥環流用，則所得自多，生殖之道盡矣。至何以能吸收存款，則有賴於信用。我未聞無信用而能吸收存款，又未聞他人以資金存入於不可恃之銀行也。謂信用即資本，其又不可乎？”至於其他工商行業，同樣也依賴信用而得以發達興盛，否則即必致衰敗。例如 “茶為我國出口之大宗，而今日倫敦市場之茶，竟為印度、錫蘭所占，究其原因，大半由於信用之不足耳。製造之不良，猶其小者也。我國商人制茶時，每粗細雜投，優劣混淆，不顧聲譽，惟求重價，是僅圖目前之利益，不思日後之信用，固非久長之計也。而甚者且於商品之售出，每底面不符，表裹有異，外人照貨樣購買，及後察覺，知為舞弊，而華商聲譽江河日下，使我數千來之產茶國，敗于一旦不信用之弊，有如是也”。25因此， “信用或有重於資本”，要振興實業就必須格外講求信用。 “我國商人每見不及此，往往有不能立足於今日之商場者，良可惜也。” 此外，輿論機關之鼓吹作用也十分重要，在有的人眼中輿論工具甚至較諸其他因素的影響更為突出。 “我國工商業不振，或本於政治窳敗，或源於科學幼稚，然政治可以改良，科學可以研究，吾為皆非其失，而失在輿論。輿論為社會之相，臧否得而評論，改革得而鼓吹，執政因之以為方針，研究因之以為前導。歐美各國，舉凡百業，皆有多種報章雜誌為之耳目，為之口舌，而我國則惟政治、文藝稍有數種，工商各業，多付闕如，是何異操無舵之舟于大海，能達陸地故幸，不能亦宜也。故吾謂吾國不患於工商業不振，而患在少工商輿論。”26 《工商新聞》 刊載的一文，則闡明其與工商業發展的密切關係，希望工商界人士大力予以支持 ，以使該刊更加興旺發達，為振興實業發揮更大的作用與影響。 “以言鼓吹機關，反觀國內有專為工商界任宣傳者呼？ 曰無有也。 《工商新聞》 之宗旨，為研究工商學術，討論工商問題，揄揚工業出品，為生產者、需要者之媒介，確耕廬：《 〈工商新聞〉與工商業之關係》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1張第1-2版。樂琴：《商人信用即資本說》 ，《工商新聞》 1923年12月8日，第6版。冷蓉：《我對工商新聞之希望》 ， 《工商新聞》 1923年10 月10日，國慶增刊第8張。242526

為吾工商界不可少之一種言論機關。 《工商新聞》 之宗旨以如上述 ，其對於吾工商界之關係至為密切，有如車之輿輪，不可一日離。提倡吾國產，維護吾工商，唯吾 《工商新聞》 是賴。甚望今之實業家，予以相當之援助 ，俾使 《工商新聞》日臻發達。”27關於該刊的由來以及具體作用與影響，也有專文進行以下論述： “輿論之提倡為報紙，此 《工商新聞》 之所由刊也。我國既屬後進 ，其情形必有不同，而所負之責任，實為重大。灌輸他國之科學知識，與之抗衡，此其一也。傳播各業之情況 ，俾企業者，有所參考 ，此其二也。說明過去之錯誤 ，使實業家知所改革，此其三也。記載各國之學說，以為討論，此其四也。廣集常識，使工商教育普及 ，此其五也。采古證今，謀將來之進化，此其六也。蓋不惟謀進取而已，亦需固其不堅之基礎也。夫 《工商新聞》 影響於社會者固也 ，系於國家者明也。其責任之大，乃握我中華之靈魂。嗟嗟吾儕，誠欲工商界中別樹一幟乎，則流通輿論，發揮學說，俾問津有路 ，指南有針，謀我偉大民國之發展 ，他日五色國旗，雄飛世界，又安知為意外也耶？”28 由上可知， “雙十節”紀念為工商界提供了一個呼籲振興實業的特別日子。在 “雙十節”這個特殊的政治場域中，人們更加關注國家與民族的命運 ，也更加重視政治改良與經濟發展。因此 ，工商界在 “雙十節”呼籲各界共同致力於振興實業 ，也能產生較諸常日更為令人矚目的作用與影響。這實際上也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辛亥革命對中國歷史發展長久而持續的積極影響。長期以來，我們對辛亥革命的這種長久影響並沒有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與分析，還需要做更為系統的探討。三、借助 “雙十節”促銷國貨 “雙十節”雖然是一個政治性的節日，但工商界卻較為巧妙地將其運用於經濟生活領域，借此機會表達其經濟訴求，將商業與政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不僅大量論說經濟方面的問題 ，而且將這一特殊的時間段作為推銷商品，尤其是促銷國貨的一種獨特手段。雖然如同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民國時期，國民黨制定的各種政治性紀念日， “是傳統節日的變體 ，是採用傳統節日的聚會形式，使其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29但即使這種政治性的紀念 “集市”主要體現的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宣傳意義，卻同時也不可否認地在某些方面為商品推銷創造了條件。 工商界採取的較為普遍的一種具體方式，是在 “雙十節”等有關紀念日，利用人們開展辛亥革命紀念活動紛紛走上街市之際，打出各種相關廣告促銷商品，耕廬：《 〈工商新聞〉與工商業之關係》 ，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1張第1-2版。楊宗凱：《 〈工商新聞〉 與雙十節》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8張。伍野春、阮榮：《民國時期的移風易俗》 ， 《民俗研究》 2000年第2期，第67頁。272829

或者是舉行國貨大巡行。例如1919年國慶期間，奉天 “各街衢無論商鋪住戶，均懸五色國旗，迎風飄展。惟商家除銀行外無放假者，且多乘此機會裝飾門面，或出彩或唱戲匣子，以廣招徠。觀其情形，對於此日，似有振作精神於我事業之概想。然則其不休息，亦正所以伸慶賀也”。30 可見，當時的相關報導也覺察到商家借 “雙十節”紀念 “以廣招徠” ，既慶祝國慶又促銷商品這種一舉兩得的做法，並且給予了肯定。 在許多地區， “雙十節”都是工商界宣導國貨的良機。時人意識到：“‘雙十’與提倡國貨有莫大之關係，固也。然而於今者，又謂與製造國貨之公司及廠名有關係，得不謬乎？ 曰否。有製造國貨之廠及公司，而後有國貨之可提倡，故提倡國貨與 ‘雙十’有關係，製造國貨之公司及廠名，更與 ‘雙十’有關係。”31例如1925年 “雙十節” ，廣州各界均開展了紀念活動，街面人潮湧動，工商業者也積極參與， “而最奇則乘機大張告白，減價招徠，以為慶祝也。”32不僅如此，廣東省中華國貨促進會 “為提倡國貨，振興實業，圖謀工商業發展”，籌備于當年10月10日國慶日 “舉行國貨大巡行，用以喚起同胞，堅持對外”。33據 《廣州民國日報》 記載，各界團體參與進行的此次國慶大巡行極為壯觀， “所過之處，萬人空巷”，產生了突出的影響。 1925年上海商場于國慶紀念日發佈告工商界書，直接闡明國慶與國貨有緊密關係：“民國自成立以來，轉瞬已十四稔矣。而此雙十之國慶紀念，也已慶祝十三度矣。此十四年中工商業之發展，國貨之暢銷，亦籍提倡之力，與年俱進，此誠可慶祝者也。今可慶之雙十節又到，本場更希望我工商界，對於出品宜精益求精 ，價格宜格外從廉 ，務使顧客歡迎，人人樂用 ，庶不負愛國諸君之熱心提倡，而於國貨前途，誠大有希望於無窮也。”34該年江蘇省第三次物品展覽會的開幕日，也特別定在10月10日的雙十國慶日。本次展覽會的 “各色出品，比較二次 （展覽會） ，多出一倍”。由於借助國慶日，與會觀摩者絡繹不絕，以至 “第一日展覽，參觀者眾，不能佇足遍視，實為憾耳”。35能夠出現這樣的場面，顯然是緣於國慶日更多民眾走出家門，參加相關慶祝活動，而物品展覽會的組織者不失時機地將該會也納入到了國慶的系列活動之中，從而得以產生平時所沒有的效果。1928年國慶日，上海提倡國貨大同盟委員會 “除在會所懸燈結彩外”，又 “通告全滬國貨工商廠，制紮各種貨樣彩燈，參加提燈大會，以廣宣傳”。36《雙十節之形形色色》 ，《盛京時報》 1919年10月12日。天壤王郎：《雙十與製造國貨之公司及廠名的關係》 ，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8張。《各界對於雙十節之表示》 ，《廣州民國日報》 1925年10月9日。《國慶紀念日之國貨巡行》 ，《廣州民國日報》 1925年10月9日。《上海商場》 ，上海《民國日報》 1925年10月10日。《南京雙十節之一瞥》 ，《益世報》 1925年10月13日。《各界慶祝國慶預志》 ，《申報》 1928年10月9日。30313233343536

廣告對於商品推銷之重要作用 ，當時的工商界人士也已不無認識。 “廣告之能裨補商業 ，增進收入 ，招徠主顧 ，固盡人所知 ，然其意有廣有狹 ，其效有遠有近。歐美各國商人 ，莫不研究試驗 ，以冀營業之蒸蒸日上 ，收入之有增無減，主顧之源源不絕。”37還有人指出：“運用廣告以招徠顧客 ，也近代商業之良法也。作廣告者，言其貨之精良，價之廉賤，自屬應有之語 ，第任其花樣如何翻新，形式如何玲瓏，思想如何巧妙，文字如何淺顯，而須嚴重注意者，則自譽不可逾分 ，逾分則不誠，不誠則為偽，偽為商業道德之所大忌者也。”38在紀念 “雙十節”的這一特殊日子 ，各界民眾的愛國熱情得到提升 ，加上提燈會、遊行、集會以及其他各種紀念活動的開展，使得市面異常熱鬧，更是商家打出廣告推銷國貨的大好時機。 因此 ，在 “雙十節”我們不難看到五花八門豐富多彩的各種工商廣告 ，而且內容多與國慶與愛國相關，成為近代中國工商廣告史上較為特殊的一類商業與政治相結合的廣告。例如上海永泰和煙行不僅為其經銷的香煙用 “雙十”注冊商標 ，而且在 《申報》 上刊登的廣告用飄帶式五色旗將香煙盒串連起來 ，其廣告文字稱：“愛國者不能忘這 ‘十十’字 ，不忘 ‘十十’字者必須吸 ‘十十，香煙”。 39又如中國華商煙公司在1925年國慶日推出一款名為 “雙煙”品牌的廣告中：國旗飄飄，燈籠紅紅，燈籠上的字組成一句 “雙十節令請吸國貨雙煙” ，廣告右側為一首打油詩：“年年雙十君應記，雙十雙煙雙少年，國貨原為抵外貨，勸君日日吸雙煙。”40 還有許多商家利用國慶大打購物贈品之促銷策略。1924年的雙十國慶日，上海大中華印書局發佈告示，宣稱自該日起 “購買該局出版之地圖畫片滿一元者，均贈送值洋五角之該局出品，以兩星期為限云”。還有店鋪從英國進口絨線 ，也借國慶日打出減價或是贈品促銷廣告，凡 “購買一磅者，贈送價值角半之彩物一件” ；另有泰豐罐頭食品公司、大東襪廠 、源春盛申莊 、公發同怡祥等許多商號，都在國慶紀念期間打出減價銷售的廣告。41國慶期間，一些報刊和書局都會印製增刊，除刊發紀念文章 ，更多的是發佈廣告。例如1916年的國慶日，上海 “商務印書館又特刊紀念，隨報附送；中華 （書局） 則代新聞、申報等 ，代印增刊，大登廣告” 有些工商企業在報紙國慶增刊上刊登的告白，既表達其恭賀國慶的政治態度，也宣傳推銷自己的產品。例如香港、上海、漢口冠生園公司的告白，正文以希陶：《廣告之要素》 ，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3張。訓：《敬告執事于工商界者》 ，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13日，第2版。《永泰和煙行雙十牌香煙廣告》 ，《申報》 1921年10月10日，雙十節增刊。《中國華商煙公司廣告》 ， 《申報》 1925年10月10日，雙十節增刊。《今日之國慶聲中面面觀》 ， 《申報》 1924年10月10日，增刊。《商界之慶祝》 ，上海《民國日報》 1916年10月11日。373839404 142。42

手書形式寫道：“野蠻時代為國者，以刀兵侵略張大其國勢，今也二十世紀先進之國，倡弭有形之兵，以工商為戰爭。故國家興亡，在於工商發達與否。是以愛國而欲救國者，莫不由工商著手。本園設精製各種牛肉果子已十八載，行銷全國，膾炙人口，際此十二載國慶紀念，特布大意，聊伸微忱，願我國人永久提倡。”下方還印有小字：“愛國者，必紀念此國慶日，愛購國貨者，是真愛國。本園各種牛肉果子食品，是完全國貨，故愛國諸君，皆熱心提倡而購食之。”43這樣獨特的告白，肯定只會在 “雙十節”紀念中才能看到。 在此情況下 ，不少報刊雜誌尤其是工商報刊，也大力宣傳 “雙十節”刊登各種廣告的重要作用與影響。例如上海 《工商新聞》 即曾載文，闡明 “工商新聞報，為惟一之工商輿論機關，際此歡呼喧逐萬目睽睽之中，大放色彩，增刊篇幅，以與寶貴之今日相周旋，而發展其廣告之效力，以作雙十節之紀念，更以希該報與雙十節而共盛也。 《工商新聞》 報，本實業救亡之旨，鼓勵國民，屏除一切，從事工商，納遊民于工廠，致民力於商場，且夫兵禍苟弭，交通無阻，實業必數倍發皇。為商戰勝利計，必於廣告中求進步，他日式樣翻新，以 《工商新聞》 ，作遊行廣告，甚而焚膏繼晷，日與雙十節之遊行媲美，此吾希該報與雙十節而共盛之說也”。44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該報為自身所作的廣告。 總而言之 ，在近代中國 “雙十節”紀念中，工商界始終是較為重要的民間社會力量之一，並且體現出不同於其他界別的鮮明特點。其在 “雙十節”所談論的話題，主要並非政治方面的內容，而是與經濟密切相關。工商界除了在 “雙十節”紀念中感慨辛亥革命之後的實業衰敗，也借此特殊政治場域從各方面大力呼籲振興實業，並借助 “雙十節”促銷國貨，使商業與政治得以有機結合，產生獨特的作用與影響。 “雙十節”的這種獨特社會效應，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以往忽略的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所具有的長久而持續的積極作用。4344《香港上海漢口冠生園同人慶祝》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7張 。楊宗凱 ：《 〈工商新聞〉與雙十節》 ， 《工商新聞》 1923年10月10日，國慶增刊第8張 。

辛亥革命史料抉擇之困惑——馮自由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與 《革命逸史》 異議孔祥吉* 村田雄二郎** 摘要 ：學界對馮自由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與 《革命逸史》 評價過高 ，實際上馮氏的辛亥革命論著 ，有許多錯處 。 本文以日本外務省檔案為依據 ，指出馮書有關孫中山一些重要活動記載不正確 。如馮氏對光緒二十五年劉學詢在日本與孫中山密談殺康與籌款的主題 ，以及次年策動廣東獨立的活動中的孫劉關係均錯誤解讀 ，所稱 “總理以其思想陳腐 ，勢難合作 ，遂漸疏遠之” ，殊不符合實際 ；對一些重要歷史事件與人物記載失誤 ，如將陳天華作為反對取締規則運動中 “主張歸國”派代表人物的記載 ，與日檔記載恰恰相反 ；馮自由甚至對自己參加過的重大歷史事件已經記憶不清 ，如記述支那亡國紀念會之發起人 、 日期 、章程及其被禁止原因 ，均與日檔有很大差異 。 本文還指出 ，馮自由有關辛亥革命歷史記載不確的原因是 ， 由於條件所限 ，對於清廷及日本等外國政府所存之檔案 ，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與利用 。馮氏的辛亥革命史寫作 ，在很大程度上 ，是依靠他本人所搜集之史料以及對二三十年前的往事回憶 ，故難免出現差錯 。關鍵詞 ：馮自由 ；孫中山 ；檔案 ；辛亥革命 隨著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來臨，人們對於敘述這場革命歷史的著作 ，興趣日益濃厚。尤其是對同盟會元老馮自由的著述更是好評如潮，認為是 “可以彌補前者的不足，為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第一手的可信資料”。1 “這本書的史料非常豐富 ，也反映出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 ，書評說它材料搜集二十餘年，無一字無來歷。” 2筆者以前也持類似觀點。但從2003年在東京大學地域與文化研究所舉辦的晚清史與檔案研習班之後，我們與研究生們一起 ，接觸了不少日本外務省檔案。從而對馮自由筆下的辛亥革命史著作，也有了新的認識。筆者認為 ，馮氏筆下的辛亥革命史是同類著作中的上乘之作 ，其重要作用 ，非其他人的* 孔祥吉：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 村田雄二郎：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教授。1 傅國湧：《由國民黨失意元老轉為歷史學家的馮自由》 ， 《炎黃春秋》 2002年第2期 。2 張繼才：《 “革命通”馮自由其人其書》 ，《北京日報》 ， 2011年8月29日。

著作可以取代。但是，對馮氏論述必須考而後信。區分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千萬不可全部視作信史。否則，辛亥革命歷史的若干重要真相，將永遠不可能大白於天下；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的原來面貌，也不可能得到恢復，同時，也會影響到正確總結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及其教訓。此事關係重大，不可不辯論清楚。一、學界對馮自由辛亥革命史論著評價過高 馮自由辛亥革命史著作之所以被學界推重，是與其特殊的革命經歷有密切聯繫。 馮自由（1882年—1958年5月6日） ，原名懋龍，字健華，原籍廣東南海縣鹽步高村人。其父馮鏡如，出生於香港，主要從事文具印刷業，始而經商香港，繼而定居於日本。馮自由出生於日本橫濱，幼年時曾短期回國，較多時間在橫濱讀書。 光緒二十一年 （1895）孫中山領導的乙未興中會起義失敗後，到海外宣揚革命，組織力量，在橫濱得到了馮鏡如的大力支持。後來興中會橫濱分會成立，馮鏡如出任分會會長。年方14歲的馮自由也加入了興中會 ，幫助從事分送信件工作，遂有 “革命童子”之稱。此後，馮氏於1897年在橫濱華僑大學學習，於1899年轉入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習。畢業後，馮自由又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科深造。與此同時，馮自由還積極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先後與鄭貫一等創辦了《開智錄》 半月刊，與沈翔雲等創辦 《國民報》 ，又與章太炎、秦力山等人一起署名號召，組織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 1905年馮自由在東京加入同盟會。不久，孫中山即派馮自由去往香港、廣州、澳門等地，並親自書寫手諭稱： 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特委託會員馮君自由、李君自重，二 人在香港、粵城、澳門等地，聯絡同志。二君熱心愛國，誠實待人， 足堪本會委託之任。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盟收接。特此通知， 仰祈察照是荷。 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印） 。天運歲乙巳年八月 十日發。3 同盟於1905年8月20日成立，而此委任狀則為9月8日簽發。此狀充分表現了孫中山對馮自由非常信任。委任狀中的 “天運”，是同盟會使用過的年號；而李自重則是香港富商李煜堂之子，李氏父子均為孫中山先生早期革命活動的支持者與追隨者，貢獻良多；馮自由又是李煜堂之乘龍快婿。 馮自由在香港擔任 《中國日報》 社長兼編輯，稍後被選為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馮氏又參與策劃潮州黃岡起義與惠州七女湖起義。辛亥革命前赴加拿大籌募革命活動經費，並接辦 《大同報》 。馮自由：《中華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 第1冊，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扉頁圖片。3

辛亥革命勝利後 ，孫中山即著手表彰勳臣， “諮參議院 ，請議決設立稽勳局。”孫氏諮文稱： 蓋聞勸揚之典，莫要於賞功，服務之官，必望其稱職 ；是故官惟 其才，賞惟其功，截然為兩事，斷未有以官為賞，論功授職者也。溯 我民國，自造謀光復稱兵統一以來，殉義與積功者，既已不可殚數。 夫在個人私願 ，盡分子之勞，決非市賞；然准建國通法 ，造公家之 利，必當酬庸，此賞恤之規制，未可不定。況賞恤之制未建，軍興之 際，將佐官屬雜以有功與有才者兼任，國人之觀聽易淆，必有以為既 樹建國之勳，例應得官，故有立功而已官者，更望因功遷擢 ；其盡命 而不及官者，亦議按事贈應，如此則帝王以官賞功之流毒不塞 ，竟可 以不止。現在統一之局大定，干戈待偃，國家之設官有限，而論功者 眾。借官為酬，與有功不錄，皆傷國本。是以急諮貴院，務請速行建 議，在臨時政府時代，特設一開國稽勳局 ，俟所議通過，即委任專官 領受局事。對於開國一役 ，調查應賞應恤之人，分別應賞應恤之等， 詳訂應賞應恤之條，再諮貴院議決施行。 4 以上文字，體現了中山先生眷念昔日同伴，不忘革命舊交的情懷。1912年3月23日，參議院接受孫中山建議，臨時稽勳局成立。經孫中山、黃興之推薦，馮自由出任臨時稽勳局局長。同時，在全國各省成立分局，負責搜羅徵集對開國有貢獻之人的革命事蹟。5馮氏在稽勳局任職15個月，對全國各地之史料做了匯綜核實，掌握了大量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和事蹟，為其日後的辛亥革命史撰寫奠定了基礎。 1913年馮氏因參與 “二次革命”被捕，獲釋後由香港轉赴日本、美洲等地繼續革命活動。1924年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馮氏堅決反對孫中山先生的聯共政策，被開除出國民黨，1935年雖然恢復國民黨黨籍，卻一直受到蔣介石之冷落，僅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等職。1948年馮氏年移居香港，1951年赴臺灣，任國民黨 “總統府”國策顧問。 馮自由長期追隨孫中山先生 ，有著極為豐富的人生閱歷 ，後來又有閒置時間，於是，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開始撰述辛亥革命史著作，獲得豐碩成果，出版了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 《革命逸史》 ；此外還有 《華僑革命史話》 、《華僑革命開國史》 以及 《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 等著作。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是馮氏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期出版的 ，它記述了從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起義開始，到汪精衛謀炸清攝政王為止的重要歷史事件。此後，又出版了該書之續編。 章太炎在為此書所撰序言中稱 “南海馮自由，與同盟會最久，又嘗為稽勳局羅家倫等編：《國父年譜》增訂本，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版，第484頁。馮自由：《革命逸史》 初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頁。45

長，以其所見，又遍訪故舊，而作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雖未周悉，然阿私之見少矣。其以 ‘開國前’名者，以為情有誠偽，事有輕重，事後之所為者，不得與事前比 ；且將前之艱難，曉示後進”。6章氏要言不煩，尚屬平實。章太炎稱馮著 “阿私之見少矣”，不是說沒有。可見，張氏受朋友之邀寫序，尚留有餘地。 馮自由自己亦在自序中謂：“余不敢謂此取材之豐富出於一切載籍之上，然自信此書實較出版以前之任何記載為詳細確實，此余可以負責公言者。” 7這表明作者對此書內容非常自信。 1936年 ，馮自由又針對國人對於辛亥革命 “多數典忘宗，喜謗前輩”的現狀，又陸續出版了 《革命逸史》 ，凡6冊，書前有孫科所寫的序言，對馮氏書稱頌備至。其文曰： 馮自由先生為吾黨之先進，博聞強記，著作等身，年逾舞勺，即 加入興中會，親炙總理，從事革命，于總理創業垂統之偉績豐功，嘉 謨嘉猷，以及諸先烈先進經邦緯國之精神，致命遂志之奇節，莫不親 見親聞，參與其事。其於南方及國外之黨務報務與軍事活動，躬為主 持者，曆有年所。民國成立，出長稽勳局，旁求博采，訪查考訂，于 海內外同志效忠黨國之勳勞事績，更深明晰。囊年以所搜集數十年資 料與訪問耆舊所得，證之本身之見聞經歷，著成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 命史》 、 《革命逸史》 各二集，均屬吾黨珍貴史料，取材精審，考證 確切，依歷史之演變，辨性質之異同，發潛德之幽光，揭清政之黑 暗，或顯或晦，經其筆述，莫不趣味盎然，歷歷如繪，感人至深。 出 版以來，不脛而走，一版再版，風行遐邇。今者將其近年著述，輯為 《革命逸史》 多集，內蘊豐富，與前相埒，彰善癉惡，正謬補闕，一 人一事，均堪為景仰先烈之資，加強國人對本黨之認識，了然民國締 造之艱辛，閱歷之險阻，確立共同之信念，而振發其愛國保種之心 志，奠定民族復興之始基，則其直接間接貢獻于黨國者，誠不淺矣。8 孫科是晚輩，對革命先進畢恭畢敬。他稱讚馮著 “取材精審，考證確切”實際上是過譽之詞，是客套話，不可全部信以為真。馮氏之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與 《革命逸史》 長期以來被稱為 “不虛構、不誇張、不隱晦，是尊重事實的”的美譽。這種評價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一直到現在，均無大的改變。 近年來，對馮自由這兩本書更是稱讚有加。這些文章對馮氏著作稱讚不一而足，大多相信馮氏著作 “材料搜集二十餘年，無一字無來歷”。幾乎看不到對馮氏著作的嚴肅評論。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上編，章太炎序，良友印刷公司，1928年版，第1頁。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上編，自序，第6頁。馮自由：《革命逸史》 ，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678

我們在2003年東京大學地域文化研究所開辦的晚清歷史與檔案研習班時，自然少不了講述引用馮自由的著作。後來發現馮氏筆下的辛亥革命史實，雖然活龍活現，生動傳神，但是 ，倘若與日本外務省保存的檔案比較，便會發現馮氏所記，有許多與歷史真相不符。為將辛亥革命史研究更深入一層 ，筆者謹將對馮氏著作之異議陳述如下。二、馮書對孫中山己亥庚子期間活動記載不確 馮自由長期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關係密切。因此 ，對於他筆下所記述的中山先生的活動，無不視作信史。然而，我們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發現馮自由有關孫中山先生于戊戌變法後到庚子義和團期間活動的記述 ，很不完整 ，或者說不真實。尤其在敘述孫中山與劉學詢之關係上。 劉學詢，字問芻，是孫中山先生的廣東香山老鄉。馮氏撰寫此文時 ，孫中山已離開人世，被尊為 “國父”。而劉學詢則是一個臭名昭著的賭棍。然而 ，孫 、劉二人卻是關係相當密切的朋友。如何寫這種關係，馮自由頗費斟酌。於是，馮自由寫了一篇 《劉學詢與革命黨之關係》 ，收入 《革命逸史》 ，其實，說的就是孫中山與劉學詢之間的關係。該文稱： 劉學詢字問芻，又號耦耕，粵之香山人，少登甲榜歸廣州為大紳， 交結權要，勢傾一時，有土豪之稱。時粵垣有一種官督商辦之公開賭 博，號闈姓者，每屆科舉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為賭，政府度支及試官私 囊均恃為收入之大宗。劉包辦闈姓多年，其金錢勢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 敗，及官吏之進退，典試者莫不仰其鼻息。總理于乙未春在廣州創辦農 學會，嘗以醫術納交於政紳各界，紳士中署名為農學會發起人者，頗不 乏人，劉及潘寶璜兄弟預焉。總理與劉有同邑之誼，往還尤密，因知劉 平素蓄志非常，遂與商榷起義大計。劉大悅，引總理為同調。然劉夙抱 帝王思想，絕不瞭解歐美民權學說，故總理相與協議多次，劉均以朱元 璋、洪秀全自命，而以總理為徐達、楊秀清。總理以其思想陳腐，勢難 合作，遂漸疏遠之。9 據此可知 ，孫 、劉兩人關係 ，的確不同尋常。孫中山發動興中會乙未起義時，劉學詢即提供了 “闈姓銀兩”的消息。10 此後孫中山同劉學詢之間關係，絕非如馮氏所說 “以其思想陳腐，勢難合作，遂漸疏遠之” 歷史的真實是：由於劉學詢在廣東操縱闈姓，橫行鄉里 ，康有為於乙未曾通過王鵬運嚴詞彈劾。光緒帝下令嚴查。11劉學詢東躲西藏，狼狽不堪，對康有為91011馮自由 ：《劉學詢與革命黨的關係》 ， 《革命逸史》 ，中華書局版 ，下同 ，初集 ，第77頁 。孔祥吉 ：《戊戌維新運動新探》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 ，第224頁 。孔祥吉編著 ：《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8年版 ，第99- 100頁 。。

恨之入骨。因此，在戊戌政變爆發後，劉氏自告奮勇，願意前往日本捕殺康梁。後來被慈禧、奕劻選中，與慶寬一起，作為辦理中日結盟特使被派往東京。12孫中山是清政府要抓捕的 “逆賊” ，流亡海外；而劉學詢則是欽派 “二品銜道員” “沿途炫耀”。劉氏剛到東京，孫中山即找上門來，多次密談。當時，劉學詢希望孫中山幫助其完成捕殺康有為與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的使命；而孫中山則希望劉學詢拿出金錢，幫助他從事反清政府活動。日本外務省檔案中，保存有上海總領事館官員松村將所知情形向上司的稟報，並附上了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9月23日）上海的《字林滬報》 所刊消息，報導 “密使近狀”。其大意略謂曰： 皇太后日前所派遣二位密使，前往日本考察商務，不料卻屢屢僨 事，貽笑鄰國。其事蹟屢見各地新報 ，國人無不知之。前聞劉氏 行，幸喜已歸上海，卻遲遲未上京覆命。然嘗聞日人所言，偾事往往 咎在劉氏。蓋劉奉朝命之後，不知慎重，性喜自吹，沿途炫耀，竟將 所奉國書，向人宣示。且清日聯盟密約此等大事，理應慎密，守口如 瓶，不料劉氏大肆吹說。 及至東京 ，輒復嫖娼酗酒 ，至所奉公事 ，卻置之不問 。 且伊與孫文 （孫逸仙） ，誼屬同鄉舊交 ，堪稱莫逆 ， 故每逢夜深人靜之際 ，劉學詢則於私處會孫 。 劉氏至 ，二人則戶閉密談 。 故日本人聞之 ，舉國譁然 ，誚謗騰沸 。 且劉學詢在日本所作所為 ， 日本員警署在外部派人 ， 密探詳報 ，朝夕動靜 ，纖細無遺 ，並聞都載於一冊 ， 因太穢亂不堪 ，故未向日人傳播 。 據稱 ，其與孫文私會往復 ，每至深更 ，往往電話相約 ， 至其呢所 。 妓女阿菊 ， 乃私門女子 ，暗中招待 ，合住吉亭 。每當阿菊赴劉 、孫之幽會 ， 其間所議何事？ 員警署事後對阿菊審問 。 阿菊申訴 ：劉欲孫在日本將梁啟超刺殺立功 ，劉則保舉推薦孫 ，招撫孫手下人馬 ，保證孫氏必得大權 ，然後創成大事 。 又據云 ：孫有黨徒數十萬人 ，劉學詢答應給餉二十萬兩 ，作起事之資 ，以成大事 ，不知今竟如何云云 。13 “密使近狀”將孫劉會談情形 ，和盤托出，在國內引起很大反響。如果說上引松村之報告，來自《字林滬報》 ，有些內容出諸新聞記者之手，不甚可靠的話，還有其他史料可以證明，孫中山在東京與劉學詢的確進行過多次密談。 首先，日方陪同劉學詢、慶寬一起由上海赴日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記中記載了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九日（1889年7月16日） 劉學詢、慶寬一行抵達東京，下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係史新探》 ，巴蜀書社，2004年版，第123-209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劉學詢慶寬來朝之件。1213，一

榻日比谷帝國大酒店，孫中山即來訪。宗方小太郎在當日日記中寫道： 16日，訪問住在帝國旅館的劉學詢、慶寬等，協議各事，12時 歸。午後，孫文來訪。18日，訪西鄉內相，見中國公使李盛鐸，暢談至 午後。孫文來訪。14 宗方小太郎的日記寫得有點含糊不清，孫中山是否見到劉學詢，日記未交待清楚。 十天之後，如宗方小太郎之日記又記載： 27 日，訪劉學詢 ，一道拜會西鄉內相。 同夜，又伴孫文與劉密 談，至夜一點歸。 宗方在此處稱 “又伴孫文與劉密談”。可見，在7月27日之前，孫 、劉已經密談過。 其次，不但宗方有記載，孫中山自己也留下了此後他與劉學詢交往的文字記錄。可以確定除以上兩次外 ，孫、劉二人還於七月二十三日（8月28日） 、七月二十五日（8月30日） 又有兩次相見。孫中山還將劉學詢介紹給犬養毅 、大隈重信等日本政壇要人。孫氏之函曰： 木堂先生足下，今晚與劉學詢會談。彼欲於後日（三十日） 朝八時來 拜會先生，並欲順候大隈伯，托弟先為轉達先生，祈先達大隈伯可也。弟 明朝有事，復回橫濱，晚當再來京投宿先生家，次早一同會談也。15 關於孫、劉雙方會談情形，據 《國父年譜》 記載，包括以下內容：密談中，劉問：“現在中國與日本聯盟，君之革命宗旨究如何？”先生答曰：“我之革命宗旨，始終在興起中國。”劉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協力，種族革命，恐其事甚難。” 16 以上會見僅僅是見諸宗方小太郎日記與孫中山先生之信件的記載 ，而孫 、劉實際會面次數，可能比這四次還要多。劉學詢日本之行，僅僅兩個月，與孫中山的交往卻如此頻繁，可見他們所商討之事是相當廣泛的。 《國父年譜》 成書甚晚，所述內容，過於簡單，有為尊者諱之嫌疑。筆者以為，劉學詢到日本的目的就是捕殺康有為、梁啟超；而孫中山則一心一意要為推翻清朝而籌款。此乃孫、劉二人密談無法回避的內容。劉學詢作為朝廷派往日本的密使，居然還敢與朝廷要捉拿的頭號要犯秘密往還。劉氏之所為，引起了同行之慶寬的不滿。1714 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 下卷，東京原書房，1973年版，第383-384頁。15 羅家倫：《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版，第126頁。16 羅家倫：《國父年譜》 增訂本，上冊，第126頁。1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明治32年9月6日《清國派遣密使在留續報》 稱：二密使自從日比谷帝 國大酒店移往公使館之後，時時發生矛盾，常鬧糾紛。慶寬對劉學詢不滿。⋯⋯劉學詢屢次私會 孫逸仙，談事甚密。孫逸仙即革命黨人孫中山。慶寬有所不悅。

孫、劉二人在戊戌政變後之密切交往，在馮自由筆下 ，完全被省略了。但是，孫中山與劉學詢在東京所談事項並未了結。次年庚子義和團運動爆發，北京一片混亂，朝局動盪。孫中山曾有計劃策動廣東獨立。馮自由才開始記載二人關係： 馮氏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第八章，庚子李鴻章之獨立運動中，對庚子孫中山策動李鴻章實行 “廣東獨立”的始末，記載如下： 庚子某月，中山在日本得劉學詢書，謂粵督李鴻章因北方拳亂， 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中山在乙未廣州一 役，早與劉發生關係，時方經營惠州義師，頗不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 然此舉設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試。遂偕楊衢雲、 日人宮 崎、平山等人乘法輪煙狄斯赴香港。抵港之日，粵吏已派安瀾兵輪來 迎，邀中山及楊衢雲二人過船開會，中山得香港同志報告，知李督尚無 決心，其慕僚且有設阱捕孫楊之計劃，故不欲冒險赴粵，僅派宮崎乘兵輪晉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己則轉乘法郵船赴法屬西貢。宮崎至廣州，寓劉學詢宅，與劉密談一夜，劉述李督意，謂各國聯軍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囑宮崎向中山轉達。宮崎以時機未至，遂返香港。18同一件事在 《革命逸史》 則稱： 至庚子夏，總理在日本忽接劉自粵來書，謂粵督李鴻章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時總理方經營惠州軍事，頗不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然此舉設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試。遂偕楊衢雲日人平山周宮崎滔天等乘法輪煙狄斯赴香港，抵港之日為西曆一九零零年六月六日。先是何啟、陳少白已由香港總督卜力斡旋，勸李鴻章乘機宣告獨立。李慕府中有劉學詢、曾廣銓二人亦極力從旁慫恿，聞總理等將由日本至港，遂預派安瀾兵輪來迎，邀總理、衢雲二人過船開會，總理得香港同志報告，知李督尚無決心，其幕僚且有設阱誘捕孫、楊之計劃，更有謂劉實為之主謀者，故不欲冒險入粵，僅派宮崎隨劉乘兵輪晉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己則乘原船赴法屬西貢。宮崎至廣州，寓劉宅密談一夜，劉述李督意，謂在各國聯軍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囑宮崎向總理轉達 ，宮崎遂失意返港。未幾，聯軍攻陷北京，清廷電召李督北上議和 ，特派招商局輪船安平至粵延接。李督遽受清廷恩遇，遂決計北上。舟過港時，港督重申前議，李堅不允。劉、曾二人時亦隨行，陳少白嘗登安平輪訪之，劉謂傅相意志堅決，無法勸阻，事遂絕望。及惠州革命軍起，總理時在台灣，聞劉獨留上海，未隨李督赴津，遂使平山周持密函至滬訪劉求助鉅款，並約與合作。191819馮自由；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上編 ，第59頁 。《革命逸史》 初集 ，第77-78頁 。

上引馮自由在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與 《革命逸史》 中的文字大同小異，但是，都有一個毛病，即缺少了光緒二十五年劉學詢與慶寬前往日本 ，實行聯倭殺康之策，其間與孫中山有不少接觸，談了不少問題 ，而這些問題又與次年庚子義和團運動中，孫中山策動兩廣獨立有直接關係。這些重要內容，則統統被馮自由省略了。 對於馮氏上述記載 ，如果仔細斟酌 ，會發現有很多漏洞 ，難以自圓其說 ，而且使人疑竇叢生。中山大學教授邱捷即懷疑 “總理在日本忽接劉自粵來書”一事的真實性。20 當時，孫中山是在海外流亡的國事要犯，而李鴻章卻是堂堂大學士、兩廣總督，怎能說李鴻章想要廣東獨立，主動與孫中山聯絡？孫中山反倒認為 “不妨試一試”？這在邏輯上是無法講通的。 事實是 ，劉學詢可能有信，內容也是有關與孫中山在日本討論過的籌款的問題 ，此事與己亥年在東京之密談有承上啟下的關係。馮自由省略了己亥年孫中山在東京與劉學詢多次密談以及所談內容 ，因此出現了這樣明顯的無法銜接的差錯。 馮氏在 《劉學詢與革命黨關係》 一文中，還附錄了孫中山先生致劉學詢信函一通。文曰： 耦耕主人足下： 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來見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內局，先立一暫 時政府，以權理政務。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稱 總統，或稱帝王，弟決奉足下當之，故稱謂由足下裁決。其餘內政一 人，外政一人，財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擇人當之。弟意以楊君文優 當財政 ，李君伯優當外政 （未知此人與公同氣否） ，盛宣君足當內 政，兵政一人弟自當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後請公等來會也。外局則 宜先發代理使職人於外國，此等人弟自能擇之，如何容皆可各當一面 也。今日事機已發，禍福之間不容髮，萬無可猶豫，且清廷和戰之術 俱窮，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勢，是可忍，孰不可 忍。是以毅然命眾發之。今欲計出萬全，轉禍為福，第一要著為厚雄 資財，速辦外局之事，欲保全蒼生，瓦存羊石 ，則欲速雇舟直渡內 地，以慰眾心，而一眾志，否則玉石俱焚，生靈塗炭，列強瓜剖，華 夏陸沈，弟固蒙不仁之名，足下亦恐難逃奇禍，故求足下及楊、李同 志等，即速代籌資百萬交周君匯帶弟處，以便即行設法，挽回大局， 而再造中華也。勿以斯言為河漢，幸甚幸甚。2120 邱捷 ：《孫中山與李鴻章秘密交涉真相》 ，《南方都市報》 2011年5月6日。21 馮自由 ：《革命逸史》 初集 ，第77- 78頁 。

孫中山先生此函包含了許多內容。他為什麼會平白無故地尊奉賭棍劉學詢為 “主政一人，或稱總統”？其中大有文章。而馮氏著作對於其中奧秘，則全部省略。其實，在日文史料中，還有許多相關記載，圍繞劉學詢在日本與孫中山密談殺康與籌款的主題，與日本檔案所述相輔相成。馮自由稱 “總理以其思想陳腐，勢難合作，遂漸疏遠之”的記載，完全不符合實際，堪稱為為尊者諱的一個典型事例。三、對一些重要歷史事件與人物記載失誤 馮自由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記載失真，並且長期被人們接受。一個突出的事例，是光緒三十一年 （1905）在東京發生的中國留學生反對日本政府頒佈的取締規則運動中陳天華的表現。當時，同盟會成立未久，對這場鬥爭採取何種策略，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激進派主張全體同學罷學回國；而穩健派則認為歸國是 “出奴入奴” ，主張忍辱負重，留在日本，繼續求學。兩派鬥爭激烈，互不相讓。陳天華的政治主張究竟是什麼？他為什麼要蹈海？ 馮氏 《猛回頭作者陳天華》 一文稱： 民報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頒佈取締留學生 規則，留學界異常憤激。 同盟會對於此事亦分為兩派：一派主張歸 國，另在上海辦學，以洗日人取締之恥辱。天華與易本羲、秋瑾、田 桐等主之。一派主張求學，宜忍辱負重，胡漢民、朱執信、汪精衛等 主之。兩派互相駁論，爭之至烈。秋瑾、易本羲等以是歸國。天華憤 不能平，乃作絕命書累萬言，竟於十一月十二日投大森海灣自殺。孫 總理時在南洋，聞之哀悼不已。22 馮自由將陳天華作為 “主張歸國”派代表人物的記載，與日檔記載相抵觸。日檔對於這場運動中，主張罷課的激進派學生名單有十分準確的記錄：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1905年12月12日）反對取締規則運動正方興未艾，清政府要從嚴處理那些極力主張罷課、歸國的滋事學生代表。日本檔案中有駐日公使楊樞轉達的《照錄政府來電》 稱： 學子倡亂，太不自量，養癰終成巨患，尤足玷辱學界。希執事密 商日廷，將糾合滋事暨攜有兇器者查明捕禁，派警押解到津，接受查 辦，餘均妥為拊循，照舊上課。希酌裁。樞部。銑。 該電報還附帶了一份應懲處學生名單：22 馮自由 ：《革命逸史》 第二集 ，第120- 121頁 。

程家檉 安徽人 帝國大學農科大學， 田 桐 湖北人 法政大學， 張 繼 直隸人 中央大學， 宋教仁 直隸人 法政大學， 韓汝庚 貴州人 路礦學堂， 胡 瑛 湖南人 宏文書院， 王鎮南 湖北人 明治大學， 張昉湖北人 同文書院， 馮樹猷，龔國輝，曾運檄，龔國煌。23 當學生運動高潮完全過去後，清政府還是不忘追究在運動中 “帶頭滋事”的留學生代表人物。楊樞於光緒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906年3月15日） 專門為此事致函日本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該函曰： 敬啟者： 敝國留學生上年冬間藉端罷學，業經本大臣查出尤為滋事之人， 奏請懲處。現已欽奉諭旨，著照所請。欽此。相應將滋事各生姓名 ， 另單開送，請煩轉告文部大臣，約各學校查照單開各生，不准收容， 所有本使館前送該生等入學之紹介書，作為無效，並希見覆為荷。順 頌，時祉。 楊樞謹具。 附懲處名單：韓汝庚王克文向佐周朱 劍淩盛儀龍淩骧田 桐宋教仁馮世骧藍永藩樊 翀曾運檄馮樹猷路礦學堂弘文書院早稻田大學弘文書院成城學校成城學校現已回國現已回國東斌學堂法政大學法政大學現已回國現已回國現已回國未經送學未經送學胡 瑛呂 複保 衡23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 。

龔國輝 未經送學 龔國煌 未經送學 劉隸英 現已回國24 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到：宋教仁、田桐、胡瑛、韓汝庚等8人，兩次名單均被開列。他們無疑是這次學生運動中 “藉端罷學”的帶頭 “滋事者” ，也是清政府最希望從嚴懲處的留學生。馮自由所提名單只有田桐一人，是這場政治風浪中領頭的學生領袖之一。至於易本羲、秋瑾，雖然在反對取締規則鬥爭中選擇了歸國立場，後來在反清政府鬥爭中，建立了很多功勞，但是，此二人在東京那場風暴中，並不是極力宣導罷課歸國的帶頭人。 筆者還注意到，近年來有關秋高捐贈的 《秋瑾為抗議取締規則決定歸國致秋譽章的親筆信》 。秋瑾此信格外珍貴。其內容稱： “近日留學界全體同盟停課，力爭規則之辱不取銷則歸國交涉”， “決議全體歸國。” “妹亦定此月歸國”。此信並述及家庭子弟輩學習問題和國內外時事。25 據此可知秋瑾當時所採取的歸國立場。然而，它無法證明，秋瑾是這場鬥爭的領導或代表人物。 再有，據介紹，信封正面墨書 “北京宣武門內西四牌樓北帥府胡同西頭路北西城路工局內秋萊子樣” ，背面墨書 “五月十七日（廿七到）”。由於此件藏浙江省博物館，筆者無緣目睹原件，而相關網頁上的原信圖片不清晰，只是對所署日期表示懷疑。蓋因此次事件高潮發生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 ，由內容判斷，秋瑾此信似乎不可能如檔所示於 “五月十七日（廿七到）。” 總而言之，馮自由將帶頭歸國罷課的代表人物以陳天華與易本羲、秋瑾取代了韓汝庚、胡瑛、宋教仁等的記述，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難以找到依據。馮自由的說法，顯然是根據辛亥革命勝利後多年對這些革命家的印象，來推論他們三十年前在東京的學潮，故有此失真。 尤其是對陳天華在反對取締規則運動中的立場，與日本檔案的記載恰恰相左。馮氏對陳天華的內心世界，似乎缺乏真正的瞭解。 陳氏愛國情切，卻很有個性 ，而且固執。他在一些關鍵問題上 ，與宋教仁等立場不同。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早在光緒三十一年 （1905） 初，陳天華提出依靠清政府救亡的主張。陳氏認為，在列強登堂入室，外患日深，革命並非一朝一夕即發生的情況下，他堅持 “以救亡要求政府也”。26他不但散佈印刷 《要求救亡意見書》 ，而且，還四處奔走，主張親赴北京向清政府請願，立即頒佈立憲，以救危亡。陳氏 《要求救亡意見書》 稱：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秋瑾此函收藏單位 ：浙江省博物館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楊樞公函第206號 。242526 ，檔案編號 ：3- 10-5-3-7。

各國民黨之對於政府也 ，必先提出要求之條件 ， 要求而不納 ， 然 後有示威之舉動 ， 無不如此者 。 吾儕躐等以為之 ， 則政府不知吾等意 向所在 ， 而國民亦不知吾等之宗旨為何 ，縱擲數人之頭顱 ， 亦不過等 諸無意識之作為 。 而吾儕之主義 ， 終難暴白於天下 。 惟先將主義標 出 ， 能可平和則平和 ， 當激烈則激烈 ， 一出於公 ， 而不雜以一毫之 私 ，使政府有所擇取 ，使國民有所依 ，然於將來或不至全無影響 。 此 吾儕今日之苦心也 。 政府之無可望 ， 則久已知之矣 。 謂因此恐荒功 課 ，騷動學界 ， 則吾儕豈於今日而欲全數之輟學哉 ？ 亦先以意見書 ， 公舉數人送之政府 ，其餘則仍可日夜並學 ，以待政府之任使 。27 陳天華特別批評了那種 “因此恐荒功課 ，騷動學界”的觀點 ，認為只是 “先以意見書 ，公舉數人送之政府 ，其餘則仍可日夜並學 ，以待政府之任使” 。這同陳天華日後在留日學生反對文部省頒佈取締規則浪潮中 ，開始時表示沉默 ，繼而反對歸國等激烈手段 ，是一脈相承的 。此事與梁啟超之影響殊有關係 。 《宋教仁日記》 1905年1月的日記有連續記載 。其文曰 ： 二十七日 晴 巳初 ，彭希明 、徐運奎來 ，談最久 。 時陳星台將有北京之行 ，運 奎謀與余極力反對其說 ，余允之 。28 二十八日 陰 時陳星台發有要求救亡意見書於學界 ， 其宗旨專依賴政府對外與 對內之政策 ， 而將北上陳於政府 。 余等皆反對其說 ，擬於明日開同鄉 會時 ，行干涉主義 ，議決 。 戌初 ， 回 。29 二十九日 陰 辰正 ， 至湘西學會 ， 是日為湘西學會開本月例會之期 ， 時至者約 五十人上下 。 先經謝伯勳演說開會理由 ，訖 ， 余乃次演對於瓜分問 題 ，大反對要求政府之說 ， 而主張各省獨立自治 。 座中有反對者 ， 亦 有贊成者 ， 未決議而散 。30 三十日 陰 辰正 ，往錦輝館 ，赴湖南同鄉會 。 時至者約二百人 ， 皆決議不贊 成要求政府之說 ，而主張全省獨立自治 ，至午正始散 。3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 ，檔案編號：3-10-5-3-7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記》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頁。湖南省社科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記》 ，第31頁。湖南省社科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記》 ，第32頁。湖南省社科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記》 ，第32頁。272829303 1。

三十一日陰 午正，黃慶午來，相商阻止陳星台北上之行。以星台前對余說， 有曾謁梁卓如及屢次通信之事，遂以改變宗旨、受保皇黨運動責之。 慶午乃約明日至渠處開特別談判，余允之。”32 宋教仁的這些日記說明了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 ，陳天華主張依靠政府救亡 ，而宋氏則大反對其說 ，主張各省獨立自治 ；其二 ，在湘西學會的例會上，對於陳天華觀點有反對者，亦有贊成者；其三，宋教仁主張用湖南同鄉會行干涉主義，從而否決了陳天華的建議。從宋教仁日記中，看到的只是干涉主義的效果。陳天華並沒有像是學界通常所說，在宋教仁幫助下，改變立場，放棄自己觀點的記載。陳天華在1905年春的行動，與10個月後在反取締規則運動中的表現，是互相聯繫的。日檔記載表明：陳天華是不主張採用宋教仁等提倡的罷課、歸國等激烈手段，來反對文部省頒佈取締規則的。 一個重要的標誌是他在蹈海之前，與抵制學潮的楊度站在一起，贊成其在學潮中反罷課、反歸國的立場。 陳天華蹈海之前，將激勵廣大留學生 “去絕非行” “堅忍奉公，力學愛國”的《絕命詞》 ，掛號郵寄給楊度，並非宋教仁。日本檔案記載顯示： 陳天華蹈海事件，發生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905年12月8日） 。經過打撈檢驗後，日本員警署正式向外務省等部門呈遞了有陳天華遺體的驗屍報告。此報告透露了許多有關陳天華蹈海事件的重要資訊。其文稱： 本月8日午後11時，府下荏原郡大森町字濱端海岸，同町住人田中 龜五郎發現有一具屍體漂浮，告知巡查派出所。所轄員警署即時派警 部與醫生赴現場。經調查確認，死者上身著黑羅紗洋服，腳著短靴， 似係清國留學生。死者懷中揣有現金23錢5屋。經查，死者口袋中尚留 有本月八日發的郵件掛號領取證。該證記載如下： 發信人，神田區西小川町一番地東新館陳天華；收信人，神田區 駿河台，清國留學生會館楊度。 經醫生檢查診斷與檢驗死者之意見，死亡原因係自溺身亡。因為 屍體暫時無人領回，員警署將陳天華遺體轉送大森町役場。 經調查證明，死者係清國湖南省寶慶府新化縣人留學生陳天華， 年30歲。 而後，陳天華之同鄉學友謝國藻等14名，前來大森町役場，出面 領回陳氏遺體。3332 湖南省社科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 ：《宋教仁日記》 ，第33頁。33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 ，警視廳12月13日報告 。

上述警視廳的報告表明，日本員警是憑藉掛號信件領取證 ，而確認死者身份的。值得注意的是，收信人不是別人，而是楊度。 楊度 ，乃陳天華的湖南同鄉 ，又是清國留學生會館的總幹事。在這場規模空前的反對取締規則的學潮中，楊度的立場是反對學生罷課、歸國等過激行動，與當時駐日公使楊樞的立場如出一轍。陳天華在採取蹈海行動之前 ，經過深思熟慮 ，決定將自己的 《絕命書》 鄭重其事地用掛號信寄給楊度 。此事的確非同小可。它表明了陳天華對楊度這位清國留學生會館總幹事的信任。 一位視死如歸的壯士，在臨離開人世之前，不想家人父母，而是全神貫注當時的學生運動；他不是將 《絕命書》 以尋常郵件寄出，而是以用掛號寄出，難道不應該引起後人與歷史研究者重視其中的含義嗎？ 但是，陳天華所寄掛號信楊度並未收到。因為楊度害怕激進的留學生傷害 ，而躲到遠離東京的壢木縣。壢木縣警方發現楊度後，對其進行跟蹤觀測 ，並進行審訊。日本外交檔案中存有壢木縣知事的報告，該報告還附有一份楊度的親筆書寫的 《楊度供詞》 ，其原文如下： 僕實姓名楊度 ， 清國留學生會館幹事 。 此次學生紛擾 ，欲將文部省規則全部取消 ，僕最為反對 。 諸學生恨僕反對 ，有持刀槍 ，有殺僕並殺楊公使者 。 楊公使與僕皆不能挽救 。 且同盟休校之事及全體歸國之事 ， 皆僕所反對 。 今避眾人之兇惡 ，故暫避於此 。34 楊度之供詞說明，他最反對 “同盟休校之事及全體歸國之事”。陳天華蹈海之前，將 《絕命詞》 寄給湖南同鄉楊度 ，而不是革命党人宋教仁。對此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陳氏和楊度一樣 ，反對學生們在反對日本政府頒佈取締規則運動中的激烈舉動中罷課與歸國。而馮自由為了表彰陳天華的革命形象，將其和秋瑾一齊列為主張罷課、歸國的代表人物，顯然是一種錯誤的敘述。 陳天華蹈海行動的思想與所持立場 ，還可以從他去世前所留下來的 《致留日學生總會諸幹事書》 （1905年12月7日） 得到證實。陳天華謂： 幹事諸君鑒：聞諸君有欲辭職者，不解所謂。事實已如此，諸君 不力為維持，徒引身而退，不欲有留學界耶？ 如日俄交戰，倘日本政 府因國民之暴動，而即散機關，坐視國家之滅，可乎？ 否乎？ 今之問 題何以異茲？願諸君思之。35 日本警視廳報告云：清國留學生總會幹事楊度、張繼 、范源廉、蹇念益等與清國公使商議，圖謀同日方交涉，修改文部省所頒佈之取締章程第一、四、九、3435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 ，楊度供詞原件。劉晴波、彭國興編校：《陳天華集》 ，第232頁。

十條。自5日來，清國留學生總會幹事被投不信任票。激進的學生極力要求改選留學生總會。36 警視廳報告還指出：1905年12月5日以來 ， “清國留學生總會幹事被投不信任票” ，陳天華於1905年12月7日，即撰寫此文，明確反對楊度等欲 “引身而退” ，陳氏主張挽留楊度等幹事，認為他們不當置身事外，其同情楊度之立場已躍然紙上。 長期以來，人們形成了一種認識：一事當先 ，愈是激進 ，愈是受到讚揚。在清末那場反對取締規則運動中，愈是要罷課，要全體歸國，愈是受到稱讚、謳歌；而那些主張理性思考的，則往往會被歷史遺忘，甚至被數落。馮自由的《革命逸史》 要喚醒人們對昔日革命壯士的懷念，因此，他的筆下就出現了似乎不是原來模樣的陳天華。四、馮自由甚至對自己參加過的歷史事件記憶不清 大概是年齡關係，馮自由撰寫辛亥革命史著作時記憶力已經有些問題。譬如，支那亡國紀念會是革命黨人組織的規模較大的反清政府活動，由章太炎、秦力山與馮自由等人參與發起。此事對後來的革命運動發展影響深遠。馮自由在記述支那亡國紀念會之緣起時曾指出： 時湘人周宏業（號伯勳） 、王思誠、浙人王家駒 （號偉人） 及余 同寓東京牛込區早稻田大學附近榎木町。 菱溪、猶龍 （號桃癡，後易 姓名曰左仲遠） 蒞東後，與周王等有同鄉關係，亦移居榎木町周寓。 力山與王寵惠同居。太炎則居某旅館為廣智書局修訂譯文。眾以周寓 為談話機關，每日恆在此討論革命排滿之宣傳方法。壬寅（一九〇二 年） 三月初旬，太炎提議謂欲鼓吹種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歷史觀 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禎帝殉國忌日未遠，應於是日舉行 大規模之紀念會，使留學界有所觀感云云。眾贊成之，即推太炎任起 草宣言書，並定名曰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37 據此可知，此次紀念會發起者中，多為在早稻田大學附近居住的留日學生。馮自由是此次運動的發起者。作為當事人，馮自由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他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 《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 等書中，對亡國紀念會均有記述。後來在 《革命逸史》 中，馮自由又專門寫了一篇 《章太炎事略》 ，記載得更加詳細。36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 ，警視廳415號報告 。37 馮自由 ：《革命逸史》 初集 ，第57頁 。

我們在日本外交檔案中，找到了一份與此事相關的專題檔案，名曰：《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啟》 。38 如果將馮自由關於亡國紀念會的記述與日檔對照校勘，發現馮自由記述，有不少失誤處。 首先，關於亡國紀念會十名發起人中的差錯。 馮自由在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一書中，曾記述發起人稱 ：“紀念會之發起 ，壬寅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章太炎等為鼓吹種族革命 ，振起歷史觀念起見，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于東京。署名發起者 ，有章炳麟、秦鼎彝、馮自由、朱菱溪、馬同、周宏業、王家駒、陳桃癡、李群等十人。由章氏手撰宣言書。” 39 可是，馮氏在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中，僅羅列了九位發起人的姓名。後來在 《革命逸史》 中，馮氏在原來基礎上有了調整，增加了一個王思誠的名字。 但是 ，據日本外交史料館所保存的 《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啟》 原文記載，支那亡國紀念會之發起人為， “支那遺民：章炳麟、秦鼎彝、周逵、唐蟒、馬同、馮懋龍、王熊、馮斯欒、李群、朱愣。” 40 將馮氏記載與日檔比較，可以看出其明顯區別如下： 首先，發起人順序，馮氏的記述將自己的名字 ，由原來排列的第六名，提前到第三名，似有突出個人作用之嫌。 其次，馮氏記述的十名發起人，與日檔中的人名殊不相符。 馮自由在 《革命逸史》 中，專門增加的發起人王思誠，不見於日檔。馮氏多次強調的陳猶龍 （桃癡）亦不見於日檔。 現在看來，日檔中的 “王熊” ，很可能是個化名，可能是由書中所提及的發起人王家駒或王思誠中間的一個人。 再者，日檔中所記載的唐蟒與馮斯欒二人，則不見於馮氏所開列的發起人，此事最為費解，蓋此二人很有特色。 先說唐蟒。唐蟒（1887- 1954），字圭良 ，湖南瀏陽人。唐才常之子 ，時在日本留學 ，後來加入同盟會，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歸國，參加了辛亥革命。歷任嶽州鎮守使、湖南都督府參謀長、湘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參謀長等職。據時人記載：唐才常在鄂起兵反清失敗 ，葉德輝竟至編述 《覺迷要38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 ，第3冊，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 念會啟。39 馮自由：《中華民國 國前革命史》 上編，良友印刷公司，1928年版，第114頁。40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 ，第3冊，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 念會啟。

錄》 ，以為 “康梁逆案之定讞”。辛亥湖南獨立，唐才常之子唐蟒任湖南都督府軍政部長，懷疑其父之被害，與葉德輝有關，故將葉逮捕，旋即獲釋。在亡國紀念會宣言書上署名時，唐蟒年方十四五歲。 唐氏在日檔中排名第四，相當靠前，說明這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初生牛犢不怕虎，不怕簽名帶來的殺身之禍，也是參與發起者中的唯一少年英雄。馮氏似乎不應該忘記這位少年發起人的名字。 另外一個是馮斯欒。馮斯欒是發起人中與馮自由關係最為密切者。據馮自由之 《中興時期之革命同志》 記載，斯欒號自強，廣東鶴山人。 “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 ，與鄭貫一及馮自由同創開智錄。辛丑春以報載清廷割廣東於法國之說，遂約李自重、王寵惠、馮自由等發起廣東獨立協會。後數年，畢業法律回國，易名貢世。” 41 由上述可知，馮斯欒與馮自由同姓，且同為粵人，一起創辦過 《開智錄》 ，組織過 “廣東獨立協會”等重要活動，而馮自由卻忘記了馮斯欒也是亡國紀念會的發起人之一。此事亦頗費解。 在亡國紀念會發起人名單當中，出現何人名字，是與回憶者本人的記憶力、認識與情感緊密相關的問題，比較複雜。筆者不敢妄加評論，只是覺得應該揭示真跡，以說明馮自由之記述，與日檔不符。 再次 ，馮氏所記亡國紀念會召開之日期亦有誤。馮氏記為農曆三月十九日（4月26日） ，而日檔中是三月二十日（4月27日） ，二者相差一天。馮氏所記亡國紀念會之發起宣言書本身，亦與日檔中所存原件文字有異。尤為重要的是，馮氏刊落了會約五條，其中包括有 “本會每歲開設二次，會期臨時擇定，要以陽曆四月、九月為限” ， “本會暫設東京牛込區天神町六十五番地，此次開會於上野精養軒”等重要內容。 最後，東京留日學生亡國紀念會，由於日本警方禁止，未能如願舉行，個中原因，據馮自由記載稱： 會期原定三月十九日， 詎清公使蔡鈞據使館學生報告，知留學界 有此舉動，極形恐慌 ，乃持此會宣言書親訪日本外務省請求禁止開 會，以全清日二國友誼。 日政府竟徇其請，特令警視總監解散此會。42 然而，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禁止亡國紀念會起主要作用者，是日本參謀本部的諜報人員福島安正。福島禁止此會，另有其個人企圖。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電報檔稱：41 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 ，第1冊，第171頁。42 馮自由：《革命逸史》 初集，第59頁。

收南洋大臣致外務部電。 准日本少將福島來電，頃有貴國不良之徒，在東設會，抬出亡國 紀念會之名，誘惑留學生，即由當局者已行嚴辦矣。成城學校學生內 有一名稍可疑者，現已飭令退學。其餘學生則有事類兒戲 ，幾未預聞 者 ，請放心云。 當覆以：電悉。彼國之徒設會誘惑，承貴國當局嚴 辦，並于遊學諸生詳加防護，感荷關顧，實非淺鮮 （顯） 。謹覆申謝 云。謹聞。坤。江。43 日檔中亦存有福島安正致外務省要員信函一通。其文曰： 拜啟者，四月廿七日，不穩的清國學生十數名，發起在上野精養 軒召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頻頻誘導該國留學生參加 ，聞 訊之下，覺得形勢頗為不妙。謹以奉聞，請斟酌考慮。又，此輩學生 中的重要人物，多在 （東京） 牛込區天神町附近居住。此敬具。山座 賢台。 安正拜。四月廿三日。44 上文中的山座，是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 日檔所存福島信函內容，與中文檔案記載吻合，可知警視廳採取禁止開會之舉動，正是由福島安正強烈要求所致。外務省根據福島之要求，並非蔡鈞之交涉，方才動用員警，嚴厲禁止亡國紀念會之召開。45 福島作為日本參謀本部諜報人員，一方面寫信給外務省官員，另一方面又專門致電兩江總督劉坤一，毫無疑問，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是為了取得劉坤一的信任，以圖得到更多的好處，才極力主張阻止支那亡國紀念會召開。 支那亡國紀念會是馮自由參與發起並積極參加的革命活動 ，而所記與檔案的差異尚如此之大，至於馮氏未曾參加的歷史事件，記述是否準確 ，是更值得探討的問題。馮自由無緣接觸第一手檔案，僅靠回憶和手頭現有的資料寫作 ，難怪出現此類差錯。此事如作為 “逸聞軼事”本不必苛求，然而事過百年 ，對如此重要的事件，總以還原其本來歷史面貌為佳。五、馮自由有關辛亥革命歷史記載不確的原因 馮自由作為同盟會之元老 ，長期跟隨孫中山先生 ，對辛亥革命成功貢獻至偉。中華民國成立後，又擔任臨時政府稽勳局之局長，搜集革命先烈史料，爾後4 34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電報檔》 ，綜合類收電檔。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 第3冊，福島安正 《致山座賢台函》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從東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與人物》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4頁。45

又用較長時間分門別類地整理出版了多種辛亥革命史著作。馮氏對這一領域的研究 ，貢獻豐厚 ，堪稱是辛亥革命史的開山之作 ，為後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研究的日漸深入，馮自由關於辛亥革命的著作亦被發現有許多不足之處，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對辛亥革命時期的檔案，利用不夠充分。 從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起義開始，直到武昌起義成功，革命黨人浴血奮戰，長達十六年之久，走過了漫長曲折的道路。這些鬥爭，有的發生在國外，大部分則在國內進行。因此，在清政府和外國政府相關各類檔案中，有不少關於辛亥革命史的記載。馮自由撰寫此類著作時，由於條件所限，對於清廷及日本等外國政府所存之檔案，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因此，馮氏所記事件與人物，每逢遇到檔案中有相關之記載，則可以對應找出馮氏記載之不確與遺漏。 其二 ，馮自由在撰寫有關辛亥革命史著作時，對重要歷史人物的日記、信剳、筆記等原始史料，搜集不夠全面。即使是擔任稽勳局局長期間，也未能廣泛搜集當時社會上所存有關辛亥革命之史料。 其三，革命黨人長期處於奔波流離狀態，沒有條件書寫、積累、保存那些記載革命黨人所經歷事件的檔案資料。因此，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所進行的許多重要活動，或經歷的重大事件，馮氏只能依靠當事人的回憶及口述史料來勾畫當時的歷史場景，而這種回憶及口述史料雖然彌足珍貴，但是卻很難做到準確無誤。 總之，馮自由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可以說是為後來學人搭好了一個框架，描繪了一個輪廓。辛亥革命史研究要真正深入下去，還必須靠當代學者花大功夫，用大氣力，做一番原始史料的深入發掘與爬梳考證的工作。 筆者認為，與中國近代史其他領域相比，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發掘史料，澄清史實的工作，顯得更加刻不容緩。

從革命到反革命：劉師培的心路歷程馬 勇* 摘要 ：在過去一百年革命敘事框架中，劉師培這撥人始終受到多方面責難 ，不是因為他們不革命 ，而是因為他們反革命 ；還不是因為他們始終如一反革命 ，而是因為他們先革命 ，是革命陣營中的出走者 。這是革命者最難容忍的 。 本文基於晚清十年政治變革大背景 ，梳理劉師培那撥人為什麼變 、怎樣變 ，以及這些變化是否具有合法性正當性 。 關鍵詞 ：劉師培 ；革命 ；改良；反革命 自從孫中山宣導排滿革命 ，特別是到了1900年義和團戰爭之後，清廷在內外壓力下 ，開始新政 ，繼而開始預備立憲。革命與改良由此開始處於競爭態勢：革命進入了順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廷主導的政治改良陷入了泥潭 ；而當改良進入了坦途，一般地說，革命可能就陷入了低谷。這種蹺蹺板的政治現象對於絕大多數略懷政治情懷的青年讀書人來說，或許昨天還是一個革命黨人，今天卻因認同了清廷的政治改良而轉變；明天又因為發現清廷的政治改良不徹底不真誠，又放棄了改良而投身革命。對於這些現象，那一代親歷其事的人多能理解 ，並不會從政治操守上評價這種搖擺或跟風，一是大家彼此彼此 ，不過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別，大家的認識都差不多，革命既不絕對，也非唯一。當改良可以成為一種選擇，具有成功的希望時，人們沒有必要一定與清廷撕破臉皮，一定要推翻清廷。大家都希望國家進步，也都希望國家既能取得這個進步，又儘量不要發生流血犧牲，特別是大規模流血衝突。所以只要清廷表現出一點改革誠意，先前那些激進的革命者，甚至非常激進的革命者也會放棄革命回歸社會主流 ，參與朝廷主導的政治變革。這種從革命向改良大規模回流的現象主要發生在1906年之後 ，像先前極端激進的劉師培夫婦和章炳麟、1宋教仁等都曾有過或多或少的表現。劉師培夫婦公開投向清廷，充當了 “朝廷的鷹犬”。這當然是一種 “革命話語” ，主要是革命黨方面一部分人的反應，並不足以代表當時的社會共識。因為革命黨中，除了極端或者無法回歸主流社會的幾個領袖外，大家都曾做過類似嘗試，大家都不知道未來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人生苦短，所以並沒有什麼人一定與人過不去。只是到了後來，到革命成功之後，到了革命成為一種絕對價值觀之後，在革命與改良之間搖擺，特別是從革命搖擺回改良，再搖擺到反革命的人們，才開始成為*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 關於章炳麟的轉變，參見拙著：《章炳麟鄒容》 ，第108頁，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年8月。

人們嘲諷的物件，人們對於這些人為什麼從革命轉向改良，為什麼最後轉為反革命也就不太理解，而且越來越不理解，覺得這些轉向就是後退，就是不可思議。走向革命 由於特殊的區位優勢 ，江蘇進入明代之後一直處在上升通道，吸引了不少人才，造就了一些文化世家。江蘇儀征的劉氏大家族就是其中一個比較典型的代表，從劉文淇開始，至劉師培結束，一個家族四代人共守一部儒家經典，用了一百多年的時問一遍又一遍地去注釋去解讀。 劉氏家族的曾祖劉文淇主要活躍在嘉慶道光年間 ，學通群經 ，尤精 《左傳》 ，與劉寶楠齊名，有 “揚州二劉”之譽，在有清一代 《左傳》 學上享有奠基者的地位。 劉文淇 《左傳》 學傳其子劉毓崧，劉毓崧在劉文淇學術成就基礎上又有很大推進，學術規模也稍有擴大，不獨傳 《左傳》 ，且擴展至 《周易》 、 《尚書》 、《毛詩》 、 《禮記》 舊疏等方面。 劉毓崧是劉師培的祖父，劉毓崧之學傳其子劉壽曾、劉貴曾。劉壽曾為劉師培伯父，劉貴曾是劉師培的父親。他們兄弟二人堅守家學傳統，對祖輩、父輩未完之稿格外用功，他們兄弟二人接著劉文淇 《左氏春秋長編》 繼續工作，參照他們的思路，加以推展，有所發明有所推動。至劉師培，儀征劉氏家族至少有四代人恪守乾嘉漢學傳統，向著一部 《春秋左氏傳》 用功，這不僅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佳話，也是許多文化世家都很難做到的事情，幾代人傾情於一部書，一代又一代地在這部經典的注釋、理解、闡釋上下功夫。實事求是地說，如果沒有儀征劉氏幾代人的努力，我們今天很難弄明白《左傳》 中的人和事。2 比較充裕的經濟狀況，詩書傳家的家族遺傳，使劉師培獲得其他人很難得到的教育環境，自幼飽讀詩書，打下了良好的學術基礎，再加上他自幼聰穎，善讀書會讀書，有著非常人具有的理解力記憶力，因而自然被他這樣的文化家族視為學術上的傳人，自然希望他能像祖輩一樣，在傳統道路上步步登高，捷報連傳，中秀才，得舉人，成進士，點狀元，或成為王者師、人上人，光宗耀祖；或繼續傳承家學，將幾代人堅守的《春秋左傳》 學發揚光大，在學術史上增添濃厚一筆。 少年天才並不一定將來必然有成就，科場上最初幾步的順利並不意味著步步順利， 這樣的故事在明清時期科舉考試越來越規範的時候經常發生，不幸這樣的故事也在少年劉師培這兒重演。1901年，劉師培順利考上秀才，那一年他剛剛十八歲。第二年，劉師培又一鼓作氣中舉人。這是一個好兆頭，所以劉師培在第三2 陳鍾凡 ：《劉先生行述》 ，《劉申叔遺書》 上 ，第14頁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

年信心滿滿準備梅開三度，成進士，然後點狀元，還能趕上科舉制度的末班車。然而讓人跌眼鏡的是，劉師培在這關鍵時刻掉鏈子，名落孫山。3 科舉考試自清中葉以來就受到各方面批評，到了1898年政治變革時，就有一種替換性的改革思路 ，清廷原本就準備以新教育的充分發展取代以科舉考試為主的舊教育模式，所以到了1901年 《辛丑合約》 達成，科舉制度其實已成強弩之末，科舉取士在有辦法有真才實學的青年眼裡已經不再那麼崇高，不再那麼神聖。許多有志青年早都看到未來出路不在科舉正途，新時代需要新知識，需要海外經歷和留學背景，所以在1898年之後，特別是到了1901年之後，打開了自費留學之門後，許多家境還說得過去的知識青年已不再將科舉考試作為惟一選擇，考上了固然好，考不上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大不了讓家裡拿筆錢，去國外特別是去東洋留學就是了。4因此當劉師培1903年考場失手後，他並沒有像舊時代舉子心灰意冷，他學會了選擇，學會了放棄，放棄家族長者對他的期待，放棄繼續沿著中進士點翰林這條老路亦步亦趨，而是要像時代青年一樣，走出一條不同於往昔的新路。 形勢比人強。學會放棄的劉師培並沒有像其他失意學子悶悶不樂整天焦慮 ，而是在歸途中一路遊山玩水，拜師訪友，經徐州，至揚州，又到鎮江、南京，先後拜訪繆荃孫、楊文會，在上海意外結識章炳麟、章士釗等學問好思想新且具有反滿思想的革命志士，劉師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根本改變。 那一年，章炳麟三十四歲，劉師培不到二十歲。章炳麟出自杭州詁經精舍，是東南大儒俞樾門人，因老師關係，章炳麟與東南知識界大佬有著不同尋常的密切關係，再加上其性格直率脾氣怪異，所以在知識界在政界也招惹了不少是非。他先是看上張之洞、李鴻章等政治強人，以為依附於他們一定能夠獲得重用，有機會施展政治抱負，不料接觸之後並不是那麼一回事，從勾肩搭背開始，到不歡而散結束。在學界，章炳麟與具有維新思想傾向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原本都是同志，志同道合，互通聲息 ，不料一句不合，大打出手，不惜衝突不惜決裂。只是到了1898年政治巨變後，康梁流亡 ，章炳麟又與他們惺惺相惜 ，稍有往來。然而到了這個時候，當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因清廷在一系列問題上連連失誤再度高漲後，章炳麟的反滿主義情緒再度激昂，與一批激烈的職業革命家躲在租界裡鬧革命，反體制反政府。先前原本就對現實稍有不滿的年輕學子劉師培在科舉考試失利的背景下遇到這些職業革命家，受其感染，劉師培沒有不加入的道理 ，毅然成為最極端最激烈的革命黨人。5345在開封參加考試的時候，劉師培就有點兒心不在焉，他那時寫有一首《賣花聲·登開封城》 ，中云 “宮闕汴京留，王氣全收。浮雲飄渺使人愁。又是夕陽西下去，望斷神州”。其心情好像不在狀態，而在時政，在日俄有關東三省的爭執及中國政府的應對。參見萬仕國《劉師培年譜》 ，第21頁，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這樣的故事並不僅發生在劉師培身上，蔣夢麟等一批在那時考場失利的青年，都是轉身向西或向東，自費出國留學。參見蔣夢麟回憶錄《西潮》 相關章節。馮自由：《劉光漢事略補述》 ，《革命逸史》 （3），第18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也是在1903年，章炳麟、鄒容等一批激烈的反滿主義者因在章士釗主編的《蘇報》 上發表反清文章而被巡捕房抓捕。在清廷的壓力下，標榜言論自由的租界當局不得不屈從于壓力將章炳麟、鄒容判處時問不等的處刑。面對如此政治高壓 ，年輕的劉師培沒有退縮 ，他反而因此激勵走上更加激烈的反抗征途。這一年，劉師培與愛國學社蔡元培、葉瀚等人一起發起成立對俄同志會，創刊並主編《俄事警聞》 ，竭盡全力反對沙皇俄國對東三省的佔領，反對俄國政府拒不從東三省撤走自己的軍隊。 東三省因俄國人的佔領成為那時國際危機的觸發點 ，成為東北亞變局中的導火索。日本的介入加劇了這種可能性，所以劉師培等人很快就意識到，日俄兩國必將為東三省的未來歸屬而不惜開戰。他們建議，中國應該乘著日俄開戰的機會幫助日本對抗俄國，他們不僅就此進行輿論宣傳，而且號召青年組織義勇軍，準備開赴前線 ，幫助日本軍隊去打敗俄國。不久 ， 《俄事警聞》 更名 《警鐘日報》 ，劉師培等人在章炳麟、鄒容坐牢之後隱然將 《警鐘日報》 作為 《蘇報》 的精神繼承人，反滿革命的思想更加激烈 ，並終於踏上激進主義的不歸路，更名 “光漢”以顯示與滿洲人不兩立的政治立場。 劉師培這撥人的政治見解與孫中山幾年前的民族主義覺醒有關聯有相似也有不同。孫中山自從1894年起就不再相信清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有自我更新的誠意。孫中山強調，中國未來的惟一希望在於驅逐韃虜，將這些滿洲人趕回老家，光復中華，重建漢民族的國家。光復漢族，是劉師培的思想基礎，但是劉師培畢竟來自儀征一個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大家族，幾代人在清朝為官從政從學，他排滿也革命，但排滿革命與孫中山平民出身還是有點不同。劉師培這些人主要基於對清廷為什麼不改革的憤恨，是期望以自己的革命去喚醒清廷，是基於清廷在1901年新政詔書後光說不練，因而起來鬧革命，明明白白是期望用外部力量倒逼清廷儘快改革。特別是在東三省危機發生後，劉師培對清廷對沙俄的讓步存在一種莫名憤恨。當然，這種憤恨還是一種忠誠，還是期待清廷去改革，而不是孫中山等絕對的排滿主義者，利用一切政治危機推動革命，推動推翻清廷的政治進程。這就是劉師培等人與孫中山革命黨的最大區別。 到了1904年，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劉師培的排滿革命思想更加激進，他先是參加蔡元培等人發起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擁戴正在西牢服刑的章炳麟為精神領袖，加入光復會；稍後參與陳獨秀發起的岳王會，且身體力行，和他的新婚妻子何震等一起參與暗殺廣西巡撫王之春的行動，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動上成為 “激烈派第一人” 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1905年在東京成立後，革命形勢一度高漲，國內外革命志士以東京為聖地，絡繹不絕來到東京，參與革命。在這個大背景下，劉師培夫柏文蔚：《五十年經歷》 ， 《近代史資料》 1979 （3），第8頁。6。6

婦也來到這裡，參與同盟會的工作，並很快成為《民報》 比較重要的撰稿人。 在 《民報》 的日子裡 ，劉師培發表了一組有思想深度有學術力度的革命文章，既有時代感，體現了革命黨人濃厚的時代氣息，又有書卷氣，與章炳麟等人一起為革命党人的文化素養加分，充分展示了革命党在傳統文化素養、現代文化訴求方面絲毫不弱於改良主義者康有為、梁啟超，革命党並非一批草莽英雄，而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一群人。劉師培為 《民報》 為革命黨加分，這個時期也是劉師培一生中最光彩的華章，他的學識見識在那個時期獲得了充分展示。轉向改良 剛到東京的時候，或許因為年輕，劉師培和何震的思想並不太成熟 ，他們在宣傳革命的同時，也很快被眼花繚亂的各種新思想所迷惑所吸引。特別是充滿魔力的無政府主義理想，最合乎激烈偏激狀態的劉師培與何震，他們在那兒很快就從激烈的反滿主義者轉變為虛無黨人，轉變為無政府主義者。稍後，何震發起成立 “女子復權會” ，夫婦倆又與人合作創辦了一家 “社會主義講習所” ，昌言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鼓吹婦女解放、男女平權 ，由此極大擴展了他們在留日學生和革命党人中的影響力，甚至連章炳麟、張繼這些比較成熟的革命黨也不知不覺以為劉師培等人鼓吹的無政府主義有道理有用場。 實事求是地說，劉師培夫婦此時所信奉所宣揚的無政府主義其實只是一個理論上的大雜燴，他們在那個時代並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有理論上的區分和辨析 ，他們只是認為這些理論都是反傳統，都比較激進，因而也就一鍋煮地將之引進中國，期待這些理論能夠幫助中國人改變現實，推動中國政治進步。 劉師培夫婦極端激進的政治思想如果從大背景來說，當然還是與他們先前認同的清廷政治上不改革不進步密切相關，因而他們激進思想的基礎並不牢靠。換言之，他們是因為清廷不改革不進步而鬧革命，那麼，一旦清廷改革了進步了，還能指望他們像孫中山、黃興那幾個人一樣繼續堅定不移地反政府反體制，繼續堅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嗎？這就是劉師培夫婦思想之所以在後來發生轉變的關鍵點。 當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清廷也不是沒有覺察，所謂1905年亞洲覺醒並不單指革命黨人的大集合，其實也有統治者的覺醒和行動。 日俄戰爭結束後，清廷陷入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 ，由此也就開始了政治變革，先是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東西洋各國憲政，緊接著鄭重宣佈預備立憲，發誓用九年時間將中國帶入一個完整意義的憲政軌道。 清廷的政治改革宣佈當然是因為內外交困，不過如果從晚清數十年政治發展脈絡說，清廷走上這條憲政的路也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是先前政治變動的必然結果，所以清廷的宣示不僅贏得了國內外立憲黨人和改良主義者的歡迎 ，而且使

各立憲國家、民主國家對清廷也改變了看法，由先前的不太協調走上相對比較協調的情形，因而也就對清廷給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對於反體制反政府的革命黨給予更多的限制或遏制。我們過去說以同盟會為主導的中國革命在1906年之後逐步進入高潮，其表徵就是武裝暴動不斷發生。這個說法放在今天的語境下重新思索 ，好像武裝暴動不斷發生，可能不是革命高潮，恰恰映射出革命可能遇到了極大困難，不得不奮起反抗。 從這個大背景去觀察，由於清廷的政治改革重新起步，先前那些反對清廷的各種政治力量逐步瓦解，許多人在經歷了革命與改良的辯論後，還是大致認同了一種最經濟的進步手段，還是認同以政府為主導的漸進的改良進程，他們開始向主流社會回歸。另一方面，由於日本政府在日俄戰爭後依然在東三省開發等問題上有求於中國，而清廷重啟政治變革程式也為日本與清廷重建友好關係提供了某種可能，所以清廷也乘著這個機會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日本政府對流亡在那兒的中國革命党人嚴加管束，對於那些以反政府為基本訴求的革命刊物予以查禁。 對於中國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當然並沒有完全接受，但革命黨人確實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覺得日子不再像過去那樣自由，內部矛盾日趨尖銳錯綜複雜，先前比較堅定的排滿主義者章炳麟在蘇曼殊等人的鼓動下心灰意冷，準備出家為僧，西天取經，到印度當和尚，學梵文，譯佛經，並通過各種關係將這一夢想付諸實現。由此不難感覺革命似乎真的成為一個過去式。 章炳麟等人這些比較消極的想法無疑是因清廷啟動預備立憲而起的，只是當事人當時不太明白而已。這個時間就在1907年秋天前後，也即預備立憲已被國內外廣泛接受的時候。此時受到這個壓力的當然不止章、蘇等少數人，何震、劉師培等一切流亡在海外的革命党人其實都或多或少受到這個事件的影響，他們也都或多或少對未來出路略有考慮。 根據蘇曼殊的說法，劉師培準備於1908年春天從日本返回上海，希望在那裡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事情做，因為革命遇到了困難，他們全家在日本的生活都遇到了問題，況且劉師培的老母親劉老太太實在不能習慣異國他鄉的流亡生活。 基於這些原因，劉師培夫婦在1907年秋天決定讓精明靈活的何震先回國看看，利用各方面的關係與當局接上關係，探討回國工作的可能性。很顯然，劉師培夫婦敢於回國敢於找清廷有關方面進行探討 ，主要是因為清廷的政策也在調整，預備立憲即便沒有全民和解的前提，但清廷決不會在這個時候加重對這些前革命黨人的處罰。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劉氏夫婦相信自己在日本沒有作惡，他們是參加了革命，但那也是出於愛國熱誠，況且他們只是一般性的參加，還算不上革命党的首領。從這個意義上說，劉師培夫婦在1907年之後想著回國想著回歸主流社會，參加朝廷主導的政治變革，不僅沒有錯，而且合乎大勢合乎潮流。 從後世眼光看前代 ，人們總容易認為革命與改良誓不兩立 ，有革命而無改良，有改良而無革命。其實這個看法只是今人的一個觀察，並不代表歷史事實。

事實上 ，那時的人們對革命與改良並沒有明顯的分際，並不在任何條件下都非此即彼，革命與改良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就是一盆漿糊，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希望國家好，希望社會進步，期待朝廷能夠領導大家往前走。所以從這個視角觀察回歸主流社會的革命黨人，放棄革命，或者不放棄革命而轉向改良 ，都是清廷重啟政治改革後一個沒有辦法的事情。畢竟清廷準備進行的預備立憲給出了一個非常誘人的民主政治路線圖，在那時的中國就是一個最好選擇 ，所以回歸主流社會參與預備立憲並不是革命黨中的少數。 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使清廷飄飄然覺得此次預備立憲不得了，贏得了國人贏得了世界，因而自負的清廷在那時根本就沒有想到大赦天下，赦免孫中山、黃興以及這一切從事過反朝廷暴力革命和思想罪的人。相反 ，清廷眼見著回歸的革命者越來越多，反而加大孤立孫中山等革命領袖的力度，迫使這些人不得不繼續堅守革命立場。 正像有的研究者所說的那樣，清廷最後十幾年就是革命的製造廠。孫中山從最初的革命，一直到後來的十七年堅持，雖然有其自身原因，但總體上說是被逼無奈。在那十七年中，孫中山任何時候都可能回歸主流社會，但清廷太小家子氣了，太不能容忍政治上的反對派了。孫中山的堅持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廷成全的。假如歷史不這樣走 ，假如清廷在1906年預備立憲時大赦天下 ，在稍後成立的資政院中，在 “欽定議員”指標中拿出十個專門安排這些革命黨 ，那麼事情的結局可能就很不一樣了。 然而清廷並沒有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善良，清廷不僅不願宣佈大赦天下 ，反而利用自己宣佈進行預備立憲在國際上獲取的支持，刻意打壓革命勢力，大有趕盡殺絕的意思。1908年秋，唐紹儀因中美德三國秘密結盟的事情密訪美國，在途徑日本的時候，利用日本政府有求於中國的機會，利用日本政府因中國預備立憲好感的機會，強烈要求日本政府驅逐革命黨人特別是孫中山等人，根本不顧及這些革命党人原本就是背鄉離井流亡的事實，要將他們從日本這樣比較成熟的流亡地趕走。7這其實是很不人道的。從後世眼光看，清廷假如派唐紹儀在日本有意識與革命党領袖進行秘密接觸，聽取他們究竟對中國未來抱有什麼樣的想法，儘量多的尋求雙方的共同點，相信他們中的許多人或轉身向西，參與變革。 清廷沒有這樣做，反而利用這個機會指使日本政府驅逐孫中山，指使日本政府查封 《民報》 等一大批革命報刊，有意無意挑撥革命黨人的內部矛盾，孫中山與章炳麟、陶成章等光復會一系的矛盾衝突，章炳麟等人之所以大罵孫中山，其背後多少都有這樣的政治背景。章炳麟注意到了唐紹儀訪美途徑日本的活動，也注意到了日本政府對他們革命黨人和革命刊物的查禁是日本政府循中國政府所請，但章炳麟沒有將唐紹儀與這項政策變化聯繫起來進行考察，參見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 ，第284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7

清廷的威逼固然使革命黨人內部發生急劇分化，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別無選擇只能在排滿革命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儘管這條路因清廷的政治改革不斷深入而前途渺茫，但他們這些職業革命家只能如此。當然另外一些人，或者另外一些非職業的革命家，或者有一技之長的專業人士，他們面對清廷日趨加深的政治改革，或暗送秋波，或眉來眼去，或向清廷提交專業人士才能提供的投名狀。 孫中山、黃興等人繼續革命是一種情形，章炳麟、蘇曼殊等人準備憑藉清廷或高官提供的財政支持西天取經也是一種情形，宋教仁投入精力去研究所謂 “間島問題”其實也與劉師培夫婦後來向兩江總督端方 “獻策”是一種情形，都有某些特殊目的，都是一種性質很明顯的投名狀。8參與主流 在國內經與各方面的接觸 ，特別是何震在南京各地的活動，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方似乎對劉師培的情形已經比較同情 ，願意接受劉師培回歸主流參與主流。 其實，每一個造反者都有被動的原因和不得已的苦衷，而每一個造反者其實也都隨時等待著招安。所以端方的大度和安撫很容易感動劉師培這樣原本就很柔弱很感性的讀書人，劉師培遂不管不顧於1908年初上書端方，9表示願意放棄革命，回歸主流，加入政治變革的隊伍。 在這封長信中，劉師培先介紹了自己的家族和家學淵源，介紹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學術旨趣，承認自己年輕幼稚，在革命思想的影響下，揭民族主義為標，托言光復舊物，以為這些思想合乎中國思想傳統，合乎中外華夷之辨，所以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嗜讀明季佚史，以清軍入關之初，行軍或流於慘酷，輒廢書興歎，排滿革命思想慢慢積累。 對於自己的排滿革命思想的來源，劉師培還強調有 《蘇報》 的影響 ，有蔡元培等革命黨人的影響，有孫中山、黃興等人的影響。然而緊接著，劉師培說他8 宋教仁研究 “間島問題”的真相我們已經不太清楚了，排比各種資料大致上說宋教仁可能真的是因為要去東三省發動馬賊起義，因為按照劉師培後來告訴，宋教仁的背後力量其實就是東北地區的馬賊。宋教仁前往東北的時間大致為1907年初秋，在經過一段時間實地調查後返回日本，查閱相關資料，完成和一方面交給立憲公會會長鄭孝胥題寫書名，鄭孝胥不僅是著名書法家，而且是著名立憲党人，宋教仁大約有通過這本小冊子向清廷獻禮的意思。所以稍後，宋教仁也沒有急於出版，而是抄送一部托人轉給吉林邊務督辦陳昭常，一部轉給外務部。外務部利用這項研究加大加快了與日本政府的談判，後來由此引發國會請願運動。外務部尚書此時為袁世凱。這大約就是一份投名狀。袁世凱對宋教仁的研究非常欣賞，據說明白表示請宋教仁到外務部工作，並明白表示給予四品銜。宋教仁似乎有意接受這個安排，但據說因為革命黨人內部有反對的聲音，甚至有人準備為此加害宋教仁。這可能也是宋教仁不敢接受的原因。劉師培此次上端方書版本很多，此據洪業所得抄本，見《劉師培年譜》 ，第145頁。9

到了東京後，及至與革命黨人朝夕相處之後 ，始發覺革命黨人遠不是他們口頭所說的那回事。劉師培說，如孫文，本不學之徒，貪淫成性 ，不知道德為何物。其追隨者更是卑劣不堪，稍上者也沒有什麼多高的政治理想，不過想著一旦革命成功，可以驟躋貴顯；至於下劣者則假革命之名，斂財以糊口。 劉師培在這封寫給端方的信中並不是刻意檢舉揭發革命黨人，而是根據他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就朝廷政治改革所應該走的路提供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國情國體與歐洲及日本都有很大不同。歐洲、日本均由封建制度變為憲政制度。封建之世，地僅彈丸，戶籍、稅額 ，都比較容易弄清楚。理財量入為出，用人則以世舉賢。故干涉之政易施，而下無隱情。這就是近代東西洋各國之所以能夠走上憲政道路的關鍵。而中國自戰國之後，封建之制早就發生根本變化，甚至可以說早就結束了，政治悉偏於放任，以農業為國本 ，以聚斂為民賊 ，故以薄賦輕徭為善政。一二牧令之賢者，率以鋤抑豪強 ，子惠黎元，為部民所謳歌。至於歷代王朝的末期，則率以橫徵暴斂等原因，致使民窮財盡，豪傑蜂起 ，最後天下大亂，宗社為墟。 據此 ，劉師培強調，根據他對中國歷史的觀察，自古至今，凡國家之治亂 ，其關鍵就看老百姓的苦與樂。而老百姓的苦與樂，端底又看老百姓的經濟狀態。所以現在中國大患，並不在於什麼政治民主之類的空洞口號，關鍵就看老百姓手裡是否有錢，民貧則身苦 ，身苦則思亂。因此之故，排滿革命之說就這樣乘間而起。這就是中國當前的關鍵與困境。 根據劉師培的分析，他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走出困境，提出了這樣五點建議，以作為回歸主流的思想奉獻。 首先，劉師培建議朝廷應該恢復傳統 ，始終將老百姓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他指出，大清國原本具有愛民的很好傳統 ，雍正乾隆年間重視吏治，提拔、罷免官吏時最看重的一條就是是否將老百姓的事情看得最重。那時，偶有盜案、命案，必詳加讞審，以察其情。其時對老百姓的重視為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然而到了道光末年，魏源看到外國入侵帶給中國的問題，遂從王夫之的思想中抽繹出一個很重要的思想，以為國家要政只在兵、食二端。其後又經太平軍洪楊之亂，湘軍諸將平定東南，更加推崇王夫之、魏源兩人的說法，以為國家大事除了練兵、籌餉兩件大事外別無他事，老百姓的事情逐漸走出統治者的視野。餉源既增，生民重困。地方官也按照這個思路理政，也不再認為老百姓的事情為事情。現在東南各省，機構林立 ，非為兵備所資，即為理財而設，很少專門處理老百姓事情的機構。地方長官，吏治混亂不堪，蒞民自治，只知道粉飾新政之外表，只知道討好上峰之耳目，只知道自己怎樣才能獲得提升 ，至於民間疾苦、百姓所思所想，根本不被這些官僚所重視。所以 ，現在老百姓之苦遠過於往昔 ，而有苦無所哭訴無所求告的老百姓 ，更是日有增益。劉師培認為，這是朝廷首先應該關注應該補救的。

其次，劉師培建議要抑制豪強，強調豪民不可縱。劉師培指出，現在的革命黨、改良派都有一個重要理論，就是強調地方自治，以為只有土著之民才有資格管理當地事 ，可以興利除弊。其實，這個說法可能很有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其有魚肉良民、助官為奸者，差不多都是那些劣紳、書吏、胥隸之儔。這些人差不多也都是土著之民，而其為害於民，更甚于那些貪官酷吏。現在許多人假借自治之權，勢必舞弊犯科，武斷鄉曲，假公益之名，斂貧民之膏血。試觀現在各地商董、學董，他們至少有一半屬於昔日之劣紳。論其興學，則教育內容並不明瞭，只知道向政府爭學款 ；論其保商，則實業不興 ，只知道向商賈徵收各種苛捐雜稅。現在各地發生的民變，多因此輩為非作歹所激起。這些人利用商會、學校之名作護符，若老百姓稍逆其言，官吏稍違其請，則以團體之空名，向商部、學部致電請願 ，控告那些稍措其鋒者阻撓新政之罪，而官民交受其病。劉師培強調，如果我大清現在還不注意剷除豪強以伸民憤，或者再繼續放權，予以地方更大自治權，那麼很可能使這些豪強如虎添翼，國家長治久安或許更難實現。劉師培的這個建議應該說是看對病，但下錯藥。地方自治確實使地方豪強有做大的趨勢，只是地方自治應該是一條相對比較正確的選擇，地方自治怎樣做可以討論，而地方自治的合理性正當性則不應該懷疑。 第三 ，劉師培強調 ，新政不必在外觀上下功夫，要在實質效果上做文章。他指出，今之新黨，幾乎從來不去考慮老百姓的實際力量，總是礙于西方文明的影響 ，以為事事處處均應該無條件效法。不知治有本末，功有緩急。一國之強弱，視其能得人心與否，不在於徒視外觀。現在中國欲興一事，必須鉅款。以府庫空虛之國，勢必徵稅於民。不知東南各省，以賠款之故，已經竭澤而漁。如果繼續增稅加賦，勢必民怨沸騰，鋌而走險。這就是中國不能繼續加稅加賦的根本原因。如果向外國人借款，則必以利權相抵。試觀中國各省，奉天之地，外觀之政最為完備，而賦稅最重，所借外國人的款項也最多，所失去的權利也是各省之最。其次為湖北，然亦屢借外款。所以今日舉行新政，其有益於民者，故宜次第推行。如果只是為了外觀好看而進行那些什麼改革，除了增加百姓的負擔外，毫無意義。所謂新政，決不能辦成不是加稅加賦以害百姓，就是向外國人借錢而喪失權利。 第四，劉師培建議朝廷要繼續重視農業。這個理由過去中國人說得很多了，劉師培只是在這裡強調一下重申一下而已。 第五 ，劉師培強調澆德不可長。他指出，現在東南民氣日趨於輕浮，土苴舊學，弁髦道德，拾歐洲思想家邊沁、彌兒、赫胥黎之唾余，醉心于功利之說，不以自利為諱言，只認生存競爭為天理，以致放肆恣雎，縱欲敗度。舉世相習，不以為非。與中國古人斷欲克私之旨，大相背違。這就是 《樂記》 所謂強者脅弱，眾者暴寡 ，智者詐愚，勇者苦怯。這離四維不張已經不遠了，至於賄賂公行，邀榮取寵，那還都是非常次要的事情了。

這五點意見，在過去的研究中，被視為劉師培 “獻策” ，以為劉師培以此向清廷討好，出謀劃策，謀取利益。這是從革命者的視角進行觀察而得出的結論，其實，如果從另一個層面進行分析 ，我們還就得承認劉師培的這些看法也有相當的道理，清廷如果真的採納了他的這五個建議，是否能夠使政治得到改善呢？ 是否能夠在革命、保守之外找到第三條道路呢？ 從更為廣闊的歷史視角進行觀察，其實可以說劉師培的這次思想轉變，主要還是因為朝廷主動變革了，像劉師培這樣一撥人開始向主流社會回歸 ，這既是清廷改革事業的正當性所獲得的必然回報，也是革命逐步走向消沉走向危機的必然結果。這是一個事實判斷 ，並沒有什麼價值理念在其中。 劉師培在寫給端方的信末，還有十條具體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怎樣消弭革命，怎樣將革命黨人的影響降到最低，怎樣為中國贏得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劉師培認為，中國革命黨人所持理論，不外乎民族主義。而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 ，其實就是排滿，除了排滿，別無主義。所以要化解革命帶給中國的壓力 ，就要在這一點上做文章，要讓人人知道民族主義不合于學理 ，則排滿革命的事實 ，也就在無形中消弭。這就是古人所說的正本清源。 對於革命黨人的實際運動 ，劉師培也有一個分析。他認為 ，中國革命黨人的勢力 ，以兩廣為最盛。其次則湖南、浙江 、山西。至於革命党人所利用的力量，劉師培也有一個分析 ，比較有意思。他指出，中國革命党人在東京者，只有張繼、陶成章、古斯盛、劉揆一、宋教仁幾個人稍有勢力。至於他們幾個人的具體情形，張繼於內地黨羽較少，惟居住日本的時問比較長，工於演說，以盛氣淩人。陶成章為浙江人 ，運動會黨，百折不撓。全浙會黨，均為彼用。古斯盛為晉人 ，所行與略與陶成章相近 ，勢力遍佈晉省 ，惟古斯盛做事頗為持重 ，故未驟發。至於劉揆一，其勢力在兩湖會匪。宋教仁，其勢力在東三省馬賊。 談到革命黨人的武器裝備，劉師培說，革命黨的炸彈，其始均從日本炮兵廠匠人手中私自購買，後來又向長崎的俄國人學習製造技術，但真正掌握了這些技術的人並不多。 在談到對付革命黨人的基本策略時，劉師培建議，只宜使用解散的辦法，既往不咎，脅從不咎。對於那些只是因為革命激情而參加革命的，如果嚴加打擊，其效果則是進一步堅定其革命信念，這樣於國家前途至為不利。10 劉師培向端方向清廷獻策怎樣對付革命黨，從革命黨尤其是辛亥革命後勝利者的立場上說當然是一件很難容忍的事情，不過如果從1908年這個特殊的年份進行觀察，從清政府的立場進行觀察 ，從政治變革的主流社會情形進行觀察，是否真的就毫無意義呢？ 流血的革命畢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和平的變革畢10 《劉師培年譜》 ，第144頁。

竟對人民更有利，劉師培為什麼就沒有放棄革命，回歸主流社會的權利呢？為什麼一定要求他革命到底呢？ 後來辛亥革命的勝利帶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在某種程度上說並不是革命者流血犧牲的結果，如果沒有清政府主導的政治變革，如果沒有立憲黨人的堅持和反水，憑藉孫中山、黃興等人在邊境一帶繼續發動暴力攻擊，說句實在話，真的不知道革命的希望在哪裡？ 而且 ，立憲黨人的主要來源，其實除了國內民族資本的發展所產生的實業家、中產階級外，一個重要的管道，就是先前對清政府拖延改革，拒絕改革而不滿的一批具有革命情緒的人。這一點正如辛亥革命參加者梁漱溟所說的那樣，當革命與改良論戰後，當清廷主導的政治變革開始後，大多數中國人還是選擇了朝廷，選擇了改良，選擇最便捷的道路，於是許多並不那麼堅定的革命者自動地毫無痕跡地轉為改良主義者，這一點轉變在這些人思想上沒有任何糾結，更沒有劉師培式的痛苦、不安與自責。111 梁漱溟 ： 《我的自學小史》 ， 《我的努力與反省》 ，第31頁 ，桂林 ：灕江出版社1987年。

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別論李細珠* 摘要 ：革命領袖孫中山在民國初年把臨時大總統職位拱手讓與舊官僚袁世凱 ，學界對其前因後果歷來聚訟紛紜 。 以往相當長時期內 ，論者多主袁世凱竊位說 ， 力圖揭露袁世凱險惡的政治野心與陰謀 ；後來雖承認孫中山讓位于袁 ，但主要就客觀環境的壓力和革命黨人的群體性格缺陷立論 ，不無為孫中山開脫之意。其實 ，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 ，雖然有不可忽視的客觀環境的壓力 ，但更重要的是由孫中山自己的主觀因素決定的 。孫中山對民初國內外政治形勢敏銳的判斷力及其希圖和平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崇高政治理想 ，是其主動讓位于袁世凱的關鍵因素 ，而這一點恰恰表明孫中山作為一位傑出政治家的高超的政治藝術和高尚的政治品格 。同時也不可否認 ，孫中山與當時大多數人一樣對袁世凱存在認識上的誤區 ，但這一點是不應被後人苛求的。 關鍵詞 ：孫中山 ；袁世凱 ；臨時大總統 ；民國初年南京臨時政府 民國初年 ，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職位拱手讓與袁世凱，是革命歷史的重大轉折。學界對其前因後果歷來聚訟紛紜。以往相當長時期內，論者多主袁世凱竊位說，力圖揭露袁世凱險惡的政治野心與陰謀；後來雖承認孫中山讓位于袁，但主要就客觀環境的壓力和革命黨人的群體性格缺陷立論 ，不無為孫中山開脫之意。其實，既稱 “讓位” ，自有主動意味。遺憾的是 ，作為主角的孫中山的心路歷程，卻往往被論者所忽視。本文擬在檢討既有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着力探討孫中山讓位的主觀因素及其政治理想，以期為觀察孫中山及民國初年那段複雜的歷史提供一個視角。一、從竊位說到讓位說的檢討 在辛亥革命中，螫居多時的袁世凱乘勢東山再起，一面挾清廷以對抗革命，一面借革命以逼迫清帝退位，從而登上民國大總統寶座 ，成為最後的贏家， “時人謂之新式曹操。”1亂世梟雄曹操 ，是篡位竊國的代名詞。在清朝遺老心目中，袁世凱正是像曹操一樣的竊國大盜。胡思敬著 《大盜竊國記》 ，認為袁世凱* 李細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1 《胡漢民自傳》 ，《近代史資料》 1981年第2期（總45號） ，第58頁。

“篡竊之志蘊蓄十餘年之久” ，其之所以利用南北和談的方式迫使清帝退位， “其意蓋以大清之亡，非亡于袁氏，而亡於革黨；袁氏之取，取於革黨，非取於大清也。”2胡思敬指破袁世凱的狡猾之處，意在說明袁世凱所竊之 “國”，正是 “大清”朝。 與清朝遺老不同，後世論者則認為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所竊之 “國”是新生的 “中華民國”。陳伯達著 《介紹竊國大盜袁世凱》 ，認為袁世凱是 “近代中國的第一個竊國大盜”。 “人民經過革命推翻了滿清朝廷，但革命的果實卻沒有落在人民的手裹，而被大地主大買辦反動派代表人物袁世凱所篡竊而去。”3黎澍著 《辛亥革命與袁世凱》 ，專列一章論述 “袁世凱的竊取權力”胡繩著 《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 ，力圖揭破袁世凱在清朝與革命之間大耍兩面派 “陰謀”，最後依靠 “帝國主義者的支持”而取得 “勝利”。5李宗一的 《袁世凱傳》 則着力描述袁世凱 “攫取民國總統職位的陰謀活動”，其結論是：“在 ‘南北統一’的歡慶聲中，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篡奪。”6如吳玉章所謂 “袁世凱竊國成功” ，7是革命史話語下的一般結論，其立論基點在於對袁世凱進行政治批判。 20世紀80年代以後，論者不再回避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的問題，但主要是就客觀環境的壓力和革命黨人的群體性格缺陷立論。寶成關雖然仍稱袁世凱 “竊國” ，但他着重分析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這是孫中山也不能完全避免的。孫中山的讓位，根本原因就在於 “以和平收革命之功”。 “這種企求不通過流血鬥爭假手袁世凱取得共和的想法和做法，則是資產階級革命派軟弱性妥協性的突出表現。”8韓明把孫中山與袁世凱一起放到被時代選擇的地位考察，認為是作為時代中心的資產階級最終選擇了袁世凱，而遺棄了孫中山， “時代給了資產階級選擇國家領袖的機會，卻沒有賦予它選出真正代表時代潮流的領袖的眼光。”9胡繩武具體分析了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的歷史環境，認為武昌起義以後，在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中，較普遍形成一種如袁世凱能反正、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最為有利的心理狀態，以致於在南方各省出現了鼓勵袁世凱反正、宣傳袁如能反正 “歸順”民國就可舉為大總統的輿論，從而使以黎元洪為代表的獨立各省很快確立了袁如反正即舉為總統的方針。正是23456789胡思敬：《大盜竊國記》 ，《退廬全集》 本，1923年刊於南昌退廬，第13頁。陳伯達：《介紹竊國大盜袁世凱》 ，華北新華書店1946年版，第4 、9頁。按：該書後來再版名為《竊國大盜袁世凱》 ，筆者見有新華書店1949年版。黎澎 ：《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 ，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1頁。按：該書原名《辛亥革命與袁世凱》 ， 1948年由三聯書店印行。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 ，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版，第120 、 127頁。按：該書寫於1947年。李宗一：《袁世凱傳》 ，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1 、 208頁。吳玉章：《辛亥革命》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56頁。按：該書寫於1961年。寶成關：《論南北議和與孫中山讓位》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上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72-893頁。韓明：《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原因新議》 ， 《歷史研究》 1986年第5期。。4

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孫中山不得不接受並推行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大總統的方針。10 丁賢俊則批駁了以往學界關於孫中山讓位原因的四種觀點 ：袁世凱 “權術論” ，舊官僚、君憲黨人 “干擾論” ，帝國主義列強 “扶植論” ，革命黨人 “妥協論”。他着重探討了革命黨領導人的聯袁倒清策略，認為在倒清目的達到後，聯袁變為擁袁，讓位成了讓權，這固然有各種客觀因素，但革命黨人方面的主觀原因更值得注意：第一，革命黨因爭權奪利發生了分裂；第二 ，過激行動使革命黨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支持 ；第三，革命黨人選擇政治模式的困惑。這些 “都與革命党和廣大民眾的政治意識局限于反滿有關”。1侯宜傑的新著 《袁世凱傳》 則認為：“由於革命派本身存在許多弱點，加以對袁世凱的面目認識不清 ，過高地估計了他的力量，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最終落入袁世凱之手。”12雖未明言，這些說法實際上均有維護孫中山革命領袖形象之意。 與前者主張袁世凱竊位而貶袁不同，後者無論是就客觀環境還是群體性格缺陷立論，多主孫中山被迫讓位，甚至以為時代選擇袁世凱而遺棄孫中山 ，顯然有為孫中山開脫之意。究竟在讓位的過程中，孫中山的心路歷程如何，這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二、孫讓位于袁的主觀因素 武昌起義爆發之時，革命領袖孫中山尚在美國。有鑒於孫中山在革命中的威望，當時西方媒體已紛傳孫中山將出任新生共和國總統。就在武昌起義之後第三天，孫中山在美國聖路易城親見報載：“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13隨後，又有舊金山電云：“中國革命党首領孫逸仙聲言，必須推翻目下之滿洲政府以組成共和國，彼將有為將來共和總統之希望。”14與此同時，國內各種政治勢力也對孫中山寄予殷切的期望。江蘇督都程德全致電各省督都，公請孫中山回國組織臨時政府。有謂：“大局粗定，軍政、民政亟須統一 ，擬聯合東南各軍政府公電，懇請孫中山先生迅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以一事權。中山先生為首創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 ，組織臨時政府，舍伊莫屬。”15可見，孫中山出任民國總統實是水到渠成之事。10111213胡繩武：《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歷史環境》 ， 《歷史研究》 1987年第1期。丁賢俊：《論孫中山民元讓位》 ， 《歷史研究》 1988年第6期。侯宜傑：《袁世凱傳》 ，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59頁。孫中山：《建國方略》 （1917- 1919年）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 第6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45頁。袁廟祝鮀輯：《辛亥革命征信錄》 ，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 （五）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1頁。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576頁。1415

其實，關於民國政府總統人選，孫中山自己並不太在意。他通過 《民立報》轉電民國軍政府表示：“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請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國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吾人必久厭簿〔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為要領。”16在與英國 《濱海雜誌》 記者談話時，孫中山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見：“不論我將成為全中國名義上的元首，還是與別人或那個袁世凱合作，對我都無關緊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啟蒙和進步的浪潮已成為不可阻擋的。”17顯然，孫中山看重的並不是總統的職位，而是民國政府的政權建設。他在與康德黎談話時坦誠地表示：“余於共和政府之大統領毫不介意。惟維持中國前途之責任，余可擔當。今之中國似有分割與多數共和國之象，余甚希望國民速建設一善良之中央政府。”18 當孫中山風塵僕僕回國，要求選舉他為總統的呼聲更形高漲。不僅革命党人如此，美洲全體同盟會員通過 《民立報》 轉電各省代表稱：“孫先生才、德、望，中外交孚，請舉為總統，內慰輿望，外鎮強鄰。” 19主要由立憲黨人組成的共和建設會也致電各省代表團，請舉孫中山為總統，有謂：“組織臨時政府，請舉孫中山先生為總統，以救國民。兆眾一志，全體歡迎。”20 其時，南北議和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在得知袁世凱以當選大總統為贊成共和之條件時，孫中山慷慨地表示：“只要袁真能擁護共和，我就讓給他。”21可見，孫中山在未當選總統之前，已有讓位之心理準備。 孫中山在當選臨時大總統後，隨即便致電袁世凱表示虛位以待之心，有謂： “文前日抵滬，諸同志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問其理由，蓋以東南諸省久缺統一之機關，行動非常困難，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為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只得暫時擔任。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22在南北議和期間，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 ，袁世凱心中自然不是滋味 ，他致電孫中山稱：“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之國民公決，所決如何，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與聞。謬承獎誘，慚悚至不敢當 ，惟希諒鑒為幸。”孫中山不得不回電剖白： “文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故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雖民主、君主不待再孫中山：《致民國軍政府電》 （1911年11月16日） ， 《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547頁。孫中山：《我的回憶——與倫敦〈濱海雜誌〉 記者的談話》 （1911年11月中旬） ，《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557-558頁。孫中山：《與康德黎的談話》 （1911年11月中旬） ， 《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559頁。《美洲電報》 ， 《民立報》 1911年12月27日，第2頁。《公電。共和建設會電》 ， 《申報》 1911年12月28日，第1張第3版。王有蘭：《迎中山先生選舉總統副總統親歷記》 ，尚明軒、王學莊、陳崧編：《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9頁。孫中山：《致袁世凱電》 （1911年12月29日） ，《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576頁。16171819202 122

計，而君之苦心 ，自有人諒之。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 ，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 ，推功讓能，自是公論。文承各省推舉，誓詞具在，區區此心 ，天日鑒之。若以文為誘致之意，則誤會矣。”23在此 ，孫中山鄭重地重申了讓位的態度。 此後，孫中山又多次與南方和談代表伍廷芳電商清帝退位後推舉袁世凱之條件及讓位辦法。當伍廷芳來電報告，北方代表唐紹儀探詢 “孫君肯讓袁君 ，有何把握”時，孫中山復電伍廷芳堅定地表示：“如清帝實行退位 ，宣佈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 ，文即可正式宣佈解職 ，以功以能 ，首推袁氏。”24經過與伍廷芳反復電商，最後確定讓位于袁世凱之五條件。孫中山致電伍廷芳及各報館稱： “今確定辦法如下：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時知照駐京各國公使電知民國政府 ，〈言〉 現在清帝已經退位，或轉飭駐滬領事轉達亦可。二、同時袁須宣佈政見 ，絕對贊成共和主義。三 、文接到外交團或領事團通知清帝退位佈告後 ，即行辭職。四、由參議院舉袁為臨時總統。五、袁被舉為臨時總統後，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接受事權。按一、二兩條即為袁斷絕滿政府關係，變為民國國民之條件。此為最後解決辦法，如袁並此而不能行，則是不願贊同民國，不願為和平解決，如此則所有優待皇室八旗各條件，不能履行，戰爭復起，天下流血，其罪當有歸。”25與此同時 ，孫中山把五條件提交參議院議決，獲得同意 ，又致電伍廷芳、汪精衛：“前途若再辦不到，則是有心反對，眾怒實難犯。”26隨後，孫中山便要求伍廷芳將五條件正式通告袁世凱，並重申讓位條件理由：“蓋推袁一事，始終出於文之意思，系為以和平解決而達共和之目的。⋯⋯，個人名位非所願爭，而民國前途豈可輕視？”27 在商議讓位條件的過程中，因袁世凱不時有些小動作 ，甚至表現得反復無信，使孫中山提高了警惕。在與 《大陸報》 記者談話時，孫中山表示須得袁世凱切實保證贊成共和方可讓位 ，有謂：“共和政府為國民軍各將士所造成，流幾許熱血，費多少金錢，始購得此共和二字 ，其價值之大，殆可想見。故余實無權可以貿然授與，而不得不要求實行之保證。如袁堅持目下之態度，則余何能辜負國民之信託，以彼等得之於敵人之手者，而妄獻之于袁氏乎。現在我人非俟袁氏切實聲明維持共和，則必仍視袁為滿人之忠臣。”28孫中山還致電各國公使，揭露袁世凱在和議中反復無信，有謂：“本總統甚願讓位于袁，而袁已允照辦 ，豈知2324《緊要電報》 ， 《民立報》 1912年1月6日，第2頁。伍廷芳：《致孫文黃興電二》 （1912年1月14日） ，丁賢俊、喻作鳳編：《伍廷芳集》 下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40頁；孫中山：《覆伍廷芳電》 （1912年1月15日）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23頁。孫中山：《致伍廷芳及各報館電》 （1912年1月22日）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34-35頁。孫中山：《致伍廷芳汪精衛電》 （1912年1月22日） ，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35頁。孫中山：《覆伍廷芳電》 （1912年1月23日） ，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38頁。孫中山：《在南京與〈大陸報〉 記者的談話》 （ 1912年1月24日） ，陳旭麓、郝盛潮主編，王耿雄等編：《孫中山集外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 165頁。25262728

袁忽欲令南京臨時政府立即解散，此則為民國所萬難照辦者，蓋民國之願讓步，為共和，非為袁氏也！袁若願盡力共和，則今日仍願相讓。當袁氏聞民國願舉為總統之消息後，即一變其保清之態度，而力主清帝退位，至前此所議之國民大會一節，亦復盡行抹卻。既而知民國必欲其實行贊成共和，而決不肯貿然相讓，墮其詭計 ，則袁氏又復變態矣！蓋袁氏之意，實欲使北京政府、民國政府並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獨攬大權也。” 29在接見美國記者麥考密克談話時，孫中山對袁世凱的為人深表焦慮。30 儘管如此，孫中山仍然堅定地表示：“共和國家早日成立，文當即避賢路。”31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佈退位。次日，孫中山辭職，薦袁自代，其咨參議院文稱：“此次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發表政見，更為絕對贊同，舉為公僕，必能盡忠民國。且袁君富於經驗，民國統一，賴有建設之才，故敢以私見貢薦於貴院。請為民國前途熟計，無失當選之人。大局幸甚。”322月15日，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時，孫中山特率所部出城祭明孝陵，以避挾持之嫌疑。他對王寵惠解釋說：“我正因此命全師而出也。今日之事，聞軍中有持異議者，恐於選舉之頃，有所表示，其意不願我辭職，又不滿意于袁世凱也。且此案如不通過，人必疑我嗾使軍隊維持個人地位，故特舉行祭告，移師城外，使勿預選事也。”33當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時，孫又致電于袁稱：“民國大定，選舉得人。”34 可見，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雖然有不可忽視的客觀環境的壓力，但更重要的是由孫中山自己的主觀因素決定的。其時，有老革命党人北面招討使譚人鳳來電反對讓位，孫中山復電解釋說：“文等所求者，傾覆滿清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也。清帝退位，民國統一，繼此建設之事，自宜讓熟有政治經驗之人。項城以和平手段達到目的，功績如是，何不可推誠？且總統不過國民公僕，當守憲法，從輿論。文前茲所誓忠於國民者，項城亦不能改。若在吾黨，不必身攬政權，亦自有其天職，更不以名位而為本黨進退之征。”35各地華僑及同盟會員亦紛紛來電反對讓位，孫中山逐一復電解釋讓位原因，其不為名利、只為民國的精神處處溢於言表。303 132333435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 ，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 第3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頁。孫中山：《接見麥考密克時的談話》 （1912年1-2月間）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142頁。《南京臨時政府公報》 第9號，1912年2月6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譯組編輯：《辛亥革命資料》 [ 《近代史資料》 1961年第1號（總25號）1，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71頁。孫中山：《咨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文》 （1912年2月13日） ，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85頁。王寵惠：《追懷總理述略》 ，尚明軒、王學莊、陳崧編：《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 第532-533頁。孫中山：《致袁世凱電二件·一》 （1912年2月15日） ，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98頁。孫中山：《覆譚人鳳及民立報館電》 （1912年2月20日）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110頁。29

三 、孫中山的政治理想與品格 孫中山對民初國內外政治形勢敏銳的判斷力及其希圖和平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崇高政治理想，是其主動讓位于袁世凱的關鍵因素，而這一點恰恰表明孫中山作為一位傑出政治家的高超的政治藝術和高尚的政治品格。 作為職業政治家 ，孫中山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簡而言之 ，孫中山的政治理想就是希圖從內憂外患中拯救中華民族，建設好中華民國，使中國走向繁榮富強 ，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他曾致函康德黎夫婦 ，說明自己接受總統職務 “是要借此將具有四萬萬人口的中國，從迫在眉睫的危殆和屈辱中拯救出來”他認為：“滿清的遜位，並非即是中國的完全得救。在我們的面前 ，尚有大量工作必須完成，俾使中國能以偉大強國的身份與列國並駕齊驅。”36在解職總統以後，孫中山仍然堅定地認為：“我們大家要同心協力，以最大的熱心和毅力，把中華民國建設成第一等民國，使世界公認我國國民為世界第一等國民 ，這是我最大的希望。”37孫中山在解職後的主要活動，就是致力於民生主義，具體而言則是鐵路建設，其目的顯然在於圖謀中國的富強。他在出席中華民國鐵道協會歡迎會演說時宣稱：“苟能造鐵道三百五十萬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強國。”38這是一種極度浪漫的政治理想主義。 作為職業革命家，孫中山試圖實現其政治理想的策略則非常現實。辛亥革命以南北和談的方式結束，曾經在革命史觀下大都指責革命派的軟弱性妥協性 ，世易時移，如今卻又有人大贊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中國人的大智慧。作為歷史評價，可謂仁智互見。回到歷史現場，值得關注的是孫中山的現實主義革命策略。早在武昌起義之後孫中山初回廣州與胡漢民等人討論革命方策之時 ，他曾認為：“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39可見，孫中山當時已有利用袁世凱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想法。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很快便陷於內外交困之中，在外交上列強不予承認 ，在內政上財政危機嚴重。在這樣險惡的現實環境下 ，如果南北決一死戰 ，就可能有個魚死網破的悲慘結局。這使孫中山不得不思考儘快以和平方式結束南北紛爭局面，以 “竭力避免國內戰爭之延長”。40對於那種所謂 “妥協論”的指3637383940孫中山：《致康德黎函》 （1912年1月21日） 、 《覆康德黎夫人函》 （1912年3月12日） ，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31 、230-231頁。孫中山：《在黃鶴樓群眾歡迎會上的演說》 （ 1912年4月10日） ，《孫中山集外集》 第49頁。孫中山：《在上海中華民國鐵道協會歡迎會的演說》 （ 1912年7月22日） ，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391頁。《胡漢民自傳》 ， 《近代史資料》 1981年第2期（總45號） ，第53頁。《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1924年1月23日） ，《孫中山全集》 第9卷，第115頁。。

責，孫中山日後在總結革命歷史經驗時給予了正面回答，有謂：“或者不察，有以為予當是[時]之勢力不及袁世凱，故不得不與之議和，苟且了事者；甚有誣為受袁世凱百萬之賄，遂以總統讓之者。⋯⋯至謂於民國建元之後，予之勢力不及袁世凱 ，則更擬於不倫也。夫當時民國已有十五省，而山東、河南民黨亦蜂起，直隸則軍隊且內應，稍遲數月，當可全國一律光復，斷無疑義也。” 41既如此，又何必要讓權呢？ 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革命領袖孫中山不忍生靈塗炭 ，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正如馬君武所說：孫中山讓權與袁世凱， “直接可以消滅南北的紛爭 ，和促進社會的進化；間接足以使政治基礎益進完固。”42事實上，孫中山的讓權，既充分表明其個人不貪戀權位，也暫時實現了和平建國的政治理想。孫中山盛讚議和代表伍廷芳等人所謂 “不流血而貫徹共和之目的，厥功甚懋”43之辭，毋寧說正是其自身的寫照。這恰恰表明孫中山作為一位傑出政治家的高超的政治藝術和高尚的政治品格。 對於讓權的利弊得失 ，孫中山還從革命黨人內部矛盾的角度作過深刻的反思。他說：“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讓，然弟不退讓，則求今日之假共和，猶未可得也。蓋當時党人已大有爭權奪利之思想，其勢將不可壓，弟恐生出自相殘殺之戰爭 ，是以退讓，以期風化當時，而聽國民之自然進化也。倘袁氏不包藏〈禍〉 心，恢復專制，則弟之退讓，實為不錯。”44遺憾的是，事情恰恰不如孫中山之意，袁世凱帝制自為之心很快就大暴於世，使孫中山現實主義的策略陷於困境，終難免遭到時人與後人的指責與非議。 今天再來檢討這段歷史，不可否認，時人包括孫中山對袁世凱確實在認識上存在誤區。問題的關鍵在於，袁世凱在當時國人心目中的真正形象究竟是什麼？毋庸諱言，時人對袁世凱是以建設民主共和政治的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相稱許的。如黃興就曾殷切期望袁世凱 “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45南京臨時參議院在孫中山辭職後以全票選舉袁世凱，其致電于袁稱：“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 46 《民立報》 更稱袁世凱為 “中華民國之驕子”。47孫中山辭職後，對袁世凱也是信任有加。當孫中孫中山：《建國方略》 （1917- 1919年） ，《孫中山全集》 第6卷，第206頁。《從辛亥本省光復說到將來期望——在廣西大學紀念辛亥本省光復會上的演說》 （1932年11月7日） ，莫世祥編：《馬君武集》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頁。孫中山：《覆伍廷芳等電》 （1912年2月17日）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104頁。孫中山：《致鄧澤如函二件二》 （1914年10月20日） ，《孫中山全集》 第3卷，第126頁。黃興：《致袁世凱書》 （1911年11月9日）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 ，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82頁。《參議院致袁世凱報告選舉為臨時大總統請蒞院受職電》 ，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 上冊，上海文明書局印行，1929年，第53頁。空海：《袁世凱》 ，《民立報》 1912年2月22日。4 1424344454647

山應袁世凱之邀從上海北上 ，正值張振武、方維案發生，或勸其勿入袁氏圈套。孫則堅定地表示：“無論如何不失信于袁總統，且他人皆謂袁不可靠 ，我則以為可靠 ，必欲一試吾目光。”48其時，孫中山於政治之事放手於袁 ，自己則專心構築其宏大的鐵路計劃。他聲稱：“維持現狀，我不如袁，規劃將來 ，袁不如我。為中國目前計，此十年內，似仍宜以袁氏為總統，我專盡力於社會事業。” 49 在與袁世凱會晤之後，孫中山南下於上海國民黨歡迎會上發表演說 ，號召國民黨全力支持袁世凱政府。有謂：“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者不可 ，而袁總統適足當之。故余之薦項城，並不謬誤。⋯⋯嗣後國民黨同志 ，當以全力贊助政府及袁總統。⋯⋯建設前途 ，於此望之矣。”50 正如孫後來所說 ：“自袁殺宋教仁君之後，弟始決心不助袁”。51那麼 ，在 “宋案”之前 ，則孫是 “助袁”無疑。不僅孫中山這樣，其他人亦未嘗不是如此。或以為 “當宋案未發生前 ，國民黨實未嘗夢及不舉項城為正式大總統”。52可見，當時袁世凱的形象在國人心目中可以說是如同 “救世主”那樣崇高，至少絕不可能如後人所認識到的封建專制主義反動勢力的象徵。雖然某些激進的革命党人如戴天仇 （季陶） 指責袁世凱為 “專制魔王” ，甚至認為袁世凱 “欲作皇帝” ， 53但這只是極少數人對政局中權力轉移不滿的吶喊。當然，在 “宋案”以後，尤其是二次革命以後 ，袁世凱的形象已自暴於世，與此前大不一樣。明確這前後的變化是歷史認識與評判的基點。認識事物當有一個過程，如果以後見之明評價先前的認識 ，則顯然是苛求 ，並不是歷史學家應取的態度。4 9505 152《孫中山北上報導》 （1912年8月） ，朱宗震、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 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頁。孫中山：《與某人的談話》 （1912年9月3日） ，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440頁。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歡迎會的演說》 （ 1912年10月6日） ，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485頁。孫中山：《覆黃芸蘇函》 （1914年10 月23日） ，《孫中山全集》 第3卷，第128頁。《為解決刺宋案獻策》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00頁。戴季陶：《袁世凱專橫無道》 （1912年5月27日） 、 《甚麼民國》 （1912年8月7日） ，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99 、 490頁。4853

楊毓麟與章士釗的糾紛及其餘波鄒小站* 摘要 ：楊毓麟與章士釗 ，都是長沙人 ， 皆為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 。 兩人交誼頗深 ， “風義本在師友之間” 。 留學英國期間 ， 兩人有糾紛 ，辛亥革命后 ， 此事被革命黨人中之激烈分子拿來作攻擊章士釗的材料 。本文擬根據有關材料 ，對楊 、章的糾紛作初步梳理 ，並旁及民國初建時革命黨內部的分歧 。 關鍵詞 ：楊毓麟 ；章士釗 ；糾紛一、楊毓麟與章士釗的經濟糾紛 楊毓麟與章士釗早年曾一起革命。1903年，兩人就共同參加華興會的創立，1904年春，又一起在上海組織愛國協會，進行暗殺活動。後，革命黨在上海暗殺原廣西巡撫王之春失敗，章士釗以謀事不機，導致革命黨的秘密機關被毀，章士釗等被捕，楊毓麟逃脫。不久，章士釗出獄，東渡日本，思想漸趨溫和，而楊毓麟則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1907年末 ，章士釗離開日本 ，赴英國留學。1章士釗赴英留學時 ，道經上海，拜謁過楊氏之母，並與楊篤生有敘談。2章士釗先到倫敦，不久考入亞伯丁大學（章士釗稱作厄北澱大學）。當時中國留英學生不多，且集中在倫敦，在亞伯丁的極少。1909年春 ，吳弱男到倫敦，4月，與章士釗在倫敦結婚，隨後隨章士釗到亞伯丁。在此前後，楊昌濟也考入亞伯丁大學。約11月楊毓麟考入亞伯丁大學專習英文。從此，三人 “形影相弔，自始未離一步”，3經常一起切磋學問，商談天下大事。章士釗與楊懷中政治主張比較溫和，意見相投，曾屢次談及湖南的教育問題，醞釀將湖南現有的高等師範學校、高等工業學校、明德高等商業學校、法政學校、醫學校，合併成湖南大學，學校 “一切組織均參考東西各國成法而定之”。4楊篤生思想比較激進，加以晚年感慨過多，神經過於亢奮，論事往往與章士釗、楊懷中意見不合。*1234鄒小站：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據章士釗回憶：“洎丁未末，守仁（即楊篤生）依歐洲留學生監督蒯光典，職秘書，同赴英倫，余以文字見賞於光典，並得偕往。”（章士釗：《楊懷中別傳》 ， 《楊昌濟文集》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388頁。）據此，他是1907年末去的英國。但從他說是隨蒯光典、楊篤生一起去的英國，則時間當在1908年4月。究竟何時，尚待考證。《章士釗致吳稚暉函》 所附 “楊先生家族情形”，吳稚暉檔案，檔案號第09187號。章士釗：《章行嚴與楊懷中書》 ，《章士釗全集》 2 ，第507頁。楊昌濟：《余歸國後對於教育之所感》 ，見《楊昌濟文集》 ，第53頁。

留學英國時，章士釗經濟困窘，乃常向師友借貸，其中前後向楊毓麟借了30多英鎊。章士釗與吳弱男在倫敦結婚期間，楊毓麟請章士釗為他講授英文。照楊毓麟的說法，當時兩人商定每月學費為3英鎊。歷時兩個多月。5因章士釗屢曾向楊毓麟借貸，可能在倫敦時 ，楊毓麟堅持要付給章士釗學費，章士釗在兩人戲談間曾有以教授楊毓麟英語的束脩作為抵償借款的話。 章士釗本就經濟困窘 ，吳弱男的到來，更加劇他的經濟緊張狀況。章士釗就曾函楊毓麟，催促時任留歐學生監督處秘書的楊毓麟學費從速寄出。函稱：“篤兄大人鑒：兩示未得復 ，想過忙之故 ，然甚望所懇寄出學費一事 ，未付之腦後也。弟已料理返倫。英人寄食，以周核計。十七號剛足最後一周之數 ，幾塊幹麵包，弟亦必嚼之使盡。蓋英人視錢如命，故吾等亦不與之放鬆乎。大約是日可與兄握。讀書邇日動定何似，替人已揭曉未？弟仍望于離此間以前得兄一信。有便乞催小徐寄款，若不得此，無能動彈也。弟士釗白。十一日。”6 此信寫作月份不明 ，從內容看應是章士釗離開倫敦返回亞伯丁之前不久 。從1909年7月8日（五月廿一日） 章士釗給楊毓麟的信看，此信可能寫於1909年6月28日（五月十一日） 。章士釗7月8日的信稱：“來示敬悉。弟素無向兄索取學費一事。當時雖有抵帳一戲詞，乃漫言之，兄相信與否，弟今不問，但弟叩之良心 ，不能作為證據。弟之助兄以淺近英文知識，乃純粹友情 ，兄之假弟鉅資，亦複如此，二者不容蒙混。弟自問兄即不假弟一錢，而弟亦欲以所知貢之于兄 ，其熱心決不少減。又，即弟未嘗有所貢獻，而艱窘之中，視兄力能分潤，而告貸于兄 ，其至此巨數，亦非在情理之外。⋯⋯至講授英文一節，弟以前叨在愛末 ，乃出自弟自願效力之素心，萬無索酬之理，亦並無其價值。兄或為不報非心所安 ，則兄屢次為弟蘇困濟急之德，已償之9而有餘，今更不追逋 ，已為為德以卒。如弟更有何種開罪之處，萬望海涵。⋯⋯，兄讀此函時，勿再誤解以為弟有惡感，蓋弟只有傷心，無惡感也。篤生我兄。弟士釗頓，五月廿一日。” 7可見，楊毓麟堅持要付學費。楊毓麟與章士釗的關係已出現裂痕。 其時，章士釗經濟拮据，不得不到處借錢，不得不向國內報刊賣文。說到賣文糊口，章士釗在給吳稚暉的信中曾說：“《民立報》 中，釗所作文並不多，先生所見者，不必即為釗作，其中偶有為釗作者，皆東塗西抹不值一錢之文也。釗從來執筆當祈之于興會，而此時則直為錢神所逼，一橫一碟 （即捺） 皆不自如。《民立報》 為釗所願投文者，而該報甚窮，不能供弟麵包之費。前兩月北京某報（即 《帝國日報》 ） 以金三百至 ，乃不得不在和裝 《法規大全》 大全中尋些題目，拼命敷衍之。 《民立報》 則兩月未寄一字去矣。”8吳稚暉曾向蔡元培說 ，5678《楊烈士篤生遺書之一》 ， 《中華民報》 1912年8月27日。《章士釗致楊毓麟函》 ，《湖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43輯，湖南文史雜誌社1991年，第224頁。函中提到 “替人”事，系指楊毓麟當時有辭去留歐學生監督處秘書職的計劃。《章士釗致楊毓麟函》 ，《湖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43輯，第224-225頁。《章士釗致吳稚暉函》 ，吳稚暉檔案，檔案號第09323號。

章行嚴賣文 ，一字一響；又深夜造訪，勸章士釗莫過於看重阿堵物，章士釗復函稱 ， “釗之鬻文實迫於萬不得已，即先生致民友先生 （即蔡元培） 書所謂一字一響者，且有時無數字亦竟不得一響。釗所為文，頗類蕩婦買淫，一隨顧客之所欲，與學問無關，去志節猶萬里。” 9因為賣文，章士釗與 《國風報》 、 《帝國日報》 有文字之緣，這是後來楊毓麟責怪章士釗與立憲派有牽連的緣由。 楊毓麟到亞伯丁後，繼續請章士釗補習英文，仍堅持付學費。章士釗以朋友間貢獻知識，收取學費，於情於理，皆說不通，但楊毓麟堅持之。加以兩人政見有分歧，矛盾深化。不久，楊、章的矛盾漸為外人所知。留歐革命党人石瑛在給吳稚暉的函中提到楊、章的矛盾。吳稚暉曾致函章士釗夫婦詢問。吳弱男曾持此函詰問楊毓麟，責怪楊向人 “造作言語”。楊甚不滿，乃致函吳稚暉，說他與章士釗之間的個人交涉，外人無權探聽，定是章士釗夫婦向人嚼舌，其 “心術非弟所敢知，亦非弟所屑較”。又發議論：“今之志士仁人大都具有煮豆燃箕之能力，平生受惠於人，為事已夥，內省不疚，何卹人言。”明確要求吳稚暉以後有信給他，絕不可通過章士釗夫婦轉達，必須直寄於他，否則他將認為吳稚暉將他列於 “不屑教誨之列”， “亦大可相忘於江湖”。 10至此，楊、章矛盾尖銳化。二、章士釗與楊毓麟的喪事 辛亥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坊間盛傳黃興死於是役。楊毓麟本有精神亢奮之病，聞知起義失敗，悲憤過度，夜不成寐，頭痛病發作更甚。後雖知黃興未死，但悲傷之情未減。時瓜分中國之論甚囂塵上 ，楊毓麟以禍在眉睫，頭益腫痛，愈加夜不能寐。8月10日，他自亞伯丁乘車到利物浦，跳海自殺。後，其屍首為當地漁夫所獲。留英學生、當地華僑，在利物浦為他舉行追悼會，將他葬於安菲爾德公墓。章士釗作為楊毓麟的好友、同鄉，又皆在亞伯丁大學讀書，居然沒有參加楊毓麟的葬禮，只是請吳稚暉在簽到簿上代簽 “章民”二字。其致吳稚暉函解釋稱， “殮葬一切偏勞先生及石兄 ，既申謝詞，復墜熱涕，釗今一錢莫名，一步不能行，負死友矣，亦復何言。” 11此顯系托詞。章士釗的舉動，引起諸多革命黨人的憤慨。曹亞伯記此事：“次日，旅居利佛坡 （今譯利物浦） 華僑開會追悼，並厚葬之於利佛坡之公共墳園。凡其知交，多遠來送葬。惟其同居于愛伯汀埠之章士釗吳弱男夫婦，獨不至。”12言語之間，不無褒貶之意。 章士釗頗講交友之道，並以交遊遍天下而自負。章士釗與楊毓麟政見略有歧異，也有經濟糾紛，但這尚不足解釋他為何不參加楊毓麟的葬禮。內情如何，沒9 《章士釗致吳稚暉函》 ，吳稚暉檔案，檔案號第09322號。10 《楊篤生致吳稚暉函》 ，吳稚暉檔案，檔案號09197號。1 《章士釗致吳稚暉函》 ，吳稚暉檔案，檔案號第09189號。12 曹亞伯：《楊篤生蹈海》 ，中國近代史資料從刊《辛亥革命》 （四）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第317頁。

有見到相關材料，不便妄加推測。章士釗雖未參加楊毓麟的葬禮 ，但他參與了楊毓麟的喪葬事宜，但其行為亦遭非議。 楊毓麟蹈海時，與其同在亞伯丁大學留學的其族叔祖楊昌濟正在德國遊歷，故其喪葬事宜由吳稚暉與石瑛主理。楊昌濟後來曾專函吳稚暉稱：“篤生蹈海，誠為極可痛之事⋯⋯先生高義薄雲，為之經營殯葬，表揚烈士心跡 ，葬儀隆重，歿有餘榮。聞先生三夜不眠，昌濟感激至於無地。” 13吳稚暉既主事 ，乃提出將楊安葬於利物浦，並徵求章士釗的意見。章士釗復函稱：“稚暉先生左右：頃得手示，知篤生已逝，駭痛不知所云。⋯⋯先生所詢葬事一節，釗意亦以葬於利物浦為得。篤生有族叔祖楊華生在此 ，然此兄今游德未歸 ，釗即以此函詢之 ，諒其意見亦必與吾輩同。惟不可必者 ，則死耗達於其家 ，其家人忍否令其葬於異域耳。⋯⋯吾國頑陋之習未改 ，則重屍之念亦必未除，然即詢其家人之見 ，此時亦無能待之。敬乞能時設法移棺入土，題墓如先生所擬式。俟楊華生得其家報，再行處理。料改葬之事，與此間法律不相迕。弟忝與篤生相交，今死後不能親視其葬事 ，至為痛愧 ，一切偏勞先生與石君 ，尤覺哀態 ，鳴呼已矣 ，尚複何言。士釗揮涕書。”又稱 ， “正封函間，郵者送來先生第二書 ，知葬事已預備妥當 ，日期已定，萬無作異議理矣。篤生家人處 ，釗與華生當設法解釋之也。”14同日傍晚 ，章士釗又函吳稚暉稱：“稚暉先生 ：篤生系湖南官費生 （半官費每月八鎊） ，埋葬一切費用應由監督處支出。鄙意擬將篤生遺金百十鎊保存 ，由石兄訪黃廑午交去，以全其志，而一切費用則開單向監督處索取。釗已發函通告錢兄文選請其電告湖南並預備葬費種種。尊處擬請石兄即時將略情通告監督處何如。釗致錢函原稿呈閱。錢文選如打官腔，吾輩自當設法對付之也。士釗叩首。” 15 同時 ，章士釗致函留歐學生監督錢文選 （士青） ，正式提出此事。函稱 ： “士青先生執事，湖南官費生楊兄守仁，以腦疾忽發，於前禮拜四自沉於利物浦之海灣。現已有同人為之經營後事。惟楊兄派自湖南 ，理應由尊處即時電告湘撫，此時營葬及將來或當運棺返國一切費用，皆當有監督處支出，監督處有護衛學生之責，並當即時派員至利物浦視察情形，特此奉聞。” 16 吳稚暉等同意章士釗提議。但錢文選不肯出錢，吳稚暉等乃先派人找一家石碑作坊，不問價錢就預訂一39鎊半的石碑，並開具票據 ，拿票據向錢文選索錢。錢文選本不願出資，遂以墓碑價格過昂為藉口拒付款，並隱指吳稚暉等借死人漁利。後雖迫於革命黨的壓力，錢文選不得不付款，但其借辦喪事漁利一說，讓吳稚暉等極不痛快。而率先提出應由監督處支付喪葬費用的章士釗，並不曾出面經辦具體事宜，卻也認為墓碑費用過高，責怪經手人辦事不力。這引起吳稚暉等人13141516《楊昌濟致吳稚暉函》 ，吳稚暉檔案 ，檔案號第09186-1號 。《章士釗致吳稚暉函》 ，吳稚暉檔案 ，檔案號第09188號 。《章士釗致吳稚暉函》 ，吳稚暉檔案 ，檔案號第09187-1-4號 。《章士釗致吳稚暉函附件》 ，吳稚暉檔案 ，檔案號第09187號 。

的不滿。他們認為，這錢橫豎是監督處出，管他貴不貴，且當時預訂墓碑本是要拿票據向監督處要錢，哪管得了那麼多。章士釗嫌墓碑貴，自己並不去經辦，且以無錢出行為托詞，不參加葬禮，但他買書捨得花錢，而且一箱兩箱的買，心安理得，並不以為貴，卻對革命烈士的墓碑大發議論，嫌其太貴，實在不可理喻。吳稚暉在致石瑛的信中說到此事，頗憤慨：“今我等欲買一四十鎊之碑，嫌其價大，駭其非常者，若而人 （原文如此） ，而有人坦坦然則購書兩箱，雖較碑值為巨也 ，雖有嘩者，然其人則習而安焉。然非此人者，則款 （指楊篤生的喪葬費）亦莫集。鳴呼，金錢。”1 7 由是，對章士釗心生意見者不少。 此外，對於楊毓麟的墓碑，章士釗也曾出力。最初吳稚暉想請章士釗為楊毓麟手書墓碑，但章士釗推脫自己的字寫得難堪，堅持由吳稚暉題寫墓碑。但楊毓麟墓碑上所刻英文字 “S. Z. Young” ， “A Martyr to His Political Principles”的墓誌，為章士釗所擬。墓碑的英文題款原為石瑛所擬，文曰：“Political Martyr”章士釗以為不貼切，主張改為 “A Martyr to His Political Principles” ，並專門就此向英文專家請教，專家然其言。18楊毓麟殉國後，有數封遺書給友人，唯獨沒有給章士釗的，因與楊毓麟有過節，章士釗頗想瞭解楊毓麟的遺書中有沒有涉及自己的內容。他曾致函吳稚暉，希望吳摘取楊氏遺書中數語告知，以便他將此電告《民立報》 館， “風示國人” ， “務以能激動國人之靈感者為上。” 19這既有因公的成分，也有因私的成分。 在楊毓麟喪葬事宜上，章士釗的行為不無可議，但與章士釗、楊篤生交情甚深，而且又是楊篤生叔祖的楊昌濟，並未因此責怪章士釗，相反還與章士釗保持良好的關係。此可值得注意者。到此時，楊毓麟與章士釗的糾紛因楊毓麟殉國而暫告一段落，知情人還大體局限于若干留歐學生尤其是留歐革命黨。三、章士釗主持 《民立報》 被攻擊 辛亥革命後，章士釗回國，不久即應同盟會機關報 《民立報》 主持人于右任之邀主持 《民立報》 筆政。章士釗早年為革命健將，留學日本後，思想趨於溫和，堅不入同盟會，曾遭一些革命黨人的批評。留學英國期間，曾為 《民立報》撰稿。武昌起義後，章士釗以 《民立報》 特約通訊員的身份，將英國媒體之稱讚中國革命，或者主張嚴守中立，反對干涉中國革命的言論，編譯出來，以電報發給上海的 《民立報》 。後來于右任在與革命黨人之激烈派論戰時，曾說，“自前年 《民立報》 出版， （行嚴）即在英國擔任投稿發電，武昌舉義後，歐洲電報收效不少。”20 其時，對於中國革命，歐美媒體除關注戰局進展、在華歐美僑民的17181920《吳稚暉致石瑛函》 ，吳稚暉檔案，檔案號第04327號。《章士釗致吳稚暉函》 ，吳稚暉檔案，檔案號第09319號。《章士釗致吳稚暉函》 ，吳稚暉檔案，檔案號第09189號。《于右任答某君書》 ，《民立報》 1912年9月13日。，

安全、交戰雙方是否願意遵守條約並保障歐美各國在華利益、各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等問題外，另一個重要傾向是覺得以中國的歷史以及現實的社會條件，尚缺乏確立共和政治的條件 ，民主政治還難以在中國真正實行。當時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曾花大氣力，對歐美媒體進行解釋和說明。時在英國的章士釗對此也十分關注。他在給吳稚暉的信中說：“歐紙譏吾無政治經驗 ，恐不適於共和政治 ，著手之初，此恥必洗去” ，希望革命勝利後，革命同志克服困難、努力建設民主政治。章士釗觀察英國各主要媒體，認為 “每日電報”所持議論 “確有為他報所及處” ，但 “每日郵報”是最為適當的公關物件，因為 “彼之袒我亦極為顯明”且其 “內容甚富， 銷場之廣甲于全英各報，各種社會皆讀之。去年葡萄牙 （指1910年葡萄牙革命事）即以之為機關”。 21武昌起義後，革命領袖孫中山未及時回國指導革命，而主要在歐美進行活動，以爭取各國同情革命或者保持中立 ，籌措經費，對此章士釗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國內義軍已起，革命領袖當及時回國，穩定軍心 ，指導革命；至於各國對革命的態度，主要不是靠外交活動 ，而是要靠革命實力，各國承認獨立與否， “全訴之於實力” ，要緊的是運動各省獨立 ，而不是請孫中山到歐洲一遊。22可以說，章士釗自留日後，思想雖趨溫和，但與革命黨人仍有密切聯繫。所以，當于右任就邀請非同盟會員章士釗主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 筆政事，向孫中山、黃興請示時，得到了兩位革命領袖的同意。 其時，革命初成，同盟會內部已分裂為所謂的穩健派與激烈派。穩健派的代表是黃興、宋教仁、于右任等，其輿論陣地是 《民立報》 ，激烈派的代表有戴季陶、田桐等，其陣地有 《民權報》 、 《中華民報》 等。穩健派認為袁世凱非不可為善，不必逼袁為惡，其辦法是行政黨內閣制，通過發展壯大同盟會 （後改組為國民黨） ，通過國會選舉，獲得國會多數，架空袁世凱，使他成為一個 “端拱畫諾”的元首，由此將政治逐漸引入軌道。而激烈派則認定袁世凱專斷獨行，為民主共和之最大隱患 ，且有帝制之心 ，不可能導他為善 ，欲行民主必除此患。政治策略上的分歧導致 《民立報》 與 《民權報》 、 《中華民報》 的論戰。而引起論戰的直接導火索就是章士釗的一系列言論。 其時 ， 《民立報》 的實際主持人于右任對當時中國各報黨派氣息過濃 ，熱衷於媒孽謠言攻擊對手，好作意氣濃烈之詞，喜以謾駡代替說理的風氣，深感其不當，思改之，想將 《民立報》 辦成 “東方之泰晤士報” ，其入手方法就在 “養成立言信用，不做過激之談，亦不作偏激之論”。23章士釗贊同于右任的辦報宗旨。留學英國時，章士釗就十分愛讀艾迪生主辦的 “司佩鐵特” （spectator （旁觀者） ） 週報，並以東方之艾迪生自況。他覺得媒體人應像艾迪生一樣，以局外旁觀者的身份，冷靜地、理性地分析時局、剖析社會，發為言論，指導社會，而《章士釗致函吳稚暉函》 ，吳稚暉檔案 ，檔案號第09325號 。《章士釗致函吳稚暉函》 ，吳稚暉檔案 ，檔案號第09325號 。《于右任答某君書》 ， 《民立報》 1912年9月13日。212223，

不是隨波逐流，或者屈從當局的意旨。入 《民立報》 之初，章士釗就與于右任約定言論獨立的宗旨， “冀於同盟會炙手可熱之時，進以穩健之論，使不失天下之望。”24這使 《民立報》 漸失去同盟會機關報的性質，其言論甚至不偏袒同盟會。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民立報》 對同盟會、南京臨時政府的一些決策、做法，就不時有批評。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 《民立報》 在不少問題上仍試圖保持中立 ，尤其是在 《國民公報》 案和張振武、方維被害一案上，章士釗更大傷黨人之心。 《國民公報》 創辦於1910年7月，是國會請願運動中由國會請願同志會主辦的報紙。1911年5月該報改由立憲派幹將徐佛蘇辦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該報對南京臨時政府及同盟會頗多批判， 久為同盟會激進分子嫉恨。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該報批評同盟會的言論更著，甚至稱南京臨時政府是偽政府，言詞不無過火，又極力鼓吹梁啟超歸國，引發同盟會中人的強烈憤慨。1912年7月6日，北京 《國光新聞》 經理、同盟會員田桐等率人到 《國民公報》 找徐佛蘇說理，據報載有 “毆人毀物之事”，徐佛蘇、藍公武被打， 《國民公報》 館內物件被毀者不少。事後，雙方均向員警當局呈訴。此為 《國民公報》 案。事件發生後，原立憲派的媒體大為憤慨，對田桐等口誅筆伐，並攻擊同盟會為暴烈團體。而同盟會之激烈分子則稱共和黨黨魁黎元洪為 “不要臉之狗”，共和黨表面以黎元洪為領袖，實際由康有為、梁啟超控制，“欲推翻共和，規復帝政”。一般中立的媒體大都不值田桐等人所為。因田桐為同盟會員，對田桐的攻擊勢必波及同盟會。 為應對此事， 《民立報》 決定發表社論，表明態度。為此，該社曾專門開會研究，最後定文章主旨是區分個人行為與團體行為，並決定由章士釗執筆。這就是1912年7月10日《民立報》 刊發的 《論北京報館衝突事》 。文章稱，此事純粹 “一刑法上問題” ，不是政治問題；有司衙門處理此事，不必顧及其為何機關之人， “易詞言之，此個人責任問題，有若干人與其事，即由若干人負其責。苟或違法，與其事者不得借機關之名以自解，執法者亦無須回顧機關而為所牽制也。蓋與其事者之屬於某機關，不過事實之偶然，於適用法律無絲毫關係。”同時，又指出，與事之人，雖為同盟會員，但系個人行動，並非同盟會的團體行動，由此攻擊同盟會， “實法律上絕大誤會”。25章士釗對田桐等人的行為不以為然，但社論並未明說此意，而是著力辨析此為個人行動，非同盟會的團體行動。應該說 ，在一般輿論因攻擊田桐等人，而攻擊同盟會的時候 ，此社論有正本清源之用，對於維護同盟會的聲譽有積極作用。但同盟會內的激烈分子，大不以為然，認為章士釗的社論，缺乏 “戰鬥性” ，且言辭間，似乎認為田桐等人行為不當，實非同盟會機關報之所應為。結果， “此文大為激烈派所不悅”章士釗 ：《章行嚴與楊懷中書》 ， 《章士釗全集》 2 ，第506頁 。行嚴 ：《論北京報館衝突事》 ，《民立報》 1912年7月10日。《于右任答某君書》 ， 《民立報》 1912年9月13日。242526

張振武、方維是參與武昌起義的著名革命黨人 ，他們與時任副總統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不和。1912年8月16日，黎元洪假手袁世凱將張、方二人殺害於北京。此即張、方案。此案立即在政壇掀起軒然大波。各種擁袁報刊，對袁、黎殺害張、方之舉，大唱讚歌，說張、方雖是革命元勳，但民國已經建立，他們仍妄圖搞二次革命，死有餘辜。又稱讚袁、黎採取斷然措施，處死張、方，使中國免於再起之兵戈，實在英明偉大。他們對張、方則極盡攻擊、謾駡之能事，而根本就不曾考慮：即便張、方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對他們的處理也應經嚴格的司法程式。袁、黎下令秘密逮捕、處決公民 ，系濫用職權，應受到彈劾。 參議院內部對此案也有分歧。擁袁議員百般為袁 、黎開脫 ；與張 、方關係密切的共和黨中的原民社議員以及國民黨議員則在參議院提出彈劾案。但彈劾對象不一樣，或則主張彈劾黎元洪 ，或則主張彈劾內閣總理陸征祥、陸軍總長段祺瑞。在擁袁勢力的一再阻撓下，彈劾案難以通過。於是，以 《民權報》 為代表的同盟會激烈分子 ，則將矛頭直指袁世凱，公開提出 “武力解決”的主張 ，主張再次發動革命。 章士釗對張 、方案的態度 ，與 《民權報》 不同，他既反對因為張 、方案而再次發動革命，也反對彈劾總統袁世凱。他說，中國實行內閣制 ，內閣制之下 ，總統不負責任，處決張、方的軍令由陸軍總長段祺瑞副署，應對張、方案負責的是陸軍部，而不是總統。他並且說，處死張、方只是陸軍總長的 “行政過失”並不適合於彈劾。同時，他提出要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就必須從法制建設入手，實行 “出廷狀” （即人身保護令狀） ，否則 ，對袁世凱政府的譴責， “終覺道德之意多，而法律之意少”。27章士釗的看法未免書生氣。當時中國實行的是有名無實的內閣制。對於張、方的被殺，袁世凱應負責任。不過章士釗的立足點在完善法律，用意是不錯的。 激進派認為章士釗有意為袁世凱開脫，甚至懷疑章士釗是隱藏在同盟會的立憲派分子。他們說，章士釗本系政聞社成員，與立憲派領袖梁啟超關係密切 ，並且曾在 《國風報》 上發表文章 ，此為依傍康黨的鐵證；武昌首義後，又曾在 《帝國日報》 上發表文章，鼓吹革命會招致列強干涉，並且用的是 “秋桐”的筆名，現在主筆 《民立報》 卻隱去 “秋桐”之名，而用 “行嚴” ，顯然想隱瞞曾經反對革命的不光彩歷史；甚至說章士釗在英國並未正式進入學校學習，連英語語法都不通，拿著字典一天也只能讀兩三頁英文書 ，水準實在很低。諸如此類的攻擊之詞 ，一直到章士釗被迫離開 《民立報》 後 ，仍 “連載十餘日不休 ，若謂中國可亡，而章行嚴之名譽，不可不毀”。28這樣 ，章士釗被迫從 《民立報》 辭職。但激烈派的攻擊並未因此停止 ，不僅章士釗受到攻擊，于右任以及 《民立報》 都受2728行嚴：《論張方案與出廷狀之關係》 ，《民立報》 1912年8月24日。章士釗：《章行嚴與楊懷中書》 ，《章士釗全集》 2 ，第506頁。，

到猛烈攻擊。激烈派攻擊 《民立報》 是袁世凱的走狗， “《民立報》 者以國家愛邊土寧可瓜分，驕兵寧可焚掠，參議院寧可不設，約法寧可不遵，人民之生命自由舉皆甯遭屠縛，輿論甯甘摧殘，而大總統則神聖不可侵犯，此該報僅四月以來唯一之宗旨。” 29攻擊于右任有意討好袁世凱，不過以辦報為終南捷徑。30四、楊毓麟致友人函及章士釗的回應 其中，楊毓麟給友人的一封信，成了激烈派攻擊章士釗的最好武器。1912年8月27日《中華民報》 以 《楊烈士篤生遺書之一》 為題公佈了1911年4月15日楊毓麟給友人的信。此信其實談不上 “遺書”，因為其寫作時間距楊毓麟蹈海有近四個月，但 “烈士遺書”的題目很具有力度，尤其是其中多有批評論敵的材料。楊毓麟在信中主要談他和章士釗的矛盾，中稱：“弟近日與行嚴大有意見，其故則由公義、私交兩相責望而起。所謂公義者，行嚴以弟前年昌言欲往王侃叔處為大不然。王侃叔在此所辦局面，學界中頗有訾其為滿政府作偵探者，果然與否，無從查知 （按：1908年，革命党人王侃叔在清政府駐比利時公使李盛鐸的支持下，在歐洲創辦遠東通訊社，為歐洲報紙提供有關遠東尤其是中國的資料，為國內報紙提供歐美媒體的相關材料。對於此事，留歐學生中的革命分子，頗多訾議。 ）惟弟前已欲到王侃叔處，實系別有所見，已於中山在倫敦時與中山面陳之，中山亦未遽以為非。但同志中有不謂然者，弟到滬北冷 （應為厄北澱） 後已將此事擱之腦後。”後來，粵漢鐵路事起，王侃叔主張借款修路，楊毓麟反對借款修路，認為王侃叔的主張 “依違外（務）部特甚”，曾數指其失，此後不再與王侃叔通信，王侃叔認為楊篤生與其絕交，曾向人訴苦。 “行嚴見弟曾有往比 （利時） 之說，近又無與侃明白絕交之舉，便深疑弟與侃有秘密交涉，而又不欲明言責數，於是每一見面，必作種種題外之文章，意以為弟懷有何種不可告人之隱，可以挾持劫取者。多年好友，于聚談時乃不得由衷之言，弟殊苦之。所謂私交者，弟在滬在東京在倫敦時，與行嚴常有通財之誼 ，惟均系弟付行嚴款，並無行嚴付弟款。因系朋友交好，彼此全忘形跡，即行嚴私用款項，弟均不認為一項債務，了未提及。到倫敦時，弟因欲習英文，曾請行嚴教授兩月有餘，每月由弟出學費三鎊 ，作一按月付修之局。嗣因事中輟，及來滬北冷， 請行嚴授英文，願按照倫敦月修三鎊付款。行嚴殊不以為然，謂需除賬。弟聞此，心殊不廉。因前此與行嚴通財，其中有公用之款，為數特多，全無債務性質，固不待言，即行嚴私用款項（數不甚多，不過肆十鎊以內） ，弟亦未遽認作一項債權。而察行嚴在滬 （指厄北澱）情形，非由弟按月出學費，不能敷衍。既議除賬，而於事實上仍次第每月付款，則除賬二字純然無意味。故弟直答之曰，日後君有多款時，苟逢弟窘，尚29 仲材 ：《討 〈民立報〉 》 （一） ， 《民權報》 1912年9月13日。30 孔漢文 ：《致 〈民權報〉 記者》 ，《民權報》 1912年9月14日；士鶚：《駁于右任答某君書》《民權報》 1912年9月17日。，

可相恤 ，此時且擱置之。至去歲五月初三 ，弟從行嚴讀英文已及七個月，而行嚴陸續向弟支用之款，複及三十餘鎊 ，每月約由弟付款五鎊。弟在倫敦時，入款較豐，尚止以三鎊為每月付修標準 ，到滬北冷後，湘費 （楊毓麟為湖南半官費留學生，每月由湖南給學費——引注） 僅每月八鎊，付行嚴五鎊外 ，所餘僅三鎊，住屋吃飯零用另聘教習各事，無論如何決非三鎊所能足夠。弟在此另請教習，每點鐘不過一先零 （即先令） 或一先零半，照行嚴支款，每月五鎊計算 ，每點鐘約需五先零以外，實為情理所不應有。弟因此不能責望行嚴。行嚴因私交意見 ，乃欲假以上所言公義詆弟。以公義言之，誠不失為一正大光明之題目，但行嚴自上海失敗以後，到東留學 ，已絕意革命事業 ，與各種激烈波瀾全無關係，及今若徘徊梁卓如楊皙子之間，既在 《帝國日報》 館擔任文字，而 《國風報》 上亦有大作一首。此何足以服弟之心 ，故弟竟數責之，因此相隙特甚。”31 這封信中所講的 “私交”即楊、章二人的經濟糾紛前文已經講過 ，該信直將章士釗描繪成勒索錢財的惡漢。至於 “公義” ，一是革命党人王侃叔與楊毓麟的過節，二是章士釗與立憲派的交往。楊毓麟認為章士釗懷疑他與王侃叔別有內幕交易，不過是因為私人之間的經濟糾紛 ，借題發揮而已，而章士釗與立憲派有實質交往，則是鐵證如山。此信一時成為激烈派攻擊章士釗的利器。 《中華民報》在刊發此信的同時，即附按語稱：“昨記者為行嚴為康梁党，曾在 《帝國日報》著論，行嚴力辨其誣。楊烈士篤生，其道德文章久為海內外人士傾仰，茲由某君送其函稿來，因亟以公之讀者。嗚呼，行嚴之道德可以見矣，其為康梁黨耶 ，非康梁黨耶，是又不待記者贅言。”32 激烈分子刊發此函，意在攻擊章士釗人品 、思想均有問題。信函刊出後 ，頗于章士釗不利。章士釗懷疑此信有被篡改處 ， “疑信參半” ，乃在脫離 《民立報》 後另創的 《獨立週報》 的第一期 ，刊佈 《章行嚴與楊懷中書》 ，說明他與楊毓麟的衝突，並請見證他們二人衝突的楊懷中為之作證。 章士釗在信中說 ：“篤生於公為至親 ，于弟為至友 ，在英倫時 ，吾三人形影相弔，始終未離一步，苟弟有愧對篤生處 ，公必知之。篤生暮年，感慨過多，好持極端之論，與吾二人不能盡合，此當為公所能憶。弟與篤生風義本在師友之間，有時持論，故避其鋒 ，衝突亦不甚烈，次數亦不多”。議論方面 ，衝突不過漢字存廢等問題，無關大事。王侃叔為他與楊篤生共同的朋友 ，他還曾向篤生提及想為遠東通訊社翻譯材料掙稿費以補貼日用 ，根本無強迫楊篤生與王侃叔絕交之事。至於二人之間的經濟糾紛，章士釗承認 “有負於篤生” ，在蘇格蘭時，他向楊篤生總共借款大約30餘鎊。關於為楊篤生補習英文並要求學費事，章士釗解釋：“弟于英文，較篤生有一日之長，以知識貢之朋友，此何足算，且弟盡此種31 《楊烈士篤生遺書之一》 ， 《中華民報》 1912年8月27日。32 《楊烈士篤生遺書之一》 記者附識， 《中華民報》 1912年8月27日。

義務甚多，公知之審，胡乃於篤生轉吝之，而篤生重過節，必以為須送學費，于心始安。弟不為然，苟弟在英時始終無人通緩急之必要，則弟拒其學費，可以表弟意之無他，而無奈弟有待于篤生，複同時拒其學費，頗犯預留機會任意取攜之嫌疑，弟明知之無法可避，而不料篤生竟以為言，此今日言之猶有餘痛者也。在厄北澱時，篤生提議送費，弟堅不允。篤生置一鎊十先令於桌，不肯收回，勢將決裂 ，時公亦在座，弟因謂前次通融甚多，即欲送費，寧複須此？此語公實聞之，篤生必欲過其詞，謂弟將與除賬，此實篤生多疑之咎？至篤生謂弟每月向彼索取五鎊，亦屬有意歸過。蓋篤生假款于弟，一半由其見弟窘迫，自攜資與之；一半由弟向彼通融。篤生必欲總其成數，按月攤派，以為月修云云，此語殊不似平日所言。又篤生謂弟知其月只津貼八鎊，而弟索五鎊。夫弟之敢有瀆於篤生者，以知有餘金二百餘鎊也，果如書中所言，是豈有心者之所能為。⋯⋯實則弟與篤生有金錢上之嫌隙，弟絕不知之，知之則在昨歲暑假初，彼攜公與弟算帳始。述此事之近因，至為可笑，弟授篤生以英文，每日皆按時至彼寓。暑假前數日，弟困于試事，未能如時往，且有兩日，竟未告假，而亦未往，此種形式乃篤生最能遵守之者，弟竟破壞之，彼遂以弟為忤彼，時維以他種激刺（指廣州三二九起義失敗——引注） ，乃扶公與弟為嚴重交涉，逼弟與之核算債務，應餘學費若干，應償彼若干 ，當時所言，悉失常度，余妻吳弱男，至為駭走。”33至於他與立憲黨人的交往，章士釗認為，革命或者立憲，都是人們本著自己的認識，同為國家之進步奮鬥，不能相互排擠。 “民國者，民國也；非革命黨所得而私也。今人深體挽近國民權利，自有為于其國；寧有以非革命黨之故，而受人非禮之排擊者！” 如果革命黨人的這種偏狹心態不除，而 “妄挾一順生逆死之見以倒行逆施” ，那麼將來中華民國必定會 “汨滅於此輩驕橫卑劣者之手”。就他而言，他既不因自己曾經鼓吹過革命而以此自炫；也決不會因為現在梁氏受人攻擊而否認自己與梁啟超的交往，相反還要將這種交往 “用力表出以為反復小人激勸”，即便他是保皇黨人、立憲黨人，也不會在革命黨人面前自慚形穢，而會繼續堂堂正正地活動於民國之中。他為梁啟超說了幾句公道話：“夫梁君自丁酉以還，於舉世醉夢之中，獨為汝南晨雞，叫喚不絕，亙十餘年不休；一國迷妄，為彼揚聲叫破者，豈在少量？此今日革命黨捫心而自知者也。”34 章士釗此函不但論及他與楊毓麟的關係，而且著力批評一些革命黨人的偏狹心態，頗具針對性。 “光復以後，黨員之氣焰太盛” ，樹敵過多， “人之嫉之者日多” ，35這種不利於同盟會，也不利於民國。但許多激烈的革命黨人並沒有認識到他們對於其他政治力量的順生逆死的偏狹心態的危害，認為 “孫黃之所以被毀者，不在黨員之氣焰太盛，而在自命穩健分子太多”，36也就是說他們認為，33 章士釗：《章行嚴與楊懷中書》 ，《章士釗全集》 2 ，文匯出版社2000年，第506-508頁。34 章士釗：《章行嚴與楊懷中書》 ，《章士釗全集》 2 ，第509-511頁。 。35 《于右任答某君書》 （續） ，《民立報》 1912年9月14日。36 《某君答于右任書》 ，《民權報》 1912年9月19日。

同盟會形象受損，並非黨員氣焰太盛 ，而是革命黨人缺乏戰鬥性，對於對手的攻擊與批評，不能積極去戰鬥，去維護同盟會的形象。章士釗此函並未起到減削激烈派偏狹心態的作用，但大體澄清了激烈派對他的不實攻擊 ，也澄清了一些觀念，即在民國，立憲派並不比革命派低人一等 ，不應受非理之排擠。此信頗受一些思想溫和人士的激賞，黃遠庸甚至說章士釗 “有此文，他文皆可不作。末俗澆漓，惟此足以醫之” 現在尚不清楚楊昌濟的反應。倒是于右任曾向吳稚暉訴苦 ，表達其對於激烈派攻擊 《民立報》 的不解。吳稚暉有復函，其中關於楊毓麟與章士釗的關係，吳稚暉稱：“即如辟非先生以篤生先生遺書詰難行嚴先生，此弟可代答者。彼書篤生先生告某君，其意即謂行嚴先生，近日頗苦我，既要禁我委蛇王侃叔，又教書勒錢，不肯放鬆。篤生先生晚年憂憤時事 ，腦頗複雜 ，又素性木強 ，故往往曲折說去，不管語氣之輕重。其實無論未嘗到分錢自與之地位，即至其境 ，楊章之交，實無讓于管鮑 ，又以行嚴先生在蘇格蘭三年半，一家大小三五口，困迫不可言狀，學校功課之繁重，傭書譯電 ，膏殘漏盡，不得一飽，即或教書勒錢，亦托與金自多之例 ，決無慚色者。即以彼書行嚴咎及委蛇王侃叔，篤生先生轉而追咎其委蛇梁卓如，亦足證楊與王可言交情，爾為爾，我為我，章與梁可談文章，亦爾為爾，我為我。”38 章士釗脫離 《民立報》 後， 《民立報》 與 《民權報》 、 《中華民報》 經過一個來月的筆墨官司，未分勝負，彼此興趣轉移，論戰結束，對章士釗的攻擊也就偃旗息鼓，楊毓麟與章士釗的糾紛作為論戰的材料也就不再有用。37 轉見章士釗《答黃遠庸書》 ， 《甲寅雜誌存稿》 卷下 “通訊”，商務印書館1923年，第95頁。38 《吳稚暉致于右任書》 ， 《民立報》 1912年9月18日。。37

辛亥時期革命派民族主義的內在轉換*彭 南 生 * * 摘要 ：從 “驅除韃虜”到 “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志士的民族主義完成了由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內在轉換 。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轉換 ，是由於辛亥革命時期的民族主義在 “反滿”與 “反清” 、 “反專制”上的內在一致性 ， “驅除韃虜”的短期目標是 “反滿” ，也有反清 、反專制和追求民族平等的政治意義 。之所以必須完成這種轉換 ，是由於其內在張力 ，反滿 、反清不等於政治民主的實現 ，相反 ，可能造成新的民族不平等。 因此 ，武昌首義成功後 ，當革命者的角色由造反者轉變為執政者 、建設者的時候 ，以民族平等和政治民主為訴求的 “五族共和”也就必然成為革命者的價值理性 。此後 ，民族平等成為國內民族關係建構的主流 ，民族共融成為國內族際意識的主調 ，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空前強化 。 “五族共和”奠定了多民族平等共融關係的思想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說 ，辛亥革命開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新紀元。 關鍵詞 ：民族主義 ；辛亥革命 ；驅除韃虜 ；五族共和 學術界有關辛亥時期革命派民族主義的研究成果很多，褒貶不一 ，見仁見智。1筆者以為，評判辛亥時期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應注意兩種取向，一是需要將民族主義放到特定的時空範圍內，視民族、民權、民生為三位一體的整體，三者相互影響，缺一不可。二是應關注民族主義自身的內在演變，克服擷取某一側面進行價值評判的碎化傾向。本文擬對辛亥前後革命黨人民族主義中從 “驅除韃虜”到 “五族共和”的內在理路及其轉換的必然性進行探討，並分析 “五族共和”對此後國內民族關係建構的影響，以此紀念百年前的那場革命運動。一、 “驅除韃虜”：職業革命家的工具理性 從興中會到同盟會，革命派高舉 “驅除韃虜”的大旗，宣傳反滿，動員和集結革命力量，這一口號發揮了工具理性的功能。* 本文獲華中師範大學中央高校科研基本業務費資助項目“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近代演 進”的資助，謹此致謝！** 彭南生：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1 肯定的固然較多，否定者也不鮮見，如張海林：《辛亥革命前後革命派人士 “民族主義”重探》 （ 《江蘇社會科學》 2002年第4期）認為革命派所宣導的民族主義 “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實際政治 與思想進程中並沒有發生正面的推進作用。它的基本內涵與認識思路都是偏狹的、乖張的”，這 顯然忽視了辛亥前後革命派民族主義思想的自我揚棄。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裹，革命就是造反 ，造反便是替天行道 ，這是歷代農民起義所遵奉的邏輯，也是農民領袖們所以能登高一呼，群起響應的根本原因。清朝入關以來，會黨、綠林則打著 “反清復明”的口號，從事反抗清朝統治的鬥爭。但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不再是替天行道的農民領袖，也不是 “反清復明”的綠林好漢，他們有著更高的目標 ，即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很顯然，與舊式農民起義的改朝換代不同，辛亥革命是一場全新意義上的民族民主革命。然而，在普通民眾心裹，多數人不知 “民主”為何物，並不認同值得為 “民主”而冒 “犯上作難”的罪名、乃至於被株連九族的風險。因此 ，在社會心理層面上，直接以 “民主”作為反清革命的目標 ，其革命的合法性 、正義性 ，難以被普羅民眾所認可，進而增加了革命動員的難度，降低了民眾接受革命思想的程度。革命宣傳從何起步，這是擺在革命派面前的第一道坎。 “驅除韃虜”解除了革命者的困惑。它不僅具備革命動員階段所必須具備的蠱惑性與煽動性 ，而且融合了革命派反對專制、追求民主的思想 ，從而達到廣泛動員的效果。 “驅除韃虜”通過喚起漢民族普遍的歷史記憶 ，進而增加漢族對滿清王朝的憤恨，凸顯反清的正義性。無庸諱言，清初入關伴隨著滿人征服漢人的歷史，剃髮、易服、圈地、投充、逃人等民族壓迫政策極大地損害了漢人的利益，傷害了漢族的自尊， 腦後拖著的長長髮辮就是漢族 “歸順”滿清王朝的標誌。這種民族壓迫與歧視政策，為 “驅除韃虜”的革命功利性提供了歷史基礎。 清朝入主中原的歷史，經過革命派的過分解讀與誇大其詞的宣傳，在極大地動搖清政府統治正當性的同時，也就相應地賦予了革命行動合理性： 首先 ，清王朝的統治是不合 “法”的 ，也是不合格的。革命派從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漢族正統觀念出發，突出了清政權的外來性 ，完全否定了滿族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和統治中國的資格。 “滿洲人者，山海關外之殊種 ，古所稱蠻夷戎狄之族類也 ，言語文字不與我中國同，風俗習慣不與我中國同 ，文化衣服不與我中國同，乃乘明之亂 ，率其醜類 ，入據中國。數千年神聖之山河 ，一變而為胡虜之窟宅 ；四百兆軒羲之裔冑，一變而為辮髮之賤奴。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兩王入粵，我同胞之祖若宗，死於滿洲人刀鋸之下者，不知其幾億兆。興言及此 ，寧不痛心歟？”2革命派將滿人入關建立的政權，看作是對中國政權的竊取，滿人統治中國的歷史，是一部中國亡國史。1902年，章太炎在東京發起 “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 ，全盤否定了清政權的合法性。 不僅如此 ，革命派還認定清政府難以擔當中國現代化的領導角色。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臨著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清政府不熟悉已經變化了的世界，不懂得世界的發展大勢。從洋務運動到預備立憲 ，清政府雖然亦步亦趨地向西方學2 盧信 ：《革命真理 ：敬告中國人》 ，章開沅等主編 ：《辛亥革命資料新編》 第1冊 ，第1頁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該段文字約寫於1910年 。

習，但不僅沒能改變中國遭受西方列強欺淩的現實，反而使中國更加積弱不振，在革命派看來，清政府已經淪為 “洋人的朝廷”，應該承擔中國危亡的責任。陳天華疾呼人們睜開眼睛，“看滿洲的政府，只圖苟全一己，不顧漢人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雷鐵崖則將清政府比作導致中國危亡的魚肉， “清政府肉也 ，列強蟻也。蟻見肉必群集咀嚼。滿政府魚也 ，列強蠅也。蠅觀魚必共思咕嘬。人第知惡蟻惡蠅，而不知肉與魚實召之。故欲去蟻去蠅，莫如先去魚去肉。”3因此，要挽救中國危亡，只有從 “排滿”開始， “迄於今日，外患逼迫，瓜分之禍，已在目前，滿洲政府猶不願實心改良政治，以圖強盛；僅以預備立憲之空名，炫惑內外之觀聽，必欲斷送漢人之土地於外人，然後始大快於其心。是以滿政府一日不去， 中國一日不免於危亡。故欲保全國土，必自驅滿始，⋯⋯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4可見，革命派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反帝的口號，但卻將這一使命與反滿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了：既然清廷已成為洋人的朝廷，那麼去滿便是去掉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因此，革命將是不可避免的。 更為嚴重的是，被立憲派寄予無限希望的預備立憲，在革命派看來，卻是清政府打著改革的旗號，將本來就不平等的滿漢關係推向極端的表現： 未預備立憲以前，大學士、尚書，滿漢並用，以四萬萬人與五百 萬人平分其權利，雖不平等，猶曰得半也。 自預備立憲以後，大學 士、尚書、軍機大臣等，滿人七而漢人三，而載洵、載濤，不辨菽麥 之小子耳，一任海軍大臣，一任陸軍大臣。度支部尚書，司財政者， 則滿人任之；民政部尚書，司員警者也，則滿人任之；學部尚書，司 教育者也，則滿人任之。凡一切重要之位置悉為滿人所盤踞。鳴呼， 人謂立憲而後滿漢可以平等，孰知立憲而後，滿漢之不平等尤甚於預 備立憲以前乎！5 革命派一方面通過回顧歷史，喚起民族的集體記憶，激起舉國上下的革命熱情，另一方面，通過對現實的選擇性詮釋，刺激那些否認滿漢差異、久而久之習慣於滿漢不平等、甚至將滿漢不平等視作生存方式的漢人，在恢復漢人政權這一點上，產生了 “反清復明”的實際效果，推動了知識分子的革命化進程。 其次，推翻清朝的革命是正義的。滿人統治中國是異族對漢族的統治，章太炎在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一文稱 “滿洲種族，是曰東胡。⋯ 彼既大去華夏，永滯不毛，言語政教，飲食居處，一切自異於域內，猶得謂之同種也耶”？在革命派心中，中國已亡於滿清，在清朝的統治下，將再亡於列強，當務之急是挽救淪於滿清統治之下的中國，革滿人之命是無庸置疑的正義之舉。345雷鐵崖：《祛蠅蟻》 ， 《雷鐵崖集》 ，第242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革命紀念會：《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 ，民智書局1926年10月，第136頁。盧信：《革命真理：敬告中國人》 ，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資料新編》 第1冊，第9頁。

“驅除韃虜”的邏輯前提是滿、漢民族在血緣、文化上的區隔，因此從 “驅除韃虜”的結果上看 ，無論是興中會的 “恢復中國” ，還是同盟會的 “恢復中華”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思想始終是以漢族為民國基石的單一民族國家為核心的，蘊含著 “滿洲人非中華”的觀念。革命派通過對清朝民族政策的選擇性記憶和現實政治的選擇性詮釋 ，並加以放大，強化了民眾從民族的角度對清朝統治者的仇恨心理 ，成功地為革命製造了合理性與合法性 ，並在相當程度上產生了效果 ，在革命派與改良- 保皇派的論戰中，革命派始終佔據上風 ， “反滿” 、 “排滿”思想也迅速傳播 ，正如梁啟超所言， “反滿”口號是 “以民族主義感動上流社會，以復仇主義感動下流社會。”6楊度曾經說 “‘革命排滿’四字，在社會上可以成為無理由之宗教”。7這反過來也說明 ，作為一個工具性口號， “驅除韃虜”抓住了一般民眾的普遍心理。 不過 ，革命派十分清醒地認識到 ， “驅除韃虜”只能滿足革命的功利性需求，而非革命的價值請訴求，連 “排滿”主張十分強烈的留學生也認為排滿並不是革命的全部，革命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各民族平等的現代民族國家： 吾人之所謂民族主義者 ，豈對於一切之異族而悉排之哉？ 民族 主義有狹義有廣義，狹隘之民族主義，必不適於今日之世界；以廣 義言，則世界上無論何種族 ，必得平等之權利 ，不平等則不能爭者 也。⋯⋯吾人所主張之民族主義，亦至於恢復自由而止。若夫滿洲政府 既倒之後，凡漢、滿、蒙、苗諸族，同受治于共和政治之下，同享有平 等之權利，滿、蒙諸族有其抱負不凡者，起而為中華民國之總統可也。8 作為革命領袖的孫中山，在同盟會成立後不久 ，曾告誡那些極端民族復仇主義者 ， “民族主義 ，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 ，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 “兄弟曾聽人說 ，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 ， ‘這話大錯’” ， “民族革命的原故 ，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 ，定要撲滅他的政府 ，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 ，這樣看來 ，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 ，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 ，我們決無尋仇之理。”9章太炎也認為：“排滿洲者，排其皇室也 ，排其官吏也 ，排其士卒也。⋯⋯吾儕所執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滿人；所欲排者，為滿人在漢之政府。” 10 在這裹，孫中山、章太炎將 “反清”與 “反滿”作了明確的區隔，也為革命勝利後政治路線的轉變埋下了伏筆。6 梁 超：《答和事人》 ，李華興、吳嘉勳主編：《梁啟超選集》 ，第41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7 吳相湘：《中國現代史叢刊》 （一） ，第160頁，臺北，1960年。8 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 第1冊，第25頁。9 孫中山：《在東京民國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324-325頁，中 華書局，1981年。10 章太炎：《排滿平議》 ， 《章太炎全集》 第四卷，第26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二、 “五族共和”：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價值理性 既然 “驅除韃虜”帶有強烈的革命功利性色彩，那麼，在革命的階段性目標實現之後，這一口號的策略使命也隨之結束。事實上，武昌首義槍聲響起後，武昌革命党人商組成立湖北軍政府時，即曾提出 “改政體為五族共和”、 “以紅黃藍白黑代表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等條款。但是，由於戰事激烈， “五族共和”並未付諸實踐。繼起回應武昌首義的江浙諸省多立憲黨人和舊式官僚，立憲派人本就反對革命派激進的 “排滿”說，附和革命的舊官僚如程德全等人也需要找到一個從清朝走向民國的臺階， “五族共和”滿足了他們的這一需求， “當時德全之意，既有心於民國，復無違背故主之嫌。名曰五族共和，易使清吏有反正之口實。” 11此時的革命派眼看清廷大勢已去，開始考慮如何建立政權，如何建設未來的民國等問題，於是，也贊同 “五族共和”的提法，據吳景濂回憶 ，當時革命黨、立憲派和舊官僚如黃興、湯壽潛、程德全等人均認為 “五族共和” “既可表明革命行為，係為政治改造而起 ，非專為種族革命；又能緩和滿、蒙、回、藏各族的心理，與漢人共同努力贊助共和。此議發出，群以為是。”12 1911年12月初，江浙地區的革命派、立憲派與舊官僚在上海共同發起召開了共和聯合大會，決定將象徵 “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為國旗。這表明，辛亥前江浙地區處在不同陣營的各派在民族主義的內在轉換上基本達成共識。此後，民族主義轉換的呼聲進一步擴大，12月20日，部分同盟會員和立憲派人士發起成立了共和統一會，其 “宣言書”解釋了民族主義轉換的必然性與必要性： 一曰疆土之統一。十八省、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青海、衛 藏，前清政治地理之區劃也，其在今日乃屬過去之名詞。寸地尺天， 要無一非中華國帡幪之所及，苟有背疆土統一之旨者，民國政府、人 民之責也 ，而亦惟本會之責。一曰人民之統一。漢、滿、蒙、回、 藏，歷史上之種族名稱也，然自東晉以來，東胡、突厥、蒙古、西藏 諸民族入居內地者，莫不習焉而俱化。慕容、宇文諸氏未嘗外之於漢 人也。且也室韋舊疆漢蒙移殖，突厥故壤蒙漢雜居，奕祀相承，互通 姻媾，又安有歧視之畛域哉。今者民族大同，團結一體，爪膚有痛， 影響全身，凡生息於中華民國帡幪之中者，即無一非國家之分子。嗣 是而後，苟有背人民統一之旨者，民國政府、人民之責也，而亦惟本 會之責。 這份宣言書強調了共和統一會的兩大職責，即維護共和體制下的領土完整和種族融合基礎上的民族共同體，漢族和滿、蒙、回、藏等少數民族歷史上通過移植、雜居、通婚等方式，不斷 “習焉而俱化” ，結成命運共同體， “民族大同，1江介散人 （田桐） ：《革命閒話》 ，《太平雜誌》 第3號 ，第11頁 ， 1929年 。吳景濂 ：《組織南京臨時政府的親身經歷》 見 《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8集 ，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2年 。12

團結一體，爪膚有痛，影響全身”。革命派已經深刻地認識到民國的成立標誌著民族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1912年1月1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就職宣言書中提出 “國家之本 ，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13至此，“五族共和”從思想層面正式轉換為民國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此後，有關化除民族幹域、強化民族融合的各種團體紛紛成立，提倡 “五族共和”一時蔚為潮流。1912年3月，黃興與蔡元培、宋教仁、劉揆一等數十人在南京集議，“鑒民國初建，五族渙散，聯絡感情 ，化除畛域 ，共謀統一，同護國權，當務之急 ，無逾於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視。用特發起中華民族大同會” ，黃興等同時聲稱， “今既合五大民族為一國矣 ，微特藩屬之稱，自是剷除，即種族之界，亦將漸歸融化”。如何融化？首先要從思想文化領域著手，上海都督、著名革命黨人陳其美聯合王人文等人電呈臨時政府 ，要求成立融洽漢滿禁書會： 民國肇基，共和初建，亟宜聯絡五族協力維持，始能收美滿結果。 從前鼓吹排滿各書，實為聯絡之障礙，若不禁止，終難融洽，且悖共 和宗旨。特倡議發起融洽漢滿禁書會，請通電各省一律禁止，已出版 者由本會籌資收毀。14 上述組織的成立及其公開宣言表明革命派與 “驅除韃虜”時代的訣別。臨時政府不僅積極扶持該類組織及其活動，而且將有關維護 “五族共和”的措施提升到國家高度予以貫徹，在收到滿漢禁書會的呈文後，臨時政府立刻回復，表示贊同： 中華民國由五大族共同組合而成，自宜聯絡感情以收協同統一之效，況優待條件早經頒佈，所有從前排滿等說，顯與民國宗旨不符，自應一律禁絕。該會規劃閎遠，用意至可嘉尚，應通令各省行政長官飭屬出示曉諭，嗣後不得再售排滿及詆毀前清各項書籍，已出版者一律取締銷除，以聯漢滿之感情，而昭大同之盛治，民國前途實利賴焉。 字裹行間，處處滲透著民國政府放棄排滿 ，增進民族感情 ，推動民族融合的堅定態度。袁世凱上臺後，雖然在推行專制、復辟帝制上不遺餘力，但在國內民族關係的建構上，仍繼續秉承 “五族共和”宗旨，積極推動中華民族一體化進程。袁氏政府積極支持民族融合的民間團體，除授意趙秉鈞設立 “五大民族共和聯合會”外，1912年4月下旬 ，姚錫光、志鈞等發起成立 “五族國民合進會”宣稱 “我五族國民，原同宗共祖之人” ，系 “同一血統 ，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 ，主張 “舉滿、蒙、回、藏、漢五族國民合一爐 ，以冶之成為一大民族”並規定 “五族國民貲財得互相融通 ，區域得互相移住，生業得互相推薦，急困得1314《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第2頁，中華書局1982年。張壽崇：《有關滿族的社團組織回顧》 ，載《辛亥革命前後的北京滿族》 ，第416-417頁，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互相扶持” ， 15成立初期，會員達五百余人，姚錫光出任會長，四位副會長中，滿、蒙、回、藏各一人。16 從 “驅除韃虜”到 “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完成了內在轉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轉換的完成，標誌著 “五族共和”思想成為民初社會的普遍共識。革命派民族主義的內在轉換既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 首先 ，取決於對傳統文化認知的創造性轉換。中國傳統 “族類”思想堅持種族決定文化高低的民族優劣觀，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到明末清初，王夫之、顧炎武等人 “夷夏之大防”的思想超越前賢，強調 “夷狄之于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則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矣”。17這裹所謂 “夷狄”實際上是指當時入關建立清政權的滿人，指責滿人建立的清政權缺乏華夏文化根基。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滿人在關內歷經十餘代、同漢人在一起生活了260餘年，地同則氣同，氣同則習同，習同而所知所行無不同矣，滿族文化逐步趨同于漢族文化，王夫之攻擊滿人的理論轉換成了支援革命黨人追認清王朝統治中國的理據。這一點在康、梁等立憲派那裹十分明顯 ，即使在革命派那裹，陳天華也認為：“名為他 （滿族） 國主，其實已被漢人所化了”。18反滿思想頗為激進的章太炎在論及種族差異時，也主張文化的存在是平等的，並無高下優劣之分。 “俗有都野 ，野者，自安其陋；都者，得意於嫻。兩不相仿，乃為平等” ，從而達到 “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世情不同，文野異尚”。 19有學者認為， “章太炎的這一論斷，實際上已經克服了文化上的 ‘我族中心主義’的偏見。章太炎的思想與中國傳統的持 ‘華夏中心主義’的像王船山、顧炎武等人種族思想相比 ，已經不可同日而語。”20 章太談承認過去的激烈反滿言論無非是革命動員的感性之論， “曩日大軍未起，人心鬱勃，雖發言任情，亦無盡誅滿人之意。” 21滿人之於漢人的 “夷夏大防”已悄然轉向，即轉化為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的民族界線。 其次，取決於革命黨人的角色轉換。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統治，這個作為滿族統治象徵的政權的被推翻，標誌著 “驅除韃虜”這個歷史使命的完成。本來，在革命領袖的眼中， “反滿”、 “排滿”就是一個短期命題，是一種工具理性 ，並非反對、排斥所有的滿人。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建立政權，隨著政權的建立 ，革命者的角色也隨之發生轉換，從昔日的破壞者變成了時下的執政者和建151617181920《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3輯，政治，第921、922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四位副會長分別為志鈞，滿族，公爵；熙淩阿，蒙古人，貝勒；王寬，回族，薩倫，藏族。王船山：《讀通鑒論》 卷十四，頁二。劉晴波、彭國興編：《陳天華集》 ，第74頁，湖南出版社2008年。章太炎：《齊物論釋》 ， 《章太炎全集》 （六）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玉華主編：《多元化視野與傳統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闡釋》 ，第13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馮自由：《清肅王與革命黨之關係》 ， 《革命逸史》 第5集，第255頁，商務印書館，1947年。2 1

設者 ，面臨的長期任務則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 ，以分離為手段的革命的民族主義必然轉向以融合為目的的建設的民族主義 ，是作為建設者的革命党人的必然選擇。 第三，取決於民國初年的社會現實。隨著民國政府對清政府的取代，新生的中華民國在疆域與民族的構成上，也全面承繼了清朝的遺產。清朝入關初期雖然施行了民族歧視政策，但從總體上看，清政府推行民族統一政策仍不遺餘力，建立起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按照 “驅除韃虜”的革命邏輯，新生的民國必將驅逐滿族人於山海關外，不免使與滿族同處少數族裔的蒙、回、藏等亦產生兔死狐悲之感，進而導致民族分離 ， “滿人為元首，而漢人不承認，則漢人為元首，而欲得滿、蒙、回、藏、苗之承認，必不可能之事也。則必分六種族為六國，各君其君，各族其族，其後可以相安也。”22因此 ，建立單一的漢民族國家將是中國歷史的倒退，要維護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就必須以民族間的平等 、融合為民族關係建構的社會基礎。 因此， “五族共和”的提出既有深刻的思想基礎 ，也有強烈的現實需求的推動。孫中山稍後將 “五族共和”闡釋為多民族共和，在共和體制下，在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基礎上造成一個中華民族共同體： 現在說五族共和 ，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 族呢？ 我的意見，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 ；並 且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後民族主義乃為完了。23 “五族共和”既是革命黨民族主義追求的價值理性，也奠定了現代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思想基礎。三、 “五族共和”奠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思想基礎 “五族共和”主張民族平等與融合，強調漢、滿、蒙、回、藏的共同命運 ，奠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思想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開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新紀元，其後的歷史也在民族共同體建設的軌道上繼續前行。 首先，民族平等成為國內民族關係建構的主旋律。誠如孫中山所言： 中華民國之建設 ，專為擁護億兆國民之自由權利 ，合漢、滿、 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丕興實業，促進教育，推廣東球 之商務，維持世界之和平，俾五洲列國益敦親睦，於我視為唇齒兄弟 之邦。24李慶芳：《中國國會議》 ，《中國新報》 第9期，1908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說》 ，《孫中山全集》 第五卷，第394頁，中華書局1985年。孫中山：《佈告國民消除意見蠲除畛域文》 ，《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第105頁，中華書局1982年。222324

孫中山的民族思想是主張合中國境內的各族群如一人，形成中華民族的一體化，漢族代表不了中華民族，其他少數民族也代表不了中華民族，中華民族是包括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在內的民族複合體。對外，中華民族要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一員，對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無高下貴賤之分，尊榮共用，患難與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第二章第五條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1936年國民政府宣佈的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更是將 “國族”概念列入根本大法，規定 “中華民國各民族均為中華國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25 1946年國民大會通過的民國憲法重申， “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26可見，民族平等與共融是國民政府對待民族關係的一項重要原則。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中，基於各民族平等、自由的民族一體化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民國初年的中小學教科書將民族平等意識的培養作為教材編寫的重要原則，將五族共和視為民族國家建設的基礎。如中華書局將 “注重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義，以鞏中華民國”列為中小學教科書 “編輯大意”之一，商務印書館編輯中小學教材同樣 “注重漢滿蒙回藏五族平等主義，以鞏固統一民國之基礎” 其次 ，民族共融成為國內族際意識的主流。辛亥革命標誌著中國歷史進入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時代，內求族際團結、外爭民族獨立成為時代主調。一部中國的歷史，被解讀為中國境內各民族共同融合的歷史，其間雖伴隨著征服、擴張，但民族間的融合、相互涵化卻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尤其是在遭受外敵欺淩的時候，探討中華民族的起源與形成、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與氣節的著作便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蔚為時代潮流，著名者如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李方晨的 《中華民族統一運動史》 （啟華書店1939年） 、李廣平的 《中華民族發展史》 （1941年正義出版社） 、張旭光的 《中華民族發展史綱》 （桂林文化供應社1942年） 、李震同的《中華民族的來源》 （上海民眾書局1942年） 等等，這些著作大多描述了漢族和其他各少數民族是如何融合成中華民族的。此外，更有許多有關邊疆民族歷史研究的著作。從某種意義上看，辛亥之後的中國民族史研究，就是一種建構、形塑中華民族為國族的集體歷史記憶。在中小學教育中，抗戰時期的小學及初中課本，繼續以生動的語言、通俗的文字講述著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故事，陶冶未來國民的民族共融觀念：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 中華是我們四萬 （ 萬） 五千萬人的家 ， 我們的祖宗生在這兒 ， 死在這兒 ， 我們自己現在也是生長在這兒 。 我們愛護我們四萬五千萬人的家 ，也愛護我們的民族 。 可是 ，我們的民族是怎樣形成的呢？ 假使我們知道我們的祖宗是怎樣地從相打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編印：《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 1943年。《中華民國憲法》 ，商務印書館，1947年。常書紅：《清末滿漢關係的變化與中華民族認同的誕生》 ， 《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252627

而相識 ，從相識而團結成功整個的中華民族 ，那末 ， 我們將加倍熱忱愛護我們的民族 。28 在這裹， “中華”是一個地域概念，生活在這一地域上的人民共同構成中華民族，從 “相打”到 “相識”再到中華民族 ，是中國境內各民族逐步融合的歷史路徑，作為中華後裔，延續、傳承 “祖宗”留下的香火 ，愛護共同的家園，愛護已經融合為一體的中華民族，是所有中華兒女的共同責任和義務。 再次，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空前加強。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使中華民族再一次面臨著亡國滅種的空前危機 ，共同的命運將中華民族團結起來。從蔣介石的 “地無分南北 ，人無分老幼 ，皆有抗戰守土之責”的廬山談話，到毛澤東 “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的號召，國共兩黨捐棄前嫌，摒除己見，攜手合作，全面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表明在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這個主要矛盾前面，國內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 ，共同承擔起保衛中華民族的重任。在八年抗戰中，中華兒女浴血奮戰，最後打敗了日本侵略者，這是全民族動員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所取得的勝利，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進一步增強了。 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的行為體現便是將民族一體化建設與抗戰救國、抗戰建國有機結合起來，這一結合的最典型例子莫過於大西北的再發現。少數民族聚居地的西北地方，歷史上 ，曾因絲綢之路而一度輝煌 ，然而，近代以來漸漸落後了。抗戰以來，隨著東部大片國土的淪陷，國民政府西遷，大西北的重要性再次突顯出來， “西南是抗戰的根據地，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 ，在這一口號下，愛國知識分子紛紛開赴西南、西北 ，加強了對西部邊疆地區和西部少數民族在民族國家建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探討，強調其中華民族發祥地和中華文化搖籃地的角色： 西北原來是我中華民族的搖籃地 ，我中華文化的發祥地 ，過去既為了文化核心隨著國際關係而轉移到東南 ，致西北的文化停滯不前 ，這自然是我國文化發揚上的一種損失 。但是今天的西北 ，應該為我國文化再高揚的出發地 ， 因為在西北老家 ，還保存著誠樸的民性 ，勤儉的美德 ，還有精美的藝術 ，遺留的聖跡 ，這種種都是文化復興的老根 。29 西北是中華民族的 “老家” ，西北各少數民族同樣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優秀成員，1938年3月2日，顧頡剛考察了回民聚居的甘肅康樂縣蘇家集，從回民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他認為 “此等人有信仰，無嗜好 ，身體強健，團結堅固，如克加以適當之教育，實足為復興中華民族之中堅分子”。30陳鶴琴、陳選善主編，馬精武編輯：《中華民族的形成》 導言，世界書局1943年。徐旭著：《西北建設論》 第6頁，中華書局1944年。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 ，第200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282930

無獨有偶，作為國民政府西北工業考察團成員的李燭塵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赴西北進行了為期118天的參觀考察，其間曾於12月25日夜，平生第一次觀看了維族青年的話劇演出，看後他油然而生 “一種崇敬之感”，頗有感慨地寫道： 新省人民以維族為最多，有文字，有經典，及其它醫藥等書。且 有音樂，其藝術之高明，即文化水準高尚之表現，而身體強健，知衛 生，並無他種不良之習慣。是為中華民國民族中一優秀分子，獎掖扶 植，即所以 ‘永保新疆為中國領土’也。31 對西北的再發現，大大促進了人們對西北的認同感，增強了開發西北、建設西北的急迫感，其中固然有為抗戰後方建設背書的政治因素，但是更為深層的，卻是民族共同體建設這個共同的文化因素。有關抗戰時期西北開發的研究頗多，一位年輕學者的探討頗為中肯，他認為抗戰時期國人 “對於西北地理體族群的書寫，旨在論證中華民族根基性屬性的存在，為國族建構提供精神凝聚的資源；而對於西北開發的重視，則是借西北的現代化開發，來促進西北與中原地區的同質化，同時借助開發在各族群中重新分配利益、權利，以奠定國族建構的物質基礎” 綜而言之，以民國肇建為界，革命派的民族主義經歷了明顯的揚棄過程，隨著武昌首義的成功， “驅除韃虜”為 “五族共和”所取代，這一轉換既是歷史的必然，也為時勢所需。割斷辛亥前後革命派民族主義的內在轉承關係，不利於對它的全面解讀。 “驅除韃虜”並非辛亥時期革命派民族主義的全部 ， “五族共和”並亦僅僅只是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之間的族際平等，而是多民族間的平等與政治民主。雖然政治民主的進程曲折 ，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民族關係上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一是在尊重多元文化、保護少數民族利益的原則下，加強了民族共同體內部的 “民族化”開展了民族識別工作 ，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從民國初年的漢滿蒙回藏增加到五十六個民族 ，各民族一律平等。二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中央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實行傾斜政策，各民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實現了充分的表達權 ，有力地促進了少數民族聚居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二十一世紀以來的西部大開發 ，在促進民族融合、縮小區域發展方面可視為近代以來西北建設的歷史延伸。31 李燭塵 ：《西北歷程》 ，第105頁 ，文化印書社1945年 。儲競爭 ：《抗戰時期國人西北書寫與國族意識建構》 ，蘭州大學碩士論文 （未刊稿） 。32。32，

基督教與 “新中國” ：美國傳教士的 辛亥敘述——以亞瑟·布朗 （Arthur Judson Brown） 著作為中心劉家峰 摘要 ：傳教士關於辛亥革命的敍述無論從種類 、 規模還是題材內容都堪稱豐富 。遺憾的是 ， 國內外學界以往對此多不重視 。本文以美國長老會海外傳教會幹事亞瑟·布朗 （Arthur Judson Brown） 著作 《中國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為例 ，分析當時傳教士對辛亥革命的敍述模式 。該模式可以概括為兩點 ：一是基督教的傳播成為中國覺醒 、變革的巨大力量 ，並最終導致辛亥革命的發生 ；二是基督教為 “新中國”的未來負有更大的使命 。 當然 ，這一敍述模式始終是以基督教為立場 ，反映出美國傳教士的核心利益就是在華更大規模的傳教運動 。 關鍵字 ：基督教 ；辛亥革命 ；亞瑟·布朗一、前言 基督教傳教士是近代來華外國人中人數最多、分佈最廣、對中國和中國人瞭解最深的一個群體。辛亥革命爆發時，他們不僅僅成為這場革命的見證者，在某些城市 ，他們還參與組織傷病救援、難民救濟等，更有少數傳教士積極參與影響民國命運的南北調停。傳教士當時的日記、書信、報刊文章、書籍記錄了他們對辛亥革命的觀察和思考。1這些著述文本，本文統稱為傳教士的 “辛亥敘述”。在這類林林總總的辛亥敘述中，孫中山的老師康德黎與C. Sheridan Jones合著的 《孫逸仙與新中國》 大概是最受國人關注的一本，1930年國民黨曾出版中文選譯本，當時之所以翻譯出版，用當時寫序的胡漢民的話講主要是為了 “使外人對於總理與新中國，有更真切的聯想，瞭解與同情，大有造於我們的國際宣傳”。2另外還有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時，英國傳教士丁樂梅的 《辛亥革命目擊記》 翻譯出版，作為辛亥研*12劉家峰：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傳教士有關辛亥革命的著作出版集中在1912- 1914年間，就筆者目前看見，英文著作至少就有8本，具體見文後所附參考書目。康德黎：《孫逸仙與新中國》 ，鄭啟中、陳鶴侶選譯，上海民智書局，1930年，第1頁。

究的重要資料。3美國的出版公司在最近幾年更是影印出版了不少此類著作。 就目前筆者所見，傳教士 “辛亥敘述”的文本無論從種類、規模還是題材內容看，都堪稱豐富。但遺憾的是，國內學界以往對這批資料並不十分重視，重要的著作都未翻譯，也很少有學者利用這些著作。這篇小文無法對傳教士的 “辛亥敘述”做全面的評述，4只能用個案的方法，梳理一下傳教士 “辛亥敘述”的基本內容。本文所選取的傳教士個案是美國長老會海外傳教會幹事亞瑟·布朗 （ArthurJudson Brown），其辛亥敘述的著作是 《中國革命》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5該書讓我們瞭解到傳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是怎樣一場革命，它為何發生？他們如何看待中國的未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形成傳教士 “辛亥敘述”的話語方式。在當時其他傳教士的辛亥敘述中也很容易看到這種話語方式，實際上它已經成為教會界的流行 “套話”。本文試圖通過個案的研究來揭示這個套話以及其蘊含的意義。二、古老中國的新力量 亞瑟·布朗1856年12月3日出生於美國麻塞諸塞州的霍利斯頓（Holliston ）1963年1月11日在紐約去世 ，享年106歲，是美國著名的牧師、傳教士，著述甚豐。布朗1883年神學院畢業後被按立為長老會牧師，1895年開始擔任長老會海外傳教會總幹事，任期一直到1929年，此後他擔任 “拯救孩子聯合會” （ Save theChildren Federation） 主席和名譽主席（1931- 1937）等職。他也是十九、二十世紀教會普世運動的先驅，曾參與1910年愛丁堡國際宣教大會、1921年國際宣教委員會（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等一些國際會議的組織工作。他也是那個時代的著名社會活動家，曾與美國五位總統有信件往來，關注社會、關心政治，在教會內外都十分活躍，所以他和穆德（John Mott）等人經常被稱為 “傳教士政治家” （ missionary statesman） 。 6 布朗並非是一位來華傳教士，辛亥革命前只有兩次來華訪問經歷，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對中國的深入瞭解。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擔任了34年長老會海外宣教會的總幹事，海外傳教士源源不斷地向總部寄交各種資訊，他因此對各宣教地都有比較充分的瞭解，也有條件到各地巡察。中國是當時世界最大的宣教地，也是美國長老會派出傳教士人數最多的宣教地，自然會得到總幹事的關注。1901年2月，布朗開始亞洲視察，首站到達日本，然後訪問了朝鮮、中國、菲律賓、泰國、老撾 、印度、阿拉伯半島、巴勒斯坦、敘利亞等國家和地區，1902年5月回《辛亥革命目擊記》 ，陳紅民等譯校，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另外一本與辛亥革命有關的傳教士著作湯姆遜《北洋之始》 ，朱豔輝、葉桂紅譯，山東書畫出版社。本所博士生王靜已開始此項研究，本文部分資料及翻譯由王靜提供。Arthur Judson Brow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1912.參見Wikipedia， “Arthur Judson Brown”，其個人檔案保存在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編號RG2.3456

到紐約，撰寫了每個國家長老會發展情況的報告。在這長達一年三個月的漫長行程中，其中有近四個月（1901年5月22日至9月19日） 是在中國訪問，先後到過山東濰縣 （今濰坊） 、泰安、直隸保定、北京、山東芝罘 （今煙臺） 、廣州等地，瞭解各地長老會的發展及在義和團運動期間的損失情況。這是布朗第一次訪問中國，時間正是義和團運動後期，他離開中國時 《辛丑合約》 也剛簽訂。他在中國旅行期間抓住每個機會與中國各階層的人士對話 ，包括各差會傳教士 、外交人員、編輯、商務人員以及美國、德國、英國官員，寫下了七本日記，這成為他以後撰寫關於中國著作的重要素材。7 1903年 ，布朗應普林斯頓神學院之邀 ，給師生作了系列關於中國的講演 ，後以書籍的形式出版。布朗也是一位勤奮的投稿者 ，在 《世紀雜誌》 （ CenturyMagazine） 《美國每月評論》 （AmericanmonthlyReviewofReview）及其他雜誌也發表了不少文章。他把講演集和這些文章，結合中國之行的經歷 ，寫成 《古老中國的新力量》 ，其副標題為 “不受歡迎但不可避免的覺醒” ，於1904年出版。8這本書對我們理解布朗1912年出版的 《中國革命》 一書非常重要，因為後者很多內容直接取自前者。他寫 《古老中國的新力量》 的目的，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指 ， “是要描繪出在古老、保守、獨特的中國已經運行的現代世界中三種強大的變遷力量，即西方貿易、西方政治和西方宗教。這些力量對人類迄今為止仍緩慢發展的一個群體 （指中國人——引者） 正在產生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全部意義現在尚未全部被理解。”9該書共有五個部分，第一部分闡述了他對古老中國和中國人的基本看法，作為全書的背景，第二、三、四部分分別論述了西方商業、政治、基督教給中國帶來的影響，第五部分是關於中國的未來以及它與基督教的關係。下面對該書主要觀點做簡要介紹。 布朗在處理關於中國及中國人的問題上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即：平等對待，儘管他很多時候也難以避免那時代西方人流行的優越感。布朗花了相當的篇幅來論述中國人的特性 ，他指出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但他堅持中國人在身體、精神、道德上與西方人不同只是程度的不同，而非性質不同：“中國人和西方人有著一樣的希望和恐懼 ，喜悅和悲傷，同樣有對痛苦的敏感和追求幸福的能力。”10 他從基督教的神創論出發，強調人人平等的價值和尊嚴 ， “中國人不僅是人，而且是我們的兄弟，和我們一樣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的。”11 在布朗看來 ，西方帶給中國的商業 、政治和宗教是三種重要的 “引導的力量”。他認為商業力量推動了普遍的經濟革命， “輪船、鐵路、電報、報紙、省7891011中國報告見“Report of a visitation of the China missions： May 22- September 19， 190 1”Arthur J. Brown，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An Unwelcome but Inevitable Awakening， New York：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4.“Preface”，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p. 5.New Forces in Old China， p.32.New Forces in Old China， p.33.

力機器、西方理念的引進，正在慢慢但確定地使東方發生革命”。12布朗特別注意到當時鐵路的發展給中國帶來的巨大影響，他舉美國太平洋鐵路的建成帶給美國西部大發展的例子，來說明中國將來會有這樣的發展絕對不是高估，因為中國有十倍於密西西比地區的人口，地域廣闊，資源豐厚，鐵路將不可避免地為中國創造一個 “新時代”。13針對普通中國人反對建設鐵路的態度，他認為這並不稀奇，因為鐵路在英國和美國剛出現時也曾遭到同樣的反對，何況鐵路在中國的確剝奪了很多苦力的工作。14雖然如此，布朗堅信中國人最終會接納鐵路，而且 “一旦逐漸工業化和商業化的大量人口開始適應鐵路，並隨著自由遷移，這時，驚人的事情就可能發生，無論是對中國還是世界”。 15我們以後見之明來看這句話，特別聯想到辛亥革命前的四川保路運動，布朗所言不差。 談及中國的政治 ，布朗首先譴責葡萄牙、西班牙、英、法、俄等歐洲各國自十六世紀以來以對中國的各種侵略行徑。布朗認為正是西方的侵略引發了中國人的仇外情緒，導致義和團事件的發生是 “不可抑制”，它也是 “保守與進步、種族偏見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念、迷信和基督教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每個國家都要面對，只是在中國衝突格外激烈”。16儘管義和團事件中受害者多為傳教士和中國信徒，但他還是以同情的筆觸來分析義和團事件。布朗試圖把美國跟歐洲列強劃清界線，他認為 “美中關係通常來說是比歐洲那些國家更有同情心，美國在中國沒有領土要求，而且美國政府不止一次為痛苦纏身的天朝 （指中國，引者） 爭取和平和正義而發揮其影響”。17他認為在歐洲列強準備瓜分中國時，美國提出了 “門戶開放”政策，再次表明美國是 “中國的朋友”。18但他也毫不保留地批評美國政府不能公正對待在美華工。 西方商業、政治和宗教三種力量中，作為傳教士的布朗當然最看重宗教的影響，即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接受。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揚福音、醫治病人、辦新學堂、出版新知識、興辦慈善事業等，都為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布朗從這三個方面的事實和意見來分析中國的未來是大有希望，“沒必要懷疑”。19義和團之後，清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如郵政系統建立、報紙增多，特別是科舉制度的改革 （策論） ，在布朗看來這都是未來希望的徵兆。當然，最令他激動的還是義和團之後基督教的快速發展， “任何地方大門都是打開的，中國人正以每年15000人的速度受洗” 。 20整個中國的福音化才是傳教士最關心的話題。12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p.111.13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pp.135- 136.14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p.137.15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pp.14 1- 142.16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p.194.17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p.154.18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p.188.19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p.333.20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p.347.

該書出版後得到在美國教會和華傳教士的好評。在山東的公理會著名傳教士明恩溥認為該書用了很多第一手的知識 ，帶著一定的權威 “說出了我們曾說過和想說的話” ， “這本書在探討中國和中國人的事情上所具有的說服力是外國人關於中國的著作中少有的。⋯⋯任何一家有自尊的圖書館要想使它的讀者與時代同步，都必須收藏這本書。” 21 1906年2月2日，在紐約一次歡迎清朝出洋考察團的宴會上 ，布朗代表各差會發表演講 ，重申他 《古老中國的新力量》 中的觀點 ，認為中國在轉變過程中一定會有反復、動盪、不安，但對中國的未來他仍是 “不加懷疑”的態度。22 1907年，《古老中國的新力量》 發行第二版，作者除了對第一版明顯的錯誤進行修正，更新了部分最新的統計資料外，整本書的改動不大。值得注意的是 ，該書本副標題有較大變動 ，第一版副標題為 “不受歡迎卻無法避免的覺醒”1907年版刪去 “不受歡迎”。他在書中並沒有直接解釋如此修改的原因，但他在第二版序言的一段話或許能夠解釋為何要刪去 “不受歡迎”。他這時已注意到日俄戰爭對中國的積極影響，他說：“很顯然，日俄戰爭的結果將加快在中國的新運動。中國人，跟世界其他國家的人一樣，都對日本人的勝利感到吃驚，他們更傾向走日本的成功道路” ； “未來的問題顯然是中國的問題 ，沒有一個有思想的人能對現代世界的發展力量所促生的巨大變革漠不關心。”這或許表明布朗此時他對中國局勢的觀察更趨樂觀，中國人並不是那麼保守，而是開始歡迎更多更大的變革了。 1909年 ，布朗再次訪問中、 日、韓三國 ，他再次近距離觀察了中國在商業、政治、教育和基督教方面的發展 ，發現與他1901年的訪問形成了 “鮮明的對比” ，23尤其是基督教各項事業 （信徒人數、教育、本土教會領袖等） 的快速發展 ，讓他頗感欣慰。中國的一切都在按照他先前所預想的模式進行，然而，他從來沒有想到，僅僅一年之後，中國就會發生一場改天換地的革命，並促使他又寫了一本關於中國的著作即 《中國革命》 。三、基督教與 “新中國”：布朗對辛亥革命的敘述 武昌起義還不到半年，布朗就完成了 《中國革命》 書稿，其序言寫於1912年3月30日，出版時間當為此後不久。他在序言中說明寫作此書的目的：“一個新中國正在形成。不管當下的發展如何，調整過程的長短 ，我們都不懷疑最終的結果。這本書當然不是關於革命過程和結果的最終論述，但能幫助大家瞭解大致的2 122Arthur H. Smith， “Review”，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 6 ， No . 2 ， February 19 0 5 ）， p.9 0 .“Address of the Rev. Arthur Judson Brown， at the Banquet to the Chinese Imperial High Commissioners”， The23 TheChinese Recorder， （Vol. 37， No. 8， August 1906）， pp.434-442Chinese Revolution， p. 103.

原因和目前的發展”。 24正如 《教務雜誌》 編輯竇樂安 （J. Darroch）對該書的評論：“對於任何想瞭解中國革命的知識人來說，沒有哪一本書能夠像這本一樣提供簡明、及時的記錄。”25布朗無法像其他在華傳教士那樣見證並記錄革命進程的細節，只能就他獲取的各種報導和傳教士報告加以研究。該書部分材料和部分觀點都採用他以前的 《古老中國的新力量》 ，這也是他能很快就完成這部書稿的原因。因此， 《中國革命》 的長處並非是對辛亥革命過程的細節描述，而是他對辛亥革命的原因、未來所做的闡釋，體現出傳教士這個特殊群體的立場和觀點。 他在書中有這樣一段對辛亥革命的總評述： 結果以驚人的速度來臨 ，彰顯出清王朝統治基礎的腐朽和中國民眾的尊嚴及有秩序 。從來沒有一場革命在這麼大的區域 ，這麼快這麼平和地完成 。 只在少數地方有激烈的戰鬥 ，即使如此 ，也沒有讓西方人所相信的報紙所描述的那樣血腥 。 只有少數部隊參加了戰鬥 。 整個革命過程的傷亡人數比不上美國內戰或日俄戰爭期間的任何一場戰鬥 。在大多數地方 ， 民眾對革命者的同情勢不可擋 ， 導致清軍絲毫沒有抵抗 。在四川爆發運動五個月內 ，漢口激戰三個月內 ，十八行省中的十五個倒向革命陣營 ，革命勝利的浪潮席捲了從揚子江到沿海的廣大區域 。26 “迅速”與 “平和”是布朗對辛亥革命特點的總結，也是當時傳教士的普遍看法。明恩溥1913年評論辛亥革命時也說：“整個世界都驚訝中國能夠開始並完成一場理性的革命，其流血之少，任何東方國家從未有過。” 27那麼，究竟那些因素導致了這樣一場驚人的革命呢？ 布朗列舉了當時流行的看法，即清政府的鐵路國有化舉措，中央、地方爭權、各地嚴重的自然災害以及民眾抗議等，但他認為這些不過是革命發生的偶然因素 ，不是充分理由。他認為更重要的因素是滿人對漢人的統治。在布朗看來，滿人對待漢人非常專制，而且把自己與漢人隔離開來，而滿人作為一個階級（Class） 是一群很狹隘的、腐朽的保守派。28而漢人向來具有造反的傳統，因此有了晚清從太平天國、秘密會社直到革命團體的一系列起義。布朗認為僅按時間將重要的事件敘述出來，或像報紙那樣逐天報導革命軍的蹤跡是不夠的，這樣的解釋只能滿足膚淺的觀察者，要真正理解這場革命，必須要考慮中國人的特性、他們與世界的關係以及促使當前劇變的因素。29因此，該書借用 《古老中國的新力量》 一書基本材料，從蒸汽機與商業、外交關係、教育進步、基督教的影響等方面對辛亥革命的原因做了分析。然而，這些原因在布朗看來仍然不是最終的。24 Arthur J. Brow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Preface.25 J. D.， “Review”， The Chinese Recorder， August 19 12， Vol. 43， p.492.26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145.27 Arthur H. Smith， “General Survey”，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 13， p.21.28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6.29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13.

他在分析變革中國的新力量時 ，不管是經濟的 、政治的還是知識的、社會改革等，也都毫無例外地把他們與基督教聯繫起來。因此，這裡重點分析一下他對基督教與辛亥革命的看法。 《中國革命》 關於辛亥革命最終動因的基本觀點，用布朗自己的話就是 “曾讓很多不同國家覺醒的力量” ，即基督教， “它蘊含著友愛、正義、自由、公義的偉大思想，最初在英國、德國、北美的重建中發揮了重要影響 ，現在已經傳播到世界各地，開始顯現它的不可抗拒的變革力量”。他以印度、土耳其、伊朗、墨西哥、日本、朝鮮、菲律賓等地為例，說明在非基督教世界的廣大區域中這種類似的革命和重建正在發生 ，而中國革命更是這樣一場 “意義深遠”的革命。30那麼，基督教是如何成為改變中國的巨大力量的呢？ 布朗認為，傳教士在西方與中國的貿易中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儘管這不是他們的目的。他舉例說明，傳教士帶來的鐘錶、傳教士夫人所用的縫紉機、傳教士家庭的汽油燈等，都會引起中國士紳家庭的購買需求。31另外 ，傳教士盡力說服民眾不要相信地下有什麼神靈，鼓勵開礦、修鐵路等。因此，布朗認為基督教不可免地捲入這些新事物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對新事物的需求，也是基督教福音影響的一部分，因為福音總是使人不滿意狹隘的、淒慘的生活。32那個時代傳教士普遍的觀念是基督教不僅僅傳福音，傳播西方文明也是應有之義。 當然 ，最能體現基督教因素的新力量是知識人的覺醒與教育進步。到辛亥前，在華傳教士已建立了2029所小學和1116所中學、學院以及師範、醫學、神學和實業學校，美國差會在教育方面投入最大。教會學校在很長時間裡是中國唯一給予學生現代教育的機構。布朗認為教會學校長久以來都在發揮廣泛的影響 ，讓學生知道中國之外還有其他的國家和文明。傳教士的出版傳播了西方新知識，大大拓寬了中國傳統知識人的視野。33教會學校畢業生有很多到美國留學 ，他們回國後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可 ，布朗注意到在辛亥革命前在美國受過教育的官員名單，多人擔任議長、道台、公使等。他認為，大部分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學生都同情革命，甚至他引用不知來源的統計，說至少有95％的學生回國之後成為革命思想的領袖。34這個數字顯然是誇張的說法。 儘管基督教早在六世紀就傳入中國，後有天主教幾個世紀的努力 ，但布朗仍把1807年新教第一個傳教士馬禮遜來華作為一個 “新時代”來臨的標誌，因為 “世界上最偉大的變革力量——宣揚聖經，開始在這個古老的帝國運行”。35一3 0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1 1- 12 .3 1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 3 7 - 3 8 .3 2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4 7 .3 3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7 1- 7 2 .3 4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8 1 .3 5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9 7 .

百年過去了，儘管基督徒的數量跟中國全部的人口相比仍然是很小的比例，但布朗認為福音的種子已經在中國紮根， “具有不可摧毀的生命力和不可抗拒的改變力量” ； “中國正在發生的轉變，至少部分是這一龐大力量的結果”。他又引用上海一家非宗教的報紙在1910年11月12日的評論，認為中國的憲制改革應追溯到1807年馬禮遜來華，因為從那時候起，中國慢慢認識到意識到自身的缺陷，馬禮遜及其成百上千的後繼者給中國人帶來啟蒙思想，促成了最近的立憲運動。36 由上面所述布朗之觀點，不難引申出這樣一個論斷：基督教要為辛亥革命的發生負責。當然，布朗認為這個負責 （by responsibility），如果是指鼓動人們造反或與叛亂有關聯，那他的回答是否。由此可見，布朗在強調基督教對辛亥革命正面影響的同時，又不贊同革命中的暴力行為。他解釋說，在非基督教國家的變革，暴力不是耶穌計劃的一部分，耶穌的律法是愛，在人類社會中的運作是和平的。但是基督教的教誨是公義、平等、博愛、自由，當非公義、不公平和暴政根深蒂固，不肯屈服，衝突也就不可避免。衝突的發生並不等於說不應該去傳播公義，也不等於說把民眾拋棄在壓迫、無知和迷信中。37 布朗也注意到傳教士在辛亥革命中所表現出的博愛與公義。在有戰爭的地方，傳教站是唯一中立的地帶，當時不僅有商人，地方官甚至軍隊長官都尋求傳教士為他們的家人提供庇護。北京一向傲慢的滿族旗人也懇請傳教士為自己和家人提供住所。各地傳教站擠滿了婦女、孩子，不管他們來自革命者還是清朝官員。在戰場上，傳教士對戰鬥雙方的傷病員提供醫療和救濟服務。在南京革命軍與清軍決戰之時，傳教士也發揮了協調作用。38傳教士的中立立場和服務改變了過去反對基督教的人士態度。這也算是辛亥革命帶給基督教的一個好處。當然，最大的好處是中國基督徒早年發起的信教自由將要被寫進民國的 《臨時約法》 。以前基督教所有的自由多少是附著在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平等條約中，而現在則是基督教會被給予積極而非消極的權利， 基督教的地位不是外國人要求下的讓步，而是中國人自願認可的宗教，布朗認為這一改變是偉大的、意義深遠的，傳教工作在新時代要比起舊時代更自由、更開放。39 布朗寫作 《中國革命》 時，正值皇帝遜位、孫袁總統職位更迭，共和根基尚不穩定，那他是如何看待孫袁二人的呢？武昌首義後，輿論普遍擔心中國最缺乏有遠見、有能力、有經驗和影響的政治家帶領這個國家。但布朗相信時勢造英雄，中外莫不如此，他認為最傑出的兩位領袖人物就是袁世凱和孫中山。布朗在《中國革命》 給予袁世凱的篇幅有20頁，大約是孫中山的三倍之多，一方面是因為布朗對袁世凱比較熟悉；另一方面，他認為袁世凱是當時中國最有能力的領36373839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10 0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1 0 1- 10 2The CChinese Revolution， pp. 12 2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 12 4 - 12 5

袖。布朗1901年第一次來華訪問在山東與袁世凱會談，布朗的第一印象很好 ，認為他是 “非凡的人”。讓布朗贊許的是義和團期間袁世凱加強保護外人的政策，他就任後沒有一個傳教士被害 ，這 “顯示出他的智慧和勇氣”。40 布朗認為袁世凱不是一個極端主義者，而是一個充分認識到採取現代方法的改良論者，讚賞他在軍隊現代化、醫院、教育、創建學校方面等方面的貢獻。布朗知道袁世凱是儒家信徒，但他1898年聘用長老會的牧師Hernert E. House作他兒子的老師，1900年邀請登州的文會館校長赫士 （Watson M. Hayes） 擔任他在濟南建立的山東大學堂校長。這些事表現出了他思想的包容和對傳教士的欣賞。辛亥革命爆發後袁世凱的復出，讓包括布朗在內的外國人感到安慰。布朗這樣評價袁對民國的貢獻： “可能他一直都與革命軍保持秘密的聯繫 ，他運用他對革命者的影響力，挽救他的國家，避免長時間的自相殘殺。當共和國的秘史為人知曉時，可能會發現袁世凱從一開始與整個運動的關係要比想像的還大，儘管他可能不贊同南方領導者所做的一切”。布朗還引用Punch雜誌的說法，表明當時所有在華外國人都相信袁世凱就是那個 “真命天子”。41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 “非袁莫屬”的輿論 ，至少在外國人中袁是得到廣泛支持的。 大多數傳教士可能到1911年武昌起義後爆發才知道孫中山和他以往的革命事蹟，布朗也不例外，他在 《古老中國的新力量》 一書中就沒有提及孫中山。孫中山早年受教會教育，並不顧親人反對而堅決受洗成為基督徒，後來組織一系列革命活動，他也從來沒有跟非基督徒的革命同仁們隱瞞他的信仰。孫倫敦蒙難時呼喚上帝的故事當時已經在教會流傳 ，所有這些很快就贏得了傳教士和信徒對他的敬重。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許下諾言 ，一旦清帝退位就辭職 ，讓位給袁世凱，布朗曾質疑孫中山在外流浪這麼多年，剛嘗到權力和官階的甜頭 ，考慮到人的天性 ，他是否會履行他的諾言嗎？但孫中山兌現了他的諾言，布朗稱讚孫中山的這一行為是世界歷史上 “史無前例的純潔、自我犧牲的榜樣”。除此之外，布朗也發現孫中山有宏偉的計劃、說服眾人的技巧、面對強敵的勇氣、毫不動搖的堅忍和決心、打動國的人格力量，甘願讓位的智慧和謙遜 ， “集合了這些高貴品質的人世間少有” 因為有袁世凱和孫中山這樣的領袖，布朗認為 “新中國值得人們的尊重”但這新的共和國能否持久？布朗承認，在辛亥之前中國究竟是共和好還是君主立憲好的問題上 ，傳教士與海內外中國人一樣是有不同的看法，並非都一致擁護共和。但布朗自己認為中國人遠比菲律賓、墨西哥、中南美洲更適合共和政體，因為 “中國人更穩定、和平、遵守法律，更能尊重正式授權的政權 ，地方的管理也較為民主”。43革命之後建立的中華民國面臨如此很大的困難，其共和的根基並404 14243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16 1- 162.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172- 173.The Chinese Revolution, p.18 1.The Chinese Revolution, p.182.。42

不穩固，但布朗認為未來仍然是有希望的，因為近代生活的潮流就是 “民有、民治、民享” ，中國人已對此表現出熱情、知識、決心 ，一步步走到現在。44他比較歐洲與中國，歐洲從中世紀到現代社會花了幾個世紀的時間，而如此龐大的中國僅僅是幾十年，時間太短了，因此，他預計到中國進步不會太穩定，甚至一段時間可能會倒退、反復，但他確信 “中國不可能再回到之前的情形了”。45他又比較了辛亥前後的新舊兩個中國：舊中國背誦儒家經典，新中國學習近代知識；舊中國是個體鬆散的集合體，新中國正在形成一個國家共同體；舊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很無助，新中國正在成為一股世界力量。布朗相信現在中國的革命也是在上帝的旨意中，並且會引導出現一個新亞洲。46由此可見布朗對中國未來的信心。 當然，作為傳教士 ，布朗考慮更多的是基督教對這個新共和國的責任。布朗給了明確的答覆，即 “我們的責任不是抵制它，不是訓練軍隊、建造海軍增加衝突，而是公平地對待新中國，以高尚的方法來啟發幫助它”。47所謂 “高尚的方法” ，簡單來說就是要繼續向中國傳教，傳教事業是 “影響世界的純潔和重生的力量” ，應該儘快推進傳教工作，否則，中國會成為亞洲是反基督的的主導國家，這對整個世界都是一場災難”。他也引用赫德的說法 ，認為要消除 “黃禍” ，唯一可行的就是基督教奇跡般的傳播，改變中國民族性。48布朗發現革命後的中國也正適合傳教，不僅大量的革命黨人是基督徒，一般的中國人開始對基督教有了更好的理解，並樂意接受它。另一位美國傳教士柏錫福主教 （James W.Bashford） 在1911年12月22日寫道：“不管將來我們即將面對什麼，我都相信基督教在中國正面臨最大的機會。” 49布朗認為中國當前首要的需要就是福音，但傳教的力量卻明顯不足，他呼籲歐洲、美國的基督教會應該理解他們在二十世紀的偉大工作，並以他們以往從未有過的規模開展傳教運動， “運用他們的智慧、慷慨、祝福，抓住絕好的機會，給新中國以新的生活方式”。 50由此可見，布朗關懷中國革命的真實用心。四 、 結 語 從以上 《中國革命》 的內容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布朗是如何敘述辛亥革命的。布朗作為長老會的海外差會幹事，與在華傳教士保持密切的通訊往來，從《中國革命》 對傳教士報告的大量引用即可看出，因此 《中國革命》 一書並非是布朗一個人的認識，而是凝聚了不少在華傳教士的觀念。如果我們去閱讀同時代的美國The Chinese Revolution， p.186.The Chinese Revolution， p.19 1.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193， 19 1.The Chinese Revolution， p.194，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194- 195，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199，The Chinese Revolution， p.211，4445464 74 84950

傳教士著作或教會報刊文章，如明恩敷、 卜舫濟 、賀樂德等著作 ，51我們就會發現他們對辛亥革命擁有類似的敘述模式。這一敘述模式可以簡單概括兩點：一是基督教的傳播成為中國覺醒、變革的巨大力量，最終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發生；二是基督教為 “新中國”的未來負有更大的使命 （即更大規模的傳教運動） 。這個敘述模式的兩個關鍵字是 “基督教”與 “新中國” 從傳教士十九世紀初來華直到義和團事件，傳教士對中國的敘述多使用 “異教國家”、 “古老”、 “野蠻”這樣的詞彙，偶也用 “新中國”一詞，來表示他們傳教的目的就是讓中國 “重生”。義和團之後清政府實施新政 ，傳教士發現中國在這幾年間的變化已經超過過去幾十年的改變，柏錫福在1906年曾評論說： “世界近代史上近五年來最驚人的事件莫過於中國的覺醒了，世界的焦點應該在中國。” 52這時傳教士開始頻繁使用 “新中國”一詞。1907年恰逢新教來華百年紀念 ，傳教士更樂意用 “新中國”或 “中國的覺醒”這樣的詞彙來表示他們推動中國變遷的成果。J. C. Patton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新中國”當時已成為教會界的陳詞濫調。53辛亥前傳教士用 “新中國”一詞，這只能說是他們的願景 ，而辛亥革命後成立了中國民國，憲法確立了宗教自由，總統還是一位基督徒，對傳教士而言，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 “新中國”。傳教士的核心刊物 《教務雜誌》 （ The Chinese Recorder）在1912年的元旦社論中寫道：“1911年將在中國歷史上寫下濃厚一筆，新中國騰空出世。”54從此以後， “新中國”成為教會界表達中國的一種 “套話”。這一敘述模式，雖然不能反映歷史的全部 ，但他們作為在華的一個外國人群體，他們的著作與解讀也為認識辛亥革命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思路和視野。 當然，這一敘述模式始終是以基督教為立場，是要彰顯基督教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雖然有誇大之嫌 ，55但仍有它的道理。孫中山在民國元年教會的一次歡迎會上曾說：“兄弟數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號，始終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會所得來。今日中華民國成立 ，非兄弟之力，乃教會之功。” 56現有研究也已證明，基督教對晚清革命思潮的興起有直接關係。孫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動主要是得到教會和基督徒的支持 ，惠州起義中， “基督徒人占其三” ，武昌日知會的基督徒革命者被稱為 “信耶穌的革命黨”。57其實，布朗寫作此書時 ，尚不見 文 後 參 考 著 作 。J . W. Bashford， China and Methodism， Cincinnati： Jennings and Graham， 19 0 6 ， p .9 0 .J . C . Patton， “The Chinese Preacher ， The Chinese Recorder， November 19 0 9 ， p .6 2 7 .“Editorial： Retrospectiv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4 3 ， No . 1， January 19 12 ）， p . 2 .在 華 傳 教 士 文 顯 理 認 為 布 朗 的 《 中 國 革 命 》 關 於 基 督 教 對 中 國 政 治 新 生 的 影 響 力 強 調 得 有 點 過火 。 見 Reviews，G . H . B .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Vol. 3 ， No . 2 ， Oct. 19 12 ）， pp . 2 3 4 - 2 3 5 .孫 中 山 ： 《 在 北 京 基 督 教 等 六 教 會 歡 迎 會 上 的 演 說 》 ， 《 孫 中 山 全 集 》 第 二 卷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19 8 2 年 版 ，第 4 4 7 頁 。梁 壽 華 ： 《 革 命 先 驅 ：基 督 徒 與 晚 清 中 國 革 命 的 起 源 》 ， 香 港 ：宣 道 出 版 社 2 0 0 7 年 版 ， 自 序 。5 1525354555657

完全瞭解日知會與武昌起義關係的細節，否則他會用更多筆墨來渲染基督教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另外，基督教與 “新中國”的敘述模式也反映出美國傳教士的核心利益就是在華大規模的傳教。為了實現這一根本訴求，傳教士利用發表論著、回國休假演說等方式，向美國民眾宣傳基督教對 “新中國”未來的重要性，讓他們相信中國有成為 “基督教國家”的可能性；更有不少以布朗為代表的傳教士極力遊說美國政府，使美國政府確信與中國保持一種特殊的友好關係。美國是最早承認中華民國的西方國家，這與在華傳教士的推動不無關係。58事實上，1949年之前的美國人的中國形象乃至中美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傳教士所推崇的 “基督教與新中國”敘述模式的影響。當然，這是另外一個重要課題，需要更仔細的實證分析。59參考文獻 傳教士有關辛亥革命的著作：Edwin John Dingle （丁樂梅 ） ， China’s Revolution， 1911- 1912 ， 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cord of thecivil war ，商務印書館 ， 19 12年 ，304頁 。2008年重印 。中文譯本 《辛亥革命目擊記 ： 〈大陸報 〉 特派員的現場報導 》 ，陳紅民等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C. Borst- Smith， Ernest Frank， Caugh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19 12年 ，2009年重印 。James Cantlie （康德黎 ） ， 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19 12 ， 20 10年重印 。John Stuart Thomson ， China Revolutionized， 19 13中文譯本 《北洋之始 》 ， 朱豔輝 、葉桂紅譯 ，山東書畫出版社2008年版 。J. C. Keyte，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Shenx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 19132009年重印 。Charlotte E. Hawes （賀樂德 ） ， New Thrills in Old China ，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19 13 ， 20 10年重印 。F. L. Hawks Pott （ 卜舫濟 ） ， The Emergency in China， New York： 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 13Nelson Bitton， The Regeneration of New China， London： United Council for Missionary Education，19 14l.2.3.4.5 .6 .7.8 .58 詳細內容可參閱Michael V. Metallo， “Missionaries，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acificHistorical Review （Vol. 47， No. 2， May 1978）， pp. 26 1- 282； “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and the 19 11Revolution”，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Vol. 62， No. 2， Summer 1984）， pp. 153- 168），前文中譯本見米泰洛著 、 沈雲鷗譯 ：《美國傳教士 、 孫逸仙和中國革命 》 ， 《辛亥革命史叢刊》 第3輯 ，北京 ：中華書局 1981年版 ；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 15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年，第四章 。這方面的著作可參考[美] 哈樂德 ·伊羅生著 ：《美國的中國形象》 ，於殿利 、陸 日宇譯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 ； [美]T. 克里斯多夫 ·傑斯普森著 ：《美國的中國形象》 ，姜智芹譯 ，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 1059

宋教仁民族主義探略——附：澳門劃界間題的見解與評論遲雲飛* 摘要 ：晚清現代民族主義的成熟 ，有賴於新知識人群體的形成 ，這一群體是在晚清最後十年形成的 ，宋教仁是其代表人物之一 。 這一代知識人 ，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和民族認同 ，黃帝成為符號意義上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 。 強烈反對列強侵略 ，追求國家的強大是他們主要的政治訴求 。宋教仁尤其注意日本和沙俄的侵略 ，做了許多的分析和揭露 ，並提出對策。 而革命黨人反滿情緒和主張 ，有民族不平等的感受的成分 ， 更是因為清政府無力抗禦列強的侵略 。 關鍵詞 ：宋教仁 ；民族主義 ；新知識分子 ；辛亥革命 ；澳門劃界 以往學界對宋教仁的研究，無論是批評者還是讚賞者，多注重他的民主憲政思想和政黨政治實踐 ，而對他思想和政治實踐占非常重要地位的民族主義關注很少。1而研究辛亥革命時期民族主義的論著，多注意孫中山、章太炎和陳天華，幾乎不涉及宋教仁。殊不知，宋教仁的民族主義很有代表性 ，就宋教仁本人來說，民族主義貫穿他生命的始終 ，是他思想的主要部分，與他的民主憲政實踐和思想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一、晚清新知識分子與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生 傳統的中國，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 ，有的是籠統的 “天下” 、 “夷夏” ，以及 “夷夏之辨” “夷夏之防” “尊王攘夷，之類的觀念。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漸漸知道了西方的存在，知道西方的強盛，知道我們是地球上諸多國家中的一個，但是現代的民族觀念和民族主義還是有一個萌發、朦朧到清晰的過程。而進入20世紀以後，民族主義成為最有影響力的思潮和運動，並且是中國變革和國家統一的動力。其原動力，除客觀上嚴酷的民族危機外 ，是由於新知識人的產生。* 遲雲飛：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1 比較接近的論文有：松本英紀《宋教仁與間島問題》 ，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 文集》 ，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普萊斯《宋教仁與民族認同意識》 ， 《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中 國》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魏源在 《海國圖志》 中提出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一句話裹兩個 “夷”字，顯示其基本的出發點還是傳統 “夷夏大防”的觀念。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衝擊比第一次鴉片戰爭來得更強烈，因為這一次 “夷人”攻破了京城，逼得咸豐皇帝出走並 “駕崩”在熱河。思想敏銳的李鴻章指出，列強來華，是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從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開始，中國知識人漸漸從追求傳統的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轉變為追求國家的富強。我們今天看來，其實也就是追求民族主義的目標。但是曾、李、左的內心，傳統的夷夏之防還是佔據主要地位，而且在他們心中，自強就是大清朝自強，強的對象就是大清，中國與清王朝實是同義語。 甲午戰敗，震動了更多的國人。這以後，中國真正產生了民族主義，而且，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它開始成為現實政治運動的動力。康有為組織保國會，力倡 “保國、保種、保教”。保守人士攻擊他 “保中國不保大清” ，在康有為的心目中，不會不保大清，但是其 “保”的 “國”，與大清朝確是兩個概念。這個 “國”意味著中國人的某種自我認同，不同於大清，也不同於以往籠統的天下、天朝之類的概念，儘管她與大清朝還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而在一般激進的改革派甚至康有為弟子梁啓超的心裹，保國與保大清則更是兩個概念，而為了 “保國”，甚至可以放棄大清。至於更激進的譚嗣同，保國甚至可以反清。與康有為力倡改革同時，孫中山組織了晚清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興中會章程的第一句話就是 “中國積弱” ，緊接著又說 “夫以四百兆蒼生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塗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2而興中會的目標就是 “振興中華”。顯然，與康有為的解釋不夠清楚的 “保國”比，興中會的 “中”、 “中華”，有更清楚的民族認同，並把中國明確與其他列國區別，是中國人效忠和努力振興的對象。興中會的社會基礎是一些受到新教育的知識人和海外華僑，在國內的基礎並不深。因此，無論是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改革者，還是孫中山等革命者，他們達到的民族主義意識，在中國知識人裹還是少數。 庚子事變以後，清政府被迫推行新政。 新政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推廣新式教育。設學堂、派遊學、廢科舉、建立現代國民教育體系，是教育改革的基本內容。與1900年以前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創辦的若干新式學堂不同，1901年以後的新學校是大量的、成體系的，是中國現代教育的真正發端。宋教仁在武昌就學的文普通中學堂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就在晚清最後十年，掀起了留學熱潮，其中留學最多的是日本，前後應該在萬人以上。誠然，全國人口中受新教育者的比例，不能算多，但是其絕對量卻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 ，而且這數字遠遠超過新教育推行以前士人的總量。 由於新教育的迅速發展和留學運動，產生了一個在晚清和民國初極為活躍的2 《檀香山興中會章程》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19頁 ，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 。

社會階層，他們就是新學堂的學生和留學生 ，他們是中國第一批現代教育 （國內學堂和留學） 訓練出來的現代知識分子。比較以往科舉制教育體系下訓練出來的讀書人，新知識人有很大的不同。 新知識人或者說中國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有這樣一些特點。 第一，他們是在庚子事變後，清政府大力發展新教育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在現代學堂裹，或國外留學中，他們接受了新的知識體系。他們不是傳統的八股士人，他們是現代知識分子。第二，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 ，有的中過秀才甚至舉人。他們受過傳統的很大影響，但正在背離傳統。第三 ，他們大多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1904年 ，宋教仁22歲，章士釗23歲，蔡鍔22歲 ，胡漢民25歲，汪精衛21歲，鄒容只有19歲。青年人活躍、敏感、容易激動、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觀念。他們人數雖然不多，卻是中國最活躍的一群。他們熟悉現代大衆報刊等媒體宣傳手段，其中部分人如宋教仁瞭解現代政黨的運作方式，他們的社會地位雖然不高，但有相當大的活動能量。第四，他們的共同價值觀和政治取向是民族主義，他們強烈反對列強的侵略。他們的政治追求和奮鬥目標 ，主要是為解決中國面臨的嚴酷的民族危機。而且，某種意義上 ，正是列強的侵略和中國面臨的嚴酷環境，激發了他們的政治熱情。第五，他們中的部分激進人士，強烈主張推翻清朝統治，而大部分人對此抱有同情。 就這樣 ，在庚子事變後 ，隨著新知識人階層的興起 ，中國新社會精英的追求，從原來傳統知識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維繫的傳統理想社會，變成了民族主義，國家強大是他們的首要目標。前面說的曾國藩、李鴻章開始的轉變，到此已成知識人首要的追求、普遍的價值觀。如果君主制不能獲得國家強大的效能，那麼它瞬間就可能被拋棄，更不用說已是弱勢專制政治的清王朝的統治了。 二十世紀初，嚴復 《天演論》 逐漸傳播開來。人們相信，不自強的民族 ，就會流於衰弱甚至滅亡。書中闡揚的 “物競天擇”、 “優勝劣敗”觀念，可謂敲響警鐘，對民族主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宋教仁也是這種觀念的信奉者。 《漢族侵略史》 中說：“優勝而劣敗者，天演之法則也，積極而必消者，物理之循環也，豎觀三古，橫覽六洲，幾多民族盛衰消長之故，莫不率是軌道以為比例矣。”3另一篇《南洋華人求入日本籍》 說：“特天演競爭，優勝劣敗，以無國力無群智之僑民，與文明強有力者相遇，終不能不居於屈辱之地位，此固勢無可如何者也。”4正是亡國滅種的恐懼，挑動了新知識人的敏感的神經，激發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使他們迅速選擇民族主義，選擇最佳的強國途徑，為此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陳天華的思想在晚清最後十年民族主義高漲時期極有代表性。宋教仁與陳天華同為湖南人 ，感情非常親密 ，可謂生死之交。我們試看距陳天華死不到一34郭漢民編《宋教仁集》 第3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引此書略去編者及出版資訊。《宋教仁集》 第24-25頁。

個月，宋教仁1906年1月4日的日記：“嶽卿置酒飲之。余尋醉，良久，倒臥于席上，仰天歌陳星台 《猛回頭》 曲，一時百感交集，歌已，不覺淒然淚下，幾失聲；又良久，酒醒乃已。”5可見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共鳴的程度。 從陳天華到宋教仁，表達了晚清新知識分子最主要的思想特徵，即民族主義。二、國家和民族的認同 陳天華1905年就蹈海殉國，他留下的的主要作品就是號召中國人奮起抵抗列強，使中國免遭瓜分。 為什麼要抵抗列強的瓜分？從邏輯上說，就是從陳天華到宋教仁，以及晚清新知識人，都已經明白我們是一個國，一個有別於西方、日本的國，有別於他們的民族。在他們的心中，所有中國人的命運、生命，都和我們的國、我們的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如果不能保我們的國，那麼我們個人也不會有真正的前途和幸福。前面說過，這種意識正是列強的東來及其對中國的欺辱和壓迫促生的。 在晚清以前，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說，中國人比較發達的是家、家族、地域的觀念，如果上升到更高的層面，則有籠統的 “天下”的概念。梁啓超曾說過，西方人來到中國以前，中國人有一個 “天下”概念，但沒有什麼國家的概念，也不知道此國與彼國的區別，當然也不會有什麼主權觀念： 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 國⋯⋯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為天下，而不謂之為國。既無國矣，何 愛之可雲。今夫國也者，以平等而成，愛也者，以對持而起也⋯⋯必 對於他國，然後知愛吾國⋯⋯甲午以前，吾國之士夫，憂國難、談國 事著，幾絕焉。 自中東一役，我師敗績，割地償款，創巨痛深，於是 慷慨愛國之士漸起，謀保國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優於昔也，昔者 不知其為國，今見敗於他國，乃始自知其為國也。6 是列強的侵略、欺壓，是列強逼迫中國簽訂的衆多的不平等條約，讓中國人有了國家的概念，有了主權的意識，有了民族共同體的意識。而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看到了世界國家林立，有的國家欺辱別國，有的國家像中國一樣被欺辱，而有的更被西方的列強滅亡。1904年，陳獨秀曾談他從甲午戰敗到庚子事變後思想的變化： 我十年以前，在家裹讀書的時候，天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 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那知道 國家是什麼東西，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56劉晴波 、劉泱泱等校注 《宋教仁日記》 第114頁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梁啓超 ：《愛國論》 ，林志鈞編 《飲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 ，第65-66頁 ，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 。

什麼日本國，把我們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麼英國、俄國、法 國、德國、意國、美國、奧國、 日本八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 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 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 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的消受，我一個人如何能逃脫得出呢。 我想到這裹，不覺一身冷汗，十分慚愧。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 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 大家的大義。7 陳獨秀的文章非常準確說明了新知識人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是如何產生的。正是：甲午一敗 ，士人知國。應該說 ，國家、民族是不同的東西 ，但確互有關聯，而在晚清革命時期，中國新知識人心中的這些意識，是互相聯繫著成熟的。 就這樣，在晚清新知識人的心目中，國家、民族，具有和個人生命同樣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生命。古代中國人不乏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觀念，到晚清，就變成了為了國家可以捨棄自己生命的理想、觀念。 換句話說，在現代民族、國家意識誕生以前，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知識人效忠的對象，是帝王 ，擴而大之 ，也許可以包括忠於以帝王為核心由帝王和官僚構成的體制，或忠於與現存政治秩序相適應的文化體系。而現代民族主義鼓勵人們忠誠的對象，是國家、民族。 在宋教仁的政治生涯中，曾屢屢試圖幫助清政府進行對外交涉，有的已是事實，有的是言論，有的則是策劃。在宋教仁的心中，這絕對不是幫清政府，而是捍衛自己的祖國。 民族意識的自覺，讓他們不約而同的找到了傳說中的漢族始祖黃帝。 陳天華在 《猛回頭》 中刊印黃帝肖像 ，文中在序之後的第一段 ，題目就是《黃帝肖像後題》 。陳天華把黃帝稱作 “始祖公公” ，他那充滿激情的筆寫道： “哭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叫一聲我的始祖公公！想當初大刀闊斧 ，奠定中原，好不威風。到如今，飄殘了，好似那雨打梨花，風吹萍葉，莫定西東。”8 魯迅1903年寫過一首詩，此詩後來為很多人熟悉：“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在這首詩裹，軒轅 （黃帝）代表祖國，正是青年魯迅寄託感情和忠誠的對象。 1905年1月26日，宋教仁偶然看到陳天華的小冊子 《警世鍾》 上印有黃帝肖像，宋教仁立即取一冊該書，準備把黃帝肖像印在 《二十世紀之支那》 第一期的首頁。同時立即在背面題辭：“鳴呼！起昆侖之頂兮，繁殖於黃河之滸。藉大刀與闊斧7 陳獨秀 ：《說國家》 ， 《安徽俗話報》 1904年6月14日。劉晴波 、彭國興編校 《陳天華集》 第25頁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

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孫有啖飯之所兮，皆賴帝之櫛風而沐雨。嗟我四萬萬同胞兮，尚無數典而忘其祖。”末尾署名 “第十姓子孫之一個人宋教仁敬題” 不僅如此，不少人還主張不用清朝的紀年，而是用黃帝紀年。1903年，劉師培在 《國民日日報》 發表 《黃帝紀元論》 一文。他認為：“民族者，國民特立之性質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為吾四百兆漢種之鼻祖者誰乎？是為黃帝軒轅氏。是則黃帝者，乃製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繼黃帝之業，當自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始。”10 宋教仁到日本後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 《新中國紀年》 。他在日記裹說自己很久就想作這樣一篇文章。宋教仁把中國紀年之始定在黃帝即位元年，他還曾與《國粹學報》 編輯黃節書信討論考證黃帝即位為哪一年的問題。11 黃帝不是一個個人，更不是一個神，而是一個符號，一個民族的符號。經過晚清新知識人的闡揚和認同，黃帝就是中國人的始祖，是漢族共同歷史和文化記憶的象徵。 這裹，我們還需要指出，就留學生來說，在日本的生活，對日本的觀察，對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反抗，以及甲午戰後日本人對中國人包括留學生的蔑視態度，都是促進他們民族意識萌發和成長的重要因素。 魯迅少年時父親早亡，因此到日本留學時便選擇了西醫，希望將來能夠救治父親那樣的病人。但是，一次他看到電影描寫日俄戰爭中據說是做俄軍偵探的中國人被日軍砍頭示衆，而周圍卻是麻木的看熱鬧的中國人。魯迅感到， “凡是愚弱的國民 ，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12儘管以後的人生魯迅還是摸索了很長的時間，但是這件事給他的刺激極其深刻，以至多年以後他還清楚記得。魯迅之所以走上文學道路，就是希望喚起麻木的中國人，可以說和陳天華的作品立意相近。 宋教仁也有過與魯迅類似的遭遇：1905年7月9日，宋教仁與朋友去看電影， “既購券將入，忽聞人聲鼎沸，急入觀之，則演支那婦人醜態，而留學諸君皆大嘩，群起而散去也。余乃亦去，將回，既而思諸人皆散，無以善後，余乃與郭之奇同站立該堂門口，凡有中國人來觀，皆說明其故，戒其莫入。立良久，有一陝西人至，潘姓名會文，亦與予有同心者，余乃屬其書一長條貼於門口，以使人人皆知之。既貼，而該堂司事人不許貼，余等爭之⋯⋯渠乃終聽余等貼此字。余等乃去”910111213《宋教仁集》 第2頁。劉師培：《黃帝紀年論》 ，引自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第一卷下冊，第72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年版。《宋教仁日記》 第73-74頁。魯迅：《吶喊·自序》 ，《吶喊》 單行本卷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宋教仁日記》 第83-84頁。。13。9

還有一事 ，可以觀察宋教仁對國家榮辱的敏感 ，這種敏感會隨時隨地而顯露。1906年8至9月，宋教仁因為嚴重的神經衰弱入醫院治療。一日，與同住院的日本人島村閒談 ，宋教仁在日記中寫道：“下午 ，與島村氏談良久。其人較誠實，但總不免有自負 （對於己國） ，余憤甚。”14 為了強調自己民族的特性，有時人們會 “製造”出自己民族的歷史。在 《漢族侵略史》 15中，宋教仁羅列自黃帝至朱明以武力開疆拓土的事蹟 ，這雖然未必合乎歷史事實，但卻生動地反映了宋教仁和他那一代人振興中華的迫切願望。三、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注和對列強侵略的揭露 有了民族和國家認同，自然而然的就會關心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我們沿著上一節的思路繼續分析。 本小結的標題 ，許多人會有疑問，讀書識字的人，甚至一般不識字的農夫 ，不是很多人都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嗎？但是這種關心的內容實際上差異很大。顧炎武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裹的 “天下”被後世賦予了各種解讀。有的只關心某朝某代某個政權的命運 ，當然此種關心多半會與關心者自身的利益密切相關；有的關注的是超越政權超越朝代的某種倫理 、道德和人類發展的命運。有了現代國家觀念後，才會從全新的立場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19世紀60到90年代 ，那些反對李鴻章自強新政的人士，關注的是綱常禮教是否長存，至於國和民族存與不存，他們似乎還沒有思考 ，或者說麻木的他們注意不到。當然 ，在他們心目中，大清朝就是 “國” ，所以，大清朝自然是要存的，並且是和綱常禮教同存。但是，到了宋教仁和他那一代新知識人，他們關心的是國家與民族的存與不存，而這個國家與民族不但與清王朝沒有關係，而且許多人的心中還是認為推倒了清王朝才能存國家與民族。至於綱常禮教，為了國家和民族，可以放棄甚至要推倒 （到了新文化運動，新知識人則是為了國家和民族，必須推倒綱常禮教） 。 下面我們就觀察宋教仁是如何關注國家命運的。 我們看下面兩例史料： 1905年2月3日，是中國舊曆除夕，宋教仁在日記中寫道：“一年已盡，此身猶昔，緬想祖國，淒然者久之。”16 1906年9月，宋教仁因為神經衰弱住院治療的時候 ，偶爾在醫院外的一個寺院看到甲午戰爭時日軍在中國金洲掠奪來的匾額，心中非常難過。第二天，他還寫了一首詩，自己說 “不過聊寄傷感而已” ：“他邦無復樂，老剎有何遊？ 霜葉141516《宋教仁日記》 第244頁。《漢族侵略史·敘例》 ，載郭編《宋教仁集》 第2-9頁。本節以下未注明者，均出此文。《宋教仁日記》 第12頁。

半林晚，鐘聲一寺秋。殘碑留漢隸，古屋置遼俘。去國誰堪此，能無涕淚流。” 17詩中並沒有寫自己的苦樂，傷感的是國家的衰弱與受人淩辱。筆者在這裹不是觀察他們因為國家衰弱、受人欺淩而造就的高度敏感，而是他們的理念。 我們將宋教仁的詩與古人比較，就會得出有意思的結論。陸游 《示兒》 詩顯示，即便生命即將完結，他還念念不忘 “九州同” ，希望那一天來到的時候， “家祭無忘告乃翁”。陸游深沈真摯的感情打動了那以後包括筆者在內無數人的心。但是讀者應該注意一個細節，那就是 “王師”，由 “王師”也即宋朝的軍隊 “北定中原” ，實現統一。同樣 ，岳飛的 《滿江紅》 也說北伐勝利後要 “朝天闕”。無論岳飛還是陸游，他們心目中只有那大宋朝，為了大宋朝，他們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即便這大宋朝是多麼腐敗無能。古代仁人志士就是如此。但是宋教仁已經不同，他心目中只有 “祖國” ，這祖國已不是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政權。他和他那一代人時時刻刻關心的，是 “祖國” 關心祖國的命運 ，最集中的當然就是當時最嚴峻的列強侵略和瓜分問題。這是本章討論最多的宋教仁和陳天華都極為注意的，他們關注的問題和關注的方式，有同也有差異。 陳天華的方式直觀、語言流暢、充滿激情。他描述中國面臨的形勢：“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計中藏；法蘭西，佔廣西，窺伺黔桂；德意志，膠州領，虎視東方；新日本，取台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分疆。這中國，哪一點，還有我份。”18陳天華描述了印度、波蘭、非洲被瓜分後的慘狀。他認為此次中國被瓜分，不是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或北方落後的少數民族征服 ，而是 “滅種” ：“須知這瓜分之禍 ，不但是亡國罷了，一定還要滅種。” 19亡國之後，大家 “都是那洋人畜圈裹的牛羊，鍋子裹的魚肉，由他要殺就殺，要煮就煮，不能走動半分⋯⋯我們同胞的後代，將永遠斷絕⋯⋯大好江山，變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貴種，淪落為最下的奴才”。20所謂 “滅種” ，按陳天華的理解，是中國人永遠被奴役，中國的文化也將滅絕，大約就像古代埃及那樣。 宋教仁的特點，筆者總結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宋教仁同樣關注列強瓜分中國的問題，他時刻留意中國的領土、主權被侵削的狀況，但是會比較具體，尤其邊境地區發生的事件，他會十分留意，並注意研究。當然，這也可能與宋教仁對邊疆史地的愛好有關。在日記中，凡所知的涉及中國領土或主權的事件，宋教仁都會記下。宋教仁的日記中，此類記錄比比皆是。17181920《宋教仁日記》 第251-252頁。又，原文作 “霜葉丰林晚”《猛回頭》 ， 《陳天華集》 第35-36頁。《警世鍾》 ， 《陳天華集》 第73頁。《警世鍾》 ， 《陳天華集》 第60-61頁。“丰”當為印刷之誤，以 “半”為是。

第二，注重學理的探討，並且特別注重在整個世界形勢中分析中國面臨的危機。比如日俄戰爭中，宋教仁詳細記錄日俄戰況尤其是海軍的動向。作時評 《日俄海戰與中國之關係》 。對於其他列強全球爭霸的動向及戰爭，可能間接與中國有關係的，如克里米亞戰爭、日英同盟、美英公斷條約 ，以及 “近東問題 （巴爾干半島問題）”、 “中東問題 （中亞問題）”、 “北斐問題 （摩洛哥問題）”都曾關注並探討可能給中國帶來的影響。 第三，特別注意日俄對我國北部邊疆的蠶食鯨吞。 《二十世紀之支那》 第一期中，刊載了七篇宋教仁的文章，其中就有四篇是揭露抨擊列強侵略的。因為大膽抨擊日本的侵略陰謀，致使 《二十世紀之支那》 第二期被沒收和禁止發行。此一點我們在下一節專門介紹和分析。 第四，關注列強的新侵略方式——經濟侵略尤其是財政控制。自義和團及庚子事變以後，由於列強間的矛盾及中國人民的反抗，除日俄外，多數列強在華活動，改為在中國謀取經濟利益和進行財政滲透為主。宋教仁指出：“今後列強之支那政策，經濟的侵略政策之擅長時代也，而其樞機則惟於借款存在之 ，此尤經濟的侵略政策之新發明耳。前乎此，惟埃及嘗一用之，今茲則東渡重洋而至東亞大陸矣。”22宋教仁稱這種侵略為 “變相的侵略政策”。 “變相侵略尤為最新發明之利器，各國所以滅人國，墟人社，大半皆採用此利器者，故各國預備將來應付中國之政策，亦有採用此新法之勢。其政策之手段 ，除經營產業、貿易、交通外，而尤以經濟上投資與政治上貸款為最有效。”23近代以來，各國之間互相借款本是常有之事，對於債務國度過特別的困難或發展經濟有一定的作用，債權國也可借此獲得一定的利息，但當時對中國的借款則不同。我們觀察各國爭先恐後貸款給中國，尤其是資金並不雄厚的日本、俄國也急著借款給中國甚至逼中國接受其貸款，就可知其中的奧秘。正如宋教仁所反問的：“夫各國之爭相借款，看中北京政府之財政信用乎？垂涎區區四五匣之利息乎？抑真出於欲助中國變法維新之義俠心乎？”當然不是，是什麼呢？宋教仁認為，其目的是控制中國財政 ，將演出的是一場 “埃及之英法領事為索債而逼廢埃王 、流放大臣之活劇” ，24也就是變相瓜分。正因為如此 ，這些借款都會附加監督財政之類的政治性的條件。宋教仁並不絕對反對借外債，但是他認為借外債必須有良善的政策和辦法，否則將來必為人所制，而重演 “埃及亡國史”。25 第五，會比較具體提出抗爭的策略，特別重視國際法據理力爭，而不是像陳天華那樣號召做 “最後的鬥爭”《今後中國之命運》 ， 《宋教仁集》 第331頁，括號內文字為原文所有。《外債感言》 ，《宋教仁集》 第226頁。《政府借日本債款十兆元論》 ，《宋教仁集》 第232頁。《外債感言》 ， 《宋教仁集》 第226頁。《再論政府借日本債十兆元》 ， 《宋教仁集》 第260頁。2 122232425，21。

四、對日、俄等列強侵略的揭露和討伐 中國的地緣環境，首先是處於強大的日、俄之間，近代中國，侵略蠶食中國領土的，也首先是沙俄和日本。沙俄蠶食了最多的中國領土，日本則企圖侵吞全中國，並作為向整個世界擴張的基礎。如果說，宋教仁的好友陳天華最關心的是所有列強對中國的瓜分，那麼宋教仁最關注的則是日、俄這兩個強鄰對中國的侵略。1910年底，宋教仁回國居上海，並受 《民立報》 社長于右任之邀任該報主筆。筆者粗略統計，1911年1- 10月，宋教仁在 《民立報》 發表文章合計108篇，其中僅討論東亞時局及抨擊日、俄對中國侵略的文章就達27篇，如果除去許多新書介紹，則此類文章所占比重更大。 1. “吾中國既往將來之大敵國” ——對日本侵略的分析 、揭露和抨擊 20世紀初的日本，自己還剛剛擺脫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陰影，卻處心積慮侵略中國。當然，其行動較為隱蔽，而又常常表示其對中國的 “友好”。因此，20世紀初中國人對日本的觀感，是非常複雜的，有相當多的中國人以為應聯合日本抵抗列強、對抗瓜分。胡漢民 《民報之六大主義》 就有一條， “主張中國和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陳天華不這樣認為 ，他在絕命書中說：“近人有主張親日者，有主張排日者，鄙人以為二者皆非也。彼以日本為可親，則請觀朝鮮⋯⋯夫日人之隱謀，所謂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27陳天華死於1905年底，日俄戰爭剛剛結束，這以後，日本的侵略野心更加露骨，而宋教仁對日本的侵略陰謀也更加警惕。 宋教仁在日本整整居住了六年，與許多日本人士有過交往，又每日瀏覽日本報紙，對日本的國情有較深入的瞭解，能感知到日本人對中國的用心。1907年，為了發動起義，宋教仁曾到過中國東北，親眼目睹了日本對中國東北無所不用其極的滲透和經營。因此，他認為侵略中國野心最大、對中國獨立和生存威脅最大的，就是日本。宋教仁在 《民立報》 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就是揭露日本侵略的《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 。其後又發表此類論文多篇。我們可以看出，宋教仁對日本侵略的揭露、抨擊和分析，非常清晰地展現了其民族主義情感和對日本將來大舉侵吞全中國的隱憂。 宋教仁認為，自庚子戰後，各國改用 “變相的侵略政策” ，即從明目張膽的瓜分，改為周邊的蠶食。而在這個過程中，最險惡的是日本：“其有假同洲同種之誼，懷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窺吾間，以數數謀我者，此則真為東亞禍2627張枬、王忍之編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第二卷上冊第381頁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版。《絕命辭》 ，劉晴波 、彭國興編 《陳天華集》 ，第237頁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6

源唯一之主原因。吾中國既往將來之大敵國，吾人不可不知之，且不可不記憶之也。所雲為何？則日本是已。”28 宋教仁進一步分析日本亟亟侵略中國的原因。這原因，有地理環境的、歷史文化的與現實形勢發展造成的。宋教仁認為，從地理環境來說，日本 “僻處東海 ，僅有火山島嶼數四，往往不能自贍給” 。處於這樣一個貧瘠狹小的地理環境，當日本人看到中國 “中原大陸，河山錦繡 ，文物燦爛 ，有如天國” ，因此 ，就會 “起垂涎之念”。從地理環境和文化特性來說 ， “其民族夙具島國根性 ，輕僄嗜利， 尚武喜動，不能�遠安於坐守” ，所以 ，從中古以來， “其國之君若民 ，無日不以侵略國外為事”。遠有神功皇后 ，其後有豐臣秀吉 ，再後又有倭寇。但是古代歷史上日本對朝鮮和中國的侵擾，只是個別雄傑人物的行為 ，而近代明治維新以來，則成為日本立國的國策。 日本要成為世界大國， “亟圖國外發展” ，韓國、中國成為其首先擴張的目標。所謂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 ， “實以征韓為其畢生政見”。明治十四年以後，薩長藩閥執政， “外仿泰西之文物制度，內行立憲政治，國勢蒸蒸日上” ，對外競爭和擴張的野心更加膨脹。此時日本又面臨兩個問題 ，一是人口迅速膨脹，國土狹小，要尋求殖民之地 ；一是工商業大大發展， “為國命脈 ，非求供給之來源與需要之顧客不可” ，即迫切需要原料產地和商品推銷市場。 “而環顧四方，惟脆弱之朝鮮與老大之支那尚可問鼎之輕重 ，於是殿手三韓，伸足遼左 ，長驅以入禹域之政策 ，遂為彼國唯一之國是”。宋教仁的結論是，這就是 “日本吞併東亞政策之所由來也”。29 宋教仁對近代以來涉及中、日的大事一一作了分析。 關於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宋教仁指出，明治維新開始，日本還不夠強大的時候，就確立了擴張的國策。首先是吞併琉球：“琉球三島，為吾國之藩服五百餘年者也 ，而突然無故取以為縣。台灣生蕃，吾領內之屬民也，害彼漂民 ，亦為細故，而彼不恤遣大軍犯人領土權以掠奪之，蓋實利其土地。”30 宋教仁認為 ，甲午戰爭是日本吞併朝鮮的圖謀得以實現的起始 ，也是東亞政局變動的轉折點，甲午戰爭與後來發生的種種事情實有因果關係。宋教仁指出，因為有馬關條約割遼東，便有俄德法的 “三國干涉還遼” ，便有清政府試圖聯俄制日的中俄密約。而 “德國之所以先發端據膠州灣，終租借之 ，且劃山東為勢力範圍者，以俄國方與中國訂立密約，壟斷滿洲，並欲得膠州灣之租借權，故先發而制人也”。德國租借膠州灣後，英國、法國、俄國為與德國抗衡，英國便強租威海衛並劃長江流域為勢力範圍，法國便強租廣州灣並劃雲南、兩廣為其勢力範圍，而俄國便強租旅大。如果沒有甲午日本戰敗中國，這些事可能不會發生。 “是故簡單言之 ，使各國定瓜分之策，而陷中國於危急存亡者，皆直謂日本一戰《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 ，《宋教仁集》 上冊第162頁。本自然段所引原文，均為《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 ， 《宋教仁集》 第161- 175頁。《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 ， 《宋教仁集》 上冊第163頁。282930

階之厲焉可也。”31也就是甲午戰後的瓜分狂潮都是此戰引起的。 宋教仁指出，庚子之役，各國雖號稱八國聯軍，其實最初其兵力並不算雄厚， “聯軍之戰鬥力，亦非有萬勝之算也”。日本則先於各國派遣大軍，增大軍勢，不遺餘力，在聯軍中取勝出力最多的就是日本。日本絕不止是報復使館人員被殺，實是包藏禍心 ， “彼欲藉此變亂，痛搗吾國，使陷於紛糾之極，不可收拾，而後謀與各國協議分割也”，32也就是趁機瓜分中國。只因為時機不對，美英等國反對，且日本實力還有限，因此沒能實現。 沙俄強佔中國東北 ，日本先與英國締結同盟，然後與俄國開戰 ，有些中國人不明日本的野心 ，甚至以為日本是 “仗義之師” ，是 “保全派” （即保全中國） 。宋教仁斷定，日本根本沒有什麼保全中國的絲毫想法。日本與俄國開戰，其目的首在壟斷朝鮮 ，如果談判中，俄國痛快承認朝鮮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也許戰爭不會馬上打起來。 “夫□□（指日本——引者）以併吞東亞大陸為究竟之目的者也，而達此目的之方面有二：一在北為滿洲，以朝鮮為策源地；一在南為福建，以台灣為策源地。二者之中，以滿洲方面為尤重。”33這才是日本經營朝鮮以及與俄國開戰的真正原因。後來日本在福建的經營受挫，於是全力注重中國東北。 日俄戰後，兩個曾在戰場殊死搏鬥的國家，居然走到了一起，而且快得出乎一般人的預料。1907年，兩國秘密簽署條約；1910年，再度簽署密約。其目的，在於保持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已經獲得的侵略權益，排除任何其他國家勢力的進入。 1910年的條約實際分公開和秘密兩部分，秘密的部分裹，有這樣的條款：當雙方在滿洲的特殊利益受到威脅時，彼此應就需要採取的措施謀求協議，以便 “共同行動或互相援助”。34這簡直可以說是關於中國東三省問題的准軍事同盟。這兩個條約 ，宋教仁都已注意，1911年，報紙傳日俄又在談判第三次密約，35宋教仁專文討論，認為其目的明顯為獨佔在東北的侵略利益，並不許美、英插手，可謂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36而中國實更危險。宋教仁在幾篇文章中分析美日矛盾，他說日本是武力侵略派的首領，美國是經濟侵略派的首領，兩者互相爭奪，被宰割的則是中國。 “自今而後，經濟的侵略派與武力的侵略派必相對峙，其形勢之分野，則美國為前者之領袖，而英為輔，日本為後者之領袖，而俄為之輔。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種協約 （如 《日法協約》 、 《英俄協約》 、《日美協約》 ） 則盡解散 ，不出十年 ，日本與美國則以干戈相見，而競爭之目的物則必為極東問題之支那。”37宋教仁不只一次談此問題，另一篇文章他也斷《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 ， 《宋教仁集》 第167- 168頁。《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 ， 《宋教仁集》 第169- 170 頁。《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 ， 《宋教仁集》 第173頁。丁名楠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 第二卷第282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此約於次年簽訂。《日俄同盟之將成》 ， 《宋教仁集》 第322-324頁。《論日英同盟條約之修改》 ， 《宋教仁集》 第318頁。31323334353637

言 ，由於利益的衝突， “不出十年日本與美國以干戈相見於太平洋之間，而競爭之目的物必為極東問題之支那”。38後來日美戰爭雖然比宋教仁估計得時間要晚，但是日美矛盾的總趨勢確為宋教仁言中。 為了抵制日本的侵略陰謀 ，宋教仁還花大量時間和精力撰寫 《間島問題》 ，筆者已有專文研究，39學界也有不少探討，此處不再贅述。2. “慣以貪狠狡獪之手段侵佔人土地者也” ——對沙俄侵略的揭露 、分析和抨擊 陳天華曾在他的通俗宣傳品 《猛回頭》 中指出 “俄羅斯，自北方 ，包我三面” ， “到了今年 ，俄國就要把東三省實歸他有了”。40 不過 ，陳天華並不是單獨關注沙俄的侵略，而是關注整個瓜分問題。而宋教仁則特別關注沙俄對蒙古、新疆及東三省的侵略，雖然拒俄運動已經過去。宋教仁發表的揭露沙俄侵略的文章有 《西方第二之滿洲問題》 、 《俄人運動蒙古礦產》 、 《蒙古之禍源篇》 、 《二百年來之俄患篇》 、 《承化寺說》 、 《討俄橫議》 、 《日俄同盟之將成》 等。 宋教仁發表的第一篇關於中俄關係的文章就指出：“夫俄人者 ，慣以貪狠狡獪之手段侵佔人土地者也。” 41同時另一篇談論東北土匪 “馬賊”的文章指出， “自俄人闖入滿洲以來 ，用其殘忍無人道之手段 ，洗括其地域而虐待其人民，備極狠毒，慘無天日” ，馬賊就是為反抗俄人而起，後來流為土匪。42 宋教仁多從整個國際關係和沙俄歷來奉行的擴張政策觀察沙俄對中國的侵略：“自近東問題解決 （應指1853- 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俄國戰敗——引者） 以來，俄人南下以出黑海之策不行，而彼得大帝遺傳之帝國主義政策，又不能息 ，乃不得不肆其東封之志，而東方侵略政策於焉以立。東方侵略之方面有三：一曰中亞 ；一曰蒙古；一曰滿洲。” 43 1913年初，宋教仁在湖南籌蒙會成立會上的演說中又強調：“夫俄立國於歐亞之間，地博而瘠 ，專講侵略主義 ，自為英法所敗 ，封禁黑海，西方侵略之政策不行，乃轉而欲東出太平洋，中出印度洋 ，印度洋為英所梗 ，遂益注意于滿蒙一帶。前清政府受其愚弄，彼因得東清鐵路及旅順大連灣，而欲吞併高麗。既為日本所敗，南滿權歸日本，彼遂欲得蒙古。”44 宋教仁最先關注的，是沙俄對新疆的滲透。 日俄戰後，沙俄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活動受挫，於是轉向中國西部。這一年新疆發生騷亂，沙俄不顧清政府抗議，派兵進入新疆，甚至 “築兵房，修炮壘 ，以為久居之計”。宋教仁指出，這不僅《極東政局之演變》 ， 《宋教仁集》 第302頁。參見遲雲飛《宋教仁的邊疆史地研究》 ，《求索》 2008年第6期。陳天華：《猛回頭》 ，劉晴波、彭國興編《陳天華集》第35頁、31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西方第二之滿洲問題》 ， 《宋教仁集》 第16頁。《二十世紀之梁山泊》 ， 《宋教仁集》 第12頁。《蒙古之禍源篇》 ， 《宋教仁集》 第177頁。《湖南籌蒙會成立大會演說辭》 ， 《宋教仁集》 第535頁。3839404 1424344

是對中國的侵略，也沙俄是與英國爭奪中亞地區的步驟之一，將來沙俄還會在新疆甚至西藏滲透。在英俄的爭鬥之下， “堂堂老大帝國以土地為人之角逐場者，必反退居第三國之位置，而無複地主之資格” 另一個沙俄時時企圖滲透擴張的地方，是蒙古。沙俄本 “視蒙古為其第二之滿洲” ，46自日俄戰敗後，俄人更加緊了向蒙古的滲透。而 “俄人之志，固不僅在蒙古，而必得蒙古勢力，方可以實施其中亞政策與近東政策，此莫斯科諸政治家所日夜絞腦筋嘔心血者也” 1911年，中俄 《伊犁條約》 到了第三次屆滿之期，改訂條約談判之際，俄方提出種種無理要求。宋教仁注意到，如果不應允，俄方便要 “自由行動”，而且 “日日耀兵，以示威於我滿、蒙、新疆。合前後觀之，其蔑視國際法，其蔑視條約，其玩弄我政府，侮辱我國民，已洞若觀火” ，宋教仁指出：“此次而果任其跋扈飛揚，不稍為計，是吾人直甘為亡國民，甘聽其影響所及，釀成瓜分之禍而不辭矣。嗚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48為此次交涉，宋教仁專門寫了長篇 《二百年來之俄患篇》 ，49指出：“要而言之，俄人此次對於蒙古、新疆之舉動，其蓄意深而規劃甚巨，其目的所在，要不外乎欲握蒙古、新疆之政治勢力經濟勢力，以圖展其極東政策中東政策 （中亞方面）之雄略。蓋聖彼得堡諸政治家處心積慮者，已非一日。”在 《二百年來之俄患篇》 中，宋教仁將中俄簽訂的重要條約一一列出，自康熙年間的《尼布楚條約》 ，直至1909年的《哈爾濱條約》 。宋教仁指出， 《尼布楚條約》 已失 “尼布楚諸地”、 “外興安嶺北海岸地”。以後咸豐八年之《愛琿條約》 、咸豐十年之 《北京條約》 、光緒七年之《伊犁事件條約》 ，均割去大片中國領土。 “自日俄第二次協約立，而俄人東下滿洲之策息，自德俄協商成，而俄人南出波斯之計阻，今日者，俄人遺傳之大彼得政策，固惟有橫斷蒙古，駛進中原，突貫新疆，席捲西藏、印度、阿富爾，或可易於集事，此其極東政策與中東政策所以必置重于蒙古、新疆之主因也，近年以來，其所設施與計劃，無不可為其佐證，此次之要索，不過其乘機而動之一端耳。今而後，吾知黃河以北，皆將有不能高枕之勢。”宋教仁希望，清政府能夠 “圖亡羊補牢之策”，但是清政府要麼不知世界大勢，要麼軟弱受欺。而在交涉過程中，政府 “惟知秘密，不欲是國人洞悉其無能，以致國人不能指陳利害，造成輿論，以助外交聲勢，政府之罪惡大矣”。50 20世紀初的十年裹，日、俄爭控制中國東北，俄極力滲透新疆、外蒙，英國則自印度侵擾西藏、自緬甸向雲南擴張，幾有四面楚歌之勢。而努力維護國權、捍衛領土，也成了宋教仁等民族主義革命者的首要目標。均見 《西方第二之滿洲問題》 ，《宋教仁集》 第16- 17頁 。《俄人運動蒙古礦產》 ， 《宋教仁集》 第19頁 。《蒙古之禍源篇》 ，《宋教仁集》 第178頁 。《討俄橫議》 ，《宋教仁集》 第217頁 。見 《宋教仁集》 第186- 214頁 ，本自然段未注明者 ，均為此文 。《政府之罪惡大矣》 ， 《宋教仁集》 第215頁 。454647484950。45。47

3. 中國的危局與應對之策 與揭露、抨擊列強對我國的侵略的同時，宋教仁對圍繞中國的 “極東政局”做過不少分析，他認為近來對中國的侵略有經濟派、武力派之分 ， “各國所謂對外侵略之政策有二種：一正相的侵略政策，以武力為先驅；一變相的侵略政策，以經濟力為先驅”。 51事實上 ，當列強瓜分完非洲之後，最後一塊肥肉就是中國，而其侵略的目標也就集中於中國，所以宋教仁強調：“經濟的侵略與武力的侵略派其遂交綏於東亞大陸，而吾國乃真為彼等競爭之目的物矣。”52 但是，列強之間矛盾很大，各國間實力發展也不平衡。宋教仁認為 ，當前各國對中國的侵略，形成了一種均勢，各國都不希望別國佔先。他主張，中國正應該利用此均勢，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 ，維護自己的主權，發展自己。宋教仁還認為， “吾國今日而欲聯與國，惟美為害較少” ，53這是因為美國經濟迅速發展，希望盡可能與中國發展經濟關係，任何一種瓜分方案，都會使美國利益受損 ，因此美國希望維護中國的統一。宋教仁指出：“蓋美人未嘗有利吾土地之心 ，惟欲擴其極東商業，且近世彼國國力充實，資金橫溢，欲求尾閭之地於國外者已久，而對於吾國之政策，不得不棄武力的方針，而采經濟的方針，惟以日俄二國肆其蠶食鯨吞之志，將以吾國為第二之埃及、波斯 ，而壟斷其利益，故又不得不力贊中國之排斥日俄二國，而己乃謀占取經濟上之特別優勢⋯⋯美之目的，既在反對日俄二國而已占取優勢，則美之勢長，即日本之勢消。”54因此 ，中國可儘量與美國加強經濟關係。其實，當時清政府中，也有不少人主張聯美制日、俄 ，如袁世凱就是。這一方面可能是傳統的以夷制夷理念的影響，也是晚清外交困局中唯一的一點希望。兩害相權取其輕 ，這是一般人的本能 ，更何況近代美國沒有向中國圖謀領土，19至20世紀之交提倡門戶開放 ，保全中國領土完整 ，這是許多人包括民族主義感情極為強烈的新知識人對美國抱有好感的原因。20年後國民政府與美國接近，再後來抗戰時與美國結盟，恐怕在清末民初早已埋伏下遠因了。 前面說過，無論宋教仁還是陳天華，都反對盲目排外，所以，他們的民族主義與義和團有根本的不同，而宋教仁與陳天華又有一些不同。陳天華充滿激情 ，他說洋人不來瓜分便罷，如洋人要來瓜分，就要全民動員，拼個你死我活。宋教仁則希望講究具體的策略和手腕。他用極大精力撰著 《間島問題》 ，就是以希望以和平手段力爭國家權益。 我們以對俄問題為例，觀察宋教仁的對外策略。宋教仁認為，對俄國無理要求和恫嚇，要 “善用外交操縱之術以為因應” ，在盡可能保衛國家權益的基礎上，他提供了上中下三策：“以強硬手段為正當防衛，儼然拒絕其要求之全部，不稍退《政府借日本債款十兆元論》 ， 《宋教仁集》 第232頁。《極東政局之轉變》 ， 《宋教仁集》 第300頁。5 1525354《政府借日本債款十兆元論》 ，《再論政府借日本債十兆元》 ，《宋教仁集》 第235頁。《宋教仁集》 第256-257頁。

讓，此上策也；擇其重要條項而拒絕之，以為半部退讓，此中策也；全不拒絕，惟再延約數年以為後計，此下策也。三者之策，各有其利害。”宋教仁指出，如果用上策，俄人 “肆其咆哮，向我要索，固意中事” ，另外， “彼或耀兵示威于滿、蒙、新疆各處”。在這種情況下， “我宜嚴兵守備邊境，勿令闌入，雖如何恫嚇，亦屹然不為之動；一方力為開戰之準備”。宋教仁認為，如果真正開戰，俄國也有不少困難， “滿洲戰後，創痍未復，不敢輕啓外釁”，所以， “彼雖日日言自由行動，日日耀兵示威，亦可料其必不能實行開戰者也”。宋教仁主張，即使最下一策，也要為將來訂立完全平等的條約做準備。現在 “俄人頃者方處心積慮，日日謀擴張其權利，而我國國勢極弱，對於各國之條約改正事業，亦未著手，則必不能許我之完全對等矣，故宜用緩進之法，目下不必與爭；惟聲明仍照原約，再行十年，或能商減至三五年尤宜⋯⋯然後我一方力為改正之準備，定法律，整軍事，修築張恰、庫科、蘭伊諸鐵道，振興蒙古、新疆產業貿易，俟數年之後，顯有成績，國力充實，乃再通告俄人，開改正談判，爾時既不患俄人之脅迫，可以一舉而收奇功，較今日與彼徒為枝枝節節之爭議，勝數倍也” 。55就是說，中國要努力進行經濟建設，充實國力，加快邊疆的經營，等適當的時候再談判解除不平等條約。 由上述宋教仁提供的上中下三策，我們可以體會到宋教仁心思縝密，他並沒有因為不在其位便不負責任地空言，而是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至，宋教仁反對列強侵略也好、廢除不平等條約也好，所採取的辦法、手段、策略是漸進的、改良的，而不是激進的、革命的。 陳天華的文章流暢、感性 ，宋教仁的文筆不如陳天華激情四射 ，但多了冷靜，多了學理的探討，特別是，從宋教仁的行文來看，他對國際關係尤其是圍繞中國、東亞的國際關係有非常深入的瞭解。而兩人民族主義思想，前後承繼，都一樣的突出。 為了反對列強的侵略，宋教仁有時會幫助自己矢志推翻的清政府。 “閱《電報新聞》 ，載有中村進午論南昌教案一篇，痛詆法人之無道。遂譯之出，擬送內地報館登之，以壯國人之氣焉。”56 宋教仁的探討和思考距今已一百年，時移世易，中國備受侵辱、幾遭瓜分的慘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日本、俄國非複宋教仁時代的日本、俄國，而中日、中俄的關係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宋教仁、陳天華和他們那一代人對列強侵略的警惕、抨擊和反抗，絕不是沒有意義，它構成中華民族崛起過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此我們還應指出一個問題 ，即在宋教仁思想中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調適。毋庸諱言，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與民主的追求時常會發生衝突和矛盾。因55 此段均見 《討俄橫議》 ，《宋教仁集》 第217- 223頁 。56 《宋教仁日記》 第178- 179頁 。

為我們要學習的對象卻恰是欺負我們的國家，所以常常會造成中國人內心的衝突，有時甚至會非常激烈。技術與科學的優越性比較容易體會和接受，而民主制度則在內心衝突中很容易被排斥。但在宋教仁那裹，卻能得到很好的統一。宋教仁堅信，民主憲政不僅是所有國家都要實行的世界潮流，也能使中國迅速統一崛起和富強。五、反滿的由來與內涵 現在，我們來討論民族主義的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反滿。反滿是二十世紀初革命黨人共同的理念，也是他們能夠合作進行革命的基礎。那麼 ，反滿意識是怎樣產生的， “反滿”理念有著怎樣的涵義？我們下面就以宋教仁為中心嘗試作些分析。 1. 強烈的反滿意識 宋教仁的反滿意識是非常強烈的，我們從宋教仁的日記、文章、主辦的 《二十世紀之支那》 都可以看出來。 在長沙起義失敗後作的詩 《出亡道中口占》 ：“滿地腥膻歲月過，百年胡運竟如何？我今欲展回天策，只奈漢兒不肖多。” 57在從長沙到武漢倉惶逃亡的途中，偶遇湖北嘉魚人羅氏 ，還不忘詢問嘉魚地方明末清初抗清志士熊開元和金正希的後裔。58 到了日本以後 ，宋教仁的反滿意識更是時時流露 ，並且借一切機會宣傳反滿。1905年1月19日，針對傳 “時美國之滿洲留學生致信在東京之同族 ，有 ‘殺盡漢奴’之語也” ，宋教仁專門寫了 《嗚呼，漢奴》 。59 宋教仁創辦 《二十世紀之支那》 ，其主題之一就是鼓動反滿，甚至在雜誌的空頁中，也插入鼓勵反滿的詩文。如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 “鳴呼！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此宋亡後漢遺民鄭所南詩也” ；如 “可憐一掬昆侖水，忍作胡兒飲馬池， ； “斜陽故國知何處 ，惆悵江南野史亭”。60 因為反滿，明代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帝也成為追思的對象。1905年4月3日，在朋友家遇到日本人駒井德三 ，據說是駒井是流亡到日本的朱明後裔 ，對宋教仁表示 “不忘祖國，恨滿人深” ，宋教仁便與之長談，又問其 “思復九世之仇乎”《宋教仁集》 第1頁。《宋教仁日記》 第8頁，1904年11月12日。《宋教仁日記》 第27頁，此文尚未見。另，宋教仁曾印行據說是滿人所做的《滅漢種策》 ，應指此信。日本學者立命館大學松本英紀教授認為《滅漢種策》 可能系宋教仁所作，其目的為激發學生反滿思想，見松本英紀致本書作者函及松本英紀《宋教仁の研究》 第4-9頁，晃洋書房2001年版（日本京都） 。均見《二十世紀之支那》 第一期。《宋教仁日記》 第52頁。5758596 06 1。61

1906年1月30日，宋教仁 “至禹三寓，坐談良久。見禹三居停室內壁上有橫披一張，筆氣飛舞 ，細視之，有一印 ，大如斗 ，乃明崇禎帝御筆也。余即向其主人（指房主——引者） 欲購之，彼說價一元，即與之，遂購得焉。酉初，乃至 《民報》 社，擬將此橫披懸於社內” 即使生病住院，心情極其愁苦，他也還是不忘反滿，這反映在他的 《思家》詩中：“禹域腥膻滿，天涯道路悠。有家歸未得，期待滅匈奴。”63 隨著閱歷的增加和視野的擴大，宋教仁思想中單純反滿的比例漸漸變低，反對專制的成分大大增加，但直至清廷覆亡，宋教仁從未放棄反滿的宣傳。與陳天華為反抗侵略曾經動搖于排滿共和與認可清政府君主立憲之間不同，宋教仁反對清政府、推翻清政府的信念和主張從未動搖。 2. 矛盾的表達 ：被征服 ？ 異族還是同族 ？ 為什麼要反滿？晚清革命黨人很多宣傳品中，都認為滿清入主中原是異族征服，因此他們要 “光復”被 “亡了”的國。這既是他們公開表達的主要理由，也是他們內心的真實寫照。 宋教仁在長沙起義失敗後所寫的長歌中，就有 “嗟神州之久淪兮，盡天荊與地棘”之句。641906年病中住院時寫的詩又說：“客中憂病累，海外傷國亡。誰繼枕戈志，中原逐犬羊。”65這些詩作不是給別人看的，它是作者內心深處意識的體現。 “神州久淪”也好， “國亡”也好，表達的都是一個資訊：漢人的 “國”已經被異族征服了，被滿清 “亡”了。至於公開的作品，如宋教仁現存的第一篇論文 《漢族侵略史·敘例》 中就說得更清楚：“（漢族） 被北方一蠻族所征服，喪失其五千餘年聖神相傳之祖國，為奴隸而無復獨立之態度者，已二百六十年。”66 這種想法在晚清革命党人中是非常普遍的。章太炎在給鄒容的著名的小冊子《革命軍》 作序時就寫道：“中國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 而鄒容則在 《革命軍》 自序的末尾直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其正文中又說：“滿洲人率八旗精銳之兵，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一大紀念日也。”67陳天華在 《猛回頭》 中說 “那滿洲乘著明末的亂，占了我們中國，改號大清國”。68同盟會的綱領性檔《軍政府宣言》 更說滿人 “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宋教仁日記》 第127頁。為該詩的後四句，作於1906年10月1日，見《宋教仁日記》 第259頁。《宋教仁日記》 第7頁。《宋教仁日記》 第286頁。《宋教仁集》 第2頁。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第一卷下冊第649頁、650頁、654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年版。劉晴波、彭國興編：《陳天華集》 第26頁。62636465666768。62

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69總之，他們的心中 “國”已亡，在列強侵略緊逼的時候，革命黨人要救國，首先要反滿——推翻清廷，重建漢族人的國。 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不少學者從照顧民族關係的角度出發，認為反滿只是革命黨人的策略，即為了推翻專制政府的目標 ，革命黨人以反滿號召為策略，以便迅速凝聚反政府的力量。不能完全排除革命黨人策略上的考慮 ，但必須指出，上述反滿意識是他們內心的真切認識。 但是，清朝建立已二百六十年，滿漢等族人民雜處已久 ，滿族人已逐漸接受漢文化，從康熙開始，歷朝皇帝都有很深的漢文化學術造詣 ，更有像納蘭性德那樣傑出的詩人。及光緒末年，許多滿族人已不識滿文甚至不會滿語。另一方面 ，漢族人也接受了一定的滿族文化，滿族逐漸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正因為如此，宋教仁等有時又會不自覺地將滿族人及其官員、甚至皇帝同樣視為中國人。1906年，宋教仁閱覽報紙關於清廷立憲的報道，其中有清政府準備設立內閣和議院的消息， “總理大臣之任，以皇族充之” 、 “設立上議院，其議員以皇族 、貴族及三品以上官為之 ，下議院則俟民智開發之日，或十年或十五年之後乃設立之”。宋教仁在日記裹作了很長的評論 ，其中有一段這樣說：“夫當今民智未開，固中國之不可諱者也。然而均是中國人也 ，豈有皇族、貴族、三品以上官之智轉先開進而有議院資格 ，而國民反不及者乎？”70類似這種表達 ，在革命党人中還有很多。這既說明瞭革命黨人的矛盾心態，也是當時滿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進程的寫照。 3. 不平等的感受 不僅中國是 “被征服” 、 “亡國”了，更重要的是，在現實社會中，革命黨人深深感到滿漢之間的不平等，這就是滿族貴族對政權的壟斷。 鄒容在 《革命軍》 中，曾歷數清朝任官制度的不平等 ，即滿人佔優勢的明確規定和事實：“滿洲人之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 ，而其官於朝野者，則以一最小部分 ，敵十八行省而有餘。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自大學士、尚書、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外，如內閣衙門，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軍漢侍讀學士二，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還有， “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資兼文武，位兼將相。其中蓋有深意存焉”。鄒容大呼：“嗚呼！我漢人最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此哉？”716970《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296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宋教仁日記》 第268頁。又當時報紙有誤傳，1906年清政府還沒有成立所謂“責任內閣”，只是討論。 “皇族內閣”系1911年成立。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第一卷下冊第654-655頁。7 1

這種感受宋教仁、鄒容是一樣的。在1905年9月發表的 《清太后之憲政談》中，宋教仁用國民平等的學理分析中國的政治： 立憲國民，其義務必平等，其最普通者，則納國稅是也。乃滿政 府定制，漢人皆納地丁漕糧，而滿人既占居漢人土地者，反給丁糧養 贍之，而令其坐食⋯⋯ 立憲國民，其權利必平等，其最普通者，則人人有被選舉之權利是 也。滿人只居漢人二百分之一，則被選舉為官者，亦應適如其率。乃滿 政府定制，京內各部寺院堂官，則滿漢平均，屬官則滿多於漢，其內務 府、理藩院等，及京外之將軍、都統，則並無一漢人⋯⋯其餘一切滿漢不平等之制 ，則更無論焉 。72 宋教仁的評論都是事實。其中第一項，指的是入關以後，清廷規定除東三省的滿族人民外，駐各地的滿族人不得從事生產活動。原則上，滿族人世代為兵，由國家供應錢糧，保證其生活。但是進入清中葉以後，隨著滿足人口的繁衍，政府已不能滿足其生活費用。這不僅導致一些下層滿族人民日益貧困，而且滿族人生活全靠政府供應，也招致漢族人民的廣泛不滿。至於滿漢官缺分列，滿族人的官職遠遠超出其人口比例，不僅一般讀書人不滿，既便是漢族官員也心有抱怨。從清中葉知道曾國藩的時代，國人已經習慣了這種種不合理的體制。但是到晚清最後十年社會矛盾再次加劇之時，人們重新 “發現”了這些規定的不合理。正是這種不平等，讓宋教仁等革命黨人感覺自己及整體漢人都是奴隸，並促使他們走上革命道路。4. 從蔑視滿人到 “五族共和” 宋教仁的早期反滿思想中，有著濃厚的夷夏之辨的傾向。革命黨人的宣傳品裹，有不少採用歷史上蔑視或貶低周邊比較落後的民族的字眼。比如在 《漢族侵略史》 裹，宋教仁寫道：“滿洲人則更以其打牲遊牧野蠻兇悍之武力，施其犬羊奔突豕蛇橫噬之慣技，以與吾族難，一遇而國弱，再遇而國亡。”73前面引用的宋教仁反滿言論，也有不少類似的情況。 “打牲遊牧”也好， “犬羊奔突”也好，或前面所引的 “滿地腥膻”也好，在宋教仁的眼裹，滿族是落後的、野蠻的，入關時代的滿族，無論文化還是經濟，都遠比漢族落後，滿洲貴族根本沒有資格統治漢人，也沒有能力領導中國應付自鴉片戰爭以來遇到的種種挑戰。況且，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衰弱，本來就應該由無能的清政府負責。7273《清太后之憲政談》 ，《漢族侵略史 ·敘例》《宋教仁集》 第17- 19頁。 《宋教仁集》 第5頁。，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袁世凱派人到武昌試圖議和 ，宋教仁在發言中指出：“滿洲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國，束縛我漢人 ，慘殺我志士 ，使我漢人日就弱亡。吾族縱不言復仇，亦不應戴之為君主 ，且彼族之握政權者，率皆毫無知識，吾族縱戴彼為君，彼亦不能強我中國服從。況夫以少數劣等民族，斷不能統治多數優秀民族，征諸歷史而可知者也。”74 事實上，20世紀之初，滿人的尚武精神已隨著入關時間的增長而漸漸失去，但滿人的人均教育程度卻不見得比漢族人低。道理很簡單，因為作為征服民族 ，滿族有許多受教育的優越條件。所以，革命黨人所指滿族的落後 ，其實只是入關前的狀態。但是 ，在中國歷史上 ，末世王朝社會問題尖銳 ，腐敗難挽 ，人才凋零 ，是共同的現象 ，大清朝的末期 ，也難逃這種規律。雄才大略如多爾袞 、康熙，精明如雍正，多才如乾隆，都已不再。官員中如比較能幹的袁世凱 ，卻逐漸被親貴視為異己分子而要防範的對象。所以宋教仁說的也是事實。 與連篇累牘的反滿宣傳相對，在實際操作中，革命黨人嚴格執行的是只 “排其政府”的理念和政策，不是革命成功後反過來壓制滿族人，更不是再把滿族人驅趕回白山黑水之間，從而 “排滿”在事實上只是推翻清政府，建立一個合理的能夠領導中國走出危機的新的政府。比如孫中山在紀念 《民報》 發刊周年會上的演講：“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 ，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 ，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 ，決無尋仇之理。”75即使反滿思想最突出的章太炎也反復強調：“排滿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 ，排其士卒也。” “非排一切滿人，所欲排者，為滿人在漢之政府。” “若夫列為編氓，相從耕牧 ，是滿人者，則豈欲 刃其腹哉？” 76 1911年7月宋教仁與譚人鳳 、陳其美等在上海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由宋教仁起草的章程和譚人鳳起草的宣言 ，與同盟會的 《軍政府宣言》 比 ，已大大淡化了反滿宣傳。章程中對於反清宗旨的描述只有一句 “本會以推覆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為主義”。77正是因為 “排其政府”的設定，辛亥革命爆發後，沒有發生大規模殺害滿人的事件，其戰爭的慘烈程度，也遠遜於太平天國時期 ，而清廷最終也決定不作無謂的抵抗 ，宣佈退位。 清帝退位之後，孫中山馬上提出五族共和的觀點，也即各民族一律平等。用宋教仁起草的 《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 中的規定就是：“人民一律平等。”78另《宋教仁集》 第432頁。《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325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排滿平議》 ，原載《民報》 第21期，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第三卷第5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年版。《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章程》 ，《宋教仁集》 第332頁。《民立報》 1912年1月27日。7475767778

一方面，清帝退位以後，宋教仁也絕口不提反滿的問題，而是用 “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設良政治”來概括革命的目的。79在紀念武昌起義一周年的演說中，宋教仁談到：“溯武昌起義以來，未及一年，而有今日者，豈非我五族同胞傾向共和。”80 此一句話，不單包含了各民族平等的意思，更認為包括滿族人在內的同胞，也傾向共和。 1912年8月，宋教仁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國民黨選舉了蒙古族郡王貢桑諾爾布為九理事之一，滿族政治活動家松毓為三十參議之一，可說是五族共和的一種實踐吧。 民族的融合有一個過程，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也是一個歷史過程。滿族最終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應該是辛亥革命以後才完成的。革命黨人當時的看法毋須回避。 5. 反列強侵略與反滿 ：割不斷的聯繫 下面，我們進一步討論反滿意識和思想的由來，同時觀察反滿這個口號的涵義的又一個方面。 我們都知道，宋教仁出生的20年前，正是宋教仁的湖南鄉賢曾國藩率湘軍出死力衛護清政府，才暫時保住了愛新覺羅的江山。曾國藩和清廷也有矛盾，清廷曾長時間不給他地方官員的職位，怕的是他佔有了地方的財權、用人權以後，與他率領的驍勇善戰的湘軍結合，成為清廷更大的威脅。這給曾國藩及其湘軍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曾國藩也心有怨言，但是，他還是委曲求全，一生對清廷忠心不二。1864年太平天國敗亡之後僅僅40年，整個社會就充滿了對清廷的敵視情緒，曾經效死力衛護清廷的湖南人，轉而又成為反抗清廷的急先鋒，並且認定滿洲人是異族而必要推翻之。由認同清政府的統治到視其為 “異族”征服，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譚人鳳都是革命黨的中堅，為什麼？ 我以為，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清廷應對列強侵略的無能，應對 “數千年未有變局” （李鴻章語） 的失誤，使中國陷入了嚴重民族危機的深淵，也失去了知識人的起碼的信任。 日俄戰爭，對於清廷，對於整個中國人，都是十分尷尬的事件。兩強相爭，目標就是昔日中國的藩屬朝鮮，同時還有清廷的發祥地中國東三省，清廷卻無能為力。1905年初，清廷在黑龍江省添設民官，宋教仁譏諷道：“清延不能保全領土⋯⋯既不能稍納代價於戰事未結之先，又不能預備一容喙此事之資格於後，而徒貿然設郡縣，改官制，一若不知日俄之所爭者何事，而滿洲主權猶可以惟所欲為者。”81《代草國民黨之大政見》 ， 《宋教仁集》 第579頁 。《辛亥革命周年紀念會演說辭》 ，《宋教仁集》 第507頁 。《黑龍江尚添設民官耶》 ， 《宋教仁集》 第10- 11頁 。79808 1

在另一篇評論中，宋教仁寫道 ：“俄國波羅的海艦隊之東來也 ，有借福建廈門為根據地之說，清政府乃飭閩督，加意戒備 ，以守中立。於是閩海岸皆辦防務，而廈門尤為亟亟。”但加強防務的辦法卻極為可憐：“廈門道與水師提督共撥勇三百名為巡警軍 ，又另撥提標一哨駐鼓浪嶼 ，又令紳士辦民團 ，雇民船數隻，以巡邏金門。”宋教仁嘲諷 ； “中立國之防務，固僅如斯而已乎？平日既一心以壓制家奴為務，而于防備外人之政策毫不注意焉 ，及乎臨時 ，乃倉皇補苴，東塗西抹，殆如兒戲。夫俄人苟尚不欲侵犯中立強行闖入焉則已而 ，藉非然者 ，區區數百烏合之傭兵，數隻螗臂之民船，其將以當俄艦之一炮乎？”82 1911年，為改訂 《伊犁條約》 ，沙俄百般要挾，甚至聲稱自由行動，宋教仁評論道：“自俄國下哀的美敦書，而吾政府倉惶失措，不知所為，惟知秘密 ，不欲使國人洞悉其無能 ，以致國人不能指陳利害 ，造成輿論，以助外交聲勢 ，政府之罪惡大矣。” 83宋教仁此短評發表在 《民立報》 上 ，而 《民立報》 系辦在上海租界，尚不能暢所欲言，但已明顯表露出宋教仁不滿的邏輯。 傳統的種族意識有助於反滿思想的形成。但是 ，真正使宋教仁從具有反滿意識到走上革命道路，是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 ，無力抵禦列強侵略。陳天華說： “恨的是滿洲政府 ，不早變法。⋯⋯可恨滿洲政府抱定一個漢人強滿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變法，⋯⋯到了今日，中國的病 ，遂成了不治之症。我漢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勢力，活活被滿洲殘害 ，弄到這步田地 ，亡國滅種，就在眼前。”宋教仁的想法與此完全相同，反滿革命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如果繼續讓清政府統治，中國就會徹底滅亡。陳天華充滿激情的一段言論是最好的注腳： 倘若是，現政府，勵精圖治，保得住，俺漢種，不遭凶殃。俺漢 人，就吞聲，隸他宇下，納血稅 ，做奴僕，也自無妨。怎奈他，把國 事，全然不理，滿朝中，除媚外，別無它長。俺漢人，再靠他，真不 得了，好象那，四萬萬，捆入法場。俄羅斯， 自北方，包我三面；英 吉利，假通商，毒計中藏；法蘭西， 占廣西，窺伺黔桂；德意志，膠 州領，虎視東方；新日本，取台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 土分疆。這中國，哪一點，還有我份；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 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制我，衆漢人，拱手降洋。84 因此，陳天華稱清政府是 “洋人的朝廷”，要推翻這個 “洋人的朝廷” 前面說過，宋教仁的思想和宣傳還存在著濃厚的夷夏之辨 ，但是不能把宋教仁早期反滿思想完全等同於傳統的夷夏之辨，在他的心目中反對外國侵略與反滿也完全是兩回事。反滿思想的產生，歸根結底是外患的刺激，特別是庚子事變82 《中立國之防務僅如斯而已乎》 ， 《宋教仁集》 第15- 16頁。83 《政府之罪惡大矣》 ，《宋教仁集》 第214-215頁。84 《猛回頭》 ， 《陳天華集》 第35-36頁。。

的刺激。前面所引宋教仁說清政府 “平日既一心以壓制家奴為務，而於防備外人之政策毫不注意焉”，85道出了當時革命青年的怨憤所在。宋教仁在宮崎滔天主辦的 《革命評論》 第七號上發表過一首 《感懷》 詩：“西風蕭颯東海秋，世事蒼茫感非憂。涕淚天涯悲失國，風雲塞上起驅胡。百年塗炭憐奴種，萬里山河奉獨夫。我欲橫刀騷首問，黃人慘禍幾時休？”86這裹把 “悲失國”與 “黃人慘禍”連在一起，正說明了反滿是由外患而激起的。 學界對反滿有不少批評，過度的反滿宣傳，可能遮蔽了、弱化了對民主的追求和民主的宣傳。但是，在宋教仁身上，則把反清反滿、反對帝國主義與民主的追求緊密結合起來。宋教仁在1905年2月6日日記：“購得華盛頓肖像一張，將為插入 《二十世紀之支那》 之用也。未初，遂諧黃、郭二君至熊田印刷所，以華盛頓肖像與之，屬其印刷。”87華盛頓肖像的應用有兩個含義：反滿獨立；學習華盛頓的共和制。宋教仁的心目中，反滿與實現民主政治兩者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附 ：澳門劃界問題的見解與評論88 傳統的中國，有濃厚的天朝意識，一般來說，只要周邊的 “蠻夷戎狄”形式上承認中原王朝的上國地位，中原王朝不太計較邊疆領土管轄範圍。換句話說，如果周邊哪個小國主動承認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那麼把中原王朝的哪塊邊地讓藩屬直接管理，並不是沒有可能。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傳統中國人的領土觀念、主權觀念都不發達，而無論對於統治者來說，對於社會精英乃至一般民衆來說，面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今天批評鴉片戰爭時清政府割香港，痛心遍佈中國的租界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痛心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沙俄割占了大片中國領土 ，其實當時之所以有此類事情的發生 ，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固然要負首要責任，而其背後潛藏的，還是與傳統不夠強的領土主權觀念有關。對於1840年代的清政府乃至當時的傳統知識人來說，割香港、賠款更重要的是沒面子，其次才是國家領土的喪失。葡萄牙人之所以能佔據澳門，並最終定居下來，就與傳統國人缺乏現代領土意識有關，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炮艦奪取的。 但是，隨著中外交往的深入，主權領土觀念漸漸滲入國人的頭腦中，進入20世紀 ，經過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侵華事件的洗禮，中國人的現代國權意識、領土主權意識大大覺醒。作為新知識人的宋教仁十分關注邊界問題、領土問題，本文前面已經指出。澳門劃界的爭執也是他關注的問題。85 《中立國之防務僅如斯而已乎》 ，《宋教仁集》 第15頁。86 引自片倉芳和《日本滯在中の宋教仁》 （在日本逗留期间的宋教仁） ，片倉芳和著《宋教仁研 究》 第36頁，清流出版株式会社2004年版（日本东京） 。87 《宋教仁日記》 第35頁。88 本節未注明出處者，均來自《中葡澳門劃界問題》 ，郭編《宋教仁集》 第365-370頁。

宋教仁的主張，一是據理力爭，法律解決，二是輔以軍事威懾。 先說談判解決。談判解決，須有法理的依據。宋教仁在 《間島問題》 中曾指出，世界各國領土與邊界的劃分，情形雖然十分複雜，但還是有一定的規律，也有一些公認的準則， 這就是所謂關於國家版圖或領土的國際法。89就如同宋教仁為中日 “間島問題”的爭執提供的充分依據一樣，宋教仁對澳門問題也依據法理做了分析。宋教仁指出，葡萄牙人居澳門，最初在明末 ，其始不過租借一小半島而已。清道光以後，葡人逐漸蠶食半島附近之地。至光緒十三年 （1887年） ，葡萄牙獲得 “永遠管理”澳門之權。但其後葡澳當局不斷蠶食近地 ，遂有劃界爭執。葡萄牙方面的理由是，其跨界的佔領和統治已是事實，且已建教堂 、衙署、學校等機構。但是，光緒十三年的條約，明言兩國委員勘定境界 ，未定界前，必須遵守舊界。而法理上明確的舊界，就是明朝租借之區。 “國際法上領土權轉移之條件，一以對手國承認為准”。而葡澳當局強佔的地區 ， “既未經中國承認 ，要不得以為領土權轉移之證”。而且按照條約 ，葡萄牙本有遵守條約不擅自改變境界的義務。澳葡當局提出的已建教堂、衙署、學校等機構，更不成理由，因為澳葡當局所建教堂等物 ，正是為侵佔中國土地而採取的不法行為 ，不能發生效力，且在整個澳門，中國人所建建築物非常之多，可以反證此地本是中國領土。宋教仁希望， “今而後，甚望當局諸氏據理力爭，勿以國民櫛風沐雨所辟之土地輕易與人也” 再說軍事威懾。宋教仁指出 ，中國雖然貧弱 ，但畢竟是個大國 ，且事情又是發生在自己的本土 ，調兵遣將 ，自然容易。葡萄牙過去曾是海上強國 ，但已今非昔比 ，又與其本土遠隔重洋。一旦發生軍事衝突 ，如無其他大國強力介入 ，葡萄牙不但無力向中國發動進攻 ，且抵擋廣東一省新軍的進攻 ，恐怕也做不到。事實上 ，兩廣總督張鳴岐已分別派遣海軍軍艦與陸軍應援威懾。宋教仁對此深表贊成。 我們觀察，在澳門劃界問題上，宋教仁顯示了其一貫的對國家領土的關注。在他的心目中，無論地方大小，只要是國家領土，都不容輕易放棄，必須盡一切力量捍衛。但宋教仁的主張也自有其特色，宋特別注重法治，在國際關係上他認為也盡可能從法理上 ，以外交談判來解決 ，武力只作威懾 ，不到萬不得已，不要武力解決。所以，宋教仁當時沒有提出收回澳門的見解和要求。這與陳天華痛快淋漓一戰解決列強瓜分問題的思路，又有了不小的變化。89 《間島問題》 ，郭編 《宋教仁集》 第89- 90頁 。。

1923年孫中山致函真光中學校祖 那夏理考辨程 強 強 * 夏 泉 * * 摘要 ：那夏理是清末民初美北長老會來華傳道的少數女傳教士與教會教育家之一 ， 系真光中學校祖 。在華期間 ，她為近代廣東女子教育事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 1923年 ，在其離華回美休養之際 ，孫中山曾委託其秘書陳友仁致函 ，感謝她為廣東近代女子教育事業所做的積極貢獻 ，這則資料是由那夏理後人提供 、新發現的研究孫中山的文獻 。然而 ，對於孫中山致函那夏理一事 ，近年來出版的有關那夏理的書刊資料中對這一問題大都語焉不詳 ，或有歧義。有鑑於此 ，本文擬就這則新資料予以辨析 。 關鍵詞 ：孫中山 ；那夏理 ；陳友仁 ；函件 ；考辨 那夏理 （Harriet Newell Noyes ， 1844- 1924），美北長老會在廣東佈道的少數女傳教士之一。1867年，奉美北長老會海外傳道會之命來華傳教，於1868年1月14日抵達廣州。之後，她便積極學習中文和粵語，由此拉開了其在華長達55年傳道和辦學活動的序幕。在華傳教期間，她看到中國女子的悲慘境遇後，遂向美北長老會倡議興辦一所女子寄宿學校，並在美北長老會海外婦女傳道會的協助下實現興學目標，在廣州創辦了 “真光書院”，1為眾多貧困家庭的女子提供了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此外，她還以真光女校為中心，開辦義學和國民學校，舉辦慈善事業，宣導女子放足，抵制封建包辦婚姻，促進了近代廣東女子思想的解放和自主意識的提升。正因為如此，那夏理在近代廣東女子教育史和婦女解放史上佔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儘管那夏理在清末民初的廣東教育史上地位如此重要，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後人對其已所知甚少。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她所創辦且延續至今、分佈在穗港等地的七所真光學校至今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但在出版的有關那夏理的書籍資料中，史實多有歧義，尤其對1923年孫中山致函那夏理一事更是莫衷一是。如，* 程強強：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夏泉：暨南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文學院歷史系研究員。1 該校是一所教會女子寄宿學校，專門招收女生，是廣東乃至南中國境內較早創辦的女子教會學校 之一。1890年真光書院改名為真光學堂。1912年按照教育部規定，又改名為真光學校。至1916年 真光已發展為一所頗具規模的學校，設有初小、高小、婦女班、師範、研經等部。1917年，那夏 理又在芳村白鶴洞增辦中學，即現在的真光中學。是當今分佈在穗港等地七所真光學校的前身。

《南風窗》 2010年第21期刊載的何明星先生的文章 《從傳教士教育家到紅色書店的掌門——一個美國家族四代人與中國的一個半世紀》 一文中這樣描述：“1923年5月她 （那夏理） 返回美國，孫中山給她發去信函，感謝她為中國婦女教育所做的貢獻。”而李韡玲女士2008年10月16日在 《香港經濟日報》 上撰寫的專欄文章 《立志》 中則提及：“在臺上講話結束前 ，我希望有個像樣的結論，腦海裡忽然浮現那夏理女士退休回美國前 ，孫中山先生親自去信多謝她對中國教育的貢獻。”對於這一事件的敘述，上述兩文中均存在不準確之處。因此 ，為實事求是地反映史實，避免以訛傳訛，筆者擬圍繞這則新發現的孫中山文獻 ，作相關史實考辨，以就教于方家。一、致函的是孫中山秘書陳友仁 由那夏理後人所提供 ，現藏於香港真光中學的1923年5月16日那夏理女士離華返美時收到的英文信函全文 （中文譯文——作者翻譯） 如下： 尊敬的那夏理女士、畢美意女士：2 在你們離開廣州前往美國前夕，孫中山先生代表廣東人民對你們 為廣東女子教育事業所做的傑出貢獻表示感謝。在孫先生看來，你們 給在真光學校受過教育的6000多名學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在 此，他謹祝你們歸途愉快！ 函件顯示，落款人不是孫中山，而是他的秘書陳友仁。據陳元珍 《民國外交強人陳友仁——一個家族的傳奇》 記載：“陳友仁，祖籍廣東順德，1878年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南部的聖費爾南多鎮，從小接受英國教育。1912年初，他為回應辛亥革命，回國效力，先後當過交通部的法律顧問和英文 《北京每日新聞》 的編輯，隨後創辦了英文 《京報》 。陳友仁政治觀點鮮明，文筆犀利，他撰寫了許多抨擊北洋政府、褒揚南方政權的評論性文章 ，由此獲得了孫中山的好感。1917年 ，英文 《京報》 因抨擊北洋軍閥而被迫停刊，陳友仁隨即離京南下追隨孫中山，從此伴隨其左右，成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陳友仁不僅是孫中山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設計者，而且還參與了他晚年的許多重要決策和活動。他常常飾演孫中山代言人的角色，被譽為 ‘孫中山先生最親密的朋友’。”該書中記載，從1917年至1925年孫中山逝世，陳友仁一直伴隨在孫中山2 畢美意女士（1845- 1937），美國人，1881年奉美長老會遣派來華，任職於真光學校，協助那夏理女士開展校務工作，1923年5月和那夏理一同返美。她在美國大學接受師範教育，畢生盡瘁於教會事工。其父為當地牧師，受其父影響，畢美意女士從小便立志獻身於基督教傳教事業。大學畢業後，在美供職十三年，隨後來華。在真光服務期間，看到學校周圍男童沒有接受教育的地方，乃向美國朋友籌款，在真光對門創立學校，命名為 “培基學校”。該校學生多為教徒家庭子弟。

左右，並成為其最親密的助手。對此，錢玉莉撰寫的 《孫中山陳友仁關係初探》（ 《黨史研究與教學》 ，2002年第6期） 中也寫道， “陳友仁是1917年後才跟隨孫中山的” ， “由於他對時事有敏銳的洞察力，具有高超的英語水準，並且熟知英國等國家的法律和制度，因此他加盟後即被委於重任，並一直伴隨其左右。”此外， 《申報》 1944年5月23日刊載的顏惠慶 《簡述陳友仁生平》 3中寫道：“綜觀先生之生平，與孫總理有極為相似之處。”顏氏一文道出了孫陳關係親密的個中原因，他認為兩人相同的政治抱負是陳友仁1917年之後緊隨孫中山左右、直至孫先生逝世後仍執著地堅持 “三大政策”並成為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之一的重要原因。函件顯示，該函發出的時間是1923年5月16日，而通過相關史料的考證，可以確定陳友仁當時確實是孫中山的秘書。所以，綜合以上考證，可以準確地判斷出1923年5月16日給那夏理女士發去信函的是時任孫中山秘書的陳友仁先生。二、孫中山為什麼未親自致函？ 孫中山為什麼不是親自去函，而是委託其秘書代為辦理？這一問題可以從陳錫祺主編的 《孫中山年譜長編》 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輯的 《國父全集》 中找到答案。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中記載：“1923年5月16日，孫中山赴東江巡視並慰勞各軍。” 4查閱史料可以得知，這一年4月16日中央直轄挂軍第一路總司令沈鴻英叛變，所部由白雲山進窺廣州城區。沈叛變後，孫中山親自督師，偕楊希閔率滇軍抵禦。同年5-6月，為討伐叛軍沈鴻英部，孫中山先後赴清遠縣源潭、三水縣河口、英德、博羅、惠州、虎門等地，進行巡視和勞軍。5這些史實，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訂的 《國父全集》 （第四冊） 中可以看到當時的電文資料。6顯然，當1923年5月16日真光中學校祖那夏理準備回國休養時，孫中山正奔赴在外，為討伐逆軍進行巡視和勞軍，因此去函一事只好委託秘書陳友仁代為辦理。 值得思考的是 ，在軍務繁忙的情況下 ，孫中山依然不忘委託自己的秘書陳友仁向那夏理發去專函，感謝她為廣東女子教育事業所做的貢獻。那麼，那夏理對廣東女子教育事業做出了怎樣的貢獻，引起孫先生如此重視？據那夏理回憶錄《支那地之一曙光》 以及真光第二任校長劉心慈回憶錄 《真光光榮簡史》 中記載：“1872年，那夏理在廣州沙基的金利埠 （即現在的六二三路） 購地建校，取該文是顏惠慶於1944年5月22日在陳友仁葬禮上所致的悼詞，對陳友仁的生平作了簡要的介紹。參見《申報》 ，1944年5月23日第二版。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 下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1630 頁。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 下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1613- 1650頁。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國父全集》 第四冊，台北，正中書局，1973年，第657頁。3456

名為 ‘真光書院’。” 劉心慈7在其回憶錄中稱 “真光書院”的創辦 ， “洵開吾粵女子教育之先河”。8因為，在封建社會，中國只有女教，沒有女學。女子足不出戶，只是在家裡聘請教師，進行家庭教育，而且學習內容也多是歷代教育女子的幾本典籍，如班昭的 《女誡》 、劉向的 《列女傳》 等。學習的目的只是希望女子能夠通曉持家之道、相夫教子之法，以成為賢妻良母、貞女節婦。而且這種家庭教育只是局限于富有之家，貧窮人家的女子是沒錢讀書識字的。那夏理創辦的真光書院，作為南中國女子學校的始祖，打破廣東女子無學校教育的落後狀態，開中國女學風氣之先，開創了廣東女子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不可否認 ，傳播基督教福音是那夏理創辦真光書院的最初目的。真光在開辦之初，宗教課程佔據教學內容的一大部分。然而，在辦學過程中，為適應中國形勢的發展變化以及應對同類學校的競爭，那夏理不斷提高辦學層次、辦學水準，注意培養優秀的師資，引進新式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對廣東近代女學的發展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貢獻，為國人自辦女學提供了良好示範。真光書院開廣東女子受學校教育之先河，使女子邁出走出閨閣、接受教育到服務社會的一大步，打破了中國婦女無學校教育的落後狀態 ，為近代女子教育的轉型奠定基礎，培養了近代中國第一批職業女性。 在那夏理為真光服務的50多年中，她始終恪守著 “行勝於言 ，言而不行 ，不若不言”的人生信條 ，並通過其畢生的努力，為真光乃至廣東近代女子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為眾多真光兒女樹立了光輝的典範。在辦學過程中，她由注重宗教教育向注重世俗教育轉變，並把辦學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由此也完成了從傳教士到教會教育家的角色轉變。同時 ，她還以真光為中心設立義學和國民學校 ，積極提倡婚姻自由，勸戒纏足，對中國的陳規陋習發起挑戰，促進了女子思想的解放和獨立意識的提升。她們紛紛衝破舊禮教所設置的藩籬 ，走出家庭，進入學校，畢業後積極投身于社會生活，成為變革社會的新興力量。那夏理創辦真光書院，不僅開闊了女性的視野 ，而且也使她們呼吸到新鮮、自由的空氣，汲取到智慧的營養，成為具有文化知識的新女性 ，並為之後開辦的廣東女校培養了師資和人才，推進了廣東女子教育近代化的進程。 而孫中山一向重視婦女的人才培養工作 ，十分關心中國婦女解放運動 ，甚至把爭取婦女的選舉權、參政權作為民權主義的一項重要內容。為此，他還專門撥款創辦了女子政法學校。9同時，他寄厚望于中國婦女，希望她們能 “發奮有劉心慈（1871- 1946），廣東香山人。母親為長老二支會第一任女執事，父親為該會第一任宣講師，自幼受家庭宗教教育薰陶，六歲時便能背誦使徒行傳多章。1878年入真光書院就讀，1884年擔任真光教員，1919年成為真光第二任校長。在真光服務服務六十載，訓迪學子，默化潛移，示之於軌範，感之於靈力，受其教化者不知凡幾，為真光女校的發展傾注了很多心血。晚年著有《真光光榮簡史》 一書，對真光的歷史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 ，香港：何陰棠私人出版，1972年，第2頁。周秉�：《孫中山先生重視造就婦女人才》 （原載 《團結報》 1984年3月10日） ， 《回憶與紀念——紀念孫中山先生文章選輯》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年，第272頁。789

為”、 “力行無倦”、 “以光吾國”。 10 1912年5月6日，他曾到廣東女子師範第二學校做演說，宣講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說：“中國人數四萬萬人，此四萬萬人皆應受教育。中國女子雖有兩萬萬，惟於教育一道，向來多不注意，故有學問者甚少。處於今日，自應以提倡女子教育為最重要之事。” 11在他看來，教育既興，然後女界可望平權。所以，他非常關心中國的女子教育事業，殷切期望中國能造就大批 “女界人才”。因此，為廣東近代女子教育事業和婦女解放事業做出傑出貢獻的那夏理女士得到孫中山的重視和讚揚亦在情理之中。 綜上 ，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1923年孫中山確實給那夏理女士發去過感謝函，但由於他外出督師、軍務繁忙，沒辦法親自致信，只好委託陳友仁辦理。周秉�：《孫中山先生重視造就婦女人才》 （原載《團結報》 1984年3月10日）念——紀念孫中山先生文章選輯》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年，第272頁。周秉�：《孫中山先生重視造就婦女人才》 （原載《團結報》 1984年3月10日）念———紀念孫中山先生文章選輯》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年，第273頁。1011， 《回憶與紀， 《回憶與紀

辛亥革命與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谷小水* 摘要 ：辛亥革命是中國工人階級發展壯大的重要時期 ，經歷辛亥革命的洗禮 ，不僅中國工人階級的數量有較為明顯的擴充 ，該群體意志品格也經受磨練 ，日臻形成 。本文主要從辛亥革命與中國工人階級壯大的關係入手 ，分剖辛亥革命對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基本作用 ，藉以彰顯辛亥革命對近代中國社會演進的重要影響。 關鍵字 ：辛亥革命 ；工人階級 ；壯大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它 “為中國的進步潮流打開了閘門”，1為此後中國社會的革命和建設賦予了全新的內容。限於篇幅，本文僅從工人階級成長的角度，簡略探討辛亥革命對於中國歷史演進所具有的意義。一、工人階級隊伍的形成與發展 近代機器大工業在中國的出現是西力東漸的結果。始於18世紀60年代英國的工業革命，不僅是一場技術革命，而且是一場社會生產關係與勞動組織形式的根本性變革，它深刻地改變了歐洲和世界的面貌，使整個世界聯為一體，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由此拉開序幕。 反觀中國，在西方各國已經出現生產力的革命，相繼步入近代社會之際，中國國內佔主導地位的經濟形態依舊是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生產方式在使中國經濟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同時，也陷入了 “或多或少停滯不前”的怪圈。2特別是清朝中後期，由於康乾盛世期間人口的快速增長，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傳統的生產方式捉襟見肘應對乏術，衰敗之象日益顯現。 19世紀中葉 ，西方通過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中國大門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接踵而至，在西方新式企業中隨之出現了中國第一批產業工人。工人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其誕生之後，雖然歷經曲折 ，但還是走上了不斷發展壯大的道路。總體上看，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 ，明顯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又大體可以與這一時段的三大事件即洋務運動、辛亥革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對應。谷小水：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江澤民：《在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 《人民日報》 2001年10月10日。參見【英】麥迪森著，伍曉鷹等譯：《世界經濟千年史》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2

1894年之前是近代企業與工人階級隊伍在中國出現與初步形成時期。在這一時段，外資、清政府官辦、民間商辦三種類型的近代企業在中國相繼出現，一個新的群體——工人階級在自古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社會中從無到有慢慢發展起來。由於資料缺乏，這一階段的工人總數實很難確考。據粗略估計，這一時期中國產業工業的規模應在10萬人左右。 1894-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轉捩點，以此為契機，中國社會的變革進程顯著加速。在此之後，近代工業企業在中國的發展逐步擺脫初創時期步履蹣跚的狀態，開始進入蓬勃發展的青年時期。這一方面表現在外資企業在中國有著爆發式的增長，另一方面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雖然發展之路佈滿荊棘，夾縫中求生存，但在各種因素的促進下，這一階段的民族工業也出現了數次規模不等的發展熱潮，民族工業的發展水準躍上新的臺階。與此相對應，工人群體的數量也持續躍升，工人階級的力量初步顯現。 甲午戰爭對於列強的經濟意義是藉此獲得了在華投資設廠的合法權。1894年前列強雖然在中國的通商口岸創辦各類近代企業上百家，但並無條約依據，實屬清政府無力干預之下的非法行為。1895年日本強逼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 ，明文規定日本在各通商口岸擁有投資設廠的權利，根據利益均沾的原則，這一權益也同時為其他列強所擁有。19世紀末適值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即將完成之時，列強對殖民地的經濟侵略逐漸由商品輸出轉向以資本輸出為主。甲午戰後，各國資本挾投資環境改善之利，大舉進軍中國國民經濟的所有部門，並在各行業中漸成壟斷之勢。相關資料顯示，此間外資企業不僅數量激增，而且規模膨脹，其總體發展狀況遠超前一階段。以設立時資本額1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為例，據統計，1840- 1894年，該類外資企業共23家，資本總額為763.1萬元，廠均資本額約為33.2萬元；1895- 1913年，則增加到136家，資本總額為10 315.3萬元，廠均資本額達75.8萬元。3而從國別角度觀察，此間日本取代英國成為在中國開設工廠最多的國家，反映出近代日本侵華後來者居上的特點。由於缺乏這一時期各外資企業雇工的詳細資料，服務於外資企業的中國工人數量很難準確估算，但以主要工廠的變化為參照，中國雇工的規模在甲午戰前4萬人左右的基礎上定有相當倍數的增長。 面對外資企業急速擴張的強勁勢頭，清政府被迫對輕視工商業發展的 “祖宗之法”進行調整，制定頒行若干保護和獎勵工商業的政策與措施，民間資本投資設廠初步獲得了法律的認可與保障。與此同時，在維新派思想家的積極鼓吹下， “工業立國”、4與列強 “商戰”的思潮洶湧激蕩，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比較有利的輿論環境。總體上看，1895- 1911年間，中國民族企業大體經歷了兩波發展熱潮，3 汪敬虞編 ：《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 第2輯上冊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57年 ，第1- 2頁 。4 明確提出 “工業立國”的維新派思想家是梁啟超 。參見 《史記貨殖列傳今義》 ，《飲冰室合 集》 ，文集之二 ，北京 ：中華書局 ，1988年 。

分別發生於1895- 1898年與1905- 1910年期間。5經歷了維新運動和新政時期的較快發展，辛亥革命爆發前夕的民族資本主義已經粗具規模，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力量。6 1912年中華民國的成立 ，從社會心理到制度環境 ，均對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刺激，再次開啟了隨後近十年間中國民族工業的快速發展階段。民國肇建 ，工商實業界群情振奮，興建各項實業的熱情大為高漲。與此同時 ，民國政府成立後大力提倡發展實業，積極著手經濟法制體系的構建，為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制度環境。正如時論所指出的：“民國政府厲行保護獎勵之策 ，公佈商業註冊條例、公司註冊條例 ，凡公司、商店、工廠之註冊者 ，均妥為保護，許各專利。一時工商界踴躍歡忭，咸謂振興實業在此一舉 ，不幾年而大公司大工廠接踵而起” 如上所述 ，1895- 1913年近代工業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並成長為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與此相一致，工人群體的規模水漲船高，有較為顯著的躍升。不過同樣由於資料缺失以及統計口徑不一 ，各家關於工人規模的估計存在較大差異。比較保守的如陳真、姚洛，估計1913年中國工人總數約為270 717人 ，8但該統計並未將工人較為集中的礦業與外資企業計算在內；另一代表估計如楊銓 ，認為該年份工人數量達到了630 890人，但這一資料將部分手工業工人計入在內，也沒有包括礦業和外資工廠的工人。9有研究者在認真梳理已有各類統計的基礎上，最後估算出1913年前後中國工人階級的規模約在900000人左右。10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因忙於戰場上的廝殺，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有所放鬆。同時遠在東方的日本繼續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列強在中國的工業企業進一步呈現不均衡發展的態勢。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這雙重壓迫均有所減弱的情況下 ，中國國內資本投資踴躍 ，現代工業空前發展，迎來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空前發展的 “黃金時期” 法國學者白吉爾將此期工業的發展稱作第二次工業化運動，認為它是以發展輕工業和中小企業為先導，明顯帶有填補西方退出所造成的空缺、滿足市場需求的特點。11以中國現代工業最重要部門之一的棉紡織業為例，歐戰的爆發即刻扭5678910II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 1937）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第29-31頁。據統計，1895- 1911年間民族資本共創辦企業490家，資本額111 313000元，平均每年設立近24家，每年投資4 813 882元。趙德馨主編，馬敏、朱英等著：《中國經濟通史》 第八卷下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頁。《民國三年註冊中國新設之諸公司》 ，《中華實業界》 第2卷第5期，1915年5月。陳真、姚洛合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 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55頁。陳真、姚洛合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 第一輯，第21頁。《中國工人運動史》 第1卷，第52頁。【法】 白吉爾著，張富強、許世芬譯：《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 1937）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4-85頁。

轉了中國棉紗布進口數十年不斷上升的趨勢，進口總量從峰值急跌；由於供需矛盾的凸顯 ，國內紗布市價突飛猛漲，從而為民族資本積極投資棉紡織業提供了天賜良機。據統計，1914- 1922年間，純由民族資本所開設的紗布廠共54家，其中1920- 1922年內所開設者達39家，“三年的努力已超過戰前二十餘年中外各籍紗廠的總數31家”。12與棉紡織業的發展狀況相類似，其他輕工業部門如繅絲、麵粉、食品、火柴等各業此間也有長足的進步。 即便是中國現代工業傳統的薄弱環節重工業各部門，在一戰前後也有程度不等的發展。統計資料顯示，大戰時期，民族資本的機器修造業發展迅速，僅上海一地的機器工廠就由1913年的91家猛增至1920年的222家。大戰期間，許多城市都有電廠開設，據不完全統計，1912- 1920年全國華商電廠約由33家增加到70餘家，發電容量由12 000餘千瓦擴充至29 000餘千瓦，增加一倍有餘。13除此之外，鋼鐵工業、水泥工業等其他重工業部門與交通運輸業也一派欣欣向榮，均利用大戰時期較為寬鬆的環境，提升了各自的發展水準。 對於這一時期中國工人的整體數量，眾多研究者均有所估計。估值明顯偏低的如陳真、姚洛，他們主要將各種有據可查的資料累計相加，估算出1920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前夜中國工人的總數為557 622人，這一資料沒有將礦業、外資企業以及沒有資料資料的工業企業包括在內，所以可被視為此期中國工人總體規模的下限。14而有的研究者則在現代經濟各部門分別估計的基礎上，合算出1919年前後中國產業工業的總人數達2 885 000人，15這一計算方式雖較為合理，但存在估值偏差過大的可能。張宗仁估計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產業工人數為1 946 364人，與廣為流傳的200萬人左右的概略說法較為接近，但張對有些部門工人數量的統計採用的是1915年北京農商部的資料，所以整體估計存在偏低的可能。16綜合各種已有估算，1921年前後中國工人階級的規模應在200萬人以上，一個新型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已具備一定的社會基礎。二、工人運動的發展與演進 中國工人階級出現與成長於特殊的環境之中，自誕生之日起，就 “身受三種壓迫 （帝國主義的壓迫、資產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 ，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12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 ，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86頁。13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 第二卷，第863 、 885頁。14 陳真、姚洛合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 第一輯，第56頁。15 《中國工人運動史》 第1卷，第73頁。16 張宗仁：《中國產業工業人數的初步統計》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 史參考資料》 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第103- 105頁。

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17當然受階級力量和國內外環境變化的影響，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並且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與工人階級力量變動相一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工人運動也大體經歷了1840- 1894年的比較原始階段、1895- 1913年的初步形成階段與1914- 1921年的逐步高漲階段。綿延不絕的抗爭磨練了中國工人階級 ，他們在鬥爭中成長，逐漸發展壯大，在國家政治舞臺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由於生存環境的嚴酷性 ，中國工人階級誕生之日即為工人抗爭出現之時。工人階級的反抗鬥爭不但與生俱來，而且綿延不斷，具有非常鮮明的持續性的特點。一般而論，工人階級的抗爭由改變自身處境的經濟鬥爭與改變更大群體命運的政治鬥爭組成。工人運動的早期階段往往以前一類鬥爭為主 ，而伴隨工人階級的逐步成熟，政治性的鬥爭逐漸增加， “醫己” 、 “醫國”兩者並重。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在遵循這一規律的同時，也具備若干自身特點。 1894年之前尚處較為原始階段的中國工人運動，絕大部分抗爭確屬工人為改善自身處境而進行的自發的經濟鬥爭，這在有關學者對上海地區工人罷工的研究中有清楚的體現。18上海作為中國近代工業最大集中地，工人運動的狀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除了出於 “醫己”目的的經濟鬥爭外，早期中國工人階級 “醫國”的努力同樣不絕如縷，在歷次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均能看到他們的身影。這主要因為近代以來中國人民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矛盾日益激化，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愈演愈烈 ，在此時空環境下，工人階級的抗爭自然就與各階層人民的反抗鬥爭結合起來，彙聚到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洪流之中。當然，由於自身力量較為微弱，工人階級在 “醫國”為目的的政治鬥爭中並不佔據主導地位，實處於附屬或支援者的地位；而且由於現代政黨與工會組織尚未出現，工人在鬥爭中的組織主要借助秘密結社和地緣關係等傳統紐帶，19代表生產力發展方向的先進階級與傳統組織方式的奇妙結合，也說明這一時段的中國工人運動尚處於早期、較為原始的階段。 1895年以後，中國新式企業與工人階級的發展邁入了新的階段 ，與此同時，中國工人運動也走過了原始萌發階段，進入了初步發展時期。與前一階段相比 ，這一階段工人運動的突出特點是罷工次數與頻率有明顯加快的趨勢，工會等組織業已出現，在罷工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以民族主義為目標的政治性抗爭中，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成為運動的領導者，工人階級在成為運動主力軍的同時，也彰顯出與資產階級不同的群體特質。1718《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 《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第644頁。裴宜理指出：“這些早期的抗議帶有很大的自衛性質。削減工資、非人待遇和延長工時使得衝突驟然發生。”【美】裴宜理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第46頁。趙親、黃杜：《五四運動前中國工人運動史的分期問題》 ，《學術月刊》 1960年第3期。19

導致這一階段工人罷工頻密的原因較為複雜，既有清季各種民變蜂擁而起的時代背景，也有因各類新式企業的競爭激化所導致的對工人生產的進一步剝奪，同時也有研究者所注意到的部分工人維權意識的強化。20正是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此間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相關資料顯示，1895-1913年全國共發生經濟性的罷工計277次，平均每年14.58次。19年的罷工數量超過了前一階段50多年罷工總數的3.8倍。21 與經濟性的罷工相比 ，政治性罷工更能彰顯工人運動的發展。在此階段，資產階級開始崛起，成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領導力量。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的領導和發動下，既參加了立憲派領導的抵制美貨和收回利權運動，也沒有缺席革命派領導的反清革命運動。在各式各樣的政治鬥爭中，工人階級接受了民族、民主等各種近代思想的洗禮，整個群體的政治意識逐漸趨向現代；同時工人群體的組織與抗爭方式也在現實鬥爭中接受檢驗積累經驗，逐步發展成熟。 以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為例。這場運動由上海地區的資產階級發起，並很快擴展為全國性的以廢除美約為目的、以抵制美貨為主要形式的反美愛國運動。22但運動在受到清政府的壓制之後，資產階級知難而退，退出了鬥爭的行列。與資產階級畏首畏尾瞻前顧後截然不同，工農群眾與小資產階級表現出了更大的堅定性。運動發動後，廣州地區的工會同人借關羽誕辰 “舉行聯合慶祝，同時在神前宣誓：實行不用美貨”； “城西帶河基某工會⋯⋯經眾議決工會會員不准吸食美國香煙以及購買美國鐘錶等物”； “抵制美貨，餅行工人最為出力，經眾公議：把七月初一以前所進美國麵粉用完後，誓不再進。”23已有研究顯示，由於工人運動的徹底性、直接相關性，美國政府在這場眾多社會階層參與的抵制運動中最為懼怕的就是工人運動，美國人發現工人組織“ 比其他組織具有更強的愛國主義精神，因為他們沒什麼不捨得犧牲的利益” ， “他們堅信自己的鬥爭必勝”。24這場運動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卻是工人運動發展衍進過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抵制外貨運動自此成為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一種常規武器。 在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歷程中，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下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一份彌足珍貴的經歷，它對於工人階級革命意志的磨練、鬥爭性格的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202 1222324裴宜理在研究中指出，甲午戰後，隨著工業的發展，工匠罷工方式發生了顯著變化。 “技術工人的要求越來越高，引發了這批原本就受到優待的工人更富冒險精神的抗議方式。”《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 ，第46頁。《中國工人運動史》 第1卷，第358頁。由於這是近代中國歷史上首次採用文明、理性、和平的方式反抗西方強權的運動。所以被有的研究者視作中國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開端。參見王立新：《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近代中西方關係》 ，《史學理論研究》 1998年第3期。丁又：《1905年廣東反美運動》 ，《近代史資料》 1958年第5期（總22號） ，第18 、 19頁。金希教：《抵制美貨運動時期中國民眾的 “近代性”》 ， 《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

資產階級革命派有組織的反清活動起源於1894年11月興中會的創立。從馮自由有關興中會會員事蹟的考辨中可以發現 ，是年加入興中會的成員約124名，其中工人有36人，占總數的29％ 。 25雖然36名工人絕大多數都屬海外華工，但工人在首個革命派團體中的重要地位也約略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派所領導的革命活動的某些特質。 興中會成立後，資產階級革命派旋即走上了通過武裝起義推翻清政府的鬥爭道路。在他們領導的多次起義中，均能夠看到工人階級活躍的身影。革命派發動的首個武裝起義——廣州乙未起義中，據說就有數千名香港、澳門地區的苦力捲入。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工人更為普遍地加入到了革命派的鬥爭行列。1906年底爆發的萍瀏醴起義是同盟會成立後第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礦工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萍鄉 “起義者多煤礦工人” ，當地會黨領袖蕭克昌 “任安源煤礦大工頭 ，屬下有數千人”。26儘管舉事前蕭被清政府誘殺，安源礦工陷入群龍無首的境地，起義發動後，眾多礦工仍自發彙聚到義旗之下。這次起義雖然被清政府鎮壓下去 ，但其聲勢浩大，影響廣遠 ， “具體說明了在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中，工農群眾不愧於主力軍的稱號。而安源礦工的投身其中，更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在其早期階段，就以一個堅強的革命階級而嶄露頭角，為整個民族的解放事業作了彌足珍視的貢獻。”27 1911年的黃花崗起義既是同盟會傾注全力組織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起義，也是武昌起義之前的革命黨人發動的最後一役。在這場被孫中山譽為 “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28的起義中，革命黨人以新軍為主幹 ，同時從後勤運輸保障到 “選鋒隊” （敢死隊） 的組成，均動用了大批工界的力量。據先後查確的86名起義犧牲烈士中，按其所從事的職業，工人共16人 （其中華僑工人12人） ，所占比重最大 ；不明職業者19人，應也包含一定數量的工人。這些情況頗能 “說明早在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中，工農群眾已屬革命的主力軍，不過由於當時中國未有無產階級政黨的出現和領導，工農群眾是以追隨者的角色出現於政治歷史舞臺的” 半年之後的武昌起事變出倉猝，參與發動和領導起義的革命黨人雖然人數有限，但由於得到廣大工農群眾的強有力支持，使得星星之火頓成燎原之勢，最終釀成推翻封建王朝的偉大壯舉。在這次的起義浪潮中，廣大地區的工人群眾積極參與，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用生命譜寫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的精彩華章。馮自由：《革命逸史》 第四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3-36頁。鄒永成口述、楊思義筆記：《鄒永成回憶錄》 ， 《近代史資料》 1956年第3期（總10號） ，第88頁。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663- 664頁。孫中山：《黃花崗烈士事略序》 ，黃季陸編：《總理全集》 雜文，成都：近芬書屋，1944年，第10頁；轉引自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 ，第713-714頁。丁身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起義烈士姓名、籍貫、年齡、成份資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第65-66頁。2526272829。29

武昌起義前夕，武漢 “楚望台軍械庫工人，就與革命發生聯繫，工人群眾替革命機關廉價收買子彈和炸藥”。30在保衛武漢的戰鬥中，工農群眾始終給予革命軍積極的支持。漢陽兵工廠的工人 “日夜開工趕造備用”， “平時每日造槍六十枝，現加至八十枝，夜工倍之”，31有力地保障了革命軍的軍需供應。為了阻斷北洋軍隊對武漢地區的增援，160余名京漢鐵路工人在余大猷的率領下組織起來拆毀鐵路，在東篁店以扳反鉈的辦法，使北軍軍車出軌，直接支援了湖北革命政權。32 湖北革命政權在工農群眾的有力支持下頑強地抵擋住了清政府的反撲，避免了重蹈此前歷次起義曇花一現的覆轍，從而為革命烽煙的迅速蔓延、各地民軍的蜂起回應創造了條件。在被孫中山稱作 “時回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33的上海光復之役中，缺乏有效組織的革命軍在進攻清軍堡壘——江南製造局的戰鬥中，也正是得到了該廠工人的及時回應，一戰而下，上海乃至整個東南地區的大局就此奠定。34 在廣東，辛亥年間各地民軍活動已是非常活躍。各地民軍雖然來源不一，成分複雜，但大多數都是農民，也有一定數量的工人（包括手工業工人與海外華工） ，他們的浩大聲勢、頻繁活動對廣東地區的清軍力量造成了相當大的威脅。35武昌首義的消息傳來後，以廣九築路工人與部分居留港九、惠州等地的工人為主體組成的瀛字敢死軍千餘人潛伏城郊，隨時待命準備攻城，與守城清軍決戰。3611月上旬，錦綸行工人乘全省各界紳商團體在文瀾書院集議時打出 “廣東獨立”旗幟，振臂高呼 “廣東獨立萬歲” ，並組織民眾二萬餘人前往督署請願，要求張鳴岐立即宣佈獨立，與清廷脫離關係。37在革命力量的強大壓力下，11月9日廣東兵不血刃宣佈獨立。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工農群眾在資產階級革命派所領導的反清民主革命鬥爭中業已成為運動的主力軍，在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這一時期工人群眾的組織方式除新式工會外，幫會組織也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革命派發動的歷次武裝起義中，會黨是革命派聯絡和發動工界力量的主要憑藉，這種組織方式的廣泛存在也能夠說明工人運動尚處在發展與轉型的過程之中。李春萱：《辛亥首義紀事本末》 ，轉引自吳雁南：《工人階級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地位和作用》 ，《中州學刊》 1981年第3期。劍農：《武漢革命始未記》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 第五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74頁。劉化歐：《我參加革命經過》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編：《辛亥首義回憶錄》 第一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7-88頁。《建國方略》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 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44頁。王子騫：《攻佔上海製造局親歷記》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四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3年，第29頁。李朗如、陸滿：《辛亥革命時期廣東民軍概況》 ， 《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第156頁。胡漢賢：《廣東 “瀛字敢死軍”紀略》 ， 《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第153頁。鄧警亞：《辛亥廣東獨立傳信錄》 ， 《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第108頁。303 1323334353637

三、 “工人”政黨的出現 以代表工人利益自命的現代性政黨出現于中華民國創建之後。民國肇建，民權大興，國人參與政治的熱情空前高漲 ，各種目的的結党結社勃然而興。38一些政黨與團體有見於工界的覺悟和蘊蓄的力量，開始將工作的重心轉向工界，甚至直接以工人群體代言人的身份自命，這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就是中華民國工黨與中國社會黨。 中華民國工党的成立大會雖然召開於1912年4月22日，但其總部早在是年1月即已設立 ，2月南京、蕪湖、蘇州等地的支部也已組建 ，可見該黨派的出現以及對工界的運動明顯早于成立之期。39中華民國工黨正党長為曾擔任過東方匯理銀行買辦以及擁有上海多家工廠股份的資本家朱志堯，而實際負責人是知識分子出身、同時兼有數家社團負責人身份的徐企文。該黨 “以改良工業、擴張國貨、開通工人知識、灌輸愛國思想為宗旨”，其主要著眼點在 “于吾國工業前途不無裨益”。40從該党宣言、簡章以及高層領導人的人脈關係來看，中華民國工黨是一個奉行孫中山民生主義理念、有志於我國工業發展的同盟會週邊組織；在為工人爭取權益的同時，主張勞資調和、合力振興工界，自然也是該黨主張的題中應有之義。 中華民國工党成立後 ，由於以已粗具規模的工人階級隊伍為深耕細作的條件，黨員數量急劇膨脹，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支部即已遍及全國16省及海外南洋各島，成員總數達40萬人。41不過急速變動的民國政局並沒有給中華民國工黨提供多少可以實踐自身理念的時間 ，在袁世凱政權加速壓制革命黨勢力的背景下 ，該党作為革命黨人的週邊組織也捲入了反對袁世凱的鬥爭，二次革命中徐企文被袁政權捕殺，工黨也遭到了查禁。 需要指出的是，中華民國工党作為中國近代第一個出現的以工人為主體的政黨，其 “工”並非特指工人，而是工界，換言之，它實際是一個由開明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工人群眾湊合而成的團體組織。有研究者對該党領導人的成分進行考察，發現其中有資本家、軍官、知識分子 ，但無一人是工人。42在這樣的組織結構中，工人依舊處於從屬、被領導的地位，這與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政黨顯然有著本質的區別。 與中華民國工党在工人中的影響力相比 ，中國社會黨無疑要微弱得多。中國社會黨於1911年11月由江亢虎發起成立。該党宣稱信從無宗教、無家庭、無政民初政黨政治的盛況可參閱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 ，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黨派》 ，北京：檔案出版社，1994年，第69 、55頁。《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黨派》 ，第74頁。王永璽主編：《中國工會史》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47頁。梁玉魁：《關於中華民國工黨的性質問題》 ，《歷史研究》 1959年第6期。3839404 142

府的 “社會主義” ，黨員只要信仰社會主義未來理想，對社會主義各派主張則允許自由選擇不加限制，43因此該黨帶有明顯的各種觀念充斥、成員複雜、組織散漫、流動性強的特點。中國社會黨和江亢虎本人與孫中山及革命黨人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繫 ，與中華民國工党也曾於1912年6月發表過聯合聲明，表示 “社會黨員與工業有關係者，同時為工党黨員；瞭解且信從社會主義者，同時為社會黨員”。 “社會黨或工黨對外交涉，兩黨並力行之。”44表明上述數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親緣關係。不過由於該黨組織的固有弱點，特別是沒有明確提出直接反映工人訴求的目標綱領，無政府主義雖然在工人群體中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卻始終無法指明工人運動的正確方向。43 【韓】曹世鉉：《清末民初無政府派的文化思想》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第179- 184頁。44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黨派》 ，第58頁。

辛亥革命前夕重慶仲介貿易領域的競爭與分化周 琳* 在目前的商業史研究領域，對於特定歷史條件下商業經營外部環境的探討 ，也成為一個受到關注的課題。而商業仲介作為一項不可或缺的交易服務 ，對於商業經營環境的深刻影響已為各個時代的人們所共同見證。本文即以1890- 1911年的重慶市場為背景，考察仲介貿易領域的競爭與分化，希望能夠展現在全球化和近代化的過程中，一個中國區域市場的顯著變化，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一個中國本土商人群體的命運。 在1891年重慶開埠以前，重慶仲介貿易的主要經營者是 “官牙”。所謂 “官牙”就是由政府授權開設的牙行。在清末新政以前，“官牙制”一直是清政府據以管理市場的全國性法律規範。1概括起來說， “官牙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2 1. 依照法律的規定 ，凡是設置官立牙行的市場 ，所有商品都不能直接進行 交易，必須要經過牙行的仲介。 2. 官立牙行在進行仲介貿易的過程中，必須要維護 “兩平交易”的市場秩 序，不能憑藉官府授予的經營權壟斷市場。 3. 官立牙行的開設、歇業和頂補，必須要接受政府的嚴格監管。 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之下 ，清代重慶的官立牙行成為這個市場上至關重要的商業活動主體。3而根據范金民先生的研究，清代重慶牙行較之江南地區的牙行更具有左右市場秩序的力量。因為這些牙行通過向地方官府提供財貨和差役，得到了地方官府的包庇和縱容，成為這個市場事實上的貿易壟斷集團。4 那麼在1891年重慶開埠之後，隨著外國經濟勢力進入這個以前相對封閉的地* 周琳：中山大學歷史系講師。1 關於 “官牙制”的逐漸完善歷程，請參見邱澎生：《由市廛律例演變看政府對市場的法律規 範》 ，收入氏著：《當法律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8 年，第20-38頁。2 明清時期法律條文中對於 “官牙制”的具體規定，請參見邱澎生：《由市廛律例看政府對市場的 法律規範》 ，文後附表。3 關於牙行在清代重慶市場上所扮演的角色，請參見周琳：《傳統商業制度及其近代變遷：以清代 中後期的重慶為中心》 ，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3章，第4章。4 范金民：《把持與應差：從巴縣訴訟檔案看清代重慶的商貿行為》 ，《歷史研究》 ， 2009年第3期。

區，隨著近代化的工商業運作方式被引入這個市場，重慶的貿易領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以前在重慶市場上舉足輕重的 “官牙”又面臨著怎樣的命運呢？下文將通過介紹辛亥革命前夕重慶市場上新出現的三個仲介貿易競爭者——洋行、本地大商、公司，回答上述問題。一 、洋 行 本文中的 “洋行”是指重慶開埠以後，外國資本在該地開設的貿易商行或代理行號，歐美人多稱為 “公司”，日本人多稱為 “株式會社”。5據不完全統計，1890- 1911年間，英、法、美、德、日五國外商先後在重慶設立的洋行達51家。6 與中國本土商人相比，洋商和洋行存在著兩個方面的優勢：一是與華商自由貿易的權利。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規定：“英商卸貨後自投商賈，無論與何人交易，聽從其便。”而這一權利後來又擴展到其他國家的商人，這就等於允許外國商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自主地進行商品的運輸和銷售，而無須通過牙行的仲介；洋商和洋行的第二個優勢在於，享有比較優惠的子口稅待遇。據咸豐八年（1858年） 《中英天津條約》 規定：“英商運入中國的貨物，或從中國運出的土貨，除納一次5％的進出口關稅外，在內地只須於所經的第一關（常關）繳納2.5％的子口稅，即可通行全國，不另繳稅。”這一規定此後也同樣適用於其他國家的商人，它有助於規避貨物運銷途中各稅關匣卡的苛重需索，降低長距離貿易的運營成本。7正是憑藉著上述兩種特權，各洋行紛紛利用重慶市場進行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的活動，而這兩種活動都對牙行的生存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在洋行所銷售的進口商品中，對牙行衝擊比較大的是洋布和洋紗。本文第2章對於清代重慶商品貿易的研究表明：從光緒初年開始，洋布和洋紗大量輸入重慶市場。在1891- 1895年之間，重慶市場每年輸入的洋布約在60萬匹左右，而重慶的棉紗市場已幾乎是印度棉紗和英國棉紗的一統天下。這使得重慶的棉花仲介貿易受到巨大的衝擊。在光緒十七年 （1891年） ，重慶老厘局發往巴縣的移文中即一再強調因洋布、洋紗暢行而導致的花匣銳減：567這一定義主要參考高海燕：《近代外國在華洋行、銀行與中國錢莊》 ， 《社會科學輯刊》 ， 2003年第2期，第148頁。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還提到， “洋行”一詞最初是指 “經營對外貿易管理的我國商業牙行，也稱洋貨行”。但由於在清代的重慶不存在這樣的商業機構，所以本文的研究並不包括這個意義上的 “洋行”隗瀛濤、周勇：《重慶開埠史》 ，第55頁。在《中英天津條約》 簽訂後，子口稅制度的具體實施辦法不斷加以修訂、調整，但基本的規定大致保持不變。另外，由於各省的匣金徵收辦法和額度差異較大，所以並不是所有省份的子口稅率都較匣金徵收更為優惠。但是有一些材料證明，清末四川的匣金徵收確實較子口稅率為重，致使許多華洋商人趨子口而避匣金。參見戴一峰：《論晚清的子口稅與匣金》 ，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 1993年第4期，第81頁。

查本局老屋，向來紳商開辦之初，專恃棉花為第一大宗。彼時洋 布尚未暢行，棉花銷數較之近今何止倍蓗，以故百貨率皆以值百抽一 為准，棉花則只按包抽取，然所抽之數雖較百貨為少，而全年銀數競 致逾於百貨，故向來本局最旺之年，亦曾在四五萬兩上下。嗣後因洋 布暢行，棉花之銷路遂促。近日洋棉紗又複暢行，棉花之銷路更促， 棉花既衰，致將百貨多方整頓，終覺無大起色。8 由於老匣是責成牙行徵收，所以棉花匣金的銳減直接反映出重慶花行業務的衰退。而重慶海關1893年的年度報告中也提到：當年棉花的輸入量急劇下降，致使重慶城內的花行損失慘重，有幾家已經破產。9但是從光緒年間重慶牙行的驗帖記錄可以看出，從光緒二十年 （1894年）至光緒三十一年 （1905年） ，重慶的花行始終保持在15- 17家。可見，洋布和洋紗的行銷還未能完全摧垮重慶原有的棉花仲介貿易。 然而在洋行進駐重慶市場之後，土特產仲介貿易卻遭到了更加沉重的打擊。在本文第2章對於清代重慶商品貿易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清代重慶的土特產貿易主要包括藥材和山貨兩大門類。在1891年重慶開埠之後，土特產是重慶市場最大宗的輸出品。在有明確貿易統計資料可考的1891年至1898年，重慶市場上除鴉片之外的普通土特產年出口總值基本維持在500,000英鎊以上。在光緒三十四年 （1908年） 四川禁煙之後，重慶普通土特產的輸出貿易又經歷了一個急劇的增長階段。 清末重慶土特產的大量輸出，除了依靠原有的國內貿易管道之外 ，洋行的介入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由於山貨和藥材在重慶周邊地區出產豐富、價格低廉，而且大多可以用作工業原料的軍用物資，所以在重慶開埠後不久，各國洋行就相繼投入到這項貿易之中。他們極力控制商品收購 、運輸、加工和銷售的各個環節，打破了以往 “本地販運商—牙行 （或棧房）—外地收購商”的運銷模式。而洋行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除了仰賴于 “自由貿易”的特權之外，還取決於其所擁有的三個方面的優勢，這在日商新利洋行的事例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第一方面的優勢在於其人員眾多，網點密集。在新利洋行業務的鼎盛期，每年都派大量的雇員到邊遠山區收購山貨，曾經一次就開設了四十八個分莊，僅派赴川西各縣收購土產的職工就達六七十人，凡熱鬧城鄉的山貨市場都為其所控制。10 第二方面優勢在於迅捷高效的資訊傳遞。新利洋行規定：每個分莊必須於每旬的一、六兩日，將各地的山貨行情報告總行，並由總行複寫寄給有關分莊，以便於各分莊以最快的速度、最優惠的價格收購貨品。118 91011 “渝城老匣局以洋票運渝棉花應援案完匣移巴縣文”，轉引自魯子健：《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下） ，第631頁。 “重慶海關1893年年度報告”，周勇、劉景修編譯：《近代重慶經濟與社會發展》 ，第193頁。楊燦雪、楊質斌、夏蔭枬、李若愚：《在洋行壟斷下的山貨業 （一八九〇年——一九二一年） 》 ， 《重慶工商史料》 第一輯，第39 、42頁。同上引文，第42頁。

協力廠商優勢在於其擁有自行運輸的能力。如新利洋行在川西所收之羊毛，在江津所收之棕絲，在嘉定、宜賓所收之繭巴、絲筋，均由其自行運到重慶並轉載出口。12 在以往的山貨運銷模式之中，貨品的收購主要依賴本地販運商，行情的漲落在很大程度上受牙行的左右，外銷的管道則由外地收購商控制。然而以日商新利為代表的洋行顯然是利用所享有的條約特權，將這三個環節合為一體。因此在土特產貿易方面，洋行很快就擁有了本地牙行所無法企及的優勢。 綜上所述，洋行在傾銷商品方面擠壓了重慶的花行，在掠奪原料方面又嚴重地衝擊了重慶的山貨行。而在重慶開埠之前，花行和山貨行一直充當著重慶官立牙行的主體。所以我們有理由斷定，洋行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重慶原有的仲介貿易格局。二 、本地大商號 清代中後期，實力雄厚的大商號相繼在重慶商界崛起，並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衝破牙行制約的傾向。如光緒二十五年 （1899年） ，天順祥商號曾受川東道的委託，辦理賑災積穀。在川東道下發巴縣的剳飭中提到： 雲南商號天順祥管事李正榮陳炳熙等向能好義急公，身家殷實， 上年川東賑務，該商號自行其善，捐資甚巨，今擬於賑余項下籌拔庫 平銀拾萬兩發交省城天順祥商號承領，責成匯銀在資州瀘州重慶府三 處附近豐書穀多州縣盡數買穀，剳飭地方官出示，該商買穀系為積儲 備荒，不得攔阻遏耀，以及設詞阻運等事。13 這一則材料表明：在籌集賑災米穀的過程中，天順祥不僅要赴各州縣購買米穀，還要負責將所收購的米穀轉運到官府指定的倉庫。這說明該商號已經具備獨立赴產區進行商品收購，並對所收購商品進行長距離轉運的能力。雖然賑災積穀並不是商品，但採購和轉運的過程所需的人力物力卻是大致相同的。 在布匹貿易中，擁有這種能力的商號比比皆是。從 《天津條約》 確立子口稅制度後，洋布就享有了行銷全國免納匣金的待遇。而咸豐十一年 （1861年） 漢口正式開埠後，更為洋布輸入重慶市場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由於洋布無需繳納匣金，又未曾正式歸入任何牙行的經營範圍之中，所以重慶的洋布貿易從一開始就脫離了牙行的管制。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2 同上引文，第42頁。13 “川東道重慶府剳飭巴縣辦理川東水旱災賑濟及委天順祥代辦賑濟谷卷”，光緒二十五年至 二十六年， 《巴縣檔案》 縮微膠捲，清6-34-06564

首先，布匹字型大小14可以自主地進行洋布的長距離販運。早在道光末年，重慶經營蘇廣雜貨的商號就到廣州和湘潭購進洋布 ，帶回重慶試銷。15在咸豐、同治時期 ，重慶布匹字型大小主要是赴漢口進貨，16而從光緒初年開始 ，則越來越多地赴上海進貨。17一個比較明顯的例證是：光緒十九年 （1893年） ，重慶爆發余棟臣反教起義，大批布匹商人擔心形勢的惡化 ，將從上海進口的洋布擱置在沙市、宜昌一帶，導致了重慶布匹市場的貨源緊張。18這充分說明，在這一時期，獨立收購貨物而不是依賴外地販運商的供應，在重慶布匹業中已經相當普遍。 第二，布匹字型大小可以自主地從事洋布的批發貿易。當時 ，向字型大小大量購進布匹的主要是廣貨鋪和大布店。每天早晨，字型大小、廣貨鋪和布店的上街先生都會在一兩家固定的茶館碰頭 ，瞭解行情。中午，下家 （買方） 的上街先生便到上家 （賣方）講生意。如有成交，下家即將進貨的數量、花色、價格寫成 “議票” ，注明付款日期，交由上家執存。到了下午，上家的上街先生去下家 ，查看下家的營業情況，以及貨品的數量和花色，瞭解哪種貨呆滯，哪種貨吊缺 ，以做為下次進貨時的參考。19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布匹字型大小可以與買家面對面地接觸，自主地選擇買家，並決定商品銷售的種類、數量和價格，這與此前販運商將貨物投入牙行，買家賣家兩不相見，全憑牙行定奪的模式已經完全不同。 由此可見，自咸豐年間以後，重慶越來越多的商號已經具有了獨立進行商品收購、販運和銷售的能力，對於牙行貿易仲介職能的需求已經越來越小。而洋布貿易作為一開始就獨立於牙行控制之外的一個領域，自然為這一類商號提供了發展的契機。所以自咸豐至宣統年間，重慶的商業資本迅速向布匹貿易領域集中：咸同年間重慶的布匹字型大小有10多家，光緒初年達到30多家，光緒中期增至60多家，光緒末年宣統初年更達到90多家。20而經營布匹貿易也成為清末重慶富商崛起的一個重要途徑。21 與此同時 ，不享受子口稅待遇的土貨商號也採取曲折迂回的策略努力擺脫牙行的控制，山貨貿易就是一個實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重慶的一些山貨商號也已具備了獨立組織貨源和運銷的能力。如開設於光緒三十年 （1904年）的聚福長山貨號，已經深入到敘府、南充、瀘州、內江等產區收購牛羊皮。但是 “由於買辦階級的捉型和封建反動勢力的層層訛詐勒索 ，營業始終不振”。22這從現有的材料推測， “字型大小”應該特指從事洋布長距離販運和批發業務的商家。卓德全、王仲鼎、周讓伯：《洋布傾銷和重慶布匹業的形成》 ，《重慶工商史料》 第一輯，第188頁。同上引文，第188頁同上引文，第192頁。蔡鶴年、陳詩可等：《 “湯百萬”的發家史》 ， 《重慶工商史料》 第三輯，第42頁。卓德全、王仲鼎、周讓伯：《洋布傾銷和重慶布匹業的形成》 ， 《重慶工商史料》第一輯，第189頁。同上引文，第191- 194頁。同上引文，第202頁。蔡鶴年、陳詩可等：《 “湯百萬”的發家史》 ， 《重慶工商史料》 第三輯，第46頁。141516171819202 122

裡的 “封建反動勢力”顯然包括了試圖控制山貨仲介貿易的本地牙行和棧房。所以，當享有自由貿易特權的洋商和洋行進入重慶後，相當一部分的本地山貨商號向其尋求庇護，以分享其獨立進行商品收購、運輸和銷售的權利。其中對重慶山貨貿易影響較大的的包括依附于日商的聚福長山貨號、依附于英商的祥和慶山貨號和同茂豐山貨號。 這些商號尋求庇護的途徑大致相似：即先由中國商人組建一個商號，籌集足夠的啟動資金和完整的人事班底。接下來由外國商人代替該商號在本國政府註冊，於是一個本地商號即搖身一變成為外國商行。在該商號正式投入貿易之後，每年還要付給外國商人一定數量的 “掛旗費”或者其他形式的報效。而這種 “改頭換面”的做法，的確給商號的經營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如此前經營屢屢受挫的聚福長山貨號在掛上日本旗後，業務發展異常順暢。23而反過來，本土商號也的確為洋行的原料掠奪效力甚多。如祥和慶山貨號經營期間，熟豬鬃的收購量達到每月二三百擔，甚至四五百擔，還開拓了鴨毛、棓子、羊毛、麝香、牛羊皮、野牲雜皮、山絲、白蠟等十餘種貨物的出口貿易。24聚福長山貨號經營期間，日商幾乎壟斷了全川的羊皮貿易。25 總而言之，在清代中後期的重慶，無論是在洋貨貿易領域還是在土貨貿易領域，有能力獨立組織貨物收購和運銷的大商號都已經紛紛崛起。由於它們從事的貿易門類與進出口密切相關，並在早期的經營活動中與新辟的通商口岸建立起初步的聯繫，因此往往成為洋行庇護和扶植的對象。其擺脫牙行控制，獨立地開展貿易活動的條件已基本成熟。三 、公 司 光緒二十九年 （1903年） ，在 “振興工商”的指導思想之下，清政府正式頒佈 《公司律》 。26但是在此之前，由中國商人自行出資創辦的 “公司”就已經在重慶出現：如創辦於光緒十九年 （1893年） 的聚昌自來火公司，創辦於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 的重慶玻璃公司，創辦於光緒二十五年 （1899年） 的重慶南岸礦務四合公司，創辦於光緒二十七年 （1901年） 的繈水公司。27對於當時的商人來說，創辦公司除了有利於籌集生產資金以外，還能夠獲得保障壟斷經營的專利23242526同上引文，第46頁。楊燦雪、楊質斌等：《在洋行壟斷下的山貨業（一八九〇年——一九二一年） 》 ， 《重慶工商史料》 第一輯，第36頁。同上引文，第49頁。關於清末 “振興工商”的思想和措施，請參見李陳順妍：《晚清的重商主義》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期（上） ， 1972年；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 ，收入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版；鄭起東：《清末 “振興工商”研究》 ，《近代史研究》 ， 1988年第3期。隗瀛濤、周勇：《重慶開埠史》 ，第213-217頁。27

權。28如繈水公司請准專利二十九年，29燭川電燈公司請准專利三十年 ，30而重慶玻璃公司雖未獲准專利，但卻在長達四年的時間內壟斷著重慶的玻璃貿易。31這些公司主要經營新式工商業，但也有一部分從事傳統工商業中與出口密切相關的貿易門類。而正是在後一類公司中，官府和商人也開始嘗試著以公司的壟斷機制抵制牙行，成立於光緒三十四年 （1908年）的重慶絲業保商公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 “重慶絲業保商公所章程”中，對該機構的性質和資金來源沒有做明確的說明。但由於其隸屬于成都絲業保商總公所，而成都絲業保商總公所又被稱為 “絲業保商公司” ，32是由四川省商務總局籌款興辦的，33所以重慶絲業保商公所在本質上也應該屬於一個官辦公司。 從籌辦重慶絲業保商公所的往來公文中可以看出，四川省商務局設立該機構的目的就是為了抵制牙行擾亂市場秩序的積弊。如光緒三十三年 （1907年） ，川東商務局的移文中寫道：“渝城絲行勒揹商販，偷漏匣金，弊病甚多，雖經屢示革撤，猶複陽奉陰違，似應設法整頓，仿照成都設立絲業保商分所 ，為之保護維持，裨益良非淺鮮。”34而在重慶絲業保商公所還未正式立案之時，四川商務總局就飭令巴縣縣衙，將 “張正興等行店向有弊病及所收行用移請川東商務總局 ，飭由該縣嚴行查禁，先去商害”。35於是，光緒三十三年 （1907年） 九月，張正興等五家絲行被勒令停業，所存牙帖全部繳銷。36 與牙行相比 ，絲業保商公所的貿易方式有兩個方面的特徵：一是將原來分散於各行店的生絲仲介貿易統歸於絲業保商公所。 《重慶絲業保商公所章程》 第一章第八條明確規定：“各路絲商運絲來渝，必先到本公所報明姓名貨件 ，無論存寄本公所及他客棧店 ，均須由本公所經手。而自由覓主交易者亦必由本公所過秤，不得私自買賣。”37從這一方面來看，絲業保商公所的職能與牙行是相同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絲業保商公所又極力宣稱要革除牙行的種種弊端 ，建立一師吶的研究指出，中國近代股份制企業中的專利制不同于近代西方意義上的專利制，它的本質並不是保護智慧財產權，而是一種借助官府的力量壟斷生產經營的經濟現象。參見師吶：《略論中國近代股份制企業中的專利制》 ，《廣西教育學院學報》 ，2004年第4期，第72頁。隗瀛濤、周勇：《重慶開埠史》 ，第115頁。同上引書，第102頁。同上引書，第105頁。參見 “絲業保商公司章程”，收入 “光緒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重慶絲業保商公所成立案”，《巴縣檔案》 抄件， 《光財》 二，《疋頭》 12 。在 “絲業保商公司章程”中提到：“本公司由商務總局詳奉總督部堂批准籌款興辦，與他項商業公司不同”， “本公司由商務總局預籌本銀二萬兩，發交公司按月八匣行息，以後如有不敷仍由商務總局籌備”。同上案卷。同上案卷。同上案卷。同上案卷。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重慶絲業保商公所章程”，《巴縣檔案》 抄件， 《光財》 二，《商會》 1。2829303 1323334353637

種透明、公平的市場交易秩序。其具體的措施包括開設絲市陳列貨品、38設置公秤及公平、39以公所司事取代私人經紀、40 買賣雙方當面交易41等等。 但是，從此後的一些材料來看，絲業保商公所並沒有實現其公開宣稱的目標。如民國元年 （1911年） 四川實業部撤銷絲業保商公所的公告中稱： 成都從前設有絲行，聚集經紀，代客交易，不肖之徒從中舞弊， 商民怨之。舊商務局乃託名除弊，改絲行為公司，繼又改公所， 目的 所注在抽公費，不惟舊弊未除，而抑勒刁難之弊較前更多。各處絲斤 在產地業經負擔公益捐，到省發售複肩此非屋非稅之征取，而且名曰 保商，弊端滋甚。42 這一則材料說明，絲業保商公所只不過是用公司的壟斷取代了牙行的壟斷。它的出現並沒有造就一個透明、公平的市場秩序，卻使重慶仲介貿易的又一個組成部分遭受了滅頂之災。四、結論 通過上文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在辛亥革命前夕的重慶，原本在市場上舉足輕重，擁有著貿易壟斷特權的官立牙行陷入了日益窘迫的處境。擁有特權的洋行根本無須受制於牙行和棧房，資財雄厚的本地商號千方百計地擺脫牙行和棧房，而擁有壟斷權的公司則極力地打壓牙行和棧房。這樣一來，牙行和失去了賴以牟取商業利潤的仲介業務 ，在過去一百多年中深刻影響著重慶商業秩序的 “官牙制”受到致命的打擊。 在牙行之外，整個重慶的市場秩序也經歷著巨大的變化。總的說來，這個市場體現出日益明顯的分化和割裂，可以從三個層面進行理解： 第一個層面是以洋商和洋行為主導的，以經營進出口貿易為主的層面。3839404 142《重慶絲業保商公所章程》 第一章第七條：重慶向無絲市，此後擬於本公所就近設一絲市，⋯⋯凡買賣兩家可到絲市直接議價；第三章第四條：無論遠近絲商，先到本公所將自己帶來之細絲若干粗絲若干報明登簿，一遇絲市，無論絲之好歹貴賤，均要登市陳列，不可聽奸商愚弄將好絲藏匿。同上案卷。《重慶絲業保商公所章程》 第一章第十條：本公所應為製備公秤公平各壹具，以備絲商之用，其砝碼仍照舊例，以從習慣。參見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重慶絲業保商公所章程”，同上案卷。《重慶絲業保商公所章程》 第三章第八條：查從前兩家多不見面，概由行戶把持，及買賣成交，每將價銀尾數拖騙，以後由本公所司事作合，務同買賣兩家至公所填票⋯⋯同上案卷。《重慶絲業保商公所章程》 第三章第九條 “無論大莊小販，買賣兩家必須見面，絲之好歹，當面挑剔⋯⋯”同上案卷。《中國民國軍政府四川實業部關於撤銷私業保商公所的公告》 ，《四川大學歷史系檔案資料選輯叢刊——一七六〇一一九三七年四川商業》 ，第三冊，未刊本。

《劍橋中國晚清史》 的作者認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洋行和洋商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控制是淺層的。 “如果說在華的洋行逐漸變成了設在香港和上海為當時已有的中國商業體系服務的代理商，也許並不算誇大其詞” ， “出口方面的情況與此相似，但有跡象表明外國人參與的程度稍大”。43但本文的研究卻並不支持這樣的觀點。在開埠之後的重慶，儘管洋商和洋行並不能直接掌控所有的進出口貿易，但他們的出現造就了一個新的商品結構，並帶來了一系列的條約特權。依據這些特權，可以有效地規避傳統市場機制和地方政府加諸於商業之上的種種障礙。此外，在他們尋找代理人的過程中，的確發現並催化了新的市場力量。所以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重慶，一個以經營進出口貿易為主的市場層面已經漸漸分離出來。洋商和洋行實實在在地塑造著這個市場，而絕不僅僅是中國已有的商業體系的代理人。 第二個層面是以各級官府為主導的，致力於發展近代工商業和出口貿易的層面。 這一層面的市場受到國家 “重商”政策的支撐 ，享有一些優先發展的權利。但是從本文的研究來看，它在一些情況下並沒有真正起到振興商業的目的，反而成為一部分人壟斷市場、侵吞利潤的依據。所以這一層面的市場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給這個市場帶來近代化的因素，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 第三個層面是本地中小商人為主的，經營傳統工商業的層面。 本章研究的主要物件——牙行和棧房即大多屬於這一層面。他們曾經是這個市場體系的中堅力量，但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則既受到重慶開埠後新的貿易結構的衝擊，又不能享受政府 “重商”政策所帶來的種種優惠待遇，所以日益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命運。 總而言之，本文講述了一個中國內地的區域市場，以及這個市場上的一個商人群體，在全球化和近代化進程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和際遇浮沉。 希望能夠為各位與會同仁思考辛亥革命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提供一個細緻而微的視角。43 費正清 ，劉廣京編 ：《劍橋中國晚清史》 （下卷），第68頁 。

溝通中央與各省的努力 ——民國元年行政諮詢員述略陳 明* 摘要 ：行政諮詢員是袁世凱政府在實施一系列中央集權政策遭受各省抵制後 ，仿效前清舊例 ，疏通中央與各省間意見的產物 。 袁氏及政府對諮詢員的重視隨著時勢發生變化 ，終因中央與各省都督在諮詢員的性質及職權存在較大分岐 ，行政諮詢員的職責發揮受到很大的限制 ，並無疾而終 。這一群體的出現到消亡 ，反映了民初省制構建過程中， 中央與各省間利益糾葛的同時 ，亦曾努力嘗試溝通 。 關鍵詞 ：民國元年；行政諮詢員；行政諮詢處 咸同以降，隨著各省督撫權力的增強，並與士紳聯合， “省”在中國政治中的影響日益提高。以往高高在上的當局者在做出重大決策時，為順利推行不得不徵求各督撫的意見。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時常針對中央部院的決策進行駁斥和指摘。辛亥革命的爆發，在推倒滿清君主專制，建立共和制，實現國體變更的同時，也使自清末新政時即已開始的政體改革，置於更為複雜的政治背景下。紛紛獨立的各省在革命過程中取得了事實上的 “自治”地位，國家政治重心漸有移至各省都督。另一方面因時勢所趨，各省又在效仿美國式的聯邦制下，由都督府派遣代表組成聯合會，重新結合成南京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的權力行使不時受制於各省， “中央行政不及於各省，各部亦備員而已”。1各省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亟待調整和確認。南北通過和議實現統一後，袁世凱繼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順應時勢組建統一政府。主張中央集權的袁氏在上臺伊始，不顧自己勢力在北方，尚無實力對南方光復省份予以控馭的事實，積極在行政權的控制、整頓軍隊、整理財政等方面推行集權措施，觸及到辛亥革命期間壯大起來的各省都督利益。如何打破僵局，袁氏只得按照前清督撫派員參預外官改制的舊例，通令各省都督派員至京，參預中央內政、軍政、財政的決策。 以往的研究主要著眼考察此期中央與各省間的對立一面，鮮有涉及彼此的溝通，更少注意本文所要討論的行政諮詢員。2本文利用報章資料，通過對行政諮詢員陳明：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胡漢民：《胡漢民自傳》 ，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第65頁。 “行政諮詢員”有時又稱為“各省都督代表”。相較交而言， “各省都督代表 相對寬泛，而“行政諮詢員”就 限而言，只及1912年9-11月段。日本學者曾田三郎曾略為提及這群人物。氏著：《立憲國家中國ヘの始動——明治憲政と近代中國》 ，思文閣2009年，第334頁。此外，李學智亦有注意，不過李氏對這些代表的生質及解散的原因與事實有一定距離。氏著：《民元省制之爭》 ， 《民國研究》總第17輯，第118頁。*12

緣起至解散過程的考察，正可展示中央與各省間鬥爭的同時，也有努力調和的一面。一、緣起 中華民國是由 “獨立”各省都督府代表協議下，仿效美國13州建國採用聯邦制組建而成。各省都督府代表作為臨時參議院議員，繼續影響南京臨時政府的重大決策。南北統一後，在各省臨時議會的力爭下 ，臨時參議院議員由都督令派改為各省 “民意代表”臨時省議會選舉產生。而各省都督與省議會的微妙關係，很難讓都督把參議員當作 “省”的代表。在民初內憂外患十分嚴重的背景下 ，如何溝通各省都督府與中央政府間的意見，成為一個問題凸顯出來。 探索在統一臨時政府建立不久即已開始。東三省都督趙爾巽等因東北夾處日、俄兩強間，局勢緊張，仿前清資政院特派員例，在4月20日派潘鴻賓、傅疆二人，作為顧問員赴北京陳述意見。按照趙氏所言，此例始創於黑龍江，其目的 “無非以建設之始，用備諮詢”。3然而此舉遭到奉天臨時省議會的反對，認為民國已建 ， “奉省政見如何，自宜公諸輿論，非一二顧問員所能代表”，且顧問員的派出沒有得中央命令， “今置自東省，尤與各省參差”，致電袁氏，要求下令取消。最後，袁氏雖電令顧問暫留，但趙氏深為氣憤，直稱 “參議員不諮詢，能禁大總統及政府亦不諮詢” ，指示潘、傅二人， “可往見，惟不必堅持所見”。4儘管如此，作為顧問員的潘及傅二人，赴京途中及在京期間，不斷向趙氏彙報自己偵探到的情報，並在東三省都督平權問題上，一度積極力爭，結果雖未必如意，倒也算不辱使命。5 同時 ，中央政府在推行軍政 、財政 、內政統一政策 ，處處受到各省的掣肘時，也感到有必要考慮各省意見。一方面，袁世凱與唐紹儀及各國務員在籌商軍政和財政統一時，本有計劃派名譽素著之人前往各省，切實調查軍政和財政的真實情況，然後會同各都督籌商解散軍隊、清理財政的辦法，不過均感到此類人員不可多得，而且各處軍隊人數諸多虛冒，擁兵者也不願人前往調查，深知其情者也擔心因調查招來意外惡感，不願擔任此項調查。6 鑒於各省都督在軍民分治問題上所持意見的分岐 ，時任總理的唐紹儀意識到，中央獨斷省官制的匣訂之舉顯然不足取，他在法制局匣訂外省官制草案的同時，以 “各省情形分歧不一 ，必須詳加體察，方足以資完備”為由，提議按照晚3456《東三省都督趙爾巽致袁世凱電稿》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 第8輯，中華書局1982年，第257頁。《大總統袁世凱致趙爾巽電》 、 《東三省都督趙爾巽致袁世凱電稿》 、 《東三省都督趙爾巽致潘鴻賓等電稿》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 第8輯，中華書局1982年，第247 、257 、 251頁。《奉天特派顧問員潘鴻賓等致趙爾巽函》 、 《奉天特派顧問員傅疆等致趙爾巽電》 、 《奉天特派顧問員潘鴻賓等致趙爾巽函》 ，《清代檔案史料彙編》 第8輯，第245-246 、 248-249 、 253-255頁。《調查各省軍政財政之為難》 ，《時報》 1912年6月5日。

清督撫派員參預外官制匣訂的先例，電令各都督迅即特派委員來京參議。7 而且力主地方分權的同盟會籍都督在反對中央集權的同時，也提出各省派員參預中央決策的建議。6月6日，粵督胡漢民針對袁氏積極推行中央集權，發表 “有限制的集權制”通電，在談及各省受協額與協助額、各省軍隊數的確定時，胡氏認為中央政府均須分別召集各省都督特派員開會決定。8稍後，贛督李烈鈞也在當時藉 “近來一二人或私團不明行政系統，輒向中央各部要求地方一部分權利，中央或有事偏信遽予批准，或直接往返電商”的情況，致電袁世凱，在強調立國之本在中央與各省之間內外相維，民國成立以來各省尊重中央政府威信，力持統一，中央政府對於各省也應體察地方狀況的同時，指出面對上述情況 “若一依部案而行，於地方實多窒礙，若不以部案為據，於中央殊失信仰，障礙既行，措施尤困”，建議 “自後個人或私團逕赴中央請願事件，由中央主管之部先行電諮各省查詢商複，再行核辦”， “如此既免損中央之威信，亦免貽地方以困難”，為內外兩得之道。9 唐紹儀內閣因參議院內黨爭以及府院許可權衝突而垮臺，使得袁氏與同盟會間的關係失去緩衝的橋樑，一方面在北京的同盟會領導及議員主張政黨內閣，致使陸徵祥組閣受阻；另一方面，胡漢民、李烈鈞等同盟會籍都督力主地方分權制衡袁氏的中央集權，在他們的策劃和疏通下，軍民分治遭到各省都督的抵制，影響了袁世凱政府在7月5日提交臨時參議院的省制省官制等案的核議進度。 袁世凱在通過親自與參議員疏通，並派軍警脅迫參議院通過內閣閣員議案，暫時平息了中央的政潮之後，隨即將注意力轉向省官制的解決。7月24日，即陸氏內閣成立的第二天，袁世凱飭令國務院致電各省都督，在 “大局岌岌”之時，雖然 “數月以來，內外情形漸趨一致”，但因 “距離遼遠，聯絡不靈，尚不免時有隔閡之虞” ，而在中央與各省之間，雖然各督能洞明大局，理顧艱危，仍每生扞格 ，即在於 “無疏通意思之機關” ， “欲圖一致之進行，收手臂之實助” “非中央與各省同心共濟” ，命令每省各派代表三人， “須熟於軍事及內政各門，由都督切實遴選，以閱歷甚深、素有經驗而為各都督所信任者為合格，選定之後即由各都督加給委任狀迅即來京以備諮詢，並將該代表姓名及啟程日期先行電複，各員寓京旅費由中央籌給”二、代表職權與條件 由於政府電令各省派員赴京的舉動過於急切，以致並未明確說明這些擔當聯絡內外重責的代表究竟有哪些職責，以及在選派代表時應具備哪些條件。在軍民78910《擬飭派員參預官制》 ， 《大公報》 1912年6月1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政府檔案》 第108冊，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101 、 103頁。《致袁世凱等電》 ，徐輝祺編：《李烈鈞文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頁。《中國大事記》 ， 《東方雜誌》 第9卷第3期，第6-7頁；《公電》 ， 《申報》 1912年7月29日。，。10

分治問題上持反對立場的都督們，為延續在軍民分治問題上的一致立場，在此事上掌握主動權，彼此就代表權限和條件展開了磋商。 贛督李烈鈞首先發起這場討論。本來李氏就對政府7月5日不徵求各省意見，向參議院提出省制省官制案之舉非常不滿，於17日致電各省都督 ，要求合電一省主稿聯銜力爭，或各自抒發意見。11他在得悉政府命令各省派代表赴京電後，即於27日又致電各省，在肯定此舉對加強中央與各省聯絡與統一行政 ，形成團結精神作用的同時，要求各省在協商之後聯電中央，訂明代表在京職務以利於其工作的開展。並將其召集政務會議討論而得的四個條件求商於各督：1. 各省派代表1人出席國務會議並陳述意見；2. 各省代表可奉都督指令，就本省要政請求開國務會議；3. 大總統提出的法制、預算案在交參議院以前，應由代表轉達各省，徵集各省意見；4. 中央對各省的政務命令，應先期諮詢該省代表，對地方情形是否有窒礙。另外，對於代表應對都督負何種責任，李氏主張參酌各省情形 ，在不違越都督意旨暨在中央運動服官、放棄代表職務的前提下，另訂遵守條件。12 從李氏所開列的這些條件看，他所言的各省代表類近于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表明素主地方分權的李氏想趁此機會，將各省代表定位為既是都督的私人代表 ，又代表各省，並在中央決策中掌握主動權，代表了部分在省官制案爭論上，反對袁氏奉行中央集權政策的都督們的心聲。李氏電一出，廣東、山西、奉天各都督均表贊同，認為其 “所擬代表權限極為扼要”。13同時，考慮到各省都督府代表與南京臨時政府聯邦制特徵間的關係，可能引起政府及各方的不滿，同持反對中央集權意見的一些都督們對李氏所開列條件進行了商榷。 7月29日，蘇督程德全首先回應。他指出此次代表的作用 “意在疏通隔閡，供備諮詢” ，在身份上既非地方代表 ，亦非聯邦委員，其對都督所負責任 “以力圖統一、無背意旨為原則” ，為一種意思機關，而非法定職務。基於此 ，除第三條外，程氏對李所擬的條件均作了修改，其中：將第一條易為 “凡國務會議各省政務時應先期諮詢各省代表員” ；刪去第二條；認為第四條意思已包括於第一條內，不必另定專條；並增加 “國務會議關於某省事件，得由某省代表附座旁聽”一條。另外，程氏堅持認為三人之中須有一、二來往中央與各省間，不必拘定常駐機關。並表示，應該從各都督平時所信任的人當中選派道德高尚、顧全大局的人充當代表。14經程氏一修改 ，各省代表權限較李氏所擬大大縮小 ，更像是都督的私人代表，並充當中央政府決策時的顧問，在當時趨向建立統一強有力政府的大勢下更易為各方接受。 此外 ，湘督譚延闔、皖督柏文蔚也有不同意見。與程氏一樣 ，譚氏擔心國11121314《致各省都督電》 ，周元高等編：《李烈鈞集》上冊，中華書局1996年，第64- 65頁。《致各省都督電》 ， 《李烈鈞集》 上冊，第65- 66頁。《要電》 ， 《新聞報》 1912年8月7日。《程德全糾正李烈鈞所議赴京代表條件電》 ，《時報》 1912年8月2日。

務院驟增議員 “不毋妨礙”，並認為第四條已包括在第一條範圍之內。15而柏氏更關心充任代表的條件，他認為 “在各代表既受都督委任，自無意見齟齬之慮，且人格高尚亦不致蹈前清運動舊習”，李氏所擬 “不得違越都督意旨暨在中央運動服官”不無多餘，不如直接刪除，並主張在原擬四條之後增加 “各代表與職務實有不宜之處得由各都督隨時另選改派”和 “各代表與服務期內不得充當中央官職”二條。16 8月3日，粵督胡漢民通電贊同程氏的代表權限意見。不過，胡氏對程之 “國務會議關於某省事件，得由本省代表附座”一條有所保留，認為應改為 “出席陳述意見，但不加於表決之數”，同時建議 “請李都督主稿，仍由程都督領銜各省都督連署入告” 李烈鈞非常重視程、譚、胡等人的意見，8月4日在藉向各省都督通報商討結果的同時，逐條回應了程、譚二人，並根據他們的意見，將原擬代表權限做了一些修改。關於第一條，李氏一方面認為譚氏的意見 “似不儘然”、程氏將此條劃而為二的做法 “籌慮周到” ，同時仍堅持自己原有主張，認為如此規定，不僅可以使中央大政方針得以間接預諮各省，各省特別狀況也可間接詳達中央，而且此條為全題的主腦，如果加入 “代表不能列席國務會議” ，則 “一切陳述、獻替之用皆無由發現，其餘條文亦成贅疣”。同時他表示已經慮及代表員數過多和有妨國務員與議職務，才以每省一人為限；對旁聽一條，李氏接受胡氏的意見，改為 “得出席陳述意見，但不加於表決之數”；關於第二條，李氏亦照程氏的意見， “即擬照刪” ；關於第四條，與程、譚二人認為 “已包括第一條範圍之內，毋庸再定”的意見有所不同，李氏認為此條系單指政務命令而訂， “請先期諮詢各省代表”亦僅限於某一省政務而言，且系事前諮詢，並無妨礙大總統政權信用；不過也表示將該條改為 “凡關各省政務之命令，如與各省有特別關係時，應先期諮詢該省代表，于地方情形有無窒礙”。此外，李氏對程氏建議 “代表三人，須以一二來往內外藉通聲息及充任代表”表示贊同，同時考慮 “現在各省或已派代表赴京，或急待選派”的現實，建議 “請程都督主稿領銜會電中央訂定” 程德全8月7日回電。程對胡、李在第一條上的修改仍存意見，在他看來中國本非聯邦制度，如國務院中有各省代表出席陳述一切，與政體不協，且妨礙中央政權，與其等各代表到京後而由中央改削，還不如先行妥酌；對於李對第四條的修改 ，程氏認為 “系為求於本省事實有裨起見” ，甚表同意。同時贊同胡氏建議由李氏主稿、由其本人領銜連署入告的方式，要求各都督在8月12日以前電知。1915 《南昌李都督電》 ， 《申報》 1912年8月8日。16 《致各省都督電》 ，周元高等編：《李烈鈞集》 上冊，中華書局1996年，第67頁。17 《要電》 ， 《新聞報》 1912年8月15日。18 《致各省都督電》 ，周元高等編：《李烈鈞集》上冊，中華書局1996年，第66-68頁。19 《程德全再論赴京代表條件電》 ， 《時報》 1912年8月10 日。1912年8月11日《大共和日報》“摘 錄公電”將此電系於魚（6） 日發。。17。18

顯然，李氏和程氏在 “國務會議關於某省事件，得由某省代表覆座旁聽”一條上仍存有意見。在李看來，所謂的旁聽不過是當場無發言權，事後仍可陳述意見，與其意見參差，不如當場面述。而程氏以為此次代表系大總統特令組織的一種意思機關，絕非聯邦委員可比，許可權範圍略當有別 ，否則聯銜電達後 ，中央再予以增減，反不能實現疏通內外隔閡、聯絡感情之初旨。態度似乎仍很堅決。 此外，閩督孫道仁認為此舉的意旨即是對中央商訂條件 ，而代表所負責任關係重大，其職權理應另立規條，也擬定三條意見通電各省：1. 代表員以傳達本省都督意見、供備中央政府諮詢、條洽各省政見為職任；2. 國務會議各省政務及其他重大事件時，代表得旁聽，並將會議結果隨時向本省都督報告；3. 代表員對於中央政府如有討論重大事件，應先電告本省都督，請示辦理。同時表示 ，既然代表由各省選派，其公費自應由各省自行支給 ， “如此名義才較順” 。20在得悉李烈鈞改訂代表職權條件後，孫氏又於8月7日發表通電，認為所訂的條件 “形式上之限制，非精神上之限制” ，在選擇代表時須審慎 ，應以道德高尚、熟悉本省利弊者充任。21不過，孫氏所擬均未受到重視。 由於李氏對於各省代表職權條件的修改，已 “相當斟酌適中” ，特別是他基於各省在省官制案上的共同利益訴求，秘密聯絡，並促成各督結成同盟，發表九督聯電反對軍民分治，迫使政府向都督妥協，決議都督與總監暫可兼任，同時也讓袁氏感到，要解決軍民分治問題， “當俟各省都督代表到京後再行討論”。22李氏此舉很快得到粵、晉、湘、豫、桂、黔、奉、吉、直、魯、皖、閩、隴等十三省都督的贊同。於是，李氏在8月16日致電程德全，提議 “既得多數贊同，似應及早起稿，會電中央訂定”。對此，儘管程氏仍有顧慮，見多省已贊同只得表示同意，同時在代表附座旁聽問題上，態度也趨於調和，將其改為 “國務會議關於某省事件，由某省代表附座旁聽，如國務院諮詢時得出席陳述意見，不加表決之數”。23 李烈鈞按照各督往返電商的意見 ，草擬了代表職權及條件並電交程德全。與此同時，胡氏為消除上述改動可能引起有礙於中央政權的顧慮，更是引 “歐美各國議會在提議法案時許政府委員得出席陳述意見 ，未聞有以此議其妨礙立法權”， 來說明改動的合理性 ，同時認為 “許其陳述能收面詢之益 ，不許陳述必殆退有後延之誚” ，故 “似仍照酌稿為宜”。24 8月21日，程德全等15省都督聯銜發表通電，要求袁世凱及國務院：1. 國務會議各省政務時，應事先諮詢各省代表；2. 國務會議某省事件，由某省代表列席旁聽，如當場經國務員諮詢，或事前奉有都督指令時，得出席陳述意見，不加入表決；3. 大總20 《對於中央代表權限之大商榷》 ， 《申報》 1912年8月10日。21 《要電》， 《新聞報》 1912年8月11日。22 《國務院星期一之會議案》， 《大公報》 1912年8月6日； 《專電》， 《民立報》 1912年8月8日。23 《關於代表旁聽出席之商榷》 ， 《申報》 1912年8月22日。24 《要電》 ， 《新聞報》 1912年8月27日。

統提出法制、預算案交參議院以前，應請徵集各省都督意見，由代表傳達；4. 凡關各省政務之命令，如與某省有特別關係時，應先期諮詢該省代表，于地方情形有無窒礙。同時規定各省代表選擇經驗閎深、道德高尚、關懷大局之人充任。★ 很明顯，最後所公示的代表職權和條件，集中反映了李烈鈞、程德全、胡漢民、譚延闔等人的意見。具體而言，在代表職權方面，除第一條、第三條分別為程、李所擬，沒有變更外，第二、第四條融合了上述各人的意見：第四條主要是反映了李在程、譚兩人意見的基礎上所作的修改，第二條則更多體現李、胡、程三人的意見。在代表條件方面，李基本上放棄了自己的主張，接受程的意見。這些條款抹去了李氏最初所提條件所帶有的聯邦制特徵，在迎合當時時勢的同時，提高了各省在中央政府行政決策時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李烈鈞、胡漢民、程德全等這些商榷代表職權、條件的要角，正是在軍民分治問題上持反對態度的都督。他們之所以在令下之後熱衷於代表的職權及條件的討論，多少反映出他們試圖在派遣代表上，進而在這種中央與各省溝通上掌握主動的一種努力。李氏更是根據各督聯議的精神，在8月31日命令各機關將光復後至當時由臨時省議會議決的法律案件、軍事行政各機關擬定的各種編制規則與舉辦的各項要政綱要手續，以及政務會議議決各案全部抄錄成幀交存代表，以備到京陳述、備問時參考資料。這些資料中， “有關係全省通案並純屬于省行政，也有雖為省行政，但其性質則與國家有關，將來中央當全部收歸直接管理或變更一部” ，26大體是屬於省內的事件。 然而，各督商榷各省代表職權、條件的結果不為中央政府接受。袁世凱接到該電後極感不滿。他敏銳感到，果如各督意見辦理，中央行政將受制於各省，連忙表示，中央政府令各省選派代表來京，本為諮詢各省情形、疏通意見，都督們商榷結果顯然逾越了這一前提。為此飭令國務院在8月28日電覆各省都督，以此項代表純屬行政上的作用，並非立法機關，認為第一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在事實上雖不妨酌量實行，在法律上則萬不能一一規定；第二條則與國務院規制頗有衝突，擔心牽動立法問題，表示已飭國務院按照此項人員辦事與財務，以運作簡要為主的原則，另訂代表辦事規則。27幾乎全部否決都督們協商所得的代表職權。三、各省派員與許可權變更 飭令各省特派代表來京電文發出後，當即得到了浙江、山西、湖南、湖北等省的積極回應，陸續派定人員赴京，其餘各省則尚在觀望。然而形勢日益緊張。一方面，省官制案提交了參議院討論，並在軍民分治與否、省長選任方式等問題，各《程德全等爭諮詢代表權限電》 ，《神州日報》 1912年8月28日。《令各機關文》 ，周元高等編：《李烈鈞集》 上冊，中華書局1996年，第75-76頁。《國務院為代表條件覆各省電》 ， 《民立報》 1912年9月4日。252627

省與中央間發生較為激烈的爭論，政府於7月31日將其撤回修正。同時，政府在對外借款與四國銀行團談判破裂，引起財政短絀，如何解決中央行政經費成為一個令人頭痛難題。政府更加覺得有必要疏通與各省之間的意見，急待各省派員來京就這些問題進行商討。8月1日袁世凱再度交飭秘書廳，電催各省速選派代表，在8月15日以前到齊，同時要求各省先行電告所擬派各員銜名。284日，總統府又電各省都督速派代表來京商定省制及省官制。29奉天、直隸、河南隨即表示派遣代表。30 就在中央政府懷抱期待的同時，對於這些代表來京後各項事宜 ，自然成為袁世凱及政府所關心的問題。首先是會議場所。8月8日，袁世凱與總理陸徵祥就此商討，考慮到將來所議各政均關係統一大局，屆時袁氏尚須隨時出席 ，有將總統府前樓右偏修理作為議場之議。31 12日，陸氏在總統府國務會議之後 ，又與袁氏說及各省特派與議省官制的代表來京後的預備辦法。陸氏認為 ，各代表現已陸續報到，將來開議時，諸國務員均當於第一次開會全體出席，且應令派臨時會議專員與會坐辦，主張以煤渣胡同陸軍軍需學堂為會議所。袁世凱則堅持將總統府第一層北大樓作為臨時會議廳。至於其他問題，袁氏命令陸氏與各國務員預擬辦法。32 至8月中旬，除贛、蘇 、粵三省，因李烈鈞提議代表權限尚未解決未派出代表外，已派定代表赴京的省份不斷增多，33據悉 “西北各省代表已經到京，加上東南各省已電京派員者，總共約有十二三省之多”。34 這種局面的出現 ，讓早已被軍政、財政、民政上的種種困難，弄得焦頭爛額的袁世凱看到希望，計劃在代表來京之後先行接見一次 ，告以中央種種情形，藉以疏通意見。而此時參議院因張振武、方維的被殺，再次與政府關係出現緊張，尤讓袁氏感到疏通各省意見的迫切。8月16日，袁氏飭國務院將各省所派代表已到京人數查明開單呈報。35 實際情況與袁的預期仍有差異。袁原以為各省代表8月15日以前各即可到齊而擇期開議，實際屆時到京仍不是很多，不能按期開議。為此 ，袁氏一面將省制省官制修正案提交參議院審議，藉此緩和緊張的氣氛，一面再飭國務院秘書廳分別電催各省代表，務須趕速來京，並修改前定全部到齊即開議的聲明，表示只要代表人數足總數的十分之六即開議。36到8月下旬，各省代表陸續到京。2829303 13233343536《電催各省派員晉京》 ，《大公報》 1912年8月2日。《專電》 ， 《大共和日報》 1912年8月5日。《要電》 ，《新聞報》 1912年8月7日。《將來各省代表開議之地點》 ，《大公報》 1912年8月9日。《總統府十二日之國務會議》 ， 《大公報》 1912年8月14日；點》 ，《大公報》 1912年8月15日。《專電》 ， 《時報》 1912年8月12日。《各省代表之職務》 ， 《時事新報》 1912年8月13日。《大總統預擬接見各省代表》 ， 《大公報》 1912年8月20日。《再催各省代表來京》 ， 《大公報》 1912年8月22日。《國務員與各省代表會議之地

各省代表名單37 在當時22行省當中，有21省向政府提供了代表名單 ，而且各省都督在選派代表時，大體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以及各省都督商榷各省發表條件選定，分為軍政、民政、財政三方面，並儘量避免黨派門戶之見。尚須說明的是：1. 湖北和浙江雖較早回應派遣代表，但最初分別只派有張昉和陳毅，38之後陸續增至3名；湖南和河南前後所派代表有所變化，前者初定為唐乾一，後改為周震麟等3人，河南則以李時燦替換了杜嚴。39 2. 此時新疆、甘肅和雲南未派代表，其餘19省共派代表59名，除表中所列，四川與廣西各派代表4人，分別還有楊芬和黃宏亮；而雲南在12月才確定代表。 各省代表陸續到京，代表職權問題不容回避。8月22日，袁世凱會見了先期到京的十余位代表，其本意想藉此聯絡感情，並商討要件。40 然而多數代表卻和都督們聯銜力爭的態度保持一致，趁機向袁氏表示不願為單純顧問機關，認為既會議當有議決權。41這一要求侵犯了國務院的許可權而大加反對。對此，袁世凱深感礙難，一面重申各省代表屬行政諮詢性質，一面飭令國務院根據都督們聯銜所提各條分別酌訂， “務期此項人員辦事規則以運作簡要為主”37 《行政諮詢員一覽表》 ，《神州日報》 1912年10月6日； 《呈文》 ， 《政府公報》 1913年1月26日38 《專電》 ， 《大共和日報》 1912年8月5日。39 《各省來京代表之會議》 ， 《順天時報》 1912年8月14日。40 《大總統定期會見代表》 ， 《大公報》 1912年8月23日。41 《各省代表要求決議權》 ，《盛京時報》 1912年9月4日。42 《規定都督代表權限之原因》 ，《新聞報》 1912年9月2日。。42省別 代表姓名奉天 周肇祥 李際春 金 還吉林 王國琛 裴其勳 宋春鼇黑龍江 於駟輿 袁慶恩 翟文選直隸 趙臣冀 陸 錦 潘鴻賓山東 夏繼泉 龔積柄 丁汝彪山西 宋振綱 馬 駿 謝宗華陝西 王怛晉 譚煥章 劉紀堂河南 李時燦 王鈺錦 高積昂甘肅 俞明震 吳建常 吳昌曜四 川 胡忠亮 楊庶堪 龔廷揀貴州 庾恩賜 戴 戡 任可澄雲南 羅佩金 李根源 袁家普廣 西 李國侁 林紹翡 郭椿生廣東 張我權 金章斐 鄒 連湖南 余欽冀 周震麟 鄒代藩湖北 張 昉 孫 武 哈漢章江西 陳家驥 餘鶴松 徐秀鈞江蘇 陳陶怡 雷 奮 趙正平安徽 汪律本 吳春芳 端木璜生浙江 張 栩 陳 毅 許 耀福建 杜持高 許崇智 謝剛國

國務院接到飭令後，曾多次召開會議進行商討。大多數國務員認為各省代表所提的這種議決權，在性質既不同於參議院，又有異於國務院，實兼有立法、行政兩種效力，任何國家都不應有；一旦予代表以此種議決權 ，就與國務院會議相衝突，決計不予承認。然而當時政府一方面因為張、方被殺而遭參議院攻擊，另一方面又希望獲得各督省制省官制案的支持，這種形勢又決定國務院不可過拒。在這種情況下，工商總長劉揆一和教育總長范源濂的調和意見佔據了上風，在二人看來：各省所派代表均是一人擔任一事，宜視其所擔任何事，以歸於該事主管部，代表既各隸于行政部，不妨予以議決權，如此則事情尚可辦理，也不至傷害彼此感情。43國務會議接受了他們的意見，決議對於代表決議權一節擬變通辦理，即 “在非國務常會期另開特別會議，關於何省何部分之事，該省代表即有參預會議之權”。4 與此同時，在得悉政府不滿各督聯電所定各省代表權限及條件，並力主另定的通電後，李烈鈞的態度有所變化。他在9月9日歡送江西代表赴京所舉行的歡送會上，提出15個問題，指示代表轉達政府。這些問題涉及如何籌畫滿蒙藏國防、軍民分治與合治的選擇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調處、劃分國家稅與地方稅的入手辦法、大借款與小借款適用通則的確定、各省賠款攤解的改訂、南京軍用公債與各省現募債金的消納辦法、鐵道政策、交通政策、軍事計劃、徵兵制度、選舉代議士的方法以及對鹽政加價、萍鄉煤礦、鹽稅所應採取的政策等等。45雖盡是當時亟應解決的問題，然而已經遠遠超出此前議定只限本省的範圍。李氏這一舉動表明，他又回到堅持將各省代表僅僅視為傳達各該省都督意見的立場。這自然不為政府所允忍和接受。但此時袁世凱正試圖借助孫中山和黃興的力量疏通中央與各省間存在的問題，對於各省代表不甚關心。 8月底9月初，孫中山、黃興二人的先後入京，極大地改善了袁世凱與國民黨的關係。孫、黃二人積極疏通南北感情和融和黨見，並出面解決懸而未決的組閣問題 ，黃興甚至試圖通過促成趙秉鈞內閣全體閣員加入國民黨 ，來化解國民黨議員一再堅持的政黨內閣主張。在孫黃的影響下 ，新成立的國民黨在9月16日開會，決 “取穩健態度 ，與袁總統提攜” ，並一致決定由趙秉鈞繼陸後任。46同時，袁氏經過與孫、黃二人一個多月的晤談，除建立了彼此間的認識外，最後就中央與各省許可權劃分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原則下達成共識。孫 、袁、黃三人的交好 ，暫時平息了國民黨籍都督們所主導的，對中央集權為特徵的省官制案的抵制，國民黨與政府、參議院與政府的關係趨於穩定。 然而，省官制案卻在參議院重新審議時，因議員間的黨派意見再度糾葛以及財政的短絀，政府再次感到壓力。尤其因為參議院法制委員會審議省制省官制案時，刪去總統解散議會權和削弱省尹權力，讓政府和各省都督間暫時立場一致。43 《商訂都督代表議決權》 ， 《新聞報》 1912年9月6日。44 《變通各省代表議決權》 ，《大公報》 1912年9月5日。45 《提問袁世凱政府十五個問題》 ，周元高等編：《李烈鈞集》上冊，中華書局1996年，第77-78頁。46 毛注青：《黃興年譜長編》 ，中華書局1991年，第333頁。

此時政府轉而致力改善與都督們間的關係。政府首先將各省代表正式改名為行政諮詢員，設立總務處，將其分為民政、財政、軍政三類，並派朱家寶、沈秉堃等10人為特派員，接待各省代表會議一切要政。47同時，由總統府起草行政諮詢員簡章，經國務會議修正議決通過。 簡章共十條，包括：行政諮詢事件分民政、財政、軍政三種，由各主管部按照情形辦理 ；各主管部得派特派員與各省特派員接洽，並就主任事件隨時建白或答覆意見；各部及各省特派員對於主任事件，如得3人以上同意即可開議，規則由各部自定；凡議決及陳述事項應呈候主管各部總長裁奪，大總統亦得派員加入會議，遇事諮詢，並設立總務處，為各省特派員會集機關。此外，對各省特派員回省以及謁見大總統、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等均有規定。48 這是政府首次對行政諮詢員職權的明確規定。根據簡章，不僅各省代表的性質與顧問相同，而且不按時開議，如有關於某省要政時即由大總統和國務總理延請某省諮詢員討論一切 ，只有關於全國的要政才隨時召集各代表開特別會議。49這與前此都督商議職權不相符，所以此一簡章一出，贛代表徐秀鈞極不滿意，藉袁世凱召見代表的機會，積極運動，認為諮詢員隸於各部之下甚為荒謬，如此代表不如解散，並函約鄂代表孫武出面協調。50 袁氏對各省代表的態度再度冷淡。 同時，省制省官制案因國民黨籍都督反對議員限制行政長官職權，以及政府苦於省長簡任、民選爭持不決，再度撤回後，經法制局長施愚主導，採用普國制，將省級行政劃分為官治與自治兩部分，再次引起各方的反對。經過袁世凱等多方疏通，政府傾向採納虛三級制規劃的省官制。 為減少各省長官對新省官制案的抵觸，政府再次將眼光投向行政諮詢員。總理趙秉鈞一方面意識到行政諮詢員的職權需要規定劃一辦法，另一方面覺得前擬行政諮詢處簡章有修改的必要。10月23日，趙氏在國務院提議諮詢員許可權：1. 大總統交議行政事項；2. 國務院交議軍政、財政事項；3. 凡屬於立法、司法者不得與議；4. 凡關於地方財政收入及其他有利益於該省者，得呈報政府核議；5. 關於實業事項逕由諮詢員與農林、工商等部會議。對此，各總長 “均以為然”。51 同時，袁世凱也因對國務院方面所議諮詢員許可權的不滿，另於10月29日與秘書阮忠樞等人對此進行商議，結果達成共識：1. 各代表專備政府諮詢事件；2. 諮詢事件以民政、財政、軍政為限；3. 政府與各都督疑難問題發生時由各代表兩方疏通，使內外一致，不得強制執行；4. 諮詢事件是否可行，由各主管衙門決定，各代表不得干涉；5. 諮詢事件但求明白簡當。5247 《諮詢會之反對者》 ， 《申報》1912年10月1日。48 《國務院議決行政諮詢員簡章》 ，《新聞報》1912年9月25日。49 《各省諮詢員開議之辦法》 ，《大公報》1912年9月29日。50 《諮詢會之反對者》 ，《申報》 1912年10月1日； 《專電》 ， 《時報》1912年9月26日。51 《規定都督代表權限》 ，《順天時報》1912年10月24日。52 《大總統暫定代表權限》 ， 《大公報》1912年10月30日。

不難發現，國務院與總統府在諮詢員許可權問題上有同有異。就 “同”言，雙方都對都督們商榷所得代表權限不甚滿意，所定行政諮詢員的許可權 ，基本上是按袁、孫等人9月在中央與各省權力劃分問題上 ，所達成的共識草擬而成 ，並比較明確規定各省代表限於作為政府的顧問 ，且只能與議行政 、軍政 、財政三項 ，不得逾越此範圍；就 “異”言，國務院顯然注重代表權限的範圍，總統府方面則更注意代表在中央與省關係間的作用。總體言之 ，政府方面對於代表權限的意見，與都督們所商討出的結果存在很大距離。這必然會影響各省代表能否達到政府所期望的，溝通中央與各省間意見的作用。四、職責發揮與行政諮詢處的解散 對於這些代表 ，各省都督與政府都非常重視 ，不過雙方各有考慮。在政府一方看，每省派三名確有代表各該都督資格的代表，可以幫助解決政府深感棘手的諸多問題。其中軍政代表商議裁兵及將來兵額分配；財政代表商議國稅、地方稅，謀財政統一；民政代表商議軍民分治事件。如此方可將民政、財政、軍政上意見切實商量，得統一議定之後始能確實奉行。53而在都督一方看來，所派代表乃 “傳述都督意見 ，敷陳地方利弊，藉通內外之郵而確收聯絡之效” ，為避免重蹈前清外官制改革時選派陳述員的故習，試圖擬訂代表權限並求政府制為專條以遵循。54那麼，在中央與各省均有溝通內外的共識下，各省代表如何發揮其職責？ 袁世凱原以為8月15日前各代表能到京，即可訂期開會。由於各省代表遲遲未到 ，會期一拖再拖 ，政府所定的標準從全部到齊開議 ，到足總數十分之六開議，再到10省即開議；會期從8月中旬，到9月2日，不斷變更。好不容易在9月中旬，有14省代表到京，又因政府招待員朱家寶遲遲尚未到京，再次稽延。此時省官制案第二次被撤回，袁世凱更加意識到各省代表的重要性 ，通知各代表于9月25日按省分次序謁見。由於人數過多，最後接見時，袁只能與各代表略談數語。55 隨後，不斷有報導政府頻頻向各省代表諮詢解決問題的辦法。有消息稱，總理趙秉鈞擬在10月1日召集各省代表齊集國務院會議 ，並按照國務會議會期 ，定於每星期二、四、六會議一次。562日，袁世凱召集各省代表在總統府會議 ，討論軍民分治、財政統一規劃、大總統有無解散省議會權，以及解決省官制案中省長由中央簡任抑由民選等問題。57 同時，袁氏也就一些省份出現事件就近諮詢該省代表。10月6日，蘇督程德《各省代表之職務》 ， 《時事新報》 1912年8月13日。《各省代表權限之確定》 ， 《申報》 1912年8月24日。《各省諮詢員開議之辦法》 ， 《大公報》 1912年9月29日。《國務院召集各省代表之預聞》 ， 《大公報》 1912年10月2日。《燕京秋夢錄》 ，《民立報》 1912年10月8日。5354555657

全致電袁世凱 ，對遣散軍隊一事索款甚急，並堅持反對行省分治案。為此，7日晚袁氏交諭國務院，通知蘇省代表陳陶怡、雷奮、趙正平三人，8日到總統府聽候傳見，意在面詢該省所擬遣散軍隊的辦法，及程督對省制案所持的政見。58 11月13日，行政諮詢員在總統府會議維持財政辦法，最後決議：1. 鹽斤加價，各省不必一律，由都督、民政長自行核辦；2. 借運鹽斤以報效銀兩接濟中央；3. 協濟中央，各省量力認解；4. 整理稅務，由財政部擬具問題交議。59 在省制修正案核定脫稿 ，並經國務會議通過後，為了慎重起見，政府在將此案大綱通電各省都督的同時，10月14日還與各省代表舉行會議，討論宣佈省制案修正情形、軍民分治實行變通各辦法，及詢問各省辦理借款一切事宜等。60同日，趙秉鈞在國務會議結束後又往謁袁世凱，據說二人議及實行省制辦法，及省官制與各省統一政令的問題，並一致決定，17日在總統府召集國務員及各省特派代表等開討論會，一次性取決統一實行法。61 10月18日，行政諮詢處召開成立後的第一次會議。對此，政府非常重視，總統府與財政部均派有代表。62會議本計劃主要討論財政部提出的劃分國家稅與地方稅及辦理全國預算、各省借債事件等三議案。不過會議剛開始，各諮詢員就對政府頗多微詞。嗣因財政部特派員在報告三議案後，又提出應採何種辦法編制明年預算案和應據何種標準分別國家稅地方稅，要求諮詢員答覆。此舉激化了諮詢員的情緒，紛紛發言，表達對政府羈滯各省代表數月及不明諮詢員職權的不滿。後在總統府特派員沈秉堃的勸解下，方才散會。63 此時各方在省制上的僵持，使得政府束手無策 ，袁世凱等只得向各省代表求助。10月20日，法制局因省制案雖在數日前就提議，但迄無正當解決，具呈向袁氏請示辦法。據悉，袁氏當即將12日會議後梁士诒等所擬關於省官制案的說帖交由國務院核議，同時命秘書廳分函各省都督代表，依據本省情勢各就省制如何規定，在三日內擬具說帖。64次日袁氏更是急不可待地派梁士诒、沈秉堃招待各省諮詢員，討議省制案等事宜。結果因人數不齊沒能開會。65不過，當時有消息稱，各省諮議員對法制局所擬的虛三級省制辦法均表反對。6《總統府傳見江蘇代表》 ，《大公報》 1912年10 月11日。《京華零拾（十） 》 ，《大共和日報》 1912年10月16日。《星期一國務院會晤各省代表》 ，《大公報》 1912年10月15日。《召集各省代表會議省制》 ，《大公報》 1912年10月16日。《專電》 ， 《申報》 1912年10 月20日。《行政諮詢處開會》 ， 《時事新報》 1912年10月25日；《各省代表會議記》 ，《民立報》 1912年10月26日。《總統總理之長談》 ， 《大公報》 1912年10月21日； 《函請各省代表擬具省制說帖》 ， 《大公報》 1912年10月21日。《討議省制案》 ， 《盛京時報》 1912年10月23日， 《專電》 ，《大共和日報》 1912年10月23日。《專電》 ，《時報》 1912年10月24日。5859606 16263646566

孫、黃二人到京後，袁氏刻意逢迎，三人達成內政八大政綱 ，並經黎元洪同意，正式確認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等集權中央 ，其餘則斟酌各省情形兼採地方分權主義。67在袁氏看來，困擾中央與各省職權問題已然解決 ，態度不免冷淡。再加上各省代表到京時間前後不一 ，又不便解散。袁氏對於各省代表大致採取敷衍政策。所派招待員秉承袁意，大事殷勤，避談國事。68本來各省代表都是肩負重要使命而來，見此情形，不滿情緒更為加劇。出於激憤 ，湘代表周震麟、鄒代藩隨即留函回湘。 趙秉鈞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面請袁世凱出面致電湘督譚延闔申明理由，同時覺得有必要規定各省代表權限。69另一方面 ，趙氏於21日與財政總長周學熙、陸軍總長段祺瑞在東廠胡同俱樂部設宴款待各省代表 ，試圖加以籠絡。當日，各省代表到者約20人，內務、財政、陸軍三部均有派員，加上沈秉堃、朱家寶，全座約有60人。趙向代表通報了政府在外交、財政兩方面的進行狀況，並說明向外借債的原因及政府在財政方面的政策。接著財長周氏也以前大清銀行為例，說明幣制必須統一。由於政府的極力迎合，據說當日會議 “較為融洽”。70 同時，袁世凱擇要開示民政、財政、軍政三項方面共15個問題，交各省代表討論。1. 民政方面，甲、各省巡警多未實行籌辦，應如何設法認真推廣？ 乙、各縣自治多有名無實，應如何設法進行？丙、司法應如何分期籌辦？丁 、應如何設法除去新刑律停止刑訊後，奸究橫行無所懲之弊？ 戊、中國文字太繁，應如何設法普及？2. 財政，甲、現在財政困難已達極點，外債交迫無力應付，其救急方法如何？ 乙、各省畝捐能否籌辦？丙、鹽斤加價能否籌集钜款？丁 、印花稅應如何設法始可暢行？戊、不兌換票何術通行？ 己、我國收入以地方錢糧為大宗，現在各省如何認真整頓盡剔中飽，能否較從前稍有增入？3，軍政 ，甲、各省遣散軍隊多難實行，應如何設法推行？ 乙、國防軍隊必須籌辦而徵兵之議不容延緩 ，但中國生齒太繁，應先指定何項人實行徵兵制度？丙、各省軍隊餉數參差不齊，應如何籌定劃一辦法，丁、現在被裁將弁甚多，應如何安置？71 總理趙秉鈞也面告各部長 ，各省代表業已來京 ，所有行政事項宜分別諮詢各代表，為此要求各就本部範圍內妥為籌畫，將應行諮詢事件於27日匯送到國務院，再由院於當日編成議案，以便28日覆議後再交由行政諮詢處會議。72《大總統府秘書廳記錄大總統與孫中山黃克強兩先生暨黎副總統協商訂定內政大綱八條》 ， 《政府公報》 1912年9月26日，第19頁。莊建平、卞修躍：《周震麟傳》 ，團結出版社1995年，第121頁。《行政諮詢員之特別權》 ， 《申報》 1912年10月30日； 《周震麟自序》 ，《近代史資料》 總91號，第257頁。《記行政諮詢處第二次會議》 ，《神州日報》 1912年10月29日。《北京電報》 ，《民立報》 1912年10月25日。《各部匯擬諮詢事項》 ， 《大公報》 1912年10月29日。676869707172

在當時，財政及省制案仍是困擾政府最大的問題。為此，財政部試圖向各省派遣財政調查員掌握各省財政狀況，並著手整頓各省財政。不過，因為此舉類似前清監理官舊制，擔心各省都督群起反對，10月24日財政總長周學熙擬就財政要案，如國稅廳設置、中央調查財政的意旨以及劃分稅項的暫定辦法等，求商於各省諮詢員。各省諮詢員均表示自己不負其責，此舉仍須先商于本省都督。73當各省諮詢員會謁趙氏時，紛紛要求民國二年不行酌免稅匣時，趙氏只有敷衍表示，民力、國幣必須兼顧，等國務會議後再定辦法。74 26日，袁世凱與趙秉鈞商討省制修正案時，決定28日在總統府召開國務會議，還表示在29或30日在府也將召集各省代表開會一次，宣明修定省制的政見，在交參議院前加以討論。75 因交涉多時的大借款未能簽字，政府財政更加困難，極欲尋求解決對策。11月2日，袁世凱召集各省代表諮詢：1. 政府如何籌措四千三百萬兩急需銀？2. 外債事急，究用何種善法？3. 各省代表能否擔任國民捐事？但似乎毫無結果。76 此舉激起代表們的不滿。11月2日，各省代表在秦老胡同總事務處開茶話會，紛紛表示：各代表奉總統命令來京，理應陳述對於本省利病情形的意見；而政府在關於各行省直接設施的政略也必須諮詢代表，但是代表應以何種手續與政府相接洽，政府並未規定範圍，決定擬一公函呈大總統，歷敘代表來京理由與其應盡職務，請求政府明示接洽辦法。當即全體表決簽名，並表示即日呈遞。77 據聞，袁氏接到呈文後，極度惶恐失措，連忙召集各國務員、政府特派員以及各部特派員會商對策，最後決議將政府特派員及各部特派員名單概行送交各省代表參閱，並分定日期安排代表輪流晉謁大總統。此外，11月9日，內務次長還面令總務廳，通知該部參事、司長於當日參加與行政諮詢員會商事件。78 俄蒙問題因俄蒙條約的簽訂再度緊張，一方面政府無心繼續討論省制省官制案而將其暫為擱置，另一方面又使陸軍部非常重視各省代表的作用。11月12日，陸軍部設宴款待各省代表。據說當時該部總次長及司長均列席 ，且態度極其殷勤。79同日，總統府要求各省代表討論規定解散軍隊日期案、編配水巡案、本年田賦征解案，及各省都督條陳擬劃分軍區案等四案。8013日，袁世凱又令秘書廳致函各省諮詢員，定於14日在總統府召集討論會，徵集對蒙俄政見。81737475767778798081《諮詢員不認財政調查員》 ，《大公報》 1912年10月25日。《專電》 ， 《大共和日報》 1912年11月1日。《總統府召集諮詢員會議》 ， 《大公報》 1912年10月28日。《專電》 ， 《時報》 1912年11月5日。《各省代表茶話會》 ， 《新聞報》 1912年11月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政府檔案》 第121冊，第185頁。須指出，編者將此時間系於1913年11月9日，顯然有誤。《政府敷衍各省代表》 ， 《新聞報》 1912年11月14日。《大總統封交諮詢案》 ，《大公報》 1912年11月16日。《大總統諮詢各省對蒙政見》 ，《大公報》 1912年11月15日。

俄蒙問題的凸顯又使各省代表變得活躍。11月10日，各省代表聯合致電閻錫山，要求閻氏激勵軍心、提倡民氣，急電政府向俄抗拒。82 13日，各省諮詢員以俄蒙條約已經宣示，總統府亦連日開秘密會議徵集對蒙俄意見，為此召開特別會議。多數代表主張保全中國領土，一致決議：1. 15日上午齊集晉謁，請總統暨國務總理並外交、陸軍、參謀各部總長一同出席，宣示蒙藏交涉歷史、目前對付方法，以及政府決定將來結束辦法；2. 請總統嚴詞與俄交涉，不承認俄庫條約，並徵求世界公論；3. 各省代表將此事研究始末及意見通電各省都督 ；4. 各代表將本團意見，及對付方法通電全國政團、參議院及各省議會 ，爭取全國人民同心協力保國權；5. 各代表通電各省都督，如政府對此事不能決定方針 ，要求各督通籌最後方法，如須武力解決時 ，各省當預定用兵經費、出兵數目及作戰大概方略，充當政府後援。83並再次上書要求與聞並參加政府對蒙事務的決策。84同日，代表們還質問政府是否主戰 ，要求趙秉鈞給予答覆。 14日，各代表遵約赴總統府就俄蒙協約詳述意見，仍一致主張武力解決，以全體代表名義提出四項征蒙理由分電各省 ，要求聯合一致對付俄蒙 ，廢棄協約 ，不惜開戰 ，並請迅速決定認籌軍費，為政府後盾。85此外，各代表還擬與參議院開聯合大會，決計鼓動全國輿論，共籌對付俄蒙方策。86 面對各省代表要求參與國務密議，政府還來不及應對，各省都督又紛紛來電提出類似要求。趙秉鈞只好與各國務員會商變通辦法，決計擬凡開關于蒙藏之軍政、外交密議，准各諮詢員旁聽，惟不得發言。87 政府這一變通本意在於 ，希望有補於解決因俄蒙協約簽訂所引起的緊張局面，藉此緩和與各省都督的關係。然而自蒙事發生後，各省都督先後來電主張開戰，其中桂督陸榮廷、皖督柏文蔚、晉督閻錫山、浙督朱瑞等尤為激烈。在內外雙重壓力下，政府的態度難免乖戾，對都督們的覆電頗為含糊。對此 ，各督又來電對政府的因循行為表示不滿，甚至計劃再各派特別專員赴京，專為質詢政府在蒙俄問題上的確切辦法。88這顯然不是政府所願看到的。恰在此時 ，各省代表紛紛要求各自回省籌畫軍備，對此政府也樂得允准了。89同時袁世凱不失時機地飭令秘書廳將關於庫俄要案的一切文牘電件、公函、照會、說帖以及報告等一律撿齊，分別封交各代表攜回本省，呈交各該省都督，以便使其洞悉該案底蘊。90此《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 第1冊，台灣 “國史館”2003年，第58頁。《蒙約發表後之各面觀》 ， 《新聞報》 1912年11月19日。《各省代表最近之要求》 ， 《大公報》 1912年11月23日。《總統府召集各省代表會議》 ，《大公報》 1912年11月16日； 《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 第1冊，第63-64頁。《各省代表與參議院開聯合會》 ， 《順天時報》 1912年11月17日。《變通諮詢員參預秘密辦法》 ，《大公報》 1912年11月18日。《各省又特派代表來京》 ， 《大公報》 1912年11月23日。《各省代表之最好下場》 ，《大公報》 1912年11月28日。《庫俄要案公交各代表》 ， 《大公報》 1912年12月1日。828384858687888990

外，袁氏還將統一行政問題、整理軍備問題及規劃財政問題等，由各代表轉交都督，詳抒意見。91各省行政諮詢員的離京，行政諮詢處不解而散。結語 本文概要地梳理了民國元年行政諮詢員從出現到消亡的歷史過程，旨在說明在民初政體變革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各省都督間，除因利益糾葛而出現對立，彼此間亦曾有過溝通意見的嘗試。只是這一嘗試，因為民初特殊的政情，一開始便成為中央與各省力量較量的延續。 行政諮詢員的出現是必要的。自晚清以來，“省”在中國政治中得地位和影響不斷提高，經過辛亥革命，各省更是取得了事實上的 “自治”地位，並在聯邦制下結合組建了中華民國，繼續通過各省都督府代表而左右南京臨時政府的重大決策。後雖在統一的時勢所趨下，由袁世凱出面組織統一的南北政府，但袁氏的勢力遠不能控馭全國，東南光復各省，尤其同盟會 （國民黨） 籍都督仍擁有強大的力量。主張集權的袁氏及政府與要求自治與分權的各省都督間，通過一個管道進行意見溝通是極其必要的。正如有人所指出， “在革命起於地方，中央舊有權力一一分奪于各都督之手後，如欲由各都督之手一一奉歸於中央，非中央與地方開誠佈公，各捐猜忌，斟酌利害、是非而一一商定之不可”。92因此，各省代表的到京， “大可各自就各省行政得失、利害以及民生、國計的因革損益陳說政府，匡補中央行政缺略，並藉以疏通中央與各省兩方面意見而收統一實效”。關鍵在於如何正確對待。 “善用之則於政治及感情上收完好之效果，否則必至中央與地方滋生惡感情，因之政治上亦現睽離之狀態” 然而，中央政府與各省都督在對行政諮詢員的性質及職權的認知上存在分歧。在中央政府一面，諮詢員不過是在中央行政決策時以備諮詢，藉以疏通與各督意見的橋樑；在各省都督看來，諮詢員則不僅自己私人代表，更是各督在中央行政決策表達意見的管道。這種分歧直接導致各省代表無法正常發揮其調和的職責，並無疾而終。在經此失敗的嘗試後，隨著權勢的增強，袁氏及中央政府又回到 “獨斷乾坤”的立場，以命令代替法律，頒佈省制。《三省都督電覆諮詢案》 ，《大公報》 1912年12月11日。《共和黨歡迎各省代表》 ， 《新聞報》 1912年11月19日。《讀各省代表公呈大總統文感言》 ，《順天時報》 1912年11月12日。9 19293。93

督撫與諮議局衝突原因之分析李振武* 摘要 ：在各省設立諮議局 ，是清廷仿行宪政的重要舉措之一 。 清廷本欲藉此民意機構籠絡士紳階層 ，以穩固其統治基礎 ，不意事與願違 ，諮議局開議後 ，不斷與督撫爆友衝突 ，反而惡化了官與紳之間的關係 ， 導致辛亥鼎革之隊清廷陷于众叛立親离的悲慘境地 。督撫与諮議局向的冲中突 ，既与督撫自身究政意識淡薄 ，不習慣接受代議政治監督有關 ； 又与清廷對諮議局權限的設計存在諸多模糊之处有關 ；清廷欲藉諮議局限制督撫權力的意圖亦是導致兩者之向冲中突的潜在因素 。通過分析較具典型意又的冲突案例 ，可以体味立宪政治在近代中國躑躅難行的艱難歷程 。 關鍵詞 ：督撫 ；諮議局 ；冲中突 ；立究派 ；預备立究 一、大多數督撫憲政意識淡薄，不習慣也不願接受諮議局的參政議政 督撫和諮議局議員對憲政的認識不同，因而對諮議局的職能有不同的理解。諮議局方面 ，有相當一部分立憲派士紳當選為各省諮議局議員，這部分人受民主憲政思想影響，自身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加強，而各級官僚的腐敗無能 ，又使他們對政府的行為多持懷疑態度。他們把諮議局視為憲政國家的地方議會，不但要求擁有地方法規的立法權，而且要求擁有對地方行政事務的認可權，以實現對官府的監督權。浙江諮議局議長陳黻宸的開局演說頗能表達一般議員的心聲 ，他說：“以最寶貴之地位 ，當極困難之時勢 ，應有何等之籌畫 ，何等之措施 ，應如何始無負代表人民之天職 ，此固為我中國今日之議員所當惕然深省者也。⋯ ，朝廷既重視我民 ，我民又重視我議員，我議員尤當自重。當從其關係之重且大者著想，庶幾盡心竭力，為民請命，以冀上不負國家，下不負選民。”1強烈的責任心溢於言表。這一點從時人對諮議局的期許上亦可得到印證 ，他們為諮議局的成立而熱烈歡呼：“諮議局者，所以代表輿論、限制官吏，而為一省興利除害之機關也。一旦成立 ，民情之隱抑可以上達矣 ，官吏之貪橫可以斂跡矣，一省之利可以興，一省之害可以除矣，烏得而不喜？”2李振武：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副研究員。陳謐：《陳介石先生年譜》 第99- 100頁，轉引自侯宜傑：《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頁。《敬告有選舉權者》 ，《大公報》 1909年4月5日，言論。*12

從督撫方面來說，大多數督撫人治意識濃厚，不願自身的權力受到制約，對民主參政議政程式有一種本能的抵制。諮議局在其眼裡只不過是一個官立的民意諮詢機構 ，不應該有實際權力，諮議局提出的建議可聽可不聽，全憑己意。 《時報》 曾以主客問答的形式描述了江督張人駿對待諮議局的態度：“某督習慣於舊制，道及諮議局及地方自治，頗不憚。方諮議局開幕之際，或問其對待方針，某督曰：‘方針云乎哉！朝廷凡是作為，猶敗家子之浮浪行為，耗損資產而已。顧上既樂之，吾儕何必故事靳惜。當建大屋以棲宿之，籌鉅款以豢養之，使為議員者，衣食住各得其所，又何議案之足重乎？’故其交議之案，皆不關痛癢，答覆之文又若即若離，意在使局所有其形式，議員有其名號，實際則無絲毫效力之發生。參預政事之權於是乎銷減，行政長官固猶是往昔也，其計豈不甚善？”3 時人亦曾觀察到，在諮議局設立之前， “一省之事督撫可任意為之，或當為而不為，或不當為而為，或朝令而暮改，或昨日而今非，一切任督撫之自由，而莫或顧問。自有諮議局，而督撫之地位乃與諮議局相對待，一切行政方將經局中之議決。於是乎有公佈施行之法，有交令覆議之法，有諮送資政院核議之法，手續詳明，規律周密，當為者不得不為，不當為者不得一為，更改不能自由，是非必經公議。”於是 “風潮迭起，議員全體辭職者有之，議員與督撫衝突者有之，而其安靜不嘩並無風潮者，於所議決事件，亦且徒託空言，並無實效”。4從這段分析中可以看出，由於諮議局議員堅守職責，使得督撫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任便由己，兩者間的衝突自然難以避免了。對於諮議局與官府間的衝突，不少立憲派早在諮議局籌備期間，已作好了心理準備。預備立憲公會的會員張家鎮說：“我預料諮議局發見後，必有與行政長官大不便處，起而與各督撫爭，爭之而勝，國之利、民之福也。即爭而不勝，夫即予我以爭之地位，鼓我國民之氣，集我國民之力，結我國民之團體，苟得一問，再與力爭，必達其目的而後已。”5二 、 清廷設計的諮議局方案隱寓以諮議局限制督撫權力之意圖 在憲政編查館設計的憲政藍圖中， “諮議局之設，為地方自治與中央集權之樞紐，必使下足以集一省之輿論，而上仍無妨於國家統一之大權。”6清廷設立諮議局，一方面是為了增強人民對朝廷的向心力；另一方面，是想藉諮議局之手限制督撫的權力，並通過裁決諮議局與督撫間的爭端，將權力集中於中央，這也是清廷仿行立憲的目的之一。這一點從諮議局章程所規定的諮議局許可權以及與督撫的關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按章程規定，諮議局擁有議決本省興革大事、歲出入預決算、稅法及公債、3 《紀某督之對待諮議局》 ，《時報》1909年12月10日，社論。4 《論今日之諮議局》 ， 《申報》1910年10月8日。5 張家鎮：《創辦諮議局私議》 ， 《預備立憲公會報》第13期。6 《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 （下冊） ，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668頁。

義務增加、單行章程增刪修改等十二項權利。7諮議局議定可行事件，呈候督撫公佈施行；否決事件，呈請督撫更正，若督撫不以為然，應說明理由，交其覆議。諮議局對交令覆議事仍執前議時，督撫須將全案諮送資政院核議，核議結果請旨裁奪。諮議局對於本省行政事件如有疑問，可要求督撫解釋。督撫有侵奪諮議局許可權或違背法律事件，諮議局可呈請資政院核辦。而督撫對諮議局的監督主要體現在：監督議員選舉時有無舞弊及不合格的人員當選，糾正諮議局開會時議決超出其許可權的事。如諮議局的議決違背了章程 ，督撫得令其停議或奏請解散。諮議局議決許可權範圍內的事，督撫是無權干涉的，否則即為侵奪諮議局許可權。 從章程對諮議局的職權規定來看，諮議局並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官方民意諮詢機構，而是具有一定立法權限的准地方議會。它不僅可以監督一省的財政預決算，而且可以對本省的行政事務提出意見。這無疑不利於督撫大權獨攬、任意行事。更為重要的一點是 ，當督撫與諮議局在某項議案上發生分歧時，督撫並無最終裁奪權，而是必須將有分歧的議案送資政院核議 ，資政院核議後，請旨裁奪。這樣的設計，一定程度上使督撫與諮議局處在對等的地位上，而不是上下級間的關係。諮議局無強迫督撫頒佈施行議案之權，督撫也無權迫令諮議局改變或取消通過的議案，彼此平等 ，誰也壓不倒對方。清廷如此設計督撫與諮議局的關係，明顯有中央集權的意圖，也為諮議局與督撫之間的衝突埋下了引線。發生在第二屆諮議局常年會期間的數起重大衝突都是經資政院核議後奏請朝廷裁奪解決的。8 光緒、慈禧死後，攝政王載澧執掌實權，中央集權的步伐驟然加快 ，令督撫們倍感掣肘 ，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獨攬地方大權 、任意行事了。與中央爭權已讓他們感到力不從心 ，如今在他們眼皮子底下又憑空多出一個諮議局來，動不動就指責督撫侵權違法，拿資政院來壓他們，他們心裡自然容易產生一種敵視情緒。或許到第二屆諮議局常年會議時，他們已清醒地認識到，此局雖也由官家設立 ，但與那同樣稱 “局”的什麼匣金局、善後局、製造局已不是一回事，它是民意代表機關，是那些叫喊立憲的紳士們向官府要權的地方。自己當初不怎麼當回事 ，可紳士們卻拿它當真了，這以後的官威可就要大減了，麻煩事可就要多起來了。三、諮議局所提議案亦有超出許可權範圍之處， 令督撫有無從措手之感 諮議局第一年常年會結束後 ，各省督撫感受到一定壓力。川督趙爾巽致電憲政編查館，要求對諮議局許可權作一 “嚴重解釋” ，並認為 “以地方行政言 ，《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 （下冊） ，第676-677頁。這些衝突事件包括：廣西諮議局為按期禁絕鴉片煙而與巡撫發生的衝突；湖南諮議局因湖南巡撫擅發公債未交諮議局議決而導致的衝突；江西諮議局因統稅改征銀圓而與巡撫發生的衝突；雲南諮議局因鹽斤加價而與總督發生的衝突；江蘇諮議局因預算問題而與總督的衝突等。78

並非特別創舉之事，亦似不必提議到局而即執行。至閉會期間，如有緊要事件，更有難以停緩待議者，乃各省諮議局不明許可權，竟欲以本省行政為名，包攬一切，使行政官事事非經局議不能有所興革，且欲限制督撫奏事之權。不特于行政方面有礙 ，恐于憲政前途轉滋流弊”。9江督張人駿和滇督李經羲也致函政府， “言諮議局許可權太大，所干涉事件範圍太大，辦事極為棘手。”10 考察憲政大臣李家駒對此不無憂慮地指出：“第就諮議局職權各款言之，官制不先定，則責任政府無由成立，於應興應革之事 ，既無實行之機關，而各省事件紛紛決議，何以處之？且官制不定，內外行政權限尚未分明，即督撫且不知某種事務究當誰屬，而況諮議員將以何者為標準，從而議之？”11 憲政理論大家梁啟超對此亦有很中肯的評說，他認為 “諮議局許可權與督撫許可權同一範圍，使我國督撫之地位而僅如各國上級地方團體之行政長官，則諮議局之議決專限於地方行政事已足，此絲毫無所容其疑議者，而無如今日督撫實帶有各國國務大臣之性質，故與彼為緣之諮議局，遂不能不帶有各國國會之性質。其投入政治問題之渦中，則制度使然也”。 12東京留學生在研究諮議局章程時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說：“今者直省行政之權尚未規定，則諮議局既開，督撫將何所據以提出其議案，諮議局議員又將何所據以討論其議案，⋯⋯今日苟不能稍示準繩，略得梗概，則謂諮議局之能完其作用者，吾不信矣。” 13還有人將諮議局議決議案多不見於施行的原因歸咎於清廷中央：“吾國政府素無行政決絕之方針，遊移旁皇，率多兩面敷衍之政策。苟督撫而無所作為，固嫌其太舊；有所作為，則又慮其太新。於是所上條陳，動受駁詰。或且不痛不癢，部議在准駁之間，令人迷所適從。是則督撫之對於諮議局建議事件，百無一效者，此又其一原因也。至於議決事權在督撫 ，宜若何可行，然官制未改 ，機關未備 ，而財政界上又種種牽掣，雖欲興利除弊，變甲礙已，救東失西，竟無下手之處。是現在時代，國會不開，責任內閣不立，督撫所處地位，亦竟無可為，斯所以釀成去年諮議局至於一無效力也。則根本問題之解決，不在督撫而在政府。” 14 清廷對由督撫許可權不清而導致諮議局許可權不清的問題亦有所認識，1910年資政院第一屆常年會議召開前夕，憲政編查館在奏 《行政事務宜明定許可權酌擬辦法折》 中指出：當時的行政系統存在國家行政與地方行政權限不明的缺陷，導致 “每有應歸中央直轄之重要事務，而舉以責諸地方，相沿日久，遂難分析，以致政令不齊，無從畫一。上年各省諮議局開會，亦以界限不明之故，動輒有侵91011121314《政治官報》 宣統元年十月十四日，第749號，第6頁。《時報》 1910年1月16日。《考察憲政大臣李家駒奏考察立憲官制錄繕成書敬陳管見折》 ， 《大公報》 1909年7月12日，要折。《諮議局許可權職務十論》 ， 《國風報》 第1年第6號。《諮議局事務調查會意見書》 （留日學生來稿） ，《申報》 1909年3月2日，專件。《今年諮議局之觀念》 ，《申報》 1910 年10月25日，論說。

越許可權之處”。強調 “本年資政院召集在邇 ，若不先期詳為規定，恐許可權爭執無已時” 諮議局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雙重議會，既是地方議會，又帶有國會的某些功能，督撫與諮議局間的衝突自然隨之增多。如何化解這些衝突呢？梁啟超認為 “惟有速求國會之成立，舉一切政治問題悉移國會。一面縮小督撫之許可權，令其所轄者專屬地方行政事項，此正當之辦法也”。16考察憲政大臣李家駒認為 ，應先匣定官制，明確督撫許可權，然後諮議局根據督撫的許可權所在 ，議決本省應興應革事件和單行章程，如此議決才會有實效。四、諮議局並不是像事先輿論所宣傳的那樣幫助政府渡過難關， 而是在許多問題上與督撫為難，令督撫備感掣肘 經費困難是制約晚清新政進行的最關鍵因素 ，立憲派為了勸導清廷接受立憲主張 ，往往誇大了議會的籌款功能 ，如一篇 《惟立憲而後可以救中國》 的文章指出：“夫英美等國之捐於民者倍重於我，何以其民甘心輸納，皆無異詞， ⋯此其中非無故焉。蓋英、美、日等國皆為立憲之國，凡有所舉動，必開議院以公議之。議員為國民之代表，國家興舉各事 ，議員與聞之 ，即不啻國民同與聞之。民皆知國家之捐款取於民者仍皆用之民，故皆踴躍輸納而不疑之。中國無憲法，故無議院；無議院，故財務無預算；財務無預算，故國家歲出歲入之數，民咸不知；民既不知國家歲出歲入之數，故一聞國家開某捐 ，輒生猜疑而滋怨憤 ，因而聚眾鼓噪，敢為抗捐之舉，此勢所必然而不能解免者也。倘長此情形，則籌捐既極艱難，興革一切要政自必諸多掣肘。苟改行立憲政體 ，行代議之制 ，通上下之情，國家若有所需 ，先宣告國民以需用之由，使國民咸曉然於國家籌辦捐款，實為公而非為私，則抗捐為亂之禍必不復作 ，而鉅款且不難立集焉。” 17但一旦落實到行動上，資政院也好，諮議局也好，立馬忘卻了先前對政府許下的美好諾言，對各級行政經費卡得死死的。他們甚至不惜自食其言，挖苦諷刺清廷讓他們籌謀畫策、共渡難關的願望：“政府慨然以諮議局許吾民也，非以宣上德而抒下情也，蓋別有不可告人之隱焉。吾為一言以抉發之曰：政府之視諮議局也，欲其間接於官民之間，為聚斂加賦之機關而已。比年以來，新政頻繁，度支乏絕，橫徵暴斂，算盡錙銖，而猶不足以快其揮霍。明知多取之大怫民志也，乃忽聞歐西議院有承諾租稅之權，遂不禁勃然有動於中，以為吾可反其道而用之。歐西以此為議院之權利者，吾則以此為議院之義務，將欲有取於民 ，不必官民之相接觸也 ，但使此少數之議員，被吾威權之所脅，不敢複持異議以相抗阻，吾即據此為議員承諾之鐵證，而行其搜括之新令。小民即有違言，吾猶可以間執其口曰：非吾之必欲多取於爾，惟爾151617《憲政編查館奏行政事務宜明定許可權酌擬辦法折》 ， 《盛京時報》 1910年4月16日 ，奏摺 。《諮議局許可權職務十論》 ，《國風報》 第1年第6號 。《惟立憲而後可以救中國》 ，《大公報》 1904年10月16日 ，社說 。。15

等所舉為代表之議員，已代爾曹表同意矣。奈何承諾於先，而食言於後乎？如此則民間無辭以相難，而籌款加賦之目的已達。政府之處心積慮，如是而已。” 18 諮議局議員們本身是紳商代表，當然不願國家多從他們的荷包中掏銀子。第二屆諮議局常年會議期間，他們與督撫爭執最激烈就是預算案問題，福建、江蘇諮議局甚至不惜以停議抗爭。他們這樣做，使督撫備感掣肘，視議員 “徒恃理想，轉忽事實”，不解局中困難，19對諮議局的惡感油然而生。五、督撫、諮議局所處位置不同，承擔的責任不同，考慮問題 的角度和側重點自然有所不同，此亦引起兩者衝突之因素 諮議局作為省一級的議事機構，諮議局議員作為本省選民選舉出來的代議士，在討論議決本省興革大事時，自然而然更為關注本省利益，一定程度上帶有地方主義色彩。督撫作為朝廷的股肱之臣坐鎮一方，既是最高級別的地方官，又是朝廷中央的代表，這種雙重身份決定他們在處理地方政務時，必須在考慮地方利益的同時，照顧到整個王朝的利益。但不幸的是，地方與王朝的利益並不總是一致，協調、平衡兩者利益，對督撫來說往往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他們權衡再三，有時不得不捨棄一方。 地方紳士的支持是維持省及省以下各級地方政權平穩運行的潤滑劑，督撫一般會儘量與地方紳士保持好關係，對由紳士組成的諮議局，自然不會輕易撕破臉皮。但在王朝利益和地方利益難以調和時，督撫一般不會完全站在地方一邊。這其中既有為官當政者對朝廷的基本忠誠，也有督撫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畢竟上邊的朝廷比下邊的民眾更能決定自己的前程。 以兩廣總督袁樹勳為例，他本是一位對憲政比較積極的趨新督撫，但卻在廣東問題上與諮議局鬧得不可開交，最後落得一個不得不掛職而去的下場。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禁賭爭議外，處理1910年2月發生的新軍變亂事件亦是他與諮議局交惡的重頭戲。袁樹勳在平定起義後，為防範新軍再有圖謀，下令解散了整標新軍。諮議局反對袁樹勳如此處理新軍，認為這支初具規模的新軍是粵省人民花費大量錢財才練成的，不應遽然遣散，否則已花費的巨額軍餉將付諸東流。而且諮議局認為 ，造成新軍叛亂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廣東新軍在組建時，多調用北方軍官，這些 “操軍政者，日以壓抑粵人為能。⋯⋯上等官長六員，廣東無一人，中等官長四十七員，廣東僅占十四人 ，下等官長二百四十七員，廣東僅占八十六人”。這種不公平待遇不能不令粵籍兵士和下級軍官心生不滿，進而尋釁滋事，1819《論政府猜防諮議局之過慮》 ， 《時報》 1909年11月12日，社論 。《江督破壞預算之剳復》 ，《大公報》 1911年5月10日。

總督不能因倪映典等少數人而牽連整標士兵。20袁樹勳作為地方封疆大吏 ，為了維護王朝地方統治的穩定，防範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而解散新軍 ，無論是從個人職責，還是從王朝的整體利益來講，都無可厚非。正如他在致軍機處的電文中所表示的那樣：此次兵變 “擾害治安，即屬悖逆。既有奪械戕官，直認不諱，樹勳疆寄所在，惟有執法以從事，並一面剴切示諭，嚴禁造謠生事，以靖地方” 諮議局維護地方利益，無負地方父老；督撫考慮朝廷利益，恪盡職守。兩者都有道理，亦都有考慮未盡周詳之處，很難說誰對誰錯。此亦引發督撫與諮議局衝突的一個因素。 六 、諮議局有時過於看重禮節等細小事情 ， 亦引起督撫不滿 諮議局議員權利意識膨脹 ，在一些枝節問題上過於計較 ，亦引致督撫之不滿。如第一屆諮議局常年會期間，山西諮議局認為諮議局與督撫處於對待地位，督撫對諮議局行文不應用剳飭 ，呈請憲政編查館予以修正，議長梁善濟甚至以去就相爭，得到各省諮議局的支持。雖然公文格式之爭體現了諮議局不甘居於督撫監督之下的獨立意識，但也正是因為過於看重形式上的東西，致使山西諮議局與官府間感情不洽，在提交議案時屢起衝突。22 又如第二屆常會時，四川諮議局有一次開會，當議長宣告討論已畢時，又有一議員要發言。 “議長照章制止，該議員並無異議，在場官府委員饒鳳璪忽起干涉，謂議長不應掩人言論自由。是時總督在座，該員未受命令，妄言指斥，實屬侵越監督及議長許可權。且當場囂辯，謂系應有之權。全域憤激，現已照長請督核辦，如不得請，必辭職電院力爭 ，屆時請協助。”23一件不大的事，就以辭職相要脅，諮議局議員確實有小題大做的嫌疑，督撫自然會心生不快。 督撫與諮議局間的許可權衝突表明 ，儘管在事關立憲的諸多大問題上 ，督撫可以和民間立憲派基本保持一致 ，但必須有一個根本前提，那就是實行憲政不能侵犯督撫的既得權力和利益，否則，便會衝突不斷。同時，亦應看到：諮議局作為一種仿效西方的參政議政方式，對督撫和諮議局議員雙方來說都是全新的事務，都要有一個適應過程 ，在此期間的磕磕碰碰也是正常的，不必苛責。《粵諮議局維持徵兵辦法》 ， 《申報》 1910 年3月29日、4月2日、4月17日。《袁督電奏辦理新軍善後情形》 ，《申報》 1910年4月12日，緊要新聞二。《盛京時報》 1910年3月5日，譯稿。《粵川諮議局又停議辭職矣》 ， 《申報》 1910年10月22日，緊要新聞二。202 12223。21

容閎與孫中山：兩位基督徒“總統”的革命緣愫陳才俊* 廣東香山因毗鄰澳門、香港而得近代 “開眼看世界”風氣之先，地靈人傑，英才輩出。晚清 “西學東漸”之先驅者容閎與中國民主共和國家之締造者孫中山，尤乃其時香山傑士之翹楚。1903年初，容閎被推舉為擬建立之 “大明順天國”臨時政府總統 ；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被推選為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故有香山在中國由封建專制轉向民主共和的歷史巨變中先後出現過兩位 “總統”之說，只不過一位是 “未遂”的，一位是 “臨時”的。容閎與孫中山，雖年歲相距近四十載，然二者均先後進入西方基督教會學校接受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深受西方文化浸潤；二者均長期細察、深研西方民主共和政體，身體力行探尋救國強國之路，並最終 “殊途同歸”成為革命同道。這其中，有一點常被人所忽略，那就是他們二人均為基督徒，深受基督宗教文明及其價值觀念之濡染。可以說，信仰成為他們共同的革命救國動力，革命救國又反襯其共同的信仰價值。 有關容閎與孫中山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車載斗量，本文僅就二者之 “革命救國”理念的最終 “同歸”予以粗淺探析。一 、容閎與孫中山之接觸及對革命之認識 容閎， “族名達萌，號純甫，英文署名Yung Wing（又譯作Jung Hung） ” ， 11828年11月17日出生於香山南屏鎮 （今屬珠海市） 。 1835年 ，入讀原荷蘭傳道會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傳教士郭實臘 （Charles Friedrich AugustGutzlaff，又名郭士立、郭甲利， 居茨拉夫） 夫人開設于澳門之教會私學；1839-1846年，入讀創辦於澳門、後遷至香港之馬禮遜學校 （Morrison School） ； 1847年，入讀美國麻塞諸塞州孟松學校 （Monson Academy） ； 1850年，入讀耶魯學院（ Yale College，即今Yale University——耶魯大學） 。 2在孟松學校，容閎皈依耶穌基督，成為一名美國公理教會（American Congregational Church）基督徒。* 陳才俊：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1 沈潛、楊增麟：《容閎與〈西學東漸記〉 》 ，載容閎著：《西學東漸記》 ，徐風石、憚鐵憔譯， 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1頁。2 參見李志剛：《容閎與近代中國》 ，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版，第7-8頁。

孫中山，名文，號逸仙，別號中山，英文署名Sun Yat-sen ， 1866年11月12日出生於香山翠亨村。1879年，入讀夏威夷英國聖公會 （Anglican Church） 之意奧蘭尼學校 （Iolani School） ； 1883年 ，入讀美國公理教會之奧阿厚中學 （OahuCollege ）；同年，回國至香港入讀英國聖公會差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之拔萃書院 （Diocesan Boy’s School） ； 1884年，入讀香港中央書院 （GovernmentCentral School ，今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 ； 1886年 ，入讀美國傳教士附設于廣州博濟醫院 （Canton Hospital） 之醫學校；1887年，入讀香港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 1884年5月4日，孫中山在香港由美國公理教會喜嘉理 （Charles Robert Hagar）牧師施洗成為基督徒。3 由容閎與孫中山之求學經歷我們不難看出，除孫中山就讀之香港中央書院外，二者均先後於西方基督教會學校接受完整的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 ，深受西方思想文化與宗教信仰所濡染，且同為美國公理教會信徒，具有共同的核心價值理念；二者均切身體認到美國基督宗教社會文明與中國封建專制頑蔽之差異，觸發改革祖國之宏志。4然而，由於他們所出生的年代相距甚遠，各自所置身的國家社會時局迥異，所以，其在早期實現救國強國之理想時，乃由 “殊途”而入。不過，也正是由於共同的價值取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國家民族觀念，又使二者最終 “同歸”於革命救國之道。 容閎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惟一 “全程”參與者，先後涉歷太平天國、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等重大事件，並於晚年獻身辛亥革命。至於容閎革命救國思想之肇端，學界尚無定說。就連其與革命黨人接觸之起始，亦有不同說法：有言 “可以認定在戊戌維新之後就開始了” ，5有謂 “實以庚子年為始”。6其實，容閎最終走上革命救國之道，與其族弟 （亦稱堂弟）7容星橋大有關聯。 容星橋，名開，又名達景，字耀垣，號星橋 ，1865年5月12日出生於香山南屏鎮，1874年清政府派送美國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容閎與容星橋同屬廣東新會容村始祖容沙公之第廿五世之後人、第廿世容純輝之子孫 ，然以親戚關係而論，則相距甚遠。但是，由於容星橋曾跟隨容閎赴美留學，故終其一生對容閎既34567參見黃宇和：《中山先生與英國》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 05年版，第56頁。參見梁壽華：《革命先驅——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 ，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頁。陳志雄、羅建軍：《容閎與辛亥革命》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23頁。李志剛：《容閎與近代中國》 ，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版，第165頁。大陸、台灣及日本諸多學者曾誤認容閎與容星橋為叔佺，很可能是因為1900年容星橋在自立軍起義計劃失敗後逃亡日本時，對他人介紹自己乃容閎之佺，並被其時之日本特高員警記錄在案所致。此後學者多據此說，以訛傳訛。至於容星橋為何自稱容閎之佺，則可能是因為二人年齡相差37歲，看上去更像叔侄 （參見容應萸：《容星橋：容閎與孫中山的接觸點》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05頁。 ）

尊敬又感恩。容閎不僅改變了容星橋一生的命運，而且以身作則給他樹立了一個社會改革者的楷模。8而容星橋實則 “容閎與孫中山的接觸點” 容星橋與孫中山之關係，很可能始於其1891年和關元昌之八女關月英結婚之時。關元昌乃中國近代最早的基督 （新教） 徒之一關日之子。關元昌之七子關景良在香港西醫書院求學時與孫中山同班，兩人同住醫院二樓宿舍。關景良之母關黎氏時任香港西醫書院雅麗氏醫院 （Alice Memorial Hospital）護士長，常邀孫中山至家中與兒輩同游共食。孫中山則尊關景良父母為誼父母。1892年1月，關景良和檀香山華僑李月娥結為連理。據傳，李月娥之父李康平在夏威夷經商，乃孫中山之兄孫眉鄰居，而關景良和李月娥正是由孫中山介紹相識，故其結婚證明書上有孫中山作為見證人之簽名。關家兄弟姐妹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革命黨，但其和革命黨人卻保持著密切的關係。1900年，興中會的楊衢雲在香港被清廷刺殺，楊家人懼怕受到牽連而未敢聲張，乃關景良和教會人士為之收屍埋葬。另外，關家之十二子關景星之妻楊舜華的四兄，乃 “四大寇”之一的楊鶴齡。楊氏家族出身於香山翠享村，與孫中山同鄉，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在經費上一直予以極大的支持。孫中山大學畢業後在澳門開設西醫藥局，作為擔保人為其向鏡湖醫院借款開設中西藥局的吳節薇，則是楊舜華的七姐夫。91891年，容星橋和關月英喜結良緣，孫中山參加了婚禮。據載，孫中山為向來賓展示新娘之 “天足” ，10 故意在其身後燃放爆竹以嚇唬新娘蹦跳起來。容星橋自此結識孫中山，並於1895年在香港加入興中會，成為120名留美幼童中惟一的革命運動參加者。11容星橋 “深得孫中山信任” ，12孫中山到日本及歐洲從事革命活動時，容星橋曾多次同往。可以說，正是容星橋成就了容閎與革命黨人及孫中山的接觸。 戊戌政變之後，滿懷 “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13宏志的容閎， “以素表同情于維新黨，寓所又有會議場之目，故亦犯隱匿黨人之嫌，不得不遷徙以逃生” ，14先避居上海租界，後於1899年遷居香港。也就是此次在香港，對滿清政府幻想漸趨破滅的容閎，通過在香港興中會總部參與 《中國日報》 事務的容星橋，與興中會的重要成員建立了聯繫，尤其是與該會核心人物、基督徒愛國華僑謝續泰交誼甚篤。15812131415參見容應萸：《容星橋：容閎與孫中山的接觸點》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04-705頁。參見容應萸：《容星橋：容閎與孫中山的接觸點》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06-707頁。中國封建時代有婦女纏足之陋習，清末始禁纏足。故謂未纏裹足之天然足為“天足”。參見容應萸：《容星橋：容閎與孫中山的接觸點》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08頁。Thomas E. LaFargue ， China’s First Hundred ， Pullman ：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42 ， p.143.容閎：《西學東漸記》 ，徐風石、憚鐵憔譯，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23頁。容閎：《西學東漸記》 ，徐風石、憚鐵憔譯，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122頁。參見陳志雄、羅建軍：《容閎與辛亥革命》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24頁。9101

據謝續泰記述 ，1900年3月31日，他在香港湯瑪斯 （Thomas） 酒店會見容閎， “討論了政治局勢” 。4月2日，他和容閎 “密談很久” ；容閎同意其 “在能幹的基督徒領導下而聯合與合作”之主張。4月3日，他 “為容閎和楊衢雲安排了一個秘密會議，討論趕快聯合與合作的問題”。16自此 ， “革命事業獲得容閎之贊許”。17革命派亦對容閎表示信任和敬仰。4月18日，楊衢雲拜訪謝續泰。謝為防止擬 “聯合與合作”的各黨派領導間的自私競爭和妒忌 ， “強烈建議推選容閎博士為維新聯合黨派的主席”。 18此足見容閎當時在各黨派中威望之高。不過，容閎雖與革命派建立了密切聯繫，受到他們的尊敬和擁護 ，然其時他尚未直接參與革命活動，仍與維新派人士交相往還。 直至此時，容閎與孫中山尚未謀面。據謝纘泰所載，1900年4月2日，容閎對其言：“我還沒有見過孫逸仙博士。他有多大年紀？ 我認為孫不怎麼樣 ，因為他太輕率了。” 4月4日， “容閎博士乘 ‘中國皇后，郵船赴美。我寫信勸孫逸仙博士在日本會見容閎博士”。19然而，容閎是年4月並未前往美國，故未去日本與孫中山晤面，而是到上海參加 “中國國會”和自立軍起義。 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在上海愚園 （亦稱張園） 召開 “中國國會” （即 “自立會”） ，準備發動自立軍起義。容閎出席成立大會。 “公推容閎為會長 ，嚴復為副會長 ，唐為總幹事”。20 容閎親自以英文起草大會宣言 ， “向大家宣講宗旨，聲如洪鐘 ，在會人意氣奮發，鼓掌雷動”。21儘管容閎在宣言中公開表示 “決不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 ，但又稱起義之目的 “端在復起光緒帝”該宣言表明，容閎還未完成從維新志士到革命者的轉變。他雖然反對滿清專制統治，卻仍寄望于光緒皇帝東山再起，實行君主立憲 ，而非民主共和。但值得肯定的是，容閎已認同武裝反清的道路。在這一點上 ，他與革命派有了某種契合。238月22日，武漢自立軍起義計劃事泄失敗 ，包括唐才常 、林圭等眾多起事首領被1617181920212223參見謝續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江煦棠、馬頌明譯，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頁。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 上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版，第117頁。謝續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江煦棠、馬頌明譯，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頁。謝續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江煦棠、馬頌明譯，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頁。參見馮自由：《革命逸史》 第一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版，第80頁。孫寶瑄 ：《日益齋日記》 ，資料叢刊《戊戌變法》 （一） ，第540頁。參見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上編，上海：上海革命史編輯社1930年版，第74-75頁。參見陳志雄、羅建軍：《容閎與辛亥革命》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25頁。。22

殺，重要參與者容星橋被張之洞列入 “最為著名匪首”24之一指名通緝。容星橋遂化裝為苦力逃離武漢，並乘 “德興”輪抵達上海 ，與同被通緝的容閎匯合。 “容閎只得於九月一日，化裝變名 ‘秦西’ ，乘輪離滬走日本。容在亡命逃中，有一奇遇 ，即與國民革命領袖孫逸仙博士同舟共渡。孫原自日本來滬，有所活動，因清吏大捕黨人，無法停留 ，原船折返日本。容與孫同屬香山縣籍，同抱革命救國的壯志，今於患難途中巧遇 ，對容、孫二人今後事業，均有極重大影響。”25是故，經同行人容星橋介紹，容閎與孫中山這兩位同抱革新救國壯志的同鄉，于患難之際不期而晤。 不過 ，孫中山在與容閎 “巧遇”之前 ，對容閎則是 “神交”已久 ，信任有加。 1900年6- 7月，孫中山等興中會志士幻想與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 “合作” ，試圖運動兩廣獨立。孫在致李之幕僚劉學詢的函中談及獨立後的政府外交工作時，謂可讓何啟和容閎 “各當一面”。26同年8月22日，孫中山在離開日本前往上海之前，曾於橫濱發表談話指出：“在中國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儘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於歷史的進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爭執不休，而可設法將各派很好地聯成一體。作為眾望所歸的領袖，當推容閎。”27該談話說明，孫中山1900年8月回國乃有計劃之行動，故此，自立軍起義事敗後容閎與孫中山同渡日本，也非偶然巧合。他們雖然是第一次會晤，但是通過他們各自與容星橋的關係，可以說是早已互通聲氣。28 容閎、孫中山、容星橋三人9月3日抵達長崎後，容閎單獨行動，一個人投宿於庫利夫旅館。但是孫中山和容星橋在當天下午5時多到晚上9時半到旅館與他密談。4日，孫中山和容星橋乘火車前往東京前再度訪問他。29過去不少研究錯誤地指出容閎和孫中山一同於4日前往東京，並於7日同去訪問犬養毅，和內田良平、宮崎滔天、清藤幸七郎、原禎等會談。30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的《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革命黨關係”內收集的秘密報告指出，容閎並沒有前往東24 “最為著名匪首”名單為《張之洞奏宣佈康黨逆跡並查拿自立會匪首片》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九日）之附件（收藏於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 。其中有關容星橋之記述如下：“容閎即容春浦，又號新橋，年四十餘，廣東人，在上海做茶葉生意，會中派充六國通事。”顯然，該記述從人名至事實均混亂不堪，謬誤不淺。吳相湘：《容閎最有意義的一生》 ， 《傳記文學》 第16卷第6期（1970年） ，第9頁。馮自由：《革命逸史》 四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99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各國內政關係雜篡：支那之部》 ，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神奈川縣知縣發，秘甲第334號。轉引自《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98-199頁。參見容應萸：《容星橋：容閎與孫中山的接觸點》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12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四日長崎縣知事發，高秘第329號。容閎與孫中山同訪犬養毅等這個錯誤，多引用自[日1近藤秀樹編：《宮崎滔天年譜稿》 （ 《宮崎滔天全集》 第五卷，東京：平凡社1976年版，第673頁） 、吳相湘：《容閎最有意義的一生》（ 《傳記文學》 16卷6期，1970年，第9頁） 。252627282930

京，而是繼續逗留在長崎，7日再乘船赴香港。和孫中山前赴東京的是容星橋，他們在4日訪問犬養毅後，晚上又造訪中村彌六。319月14日，容星橋乘法國輪船離開橫濱，經神戶、長崎回香港。32孫中山則繼續留在東京，9月下旬赴台灣。33 至於容閎在長崎的行動，日本長崎縣知事發秘密報告中有記錄。原來和容閎等抵達長崎的同一天，兩個名叫高打 （又名高特）和高德的青年坐法國船抵達長崎。容閎預先知道他們到來，送信到船上邀請他們來旅館相會。高打抵日後立刻送了一封只有數字的秘密電報到上海。349月4日，容閎接受九州日之出新聞社的訪問時，批評英國政府對清國的態度不明朗。同日晚上10點，他收到上海來的暗號電報。5日和6日，他為了購物和買船票各出外一次，7日上午6時30分坐船離開長崎赴香港。35高打的真正身份，在翌年3月的秘密報告中揭曉，原來就是唐才堂的胞弟唐才質。36至於高德，應該是唐才常離開上海前往漢口後輔助唐才質指揮後方的狄平。37 自立軍起義失敗後，容閎和孫中山以及革命派的關係更加密切。孫中山對容閎這位有新思想、熱心中國改革的老前輩敬慕不已，並給予很高的評價。1900年10月下旬，孫中山在其新政府案中推舉容閎為外國派遣特使。38 1901年 ，容閎曾對革命党人劉禺生提及孫中山時謂：“其人寬廣誠明有大志，予勖以華盛頓、弗蘭克林之心志。他日見面，汝當助其成功”。39兩人由是建立了相知之誼。 1900年9月至1902年5月，容閎基本居於香港 ，且與革命黨人過從甚密。此際，謝纉泰、李紀堂等部分興中會基督徒和太平天國遺臣洪全福，議定於1903年除夕在廣州起事，預立國號 “大明順天國” ，並 “提議推舉容閎博士為臨時政府大總統 ，眾無異義” 。40 “此實為容氏於革命黨人具有極大信用所致。”41容閎對起事之舉 “極表同情” ，42對謝續泰的計謀、李紀堂的疏財和洪全福的勇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十日警視總監發，甲秘第111號。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神奈川縣知事發，秘甲第385號；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兵庫縣知事發，兵發秘第543號。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兵庫縣知事發，電受第466號。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四日長崎縣知事發，高秘第329號。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七日長崎縣知事發，高秘第336號。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 ，明治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兵庫縣知事發，兵發秘第159號。容應萸：《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容閎與康梁》 ，載關肇碩、容應萸著：《香港開埠與關家》 ，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頁。孫中山：《致劉學詢函》 ，載《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202頁。劉禺生：《紀先師容純父先生》 ，劉禺生撰：《世載堂雜憶》 ，北京：中華書局1960版，第115頁。馮自由：《革命逸史》 四集，第71-72頁。李志剛：《容閎與近代中國》 ，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版，第165頁。陳春生：《壬寅洪全福廣州舉義記》 ，資料叢刊《辛亥革命》 （一） ，第316頁。3 13233343536373839404 142

極為贊許，並親赴美國爭取國際聲援。大明順天國革命失敗後，容閎仍孜孜不倦積極活躍於美國，尋求救國強國之策。據謝續泰記述，容閎於1907年9月10日寫給他的信中， “提出了促使中國革命成功的計劃。”43與此同時，容閎逐步認識、看清康、梁保皇會的本質，對康表示不滿。他在致友人的信件及與美國友人面談時，均謂康 “並非一安全可信賴之維新人物”，更視康私吞華僑捐款之行徑為 “自己傷害嘲弄自己”。44他分別於1908年7月14日和1910年4月13日致函謝續泰， “譴責康有為及其保皇會”，“強烈抨擊康有為及其信徒”。45容閎最終徹底與維新派決絕。 應該說，容閎在與維新派徹底分道揚鑣之前，並非民主革命派完全意義上的同道者，但他們肩負著相同的歷史使命。容閎的思想，游離于維新派和革命派之間，雖然尚未達到民主革命之高度，但已明顯突破維新改良之樊籬，處於從維新改良向民主革命過渡之階段。不言而喻，容閎支持革命派的活動並為之積極奔走，乃是其走向民主革命的出發點。他的言論，對孫中山、謝續泰、楊衢雲等革命黨人無疑有著一定的影響力。46二、容閎與孫中山 “革命救國”思想之共鳴 容閎是中近代第一留美立志推進 “西學東漸”者 ，孫中山是繼容閎之後留美而又立志實現 “西制東移”者。這兩位愛國者開始所走的是兩條不同的道路，到最後卻匯合到一條道路上來。孫中山1900年8月底自日本來滬活動，因清廷大捕黨人，無法停留，只得原船折回日本。這就促成他與正欲逃離上海的容閎在患難途中巧遇，並對容閎和孫中山兩人以後的事業均有極大的影響。此時，容閎已是飽經風霜66歲花甲之年，而孫中山是28歲血氣方剛的青年，這一老一少一見如故，其原因除同籍廣東香山縣外，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在探索拯救中國走向富強之真理。從此，他們成了莫逆之交。 與孫中山相識並逐步認識到孫氏所竭誠追求之民主共和革命的本質後，容閎開始更傾向於革命黨人，並最終與維新派徹底決絕。而這段時期正好是容閎生命的最後十年 （且一直生活在美國） 。這十年中，容閎一直積極獻身于救國強國的實踐中，並最終與孫中山的革命救國思想達至共鳴。謝續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江煦棠、馬頌明譯，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頁。參見吳相湘：《容閎欣見民國肇建》 ，載吳相湘著：《民國百人傳》 第一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332頁。謝續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江煦棠、馬頌明譯，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頁。參見陳志雄、羅建軍：《容閎與辛亥革命》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 629頁。43444546

第一，進行鼓動宣傳，爭取華僑和美國進步人士同情並支持中國的革命鬥爭。 容閎在美國一直與革命党人謝續泰保持著通信聯繫。謝續泰寫信給容閎，請他在美國組織秘密社團，並為爭取美國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閎慨然允諾：“一方面，我自己做好準備；另方面 ，我將盡我的能力滿足你們的需要。請儘早將暗號和密碼寄來。對於我們的通訊 ，這是不可缺少的東西。 ， 47他廣泛聯繫美國華僑支援中國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並努力爭取美國進步人士支持中國的革命鬥爭。容閎還把美國軍事學家荷馬李 （Homer Lea） 和在財界有很大影響的退休銀行家布思 （Charles B. Boothe）介紹給孫中山，在他們之間建立密切聯繫。荷馬李本來與康有為、梁啟超交情甚篤 ，1903年曾在美國建立維新軍 ，為保皇運動效力。但經過容閎的積極鼓動，荷馬李和布思都開始同情中國革命，後來成為孫中山的堅定支持者，積極幫助孫中山籌款和訓練武裝力量。孫中山通過他們的介紹，也擴大了與美國社會各界的聯繫。48 第二，促成各種政治力量的聯合，壯大反清隊伍。 在戊戌變法前乃至變法失敗後若干年內，資產階級革命派與維新人士之間的關係是比較融洽的，革命與保皇兩條陣線還未鮮明，孫中山曾一度想與康有為 、梁啟超進行聯合。所以，容閎雖然已開始支持孫中山和謝續泰等人的革命事業，但與康、梁也保持著密切的聯繫。1903年和1905年，梁啟超 、康有為先後來美時都拜見容閎。容閎試圖在康、梁和孫中山之間充當互相調和的中間人 ，說服他們進行合作，但沒有得到康、梁的積極回應。在革命党人之間，謝續泰與孫中山的關係一直不佳。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宣告成立後 ，孫中山被推為總理，成為革命人士公認的領袖。同盟會領導人基本上保持著團結戰鬥的精神 ，但山頭主義仍未完全消除，彼此之間還是不斷有摩擦和衝突。容閎寫信給謝續泰，希望革命派人士能夠以大局為重，緊密團結起來，減少彼此之間的摩擦與衝突，共同為實現革命目標而努力。49 第三，在美國揭露康、梁的偽善面目，號召人們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鬥爭。 戊戌維新後 ，康、梁在海外華僑中聲譽日益卓著 ，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得到了不少華僑的大力支持。但在帝國主義列強和清朝統治者相互勾結、清政府已經完全淪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的情況下 ，康、梁擁立光緒皇帝重新執政、實行維新改良的主張就逐漸失去了其往日的魅力。他們反對革命、為革474849謝續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江煦棠、馬頌明譯，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頁。參見陳志雄、羅建軍：《容閎與辛亥革命》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29-630頁。參見陳志雄、羅建軍：《容閎與辛亥革命》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30-631頁。

命製造阻力的做法，便很不得人心。孫中山遂以 《民報》 為主要陣地，同保皇派的 《新民叢報》 等報刊進行大論戰，號召人們從思想上、組織上和保皇派劃清界限，取得了很大勝利。容閎在促成康、梁與孫中山合作之舉未果後，對康有為在美國的所作所為日漸不滿。他在寫信或與華僑及美國友人晤談時，不斷痛斥康有為及其保皇會，揭露其偽善面目。而對孫中山，容閎則讚譽有加，認為孫是一個很重實際的人物，是廣東之干城，50 如果加以支援，相信他的反清計劃一定可以實現。他最終響應孫中山的號召，與康、梁徹底決裂，義無反顧地致力於徹底推翻清政府的鬥爭，從而真正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同路人。作為第一個畢業于耶魯大學、又擔任過駐美副公使的中國人，作為中國德高望重的政府名流，容閎的言行無論是在美國人還是在華僑中間都有著相當大的影響。51 第四，制訂周密計劃，積極籌募款項，為發動武裝起義做準備。 1908年11月，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相繼死去後，容閎寫信給荷馬李，敦促他乘這一有利時機，立即發動武裝起義。如果能取得中國一省，即任命其為總督。容閎還把中國各秘密會社的名單寄給荷馬李，建議他邀請各會社領袖來美共商組織臨時政府內閣及顧問委員會，這其中就有孫中山的名字。1909年底，孫中山應容閎之邀到達紐約。他們共同商討了武裝起義的計劃，容閎慷慨允諾承擔籌款任務，這對孫中山的革命熱情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他們制定了武裝起義的《中國紅龍計劃》 （Red Dragon-China），其內容包括：（1）暫停在中國南方準備未周的起義，以便集中人力財力發動更大規模的起義； （2） 由孫中山任命布思為同盟會駐美全權財務代表，向紐約的大財團籌措鉅款；在美國為同盟會訓練軍官；籌組臨時政府。容閎估計實現這一計劃約需500萬美元、10萬支槍支、1億發彈藥。而荷馬李則估計需要美金5 000萬元。521910年2月16日是，容閎以書面形式向孫中山提供了他的進行步驟：（1） 自銀行貸借150萬至200萬元作為活動基金； （2）成立一個臨時政府，任用有能力的人來管理佔領的城市； （3）任用一位有能力的人統率軍隊； （4） 訓練海軍。53孫中山隨即到達三藩市、洛杉磯等地，與荷馬李、布思等人見面，進行了多次會談。其間容閎不斷寫信給荷馬李和布思，表示支持孫的立場，並希望他們迅速籌款，以便孫的計劃付諸實施。容閎向布思提出了他的具體借款方案：向美國政府借款，總數為1000萬美元，分五次付款，年利息為15％，期限為10年。其後，孫、容與荷馬李、布思往返通信討論計畫的實施。儘管貸款一事沒有任何達成成議，容閎為民主革命嘔心瀝血的努力還是令人敬佩的。54干城，盾牌或城牆。比喻捍衛者。參見陳志雄、羅建軍：《容閎與辛亥革命》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29-632頁。參見吳相湘：《國父傳記新資料》 ，載《傳紀文學》 第11卷第5期，第22頁。參見吳相湘：《國父傳記新資料》 ，載《傳紀文學》 第11卷第5期，第23頁。參見陳志雄、羅建軍：《容閎與辛亥革命》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31-632頁。505 1525354

三、容閎對創建民主共和中國之構想 1911年辛亥舉事成功 ，年過八旬 、中風臥床的容閎在大洋彼岸欣喜若狂。在革命行將成功之際，作為參與者的他比常人擁有更多的喜悅和自豪。他拖著疲憊不堪的病體，接連致函謝續泰等革命領導者，高度評價這場史無前例的民主革命是 “了不起的大革命” ， “它已經在短短的期間內，使滿清政府不得不跪地求饒” ； “想想你們的革命給你們和子孫後代開闢了一番多麼壯麗的事業 ！”55容閎在信中委託謝續泰向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表示祝賀。他說：“你得一直等到新生的中華民國的新總統孫逸仙博士就職：到那時，你就能夠向我報導他的就職典禮，並給我寄一份完整的內閣名單。在南京參加就職典禮的時候，假如你見到他，千萬替我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賀。”他還表示：“我的健康情況逐漸好轉，或許會到中國來，參觀參觀這個新共和國。” “我希望能活到看見我的朋友當選下屆大總統 ，他已經為中國和中國人奮鬥了二十二年之久。” “我真希望在沒死之前，能夠和所有其他革命領導人親自認識認識。”56一個已臨垂暮之年的老人，尚如此關心國事，著實令人欽佩。 當革命党人還沉浸于革命成功的喜悅之中時 ，容閎以自己幾十年之政治經驗，不僅對前景並不樂觀，而且預見到隱藏著的危機。他分析當時國內國外的政治形勢，向革命黨人提出了一些頗有見地的忠告：57 第一，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相信北方的和平誠意，堅決把清王朝及其代理人袁世凱一起趕下臺。 容閎請謝續泰轉告革命党領導人 ，必須對袁世凱之流的兩面派嘴臉保持警惕，千萬不能讓他們輕而易舉地攫取革命的成果。他呼籲革命黨人不要屈服于袁世凱的壓力而被 “誘離自己本來追求一個共和國的堅定目標” ，去相信所謂的與 “國家的過去情況更為一致” 、與 “民族傳統和習慣觀念比較諧調”的君主立憲 ，“一點兒也不要相信他們這一套 ，一點兒也不要相信袁世凱通過他的喉舌唐紹儀對他們說的話”。他殷切地希望革命党領袖們能傾聽民眾 “成立一個共和國”的呼聲，為中華民族 “建立一個模範共和國”。因為 “民聲即天聲” ， “聽從這種聲音，他們就對了”。他揭露袁世凱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是一個叛徒，是555657謝續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江煦棠、馬頌明譯，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325頁。謝續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江煦棠、馬頌明譯，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頁。參見陳志雄、羅建軍：《容閎與辛亥革命》 ，載吳汶萊主編：《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33-635頁；謝續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江煦棠、馬頌明譯，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326頁。第323-326頁。

最受外國駐京外交家賞識的人。革命黨人絕對不能相信這樣一個大陰謀家，讓他來接管中國，操縱中國的未來。 “新中國應該由地道的中國人管理，而不應當由騎牆派和賣國賊掌管，因為他們讓歐洲掠奪者干預我國的內政”。 “必須把他和滿洲人一起攆走。他的 ‘袁’姓應該從民族的姓氏族譜中刪掉。他應當被打上叛徒的歷史烙印，永遠受到子孫後代的咀咒（原文如此，應為 “詛咒”——引者注）” 第二，革命黨人應當緊密團結起來，彌息內部紛爭，因為內亂必然會導致列強的干涉。 對列強的干涉，容閎感到憂心忡忡。他表白了自己強烈的願望：在處置滿洲政權的光榮任務完成之後，革命黨人 “互相間應當比親兄弟還要密切，緊密團結起來，這是絕對必要的”。 “在任何情況下，你們都不應該互相糾紛，陷入內部爭執和內戰的深淵”。 “自相殘殺的戰爭肯定會導致外國干涉，這就意味著瓜分這個美好的國家”。容閎對革命黨內部的幾次 “倒孫”風潮略有所聞，他擔心此時的紛爭不僅會削弱革命黨的號召力和凝聚力，而且會為帝國主義列強扶植袁世凱製造合理的藉口，使中國陷於他們的控制之中，因此才有這一善意的呼籲。 第三，立即組織臨時政府，維護社會的安定。 容閎認為，革命黨人 “應該立即組織並成立臨時政府，以便展開工作，並使社會秩序和治安恢復正常狀態” 第四，新政府在聘用外國人的問題上必須慎重。 為新民國的建設著想 ，容閎認為應聘用一定數量的外國人為我所用。他指出：“如果聘用外國人，寧可聘用美國人好得多。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留用或解雇，並以此為條件與他們簽訂合同。這樣一個重要問題，應當由代表在參議會（National Convention）上冷靜討論，並作出堅決的決定。” 值得深思的是 ，容閎逝世不久 ，發生在中國的一切就證明其洞見是如何的深邃：革命黨人以讓出國家權力給袁世凱來換取清帝退位；袁世凱在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後，便開始一步步向民主制度和革命勢力反撲。由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脫離自己的領袖，革命派內部一片渙散；資產階級為求秩序安定，背叛自己的政黨。等到南北兵戎相見時，革命派一觸即潰，袁世凱則輕而易舉地篡奪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58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成立臨時政府。他很想念容閎這位在美國的 “老同志”，就特地給容閎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邀請他回國參加新民國的建設，並寄去一張照片。信中對容閎推崇備至，企待尤殷。他對容閎 “因謀覆滿清之專制，而建偉大之事業 ，以還吾人自由平等之幸58 參見陳志雄 、羅建軍 ：《容閎與辛亥革命》 ，載吳汶萊主編 ：《容閎與中國近代化》 ，珠海 ：珠 海出版社1999年版 ，第636頁 。。。

福，致有此逃之異域”表示深切的慰問。他希望容閎能早日回國參加新民國的建設：“況當此破壞後，民國建設，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 ，加以才智學識，達練過人，用敢備極歡迎，懇請先生歸國。而在此中華民國創立一完全之政府，以鞏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請 ，則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賜矣”。59然而，此時的容閎已處於昏迷狀態。當他得知孫中山來信的內容後，深感欣慰。遺憾的是 ，他已重病在身，無法親眼目睹新民國的風采 ，實現自己的夙願。於是，他說服同樣畢業于耶魯大學的兩個兒子覲彤和覲槐回國，代其為新的共和國家服務。 1912年4月21日，容閎在美國康狄涅格州哈特福德市自己的寓所逝世。他被安葬在該市的西帶山公墓。謝續泰稱譽他 “是個真正的愛國者 ，他深深熱愛祖國，晚年切望回國，為祖國效勞”。60四、餘 論 容閎與孫中山可謂兩代人，他們的接觸發生于容閎晚年的十多年間。從他們不多的往來中，可以看到兩個時代偉人的相互交流和激勵，看到老一代的改革派領袖與新一代的革命党領袖之間的真誠合作。他們之間的忘年交並不因為普通的鄉里之情和志趣相投，而基於他們對中華民族的赤子之心，基於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寬闊胸懷。這是他們從政見不同的改革者而終於走到一起並建立起友情的基礎。 容閎與孫中山深受西方思想文化與宗教信仰所濡染，且同為美國公理教會信徒，具有共同的核心價值理念；二者均切身體認到美國基督宗教社會文明與中國封建專制頑蔽之差異，觸發改革祖國之宏志。正是由於共同的價值取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國家民族觀念，使二者最終 “同歸”於革命救國之道。 晚清時期的中國基督徒接受基督宗教信仰和文明後 ，在中國傳統以外多了一種價值的選擇 。他們雖然不一定反對傳統 ，但往往視新接受的基督宗教價值比本國固有的傳統更高 。對這些基督徒來說 ，基督宗教所具有的價值 ，是中國傳統和現實所無的。其中最為當時基督徒革命者推崇的就是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這種人道主義往往成為其中一些基督徒參加革命的動力。61這也許正是容閎與孫中山 “殊途同歸”走上革命救國之道的深層緣愫。59606 1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 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4頁。謝續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江煦棠、馬頌明譯，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326頁。第330頁。參見梁壽華：《中國革命的先驅——晚清基督徒革命者》 ，《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 第18期（1995年1月） ，第28頁。

內外經略：辛亥年間清廷的戰時財源籌策劉增合* 摘要 ：辛亥鼎革期間 ，為配合戰爭機器運轉 ，清廷被迫放棄預算財政軌道 ，轉入停辦其他新政 ，籌措所有潛在財源 ，力顧國防的戰時財政狀態 。在部庫與省庫均近乎告罄的情況下 ，部省極力籌畫舉借外債 ，刻意經略勾兌借款 ，謀借外債不遺餘力 ，但先後格於列強的中立政策，不具成效 。度支部職責所系 ，矚目於北方諸省的庫存財源 ，急令各省措解餉款 ，以應付戰時急需 ，因北方諸省窘困難支 ，省庫財源的挖掘不具成效 。統兵將帥與北省督撫極力獻策發掘內款的各種方案，最終難遂人願 。 關鍵詞 ：辛亥革命 ；戰時財源 ；籌措內款 ；舉借外債 ；度支部 武昌首義之後，清廷轉入力顧國防的戰時財政軌道。擴張巡防隊、防營的呼聲日趨高漲。1各省督撫岌岌力謀擴張舊軍，尤其是增募防營和巡防隊，取代新軍。2電請增募巡防隊的奏章紛至遝來，朝旨無不立予允准。3據沈鑑粗略統計，這些需要添募的巡防隊有一百五十營，需要另籌的經費數額可達1700萬兩左右。4至九月份，度支部已經深感竭蹶難支。5來自法國駐華外交官員的觀察也證實，清廷部庫嚴重短缺現銀。6截至十月十一日，度支部庫款僅剩下實銀98.7萬餘兩，輔幣74萬枚。7這種窘困難支的局面在咸豐年間曾經有過，但光宣之交，清廷清理財1234567劉增合：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宣統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御史王寶田奏摺》 ，《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御史王寶田奏摺》 ，《御史溫肅附片一》 ，《宣統三年九月十七日御史歐家廉奏摺》 ，均籲請添募舊兵，對抗新軍。分別見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 （五） ，第408-409 ， 441-443 ，455 ，485-486頁。來自法國駐上海、南京、昆明、天津等地外交人員的情報顯示，各有關省份的巡撫總督均相當懷疑本地新軍對清廷的忠誠性。在南京，兩江總督張人駿收回了守備部隊的彈藥，甚至下令遣散這些讓人極不放心的守備士兵；在天津，直隸總督陳夔龍則整天失魂落魄，準備時刻卸下保安部隊的武裝，法國駐華外交人員說，“卸下他們（指直隸總督等官員）的保護人手中的武器的想法時刻縈繞在官員們的腦際。”《法國外交部檔案》 ，分別參見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料新編》 （7），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4-227頁。散見《宣統政紀》 ，第61-69卷，第1101- 1265頁。又見盛宣懷：《寄彰德袁宮保》 ，八月三十日， 《愚齋存稿》 ，第87卷，頁23 ，轉引自夏東元：《盛宣懷年譜長編》 ，下冊，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935頁。沈鑑：《辛亥革命前夕我國之陸軍及其軍費》 ， 《社會科學》 ，第2卷，第2期，1937年1月，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第404頁。《度支部大臣載澤折——軍需緊急擬向法國息借九千萬法郎》 ，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收入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編著：《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 ，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年，第832頁。《斐格致外交部長先生》 ，《法國外交部檔案》 ，《辛亥革命史料新編》 （7），第236頁。紹英：《紹英日記》 ，第2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247頁。。

政之後，部省預算財政幾乎高達三億兩，戰爭初期卻如此窘困，意味著中央財政在實質上的脆弱性。本文不擬討論產生此種窘局的原因，惟關注戰時背景下，清廷對戰時財政的多方籌策。這種籌策主要包括謀借外債與急籌內款，度支部、外務部、直省督撫，以至於攝政王、隆裕皇太后亦參與其間，顯示出清廷應對戰時財政的整體態勢，更折射出國家由預算財政轉入戰時財政後的諸多困境。一、勾兌借款 軍情緊急，部庫深陷危機 ，彷徨仰屋之餘，度支部決定向列強舉借外債。借款行動中，度支部與外務部共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辛亥革命爆發後，列強對華執行的是中立政策。這項政策既包括武力不干涉一面，又包括不向交戰雙方提供財政支援一面。美國國務院提出的對華貸款原則相當苛刻： 任何此類的援助都應限制在短期借款，並用於政府的一些急務 上，包括鎮壓非政治性的騷亂，提供賠款基金和其他與外國有關的事 情而不能用於戰爭目的。貸款應在中國內部各派別之間嚴格中立，因 此應得到各個不同政治派別代表的支持，並且應安排某種監督措施， 諸如設立一名外國董事，確保資金的合理使用。並且，由於此類貸款 主要為了保護共同利益，因此它們應面向所有與中國有重要關係的國 家的國民，可以由本國或其他最有利益關係的國家首先倡議發起。8 這一原則基本上排除了美國對清政府貸款的可能性 ，但這些原則卻得到列強的支持，儘管各國駐華官員和財團有不同意見，9但是，其本國政府基本上執行的是嚴格的中立政策，正如法國外交部長向其駐外公使發佈的訓令所稱：“迄今為止，六大列強至少分別地表現出了它們不介入的願望。它們拒絕了對清皇朝的金錢上的任何支持 ，也拒絕了對南京臨時政府的任何承認。”10 其間，德國通過民8910“T 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November 18， 1911，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Relation of theUnited States， 1912”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p. 102.轉見崔志海：《美國政府與清朝的覆滅》 ， 《史林》 ， 2006年第6期，第14頁。例如，美國駐華公使嘉樂�強調清政府財政困境的嚴重性，呼籲美國開放對華貸款的禁令。（‘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21， 1911， RDS.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of State”， December 28， 1911， telegram， RDS.）法國駐華公使喬治·斐格也堅持本國應該對清廷實施財政援助。 《斐格致外交部長先生》 ，《法國外交部檔案》 ，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料新編》 （7），第236頁。美國銀行團（由摩根公司、孔羅公司、紐約第一國民銀行和花旗銀行組成）駐華代表司戴德提出財政幹預看法，主張支持袁世凱和唐紹儀，取代清廷。該國銀行團的要角摩根財團亦向國務院表示了類似的看法。參見王綱領：《辛亥革命時期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南港，1983年6月，第339頁。《外交部長致法國駐倫敦、柏林、聖彼德堡、華盛頓大使》 ， 《辛亥革命史料新編》 （7），第249頁。

間商業機構暗中有些小額的貸款行為，這是個別的案例，不具主流影響。11 西方列強之外 ，銀行團體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視。美國某些金融家，英法比財團，四國財團等，均有意在財政上支持清廷。然而，南方各省的諮議局和革命派堅決反對這種貸款，並以經濟絕交來威脅貸款的國家。12財團們的希望遭到各自國家的反對，對清政府的貸款計劃陷入困境。武昌事起，孫中山又與英國外交部、四國銀行團進行交涉，對於清廷的借款，他要求英方：如已經簽訂現約的，請求英方停止交付；其未備現約的，則請其停止發行債票，均得到英國方面原則上的同意。13這就意味著清政府欲打破財政困局的外交努力前景將十分暗淡。 外務部首先承擔起對外謀求財政解困的重任。武昌起義爆發一周後，外務部尚書梁敦彥招請列強外交團領銜英國公使朱爾典會談，提出延付庚子賠款的請求，希望列強允許清廷延緩交付本年剩餘兩個月及明年上半年的庚子賠款。14朱爾典召集列強駐華公使研究後，15希望清政府直接令本國駐列強公使與有關國家交涉，因為他們覺得，外交團無法判斷接受清政府請求會給有關國家造成何種影響。16實際上，列強對清政府的這項請求並未允准。17 此後，外務部又訓令駐外公使與列強商討借款，意在打破財政困局。從駐外公使的覆電中可以看出，這項使命他們很難完成。十一月初，駐英公使劉玉麟從英國外交部得知，英方對中國交戰雙方均保持中立態度，拒絕了清廷舉債的請求 ， “借款事 ，據稱，政府及革黨均認許方可。緣英外部受惑，暫守中立 ，免致英商產命見讎於革黨也。” 1s清政府以京張鐵路盈餘作為抵押，希望向美商借款100萬英鎊，駐美代辦容揆則運動美國財團的首腦威廉·所羅門公司（William112131415161718肖建東 ： 《德國在袁世凱確立政權中的作用 》 ，《武漢水利電力大學學報》 ， 2000年第4期 ，第66- 69頁 。區弗萊區 ：《列強對華財政控制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第155頁 。羅香林 ： 《梁誠的出使美國 》 ，收入沈雲龍主編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續編 ， 第68輯第674號 ，第51頁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 Conespondence， Senes 1， 1834-1922， FO228/2219， Minutes of Interview at the Wai Wu Pu on Tuesday， October the 17th of 19 11；Dean’s Circular No. 142， Very Confidential， Oct. 18， 19 11： FO228/2219， Jordan to F. O.， tel. No. 229，Confidential， Oct. 18， 19 11. 《外務部為擬延付庚子賠款以資周轉事致駐美等大臣電 》 ， 宣統三年八月二十八 日 ， 《歷史檔案》 ， 1984年第3期 ， 第39頁 。此處轉見岡本隆司 ： 《辛亥革命與海關 》 ， 載中國史學會 ：《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中國》 （下 ）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年 ， 第1981- 1982頁 。以下三個注釋均來源該文 ，不另注 。FO228/2219， Memorandum，Wai Wu Pu to Jordan， Oct. 18， 19 11， Encl. in Dean’s Circular NO. 143， Oct.19， 19 11； Dean’s Circular No . 143 Draft， Oct. 19， 19 11.FO228/2219， 74eme Seance du Corps Diplomatique du 20 Octobre 19 11； Jordan to F. O.， tel. No. 233，Confidentia， Oct. 20， 19 11.FO228/22 19， Jordan to Grey， Tel. No . 242， Draft， Oct. 25， 19 11. 《外務部為罷請各國緩付賠款事致駐俄日美大臣電 》 ，宣統三年九月初四日 ， 《歷史檔案》 ， 1984年第3期 ，第40頁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二日駐英公使劉玉麟致外務部電》 ，中國史學會編 ：《辛亥革 命》 （五） ，第315頁 。

Soloman & Co）借款，但該商礙於美政府的壓力，難以答應借款。容氏覆電稱， “再商鎖羅門，彼本願借，惟礙美政府守局外，恐受責 ，暫作罷”。19外務部的外交努力最終限於困境。 外務部財政解困交涉的同時，度支部也在積極尋求解困的快捷方式。這一快捷方式就是從西方國家的 “民間”入手。四國銀行團當然是度支部首選的 “民間”貸款人。它代表著各國駐京公使的意見。駐京公使與本國政府的立場稍有不同，公使們對清政府持積極的立場 ，主張立即從財政上支持滿清政府 ，以挽救皇室的困境。但是各國政府卻反對這樣匆忙草率的決定。由此 ， “財團——公使——本國政府”這條潛在的主線鏈條出現了不和諧的音符，四國銀行團終究難以施展貸款行動。在度支部絕望之際，法國人勾堆 （L，emprunt Cottu，今人譯為 “科蒂”） 男爵出現了，他與同夥華法公司代表甘錫雅向清政府提出了貸款的建議。勾堆借款成了唯一的希望，清政府希望藉此打破外國銀行的中立態度。 勾堆男爵在清政府眼中是法國資本團的代表 ，實際上僅僅是謀求在歐洲市場拋售債票的投機者。20度支部與勾堆男爵商定 ，舉借9000萬法郎 ，或360萬英鎊 ，年息6匣 ，九六扣 ，六十年還清。度支部認為 ，該借款利息雖重，但軍需萬急，不能不勉與定議。21借款合同於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訂立。鑒於列強的中立政策，以及財政貸款不得用於戰爭的硬性原則，該項合同定名為 “宣統三年 （即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 中國整理各項新財政之借款”。22四天后 ，各省因防務吃緊，紛紛請款，京城內外銀根吃緊，市面亟需設法維護，賠款期限迫近，大筆賠款須由部庫籌墊，度支部不得不再度與勾堆 、甘錫雅協議續借6000萬法郎 ，或240萬英鎊。借款條件和償還期限與第一次借款相同。23由於事機緊迫，這項借款本應先由資政院審核同意，才能簽字畫押 ，度支部顧不了這樣的繁瑣 ，事先就在合同上簽字，諭旨也事先予以批准。24隨後，署度支大臣紹英將勾堆借款的議案交由資政院審核。資政院一般反對清廷舉借外債，但是軍情緊急 ，資政院議員抓住清廷迫切需要借款的心理 ，適時提出三個要求，即解散皇族內閣、赦免革命黨人、由資政院制定憲法。在清廷完全允准這三個條件後，十月初十日，資政院將總額1.5億法郎的勾堆借款一併核議，全部贊成。25外務部也將這一借款緣由和資政院審核結果，於十月十二日照會法國駐華公使斐格。26《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八日駐美代辦容揆致外務部電》 ，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 （五） ，第316頁。《勾堆借款始末》 ， 《遠東評論：中國革命的財政歷史專號》 ，1912年4月，收入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編著：《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 ，第831頁。《度支部大臣載澤折——軍需緊急擬向法國息借九千萬法郎》 ， 《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 ，第832頁。《借款合同·第一款》 ，同上。《度支部大臣載澤折——擬向法國續借六千萬法郎以濟要需》 ，同上，第838頁。《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度支部大臣載澤等奏摺》 ，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 （五） ，第298-299頁。 《為片呈事》 ，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 ，第23卷，轉見《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 ，第837頁。王國華：《清王朝最後掙扎的借款》 ，收入許毅等：《清代外債史論》 ，第646頁。《外務部致法署使斐照會——續借洋款業經資政院議決》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同上，第838-839頁。1920212223242526

法使斐格當然會積極支援對清政府的借款。他在定期向法國外交部長的報告中，主張應向清政府貸款，他警告列強不作為的態度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如果能夠幫助它擺脫目前的困境卻予以拒絕，而使這個國家無可挽回地陷入無政府狀態之中，各列強國對此將負有嚴重的責任”。而對勾堆借款則寄予希望， “如果科蒂貸款 （L，emprunt Cottu） 有所結果，使袁世凱手頭有了他越來越強烈地感到需要的款項，從而得以結束戰鬥，那麼，他的感激物件應是我們” 法國政府是否同意這筆貸款？這是清政府最擔心的事。於是，外務部訓令駐法代辦戴霖，責令其與法國外交部溝通，並強調該款並非用於前線戰事，而是基於恢復國內秩序。希望法國外交部儘快責成勾堆落實合同規定的借款事宜。28戴霖接令後，與勾堆商定：自十月二十五日起，限期十日內交款。29問題是勾堆男爵忽視了四國銀行團及其背後的列強政府，他本以為對華貸款可以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當其具體與法國政府協商時，四國銀行團已經走在他的前面，事先與法國政府約定了恪守中立政策，反對任何財團插手對清政府的貸款。法國政府拒絕了勾堆的請求，並且禁止其債票在交易所註冊。雖然勾堆竭力克服銀行團和法國政府設置的障礙，清政府也拋出誘人的利益——給予克盧梭鋼廠 （Creusst Steelwork） 修建從武昌到漢口跨越長江大橋的特權，試圖誘引法國允許將債票在法國巴黎交易所註冊。釣餌儘管十分誘人，但法國政府最終順從了四國銀行團，勾堆借款最終陷於流產。30 就當時時勢而言，勾堆借款是清廷極為矚目的大事，內閣總理袁世凱親自指揮坐鎮，署度支大臣紹英直接主持商談，起草和修改合同文本，核對中文與法文文本條款的妥當與否，親赴資政院參加說明會。其重視程度正顯示出庫儲亟需外款填補的嚴峻事實。當合同簽字後，紹英也因身心疲憊病倒了，他的日記印證了勾堆借款的重要性：“此署度支大臣將及半月，竭蹶從事，艱窘異常，倘借款無成，實無善策！聞內帑當有存儲，第討領不易，不知將來能辦到否？” 31十月十四日，他已得知勾堆借款形勢不妙：“法國駐使來電云：現在英美法德俄日本會議中國借款，概行拒絕，業經公決□議。勾堆之借款，該國政府勢難贊成。勾堆擬自向英國與資本家商議辦法等語。外人既不借款，國事將不能支，惟有因病續假，以免貽誤。”32可以想見，十多日後，紹英真正面對借款失敗的現實時，當該如何抉擇進退？《斐格致外交部長先生》 ， 1911年12月1日，北京， 《辛亥革命史料新編》 （7），第236頁。《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外務部發駐法代辦戴霖電》 ，《辛亥革命》 （五） ，第312頁。《外務部致法斐署使函——勾堆借款十日限內未交款合同即應作廢》 ，宣統三年十一月， 《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 ，第839頁。《勾堆借款始末》 ， 《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 ，第831頁。《紹英日記》 ，第2冊，第249頁。《紹英日記》 ，第2冊，第255-256頁。272829303132

二、各省舉債 清廷中央層面的借款活動無果而終 ，外省的舉債活動卻如火如荼。大約同一時期，福建、山東、東三省、兩江、陝甘、直隸等省或提出舉債要求，或已經開始運作借款活動。這些省份舉債的目的大致跟籌濟軍費不無關係。 閩浙總督松壽於九月初提出舉借外債的請求，該省準備籌借200萬兩外債用於解交京餉和加強防營力量。度支部研究後 ，准許該省的請求 ，諭旨也准如所請。33十月份 ，署理陝西藩司彭英甲致電內閣，強調甘肅、陝西兩省庫空如洗 ，如不及時接濟 ，兵隊隨時嘩潰 ，他與比利時駐華公使聯繫借款 ，對方聲稱 ，如無軍機大臣擔保歸還 ，比利時礙難出借。彭氏提議舉借200萬兩 ，由陝甘兩省認還。34諭旨未見反應 ，估計難覓擔保，只得一任竭蹶。直隸總督陳夔龍九月中旬也提議舉外債200萬兩 ，聲明用於挽救津市金融危機，以本省各實業官股及煙酒稅作為虛抵。35上諭立即允准，該省諮議局也贊同此舉。天津道洪翰香向東方匯理銀行分別訂借 “天津市面救濟借款”行平銀5萬兩、規元100萬兩。名義上雖系挽救金融，實際上，該借款大部分卻用於軍費籌解。36 山東巡撫孫寶琦於八月底奏請籌借外債的藉口與天津類似，該省聲明，舉借300萬兩的款項，並非用於軍事目的，而是 “以一半撥入藩、運兩庫，一半撥給官銀號維持市面，兼備緩急”。 37魯撫謂，省內官紳對借款極為認可 ，度支部在議覆奏摺中也認定， “向德華銀行借銀三百萬兩，系為緩急有備起見⋯⋯該省防務緊迫，籌餉為難，募借外資，誠為事不獲己，應准其訂借，以資應用”。38山東本意是準備向老主顧德華銀行舉借此款，但是，德華銀行為四國銀行團成員，已按照本國指令保持中立 ，拒絕出借這筆款項。度支部轉而找到法國的勾堆 （科德） 協商，雙方達成協定。39魯撫對本省這筆外債的籌措十分小心 ，專門致函外務部，諮詢利息輕重等細節，擔心吃虧太多。40魯撫飭道員王德鐘專門赴天津與法國科德男爵訂借，由奧地利商人戴瑪德代表，議定舉借英金40萬鎊，或1000萬法郎。十月中旬，借款合同簽押，外務部專函照會法國駐華公使斐格。41勾堆與《度支部奏並案速議江爾將軍鐵良等電奏請飭部籌撥款項以濟要需分別准駁折》 ，《內閣官報》 ，宣統三年九月十六日，第75號，“折奏”； 《宣統政紀》 ，第62卷，第1138頁。《收署理陝西藩司致內閣電》 ，十月二十五日， 《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第406-407頁。《宣統政紀》 ，第63卷，第1175頁。王國華：《“橡膠股票”風潮與周轉市面借款》 ，收入許毅等：《清代外債史論》 ，第636頁。《 （度支部）又奏速議魯撫電奏東省事機緊迫擬向德華銀行息借銀三百萬兩等片》 ，《內閣官報》 ，“折奏”，宣統三年九月初五日， 第64號。同上。王國華：《清王朝最後掙扎的借款》 ，收入許毅等：《清代外債史論》 ，第650- 651頁。《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外務部函——借款合同如有指駁即請電示》 ，宣統三年十月初五日， 《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 ，第825-826頁。《外務部榷算司呈——照會法斐署使山東借款合同已簽字照請查照轉知遵辦》 ，宣統三年十月；《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外務部函——合同已簽押應否通融以濟急需請裁決》 ，宣統三年十月十七日，《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 ，第826-827頁。33343536373839404 1

度支部的交易陷入困境後，魯省的外債舉借也就不得不壽終正寢。其餘兩江總督張人駿舉借700萬兩、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舉借500萬元的外債籌款計劃，也因列強的中立政策和國內各省獨立形勢發展太快，無果而終。42 清廷和各省對外款經營的結果十分無奈。據法國駐華公使觀察，度支部副大臣因借款無功、軍費籌濟陷入困境而被迫辭職，度支大臣嚴修則忙於跟南方談判，九月底時，極力請辭這一職務，諭旨不允。43署理度支大臣職務的紹英自任命以後，便請了長假。44外人由此慨歎，領導度支部是一項相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45不過，既然戰爭並未結束，南北之爭亦未見分曉，戰時財政尚須刻意經營運籌，清廷並未停止軍費籌措的步伐。在中樞要員和北省疆吏看來，外債募借僵局難破，內款發掘尚有轉園的空間。三 、外窺內帑 “內款”即國內財源，既包括來自民間的所有財賦，也涵蓋官員甚至皇室擁有的各類財源。戰時狀態下，擴軍裕餉，籌款方案非尋常時日可比，獻策者往往考慮簡便、顯效，至於籌款方式的穩妥合法與否，不及細酌。以今日眼光看，此類內款籌措方法，顯然與近代財政預算軌道格格不入。但在戰時財政時期，卻屬於理所應當，不值得驚異。 如果考慮簡便、顯效的原則，最值得各地覬覦的是內帑。早在光緒後期，時人已得知慈禧太后擁有巨額內帑，只是具體數額並不確知。汪大燮據鎮國公載澤私下相告，慈禧 “有藏金二千萬兩 （黃金） ，謂系李蓮英於庚子所言”。李蓮英是最接近慈禧且有可能掌握其私密資訊的宦人，照理所言似可確信。汪氏對此將信將疑，但載澤一口咬定，語氣相當認真。據汪氏個人推測，慈禧真實的家底大概數十萬兩黃金。46武昌起義後，鄭孝胥據掌握內情的人告知，宮中內帑約有900萬兩，如果盡數支放，可以支撐到十二月份。47不管內帑的具體規模如何，時人大約皆知這是一筆為數可觀而且十分現成的財賦。 其實，正是清廷本身的舉動喚起人們對內帑的覬覦。八月二十九日，隆裕皇太后主動頒發內帑20萬兩白銀，由內務府發交袁世凱在湖北賑濟災民。九月初二日，各省督撫領到了內廷頒發的內帑各3萬兩；九月初五日，隆裕首先賞給新設立的慈善救濟會內帑3萬兩，隨後更有慷慨的舉動，專門撥出宮中內帑100萬兩，詳細討論，可參考王國華：《清王朝最後掙扎的借款》 ，收入許毅等：《清代外債史論》 ，第647-650頁。《宣統政紀》 ，第65卷，第1198頁。《宣統政紀》 ， 第69卷，第1265頁。斐格一說，似不確，紹英至少斷斷續續入署辦事。《斐格致外交部長先生》 ， 《辛亥革命史料新編》 （7），第240頁。《汪康年師友書剳》 ，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99頁。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 ，中華書局，1993年，第3冊，第1372頁。4 24 3444 54647

由內務府發交度支部，專作軍費之用。一周後 ，懿旨又令內務府將慈禧遺留的宮中內帑3萬兩發交東三省賑災；慷慨拿出10萬兩內帑 ，發交岑春煊，用於拯濟川省災民。48就外省官員來說，內帑具體數額雖不可知，既然朝廷已經大張旗鼓地發放，意味著這筆钜款不再是秘密，情急之下，不妨斗膽奏請 “恩賞” 首先提出這一請求的是直隸總督陳夔龍。九月十三日陳氏因津市危機，銀根奇緊，奏請 “頒借”內帑100萬兩。載澧未敢擅自做主 ，令度支部研究答復。該部十分為難，按祖制，這筆款項並不屬於它所染指調撥的物件 ，因而只能圓滑地建議：“此次武漢軍事 ，已迭蒙皇太后頒發巨帑。此項現金雖系支給餉需 ，而一經發出，即可流通市面，未敢再行瀆請。該督所請維持津地市面之處 ，只可由臣部體察情形，酌量借撥。”49作為署度支大臣，紹英深知內帑不易請撥 ， “聞內帑當有存儲，第討領不易，不知將來能辦到否？”庫款空虛情況下 ，該部只能是暫諾而實延，內帑果然不易誅求。50 陳夔龍提議借用內帑的同時，山東巡撫孫寶琦也看重內帑取用及時而且款項現成的優勢，不過 ，他不準備申領巨額內帑，也不是奏請讓隆裕皇太后撥濟 ，而是請求從九月初六日頒發100萬兩用於軍餉的內帑中劃撥10萬兩給山東 ，專門用來採購軍糧，供應前線。這一用途當然符合 “專顧國防”的宗旨，且不須顧及皇室財權 ，部臣不會因此為難，因而允準將這筆小額內帑撥給山東，專顧急用。51看來，內帑只能由隆裕斟酌時機出手，而不能由他人隨意染指。奕劻雖有建議領取內帑以支發月餉之說，52然而揆諸事實，似難辦到。十一月十五日，南北對峙形勢相當嚴峻的情況下，隆裕才有豪舉，出內帑黃金8萬兩 ，交由部庫收支。53這批帑金價值不菲，約合銀三百萬兩，專做軍餉之用。54四、矚目北省庫款 內帑非尋常款項，度支部也不便強行徵用。前線作戰需款岌岌 ，兵隊缺餉則嘩潰堪虞，而部庫空虛，清廷不得不急求外省財源接濟。南方省份不可指望 ，北4849505 1525354佚名：《清末實錄》 ，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21頁；另見《宣統政紀》 ，第61-63卷，第1119 ， 1129，1139- 1140 ， 1165頁等。《宣統政紀》 ， 第63卷，第1166頁； 《度支部奏並案速議直隸總督順天府奏請撥款接濟折》《內閣官報》 ，“折奏”，財政類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第85號。《紹英日記》 ， 第2冊，第249頁。《又奏速議山東巡撫奏採購軍糧請於頒發內帑項下撥銀濟急片》 ，《內閣官報》 ，“折奏”，宣統三年二十六日，第85號； 《宣統政紀》 ， 第63卷，第1167頁。《紹英日記》 ， 第2冊，第256-257頁。紹英聞知此訊，非常寬慰，評價說：“國事已有轉機”，擬於十六日銷假視事。《紹英日記》 ，第2冊，第268頁。據西方報紙報導，“此項藏金尚系一千八百七十餘年所貢，有廣東、湖北封條；若內廷悉出所藏，可敷清還賠款之用云。北京各銀行分買此金，以德華所買為最多。”《鄭孝胥日記》 ，第3冊，第1382頁。

方諸省疆吏成為清廷依賴的對象。十一月十日，內閣、度支部接連急電東三省總督、直隸總督、吉林巡撫、黑龍江巡撫、熱河都統、河南巡撫、新疆巡撫等，飭令迅速籌濟巨餉，委解部庫。 這些北方省份的財政在總體上，顯然不如南方諸省佔優勢。55武昌起義後兩個月內，北方省份出兵出餉，加強籌防，增募巡防營，省庫已經捉襟見肘，自顧不遑。接到內閣、度支部接連發來求款的 “蒸電”、 “真電”，各該省份不得不剖白各自的窘境，或答應稍作接濟，或瀝陳礙難從命，甚或反而向朝廷請款者。 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覆電內閣稱，奉省兩個月以來，全力挽救省內金融敗象，增發紙幣賴以維持，難有餘潤再接濟中央，只是答應跟吉林、黑龍江兩省通融協商，徵詢其庫款餘存情況。56徵詢的結果一喜一憂。憂的是吉省難以從命，喜的是黑龍江可勉力籌解30萬元。吉林巡撫陳昭常次日回復內閣和度支部的電文，顯然無奈沮喪。該撫瀝陳吉省依靠增發官帖度日的情形，而且特別強調省內紳民對現銀運送監督甚嚴的問題， “全省紳民對於財政監察甚力，即有現款外運，勢必全力抵抗；加之人心浮動，訛言孔多，倘因而生事，禍患之迫，何可勝言！再四思維，實無他法，勢處萬難”。57吉撫的說法並不誇張，數日後，該省諮議局致電內閣，質詢東三省舉債事，並表示不予承認，便證明瞭這一點。58與吉省相比，黑省略有餘潤可以貢獻。巡撫周樹模覆電內閣和度支部說，該省已經為陸軍部墊撥炮價銀30萬兩，59支援奉、吉兩省洋關稅各10萬兩。由於其他省份的協餉已經停止解送，大連稅關的稅銀亦被截留，該省庫款儲量十分有限。儘管十分為難，但是周撫答應可以通過讓廣信公司增發紙幣的辦法，籌措30萬元軍餉，一個月內分兩次解送至京。60 直隸屬於近畿省份，拱衛京師難以卸責，然而該省財政實不容樂觀。陳夔龍先後三次電覆內閣和度支部。其首電表態說，各省患難與共，自當通力接濟。但自從洋關稅款被總稅務司管制後，該省庫款愈益竭蹶，如果能讓總稅務司將稅款返還，直隸可以拿出數十萬兩解部，支援同儕省份。目前只能將本省燒鍋稅銀一565758《喇伯第致法國駐華公使館代辦先生》 ， 1911年12月5日， 《辛亥革命史料新編》 （7），第237頁。該員觀察到， “共和政府曾從中國南方收到相當多的資金。這筆資金將用於解決最初的財政困難。但是，金錢問題仍然是革命運動的明顯障礙。不過應當注意到的是起義的省份一般地比北方各省富裕，從這些省取得較多的收益是可能的。這些收益大致能與滿清王公在北京積累起來的財賦相抗衡，它當然將用作戰爭資金。”《收東三省總督致內閣電》 ，十一月十一日， 《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第463頁。《收吉林巡撫致內閣、度支部電》 ，十一月十二日， 《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第469頁。《收吉林諮議局及各團體呈內閣電》 ，十一月十八日，《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第487頁。《收黑龍江巡撫致內閣、陸軍部電》 ，十月十五日， 《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 第24冊，第351頁。這三十萬兩炮價銀的籌措也是費盡心機，周撫電文說：“‘寒電’急切，何忍推辭？已飭司無論設何苦法，務將炮價籌交。惟江省來源並竭，金融危險，閣部籌款若成功，切懇速撥，以顧邊局。”《收黑龍江省巡撫致內閣、度支部電》 ，十一月十二日，《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 第24冊，第469頁。555960

萬四千余兩解部。61次電亦答應積極籌措 ， “惟力是視 ，多方設法，一俟籌定，再當電聞。”62三電情況不容樂觀 ，陳氏飭司道核查的結果 ，省內只有運庫存放數萬兩白銀，但這筆款項只能用於發放省內各營薪餉，實在難以提交部庫。63同一天，河南巡撫也向朝廷開出了空頭支票， “豫省同一艱窘 ，現款尤無從搜集 ，刻正多方措畫，俟有成數，即行解京。”64聯繫到半個月前 ，豫省尚十萬火急地向度支部請款，不滿意部臣撥款拘泥成章的做法，65可以斷定 ，北京令該省急籌軍餉解部的做法不切實際，亦可概見國庫空虛到何種程度。 閣部臣僚尚求救于熱河、新疆這樣的邊瘠省區。熱河都統錫良反映 ，該區向來依賴各省協餉支持 ，南方起事後，各項協餉中斷撥濟，所餘款項只能滿足發放一個月的軍餉。不過，他答應正在積極募集公債，一旦籌有現款 ，即當速解部庫。66閣部臣僚其實很明白，戰亂歲月，金融崩壞 ，政府失信，何能舉辦公債？等待熱河這樣的籌款簡直是望梅止渴 ，水中望月。新疆財政窘迫情形遠甚於熱河，眼下部臣本來急電其籌餉接濟部庫，而新疆巡撫袁大化不但無法挪款解部 ，反而借機向部臣請款，電文顯示出戰時背景下協餉制度面臨中輟的脈亂之象： 真電敬悉 。 國步艱難 ，聞之流涕 。理應遵籌 ，共撫危局 。但新省有地無民 ，向恃各省協餉賴資全活 ，今值陝邑路阻 ，餉源斷絕 ，屢次奏請接濟五十萬金 ，以支目前 ，迄未見到 ，其窮困可想而知 。現雖各處搜羅挪借 ，以顧餉需 ，究難持久 。 東南糜爛 ，恃西北為根據 ，新省再有疏虞 ，大局愈難收拾 。河南協餉減實三十六萬 ，河東道協餉四十八萬 ，新省應攤多半 ，現因路阻難解 。請先就近提部酌撥若干 ，匯新為叩 。67五、籲請親貴獻財 閣部臣僚向北方各省求援的舉動，不但獲益匪少，反而引起統兵要員和疆吏們的不滿。京中王公親貴坐擁厚資，存钜款於外資銀行。時人傳言 ，親貴私蓄可達二千九百萬兩，68北洋統兵要員則偵知親貴存放在外資銀行的私財高達三四千《收直隸總督致內閣、度支部電》 ，十一月十一日， 《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第463頁。《收直隸總督致內閣、度支部電》 ，十一月十二日， 《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第468頁。《收直隸總督致內閣、度支部電》 ，十一月十四日， 《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第477頁。《收河南巡撫致內閣、度支部電》 ，十一月十四日， 《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第477頁。《度支部奏並案速議河南等省請撥款項折》 ，《內閣官報》 ，“折奏”，財政類，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第83號； 《收河南巡撫致陸軍部、內閣、軍諮府電》 ，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初九日， 《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第383 、 457頁。《收熱河都統致內閣、度支部電》 ，十一月十二日，《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第472頁。《收新彊巡撫致內閣、度支部電》 ，十一月十五日， 《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第478頁。《鄭孝胥日記》 ， 第3冊，第1372頁。6 162636465666768

萬兩。69外人甚至推測，滿族親貴的家財可以抵得上南方各省的財賦。70京官發現，武昌事起 ，達官親貴忙於將數千萬私款送到外資銀行，絡繹不絕。71閣部中樞不向親貴募捐，反而求救於瀕於破產的省庫，這令統兵大員和疆吏十分憤慨。十一月十四日、十六日這兩部分官員分別連袂致電內閣，強烈要求京中親貴帶頭貢獻钜款，支持作戰。 首先發難的是姜桂題將帥聯盟，15位將領聯名要求親貴王公捐出私財，購買國債。72函電建議，親貴大臣捐款由度支部妥定章程辦理，以便事後歸還。姜電措詞恩威並施，一方面強調 “毀家紓難，自好者猶慷慨為之，況各親貴大臣世受國恩 ，豈宜吝此區區”； 另一方面，則警告說， “倘有不知大體，揹勒阻抑，或故意隱匿，不將所有現款全數實報者，並請從嚴治罪，以徇私誤國論。” 73函電上達內閣，次日諭旨頒下，贊同將帥聯盟的提議，令宗人府傳知王公親貴，“將存放私有財產盡力購置國債，並著度支部妥定歸還章程，毋令絲毫虧損。”諭旨尚對此寄予期望， “該王公等分屬懿親，與國家同休戚，所當懍多藏厚之戒，效毀家紓難之忠，想該王公等具有天良，深明大義，定能竭誠報效，不待子之諄諄誥誡也。” 74 其次 “提醒”朝廷的是北方諸省督撫聯盟，由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領銜，8位督撫、都統合辭上陳，75請求親貴王公捐出存款，共渡時艱。電文尚透露，王公親貴坐擁厚資，數達三千萬兩這一消息，主要來自外國駐華使節人員。日本駐華公使還曾直接面詰某親貴，建議其毀家紓難，並且掌握了親貴大臣存儲銀兩的具體數額，且俱系現銀，該消息千真萬確，並非虛懸不實。督撫們表態說，一旦親貴帶頭作豪舉，自己當然會積極效仿。電文以猶太富人的悲慘下場作為鑒戒，諄諄瀝陳。76 如果仔細比對這兩封函電，大致可以肯定，其發難之舉動有內在聯繫。將帥在前，督撫在後，應該是經過充分斟酌和磋商的。姜桂題之於將帥地位，趙爾巽之於北方督撫地位，其領銜安排、簽名排序，均應事先作周密佈置；事隔一天先後電陳這樣的安排，應該是充分考慮樞府的反應，造成逼壓之態勢，清廷不得不加以重視。如果考慮兩電均由袁世凱代遞上奏，其內在聯繫更加明顯。將帥與督《宣統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直隸提督姜桂題等致內閣電》 ，《辛亥革命》 （五） ，第317頁。《喇伯第致法國駐華公使館代辦先生》 ， 1911年12月5日，《辛亥革命史料新編》 （7），第237頁。史曉風整理：《憚毓鼎澄齋日記》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冊，第574頁。憚毓鼎發現， “當江漢事起，不過一隅之亂耳，乃紛紛提取現銀數千萬，輦而納諸外國銀行，市面為之窘滯。”這15位將帥分別是姜挂題、馮國璋、張勳、張懷芝、曹錕、王占元、陳光遠、李純、潘榘楹、吳鼎、王懷慶、洪自成、周符麟、聶汝清、張作霖。《宣統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直隸提督姜桂題等致內閣電》 ，《辛亥革命》 （五） ，第317頁。《宣統政紀》 ，第68卷，第1246頁。這8位巡撫總督都統分別是趙爾巽、陳夔龍、段祺瑞、錫良、齊耀琳、胡建樞、陳昭常、周樹模。《宣統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等致內閣請代奏電》 ，《辛亥革命》 （五） ，第319-320頁。諭旨對此督撫之奏評論說：“該督撫等奏請，情詞尤為懇切，著將十五日諭旨電寄各該督撫閱看，並將該督撫等電奏抄給宗人府，傳知各王公等，一體閱看。”《宣統政紀》 ， 第68卷，第1247- 1248頁。69707 17273747576

撫中，多數跟袁氏有非同尋常的人脈關係，謂其受袁之授意 ，似無不可。何況，袁世凱統兵鎮壓南方革命，相當頭痛的一件事便是軍餉撥濟。早在八月下旬，尚在河南彰德韜光養晦的袁氏即對餉款無著落的困局憂心忡忡 ，他致函盛宣懷說： “鄂變盡變 ，庫款全失 ，赤手空拳 ，用何剿撫？ ” 77即在上述兩電上達天聽之後，袁氏尚令度支、外務兩部查詢王公親貴存款實況，他直接告訴署度支大臣紹英說：“欲戰則兵少餉絀，欲和則君主立憲宗旨難保，惟有辭職， 請上另簡賢員辦理。”78這一剖白，亦顯示袁氏速籌钜款的急切心態。 飭令親貴捐款的諭旨雖已頒下 ，效果卻令人失望。據時人傳言 ，當時各親貴大臣均吝惜私財，難有豪放慷慨之舉動，即連聲名狼藉的巨貪奕劻也僅僅是獻出10萬兩而已。79所以人們慨歎：說清王朝亡於親貴，誰曰不宜？憚毓鼎憤慨其事，斷言：“親貴已播亡國之種 ，安得不收亡國之果乎？”80 鄭孝胥當日即在其日記中描述說： 王司直來談，言京中親貴害袁，幸借款不成、南京失守，乃不敢 發。宮中存款已盡出，約九百萬兩，可支至十二月初旬耳。親貴私蓄二 千九百萬，皆不肯借作國債，惟慶邸出十萬而已。雖謂親貴滅清可也。81 十日後，因未見親貴王公有何豪舉，江南提督張勳又單獨致電奕劻、載澧、世鐸、溥偉、善耆、載洵、載濤、載澤、載振等 ，請求儘快湊集數千萬兩軍餉 ，以應軍需。82張勳徑直致電上述權貴，實有不得已之苦衷。作為主持蘇省防務的主要官員，他的軍隊因缺餉而勢處萬難。即就蘇省戰略要地徐州防務來說 ，軍餉無著，已開始動搖大局， “徐餉項屬巡防馬步 （原文如此） ，共十九營 ，每月餉銀三萬余兩，向由省局及海州分司淮北督銷分撥，現在紳士已籌墊兩月，竭蹶萬分 ，十二月餉尚無著落。”83張勳手下直接掌握的防營多達25營 ，數千人急需軍餉，嘩潰立現，張勳窘迫萬分之下，除了緊急請餉，別無選擇。親貴王公無動於衷，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也難以收拾殘局 ， “項城以開戰商之度支、軍諮等部，則皆以無餉無械為辭，項城竟無辦法，只有坐以待斃矣，奈何奈何 ！”84十一月下旬，袁氏致梁鼎芬函中，顯露絕望：“受事以來，局天躋地。人心盡去，既瓦《彰德袁宮保來電》 ，八月二十六日， 《愚齋存稿》 ，第87卷，第13頁，轉見夏東元前揭書，第934頁。《紹英日記》 ， 第2冊，第269-270頁。另有奕劻僅獻出5萬兩之說。據紹英親見，十一月十九日，慶親王奕劻令度支部司員至慶府領取實銀5萬兩，作為購買債票之用。參見《紹英日記》 ， 第2冊，第268頁。另外，世續也欲拿出十萬兩交給內務府，惟不知是否兌現。 《紹英日記》 ，第2冊，第262頁。《憚毓鼎澄齋日記》 ，第2冊，第574頁。《鄭孝胥日記》 ，第3冊，第1372頁。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第1冊，第3頁。張守中編：《張人駿家書日記》 ，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45頁。同上，第142- 143頁。兩江總督張人駿非常同情徐州防務面臨的窘況，他私下函告袁世凱說： “徐州為四戰之地，北連曹兗，西接開歸，無江河可限，無險隘可防，以少軒數千饑疲之師，徐防十餘緝捕之隊，械缺餉單，支柱其間。”777879808 1828384

解而土崩；庫儲已空，將釜懸而炊絕。”85 急籌內款的方策中，勸誡親貴提取私款之外，還有趙爾巽代遞陸軍、防營軍官聯合會議提出的另外一種方策。這種方策針對的也是京師的王公親貴，不過，籌款的方式稍微間接一些，這就是建議將王公在奉省的圈地地租貢獻出來。十一月十八日，即北省督撫聯盟致電內閣的第三天，趙爾巽單獨代電內閣，轉述軍隊將官們的意見，請求內廷允准奉省 “暫借”王公圈地地租。奉天境內各州縣均有王公圈地，每年由莊頭直接收租，地租數額每年逾百萬兩之多。趙氏的借款辦法是：“飭令各王公將本年應徵地租，令各莊頭赴就近地方官衙門交納，盡數留奉充餉。此項銀兩作為奉省暫時借款，由地方官於收到銀兩時，發給收據，再由總督匯齊，還給借券，分年歸還，本利決不缺欠。” 86內閣是否代奏，諭旨如何批示，未見清廷文獻記載，估計籌款的成效不大。六、謀求內款獻策 同一時期 ，向袁世凱內閣獻策者，還提出一種針對 “有錢人”強行借款的辦法。這一辦法的提出者是與袁世凱關係極為相近的軍事洋顧問曼德 （GeneralJohan Wilhem Normann Munthe）。十一月十一日，曼德致函袁氏 ，介紹西方戰時往往通行開徵 “軍務稅” ，戰爭結束後立即取消。他認為中國民眾不可能接受這種籌款辦法，於是提議另外推行一種更簡便快捷的籌款思路——強迫借款法。這一辦法主要在北省的富人群體中推行，山西因財政極度困絀，正擬採用這一做法。曼德的具體方案是：“無論何人，有貨產值銀一千兩以上者，悉按百分之十暫借。其在一千兩以下者免之。發給債票，允給年利五分 ，一年後準將借款還清。”據曼德本人評估，這一方法有兩大優勢：“其一，藉以增補銅元之不足；其二，可令人民早享升平之樂，則暫借之款亦可早日清還。”87至於如何估算產業，如何抽借款項等具體章程，可由地方官斟酌制定。戰時環境，兵荒馬亂，富人岌岌籌畫匿產方法，暗度陳倉，分身有術，該籌款方策估計難以付諸實施。 當然，急籌內款的方策並不僅僅盯著 “來源現成”的內帑和親貴私款，北省督撫在時局最關鍵的十一月中旬，尚提出戰時財政慣用的非常金融手段。88趙爾巽的 “軍用手票”即屬典型。揆諸史實，日本早在日俄戰爭時期，即採用這一辦85 《鄭孝胥日記》 ，第3冊，第1383頁。86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內閣請代奏電》 ， 《辛亥革命》 （五） ，第321頁。87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譯曼德致內閣袁世凱函》 ，《辛亥革命》 （五） ，第316頁。88 相當多的省份紛紛提出，為維持市面，籌措軍費，必須加鑄銅元，增發紙幣，從金融角度維持戰 時財政局面。見《收東三省總督致內閣電》 ， 《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下同） ，第 463頁； 《收吉林巡撫致內閣、度支部電》 ，第469頁； 《收黑龍江省巡撫致內閣、度支部電》 ， 第469頁； 《度支部奏速議寧省奉省添鑄舊制銀元銅元接濟折》 ，《內閣官報》 ，“折奏”，財政 類，宣統三年九月初四日，第63號； 《宣統政紀》 ，第61卷，第1107頁； 《宣統政紀》 ，第61 卷，第1112-1113頁等。

法支持戰爭，由於軍票發行時不必要求有保證金作為兌換基礎 ，所以軍票不能兌換日元。同理 ，武昌起義後，軍餉實銀極度匱乏 ，日軍的做法頗可 “借鑒”。十一月十七日，趙氏據此電告內閣，申述軍用手票的價值。不過 ，趙氏軍用手票辦法與日軍通行的做法有所區別。趙氏認為 ，可以將親貴捐款和愛國債票的收益作為 “預備金”，發行3000萬元並無問題，具體來說， “鈔票需印一角、二角、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各種” ，而且需要由國家發行， “准其完納稅課，並俟事平之後，由國家銀行擔任兌換，目前暫作為不換鈔幣，雖行使不能通暢，而當緊急之時，出以強迫命令，未必無濟。”89其實，在親貴惜財，所謂愛國債票也虛無縹緲的情況下，90趙氏之軍用手票獻策亦是一廂情願而已。 內款急籌諸策在實際上如同畫餅，大多難有顯效。最後一步 ，只能是變賣皇室家產一條路可走了。十一月中旬，內閣總理大臣 （兼署度支大臣） 袁世凱不得不提議，“庫空如洗，軍餉無著，請將盛京大內、熱河行宮舊存瓷器發出變價充餉，以救目前之急。”隆裕已經束手無策，只得允准。91 外款經營一籌莫展 ，內款最終淪落到變賣皇家瓷器 ，清廷戰時財政氣數已盡。然而它還要逐日應對南北各方急如星火的請款函電，雖不敢作豪舉，卻不能不略有點綴，維繫著王朝最後的微弱脈息，直至傾覆在革命的洪流中。這一過程無不顯示出王朝財政在內外變故急劇到來面前，極易崩潰的脆弱性 ，亦可概見制度變動難以順利實現的窘迫困境。89909 1《收東三省總督致內閣電》 ，十一月十七日， 《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彙編》 ，第24冊，第486頁；另見《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內閣電》 ， 《辛亥革命》 （五） ，第320頁。關於愛國債票、國民捐等清末紳民自發活動旋起旋落、難有顯效的情形，可參見馬陵合：《官商關係視野下的清末籌還國債》 ， 《學術研究》 ， 2010年，第9期，第92-98頁。《宣統政紀》 ，第67卷，第1242頁。

公共知識分子的起義：孫中山的民族與政治思想黃雁鴻* 摘要 ：本文分析了孫中山推翻滿清 、建立民國的政治思想 ，來源於西方 “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中對國家和民族 、政治的承擔和倡導 ；雖同樣以精英政治為國家建設藍圖的基調 ，但強調平等、 自由和人權的政治架構 ，明顯有別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待政治和傳統文化所持的鮮明的道德理想主義態度 。檢視孫中山推行革命之時所宣導的民族與政治思想之時 ，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對國家和民族所起的政治啟導 ，對廢除帝制 、成立共和所起的啟蒙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關鍵詞 ：孫中山 ；政治思想 ；民族主義 ；公共知識分子前 言 人類社會隨著歷史的發展徐徐而進，而進步的過程總免不了在政權興替和國家發展的軌道上按步而行。在世界近代史上， 當傳統的專制王朝向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時， 常伴有多樣性的變革甚至革命。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identity都是建構起來的概念。人們是在程度不等的壓力、誘因或自由選擇的情況下， 決定自己的identity 。 Identity可以譯為認同， 也可譯為身份， 具有不易界定的多重意義， 根據不同的使用場合， 也有廣義狹義之分，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別人， 人們才能給自己界定身份”。1從清王朝到民國，中國在革命洪流中， 民族共同體的構成和領土空間相對穩定， 呈現高度的連續性。這種 “中國特性”使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各族從族類、王朝認同轉變並提升為民族國家認同的必然性。 在王朝專制時代， 人們的政治認同只是臣民的服從， 或是傳統的集體無意識， 完全不存在個體的自主選擇；具有現代性的國家認同， 雖然由於認同的連續性， 不可能完全克服宗族、族類、宗教、地域以及亞文化和文化的影響，但人們首先必須認識自己的國民或曰公民身份， 把對最高共同體的即國家的認同置於其他認同之上， 並用國家認同統率其他層次的認同。這也同時要求，人們主動認同， 願意成為其中一員並樂於為之奉獻的國家是一個沒有特殊群體、國民當 黃雁鴻：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編輯。1 撒母耳·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 ，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18 、 19頁。*

家做主、 人人具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民主、公正、和諧的國家，故此辛亥革命意義深遠， 它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 ， 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 ；促成了中國無論在政治上或民族國家認同上的現代化。 在推動革命之初，孫中山及其創立的同盟會是以 “驅除韃虜 ， 恢復中華”為其民族主義及政治思想的基調，但華夷之辨明顯己不符合世界潮流，孫中山在其後即在 “依賴一種意識，一種懷疑、投注、不斷獻身於理性探和道德判斷的意識”2的驅動下，以公共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所宣導的理念，帶動中國人從國民性醒覺到推翻從帝制建立共和。當中的過程雖免不了暴力革命，但思想革命卻是革命運動的先行者，國民能在具現代性的國家認同，對國家民族有所承擔而作出推翻專制王朝、建立人人具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民主、公正、和諧的國家 ，當中知識分子所起的推動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公共知識分子 美國學者波斯納 （Richard A. Posner） 的理論中 ，公共知識分子（publicintellectuals）的定義是： 廣意的政治議題 ， 包括從意識型態、倫理學或政治層面分析之 文化事務——為一般民眾（或至少比學術界或專業領域更普遍的讀者 群） 撰寫論述。跟學者比起來，知識份子更具有 “實用性” 、時代性 與 “偏重結果的傾向” ；但是與專業技術人員相比，知識份子的視野 顯得寬廣許多。3 公共性作為大眾的價值旨歸，如何實踐其開放性、批判性、理性化，以不受操縱的公共輿論、理性的共識來達成民主的要義，將是建構理想社會形態不變的主題。正如薩義德所言：身為知識分子 ，站在公共的立場 ， “在觀眾或訴求對象之前提出我的關切，但這並不只關係著我如何發表它們，也關係著自己作為嘗試促進自由、正義理念的人士所代表的。”4不管是曼海姆的 “自由漂浮者” ，葛蘭西強調的 “有機知識分子” ，古德納界定的獨立 “新階級”—— “文化資產階級” ，還是齊格蒙·鮑曼所概括的從立法者到闡釋者的轉化，知識分子歸根結底有一個總體的價值維度：就在於其公共性 ，即超越他狹隘的專業性 、學院化、職業性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是在超越對自身所屬專業或所屬職業的局部性關懷、參與到一些更具普遍性問題的具體的話語實踐中完成的。 “是否決定參與到這種特定的實踐模式中，永遠是判斷 ‘知識分子’與 ‘非知識分子’的尺度。”5所2345愛德華·薩義德：《知識分子論》 ，三聯書店2009年，第23頁。Richard A. Posner（波斯納）著，韓文正譯：《公共知識分子》 ，台北：時報文化，2004年，第25頁。薩義德：《知識分子論》 ，三聯書店2009年，第17頁。齊格蒙·鮑曼：《立法者與闡釋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頁。

以雅各比在他的 《最後的知識分子》 和 《回歸公共生活》 中極力呼籲知識分子要 “回歸公共生活”。6因為在他看來，知識分子的作為如果不是面向公眾，不具社會影響 ，不擁有公共性的靈魂，那他就不是作為一位知識分子而存在了。要成為知識分子一定離不開兩個向度：知識的向度和公共的向度。對這點，薩義德用自己為例做了說明，並強調：“對我來說主要的事實是，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 ‘向（t o ）’公眾以及 ‘為 （for ）’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7因此在公共空間對大眾社會負責的知識分子，其思想理念中的開放性、公共性和政治性都是必要元素。 孫中山在推行革命之初，以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態度 “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 ，關注到民族認同和國家命運。他首先提出的是民族問題；撇開同盟會 “驅除韃虜”這一狹隘民族口號，孫中山對國家、社會和政治的觀念其實是深具世界視野並且超越民族界限的；在他自己口中是 “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 雖緯經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這種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基調的精神違悖了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兼具了西方的民主和民權主義，是一種以 “長期的研究、縝密的思索、審慎的判斷”的知識分子視野所宣導的政治理念，也是一種以暗示國家民族認同方式來協助民族感受到共同認同感9來推動革命、實踐政治理想的手段。民族的覺醒 新文化運動的推行者胡適肯定辛亥革命的歷史作用，並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角度來評價這場由孫中山領導的政治運動。胡適認為，辛亥革命使中國 “造成了一個大解放的空氣” ，為爾後發生的婦女解放運動等各種社會改革奠定了基礎，指出 “這個大解放的空氣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真意義”。10這個 “真正有價值的大進步”是 “悲觀聲浪裡的樂觀”， 11是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能夠發生、西方民主自由觀念之所以能夠流傳於中國的一個重要前提。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對大眾的提點，這些提點迎合了大眾的思考和對政治的要求、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基調，可說是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的產物。拉塞爾·雅各比：《最後的知識分子》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頁。拉塞爾·雅各比：《回歸公共生活》 ，許紀霖主編：《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 ，江蘇人民出版社20 3年，第7頁。薩義德：《知識分子論》 ，三聯書店2002年，第16- 17頁。孫中山：《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 ，《孫中山全集》 （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第296頁。薩義德：《知識分子論》 ，第29- 31頁。胡適：《雙十節的感想》 ，《獨立評論》 第122號，1934年10月14日。轉引自高志勇：《〈獨立評論〉時期胡適對孫中山政治思想的解讀》 ，《史學月刊》 ，2010年，第11期。胡適：《悲觀聲浪裡的樂觀》 ， 《獨立評論》 第123號，1934年10月21日。出處同上。6789I0II。8

孫中山認為，民族主義是建立民族國家及推進近代化進程的必要工具，強調要 “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12並主張通過漸進的程式 ，實行由下而上的自治，最終實現憲政目標”， 13無論在民族團結或在實現政治改革這一目標上 ，孫中山比同時期的知識分子多了一分對公眾的承擔 ，他號召中國人發揮民族主義精神，認為 “蓋民族思想，實吾先民所遺留 ，初無待於外鑠者也。余之民族主義， 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14其中包括中國歷史上的民族主義傳統，諸如元末、明末清除及晚清太平天國等國人反對民族壓迫的所體現的傳統民族主義精神。當然 ，他不是簡單的繼承，而是用近代的眼光做了一番清理。正如李大釗所說： 他承接了太平天國民族革命的系統， 而把那個時代農業經濟所反 映出來的帝王思想， 以及隨著帝國主義進來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淨 盡。他整理了許多明季清初流下來以反清復明為基礎、因為受了帝國 主義壓迫而漸次擴大著有仇洋色彩的下層結社， 使他們漸漸的脫棄農 業的宗法的社會的會黨的性質而入於國民革命的正軌。15 所以說孫中山的民族思想是有其先進性的，體現了 “知識分子的團結和努力必須集中於政治，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鬥爭中的真理價值，就不能負責地處理活生生的整體經驗” 。16在喚醒國民、團結民族進行推動革命的過程中，孫中山採取的是一個傳統與現代結合、並向現代化靠攏的觀點：傳統與現代結合者指的是他推動民族運動，喚醒國民的方法；向現代化靠攏指的是他在國家民族認同背後所主張的新觀念、新思維。他批評清政府 “政治不修 ，綱維敗壞 ，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 ，暴過虎狼” ；17要求以 “民族之正義之精神”來救國： 中華民族者 ，世界最古之民族 ，世界最大之民族 ， 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夫以世界最古 、 最大 、 最富於同化力之民族 ，加以世界之新主義 ， 而為積極之行動 ， 以發揚光大中華民族 。18 由此可見，孫中山的民族思想之所以能超出 “驅除韃虜”的狹隘觀念，是他能採用 “世界之新主義”加諸於 “最古、最大、最富於同化力”之民族身上 ，現121314151718《孫中山全集》 （第9卷），第189頁。劉興華：《孫中山思想論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頁。孫中山：《中國革命史》 ， 《孫中山全集》 （第7卷），第60頁。李大釗：《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 《李大釗文集》 （下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48頁。Power ， Politics ， and People ：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Wdrights Mills ， ed.Irving Louis Horowitz（New York ： Ballantine， 1963） ， p. 299.孫中山：《香港興中會章程》 ， 《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21頁。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 ， 《孫中山全集》 （第5卷），第186- 188頁。16

代化的痕跡清晰，一如杜贊奇所言 “現代文明的啟蒙話語， 已經讓所有社會不得不向現代化靠攏， 但接受現代化的進步也就意味著擁抱新事物、打碎舊繚銬。因此，民族國家一方面歌頌民族古老的、永恆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努力強調民族國家的空前性， 因為只有這樣， 人民——民族才能成為自覺的歷史主體”公共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所創建的價值觀和追求的理想是高度精英化的，帶有鮮明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所以很難在現實生活和人的具體人生實踐中落實，很難在普通人的社會現實中踐行，即使芸芸眾生按照儒家先賢們的理想設計去做了，結果發現，人們人生實踐與儒家知識分子的理想預期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表面看來，現實社會是在實踐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價值理想，世俗權力是在一步步落實知識分子的政治設計。事實正相反，知識分子被拉進了世俗權力的圈套，為統治者的專制政治提供合法性證明，甚至成了世俗專制權力的幫兇。由於他們的理想一開始就與現實社會中的政治權力糾纏在一起，導致他們的思想、身份不具備真正的獨立品格。那些在他們心中自視甚高的 “道統”其實很難擺脫 “政統”的控制，他們的命運被緊緊地控制在權力手中。這樣，知識分子就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背叛；要麼臣服： 官學和整個科舉制度旨在迫使紳士以及謀取紳士地位的人沉湎於 “科舉生涯” ，將他們的思想導入以綱常名教為重點的官方思想管道 中去。再由接受灌輸的紳士將這些儒學原則印入民眾的頭腦中。 目的 便是造就一個滿足於清朝統治和現存社會結構的清平世界。20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直在傳統的城堡裡掙扎。長期的痛苦掙扎使得他們當中的一批精英分子，漸漸地從清王朝統治者布下的政治陷阱中清醒過來。他們發現曾寄以厚望的現實政治與自己的預期越來越遠，現實社會變得越來越黑暗。雖然他們也為消除這種腐敗和黑暗付出了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結果仍然無濟於事。於是，他們開始思考解救的辦法。解救的途徑有兩種：一是從知識分子的 “道統”內部進行清理，一方面重新張揚被政治權力阉割掉的儒家精神；另一方面結合歷史需要，為儒家思想注入新的內容。 孫中山的政治思想之所以能擺脫上述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個人理想和社會公眾之間的迷思，在於他能發揮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能，利用公共空間宣傳自己的主張和思想。和自廢除科舉以後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他被釋放到社會1920王憲明譯， 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7頁。張仲禮：《中國紳士》 ，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版。。19

這個大舞臺上來，周遊列國的經歷使他接觸了世界知道新的事物和思想觀點。離開了傳統廟堂，他面臨著歷史性分化和重新組合 ，一如很多的讀書人，孫中山可以在社會大轉型的歷史潮流中大顯身手。在推行革命的過程中，他注視在民間知識的傳承，利用權力場之外，開闢另一片天地 ，利用傳統廟堂之外的知識分子活動空間即 “公共空間”宣揚他的革命思想。他分別在香港、澳門和日本等地創辦《鏡海叢報》 、 《中國日報》 等革命報刊，充分利用了 “公共公間”這一個巨大的蓄水池，不斷地吸收外來新鮮活水，排除固有的沉渣和污穢 ，為淨化整個社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所創立的興中會、同盟會之所以有別於其他在中國封建王朝瀕臨解體之前，在民間雨後春荀般出現的秘密結社，在於這些革命組織不但尋求平民百姓脫離無能統治；進而追求更好生活的純粹生計需求 ，而是有民族與政治理想，創建者利用其知識分子的優勢，向公眾推行其新國策、新思維 ，去孕育社會新生力量和文化新質，同時，也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但必須申明的是：這個 “公共空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承擔的功能各有所側重。在維新變法及辛亥革命時期，急切的變革意識驅動 “公共空間”採取激進的革命方式，尋求根本解決的途徑，發展到孫中山這裡，民族覺醒帶動了政治運動，而 “政治革命壓倒了思想文化啟蒙” 自1894年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開始 ，孫中山在 《檀香山興中會盟書》 中提出 “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22 “合眾政府”就是美國聯邦式的共和政體。之後他多次提及要建立共和政體。1897年他明確提出中國要改行 “共和政體” ， “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 1903年他在演說中表示：“必須傾覆滿洲政府，建設民國。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 ，廢除專制，實行共和。”23在這種政治理想面前，孫中山選擇了以公共知識分子的手段 ，透過辦報和結社 ，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推廣開來，博取同情與支持 ，從而造就了中國帝制的結束。結 語 無論是民族思想或政治理念，孫中山在推動革命的同時 ，都充分利用了公共空間去作為宣導政治運動的手段，印證了政治現代化是政治由傳統走向現代的一種目標和過程。亨廷頓認為政治現代化多種因素的變遷過程 ，主要包括三個重要張濤甫：《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轉型》 ，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孫中山全集》 （第5卷），第20頁。《孫中山全集》 （第5卷），第226頁〔美〕亨廷頓著，王冠華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 ，北京：三， 2004年第2期。2 1222324 聯書店 ，1989年 ，第87頁 。。21

維度：（1）權威的合理化；（2）結構的分化；（3）政治參與的擴大。24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取向於把政治現代化界定為統治合法化、結構合理化、行為多元化，並以此來奠定辛亥革命的國家建構歷程。辛亥革命之取代自秦始皇開創的兩千多年的 “帝國” ，民主共和終結和否定了皇權專制，是現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結果。它搗破了歷代王朝的循環的更迭機制，否定了整個皇權體制，因而也觸動了傳統社會的各條神經，是政治制度和社會思想的飛躍， “對一個社會居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和神話，及其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體系、政治活動和政策，進行一場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國內變革”，25從而使現代政治走向合法化、合理化、世俗化。就是因為這些歷史性的變動，才使辛亥革命異於中國歷史上朝代的更替，使中國真正走向民族和國家的現代化。25 〔美〕亨廷頓著 ，王冠華譯 ：《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 ，北京 ：三聯書店 ，1989年 ，第87頁 。

趙連城二三事張 梅 趙連城，又名璧如，別名冰雪，女，斗門鎮大赤坎人 ，1892年10月11日生於澳門。其父趙旭新，出身貧農 ，以抬轎為生，由於鄉霸誣陷 ，不得已 ，攜妻兒避居澳門，為生活計，趙連城之母黃碧在澳門替南海望族馮家當保姆 ，趙連城就在這時出生。連城十二歲時，二姊趙杏適馮氏，其父母以澳地生活困難 ，仍返鄉耕種，複遣連城到澳門二姊處就食，以減輕家庭負擔。這時的趙連城 ，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在馮家，她與其姊夫之佺馮秋雪相識 ，青梅竹馬 ，感情彌篤 ，後結成終身伴侶。約在趙十六歲時，馮秋雪送她入培基小學念書，改名為趙璧如。該校擁有學生一百多人 ，是港澳兩地唯一獲清政府核准立案之學校。由於她學習刻苦，聰穎過人，成績常為年級之冠，多次享受全免學費之優待。由於受到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響，入校不久她便和一批培基同學參加反清宣傳活動，以後又參加了同盟會。 其時，廣東民族民主革命形勢高漲。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香港很快就發展為同盟會的重要革命根據地之一，而在其相鄰的澳門，康 （有為） 、梁 （啟超） 改良主義的君主立憲政治主張尚佔統治地位。培基學校教師，多半也服膺康梁學說。學校每逢星期六下午都舉行演說會，開始是一些學術性質的講演辯論，後來逐漸由性善性惡之爭，發展到尊孔反孔之爭。趙連城積極參與辯論，並與馮秋雪、古桂芬 （後任嶺南大學文學院院長） ，馮印雪 （後任澳門書畫研究會副主席） ，周樹勳等四人組織了一個 “非儒會” ，先後參加的同學還有何國材、梁雪君 （女） 、李文海、李文偕、陳霞裳 （女） 、陳詠裳 （女） 、李伯陶（女） 、陳秀姬 （女） 、何玉卿 （女） 、何妙仙 （女） 、葉崇志、蔡惠楨、周璧華 （女） 等共19人，與另一派主張尊孔的同學文瑞昌、區韶鳳、黎延禧等經常展開論戰。以後，這種反對尊孔，反對封建禮教的辯論，又逐步和國內反清革命運動合流，學生們把學說會的政治性逐步加強 ，甚至公開談論革命，帶有強烈的政治性。當時曾有一個著名的廣州粵劇戲班，由著名的小武周瑜利和武生公爺創領銜到澳門演出說岳傳的 “金兀朮入寇中原”和 “岳飛報國仇”兩折戲。由於賞演技的成功 ，在澳門社會曾掀起一陣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的高潮，學堂裹的同學都廢寢忘餐地前往看戲，回到學堂談論起來，不少人熱淚縱橫，把岳飛的抗金和當前的反清運動，很自然地聯繫起來。 1911年 “三·二九”黃花崗之役，對澳門影響極大，參加起義的同盟會員謝英伯、高劍父等常到澳門活動。在謝英伯的策劃下，同盟會在澳門發展組織 ，於* 張梅 ：廣州市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院長 。

南環41號設立同盟會秘密支部，並建立 “濠鏡閱書報社”作為掩護機關。 當 “濠鏡閱書報社”籌備舉行成立大會的時候，澳門同盟會主盟人謝英伯認為很需要對婦女做些宣傳工作，要趙連城準備在成立大會上演說，鼓吹女權。成立大會那天，參加人數有二三百人，其中也有一些女學生和家庭婦女。在幾個同盟會主事人和來賓演講過後，趙連城登臺發言，從反清的革命大道理說到提倡女權，照準備好的稿子講了一遍，引起了全場聽眾的注意。由於心情過分緊張，趙連城把清朝統治260多年錯說為620多年。當她講完返回座位的時候，座後有人笑說：這位女士把亡國時間拖長幾百年了。趙連城的演講對群眾起了一定的影響，開幕典禮過後，女子演說鼓吹反清居然成為一項社會新聞，還說這是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成為當時一條重要的社會新聞。閱書報社成立後，即公開徵求社員，又在社員中發展同盟會員。趙連城等七個學生，由謝英伯主盟，率先加入，成為澳門地區最早的同盟會員。自此，她更積極地參加各項革命活動。 首先，她與一起加入同盟會的七名培基學校同學，另成立了 “鋤異社” （誅鋤異族之意） 小團體，向親友籌集款項，用以支持閱書報社經費；時香港同盟會派女同志鐘廷芬、張竹君到澳門籌集基金，趙連城陪同她們去澳門一些富室大戶，向太太小姐們募款以支持革命；還參與同盟會澳門支部對清政府海軍策動反正工作。當時，趙連城有位姐姐在廣州，趙常回省探親，同盟會便派她秘密傳遞書信與重要指示。有一次在省澳輪上，她正閱讀 《人道》 一書，引起一位姓盛乘客的注意 （因當時女子能識字者極少，而閱此類進步書刊更罕見） ，盛與趙攀談，對趙之學識與思想甚表欽佩。之後，時有往來，盛某並向她表示愛慕之意。趙得知盛系清海軍廣福兵艦之管帶 （艦長） ，常巡防在港澳、前山地區，遂將此事向謝英伯等彙報，受命繼續與其來往，策動盛某率艦反正。趙連城對他做了一些工作，還利用兵艦掩護了同盟會地下交通活動，秘密運送了一批軍火去前山，到辛亥廣州光復時，廣福艦在廣東省河正式易幟反正。 1911年夏，趙連城奉派到香港實踐女校工作，主要負責港澳交通，有時也代課任教。同盟會在香港的機關一般是以商行、住宅或文化機構為掩護。實踐女校是當時同盟會在香港的主要機關之一 ，地址在中環結志街25號。其重要人物如鄒魯、陳景華、徐維揚、謝英伯、高劍父、馮自由、莫紀彭、鄧慕韓、陳哲梅、曾伯谔、鄭彼岸、李思轅等經常在學校出入，除鄒魯、陳景華外，他們都曾在學校兼任教員。女同志梁綺川出名向港政府註冊並掛名為校長。梁是一個放腳的婦女，從外表年來很難看出她是參加政治活動的那一類的人物的。教學方面實際由男同志陳自覺 （陳景華之弟） 主持。女教員方面有徐慕蘭、宋銘黃 （後來與高劍父結婚） 、周紫明 （後與林直勉結婚） 、莊漢翹等。由於工作關係，學校教職員的流動性很大，一些人掛名教員，往往臨時缺課，趙連城除了跑交通之外，有時也得代課。該校更是同盟會女同志在香港的活動中心，也是逃避封建壓迫的婦女的一個收容站和教育場所，不少女青年就是從這裹奔向革命的，如梁綺川、徐慕蘭、宋銘黃、梁定慧、莊漢翹、梁雪君等，皆是背著辛酸的包袱走出家庭而來到

實踐女校的。在這裹，趙連城接觸了眾多的仁人志士 ，視野更寬了，革命鬥志也更堅定了，她積極在港澳發展同盟會會員，在光復香山的鬥爭中，她和澳門培基學校的幾名同學，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0月，武昌起義成功 ，給廣東地區的革命者以巨大的鼓舞 ，廣州清將鳳山為年輕的同盟會員李沛基炸斃。接著，同盟會的陳炯明、王和順率民軍起事于東江 （又稱 “惠軍”或 “東軍”） ，由淡水墟分四路向惠州 、博羅進攻 ，與清軍展開激戰。香港同盟會南方支部所屬各機關均奉命組織隊伍配合民軍行動。香港同盟會南方支部所屬各機關均奉命組織隊伍配合 “東軍”行動。實踐女校方面 ，此時亦組隊分兩路向惠州與石龍進發。惠州一路由陳自覺、陳逸川等率領 ，女同志參加的有余瓊玉、郭玉生、程文華和陳志德等。石龍一路由謝英伯、高劍父等率領，女同志有韓玉貞 （廣州夏葛醫院女醫生） 、梁雪君和趙連城三人。 在出發之前 ，無論男女大家都心情興奮，大有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情調。一些沒有被派出發的女同志也紛紛捐獻金飾或現款 ，為大家添置行裝。趙連城參加的石龍一路人數共百餘人。為了照顧趙連城等三位女同志，隊裹曾雇三乘山轎，但她們拒絕乘坐。行軍過程很緊張，因為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打過仗 ，出乎意料，未與清軍遭遇。沿途所過鄉鎮，群眾夾道歡迎，鄉紳也出面殷勤招待。老鄉們見隊伍中有趙連城等少數女兵，殊為驚異，說 “女人也出來造反，世界變了！”石龍光復後，鎮上人民紛紛剪去辮子，趙連城等女同志，就成為臨時剪髮師。接著，趙又隨同民軍進軍廣州。 粵省光復，胡漢民就任廣東軍政府都督。不久，鄒魯、高劍父等發起組織廣東女子北伐隊，趙連城與徐慕蘭、宋銘黃、梁定慧等二十餘人報名參加 ，其中，原實踐女校教職員、學生占了三分之一以上。臨行前，趙因家事返回澳門，未能成行，稍後，廣東省政府曾議定派趙連城去日本留學，謝英伯電催速行，適逢趙病而未能即時赴省辦理手續 ，致未果。謝英伯謂可待第二批再去 ，但以後軍閥混戰，局勢動盪，乃未實現。 1912年，趙連城與馮秋雪在澳門結婚。馮家在澳門是名門望族。馮秋雪又名馮平，他的祖父馮成是澳門著名商人之一。馮成為澳門近代工業的開拓者之一。1880年6月，馮成獲葡萄牙王室賞賜勳章。1882年4月，馮成向澳葡政府申請設立兩間繅絲廠。此外，還與何連旺、盧九、陳六等合作創設了另一間較大的織造匹綢廠。在同一時間內，同時投資多家工廠 ，可見馮成的經濟實力和對製造業的興趣。馮秋雪雖出身於望族 ，然自幼受革命思想之薰陶，思想進步。少年時與趙連城結識後，即深為愛慕。馮家以連城家貧，門戶不當、反對這門親事 ，然秋雪矢志不移 ，幫助趙入學，支持她走上革命道路。婚後，趙連城與馮秋雪一起創辦佩文學校，從事教育工作，馮任校長，趙任教務主任。公餘之暇，與同志刊行 《詩聲》 月刊，提倡風雅，和楊章甫、楊匏安、黃沛公 、莫遠公等結成文字之交 ，結社聯吟，詩歌唱和，交誼甚篤 ，情誼至深至久。1962年馮秋雪患病時，楊章甫還

從香港多次寄、捎藥品及營養品予馮。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國，孫中山組織 “二次革命”失敗。1914年，孫中山解散國民黨，組織中華革命黨。趙連城與馮秋雪當即參加，從事討袁工作。謝英伯、高劍父、潘達微等曾在香港深巷仔18號趙連城家策劃討伐龍濟光活動。時陳逸村、林直勉等在澳門聯絡革命同志，黨內重要文件，多交由趙、馮保管及付印。 1927年4月，蔣介石背叛革命；12月廣州起義失敗，國民黨反動派瘋狂屠殺中國共產黨人與革命進步分子 ，幸有逃脫者，多去港澳避難；抵澳者，多在佩文學校藏匿。為萬全計 ，馮秋雪接受楊章甫建議 ，斥資三千萬元，擴大佩文學校，設中學部。一方面借機擴充教職員，安置逃亡的革命者以掩人耳目；另一方面，以中學部收入維持他們的生活。同志中來當教員者，有祁協恭、柯定宇、馮君銳、李秀英 （葉挺將軍之大姨） 等，來讀書者有戴愛蓮 （譚平山之女） 、李樹勳等。時楊章甫負責澳門地下宣傳工作 ，其領導的刊物有 《紅旗》 、 《農工小報》 ，但無法付印，通過趙連城與馮秋雪交由她們的好友馮非一帶往國外秘密印刷，複由趙連城負責交寄香港。由於馮、趙主持下的佩文學校的革命活動，招致國民黨反動政府駐澳特務的注意，通過葡萄牙當局，監視佩文學校出入之人。趙連城見狀不妙，即通知各人走避，特務乃勾結葡當局將馮秋雪扣押，旨控佩文學校為共產黨機關，迫馮供出共產黨人的姓名、住址。馮堅決否認，不予吐露。趙連城急去廣州，通過謝英伯等老友的營救，馮才獲釋，但已坐了九天牢，化去千餘元。自此事發生後，澳中人士多以佩文學校為共產黨機關而令子女轉校，學生人數大大減少，學校難以維持。趙連城乃不得不另謀職業，得朋友之幫助，先後任廣西梧州公署職員，粵桂閩區統稅局職員，農林局職員等職。抗戰前夕，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的夫人梁定慧 ，在廣州舉辦廣東婦女習藝所，聘趙連城為教務主任。梁與趙為摯友，均為老同盟會員，梁曾是趙在實踐女校工作時的學生。此職雖系義務性質，趙仍欣然樂從。連城既有文化，又善編織，遂兼教識字、編織，深受婦女們的好評。 抗日戰爭爆發後，梁定慧組織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積極為抗日進行宣傳和籌款活動，邀趙參加，趙慨然應允，先後在港澳地區廣泛開展活動，所籌款項中相當一部分送往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廖承志、郭沫若等在武漢接見了服務團全體成員，嘉許她們的愛國行動。 由於日機不斷轟炸廣州，國事日蹙，趙連城與馮秋雪恥於當亡國奴，凡日本勢力到達之時，她們即攜子女離開，輾轉四方、顛沛流离，寧願餓飯，也不願在日本人卵翼下生活。1938年10月，廣州淪陷，趙全家避居香港；1942年初，香港繼陷，趙乃攜兒帶女步行歸國，由惠州轉老隆到曲江，旋入挂林，沿途出賣衣物書籍，賴以度日。當時，桂林是文化人蒼萃的地方，因此交識了很多朋友，如呂集義、千家駒、歐陽予倩、李濟深等。不久，衡陽會戰爆發，桂省震動，桂林疏散，趙連城一家得呂集義（建國後任廣西省交通廳副廳長）幫助，同到昭平。未及

半年，日寇又迫蒙山，昭平疏散，趙乃遷避森聰村，直至日寇投降，方才返穗。 抗戰勝利後 ，趙連城以子女眾多 ，覓工作不易 ，賦家閒居 ，生活困苦 ，然仍十分關心國事，並精心培育子女，以期使他 （她） 們成為祖國有用之才。早在抗日戰爭處於十分艱難的1943年 ，趙連城支持鼓勵第三子馮敏之報考軍校，從軍報國。抗戰勝利後畢業，分配去華北參加鐵道工程兵部隊。在1948年返回廣州。長子馮伯� ，於解放戰爭期間在香港參加由李濟深組織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 “民革”） ，積極推動和組織國民黨內部的愛國分子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革命鬥爭。為讓伯�北上參加中國共產黨主持召開的政協第一屆全國會議，趙連城變賣首飾，親赴香港鼓勵其子北上，並積極為其籌措旅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全國掀起參軍熱潮，趙連城支持其次女馮錦明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並赴朝鮮前線，不愧是一個深明大義、革命的母親。 對新中國，她無比熱愛。建國後，她懷著萬分愉快的心情，積極投身於街坊工作，長期任居民委員會主任。此職既無報酬，事務亦極滋繁，然趙連城均不計較，全心全意為群眾排憂解難，街坊中無人不知趙大姐者，貢獻甚大。 1952年，她被選為廣州婦女代表，次年，被評為北區軍屬模範，1956年被評為中區五好積極分子，1957年因治安保衛工作出色而受到獎勵 ，1958年以其在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所取得的卓越成績而獲得廣州市長朱光簽署的市人民委員會獎狀，被評為烈軍屬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她還是廣州越秀區人民代表、民革成員。生前殷切盼望臺灣回歸祖國，國共兩黨能再次攜手合作 ，振興中華，在1958年及1961年召開的辛亥革命老人座談會與紀念會上，她以興奮的心情回顧青年時代參加辛亥革命的經過 ，激動地說：“我們辛亥革命老人見到祖國蓬勃興盛的景象 ，年紀雖大 ，但心情不老 ，希望在臺灣的辛亥革命老人，亦為促進和平統一祖國而努力！” 趙連城不愧是一個革命者和與愛國者，她一生追求進步 ，追求光明 ，熱愛祖國。 她又是一位頗有才華的詩人。早在青年時代 ，就與馮秋雪 、楊匏安等以詩文會友；抗戰期間，她是南池詩社及綿社社員，寫下不少感時之作 ，惜遺稿未作整理，現僅將刊印在 《南池社詩錄》 二集、三集有關她的遺詩中，抄錄抗戰時期的兩首詩作，可窺見詩人的愛國情懷。其一是 《蓮花石》 ：“蓮花石上嵐氣精，蓮花石下潭水明。山光水色相零亂，石立其間真傾城。避寇龍平倏五月，驚烽又入荒村氓。於今見石百感集，彼美胡為在棒荊。鳥獸嗥音風雪共，哀哉江壖棄長檠。天地不仁物芻狗、誰慰失職才士情 ！君不見思勤江水滔滔來石下 ，湍激如作不平鳴。奈何女媧補天遺此一塊石 ，萬千劫後空亭亭。”另一首是 《倭寇投降喜極而賦》 ：“五十年來侵略夢，今朝已覺熟黃粱。乍驚廣島夷原彈，又見紅軍上戰場。虺吹幾番噓上國，降聲一片出東洋。重光禹甸人天樂，肯負清秋醉百觴！”

趙連城還是一位出色的賢妻良母。自孩提時代結識馮秋雪後，共同的理想、追求與志趣 ，結成了終身伴侶 ，其忠貞的愛情 ，至死不渝。馮秋雪為老同盟會員，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又是一位詩人，精工書法，歷任澳門佩文中學校長，澳門教育會會長；建國後為 “民革”成員，廣州市文史館館員。趙育有三子五女（一女在抗戰前因病夭折） ，教育兒女諸事，大部分由她承擔。長子伯�曾是廣州市政府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員，民革廣州市委員會副主席。二子馮錦雲是中學教師。三子馮敏之，民革廣州市委會委員兼組織處處長，廣州市政協委員，越秀區人大常委委員。長女馮弋歐，小學教師。二女馮錦明，曾參加抗美援朝，轉業後一直從事醫務工作。三女馮錦秋、四女馮錦紈，均畢業於武漢醫學院，現分別為暨南大學醫學院副教授與廣州越秀區人民醫院主治醫生。 趙連城於1962年10月11日病逝廣州，享年70歲。

辛亥革命在澳門張 磊* 時光流逝，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一個世紀。但是，20世紀中國的首次偉大變革並未被忘卻。恰恰相反，它被愈來愈多的中華兒女所認同和紀念，人們研究和總結經驗教訓，繼承和發揚先驅者的愛國主義和革命精神。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驅孫中山領導的這場劃時代的革命運動，結束了延綿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國也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促成了政治、思想的啟蒙，推動了經濟與社會的變革，跨出了近代化的重要步伐，打開了歷史進步的閘門。雖然，辛亥革命未能取得徹底勝利，沒有根本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和人民的無權與貧困狀態，卻以光輝的篇章永垂青史。 澳門，原屬廣東香山縣 ，後被葡萄牙租占為包括半島和離島組成的邊陲港城。它的面積雖然狹小，但卻在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史上產生了重要作用。 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世紀20年代的國民革命，廣東曾是民主革命策源地。澳門則是這塊熱土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基地與平臺。還在民主革命的發端時期 ，在蓮花莖所建的關閘就成為抗擊英國侵略軍的陣地；而幾乎辛亥革命的全過程，大都與澳門有著頗為密切的關係；曾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人士的代表孫中山走向世界的門戶和最初活動的舞臺；又是孫中山和革命民主派推翻清帝國、創建共和國的鬥爭的基地；也是孫中山和革命民主派不屈不撓地捍衛共和的平臺；還是孫中山歷經 “艱難頓挫”後決心 “另為徹底之革命運動”據點。 最終，孫中山在國民革命階段初期主持的繼續辛亥革命 “未竟之業”的廣州革命政府，給予澳門民眾以有力支持，反對葡兵暴行、保護民眾權益。 此外，它還是孫中山存留著深厚親情友誼烙印的地方。 於今，凝鑄為青銅的他永遠挺立在澳門——如此熟稔、親切的業已回歸祖國的土地上。他沉思的目光似乎蘊含著無限的欣慰，並且充滿著熱切的期望。孫中山的主要業績無疑是領導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則是全國性的武裝反清鬥爭當著民主革命的火焰燃遍了神州大地，澳門——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最早門戶 張磊 ：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會長 。一*

之一，也捲入了洶湧澎湃的大潮。傑出人物、先進思潮與運動同環境的關係，無疑是哲人們長久思索的重大課題。深入進行探究，顯然是意味深長的。 “人傑地靈” ，這句古老的諺語一般地觸及了二者間的關係。更為科學的論斷則是：傑出人物是環境的產物，而環境又烙上了傑出人物的印記。他們往往成為變革進程的促進因素。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是雙向的。 中國近代歷史的演進，使上述命題得到了充分的印證。向西方學習和從事社會變革的一些主要先進人物，大多為廣東籍，至於他們的故里，則全然處於以廣州為中心的、半徑約為百公里的地區。這當然決非偶合，孕育了許多精英人物的、基本上屬於珠江三角洲範圍的這個區域的特色恰恰在於：商品經濟發達，資本主義萌發較早，毗鄰澳門和香港。而這些人物的思想和實踐，又給予當地和全國以積極影響。很難設想，孫中山誕生的故鄉會是當時尚很閉塞的內地山區。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澳門成為孫中山邁向世界的門戶和踏進社會的舞臺，並在整個辛亥革命時期——從1894年興中會建立到二次護法運動失敗——都成為孫中山及革命民主派的活動基地和平臺，對創建共和與捍衛共和起了重要積極作用。同時，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們在這個港城的活動，意味著把具有比較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運動同它聯結起來，並為澳門書寫了光輝的史篇。 毫無疑問，任何傑出人物的作為並非隨心所欲，他的眼界、觀念和構想為時代所制約，而其活動只能憑藉于現實生活的舞臺。但是，歷史是人們創造的，出類拔萃者往往是某種社會思潮或運動的先導和代表，他們的能動作用不容忽視。孫中山以近40年的艱苦卓絕的革命活動，在廣闊的時空領域中演出了多幕悲壯史劇。他的不平凡的政治生涯延伸過兩個世紀，並貫穿了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前後階段。在中國社會墜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淵的沉淪過程中，他的業績成為引導和推動中國社會上升的重要階梯。 無論在什麼意義上，他都堪稱為巨人。他曾多次環行世界，能操幾種語言；他求索於人類的思想寶藏以鍛制救國拯民的真理，並在鬥爭中思考抽象的哲理；他幾乎畢生從事 “滌蕩舊汙”的 “戰爭事業”，時而身兼統帥與排長；他能與時俱進，從不在奔騰的 “世界潮流”前固步自封；他感受過勝利的歡欣，目睹共和制誕生於封建帝制的廢墟；他遭受到紛至遝來的挫折與失敗，迭被通緝和綁架；他總是毅然前行，永不為 “槁木死灰”的心境壓倒⋯⋯當然，他的思想、實踐乃至性格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因為他不是光環籠罩頭顱的神祇，只是一個生活于現實中的巨人！ 在近代中國風雲變幻的歷史舞臺上，他扮演了民主革命先行者與近代化前驅的角色。他必得擔負起開拓的重任，因為形勢是極其嚴峻的：無論是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抑或呼喚變革的維新運動，都未曾使得中國臻于獨立、民主和富強，而只能以悲劇告終。為了真正打破舊秩序，必須進行新的鬥爭：制定包括共和制的民主主義政綱，組織全國性的革命政黨，開展持續的反清武裝鬥爭。他繼承了

前輩的理想和實踐，又跨越了他們的足跡。他的活動雖也未能取得徹底的勝利，但卻標誌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從準備階段入於正規階段。而在民主革命的新階段到來後，他積極迎接了時代的大潮，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經由反思和揚棄，忠實於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孫中山使自己的活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適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他的一生宛如上升的階梯，盛名、威望和高齡沒有導致思想的僵化和盲目。 他建樹了不朽的豐功偉績：高舉民主革命的旗幟，領導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的辛亥革命；實行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了北伐戰爭的發展。他的奮進的一生大致可以形象地表述為一個加以半個 “弧形”。第一個 “弧形”是他的前期活動的寫照，從興中會到同盟會構成升弧，辛亥革命為其頂點 ，而二次革命、中華革命党反袁鬥爭和護法運動顯示為降弧。第二個 “半弧形”反映了他後期的活動，其峰巔為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弭平商團叛亂和北上。他的非時的逝世，中絕了弧線的高揚。 為了祖國的獨立、統一、民主和富強，他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他的精神狀態始終保持在 “悲劇的高度” ，因為他的理想宏大而崇高 ，卻是壯志未酬，非時逝世。對於人類的進步事業而言，他的活動具有普遍的積極意義。他的事業雖未及身而成，卻完全無愧為中華民族的偉大的兒子。當然，他也屬於全世界。 與這位巨人關係密切的澳門，在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史上曾以它獨特的地位而起著難以替代的作用。 位於祖國南端的海港城市澳門 ，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屬轄於廣東省的香山縣，距孫中山的故鄉翠亨僅僅30餘公里。澳的含義為船舶停泊的港灣，因之它又名香山澳。另一個較後獲得的名稱馬交，則是葡萄牙文的音譯。最初踏上這片土地的葡人首先看到的是建立在海邊的海神天后廟媽祖閣 ，遂以葡文譯音MACAU稱之。以訛傳訛，相傳至今。這個並不確切的舶來稱呼 ，兆示了它後來四五個世紀的奇異的命運。 南宋以前，澳門人人口稀少，明中葉時成為沿海漁民停泊的場所，間有香山居民前往採石。1529年，廣東巡撫請開海禁後澳門漸成中外貿易的互市地點。16世紀中葉，葡人藉口航船在附近海域觸礁，需要借地晾曬受浸貨物，賄賂當地官員而得登陸澳門。他們後來定居南灣一帶，並擅自築造牆垣和設置防哨，不久又以澳門為租地，年租為500兩銀。中國政府曾經採取一些抵制措施，但未奏效。清初，香山縣丞移駐前山寨分管澳門的 “民夷”事務，鴉片戰爭後，澳門進一步淪入外來者手中。1887年，葡萄牙政府通過不平等的《會議草約》 和《友好通商條約》 ，最終據有了澳門。二

澳門作為中國最早的對外港口和通向世界的重要門戶，與許多先進的中國人士——從維新志士到革命党人發生過密切關係，為從事救亡和變革事業的人們，提供了具有特殊條件的門戶和舞臺。而它在孫中山的生涯中的地位和意義，更超過了許多同代人士：少年時代，他多次往來於故鄉與澳門之間，從那裡走出國門，外出學習，放眼世界；青年時期，他在澳門行醫，踏入社會，志在改造國家；辛亥革命前後，他和他的戰友們在澳門更進行過重要活動。今天，沿著他留下的足跡追尋：在 “楊四寇堂”內，人們似乎聽見英氣勃勃的 “四大寇”在那裡慷慨陳詞，鼓吹 “勿敬朝廷” ；在鏡湖醫院，人們仿佛看到一位青年醫生，在向病人贈醫送藥的同時，苦苦思索著 “怎樣造反”；在白鴿巢由義巷的一所破舊的民居，反對清廷的武裝起義在密鑼緊鼓地準備；在秀美如畫的盧園，或是波濤起伏的南灣外的海面，醞釀著創建和捍衛共和的鬥爭。多少歷史的陳跡，記錄了已逝的風雲變幻的歲月。 孫中山的故鄉在廣東南部的香山縣。嶺南從南宋以降開始因 “富而通”著稱，但他誕生的翠亨村卻不富饒：“負山瀕海，地多沙磧，土質磽劣，不宜於耕。”僅有70餘戶的村莊的大部份農民，生計艱難。他出世時的家境十分貧困，父親孫達成曾在澳門充當鞋匠，後返鄉租田耕作 ，兼當更夫。他有兄弟姐妹五人，全家居住在村邊的一間平房裡。從六歲起，他就參加輔助性的農家勞動。偶爾，還同外祖父划艇出海取蠔。年齡稍長，便協助父親下田操作。他很少穿鞋子。番薯成為經常的主食。生活的艱辛在童稚的心靈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後來不止一次地自稱：“我是苦力，同時也是一個苦力的兒子。”他還在幼年時就覺得農民的生活 “不該長此這樣困苦”， “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他後來宣導民生主義，也與 “受幼時境遇之刺激”有關。 在香山的民眾中，蘊涵著可歌可泣的革命傳統。有清一代，農民和水上居民的抗爭此伏彼起。鴉片戰爭時期，民族英雄林則徐曾經駐節縣城，壯烈捐軀的水師提督關天培則在磨刀洋面迎擊過英國侵略軍，群眾的保家衛國事蹟更是廣泛流傳。當然，給他以深刻影響的則是剛剛覆滅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太平軍戰士馮觀爽的憶述使他無限仰慕天國英烈，並為悲劇的結局深為惋歎。後來，他在經歷了更多事變和思索後多次稱讚故鄉 “人民進取性之堅強”和 “愛國心之勇猛” 沉重的生活並未壓倒這個聰明活潑的孩子，他陶醉在自己的意趣中；游泳、捉魚、放風箏、踢毽子樣樣喜愛，間或同小夥伴們在山野間模擬太平軍同清軍作戰。直到10歲，他才正式入塾讀書，但對一味背誦儒家典籍頗為不滿，曾要求塾師講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涵義。周遭的封建陋習越來越引起這個善於觀察和思考的孩子的反感，他厭惡賭博、蓄婢、納妾⋯⋯姐姐的纏足，更使他異常憤怒。他曾因勸阻賭博遭到毆打，又為詰責專橫的胥吏險被刺傷。他還提出和思三

考關於天地生死的問題，但卻無從索解。社會生活的愚昧、窒悶和苦難 ，令他困惑和痛苦。他久久渴望獲取一隻美麗善鳴的雀鳥 ，似乎小小的鳴禽能給童年帶來一抹亮色。 他開始憧憬、企慕著外部的世界 ，甚至離鄉背井——雖然水碧沙明的蘭溪和草木蒼翠的金檳榔山長系心頭，並在後來輾轉漂泊異域時化為濃郁的鄉愁。他終未能實現那個強烈的心願：一睹鎮上牧師所持有的世界地圖。但外部的訊息不斷傳來，因為香山是僑鄉，為生計所迫的居民前往澳門、香港和國外者甚眾。他的兩位叔父客死異域，長兄孫眉于70年代初也隨同母舅前往檀香山 （夏威夷） 做工。孫眉經過一段時間的創業，上升為擁有牧場和商店的華僑資本家。孫中山從返鄉完婚和招募移民的哥哥口中得悉了不少檀香山的風土人情 ，對地處太平洋中的 “草經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放”的群島心嚮往之，經過幾番要求後 ，他在13歲時終於隨母親踏上泊在澳門碼頭的英輪，從這個外向的門戶，邁向廣闊多彩的世界。經歷了近一個月的航行，他們抵達了萬頃碧波環抱的美麗的島嶼。初次遠行大大開闊了少年孫中山的眼界，正如他後來所憶述的：“始見輪舟之奇 ，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 ，窮天地之想。” 他在檀島生活了五年，從當地的英、美教會所辦的學校中接受 “歐洲式的教育”。夏威夷人民的反侵略鬥爭的開展給他以很大的激勵 ， “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 1883年夏孫中山輟學回國。 他進入了青年時期。廣闊的視野 ，新的知識和觀念，變革社會的熱忱 ， “神聖的權力不是永恆的”見解 ，使他對睽別數載的故土感到陌生。官員的敲詐勒索，更激起他的憤怒。他在初入國門的船上便不禁向旅客們大聲疾呼：“中國在這些腐敗萬惡的官吏掌握中，你們能坐視不救嗎？”回到故鄉後，他一度參加耕作和繼續自修。但是，黑暗腐朽的社會令他窒息。他指責官府的弊端 ，並提出一些改良鄉政的措施。同村的青年陸皓東、楊鶴齡等與他過從甚密，經常在一起讀書和議論時政。不久，他們的反封建迷信行動釀成了軒然大波。翠亨鄉民膜拜北帝廟中的神像使他厭憎 ， “勸勿妄信”沒有效果，他就與陸皓東進入廟堂損毀了土偶。他們被迷信的鄉親民視為 “瘋孩子” ，他更被迫離鄉前往香港求學。 孫中山先後在拔萃書室和中央書院讀書 ，課外努力補習國學。在這期間，爆發了中法戰爭。繼第一二次鴉片戰爭後，殖民主義者又一次對中國施行暴力侵略，加深了民族危機，進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敗，激起了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推動了維新思潮的發展。民族意識的昂揚給他以 “希望和勇氣” ，他認為香港工人拒修法艦和停止裝卸貨物的正義行動 “證明中國人已有相當覺悟” ，如能依靠 “民眾力量”和製造 “鋼鐵的船” ，中國 “戰勝法國並非難事”。他從此更為關注清政府的軍事體制和力量，否定現存政權的觀念潛滋暗長，曾不止一次地向摯友們表示，學有所成後 “就將準備推翻滿清”。 “余自己酉中法戰後 ，始有

志於革命”——他後來的憶述，反映了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態。 1885年夏，他返回鄉里與同邑外坣村人盧慕貞結縭。 他于翌年修畢中學課程，面臨著專業和生活的抉擇。捐官、投考神學院的建議被否定了，學習軍事和法律則是他的志向。然而，祖國的落後的醫藥衛生狀況，特別是中法戰爭中救護工作的嚴重缺陷，引起了他深切的思慮。他終於選擇了醫學， “以醫亦救人之術也”。他進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南華醫學校，留給人們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對教學中 “不合理制度”的改革主張——要求男生參加產科實習，並使校方採納了這個破除封建陋習的建議。他與同學鄭士良和廣州算學館的學生尤列過從甚密，經常議論 “維新興國”的有關問題。鄭士良與會黨關係密切，孫中山通過這位同窗的仲介開始接觸秘密會社。 1887年秋，他轉入香港倫敦佈道會和香港議政局議員、著名維新人士何 創辦的西醫書院，因為該校 “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他在這所採用英國醫科大學學制的書院中學習了五年，研讀了物理學、植物學、解剖學和藥理學等學科，取得優異成績。然而，他並不滿足於專業知識，剛剛逝世的達爾文的進化論令他心折，法國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史更使他興奮。他還 “研究國際法、軍事學、海軍建設、各種財政學、國政、各種派別的政治學” ，並通過閱讀國學典籍探究中國 “歷朝制度之沿革”和 “古今治亂之道”。他把 “通曉輿圖”作為 “實學要旨”，經常審視壁上的中國地圖，慨歎 “如此江山，付之非人”。他在西醫書院大體完成了 “歐洲式教育”，對他後來的思想發展起了重要的影響。 他更為熱心地關注國事，經心政治問題。香港和澳門的楊鶴齡家的店鋪和居處成為他與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的聚會點，西醫書院附近的楊耀記則是主要的議論場所。滿懷愛國和變革熱忱的年輕人經常踏著陡峭的石階，走過狹窄的街道， “昕夕往返，所談著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著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 “無所忌憚”的言論頗為驚世駭俗，致使他與尤列、楊鶴齡和新結識的同學陳少白被謔稱為 “四大寇”。這是他自詡的 “革命言論之時代” ，因為他們已經形成 “勿敬朝廷”的觀念。與激進的主張並存的還有溫和的維新思想。他在1890年前後曾致函給香山籍的退職官吏鄭藻如，提出興辦農會以宣導農桑，立會設局以禁絕鴉片，創置學會學校以普及教育，並建議在香山實行後再推及各地。稍後，這封信以 《致鄭藻如書》 為題發表在澳門的報刊上。他又與不少維新人士交往，與當通時寓居澳門南灣並以 《盛世危言》 一書聞名當世的鄭觀應多次商討 “改革時政”。他的老師何啟給予他以較大影響，這位留英學習醫學和法律的維新人士的代表作即是流傳廣泛的 《新政真詮》 。激進的、溫和的變革觀念同時蘊涵於孫中山的思想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二者在當時的條件下都具有積極意義，對封建專制主義起著衝擊作用，況且革命民主派尚未形成。 1892年秋，他畢業于西醫書院。教務長康德黎給他頒發的醫學士證書執照內稱：“⋯⋯肄業五年，醫學各門，歷經考驗，于內外婦嬰諸科，俱皆通曉，確堪

行世。”然而，合格的青年醫生卻已不再滿足於個人的職業，他的胸臆中充溢著 “醫國”的崇高信念，因為 “醫術救人所濟有限，其它慈善事業亦然 ⋯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除去惡劣政府不可”。這種真知灼見表明他開始把握了社會改造的關鍵，決意投身政治活動。在離港赴澳開業時，他在船上對陳少白講到 “將來有機會的時候，準備怎樣造反” 孫中山于當年秋在澳行醫就在著名的鏡湖醫院懸壺 ，成為澳門的第一位西醫。開診是義務的，院方則貸款給他開設中西藥局，許多藥品都是贈送。1893年在澳門創刊的 “鏡海叢報”詳細記述了他當時的業務範圍、診病地點 、診治時間，對他的精湛醫術和高尚醫德更是稱頌不已。但是，他並未在澳門久留。那裡缺乏政治活動的良好條件，他深感難以尋求志同道合者。因為受到葡萄牙同行的排斥，致使醫業 “猝遭頓挫” ，因此，他決定到廣州去。 他于翌年在省城西關設立東西藥局 ，並在城內雙門底聖教書樓開辦醫務分所，不久，又在香山縣城設置藥局的支店。一則藥局廣告大致勾勒了他的醫務輪廓：“⋯⋯在藥局贈診 ，不受分文，以惠貧乏⋯⋯先生素以濟人利物為心 ，若有意外與夫難產、服毒等症，報明危害 ，無論貧富，俱可立時邀至，設法施救。”他很快獲得了人們的讚譽， “病家趨之若鶩” 他以 “醫術”為 “入世之媒” ，越益熱衷於政治活動：“行醫日只一兩時，而從事革命者實七八時。”豐盈的收入被大量用為活動經費，藥房漸有 “不支之勢”。他團聚了許多志士 ，經常在基督教徒左鬥山開設的銷售譯書的書店聖教書樓後面的禮堂和廣雅書局內南園抗風軒集會，議論時政 ，探究途徑。他和鄭士良等積極 “接納會黨，聯絡防營” ，並同水師中的青年軍官程璧光、程奎光建立了密切關係。組建團體的課題業已提上日程，他和他的同志們甚至提出興中會的名臣，宗旨為 “驅除韃虜，恢復華夏” ，只是由於人數過少等原因而未形成 “具體的組織”。 1894年初 ，他與陸皓東回到翠亨起草了 《上李鴻章書》 ，又與由港來穗代他主持藥局的陳少白反復推敲，決定北上投書。他認為當前的變革途徑有二 ，即是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 《上李鴻章書》 如能得到採納 ，意味著自上而下的中樞變革 ，與自下而上地開展反清鬥爭的地方革命相較 ，易於奏效。這年春天，他與陸皓東攜書登程，從此告別了醫生的職務，成為職業政治家、革命家。 他們在上海稍事逗留，會見了鄭觀應和另一位著名的維新人士王韜，再次修改了 《上李鴻章書》 ，並請他們為介於李鴻章的下屬。6月，他們抵達天津並通過李鴻章的幕僚遞交了書函。顯而易見，關於改造社會的主張， 《上李鴻章書》較之 《致鄭藻如書》 有了明顯的豐富和發展。他指責了聽任 “關卡之濫證 ，吏胥之多弊”的封建苛政 ，批判了 “徒堅船利炮之是務”的 “舍本圖末”的洋務派 ，確認 “歐洲富強之本 ，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 ，而在於人能盡其才 ，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變革將使貧弱的中國臻于富強：“以中國之人民才力 ，而能步武泰西 ，參行新。。。

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這種促進中國近代化的方案體現了歷史的發展趨勢。他們所以選擇李鴻章為上書對象也非偶然，因為他不僅是權傾一時的直屬總督兼北洋大臣，更以興辦洋務聞名於當世，且為西醫書院的名譽贊助人。然而 ，李鴻章對來自粵東的投書者並未理會，他們奔走呼籲，不過領得一紙 “農桑會出國籌款護照” 《上李鴻章書》 的內容全然屬於維新思潮的範疇，所以被鄭觀應贊為 “其說亦頗切近”。但是，作者不同于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式的維新派的 “君子”們。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貧苦農民和華僑資產者的家庭中度過，受過 “歐洲式教育” ，比較瞭解西方社會，精神世界中包涵著比較激進的民主主義因素。在他的心目中，古老的帝國和至尊的皇冠並沒有環襯以神聖的光環；否定現存社會秩序的造反行動，決非大逆不道。他是近代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代表，較少承受因襲的重擔。因此，當他意識到維新思潮的局限，加以激進的民主主義因素的增長，就必然在一定的機遇下跨出關鍵的一步，開拓新的征程和局面，賦予近代中國民主革命以比較完全的正規意義。 毫無疑問，上書的失敗給他以很大的刺激。然而，此行決不是徒勞的。他具體地認識到李鴻章之流的貪鄙，其 “發財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級文武官員請求任命，必須支付大量的賄賂給李的隨員”。北京給他留下了十分惡劣的印象：“則觀滿清政治下之齷齪，更百倍于廣州。”加之中日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於10月攻陷了遼東半島。嚴重的民族危機再次暴露了清朝政府的朽敗，洋務運動挽救不了將傾的封建帝國大廈。嚴酷的現實消除了他對統治集團中某些人物的幻想，激發了他的革命意識—— “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在中日戰爭的炮聲中，他前往檀香山在華僑中進行宣傳活動。1894年11月，最早的中國革命民主派的小團體——興中會誕生。興中會在入會誓詞中，提出了 “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鬥爭綱領。在近代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伴同反清口號首次出現了共和國方案，雖然還是初具雛形，但卻有著劃時代的意義——標誌著比較正規的民主革命的開始。次年，孫中山又在香港同楊衢雲等建立了興中會總機關，積極籌備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由於先期事泄，這次起義流產。然而，卻作為孫中山的後來的革命 “戰爭事業”的起點而載諸史冊。追根溯源，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辛亥革命的發端當為興中會的成立和翌年的廣州起義。因之，民主革命的正規階段實與辛亥革命全程相始終。 孫中山經由澳門轉香港逃往日本，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他在橫濱建立了興中會分會，不久又斷髮改裝，赴檀香山、美國和英國等地，進行革命活動。1896年10月中旬，孫中山在倫敦被清駐英使館館員誘騙綁架。由於他在西醫書院的英籍老師康得黎博士等的營救和社會輿論的壓力，孫中山才免於被押解回國處死的厄運。他在被囚禁12天脫險後曾用英文寫了 《倫敦被難記》 一書，擴大了革命黨人的國際影響。他在倫敦期間還認真研讀了西方的社會政治學和自然科學，仔細考察了這些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矛盾和政治危機，使。。

他 “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之運動也。予為一勞永逸之計 ，乃採取民生主義，以於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 1897年秋，孫中山離英赴日。他的革命活動得到了國際友人——特別是日本友人的同情和支持。他也援助了菲律賓等國的民族解放運動。1900年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趨於高潮時，孫中山在10月發動了惠州起義。這是孫中山在興中會階段所策劃的一次主要武裝鬥爭，規模達到兩萬餘人。起義雖然仍遭失敗 ，但卻產生了積極政治影響。 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失敗後，中國人民陷於災難深重的境地。清政府也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的奴隸總管，它們共同殘酷鎮群眾的反抗。但是 ，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必然導致革命形勢的發展：群眾的抗捐抗稅鬥爭彼伏此起 ；抵制美貨、收回利權運動如火如荼；知識分子日益革命化；革命團體紛紛建立⋯⋯與此同時 ，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國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於卻由維新淪為保皇 ，反對民主革命。為了從政治上 ，思想上 “掃除保皇邪說” ，孫中山在檀香山等地對保皇黨徒們進行了口誅筆伐 ，指出革命與保皇 “理不相容，勢不兩立”充分表現了鮮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場。同時，他確信 “召集同志，合成大團”以圖早日發動的時刻已經到來，建立統一的全國性革命組織成為當務之急。 1905年夏，孫中山從歐洲抵達日本 ，8月，以興中會 ，華興會和光復會為基礎建立了中國同盟會。同盟會以三民主義為政綱 ，主張 “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 ，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是興中會誓詞的發展 ，也是先進 、科學的民主革命政綱。同盟會的分支機構遍及國內各省和國外一些地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革命之中樞”的作用。儘管同盟會在政治上 ，思想上和組織上都存在著缺陷，但它的組成無疑把民主革命運動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這就是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們在同盟會建立時的希望和信念。 同保皇派進行一場原則性的大論戰，是同盟會成立後在政治上、思想上面臨的首要任務。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火力向保皇派進擊。這場論戰圍繞著革命與保皇的根本問題展開， 《民報》 和 《新民叢報》是雙方的主要陣地。革命民主派有力地批駁了保皇黨人的各種謬論，揭穿了他們狡詐伎倆 ，豐富和發展了三民主義，廣泛傳播了民主革命思想。論戰以革命民主派的勝利告終，甚至保皇派人物也不得不承認革命黨人取得的優勢：“其旗幟益鮮明，其壁壘益森嚴 ，其勢力益磅礴而鬱積。”儘管革命黨人自身存在著理論上的弱點，但論戰確實為革命高潮的到來準備了政治的、思想的條件。在這場鬥爭中，孫中山成為革命民主派的旗手。 策劃、組織和發動反清武裝鬥爭，是孫中山和他的戰友黃興等的主要活動。從1907年到1911年，他在兩廣和西南地區直接或間接領導了八次武裝起義——或是依靠會黨 、新軍和防營 ，或是借助群眾自發鬥爭。雖然這些起義因為缺乏群。。，，

眾基礎和條件不夠成熟而歸與失敗 ，但卻在政治上給清政府不斷的有力打擊，促進了人民的覺醒，激勵起群眾的鬥志。1911年在發動的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更成為辛亥革命的先導。不斷擴大的保路風潮，又把鬥爭推向高峰。一場席捲全國的革命風暴終於到來了。 從興中會到同盟會時期 ，孫中山把活動的重心大抵放在廣東和西南地區。比鄰港、穗的澳門，自然成為革命黨人的活動據點、避難場所和往來通道。1909年冬，澳門同盟會成立。在此前後，澳門的同盟會員和進步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活動：宣傳、組織和籌款，策劃反清武裝鬥爭。為廣東的獨立和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11年10月，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首義。各省紛紛響應 ，朽敗透頂的清朝政府土崩瓦解。這是革命黨人長期流血犧牲的結果，也是人民群眾奮起鬥爭的結果。正在美國活動的孫中山獲悉起義的消息後，于年底經歐洲返回祖國。他被選為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並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組織了臨時政府。新政權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制定了具有民主精神的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頒發了一系列除舊佈新的法令。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是不可磨滅的：結束了綿延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在政治、思想領域中造成一次政治思想的民主主義的啟蒙；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的演進；為後來的變革創造了條件。自此以後，任何帝制復辟都只能是一幕短命的醜劇。 然而，失敗的陰影就在凱歌進行中擴展著。袁世凱在中外反動勢力支持下掠奪革命果實，力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通過 “南北議和”重新恢復舊秩序。同盟會瀕於瓦解，具有相當政治能量的立憲派一致 “擁袁” ，群眾鬥爭受到壓抑⋯⋯形勢急劇惡化和逆轉。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不得不在清帝溥儀宣告退位的第二天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並薦袁以自代。革命運動的降弧開始。正如孫中山晚年所總結的：“曾幾何時，已為形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辛亥革命在根本意義上失敗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秩序和人民無權與貧困的處境沒有真正改變。 孫中山一度認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 “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實現”，以後的首要任務是實行民生主義，所以擔任了 “全國鐵路督辦”。他在國內各地考察，宣傳 “社會革命”。5月，孫中山由香港赴澳門，逗留數天，下榻娛園（盧園） 並廣泛會見了中外各界人士。在澳期間，還訪問了鏡湖醫院。這是他於1895年經澳門流亡海外後，首次重來。稍後，他從澳門返回翠亨。 但是，沒有獨立和民主，中國是不可能臻于富強的。孫中山的經濟建設計劃墨蹟未乾，袁世凱就開始著手扼殺革命。他在1913年3月派人刺殺了熱衷於責任內閣制的國民黨領袖宋教仁，並通過 “善後大借款”從帝國主義列強手中乞得了鎮壓革命黨人的軍費。宋案的槍聲驚醒了革命黨人，正在日本訪問的孫中山遇返上海。他堅決主張 “非去袁不可” ，舉起 “二次革命”的旗幟。6月，孫中山由

滬赴澳，與從廣州乘炮艦來澳的陳炯明會談，促使他同意 “四省獨立 ，廣東同時宣佈”。旋赴香港，調解胡漢民與陳炯明的矛盾。行色匆匆的他還探視了病危的長女，她在奔走革命的父親離澳次日即病逝。後來孫中山雖三次開府廣州，但因忙於軍政要務而未能再訪澳門。 由於 “同黨人心渙散” ，僅在南方幾個省份展開的 “二次革命”迅速被鎮壓 ，孫中山再次流亡日本。 1914年7月他在東京又重新組織中華革命党以策劃 “三次革命”。然而，中華革命黨的政綱限於反袁而已，組織上又具有宗派主義和會黨習氣，所以缺乏廣泛的政治號召力和群眾基礎——它最多時只有二三千名黨員，甚至連黃興都沒有參與。中華革命党在江浙、山東、陝西和廣東等地策劃過一些武裝起義，但未能產生重大的積極作用。在中華革命黨時期 ，澳門依然是孫中山的戰友們在華南活動的一個基地。朱執信等在澳門建立了指揮機構 ，策劃並發動了多次的反袁武裝鬥爭。 1915年10月，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東京結婚。 袁世凱的倒行逆施，特別是賣國的二十一條的簽訂和帝制自為 ，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最終使他處於極端孤立。從西南發軔的護國運動，得到了廣泛的回應 ， “洪憲新朝”被迫撤銷。孫中山在1916年5月從日本返滬 ，表示 “不徒以去袁為畢事”。袁世凱在舉國聲討中於6月死去後，孫中山進一步要求恢復已被毀棄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和國會。在他看來，這是共和國的象徵。如此合理的要求竟為竊踞北京政府的北洋軍閥皖系頭子段祺瑞所拒絕 ，孫中山乃於1917年毅然率領受革命黨人影響的海軍第一艦隊和部分議員南下 ，在廣州建立護法軍政府，與北京反動政權相對立。然而，握有實力的西南軍閥只是借孫中山的名聲以自重 ，對軍政府事事掣肘 ，甚至公然排斥孫中山。軍政府難以有所作為 ， “命令不能出府門”。孫中山被迫於次年離粵赴滬，在辭職通電中作出了 “南與北如一丘之貉”的結論。第一次護法運動就此失敗。他在上海從事 《建國方略》 的著述，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訓，構思近代化方案，並指示朱執信、廖仲愷等創辦刊物以宣傳革命思想。孫中山外於 “孑然無助”的困境，但卻從未停止戰鬥。 歷史行程不會停頓，五四運動的爆發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成為民主革命新階段的開端，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們面臨著嚴峻考驗。他們必須揚棄過去的觀念 ，使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活動達到新的高度，孫中山積極地迎接新時代的到來，在 “艱難頓挫”中進行了新的探索和追求。他讚揚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1918年初致列寧的賀電中表示 “十分欽佩，並願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共同鬥爭”。他支持五四運動，認為以青年學生為發前導的這場愛國及宣導新文化的鬥爭定會 “收絕倫之巨果” 1919年10月，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為中國國民黨 ，以 “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綱領。次年 ，令陳炯明率領駐閩粵軍回師驅除盤踞廣東的 “假護法以實行破法”的桂系軍閥。在孫中山驅除踞粵桂系軍閥的鬥爭中，澳門繼續發揮它。

的特殊作用。11月，孫中山前往廣東，並於次年4月在廣州重組中華民國政府，自任非常大總統。二次護法期間，孫中山在短期內統一了兩廣地區，積極籌畫討伐竊踞北京政府的直系軍閥，先後設大本營于桂林和韶關。1921年12月，孫中山在桂林軍次會見了由李大釗介紹前來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雙方晤談數次，集中討論了建立革命政黨和革命武裝問題。披著革命黨人外衣的新軍閥陳炯明在1922年6月發動叛亂，公然炮擊廣州的總統府。孫中山避登軍艦 ，率艦隊反擊省城的叛軍。在堅持近兩個月的艱苦戰鬥後，他被迫經香港前往上海。這次 “禍患生於肘腋”的事變後果是嚴重的，在孫中山 “垂三十年”的革命過程中， “顧失敗之殘酷，未有盛於此役者”。孫中山的護法運動終告失敗，意味著辛亥革命的歷史進程走到終點——艱難頓挫，無力回天。但是，他並未灰心絕望，而是 “愈挫愈奮” ，決心 “另為徹底之革命運動”。正是在上海的十分困難的情勢下 ，孫中山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直接幫助。中國共產黨在 《第一次關於時局的主張》 中指出：當前的民主革命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現存政黨中只有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 “是革命的民主派” ；要求國民黨改變 “動搖不定的政策”。中共中央在1922年夏舉行的西湖會議，正式確定了國共合作的方針與具體方式。李大釗會後從杭州赴滬，同孫中山商討 “振興國民黨以便振興中國”的問題。孫中山、廖仲愷還同蘇俄代表越飛進行了會談，並在 “聯合宣言”中確定了兩國合作、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原則。 把國民黨改組成為真正的革命政黨，這是孫中山在當時面臨的一樁首要任務。1922年9月，孫中山在上海召開了研究改組國民黨的會議。共產黨人參與有關工作，討論了改組計劃並草擬宣言和黨綱、黨章。孫中山還邀請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以便增加 “新血液”。在陳炯明被桂系逐走後，孫中山於1923年2月返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府 ，改組工作的步伐更為加速。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確定了國共合作的方針與原則。10月，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在廣州召開。負責改組工作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和有關機構也相繼宣告成立，並於11月發佈了 《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 和黨綱草案。在討伐盤踞東江地區的陳炯明和聲討直系軍伐曹錕賄選醜行的同時，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日臻完成。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代表中包括共產黨人毛澤東等，李大釗則被委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了 “宣言” ，分析了當前的形勢，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以革命精神重新闡釋了三民主義，制訂了22條包括廢除不平等條約在內的各項政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主張，為革命的統一戰線確立了共同綱領。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選舉了有共產黨人參與的中央委員會。國民黨從此獲得了生命力，成為革命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這次大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有力地推動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發展。

孫中山的活動進入了新階段，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還在代表大會進行期間，他就指示創辦黃埔軍校。廖仲愷任黨代表的職務，共產黨人周恩來、憚代英等則承擔了重要工作。軍校在建立革命武裝過程中起著積極的作用，並對鞏固廣東革命策源地作了重大貢獻。孫中山對於蓬勃開展的工農群眾運動採取了支持、贊成的態度 ，他期望工人階級 “作國民的先鋒” ，認為他們在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作用。他確信沒有廣大農民的參加 ， “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 。農民 “覺悟” 、 “聯絡”起來， “有了槍，練成了很好的農團軍” ，將會成為 “中國第一等的主人公” 廣東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仇視，他們千方百計地企圖顛覆廣東政府。孫中山對國內外反動派的反噬採取了堅決的態度 ，蔑視炮艦政策的恫嚇。還在1923年底，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這就因廣東革命政府截留粵海關關餘和要求收回海關主權而將20艘軍艦駛入省河。孫中山譴責了帝國主義這種卑劣行徑，終於在人民支持下取得勝利。當英帝國主義在1924年10月悍然指使武裝商團在廣州叛亂時，他在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群眾、革命軍人的支持下予以堅決鎮壓，鞏固了革命根據地。這種鬥爭也反映在國民黨內部：右派猖獗地反對革命的三大政策 ，實際上成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內應；孫中山同他們進行了鬥爭，堅持了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中所確定的革命原則，只是對右派的鬥爭未能進行到底，沒有完全清除隱患。 1924年10月下旬，馮玉祥所部國民軍在直奉戰爭中突然發動北京政變。直系把持的北京政權崩潰，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 “討論國是”。孫中山決定北上： “拿革命主義去宣傳”。他在 《北上宣言》 中重申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主張，並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這年11月，孫中山經上海取道日本赴京。他在途中多次譴責帝國主義的侵略，揭露北京政權的媚外行徑，抵制把持了北京政府的皖系軍閥段祺瑞炮製的 “善後會議” ，堅持反帝反封建的主張。 長期的艱苦鬥爭使孫中山積勞成疾 ，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不治逝世。在他的遺囑中，孫中山把自己長期革命鬥爭的經驗概括為：“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他念念不忘尚未完成的革命事業，殷切期望早日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他的家事遺囑 ，則反映了孫中山作為革命者 “盡瘁國事，不治家產”的優秀品質和崇高風格。 其時 ，北伐的風暴正在醞釀 ，並將從廣東——革命策源地升騰而起 ，迅猛地席捲全中國，最終 “把袁世凱留下的軍閥系統打敗了”。國民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發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初始階段，國民革命完成了辛亥革命的 “未竟之業”，成為後者的高昂的結尾。

ãçãç Disserta o de Mestrado 5）專論《鏡海叢報》Disserta o de Mestrad Universidadede Coimbr Manuel Teixeira， A imColec o Notfcias de Ma黃光域編：《近代中國Macaense”的對等詞” “ Patro的碩士論部分內容涉及。ã 《鏡海叢報》 之主筆考——孫中山先生隱瞞與鏡湖醫院華人之衝突試析金國平* 據筆者所知，有關《鏡海叢報》 的專題論文，中國方面，有胡根於20 2年完成的碩士論文 《澳門〈鏡海叢報〉 研究》 、費成康的《孫中山和 〈鏡海叢報〉 》 和陳鳴的 《香港報業史稿，1841- 1911》，較為詳細涉及者有林玉鳳、楊開荊、李長森及黃宇和等人。1葡萄牙方面，有Marcia Rosa dos Reis Ferreira專門研究《鏡海叢報》的碩士論文CULTURA E SOCIABILIDADES EM MACAUNOSFINAISDEOITOCENTOSO Eco Macaense （1893-1899）， 2 Carla Susana Ribeiro 文A ImprensaPortuguesa em Macau- Um fenomeno de sobrevivencia則有 3當然開山之作還是文德泉神父的一部關於遠東葡萄牙語刊物的著作，其中有詳盡的專門介紹。4 《鏡海叢報》 1893 年7月18日創刊，1899年9月17日停刊。 《鏡海叢報》 為Echo Macaense之漢名，將Echo Macaense譯成 “澳門回聲”、 “澳門之聲”或 “澳門土生回聲報”等均欠妥。51893年12月19日（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第23號的葡語版標題如下： 金國平：葡萄牙中國學院澳門研究中心。1 胡根：《澳門〈鏡海叢報〉 研究》 ，廣州：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費成康：《孫中山 和〈鏡海叢報〉 》 ， 《社會科學》 ，2001年第1期（另見澳門基金會編：《鏡海叢報》 影印版，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第1- 10頁） ；陳鳴：《香港報業史稿，1841- 1911》 香港：華光報業有限公司，2005年，第136- 146頁；林玉鳳：《澳門新聞出版四百年》 ，載吳志 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 第4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1219- 1220 頁；楊開荊：《從澳門早期報業發展看澳門文化特色》 ，龔剛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 選》 “文化藝術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53-259頁；李長森：《近代澳 門外報史稿》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8- 189頁；黃宇和：《三十崴前的孫中山 翠亨、檀島、香港1866- 1895》，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第452-457頁。2 em Historia Contemporanea apresentada a FLUP， 2006. 全文只有18頁（27- 4 。 ona area de Comunica o e Jornalismo， Coimbra， Faculdade de Letras da a，2004. prensa periodica portuguesa no Extreno-Oriente， Macau： Notfcias de Macau cau， 22 ， 1965 ， p. 52-56.5 專名翻譯詞典》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3頁上給 “Echo 是 “《鏡海叢報》”。這是正確的，但這不是一個翻譯問題， “《鏡海叢 報》 本來就是 Echo Macaense”的漢語名稱。一* 3 4

ÃÃçÇÇ “ECHO MACAENSESEMANARIO LUSO- CHINEZ鏡 海叢報”《鏡海叢報 》 便是ECHO MACAENSE之漢名SEMANARIO LUSO- CHINEZ意為 “葡 中週 刊”其漢語版標題 為 ： “ECHO MACAENSE（SEC O CHINEZA） 鏡海叢報 CHING-HAI TS'UNG-PAO” SEC O CHINEZA意為 “漢語版” 從澳門歷史檔案館庫藏的 《 （ECHO MACAENSE） 鏡海叢報》 的微縮膠片拍攝順序來看，葡中兩個版本是按序接連排置的，因此可以判斷，早期是同時發行的，而 《鏡海叢報》 的影印本，因去掉了葡語版，卻看不出此點了。實際情況，如1893年7月18日《鏡海叢報》 “新聞紙第壹號”的 《創辦 〈鏡海叢報〉 條列利益布啟》 所說：“擇得澳門下環正街第三號門牌開設日報館一間，名曰《鏡海叢報》前用西洋字 ，後用中華字⋯⋯”6可知，葡語版在先 ，漢語版在後。據 《鏡海叢報》 的一則告白稱：“自本週 （1894年2月21日）起，本報之葡文、中文二版完全分離，形成兩份不同之報章，以便分開發行。我們作出的這一決定已在西政務廳署處獲准。此行利於我報衆多訂閱者之多數，且因我們欲將中文版很快變成一雙週或三週刊。” 7可知，從1894年2月21日起， 《鏡海叢報》 漢語版單獨出版了。 據查，各個時期的主標題始終未變，但副標題變更多次。從1893年7月18日創刊起，稱 “葡中周刊（Semanario Luso-Chines）”。 1894 年7月18日起，稱 “政治、文學及消息報（Jornal politico ， literario e noticioso） ” 。 1896年4月26日起，稱 “政治、消息及文學報（Jomal politico ， noticioso e literario） ”。其社址曾變更4次：從1893年7月18日創刊起，位於下環正街3號 （Rua da Casa Forte ， no 3 ）。 1896 年4月26日起，位於大三巴街35號（Rua de S. Paulo ， n° 35） 。 1898年2月13日起，位於大砲台斜巷6號（Calada do Monte ， n° 6） 。 1898年6月19日起，位於水坑尾街115號（Rua doCampo ， n°115）。資料顯示，至少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編輯和印刷在同一地點進行。 從法律手續的角度來分析 ，其創始人為飛南第 （Francisco HermenegildoFernandes） 。 8產權屬於他個人 ，不是以公司名義經營的。初期的責任刊印人678《鏡海叢報》 影印版，第1頁。《鏡海叢報》 葡語版1894年2月21日第1頁。關於飛南第一名的來源，可見金國平：《盧九家族四考》 ，載林廣志、呂志鵬主編《盧九家族與華人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澳門：澳門民政總署，2011年，第26-27頁；金國平：《孫中山與澳門二題》 ， 《澳門研究》 ， 2011年第3期，第4-7頁。其生平可見李長森：《盧九父子與土生葡人飛南第家族》 ，《盧九家族與華人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142- 154頁。，。。

a o çãí澳門土生族pp.475-476. 版的刊頭文字：“DES ADMINISTRA O-Rua —下環正街3號）”。實際上，） ”的簡稱 ，針對 “經理部。漢語版刊首不見此字樣。在“ ”Ã亦為飛南第。從1896 年4月26日起為伯多祿 （ Pedro Nolasco da Silva） 。 1897年4月11日後，飛南第恢復原職。自1896 年4月26日起，分工比較細了，設立了一經理，其人選為席爾瓦 （Constancio Jose da Silva）， 9社長由同一人出任，主編由伯多祿10 擔任。巴士度 （Antonio Joaquim Basto） 在飛南第復出後也曾任主編。12文德泉神父說：“它的業主和責任人為飛南第 （FranciscoHermenegildoFernandes） 這來自於 《鏡海叢報》 葡語 PROPRIETARIOE RESONSAVEL- FRANCISCO H. FERNAN da CasaForte， n°3 （業主和責任人飛南第經理部— “責任人”是 “editor responsavel （責任刊印人 （時稱 “鏡海叢報局”14或 “叢報局”15 ）”而言 《鏡海叢報》 漢語版的行文中，飛南第多次自詡為 主人 ，如在1893年7月18日《鏡海叢報》 “新聞紙第壹號”的 《創辦 〈鏡海叢報〉 條列利益布啟》 中說：“本報主人思所以振革之，⋯⋯” ，16其署名為 “叢報主人飛南第謹啟”。 17我們知道 ，飛南第家族是澳門的印刷世家，18从19世紀50年代起 ，擁有 “TypographiaMarcantil （鏡海印務總局）” ，19曾長期替澳門政府印製憲報，20與官方關係密切。1893年9月12日出版的 《鏡海叢報》 “新聞紙第一年第九號”所登社論 《此批論》 ， 僅稱飛南第為 “世襲相承之報主”。21實際上 ，在1896 年4月26日以前，對編輯人員的構成無任何涉及，因而，我們對 《鏡海叢報》 早期編務人員的構成知之甚少。虧得1894年出版於香港的一本年鑒，我們才略知一二。91213141516171819202 1澳門著名報人。1908年11月9日至1911年4月《求實（A Verdade）》 週報東主及主編，參見《近代澳門外報史稿》 ，第316頁。A imprensa perio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p.53及《近代澳門外報史稿》 ，第316頁。澳門著名律師，曾任議事局主席。澳門巴士度街 （Rua de Antonio Basto）便是為了紀念他而命名。孫中山先生的葡人摯友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飛南第和巴斯托律師對他表示了堅決支持，並通過他們贏得了總督科斯塔（高士德）的同情。雖然這種努力最終未獲成功，孫中山還是不得不離開澳門，但飛南第在危難中的幾度熱情相助使他終生難忘。”李長森著《明清時期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 ，北京：中華書局， 2007年，第407頁。其生平見Jorge ForjaMacaenses ， Macau ： Fund Oriente 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 1996 ， Vol. III ， A imprensa perio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 p.53.同上，p.52.澳門基金會編《鏡海叢報》 影印版，第1頁。同上，第5頁。同上，第1頁。同上，第2頁。《近代澳門外報史稿》 ，第189頁。20世紀初起，改稱 “Typographia Marcantile de N.T. Fernandes e Filhos. Ld.”，其漢語名稱不變。參見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 （1900- 1959年） 》 ，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9年，第338 、 342頁，《近代中國專名翻譯詞典》 ，第371頁及孫修福編：《近代中國華洋機構譯名大全》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年，第990頁。《近代澳門外報史稿》 ，第189- 190頁。《香港報業史稿，1841- 1911》，第136頁。1011z， Famfiasl

õççãçãõ 飛 南 第 ， 編 輯 ， 《 鏡 海 叢 報 》 ， 澳 門 （ Fernandes， F. H .， editor， 22“Echo Macaense”， Macao ） 23 Fernandes， J .V.， 24 助 理 ， 《 鏡 海 叢 報 》 ， 澳 門 （ Fernandes， J .V.， assist-ant， “Echo Macaense”， Macao ） 25 Senna， J .V.26 排 版 ， 《 鏡 海 叢 報 》 ， 澳 門 （ Senna， J . V. ， compositor，“Echo Macaense”， Macao ） 27 1896年3月起， 《鏡海叢報》 的刊印人易人。其原因如下：“由於本澳最近實施的 《海外新聞法》 ，而不是因為其他原因，我們的朋友和新聞工作的合作夥伴飛南第先生不再擔任這週刊的刊印人。我們尊敬同事和主編伯多祿先生接任刊印人。他在我們中間是唯一一個符合 《海外新聞法》 條件要求而可以出任的人。”28出版地點也從下環正街3號遷到了大三巴街35號。 “《鏡海叢報》 現由我們的摯友友和同事席爾瓦領導和管理。編輯、經理及印刷所均設在大三巴街35號其家中。” 29這一印刷所的名稱便是 “《鏡海叢報》 印刷所（Typographia do Echo Macaense）”。是年巴士度在此出版了 “Impresses d’uma viagem de Macau a Bangkok”一書。30 1897年4月11日起 ，飛南第恢復舊職 ，他改組了編務人員 。 “《鏡海叢報》 今天開始了一個新階段 。這不僅僅是因為替換了責任刊印人 （editorresponsavel），還因為接納了新的合作者。他們因品行受人尊重、精神崇高及確有記者生涯經驗而著名。本刊前任責任刊印人飛南第先生從此日期起 ，再次出任英 語 “ed itor” 雖 與 葡 語 “editor” 書 寫 相 同 ， 但 意 思 不 同 。英 語 作 “編 輯 ” ，而 葡 語 作 “刊 印人 ” 。 此 處 似 乎 是 照 抄 了 葡 語 的 “editor” 。 飛 南 第 的 實 際 身 份 是 “刊 印 人 ”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 Japan ’ Corea ’ Indo- C hina ， Straits Settlements ， MalayStates ， Siam ， Netherlands India ， Borneo ’ the Philippines ’ & c： with which are incorporated ”TheChina directory” and ”The Hongkong directory and Hong list for the Far East” ， Hong Kong ： TheHongkong Daily Press Office ， 18 9 4 ’ p. 5 3 8 .飛 南 第 之 弟 。其 生 平 見 Fam i lias Macaenses ， Vol. 11 ， p . 5 4 2 。 另 見 （ 澳 門 歷 史 檔 案 館 ） MO / AH/AC/ SA/ 0 1/ 0 5 6 7 1 ， Nomea o de Anto nio Antunes e Dami o Rodrigues para ju i zes populares efectivoe substituto respectivamente ， das Freguesias da Se e de St .° Anto nio e nomea o de Jose VicenteFernandes e Francisco Xavier dos Reme dios para j u i zes populares ， respectivamente ， efectivo esubstituto da Freguesia de S. Louren o ， 19 16 / 1 1/ 2 9 - 19 16 / 12 / 2 2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 Japan ， Corea ， Indo- China ， Straits Settlements ， MalayStates ， Siam ， Netherlands India ， Borneo ， the Philippines ， & c： with which are incorporated ”TheChina directory” and ”The Hongkong directory and Hong list for the Far East” ， p. 5 3 8 .生 平 待 考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 Japan ， Corea ， Indo- China ， Straits Settlements ， MalayStates ， Siam ， Netherlands India ， Borneo ， the Philippines ， & c： with which are incorporated ”TheChina directory” and ”The Hongkong directory and Hong list for the Far East” ’ p . 6 7 5 .《 鏡 海 叢 報 》 葡 語 版 18 9 4 年 4 月 2 6 日 第 1頁 。同 上 ， 同 頁 。Anto nio Joaquim Basto ’ Impress es d 'uma viagem de Macau a Bangkok ， Typographia do EchoMacaense ， 18 9 6 .222324252627282930

其舊職。” 31飛南第被迫去職的原因是據1895年12月27日法令公佈的 《海外選舉法》 ，他未進行選民登記，無權辦報。 “這樣便解釋了為何原因飛南第不能繼續主持本刊 ，由伯多祿先生所替代。他的愛國主義和他對普羅大衆福祉的孜孜追求不允許他看到本地唯一的一份葡萄牙語刊物銷聲匿跡。”32 伯多祿先生負責期間，有其他合作者，但飛南第未加以說明。 “然而，伯多祿先生工作繁多。儘管不乏好意和精神力量，單槍匹馬，難以勝任報紙的數個職務 ，因此，他兢兢業業 ，直至使飛南第完全達到了法律的全部要求，也獲得了幾位君子欣然加盟本報的編輯，⋯⋯”33巴士度之子阿比利奧.巴斯托 （AbilioBasto） 34律師在1958年7月21日的 《號角報 （O Clarim）》 上回憶說：“飛南第 （Chico35 Fernandes） 是 《鏡海叢報》 的刊印人 （editor ），先父36則是報主（ proprietario）和主編 （redactor principal） ⋯⋯” . 37說其父為 《鏡海叢報》 的業主，缺乏其他材料的佐證，但極有可能是在飛南第停職期間，其父作為律師，代行業權。在此期間，擔任 “主編”一說有其他文字材料支持，因此是可信的。 現時重新影印的《鏡海叢報》 僅為部分期號，儘管如此，還是留存了孫中山先生在澳醫療活動的寶貴資料，是為孫中山先生在澳事蹟研究之重量參考文獻。 “《鏡海叢報》 及其葡文版刊載的有關孫中山的有些資料， 如孫中山的上述醫案和在澳門行醫的情況， 是任何其他史料不見載錄過的。”38馮自由《革命逸史》 言，國父 “居澳半載 ，39然據 《鏡海叢報》 葡文版文章、告白的資訊，可知孫中山先生在澳活動時間長達一年之多。此外，對於澳門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有著極高的史料價值。 現在十分流行一種說法認為，孫中山先生是 《鏡海叢報》 的主筆，但在 《鏡海叢報》 中、葡兩種文版上均無出現孫中山先生主筆或主其編務的字樣。 “至於孫中山先生直接參與辦報的史料，至今未見公佈。說明孫中山參與創辦該報純屬推測。”40 “不過 ，可以確認的是， 孫中山必定參與了 《鏡海叢報》 的一些工作。 《鏡海叢報》 的創刊號便指出， 仁慈堂右街41的孫醫館和草堆街的中西藥局， 均是該叢報的訂閱處。 《鏡海叢報》 的創刊號直至其終刊號， 又標明該叢報在香山縣治所在石岐鎮的派報處，是西門外的中西藥局， 即孫中山與其友人3 1 《鏡海叢報》 葡語版1894年4月11日第1頁。32 同上，同頁。33 同上，同頁。34 生平待考。35 “Chico”為 “Francisco”的暱稱。36 巴士度。37 1958年7月21日的《號角報（O Clarim） 》38 《孫中山和〈鏡海叢報〉 》 ，第68頁。39 馮自由：《革命逸史》 ，北京，中華書局，第4冊，1981年，第73頁。40 《近代澳門外報史稿》 ，第292頁。41 關於左右問題的考辯，請見《三十崴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第473-478頁。

共同開設的藥店。可見， 孫中山至少參與了該叢報的發行工作。”42 漢語版刊首署明了 “下環正街鏡海叢報飛南第刊印” ，許多文章署名 “黔中味味生” 或 “味味生” ，即王真慶43（亦稱王孟琴44）。費成康先生認為王氏為主筆，對此 《孫中山和 〈鏡海叢報〉 》 45一文有令人信服的詳考。 在港學醫期間，因政治環境較廣州寬鬆，孫中山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大談反清言論，人稱 “四大寇”。 “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祗陳少白尤少統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間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力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46似乎國父自己的回憶錄有所遺漏。羅香林 《國父之大學時代》 載：“至是轉學西醫書院，益於課餘，物色革命同志，相與鼓吹革命，計謀大舉。並介紹陳少白先生入院肄業。時頻至書院與國父聚談革命者，有楊鶴齡，王孟琴，何隆簡，楊廼安諸人。” 47可知，這位王孟琴是孫中山先生圈子裹的同志。同時又是他的漢語老師。此人在 《孫中山全集》 中有載： “批王孟琹函（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五日）交覺生、梓琴代答，勸他寫誓約。” 48“《鏡海叢報》 的另一撰稿人是許少笙，他是番禺許叔文49之佺。起初， 《鏡《孫中山和〈鏡海叢報〉 》 ，第71頁。 “叢報局主稿王真慶謹啟”， 參見《鏡海叢報》 影印版，第124頁。 “澳門鏡海叢報局主筆為黔人王君孟琴” ，參見同上，第394頁。《孫中山和〈鏡海叢報〉 》 ，第69頁。另見《鏡海叢報》 影印版，第7頁。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總理遺教摘要總理逝世四周年紀念》 ， 1929年，第2頁。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 ，重慶：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年，第40 頁。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 ，第3卷（1913- 1916），北京：中華書局， 1984年，第155頁。“琹”古同 “琴” “十五日元宵，許叔文兄弟請予夜宴。何政臣同席，問及予學醫事，謂仍宜讀書。學醫雖尊貴，但勞苦耳（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編，朱峙三〈朱峙三日記〉 （連載之一），《辛亥革命史叢刊》 ，第10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0頁） 。” “蕊榜開新眼（許其光）廣東科甲，二百年來狀元、探花各得二人，惟無榜眼，俗謂廣東未曾開眼。道光庚戌，番禺許叔文其光以第二人及第，泥金到門，其家署一聯云：‘蕊榜開新眼，金鼇亞狀頭。’語雖無奇，亦足以應謠諺也。 O清·倪鴻《桐陰清話》 卷二。[述要]從清初至道光年間，廣東共出了兩名狀元，兩名探花，惟獨未出榜眼。當時流傳謠諺，稱廣東未曾開眼。道光三十一年，番禺人許其光（字叔文）以第二名考中進上，獲榜眼稱號。喜報到門時，其家門口掛出一副對聯：‘蕊榜開新眼，金鼇亞狀頭。，雖然此聯並不新奇，但與民間流傳的謠諺正好相呼應。（劉衍文主編、王立翔等撰稿：《歷代文壇掌故辭典》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6年，第711頁。又見（清）梁章鉅等編著，白化文、李鼎霞點校：《楹聯叢話全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年，第315頁）”4243444546474849

海叢報》 聘他為報社 ‘訓課’50 ，後來，他以 ‘少笙氏’51的筆名寫了一些社論。”52許少笙還用 “賁禺53少笙氏”54和“高陽55少笙氏”56的筆名。 但願今後會出現另一個令人起敬的程曼麗，進一步收集、整理、系統地對比《鏡海叢報》 葡、中版本的異同，發掘更多的史料。 《鏡海叢報》 難道不值得作為一篇博士論文的選題嗎？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孫中山先生與鏡湖醫院華人 “司事、醫生、值事等”的衝突。此事詳見下文： 照譯西論 ：醫院者 ，乃為貧病而設 。故好善之士 ， 多解囊樂助 ，以成美舉 。其首要在有實惠於病人 ，方不負設院本義。夫使有為善之名 ，而無為善之實 ，則不如勿設 ，以省無益之資矣！若鏡湖醫院者 ，實無益於貧病 ，而徒有其名者也 。請略言之 。蓋醫院以醫生為最要 ，若醫生不得其人 ，則救人之地反變為殺人之場 。今該院之中國醫生 ，扣其學 ，則無有 ；考其出處 ，則賣菜、擔水者或亦有之 。其席位 ，則三月一易。其請醫 ，則不計其能醫人與否 ，惟視推薦值事情面而定棄取 。此則醫生之弊 ，亟宜整頓 ，方為有益。其法 ，則必將所延入院之醫生 ，經名醫考試 ，果能通曉 ，方得受職 ；其次 ， 司事必要有惻憫之心 ，憐愛病人及實力奉公 ，方為有益。又 ，病人之進院 ，不計其症應否入院 ，方能醫治 。醫生固不曉何等病症應進院 ，何等不應進院。其司事則體值事之情面所薦 ，如無值事薦入 ，雖危急亦不收 ；有人薦 ，則不病亦收以養之 。如此辦法 ，誠無益於貧病者也 。所以澳中善士 ，又多立一同善堂以醫人 ，職此故也 。該院惟自孫醫生入內 ， 自籌經費，開創西醫局 ，益人甚多。初時 ，每日街症百餘人 ，後以經費不多，則限贈五十人之藥。又，遇有大症 ，則收入院內醫治 ，如砂淋 、肉瘤等症 ，割愈甚多。此皆為從前所未有 ，若永遠如此辦法 ，豈不甚善？ 但為該院司事、醫生 、值事等所忌 ，諉原注：《告白》 ，《鏡海叢報》 第26號，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廿一日，第124頁。《鏡海叢報》 影印版，第144 、 156 、 258頁。湯志鈞：《甲午戰後的〈鏡海叢報〉 》 ，《近代史研究》 ，2001年，第4期，第208頁。 “‘賁禺’又作 ‘賁禺’、‘賁遇’、 ‘蕃禺，、 ‘番禺’、 ‘番隅’”（ 陳代光著：《廣州城市發展史》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9頁） 。《鏡海叢報》 影印版，第252頁。 “[38]順治三年定廣東，與民休息，府縣皆因舊制。按[2] （按：此為仇氏之論。） ：史稱顓頊之地[31（顓頊：傳說乃黃帝之孫。二十歲即帝位，國於高陽，因號曰高陽氏。） ，南極交阯。”（清）仇巨川纂、陳憲猷校注；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編：《羊城古鈔》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315頁。此處 “高陽”代指 “顓頊之地”，即廣東。《鏡海叢報》 影印版，第264 、 270頁。505 15253545556二

為經費不敷，遂將內症房停辦，殊為可惜。今街外贈診，該院亦盡委之孫 醫，因而現時經費，概由孫醫捐資獨辦，頗有端倪，但獨力難支，須當早籌 善法。夫醫院每日只醫十數人，而一年開銷六、七千元經費。今西醫局每日 醫百數十人，其功十倍，乃令一人擔持其任，亦殊失公道矣。總而言之，欲 整頓該院，其法有四：一、將院內中醫生考試，方准入院醫人；二、舊時司 事，盡行撤換，再由各善士揀擇實力辦事、有心愛人之人，以當斯職；三、 院內經費當分一半，以給西醫經費；四、病人人院，不說人情，只論其症應 否入院醫治。凡此，皆為有益貧病者起見，我等目視其弊，特為生民請命， 所願本澳當道西官設法而整頓之，則幸甚。此由本次之西洋報，請託名手以 繹登，操觚政者不與聞也。57 “西論”的題目為 “HOSPITAL CHINA DE MACAU（華人醫院） ” ，文中見 “o hospital china Keng-hu（華人鏡湖醫院）” ，58所以 “HOSPITAL CHINADE MACAU”與 “o hospital china Keng-hu”為百分之百的同義詞。 如下一段引語不見漢語稿： 這一慈善機構設立宗的旨為益於大眾，慈悲憫人，且屋宇寬敞雄偉。 似乎近有失眾孚，事因我等聽聞數名華籍要人對其批評不絕於耳，且對其 司理多有病詬。 日前，我等曾目睹議事亭前地隆重開張一新慈善機構—同 善堂（Turn-sin-tong）。其設幾與鏡湖醫院（hospital china） 分庭抗禮。其 主旨為或登病人家門出診或在慈善機構樓內救治貧病，施醫（dando con- sultas medicas） 贈藥（distribuindo gratuitamente medicamentos ） 似乎在眾司事（administradores） 身上產生了某些變化。 究其獲 任便為掌管醫院事物 ，可某些主導影響卻與我們華人同胞 （conci- dadaos） 中那些心胸寬廣、好善樂施人的初衷相抵牾。他們的所作所為 令這一慈善機構日益為人病詬，作用減弱，益失民心與支持。 凡此種種，本報漢語版刊登之一文中顯露無遺。現譯登如下 ，籍 以喚起當局對此慈善社團之注意，因其章程尚未得政府之核准。59 此段文字說明， “照譯西論”60實際上是 “中論照登” ，因此放在 “照譯西論”這個欄目中不妥。這一差錯更加證明，似乎無論是飛南第還是孫中山先生均與報刊的編輯無關，否則不會出現這樣的疏漏。請比較： 葡語版：“現譯登如下，籍以喚起當局對此慈善社團之注意，因其章程尚未得政府之核准。”57 《鏡海叢報》影印版，第11-12頁。58 孫中山稱“中國醫局”，參見黃彥編注：《倫敦被難記》 ， 《自傳及敍述革命經歷》 ，廣州：廣 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頁。59 《鏡海叢報》 ，葡語版，1893年12月19日，第23號，第2頁。60 要說最早研究“照譯西論”者當為費成康博士（2000年） 。之后有李長森博士（2004 、 2006年） 和林廣志博士（2005年） ，接下來便是黃宇和博士（2008年及2011年） 。

ãã漢語版：“此由本次之西洋報，請託名手以繹登，操觚政者不與聞也。” 據葡語稿，我們試對漢語稿中的個別辭彙做一詮釋。 “開創西醫局”葡語作“fundar urma sociedade denominada clinica europaia（成立了一名為西醫診所的公司）” ，因知 “西醫局”為一孫中山先生成立的私人公司形式的西醫診所。 “每日街症百餘人” 葡語作 “diariamente mais de cerm pessoas de fora vo ahi para securarem” “街症”即今言 “門診”。 “砂淋”葡語作 “calculos urinarios”即今言 “尿結石”。 “街外贈診” 葡語作 “doentes externos” ，即今言 “門診病人”。 “內症房” 葡語作 “a enfermaria para admisso dos doentes intemos”，即今言 “住院病房” 漢語原稿文字優雅、慷慨激揚。這樣便澄清了飛南第和孫中山先生都不是漢語主編 ，其外文主編是伯多祿。這個問題的披露可被視為海內外孫中山與澳門及澳門報業研究的一重大突破。 為何漢語版與葡語版做此種安排呢？大概主編王孟琴為減少與鏡湖醫院華人醫療與管理人員的進一步衝突而採取的假借外人之口的策略。 在澳行醫期間，孫中山先生多遇重重坎坷。首先，他無 “葡國文憑” ，61不具備 “行醫於葡境內”62的資格。這是葡國法律的明文規定，並不是僅僅針對他的。其次，葡國法律還明文規定，藥房必須有一具有葡國醫藥學學士文憑的人擔任技術指導。不知中西藥局是否具有此種技術人員。至少，在 “葡國文憑”要求上 ，澳門葡萄牙當局已經對孫中山網開一面了。據孫中山先生自言 “始則禁阻予不得為葡人治病” ，63可知並不禁其為華人治病。而且在 《鏡海叢報》 葡語版上刊登了大量的行醫廣告。這便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因 “繼則飭令藥房見有他國醫生所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 ，64他才不得已向鏡湖醫院借款開辦中西藥局。在這個問題上，他也打了法律的擦邊球。葡國法律的明文規定是針對純粹的西藥房的，對兼銷售中西藥品的混合藥房則無明確規定。 葡諺云 “法律即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來執行的”。執行過程中，可有變通的空間。在葡國法律的規定面前，孫中山先生緣何得以在鏡湖醫院與同善堂中行醫？ 巴斯托律師回憶說：“肯定是因為飛南第的影響力，政府才批准了孫中山醫生在鏡湖醫院中行醫。我不知他是否為他獲得了私人行醫的許可。我看到過一張孫中山醫生向資本家蕭瀛洲（Sio Yeng Chau） ， 65亦稱蕭登（Sio Tang）66舉債《倫敦被難記》 ，第8頁。同上，同頁。同上，同頁。同上，同頁。澳門商會首任總理（會長）。參見林廣志：《晚清澳門華人賭商的產業投資及其特徵》 ，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09年，第6期，第138 、 141及143頁。同上，第137 、 139及141頁。6 16263646566，。

1000圓澳門幣的字據。正是在當時出任市政廳市政議員或副主席的飛南第的倡議下，值1912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成立周年紀念日之際，市政廳面牆裝飾得燈火輝煌。1920年，67孫中山醫生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時，曾致函飛南第 ，邀請他出任國民政府，或許是顧問的職務，飛南第因年事已高，未接受邀請。”68 鏡湖醫院與同善堂同為華人民間慈善機構 ，具有公益性質。這可能是澳門葡萄牙當局默認孫中山先生在兩處為華人施行西醫的基本考量。他的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 ， 1851- 1926），在孫中山在澳門鏡湖醫院行醫期間，常從香港趕來幫助做重要手術。這說明是得到了葡萄牙當局的默許的。康是名醫，幫助孫中山在澳門非法行醫為智者所不為。後孫中山先生離澳則表明，其友人飛南第儘管頗具影響力，但未能 “為他獲得私人行醫的許可” 澳大利亞學者杰弗里·C.岡恩認為：“1892年，孫中山揣著香港西醫書院的博士69學位證書，說服鏡湖醫院（由澳門華人在1871年建立）的董事們 ，允許他在這裡執業行醫。” 70 如前所述，從法律—行政層面來講 ， “允許他在這裡執業行醫”的是澳門葡萄牙當局，因為澳門當時在葡萄牙管治之下。沒有這個前提條件，孫中山是不能在鏡湖醫院裹行醫的。 我們知道 ，草堆街80號中西藥局是一地三用：寓所，診所和藥房。71孫中山先生在鏡湖醫院和同善堂中行醫是 “合法”的，而且均是 “贈醫”與 “施藥”屬於完全的義務性質，而藥房為這批病人的服務是不盈利的。因未獲得在家中私人行醫的許可 ，故藥房失去了盈利的可能。這大概是中西藥局北遷廣州和石岐的隱情 ，也是孫中山先生離開澳門的一個重要因素。從 《鏡海叢報》 葡語版刊出的有關告白來分析 ， 仁慈堂右街的孫醫館和草堆街的中西藥局 ，在一段時間內，是同時運作的。孫醫館和中西藥局之間是何種關係呢？以往學者未注意這一問題。盛永華、趙文房、張磊編寫的 《孫中山與澳門》 中刊登的 “議事亭前地十四號這座房子 ，曾租給中國人孫逸仙，租期一年 ，月租金十二元 ，擔保人是葉來新”。72這條資料引發了很大爭辯。筆者据葡語原文將此句重譯如下：“1. 上述樓宇曾以12元葡幣月金租給華人孫逸仙 （Sin-Iat-Sin） 一年 ，保人葉侶珊 （Ip-Lai-San ） ， ⋯⋯” 73 “上述樓宇”指 “numero quatorze ， no Largo do Senado（議事亭前地14號）” 74。在操粵語的友人幫助下，我們將 “Ip-Lai-San”譯為 “葉侶金按：應為1921年。1958年7月21日的《號角報（O Clarim） 》金國平：《孫中山緣何被稱為 “孫逸仙博士”？ 》 ， 《澳門日報》 ，2011年9月26日，第E05版。（澳）杰弗里·C. 岡恩著《澳門史1557- 1999》，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139頁。金國平：《草堆街八十號·藥局·孫宅》 ， 《澳門日報》 ， 2011年3月2日，第F01版。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61頁。P. Manuel Teixeira ， A medicina em Macau ， Macau：Imprensa Nacional， vol.III， Os medicos emMacau do sec. XVI a XIX. 1976 ， p. 353.同上，同頁。676869707 1727374，。

çã珊”。這個葉侶珊在澳門歷史上也算是位名人。曾任鏡湖醫院董事。75 1902年起出任 “招商澳局總辦”。76還是經元善誘騙案的主角。77對此文獻的來歷，黃宇和教授提問到：“筆者一連串的疑問是：第一，孫中山是1893年在澳門租屋行醫的，為何遲到1895年才有租屋記錄？第二，是甚麼促使仁慈堂在兩年之後將會議記錄發表？78”下面我們將其全文譯出，或許可以回答上述兩個疑問。 秘書宋次生（Carlos Augusto Rocha d'Assump o） 獲准發言。他 聲明， （1895年） 8月30日負責徵收這個仁會所屬樓宇房租的布藍登 （Jose Gomes Brandao） 先生來到我家，告訴我說議事亭前地14號那所 房屋曾租給華人孫逸仙 （Sin-Iat-Sin ），後又租給孫克珊 （譯音：Sin- Kat-San ）。後因後一位承租人離開澳城，閒置下來。另一位華人欲租 此屋宇，他想知道是否可以把它租下來。 秘書審查了這個問題，並得知了如下情況： 1. 上述樓宇曾以12元葡幣月金租給華人孫逸仙 （Sin-Iat-Sin） 一 年，保人葉侶珊（Ip-Loi-San） 2. 租約期滿前，由孫克（譯音：Sin Cat） 租下。 3. 上述租約期滿後 ，保人葉侶珊 （Ip-Loi-San） 來此登記處 （cartorio ）聲明從此日期開始不再擔保。 4. 新租未簽訂任何租賃合同，會議紀錄簿亦未登入任何決議。 5. 的確 ，該屋宇在無合同與保人的情況下，租給一在此既無根 基，又無人認識的華人。 6. 這個華人在此屋宇中居住了5個月，房租分文未交。 7. 這個華人將此屋宇底層以6元葡幣月金分租出去，並預收了相應 租金。 8. 該華人逃離了澳門，在該屋宇中留下了一些不值錢的雜物。 總結如下：議事亭前地十四號這座屋宇，近來在無合同與保人的情 況下，租給了華人孫克（譯音：Sin-Cat）。他除了白住了5個月、給仁 慈堂造成了60元葡幣的損失之外，還獲得了30元葡幣的收益。此款項來 自於他將底層分租了5個月。鑑此，秘書提議致函政府輔政司（secretaria geral do Governo） 彙報此事，使現行政會免受責任，因為議事亭前地十 四號這座屋宇是在仁會將管理交付本屆行政會之前很久出租出去的。79鄧開頌等：《澳門滄桑》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40頁。陳旭麓等主編、朱子恩等編：《漢冶萍公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冊，第265頁。（清）經元善著、虞和平編：《經元善集》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341頁。有關研究可見林廣志：《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 ，導師：湯開建，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第238-241頁。《三十崴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 1895》，第470頁。A medicina em Macau， vol.III， Os medicos em Macau do sec.XVI a XIX. 1976 ， p.353-354.7576777879

由於這份文件的出處未得到確考，80 未將其收入。 林廣志博士惠告作者一中文檔案：“竊董等設一公會 ，捐助集資 ，購買舊屋一間，座落議事亭前地門牌十四號，現今改建 ，重新名曰同善堂，以為宣講聖諭，贈醫送書，撿拾字紙等事，茲將工竣，不日開辦。” 81 孫中山在澳逗留及行醫的時間為1892秋至1894年初。此次購買是1892年12月1日之前的事情 ，而前述向仁慈堂租房的時間尚無法確定 ，因為是在1895年追述前幾年的事情。同善堂有無購下議事亭前地14號屋，需查閱葡語產權登記資料後方能知曉。該地雖以孫中山個人名義向仁慈堂租來開闢了 “孫醫館” ，可能是同善堂舉辦的義診。 “慈善機構樓內救治貧病”及 “所以澳中善士，又多立一同善堂以醫人，職此故也”二語可為證據。中西藥局則是孫中山個人開辦的 “醫館”和藥局。這或許是孫醫館和中西藥局之間存在過的關係。孫中山先生曾詳細地敍述過他在澳門行醫的經歷： 予既卜居於澳門，澳門中國醫局 （引者按：指鏡湖醫院） 之華董 所以提攜而噓拂之者無所不至，除給予醫室及病房外，更為予購置藥 材及器械於倫敦。 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則自中國有醫局以來，其主事之官紳對 於西醫從未嘗為正式之提倡，有之， 自澳門始。予既任事於醫局，求 治者頗眾，而尤以外科為繁。然亞東之閉塞，甫見開通，而歐西之妒 焰已起而相迫。蓋葡人定律，凡行醫於葡境內者於須持有葡國文憑， 澳門葡醫以此相齮齕，始則禁阻予不得為葡人治病，繼則飭令藥房見 有他國醫生所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予醫業之進行猝 遭頓挫 ，雖極力運動，終歸無效。顧予赴澳之初，並不料其有是，資 本損失為數不少，旋即遷徙至廣州焉。82 從 《倫敦被難記》 問世以來 ，孫中山給人留下的普遍印象是 ，他在澳門飽受 “歐西之妒焰” “相迫” ；但實際情況是 ，他 “為該院司事、醫生 、值事等所忌”。 “可見，葡籍醫生的排擠 ， 只構成孫中山離開澳門的部分原因， 而與鏡湖醫院有關人士的衝突當是他離去的又一重要原由。”83兩種嫉妒與排擠都是有的，但為何孫中山強調前者，而掩蓋了後者？他在香港畢業後，未取得行醫資格，應澳門華人紳士邀請，來到臨埠澳門。在飛南第的沽動下 ，葡萄牙當局為他開了綠燈，允許其在兩處義診，還默認他在草堆街80號開設診所和藥房。這顯然80 張磊、盛永華、霍啟昌：《澳門：孫中山的外向門戶和社會舞台》 ，澳門：澳門大學、東方文 萃，1996年）及盛永華、張磊主編：《辛亥革命與澳門》 ，澳門：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2011年8月。81 澳門歷史檔案館，A0717 AH/AC/P-127582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50頁。83 《孫中山和〈鏡海叢報〉 》 ，第70頁。。

çãçãçãçãçãçã n ççã是雨露之恩了。為何孫中山對此三緘其口？筆者認為可作如下解釋：作為個人，孫中山曾受惠於澳門，但作為政治家，出於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為了某種政治需要，他不得不乞靈於民族主義，與澳門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取得更大的政治斡旋餘地。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有意取捨，便是這一看似矛盾的立場的最佳說明。他故意隱瞞了與鏡湖醫院華人之間的衝突，可能是因為澳門華人紳士對其有恩惠，不便在文字上公開與華人的紛爭。關於這個問題 ，李長森博士分析道：孫中山 “絕口不提鏡湖醫院的經歷，可能是由於他以大局為重，將與醫院的關係視為個人或者華人之間的恩怨，不願將其公佈於眾而已。”84林廣志博士認為：“鏡湖醫生疑忌孫中山，顯然是得到當時鏡湖主要負責人的支持，支持孫中山的盧九、何連旺等人又無法控制局面，只好另立同善堂。鏡湖紳董在此事上是有爭議的，孫中山一方面確實得到包括盧、何等著名華商的支持，一方面如果公開挑明受到鏡湖值理的疑忌，勢必會引起鏡湖及澳門華商內部更大的矛盾。因此，隱忍不發。”85 此種態度似乎對他與飛南第的友誼也產生了影響。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時，曾邀請飛南第出任顧問一職 ，飛藉口年事已高，予以回絕。事實上，飛氏當時年僅57崴。史料顯示，他於1919 年7月以16分的優異成績，考入華政廳86譯務處 （Reparti o do Expediente Sinico de Macau）， 871919 年11月被任命為瘋堂區民事調解員，88 1922年2月還獲得休假許可 （Lice adisciplinar） 。 891923年3月5日逝世前，他一直在工作。 葡文史料的發掘、個案的深入研究，及一些似乎廣為人知、但內情隱晦的史實的闡發，有助於我們認識一個真實、鮮活的孫中山先生。《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 ，第408頁 。林廣志博士20 11年2月17 日致作者電郵 。《葡國領事官為新會官員函請澳門總督派兵緝匪事致兩廣總督張人駿照會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 1908年5月23 日） 》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 》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澳門基金會及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99年 ，第4卷 ， 第125頁 。 或稱 “華政務廳” ，參見 《鏡海叢報》 影印版 ，第179頁 。其首長稱“華政官”， 參見 《鏡海叢報》 影印版 ，第160頁 。（ 澳 門歷史檔案館 ） MO/AH/ AC/SA/0 1/0739 1 ， Nomea o ， por concurso ， de FranciscoHermengildo Fernandes para o lugar de lingua da Reparti o de Expediente Sinico de Macau19 19/07/25 - 19 19/08/ 13 .（澳門歷史檔案館 ） MO/AH/AC/SA/0 1/0628 1 ， Nomea o de Elysio das Neves Tavares ， NicolauTolentino da Rosa ， Albano Francisco Xavier da Luz e 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 ， comojuizes populares efectivos e substitutos das freguesias da Se ， de Santo Antonio e de So Louren o19 17/ 11/ 14 - 19 17/ 11/29.（澳門歷史檔案館 ） MO/AH/AC/SA/0 1/08648 ， Concess o de licen a disciplinar ao lingua daReparti o do Expediente Sinico ， 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 ， 1922/02/0 1 - 1922/03/09.848586878889

孫中山與澳門士生葡人飛南第李長森* 摘要 ：澳門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之一 ，在該場具有劃時代意義革命運動醞釀及發動初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孫中山先生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得到澳門民眾的大力支持 ，其中不僅有華人 ，亦有葡人 ，特別是多次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得到澳門土生葡人的真誠相助 ，這其中即包括飛南第。關鍵詞 ：辛亥革命 ；孫中山 ；澳門 ；土生葡人一、孫中山早期在澳門的活動 孫中山先生于1866年出生於香山縣翠亨村，由於毗鄰澳門，陸路不足百里 ，因此同絕大多數香山縣人一樣，從其父輩開始就與澳門建立了密切的聯繫。父親孫達成很早就在澳門創業，由於出洋留學及在香港讀書，青少年時代的孫中山亦是澳門的常客。葡人據澳數個世紀，尤其是十九世紀歐風東漸，自由民主思想對澳門附近地區產生重大影響。正因為如此，無論主張革新變法的改良主義者，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還是借鑒西方經營方式的實業家，如鄭觀應等人，抑或是通過武裝暴動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党領導人，如孫中山、陸皓東等人，均出生於澳門附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並非偶然。 孫中山早期的民主共和思想產生於澳門，主要受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首先，澳門的人文環境對其影響極大。澳門於鴉片戰爭前是歐人在華的唯一長期居住地。數百年的西風東漸影響及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匯形成澳門特有的文化氛圍，同時亦使澳門成為中國最早感知西方晴雨變化的地方。尤其是澳門實實在在建立了近代西方管治模式，並且成為西方法治社會在中國的試驗場。這種明顯有別於中國幾千年封建帝制的社會形態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極大影響。 孫中山從少年時代起便多次取道澳門出國，對澳門的社會形態及文化氛圍十分熟悉； 尤其是入香港西醫書院學習期間，由於取道水路經澳門返鄉的便利條件，更是經常往返於港澳之間。在此期間，亦加深了對港英政府領導下的香港社會的瞭解與認識。 在這一過程中，孫中山先生廣交港澳朋友。不僅與楊鶴齡、陳少白、尤列等李長森：歷史學博士，教授。中國翻譯協會理事，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顧問。曾任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中西文化研究》 雜誌常務副主編。＊

人結成友誼，被人稱為 “四大寇”，而且結識許多澳門土生葡人朋友，如飛南第等人，為其日後領導的革命活動提供很大幫助。 孫中山先生在澳門活動的時期，正是澳門報業蓬勃發展的時期。這在中國內地尚無新聞自由的情況下尤其意義重大。報業的發展促進了民主思想的傳播，在啟發民智，推動革新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正如王韜所言：“西國日報之設所關甚巨。主筆折得持清議於朝綱國政，頗得參以政權。閱之，足以知民情之向背，習尚之好惡，風俗之澆醇，國計之盈虛，時局之盛衰，兵力之強弱。”1由於有識之士認識到報刊宣傳鼓動民眾的作用，該時期澳門出現了《鏡海叢報》 和《知新報》 。 孫中山在澳門得到許多土生葡人的支持與另外一種鮮為人知的現象有關，即共濟會2在澳門的活動。由於共濟會宣揚博愛和慈善思想，以及美德精神，追尋人類生存意義及普世價值，世界眾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和藝術家都是共濟會成員，如孟德鳩斯和海頓等。十九世紀歐美大陸共濟會十分活躍。共濟會具有反傳統宗教性質，法國大革命之後，共濟會思想及理念傳播廣泛，甚至許多推動民主共和制度的重要政治人物均為共濟會會員。在澳門，加入共濟會亦成為一種 “時髦”，孫中山先生的澳門土生葡人朋友飛南第就是共濟會會員。共濟會的理念與民主共和思想不謀而合，客觀上推動了中國民主革命思潮的發展。二、辛亥革命前的澳門與土生葡人 十九世紀歐洲大陸的巨大變化首先影響到澳門的土生葡人，使澳門社會變得十分活躍。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經濟和政治。 經濟變化主要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所帶動。尤其是交通及通訊的新發明改變了世界格局。瓦特蒸汽機的發明從根本上改變了海上交通的落後狀況，使歐亞兩地人員來往變得更加快捷；通訊的發展使得資訊及思想的傳播不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並由此帶動了政治的變化。 對於澳門來講，交通和通訊的便利使澳門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方面出現了現代商業模式，如有限公司制度和股份制度，進出口貿易及海上運輸的新模式等。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商業公司紛紛成立，並於五口通商後蔓延至港滬等地。 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將衝破原有的生產關係，帶動社會政治體制的變化。辛亥革命之前澳門在政治方面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 王韜 ：《西國日報之盛》 ，載 《迴圈日報》 1874年2月12日。2 亦稱美生會 。英文Freemasonry，葡文Mansonia，字面含義是自由石匠工會 ，但近代會員階層逐漸 向中產階級轉化 ，甚至許多國家的貴族及政治人物都是共濟會成員。中文 “共濟會”一詞取其組 織性質 。

澳門土生葡人開始大量到歐洲求學 ，接受新思想。以前由於交通限制，少有土生葡人遠赴歐洲求學。即使有經濟條件的殷實顯貴家庭子女，最遠也只能到葡屬印度的果阿讀書。火輪船的發明則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情況。 近代行政及司法制度引進澳門。由於交通便利，里斯本可以迅速而有計劃地派遣行政官員及軍隊來到澳門，使幾個世紀以來澳門與葡萄牙形成的思想及文化斷裂得以迅速修補。澳門土生葡人的血緣及文化出現 “回歸”現象，從而加速了 “西風東漸”的勢頭。 西風東漸的結果使歐洲生活方式及文化在澳門廣泛流行，並通過前往香港及上海的澳門土生葡人移民傳播到香港及內地新開埠的沿海城市。 近代新聞報刊首先在澳門出現 ，使澳門成為中國輿論最為自由的城市。澳門土生報人到港滬等地創業又把該種影響帶到港滬等地 ，使香港和上海成為中國近代報業最為發達的地區。 澳葡政府加強對華人管治，並設立華政衙門，客觀上加強了與華人的溝通，有利於西方生活方式及思想的普及與傳播。三、葡萄牙共和革命對澳門社會的影響 葡萄牙的共和革命差不多與中國的辛亥革命同時發生 ，而且均為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1910年10月3日，里斯本擁護共和制的民眾開始走上街頭發動革命 。4日，燒炭黨人協會主席安東尼奧 ·馬查多 ·多斯 ·桑托斯 （AntonioMachado dos Santos） 3指揮其追隨者冒險從停泊於特茹河口擁護共和制度的海軍艦隻上炮轟王宮 ，迫使年輕的國王及其母親登上王家遊艇離開國家。5日，葡萄牙共和政權在里斯本建立 。 澳門土生葡人普遍支持並擁護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還與以下情結有密切關係 。首先 ，葡萄牙第一任民選總統曼努埃爾 ·亞利雅架 （ManuelJose de Arriaga Silveira， 4 1840- 1917 ）是曾經擔任過澳門王室法官的米格爾·亞利雅架 （Miguel Jose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 s的堂孫 ，而後者在19世3 全名Antonio Maria de Azevedo Machado Santos， 1875年1月10 日生於里斯本，1921年10月19日與 其他革命領導人在里斯本遭暗殺身亡。葡萄牙共和革命時期重要軍政領導人，被認為是葡萄牙共 和國締造者。4 Manuel Jose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 1840年7月8日生於葡萄牙亞速爾群島，1917年3月5日歿 於里斯本。曾任律師、教授、作家及政治家。葡萄牙共和理論家及演說家。是葡萄牙共和黨主要 領導人之一。澳門有以其姓名命名的街道，即亞利鴉架街（Rua Manuel de Arriaga ）5 Miguel Jose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澳門王室法官，1776年生於葡萄牙亞速爾群島，1824歿 於澳門。19世紀初澳門民主與專制激烈鬥爭中的風雲人物，曾因激進派掌權而逃避廣州。澳門有 以其姓名命名的街道，即雅廉訪大馬路（Avenida de Ouvidor Arriaga ）

紀初是澳門社會顯赫一時的人物 ，特別在協調香山軍隊清剿張寶仔海盜的戰役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因而在澳門土生人中有較大影響。 另外，在葡萄牙共和革命中統率奧康塔拉 （Alcantara）海軍總部和堂·卡洛斯號 （D. Carlos）巡洋艦的卡洛斯·達瑪雅 （Jose Carlos da Maia，粵人譯為 “嘉路米耶”） 中尉6後來被任命為第105任澳門總督 （1914- 1916）。由於這一層原因，無論澳門總督還是澳門土生葡人，包括有名望的貴族及政商要人，均在辛亥革命後的護法運動及討袁戰爭中對中華革命黨人在澳門的大規模活動給予很大的同情及支持，甚至提供掩護。 再者 ，葡萄牙共和革命成功後 ，澳門立即將幾條街道重新命名 ，以紀念葡國該場革命 ，說明澳門官民對葡萄牙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擁護 。主要有民國大馬路 （Estrada da Republica）、十月初五街 （Rua de 5de Outubro ）、嘉路米耶圓形地 （三盞燈） 、亞利鴉架街 （Rua Manuel deArriaga ）、士多鳥拜斯大馬路 （Avenida Sidonio Pais） 等。 葡萄牙的共和革命和中國的辛亥革命不僅時間上相近，而且形式上有許多共同點，不能不令澳門土生葡人感到振奮。如果說他們未能親身經歷葡國那場革命的話，那麼澳門發生的一切正好是他們理性認知的一種感性實踐和補充。四、改良派及革命黨人在澳門的活動 中國近代有一個奇怪現象，在早期從事改良主義運動或發動革命的先驅者中，絕大多數都生活在澳門附近或者與澳門有關，如康有為、鄭觀應、孫中山等人。這絕不是偶然的。說明鄰近澳門的地區是最容易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響的地區。換言之，近代西方民主共和思想最早是通過澳門傳入中國內地的。鄭觀應和康有為等均曾在澳門活動，並創辦報紙，著書立說，宣傳西方共和主義及改良主義思想。如 《知新報》 和 《盛世危言》 。由於居澳葡人中的絕大多數是澳門土生葡人，而其中不乏文化精英，因此他們自然成為西方思想的主要傳播者。 由於澳門的特殊社會及人文環境 ，革命黨人於辛亥革命後的混亂時期繼續以澳門為基地開展各種革命活動。 1914年 ，老同盟會員朱執信返粵 ，準備討伐桂系軍閥龍濟光之役。 1915年11月 ，奉孫中山召請赴日籌商討袁軍事 ；12月受命為中華革命軍廣東司令長官 ，負責廣東方面軍事 ，由張發奎 、薛岳 、李揚敬等人協助 ，在澳門鵝眉街10號秘密設立討龍軍事指揮機構 ，同時積極擴展中華革命黨組織。次年一月，在惠州等地舉兵討袁。3月底 ，則成功6 澳門亦有街道以其姓名命名 ，即嘉路米耶圓形地 （Rotunda de Carlos da Maia），華人俗稱 “三盞 燈”。

發動欽 、廉 、潮 、汕等地駐軍起義 ，接著又與廣東護國軍一起發動了對廣州、的會攻 。這些行動均與澳門的準備活動有關 ，並得到包括澳門總督在內的葡人支持及掩護。 1914年，黃明堂奉孫中山令回國密謀起事反袁。消息泄漏避走澳門，被龍濟光指控身陷囹圄。孫中山分別致函葡總統及澳葡總督營救黃明堂出獄 ，最終得以釋放回復自由。 1916年3月7日，中華革命黨組織陳策、楊虎 、馬伯麟等率領敢死隊在澳門搭乘澳粵渡輪 “永固”號，劫奪桂系 “肇和”號軍艦失敗。毫無疑問，上述行動均需在人力物力方面作充份的準備 ，特別是購置軍火，製造炸彈，甚致購買飛機，在彈丸之地澳門，澳葡政府和土生葡人不可能不瞭解這些情況 ，但他們並未阻止，更沒有采取任何行動，縱容支持的態度十分明顯。五、孫中山與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 1887年，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五年後畢業。在這一段時間結識了康德黎老師 （Dr. James Cantlie）並與他建立了友誼。由於孫中山非常激進 ，被捲入一些法律訴訟，指控他參與暴亂，投擲炸彈。在香港法庭上，孫中山認識了法院中的澳門土生葡人翻譯員飛南第 （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由於飛南第在法庭上為孫中山提供了寶貴支援，兩人從此結成友誼。 由於飛南第家族是澳門望族，且掌管澳門媒體及印刷行業，同時有較多的社會關係，所以飛南第能夠為孫中山在澳門的活動提供許多方便。 飛南第與孫中山結成友誼與其家庭出身不無關係 。飛南第家族在澳門歷史悠久 。其家族最早的記錄見於18世紀的出生登記 。根據該文件 ，其先祖安東尼奧·飛南第 （Antonio Vicente Fernandes dos Remedios） 生於1740年 。從這一代算起 ，飛南第已經是該家族第四代 。從整理的家族譜系中可以看出 ，該家族多與華人通婚 ，故懷有深厚中華情結 。其父親尼古拉 ·飛南第 （NicolauTolentino Fernandes） 創辦印刷行業並與華人成婚 ，生有9名子女 ；飛南第本人亦同華人女子結婚 。在此種氛圍下 ，飛南第認同中華文化 ，並精通粵語 、國語 、葡語 、英語等多種語言 ，成為多元文化之間的優秀溝通者。

飛南第家系圖 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期間，亦遇到許多困難。據他自己認為，主要是遭葡萄牙傳統勢力排斥，理由是澳門葡萄牙醫生妒嫉他營業日盛，所以提出 “行醫於葡境內者必須持有葡國文憑”，並且 “始則禁阻予不得為葡人治病，繼則飭令藥房見有他國醫生所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8在這種情況下，飛南第和土生葡人律師巴斯托對他表示了堅決支持。雖然這種努力最終未獲成功，孫中山還是不得不離開澳門，但飛南第在他危難中的幾度熱情相助使他終生難忘。 其實，孫中山先生在港澳兩地廣交澳門土生葡人朋友，無論對其在澳門行醫7 據Jorge Forjaz， Familias Macaenses整理，東方基金會和澳門文化司署1996年聯合出版。8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50頁。AntOnioVicente Fernandes dos Remedios 1740．卜1. Pedro Vicente F。 11翻记es 17‘5 ！卜2 . Vicente Jose Fernandesc. c. Ricarda Constantine de Senna 17 8 5 -1 8 5 5 （5 fi lhos） Ⅲ． 1. Apolinirio 2. Antonio 3. Jose Vicente4. Martinho Antonio 5. Joana Vicencis Fernandes6.Francisco Prudente Fernandes7. Maria da EsperanpEernandesⅢ-4. NicolauTolentino Fernandes 創辦印刷公司 182 3.1898 （9 filhos）Ⅲ- 1. Bernardino deSenna Fernandes 飛 兩 第 伯 爵 （18 15-1 89 3）Ma Teresa Vieira Ribeiro飛 南 第 伯 爵 夫 人 （9 filhos）Ⅳ-2. FranciscoHermenegildo Fernandes 飛爾第 1863-1923IV-1.Jorge CarlosFernandes18 6 1-92Ⅳ- 4 . Bernardino de Sena Fernandes JR 1867.1911 （7 filhos）Ⅴ.D.MariaGeorginaFernandes1911-1948Ⅴ-1 . Bernardino deSenna Fernandes1892-1971，（14 filhos）V-4 . Edmundo Jose Couto de Sen a Fern andes 189 7 -19 8 1 , （13 fi lhos）Ⅵ- 2. Henrique Rodrigues de Sena Fernandes 1923-2010 飛歷奇 （5 filhos）Ⅶ-3 Hemque Miguel Rodrigues de S. F. n. 1961Ⅷ- 1D. Vera Sofia Perira de S.F. n. 1991Ⅷ -2 D.Dianna Clarice Pereira de S. F. n. 1994

oç還是對其後來領導中國革命均產生很大作用。移居香港的澳門土生葡人阿爾梅達·卡斯楚 （Almeida Castro）在 《香港葡僑》 一文中介紹 ，在香港行醫的土生葡人羅倫索·佩雷拉·馬貴斯 （Louren Pereira Marques） 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朋友。該文說 “佬楞佐·貝萊拉·馬革斯 （即羅倫索·佩雷拉 ·馬貴斯） 博士是從前孫中山先生的私人教師” ，並且稱讚說 “其對國父孫中山先生當日在香港求學時所引導工作，亦至為有功” 為了支援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 ，飛南第先後創辦了葡中兩種版本的《鏡海叢報》 。葡文版 《鏡海叢報》 （ Echo Macaense） 於1893年7月創辦 ，由著名土生漢學家及翻譯家伯多祿任總編輯 。逢星期二出版 。主要有社論 、新聞和廣告三部分 ，內容包涵當時的政治 、經濟 、社會消息和革命黨的活動。有時該報會外加副刊 ，提供文化資訊 ，刊登詩詞作品 。 《鏡海叢報》 的出版 ，對孫中山宣揚革命主張 、宣傳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綱領 、抨擊清政府的政策 、喚醒人民的覺悟方面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力。於1899年9月停刊 。 中文版 《鏡海叢報》 於1893年7月18日（清光緒十九年癸巳六月初六日）創刊 ，週刊形式 ，逢星期三出版 。 《鏡海叢報》 的中文版及葡文版 ，兩者內容有異 。其社址為澳門下環正街三號 。中文版於1895年12月25日 （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十一月初十日） 停刊 ，共出版125號。該刊停刊似與孫中山先生離開澳門及廣州暴動流產失敗 ，革命運動陷於低潮使大量讀者流失有關。因為葡文版的 《鏡海叢報》 仍堅持到1899年才停刊。中文 《鏡海叢報》 於停刊前的1895年11月6日第60期 ，仍撰文贊揚孫中山先生在澳門行醫的事蹟及醫德。 1895年，興中會總部設在香港，並在那裡計劃於10月26日發動廣州起義。也正是從那時起 ，孫中山正式開始了以武裝鬥爭反對滿清政權之舉。不幸的是計劃洩露，導致友人和同鄉陸皓東以及許多參加舉事的革命黨人被清朝政府殺害。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於10月27日晚乘船逃出廣州，一路幾經艱險，最後男扮女裝到達拱北 ，然後乘坐苦力抬的轎子經關閘進入澳門，到下環正街3號飛南第報館避難。 雖然孫中山逃到澳門，但形勢仍十分危險。清政府把孫中山列為頭號通緝要犯，到處佈下天羅地網 ，澳門亦不例外，大街小巷貼滿緝拿告示 ，這無疑對澳葡政府構成壓力。在這種情況下，飛南第等人一方面努力說服澳門總督低調處理孫中山在澳門藏匿一事，終於得到總督保證，表示澳葡警方不會聽信孫中山已在澳門的 “謠言， ，另一方面利用律師若阿金·巴斯托工作之便 ，迅速採取措施將孫中山用小船秘密送往香港，使其經香港逃往日本，終於脫離險境。9 郭永亮 ：《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 ，1990年 ，第122頁 。。 9

çãã 共同的志向使孫中山與飛南第的友誼進一步加深。飛南第是共和派人士，堅決支持葡萄牙的共和革命。在葡萄牙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後僅僅數天，孫中山就給飛南第寫信表示祝賀，並表示 “這也是他對中國的期望”。 辛亥革命次年，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飛南第亦滿懷激情地寫信給孫中山先生，不僅對革命成功及孫中山就任總統表示熱烈祝賀，而且對當時的形勢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並希望繼續鞏固他與孫中山先生之間的友好情誼。 飛南第於1912年1月11日致孫中山先生信函的譯文 親愛的孫先生： 從您離開這個地方我們握手告別至今己過去十八年了。您對擺脫 滿清束縛的偉大鬥爭滿懷勇氣和樂觀。在那期間，我經常試圖寫信給 您，但我無法做到，因為您的地址無可查詢。 現在，謹對您的成功及成為中華民國總統致以衷心祝賀。有一件 事，我必須承認，就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有機會如此快地聽到最終趨 於勝利的消息，並感到十分高興。 您的恆心，頑強和無止境的勇氣享譽世界。您是一位全能的善於 給予人類革命動力的特殊人物。然而，在您面前，還有一項偉大的任 務，但我相信為了中華民族解放這個最終目標，您將會不惜精力而繼 續前進。在您身邊的荷馬李將軍10正是幫助您實現這一目標的人。況且 似乎到處都聽到日趨勝利的凱歌。 目前，依愚人之見，就是必須制止廣州那些強盜頭子以民軍的名 義招募新兵，因為他們將會把事情攪得一團糟。我限制自己只寫這幾 行字給您，因為我還未確信這封信是否能平安送到您手裡。現在我已 是市政廳的老人。我懇求自己能盡自己的力量幫助您，或提供對您的 偉大事業可能有幫助的資訊。從個人和國家立場看，我希望我們親密 的友誼能重新開始。 葡萄牙和中國這對親密的友好國家在一年內相繼 成為共和國，實在是可喜可賀。 請告訴我您是否共濟會的成員及我的這封信是否可用最穩妥的辦 法轉遞給您。 同時，請接受我對您宏偉計劃的實現表示最誠懇的祝 願。謹致最良好的問候。11 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 ，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 ，飛南第已近知天命之年。作為澳門市政廳的元老，促動議事會通過動議，在澳門第一次升起了中華民國國旗。Homer Lea ，荷馬李 ，又譯李何默 ， （1876- 19 12 ） ， 美籍 ， 同盟會會員 ，曾在西點軍校學習軍事 。雖然身有殘疾 ，但頗有軍事謀略 ，任孫中山首席軍事顧問 。據Jo o Guedes， Sun Yat-Sen， Macau e a Revolu o，載Revista Cultura， no. 16 （II Serie）， de Outubro/Dezembro de 199 1， pp. 68- 69.101

çãã 與此同時，飛南第等澳門土生葡人還在澳門陸軍俱樂部舉行大型慶祝活動，表達了澳門土生葡人社會對孫中山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的熱情支持。此亦證明澳門土生葡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及對中國命運的關心。作為世代生活在中國封建專制影響下的特殊族群，他們真誠希望中國選擇共和體制，走向民主和自由。 1912年孫中山來澳門訪問，受到澳門官民熱烈歡迎 ，場面空前。飛南第先生亦全程陪同孫中山先生訪問，並且在盧九花園參與了孫中山先生的會面。 從香港與在西醫書院學習的孫中山先生相識，到孫中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返鄉訪問澳門，飛南第在孫中山二十多年的坎坷革命活動中不斷為其提供幫助，尤其是在孫中山先生性命攸關的關鍵時刻為其提供掩護，說明從飛南第身上表現出來的已不僅僅是對孫中山的個人友誼，而是把自己的命運同中華民族命運聯繫起來的勇氣和決心。飛南第於1923年在澳門辭世，終年60歲。雖然沒有留下任何子嗣，但他卻是華葡兩族共同紀念的一位偉人，亦是中國近代史中必須提及的重要歷史人物。六 、結論 孫中山先生與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結為朋友，並在辛亥革命的過程中得到飛南第及其他澳門土生人的大力支持並非偶然。孫中山出生於香山縣翠亨村，飛南第所在的澳門歷史上亦屬香山縣管轄，兩地直線距離不足三十公里，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確實是 “同鄉” ，更何況飛南第的母親就是澳門附近一帶的廣東人。長期以來，華葡兩族同飲一江水，共有一片天，珠江三角洲地區與澳門的密切來往，使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通過澳門土生人影響到華人，而華人中的有識之士又通過澳門吸取到進步的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加之澳門本身特殊的政治地位及人文環境，澳門自然會成為孫中山先生早期開展革命活動的理想地點，並且成為支援辛亥革命的可靠後方。孫中山與飛南第的友誼已經超越了私人領域，他們之間已不是個人關係，而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影響到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孫中山在自述中雖未提及澳門的遭遇，與倫敦蒙難影響不可同日而語，但危機程度並不亞於倫敦的經歷。倘若飛南第營救孫中山未能成功，其後果不堪想象。參考書目：1.2.3.4.5.6.7.Jorge Forjaz， Familias Macaenses，東方基金會和澳門文化司署1996年聯合出版。Joo Guedes， Sun Yat-Sen， Macau e a Revolu o， Revista Cultura， no. 16 （II Serie）， Macau， Outubro/Dezembro de 1991.王韜：《西國日報之盛》 ，載《循環日報》 1874年2月12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中華書局，2011年。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 ， 1990年。李長森：《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 ，中華書局，2007年。李長森：《近代澳門外報史稿》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鏡海叢報》 反映的晚清澳門歷史片段吳義雄* 《鏡海叢報》 作為澳門歷史上的第一份華人報刊，保存了大量的珍貴史料，一向為研究澳門史和晚清中國史的學者所重視。自2000年澳門基金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將保存下來的數十期 《鏡海叢報》 影印出版後，研究者可以方便地利用這份報紙來研究相關的歷史問題，已經有不少成果問世。有關 《鏡海叢報》的緣起、內容、編排版式、發行情況等，均已有學者進行過梳理與論述。有關該報在學術研究上的價值，該報在晚清史和澳門近代史研究上的價值，該報與孫中山等重要歷史人物之關係，等等問題，也都有學者進行了多方位的探討，運用該報刊載的大量資料對相關問題進行富有特色的論述。1故本文不擬對這份報紙作全面的研究與闡述，僅就以下幾個問題略作探討，以為現有成果之補充。一、 《鏡海叢報》 所反映之國家認同 澳門自16世紀中葉被葡萄牙人逐漸侵蝕佔領 ，但中國一直對澳門行使主權。鴉片戰爭後，由於中國積弱，葡萄牙人對澳門的控制日漸加強。光緒十三年（ 1887年） ，葡萄牙人通過不平等條約，取得 “永居管理澳門”之權。不過，居住在澳門的民眾，主要還是華人。他們雖然處於澳葡當局的治理之下，但仍將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當作自己的國家。這種對於國家的認同感，在 《鏡海叢報》 中有著明確而集中的體現。 現在保存下來的 《鏡海叢報》 ，相對完整的是光緒二十年到二十一年（1894- 1895） 的數十期報紙。這段時間，正是中日甲午戰爭及中日談判進行的時間。有關戰爭和談判的新聞，在 《鏡海叢報》 上佔據著很大比例的版面。該報的新聞欄目《中外報》 ，通過摘編、發表各種消息，披露相關重要的文獻，對戰吳義雄：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在影印本《鏡海叢報》 出版前，陳樹榮先生的文章（ 《孫中山與澳門初探》 ， 《廣東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和霍啟昌先生的文章（ 《學術研究》 1997年第2期）都對該報的相關情況和史料價值進行了介紹。姜義華先生為影印本《鏡海叢報》 所寫的序言對該報的基本情況及其價值作了精闢的概括與介紹。湯志鈞先生利用《鏡海叢報》 中的史料，對晚清史上若干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費成康先生的《孫中山和鏡海叢報》 （ 《社會科學》 2001年第1期）就孫中山與該報的關係做了細緻的辨析。胡根先生的碩士論文《澳門鏡海叢報研究》 ，系統地挖掘和運用該報的資料，比較全面地論述晚清時期澳門的社會文化史，是迄今最有份量的研究《鏡海叢報》 的學術成果。還有不少學者利用《鏡海叢報》 就晚清史和近代澳門史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研究，這裡不一一提及。＊1

爭的進程、中日雙方的動向、雙方的軍事力量、軍事準備和調動、戰時外交、談判過程、相關人物，等等，進行了全方位的細緻報導 ，充分體現了對這場決定國家命運的戰爭的強烈關注。如現存光緒二十年 （1894 ） 的第一份報紙 （陰曆八月廿七日，陽曆9月26日） 即在 《中外報》 欄目刊登與戰事相關的上諭 ，又以 “遠浮雙鯉”為題，詳細介紹北洋艦隊的情況，以及朝鮮戰場的戰況。2此後，每期的報紙均刊登大量的戰事消息。 《鏡海叢報》 不僅在反映中國和世界各地動向的 《中外報》 欄目中報導有關中日戰爭與和談的動向，更能反映其對國家命運關注程度的，是在以刊登澳門地方新聞為主的 《本澳新聞》 欄目，以 “朝鮮馳羽”、 “電音匯錄”、 “東電匯錄” “要電匯登”等為題，報導中日戰爭的及時新聞。顯然，在該報編者看來，數千里之外進行的戰爭與談判， 與居住在葡萄牙人佔領下的澳門的中國人，也是息息相關、需要時刻加以關注的大事。國家的這種大事，與 “本澳”的關係也是至為密切的。如九月二十日（陽曆10月10日） 《本澳新聞》 欄目中，在 “朝鮮馳羽”題下報導：“現據派駐高麗之西洋採訪人來書云：平壤之役，華軍死去二千名，被傷被擄計約一萬四千餘名；占得平壤一帶，計獲高麗金錢六萬七千枚⋯⋯” 3 這兩個欄目對甲午戰爭及戰後談判的報導，不僅反映了這份澳門報紙對於時局的關心 ，而且其發表的消息和輿論，對後世的學者來說，也是研究這段歷史難得的原始史料。雖然研究甲午戰爭的學者可以利用現存的中、日、英等國留下的大量檔案史料，也可以運用貼近戰場的中國北方及日本、朝鮮等國的報刊資料，但在澳門發行的這份報紙所刊載的文獻 ，也可以從一個角度反映這場戰爭的進程。雖然筆者未暇將其與上述資料進行具體的比照，但可以肯定的是 ， 《鏡海叢報》 所保存的資料至少可以與這些資料進行對勘比較，以更清晰地瞭解這段歷史。 《鏡海叢報》 對甲午戰爭的關注，不僅表現在對這場戰爭的密集報導 ，還表現在該報發表的眾多有關評論。 《鏡海叢報》 各期的首要欄目是她的社論，每期1篇 ，大多為該刊主筆或特約撰稿人發表的與時局相關的評論文章 ，有時也刊登官方文書，或是該報葡文版文章的譯文。在甲午戰爭期間， 《鏡海叢報》 發表的有關中日戰爭的評論有：《論中日兵事》 （1894年10月10日） 、 《私感論》 （10月31日） 、 《述戰》 （11月7日） 、 《論將》 （11月14日） 、 《論賞罰》 （12月5日） 、 《鐵石人語上》 （12月12日） 、 《鐵石人語下 （12月19日） 》 、 《論和上》 （1895年3月13日） 、 《論和中》 （3月20日） 、 《論和下》 （4月3日） 、《客論》 （4月10日） 、 《議和四約》 （6月19日、26日） 、 《感時論》 （7月10日）等 ，粗略統計約有15篇。在大半年的時間裡，有關中日戰爭及戰後談判的文章 ，佔了這份週報的首欄主題評論文章的40％。僅此簡單的數字 ，即可看出編者對戰爭的關注程度。23《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八月廿七日，澳門基金會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 ，第24- 28頁 。《本澳新聞 ·朝鮮馳羽》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九月二十日 ，第40頁 。、

這些文章的觀點本身，並非本文要關注的問題。筆者在此希望強調的是文章表達出來的對國家命運發自內心的關注。在 《私感論》 這篇文章中，該報主筆 “黔中味味生” （王孟琴）寫道：“嗚呼！時至今日，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在上多貪，在下多恣，奸欺成俗，疲玩相沿，馴而至於東寇之憑陵，外戎之輕藐。彈丸墨子之區，且得以兵力恣睢，直視大邦為無物⋯⋯時至今日，嵩目傷心，登龜山而歎詫 ，更可 （何） 言哉！更何言哉！又況依棲海畔，意縱不滿，有所欲言，仰息彼中，而更諸多窒礙耶！”4這段沉痛的文字，表達了作者對祖國命運的痛惜、對清朝統治的失望和對異族統治的不滿與無奈。 《鏡海叢報》 非僅在中日戰爭這樣的特殊時期，才對國家和民族體現出強烈的關注與認同。事實上，該報佔篇幅最大的 《中外報》 欄目，主要內容是與中國相關的新聞。而甲午戰後 “本澳新聞”之 “要電匯登”欄目，也照常刊登內地重要新聞，以中日關係、中外關係為主。這些，都很典型地反映了該報的思想傾向。 這份報紙不僅通過對影響國運的中日戰爭的強烈關注來表達其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關心，而且引導人們對中國面臨的問題作進一步思考。 《鏡海叢報》 佔據頭版的社論欄，發表了不少關於改革的言論，早於後來的 《時務報》 和 《知新報》 。如1894年10月31日發行的第15號的社論 《私感論》 ，就有如下一段話： 今之時，兵非不多也 ，地非不廣也 ，財非甚弱也，船械運自外 洋，製造繁於內地，非不可以禦敵寇也，借才於泰西，練兵于全域， 非不可以備調遣也。而何以遇事輒為外人所欺，無論大小強弱之國， 兵戈玉帛之遭，每每有棋輪一著者。竊以為 “忍辱負重”為解嘲。則 何故耶？數十年所育之才、所修之政，皆求其末不求其本也。5 這段評論 ，已經觸及當時清王朝統治下中國問題的根本 ，對清朝以 “求強” 、 “求富”為中心的 “洋務新政”的實際效果，提出了強烈的質疑。這實際上也代表了當時包括港、澳地區人士在內的有識之士對於中國時局的反思。在此基礎上， 《鏡海叢報》 發表了一些主張中國改革的言論，顯示澳門的這份報紙對祖國未來的思考。 該報在1895年2月6日發表的社評 《改論》 ，明確發出了中國應進行改革的呼聲。文中寫道：“曾亦知天道乎？春主生而秋主殺，迭為回環，從未有恆而不變至理。天道至大，且不能固執膠凝，專務慘肅，傷萬類之和暢，而況於人耶？”這個論點，顯然是針對當時中國官場仍然彌漫的守舊不變的風氣。作者從這一論點，聯繫中國的現實進行發揮：“我國家聖聖相承，傳世無極，祖德宗功，固曆萬年而弗替 ；前謨後烈 ，自垂百世而常輝。抑奚必紛議更張，毀亂成法？ 然而世無4 《私感論》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十月初三日，第53頁。5 同上。6 《改論》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第131頁。

百年不敝之器，即無百年不變之規。” 7他認為，近數十年來中國在軍事方面， “步武西法” ，練兵購械 ，卻先後敗於法、日，而在於軍事窳敗之背後的 “文貪武懦之風，上偽下欺之習，積而至於數十年，病在膏肓 ，牢不易破改 ，上天告警，假手東人以滌數十年將玩兵疲之垢”。作者認為 ， “國之大本大原，不徒講武，先須修政”。8這就明確提出了進行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的主張。 《鏡海叢報》 發表此文時，正值康有為等發動變法運動的前夕。這篇文章，較之一年多後 《時務報》 發表的宣揚變法、震動國人的梁啟超的系列爭論，其格局和影響自不可同日而語。但在 《時務報》 、 《知新報》 等變法報刊尚未發行，康有為、梁啟超等引領的變法運動尚未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之際， 《鏡海叢報》 從關注國家前途的使命感出發，發表這樣鼓吹改革的文章，足可當作維新思想勃發之先聲。這可以說明，在當時的中國大地 ，提出改革變法思想的，並非僅僅今天記載在歷史教科書中的那些傑出人物 ，也包括王孟琴這樣並不知名的文人。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康、梁等提出的變法主張 ，具有比較廣泛的社會基礎 ，並非只有屬於某個特定政治派別或集團的人才會產生這樣的思想。在甲午戰爭的刺激之下，即使像澳門這樣遠離中國政治中心的地區，也出現了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呼籲。 《鏡海叢報》 發表的鼓吹改革的文章，還有 《論富強》 、 《務本論》 、 《人才論》 、 《悲喜說》 等。這些文章都以中國之現狀為慮 ，都以改革為救國之良方，都認為國家強盛之道非僅造船、購械、練兵，而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而所謂根本，則是政治改革和人才養育。 值得注意的是， 《鏡海叢報》 還刊登了有關康有為公車上書和孫中山廣州起義的消息和有關文獻。對此，已有學者作了很好的論述和介紹，不贅述。 對國家的這種強烈的認同不僅是 《鏡海叢報》 這一份報紙的精神。澳門中國居民也表現出這種情懷。1894年10月31日， 《鏡海叢報》 的 “本澳新聞”欄刊以 “民心思漢”登了一條這樣的消息： 皇朝建國以來，列祖列宗皆以修養民生為務，從未有疲勞民力以 為一身之慶樂者，以故內外臣民極百世而猶感漢德之入人深也。今屆 皇太后壽辰在邇，闔澳居民咸有嵩呼之願。鏡湖醫院紳董在西洋官署 稟乞人情，求請張設壇場，各街慶賀，已蒙批准。9 這段話發表之時 ，正是慈禧太后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又罔顧國難大辦壽慶之際，作者用的幾句諛詞，讀來令人大有皮裡陽秋之感。所謂 “闔澳居民咸有嵩呼之願” ，恐也暗含諷刺挖苦之意。但鏡湖醫院紳董請求澳葡當局批准舉789同上 。同上 。《本澳新聞 ·民心思漢》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十月初三日，第58頁。

行慶壽典禮，也應是實際情形。他們的舉動，也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澳門華人的民意。對慈禧太后生辰的慶祝，不應完全看作是對封建王朝的愚忠，而應看出其中對於國家的感情。就一般民眾而言，其時還很難將自己的國家與最高統治者完全區分開來，更何況當時慈禧太后在民間的聲望還不像後來那樣不堪。編者用 “民心思漢”來概括在澳門舉行的慈禧生辰慶典，很恰當地反映了這種活動含有的對於國家的認同。 澳門華民紳商對國家的態度，還可以從 《鏡海叢報》 的另一則消息反映出來。該報第24號報導，為了籌措軍餉，兩廣總督李翰章開辦捐輸，派委員 “赴省城外府廣為籌勸”，但 “香山縣全屬”富紳 “尚無有以鉅款應”。而鄰近的 “澳門一埠，則有富商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新會人盧華紹竭力勸諭各在鄉里之富裕者，擬集鉅資為急公之舉 ，經已籌解庫平元十余萬元。此誠華商中之不可多見者”。10 按捐輸之事，本為清代的一項惡政，由此滋生的流弊巨大。但在對日戰爭需財孔亟之際，富有的紳商出資捐輸，還是具有相當的積極意義的。從這則消息所反映的情況看，在澳門的廣東商人明顯比內地的富紳要踴躍得多。 與數年後在在澳門發行的 《知新報》 不同， 《鏡海叢報》 是一份立足於澳門本地的報紙。創辦 《鏡海叢報》 的葡人飛南第在發刊詞中說，發行這份報紙， “專為有益澳門，凡有官紳議論、交涉事務、行情市價、雜劇俚聞，與或商家所欲陳而不敢瀆陳，可代陳於報，以聽官之酌奪。憲府有欲而不能遍宣，亦可詳宣於報，以令民之曉暢。稍有涉於本澳者，每次登諸首幅，藉寓檮杌春秋之微旨。此創報之本意也”。11我們從她刊登大量的澳門社會文化新聞，舉凡澳門的政府動向、市政建設、文化活動、經濟狀況、日常生活，以及賭博、娼妓、衛生、盜匪、鴉片等方面的社會問題，均為其報導和評論的物件。相比之下， 《知新報》基本上可以說是一份 “客報” ，她可以說完全服務于康梁一派維新與保皇的宗旨，而對澳門本地的狀況甚少關心 ，只是一份辦在澳門的報紙，而非屬於澳門的報紙。因此，屬於澳門的 《鏡海叢報》 所反映的對國家的認同，與 《知新報》 對中國全域性時務的全神貫注，其意義迥然不同。從政治背景、思想水準、歷史影響上來說， 《鏡海叢報》 都無法與 《知新報》 相提並論，但她從生活在葡佔澳門的中國人群體的角度，表現出的對國家民族的情感，是非常值得珍視的。二、 《鏡海叢報》 對於澳門政治之認識 葡萄牙人統治下的澳門政治，與居澳華人關係密切。 《鏡海叢報》 反映的澳門華人群體的國家認同顯示，澳門華人的民族感情仍很強烈。但就涉及百姓日常10 《本澳新聞·捐輸踴躍》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第112頁。《創辦鏡海叢報條列利益布啟》 ， 《鏡海叢報》 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六，第1頁。11

生活的具體行政事務而論，《鏡海叢報》 對澳葡當局的管理 ，既有認可贊同的一面，也有批評建言的一面。而且 ，該報還往往將澳葡當局的行政措施、效率與清朝地方政府相比較，對後者加以抨擊。這種態度 ，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報對於澳門政治的態度與認識。 《鏡海叢報》 第18號發表社評 《好官說》 。作者議論澳門香山一帶中西官場之別 ，對於當時中國的幾名所謂 “好官”的評價 ，在發出 “洞察物情 ，敷施政理”這樣空洞的贊詞後 ，指其 “微嫌跡近沽名 ，侔於矯飾 ，或失仁柔 ，或失剛酷”。而鄰近的香山、前山兩處之官，則更為次等 ，以致 “日月不照 ，全隅昏（闇）”。相比之下 ，作者對澳葡政府華民政務官的評價則是：“任其官者，曰良韶，清剛毅肅，一切中西紳商，斷難幹以私情。辦事勤勞，不避艱險 ，尤為奮勉，是誠西洋國家不可多得之員。”這種肯定之辭，較之對中國 “好官”的正面評價，高下不難判定。作者指出其缺點則是：“惟嫌疾惡太嚴，賦性太烈 ，授權太重。”，12這樣的話看上去似乎還是稱讚之辭。從對中西 “好官”的上述評價 ，不難看出作者對中西政治的態度。 在晚清時期，中西交往帶來的一個現象，就是大量華工被誘拐出洋。清政府為此與有關國家進行交涉，也在內地採取措施 ，對拐賣行為加以禁止和防範。但澳葡當局出於為葡屬殖民地等地區招工 ，以牟取利益等原因，對澳門華工出國長期採取縱容政策。對這種行為， 《鏡海叢報》 所採取的立場比較值得玩味。該報編者對於不法分子到內地拐賣華工出國的行為採取批評的立場 ，對為生活所迫自願出洋的民眾持同情的態度，但對中國官府一律禁止招工出洋的政策 ，卻也頗有微詞。顯然，對於這種具有複雜的中西關係背景、與澳葡萄政府具有微妙關聯、與中國社會經濟狀況又有著密切聯繫的現象，該報希望在道德關懷和現實考量之間取得合適的平衡，故對澳門政府相關政策和做法方面的態度，表達得較為曲折。 1893年12月27日，該報以頭條位置 ，轉載該報葡文版 （ 《回聲報》 ） 對於此事的評論 ，稱對 “請將澳門招工舊例酌為增刪以期妥善”的主張 ， “本報深以為合。章程妥善則各工不約而來，喜於在澳矣”。但作者提出，應該盡力消除其中的誘拐之弊。13這裡體現的基本上是對招工出洋的正面態度。次年10月，澳葡華政司根據密報，逮捕了企圖拐帶婦女出洋賣淫的老鴇。該報在報導這一消息時評論說， “華政為保護婦女起見，因此籌商善法，專為此等案件竭力嚴防”這又是對澳葡政府打擊非法行為的肯定之辭。1895年1月2日，該報全文刊登了澳門政府憲報所載招工出國詳細章程。3月20日，該報又轉載葡文版 《回聲報》 對前山中國官員在旺 （望） 廈村張貼勸人勿往外洋的歌謠式招貼的批評。這條消息首先嘲笑前山中國官員關於招工出洋是去做 “倭兵”的說法，斥為 “實屬小兒所121314《好官說》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十月廿四日，第71頁。《照譯西論》 ， 《鏡海叢報》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7頁。《本澳新聞·華政匯案》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十月初三日，第57頁。。1 4

語”。其次又諷刺中國官員無視望廈村已為澳葡政府管轄的事實。15顯然，這則報導是站在維護澳葡政府的立場上的。 如果說以上兩則轉載只是間接地表明瞭 《鏡海叢報》 的態度的話 ，那麼，該報1895年3月的一則報導則直接顯示了編者的立場。這則報導開頭就指責說， “中朝所設州縣等官，平昔絕不肯以民生疾苦為動” ，以致 “民無所依”，“轉聽外人之招恤，奔波於驚濤駭浪之中，驅策於蔓草荒煙之際” ；又說， “中華地大物博，豈真無此曠土，無此雄資，以窮地利， 以裕民生耶！”這種議論，將造成華工出國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官府的腐朽與無能。這則報導還將數百華工為了微薄的收入出國、家人前來相送的場景，形容為 “淒然可念” ， “亦足悲矣”作者還對這批華工家鄉新安的地方官斥為 “不惟可參，抑亦可斬”。 16在這則消息的結尾處，又刊登了 “西人囑登”的幾句話，除再次嘲笑前山官員所謂華人出洋將為 “倭兵”的說法外，說：“此次所招，實益中國，消患無形。已去此數百貧將為盜之愚農矣。嗣後源源繼續將更大益中國而塞盜源”。 17這幾句言論，明顯對中國人表示侮辱，該報為何畫蛇添足地登在消息之後？值得深思。 在華工出國這件事情上， 《鏡海叢報》 較為明顯地傾向於澳葡政府的政策，而將由此產生的弊端的緣由，歸結於中國官府。這樣的言論，有其處於澳門具體環境的原因，也不無合理之處。但該報表現出來的傾向，顯示其對澳葡當局在涉及華人的政策方面的支持態度。 1895年春 ，澳門一帶發生了較為嚴重的時疫。政府應對這種局面的措施 ，往往成為民眾對其評價的重要依據。當時西報有一條消息說，在面對瘟疫流行的局面， “華人政府可謂膽弱哉！連旬澳地各官寢食不遑，奔波道路，凡以為華民耳”。而前山廳的中國官員蔣偉，卻 “心驚膽戰，慮災殃之及身，前禮拜攜同其妻並其子媳等眾 ，奔匿省城。衙內一切等人 ，多有自顧身命 ，隨之而去”。相反，拱北海關的外籍稅務司卻 “心于愛民” ，主動組織掩埋死者屍體，以防瘟疫蔓延。該報並評論說：“清朝所用，大都此等之官，斯其多以不振。”18對西人這種指斥諷刺華官的言論， 《鏡海叢報》 之主稿者為華官作了辯解，謂前山官員蔣偉並未奔逃棄職 ，而是在省城有兼職，赴省合于 “舊章”。西人不解中國制度，乃有以上評論。但 《鏡海叢報》 編者又說，蔣氏赴廣州，正值兩廣總督李翰章離任、新任總督譚鐘麟履新之際，其前往迎接，有趨炎附勢之嫌。作者並說，清朝官場此類事情太多，較之更為腐敗不堪者眾多， “其所未知，更難屈指，避疫接督，尚勝一籌。鳴呼！第外非人之藐我國家，即就所屬官而論，早藐國家為15161718《本澳新聞 ·照譯西報》《本澳新聞 ·黯然魂消》同上 。《本澳新聞 ·照譯西文》，《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廿四日，第172頁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二日，第178頁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廿一日，第220頁 。。，

無法焉 ，曷可勝慨！”19上述言論 ，既表達了作者面對西人嘲笑為內地官場辯護的意願，也體現了他對於清朝政治抨擊與否定的一面。 《鏡海叢報》 的編者顯然對西報關於中國的評論感到鬱悶，故在幾天後的報紙上以 “平情坐論”為題發表了一個短評 ，說 “彼中官府豈即遂無可議”？如香港的華民政務官亦 “微染中朝官派” ，其 “驕張” 、 “虛滑” “已稍異英倫之質篤矣” ；企圖官員亦有驕矜墮落之習。20 這話雖然看上去實際上還是在批評 “中朝”之官場習氣，但也對西人在華佔領地官員的批評。作者接著指責澳門官員，在這次瘟疫開始傳染到澳門之前 ，未能做好防範工作， “不知查禁外來船隻，先事嚴防，以致北海埠染有疫病之豬畜混進澳門，奸商偷宰，貧民貪圖價賤，私相賣食 ，傳染日廣” ，質問 “西洋官屬 ，其將何以自解” ，要求 “急為補救 ，速有以清其本源”。又聲明以上西報所云前山官員蔣氏 ，並非到省城避疫 ，乃是避壽。21但在這種辯解之後，作者卻又忍不住再次發出指責中國官府黑暗的言論 ，其心態之糾結亦於此可見。 澳門當局面對疫情 ，還是採取了一些比較得力的措施。在另一則以 “任怨堪嘉”的報導中，該報又表揚華政司在面對居民生活穢物 ，採取斷然措施加以焚燒 ， “剛斷之大可嘉也”。對政府派醫生嚴格檢查屠宰業，也表示了贊許。22在瘟疫流行最嚴重之際， “連日澳督、主教暨華政並到醫院巡視病人，華政猶勤勤可嘉”。23這場瘟疫到1895年7月得到了完全的控制。該報發文感歎說， “澳自起疫，籌盡良法，思所以彌其闕，可謂仁心仁政矣！”24 這是在大疫之後，對應對和控制了疫情的澳門當局的一種肯定的評價。雖然其間中西人士之間就如何評價華官在疫情面前的表現有所爭論， 《鏡海叢報》 也對澳門當局在瘟疫爆發初期的應對不無微詞，但整體來看，其評價還是正面的。該報的上述言論 ，典型地體現了既愛護自己國家形象而又痛恨中國官場積弊，既對外來的殖民者抱有戒心而又欣賞其行政作風的矛盾心態。 不過，這種正面的評價是建立在具體事實基礎上的，一旦出現了對華民有所損害的行政措施，則該報即加以不留情的批評。 1895年9月， 《鏡海叢報》 出現了對於澳門稅務官的幾篇抨擊文章。9月18日的社評指名道姓地說：“現授澳門國課官伯波沙者，精於謀利，無網不張 ，幾有絕流而漁之歎 ，固西洋之功臣，澳門之能吏。”這位擔任此職十年的葡萄牙人，羅掘有術， “有利皆興 ，無財不擴” ，將 “縱橫不及三十里” 、 “聚居不及19 同上。20 《本澳新聞·平情坐論》21 同上，第226頁。22 同上，第226頁。23 《本澳新聞·善則旌之》24 《本澳新聞·請增新例》，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廿八日，第225頁。，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五月初六日，第232頁。，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閨五月初四日，第256頁。

十萬戶”之澳門，變成葡人 “予取予求、用之弗竭、儲之有餘”的聚財寶地。25但伯波沙的橫徵暴斂在澳門引起商戶的怨憤，甚至引發 “鬥局” ，終為葡國政府所免。當該官去職之際時， 《鏡海叢報》 又先後以 “黯然魂消”、 “美矣盡善”為題發表消息。其中一條消息謂：澳門中西商民本擬在議事公局大擺宴席以慶賀，但為澳督所止，所集款項用以資助 “殉難之員”的遺屬。26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 《鏡海叢報》 在政治上與澳門紳商的立場相同，對於殖民政府所施行的惡政，是要發出抗議之聲，甚至將反抗的思想化為行動的。 《鏡海叢報》 與澳葡政府曾有一次正面的衝突。1895年11月，澳門草堆街口之大昌海味店遭到劫匪打劫，被搶去200餘元。其中，店主的損失60餘元，其餘的錢屬於一位來自香山石岐的水客。此案到登報時尚未破獲。 《鏡海叢報》 刊登了這一消息，主筆王孟琴在文後表示對澳門治安的憂慮， “省港歹人，聞有大會，多赴澳門為發財計。先從賭館，暫作周旋。以故未會之先，搶劫已是如此，未審當出會之時，能否平安也。”27可能是出於對這種治安狀況的憤慨，王孟琴又寫了以下幾句頗為憤激的話：“華政良韶，澳督高某，何為混貪鬧熱，而許華商之請，任此驚心吃力之事，殊所未解。”28這幾句話明顯含有對澳葡統治者的嘲諷與不敬。 《鏡海叢報》 後來對王孟琴如此撰文的解釋是， “王君語好直罵，絕無顧忌，以故人多憾之” 此文登出後，即有衙差登門， “局中人役驚呼走報” ，傳聞紛紛，似有大禍。該報接到的 “西函”所列罪狀，即是文內有 “曰某曰韶曰混曰貪等字，作大不敬，指為謗辱，將開公堂訊究主稿”。 30 該報發行人飛南第到署後回來，亦謂 “語實不敬，混、貪、某三字大有鄙玩呵斥之意”， “不應斥責尊官”。 31但飛南第面見澳督陳情請罪後 ，澳督卻 “和顏藹色，徐云罪咎何來？定是執字人之誤”。後王孟琴陪同飛南第到華政衙門，華政官亦是 “和氣溫詞，歷言混、貪兩字語意過烈，某字過藐。今奉督部堂明諭，此次統作罷論，詞宜留意”。該官表示，如果需要瞭解政府體制，“盡可造署叩頭問” ，並讓翻譯官提供了 “全澳文武官銜名諱”，以備該報查核。32 王孟琴對於兩位高官對他 “大不敬”的原宥也很感激 ，故撰寫了一篇 《感述》 ，在11曰27日的報紙頭條發表。其中對兩位高官大為稱頌，表示：“於斯事《論國課官》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第323頁。對澳門稅收政策的具體意見，見七月廿三日《鏡海叢報》 之《本澳新聞》 欄，題亦為 “論國課官”，第322頁。《本澳新聞·美矣盡善》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廿八日，第352頁。《本澳新聞·打劫大昌》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初四日，第382頁。同上。《本澳新聞·兩為存志》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第394頁。《本澳新聞·風平浪息》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第388頁。同上。同上。2526272829303132。 29

也，外感高制府之為人大度汪汪，柔和有體 ；內感西居停之待客，護惜狂生 ，曲為旋轉 ，並感良華政、馬繹員溫溫可親 ，如在和風愛日之旁 ，所有亢厲剛淩之氣，至無間隙而可施，危而得安，動而得靜 ，可不感而述之哉 ！”33這樣看來，由於澳葡政府的寬容，王孟琴惹下的文禍似乎已經消弭。但是 ，他在當日的報紙上又以 “風平浪息”為題 ，專門發了一條消息 ，述此事件之始末，在其中 “複引元魏時高允以史獲罪自比 ，又謂彬彬禮讓 ，剛無所施，語頗矜認。於是有誤以為高允為三國時奸臣，謂其暗指高督，以切其姓名者”。禍事由是再起 ，王孟琴被控告受審， “判監三日”。34頗有狂生氣質的王孟琴對於這三日牢獄之災卻似乎並未產生抵觸情緒，反而在文中聲言並未受辱，對澳葡萄牙官員仍加以稱頌。 這個事件在澳門歷史上是微不足道的，但 《鏡海叢報》 的短暫歷史上 ，卻是一次頗有影響的風波。事件本身所體現的王孟琴對澳葡當局的態度及其轉變，應該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王孟琴來自內地的貴州 ，從他的文中風格來看，是一位頗有中國文化修養的文人。他作為主稿人，對這份報紙的風格也有所影響。前文論述的該報體現的國家認同，在一定程度上應與他的思想相關。但他在港澳地區遊歷多年，對於西人的政策與政治治理有較多的體會，故對內地清政府的統治不時表現出痛恨和鄙視的態度。這兩種情緒，都在此次事件當中得到體現。他對於葡萄牙殖民者的代表澳督並無欽仰之意，以致在文中以 “高某”呼之。但他對澳門明顯好於內地的政治治理，實際上抱有認同、贊許之心。在此事件中，澳督、華政等官，並未像內地官員那樣施以 “雷霆之威” ，而是以理服人，最後終於使有著狂傲之氣的王孟琴不得不表示心悅誠服。他在此次事件中所表現的情緒和態度，在澳門華人中應該是具有一定典型性的。三、 《鏡海叢報》 所反映之中西文化並存與交融 自16世紀中期到19世紀末 ，澳門為葡人所占，已歷300餘年。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和來澳門經商、遊歷、傳教、交涉的其他國家的西方人士，帶來了豐富多彩的西方文化。與此同時，作為澳門居民主要成份的華人，也保持著自己的文化習俗。在此過程中，中西文化之間發生接觸 、交流乃至碰撞 ，發生長久的相互影響。 《鏡海叢報》 發行的時間只有兩年多，在澳門歷史上只是短暫的片段。但這份報紙還是可以為我們展示中西文化在這一特殊地域共存和交融的具體形態。 文化交流是一個比較廣泛的概念 ，它不僅包括以精神生活為主的非物質層面的交流，也包括物質層面的相互影響。由西人帶來的許多新事物 ，使澳門從南海之濱的平常地域，成為一座近代城市，與這座城市相關的種種物質條件，塑造了新的生活形態，甚至也影響到居住在這裡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當然，反過來 ，33 《感述》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第383頁。34 《本澳新聞·兩為存志》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第394頁。

生活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和其他國家的西方人，也會受到環繞在他們周圍的充滿中國情調的生活條件及精神氣質的影響。 《鏡海叢報》 中包含了很多這樣的材料，可供我們研究。例如，該報關於經濟狀況、市政建設、衛生設施、公共治安等等情形的報導，就是很好的研究材料。不過，由於篇幅所限，本文還是將 “文化交融”的範圍主要限制在精神生活的層面。 《鏡海叢報》 的創辦和發行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產物。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該報是澳門歷史上的第一份華文報紙。作為一份近代報刊，她所體現的傳播媒介的理念，經營管理的方式，發行的管道，進行報導的內容，編排製作的方法等，均模仿對西人報刊。19世紀前期，西方人開始在廣州、澳門、香港以及南洋的華人聚居地區創辦發行了大量各種文字的報刊，直接啟導了中國近代報刊產生和發展的歷程。 《鏡海叢報》 就是在這一潮流之下出現的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的近代華文報紙。在該報每一期的首頁，日期均以陰曆和陽曆 （清朝紀年和西元紀年） 排在同一行；該報發行週期是每週一期——體現的是西人的時間觀念。這些，都給人以很直觀的中西文化並存的感受。 從 《鏡海叢報》 所反映的情況來看，中西文化在澳門可以概括為共存和交融兩種形態，發生衝突的情況是比較少的。這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現得非常明顯。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宗教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鏡海叢報》 提供的資料顯示，晚清時期的澳門，華人群體和西人群體各自過著自己的宗教生活，既沒有一方壓服另一方的情形，也沒有激烈的交鋒。如1893年12曰19日該報報導廣州小北門道觀派人到澳門 “募修仙廟”；27日該報又報導澳督舉行的耶誕節慶典。351895年9月，該報又報導說，在澳門有名的大三巴教堂旁邊，本 “建有包公廟一所” ； “現在廟旁建有新祠 ，內供醫靈等神，准本月廿五晚開光升座”。36這種中西宗教建築並立的現象，是澳門中西文化並存的一個縮影。 宗教信仰方面相容並包的現象，出現在以中西交流為背景發展起來的澳門，似乎是一種自然的現象。但澳門華人能夠對異族的信仰採取寬容乃至接納的態度，也與他們浸潤在其中的中華文化的特質相關。 《鏡海叢報》 上的一段短評可以證明這一點。這段短評應該是編者對1895年春的瘟疫引起的宗教崇拜現象發出的感慨。這篇評論說：“血氣之倫，無不知有神明而生敬畏者。不知有神明而不存敬畏 ，則其人也 ，固更可懼焉。中西之俗雖異，而其敬畏神明之心 ，則無或異。特是所奉之名，所行之禮，各有不同耳。連日澳中各教堂，男女奔趨，異常3536《本澳新聞 ·募修仙廟》 ，《鏡海叢報》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第16頁 ； 《本澳新聞 ·慶行施洗 、西邦慶節》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22頁 。《本澳新聞·新建神廟》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七月廿三日，第322頁。一個多月後 ，澳門蓮溪廟又舉行奠土演戲賽會。見 《本澳新聞·賽會已成》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九月十三日，第362頁。

熱鬧，皆因頌贊真神而至，蓋緣澳之時疫已靖，追念神恩 ，同為酬謝。” 37這種對宗教的理解，與中國傳統文化對於宗教的兼包並蓄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 《鏡海叢報》 主稿人王孟琴不僅在宗教問題上採取這種態度 ，而且以這種包容的取向與 “和為貴”的處世方法 ，來評判西人教會中的問題。1895年春 ，由香港的七個基督教會共同興辦的培道書室發生內部矛盾 ，演變成公開的聽證會。 《鏡海叢報》 主稿人派記者前往採訪。在瞭解情況後，該報於3月27日發表以 “教事可笑”為題的新聞，述此次培道書室紛爭之始末，加以嘲諷。38同日該報還發表題為 《公平至論》 的社評 ，說西人教會 “未能全潔，人心積惡，神力固無如何也”。作者認為此次爭端說明教會中 “為之牧者且不能推心置腹 ，洽合融和 ，相為水火 ，冰炭參商 ，堅護其私 ，不克釋爭解怨 ，更安望儀型表率 ，為世之坊。複何能接引提援 ，指登天路 ！是則教之有牧 ，不過徒存名色而已”。39他指責香港教會某華人牧師有 “自尊自大之心 ，外面脫不得一驕字，內面脫不得一權字” ，甚至 “英之監督包爾騰 、湛約翰 ，文章道望 ，並為世欽 ，然猶不免斯習”。40他從中國人 “和為貴”的文化價值觀出發評判外來文化之是非 ，卻也觸及到基督教會內部的某些實質性為題。 根據 《公平至論》 中所說，王孟琴曾在香港生活過八年 ，與基督教會有所接觸。他絕不是基督徒。不過，他對教會中的事情卻頗為關心 ，特別對教會與中國社會之矛盾感到擔憂。他1895年8月，他又發表了一篇社評 《至公至平論》 ，對教會事務再次發表評論。他在這篇文章中對天主教和耶穌教進行了簡單的介紹 ，說天主教類似與佛教，而耶穌教類似於儒教，各有長短。他承認教會中人流品複雜 ，有種種未 “盡善”之事 ，但認為絕無社會上流傳的 “吞紅丸、挖眼睛”之事 ，指出傳播這種謠言是別有用心之輩 “謗蔑教會、鼓煽愚頑”的伎倆 ，並以福建的 “古田教案”和他在廣東河源經歷過的一次教案 ，來說明防止 “愚民”受煽動而仇教的重要性。他強調要澄清種種謠言 ，制止盲目的仇殺 ，防止教案的發生，以維護中外關係的 “全域”。41應該說，這種觀念，還是比較理性、值得肯定的。 《鏡海叢報》 不僅反映了以中國文化觀念評判西方文化的傾向，而且也體現了以中國人的習俗和觀念解讀西人習俗的趨勢。該報曾報導說 ，對12月25日的耶誕節 ， “華人謂為西邦冬至節” ，編者認為這是一種錯誤。他在文中稱此日為 “西人大慶之期” ，是 “耶穌降世”的日子，但他也沒有說出這個節日的名稱。37 《本澳新聞 ·酬答神恩》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六月初三日，第280頁 。38 《本澳新聞 ·教事可笑》 ，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三月初二日 ，第177頁 。39 《公平至論》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三月初二日，第173頁 。40 同上 ，第173- 174頁 。41 《至公至平論》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七月初二日，第299- 300頁 。

這說明他也對天主教的瞭解也不足夠。42他糾正所謂 “西邦冬至節”的說法，但這種以中國人的生活語言解讀、書寫西人習俗的方法，卻也是該報經常性的做法。如該報經常將澳督稱為 “制軍” ，即是將其地位理解為中國的行省總督；又將天主教的聖母說成中國人熟悉的 “觀音”。 1895年3月，該報發表的消息，將在澳督府舉辦的化妝晚會稱為 “古儺禮”。43這同樣也是用中國文化中的詞彙描述西人的習俗。在報導1894年9月澳門西人的兩次宗教活動時，該報的一段文字非常典型：“東望洋山頂，向有聖母堂一座，通澳陸兵許有神願，廿四日系酬還斯願之期。十點鐘時，迎神至大廟，誦經至五點鐘，複送神返廟，一路具儀列仗，極為謹肅⋯⋯又廿七日在三巴仔教堂建齋，為已死之神父怒尼士祈求冥福，西官多至。”44這段文字，完全是以中國人慣用的宗教語言，來描述天主教會的信仰儀式。這種以本土文化的眼光來看待和描述外來文化的方法，是澳門這樣中西交匯地區人們在文化上共存和交融的一種比較典型的方式。 這種形式的會通中西，還在 《鏡海叢報》 上不少地方得到體現。1894年10月15日為天主教澳門主教的生日， “西邦文武各員皆到賀。本報亦且循由，略撰駢言以祝”。這可以理解為該報希望與澳門西人接觸的姿態。4 5更值得注意的是編者就此事發表的一段解釋其為何賀壽文字。他寫道：“至教本無類，合中西兆眾而同歸。大道曾非歧，曆今古萬年而弗變。地雖判夫中西，理乃遵於性命，立教原以教人。宜巡教堂以勤滌壽身，並期壽物，當開壽宇而齊登。”46這是典型的中國文人對宗教相容並包的態度。 澳門華人舉辦的一些活動，在 《鏡海叢報》 上得到反映。1895年春，澳門華人舉行一連串的嬉春活動，各商戶供奉各種神祇，每晚進行巡遊活動， “自（二月） 十四日而止。每夜燈光燦然，明星萬點，皆各行點備燭助慶”。47西方的宗教和習俗，也無形中滲入華人的生活。如西方的耶誕節、元旦，照例放假慶祝，《鏡海叢報》 也在這些節日放假，延遲出報。其他節日，如復活節、聖母誕辰日、萬聖節等，西人的慶祝活動、典禮，該報都在 《本澳新聞》 欄目予以報導。1895年2月1日，該報的 “操筆之士”也到澳督府，參加葡萄牙人的化妝晚會。48這些代表著中西文明的活動，在澳門這塊狹小的土地上，就是如此和諧地並存。42 《本澳新聞·西邦慶節》 ，《鏡海叢報》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22頁。按該報編者對基督教可謂略舉常識。如1895年5月8日，該報在報導葡萄牙人慶賀聖母誕辰日時介紹說， “天主教所奉女神之像，本土名曰觀音，乃系耶穌之母馬利亞，天主教所虔奉之。耶穌教則異焉，但遵耶穌為聖子，所謂聖母，僅有其名，別無塑像賀誕之舉⋯⋯”見《本澳新聞·西教駢述》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四月十四日，第214頁。《本澳新聞·是古儺禮》 ，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二月初三。《本澳新聞·酬神建齋》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八月廿七日，第28頁。《本澳新聞·賀主教壽》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九月十九日，第46頁。同上。《本澳新聞·嬉春大樂》 ，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二月十七日，第165頁。《本澳新聞·是古儺禮》 ，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二月初三日，第154頁。4 34445464 74 8

對於西人的公益性的活動 ， 《鏡海叢報》 以贊許的格調加以報導。1895年春，澳門官方創辦 “教習工藝院” ，但經費欠缺， “乃集兵船中水勇” ，在崗頂西洋戲院 “開演雜劇，以娛眾志，所收戲資即撥入工藝院 ，儲作經費”。2月1日晚，水兵的戲劇開演，座無虛席， “以知西邦之好義” 。編者評論說， “西俗：凡作義舉，若無籌款之處，則必借雜劇或賣各物以為名，藉籌費用。大眾聞知，雖甚不欲寓目，多願臨觀，傾資襄助。此風俗之可取者也”。 9 1895年春瘟疫流行澳門時，香港的一位叫做堅地利的醫生 ，精于醫術，極受華人推崇。希望來考查 “疫蟲” ，到澳門鏡湖醫院， “親取病人所患之核察” ，不避髒物 ，將病人膿血凝結物收取放入培養液 ，以寄送到歐洲，化驗分析。50 這條消息還盡其所能對這位醫生及其歐洲同行將要進行的研究工作進行了描述。對於這種敬業、利民的精神， 《鏡海叢報》 編者顯然很欽佩。 對於西人的一些善行 ，不僅 《鏡海叢報》 刊文表彰 ，一般中國商民也表示感念。1895年春，澳葡政府和教會比較努力地進行防疫救災的工作，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對此， “華人大眾科有錢文，虔奉教堂中所供某神聖巡遊，因是而獲福慶”。人們供奉的神 “為法人，名羅哥” ，本是一名世家子弟，因濟困救疾 ，而陷於困頓污穢 ，後升天為神。其塑像 “極似中華之鐵拐仙” ， “西洋人奉為治疫之神”。51百姓出於對止住瘟疫的渴望，而接受洋人的神祇 ，這表明，在特定的條件下，民眾對於外來的文化不再排斥，甚至產生了一些親和之感。 當然 ，這並不意味著澳門的百姓由此改變自己的信仰。大約在同時 ，在澳門流行著一個傳說。傳說的主角是一個賣炷香的童顏鶴髮的老人 ，在瘟疫流行前即到處喚賣，行徑怪異，言語似有深意。疫起後，凡點其香者，皆平安無事。於是有人醒悟 ，對老者說：“君日到此賣香 ，以濟世民 ，得毋菩薩化身，救民疾苦耶？ 言訖 ，忽覺清風一陣，不見老者 ，只于地上拾得片紙 ，內寫 ‘綏靖伯’三字。”52這也是非常時期民眾信仰的現象，與以上澳門華人群體崇拜西洋疫神 ，相映成趣，形成絕妙的對照。 一些西方的娛樂演藝活動 ，與華南本土的娛樂活動一起 ，都引起華人的注意。如來自法國的蠟人戲 ，來自珠三角的粵劇，《鏡海叢報》 對待這些中西娛樂性活動，懷著同樣的興趣加以報導。如1894年底，來自法國的蠟人戲 ，在現場首排為編者留下座位。編者在欣賞過程中頗為投入， “但聞掌聲如雷。最妙系黑人宴樂一曲，唱演如生 ，竟忘其用蠟造就。是晚澳督亦在客座同賞妙觀”。53次年，歐洲著名琴師幹士忌來澳門演出，編者顯然也親臨其會，評論說，這位藝術《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二月初三日，第154頁。《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五月二十日，第243頁。《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五月初六日，第232頁。《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五月廿五日，第274頁。《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第82頁。49505 15253《本澳新聞·戲而有益》 ，《本澳新聞·不憚煩勞》 ，《本澳新聞·善則旌之》 ，《本澳新聞·神道設教》 ，《本澳新聞·得未曾有》 ，

家儘管年已七十餘，但 “手法精密，腕力猶健，每作豪雄高曠之音，鐵臂平舒，力透弦外。其餘悲歡抑揚之致，盡態協度，人爭讚賞” 同樣 ，也有澳門西人欣賞中國藝術的故事。1894年中，粵劇 “堯天樂”班到澳門清平戲院演出 “萍敘蓮溪”一折，有西人看後，評其 “串合奇妙，唱演皆佳，足令人忘睡，而不忍移步”。編者云：“中西異好，而能移動外人，則其技之巧妙 ，亦必有以大過人者。”55次年， “保平安班”到澳清平戲院演出武戲，又有西人前來，表示讚賞。56 在對待華人社群中的某些不良現象， 《鏡海叢報》 則給予斥責。1895年春澳門時疫流行後， “有蛋民某，自稱為閻摩王之婿，能向陰曹說情，可以保全人命，倘造其處，求乞壽元，定免疫劫⋯⋯”該人 “自備小船一隻，逍遙河上，引惑愚民，藉求財利”。此人為澳門官員所惡，欲行訪摯，其人則逃到內地華官轄地，繼續行騙。華官則對此類事情 “塞兩耳而不敢與聞”。該報編者頗為不滿。57該報還曾揭露 “澳門某寺和尚偕同四衲” ，到某酒店 “品佳味，酌醇謬，開如來之法戒，成酒肉之美名，約一打鐘始去” 當然，中西文明畢竟是在不同的環境下發展演變的，相互間的差異，表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故有些文化現象，不一定能夠在異文化的環境中得到正確的解讀。 《鏡海叢報》 曾刊登一則西人公司選舉董事的消息。按編者的理解，西人公司， “非西邦之俊，固不得與於事也”。但在崗頂的這家公司，在選舉董事時， “此則舉甲，彼或舉乙。譽甲即以乙為嫌，譽乙複以甲為礙，異論喧爭，茫無儀矩”。 59這種爭辯，在西方人的很多會議場合，本為常態，但編者對這種現象頗為不滿 ，認為這種喧鬧相爭是 “失禮”的行為。在他看來， “禮也者，乃以范萬族之心，其烏可以不講！”60從 《鏡海叢報》 的這則報導和評論，我們可以看到，在晚清時期，即使是與西人朝夕相處的澳門，人們對於西方文化仍然是比較隔膜的。編者在這則報導的一開始就說：“中西之習尚，雖覺不同，而其禮儀規制，則無或違異，無非以禮以敬，始足以表率儀型也。”61這說明，這位編者實際上是從中國文化中 “禮”的觀念出發，去觀察和衡估西方人的行為特點的。5455《本澳新聞·盛名絕伎》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九月十三日，第364頁。《本澳新聞·姑隨人意》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第111頁。按：編者自己對粵劇則不甚欣賞，認為其 “雜亂無章，悖橫乏理，無足怡神悅目，從不解其中趣味”。見同條新聞。次年西人再贊粵劇，該報發的評論又云：“粵中戲班，平生不解所謂。每一臨觀，索然無味，半刻而思逃矣。所謂戲院，不過略省規模，藉開眼界，更何曉聆音識曲耶！”見《本澳新聞·果然絕妙》 ，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十月初四日，第382頁。《本澳新聞·果然絕妙》 ，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十月初四日，第382頁。《本澳新聞·妖言可笑》 ，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四月廿一日，第219頁。《本澳新聞·和尚開齋》 ， 《鏡海叢報》 光緒廿一年四月十四日，第214頁。《本澳新聞·大失禮制》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廿一日，第123頁。同上。同上。565758596061。 54。 58

《鏡海叢報》 刊登的有關澳門文化生活的資訊 ，還有很多，以上只是選擇筆者認為具有一定趣味的消息和評論，略加論述。但僅從這些零散瑣碎的資訊中，我們已能窺見晚清時期澳門社會文化的一些特點。筆者認為，中西文化的並存和交融，可以概括這一時期澳門文化的特徵。四、 《鏡海叢報》 反映的澳門經濟狀況鱗爪 澳門位處珠江口西岸 ，其經濟本與珠江三角洲緊密聯繫。但在葡萄牙人佔領澳門後，這裡成為在經濟上具有獨特地位的一個地區。她在經濟上仍與內地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但又在葡萄牙人統治下相對獨立。她曾經是中西貿易乃至整個東西方貿易的一個關鍵性節點，但在中國五口通商後，漸漸喪失了在亞洲國際貿易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到晚清時期 ，澳門的經濟狀況如何？這是研究澳門史的學者應當關注的問題。 《鏡海叢報》 刊登的澳門政府的政令文獻、市政新聞、博彩業消息等 ，均可從不同的角度反映澳門的經濟狀況。這幾個方面的問題 ，已有學者進行過比較系統的梳理，本文不必重複。這裡僅從 《鏡海叢報》 擷取若干文獻，以見19世紀90年代中期澳門經濟之一斑。 《鏡海叢報》 第1號首篇社論 （在發刊詞之後） ，就是 《振興澳門商務論》 。現今保存下來的這期報紙缺頁，這篇文章只可看到開頭的幾行。但這幾行卻透露了重要的資訊。這篇文章開頭即云：“澳門商務之疲，日甚一日。有心人戚然憂之 ，思有以變通而振起。”62短短的兩句話，即說明的澳門經濟的狀況，以及人們對此狀況的憂慮之情。其後的一則報導再次提到， “澳門雖屬商埠 ，近年商務已有江河日下之勢， 這種憂慮是有根據的。 《振興澳門商務論》 提供了一組統計數字 ，使澳門商務日形衰落這一觀點，得到事實支撐：1890年， “由澳前往廣州各府生意”總額為10358659兩，次年降低為9994221兩，到1892年則為9483754兩，逐漸遞減的趨勢顯現出來。其中，由澳門販往廣東各州各府的洋貨，其價值1890年為4270970兩，次年為3656066兩，1892年為3178519兩，下降的速度非常快。64文章的作者不同意澳門商務下降乃因 “澳地火食太昂所致”這種觀點 ，他認為這種局面的出現是因為廣東內地水上交通逐漸發達 ， “省之輪渡太多，販運便捷”導致澳門相形見絀所造成。65我們無法看到文章的全部，但以上的資訊，可以當作研究晚清澳門經濟狀況變化的很好的材料。62 《振興澳門商務論》 ，《鏡海叢報》 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六日，第2頁。63 《本澳新聞·徒勞眾聆》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第81頁。64 《振興澳門商務論》 ， 《鏡海叢報》 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六日，第2頁。65 同上。。63

從1895年 《鏡海叢報》 摘登的拱北海關稅冊等資料，我們還可以得到澳門經濟狀況的進一步消息。其中有幾點很值得注意。 其一，澳門經濟與香港經濟之間存在競爭的關係。澳門對廣東內地的貿易，是其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1894年4月，澳門當局將火油 （即煤油） 貿易的專項經營權通過招商的方式，發包給私商。 “該承辦商人于本澳所用火水油，增益價值無論矣。獨于內地所運火水油，既須報經該商驗明，又複格外加收經費，不特該油價值日昂，各行生理亦日蹙”。在澳門的火油價格日益上漲的情況下，以往從事火油販運的商販皆 “改赴香港”。該報提供了具體的數字，顯示自1894年春至1895年夏，澳門至廣東內地的火油貿易 “已減三分之一”。66這與火油貿易情形相似的是火藥貿易。在澳門當局將火藥貿易發包後 ，承包商加價十分之一以上，致使 “各工獲利較少，相率而之他”。67 《鏡海叢報》 為此專門發表社評，批評澳門 “西洋官員自為裕餉生財之計，眼光如豆，所觀不遠，只貪目前之利，不計細民之害”。68從澳門經濟的角度看，澳葡政府的這種政策無疑不利於其在對內地貿易中與香港的競爭。 其二，與此相聯繫，在這一時期，火油（即煤油）及火藥貿易在當時澳門對內地轉口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根據該報的報導，這種商品在當時已經稱為廣東省城和其他地方的生活必須品。因為鴉片、棉紗這種大宗交易商品，由內地商人裝運土貨前來易貨。而從事與內地貿易的小本生意的商人，則以經營火油等項貿易為主，依靠此項貿易的人群較為可觀。 《鏡海叢報》 幾乎在每一期的《本澳新聞》 欄目，均有 “火油時價”一項，登載上等和次等火油的具體價格，說明這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涉及相當多人的生計。故當澳葡政府上述政策的弊端明顯表露出來後， “現有澳商聯赴督轅稟乞，將火油、火藥、硝磺等餉承充章程量為酌改，以免商務有礙”。這項請求，得到澳門總督的正面回應。澳督令有關屬員對將商人稟帖 “逐款細察” ，並進行實際調查，在 “顧餉源”和 “保商務”的雙重前提下，對章程加以酌改。69這都證明了在這一段時期，火油等項貿易在澳門經濟中的獨特地位。 其三，清末澳門仍是鴉片進口的一個管道。該報刊登的1894年拱北海關華洋貿易稅冊顯示，是年共收稅銀424500餘兩，較上年多出29000餘兩， “皆系洋藥進口數多所致”。而且，在本年度的稅收中，洋藥 （鴉片）一項 “幾居其六，較上年多征五萬六千六百餘兩”。這是因為，本年度自澳門運到新會等內地的鴉片達2175擔 ，較上年增加519擔，乃是拱北關接辦鴉片稅務後 “最旺”的一年。原66 《錄登報冊》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第275頁 。67 同上 。68 同上 。69 《本澳新聞 ·聯求整頓》 ， 《鏡海叢報》 廿一年十一月初十日，第412頁 。

因在於澳門鴉片商提供賒帳、廣州時疫流行、澳門當局重視打擊走私等。70 但這種鴉片貿易的興盛，並未能改變澳門商務整體上衰落的情形。 “其他各項稅課均屬減色，計進口稅匣經費較上年少二萬六千兩 ，較前年少五萬兩。出口稅匣較上年少一千六百兩”。71這就是說 ，鴉片貿易以外，澳門的正常貿易項目，仍在縮減當中，與上文所述相吻合。 《鏡海叢報》 1895年初的一則消息 ，記載了澳門絲織業工人一次罷工行動，當為一條有趣的社會經濟史料。據該報報導，澳門的絲廠乃是何、盧、馮、陳幾位富商合股而建， “每日可用男女工人800余名之多，每人每日可獲工資八、九分。澳中消納貧民最善之區也”。72但廠方此時以防止工人 “盜貨出賣”為由，仿照省城廣州絲廠的做法， “特議將每日所得工資，勻分數月，扣出洋銀一元，作為存押”。倘若發現偷賣情弊，即罰沒此銀 ， “再行責逐” ；若無偷盜行為，則在年終將此銀發回 ，並補息銀一錢。73這種做法 ，不僅是對工人人格的不尊敬，而且是對工人進行剝削的一種方式，故引起工人的反抗。 “各工之不良者，執為不便，唆眾停歇，以致日前有停罷工業之說”。工人的這種舉動，引起資方的緊張，但他們認為 “此等刁風萬不可長，堅執此章，不為略動”。澳門華政官亦支持資方，謂此章程 “為無害”。在此情況下，處於弱勢的工人最終妥協 ，該報稱其 “已有悔意。不日將求復業矣”。74這次勞資糾紛看來是以資方獲勝而告終。但這種產業工人罷工的行為，頗有工人運動的苗頭 ，是早期勞資衝突的一個例證。故這條消息是一條值得注意的史料。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 《鏡海叢報》 的態度。該報在發表這條消息時 ，評價澳門絲廠仿照廣州同業採取的防範工人的措施，認為其 “法甚善也” ；又認為 “此等程法，非屬苛酷 ，若必違抗而不遵，是自絕其養生之路 ，于人何尤” ！75對工人的罷工行為，明確地表示不滿，說明該報的立場，是偏向于資方的。 《鏡海叢報》 中關於經濟問題的材料，還涉及其他方面。如前文所提到的稅務過重的問題 ，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澳門經濟所面臨困難。以上這些材料 ，都很零散，但結合其他資料，還是可以用於澳門近代歷史的研究。 《鏡海叢報》 發行的時間很短，而現在保存下來的僅及其半。但這數十期報紙，卻包含了大量的歷史文獻。自數十年前起 ，學者們陸續利用這份報紙上的史料研究澳門和近代中國歷史。近年來，有關學者使用這份報紙研究各種問題的，更是日漸其多。從已有成果可以看出，這份報紙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但是 ，在《稅冊照登》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十七日，第287 、 288頁 。同上 ，第287頁 。《本澳新聞 ·絲工暫停》 ， 《鏡海叢報》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廿六日 ，第147頁 。同上 。同上 。同上 。707 172737475

筆者看來， 《鏡海叢報》 中的資料還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其中有關澳門歷史文化、晚清中國史事及中西交流史的原始文獻和及時報導，都還有繼續加以發掘和使用的價值。本文也只是利用其中極為少量的資料撰成，還有很多相關的材料未能加以恰當的運用。因此，要真正發揮這份珍貴的報紙的史料價值，尚待研究者做進一步努力。

孫中山在清末向澳門鏡湖醫院借錢的 兩張單據辨偽譚世寶* 摘要 ：目前流傳世間的孫中山初出道時向澳門鏡湖醫院借錢的單據 ，共有兩紙 。其第一張所書訂立日期為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 （1892年12月18日） ，原有題名為 《揭本生息贈藥單》 ，其公開面世始於1940年香港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 。 此後 ，就一直被當作真實的歷史文物資料 。 其各時期的照片或影印件 ， 更被各種書本和互聯網頁廣為轉載 。 其錄文甚至被當作孫中山本人的著作收入 《孫中山全集》 ，其第二張所書訂立日期為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七日 （1893年4月22日） ，與上件格式 、內容大同小異而沒有題名 ，是近年才被澳門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作為孫中山的重要文物公開展出，故以往並無學者著錄和論及 。 然而 ，經過筆者的最新研究 ，發現其中存在很多疑偽之點與問題 ，表明兩者都絕對不可能是孫中山當年親筆撰書與簽名的借單 。本文利用一些原始檔案資料 ，結合情理和事實等方面證明這兩張借據為後人偽造 。 關鍵詞 ：孫逸仙 ；揭本生息贈藥單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吳節薇 ； 簡又文 ；盧慕貞 目前流傳世間的孫中山初出道時向澳門鏡湖醫院借錢的單據，共有兩紙。其第一張所書訂立日期為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1892年12月18日） ，原有題名為《揭本生息贈藥單》 ，其公開面世始於1940年香港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1此後，就一直被當作真實的歷史文物資料。其各時期的照片或影印件，更被各種書本和互聯網頁廣為轉載。其錄文甚至被當作孫中山本人的著作收入 《孫中山全集》 ，2經常被研究孫中山歷史的論著所引用論述。（修訂補案：直至本次學術研討會，就有趙利鋒 《中山先生在澳行醫時期交遊人物考之一——華商曹子基及其家族》 、湯開建 《晚清澳門華人巨商何連旺家族事蹟考述》 、彭蕙 《孫中山在澳門的行醫活動探析》 、帥倩 《從館藏文物 “揭本生息贈藥單”看孫中山與澳門》 、林廣志 《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醫務及其革命》 等多篇論文 ，都繼續信用這張借據。）3譚世寶：澳門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教授。見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廣東文物》 上冊第178頁，中國文化協進會，香港：1941年版。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見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主辦：《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9月18- 19日。＊123 ，

其第二張所書訂立日期為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七日（1893年4月22日） ，與上件格式、內容大同小異而沒有題名，是近年才被澳門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作為孫中山的重要文物公開展出，故以往並無學者著錄和論及。 然而，經過筆者的最新研究，發現其中存在很多疑偽之點與問題，表明兩者都絕對不可能是孫中山當年親筆撰書與簽名的借單。事關重大，不敢自是，故有必要草撰此文，就正於方家。一、兩張借單的出處與藏本的源流差異與疑點 由於 《揭本生息贈藥單》 的面世早而傳本變異多，以往無人關注並論及這一情況。筆者認為，祇有瞭解這一出處與流傳的變異，並把它與新近才面世的第二張借單的截然不同的流傳過程比較，才能看出它們是殊途同歸的偽冒作品。 先論第一張，筆者目前所見各地的書本或互聯網站所載 《揭本生息贈藥單》的影印本或照片，主要有如下五種細微差異的樣本： 第一種是沒有加蓋任何收藏印章的，其文字仿佛是抄在沒有行線的白紙上的。這以澳門鏡湖醫院編輯出版的《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所載為代表（見圖1） 4圖 14 見吳潤生主編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第24頁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出版 ，2001年版 。

第二種也是沒有收藏印章的 ，而 其 文 字明顯是抄寫在有豎直行線的白紙上的 。這以廣東文物展覽會編的 《廣東文物》 所載 為 代 表（見圖2）。5 第三種是在右下角蓋有一方篆刻收藏印章，其文字為 “廣東文獻館藏” 圖2而且隱約看見也是抄寫在有豎直行線的白紙上的。與上件還有不同之點 ，就是其天頭地腳裁掉了 ，以至把左邊末行的題年 “光緒⋯⋯”的 “光”字也裁掉。還有就是在右邊 “揭本生息贈藥單”之題下有幾點可能是墨蹟的黑點 。 目前各互聯網所載多為此件的複製本 （見圖3 ）圖35 見廣東文物展覽會編 ： 《廣東文物 》 上冊第178頁 。6 見http://www.hihiol.com/show/appreciation/appreciation_show.asp?pbh＝080707 1 、 http://www.360doc. com/content/ 1 1/05 11/08/ 174535_ 1158675 12.shtml等所載 。。。 12

網上所載此件之印章顏色多顯示為黑色，祇有個別如羅林虎工作室的顯示為朱紅色（見圖4） 。7應以後者為准。 第四種是在右下角蓋有兩方篆刻收藏印章，即在上件的 “廣東文物館藏 印之上力蓋了一方，其文字為 “廣東人民圖書館圖書 。其紙上的行線看不見了，而且紙的右邊有破損皺褶的痕跡。其文字損失尚輕微：右邊 “揭揭本生息贈藥單”祇缺了 “生”字，左邊的 “光圖4緒”缺了一個“光”字和半個 “緒 字，正文的第4-8行的首字被剪裁掉了一點點。這以盛永華等編《孫中山與澳門》 所載為代表（見圖5） 。8兩方篆刻收藏印章也都顯示為黑色，依上例及下文提及此件的彩照現展品，可知其原件之印用色皆為朱紅。而目前澳門文化局在網站上展示的即為此件黑白影印件的照片，故朱紅色之印文也都被顯示為黑色。9 第五種同上件也是在右下角蓋有同樣兩方篆刻收藏印章 ，文圖57 見http://www.hihiol.com/show/appreciation/appreciation_show.asp?pbh＝0807071 、 http://www.360doc. com/content/ 1 1/05 11 /08/ 174535_ 115867512.shtml等所載 。8 見盛永華 、 趙文房 、張磊等編 ：《孫中山與澳門》 所載第53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年版 。9 見 http://www.macauheritage.net/80/cn/content.aspx?page＝originalFile ， 澳門文化局的 “原始文 獻——草堆街80號專題網頁”

圖6字相當清晰 。其紙上的行線也看不見了 ，而且右邊 “揭本生息贈藥單”的 “揭”與 “贈” 、 “單”字半殘不清 ， “生息”兩字完全缺損 。左邊的 “光緒”缺了 “光”字 。其中間的正文第6行 “擔保人吳節薇兄自願填足”中的 “吳節薇”嚴重殘損模糊，第7行 “立明領揭銀單一紙 ，當眾簽名”中的 “單一紙”嚴重殘損模糊， “當”字上半殘缺。這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 《紀念孫中山先生》 所載為代表 （見圖6）。10 今查看原件的照片展品，兩方篆刻收藏印章所用印色皆為朱紅色，十分清晰 （見圖7）。 1 根據上述情況及相關人事資料 ，筆者認為第二種是該件首次公開展覽後拍照印書的結果，12因而是目前所能見到該件最早照片的印本。原書對此件加注說圖710 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中山縣翠亨孫中山故居 等編：《紀念孫中山先生》 所載第16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11 見澳門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的現展品。12 本展覽是 “由國民政府前經濟委員會委員、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發起人葉恭綽在香港組織籌辦。 1940年1月元宵節，廣東文物展在香港般含道馮平山圖書館開展”。引自陳蘊茜：《抗戰時期的 廣東文物展與辛亥革命紀念》 ，載http://www.xhgmw.org/archive-55631.shtml

明：“總理密謀革命借據，吳錦鈿藏。”這吳錦鈿是吳節薇的二女兒，此件是由她保存並借出是次展覽會拍照以及刊入該書。13 而第三種則是上件後來被收入廣州市的廣東文獻館收藏，故加蓋了 “廣東文獻館藏”的印章。由於當時著名歷史學家簡又文既是次在香港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及編輯出版 《廣東文物》 的主要策劃者，又是廣東省政府在1946年3月9月19日正式成立的廣東文獻館創辦人兼實際的掌管人。該館以廣東省長羅卓英為名譽館長，其下即由實際掌管人簡又文當主任。有關孫中山的文物包括 “揭本生息贈藥單”是當時該館的主要專題收藏之一。14因此，可以推斷簡又文是經過合法途徑從吳節薇手上取得該件並將之公開收藏於廣東省政府公辦的文獻館，供公眾研究使用的。今人有用隱約其詞的口吻指簡又文似乎是用 “劉備借荊州”的手段把該件弄到廣州，這既不合事實和情理，更有損簡又文的人格操守聲譽，筆者實在不敢苟同。 至於第四種加蓋了 “廣東人民圖書館圖書”之印，可見其後來又被廣東人民圖書館收藏。而廣東文獻館是在1949年3月結束並將館藏圖書文物移交給廣東人民圖書館，該圖書館在1955年與孫中山文獻館合併，稱廣東省中山圖書館。15後來，此件 “文物”又被中山圖書館移交廣州博物館收藏至今。16現在有的網路文章稱該件藏於澳門鏡湖醫院，顯然失當。因為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目前已經明確說：“原件於解放後由鏡湖醫院送交中國國家文史館收藏。” 17這確證鏡湖醫院早已經沒有原件了。但是其所說送出的具體時間和對象都有誤，應以筆者上文之考證為準。 第四種及第五種的文字殘缺，表明該件在歷史的轉變中，其損壞是每況愈下。而第一種雖然表面是完整無缺，但是其缺少原件應有的行線，顯然是第二種的失真的複製品。 再看第二張借單 （見圖8），其所記訂立時間祇比第一張晚四個多月，但是卻比前者晚大半個世紀才突然在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完好如新地面世，而且沒有交代從哪里找到該件的具體過程細節。由於該展館在另一件展品的說明已經明確指出這張借單原件在1919年10月30日已經交回孫中山了。 （詳見下文） 這是導致13 同上《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7頁對本件加注說：“據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廣東文物》 （香港中國 文化協進會1941年版）上冊影印吳節薇藏原件。”今按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廣東文物》 （香港中國 文化協進會1941年版）中冊第433頁說：“原據由吳節薇交其次女錦鈿女士保存，不啻傳家寶也。原 件向未公之於世，影片是由女士借出攝制者。”14 參考倪俊明：《廣東文獻館始末》 ，廣州：《嶺南文史》 ， 1992年第4期；蔣志華：《簡又文與 廣東文獻館》 ，廣州：《嶺南文史》 2007年02期。15 參考同上蔣志華：《簡又文與廣東文獻館》 ，以及《孫中山文獻館，沉澱下來的總是精華》 ，載 http://www.gzlib.gov.cn/shequ_info/ndgz/NDGZDetail.do?id＝32001416 參考同上注3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所載帥倩之文。17 見澳門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的現展品本件之說明。。

筆者對此件的來歷及其與前者的關係以及它們的真實性都產生懷疑並作全面探討的重要原因，並由此而發現兩者是殊途同歸的偽作。圖8二 、 有關孫中山借錢及還錢的原始記錄等資料及擔保人回憶之失實 現存可以確信為鏡湖醫院所存孫中山或中西藥局向鏡湖醫院借錢和的原始記錄的資料如下： 1.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1896年4月1日）鏡湖醫院的移交財產記錄中有兩項借錢記載 （見圖9），分別為：圖9

存孫逸仙翁揭本銀壹仟肆佰肆拾兩（壬十一月初一日單吳節薇署保）。 存中西藥局（孫逸仙）揭本銀壹仟七佰二拾八兩（五年期，揭單一紙 吳節薇保）。18 這裹記錄第一張借單訂立的日期比 《揭本生息贈藥單》 上所署日期晚了一天，這是 《揭本生息贈藥單》 為後來炮製出錯之一證。 2.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念 （即廿——筆者註）一日（1907年3月5日） ，鏡湖醫院值事集議誌事部祇有一項借款的記載 （見圖10） 存 吳節薇翁擔保中西藥局揭益善會本銀二仟肆佰大員揭單壹紙（癸巳三月初七日單，五年期息壹分算）。19 對於為何沒有提及第一張借單的原因，鏡湖醫院所作的展品新說明指出： “孫中山向鏡湖醫院藥局揭款第一筆本銀壹千肆佰肆拾兩 ，按議事記錄已登出。”20 這說明在1907年3月5日以前，亦即距離借款日尚有九個多月才夠五年的情況下，這筆借款已經註銷，究竟為何提前註銷這筆借款，尚有待研究。總之不可能是如吳節薇在1956年所講述，是在 “借款五年的日期18 見同上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第24頁 。19 見同上 。20 見澳門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的現展品本件之說明 。

告滿，我便代孫中山先生還了兩千元，另還三百元利息。”21而且，假如真的要按照原來約定的利息償還，則一月要20元，平年一年12個月便要240元，闰年13個月就要260元。五年的利息即使按照單利計算，至少是1220元。但是，按照該借單合約實際規定孫中山是將利息用於代鏡湖醫院買西藥贈送病人，而自己則以免費代鏡湖醫院贈醫為合作借款的條件。因此，這些借款其實是祇要還本不用還息的。吳節薇的這次記憶講述肯定有誤。另外，前引 《廣東文物》 中冊第433頁 《總理密謀革命借據》根據吳節薇二女兒提供的資料情況，對有關這張借據的借款及借據的保留作如下說明：“⋯⋯此款于民國成立後早已償還。原據由吳節薇交其次女錦鈿女士保存，不啻傳家寶也。”按照此說，孫中山的借款是在民國成立 （1912年）後早已償還。雖然沒有說是由他代孫中山還，但言外之意是他代還的，所以借據就成了他家暗中保存的傳家寶了。問題是以孫中山在民國成立之後的能力與影響，是否會讓吳氏代還這筆為搞革命而借的2000大元的債務，而容許借據一直被吳氏留在手上。而吳氏在1956年竟然又改口說此一 “借款五年的日期告滿 （即1897年） ，我便代孫中山先生還了兩千元，另還三百元利息，。這種前言不對後語而有損孫中山信譽的說法，顯然不可信。 3. 鏡湖醫院有關孫中山於1919年還清鏡湖醫院借款並取回借單的記載： 目前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的新展品有一孫中山的還款記錄單 （見圖11），現錄其文並加校點如下： 茲收到 孫逸仙先生還來鏡湖醫院益善堂揭項銀貳仟肆佰元正（旁注：西紙） ，此銀妥收後即將揭單交還逸仙先生收回，并（並）發此記數閒單存據。 中華民國八年舊歷 （曆） 己未九月初七日（此處留空加蓋 “澳門鏡湖醫院”紅印） 單 （補按 ：上文 “銀貳仟肆佰”之上加蓋 “管？ ？ ？章”篆文紅印） 圖 1121 見同上《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第23頁轉載1956年11月13日澳門《大眾報》 所載吳節薇在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九十周年大會”的講述報導。

這裹的貳仟肆佰元正按照0.72的比率換算，就是壹仟七佰二拾八兩白銀。可見，孫中山在1919年10月30日已經把向鏡湖醫院還清借款並取回了借單。這既表明鏡湖醫院或別人不可能持有這張借款揭單。目前，在鏡湖醫院新展出的那張借單，肯定是後人另行炮製的。由此，也可以推斷，早在1907年3月5日以前註銷的第一單借款，其借單也應交還孫中山或銷毀了，不應由鏡湖醫院繼續保存或交給吳節薇一直保存。 4. 約在1925年後孫中山原配夫人盧慕貞回函吳節薇談及對鏡湖醫院的借還款的問題與情況（見圖12），其文如下：圖 12 節微（薇） 先生大鑒：傾奉 來書，藉知一切。查先夫逸仙所開中西藥局，前於癸巳年揭借鏡湖醫院受託辦理益善會銀貳仟肆佰元，五年期，壹分息，並請 先生擔保之借款。經氏於民國拾年至拾壹年間，由余吉棠先生經手如數償還與鏡湖醫院當年值理收妥，並領回收據矣。竊思 先生肯為先夫擔保揭款，仁至義盡，故特於還款後修書奉達，請釋懷念。諸費 清神，手此致謝，並頌 近祺 孫盧慕貞謹啟 （加蓋印：孫公館）222 錄自澳門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的現展品之本件。

這一回函顯然是因應吳節薇來函提及孫中山早年的借款問題 ，經過自己查核有關情況而作出的事實說明。雖然此函對自己當年委託余吉棠先生代還孫中山這筆借款的日期記述有微小失誤，但其實際不承認孫中山另有借款未還或由吳節薇代還，是非常清楚的。假如孫中山有一筆借款是由吳節薇代還給鏡湖醫院，並由鏡湖醫院將借單轉交他保管，則其不可能不在當時給盧慕貞的信中提及 ，而盧慕貞亦不可能在知道此事及有關借據之證而不相信其說，更不至於不為此而向他明確致謝和還錢，以取回有關借據。但是，在盧慕貞於1952年死後，吳節薇就公然在前述1956年的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大會上聲稱是他代孫中山還了那一筆借款，卻又不提孫中山還有另一筆借款，是盧慕貞托他人還清的。其可信性值得懷疑。三、兩張偽造的孫中山借款單內容互相矛盾與違背事理之點為了便於大家研究分析，有必要將這兩張偽造的孫中山借款單作錄文標點如下：其一： 《揭本生息贈藥單》 立領揭銀人孫逸仙：緣逸仙訂議在澳門大街開創中西藥店一問，需銀寄辦西國藥料，今托吳節薇兄擔保，揭到鏡湖醫院藥局本銀貳千大員，〧〢兌，重壹千四百四拾両正。23言明每百員每月行息壹員算，其息仍托逸仙代辦西藥贈送，24逸仙自願贈醫不受謝步。此本限用五年為期，到期如數清還；或過期不測，無力填還，擔保人吳節薇兄自願填足，毋得異論。欲後有憑，立明領揭銀單一紙，當眾簽名，擔保人亦的筆簽名，交與鏡湖醫院藥局收執存據。 擔保還銀人：吳節薇的筆 黎若彭 阮建堂 知見人：黎曉生 曹渭泉 張楨伯 宋子衡 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立領揭銀人：孫逸仙的筆。其二：立揭銀人孫逸仙訂議在澳草堆街開設中西藥房壹間，需銀應用。今托吳節薇2324此句同上《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7頁錄文標點作“〧〢兌重，壹千四百四拾両正。”孫中山宋慶齡諮訊網（http://www.sszx.org.cn/common/Library2View.asp?sId＝20051205007）轉載時“〧〢”訛變，錄作 “到兌重，壹千四百四拾両正。”按：“〧〢”是中國傳統的一種算籌數字的七二，這裹的 “〧〢兌”是指按照1銀員＝0.72兩白銀的兌換率來計算，所以 “貳千大員”即為 “重壹千四百四拾両正”的白銀。故不應在 “重”字之後加逗號。同上網文錄此句標點為 “言明每百員每月行息壹員；算其息；仍托逸仙代辦西藥贈送”。

翁擔保，揭到益善堂各善士共科本銀貳千四百大員，〧〢兌，訂明每百員每月行息壹員算，訂用五年為期。該息銀每年盡行作為在醫院贈施西藥之用。今訂孫逸仙自願每日親到鏡湖醫院贈醫兩點鐘，不受分文，並無修金，以成善舉。如到期之日，該本銀貳千四百大員如數清還。倘或或過期不測，無力填還，為擔保人吳節薇兄填足，毋得異論。欲後有憑，立明揭銀單一紙，當眾簽名，及擔保人亦當眾簽名，交與鏡湖醫院代為收執，永遠存據。 一、實交孫逸仙收鏡湖醫院益善堂各善友科本銀貳千四百大員 正，〧〢兌。 擔保還銀人：吳節薇的筆簽名 知見人：何穗田 羅澄波 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七日揭銀人：孫逸仙的筆。 根據以上錄文及前者影印本以及後者的原件的筆跡，兼對其出處之時間、人手等情況的認真研究，可以斷定這兩張揭單都是吳節薇和後人炮製的。其互相矛盾以及與事理之乖離等疑點及證據如下： 1. 目前有人以為第二次借款是因為第一次借的錢不敷開設中西藥局之用 ，所以要再借 。這種揣度不合事理。因為第二張借單完全沒有提及這種再借錢的理由 ，給人的印象是與第一次借款完全無關的另一次借款。任何人祇看第二次借據 ，是不可能知道其與第一次借款有何關係的。但是 ，祇要同時研究兩張借據 ，就會發現兩次的借款理由大同小異 ，祇是所把要開辦的 “中西藥店”改名為 “中西藥房” ，其地點由 “澳門大街 （即營地大街） ”改為 “草堆街” ，借款的數額由 “鏡湖醫院藥局本銀貳千大員”改為 “鏡湖醫院益善堂各善友科本銀貳千四百大員正”等等。更主要的改變 ，是第一單祇籠統說 “其息仍托逸仙代辦西藥贈送 ，逸仙自願贈醫不受謝步。”這似乎是規定由鏡湖醫院委託孫中山利用借款的利息代買西藥 ，於其澳門大街開設的 “中西藥店”贈送給病人 ，而逸仙的責任與付出祇是 “自願贈醫不受謝步”而已。對其是否要在鏡湖醫院本部行醫 ，該單並無提及 。而第二單卻具體明確規定 ：“該息銀每年盡行作為在醫院贈施西藥之用。今訂孫逸仙自願每日親到鏡湖醫院贈醫兩點鐘 ，不受分文 ，並無修金 ，以成善舉。”這兩點顯然都與其本人計劃在 “草堆街”開設的 “中西藥房”無關。因此 ，這兩張借單的內容是互相矛盾的。 2. 第一張借單結尾說：“欲後有憑，立明領揭銀單一紙，當眾簽名，擔保人亦的筆簽名，交與鏡湖醫院藥局收執存據。”而第二張借單卻說：“欲後有憑，立明揭銀單一紙 ，當眾簽名，及擔保人亦當眾簽名，交與鏡湖醫院代為收執，永遠存據。”這就顯得非常不合常識情理，其目的仿佛是要說明此借據至今一直由鏡湖醫院保留的原因。其結果如 “此地無銀三百兩”之類的聲明，“欲蓋彌彰”

而已。因為眾所周知，任何借單都是到期還款後就交回借款者處理 ，怎麼可能由被借款者 “代為收執，永遠存據”呢？事實正如前文所述 ，鏡湖醫院及盧慕貞都說孫中山這一筆借款已經還清，有關借單也因此而交回孫中山了。然則 ，為何會在最近冒出這張所謂 “鏡湖醫院代為收執 ，永遠存據”借據呢？而且同時期向鏡湖醫院借款一同記錄在冊者尚有多人，為何其他人的借據都沒有保留 ，獨有當時祇是普通青年醫生的孫中山的借據被特別保存至今，特別是其中第二張的紙質十分潔白完好，與當年鏡湖醫院的紀錄紙張黴壞或被蠹蟲蛀蝕得非常破爛的情況截然不同。這也是重要的疑點之一。 四 、 現傳孫中山的兩張借單的各人親筆簽名的偽冒證明 現有資料表明，當年孫中山在中西藥局正式開張前四天的1893年7月25日，就已經在 《鏡海叢報》 葡文版上刊登了有關 《聲明告白》 ，防止他人冒托其名義進行借貸等事 （見圖13）。其文如下：圖 13 啟者，本醫生寫字樓及中西藥局各伴，如有在外揭借銀兩、賒取 貨物，倘無本醫生親筆簽名，不得作數，一惟經手人是問，本醫生概 不干涉。恐有冒托本醫生之名向人揭借銀兩、賒取貨物等事，特此聲 明，以免後論。 孫醫生謹啟25 當時澳門按照西洋人的習慣，合約聲明等皆要本人親筆簽名作實為據 ，而按照鏡湖醫院等現存的清代合約檔案資料，除了親筆簽名之外，往往還要加按本人25 原件影印本見同上費成康編輯 ：《鏡海叢報》 第415頁 。筆者加現代標點著錄。

及擔保人的手指模。26 現傳孫中山的兩張借款單不但都以孫中山自書自述的口吻撰寫正文，而且都有所謂孫中山本人與擔保人、見證人等的親筆簽名，故容易使以往的研究者包括筆者都曾相信其為原始真實的史料，甚至可以稱為孫中山本人的作品。例如， 《孫中山全集》 就把第一張借據作為孫中山的作品加以著錄，其錄文在孫中山等人名字之後，皆加括注：“（簽名）”。27其實，問題不但在於這兩張借單的整體文字書法與孫中山歷來的真跡遺墨書法完全不像，而且就是祇拿其中所謂 “的筆”亦即 “親筆”簽名筆跡來作研究分析，運用內證與外證，都可以證明所謂孫中山與有關人等的簽名都不是他們的親筆簽名。 1. “孫逸仙”簽名為偽簽的內外證明。首先 ，第一單的正文提及 （孫） 逸仙有四處 ，第二單則有三處 ，用內證法對比研究，可以看出它們與兩單最後的 “孫逸仙的筆”筆跡完全相同，是出於同一人的手筆之證。其次 ，目前所見確實可信的孫中山的 “孫逸仙”簽名，祇有其本人於1896年在美國三藩市拍攝的照片下的簽名 （見圖14） 。28此一簽名其後又被 《倫敦避難記》 一書的封面影印 （見圖15） 。 29另有孫中山提及自己 “號逸仙”手跡，見於其在英國倫敦蒙難之後 ，在1896年11月致翟理斯信的手書自傳 （見圖16） 。30這兩種真實手跡的 “逸” （逸 、 ） 都與兩張揭單上的 “孫逸仙” （見圖17 、 18 ） 的（ 、 ）末筆有明顯不同。反而是章太炎所書 《大革命家孫逸仙》 書名 （見圖 14 圖 15 圖 1626 見同上《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第51-52頁所載各契約文件。27 見同上《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第7頁錄文。28 見王耿雄編：《偉人相冊的盲點——中山留影辯證》第16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29 見同上注7 《紀念孫中山先生》 所載第30圖。30 見劉大年：《孫中山書信手跡選》 第13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孫中山全集》 第 卷擬其題為《覆翟理斯函》 。一

圖19） ，31其 “逸” （ ） 字末筆與之相同。這些可以作為外證。 2. “吳節薇”簽名問題分析。這兩張借單的正文提及擔保人 “吳節薇”都有兩處 ，用內證法對比研究。可以看出第一單的所有 “吳節薇”及第二單的第一個 “吳節薇”筆跡完全一樣 （例如第一單末尾 ，按原簽 圖 17 圖 18 圖19名為豎寫 ，為方便改為橫排 ，下同） ，說明它們與孫逸仙的簽名都是出於同一個人的手筆。 （見圖20-21） 祇有第二單的第二個及末尾的 “吳節薇 （ ）”簽名筆跡是與前述不同的另一人的手跡。這說明第二單的多數文字與第一單的全部文字都是出於同一人之手筆，祇有第二單的兩處 “吳節薇”是另一人的筆跡，很可能就是 “吳節薇”的手筆。 （見圖22-25）31 參見同上王耿雄編：《偉人相冊的盲點——孫中山留影辯證》 第31頁。

3. 見證人簽名的問題分析。第一單的見證人簽名可資對比的真跡目前有黎若彭的 的簽名三個 （見圖26-28）、宋子衡的 的簽名兩個（見圖27-28） 。 32第二單的見證人簽名可資對比的則有何穗田的 的多個簽名真跡八個，現選錄其中四個 （見圖28-31） 。 33把它們與借據的，（見圖32-33） 等對照，其中以彭、衡、何等字的差異尤其明顯，足證兩張借單上的見證人簽名也都是拙劣的偽造。當然，如果拿這兩張借據的整體筆跡與同期傳世的孫中山墨寶真跡全篇來對照，例如與1896年11月孫中山致翟理斯的手書自傳信比較 （見圖34-37） ， 34就更加清楚它們絕對不是出於孫中山的手筆。圖26 圖27 圖28 圖29 圖30 圖3 132 見同上書第34 、49 、207等頁 。33 見同上書第14- 17 、 34 、54- 55等頁 。34 引自http://sun.yatsen.gov.tw/content.php?cid＝S0 1-06-0 1-0 1。

圖32 圖33圖34

圖35圖36

圖37四、餘論 《孟子 ·盡心下》 說得好 ：“盡信 《書》 ，則不如無 《書》 。”當代史學大師陳垣在其開創傳授的史源學中提出治史之座右金句：“毋信人之言 ，人實誑汝。”在純樸的古風日益被奸商化的文人敗壞的當下 ，為了求真探賾，筆者在教學中曾進一步提出如下自警兼訓徒之說：“盡信人，則不如無人。”面對層出不窮的偽劣之作 ，豈能掉以輕心 ！孫中山當年為中山大學的前身廣東大學親定的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校訓，至今尤為求學探真者之指南。 以上辨偽之拙文，涉及偉人孫中山的早期著作及相關的重要歷史事實。本文祇是對史料的真偽作初步的新探討。其直接的目標，是要求把有關偽作的借據從孫中山的全集以及孫中山的文物展覽和書籍中剔除。至於更深入的要求 ，就是希望把以往學術界誤信有關偽作為真實史料而作出有關孫中山歷史的一系列論述 ，都要據此而重新研究改寫。無疑，有關問題與事實的更進一步的研究釐清，都有待大家對鏡湖醫院己經公佈或尚待公佈的原始史料的更多挖掘與研究。 （附記：會議之後，承蒙廣州市博物館館長程存潔博士提供第一 張借據的原件照片給本人研究。又中山市翠亨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黃健敏先生將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同志故居”研究室邵 群女士提供的第二張借據及孫中山的還款記錄單的原件照片轉送筆者 研究使用。有關照片將另文發表，特此志謝。 ）

中山先生在澳行醫時期交遊人物考之一 ——華商曹子基及其家族趙利峰* 摘要 ：曹子基 （即曹善業） 是孫逸仙在澳門最早接觸的幾位著名華商之一。孫逸仙曾經醫治過曹子基的家人。 因而孫逸仙畢業來澳後 ，得到了曹子基的大力幫助 ，推薦孫逸仙在鏡湖醫院贈醫，幫助孫逸仙在草堆街開設中西藥局 ，並在 《鏡海叢報》 上掄揚讚譽。那張著名的 “揭本生息贈藥單”中的見證人之一曹渭泉 （曹有） ，即是曹子基的生身父親。 曹有是1871年鏡湖醫院創設的發起人 ，曹家數人多次在鏡湖醫院做過總理或值理 。據此可見，曹子基是孫逸仙在澳門行醫時期交遊的重要人物 。論文詳細考查曹子基及其家族的具體情形 ，並藉此進一步屋清孫逸仙在澳行醫的一些史實。 關鍵詞 ：晚清 ；澳門 ；孫逸仙 ； 曹子基 ；鏡湖醫院 ；草堆街中西藥局 曹家是晚清時期澳門華商家族中的一大家族，也是目前有確切史料、能查及三代以上傳承的幾大華商巨富家族之一 （即曹有、柯六、盧九、何桂、王祿等家族） 。關於晚清澳門華商的研究，自2002年 《澳門政府憲報中文史料輯錄 （1850- 1911）》 出版後，得到了極大的促進。2008年1月，曾與孫中山及辛亥革命有頗多淵源的清末澳門華商曹子基 （即曹善業） 的墓葬在珠海東坑被發現。珠海市博物館館長張建軍在調研之後，於2008年孫中山基金會和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聯合主辦的 “孫中山與中國社會博士論壇”上提交了 《清末澳門華商曹善業及其家族的初步研究》 一文，1該文在湯開建師、林廣志等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曹家做了比較詳盡的研究。對於曹善業生平事蹟，與孫中山先生的交往，以及曹氏家族成員的事蹟情況，都有所敘述。 本文擬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利用一些新的史料，對晚清澳門曹氏家族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並且，根據草堆街80號為曹家物業這一線索，試圖通過歷史和邏輯的論證，解決中山先生在澳門開設的中西藥局確切地址問題。 趙利峰：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1 林家有、蕭潤君主編：《孫中山與中國社會博士論壇論文選集》 ，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 389-404頁。由孫中山基金會和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聯合主辦的 “孫中山與中國社會博士論壇”于 2008年11月13日至15日在中山市舉行。會後輯選出此論文集，收錄論文四十餘篇。*

一、晚清時期的澳門曹氏家族 據曹家後人香港著名人士曹克安在 《家居香港九十年》 中記述 ， “先祖原籍中山縣，後移居澳門。”2而根據史料，曹家原籍應為南海縣神安司。3父曹善允，同治七年九月二十六日（1868年11月10日） 生於澳門，祖父為曹應賢。在曹克安的書中提到曹家在光緒六年獲御賜牌匾，現藏其加拿大的寓所中 （書中有照片） ，牌匾上的部分內容云：“曹應賢口道銜加□□，曹善業之本生父。操修淳篤，矩範嚴明。術在詩書，克啟趨庭之訓；業肯堂構，實開作室之謀。茲以爾子克襄王事 ，貤封爾為資政大夫 ，賜之誥命。”4其中說到 “曹善業之本生父”為曹應賢。何謂 “本生父”？ 本生父是對出嗣者生身父的稱呼。清人梁章钜《稱謂錄》 中云：“《舊唐書》 崔植 《陳情表》 ：父嬰甫是臣本身亡伯 ，祐甫是臣承後，嗣襲雖移，心則在 ，請以在身官秩，特乞回贈本生。此本身父之見於史者。回贈即今貤贈，蓋自唐以來有之。”5在昔時帝王時代，官員以自身所受的封爵名號呈請朝廷移授給親族尊長 ，有時會出現這個詞。據此可知，曹善業的生父是曹應賢，那麼他的嗣父是誰呢？這可是曹氏家族的重大問題。 光緒初年華北地區爆發 “丁戊奇荒” ，晉豫等地大饑。當時鄭觀應為賑濟救災的領銜人物，負責籌集勸募賑款。在 《鄭觀應集》 有一封 “覆澳門善堂董事曹雨亭論捐賑請獎書”： 頃奉惠函，猥承獎飾，敬諗台履綏福，即事多欣，頌企無任。執 事以晉省久困災饑，早擬集勸鉅資，躬往散放。因本省悉索，集腋為 難 ，遂與令弟渭泉君慨發宏願 ，捐銀萬兩，並以存善堂設施本末見 示。伏承之下，頫首至地。連年各省籌賑輸助雖不乏人，然不待請益 數至盈萬者，無論官捐、民捐均所未覯。此非德門積善，樹厥風聲， 斷不及此。 弟等徒存虛願 ，遠乞鄰援 ，偶符先事之機 ，遂荷同心之 引。勤拳悱惻，情溢乎詞。感佩之余，尤深愧悚。承示存善捐款，擬 請天語褒嘉，或坊或匾及贈獎敘各節，現在捐例已停，一切須俟督、 撫奏請，而奏稿又以稟牘為據 ，應由弟等公稟晉撫 ，當可邀允。蓋自 上年以來，敝所民捐解晉不下八九萬金，並未請獎。 曾宮保垂信有 素，此次捐款雖歸公請之金、嚴 、潘各紳經辦 ，而歷經稟陳有案。 金、嚴、潘諸公亦先見撫院而從後事。當可與解官之款一律奏報，惟2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 ，香港星島出版社，1986年版，第2頁。3 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1871-2001》，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出版，2001年， 第243頁。光緒十一年六月初八日，樂送產業人原籍南海縣神安司，現居澳門，曹連益堂曹芳憲 公後嗣長房曹應達、二房曹應賢，承先祖遺下祖先蒸嘗款，著積蓄以預日後建祠行善之資，於光 緒六年置買永安大街鋪一連貳拾五間，今將送入鏡湖醫院永作嘗產⋯⋯4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 ，香港星島出版社，1986年版，第6頁。5 （清）梁章鉅：《稱謂錄》 校注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頁。

匾、額只可由督、撫給發，似不如專請建坊較為允當。鄙意擬請於例准建 坊之外，奏明銀數較巨，量請優敘。來示所擬或追贈、或獎錄其子兩層， 當於稟中聲明，聽候晉撫裁奪。至貴堂向來善舉及令兄永秋先生行述，尚 望詳示，以便敘入稟稿。弟等一面飛函，請金、嚴諸公屬其稟陳晉撫。盛 舉創見，不敢不鄭重周詳，雖往返函商尚需時日，正未可欲速而轉多未 洽，想高見亦以為然。敝所已解者五萬余金，月內尚須續解。闈姓熬膏兩 說，勢難抽捐，自是無可如何，而仁抱惓惓，猶思相機設法為災民請命， 善量無窮，令人益切感奮矣。頃接浙、蘇、揚同人函，商即日續解賑款。 敝所現擬湊解三萬，並為籌墊。緣此時災地甫得透雨，正如垂危之病幸得 蘇息，全仗藥力以冀複元。若過此機會，恐未必事半功倍。尊款如能早日 交到，一同匯解，尤為施當其厄。所有捐款，敝所隨時送登《申報》 。尊 款應否總登，尚乞示遵。6 信中提及之事，為存善堂董事曹雨亭欲捐賑為其已故的兄長永秋先生請獎建坊，其弟則為渭泉。此次捐款為一萬兩，由鄭觀應的另一封 “覆澳門曹雨亭、渭泉兩善士助賑銀萬兩書” （ 《鄭觀應集》 中誤釋為鄒渭泉） 中可見。7 當時的山西巡撫為曾國荃，又據曾國荃光緒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所上 “鄭世澤等捐賑請旨建坊片”中云： 再 ，據上海協助晉賑紳士布政使銜前陝西按察使王承基稟稱 ， 前以晉省頻年災欞 ，民情困苦異常，因邀約蘇、浙、揚、粵各處紳 士籌募賑款 ，公舉候選道金福曾等前赴山西，在於被災極重地方親 查戶口，協同地方官紳核實放散。其捐款之最巨者，有廣東曹存善 堂捐助銀一萬兩，當即匯至山西，交金福曾等領收放賑。 查曹存善 堂，係已故五品封典光祿寺署正曹源彰生前撥產特建。茲堂專行善 事，近地窮民， 固已久叨惠澤。現雖物故，而其子曹善業克承先 志，慨捐萬金鉅款，遙濟晉省災黎，洵屬肯堂繼美，好善可風。查 定例，士民捐賑千兩以上 ，即准建坊。今曹善業所捐之款，核諸建 坊之例不啻十倍 。合無仰懇天恩 ，准令曹存善堂循例建坊 ，給予 “好善樂施”字樣 ，以獎曹源彰生前積資行善之美。其子俊秀曹善 業應如何給予優敘之處，恭候敕部核議施行 ，以為紳民好義者勸。 理合附片奏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軍機大臣奉旨：戶部核議具 奏。欽此。8 根據上述史料可知，曹家共有三兄弟，五品封典光祿寺署正曹源彰 （永秋）6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14- 1115頁。7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下冊，第1115頁。8 （清）曾國荃：《曾國荃全集》 第一冊 “奏疏”。岳麓書社，2006年，第547-548頁。

為長，次為曹雨亭，又次為曹渭泉 （即曹有） 。曹善業的嗣父為其大伯曹源彰。 曹源彰，號永秋。據施其樂牧師的研究，曹源彰又叫曹亞安 （即曹安） 。自1834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署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trade，首任總監為律卑勞） 成立伊始到1857年，曹亞安一直為商務監督署效力，是個懂英文的買辦。後隨英國人遷到香港後，依靠自己積累的資本投資於房地產和當押之類的經營活動。1857年退休後返澳，1874年在澳門去世。9 1892年4月28日《澳門政府憲報》中曾有曹善業繼承遺產後 ，澳葡政府要求繳交遺產稅的一則告示裡面提到了曹安，10我們下面還要詳細論及。 曹雨亭，即曹應達，雨亭為其號，在香港開設有慎安銀號 ，11是光緒初年香港著名華商，香港東華醫院的光緒六年 （1880） 庚辰主席。12在林友蘭 《香港史話》 中曾有記述謂：1880年7月， “闔港華人紳商，由梁安 （仁記洋行買辦） ，韋玉 （有利銀行買辦） ，曹雨亭 （慎安號） ，招雨田（廣茂泰南北行） ，黃筠堂（廣記南北行） ，馮明珊 （殼行買辦） ，謝啟東 （義昌南北行） 與伍敘具名， 請求軒尼詩撥出太平山大笪地一段 ，以建立華商會館和保良局之用，但不成功。軒督曾應允向殖民地部部長提出在政府的儲備金中提取四萬元撥給這個新組織之用。英國居民都指責這項計劃是荒謬的。但華人商會終於不用政府的經濟支持而成立了。”13由此可見曹雨亭當時在香港華商中的地位。 曹家兄弟三人熱心慈善公益，其中老大和老二 ，光緒六年以前頗為活躍 ，老三則在光緒六年以後記載較多。澳門各處善堂廟宇的碑記中，皆有其兄弟三人捐贈的記錄。1871年10月28日，籌建華人鏡湖醫院代表澳門華商沈旺、曹有、德豐、王六 （祿） 四人領銜在澳門公物會公所註冊立約 ，曹永秋與曹應達亦列名其中。14 1874年澳門鏡湖醫院結束 “創建值理會”的領導，實行總理制，公推12名總理 ，其中有曹應達 、曹應賢。15在蓮峰廟的 《乙亥重修蓮峰廟碑記》 載，丙寅（ 1866） 年首倡初議重修蓮峰廟值事中有曹應達 ，乙亥首倡重修蓮峰廟值事中有曹應賢。 16並分別以曹存善堂和曹連益堂名義，喜認 “韋陀看臺成張” 、 “地9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pp.127- 128.10 《澳門政府憲報》 1892年4月28日第17號。1 《申報》 1881年1月13日，“江蘇上海機器織布局掛號股份收到五成銀兩第一單。 “啟者，本局 前奉通市大臣檄委，招商集股，創辦機器紡織洋市事宜。⋯⋯今將逐戶掛號股份細數，縷晰登 報⋯⋯再續寄香港慎安銀號曹雨亭先生處廣字型大小冊。⋯⋯”12 李東海：《香港東華三院125年史略》 ，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92頁。13 林友蘭：《香港史話》 ，香港上海印書館，1985年，第80頁。14 《倡建鏡湖醫院碑記·倡建值事芳名》 ，原碑現存鏡湖醫院內。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 善會會史：1871-2001》，第3頁。15 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1871-2001》，第11及第245頁。16 《乙亥年重修蓮峰廟碑記》 ，轉引自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 研究》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5- 196頁。

藏王看臺成張”。 17又據 《澳門掌故》 中云，蓮峰廟光緒二年丙寅 （1875）重修後 ，遂得躋身於澳門三大禪院之列。創辦人為崔鵬舉、王元禧、蔡永基、何伯賢、曹永秋、沈旺、宋紳等7人。18有關曹有即曹渭泉的一些情況，諸多著述已多有論列，這裡就不再贅述了。二、曹子基的繼承權問題與《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 曹有兄長曹安過世之後，因無子，涉及家產的繼承權問題，因此才有其子曹善業出繼為曹安嗣子之事。此事關係甚重，與 《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 的最後頒定，有密切關係。 早在1879年， 《澳門政府憲報》 就曾登載過關於加入西洋籍的華人遺產繼承問題： 大西洋澳門總督子爵施為諭知事。案據爾入大西洋籍之華人稟求 大西洋君主為求身後所遺物業，照華人風俗事例而行等情，本大臣據 情奏請在案，今得接部文，所稱不日有上諭頒發。華人入大西洋籍， 在澳門居住者，所遺物業應照華人風俗事例辦理，惟如有入籍時或入 籍後，有稟求將所遺物業要照大西洋律例辦理者，方照大西洋律例而 行等因。本大臣諒下次祖家火船到來，必有上諭，將此事定實矣。茲 特據情先行諭爾入大西洋藉之華人欣悉。此緊要之事，已遂爾心，可 以暢快，並知本大臣用心體顧爾之便益，並大西洋君主亦有聖意保護 你等也。合行諭知。須至諭者。己卯年閏三月十六日。19 這一時間點剛好在曹有1880年4月加入了西洋籍的前夕。曹有為入籍，還特意 “自備資斧，購買送出水車一架給澳官，以備公用”，20 作為入籍的獻禮，並因此 “獲大西洋大君主賞給御賜聖母金星”。 21並且，曹有入籍與曹家兄弟為曹安捐賑請獎一事，也近乎同時。 雖然澳督稱說下次祖家 （即葡國）火船到時，就會有上諭，然而逾年之後，葡國上諭才來到。據 《澳門政府憲報》 所載1880年8月4日大西洋國上諭： 據管理水師軍務兼管外洋屬地政務部尚書所奏，並與外屬公會及 丞相會公議，按照大西洋國新增國政律典內第十五款附款一所予之權 諭列於後：條款一、將來所有中國入本國籍在澳居住人等，凡有分產17 《乙亥年重修蓮峰廟碑記》 ，轉引自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 研究》 ，第197頁。18 王文達：《澳門掌故》 ，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9頁。19 《澳門政府憲報》 1879年5月10日第19號。20 《澳門政府憲報》 1880年4月3日第14號。21 《澳門政府憲報》 1880年8月7日第32號。

業之事，除該人特稟稱說， 自願照西洋例辦理外，其餘均准照中國風 俗而辦。條款二、前1869年11月18日所定條款第八附款一內B之諭，即 是上款所解，並將前1862年11月26日所定之條款一作為更易，其餘所有 相反之例，盡行銷廢，著該水師軍務兼外洋屬地政務部遵諭頒行。22 其內文中條款二——1869年11月18日所定條款，內容為 “其上諭雖定除免數條，但其除免內，並無言明中國風俗，繼子、養子承其繼父、養父物業，准照親生子而辦，不需繳納轉易物業規銀之語”。23按其語意 ，即是如果華人繼子繼承遺產需要繳交遺產稅。此次上諭即將此條廢止，准入籍華人按中國風俗而辦。 綜合上述內容，可見曹有用心之勞苦，為華人遺產繼承之事與澳葡政府交涉了多次，當然這也是曹家切身利益所關，不得不為之。 1881年10月1日，周葵在華政衙門告曹有管理之小女子為曹亞蘭 、曹正洪（二人為曹安女兒） 欠銀一案。經理事官批將查抄物業發賣填還。24曹有不服 ，代其所管小女子上控，最後判定該案仍照律例辦理。曹有此時為其兄曹安的家產管理人，25所以此處稱 “曹有管理之小女子”。而此案發生後，1882年3月10日，曹有到澳門華政衙門稟請 “照華人風俗事例，凡有妻室之人身故，無男子生下 ，該寡婦應擇一繼子以為承受伊夫遺下之產業”。 “如有親生子或有繼子，其女不應承受伊父母遺下產業，如有親生男孫或有繼男孫，其孫女不得藉代故父承受伊祖父母遺下之產業。” 26顯然 ，曹有的意圖是曹亞蘭、曹正洪無權繼承其父所遺下產業。為防止曹氏家族資產的流失，隨後的1883年，曹安嗣子曹善業稟請，已經年滿十八歲，可以自理家業。據稱：“又查家親會，同議該曹善業果有才幹，可能自理家業。據眾口一詞，均稱可能自理本身家業。”但 ，有人辯稱曹善業沒有十八歲，而且 “所辨之說尚屬有理可行” ，因此沒有被批准。曹善業不服，然而 ，根據葡國律例 ， “須要未冠之後生先呈出足有十八歲實據 ，方可發照準其自理家業” ，12月16日，經澳門辦理上訴案件的文讞總局議定，維持原判。27據1884年8月23日《澳門政府憲報》 ，前面提及的曹亞蘭、曹正洪欠銀一案 ，所查抄的物業，最後還是被抄點發賣。28 《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簽訂之後的1890年6月30日，有關華人風俗繼承問題又起波瀾。這一變化 ，對於晚清時期澳門華人風俗方面的立法 ，甚為重要。據《澳門政府憲報》 載：22 《澳門政府憲報》 1880年10月2日第40號。23 《澳門政府憲報》 1890年8月7日第32號。24 《澳門政府憲報》 1881年10月1日第40號。25 《澳門政府憲報》 1883年12月22日（第51號） 。“曹安在生，業經付託該曹應賢代管理其物業， 並囑咐其身後，亦仍以他管理矣。”26 澳門政府憲報》 1882年3月11日（第10號） 。27 澳門政府憲報》 1883年11月17日（第46號） 。28 《澳門政府憲報》 1884年8月23日（第34號） 。

大西洋管理外洋屬地並水師事務部總辦施利華（Francisco J. daCosta e Silva） 照會事。照得本總辦現奉尚書大臣命，照覆貴督理國課官本年3月22日第26號之來文，內稱如有華人繼子、養子等承受其繼父、養父遺下之物業，可否逼令其繳納轉易物業之規銀等語。茲奉尚書大臣諭飭行知，緣按照中國風俗事例，繼子養子之事，于本國律例全未有載，經已刪除，查民律部第119款所定，如有先生後娶，即准其子為正經子，或經父母認其私子，亦作為正經子。律例所定已有明文，查於1869年11月18日，已奉上諭，著將民律部在外洋屬地頒行 ，其上諭雖定除免數條，但其除免內，並無明言中國風俗，繼子、養子承其繼父、養父物業，准照親生子而辦，不需繳納轉易物業規銀之語。因其繼子、養子或是外人，或是親戚，並非親生者，惟有先生後娶，或經父母認識者，均可作親生子辦理。至於中國風俗事例，祇可准中國人彼此往來通行，但在澳門之中國人，與本國國家往來，其所有之權利，應行之本分， 自當與各別國人一體相同。查1880年8月4日，經奉上諭明定，如系中國人在澳門居住，入西洋籍者，其所遺物業，應援照中國風俗事例均分，倘有稟求願照西洋例均分者，方可照西洋例辦理等諭。業有明文，惟是入西洋籍之中國人，欲照中國風俗擇立繼子、養子，亦無不可，但大西洋國內，並無中國風俗事例，是以繼子、養子承受繼父、養父遺下之物業，所有關涉轉易物業規銀之例，自應遵照繳納，一如外人辦理無異。為此照會貴督理國課官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西洋督理澳門地捫國課官巴。29 關於澳門華人風俗中的財產繼承問題，葡萄牙政府一改過去辦法，繼子繼承物業需要繳納規銀。顯然這是因為中葡條約簽訂後，懸而未決的澳門地位問題塵埃落定，進而將澳門視為 “大西洋國內” ，因此對澳門華人的政策和態度也發生了新變化。 1892年4月27日，澳葡政府督理國課衙門要求曹善業繳交繼承曹安所遺下產業之規銀二萬六千零十五元八毫及印匣並利息。 “如逾限不交 ，則將其產業查抄。” 30 1892年10月25日，曹有到澳門華政衙門稟請表明舊塔里自第一至第十四等號屋，均系歸其主持。31顯然是要說明該物業並非屬於曹善業所繼承的，此舉是應對產業查抄的對策。從後來的史料證據表明，的確有曹善業所繼承的物業被查封，其中一間物業就是中山先生在澳門開設的中西藥局所在地——草堆街80號。這一問題，我們將在後文中詳細論述。 1909年，自中葡勘界問題發生，省城自治會及香山勘界維持會等各界人士奮29 《澳門政府憲報》 1890年8月7 日 （第32號 ） 。30 《澳門政府憲報》 1892年4月28 日 （第17號 ） 。3 1 《澳門政府憲報》 1892年 10月27 日 （第43號 ） 。

起與爭，粵澳關係緊張，謠言四起，華人紛紛內徙 ，而為遏制澳門的香洲開埠在即，澳門前景暗淡，商場冷落。澳門華商彷徨觀望，政府更是寢食難安。為安撫居澳華人，澳葡政府出示甘言籠絡 ，其中特別提及了華人習俗問題 ，內稱：“本督凡關於華人自主及利益之事，無不悉心體察施行，經將便益華人之新章程具奏大君主 ，請准核辦 ，亦有已經頒行者。本督于居澳屬地華人慣用之例俗看待甚優，所以近日特將華人習俗訂定章程，不久即頒行作為律例，俾華人所有自主權利，以便用其俗例而行。” 32據1909年6月17日葡萄牙大君主所頒諭旨云：“1867年7月1日所定民律多款頒行各外省、各屬地，遵照其第八款之附款一 ，聲明在澳門華政署各案，凡系關涉華人風俗者，仍任使用，不予禁止等語。茲查所有澳門婚嫁及繼承遺產之風俗 ，自應訂明 ，著為定例 ，以為權利糾紛之據 。”同時 ， “酌擬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33 一、現將澳門專屬於澳門華人通行之習俗照常准行 ，茲查取彙集 酌擬各條如下。附款：凡系奉教劃民，其嫁娶遵照教例而行。凡本章 程所定與教例不合者，不得強奉教人以遵守。 二、華人男女結婚，照中國教禮儀而行，悉與本國律例所准奉教 人及民律例所准結婚者平等無異。 三、除在成婚之先，已有定明之外，丈夫不須向妻室問允，可以 自行按賣自己之物業，亦可以到案。附款一：凡系贈嫁所得之不動產 業，丈夫如欲將之按賣，必須先問其妻允肯方可。附款二：凡系妻之 父所給與其女名為體己之產業及首飾及衣服 ，均算為妻室自己之物 ， 可以隨便按賣。附款三：所有一切物業，均算為丈夫自己之物。附款 四、體己者是指女子出嫁時得父所私行給與，或未出嫁之先自己買置 不在贈嫁之禮書之內者。 四、凡管理物業之權，概由丈夫掌管。附款，系女子體己名下物 業，不在此例，應歸自己管理。 五、亦可在出嫁之前，定明該女子攜帶之物業，或已嫁之後該女 子自己添置之物業，歸女子管理。 六、只系妻室有犯姦情事，丈夫方可稟官判斷，以妻異居。 七、只為妻室有下列各情事，可稟官判斷 ，與妻異居。 （一） 成婚已過三十五年無生育。 （二） 淩辱丈夫。 （三） 有傳染之瘋疾。 （四） 或好說是非或偷盜或嫉妒。附款，若系丈夫有第三項所指之疾， 其妻室亦可稟官判斷，與丈夫異居。 八、凡有夫妻離異或異居情事，所有子女均歸丈夫。附款，祇為32 《申報》 1909年9月22日， “葡官籠絡華人之甘言”； 《澳門政府憲報》 1909年8月28日（第35號） 。33 《澳門政府憲報》 1909年9月4日（第36號） 。

因第七款之附款所指之緣故 ，則其子女歸於其妻 。 九 、 凡夫妻離異或異居情事已經由官判斷 ，則其妻室有權將自己之物業取回 。 十 、 丈夫既娶正室 ，可以立妾 。 十一 、妾所生子女 ，與正室所生子女一體無異 。 十二 、 丈夫可以斥逐妾侍 ，但須該妾犯有如上款 ，離異及異居兩條所指之情罪方可 。 十三 、華人無子者 ，應立一子承繼 。 十四 、 凡立嗣 ， 要選取兄弟之子相當者 ，先擇兄弟之次子 ， 無則親房至近同輩者之子 。 附款 ， 已立之嗣子生存 ，不得再立一嗣子 。 十五 、 凡人當身死之時 ， 無子亦未立嗣 ， 准其妻于其夫至親之內 ，照上款所定擇一相合者立為嗣子 。 附款一 ， 或其人身死之時 ， 已無妻在室 ，則由其家長為之繼立嗣子 。 附款二 ，如有本款及附款一所論之事 ， 而其人至親之人無次子可擇 ，則亦可擇取其長子 。 十六 、 凡擇立嗣子 。 須在華政衙門立案或立契 。 若所擇之子年已十四歲 ，須其人情願 。 未到十四歲 ，須其本生父母或有權管理其身之人情願方可算為合例之嗣子 。 十七 、凡被取立嗣之子 ，卽離其本身之父母 ， 而于所承嗣之父母則全然有親生子之權利 。對於教例律例俱與生子無異 。 十八 、惟嗣子之本身父母死後並無後人 ，則亦可承受其本生父母遺下之物業 。 十九 、 父母于所生子年已過十六歲未娶而死者 ，應為之擇立一嗣子 。 其已娶之子若夫婦俱死無子 ， 亦應為之擇立一嗣子 。 若年未及十六歲而死之子 ，欲為之立嗣亦可 。 附款 ，凡嗣子系按照上款章程入嗣者 ，其嗣夫故後 ，照教律並民律 ，該嗣子之權利與其笥父無別 。 二十 、 若人身死無子 ，按照本條例所擇立之嗣子系年在未及歲者 ，則所立承產之案 ，要照保孤案卷例立案 。 廿一 、凡立囑書 ，應照西洋律例辦法 。 附款 ：凡秘密囑書 ，可用華文繕寫 ，但要交官畫押 。 准行之時 ，應將民律例一千九百二十二條第一 、 第三 、 第四號所載解明與立囑書之知悉 。 廿二 、 父母死後 ，惟其子得以均分其遺下之產業 。 附款一 ，長子應分照次子所得者之二份 。 若長子已故 ， 則歸長子所生之子 。 附款二 ， 未嫁女子不得分產 ，惟應照次子所得者之四份一 ，送給以為贈嫁之資。 廿三 、寡婦在未再嫁之前 ，有權歸夫家養贍 。

廿四、未分嫁之前，先將產業劃出十份之一留為公產，以為祭掃 之用。其在掛號房註冊，亦應用公家名號。此公產應歸長子管，或有 緣故不應歸長子管理，則於各子公舉一人管理。 廿五、華人到二十歲，便算成為大人，系照中國年歲計，以其出 世之日，無論在年中某月某日，俱算為一歲。 廿六、到十七歲，可以稟官，准其管理自己產業。 廿七、凡屬小童，無論在衙門內外有何事件，俱由其父代理。若 其父已不在、或在而因別故不能代理 ，則其親生之母雖是妾侍亦可代 理。 廿八、凡判斷夫妻離異，須照民律例立案章程四百四十三條內所 合之例定斷。 廿九、如有矢誓之舉，照依澳門按察司衙門常行規矩。附款，矢 誓規矩，詳載下幅，即為本條例定章。 三十、本條例自頒行日起，應將本國全律例所未及者，澳門華人一概 遵用而行。 卅一、若有不是兩廣籍之別省人，在澳居住，亦可按照其本省之 習俗辦理。附款，別省習俗，無論有何憑據表明，必須為西洋律例所 准之憑據方可。 卅二、本習俗章程及其頒行遵守，如有未經指明之條 ，應查照現 在西洋外省全律例，及各分律例而行。 卅三、所有各律例違礙本習俗章程者，將此違礙之例收回。 本諭旨著管理外省事務部尚書遵照施行。 在 《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 中，關於嗣子問題的條款達到八條之多。由此可見， 《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 的出爐 ，與曹有家族就嗣子繼承問題 ，前後與澳葡政府多次交涉，打了很多次官司，應該有著密切的關係。從某種程度上說 ，曹家的繼承問題促成了 《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 的制定與頒佈。三、家道中落：曹家與豬仔頭黃才的官司 曹家發生大的變故，與1905年的一場互訟案有關。據1905年9月2日《澳門政府憲報》 登載的一則釋疑告白可知，此事非同小可： 具釋疑告白人曹善業，現年四十歲，為指明詐圖用破騙局免眾受罔 事。竊善業所得存善堂物業，向系生父渭泉管理 ，曾經當官喊冷買入 屋宇多間，遞1896年渭泉公去世，該囑書內特囑將存善堂盡交與善業管 業收租。除先君二十餘年及業手內十年，前後共三十餘年，輸稅納鈔

管業無異 。 迨至今年三月 ，有客黃才 ， 又名俊光 ， 即俗呼元寶才 ，別字卓然 ， 到舍面稱 ，渠於三十年前曾將屋業多所向曹渭泉按入存善堂為業 ，今來收贖等語 。 業叩其故 ， 乃知黃才 ， 只知當年初按之價與今日相去甚遠 ， 更不知經官喊冷之後 ，該業修築費用甚多 ，且業既喊冷向無任持短價收贖之理 。 惟黃才心圖得利 ，倡言勢力弗足 ，既受曹家抑壓 ，又患資本欠缺 ， 因邀外人湊合公司將興大訟 ，收復舊業等議 。 業官券執持 ，情理的確 ， 守成有藉 ，臨訟無虞 。獨患四方君子 ，誤聽黃才簧鼓 ，或則誤附資財 ，既扛幫之無益 ，或則謬加月旦 ，亦尤怨之資。 業善無端得咎 ，為此揭告 ， 尚希□□公察實為至禱 。再者 ，黃才每當湊用之日，遞向先君借貸 ，前後多次 ， 欠款積計盡有數千未還 ，迄今借單具在 ，且於屋業變盡之後 ，特向本堂討情借風順堂十號大屋一間居住 。 不料立意盤踞 ，經十餘年之久 ，未嘗納租分毫 ，且將該屋分賃收租 。屢責交屋弗恤 ，迫於一千九百口年控官驅逐 。 還屋日， 又將該屋門扇窗櫺 ，凡可移動之屋盡行拆去 。今又設計反噬 ，善業如仍緘默 ，天下孰悉蛇蠍之心 。 用再布及 。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日。 曹善業告白。34 1905年3月間，黃才 （元寶才）找到曹善業，要求以初按之價，贖回30年前向曹渭泉按入存善堂的屋業多所。曹善業不同意，黃才於是準備打官司，擬 “邀外人湊合公司，將興大訟，收復舊業”。曹善業提及的控官驅逐一事，據憲報記載的內容推測，可能與1902年2月28日曹善業稟請查抄黃四遺下物業有關，35並由此造成與黃才的矛盾積聚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果不其然，從1902年到1905年，應該是準備了三年時間的黃才，將曹家告上了澳葡官府，據1906年2月3日《澳門政府憲報》 載： 大西洋澳門按察司書吏宋為通知事。案據居住澳門有妻業主、已 故之曹有即益昌，前在本署有與居住澳門、商人、現鰥之黃才互訟一 案，未經核辦。茲因該黃才赴署稟控，請飭傳到案辦理。是以特限三 十日自憲報第二次刊行本告白之日起計，傳所有已故曹有即益昌之不 知名各後人或其代理人于限滿後第二次堂期，到案辯駁，以憑核辦。 如逾限無人到案，即由國家律司按照律例辦理。為此通知。丙午年正 月初五日。澳門按察司阿經閱。36 揣測曹善業釋疑告白中的語氣，以及黃才每當手頭緊時，就會向曹有借錢，前後多次，有數千之多，而且不還。好像其父曹渭泉虧欠黃才什麼似的。其間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讓人感覺有點不正常。黃才究竟是什麼人？黃才為什麼會將物業按入存善堂？34 《澳門政府憲報》 1905年9月2日（第35號） 。35 《澳門政府憲報》 1902年2月22日（第8號） 。36 《澳門政府憲報》 1906年2月3日（第5號）

ç據1872年12月31日《申報》 有 “澳門元寶才劣跡”一文，其內容為： 前錄澳門黃才被匪人欲行擄勒一事，茲有友自澳返者云，該地傳說黃才者，籍南海，元寶才其混名也 ，作商於澳門，以販人出洋起家，今則饒於蓄，人皆疾惡之。羊城各大憲相近欲拯民水火，下令以幫人於外國為傭一節，務為嚴辦 ，而又將向之業此為食者欲痛懲之。或以才之聲名狼籍，當在律法不容之典。但其寄居澳門，恐置張羅於無奈，遂擬密購重賞以弋之。於是鹿以角而招殃， 象以牙而賈禍。蓋官憲之諭一出，人多垂涎之。有於澳埠欲設陷井以擒之者，糾党四十餘人，擬之竟日，謀終不決。不圖黨中一人具叵測之心，思欲獨謀鉅款，因以此謀告于才，索其謝金數百。才諾之，複稟於西洋憲出差，憑其導往，個中人全數執之。鞫訊之下，律以作奸犯科之條判，令鞭撻而戍于遠方云。此系得之澳門輿論之大都也。37 原來黃才為澳門著名的豬仔頭 ，通過販賣華工出洋發了財 ，聲名狼藉，是粵東官府巨額懸賞捉拿的要犯。如若在內地而不是在澳門，怕是早就沒命了。既然如此，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麼黃才30年前將物業按入曹家了。 至於黃才與曹善業的官司 ，曹家為此花費了多少錢？ 結果如何？ 因史料缺失 ，暫未可知。但是這場官司造成的影響不小 ，是曹家發生 “大地震”的導火索。曹家此後出現頹勢，並一蹶不振。 在1906年9月4日，澳門仁慈堂控告曹子祥及擔保曹善業欠銀七千元。38 1907年5月10日，澳門葡人羅嗹嗉 （Eduardo Gyrillo Loureno） 控告曹善業按揭一案，經澳門按察司判定將已經查封之各屋業出投 ，招人承買。總計在三層樓上街、風順堂街、皇家新街、新步頭街、果欄街等20餘處，估價銀約94686元。39羅嗹嗉為當時澳門律師，雖然未言明代理何人的官司，但考慮前後的事情 ，極有可能是與黃才的那場官司。羅嗹嗉也是澳門葡人中的頭面人物，住在南灣45號 ，1909年和1910年皆為 “澳門納公鈔至多之人”之一。40 曹家發生重大變故 ，以至於全家上下都有點慌 ，家族內部矛盾也跟著出現了。曹氏兄弟多人紛紛發出聲明，或分產 ，或與曹善業劃清界限，或將曹善業排斥在某些產業的管理層之外。如1907年10月6日，曹善麟即曹子祥，稟請表明大堂坊連丁圍第六號屋系伊自己物業。4111月6日，萬益堂股東曹善芬、曹善琮 、曹善珩、曹善瑚登載啟示， “如有股內人私將本該銀提取 ，或將揭單股份單轉賣及37 《申報》 1872年12月31日，“澳門元寶才劣跡”。38 《澳門政府憲報》 1906年9月15日（第37號） 。39 《澳門政府憲報》 1907年5月18日第20號。40 《澳門政府憲報》 1909年10月16日第42號。 《澳門政府憲報》 1910年6月25日第26號。41 《澳門政府憲報》 1907年9月28日（第39號） 。

按揭等事，非經我四人親筆簽名，不能作實。” 42 11月18日，曹善芬、曹善琮、曹善珩 、曹善瑚稟請表明下開各屋，系伊等承受其故父曹有即曹益昌遺下之物業。43 1908年2月29日，曹家的皇家新街門牌四拾九號裕德當生意，公舉曹子祥為總司理人，曹子楠為司事人。本當公議，嗣後永無擔保與及會項等事。44 3月23日，曹善根、曹善麟控告曹善業即曹子基欠銀，將曹善業名下物業於是日估價出投招買。包括水坑尾街、白馬行街、大炮臺街、草堆街、天神巷、由義巷等物業80餘處，總共約值銀50200元。45 《澳門政府憲報》 其後登載的相關內容還有許多，不一一列舉。此外，曹善業在香港法院中也有類似兄弟姊妹間的產業爭執官司多件。 作為家族 “總理產業之頭人”的曹善業經此一役，元氣大傷，曹家也因此家道中落。在1910年澳門首次放裝電話住戶名單中已不見曹家，至1911年8月公佈的澳門納公鈔至多之人名單，同樣沒有曹善業和曹氏家族的人名。不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1915年澳門商會第三屆選舉中，總理為區惠波，盧廉若為副理，曹子基等七人為值理；為澳門鏡湖醫院做出卓越貢獻的曹家，先後仍有多人擔任其中職務，如1910年和1914年曹子祥為公推總理；1934年曹子珊為公推總理。46四、曹家的草堆街80號——中西藥局與孫逸仙離澳 四大寇之一的楊鶴齡，在澳門的住宅是水坑尾斜巷14號，即 “四寇堂”。據其嗣子楊國鏗回憶：楊鶴齡 “辛亥革命以後，家住澳門水坑尾斜巷十四號，還是從舅父曹氏家族中租來的”。47另據訪談亦稱所居四寇堂租自其妻曹氏家族。48楊國鏗還談及中山先生 “在澳門等借款項開創中西藥店，須找借款擔保還銀人，當時我的七姑丈（即楊鶴齡的七妹夫）吳節薇是澳門的豪富，通過我父親的介紹和極力說項，我姑丈吳節薇終於同意了作擔保還銀人，從而使孫中山先生在澳門大街的中西藥店得以開設。”49據上述的內容可知，楊鶴齡的七妹夫為吳節薇，楊鶴齡與曹氏家族的曹子基是郎舅關係。這構成了孫逸仙在澳門行醫期間交往的最初人際關係網路。42 《澳門政府憲報》 1907年11月16日（第46號） 。43 《澳門政府憲報》 1907年11月23日（第47號） 。44 《澳門政府憲報》 1908年3月14日（第11號）。45 《澳門政府憲報》 1908年2月29日第9號附報。46 澳門中華總商會編：《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七十周年紀念特刊》 之《澳門中華總商會歷屆值理、 理事、監事、會董名表（1913- 1984） 》，澳門中華總商會，1983年。47 楊國鏗：《回憶父親楊鶴齡》 ，載關肇碩、容應萸著：《香港開埠與關家》 ，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有限公司，1997年，第59頁。48 胡耀華（採訪輯錄） ：《楊鶴齡事蹟補遺》 ，載廣州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紀念辛亥革 命七十周年史料專輯》 ，中國新聞社出版，1981年，第296頁。49 楊國鏗：《憶述父親楊鶴齡》 ，載廣州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 料專輯》 ，中國新聞社出版，1981年，第293頁；楊國鏗：《回憶父親楊鶴齡》 ，載關肇碩、容 應萸：《香港開埠與關家》 ，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第58頁。

因此之故，當孫逸仙在香港學醫時，偶一返鄉，道經澳門，澳紳曹子基 、何穗田家人，久病不愈，延之診視，一藥便廖，驚為神奇。50孫逸仙與曹子基能夠相識，並為其家人診病，其間的牽線搭橋，楊鶴齡應當是至關重要的因素。1892年7月23日，孫逸仙以 “最優異”成績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51因與澳門紳商比較熟悉，並且已小有名氣，孫逸仙於是年秋間至澳，即籌畫行醫和開設藥局之事。 1892年12月18日， “以醫為業，藐茲一身”的孫逸仙 ，52由澳門紳商吳節薇擔保，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銀。不久，又借第二筆款為1728兩 ，共計3168兩。在澳門草堆街80號開設 “中西藥局” ，並在鏡湖醫院西藥局向病人贈送西藥。53光緒十九年六月十七日（1893年7月29日） ，孫逸仙主持的中西藥局正式開業 ，中西藥局不僅售賣西藥，中藥也是主打產品，可謂名副其實： 本局揀選中西地道良藥，各按中西制法分配成方。 中藥則膏丹丸 散 ，色色俱備，並擇上品藥料，監工督制，每日所發湯劑， 皆系鮮明 飲片。參芪桂朮，不惜重資，購儲極品，以待士商惠顧，冀為傳播。 所制西藥，早已功效昭昭，遍聞遠近 ，無煩贅述焉。 中西各藥，取價 從廉。已於十七日開市。 中西藥局謹啟。54 中西藥局還獲得了澳門紳商盧焯之、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人資助，給到中西藥局治病或往孫先生寓所延請診治者，贈送 “醫金”孫逸仙在澳行醫期間，其醫德及醫術獲得澳門輿論的盛讚。56 然而，中西藥局正式開業未及兩個月，孫逸仙即離澳晉省有事。據1893年9月26日《鏡海叢報》 刊登了一則 “聲明告白” 啟者 ，本醫生晉省有事，所有中西藥局事務 ，統交陳孔屏兄代 理 ，一切出入銀兩揭借匯兌等件 ，陳孔屏兄簽名即算為實 ，別無異 言。光緒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孫逸仙謹啟。5750 孫逸仙博士醫學院籌備委員會編：《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周年紀念史略》 ，嶺南大學， 1935年，第17- 18頁。51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第1卷，中華書局，1991年，第58-59頁。52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 第1卷，《倫敦被難記》 ，第49頁。53 廣東社科院歷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 第1卷《揭本生息贈藥單》 ，第6頁，知見人中有 “曹渭 泉”；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1871-2001》，第23頁。《會史》 稱：“吳節 薇後期代孫中山還了一筆，1919年孫中山先生自還1728兩。”據鏡湖醫院殘存光緒三十三年丁 未年正月廿一日（1907年3月5日）記錄：光緒十九年（1893） 由吳節薇擔保，中西藥局還向鏡 湖醫院借過一筆2400元的款項，五年歸還，一分息。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 1871-2001》，第24頁。54 Echo Macaense（葡文版鏡海叢報），Agosto 1， 1893， p.4. “中西聖藥”55 《鏡海叢報》 1893年7月18日《鏡湖耀彩》 及9月26日《春滿鏡湖》 。56 《鏡海叢報》 1893年7月25日《神乎其技》 。57 Echo Macaense（葡文版鏡海叢報），Setembro 26，1893， p.4. “聲明告白”。 55：。。

這也是有關孫逸仙在澳門行醫的最後記載。到了該年農曆年底，孫逸仙即在省城開設了東西藥局，據1894年2月27日《中西日報》 登載的行醫廣告： 敬啟者，本局敦請大醫生孫君逸仙來省濟世，舊歲底因事返澳度 年，今已由澳回省，謹擇月之初十日（按：正月初十，2月15日） 開 辦，所有贈醫出轎規矩，一律如前。⋯⋯冼基東西藥局謹啟。 孫逸仙為什麼要離開澳門？據 《倫敦蒙難記》 中云： 予既任事於醫局 ，求治者頗眾，而尤以外科為繁。然亞東之閉 塞，甫見開通，而歐西之妒焰已起而相迫。蓋葡人定律，凡行醫於葡 境內者必須持有葡國文憑，澳門葡醫以此相齮齡，始則禁阻予不得為 葡人治病，繼則飭令藥房見有他國醫生所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以 是之故，而予醫業之進行猝遭頓挫，雖極力運動，終歸無效。顧予赴 澳之初，並不料其有是，資本損失為數不少，旋即遷徙至廣州焉。58 而根據筆者分析，這裡有三個方面的原因。59 第一 ，與鏡湖醫院中的中醫生的矛盾有關。1893年12月19日與孫逸仙關係良好的 《鏡海叢報》 刊登了一則 “照譯西論”，據說 “此由本次之西洋報請託名手以繹登，操觚政者不與聞也”。大概是該報主筆考慮到文章言辭激烈，借著所謂的 “西論” ，撇清與己干係，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就對鏡湖醫院瞭解之詳盡而言，這篇文章極有可能出自孫逸仙的手筆： 醫院者，乃為貧病而設，故好善之士，多解囊樂助，以成美舉。 其首要在有實惠于病人，方不負設院本義。夫使有為善之名，而無為 善之實，則不如勿設，以省無益之資矣！若鏡湖醫院者，實無益於貧 病，而徒有其名者也。請略言之。蓋醫院以醫生為最要，若醫生不得 其人，則救人之地反變為殺人之場。今該院之中國醫生，扣其學，則 無有；考其出處，則賣菜擔水者或亦有之。其席位，則三月一易。其 請醫，則不計其能醫人與否，惟視推薦值事情面而定棄取。此則醫生 之弊，亟宜整頓，方為有益。又，病人之進院，不計其症應否入院， 方能醫治。醫生固不曉何等病症應進院，何等不應進院。其司事則體 值事之情面所薦，如無值事薦入，雖危急亦不收；有人薦，則不病亦 收以養之。如此辦法，誠無益於貧病者也。所以澳中善士，又多立一同 善堂以醫人，職此故也。該院惟自孫醫生入內，自籌經費，開創西醫局， 益人甚多。初時，每日街症百餘人，後以經費不多，則限贈五十人之藥。58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 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 第1卷，《倫敦被難記》 ，中華書局，1981年，第50頁。59 參考拙著：《乙未起義前的孫逸仙與劉學詢關係——以〈總理史實訪問記〉 為中心的考證》 ，待 刊稿。

又，遇有大症，則收入院內醫治，如砂淋、肉瘤等症，割愈甚多。此皆為從前所未有，若永遠如此辦法，豈不甚善？但為該院司事、醫生、值事等所忌，諉為經費不敷，遂將內症房停辦，殊為可惜。今街外贈診，該院亦盡委之孫醫，因而現時經費，概由孫醫捐資獨辦，頗有端倪，但獨力難支，須當早籌善法。夫醫院每日只醫十數人，而一年開銷六七千元經費。今西醫局每日醫百數十人，其功十倍，乃令一人擔持其任，亦殊失公道矣。總而言之，欲整頓該院，其法有四：一、將院內中醫生考試 ，方准入院醫人；二、舊時司事，盡行撤換，再由各善士揀擇實力辦事、有心愛人之人，以當斯職 ；三、院內經費當分一半，以給西醫經費；四、病人入院，不說人情，只論其症應否入院醫治。凡此， 皆為有益貧病者起見，我等目視其弊，特為生民請命，所願本澳當道西官設法而整頓之，則幸甚。60 從文中我們能夠看出孫逸仙與鏡湖醫院的中醫之間矛盾衝突情形，鏡湖醫院西醫局系 “為該院司事、醫生、值事等所忌 ，並且經費困難，中西藥局亦受到拖累。 第二，孫逸仙離澳到廣州開設東西藥局，與劉學詢的幫助有很大的關係。據《總理史實訪問記》 載： 翌年癸巳（1893年） ，總理由澳門到廣州晤劉，告以劉行後時過 陳梅村家診病，梅村因知曾往檀香山，且以其兄眉在檀經營咖啡園， 而凡粵人謀事者咸報納其家，嘉為好義，由是倍為親切，深以在澳行 世，囿於一隅為可惜，因勸來省晤劉，籌開藥房，俾推廣業務，開通 風氣。劉聆言，即慨助總理一萬元，複聲言如虧蝕，當再相助。總理 即開設醫館于廣州冼基。61 個中原因的具體辨析，篇幅較長，筆者為此撰有 《乙未起義前的孫逸仙與劉學詢關係——以 〈總理史實訪問記〉 為中心的考證》 一文，此處不贅。 第三 ，與中西藥局所在地草堆街80號的變故有關。這也許就是造成中山先生誤以為遭到澳葡政府迫害或澳門葡醫排擠的重要原因。草堆街80號是曹善業的物業，這從曹家在清末發生變故後，兄弟阋牆，因為爭產而查封拍賣的曹子基物業中，能夠找到草堆街80號。據1908年2月29日《澳門政府憲報》 載： 大西洋澳門按察使司書吏穆為通知事。照得曹善根即善根 ， 曹善 麟即善麟 ，均已娶，居澳 ，業主，前到案控告曹善業即曹子基，已 娶，住澳，業主，欠銀一案。經將後開各屋查封。 茲定於西3月23日 即華二月二十一日12點鐘在本署將該各屋按照估價出投招買，價高者60 《鏡海叢報》 第一年第二十三號（1893年12月9日） ，照譯西論。61 所引內容參考苑書義：《評鮮為人知的〈總理史實訪問記〉 ——兼論孫中山與劉學詢的關係》 ， 載《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 7年第2期。

得。⋯⋯草堆街第八十號屋，註冊五百二十三號第三號B簿第一百五十 頁後幅，估價銀五千元為底。⋯⋯62 我們前面已經講到 ，在1892年4月27日，澳葡政府督理國課衙門要求曹善業繳交繼承曹安所遺下產業之規銀二萬六千零十五元八毫及印匣並利息。 “如逾限不交，則將其產業查抄。” 63又據澳門物業登記局1892年的“物業登記記錄（REGISTO DE PROPRIEDADE） ” ，草堆街80號於1893年1月13日，被宣佈查抄。其中的內文撮譯：“根據1893年1月13日日誌第3號，檢察官代表AlbanoPerecira Pinto de Magalhaes之處⋯⋯（核實檔） ⋯法庭判定建築物為公家直接擁有3年以上是正當的⋯⋯基於這些情況，我宣判Fazenda Nacional （按：即督理國課衙門）為該建築物的直接擁有者。”64有關草堆街80號建築 “物業登記記錄”檔案 綜合上述材料可知，1892年曹善業欠納規銀，具體被查抄了哪些物業，不是很清楚。但，曹善業的物業草堆街80號被查抄後，只是收歸澳門國課衙門管理三年。再根據草堆街80號在曹善業家族內部出現矛盾之後的拍賣記錄，可以知道草堆街80號後來物歸原主了。再考慮到孫逸仙、楊鶴齡和曹善業的關係，中西藥局開設在曹家的草堆街80號，是順理成章的。而且，正是因為草堆街80號被澳葡政府查抄後，設在其中的中西藥局難免要出現問題，比如先前可以少交、緩交或甚至不用交的租金，在改由澳葡政府收租後，應該沒有人情味在裡面。這可能即是62 《澳門政府憲報》 1908年2月29 日（第9號附報）。63 《澳門政府憲報 》 1892年4 月28 日 （第17號 ） 。64 REGISTO DE PROPRIEDADE - 189 2 ， http:/ /www.macauheritage.net/ 80 /cn/content. aspx?page＝history Info. 20 11- 8- 25訪問 。

導致孫逸仙產生了被澳葡政府迫害或澳門葡醫排擠之類的感覺。最終 ，中西藥局在經費緊張，難以為繼的情況之下，孫逸仙只得離開澳門另謀出路。 至於時間上的對應問題，熟悉晚清時期澳葡政府為人詬病的拖杳辦事作風，以及曹家可能的上訴爭辯 ，拖延幾個月才被澳門國課衙門接手 ，也是合情合理的。不過，雖然拖遝，但租金之類並不會少收，一般它會在收租單上寫上自1893年1月13日（即從其管理權生效開始）起之類的說辭。 附 ：關於草堆街80號中西藥局的補充證據 關於中山先生在澳門草堆街80號開設中西藥局問題 ，到目前為止 ，的確還沒有明明白白的文字表述史料記載，給予確證。口述史料倒是有不少。據金國平教授在 《澳門日報》 的發表的研究文章 ，65提到 《儒將馮玉祥日記選評》 一書 ，著者王煜在其 《附錄二：推介 〈政海拾零〉 的珍貴資料》 中為李伯新 《孫中山接生不信邪》 一文所做的按語： 當時孫文住宿澳門草堆街80號，我姨公熊成根 （金按 ：1990年 《大眾報》 主編的《澳門工商年鑒》 ，第190頁上載 “東興金鋪地址： 澳門草堆街七十八號 經理：熊成根”） 先生之父在78號鄰舍創辦東 興金鋪。早晨六時同孫文上茶樓吃點心後，孫回鏡湖醫院義診。淪陷 時期先父攜眷由香港投靠其姨即我的姨婆張瑞敬女士，她前年102歲 病逝，畢生仁慈似間接受孫文感染。她三位女兒中，一位當牙醫嫁西 醫、另一做護士生予成西醫。熊家傾向醫科，與國父非無關係。6 金國平教授又找到有關王煜 （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所述時間更早的第二條資料。登載在香港 《明報》 月刊上： 頁一百二十二載孫中山佚文發現於四川，讓我提供一件國父佚 事。在九三年一月號台北 《歷史》 月刊，專文（金按：莊政 《孫中山 學醫及行醫述略》 ） 考證孫中山於澳門草堆街八十號創辦中西藥局， 每晨七至九時在此行醫，九至十一時赴鏡湖醫院贈醫施藥，且善治奇 難病症。我已故的姨公熊成根先生宣稱：“其父建立澳門首間金鋪： 即草堆街七十八號東興金鋪；清晨拍牆大喊： ‘大炮孫 ，我們去飲茶 啊 ！’”由於口若懸河，國父獲得 “孫大炮”綽號，它明貶實褒。又 因七時開始診病，他必須寓居八十號藥局。抗日時期，我與父母兄弟 住在東興金鋪三樓數年，姨公婆住二樓。國父似感染我兩表姑姊成為鏡 湖醫院（該院尚存國父塑像） 護士及牙醫，我的表弟留英返港行醫。6765 《澳門日報》 2011年3月2日， “研究者認為：草堆街八十號曾為孫中山的診所及住宅。”66 《附錄二：推介《政海拾零》 的珍貴資料》 ，王煜：《儒將馮玉祥日記選評》 ，香港國際學術文 化資訊出版公司，2007年，第588頁。王煜就自己所知所聞逐條加了按語。67 《明報》 月刊，1993年8月號，第142頁。

金國平教授認為：“兩個口述時隔十幾年，稍有出入，但一個基本事實是相同的：‘中西藥局’設在草堆街八十號，同時它還是孫中山的寓所。”並引用著名的澳門土生學者高美士於1945年 （1952年二版，1996年三版） 出版的 《老澳門軼事 （Curiosidades de Macau Antiga）》 一書，進一步證明： 在他一生中這個極其動盪的時期，孫中山必須數次暫居澳門。一 次，他將住所 （residencia） 和診所 （consulterio） 設在草堆街。就在 ‘蝴蝶疋頭’絲綢公司那座樓裡。或許這是一個中國公民施行西醫的第 一 個 地 方 。 68而且指出， “蝴蝶疋頭”正式名稱是 “蝴蝶公司” ，就設在草堆街80號。這是葡語對孫中山與草堆街80號關係的明確涉及。在1935年和1937年的澳門指南（DIRECToRIO DE MACAU） 中，高美士所提及的葡語譯音U-tip-gong-si，粵語發音即是蝴蝶公司。69 驗證王煜口述史料的另一個關鍵：熊成根之父在草堆街78號有無建立澳門首間金鋪。另外，據 《澳門政府憲報》 1907年2月9日（第6號）載： 大西洋澳門按察司兼理商局書吏穆為通知事。茲定於西二月十一 日即華十二月廿九日十一點鐘，在本署大堂將匯興倒盤銀店所占草堆 街七十八號東興打銀店之一股份出投，招人承受。其價銀八百七十四兩即 一千二百二十三元六毫為底，誰出價至高者得。其管理此案倒盤事務系狀 師剛夏威。合併通知。丙午年十二月十五日。按察司兼理商局長阿經閱。 又同年 《澳門政府憲報》 1907年2月23日（第8號）載： 大西洋澳門按察司兼理商局書吏穆為通知事。茲定於西三月初四 日即華正月二十日十一點鐘，在本署大堂將剛夏威狀師管理倒盤之匯 興銀店所占草堆街七十八號東興打銀店之一股份出投，招人承受。其 價銀以原估八百七十四兩即一千二百二十三元六毫之一半為底，誰出價 至高者得。為此通知。丁未年正月初三日。按察司兼理商局長阿經閱。 從上述兩條史料來看，東興打銀店即是東興金鋪，進一步證明王煜所口述的史料沒有問題，草堆街七十八號的確為東興金鋪。 通過上述的史料說明，以及前述曹善業遺產繼承問題所查抄的草堆街80號的邏輯推斷，我們完全可以達到所謂的 “邏輯和歷史的一致” ，中西藥局的確是設在草堆街80號，可以確定無疑。68 （葡 ） 高美士 ： 《老澳門軼事 （Curiosidades de Macau Antiga） 》 ，澳門文化司署 ， 1996年 ，第 172- 175頁 。69 DIRECTo RIO DE MACAU， 1935， p.xxxiv； DIRECTo RIO DE MACAU，1937， p.xxxi. http://www. macauheritage.net/80/cn/content.aspx?page＝macaoDirectory. 20 11- 8- 25訪問 。

從館藏文物“揭本生息贈藥單” 看孫中山與澳門帥 倩 摘要 ：澳門 ，作為中國人接觸西方的第一站 ， 眾多西方人士聚集于此 ，他們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科技 ，也把近代西方文明傳播開來 。 19世紀末葉 ， 內憂外患的政治局勢讓這裹成為了眾多仁人志士救國圖強夢想的起點 。 這裹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搖籃 ，本文希望試從廣州博物館館藏文物 “孫中山寫給鏡湖醫院的揭本生息贈藥單”開始 ， 簡述澳門士紳對孫中山早年行醫贈藥的幫助及後來對其革命活動的支持 。 關鍵詞 ：孫中山 ；揭本生息贈藥單 ；吳節薇 ；飛南第 ；鏡海叢報 ；革命 ；澳門 廣州博物館藏有一份1892年12月18日（清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 ，孫中山（孫逸仙）為創辦中西藥局向澳門鏡湖醫院借款的 “揭本生息贈藥單”。全文如下： 立領揭銀人孫逸仙：緣逸仙訂議在澳門大街開創中西藥店一間，需銀寄辦西國藥料，今托吳節薇兄擔保，揭到鏡湖醫院藥局本銀貳千大員，〧〢兌重 ，壹千四百四拾兩正。言明每百員每月行息壹員；算其息 ，仍托逸仙代辦西藥贈送 ，逸仙自願贈醫不受謝步。此本限用五年為期，到期如數清還 ；或過期不測，無力填還，擔保人吳節薇兄自願填足，毋得異論。欲後有憑，立明領揭銀單一紙 ，當眾簽名，擔保人亦的筆簽名，交與鏡湖醫院藥局收執存據。 擔保還銀人：吳節薇的筆。 知見人：黎若彭、阮建堂、黎曉生、曹渭泉、張楨伯、宋子衡。 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立領揭銀人孫逸仙的筆。 此件橫：32.5 米，縱：25.5匣米 ，原由廣東人民圖書館收藏，後轉到廣東文獻館 （中山圖書館） ，再移交廣州博物館。這件文物上有孫中山署名 “孫逸仙”的親筆簽名，為孫中山早年行醫的歷史見證，且存世較少，極為珍貴，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這份揭單不僅詳細記載了孫中山借款的原因、數額及利息等內容同時，也介紹了一個叫吳節薇的人為孫中山的此次借款提供連帶擔保責任，吳節薇是孫中山好友 “四大寇”中楊鶴齡的妹夫，為澳門富商，信譽昭著，為鏡湖醫院善長 ，即鏡湖醫院大筆的捐款人。另外6位知見人，其中黎若彭和黎曉生 ，是當年鏡湖醫院的總理 ，其餘阮建堂、曹渭泉、張楨伯、宋子衡亦屬鏡湖醫院院 帥倩：廣州市博物館。厘*

董，可以說他們既是孫中山借錢見證人也是審批人。可見他們對孫中山醫術的肯定及對其人品的信任與器重。 1892年12月18日，孫中山獲得澳門紳商黎若彭等人支援，又得吳節微做擔保人，向鏡湖醫院藥局借得本銀兩千員，每百元月息一員，每月利息，作為孫中山中西藥局行醫贈藥的費用。後孫中山租下澳門草堆街84號，開設中西藥局。 1893年9月26日，吳節薇、宋子衡、盧焯之、曹子基、何穗田、陳席儒等澳門士紳聯名在 《鏡海叢報》 （葡文稱之為 “Echo Macaens” ，譯作 《澳門回聲報》 ）上為孫中山賣廣告，刊載 《春滿鏡湖》 一段廣告，稱孫中山為 “大國手孫逸仙先生”，性情和厚，且從游英美醫學名師學識精明，在澳門擔任義務西醫數月間經已 “甚著功效”。可見他們對孫中山醫術與人品的極大肯定。廣告全文如下： 大國手孫逸仙先生，我華人而業西醫者也，性情和厚 ，學識精 明，向從英美名師游洞窺秘奧，現在鏡湖醫院贈醫數月甚著功效，但 每日除贈醫外，尚有診症餘閑在。 先生原來不欲酌定醫金過為計較，然而稱情致送義所應然，今我 同人為之釐訂規條，著明刻候每日由十點鐘起至十二點鐘止，在鏡湖 醫院贈醫不受分文，以惠貧乏。復由一點鐘起至三點鐘止在寫字樓候 診，三點鐘以後出門就診，其所訂醫金具系減贈，他如未訂各款要必 審視其人、其症，不事奢求，務祈相與有成，俾盡利物濟人之初志， 而巳下列條目於左： 凡到草堆街中西藥局診症者，無論男女送醫金壹毫，晨早七點鐘 起至九點鐘止。 凡親自到仁慈堂右鄰寫字樓診症者，送醫金壹員。 凡延往外診者，本澳街道送醫金二員，各鄉市鎮遠近隨酌。 凡難產及吞服毒藥延往救治者，按人之貧富酌議。 凡成年包訂，每人歲送醫金五十員；全家眷口不逾五人者，歲送 醫金百員。 凡禮拜日十點鐘至十二點鐘，在寫字樓種牛痘，每人收銀壹員； 上門種者，每人收銀三員。 凡補崩口、 崩耳、 割眼膜、 癰瘡、癧瘤、 淋結等症，屆時酌議。 凡奇難怪症，延請包醫者，見症再酌。 凡外問延請，報明急症，隨時速往，決無遷延。 凡延往別處診症，每日送醫金三拾員，從動身之日起計。 同年 ，10月7日，吳節薇、盧焯之等澳門知名紳商再次具名刊登 《春滿鏡湖》 廣告 ，不僅介紹了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

術，還親自為其定下了十項行醫規條，從各項門診到出診的時間以及收費的標準，都都一一列明。同時，尤其表彰了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不欲酌定醫金，過為計較” ， “在鏡湖醫院贈醫，不受分文，以惠貧乏” ， “凡外間延請 ，報明急症，隨時速往，決無遷延” 中西藥局的開設 ，不僅是孫中山人生第一次從商活動 ，1也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一步。孫中山在澳門行醫不久，便認識了一位土生葡人——飛南第 （FranciscoH. Fernandes） 。《鏡海叢報》 便是飛南第於1893年7月10日創辦的，館址在澳門下環正街三號，是一份週刊 ，逢禮拜二出版 ，中葡文各一紙。 《鏡海叢報》 報業創辦以來刊登了多則與有關孫中山行醫和中西藥局的消息， 《春滿鏡湖》 、 《中西聖藥》 2 、 《神乎其技》 3、 《聲明告白》 4等廣告聲明在中、葡文版中均有報導。 此外，早在1893年7月18日，在 《鏡海叢報》 第五頁在 《本澳新聞》 鏡湖耀彩一欄中，就已刊載這樣一段消息： 陳宇，香山人，六十一歲，患沙痳八年矣，辛楚殊常。頃在醫院 為孫醫生割治，旬日便痊，精健倍昔。 又西洋某婦，胎產不下，延孫治之，母子皆全。 又賣麵食人某，腎囊大如斗，孫醫用針刺去其水，行走如常。 又大隆紙店兩伴，誤為毒藥水焚炙心胸頭面，勢甚危殆，孫醫用 藥敷之，旬時就愈。 又某客棧之伴，與妻角口，妻於夜半吞洋煙求死，次晨八點鐘始 有人抬到孫館，如法救之，亦慶更生。 又港之安撫署書寫人尤其栋，患吐血症多年不廖 ，華醫束手，親 造孫醫求治，一月奏效。5 從文中所列的孫中山治癒的6個病例，手術割沙痲、治難產、針刺治小腸氣、治服毒、治燙傷和吐血症等，可見孫中山醫術之精湛，簡直可謂 “神乎其技”通過 《鏡海叢報》 對其醫術及中西藥局消息多次的宣傳廣告，讓從醫科學校畢業不到一年光景的孫中山，譽滿澳門。 飛南第不僅是孫中山忠實的好友 ，也是其革命事業的有力支持者 ，他不但在 《鏡海叢報》 刊登多則與有關孫中山行醫和中西藥局的消息 ，為其進行宣傳，1895年10月26日，孫中山多領導的第一次武裝起義 “乙未廣州起義”失敗 ，孫中山逃至澳門，飛南第更不顧生命安全將其藏匿起來。是年11月6日， 《鏡海叢1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中華書局出版，1981年，50 頁。2 《基督教週報》 ，第2441期，孫中山在澳行醫開設中西藥局，2011年6月5日。3 《基督教週報》 ，第2443期，孫中山在i 門行醫多創新猷，2011年6月19日。4 《基督教3 報》 ，第2445期，孫中山在澳門有兩則《聲明告白》 ， 2011年7月3日。5 基督教週報》 ，第2442期，孫中山《春滿鏡湖》 有規定，2011年6月12日。。

報》 更刊登了廣州起義的電訊及社論 《是日邱言》 ，不僅介紹了起義的情況，同時還盛讚孫中山是 “蓋示聰穎絕倫之士⋯⋯所志甚大”。緊接著，為躲避清政府設在澳門的眼線，擺脫清政府的追捕，飛南第利用其特有的葡人身份，與孫中山一同喬裝離開澳門，經香港到達日本。11月12日，在飛南第的陪同下，孫中山抵達神戶，隨後轉赴橫濱進行革命宣傳，不久成立興中會橫濱分會。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飛南第以澳門議事公局議員名義向澳督建議集會升旗慶賀中國國民革命成功，並於1912年1月11日親筆致函孫中山表達關注之情。 至16世紀中葉起，隨著中西貿易交流的日益頻繁，澳門不僅成為了近代中國最早開放的對外貿易港口之一，同時也成為了中國人最早接觸、瞭解西方異質文化的地區之一，是眾多仁人志士救國圖強夢想的起點。雖然在澳門行醫時間不長，但年輕孫中山卻在這一期間接觸到不少飽學之士，除富商吳節薇、土生葡人飛南第等人外，他還與旅居澳門的改良派人士鄭觀應，6澳門富商盧九、盧廉若7家族等有著密切的來往，通過與他們的交往，年輕的孫中山認識到只有革命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換來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在這些澳門士紳無私的支持與幫助下，澳門成為了孫中山革命生涯的起點，同時，也成為了他革命活動的重要舞臺。 8 雖然孫中山離開了澳門，但他在澳門點燃的革命之火並未熄滅。1905年 （清光緒三十一年） ，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1906年馮自由等在香港成立同盟會分會，旋即派劉樾航，阮亦周，劉思復等前往澳門發展會員，在荷蘭園和隆街21號設立機關，對外稱 “樂群書室”。1910年，孫中山指示謝英伯、林君復等在澳門建立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總支部 （機關初設南灣41號，後改在濠鏡閱書報社） 。 1911年8月，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總支部在南灣41號召開秘密會議，根據孫中山指示，決定策動香山起義。1911年辛亥武昌首義成功後，廣東醞釀獨立，孫中山指示同盟會澳門分會負責人林君復、林警魂著手組織起義。是年11月2日，即武昌起義成功不足一月之後，香山起義的槍聲打響，11月6日，香山縣城光復。1912年袁世凱竊國後不久，其爪牙龍濟光出任廣東都督，廣東陷入血腥恐怖之中。1914年，同盟會會員朱執信奉孫中山之令返回廣東，以澳門為據點，準備討伐龍濟光。1915年11月，朱執信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軍廣東司令長官，負責廣東方面軍事，在澳門秘密設立討龍軍事指揮機構，同時積極擴展中華革命黨組織。此時的澳門又成了革命黨人的討龍基地。可以說，澳門一直是革命黨人可靠的根據地。而廣州博物館館藏的這份1892年孫中山向澳門鏡湖醫院借款揭單正是孫中山早年在澳門活動及其社會影響的重要實證，彌足珍貴！6 鄭觀應（1842- 1922），近代維新思想家，曾任買辦、粵漢鐵路公司總辦等職，主張西學變法革 新，與孫中山志趣相投，交往甚密。參見郭展禮：《孫中山先生與澳門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 出版部，1997年。7 盧廉若（1878- 1972），清末澳門富商盧九（1948- 1907）長子，辛亥革命成功後，為打擊盤踞在 粵地的挂系軍閥，捐資支持孫中山革命。1912年、1913年孫中山曾兩次下榻盧園春草堂。參見郭 展禮：《孫中山先生與澳門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7年。8 《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 “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中華書局，198 1年 ，第50頁 。

孫中山在澳門的行醫活動探析彭 蕙* 摘要 ：澳門是孫中山走入社會的最初舞臺 ，他從香港的西醫書院畢業後就來到澳門鏡湖醫院行醫 ，成為澳門有史以來首位華人西醫。他在鏡湖醫院開設中西藥局 ，成為中國中西醫結合的開始 ， 而且在行醫的過程中得到了澳門同胞的大力支持 。 然而在革命的旗幟下 ，其行醫的經歷似乎已經被人淡忘 。本文就所掌握的資料 ，對孫中山在澳門的行醫活動做一探析 ，從中可以看出孫中山不僅有 “醫人”的責任 ， 更有 “醫國”的遠大理想和抱負，其行醫治病成為他在澳門進行社會工作的第一步 。 關鍵字 ：孫中山 ；澳門 ； 中西藥局 ；鏡湖醫院 澳門作為中國最早的對外港口和通向世界的重要門戶，與許多先進的中國人士——從維新志士到革命党人發生過密切關係，為從事救亡和變革的仁人志士 ，提供了具有特殊條件的門戶和舞臺。而它在孫中山的生涯中的地位和作用，更超過了許多同代人士：少年時代，他多次往來於故鄉與澳門之間，外出學習，放眼世界；青年時期，他在澳門行醫，踏入社會，志在改造國家；辛亥革命前後 ，他和他的戰友們在澳門繼續有過重要活動。然而在革命的旗幟下，其在澳門行醫的經歷似乎已經被人淡忘。本文擬就以孫中山在澳門一年的行醫活動為中心 ，探討其不僅有 “醫人”的責任，更有 “醫國”的遠大理想和抱負，澳門成為他邁向革命職業生涯的平臺。 1866年，孫中山出生於廣東省翠亨村。孫中山早年學醫，與澳門有著密切的關係。1886年秋進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科學校學醫。次年轉入香港西醫書院就讀。 《革命逸史》 中載：“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 ，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 11892年7月孫中山以優良成績畢業于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康得黎發表演講，並為其頒發行醫執照。秋，孫中山在澳門鏡湖醫院行醫。2 鏡湖醫院是由澳門的華人集資創辦的，創立之初，只有中醫、中藥，尚無西 彭蕙：華南理工大學思想政治學院講師。1 馮自由：《革命逸史》 初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1年。2 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志》 ， 《孫中山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

醫。西醫的設立完全是從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開始的。關於澳門鏡湖醫院的創建， 《清末澳門鏡湖醫院的建立和發展》 3一文認為至少有四點原因，澳門傳統的教會醫院已不適應澳門城市發展的需要；澳門傳統的公共組織已不適應近代社會慈善事業的需要；隨著華人在澳門社會經濟實力的增強，創建鏡湖醫院這一帶有一定政治色彩的華人社團，正是澳門華人積極參與澳門社會公共事務的政治訴求；香港東華醫院的創建在客觀上也對澳門創建鏡湖醫院產生一定的影響。無論何種原因，鏡湖醫院的建立對於改善當時澳門的醫療狀況、推動城市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872年建成的鏡湖醫院主體建築為一連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後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兩邊偏廳，共有大屋九間，另外還有醫房三座六十間，分別稱為 “福壽”、 “康寧”、 “平安”醫房。初建時醫院占地達 “一十八畝五分九尺二寸” ，折合12萬平方尺。從當年繪製的 《鏡湖醫院全圖》 及當年拍攝的鏡湖醫院照片看，這是一座完全傳統式的中國建築，以其占地面積和建築格局，鏡湖醫院在當時的條件下應是一座頗具規模的華人醫院。4 1874年設立藥局，一直到1893年11月，鏡湖醫院正式設立西醫局： 鏡湖醫院之創開西醫局也，經費慮有未敷，遍發緣部，以呼將伯 首，由前山文武衙署捐助百元，已登前報。今接檀香山埠商唐輝涵翁 來信，該埠之人，多有情殷桑梓。踴躍投捐。⋯⋯西醫局之開，殊大 益於澳門，足補華醫之不及，瘡傷各症，猶為神妙。5 之後，鏡湖醫院先後在灣仔、蓮峰山和路環島設立分院，擴大規模，為更多的人服務，同時也提高了鏡湖醫院的知名度。 1892年6月，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由於從事革命活動而遭緝捕，故當時無法留港行醫。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 ，曾應澳門著名紳商曹子基、何穗田等人的邀請，治癒他們久病的家人，故與澳門紳商稔熟。其醫術在澳門已有一定聲望。6因此 ，1892年7月，孫中山剛剛畢業便應何穗田等人的邀請到了澳門 ， “以醫為業，藐茲一身”。79月，孫中山到鏡湖醫院，擔任醫院的 “義務醫席” ，向病人免費贈醫，並向澳門鏡湖醫院值理們推薦西醫，故鏡湖亦一破舊例，兼用西醫西藥，並聘孫先生主持。8孫中山成為鏡湖醫院的第一位華人西醫，頗為感慨，寫道：3 湯開建、馬根偉：《清末澳門鏡湖醫院的建立和發展》 ，載《澳門研究》 2005年第31期。4 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4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6頁。5 《鏡海叢報》 1893年11月14日。6 《澳門編年史》 ，第4卷，第2010頁。7 《倫敦被難記》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 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第49頁。8 《澳門編年史》 ，第4卷，第2010 頁。

予既卜居於澳門，澳門中國醫局之華董所以提攜而噓拂之者無所 不至，除給予醫室及病房外，更為予購置藥材及器械於倫敦。此事有 大可注意者一端 ，則自中國有醫局以來，其主事之官紳對於西醫從未 嘗為正式之提倡，有之， 自澳門始。予既任事於醫局 ，求治者頗眾， 而尤以外科為繁。9 孫中山提出 “自願贈醫” “西藥贈送” ，擴大了西醫西藥在華人中的影響力。1892年12月18日，孫中山還由吳節薇等擔保 ，向鏡湖醫院借銀1440兩 ，不久，又借第二筆款為1728兩 ，共計3168兩。在澳門草堆街80號開設 “中西藥局” ，向病人贈送西藥。當年的借據至今還保存在鏡湖醫院： 立領揭銀人孫逸仙： 緣逸仙訂議在澳門大街開創中西藥店一問，需銀寄辦西國藥料。今托 吳節薇兄擔保，揭到鏡湖醫院藥局本銀貳千大員，□兌重，壹千四百四拾 兩正。言明每百員每月行息壹員，算其息，仍托逸仙代辦西藥贈送，逸仙 自願贈醫，不受謝步。此本限用五年為期，到期如數清還；或過期不測， 無力填還，擔保人吳節薇兄自願填足，母得異論。欲後有憑，立明領揭銀 單一紙，當眾簽名，擔保人亦的筆簽名，交予鏡湖醫院藥局收執存據。 擔保還銀人：吳節薇的筆（簽名） 知見人：黎若彭、阮建堂、黎曉生、曹渭泉、張楨伯、宋子衡 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 立領揭銀人：孫逸仙的筆（簽名） 10 該藥局又獲澳門紳商盧焯之、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人資助，給到中西藥局治病或往孫先生寓所延請診治者，贈送 “醫金”。★1893年在報紙上刊登告白：本局撿選中西地道良藥，各按中西制法分配成方，中藥則膏丹丸散色色具備，並則上品藥料監工督制，每日所發湯劑皆系鮮明飲片。參耆桂朮，不惜重資購儲。極品以待士商惠顧 ，冀為傳播。所制西藥早已功效昭昭，遍聞遠近，無煩贅述焉。中西各藥取價從廉 ，已於十七日開市。12類似的告白幾乎每週刊登一次。孫中山在澳門行醫近一年的時間，雖然時間不長，但是對於鏡湖醫院的發展9 《倫敦被難記》 ， 《孫中山全集》 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0頁。10 《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6-7頁，據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廣東文物》 （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 1941年版）上冊影印吳節薇藏原件。11 《鏡海叢報》 1893年7月18日《鏡湖耀彩》 及9月26日《春滿鏡湖》 。12 《鏡海叢報》 1893年9月26日《中西聖藥》 。二

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孫先生認為中醫雖然有許多可取之處，但是應該融入西醫的成分， “以濟中醫所不及”。13在他的多次建議下，院方同意破除舊例，開設西醫西藥的工作。同時，孫中山也在鏡湖醫院開設免費門診，1893年9月26日《鏡海叢報》 載： 大國手孫逸仙先生，我華人而業西醫者也。性情和厚 ，學識精 明，向從英美名師游，洞窺秘奧，現在鏡湖醫院贈醫數月，甚著功 效。但每日除贈醫外，尚有診症餘閒在。先生原不願酌定醫金，過為 計較 ，然而稱情致送 ，義所應然。今我同人為之屋訂規條，著明刻 候，每日由十點鐘起至十二點鐘止，在鏡湖醫院贈醫，不受分文，以 惠貧乏。復由一點鐘至三點鐘止，在寫字樓候診，三點鐘以後出門就 診。其所訂醫金，俱系減贈，他如未訂各款，必審視其人其症，不事 奢求，務祈相與有成，俾盡利物濟人之初志而已。下列條目於左： 一、凡親自到仁慈堂右鄰寫字樓診症者，送醫金一元。 二、凡延往外診者，本澳街道送醫金二元；各鄉市鎮，遠近隨酌。 三、凡難產及吞服毒藥延往救治者，按人之貧富酌議。 四、凡成年包訂，每人歲送醫金五十元；全家眷口不逾五人者， 歲送醫金百元。 五、凡遇禮拜日，十點鐘至十二點鐘在寫字樓種牛痘，每人收銀 一元；上門種者，每人收銀三元。 六、凡補崩口崩耳、割眼膜、癱瘡、癘瘤、淋結等症 ，屆時酌 議。 七、凡奇難怪症，延請包醫者，見症再酌。 八、凡外問延請，報明急症，隨時速往，決無遷延。 九、凡延往別處診症狀，每日送醫金三十元，從動身之日起計。14 孫中山不僅醫術高明，而且為病患贈醫送藥，每天求診者絡繹不絕， 其醫生之品德及高明的醫術獲得澳門輿論的盛讚。15根據 《鏡海叢報》 1893年12月19日的報導： 該院 （指鏡湖醫院——引者注） 惟自孫醫生入內 ， 自籌經費 ， 開創西醫局 ， 益人甚多 。 初時 ，每日街症百餘人 ，後以經費不多 ，則限贈五十人之藥 ，又遇有大症 ，則收入院內醫治 ，如砂淋 、 肉瘤等症割愈甚多 ，此皆為從前所未有 。 1613 《革命逸史》 ，初集，第9頁。14 《鏡海叢報》 1893年9月26日《春滿鏡湖》 。15 《鏡海叢報》 1893年7月25日《神乎其技》 。16 《鏡海叢報》 1893年12月19日《照譯西論》 。

孫中山為貧苦市民義診贈藥，給當時的澳門當地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為澳門乃至中國的醫療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時的澳門 《鏡海叢報》 詳細記錄了孫中山的業務範圍，診病地點，診病時間等，讚譽他精湛的醫術和高尚的醫德。孫中山在澳門行醫 “不滿兩三月，聲名鵲起”。有一份當年登報的廣告，其中能看到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各項門診、出診時間以及收費標準： 早晨7時起至9時止，在 “草堆街中西藥局診症，醫金為2毫” 由10時起至12時， “在鏡湖醫院贈醫，不受分文，以惠貧乏” 下午1時至3時，在 “仁慈堂右鄰寫字樓診症”醫費1元。 “3時以後 ，出門就診 ，其所定醫金 ，俱餘減贈，他如未訂各款 ，要必審視其人證，不事奢求。” 1893年7月18日， 《鏡海叢報》 又刊登讚譽孫逸仙先生在澳門行醫濟世告白： 陳宇，香山人，六十一歲，患沙麻八年矣，辛楚殊常，頃在醫院 為孫逸仙醫生割治，旬日便痊 ，精健倍昔。又西洋婦某，胎產不下， 延孫逸仙治之，母子皆全。又賣麵食人某，腎囊大如斗，孫醫用針刺 去其水 ，行走如常。 又大隆紙店兩伴 ，誤為毒藥水 ，焚炙心 、胸 、 頭、面，勢甚危殆，孫醫用藥敷之，旬日就愈。又某客棧之伴，與妻 角口，妻于夜半吞洋煙求死，次晨八點鐘，始有人指到孫醫館，如法 救之，亦慶更生。又港之安撫署書寫人，尤其梀，患吐血症 ，多年不 瘳，華醫束手，親造孫醫求治，一月奏效。17 余患此疾廿餘年，愈治而愈甚，⋯⋯。友人何瑞田聞之見訪，力 陳孫逸仙之人品學問及所習歐洲醫法，堅囑延其施治。予久聞孫逸仙 之名，亦知其醫法無論內外奇難雜症，莫不應手回春，奏效神速 ，且 非以此謀利者。及經何瑞田力薦，予愈信之不疑，遂于去歲臘月封篆 後延請孫逸仙診視。⋯⋯。念餘年痼疾，一旦頓除，因之家內男女老 幼、上下人等，亦皆信之不疑 ，請其醫治，或十數年之肝風，或數十 年之腦患，或六十餘歲之咯血，均各奏效神速。18 孫中山為病人贈醫送藥，卻遭到 “該院同事、醫生、值事等所忌”，且 “現時經費，概由孫醫捐資獨辦，頗有端倪，但獨立難支”，19故他的西醫門診僅開設幾個月就停辦，不過鏡湖醫院的西醫局服務卻未中止。孫中山所言：“亞東之閉塞，甫見開通，而歐西之妒焰已起而相迫”。20葡籍醫生對孫中山的排擠，後因澳門，17 《鏡海叢報》 1893年7月18日《鏡湖耀彩》 。18 《鏡海叢報》 1893年7月25日《神乎其技》 。19 《鏡海叢報》 1893年12月19日。20 《倫敦被難記》 ， 《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50頁。。。

葡人定律，凡行醫於葡境內者必須持有葡國文憑，澳門葡醫以此 相齮齕。始則禁阻予不得為葡人治病，繼則飭令藥房見有他國醫生所 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予之醫業之進行粹遭頓挫，雖 極力運動，終歸無效。顧予赴澳之初，並不料其有是，資本損失為數 不少，旋即遷徙至廣州焉。21 孫中山在澳門行醫近一年的時間，後轉至廣州、香山一帶行醫。1893年9月26日， 《鏡海叢報》 刊登了一則 “聲明告白”，這是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最後記載：啟者，本醫生有事，所有中西藥局事務，統交陳孔屏兄代理一切，出入銀兩借匯兌等件陳孔屏兄簽名即算為實，別無異言。光緒19年8月16日，孫逸仙謹啟。 有學者指出：這個時期的孫中山還是 “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 ，還沒有 “激進主義”的行動。22 雖然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時間不長，但是足以看出，孫中山有從 “醫人”到 “醫國”的遠大抱負。而且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與革命事業的開端，與他早年在澳門的活動確實有著非比尋常的關係。用孫中山自己的話說，那就是：“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23 當年在香港求學的時候，孫中山就已經開始考慮通過各種途徑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期間，孫逸仙就： 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 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 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陳少 白、尤少紈 （即尤列——引者注） 、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 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 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 莫不為革命之言論 ，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 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 問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 ‘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24 1890年，孫中山也曾在一封信中寫到：“留心經濟之學十有餘年矣，遠至歐洲時局之變遷，上至歷朝制度之沿革，大則兩間之天道之事，小則泰西之格致語21 《倫敦被難記》 ，《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50頁。22 林家有：《孫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產生、形成及其理論架構》 ，載林家有：《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 道路研究》 ，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0- 141頁。23 《建國方略》 ，《孫中山全集》 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29頁。24 《建國方略》 ，《孫中山全集》 第6卷，第229頁。三

言，多有旁及。⋯⋯某之翹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書總署，以陳時勢之得失。”25而且每到假期 ，孫中山在返回家鄉途經澳門時 ，常去拜訪鄭觀應 ，交談對時局的看法，商討學習西方、抵禦外侮等問題。26其實孫中山于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即 “決計拋棄醫人生涯 ，而從事于醫國事業”。 27孫中山對行醫從來不抱過高期望，在他看來，行醫僅僅是 “入世”的一種途徑而已。他早已確認， “醫術救人所濟有限，其他慈善事業亦然，若夫大權力者，無如政治。政治之勢力，可為大善，亦能為大惡。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惡劣政府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28 資產階級革命派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進行活動，使澳門成為革命派活動的秘密通道。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積極進行革命活動，聯絡有志之士 ，準備建立革命團體。也由於孫中山在澳門，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等人都不時到澳門與孫中山暢談時政，策劃革命，澳門一度成為革命志士最早的活動地點之一。孫逸仙等人來澳門時，即住水坑尾14號楊鶴齡寓所。楊之寓所就成為他們經常聚會的地方，人稱 “楊四寇堂”。29馮自由稱： 孫逸仙 “居澳半載，時欲物色熱心同志如鄭士良、陳少白其人 者 ，杳不可得。只有同邑人陸皓東、楊鶴齡 、楊心如等數人往來石 岐、香港、澳門間。相與暢談時政，餘人皆不敢引為知己，因之遂有 易地廣州另創門面之意。適是時當地葡醫因總理醫業興盛，大招所 忌，遽提出禁止外籍醫生在澳門操業之議。總理早認識澳門一地不能 為政治之活動，乃乘機收束中西藥局而移于廣州”。30 但他在鏡湖創立的中西藥局仍維持營業多年 ，並成為革命黨人在澳門活動的據點之一。而且在晚清中國社會政治局勢風雲多變之時 ，鏡湖醫院採取多面策略，不僅同清政府保持密切關係，而且還對維新派、革命派表示友好與支持。鏡湖醫院諸紳董同孫中山的關係則更是密切。據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 ： 鏡湖醫院為全澳有名紳商所公立，向用中醫中藥施治貧病。若從 事政治運動，非先向該院紳商入手不可⋯⋯總理由是與各紳商時相往 還，友誼日篤。就中紳商之具聲望勢力者，只何穗田、盧九、吳節 薇、陳席儒、陳庚如、蕭瀛洲數人。盧蕭二人為煙賭鉅賈，向以交結25 《致鄭藻如書》 ， 《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1頁。26 侯傑主編：《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崛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405頁。27 林家有：《孫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產生、形成及其理論架構》 ，載林家有：《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 道路研究》 ，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6頁。28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359-360頁。29 《澳門編年史》 第4卷，第1977頁。30 《革命逸史》 第4 集，第73頁。

中外官宦為光寵，最稱頑固。二陳為檀香山大農業家陳芳子，稍具洋化而乏遠見。穗田、節薇思想較新，可作政治談友，穗田尤熱心愛國，惟不贊成激烈之主張。總理所認為好友而時得其助力者，即此何、吳二氏耳。31 從這一段對鏡湖醫院紳商的分析，可見孫中山對當時澳門華人上層社會非常瞭解，而且與他們之間關係密切，亦利用這些紳商的影響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同時孫中山還決定辦一份報紙，宣傳革命救國主張。他的這一想法得到了他們的朋友飛南第的支持。飛南第是世居澳門的葡萄牙人，孫中山在香港書院讀書的時候結識的朋友。1893年，飛南第回到澳門，接手商務印字館，並創辦中文報紙 《鏡海叢報》 。32孫中山常為報紙撰寫重要評論，針砭時弊，被認為是該刊匿名編輯和主筆。33 《鏡海叢報》 也大量報導孫中山在澳門的醫務活動和為人的文章，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澳門同胞不僅給予了孫中山以財力上的支持，而且給予精神上的支援。 由於在澳門行醫受阻，同時為了實現自己 “醫國”的遠大理想和抱負，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孫中山離開澳門來到廣州。他在廣州設立了一個名為 “東西藥局”的機構，開設診所，收治病人，推廣西醫，同時診所也成為他與同志朋友的聚會點之一。而且之後他更加熱衷於政治活動，用他自己的話說，每天 “行醫日只一兩時，而從事革命者實七八時”。34澳門成為孫中山邁向革命職業生涯的平臺。31 《中國同盟會》 第1編第12冊，第14頁，台北：正中書局，1964年。32 1893年7月18日，中文報刊《鏡海叢報》 （Ching-Hai Ts’ung-Pao）創刊，該報從葡漢雙語週刊 《鏡海叢報》 （Echo Macaense）中分出。刊行人為土生葡人飛南第（Francisco Hermense Fern- andes ）。逢週二出版，後改週三出版。1893年7月18日出版第1號，最後一期是1895年12月25日 出版。主要內容有綜述、中外報、省港報選登、本澳新聞、官方事告、詩詞、廣告等。該報銷路 廣，影響大，對反清思想的傳播起了極大的作用。孫中山先生與該報的關係十分密切，其中的許 多報導反映了孫中山在澳門早期行醫及革命活動。33 《鏡海叢報》 之姜義華序。34 張磊：《澳門：孫中山的外向門戶和活動舞臺》 ，載林家有、李明主編：《孫中山與世界》 ，吉 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9頁。

孫中山的思想飛躍與精神遺產 ——澳門見證的孫中山劉羨冰* 摘要 ：澳門見證孫中山從一個鄉村少年成為中國民主革命領袖的飛躍 ；從 “醫人”到 “醫國”的飛躍 ；從丟掉改良主義幻想 ，堅決邁向革命的飛躍 。澳門不但是孫先生的第二故鄉 、是他邁向革命實踐的首站 ，也從辛亥革命的迴旋地而一度成為籌募人員 、 籌集軍費 、 策劃軍事行動的基地 。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以及矢志不渝 、越挫越奮的革命精神 ，在澳門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是澳門愛國傳統的重要源頭之一 ，是澳門特區一筆無價的精神財富。在澳門留下的一系列的遺跡 ，是澳門珍貴的歷史資源 、文教資源和旅遊資源 。應好好保護和運用。 關鍵詞 ：澳門 ；孫中山 ；思想飛躍 ； 第二故鄉 ；民主共和 ；迴族地 ；革命據點 ；精神遺產 ；愛國傳統一、澳門見證孫中山三大思想飛躍 （一） 宏觀上 ，澳門見證鄉村少年成為革命領袖的思想飛躍 1. 走出國門 ，開拓視野 孫中山 （1866- 1925） 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與澳門相距僅37公里。少年的孫中山，多次隨父兄到澳門。澳門是孫中山最早走出故鄉翠亨村的直接通道。1879年，他隨母赴美國探望哥哥孫眉，後留在美國接受教育，也是從翠亨坐船到澳門，再轉乘英國鐵汽船——格蘭諾號到太平洋上的檀香山。11883年，他從檀香山回國、1884年再赴檀島、1887年轉到香港求學、每次往返故鄉，都經過澳門。澳門成為他走出國門必經之路。孫中山對澳門小城的 “輝煌 ，有賭室、鴉片館、花船、妓女等等”已留下不良的印象，對如此 “不正當的浮華” ，2少年孫中山作出了負面的評價，萌發正確的是非觀。澳門這通道讓一位十二歲的鄉間少年開拓視野，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不但 “始見輪舟之奇 ，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3更接觸了西方先進的科技、政治、社會和文化。後來 劉羨冰：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1 （美）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轉引自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第24頁 1991年。2 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 1991年上冊第25頁。3 《自傳——為英國學者翟理斯編纂〈中國名人辭典而作〉 》， 1896年11月。*

孫中山在美國完成中等教育，在香港完成西式醫學專業課程，具備了獨立閱讀外文原著的能力，以及與外國人直接口頭、筆頭溝通的能力，這是當年四萬萬中國人中極難得的優秀人才。 2. 接觸西方文明 ，革命思想從萌芽到成熟 孫先生在香港求學的 “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 ，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為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為 ‘四大寇’。澳門水坑尾巷14號楊鶴齡寓所是四人經常聚會的地方，被人稱為 “四大寇堂”。4 這五年間正是孫中山針對現實 、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教方面進行中外對比，加上他的好學深思，對他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政治理論的研究和畢生致力的革命事業，打下寬厚堅實的知識基礎，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從而萌發改變國家的積貧積弱命運，建立共和政體的革命理想。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的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成員都是美國華僑，經他多番宣傳鼓動，入會只有130人，卻是燎原的星火，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共和政體內，對比封建閉塞，腐敗專制的清廷，能認同 “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創會宗旨，5明確革命目的在於推翻滿清外族管治，建立美國模式的合眾國。這個革命目標，是鴉片戰爭以來近半個世紀歷次愛國運動最高的革命目標。孫中山也為此畢生奮鬥，贏得人民的信任和敬仰。 1896年10月，孫居留倫敦九個月，除被清廷使館綁架的13天之外，他大量購書，手不釋卷。僅據英國偵探的紀錄，從1896年12月5日至次年6月24日孫先生進入大英博物館就有68次之多。康德黎 （James Cantlie） 認為他涉獵了西方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法律、軍事、礦業、農業、工程等領域，很難有人達到如此之廣。馬克思的 《資本論》 、喬治·亨利的 《進步與貧困》 對他影響很深，三民主義的胚胎就是在那時孕育的。而他提出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大革命目標 “一勞永逸”地解決的理念就是他個人博學深思的創造。 3. 越挫越奮 ，鞠躬盡瘁的一生 澳門還是孫先生一度逃生的通道。1895年10月27日興中會組織的第一次廣州武裝起義，未發難即被當局發現，以失敗告終。身處廣州親自指揮的孫中山，在清廷官兵的追捕下，和尤列、朱福全三人一起逃亡。他們首先登上從順德開往唐家灣的小輪，船行間，舵手不諳當地水文，還靠孫先生熟悉此段路程，幫助船工才能平安抵埗，然後再轉乘 “肩輿”逃到澳門。在澳門王煜初牧師家匿藏三天，6（另根據 《珠海政府網站》 珠海名人鄭仲後人憶述是被檀香山興中會會員鄭仲安4 《孫中山全集》 第6卷，第229頁。5 《檀香山華僑》 ：轉引自《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第24頁，1991年。6 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第95頁，1991年。

排在澳門婢女順霞家） 最後得到葡籍朋友飛南第 （Francisco H. Fernandes） 的幫助，才喬裝女性逃到香港。因此，他青少年時期經常往返的澳門，還是他亡命逃生的通道。16年後的1911年4月27日黃花崗起義失敗 ，領導人黃興也是 “變裝裹傷繞道澳門”7逃到香港。無獨有偶，辛亥革命第一、二號人物原來都經過澳門逃生的！ 1895年廣東省懸紅千圓緝拿孫中山，一百至二百圓緝拿楊衢雲、陳少白等十四人；港英又通令孫中山五年內不能入境。 1912年5月當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 ，重臨澳門的時候，他受到中外人士熱烈的歡迎，他再一次通過澳門回到翠亨村。 孫先生四十年的奮鬥，雖屢戰屢敗 ，但從不氣餒。給中華民族留下極其豐厚的精神遺產，他傳播的民主共和的理念，在封建獨裁專制二千多年的黑暗夜空，成為永不熄滅的火種！澳門見證孫中山從鄉間少年飛躍成為民主革命領袖、手創共和政體的開國元勳；澳門人也承受了孫先生遺下的、豐富的精神遺產。薪火相傳，光耀百載。（二） 微觀上 ，澳門見證孫先生另兩大思想飛躍1. 踏足社會 ，成為第一位華人西醫 1892年7月23日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以優異成績完成該院五年課程 ，名列第一。獲港督羅便臣 （Sir W. Robinson） 頒發三本醫學書籍作為獎品 ；獲教務長康德黎領發中英對照的畢業執照。還獲得港督羅便臣通過北京英公使轉向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推薦。8後因兩廣總督衙門刁難 ，又獲澳門紳商引薦，是年秋天就在澳門行醫濟世 ，成為澳門第一位華人西醫。孫中山從澳門踏出社會，學以致用，這是所有讀書人為生存 、為發展的必由之路。 當年12月18日，孫先生再得澳紳曹子基、何穗田與港紳陳賡虞等資助 ，向鏡湖醫院借到本銀二千元在澳門草堆街八十號開辦一所中西藥局。圖17 馮自由：《革命逸史》 ，轉引自盛永華、趙文房、張磊：《孫中山與澳門》 82圖片說明，1991年。8 《國父之大學時代》 ，第64-72頁。

根據1893年9月26日及10月7日本澳知名人士在 《鏡海叢報》 刊出的《春滿鏡湖》 的廣告， （見圖1）介紹了大國手孫逸仙在本澳行醫的應診時間，是一份十分緊湊的工作時間表：每日上午七時至九時在草堆街中西藥局開診，醫金二毫；十時至十二時，在鏡湖醫院義診，不收分文；午間一時至三時，在寫字樓 （即議事亭前十四號孫醫館）候診，醫金壹元；三時以後出門外診，醫金式元；各鄉市鎮遠近隨酌。廣告中還有體恤減免的酌議，以及讚譽孫醫生醫術精湛等內容。 孫先生以 “醫術” 為 “入世之媒” ，澳門為他提供這第一個機會，使他頗有發揮的餘地。鏡湖醫院除了提供病診室和手術室之外，還為他購置西藥和醫療器械於倫敦；他又得到老師康德黎的期許和愛護，往往星期日午餐後來澳協助他醫治重病或指導他進行外科手術。9通過一段社會實踐，孫先生的醫德醫術得到社會普遍的肯定，又得到澳門社會上層開明的中、葡人士，如葡人飛南第、華紳吳節薇、曹子基等的友誼、信任和擁護 （見諸 《濠鏡叢報》 推薦及鳴謝啟事） 。這就是革命力量在澳門的開拓與積累。上述1895年第一次廣州武裝起義失敗，孫能逃脫清廷的追捕，全靠飛南第讓他扮了女裝，還親自陪他離澳到香港，避過清政府的爪牙就足以說明。10 2. 從 “醫人”走向全心 “醫國” 孫先生在澳門醫藥界服務的時間實際很短，從籌辦至1893年秋遷回廣州，不足一年，但成績驕人。可是，孫中山志不在於醫人，總傾心於醫國。孫對美國友人、傳記作家林伯克口述寫成的 《童年生活與革命經歷片段》 中敘述：“畢業後他 （指孫）想在澳門懸牌應診兼活動革命。” 孫中山的原配夫人盧慕貞在 《香山商會函》 中追述說：“盧氏自過門隨夫，或在澳，或在港，設立藥房，施醫藥，以革命救國救民為實，⋯⋯” 根據以上孫先生夫妻倆先後的話，充分說明孫先生1892在澳門行醫的大半年間，是一個從 “醫人” “醫國” 兼顧的雙重目的，到全心 “醫國”的轉捩點。因此，他在澳門開辦的中西藥局，肯定他親手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活動的場所，實際上是兼顧並掩護革命活動的基地。這足以證明，小小澳門是孫中山先生革命實踐的首站。 為什麼孫中山先生在1893年9月25日（光緒十九年八月十六日） ，即開局未足一年，就登報委託陳孔屏代理澳門中西藥局一切事務？陳孔屏並非孫的親屬，也不是合伙人，更不是醫藥方面的專才。我們對照孫中山的另一段自述，就能準確解讀這段告白了。孫說：“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實則9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 第91頁，1984年10 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第96頁，1991年11 林伯克：《童年生活與革命經歷片段》 第166頁。12 鄭華冠：《盧慕貞自述難忘往事·答香山商會函》 第312頁。1112

圖2 1893年9月25日孫逸仙刊登廣告 ：澳門中西藥局事務統交陳孔屏代理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 原來陳孔屏是香山縣大字都山門村人，是該村反清秘密組織三合會的頭領，被稱為 “山門皇帝” ，根據鄭華冠綜合多份口述歷史材料說明，孫中山與陸皓東曾分頭外出聯絡會黨綠林，因孫中山早期的起義 ，對民間會黨力量是十分倚重的。孫曾經邀請陳孔屏到家中傾心長談 ，令陳心悅誠服。後來陳參與起義失敗 ，被清兵從水井中捕捉，毒死。1912年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在南京追悼大會的 《通告》 中，陳烈孔屏列於楊烈衢雲、鄭烈弼臣 （士良） 之後。14肯定陳孔屏是在最早期革命中獻身。 因此，揭開陳孔屏的身世之謎，來理解以上這段簡單的告白（見圖2），足以證明孫中山1892年在澳門的行醫活動 ，開始是 “醫人”、 “醫國”兼顧，不久轉向全心 “醫國”了；陳孔屏受託管理澳門的中西藥局前，實際已經追隨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事實證明澳門中西藥局是孫中山最早的革命場地之一，它早於1894年11月24日檀香山興中會的成立 ，更早於香港興中會與輔仁文社合併的1895年2月21日。澳門確是孫中山革命實踐的首站。這也是澳門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環境為中國革命提供的特殊條件。 3. 丟掉改良主義幻想 ，決心武裝革命的飛躍 1893年孫中山先生先後在廣州冼基開辦東西藥局和中山西門再開一較小規模的中西藥局， 15以開拓 “醫國”事業的陣地。 早在求學期間的1890年 ，孫先生已向退休居鄉的洋務官鄭藻如上書 ，在農業、禁煙和教育等方面提出建議。1894年一二月間，因廣州東西藥局營業失敗 ，他乘機回到翠亨村，起草一份上直隸總督李鴻章書，又把初稿帶到香港與陳少白斟酌字句，提出 “醫國”的八千餘字的改良方案。當時他仍認為 “革命有二途徑，一為中央革命，一為地方革命，如此項條陳得鴻章採納 ，則借此進身，可以實行中央革命，較地方革命為事半功倍，少白亦以為然” 。16他所指的中央革命就是希望朝廷接受改良建議，由政府主導自上而下進行改良，相當康有為的變法維新。1894年六月，他與陸皓東一起前往天津上書 ，幾經曲折 ，多方打通上書的渠道，也未獲李鴻章接見。上書失敗後，孫先生才下定決心以地方武裝革命的13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 第6卷，第229頁。14 鄭華冠：《鮮為人知的共和革命烈士陳孔屏》 ，見《孫中山研究》 第6期，第22頁。15 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第66頁，1991年16 《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 第13頁，轉引自陳錫祺：《孫中山年 長編》 上冊第69頁。13

手段來救國救民了。當年秋天，他再赴美國，向華僑分析清廷腐敗透頂，宣揚武裝革命的必要，於是中國第一個明確以推翻封建專制，建立合眾國為宗旨的政黨——興中會就於11月24日在美國檀香山成立。這就是孫中山先生徹底丟掉改良主義的幻想，毅然決然走向不惜捐軀坐牢的不歸路，矢志通過武裝起義，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以救國救民。澳門正印證這一重要的思想飛躍。 孫中山先生和葡人飛南第共擁的共和宏志，在澳門還留下一段珍貴的異國革命情誼，值得大書特書，是真正的中葡友誼。1910年10月5日，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 ，推翻封建獨裁專制，王室流亡，葡萄牙宣佈成立共和國。是月孫中山在澳門給飛南弟的信中，表示衷心的祝賀，並表示這是他對自己國家的期望。17 真是機緣巧合，1011年10月10日，中國辛亥一役取得歷史性的勝利，同樣推翻封建帝制 ，建立共和體制，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飛南第一直無私援助孫中山的醫人、醫國事業 ，當中華民國成立的消息傳來，飛南第又以同樣的欣喜和誠意，致函向孫中山祝賀！ （圖3） 這位澳門議員還建議澳門市政廳升旗和舉行慶祝會，18慶祝東方第一個共和國的誕生。四百多年間，在中葡友誼中，共和理想線牽，這是最值得紀念的一件事。圖3 飛南第祝賀信二、澳門是孫中山的第二故鄉 澳門條件特殊，長期成為一塊小小的政治空間，孫中山的親人，包括母親、妻子和兒孫，哥哥孫眉夫婦及其兒孫，四代人可以較平靜地生活在澳門，和孫先生保持信息聯繫，死後能安葬澳門。因而，澳門確實為孫中山安頓家人提供一個避風港，澳門也被稱為孫中山的第二故鄉。 第一，1892年，孫中山在澳門行醫，就把家眷從翠亨遷到澳門。1895年10月首次起義失敗後，孫先生在香港及時委託回鄉結婚的華僑陸文燦護送母親、妻子和兒女，於1896年初，萬里逃亡轉抵美國檀島，依靠孫中山哥哥孫眉度日，19一住11年。 第二，孫眉因長期熱心革命慷慨捐獻，抵押農莊向銀行的貸款已無力償還，17 高美士 ：《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 ，轉引自吳志良 、湯開建 、金國平主編 ：《澳門編年 史》 第四冊第2186頁 。18 盛永華 、趙文房 、張磊 ：《孫中山與澳門》 88圖片說明 。19 黃健敏 ：《孫眉年譜》 第54頁 。

圖4-5孫中山先生澳門家書1906年8月17日，遭夏威夷法庭宣佈他破產。20 1907年春夏之間，孫母楊太夫人、孫先生妻子盧慕貞和孫的兩個女兒隨孫眉一起回到香港，留下兒子孫科在美國半工半讀，以完成學業。他們一行回到香港後入住九龍牛池灣，孫眉在港繼續從事革命工作。1910年9月28日，香港警方準備把孫眉遞解上廣州，幸得朋友及時營救，轉解到澳門。1910年孫中山一度與家人在南洋濱城相聚，1912年初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也曾短暫和夫人同聚南京，往後仍以澳門更適應家人定居，於是家眷就在澳門安頓下來。孫眉夫婦 、盧夫人和她的女兒孫娫、孫婉以及外孫女戴成功 ，先後在澳門病逝 ，均首葬於澳門。孫中山革命近四十年 ，成為朝廷通緝犯，大多數時間在海外流亡，澳門可算是他安頓家眷的避風港了。因此比喻澳門是孫先生的第二故鄉。澳門也保存了不少孫先生的遺物和來往書信 （圖4-5） 。 第三 ，1912年5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 ，自香港抵澳，受商界熱烈歡迎 ，（圖6），澳葡署理總督馬楂度也率領官紳在陸軍俱樂部特別歡迎孫中山。孫後和家人一同回翠亨村會見宗親。 （圖7） 1912年初陳烱明不公平對待新軍王和順、關仁甫和楊萬夫等 ，他們來澳擁戴孫眉組織 “扶正同盟會” ，5月22日孫中山來澳為此進行調停。21 1913年6月孫先生回澳看望重病的女兒孫娫，都在澳門留下足跡。孫眉晚年不但先後居住於澳門龍嵩街和風順堂街，還在家中照顧一眾追隨過革命的老同志，鐘鳴鼎食，甚至家中有些一起抽鴉片煙的。22 1905年開始參加革命的鄧慕韓 ，在二次革命失敗後 ，也一度避居澳門，在孫眉風順堂4號家中，餘暇為孫眉的孫子孫滿、孫乾授課。另一位雲南河口起義領導人，越南華僑黃禪俠，也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先逃到香港從事宣傳工20 黃健敏：《孫眉年譜》 第74-75頁。21 黃健敏：《孫眉年譜》 第98頁。22 黃健敏：《孫眉年譜》 第101頁。

圖6 孫中山在盧公園春草堂會見中葡朋友 圖7 署理澳督馬楂度在陸軍俱樂部歡迎孫中山作，主持 《真報》 、 《時報》 繼續反對帝制。報館兩次被香港警方查封，黃禪俠被迫來澳，也寄寓孫眉家。23檀香山興中會會員、最早變賣全部家產隨孫中山回國參加第一次廣州起義的美國華僑鄧蔭南，終生貢獻革命 ，直至1923年在澳門終老。興中會最早的成員，美國舊金山華僑鮑序匯歸國後，也在澳門參與慈善事業，曾任同善堂值理。24因此，澳門也是革命黨人的避風港和廻旋地。三從革命迴旋地到軍事基地 20世紀前後，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和中國國民黨同仁在澳門確有不少活動，以配合整體革命事業；他們同時在澳門播下茁壯的愛國種子，百載承傳，遺留給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股民間正氣，一份珍貴的愛國光榮傳統，持續發揚光大，至今受益。 * 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後，總理孫中山有計劃在港澳建立革命據點，1906- 1907年間，派阮亦周、劉思復、劉樾航等人到澳門，在荷蘭園和隆街21號建立樂群書室。25 * 1908年，為拓展革命影響 ，同盟會人士潘才華、容泮池、謝英伯等在澳門鵝眉街4號開辦 “培基兩等小學”宣傳愛國思想和革命主張。該校培養了一批進步青年 ，成為革命新血 ，如馮秋雪 、馮印雪 、趙連城、何其偉 、古桂芬圖8 文弟士街孫夫人住宅23 黃健敏：《孫眉年譜》 第103， 105頁。24 劉羨冰採訪：《外太公鮑序匯》 。25 馮自由：《澳門華僑與革命運動》 第74頁，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 史》 第2130頁，2009年。，

等等，後來都成為革命積極參與者，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帶動澳門學生愛國團結、移風易俗。例如他們把辮子看成亡國奴的標誌，先後剪掉辮髮的為數不少。1911年1月30日培基學生抗議營地大街寶衡銀號懸掛滿清龍旗 ，取得勝利 ，在社會上發揮正面影響。26 *1910年秋同盟會香山人林君復、鄭彼岸和林警魂三人來澳門組織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的秘密會址，開展活動。27 *1911年7月29日同盟會澳門分會主盟人林君復和香山士紳蕭聘一在白馬行釣魚台一大屋之二樓成立 “濠鏡公眾閱書報社” ，並在澳葡政府註冊。隨後組織 “澳門同盟會暗殺除奸團” ，畫家高劍父也是其中成員之一。28 *1911年11月2日林君復、林警魂在澳門策劃香山起義 ，籌募起義經費。澳門富商陳芳之孫陳永安不但加入同盟會，資金問題也得以順利解決。林君復、莫紀彭、何振和鄭仲超等從澳門策劃前山新軍響應武昌起義，取得勝利。29 * 1912年6月陳烱明在廣東解散民軍 ，部分民軍首領王和順、關仁甫和楊萬夫等來澳擁孫眉在澳門組織 “扶正同盟會”。孫中山來澳調停無效。30 * 1913年6月18日孫中山由上海抵澳，下榻龍嵩街孫眉家，委屈求全，與陳烱明在軍艦上談判。31 * 1913年底劉思復再來澳門出版被袁世凱查封的革命刊物 《晦鳴錄》 ，於1914年1月更名為 《民聲》 在澳門出版第四期。後被袁發現 ，又逃到上海繼續以澳門名義出版第五期。32 * 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 ，1915年先後派鄧鏗 、林景雲、朱執信來澳門主持軍務，策劃與袁世凱在廣東的爪牙龍濟光的鬥爭。秘密設立了中華革命軍指揮機構。聯絡地點設在新馬路 “南華印書館” ，此外近西街、深巷仔等黨人住宅也作秘密通訊處。33 * 1916年3月上旬，中華革命軍由澳門為基地 ，總部設於監牢斜巷 ，30餘名戰士由澳門出海，圖襲擊和騎劫龍濟光的軍艦肇和號，惜失敗。數月後中華革命黨又派26 王文達：《澳門掌故》 第325頁。27 鄭彼岸等：《香山起義回憶》 ，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2215 頁，2009年。28 《澳門政府憲報》 1911年7月29日，金豐居士：《菩提畫館奪命藏屍煞氣極重》 ，轉引自吳志 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2205頁，2009年29 李文光：《香山人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貢獻》 ，見《孫中山研究》 2010年第3期第9頁。30 黃健敏：《孫眉年譜》 第98頁。31 張1醁村：《廣東革命史料》 第365頁，轉引自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第823頁。32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 第218頁，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2256頁，33 盛永華、趙文房、張磊：《孫中山與澳門》 ， 1991年，文物出版社，圖片117之說明；費成康： 《澳門四百年》 第399頁。

雲南人劉少延、周伯甘等以澳門為據點策動香山小欖龍濟光部旅長納順洪反正。梁彥明等秘密組織 “討袁會”於主教巷，黨員梁綺神、陸煞塵誘殺龍濟光爪牙麥某成功。至此，馮自由認為 “澳門一地在中華革命黨期間，固大有軍事上的價值也 。34 * 1917年，張勛擁溥儀復辟帝制。梁彥明發動澳門老同盟會員及革命者組織 “反對勸進會” *1919年，孫科為特派員在澳設立辦事處於飛南第的物業——鵝眉街十號，策動護法鬥爭。36 * 1920年初孫中山命陳慶雲來澳，用澳門富商的捐款港元九千元，購得兩架柯蒂斯 （curtis）水上飛機。37 * 1922年6月2日澳門罷工代表陳根生、梁工俠到廣州求助，孫中山在大總統府接見他們，表示支持。後因陳烱明叛變而自顧不暇。38 以上所舉均犖犖大者，足以證明澳門與南方革命中心毗鄰，弱勢的澳葡統治者基本採取息事寧人，但求自保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辛亥革命活動在澳門隱蔽進行。袁世凱、龍濟光於1913年8月和10月，1914年3月都要求通緝和遞解逃到澳門的革命分子，澳葡都一眼開一眼閉。因此澳門得以從革命迴旋地的作用不斷擴展，一度成為籌募人員、籌集軍費、策劃軍事行動的基地。四、愛國的新文化 豐厚的精神遺產 不少先進分子在大時代的感召下，在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啟迪下 ，奮發有為，加入同盟會，並立足澳門，投身革命。澳門得以形成健康的新文化。辛亥革命為澳門播下愛國團結的良種，光耀百年。梁彥明、周豈凡、鄭南、鄧伯、何進斗、鄭雨芬、郭輝堂等教育工作者，趙連城、陳秉卿、梁國體 （即梁定慧） 等培基學校的女生，梁綺神、高劍父、劉卓凡、陳峰海、李醒魂等富家子弟或知識分子、專家商人等等都具較大的社會影響和群眾動員的作用，均不辜負時代的使命，創造了自己有價值的人生，融入時代前進的洪流中。 1911年1月7日在清平戲院舉行有聲有色的剪辮易服大會；391915年6月2日響應全國反對袁世凱簽訂 “二十一條” ，澳門同胞在下環街育賢學社召開國恥大34 詳見《朱執信先生殉國十二週年紀念專刊》 ，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 2263頁，及盛永華、趙文房、張磊：《孫中山與澳門》 ，1991年，文物出版社，圖片117-126之說明。35 郭輝堂：《梁彥明列士年譜》 第14頁。36 盛永華、趙文房、張磊：《孫中山與澳門》 ，1991年，文物出版社，圖片130之說明。37 1920年9月29日《申報》 ，轉引自盛永華、趙文房、張磊：《孫中山與澳門》 ，1991年，文物出 版社，圖片131之說明。38 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2374頁。39 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默片三時代》 ，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2193頁。

會。梁彥明、李君達、盧鹿湖、曾次崔等組織 “抵制日貨救國會”集會宣傳並組織師生到中山縣各鄉宣講，號召 “抵制日貨，毋忘國恥”。40澳門人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張勛復辟，擁護護法義舉都有歷史記載。1919年支持愛國學生的 “五四運動” ，孔教學校組織師生到四鄉宣傳，勸國人抵制日貨 “流涕以道 ，聞者莫不感動” ， “雖有學生被捕而志不稍衰” 。 41可見澳門愛國師生真摯的愛國情懷。這批新的革命成員，在澳門小城起了火車頭的作用 ，愛國精神深入澳門各階層，因而出現漁民梁鏡清賣掉三隻漁船支持革命、42手車行發動車夫們將五天車費扣除伙食捐獻軍餉 ；43下級妓寨福榮里妓女金仔為革命出錢出力44等等的感人事迹。趙連城、陳秉卿、梁國體後來成為北伐女志士，帶出新女性的新形象。梁彥明長期領導澳門各界和澳門師生的愛國事業，最後為日本漢奸暗殺，盡忠國家和民族。陳少白、陳雁聲和鄭校魂等的 “體民樂社” 以話劇演出，開戲劇宣傳革命思想的先河。45這些愛國行動，改變了舊社會風氣，創建澳門社會新文化，形成優良的愛國傳統 ，成為澳門珍貴的精神遺產，今天澳門許多優良傳統可從辛亥期間的實踐和孫中山的革命精神中找到源頭。圖9 聖若瑟中學校園的孫中山立像 圖10 鏡湖醫院正門孫中山立像40 劉羨冰：《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教育大事誌》 第20頁。41 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2326頁， 2009年。42 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2200頁， 2009年。43 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2217頁， 2009年。44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 第400頁。45 黃德深：《廣東話劇從辛亥革命至解放前的發展歷程》 ，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 《澳門編年史》 第2268頁，2009年。

五、澳門中外人士對孫中山先生的敬仰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北京，澳門各界人士於3月29日假鏡湖醫院裡舉行悼念儀式，兩萬人參與，佔當年澳門十萬人口的五分之一。祭禮畢，由教育界梁彥明、區建邦演說闡述三民主義，聽者數千人。46澳門商店大多下半旗致哀。休業者亦不少。47 1929年6月1日孫中山靈柩在南京舉行奉安大典。澳門中國國民黨聯合各界人士在鏡湖醫院舉行志悼大會。並陳列孫在澳行醫遺物，以示紀念。48澳門郵局專為孫中山先生兩次出版紀念郵品。至今小小澳門，矗立了孫先 生四尊立像：1 ，文弟士街國父紀念館花園 （圖8） ；2 ，鏡湖醫院正門花壇正中（圖10） ； 3 ，青洲聖若瑟中學校本部校園 （圖9） ； 49 4 ，北區鴨涌河孫中山紀念公園正門 （圖11）。四尊塑像偉岸莊嚴，永誌孫中山先生矢志以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people） 的共和革命精神，以及為建立民國奮鬥不息，鞠躬盡瘁的歷史功勳。四尊立像也同時寄託了幾代澳門人，對一個偉大革命家永恆的敬仰。圖11 孫中山紀念公園正門六、結論 近代史上不少重大事件，由於澳門的獨特性，都發揮了較獨特的作用。我們毫無必要商業化、庸俗化地誇大其作用和意義，也不應抹煞確實存在的史實和貢獻。辛亥革命的勝利， 結束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在中國第一次建立共和政體，同時也是全亞洲建立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其重大意義不言而喻。從19世紀末倫敦蒙難開始，孫先生已是國際知名的偉大人物，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作為辛亥革命領袖，手創民國的元勳，今天還獲全國人民、全球華人的崇敬。澳門作為孫先生的第二故鄉，革命實踐的首站，而且留下孫先生思想上三大飛躍的史跡，更何況一場辛亥革命對澳門同胞的影響教育既深且廣，給我們留下珍貴的精神遺產！今天仍是澳門特區一筆無價的精神財富。孫中山先生及辛亥革命在澳門留下的一系列的遺跡 ，是澳門珍貴的歷史資源、教育資源、文化資源和旅遊資源。進一步發46 廣州《民國日報》 1925年4月2日，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2413 頁，2009年。47 1925年4月2日《廣州民國日報》 ，轉引自盛永華、趙文房、張磊：《孫中山與澳門》 1991年《文 物出版社》 圖片161之說明。48 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2477頁，2009年。49 劉羨冰：《澳門第四尊孫中山立像》 ，見《獵影繪影》 第98頁。

揮其精神力量，對內有利愛國愛澳的鄉土教育 ，對外成為具國際性的歷史遺產 ，有利參觀推廣、交流研究。 參考書目1 盛永華、趙文房、張磊：《孫中山與澳門》 ，文物出版社，1991年2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 ，中華書局，1991年3 陳錫祺：《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論集》 1992年增訂本，中山大學出版社4 （美） 費正清、劉廣京編 ：《劍橋中國晚清史》 下卷 ，1978年 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5 黃健敏編著：《孫眉年譜》6 黃彥編著 ：孫中山著作叢書 ：《自傳及敘述革命經歷》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7年7 《孫中山研究》 第二、五、六期8 吳志良、湯開建 、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四、五冊 ，廣東人民出版 社2009年9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 1988年10 呂芳上：《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 ，商務 2009年11 李慶新：《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建所五十週年紀念文集》 ，銀河出版社2008年12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14 蔣先進蕭飛：《孫中山與當代中國》 ，綫裝書局2009年 附 ：澳門與辛亥革命及孫中山活動遺址1 四大寇堂——水坑尾巷14號楊鶴齡寓所2 同盟會澳門分會會址——南灣41號3 中西藥局——草堆街80號4 鏡湖醫院——孫先生行醫遺址5 孫醫館——議事亭前14號6 《鏡海叢報》 ——下環正街3號7 孫眉住宅——龍嵩街8 孫眉、盧夫人住宅——風順堂街4號9 盧夫人住宅——媽閣街15號2樓10 國父紀念館——文弟士街原盧夫人住宅11 樂群書室——和隆街21號12 培基兩等小學——鵝眉街4號

13 同盟會聯絡點——白鴿巢由義巷11號14 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白馬行釣魚台15 盧廉若公園春草堂16 南灣陸軍俱樂部17 中華革命黨總部——監牢斜巷18 中華革命黨聯絡點——新馬路 “南華印書館”19 “討袁會”——主教巷20 孫科辦事處 （飛南第借出物業）——鵝眉街10號21 育賢學社——下環街22 孔教學校——賣草地 有待調查的有關遺址1 1910年秋同盟會香山人林君復、鄭彼岸和林警魂三人來澳門組織同盟會南方 統籌部澳門支部的秘密會址2 1911年林君復、林警魂在澳門策劃香山起義地點3 1912年6月陳烱明在廣東解散民軍，部分民軍首領在澳門組織“扶正同盟會”有關 活動遺址4 劉思復 《民聲》 報遺址，等等 澳門四尊孫中山立像1 鏡湖醫院正門2 國父紀念館花園3 孫中山紀念公園4 聖若瑟校本部校園

澳門向為孫中山國民革命基地陳樹榮* “辛亥革命與澳門” ，是澳門歷史在清未民初的一個重要階段，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課題。 研究 “辛亥革命與澳門” ，就是研究孫中山、辛亥革命與澳門的關係 ，如何相互支持、融合及影響，重點研究澳門在辛亥革命中的歷史地位、作用，以及辛亥革命對澳門的影響，包括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的影響。 “辛亥革命” ，是指1911年10月 “雙十”武昌首義引發了全國響應推翻清帝，是一場城市民主革命運動，因發生在 “辛亥年”而史稱 “辛亥革命” ，迄今剛好一百周年，各地紛紛紀念。 孫中山1925年3月12日病逝，之前立的 “政治遺囑”首句稱：“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這 “四十年” ，是指1885年至1925年。 “國民革命”應包括了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與國民革命的宗旨，都是為了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孫中山與澳門有密切關係。青少年時代的孫中山 ，固然與澳門有特別的關係，澳門是孫中山的故鄉，因為孫中山的出生地翠亨村與澳門都曾是香山縣屬，孫中山父親也是澳門居民。本文着重說說澳門向為孫中山國民革命基地。一、 孫中山把澳門作為國民革命基地 孫中山為什麼把澳門作為國民革命基地 ，因為澳門有獨特的政治地緣和文化環境，利於被利用為革新、革命運動的基地。 澳門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最早對外開放的都市化的城區。 清末的澳門是葡方開展殖民統治的地方，移植了歐洲的民主政治文化及城市管理 ，使澳門城市具有一定的先進性。澳門是五百年內中國最早的外國人居留地 ，長期華洋雜處 ，中西文化融匯，但明清政府幾百年間仍對澳門管治統治，華人人口佔大比例，具有較強的地緣政治文化和人文歷史文化。 因此，中華文化一向仍是澳門主體文化。十八世紀末 ，華人華商陸續在澳門崛起，成為重要的經濟力量、社會力量，承傳着愛國愛澳的精神 ，也成為愛國者康梁維新派，與愛國者孫中山民主革命派，都可資利用的變革社會的重要基礎和政治力量。 康梁維新派率先在澳門，利用澳門的歷史文化優勢 ，推行維新改革運動。 陳樹榮 ：澳門歷史學學會理事長 。。

1897年初 ，由澳門 “有錢佬”何穗田當總經理 ，斥巨資支持康梁創辦 《知新報》 ，作為維新派的重要喉舌；1898年創立 “保皇會” ，籌集全球華人資金；1898年，推行 “戊戌政法” ，策劃 “勤王起兵”；開展保皇運動，引發 “經元善案”。維新派重臣經元善被囚澳門大炮台的小牢房，保皇黨利用澳門特殊的國際關係，透過 “國際法”，經元善避免了被清廷引導歸案而得以獲釋自由身。 孫中山在澳門，跟康梁維新派那樣，都很重視利用澳門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以及關係等，籌集各方面的資源，服務於國民革命，令澳門成為推進國民革命的重要基地之一。 本文著重研究孫中山如何利用澳門資源，逐步推進國民革命。 1. 孫中山抓住機遇開創事業 孫中山利用澳門整體及澳門華人社會對外開放的歷史環境，在澳門行醫濟世，應邀到鏡湖醫院任義務醫席，開創鏡湖西醫先河，孫中山贊許鏡湖醫院敢設西醫的明智之舉，是 “中國醫局”設西醫以 “澳門為先” 鏡湖醫院是晚清年間建立的澳門華人慈善機構，今年是創建140周年了，長年累月由澳門名人名坤當選為值理會值理掌控，影響着澳門社會的成長、進步，凝聚着澳門華人華商的核心力量。孫中山博得鏡湖值理會的支持和信任，兩次借錢，由名人袒保在草堆街創辦中西藥局，實現青年創業，當時孫中山只是27歲初出茅爐的青年人。 2. 孫中山兩次向鏡湖借錢開辦中西藥局 說到孫中山開創中西藥局 ，是抓住機遇 ，兩次向鏡湖醫院借錢創業。首次是1892年12月，第2次是1893年4月。以往資料 ，是多說首次借款 ，有借據為例。第2次借款則極少見於史料 ，這是近年才發現的。鏡湖醫院的史冊雖有記載，但沒有收藏 “借據實物”。如今 ， “借據”原件 ，被收藏在北京的一個基金會那裡。 本人在廿年前查閱鏡湖醫院史料，發現創辦20年時的1892年的全年開支，約四千元，而孫中山二筆借款合計已四千元，可見當時的鏡湖醫院值理會，對孫中山青年創業的贊賞，尤其是對中西藥局的大力支持，也是對孫中山的極大信任。 3. 孫中山利用澳門為輿論基地 青年孫中山在港澳活動，非常重視利用兩地為鼓吹變革的輿論陣地。孫中山在香港五年大學時期常來往港澳之間，常與被稱為四大寇的青年朋友，大放 “厥詞”，抨擊時弊。 在這一段孫中山革命言論時期，大約在1890年，孫中山寫了一篇重要論文，叫做 《致鄭藻如書》 ，通篇盡是改革時政 ，強調強國富民 ，表達了不少維新變

革圖強思想和願景。這是孫中山全集中的雄文第一篇。 1947年的中山 《濠頭月刊》 ，轉載了此文，令世人逐步知道青年孫中山有此雄文。 在孫中山行醫澳門一年之後，孫中山繼續發掘澳門資源，於1894春節寫成了 《致李鴻章書》 ，不惜千里迢迢，與同鄉密友陸皓東一起，策劃上書李鴻章 ，以闡明富國強兵的意念、構思。雖然孫中山未獲李鴻章接見，但該文獲刊於上海的基督教刊物上，其影響亦大。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在1903年之前，闡述革命理論的大文章不算多，而最突出者，還是 《致鄭藻如書》 和 《致李鴻章書》 。這兩次上書，是孫中山思想的重要轉折點之一。 這兩篇雄文較集中地體現了青年孫中山的維新變革圖強的思想觀念。 而這兩篇雄文，是在澳門寫成的，很明顯地反映了孫中山是受到當時隱居於澳門 “鄭家大屋”的鄭觀應的影響，受到這位熱衷於實業救國的維新思想家鄭觀應的思想熏陶。 4. 孫中山利用澳門策動武裝起義 青年孫中山在兩次 “上書” ，圖以維新變革未遂，1894年在香港組建 “興中會”，轉而為推動 “中山革命”，圖以武裝起義推翻清朝。1895年10月的廣州重陽首義，是大胆的賞試。這次首次武裝起義雖然未及起動便被扼殺，但政治影響甚大。 孫中山策動首義失敗，同村好友陸皓東被清廷殺頭 ，陸晧東為革命不惜丟頭顱洒熱血。與陸晧東一起為革命犧牲者，還有陳孔屏革命烈士。陳孔屏是孫中山開創中西藥局的好戰友，孫中山1893年7月在澳門草堆街開設了中西藥局後幾個月，轉往廣州工作，將藥局交給陳孔屏代為經營。為此，孫中山以中文登廣告於葡文 《鏡海叢報》 上，可知陳孔屏是孫中山青年時代信得過的革命志士。 孫中山以澳門作為武裝起義的基地之一 ，還利用了澳門人力資源。與孫中山一起策劃此次武裝起義的興中會負責人香港青年楊衢雲，就從澳門征集 “敢死隊”隊員逾千人。5. 澳門青年史堅如英勇就義 幾年後，孫中山仍繼續以澳門為策動武裝起義的基地。為援助1900年的惠州起義，派出21歲的澳門青年史堅如，到廣州策動革命運動 ，以助聲威。1900年10月，史堅如以200斤炸藥埋伏於兩廣總督官邸 ，爆炸未成功 ，史堅如英勇就義。1913年孫中山立祠、立像、立碑紀念史堅如，封史堅如為 “上將軍”。史堅如祠立像現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地，1963年已列入文物保護名錄。 史堅如與母親、哥哥、妹妹一起，在丁亥1900年合家遷澳，史堅如入據當時從廣州遷澳門的嶺南學堂。史堅如英勇就義後，由於母親、哥哥和幾個妹妹均在澳門，因此未被悲慘 “株連九族” ，此亦可顯示澳門的獨特地位和另類作用。 史堅如家人支持孫中山，於是可以允許史堅如傾家蕩產變賣家財而購買200

斤炸藥。此亦可見澳門居民支持孫中山。事實上，那200斤炸藥，都是從澳門購買運入廣州的，當時的澳門已成為國際軍火走私中心。而運送這200斤炸藥者，乃孫中山的老朋友同盟會會員鄧蔭南，他也是長期傾力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志士，幾乎是中山革命的後勤部長。1924年鄧蔭南在澳門病逝，遷葬廣州，也被孫中山封為 “上將軍”。鄧蔭南的墓地現仍在廣州。 6. 孫中山派人到港澳發展同盟會開辦閱書報社 孫中山於1905年在東京成立了同盟會，仍不忘以澳門作為國民革命的基地，重視在港澳培訓基地的人才，1905年，委派馮自由、李自重在港澳發展同盟會。 李自重與妹妹李自平的丈夫馮自由來到澳門，在荷蘭園物色地方建立同盟會，結果是在荷蘭園街毗連的和隆街21號，開設了 “樂群閱書報室” ，成為同盟會在澳門的第一個外圍組織。革命黨人曾在樂群閱書報試製炸藥。 三年後 ， “樂群閱書報室”結業 ，另覓址在其附近 ，開辦 “濠鏡閱書報社” ，這也是澳門同盟會的外圍組織，位於白馬行街一座舊稱 “釣魚台”的小山崗平台上，（即今日國華戲院對面銀座大廈） 。由盧九的兒子盧怡若出資籌辦，以 “紳商”資格，向澳葡立案，正式成立於1911年6月，章程刊於政府憲報。 7. 澳門掀起剪辮華服熱潮 清宣統二年十二月初八日（1911年1月8日）星期日下午二時，“華服剪辮會”假座清平戲院舉行，場面甚為熱烈。音樂歌詠隊高唱剪辮歌，以鼓勵到會的澳門華人剪辮，以表達對清朝封建專制不滿，這是當時的革命行動。 “當剪辮，當剪辮，不剪辮人天下賤；四萬萬團體富強，何曾見過腦後垂辮線”。唱完這首 《剪辮歌》 ，來賓帶頭即場剪辮，全場有幾百人剪辮。群情激憤。香港 《華字日報》有詳細報導。此次活動 ，是在創建於1875年的省港澳第一間大戲院清平戲院舉行，更壯聲威。盧九的第三子盧怡若斥資主辦了這次不尋常的剪辮活動，成為全澳門第一批剪辮中堅分子。 此次剪辮運動，在澳影響很大。澳門崇實中學亦舉辦剪辮會，師生積極響應 ，紛紛剪辮入會。崇實學校的剪辮會，由同盟會會員梁彥明、周之凡、何俊年等人發起。梁彥明於1909年在兩廣高等師範學堂畢業後，即到澳執教鞭，創辦崇實學校自任校長，重視教育和社會服務，常帶領師生參加由同盟會主辦的社會活動。 8. 孫中山派人來澳門開辦同盟會澳門支部 清宣統三年四月（1911年4月），同盟會在廣州策動的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參加起義的同盟會會員謝英伯、高劍父等，常到澳門聯絡活動，受到有關人士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歡迎。當時，創辦於1902年的澳門培基學堂的學生，最踴躍參加活動。 在香港同盟會的推動下，在謝英伯、高劍父、林君復、鄭彼岸、陳卓平、盧

怡若、劉大同（澳門牙醫劉光普之父親）等人的策劃下，同盟會澳門支部於1911年6月（宣統三年五月）成立，會址選在南灣街41號（同盟會會員劉思復的澳門祖屋，三十多年前重建為銀輝大廈）。 參加同盟會澳門支部的成員有幾十人，包括澳門培基學堂的進步學生，香山縣著名的綠林好漢頭目梁義，還有澳門 “蛋家王”梁鏡清，他的一座位於白鴒巢由義巷（十多年前改名為洞穴巷）的平房 ，成為同盟會澳門支部的聯絡點。澳門同盟會會員策動了前山新軍和石岐香軍反正、起義。二、 孫中山利用澳門為捍衛共和的國民革命基地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接着進入了捍衛共和的歷史新階段，從1913年開始討袁的二次革命，可視之為進入了後辛亥革命時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及捍衛共和，都是中山革命、國民革命的重要部份。在辛亥革命及後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重視利用澳門資源，將澳門作為建立共和捍衛共和的國民革命基地。 1. 孫中山訪澳繼續國民革命 1912年5月，孫中山返鄉 ，順道應邀重訪闊別了17年的澳門，下榻盧廉若的私宅娛園，受到中外人士的熱烈歡迎，留下了幾張珍貴的合照 ，亦留下了難忘的澳門集體記憶。 在這次訪澳中，孫中山於5月26日在娛園專門訪問了澳門華人坤商 ，留下了一張珍貴的合照 ，逾百人留影 ，場面熱鬧。孫中山向澳門華商談論推動三民主義，尤其有關民生主義，衷心感激澳門華人華商幾十年來一貫支持革命黨人創造新生共和國，鼓勵華商發展經濟，捍衛新生的共和國。 2. 孫中山號召澳門華商踴躍買國債支持共和 在這次 “民元”訪澳之行，孫中山着重訪問了鏡湖醫院 ，這是他於1892年香港西醫學堂大學畢業後首次工作的地方、終身難忘的地方。在鏡湖訪問的演講中，孫中山仍不忘捍衛共和，當場號召澳門同胞購買債券，在財政上支持新生的共和國。在場聽孫中山演講的澳門著名的華商簫贏洲，當即熱烈響應，認購債券四千元，帶動澳人購買，一時傳為佳話。簫贏洲於1913年1月成立的澳門商會，出任首任理事長。 這些國家債券，由孫中山簽發於 “民元”1912年2月2日，是中華民國發行的首批國債，是唯一的一次以 “臨時大總統”名譽簽發的國債券，目前存世已極少，是非常重要的辛亥革命史料文物。 3. 廣東軍政府發行公債澳門同胞認購 1912年3月，新成立的廣東軍政府為解決財政緊缺，在廣東發行公債券 ，獲各方支持。公債券由廣東省軍政府發行，有胡漢民都督和廖仲愷財長的簽署。面

額分為四種，包括4元、10元、40元、100元，較多同胞購買的是4元、10元，傳世也較多。 澳門同胞雖身處澳門，但仍踴躍購買廣東軍政府發行的公債券，成效顯著，表達了澳門同胞的愛國情懷。有的殷商表現突出，還受到廣東軍政府的嘉獎。 4 . 梁永馨踴躍購買公債獲嘉獎 澳門梁永馨香莊（藥廠），因踴躍購買廣東公債券 ，支持新成立的廣東軍政府 ，獲廣東軍政府發獎狀，反映了 “省港澳”三地在革命洪流中，相互支持，共同進步。 這種相互關係，亦表現在實業建設方面。辛亥革命促進實地跨境發展，梁永馨藥廠在澳門開基創業，在廣州、香港亦開分廠，設辦分處。梁永馨藥廠重視中成藥品牌，創立一百多個名牌產品，暢銷海內外，成為民初以澳門為基地的跨境生產合作發展的省港澳著名實業之一。 5. 孫中山在澳門反對 “扶正同盟會” 1912年5月26日，孫中山訪澳，調停黃和順、孫眉、關仁甫等人的意見。黃和順等所領導的民軍，被陳炯明勒令解散之後，組織 “扶正同盟會” ，反對廣東軍政府，試圖擁護孫眉出任 “扶正同盟會”的首領。 孫中山發佈 《通告粵中父母書》 ，明確表示反對 “扶正同盟會”的活動，防止分裂破壞共和。 孫中山的兄長孫眉此時已定居澳門，繼續支持孫中山國民革命，在6月9日的廣州 《民生日報》 發文，宣稱與 “扶正同盟會”無關係。 6. 孫中山與陳炯明澳門談判反袁 1913年6月17日晚上，孫中山與陳炯明，在停泊於澳門南灣的 “江漢號”炮艦上會談，共商廣東獨立反對袁世凱之大事。 此次孫中山訪澳，是從香港乘船來澳，香港 《華字日報》 報導，孫中山是於 “6月16日下午與眷屬乘瑞泰輪船抵澳” ，看望病危的長女孫娫，17日與從廣州小乘炮艦趕到澳門的陳炯明深夜談判。 孫中山與陳炯明談判商定 “四省獨立而廣東同時宣佈”，以脫離袁世凱的政府，支持討袁的 “二次革命”運動。 7. 孫中山打救在澳門被捕的黃明堂 1913年10月2日，老同盟會會員黃明堂在澳門被拘捕。討袁的 “二次革命”失敗後，同盟會老會員及會黨領袖 ，紛紛逃難避居澳門，黃明堂是為其一，於1913年抵澳。

廣東新都督龍濟光，是袁世凱安插在廣東的爪牙，對革命黨人橫加迫害，曾在中秋節誘殺了老同盟會會員澳門望廈人士陳景華，並常派人到港澳搜捕革命黨人，黃明堂便被龍濟光唆使澳葡將其拘捕。 孫中山在廣東獲悉此事，立即分別致電葡國總統和澳門總督，要求按法律審理。此案延至1916年才了結，黃明堂才獲釋放。 8. 劉思復在澳門出版反袁刊物 《民聲》 澳門發揮了捍衛共和的基地作用，亦成了保衛革命黨人的避難之地 ，保護了黃明堂等老革命黨人，也保護了劉思復這些年輕的革命黨人。 1913年8月，29歲的革命黨人劉思復返澳 ，出版反袁刊物 《民聲》 。而在此之前一個月，劉思復已在廣州出版了反袁刊物 《晦鳴錄》 ，被袁世凱在粵心腹龍濟光查禁。於是 ，劉思復返澳 ，為避刊物被查禁 ，乃將 《晦鳴錄》 易名為 《民聲》 ，在澳門出版。 劉思復在澳門於1914年出版第4期 《民聲》 時，被袁世凱的心腹發現 ，劉思腹再次出逃，由澳門逃往上海 ，秘密出版第5期 《民聲》 ，出版地點雖易，但仍印上澳門出版的字樣。 劉思復在上海時，還於1914年7月，成立了無政府共產同志社 ，主張政治經濟絕對自由，宣揚無政府主義。豈料 ，8個月後的1915年3月，年僅31歲的劉思復，不幸因肺病而逝去，英年早逝，令人痛惜。 9. 澳葡政府拖延引導 “白狼黨”成員歸案 1914年6月21日，新任澳督嘉路米耶 ，接到袁世凱政府的請求，捉拿 “白狼黨”的成員引導返大陸 ，理由是據稱 “白狼黨”成員打算在澳門聚集 ，準備武器，招募人手，捲土重來。 “白狼黨”活動，其實是當時北方的革命黨人 “白朗”組織的革命活動。追捕 “白狼黨” ，實質上就是追捕革命黨人。 澳府表面上是答應北京袁政府的請求 ，共同對付 “白狼黨” ，以達到一箭雙雕。 一方面 ，可以穩定澳門，防止有人發難，搞亂澳門，這是小城澳門的政府一貫決策和施政措施，以求穩定澳門。另一方面，澳府冀藉勢解決澳門食水供應問題 ，要求澳門內港的 “對面山”灣仔支持供水 ，但北京方面卻避談 “供水問題”。追捕 “白狼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10. 孫中山派朱執信來澳開展捍衛共和運動 1914年7月8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在東京成立，將澳門作為中華革命黨的重要據點，委派朱執信在澳門着手策劃討袁驅龍運動。

朱執信是孫中山的重要左右手，參加1911年黃花崗起義失敗後，與黃興避難澳門，受孫中山重託開展捍衛共和的革命活動，朱執信與鄧鏗、李海雲等共同部署，繼續以澳門為國民革命基地，積極策動香山駐軍和綠林士，入住天神巷37號宋家大屋，深居簡出，僭機行事。 1915年12月，朱執信加入中華革命黨，被孫中山委任為中華革命軍廣東司令長官，負責廣東方面的軍事工作。 朱執信藉着孫中山撥給的大批經費，在澳門秘密設立討龍軍事指揮機關，由古應芬、李朗如、張發奎、薛岳等人協調工作，開展討閥袁世凱在廣東的心腹龍濟光，並積極擴展中華革命黨組織，部署新的起義計劃。 11. 朱執信策動從澳門出發去刼持肇和號 1916年3月，中華革命黨廣東軍務主持人朱執信，計劃第二次策動 持 “肇和號”，舉行武裝起義反對袁世凱。指揮部設在澳門，整個行動，由朱執信領導，李文範、古應芬、鄧鏗、李朗如等人協助，以革命黨人李玉山領導的 “華僑敢死隊”參加刼艦行動。 3月3日，“華僑敢死隊”30多人抵達澳門，集中到總部 （設在監牢斜巷的域多利戲院） ，接着，安排了18人提前到廣州黃埔，策動該處炮兵起義內應，以圖水陸並舉，襲取省城廣州。 3月7日，陳策、楊虎、馬伯麟、孫祥夫李玉山等，率領十多名 “華僑敢死隊”隊員，由澳門假裝乘客，搭乘 “永固”號小輪船往廣州，至黃埔海面時，強迫 “永固”號駕駛者靠近 “肇和”號，向軍艦投擲炸彈，軍艦船身無傷害，還以強烈槍火還擊，敢死隊遂逃離，李玉山、馬伯麟被捕，刼持失敗。 12. 孫科奉父命在澳門成立起義指揮部 民國八年（1919年）7月，孫中山的兒子孫科，以特派員名義，受父親委託，在澳門成立起義指揮部，號召在粵陸海軍起義響應。 孫科在澳門鵝眉街十號設辦事處，接洽各方面派來的代表，並多次傳達孫中山催促廣東各部隊發動起義的意見。革命黨人紛紛響應。最突出的是江大艦，由艦長陳策率領官兵起義，從廣州駛往澳門。 13. 陳策率江大艦起義在路環九澳觸礁 民國九年 （1920年）2月15日，江大艦在艦長陳策領導下官兵起義，駕艦自廣州黃埔港駛往澳門，到達澳門南灣，發現燃煤不足，派人上岸聯繫供給燃煤，豈料為艦上的無線電生上岸告發，廣州方面即派軍艦追捕。江大艦聞訊，起錨逃避，至路環島痳瘋院對開的九澳灣觸礁，起義失敗，艦長陳策等被葡兵拘捕，後由定居澳門的孫中山元配夫人盧慕貞保釋。江大艦幾經周折，後來被澳葡海軍收購。

三、 澳門同胞支持孫中山維護共和 澳門華人社會一貫支持孫中山國民革命，特別是後辛亥革命時期 ，更是支持孫中山維護共和國體，反對袁世凱稱帝。 1. 陳席儒捐巨款支持孫中山辦報 澳門華人一貫支持孫中山國民革命 ，澳門華人紳商尤以大力捐獻資助國民革命運動。早在1900年 ，孫中山派陳少白在香港創辦 《中國日報》 ，資金短缺，獲得澳門陳席儒（陳芳兒子）大力支持 ，慷慨解囊 ，捐獻數十萬。其時華僑百萬富翁陳芳仍在澳門 ，他於1890年定居澳門，支持兒子陳席儒捐獻巨款支持孫中山辦報。 2. 民樂社演話劇宣傳革命 民國三年 （1914年） 同盟會會員陳少白、陳雁聲 、鄭校雲 、黃世仲 、黃漢生、謝盛之、胡津霖、郭式雄、陸魂霆等人，在澳門組織話劇團體 “民樂社”由陸魂霆擔任社長 ，宗旨是借演戲諷世益時 ，宣傳革命思想以及為革命活動籌款。演出的劇目有 《自由女嫁堂官》 、 《俠女》 、 《宣統登基》 、 《外江壯士》 、 《暗室明燈》 、 《李黨》 、 《殺子報》 、 《妻黨》 等 ，多為諷世益時之劇，備受觀眾歡迎。如 《外江壯士》 揭露和批判駐粵軍閥龍濟光部的暴行，配合當時反袁討龍之政治活動，在社會上反響較大。 3. 澳門開 “國耻大會”反對簽訂21條 1915年6月3日，袁世凱與日本簽訂 “21條條約” ，各地相繼組織 “抗體會”。抗議簽訂喪權辱國的 “21條”。澳門同胞亦義憤填膺，紛紛集會。22日， “僑澳商學”在下環育賢學舍開 “國耻大會” ，到會者800多人。主席鄧君珍演說：此次承認日本要求條件，實為彌天大辱，嗣後願我國民均存愛國觀念，認定貿易自由主義。 4. 梁彥明組織抵抗日貨會 1915年6月，老同盟會會員梁彥明、李君達等革命黨人 ，在澳門組織 “抵抗日貨會” ，提倡用國貨，不買日本貨。並且在多個星期日，往中山、石岐 、前山、乾霧等四鄉，演講抗日救國。 崇實、守義等多間學校的青年學生，也隨團活動，各處派傳單、貼街招、演出活報劇，獲得各處鄉民圍觀、鼓掌支持，愛國氣氛甚為濃烈，愛國行動甚為感人。 5. 澳門同胞抗議恢復帝制 1915年10月10日，澳門維持國體聯合會集會，抗議袁世凱復辟帝制。澳門華民維持團體聯合會臨時幹事盧鹿壺等，投函廣東省抵買公會。云：“致者，本，

會請求澳門葡政府准發傳單，於本10日（星期日）上午假座捷成戲院開華僑全體大會議。赴會各界男女計共600余人，全體一致贊成。相繼演說2小時，後散會，當即決議成立，現已租到新馬路1號二樓為辦公室，計劃一切進行方法分致各大報，提倡贊助，固不獨本會同人等之幸，抑亦我中華民主共和國前途之大幸。”此項澳門同胞支持、捍衛共和國的重要報導，刊登於1915年10月10日的香港 《華字日報》 。 6. 澳門 “放飛機”籌款賑災廣州水災 1915年9月23日，澳門黑沙灣萬人空巷，觀賞美國華僑青年飛機師譚德根的飛行表演，從中籌款賑濟廣州市大水災。此次廣州大水災，發生於1915年 “乙卯年” ，史稱 “乙卯大水災” ，廣州西關大水浸到二、三樓，且大火災，災情嚴重 ，損失慘重 ，各地義不容辭，籌款賑濟。澳門亦不甘後人，由成立兩年多的澳門商會主持籌款工作，特聘華僑青年飛機師來澳飛行表演 （當時稱為 “放飛機”）， 吸引萬人觀賞，籌款效果顯著。成為民初後辛亥革命時期澳門最大型的一次籌款活動。 居澳譚氏宗親在南灣興記酒店（1928年改為利為旅酒店），宴請譚德根，留下珍貴合照。 譚德根返穗後，孫中山接見他，並委任譚德根為討袁航空隊隊長。 7. 中華民國為澳門同胞認同和擁護 澳門同胞對於新成立的民主共和國熱情支持，反映在思想觀念、意識形態方面，甚至商業行為上，都對中華民國的認同和擁護。例如鄭觀應的鄭家大屋鄭慎余堂的銅鑄新門鎖，也 刻上 “民國元年”四個字。澳門和香山（今珠海） 的房屋地契上，也刻印上 “民國萬歲”。甚至那些銅製的水煙壺，也刻着“民國萬歲”四個字。1909年創辦的澳門東興火柴廠的火柴商標 ，也設計了 “孫文”頭像圖案，大受消費者歡迎。 8. 孫中山的兩封感謝信 澳門對國民革命的大力支持，體現在孫中山的兩封感謝信上。 其一是1916年孫中山致澳門澳督，其二是1923年孫中山致函盧煊仲 （盧九二子） 。 兩封信都表達了孫中山對澳門總督，對澳門華人華商的衷心感謝，感謝長期對革命黨人、 對國民革命的大力支持。 9. 民初澳門中文報業興旺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推行新聞自由，民初內地新聞報業、如雨

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澳門亦受影響，中文報業更為興旺，繼1913年，創辦了 《澳門通報》 後，1916年創刊 《澳門時報》 ，1917年出版了 《澳門日報》 、 《澳門早報》 、 《澳門晨報》 ，之後幾年，又陸續出版了 《澳門晨報》 、 《澳門商報》 、《醒群日報》 、 《新聲報》 、 《民生報》 、 《民生報》 、 《平民報》 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澳門中文報業尤其興旺，普遍對孫中山國民革命熱心支持。 10. 澳門教育會成立 民國九年（1920年）7月，由梁彥明、劉雅黨、劉草衣、馮秋香等組織發起的澳門教育會正式成立，假鏡湖醫院禮堂舉行成立典禮 ，由劉雅黨神父出任第一任會長，曾次崔為副會長，成為澳門華人文化教育界最早成立的專業組織，成為全澳性的華人教育團體。推動澳門華文教師的團結合作，促進澳門的華文教育事業。同時亦支持孫中山國民革命運動。 11. 澳門舉辦 “總理奉安誌悼”活動 1929年5月，澳門國民黨支部舉辦 “總理奉安誌悼”活動，特聯合澳中各界民眾，在全澳推動，為此而成立了籌備委員會，舉出梁彥明、馬普全、郭輝堂、尹子琴、何偉夫、區瑞墀 、李恩榮、劉紫垣、林煥南、張來等為籌備委員，連日積極進行籌備工作 ，通函澳商會轉知各商店下半旗誌哀7天，6月1日在鏡湖禮堂舉行誌悼大會。萬人哀悼孫中山，緬懷孫中山的豐功偉業。

孫中山派孫科到澳門策動海軍起義始末徐 新歷史背景 民國六年 （1917）孫中山先生為維護 《臨時約法》 決心發動 “護法運動”他給廣東、廣西、湖南、四川等六省的都督發了電報，希望西南聯合行動，打倒偽共和建設真共和，協商設立了一個臨時政府，與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對峙。孫中山最初想把民國政府設在上海，而當時西南的一些軍閥表示歡迎孫中山南下。考慮再三，他決定回到廣東舉旗護法。 8月25日，南下的國會議員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一個主張護法、旨在打倒北洋軍閥的軍政府宣告成立了。軍政府的組織大綱明文規定：在臨時約法的效力沒有完全恢復之前，中華民國的行政權，由軍政府選出的大元帥行使。9月1日，國會非常會議以無記名方式進行投票選舉，孫中山當選為海陸軍大元帥。10日，孫中山在廣州河南士敏土廠宣誓就職。 不久，孫中山就陷入了困境。桂系軍閥陸榮廷和滇系軍閥唐繼堯並不是真正 “護法”和真心實意擁護共和，而是想借孫中山這塊 “金字”招牌，來保護和擴大自己的地盤和勢力。他們和孫中山合作，完全是一種政治投機活動。在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的同時，又選舉了陸榮廷和唐繼堯為元帥。孫中山當即將選舉結果電告陸榮廷、唐繼堯，陸榮廷回電表示反對另組政府，且不願擔任元帥的職務，也不聽命於軍政府。 民國7年 （1918）西南軍閥操縱了國會非常會議，於5月20日通過軍政府改組案，廢除了大元帥制，選出了陸榮廷、唐繼堯、岑春煊、孫中山等七人為總裁，岑春煊為主席總裁。孫中山於5月21日憤然離開廣州，前往上海。護法運動受挫。 孫中山離開廣東回上海時， “護法”軍政府在桂系軍閥把持下，已無護法之實，廣東這塊革命根據地仍然被他們盤踞著。為了繼續 “護法”，反對北洋軍閥的統治，完成民主革命大業，孫中山決定首先驅逐桂系軍閥，奪取和重建廣東革命基地，以統一南方，穩定革命後方。 民國8年 （1919） 5月28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 《護法宣言》 ； 10月10日，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廢除舊總章，採用新規約，共八章三十二條，以 “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政綱。孫中山準備用國民黨，來繼續領導革命。 徐新 ：澳門博物館研究員。。

孫中山把實現驅挂復粵計劃的全部希望 ，寄託於他用全力培植起來的援閩粵軍身上，期望這支軍隊能打開一個局面。更希望廣東海軍起義，參加革命。 孫中山在上海發表 《護法宣言》 後，第二次護法運動爆發，孫中山派其子孫科為特派員，在澳門鵝眉街十號設立辦事處 ，繼續策動護法鬥爭 ，號召在粵海陸軍起義響應，驅逐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該辦事處的主要工作是籌款 ，購買軍火，聯絡同志，策劃起義。 鵝眉街十號是一幢3層的葡式洋樓，是孫中山的老友土生葡人弗蘭西斯科·飛南第的物業，他無償借給孫中山使用作為中國國民黨澳門辦事處。此處環境極好 ，右側鵝眉街4號是同盟會創辦的培基學校 ，鵝眉街8號是已故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的寓所兼畫室 ，左側不遠就是下環正街，與飛南第辦公處—— 《鏡海叢報》 的報館近在咫尺，可以得到飛南第的及時幫助和呼應。1923年，孫科離澳，此宅歸還飛南第。澳門辦事處的任務 1919年粵軍決定回師，孫中山先生先著孫科到澳門以特派員名義成立辦事處，號召在粵海陸軍起義響應。 孫科在澳門鵝眉街十號設辦事處 ，接洽各方面派來的代表 ，同時委派李綺庵為討賊軍第二路總司令。他是廣東台山人，1882年 （清光緒八年）生。畢業於兩廣師範學校及廣東講武堂。旋赴美國留學。1909年，在美國舊金山與李是男等組織 “少年中國學社” ，宣傳革命。後孫中山到美國，組織中國同盟會，被選為三藩市同盟會評議員，芝加哥同盟會評議長、波士頓同盟會會長。辛亥革命時 ，隨孫中山回國，被選為廣東省議會第一屆議員。1913年，在粵議會提出彈劾袁世凱案。 “二次革命”失敗後，逃亡日本。迨袁世凱稱帝，奉命返粵，發動北路民軍起義，與龍濟光軍作戰。因後援不繼，退入四邑，與李鼎辰等攻佔台山縣署。後又參加護法運動，是同盟會的元老 ，資深的革命領袖人物。另一位傑出的革命黨人也走進了澳門鵝眉街十號，他是陳策，原為廣東海軍學校學生 ，是位熱血青年，1911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參加炸彈隊、敢死隊進攻海口，1915年曾密謀暗殺龍濟光，首義討袁，1917年參加護法，任大元帥府參議。陳策時任漁團保甲局灣仔分局長，離職後經親友介紹李、陳合作。於是孫科委陳策為討賊軍第二路副司令，此外護國第五軍第一司令鄭潤琦也來澳門與孫科接洽 ，孫科委鄭為民軍司令。李綺庵、陳策、周之貞住在澳門經常商議 ，鄭潤琦是現職司令，不便常留澳地，遂派代表馬某與李綺庵同住密切聯繫。 孫科在陸軍方面部署完成之後就策劃海軍起義 ，廣東省在清代原設有水師提督，掌握全省江海防務。水師行營設廣州南提 ，督管全省江海各艦艇。甲午以前有 “廣甲”、 “廣乙” 、 “廣丙”等艦。甲午後清政府重建海軍，廣東則置有 “雷乾”、 “雷坎” 、 “雷艮” 、 “雷震” 、 “雷撰” 、 “雷離” 、 “雷坤” “雷兌”、 “雷中”及領隊 “雷龍” 、 “雷虎”共11艘魚雷艇 ，多系德國製造。、

同時在黃埔設立魚雷局。清末又置 “伏彼”、 “琛航”兩艦，在李維任水師提督時，又在香港建造 “江大”、 “江清”、 “江鞏”、 “江固”4 木質炮艦及 “安南”、 “安番”、 “安順”、 “安東”等武器小艦10餘艘，分段巡緝內河。 辛亥革命後，廣東初設海軍司，以胡毅任司長，接管前清水師提督的任務。後劃分江防兩部分，分設海防辦事處，由李和任海防幫辦，統率 “廣海”、 “廣金” 、 “廣玉”、 “寶璧”、 “寶民”、 “廣庚”等艦：江防則設水上員警廳，由廣東省員警廳廳長李景華兼任 ，下 “江大” 、 “江清” 、 “江固” 、 “江鞏， 、 “廣元”、廣貞 “、 “廣利” 、 “廣享”、 “東江”、 “北江”、 “龍骧” 、 “廣安”、 雷龍”、 “雷虎”、 “雷中”、 “雷乾”、 “雷坤” “雷坎”、 “雷離”、 “雷震”、 “雷兌”、 “雷艮”、 “雷選”等大小內河艦艇共有100餘艘。當時海軍在廣東分成三個艦隊： （一）海軍護法艦隊是程璧光率領南下革命的北洋軍艦十一艘，程死後林葆懌製造閩系派別以固權位，更與岑春煊、莫榮新等舊桂系互相勾搭，坐享高官厚祿，他們已無革命意志，又不容易分化其內部； （二）廣東海防艦隊屬於海防辦事處管轄，有出海艦六艘，噸位較大，航行沿海汕頭、汕尾、湛江、海南島協助軍事任務，該處總辦是李福林，只掛名義，實力由幫辦周天祿掌握。周在討龍時期雖在寶璧艦起義響應革命，但高官厚祿都從舊桂系得來，甚至與舊桂系馬濟以子女結契趨承得力，若與他商洽起義，事必泄敗； （三）廣東江防艦隊屬於廣東省江防司令部管轄，內河艦共有卅餘艘，分佈珠江區域各縣巡防，江防司令是馬濟，馬濟對於艦的控制不大重視，派出桂系心腹在艦上者不過幾個人，他最信任周祿，請周介紹一些海軍同學給他錄用，周介紹黃達觀、陳聖熊、蘇仰澂、葉傑、孫文沛、黃淓芬等，他們都是海軍第十四期同學。而馬濟最喜愛黃達觀，委任黃為江大艦長，江大艦是艦隊中實力最強的一艘 （同類型的共四艘） ，曾委過陳聖能為江大艦大副，蘇仰澂只做過江大艦二副和大副。當時江大艦的二副是黃淓芬。 孫科、李綺庵和陳策等人分析江防艦隊的情況，各艦運航於內河，他們各自唯利是圖實力不集中，馬濟無控制能力，最容易分化它，因此決定對江防各大艦派人藉故登艦武力奪取，各艦在駐地同時發動，得手後集合各大艦成一隊，沿江河號召各小艦歸隊，一同駛到起義部隊的根據地——中山縣。 孫科等人認為今後進行革命，要計劃組織革命海軍的基本隊伍，同時亦考慮到如果將整個艦隊收復得手，也要配備一班革命的海軍新生力量，方能組成革命的艦隊，因此，孫科與陳策商量，陳策認為兩班同學情況可以利用：（一）海軍學校第十四期同學共四十八人，於1914年畢業，大部份集中在廣海練習艦實習，六年來感到無出路，前途渺茫。也有一部分由周祿安插到廣東全省漁團保甲局、廣東魚雷局和在艦上當二、三副，他們有幹勁、有雄心 ，此種革命朝氣可以利用，組織成為革命海軍基本力量。 （二）海軍第十五期同學共四十四人，於1917

年畢業，集中在護法艦隊實習，護法艦隊那有許多三副位置給他們升補，將是長期或許永遠實習到老，當時艦隊內部分為 “緝捕派”和 “學生派” ，保守的 “緝捕派”自恃資格老，聯合排擠打擊 “學生派”。同學們處於惡劣環境 ，反抗情緒很強，這種情緒更可以利用。於是派人個別接洽參加革命，學生們初出校門受舊社會習慣影響尚淺，所以革命熱情很高。1 上述起義計劃曾報告孫中山先生。經孫中山先生覆電 ，著他們從速進行。到了1920年上半年還沒有做出轟轟烈烈的事來，孫中山先生在滬甚為著急 ，曾發來澳門一電報促他們起義，電文內有云 “國民黨的存亡也在此一舉”之句，由此可以證明孫中山先生對廣東海軍起義的重視。2海軍起義的計劃 接到孫中山的電報後，孫科著令李綺庵、陳策串連海軍同學進行艦隊起義。陳策首先約得丁培龍、李福遊來澳門見孫科，孫以特派員名義委任丁培龍為廣東艦隊司令、委李福遊為艦隊司令部參謀長，並派發了第一批活動經費，著兩人返廣州組織起義。丁 、李在廣州經過一段時間，串連得同學十二人和他們的下屬失業水兵十餘人，海軍同學計共十五人，其中包括：丁培龍 、李福遊、馮肇憲、招桂章、林若時、蘇仰澂、盧適祥 、陳聖能 、吳家駒 （以上均是海軍第十四期同學） 、陳策、馮肇銘、招鈺琪、何子全、袁良驛、盧善矩 （以上均是海軍第十五期同學） 等，水兵十餘人有帶水、舵工、炮手等 ，以上人員除陳策一人在澳門，其餘均在廣州，選定廣州榨粉街雅荷塘九號莪景家塾為接頭地點 ，該家塾是順德縣碧江鄉蘇氏駐省的試館。 孫科付給丁培龍等的第一批活動費用早已被他們藉口於交際應酬聯絡人員，出入於陳塘妓館酒樓或東堤花舫之問花費光了。1920年4月，孫科付來第二批活動費用，李福遊當時提出三項建議：（1） 請孫科接濟手槍每人一支 ，另多要若干支 ，預備給各艦內部響應的人員應用 ，大約每艦三五支 ； （2）給水兵十餘人每人一百元 （當時各艦的水兵月餉十二元） ，著他們分頭向各艦熟識朋友收買作為內應的人員，但必須落實訂定聯絡符號繼續運入槍械 ； （3） 各人應有明確的分工，落實擔任甚麼工作就要完成到底，因此丁培龍派定招桂章為副官長，馮肇憲為督察長，蘇仰澂為軍需長，陳聖能為軍法長；又將各人編為三組 ，每組奪取兩艘或一艘軍艦，以四江 （大、漢、鞏、固） 四廣 （元、亨、利、貞） 為奪取對象，所有聯絡艦內響應和帶領水兵登艦戰鬥，以及駕駛到達指定目的地 ，一切包幹到底。當時分派第一組是丁培龍、林若時、招鈺琪 、何子全、袁良驛等五人。引自 《孫中山驅逐挂系莫榮新發動江大等艦起義的計劃和經過》 ， 《廣東文史資料》 第25輯 （內部發行） ，第163頁 ，政協廣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中大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 ，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 ，以下引文均出此 ，不另註 。引自第164頁 。12

第二組是李福遊、馮肇銘、陳聖能、蘇仰澂等四人。第三組是招桂章、馮肇憲、盧適祥、盧善矩、吳家駒等五人。每組帶領水兵幾人，各組於是分頭行事。3 到了6月初，在漳州的粵軍尚未能動員返粵，孫中山先生特電孫科催促廣東省內各部分革命隊伍先行發動起義。孫科接電後，召集李綺庵、陳策、丁培龍、李福遊和鄭潤琦的代表馬某等，在澳門鵝眉街十號開會商議，孫科傳達孫中山先生意見：“第一，陳炯明久未動員，我們要首先發動，使桂系的統治基礎動搖，依附桂系的非桂實力起分化作用。第二，自一九一八年至今，廣東的革命氣氛消沉已極，應從速掀起轟烈的革命風暴，以喚起廣東的民眾知桂系的末日到臨，打擊挂系的稅收。第三，廣東與漳州互相呼應，促使漳州粵軍更快成功。”接著李綺庵報告，已委出民軍司令十一人，估計每隊有二百人，也能集中二千餘人，大部份可移駐順德、中山的交界地方。鄭潤琦代表馬某也報告，第五軍第一司令也有部隊二千餘人駐在中山縣內，隨時可以配合行動。丁培龍也報告，江防艦隊實力最雄厚的江大、江漢、江鞏、江固都已著手佈置，除江漢艦一艘在廣州修理還未竣工之外，其餘三艦均可以發動起義；其他一些小型艦艇一時未聯絡到手。如果三艘大艦得手後，沿江號召各艦也可得一些艦參加。陳策也提出建議，艦隊起義後迅速集中一齊駛到中山縣大南疊石河面，便能與鄭潤琦、李綺庵的民軍部隊聯成一片。 會後丁培龍、李福遊回廣州在榨粉街雅荷塘九號莪景家塾召集各同學和水兵等會議，傳達孫科開會的內容，決定今後的行動：第一組，林若時等在江鞏艦內有熟識人員約定響應，他們願負責奪取江鞏艦起義。第二組，李福遊等以陳聖能、蘇仰澂兩人曾做過江大艦大副，二車、三車和水兵大多關係密切，已聯絡好了，能負責奪取江大艦。第三組馮召憲等已約定江固艦內響應，承擔奪取江固艦。會議並決定幾項工作：A. 先行將短槍運入各艦交給響應人員使用。B. 通知各艦響應人員規定，晚上聯絡暗號是：我方發出以電筒燈光顯示，一長三短連續五次以上，怕不會立即看見所以要多發幾次；艦方回答是：三短一長。我方已注意回答，故發三次便可。C. 通知艦內響應人員決定7月15日晚上12時，我方人員齊集艦上起義，三艦同時行動。D. 擇定三艦的適中地點，準期於7月16日駛到天河圍河面三劃沙頭會合，待齊集後駛去中山縣大南疊石河面錨泊後才向李綺庵報到。4江大艦起義的過程 此時江大艦已撥歸肇陽羅鎮守使林虎調遣，停泊在肇慶大碼頭，協助桂系軍閥在西江一帶防務。7月15日陳聖能、馮肇銘等八人到肇慶，住進人和客棧休息，等待十二時才去艦，李福遊、蘇仰徵兩人預先到碼頭登艦，以同學名義拜候艦長黃達觀。適值黃兩天前返廣州領薪餉，於是他們改訪二副黃淓芬，同學們見34引自第165頁。引自第166頁。

面，略道寒暄，藉口遊七星岩 ，當晚在南門花艇夜宵，約黃同往，李等以起義實況告黃，並說騎上虎背勢已難下 ，不宜猶豫。黃以施大副剛不在艦，事乃可為。晚八時許，艦內起義人員控制全艦，將廣西籍書記和水兵五人拘禁在一室內，李福遊召集官兵在甲板上講話。李說：我艦今天起義，擁護孫中山先生 ，反對 “桂系”。隨著宣佈 “艦隊司令已委黃淓芬為江大艦艦長”。此時有人報告：“失去炊事兵一人”。黃與李商量，如果炊事兵去鎮守使署報告，林虎會馬上派兵來艦鎮壓，應立即離開碼頭。二車、三車是艦內起義人員，特於前一天把煤裝足，煤倉全滿不留餘隙。二車、三車同說：“不如立即起航到原計劃的目的地去，不宜延遲。”九時，李福遊派人去人和棧請陳、馮等八人立即登艦 ，於是江大艦艇順利地航行出肇慶峽，至此，江大艦起義已告初步成功。 但江大艦的燃料存在極大隱患 ，因為所用的煤炭是由鎮守使署供給的 ，使署軍需與煤店老闆官商勾結串通貪汙，訂明煤店照發貨單六折收款 ，其四成歸軍需克扣。因此，煤店開發單出售的是優質煤 ，而交貨則是劣質煤 ，更摻雜沙屑 ，以增重量，江大艦憑軍需處來條，去 “黃崗”煤站上煤 ，煤的質量不容過問。江大艦二車為預謀起義，特別要求多落煤量，此次煤質太劣，升不起火力，燒鍋爐的水兵力盡筋疲 ，頻頻添煤 ，而蒸汽表還不升高 ，航行速度太慢 ，十六日十時才駛到九江沙口。李福遊見此情況 ，心甚焦急 ，出錢向沙口柴船購買木柴以助燃燒 ；航途中，巧遇雷坎魚雷艇 ，江大艦鳴笛示意停船 ，用傳筒叫艇長何孝飛（外省人） 過艦。該艇大副羅壽如回答艇長回廣州領薪餉 （艇長與羅均是 “緝捕派”） 。江大艦又叫羅過來。羅到艦後，李福遊告以大勢所趨 ，著一同起義聯隊行駛。羅壽如在壓力下佯允以待時機 ，當經李委羅為該艇艇長，著回艇隨行。至下午四時才駛到天河圍河面三劃沙頭。原以為鞏固艦早已駛到，但河面寂然 ，江大艦與雷坎艇在此等候。至十七日下午四時仍不見江鞏、江固兩艦起義駛來集合，心甚疑惑。李福遊命令起錨駛赴澳門向孫科、李綺庵、陳策報到並查詢情況。到澳門後的遭遇 十八日上午，江大艦由南環進口到達澳門，駛過葡艦 “米德蘭”旁到畢坦坭南灣之下拋錨寄泊，派人去鵝眉街十號國民黨辦事處報到。 孫科得知江大艦和雷坎艇起義開到澳門的消息 ，喜出望外 ，馬上帶領李綺庵、陳策、鄭潤琦代表馬某、周之貞、袁柳溪 （陳策的秘書） 、楊孚祥 （陳策的軍需） 等一行人乘艇來江大艦 ，並攜帶生豬、燒酒、生果、餅乾大批食品向兩艦慰勞 ，起義人員集中江大艦聽孫科講話。孫科對起義的海軍官兵表揚和勉勵一番，並送來銀元多箱準備頒發獎金和薪餉。官兵歡欣鼓舞，大家聚餐暢飲 ，孫科亦在座參加。餐罷 ，孫科與周之貞離艦返澳門，臨行時囑咐陳策率領兩艦駛到中山縣大南疊石河面錨泊 ，並留下代表馬某著一同乘艦前往中山與鄭潤琦聯絡接應。李綺庵等均隨艦去中山與起義部隊會合。

軍艦駛去中山之前，李福遊以煤質太劣，航行太慢，今後行動太不方便，建議在澳門補充些優質煤炭。大車說：“煤倉已滿，不能再裝。”李福遊派人去澳門與煤店商量，賣去一些劣煤，買入一些優煤，由澳門煤店從速包辦停當。於是煤店派煤艇一艘系泊江大艦旁，首先要將劣煤搬運落艇，清空些倉位才能再裝優質煤 ，但由於落孔太窄，裝煤容易，出卸煤困難，需要有人在倉內挖煤逐籮由孔口吊上 ，因此清出劣煤花去時間太長，搬運工人自日至暮，通宵達旦，才將舊煤清出一部份，翌晨才裝新煤。由於運煤工人出入往來難於防範，致被江大艦無線電報務員朱文質和大車王德甫，以及雷坎艇羅壽如等三人乘混亂之機溜走逃往前山電報局發電回廣州向江防司令馬濟密報情況。馬濟接電後報告莫榮新，莫著令廣東省外交特派員電知澳門葡政府，告以 “江大艦被匪騎劫逃去澳門，立即將江大艦扣留，聽候省方派人來接收”。十九日上午，煤的裝卸尚未完成，葡艦 “米德蘭”號派人通知江大艦：“葡政府要扣留該艦，切勿開航。”同時葡艦卸去炮衣，各炮指向江大艦示威。5 李綺庵、陳策等得此消息 ，當機立斷冒險逃出澳門，開航前為使葡艦不會預先發覺，斬斷錨鏈，突然向前駛過市面，使葡艦不敢開炮打市面。葡艦猝不及防。江大艦已駛到澳門近岸與離葡艦之間的河面。葡艦向江大艦連發三炮，企圖制止。但三響都是空炮，恐防傷及澳門不敢用實彈。江大艦此時繼續向前南行。旋又再來一炮，江大艦被擊中吊橋舵房，當場操舵水兵陳到被擊斃。幸炮彈在舦旁偏些而過，舵未被擊壞。江大艦轉東航，駛入北水道，河道三轉彎，葡艦已看不見，沒有再發炮。葡艦 “米德蘭”沒有升火，不能開航追緝，葡方派另一小型巡河葡艦尾追江大艦。巡河艦之首有一磅炮，連續向江大艦尾轟擊十餘響均未命中。李福遊將水機槍移到艦尾向巡河艦密集掃射，巡河葡艦畏縮逃返澳門。引水員張金福請示李駛往何處。李福遊命令駛入橫門。張金福乃向東北轉舵，尚未駛入香洲灣，已遠遠看見駛來一艘效忠桂系軍閥的豫章魚雷艦追來。而豫章艦也看見江大艦，連發十餘炮向江大艦射擊，沒有射到。江大艦立即掉頭返航。張金福乃駛過氹仔島的雞頭，再經過九澳灣，擬欲再駛過九澳角的閃火燈，然後轉向大橫琴灣駛進，不料就在九澳灣與麻瘋灣之間，由於操舵過於偏右便擱淺了。6江大號起義出現了大挫折。九澳棄艦喋血 九澳是澳門管轄地 ，不便登岸。但是如不登陸，恐豫章艦追來更加被動。官兵一致意見棄艦覓地躲避。李福遊叫黃淓芬將幾箱銀元拿出來，揭開箱蓋，召各員兵任意拿取，能裝多少就要多少，以作盤川使用，大家拿了錢後赤足跳落水裡鳧近岸邊，登上九澳陸地。江大艦原有員兵五十餘人，加上來艦的十餘人，除56引自第171頁 。引自第172頁 。

拘禁者外，全部登陸，江大艦六十餘人到了九澳後，路途不熟 ，隨處亂闖。李福游見一老人，要他帶路，老人說四面皆水，無路可通 ，李以為老人想脫身不願同行，拔出手槍威脅老人。老人大叫，被葡兵發現。該處有小山是葡兵炮臺 ，見有十餘水兵跟著李福遊沿山邊大路走近，並看見李胸前掛著望遠鏡，認定李是指揮官，首先向李射擊，李福遊中彈倒地 ，葡兵亂槍掃射 ，十六人均中彈犧牲包括引水員張金福。葡兵又出動幾隊四處截緝，將陳策俘虜 ，黃淓芬回頭走跳下海中，在礁石躲避，亦為葡兵俘獲，總共被捕卅餘人，押送去澳門監獄收押。陳策在獄中，托人通知孫科，翌日孫以五千元擔保陳出獄，黃與水兵等坐牢 ，候至粵軍回廣州後，同年十一月向澳門交涉才獲釋放。此外，還有李綺庵、鄭代表馬某、袁柳溪、楊孚祥、陳聖能、蘇仰澂、馮肇銘和水兵二人沒有被捕 （馮肇銘單人躲避過兩天返回澳門） 。李、馬、陳、蘇 、袁水兵二人等走沒多遠 ，望見一所女人麻瘋院。李綺庵等請求借地暫避。對方不允。陳以五十元銀元相饋 ，並說：“我們是中國革命軍人，失敗來此，望求拯救，將來多多報答。”乃請入坐，並以茶水餅食招待，旋聞葡兵要來搜查，麻瘋女乃帶他們去院後的棘竹密林躲藏。台風驟至 ，風雨交侵，及至天黑，麻瘋女請他們再到院坐，茶餅招待。葡兵又來搜查。他們乃復躲入竹林。此次葡兵再到麻瘋院，又見杯碟不少，估計他們可能藏在竹林裡，乃往竹林外邊開槍亂射一通，久見無人，又值台風暴雨，葡兵收隊。所幸槍彈未射到他們，得以無恙。台風一日一夜才止 ，至廿一日才雇得漁船，需港幣五百元，船主聲明風浪太大，不能駛去香港，只能到達大嶼山的大澳。輾轉香港脫險 李綺庵等人到大澳後 ，以為到了安全地帶 ，入商店購買布鞋和襪等給各人穿上，然後入飯店吃飯，由於幾日來饑寒交迫，至此大吃大喝 ，碗碟高疊，四座注目，飯後結賬，李的零鈔已用盡，在懷中拿出港幣一疊，每張五百元，找贖付賬。掌櫃瞠目注視，見他們八人身穿漁民舊衣服 ，足蹬新布鞋，腰纏萬貫 （李綺庵帶給接濟民軍的矩款） ，虎咽狼吞，行動奇異，疑似海盜，待他們去後，急到警所報案。警所派警探二人追蹤，但他們已登上去香港的渡輪。警探下輪向李等查問。李詭稱漁船被台風打沉，流浪至此。港英警探敲詐成性 ，故作為難。楊孚祥恃自己曾在香港做過生意，熟識港例，咆哮反駁。警探惱羞成怒，留著輪渡勿開行，一人監視，一人回所報告。不久，大隊警員來，將他們驅入警所。李綺庵等人互相均約定改換某名 ，但除記著自己改某名外 ，很快就忘記別人假名，因此，在警所詢問時，姓名互不相符，來歷也不吻合，因此警所封存各人財物，連同他們八人押解去香港尖沙咀警署，以海盜案拘留候審。李綺庵眷居香港 ，李暗使通知其家人，請孫科援救，孫科在澳門得到他們在香港被扣的消息 ，立即電請香港 “的健”大律師為他們辯護，並提出李綺庵家中懸掛的，有李參加的國會議員全體照片作為證據，申請政治避難。故拘留第三天，港英當局宣判他們無罪釋放，財物發還。他們出獄後到商店更換新裝，乘港澳輪重返澳門。7

至此 ，江防艦隊和江大號軍艦起義全部失敗，孫科感到不勝痛惜，但對桂系軍閥的打擊，亦起了威懾的作用，猶幸他們歸來，仍留居在鵝眉街十號，等待粵軍回粵時再奪艦響應。1921年，陳策、丁培龍等將此次死者李福遊、張金福等十六副棺木運回廣州，葬於沙河海軍墳場，堅立 “江大艦殉難烈士之墓”紀念碑和李福遊烈士之墓。陳策以此次組織都是海軍同學，回廣州後遂命名為十五俱樂部，以紀念七月十五日起義。分析和總結 （1）孫中山派遣孫科到澳門鵝眉街設立辦事處是非常英明的決策，因為澳門當時的地位非常獨特，各方面條件很好，是民主革命的基地； （2）這場起義的領導者是很合適的人選，組織架構也很完善； （3）策劃江大號軍艦起義的設想和計畫也是正確的，方向也是對的； （4 ）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孫科、李綺庵和陳策都是第一代的“海歸派”，書生氣十足，缺乏軍事鬥爭經驗； （5）對於敵人的頑強和反擊考慮的較少，麻痹大意導致起義失敗； （6） 在外交上沒有與澳葡和港英當局提前聯絡，至少應該爭取英葡政府採取中立的立場； （7）很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和突發事件，也是造成失敗的原因； （8）犧牲的年輕官兵是壯烈和英勇的，他們的革命理想和獻身精神永垂不朽。 主要資料來源：（一） 《中華民國海軍通史》 第5章 ，作者陳書麟 、陳貞壽 ，北京：海潮出版社 ，1992年 ； （二） 《廣東文史資料》 第25輯 （內部發行） ，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政協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中大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第161頁《孫中山驅逐挂系莫榮新發動江大等艦起義的計劃和經過》 ，作者胡應球。引自第175頁 。7

同盟會在港澳策動辛亥廣東光復縱覽莫世祥* 摘要 ：宣傳動員、武裝革命 、謠言解構和高層策反 ，是同盟會在港澳地區策動辛亥廣東光復過程中交相運用的四種方式 。該組織在港澳進行各種革命宣傳活動 ，促進華人社會逐漸接受反清革命的主張 ，從而為港澳兩地長期成為推動內地開展共和革命的海外基地奠定廣闊的社會基礎 。與此同時 ，同盟会共在廣東策動6次武裝起義和4次暗殺活動 ，沉重打擊清王朝在廣東的統治 。在武昌起義 、各省響應的新形勢下 ，同盟會一面散播 “京陷帝奔 （崩） ”的謠言 ，鼓舞粵港澳民眾擁護共和革命的士氣 ，解構廣東官府效忠清王朝的決心 ；一面對廣東官紳秘密進行高層策反 ，敦促他們贊成獨立反正 ，最終促成辛亥廣東的和平光復 ，開創歷史的奇特篇章 。 關鍵詞 ：同盟會 ；香港 ；澳門 ；廣東光復 辛亥革命期間，中國同盟會相繼以香港和澳門作為就近推動內地開展共和革命的兩大前進基地。其首要的任務，就是光復毗鄰的廣東省。為此 ，同盟會在港澳地區進行推翻清朝政府在廣東統治的各種活動，最終以宣傳動員、武裝革命、謠言解構和高層策反等交相配合的四種方式，促成辛亥廣東和平光復，譜寫辛亥革命史的奇特篇章。一、港澳同盟會組織的建立 同盟會組織在港澳地區的建立 ，始於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以後，孫中山在同年9月8日派馮自由和李自重到香港、澳門和廣州 ，延攬先前組建於1895年的香港興中會總會成員中贊成同盟會宗旨的革命志士加入同盟會。1905年10月中旬，孫中山乘郵船途經香港，在船上為香港的同盟會員主持入會宣誓儀式。幾天後 ，同盟會香港分會正式成立。陳少白為會長 ，鄭貫公為庶務 ，馮自由為書記，黃世仲為交際，會所設于原興中會的機關報—— 《中國日報》 報館 ，即中環士丹利街24號。該報隨之成為同盟會在香港的機關報。 1906年10月初，馮自由接替陳少白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香港分會按照孫中山與同盟會本部的部署，直接領導廣東省內的同盟會組織及其革命活動，此外還負責策應廣西、福建等鄰近各省的同盟會活動。 1909年10月，同盟會總部鑒於香港策應外地革命的工作十分繁重，在香港另 莫世祥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外設立南方支部，專門負責廣東、廣西及福建的黨務與軍事工作，香港分會轉而專注於港澳地區的黨務。胡漢民任南方支部的支部長，汪精衛任書記，林直勉任司庫，支部會所設在灣仔鵝頸橋。 澳門的同盟會組織直接接受香港方面的領導。1906- 1907年間，馮自由先後派劉樾杭、阮亦周等人，在澳門荷蘭園和隆街21號設立樂群書室，作為同盟會香港分會在澳門的活動機關。廣東香山縣籍的同盟會員劉思復曾在該處試驗炸藥和炸彈，并因不慎引起爆炸而負傷。劉樾杭、劉思復成為同盟會香港分會派駐澳門的代理主盟人和軍事聯絡員。但數月之後，樂群書室因 “僅得基本會員數人，不得已宣佈解散” 1909年，同盟會在澳門重新開展有組織的活動。先是，葡籍華人富商盧九的兒子盧怡若在留學日本期間加入同盟會。他返回澳門後，聯同已經加入同盟會的工程師劉公裕、牙醫劉大同、國民興書局司理鄧繼明等白領人士，於1909年在澳門發起組織 “華服剪辮會”，公開倡導華人男子剪去象徵臣服滿清統治的辮子。盧怡若成為同盟會澳門組織的負責人之一 ，承擔所有活動經費。澳門同盟會員 “每相約至黑沙灣最僻之地舉行會議，一切組織費用，接負於盧公”。 2 1911年7月，盧怡若與香山縣籍的同盟會員林君復、蕭聘一等人，在澳門白馬行街釣魚台的一座三層樓宇開設 “濠鏡閱書報社” ，提供書報，讓公眾免費閱覽，實際上作為同盟會澳門支部活動的秘密機關。在此前後，澳門支部還在南環41號設立秘密活動的機關。這兩處機關都成為澳門及毗鄰香山等地的同盟會員宣誓入盟與會商革命的地點。1910年春至1911年夏天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的謝英伯，兼任澳門的主盟人。他奉派往美國檀香山之後，改由林君復繼任澳門主盟人。澳門支部的負責人還有劉公裕、盧怡若、陳峰海、劉卓凡、陳卓平、林了儂、梁倚神、劉大同等。3二、宣傳動員的普及 早在同盟會成立之前 ，革命黨人將鼓吹 （即宣傳） 與起義、暗殺并列為革命的三大任務。同盟會在港澳地區相繼建立組織機構之後，隨即利用港澳較諸內地更為自由寬鬆的輿論環境，在報刊、戲劇和學校的三大宣傳陣地上，以生動活馮自由：《澳門華僑與革命運動》 ， 《革命逸史》 第4集，第74頁； 《香港同盟會史要》 ， 《革命逸史》 ，第3集，第22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重印本。《盧公怡若傳》 ，轉引自林廣志：《澳門華人與孫中山和同盟會——〈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述略》 ，《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年） ，未刊本。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 《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第90-92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鄭佩剛：《我參加香山光復回憶》 ， 《辛亥革命與廣東》 ，廣東文史資料第68輯，第63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123。1

潑、通俗易懂的形式 ，向港澳和內地的民眾廣泛宣傳同盟會的共和革命政治主張，動員民眾參加革命。 報刊宣傳方面，原興中會在香港主辦的 《中國日報》 成為同盟會香港分會的機關報。此外，同盟會員還在香港陸續創辦 《惟一趣報有所謂》 、 《少年報》 、《東方報》 等報刊。這些報刊宣傳共和革命的主張 ，報導革命黨人在各地舉行革命起義的消息，以及各地民眾反抗清政府的 “民變”情形。其批判的鋒芒不僅針對清朝官府的各種弊政 ，而且直指清朝皇帝以及中國歷代的君主專制制度，明確宣示同盟會的革命目標就是在中國推翻帝制 ，創建共和制度 ，實行三民主義。1909年 （晚清宣統元年） 同盟會在澳門恢復組織活動以後，香港出版的革命報刊 “行銷澳門數量日增” 戲劇宣傳方面 ，利用流行於粵語地區百姓娛樂生活中的粵劇形式 ，宣傳反清革命的政治主張，這是同盟會在省港澳地區對平民百姓進行社會動員的獨特創舉。1905- 1907年間，陳少白、李紀堂、程子儀等同盟會員鑒於當時民眾多不識字，報刊文字宣傳難以奏效，首先在廣州創辦采南歌戲班，以改革陋俗、灌輸民族主義為宗旨，編練粵劇 《皇帝征蚩尤》 、 《六國朝宗》 、 《地府革命》 、 《文天祥殉國》 等新戲 ，在廣東各地及香港 、澳門演出， “實開粵省劇界革命之先聲”。 1907年下半年，該戲班因資本短缺，被迫解散。 采南歌戲班解散之後，香港各革命報刊的記者黃魯逸 、黃軒胄、歐博明 、盧騷魂、黃世仲、李孟哲、盧博朗等人，在澳門組織 “優天社”劇團，打算親自登場表演，但因經費不足，數月後解散。其後，黃魯逸、黃軒冑邀集陳鐵軍等10餘人 ，再度組織劇團 “優天影社” ，在港澳等地上演 《火燒大沙頭》 、 《黑獄紅蓮》 、 《夢後鐘》 等革命新劇。其中 《火燒大沙頭》 一劇 ，以清政府殺害安徽女同盟會員秋瑾為導線，反映革命黨人的抗爭， “是為新學志士獻身舞臺之嚆矢”。 “諸志士多粉墨登場 ，現身說法，對於暴露官僚罪惡及排斥專制虐政 ，不遺餘力。粵人頗歡迎之，號之曰 ‘志士班’。開辦年餘 ，以經費不支中輟。”在報界宣傳和 “志士班”創新的帶動下，一些舊式戲班隨之排演愛國新劇。人壽年戲班的班主梁垣三 （蛇王蘇） 和藝人豆皮梅、新白菜等演出 《岳飛報國仇》 ，喚起民族觀念 ，宣傳忠義報國， “較新劇團之宣傳 ，有過之無不及” 。 《中國日報》 因此向梁垣三贈送 “石破天驚”的橫幃，以示表彰。5 學校宣傳方面 ，同盟會在其成員創辦或影響下的港澳學校開展反清革命教育，宣傳民主共和思想，培養革命的後繼人才。在香港，史古愚、李自重等人於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廣東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第88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馮自由：《廣東戲劇家與革命運動》 ， 《革命逸史》 第2集，第222-22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重印本； 《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 ，第107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45。4

1904年春創辦九龍光漢學校，以 “不做東亞病夫”、 “自強不息”為口號，開始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先前，李自重曾於1903年夏天在日本東京參加孫中山創辦的青山秘密軍事學校。他回到香港後，積極推廣 “兵式體操” ，趁機宣傳革命主張，廣受學生歡迎。他陸續兼任香港8所學校的學生社團體育教員， “在教習過程中，勉勵學生雪我東亞病夫之恥，宣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大義。遇有初具革命意識者，則與之個別晤談，宣傳民族革命思想。辛亥 （1911年） 前後，此輩人士直接間接參加革命活動者，大不乏人”。 1906年，李自重兼任體育教員的香港育才書社學生不顧該校監督劉鎮國的禁令，到澳門參加抵制美貨運動的遊行。劉鎮國是香港紳商，曾向清廷捐得四品道台的官銜。他認定李自重是學生此舉的幕後主使，向港府撫華署密告李自重煽動學潮。香港警署於是派出密探，對李自重進行跟蹤監視，收繳光漢學校進行軍訓的木製假槍。同年秋天，香港同盟會被迫停辦光漢學校，李自重離開香港，回到家鄉廣東台山，繼續從事革命活動。6這年，香山籍女同盟會員梁綺川等人在香港中環結志街25號創辦實踐女校，梁擔任校長。該校於是成為香港同盟會向學生灌輸共和革命思想的又一場所。同盟會在除了宣傳本會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政治主張之外， “也涉及反封建的社會改革問題，如反對家庭專制，主張婚姻自由，提倡女權，反對作妾，反對纏足之類。這對當時青年婦女來說，都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 在澳門，培基學堂逐漸成為澳門同盟會進行學校宣傳活動的主要場所。1910年春 ，該學堂主辦的演說會開始邀請同盟會員區大球、王岐生、陳峰海、李醒魂、劉卓凡等到校演講，香港同盟會分會的主盟人謝英伯也經常蒞臨演講。 “這個演說會很快就成為一個同盟會的革命講壇。”後來，學堂當局停止舉辦此類演說會， “但傾向革命的學生都採取郊遊會等形式，跟同盟會的人員經常聯繫談論革命”。在革命思想激勵下，1911年春節期間，培基學堂的一群學生到營地大街的寶衡銀號，抗議該處懸掛清朝龍旗。學生向龍旗扔擲石塊，該銀號籲請葡警彈壓。 “澳門的華探目劉康善帶警探到現場，見到所謂肇事的學生很多是當地紳商的子弟，結果就一面勸導學生守秩序，一面勸告該銀鋪把龍旗取下，學生在這一次抗議取得了勝利。”8 同盟會在港澳地區開展的各項宣傳活動，促進兩地的華人社會逐漸接受反清革命的主張，從而為港澳地區長期成為推動內地開展共和革命的海外基地奠定廣闊的社會基礎。《從興中會至辛亥革命的憶述——李自重回憶錄（遺稿） 》 ， 《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第213-218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趙連城：《光復前後廣東婦女參加同盟會活動》 ，《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5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廣東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第89 、90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678。7

三、武裝革命的進逼 1907- 1911年的4年期間，同盟會以港澳地區為依託 ，先後在廣東策動6次武裝起義和成功進行4次暗殺活動 ，從而構成此起彼伏的武力革命，不斷打擊清王朝在廣東的統治。 1907年初，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領導人決定在廣東西部的欽州府、廉州府（今屬廣西） 和廣東東部的潮州府、惠州府等四處地區，同時發動起義，以便相互呼應。其中，孫中山和黃興在越南河內專門設立指揮機關，直接指揮粵西欽、廉地區的起義；香港分會負責籌畫與指揮粵東潮、惠地區的起義，同時為粵西起義軍運送軍火武器。 在粵東，香港分會通過先前在新加坡由孫中山主盟加入同盟會的許雪秋 、鄧子瑜 ，分別發動潮州和惠州的三合會 ，密謀革命起義。 1907年5月21日，潮州官府獲悉饒平縣黃岡鎮有革命党聚會 ，煽動造反 ，派兵捕去與會者兩人 。已經加入同盟會的當地會黨首領陳湧波 、余既成憤而率領部眾700余人 ，於22日夜晚9時許進攻黃岡鎮 ，次日佔領該鎮 ，張貼安民告示 ，宣佈免除清廷一切苛捐雜稅。24日，同盟會香港分會得知黃岡起義爆發的消息 ，立即組織十餘名革命黨人 ，由許雪秋率領 ，冒險進入清軍嚴密防守的汕頭城 ，在幸阪旅館指揮附近各縣會黨響應起義。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聞訊 ，率領省城清軍大舉增援潮汕。黃岡起義軍在清軍包圍下 ，依靠土槍土炮 ，激戰5日，勢不能支 ，被迫解散隊伍 ，主要成員退到香港 ，其後轉赴南洋 。6月2日，鄧子瑜策動的惠州起義接踵而至。加入同盟會的當地會黨首領陳純帶領部眾100餘人 ，攻佔距離惠州府城20里外的墟場七女湖 ，宣佈起義。起義軍隨後攻佔附近墟鎮 ，接連打敗來犯的清軍 。廣東官府急調在汕頭的水師提督李準 ，率大軍前來進剿。起義軍堅持作戰10餘日，終因獨力難支 ，鄧子瑜傳令解散隊伍 ，起義骨幹分道撤退到香港。 香港分會在依靠粵東會黨武裝以發動起義的過程中，還通過同盟會員在廣東清軍內部進行秘密活動，逐漸形成策反清軍起義的第二條戰線。 1907年春，同盟會員張谷山在廣州舊倉巷的鳳翔書院，組織長樂留學公所 ，秘密吸收廣東陸軍學堂的學生加入同盟會，作為策動廣東清軍反正的革命種子。這年下半年 ，廣州同盟會組織的負責人葛謙、姚雨平根據同盟會香港分會的指示，分別負責策反駐紮在廣州及虎門等地的外省籍清軍和本省籍客家清軍。1908年11月，清朝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病逝。葛謙等人想乘清廷朝政動盪之際，率先發動外省籍清軍士兵起義。不料密謀洩露，葛謙等革命黨人被捕。儘管李准親自再三刑訊，葛謙仍然拒絕供出同黨。他說：“今世界人只知成功之華盛頓，而不知一失敗之華盛頓。蓋必有無數失敗之華盛頓推之先，挽於後，然後成功之華盛頓以出。今我既不能為成功之華盛頓，亦當為失敗之華盛頓。”同月16日，

葛謙、嚴國峰二人被清軍公開處決，葛謙年僅24歲，嚴國峰26歲。其餘涉案的譚馥、羅澎蒼、曾傳範等外省籍同盟會員也相繼被捕入獄。9 葛謙等人密謀的 “保亞票”起義雖然失敗，他們開拓的策動清軍起義的思路卻在同盟會的革命活動中得到貫徹和推廣。在此之前，孫中山在1907- 1908年間在中越邊境相繼發動粵西欽廉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和雲南河口起義疊遭失敗之後，總結單獨依靠會黨武裝作為革命起義力量的教訓，轉而指示同盟會當注全力於策動清朝新軍反正。1909年10月，胡漢民領導的同盟會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之後，便全力開展策動廣州新軍起義的工作。 先是，安徽清軍騎兵營管帶倪映典因涉嫌同情革命黨，被逼於1908年離開安徽原籍，易名出走香港。倪到 《中國日報》 報館，見到馮自由，加入同盟會，隨後到廣州，加入編練不久的新軍，擔任炮兵排長。他秘密吸收新軍士兵加入同盟會，傳遞香港印製的同盟會小盟單，上書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創立民國，保我漢民，矢信矢忠”。1910年2月11日上午10時許，駐紮在廣州燕塘的新軍炮隊管帶向士兵訓話，警告勿受革命黨誘惑。倪映典當場拔出手槍，將其擊斃，隨即帶領燕塘各隊新軍宣佈起義，進逼廣州城。次日清晨，清軍水師提督李準率領清軍2000多人，在廣州城郊牛王廟一帶阻擊起義新軍。倪映典身穿藍袍，手持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騎馬指揮義軍佈陣。他看見清軍陣中有加入同盟會的安徽籍管帶童常標，於是上前勸其加入起義軍。童常標佯與接洽，突然開槍擊傷倪映典頭部。倪映典墮馬被擒，在清軍陣中大罵不屈，英勇就義。義軍頓失主將 ，與清軍激戰一小時，陣亡與被俘各百余人，其餘潰散。部份起義骨幹出走香港，匿藏于同盟會員孫眉、鄧蔭南分別在九龍開辦的農場。10 同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馬來西亞檳榔嶼召集會議，決定從各地同盟會中抽調精幹革命黨人500名 （後增加到800名） ，作為 “選鋒” （即突擊隊） ，再次在廣州組織起義。計劃佔領廣州之後，由黃興率軍進攻湖南、湖北；趙聲率軍進攻江西、江蘇；長江流域各省的革命黨人乘機舉兵回應，會師北伐。會後，同盟會在香港跑馬地35號設立統籌部，黃興為部長，趙聲為副部長，具體部署廣州起義事宜。 1911年4月23日晚上 ，黃興從香港抵達廣州 ，在越華路小東營街5號設立起義總指揮部。清軍聞訊嚴密戒備，接連破獲城內的一些革命機關。黃興傳令關閉城內的各革命機關，將大部分 “選鋒”分批撤往香港。自己則率領餘下的部分 “選鋒”共160餘人，在同月27日下午5時30分，向兩廣總督衙門發起進攻。在激戰中，黃興的右手兩個手指被清軍子彈打斷，他指揮隊伍且戰且走，直至與部眾9 《廣州保亞票之革命運動》 ，《革命逸史》 ，第3集 ，北京 ：中華書局 ，1981年重印本 。10 馮自由 ：《庚戌新正廣州新軍反正記》 ， 《革命逸史》 初集 ，第202- 208頁 ； 《胡漢民自述》 ， 《辛亥革命史料選輯》 上冊 ，第191- 193頁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

走散，才躲入一家店鋪，改換服裝，坐船到河南的革命機關，與脫險同志會合。其餘的 “選鋒”三五成群地分散在大街小巷 ，堅持戰鬥，或飲彈陣亡，或彈盡被擒，或僥倖逃脫。是役，革命黨人戰死或被俘後就義者共86人。因為起義發生在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史稱 “廣州三·廿九之役”。事後，廣州秘密同盟會員潘達微主持收斂烈士遺骸72具，葬于廣州紅花崗。他認為黃花比紅花更美，遂將該處改名為黃花崗。從此，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永遠為後人瞻仰。 同盟會在香港全力策應內地革命起義的同時 ，部份會員在香港有組織地進行暗殺清朝官員的活動。最先推進這一活動的人，是在同盟會本部接受暗殺和製造炸彈訓練的廣東香山縣人劉思復。1907年6月中旬，同盟會香港分會決定由張谷山、張伯喬、朱執信、胡毅生等人，協助劉思復在廣州暗殺李準 。可是 ，22日清晨，劉思復在配置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事後，劉思復被廣東官府監禁於原籍香山縣。1910年4月，劉思復出獄後重返香港 ，在般含道16號組織 “支那暗殺團”，成員均為同盟會員。暗殺團需要的炸彈，除向法國購買成品外 ，還由通曉法文的李熙斌、李應生自行配製炸藥，所需的炸彈殼則在香港一家鑄鐵廠定制。製作好炸彈之後，便到同盟會員鄧蔭南在屯門的農場進行投擲試驗。 當有組織的暗殺團未有建樹之際，同盟會中的一位獨行俠卻逕自擊斃新任廣州將軍的滿族官僚孚琦。這位獨行俠名叫溫生財，祖籍廣東梅縣 ，在南洋加入同盟會。1910年 ，他回到香港 ，經友人介紹 ，在廣九鐵路打工。他憤恨滿族官僚欺壓漢人，便在香港購買一支曲尺手槍，在廣州伺機行刺。1911年4月8日，廣州燕塘舉行飛機試飛表演。下午4時許，新上任的廣州將軍孚琦乘坐轎輿 ，由八旗兵護衛，返回城內。溫生財闖至轎子跟前，連放四槍，當場將孚琦擊斃。隨後 ，溫生財被巡警捕獲。4月15日，慷慨就義。 “廣州三·廿九之役”失敗後 ，在香港的 “支那暗殺團”決定暗殺鎮壓此次起義的兩廣總督張鳴岐和水師提督李准。女同盟會員員、南洋華僑林冠戎主動要求參加行動，並將名字改為冠慈，以免事發見報，讓母親傷心。於是，她和省港同盟會員李熙斌、朱述堂、高劍父以及澳門同盟會支部負責人之一的梁倚神等人，先後會聚廣州 ，分頭進行察看伏擊路線及配置炸彈等各項準備工作。8月13日，李熙斌等人偵知李准出行路線 ，分頭通知各人在中午進入伏擊地。林冠慈將兩枚炸彈藏在藤籃裹，沿大南門雙門底街而行，在一間店鋪佯作購物。她待李準的轎輿走近，便投出炸彈，炸毀轎輿，李準倒臥在地 ，隨從死傷10余人。她繼而投出第二顆炸彈，隨即被清軍衛隊亂槍擊中，當場犧牲。參與伏擊的同盟會員陳敬岳被員警捉拿，雖經嚴刑拷打 ，仍然不肯出賣同志 ，最後英勇就義。李準身受重傷，被炸斷兩根肋骨，療傷月餘，從此不敢與革命党人為敵。 9月下旬 ， “支那暗殺團”得知清政府將派陰狠驚猛的滿族官僚鳳山接任廣東將軍，隨即召開會議，決定在廣州暗殺鳳山。此時，黃興、胡漢民等同盟會南方支部領導人因急欲為黃花崗眾烈士報仇，另外派遣李應生、李沛基兄弟和周之

貞、黃悲漢等人組成 “東方暗殺團”，在廣州官府衙署必經的倉前街成記洋貨號店鋪加設暗殺機關。10月23日夜晚，劉思復在香港接獲上海發來的電報，稱鳳山已經乘船南下。此時，武昌起義已經爆發，清政府顯然希望鳳山坐鎮廣州，鎮壓革命。劉思復立即將此情報電告在廣州的李熙斌。李連夜通知在廣州潛伏的兩股暗殺力量，分頭埋伏在鳳山登船後前往官署的各處必經要道中。同月25日上午8時許 ，鳳山一行在廣州登岸 ，走到倉前街。年方十六七歲的李沛基按照預定計劃，割斷拉繩，將放置在臨街屋簷木板上的重磅炸彈一齊放下。一聲巨響，鳳山與衛隊10餘人同被炸死。 與此同時，同盟會南方支部乘武昌起義、各省紛起回應之機，分派黨人到廣東各地，聯絡當地會黨和民團，組成民軍，發動全省大起義。其部署是：以東江為第一軍，由陳炯明負責；北江為第二軍，徐維揚負責；西江為第三軍，蘇慎初負責；韓江為第四軍，姚雨平負責；鄒魯在香港，接應各方。 根據南方支部的安排 ，澳門同盟會組織主要負責策動駐紮在香山縣前山墟的廣東新軍起義。早在武昌起義之前，香山籍同盟會員林君復、鄭彼岸等人就在澳門南環41號的秘密機關，商議策反前山新軍起義及佔領香山縣城石岐等事宜。 “當時議定由林君復、林警魂兩人在澳方主持總機關，並由林君復和莫紀彭、何振、鄭仲超等負責策動駐前山的新軍；鄭彼岸負責策動石岐城的防營、遊擊隊及聯絡石岐的紳土。同時先派蕭聘一和蕭世冰兄妹返石岐，在正薰街（今民生北路）蕭聘一宅設立機關，為黨人會議和秘減軍火之用。關於革命支出的一切貨用，則由林警魂擔任籌畫。部署計劃既定，遂分頭進行。”何振、鄭仲超剛在廣東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和前山新軍的下級官長多屬同學或相識；加上前山新軍的營長任鶴年 （湖南人） 早已加入同盟會，因此澳門同盟會的策反工作進展順利。10月27日，駐紮前山的廣東新軍在任鶴年率領下宣佈起義，隨即聯同各鄉民軍進逼石岐，迫使縣知事宣佈投降反正。起義軍隨即改變為香軍，任鶴年為司令，何振為副司令，莫紀彭為參謀長。11到11月上旬，廣東各州縣的起義民軍逐漸形成進逼省城廣州的包圍態勢。 同盟會駐港組織在廣東接連發動的武裝起義和暗殺襲擊 ，沉重地打擊清朝在廣東的統治。不過，武昌起義後，湖北、湖南、陝西、山西、江西、雲南、貴州、江蘇、浙江、安徽等省相繼宣佈光復。相比之下，同盟會在廣東卻未能及時佔領被清朝廣東官府嚴密控制下的廣州省城。 “廣東以革命策源地見稱，竟遠落他省之後，粵同志莫不恥之” 究其原因，首先是廣東革命黨人長期立足港澳，多次在廣州及廣東各地發動起義，革命黨力量接連遭受損失。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和1911年廣州 “三·廿九11 鄭彼岸等：《香山起義回憶》 《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第231-237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 社，1981年。12 馮自由：《香港同盟會史要》 ， 《革命逸史》 第3集，第255頁。。 12

之役”失敗後，同盟會用作起義主力的廣東新軍大部份被遣散，重新組編的隊伍分散駐紮各地，難以形成統一的革命力量。兩廣總督張鳴岐效忠清廷，抽調廣西提督龍濟光率領所部增援廣東，加強對革命黨人的鎮壓，致使敵我力量相持不下。 其次是武昌起義之後，革命黨與清朝較量的戰略重心已經從廣東轉移到湖北戰場，在香港的同盟會領導人黃興隨即帶領外省籍同盟會員北上武昌，領導湖北革命軍與南下鎮壓革命的清軍作戰。因此 ，南方支部力量削弱，難以迅速組織一舉奪取省城廣州的武裝起義。 最後是粵港兩地的同盟會組織 ，根據外省革命形勢和本省敵我力量對比 ，轉取迂回的策略，一邊由革命黨人分頭策動周邊州縣起義反正，包圍廣州 ；一邊利用各種社會關係，策反廣東高層官紳，期望以和平方式，促成廣東光復。 由於這些原因交相作用，致使率先在華南點燃共和革命火炬的廣東，竟然在內地革命已成燎原之勢的時候，一度引而不發，佯似平靜，致使當時不明內情但卻關心廣東桑梓的革命党人和海外華僑扼腕歎息不已。四、 “京陷帝奔 （崩）”的解構 然而，一封電報打破廣東的僵持局面。 1911年11月7日，香港 、廣州乃至廣西梧州等地報刊競相轉載從上海發來的一份電報。電報傳播的消息極大地鼓舞廣東、廣西兩省革命黨人推翻清朝統治的鬥志，摧毀兩廣總督張鳴岐等官員效忠清朝、彈壓兩廣的決心，從而照亮兩廣迅即光復的前程。 據說，這份電報傳達的消息可以歸納為 “京陷帝崩”四個字。意思是：北京被革命黨攻陷，清帝已崩。今人閱讀史書，當知辛亥革命期間，革命黨並未攻佔北京，清朝宣統小皇帝也並未因此丟掉性命。顯然，這封電報傳遞的是假消息。 可是，在當時消息閉塞、遽然難辨真偽的情況下，這則假消息卻對統治兩廣的清朝官僚起著摧枯拉朽的心理解構作用，迅速瓦解他們效忠清王朝的意志。多年之後，馮自由憶述說：“及武昌革命軍興，清吏張鳴岐、龍濟光、李準等初欲負隅自固，讵滬電謠傳 ‘京陷帝崩’四字，港、粵各報相率登載 ，全城人士歡聲雷動。張督知人心已去，無可挽救 ，始倉皇出走，龍、李遂亦卑辭乞降。使廣東省城，得以不流血而獲光復者，報紙之力為多焉。” 13 炮製這則謠傳的人 ，是同盟會員、檀香山華僑青年溫雄飛。溫雄飛 ，祖籍廣東台山，武昌起義後專程從美國趕到上海，參與當地革命報刊 《民立報》 的工作。他說動香港 《迴圈日報》 駐上海的電報通訊員、廣東南海縣人李文卿，拍發一則報導清王朝垮臺的電報新聞到香港，以震懾廣東的清朝官員，鼓舞反清革命13 馮自由 ：《廣東報紙與革命運動》 ， 《革命逸史》 初集 ，第 115頁 。張督 ，即兩廣總督張鳴岐 。

的士氣。起初，李主張只提 “京陷帝奔”，溫卻 “極力主張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用 ‘帝崩’ ，不用 ‘帝奔’”。電報發出後， 《迴圈日報》 回電要求李文卿查核該電的依據。溫雄飛再為設謀，建議李回復 “京電不通”。結果， 《迴圈日報》同時刊載這兩封電文，粵港各報也相繼轉載，一則引發港人狂歡、華南震動的假消息就這樣廣泛流傳開來。14 這年11月6日晚上7時，香港報界公社接獲上海發來電文，稱：“京破，宣統皇、攝政王、慶王被拘。”該公社立即印製與散發傳單，港島和九龍油麻地等處很快響起連綿不斷的鞭炮聲和歡呼聲。 “大馬路、德輔道一帶燃放炮竹，拍掌歡呼。未幾，上、中、下環各街次第施放，轟轟之聲，不絕於耳鼓，直至十點鐘後仍未止。且有人在路上大為歡呼：炮竹一聲，推倒滿清。” “是夜，街上遊人數千人，有手執白旗，大書 ‘漢族光明’、 ‘漢族萬歲’等字樣。或手執七星旗，或舊旗，或黎元洪、孫文之肖像，遊行街上，疾聲歡呼萬歲。” “豔芳照相館夥伴高抬大旗，中有 ‘新漢萬歲’四字，為之先導；次則高抬放大相二面，其一為孫汶 （文） 肖像，其一為黎元洪肖像，巡行各街。” 次日，香港各家報刊都登載這類上海來電， “本港各處仍間接聞爆竹之聲不絕”。行駛港島的電車兩旁，插上 “新漢萬歲” 、 “漢族萬歲”的旗幟， “沿車站均有人歡祝不已”。從10月下旬開始，港島多家理髮店就免費為男子剪去象徵接受滿族統治的辮子。 “是日剪髮者，不知凡幾。除往日維新、文明等剪髮所以外，尚有威靈頓街八十號新漢剪髮所一處，即日開剪，不收分文。”街道上，人們 “手持白旗，特書 ‘中華民國萬歲’六字，並藍地白星等旗” ， “且行且搖，歡呼不絕”。中午，當 “里安”號輪船泊靠碼頭時， “忽有人在船上尾樓，手執一藍地白日之國旗，搖於空際，岸上即燃串炮”。所謂 “藍地白星”或 “藍地白日”旗，就是青天白日旗。這是自1895年陸皓東為興中會密謀廣州起義而設計出青天白日旗以來，經由同盟會在華南起義高舉的旗幟，而今終於首次在香港公開飄揚。15 看過香港華人對於這則消息的反應，再看看傳播這一消息的上海、香港報刊的態度。11月7日，上海同盟會的機關報—— 《民立報》 在 “本館接各省緊要專電”的首行位置，登載電文：“北京已為大漢光復，清帝藏匿美使館，載澧不知逃往何處。”這應該就是始作俑者之一的李文卿杜撰 “京陷帝奔”的原始版本。 同日，向來立論持平的 《香港華字日報》 在 “本報特電”欄內不起眼處，刊載6日夜晚7時接到香港報界公會 （不久改名報界公社） 轉發的電文：“北京破，溫雄飛：《我歸國參加辛亥革命的經過》 ， 《辛亥革命與廣東》 ，廣東文史資料第68輯，第94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爆竹一聲推倒滿清政府矣》 、 《漢人歡欣情形》 ，《香港華字日報》 1911年11月7日“香港新聞”； 《歡聲續志》 ，同報1911年11月8日“香港新聞”；《香港光復記》 ，上海《民立報》1911年11月16日。1415

宣統皇、攝政王、慶王皆被拘。”這是將上海電文的 “帝奔” ，進一步渲染成 “帝拘”。不過，該報對這一消息顯然有所懷疑，末尾加注一行小字：“按：此電確否，待查。” 11月8日， 《香港華字日報》 刊載香港報界公社於7日晚9時45分收到駐上海記者回覆消息確否的電文：“京破 ，十六日（筆者按：即西曆1 月6日） 上海遍發傳單，八分確。” “頃膠州電 ，謂 ‘京陷帝奔’四字。”這一電文等於將先前 “京陷帝拘”的消息 ，改為 “京陷帝奔”。不過 ，同日該報還刊載駐北京記者的回電，稱：“北京失陷、皇族逃拘之說不確 ，惟大局極危。”這就完全否定類似的謠傳。 同日， 《民立報》 在 “專電”欄內，刊載 “路透關於光覆電” ，稱：“據中國人所接消息 ，言北京亦已光復，宣統出亡等語，滬上大為驚惶。但十七日（筆者按：即西曆11月7日） 北京電並未提言 ，只謂載洵忽然不知去向。” 《民立報》 發表路透社這一電文，實際上是借用外國通訊社之口，婉轉否定震驚上海、香港、廣州等地的所謂 “京陷帝奔”或 “京陷帝拘”的謠傳。 檢閱現存的 《香港華字日報》 與 《民立報》 的相關電文及報導，均不見馮自由、溫雄飛等人憶述的 “京陷帝崩”的字樣。不過，如今雖說是查無實據，惟想當年謠傳越演越烈之際，從 “京陷帝奔”到 “京陷帝拘”都已見諸報端， “京陷帝崩”也不過是順勢演繹的極致而已。 11月8日，港、滬報刊分別登載否定 “京陷帝奔”與 “京陷帝拘”的電文。這一更正遵循新聞真實的原則， 卻難以產生平息謠傳的作用。因為這類謠傳早已在短短的一兩天之內，廣泛測試和震撼著滬、港、粵等地的人心。正如 《香港華字日報》 記者所言：“觀此可知中國人之心理，對於清政府無不望其覆亡也。” 16這種人心的向背，凝聚成最終推動廣東光復的精神力量。五、高層策反的功效 武昌起義後 ，秘密同盟會員潘達微、鄧慕韓、鄧警亞等人在廣州 “默察政情，認為有機可乘，決定用和平策略，使廣東垂手而得” 。鄧慕韓利用他與廣東清鄉督辦江孔殷的友好關係，和潘達微一起，勸江向兩廣總督張鳴岐進言 ， “謂革命党非武力所能屈服，不若改用懷柔政策，緩和其進攻目標 ，俾可保境安民 ，不致陷入漩渦”。當時，曾於1907- 1908年間在中越邊境領導反清革命起義的廣西會黨首領、同盟會員王和順、黃明堂等人 ，已經聯同廣東各地的會黨組織 ，在毗鄰廣州的順德縣樂從墟舉行起義。江孔殷奉張鳴岐之命，領兵前往進剿，但他心無鬥志，交戰不久就退兵佛山，並勸張鳴岐改取懷柔政策。張聽從他的建議 ，16 《爆竹一聲推倒滿清政府矣》 ，《香港華字日報》 1911年11月7日。

致電清朝釋放因欲刺殺攝政王而被囚禁在北京的同盟會南方支部要員汪精衛，並解除先前對前任廣西桂平縣知事陳景華的通緝。這時，陳景華已在香港惠記洋行擔任買辦，並且成為香港同盟會組織的要員。張鳴岐此舉，實際上是向香港的同盟會組織示好。 10月25日，即革命黨人暗殺剛就任的廣州將軍鳳山的當天，廣州紳商各團體代表在文瀾書院會商處理時局辦法。江孔殷主張速行各省分治， “以禦革命風潮”。他說，他于近日曾到香港，“與各報界論及廣東提倡獨立，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獨立”。於是，會議通過 “議決保全廣東大局議案”，決定成立監督官吏、改良政治的總機關，推舉6名代表去香港，與廣東旅港各商會組織接洽。6名赴港代表當中， 有早已在香港秘密加入同盟會的粵商潘達微、譚民三，這就有利於粵港兩地的同盟會組織建立起敦促省城光復的合法管道。 10月29日，譚民三、陳惠普等秘密同盟會員推動廣州九大善堂、七十二行總商會，在愛育善堂舉行代表會議，就繼續擁戴清朝專制政府，還是承認武昌起義後建立的共和政府的重大時局問題，進行表決。表決結果是：“為保存永久治安起見，應即承認共和政府。”會議一面將此結果稟報兩廣總督張鳴岐，一面決定組織商團，維持治安；並派代表到香港，向同盟會南方支部報告，同時以十善堂、七十二行商暨全粵商民的名義，公開致函香港四邑商工總局暨旅港同胞， 表示 “決定承認新政府以救粵亡”，希望 “省港互相聯絡， 以圖進行” 香港四邑商工總局成立於1909年。 “四邑” ，即廣東台山、新會、開平、恩平四縣。四邑商工總局是由該四縣在港商人組成的商會組織。1911年10月8日，四邑商工總局改選董事會，推舉楊西岩為主席，鄧仲澤為副主席，李葆葵為司庫，伍耀廷為副司庫，李煜堂、陳少白等人為董事。其中陳少白、李煜堂、楊西岩、鄧仲澤、伍耀廷等人已先後加入同盟會，因此該組織在武昌起義前夕改選領導人之後，領導權已為同盟會員掌握，並且隨之成為香港同盟會和廣東各界聯絡的公開機構。 當天下午，廣州各界代表再次集中文瀾書院，會商進行事宜。廣州的同盟會組織鼓動錦綸行工人和西關商團成員共數百人，包圍會場，要求宣佈廣東獨立，脫離滿清政府的統治。民眾中有人打出寫著 “廣東獨立”四個大字的白旗，眾人從西關遊行到兩廣總督衙署，沿途民眾鼓掌歡呼，燃放鞭炮，加入遊行。不料，次日傳來湖北革命軍受挫、清軍即將重新佔領漢口的消息，張鳴岐立刻顯露鎮壓革命的鐵腕本性。他派人張貼告示，宣佈禁止懸掛 “廣東獨立”的旗幟與燈飾，如再聚眾滋擾，將嚴加剿辦；同時加派軍警巡邏，禁止舉行任何集會，沿街商店聞訊紛紛關門閉業，城內隨之呈現恐怖的氣氛。1717 鄧警亞：《辛亥廣東獨立傳信錄》 ，大漢熱心人輯：《廣東獨立記》 ， 《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吳倫霓霞、莫世祥：《粵港商人與民初革命運動》 ，北京： 《近代史研究》 ， 1993年第5期。

不過，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面對武昌起義後的共和革命潮流與人心向背 ，負責鎮守廣州的清軍兩員高級將領——廣東水路提督李準和陸軍第25鎮統制龍濟光，都分別直接或間接地通過各自的親信幕僚，與香港的同盟會南方支部秘密接洽反正事宜。 李準原來是粵港革命党人的死敵，多次率兵鎮壓香港同盟會在廣東發動的起義。可是，1911年8月女同盟會員林冠慈等人將其炸成重傷之後，他有所感悟 ，曾親自致函張鳴岐，勸其勿殺參與伏擊的同盟會員陳敬岳。10月武昌起義後，他暗中派人到香港同盟會機關聯絡 ，同盟會員謝良牧於是致函擔任李准幕僚的親戚謝質我，詢問情形，得知李準有意反正，立即報告胡漢民。於是，胡漢民致函李准，告以大義：“吾黨與子為敵，非敵個人，敵助滿洲政府之有勢力人耳。君能幡然改圖，舍昔日之助滿政府者而助民國，則去敵而為友，党人當知此義。” 10月25日，謝質我將此信帶回虎門，交給李准。這時，張鳴岐擔心李準心生異志，裁撤其掌管中路巡防營的兵權，收繳虎門炮臺部份大炮的撞針。這就迫使李準加快與香港同盟會聯絡的步伐。 李準親筆寫下願將虎門炮臺交由同盟會接管的密信，交給其弟李次武帶到香港，和胡漢民密商反正事宜。11月7日晚上 ，李次武在香港由胡漢民主盟加入同盟會。當時，香港還沉浸在 “京陷帝崩”虛擬勝利的狂歡之中。李次武將此情形告知李準之後，李準於次日再派人持密信給胡漢民 ，表示：“當盡力民國，力之所到， 不止虎門一隅，可直取省城 ，張鳴岐不足慮。”18當時，李準除控制虎門炮臺之外，還指揮廣東水師，廣東水師的炮船就停泊在虎門和廣州的水域。他表示願意倒戈，張鳴岐賴以鎮守廣州的兩大軍事支柱已經垮掉一半。 張鳴岐賴以鎮守廣州的另一軍事支柱是他的親信部將龍濟光。龍濟光出身于雲南土司世家 ，因帶兵參與鎮壓1907- 1908年間孫中山在中越邊境發動的反清起義，晉升廣西提督。1911年夏天，龍帶領所部濟軍增援廣東，成為張鳴岐彈壓革命的生力軍。不過，龍濟光的親信幕僚、雲南同鄉周劍公卻早已和香港同盟會建立秘密聯繫。 武昌起義後，龍濟光奉命率兵在廣州實行戒嚴。周劍公幾乎每天都向龍濟光反復勸說勿與民意為敵。11月6日，周劍公派其子前往香港打探消息，自己再度勸說龍濟光反正，龍濟光心有所動，惟擔心張鳴岐不肯贊成。次日早上 ，周劍公之子從香港返回， “言昨晚香港接上海電訊云：‘京陷帝奔’。全港華僑，歡聲雷動，舉市若狂，競燃爆竹，英國員警不能制止”。周劍公立即將此情形告訴龍濟光。正好張鳴岐派廣州知府等兩名部屬到龍濟光處議事，周劍公便催勸他們贊同廣東光復。至此，龍濟光和張鳴岐的兩名部屬只得表示贊成，並將情況稟報18 李準：《光復廣東始末》 ，胡漢民：《南京宣佈反正情形》 245-24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辛亥革命》 資料叢刊第7冊 第，

張鳴岐。8日上午，張鳴岐派代表到廣東總商會，表示願意將廣東交還廣東人治理。19此時張鳴岐表示願意移交權力，可以說是在得悉 “京陷帝奔”消息之後心灰意冷的結果。 遠在美國紐約進行外交和籌款活動的孫中山，也為革命党人在廣州的和平策反加上一把火。同年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他給張鳴岐發去一份電報，電文寫道：“民國已成，列強公認，請速率所部反正，免禍生靈，兩廣幸甚。”多年之後，他憶述這段往事，說：“聞粵中同志圖粵急，城將下。予以欲免流血計，乃致電兩廣總督張鳴岐，勸之獻城歸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20 11月9日淩晨，張鳴岐逃入廣州沙面的英國租界，乘船前往香港。城內大小官員隨之作鳥獸散。當天上午，廣東各界團體代表數千人在省諮議局舉行大會，從香港來的同盟會員陳建華擔任會議主席。他 “先將港商意見逐條宣佈” ，實際上是宣佈同盟會南方支部的主張，眾人於是通過十條決議。其中首要四條是：一、歡迎民黨組織共和政府及臨時機關；二、宣佈共和獨立，電告各省及各國；三、所有舊日官吏，願留為新政府服務者聽，惟必宣誓忠於中華民國；四、所有旗人、滿人，與漢人一律看待。眾人還推舉同盟會南方支部支部長胡漢民為廣東軍政府都督。會後，各官府衙門和珠江河面的廣東水師各炮船，都相繼升起青天白日旗，全城鞭炮聲此起彼伏，慶賀廣東實現光復。21 11月10日早晨，胡漢民、謝良牧等同盟會南方支部要員，以及李煜堂、楊西岩等18名港商組成的港商代表團，一起乘船抵達廣州。胡漢民就任廣東都督，隨即于17日召集廣州各界代表會議，通過廣東軍政府的施政大綱和人事任命。同盟會在港澳地區策動的辛亥廣東光復，終於以省一級政權和平交由同盟會掌管的結果而得以實現。19 馬小進：《廣州光復與周劍公》 ， 《辛亥革命》 史料叢刊第7冊，第250-254頁。20 《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544頁； 《孫中山全集》 第6卷，第245頁。21 鄧警亞：《辛亥廣東獨立傳信錄》 ，《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 《光復廣東詳情匯紀》 ， 《香港華 字日報》 1911年11月13日。

多維視角看孫中山先生在澳門與香港的 革命活動梁耀強* 摘要 ：19世紀80年代開始 ，是中國多事之秋 ， 中法戰爭 （1884年） ，中日甲午戰爭（1894- 1895年） 、百日維新與戊戌政變（1898年） 、義和團事件（1900年）與八國聯軍之役 ，這些事件接連不斷 ，繼踵而至 ，激發起一些澳門 、香港的商人與知識分子的民族國家思想 ；他們明確表示認同中國的民族意識 。20世紀初 ，澳門與中國的政治聯繫日益密切 。 無論是改良派到革命派 ，他們的革命活動無法在國內立足 ，港澳反而成為他們立足的重要地方。從中國近代歷史來看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開端 ，是一場 “適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具有歷史意義的革命運動 。 於 1887年 ，孫中山因為到香港求學 ，澳門成為中山先生來往香港與家鄉翠亨之間的必經通道和逗留之地 ，他從這裹認識了中國近代革命中許多人物 ，逐漸形成民主革命的思想 ，澳門與香港便成了孫中山早期從事革命活動的地方 。他與志同道合的好友陳少白 、楊鶴齡 、尤烈等 ，無所忌諱 ，針對時弊 ，議論朝政 。 為了順利推動革命活動 ，孫先生首先創立興中會 ，其後發展成為同盟會 ，甚至奔走世界各地號召志同道合的好友 ，積極推動革命事業 ，尤其澳港兩地匯敘不少革命分子 ，力圖推翻清政府 ，建立中華民國。 學界對於探討孫中山先生在澳門與香港的革命活動 ， 已取得不少成果 ，但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 。彌補這些不足 ，本文從新的角度 ，加強對個案和局部問題的探討 ，從一個側面 ，通過獨特的視角，觀察歷史的演變 。 關鍵詞 ：澳門與香港 ；革命活動 ；興中會 ；同盟會一、 前 言 澳門與香港自古以來同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從1557年開始，葡萄牙人用磚瓦木石建起永久性房屋，澳門成為了葡萄牙人在中國的固定居留地 ，並作為貿易中心 ，壟斷了整個遠東豐富而潤利的商業。1841年 ，英國發動兩次鴉片戰爭，割佔了香港島和九龍。葡人殖民主義者乘著形勢 ，也在鴉片戰爭中肆意侵奪澳門主權，實現其變澳門成為葡屬 “殖民地”的野心。從此清皇朝國力日況催下。 19世紀80年代開始 ，是中國多事之秋 ，中法戰爭 （1884年），中日甲午戰爭（1894- 1895）、百日維新與戊戌政變（1898）、義和團事件（1900）與八國聯軍之役，梁耀強 ：鏗通識教育協會理事長 。。

這些事件接連不斷，繼踵而至，激發起一些澳門、香港的商人與知識分子的民族國家思想 ；他們明確表示認同中國的民族意識。20世紀初，澳門與中國的政治聯繫日益密切。無論是改良派到革命派，他們的革命活動無法在國內立足，港澳反而成為他們立足的重要地方。從中國近代歷史來看，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開端 ，是一場 “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具有歷史意義的革命運動。 於1887年，孫中山因為到香港求學，澳門成為中山先生來往香港與家鄉翠亨之間的必經通道和逗留之地，他從這裹認識了中國近代革命中許多人物，逐漸形成民主革命的思想，澳門便成了孫中山早期從事革命活動的地方。他與志同道合的好友陳少白、楊鶴齡、尤烈等，無所忌諱，針對時弊，議論朝綱。為了順利推動革命活動，孫先生首先創立興中會，其後發展成為同盟會，甚至奔走世界各地號召志同道合的好友，積極推動革命事業，尤其澳港兩地滙敘不少革命分子，力圖推翻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 學界對於探討孫中山先生在澳門與香港的革命活動，已取得不少成果 ，但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從新的角度加強對個案和局部問題的探討，彌補這些不足。二、早期澳門與香港的關係（1841- 1911） 澳港兩地雖自近代曾被強行與中國短暫分離，但三地人民彼此關懷相依，如辛亥革命就表現得最鮮明。 1. 簡述澳門與香港的由來 明代中葉以後，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明朝政府開放海禁的政策，東南亞各國商人陸續來到澳門及其附近地區從事貿易。1513年，葡萄牙商人首次抵達中國沿海，其後盤踞廣東屯門境域，進行走私貿易。1529年，廣東容許外國商人在澳門建屋僑居，開展貿易。葡人通過澳門進行的貿易，對於中國來說，是極為有利的 “出超”貿易。116世紀中葉，葡萄牙借著與澳門營商關係，葡人傳教士便接踵而來。約在1555年，最早抵達澳門名叫貢薩爾維斯的傳教士建造一所草屋，作為當地的第一座教堂。從該時期開始，澳門又成為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教中心。西方傳教士群集澳門的目的，是為了進入中國內地，傳播基督教教義。2約從1557年起 ，葡萄牙商人以 “用強硬法蓋屋成村”的手段，開始在澳門非法定居。經過數年，堅固的西式房屋已 “多至數百區”，使蠔鏡成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3澳門費成康：《澳門四百年》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 11頁。費成康：《澳門四百年》 ，第53頁。費成康：《澳門四百年》 ，第22頁。俞大猷：《正氣堂集》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龍溪味古書屋室重刊本，卷十五，頁41；龐尚鵬：《百可亭摘稿》 卷一，第67頁。123

自16世紀中葉開埠以來，便成為了南中國對外經貿和文化開放的重要港口以及西方文明進入中華大地的橋頭堡。 19世紀中葉，中英爆發鴉片戰爭，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命運 ，也深刻影響了澳門生存與發展的歷史進程。1841年 ，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兩種不同世界秩序和文化的第一次的碰撞，香港被英國用武力佔有，先後簽訂三條不平等條約 ，4分別以被割讓及租借等形式 ，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值得指出的是，按不平等條約而被迫開埠的近代 “條約口岸” ，從政治地位看 ，英國人在香港 “擁有”完全行使主權的權利， 即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上都可不受中國政府的管轄和制約。與此同時，香港的主權歸英國人行使 ，即在香港就 “擁有”了海關、領水、稅收、對外貿易等的行使權和管轄權。這些權利的獲得，就使英國人在香港擁有了完全可以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和願望來制定、推行和行使有關的一切法令、政策和權利。鴉片戰爭後，由於香港剛剛開埠，一切都在草創之中，還無法與澳門競爭。因此澳門在中外貿易仍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關於澳門與香港所謂 “殖民地”的問題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直不承認香港及澳門是 ‘殖民地’。 1972年3月8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宣稱：“香港、澳門是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解決香港 ，澳門問題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中國政府主張 ，在條件成熟時，用適當方式和平解決港澳問題，在末解決以前維持現狀。”5聯合國接受中國提議，把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剔除。 2. 澳港國際商埠的角色轉換 1841年後，香港的割讓，根據1842年 《南京條約》 而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促使中國原有的帝制格局，尤其華南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格局從此發生了重大變化 “英國人將獲得一切使香港成為一塊自由、獨立的居留地的條件 ‘殖民地’英國人 “將其（香港）變為歐洲在華貿易最重要的商埠”被迫遷往香港避亂，形成內地華人資金的流入以及隨後香港華商的崛起，使香港經濟面貌大為改觀，該時期被稱謂 “香港發展進程的轉折點”。6應該說，從19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國居民包括許多官吏、紳商，為了逃避戰亂而擄帶巨資進入香港 ，香港經濟逐漸轉旺，不僅成為華南的貨物分配中心，而且香港作為一個中轉貿易港已初具規模。4 三條不平等條約：（1） 1842年《南京條約》 ，清政府被迫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2） 1860年《北京條 約》 ，清政府被迫把九龍半島南部割讓給英國；載梁為楫、鄭則民主編：《中國不平等條約》（北 京：中國電視出版社，1993年），第18-20頁及114-127頁。（3） 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清政府 被迫把新界“出租”給英國99年，見梁為楫、鄭則民主編：《中國不平等條約》 ，第370-372頁5 吳學謙：《就提請審議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協議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會報告》 〈 1984年11月6日〉 ； 1984年11月7日， 《人民日報》 。6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 1994年），第369 頁，

香港的崛起，對澳門產生了極為深刻和重大的影響，其中一個最大的影響是澳門雖已衰落但在鴉片戰爭之前原還存有的歐亞貿易中繼站地位和國際重要商港地位，經過鴉片戰爭，隨著香港的開埠及其他口岸的開放 ，來澳居住的各國人士大大減少，原來在澳門的英國商人紛紛遷往香港。在內外各種因素綜合影響下，促成香港作為天然良港的優勢逐漸得到發揮，很快發展成為英國在遠東傾銷產品的商業基地，對各國商人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三、孫中山在澳港的革命活動情況 孫中山出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其畢生的生活、經歷，以及革命事業的思想與活動，是由於經常來往省港澳三地，在此一地域、地緣的歷史政治及文化因素下孕育形成，尤以香港最為關鍵。孫氏在香港，不僅信仰基督教與獲取專業資歷，並產生其政治革新思想與理念，此即孫氏所謂 “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 1. 在澳港求學與行醫 太平天國滅亡後的第二年（1866），中山先生誕生，在其故居鄉里及就學的村塾，關於太平天國的故事，流傳頗盛，時有太平軍的老兵談洪秀全、楊秀清起義的故事，娓娓不倦。在該時期，中山先生開始探索歷史，對明、清遞檀史跡，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之經過 ，瞭若指掌 ，自此光復漢族的革命思想，油然而生。1879年 ，中山先生13歲，追隨其母親楊氏搭乘2 ， 000噸英國輪船 “格蘭諾”號（S· S· Grannoch）由澳門往檀香山，探親在該島從事墾殖、畜牧事業的哥哥孫德彰（中山先生家譜之名字為孫德明），於航行中 “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8抵檀後，發現此島上物阜民殷，秩序井然，雖為美國所統治，但所有人民安居樂業，復觀察發現該島上稅制公平，盜賊斂跡，從而領悟出法治效果之大，其澄清中國政治之理想亦油然而生。此行影響了中山先生一生至深且钜。孫留居檀島四年，就讀意奧蘭尼書院（Eolani School），奠定了英文基礎。亦即幸有這一趟遠行，並接受西式教育，使其在思想上開拓了新的境界，而且在生命中亦得到新的啟示。 1883年中山先生遭其兄遣返，懷著對基督教的信仰及所接受西方教育的新知識，重返故鄉翠亨村，頓覺故國的政治與社會，充滿保守與腐敗，更進而對於鄉民的多神信仰及拜祭偶像產生反感，並與總角之交的陸皓東，雙雙進入鄉民主神信仰的北帝廟，進行破壞。9因而引起鄉民憤怒而被迫離開故鄉，隨即赴香港，並入學香港拔萃書室（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課餘結識美部會傳教士喜嘉理牧師孫中山：《在香港大學的演說》 ，載《孫中山全集》 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15頁。孫文：《復翟理斯函》 ，載《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47頁。鄭照：《孫中山先生逸事》 ，尚明軒、王學莊、陳崧編：《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17頁。789。 7

(Rev． Charles Hager ， 1850- 1917) ， 10遂於1883年至1884年初，中山先生改名 “孫日新”，11由喜嘉理牧師為孫施洗於必列u士街（Bridges Street）公理會佈道所。其後，孫氏寓居於佈道所二樓，入學位於歌賦街78號的中央書院，至1886年畢業後，得到喜嘉理牧師的推薦至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所設的醫校習醫，12並結識該院醫生及翻譯醫書的尹文楷，通過尹氏的介紹從而認識區鳳墀（1847- 1914) ，孫氏借此而拜區氏為師，自此孫、區二人時常研究教理和談論革命。 13 1887年，中山先生得悉 “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以其學課較優，其地亦自由”14，遂至香港，轉讀該校，此即香港西醫書院。15據孫氏自述就讀西醫書院時 “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I6並撰寫革新言論的文字，進而會同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等議論國事，言行反滿，討論時局，籌組革命團體。孫氏於1892年，經過五年辛勤的研習，通過畢業考試，取得行醫的專業資格。 孫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 ，因不能在香港行醫執業 ，隨即轉赴澳門行醫，在任職香港法庭的澳門葡籍好友飛南第 （Francisco H·Fernandes) " 的協助 ，以及澳門華商吳節薇與鏡湖醫院的大力支持 ，得以進入澳門鏡湖醫院任職 ，18成為澳門第一位華人西醫。中山先生一方面在鏡湖醫院擔任西醫，同時在草堆街設立中西藥局，繼續邀集同志討論時局 ，籌組革命團體 ，後因葡醫的排擠離澳，但在澳門結下良好的人際關係，有於在澳門開展革命活動。 2. 港澳創立革命組織 中山先生曾確切指出革命活動之內容，不外立黨（組織）、宣傳、起義三大要項。此三大要項的說明：10 張建華：《孫中山的施洗牧師喜嘉理》 ，載《近代史研究》 1997年第1期，第273- 280頁。11 魯言：《香港掌故》 第2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1年版） ．第5頁。12 簡又文：《國民革命文獻叢錄》 ， 《廣東文物》 （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重刊） ，第100頁。13 宮崎寅藏：《孫逸仙傳》 ，陳鵬仁譯：《宮崎滔天論孫中山與黃興》 台北：正中書局，1977年， 第9頁。14 孫中山：《建國方略》 ，《孫中山全集》 第6卷，第229頁。又 “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 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見總理遺 教 “心理建設”第八章 “有志竟成”15 香港西醫書院首屆入學學生，除孫中山外，尚有11人，其中一半中途退學，取得畢業文憑共有6 人。包括孫中山、江英華（1892年畢業） 、關景良（1893年） 、劉四福、胡爾楷、王世恩（1895 年）。6人中，孫氏與關景良（1865- 1936）情誼最密，與江英華（1871- 1943）則為同屆畢業。 參看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 ，第33-34頁。而孫氏之畢業試，所考科目共計12科，其中10 科成績取得榮譽，2科取得合格。而江英華則6科取得榮譽成績，6科取得合格成績，列居第二。 參看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 （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年） ，第48頁。16 孫中山：《建國方略》 ，《孫中山全集》 第6卷，第229頁。17 孫中山先生與飛南第之問的私人友誼甚深，亦為後來有利在澳門順利開展工作。如：孫中山借用 飛南第的《鏡海叢報》 來宣傳革命思想、飛南第在孫中山危難之時救過孫中山，並為後來同盟會澳 門支部開展工作創造了條件。中山先生與飛南第的一段特別友情，一直保持到中華民國成立以後。18 卡洛斯·高美士·貝薩著，崔維孝等譯：《孫逸仙致若塞·卡洛斯·米那總督的一封信》 《澳門 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 （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 ，第17- 18頁。

⋯⋯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一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求此主義之實現，必先⋯⋯19 激發中山先生走上革命之路，在於1885年中法在越南交戰，清廷黑旗軍劉義曾在戰場上戰勝了法軍，滿清政府反向法國屈膝求和，簽下了不平等的中法條約，當時激蕩有志青年投身愛國的熱忱。甲午中日戰役，清廷戰敗，孫氏而 “上書李鴻章”提出體制性改革未成，且知改革無望，終於至香港創設興中會總會，起而籌謀革命。此一時期，正如孫氏所說，其在香港時，已具政治覺醒，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志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2 0 。 孫氏創立的革命組織主要分兩個時期。 第一，興中會時期：早在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就在夏威夷與當地華僑創立宗旨 “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兩個月後，即1895年1月，他來到香港，與友人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楊鶴齡、尤列等人，與當地的愛國團體 “輔仁文社”21籌備建立香港興中會，以便向廣東及內地滲透。2月21日，香港興中會成立，設總部於中環士丹唐街13號，對外以 “乾亨行”22為掩護，並成為革命黨人反清革命最早的指揮部。後來陸續在香港、廣州、南非、日本、臺灣、美國、歐洲、東南亞等地設立分會。 第二，同盟會時期：1904年開始，中山先生與海外留學生結合，籌組 “同盟會”。在1904年，孫氏分別在紐約、歐洲兩地與中國留學生接觸，在比利時與幾十位主要來自湖北的留學生籌建 “革命同盟會” ，宗旨是 “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建立民國”，23 1905年，孫氏又在德國和法國發展了很多留學生加入 “革命同盟會” ；1905年7月，中山先生在日本與黃興相會將各自的興中會與華興會24合併，其後，又加入光復會、25科學補習所26的部分成員，以及其他留學生團體和個人，一起在東京成立了 “中國同盟會”。但為了組織發展的需要，改革命二字。同盟會的積極分子雖然主要是留學生，但基層會眾很多還是會黨中人，尤其是每次起義，基本上都是依靠會黨成員的衝鋒陷陣。19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 （1923年1月29日發表） ，載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輯： 《國父全集》第二冊， （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11月24日出版） ，第357頁。20 孫中山：《建國方略》 ， 《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頁。21 “輔仁文社”為香港僑商有志者所組織之小俱樂部，成立於民前二十二年（1890）。以楊衢雲、 謝續泰為首，聯絡有志者劉燕賓、陳芬、黃國瑜、羅女玉、胡幹之、周昭岳等人，發起輔仁文 社，以開通民智討論時事為旨。參看《興中會革命史料》 《革命文獻第64輯》 （台北：“中央” 文物供應社，1973年12月版） ，第69頁。22 革命志士租定香港中環士丹頓街13號為興中會總會所在地。參看《興中會革命史料》 ， 《革命文 獻第64輯》 ，第70頁。23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十六字最早是他在1903年8月在東京創建革命 軍事學校時使用。24 “華興會”於1903年在長沙成立。25 “光復會”於1904年在上海成立。26 “科學補習所”於1904年在武昌成立。

同盟會本部成立19天後，中山先生即派馮自由、李自重赴香港、澳門成立同盟分會。同年11月，中國同盟會香港分會正式成立。隨後，馮自由派劉樾航、阮亦周、劉思復等前往澳門發展組織，把機關設在荷蘭園和隆街11號，對外掛牌稱為 “樂群書室” ，積極開展活動。革命黨人在澳門活動數月，忽略對民眾傳播革命信息，使民眾對革命缺乏認識。而在澳的立憲運動成員鄭觀應主張 “有國者苟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因而決心參加革命者更是寥寥無幾。1909年，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 ，同盟會在香港設立了南方支部 ，原先的香港同盟分會改為專門負責港 、澳兩地的會務 ，於是香港同盟會強化在澳門的活動，尤其以各種方式對澳門民眾進行革命宣傳。27值得一提的是，同年10月，葡萄牙國內推翻了帝制王朝而建立了主共和制度。葡人這一場本土革命，無疑是對寓居澳門的中國居民的一次思想啟迪。借此有利時機，同年澳門同盟分會便宣告成立，並由香港分會會長謝英伯兼任會長。28總之 ，興中會與同盟會不是簡單為了改朝換代的政治組織，而是旨在“創建民國”的民主革命組織。 3. 進行革命宣傳活動 要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不僅需要政治和軍事抗爭 ，還需要進行革命思想的啟蒙。辛亥革命時期，隨革命派的形成，民主革命思潮如狂飆突起 ，迅速傳播開來，震撼著中國的思想界。而要使人民瞭解革命之目的與意義，革命宣傳為革命運動所不可或缺之活動，尤其在興中會時期，已開展革命宣傳。 中山先生曾說 “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 ，武力只用一成”。29孫氏革命宣傳活動主要從報刊、戲劇、學校等三個方面進行： A. 從報刊作宣傳：孫中山先生在澳門期间，既兼顧行醫工作，也致力於社會活動和革命言論的傳播。早在1892年，孫氏在澳門的報紙發表《致鄭藻如書》 一文，是至今尚能見到的孫中山最早的政治作品。同時，中山先生為更好地針對時弊，宣傳革命理念，並得到飛南第的支持，決定創辦一份報紙。1893年7月18日《鏡海叢報》 創刊，孫中山主要主理 《鏡海叢報》 的中文版，以16開張印刷，出紙一張半（共6頁）。而報刊主要內容分別為論說（今稱為社論）、新聞（主要有廣東省會和港澳消息）、廣告三大類，還有副刊類文章。該報刊雖為一張小小的報紙，卻能發行到中外各地。其國內的發行點包括：氹仔、灣仔、前山、石岐、廣州、佛山、香港、福州、廈門、上海、北京等地區；海外的發行網絡有：美國三藩市、葡萄牙、橫濱、馬尼拉等國家，甚27 1908年4月之後，國內外還出現了由“澳門平民社”編輯出版、鼓吹無政府主義的《街報》 ，其 實，該報由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等人編輯、出版於日本東京。劉師培假借“澳門平民社”的名 義來出版這份反對清政府統治的刊物，也是利用清政府無法去澳門緝查的情形，來混淆清朝官吏 的視聽，以保護自己的安全。轉引自《澳門四百年》 ，第393頁。28 鄧開頌、黃鴻釗、吳志良、陸曉敏等主編：《澳門歷史新說》 （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 版） ，第310-312頁。29 《國父全集》第二冊，第595頁。

具影響力。 《鏡海叢報》 所發表的社論，主要抨擊時弊，言辭激進，所簽署的筆名為 “黔上味味生”。30該報其他內容的許多新聞，亦夾敘夾議，借題發揮，針對時弊。可以說， 《鏡海叢報》 是近代中國第一份與民主革命密切相關的報紙。31但經歷兩年多的時間，卻在1895年12月25日停刊，共出版了130多期。其後，同盟會澳門分會則開設 “濠灣書報社”，以各種方式宣傳革命思想，並通過向讀者借閱圖書，公開徵求社員，從中物色人選，再在社員中秘密發展同盟會員，借以增強會員實力。此外，黃世仲以香港報界記者身份所撰寫長篇反清革命小說 《洪秀全演義》 ，在香港 《有所謂報》 等報刊上連載，當時這些香港報紙在澳門廣為發行，澳門讀者每日追閱， 《洪秀全演義》 在澳門風行一時，幾乎家喻戶曉，影響頗為廣泛。32 值得一提的是，清宣統年間，一些同盟會會員如陳峰海、區大球、劉卓凡、李醒魂、王岐生等人，以推銷藥品和食品為掩護，在來往香港澳門航線的輪渡上，向乘客宣傳革命道理，灌輸共和思想。 香港興中會初期，沒有固定的宣傳機構，只透過當地同情於革命的報紙或有名望的人士為之傳播 ，尤以何啟博士、 《德臣西報》 （China Mail）主筆黎德（Thomas H· Reid） 《士蔑西報》 （Hong Kong Telegraph）主筆鄧肯（Chesney Duncan）諸人的文字為重要。33他們常在中西各報發表中國改革之政見，名重一時。 中山先生以香港 “言论自由”為 “號召中外，蔚為大革命之風” ，34於1899年秋間，派陳少白至香港籌辦黨報，兼為一切黨務軍務之進行機關。35在香港籌辦的黨報取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主義，定名 《中國日報》 ，於1900年1月下旬正式出版。 《中國日報》 之格式是仿日本報式，作橫式短行。黨報除了辦日報外，亦兼辦十日刊，定名為 《中國旬報》 ，篇幅後頁附刊 “鼓吹錄”一欄，專以遊戲文章及歌謠雜詠，譏刺時政，是為中國報紙設置諧文、歌謠之濫觴。36其後《民生日報》 、 《圖南日報》 、 《神州日報》 、 《新世紀》 、 《中興日報》 、《大漢日報》 等革命報紙 ，紛紛創刊。 《中國日報》 從1900年1月在香港創刊後 ，持續到1911年11月廣東光復，前後在香港發行之時間達12年之久。一直為 “興中會及同盟會所經歷之黨務軍務，皆藉此報為唯一之喉舌”。37尤其 《中國日報》 銷往海外各地的華僑界，就對海外方面的影響而言，促使華僑界的思想為30 《鏡海叢報》 發表社論的署名為 “黔上味味生”，有專家認為這是孫中山早期的筆名，或可能出自 孫中山的手筆。見鄧開頌：《澳門歷史（1840-1949） 》 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 ，第24頁。31 鄧開頌、黃鴻釗、吳志良、陸曉敏等主編：《澳門歷史新說》 ，第307-308頁。32 《澳門百年》 ，第393頁。33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 上冊（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4年3月，增編版） ，第121-122頁。34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 ，載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主編：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 第三冊， （台北：中華 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1965年11月12日） ，（總1306），第42頁。35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 （台北：世界書局，1954年） ，第171頁。36 馮自由：《陳少白時代之中國日報》 ， 《革命逸史》 初集，第66頁。37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 ，第171頁。

之丕變。足見其於革命宣傳實具有創始之功 ，也對革命運動之影響 ，非常廣泛而深遠。倘 《中國日報》 與其他革命報刊按出刊年分編列下表作比較： 從上表得知，《中國日報》 不僅為海內外各革命日報最早之言論機關，而且在辛亥革命運動過程中持續最長之報刊，亦成為革命黨人聯絡聚會之所。 B. 以戲劇形式傳播：宣傳，是喚醒民眾的途徑。宣傳的力量 ，可以 “使中國四萬萬人的心 ，都傾向於我黨” ，38既有發行報刊，遂有編撰戲曲唱本，諷刺時政得失、或稱頌愛國英雄，莊諧暢論，感人至深，以求引人入勝之舉。在1904至1905年間，興中會會員陳少白答允襄助編制劇本、李紀堂願捐助巨資，以求推廣社會教育，創辦戲劇社，定名 “采南”歌戲班 ，培訓教育一年成才，始在各鄉市及香港澳門等處開演，並為開創粵省劇社界革命的先聲。辛亥年（1911） 間，同盟會成員陈少白，黃咏台等復籌改組名為振天聲白話劇社 ，所演話劇為 “自由花” 、 “父之過” 、 “夜未央” 、 “鳴不平” 、 “愚也直” 、 “賭世界”等等，均屬喚醒國魂、解放專制之作，是為廣東人創造白話劇之开始。39 同盟會會員們為加強對澳門民眾的革命宣傳，派黃世仲以香港報界記者身份組織 “優天影粵劇團” ，長期在澳門演出表面上以勸戒煙、賭、纏足等為主題 ，實則暗寓革命宣傳的時裝新戲 ，大受澳門民眾的歡迎。40此外 ，廣州粵劇戲班也時到澳門演出。據當時澳門培基學堂的學生回憶 ，有一個著名的廣州粵劇戲班到澳門演出說岳傳的 《金兀朮入寇中原》 和 《岳飛報國仇》 兩折戲， “由於演員演技的成功，在澳門曾掀起一陣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的高潮。我們學堂裹的同學都廢寢忘食地前往看戲 ，回到學堂談論起來，不少人熱淚縱橫 ，把岳飛的抗金和當前的反清運動，很自然地聯繫起來” C. 進駐學校宣傳。革命黨人在澳港兩地的宣傳活動多樣形式，通過學校教育向學生和民眾宣講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理論。38 湯承業：《國父革命宣傳志略 上冊》 （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77年11月初 版） ，第14頁。39 《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二） 》 （台北：正中書局，1963- 1965年） ，第12頁。“文獻 編纂委員會”， 1961年。40 馮自由：《革命逸史》 第四集，第74頁。41 廣東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 版） ，第88頁 。。 41報刊名稱 創刊年代 發行地點《中國日報》 1900 年1月下 旬 香港《民生日報》 1904 年 檀香山《圖南日報》 1904 年 新加坡《神州日報》 1907年4 月2 日 上海《新世紀》 1907年6 月22 日 巴黎《中興日報》 1907年8 月20 日 新加坡《大漢日報》 19 10 年 加 拿大溫哥 華

1903年，孫中山為了培養青年軍事人才，在日本東京青山創秘密軍事學校，聘日本退休隊軍官任教練官，招收李自重等14名中國留日學生，進行為期8個月的軍事訓練。1904年，李氏返回香港後，向陳少白、李紀堂等建議開辦學校，借以宣傳革命培養人才，建議得到大家贊同，並租用九龍城的龍津義學，取校名 “光漢” ，意為光復漢族。李自重在學校創立體育科目，其目的是順勢將體育課程，仿效日本之軍國民教之內容，進行軍事培育，宣傳革命思想，這實際等於軍事訓練。李氏在香港學校推廣的軍事訓練，漸漸引起廣東官府的關注，香港同盟會被指令停辦光漢學校，李自重離開香港，返回家鄉台山，繼續從事革命活動。42 此外，原名的天演公司，發起人為程子儀、李紀堂、陳少白，粵省富商黎國廉、鍾伸玨、鍾鍚璜、 潘佩瑜等，於1904至1905年間，他們有感認識文字的民眾較少，單以文字宣傳 ，實難普遍收效，建議創設戲劇學校，於是共籌資本三萬元，成立 “采南歌”志士班劇社。該所戲劇學校，先招收12歲至16歲幼童80人，授以普通教育，次為授以戲劇常識，編制各種愛國劇本：如地府革命、黃帝征蚩尤，六國朝宗、文天祥殉國、俠男兒、兒女英雄等等，或破除迷信，或刺諷時政，或表揚忠義，或排斥異族，都為有益世道人心之作。1905年，在各鄉市及香港澳門等處開演。所排新劇，亦為贏得世人好評，並開創粵省劇界革命之先聲，其後，因資本淨盡，令劇社解散。43 1909年同盟會會員潘才華從日本回國後，在澳門創辦培基兩等小學堂，該校每星期六下午都舉行演說會，開始是一些學術性質的講演辯論，後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演說會的政治性逐步加強。1910年，區大球、陳峰海、王岐生等開始到校演講，香港同盟分會會長謝英伯也經常由港赴澳參加演說會。演說會很快便成為一個同盟會的革命講壇。其次，又舉辦郊遊加強與學生聯繫，建立感情，使學生們漸漸接受革命思想。就是這樣，部分傾向革命的學生，在同盟會的影響下，學生們走出課堂，開始從事一些政治性的社會活動。他們中有不少人加入了革命隊伍。4 4. 策動組織革命起義 澳門處於清朝的統治之外，是個自由政治空間，鄰近廣東，彼此往來及對海外交通都極為方便。因此，在革命起義時期，澳門成為革命黨人秘密出入內地的孔道。諸如：（1） 1895年10月首次廣州起義事敗，領導人孫中山、陳少白等都通過澳門撤往香港；（2） 1900年10月，史堅如在計劃炸兩廣總督德壽之舉失敗，亦準備逃往澳門；（3） 1903年1月，興中會會員謝續泰、李紀堂、洪全福等組織廣州起義時，也決定假道澳門。4542 《從興中會至辛亥革命的憶述——李自重回憶錄》 （遺稿） ，載《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7-218頁。43 參看《革命文獻·第64輯》 ，第424-425頁。44 鄧開頌：《澳門歷史（1840- 1949） 》，第329頁。45 鄧開頌、黃鴻釗、吳志良、陸曉敏等主編：《澳門歷史新說》 ，第310頁。

革命黨人在澳門與香港從事了大量革命活動。從1895- 1911年，革命黨人在華南各地發動了多次旨在推翻清朝統治的武裝起義，其中絕大多數是在港澳兩地，主要是在香港策劃和組織。可以說港澳（主要是香港）充分發揮了作為反清起義根據地的作用。關於武昌起義前，中山先生發動了十次革命起義，茲簡述編列下表：資料來源：（註1）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 上冊（台北：“中央黨史會”，1969年） ， 第66-73頁。 （註2） 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 上冊，第117- 121頁。馮自由：《革命逸史》 第五集， 第18-23頁。 （註3） 蔣永敬：《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 （台北：商務印書館，1981年） ，第72-73 頁。 （註4） 蔣永敬：《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 ，第101頁。馮自由：《革命逸史》 第三集， 第244-245頁。 （註5）《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四）》 ，第8- 19頁。 “文獻編纂委員會”， 1961年。次序 革命起義 日 期 起義經過簡略內容 備註1廣州起義 1895年10 月 孫文率鄭士良、 陸皓東等人準備襲取廣州．事泄遭搜捕 ，陸皓東犧牲 。（註1)2 惠州起義 1900 年10 月命鄭士良起義於惠州三洲田（今深圳東） ，眾達二萬餘 ，籌備未竣而解散 。（註2)3 潮州黃岡起義 1907 年5 月命余既成 、陳湧波等 ．起義於潮州黃岡 ，行動未能一致而敗 。（註3）4 惠州起義 1907年 6 月命鄧子瑜 ，起義於惠州七女湖 （今汝湖鎮） ，鏖戰十餘日， 自動停止而散 。（同上）5 欽州起義 1907年 9 月命王和順起義於 （廣東） 欽州 ，但進攻欽州府城及廣西靈山等地未得手 ，因腹背受敵而告失敗 。6 鎮南關起義 1907年12 月命黃明堂 （壯族）和關仁甫，攻佔鎮南關，並親臨指揮，因寡不敵眾，彈盡而退。7 欽廉上思起義 1908年 3 月由黃興率軍組成中華國民軍南軍 ，攻入欽州 、廉州 、上思一帶幾十個村鎮之間 ， 節節勝利 ，終因彈盡而退 。8 河口起義 1908 年4 月命黃明堂起義 ，攻克雲南河口 ， 節節勝利收降清軍 ，卻因糧盡而退。9 廣州新軍起義 19 10 年2 月由倪映典 、趟聲發動新軍起義於廣州 ，倉促提前起事 ，廣州新軍與巡警發生衝突，因準備不周 ，倪中計被殺 。（註4)10 廣州黃花崗起義 19 11 年4 月命黃興 、趙聲 、 胡漢民起義於廣州 ，死難的同盟會會員有名可考者86人 ，其中72烈士由潘達微等出面 ，把72具遺骸合葬黃花崗。（註5）

辛亥革命前後，澳門同盟分會以策動香山起義作為首要任務。該時期澳門分會會長為林君復，經過周密籌劃，決定由林君復、林警魂兩人把持總機關。而林警魂需肩負籌措起義經費；林君復、莫紀彭、何振、鄭仲超等負責駐守前山新軍；鄭彼岸負責策動駐在香山縣城防營、團練，及聯絡石岐的紳士。同時先派蕭聘一和蕭世冰兄妹回石岐蕭宅設立機關，作為黨人會議和秘藏軍火之地。46 革命黨人以香港為起義人員集合和疏散中心或藏身逃亡之地。每次起義，尤其是規模較大的起義，總有大批參加起義的志士，需從南洋和國內各地前往起義地點 ，香港便成為其集合地，如在同盟會香港分會領導的數次起義中，為接應來往香港的起義人員，待起義時再進入廣州。一旦起義失敗，亡命的革命黨人也往往以香港和澳門為逃亡和藏匿之地。孫中山本人曾多次在起義失敗後逃至港澳方才脫險。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還是革命黨人籌集轉輸軍火、經費之處。在各次反清武裝起義中，在外洋購置的軍火和籌劃的經費多數首先集中至港。如1900年的惠州起義中，香港被選定為後方總部，經費和軍火均在此收集。又如在黃花崗起義的籌備中，槍枝、彈藥分別購自日本、安南（越南）、暹羅（泰國）等地，運至香港密藏，再偷運至廣州。從海外籌集到的經費（主要是海外華僑捐款）也都先寄到香港，然後由革命黨人取出使用。四 、 總 結 中山先生在12歲時經澳門乘船抵檀香山，接受 “西式”教育。後來，在香港求學時候，澳門便成了他往返省港之間必經之地。孫氏在港西醫學畢業後，便返回澳門行醫。孫先生棄醫從政，澳門既成為他的革命活動其中一個舞台，亦在中山先生整個人生旅程裹，曾有如此重要的密切關係。 香港對於辛亥革命活動所以能夠形成較大的便利條件，這與其地理環境和政治情況有關。因為香港對中國本土而言，近在咫尺，又較之內地的外國租界，更便利於革命黨的活動。因為租界內雖有較多的言論自由，革命黨人也可以在租界內發行報刊，從事革命宣傳；但在租界內從事革命活動，因主權與司法權之混沌不清，清廷常加之壓力，使各國租界當局不得不以涉及妨礙治安，對革命報刊如《民呼報》 、 《民籲報》 事件，常有被遭取締或懲處停刊的遭遇。而相對地香港地界，清政府則相對不能給予干預，故在一部革命史上，香港地位至為重要。 從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籌劃成立反清組織和舉行反清起義之日起，澳門與香港華人就給予大力的支持。前述廣東革命黨人以港澳為基地的活動，即是以廣大港澳民眾的支持為依託的。46 轉引自鄭彼岸等《香山起義回憶》 ，載廣東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 。

在香港，一批愛國志士追隨孫中山，參加了興中會（後同盟會）等組織 ，成為革命黨中的一員。據稽考參加者來自社會各階層 ，包括商人 、職員、學生 、教員、傳教士、工人等。在十次發動起義中，幾乎每次都有港澳志士參加 ，甚至不少人為此獻出自己的生命。除此之外，提供物質和經濟上的資助 ，是當時港澳華人支援革命的另一重要方式。如香港知名人士華商李紀堂將自己在屯門所辦的農場提供給革命黨人，黃花崗起義前，黃興曾在此居住和策劃起義事宜，起義人員的集結、軍械糧食的運輸等也都與此農場有關。又如 ，興中會籌劃第一次起義時，籌款不足，華商黃詠商（黃勝之子）將其在蘇杭街的一所洋樓賣掉 ，所得8000元全部用作起義經費。再如，香港文咸街遠同源兌業商店經理李海雲，為使廣州新軍起義如期舉行 ，將股東存款2萬元全數提出，作為貯置軍械之急用。澳門華商方面，如澳門富家子弟陳永安自投身革命以後，為反清大業提供了不少經費。又如同盟會會員中水上居民梁鏡清，將自己和家人的三條漁船全部變賣 ，所得款全部捐給了同盟會。綜上所述，孫中山先生最早創建革命組織 ，領導了主要的革命起義，並為民主革命提出了基本綱領，在澳港華人給予大力的支持下 ，推翻滿清皇朝，創建中華民國。孫中山先生可謂在近代中國變革運動中留下光輝史蹟。

“三頭家”：近代香山買辦與香山、 上海、澳門——以徐潤、鄭觀應為中心黃健敏* 摘要 ：近代中國的國內移民 ，大都把自己視作旅居者 。這些旅居者的家庭常常呈現 “兩頭家”現象。但如果我們把眼光投注到近代上海香山買辦群體 ，卻發現這些香山買辦們的家庭 ，往往呈現 “三頭家”的特色——在上海 、 香山和澳門各有 “一頭家” 。本文以近代香山著名買辦徐潤和鄭觀應為例 ，通過文獻資料重現他們在上海 、 香山和澳門 “三頭家”的概況及特色。 香山買辦在上海 、香山和澳門營造的 “三頭家” ，反映出他們的文化心理和現實選擇 ，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近代上海 、香山和澳門三地的各自的經濟 、文化特色及其網絡流動 。 關鍵詞 ：買辦 ；香山 ；上海 ；澳門 ；徐潤 ；鄭觀應 近代中國的國內移民，大都把自己視作旅居者。這些旅居者的家庭常常呈現 “兩頭家”現象，不少人在城市裹掙錢，到家鄉買田蓋房。這使得旅居者似乎從未真正離開過家鄉。但如果我們把眼光投注到近代上海的香山買辦群體，卻發現這些香山買辦們的家庭，往往呈現 “三頭家”的特色——在上海、香山和澳門各有 “一頭家” 廣東香山縣地處珠江三角洲西岸 ，自澳門開埠之後，得風氣之先 ，商品經濟及中西文化交融早有傳統。鴉片戰爭後，隨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和對外通商口岸的開放，中外貿易日益頻密，溝通中外的 “代理人”——買辦便應運而生。香山縣湧現了大量的早期著名買辦，是近代著名的買辦之鄉。本文擬以近代著名香山籍買辦徐潤和鄭觀應為例，剖析香山買辦在上海、香山和澳門的 “三頭家” ，或有助於認識近代中國社會的某些側面。徐潤和鄭觀應是近代上海買辦中最知名的其中兩位。他們都出自香山的買辦世家。鄭觀應曾有詩句 “三番共事將卅載，兩代相交近百年”1形容他與徐潤的交情。 黃健敏：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主任，副研究員。1 鄭觀應：《贈徐雨之觀察》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下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 版，第1323頁。。

一 、上海之家 上海是近代香山買辦長期拼搏商場的的重要舞臺，他們也投入許多精力營建他們的 “上海之家” 徐潤堪稱近代上海著名的 “地產大王”。據徐潤自述 “如余所購之地 ，未建築者二千九百餘畝，已建築者三百二十餘畝，共造洋房五十一所 ，又二百二十二間，住宅二所，當房三所 ，樓平房街房一千八百九十餘間，每年可收租金十二萬二千九百八十餘兩。地畝房產名下共合成本二百二十三萬六千九百四十兩”。2發跡之後的徐潤，在上海陸續建有多處住宅和園林，未園和敬德堂是其中兩座代表作。 關於未園，徐潤曾有 《光緒元年未園飲餞圖記》 略述其景致。 淞水之北有未園。未園者，余公餘憩息之所，拳山勺水，未足言 園，故曰未園。地僅數弓而泉石深邃，春夏之間，池水如錦，秋光老 圃，尤多晚香。 乙亥十月，余與諸子弟宴集於斯。宿雨乍晴，小梅已 綻，羅浮風景，春氣盎然，因念太白所謂會桃李之芳園，敘天倫之樂 事，古今人果不相及耶。3 概言之，未園是徐潤公餘與家人憩息的一座中式傳統園林。 徐潤的住宅敬德堂 （又名愚園） ，位於上海英租界山東路265號 ，則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宅。其建築之宏偉及裝飾之精緻美觀，可於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過客女史所撰之 《東方人起居：中國名宦人住家》 一文略窺其貌： 余路經上海， 日往來於鄙陋囂塵之地，見遊民蚩蚩，千百為群， 欲往書中所載中國文明之地，即寓居此處西人亦鮮有知之者。旋至山 東路，見一窄門，外局不揚 ，不料其中有一華廈在焉，問其主人，則 徐雨之觀察也。後得引進流覽，方知東方人秉性謙和，晚號愚齋，蓋 觀察以五十年來無往不愚，故以愚齋自名。入其室，一若別有天地， 恍惚在夢幻之中。 見其畫幅有橙樹一株 ，結果甚多，以及各式古盆， 各種器皿，均皆安雅可愛。我西人惜不能日日得有此樂，因上等華人 雖然和藹可親，而談及生意之中甚為精明，其住宅有如禁地，外人每 不准進內故也。⋯⋯既而至其內室，才登樓，即有觀察女公子及其媳 婦來迎，見其嫻靜尊貴，以西禮問好，遂引至一寬大房間與其太太相 見，執禮極恭，觀其舉動溫文爾雅，真勝似西人之識禮者。徐太太不 解英語，女公子與媳婦均能娓娓應對，是以彼此容易敍談，且絕無半 點可厭之洋涇浜英語。想此二位淑媛向處深闺，不與外人接談，能究 心於頭緒紛繁之英語、地理志、史記、打琴、寫畫、繪圖等事，豈不2 徐潤：《徐愚齋自編年譜》 ， 1927年香山徐氏校印，第35頁。3 徐潤：《光緒元年未園飲餞圖記》 ， 《徐愚齋自敍年譜》 第22-23頁。

異乎？ 畫有水仙花一枝，光綻精緻，於畫學大有心得。除禮拜日、禮 拜六之外，每日有一英文女師來教各門功課，並非勉強為之者。據云 渠等偶爾失學，即甚悵悵，於功課餘暇，又習針繡，可謂能惜寸陰者 矣。其五公子現在岳士佛學習政治法律科，雖身在外國，並不忘其家 人，每禮拜必有一信寫回觀察。四位元小孫亦學習英華文字，謂俟其 長成，擬送往英國讀書。四公子曾往美國遊學。最可喜者，各物均認 真潔淨，大房問俱雕刻華麗窗飾，內絕無半點塵埃，地板與枱光亮如 玻璃 ，其所用傭人十八名，料必終日不暇也。尤可驚人者，其裝飾不 及於俗，各物均樸實堅固，家俱及閘扇俱鑲大理石，與所聞東方人家 大相懸殊，始恍然於往日之擬議者為不倫矣。余經往通屋看過，房問 如此之多且大，自己亦不知在屋內何處。屋內有院子兩所 ，第二所甚 似夏天花園。據太太們云，除請客之外，罕往中外戲園，因不欲夜眠 過遲也。余未到此，殊以華筵為可畏，今嘗各味烹調精美。余苦不善 持箸，女公子即為改換匙叉，招呼周到，具見厚待。太太亦甚般勤， 屢問余此等口味適口與否？ 繼有兩女孩入來，直至余前問好，口音甚 正，余欲啜其面，即就余前甚為可人，余初時亦以其為男孩也。余告 退後，豔羨其起居實勝吾人，未免內愧，吾以為歐西不習禮法者尚須 學遠東貴族家起居法則也。 此文對於徐潤住宅敬德堂建築及其家庭生活之描述，栩栩如生，具見當時上海豪富買辦的家居生活細節及品味，從建築、裝修到交際、學業以致飲食，都自如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間。徐潤在其自編年譜中全文載錄此文，可見此文之描述比較近真，而且徐潤也比較欣賞過客女史這位外國記者所建構的徐氏家族之家庭形象。 上海之家既是買辦及其家庭主要的生活場所，也是他們與中外紳商飲宴酬酢的重要空間。光緒三十三年正月，盛宣懷便曾在徐潤住宅愚園開商局江浙股東大會 ，議決由商人自稟商部立案承辦。4買辦與中外人士的密集交往，也使他們的眼光與思維遠較時人開闊，如鄭觀應所言：“滬上為江海通津，冠蓋往來，群萃旅處，達人傑士，往往獲從之遊。竊聞時論，多關大計，以為由今之道，變今之俗，宜覽往古，法自然，諏遠情，師長技，攻其所短，而奪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國者，亦時時申其論說，作局外之旁觀。”5二、香山之家 上海之家雖然豪華，但在徐潤和鄭觀應等香山買辦心中終歸只是 “寄廬”婚娶、壽慶、喪葬以及祭祖的家族事務都要回鄉舉行，家鄉香山才是他們真正的根。4 《徐愚齋自敍年譜》 第125- 126頁。5 鄭觀應：《 〈易言〉 自序》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上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版，第173頁。

徐潤之伯父徐榮村 （寶順洋行買辦）便熱心鄉族之事。徐潤曾憶述 “榮村公心力、財力能忍人所不能忍，並于麻灣村湧口之內，置有三潭圍田四百餘畝，造有徐氏家塾一所，住房數間，三層門高塔一座，其意備為闔族之需 ，苦心孤詣 ，不遺餘力” 徐潤對於香山北嶺之家 ，同樣苦心經營不遺餘力， “雖五十年來八九離桑梓，未嘗一日去諸懷”。徐潤出錢出力最多的是鄉族公共事業，有其自述 《北嶺鄉修築十七款善舉記》 一文紀其事。 光緒七年辛已冬，余自滬返里，適鄉中親族父老議興善舉十餘事， 曰圍牆，曰築壆，曰種樹，曰修橋，曰平道路，曰浚溝渠，曰茸廟宇， 曰遷文閣，以及創建社倉，興立義塾，造鄉所，設帛金會，計需籌備三 四萬金方可集事。越日集議，囑余擔任，並擬隨捐隨辦。愚以為苟可捍 患禦災，敦睦風俗，則一時之勞，百世之利，誼屬桑梓，義不可辭。於 是舉族佺渭南，族兄經立、敏立，蔡君華才，吳君海舟為經理，舉族兄 仁立、義立，族佺秉詩管理收支，其工程之事則族叔德昭、德祺，蔡君 威麟任之，譚吉舉辦。余因事赴滬，未獲一手管理。壬午秋，遣潘克仁 先生到鄉將本莊各宅房屋、街道、大小田畝，逐戶編號，分段繪圖，擬 仿鄰村修築石路辦法，隨後因事不果。洎癸未秋九月，法越肇釁，滬市 牽掣，余亦周轉不靈，幾至無可收拾，不遑兼顧矣。迨光緒十六年，稽 查此項工程支出，先據德祺、仁立、義立、秉詩報賬，敬德堂共填付銀 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一兩零二分四屋，除當年公議由紳耆出名典押之東邊 屋產及大潭田銀一千三百六十七兩八錢，由敬德堂備款贖出，應歸敬德 堂執業外，實共支用二萬七千二百二十三兩二錢二分四屋。查當日原議 其經費由潤認捐五成，眾姓認捐五成，無如各人所捐者計銀二千兩洋三 千元，其實收到者又僅得洋二千元，則眾姓認捐五成尚欠該銀一萬二千 餘兩，且多有未竟之功，尚待舉辦，又圍基、築路、開溝所用各姓田 地，有未曾付價者，每年仍向潤收取租金一百十餘兩，因具邀請會議， 以符前言，乃時過情遷，咸置不理，即當日認捐而未收者，亦以物換星 移，付諸罷論。誠見公事之不易為也。但事關公益，且據堪輿家說，謂 如此佈置二十年後當有名世之才位至藩臬者，今妹倩蔡君述堂以花翎頭 品頂戴任津海關道保升交涉使，族弟季程薦升鎮台，富貴功名，方興未 艾，似不止藩臬而已，此外子嵩從佺前署四川大竹縣令，蓋河南同知， 建侯七兒丙午科考取商科舉人，為鄉里光，是地理之道，似非無因。又 本村間有患麻瘋者，向來相連不絕，經此番修築，將後坑填高，二十年 來竟未有染此病者，亦一奇也。故潤樂得而為之也。76 《徐愚齋自敍年譜》 第10-11頁。7 徐潤：《北嶺鄉修築十七款善舉記》 ，《徐愚齋自敍年譜》 第30-31頁。 6

在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持下，某種程度上上海的買辦控制著遠在千里之外的故鄉香山家鄉的公共事務。徐潤 “在鄉里，則修風水、浚溝渠、栽樹木、建圍牆、築神社、建鄉約、設賻會、興義塾、倡平耀，無不經營、創辦，以堵閭閻；在族中，則修譜、建祠，雖值艱窘，次第舉辦不惜也”。8徐潤熱衷於鄉里公共事務和空間的營造，推動鄉土權威的塑造和社會文化的整合；通過修鄉約、編族譜、建祠堂等，參與家族發展歷史及社會地位的想象與建構，加強宗族的凝聚力；提倡互敬互愛、患難與共的淳樸社會風氣，在鄉村推行思想教化。買辦在鄉間實際充當著傳統士紳的角色。 徐潤在北嶺營建的住宅 “愚園” （竹石山房） 據說是仿照上海著名園林豫園而建，也是遠近聞名的大宅院，頗有衣錦還鄉之架勢。其規模和佈局，可於劉吉六 （光廉） 《愚園記》 稍觀其究竟： 北嶺徐氏為吾鄉望族，雨之觀察又為余莫逆交，故知之較深。君 於里中善舉如無不為，雖五十年來八九離桑梓，未嘗一日去諸懷也。 於是就村之右偏拓地而十餘畝，編籬種植，作卷懷之所，名曰愚園 （後改竹石山房） 。園之西建封翁榮祿公祠，其右為中西書館，兼作 體操場。祠左擴女書舍一所，祠之後為敬德堂住宅，宅之東北辟小花 園，疊石鑿池，間以草地，小具亭榭，以為憩息之地，再北餘有隙地 若干，觀察擬營壽壤。數年來因循未果，或以為風水不足也。光廉自 泗城解組歸里，觀察寓書命竟前功，乃於改茸祠屋之餘，為其規劃壽 域，甲辰二月初吉即穴地中央蓋蘆棚一架，攝照吉壤前後二影，左為 由西攝東，右為由東攝西，郵寄觀察，微嫌未能清晰耳。9 近年珠海文物工作者實地考察和調查採訪可知，徐潤之愚園占地約17000平方米，背東向西，南邊建有石牌坊、雨之徐公祠、 “忍”字碑、玻璃樓、工人屋，北邊築有荷塘、月塘、石橋、徐公墓地以及假山、曲徑等建築物，園中遍植木桂、木棉、荔枝、榕樹等嶺南花木，並築有圍牆。10 從各種憶述看來，這一所園林兼具江南和嶺南園林風格，亦有玻璃樓之類西洋建築。而從其內部構造與功能看來，非僅是一所普通住宅，尚包括祠堂、書館、操場、花園乃至壽壤，實是一座綜合性、多功能的建築群，而且如許複雜之功能混雜於一園之中，其實也透露出北嶺愚園的公共性和紀念性較住宅的私密性和休閒性更強。 鄭觀應及其父親在家鄉香山雍陌鄉的經營也與徐潤類似。鄭觀應的父親鄭文瑞也在上海從事過買辦一類的工作，後回鄉居住，在雍陌鄉中 “刊佈 《訓俗遺規》 、 《勸戒錄》 等書，籌置義田，興立善堂 ，地方水利、橋樑、義倉各公舉8 《徐愚齋自敍年譜》 第102頁。9 劉吉六：《愚園記》 ， 《徐愚齋自敍年譜》 第106頁。10 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珠海市文物志》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6頁。

無不盡力樂輸，悉心規劃”。11光緒二十九年 ，鄭觀應為紀念其父興建秀峰家塾（鄭文瑞別字秀峰） ，秀峰家塾既是家祠 ，又是族中子弟的學堂 ，也是鄭觀應回鄉祭祖的暫居之所。鄭觀應還以父親之名出資築修雍陌鄉的石板路，以及維修村廟武侯廟及鄭氏祠堂等。三、澳門之家 正如上文所說，在香山家鄉苦心經營之家，紀念和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他們大概只是春秋兩祭或為父母舉行祝壽活動等時候才會回鄉暫住。徐潤和鄭觀應的親屬長年居住的不是北嶺和雍陌，而是澳門。 澳門本屬香山，與徐潤的故鄉北嶺相距不過數里 ，所以徐潤曾自稱為 “粵東澳門內鄉人”。12其父徐寶亭中年時曾設渡船來往澳門與省城廣州。13徐潤遠在上海營商，其元配夫人和父母、子女等家眷多定居于澳門。在 《徐愚齋自敍年譜》 頗多徐潤家眷在澳門去世、祝壽、養病等記載，如以下幾條： 同治元年 “二月十四日雨田二弟故於澳門，為文祭之” 光緒七年 “二月初三日，先大夫故，於澳家落樓傷腰 ，病僅三 天。余在申聞電，匍匐回澳，已不能親視含殮，終天抱恨。幸眷口在 澳飾終典禮一切如儀” 光緒九年 “玉生弟年二十一歲十二月間夫婦二人奉命回家為先伯 母八旬大慶祝壽” 光緒十四年 “先妣楊太夫人壽終澳門寓所，余剛自台灣返滬，即 接澳電，知慈母病篤，星夜返澳 ，延請中西醫診視。時中醫各持一 說，余自揣在滬日久，滬上中醫究多相信可靠之人，因將病源詳悉電 達滬上諸名醫，並將粵省醫生所開藥味分量，每日電商滬醫，數千里 醫藥日以電報商榷。 詎藥石無靈，慘於二十三日棄養矣” 光緒十六年 “七月初八日，先室吳夫人病故于澳門，年五十一 歲。余在潭州銀礦趕回，未得見面，時子女均幼，時運又不暢，傷心 曷極” 光緒三十二 、三十三年間，徐潤在澳門靜養 ，但仍與上海及省港澳政商界保持密切聯絡，並繼續處理輪船招商局有關事務。如光緒三十三年正月接到 “滬總局電盛杏蓀宮保定正月十六日在愚園開商局江浙股東大會，議決由商人自稟商11 《李文忠公奏廣東香山縣鄭氏一門好善請將事蹟載入廣東省志並香山縣志以示表彰附片》 ， 《鄭 觀應集》 下冊，第1509頁。12 徐潤：《自記行述》 ， 《徐愚齋自敍年譜》 第27頁。13 《寶亭公遺訓》 （光緒七年三月初七日） ，《徐愚齋自敍年譜》 第29頁。14 《徐愚齋自敍年譜》 第10 、27 、32 、43 、47頁。。。。14.

部立案承辦”。徐潤便即赴香港， “就商各股東取決辦法，伍秩庸侍郎、張弼士太僕、鄧、唐、葉各大股東均在港，故於正月二十日在杏花樓集議覆電上海總局。” 15 鄭觀應與澳門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其故鄉雍陌，與澳門相距也不過二三十里。有說鄭觀應自小便隨父在澳門生活，此說雖尚欠有力證據，但亦非全無可能。16鄭觀應曾自稱 “余世居澳門”。 17鄭觀應青年時代便對澳門社會有相當深入之認識。鄭觀應最早的著作 《救時揭要》 中，收入 《澳門豬仔論》 、 《續澳門豬仔論》 、 《求救豬仔論》 、 《論禁止販人為奴》 、 《澳門窩匪論》 等等多篇關於澳門豬仔和匪盜的論述，顯然是長期觀察澳門、香山社會現實得出來的思考。鄭觀應亦曾有 《澳門感事》 詩概述對澳門的直接觀感： 澳門上古名蓮峰，鵲巢鳩佔誰折沖。海鏡波平涵電火，山屏煙起 若雲龍。華人神誕喜燃炮，葡人禮拜例敲鐘。華葡雜處無貴賤，有才 無德亦敬恭。外埠俱謂適逃藪，各街頻聞賣菜傭。商務魚欄與鴉片， 餉源以賭為大宗。曆查富貴無三代，風俗澆漓官勢洶。屋價千金抽八 十，公鈔不納被官封。昔有葡督極暴虐，竟為義士誅其凶。[義士沈亞 米惡其虐暗殺之。]自謂文明實昏瞆，不識公法受愚蠢。請問深知西律 者，試思此事可曲從。18 1881年，鄭觀應協助父親鄭文瑞在澳門下環龍頭左巷興建鄭家大屋 “鄭慎余堂”。 “鄭慎余堂”規模宏大，周圍所築圍牆高聳蜿蜓，鄭觀應時時稱之為 “萬里長城”。 “鄭慎余堂”依山面海，景色優美，鄭觀應曾有 《題澳門新居》 詩紀之：19 群山環抱水朝宗，雲影波光滿目濃。樓閣新營臨海鏡，記曾夢裹 一相逢。 [先榮祿公夢神人指一地曰：此處築居室最吉，後至龍頭井，適符 夢中所見，因構新居。] 三面雲山一面樓，帆檣出沒繞青洲。農家正住蓮花地，倒瀉波光 接斗牛。 1885年，鄭觀應受楊桂軒案拖累，下半年回澳門隱居， “脫累歸里，杜門養屙 ，日事藥爐”。此後至1891年間，鄭觀應基本住在澳門，過著隱居生活，集中15 《徐愚齋自敍年譜》 第126-126頁。16 陳樹榮：《鄭觀應與澳門（大事記） 》 ， 《紀念鄭觀應研討會論文集》 （1992-2001），澳門歷 史學會、澳門文物關注協會2002年6月出版，第100頁。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長編》 稱鄭觀應 從小在其父開設的秀峰家塾讀書，這一說法也有問題。17 鄭觀應：《續澳門豬仔論》 ， 《鄭觀應集》 （上冊） ，第8頁。18 《鄭觀應集》 （下冊） ，第1343頁。19 《鄭觀應集》 （下冊） ，第1342頁。

精力將 《易言》 擴寫，輯著成 《盛世危言》 。由於體弱，研習道術與醫術，並輯著 《中外衛生要旨》 ，期間與孫中山多有往來。1893年 ，鄭觀應父親鄭文瑞在澳門病逝，是年五月下旬至九月初，鄭觀應在澳門守制。戊戌變法失敗後，不少維新人士亡走澳門避難，如康有為之父及經元善等，鄭觀應曾通過澳門紳商何穗田等給與關照。晚年鄭觀時時回澳門養病及度歲，也處理家族內部事務，如為長子潤林受室、為繼母守制，其三子潤榮也在澳門出生。 隱居澳門的鄭觀應，仍與上海、香港及省城廣州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如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廿六日，鄭觀應自澳門鄭慎余堂致函盛宣懷 ，告以在廣東的工作生活情況。 官應隱居濠境，為桑梓計 ，勉應各商公舉為廣州商務總會協理 ， 按月到省數天，擬俟商報商業學堂及商品陳列館籌款開辦後即行告 辭，請另舉別人以承斯乏，冀可潔身隱退，靜養潛修。故昨承沈愛蒼 廉訪委辦廣東團練局，同鄉舉為賭路局董，朱曉南方伯委幫辦廣州自 來水，又奉岑宮保剳委督率礦師查勘兩粵礦產兼咨商部充作礦務議 員，均以病辭。未能應命，非自甘暴棄，實欲晚節保全，不負宮保平 時知人之哲也。如有謂官應衰朽無能者，真愛我良深矣。 由此函內容觀之，鄭觀應在澳門雖云隱居，但實際上仍以澳門為基地，時有參與省港澳的商業及社會活動。四、結語 香山買辦上海之家的生活已有甚多研究，而於故鄉香山及澳門之家的研究則關注較少。買辦商人具有西化與傳統的兩面性 ，一般的研究更多強調他們被西化的一面，而較為忽視他們的傳統性。上海是香山買辦的商業戰場 ，但落葉歸根，他們心中最終的歸宿之地仍是故鄉。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買辦積極地參與社會公共事務來樹立他們的公共形象，以捐納官銜、參與鄉村公共事業、培植宗族和族中子弟以保持家族共有的象徵資本等大抵都是必由之路。這些傳統上由地方士紳和讀書人來倡導和完成的行為，在近代迅速讓位于買辦商人階層。徐鈺亭 “既不讀書，當就商業”一語顯示近代士紳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的變化。買辦商人已經成為與傳統士紳同等重要的控制民間基層社會和鄉族組織的主要力量。 澳門本是香山的一部分，澳門在近代獨特的文化、現實地位和輻射作用，造就了香山成為 “買辦之鄉”。香山近代之所以買辦輩出，本來就地域上與毗鄰澳門有密切關係，香山買辦家族，其鄉籍均在距離澳門以北輻射不足20公里的範圍內，而這些買辦早年的生活或多或少都與澳門有些關係，對於他們來說，澳門也許比香山縣城石岐更為熟悉。澳門成為香山買辦選擇的安居之所，也是緣來有自。 近代珠江三角洲時局每變，士紳鄉民走避澳門已成風氣，當時報刊此類報導

甚多。如1911年5月的 《香山循報》 刊發的時評 《粵人紛紛往澳避亂胡為者》 便頗具代表性： 澳門一埠，為中國領土，而租借於葡人者也。近竟盜憎主人，肆 其蠶食狼吞之手段，以侵擾吾內地。說者謂振興香洲，抵抗澳門，以 制其死命。是吾人對於澳門，宜遷徙不宜居留，彰彰明矣。何居乎省 城亂事甫起，而竟有往澳避亂者。 吾揣往澳避亂者之心理，則以革黨起事，兵隊所過，玉帛不分， 而且恐怕土匪乘機竊發 ，四出抄掠 ，鄉閭須受其害，故為此避地之 計，託庇于外人治下，籍其兵力以求自衛，此其苦心也。 雖然，以吾思之 ，輒以為過矣，何也 ，革黨起事，無論成敗與 否，與吾民絕無關係，而且今日大兵雲集，防守甚嚴，革党亦萬無再 舉之理。此粵人不宜往澳避亂者一也。就謂革黨捲土重來，澳門相 隔，僅一帶衣水，而其兵力亦甚薄弱，非有金城湯池，足以自守者， 雖革黨不欲與外人挑釁，而謂枕近澳門之土匪，獨不乘時劫略[掠]乎？ 此粵人不宜往澳避亂者二也。且葡人方與我國爭論界務，兩不相下。 吾民動輒好為大言，實行貿易自由遷徙自由之宗旨，以張粵人之民 氣。 葡人具有耳目，豈無所聞見。乃一旦國中有事，急不遑擇，聯群 結袂，同至彼土，贶若世界之安樂場焉，不幾為葡人掩口 竊笑耶？ 此粵 人不宜往澳避亂者三也。 由此而觀，則以粵省大局，今尚安靜，不必避亂。即不幸烽煙告 警，訴以干戈，而兔死守邱，甘與玉石同碎，亦不宜往澳避亂。區區 之意，記者敢以自負，用敢抒誠以告我粵人。 澳門托庇於葡人治下，雖如時評作者所言存在隱憂，但在變亂頻仍的近代珠江三角洲，未嘗不是一片偷安的土地。遠在上海商場拼搏的香山買辦，自然也希望留在故鄉的家眷生活可以安全和穩定。 香港開埠後，澳門原來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逐漸被香港取代，澳門與世界各地的聯繫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附於香港。澳門與香港隔水相望，交通便利，港澳間的水上交通，實際上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或更早便已建立。1865年秋，省港澳輪船公司（Hong Kong ， Canton & Macao steam-Boat Co.） 的創辦，澳門與香港、廣州之間有了定期航班，大大便利三地的交往。1870年代，輪船招商局的船隻開始航行於省港澳的航線上。澳門的通訊便利也遠勝內地，1800年澳門便開始有郵政服務，1884年，澳門郵政局正式成立；1884年澳門與香港電報電信開通，1882年公共電話在澳門正式啟用；香山買辦即使居於澳門，仍便於繼續與香港、廣州和上海的交往和聯絡，保持原有社會關係網路。澳門和上海一樣，都是近代中西文化匯合之區，物質供應相對豐富，香山買辦易於維持著和上海相近的生活方式。

如徐潤、鄭觀應等有 “三頭家”的情況在近代香山相當普遍，而且非僅限於買辦。如著名僑商陳芳，除了他經商的檀香山之家和家鄉香山梅溪之家之外，他在澳門同樣也有 “一頭家” ，澳門第一部私人汽車就屬於陳芳家庭所有。革命家孫中山也是在上海、香山和澳門有 “三頭家”。孫中山家鄉的香山翠亨孫中山故居、與宋慶齡居住生活的上海孫中山故居及其元配夫人盧慕貞與子女居住的澳門孫宅 （今國父紀念館） ，今天均已辟成紀念館，供世人緬懷。 香山買辦在上海、香山和澳門營造的 “三頭家” ，反映出他們的文化心理和現實選擇，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近代上海、香山和澳門三地的各自的經濟、文化特色及其網絡流動。

二十世紀初孫氏革命黨人在澳門的結社活動婁勝華* 摘要 ：20世紀初 ，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力量在澳門策動組織了包括濠鏡閱書報社 、培基學堂 、優天影粵劇團等在內的多個文化教育社團 ，這些社團以青年學生與上層紳商為重點 ，以演講 、辯論 、讀書、戲劇演出等方式 ，進行民主革命的啟蒙宣傳及組織動員工作 。儘管隨著辛亥革命的勝利與清政府的滅亡 ，這些社團迅速地消失於歷史的視野之中，但是 ，在源遠流長的澳門社團發展過程中，由同盟會主導的革命派社團已成為絢麗短暫的章節。 關鍵詞 ：澳門 ；同盟會 ；青年學生 ；社團 結社組黨是在辛亥革命前後風行一時的政治現象。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非常重視以組織方式凝聚革命力量，開展革命活動。他們在海外組織了多個政治性社團，並聯合成立中國同盟會，使之成為推翻帝制、建立與維護民國的核心組織。而當時的澳門，因其處於葡萄牙管治之下，且地理上與大陸相毗連，因此而成為革命黨人籌劃、聯絡、募款，甚至藏身的特殊基地，其中，以社團作為組織基礎推展革命活動構成了革命黨人在澳門活動的基本內容與鮮明特徵。 追溯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與澳門社團的關系，早在孫中山本人投身革命成為職業革命家之前，他就選擇澳門作為其行醫濟世之地，與當時最重要的華人慈善團體鏡湖醫院發生密切聯系，並留下廣泛影響，為其後的革命黨人在澳門的結社活動奠定了基礎。從1893年孫中山離開澳門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孫中山派遣革命黨人到澳門秘密成立同盟會澳門分會作為革命活動的核心領導機關，並以書報社、文學社等結社形式進行公開活動，逐漸形成了 “以秘密的核心機關領導外圍社團進行公開活動”的組織格局與工作方式。此就該時間段內革命黨人在澳門的結社活動考察敘述如下。一、同盟會澳門分會（支部） ：革命黨人的秘密核心機構 1905年8月，在日本東京由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聯絡華興會等革命團體共同組織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同盟會成立以後，孫中山選派馮自由、李自重等人負責同盟會在省港澳的活動事宜。不久，馮自由等在香港成立同盟會組織 ，並派劉樾航、阮亦周、劉思復等前來澳門開展活動。同盟會在澳門的活動 婁勝華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課程主任 ，教授 。*

çãççãç機關設在荷蘭園和隆街21號，對外稱 “樂群書室”。後來，隨著澳門的同盟會員的壯大與會務的擴大，1909年冬，成立同盟會澳門分會。分會機關設在南灣街41號。主盟人初由謝英伯兼任，謝一度奉派去檀香山，乃改由 “香軍”參謀林君復繼任主盟人。當時支部的主要負責人還有劉公裕、盧怡若、陳峰海、劉卓凡、陳卓平，林了儂、梁倚神、劉大同等。1910年秋，同盟會澳門分會改組為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總支部。1 同盟會組織成立後 ，即展開多項反清活動 ，包括試製炸藥 ，策劃暗殺 ，開展革命宣傳及組織動員工作，後來，更直接策劃香山起義等，但是，革命黨人以澳門為基地從事反清活動引起了澳葡當局的警惕。因此 ，同盟會本身活動需要秘密進行。為了更大範圍內動員與組織民眾，同盟會必須借助公開機構進行組織動員，社團因此而成為同盟會的重要活動載體。二、濠鏡閱書報社：同盟會澳門分會的外圍組織 同盟會在澳門的活動也是仿照其海外工作方式，採用 “書報社”形式公開活動，以讀書、演講形式動員與宣傳，吸引更多的人參加革命。因此 ，同盟會初入澳門即以 “樂群書室”作掩護 ，繼樂群書室之後 ，於1911年7月再由盧九之子同時也是同盟會澳門分會成員的盧怡若 （Lao Chung Jun，盧宗縉）2及林君復等三人具名向澳葡政府申請立案成立 “濠鏡閱書報社” 申請立案的稟文稱：“事切紳等，憫本澳華僑教育缺乏 ，殊有礙於世界之進化。爰約集本澳各熱心家，擔任經費，倣照各國辦法，創立一公眾閱書報社，備購大西洋及各國書籍、報紙，任人入內觀覽，不收費用。此既可補教育之不及 ，即所以助世界之文明。”3由於稟文顯示濠鏡閱書報社屬於具公益性質的文化社團，因此，很快得到澳督批準。報社設於白馬行街釣魚台一座大屋內，並公開舉行成立大會，參加者達二三百人，其中不少是女學生或家庭婦女。會上，同盟會1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載《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2 冊，第308頁。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著：《澳門歸程》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76-77頁。2 參見澳門歷史檔案館藏的澳門民政廳（Servios de Administra o Civil ）《建立公眾圖書館——濠 鏡眾閱書報社章程——由盧宗縉及其他人建立》 （Estatutos da Biblioteca publica-Hou Kiang Kong Chong Iut Su Pou Sie-Fundada por Lu Chong Chan e Outros），檔案號AH/AC/P-3169 。該份檔案顯 示的申請人為盧宗縉（Lao Chung Jun ）、林君復、蕭傳弌。陳志峰在《民國聞人盧怡若》 （ 《澳 門日報》 2011年6月26日）轉引何偉傑博士的研究，認為盧宗 即盧怡若。3 參見澳門歷史檔案館藏的澳門民政 （Servios de Administra o Civil ）《建立公眾圖書館——濠 鏡眾閱書報社章程——由盧宗縉及其他人建立》 （ Estatutos da Biblioteca publica-Hou Kiang Kong Chong Iut Su Pou Sie-Fundada por Lu Chong Chan e Outros）， 檔案號AH/AC/P-3169

澳門分會成員紛紛登臺演說，澳門的第一位女同盟會員趙連城也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提倡女權的演講。4 濠鏡閱書報社成立後，一方面，向各界募集圖書，供公眾閱覽；另一方面，公開徵求社員，並在社員中秘密發展同盟會員。 “培基學堂學生古桂芬、馮秋雪、區韻風、何國材、周樹勳、趙連城等7人首批入會。”5培基學堂的學生參加同盟會以後，在會內成立了一個 “鋤異社”的組織，取誅鋤異族之意。他們利用 “鋤異社”名義，向親友籌集款項，作為支持閱書報社的經費。 濠鏡閱書報社的活動，逐漸引起清政府與澳葡政府的注意。清政府派遣密探混入澳門同盟會組織內，後被發覺，由同盟會機關內負責暗殺的高劍父等人計誘處決。而澳葡政府對於書報社的激進活動加以限制，張貼文告明令禁止書報社的演說活動。至1911年11月廣州光復後，袁世凱憑藉實力迫使孫中山下野，澳門同盟會員遭受打擊，分會成員或遠走他鄉，或削髮為僧。濠鏡閱書報社的主要負責人都先後返回內地，書報社的組織漸趨渙散。三、培基學堂：以教育影響與啟迪青年 創辦學校影響青年學生進而促進革命啟蒙 ，是同盟會在澳門著力推進且取得顯著效果的革命活動。1908年，同盟會會員潘才華於澳門下環鵝眉街4號創辦 “培基兩等小學堂”。培基學堂是港澳地區唯一獲得清政府核准立案的學堂。該校男女兼收，除了教授學生文化知識外，也是同盟會會員在澳門宣傳革命、傳播進步思想的重要場所之一。6 舉辦演講會是影響青年學生 、宣傳革命思想的重要形式。自1910年開始，學堂每週六下午，會邀請同盟會成員到校演講，其中包括嶺南派著名畫家同時也是粵港澳同盟會主要領導者的高劍父、同盟會香港分會主盟人謝英伯，以及區大球、王岐生、陳峰海、李醒魂、劉卓凡等同盟會員，演講內容涉及尊孔與非儒、立憲與革命等熱門話題。在演說會受到干涉而停止後，同盟會會員改以郊遊方式加強與學生的聯系與交流，繼續宣傳共和思想。講演、辯論與郊遊等活動啟發了學生的思維，一些原來對維新與保皇持支持態度的學生逐漸轉變思想，成為反對帝制、擁護共和的支持者，其中一些人還被吸收為同盟會會員。據時為培基學堂學生後成為澳門第一位女同盟會會員的趙連城回憶 ，她還與馮秋雪、古桂芳、馮4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 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冊，第308頁。5 《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2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62年，第308頁。轉引自黃啟臣：《澳門通 史》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5-318頁。6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 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2冊，第304頁。劉羨冰：《澳門教育 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7頁。

印雪、周樹勳等四人組織了一個 “非儒會”的學生社團，並陸續吸收了梁雪君等十九位學生參加，他們在校內與主張尊孔的同學展開論戰，爭論從反對尊孔到反對封建禮教，“甚至公開談論革命了” 在革命與共和思想影響下 ，一些學生開始走出校門，以實際行動表達反清情緒。在辛亥年春節期間，一群培基學堂學生到營地大街的寶衡銀號，抗議該店懸掛清朝的龍旗。他們與店裹的主事人發生爭執，學生向龍旗扔擲石塊 ，引起混亂，銀號方面請葡警前來彈壓。澳門的華探目劉康善帶領警探趕到現場 ，見到 “肇事的學生”多為當地紳商子弟，結果就一面勸導學生守秩序 ，一面勸告銀鋪取下龍旗。8此外，培基學堂的學生還參加募集同盟會活動經費等活動。 可以說，培基兩等小學堂是同盟會員在澳門創辦的重要外圍組織 ，它為同盟會發展會員、開展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活動平臺。與同盟會在澳門創辦的其他社團機構不同，培基學堂並非興廢瞬然，而是在民國建立後升格成為 “澳門第一所中學——培基中學” ，繼續發揮培養人才的功能。9四、優天影粵劇團與仁聲劇社：借助戲劇啟蒙民間 粵劇粵曲是澳門華人社區流行的娛樂形式，也是適應較低文化水準社會群體的有效傳播方式。同時，由於澳葡政府對同盟會在澳門從事直接的反清活動持限制態度，因此 ，借助民間社會群體喜聞樂見的戲劇及粵曲演出從而達到傳播革命思想的目的，便成為同盟會既可以避免澳葡當局干涉又能夠得到民眾歡迎進而取得宣傳效果的極佳方式。 追溯革命者在澳門成立劇社，較早的有1907年前後的優天社 ，該社由香港報界記者黃魯逸、黃軒冑、陳鐵軍等人組織 ，計劃親自飾演角色，現身說法，教育民眾。然而，各位組織者身在香港 ，工作繁忙 ， “未及演出，數月而散” 。10 儘管如此，優天社的組織者黃魯逸並未放棄，他擴充優天社成員，加入專業演員，於次年成立優天影劇團。 優天影劇團成立後 ，編寫出大量通俗易懂的唱詞 ，上演了多部以勸戒煙 、戒賭、不纏足等移風易俗為題材的時裝新劇，生動活潑地宣傳民主革命思想，頗受澳門社會人士歡迎。因劇團演出的劇目與舊戲班不同，時人以 “文明新劇”相7 趙連城 ：《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載 《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2 冊 ，第305頁 。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廣州 ：廣東 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89- 91頁 。9 王文達 ：《澳門掌故》 ，澳門 ：澳門教育出版社 ，1999年 ，第325頁 。10 馮自由 ：《革命逸史》 ，第2冊 ，台北 ：商務印書館 ， 1969年 ，第238頁 。

謂，稱 “志士班”。 11在優天影劇社排演的劇目中， 《火燒大沙頭》 一劇最受時人欣賞。該劇以著名反清義士秋瑾為中心人物，再現了秋瑾堅貞不屈、為革命而殉難的事蹟。劇目在澳門上演時，場場爆滿，轟動一時。12除了像 《火燒大沙頭》 這樣以反清為主題的劇目外，優天影劇團還排演了一些以倡導社會改革為內容的新劇，包括 《黑獄紅蓮》 、 《夢後鐘》 等，提倡戒除煙賭、破除舊俗。可以說，優天影粵劇團以改良新粵劇進行革命啟蒙收效明顯。優天影劇社解散後，陳鐵軍等部分社員另組 “振天聲劇團” ，設社址於廣州荔枝灣彭園。據稱，該劇社後赴東南亞演出，受到華僑歡迎。孫中山不但在當地接見了劇社成員，還致函緬甸同盟分會，介紹劇社演出盛況，予以高度評價。13 除了影響較大的優天影劇團外，同盟會員創辦的仁聲劇社也有一定的影響。仁聲劇社是由同盟會澳門分會領導人林君復聯同林壽愷、張若屏等創辦的，該劇社設於澳門南灣41號，通過排演一些內容以反封建與提倡民主自由為主題的劇目來影響觀眾。其中， 《金錢毒》 、 《血淚》 等劇碼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14 《金錢毒》 描寫的是一個佃戶少女被地主奪去，後來又轉賣到妓院，一青年欲娶她為妻，但為封建家庭所拒，倆人受迫自殺。 《血淚》 則是一西洋劇，全部演員著西裝演出，劇情大意為鼓吹社會革命。後來，仁聲劇社部分社員又另組仁風劇團，也卓有成績。15五、華服剪辮會：以剪辮行動展示反清決心 自從清廷入關滅亡明朝後，漢族男子必須遵從滿人削髮留辮的習俗，從此，男子留辮子成為大清子民的象徵。至清末，尤其是同盟會成立後，身處海外的同盟會會員紛紛剪去辮子，以示與清廷決裂。 1909年 ，同盟會澳門分會建立澳門華服剪辮會，在澳門華人社區倡導穿華服剪辮子。一些培基學堂的學生接受華服剪辮會的宣傳後，率先剪掉作為 “亡國奴”標誌的辮子。然而，一般社會民眾仍然對於剪去辮子心存畏懼，甚至顧慮重11 有研究者認為，優天影劇社是第一個正式的粵劇 “志士班”。參見陳永祥、羅素敏：《中西戲劇 遇合下的粵劇 “志士班”》 ，載趙春晨等主編：《中西文化交流與嶺南社會變遷》 ，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73頁。12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著：《澳門歸程》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頁。趙 豔珍：《珠澳關係史話》 ，珠海出版社，2006年，第116頁。13 陳永祥、羅素敏：《中西戲劇遇合下的粵劇 “志士班”》 ，載趙春晨等主編：《中西文化交流與 嶺南社會變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73-274頁。王釗宇總纂、嶺南文化百科全 書編纂委員會編：《嶺南文化百科全書》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年，第321頁。14 郭昉淩：《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與澳門》 ，載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編：《孫中山研究文 集》 第2 輯 ，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第95頁。15 中國戲劇家協會廣東分會、廣東話劇研究會編：《廣東話劇運動史料集》 （第1集） ，中國戲劇 家協會廣東分會、廣東話劇研究會出版，1984年，第6頁。

重。為此，華服剪辮會在發動學生參加宣傳並爭取社會進步人士支持的同時，在1911年春決定舉行一次群眾性剪辮大會。 大會在當時澳門最大的戲院——清平大戲院召開，由同盟會澳門分會成員盧怡若擔任主席，廣邀中外人士，到會人數約達千人，一些已剪去辮髮的人到會示範。盧怡若在會上發表講演， “鼓勵華服剪髮之外，並從中申述革命救國，以喚人心”。又設樂隊奏樂，與會者齊唱童謠：當剪辮，當剪辮，不剪辮人天下賤；四方萬國稱富強 ，何曾見過腦後垂條辮⋯⋯16在盧怡若等同盟會員的演講、示範及鼓勵下 ，有一百多人當場剪去辮子。 經過這次大會，澳門華人中剪去辮子的越來越多，一些過去同情保皇會的人也受到影響，逐漸轉向同情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保皇會在澳門的影響越來越小。就連原來由康梁保皇會成員陳子褒所辦的 “子褒學塾”中的不少學生也加入到同盟會中。17 眾所周知，儘管澳門並非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舞臺 ，然而，在近代中國的歷次革命風潮，澳門從來都沒有置身事外，而是以其特殊的方式與內地的革命運動緊密聯系。辛亥革命前 ，由革命黨人在澳門組織策動而成立的社團組織同樣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產物。因此，這些社團及其活動無不具有那個時期的顯著歷史特徵。 首先，從社團組織存續的時間看，除了個別外，多數驟起驟落，時間短促，甚至最短者不過幾個月而已。即使是培基學堂，之後的發展也是脫離革命軌道而成為純粹的教育機構。之所以會出現驟起驟落，是因為這些社團產生的動力並非來自澳門社會內部，而是來自於澳門之外，它們與澳門本土並非本質性聯系，故而，隨著辛亥革命的成功與清朝的覆亡，以反清為目標的社團再無存在的依據 ，就連作為革命黨的同盟會也漸趨解散，更何況同盟會策動創建的社團。 其次 ，從社團的活動內容與功能看，革命黨人創建的社團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動機，其目的就在於動員與組織人力、物力資源支持中國內地的民主革命。因此，活動內容上無外乎宣傳反清反封建思想，進行民主革命的啟蒙 ，發展革命力量，為內地反清革命輸送人才及款項，等等。活動的對象以青年學生與上層紳商為重點，並通過他們進一步影響與動員基層民眾。活動的方式多以演講與辯論、讀書交流、戲劇演出等進行，這些正是多數出身知識分子的同盟會員所熟悉，也是同盟會在海外開展工作的慣常方式。16 楊振雄等口述，任志林撰：《盧公怡若傳》 ， 1959年，未刊稿。轉引自林廣志：《澳門華人與孫 中山和同盟會——〈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述略〉 》 ，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澳門） ，2011年6月27日。17 《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2集，文史資料出版社，1962年，第308頁。轉引自黃啟臣：《澳門通 史》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5-318頁。

再次，從社團的形式看，有公開的，也有秘密的，卻都附屬於同盟會澳門分會，屬於革命黨同盟會的外圍組織，與同盟會構成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由於澳門同盟會與周邊地區的香港、廣州同盟會組織有著密切的聯系，甚至領導者與活躍分子都是同一批人，因此，在結社形式上，往往與香港或廣州有著很高的相似度，如戲劇社，由香港報人創辦的澳門優天影粵劇團，在解散後，部分會員轉往廣州，成立振天聲劇團。至於書報社，澳門設 “濠鏡閱書報社” ，香港也有 “民生書報社” 由此可見 ，革命黨人在澳門成立的社團實際上是進行革命宣傳與動員組織民眾的媒介與平臺。就社團活動效果看，在協助推動內地民主革命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革命意識與啟蒙思想在澳門的傳播，應該說，20世紀初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力量在澳門成立的革命派社團已經構成了源遠流長的澳門社團發展史的獨特章節。〔本文作者感謝研究助理白爽同學協助整理資料〕。

清末民初澳門革命運動的 地緣政治特色何偉傑*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清末民初時期澳門革命運動的地緣政治特色 ，當中包括從1905年至1926年的二十多年間 ，革命者曾經在澳門建立過不少的根據地 ，作為革命者的活動中心 。 其中包括在1906年設立的第一個革命機構樂群書室。這個公開的圖書館位於荷蘭園和隆街21號 ， 鄰近澳門華人富商聚居的望德堂區 （Freguesia do Sao Lazaro） （今天稱為塔石[Tap Seac]區） 。 當地是華人富商的聚居地 ，例如澳門華人首富盧九的大型私人花園娛園便位於荷蘭園。孫中山的好友 、 “四大寇”之一的楊鶴齡在澳門的住所也是在鄰近的水坑尾巷14號 。可見同盟會當初是希望接觸上流華人社會入手 ，開始他們的革命工作 。 另外同盟會亦在澳門華人聚居的下環鵝眉街4號開辦培基兩等小學堂 ，從年青的學生出發 ，吸收同盟會會員。 他們改變地方的原因很可能是基於澳門維新派的代表陳子褒開辦的子褒學塾已經位於荷蘭園正街83號 ， 因此不想與子褒學塾正面競爭 。培基兩等小學堂建立之後 ，澳門同盟會分會還發展其他革命根據地 。 其中之一是南灣41號 ，作為澳門同盟會分會的秘密會所 。 1911年澳門還有革命根據地濠鏡閱書報社 。 同盟會會員可能明白在荷蘭園再次建立圖書館以作招收會員是不切實際的 ， 因此他們選擇在澳門最繁華之一的白馬行 “釣魚台”建立濠鏡閱書報社 。 這個革命機構是為了進一步吸收成年人為會員和進行政治宣傳集會 ，因此一定是高調地公開活動 。關鍵詞 ：樂群書室 ；望德堂區 ；荷蘭園 ；培基兩等小學堂 ；濠鏡閱書報社引言：澳門的革命者 澳門的革命者早期以文化機構掩飾他們的革命組織 ，在澳門市中心的華人社區進行宣傳及吸收會員。李自重在1905年於香港開辦九龍光漢學校，便曾嘗試以辦學來推動 “兵式體操” ，進行革命訓練。訓練由新會人陳少白之兄陳典方負責，他也是英文及地理科教員。他們在光漢學校因提倡尚武精神 ，因此 “採用兵式體操”。但是香港法律並不容許民間藏有火槍 ，因此他們 “乃改用木棍代替”，進行訓練1可知，在香港推動 “反清的” “尚武精神”也會受香港法律所禁 何偉傑：澳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1 譚永年主編；甄冠南編述：《辛亥革命回憶錄》 ， （台北：文 出版社，1976年） ，第50頁。*

止。 “兵式體操”最後引來 “香港政府乃下令禁止各學校兵式體育，並欲驅逐自重 （按：即李自重） 出境，自重走避廣州。光漢學校未幾遂告解散” 所以，同盟會希望在澳門另立一所學校，用以推行他們的革命教育。當革命者受到香港政府壓制後，便在澳門鵝眉街4號開辦培基兩等小學堂繼續發展革命根據地，進行反清的國民革命活動。3辛亥革命前，同盟會主要爭取的對象是澳門的年青人。 初期澳門政府對革命者的認識不多，因此革命者在澳門擁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他們的一些家屬也參與革命如香山起義的負責人之一的鄭彼岸解釋：“起義所需軍火皆由澳門、香港運入石岐。”澳門 “總機關”的林君復，負責安排軍火從澳門送入香山，當時 “安香兵輪管帶某早巳同情革命，林君復等商得其同意，時將大幫軍火託他運入”。這樣危險的工作，非由革命者的親信負責不可，於是 “並有幾名少女”加以協助，例如林壽華為主盟人林君復之妹、黃文干為黃文鐸之妹、蕭世冰十六姑更是參謀何振的未婚妻、劉振羣是蕭叔鸞之妻等擔任押運裝備。由於他們是女性，因此她們 “能利用巧妙的偽裝”，避過香山關口的檢查。 在抵達後，上述各人均以肩輿把軍火運入蕭宅或大湧林家秘密收藏，準備起義之用。4這可見當時的革命者利用他們的女性親屬，例如妻子、妹妹作後勤，避過清廷官員的注意男性的盲點，完成偷運軍火的任務，成功光復香山及廣州。辛亥革命後，來到澳門的新一批革命者包括反對廣州政府的民軍領袖及逃避通緝的反袁世凱的志士。這些革命者選擇來到澳門，除了澳門政府對他們仍然不了解不深，孫中山的家屬住在澳門也可能是他們的考慮之一，革命者在澳門得到人身安全。一、澳門革命不同階段與地域 1917年孫中山建立廣州革命政府後，中國國民黨的組織稍為淡化了國民革命中的血緣色彩。革命者仍然不忘在澳門發展組織，但規模及成效卻十分有限，直至1922年以澳門內港華人區的群眾嘗試以罷工方式令澳門政府屈服，可惜因廣州的政局不穩令澳門的工運失卻支持。從此之後，由於經過了正面的武裝衝突，因此令澳門政府及葡萄牙覺察到，國民革命勢力對他們在澳門的統治帶來威脅。於是在現存的檔案中，發現澳門的本地政府加強對澳門工會的鎮壓。同時，從1923年起，加強與港英政府的聯繫。 1924年國共合作後，澳門國民革命的根據地也從澳門境內的望德堂區、議事亭及內港一帶，改到廣州及澳門以北跟前山接壤的邊界。於是出現1925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期間，澳港兩地互相配合的情況；而且澳葡政府政府還採取主動，在2 譚永年主編；甄冠南編述：《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51頁。3 王文達：《澳門掌故》 ， （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 ，第325頁。4 鄭彼岸：《香山起義回憶》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 亥革命回憶錄》 ，第2冊，第339頁。。2

ã1926年壓制澳門的革命根據地。國民政府北伐把革命中心北移，澳門在國民革命的角色才告一段落。 從1905年至1926年的二十多年間，革命者曾經在澳門建立過不少的根據地 ，作為革命者的活動中心 。其中包括在1906年設立的第一個革命機構樂群書室。這個公開的圖書館位於荷蘭園和隆街21號 ，鄰近澳門華人富商聚居的望德堂區（Freguesia do So Lazaro ）（今天稱為塔石[Tap Seac]區） 。5馮自由、李自重、阮亦周、劉思復、劉樾航等革命者雖然沒有在文獻上解釋為什麼選擇荷蘭園為同盟會第一個根據地，但是當地是華人富商的聚居地 ，例如澳門華人首富盧九的大型私人花園娛園便位於荷蘭園。孫中山的好友、四大寇之一的楊鶴齡在澳門的住所也是在鄰近的水坑尾巷14號。可見同盟會當初是希望接觸上流華人社會入手，開始他們的革命工作。 由於當地華人在晚清時期一般文化程度有限，馮自由更曾言 “要之澳門一地在中國革命史上，其地位遠不如香港之重要，良由該地華僑文化低下所致” ，因此他們並未成功吸收大量會員。6 如果要長期吸收在澳門生活的華人加入革命行列 ，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策略必須有所改變。於是在樂群書室關閉後一年 ，於澳門華人聚居的下環鵝眉街4號開辦培基兩等小學堂，從年青的學生出發，吸收同盟會會員。他們改變地方的原因很可能是基於澳門維新派的代表陳子褒開辦的子褒學塾已經位於荷蘭園正街83號，因此不想與子褒學塾正面競爭。這些學生的活動範圍也包括澳門市中心議事亭前地一帶，進行反清的活動及集會。到了辛亥年 （1911年） 春節期間， “一群培基學堂學生”到澳門中心地帶的營地大街寶衡銀號抗議，因為該店懸掛清朝的龍旗，表示他們支持清廷。這些學生和寶衡銀號主事人爭執。於是培基兩等小學堂學生向象徵清朝統治威信的龍旗扔擲石塊。由於當時情勢混亂，於是該銀號請澳門的警察彈壓，維持秩序。7 培基兩等小學堂建立之後，澳門同盟會分會還發展其他革命根據地。其中之一是南灣41號，作為澳門同盟會分會的秘密會所。這個秘密會所似乎不像樂群書室或培基兩等小學堂等以文教組織為掩飾的公開機構，而是不公開的民居。雖然這根據地不是任何人也可以進內，但卻是有志加入同盟會的人正式入會 “舉手”宣誓儀式的主盟地方。例如趙連城等培基兩等小學堂學生就是在南灣41號加入澳5 望德堂區是澳門官方對該處的正式名稱，澳門民間指 荷蘭人曾經途經此地，故俗稱荷蘭園。詳見布 衣：《雀仔園·荷蘭園· 蕉園圍》 ，載氏著：《澳門掌故》 ，（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7年） ， 第84頁。有關當時荷蘭人在澳門的活動，詳見林發欽：《荷蘭人東來與首航澳門》 ，載《中西文化研 究》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20 5/6 ，第56- 8頁及其他林發欽博士各項作品。6 馮自由：《澳門華僑與革命運動》 ，載氏著：《革命逸史》 ，第4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69年） ，第77頁。7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載：《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2 冊，頁306。

門同盟會的。同時，南灣41號也一定是同盟會會員聚集開會，計劃起義的集會地方，例如1911年11月的香山起義便是其中一例。8 1911年澳門還有革命根據地濠鏡閱書報社。同盟會會員可能明白在荷蘭園再次建立圖書館以作招收會員是不切實際的，因此他們選擇在澳門最繁華之一的白馬行 “釣魚台”建立濠鏡閱書報社。這個革命機構是為了進一步吸收成年人為會員和進行政治宣傳集會，因此一定是高調地公開活動。9因此，他們必須找澳門富商盧九的第三子盧宗縉 （即Lu Chong Chan，盧怡若） 、澳門同盟會分會主盟人林君復及香山士紳蕭傳弌（即蕭聘一） 都是澳門同盟會的活躍會員，一起向澳葡政府主動申請正式成立一所公共圖書館。1 0二、辛亥革命後澳門內的革命根據地分佈 辛亥革命後，一部分同盟會會員例如林君復等則協助香山起義，到了剛剛光復的廣州城。it因此澳門的同盟會革命根據地亦因革命成功後，主要的領導者及參加者大多離開澳門，加上政治中心轉到南京和廣州，因此澳門的同盟會組織變得形同虛設。當初建立的根據地只有培基兩等小學堂改為培基中學仍然在革命之後存在，但已經失去了當日的革命色彩而轉成比較純粹的教育機構。 1922年澳門國民黨員謝英伯在十月初五街198號江南酒店竹林廳內設立澳門互助總社，並且聯同其他位於澳門內港一帶的68個工會，發動工人包圍警局，試圖以工人運動及罷工令澳門政府屈服。這些工會由於和貨物及糧食進出口有關，因此也是鄰近內港。工會會址因此也大多集中在內港至議事亭前地一帶的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 （亦即新馬路，Avenida de Almeida Ribeiro） 1924年國共合作後，澳門國民革命的根據地也從澳門境內望德堂區、議事亭及內港一帶，改為在廣州政府及澳門邊界的前山。當然，澳門境內仍然有國民黨澳門支部的成員，例如國民黨澳門支部常務委員澳門教育會評議員李君達、澳門教育8 有關澳門在反清革命的重要性，也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肯定。例如在評定澳門成為世界文化遺 產的時候，曾經在標準（四）中指澳門在中西文明交流上，無論是在文化上、精神上、科學及科技 層面的影響也是息息相關。而且“這些觀念直接引發中國產生重大的轉變，最終結束帝國的封建制 度時代以及建立現代的共和國”（Criterion （vi）： Macao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exchange of a variety of cultural， spiritu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luence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ivilisations. These ideas directly motiv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crucial changes in China， ultimately ending the era of imperial feudal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the modem republic.） 。當然這項陳述的第二句，明顯是指這些新的思想導致政治上的 轉變。詳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頁“Historic Centre of Macao”， http://whc.unesco.org/en/list/1 1109 何偉傑：《革命與啟蒙在澳門——濠鏡公眾閱書報社》 ，載《文化雜誌》2009，第71期，第163-172頁。10 “Estatutos da Biblioteca publica-Hou Kiang Chong Iut Su Pou Sie-Fundada por Lu Chong Chan e Outros”（《建立公共圖書館——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由盧宗縉等人建立》）， 1911/7/12 - 1911/7/22， AH/AC/03169.11 何偉傑：《從澳門到石岐的光復：香山起義中的革命者、新軍與團練》 ， 《澳門研究》 ，2009， 第52期，第21-27頁。

會會長梁彥明、道明學校校長陳永康、習成學校校長劉柴垣、陳邦铠、李得勝、李添、傅子光、劉世斌等。12梁彥明的澳門教育會設於由他創辦的崇實中學。澳門教育會在1920年至1925年的會址是天神巷37號，孫中山更曾經會見梁彥明，希望他團結各階層愛國力量，作為廣州臨時政府的後盾。在1925年後遷往龍嵩街75號。13道明學校校長陳永康更可能是當時再次領導各工會執行國民黨革命運動的領袖。 簡言之，澳門內的革命根據地大多集中於荷蘭園、白馬巷、新馬路、南灣及內港一帶華人聚居的地方，而且位於澳門半島中部及南部的大街之上。甚至朱執信及盧慕貞居住的地方，也是鄰近白馬巷和荷蘭園。這反映無論革命者是希望公開活動，或是找尋容身之所，他們也不會選擇澳門北部的農田，或氹仔、路環等遠離市區的小島上。這說明在澳門的革命者希望接觸年青人、婦女及工人等城市人口，所以選擇這些地區作為推展革命的根據地。三、宏觀的澳門與香山縣、廣州及香港 澳門作為1905年至1926年革命運動在珠江三角洲的基地之一 ，事實上與鄰近香山縣 、廣州及香港都有密切的關聯 ，形成了一個微觀的網絡 。 由於澳門與廣東省相連 ，前述的這些地方也成了澳門在革命運動上的 “腹地”（hinterland）與澳門互相配合 ，影響了革命運動的發展方向 。在探究澳門在革命之中的角色地位 ，也有必要從澳門與各地之間的關係入手 。 14澳門的革命運動其中一項特點是革命者與澳門鄰近的香山縣地區 （為紀念孫中山於1925年4月15 日後改稱中山縣 ） ，包括關閘以北的前山 、內港以西的灣仔 ，以及香山的首府石岐 ，在不同的革命階段有著不同程度上的合作關係 。 1512 《前山糾察領導反帝運動》 ，載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編：《工人之路特號》 ，第338 期，1926年7月2日。13 劉 冰：《澳門教育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第320-322頁。14 有關人口移動的經典之作，詳見Leszek A. Kosinski & R. Mansell Prothero， People on the Move ： Studies on Internal Migration ， （ London ： Methuen， 1975年） 。雖然書中以城市地理學探討非洲、英美和歐洲 等地移民人口定居問題為研究對象，但也啟發人口流動在市城研究上的重要性；王賡武：《華人移 民類型的歷史剖析》 ，《中國與海外華人》 ，（香港：商務印館 ， 1994年） ，第3-25頁。15 雖然澳門華人與香山縣的人口、經濟及社會文化等多方面有著非常高的同一性，但有關澳門與這 些鄰近地區的關係及差異的研究，卻是近十年才有明顯的發展。當中最早有關這方面的論文集是 Rufino Ramos， eds.， Macau and its Neighbors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rganized by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2- 3 June 1997 ， （Macao ： Publications Center， University of Macau ： Macau Foundation， 1998年） ，這本 論文集探討了澳門在回歸後與中國國內地區加強經濟貿易、海關交通及法律合作等當代社會及政 治議題。有關澳門與香山地區歷史文化交流的論文，更是在2006年之後才有進一步的研究及結 集。詳見嶺南與中山文化研究所、王遠明〔主編〕：《香山文化 ：歷史投影與現實鏡像》 ， （廣 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王遠明、顏澤賢〔主編〕：《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與解 讀》 ，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 王遠明〔主編〕：《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 ，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至於有關的專著則有趙豔珍：《珠澳關係史話》 ，（珠 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 。

關閘是把澳門從香山縣劃分出來的一座閘門建築 ，也是澳門與中國內地交通的必經之路。最初是建立於明代萬曆二年 （1574年） ，位置處於香山縣南部與澳門半島北部的蓮花莖上。16清代同治十三年 （1874年） ，澳門總督亞威拉（Jose Maria Lobo de Avila）派軍進佔澳門北部並把關閘拆毀。葡萄牙軍隊把中葡邊界向北擴展至今天關閘的位置。在關閘西北一公里的前山是清朝駐軍的軍事要地，當中的駐兵一方面保衛澳門，同時亦是同盟會爭取支持革命的對象。 在這中葡雙方的邊界上 ，除了日常的經濟生活及交通之外，澳門同盟會會員林君復利用這個通道與位於前山寨的新軍官兵聯絡，進行革命宣傳。17成功把任鶴年說服，參加革命軍。在1922年6月，孫中山領導的廣州政府號召澳門華人工人回鄉，罷工工人也是從關閘離開澳門，反映關閘在政治上雖然分隔澳門和香山，但是自人口流動的角度來看，祖籍香山各地的華人仍然可以從此回到他們的家鄉暫避。 在1925年至1926年，關閘成為了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駐守的地方，協助進行對澳門的封鎖，還在1926年發生糾察隊與葡萄牙駐軍的衝突。簡言之，關閘與前山作為澳門北部的防線，如果在中國革命勢力的控制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保障民眾回鄉、封鎖澳門補給，甚至進攻澳門的前哨。不過，這種作用同時也取決於澳門內部革命者是否能夠裡應外合，把握時機進行起義，否則即使華人回鄉或封鎖澳門的補給，仍然只能達到打擊澳門殖民地政府的目的，而非真正能夠推翻葡萄牙在澳門的殖民地統治。 省港澳三地雖然在政治上分別由中國政府、英國及葡萄牙的殖民地政府所統治，但在文化、社會、經濟等方面也有不少接觸，反映了三地密切的關係。因此孫中山在同盟會成立之初，也留意到發展 “香港、粵城、澳門”三地的宏觀視野。澳門自1905年同盟會成立直到1926年省港大罷工結束，長期以來都是革命的基地或對象之一。同盟會曾經在澳門建立革命組織、進行反清宣傳及集會，亦以辦學及建立閱書報社等機構招收華人青年及婦女成為反清革命的支持者。辛亥革命時期，澳門同盟會計劃前山新軍起義，組織香山民團起義，成功光復石岐及聯軍進駐廣州。民國成立初期政局動盪，澳門更是國民黨員、中華革命黨人及他們的家屬避難所，同時澳門亦是籌劃反袁世凱及驅逐廣東軍閥龍濟光的要地。 這些革命者雖然並非土生土長的澳門人，但大部分籍貫都是廣東省，因此在澳門這個位處廣東南隅的移民城市，仍然可以和澳門的華人溝通。可惜當時澳門的同鄉會組織並不發達，因此他們只可向對政治感興趣的澳門華人富商尋求協16 有關明代中後期嶺南的地方社會狀況，詳見葉漢明：《明代中後期嶺南的地方社會與家族文 化》 ，《歷史研究》 ， 2000年，第3期，第15-30頁。17 “前山寨”，載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 （Enciclopedia de Macau），修訂版， （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 ，第226頁。

助。他們也希望革命成功之後能夠佔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他們同時亦與澳葡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保障他們在澳門的士紳地位。 由於這時期的革命活動往往是以文化教育組織作為掩飾 ，或暗中進行針對滿清政府或廣東軍閥的起義活動 ，完全沒有反對葡萄牙殖民統治，因此澳葡當局都並不知道對他們的存在及在澳門的活動，甚至予以容忍。當然，自從中國國民黨重新控制廣州之後，澳門成為廣州政府第一個致力收回的殖民地，這些早期反帝國主義的經驗亦是澳門革命運動的寶貴貢獻之一。在1922年中，澳門的中國國民黨黨員透過組織澳門群眾包圍警局及罷工等手段來進行的反殖民地活動，號召華人工人罷工或回鄉逃難，但澳門罷工潮在廣州政局不穩的情況下失去支持，最終未能推翻澳葡的統治。四、結語簡而言之，當廣州及香港的政治力量尚未成熟時，澳門在革命便佔有重要地位；但當廣州建立政權或香港發生社會運動，澳門的重要性便相對減弱。一般來說，史學家集中研究1910年代至1920年代的廣州，作為探討革命歷史的主線，卻忽略當時在廣州鄰近地區革命者人流移動的重要性 ，因此亦把澳門與香山、廣州及香港在革命活動之間的關係淡化。 澳門的革命活動大多是地下進行的，因此帶有秘密色彩。甚至中共對澳門這些 “反帝”歷史的研究，也是在澳門主權回歸前夕才受到更大的重視。18正如上文所指出，革命者在澳門內的根據地經常在不同的革命階段而更改 ，反映他們大多數並沒有長期的物業作為他們革命中心之用。澳門的經驗正好說明在殖民統治的地方進行革命面對的困難及限制， 在研究革命運動如何順利地成功推行的同時，亦不應忘記和總結失敗的經驗和教訓。1918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珠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山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澳門歸 程》 ，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及左雙文：《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 動》 ，載《中共黨史研究》 ， 1999年5期。19 1926年前的革命的成敗得失，向來引起時人及學界的討論。如果以孫中山著名的遺言來說，是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分析歷史上失敗的原因，亦有經 典之作。例如布朗特（Conrad Brandt）曾分析史太林過分高估他對中國國民黨左派的影響力，以 及史太林從莫斯科傳達的命令往往被歪曲為原因，說明第一次國共合作註定失敗告終。詳見Con- rad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 1927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年） ； 又例如鄒讜曾經分析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為著保持對中國採取 “門戶開放”政策，但同 時又不希望捲入戰爭之中的矛盾心態，最終使美國無法從兩者之中取得平衡，結果中國成為共 產主義陣營的其中一分子。詳見Tsou Tang（鄒讜），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年） 。

怎樣教導婦孺知識 ？——盧湘父編撰的早期澳門啟蒙教材區志堅* 摘要 ：中國傳統素重視婦童蒙教育，教導 “童蒙養正”及婦德 ， 寓識字於道德教育之中，很多知識分子也編著婦孺識字及道德教材 ， 如 《文字蒙求》 、 《三字經》 、 《百家姓》 、 《千字文》 、 《女四書》 等 ，然而這些知識分子面對晚清 “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 ，順應氣運 ，提出編寫新的婦孺教材 ，其中兩位廣東學者陳榮袞 （陳子褒） 及盧子駿 （盧湘父） 重編婦孺能解的讀本 ，二氏對推動清末民初港澳民間識字及道德教育 ，甚具貢獻 ，湘父先後在澳門創辦湘父學塾 、鏡湖學校 ，1924年任澳門孔教學院院長及在澳門創辦孔聖堂 ，倡道 “欲正人心 ，息邪說 ，必須尊重聖道”更自編 《童蒙四字書》 、 《童蒙三字書》 、 《童蒙五字書》 、 《中國歷史歌》 、 《婦孺韻語》 等 ，但昔日往往在 “革命史觀”影響下 ，因盧氏為康有為弟子 ，忽視了他的影響 ，故本文藉研究湘父書寫的婦孺教材 ，以見清末民初的澳門學塾運用中華傳統德育教材的特色。 關鍵詞 ：盧湘父； 《童蒙四字書》 ； 《童蒙三字書》 ；《童蒙五字書》《中國歷史歌》一、引言 自古以來，中西方甚注意幼兒教育，中國早有婦孺蒙養教育的傳統。2 《易經》 已言 “蒙以養正，聖功也”、 “養正于蒙” ，聖人立教在培育兒童良好的德育，古人除了注意幼兒教育外，也注意婦女教育，培養婦德，寓識字於道德教育之中，很多知識分子也編著婦孺能解的讀物， 如 《史籀篇》 、 《倉頡篇》 、 《急就篇》 ，又依 《易經·蒙卦》 所言的 “匪我童蒙，童蒙求我”一語，編寫了各種以 “蒙求”為名的讀本，如 《純正蒙求》 、 《文字蒙求》 等；也有編撰的教材，不以 “蒙求”為名的，如 《三字經》 、 《百家姓》 、 《千字文》 、 《女四書》等，然而編撰傳統教材的知識分子，面對晚清 “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 ，順應 區志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1 本研究得香港樹仁大學學術研究委員會撥款資助，編號：Ref. No. 10034A，特此致意。誠蒙香港 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博士，宣教陳乃森校長，韓子奇教授，黎燕芬小姐，劉羨冰女士及陳志峰博 士，給予寶貴意見及惠贈資料，不勝感銘！2 有關中外學者注意幼兒教育的情況，可見謝錫金：《香港幼兒口語發展》 （香港：香港大學出 版社，2006），第3- 12頁；Clay， M.H.， Change over time in children’ literacy development （Auckland： Heinemann， 2001）， pp 15-39.，*

氣運 ，提出編寫新的婦孺教材 ，其中兩位學者陳榮袞 （字子褒 ，1862- 1922 ，多稱陳子褒）及盧子駿 （字湘父 ，1868- 1970 ，多稱盧湘父） ，力行實踐 ，重編婦孺能解的教本 ，二氏對清末民初港澳民間識字及道德教育 ，甚有貢獻。湘父於1900年往澳門創辦湘父學塾，任主講自編教本；1905年 ，得華商曹子基資助 ，籌辦鏡湖學校 （鏡湖平民小學） ；1911年學塾由澳門遷香港，不少澳門學生隨師往港 ，盧氏又於1924年任澳門孔教學院院長 ；1928年 ，湘父在澳門創辦孔聖堂 ，倡道 “欲正人心，息邪說，必須尊重聖首”；及後，又得澳商何賢資助籌辦鏡湖義塾及在氹仔籌辦孔教小學 （日後合併孔教小學與銀行業學校，名為 “教業學校”） ，3在他編 《童蒙四字書》 （簡稱 《四字書》 ） 的要旨時 ，便說 “聖教所在 ，莫重於倫常” ，4聖人尤重教導群眾有關日常人倫的知識 ，為達致此教學目的，他針對兒童所求，編 《童蒙三字書》 （簡稱 《三字書》 ）、 《童蒙五字書》 （簡稱 《五字書》 ）、 《中國歷史歌》 （又名為 《高等婦孺淺史歌》 ，簡稱 《歷史歌》 ） 、 《婦孺韻語》 （簡稱 《韻語》 ）等教材，隨其任教港澳二地 ，以這些教材為讀本，寓識字於道德教化之中，又依後人憶述，湘父編撰的教材乃至抗戰前仍為湘父學塾所用。5但因他曾為康有為的學生，而康氏及康門弟子多在戊戍政變失敗後，流亡海外，組織孔教活動，在 “革命史觀”及 “五四型激烈反傳統文化觀”影響下 ，學界多未注意康門弟子對華僑識字及文化教育的推動，6也忽視了陳、盧二氏教學的特色，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強調 “眾聲喧嘩”的年代，有必要重評被學界忽視3 感謝劉羨冰相告澳門孔教的發展，及陳志峰博士告知有關盧湘父在澳門辦學的資料。4 盧湘父：《童蒙四字書》 ， 《 鞭盧氏族 》， 25卷，第47頁。又《童蒙三字書》 、 《童蒙四 字書》 、 《童蒙五字書》 ，雖收入湘父學生莫儉溥編註《經訓讀本》 ，此三書分別名為 “孔子故 事”、 “經典常識”、 “倫理常識”，並加註釋，但因收人《蘆鞭盧氏族譜》 為湘父自編刊本， 故本文採用此版本。5 有關盧氏編教材及湘父學校對澳門一地教育的影響，見盧湘父：《澳門尊孔運動之緣起》 、吳霸 陵：《四十年來之澳門尊孔運動》 ，載吳霸陵編：《港澳尊孔運動全貌》 （香港：香港中國文 化學院，1955 〔孔教學院藏本〕） ，第27-28頁；第39-41頁；參劉羨冰：《世紀留痕：二十世 紀澳門教育大事誌〔增訂版〕》 （澳門：澳門 出版協會，2010），第63 ；參王齊樂：《香港中 文教育發展史》 （香港：三聯書店，1996）， 第207-210頁；區志堅：《闡揚聖道，息邪距跛： 香港尊孔活動初探（1909-今） 》 ，載湯恩佳編：《儒教、儒學、儒商對人類的貢獻》 （香港： 香港孔教學院，2006），第537-554頁。參拙：《孔教學院宣道陳乃森校長訪問 》 〔2001年訪 問〕； 《孔聖堂秘書侯元建訪問稿》 〔 2000年訪問〕，侯氏曾師事盧湘父；退休前，任戰前孔聖 會會長楊永康先生的秘書；參黎燕芬：《盧國定先生訪問 稿》 〔2007年訪問〕。6 學者提出要多注意康門弟子及孔教會眾在戊戍政變後，推動國內文化及文字的啟蒙，特別是把中國 傳統文化知識傳播於華僑社會，有關研究見蕭公權〔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 （台北： 聯經，1988），第363-366頁 ； Chen His yuan（陳熙遠），The Formation of Religious Discourse and the Confucian Movement in Modem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 [Unpublished] ，第 105- 123頁；顏清煌〔粟明鮮譯〕：《1899- 1911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孔教復興運動》 ， 《從歷 史角度看海外華人社會變革》 （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 ， 2007），第127- 162頁；森紀子：《民 國時期尊孔運動的兩條路線》 ，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 （1972-2002）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第1141頁；參竹內弘行：《後期康 有為論——亡命·辛亥·復辟·五四》 （京都：株式會社同朋舍出版，1987），第72-76頁頁局）

的潛流；7同時，已有學者注意子褒對婦孺教育的影響，卻未多注意湘父，故本文藉研究湘父書寫的婦孺教材，以見清末民初的澳門，學塾運用中華傳統德育教材的特色。8二、師友倡學與湘父重教化的傳承 盧子駿 ，廣東新會潮連蘆鞭人，同治七年 （1868） 生於鄉，1970年於香港逝世，書香世代，父親、從兄，同母長兄均為秀才，湘父屢試未第，因家境未能負擔學費，少年求學時有輟學，二十六歲任地方塾師，幫補家計，望能致力於八股文，考取功名，9後由戚屬子褒介紹 ，入讀康有為於廣州籌辦的萬木草堂 （以下簡稱草堂） ，與梁啟超、歐築甲、陳煥章及徐勤等為同學，我們不能否認晚清知識分子已極注意下層啟蒙，湘父生活其中，自受影響，10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湘父曾言 “湘父即為草堂學徒之一，其時為光緒二十年甲午 （1894）與光緒二十7 從 “眾聲喧嘩”及打破革命史觀的角度，研究近現代學術思想史，見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 ——晚清小說新論》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20-28頁；有關革命史觀的建立，見 李金強：《辛亥革命的研究》 ， 《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1989），第751-809頁；研究五四激烈批判傳統文化史觀的建立，見林疏生：《五四 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兼論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四思想》 ，載《思想與人物》 （台北：聯經，1993），第121- 138頁；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1992），第60-80頁。8 有關中國傳統蒙學對幼兒教育的影響，見熊秉真：《童年往憶》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第139- 159頁；九十代末香港人也編三字經，見黎民卓：《新版·香港三字經》 （香 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7），第1-76頁；張志公：《傳統語文教學初探：附蒙學書目稿》 （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第3- 18頁；2004年至2005年，有些學者重提傳統《三字經》 及 《千字文》 等童蒙書對現代教育的意義，見王財貴：《潛能開發與兒童讀經》 ，載胡曉明編： 《啟蒙還是蒙昧？——來自民間的聲音》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第353-353 頁。2011年師範教育的學者，以現代教育學的觀點詮釋《三字經》 、 《百家姓》 、 《千字文》 的 內容，見吳宇清、武薇主編：《蒙學新讀》 （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1）一書。9 研究盧湘父的文章，見陳漢才：《盧子駿》 ， 《康門弟子述略》 （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第80-82頁；黎燕芬：《從盧湘父先生對宗族貢獻看社會的階層流動》 （香港：香港中 文大學歷史系文學碩士論文，2007 〔未刊稿〕） ；陳欣甫：《盧湘父先生簡史》 ，附於陳焯均 編：《旅港新會潮連同鄉會成立廿五同年銀禧紀念特刊》 （1972），第173頁；參陳欣甫編： 《先父盧袞榮紀念冊》 （缺出版地點及出版社） ；陸鴻基：《盧湘父先生之生平及其事業》 ， 《孔道專刊》 ，7期（1983），第31頁；Bernard Luk H.K（陸鴻基），“Lu Tzu-chun and Chen Jung- kun： two exemplary figures in the Ssu-Shu education of pre- war urban Hong Kong”， in David Faure， James Hayes， Alan Birch （ed.）， From Village to City：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 ciety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84），第119- 128頁；劉景松：《從〈盧氏族譜·藝文 譜〉 看盧湘父的文化追求》 ，林廣志：《 〈盧氏族譜〉——西風東漸的鄉村讀本》 ，二文為未刊 稿，宣讀於2010年11月13日，澳門大學主辦 “盧九家族與華人社會學術研討會”。本文有關盧湘 父的生平，多參閱以上資料。10 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一書； 參張仲民：《清季啟蒙人士改造民眾閱讀習慣的論述》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 ， 68期（2010），第51-90頁。

一年 （1895） 乙未” ，在草堂求學兩年，若以學年為計，即於自1894至1895年就學於草堂，及至1896年後，有為每返廣州 ，湘父必親臨聽講，並 “留學於萬木草堂”，於1898年戊戍政變後，湘父才離開廣州往日本；換言之，自1894至1898年間，湘父多在草堂的學術氛圍之中學習，湘父已說草堂人數雖不多， “但當時能轉移風氣，與戊戍之百日維新，為中國之一大轉變，實基於萬木草堂之學風，與萬木草堂之人物” ，草堂環境及其師友，不獨改變廣東學風，也影響了湘父。1 1 草堂位於廣州府學文昌後殿內仰高祠及附近房屋 ，1891年有為開學堂於廣州長興里，於1893年遷堂於仰高祠 ，改名為 “萬木草堂”。12康氏於1895年 ，入京會試及自遊桂林後，講學於草堂 ，又於1896年再講學於草堂 ，續成 《孔子改制考》 、 《春秋董事學》 ， 1893至1897年六月康氏自桂林返廣州 “時學者大集，乃晝夜會講” ，雖仍多出外，但居廣州期間的有為，多往草堂講學，康門弟子多認為此時的康師，是 “少數長期講學的時段之一，更兼學術思想成熟 ，為一生講學的高峰期”。13自1898年正月至七月，戊戍變法至政變，有為多往北京從事改革事務。換言之，自1893至1898年初，有為多在草堂教學，湘父也於1894至1898年在草堂學習，自是受有為的教學內容及思想所影響。 其實，湘父未入學前，已慕康師識見，湘父認為晚清廣東學界以康有為及簡朝亮齊名，推祟二公為 “學術氣節 ，名動於公卿” ，14後入草堂，感到有為 “上下三千年，縱橫九萬里 ，康先生盡之矣” ；另外，湘父認為晚清廣東州學正、府教員均是 “教者未嘗教，學者未嘗學，則具文而已” ，15士子酣醉八股文，為利祿所在，志在科舉， “學者之所學 ，除四書八股之外，不知其他，人才蔽塞”學館漫無紀律 ，放蕩者多聚賭吸鴉片 ，不少學生更 “博父兄之金錢 ，以任情縱欲” ，廣州學風流為 “仁義道德 ，心性理氣，與夫修己治人之道 ，持身涉世之方 ，則概在不論不讓之列” ，16獨有為講學 ，述學術源流，經史詞章 ，諸子百家，時務切要，世界大勢，尤重學生紀律，草堂又樹立校規，閒雜人不得擅進 ， “諸生皆專心向學” ，學生依有為所示，必穿長衣，雖寒冬盛暑，無短衣露足，藍夏布長衫，散褲腳；又草堂以 “朱九江先生之學規四條，其一曰檢攝威儀，草堂亦以此為訓” ，故重 “敦行孝弟，崇尚名節” ；有為每次講學 ，必先標講題於堂上 ，屆時擊鼓三通 ，學生齊集 ，分東西座 ，有為至 ，左右點名 ，學生依次分座，兩旁東西向，學生或質難，或發言論，教員 “考問所學 ，而諄諄訓誨”11 盧湘父：《萬木草堂憶舊》 （香港：香港文化服務社有限公司，缺出版年份） ，第87頁。12 有關萬木草堂的發展及康有為任教情況，見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 （北京：中華書局， 1992），第19-26頁。13 此觀點出自康門弟子張伯楨，轉引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戍：康有為《我史》 鑒注》 （北京： 三聯，2009）〔光緒二十二年（1896）三十九歲條〕，第123頁。14 見《萬木草堂憶舊》 ，第3頁。15 盧湘父肯定廣東書院，如粵秀書院、菊坡精舍、廣雅書院、學海堂的辦學價值，只是不滿地方的官學。16 有關晚清廣東一地的學生及一般百姓吸食鴉片的風氣，見蔣建國：《廣州消費文化與社會變遷 （1800- 1911）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343-351頁。，。

至於草堂教學以道德教育為本，湘父生活其中，自然受草堂課程及教育氣氛所影響。草堂除了注重東西知識的會通外，多培養學生道德，正如康氏高第梁啟超所指：“其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 ，教學的目的是 “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 ，辦學要 “重精神，貴德育” ，17不同於只注重科考的官、私學，又依有為於1891年由廣州萬木草堂刊行的 《長興學記》 所示的學規，康氏特別指出：“人之所以為人者，仁也。⋯⋯是故，其仁小者則為小人，其仁大者剛為大人。⋯⋯同是物也，人能學則貴，異於萬物矣；同是人也，能學則異於常人矣；同時學人也，博學則勝於陋學矣；⋯⋯孔子曰，習相遠，習，即學也 ，惟其學杷遠，丈人與禽獸相遠” ，18德育應自童年， “人身終身之德性，皆於童幼數年預為印模”， “習與正則正，習與邪則邪” ，道德教育為人生發展的重要環節，人禽、正邪相異的標準，希望在童蒙時，教導道德知識 “以德育為先，令其童幼薰善良” ，習正去惡， “以輔翼其德，涵養其性”，19又藉辦學實踐道德教育，草堂的 “學綱”就是： 又要求學生置一剳記簿，每日各自記下內學及外學，時事所見，讀書心得及自課，每朔繳呈學長或給康師批閱，而每日習課的分配時間為：草堂要求 “仁智並舉”，尤重德育，立志於道，培育善良，又以所學東西方17 見梁啟超：《康南海先生傳》 ， 《飲冰室合集》 （北京：中華書局，1992 〔據1936年版〕）文集 之六，第62- 66頁。18 見康有為：《長興學記》 ，收入姜義華、張榮華編校：《萬木草堂口說（外三種） 》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第122- 123頁。19 見康有為：《大同書》 （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213-219頁。 據蕭公權指出《大同書》 雖於1913年才在《不忍》 雜誌刊載前三部，然而康氏大同思想是不斷改 變，於1880年可謂康氏已完成其大同思想的基本信念，但隨他遊學及流亡海外，大同思想有不同 層次的轉換，依蕭氏的觀點，可知《大同書》 既可作為康氏前後期思想的代表，參見氏：《康有 為思想研究》 ，第385-387頁。20 依梁啟超在《康南海先生傳》 所列 “長興學舍之綱領旨趣”整理，見氏：《康南海先生傳》 ， 頁65 。有關草堂學風，參方志欽、蕭承罡：《論 “萬木草堂”的道德教育理念、模式及其歷史影 響》 ，方志欽、王杰主編：《康有為與近代文化》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第28 43頁。21 《康南海先生傳》 ，第67頁。學綱 志於道 格物 ，克己 ，勵節 ，慎獨據於德 主靜出倪，養心不動，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依於仁 敦行孝悌 ， 崇尚任卹 ，廣宣教惠 ，同體饑溺游於藝 禮 ，樂 ，書 ，數圖 ，檢四 五 六養心 修秒 接人 執事 讀書 時務一 二 三

的知識，匡國治民，學生多因不求名利而讀書 ，終究實學，一時人才匯集，學生啟超也承認草堂是 “重精神，貴德育，善察中國歷史之習慣，對治中國社會之病源，則後有起者，皆不可不師其意” ，修業的梁啟勳、張伯楨也多稱美草堂尚實踐及尚道德的學風。 而湘父雖然認為 “康師或北上會試 ，或遠游山水，在堂講學之時間甚少，惟是同門多績學士” ，與學友論學 “雖離師傅，而師傅更多” ，康氏雖因北上，未有很多時間留校教學，但在1893年至1896年，草堂多由學長梁啟超、陳千秋、王鏡如、徐勤為學長，學長上承有為學說，學生多 “每日功課，依先生所訂章程閱書，寫筆記” ，22眾學長上承草堂學風 ，故 “師雖不在，而諸友之講貫不輟” “雖離師傅，而師傅實多” ，23學侶切磋，有問必答。 總之，草堂 “學風嚴整，無當時陋習” ，同學多閉戶自修，教學時也甚尚名節；日後，湘父往啟超在橫濱所辦大同學校，感此校學生尊師重道 ，遙望學生排列於道左，遇老師則正立拱手， “大同學生之此種儀節，蓋受禮教之薰陶” ，受康門的影響，湘父教學尤重中國傳統禮教，他認為：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又曰：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教 一去，則秩序大亂，上下不安，而民志不定，而敗國喪家亡人隨之。24 禮教為國家興衰的關鍵 ，把傳統道德禮教文化知識啟蒙婦孺 ，甚為重要 ；及後，湘父也藉辦學、興善堂及修族譜，整理家禮家風；此外，草堂輕視八股 ，多重時務 ，多留意政治 ，湘父曾說 ， “萬木草堂學徒，每輕視八股 ，於考據訓詁，亦不甚措意，惟喜時務，多留意政治，蓋有志於用世者，惟日與陳子褒求蒙學” ，25二人受學風影響，力重治學救世 ，戚友子褒多注意啟蒙婦孺識字，子褒與湘父論學，互相影響，促使二人也注意童蒙教學。 有為與湘父也論及幼學的問題。湘父與子褒完成 《婦孺韻語》 等蒙書後 ，有為閱此書，稱許子褒及湘父深明改良蒙學的必要，鼓勵多推動蒙學 ，康氏更為 “假定書目，發凡起例” ，對湘父說， “中國文字，苦於艱深 ，童蒙幼學十年 ，有不解文學者 ，皆由童學無書 ，遽讀經史 ，宜其久無所入也。今擬編蒙學書 ，以惠天下 ，俾我中國黃種四萬萬人 ，立加十年學問，十倍智識 ，豈不要哉 ！仁術覺心，莫大於是。願編者皆當功課，以孫武令商君法行之 ，期於朞月，必有所成。”教學實行上 ，應先編童學名物 、童學南音 、幼稚 、童學或問、小說 、童歌、文法童學、讀書入門等 ， “令可以讀吾之大義微言，改制考，孔子紀年史，及史記漢書通鑑西學 ，以上所述書目條例，皆先生之率臆宜書 ，意到筆隨” ；2622 見《萬木草堂憶舊》，弟3頁。23 見《萬木草堂憶舊》 ，第91頁。24 見《萬木草堂憶舊》 ，第25頁。25 見《萬木草堂憶舊》 ，第77頁。26 盧湘父：《自傳》 ， 《香海千歲宴耆年錄》 ，第51頁。，

湘父 “以略試為之，以授兒童”，雖感康先生天分太高，視事太易 “不能為低能之兒童設想” ，但有為也促使湘父反省設計童蒙教材應切合兒童的要求，27肯定有為教導 “不遺小善，而誨我諄諄” ，使 “久以教育聞，想近益進也” 再細看之，有為在執教草堂前後 ，已提出重視幼學 ，湘父受學期間已閱師著，聽其師說，治婦孺教育也應受有為的影響。有為早於1895年，參與組織北京、上海的強學會，要求 “學業以講求而成，人才以摩勵而出”，29先後刊行《萬國公報》 、 《強學報》 ，並於同年五月《上清帝第三書》 ，30此函詳列治國興學、建設等外，在教育一項說要重修孔廟，祟孔教，以防 “外夷邪教”惑動群眾；31於1896年，往澳門與何廷光合作，開辦 《廣時務報》 （後正式名為 《知新報》 ），有為活躍於廣東、上海及北京，又在廣西講學；32旋於1897年，在廣西設聖學會，崇奉孔子，倡立義學，請通人掌教，課以經學及泰西學問；及後，有為更於 《兩粵廣仁善堂聖學會緣起》 一文中，再強調 “獨尊孔子，以廣聖教”成立聖學會，達到 “專以發明聖道，仁吾同類，合官紳庶而講求之，以文會友，用廣大孔子之教為主”，勸賑贈醫施衣棺，定期祭孔及講學，以擴民眾見聞，維持聖教，正人心未絕，希望達到 “上以廣先聖孔子之教，中以成國家有用之才，下以開愚氓蚩陋之習，庶幾不失仁之義”，提醒學生注意 “小學讀本，幼學階梯”，要求重編幼學教材。33 康有為早於1885及1886年提倡 “男女輕重同”及 “幼學”。在1886年的 《康子內外篇·人我篇》 中已說：“君婦之道，抑之極矣，此恐非義理之至也，亦風氣使然” ，預期未來的中國，會是 “君不專，臣不卑，男女輕重同”，在1888年的 《實理公法全書》 中也認為一夫一妻是最有益人道的制度，34 1898年又請求嚴禁婦女裹足 ，可見他雖未必有今天男女平等的觀念，但已重視女性在社會的地位。此外唱有為於1885年刊行的 《教育通義》 中，已談及 “幼學”，書中列出一27 見區志堅：《孔教學院宣道陳乃森校長訪問稿》 〔2001年訪問〕；區志堅：《孔聖堂秘書侯元建 訪問稿》 〔2000年訪問〕，侯氏曾師事盧湘父；退休前，任戰前孔聖會會長楊永康先生的秘書， 對孔聖堂發展甚有了解，見有關楊氏捐助孔聖堂的情況，見《孔聖堂共收各界捐款臚列》 ， 《孔 聖講堂十周年紀念徵信錄》 ，第25頁；參黎燕芬：《盧國定先生訪問稿》 〔2007年訪問，誠蒙借 閱〕；參《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增訂版〕》 ，第63頁。28 見《萬木草堂憶舊》 ，第81頁。29 見康有為：《北京強學會序》 （1895年9月） ，湯志鈞、陳祖恩編：《戊戍時期教育》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第55-58頁。30 見《從甲午到戊戍：康有為〈我史〉鑒注》 ，第55-58頁。31 有關康有為書寫孔子紀年的情況，見村田雄二郎：《康有為與孔子紀年》 ，王曉秋編：《戊戍維 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第55-58頁。32 有關康有為於1896年在港澳的活動 ，見桑兵：《庚子動王與晚清政局》 （北京：三聯， 2004），第398頁。33 康有為：《兩粵廣仁善堂聖學會緣起》 （1897年5月） ，載湯志鈞、陳祖恩編：《戊戍時期教 育》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第97頁。34 康有為：《康子內外篇·人我篇》 ，姜義華編：《康有為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第1集，第189頁。《實理公法全書》 ，第276頁。有關研究康有為重視婦女的地位，見 李闌萍：《康有為女權思想的特點》 ，《康有為與近代文化》 ，第187- 197頁。。 28

章專門討論幼學 ，惜現存的 《教育通義》 中缺了此內容，但依後人考訂康氏於1885年，發表 《論幼學》 一文，可能就是 《通義》 的內容 ，故先看 《論幼學》 一文中，有為提出幼學的觀點。 有為在 《論幼學》 一文中，指出母教十分重要 ，擇母要慈惠溫威 ，為 “使為子師” ，先教幼子食物，於六歲時教以數目及地名，七歲教男女不可同席，八歲教出入門戶及飲食禮儀 ，九歲教以數學 ，十歲可以出外求師 ，幼學十分重要 “一則為學世事之基，使長不失職；一則為人義之始 ，使長者可為人，乃人道之必然，理勢之至順者” ，但至秦漢後，經學以虛名，未注意人道 “二千年來，竟無一書為養蒙計者” ，後世童子誦 《詩》 、 《書》 及 《孝經》 等 “文義高遠 ，不周于用，而外之不能通世事 ，內之不能益情性” ， 《易》 為 “今童子莫不誦讀，學非所用，用非所學 ，捨宜學之幼儀 ，而教以陰陽之秘籍” ，致 “後世學問不實，無以為用” ，群眾不識普通算數方法，皆因 “幼學無書 ，故人才難成也” “幼學無善書頒行天下故也” ，35朱子編 《小學》 近於 “養德性 ，立人倫 ，於先王立教之道” ，卻流於 “規模未善，不失于深 ，則失于雜，于先王蒙養之義，幼子切近之學，未為當也”，《小學》 引用 《列女傳·胎教》 篇，陳義太高，多引用古經的遺訓，“試問五十服官 ，七十致事，于童子何與耶？皆所講不切近之陳言”，書中 《內則》 篇教飲食及幼禮 ，與生活無涉，又引用 《曲禮》 及 《明倫》篇，只訓童古禮 ，不知幼兒要求，導致童蒙教材不適今用， “後世之教務名，若為尊古，牽文拘義，務為無用幼學” ；加之 ，後世學者多求名，考科舉，只注意文辭，不求切合當世實用，也未依童子要求，編寫教材。因為童蒙教育對國家發展甚為重要，所以他理想的蒙書是 “多為韻語，以便諷誦 ，庶幾幼學有基，進而講德行道藝” ，書寫以婦孺能解的語言， “造之成句，以便朗讀” ，幼童自可抑揚宣讀，將來的幼兒書也應分為：事親、事長等三十類 ，列古經條目，要 “其人事日新，前儒未及者，亦取今時禮節 ，附之條下” ，不求博古，知學用當世，全書 “以通今為義”為主要編撰方向，並取其時的事情及日常人倫為論證 “注古今之異，使知遷革；皆取實物，舉目可知，湊耳易瞭。由今通古，由淺識深” ，緣情體物 ，幼童了解草木 、鳥獸之名後 ，最終可以美人倫明孝敬 ，由孩童日常生活，擴至古今的知識，又切合時代的要求。3635 康有為：《論幼學》 （ 1885） 《康有為全集》 ，第一集，第59-60頁。筆者不排除梁啟超對盧 湘父推動女學及蒙學思想的影響，梁氏曾於1896年《變法通義》 中開列 “論女學”及 “論幼學” 的專章，也於1897年發表《倡設女學堂啟》 、 《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 及 《蒙學報演義報合 敘》 ，但因湘父曾言治學方向不同於啟超，故未敢斷言二氏思想互相影響之關係；另一方面，清 朝的官員，如榮慶、張百熙、張之洞也在1904年的奏摺中，提出婦女教育是導致中國富強的 種 方式，明顯地，他們的言論未及康、梁的詳細及激烈。36 明中葉，已有不少學者倡導 “日常人倫便是道”，注意從群眾日常生活上，教導他們道德知識， 如王陽明、李贄及泰州學派的學人，如王艮及顏鈞，但清中葉可能成為潛流，至晚清再復興，有 關研究見王汎森：《明代心學家的社會角色——以顏鈞的 “急救心火”為例》 ， 《晚明清初思想十 論》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第1-28頁；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 版 “日用類書”與書畫門》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41期（2003 ），第1-25頁。，

誠言，以草堂師友的密切關係，學長自會把康師的言論傳於堂內，而隨有為任教廣州一帶，也會把以上言論傳給學生，加之，任教草堂，學生直接領受，湘父生於其中自然也受其薰陶。 另一位影響湘父的人物，就是同學兼戚誼的陳子褒。子褒引介湘父認識康有為，促成湘父因此成為康門弟子，湘父生活在草堂學術氛圍中，實有賴子褒；湘父年二十六，已在鄉中，與子褒論學 “各為童子師，藉羔雁以贍養家費”並私議鼓勵 “非求學無以進取” ，雖子褒多從梁啟超求學，湘父從有為 “各行其是” ，卻 “日與陳子褒講求蒙學”， 38二人終成 《婦孺須知》 、 《婦孺淺解》 等書。湘父撰寫 《萬木草堂憶舊》 一書中，與湘父論蒙書者，只有子褒及有為，也可見二氏對湘父治學的影響。子褒加入草堂後，始接觸新學知識，他在草堂教英文時，受初級英語讀本 “花士卜”啟導，才明白四書五經內的文詞及道理太深，已有改良童蒙教材之意：“余讀花士卜未半，讀至雞貓肥仔等句，恍然曰：吾國初學讀本，其可廢乎！於是先作 《婦孺須知》 一本，康南海先生許之”，子褒既得康師稱許，二人同樣認為改革婦孺教科書的重要。39陳氏早於1897年，已發文《三字序》 ，倡導教孩童不能教以深奧文字，其後在1911年之前已發表 〈論訓蒙宜先解字》 、 《論訓蒙宜用淺白讀本》 、 《童子習字說》 、 《學童串字說》 、《小學桌椅說》 、 《小學釋詞序》 、 《論蒙館之文題》 、 《論學童為師之師》 、《論學童作論》 、 《論初等小學讀本》 、 《論學童撰聯之益》 等文章 ，專著在1911年之前，也有 《婦孺須知》 、 《婦孺入門書》 、 《婦孺八勸》 、 《幼雅》 、《婦孺三字書》 、 《婦孺女兒三字書》 、 《婦孺四字書》 、 《婦孺五字書》 、《婦孺新讀本》 、 《婦孺論說入門》 、 《婦孺學約》 、 《婦孺論說大觀》 、 《婦孺論說階梯》 、 《婦孺中國輿地略》 、 《婦孺釋詞粵語解》 等，多運用粵語，以淺白語言教導童蒙及婦女日常生活及處世知識，寓啟蒙識字於道德教化之中。40 此外，陳氏認為男女應有平等的地位，應同樣接受識字教育 “凡為人者，無論男女，總要識字，若不識字，便與禽獸一樣”，昔日只許婦女粗識魚肉百字，無益於世，古代教男不教女，也是男方自私的想法，害了婦女一生。41陳氏又在1903年刊行 《婦孺三字書》 中指出教育對婦女的重要：37 《萬木草堂憶舊》 ，第17頁。38 《萬木草堂憶舊》 ，第77頁。39 陳子褒：《因果》 ， 《教育遺議》 （1922），第99頁。40 冼玉清：《陳子褒先生編著書目》 ，陳子褒：《教育遺議》 ，第137- 138頁；有關陳子褒推動女 學、童蒙學及以粵語教學的觀點，本文多參李漢英：《陳子褒與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論文，2001[未刊稿]） ；參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 ，第268-295 頁；另參拙：《盧湘父與陳子褒婦孺教學方法及觀點之異同》 〔未刊稿〕。41 陳子褒：《女子並非以無才為德論》 ， 《婦孺論說入門（初次改良） 》 （1901），第8頁，未見 原文，轉引《陳子褒與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 ，第48頁。， 37

男與女 ，學做人 ， 本平等 ， 莫分論 ， 爾女子 ， 勿坐食 ， 或籰絲 ，或紡織 ， 手工多 ，好入息 ，欲興家 ，要勤力 。 ⋯⋯ 國衰旺 ，爾有份 ，國勢弱 ，實可恥 ，教子孫 ，莫忘記 ， 爾女子 ， 宜勉之 。42 孩童的讀本應 “代小孩立言 ，則心靈暢舒 ，權欣舞 ，無有以為苦者” ，編教本者應編三書字，施教時也要仿西方 “趣味教育” ，先教眼前事物 “觸童子耳管而通于腦中，聲入心自通矣，余謂六十而耳順，此事則童子六歲而耳順矣”針對幼童學習的興趣 ，運用三字韻語 ，使孩童朗朗上口，暫不教以高深哲理 ，待循序漸進 ；43而昔日以 《三字經》 及 《千字文》 教導七至十歲的學童 ，卻未明 “童子能解乎？繼之以四書五經為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二句 ，童子能解乎？如不能解而以此教 ，之是不能開其蒙而復加之以蒙也 ，於是童子以為苦事而不肯入學矣” ，入學的童子也會是四年中一字不能解，虛費四年之精神 ，44故應課學童 “隨俗讀書，則以淺白之新讀本為宜” ，又要加強兒童識字的能力。因此 ，子褒遂於1907年編 《小學釋詞粵語解》 以 “粗俚之方言，解微妙之語氣，務使廣東百千萬億童男童女，乘船汽車欣然遊於琉璃世界” ，以廣東土語教導粵童 ，明白文言語助詞的意義及用法。45 此外，子褒於1897年編 《婦孺八勸》 中收入湘父編 《婦孺韻語》 ，稱湘父一書為 “黜華崇實，有益於世” ，可見二人師友相稱，過從甚密，二者的思想自有交流，互為影響。子褒在 《婦孺八勸》 中除了勸婦女事奉翁姑，勸和嬸姆，教導傳統德行知識外，也勸婦讀書， “婦不讀書，心孔窒塞 ，孔子是誰 ，亦未曉得，如何能知 ，五倫款式” ，是非曲直 ，不知四德，婦人識字 ，便可 “家家明理 ，人人有德，風俗人心 ，轉移可必 ，婦人讀書亟亟”。46其後，他於1900年編刊的《改良繪圖婦孺三字書》 既用廣州韻語，也教導待人接物的知識：“人客到 ，企起身”， “拍烏蠅，扯大纜”等，均是廣東婦孺能讀、能寫、能明的日用知識。47 誠然，促成湘父注意蒙學教育及尊孔的思想，與晚清知識分子注意下層 “啟蒙”的時代背景，甚有關係，但也要注意康有為和康氏帶動萬木草堂治學風尚，及湘父與戚友陳子褒的交流、啟迪。42 陳子褒：《女學》 ， 《婦孺新讀本（卷四） 》 （1903），第14頁，未見原文，轉引《陳子褒與清 末民初的女子教育》 ，第50 頁。明末已有學者提倡應向昔日未被社會重視的女子，傳達聖人之 道，見呂妙芬：《女子與小人可談道——楊甲仁生命之學的日用場景》 ，《新史學》 ， 21卷2期 （2010），第61- 105頁。43 陳子褒：《三字書序》 （1899） 《教育遺議》 ，第3頁。44 陳子褒：《論訓蒙宜先解字》 （1899） 《教育遺議》 ，第4頁。45 陳子褒：《小學釋詞粵語解》 （廣州：蒙學書局，1927 〔1907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臧本，誠蒙韓 子奇教授影印〕） ，第1-2頁。46 陳子褒：《婦孺八勸》 （1897），第4頁。47 陳子褒：《改良繪圖婦孺三字書五種》 （ 1903），未見原文，轉引自《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 ， 第287頁。，

三、湘父編寫蒙書教材 湘父指出清代蒙學教材，甚有缺失。 《千字文》 “無甚意義，只以千字不同”，文字多 “佶屈難讀”，以此為教本 “未免強人所難”， 《幼學詩》 為明代神童汪洙所撰，王氏 “驟得富貴”，若以此為教本，會使很多幼童錯誤地以為撰寫教材為求利的途徑，非教育之道；況且 ，幼童求學階段 ，教材多是 “呆讀強記，而甚少講解”，未可用於當世。48因湘父針對其時流行的 《三字經》 、 《幼學瓊林》 之弊，而編寫新的教材，故比較上述二書與湘父撰寫童蒙著作，可知湘父著述較前二書優勝之處。 湘父認為兒童讀本 ，應 “取其句短 ，易成誦” ，兒童入學前，就是向孔子像禮拜，後讀經，孔子又為萬世師表，推動育養，後世沐養孔子聖澤， “安可不知梗概耶” ，故成 《三字書》 ，以三字韻讀，內容已不如宋人王應麟編的 《三字經》 ；尤特別者，湘父採用知人論世的書寫方式，先述人物行事，使學童明白人物的生平及為甚麼要禮拜孔子，待學童知其事後，才讀儒學經典，最後概括孔子及中國古典經籍的內容：48 康有為 ：《論幼學》 （1885） 《康有為全集》 ，第59-60頁 。，《三字經》 《童蒙三字書》1.首十六句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萬物中，人最靈。學而知，教乃成。終乎聖，始乎士。聖者誰，曰孔子。孔夫子，大聖人。創儒教，教萬民。居魯國，今曲阜。彼達人，明德後。傳統道德 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君則敬，臣則忠。 未言三綱凡訓蒙，須講究。詳訓詁，明句讀。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論語者，二十篇。群弟子，記善言。孟子義，七篇止。講道德，說仁義。作中庸，子思筆。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學，乃曾子。自修齊’至平治。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曰國風，曰雅頌。號四詩，當諷詠。詩既亡’春秋作。寓褒貶，別善惡。⋯⋯昔仲尼，師項彙。古聖賢’尚勤學。沬泗閒， 杏壇開。 始講學 ’朋遠來。六藝通，七十二。三千眾，群弟子。為救世，遊列國。車兩馬，馳南北。⋯⋯聖好學，異常人。韋編絕，讀易勤。忘肉味，聞韶聲。甘疏水，樂曲肱。教不倦，善誨人。⋯⋯政事才，有由求。若游夏，文學優。公西華，嫻禮樂。⋯⋯聖門徒，勇有謀。⋯⋯哲人萎，守心喪。終三年引賜築室。聖蹟圖，闕里志。儒教徒引須切記。讀聖書，學何事。願功學，勉而至。

兩書同以三字表述修身，韻讀朗朗上口，也教導童蒙道德修養 ，二者之別為：一、 《三字書》 主要表述 ：“生孔子 ，二龍繞。五老降 ，麟吐書”至 “梁木壞 ，泰山頂。七十三 ，哲人萎。⋯ 漢始封 ，衍聖公。宋朝起 ，傳至今”介紹孔子一生自出生至奉聖的歷程 ，及孔門弟子的故事 ，說故事使兒童明白孔子的貢獻 ，望學童效法孔子的言論或注意孔子提出的教學觀點 ，這樣明顯針對孩童愛聽故事的心智 ，提升學童的興趣後 ，才說待人處事的道理 ，發揮傳統紀傳史學 “敘事之中即見其旨”的特色，並在全書最末 ，才點明 ：“孔夫子 ，大聖人” ， “儒教徒 ，須切記。讀聖書 ，學何事。願功學 ，勉而至” ，留給兒童思考空間 ；二 ， 《三字經》 寓識字於教化之中 ，保存三綱五常 ，君敬臣忠 ，婦從夫道 ， “講道德 ，說仁義。中不偏 ，庸不易” ，49寓褒貶 ，別善惡均陳義太高 ，對於未涉足社會的兒童根本未明治國平天下及修齊治平的道理 ； 《三字書》 只言幼學是學習孔子生平 、尊親、孝敬的知識 ，已明白兒童性喜聽故事 ，不強迫幼學接受較深澀的忠孝之道 ，當然因湘父尚孔教 ，未能全面考慮幼童對宗教問題的了解 ，故有 “儒教徒，須切記”之語；50 三 ， 《三字經》 書寫的次序為先讀四子書 ，再讀經 ， “小學終 ，四子書” ，但兒童未明其義 ，最終流於背誦 ；湘父了解兒童心智的發展 ，故撰寫 《三字書》 及 《四字書》 ，教學明顯有先後次序 ；四， 《三字經》 只說求學的目的為 “幼而學 ，壯而行。上致君 ，下澤民。揚名聲 ，顯父母。光於前 ，垂於後。⋯⋯勤有功 ，戲無益。戒之哉 ，宜勉力” ，不是站在兒童心智發展立場 ，求學是 “揚名”以 “顯父母” ，湘父雖有談及兒童讀書為求修身及道德培養 ，也未具二十一世紀系統地從兒童心理發展的角度編寫教材 ，但湘父已初步注意依兒童心智 ，編寫讀物 ，先教三字 ，再因兒童求學 “由三字而四字 ，義漸進 ，序至順” ，而昔日學者多注意兒童讀完三字經後 ，教以千字文 ，這樣只會造成學童未明文字的意義 ；此外，也因 《三字經》 全書均是編散文字 ，未能有系統教導學童學習文字知識 ， “編散字為文 ，亦作者之無可如何也” ，很多文字更是 “佶屈聱牙” ，不易上口，故應依孩童需要 ， “以兒童理須讀經 ，則經學之名稱示要 ，不可不知崖略” ，童蒙教材務求 “平易近人之句”為兒童所樂道 ，故湘父又成 《四字書》 。51及至 ，學童完成四字書後 ，才教授道德思想， “既編三字書 ，略述聖蹟 ，再編四字書 ，歷敘聖經 ，尤以為聖教所在 ，莫重於倫常 ，故又編五字書” ，最終待學童完成識字 ，了解聖人的生平後 ，才教導形而上的道德知識 ，達到 “厚其性情” ， “不失養正之旨”49 詳見《三字經》 ，收入《蒙學新讀》 ，第29-56頁。《三字經》 為童子入學時必授的教材，句短 易成誦，書或出於宋代王應麟，明人趙南星加以整理並注，今天刊行多為明刻清刊本。50 盧湘父：《童蒙三字書》 ，載《蘆鞭盧氏族譜》 ， 25卷，第45-46頁。51 盧湘父：《童蒙四字書》 ，載《 f鞭盧氏族譜》 ， 25卷，第46-48頁。，。

既然湘父著作針對 《千字文》 而發，詳細對校 《千字文》 與 《四字書》 、《五字書》 的內容，可見湘父所編二書之特別地方。 《千字文》 中，首列已是 “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餘成歲 ，律呂調陽。雲騰致雨 ，露結為霜” ，以淺白文字說明大自然的現象；其後有：“坐朝問道，垂拱平章。愛育黎首，臣伏戎羌。遐邇一體，率賓歸王。⋯⋯女慕貞潔，男效才良。⋯⋯景行維賢，克念作聖。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空谷傳聲 ，虛堂習聽。⋯⋯孝當竭力，忠則盡命。⋯⋯上和下睦，夫唱婦隨。外受傅訓，入奉母儀。⋯⋯性靜情逸，心動神疲。守真志滿，逐物意移。堅持雅操，好爵自糜。⋯⋯稽顙再拜，悚懼恐惶。⋯⋯毛施淑姿，工顰妍笑。⋯⋯璇璣懸幹，晦魄環照。指薪修祐，永綏吉劭。”52另一本甚為普及的識字書為 《百家姓》 ，53其內容雖有趙、錢、文等為民間多認識的姓氏外，也有闕、訾、赫連、段干、呼延、梁丘、緱、譙、笪較少漢族注意的姓氏，可見 《百家姓》 及 《千字文》 內容廣泛，既有治世方策，也有修德持身，部份文字主要表述從政，高尚道德情操，兒童未必可以領略這種經驗，更難掌握字詞的意義，終流於背誦而不明其義，而且部份文字不容易朗讀 ；加上 ，沒有清楚系統編類 ，更難為兒童自學 ，必賴塾師； 《四字書》 從孔子個人的生平，延伸至書籍知識，啟導童蒙識字，首句為： “大哉孔子，制作六經。垂教萬世，實為典型。六經合名，詩書禮樂。易與春秋，晚年所作。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教子授徒，皆由此始” ，說明六經名字的由來，若童子尋求孔子言論，自可多閱六經的內容；其後，又有 “凡人讀書，先宜識字，識字既多，群書可治，群書之名，分為四部，經史子集，亦曰四庫，經學既明，須讀諸史，正史部分，凡二十四” ，書後便介紹詩經、書經、史記、漢書等經史文獻的特色， 《四字書》 如經史書籍目錄一樣，為兒童提供查書的門徑，也為兒童建立目錄學的基礎知識，待兒童完成 《四字書》 後，才學習《五字書》 。 《五字書》 所教的已是人生哲理，書中首句便是：“人類之初生，智識多下愚。賴有聖人教，乃與禽獸殊” ，談及堯舜之治為：“堯舜揖讓行，實為民主始。夏禹家革命，功在治洪水。湯武初革命，順天而應人。⋯⋯孝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親親復長長，自然天下平。犯上敢作亂，旨由不孝如。⋯⋯大哉匯人道，浩瀚無涯溪。實則本無奇，日用倫常耳。有為亦若是，希賢且希聖，繩勉赴前途。”54待兒童掌握孔子生平的知識後，再闡明孔子刪詩書的意義，最終才教導兒童道德修養等形而上學的知識，從今天教學觀點而言，乃屬一種循序漸進的教學方法。5552 《千字文 》 ，載 《蒙學新讀》 ，第74- 105頁 。53 《百家姓 》 ，載 《蒙學新讀》 ，第61- 66頁 。54 盧湘父 ：《童蒙五字書》 ，《蘆鞭盧氏族譜 》 ，25卷 ，第48- 49頁 。55 有關二十一世紀循序漸進的教學及學習方法 ，見Purcell- G ates， V. Jacobson E.， & Degener， S.（ed.） Print literacy development： Uniting cognitive and social practice theo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p. 76- 96.

此外，康有為曾在 《幼學》 一文中，列出教導童蒙 “幼儀”一項內，應有：事親、事長 、處眾、見客 、執業 、讀書、侍疾 、居喪 、祭祀 、坐立 、起居 、行游、灑掃、應對、進退 、問饋 、衣服 、飲食、舟車的專題 ，並朝向 “注古今之異 ，使知遷革 ，皆取實物 ，舉目可知，湊耳易瞭 ，由今通古，由淺識深” ，文字要淺白，書寫當代事情或事物 ，以通古代文化 ；在湘父所編 《韻語》 中，則分為天文 、地理 、官室 、時令 、器用 、服飾 、珍寶 、音樂 、文事 、武備 、飲食、身體 、人倫、植物 、動物 、性情 、人事 、活字 ，類目雖不同 ，均注意日常生活及人倫道理 ，在 “器用”中便說：“日用器皿 ，缺一不能館舍陳設” ，這 “陳設”的內容為 ：“枱櫈几 ，桌搭基圍 ，屏馬壺公准 ，貴妃床 ，名馬靸書案，大獨腳鷹 ，八仙合桌，酸枝坤木 ，頗為時興” ； “服飾”一項 ，介紹的物品為：“人生服用 ，競向奢華 ，綾羅綢緞 ，布疋絲麻。⋯⋯近來服妖 ，輒笑老山，長短過甚 ，鑲綑尤繁 ，誨淫異受 ，不知老鏗” ；在 “人倫”一項中，不獨闡述五倫之道 ，也有親戚及朋友名位及身份 ，如 “姊妹姑嫂 ，妻妾偏房 ，媒人女婿 ，嫡母後娘” ，也有 “鄉里街坊 ，品流爽雜 ，差役門房 ，乞兒盜賊 ，戲子妓娼 ，凡在人類 ，切記勿忘” ；在 “活字”一項 ，也說 “人事生字 ，樣樣宜知，行走坐企 ，搬運徙移 ，留住趕起 ，催急延遲 ，聽聞睇見 ，傳話通知”湘父以四字粵語淺白的文字書寫 ，內容多為廣東一帶日常用品及事物 ，如八仙桌 ，較有為多運用土語教學 ，更能針對廣東婦孺設計教學內容；而且 ，此書也注意低下階層 ，如 “差役門房 ，乞兒盜賊 ，戲子妓娼” ，從婦孺識名詞的角度，考慮設計傳播知識的內容。56 若以晚清至今，甚為流行的 《幼學瓊林》 與 《韻語》 相較 ，可見二書均為婦孺認識日常人倫及事務的類書， 《瓊林》 一書相傳為明末程登吉所編 ，屬於典故及史事的類書，作為婦孺認識花鳥蟲魚等日常知識的識字書。 《瓊林》 的類目為：天文、地輿、歲時、朝廷、文臣、武職 、祖孫父子、兄弟、夫婦 、叔佺、師生 、朋友賓主 、婚姻 、女子、外戚 、老壽幼誕、身體、衣服 、人事 、飲食、宮室、器用、珍寶、貧富、疾病死喪等，57而 《韻語》 也列：天文 、地理等類目，更切合婦孺識字及了解日常所需。56 見盧湘父：《婦孺韻語》 一書。有關清末民初廣東學者以粵語書寫教材的時代背景，見《清末民 初的粵語書寫》 ，第268-275頁。湘父未必具有今天學界所言從婦孺主體性表述角度的觀念，但 已可見他注意從婦孺角度述事，近日有學者提出維新時代啟蒙者對傳統習性的批判，如纏足問 題，多從男性的角度言事，未必是從女性主體的角度，探討問題，見楊念群：《論戊戍維新時代 關於 “習性”改造的構想及其意義》 ， 《戊戍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 ，第209-222頁。57 詳見馬自毅注譯：《新譯幼學瓊林》 （北京：三民書局，2010）一書，此書就是依明人程登吉編 《幼學瓊林》 加以注譯，故可見《幼學瓊林》 的內容。，

項目的內容 《幼學瓊林》 《婦孺韻語》天文 混沌初開 ，乾坤始奠 ， 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 ， 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 。 日月五星 ，謂之七政 ；天地與人 ，謂之三才。 日為眾陽之宗 ， 月乃太陰之象。虹名婦練 ， 乃天地之淫氣：月裡之精光 。風欲起而石燕飛 ， 天將雨而商羊舞 。旋風名為羊角 ，閃電號曰雷鞭 。青女乃霜之神 ，素娥即月之號 。 雷郡至捷之鬼曰律令 ，雷部推車之女曰阿香 。 雲師係是豐隆 ， 雪神乃為膝六 。歡火 、 謝位 ，俱掌雷火 ； 飛廉 、 箕伯 ， 悉是風神 。 列缺乃電之神 ，望舒是月之御 。甘霖 、甘浙 ，俱指時雨 ；玄穹、彼蒼 ，悉稱上天。天文一類 ， 名目紛紛 。 天拱霜雪 ， 日月星辰 。 行雷閃電 ， 露水浮雲 。 下風落雹 ， 霞霧煙氛 。 大雨風颶 ， 長屋彗星 。 天陰月黑 ，日朗天晴 。 風寒雪冷 ， 月暈水冰 。 合以月蝕 ，地掩 日光 。 何以日蝕 ， 月掩太陽 。 風雲雨露 ，地氣上揚 。孔子已說 ， 不獨西洋 。 牛郎織女 ， 分隔天河 。 北斗南極 ， 星名甚多 。 星球有圖 ， 步天有歌 。細觀熟讀 ，星宿無訛 。身體 百體皆血肉之軀 ，五官有貴賤之別 ，堯眉分八彩 ， 舜日有重瞳 ， 耳有三漏 ，大禹之奇形 ；臂有四肘 ，成湯之異體 ，文王龍顏而虎眉 ，漢高斗胸而龍準 ， 孔子之頂若圩 ， 文王之胸四乳 ， 同公反握 ，作興周之相 ， 重耳駢脅 ，為霸晉之局 ，此皆古聖之英姿 ，不凡之貴品 。 至若髮膚不可毀傷 ， 曾子肖以守身為 ，大待人須當量大 ，師德貴放唾面自乾 ， 讒鄂傷 ， 金可鑠而骨可銷 ，虐政誅求 ，敲其膚而吸其髓 ，受人牽制 ， 曰掣肘 ，不知羞愧 ，日厚顏 ，好生議論 ， 曰搖唇報舌 ，共話衷腸 ， 曰促膝談心 ，怒髮衝冠 ， 藺相如之英氣勃勃 。⋯⋯五官百體 ，辨析細詳 ，眼耳鼻舌 ，心肝肺腸 ，嘴唇辮髻 ，鬚髮胸堂 ， 兩類上胯 ， 脾 胃膀胱 ，腰骨肩膊 ，喉嚨腦漿 ，腮頰手臂 ， 皆屬乳旁 ，腳錚手指 ，臟腑膏肓 ，眼眉頸骨 ， 大髒腳腔 ， 爪甲羽翼 ， 眼睛額堂 ，肚臍肥汁 ，拳頭眼眶 ，首尾胸膈 ， 膝頭腳囊 ， 臀股皮肉 ，手掌牙林 ， 津液頭髮 ，下額鼻梁，氣血屎尿 ，脈絡陰陽人倫 （沒有以五倫為名的專章 ， 而是把五倫關係 ，分散在各節論述）何謂五倫 ？ 君臣 、 父子 、 夫婦 、 兄弟 、朋友 。何謂九族？ 高 、 曾、祖 、考 、 己身 、子 、孫 、 曾、玄 。始祖曰鼻祖 ，遠孫曰耳孫 ， 父子創造 ，曰肯構肯堂 ； 父子俱賢，曰是父 是子 ，祖稱王父 ， 父曰嚴君 ， 父母俱存 ，謂之樁萱並茂 ，子孫發達 ，謂之蘭桂騰芳 。橋木高而仰 ，似父之道 ，梓木低而俯 ，如子之卑 ，不痴不聾 ，不作阿家阿翁 ，得親順親 ， 方可為人為子 。蓋父愆 ，名為幹蠱 ； 育有義子 ， 乃曰螟蛉 ，生子當如孫仲謀 ， 曹操羨孫權之語 ，生子須如李亞子 ，朱溫歎存勗之詞 。⋯⋯五倫之道 ， 萬古綱常 ， 孔子所立 ， 夫婦父子 ， 兄弟情長 ，君臣朋友 ， 義合為良，祖孫叔伯 ， 爹媽爺娘 ，漁樵醫卜， 農工士商 ， 子女奴婢 ， 公婆姑蟑 ， 親戚宗族 ， 同胞嫡堂 ，岳丈岳母 ，妻舅蛤娘 ， 姊妹姑嫂 ，妻妾偏房 ，媒人女婿 ，嫡母後娘 ，將帥兵卒 ， 宰相侯王 ，和尚道士 ，尼姑庵堂 ，老師徒弟 ， 跟班走堂 ， 老爺太奶 ， 小姐始娘 ，翁姑媳婦 ，嬸姆姪郎 ， 東家夥計 ， 鄉里街坊 ， 品流爽雜 ， 差役門房 ，乞兒盜賊 ， 戲子妓娼 ， 凡在人類 ，切記勿忘。

比較二書，可知 《韻語》 成於清末，仍重視傳播中國傳統倫理價值，定名份以建立秩序，又希望童蒙多認識家族成員的稱謂；另一方面，二書之別是：一，昔日 “人倫”的課題，多注意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及朋友，但 《韻語》 表述的不獨兄弟、君臣朋友、祖孫叔伯、子女等家屬及朋友，更涉及漁樵醫卜、農工士商、奴婢、和尚道士、乞兒盜賊，戲子妓娼等昔日視為低下階層，把 “人倫”的涵義擴闊為凡涉及日常應對和社交活動有關的人際網絡；二，昔日因天文知識未足，書寫天文自然現象的文字，流為玄怪表述：“虹名?蝀，乃天地之淫氣；月裡之精光。風欲起而石燕飛，天將雨而商羊舞。旋風名為羊角，閃電號曰雷鞭。青女乃霜之神，素娥即月之號” ， 《韻語》 已脫去神話傳說色彩，從識字及傳播科學知識的角度，介紹雲雪，日蝕及月蝕的名字；三，昔日蒙書未具人體科學知識，多是從道德或感受表述身體結構， “古聖之英姿，不凡之貴品”，又運引用表述古人體格及外貌的文字，引證人們言行的特色，故書 “師德貴於唾面自乾，讒鄂傷，金可鑠而骨可銷，虐政誅求，敲其膚而吸其髓，受人牽制，曰掣肘，不知羞愧，日厚顏 ，好生議論，曰搖唇報舌” ，童蒙怎會明白為甚麼 “不知羞愧”就是 “厚顏”？常發 “議論”就是 “搖唇報舌”？此判斷可能受到儒者所言 “納於言，敏於行”及 “多言多敗”的言論所影響。 《韻語》 則直接表述人們身體的結構及內臟，故有 “五官百體，辨析細詳，眼耳鼻舌，心肝肺腸，嘴唇辮髻，鬚髮胸堂 ，兩顴上腭，脾胃膀胱，腰骨肩膊” ，只從童蒙識字的角度，減少了道德色彩。四， 《瓊林》 表述的文字，多屬典故，文字艱深，如 “身體”一節，主要應是介紹身體結構的特徵，卻引用 “生子當如孫仲謀，曹操羨孫權之語，生子須如李亞子，朱溫歎存勗之詞” ，兒童不知曹操羨慕孫權及朱溫嘆李存勗的典故，就不明白身體外貌與忠義的關係；究竟前人的外表與忠孝有何關係？真的是 “怒髮”可以 “衝冠”嗎？而 《韻語》 均沒有了這些表述文字，只是教婦孺學識身體結構的名字。 再看 ，湘父 、子褒在 《中國歷史歌》 （簡稱 《歷史歌》 ） 內，已表述清末民初中華帝國的瓦解 ，臣民走向 “國民” ，及中國走向現代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發展情況。58 《歷史歌》 第一句便說：“凡係中國人，要知中國事”因為 “歐洲勢日強 ，盡力侵亞東。吁嗟我國民，發憤求自立 ，檢點舊山河，使我內心熱” ，喚醒群眾要注意近代中國被列強侵凌的史事 ，他書寫中國邊界範圍是：“東南環人海，西北接俄國，印度在西南，英屬相聯絡 ，天山及崑崙，兩支大山脈，黃河揚子江，兩處大流域，現今我國民，共分六大部，中國十八省，滿洲與蒙古，新疆並青海，西藏分前後，版圖極廣大，從古所未有” ；然而 ，鴉片戰爭後 ，外力入侵 ，甲午戰敗 ，列強環伺 ，湘父希望國人多注意：“俄人出干58 有關晚清知識分子引用“國民”觀念倡導改革，見周佳榮：《中國國民性的更新——梁啟超〈新 民說〉析論》 ， 《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 （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第127- 150頁；Joan Judge〔孫慧敏譯〕：《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 ， 《新史學》 ， 2 期2卷 （2001 ），第1-37頁；Tze-Ki Hon（韓子奇） ， “Educating the Citizens： Visions of China Late Qing History Textbooks”， Tze Ki Hon & Robert J. Culp （e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rill，2007）， pp.79-108.，

涉 ，代我索遼東，滿洲締密約 ，又墮其計中” ，日俄之戰，禍連東三省：“日俄竟開釁，再戰俄師熸，可憐東三省，虎視方耽耽” ， “列強爭覵我，磨刀正霍霍” ， “我國民”應朗讀中國史事 “讀史思往事，積弱已千年，改革舊風俗，奮起宜向前，民國雖成立 ，建設事尚多” ，不要緬憶過去輝煌的歷史，要努力向前：“優勝劣者敗，毋空言競爭，力學雪國恥，勉勉我後生” ；作者把國民意識與國家發展關聯起來，並希望國民改革舊風俗，走向競爭發展的未來。細閱下，作者也肯定辛亥革命是 “成功”的歷史意義：“朝家偽立憲，革命勢方滋，始有徐錫麟，繼有洪成基，各抱救國念，先後舉義旗” ，革命後 “政體改共和，南北均從同，改舉大總統，革命乃成功” ，可見二氏雖為康門弟子 ，卻未隨康師於1911年後，發表未肯定革命結果之言論。 湘父曾簡注清代流行宋人王令撰 《十七史蒙求》 （以下簡稱 《蒙求》 ），若比較湘父的 《十七史蒙求簡注》 （以下簡稱 《簡注》 ）與 《蒙求》 之內容，頗見湘父更能針對兒童思維發展傳播歷史知識。湘父在 《簡注·自序》 中，已說 “中國史書浩如煙海”，編年紀傳充棟汗牛，教材甚多， “歷史務從簡單，興亡沿革，文物典章，犖犖大端，寥寥數語 ，課程所限，語焉弗詳” ，教導時多缺逸事遺聞，使童子 “尋常故實，往往瞠目無加”，執筆為文更缺資料，而 《蒙求》 一書雖以對偶配以韻語 ，取便記誦 ，又可 “為生徒補充史學 （知識）” ，但給童蒙 “記憶不易” ，只述人物的名字，未明史事，故以 “簡注”說明人物的履歷，如《蒙求》 卷一，只列 “宋璟第一”， 《簡注》 為書 “唐張易之諂宋璟公曰：‘公第一何下坐’” ，卷七只列 “太宗怒範”， 《簡注》 為書 “唐太宗怒柳範直諫田獵” ，補充 《蒙求》 記述人物過簡之失。59再看 《蒙求》 與 《歷史歌》 書寫史事之別：59 盧湘父：《十七史蒙求簡注》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圖書館藏本，誠蒙韓子奇教授代為影印） 。 《十七史蒙求》 電子網絡版。《十七史葉求》 《中國歷史歌》第一卷 ∣卷一宋璟第一，李廣無雙。燕許手筆，李杜文章。通有一心 ，綰無他腸。鳥鵲識李，草木知張‧韓信開基，耿奔發跡 。味道模稜，瑛之霹靂。蕭宏錢愚，李瞪地癖 。君苗焚硯 ，鍾鯀閣筆。洪武諷帝，方慶悟君。好禮臥馬，申屠軔輪。李密愛日，仁傑顧雲。秦山北鬥，鳳烏景星。陳頑高門，王濬廣路 。頗能友愛，登無恙怒。送窮愈文，逐貧雄賦。謝文二刻 ，柳詩三步。安仁八徙 ，田秋九遷。威王寶臣，奚恤器賢。楊文傾河，蘇思湧泉。 呂望見日，樂廣睹天五柳先生，七松處士。杞梓韋趙 ，蘭菊裴李。叔敖丘薦，宣光雄舉。疾足節度，伶人刺史。凡係中國人 ， 要知中國事 ，知古又知今 ，莫如多讀史 ，國在亞洲中，開化為最早 ，朝代二十餘 ，四千餘年久 ，流傳到今日，人地更無限 ， 民數四百兆 ，方里二千萬 ，近今數十年 ，大地已開通 ，歐洲勢日強 ，盡力侵亞東 ，吁嗟舊山河 ，使我心內熱。

人種 沒有 人類分五種 ， 黃白黑紅稷 ，追原其始祖 ，亦各自不同 ， 自來東亞人 ，總稱黃種是 ．其中分兩派 ， 支那西伯利 ， 支那又三類 ，其一曰漢種 ， 即是中華人 ，人數為最眾地理及疆土 地球分五洲 ， 亞洲為一方 ， 中國為一邦 ， 東南環大海 ， 西北接俄國 ，印緬在西南 ， 英屬相聯絡 ， 天山及崑崙 ， 兩支大山脈 ， 黃河揚子江 ，兩處大流域 ， 現今我民國 ， 共分六大部 ， 中國十八省 ， 滿洲與蒙古 ，新疆並青海 ， 西藏分前後 ，版圖極廣大 ，從古所未有卷一 ：宋璟第一 ，李廣無雙 ；卷二 ：石苞當相 ，衛青封侯 。誤點作蠅 ，落筆畫牛 ；一諾季布 ，片言仲申 ；漢臥發兵 ，郝餐擊虜 。⋯李廣射石 ，方翼仆木⋯⋯王誌遣囚 ， 曹據開獄 。蕭何不治 ，孝恭粗足 ；卷五 ：玄齡留杜 ，蕭何追韓 ；卷六 ：白起當死 ，鄧禹必興 ；漢武禮黯 ，魏明憚阜 。 晁錯智囊 ’杜預武庫 。卷十四 ：項羽破釜 ，孟明焚舟 。 蒼樂為善 ，邈暢清修 。⋯⋯鄭發墨守 ，秦攻長城 。 貫之辭縑 ，思復封綾 。 赤眉異破 ，黃巾嵩平 。倪勸偃革 ，植不知兵 。卷十六 ：子林降彭 ，黃巾避袁始皇係嬴政 ， 或云姓 呂氏 ，收天下兵器 ，鑄金人十二 ，秦朝大改革 ，用法嚴無比 ，書生主守舊 ，坑儒塞眾議 ， 南方收安南 ，北方征蒙古 ， 長城五千里 ，亡秦但患胡 唔豈知沙邱崩 ，趙高弄權勢 ，亡秦非別人 ，竟應在二世 ，此時爭逐鹿 ，英雄各起義 。陳涉起旅沛 ， 項氏起於吳 ，吳即今蘇州 ，沛即徐州府 ，⋯ ⋯ 高祖起布衣 ，五年定帝宅 ， 制度多依秦 ，不甚行改革 ，蕭何收圖籍 ， 因知天下勢 ，叔孫定朝儀 ，尊君抑臣子 ， 秦以孤立亡 ，漢參封建制 ，剖符封功臣 ， 異姓終遭忌 ， 匈奴冒頓強 ，乘亂侵山西 ， 困帝在白登 ，陳平出奇計 ， 匈奴幸和親 ， 內亂又復作 ，諸呂禍紛紜 ，隨後更七國 ， 電錯既冤死 ，亞夫當兵威 ，痛殺諸侯王 ，自此封建廢

比較 《歷史歌》 與 《蒙求》 之別，可見：1. 《歷史歌》 書寫的文字較 《蒙求》 為淺白，除了上列文字外 ，《蒙求》 的內容也有：“傅縡操心，高獲受性。鬷蔑言善，子羽名振” ， “埋牛茂遠，瘞鹿裴寬”， “璃識臥吹，瑜知音闕” “惠擊羊皮，琰鞭團絲”，童蒙因文字艱澀，未必可以掌握人物及史事的知識；2.二書書寫秦漢史事，可見 《歷史歌》 表述了秦興至亡的歷史，述及築長城、鑄金人及坑儒生的重要政策，述漢代史事也涉及劉邦稱帝、陳平定邦、吳越七國之亂及廢封建，把事情的始末較有系統地表述，但 《蒙求》 書寫秦漢史事，散見各卷，表述史事的文字往往不求歷史事件發生的次序，對那些沒有中國歷史基礎知識的兒童，閱 《蒙求》 後，更未必明史事的原委，如 《蒙求》 卷二，先述漢武帝衛青打匈奴及封侯的史事，再述漢高祖時蕭曹治世，文帝無為而治，童蒙不知高祖及文帝治世的歷史，便未明為甚麼武帝派衛青打匈奴；又如卷五先述談唐代房玄齡、杜如晦的史事 （ “玄齡留杜”） ，再表述漢初蕭何與韓信的事情 （ “蕭何追韓”） ，不依時序，會導致童蒙混淆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3.雖然 《蒙求》 成於宋代，至終清一代，仍然流行， 《歷史歌》 出版於清末民初，時代相距八百多年，未能夠以二十世紀的史學觀點強求前人之失，但仍可見 《歷史歌》 是呼應時代潮流，其一， 《歷史歌》 吸收晚清歷史教科書編寫次序，先介紹國家疆域的地理知識及人種類別，。 上文已見 《歷史歌》 書寫三皇五帝史事為：“中國五千年，開化自西方，生長黃河邊，漢種日漸強，⋯ 未來我漢種，僅居黃河側，其餘異種人，四處交相逼” ，就是一例。61其二， 《歷史歌》 吸取了劉師培、章太炎等在清末倡導 “民族西來說”之觀點，雖然日後已證此說的不成立，但也可見湘父及子褒吸收其時一度流行的學說。其三，書中 “結論”部份更說：“優勝劣者敗 ，毋空言競爭，力學雪國恥，勉勉我後生” ，吸收自晚清傳入物競天擇的進化論及尚力的思潮。62總之， 《歷史歌》 以淺白文字，向童子傳達新思想。四、結論 如所有的思想啟蒙及社會改革一樣，不能期望在短期內收到豐碩可觀的成果，不過即使無法精確評估童蒙教育的實際影響，也無礙我們去了解一些教育學者在清末民初思想、文化及社會史上的意義；同時，若啟蒙為現代世界的普世價值，這一普世價值應是多元及複雜，不應以西方為代表的現代性才是唯一的普世60 有關研究清末傳入中國的人種學及中國文化西來說，見Tze-ki Hon，“ From a Hierarchy in Time to a Hierarchy in Space： The Meanings of Sino-Babylonian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odem Ch i na，Vol，36（2010）2，pp.139- 169；《進入世界的挫折與自由——二十世紀的〈地學雜誌〉 》 ，《新 史學》 ，2期（2008），第151- 177頁。61 清末中國學者以四字經形式，運用白話、各地方言書寫地理圖像，並把這方面知識傳於民間，見 大澤顯浩：《 ‘地球韻言’につ いて——清末の地理認識と その表現》 ，第105- 169頁。62 有關清末民初西方進化論思想的傳入及自進化論轉變成為尚力的思想，見王中江：《進化主義在 中國的興起》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一書。，

價值，應重新探討東亞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的融合關係，在二十一世紀多元現代性觀點的帶動下，我們也深信儒家道德文化漸漸成為世界倫理的基礎之一。盧湘父生於上世紀，積極把中國傳統儒家道德倫理知識與現代社會結合，又從事港澳教育，以淺白文字喚醒國民，對婦孺展開識字及道德價值的啟蒙，推動了傳統學問走向現代性的另一條道路，傳承自宋代以來，中國學問走與世俗化的趨勢 ，這一種啟蒙強國的方法，甚值稱許；而且，湘父生在清末民初，激烈的批判傳統文化的風氣影響下 ，反而提倡孔教 ，雖不為五四型激烈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所理解，卻為港澳紳商所重，也就是說，仍要多注意處在東西文化交流下的港澳地方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之特色；進一步，也可見處在清末民初，知識分子追求倫理的現代性過程中，提出不同構思，學界要多研究這些被視為 “反革命”的孔教徒及康門弟子，在港澳及東南亞地方文化教育上扮演的角色，他們怎樣努力把儒家價值融合中國現代性普世價值。雖然湘父所編的教材 ，未如呂思勉於二十年代編撰 《新式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 那樣系統地啟蒙小學生識字及思考問題 ，更沒有四十年代葉聖陶編 《兒童國語讀本》 那樣以白話及新式標點 ，夾敘、對話等多元化書寫方式，編寫兒童教材，但盧氏編寫的婦孺讀本，已見傳統童蒙教育走向現代社會的道路上，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融通及轉化；最後，我們可見清末民初從事文化啟蒙的知識分子，不一定為革命派、五四激烈批判傳統文化型及共產思想的知識分子所尊享，倒是有些為默默耕耘的敦厚知識分子。6363 近年學者多倡議研究非革命派的言論，參桑兵：《辛亥革命研究的整體性問題》 ，中國孫中山研 究會、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孫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顧與前贍高峰論壇紀實》 （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160- 164頁。有關二十世紀初，概論不同知識群體提出多種現代 性的救國構想，見Edmund S.K. Fung（馮兆基），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pp.1-20 ；許紀霖：《啟蒙如何起死回生》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353-365頁。

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 ——澳門培基學校再議1陳志峰* 摘要 ：由同盟會潘才華等在澳門蛾眉街四號開設的澳門培基學校創辦於光緒廿八年 （1902年） 。學校沿襲晚清學制 ，小學分為初 、 高兩等 ，共九年課程 。培基辦學多年 ，期間人才輩出，有馮秋雪 、馮印雪 、趙連城 、何其偉 、古桂芬等 ，不乏革命英烈 。惟澳門培基學校未有完整史料留下 ，其相關的學術研究亦不多見 ，對於其校史、制度 、課程等所知甚少。近日澳門收藏家姚鴻光公開三份超過百年的澳門培基學校招生簡章 ，為研究該校提供了寶貴的一手材料 。本文就三份招生簡章的內容 ，結合前賢已有的學術成果 ，嘗試整理該校的校史。 關鍵詞 ：培基學校 ；澳門教育 ； 中國教育制度 ；辛亥革命一、前言 澳門培基學校培育出了不少革命分子，諸如古桂芬、馮秋雪、馮印雪、區韶鳳、何國材和趙連城等。2其中趙連城為澳門同盟會支部的首位女會員，且於其後參加不少與革命有關的工作，並於晚年時撰寫 《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參加革命的回憶》 （以下簡稱 《回憶》 ）3，披露早年她在澳門入讀培基學校，如何在校接觸革命思想、參與同盟會和投身革命的經過，為研究辛亥前後澳門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的線索。趙連城的 《回憶》 ，較多篇幅談論培基學校，加上不少革命分子都曾於該校就讀，因此該校歷來都被視為革命的搖籃。澳門的王文達、4 陳志峰：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1 澳門大學歷史系何偉傑博士曾於2009年撰文《從維新到革命的澳門教育：培基兩等小學堂小史》 ， 筆者再議培基學校，謹定題目為《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2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參加革命的回憶》 ，收入《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二 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 8月，第308頁。3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參加革命的回憶》 ，收入《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二 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8月。4 王文達（1901- 1981），自1960年開始在《澳門日報》 以文牛、章憎名為筆名長期撰寫有關澳門掌故 專欄。其後王去世後，其《澳門掌故》 於1999年澳門回歸期間由中華教育會整理出版。其中就有 一篇掌故《澳門第一所中學——培基中學》 。*

劉羨冰5和何偉傑6均對培基學校進行過深入的研究 ，為研究該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過，近日澳門收藏家姚鴻光先生於 “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澳門歷史文物展”上，展出了其收藏的三份培基學校的 《學校簡章》 ，7為研究培基學校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 本文在王、劉、何的基礎上，並結合了姚公佈的三份一手材料，試圖充實澳門培基學校的校史。惟年代久遠，歷史材料缺乏 ，較難呈現該校的完整校史，不過，透過姚的三份培基 《學校簡章》 ，讓我們對該校有較深刻的認知。二、澳門培基學校 （一） 培基學校的創辦年份 劉羨冰把培基學校的創辦年份定為1910年，8何偉傑則把它的創校年份定為1908年。9 劉羨冰把培基學校的創校年份定為1910年應本於王文達 ，王文達在 《澳門第一所中學——培基中學》 寫到：“清朝宣統初年，華商學堂開學校之嚆矢 ；可惜纔經一年半載，又宣告結束。繼之而興者，惟有培基兩等小學堂耳。” “培基兩等小學堂在宣統年間，固亦奉行九年制者”。10王文達在 《澳門第一所學堂-華商學堂》 把華商學堂繫於 “清朝宣統初年”。1 1王文達的 《澳門掌故》 出版較晚，但其成文較早，因此 ，筆者相信劉羨冰把培基學校創校年份繫於1910年是因為王的陳述，她在 《澳門教育史》 上續有論述：“清宣統初年，維新派康、梁的黨人曾在天神巷七號宋氏大屋開辦全澳第一所華人學堂——華商學堂 ，約有學生一百人，採分級上課制度，除學科之外，還設圖、工、音、體。不幸一名學生因練習秋千而跌死，家長紛紛令子弟退學，該校如曇花一現，可見新事物成長的艱辛。5 劉羨冰是研究澳門教育歷史的重要學者，其出版的《澳門教育史》 和《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 門教育大事誌》 等分別都探討過培基學校。6 何偉傑是澳門大學歷史系的青年學者，他於2009年在北京舉行的 “第三屆兩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論 壇”上，發表了一篇《從維新到革命的澳門教育：培基兩等小學堂小史》 。7 分別是：《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原名啟蒙 ）簡明章程》 （1908年）、 《宣統己酉年澳門培基學校 簡章》 （1909年）和《朝旭商業中學堂簡章》 （1909年）。詳見附錄部分。8 詳見《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 （2002年11月30日初版於澳門），劉將培基學校編 入1910年。9 詳見研討會論文《從維新到革命的澳門教育：培基兩等小學堂小史》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社，2009年10月，第66頁10 王文達：《澳門第一所中學——培基中學》 ， 《澳門掌故》 ，澳門：澳門中華教育會，1999年， 第325頁。11 王文達：《澳門第一所學堂——華商學堂》 ， 《澳門掌故》 ，澳門：澳門中華教育會，1999年， 第319頁。

與此同時，同盟會成員潘才華留學日本，回澳開辦培基中學，校址設於峨媚街四號，學生百餘人。與子褒學塾齊名，也培養了不少人才。” 12劉把維新派在澳門辦的華商學堂與培基學校的創辦理解為 “與此同時”，均為 “清宣統初年”。宣統即溥儀皇帝，其在位於1908- 1911年間，也就是說，劉羨冰根據王文達先生的論述，把維新派的華商學當和培基學校，均繫於宣統期間，即不早於1908年。 何偉傑把培基學校創校年份定為1908年，他是這樣論述的：“香港與澳門比較，香港學校推行新式教育和集訓，也非易事。李自重在1905年於香港開辦九龍光漢學校，便嘗試以辦學來推動 ‘兵式體操’ ，進行革命訓練。訓練由新會人陳少白之兄陳典方負責，他也是英文及地理科教員。他們在光漢學校因提倡尚武精神 ，因此 ‘採用兵式體操’。但是香港法律並不容許民間藏有火槍，因此他們 ‘乃改用木棍代替’，進行訓練可知，在香港推動 ‘反清的’ ‘尚武精神’也會受香港法律所禁止。 ‘兵式體操’最後引來 ‘香港政府乃下令禁止各學校兵式體育，並欲驅逐自重出境，自重走避廣州。光漢學校未幾遂告解散’。所以，同盟會希望在澳門另立一所學校，用以推行他們的革命教育。誠如冼玉清所言：‘革命黨同盟會同人 ，亦在澳門設支部。以該地法綱不如香港之嚴 ，故言論較為自由。’可是，當時澳門教育仍是以維新派為主，同盟會會員難以加入子褒學塾等學校，宣傳推翻滿清統治的革命思想。於是 ‘培基兩等小學堂’便在1908年開辦，宣揚革命思想，也讓謝英伯及劉君復等各地會員來澳門時作根據地。”13按何偉傑的理解，澳門培基學校是繼同盟會在1905年於香港辦九龍光漢學校後，另一所以推行 “革命教育”的學校；他認為同盟會鑒於香港 “禁止各學校兵武體育”，又 “驅逐自重 （九龍光漢學校的辦學人） 出境” ，而澳門 “法綱不如香港之嚴” ，便於1908年在澳門開辦培基學校。從何偉傑的論述中，可見他引用了王文達的論述、也引用了趙連城的 《回憶》 ，惟王文達和趙連城都沒有明確說明培基學校是於何年創辦。因此，何偉傑把培基學校繫於1908年創校應本於王文達 “宣統年間” （1908-1911年間） 的陳述，而趙連城在 《回憶》 寫到：“辛亥革命之前，大約是1908年間，我隨姐姐由香山（後改中山） 縣大赤坎原籍來澳門居住。那時我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抵澳不久，便以趙璧如名字入培基小學讀書。” 14 那麼，到底培基學校何時創立？前賢遍查資料，都找不出該校較詳盡的檔案紀錄 ，因此，按現時最早提及培基學校的趙連城和王文達作為基礎，劉羨冰和何偉傑都本於趙、王二人。故此，除非有一手材料曝光，否則，我們極其量根據趙連城之說，認定培基學校創校不晚於1908年。幸好近年澳門收藏家姚鴻光先生先12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 ，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07年12月，第23- 26頁。13 何偉傑：《從維新到革命的澳門教育：培基兩等小學堂小史》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65- 66頁。14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參加革命的回憶》 ，收入《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二 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 8月，第302頁。

後披露了三份與培基學校相關的 《學校章程》 ，15為研究培基學校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筆者幸得姚鴻光先生的授權，無償使用三份原件進行學術研究 ，謹向姚鴻光先生致以最由衷的感謝。 從姚公佈的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 簡明章程》 （ 1908年）其上明顯指出：“本校自壬寅創辦至今七年，連年以津貼過鉅 ，群學社同人遂定于丙午年停辦。僕等以在校諸生，多有行將畢業者，而來學者索取校章亦大不乏人 ，不忍遽令向隅 ，爰再集同志繼辦是校 ，而取名培基。”只寥寥數語 ，卻說明了培基學校的發展軌跡。根據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 簡明章程》 ，培基學校創校於1902年，比起何繫於1908年、劉繫於1910年更早。不過，學校建立之初 ，沒有以 “培基”為校名，原名為 “啟蒙” 。及至1906年 ，當時 “啟蒙”的辦校團體——群學社16因為經費負擔過重而要結束 ，而 “僕等” ，應指校長潘蓘伯 （才華） 和總理容泮池等人，為一些行將畢業的學生感到可惜 ，也因為索取章程的家長和學生較多，不忍心不把學校辦下去 ，於是便自行籌措經費，繼續把學校辦下去，不過於1906年便改名 “培基”。其經費來源主要來自吳節微、容泮池、雷玉堂、區勵菴、區次平等。其中吳節微雖然不是同盟會成員，但他一直都支持革命，孫中山先生在澳門開設醫局的時候，吳曾經為他作揭借款項的擔保人；他雖然是一位商界名流 ，卻又在培基學校擔任校董和義務教員。17由此推論培基學校與同盟會有一定關係，但能否證明該校是同盟會開辦，是為革命培育人才，這點較難得到充分的論證。而容泮池的思想則更傾向維新派，趙連城說他 “思想見解是和陳子褒一鼻孔出氣的” 由姚鴻光先生披露的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 簡明章程》（1908年），我們可以把培基學校的創校年份由1908年推前至1902年 ，並在其中得悉培基學校原名是啟蒙學校，並由 “群學社”提供經費。惟經營花費鉅大， “群15 姚於2010年9月澳門中華教育會主辦的 “雙源惠澤 香遠益清——澳門教育史料展”上公佈《光 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原名啟蒙）簡明章程》 （1908年） ；又於2011年7月澳門懷舊收藏學會主辦的 “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澳門歷史文物展”再次公佈《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原名啟蒙） 簡明章程》 （1908年） ，並首次公佈《宣統己酉年澳門培基學校簡章》 （1909年）和《朝旭商業 中學堂簡章》 （1909年） 。16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原名啟蒙）簡明章程》 （1908年）提到的 “群學社”，與1905年由梁耀 漢等在武昌成立的“群學社”到底有沒有聯繫？從現存僅有的史料來說，並沒有顯示其直接的關 聯。不過由梁耀漢所成立的 “群學社”，是專門聯絡軍、學各界的革命團體。而趙連城說，培基 學校的創辦人潘才華曾留學日本，並聽聞他在東京曾參加了同盟會，這與梁耀漢留學日本，同樣 身為同盟會會員到底會否拉上聯繫，恐怕需要更多史料去論證。17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參加革命的回憶》 ，收入《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二 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 8月，第311頁。18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 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參加革命的回憶》 ，收入《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二 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 8月，第304頁。。 18

學社”遂於1906年停辦。後來潘才華、容泮池和吳節微等不甘，便繼續籌措經費，把學校繼續辦下去，並且易名為 “培基” （二） 培基學校與同盟會的關係 趙連城、王文達、劉羨冰等都沒有明確表示培基學校是同盟會開辦，並且是該會培育革命人才的根據地，只有何偉傑作這樣的推論。19王文達、劉羨冰只表示培基校長潘才華在留學日本時曾經參加過同盟會；而培育出來的學生有一些投身革命，如上文提及的古桂芬、馮秋雪、馮印雪、區韶鳳、何國材和趙連城等。而趙連城在 《回憶》 中較詳細地敘述了培基學校的校情，她指出： 1. 培基學校校長潘才華雖身為同盟會會員，但回國後忙於經商，沒有承擔同盟會的活動，校務落在總理容泮池手上。而容泮池較傾向陳子褒的維新思想，校內的老師多半服膺康、梁學說。20 2. 校內的風氣較自由，雖然由總理至教師多傾向維新學說，但對於學生的革命思想並不積極禁止。趙連城等甚至在校內組 “非儒會”，與校內尊孔的同學在每周辯論會上進行激烈的學術辯論。21 3. 自1910年起，不少培基的演說會開始邀請一些革命分子如區大球、王岐生、陳峰海、李醒魂、劉卓凡、謝英伯等到校演講，主張革命，讓一向傾向維新派的校方不得不對此開始干涉。22 4. 培基的部分學生積極投入革命運動，例如一群學生到營地大街寶衡銀號抗議懸掛清朝的龍旗，學生又響應同盟會所成立的 “華服剪辮會”的呼籲，剪掉辮髮，趙連城等六人更 “舉手”成為同盟會正式成員，參與革命工作。23 趙連城雖然羅列了不少有關培基學校和培基學生宣傳革命和參加革命的事例，但並沒有表示培基學校就是由同盟會創立，專為培育革命分子而設。相反，趙連城指出，培基學校由總理容泮池到教師，大多數是維新派的支持者，他們甚至干預校內與革命相關的活動。因此，培基學校應不能如何偉傑所認為的 “同盟會希望在澳門另立一所學校，用以推行他們的革命教育”。 24我們只能理解培基19 何偉傑：《從維新到革命的澳門教育：培基兩等小學堂小史》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66頁。20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參加革命的回憶》 ，收入《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二 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 8月，第304頁。21 同上，第304-305頁。22 同上，第306頁。23 同上，第304-308頁。24 何偉傑：《從維新到革命的澳門教育：培基兩等小學堂小史》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65- 66頁。。

學校在較自由的辦學風氣中，曾經培育出馮秋雪、古桂芬、趙連城等人，可謂是革命的搖籃罷了。 至於在姚鴻光先生披露的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簡明章程》（1908年） ，其 “學校緣起”部分提及的 “群學社”就頗應受到關注。培基 《章程》 中的 “群學社” ，到底與梁耀漢等在武昌所成立的 “群學社”有何關係？筆者認為需要有更多的一手史料披露，才能對這個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否則就現存的史料來看，兩個 “群學社”就沒有任何明顯的關聯。不過，如果有史料能夠證明兩個 “群學社”之間有所關聯，也就證明了1906年及以前，培基學校（原名啟蒙）與同盟會、甚至是革命派之間的關係，那培基學校與革命之間的關係就更深一層了。 （三） 培基學校的學制 趙連城在 《回憶》 指出：“當時澳門的主要的、規模較好的學校除上述子褒學塾外，還有一個培基兩等小學堂，該校也擁有學生一百多人。培基學堂是港澳兩地唯一曾獲得清政府核准立案的學校。”25王文達在論及培基時指出：“蓋當晚清時的中國學制，是小學分高初兩等，定為九年制。學生在此九年內，須將四書五經讀完，始算畢業。” “它於清朝時，曾獲得清政府核准立案。”26趙連城所謂的 “兩等學堂”和王文達所謂的 “九年制” “高初兩等” ，實指晚清由朝廷頒布的統一學制。倘如趙、王兩人所言，培基學校曾獲清政府核准立案，其學制必根據晚清朝廷頒布的學制而設。 姚鴻光先生所披露的 《培基章程》 ，就為我們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素材。先看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簡明章程》 （1908年） ，其上有 “學科”一欄，明確指出高等小學所修科目包括：經學 （修身統此） 、歷史、地理 、國文 （訓詁習字統此） 、格致、畫圖、體操 、衛生、歌詩 、英文和算術。而尋常小學所修科目包括：經學（修身統此）、歷史、地理 、算術、國文 （訓詁習字統此） 、格致、畫圖、體操、衛生、歌詩。從培基所開辦的學科來看，基本符合晚清朝廷頒布的 “癸卯學制” “癸卯學制”於1904年1月13日公布 ，清政府由張百熙 、榮慶 、張之洞主持，在 《欽定學堂章程》 （ “壬寅學制”） 的基礎上重擬一系列學制系統文件，包括了 《學務綱要》 、 《各學堂管理通則》 、 《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 、 《初等小學堂章程》 、 《高等小學堂章程》 、 《中學堂章程》 等近20個章25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參加革命的回憶》 ，收入《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二 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 8月，第304頁。26 王文達：《澳門第 所中學——培基中學》 ， 《澳門掌故》 ，澳門：澳門中華教育會， 1999年， 第325頁。。

程，名叫 《奏定學堂章程》 ，這是較 “壬寅學制”更完備的一套教育制度。學制劃分為三段七級。第一階段為初等教育，包括蒙養院4年、初等小學堂5年和高等小學堂4年。第二階段為中等教育，設中學堂5年。第三階段為高等教育，分三級：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3年、大學堂3-4年、通儒院5年。從小學到大學堂，學制總年限長達20-21年。27 試以 “癸卯學制”檢視澳門培基學校的課程： 根據 《奏定學堂章程》 中的 《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 的規定， “初等小學堂學習年數，以五年為限”。 “初等小學堂之教授科目凡八：一、修身，二、讀經講經 ，三、中國文字 ，四、算術，五、歷史，六、地理 ，七、格致，八、體操，此為完全學科。視地方之情形，尚可加圖畫、手工之一科目或二科目。凡加授之科目，均作為隨意科目。”28培基尋常小學（即初等小學29）的課程就完全符合《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 的規定，另加上畫圖、樂歌。後二者應理解為 “隨意科目”。每周課時為34小時，比之 《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 所規定的每周30小時還要多。具體課程見圖一：圖一 1909年培基學校初等小學科目表 根據 《奏定學堂章程》 中的 《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 的規定， “高等小學堂學習年數，以四年為限”。 “高等小學堂之教授科目凡九：一、修身，二、讀經講經，三、中國文學，四、算術，五、中國歷史，六、地理，七、格致，八、圖27 孫培青編：《中國教育史》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0年9月，第344-345頁。28 璩 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4月，第302-303頁。29 “尋常小學”的稱謂源於 “壬寅學制”，1909年培基章程已改稱 “初等小學”。

畫，九、體操。”30 培基高等小學課程也完全符合 《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 的規定，另加上樂歌和英文。其中尤以英文突顯出澳門當時特殊的 “窗口”地位。而培基高等小學每周上課36小時，與 《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 規定一致。具體課程見圖二： 圖二 1909年培基學校高等小學科目表 從澳門培基所遵行的學制以及具體課程設置來看，趙連城說它是當時 “港澳兩地唯一曾獲得清政府核准立案的學校” ，至少證明它應具資格獲得清政府核准立案，因為其課程完全根據 《奏定學堂章程》 的設置，相信在清政府立案不成問題；不過，培基是否當時港澳唯一曾獲得清政府核准立案的學校就未能確定，畢竟趙連城所言是回憶五十年前其青年時代的事情。即使如此 ，從培基的招生簡章看出其學制和課程，足見該校辦學之嚴謹。澳門地處中國南方的邊陲，加上當時已落入葡人之手管治 ，華人民辦學校仍然緊貼祖國的學制 ，並配合當時澳門的 “窗口”地位 ，在原有的課程基礎上 ，加設英文 ，足見這所學校的辦學水平。難怪趙連城說培基學校與當時盛極一時的子褒學塾 （著名教育家陳子褒在澳門開辦）齊名。 （四） 培基附設中學的問題 王文達指出，培基學校在民國成立以後，學制按國民政府規定 ，把小學由九年制改為七年制。 “但尚在其校中修業之八九年學生，又須設法安置，因是，乃即增辦中學一 、二年班。”於是 “培基兩等小學校附設中學”之招牌遂旌於澳中，成為澳門之第一所中學。31趙連城在 《回憶》 中並沒有提及培基中學的事30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4月，第317頁。31 王文達：《澳門第一所中學——培基中學》 ， 《澳門掌故》 ， 門：澳門中華教育會， 1999年， 第325頁。

宜 ，但根據王文達的說法，培基學校於民國成立後就改制。民國政府教育部於1912年9月28日頒布 《教育部公布小學校令》 ，改學制為初等小學修業期為4年，高等小學修業期為3年，合計7年。32這意味著培基學校小學課程最快於1912年9月才由9年制改為7年制，在這年才成立中學部，成為澳門第一所中學。不過，根據姚鴻光先生披露出來的培基章程足以推翻這一說法。 在姚鴻光先生披露的三份培基章程中，就有一份名為 《朝旭商業中學堂簡章》 。根據姚所說，三份章程的來源一致，同出一人手上。而 《朝旭簡章》 記年為 “孔歷弍千五百六十年己酉歲” ，即清宣統二年——公元1909年。朝旭的校址與培基的校址同為 “澳門鵝眉街第四號門牌”。而課程設置為豫科 （預科） ，包括：第一學年中國文、英文、修身、算術、商業地理、商業歷史、博物、圖畫、體操 （每周合計36小時） ；第二學年中國文、英文、商務理財大意、算術代數、商業地理、商業歷史、物理化學、圖畫、體操 （每周合計36小時） 。試檢 “癸卯學制”中的 《中等商業學堂章程》 ，就規定中等中學堂分本科3年預科2年， “預科之科目凡九：一、修身，二、中國文學 ，三、算術，四、地理，五、歷史，六、外國語 ，七、格致 ，八、圖畫 ，九、體操”。而 “本科之普通科目凡四：一、修身，二、中國文學，三、算學，四、體操。本科之實習課目凡九：一、商業地理，二、商業歷史，三、外國語，四、商業理財大意，五、商事法規，六、商業簿記，七、商品學，八、商事要項，九、商業實踐”。33由《中等商業學堂章程》 得知，朝旭商業中學堂可謂完全符合 “癸卯學制”預科的規定，而在預科第二年，更加入了本科的科目，如商務理財大意、商業地理和商業歷史等，足見朝旭預科課程之嚴謹和超前。 那麼， 《朝旭商業中學堂簡章》 之披露有何意義？如果王文達認為 “培基兩等小學校附設中學”是澳門第一所中學，那澳門第一所中學應開設於1912年或更晚時期，朝旭商業中學堂就至少於1909年就開設，那麼，澳門第一所中學的開設年份至少推前3年。至於朝旭與培基關係，從校址看來，兩校同址，這足以說明彼此之間關係密切。是否同校，就難以完全肯定，不過，根據姚鴻光先生口述，三份章程的出處同源，均同出一人之手，加上 《朝旭商業中學堂簡章》 （1909年） 的內容風格與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 簡明章程》 （1908年）和 《宣統己酉年澳門培基學校簡章》 （1909年）頗為一致，朝旭為培基的附設中學預科的假設有其合理性。退一步說，姑且不以朝旭為培基的延伸，但兩校同址 ，關係非淺，培基小學畢業生入讀朝旭順理成章。更重要的是，澳門第一所中學的成立年份必比王文達所說的提早3年，其學制亦非民國初年的 “壬子癸丑學制” ，而是晚清的 “癸卯學制”32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 制演變》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4月，第663-664頁。33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4月，第462頁。。

三、結論 由於種種的歷史因素 ，有關澳門早年的教育檔案和史料 ，缺乏官方的系統保存，對澳門教育歷史的整理和研究造成極大的困難。就百年前的培基學校為例，雖然它是一所規模較大、課程設置嚴謹、且有不少傑出畢業生的學校，可是由於它的停辦而散失了它的檔案和史料，只能靠一些前人留下來的回憶錄和掌故等來進行研究，即如趙連城和王文達於培基學校等。雖然前人留下來的資料彌足珍貴，不過，這些回憶錄和掌故均非第一手材料，難免有所局限，對於學術研究只能提供參考。幸好近年不少有關澳門教育歷史的第一手材料陸續披露，配合藏於本澳以至其他地方，諸如廣州、南京、北京、台灣等地的檔案館或圖書館的檔案史料，便具備較足夠的條件還原澳門教育發展過程。因此 ，現今比起過去十數年，要研究澳門教育發展應更具備條件。 是次由澳門收藏家姚鴻光先生披露的三份與百餘年前與培基學校相關的 《學校章程》 非常珍貴，它們的再次曝光，讓我們至少肯定以下史實： （一） 培基學校原名啟蒙，其創校年份並非1908年或1910年而是1902年。 （二） 培基學校的學制和課程完全比照晚清 “癸卯學制” ，符合 《奏定學堂章程》 規定，更因澳門獨特的政治環境和地理位置，在小學高等課程中加設英文課。 （三） 澳門第一所中學並非王文達所說的是1912年 “培基兩等小學附設中學” ，而是與培基同址的 “朝旭商業中學堂” ，該學堂應創設於不晚於1909年。前者行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的 “壬子癸丑學制” ，後者行清政府頒布的 “癸卯學制” 至於培基學校與同盟會甚至是革命派和維新派之間的關係，從姚披露的三份 《學校章程》 沒有提供直接的證明。不過，在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簡明章程》 （1908年）上就提到 “本校自壬寅創辦至今七年，連年以津貼過鉅，群學社同人遂定於丙午停辦”的敘述，該 “群學社”是否與在武昌成立的 “群學社”有所關連 ，我們無法判斷，但假如兩者有所關連 ，那麼培基學校就與革命派關係更為密切。 “群學社”問題值得我們探究下去。

附錄一、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原名啟蒙）簡明章程》 （1908年）二、 《宣統己酉年澳門培基學校簡章》 （1909年）三、 《朝旭商業中學堂簡章》 （1909年）

晚清澳門校史研究的辨偽 ：以 “培基”（1908年）混淆為 “啟蒙”（1902年）學校為例 ——兼敬駁陳志峰副教授何偉傑* 摘要 ：本文以檢討陳志峰副教授有關澳門培基學校的研討會論文 《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發表於2011年9月19日的原版）為例子，指出他分別把1902年及1908年創立的“啟蒙”及“培基”學校，混為一談的誤解，是忽視其中“啟蒙”曾經停辦及“培基”改名的事實所引至。本文指出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及中國國民黨在創辦者及會員上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繼承關係，但五者卻在成立時間上不是完全等同的事實，來反照混為一談的不合邏輯。同時，孫中山曾經就讀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於 1887年創立） ，在1907年更名為香港西醫書院，後來在1911年發展為香港大學；而香港大學的慶祝一百周年活動正是1911年，可以說明研究校史應有的基本常識不宜混為一談。在學術道德方面，陳志峰教授的論文大篇幅地引用近人著作來充實他的論文篇幅的同時，卻奇怪地遺漏他亦曾經與本澳眾多學者一起參與的2009年北京師範大學舉行的“第三屆兩岸四地教育史”會議上，陳樹榮先生同場發表以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 簡明章程》 為主題的論文（該文未有收入 《第三屆兩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論壇文集》 中） ，這種有意無意的嚴重遺漏 ，有失學術道德的公允 ，以及令 《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的原創性受損 ，處理方式實為不當 。陳志峰教授的文章對同盟會會員潘才華出任校長 、 同盟會與保皇會在校內的論爭 ，以及參加學生參與籌款和北伐廣州等事實竟視而不見 ，論點實在自相矛盾 。行文方面認為澳門培基學校不是 “革命教育” ， 而只是 “革命的搖籃” ，把具體改為抽象的名詞 ，變得語焉不詳 。凡此種種被駁斥的內容足以說明研究學問時 ，學者應該注意的常識 、邏輯及道德問題 。 關鍵詞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 簡明章程》 ：培基兩等小學堂 ； “啟蒙” ；校史；教育史；辨偽一、引言： 學術向來以愈辯愈明為貴，因可推陳出新把真實進一步呈現於世：反之 ，若愈辯愈暗，則製造混淆誤導後世，學者應謹慎以免貽笑大方。本人於2009年10月 何偉傑 ：澳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17日至18日與陳志峰副教授等九位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學者，以及澳門著名教育史研究者劉羨冰校長及陳樹榮先生，前往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參與由北京師範大學主辦，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承辦，澳門大學教育學院、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協辦的第三屆兩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論壇。本人曾以 《從維新到革命的澳門教育：培基兩等小學堂小史》 為題於研討會上宣讀論文，並收錄於 《第三屆兩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論壇論文集》 中。12011年9月18日- 19日由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主辦；廣東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協辦的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上，陳志峰副教授亦以 “培基”為研究對象，發表 《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2本來見有推陳出新之作是可喜之事，可惜文中錯漏之處甚嚴重，故撰文以辨偽。二、陳志峰副教授大篇幅地引用近人著作立論時，卻遺漏20 9年會議上陳樹榮先生同場發表以 “培基”章程為史料的論文 實有失公允 2009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開會時，本人與教育學院諸位學者、陳樹榮先生等在同一會場分組中發表文章。本人所撰論文剛好與陳樹榮先生的論文，不謀而合地同樣有關培基兩等小學堂。事實上， “培基”這所學校名稱似乎不甚統一，例如《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原名啟蒙）簡明章程》 作 “培基校” ，在趙連城的回憶錄中曾作培基兩等小學堂 （頁304）、培基小學 （頁302）、培基學堂 （頁304及306）及培基學校 （頁311） 。3因此似乎 “培基”是該學校名的核心部分，而培基小學或培基學堂可能是名字較長的正式校名 “培基兩等小學堂，的簡稱。而培基校可能是因在章程上空間有限而作縮略，這種縮略在報紙標題上也常見。 不同之處是陳樹榮先生首先根據本澳收藏家姚鴻光先生所藏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 簡明章程》 而撰文，但由於未及收入大會的論文集之中，因此陳樹榮先生便在會場中宣讀自行印製的論文，並慷慨地在會場中讓一眾出席的各大學學者傳閱了這份材料，更可拍下照片以作研究參考之用，本澳教育學院1 北京師範大學（等）編：《第三屆兩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論壇文集》 （下冊） ，（北京：北京師範 大學出版社，2011年）論文篇號232 陳志峰：《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此文原文載於澳門理 工學院、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主辦；廣東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 究中心協辦：《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澳門：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歷史文 化研究會主辦；廣東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協辦，2011年 9月18日- 19日） ，編號74 ，原文沒有頁碼。3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 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2冊， （北京：中華書局，1961- 1963 年） ，第302 、 304 、 306及311頁。。

眾學者、本人、劉羨冰校長、陳樹榮先生 、陳志峰副教授及其他院校學者都在場可作見證。陳志峰副教授大篇幅地引用近人著作立論時，卻遺漏2009年會議上陳樹榮先生同場發表以 “培基”章程為史料的論文實有失公允。 令人驚訝的是在陳志峰副教授的 《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回顧中，竟然遺留了陳樹榮先生以及他在當日同樣的根據本澳收藏家姚鴻光先生所藏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簡明章程》 而撰的論文，甚至沒有提及陳樹榮先生展示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簡明章程》 一事，此種視而不見的情況令人十分失望。由於陳樹榮先生論文未有收入 《第三屆兩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論壇文集》 中，故這篇未刊稿流通甚少，但此事卻人證俱在的。若是無心之失，乃是疏忽之極；若為存心遺留掠美，則是有違學者史德。文貴自得，君子理應自重。三、1906年 “停辦”及 “學校改名”的理解：“啟蒙”及“培基”是兩所分別在1902年及1908年創立的學校 首先本人於2009年發表的論文 《從維新到革命的澳門教育：培基兩等小學堂小史》 ，是論述 “培基兩等小學堂”於1908年創立，而非論及1902年創立的 “啟蒙”學校。本人在兩年前撰文未知有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 簡明章程》 的存在，因此本人只據宣統年間 （1908年至1911年） ，以及趙連城稱在1908年入讀 “培基”二事推論為1908年。幸得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 簡明章程》 的實物旁證，誠如陳樹榮先生於2009年在會議上展示的以及陳志峰的文章引用的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簡明章程》 所列，培基兩等小學堂是明顯地列明是在 “戊申年” （ 1908年）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 “丙午年停辦”（1906年）一事，正好說明了二者是兩所不同的學校，雖然在老師及學生等人事上是可能有某一程度上的承繼關聯 ，值得注意的是明顯地有1907年的時間空隙 ，而且學校名稱是不同的 ， “爰再集同志繼辦是校，而取名培基” ，如果兩校是百分之一百等同的話，為何要改名及中斷？4對教育史稍有認識的人也明白，每次學校改名都是有比較大的人事或性質等轉變。不知這種誤解是不是因為文句之初有 “本校自壬寅創辦至今七年”一語所致？ 似乎這句話的意思是七年前我們創了校，而非我們一直在過往七年辦學，因為正如上文 “丙午年停辦”（1906年）一語 ，正好說明1902年創校 ，而1906年 “停辦”的事實。當中 “僕等” （指以往 “啟蒙”學校的舊成員）及 “繼辦”說明了是在 “停辦”之後 ，人事上有部分 “啟蒙”學校的教育工作者繼續工作 ，加上了同盟會的潘才華當校長。不過由於當中已經停辦，因此以更改新名以示新校，故用新名 “培基”而不是重用 “啟蒙”4 陳志峰 ：《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 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 ， 第3頁。——

在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原名啟蒙）簡明章程》 標題也說明了 “（原名啟蒙）”，即曾中斷並曾經更改，看似不宜把二者視作完全等同。因此本人於2009年發表論文推論指 “培基”是在1908年成立，正好如陳樹榮先生當日在研討會上所示眾人的材料是完全符合。說明本文當日考證為正確，更得到更多一分材料的支持。陳志峰認為1902年所創的所謂新發現是把 “啟蒙”及 “培基”二所學校混為一談的誤解。 誠如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及中國國民黨在創辦者及會員上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繼承關係，但五者卻在成立時間上不是完全等同（即不可能把本來在1894年成立的興中會誤說成立於1905年，雖然興中會 （1894年）與同盟會 （1905年）二者在某一程度上於參與者及性質上有相近的繼承關係） 。再以孫中山學習西醫的學校而言，亦可從中了解這些學校改名、承繼及改變的關係在校史研究的重要性。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於1887年創立，曾經在1907年更名為香港西醫書院，後來在1911年發展為香港大學，而香港大學的慶祝一百周年活動，是在2011年而非1987年。5四、同盟會會員潘才華出任校長、同盟會與保皇會在校內的論 爭，以及參加北伐廣州等事實竟視而不見，論點自相矛盾 另一值得回應的議點是 “培基”與同盟會的關係，陳志峰副教授的文章指出王文達及劉羨冰校長沒有說是同盟會開辦，而只有本人認為是同盟會組織。事實上 ，從在培基加入同盟會會員的趙連城回憶中已清楚說明，潘才華曾經留學日本，在東京加入同盟會。6潘才華既是 “培基”第一任校長，而他是同盟會會員，因此本人認為 “培基”是由同盟會開辦。而同盟會是1905年創立 ， “培基”——不是指其前身 “蒙” （ 1902年創立）是在1908年開辦，在時間上兩者沒有矛盾可言。 根據趙連城回憶所言，當時 “在澳門教育界方面，保皇會的勢力也很突出。康有為的 “萬木草堂”入室弟子之一陳子褒 （原名榮褒） 辦的子褒學塾 （後改為灌根學校） ，當時在澳門享有很高的聲譽，學生人數達百餘人” ，由此可知子褒學塾的規模及影響力！7 “培基”創校之初，開辦者身分是同盟會會員潘才華，但澳門當時革命勢力相比康梁思想的服膺者少當然可以理解。如果要建立一所可以跟子褒學塾 （後改為灌根學校） 競爭的學校，當然要招請更多老師，但康梁思想在當時的華南地區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在建校之初所能招聘的教員是康梁思想的服膺者，當然是不足為奇。5 詳見 “知識·傳承·服務香港大學慶祝建校百周年”http://www.hku.hk/press/c-news-detail 6324 html。可見 “培基”成立於1902年的說法是倒果為因的。6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第304頁。7 同上註，第303-304頁。

教員及學生的身分及思想各有不同，於是出現了同盟會會員的潘才華校長及支持維新及康梁的師生之間的紛歧。創校之後，潘才華對培基兩等小學堂 “校務也不大過問” ，論者只可批評潘才華是個不盡責的校長，而不可以推翻他是創校校長或是同盟會會員的事實。這事實不可因潘才華忙於經商，就認為潘才華不是盟會會員。試細看革命歷史，商人支持革命者如香港知名的李紀堂、李煜堂 、李自重同是明確地支持革命黨的商人，因此陳志峰副教授在立論之前宜對中國近代史、革命歷史及同盟會的歷史有更多的基本認識。 回憶更提及了謝英伯及劉卓凡等同盟會成員乃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家 ，是研究革命歷史人所共知的 ，他們也曾在學校中組織學生的事實正好說明同盟會希望在學生之中宣揚革命 ，但受到校內其他支持康梁思想的老師排斥。陳志峰副教授 《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提及本人在2009年論文中培基學生上街等學生運動的種種內容 ，但卻奇怪的是卻引漏《從維新到革命的澳門教育：培基兩等小學堂小史》 篇幅甚多的培基學生 “舉手”加入同盟會 ，以及女子北伐軍等重要事實，不知何故？8這都是把校學中的學生培訓成反清 、參加同盟會、以及參加北伐廣州等事實。現把這此內容在此重引如下。五、 “培基兩等小學堂”中的演說會、籌款到公開反清的事實（選引自何偉傑《從維新到革命的澳門教育：培基兩等小學堂小史》 ） 同盟會重視青年工作，古挂芬、馮秋雪、馮印雪、區韶鳳、何國材、周樹勳和趙連城被接受加入同盟會。由於趙連城是唯一的女會員，所以很受重視。9林維紅從1905年至1912年同盟會女革命黨人的活動考察，歸納出這些女同志在宣傳、革命教育、捐募、勤務、聯絡、運輸、起義、暗殺和偵探等九方面的貢獻 ， “以見其對整個國民革命的貢獻” 但是 ，為什麼女會員會受到重視？ 原來 “培基兩等小學堂”除了是學生接觸政治思想的場所之外 ，同盟會亦曾要求部分 “培基兩等小學堂”學生協助籌款。同盟會為了籌集資金，香港同盟會派女同志鍾芬廷和女醫生張竹君到澳門，由趙連城充當嚮導，拜訪一些 “富室大戶，向太太小姐們募款”。11由此可知， “培基兩等小學堂”的女學生比較方便向 “富室大戶”女性接觸籌辦經費。及後濠鏡閱書報社成立後，趙連城等六個培基同學在同盟會內成立了附屬組織 “鋤異8 陳志峰：《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第4頁9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第308頁10 林維紅：《同盟會時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動（1905- 1912） 》，載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 史論文集》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第129頁。11 同上註，第309頁。。 10。

ãçã社” ，用意是表明 “誅鋤異族”的決心，而且以這名義向親友籌集款項支持閱書報社。12籌款就是他們走出課室，掀起社會活動的第一步。 到了辛亥年 （1911年） 春節期間， “一群培基學堂學生”到澳門中心地帶的營地大街寶衡銀號抗議，因為該店懸掛清朝的龍旗 ，表示他們支持清廷。這些學生和寶衡銀號主事人爭執。於是培基兩等小學堂學生向象徵清朝統治威信的龍旗扔擲石塊。由於當時情勢混亂，於是該銀號請澳門的警察彈壓，維持秩序。13值得注意的是，趙連城用 “一群培基學堂學生”和 “他們”來形容這班衝擊懸掛清朝龍旗銀號的學生。換言之 ，支持反清的 “培基兩等小學堂”學生已經增加 ，而且在鬧市衝擊代表清朝統治威信的龍旗，進行公開反清的嘗試。當時，澳門華探目劉康善帶警探到場，但肇事學生多是澳門紳商子弟，結果只是 “勸導學生守秩序 ，一面勸告該銀鋪把龍旗取下，學生在這一次抗議中取得了勝利” 。14雖然經過非常簡單 ，和平了事 ，但從中可見紳商子弟也開始支持革命思想，並且付諸行動。寶衡銀號位處市中心的營地大街 ，公開懸掛清朝的龍旗 ，如果不是與清廷關係密切的親貴 ，便是保皇派的支持者。警探見學生是澳門本地紳商子弟，也不敢阻止，不採取驅散學生的處理方式，反而要求銀號讓步！由是可知：如果革命分子與地方富戶豪紳有關，澳葡警察當局會採取極為容忍的態度。 “培基兩等小學堂”的女同盟會會員，除了基於認同革命思想而加入革命組織外，家庭背景亦可能是她們的考慮因素之一。梁雪君加入同盟會的經過，就會知道社會因素的重要性。在1911年六月，培基學校女生梁雪君的養母，因為貪圖金錢於是和媒人勾結，打算騙梁雪君嫁到新加坡當妾侍。15 於是，培基校董兼義務英文教員吳節薇便和學校裹的同盟會師生商量，勸止梁雪君不要上當。16奇怪的是，這家庭問題，竟會由校方中同盟會師生協助解決，最後是交由同盟會的領袖處理。當時澳門同盟會主盟人林君復主張她到香港暫避，並且要趙連城到香港12 同上。另外，一般來說澳門的華人都不會撰寫葡萄牙文，因此革命者建立濠鏡閱書報社時，都是 以毛筆書寫章程後再提交到政府，讓澳門政府的繙譯官員把中文申請審核並翻譯成葡萄牙文存 檔。例如這份標題為《建立公眾圖書館—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章程——由盧宗縉及其他人建立》 （ Estatutos da Biblioteca publica-Hou Kiang Chong Iut Su Pou Sie-Fundada por Lu Chong Chan e Out- ros）的檔案現在收藏在澳門檔案館民政廳（Administra o Civil）檔案中，卷宗號為AH/AC/03169 日期是1911年7月12日至22日，更是澳門檔案館中有關革命者活動的歷史記錄！整個卷宗只是包 括澳門富商盧九的第三子盧宗縉（即Lu Chong Chan，盧怡若） 、澳門同盟會分會主盟人林君復 及香山士紳蕭傳弌（即蕭聘一）三位申請者的中文章程原文，及其葡萄牙文譯本（Traduco） 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文檔案原文漏了 “公”字，反映澳門政府有關官員對華文未必有充分的把 握。類似的錯漏例子，在澳門檔案館的檔案中更是屢見不鮮。13 同上註，第306頁。14 同上註，第307頁。15 同上註，第311頁。16 吳節薇在孫中山先生開澳門設醫局時，曾為中山先生作揭借款項的保人之一，他是澳門一個社會 名流，同情反清，卻不參加同盟會，在澳門活到90多歲，於1959年病故。同上註，第311頁。

和謝英伯安排，讓梁雪君到香港實踐女校讀書。梁雪君在同盟會的幫助下，決心離開她的家庭並在離開澳門前往香港前一天，到南環四十一號同盟會的秘密機關進行 “舉手”的入會儀式，成為同盟會在澳門的第二位女同志。17從這事件可以反映 “培基兩等小學堂”的 “同盟會師生”關係很密切 ，能夠為他們解決家庭及婚姻問題。同時，他們是以加入同盟會的政治方式，來解決私人事件，而不一定熱衷反清革命。 梁雪君因家庭因素 ，在澳門參加同盟會分會 ，也給其他要離開家庭的女學生作了一個示範。冼玉清回憶 ：“最突出者，則辛亥充敢死隊之女隊員許劍魂 、梁綺川，皆灌根學塾學生，而吾師陳子褒先生之弟子也。”18趙連城也指出辛亥革命前夕，一些澳門子褒學塾讀書的女學生 ，例如許劍魂、梁國體、陳秉卿 、尹淑姬等，和因家庭壓迫的梁荃芳，也參加了澳門同盟會而且還參加廣東女子北伐隊。19很明顯 ，子褒學塾的女學生，很可能受陳子褒的教導而關心社會及政治。部份同盟會女會員離開澳門的家庭，投入另一種生活，例如許劍魂日後與國民黨的鄒魯成婚。在澳門參加同盟會分會的成員，不一定參加北伐隊。六、不是 “革命教育”而只是 “革命的搖籃”，把具體改為 抽象的名詞，變得語焉不詳 本人在2009年發表 《從維新到革命的澳門教育：培基兩等小學堂小史》 以這是一種 “革命教育”來概括之 ，意謂這是希望透過教育來加強革命的力量 ，用語方式就如 “革命宣傳”意謂這是希望透過宣傳來加強革命的力量，如此類推。而陳志峰副教授認為本人以 “革命教育”來形容 “培基”不正確，而只是 “可謂是革命的搖籃罷了” ，實為語焉不詳。20 因為他把本來具體的 “教育”改為具意義抽象的 “搖籃”來形容，卻又沒有具體解釋二者有什麼分別。在經過上文的論述可見 “培基”創校之初的學生，有支持維新和革命的，漸漸如趙連城所言 “保皇會與同盟會在澳門勢力的消長”。21 由於陳志峰副教授對本文後半所詳細列舉的史事視而不見，因此造成 《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立論的偏頗及錯誤的原因。17 同上註。18 冼玉清：《澳門與維新運動》 ，載林亞傑主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廣州：廣東人民 出版社，2005年） ，第6冊， “廣東政海拾遺”，第620頁。19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載：《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2 冊，第311頁。20 陳志峰：《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第5頁。21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第303-305頁。

七、小結 上文羅列 《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的部分錯偽，可見新史料的出現不一定帶來新的結論，而可能是把舊有的結論提供更有新的支持。雖然沒有研究者擁有全知的博識，但在回顧前人的著作的同時，不宜作出視而不見的遺漏，尤其是在研討會上同一場分組上已經有其他學者先在2009年以 《光緒戊申年澳門培基校 （原名啟蒙） 簡明章程》 為文的話，更必應提及以存公允的史德。 誤讀曲解前人作品以求出所謂新發現，而實在誤導混淆者更是史才不足的表現。陳志峰副教授曾指出 “不過，這些回憶錄和掌故均非第一手材料”，22本人認為似乎在強調新史料的運用的同時，不宜過分輕視回憶錄的第一手材料地位，因為趙連城是 “培基”當中的學生，即如第一頁第一段已清楚說明在1908年，15 、16歲左右的趙連城隨她的姐姐由香山縣大赤坎原籍來澳門，以趙璧如名字入培基小學讀書。23趙連城在回憶錄中提供了大量獨家的事件詳情，而 《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也有大量引用的，因此應給予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在第一手材料地位上的合理評價。 在研究晚清澳門校史時，對中國以往常用的甲子應有認識，則可避免 “培基學校原名啟蒙，其創校年份並非1908年或1910年而是1902年”的錯誤。24因為 “啟蒙”在 “壬寅創辦” （1902年） 曾經在 “丙午年停辦”（1906年）以及 “戊申年”（1908年） “培基”成立，時間上是清楚不過的。 在提出一個議題來發表 “新見解”或 “新發現”之前，應認真嚴肅地細心想想是否證據確鑿，或前人是否立論真的有所錯失。如果妄下判斷便有失嚴謹，不顧事實為立新而立新，這些謬誤不僅對了解事實沒有增益，反而製做了以訛傳訛的混亂，或許會有令人感到這種論文治學不嚴的印象。對前人的著作可以在手文之誤等技術問題上從寬，但在概念及史識上可以多作討論。期待陳志峰副教授再就教育史議題作出更多的研究。22 陳志峰：《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第8頁。23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第302頁。24 同上註。

民國元年前後的粵澳關係鄧開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隨後革命之火星火燎原，全國各地紛紛響應，脫離清政府的統治。內地革命的消息傳至澳門後，民眾與澳葡政府的反響迥異：一般民眾為革命的成功歡欣鼓舞，給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而澳葡當局卻始終保持十分謹慎與警惕的態度。一、澳門民眾支持與回應國內革命 清政府因其腐敗無能 ，在澳門民眾心目中早已威信掃地。到1910年 ，澳門民眾大多以升掛清朝的龍旗為恥，懸掛者寥寥無幾。依照當時的社會習俗，著華服、剪辮子是與清朝政府徹底決裂的標誌。同盟會曾在澳門發起著華服、剪辮子的運動 ，經過積極爭取 ，當地大紳盧怡若、劉公裕 、劉大同等熱烈響應此項活動。他們在澳門當時最大的戲院——清平大戲院舉行 “澳門華服剪辮會” ，與會人數逾千人。同盟會員在大會上發表演講，積極動員，已剪去辮髮的人穿著華服到會作示範，當場就有百餘人受感染後剪去辮子。從這個簡單的事例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爆發前，澳門已有不少民眾內心傾向革命了。 在廣東獨立與廣東軍政府執政期間，澳門民眾熱心支持廣東革命 ，協助穩定粵省局勢 ，貢獻良多。廣東臨時軍政府成立之初，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困難。 “財政問題 ，頗形棘手，括全城倉庫，僅得萬元 （查知由張鳴岐臨去時發濟軍龍濟光部軍雙餉，而與屬吏席捲其餘以逃，且告人云：革命黨即得廣東，不能守三日也）”。1軍政府第一任財政司長李煜堂憂心忡忡 ， “回思反正之初，吏役逃亡，席捲飽矣；管顱虛設，庫空洗矣；殷富流離，商務凋敝；農工失業 ，盜賊繁滋；杼柚已空，稅匣無著。加以民軍抵省，累萬盈千，餉需逼迫，急於星火，既點金之乏術，豈畫餅之止饑？”2 為解決財政困難 ，廣東軍政府號召各界人士捐輸 ，得到澳門華人社會的熱烈回應，各界人士以鏡湖醫院的名義捐贈數萬元款項 ，以濟革命。至1912年5月底，廣東軍政府共募集公債款3813496.1元，其中港澳商人及華僑占大部分 ，共 鄧開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史研究室前主任，研究員。1 《胡漢民自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近代史資料》 總45號， 1981年，第44頁。2 邱捷：《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與民初的廣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4頁。*

計1410344.32元。3澳門的一些勞工儘管收入微薄，但仍踴躍捐款， “愛國之心，人人爭先，我苦力之人亦國民一分子，應盡國民之責任。今聞軍政府派人到澳籌餉，我等亦當出力幫助，惟是兩手空空，毫無餘積，故聯合大眾捐些血汗，亦能少助微力。請願將五天內所得之車費，除各人伙食外，盡數幫助軍餉⋯⋯早期大功告成，光復祖國，同胞共用和平幸福”。4澳門同胞捐助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舒緩了軍政府的財政困難，支援了國內革命。 除募捐襄助革命外，不少澳門熱血青年報名參加廣東北伐軍，一直戰鬥至徐州前線。同盟會澳門支部成立後，全力以赴準備策動香山起義。香山獨立後，以前山新軍為主體的起義軍改編為 “香軍”，進駐廣州西關。不久，香軍編入廣東北伐軍，進抵江蘇前線。1912年2月22日，眾多的澳門女同盟會員，如許劍魂、嚴淑姬、陳秉卿、梁國體、梁雪君、梁荃芳等，加入廣東女子北伐隊，由廣州出發至南京，後抵達徐州前線，參加了著名的 “宿、固”之役。 部分土生葡人也十分同情中國革命。1912年1月11日，時任澳門華務署翻譯員的土生葡人法蘭西斯科·飛南第在致函老朋友孫中山，祝賀他成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並盛讚其為 “一個全能的富於給予人類革命動力的特殊人物”，5以至於 “連上帝都因其革命的才華對他刮目相看”二、澳葡政府審慎對待革命 與民眾積極回應革命的態度迥異，澳葡政府的態度和對策卻略顯複雜，這與葡萄牙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密切相關的。 “一方面要對中國的形式變化作出決斷，另一方面又不能損害與中國的官方關係，但這是中國各派爭雄，很難斷定誰是權力中心。”因此，武昌起義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澳葡與葡萄牙當局對廣東的局勢 “一直採取這種裝聾作啞的政策” 當中國人民為推翻君主專制而進行革命鬥爭的時候，遠在歐洲的的葡萄牙政治局勢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10年10月3日，葡萄牙爆發推翻君主制度的革命，並于5日建立共和國。8澳門受到葡國政治變動的波及，葡國皇帝派到澳門的總督馬奎斯在軍人的反對聲中被迫下臺，由共和派的馬楂度取而代之出任署理總督。由於改換共和派政府掌權，且馬楂度對與他有共同志向的中國共和派人士又頗為同情，因此，革命黨人在澳門的活動與此前相比要自由得多。3 邱捷：《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與民初的廣東》 ，第292頁。4 《澳車夫助軍餉佈告》 ，《香港華字日報》 1912年12月13日。5 若昂·哥德斯：《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 ， 《文化雜誌》 1993年第17期。6 卡洛斯·高美士·貝薩著，崔維孝等譯：《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 ，澳門：澳門基金 會，1999年，第22頁。7 若昂·哥德斯：《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 ，《文化雜誌》 1993年第17期。8 澳門的 “民國大馬路”、 “十月初五街”即為紀念這些事件而命名。。 6。 7

鑒於葡萄牙國力日衰 ，且澳門僅一彈丸之地 ，糧食 、副食品 、蔬菜與水果乃至淡水，都必須仰賴中國，加之清末以來的界務爭執，澳葡政府對中國的國內革命保持著謹慎的態度。一方面，要在表面上與清政府保持友好的關係；另一方面，對革命黨人在澳的政治活動十分警惕 ，並時刻監視、防範革命黨人的越軌之舉，防止影響其與清政府尤其是廣東方面的關係。1911年9月29日，澳葡當局即以 “在澳華人有集會演說革命等事，最終可導致本澳人民不安 ，而保安百姓系政府行政所應盡之職守。況葡萄牙與中國邦交最篤 ，自應設法防遏 ，以免生出能致中國擾亂之情事”9為理由，在 《澳門政府憲報》 上佈告嚴禁華人集會演說，規定即便 “不涉國政者” ，也要經過華政衙門批准，才能集演。12月9日，澳葡又以 “革命政府尚未得到葡萄牙政府的正式承認”為藉口，將在清平戲院為新政府募捐而召開政治集會的申請全部予以駁回。10 隨著革命風潮的興起 ，中國的革命運動不可避免地波及澳門社會。 “1911年夏季，廣東的社會政治形勢一片混亂，盜匪橫行，民不安生。據廣東總督張鳴岐稱，全廣東只有兩個城市相對地安定。為求安寧，大批百姓背井離鄉 ，湧向港澳”。1澳門一度物價暴漲。在澳華人還多次組織大規模的政治性活動 ，引起了澳門政府的擔憂。澳葡當局為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制定了極其詳細的預防措施，12並加強了對華人的管制，頒佈告示稱：“凡對於憲警兵為防護或禁制之施行，若有抗阻滋擾，不論已成未成，概行從嚴懲究。且在澳華人須知不能侵礙地方巡警權分之事，如有違犯，定難寬恕。”13 革命浪潮的不斷高漲 ，使澳葡當局意識到清政府已經瀕臨滅亡 ，正如葡萄牙駐中國外交使節在11月14日遞交的政府報告中所言：“可以肯定的是，那個看著巴比倫、埃及、希臘和羅馬滅亡的這個四千 （年）以來強大而又統一的古老國家，已不可能永遠強盛，眼看到達了也許會粉身碎骨的最危險的時刻。” 14 武昌起義，舉國回應，共和國建立。葡萄牙沒有立即予以承認，擔心革命政府會廢除不平等條約，也深恐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對其在澳門的統治帶來危害。因此，在民國成立的最初一段時間內，面對錯綜複雜的政局，葡萄牙政府對中國各派勢力選擇保持一種觀望與中立的態度。 民國成立後，葡萄牙駐華使節已察覺到 “南方政黨”和北方的袁世凱之間的矛盾，認為 “一場衝突將無法避免”。為取得包括葡萄牙在內的各國政府的外交承認，袁世凱照會各國公使，保證 “將忠實地遵守由滿清政府及共和臨時政府與9 澳門政府憲報》 1911年9月30日第39號。10 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 （1900- 1949） 》 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 年，第58頁。11 若昂·哥德斯：《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 ，《文化雜誌》 1993年第17期。12 卡洛斯·高美士·貝薩：《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 ，第95頁。13 《澳門政府憲報》 1911年11月18日。14 卡洛斯·高美士·貝薩：《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 ，第62頁。《

外國政府簽署的所有協議、合約及所做的其他承諾；所有由歷屆政府與外國公司及個人簽署的協議、合約及所做的其他承諾；所有由歷屆政府與外國公司及個人簽署的合同也同樣會得到嚴格的履約；最後，按照國際承諾，外國人在中國所享有的所有權利、優待及豁免權、法令、批准將得到確認”。在袁氏做出這些承諾後，葡萄牙在華全權公使立即照會北洋政府，宣佈 “葡萄牙共和國即日承認中華民國並與其建立正式官方關係” 儘管葡萄牙政府與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但澳葡政府仍然對在澳從事反袁鬥爭的革命者採取比較寬容的政策。當北京政府要求引渡在澳門的革命者時 ，澳葡往往採取消極的態度。1913年10月2日，廣東都督龍濟光要求將胡鴻萬 （Hu-Hon-Man） 及陳金門 （Chan-Queng-Meng） 的黨羽、革命党人陳倉午（Chan-Cang-U），陳葵裕 （Chan Cuec U）及譚翰 （Tan Han）逮捕、引渡回粵省。根據粵省密探報告，上述人士在澳門私下發展勢力，準備起義廣東。16澳葡的華政廳不得不展開調查，但並無意把此事當真。 民國初年孫中山的胞兄孫眉也避居澳門，但1913年12月2日署理總督美柵枝回復龍濟光 ，卻稱孫眉不在澳門。當時廣東都督龍濟光派其弟龍覲光赴澳拜見署理澳督馬丁斯·佩雷拉，請求協助引渡革命黨人，但沒有得到明確答覆。17 “當袁世凱於1915年12月3日登基稱帝的時候，共和主義者們擔心受到迫害，紛紛逃到澳門尋求庇護 ，儘管北京堅持要葡萄牙承認這些人是 ‘強盜’。米那總督 （1914- 1918年在任） 是葡萄牙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他以自衛者的姿態回應道 ，這些人都是 ‘政治難民’ ，而不是所謂的 ‘海盜，。”18直至1917年6月2日，才通過華人罪犯引渡的條例。 澳葡政府對革命黨人在澳門的活動並非完全地縱容，而是十分警惕，並對境內革命黨人展開監視。1912年2月17日，曾動用秘密員警的經費雇傭華人婦女，對乘廣州及香港客輪來往澳門的華人婦女進行搜身，聲稱為防止海盜事件發生。後為又往返澳門的某些廣州及香港的華人頒發身份識別證。19通過加強對澳門華人的控制，防範中國革命對澳門的影響。 對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澳門從事革命活動保持謹慎的態度 ，是因為一直以來黨人廣泛動員社會各階層來進行革命，增強革命力量， “不僅聯絡華人的上層社會，而且深入到社會中、下階層去，宣揚他們的政治主張和目標。而尤其令澳葡當局深感不安的是，革命黨人與澳門及澳門周圍地區的綠林、會黨保持著密切的聯繫”。20 並且 “激進的革命黨人與勞動階級的關係日益密切，影響也越15 卡洛斯·高美士·貝薩：《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 ，第89頁。16 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 1949） 》，第77頁。17 《申報》 1914年6月7日。18 傑佛瑞·C.岡恩著，秦傳安譯：《澳門史：1557-1999》，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9年，第147頁。19 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 1949） 》，第65頁。20 鄧開頌等主編：《粵澳關係史》 ，北京：中國書店，1999年，第336-337頁。。15

來越大而且秘密地控制著船民協會、商會、工人俱樂部等一些合法組織。這些組織人數眾多，影響很大”。 21澳葡也深知革命黨 “反對外國人在中國佔有殖民地（比如香港和澳門） ，他們只不過把這些地方當做避風港和活動基地” 據1915年12月3日葡萄牙殖民地總局第六處處長的報告聲稱，“儘管中國各省都督擁贊現任總統登基稱帝，但南方民眾正通過他們的秘密社團準備抗議 ，而君主制的擁護者們則進行他們宣傳。我一直禁止雙方的擁護者們試圖在澳門進行任何集會，不准成立社團舉行革命聚會宣傳政治。進行共和革命活動的一個大領袖于澳門被捕，中國方面堅持要求將其引渡，指他為一般罪犯。葡萄牙司法當局第二次認為要求引渡證據不足。鑒於中國的政治局勢，我一直推延此問題的解決，但幾乎可以肯定澳門將受到雙方政治人物的騷擾，並可能受到中國軍隊的進攻” 鑒於澳門的境況根本無法與廣東相比，澳葡當局在處理與廣東當局的關係時必須保持謹慎的態度 ，因此才會勒令 “不准成立社團舉行革命聚會宣傳政治”這既是對北京政府的回應，也是對境內社會秩序的嚴格控制。如果處置失當則有可能招致中國軍隊的進攻。所以他們 “對於流亡到澳門的被中方通緝的人士 ，唯一的辦法就是拖延，以避免和中國發生矛盾” 澳葡政府寬容 、模糊的態度為革命黨人在澳從事革命活動減少了不小的阻力。革命領袖孫中山對此也深表感激，他于 “反袁鬥爭”結束後 ，還寫信給澳門總督米那表達其謝意：“閣下在多種環境下 ，特別是在最近離澳門不遠的地方發生的事件中，對我所有的政治朋友給予的莫大仁善寬待，表示我真誠的謝意。”24三、廣東政府對澳葡的態度和策略 1911年11月10日，胡漢民就任都督 ，宣佈廣東軍政府正式成立 。 17日，增選陳炯明為副都督，黃士龍為參都督。胡以都督令委任蔣尊簋、魏邦平為軍政部正副部長；李煜堂、廖仲愷為財政部正副部長；黎國廉、伍藉槃為民政部正副部長；王寵惠、汪祖澤為司法部正副部長；伍廷芳、陳少白為外交部正副部長 ；梁如浩為交通部長；王寵祐、利寅為實業部正副部長；丘逢甲為教育部長 ；何啟、韋玉為總顧問；朱執信、李紀堂 、廖仲愷 、黃世仲、陳少白、胡毅生、姚雨平 、謝良木等17人組織樞密處。25 在對外政策上，都督胡漢民接收何啟的建議，照會各國領事， “一切辦法，與湖北中華民國軍政府對於友邦無異”。26即承認清政府與列強所訂立的一切不21 若昂·哥德斯：《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 ，《文化雜誌》 1993年第17期。22 若昂·哥德斯：《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 ，《文化雜誌》 1993年第17期。23 卡洛斯·高美士·貝薩：《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 ，第138頁。24 卡洛斯·高美士·貝薩：《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 》，第151頁。25 郭孝成：《廣東光復記》 ， 《辛亥革命》 第7冊，第233-234頁。26 《胡漢民自傳》 ， 《近代史資料》 1981年第2期，第48-49 頁。22。23，。

平等條約、借款及外國管理海關之權等。後來胡漢民也承認：“惟海關問題，以各通商省分悉依湖北先例，⋯⋯遂取同一步調，致開民國以來之惡例，此當時最大失策。”27 雖然廣東軍政府承認澳葡的特權，但衝突摩擦依然不絕如縷。1912年，廣州政府希望路環業主不向澳門政府納稅，而澳門政府堅持其對該島的主權，並採取一系列加強路環防衛的措施。28 12月25日，廣州政府對氹仔及路環公局在路環徵收地租一事表示嚴重抗議，澳門總督斬釘截鐵地回答說，他將繼續對路環行使管轄權，支出行政費用並徵收法定的稅收。在未進行勘界之前，對此問題的爭論毫無意義。29對某些在澳門內港，靠近對面山水面的船隻，澳葡港務當局通過 “澳門號”快艇及港務局其他船隻，對內港、沙瀝、氹仔及路環的葡萄牙領水進行監視 ，對廣州政府的抗議，政府以堅持對內港水域主權及實際管轄權答覆。30 粵省與澳門之間的爭端與糾葛，令北京政府十分不滿，加速與澳葡當局儘快勘界、談判與斡旋，以回收利權。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葡萄牙政府沒有立即予以外交承認，但粵澳關係的密切，廣東政府與澳葡當局一直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民初，廣東政局紛繁複雜，使得廣東革命政府沒有精力同澳葡打交道，雙方關係大體保持平靜，但此期間的 “監鹽艇風波”使廣東政府對澳葡政府極其不滿，加深了革命黨人對澳葡的仇恨。 清末，為打擊走私和保護鹽場，廣東政府專門組建了稽查隊，並為稽查隊配備了四艘先進的炮艇。辛亥革命爆發後，鹽務專營公司害怕這些炮艇落入革命黨手中，命令它們駛往澳門，交由澳門政府保存。後來廣東政府得知炮艇下落，通過外交管道照會葡方，要求歸還炮艇，其間雙方屢屢交涉，但最終這些炮艇被交還給鹽務專營公司，使得陳炯明試圖利用這些炮艇加強海軍力量的願望破產。這一事件 “使得中國的革命黨人對葡萄牙的舊恨中又添了一筆新仇”， “革命黨人對葡萄牙的敵視情緒與日俱增” 澳葡的專橫，促使北京政府對澳門界務問題非常關注。自1887年 《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簽訂以來，界務交涉是歷屆中央政府與澳葡當局外交斡旋的重心。1910年，中國和葡萄牙的政局在根本上都發生了一些變化。1910年葡萄牙建立共和制度 ，國體初更，政局變動未穩 ，鄰國伺機而動欲瓜分葡國及其屬地 ，鑒於此，中國駐葡萄牙代辦郭嘉驥建議朝廷將拖延已久的澳門界務從速勘定；另一方面，也解決長期以來緝私及提犯的困擾。隨著革命風潮湧動，勘界問題在清末政局中只能不了了之。27 《胡漢民自傳》 ，《近代史資料》 1981年第2期，第48-49頁。28 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 1949） 》，第72頁。29 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 1949） 》，第75頁。30 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 1949） 》，第75頁。

1912年，民國初立，廣東革命政府與澳葡政府在界務問題上時有交涉，多次抗議澳葡在氹仔和路環徵收地租，但由於沒有採取更為有力的措施，這些交涉對於遏制澳葡擴張的作用極其有限。 1914年4月，北京政府派前駐墨西哥公使陳籙赴澳調查。雙方在陸權與島權上均願作適度的讓步，但在內河航權及海權上則難達共識。廣東政府希望掌握海上的緝私、提犯與水上員警權 ，葡萄牙則想在澳門疏浚海道 ，建立港口以競爭於香港，因此在海權一直爭議不下。雙方政府在政權更替之際，對中葡澳門關係均嘗試作一突破。但由於共識未達，民國以後中葡澳門問題的交涉又一如清末，陸續展開長期卻無結果的會談。四、孫中山首次訪澳及政治活動 辛亥革命前，澳門是孫中山及其領導同盟會的重要活動舞臺。民國成立後，孫中山也曾在澳門進行與革命有關的政治活動。 1912年4月1日，孫中山履行與袁世凱的約定 ，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 。4月起，孫中山訪問各地 ，並於5月下旬偕女兒及秘書等人到訪澳門。這也是孫中山1895年發動廣州起義失敗經澳逃亡海外17年後，首次涉足澳門。25日，孫中山訪問了闊別已久的鏡湖醫院。澳門各校學生在鏡湖醫院禮堂開會歡迎，孫中山在會上還進行了演講。孫的到訪受到了澳葡政府的熱烈歡迎。署理總督馬楂度為首的澳門政府及主教、紳商名流在澳門三大名園之一的盧園 （又稱娛園） 舉行澳門中葡各界人士歡迎大會，會後孫中山與澳督、政府官員、主教、大律師、知名人士等一百多人合照留念。孫中山結束訪問後，於27日離澳。 孫中山此次來澳還有一項重要活動，就是試圖解決 “扶正同盟會”的問題。1912年3月，廣東代理都督陳炯明在孫中山的支持下開始整編 “民軍”，31整編過程中陳炯明手腕強硬，導致他與民軍領袖矛盾激化。其後，陳炯明指斥同盟會員王和順領導的 “惠軍”叛亂，並向其開戰，最終將惠軍消滅。同時 ，他還將關仁甫、楊萬夫兩位民軍首領定性為 “叛亂”同謀。4月，失意將領王和順 、關仁甫和楊萬夫等人出走澳門，來到澳門孫眉之住所召開會議，希望借助孫眉的威望，組織新的革命團體 “扶正同盟會” ，並計劃起義 ，進行 “第二次革命” ，但此時孫眉態度還十分模糊。孫中山對 “扶正同盟會”試圖進行 “第二次革命”極為反對 ，4月27日他在廣東省議會發表演說，表明了態度 ，他認為此舉 “不獨關於廣東之安危，實關於中華民國全部之安危”。但孫中山的高調反對，也未能使得 “扶正同盟會”就此自動解散 ，不過陳炯明最終卻於4月25日辭去代理廣東都督31 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民軍 ，多由當地綠林會黨發展而來 ，在促成廣東獨立起過重要作用 ，但軍政 府成立後 ，由於民軍成員魚龍混雜 、良莠不齊 ，成為引起社會秩序混亂的重要原因 。

職務。陳辭職後，胡漢民復任廣東都督，為王和順等人平反，認為陳炯明 “據所布罪狀，一謂僕私買槍支與石錦泉、王和順等，可謂冤極矣” ，但是也警告其不得利用 “扶正同盟會”進行二次革命，反對廣州政府。因胡漢民在民軍中號召力不大， “扶正同盟會”依然存在。 5月，孫中山在得知孫眉參與組織 “扶正同盟會” ，準備 “第二次革命”後，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由香港來澳門親自進行調停工作，下榻在盧廉若家春草堂，與王和順、關仁甫、楊萬夫等人進行談判，先後與 “扶正同盟會”會員會面，積極勸說，無奈此次調停無效。鑒於澳門之行調停失敗，孫中山於6月8日在 《民生日報》 發表 《通告粵中父老昆弟書》 ，公開斥責 “扶正同盟會”，明確表示反對 “扶正同盟會”的活動。孫眉也于本日在 《民生日報》 及 《同盟會廣東支部通告》 發表兩篇內容相同的 《孫壽屏啟事》 ，稱自己與 “扶正同盟會”並無關係。在失去孫眉支持的情形下， “扶正同盟會”自行解散。32 民元前後的粵澳關係是粵澳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革命黨人以澳門為基地，策劃了前山新軍起義。澳門民眾踴躍支持革命，不但捐輸助餉，還奔赴前線殺敵，為廣東革命政權的建立和廣東局勢的穩定做出了一定貢獻。澳葡政府從維護自身殖民利益出發，對革命採取審慎態度，不願開罪北京政府，但對革命黨人亦網開一面，使其在澳門有活動空間。廣東軍政府與澳葡當局就勘界等問題進行過鬥爭，但成效不大。這一時期，革命領袖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後返鄉省親，途經澳門，既看望生病的女兒，也力圖調解 “扶正同盟會”與廣東都督陳炯明的關係。此亦該時期粵澳關係中的一件大事。32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5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 第2226-2233頁。

澳門與孫中山的人生轉折——尋覓武昌首義前孫中山與澳門的關係黃明同* 被譽為孫中山 “第二故鄉”的澳門，與孫中山確實有太多太多的關係。概括地說，是澳門孕育了孫中山，而孫中山又為澳門增光添彩。本文僅就孫中山從澳門乘海輪赴檀香山，以及在澳門懸壺行醫、交友結社的那些事兒，淺談澳門在孫中山的人生歷程中的特有意義，以探究辛亥革命前孫中山與澳門的關係。 孫中山的第一次海外探親，從澳門啟程而大開眼界，並開始別樣的求學之路。 12歲的孫中山，拖著長辮，穿著土布衫，隨母親到夏威夷孫眉長兄處探親。這第一次出門，是在澳門登上海輪 “格蘭諾曲”號，而開始一次改變人生命運的旅行。孫中山這位未見世面的村童，動身之時，面對那巨大無比的海輪，那一望無際的滄海，篤然胸懷開闊，那仰慕西方文明、窮究世界的別樣心理，油然而生。正如孫中山在後來的回憶所說：“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 據美國友人林百克 ，在 《孫中山逸仙傳記》 中記述了孫中山登上海輪時的驚訝與好奇：這麼重的一個梁，要多少人才可以把它裝配好 ；發明這個大鐵梁的天才，又發明了應用的機械和用法。由此可見，此時孫中山開始感觸到西方的先進 ，以及西方的物質文明，並從中開始感悟到中國與西方的差距。可以說，是澳門為孫中山打開了窺視世界的視窗 ，是澳門為孫中山打開了別樣的世界大觀 ，是澳門為孫中山萌發了學習西方的思緒。 從澳門出發，孫中山經過20多天的航行後，抵達目的地——夏威夷，從此開始了與翠亨不一樣的生活，踏上了新的求學之路。 當時的夏威夷，雖保持著君主立憲政體 ，但已經邁向資本主義，社會文明、有序，民眾生活安逸 ，少年孫中山開始觸摸到西方文明生活，開始思考自己的祖國與西方的差距，並尋找問題的癥結—— “中國所急需的，就是美國式法律” 在夏威夷，孫中山進入了意奧蘭尼學校，開始接受全新的文化教育，這個只在村塾讀過儒家啟蒙讀本的孩子，開始 “喝洋墨水” ，成為比較年幼的留學生。三年苦讀，一個連ABC都不懂的孩子，以他的聰慧和勤奮，完成了小學階段的學業，進入島上的最高等學府——奧阿厚書院。 在夏威夷，孫中山成為 “受過歐洲式教育的人” ，知識結構和價值取向，開始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他開始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學知識，開始感受西方英雄 黃明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人物華盛頓和林肯的人格魅力，開始萌發新的宗教信仰，開始把蘊涵在教義中的 “自由、平等、博愛”作為人生的價值理念，開始壘砌起日後中西貫通的文化基石，開始提升自身的觀察與分析能力，開始立志 “改良祖國”⋯⋯由是拉開了人生的序幕。正如當年的同窗鐘工宇所回憶：“就傅西學，見其教法自善，遠勝吾鄉，故每於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 後來，孫中山在香港的西式學校完成了中學與大學學業。系統的西方科學文化教育，以及課餘的中學自習，使孫中山擁有一個中西貫通、博而雜的知識結構，一個同代志士所沒有的知識結構。正因此，在日後的革命生涯中，他能廣結朋友，應付自如，左右逢源；他能在革命與建設的宣傳中，廣征博引。僅以1924年的三民主義講演為例，其中民族主義方面的內容中，論及的國家和地區則有45個；民權主義內容之中，涉及中國歷史人物15位，外國人物20位。 孫中山擁有與出身于士大夫階級家庭、又未能跨出國門的知識分子，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人不一般的文化素養，他中西兼修，相容中與西、古與今、新與舊，體現中西交融，古今一體。正是這開放式的求學之路，博雜的知識結構，鑄造了孫中山的大思想、大智慧的基礎，成就了孫中山的宏圖偉業。孫中山這人生軌跡，這一切的一切，皆因從澳門出發而產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說，孫中山從澳門走向世界，走出輝煌的人生之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說，澳門是孫中山光輝人生的第一個拐點，澳門與孫中山的關係由此拉開。 孫中山的第一次就業，在澳門行醫，在此展示其精湛的醫術與博大的愛心。 1892年，孫中山以優異的成績，於香港西醫院畢業，開始踏入社會。以醫為謀生手段，以醫術為 “入世之媒”，他的 “醫人”生涯，從澳門開始。 這一年的秋天 ，孫中山應澳門何穗田等人的邀請，到鏡湖醫院出任新設的西醫局首任義務醫席，成為這家由中國人開辦的澳門最大的醫院的第一名華人西醫。據稱，醫院破例允許孫中山用中西醫結合方法，進行診治。是年年底，孫中山得到幾名士紳的擔保，向鏡湖醫院借銀1440兩，在澳門草堆街開設中西藥局，向病患者贈送藥品。 在澳門鏡湖醫院約一年光景，孫中山卻能施展才華 ，展示愛心。1893年在《鏡湖叢報》 上，兩次刊登以 “春滿鏡湖”為題的廣告，其中可見一斑—— 廣告首先稱讚孫中山醫術高明：“大國手孫逸仙先生，我華人而業西醫者，性情和厚 ，學識精明，向從英美名師游，洞窺秘奧” ， “現在鏡湖醫院數月，甚著功效” 廣告具體明示孫中山行醫的規條，說明當時行醫的實踐、地點，以及業務範圍。孫中山以多種方式為患者服務，如每天兩小時的 “義診”，“不收分文，以惠貧乏” ；有兩小時，在診所候診；下午3時之後，外出門診，以便利於病者。。

廣告更細列了為 “盡利物濟人之初志”而立的 “條目” ，反映孫中山對各類患者的優惠，如 “凡到草堆街中西局診症 ，無論男女 ，送醫金二毫” ； “凡親自到仁慈堂右鄰寫字樓診症者，送醫金一元” ； “凡延外診者，本澳街道送醫金二元各鄉市鎮遠近隨酌” ； “凡難產及吞服毒藥延往救治者，按人之貧富酌議” ； “凡成年包訂，每人歲送醫金五十元 ；全家眷口不逾五口者，歲送醫金百元” ； “凡外間延請，報明急症，隨時速往，決無遷誤”等等。 “醫者父母心” ，孫中山正是懷著一顆博愛天下人的仁慈之心 ，去關愛廣大的病患者，及時地 、有效地為他們解除病痛，又給予醫療費的優惠，或全免或部分減免。 在澳門，孫中山對病者，常常妙手回春 ，為垂危病者挽回生命。對此 ，澳門的媒體多有報導。 《鏡海叢報》 創刊號上刊登 “本澳新聞”中的 “鏡湖耀彩”專欄，報導孫中山為難產婦人接生 ，以及治癒其他奇難雜症者6例 ，贊其醫術高明。1893年7月25日， 《鏡湖叢報》 刊載 “神乎其技”的報導 ，盛讚孫中山在短期內治癒十數年或數十年的頑疾， “奏效神速”。同年9月5日和12日，該報又兩次復登 《神乎其技》 的廣告。孫中山的醫術、醫德、醫風 ，得到澳門各界的讚譽。陳少白在 《興中會革命史要》 中如是說：孫中山在澳門行醫 “不滿兩三月，聲名鶴起” ， “就診者戶限為穿” 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時間雖短 ，約一年的時間，但澳門人卻永遠懷念孫中山。鏡湖醫院後來建新門樓，在 “鏡湖醫院”大字下面，打上 “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字樣，以表達澳門人對孫中山的深情厚誼。 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有著深遠的意義：在澳門，孫中山不僅用西方先進的醫術服務於中國的病患者，而且把西方的博愛精神 ，以及西方的社會福利理路 ，踐履於東方的土地 ；在澳門，孫中山為古老的東方帶來了新的服務之風，豎起社會服務者的新形象；在澳門，孫中山首次展現了他的精彩人生——一種以服務為目的，而非以牟利為目的的高尚人生。正是從澳門開始踐履的、為他人謀幸福的人生目標，為他奠下了日後從事拯救國家民族，實現民族獨立與民主的革命事業的基礎。從 “醫人”到 “醫國，，有著一貫的思想基礎，這基礎，首先在澳門鍛造。 孫中山結交革命友人，在澳門鼓吹革命救國，澳門成為早期活動基地與革命舞臺。 在香港西醫書院就讀期間，澳門是孫中山往返香港與其家鄉的必經之地 ，他常在澳門作短期的居留。到了澳門，孫中山總是忘不了向居澳的鄭觀應請教，作為孫中山的長輩和同鄉鄭觀應，對他也孜孜不倦地教誨。鄭觀應是早期維新志士 ，是近代中國的實業家、教育家 、思想家 ，他以西方現代化為中國學習的目標 ，並結合中國國情尋求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他的巨著 《盛世危言》 ，影響了幾代的精英，孫中山受到他至深的影響，並承傳了他的許多思想主張。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 ，不僅在內容上與 《盛世危言》 一脈相承，其中的主張得到鄭觀應的肯定，在給李鴻章上書過程中，鄭氏為孫中山撰寫推薦信，在信中對孫中山。

大加贊許。孫中山接受先輩鄭觀應的教誨與影響，正是發生在澳門。換言之，孫中山早期改革思想與理路，得益于澳門，得益于澳門的先賢。 孫中山往返於香港與澳門兩地期間，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當時 “四大寇”之稱四人是孫中山、陳少白、尢列和楊鶴齡，其中楊鶴齡在澳門的寓所，正是他們經常聚會的地方，澳門也就成為孫中山 “革命言論時代”的活動基地。 廣義的辛亥革命，是指孫中山領導的武裝革命，應自1895年廣州起義始，而至武昌首義。在武昌首義之前，孫中山奔走呼號，聯絡、宣傳、結社、募集基金等活動，雖較多在海外進行，但與澳門也有著密切的關係。從澳門走上 “醫國”之路，在澳門留下職業革命家孫中山和他的革命黨人的足跡，試看—— 1894年冬，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明確以 “振興中華”為革命的宗旨。次年，在香港成立興中會香港分會，策劃廣州起義。 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9月初，孫中山委派馮自由等到澳門活動，活動據點設在荷蘭園和隆街21號樂群書室；同盟會在澳門的通信聯絡點，設在白鴿巢由義巷11號。 1909年冬，同盟會澳門分會成立，會址設在澳門南灣街41號。分會以發動武裝鬥爭為主要任務，開展經費募集、宣傳發動等秘密活動。濠鏡閱報社為聯繫群眾、發展會員的場所。 孫中山在澳門的革命活動中，得到澳門葡籍友人的支持，特別要提及的是飛南第。在香港讀書期間，孫中山便結識了在澳門法院擔任翻譯的飛南第，兩人友情深厚，當孫中山到澳門行醫時，曾委託飛南第代他申請執照。飛南第創辦 《鏡海叢報》 ，常以之為陣地，為孫中山刊登醫療廣告，為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刊登評論，進行各種鼓動，而孫中山在澳和穗的行醫場所，又成為 《鏡海叢報》 的發行點。在關鍵時刻，更見葡籍友人對孫中山革命的支持。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鏡海叢報》 刊登了這次起義的 “電訊” ，並全文刊登孫中山撰寫的 《農學會序》 。當孫中山因起義敗露而被清政府通緝時，飛南第幫助潛抵澳門的孫中山，從澳門逃往國外。 1912年，武昌起義成功，民國成立之時，時任澳門議事公局的飛南第，建議澳門市政廳舉行慶祝活動，此建議被採納，澳門人民在市政廳升旗並集會，隆重慶祝中華民國的誕生和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同時飛南第還執筆致函孫中山表示祝賀，信中熱情洋溢地讚揚孫中山的 “勇氣和樂觀”，讚譽孫中山 “是一個全能的富於給予人類革命動力的特殊人物” ，他的 “�心、頑強和無止境的勇氣享譽全世界” ，並表示將繼續對孫中山的 “偉大事業” ，盡力提供幫助。 孫中山與澳門，繫著不解之緣，如今澳門特區居民，還深深緬懷著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和戰鬥過的偉人孫中山！

鄭觀應與澳門劉耿生* 摘要 ：鄭觀應 （1842- 1922） 是清末最早具有系統 、 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 ，辛亥革命期間 ，他是宣揚民主與科學的先行者 。他一生致力於實現 “富強救國”之理想 ，拯救民族於危亡 ，他在經營近代工商業的實踐中，逐步形成自己成熟的思想體系 ，他的維新思想 ，主要體現在其不朽名著 《盛世危言》 中。 鄭觀應長期生活在澳門 ，這里成為他接觸西方文化 ， 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 因而他思想開化 、活躍 ，以近代眼光，先進思維憤怒地揭露 、抨擊了澳門社會種種黑暗和丑惡現象，以及廣東官員熟視無睹的行徑 。從他的論著中，亦可以看到澳門開放 、現代的另一方面 ，對於今人亦有諸多啟示作用。 關鍵詞 ：鄭觀應 ；改良；澳門 ； 葡萄牙 ；勘界 ；孫中山 ；盛世危言 ；“豬仔”貿易 很榮幸蒙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胡根理事長及各位學者同仁之邀，參加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十分高興，在此謹表謝意。 由於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 ，以及在葡萄牙殖民當局統治時期的政治環境 ，因而於晚清，尤其在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期間，大批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利用澳門，從事各種政治活動，使澳門成為晚清許多著名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政治舞臺，其中的鄭觀應 （1842年- 1922年） ，就是傑出的一位。 鄭觀應當屬中國近代最早具有比較全面、完整、系統改良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是中國最早具有民主與科學萌芽思想的啟蒙思想家。由於內地的史學界在 “文革”前受極 “左”思潮束縛 ，一句以 “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的絕對化、簡單化定論，使得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採取簡單否定的方法，宣傳只有農民起義才是 “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因而，也就妨礙了對鄭觀應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思想解放的深入，史學界亦日趨科學、縝密、求實，逐漸認識到， 雖然在許多情況下 ，革命是必要的，但是，能不革命最好還是不要革命，只要能通過改革手段可以解決的社會問題 ，就不要以 “階級鬥爭”等暴力方式完成。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展開了對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深入細緻、實事求 劉耿生 ：中國人民大學資訊資源管理學院 （原檔案學院） 教授 。*

是的研究，尤其對1840年鴉片戰爭後開始 “放眼看世界”的諸色人物進行探討，例如，第一個留學生容閎，第一個到外國考察的王韜，第一個到歐洲任外交官的郭嵩燾，第一個介紹西方哲學等思想的嚴復，還有就是第一個向國人宣傳 “君主立憲”、 “設議院” ，比康、梁早得多的先覺之士、思想啟蒙者、並在辛亥革命前後與澳門有密切關係的鄭觀應。一、鄭觀應簡述 鄭觀應亦名鄭官應 ，字陶齋，廣東香山縣人。其父鄭文瑞 ，號秀峰，私塾先生，他據自己多年教書心得，著有 《訓俗良規》 ，家學淵遠的鄭觀應，得益匪淺，使得他以後極為重視理論研究，這是他和當時一般實業家的重要區別，也是他名留青史的主要原因之一。鄭文瑞有九子、八女，觀應行二。 鄭觀應出生於1842年 （清道光二十二年） ，人人皆知，這是鴉片戰爭的第二年，鄭觀應在當時社會和家庭的左右下，只能走研究儒學、八股取士之道。第二次鴉片戰爭中，1857年廣州淪陷，十七歲的鄭觀應參加縣試落第後，遂放棄讀書科舉之路，這儘管有無奈的因素，但也看出小小的鄭觀應已具有不屑咿唔學村學究狀，並鄙薄八股貼括之學、摒舊辟新的胸懷大志、獨立思想意識。 鄭觀應自廣州到上海，跟隨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學英文 ，這對鄭觀應後來思想的擴展影響很大。當時的中國人懂英文者極少，鄭觀應不僅成為中國最早精通英文的知識分子之一，而且他在學習英文同時，閱覽了大量英文書籍。偉人的偉大，是他思想的偉大，傅蘭雅的教誨和英文書籍的論述，對於鄭觀應爾後改良思想的形成，以及現身資產階級維新運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他在上海開始經商，和歐美商人打交道，既瞭解了西洋現狀，又積累了洋務知識，加之他天資穎悟，同治十三年 （1873年） ，他三十二歲即受聘於英國太古輪船公司，為經理兼管棧房，同時受李鴻章委託，辦上海電報局，並創辦機器織布廠、造紙局等等。不到十年的時間，他在多家官督商辦的企業中，佔有相當的股本和要職。鄭腦筋靈活，長袖善舞，成為名副其實的買辦資本家。 大清日漸沉淪，黎民倒懸之苦，每議及這些，鄭觀應在酒酣耳熱之際，往往 “舉杯向天，拔劍斫地”，一時 “震古鑠今，扶摘隱微，切中時弊”。因而，使得他不僅積極投身於洋務運動，而且細緻入微地觀察、思考西方的政治民主和經濟富強之道路，郑的思想內涵豐富，見解獨到，將自己心得，或上書建議，或著文呼籲，他比單純鼓吹改良變法的知識分子要有洋務、外貿、維新的實踐經驗，又比單純的工商資本家或洋務買辦有理論思想和信仰追求，這就形成了鄭觀應自己的特色及在歷史上作出的貢獻。一言以蔽之，他有思想。 自1886年 （清光緒十二年） 以後的五年間，鄭觀應多居住在澳門新村尾住宅，起名 “萬里長城”十三間半屋，幾乎過著隱居生活。

葡萄牙殖民當局統治下的澳門，畢竟是一座開放的城市 ，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來自歐洲的思潮，比閉塞、愚昧、落後、混沌的大清王朝要先進得多，這對於鄭觀應的改良思想，起到了直觀的啟示作用，促使鄭觀應 “富強救國”思想更加深度化、系統化。 知識分子就是這樣，骨鲠在喉，不吐難耐，凡有思想的人總是要將積念一吐為快的。鄭觀應集中精力，將自己寫的三十六篇文章以 《易言》 之名于清同治十年 （1871年） 在香港出版 ，又擴寫、輯著，幾經增刪改易，於1894年 （清光緒二十年） ，彙編自己二十四篇文章，定名 《盛世危言》 五卷本出版 ，彭玉麟作序，是鄭觀應改良思想的結晶，對於後來積極投身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的志士們，影響頗大。 鄭觀應的思想，註定應擔大任，但又註定不可能為清朝極其腐朽的統治者所接受，這也就註定大清必亡。光緒三十一年（1906年）辛亥革命前夕，鄭觀應以繼母 “丁憂”為由回澳門守制，此後仍多居澳門，以近七十高齡，經常往返奔波內地。 孫中山出現之前 ，以鄭觀應及後來的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 ，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其思想高度是超越他人的，但是，由於主、客觀因素制約，他們沒有與時俱進。當孫中山出現後，其思想立即遠遠超越了立憲派。 “君主立憲”本是資產階級用以和專制君主分享權利的政治口號 ，直至辛亥革命，鄭觀應仍主張 “君主立憲”就落後時代了。 鄭觀應思想博大精深，遠非一篇小文所能論及，僅就辛亥革命期間他和澳門有關的幾個問題作一述評。二、葡澳當局的擴張及鄭觀應的批判 鄭觀應作為一個有強烈愛國主義情操的改良派，本來就對洋人入侵中國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痛心疾首，尤其他祖居廣東省香山縣，和同在香山縣的澳門近在咫尺，經常出入澳門，使他對葡澳當局的擴張行徑深惡痛絕。 明嘉靖三十二年 （1553年） ，葡萄牙殖民當局租居了澳門，當時明政府只限葡萄牙人租居在澳門半島的南部 ，大約1平方公里，受廣東省香山縣管轄。明熹宗天啟三年，正是大太監魏忠賢禍亂朝政之際，葡萄牙政府為了擴大侵略，利用明王朝內亂，竟然任命了首任澳門總督，並擅建炮臺和教堂，建立自治的機構議事局，干擾中國政府在澳門行使主權。 由於清初的強盛，在鴉片戰爭前，清政府一直有效地行使著對澳門的司法和行政管理權。1838年 （清道光十八年） ，隨著清王朝的衰落，葡萄牙制訂的新憲章中竟然將澳門納入葡萄牙領土 ，實行殖民管治。 儘管十九世紀的葡萄牙已經沒落 ，但是經歷鴉片戰爭的清王朝，更為腐朽，

面對葡澳當局在澳門邊界上的步步蠶食，清政府只能做軟弱無力的抗爭。 1864年 （清同治三年）葡國提出中葡 《通商和好條約》 ，企圖獲得西方列強在中國的一切權益，遭到清政府的拒絕。葡澳當局公開佔領澳門，將澳門殖民地化的企圖失敗後，遂偷偷摸摸越過澳門邊界，在屬於清政府管轄的氹仔島上私建兵房、捕房、教堂，非法設立對氹仔、路環兩島的管理機構，造成侵佔澳門的既成事實。 1874年 （清同治十三年） ，葡澳當局又擅自拆掉舊關閘，在清政府控制地區建立新關閘，將龍田、望廈等村強行編戶勤租，納入葡澳當局治下。 1887年 （清光緒十二年） ，中葡 《通商和好條約》 簽訂後，乘大清王朝內外交困、無暇它顧之機，葡澳當局大肆擴張，企圖使界區達到東起九州洋，南至路環、橫琴，西至灣仔，北至前山寨後山腳，佔領面積，東西約10公里、南北約25公里。周圍共近70公里的區域，並在此進行行政管理和稅收。1 尤其1900年 （清光緒二十六年）爆發義和團運動後，隨著清政府完全淪為列強工具，葡澳當局乘機進一步加緊擴張、蠶食了澳門半島直至關閘，關閘至北山嶺之間的中立區，內港，灣仔、青州、氹仔、路環、大橫琴、小橫琴諸島。2 “相繼侵入青州，將水界移至青州以北，並築起了連接青州至蓮花徑的路堤，佔據望廈村、龍田村，又越過內港侵入灣仔”，直到1907年 （清光緒三十三年） ，葡澳當局完全侵佔了關閘以南地區和青州島。3 在張之洞的 《致王雪澄觀察書》 中記載了面對葡萄牙的貪婪和清政府的無能，鄭觀應的怒斥： 葡人日漸推廣，由蓮峰廟築路至青州、望廈、龍田村等處。地方 官皆熟視無睹，不與爭論⋯⋯（清政府應）據約力爭，理直氣壯，必有 折服葡人者。奈何畏外人如蛇蠍，事事退讓，甘以拙醫，庸將自居耶？4 從鄭觀應的指斥，可以看出他梦寐以求 “富強救國”的夙願，他的聲音是渺小的，宿求是軟弱的，但是，他在澳門卻結識了一位強者。三、在澳門和孫中山開始的交往 凡論述辛亥革命期間鄭觀應或孫中山在澳門活動的作品，無不提及二人的相識以及後來的交往，是鄭觀應在澳門的重要事蹟。孫中山是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1 參見鄒愛蓮 ： 《中葡 〈通商和好條約 〉 與澳門勘界問題》 ，載 《歷史檔案》 1999年4期第 117頁 。2 Geoffrey C.Gunn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 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 1999 》 傑佛瑞 ·C.岡恩 《澳門史1557- 1999》 p98 、 p106- 107.p313 同註14 《鄭觀應集》 下冊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2年版第367頁 。

家，鄭觀應則是著名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二人的信仰和理念不一樣，何況鄭觀應又年長孫中山二十四歲，但是，他倆自澳門相識 ，卻產生了非凡的影響 ，這一點和孫中山從未與康有為謀面懇談，不可同日而語 ，鄭觀應比康有為更慧眼識人，更胸襟大度。 孫中山也是廣東省香山縣人，他祖居翠亨村，和鄭觀應祖居雍陌鄉相距僅三十里 ，1890年 （清光緒十六年） 前後，鄭觀應已是頗有名氣的改革思想家和實業家，此時正閒居在澳門，由於體弱多病，在潛心道術和医術的研究，輯著 《中外衛生要旨》 ，並於1891年刊行。 此時的孫中山，在香港醫書院應學年考試。常到何啟開辦的雅麗氏醫院從事臨床實習，課餘常往來澳門，從事反清活動，他對於鄭觀應在 《盛世危言》 所收的 《農功》 中有關 “植物之理”頗感興趣 ， “猶恐植物新法未精 ，尚欲遊學歐洲，講求新法，返國試辦” ，5從上述諸因素看，孫中山和鄭觀應在澳門相識，就是極其自然的了。 1894年 （清光緒二十年） ，1月底，孫中山回到故里翠亨村，草擬上清直隸總督李鴻章書稿 ，倡議改革。春天，孫中山欲到京師 （北京）總理衙門辦出國護照 ，途經上海 ，6月見到正在上海的鄭觀應 ，鄭知孫中山要上書李鴻章，遂給時任天津海關道的好友盛宣懷 （字杏蓀）寫信，請盛代為向李鴻章推薦孫中山，從信中可見鄭觀應對孫中山的器重。信文如下： 杏翁仁兄方伯大人閣下：敬肅者，敝邑有孫逸仙者，少年英俊 ， 曩在香港考取英國醫士，留心西學，有志農桑种植之要術。欲遊歷法 國，講求養蠶之法，及遊西北省履勘荒曠之區，招人開墾，免致華工 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 者比。茲欲北遊津門，上書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蘊。弟特敢以尺函 為介，俾其叩謁台端，尚祈進而教之，則同深紉佩矣。專肅，敬請勳 綏。惟祈均鑒，不備。教小弟制鄭官應頓首。6 正函主要介紹孫中山之為人，以及協助孫能上書李鴻章，甚至希望見到李鴻章，鄭觀應寫完正函，感到意猶未盡，又在正函後附一 “再啟”附件 ，進一步介紹孫中山： 再肅者，孫逸仙醫士擬定自備資斧先遊泰西各國學習農務，藝成 而後返中國與同志集資設書院教人；並擬遊歷新疆、瓊州、台灣，招 人開墾，囑弟懇我公代求傅相轉請總署給於遊歷泰西各國護照一紙， 俾到外國向該國外部發給遊學執照，以利遄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 俯如所請也。肅此，再敬勳綏，不備。教小弟名心又肅。75 轉引自夏東元：《鄭觀應傳》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 117、211、21、24頁。6 同註57 同註5

孫中山在1891年 （清光緒十七年） 曾寫了兩篇論文 《農功》 和 《商戰》 ，鄭觀應很欣賞這二文 ，1894年3月，鄭將此二文收入他的 《盛世危言》 內，此次在信中，鄭又贊許孫中山的觀點。以當時鄭觀應的身份、地位，能如此重視孫中山，說明他賞識孫中山早期的思想，亦看出鄭觀應思想中進步、積極的成份。作為官僚的盛宣懷 ，卻遠遠沒有鄭觀應的思想境界，僅在鄭觀應信上寫 “孫醫士事”和 “陶齋” （鄭觀應號） 了事，沒有下文。 孫中山在上海還曾經鄭觀應介紹，結識了另一位改良主義者、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王韜，鄭、王二人不僅為孫中山八千餘言的書稿潤色，王韜又另給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寫信推薦。 同年6月，孫中山到天津，通過羅豐祿上書李鴻章。李鴻章更是個老封建官僚，儘管他熱衷洋務，但未見他對改良維新感興趣，因而他以忙於對日軍務 （甲午海戰）為由，既未接見孫中山，又未理睬孫的政治主張。此事對孫中山日後走上反清道路，影響甚巨。10月，鄭觀應設法代孫中山領到出國護照，使孫中山得以從上海經日本抵檀香山從事後來的革命活動。四、鄭觀應對葡澳當局罪惡的指斥 隨著葡萄牙的沒落 ，十九世紀的澳門已經失去世界重要商埠的地位，葡澳當局在澳門的統治活動已呈現腐敗迹象，其中最令鄭觀應憎惡的，是葡澳當局默許、縱容的以澳門為中轉站的 “豬仔”貿易，即拐賣華工以出遊洋打工為名，實則出洋為奴隸。 歷史上 ，葡萄牙人是奴隸貿易的老手 ，他們侵佔澳門不久，就沿用了在非洲及印度果阿等地販賣黑奴的故伎，在澳門明裹暗裹掠賣華工。他們採用暴力掠賣、欺騙利誘等手段，嚴重違反中國法律和道德， 《大明律》 和 《大清律》 都明令不許拐賣人口，但是 “豬仔”貿易驚人的暴利，使葡澳官員對這一罪惡行徑聽之任之，隨著晚清統治的腐敗，掠賣華工日趨猖獗。 自1856年- 1858年 （清咸豐六年- 八年）這三年的時間裹，從澳門販賣華工達19910人，在1859年到1873年間一直維持著這樣的平均數，高峰時期的1872年達到了21854人，主要將華工販賣到哈瓦那和秘魯。 販賣華工的船支，除了葡萄牙的，還有英國、西班牙、法國、秘魯、荷蘭和美國。到了1870年代，在澳門經營 “豬仔”貿易的外國商人達到800人，8因而清光緒元年 （1875年）李鴻章上奏稱 “查澳門等處向設有招工局” ，即俗稱 “豬仔館”。國弱民貪的必然結局即如是。8 同註2

澳門的 “豬仔”貿易已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 ，必然也引起鄭觀應的關注 ，他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將他有關闡述宣傳改良思想的文章二十四篇彙集成 《救時摘要》 出版，其中收集了十一篇有關澳門 “豬仔”貿易的文章，主要有 《澳門豬仔論》 、 《澳門窩匪論》 、 《繼澳門豬仔論》 、 《求救豬仔論》《論禁止販人為奴》 等。 他說：“余世居澳門，素知底蘊，非獨窩猖聚賭，年投規銀數十萬，而又有販人出洋之舉，其中被拐見誘者十居其九。”9他形容澳門為 “禽獸之域” ，他在《澳門窩匪論》 中講： 盜賊之熾，奸宄之多，余足跡半天下，從未見有如澳門之甚地 ！ 推原其故，則以有葡萄牙人為之把持 ，為了窩頓，逐使一隅之王土， 竟分為人鬼之關，竟成禽獸之域 ；黑浪顛風 ， 昏無日月，豈非病氏 生，失計之大者哉。10 鄭觀應在上述文章中揭露外國殖民主義者的澳門為基地 ，慫恿拐徒販賣中國人去秘魯等地充當奴隸的罪惡勾當 ，和被賣華工的悲慘遭遇。鄭觀應指出 ，澳門販賣華工的 “豬仔館”約有二百家 ，拐徒和洋人串通者約有數萬人 ，鄭觀應在 《救時摘要》 的 《求救豬仔論》 一文中 ，憤怒地揭露其拐騙手段之卑劣毒辣： （這些販賣華工者） “專投人之所好 ，或誘以猖賭 ，或假以銀錢 ，一入其餌，不拘多寡 ，偶不及償，即拘而赴諸海外； （有些華工竟） 被布袋籠套拉牽而去者” 在 《續澳門豬仔論》 中，鄭觀應這樣描述被拐騙而離開澳門的華工 ，所受到的虐待，更慘不忍睹，令人髮指：“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經求死者，有焚鑿船隻者，要之皆同歸於盡。即使到岸，充極勞極苦之工 ，飲食不足，鞭撻有餘 ，或被無辜殺戮，無人保護，賊同螻蟻，命若草菅” 鄭觀應面對華工的悲慘境況，對他們表達了強烈的同情 ，他說這些被賣到海外的華工 “父失子散，妻喪其父，長離桑植，永溺風波，有死別之悲，無生還之望。言之傷心，聞之酸鼻” 面對殘酷的 “豬仔”販賣，鄭觀應在 《論禁止販人為奴》 一文中切心痛肺地指出：“人命至重，此事不傷天地之祥和乎！戶口至重，此事不絕男女之孽息乎！華夏至重，此事不失中朝體統乎。， 149 同註510 《鄭觀應集》 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 、 13 、492頁。11 同註512 同註513 同註514 同註4、。12。 11。13

鄭觀應在揭露澳門 “豬仔”販賣罪惡的同時，也在思考採取用何種方法能夠禁止這種活動。他的禁止販人為奴的辦法是：“即使澳門一隅，實系西人管轄其地，亦當設法禁止。蓋萬國律法，未有不衷乎義，循乎理者，以理折之，亦當無詞以對，則其禁止亦不難也。” 15 鄭觀應還認識不到，販賣洋工的根源，是中國的勞苦大眾的極端貧窮和愚昧，政府的腐敗無能及殖民主義者的入侵。鄭觀應只希望 “以理折之”。他在《救時揭要》 《論禁止販人為奴》 中甚至提出要用 “治此心”的方法來改變澳門的 “陋規”，可以懇求作惡者 “體天地好生之心”而 “樂從”取消，販人為奴的惡性 “禁止亦不難”了，16顯然這僅僅是鄭觀應的善良願望而已。 鄭觀應除了對 “豬仔”貿易的憤怒譴責，還對澳門的 “賭” ，進行了深思和否定。 凡提到澳門，腦海中都會閃現一個 “賭”字，康熙 《香山縣志》 卷十就有澳門的賭博已十分嚴重的記載。在澳門當局縱容扶持下，賭博成為澳門的主要經濟收入，自1847年 （清道光二十七年） ，葡澳當局同意賭博合法。 葡澳當局對賭博業自由放任甚至鼓勵，因其支撐著澳門經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在腐蝕毒害著澳門和許多內地人， “1911年香港總督寫到，每年多達300萬元從香港轉到了澳門，用於購買彩票，其中大部分是勞動階級貢獻的。這樣的彩票，儘管在香港是非法的，但還是廣為流通⋯⋯中國的倒楣就是澳門的繁榮” 鄭觀應清醒地認識到澳門盛賭的危害，他更多思考的是治理盛賭這一社會現象，在 《新聞報》 上 《論粵省有三大害》 一文中，問責當局， “如當道認真嚴禁（賭博） ，豈有不行之理乎？”他呼籲廣東政府，對賭博者要治之以罪： 凡有遊手好閒之徒，即仿照西法，拿入院中，教以手藝， 自然賭 博與盜賊日少。或慮經費難籌，然歲抽賭餉四百萬，綽有餘裕，乃不 分豐治理民風，坐視盜賊充斥，不亦慎乎？ 18 鄭觀應是個改良主義者，他一方面看到了封建專制的腐敗無能，另一方面又希望封建專制君主通過 “立憲”，達到 “富強救國”的目的。專制君主是既不肯 “立憲” ，又不能 “富強”的，鄭觀應只能在憂國憂民中與世長辭， “與其為先生惜，不如為社會哀！”15 同註416 同註517 同註218 同註 10。17

徐 勤 與 澳 門趙立人* 萬新海** 摘要 ：徐勤是康有為長興里十大弟子之一 ，積極參加了康有為倡導的戊戌變法運動和在海外創建的保皇會。徐勤是康門最忠實的信徒 ，時人稱為 “康氏之子路” 。他身居保皇會副會長 ，在康梁一系中，地位僅次於康梁。 而澳門則是他的重要活動基地之一 。在創辦澳門 《知新報》 、建立並領導保皇會港澳總會 、 策劃1900年庚子勤王均起了關鍵的作用。 關鍵字 ：徐勤 ；澳門 ；知新報 ；保皇會港澳總會 ；庚子勤王 徐勤 （1873- 1945），字君勉，號士芹 （又作仕芹） 、雪庵，來往書信常單稱一 “雪”字。徐勤出生於廣東省三水縣白坭鎮廟崗村，是康有為長興里十大弟子之一，積極參加了康有為倡導的戊戌變法運動和在海外創建的保皇會。徐勤是康門最忠實的信徒，時人稱為 “康氏之子路”。他身居保皇會副會長，在康梁一系中，地位僅次於康梁。而澳門則是他的重要活動基地之一。一、徐勤與澳門《知新報》 1896年11月，康有為至澳門，與富商何廷光商談辦報 ，何廷光允予經濟支持。恰在此時 ，梁啟超從上海回廣東探親 ，其間專程到澳門與何廷光作具體策劃，定名為 《知新報》 。 《知新報》 1897年2月22日創刊，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出版的第20冊開始，改為10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從1900年2月14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又改為半月刊。查國內各圖書館收藏，該刊共出133冊，第133冊出版時間為1901年1月20日，中缺第116冊。是否有134冊及以後各冊，何時停刊，均待考查。所載內容初設論說、上諭、京外近事、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日本、俄國、西班牙、希臘、農事、工事、商事、礦事、路透電訊摘錄等欄目。後來有所調整 ，增加了格致等欄 ，還另增附錄 、詩文雜錄和詩章附錄。該報經理是何廷光和康廣仁 ，撰述者梁啟超 、何樹齡 、韓文舉 、徐勤 、吳�煒 、劉禎麟、王覺任、陳繼儼等都是康黨成員。康有為的女兒康同薇曾參與日文翻譯。這是始終由康黨掌握的報紙 ，其基調是闡發康有為的變法觀點和主張。在《知新報》 的周圍，雲集了一批當時華南地區維新派的佼佼者 ，相對於此前創刊的上海 《時務報》 ， 《知新報》 更完整地反映了維新變法運動勃興 、中挫 、苦鬥以及稍後轉向的全過程。它既是維新變法運動在華南的喉舌 ，也是這一運動的一面鏡子。* **趙立人、萬新海：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知新報》 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思想等多方面的。大致以戊戌政變為分水嶺，前後兩個時期的言論側重點有所不同。政變前，維新派把改革希望完全寄託在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身上，政論文章語言較為緩和，主要圍繞當時社會狀況提出針對性的改革建議，大量介紹西方的社會狀況，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真實面目，揭示中國貧窮落後、被動挨打的現實狀況，為變法作思想準備；政變後，維新派把矛頭直接指向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 《知新報》 對慈禧太后的專制奪權、扼殺維新變法、囚禁光緒皇帝的行徑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語言犀利，認為中國要維新變法必須掃除慈禧太后這個最大的障礙，並希望光緒皇帝重掌政權。政治色彩極為濃重，社會危機感加強。迫於政治壓力，這一時期的政論文章不再署名。 在 《知新報》 的創辦過程中 ， “何君易一 、徐君勉主其事 ，而任公遙領之”。1《知新報》 創刊後，徐勤任主筆，大力為 《知新報》 撰文，從該報第二期起就有他的文章，以後文章不斷，一直到他赴橫濱主持大同學校為止。就徐勤一生來說，他所發表的文章 （目前我們能看到的） 主要集中在 《知新報》 上，計有 《地球大勢公論總序》 （第二冊）、 《總論亞洲——地球大勢公論一》 （第三、四冊）， 《中國盛衰關於地球全域——地球大勢公論一之一》 （第四、五冊）、 《論俄國不能混一亞東——地球大勢公論一之二》 （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冊）、 《春秋存中國說序》 （第十一冊）、 《論日本自強之故——地球大勢公論一之三》 （第二十冊）、 《二十四朝儒教會黨考序例》 （第二十冊）、 《孟子大義述自序））（第二十一冊）、 《丁酉列國歲計政要序》 （第二十四冊）、 《擬粵東商務公司所宜行各事》〔第二十四、二十五冊）、 《復友人論鐵路書》 （第三十一三、三十四冊）、 《日本橫濱中國大同學校書後》 （第四十冊）、 《戒鴉片煙會序》 （第五十一冊）、 《日本橫濱中國大同學校學記》 （第五十二冊）。在這些文章裹面徐勤大力宣傳維新變法，論證了維新變法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行性。 徐勤在澳門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除了自己寫文章，還參加 《知新報》 很多具體事務。隨後，因《時務報》 的盛情相邀，徐勤赴上海任 《時務報》 主筆，同時繼續為 《知新報》 撰文。在上海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因康有為的推薦，徐勤就去了橫濱，主持橫濱大同學校。到了 《知新報》 第三十四冊後，徐勤忙於橫濱大學的工作，已無論說性的文字在 《知新報》 上發表，後面的幾篇文章都是講其在日本橫濱的活動情況，如大同學校、戒鴉片煙會等。徐勤在戊戌之前的主要活動至此告一段落，在此期間，徐勤寫了很多政論文，為維新變法大聲疾呼，成為康有為重要的助手，同時也為他日後在澳門領導保皇會港澳總會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頁。何易一，即何樹 齡，亦廣東三水人。

二、徐勤與保皇會港澳總會 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建立保皇會。在其後公佈的文件中，該會有 “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和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兩個名稱。我們今天看到的，有刊於1900年4月28日《亞東時報》 第二十一冊的 《保救大清皇帝會例》 和有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1899） 冬刊本”字樣，隨 《清議報》 贈送華僑的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 ，兩者大同小異。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 確定：“每一大地合眾埠 ，公舉一尤忠義豪俠著名者為總理⋯⋯澳門 《知新報》 、橫濱 《清議報》 ⋯⋯為總公司所 ，兩報即為本公司之報⋯⋯各埠捐款皆匯匯 （原文如此）《知新報》 、 《清議報》 妥收⋯⋯而 《知新報》 與香港接近，皆握外洋之樞，2尤為辦事之主⋯⋯立公司長，主公司中各事，皆聽指揮。”此外，還有1900年由仰光中華日報局印行的 《保皇會草略章程》 ，篇幅遠小於以上兩 “例” ，但有 “總局設於香港、澳門，以便辦事”之語，與兩 “例”稍異。3 保皇會設總會和分會，高度中央集權。總會總攬組織、聯絡 、接待、收支大權，康有為自任總會長，梁啟超、徐勤為副總會長。分會完全聽命於總會，活動要上報總會，捐款要上交總會。保皇會有兩個總會所，一個設於橫濱 ，由梁啟超負責，以 《清議報》 為機關報。但保皇會在日本的力量微弱 ，致使橫濱總會所僅徒有其名。真正起作用的總會所設在香港、澳門，由徐勤負責，以 《知新報》 為機關報，參與其會務的先後有何穗田、鄘壽民、王鏡如、梁啟田等。 何廷光雖是澳門分會會長兼總會財長 ，後又出任總局的總理 ，但始終無實權。1900年4月29日，梁啟超函告康有為：“弟子屢書往澳，經兩月不得覆，現雖孝實 （劉楨麟）兩次之覆，而自己聲明非貪權與聞內事之人。穗田 （何廷光）吾知其為總理，而非能定主意之人 （欲使其依子剛 （梁炳光） ，然使剛與澳人不水乳，終是被人笑話耳） ；鏡 （鏡如，王覺任） 、介 （介叔，陳士廉）吾知其能定主意，而弟子十餘信且不見覆一字，弟子何敢輕派人往與共事，實疑其才之短或量之淺，二者必居一於是也。”4王覺任和陳士廉這兩個康有為親信弟子才是澳門總局的實際掌門人。港澳總局實際掌權的總辦，先為王覺任 ，繼為徐勤。1900年7月，康有為因何廷光去信就康此前函責徐勤之事辯解 ，復函責徐云 ：“此等我責汝與鏡之內事 ，豈可告穗⋯⋯凡吾寫信時 ，有時趕寄匆匆 ，應否擇示他人 ，皆宜謹慎 ，以免生事 ，切切。穗之純忠至勤 ，豈可令生此言乎 ！又辨支數一事 ，蓋皆汝等告穗為之 ，吾與汝等何事不責 ，正為其信之深 ，愛之篤 ，然後責之切 ，否則以虛言外禮 ，籠絡羈糜之矣。此等內事 ，豈可告穗而生支離乎？2 《保救大清皇帝會例》 作 “而《知新報》 遷香港，港澳實握外洋之樞”3 《康南海政史文選》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8 、 14頁 《保救大清皇帝會例》 文 中 “公司”一律作 “會”4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 ，第233頁。

真可奇也。”5足以證明何廷光不僅毫無實權，而且被封鎖消息，對康黨機密幾乎一無所知。 從保皇會建立的那天開始，內部就衝突不斷，兩個總會 （港澳和橫濱） 之間、總會與分會之間、分會與分會之間和會員之間的鬥爭即此起彼伏，而且中間一直伴隨著康有為與梁啟超的分歧。保皇會的內部衝突削弱了保皇會的實力，加劇保皇會內部的不穩定因素，不利於保皇會開展的各項事業。徐勤從大局出發，為了維護保皇會內部的團結， “保護”梁啟超等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裹分析一下港澳與橫濱衝突事件。 1900年庚子勤王期間，橫濱與港澳之間因撥款用人等事積怨甚深，背後更有宗旨歧異的因素，這些矛盾因為康有為接管總局事務而暫時壓下去。隨著康有為移居印度，港澳總局重新恢復辦事中樞地位，並且掌握財權。橫濱與港澳之間的矛盾又有爆發之勢。中國商務公司的成立，使得保皇會看到發展的一線曙光，這本是該會的一大轉機，不料反而引起保皇會內部港澳和橫濱雙方的更嚴重衝突。 保皇會籌辦中國商務公司，應在1901年底。6先是，港澳總局朱錦禮在加拿大與李福基、葉恩等人商議，要求橫濱方面協商定議，但橫濱方面卻數月不予回復，並欲推之九月以後。不得已，朱錦禮等將草章交麥孟華修改，然後再寄康有為參訂，交回香港印刷，將章程於1902年10月遍寄各埠。在寄章程的同時，港澳總局的何穗田、王覺任、鄘壽民通告各埠 “欲聯合海外，集一大公司，以敵彼族之商務，以挽中國之利權。謹已草擬章程，可日開辦” ，並希望 “將此章程遍佈各埠，鼓舞同人，踴躍附股”。7團聚海外華僑，成立中國商務公司，本來就是華僑的願望，此舉立即得到李福基、葉恩等人的熱烈回應，李福基等人將港澳總局的來函分寄各埠，在充分徵求華僑意見的基礎上，葉恩、李福基等人對章程做出了修改，並再次寄給港澳總局的鄘壽民，港澳總局贊成修改章程，最後將修改的章程再次遍寄各埠。 但是，由於商務公司一事由港澳總局主導，按照章程規定，各項權力將重新向港澳總局集中，這引起橫濱同人極大的不滿。羅普曾向康有為抱怨：“橫濱保皇會雖有總會所之名，承擔許多責任，卻無其權”，並且 “為黨事，橫濱每年用款需萬金” ，並進一步說明這些都是靠梁啟超 “出死力維持，為作文字，數夜不寢” ，最後還說 “港澳無一適任之人，總會不能不移至橫濱”。8梁啟超也向康有為表達對澳門保皇總會工作的不滿，說：“寄澳門書六七封，而彼中無一字之答5 《康有為與保皇會》 ，第147頁。6 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23-424頁。作者通過1903年2月 25日《朱錦禮致康有為書》 推斷出商務公司的籌劃過程和大概時間。7 1902年11月15日前《致貴埠列位同志書》 ， 《康梁與保皇會》 ，第147頁。8 1903年2月16日《高山致康有為書》 ， 《康有為與保皇會》 ，第213-216頁。

（僅有穗田答一書，書中皆閑語） ，誠為可恨 ，不知其無心大局之事？抑以弟子為不足以語耶？港澳今日佈置，弟子絲毫不能與聞，教我如何著手？”並表示，自己願與港澳 “握其樞” ，以 “主持大局” 。9而港澳總局當然也不示弱 ，反唇相譏，在香港的朱錦禮批評徐勤 “遍函各部，將各棧館股款盡歸橫濱借用，以至公益既不能開辦” ，並批評梁啟超 、黃慧之說港局開辦商會太闊等不足信，並警告：“貴同門自私已見，執拗違公，恐外埠深知，人心盡冷，中國盡去 ，豈不驚寐寒心哉！” 10 總結原因，港澳與橫濱的衝突主要是經費問題，即譯書局、廣智書局、 《新民叢報》 的收支、經營及香港商會設立的意見衝突。在幾個月時間裹，衝突有決裂之勢，互相指責、辯解，顯示了保皇會內部矛盾極為嚴重。11 對於港澳與橫濱的衝突事件 ，康有為明顯偏袒港澳總局 ，而壓制橫濱 ，對橫濱方面十分不信任。12這時徐勤站出來，在康有為面前聲稱：“匯中東之款 ，系出自弟子之意，是為留他日辦機器、子粒之用。”最後還完全承擔責任：“港中之變由弟子一人之主意，非關東中人。”他還力保梁啟超和黃慧之，“卓如 、為之二人最忠心大局者” ，他勸說康有為 “夫子切勿攻之， ，如果 “出於夫子之口，則大害矣” ，這樣將導致 “信眾小人而攻君子”。13在徐勤的力勸下 ，康有為開始考慮籌備一次保皇會的代表大會，重新調整組織人事。1904年，康、梁、徐齊聚香港，召開了保皇大會，會議對保皇會內部的組織人事重新進行了安排，暫時緩和了保皇會內部矛盾，使保皇會不至於分裂，但是保皇會內部矛盾還是不斷。梁啟超後來回憶道：“1903年，保皇會內部在香港、橫濱之間，因意見的隔閡，事業上的誤會，引起很大的齟齬。” “這些誤會和齟齬 ，雖然後來都消除了，但是全部的事業在進行發展受到很大的影響。”14但是能有這樣的結局，也還算比較令人滿意，這顯然是徐勤在中間調和的結果。三、保皇會港澳總會與1900年庚子勤王 這次勤王運動 ，開始康有為安排長期在澳門活動的王覺任為負責人主持工作，並輔以陳士廉 （介叔） 、何廷光等人。這個時候徐勤在南洋負責籌款活動。後來，王覺任母病歸省，離開澳門，港澳總局群龍無首 ，沒有一個人可以令康有9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 ，第199-200頁。10 1903年2月15日《朱錦禮致康有為書》 ，《康有為與保皇會》 ，第220頁。11 李吉奎：《橫濱保皇會史事鉤沉》 ，載廣東康梁研究會編：《戊戌後康梁維新派研究論集》 ，廣 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頁。12 康有為對橫濱總局不信任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濱、戶同人多為與梁啟超言革之人；二、金錢問 題，梁啟超曾致書請康有為節用，康有為因此不滿。見《梁啟超年譜長編》 ，第318-319頁。13 1903年4月7日前《康有為致徐勤等書》 ， 《康有為與保皇會》 ，第223-225頁。14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 ，第312頁。

為放心的，梁啟超曾經寫信給康有為：“同門無人才，弟子始終不能不痛恨此事。”接著又說：“蓋弟子誠見港澳無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雖亦不才，□□□以閱歷稍多，似勝於同門。”最後主動請纓：“弟子欲冒萬死，居此險地，結集此事”。然而此時康有為最信任的還是徐勤，徐勤從南洋返回澳門，康有為讓他接替總會之責。不過徐勤接替總會之職，並未引起梁啟超的不滿，反而梁啟超在寫給徐勤的信中說：“弟竊見總會之事甚散漫，絕不成中央政府之狀，弟甚憂之。”繼而又說 “今兄既歸，弟竊疑兄必可以當此局者。舍兄之外，無他人也”。15看來徐勤的到來，可以說是 “眾望所歸”， “轟轟烈烈”的勤王運動似乎很快要走向 “高潮”了。 徐勤在勤王運動期間所做的工作可說是 “嘔心瀝血” ，甚至忙得給康有為寫信的時間都沒有了。在寫給徐勤的一封信中，康有為說 “自仙根還後，16汝十七書皆不復，可怪”，繼而又說：“汝既為總辦，我為總持，喉舌所通，事關重要，豈得以不暇委哉！” 17從這裹可以看出，康有為讓徐勤負責一切事宜，並且從康有為其他寫給徐勤的信中可以看出徐為什麼沒有回復他的信件， “弟目疾可念。既勞如此，而又不能節省人事，奈何”， 18 “事多人散，亦有專責。惜鏡母病半年，汝有目疾，從何分起，令吾歎憾”。 19這些信裹都說明徐勤辦事很辛苦 ，最後康有為在信中是這樣解決這些問題的：“然勉平日最能發書者 ，今如此，其忙可知，觀此情形，一人必不能兼營。後此內事籌畫、接信電、復信電，湘可專之 ；應接人士，撫綏豪傑，則勉意氣激揚 ，能感動人，勉則專任外交可也 ，與湘分職。若鏡能出，則湘鏡總之 ，尚恐人多事少，樹園、季雨 （春孺亦可） 皆極密可入辦事。”20 又在寫給葉湘南的信中叮囑 “吾得汝東書後，即令汝總諸事，會同勉辦，乃一概無書電來，雪故可責，汝亦可怪”，又說：“今定以勉為外交，汝總復信內及內中籌畫事，後次有事不報，唯汝是問。”21因為徐勤事情過多，康有為最後讓葉湘南會同徐勤一起辦理各項事情。保皇會所進行的勤王運動，最終失敗，未免可惜，但是在澳門盡力策劃的徐勤確實付出了辛勞。15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 ，第211頁。16 丘逢甲字仙根，近代詩人。17 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為致徐勤等書（一） 》 ， 《康有為與保皇會》 ，第104頁。18 1900年6月2日《康有為致徐勤等書》 ，《康有為與保皇會》 ，第98頁。19 1900年6月5日《康有為致徐勤等書》 ，《康有為與保皇會》 ，第102頁。20 1900年6月27日《康有為致徐勤書（二） 》 ， 《康有為與保皇會》 ，第134- 135頁。21 1900年6月27日《康有為致葉湘南書》 ， 《康有為與保皇會》 ，第136頁。

梁啟超與澳門·辛亥革命徐松榮 主撰*李 超 助撰** 摘要 ：梁啟超 ，從維新到革命 ，從主張君主立憲到民主共和 ，順應時代潮流 ，為中國的進步 、發展奮鬥了一生 。他是維新派的傑出活動家 、宣傳家 ，也是民權 、 民主革命的啟蒙思想家 、理論家，為辛亥革命作了輿論宣傳 、理論準備 ，並為捍衛共和民國作出了重要貢獻 。 梁啟超通過 《知新報》 、保皇會 ，與澳門發生了較為密切的關係 。從維新派到保皇會 、 憲政黨 ，在革命潮流的衝擊下 ，革命傾向日趨鮮明 、強烈 ，其中梁啟超起了主導作用 。從戊戌到辛亥 ，梁啟超與革命黨人的關係雖然十分複雜 ， 有合作 ，有衝突 ，有反復 ，但他的民權 、 民主革命宣傳產生巨大影響 ，並參與了一系列政治活動 ，為辛亥革命開關了第二戰場 ，其功績是不朽的 。關鍵字 ：梁啟超 ；澳門 ；辛亥革命 梁 超 （1873- 1929年） ，字卓如 、任甫 ，號任庵 、任公 ，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縣人。少時家鄉受教，一帆風順中舉，到廣州求學 ，再成為康有為弟子。參加維新變法運動而脫穎而出，成為維新派的傑出活動家、宣傳家，清末民初政壇上的政治明星。梁啟超的一生 ，從維新到革命 ，從君主立憲到民主共和， “隨學而進，因時而移” ，順應時代潮流，為中國的進步、發展奮鬥。他是維新派的傑出活動家、宣傳家，也是民權、民主革命的啟蒙思想家、理論家、宣傳家，為辛亥革命作了輿論宣傳、理論準備，也參與了一系列革命活動 ，並為捍衛共和民國作出了重要貢獻。一、梁啟超與澳門 梁啟超與澳門的關係也很密切，在澳門的活動主要發生在戊戌前後。1896年冬，梁啟超應邀赴澳門參與創辦 《知新報》 ，確定報名與辦報宗旨，並為該報擬定章程，撰寫 《敘例》 。報館還欲請他留居澳門，任澳報主編 、主筆。因梁時在上海主編 《時務報》 ，不能卸任，最後確認梁兼領 《知新報》 撰述，隨時寄文該報，並遙領報館諸事。梁在該報除了發表 《知新報敘例》 ，戊戌前還發表了20多篇著名論說，主要有 《西政叢書》 、 《說群自序》 、 《覆友人論保教書》 、 《新學偽經考敘》 等。* ** 徐松榮 、李超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 。

1898年9月，戊戌政變發生，澳門成為維新派人士及其家屬的避難地，梁超的父親、妻兒也避居澳門，躲過清廷的追捕、鎮壓。 戊戌後，保皇會成立，梁啟超作為副會長對保皇會澳門分會、總會先後發出各種指令、指導信函，參與策劃勤王運動，除了籌畫、指導唐才常等在長江流域的自立軍起義，主要通過澳門總會參與指導兩廣地區的武裝勤王起義。1900年3月，梁啟超致函康有為，說：“寄澳門書六七封” ，並表示自己願赴港澳 “握其樞” ，以 “主持大事”。1又在致澳門《知新報》 的同人書中，指出：“澳門為通國總會，必當更定辦事條理乃可。”2自徐勤到澳門主持保皇會總會工作後，梁極力維護、支援，聲稱：“今兄既歸，弟竊疑兄必可以當此局者。舍兄之外，無他人也。”3梁啟超對澳門保皇會分會、總會及兩廣勤王運動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梁啟超在澳門的時間不長，活動也不多，但通過 《知新報》 、保皇會，與澳門發生了較為密切的關係，產生了較大影響。二、戊戌後的革命傾向與活動 從維新派到保皇會、憲政黨 ，前後都存在革命傾向，只是時弱時強。戊戌後 ，保皇會在革命潮流衝擊下 ，發生分化 ，革命傾向從總體上說日趨鮮明、強烈。這種傾向的發生，梁啟超起了主導作用。 戊戌時期，梁啟超與部分維新派人士已萌發了仇滿、反滿的民族主義思想，梁啟超少時家教 “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4家鄉新會境內的崖門正是南宋末年抗元悲壯之地。他的高祖之墓亦在這裹。每年祭掃歸來，必言 “南宋故事”，成 “戶外教育”。5在梁啟超的潛意識裹逐步生長了仇滿、反滿思想，故在戊戌時期的宣傳、教育活動中表現得十分顯明。 1897年，梁啟超在主編、主筆 《時務報》 ，大力鼓吹 “興民權”的同時，還幫助譚嗣同著 《仁學》 ，猛烈抨擊封建專制制度，鞭撻滿清貴族，鼓吹反滿革命。後來， 《仁學》 還由梁啟超公開發表在 《清議報》 上。譚嗣同在 《仁學》 中猛烈抨擊君主專制制度：君主是 “獨夫民賊” ， “君主一倫 ，尤為黑暗否塞，無複人理” ，於是主張 “廢君統 ，昌民主”。6梁啟超公開宣傳興民權，並斷言 “民主 ，固救時之善圖也”。7同年，梁啟超、韓文舉、歐築甲等人在主講湖南1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 ，第199-2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 《梁啟超年譜長編》 ，第207頁。3 《梁啟超年譜長編》 ，第211頁。4 梁啟超：《三十自述》 ，見《飲冰室文集》 之十一。5 《梁啟超年譜長編》 ，第6頁。6 譚嗣同：《仁學》 ，見《譚嗣同全集》 ，第15頁，第55頁。7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 ，第1冊，第106- 110頁。啟

時務學堂時，與譚嗣同、唐才常 “竊印 《明夷待訪錄》 、 《揚州十日記》 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佈，傳播革命傾向”。 “又多言清代故事，臚舉失政 ，盛昌革命”。8戊戌後，梁啟超等人在日本利用 《清議報》 《新民叢報》 宣傳仇滿、反滿民族主義也就不足為奇了。 戊戌政變後，梁啟超等一批維新志士流亡日本 ，接受新思潮 、新事物的影響 ，他們的言行發生巨大變化。正如梁啟超所言：“自居東以來 ，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9他們從游離于維新與革命之間，開始謀求合作。1899年夏秋間，梁啟超與韓文舉、歐築甲、梁子剛等與孫中山革命黨人， “往還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約聚談，咸主張革命排滿論調，非常激烈 ，因有孫、康兩派合併組党之計劃，擬准總理為會長，梁副之”。10 同年7月間，遂有梁啟超、韓文舉、歐築甲、梁啟田、羅潤楠、張學璟 、梁炳光、陳國鏞，麥仲華、譚錫镛、黃為之等康門弟子12人，在日本江之島金龜樓結義，欲脫離康有為思想軌道，走向革命。不久，又發生稱之為 “十三太保”的發起 《上南海先生書》 。 “十三太保”即康門弟子13人，他們是：梁啟超、韓文舉、歐榘甲、羅普、羅潤楠、張學璟、李敬通、陳國镛、梁炳光、譚錫镛、黃為之、唐才常、林奎。 《上南海先生書》 即由梁啟超草擬 ，聲稱：“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 ，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恩師。” 11隨後，梁啟超一度到香港訪陳少白，商談兩黨合作之事，並推陳少白與徐勤起草聯合章程。這批門生確實走得很遠了。對此，康有為豈罷幹休，在收到勸退書，並得到孫 、梁聯合組黨的事件後，怒不可遏 ，立即勒令梁啟超、歐榘甲等離開日本，讓梁赴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務，讓歐赴三藩市主辦 《文興日報》 ，暫時拆散了聯盟，熄滅了保皇會內的革命火苗。 但是，這種革命傾向仍沒有終止 ，火苗隨時可能點燃。1900年，在日本的唐才常、林奎等人繼續與孫中山革命黨人合作，回到上海成立 “中國國會” ， “自立會” ，發動自立軍起義。梁啟超也參與這一活動。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梁啟超還不顧危險潛入上海，進行策應和營救起義志士，歷時10多天，只是在無法挽回局勢的情況下才離開。到1902年夏天，梁啟超、歐榘甲等人還致信康有為，力倡 “民族革命” ，攻擊清政府，禮贊破壞主義，並聲稱此舉 “迫於今日時勢，實不得不然也”。12康有為除了 “保皇” ，以 “立教” 、 “保教”為職志，從戊戌前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見《飲冰室專集》 ，之四十四。9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 ， 《飲冰室專集》 ，二十二，第186頁。10 馮自由：《革命逸史》 初集，第65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11 馮自由：《康門十三太保與革命黨》 ，見《革命逸史》 第二集，第29頁。12 《梁啟超年譜長編》 ，第287頁。。

到戊戌後，到民國初年，長期鼓吹 “創孔教” ， “保孔教”。梁啟超則不以為然，公開撰發文章反對 “創孔教”，聲稱 “教不必保” 在革命風潮的打擊下，在立憲呼聲的包圍中，清政府為挽救統治危機，於1906年9月宣佈 “預備立憲”。康有為聞訊後，大喜過望。1907年3月，保皇會在美國紐約召開更名大會，正式定名為 “帝國憲政會” ，對外稱 “中華帝國憲政會” ，以明君主、立憲法、尊皇室為綱領、宗旨。而梁啟超與麥夢華、徐佛蘇、蔣智由、馬良等則 “另立山頭” ，在日本東京成立 “政聞社” ，亦提出不同的政治綱領。其 《政聞社宣言書》 主張 “顛覆君統”，要求 “改造政府” ，建立國民的政府。確立的四大政綱是：“實行國會制度 ，建立責任政府” ； “匣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 ； “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許可權”； “慎重外交 ，保持對等權利”。其宗旨、政綱與帝國憲政會完全不同，沒有 “帝國” “君主”、 “尊皇”的氣味了。正因為如此，政聞社在總部於1908年2月遷往上海後，立即遭到清政府的查禁。政聞社的梁啟超、蔣智由、麥夢華等還在上海創辦 《政論》 雜誌，宣傳政聞社的綱領、主張。在立論中雖然提出在憲政的條件下 “存皇室” ，但已沒有 “皇室”的專制權威了。 戊戌後，梁啟超的革命傾向一度動搖，有反復，但日趨鮮明。三、民權、民主革命的思想理論宣傳 梁啟超的政治思想理論，戊戌時期以維新變法為主導，萌發了民族、民權革命意識，戊戌後維新改革思想與革命思想兼有並存，就有反復，從辛亥到民國初年，民權、民主革命的思想占了主導地位。 戊戌後，梁啟超到了日本，接受了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接受了孫中山革命党人的聯合主張，又出於對清政府、尤其是慈禧后黨專制統治的憎惡，加上環境變了，無拘無束，可以坦露胸懷，暢所欲言，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梁啟超的反滿民族意識和革命思想迅速膨脹，一發難以收拾。正如胡漢民所言：梁 “從中國來，與孫君游數月，乃大為所動，幾盡棄其學，由是乃高談破壞” 從戊戌到辛亥 ，梁啟超在海內外先後創辦了四種有影響的報刊。 《清議報》 ，創刊於1898年12月，終刊於1901年12月，共出一百期，後彙編為 《清議報全編》 16卷。梁在紀念 《清議報》 一百期的 《祝辭》 裹總結了該報的宗旨：“一曰倡民權” ，強調 “始終抱定此義，獨一無二之宗旨” ，表示 “海可枯，石可爛 ，此義不普及於我國，吾黨弗措” ； “二曰衍哲理” ，即宣傳西學 ， “務衍其學說以輸入中國” ； “三曰明朝局” ，即揭露抨擊 “戊戌之政變，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縱團，陰謀毒手，病國殃民” ； “四曰厲國恥”，即進行愛國主義宣13 胡漢民：《辨奸：〈新民叢報〉之謬誤》 ，見《民權》 第5號。、。13。

傳，以 “鑒觀既往，熟察現在 ，以圖將來”。14梁啟超在 《清議報》 上的政論宣傳，以 《自由書》 為題，共64篇 （延續到 《新民叢報》 ） ，闡述了他的社會政治思想。其他通論、專論有 “愛國論” ， “尊皇論” ，“憲政論” ， “宗教改革論”， “民權論”， “破壞與革命之論” ， “國民性改造論” ，等等。 《新民叢報》 ，創刊於1902年2月，終刊於1907年冬 ，共出96號 （期） 。《叢報》 時期是梁啟超思想最活躍，亦有反復，名聲也最為鼎盛的時期。以1904年初為界， 《叢報》 分前後兩個時期。 《叢報》 前期以梁啟超為代表，集中了蔣智由、韓文舉、麥夢華、黃遵憲、徐佛蘇、蔡鍔等一批撰稿人，以其激烈的言論宣傳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和新思想、新理論，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和思想文化，鼓吹民權、自由、獨立、自主、平等、破壞與革命。梁啟超除了續刊 《自由書》 ，以 《新民說》 、 《新民議》 為主題 ，全面闡述了他的國民性思想改造 ：國家思想、權利思想、自由思想、公德思想、競爭思想、義務思想、合群思想，以及進取、尚武精神，獨立、自尊人格等等。 《新民說》 成為謀求國人從維新走向革命的 “思想跳板” ，促成中國民權革命 、國民革命一浪高過一浪。梁還發表 《釋革》 一文，從解釋 “改革” 、 “變革” 、 “革命”三者不同的含義出發，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他主張 “改革” ，亦贊成並強調 “革命” ，又欲調和二者 ，於是提出 “變革”的命題。15 《叢報》 後期 ，梁啟超出於康有為的壓力，加上北美之遊產生的反作用，國內形勢的變化，其思想發生反復，放棄激進宣傳，轉回到保守、漸進的立場，並以 《叢報》 為陣地 ，與革命黨人 （ 《民報》 ） 展開大論戰。大論戰到1907年逐步平息 ，兩派的競爭從思想理論轉向實踐活動 ，清末憲政運動、革命運動同時進入高潮。 《政論》 雜誌，作為政聞社的機關刊物，創辦於1907年10月。梁啟超以此刊為契機，提出的政治主張日趨激進。因遷上海被清政府查禁，未造成大的影響。到1910年2月，隨革命風潮急起 ，國內立憲請願運動趨於高潮 ，梁啟超再創刊《國風報》 于上海，成為辛亥革命前夕影響國內的重要報刊。該報配合國內的三次立憲請願運動，提出 “改造政府”的主張，表達了對清政府的厭棄，設計了一幅憲政的藍圖。到 《國風報》 後期 （1911年春夏） ，梁啟超預感到革命大潮即將來臨，言論日趨激烈。其中 《粵亂感言》 一文，即評述革命党人領導的 “黃花崗起義” ，表達了對死難者的同情與欽佩，對清政府希望的破滅。隨即策劃了 “宮廷政變” ，以 “改造政府” ，推翻 “皇族內閣”。這些言論與行動已從另一角度促成了辛亥革命，配合了辛亥革命。 梁啟超大力鼓吹和宣傳民族 、民權革命 ，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其一 ，對清朝專制統治的揭露、抨擊，使國人認清了清政府的反動本質，也加劇了滿洲14 梁啟超：《本報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報之經歷》 ，見《清議報全編》 第一百冊。15 參見徐松榮：《維新派與近代報刊》 ，第六章第三節，《新民叢報》 與梁啟超政治思想的反復， 第241-258頁。

貴族集團內部的矛盾衝突。梁嚴正指出：“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 ，大仇也” ，今日欲救中國，應 “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16他宣佈清政府為 “偽政府” ，表示 “我輩今組織大軍，犧牲生命，誓翦滅此而後朝食”。其主旨十分明確，其宣傳威力震撼人心。正如嚴復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說：（梁） “自竄身海外以來，常以摧剝征伐政府為唯一之能事， 《清議》 、 《新民》 、 《國風》 ，進而彌厲，至於其極，詆之為窮兇極惡，意若不共戴天。⋯⋯一夫作難，九廟遂墮，而天下洶洶，莫誰適主。”並認為梁啟超實為 “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 其二，瓦解了保皇會陣營，把一批主要骨幹引向了革命。麥夢華、韓文舉、歐榘甲、湯覺頓，乃至徐勤、羅普等人，都是康有為最親近的弟子、門人，維新派的骨幹人物，保皇會的核心人物，在梁啟超的引導下，中途易轍，放棄保皇，擁護革命。為此，康有為屢函切責梁啟超，其中有言， “自汝言革後，人心大變大散，幾不可合，蓋宗旨不同，則父子亦決裂矣” ， “言革可救中國乎？ 同黨因茲分裂，尚可救國之可言”？ 18 其三，促進了革命思潮的發展。梁啟超對排滿、民主、革命的宣傳，對革命思潮的興起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正如郭沫若所言：梁啟超那時候 “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面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像狂風中的落葉，完全失掉了他的光彩”四、辛亥前後的政治活動及與辛亥革命的關係 梁啟超無論在思想理論上，還是在實踐活動中，都為清末民族、民權革命開闢了第二條戰線，形成了辛亥革命的第二個戰場。 1905年 ，清政府派務大臣出洋考察憲政 ，1906年，清政府宣佈 “預備仿行憲政” ，國內形勢發生變化，梁啟超亦開始了他的 “改造清政府”的活動。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戴鴻慈到達日本，並參觀了橫濱大同學校，通過隨員熊希齡聯絡梁啟超。梁為五大臣撰寫了 《代五大臣考察憲政報告》 ，提出改革官制，實行司法獨立，推行責任內閣制的主張。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梁啟超主持成立了政聞社。到1908年，康有為、梁啟超發動 “倒袁”。20 11月，光緒、慈禧先後去世，攝政王載澧少壯派集團立即罷免了袁世凱，這與康、梁憲政黨的反復鼓動、宣傳16 梁啟超：《光緒二十八年十月與夫人大人書》 ，見《梁啟超年譜長編》 ，第286頁。17 嚴復：《與熊純如書》 ，見《嚴復集》 第3冊，書信，第632頁。18 《梁 超年譜長編》 ，第200頁。19 郭沫若：《沫若自傳》 ，第一卷，少年時代，第112頁，轉引自郭漢民文：《戊戌後梁啟超的反 滿思想》 ，見廣東康梁研究會編：《戊戌後維新派研究論集》 ，第149- 150頁，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20 參見遲雲飛：《戊戌後梁啟超與清廷官員的聯絡活動》 ，見《戊戌後維新派研究論集》 ，第323- 330 頁。。17。19

有較大關係。1908年，梁啟超還發動了 “改造政府”的宮廷政變計劃，欲推翻以攝政王載澧為首的親貴集團。並派湯覺頓到北京活動，又先後部署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等人實行 “兵諫” ，從直隸、奉天進逼北京。21到1911年，梁啟超對清廷完全失望，迅速轉變到接受和參與革命的活動中來。革命黨人發動三·二九黃花崗起義後，梁即發表 《粵亂感言》 一文，指出：死於黃花崗之役的 “不乏愛國熱誠磊落英多之士”。認為 “在今日之中國而持革命論，誠不能自圓其說，在今日之中國而持非革命論 ，其不能自圓其說抑更甚” 。並對革命充滿了信心 ： “革命党人萌芽暢茂，正未有已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其不至驅全國人盡化為革命黨焉而不止。”22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辛亥革命進入高潮。梁啟超加快發動宮廷政變和實行 “兵諫”計劃，並親自回國進入東北就近指揮。不料， “灤州兵變”失敗，吳祿貞遇害，形勢急變。隨即袁世凱入京組閣，解除了張紹曾的兵權。梁啟超 “兵諫”計劃受挫，只好重返日本。 根據國內形勢的變化 ，梁啟超迅速改變方針、計劃 ，提出 “和袁 、慰革 、逼滿、服漢”23的八字方針。 “和袁”就是利用袁世凱的實力派力量，達到 “逼滿”的目的，穩定國內局勢。 “慰革” 、 “逼滿” ，表明梁接受了革命，並利用革命党人和袁世凱實力派的力量推翻清王朝。這標誌著梁啟超在辛亥革命時 ，以及民國初年政治策略的重要轉變。梁啟超從 “倒袁”到 “和袁” ， “化敵為友” ，是根據國內政治、軍事形勢提出的重大策略轉變，就是借助袁世凱的野心和力量 ，達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就是孫中山、黃興等革命党領袖也持同一立場和主張。黃興在袁世凱出山之時，就致函袁，希望他 “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 ，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24南北議和時，孫中山亦表明只要在袁世凱推翻清廷、承認共和的前提下可以讓袁成為 “民選總統”。25在這一問題上 ，梁啟超與革命党人達成了一定的共識。 1912年4月，也就是清帝退位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梁啟超發表大文章 《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 ，公開表示擁護共和，同時提出建立強有力政府的主張。26 同年10月，梁啟超回到國內。在頻頻的演說中，梁啟超高度評價了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 ，同時認為推翻帝制、建立民國，是革命派與立憲派黨人的共同努力的結果，兩派相輔相成，殊途同歸：“為十餘年來激烈 、溫和兩派人士之心力所協同構成，以云有功，則兩俱有功 ，以云有罪，則兩俱有罪。” 2721 參見徐松榮：《維新派與近代報刊》 ，第七章第三節， 《國風報》 的後期與梁啟超思懋的演變22 梁啟超：《粵亂感言》 ，見《國風報》 第二年（1911年）第十一期。23 《梁啟超年譜長編》 ，第552-553頁。24 黃興：《致袁世凱書》 ，見《近代史資料》 ， 1954年第一期。25 見《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一集，第200頁，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26 梁啟超：《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 ，見《庸言》 ，創刊號（1912年第一卷第一號） 。27 梁啟超：《初歸國演說詞》 ，見《飲冰室文集》 之二十九，第47頁。

進入民國初年 ，康有為堅持君主立憲主張，猛烈抨擊共和制度 ，再次拋出 “虛君共和”主張。這個 “虛君”仍然是清廢帝，所以他後來參與 “張勳復辟”活動。與政治上反共和相聯繫，與思想文化上大力倡孔教，尊孔教，保孔教，要求立孔教為國教相聯繫，在尊孔復古、復辟帝制的大合唱中，康有為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梁啟超則不同。他的政治態度和參與方式是複雜多變的，一度擁護袁世凱建立 “強有力的政府” ，成立進步黨與革命党人成立的國民黨展開激烈競爭。但其政治目標與主張是十分堅定而明確的，擁護共和，捍衛民國，在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態度毫不含糊，行動果敢而毫不猶豫。 “宋教仁案”發生 ，梁發表 《暗殺之罪惡》 ，對袁世凱北洋軍閥政府的暗殺行為表示憤怒和斥責，對宋教仁表示敬慕和哀悼。28在袁世凱稱帝之時，梁丟掉幻想，投入戰鬥，發表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搶先打出反袁帝制的旗幟，冒險策劃雲南起義、兩廣獨立，發動護國戰爭。為此，蔡元培給予了高度評價：“保障共和，應與松坡同不朽。”後又站在乃師康有為的對立面，參與討伐 “張勳復辟”。發表《反復辟電》 ，矛頭直指康有為。參與天津 “馬廠誓師”，平息復辟鬧劇。29 梁啟超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十分複雜，一度參與保皇會活動，抵制革命，與革命派展開大論戰，反對暴力革命。但是他的民族、民權革命的思想理論宣傳深入人心 ，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輿論準備，參與憲政運動，成為辛亥革命的第二條戰線 ，在清王朝無可救藥的時候，同情革命黨人的暴力革命、武裝起義，到最後旗幟鮮明的擁護共和，捍衛共和民國。從總體上說，他的功績是不朽的。28 梁啟超：《暗殺之罪惡》 ，見《庸言》 第一卷第九號。29 參見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 ；徐松榮：《維新派與近代報刊》 。

辛亥革命前夕的澳門博彩業胡 根* 馬 光 * 摘要 ：本文通過對早期澳門與周邊地區博彩業的關係 、 香洲 “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 、立憲運動與廣東禁賭的關係 、 民初廣東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等幾個方面的考察 ，充分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夕這一特殊時期澳門博彩業的曲折發展歷程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澳門博彩業與廣東博彩業早期關係為 “此興彼衰” ，而到了民國初期 ，澳門博彩業已較少或不受廣東賭博政策的影響 ，這種關係轉變的深刻原因更是值得考究。 關鍵字 ：澳門博彩 ；辛亥革命 ； 香洲開埠 ；立憲運動 ；廣東博彩 澳門的博彩業合法化由來已久。據考 ，早在1810年，為了給葡萄牙人開辦的慈善組織——仁慈堂籌募善款，澳葡政府就已經批准發行西式彩票了。1至於中式博彩的合法化 ，1846年2月，當時的澳門總督比亞度曾發出准許開設番攤賭館的總督訓令。後來，其繼任者亞馬留總督把中式賭博如番攤、闈姓、白鴿票等的合法化加以實施。2從此，澳門的近代博彩業得以迅速發展，最終成為政府稅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澳門博彩業史是近期 “澳門學”研究中的一個頗為熱點的論題 ，近年有幾位專家學者相繼投入了這一課題的研究。本文擬通過對早期澳門與周邊地區博彩業的關係、香洲 “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立憲運動與廣東禁賭的關係等幾個方面的考察，來展現辛亥革命前夕這一特殊時期澳門博彩業的曲折發展歷程。廣東與澳門：博彩業此興彼衰 粵 澳 地 區 緊 密 相 連 ， 早 期 的 澳 門 博 彩 業 受 到 粵 港 兩 地 的 影 響 頗 大 ： 廣 東 若 禁賭 ， 則 澳 門 的 博 彩 業 就 興 旺 發 展 ； 粵 省 若 弛 禁 ， 澳 門 的 博 彩 業 就 會 陷 入 窘 境 ， 可謂 此 興 彼 衰 ， 這 樣 的 關 係 持 續 了 多 年 。 劉 坤 一 、 張 樹 聲 治 粵 時 期 （ 1 8 7 7 - 1 8 8 4 年 ） ， 粵 省 實 行 禁 賭 政 策 ， 而 澳 葡 政* 胡 根 ：澳 門 歷 史 文 化 研 究 會 理 事 長 。* * 馬 光 ：澳 門 大 學 歷 史 系 博 士 研 究 生 。1 Joa~o Jose ' da Silva， Repertorio alpha betico e chronologico ou indice remissivo da legislac，a ~o ultramarina desde a epocha das descobertas ate 1 8 8 2 inclusive， Lisboa： Typographia de J. F. Pinheiro， 19 04 ， p. 18 3 .2 Boletim of do Govern o de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18 8 8 - 3 - 15 NO- 1 1 ， Pagina 10 0 ： “Receita do ano Economico de 18 8 7 - 18 8 8 .” （h） Estabelecida pelo govern ador a requerimento dos chinas em j anerio de 18 4 7 . （i） As Licencas para as jogo Foram estabelecidas em abril de 18 4 9 em virtude da portaria de 16 de fevereiro de 18 4 6 ，胡 根 ： 《 澳 門 近 代 博 彩 業 史 》 ， 廣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2 0 0 9 年 版 ，第 8 2 - 9 0 頁 。

府卻看准時機將賭博全面合法化，公開承充闈姓、番攤、白鴿票等粵人喜好的賭博，同時允許在市區和離島售賣鴉片煙，形成 “黃賭毒一條龍”。此舉一出，內地賭徒紛紛到澳門搏殺，形成了澳門賭業的一個高峰期。1880年8月1日的《申報》 曰： 彼澳門西官以為人棄我取，粵省香港既已禁止淨絕，則賭徒之生 業頓無所賴，然平素恃為生涯，而一旦棄之，人情所不能堪。澳門舊 有賭館，有不絡繹趨赴者乎？ 合省港於澳門，以三合一，有不更增其 盛乎？ 此所以每年繳賭稅有百數十萬之多也。3 《申報》 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澳門的賭博 “以三合一” ，怎麼會不更加興盛呢？澳門博彩業的興盛也可以從不斷提高的承充費中得窺一斑： 光緒四年以期滿加價，復充三年，繳葡萄牙軍餉六十萬金，名曰 時和闈姓公司。光緒七年又以期滿加價，復充三年，繳葡萄牙軍餉九 十萬金，名曰怡安闈姓公司。是省城商民及四鄉州縣往澳門投買闈姓 者，仍不能禁止，而愈開愈熾。4 中法戰爭爆發後，廣東為加強軍備，所需錢款甚多，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在此形勢下，下令招商承充闈姓，以資軍需。此政策一出，即吸引了許多賭商從澳門北上逐利，回到內地重新開業。 廣東闈姓的賭博再次復蘇 ，此舉對澳門的闈姓賭博打擊甚大。最明顯的例子是祥興公司東主黃成興於1884年5月投得澳門、氹仔和路環闈姓之後，因廣東弛禁而大失預算 ，被迫放棄已經到手的承充權。1885年3月 《申報》 有這樣的報導：“聞澳門闈姓館於去臘尾緊閉門戶，席捲一空 ，凡業經投標者無由追問矣。”5同時，澳門政府的闈姓收入也驟降，如下圖所示：澳門政府1882- 1895年間闈姓彩票收入變化圖3 《申報》 1880年8月1日，《論賭稅》 。4 《明清時期澳門檔案文獻資料彙編》 （三）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頁《記名道府翰林院 檢討潘仕釗請變通挽回鉅款以濟要需摺》 ，光緒十年九月初八日（1884年10月26日） 。5 《申報》 1885年3月20日， 《粵海郵音》 。

據圖分析可知，澳門政府的闈姓彩票收入在1882- 1883年和1883- 1884年都超過了18萬元，1884- 1885年更是高達30.06萬元。但是，到了1885- 1886年卻驟然下降到了10萬元，還不到1884- 1885年的三分之一。而1887- 1889年間的收入更是跌倒谷底，祗有3.06萬元，祗是廣東未開闈姓前的十分之一而已，跌幅甚大。6 澳門的闈姓生意在這段期間雖然受到掣肘，但是以番攤為主的雜賭卻依然旺盛。1887年途徑澳門的葡萄牙貴族阿爾諾索伯爵在其回憶錄中提到： 在華人區裹有許許多多的從事番攤的賭館，賭館裹點著燈籠和蠟 燭，白天全天對外開封，晚上一直營業至午夜。7 這時期的番攤博彩稅收 ，也能保持平穩 ，從110500元增加到119260元。8之所以會出現這種闈姓賭博收入驟降而其他賭博收入卻穩中有升的現象，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受到廣東省闈姓賭博弛禁而其他賭博並未開放的影響。 不久，隨著李瀚章被查辦和離任，粵澳兩地的賭業形式又發生了逆轉。1895年正月馬丕瑤就任廣東巡撫後，開始實行禁賭政策，並在同年10月在澳門的報紙上宣佈廣東當局嚴禁賭博以肅清盜源。9此項措施對澳門的博彩業無異於久旱逢甘露： 自省城禁絕番攤之後，澳之攤館十六家，異常熱鬧，每至燈時， 幾無坐立之處。蓋城鄉來澳之眾，多有賭癖也。連日闈姓各廠，更為 熱鬧。初十、十一兩日，京電紛馳投猜恐後，門限幾為之穿，延至夜 分，猶然逼塞一堂，非負雄力者不能求立足地。10 從以上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廣東的賭博政策瞬息萬變，而澳門的政策則十分明朗、穩定，澳門也就逐漸成為了中國最大的賭埠了。及至1897年，闈姓賭博已悉數集中在了澳門， “唯刻下省垣已無闈姓廠。嗜賭之輩，均向澳門購買”香洲 “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 清末的香洲 “開埠” ，在粵澳關係史上是一樁重要的事件。究其原因，既與中葡就澳門劃界事務的爭議有關，亦涉及禁賭問題。 香洲是清代廣東對外開放的九個商埠之一 （其餘八個為廣州、 潮州、 瓊洲、北海、 拱北、 三水、 江門、 台山公益） 。與香洲同時 “開埠”的還有台山公益，6 澳門政府憲報》 ，澳門歷史檔案館縮微膠捲B.0. 1887- 19117 文德泉（Manuel Teixeira） 《阿爾諾索伯爵筆下的澳門》 ，載《文化雜誌》 1989年第7-8期合 刊，第70頁。8 《澳門政府憲報》 1888年3月21日，澳門歷史檔案館縮微膠捲B.O. 1888. C06909 《鏡海叢報》 1895年10月9日， 《官示照登》 。10 《鏡海叢報》 1895年11月6日，《賭場熱鬧》 。11 《申報》 1897年4月23日， 《五羊雜俎》 。。11。

均為兩廣總督張人駿批准開辦。12其實，早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間，盛宣懷等就曾打算在澳門對面島開設商埠，但此議受到廣東地方官員和百姓的反對，未獲朝廷允准。外務部在回電呂海寰、 盛宣懷時說：“澳門對面島請開商埠，粵省督撫及香山縣百姓均不樂從，此條斷不可允。”13 香洲舊屬香山縣（現屬珠海市） ，清政府實施 “新政”期間，鼓勵華僑實業家回國投資。1908年，邑人王诜和美國僑商伍于政計劃集股在香洲開埠，於1909年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出現一場威脅澳門博彩業乃至整個澳門生存的香洲 “開埠”危機。 香洲 “開埠”立約時，曾表示要永遠禁賭，但香洲開埠需要集股，很多商人其實是想在香洲另起爐鼇，與澳門博彩業爭一日之長短。當時，廣東禁賭之聲日益高漲，清廷又沒有弛禁賭業的跡象。據 《香山旬報》 載，香洲 “開埠”工程開展不久，就有商人向兩廣總督袁樹勳提出申請，希望 “弛賭禁”。此說立即引起民間禁賭人士、團體和輿論的反對。有輿論認為，這樣做只會使新成立的香洲商埠變為第二個澳門。14 廣東勘界維持會在省城廣州舉行的會議上，有商人以遏制澳門為名主張香洲開賭，但馬上招來一片反對的聲音。 《香山旬報》 第八十期刊登了一段署名為 “民聲”的時評，力斥其 “不智” ，不但不能夠影響澳門的賭業，反會損害香洲新埠。文章指責說： 以為香洲開賭，足以奪澳門之利，而張香洲之勢，此真童稚之言 也。夫當禁賭時代，而倡開賭之說，已非人情，然香洲開賭，確足以 制澳門之命，猶可說也，乃按之事實，適得其反，諸公試思之，我國 處處有賭，時時有賭，何嘗損澳門分毫之利益，又何論香洲一隅之地 乎？ 香洲以新闢之地，商務未盛，而竟導人以賭，香洲商務之蒙損害 者，為至多且巨也。15 在這一時期 ，香山縣境內賭風日熾 ，對社會風氣及治安影響甚烈，報章時評：“大黃圃賭風甲於別鄉，雖經地方紳士屢次升紅請示禁止，然皆視若等閑，警界內所設諸般賭博皆備 ，如北帝廟等處尤衆，近更各藥材店 ，亦多有喝雉呼盧。”該斷時評挖苦主張香洲開賭的人：“某君倡議，由香洲埠設賭以抵拒澳門，毋乃該鄉人亦作是思想耶。， 16 香洲 “開埠”對澳門當然會有巨大的影響，由於受到中方的壓力，以及廣東12 《清實錄廣東史料》 （六） ，第667頁， 《清代廣東開放之租界、租借地、商埠資料》 ，廣東省 地方史志編委會辦公室、廣州市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編，1995年8月。13 《澳門問題史料集》 第872頁， 《清季外交史料》 （節選） ；中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本匯刊，史 部；全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編輯出版委員會編，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8年8月版。14 《香山旬報》 第三十九期，己酉九月初一日《香洲商埠欲弛賭禁之誤想》 。15 《香山旬報》 第八十期，庚戌十一月十一日《伍漢持主張香洲開賭之荒謬》 。16 《香山旬報》 第八十八期，辛亥二月初七日《是否抵拒澳門》 。

尤其是香山縣民衆的抵制，澳門商務大受打擊。澳葡政府在這段時期入不敷支，財政困難，仁慈堂彩票無人肯投充承餉。香洲醞釀 “開埠”之初，澳門的華商就曾經與葡商共同商議對策。會議建議葡國方面採取五項措施以挽危局：一 、速飭勘界大臣來澳；二、授全權與澳督，一切章程便宜施行，不為遙制；三、廣澳鐵路事速行；四、將1904年在上海所立之約從速批准互換；五、准澳門立即興工浚築內河。17葡人社會對香洲 “開埠”一事也非常緊張 ，認為此舉會對澳門社會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18澳葡當局惟恐當地商民離澳遷往香洲，在勘界問題上被迫退讓。19中國民眾憤怒的聲音，也迫使清廷不得不對葡萄牙人的擴張要求予以拒絕，葡國的勘界大臣馬楂度在1909年10月30日的日記中提到： （高而謙） 顯然為會社的恐嚇和對煽動暴亂行為的擔憂所困擾。否則 的話，我相信他可能會讓步。他認為我更有影響和駕馭局勢的才能，所以 請我想一個中國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在他看來，此事對我們來講其利益和 重要性根本無法和對中國的相比，在那裹它可能會招致嚴重的事件。20 屋漏又逢連夜雨，因受內地官民的抵制，由內地前往澳門的旅客人數劇降，番攤賭館 、人力車 、豬肉攤販等行業慘淡經營 ，與澳葡政府為稅務問題發生矛盾 ，導致人力車伕罷工 ，肉行要求減稅。21 1910年3月22日的 《華字日報》 稱： “澳門倒閉之商店：聞澳門生意極淡，寶生銀號、順合當押及致新洋貨店，皆已先後倒閉。”22 宣統三年（1911）年初，粵督張鳴岐親到廣東自治研究社，與諸紳商討論禁賭問題，先由張鳴岐對眾人 “陳說禁賭之必要，及勉勵紳商各宜擔負責任，以補官力所不及 ，並申明定期三月初一日概行將賭禁絕 ，決不展期”。會上有人提出： “若粵省禁賭，而澳門不禁，決無效果，應請制憲照會澳督，一律施禁，利權不至外溢。”23張鳴岐隨即問各紳商有何禁賭善後條陳？ 眾紳商建議 “禁賭之後，倘有私開，初犯各罰款一百元，再犯加倍，連犯三次，則酌予監禁”。張鳴岐覺得言之有理，乃令各紳商議定罰款章程，交廣東省諮議局臨時會審議。24 在粵省厲行禁賭後，張鳴岐派人調查澳門賭業，發現澳門的大小賭場 “日益暢旺”。隨即張鳴岐設法與澳葡當局展開交涉，希望澳門能夠配合廣東的禁賭政策。25據 《香山旬報》 載：17 《華字日報》 1909年5月4日《 澳人大敘議》 。18 《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 1910）》 第90頁 澳門基金會 1999年12月版。19 《香山旬報》 第三十三期，己酉七月初一日《速香洲埠之成立者葡人也》 。20 《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 1910） 》，第116頁。21 《香山旬報》 第三十期己酉六月初一日《澳門地方稅之窘狀》 。22 《華字日報》 1910年3月22日。23 《香山旬報》 第九十一期，辛亥二月二十八日《粵督到自治研究社討論禁賭》 。24 《香山旬報》 第九十一期，辛亥二月二十八日《粵督到自治研究社討論禁賭》 。25 《澳門專檔》 （二） ，第689頁，宣統三年六月初九 （1911年7月4日） 《外部發粵督張 岐 電》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

澳門禁賭一事，前經與澳督磋商，尚未實行，現張督以粵省禁賭 後，而澳門不同時禁絕，雖經交涉，亦恐難就我範圍，惟澳門賭博， 皆屬我中國子民，自應遵守中國法律，亦應一並嚴治，現先行嚴飭前 山交界地方官嚴察查緝外，仍一面與澳督磋商，務將澳門賭博禁絕。26 清廷向駐法兼使葡國大臣劉式訓、駐英大臣劉玉麟電稱：粵督曾商請英政府轉達葡政府禁止澳門賭博一事，英使稱，應由中方自行向葡萄牙政府交涉，英政府可從旁贊助。27實際上，澳葡政府卻採取拖字訣，沒有真正在澳門開展禁賭。張鳴岐無奈，惟有下令： 嚴守疆界，堵截賭商攜帶彩票往來粵澳兩地。 中國人民自應遵守 中國法律，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如有違犯，罪其父兄，或削其身之 應得權利，再由香山令前山同知查緝，以期有犯於懲云。28 之後，張鳴岐便派人在澳門前山交界等地方嚴密查緝澳門賭票，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陸路有兵勇把守，賭商就走水路帶票。據報載：“澳門賭商近與省澳輪船公司訂明，凡赴澳門賭博者，減收船費，由各賭館抽回費用，以為津貼，並設一種特別減價券，俾賭徒作為船票。”29利之所在，賭民賭商如蟻附羶，廣東當局欲禁無從。 清廷不但未能對澳門的賭業採取任何限制，還被葡萄牙人插手廣東的禁賭事務。1911年3月《申報》 刊登了一段新聞： 粵督昨據靈山高令稟稱，卑縣自到任後，對於私自開攤館一事， 均極認真嚴禁，常微服親查，以故私開者不敢明目張膽。前月初十 日，據三合墟巡警稟稱，該墟周煥章家內有私開女攤等情。卑縣據 此，當即派差會同該巡警前往，當場拿獲共男女等人十二名，押解到 縣，並將周煥章房屋查封。現由葡國遊歷洋人荷那威林出為干預，致 函縣署，謂此屋系伊友產業，請即揭封交還等語。業已復函拒絕，應 請照會該國領事，飭知該葡人立速離境，勿庸干預。30 此時，香洲新埠卻因大火和王伍等人的舞弊案件陷入困局。香洲新埠開張之初，曾經搭蓋葵廠百餘間，次年六月突然被一把火燒個精光， “所存者僅瓦鋪四十餘間。日來因有在該處鬥蟀演戲開設賭場之事，現為恭都局紳鮑桂芬等，據情向督26 《香山旬報》 第一百零三期，辛亥五月二十四日《禁絕澳門賭業之希望》 。27 《澳門專檔》 （二） ，第690頁， 《外部發駐法兼使葡國大臣劉式訓駐英大臣劉玉麟電》 ，宣統 三年六月十一日（1911年7月6日） 。28 《香山旬報》 第九十三期，辛亥三月十三日《張督對於澳門賭博的辦法》 。29 《香山旬報》 第九十五期，辛亥三月二十七日《擬嚴辦澳門賭匪》 。30 《申報》 1911年3月19日， 《葡人干預內地禁賭之一斑》 。

院呈控云。”31火燒香洲新埠的原因不明，可能是失火，也有可能是縱火。但無論如何，這場大火對埠商的打擊極大。香洲 “開埠”流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埠商王詵、伍于政等並未真正投入資金，而是以 “開埠”為名轉售土地漁利。二人起初主張禁賭，開埠後卻又出爾反爾，要求弛禁，以致失去地方紳商和民衆的支持。32及至後來，投資者見清政府對香洲無稅口岸遲遲沒有批准，33以及埠務出現內訌，非常失望，紛紛轉移資金，商店也隨之倒閉，整個香洲變成一個廢墟。 在香洲 “開埠”事件中，雖然朝政腐敗，國力仍然衰微，但在國內外同胞憤怒的吼聲中，清朝中央和廣東地方政府聯合民間愛國力量採取一致對外的行動，從經濟和軍事上對澳葡當局的擴張行徑作出一定程度的反擊，只不過朝廷的態度後來軟化了。而從效果來看，香洲 “開埠”本身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中國卻在外交、軍事上成功地向澳葡政府施加了壓力，遏制了葡萄牙當局再次擴張的意圖。 澳門的博彩業在香洲 “開埠”事件中確實一度受到嚴重的威脅，如果當時香洲真的成功開埠，澳門賭業的發展定會受到影響。但是 ，香洲 “開埠”受諸多內外條件限制而未能成功 ，所以並沒有真正動搖澳門賭業的基礎。然而，廣東人民在這次事件中更加看清了賭博對社會的危害 ，禁賭的意見再度佔據了上風。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以及民國的成立 ，內地禁賭的聲浪日益高漲，澳門的賭業乃得以獲得一段相對穩定發展的時期。 立 憲 運 動 與 廣 東 禁 賭 清末廣東賭風禁而不絕 。宣統元年 （1909 ） 八月 ，時任廣東巡撫兼署理兩廣總督的袁樹勛向朝廷奏報 ： 查粵省賭博之為害 ， 萌孽於三十年以前而騰躍於近十年以內 。 本 年五月間 ，前督臣張人駿曾遵旨覆陳 ， 賭餉出入大宗 ， 以為實行禁賭 必先妥議抵餉 ，嗣後粵省無論籌得何款 ，均先儘賭餉撥抵 。 務期賭博 陸續禁絕 ，賭餉次第停收 。並俟諮議局成立會集議員妥商辦理 。34 袁樹勛提出 ，應杜絕澳門彩票流入廣東 ，只要中國自強 ， 自能據理阻止 。 他表示 ，今後將不准在粵賭館發售宣統二年 （1910 ） 之彩票 。 35斯時廣東賭風大盛而盜賊四起 ，令地方官員和朝廷極為頭痛 。一時間 ，禁賭和籌餉竟成魚與熊掌 ，31 《香山旬報》 第七十一期，庚戌八月十一日《香洲埠竟有鬥蟀演戲開賭之事耶》 。32 《香山旬報》 第八十三期，庚戌十二月十一日《剳查香洲埠商被控告節》 ；《香山旬報》 第 九十九期，辛亥四月二十五日《照錄恭都紳商指攻香洲埠商原函》 。33 《清實錄·宣統政紀》 卷47 ，第835-836頁， （宣統三年辛亥正月丁亥十七日，1911年1月17 日） ，中華書局1987年刊本。34 邢永福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清宮粵港 商貿檔案全集》 （十） ，第6245- 6246頁，中國 書店2002年7月版。35 《清宮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 （十） ，第6246頁。

難以取捨。力主禁賭的袁樹勛認為 “賭博有百害而無一利，一鄉一邑設一學校不敵設一賭館，習染移人子弟，多暴教育將何所施”，進而建議 “一邑籌抵有款則禁一邑，一鄉籌抵有款則禁一鄉。向無賭博之處應立案永遠不准設賭” 1909年10月14日，廣東諮議局成立。斯時 ，賭博對社會和民間的危害，已達怨聲載道的地步，民間一片禁賭的呼聲，官府下令鋪票、白鴿票以及其他雜賭一律禁絕。然而晚清吏治腐敗，收慣賭館陋規的大小官員未肯就此罷休，利之所在，實難以杜絕。如 《清稗類鈔》 載： 宣統庚戍，粵人以番攤害鉅，公請永遠禁止。時督粵者為張堅白 制軍鳴歧，甚韙其議，遂於辛亥春奏準停止賭捐，即日實行，省內外 番攤館千餘家，一律禁閉。然私開攤館，潛納陋規者，猶未絕也。” 香洲 “開埠”事件之後，賭博對廣東社會危害之烈更為民衆所側目。宣統二年 （1910）三月，廣東籍京官胡蓉弟等向朝廷奏報： 廣東賭害甚烈，胥一省之人，無貧無富，無老無少，群陷溺於賭 博之中。蕩產傾家，強壯者散為賊盜，老弱者流為餓革。甚至婢僕因 賭起竊，為家長呵責而輕生； 婦女因賭喪財，為匪類引誘而失節。種 種禍端，不堪枚舉。是以廣東盜風甲於他省，賭害一日不除，即盜風 一日不息。或謂廣東賭餉，皆為待支的款，一旦短收，勢必支絀異 常，諸事更形竭蹶。職等亦知賭餉甚鉅，籌措為難。然粵省以富庶著 稱，出入款項，果能認真整頓，亦無難籌措。”38 粵省民衆對賭博之憎恨，很快又遷怒於時任兩廣總督的袁樹勛。1910年8月13日，御史胡思敬上摺參奏袁樹勛前後重要臟罪凡五款，其中一條就是 “初在廣東 ，揚言禁賭，得賭商賄三十萬 ，因以全省鹽務交賭商包辦，事成許再酬二百萬。皆一一有據，應按律懲辦”。朝廷聞訊即諭令 “確切查明，據實覆奏，毋稍徇隱”。39宣統二年八月下旬，署兩廣總督袁樹勛向朝廷奏報： 遵查粵省鹽務規費，此次鹽務改良，其前提既純為移抵賭餉⋯⋯ 並陳增餉抵賭，為數不敷，試辦膏捐數月，收數尚旺。擬自實行禁賭 之日起，每年截留二百萬，餘候部撥。惟膏捐亦非經久之款，停止以 後，鹽餉又歲有遞加，似可藉資賡續。其餘尚短賭餉七十餘萬，則煙 酒兩項，當可酌量籌捐。” 4036 《清宮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 （十） ，第6259-6260頁。37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 第十冊，第4910頁《廣州有番攤館》 ，中華書局1984年12月版。38 《清實錄·宣統政紀》 卷33 ，第583頁， （宣統二年庚戌三月丁未初三日，1910年4月12日） 《都 察院代遞廣東京官胡蓉弟等呈》 。39 《清實錄·宣統政紀》 卷38 ，第674頁， （宣統二年庚戌七月庚戌初九日，1910年8月13日） 。40 《清實錄·宣統政紀》 卷41，第734-735頁（宣統二年庚戌八月癸已二十二日，1910年9月25日） 。。3637

斯時正值清末立憲運動風起雲湧之際，諮議局的出現 ，迫使地方督撫不得不正視民間禁賭的呼聲。10月22日，廣東諮議局向朝廷呈請 “明定廣東賭博一律禁絕期限，一再陳議，情詞迫切， 請旨辦理” 賭餉收入可觀，但民間的輿論壓力也不容忽視。在權衡禁賭的得失之後，朝廷覺得廣東全面禁賭的時機已經成熟。1910年12月4日，朝廷降諭： 廣東禁賭，部議以籌抵賭餉未足為辭。查資政院預算，廣東歲出 入總數，計宣統三年所入，實溢三百餘萬。⋯⋯核計該省賭餉不過四 百餘萬，除鹽務加餉 ，可實抵二百萬外，據督臣袁樹勛奏，煙酒等 捐 ，亦可得二百萬以外。以所溢者撥抵 ，尚綽有餘裕。 粵民籲懇甚 切，請飭兩廣督臣即日禁絕。42 但是賭商們不肯罷休 ，加上禁賭的前提是必須從其他管道得到 “抵餉”之款，廣東省諮議局內也有不少反對禁賭的議員，因此禁賭政策也並非那麼容易推行的。因關係重大，朝廷也不敢催得太緊。到了該年12月30日，朝廷諭令：“廣東限期禁賭一案議決情形一摺。著度支部、 兩廣總督 ，按照所陳各節 ，體察情形，妥定期限，奏明辦理。”43 次年 （1911） 1月2日，學部右侍郎李家駒等奏：“粵省賭餉抵款有著 ，懇恩降旨迅禁，以革秕政而除民害。” 44同月，朝廷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查辦承賭的商人和經辦官員。45 經過多年的弛禁歷練，廣東的賭商對付官府已是相當有經驗。明賭易禁，私賭卻難以取締。聞奏後，朝廷於1911年8月8日嚴令兩廣總督張鳴岐： “粵省私賭盛行，請飭實力查禁一摺。著張鳴岐按照所陳各節，嚴飭所屬，認真查禁，務絕根株。”46 張鳴岐本想從宣統二年 （1910） 8月1日起開徵酒捐 ，另闢財源 ，以抵撥賭餉，但又受到酒商的反對，只好暫緩開徵。47次年正月，官方舊話重提 ，酒米行商竟以罷市要脅。48另一方面 ，由於受禁煙運動影響，廣東省原擬由熟煙膏牌照捐所得年餉二百萬両亦難以成事。49不得已，朝廷把一部份洋藥進口加徵稅收劃撥給廣東，以抵補禁賭所引起之財政損失。可是，扣除了用於應付其他各項緊急41 《清實錄·宣統政紀》 卷42 ，第763頁（宣統二年庚戌九月庚申二十日，1910年10月22日） 。42 《清實錄·宣統政紀》 卷44 ，第792-793頁， （宣統二年庚戌十一月癸卯初三日，1910年12月4日） 。43 《清實錄·宣統政紀》 卷45 ，第812頁， （宣統二年庚戌十一月己已二十九日，1910年12月30日） 。44 《清實錄·宣統政紀》 卷46 ，第817頁 （宣統二年庚戌十二月壬申初二日，1911年1月2日） 。45 《清實錄·宣統政紀》 卷47 ，第841-842頁，（宣統二年庚戌十二月辛卯二十一日，1911年1月21日） 。46 《清實錄·宣統政紀》 卷57 ，第1022頁，（宣統三年辛亥閏六月庚戌十四日，1911年8月8日） 。47 《華字日報》 宣統二年7月5日， 《酒米行反抗酒捐》 。48 《華字日報》 宣統三年1月29日， 《酒米店罷市之小風潮》 。49 《華字日報》 宣統二年10月25日，《行商大集總商會斥逐區贊森並籌 賭情形》 。。 41

要需的部份之外，餘下可充抵撥賭餉的款項大於只有1528000 。到了年中，廣東省從各方面只籌得2570118 ，相抵之下，財政赤字約為二百萬両 。50 1911年8月16日，張鳴岐向朝廷奏報的數字更為具體：“粵省原收賭餉四百七十六萬五千七百餘両 ，今因禁賭，籌款抵補，本年尚不敷銀一百九十六萬八百両，擬籌藉以濟要需。”51無奈之下，張鳴岐只得用舉借外債的辦法解決。52 財政方面的問題勉強解決之後 ，在貪官污吏的包庇縱容之下，民間私賭又屢禁不止。為了掃除禁賭的障礙，1911年8月20日，兩廣總督張鳴岐向朝廷奏劾一批文武官員，其中有：“市橋汛外委傅榮高，候補千總，前署鐘村汛把總陸汝恭，裁缺井汛把總，前署東圃汛外委羅德華，均私收賭規，俱著即行革職。”53 在付出高昂的代價之後，廣東省終於實現全面禁賭。民初廣東禁賭有名無實 然而 ，在廣東省厲行禁賭的同時，澳葡政府卻加緊招商承賭，趁機大發橫財。這樣一來，不但無法遏止熾熱的賭風，而且把開賭承餉之利拱手送給洋人，當年廣東禁賭 “利歸他族”的歷史將會重演。 6月29日，張鳴岐向朝廷電奏時提及此事： 查粵自三月朔日禁賭後，省會賭徒紛紛咸往澳門誘人聚賭，且聞 葡官有招人勸餉承賭之事，實為粵民切骨之害。賭風一日不盡，盜風 一日難除，其理有斷然者。此事已商數月，本擬即請鈞部與葡交涉， 因粵省賭餉甫經停止，誠恐內地各屬間有私賭尚未淨盡，轉為葡人藉 口，是以先飭各屬切實嚴查，務令一律禁絕，再擬電商辦理。⋯⋯粵 中賭博之害甲於各省，而澳門一地尤為各賭所集之區。本年二月間港 督來省，因聞粵有禁賭之事，極力贊成，且稱賭博為社會製造各項不 法媒介，香港及新租界等處彼已飭屬嚴禁，以期掃此陋習。等語。岐 當面謝其意，並以澳門賭風最盛，中國政府如向葡人商請禁賭，擬請 其贊助，港督亦即慨允，屆時當請英政府贊助。岐因與商明，俟粵呈 請政府與葡交涉時，再由港督請英政府同時提議。5450 何漢威：《清末廣東的賭博和賭稅》 ，第539頁。51 《清實錄·宣統政紀》 卷57 ，第1028- 1029頁， （宣統三年辛亥閏六月戊午二十二日，1911年8月 16日） 。52 何漢威：《清末廣東的賭博和賭稅》 ，第539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7 本，第2分，1995年6月版。53 《清宣統實錄》 卷57 ，第1032- 1034頁。54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 （四） ，第701頁，宣統三年六月初四日（1911年6月29日） 《兩廣總督張鳴岐為澳門禁賭請電劉式訓與葡交涉並請英政府設法贊助事復外務部電文》 。両両

他又希望朝廷透過外交途徑向葡人施壓 ，務令粵港澳一體禁賭：“現在港督既已達彼政府由英使面允贊助，此機斷不可失 ，應請鈞部電知劉使向葡交涉，並請英使電彼政府設法贊助。”55 一個星期之後，即宣統三年六月十一日（1911年7月6日），朝廷在發給駐法國大臣劉式訓、駐英國大臣劉玉麟的函件中提到： 本月初三日英使來部面稱，粵督曾請港督請英政府轉達葡政府禁 止澳門賭博，茲奉本國外部電稱，此事應由中政府自向葡政府交涉， 英政府可從旁贊助。 等語。當經本部電詢粵督，去後。准該督復電 稱，本年二月間港督來省，因聞粵有禁賭之事，極力贊成，且稱賭博 為社會製造各項不法媒介，香港及新租界等處彼已飭屬嚴禁，岐並以 澳門賭風最盛，中政府如向葡商請禁賭，擬請贊助，港督亦即慨允， 屆時當電政府同時提議。 查粵自禁賭後 ，省會賭徒咸往澳門誘人聚 賭，且聞葡官有招人勸餉承賭之事，實為粵人切骨之害。此事已商數 月，現港督既已達彼政府，機不可失，請知照駐法劉大臣向葡政府交涉、駐英〔李〕大臣求英政府贊助。56 港英當局於1872年1月13日就明示封閉全港所有賭場 ，並取消所有開賭牌照，所以在禁賭這方面與清政府並無衝突之處。但是，澳葡政府不肯輕易放棄從稅餉取得的龐大收入。在廣東全面禁賭之際，澳門不但沒有任何配合動作，而且公開招商承充賭餉。 廣東紳民對此極感憤慨 ，曾專門召集會議商量如何制裁流入內地的澳門私票。57但是，繼1911年2月18日開投氹仔番攤，58 6月14日，澳葡當局對 “番攤” “山票”及 “白鴿票”等賭博進行招標之後，59同年7月15日公開招商承充 “澳門番攤” ，底價60萬元 ，為期五年 ；60 8月，澳門開投番攤賭餉 ，吸引了一百餘人到場。經過一番角逐，最後由賭商林讓以六十萬零五百元中標。6111月25日以封固暗票出投形式，招商承充 “澳門、氹仔、路灣山票、白鴿票生意” ，以五年為期 ；12月2日，澳葡政府又頒佈了 “承充澳氹路白鴿票及山票生意實合同之章55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 編》 （四） ，第701-702頁，宣統三年六月初四日（1911年6月29 日） 《兩廣總督張鳴岐為澳門禁賭請電劉式訓與葡交涉並請英政府設法贊助事復外務部電文》 。56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四） ，第706-707頁，宣統三年六月十一日（1911年7月6日） 《外務部為請商葡政府轉飭澳督禁賭並密商英政府設法幫助事致駐法兼使葡國大臣劉式訓等函》 。57 《申報》 1911年7月31日。58 《澳門政府憲報》 1911年2月18日（第7號） 《大西洋澳門督理國課羅（ Manual Fortera da Resha ） 出示招投事》 。59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二十世紀） ，第55頁， 門基金會1999年4月版。60 《澳門政府憲報》 1911年7月15日（第28號） 《大西洋澳門正督理國課官田為通知事》 。61 《華字日報》 1911年8月14日《澳門投賭》 。、

程”。6212月4日招商暗票承充 “澳門、氹仔、路灣闈姓生意”，以三年為期。63同年，澳門的番攤博彩毛利達四十五萬元，保持上一年度的水準。澳門市政廳從番攤毛利中抽取2％的稅項，也有9000元之數。澳門市政廳從白鴿票抽取的稅項有2381.21元，鋪票稅收為282.5元。64這些都是專營壟斷化帶來的好處。經過多年的粵澳兩地反復挪動，賭商對於在澳門經營賭業已有經驗和信心，他們能夠以這樣高的價錢承充番攤等賭館，當然就有把握從中賺取更大的利潤。此時，賭商蟻聚澳門，澳葡政府根本不理會廣東的事情，只顧坐收其利矣。小結 本文通過對早期澳門與周邊地區博彩業的關係、香洲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立憲運動與廣東禁賭的關係、民初廣東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等幾個方面的考察，充分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後這一特殊時期澳門博彩業的曲折發展歷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澳門博彩業較大程度上受到粵港兩地政府弛禁賭博政策的影響，甚至兩地的賭博政策關乎澳門博彩業的生死命運。清末內地局勢動蕩，而澳門則偏安一隅，加上葡萄牙人比較尊重法治和合同精神，吸引了大批賭商把總部設在澳門。到了民國初期，由於大部分賭商實行狡兔三窟的策略，廣東省的風聲不對，就轉往澳門繼續經營，極大地降低了開賭館的風險，此時的澳門博彩業，則較少受到或不受粵港兩地賭博政策的影響——廣東的禁賭和開賭，對澳門的博彩業已不再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了。62 《澳門政府憲報》 1911年12月2日（第48號） 《承充澳氹路白鴿票及山票生意實合同之章程》 。63 《澳門政府憲報》 1911年11月18日（第46號） 《大西洋澳門國課官田為通知事》 。64 《澳門政府憲報》 ，澳門歷史檔案館B.O.1912.

çã辛亥革命前後澳門華人婦女思潮之嬗變晏雪蓮* 提要 ：辛亥革命前後的澳門社會風起雲涌 ，維新派和革命派你方唱罷我登場 ，使澳門成為各種思想交鋒的彙聚地 。他們在澳門發起一系列的活動 ，如興辦女學 、不纏足運動 、鼓勵女子參加革命 ，將男女平等和女權主義新思想深入澳門華人婦女心中，并為澳門培養了大量傑出女性 ，她們在推動澳門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革命中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隨著民主自由思想的傳播和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辛亥革命前後 ，澳門華人婦女的婚姻觀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 。本文搜羅各種史料 ，力圖勾勒出這一時期的婦女生活畫卷。關鍵詞 ：澳門 ；辛亥革命 ；不纏足運動 ；女學 ；女同盟會會員；婚姻觀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捩點，它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統治， 更是給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寺制制度最致命的一击。隨著封建制度的顛覆，也帶了思想大解放 ，尤其是婦女之解放。然而，辛亥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亦並非一勞永逸，辛亥革命前後的一段時間是各種思想激蕩的最高潮。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之重鎮及近代革命之灘頭陣地 ，幾乎成了進行各種政治实驗和思想交鋒的主戰場。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黨的一系列婦女解放運動，都使辛亥革命前後的澳門華人婦女生活發生了空前的改變。一 、女學興起 澳門為中西文化交流之重鎮 ，得風氣之先，其婦女教育亦開始較早。早在1835年9月30日，基督教傳教士郭實獵夫人溫施黛 （Wanstall）在英國婦女組織的 “印度與東方女性教育促進會”的資助下在澳門開辦一間學校 ，開學時有12名女生和2名男生，學生以學習英文為主，也聘請中文塾師教中文。11859年 ，由聖雲仙保祿姐妹會負責的澳門教育之家由港遷澳；1864年3月15日，葡商先拿·飛南第在此基礎上創辦聖母無原罪學校 （Colegio Imacula da Concei o ），學生主要學習讀寫、葡文、法文、英文、歷史、地理、縫紉等課程，還教授藝術課程。2 1862年1月5日，民辦學校 “新澳門人學校”落成開學，分設小學部和中學部 ，貧困學 晏雪蓮：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1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5， p.232 ； Vol.7， №.6， pp.307-308；容閎：《西學東漸記》 ，第1- 6頁2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 p.522 ； Aureliam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 pp.178-181.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 ，廣東人 民出版社，2010，第1754頁*

生免交學費，並為女生進行單獨教育。3但是當時澳門婦女的主體——華人非基督徒婦女的教育水準是非常低下的，受傳統 “男尊女卑”、 “夫為妻綱”、 “女子無才便是德”等思想的壓制，澳門傳統社會對婦女之教化並不在乎女學，主要是宣導順從、孝慈等美德，如在 《趙書澤堂家譜》 中有溢美之詞的女性莫不如此： “妣韋氏翠微鄉東稟公長女，非儀悉泯、恪守女箴”、 “妣鮑氏⋯⋯品行柔順、妯娌間無忤容”、 “繼妣鮑氏山鄉人貢生鮑諱有儀公四女，敕封孺人例封正七品孺人，孝慈勤儉，克襄內治”、 “妣王氏前山人貢生王諱延公長女，敕封孺人例封正七品孺人，事姑以孝⋯⋯姑媳之愛一如母女，宗黨賢之”。 4西方新思想的湧入和教會女學堂的興辦使得一批有識之士開始將婦女教育提上日程，提倡男女平等的維新派尤其重視女學之興辦。 1898年，張壽波等創辦原生學堂。張壽波為康有為受業弟子，倡導婦女解放和婦女教育，原生學堂男女兼收，開澳門男女同校之先河：“澳門原生小學堂乃張君玉濤等所倡立者也，開設兩載，遂爾閉歇，然至今澳門學界猶食其賜，蓋澳門男女同學之風實由此小學堂始之。” 5由於張壽波之女就學于原生學堂，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所以不少家長願意將自己的女兒送往學堂：“夫始之者非徒以言語勸駕，而必身為表率者也。當時張君玉濤等着其女若妹在該學堂肆業。故女子聞風來者不少其人。至別塾之男女同學者，亦相因而行之矣。然則省會之所以不能男女同學者，故其多端，而富貴之家不能身為表率，亦一原因也。”6由於戊戌政變的失敗，原生學堂不得不在兩年後停辦： “張君兄弟嘗于戊戌年在澳與同志創辦原生學堂，惟時風氣初開，生徒濟，旋以政變之故，各人方畏新如虎，來學者稀，原生學堂遂於庚子年停辦。” 7 1898年，資助張氏兄弟辦原生學堂的何連旺在澳門創辦了一所專門的女子學校——大同女學堂。1898年正月， 《博聞報》 登載了 《澳門大同女學堂章程》 ： “去冬 （1897）海上諸公，深諳女學之益，因倡辦女學堂，經詳前報。茲澳門何穗田觀察關心時局 ，接踵而興 ，於澳中倡設大同女學堂。茲澳門何穗田觀察時局，接踵而興，于澳中倡設大同女學堂。” 8這里的 “去冬海上”，即指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鄭觀應、梁啟超、康廣仁、康同薇、董瑞樁等人在上海的大力倡辦女學，不僅大造輿論，還于1987年开始籌辦上海經正女子學堂。9這一風氣對何連旺影響甚大，他亦十分熱衷于女學，如1897年在澳門倡辦 “不纏足會”時，其章程3 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9世紀》 ，澳門基金會，1995 ，第146- 147頁。4 《趙書澤堂家譜》 ，澳門歷史檔案館藏。5 《論男女同學上》 ，載《嶺南學生界》 第2冊第5期，第176頁。6 《論男女同學上》 ，載《嶺南學生界》 第2冊第5期，第176頁。7 《澳門張氏家塾》 ，載《嶺南學生界》 第1冊第8期，第43頁。8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紀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 ，廣 東花城出版社，2001，第604頁。9 王建軍，田映霞：《試論清末民初澳門華人教育的興起》 ，載程國賦編：《歷史文獻與傳統文 化》 第8輯第51-52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中即提出 “他日有倡設女學校 、婦孺報、婦嬰醫院 、恤嫠局等善舉”。10 《澳門大同女學堂章程》 強調女學之重要性時指出： 強國之道 ， 首在育才 ； 育才之道 ，首在幼學 。 然孩提之童恆與母習 ， 自少至長 ， 力學之 日 ， 即親母之日 ， 故母教既善 ， 則其子之成立較易 。 西國幼學 ， 率以婦女充當教習 ， 而成才之易 ，視男子為師者過之 。 蓋女子靜細專精 ， 其與學堂相入之道 ， 實過於男子也 。 且婦人無學 ， 則男子則有內顧之苦 ， 而無生人之樂 。 千古婦人 ，名為內助 ， 實為內累 ， 坐此焉耳 。 今倡此堂 ， 力挽斯弊 ，上以體國家育才之深心 ，下以收相夫教子之實益 。 凡我同仁 ， 當諒斯意 。 11 顯然，澳門大同女學堂的辦校宗旨同維新派的女學思想如出一轍。從其章程來看，雖然這一女校仍然是傳統塾館模式，如學堂祭孔，每逢孔子誕辰日、庚子日及每月朔望，學生都要隨教習恭祀孔子並行團揖禮 ，以示崇儒；但亦融入很多新思想，如從管理人員到教習，主要聘用女性 ；在教學內容上 “但求有益學童為主” ，且要求 “兼習體操” ，還準備添聘西文教習和一切專門之學教習。按章程規定，澳門大同女學堂于1898年正月十六日正式開學，這比上海經正女子學堂的開學時問（農曆4月20日）早了近3個月。 澳門女學的發展的最大功臣當推 “婦孺之僕”陳子褒。陳子褒（1862- 1922）名榮袞，號耐庵 ，廣東新會人 ，1893年鄉試中舉 ，與康有為同科 ，名列康氏之前 ，因膺服康有為經世救國之說而入萬木草堂學習，成為康有為的入室弟子。1898年， “百日維新”失敗後，東渡日本考察教育 ，後決心回到澳門改革小學教育以之為救國、立國之本。翌年至澳門，在澳門鄧氏家塾專聘任教，兼任原生學堂助教。1900年，原生學堂停辦後，在澳門創辦蒙學研究會，又在荷蘭園正街83號創辦 “蒙學書塾”即後人所稱的 “子褒學塾”。12其胞弟陳子韶則在其鄰屋創辦 “子韶學塾”。13蒙學學塾分高等班和尋常班：“子褒學塾”為高等班 ， “子韶學塾”為尋常班。14在設帳授課之初，陳子褒是為了爭取保皇派在澳門的教育權，為保皇派培養中堅力量。但是後來陳子褒的思想想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脫離了保皇會的政治活動。他於1901年在革命黨人的 《中國日報》 發表文章稱：“中國之生死，系夫食中國之毛，踐中國之土而已矣。光緒帝之復權不復權無與也。何則？ 國民者，根幹也。政府者，枝葉也。國民而人人能自治也。則形單影隻之政府，決不能敵百千萬億自立之國民。⋯⋯故今日中國之生死，不系與光緒帝之10 《知新報》 第19冊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澳門不纏足會別籍章程》 。11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 社會生活紀實——近代報刊澳 資料選粹》 ，第★04頁。12 《澳門張氏家塾》 ，載《嶺南學生界》 第8期第44頁；冼玉清：《陳子褒先生傳略》 ，轉引自王 文達：《澳門掌故》 ，奧門教育出版社，1999，第317-318頁。13 冼玉清：《陳子褒先生傳略》 ，轉引自王文達：《澳 掌故》 ，第317-318頁。14 《蒙學研究會》 ，載《嶺南學生界》 第2冊第5期，頁176頁。

復權不復權，而惟決之于國民之能自治焉否耳。” 15說明他開始反對光緒復權和君主立憲，而更注重國民自立之精神和自治之能力。不過，陳子褒並沒有轉而成為革命黨人，他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以教育喚醒國民之自立，從而共同保國、興國。其學生冼玉清稱：“先師子褒先生⋯⋯以為政府不可恃，改革社會宜向下不宜向上，栽培婦女與孩提為救國基礎。因自號婦孺之僕，而名其學校為灌根學塾”。 16 1912年5月25日，孫中山訪問鏡湖醫院併發表演說，當時澳門各校學生在鏡湖醫院禮堂開會歡迎，而歡迎會的請柬是陳子褒擬稿的：“中山先生手奠山河 ，名垂宇宙 ，錦遊有日，取道此間。人士隅隅 ，渴慕丰采久矣。茲定某月某日，在鏡湖醫院開會歡迎⋯⋯”17其對孫中山的讚譽之詞溢於言表。 作為一個平民教育家，陳子褒尤為注重婦女和兒童的教育，特別是為大眾所忽略的女子教育，並將婦女教育視為救國救民之要務。他在1903年出版的 《婦孺新讀本》 中《女學不興之弊》 曰：“女子者，國之母也”， “中國有一大害，如女子不讀書是也。外國女子七歲即入塾讀書。若七歲尚不讀書，朝廷即罰其父母，是以外國女子無有不識字通文理者。我中國四萬萬人，而有二萬萬不讀書之女子，是一半無用之人矣。有一半無用之人，中國所以日弱也。” 18女子不讀書就如 “具花果之胚，而不澆以水，不能發榮而滋長也；含鸞鳳之姿，而困之於，不能翱翔而軒舉也”。 19女學興，可開女智，男女智慧平等，然後能力平等，才能爭取到平等的權利。此外，女子缺乏教育還影響到其子女的教育，關係到國運的興衰：“爾女子，宜讀書。不讀書，怎識字。不識字，怎明理。不讀書，怎教子。書不讀，是蠢才，蠢才多，國就衰。”20同時，陳子褒還認為應將小學教育權歸於女子：“女子者，國民之母也；女學者，幼學之母也。”21兒童啟蒙教育，始至母教和家庭教育。女子 “日處家庭”，對孩子性情喜好 “一一悉之” “未入校時已有許多試驗” 。22且女子與男子相比 ，具有 “勤” 、 “儉” “潔”、 “信”四大優點，且婦女不及閘外人交涉，與外界接觸少， “少受欺詐影響”，23能夠為善於模仿的孩子樹立正面的道德形象。 為了實現其教育救國之目標，陳子褒身體力行地實踐其女子教育主張。他在15 陳子褒：《論光緒帝之復權》 ，載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1輯0905 《教育遺 議》 ，台灣文海出版社，第232-233頁。16 冼玉清：《澳門與維新運動》 ，載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 編》 第6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9頁。17 冼玉清：《孫中山民元遊澳門》 ，載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 編》 第6冊，第6 20 頁。18 《〈婦孺新讀本〉 論男女平等》 ，見《澳門日報》 ， 1987年3月9日。19 陳子褒：《女子教育論》，，載《教育遺議》 ，第108頁。20 梁如松：《陳子褒和盧湘父的幾種啟蒙課本》 載《新會文史資料選輯》 十七輯，新會政協文史資 料工作組，1985年，第4頁。21 陳子褒：《聯愛女校招生啟》，載《教育遺議》 ，第155頁。22 陳子褒：《庇理羅士女師範演講》 ，載《教育遺議》 ，第190頁。23 陳子褒：《嶺南女生招生序》 ，載《教育遺議》 ，第155頁。，、

《論男女同學》 中稱：“僕子光緒三十年 （1904），始教授女生數人。” 24據 《嶺南學生界》 1905年第二期記載，蒙學學塾的高等班和尋常班共有男女學生86人。25時人論曰：“此書塾規模實為廣東蒙學之嚆矢也。” 1912年，由於陳子褒兄弟在澳門教學成績優秀，學生日增，子褒學塾先遷龍嵩街，後再遷荷蘭園二馬路，乃更名為 “灌根學塾”；而子韶學塾則遷往板樟堂街國華戲院現址，改名為沃華學校。26灌根學塾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譽，學生人數達百余人， “女生人數平均占三分之一”陳子褒的女子教育提倡男女平等，反對纏足、提倡寡婦再嫁、同姓結婚。 除此之外，他還編輯通俗而適合兒童、婦女心理 、採用粵語方言的白話文教材教科書 《婦孺三字書》 、 《婦孺四字書》 、 《婦孺五字書》 、 《婦孺淺解》 、《婦孺新讀本》 、 《七級字課》 及 《諸史小識》 等40餘種。這些教材在澳門，乃至香港、廣東廣為流傳、影響深遠。由於這些婦女讀本，經常運用廣東俗語，貼近生活，深入淺出、淺顯通俗，朗朗上口、儼然唱歌，易讀易記，因而廣為傳誦。 “當日陳子褒的課本曾通行港澳以及珠三角地區，現在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人，不少還能背誦 ‘記得細時好，跟娘去飲茶；門前磨蜆殼，巷口撥泥沙’等課文。”28 為了使交不起學費的貧困女子亦有受教育的機會，1907年 ，陳子褒與學生陳德芸等五人捐湊一百元銀號作為創辦佩根女義塾之基金，次年，聘師招生，因基本金太薄而暫收修金。至1909年，家庭條件較好的女學生彭佩雲畢業後自願就教女義塾，此後，學生一律免費就學。為維持女義學之費用，陳子褒與學生經常利用各種賣物會捐物標價賣物。29其女弟子曹美瓊創辦的 “維德女學校”亦附有維義女子義學。 除了陳氏兄弟的蒙學學塾外 ，據 《嶺南學生界》 報導 ，在1905年初 ，利用蒙學會教授法的男女同校學塾或女塾有：大廟角一間，教員盧雨川 ，男女生共47人；高尾街一間，教員區麗菴，男女生共27人；高尾街女塾，女教員梁玉如 ，女生32人；張氏家塾，教員盧湘父，男女生共9人。30 此外，還有一些新辦學塾亦招收女生，如沈史云、郑仲澤等人捐資創辦的啟明學校，該校男女兼收，教員多為留日學生，课程有物理 、化學、體操 、唱歌、生理、倫理等。1904至1907年間，冼玉清就讀于此校。 1908年，同盟會為宣揚革命思想，推翻清朝統治，創立革命根據地 ，在澳門創辦 “培基兩等小學堂” ，男女兼收。學校校長為潘才華，但他要忙於商務，並24 《論男女同學》 ，載《嶺南學生界》 第2冊第5期，1905年7月，第176頁25 《蒙學研究會》 ，載《嶺南學生界》 第2冊第2期，1905年，第56 、57頁。26 王文達：《澳門掌故》 之《維新之塾師——陳子褒兄弟》 ，第317頁。27 陳子褒：《論女生四特性》 ，載《教育遣議》 ，第110頁。28 《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編：《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 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澳門理工學院，2004年，第175頁29 徐天舒，夏泉：《陳子褒的教育思想和實踐述評》 ，載《貴州文史》 ， 2005年，第1期，第21頁30 《蒙學研究會》 ，載《嶺南學生界》 第2冊第2期，1905年，第56 、57頁。27。。

沒有積極參加同盟會的活動，對於學校事務也不大過問。真正負責該校校務的是同盟會會員謝英伯。培基兩等小學堂是當時港澳兩地唯一曾獲得清政府核准立案的學校。清末華人小學是九年制，分高級和初級兩等，主要教授 “四書”及 “五經”後便可以畢業。學生年齡一般也比較大，高年級學生多數為16- 17歲，甚至到22歲。學生共有10 余名。31該校每逢週六下午都舉行演講會，演講與討論內容多數是反對尊孔 ，反對封建禮教。在培基學堂濃郁的革命氛圍中，不少女學生也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洗禮，如該校當時反對儒教的 “非儒會”24名成員中就有9名學生：趙連城、梁雪君、陳霞裳、陳泳裳、李伯陶、陳秀姬、何玉卿、何妙仙、周壁華，幾乎佔據了半壁江山。32 “非儒會”的成員與另一派主張尊孔的同學文瑞昌、區韶鳳，黎延禧等經常展開論戰。之後這種反對尊孔，反對封建禮教的辯論，又逐步和國內反清革命運動合流，學生們把演說會的政治性逐步加強，甚至公開談論革命。 辛亥革命后 ，隨著婦女解放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可供澳門女性選擇的華人學校愈來越多。如陳子褒的學生曹美瓊 “不但傾一己私蓄數千金，在1916年獨力興辦 ‘維德女學校’，還獨力支持陳子褒先生始辦的 ‘贊化義學’的最後兩年”。33維德女學校 “設國文、算術、代數、歷史、地理、音樂、國畫、體操、尺牘、刺繡、修身等科。小五開設英文科。該校又附設維義女子義學”。34 1923年，澳門鏡湖慈善會開辦鏡湖高級護土學校，它是澳門護士專科教育之始，也是澳門女子專門技術教育之始。吳寄夢女士亦于本年辦華人私立勵群女子小學。1925年，廖奉基、譚綺文女士在廣州創辦粵華中學，1928年遷澳門續辦，是澳門第一所男女兼收的華人高中。至1932年，澳門葡政府刊物 《澳門年鑒》 載：全澳門學生7953人，其中女生2113人，佔總數26.57％ 。 35 辛亥革命前後的澳門女學之興，不僅為澳門帶來了新民主婦女解放思想，開風氣之先，營造了澳門新女性成長的良好氛圍；更是開啟女智之關鍵，為澳門培養了許多傑出的新女性。如嶺南第一才女冼玉清，教育家曹美瓊、廖奉基，澳門首批女同盟會會員梁定慧、許劍魂、陳秉卿、尹淑姬等都是陳子褒的女弟子。而培基學堂不僅給了澳門女子民主革命之洗禮，也培養出不少傑出的澳門婦女。如趙連城和梁雪君是澳門最早的兩名女同盟會員。趙連城還是澳門傑出的女詩人，同周佩賢、梁彥明、馮秋雪、馮映雪等人組成學社，被譽為 “澳門現代文學中的第一代女性作家”。36同時趙連城還熱心澳門的教育事業。民國元年（1912），趙連城與馮秋雪在澳門創辦佩文學校，馮任校長，趙連城任教務主任。1920年，澳門中華教育會，該會領導機構為評議會，趙連城為評議員之一。這些傑出的澳門女性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為推動澳門社31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 第四卷，第2106頁。32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錄》 ，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編：《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2冊，第302-306頁。33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2頁。34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 ，第226頁。35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 ，第226、 227頁。36 廖子馨：《論澳門現代女性散文創作》 ，載《文化雜誌》 中文版第24期，1995年，第136頁。

會發展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革命中亦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二、不纏足運動 女子纏足，在中國歷史悠久，一般上溯至南唐後主。南宋元豐年以後，纏足在社會上已靡然成風，雖然明清統治者皆有禁令，然無濟於事 ， “三寸金蓮”早已深入中國病態審美觀之髓。纏足陋習嚴重戕害了婦女身心健康，無論是歷代的有識之士，還是來華的傳教士都對此深惡痛絕 、大加鞭笞，但未能成為主流，影響甚微。維新派人士受到 “天賦人權”的理性浸潤，對深受壓迫的中華婦女抱有深厚的憐憫和同情之心，故對纏足、穿耳、溺女等男權社會摧殘女性身體的陋俗批判非常激烈，將不纏足運動視為解放婦女的要務之一，掀起不纏足運動的高潮。 澳門的不纏足運動發起的較早，1897年春，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 “不纏足會” ， 康廣仁、張壽波、何連旺、吳節薇等人即在澳門回應，成立 “澳門不纏足會” ，並於1897年5月22日在 《知新報》 上發表 《澳門不纏足會別籍章程》 ，規定該會宗旨為 “專以勸導女子不纏足為主、男子擇婚娶婦亦以不纏足為主”。 37規定凡是入會的女子不能私自纏足，入會的男子不能娶纏足之婦女為妻，否則開除會籍。由於倡始者皆為澳門名流，在澳門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經過廣泛宣傳，到1898年2月1日，據 《知新報》 第19 、20 、22 、27、30 、44冊所刊登之澳門不纏足會會員名單統計，加入該會之人士到117人，現將此名單抄錄於下：張壽波、張 灝、張壽浯吾、吳節薇、何連旺、陳桐若、陳蔚秋、康廣仁、張有韜、張有貢、吳文暢、陳國光、柯祖賡、賴際熙、劉光廉、徐 岳、陳芳仁、余國靄、徐述堯、曹連壽、曹應壽、蕭藻旒、鄧竹溪、楊祖守、楊訓聯、楊開疆、陳友善、陳朝宗、楊呈祥、潘飛聲、陸慶清、陳乃潤、陳華樞、何天柱、葉成珍、楊錫泉、楊祝山、張有年、梁郁明、張馨田、朱 淇、張華袞、吳振鵬、梁星堂、林沛三、鮑奏篪、朱景坨、王 吉、吳繡谷、柯成之、容學華、陳耀鍇、張鳳儔、李暢能、李希鴻、陳綽垣、溫銘閣、梁松千、陳彤軒、陳吉垣、蔡世康、柯眷之、柯行之、陳兆梁、吳少葦、陳衍芳、陳植彝、吳耀堂、區桐呂、王龍田、楊旭初、陳直垣、陳桂籍、曾達之、陳若霖、陳季和、陳旭垣、陳公澤、黃瀠波、黃紫雲、何瑞增、楊熾生、劉玉田、尢 列、張煥周、林連生、陳樂軒、吳和琛、吳甯琛、郭雨三、鄭東裹、黃拔臣、高 飛、蕭雲山、吳屋籌、吳應揚、程道元、鄭壽耆、杜清貽、韋朝選、何子銓、杜文祥、廖鳳舒、楊祖孔、容達楷、葉侶珊、陳步墀、戴 荃、宋子衡、宋照寰、宋展鵬、宋次鵬、李盛銘、鄭仲賢、張 辛、陳士簾、鄭鳳威。3837 《知新報》 第19冊，1897年4月21日《澳們不纏足會別籍章程》 ，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 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第146 、 147頁。38 《知新報》 第19冊，第147頁；第20冊，第168頁；第27冊。第281頁；第44冊，第556頁

澳門不纏足會是上海總會的分會，財務方面與上海總會聯為一體。據 《知新報》 第29冊 《澳門不纏足會告白》 ：“諸君認捐之會籍其未付貲者，請交澳門荷蘭園原生學舍大井頭” ；39以及第66冊 《廣東不纏足會支款》 ：“各同志將所領之會籍寄交澳門荷蘭園原生學舍，并開示地步俾刊成總冊” ，40 說明澳門不纏足會應為廣東不纏足會之中樞機關。澳門不纏足在澳門的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1899年12月底天足會總辦英國人阿綺波德·立德 （Archibald Little）來到澳門視察澳門的不纏足運動時稱： 澳門在反對裹腳方面是大大進了一步。葡萄牙人在這裹定居有幾 個世紀， 已經與當地中國人通婚，這可能就是澳門與香港的差別所 在。有人說，是在維新派一位領袖、一位醫生的推動下，澳門婦女放 棄了裹腳。澳門幾座最好的歐式住宅住的都是中國人，在一幢連陽臺 欄杆都鍍金的房子裹，我高興極了，因為這家所有的女孩都沒有裹 腳。澳門，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裹腳這一殘忍的習俗一定首先要在 澳門被廢除。天主教的修女也大力推行反裹腳運動，卻怎麼也不願意 與新教的傳教士合作。41 除不纏足會之外，致力於澳門不纏足運動的還有各個招有女生的學堂。十九世紀末，澳門的不少有識之士開始在澳門興辦女學，無論是專門的女學堂還是男女同校的女學堂的教育都融入了解放婦女的新思想，反對纏足也是這些女學的要務之一。1904年10月的 《嶺南學生界》 報導 《澳門蒙學書塾》 （即子褒學堂） 有 “女生放腳”一條： 人情莫不喜同畏獨，況在幼稚之子，更好模擬，故影響教育，最 為見效也。澳門女子放腳者多，荷蘭園蒙學書塾女生不少，皆是天然 足者。去年有一女生王禮姬，來學之時本是纏足，及數日后則解而防 之，居然一天然足女子矣。至今年女生二十八人，均無一纏足者。殆 風氣從此大變矣。42 但是由於當時中國的政治體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傳統勢力仍然十分強大，不纏足運動的實際成效有限，大量澳門婦女仍然繼續忍受纏足之苦。雖然大量澳門名流加入不纏足會，但多為作秀，如作為澳門不纏足會重要發起人之一的何穗田 （即何連旺） ，家中的兩個女兒均未放棄傳統的纏足風俗。阿綺波德·立德在 《反對裹足之行》 中寫道： 當地華人領袖何水廷（應為何穗田，譯者誤譯） 先生不僅為我安 排了講演，講演結束後還請我到他家裹去，並向我保證，他的一個小39 《知新報》 第29冊，1897年8月1日，第313頁。40 《知新報》 第66冊，1898年8月11日，第913頁。41 阿綺波德·立德：《穿藍色長袍的國度》 20 《反對裹足之行》 ，中華書局，2006年，第323頁。42 《嶺南學生界》 第1冊，第6期，1904年10月，第36頁。

女兒不久就會扔掉裹腳布。他家裹裝飾豪華，陳列著許多藝術品，還有一張檯球桌，據說他們會打檯球。可他的大女兒還纏著腳。畢竟這位華人領袖不是維新派人物。43 甚至有些加入不纏足的女子也並不是遵循不纏足的倡議：“在一次小型的基督徒集會上，率先加入天足會的是翻譯的妻子——一位裹著小腳的女人。這位女士，一邊向天足會捐錢，一邊笑著說：‘拿著，也帶去我不再纏腳的諾言。’”44可見哪怕是接觸西方文化頗多的翻譯妻子都在行動上仍然讓傳統力量占了上風。 真正將澳門婦女不纏足陋習中解放出來的還應該歸功於革命黨人的努力和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君主專制，也造成許多傅統價值的土崩瓦解。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於1912年3月發佈 《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文》 。這一禁纏足令顯然比以往禁令有效 ，在社會上反響很大，因為纏足的陋習已然成為激烈反傅統人士所要打倒的 “祖宗造的罪孽”。在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民初不纏足及放足者日多，出現了 ‘天足興 ，纖足滅；放足興，菱鞋滅’的社會風俗景觀”。 451926年陳東原寫 《中國婦女生活史》 時稱：“那時（1897）大腳姑娘之嫁不掉，就同現在纏足女子底沒人娶一樣。， 46 清末民初的不纏足運動，是近代中國婦女解放史上的里程碑，不纏足運動對近代澳門社會和婦女解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三、澳門婦女的革命熱忱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更加注重婦女的社會責任，號召婦女為推翻封建統治而鬥爭。1905年，在同盟會成立之初，孫中山便宣佈：“只要志願參加同盟會，不論廚子、丫環、老婦 ，我們一律接收。”47同盟會員廣泛聯繫各界婦女 ，壯大革命隊伍。作為同盟會在華南的重要活動基地之一的澳門，由於清廷控制相對比較薄弱，成為有識之士和革命人士的大本營。在濃厚的革命氛圍中，澳門也出現了不少投身革命的巾幗英雄。 由於香港、澳門婦女佔人口半數以上，在行動上較易避開清廷密探的耳目，因此同盟會發展組織也就注意吸收婦女。當時的宣傳口號除了側重於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也涉及反封建的社會改革問題——如反對家庭專制，主張婚姻自由，提倡女權，反對做妾，反對纏足之類。這對當時青年婦女來說，都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加上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光復會女志士秋瑾的英勇犧牲 ，43 阿綺波德·立德：《穿藍色長袍的國度》 20 《反對裹足之行》 ，第323-324頁44 阿綺波德·立德：《穿藍色長袍的國度》 20 《反對裹足之行》 ，第324頁。45 苑利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社會民俗卷》 ，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 2 ，第288頁46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 ，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第317頁。47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文史資料紀念專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頁 。

對省 （即廣東——筆者注） 、港、澳婦女知識界也有影響，一些覺悟的婦女相繼投身到辛亥革命的行列。她們一般出身於封建家庭或資產階級家庭，其中包括有女學生、家庭婦女和職業婦女，有些還是富商的寡婦或妾侍（姨太太），也有一些是逃避盲婚的少女。她們除了不同程度地受到民族革命的鼓舞之外，對她們個人來說，不少是飽受封建家庭的壓迫，或對婚姻問題不滿，精神上徬徨痛苦，接觸到同盟會的宣傳，便相信它不僅可以救國救民，而且也可以解放自己。一般來說，這些婦女參加同盟會以後，對工作是熱情積極的，出錢出力，在辛亥革命運動中承擔過不同的任務，做了不少工作。48 澳門的第一個同盟會女成員是趙連城。趙連城（1892- 1962）又名璧如，號冰雪，1982年10月11日出生於澳門。趙連城在培基學堂讀書時，就積極加入反孔反封建的行列，與馮秋雪 、古桂芳、馮印雪、周樹勳四人組織 “非儒會”。 1910年，澳門同盟會成立，並在白馬行街釣魚臺的一座三層大樓成立了 “濠鏡閱書報社” ，公開徵求社員，又在社員中進行發陡同盟會會員。趙連城和古桂芬、馮秋雪、馮印雪、區韶鳳、何國材、周樹勳第一批加入同盟會。鏡閱書報社籌備舉行成立大會時，作為澳門第一個同盟會女會員，趙連城在成立大會上演說， “從反清的革命大道理說到提倡女權” ， 引起了全場聽眾的注意。作為澳門有史以來第一次女子演說宣傳革命和女權，此事成為一項社會新聞，在澳門社會中引起巨大反響。趙連城還負責澳門女同盟會員的發展，向澳門的女學生和家庭婦女積極宣傳反封建和反清思想。 在澳門濃厚的革命氛圍中，加之同盟會員的不懈努力，越來越多的婦女紛紛加入同盟會，如培基學堂的梁雪君，灌根學堂的許劍魂、陳秉卿、梁國體、梁雪君、嚴淑姬等，還有澳門退休華籍探目梁金福的孫女梁荃芳。這些澳門女同盟會員具有很強的革命意識，活動積極，利用女性身份的特殊性，對辛亥革命起了不可小覷的作用。如趙連城協同香港女同盟員鐘芬廷、張竹君向澳門富室大戶的太太小姐們為革命募款。由於女性身份在行動上較易避開清廷密探的耳目，澳門女同盟會員常常擔任傳遞消息、運輸軍火等重要任務。如澳門澳門同盟會員用籌集到的大筆經費購買了許多槍支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 “一批留在澳門的同盟會員（其中不少女同志），則負責轉運這些武器到內地。” 49在轉運武器的過程中，澳門女同盟會員們扮成孕婦、富太太、小姐等身份，有效地避開了清廷的檢查： “1910年初，同盟會在廣州組織新軍起義，梁定慧等女同盟會員被派往廣州河南的守真閣縫紉學校任教，暗中負責看守軍隊倉庫和運送軍火工作。徐宗漢、梁定慧等利用婦女的特殊身份。時而扮成孕婦，時而扮成新娘、小姐或學生，頻頻往返省港澳，幫助起義機關運送軍火，傳遞消息。並在廣州將軍火發給各起義人員48 趙連城：《光復前後廣東婦女參加同盟會活動》 ，載李齊念主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5輯《軍政類》 ，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68-269頁。49 戴裔煊：《澳門歷史綱要》 ，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230頁。

的集結點。”50 在傳遞消息的任務中，女同盟會員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如趙連城有一個姐姐在廣州，由於有這個關係可掩護行動，組織就常派她前往廣州秘密傳遞書信。此外，趙連城還成功策動廣福兵艦的的易幟起義。 澳門女同盟會員的革命熱忱還反映在她們積極回應北伐、參加 “廣東女子北伐隊”上。1912年，成立 “廣州女子北伐隊” ，雖然最後出發時只有20餘名女子追隨北伐，但是作為華南地區反封建革命的第一支女子隊伍 ，她們為革命而赴死的決心和勇氣令人佩服。而且這些女子用自己的行動向數千年男尊女卑的傳統示威抗議，成為女子自立自強的先驅者。雖然這只隊伍人數屈指可數，但能見到不少澳門同盟會女會員的倩影，如許劍魂、陳秉卿、梁國體、梁荃芳、梁雪君、嚴淑姬等，澳門婦女的革命熱忱由此可窺見一斑。 除投身革命的女同盟會員外 ，澳門還有一些女性同情革命 ，為革命出錢出力。如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後，開始打擊革命黨人。他派親信龍濟光出任廣東宣撫使，在廣東實行白色恐怖統治，對革命黨在澳門的活動亦嚴加監視 ，先後暗殺了老同盟會員方次石等人，澳門革命黨人處境頗艱。為安全起見，暫居澳門的朱執信等均深居簡出，革命党人平時活動也極為秘密 ，經常變動聯絡地址。後來有人建議利用福榮里的一家妓寨作為秘密交換情報的場所，可以較好地避開。這家妓寨有位名金仔的妓女，積極熱心地幫助革命黨人 ，據馮秋雪 《中華革命党澳門討龍活動雜憶》 載： 不記得是誰出的主意，主張利用福隆新街內福榮里X號妓寨，作為 秘密碰頭和交換情報的場所。這一家妓寨有一個妓女叫金仔，為人很 豪爽，對討袁革命深表同情，當我們提出要利用她的住處作為活動地 點時，她同意保守秘密。每次我們到達，她都殷勤接待。在我們活動 經費有困難時，也得過她的周轉，有時她沒有現欵，還慷慨地把自己 的金飾拿去典押，得欵以供我們應急。在這一個妓寨的掩護下，我們 曾經活動了幾個月之久，總算逃避了龍探和葡警的耳目。當時大家對 金仔的熱情支持革命深受感動，但 “討龍”結束後，黨人逐漸散去， 她依然沒有蛻離苦海，後來結果如何也沒有人過問了。51四、婚姻觀的變化 辛亥革命以前，澳門地區的華人婦女深受男尊女卑的封建傳統壓迫，被牢牢地壓制在父權、夫權之下 ，順從地接受封建社會加諸的種種枷鎖：婚姻不自主、忍受多妾制、夫死守節等。但在維新派和革命黨婦女解放及女權主義思想的薰陶50 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珠海市人物志》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7頁。51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 第11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1964年，第42頁

下，澳門華人婦女的婚姻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制，壓在澳門華人婦女上的男尊女卑大山開始了根本上的瓦解，她們的婚姻亦逐步走向理性和自由。 1. 一夫一妻制的提倡 清末澳門富裕華商多數仍然持續著多妾的傳統。如林蓮，又稱林連、林含蓮、林蓓生 ，其家世暫不可考 ，從其堂號——彰慶堂來看，可能其先祖來自福建，定居於望廈或龍田一帶。林蓮妻妾及子女頗多，據 《澳門政府憲報》 披露： 案據西洋籍人林蓮即含蓮，有妻室產業，現在澳門居住，前來察 請表明，其長子林煥章即林少文，今年開六歲，係住在三巴仔街第一 號及時正妻吳氏所生次子；林煥斌即林少寬，今年開一歲，係住爐石 塘街第五十七號屋時次妻馮氏所生；三子林煥玻，今年兩歲，係在自 置之南灣第六十七號屋出世。52 四年後，林蓮再次到按察司衙門察稱： 案據林含蓮，有妻業主，居澳，已隸西洋籍，到署稟稱，有子三 人。長子林煥玻，現年七歲，次子林煥瀾，現年五歲，三子林煥硯， 現年五歲。的係林含蓮與妻室親生之子，均在澳出世，長子係勞氏所 生，次子係黃氏所生，三子係梁氏所生，該三子現皆與父母同住。53 另據1908年4月11日《澳門政府憲報》 ： 案據林煥炳，有妻，業主，居澳，稟稱今年三十六歲，係在澳居 住。乃是向住澳門已隸西洋籍林含蓮及方氏親生之子。54 據以上資料，可大概推知林蓮有妻吳氏，妾方氏、馮氏、勞氏、黃氏、梁氏等，可謂是妻妾成群。 此時在澳門叱咤宅風雲的盧氏家族也是如此。如盧九父親盧耦，字位配，號屏壽昌，娶陳氏，副高氏，他同其大哥盧華錦皆為妾所出。盧九在澳門發跡後，家族十分龐大，妻妾成群、枝葉蔓延，蔚為壯觀。盧九娶納妻妾10人，育有子女28人，其中子17人、女11人： 華紹 ， 字育諾 ， 娶歐陽氏 ， 副梁 、 陳 、 梁 、 范 、 梁 、 張 、 何 、黃 、 張九氏 ； 十七子 ， 長子 、次子 、 七子歐陽氏出 ，三子 、五子 、八子 、 十二子 、 十三子副室梁氏出 ， 六子 、 十子四副室梁氏出 ， 四子五52 《澳門政府憲報》 1903年2月14日第7號。53 《澳門政府憲報》 1907年10月26日第43號。54 《澳門政府憲報》 1908年4月11日第15號。

副室范氏出 ， 九子 、 十六子六副室梁氏出 ， 十一子 、 十四子 、 十五子七副室張氏出 ， 十四子八副室何氏撫養 ， 十五子九副室黃氏撫養 ， 十七子十副室張氏出 。55其長子廉若的家庭也是龐大而複雜的 ，他娶妻妾8人 ，育兒女17人： 原配氏陳 ， 同邑翰林編修陳華聚女 。 妾黎 、 張 、 郭 、 黃 、 姚 、區 、沈 ，黎前卒 。 子八：榮觀 ， 美國邁士溫尼亞大學商科畢業 ，陳夫人出；榮傑 ，黎出 ， 榮滿 ，姚出 ， 榮蔭 ，黃出；榮儉 ， 區出；榮爵 ，黃出；榮典 ， 區出；榮驥 ，黃出 。女九 ，適陳 ，字陳 ，字譚 ，余幼 ，孫一念祖 。56二子盧煊仲妻妾4人 ，子11人 ： 宗璜 ，字聖岸，號煊仲 ，娶劉氏，副張氏、黃氏、梁氏。子十 一，長梁出，四劉出，三黃出。葬香港華人永遠墳場。 邑庠生。辛丑 補行庚子恩正併科鄉試第一名舉人。花翎試用知府。 盧九的三子盧怡若亦是在澳門政界和商界頗為顯著的人物，除正妻外，另娶妾2人： 宗晉 字聖淳，號怡若，娶李氏副黃氏、梁氏，子五，長次李出，三梁出 。 監生 。 壬寅補行庚子辛丑科順天鄉試第三十一名舉人 。57十一子盧：光煒妻妾2人 ，子6人 ： 光煒，字聖彤，英甫， 娶氏，副黎氏，子六。58 盧九家族還有一位比較活躍的賭商——盧光裕。光裕為盧九大哥華錦之三子，盧九之佺。盧光裕，字聖珍 ，號舜渠，清時為候選道，賞戴花翎，語授中憲大夫。同盧九一同經營商業，以此致富。據族譜記載，他共有妻妾4人。 據 《江門（新會） 潮連蘆鞭盧氏族譜》 載： 光裕，字聖軫 ，號舜渠，娶黃氏，繼區氏，副蘇氏，溫氏。子一 蘇出。監生，候選道，賞戴花翎，誥授中憲大夫。59 此外，盧光裕大約逝於1909年，此後因債務未清，被人控告，其家庭情況得以披露於 《澳門政府憲報》 ： 傳該遺產會長盧候氏即盧光裕之寡婦 ，並係其女，已及十四歲盧 梅君，盧梅卿之代理人，又傳伊妾盧秦氏，係其子女，未及十四歲盧55 《江門（新會）潮連蘆鞭 氏族譜》 卷十三第24-25 頁 。56 《江門（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 卷十三第25頁。57 《江門（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 卷十三第25頁。58 《江門（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 卷十三第25頁。59 《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 卷十三第24頁。

亞蘇，盧芳姑之代理人，又傳伊妾盧伊氏，係其女，未及十四歲盧波 詳之代理人，均現不在澳，乃在中國內地潮蓮者。60 被憲報記載的其妻妾還有候氏、秦氏、伊氏，這三人並未載入族譜，可見盧廣裕之妻妾至少為7人。 據族譜記載，盧光裕之二哥盧邦鼐亦有妻妾4人： 邦鼐自聖鼐，號蘭生，娶李氏，副梁、劉、葉氏，子六，長、 三、四劉出，二葉出。附貢生，賞戴花翎，分部郎中。創辦瀘溪兩等 小學堂，慨捐重資，宣統元年倡修族譜。61 在多妾制的婚姻中，最受壓迫的還是那些被迫為妾的女子們。一般來說妻子的出身與丈夫相若，而妾一般出身卑微，在家庭的地位中僅高於奴婢，受到夫和正妻的雙重壓迫，處於完全的奴役地位。Manuel de Casro Sampaio先生1867年所編著的 《澳門華人》 中不僅留下了當時澳門華人生活更各方面的寶貴資料，更具有學者的嚴謹性。正如編者 （Sampaio先生） 在 《澳門華人》 前言中所說， “許多歐洲作者描述的華人事宜是虛假的，而且即使華人也很難想象出來。第一批作者傳達了錯誤的資訊，而後繼者又從這些資料中收集細節內容⋯ 而這部書大多有趣的細節內容是由澳門最優秀的漢學家完成的，他們不遺餘力地對整本著作進行修訂。”62該書對於澳門華人小妾地位是這樣描述的： 在中國人正式的文書當中並不會有一夫多妻制這樣的詞句。但是 在中國人各自的婚姻當中總是有一兩個小妾存在，所以有說中國人是 實行一夫多妻制的。但是完全的照搬這種說法又是不正確的，因為納 妾並不是結婚。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能同一個以上的女人在一起。在法 律條文當中只承認一個妻子。小妾不能享有類似法律的保護，她們是 一群命運非常悲慘的女性，每天僅僅擁有勉強的飯食、衣服和住宿。 中國人可以輕易地納妾，也可以找任何一個理由把他們拋棄。有的中 國人在自己的宅子裹納妾，有的在遠離自己家庭的地方納妾，還有一 些人想納妾卻不能夠。63 作為中西文化交匯之先鋒及近代革命之灘頭陣地的澳門雖然多妾制現象嚴重，但亦有不少堅持反對一夫一妻者，其中以孫中山為代表。1883年底，孫中山與同鄉好友陸皓東一起在香港受洗成為基督徒，教名為 “日新”。作為一名基督新教教徒，孫中山嚴格遵守基督教一夫一妻的婚姻觀。所以當宋慶齡自願為其妾60 《澳門政府憲報》 1882年4月15 日第15號 。61 《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 卷十三 第23 、24頁 。62 Manuel de Castro Sampaio Os Chins de Macau， HongKong Typographia de Nprpnha E Filhos， 1867， p.v. 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吳玉嫻譯 。63 Manuel de Castro Sampaio Os Chins de Macau， HongKong Typographia de Nprpnha E Filhos， 1867， pp34-4 3. 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吳玉嫻譯 。

時，孫中山斷然拒絕。最後孫中山原配夫人盧慕貞主動離婚 ，孫中山才和宋慶齡結為秦晉之好。 孫中山的次女孫婉1914年與王伯秋在美國結婚 ，育有一子（王弘之）一女（王蕙），由於王伯秋在國內尚有妻子 ，在孫中山的堅持下 ，孫婉和王伯秋離婚 ，並與1921年3月，在澳門孫公館與戴恩賽結婚。戴恩賽是一個優秀的外交官 ，亦為澳門華人的傑出代表：1894年生 ，廣東五華人。先後就讀于上海聖約翰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國際法專業，並於191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初任廣東政府秘書、政治組組長 ，1930年改任中華民國駐巴西公使，1936年為粵海關監督，1938年8月再任中山紀念學校校長。1941年3月出任鏡湖醫院慈善會主席，6月辭職轉任澳門政府視學會學官。 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對澳門華人的婚姻頗有影響 ，尤其是入會的教徒。如澳門基督新教徒鍾榮光在入教前有一妻一妾，入教后 “以為一妻一妾大背男女平等之道 ，每有親友問及夫人等則面頰發紅 、不欲回答。由是決計必欲與其妾離異”。64為了讓其妾有自立能力，鍾榮光將其送往學校學習。七年之後 ，待其妾學成 ，二人于1905年2月5日正式離婚 ，鍾告鄭曰：“我兩人昔為夫婦 ，今為兄妹，界限既定，彼此可以自由。君他日嫁人 ，我終以至愛之妹相待。”65鐘榮光此舉不僅是受基督教一夫一妻婚姻觀的影響，亦受當時男女平等思潮的影響 ，認為：“當今現代 ，當以一夫一妻為正道。無論教內教外之人，皆要公認耳。”66時人贊之曰：“鍾君常視人之一身與社會大有關係，此一事不行改革，則大礙社會之進化，故蓄志數年，務達其祈向。”67 此外 ，在西學東漸的熱潮中，澳門華商巨富的子女多有出國學習者 ，如盧九四子盧興原，字聖步，號孔勉，遊學英倫得法學碩士，考取英國大律師資格，歷任廣東檢查審判兩廳長。五子盧碩，字聖韻，號靜菴，遊學美國，其長子盧榮幹，嶺南商科學士 ，英國倫敦美琪大律師；二子榮進 字賢良滬江大學文學士 ，美國航空技師，子二。盧九七子光忠，字聖牒 ，號季馴 ，一號壽蓀 ，遊學英倫柯斯說兵馬科畢業，壢統第七炮兵營第一統領。十四子光銓，號衡若 ，英倫大學畢業。68他們受西方先進思想薰陶，皆堅持一夫一妻制原則，只娶一妻。 由於深受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想的影響，尤其是清政府被推翻後，一夫一妻制成為澳門年前華人婚姻觀的主流。據 《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 記載，盧九十七子除長子盧廉若、二子盧煊仲、三子盧怡若和十一子納妾外，其餘皆堅持一夫一妻制 （十子早殤，十四子和幼子婚娶不明） ：64 《記鍾榮光君與鄭主依事離婚事》 ，載《嶺南學生界》 第2冊第2期，1905年，第50頁。65 《記鍾榮光君與鄭主依事離婚事》 ，載《嶺南學生界》 第2冊第2期，1905年，第51頁。66 《記鍾榮光君與鄭主依事離婚事》 ，載《嶺南學生界》 第2冊第2期，1905年，第52頁。67 《記鍾榮光君與鄭主依事離婚事》 ，載《 南學生界》 第2冊第2期，1905年，第53頁。68 《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 卷十三第24-26頁。

四 興原 ，初名興仁 ，字聖步 ，號孔勉 ，娶李氏 ，子三 。五 碩 ，字聖韻 ，號靜蓭，娶戴氏 ， 同知銜 ，遊學美國 。六 誦芬 ，字聖勳 ，號康民 ，娶陳氏子二 ，監生 。七 光忠 ，字聖牒 ，號季馴 ，一號壽蓀 。 娶鍾氏子五 。八 光圻 ， 又名光功 ，字聖號 ，娶張氏 。九 光棣 ，字聖 ，號次棠 ，娶陳氏 ，子二 。十 光德 ， 殤 ，嗣子 。十四 光銓 號衡若 ，英倫大學畢業十五 光霖 號小 （火卓） ，子二十六 光樾 字聖賢 ，號蔭民 ，娶陳氏 ，子四十七 光顯69 2. 自由婚姻的發展 對傳統婚姻觀的打破還包括對父母包辦婚姻制的突圍。中國傳統婚姻最主要的特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西方自由思想的衝擊下，澳門華人逐漸出現自由婚姻的趨勢，並發展成為主流。 1911年6月，培基學堂女學生梁雪君的養母因貪圖錢財，打算將梁雪君嫁到新加坡當妾侍。培基校董兼義務英文教員吳節薇得訊後，即與學校內同盟會師生商量，勸止梁雪君不要上當。當時澳門同盟會主盟人林君複主張她到香港暫避，在離澳赴港的前一天，梁雪君到南灣街41號同盟會總部進行 “舉手”宣誓，正式加入同盟會，成為澳門同盟會第二位女會員。70深受民主革命思想洗禮的澳門新女性開始衝破舊社會買辦婚姻和父母之命的枷鎖，不再甘願為妾，掌握了自己的婚姻主動權。 子褒学塾學生梁定慧在十六歲時（1910年） ，在父母之命媒說之言下與同邑富家子弟唐铁魂結婚。在澳門革命思想的洗禮下及三姊梁綺川 （同盟會員） 的影响下，梁定慧開始反抗封建包辦婚姻，帶着外甥女卓國兴逃到香港投奔梁綺川，在实踐女校棲身，并加入同盟會。稍後，其夫唐鐵魂追隨妻子到香港。梁定慧動員丈夫參加革命，應允若參加革命，三年之後定重結良緣。唐鐵魂在她的勸導下亦加入了同盟會。 “闔家革命，人們傳為美談。”71唐鐵魂後來在執行任務中犧牲，梁定慧在運送丈夫遺體回鄉時跳入伶仃洋殉夫，經眾人奮力搶救方挽回生命。 澳門華人婦女的婚姻自由還表現在衝破門當戶對的封建枷鎖。如趙連城出身于貧農家庭，父親為轎夫，由於鄉霸誣陷而攜眷避居澳門，因而趙連城出生於69 《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 卷十三第24-26頁。70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錄》 ，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編：《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2冊，第311頁；林亞傑主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6冊《廣 東政海拾遺》 之冼玉清《澳門與維新運動》 ，第620頁。71 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珠海人物傳》 （下冊）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7頁。

澳門。趙連城的母親在澳門南海望族馮家當保姆。趙連城12歲時 ，她二姐嫁馮家。傭人女兒嫁得主人家少爺 ，這種麻雀變鳳凰的故事在門第觀甚嚴清朝婚姻制度中是難以想象的。她二姐嫁入馮家說明當時澳門的封建婚姻觀已開始受到民主革命的洗禮，開始融入自由的氣息。不久，趙連城的父母回鄉耕種，把趙連城放在澳門二姐家寄食。此時，趙連城與姐夫之佺馮秋雪相識。馮秋雪後來資助趙連城在培基兩等小學堂讀書。在培基學堂的共同學習過程中，馮秋雪和趙連城一起同友人共同組成反封建社團 “非儒會” ，一同加入同盟會，并創立文學社團 “雪社” ，不愧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侶和相互賞識的文學眷侶。辛亥革命后，趙連城和馮秋雪于1912年喜結良緣。他們的婚姻不僅是對封建門第觀的宣戰，更是不同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自由戀愛之結果。 辛亥革命后，自由婚姻逐漸成為澳門婚姻的主流。在1948年集體婚姻的五對新人中沒有一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要是在學習、工作中相識 ，或者友人介紹而相識。據大眾報及市民日報所報導五對新人情況如下： 五對新人的履歷亦都有呈現：第一對：韋鳳人，24歲、初級中 學；郭均成，27歲，高級中學，商人；第二對，第二對登記新人吳業 韋、26歲，初級中學，軍業，亦皆籍貫中山，韋莉蓮；24歲、教員， 同窗數年，互相友愛而締結。72第三對，梁豪，29歲；任萍，24歲， 二人在民國三十二年因工作關係相識。 第四對，業勝？ ， 21歲；羅瑞 珍 ，20歲 ，經師母介紹相識。 第五對：謝雉斌 ，29歲；陳玉真，29 歲，因友人介紹而相識。73 3. 反對節烈 ，提倡再嫁 華人婦女的忠貞觀在廣州地區更為看重 ，從婚禮中的燒豬習俗便可一目了然。香山、澳門地區的燒豬習俗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居民善牧豕，香山、澳門等處銷售頗廣，緣粵俗賽神、婚禮，概 用燒豬。復以尾長者為貴，蓋取有始克終之意。而赤溪之豕為最合度 也。夫豕以剛鬣見稱，乃效濡魚之羞，竊附犧雞之義，澤中千足，竟 與千戶侯等講貨殖者，幸勿遼東視之也。戲載之以資談柄。74 由於澳門華人頗為看重女性之忠貞，所以當時澳門城內女性的墮落對華人社會圈的婦女似乎沒有多大的影響，清代中前期受政府表彰節婦人數甚眾。清道光時王廷鈐等纂修的 《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 （以下簡稱 《採訪冊》 ）是現存唯一的一部香山縣採訪冊，其中記載了大量澳門節婦。清代對 “節婦”的72 《市民日報》 ， 1947年12月6日。73 《大眾報》 ， 1948年1月2日。74 （清）金武祥：《赤溪雜志》 ，轉引自《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 ，第6冊 ， 第675頁。

要求甚為苛刻，必須在30歲以前守孀，直至50歲以前，即守孀當在20年以上者方可稱為 “節婦”。縱如此，據 《採訪冊·節孝門》 記載，乾隆十五年至道光七年間，僅下恭常都十三鄉就有節婦174人，其按照人數多少依次為：南屏37人，澳門75 34人，北山村、香山場各29人，北山嶺14人，前山寨13人，南大湧5人，吉大村4人，灶貝、白石村各3人，南村、外界湧、黃茅斜各1人。儘管澳門為一 “華洋混雜之地” ，但是澳門一鄉節婦數量即占去下恭常都節婦總數近1/5 ，其節婦數量遠較北山村、香山場等村為多。76此外還載有烈女1名：“蔡氏，黃英達妻，乾隆間從夫客澳門。夫死，有惡少逼犯之，蔡投繯死。澳人鳴於官，報惡少置之法，而葬蔡連花山下，邑令表其碣，曰 ‘小欖黃蔡氏烈婦之墓’。且刻石於旁，曰 ‘重倫多烈， ，曰 ‘勁節可風’。” 77由於清朝的務實精神不同於元明，元、明兩朝特別鼓勵殉烈，清代更重視寡婦守節撫養幼孤侍奉公婆，故而所載節婦數量為主流。 《採訪冊》 首次關於 “澳門節婦”之記載可以反映在華洋雜處的澳門社會中仍有部分地區牢固地保持著中國傳統風俗。之所以澳門能在道光年間湧現出如此大量的節婦烈女，這與清政府對鄉村教化的重視和澳門鄉村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雍正帝詔旨：“朝廷每遇覃恩，詔款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系钜典。” 78據統計，康熙時期，整個香山縣有列女37位，79而至乾隆年間，整個香山縣列女總數達209人，至道光時期更是達到1876人，這個數字還僅僅是指自30歲之前就開始守節婦女之數量。澳門華人節婦數量如此之多，和澳門開埠後華人逐漸增多、澳門地區中國傳統封建鄉村的成熟與發展也有密切關係。 “澳門半島北部本來僅有零星散戶的居住而無正式的村落，澳門開埠後，隨著 ‘望下村’ ‘龍田村’及 ‘沙梨頭村’等村落的建立，中國傳統的農村聚落在半島北部逐漸形成並發展，又經過近200年的國家與地方政府的封建倫理的教化，封建道德倫理觀念逐漸在半島北部的鄉村中根深蒂固。”80澳門地區大規模的 “節婦”出現，標誌著符合國家正統道德的價值觀念在澳門華人婦女中也已成為主流。 對於這種壓抑人類天性的長期守節傳統 ，無論是維新人士還是革命人士都極力反對。如陳子褒反對宋儒之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認為寡婦再嫁同鰥夫再娶一樣，是天下公理：“婦人夫死，脫離法律，自由可矣。夫可再娶，而婦即可再嫁，此公理也。” 81他援引大量古代再嫁之案例，為再嫁正名，認為 “再嫁為天理人情之至，無所謂不合禮也”。還證之于外邦：“美國有娶寡婦之少年會” 、 “美國嘉牧師之夫人，乃第三醮。嘉牧師以前，均為牧師婦也。夫牧師至75 案：該處澳門當指澳門半島北部的望廈、龍田、龍環等傳統中國村莊。76 湯開建：《道光七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 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 ，未刊稿。77 （清）田明曜：《重修香山縣志》 卷19 《列傳·烈女》 下。78 《清世宗實錄》 卷四雍正元年二月癸亥。79 （清）申良翰：《 （康熙）香山縣志》 卷七《人物》 ，中山圖書館館藏抄本。80 湯開建：《道光七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 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 ，未刊稿。81 陳子褒：《曹大家女誡書後》 ，載《教育遺議》 ，第115頁。、

高尚至清潔，而安娶寡婦？ 誠以合於情理之至也”。 “女無二適”不過是中國 “扶陽抑陰”的結果，使百千萬億之寡婦 “沉霾於暗無天日之地獄中” 而革命人士直接推翻封建禮法，怒斥 “女無二適”的封建性別倫理是殘殺女性不見血的屠刀：“是殺盡天下婦人而不見血者，惟此三從四德、貞孝節烈之名害之也。”按照西方男女平等原理，男女再婚均可自由，是天理常情：“寰球公理，平等相施，男可以再婚，女可以再嫁，其道至平也。”他們號召廣大婦女應 “男對于女若何，即女對于男亦若何” ，告誡青年婦女 “慎勿勉強守節”，當嫁就嫁。83 在這種婦女解放的風潮中，澳門華人婦女亦開始覺醒，不再恪守陋俗，寡婦再嫁蔚然成風。如陳子褒女弟子、澳門同盟會女會員梁定慧在丈夫去世后 ，又嫁給國民黨元老鄒魯 （曾任國民黨中常委、中山大學校長） 。在1927年年鑒中有一條法律附款為：“附款：若其生母改嫁或與別人做妾，所有代理之權歸其家長代理。”84這表明當時育有子女的寡婦再嫁已比較常見，但于1909年6月17日頒佈的《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 中並沒有關於這種情況的規定，所以專門出臺新法令以應對新情況。 4. 挑戰夫權 一些澳門華人婦女受到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影響而開始挑戰傳統對婦女的壓制，挑戰夫權，甚至是將丈夫告上法庭。如在1925年，一位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澳門華人女性張蓮因不堪丈夫和婆婆的猜疑、辱駡及家庭暴力，以 “嚴重的奴役及侮辱”將丈夫告上法庭，以求結束這段痛苦的婚姻。 “最奇怪的是張蓮並非向 ‘華人法庭，申請離婚手續 ，而是向執行歐洲共同法的法庭申請。更奇的是她申請離婚的方式和理由。當張蓮上告法庭時，已採用了西方的價值標準，或許她沒留意到這行為對當時的葡國婦女來說已是特殊了。由此可見她是一個大膽的女性，毫不猶豫地求助於共和國法律，這法律在十五年前，把離婚法引入葡國。”85張蓮和他丈夫都在澳門出生 ，屬於葡籍人士 ，而且張蓮選擇在葡人法庭申請離婚，為的就是能利用葡萄牙法律取得勝訴。但是最後法官根據 《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 ，以其丈夫沒有患麻風病為由駁回。雖然張蓮的訴訟最後失敗了，但是她自願出錢訴訟的大膽行為，證明她已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不願再處於奴役和附屬的地位，而且這場訴訟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公開侮辱丈夫，對丈夫進行精神上的報復： 張蓮是要爭取某些東西。 第一，要公開侮辱她丈夫，使他丟面， 被妻子遺棄。在他們的習俗，這情況只會當丈夫患痲瘋時才發生的。82 陳子褒：《曹大家女誡書後》 ，載《教育遣議》，第116頁。83 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卷3 ，三聯書店，1978年，第486頁84 《1927年澳門年鑒》 ，澳門大學圖書館藏，第153頁。85 Antonio Manuel Hespanha ：《多元文化結構下的i法律與正義》 ，載《行政》 ，第七冊，第二 十三 期，1994 No.1，第119頁。。82。

然後 ， 取回在被逐後丈夫尚未支予的家用 。 最後 ， 還可以再嫁或作妾 。但經此事擾攘後 ，這些假設是很難實現了。衡量種種因由 ，最主要的是為著精神上的報復 。在他面前 ，花錢顧請律師 、跟外國人打交道都不是問題 。86 對於張蓮的這種大膽的做法，葡國學者Antonio Manuel Hespanha認為這是連當時葡人女子都很少採取的做法：“甚至在葡國，這些有關家庭的共和國法例並不普遍，還受到教會及習俗衛道者批評妻子可申請離婚這較自由的規定。在那期間的澳門，甚至在葡人社會中，離婚是絕無僅有的， 而所有的離婚案中， 沒有一宗是由妻子提出的。即使對歐洲人來說，張蓮的行為是很理解的，得不到歐洲女性的認同。”可見，在中西交文化交匯的澳門和男女平等觀開始盛行的民國時期，已經有開始覺醒的勇敢女子開始站起來同傳統惡習作鬥爭了。 澳門女學的興起，是開啟女智、解放婦女之關鍵，在澳門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前後，澳門女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營造了澳門新女性成長的良好氛圍，培養了許多傑出的澳門新女性，使得她們在促進澳門發展、民主革命、抗日革命中都譜寫了動人的篇章。而不纏足運動開啟了澳門婦女解放之門，使澳門婦女終於擺脫了幾百年來生理和心理的巨大傷害。解開又臭又長的裹腳布之時，亦解開了千百年來捆綁在婦女心間的一根鎖鏈。男女平等思想的深入人心、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給社會所帶來的最主要的變化便是婚姻觀的變遷：一夫一妻制的提倡、自由婚姻的發展、再嫁之風的興起、以及對夫權的挑戰都表明澳門的婚姻狀態正朝著現代化邁進。86 Antonio Manuel Hespanha ：《多元文化結構下的法律與正義》 ，載《行政》 ，第七冊，第二十三 期，1994 No.1，第160頁。

略論澳門對於辛亥革命時期女性觀的影響李蘭萍* 摘要 ：由於處於中西文化交匯之地的原因 ，澳門社會的經濟文化形態對於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產生了強烈震動 ，其富於西方色彩的兩性關係給中國內地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成為新的女性觀的傳播者 ，它對中國婦女自身的主體價值覺醒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與中國婦女解放的發生發展有著必然的內在聯繫 。 關鍵字 ：澳門 ；辛亥革命 ；女性觀 ； 中西交匯 ；傳播 澳門是中國最早開放的地區和中西文化的交匯處，它不但向中國內地傳播了西方科學技術和生活方式，而且還傳播了富於時代精神的女性觀，對中國的辛亥革命做出了歷史貢獻。 世人皆知 ，中國與西方真正的文化大交流出現於16世紀葡萄牙人踞居澳門之後。在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前期的近百年中，澳門成為歐洲至遠東航線的中轉站和盛極一時的國際貿易中心 ，直至19世紀中葉，葡人踞居澳門已有數百年歷史。 “西夷挈眷而居 ，歷今300餘年 ，踐土食毛 ，幾與華民無異。”故而有人稱之為 “中西文化共生共存的奇異之區”。作為歐洲文化傳入中國的重要一步，西方人不但將歐洲人的神帶到中國，實際上也帶來了另一種文化，影響了中國人傳統的女性觀。 作為珠三角地帶的中心城市 ，由於澳門與廣東的地緣關係 ，無論從語言上還是生活習慣乃至整個文化傳統上 ，作為廣東人的後裔 （事實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些傳教士依然視港澳為廣東的一部分） ，澳門與廣東之間都始終維持血肉相連的紐帶，無法分離。作為一個共同文化圈，兩地的來往非常密切 ，凸顯兩地社會的價值觀有著內在的聯繫，兩地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極為密切。據報載，1905年，省港澳輪船公司擬每禮拜日，遣河南輪船·來往港澳。每禮拜早九打鐘·由港啟行赴澳，下午七打鐘 ，由澳返港。所有客腳 ，務期平減云。而與此同時，每逢夏日，週六日，香港士女往澳避暑者， “大不乏人” ，計西人已佔一千名有 李蘭萍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

奇。澳地茶樓酒肆，及遊思之地，幾無容足云。1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交匯的景象從香港、澳門延伸到廣州，又從廣州輸送回港澳。19世紀末20世紀初，廣東人去港澳辦學堂、私塾，洋教土到廣東開學校， “四書”、 “五經”在港澳華人社會中盛行，而西洋式教育則在廣東（尤其廣州）迅速擴展。 密切的往來，加速了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過程，以至於 “居留澳門的葡萄牙航海者，以中國居民所供奉的媽祖模擬他們熱烈信奉的聖母。澳門的中國居民，卻把葡人供奉的聖母模擬為觀音和媽祖。”建於1637年的大三巴牌坊的 “聖母踏龍頭” ，印證了此歷史現象。正是因為融合度較高，以至於有人認為 “澳門半華夷，香港真外國”。2兩地也成為人們觀察西學東漸的前哨。在澳門，近代中國人對於西方社會女性社會生活的觀察主要源於以下方面： 首先是西方人士的生活方式薰染。自澳門為外人所居後，面貌、服裝和兩性關係等等這些西方人與東方人大相徑庭的生活內容給來到澳門的中國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對中國人傳統的 “男尊女卑”格局帶來很大的巨大的衝擊。中國內地不少人通過到澳門遊歷或居住，對於西方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有了直接的觀察和體會。較早的案例當屬明代戲曲作家湯顯祖，湯於萬曆十九年（1591年）年底來到香山，在澳門，他看到身著異裝的外國商人和少女，建築風格別致的洋教堂，大為好奇，寫下了四首關於澳門的詩歌，並在其著作 《牡丹亭》 中還多次提到 “廣州府香山嶴”—— 澳門。 《牡丹亭》 對自由愛情的歌頌背離了封建禮教，遭到衛道者的攻擊，誣衊 《牡丹亭》 “點染風流，惟恐一女子不消魂，一才子不失節，此尤蠱惑人心之大者”，攻擊湯顯祖作 《牡丹亭》 ， “誤他多少癡兒女，博得風流玉茗名”。3然而湯在 《牡丹亭》 中所描寫的青年男女追求美好愛情，引起了當時婦女的強烈反響，“數得閨閣知音”。 受著封建制度重壓的婦女通過閱讀、演出或評點 《牡丹亭》 ，表達了對封建勢力壓迫和摧殘的憤恨和抗議。湯顯祖在 《牡丹亭》 中對男女關係的描寫和對澳門的提及顯然與其在澳門的經歷見聞有著密切關係，他所記 “花面蠻姬十五強，薔薇露水拂朝妝”等表述西方少女精神面貌的詩句，表明他對當時澳門西方女性的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啟發，也成為其撰寫 《牡丹亭》 的創作素材。由於歷史的局限，在一個男女大防的時代，湯未能將其對西方社會男女兩性關係的觀察大肆渲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儘管湯顯祖在其作品中未能直接描述澳門西方社會的兩性關係，然而卻有不少到過澳門的文人雅士記載了澳門相關社會文化生活。歸納言之，主要有如下幾方面：1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 ，花城 出版社2001年版，第613-614頁。2 黃雨：《歷代名人入粵詩選》 ，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0頁。3 徐扶明：《元明清戲曲探索》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頁。

1. 儀態外表方面 有人注意到西洋人生活習慣的不同，清人吳曆於康熙十九年（1680）冬至澳門留住兩年，他觀察到西洋少婦服飾與華婦迥異：“少婦凝妝錦覆披，那知虛髻畫長眉；夫因重利常為客 ，每見潮生動別離。（宅不樹桑，婦不知蠶事 ，全身紅紫花錦，尖頂覆拖，微露眉目半面，有凶服者用皇色）。”4道光年間，魏源來到澳門，寫了首 《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 ，對西女的形象也有所描繪 ：“蟬翼纖羅髮鬚參，廿弦能作千聲彈。有如細雨吹雲間，故將兒女幽窗態，寫出天風海浪寒，似訴去國萬里關山難。倏然風利帆歸島 ，鳥啼花放檣聲浩，觸碎珊瑚撫瑟聲，龍王亂撒珍珠寶。有時變節非絲竹，忽又無聲任剝啄，雨雨風風海上來，蕭蕭落落燈前簌。突並千聲歸一聲，關山一雁寥天獨。萬籟無聲海不波，銀河轉上西南屋。” 5葉權在 《遊嶺南記》 中也描述過澳門葡萄牙女性的外貌特徵：“婦人更潔白，華環被首，裹以幅布，或用錦繡 ，耳綴金環 ，拽皮履 ，以大幅布或錦繡從頂上披下拖地，止露其面，雜佩珊珊。” “鬼婦華襔偏嫵媚，滿胸纓絡，一襟蘭麝，端的令人醉。”6 不僅觀察洋人婦女，人們還觀察到澳門社會的華人女性與內地女性不同。天足會某董事遊歷澳門， “見途中女人皆無纏足者 ，及訪上等華人之家中，見其女人纏足者極少 ，若女孩則從無纏足者 ，此可知該處之女子 ，不久必全得釋放矣 ！”7他對澳門成年女性罕見纏足，女孩沒有纏足的現象留下深刻印象。回到上海後他將自己的感想發表在 《萬國公報》 上。禁纏足，是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時期啟蒙婦女解放的一項重要的內容。 2. 婚姻愛情方面 婚姻關係是反映兩性關係的最真實的鏡子 ，女性的婚姻自由權利在一定層面上反映其家庭地位的真實狀況。屈大均記載了澳門社會西人的婚嫁習俗，曰： “男子不得有二色 ，犯者殺無赦。”8印光任在 《澳門記略》 也有類似記載 ： “男子則出嫁女家，不得有二色，犯者女訴之法王，立誅死，或許悔過 ，則以鐵鉤鉤其手足 ，血流被體而後免 ，女則不禁。得一唐人為婿 、皆相賀。”9 “婚姻不由媒妁，男女相悅則相耦。婚期父母攜之詣廟跪 ，僧誦經畢 ，訊其兩諧 ，即以兩手攜男女手，送之廟門外，謂之交印。廟惟花王、大廟、風信三分蕃戶而司其婚，餘皆否。”4 鄭煒明：《16世紀末至1949年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上）》 ，《許昌師專學報》 1998年 第1期。5 黃雨：《歷代文人入粵詩選》 ，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0頁。6 《澳門雜詩》 ， 《澳門問題史料集》 ，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1998年版。7 《萬國公報》 ，光緒卅二年二月號。轉引自李又寧：《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下冊，第895頁8 （清）屈大均：《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廣東新語》，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8頁。9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頁。

近代由於地處通商口岸，對外貿易發達，廣東出現中國最早的買辦，他們是最早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一批人，他們熱衷於崇洋，除了說洋話、用洋貨、住洋房、信洋教、取洋名字、送子女上洋學堂之外，還將中西文化在家族觀念和倫理方面的差異記錄下來。廣東著名的買辦潘有度經營中西貿易數十年，多次往來於澳門，所作 《西洋雜詠》 二十首主要取材在澳門和廣州所見的西洋風物。他發現澳門西人的一夫一妻、戀愛自由的婚姻制度與中國傳統婚姻片面要求女性貞潔和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則大異其趣，賦曰：“譴綣閨閣只一妻 （夷人娶妻不立妾，違者以犯法論） ，猶知舉案與眉齊 （夷人夫婦之情甚篤，老少皆然） 。婚姻自主無媒妁 （男女自由擇配，父母皆不與聞） ，同懺天堂佛國西 （合巹之日，夫婦間同攜手登天主堂立誓） 。” 10 兩情相悅、自由交往的兩性關係使中國人大為驚奇。1888年，有西人登一告白於澳門報徵婚，越日即有西女出而自薦，持回信一函，囑報館代寄。當地人對此事的看法是：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在中國則重之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可造次苟合。 “以婚姻大事，競同買賣招徠，濫登告白，奇矣！而願為之婦者，亦但憑一紙報章率行承攬，則更奇！至若自炫其富、自表其情、自矜其貌，種種措辭固已奇不勝奇，而莫奇於選格苛求，兼及跳舞，此豈名門淑女所擅長哉？抑彼國所謂大家閨範者，固非四德所能該歟？” 11類似的報導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越來越多，廣東等沿海城市相關追求自由婚姻的案例的相關報導也層出不窮，並蔓延至中國內地。 3. 日常生活方面 宗教活動。文人們記錄了澳門女性參與宗教活動的情況。 “北隅一廟 ，凡蕃人男女相悅 ，詣神盟誓畢，僧為卜吉完聚，名出 ‘花王廟’。南隅有廟曰 ‘支糧’ ，如內地育嬰堂制，門側穴轉斗懸鐸，有棄其子者，掣繩響鐸，置轉斗中。⋯⋯女十歲以下許入寺，即入終其身不復出，雖至親不能入視。”12潘有度也稱：“養尊和尚亦稱王，婦女填門謁上方。齋戒有期名彼是，只供魚蟹厭羔羊。”13女性在教堂禮拜的大致過程，金采香在 《夷婦拜廟》 詩中有過細緻的描述：“三巴門內瑞煙開，夷婦殷勤禮拜來，席地跏趺忘日永，氤氳人氣繞樓臺。” 職業活動。康熙時有人在澳門看到 “諸編戶皆有家室，婦女長裙絲履。⋯⋯其交市以夜，婦女主之，男子不出也”。 《廣東新語》 稱：“及暮乃起，張燈作人事，所積著西洋貨物，多以婦人貿易，美者寶鬢華襔，五色相錯，然眼也微碧。彼中最重女子，女子持家計，承父資業。” 14《澳門記略》 則曰：“其俗以行賈為10 潘有度：《義松堂遺稿》 ，潘儀增：《番禺潘氏詩略》第1冊。11 黃勇編：《回眸晚清：點石齋畫報精選釋評》 ，第168頁。12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頁。13 潘儀增：《番禺潘氏詩略》第1冊。14 （清）屈大均：《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廣東新語》 ，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8頁。

業” ， “婦女繡巾帶、炊餅餌、糖果粥之以糊口。”又說澳葡 “重女而輕男，家政皆女子操之，及死，女承其業”。15澳門雖資源較為匾乏，但神香、爆竹等手工業不曾中斷，這些行業均有女性工人。時人曰：“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兵愁蠻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無事，前山一將功。南北雙環內，諸蕃盡住樓。薔薇蠻婦手，茉莉漢人頭。香火歸天主，錢刀在女流⋯⋯”由於澳門的女性 “持家蠻婦貴” ，主理家政，參與經濟活動，有一定的經濟支配能力，家庭地位比之中國內地女性相對要高，此為 “重女而輕男”的由來。 文化教育活動。外國教會重視女性的傳教作用，因此特地開辦女子學堂。教會女學為中國的新式女子教育做了很好的示範。1834年，倫敦婦女會議在遠東提倡女學，基督教傳教士郭士立的妻子溫施黛 （Wanstill）於澳門初設一女塾，專授女生，後來兼收男生，這是基督教在澳門辦學之始，也是華童女子學校在澳門之始。容閎幼時即在此讀書。16 而這一時期，外國傳教士在港澳一帶也建立了不少女學。1851年，北美長老會在澳門設立女塾，不久，由夏禮遷往廣州，易名真光書院，即真光女子中學的前身。隨著開放海禁，五口通商，西學東漸之風愈烈 ，中國人自辦的女學也接踵而起。1903年陳子褒的澳門灌根學堂招收女生入學，開創國人所辦小學男女同校的先河。 雖然自鴉片戰爭後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重要的橋樑與視窗的地位逐步喪失，但粵澳間的文化交流卻從未中斷，其對中國內地的影響依然深遠 ，以林則徐為例，1839年林則徐到廣州禁煙時，廣為收集和翻譯外國書報資料，編輯 《澳門新聞紙》 ，成為近代中文報刊出現的前奏，他在考察澳門期間瞭解 “夷情” ，使他成為 “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之後 ，更多的人通過澳門社會這個視窗，觀察瞭解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和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並將其向內地傳播，澳門也逐漸成為有識之士進行活動並向內地廣大地區傳播民主思想的重要基地。可以說，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都毫無例外地與澳門有著重要的思想聯繫。 鄭觀應由於家鄉香山臨近澳門，加以有祖業的關係，他經常前往澳門 ，對西方制度有著感性和理性的瞭解 ，對於中西方兩種不同的女性觀，有著切身的體驗，為日後改良主義思想的萌發打下了基礎。他在澳門完成 《盛世危言》 一書，提出了改革政治、經濟 、文化包括提倡女學等主張 ，該書出版後經廣東風行全國，幾年後發行10多萬冊 ，他的女性觀深深地影響了世人，是中國近代思想解放的珍貴遺產，被稱為 “婦女解放思想的奠基人之一” ；而康有為、梁啟超、孫中15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頁16 容閎：《西學東漸記》 ，湖南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41-44頁。二

山、陳子褒等人早年亦往來澳門，他們都在澳門有辦報、創業的經歷，他們在澳門的活動，很多都與婦女解放密切相關。如康梁的 《知新報》 刊登了不少有關婦女的言論，內容主要集中在戒纏足和興女學，主張國難當頭，要富國強兵，抵抗外邦侵略，必須興辦女學，強國強種，體現了康梁等人的政治主張和女性觀。女性也深受影響。康同薇作為當時中國屈指可數的女性作者在 《知新報》 所發表的《論中國之衰由於士氣不振》 、 《女學利弊說》 等文章，觀點明確，有理有據，表達了要求變法以 “振士氣”、興女學以強國的強烈願望。17潘雪箴接受了康梁興女學的主張，提出：“欲為起化之漸行道之先必立女權。”潘後來成為康梁在日本設立的大同學校女教習。啟蒙者除了思想主張外，還勇於實踐，他們嘗試建立了女學堂和不纏足會，不但對港澳乃至華南地區的近代教育做出巨大貢獻，而且為中國內地的婦女運動準備了人才。接受了新式教育後的女學生呈現出了嶄新的時代面貌，她們的活動天地不再局限於閨房，而是將視野投入更廣闊的社會。1905年 ，為抗議美國華工禁約 ，菲律賓華僑馮夏威在上海美總領事館前服藥自殺，案件轟傳社會，為其致敬臨吊者異常踴躍。澳門女界也前往致祭，分班行鞠躬禮 ，有條不紊，有女性撫琴歌詩，雍容以和。 “具有一種歡欣肅穆之意”受到路人的嘖嘖稱善，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 革命黨人在澳門的活動與實踐也深深地影響了國人的女性觀。眾所周知 ，澳門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地之一，孫中山自己也說過，“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此種政治運動大可視為少年中國政黨之形成。⋯⋯予當時深表同情 ，即投身為黨員，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耳。”19這些民主思想也包含了富於時代精神的女性觀。他早年在澳門行醫，然而除了醫病，孫中山更注重醫人、醫國，1890年，在 《致鄭藻如書》 中，他指出：“遠觀歷代，橫覽九洲[州] ，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淳靡 ，實關教化。教之有道 ，則人才濟濟，風俗丕丕 ，而國以強；否則反此。鳴呼 ！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不識丁者十有七八，婦女識字者百中無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風俗安得不頹，國家安得不弱？”主張 “多設學校，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則智者不致失學而嬉；而愚者亦賴學以知理 ，不致流於頹悍；婦孺亦皆曉詩書。如是，則人才安得不盛，風俗安得不良，國家安得不強哉”！並建議：先立一興學之會來管理辦學之事， “每戶百家，設男女蒙館各一所，其費隨地籌之，如果不能解決則由總會捐助”。使 “婦孺亦皆曉讀書”。20他和飛南第等在澳門創辦的 《鏡海叢報》 ，除了宣傳西方科學文明和政治思想外，還非常關注女性的生活，介紹了不少有關西方社會男女關係的風俗習慣和婚姻自由的案例。由於他很早就重視女性的力量，因此同盟會時期他17 《新聞愛好者》 ， 2002年2月。18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 ，第 618頁。19 《孫中山全集》 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0-51頁。20 《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2頁。。 18

就讓何香凝在日本留學生中 “物色有志之士，廣為結交”。1905年同盟會軍政府宣言明確宣佈：“我漢人同為軒轅之子孫 ，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 ， 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 ；休戚與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21澳門同盟會分會宣告成立後，謝英伯等人以培基學校及濠鏡閱書報社為活動基地，宣傳革命，發展同盟會會員。他頗重視女權解放 ，先後發展趙連城、許劍魂、梁國體 、陳秉卿、尹淑姬、梁荃芳、梁雪君等女同志加入同盟會。這些女同志還經常利用自己的人際關係 ，向澳門的一些富室大戶 、太太小姐募款，充作革命經費。22這些女性在推翻封建統治，傳播民主科學的過程中，成為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與男性革命家一道成為清王朝的掘墓人。她們以 “一國興亡，匹婦亦肩責任”的使命感，投身到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或演說宣傳，或參與起義，或成立女子北伐隊等團體，宣告女性開始告別 “隱形的生活”並登上歷史舞臺。廣東光復前後，澳門同盟會女會員不但在策動清軍起義中傳遞情報、掩護交通，而且還直接參與了廣東光復的鬥爭。光復後以培基學校為主的澳門女生參與組建了廣東女子北伐隊，北上反清。孫中山曾對辛亥革命時期的同盟會女性高度評介：“女界多才，其入同盟會奔走國事百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從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會，不辭艱險；或慷慨助餉，鼓吹輿論，振起國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23這也是對澳門婦女投身辛亥革命的極大褒揚。 我們不能忽略省港澳的聯動關係，更不能忽略口口相傳的扇面效應價值。澳門婦女的革命行動，很快傳播至國內，它使更多的人認識了婦女參加民主革命的價值所在。比如：少年時代的蘇雪林通過報刊得知廣州起義的消息，深受感動， “林覺民的遺妻書更使她淚流滿面，懂得了革命不可壓制的道理”結 語 由於澳門處於中西文化交匯之地的原因，澳門社會的經濟文化形態對於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產生了深刻影響。作為西方東漸的視窗 ，澳門社會所呈現和傳播的平等自由觀念和西方社會女性觀，不但對近代中國人的傳統思想造成衝擊和震撼，而且對中國婦女自身的主體價值覺醒有著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與中國婦女解放的發生發展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聯繫 ，在中國婦女史中佔有重要地位，正因為如此，澳門女性參與辛亥革命的活動，成為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的標誌性事件，同時也是中國人民爭取民主進程的一個重要印證。21 《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 ，《孫中山全集》 第1卷，第298頁。22 廣東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 ，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頁23 《孫中山全集》 第2卷，第52-53頁 。24 蘇雪林（1897- 1999）， 著名女作家、文學家。30年代曾被阿英稱為是 “女性作家中最優秀的散文 作家”。出版著作40部。參見《蘇雪林自傳》 ，南京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頁，37-38頁。。24

外祖父陳秉心追隨孫中山事跡李業飛* 摘要 ：陳秉心 ， 中山三鄉第五區古鶴人 ，生於 1879年2月23 日，卒於1939年10月3日。陳秉心年輕時受到華僑愛國志士陳鑑周 、黃楚術的影響 ，加入了興中會。 同盟會成立時 ，在陳 、黃二人推薦下 ，陳秉心擔任了同盟會幹事 。其後一路追隨孫中山的革命步伐 ，在神戶進行革命工作 ， 曾組織過 “革命後援會” ，又擔任過國民黨神戶支部交通部幹事主任 、神戶華僑商業研究會（國民黨神戶支部）會計主任 、 中國國民黨神戶支部執行委員、會計科正主任等職位 。本文藉著陳秉心遺留下來的珍貴史料 ， 包括照片、證書 、委任狀 、 獎狀 、檔案等 ，還原這位孫中山先生革命追隨者一生的歷史事跡 ，並透過陳秉心來闡述世界各地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 。 關鍵詞 ：陳秉心 ；華僑 ；孫中山 ；辛亥革命一、前言 當我們回眸一個世紀前這段滅帝制、起共和的偉大革命歷史時期，忘不了旅居海外的華僑華人為辛亥革命、為國家命運作出的重大貢獻。孫中山在1916年致海外革命同志書信中說：“此次推翻帝制，各埠華僑既捐鉅資以為軍費，而回國效命決死，以為黨軍模範者復踵相接。”孫中山曾以 “華僑是革命之母”一言作概括。1 中國革命運動本來就是本國社會自身的產物，在本國社會內孕育成熟而爆發的。然而，孫中山卻用形象的語言來比喻他領導的革命活動是從華僑內開始，革命團體的第一批成員和最早的贊助人就是華僑。 辛亥革命過程，體現了孫中山重視華僑作用的獨特思維：在中國要推翻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必須要進行武裝革命；必須要建立革命黨團和輿論陣地；必須籌募經費開展活動、購買武器。但在滿清政府統治下障礙重重，因此，孫中山只能從居住在國外的華僑華人方面著手，尤其是從香山華僑開始。 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的年代，正是中國近代史最腐敗最黑暗的時期，華僑接受孫中山的思想、支持革命，是歷史的必然。 今天，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時刻，筆者期望通過緬懷外祖父陳秉心先生在日本追隨孫中山先生的事蹟來闡述華僑華人與辛亥革命的密切關係。 李業飛 ：澳門日報副總經理 。1 張永福 ：《南洋與創立民國》 ，上海 ：中華書局 ，1933年 。

二、矢志追隨革命 陳秉心（圖一），當時在日本就是受到孫中山思想影響的一位青年華僑。透過他，一窺當年華僑參與革命的愛國熱情和奉獻精神。圖一 外祖父陳秉心先生照片圖二 陳秉心與家人合照，正中是陳秉心，左1是外祖母，左2是三舅 父陳棣華，右1是母親陳月新，右2是大姨媽陳月全之女 陳秉心是香山（後稱中山）三鄉第五區古鶴人，生於1879年2月23日，卒於1939年10月3日。育有三子三女 ，均在日本神戶出生。（圖二） 我的母親陳月新排行第三 ，今年一百歲高壽，在澳門生活了八十個年頭，她除了聽覺較弱需配戴助聽器外，身體尚算健康，對往事記憶依然清晰。（圖三）從前，她曾向兒女們提及其父陳秉心是同盟會會員，一直追隨孫中山革命 ，主力籌募經費的零星片段。在她整理舊物時，曾翻出一疊古老玻璃照片，有些雖然已破損了，但黑白人物影像依然清晰，在一張照片裡，我們認出了坐在中央者為孫中山先生。母親告訴我們，其中一人就是她的父親陳秉心。拍攝的地點是日本神戶。這幾張達百年的老照片，至今被我們保留著。圖三 2011年6月17日，中山市舉辦紀念辛亥革命百年圖片展覽會，陳月新在她父親陳秉 心的圖文資料前留影

陳秉心年輕時從香山來到神戶經商，後來在神戶著名的東方酒店任房務主管；他的堂弟陳日安在酒店裡負責外幣兌換。 （圖四） 由於工作環境之便，他們結識了不少廣東籍貫的華僑商人。 1895年11月，孫中山發動的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離開內地，經澳門、香港，首次踏足日本到了神戶。他與廣大圖四 陳秉心與堂弟陳日安在神戶工作過的地方———東方酒店華僑、愛國志士、日本友好人士進行廣泛接觸，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1905年，孫中山的興中會與黃興的興華會等多個愛國組織結合起來，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確定了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綱。 時年二十的陳秉心，受到華僑愛國志士陳鑑周、黃楚術的影響，加入了興中會。同盟會成立時，在陳、黃二人推薦下，陳秉心擔任了同盟會幹事。 1909年 ，神戶愛國僑領楊壽彭等革命黨人組織 “閱書社” ，以進步書刊為媒介，宣傳孫中山的 “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陳秉心積極參與。楊壽彭（1882- 1938）是神戶的華僑富商和同盟會會員。1912年，他擔任國民黨神戶支部副支部長，出席過第一次國民黨代表大會。1914年，楊壽彭受命為中華革命黨日本神戶交通部長，主力籌款和購運軍火，是矢志追隨孫中山的革命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打響第一槍。武昌首義成功，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同年11月，陳秉心與王敬祥、楊壽彭等一起組織 “革命後援會”，向神戶、大阪華僑進行募捐，並舉送華僑學生回國參加革命學生軍。王敬祥 （1871- 1923），金門縣人，神戶著名的華商，早年加入同盟會，後擔任過中華革命黨日本神戶、 大阪支部長。他曾以旅日華僑統一聯合會身份傾囊資助孫中山革命活動。 1912年1月，孫中山被推舉為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2月14日，孫中山洞悉當時政治角鬥的危機，以大局為重，辭去臨時大總統。其後，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同年8月25日孫中山把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12月，陳秉心擔任國民黨神戶支部交通部幹事主任。 1913年2月13月至3月23日，孫中山到日本東京、大阪、神戶 、京都、福岡、廣島、長崎等地視察 ，宣傳鼓動。香山三鄉人、神戶中華商務總會首任總理鄭祝三 ，一直陪伴着孫中山在日東遊。陳秉心、陳日安等協助組織歡迎孫中山的活動。陳秉心作為庶務主任，負責孫中山一行人的住宿、飲食、保安等工作。（圖五） 、 （圖六）

圖五 1913年3月13日國民黨神戶支部歡迎孫中山 。庶務主任陳秉心與堂弟陳日安參與接待 工作 。 見《辛亥革命と神戶》 ，陳德仁編著 ，日本孫中山紀念館出版圖六 1913年3月13日國民黨神戶支部歡迎孫中山 。孫中山與陳秉心一眾合照 。陳秉心 ，第三排右八 繫領結者。見 《辛亥革命と神戶》 ，陳德仁編著， 日本孫中山紀念館出版

袁世凱成為大總統後日漸暴露其攬權稱帝的野心，在國內讓自己的心腹出任要職，在外以暴力解散國民黨駐日公使及領事，另派爪牙擔當，並嚴密監視孫中山的追隨者。他忌諱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鼓吹民權，在1913年3月20日派人暗殺宋教仁 ，引起國民黨人強烈憤怒。3月22日孫中山獲悉宋被暗害不治，萬分悲痛，翌日立即離日返滬，組織伐袁行動。 針對危機 ，為策安全 ，吳錦堂、楊壽彭等領導人遵循孫中山安排 ，把國民黨支部改稱為神戶華僑商業研究會，陳秉心為會計主任，管理資產、捐款和開支等。吳錦堂（1855- 1926），浙江省寧波人 ，是日本知名的華僑富商，曾擔任過國民黨神戶支部長。他出錢出力支持孫中山革命事業 ，出面籌募經費，讓出私邸供同盟會辦公。今天位於神戶明石海峽大橋下的孫文紀念館 ，就是吳錦堂的舊居 “移情閣”（圖七）圖七 孫文紀念館位於神戶明石海峽大橋下，原為革命黨人吳錦堂華僑富商之 舊居 “移情閣”三、獻出生命與財富袁世凱擁兵自重，所作所為，引發討袁的強烈呼聲。同時，孫中山亦有感國圖八 1916年1月16日，陳秉心在中華革命黨証書陽字第32號、第 3732號上打上手指模印民黨內部士氣低落 ，人心渙散，於1914年7月8月在東京成立 “中華革命黨”。 1916年1月，中華革命黨神戶支部秘密成立 ，陳秉心職務依舊（圖八） ，另外秘密接濟陳其美回國討伐袁世凱的軍事行動。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在全國的壓力下，終於宣佈取消帝制。他稱帝僅83天 ，於同年6月6日去世。。

孫中山組織的十次武裝起義以及武裝討伐袁世凱 ，都需要大量資金購買槍炮彈藥及軍需糧餉。這些資金大多來自歐美華僑 、日本華僑 、南洋華僑的捐獻。陳秉心亦慷慨捐出資財 。孫中山於1916年2月8日頒發中華革命黨三等有功獎狀 （圖九） 嘉獎他 。在此之前的1914年 ，陳秉心與黨員李嶧琹圖九 1916年2月8月（民國五年），孫文頒發中華革命黨有功獎狀嘉獎陳秉心 。見 《國父全集 ·補編》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編訂 ，台北 ，中山圖書館出版等人在神戶還創辦華強學校，他是校董，並負責審計。華強學校面向華僑子弟，凝聚華僑力量。十四年後即1928年，華強學校與神戶中華學校合併，改名為神阪中華公學。 在辛亥革命中，日本華僑華人出現了不少志士仁人。當年推薦陳秉心加入同盟會的黃楚珩、陳鑑周，前者回國後便失蹤，一直下落不明；後者在汕頭被捕慘死。 根據形勢發展，孫中山於1919年10月10日通告中華革命黨黨員建立中國國民黨。為了與在民國初期成立的國民黨區分開來，在 “國民黨”前加上 “中國”二字，凡中華革命黨黨員皆為中國國民黨黨員。 （圖十）圖十 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通告黨員，中華革命黨改稱為中國國民黨，凡中華革命 員，皆為中國國民黨黨員。1913年國民黨証書第26號（此証書由中國同盟會証書交換） 1929年中國國民黨証書 日字第597號（此証書由1924年中央執行委員會發給登記証書交換）

圖十一 1922年10月6日孫文總理頒發給陳秉心為神戶支部會計科主任委任狀 1922年10月6日，孫中山委任陳秉心 為中國國民黨神戶支部會計科正主任 （圖十一） ，同時負責接濟陳自覺 （香山縣南屏人，現屬珠海市） 返國討伐叛變的陳炯明。當時中國國民黨神戶支部內出現反動勢力，須進行改組排除異己分子。1924年陳秉心獲任命為該支部執行委員。四、遺像寄情痛悼偉人 孫中山為革命積勞成疾，罹患肝癌，1925年3月12日溘然長逝 ，日本華僑萬分悲痛。孫中山革命四十年，一半時間漂泊在海外鼓吹革命，發動華僑，依靠華僑。自1895年孫中山第一次踏足日本到逝世前一年，他先後十八次到訪神戶，神戶成為他的重要政治舞臺。神戶華僑和日本友人與孫中山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千圖十二 1925年3月12日一代偉人孫中山人集會追悼孫中山先生，被譽為 “頗極一時之盛”先生逝世。日本華僑感到十分悲痛，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圖為追悼會紀念冊 （澳門博物館借展） 。油印的厚厚追悼會紀念冊上（圖十二） ，載滿了無比崇敬與哀傷的輓聯和悼詩：“鳴呼先生，知覺獨先，奔走革命，垂四十年 ，出入生死，一往無前，專制既仆，共和造焉，全功未竟，國尚騷然，英雄拊髁 ，憂心焚煎，積勞成病，遽赴重泉，莽莽大地，悠悠蒼天，遺容如昨，黃鶴其仙，登堂敬悼，泣涕漣漣。” （圖十三）

我母親至今仍完好地保留這本紀念冊 ，還有一張由上海徐勝記印刷廠印製的孫中山遺像彩色海報，皆為母親遵照她父親的吩咐一直好好保留。 孫中山離世後 ， 日本華僑華人遵照孫中山的遺囑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工作。1929年 ，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派陳秉心為駐日總支部執行委員兼僑民科主任（圖十四） ，負責整理東京及名古屋新舊協進會及改組為華僑工會 ，並設立平民學校。 1931年1月7日，陳秉心當選為神戶直屬支部執行圖十三 日本華僑在追悼會上送上不少輓聯、悼詞、悼詩，深表哀思。圖 為其中一幅委員兼會計科主任（圖十五），同年5月獲中央執行委員會頒發第14號獎狀。圖十四 1929年12月9日中國國民黨駐日特派員通告，中央圈定陳秉心、等為 駐日總支部執行委員的就職通知函圖十五 1931年1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証明書第68號 ，核准陳秉心擔任神戶直屬支部第 一屆執委兼會計科主任

五、保全支部遭迫害拘禁 1931年 “9 · 18事件”後，日本軍國主義武力侵佔我國東北三省，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日本出現排華，華僑常遭尋釁欺凌，處境日益困難。同年12月6日、7日，陳秉心突然被神戶三宮警署外事課傳究（圖十六），拘留兩個多月。事因同年11月8日上海報紙（圖十七）刊登了由神戶直屬支部常委楊壽彭署名向中國國民黨呈報有關留日華僑被害案件的內容（圖十八），因而觸怒了日本反華勢力。該報告的搜集資料及執筆者是陳秉心。他為保全支部 ，一力承擔責任 ，因而遭到三宮警方逮捕。陳秉心一直不服日方以拘押等手段迫害華僑。在楊壽彭的協助下，他獲發歷任証明書（圖十九）及 “國難移出証明書”（圖二十），於翌年（1932年）3月憤然返國。那時，他已五十多歲了 。 陳秉心返回大陸後，離開了黨務，在華僑親友蔡昌等人關心下，他覓得廣州西堤亞洲酒圖十六 1931年12月6日、7日，日本神戶三 宮警察署發出傳究狀，突然拘捕陳秉心店暫時擔任財務管理工作。 （圖二十一） 目睹祖國山河遭日軍鐵蹄蹂躪，他心情苦悶，加上社會動蕩，不易謀生，身體的毛病又開始多起來，生活也陷於困頓。1937年1月10日，他在近六十歲之年，致函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撫恤委員會的孫科、傅秉常，期望得到一些關懷幫助和精神慰藉 （圖二十二） 。在信裡他說自己 “追隨總理奔走革圖十七 1931年11月8日上海 《申報》

圖十八 1931年11月8日上海報紙刊登有關留日華僑被害一案的內容。圖為《申報》 報道圖十九 1931年12月14日神戶直屬支部執行委 員會 發給陳秉心的歷任証明書

命、努力黨國，擔任籌款工作歷二十餘年 ，未嘗少懈 ，讵以真正革命之精神為僑民被害之直白呈報，遂觸日本當局不容，加事壓逼，致秉心返國之後不能回復任事，致備嘗艱苦”。他在函件裡附上十個文檔作佐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月22日發出了收據。 （圖二十三）六、山河破碎憂憤成疾圖二十 1932年3月1日，神戶直屬支部執行委員會發 給陳秉心的國難移出証明書 陳秉心以為孫中山的兒子孫科與傅秉常二人主管法政，亦為廣東人 ，而自己是跟隨孫中山革命的華僑人士 ，故寄予希望。然而，他卻受到漠視對待 ，一直未得到回覆 ，唯有致函向在日本出生入死的戰友楊壽彭求助。在1937年7月，他收到楊壽彭發給他的 “中央執行委員會革命勳績審查委員會申請表” ，楊在証明人一欄上以國民黨神戶支部執行委員會委員、僑務委員會委員簽名蓋章作証（圖二十四）。不久 ，發生 “七七盧溝橋事變” ，日本憲警變本加厲壓迫殘害華僑。楊壽彭被日本當局逮捕，同樣被囚禁在神戶三宮警署 ，遭嚴刑拷打。三個月後即1938年1月2日慘遭毒殺，犧牲時五十六歲。 陳秉心雖然於1937年1月前往廣州市國民黨黨部登記，獲任 “廣東僑務處諮議” ，但這是個虛銜。山河破碎，戰友犧牲，個人境遇不順，而更主要是得不到認同與關懷，陳秉心憂憤成疾，曾到澳門求醫，住在提督馬路紅街市附近一地下單位 ，我的外祖母隨侍在側。他有時去廣州或回中山古鶴養病，1939年10月3日病逝家鄉，終年六十一歲。 據母親回憶 ，陳秉心在神戶從事秘密工作，經常很晚才回家，家人對他都很理解和支持。她記得父親在臨終前仍掛記孫中山的遺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母親少年時期在神戶同文學校、華強學校上學，曾獲得長跑女運動員獎，也曾與大哥陳祖邦、大姐陳月全作為學生代表歡迎孫文到訪神戶。1929年母親在神戶女子高等技藝學校畢業，20歲回國後，再沒有返回日本。母親曾經對

我們說 ：“孫文曾贈給父親字幅 ：秉心同志 ， ‘天下為公’ 、 ‘博愛’ 。當年這兩幅墨寶掛在神戶家中大廳牆上，十分醒目。” 在搜集 、整理陳秉心追隨孫中山先生獻身革命的歷史資料中，透過他的點滴，看到了華僑的愛國精神、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對愛國者、革命先輩們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捨身、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前仆後繼的事跡，我們當不可忘卻。七、結論圖二十一 1932年12月，陳秉心獲日本華僑親友蔡昌等人幫助，在廣州西堤著名的亞洲大酒店暫時擔任財務管理 滴水觀滄海 ，透過日本華僑陳秉心的一生——追隨孫中山的步伐，長期在日本進行革命工作 ，到後來日本侵華時被迫害從日本回流中國——筆者有以下的觀點： （一） 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268年的滿清王朝 ，顛覆了延續在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皇權統治 ，建圖二十二 1937年1月10 日，陳秉心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撫卹委員會的信函

立共和政府 。孫中山先生作出 “華僑有功於革命”的定論，筆者認為這是對全世界廣大華僑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 （二） 孫中山首先發動香山華僑出錢出力支持革命：首個興中會在美國成立、首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以及他18次赴神戶活動，主力支持都是香山華僑。中國人向來安土重遷，一旦遠赴外國謀生，生存壓力和生活的孤寂，對有地緣之親、語言相同的 “鄉里”份外有親切感和認同感，加上處境如海外孤兒的華僑都渴望積弱已久的中國強大，孫中山的政治主張符合華僑的長期訴求，孫中山的政治實踐更能獲得 “鄉里”——香山華僑——的不懈支持。 （三） 當我們紀念辛亥革命、緬懷革命先輩的時候，不可忘卻曾作巨大貢獻的廣大華僑，陳秉心僅為其中一分子而已。陳秉心的歷史資料首次公諸於世，令筆者相信，那些曾經追隨和支持孫中山革命的愛國華僑後人，也可能會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這樣或那樣的資料。發掘這些資料，也將成為研究辛亥革命的又一課題。 本文謹向為辛亥革命付出及犧牲的志士致敬。筆者拋磚引玉，期盼專家學者給予指正，並願意繼續挖掘相關史料，拼湊出圖二十三 1937年1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收 據 ，証明收取了陳秉心的文件一幅更完整的歷史圖片，好讓幸福的下一代了解革命志士的事跡，熱愛自己的國家。

圖二十四 1937年7月中央執行委員革命勳績審查委員會有關陳秉心的申 表 ，由楊壽彭簽字証明

《晦鳴錄》 在澳門被禁初考陳麗蓮* 摘要 ：1913年8月20 日，無政府主義的出版物 《晦鳴錄》 在廣州出版 。 兩個月後這份刊物以及它的出版人師復（劉師復） ， 來到澳門並驚動了廣束和澳門兩個地方政府 ，乃至引起中葡兩國外交部門的關注。 按照袁世凱政府的要求 ，澳門政府著令師復停止刊印和發行 《晦鳴錄》 。在被密切監視下 ，師復不得已離開澳門 ，取道香港到上海 。但同一年 ，馬上又來了一份更加旗幟鮮明地鞭撻袁世凱的刊物—— 《民辱》 。這一份言詞更加激烈的刊物 ，不無例外地受到澳葡政府以 “治安”為由 ，沒收所有的刊物 ，當事人林孑生亦遭驅逐 。 歷史文獻顯示 ，民國初年不少受袁世凱追捕的仁人志士曾逃來澳門並得以藏身 。但是 ，對具有反政府及鼓動性質的宣傳刊物轉移來澳門時 ，澳葡政府則往往會配合中國方面的要求而作出禁制 。 澳門殖民管治的特殊政治環境 ，在中國清末民初的政治局勢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一度成為中國內地異見人士和輿論工具逃離追捕的避難之所。 關鍵詞 ：《晦鳴錄》 ； 《民辱》 ；師復與澳門一、前言 民國初年，新舊思潮澎湃，流派爭鳴。袁世凱的權術和獨裁，引起了全國各界的反對，也引發了中國知識界對政治體制的共和與專制的大討論。因此二十世紀初已傳入中國的無政府思潮在此時也得以廣泛的流傳。 1913年是中國政治局勢擾攘不安的一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袁世凱是嫌疑；7月李烈鈞宣佈江西獨立，通電討伐袁世凱， “二次革命”爆發。旋即，北洋軍佔領南京， “二次革命”失敗。10月，袁世凱當選為正式大總統，一個月後，下令解散國民黨。 袁氏當國、北洋軍閥橫行，令知識階層深感鬱悶與失望。無政府主義認為政府起於強權野蠻之世， “是剝奪自由、擾亂和平的毒物”。1它鼓吹破除強權，建立沒有權力組織、無需法律、自由平等，化爭奪為博愛的 “無政府”社會。因此這個起源於西方自由、平等、人權學說的無上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文化、教育和知識領域中得到廣泛的認同和迅速的傳播。 陳麗蓮 ：澳門博物館研究員 。1 師復 ：無政府淺說 Klarigo prianarfismo 〔 J 〕∥晦鳴學舍 ：晦鳴錄 ，廣州 ：晦鳴學舍 。 19 13（1） ： 2- 8*

çãêçãrvi oda e ççã 在這個社會氛圍中，1913年8月20日，一份無政府主義的出版物 《晦鳴錄》 在廣州出版。而兩個月後，這份刊物以及它的出版人來到澳門，不單驚動了廣東和澳門兩個地方政府，甚至引起中葡兩國外交部門的關注。二、事件緣起 1913年10月31日《京報》 （ Peking Gazette） 報道， “澳門現在正因為擁有無政府主義學舍而自豪” 。事情的起緣，是前一天他們接到無政府主義組織 “晦鳴學會”以中文和世界語 （Esperanto） 發出的通告， 《京報》為求 “引起葡國當局的注意” ，便將中文的通告翻譯成英文登出。晦鳴學舍通告的開頭大意是這樣的： 本學舍的世界語傳播不容於邪惡的中國政府， 因此晦鳴學舍的出版物已被強行禁制，晦鳴學舍已 解散⋯⋯我們的工作人員慶幸已遷到澳門的臨時駐 地，並打算恢復出版，繼續實施我們的計劃。松柏 能傲嚴冬，雄鷄風雨常鳴。我們儘管謙卑，但我們 的精神不會被嚇倒，我們甚至死也不怕，直至我們 反專制的神聖原則勝利的一天。 這份報道果然引起了葡國方面的注意 ，大西洋國駐中國公使館 （Lega o da Republica Portuguesa naChina） 第二天便發出公函 ，2附上剪報寄予澳葡總督 （Governador da Provincia de Macau ）三、師復與 《晦鳴錄》圖 一 《京報》 上關於晦鳴學社遷移澳門的報道 澳門歷 史檔案館提供 師復 （1884- 1915），本姓劉 ，原名思復，字子麟 ，廣東省香山縣石岐鎮（今屬中山市）人。 1904年留學日本 ，次年加入同盟會。 1906年歸國在香山辦學。1907年擬暗殺水師提督李準受傷，旋被捕。武昌起義爆發後，在東江一帶領導香軍起義。 1912年師復在廣州組織晦鳴學舍。 “晦鳴”二字 ，出於 《詩經 ·鄭風·風2 門 民 政 廳 （Se s de Administra o Civil） 檔 案 . Provid ncias adoptadas pelo governo de Macau referentes a ven publica o de panfl etos e jornais contra o governo Chine s， incitando o povo a Revo lu o 澳 門 政 府 就 反 對 中 國 政 府 及 鼓 勵 革 命 的 傳 單 和 報 章 在在 出 版 銷 售 而 採 取 的 措 施 ）. 19 13 / 1 1/ 0 1 - 19 14 / 0 2 / 2 4 . MO_ AH_ AC_ SA_ 0 1_ 0 4 3 1 1：1- 2澳澳

雨》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意指處亂世思君子。師復還與鄭彼岸等人組織 “心社”，以 “絕對自由主義，無章程、無規則，亦無一切組織，各憑一己良心以相集合”為取向。心社有 “不食肉、不飲酒 不吸煙、不用僕役、不乘轎及人力車、不婚姻、不稱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入政黨、不作海陸軍人、不奉宗教”共十二條《社約》 。3而第7條 “不稱族姓”便是劉師復棄姓為 “師復”的緣由。 “晦鳴學社”與 “心社”的成立 ，令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中國國內得以迅速傳播。在當時社會上對中國政治體制的共和與專制的大討論中，這個宣傳破除強權，進行社會改革的觀念，引起了文化、教育和知識領域的廣泛認同。劉師復也因此成為了代表人物， “師復主義”被稱作 “中國的無政府主義”。4師復1915年在上海病逝，年31歲。著有 《師復文存》 、 《粵語解》 、 《佛學大意》 等。 《晦鳴錄》 （ La Vo?co de l’ Popolo） 創刊於1913年8月20日，由設於廣州存善東街八號的 “晦鳴學舍”編輯及出版，師復主編。 《晦鳴錄》 有中文版和世界語兩種語言的版本，其宗旨是 “倡導社會革命，促進世界大同” 第一期 《晦鳴錄》的編輯緒言有這樣的一段話 ：“二三人相聚讀書論道於一室 ，名之曰晦鳴學舍。又取其所讀論者借鉛槧墨布之於外，從而名之曰晦鳴錄⋯⋯故二三人其勢雖微，苟能以正確之真理為準的 ，不蔀於一家之學說 、不囿於一黨之暓見 。獨立不倚 ，以達吾良心上之是非，其所言乃往往足以代表真理而為人人心中所欲言，圖二 《晦鳴錄》 第一、第二期澳門歷史檔案館提供斯則所謂 ‘平民之聲’矣” ，因此 《晦鳴錄》 還有另一個刊名是 “平民之聲” 師復認為，由於 “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數被奪於強權，而自陷於痛苦穢辱不可名狀之境。推原其故，實社會組織之不善有以致之”。因此他指出： “欲救其弊，必從根本上實行世界革命，破除現社會一切強權，而改造正當真理之新社會以代之⋯⋯” 《晦鳴錄》 提出的綱要是：共產主義；反對軍國主義；工團主義；反對宗教主義；反對家族主義；素食主義；語言統一；萬國大同。 從第一期的 《晦鳴錄》 贈書廣告中得知，當時晦鳴學舍的出版物有 《無政府3 師復：師復啟事〔J〕∥晦鳴學舍：晦鳴錄，廣州：晦鳴學舍。1913（2〕：1 l- 124 張豈之：晚清民國史〔M〕.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3425 晦鳴學舍：晦鳴錄〔J〕.廣州：晦鳴學舍. 1913（1）： 1。。5

ã主義名著叢刊》 、 《軍人之寶筏》 、 《傳播無政府及世界語繪畫明信片》 等 ，計有書籍15，000冊，傳播信片10，000張。由於業務的擴充，更購置印刷機器和鉛字自行印刷，以取代外判承印。而其代理處有香港、上海、香山、日本東京、南洋吉隆坡、法國等地。第二期的 《晦鳴錄》 的代理處增加了廣州三個代理點、上海增為兩個代理點、香山增為兩個代理點。 澳門也在第二期中新增為代理處 ，地點是 “澳門爐石塘廿九號澤生醫館”筆者在2011年7月特地到上址察看，百年歲月，早已人面全非 ， “廿九”門牌也已分為 “29A”和 “29B”。 現時為 “東興老金鋪” 的 “29A” ，樓宇外型屬當年設計風格，殘舊情況與年代也尚為吻合，或許是當年的建築物。而旁邊的29B已是石米外�，門窗設計用料明顯是後來的建築。 （圖三） 《晦鳴錄》 上印有贈報贈書的廣告，凡公共團體例如學會、學校 、書報社等 ，只要提供回郵費 ，便將所要的書報贈寄。而晦明學舍也接受各方的印刷費捐助。從這些資料中 ，我們略知《晦鳴錄》 當時的發行情況。四、師復在澳門圖三 “澤生醫館”原址 陳麗蓮 如上述 “事件緣起”中所介紹 ，晦鳴學舍遷移澳門的消息經《京報》 報道 ，引起了葡國駐北京大使館的注意。第二天 ，1913年 11月1日，一份公函連同 《京報》 剪報寄出予澳葡當局。 關注晦鳴學舍遷移澳門的 ，當然還有它的驅逐者——廣東省政府。廣東都督兼民政長龍濟光一週後即11月8日向大西洋駐廣州總領事館 （Consulado Gcral de Portugal em Canto） 發出了公函（圖四） ，並在11月12日送抵澳門。龍濟光信函內容如下： ⋯⋯廣東都督兼民政長龍 ，令行警察廳將學舍解散 ，並將晦鳴錄永遠停止在案。現查該晦鳴錄尚在澳門發行 ，輸入內地 ，實於風俗人心大有妨害 ，亟應嚴行禁止 ，以免淆惑觀聽 。除函致粵海關稅務司、廣州郵政司禁止該晦鳴錄入口外 ，相應函達 貴館事官 ，希即轉達澳督飭將在澳門設立之晦鳴學舍解散 ，並將晦鳴錄停止發行 ，以息邪說而維大局 ，實紉公誼⋯ 66 同 〔2 〕，第5-7頁 。。

rv os ççã澳門政府沒有怠慢 ， 11月10 日西洋政務廳 （又稱 “西政廳”） 警察局圖四 廣東都督兼民政長龍濟光致大西洋駐廣州總領 事館函抄件澳門歷史檔案館提供（ Administrador do Concelho，Reparti o dos Se i de Policia ）便已派出探員展開了調查 。師復來澳初期 ，如 《京報》 上的消息所示 ，初住南灣41號 。 《京報》上的地址為 “41， Nankuan， ” ，警察局的報告則是 “No. 41 da PraiaGrande” 。7前者以廣東話音譯 ，後者為葡文地址 ，兩者所指地點相同。 根據趙連城的 《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錄》 ，此住址是當年同盟會在澳門的總部。8西政廳華探的調查情況 ，第二天的 《澳門通報》 在 《港澳新聞》 版頁上發出了報道 （圖五） ： 嚴禁晦鳴錄在澳出版 （澳） 政務廳華探 ，查得爐石塘二十九號陳澤生醫館 ，所發售 之晦鳴錄 ， 係省城違禁品 ， 查其印刷所 ， 在於黑沙灣十 一號門牌 ， 機器主則為劉師 復 ， 昨十號午 ， 政務廳傳陳 澤生劉師復到案 ， 官謂以晦 鳴錄言論 ，擾亂治安 ， 不許 在澳出版及發售 ， 陳當即遵 允 ，不再代售 ， 劉云 ，近該 錄並未有印刷 ， 現欲將該機 作印務生意云云 ， 官又謂如 不犯 中國與本澳治安之 印 務 ， 即準其所請云 。9 11月14 日 ，西政廳警察局就調查情況提交了內部報告 （圖六 ）圖五 《通報》 上關於澳門西洋政務廳警察局查問師復 的新聞報道澳門歷史檔案館提供7 同 〔2 〕，第11頁 。8 吳志良 、湯開建 、金國平 ：澳門編年史第四卷 〔M〕.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第2204頁9 港 澳新聞 、 澳門通 〔J〕. 1913- 1 1- 11（2），

。 根 據 西 政 廳 警 察 局dos Servi os de Policia， 港 到上 海 ， 同時 帶走 了論” 。12ççãã內容與 《澳門通報》 的消息相近。報告稱澳門並無出版此一刊物 ，但有人見到一中國人醫館 （即澤生醫館） 出售之前在國內所出的兩期刊物。得知此刊物與無政府主義言論有關後 ，已著令其停止發售，並要將餘下的存貨銷毀。而對方已執行此指令，同時將查獲到的兩份刊物附上呈交。 這兩份 “查獲刊物” ，便是澳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第一 、第二兩期 《晦鳴錄》 。兩份刊物的封面上 ，都加蓋了一個印章 “澳門爐石塘街澤生醫館代理”。而這個 “澤生醫館”的主人陳澤生 ，便是如 《通報》 上的消息所述 ，由於代理《晦鳴錄》 而遭到政務廳傳召問話。 西政廳警察局的調查報告中，顯示師復當時已在澳門四個月，初住南灣41號 ，後遷往黑沙灣11號。師復擁有兩台印刷機 ，由於被懷疑刊印革命刊物 ，已被警方密切監視 ，同時受到警告不得刊印有關宣傳 ，否則將被起訴。然而澳門政務廳的報告最後說，“至今未見其使用印刷機”圖六 澳門西洋政務廳警察局關於師復的調查報告 澳門歷史檔案館提供 這份 報告的 內容 ， 在 11月 19 日再 由澳 督府 （Palacio de Governo em Macau ）分別 向大 西洋 駐 北 京 公 使 （Ministro de Portugal em Peking） 和駐 廣 州總 領 事 館（ Consul Geral de Portugal de Cant o） 轉送 。 u但是 ， 其 中“師復在澳 門已 四個 月”一 句未必 準確 ， 因為 《晦 明錄 》 創刊於 19 13年8 月20 日 ， 8 月27 日出版 第二期 ， 因此來澳時間只有三個 月左右 。 師 復 在 澳 門 期 間 受 到 監 視 代 局 長 （ Administrador doConcelho e Chefe da Reparti o interino ） 19 14年2 月6 日的報告 ， 師復已離 開澳 門 ， 取道 香 兩 台印 刷機 。 報告聲 稱師 復 “在澳 門期 間並無 出版 刊登其言五、師復在澳門的出版活動 西政廳的報告不確。事實上 ，師復在澳門繼續出版了 《晦鳴錄》 的世界語版本 “第三號” ，出版日期是1913年12月15日。同時，將 《晦鳴錄》 中文版改名為1o 同 〔7 〕11 同 〔2 〕 ， 第32- 34頁 。12 同 〔2 〕 ，第35頁 。。10

《民聲》 ，也出版了兩期，分別是1913年12月20日的 “第三號”和1913年12月27日的 “第四號”圖七 《民聲》 封面 楊瀅小姐提供 《民聲》 第三號的出版處，託名為 “東京民聲社出版 ，目的為掩人耳目。但在第二十頁的 “師復告白”中，則註明 “鄙人通信地址如下：‘澳門黑沙灣十一號 ”。13（圖七） 這一期的 《民聲》 出版之後 ，師復或許是受到了壓力 ，因此到了第四號的 《民聲》 ，在 “與本報通信法”一欄中，不再刊登澳門的通訊地址，內容變更為 “本報出版所遠在東京且地址不時更動 ，通信頗形不便。特在上海託一代收信件處，凡通信者請□ （註 ：此字未能辨認）下列地址可也 ：上海法租界敏體□□尼路二百十二號 （212Bd. de Montigny， Shanghai） ” 然而，儘管師復多方設法隱蔽行蹤以逃避袁世凱政府和澳葡政府的的追查，但最終仍是無法在澳門繼續逗留。因此就如前文西政廳警察局在1914年2月6日報告中所述，離開澳門，取道香港到了上海。 返回上海後的師復，繼續 《民聲》 的出版工作。在1914年4月11日出版的第5號 《民聲》 中， “編輯啟事”便抒發了對這一段輾轉遷徙的忿懣，以及無法公開設立代理處的無奈：“本報屢遭民賊之摧殘，轉徙頻仍，迄無寧日。此是之故，出版遂不能如期，致令愛讀者望之如渴，同仁既恨政府，尤自抱歉⋯⋯抑中國內政之現象，豺狼當道，民賊塞途，本報主義既為所忌，故不便明設代理。” 此後 《民聲》 在上海陸續出版。 1915年師復因病去世後， 《民聲》 到1916年共出了29期；1921年又在廣州復刊，出至38期。15六、澳門政府的態度 “ Administrador do Concelho” ， 1914年時稱為 “西洋政務廳”或 “西政廳” ，1916年時稱為 “行政局”，並分別有 “澳門行政局”和 “海島行政局”13 師復 ，民聲 〔J〕 ， 東京民 聲社 。 19 13（3）：114 師復 ，民聲 〔J〕 東京民聲社 。 19 13（4）：2015 劉 聖宜 ：師復 主義及其評價之我見 〔J/OL〕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 ：社科版 . 1999：92- 98. 〔20 11 07- 19 〕. http://paper.dic 123.com/paper_972 1059 1/16 大眾報. 澳門政府組統系統表 〔J〕 . 澳門工商年鑑. 澳門 ：大眾報. 196 1： p5 1- 72。。14。16

ãçã第 55頁 。 （Servi os de Araditados para ae Hu Han Man e ç 根據1916年的 《澳門工商年鑑》 的資料顯示，澳門政府的組織系統中的 “行政局Administrador do Concelho” ，下設有：“總書記室” 、 “民政登記處” “行政警探部” 、 “調查”。其中， “行政警探部”的主要功能有：“負責市行政局所需的情報及其他機關所請求調查事宜” ，17 “監督社會風化，政治活動、開會、選舉”。18而 “調查”則明確說明 “市行政警探部還負責稽查所有戲院、娛樂場所 、戲劇、舞廳 、當押 、酒店 、旅店 、危險品工廠等及有關行政牌照事宜。管理乞丐、歌姬、招貼、公眾籌款及政治社會活動等” 因為 “Administrador do Concelho”具有明確的稽查 “政治社會活動”的功能，故這些類型的案件偵查報告，多由當時的 “西洋政務廳”發出。 由於 《晦鳴錄》 一案的涉案人為華人，因此如上述的 《通報》 消息所言 ，由 “政務廳華探”所查。 “華探”是華人警探的簡稱。 根據筆者曾翻閱的歷史檔案，那些被北京政府或是廣東地方政府追捕 ，而要求澳葡政府協助查探的 “異見人士”或是革命黨人，經這些 “華探”偵查後，不少的報告都以 “查無此人” 、 “其人並無不軌行為”為結論。甚至是陳賡虞、陳席儒等，在澳葡政府接到廣東政府發出協助緝拿和引渡的要求後，相關報告的偵查結果也是 “此人不在澳門” ， “沒有在澳門進行革命活動”等等。20 究查箇中的原因，我們不能單一地歸咎於那些華探 “資訊不全”和 “認識不足” ，相信他們當中有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或許有同情革命的，或許有忌憚於對方的背景和勢力的，又或許有收受利益後沉默不報的，情況不一而足。因此，對於師復的調查，行政警探部華探便先後有 “如不犯中國與本澳治安之印務，即準其所請云” ，21 “至今未見其使用印刷機”、22 “在澳門期間並無出版刊登其言論”23等等的處理態度和調查結論。 既然如此 ，但為何師復就不被 “網開一面” ，最終仍是無法在澳門立足？筆者相信這與師復的心社不無關係。心社有 《社約》 “不食肉、不飲酒 不吸煙、不用僕役、不乘轎及人力車、不婚姻、不稱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入政黨、不作海陸軍人、不奉宗教”的十二條。其中最後一條 “不奉宗教”便犯17 同 〔16 〕 ，第55頁 。18 同 〔16 〕，第56頁 。19 同 〔16 〕 ，20 澳門民政 廳 dministra o Civil） 檔案. Pedido feito pelo governo de Cant o para serem presos e ext quela Provincia os revolucionarios Chan Cang U， Chan Chec U e Tong Hon， partidarios d Chan Queng Meng（廣東政府要求把革命分 子 Chan Cang U， Chan Chec I 和Tong Hon囚禁及引渡回廣東）. 19 13/ 10/02 - 19 13/ 12/22. MO_AH_AC_SA_0 1 _04286： 5- 821 同 〔9 〕22 同 〔10 〕23 同 〔12 〕。19

ããçãvi os dçããçãervi os de ç了以羅馬天主教為主要信仰的澳葡政府的大忌 （圖八） 。同時，不單是北京和廣東省政府，澳葡政府亦深諳宣傳刊物的鼓動力量，而對此有所忌憚 ，因此除了 《晦鳴錄》 之外，另一刊物 《民辱》 也有相同的遭遇。七·前仆後繼的反袁宣傳 1913年11月11日《澳門通報》 的 《粵省新聞》 上，還有另外一則這樣的消息： 一日封禁六報館 昨警廳奉行政公署命令畧云，現經查圖八 《晦鳴錄》 第二期上刊登的 “心社社 約” 澳門歷史檔案館提供 確，有《中國報》 、 《震旦報》 、 《民報》 、 《粵東公報》 、 《民國報》 、 《民生報》 等六家，登載悖逆之言論，應即勒令一律停版，並不准改名復開 云。 一時間，在袁世凱黨羽龍濟光的輿論箝掣下 ，廣東省刮起了報禁狂風。然而，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袁氏的高壓，並不能阻止反對他的聲音。此時，澳門的特殊政治環境，又再次發揮了她的特殊作用，成為反袁的輿論陣地。 師復和他的 《晦鳴錄》 在1914 年初離開澳門，但同一年，澳門又出現了一份更加旗幟鮮明地鞭撻袁世凱的刊物—— 《民辱》 。2 4 （圖九） 《民辱》 第一冊的扉頁上 ，一則 “宣告”開門見山：“袁世凱變更共和，厲行專制，民國既毀，根本盡失，實無政治法律可言。本書於袁世凱一方發其罪惡，於民黨一方明其志義”。25 這一本 《民辱》 分有四大部份： 第一部份是政論，內有署名 “唯滅”的多篇文章， 圖九 《民辱》 封面 澳門歷 史檔案館提供2 4 澳 門 民 政 廳 （S Administra o Civil） 檔 案 . Propaganda contra a Repu blica chinesa； apreens o de um folheto em chine s， contra o Governo e o Presidente da Repu blica da China e expuls o de Macau do respectivo vendedor （ 反 中 華 民 國 宣 傳 活 動 ：反 對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及 總 統 的 中 文 傳 單 被 沒 收 ， 銷 者 被 驅 逐 出 澳 門 ） . 19 14 / 0 8 / 0 7 - 19 14 / 0 9 / 0 4 . MO _ AH_ AC_ SA_ 0 1 _ 0 6 2 4 ： 3 - 5 32 5 佚 名 . 民 辱 ∥澳 門 民 政 廳 （Ser e Administra o Civil） 檔 案 . Propaganda contra a Repu blica chi- nesa； apreens o de urm folheto em chine s， contra o Governo e o Presidente da Repu blica da China e ex- puls o de Macau do respectivo vendedor （ 反 中 華 民 國 宣 傳 活 動 ：反 對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及 總 統 的 中 文 傳 單 被 沒 收 ， 售 者 被 驅 逐 出 澳 門 ） . 19 14 / 0 8 / 0 7 - 1 9 14 /0 9 / 0 4 . MO_ AH_ AC_ SA_ 0 1 _ 0 6 2 4 ： 5 3售

計有：“明義” 、 “發憤” 、 “民黨論” 、 “辨亂亡論” 、 “辨革命禪讓論” “袁世凱負主論”、 “孫文黃興論” 、 “非政府論” 、 “決袁世凱” 、 “余良心之主張” ，以及署名 “計黑”的 “無袁世凱” 第二部份是 “記載” ，內容包括十一則關於白狼案的記載，五則討伐袁世凱和龍濟光的檄文等等。 第三部份是 “時評” ，包括有署名 “唯滅”的 “袁世凱無將無兵” ；署名 “民俠”的 “伸冤與復仇”和 “犯上” ：署名 “公仇”的 “拿辦廣東商人”和 “戰鬥與疆土” ；署名 “天怒”的 “不毒不奸雄”等。 第四部份是 《文苑》 ，錄有多首七言詩，以及連載時事小說 《一片月》 。 這一份言詞如此激烈的刊物，不無例外地受到澳葡政府的關注。儘管該書把它的 “發行印刷所”設在 “暹羅義福巷”。而這 “暹羅義福巷”一來是異國他鄉，二來是這樣籠統的地址無從追查，因此相信也是刻意的隱蔽。然而， 《民辱》 的 “中國總代理”則是 “澳門荷蘭園正街十二號林孑生” （圖十） ，因此林孑生便被政務廳警探部召去問話，最後以 “治安”為由，將所有的刊物沒收，林孑生亦遭驅逐出澳門。26圖十 《民辱》 發行處及 “中國總代理”的澳門地址澳門歷史檔案 館提供 八 、 結論 澳門殖民地 的特殊政治環境 ，在中國清末民初的政治局勢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 從慈禧到袁世凱 ，都曾經不惜利用手中的權力 ，設法通過外交手段追剿逃離到澳門的異己者，前者有戊戌 （1898）年的康有為、27 1900年的經元善，28其後有1913年的師復 、陳賡虞和陳席26 同 〔24 〕，第55-60頁 。27 趙春晨 ：澳門保皇總會史事鉤沉 〔J〕. 州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 4， 3（2）：1-728 華友根 ：經元善逋逃澳門及其改良主義思想 〔N〕//學海版《170）. 澳門日 報. 1998-9- 27：C 10、。

ãçã（Servi os da ser expulso ç儒，29 以及1916年的陳炯明。30 然而，由於澳門受到殖民管治，令北京的政治勢力鞭長莫及 ，必須要通過外交途徑借助澳葡政府的力量。而作為殖民統治者，澳葡政府對於中國人社區的管治總有力所不逮之處，只能靠當時的 “華探”作偵查。只是這些華探往往又基於各種原因，未必盡力查辦又或者未必如實上報。就這樣，一邊是够不著，一邊是半伸手，中間便產生一個空隙，或者說是一處夾縫。 歷史文獻顯示，在民國初年不少仁人志士得以匿藏澳門。筆者相信當中一部份是受益於這道夾縫。但是，對具有反政府及鼓動性質的宣傳刊物轉移來澳門，澳葡政府則往往會配合中國方面的要求而作出禁制。原因可能是：（一） 澳葡政府忌憚於政治宣傳的鼓動力量，並出於自身 “治安”的考量； （二）刊物出版需要嶺行才能發揮作用，因此當事者無法不事張揚； （三）既然宣傳刊物是 “會走路的證據” ，澳葡政府不值或不願為這 “包不住的火”而開罪當時的北京政府和廣東地方政府。 然而，無論如何，澳門在近現代史中，並沒有因為邊陲小城而被忽視，相反其特殊的政治環境 ，為中國的仁人志士，以及宣傳他們各方面主張的輿論刊物，在逃避追捕的最危急之時，一度提供了容身之處，他們在澳門贏得喘息及儲備力量的機會。2 9 同 〔2 0 〕3 0 澳 門 民 政 廳 e Administra o Civil） 檔 案 . Pedido dos governos de Hong Kong e de Cant o par de Macau o conhecido chefe dos revoluciona rios， Chon Kueng Meng （ 香 港 及 廣 東 政 府 要 求 澳 門 把 著 名 革 命 領 袖 Chon Kueng Meng驅 逐 出 境 ） . 19 16 / 0 1/ 0 6 - 19 16 / 0 1/ 2 8 . MO AH AC SA 0 1 0 5 19 0 ：4 - 9

澳門作為飛地的 “危”與 “機” ——16- 19世紀華洋交往中的小人物*程 美 寶 * *前言 自16世紀以來，隨著葡萄牙人和歐洲各國商人向東拓展，三面環海、直通大洋的澳門，是外國商人藉以涉足中國的其中一塊洋面與陸地。從1553至1559年，葡萄牙人 “借地晾曬”到 “來則寮，去則卸” ，以至 “列廛市販” ，逐步以澳門為貿易和定居基地。1559年， “倭寇”侵擾浙、閩並蔓延至廣東， “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廣州” ，由是廣州在一段時間內，禁止進行貿易，而原來在成化、弘治年間逐步建立的在珠江河口外的海澳灣泊貿易模式 （即對進入廣州的番舶有所限制，安排他們在珠江河口兩岸的海口灣澳停泊，順勢將非朝貢的貿易行為限制在海口沿岸灣澳進行） ，至嘉靖年間隨著葡萄牙人東來，澳門貿易加強， “諸澳俱廢” ，轉為變相以澳門為唯一口岸的貿易模式。1對於早期東來的葡萄牙人來說 ，澳門跟他們之前在東方其他地區侵佔的埠頭如果阿 （1510年） 和麻六甲（ 1511年） 一樣 ，2不過是方便他們發展東印度和中國海貿易的一個據點 ；對於明清兩朝的中國政府而言，澳門長期以來只是一塊孤懸的海隅，茲以懷柔遠人，讓 “外夷”與中國商人進行買賣，說是說 “聖朝嘉其嚮風慕義之誠 ，所以包容覆育，俾得安居樂業” ，3但更實際的是這些貿易活動能為地方和國家財政增添收入，也可以給皇帝帶來些珍奇的貢品。 澳門自明朝開始即劃歸香山縣管轄，設有統稱為 “守澳官”的官員，負責保持治安等事，對居澳葡人雖有監督管理之責，但不干涉其內部自治性質的事務 ；* 本文是作者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近代省港澳大眾文化與都市變遷”（項目批准號： 2009JJD770032）及參與由澳門基金會資助，澳門科技大學主持的 “澳門在全球化和東西方文化交流 中的歷史地位、獨特作用與現實意義研究”項目的子課題（項目批准號：11200-4223188）的階段性 成果。** 程美寶：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歷史系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兼職教授。1 關於此時期貿易模式的轉變，參見鄭永常：《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 ，板 橋：稻鄉出版社，2008年（再版） ，第7章。2 關於葡萄牙軍攻佔印度果阿和麻六甲的概況，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 《澳門編年 史》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卷，第15頁。3 澳門記略》 ，乾隆十六年（1751） ， 上 第27 頁《

更進一步的治理 ，要到乾隆九年 （1744年）在前山寨設立作為廣州知府副手的 “澳門海防軍民同知”，翌年與香山縣丞同時主管澳門事務，才得到加強。4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佔據澳門，築城牆、置炮臺，儼如獨立王國，但真正用殖民地方式對澳門行使管治，把澳門視作一個 “城市”去建設，把澳門華人視為 “子民”去管理，要到1843年葡萄牙實行市政改革，翌年在澳門設立省政府，將原來具有自治權力的議事會改成市政機構才開始。1845年，葡萄牙單方面宣佈澳門為 “自由港” ； 1849年，澳葡驅逐駐澳中國官員，由隸屬總督的理事官，專責管理澳門華人事務；1887年中葡雙方簽訂 《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澳門正式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 換句話說，16至18 、 19世紀間兩三百年間，澳門可說是一塊很特殊的 “飛地”。於中國政府而言，澳門是 “內飛地”（enclave）。儘管清政府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澳門的主權，但鑒於澳門的特殊情況，往往會實施一些與中國本土不大相同的措施，例如在順治康熙年間歷次頒行海禁之時，特許澳門免遷。康熙二十四年（ 1684年） 明令開海後，更陸續給予澳門一些優惠政策 ，扶持澳門的航運和外貿。從中國的角度看，正如韋慶遠教授指出，當時的澳門，實際上成為廣州的外港 ，是中外進出口貿易的重要轉口港。5 1757年實行廣州一口通商後， “澳門貿易”的模式仍然發揮著配合和互補作用。在遙遠的葡萄牙眼中，澳門則是 “外飛地”（exclave）。對澳門只能作局部且有限的管治的葡萄牙政府，與葡萄牙本土的統治者利益和立場不盡相同；而後來才正式劃歸葡澳界內的外島如氹仔和路環，實際上又長期不入兩國政府法眼 ；加上澳門的 “所在” ，從來就是中西交往活躍、海盜出沒頻繁的海域，使得澳門飛地的性質，尤顯錯綜複雜。 正是飛地這種特殊的人文地理情景，給各色冒險家提供了大大小小的機會，利用澳門這個小小的舞臺，與外部世界打交道。歷史上許多小人物，或為一己求生，或為群體謀利， 在這個過程中沿著社會階梯逐步爬升。從統治者或既得利益者的眼光看，這些人有不少是 “可疑分子” ，是 “機會主義者” ，是 “奸民” “攬棍” 、 “匪賊” ，甚至 “漢奸”。我們作為後世的研究者，平心而論，會發現帶動新思潮、引進新技術、創造新世界的，往往也是這類人。過去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大多集中在士大夫傳教士等知識階層身上，本文嘗試把目光轉移到普羅大眾。我們必須認識到， 較諸中國絕大部分地區而言，澳門很久以前就已被捲入全球貿易體系中，許多在內地難以想象的事物，都在澳門首先出現，部分更由澳門的華人向內地甚至海外華人社區散播。澳門地方雖小，卻在很多方面發揮著深遠的影響，細水長流地改寫著中國歷史。4 見吳志良 、 開建 、金國平主編 ：《澳門編年史》 ，第2卷 ，第936頁 。5 韋慶遠 ：《序言》 ，載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澳門基金會 、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 ：《明清 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序言》 第1頁 。、

船民 自16世紀歐洲人涉足澳門周圍的洋面，葡萄牙人以澳門為貿易基地開始，珠江口許多老百姓就已經在各方面被捲入一個全球化的貿易體系中。他們的生活，也因為與外國人頻繁接觸而有所影響。乾隆十六年 （1751年） 出版的 《澳門記略》 有云：“其商儈、傳譯、買辦諸雜色人，多閩產；若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粵人。”6 要理解澳門這類中國人的生活，如何隨著澳門數百年來發生的政治與社會變遷而改變 ，讓我們從最先碰觸大洋船上的外國人的小人物——引水人——說起。7 在16- 19世紀華洋海上貿易的格局中，珠三角的船民擔當的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是 “引水人” （英語稱為 “pilot” ）。有關珠三角洋面引水人擔負的重任，Paul Van Dyke在其The Canton Trade一書，已專辟一章詳述。Van Dyke指出，對於歐美船員來說，從澳門到虎門再進黃埔這一段航程是異常險要的，非有本地人作引水人不可。對於中國官員來說，及早通過引水人對外商進行監控，亦屬海防一大要務。8從外國商人的角度出發，聘用引水人則是生死攸關之事，一旦觸礁船毀，不但通商無望，更有性命之虞。 18世紀英語世界出版的曾踏足中國的歐洲航海家遊記，每當提到他們的船隻打算先到澳門再進廣州時，都會講述如何在伶仃洋上物色本地船民作引水人的經歷。據1769年往廣州的William Hickey述，引水人有 “sea pilot” （又稱 “outside pilots” ，中文稱 “魚引人”） 和 “river pilot”（中文稱 “澳門引水人）之分。9 珠三角許多河道與大海相連，水網複雜，航行殊不容易， “澳門引水人”在此便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到達澳門後，外國船長須向駐守前山的中國官員聘請一個領有執照的 “澳門引水人”帶領他們穿過虎門進入黃埔。10 “澳門引水人”有責任向中國官員報告他們登上的外國船隻的船長的名字、其代表的國家、船隻的武裝情況、船員數以及貨品情況等。船隻抵達虎門稅館後，官員會再親自核對引水人呈報的資料是否屬實。11某些例子更顯示，引水人會向船員三番四次查問船上是否有外國婦女，以防她們越過虎門進入廣州。12因此 ，這些 “引水人”在6 澳門記略》 上卷第3頁 。7 有關引水人更詳細的討論 ， 見拙 著 《水 上人引水— 16- 19 世紀 澳門船民的世界 》 ， 《學術研 究 》 20 10年第4期 。8 梁廷枏總纂 ：《粵海關志》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2年 ， 第548 、565 頁。9 Peter Quennell （ed.）， Memoirs of William Hicke v，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5， p. 12 1.10 見Peter Dobell， Travels in Kamchatka and Siberia； with a narrat ive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London： 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 1830） Vol. II， p. 133記述 1798年的 情況 。1 1 Paul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9-2 1.12 見Peter Dobell， Travels in Kamchatka and Siberia； with a 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Vol. II， p. 135記述 1 798年的情況 。

以引水謀生的同時，也是粵海關控制外國船隻進入珠江的首批把關人。 臨近黃埔之時，歐美船長便要通過引水人雇用一些在夜間掛滿燈籠的本地舢板，發揮進一步的領航作用。據Van Dyke統計，18世紀60年代時，較大的歐美船隻得雇用30至50只這類發揮拖行和浮標作用的舢板 （tow and buoy sampans ）到了19世紀初期 ，已增至70至80只不等。一直到19世紀中，這些舢板的收費均為每程西班牙元1元，因此這類中國人稱為 “篤水船”的小船，又被外國人稱為 “dollar boats”。這意味著除了引水人之外，還有許多各色各樣的船民，駕駛著大小船隻，在這中外貿易的浩瀚汪洋中分得一杯羹。 引水人從他們的外國雇主收到的西班牙銀元 ，當時的中國人稱為 “番鬼花邊”。長年與外國人做生意和打交道， “花邊銀”對許多澳門和廣州商民並不陌生。1844年出版的 《繪像銀論秘書》 ，封面標榜 “婦孺可曉，一見就明” ，內容圖文並茂，教人如何從 “鬼頭” （銀元上的人像） 、 “鬼字” （銀元上的外文）和 “花邊”圖案的樣式和精粗，辨別真偽。13除了花邊銀之外，引水人還會從他們的外國雇主處收到一些時稱 “camsia”或 “cumshaw”，的小恩小惠，諸如一兩片鹹牛肉、一瓶甜酒 （rum）、甚至是一些玻璃酒杯。14這或多或少都給他們一些接觸外國事物的機會。 有些鋌而走險的船民 ，甚至不顧中國政府禁令 ，受外船雇請充當水手。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 《署澳門同知劉為嚴禁外國人私雇民人駕船出海事下理事官諭》 云：“照得本署府訪有各國夷人，雇請蛋民充當水手，駕坐大三板船，私出海面遊蕩⋯⋯查夷人私自出海 ，民人受雇駕船 ，均干例禁。”15但這類禁令明顯是一紙空文，嘉慶十年 （1805年） ，香山知縣彭昭麟據差役稟稱有洋船雇民人陳亞連為水手，後來陳被洋人打傷，用船裝載回澳送醫人廟 （即醫院） ，不治身亡。16可見即使禁令再三，仍有華人受雇為洋船水手。在官府眼中， “夷人”雇請 “蛋民”充當水手，已屬違法，發生命案，更是無端添亂。不過，我們也可以從其他方面思考，洋船與中國式帆船的結構和所需的駕駛技術大不相同，華人船民由此掌握了相關的技術，這對於條約港時期以前的許多中國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 在許多中國文獻中，船民往往被稱為 “疍民” 、 “疍”字往往更寫作 “蛋”或 “蜑” ，字裹行間無不表現出蔑視的態度。事實上，船民也是官兵欺壓抽索的物件，以致官府經常要出面嚴禁苛索。不過，既然如上文所述，中西貿易為澳門沿海船民帶來諸多謀生的機會，我們就可以想象，在過去數百年間，有些船民得以藉此累積起相當的財富，因此在船民中也有階層之別，貧富之分。跟官員和文13 見溫岐山訂正 ：《繪像銀論秘書》 ，丹柱堂版 ， 序于道光甲辰 （ 1844 ）14 Paul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p. 45.15 劉芳輯 ， 章文欽校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上冊） ，澳門 ：澳門基金會 ，1999年 ，第427頁。16 劉芳輯 ，章文欽校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上冊） ，第337頁 。

人不同，船民大多不識字，不會留下太多文字記錄 ，關於他們的歷史，我們只能在一些文人著作和廟宇碑文中找到片言隻語。位於氹仔卓家村的天后宮 ，其捐款碑便反映了船民的財力。光緒年間重修的捐款碑文顯示，該次重修的資金除了主要出自卓姓為主的卓家村村民及其宗族組織外，絕大部分都出自店號，在捐款名單中，有 “拖船善信”這個類目；而在統計捐款時，再分成兩類，分別是 “各鋪戶共進得銀166兩6錢4分”和 “各船戶合共進得銀203兩6錢6分5匣”。該廟道光年間和光緒年間的楹聯，也可以看見 “船鋪” 、 “魚行”等捐款者。17 種種跡象顯示 ，中外貿易帶動了澳門外島包括氹仔和路環的經濟起飛。氹仔、路環面積不大，但由乾隆至光緒年間，陸續興修了一間又一間的廟宇，各廟宇碑銘上的捐款名單，都反映了當時兩島商鋪林立，以及與澳門有聯繫的珠三角鄉鎮和埠頭的龐大商業網絡。氹仔天后宮道光二十八年 （1848年） “福蔭龍環”的匾額，由47家商戶共同敬送。18位於氹仔據說建于道光二十三年 （1843年）的北帝廟，自謂 “赫翟聲靈，洋夷振攝” ，從其倡建和重修值事名單看，至光緒年間，捐款人除了 “本環各號眾信”外，還有 “各埠寶號行商紳士眾信” ，包括省城、東莞、香山、南海、順德、新會、清遠、肇慶、番禺、鶴山等地的店號、社會組織和個人名義的捐款，這都表明當時澳門本島和氹仔的商業網絡非常廣泛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集資建醮演戲 ，值事也一無例外地全為店號，19說明了氹仔北帝廟， “庇佑”的不只是氹仔一地，而是整個珠江三角洲受惠於中外貿易的各個鄉鎮埠頭。 位於氹仔的三婆廟 ，建于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 ，規模亦不算大 ，咸豐九年重建碑記提到 “迨至咸豐五年 ，乙卯歲，海寇猖獗，逼近本沙，我拖多被搶奪”的情況。可見其裝載財貨，惹賊垂涎。該碑所列的捐款名單的單位是 “罟拖漁船”， “罟”應該是指 “網艇” ，據稱， “鉅網稱為罟，是側面刺網作業的漁船，常由帆船來推動” ， “拖”應該是指拖著船尾慢慢地行駛、捕撈水裹中下層魚類的船舶。20 在捐款碑 “罟拖漁船”這個類目下 ，一個名字代表一個船主，捐銀從1至20個銀元 （西班牙元）不等，下款署名 “永安堂眾漁商船值事”8人，估計 “永安堂”是漁船的聯合組織。21同治三年 （1864年） 的碑文內容也說明了當時的商業盛況：“三婆之廟 ，商民漁戶 ，各處捐處資 ，立廟於前 ，而龍頭環中客商漁蛋，復為擇地創建” ， “每歲恩恭祝及七月盂蘭，仍賴眾信樂題 ，乃能舉手 ，所幸商漁踴躍 ，義助多金 ，自道光廿五年立廟 ，至今已多，歷年所遞年支17 鄭煒明：《葡占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彙編》 ，香港：加 山房有限公司，1993年，第42-46頁。18 鄭煒明：《葡占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彙編》 ，第18- 19頁19 鄭煒明：《葡占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彙編》 ，第22-36頁。20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從頭細說澳門的水上人家》 ，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錄影空 間、澳門歷史學會出版，2008年，第67頁。21 鄭煒明：《葡占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彙編》 ，第7- 10頁。

化外，有餘錢者，小則存貯生息 ，多則置鋪及地。” 22 光緒九年 （1883年）落成的九澳村三聖廟，敬奉關聖、洪聖、譚公三個神明，規模非常狹小，但它面向汪洋，有碑謂 “門當十字，以示周行，沛高澤於彌海，式廓春生敷利，賴于庶民工商” ，碑上列舉的捐款人除個人外，還有很多 “店”和 “押” ， “欄” 、 “塘”等與漁船業有關的名號，以及 “堂”一類的組織。23 這些廟宇的規模大多十分狹小，但從當時的捐款情況而言 ，它們是不少海陸商民尋求福蔭之所，展示了澳門與沿海各地的商業網絡與經濟實力。鄭煒明認為，氹仔路環農田地價由乾隆至道咸年間節節上升，可見兩島在道咸年間進入全盛時期。24筆者在2009年曾親訪這些廟宇，可能由於不是誕期的關係，好些規模較小的廟宇如三婆廟等，已顯得比較冷清，當日漁戶船家商鋪的繁華景況，只能在碑文的字裹行間尋找和感受。不過，從一些口述史料看來，澳門的漁業一直到20世紀50 、60年代仍然十分興旺，部分漁商的財力更不能小覷。據說，20世紀初澳門漁欄 “廣生和”東主陳七 （陳茂昆） ，是當時澳門有數的漁商，擁有中山冰廠、澳門冰廠及位於河邊新街279號的廣生和漁欄，漁欄後方地段乃陳家大宅所在，大宅是圍以花園的西式建築，內設跳舞廳 ，至40年代易手。25漁民以捕魚為業，部分由此發家，自屬情理中事，但上述氹仔路環的廟宇碑銘遺跡，特別是其所反映的銀元流通情況，卻提醒我們，曾幾何時，澳門在全球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讓水上人家也得以受惠。通事 澳門可說是早年往內地輸送 “外語人才”的要地。自明末以來，澳葡議事會一直雇有通曉雙語和書面語的翻譯人員，其中很多是華人基督徒，能操流利的中文和葡萄牙文。早年在澳門工作的通事，掌握的多是葡語，而所謂 “葡語”資際上是一種葡語、馬來語和中國東南沿海方言的混合語。26中國官員十分明白通事是不可或缺。康熙初年， “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上，彝目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番譯傳語。通事率閩粵人，或偶不在側，則上德無由宣，下情無由達。” 27乾隆十五年 （1750年） 香山知縣張甄陶 《制馭澳夷論》 謂：“澳夷言語不通，必須通事傳譯，歷來俱以在澳行商傳宣言語。”28 《澳門記略》 謂：22 鄭煒明：《葡占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彙編》 ，第6頁。其中 “各處捐處資，立廟於前”，兩個 “處”字，似難读通，筆者曾看原碑，該字已模糊不清，茲按鄭錄。23 鄭煒明：《葡占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彙編》 ，第92-97頁。24 鄭 明：《氹仔路環 歷史論集》 ，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 2007年，第50頁25 蔡珮玲主編：《口述歷史：從頭細說澳門的水上人家》 ，第68頁。26 詳情參 章文欽：《廣 葡語初探》 ， 《文化雜誌》 第68期，2008年，第1- 17頁27 康熙《香山縣志》 ， 卷1o《外志·澳彝》， 頁328 轉引自章文欽：《廣東匍語初探》 ，第6頁。，

“西洋語雖侏離，然居中國久 ，華人與之習，多有能言其言者，故可以華語釋之。” 29該書更附 “澳譯，表 ，用漢字標記了約500個葡萄牙語詞匯的讀法。30據相關研究，這個辭彙表提供了印—葡語18世紀中葉在澳門存在的證據 ，這種語言如果不是已經與其他葡萄牙東方方言明顯不同，至少也展示了作者描述的當時澳門方言的某些特點。這個辭彙表除個別例子外，大體是粵語標音的。劍橋大學教授鮑登指出， “詞彙表中的一些詞和語法的獨特性可以使人認定，這個詞彙表中的語言是當時澳門的印度—葡萄牙方言，來源於日常談話 ，而不是根據書面資料編纂的。在早期 ，印—葡語演變成佛蘭卡語，成為歐亞人進行外交、貿易和傳教等方面進行交流的語言⋯⋯這種印—葡語經歷了形成自己語法系統、吸收借鑒大量來自東方語言詞彙 ，發音略有更改的過程。就是這種改良過的葡語被帶進澳門。”鮑登還發現，辭彙表中列舉的物品名稱中很多是當地名稱 （引者按：“當地”指用印—葡語的地方如爪哇） ，而不是葡萄牙使用的葡語名稱，且保留了好些18世紀以前的葡語發音。31 澳門的通事由於懂葡萄牙語 ，往往為省城特別招用 。 “在澳貿易 ，歷業年久，通曉夷語”的黎世寶 ，在乾隆三十二年 （1767年） 被官府命令 “赴省傳話” ，也就是為官府充當翻譯，協助審理一宗某洋人從澳門潛往江西的案件。黎世寶大抵由於被迫留在省城太久 ，又沒有什麼生活補助 ， “饑苦難堪” ，乃稟請充當買辦 ，為每年從菲律賓赴澳貿易的洋人提供服務。是項申請得到官府批准 ，謂 “嗣後遇有呂宋國夷人洋船到澳貿易，其所須買辦人等 ，即著黎世寶兄弟充當，毋許別人混行占奪”。 32乾隆五十七年 （1792年） ，香山知縣要求澳門的 “委黎多”謂 “現有番字立等繙認 ，即取通曉番字 ，善能繙譯之人 ，即日送省，，33按理當時廣州已有一定數量的通事 ，也許是由於廣州的通事大多只懂英文，而上文所指的 “番字”是葡文，故須在澳門找尋人選。 正如上述的黎世寶一樣 ，許多通事同時也是買辦 ，而中國官府對買辦是有一定的控制的。嘉慶十四年 （1809年）兩廣總督百齡等奏定 《華夷交易章程》 有云：“嗣後夷商買辦應令澳門同知就近選擇土著殷實之人，取具族長保鄰切結 ，始准承充，給與腰牌印照。”所謂 “就近選擇土著殷實之人” ，除了指澳門華人外，還包括比鄰的香山及番禺、東莞沿海之人，他們得近水樓臺之便，往往有不少人會當起買辦來。3429 《澳門記略》 下卷第53頁。30 《澳門記略》 下卷第54-59頁。31 鮑登（C. R. Bawden） ： 《18世紀澳門葡 方言的漢語資料》 ，《文化雜誌》 第50 期，2004年 第81- 102頁，引文見第83頁。32 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上冊） ，第237頁。33 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上冊） ，第358頁。34 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 彙編》 （上冊） ，第238 頁，。

見 除了通事和買辦之外，上文提到的充當引水人的船民 ，多少都懂一點 “外語”。據Van Dyke研究， “澳門引水人”對歐美船隻起帆收帆起錨放錨等相關術語都瞭若指掌。35英國船長George Anson述，引水人大抵都懂得一點 “蹩腳的葡萄牙語”。至於其他船民，包括在船上營生的歌女、妓女和皮條客，也多少懂一點 “外語”。36 另一外國船長Charles Noble在其航海記A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in1747 and 1748中，提到兩名英國水手在一名本地皮條客的帶領下去 “探險” ，那名皮條客硬跟他們提出：“Carei grandi hola， pickenini hola?” （意思是 “你想要年紀較大的女孩？還是要較小的？”） 。371771年，匈牙利貴族Moric Benovzky被流放西伯利亞，在堪察加半島奪得一艘俄羅斯船，經台灣、澳門返回歐洲，帶他進入澳門的兩名引水人亦懂得葡語，也就是上述的印—葡混合語。38 隨著貿易狀況的變化，與外國人打交道的船民也懂得變通，很快就學會一些 “ 蹩腳的英語”。 Paul Van Dyke指出，種種跡象顯示，在18世紀頭二三十年中，通事使用的往往還是葡萄牙語，但從H. B. Morse的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1834可知，早在1715年，有些廣州商人已經可以使用 “英語”。至18世紀30年代左右，pidgin English取代了之前當道的葡萄牙語，成為中外交往的主要媒介。自此以後，通事運用的三種最重要的語言是pidgin English粵語和官話。39跟中國商人和通事一樣，引水人等各色船民也逐漸採用英語，時人提到，引水人 “懂得船上各種繩子的英文名稱和如何用英文發號施令” 在澳門充當通事的諸位華人中，謝清高 （1765？- 1821） 是少有能留下自己的 “聲音”者，讓我們一窺當年一個中國老百姓遍游世界的經歷。謝氏原籍廣東嘉應州，早年隨商人到海南島謀生，19歲遇風覆舟，被葡船救起，因隨葡船到各國貿易14年，往來東西沿海各國，學習外國語言，在1793年左右移居澳門，其後雙目失明， “為通譯以自給”。 1820年，謝清高在澳門遇到同鄉楊炳南，講述其海外見聞，所述各國近者遍及東南亞各地 ，遠者則至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荷蘭、瑞士、比利時、土耳其、普魯士、奧地利、 英國各國。楊氏將其口述內容整理成書，名曰《海錄》 ，于嘉慶二十五年 （1820年）在粵刊刻。這本書後來為林則徐注意並向道光皇帝推薦，更成為當時知識界爭購之書，並多次刊刻、輯錄、改寫、注釋。魏源主持輯注的 《海國圖志》 （1842年刊） ，據說將 《海錄》 的內容全部囊括其中；商人潘仕成出資刊行的 《海山仙館叢書》 ，亦收入咸豐辛亥35 Paul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p.38.36 George Anson，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 41， 42， 43， 44， London： Ingram， Cooke， and Co .，1853， pp. 107- 10837 見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49.38 章文欽 ： 《廣東葡語初探 》 ， 第3頁 。39 Paul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Ch. 5.40 見Peter Dobell， Travels in Kamchatka and Siberia： with a 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China第139頁 （似 乎錯印為129頁 ）記述 1798年的情況 。、。40

（ 1851年）刊刻的 《海錄》 ；光緒三十二年 （1897年）刊印的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也把 《海錄》 收入其中。謝清高在澳門的生活雖然因為其雙目失明且與當地葡萄牙人有租務欠債糾紛而不太如意 ，但可以想象，在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社會中，澳門是少數可以讓像謝清高這樣的人運用其語言能力謀生的地方，也間接成就了《海錄》 一書，將世界帶進中國人的眼簾。41工匠 在澳門倚仗中外貿易謀生的華人 ，還有一個比通事更默默無聞的群體——給洋人打工的工匠。由於他們在服務洋人的過程中掌握了一定的 “西洋知識”他們往往也是最不畏路途遙遠、最有管道和方法到外洋謀生的華人。在檔案材料中，最常見的一種服務在澳葡人的華人工匠是泥水和木工。清政府為方便控制，也用發牌的方式指定為洋人提供服務的工匠：“至於泥水木匠，爾等修理船隻、房屋，必由分府、分縣遞稟請牌。”42 停泊在澳門的洋船如有損毀，要靠華人工匠修理或重新建造。43澳門的各式西洋房子 ，設計者應該都是洋人，但承建的都是中國工匠。 《澳門記略》 云：“夷人寄寓澳門，凡成造船只房屋，必資內地匠作，恐有不肖奸匠，貪利教誘為非， 請令在澳各色匠作，交縣丞親查造冊編甲約束，取具連環保結備案。”44 因為有發牌和備案的規定，我們在檔案中經常會見到華人工匠承接修建 “大廟”和 “夷屋”的記錄。例如 ，乾隆五十七年 （1792年） ，有陳亞富、郭亞保二人承接 “大廟泥水修茸合同” ，陳亞富在同年又與另一名鄧秉忠者 ，承接大廟的 “大青磚”和 “大官則瓦”的工程 ；同年鄭玉屏接時任議事會理事官JoaquimCarneiro Machado的大廟工程合同，訂明 “長四丈二尺，闊三丈三尺，上瓦面及花板釘在內，舊料用回，若然致爛，不能用回，即時換他”。 著名的三巴寺的修茸工程，其中一個承接者是興源號麥亞星，嘉慶二年 （1797年）訂定的合同，說明他要負責 “修整三吧金字一個。瓦面照舊整好，另修做欄一葉” ， “又整望洋東便金字一個，連門扇、窗門做好” ，“又整西望洋金字貳個、廚房一間連，連窗門、門扇做好”。在嘉慶二年接了南灣、東望洋、娘媽角等地的大炮臺工程的容平，還承接修茸風順廟和三巴寺，其中三巴寺的合約，訂明他要重修 “大神龕一個” ， “欄一頁”和 “周圍牆壁”41 謝清高生平及《海錄》 一書的流通情況，見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 （北京：商務印 館，2002年） 《緒論》 ，引文見第329頁42 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上冊） ，第2頁。43 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 ）， 第243-244頁44 《澳門記略》 上卷第32頁。45 各承接合同見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上冊） ，第52-60頁 。 麥亞星和 容平合約原件圖片見《普天之下：葡萄牙國家檔案館藏清朝澳門中葡關係文獻展》 ，澳門民政 總署出版，2004年，第103 、 117 、 121、 123 、 125 、 127頁，其中第103頁麥亞星合同 “廚房 間 連”的 “連”字疑為贅字。，。 45。。

ô 從上列建築細節，我們可以想象，當時好些華人工匠已掌握了建造西洋建築和裝飾的工藝。在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一宗原來由鄭亞允承接的 “大廟和尚夷屋” （位於澳門東南的主教座堂）工程的案件中，香山縣丞更指出 “澳中泥水匠日漸眾多，互相爭雇”的現象，46而從這幾個合同所見的工匠姓氏像 “容”和 “鄭”等姓估計，這些工匠應該都是來自香山地區。我們可以推論，澳門由於很早就有建造西洋樓房的需求，使香山地區的泥水工匠掌握了一定的西洋建築技術。澳門最早的三座由耶穌會建造的教堂——聖安東尼堂 （Church of Santo Ant no ）、望德堂（ Church of Sao Lazaro）和聖老楞佐堂 （Church of Sao Lourenco ），早在16至17世紀便已逐步建立。聞名遐邇的 “大三巴” （上述的三巴寺）即聖保祿大教堂 （Churchof Mater Dei ），在16世紀中已見雛形，今天焚餘仍見的規模，據有關研究是在1602- 1603年左右動工修建，1637年完工的。研究者指出： 在它的建築中也有文化融匯的因素——如同我們已見到的那樣——這是耶穌會教士們深思熟慮幾經努力的結果 。 這種歐亞混合物從造型與象徵性方面均得到了證實 ：怪獸的身軀是一條中國式的龍 ；滴水沿嘴是中國的雄獅 ， 象徵著力量和勇氣⋯⋯表現人物的大型石雕顯露了東方人和 / 或實施工程者的長相模式 ：在解釋主要代表性結構的象徵意義上採用了東方的植物 （如中國的玫瑰 、 菊花或荔枝） 。47又有論者認為 ： 聖保祿教堂是耶穌會鼎盛時期的產物 ，代表天主教藝術在遠東的最高水準 。 從現存的前壁看 ， 其大量運用柱子 、 三角門相 、 幾何形的合理空間佈局 ，有明顯的巴羅克式 （Baroque Order） 、 愛奧尼亞式（ Ionic Order） 等古典主義建築特徵 。 牌坊上的雕刻則更具特色 ，頂層的和平鴿 、 第四層的耶穌像 、 第三層的聖母瑪利亞像 、 第二層的耶穌會四聖者像及兩旁的天使像 、耶穌會標志 ，均帶有歐洲文藝復興後期寫實主義的特徵 。 其中又配有西方之百合花 、 東方之菊花及 “聖母踏龍頭”的浮雕 ，還多處刻以中國文字來解釋雕刻人物 、 圖像之涵義 。4846 劉芳輯 ，章文欽校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上冊） ，第3頁。47 費 爾南多 ·安東尼 ·巴基斯塔 ·佩雷拉 （Fernando Antonio Baptista Pereira） 《聖保祿教堂遺 址 ：歷史和藝術》 ，收入 《大三巴遺址 ：面向未來的豐碑》 ，里斯本 、澳門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辦公室 ， 1994年 ，第55頁 。48 引文見崔娟 《耶穌會與早期澳門城市發展——從1560至1762》 ， 《澳門史研究》 第8期 （2009 年） 第43頁 ，從注釋所見作者此段話乃參考了巴舒拉 （Carlos Barach） 《澳門中世紀風格的形成 過程 》 ， 《文化雜誌》 1997年第35期及許政 ：《澳門宗教建築》 （北京 ：中國電力出版社 ，2008 年） 的見解綜述而成 。

至清初，澳門西洋建築林立，廣東文人屈大均便有這樣的描述： 番人列置大銅銃以守。其居率為三層樓 ，依山高下，樓有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 肖諸花果形者，一一不同，爭以巧麗相尚。 己居樓上 ，而居唐人其下 ，不以為嫌。 山頂有一台，磴道橫貫，常登以望舶，其麓有東望洋寺，西望洋寺， 中一寺曰三巴，高十余丈若石樓，雕鏤奢麗，奉耶穌為天主居之⋯⋯寺有風樂，藏革櫃中不可見，內排牙管百餘 ，外按以囊，噓吸微風入之 ，有聲嗚鳴自櫃出，音繁節促，若八音並宣，以合經唄，甚可聽。49 屈大均這段為 《澳門記略》 襲用再為後世研究者轉相引用的描寫 ，活脫脫是一幅17 、 18世紀澳門風情畫。但我們應該想到 ，這些方圓不一 ，三六八角，肖諸花果的樓房，都是結合中西方技術和工料，華人工匠手工製作的成果。一張在嘉慶二十三年 （1818年） 開出的 “大利店開大廟修葺工料銀憑單”中，我們可以看見修茸教堂的工料包括紅木、波羅木、呂宋木、山枝木、花梨木、紫檀糠等來自東南亞各地的木材 ，負責修造的還有 “整琴座一個”和 “連座樓板”一塊。50 在另一張嘉慶八年 （1803年） 開出的 “金銀器工價銀單”中，我們可以看到打金匠要負責制作的各色物品，包括銀茶匙、金鏈、發鏈、戒指、有花洋平碼 、無花碼等，款式應該都是西式的。51事實上 ，廣州當時有大量工匠從事打造西式金銀餐具，52澳門的打金匠幹著同樣的活，當屬情理中事。 某些澳門和廣州的勞工 ，因為具備當時尚未為西方人所掌握的技術諸如制瓷和種茶，偶爾還會被帶到海外一段時間，示範有關工藝。53在清代澳門中文檔案中，有兩份嘉慶十七年 （1812年） 發出的信函，其中一份的發信人石寶 （保） ，研究者估計是有經驗的種茶人，經澳門鋪戶仲介，由澳葡判事官安排，前往巴西里約熱內盧種茶，信中顯示他對茶種 、水土和風色，都甚具認識，訂約的條件是 “茶生不生，三年為滿回唐山” ；另一名亞騰的發信人，與石寶 （保） 及亞傳 ， “往西洋王家花園傭工” ， “三人開得茶園地一座，落得細茶種 ，條條可生 ，國王甚至歡喜。”他們還要勞煩這個澳門鋪戶給他們送去 “老氣細茶種” ，說明 “細茶匣不可開孔 ，不可洩氣，不可落藏酒氣、雨濕、鹹水。時時小心料理 ，不可失誤”， “又嘉應州鍋頭十大口，做茶傢伙物件樣樣要緊關。” 5449 屈大均：《廣東新語》 ，卷2 “澳門”（中華書局1985年版1997年重印，上冊第36-37頁） 。50 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上冊） ，第60頁。51 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上冊） ，第58頁。52 關於18- 19世紀廣州生產供應給西方市場的銀器，詳見Neville John Irons， Silver & Carving of the Old China Trade， London： House of Fans， 1983.53 有關一個廣州陶瓷匠被帶到英國的故事，可參見拙著《 “Whang Tong”的故事——在域外撿拾普 通人的歷史》 ，《史林》 2003年第2期。54 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 》（上冊） ，第121- 123頁。

僕人 另一類為洋人服務但可能與洋人接觸更為親密的華人，大抵非僕人莫屬。55理論上外國商人不能隨便雇用華人傭工 ，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 頒佈的限制外商的規條中，就有外人不得雇用本地婢僕一項。當時兩廣總督李侍堯奏陳粵東地方防範洋人規條云 ：“至夷商所帶番廝人等 ，盡足供其役使 ，而內地複設有通事 、買辦 ，為伊等奔走驅馳 ，乃復有無賴民人貪其貨財 ，甘心受雇夷人服役，亦於體制有乖 ，應請責成通事、行商實力稽查禁止 ，如敢徇縱 ，與受雇應役之人一併懲治。”56 《澳門記略》 譴責在澳洋人 ，謂其 “更或招誘愚民入教 ，販賣子女為奴僕”。57嘉慶十四年 （1809年） 又議 ，外國人所需的食用等物 ，一概由取得印照的中國買辦代理 ，若買辦 “代雇華人服役，查出照例重治其罪。地方官徇縱 ，一併查參” 。58但實際上 ，外國商人一直雇用華人為他們服務 ，此舉亦為官府所默許。嘉慶十五年 （1810年） 廣東布政使回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議曰：“府議以十三行及澳門公司館內，向來雇用挑夫、守門、燒茶 、煮飯 、買物等項人等 ，均不可少，請照舊章准其雇用。”又 “議准挑夫、守門人等” ，認為 “若一概禁止 ，該夷人來粵貿易，未免不能熟悉，自應仍准雇用。惟省城十三行及澳門公司館 ，每處需用若干名 ，應請移知粵海關酌定名數 ，飭行遵照 ，俾易稽核。其沙文名目，仍應嚴行禁止” 。59俟後 ，官府對於洋商雇傭民人的政策，越見寬容，但這也是由於當時官府對黑人不信任所致。鴉片戰爭後 ，廣州和澳門華人為洋人當僕役的情況越見普遍。衛三畏 （SamuelWells Williams） 在專門為外國人來華做生意編撰的The Chinese CommercialGuide （《中國商業指南》 ） 中談及： 廣州、澳門和其他中間地帶的本地人，一般都被聘為家傭⋯⋯在 他們自認為合資格受雇之前，他們都會學一點他們認為夠用的英語， 其中包括記一些用中文標音的華洋用詞，以及根據中文的意思寫成的 英語表述，廣州經常有人以教店鋪的孩子英語為生，內容主要與外國 人的房子和船舶有關。60 澳門長期以來是中國政府唯一容許外國人終年停駐的地方，較諸廣州來說，在澳洋人聘用華僕的情況，應該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葡萄牙人多年雇用華人作僕55 關於在洋人家庭服務的華僕的情況，拙文《18 、 19世紀廣州洋人家庭的中國傭人》 （ 《史林》 2004年第4期，與劉志偉合箸）有更詳細的論述。56 宮中檔朱批奏摺，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 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一） 》 ，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9頁。57 《澳門記略》 上卷頁2858 梁廷枏：《粵海關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9頁。59 梁廷枏：《粵海關志》 ，第556頁。60 SamuelWells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ercial Guide， Hong Kong， A. Shortrede & Co.， 1863， p. 162.。

人，甚至衍生了一種 “澳門土語”。據潘日明研究，18世紀葡萄牙人家裹的傭人廣泛使用澳門土語 ；另一研究者劉月蓮說 ，這種土語是澳門土生人世家的太太們，因為跟她們收養的孤兒 （妹仔） 用漢語方言溝通有困難 ，在折衷的對話裹產生出來一種由 “土生女性創造的Patua方言 ，即澳葡土生土語”。61語言學的研究指出，外來的主子 （或統治者） 無論怎樣高高在上，怎樣要跟本地人劃清界線 ，都無可避免要與本地僕人 （或被統治者）交流，此尤以女主人為甚，在這種情景中，常常會產生一種混雜的語言 ，澳門的情況也不例外。Charles Downing在其The Fan Qui， or Foreigner in China一書中，對澳門一家英式旅館裹工作的華僕的形象及其外語會話能力，便有這樣的描述： 澳門唯一一家英式旅館是一個叫Marquick的人經營的，他在廣州 也經營了一家更大的英式旅館。⋯⋯這家旅館所聘用的僕人全是華 人⋯⋯他們假裝懂得葡語和英語⋯⋯英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對話有時 聽起來十分荒謬⋯⋯他們把三種語言 （葡語 、英語和中文） 混在一 起。⋯⋯一般認為，這些在旅館工作的僕人比漁民的地位高，衣服也 較講究，常常是一身藍衣白褲。62 雖然澳門容許外國女性居住，但這些 “駐外”家庭不會因為有女性而少聘華僕。駐廣州美國商人William Henry Low的佺女Harriett Low，長居澳門，在1829年10月給她姐妹的書信中，便提到他們家裹華僕的陣容： 在這裹，我們不能像在美國一樣去管家。這裹的僕人一定要按照 他們的方法去辦事，所有事情都由買辦或管家頭打點。在火頭之下， 有一個童僕，兩個管房 （coolies ），一個雜工 （porter ）。他們分工清 楚，做事按部就班。我們都很喜歡他們做的菜。63 在洋人家庭裹打工的華僕 ，要學會按照洋人的規矩和生活習慣辦事。如果說像收拾床鋪、打掃走廊、剪燈點燈、挑水破柴等方面的家務，華洋家庭差別不大，那麼，像擺放和打理西式餐具 （銀器和玻璃器皿） 和做西菜這類工作 ，便不得不專門學習了。Harriet Low說 “我們都很喜歡他們做的菜” ，意味著他們在澳門聘用的華人廚子會做西菜。種種資料顯示，當時在洋人家庭打工的華人廚子 ，已經懂得做英式菜式，甚至廣州行商的廚子 ，因為他們的主人經常要招待外國商人和使節 ，也很早就懂得炮製西菜。早在1769年，行商潘啟官招呼外國客人時，6 1 潘日明及劉月蓮研究轉引自章文欽 《廣東葡語初探 》 第10頁 。62 Charles T. Downing， The Fan-Qui， or Foreigner in China， London， Henry Colburn， Publisher， 1840， Vol. I， pp. 3 1， 34，36.63 Elma Loines （ed.）， The China Trade Post-Bag of the Seth Low Family of Salem and New York， 1829 - 1873， Manchester， Maine， Falmouth Publishing House， 1953， p. 32. Harriet Low' s letter to Mary Ann Low， dated October 2， 1829.

便完全可以用英式菜式和禮儀款客。64 早期澳門和廣州的華僕是怎樣學會做西菜的，我們暫時還沒有找到相關的資料，只能猜想他們是跟歐美商人帶來的廚子或在洋船上工作過的外國廚子學習。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廚子之外，其他華僕為了和主人溝通，至少得學會各種西菜、西方食品和用品的中文或英文叫法；或者倒過來說，願意學習中文的外國人，也需要知道如何用中文表述這些東西，以便給他的僕人發出正確的指示。在沒有其他文獻的情況下 ，當時出版的中英文詞典、幫助外國人學習中文和幫助中國人學習英文的書籍，便成為我們可以用來猜度在洋人家庭工作的中國僕人有可能具備什麼知識的線索。 1828年在澳門出版的 《廣東省土話字彙》 ，就收入了一些西方食品的辭彙。也是在澳門出版的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 1839年） ，也列舉了不少西式餐具如 “吉時杯”（Custard Cup） “三鞭酒杯”（Champagne glass即香檳酒杯）、 “紅酒杯”（Claret glass） “糖羹”（sugar spoon） “鹽羹”（saltspoon）；食品如 “咖啡” ，飲食方法如 “愛牛奶嚟撞茶” （在紅茶中加入牛奶）等。65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42年在以 “香山書院”的名義在澳門出版的《拾級大成》 ，便專門有 “主僕通話” （Conversation with a servant）一節。66收入這些書中的辭彙和會話例句，表明了當日在廣州和澳門服務洋人的華僕，對西方的用具和菜式很可能已非常熟悉。生於香山的買辦唐廷樞在1862年編撰，在廣州出版的 《英語集全》 ，也列舉了許多華僕有可能用到的與洋主人溝通的英語。67這類書籍，由於需要中英文混排，早期往往由通曉中文的傳教士編纂，在澳門由東印度公司出版。後來出版的同類型書籍，很多都會襲用早年出版物的內容。澳門在下層華人間傳播這類實用的西洋知識所發揮的先鋒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洋主和華僕之間突破語言障礙後，在長時間的相處中，也會漸漸建立起互信和感情。上文提到的長居澳門的Harriett Low，便經常在她的書信和日記裹談到她跟華僕Assow相處的情況，提到他們如何用pidgin English與她溝通。68 1833年11月，Low舉家離開中國，把華僕Ayok也帶上了。1834年3月22日，William HenryLow不幸在回國途中病逝，埋在南非開普敦 （Cape Town） ， Harriet Low和她的嬸64 關於廣州行商用西菜款客的情況 ，可參見拙文 ，May Bo Ching，“Chopsticks and Cutlery?： How Canton Hong Merchant Entert ained Their Foreign Guest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Kendall Johnson （ed.）， Narratives of Free Trade： The Commercial Cultures of Early American- Chinese Relat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 12.65 E. C. Bridgma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u， 1839， pp. 138， 139， 143， 162， 164.66 Samuel Wells Williams， Easy Lessons in Chinese拾級大成，Macao，香山書院梓行，1842， pp. 92-93， 96.67 唐廷樞 ： 《英語集全》 卷6 ，廣州緯經堂 1862年版 。68 Elma Loines， 1953， p. 144 ； Nan P. Hodges and Arthur W. Hummel （eds.），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Part One 1829- 1832， Alberta： Quality Color Press， 2002， p. 269 （dated 6 October， 1831）.

嬸辦妥喪事後，要等待下一趟往英國的船，只能在開普敦再呆上一些時日。Low在日記中寫道 ，Ayok在4月13日（引者按 ：可能他算准是清明節後）去WilliamHenry Low的墳墓拜祭，並告訴她中國人的習俗一年要掃墓兩次 ，這讓她感到十分感動。Harriett Low說，Ayok忠心耿耿 ，他們也變得對他頗為依賴。69後來，他們在遊覽倫敦時，更把Ayok帶上。Harriett Low在她的日記中提到，1834年7月15日，他們與Ayok一同穿過Charing Cross，再去St. James Park，但Ayok太惹人觸目了，他們樂得早早歸去。Harriet Low說 ，Ayok在倫敦惹來那麼多注目，相信他巴不得把那一身中國衣裳甩掉 ！7月17日，他們又帶Ayok去倫敦動物園和大劇場，登臨高處，飽覽倫敦勝景 ，Ayok看得目瞪口呆。其後，她把Ayok帶到一個畫廊去，Ayok在那裹看到George Chinnery（錢納利） 在澳門為東印度公司的Dr.Thomas Colledge（郭雷樞醫生）所畫的一幅油畫，他爸爸Afun也繪入這幅治病圖中，Harriett Low說，Ayok看見自己的父親入了畫，不禁失笑。70 Ayok在英國的畫廊看見的 ，應該就是下圖 ，站在最右側者即其父Afun。圖中可見Afun認真地聆聽Dr.Colledge給他的指示。據Harriett Low描述 ，她1833年3月30日在澳門到Chinnery的畫室看見這張畫。畫中DrThomas Colledge把手置於一個剛被他治好眼疾的婦人的額頭上 ，同時把臉轉向Afun，指示他向該婦人說明日後如何料理。婦人前的小男孩 ，是她的兒子 ，正遞上紅柬表示謝意，左面的男子正在等候醫治。Harriet Low認為George Chinnery把Afun畫得栩栩如生。71從1825年起在華南沿岸生Dr. T ho mas Co lledge Atte nd ing a patient , Macau ,by George Chinnery （O il o n canvas . 9 1 . 5 X9 1 . 5 cm .Provenance : Cecilia Colledge ，Peabody Essex MuseumM 2 3 0 1 7 ），Image do wnloaded fro m Massach use 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 2 0 0 9 Visualizing Cultures, Rise& Fall of the Canton Trade System Gallery : PEOPLE /cwPT 18 3 3 - 3 5 M2 3 0 17 DrC活，來往于澳門、廣州和香港三地，最後魂歸澳門的畫家錢納利 （1774-1852），不但為當時的中外商人繪畫了許多肖像油畫 ，還讓各色華人小人物包括漁婦 、保姆 、男僕在他的畫中69 Nan P. Hodges and Arthur W. Hummel（eds.），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Part Two 1832- 1834， pp. 723-727， 73 1 （dated 30 March； 13 April 1834）.70 Nan P. Hodges and Arthur W. Hummel（eds.），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Part Two 1832- 1834， pp. 769， 77 1-772 （dated 15， 17， 19 July 1835 ）.7 1 Nan P. Hodges and Arthur W. Hummel （eds.），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Part Two 1832- 1834. pp. 529-530 （dated 30 March 1833）._ _

留下身影，幫助我們從一個更直觀的角度去理解像Afun 、 Ayok這類在澳門為洋人打工謀生的小人物。72 像Afun和Ayok父子倆同時為洋人打工，在當時的澳門和廣州並不少見。我們可以想象，這類孩子從小跟著為洋人當僕人的父母長大，多多少少都會學到一些相關知識，為洋人打工，也成了順理成章的事。Ayok的例子更顯示，外國商人和華僕建立了一定的關係和信任後，甚至會把他們帶到國外工作。長年從事廣州貿易的美國商人Robert Bennet Forbes，便提到一個叫As hew的華僕，曾被人帶到波士頓為他妻子的表親Copley Greene服務，後來Ashew又回到澳門，碰上ForbesForbes便聘他為自己的僕人。73零碎的資料顯示，部分這些原來在廣州或澳門替洋人工作的華僕，通過在廣州貿易的美國Russell & Co公司，在19世紀30年代被送到美國工作。74 隨著遠洋大輪船通航，大規模的華工輸出，也陸續展開了。1851年，兩名法國商人和一名澳門商人用葡萄牙輪船運送250名華工由澳門前往秘魯利馬的卡亞俄，據說是鴉片戰爭後澳門大規模向外販運華工之始。從此，澳門取代廈門成為中國勞工向外輸出的中心。研究者認為，澳門之所以能取代廈門，除了澳門鄰近勞工來源地的有利位置外，澳門 “曖昧的”法律地位也為這種貿易提供了掩護，75由此開始了一段充滿歧視和不平等的華工血淚史。如果我們從華工自身的角度出發，不禁要問，為什麼澳門及鄰近地區的低下階層的華人，會具備這種冒險精神和管道出洋謀生？這就不是鴉片戰爭後的歷史事實可以解釋，而要回溯到自16世紀以來這個地區跟外部世界接觸的一段漫長的歷史。上述例子，說明了18 、 19世紀出洋的中國平民並不罕見，甚至我們可以視之為 “前華工史”的一種。我們要理解這群在美國謀生的華僕的背景，可能得擺脫 “契約華工”和 “華僑”歷史的框框，把視線移到更早的澳門和廣州中外貿易和交往的歷史脈絡中去。餘論 澳門，三面環海 ，北面連接大陸 ，既將世界帶入中國，也把中國人送到世界。在華洋官民船隻並存的汪洋上 ，船民運用自己的機智和專業知識 ，賺取生計，他們一方面被官吏剝削，但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活動方式，懂得維護自身的72 有關錢納利的生平及作品較近期的著作 ， 可參考香港歷史博物館編制 ： 《東方印象——錢納利繪 畫展 》 ， 香港歷史博物館 ， 2005年 。73 Phyllis Forbes Kerr （ed.）， Letters fr om China： The Canton- Boston Correspondence of Robert Bennet Forbes， 1838-1840， Mystic Connecticut， Mystic Seaport Museum， INC.， 1996， p. 77， dated 18 December 1838.74 John Murray Forbes to John P. Cushing， from Canton， 26 January 1835， Forbes' Famil y Volume， vol. F-6， Baker Library' s collection， Harvard University.75 見吳志良 、 湯開建 、 金國平主編 ：《澳門編年史》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 ） 第4卷第 1680頁引 用科爾沃 （Andrade Corvo） 《苦力移民 》 （ 《文化雜誌》 第7- 8期 ， 1989年 ） 及顏清湟 《苦力與 官員》 （新加坡 ，1985年 ） 的研究 。，

利益，有些甚至由此致富，在水上稱雄 ，在岸上也有一席之位。在語言侏離的情景中，通事和華僕的外語能力也許非常有限，但卻溝通了幾個文化，做成了許多生意，有時候更締結了人與人之間真摯的友誼。心靈手巧的工匠，建造了一棟栋的西式樓房，改變了澳門的面貌，甚至為香山及其他鄰近地區提供了靈感，改變了當地民居的樣式。76種茶人把中國種茶的技術帶到西洋去 ，給洋人打工的華人廚子也把烹調西菜的技術融入到中菜中。1900年，順德人梁喬漢旅食澳門，謂自己生平未歷華夷雜處 ，見此地 “麵包幹餅店東西，食味矜奇近市齊，飲餓較多番菜品，唐人爭說咖喱雞” ，大歎 “澳門濱臨海外，別成一島，人煙荟萃，殆亦都會也”。77這個都會，是無數默默無聞的華人百姓不經意地建設的結果，自19世紀開始，也成為更多華人窺見外部世界的視窗甚至出洋冒險的門戶，這些人雖大多名不見經傳，但卻和讀書人一樣，點點滴滴地改變了澳門，改變了中國。76 近代香山民居的建築樣式如何受澳門影響，可參考黃健敏：《從建築發現歷史：翠亨孫中山故居 的物質文化研究》 ， 《學術研究》 ， 2010年第4期。77 梁喬漢：《港澳旅遊草》 ，廣州，光緒二十六年（1900），第8-9頁，自序第1頁。

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的新進展與新成果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綜述王 熹 為推動 “辛亥革命與澳門”歷史研究的深入開展，全面認識澳門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其影響 ，繼承弘揚辛亥革命傳統和歷史文化遺產 ，2011年9月17日至20日，由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主辦，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和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協辦的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兩岸四地及海外的專家學者80多人參加會議，會議收到論文76篇，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辛亥革命百年新論，一類是專門探討辛亥革命與澳門歷史文化的論文，這些論文均圍繞會議主旨和各自命題，發表真知灼見，提出理論構架，使會議的學術研討和研究深度達到了一個新的水準，為今後有關研討的深入奠定了較好的基礎。學術研討會分大會開幕典禮、主辦單位致詞、協辦單位代表致辭，主題演講、分組研討和大會總結等形式依次展開。在18日澳門理工學院大禮堂舉行的開幕典禮上 ，澳門地區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動組委會主席崔世昌、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 、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長胡根、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周薇、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吳義雄、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會長張磊等嘉賓出席並主持開幕典禮，李向玉院長代表主辦單位致辭、周薇副院長和吳義雄教授代表協辦單位致辭，數位專家學者做了主題演講，如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桑兵教授作了 《辛亥革命的再認識》 ，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會長張磊研究員作了 《辛亥革命在澳門》 ，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榮譽會長、澳門大學歷史系湯開建教授作了 《澳門歷史研究十年回望——以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為例》 ，澳門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主任林發欽博士作了 《方志學視野下澳門歷史研究省思》 等，拉開了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的序幕。現對會議的學術研討內容作一簡要綜述。一 、 “辛亥革命百年新論”的研討內容 辛亥革命之後的100年，也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斷深入的100年，其標志是內地和台灣設有專門的研究機構並擁有一支龐大的專業研究隊伍 ，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學術機構和大學研究機構中，也有數量可觀的專家學者從事有關的學術研究工 王熹 ：澳門 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副教授 。**

作，已經出版的專門著述和論文連篇累牘、汗牛充棟，每年還有研究成果見諸報刊和媒體宣介，其關注度、持續性和密集性始終不減。儘管直到當下，在闡述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與作用、肯定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進程所產生的重大影響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同認識和見解，有待進一步取得共識，但研究方法更加科學、視野更加開闊，研討更加深入，則是辛亥革命研究所呈現出來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次研討會的 “新論”主要體現在辛亥革命再認識、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和民國初年政治史、經濟史、思想文化史、社會和社會群體以及歷史人物研究等諸多方面。 辛亥革命的重要意義是什麼 ，怎樣才能把握辛亥革命研究的主旨？ 桑兵認為清季十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十年間中國社會發生的全面變動，是因應千古未有的大變局的時代性轉換 ，在整個中國歷史進程中，只有周秦、唐宋的變化可以與之相較，而且就變動的範圍和程度而言，甚或還在前兩期之上。以辛亥時期為界線，中國的社會歷史發展前後兩分。就此而論，辛亥時期的全面改革和變動，已經規定了歷史前進的基本方向。後來的革命，雖然在動力、駕馭者等方面有所調整變化，仍然是沿著既定的軌道運行。辛亥時期的思想和體制變動並不僅限於政治領域，包括教育、司法、學術，以致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 ，幾乎都出現了或多或少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的淵源與指向，毫無例外地與所謂西方緊密相關，在西學東漸、西制東移、西俗東浸的大勢之下，夷夏大防逐漸崩潰，中西體用乾坤顛倒，西方文化層層遞進。西化、洋化、歐化，成為近代中國所謂的時尚。過往在正統性的主導下，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自然會使歷史認識朝著革命的方向集中傾斜，而忽略革命時期社會整體狀態以及變動的全面情勢。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十分重視革命，相對輕視改革，十分重視對抗性的政治活動，相對忽視各項制度及其變動。即使有所涉及，也主要是依據章程條文的靜態描述，缺乏以制度文物為貫穿興亡大事線索脈絡的自覺，以及因時空關係而異的生成演化尋繹；另一方面是十分重視反革命的一方，相對忽視其他方面，尤其是對立面，甚至將同路人也視為反動派。其實揆諸事實，清季的政治與社會變革，往前承襲戊戌變法的路徑，往後奠定民國體制的框架，用這樣的視野來檢討，無論革命派、保皇黨、立憲派、社會人士，甚至清政府和統治集團的各派系，除少數人外，都在因勢求變。只不過因為利害各異，變的取向和求的方式有所不同。各方面公開的爭與暗中的合，看似相反，實則相成。由此可見，辛亥時期朝野各方均致力於知識與體制的全面變革，使得中國社會的重要領域迅速發生革命性變動。這些變動受到中、西、東學及體制的糾結影響，圍繞各類趨新活動又形成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聯繫。因此，將辛亥革命置於晚清民國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考察，溝通古今中外，不要單純由革命中心外鑠，回溯到歷史現場，理解古往今來中外各種思想學說制度的本意，及其依時空演進而呈現的流變，所論才能適得其所，既具有系統且不涉附會，使得包括革命在內的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得到充分展現。11 有關作者及論文題目等資訊 ，參見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辛亥革命百年新論” 部分的目錄及詳細內容 ，下同 ，不一一作註 。

在政治史研究方面 ，在各省設立諮議局是清廷仿行憲政的重要舉措 ，其目的是藉此民意機構籠絡士紳階層，鞏固其統治基礎，不料事與願違，諮議局開議後，與督撫衝突連連，反而惡化了官與紳之間的關係，導致辛亥鼎革之際眾叛親離現象的發生。李振武對督撫與諮議局衝突的原因作了深入分析，他認為大多數督撫憲政意識淡薄，不習慣也不願意接受諮議局的參政議政；清廷設計的諮議局方案隱寓以諮議局限制督撫權力的意圖；諮議局所提議案亦有超出許可範圍之處，令督撫有無從措手之感；諮議局並不是像事先輿論所宣傳的那樣幫助政府度過難關，而是在許多問題上與督撫為難，令督撫倍感掣肘；督撫、諮議局所處位置不同，承擔的責任不同，考慮問題的角度和側重點自然有所不同，此亦引起兩者衝突之因素；諮議局有時過於看重禮節等細小事情，亦引起督撫不滿等六大因素是導致督撫與諮議局衝突不斷的根源。這些事實表明，儘管在事關立憲的諸多大問題上，督撫可以和民間立憲派基本保持一致，但必須有一個根本前提，那就是實行憲政不能侵犯督撫的既得權力和利益 ，否則便會衝突不斷。同時也應看到，諮議局引進的西方的參政議政方式，對督撫和諮議局議員來講都是全新的事物，都要有一個適應過程，期間的磕磕碰碰是正常和難免的，不必過於苛責。陳明通過考察和梳理民國元年行政諮詢員從出現到消亡的歷史過程，旨在說明在民初整體變革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各省督撫之間，除因利益糾葛而出現對立之外，彼此之間也曾有過溝通意見的嘗試。只是這一嘗試，因為民初特殊的政情，從開始便成為中央與各省力量較量的延續。但行政諮詢員的出現是必要的，它是特殊政治需要和背景的產物。自晚清以來，省在中國政治中的地位和影響不斷提高，經過辛亥革命，各省更是取得了事實上的 “自治”地位，並在聯邦制下組建了中華民國，繼續通過各省都督府代表而左右南京臨時政府的重大決策。後來雖有袁世凱出面組織統一的南北政府 ，但袁的勢力還遠不能控馭全國，而東南光復各省，尤其是同盟會 （國民黨） 籍都督仍然擁有強大的力量，於是主張集權的袁氏及政府與要求自治與分權的各都督之間，通過一個管道進行意見溝通是極其必要的，行政諮詢員便應運而生。然而問題是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由於中央政府與各省都督在對行政諮詢員的性質及職權的認知上存在分歧，中央政府認為，諮詢員不過是中央行政決策時以備諮詢、藉以疏通與各都督意見的橋樑，而各省都督則不僅將諮詢員視為自己的私人代表，而且當作各都督在中央行政決策中表達意見的管道，其結果是兩者之間的分歧直接導致各省代表無法正常發揮其調和的職能與作用，使其無疾而終。 在經濟史研究方面 ，周琳對辛亥革命前夕重慶仲介貿易領域中洋行、本地大商號以及公司的競爭與分化情況作了系統考察，她認為是在辛亥革命前夕的重慶 ，一方面原本在市場上舉足輕重、擁有貿易壟斷特權的官立牙行陷入了日益窘迫的處境，另一方面擁有特權的洋行根本無須受制於牙行和棧房，資財雄厚的本地商號千方百計地要擺脫牙行和棧房的控制，而擁有壟斷權的公司則極力打壓牙行和棧房 ，經過激烈競爭和分化，牙行和棧房則失去了賴以牟取商業利潤的仲介

業務，使得在過去一百多年中深刻影響重慶商業秩序的 “官牙制”遭受到致命的打擊，形成了以洋商和洋行經營進出口貿易、各級官府致力於發展近代工商業和出口貿易以及以本地中小商人經營傳統工商業的多重局面。劉增合對辛亥年間清廷的戰時財源籌策作了專門研究，他指出武昌首義之後，各省督撫增募防營和巡防隊取代新軍的做法，使清廷的財政陷於困境 ，當時度支部庫存現銀僅有98.7萬多兩，輔幣74萬枚，為配合戰爭機器運轉，清廷被迫放棄預算財政軌道，轉入停辦其他新政，籌措所有潛在財源，力顧國防的戰時財政狀態。在部庫與省庫均近乎告罄的情況下 ，度支部和外務部積極籌畫向英美法德日列強舉借外債，而與此同時，福建、山東、東三省、兩江、陝甘、直隸等省或提出舉債要求或開始運作借款活動，為籌濟軍費，省部均刻意經略勾兌借款，謀借外債不遺餘力，但先後格於列強的所謂中立政策而不具成效。不得已他們又開始打國內財源的主意，來自民間包括官員甚至皇室財富等 “內帑”都成了籌措誅求的目標 ，而內帑屬於非常款項 ，度支部不便強行徵用，前線作戰亟需兵餉 ，缺餉則軍隊嘩潰堪虞 ，不得已清廷又急求外省財源接濟，以應付戰時急需，當時南方省份不可指望，於是北方諸省疆吏成為清廷倚重的對象 ，內閣、度支部接連急電東三省總督、直隸總督、吉林巡撫、黑龍江巡撫、熱河都統 、河南巡撫 、新疆巡撫等迅速籌集巨餉，委解部庫。但問題是武昌起義之後兩個月內，北方省份出兵出餉，加強籌防，增募巡防營，省庫已經捉襟見肘，自顧不遑 ，故接到內閣和度支部接二連三求款的電報後，各該省份不得不剖白各自的窘境 ，或答應稍作接濟，或瀝陳礙難從命，甚至或反而向朝廷借款，導致省庫財源的挖掘不具成效，於是統兵將帥與北省督撫轉而極力籲請京師的王公貴戚貢獻鉅款，以支持作戰的各種方案，但最終難遂人願，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在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黃雁鴻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所創建的價值觀和追求的政治理想與西方意義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概念及其顯著特徵作了研討和比較 ，認為中國古代的精英知識分子帶有鮮明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所以很難在現實生活和人的具體人生實踐中落實，很難在普通人的社會實踐中踐行，而孫中山與傳統知識分子的區別是，無論在民族團結或在實現政治改革這一目標上 ，孫中山比同時期的知識分子多了一分公眾的擔待，他的政治思想來源於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中對國家和民族、政治的承擔 ，深具世界視野並且超越民族的界限，他所宣導的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基調的精神違悖了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 ，兼具了西方的民主和民權主義，是一種以長期的研究、縝密的思索、審慎的判斷的知識分子視野所宣導的政治理念，也是一種以暗示國家民族認同方式來協助民族感受到共同認同感來推動革命、實踐政治理想的手段。因此 ，黃氏強調指出，在審視孫中山推行革命之時所宣導的民族與政治思想之時，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對國家和民族所起的政治啟導，對廢除帝制、成立共和所起的啟蒙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彭南生對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民族主義的內在轉換進行了探討，他認為從 “驅除韃虜”到 “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志士的民族主義完成了由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內在

轉換 ，能夠實現這種轉換，主要是由辛亥革命時期的民族主義在 “反滿”與 “反清” 、 “反專制”上的內在一致性所決定的， “驅除韃虜”的短期目標是 “反滿” ，也有反清、反專制和追求民族平等的政治意義，而反滿、反清不等於政治民主的實現，相反可能造成新的民族不平等，因此，武昌首義成功後，當革命者的角色由造反者轉變為執政者、建設者的時候，以民族平等和政治民主為訴求的 “五族共和”也就必然成為革命者的價值理性。此後，民族平等成為國內民族關係建構的主流，民族共融成為國內族際意識的主調，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空前強化。 “五族共和”奠定了多民族平等共融關係的思想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開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新紀元。 辛亥革命時期社會及社會群體的研究，內容涉及民國時期工商界對辛亥革命的紀念及其特點、美國傳教士群體的辛亥記述以及辛亥革命對中國工人階級成長與發展的影響諸方面。朱英指出，在中國 “雙十節”紀念活動中，工商界始終是較為重要的民間社會力量之一，體現出較為明顯的時代特點。其關注的重點話題並非政治方面的內容，而是與經濟實業密切相關。當時工商界除了在 “雙十節”紀念中感慨辛亥革命之後的實業衰敗，也藉此特殊政治舞臺從各個方面大力呼籲振興實業，並藉以推銷國貨，使商業與政治得以有機結合，產生獨特的作用與影響 ，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以往忽略的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所具有的長久而持續的積極作用。基督教傳教士是近代來華外國人中人數最多、分佈最廣、對中國和中國人瞭解最深的一個群體。辛亥革命爆發時，他們不僅僅成為這場革命的見證者，在某些城市，他們還參與組織傷病救援、難民救濟等，更有少數傳教士積極參與影響民國命運的南北調停。傳教士的日記、書信、報刊文章、書籍記錄了他們對辛亥革命的觀察和思考，這些著述文本統稱為 “辛亥敘述”。劉家峰以美國長老會海外傳教會幹事亞瑟·布朗 （Arthur Judson Brown）的辛亥敘述 《中國革命》 （The Chinese Revolution）為中心 ，對傳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作了探討，他認為 《中國革命》 一書並非是布朗一個人的認識，而是凝聚了不少在華傳教士的觀念。他們對辛亥革命的敘述模式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基督教的傳播成為中國覺醒 、變革的巨大力量，最終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發生 ；二是基督教為 “新中國”的未來負有更大的使命，即更大規模的傳教運動。其中這個敘述模式的核心是 “基督教”與 “新中國”。研究表明基督教對晚清革命思潮的興起有直接聯繫 ，而基督教與 “新中國”的敘述模式也反映出美國傳教士的核心利益就是在華大規模的傳教。為了實現這一根本訴求，傳教士利用發表論著、回國休假演說等方式 ，向美國民眾宣傳基督教對 “新中國”未來的重要性 ，讓他們相信中國成為 “基督國家”的可能性；更有不少以布朗為代表的傳教士極力遊說美國政府，使其確信與中國保持一種特殊的友好關係。美國是最早承認中華民國的西方國家，這與在華傳教士的推動不無關係。谷小水對辛亥革命與中國工人階級壯大之間的關係作了初步探索，提出了有意義的命題。 在人物研究方面，論文內容涉及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孫中山與容閎的革命

情愫以及與真光中學校祖那夏理的關係，馮自由及其著述、楊毓麟與章士釗的糾紛、劉師培從革命到反革命發展變化的評價、宋教仁的民族主義探略等主題。李細珠提出，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雖然有不可忽視的客觀環境的壓力，但更重要是由孫中山自己的主觀因素決定的。孫中山對民初國內外政治形勢敏銳的判斷力及其希圖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崇高政治理想，是他主動讓位於袁世凱的關鍵因素，而這一點恰恰表明孫中山作為一位傑出政治家的高超的政治藝術和高尚的政治品格。同時也不可否認，孫中山與當時大多數人一樣對袁世凱存在認識上的誤區 ，但這一點是不應被後人所苛求的。陳才俊認為容閎和孫中山可謂兩代人，他們之間的忘年交和革命情愫 ，並不因為普通的鄉里之情和志趣相投 ，而基於他們對中華民族的赤子之心 ，基於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寬闊胸懷。這是他們從政見者不同的改革者而終於走到一起並建立起友情的基礎。真光中學校祖那夏理是清末民初美北長老會來華傳道的少數女傳教士與教育家之一，1923年，在她離華回美休養之際，孫中山曾委託其秘書陳友仁致函，感謝她為廣東近代女子教育事業作出的積極貢獻。但是否真有此事、為何要委託秘書致函？ 外間有不同猜測，程強強和夏泉對這則罕見的史料進行考辨後，明確指出，1923年孫中山確實給那夏理發去感謝函，但因外出督師、軍務繁忙的緣故，無法親自致信，就只好委託陳友仁辦理。孔祥吉和村田雄二郎對馮自由的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與 《革命逸史》兩部著述的內容作了全面考訂，強調指出馮書有關孫中山一些重要活動記載有很多錯誤，其主要原因是由於條件所限，對於清廷及日本等外國政府所存的檔案，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與利用。馮氏關於辛亥革命史的寫作 ，在很大程度上 ，是依靠他本人所搜集的史料以及對二三十年前的往事回憶 ，故難免出現差錯。章士釗和楊毓麟均為長沙人，皆為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兩人風義本在師生之間，但留學英國期間卻有經濟糾紛 ，辛亥革命後，此事被革命党人中的激烈分子拿來作攻擊章士釗的材料。鄒小站對兩人的糾紛作了初步梳理，並旁及民國初建時革命黨內部的分歧 ，澄清了若干事實，以還歷史本來面目。馬勇基於晚清十年政治變革的大背景 ，梳理了劉師培從革命到反革命的心路歷程，對傳統的敘事框架及其結論進行客觀分析並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和認識，其中關於流血的革命與和平的變革到底哪個對人民更有利以及劉師培在其中所起作用的論述，值得引起研究者足夠的重視和深入的探討。遲雲飛對宋教仁的民族主義作了系統研究，他認為晚清現代民族主義的成熟，有賴於新知識人群體的形成，而這一群體是在晚清最後十年形成的，宋教仁是其代表人物之一。這一代知識人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和民族認同，黃帝成為符號意義上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其顯著特徵是強烈反對列強侵略，追求國家的強大是他們主要的政治訴求。宋教仁不僅注意日本和沙俄的侵略，作了專門分析揭露並提出對策 ，而且非常關注澳門的劃界問題 ，他強調指出，無論是地方大小，只要是國家領土，都不容輕易放棄，必須盡一切力量捍衛。同時他又特別注重法治，在國際關係上他認為應當盡可能從法理上，以外交談判來解決，武力只作威懾 ，不到萬不得已，不要武力解決。這與陳天華痛快淋漓一戰解決列強瓜分問題的思路，又有了不小的變化。張梅對同盟會員趙連城一

生追求進步和光明，熱愛祖國的不平凡事蹟作了系統客觀的論述，為研究的深入創造了條件。以上關於辛亥革命總論、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社會群體以及人物的19篇論述 ，儘管數量不多，有的方面只有一篇文章，而人物研究的論文居多，不夠均勻，但從側重點來看，基本覆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主要領域，無論從命題立意、研究方法、史料挖掘，還是論述的廣度深度與品質水準而論，均頗有創見和新意，體現了當下海內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總體水準和最新進展，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表明辛亥革命史研究必將隨著人們認識水準的提高、研究思路的更新 、方法的改進 、力量的加強以及視野的開闊 ，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問世，且研究的高品質不是以數量和規模取勝，而是以成果的全面性、綜合性和學術性為特徵和標誌。二、 “辛亥革命與澳門”的研討內容 “辛亥革命與澳門”是此次學術研討會的主旨和重點 ，與會者圍繞研討主題撰寫了具有較高學術水準和能夠反映前沿問題的論文，內容涉及辛亥革命時期的澳門、清末民初澳門革命運動的地緣政治特色、澳門向為孫中山革命基地、孫氏革命黨人在澳門的結社活動、同盟會在港澳策動辛亥廣東光復、粵澳關係、辛亥革命前後澳門的博彩業、澳門的華商及其家族、澳門華人的啟蒙教材及學校教育 、社會狀況與社會群體 、孫中山在澳門的行醫與革命活動以及梁啟超 、鄭觀應、徐勤和土生葡人飛南第等在澳門的生平片段、或與辛亥革命有關的活動等諸多方面，不僅表明辛亥革命與澳門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關聯、澳門在辛亥革命中佔有極其特殊重要的地位，而且反映了相關命題研究所取得的最新進展和所達到的較高研究水準，同時展示了相關研究隊伍的整體素質和未來的發展潛力。2 澳門在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張磊對此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他強調指出，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世紀20年代的國民革命，廣東曾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澳門則是這塊熱土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基地與平臺。還在民主革命的發端時期，在蓮花莖所建的關閘就成為抗擊英國侵略軍的陣地；而幾乎辛亥革命的全過程，大都與澳門有著頗為密切的關係；曾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人士的代表孫中山走向世界的門戶和最初活動的舞臺；又是孫中山和革命派推翻清帝國、創建共和國的鬥爭的基地；也是孫中山和革命民主派不屈不撓捍衛共和的平臺；還是孫中山歷經 “艱難頓挫”後決心 “另為徹底之革命運動”的據點。最終，孫中山在國民革命階段初期主持的繼續辛亥革命 “未竟之業”的廣州革命政府，給予澳門民眾以有力支持，反對葡兵暴行、保護民眾權益。這裡還是孫中山存留著深厚親情友誼烙印的地方。陳樹榮通過全面系統的研究，以豐富具體的歷史事實論證澳門在孫中山國民革命中所發2 有關作者及論文題目等資訊，參見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辛亥革命與澳門”部 分的目錄及詳細內容，下同，不一一作註。

揮的不可替代作用，強調指出，澳門向為孫中山國民革命的基地 ，主要體現在孫中山把澳門作為國民革命基地、利用澳門為捍衛共和的國民革命基地以及澳門同胞支援孫中山維護共和等三個方面。他的論述具體而細微，翔實而充分 ，主線脈絡與輪廓清晰，頗有說服力和創見之處，甚見功力。 在政治史研究方面 ，何偉傑對清末民初澳門革命運動的地緣政治特色作了系統考察，對澳門革命不同階段與地域的關係、辛亥革命後澳門境內的革命根據地分佈特點以及宏觀的澳門與香山縣、廣州及香港的關係等問題作了深入研究，他認為當廣州和香港的政治力量尚未成熟時，澳門在革命中便佔有重要地位 ；但當廣州建立政權或香港發生社會運動，澳門的重要性便相對減弱。史學家將1910年代至1920年代的廣州作為探討革命歷史主線的時候，卻忽略了當時在廣州鄰近地區的革命者人流移動的重要性，因此把澳門與香山、廣州及香港在革命活動中所起的重要關係淡化了。而當時澳門的革命活動大多是地下進行的，帶有秘密活動的色彩，所以革命者在澳門境內的根據地經常在不同的革命階段發生更改 ，反映出他們大多數人並沒有長期的物業作為他們的革命中心來使用。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殖民地進行革命面對的困難及限制，故在研究革命運動如何順利成功地推行的同時，也不應忘記和總結失敗的經驗和教訓。結社組黨是在辛亥革命前後風行一時的政治現象。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非常重視以組織方式凝聚革命力量，開展革命活動。婁勝華對20世紀初孫氏革命黨人在澳門的結社活動作了深入研究，他強調指出，從1893年孫中山離開澳門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孫中山派遣革命黨人到澳門秘密成立同盟會澳門分會作為革命活動的核心領導機關，策動組織了包括濠鏡閱書報社 、培基學堂 、優天影粵劇團等在內的多個文化教育社團，這些社團以青年學生與上層紳商為重點 ，以演講、讀書、戲劇演出等方式進行民主革命的啓蒙宣傳及組織動員工作，逐漸形成了 “以秘密的核心機關領導外圍社團進行公開活動”的組織格局與工作方式。儘管隨著辛亥革命的勝利與清朝的滅亡 ，這些社團迅速地消失於歷史的視野之中，但是就這些社團的活動影響看，它在協助推動內地民主革命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革命意識與啓蒙思想在澳門的傳播，應當說，20世紀初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力量在澳門成立的革命派社團已經構成了源遠流長的澳門社團發展史的獨特章節。宣傳動員、武裝革命、謠言結構和高層策反，是同盟會在港澳地區策動辛亥廣東光復過程中交相運用的四種方式。莫世祥對同盟會在港澳策動辛亥廣東光復的歷史活動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同盟會在港澳進行各種革命宣傳活動，促進華人社會逐漸接受反清革命的主張 ，從而為港澳兩地長期成為推動內地開展共和革命的海外基地奠定了廣闊的社會基礎。與此同時，同盟會在廣東策動6次武裝起義和4次暗殺活動，沉重打擊清王朝在廣東的統治。在武昌起義、各省響應的新形勢下 ，同盟會一面散播 “京陷帝奔（崩）”的謠言，鼓舞粵港澳民眾擁護共和革命的士氣，解構廣東官府效忠清王朝的決心 ；另一方面對廣東官紳秘密進行高層策反 ，多管齊下 ，敦促他們贊成獨立反正，最終促成辛亥廣東的和平光復，開創了歷史的奇特篇章。鄧開頌對民國

元年前後的粵澳關係作了系統勾勒，他認為民元前後的粵澳關係是粵澳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具有很多應引起重視的具體內容。當時革命黨人以澳門為基地，策劃了前山新軍起義。澳門民眾踴躍支持革命，不但捐輸助餉，還奔赴前線殺敵，為廣東革命政權的建立和廣東局勢的穩定作出了一定貢獻。而澳葡政府從維護自身殖民利益出發，對革命採取審慎態度，不願開罪北京政府，但對革命黨人亦網開一面，使其在澳門有活動空間。雖然廣東軍政府與澳葡當局就勘界等問題進行過鬥爭，但成效不大。這一時期，革命領袖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後返鄉省親，途徑澳門，既看望生病的女兒，也借此力圖 “扶正同盟會”與廣東都督陳炯明的關係，此也為該時期粵澳關係中的一件大事。 在經濟史研究方面 ，晚清澳門華商的研究取得了相當的進展 ，趙利峰對華商曹子基及其家族的歷史作了系統研究 ，他的論文分 “晚清時期的澳門曹氏家族” 、 “曹子基的繼承權問題與 《澳門華人習俗之條例》 ”、 “家道中落：曹家與豬仔頭黃才的官司” 、 “曹家的草堆街80號—中西藥局與孫逸仙離澳”、 “附關於草堆街80號中西藥局的補充證據”等五個部份。他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史料和記載，不僅重點對曹氏華商的家族史實進行了梳理，而且還對曹氏與孫中山之間的交遊關係作了系統闡述，同時兼及孫氏行醫活動及所開設的中西藥局的位置的考辨和說明。他認為曹子基 （即曹善業）是孫逸仙在澳門最早接觸的幾位著名華商之一。孫逸仙曾經醫治過曹子基的家人，因而孫逸仙畢業來澳後，得到了曹子基的大力幫助，推薦孫逸仙在鏡湖醫院贈醫，幫助孫逸仙在草堆街開設中西藥局，並在 《鏡海叢報》 上揄揚讚譽。那張著名的 “揭本生息贈藥單”中的見證人之一曹渭泉 （曹有） ，即是曹子基的生身父親。曹有是1871年鏡湖醫院的創設的發起人，曹家數人多次在鏡湖醫院做過總理或值理。據此可見，曹子基是孫逸仙在澳門行醫時期交遊的重要人物。他還以所見的史料為根據，推斷曹家的草堆街80號就是孫氏中西藥局的故址。他在論文中說：“1892年曹善業欠納規銀，具體被查抄了那些物業，不是很清楚，但，曹善業的物業草堆街80號被查抄後，只是收歸澳門國考課衙門管理三年。再根據草堆街80號在曹善業家族內部出現矛盾之後的拍賣紀錄，可以知道草堆街80號後來物歸原主了。再考慮到孫逸仙、楊鶴齡和曹善業的關係，中西藥局開設在曹家的草堆街80號，是順理成章的。”同時他在 “補充證據”部份，又引用一些口述歷史的記載，強調指出：“通過上述的史料說明，以及前述曹善業遺產繼承問題所查抄的草堆街80號的邏輯推斷，我們完全可以達到所謂的 ‘邏輯和歷史的一致’ ，中西藥局的確是設在草堆街80號，可以確定無疑。”澳門博彩業的合法化由來已久，大概從1810年開始，為了給葡萄牙人開辦的慈善組織——仁慈堂籌募善款開始 ，澳葡政府就批准發行西式彩票了。而中式彩票的合法化 ，當以1846年2月，澳門總督比亞度曾發出准許開設番攤賭館的總督訓令為標志。其繼任者亞馬留總督把中式賭博如番攤、闈姓、白鴿票等加以合法化，採取措施予以實施和推行，從此澳門的賭博業得以迅速發展，最終成為政府稅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胡根和馬光選取辛亥革命前夕這段特殊

歷史時段為切入點，對澳門博彩業的發展情況作了系統論述，他們通過對早期澳門與周邊地區博彩業的關係、香洲 “開埠”，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立憲運動與廣東禁賭的關係、民初廣東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等幾個方面的考察研究，充分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夕這一特殊時期澳門博彩業的曲折發展歷程。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澳門博彩業與廣東博彩業早期的關係為 “此興彼衰” ，而到了民國初期，澳門博彩業已較少或不受廣東賭博政策的影響，這種關係轉變的深層原因是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的重要課題。 在思想文化教育研究方面 ，劉羨冰對澳門與孫中山思想飛躍過程及精神遺產方面的重要關係作了系統闡述，她認為澳門見證了孫中山思想的三次飛躍：孫中山從一個鄉村少年成為中國民主革命領袖的飛躍；從 “醫人”到 “醫國”的飛躍 ；從丟掉改良主義幻想 ，堅決邁向革命的飛躍。澳門不但是孫先生的第二故鄉，是他邁向革命實踐的首站，也從辛亥革命的迴旋地而一度成為籌募人員、籌集軍費、策劃軍事行動的基地。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以及矢志不渝 、越挫越奮的革命精神 ，在澳門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是澳門愛國傳統的重要源頭之一，是澳門特區一筆無價的精神財富。而孫中山在澳門留下的一系列遺跡，是澳門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源、文教資源和旅遊資源，應好好保護和運用。區志堅對盧湘父編撰的早期澳門啓蒙教材 《童蒙三字書》 、 《童蒙五字書》 、 《中國歷史歌》 和 《婦孺韻語》 的具體內容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並給予高度評價，他說若啓蒙為現代世界的普世價值，那麼這一普世價值應是一個多元複雜的體系，不應以西方為代表的現代性才是唯一的普世價值，應重新探討東亞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的融合關係。生於上世紀的盧湘父致力於中國傳統儒家道德倫理知識與現代社會的結合，在港澳從事教育工作，以淺白文字喚醒國民，對婦孺展開識字及道德價值的啓蒙，開闢了傳統學問走向現代性的另一條道路 ，順應了自宋代以來，中國學問走世俗化的發展趨勢，此一方法非常值得稱許。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清末民初激烈的批判傳統文化的大氛圍下 ，盧湘父反而提倡孔教，雖不為五四型激烈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所理解，卻為港澳紳商所重視，說明在中西文化交流下的港澳地方，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扮演著重要角色，其實就是儒家價值與中國現代性普世價值的有機融合。雖然盧湘父所編的教材，未如呂思勉於20年代編撰 《新式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 那樣系統地啓蒙小學生識字和思考問題 ，更沒有40年代葉聖陶編 《兒童國語讀本》 那樣以白話及新式標點，夾敘、對話等多元化書寫方式，編寫兒童教材，但盧氏編寫的婦孺讀本，已開始進行傳統啓蒙教育與現代社會適應的改革，正在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融通與轉化。清末民初從事文化啓蒙教育的知識分子 ，不一定是革命派，但有一些卻是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實捍衛者和踐行者。陳志峰對澳門培基中學的創辦年份、培基學校與同盟會的關係、培基學校的學制以及培基附設中學的問題作了探討，提出培基學校原名啓蒙，其創校年份並非1908年或1910年而是1902年；學校的學制和課程完全比照晚清 “辛卯學制” ，符合 《奏定學堂章程規定》 ，更因澳門獨特的政治

環境和地理位置 ，在小學高等課程中加設英文課 ；澳門第一所中學並非王文達所說的是1912年 “培基兩等小學附設中學” ，而是與培基同址的 “朝旭商業學堂” ，該學堂的創設應不晚於1909年，前者行國民政府教育部頒佈的 “壬子癸丑學制” ，後者行清政府頒佈的 “癸卯學制” ；至於培基中學與同盟會甚至革命派和維新派之間的關係，披露的三份 《學校章程》 沒有提供直接的證明；澳門培基校簡明章程所述 “群學社同人”，是否與在武昌成立的 “群學社”有所關聯 ，無法判斷 ，假如兩者有所關聯 ，那麼培基學校就與革命派關係更為密切。何偉傑在 《晚清澳門校史研究的辨偽：以 ‘培基’ （1908年） 混淆為 ‘啓蒙’ （ 1902年） 學校為例——兼敬駁陳志峰副教授》 一文中，對陳氏前文的一些觀點和史實提出質疑和商榷，他指出 “陳志峰副教授大篇幅地引用近人著作立論時，卻遺漏2009年會議上陳樹榮先生同場發表以 ‘培基’章程為史料的論文實有失公允” ； “1906年 ‘停辦’及 ‘學校改名’的理解：‘啓蒙’及 ‘培基’是兩所分別在1902年及1908年創立的學校” ； “同盟會會員潘才華出任校長、同盟會與保皇會在校內的論爭 ，以及參加北伐廣州等事實竟視而不見 ，論點自相矛盾” ； “‘培基兩等小學堂’中的演說會、籌款到公開反清的事實 （選自何偉傑 《從維新到革命的澳門教育：培基兩等小學堂小史》 ）” ； “不是 ‘革命教育’而只是 ‘革命的搖籃， ，把具體改為抽象的名詞，變得語焉不詳”。最後他強調：培基學生趙連城的回憶錄在 “《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中學再議》 也有大量引用的，因此應給予趙連城 《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 在第一手材料地位上的合理評價” ； “啓蒙”在 “壬寅創辦”（ 1902年） 曾經在 “丙午年停辦” （1906年） 以及 “戊申年” （1908年） “培基”成立 ，時間上是清楚不過的 ；在提出一個議題來發表 “新見解”或 “新發現”之前 ，應認真嚴肅地細心想想是否證據確鑿，或前人是否立論真的有所錯失。如果妄下判斷便有失嚴謹，不顧事實為立新而立新，這些謬誤不僅對瞭解事實沒有增益，反而製作了以訛傳訛的混亂，或許會有令人感到這種論文治學不嚴的印象。堅信隨著新史料的發見，有關分歧問題的論辯將愈辯愈明。陳麗蓮對無政府主義的出版物 《晦鳴錄》 （ 《民聲》 ） 在澳門被禁的前因後果作了詳細的考證，她的論文分 “前言” 、 “事件緣起” 、 “師復與 《晦鳴錄》 ”、 “師復在澳門” 、 “師復在澳門的出版活動” 、 “澳門政府的態度”、 “前仆後繼的反袁宣傳”和 “結論”八部分，最後她認為澳門殖民管治的特殊政治環境即一處夾縫或空隙地帶的角色，使得在清末民初有不少的仁人志士藏匿澳門。但是，對具有反政府及鼓動性質的宣傳刊物轉移來澳門，如 《晦鳴錄》 及 《民辱》 等，澳葡政府則往往會配合中國方面的要求而作出禁止。其原因主要有三：澳葡政府忌憚於政治宣傳的鼓動力量，並出於自身 “治安”的考量；刊物出版需要發行才能發揮作用，因此當事者無法不事張揚；既然宣傳刊物是 “會走路的證據” ，澳葡政府不值或不願為這 “包不住的火”而開罪當時的北京政府和廣東地方政府。然而不容忽視的是，澳門以其特殊的政治環境，確實為中國的仁人志士以及宣傳他們各方面主張的輿論刊物，一度提供了容身之處，而他們也在澳門贏得喘息及儲備力量的機會。

在社會及社會群體研究方面 ，影響澳門社會歷史發展的重大事件和精英群體的探討歷來備受關注，發表出版的著述很多，但對社會下層群體及普通民眾 ，即那些對歷史發展作出貢獻而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研究則略顯不足。程美寶通過梳理中外資料，從一個嶄新的視角，對16至19世紀華洋交往中扮演特殊角色的船民、通事、工匠和僕人的史跡作了深入考釋 ，闡述了他們在澳門對外交流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揭示了澳門歷史文化所特有的豐富文化內涵，為深入研討有關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吳義雄從 《鏡海叢報》 所反映之國家認同、對於澳門政治之認識、中西文化並存與交融以及澳門經濟狀況鱗爪等四個主要方面，對《鏡海叢報》 所反映的晚清澳門的社會歷史片段作了系統的研究分析，為研究者充分利用這部份珍貴史料參照其他文獻開展澳門史研究提供了借鑒。晏雪蓮在掌握豐富文獻資料的基礎上 ，對辛亥革命前後澳門華人婦女思潮嬗變的歷史軌跡作了系統研究和分析，她認為辛亥革命前後的澳門社會風起雲湧，維新派和革命派你方唱罷我登場，使澳門成為各種思想交鋒的彙聚地。他們在澳門興辦女學、開展並提倡不纏足運動、鼓勵女子參加革命，將男女平等和女權主義新思想深入澳門華人婦女心中，並為澳門培養了大量傑出女性 ，她們在推動澳門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在革命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隨著民主自由思想的傳播和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辛亥革命前後，澳門華人婦女的婚姻觀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一夫一妻制的提倡、自由婚姻的發展、反對節烈提倡再嫁和挑戰夫權等方面，表明澳門的婚姻形態正朝著現代化邁進。李蘭萍根據史料記載論述澳門對於辛亥革命時期女性觀的影響問題 ，她指出由於澳門處於中西文化交匯之地的原因，澳門社會的經濟文化形態對於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產生了深刻影響。作為西方東漸的視窗，澳門社會所呈現和傳播的平等自由觀念和西方社會女性觀，對近代中國人的傳統思想造成衝擊和震撼 ，對中國婦女自身的主體價值覺醒有著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與中國婦女解放的發生發展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聯繫。 在人物研究方面 ，孫中山在澳門活動的研究佔有相當大的分量 ，其內容涉及多個方面 ，澳門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之一 ，而孫中山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不僅得到澳門華人民眾的大力支持 ，而且在多次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得到澳門土生葡人的真誠相助，其中即包括飛南第。李長森對孫中山與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的關係作了系統論述 ，他強調指出，孫中山與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結為朋友，並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得到飛南第及其他澳門土生人的大力支持並非偶然。他們兩人的友誼已經不是個人關係，而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影響到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孫中山在自述中雖未提及澳門的遭遇 ，且與倫敦蒙難影響不可同日而語 ，但危機程度並不亞於倫敦的經歷。倘若飛南第營救孫中山未能獲得成功 ，其後果不堪想象。彭蕙對孫中山在澳門的行醫活動作了探析，認為從其行醫的活動中可以看出孫氏不僅有 “醫人”的責任 ，更有 “醫國”的遠大理想和抱負，其行醫治病成為他在澳門進行社會工作的第一步。金國平對 《鏡海

叢報》 的主筆及其孫中山隱瞞與鏡湖華人的衝突原因作了詳考，澄清了許多模糊認識，並理清了與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有關的諸多事實，將有關研究推進了一大步。他指出從法律手續的角度來分析， 《鏡海叢報》 的創始人為飛南第，產權也屬於他個人，不是以公司名義經營的。初期的責任刊印人亦為飛南第。從1896年4月26日起為伯多祿 。 1897年4月11日後，飛南第恢復原職。但自1896年4月26日起，其分工比較細了，設立了一經理 ，其人選為席爾瓦，社長由同一人擔任，主編由伯多祿擔任。巴士度在飛南第復出後也曾擔任主編。應當肯定的是，直到當下為止 ，在 《鏡海叢報》 的中葡兩種文版上均無出現孫中山主筆或主其編務的字樣，說明孫中山參與創辦該報純屬推測。但從 《鏡海叢報》 的創刊號直至終刊號，以該報在香山縣治所在石岐鎮的派報處即孫中山與其友人共同開設的西門外的中西藥局以及仁慈堂右街的孫醫館和草堆街的中西藥局均為訂閱處的記載，可以斷定，孫中山至少參與了該報的發行工作。那麼孫中山是為何原因離澳的呢？他認為，孫中山在澳逗留及行醫的時間為1892年秋至1894年初。草堆街80號中西藥局是一地三用：寓所、診所和藥房。孫中山在鏡湖醫院和同善堂中行醫是 “合法”的，而且均是 “贈醫”與 “施藥” ，屬於完全的義務性質，而藥房為這批病人的服務是不盈利的。因未獲得在家中私人行醫的許可，故藥房失去了盈利的可能。這大概是中西藥局北遷廣州和石岐的隱情，也是孫中山離開澳門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從 《倫敦被難記》 問世以來，孫氏給人留下的普遍印象是，他在澳門飽受 “歐西之妒焰” “相迫” ，但實際情況卻是，他 “為該院司事、醫生、值事等所忌”。可見葡籍醫生的排擠，只構成孫中山離開澳門的部分原因，而與鏡湖醫院有關人士的衝突當是他離去的又一重要原因。其實兩種嫉妒與排擠都是有的，但孫氏為何強調前者 ，而掩蓋後者？ 因為他在香港畢業後 ，未取得行醫資格，應澳門華人紳士邀請，來到鄰埠澳門。在飛南第的運動下，葡萄牙當局為他開了綠燈，允許其在兩處義診，還默認他在草堆街80號開設診所和藥房，這顯然是雨露之恩了。為何孫中山對此三緘其口？作為個人，孫中山曾受惠於澳門，但作為政治家，出於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為了某種政治需要，他不得不乞靈於民族主義，與澳門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取得更大的政治斡旋餘地。孫氏在這個問題上的有意取捨，便是這一看似矛盾的立場的最佳說明。他故意隱瞞與鏡湖醫院華人之間的衝突，可能是因為澳門華人紳士對其有恩惠，不便在文字上公開與華人的紛爭。此種態度似乎對他與飛南第的友誼也產生了影響。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時，曾邀請飛南第出任顧問一職，飛藉口年事已高，予以回絕。事實上，飛氏當年僅有57歲。帥倩對廣州博物館藏1892年12月18日（清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孫逸仙為創辦中西藥局向澳門鏡湖醫院借款的 “借本生息贈藥單”作了考證，並以此為據簡述澳門士紳對孫中山早年行醫贈藥的幫助及後來對其革命活動的支持。她說這件文物上有孫逸仙的親筆簽名，為孫中山早年行醫的歷史見證，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且存世較少，極為珍貴，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這份揭單不僅詳細記錄了孫中山借款的原因、數額及利息等內容。同時，也介紹了一個叫吳節薇的人為孫中山的此次借款提供連帶擔保責任，吳節薇是孫中山好友

“四大寇”中楊鶴齡的妹夫，為澳門富商，信譽昭著，為鏡湖醫院善長，即鏡湖醫院大筆的捐款人。另外6位知見人 ，其中黎若彭和黎曉生，是當年鏡湖醫院的總理 ，其餘阮建堂 、曹渭泉 、張楨伯 、宋子衡亦屬鏡湖醫院院董 ，可以說他們既是孫中山借錢見證人也是審批人。可見他們對孫中山醫術的肯定及對其人品的信任和器重。孫中山借得本銀兩千員，作為中西藥局行醫贈藥的費用。後孫中山租下澳門草堆街84號，開設中西藥局。尤其值得關注的是 ，目前流傳世間的孫中山初出道時向澳門鏡湖醫院借錢的單據，共有兩張。其第一張所書訂立日期為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1892年12月18日） ，原有題名為 《揭本生息贈藥單》 ，其公開面世始於1940年香港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此後 ，就一直被當作真實的歷史文物資料。其各時期的照片或影印件，更被各種書本和互聯網頁廣為轉載。其錄文甚至被當作孫中山本人的著作收入 《孫中山全集》 ，經常被研究孫中山歷史的論著所引用論述，本次學術研討會前述涉及孫中山澳門行醫事實的論文都繼續信用這張借據。其第二張所書訂立日期為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七日（1893年4月22日） ，與上件格式、內容大同小異而沒有題名，是近年才被澳門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作為孫中山的重要文物公開展出，故以往並無學者著錄和論及。這兩張借據到底是真是假？譚世寶對其真偽作了翔實嚴謹的考辨，他的文章分 “兩張借單的出處與藏本的源流差異與疑點” 、 “有關孫中山借錢及還錢的原始記錄等資料及擔保人回憶之失實” 、 “兩張偽造的孫中山借款單內容互相矛盾與違背事理之點” 、 “現傳孫中山的兩張借單的各人親筆簽名的偽冒證明”和 “餘論”等五個部分，考證的結論是：當時澳門按照西洋人的習慣 ，合約聲明等皆要本人親筆簽名作實為據 ，而按照鏡湖醫院等現存的清代合約檔案資料，除了親筆簽名之外，往往還要加按本人及擔保人的手指模。現傳孫中山的兩張借款單不但都以孫中山自書自述的口吻撰寫正文，而且都有所謂孫中山本人與擔保人、見證人等的親筆簽名，故容易使以往的研究者包括筆者都曾相信其為原始真實的史料，甚至可以稱為孫中山本人的作品。例如， 《孫中山全集》 就把第一張借據作為孫中山的作品加以著錄，其錄文在孫中山等人名字之後，皆加括注：“（簽名）”。其實，問題不但在於這兩張借單的整體文字書法與孫中山歷來的真跡遺墨書法完全不像，而且就是只拿其中所謂 “的筆”亦即 “親筆”簽名筆跡來作研究分析 ，運用內證與外證，都可以證明所謂孫中山與有關人等的簽名都不是他們的親筆簽名，都是拙劣的偽造。譚氏的研究對有關孫中山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能要改寫很多歷史內容，尤其值得重視和開展進一步的專題研討。黃明同通過一些具體事實的梳理，對武昌首義前孫中山與澳門的關係作了探討。徐新對孫中山派孫科到澳門策動粵海軍起義的始末作了詳論，揭示並分析了其中的複雜原因和曲折過程。 在其他與澳門或辛亥革命有關人物的研究方面 ，黃健敏以近代香山著名買辦徐潤和鄭觀應為例 ，通過文獻資料重現他們在上海、香山和澳門 “三頭家”的概況和特色。劉耿生對鄭觀應與孫中山在澳門的交往活動作了簡述，同時對澳葡

當局通過勘界擴張領土以及從事豬仔貿易和賭博業的種種罪惡進行了無情揭露和批判。趙立人和萬新海對徐勤與澳門的關係作了論述，他們認為，徐勤是康有為最忠實的信徒，他身居保皇會副會長，地位僅次於康梁，而澳門則是他的重要活動基地之一，因此他在創辦澳門 《知新報》 、建立並領導保皇會港澳總會、策劃1900年庚子勤王中均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梁啟超是維新派的傑出活動家 、宣傳家，也是民權、民主革命的啟蒙思想家和理論家，為捍衛共和民國作出了重要貢獻。徐松榮和李超對梁啟超與澳門和辛亥革命的關係作了系統闡述，認為梁啟超通過 《知新報》 和保皇會，與澳門發生了較為密切的聯繫。從維新派到保皇會、憲政黨，在革命潮流的衝擊下，其革命傾向日趨鮮明和強烈，梁啟超在其中起了主導作用。從戊戌到辛亥，梁啟超與革命黨人的關係雖然複雜，有合作，又有衝突和反復，但他的民權、民主革命宣傳上發揮了重要影響，並參與了一系列政治活動，為辛亥革命開闢了第二戰場，其功績是不朽的。在日本神戶的陳秉心年輕時受到華僑愛國志士陳鑑周、黃楚珩的影響，加入了興中會。同盟會在日本成立時，在陳、黃的推薦下，他擔任了同盟會的幹事。其後追隨孫中山的革命步伐，在神戶進行革命工作，曾組織過 “革命後援會” ，先後擔任國民黨神戶支部交通部幹事主任、神戶華僑商業研究會會計主任、中國國民黨神戶支部執行委員、會計科正主任等職位。李業飛利用陳秉心遺留下來的照片、證書、委任狀、獎狀和檔案等珍貴史料，對陳秉心追隨孫中山革命的主要事蹟作了系統論述，同時兼及日本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從上述有關澳門與辛亥革命論文的內容可以看出，澳門與辛亥革命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必然聯繫，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澳門歷史和有關辛亥革命專題研究的深入，其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不斷地公諸於世，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澳門正在譜寫中華文明發展的新篇章。三、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的特點與收穫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是澳門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舉行的系列活動之一，也是一次以辛亥革命和澳門為主題的、由兩岸四地辛亥革命專門學術研究機構的主要研究專家和學者參與、與會論文經過嚴格篩選和反復修改、以大會主題演講和若干專題小組研討答疑與大會總結相結合的形式而舉行的一次重要的學術研討會，經過與會專家學者兩天緊張而熱烈的學術交流和深入探討，應當說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研討效果，實現了學術交流切磋與共同學習提高的預期目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關於辛亥革命與澳門的學術研討會。與以往所有高規格的學術研討會一樣，從更高更嚴和理想的學術標準來加以要求，儘管概論辛亥革命和描述辛亥時期總體情況的論文偏少，研究澳門與辛亥革命具體問題的論文偏多，有的論文是舊題新論，也有個別論文內容和力度略顯單薄，但從整體綜合水準來看，會議論文品質水準較高、內容切中主題領域、論述問題全面深入、理論和方法有突破、史料挖掘頗見功力、不乏新論和創見是此次學術研討會的一個顯

著特點 ，總的來說，達到了紀念辛亥革命與促進學術研討的雙贏目的。簡而言之，是次學術研討會的主要收穫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第一，實現了與內地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史專門研究機構與基地聯合舉行辛亥革命與澳門專題研究的目的。藉此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的特殊日子 ，與內地專門學術機構聯合舉辦辛亥革命與澳門的學術研討活動，也是借鑒學習和促進澳門專史研究的一次難得機會。內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華中師大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廣東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澳門本土歷史研究會以及港台及海外從事辛亥革命專史研究的主要專家學者參加了是次學術研討，提交了高質量和水準的論文，向與會者傳遞了有關辛亥革命與澳門研究的最新成果信息，並本著百花齊放 、吾愛吾師但更愛真理以求同存異的原則， 與會專家學者就有關辛亥革命和澳門的許多重要論題交換看法和意見，對彼此共同感興趣的難點和重大問題展開了熱烈的切磋和交流，會議氣氛融洽又不乏商榷和爭鳴，對一些分歧較大的問題 ，如中西藥局故址究竟為草堆街幾號、有關孫中山隱瞞與鏡湖醫院華人衝突的原因是什麼、孫中山向鏡湖醫院借錢的兩張單據的真偽以及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培基學校的成立時間、學校名稱的演變以及與辛亥革命的關係等問題上展開正面交鋒和論辯，闡述各自的鮮明觀點和文獻依據，你往我來，解惑授業傳道，營造了表達學術觀點的自由氛圍。通過學術研討及交流學習，既達到了促進研究 、共同提高的目的，見識了彼此的優勢和長處，又明確了今後辛亥革命與澳門史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大問題，為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二 ，指出了目前辛亥革命和澳門辛亥專史研究領域中存在的共性問題 ，提出了解決思路和深入開展有關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辛亥革命百年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誤區在哪裡？桑兵在 《辛亥革命的再認識》 一文中認為：今日國人用以解讀辛亥時期文本史事的概念和系統 ，不僅仍然沒有擺脫東學的制約，而且隨著東學的影響通過新式教育普及、語言文字改革等等形式日益內化為中國人的精神意識 ，已經成為國人認識事物的知識前提。辛亥時人多少還有些困惑的指稱與本事之間不相鑿枘的情形，今人非但已經習以為常，甚至對於追究前人本意反而感到莫名所以，顯然不但以為認識前提，簡直就是直接認作裁量認識的實事。加之思想學術深受西洋進化論的影響，好以變化為進化，以現在為現代，於是乎凡是舶來品陳貨亦視為摩登，凡是裝不進外來框架的史事，皆以削足適履的方式加以處理，而美其名曰用比較的研究系統地整理解釋本國材料。如何破解這些問題 ，推進相關研究？ 他強調指出：革命時代的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政治衝突無疑是你死我活。不過革命不是目的，而是解決矛盾不可調和的一種手段。政治鬥爭的目標因時而變，以勝負未為衡量，本來就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況且各方的圖謀並非截然對立，不同的利益訴求和勢力爭奪，使得當事各方形成錯綜複雜、或明或暗的糾結關係，建立和保持多種聯繫管道，相互利用，相互纏鬥。更有進者，中國為倫理社會，由血緣、姻緣、地緣、業緣等紐帶連接成的人際關係所產生的

人情世故，對於社會成員的思維行為有著重要影響，包括從業、聯姻、政爭、諜戰在內的許多社會行為，背後都受此制約。高明的政治家深知個中奧妙而善加利用，高明的史家處世治學也極為重視據此理解把握時勢史事。在此觀照下，各種政派、社團、群體、階層的人脈關係全面展開，前後左右貫通聯繫，力求避免以單一方面的取向為普遍準則，以就事論事為具體分析，以盲人摸象為管中窺豹。只有得其所哉地安放理解各方的所有言行，不必牽強取捨、放大掩飾、以偏概全甚至故意曲解 ，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才有可能充分展現。林發欽在 《方志視野下澳門歷史研究省思》 的主題演講中，回顧了澳門史研究的進展，著重探討了史志的異同與相輔關係，他強調指出，一方面，隨著澳門歷史研究的全面深入展開，研究隊伍的日益壯大成熟，各種文本歷史文獻資料的整理、翻譯和不斷刊佈，研究視野的不斷開闊，澳門的斷代史研究，包括辛亥專題研究都有重大進展和突破，出版有代表性的著述，而且各種學術刊物每年都有新的研究論文發表，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各種分歧得以消除，疑難問題逐步得到解決，表明澳門適時開展 《澳門通志》 編纂的時機已經成熟，各種條件已經具備。另一方面， 《澳門通志》 編纂入志資料要具有全面性、系統性和權威性；體例要科學規範，述、記、志 、傳、圖、表、錄等體裁運用得當，以志為主；篇目設計要符合 “事以類聚” 、 “類為一志” ，整體佈局合理、結構嚴謹、歸屬得當、層次分明、排列有序；記述方法要得體，時間界限明確，述而不論，將觀點寓於記述之中等基本原則和要求，顯示出史志之間的確有差異和不同，表明它們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文獻體裁，志書有特定的規範要求，從宋代以來，編纂志書就成為一項專門工作和學問，是史學著述無法替代的資料性著述，是支撐中國史學大國地位的重要文獻載體，因此編纂 《澳門通志》 ，需要史志和各專業工作者聯合攻關 ，認真梳理和研究澳門的歷史和現實問題 ，共同探討澳門發展的基本軌跡，求同存異，取長補短，相輔相成，才能編纂出全面系統地記述澳門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高品質的 《澳門通志》 。 第三 ，達到了交流切磋研究成果和共同提高的效果。與會專家學者從不同的研究領域和側面，向會議提交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有的修正了過去的提法，提出了新的論點，如關於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的新論、以劉師培為主對近代革命與反革命的重新反思、楊毓麟與章士釗的糾紛及其餘波的論述、近代工商界與辛亥革命紀念、辛亥時期革命派民族主義的內在轉換、 《鏡海叢報》 反映的晚清澳門歷史片段、孫中山的思想飛躍與精神遺產等；有的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如二十世紀初孫中山革命黨人在澳門的結社活動、盧湘父編撰的早期澳門啓蒙教材以及陳秉心追隨孫中山事蹟的論述等；有的挖掘新的文獻史料，糾正了一些不准確的傳統說法和錯誤的認識以及結論，珠還合浦，將有關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如孔祥吉和村田雄二郎對馮自由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和 《革命逸史》 的記載和內容，利用日本外務省檔案為依據作了詳細考證，指出馮書有關孫中山一些重要活動的記載不準確。如馮氏對光緒二十五年劉學詢在日本與孫中山密談殺康

與籌款的主題，以及次年策動廣東獨立的活動中的孫劉關係均為錯誤解讀，所稱 “總理以其思想陳腐，勢難合作，遂漸疏遠之” ，殊不合實際；對一些重要歷史事件與人物記載失誤，如將陳天華作為反對取締規則運動中 “主張歸國”派代表人物的記載，與日檔記載恰恰相反 ；馮自由甚至對自己參加過的重大歷史事件已經記憶不清，如記述支那亡國紀念會之發起人、日期、章程及其被禁止原因，均與日檔有很大的差異，為研究者使用和重新評估其文獻價值提供了依據。再如 ，金國平通過比較中文版和葡文版 《鏡海叢報》 中的有關記載，對孫中山早期在澳門活動的史事作了系統勾勒，經過嚴密考證，最後得出結論，孫中山既沒有參與創辦該報，也沒有擔任過該報的主筆 ，但是參與了該報的訂閱和發行工作。同時利用可靠而有力的葡文史料，對孫中山隱瞞與鏡湖醫院華人衝突的深層原因作了精闢闡釋，使有關孫中山行醫活動的研究又向前邁進了一步。這些研究成果，既使與會者增長了見識，又使研究者避免陷入誤區少走彎路 ，做一些無用功 ，而將主要精力用在相關研究的攻關上 ，可見 ，開展高層次的澳門辛亥革命學術研討會，其重要意義和作用是顯著的。 第四，展示了澳門本土老中青三代史學研究者及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成員在澳門辛亥革命專題研究方面的實力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澳門本土關於辛亥革命專題研究的最新著述 ，主要有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的 《澳門編年史》 ，該書在相關章節對辛亥革命前後澳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以及軍事等方面的內容作了較為系統的記載。是次學術研討會上 ，澳門的老一代專家如劉羨冰、陳樹榮，中青年專家學者如湯開建、李長森、胡根、徐新、譚世寶、林發欽、婁勝華、林廣志、陳麗蓮、何偉傑、陳志峰以及新生代的博士生馬光、晏雪蓮、陳玉芳、吳玉嫻等都與會，提交了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內容涉及孫中山的思想飛躍與革命活動、澳門華商系列研究與孫中山革命活動之關係、孫中山與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之關係、孫中山在清末向澳門鏡湖醫院借錢的兩張單據辨偽、革命黨人在澳門的結社活動、清末民初澳門革命運動的地緣政治特色、辛亥革命前後澳門的博彩業概況、澳門的學校教育與辛亥革命的關係、 《晦鳴錄》 澳門被禁初考、澳門華人婦女思潮及女性觀的嬗變以及澳門歷史研究與 《澳門通志》 編纂之關係等很多領域和方面，這些題目新穎、資料扎實、論述精深、創見迭出的高品質論文，贏得了與會者的贊許，表明本土研究專家和學者在澳門辛亥專題研究方面發揮著主力軍作用，彰顯了他們在本土研究方面的優勢和無限潛力。

編後記 由澳門理工學院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主辦，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協辦的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屆學術年會”於2011年9月17-20日在澳門理工學院召開。這是中國乃至世界辛亥百年學術紀念活動中，一場高規格，大規模的學術盛會，來自兩岸四地和海外地區的80多位學者參加了會議，提交論文76篇，凡120多萬字。 經主、協辦單位磋商，會議論文分別由澳門理工學院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出版，凡主題為 “辛亥革命” ，包括 “辛亥革命在澳門”方面的論文由澳門理工學院結集出版；其他主題，主要是澳門近現代史方面的論文則由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負責出版。有部分論文，或會同時被收入兩本論文集中。 依上述原則， 本論文集合共收錄48篇論文，凡70多萬字，分成 “辛亥革命百年新論”和 “辛亥革命與澳門”兩個部分，其中前者計有18篇，後者計有30篇。另有兩篇會議綜述，書前一篇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朱英教授在會議期間即席寫成，作為閉幕式的發言稿，內容精要而富有啟發；書後一篇則是本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王熹副教授於會議結束後，在本書編輯過程中根據收錄的論文撰寫而成，篇幅相對較長。 本次會議研討熱烈，自由發言與問答環節更是百家爭鳴，各抒己見，頗為熱烈。當中，陳志峰博士的論文 《一所與辛亥革命關係密切的澳門學校——澳門培基學校再議》 ，得到何偉傑博士的回應，經陳志峰博士推薦，本書特別收入何偉傑博士會後撰寫的 《晚清澳門校史研究的辨偽：以 “培基”（1908年）混淆為 “啟蒙”（1902年）學校為例——兼敬駁陳志峰副教授》 。兩文觀點雖異，但從中卻體現了兩位學者開放討論，互相敬重，實事求是的可貴學術精神。 限於本書的篇幅、主題和其他原因，我們忍痛割愛，有部分論文未被收入本書，謹向作者致歉。 本書收錄的論文來自內地 、港澳和海外多個地區，學術體例和書寫習慣各異，編輯過程中，我們主要校正了文章在繁簡字轉換中出現的問題，對一些文章的明顯紕漏作修訂，盡可能統一各篇論文的體例。本着“文責自負”的原則，限於時間和部分文獻在澳門不易查找，未能做到一一核對各篇論文的引文。 本書的出版是學術界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們期待它成為辛亥革命研究和澳門歷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學術文獻。洋洋70萬字，六校其稿，本院的學術團隊雖然竭盡全力，但囿於時間和水平，本書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教。編者謹識

“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向玉 主編出 版：澳門理工學院封面設計：黃健敏印 刷：城市印刷有限公司出版日期：2012年4月版 次：第1版印 數：1000本定 價：澳門幣120元正ISBN 978-99965-2-048-8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澳門史志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