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移工

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史唯大中華社 會 觀 察

©2018 香港城市大學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37-342-9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2018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Drifting Around China’s Las Vegas: Migrant Workers in Macau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ISBN: 978-962-937-342-9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Printed in Hong Kong編 輯 陳明慧實習編輯 何穎珊（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三年級）設計排版 譚家威圖片提供頁3、39、49、65、74、83、137、﹙東方IC﹚；頁33、58、133－135、153﹙Getty Images﹚

自序 vii第一章 誰是移工？ 1 誰是移工? 2曇花一現的澳門加工業 4賭博資本主義的興起 7賭權開放與移工 12澳門的移工研究 14移工與文化、權力和主體性 17漂泊的主體與章節概要 23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 27投奔澳門：背井離鄉與身份的變更 29從公民到被出售的商品 35用過即棄的勞動力不是公民 41生活在公民的光環之外 46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 53他者的轉換：從優越到低劣 55對於低劣他者的文化想像 60對於低劣他者的象徵權力 66他者：社會焦慮的呈現 70目錄

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 79澳門勞動力市場的階層分化 82置身於澳門的底層 86內化的底層意識與自我規訓的技術 93錯位的階級身份 98第五章 遊走在權力的縫隙 107零散的公開的抗爭 109「隱蔽的文本」與「弱者的武器」 114靈活的抵抗「戰術」及其成因 119爭奪象徵權力：遊走在公開和隱蔽之間 123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 129移工與澳門空間分配 132「異質空間」：移工對於工作空間的干擾 140閾限空間：移工與生活空間的改寫 147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 161情感勞力與工具化的情感 164抵制工具化的情感戰術 170製造權力的焦慮和不安 176還原被切割的情感：編織親情的網絡 182結語 191附錄 197 參考文獻 201

自序Annie 從印尼來澳門剛剛三個星期，如其所願，順利找到一份家傭的工作。每天早上 6 點左右，Annie 起床後簡單洗漱一下就離開與同鄉合租的擁擠狹小的破舊公寓，坐公車到氹仔的主人家，為其準備早點。7 點 15 分，Annie 要叫醒主人家的學童，幫她梳洗換裝、吃早餐，然後送她上學。在去學校的路上，Annie 會遇到很多和她一樣的家庭幫傭，她們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如菲律賓、越南、印尼等。在接送學童的人群中，除了部分是由家長、親人接送外，大部分的接送者是像 Annie 一樣的家庭幫傭。Sajona 離開菲律賓的家鄉來澳門當保安已經有六年。因為家境不好，中學畢業就去做海員，後來經過簡單的培訓，改行在菲律賓做保安。來澳門本來是來看朋友的，聽說這裏工資高就留了下來。因為家裏有三個正在讀書的孩子，每月的大部分薪金都是寄還家裏。他時常感到在工作中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最大的願望是能夠像澳門公民那樣可以去賭場當荷官。阿生來自湖南，本來在珠海的餐廳打工，經勞務公司介紹到澳門的一家餐廳做服務生的工作。阿生每天要工作十多個小時，從早 11 點到晚 9 點，這樣的工作時間儘管和以前他在珠海工作時差不多，但由於澳門這邊餐廳的人手不夠，每個人都要身兼數職。除了招待客人、傳菜等基本的工作外，阿生有時也會在廚房幫忙，所以整體的工作強度很不輕鬆。幸好薪金還算滿意，阿生也認為值得。關注移工這個話題源於移工這個群體在澳門隨處可見。從娛樂場的建築工地、發展商的地盤到銀行的保安、餐廳裏的侍

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viii者、洗碗工，眾多服務性行業的技師和清潔工，以及分散在成千上萬個家庭裏面的家庭幫傭等等，這些來自不同的國家、文化背景迥異、說着不同的語言的移工，已經融入了澳門社會的不同方面，成為澳門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構成了澳門勞動力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樣的觀察結果觸發了筆者對於移工另外一層的關注，很想了解這個群體的生存狀況。這個龐大的群體就生活在我們的身邊，他們的生活到底怎樣？幾年前的一則報道讓人非常憂心。報道關注澳門女性意外懷孕的話題，其中涉及女移工懷孕的問題。根據澳門的法律，移工懷孕是勞工合約不允許的。一旦被僱主知道往往會被取消勞工卡，因此而失去工作的移工如果想繼續留在澳門，就屬於非法逗留。不僅如此，一旦嬰兒出生後，外來移工不可以讓嬰兒留在澳門，只能帶同嬰兒一起離開，即使她們準備將自己的嬰兒送給別人領養也是不可以的。因為同樣是法律的規定，移工的身份使得她們的嬰兒不可以在澳門接受領養。因此很多懷孕的移工如果不想失去工作，往往會嘗試隱瞞僱主懷孕的事情，在胎兒出生甚至夭折後被迫拋棄嬰兒。[1] 這樣的情形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女性移工的身上，其所引發的思考是，為什麼發生在澳門公民身上母嬰所遭遇的不幸就會被看成是不能被容忍的人性悲劇，而發生在移工身上就是合理合法的？是怎樣的權力結構和權力關係構成了看似合理但實際上卻違背人性的社會認知？ 1. 〈意外懷孕可以求助〉，《正報》，2011年1月3日。

自序ix這些關注成為了我寫這本書的動力，也是我在對於澳門博彩業的主要勞動力—荷官這一群體進行研究之後（史唯、劉世鼎 2010），希望關注的另外一個特殊群體。儘管近年澳門博彩業備受關注，但是這樣的關注也僅限於博彩業。而對於澳門社會內部的權力關係是如何運作，以及置身於權力結構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尤其是那些弱勢群體是如何生存、掙扎在社會的邊緣等議題卻被大眾忽略。換言之，人們對澳門的認知往往局限在「東方的賭城」、「中國的拉斯維加斯」等表面的意象中，澳門本身在全球化的論述中，與紐約、倫敦、東京、香港、上海等被看成是全球化節點相比，就處在被邊緣化的地位，而在澳門社會被邊緣化的移工更處於邊緣中的邊緣位置。我希望能夠通過對於移工邊緣性的觀察和分析，來呈現出澳門特殊的社會語境，以及其參與全球化運作所共享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所幸的是，這樣的研究計劃獲得了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學術研究課題獎勵」和澳門大學學術研究項目的幫助，這些資助讓我能夠深入了解移工問題，並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田野調查與告白基於移工在權力結構中所佔據的弱勢、失語的位置，本書希望能夠得到移工這個群體的第一手研究資料，亦即希望提供一個空間能夠呈現這個群體的工作和生活體驗，能夠讓這個群體自己發聲。如何接近移工這個群體是本書起步時的一個重要考量。傳統的問卷調查是一個選項，即設定固定的問題和表格，然後由移

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x工來填寫。這個方法沒有被採用，主要是因為儘管通過問卷可以得到一些第一手的移工關於自己的描述，但是這種方式所能得到的更多的只能是「是」或「否」之類的簡單答案，而如果對於某些問題需要展開下去，就會遇到很大的操作上的障礙，因為移工很少有時間和精力去長篇大論地書寫自己的感受。因此，所得到的調查結果最後可能就是歸納出來的表格和數據。儘管統計數字和表格也是很重要的研究資料，但是對於一個有生命力的群體的認知，僅僅是抽象的數字是不夠的，很多生活實踐和生存經歷是沒有辦法通過數字表現出來。本書也沒有採取人類學式的田野觀察方式，這主要是由於實際操作上的困難。移工受訪者很難全方位地被跟蹤觀察他們的生活起居、生活方式以及與僱主的互動等等。我和助理曾多次嘗試進入移工的日常工作中實地觀察，但無一例外地被僱主拒絕，也得不到多數移工的支持。因為他們擔心我們的介入可能影響他們和僱主之間的關係，甚至被僱主誤解而帶來不必要的後果，而這是他們要極力避免的，也是本書不希望有的結果。相比之下，質化研究的深度訪談的形式，則顯得可行而實際得多。由於是和受訪者直接的面對面的接觸和互動，採訪者可以根據受訪者的回應隨時調整問題與談話方式，對於某些重要的問題可以追問下去，可以觀察到受訪者在講述過程中的反應，從而幫助理解訪問的內容，而這些都是單純的問卷調查所做不到的。同時，深度訪談與田野調查方式相比之下需要的時間較短，空間安排上也很有彈性，可以安排在受訪者覺得適宜的任何時候和地方，避免在他們顧忌的工作地點或時間內進行，也不會給受訪者帶來壓力和困擾。

自序xi從2012年夏天開始，遊客如織，熙熙攘攘的新馬路，或是三盞燈、三角花園等熱鬧的街市、公園，以及有冷氣的麥當勞餐廳都是我們與移工會面交談的地方。我們基本上採用的是街頭隨機採訪，移工們無論是國籍還是行業都不是預先設定的。除了少數人對於採訪的目的有所顧慮之外，整體上大多數移工都很合作。大部分採訪是一次完成的，採訪的時間為一到兩個小時不等。有些話題在採訪的當下沒有來得及顧及和展開，會根據移工們留下的聯絡方式進行接續的採訪。但是由於這個群體的流動性很高，即使有要求他們留下聯絡方式，等再聯絡時卻不知去向，而有些採訪甚至在此書成稿前才完成。歷時多年的努力，本書先後共採訪十位僱主和106位移工，他們分別來自中國內地、菲律賓、印尼、尼泊爾、越南、印度等等十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見附錄圖 1），涉及十多個行業（見附錄圖 2）。這所有的採訪資料構成了本書分析的主體。為了保障受訪者的隱私，文中所涉及的人名有些使用的是化名，除非受訪者同意可以使用真實的姓名。作為一個研究者，我深知自己所處的主體位置與移工之間的差異。這樣的差異使我不敢斷言自己能夠替這個群體發聲，即使我有這樣的意圖。差異使得我們的認知方式、與現實的利害關係、以及對於權力關係的詮釋都不盡相同。在我看來，差異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並不假設一個純粹客觀的立場的存在，在我看來，所謂的「客觀」是研究者在特定的情境和脈絡下的知識、意圖、態度、立場、情感、信念和價值等等諸多因素的扣連。在不同的語境下，這些扣連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意義，並不是恆定不變的。換言之，任何的「客觀」都是特定的情境下被建構出來的。我只是想記錄當下的觀察，我的意圖、態度、知識等是如何與移工的日常生活的經歷扣連在一起的。我只希望相較於

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xii他們被主流社會徹底遮蔽的現實，本書的觀察能夠貼近他們的感受，能夠梳理出他們所身處的社會語境與權力關係如何建構出他們的主體認同，而這樣的建構又是否符合他們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的期待和想像。正如之前所預料到的，在訪談中，當面對一個個不同身份背景的移工時，「移工」不再是一個官方的統計學或媒體中所呈現的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實而具體的生命。移工們的生活實踐和生存經歷是沒有辦法通過數字表現出來的，而恰恰是訪問當中的活生生的經歷使這個群體具有生命的溫度，讓人感同身受。事實上，在進入到後來的寫作階段時，本書儘管免不了要與相關的學術分析進行對話，但我更希望讀者能夠分享的是這個群體多姿多彩的生命故事，他們的喜怒哀樂、嚮往、委屈和不滿是如何被編織到使他們自身被邊緣化的社會關係中。這本書從研究、寫作到成稿經歷數年，獲得來自各方的支持。在此，要首先感謝的是願意和我們傾談、向我們敞開心扉的移工，他們的無私分享為這本書帶來豐厚的主體經驗。勤勉的研究助理石璐、黨皓、楊曦等碩士生同學，犧牲了無數個周末和節假日在澳門大街小巷的移工聚集點穿梭流連，記錄了一眾移工不為人知的生活；蘇常、耿麗、周敏等博士生助理為寫作以及完稿過程中的資料整理、彙編和訂正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他們的一些觀點也刺激了我的思考。特別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和澳門文化局「學術課題研究獎勵」的審稿人，他們深刻而富有啟發的意見，不斷地提醒我去追問和審視自己的位置，敦促我在保持清醒的批判姿態與務實而感性的融入之間找到一種平衡。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的陳家揚總編輯以及陳明慧編輯，他們的專業

自序xiii精神和嚴謹認真的態度使我受益匪淺。我也非常感謝我的家人，他們的鼓勵和支持是我最重要的寫作動力。在漫長的寫作過程中，移工們豐富的人生故事也和我兒子童年的成長經歷交織在一起，慢慢沉澱為對於他的成長記憶的一部分。感恩、感激、感謝所有的幫助，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

澳門移工

誰是移工？1

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誰是移工？在澳門，「移工」最早被稱為「外勞」。「外勞」一詞約在上個世紀 70 年代後期和 80 年代初期在澳門出現，是「外籍勞工」和「外地勞工」的簡稱。較早的正式的說法是「外籍或無國籍的勞工」，並不包含來自中國大陸的勞工，[1] 但在 80 年代末期所稱的「外地勞工」則包括了所有非本地的勞工。[2] 目前官方資料常常以「外地僱員」的稱謂來指稱所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沒有居留權，但獲許可按照與僱主簽訂的勞動合同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從事職業活動的人，包括專業僱員、非專業僱員以及家務工作僱員，[3] 其中專業外僱人數相對較少，而非外僱移工以及家務工作僱員的人數佔據了整個移工群體的絕大多數。[4]從職業選擇與社會地位來看，專業外僱多為受過良好教育，擁有顯著的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本的中產人士和專業精英，如博彩行業的中高級主管、大學教授、律師等等，這些人被政府和企業看成是難得的人才資源，因此這個群體享受着比較優越的政策資源和福利保障。專業外僱人員的薪金往往在澳門的平均薪 1. 見1984年，澳葡政府頒佈了首部勞工法，即第101/84/M號法令。印務局，http://bo.io.gov.mo/bo/i/84/35/declei101_cn.asp。 2. 見1988年，澳葡政府頒佈了第12/GM/88號批示。印務局，http://bo.io.gov.mo/bo/i/88/05/desp12_cn.asp。 3. 見2009年，政府頒佈了第21/2009號法律，即僱用外地僱員法，印務局，http://bo.io.gov.mo/bo/i/2009/43/lei21_cn.asp。 4. 截至2017年4月底，本地外僱為17.9萬人，其中非專業外僱14.7人，專業僅5,944人，外籍家傭約2.6萬名，專業人士僅為外僱總數的3.1%。見澳門勞工事務局網站http://www.dsal.gov.mo/download/pdf/statistic/nrworker/A2/A2_2017_04.pdf。

3第一章　誰是移工？金的中位數以上，如果按照薪資收入來劃分澳門的社會階級，這些專業外僱可以被歸類為中產人士。為了能夠留住這個群體，政府還專門實施了針對專業外僱的技術移民政策，他們可以申請成為澳門的非永久居民，而在澳門工作連續七年後，便可擁有澳門永久居民的身份，而這樣的政策優待並沒有開放給非技術類的外來移工（包括家務工作僱員）。本書所討論的移工並不是在廣義上所泛指的所有的「外勞」，而只是針對非技術類的外來勞動力（包括家務工作僱員）。為了和「外來僱員」的稱謂有所區隔，避免不必要的混淆，本書將統一使用「移工」來稱謂這個群體。這些非技術的移工一般都來自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和地域，薪資報酬微薄，也不具有像專業外僱那些令人眩目的文化和社會資本，即使有些人受過高等教育（如澳門的很多菲律賓家務助理都有大學文憑），但是苦即使受過高等教育，不少外籍移工到澳門只能從事基層工作，如保安和家傭。

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於沒有相應的社會關係網絡的支持，找不到與學歷相關或相應的工作，因此移工基本上從事的工作都是一些本地人所不願從事的3D，即骯髒（dirty）、危險（danger）和艱巨（difficult）（下文皆簡稱為3D）的工作。這些工作往往工時長、報酬低、工作環境差、福利保障乏善可陳，而且得不到政策的保障，以及相應的社會的尊重。無論他們在澳門的工時有多長、工作如何必不可少，他們都不能獲得澳門的公民身份，也無法具備申請永久居民的資格。也就是說，儘管他們對於澳門的經濟發展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將可能永遠處於被需要但不會被接受的尷尬處境中。回溯澳門移工的發展歷史，移工的數量是和澳門經濟發展的趨勢息息相關的。移工的消長變化也反映了澳門自身經濟發展的軌跡。曇花一現的澳門加工業澳門真正成為全球化經濟的一部分，或者說開始融入全球經濟的標誌應該是20世紀中後期加工業的興起和繁榮。澳門的現代出口加工業始於60年代，到了70年代進入迅速的發展階段。利用葡元區（Escudo Zone）和歐洲共同市場提供的便利和關稅優惠，澳門出口加工業中的紡織品享有歐洲和美國市場的獨立配額和稅務優惠等條件。相較於鄰近的香港，澳門的勞動力成本低，因此當時很多香港的出口型工業向澳門擴散。到了80年代，以製衣、紡織和玩具等為主的出口加工業進入全盛時期，出口加工廠的數量、生產總值均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到1984年，出口加工業在澳門的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達到35.9％，超過博彩旅遊業而成為最大產業。

5第一章　誰是移工？由於出口加工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這些行業的繁盛造成了勞動力的極度短缺。本地勞動力的人口和結構已經遠遠不能滿足行業的發展需要，因此出現了澳門歷史上第一次對於外來勞動力的剛性需求。當時正值中國進行經濟改革、加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其對邊境控制也開始放鬆，因此大批內地移民以各種方式湧入澳門，暫時舒緩了澳門對勞動力的需求。為了維持澳門的經濟發展，澳葡政府分別於1981年及1982年頒佈特赦令，將70年代末從大陸湧入澳門的大量非法移民轉換為合法的居民。這些非法移民在獲得合法的身份之後，迅速被蓬勃發展的加工業所吸納，成為重要的勞動力資源。從1984年起，澳葡政府開始大量輸入外地移工（尤其是從中國內地），並頒佈了首部勞工法，對於外籍勞工以及從內地來的勞工有專章規定，這也是澳葡政府首次將外來移工的管理和規範納入法律（許秋雲 2003）。大量的移民雖然緩解了勞動力需求短缺的燃眉之急，但人口的迅速飆升也使得原本並不足夠的社會設施變得更加緊張，居住環境也變得更擠迫。面對大量的移工，澳葡政府的應對措施捉襟見肘，一方面要顧及出口加工業的需求，保持澳門的經濟持續穩定；另一方面又要應對本地居民對於生活環境惡化的不滿。1988年澳葡政府推出了輸入外地移工條例，以防止外地移工的無限制輸入，以此來維護本地勞工的利益。根據條例，為滿足勞動力需求，僱主可通過合法手續申請輸入移工。[5] 這項舉措基本確立了後來的外地移工輸入方式和程序，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非法勞工的問題。非法移民勞工為爭取政府宣佈特赦和給予公 5. 見澳葡政府頒佈了1988年的第12/GM/88號批示，印務局http://bo.io.gov.mo/bo/i/88/05/desp12_cn.asp。

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民權，相繼組織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非法移民所引發的政治不安最終迫使澳葡當局於1990年3月宣佈第三次特赦令，給予七萬多已經身在澳門的非法移民以合法的地位（Taylor 1992）。出口加工業的發展也帶動了當時澳門的房地產市場的興起。工業發展對廠房、辦公大樓以及住宅提出了新的要求，加上澳葡政府引進香港「分層出售，分期付款」的銷售方式，刺激了澳門的房市，吸引大量的外資湧入，使得澳門的房市在短短的20年間，生產總值一直維持在澳門總體生產總值的10％左右，成為澳門重要的產業之一。與房地產業相似，澳門的金融業也在20世紀80年代後迅速崛起，在博彩、加工出口以及房地產等行業的帶動下，一批金融機構相繼成立。金融業在本地的生產總值的比重也超過10％，與博彩業、出口加工業和房地產業共同構成澳門的四大支柱產業。然而，到了90年代初期，隨着廣東珠三角地區全面擴展經濟改革開放，澳門面臨着更低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和很多香港的企業一樣，澳門出口加工企業紛紛北上轉移，出口加工業的優勢漸漸喪失直至蕭條，澳門經濟的繁榮景象並沒有維持多久（楊允中、黃漢強 2003）。從1982年起，澳門GDP連續增長14年，平均每年實質增長達7％，但到了1996年，澳門經濟呈現負增長，加上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地產業和金融業受到嚴重衝擊，澳門的經濟雪上加霜。而臨近回歸前治安不靖，令澳門的投資和營商環境進一步惡化。在外部需求減少、本地消費不振的雙重打擊下，澳門經濟出現連續四年的負增長（雷強 2005）。由於出口加工型產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力的技術含量低，很多外來勞工更是由廣東、福建等地的農村勞動力直接轉型而來（張虎 2000），這使得澳門整體的經濟結構很難朝着技

7第一章　誰是移工？術含量高的產業（如電子與資訊產業等）轉型。澳葡政府在殖民末期恪守「看守」心態，未能適時地對產業政策進行調整，使得澳門整體經濟結構的升級未能實現（王斌康 2008）。經濟低迷帶來大量的勞工失業，在澳門回歸一年後的2000年，反映社會成員「痛苦指數」的失業率，在上半年一度攀升至7.2％，全年的失業率則為6.8％，失業人口達142,000人，這是澳門自有經濟統計以來的最高位。收緊移工輸入政策、削減移工數量成為當時失業勞工的主要訴求之一。為了維持回歸後的社會穩定，第一任特首何厚鏵曾在2001年的施政報告中收緊移工輸入政策，作為主要的施政目標之一，以舒緩當時的社會壓力（許毓濤、鄭子傑 2003）。賭博資本主義的興起儘管澳門一直被看成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體，但是由於種種歷史原因，澳門並沒有發展出一套相對公平的市場競爭模式，因此並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黃啓臣、鄭煒明 1994）。以博彩業為例，20世紀30年代以後，澳葡政府將澳門的博彩業改由政府與娛樂公司簽約，採取投標承辦全澳的賭場業務，實行專利經營，由專營者向政府繳納博彩稅。1937年，「泰興娛樂總公司」以180萬年餉奪得賭場專營權，使得澳葡政府增加了近三倍的庫房收入，也增加了澳門博彩業的吸引力，至此，澳門博彩專營制度正式制定下來。1961年，澳葡政府重新頒佈法令《承投賭博娛樂章程》及《承投山鋪票條例》，通過經營博彩業的批給需通過專營制度實施，並公開招商承投專營博彩。這樣的舉措再一次明確博彩業「作為一種特殊娛樂事業」在澳門經營，以及

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賭博娛樂在澳門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同年10月，港資背景的霍英東、何鴻燊、葉漢、葉德利等人合組的財團以承諾年餉316.7萬元以及承擔繁榮澳門的條件投得澳門賭場專營權。次年，由該財團組建的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並與澳葡政府正式簽署《承辦澳門賭博娛樂專營合約》，從此該公司掌握澳門的賭場專營權，並展開了長達近40年的完全壟斷經營。其後該公司曾多次續約及修訂專營合約，最後一次修約是在1997年，合約有效期至2001年12月31日。這種博彩經營模式並不是博彩公司通過自身在市場中競爭的優勢取得主導權，而是靠政府的政策支持取得壟斷優勢（王五一 2005b）。[6]不僅如此，一些公有事業（如電訊、電力、供水、污水處理等）和相當一部分服務業（如公共汽車公司、機場、航空公司等）實行的都是壟斷性的專營體制，而相應的一些中小企業（如餐飲店、小商鋪）採取的則是放任的自由競爭的機制，任其自生自滅。這樣的經營模式過於單一，使澳門的經濟發展欠缺活力。相較之下，澳門周遭的經濟體發展活躍，尤其是90年代後亞太的很多國家和地區相繼開賭，紛紛將賭博合法化（王五一 2005a）。[7] 澳門能否在區域經濟體中佔據有利的位置，成為1999 6. 有學者將澳門的博彩市場稱之為「政策支撐型賭城」，即博彩市場的基礎是建立在某種有利的政策條件上的，以區別於以拉斯維加斯為代表的「市場自立型賭城」，即博彩市場的基礎是靠自己的競爭力而建立的。 7. 自1976年美國紐澤西州實施賭博合法化之後，美國開始經歷了一波強勢的賭博合法化的浪潮。看到博彩所帶來的巨大的財政收益，各州紛紛通過法案將博彩合法化。不久這波合法化的浪潮很快越過美國國界，向歐洲、亞洲等世界各地蔓延。在亞太地區，從90年代初以來，俄羅斯、越南、柬埔寨、緬甸、新加坡、甚至北韓都紛紛開賭，與已經開賭的南韓、澳洲、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一起，將澳門緊緊包圍。在一些研究澳門賭博業的學者看來，那些強調澳門自身的經濟結構需要調整，應該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的說法只是短期靜態分析的觀點。從長遠的分析來看，世界博彩爆炸逼使澳門必須從根本上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做出選擇。

9第一章　誰是移工？年後擺在新的特區政府面前的一個難題。可以說，1999年澳門所經歷的政權交接，不僅是政治形態的轉型，也意味着澳門既有的經濟結構和模式面臨着巨大變化，特區政府需要做一些根本性的改變和調整，以擺脫回歸前經濟低迷的情勢，並同時適應國際經濟形勢的改變。自冷戰結束之後，隨着社會主義的社會模式和意識形態日漸式微，新自由主義的治理策略和發展模式卻如日中天，成為大多數國家的政府渴望實現經濟增長，在變化多樣的國際經濟中佔有優勢地位的發展圭臬。儘管經歷了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如上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8年的世界性的金融海嘯，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理念仍然是眾多國家的政府擺脫經濟低迷，尋求經濟優勢的重要指引。而這樣的發展邏輯正是移工，其實不僅僅是移工，應該包括各種形勢的人口的遷移和流動，跨界移動的重要動力所在（Appadurai 2005）。如同很多關於移工的研究所觀察到，大量的移工為了生存離開自己的母國，在另外一個相對富裕但卻非常陌生的地方打拼謀生，正是新自由主義所催生的全球化跨國資本流動的結果之一（Banerjee and Goldfield 2008；Parreñas 2001；Gutierrez-Rodriguez 2010）。接合澳門的語境，新的特區政府急於擺脫澳門殖民後期所留下的經濟僵局。在尋求經濟結構改革的過程中，特區政府巧妙地抓住澳門居民想當家作主，與盼望建設「新澳門」的心理，把澳門推入世界市場。首任特首何厚鏵一再強調創造條件吸引投資、並「注意如何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周邊地區的發展中使自己獲益。」[8] 作為經濟調整的一個重要考量，新的特區政府採用了一 8. 引自〈澳門賭權將會開放 何厚鏵強調嚴格監管 現況將維持一段時間〉，《大公報》，1999年12月2日。

1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系列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策略，即打破澳門賭博專營權，開放賭權公開競投，將澳門的博彩業轉型成市場運作。為此，新的特區政府積極地與跨國公司（主要是美國拉斯維加斯博彩企業）合作，將澳門急速改造為一個以賭博業為「龍頭」的服務型經濟，以此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全面接軌（史唯、劉世鼎 2010）。外資被塑造成能幫助澳門「與國際接軌」，使澳門成為國際化娛樂博彩中心、擺脫負面形象的法寶。美資賭場的形象和地位無形中高於傳統賭場，美式的經營模式被看成是「現代化」、「先進」的典範。[9]為了吸引全球資本，澳門政府為跨國賭業集團提供很多優惠政策，以改革的名義對賭業集團放權讓利。早在賭權開放之初，政府就投資數千萬元設立博彩業培訓中心，免費為美國公司培訓工作人員，並將澳門有限的土地資源分配，大幅度地向博彩業傾斜。凡涉及賭業合同的土地項目均可豁免公開競投，並以遠低於市價的標準批給博彩業。[10]不僅如此，為了配合澳門博彩業的急速發展，政府也在社會輿論上有意識地迎合跨國博彩公司所推行的市場意識形態。博彩蓄積資本的方式被合理化與合法化，博彩與投資的界限變得非常模糊，新式的經濟增長和繁榮成為市場行為和價值評估的主要準則。社會的財富分配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都以合法化的博彩為核心（史唯、劉世鼎 2010）。這 9. 一份由「澳門青年研究協會」和「學聯」於2007年7月所發表的關於青少年對賭博業認知的調查報告顯示，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賭權開放增強了居民的自豪感。對許多青年來說，美資賭場頂着跨國企業的光環，不僅能夠賺快錢，也代表了較高的身價和資歷。 10. 例如為了滿足總投資額達到120億美元、1.3公里長的威尼斯人集團「金光大道」開發案的龐大土地需求，澳門政府在路氹區進行大規模的填海造地供其使用；氹仔軍營對面一塊44萬平方米的土地按公開競投的土地價格計算價值300億，最後卻以不到30億的價格批給銀河娛樂公司，引起了社會的普遍質疑。

11第一章　誰是移工？樣的政策與利益的龐大誘惑為跨國資本提供了絕佳的發展良機，博彩企業無限制地向社會各個領域和空間擴張，各式主題賭博場所如雨後春筍般落成。賭場、角子機店和運動賭博投注站「遍地開花」，擴散到各個居民社區，博彩服務已經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博彩無論是作為一種制度建設還是一種社會實踐都變得非常普遍。澳門急速地被改造成為一個以博彩業為「龍頭」的服務型經濟，成為「賭博資本主義」的樣板（Strange 1986）。[11]2001年7月，澳門政府通過了開放賭權條例草案，確定將發出三張賭牌、規定新的賭牌可以由非澳門人獲得。同一時間，美國、澳洲、香港和台灣等地的31個財團與博彩經營者紛紛加入競投。2002年2月8日特區政府正式宣佈審查結果，將賭博業經營權批給三家公司，即美資永利渡假村、港商呂志和家族和美國威尼斯人所合營的銀河娛樂場，以及何鴻燊所持有的澳門博彩公司（簡稱「澳博」）。隨後，三張賭牌又裂變為六。威尼斯人與銀河集團分開經營，永利將賭牌自行賣給何鴻燊兒子何猶龍與澳洲PBL集團的合資公司，美國美高梅集團則於2004年與何鴻燊女兒何超瓊達成私人協議，以兩億美元購入澳博所拆分的賭權，至此，澳門賭博業市場長期完全壟斷的局面宣告徹底結束。 11. 「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一詞是由學者史特蘭齊（Susan Strange）首次提出。在她看來，西方的資本主義體系越來越像是一個大型的賭場，資本積累過程越來越脫離傳統的工廠製造業的生產勞動領域，越來越不受到具體勞動的道德經濟和成本的局限，轉向投機的金融市場投資來尋求高風險但驚人的獲利。投機性的行業如證券、房地產、股票乃至商品交易等逐漸佔據了資本市場的核心，也增加了資本市場體系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這種具有賭博色彩的資本主義特徵不僅存在於西方世界，也存在於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可以說，「賭博資本主義」正是冷戰形式結束後、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之一。

1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賭權開放與移工賭權開放為澳門的經濟發展打開了新的契機。從 2003 年起澳門的經濟開始增長，儘管受到當年SARS的影響，上半年的經濟恢復較慢，但是SARS疫情過後，中央政府和澳門簽訂《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開放內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之後，大量的內地遊客紛至沓來。澳門經濟也因此迅速反彈，全年 GDP 的增長幅度為15.6%，創近 10 年新高，擺脫了經濟不景氣的局面。在隨後的幾年間，隨着賭權開放所引進的外資賭場，包括金沙、永利、銀河娛樂場、威尼斯人以及美高梅等新興的娛樂場相繼開幕，澳門的經濟急劇增長，僅 2006 年博彩收入的總值就達72 億，首次超過拉斯維加斯，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博彩中心。隨着經濟的全面復蘇，勞動力資源不足的情況又浮上枱面。本地勞工無論在數量還是在專業性和多樣性上都無法滿足澳門經濟強勢發展的需要，大量移工的輸入成為經濟發展必然面對的問題（陳迺驥、張飛燕 2007）。人力資源的緊張狀況使得大型賭場為了爭奪人才不惜以高薪招攬人工，很多其他行業的從業者紛紛受到誘惑轉投博彩業，這導致其他行業尤其是很多中小企業人員流失的現象嚴重，以至於常常因為請不到人手而運作困難甚至倒閉。蓬勃的博彩發展創造了大量的職位空缺，為移工提供了充滿誘惑的發展良機。僅在2006年政府所公佈對製造業、酒店飲食業、批發零售業等八個行業的統計，當年的職位空缺就達17,083個，其中酒店飲食業的空缺增幅達74.8%。隨之而來，大型娛樂項目也陸續登場，創造出更多的職位空缺，而既有的失業人口因為知識結構、技能水平和觀念等因素無法順利轉換成需要的勞動

13第一章　誰是移工？力。與 80 年代不同的是，賭權開放帶來的對移工的需求並不僅僅局限在製造業，而是涵蓋了很多的行業和領域。職位空缺不再是某一個行業遇到的問題，而是很多行業的共同特徵，勞動力匱乏呈現出多元化的狀態。在資本與企業的要求下，大量的外籍移工進入澳門（見附錄圖3）。自2003年移工人員的最低點起，移工人數一直呈上升的趨勢，到2008年移工人數迅速增加四倍，到達九萬餘人的高位。儘管經歷了金融海嘯，移工人數有所下跌，但兩年後迅速恢復到原來的高位，而2013年僅第一個季度移工人數就已經超過了2012年全年總數。截至2016底移工人數為17.8萬，佔澳門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成為澳門經濟的重要支撐之一（見附錄圖4）。需要指出的是，特區政府渴望參與全球化過程與跨國資本希望不斷地擴大資本疆界的企圖不謀而合，而這樣的渴望又與移工渴望擺脫生活困境、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獲得更好的薪酬回報、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的內在慾望緊緊地扣連（articulate）在一起。也是就說，在改變現狀、渴望發展、對於更加豐厚的回報的初始點上，特區政府、跨國資本與移工形成了一種三位一體的共生（coexistence）關係。但是在這樣的三位一體的共生關係和結構中，三方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並不一樣。跨國博彩集團憑藉雄厚的資本主導着澳門的經濟格局，而特區政府的功能是為跨國資本提供政策與制度上的優惠，以保障資本的順暢運行。相比之下，移工作為資本所需要的勞動力，既不掌握制定政策的權力，也沒有雄厚的資本作為後盾，只能在三者的關係中處於權力結構的最底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儘管移工是共存結構中的參與者，但卻不是一個平等的參與者，他們的存在取決於代表政治權力的特區政府與代表經濟權力的跨國資本對其提出怎樣的要求，這也決定了他們被其他兩者所宰控和支配的地位。

1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此外，移工的大量湧入不僅改變了澳門原有的勞動力結構分配與重組，也由此衍生出新社會矛盾與衝突。隨着博彩業持續飛速的發展，移工問題所引發的社會衝突也越來越激烈。以移工與本地勞工的矛盾為例，自從2007年引發世人關注的「五一遊行」[12] 事件以來，削減移工就已經成為本地勞工的主要訴求。近年來澳門本地的博彩員工也經常組織遊行，抗議並督促政府和博彩企業減少移工的輸入。[13] 市民大眾也紛紛將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矛盾指向移工，普遍認為大量湧入的移工造成了公車被逼爆、公共服務設施嚴重不足等社會問題，導致市民的生活質素明顯下降。同時移工對在澳門的遭遇深感不滿，常常有移工面臨着拿不到薪金、工頭或公司未能履行合約的困境。伴隨相應的歧視和排斥，移工的不滿也與日俱增。隨着澳門對於移工人數的持續需求，這樣的社會矛盾和衝突變得更加嚴峻，成為澳門社會發展過程中無法迴避、極需解決的社會問題。澳門的移工研究與澳門社會迫切的現實需求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學術界對澳門移工問題的關注顯得相對冷淡。既有的研究主要從移工輸入後對澳門社會產生的後置效應來分析移工對社會產生的影響， 12. 發生在2007年5月1日，由六個澳門社團組織市民以「反貪腐、保民生、削外勞、除黑工、安居樂業、家庭團聚、構建和諧社會」為口號，就澳門回歸後的社會問題表達意見，遊行人士以本地勞工為主，亦包括個別立法會議員及少量公務員。是次遊行亦有出現警民對立與衝突場面，甚至有警員朝天開槍及使用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300米外的一名路人懷疑遭流彈擊傷。此次事件被認為是自澳門實行「賭權開放」以來，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的結果。 13. 見澳門博彩最前線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FMG.mo。

15第一章　誰是移工？包括正面影響，如解決勞工短缺的燃眉之急、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降低企業工資成本、有利本地經濟發展等。比如，陳守信從經濟學角度探討澳門移工輸入與本地人口失業之間的關係，指出對於澳門這些不能以貨幣貶值來刺激內外需求的經濟體系來說，國際勞工流動對經濟調節所起的作用尤為重要（陳守信 1999）。王勇則結合勞動力遷移的動因理論以及實證分析的數據資料指出，移工「遷入」與「本土」勞動力的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利促進澳門經濟轉型，而遷入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紅利」，通過補貼本土勞動力能有效地提升整個社會福利，進而帶動澳門本地經濟快速發展，對澳門產業結構升級能夠產生積極正面影響（王勇 2010）。而與此相伴的負面影響是：抑制澳門本地勞工的技術升級，不利於企業往技術密集型和高科技發展，造成企業間矛盾激化，產生不平等競爭等問題（張穗強 1988）。另外，社會對於移工的需求與政府政策之間的落差也是澳門移工研究的重要面向之一。比如，趙旅平透過「需求決定論」的角度，[14] 分析澳門移工問題的形成，一方面是源於澳門本土自身地域條件所導致的勞動力欠缺所產生的對外來勞動力的剛性需求；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移工輸入過程當中，政府的角色有一定的缺失，即未能從質與量兩個指標有效控制移工的輸入（趙旅平 1998）。蔡幸強亦關注到移工問題成因中的政府因素，更強調分析移工輸入，應跳出過往單純從經濟層面的全球化「推拉理論」作簡單分析，而應納入政治維度的分析，並結合澳門本土語14. 主要是依據瑞士經濟學者Thomas Straubhaa之「需求決定論」(Demand Determined Approach) 的分析。在Straubhaar看來，當前國際性勞工遷移的決定性條件在於移工遷移之目的地國家具有對移工之需要，以及移工遷移之目的地國家沒有採取防止移工入境的限制措施，詳見於Straubhaar 1986。

1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境，反思政府在移工輸入過程中錯位的角色。在蔡看來，政府只是扮演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同謀者的角色，僅僅是從自身利益出發、用「結構性失業」去合理化其外地勞工政策，並將移工視為次等的工業後備軍，對移工實行「污名化」（蔡幸強 2004）。不僅如此，政府對於移工權益的保護則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將移工推到邊緣化與受難者的艱難處境，這一方面使得移工的合法權利得不到保護，同時也造成很多非法移工的逾期逗留（Sim and Wee 2009）。基於類似的觀察，很多研究只是試圖從管控澳門移工的政策法規方向提出建議，力圖給予政府更多的政策啟示。有研究指出政府在輸入移工的政策制定上，不能簡單地在禁止和開放之間做出單一選擇，而應綜合考慮各方因素，檢視政府移工政策的施行情況，推行真正有利於各方利益的輸入移工政策（郭永利 2009）。也有研究從保護移工權益的角度出發，對於現存澳門的移工相關法令，如僱用勞工法令、輸入外地勞工條例、輸入技術勞工條例、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等進行了歸納總結。這些研究指出，即便存有相關法律政策，但由於相關用工單位有法不依以及部分移工權益意識薄弱，移工不得不持續面對利益受損的窘境（許秋雲 2003）。政府的政策應該考慮到移工所遭遇的社會壓力和歧視，幫助移工融入澳門社會，而不是一味地只把他們看成是可用的勞動力（梁啟賢 2002，2004）。這些既有的研究雖然已經觸及一些澳門移工面對的情況，但就探討的深度和廣度而言，仍然有待後續研究來深化補充。這主要是既有的分析研究的脈絡適用性極需更新。現有的討論大多針對澳門回歸前後、或是賭權開放之初的社會脈絡和情境，而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移工問題的研究則相對滯後。實際上，有些

17第一章　誰是移工？過去被問題化的議題，比如澳門是否真正需要移工等，在當下的環境中已經失去了適切性，澳門的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移工的補充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自賭權開放以來，經過十多年的沉澱，博彩業的迅速發展以及移工的大量湧入已經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澳門的經濟社會文化的生態，因此需要更加細膩和深入的分析去梳理和呈現處在不斷變化中的移工問題。再者，既有的研究都是聚焦於移工所處的社會結構，欠缺對於這個移工群體本身的關注和了解。在這些研究中，無論是針對移工影響澳門社會利弊的探討，還是政府管控移工政策的分析，移工都是一個被動的研究對象，一個不能發聲的客體。他們的存在被普遍看成是經濟結構的一部分，因此往往被簡化為抽象的統計數字。這種研究視角的局限性，忽視了移工這個群體在澳門特有的政治經濟權力關係中的主體性問題。作為一個具有能動性的群體，在很大程度上，移工對於澳門所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影響，他們的跨界流動、文化實踐、生活方式以及與澳門人的互動，都在改寫着澳門這個城市的社會與文化面貌，也在形構出新的社會形態和生活實踐，而這些問題均在既有的研究中普遍被忽略。移工與文化、權力和主體性本書旨在在既有對澳門移工的研究基礎上，嘗試開闢新的研究路徑，以補充和完善既有研究的缺失和不足。這不僅表現在將研究移工的時間跨度從賭權開放之初延展到當下，以便及時捕捉近年越來越多移工湧入之後對澳門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也包括直接深入移工這個群體，把移工看成是與特區政府、跨國資本三

1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位一體的共生關係中一個能動的參與者，去觀察和分析是怎樣的權力關係形構了這個群體，而這個群體的存在又如何使澳門既有的社會結構變得多樣化和複雜化。基於這樣的考量，本書將從文化的面向切入移工話題，尤其是採用批判的文化視角，如文化研究對於權力與主體性的理解等，來呈現移工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權力關係與主體建構的問題意識，亦即探究移工之所以被形構成為漂泊的主體的過程。在傳統的社會結構理論中，文化往往被看成是由經濟結構所決定的，是政治經濟結構的產物。例如，在傳統的馬克思理論看來，文化應該是被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上層建築，其運作邏輯是權力集團為了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而生產出來的。然而，在文化研究看來，這樣的認知模式過於機械和簡化，忽略了經濟結構性的因素之所以能夠產生作用，恰恰離不開特定的歷史與文化的諸多因素。文化作為最重要的社會形構之一，有其自身的邏輯、規律和特殊性，而不完全是由經濟基礎和結構所決定的。接合到移工故事，意味着僅僅從社會結構關係的角度來看待移工是不夠的，這樣的視角可能會忽略了澳門特殊的社會環境，使複雜多樣、鮮活生動的移工生活世界無可避免地被簡化。從批判的文化視角來看，文化無所不在，並體現在各種各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從微觀的人際互動到集體規範的過程，從價值的確定到溝通形式的協商，以及各種隨處可見的文本和論述。因此，文化實際上是一系列的社會實踐。如Hall指出的，「此處所謂文化，我指的是實際扎根於特定歷史社會的實踐作為、再現方式、語言與習俗。我的意思也包括人們所習以為常的『常識』中那些矛盾吊詭的形式，這些形式深植於大眾生活當中，也形塑了大眾的生活。」（Hall 1996a:439）就形式而言，這些社會實踐包

19第一章　誰是移工？括各種不同形式的理念和綱領、法律條例、政府政策、行政措施、文化習俗等，以及各種透過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被物化和視覺化的物質形式，如各種形式的文本與症候（影像、語言、身體、聲音、空間、情感）等。儘管不同的文化研究學者對文化作為社會實踐的理解和運用方式並不完全一致，但總體來看，這樣的社會實踐可以概括為文化是一種表意實踐（signifying system），即這些實踐都不可避免地表達和傳遞特定的社會意義，並且使其在特定的脈絡中被使用和接受。從這個意義上來，文化所指向的是社會實踐如何在各種不同的脈絡語境中隱含和呈現出意義的生產過程，以及這些意義如何形構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主體性與身份認同。不僅如此，批判的文化視角認為，這樣的表意實踐的過程往往和滲透在社會各個層面的權力關係接合（articultate），亦即關切人類生活各種表意實踐活動中的權力議題（Hall 1996b; Bennett 1998）。按照福柯（Foucault）式的理解，即使一群人屈從於另一群人的強制力量，權力並不是一種集中化的限制力，而是分散在社會形構所有層面中以及各種不同形式的群體當中，是產生和促成各類社會行動、關係和秩序的複雜網絡。這意味着文化所代表的表意實踐並不是封閉的，不同的個體和群體在權力關係中的位置不一樣，他們希望通過文化生產出的意義和影響也不一樣。掌握霸權的集團往往通過文化實踐來編織一張意義地圖，使之暫時穩定下來，看上去像是普遍的真理（如意識形態），以此來教育、說服、規訓和懲戒處於弱勢地位的個人和群體服從於既有的權力結構（Hall 1972；Gramsci 1968；Foucault 1977，1984）。而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一方面被霸權規訓和制約，將霸權意義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但同時也在試圖通過自身的實踐，表達和傳遞出不同於宰制性霸權論述的意義，對於霸權意義形成某種干擾和抵抗（Mouffe 1992；Foucault 2008）。

2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這些基於不同利益的表意實踐目的不同，方向各異，並非彼此對應、條理連貫，而是錯綜複雜地接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暫時性的並置或統一的狀態，在特定的脈絡下，生產出相應的社會關係和身份認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身份認同牽涉的同時是社會決定（social determination）與個體的「能動性」（agency）的接合的問題，即一方面主體是由社會建構的，是社會賦予其意義，同時個人也積極地參與建構的過程，通過自我的各種表意實踐，如意志、行動、情感等來生產和建構其自身主體的意義（Giddens 1984）。由於移工在既有的權力結構中處於弱勢的位置，加上他們所從事的都是3D工作，因此，和其他地方一樣，在本土的主流社會的意義建構中，這些移工無異於是次等的他者的代名詞。一個很常見的現象是，移工在澳門媒體中的再現往往都是以非常負面的形象出現。比如酒樓的移工保安長期盜取酒樓財務，監守自盜，[15] 或是外傭施虐造成嬰幼兒傷殘，[16] 或是偷盜僱主珠寶店的飾物等等，[17] 這類的報道將移工再現成為道德操守差、利慾薰心、殘忍冷酷的群體；或是常常與黑工、搶走本地人工作機會造成本地人生活質素下降等麻煩製造者的形象連接在一起，移工的存在讓人心存焦慮和不安。在開始這項研究之後，我們檢索了近年來澳門主要的紙媒，如《澳門日報》、《華僑報》、《正報》等，關於移工的相關新聞、評論以及相關的論述。在整理出來的相關95篇媒體文章中， 15. 〈外勞監守自盜 因被剋扣工資〉，《正報》，2010年5月4日。 16. 〈又一外傭涉虐被捕〉，《澳門日報》，2013年3月1日。 17. 〈菲傭偷僱主珠寶店飾物〉，《澳門日報》，2017年4月11日。

21第一章　誰是移工？有超過七成是針對移工對澳門社會，尤其是澳門本地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移工的增多爭走了本地人的飯碗，導致本地人權益受損而使其沒有安全感；或移工的增加導致了房租的增加與公共交通擁擠的狀況；同時，移工也帶來了文化衝突，引發社會治安問題等等。相比之下，肯定移工對澳門有貢獻的報道遠遠不及一成（見附錄圖5）。在我們所檢索的媒體文章中，儘管關鍵詞是「外勞」、「移工」，但是從檢索的結果看，移工並不是生產和製造論述的主體，而僅僅是被動的客體，在整個意義生產的過程中被邊緣化，處於徹底失語的位置。即移工總是處在被觀看、被審視、被檢驗的客體的位置，而真正的論述主體是對此能夠作出評價的利益集團及其代言人。[18] 即使在那些報道移工為討薪求助或是移工不滿資方待遇而向政府施壓的媒體文章中，其立場也是從建構和諧社會、減少社會衝突的角度來認知移工的。[19] 無論是檢討移工對於澳門社會和本地人的負面影響，還是側重移工的正面影響，這些論述所生產的意義無論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都被不斷被定型化和合理化，並為移工形構了一個弱勢的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使他們屈從於這些論述的規則和規訓。配合特區政府一系列對移工的政策法規的限制，這樣的主體位置被更加強化和鞏固，並且直接形塑和影響了移工的行為模式，無論他們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自願的抑或是被迫的。 18. 能夠在媒體發聲的，大多是很多澳門社團組織和立法委員。他們多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主張控制移工的數量，限制移工的權利。如〈工聯促政府控制外勞輸入〉，《濠江日報》，2010年3月5日。〈陳錦鳴冀理順就業錯配削外勞〉，《市民日報》，2010年5月20日。〈區錦新：外勞比例已名存實亡？〉，《新華澳報》，2010年4月26日。 19. 〈別讓外勞糾紛影響特區和諧〉，《大眾報》，2006年7月15日。

2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此外，主體的形構並不完全是社會結構的直接反映，又或者被完全決定的。處在複雜多樣的權力關係中的移工，並不僅僅是生產關係的產物，同時也置身於消費關係、社會網絡、家庭關係、性別差異、宗教信仰及社會抗爭等多重的文化實踐當中。這些多重的文化實踐所產生的意義也同時生產移工不同的主體位置。正如Foucault所說的，所有的權力關係是不穩定、是可以被協商甚至翻轉的。在被宰制性的結構形塑的同時，移工同時也可能「被引導以關注自我，去解答、辨識和承認他們本身是慾望的主體」（Foucault 1986:5）。也就是說，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移工群體，其文化習俗、宗教信仰、既有的原居地的社會網絡、階級位階、性別差異等等都可能成為其自我認識、承認與反思的文化實踐，都會生產出關於其自我認同的意義。本書所呈現出的對於移工的訪談，正是移工自我確認和反思的實踐，其所表達出來的意義並不完全是順着主流社會所設定的主體位置來說話的，而是試圖從自身的立場去表述那些被主流社會所忽略、排斥、壓抑的意義實踐，以此來呈現出他們自身所處的多重的主體位置。這也說明移工儘管處於弱勢的位置，但並不完全是被動的，作為權力遊戲的參與者，他們同時也被賦予了某些權力，如表述的權力（McNay 1994）。正是通過對於自身處境和感受的描述，他們重新界定自己，形構出了差異化的主體位置，而與主流論述所生產的主體位置產生錯位，而且有時甚至是對抗性的錯位。換言之，移工這樣的自我確認和反思的意義實踐，並不意味着他們不是被既有的權力關係所決定的，而是表明權力的運作並不是完全封閉和單向的。移工自身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動性，在權力關係的縫隙中與宰制性的權力進行周旋，或妥協迴避、或抵抗權力的滲透和宰控，從而立體地建構出多重的主體性和潛在的可能的政治性。

23第一章　誰是移工？漂泊的主體與章節概要作為外來者，移工以資本運作所需要的勞動力的身份來到澳門，開始了離開母國和原居地的漂泊生活。本書正是探討這樣的漂泊的主體身份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即這個群體成為漂泊的主體的過程，以及移工如何確認、回應和反思主流社會所建構的主體位置，從而標示出自己的差異而多元的主體身份。基於這樣的考量，本書將沿襲批判文化理論的脈絡，所遵循的主要分析路徑大致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一個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結構性的角度來剖析這個群體所被賦予的社會位階，以及由此對其認同構成以及主體性所產生的影響；同時，也希望通過深入到澳門移工微觀的日常生活當中，去捕捉和描繪出他們在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中的主體經驗。沿着這樣的分析路徑，本書將聚焦在批判文化分析常常關注的問題意識，如公民身份、階級、族群、空間、情感等面向來展開討論。這些面向涉及到多重形式的文化表意實踐，如政策法規、行政制度、媒體文本、口頭語言、空間劃分、情感與身體等文本及論述。儘管這些表意實踐分別產製於各自不同的情境脈絡，但卻彼此交錯地扣連在一起的，並且相互影響、相互形構。對此，本書將在每一章的具體議題下結合相應的社會文化理論進行討論，以呈現不同的表意實踐所形塑出的移工的主體性如何在特定的脈絡中被使用和接受。從章節佈局來看，本書共分七個部分。第一章是全書的導言，主要是分不同階段對澳門移工的歷史做一些背景交代，梳理出從80年代初製造業興起到賭權開放後澳門經濟發展與移工消長的歷史脈絡。在此基礎上，透過檢視既有的澳門移工的研究，介紹本書將沿着批判的文化取向，關注文化實踐中的權力關係如何形構移工作為漂泊的主體的身份認同。

2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第二章重點探究澳門的移工政策是如何作為「制度化實踐」（institutional practice），在「本地人優先」的原則下，利用本地人和移工之間的矛盾，從而規範出移工的主體位置，即將移工嚴格地定位在資本運作所必需的純粹的勞動力上，而規避了政府對於這樣的群體所應承擔的必要的社會責任，從而造成移工公民身份的缺失。第三章主要從族群的角度分析移工的他者化的問題，探討在澳門情境下，社會結構的轉型和權力關係的更迭所帶來的他者的意涵的變化。透過檢視媒體文本的表意實踐，剖析移工所處的低下的階級地位如何與未開化的、沒有教養的低劣的族群他者形象扣連在一起，這樣的扣連又如何被合理化和正當化，並且滲透到澳門的日常生活當中的。第四章着重分析移工的階級屬性的變化，一方面梳理澳門在賭權開放後社會階層的結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而移工在這樣的結構變化中被賦予了一個怎樣的階級定位（class positioning）；另一方面，關注移工自身的階級流動（class mobility）的問題，探討移工的階級屬性在跨國的流動中的變化，以及這樣的變化對於移工的主體性的影響。第五章將探究移工自身的文化實踐在權力關係的運作中所產生的意義，以及這些意義如何呈現出移工複雜而矛盾的主體性。即移工的主體的能動性如何使得他們在面臨規訓和限制的同時，總是與權力關係處於或有意或無意、或間斷或連續的周旋甚至抵抗的過程中，呈現出不願或無法被完全規訓的特性，移工在既妥協又抗爭的矛盾中使用怎樣的潛能和戰術（tactic）標示出自己的主體位置。

25第一章　誰是移工？延續這樣的主題，第六章着重從空間的角度來剖析既有的權力關係對移工的規訓以及其局限。這主要包括，澳門的社會關係如何體現在空間的生產與分配中，處於弱勢的移工被嵌入在怎樣的空間配置中；在高度權力化與制度化的空間中，移工怎樣將空間為我所用、怎樣改寫空間的意義，使其轉化為展示自我和實踐抵抗的場域，從而彰顯自身的主體性。同樣是對於移工的潛能和戰術的關注，第七章聚焦澳門移工的情感面向，探討情感作為文化的一種表意實踐是如何參與建構移工的主體性。作為資本所需要的勞力而不是公民，他們的情感往往因為工作的需要被規訓和控制，而成為資本所需要的「情感勞力」（emotional labor）。這樣的規訓儘管或多或少地內化為移工的主體性的一部分，但是卻無法化解和安撫他們因為遷移而帶來的錯位和焦慮。這些焦慮和錯位又反過來具有一種生產性，形成一種力量，成為他們抵抗工具化的主體性的重要動力。總體而言，第一章是脈絡性地介紹討論澳門移工的基本情況、研究取向等本書所涉及到的基本架構和問題意識。第二章到第四章側重從鉅觀的關係性的架構來分析霸權的文本和論述創建出怎樣的主體位置，並召喚（interpellate）出怎樣的移工主體。而第五章到第七章，則側重關注移工的日常生活的實踐，探究移工在權力關係的縫隙中如何與權力進行周旋以及相應的抵抗的技巧和策略，以此來標示出自己的主體位置。正是由於霸權所建構的主體位置與移工自身的主體經驗無法完全吻合，時而重疊、時而交錯、時而對抗，從而形構出移工漂泊不定的主體身份。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2

2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你為什麼來澳門？」「我不知道，像是一個探險吧。聽說這裏薪水高。」「你有在其他的地方工作過嗎？」「沒有。只有澳門。」—菲律賓籍家務助理 Maria「為什麼選擇來澳門？」「因為我需要有更多的錢。」—印度尼西亞籍廚師 Dyta「小孩子要讀大學的，需要錢，來這裏工作的……越南離澳門很近的。」「之前有去過其他地方工作嗎？」「沒有，聽說這邊掙錢容易，直接過來的。」—越南籍家庭助理 Pei Shi Zheng「感覺這邊……第一個主要是工資高，然後發展快一點吧，然後也想最近幾年在這邊發展。」「你覺得你選擇來澳門工作與當地的勞工政策有關嗎？」「我是個人的嚮往吧。」—內地中國籍餐廳服務生 阿生「為什麼會來澳門？」「是為了有一個更好的未來。每個人都這樣想。」「為什麼沒有去其他的地方呢？」「我先拿到澳門的簽證。就這樣。」—尼泊爾籍保安 Roney Gurung

29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談到為什麼會來澳門的時候，儘管受訪的移工來自不同的國家、說着不一樣的語言、從事不同的職業、有着不一樣的人生經歷和故事、對於未來的期待也紛繁多樣，但是各自對於離開家鄉來到澳門的原因卻是同樣的簡短和相似。在這些移工的心目中，澳門不僅是一個可以掙到錢的地方，而且是可以掙到比在家鄉多一倍甚至幾倍薪金的地方，這對於絕大多數的移工來說是最大的誘惑和動力。每一天，眾多移工正是帶着這樣的期待和目的從機場、碼頭、關閘等不同的口岸源源不斷地湧進澳門，渴望在這裏實現自己的淘金夢。然而，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實現自己的夢想？這些夢想又把他們變成怎樣的人？本章將從移工對於更好的生活渴望談起，分析這樣的渴望如何折射出全球資本主義版圖中不同國家與經濟體之間位階的落差。不僅如此，移工的渴望又與不同的國家和經濟體渴望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中獲益更多的渴望不謀而合，使得後者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實踐（institutional practice）而擱置移工作為公民的身份認同。一方面移工離開了自己的母國，他們的權益不能完全受到自己母國的保護；同時，作為外來的勞工，他們的勞工權益和公民身份又受到當地政府政策的規束和排斥，無法享有各種權益保障。這兩方面的相互拉扯塑造出移工漂浮的、失去了根基的公民身份。投奔澳門：背井離鄉與身份的變更和很多移工一樣，在保安Milan的心目中，澳門是比較適合做生意的地方：澳門是一個發達的社會，而我的國家（尼泊爾）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在我們的國家有很多窮人，富人極少。你知道嗎？在澳門，你到處都可以見到有錢人，這就是差別。

3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Milan 在大學時期修讀商業管理，但是自己的國家經濟不景氣，找不到用武之地，只好外出謀生。在來澳門之前他曾經在香港工作過，希望能夠找到去美國發展的機會。但由於美國近年的經濟低迷，Milan 一直下不了決心。一個偶然的機會來到了澳門，一呆就是十年，還沒有想離開的打算。他希望能夠最終脫離當保安的身份，自己做生意。Francis Nwachukwu 來自尼日利亞，在澳門某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她每天工作八個小時，一周五天，如果需要的話周末還要加班，通常沒有額外加班薪酬。有時她也會幫助一些老師教授做短期的研究助理，透過幫忙收集整理資料掙得一些零用錢。Francis 透過這種方式資助自己讀完碩士課程，現在又以這樣的方式讀博士。雖然身處澳門的 Francis 需要在工作和學習之間協調個人時間，但是從她日常時間的安排來看，她是名副其實的全職勞工，學習更像是她工作之餘一種自我提升的進修方式。因她作為外籍人士的身份，所以從某種程度上，她亦把自己看成移工中的一員。據她介紹，在母國尼日利亞的時候，她曾是銀行職員，之所以放棄一個在別人看來還不錯的工作，就是因為看中了這邊的發展前景。其實我是想到英國去讀碩士的，我也收到了錄取許可信。但我最後放棄了。因為大概從2007年開始，有很多中國公司在尼日利亞做生意，做建築之類的。我開始關注這方面的新聞，發現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所以我覺得最好來這裏，可以學一些東西，因為我對於做生意很感興趣。把這些想法綜合在一起，我最終沒有去英國。從Foucault對於主體的形構的分析角度來看，個體的慾望從來都不單純是個體的事，主體本身無法置身於結構性的權力關

31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係之外，相反是既有的政治經濟力量模塑和結構的結果和產物(Foucault 2008)。作為移工，Milan和Francis所建構關於澳門的想像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澳門是個富裕的地方，可以得到高薪的回報；另外一層意思與此相連，即優渥的薪金意味着對於追求未來更好生活的期待和渴望。而這兩個方面的想像正好和澳門在回歸以後 GDP 的高速增長、經濟的快速繁盛相契合。從這個意義上看，移工對於澳門所折射出的是富裕的澳門與貧窮落後、資源分配不足的原居地之間的落差，這反映出澳門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中所處的優勢。一般說來，受到殖民主義與冷戰對世界權力分配的影響，勞工的輸出與輸入往往反映了該經濟體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長期以來，從資本與勞動力的國際分工的地域來看，歐美日等資本主義核心經濟體往往佔據最為優渥的位置。因此，當資本力量滲透到第三世界，其傳統生計受到破壞，許多人被迫離鄉別井去尋找工作，而資本主義核心國家豐裕的物質生活同時產生不可抗拒的誘惑，引誘弱勢國家的人甘願出國一試。上個世紀 60 到 70 年代，亞洲等經濟落後的國家和地區就一直扮演着勞動力輸出的角色，大量學生和技術勞工紛紛移民到歐美，成為這些國家重要的人力資源。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過程不僅是國際資本的跨國重新整合，也重組了市場需求和勞動力的分配，即勞動力國際分工的地域也被重新形構，由此帶動的是世界經濟體系的調整以及民族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地位的重構。不同國家在重構的過程中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和命運（Harvey 2005）。新興的經濟體，如亞洲四小龍（台灣、新加坡、香港和南韓）經歷過快速的工業化和經濟崛起之後，迅速在重新形構的經濟結構中佔據了掌握資本的優勢地

3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位，上升為跨國勞工的輸入國；而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因為特定的歷史政治的因素的影響，在重構的過程中處在為資本服務的地位，成為勞動力的輸出國，比如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尼泊爾等，這些東南亞國家在80年代後便成為亞洲四小龍所需要的勞動力的主要輸出國。1999 年，澳門回歸中國不僅意味着澳門政治形態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澳門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正式接軌。新的特區政府採用一系列的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策略，如賭權開放，打破澳門既有的賭博專營權，開放市場競爭，這不僅改變了澳門自身的經濟結構，也改變了澳門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所佔的位置。如果說 80 年代製造業的繁榮是澳門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開始，那麼 2002 年賭權開放帶來的博彩業興盛，則標誌着澳門迅速躋身於亞洲發達經濟體的行列。賭權開放一方面因應了新特區政府希望建立新的治理模式以擺脫舊有葡澳殖民政府的管制模式，以及長期被鄰近的發達經濟體—香港所遮蔽的邊緣位置；另一方面，將市場競爭視為圭臬、將資本投向非傳統、投機性高回報的博彩產業也同時順應了冷戰後全球性賭博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 (Strange 1986)。賭權開放後，澳門經濟在博彩業的帶動下，2006 年人均生產總值達22萬澳門元，首次超過香港，創下歷史新高，也同時超過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最大的博彩中心。[1] 2007年澳門人均 G DP 增長至 282 ,9 0 2 萬澳門元，躋身於亞洲第一位。[2] 即使經歷 2008 年的金融海嘯，2009年澳門人均GDP博彩仍然達到318,611 澳門幣，到2014年人均 GDP 是 710,895 澳門幣，再 1. 數字來源於澳門官方《統計年鑒》。 2. 見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08-04/03/content_7911177.htm。

33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創歷史新高。[3] 儘管之後的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受中國內地經濟的影響，澳門的整體經濟收益有所下滑，但是從2017年初又開始穩步持續增長，對於移工的需求已經達到17.9萬。快速的資本凝聚和增長使澳門扮演了發達經濟體的角色，在新的國際分工的地域中佔有優勢的位置，與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巨大的落差。那些表面光鮮亮麗的數字似乎展示了澳門特區政府新自由主義治理策略的成功，也直接建構了移工對於澳門的想像。慾望所驅動的行動促使移工紛紛來到澳門。而當移工內在的渴望與他們的原居地與澳門的結構性落差縫合（suture）[4] 在一起的時候，移工不同於以往的主體位置也被召喚（interpellate） 3. 見http://www.dsec.gov.mo/TimeSeriesDatabase.aspx?KeyIndicatorID=70。 4. 「縫合」是Hall常使用的概念。在他看來，主體的身份、認同是一「縫合」點，連接了外在的權力結構與內在的想像或無意識這兩個領域。見Hall 1995。澳門回歸後，賭權逐步開放，在博彩業的帶領下，經濟迅速增長，屢創新高。

3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出來，那就是跨國的勞動力，即跨國資本所需要的勞動力。而且，由於他們本身所能夠掌控的文化和社會資本極為有限，因此往往被定位在低階的跨國勞動力。無論是Milan，還是Francis，儘管他們之前也是以勞動換取薪金為生，但是作為跨國的勞動力，他們或多或少都要經歷着身份認同的錯位與重構。一方面，當他們離開母國的時候，儘管他們既有的國族身份認同沒有改變，但他們作為勞動力被輸出到另外一個國家或地區，母國的法律制度以及他們在自己國家享有的權力不被保障，完整的公民身份亦被剝削；另一方面，由於他們是移工，他們並不具備輸入國或地區的公民身份，無法享有當地公民的權力和保障。也就是說，移工的身份認同一方面與原有的國族身份疏離，同時又可能因為種族、階級、性別等因素而被排斥在接收地的公民歸屬之外，無法享受公平的公民權益。移工的主體性正是在這樣矛盾的、斷裂的衝突當中成形（Lowe 1996; Bakan, Abigail and Daiva Stasiulis 1997; Parreñas 2001）。Parreñas 在分析跨國移工的身份錯位時，曾觀察到這樣的「錯位」境遇體現在四個不同的層面：公民身份的挑戰、跨國家庭的組建、向下的階級流動以及社會排斥。她引用身在異鄉的菲律賓移工的例子對「錯位」加以詮釋。當這些移工為生計出走他鄉時，她們卻不得不面臨家庭的分離和母職的錯位，她們原以為可以通過工作所換回的物質收入補償「跨國錯位」所導致的愧疚，但最終發現這種商品化的母愛只會進一步加深她們的悲痛感（Parreñas 2001）。在這幾種不同層面的身份錯位中，最為根本和直接的是公民身份的錯位。正是因為公民身份的缺失和破碎化，使移工遭到社會排斥，只能選擇低階的3D工作，從而導致社會階級向下流動，更無法像精英階層的移工一樣，可以同時申請家庭成員的公

35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民身份而免去因為跨界所帶來的家庭分離。而造成移工的公民身份缺失正是跨國資本、勞力輸出地與輸入地所形成的結構性共謀的產物。從公民到被出售的商品移工對更好的物質回報和生活品質的渴望往往和落後國家要盡快參與全球化、改變在全球經濟體中處於弱勢地位的渴望交織在一起。勞工輸出對於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措施去參與全球化。輸出國不僅要尋求跨國資本的投資以及出口，同時亦把勞工作為商品出口。輸出國正是以輸出勞動力的方式加入全球化（Richmond 1994）。以菲律賓為例，作為亞洲最大的勞工輸出國，它每年向全球各個發達的經濟體所釋放的勞工數量僅次墨西哥，位居全球第二。早在上個世紀 60 到 70 年代，為了應付巨大的政府外債，菲律賓的勞工輸出就已經具備了雛形。1974 年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政府所實施的「人力資源交換計劃」，目的是刺激、推動勞工輸出的發展。大量的菲律賓勞工湧入歐美、中東以及亞洲部分國家（Parreñas 2001）。儘管後來經歷了多次政權的更迭，但是勞工出口的情勢並沒有改變，一直呈現出增長的趨勢。越南同樣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勞務輸出大國，自 1980 年起出口勞務，截至 2008 年，已經有 40 多萬名勞務人員在 40 多個地區工作，主要分佈在韓國、日本、台灣、馬來西亞和中東地區。而其他國家，例如印尼、尼泊爾，這些亞洲國家也因其相對弱勢的經濟地位和相對過剩的國內勞動力，亦成為勞工輸出的主要出口國。

3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勞工輸出為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巨大的好處和利益。由於經濟疲弱，輸出國的失業率往往居高不下，無形中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和政府的壓力。據分析，如果沒有勞工輸出，菲律賓的失業率將激升40%（Castell and Miller 1998）。勞工輸出解決了國內就業問題，緩解高失業率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和執政危機。更為重要的是，移工往往會將辛苦掙來的薪金寄回國內，以支撐國內的家人的日常開銷。這樣形成的大量的匯款回流，帶動母國的經濟發展，增加政府的外匯儲備，舒緩日益高漲的外債壓力。[5] 長期以來，勞工的匯款成為菲律賓償還外債的主要來源，國家成為移工出口的巨大受益者。這樣的情形直接影響了勞力輸出國對於移工的主體定位，並通過相應的制度實踐來強化這樣的主體位置。如果按照 Foucault 的理解，將新自由主義看成是一種治理的策略，無論是移工的輸出國還是輸入國都根據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來運作出一整套系統的建構和管理公民的技術。國家的角色和功能與其說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過程因為跨國資本的流動受到限制和縮水，不如說在變動的形式下發展出新的治理策略和技術來形構其公民主體（citizen-subject）（Ong 2006）。對於移工輸出國而言，移工這個公民群體的角色更像是「外銷商品」，可以使國家獲得最有利可圖的「外銷利潤」。輸出國政府為了保障移工輸出的順暢和效率，往往會直接介入移工輸出 5. 菲律賓海外移工於2011年，共向菲國匯款201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7.2%。摘自〈菲律賓海移工去年向國內匯款總額再創新高〉，《新華網》，2012年2月20日。

37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的管理，如菲律賓、印尼等已經建立特別的政府單位來管理和規範這項重要的「外銷商品」，並積極與輸入國政府協商，保障該國「勞工銷路」，從中獲得最大的效益（藍佩嘉 2011）。為了緊緊地凝聚這個群體，國家對於這個群體的治理策略往往用突顯和強化移工的國族公民身份來包裝其本質上被當成是「外銷商品」的主體性。政府並不希望去海外謀生的勞工群體放棄原有的國藉，成為別國的公民，相反政府鼓勵和強化這些海外移工繼續保持原來的國籍。這不僅是因為國家需要維繫象徵性的國族認同，更主要的是穩定外匯的保證。這樣的治理思路和策略非常明顯地體現在國族意識形態的建構和論述當中。 以菲律賓為例，去海外做家傭的女性公民因為每年寄回大量的匯款而被政府建構成「當代英雄」（modern-day hero），以高度讚賞這個群體為國家和家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政府的論述巧妙地規避了受人歧視與地位卑下的女傭和讓人敬仰尊敬的民族英雄之間的巨大落差，用「當代英雄」這樣的稱謂來建構海外女移工的主體位置，淡化她們在海外所承受的不平等對待和壓搾，逃避造成她們卑微的勞工地位應付的責任的反思和檢討。光鮮亮麗的「英雄」形象建構更像是政府為了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海外移工行列而採用的必要的論述手段。基於同樣的考量，政府極力將菲律賓建構成海外移工的「家」，強化移工將輸入地看成是臨時和短暫的停泊點。因為是臨時的，移工可能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是臨時、可以忍耐的，而自己的國家才是他們最終的歸屬；也因為是自己的國家，移工可以放心地將自己的勞動所得放在「家」裏，並且承擔對於國家的責任。然而，這樣表面上毋庸置疑的國族身份卻恰恰反映了勞力輸出國對於移工主體定位的矛盾性。這樣的論述所生產的意義

3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固然能夠幫助強化移工的國族身份認同，但是國族的公民身份並不能保障移工在離開母國之後也能享有同樣的權利和保護。也就是說，移工在母國所享有的公民權利並不能夠有效地延伸到輸入地。相反，因為這樣的國族身份，尤其是來自於欠發達國家的國族身份往往使得他們的公民身份轉化成為不可能。Marissa 來澳門做家庭幫工已經將近四年。之前她曾經在香港做了八年的家庭幫工，後來因為結婚生育，辭掉了香港的工作，回到菲律賓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在菲律賓，Marissa 一家算是中等家庭，有自己的房產，溫飽自足，還可以為兩個女兒將來讀大學留一些積蓄。她很開心自己被稱為「當代英雄」︰在菲律賓這確實是一件光榮的事，你被看成是當代英雄，說明你在海外賺到很多錢，很讓人羨慕。但『英雄』只是一個比喻，並沒有實際的好處，政府也不會因為你是『英雄』有什麼具體的補償。沒有，什麼都沒有。「英雄」這個稱號帶給 Marissa 更多的是一種心理的滿足感，一旦離開了菲律賓就沒有人會在意她是不是英雄，僱主不會在意，她自己也不會在意。「英雄」的身份並不能帶給她更為體面的工作和更高的薪水，更不要說不可能的公民身份的轉換。由於身居海外，移工也很難享有到國家對於自己權益的保護。儘管勞工輸出國政府確實也建立一些宣稱是維護海外移工權益的機構，如菲律賓海外移工部（The Philip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 POEA）以及海外移工福利部（The Overseas Workers Welfare Administration, OWWA），為海外移工提供必要的協助和保護。但是這些機構能夠提供的服務相當有限。不僅如此，這些機構的存在還可能增加不必要的官僚程序，為移工帶來額外的經濟負擔。

39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像 POEA 這樣的機構儘管是政府部門，但是它大部分的聘僱作業完全轉移到私人中介手中。也就是說，希望到海外工作的移工需要透過這些私人中介找到相應的工作，並繳納高額的中介費後，才可以合法地到境外工作。以 Marissa 的經歷而言，如果她是通過POEA認可的中介公司找到海外的工作，她最後需要繳納的中介費為澳門幣2萬元左右，這還不包括在辦理過程中政府在各階段所抽取的費用，如健康檢查、旅行文件以及經歷證明、意外保險等手續費。為了躲避這些費用，Marissa 以探親的名義（探望在澳門工作的表姐）用旅行簽證來到澳門，然後通過澳門的本地中介找到現在的工作，她最後需要支付澳門中介的費用是澳門幣 5,000 元，遠遠低於通過 POEA 需要的費用。因為花費相對比較少，Marissa 也是通過同樣的手段將自己的妹妹和姪女帶到澳門，希望為她們在澳門找到一份工作。而從 2017 年初開始，澳門政府雖然海外勞工福利管理局會舉辦聯誼活動給壓力過大的海外移工參與，以及提供所需協助，但這些機構也同時為移工帶來額外經濟負擔。

4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開始規定持旅行簽證進入澳門的移工無法轉換成工作簽證，意味着移工必須在原居地獲得工作簽證後才能在澳門工作，因此，Marissa再不能像以前一樣介紹親友來澳門工作，而必須花更多的費用通過本國的中介機構才能來澳門，她對此感到很無奈。同是菲律賓籍的 Rodieric B. Canada 對於政府所可能提供的幫助不寄厚望。他和太太 Connie 都在澳門找到工作，太太做家庭幫工，而他自己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聽說在危急的時候能夠得到政府的幫助，他和太太都加入了政府在澳門的OWWA，以便出現工作意外，甚至死亡的情況下，能夠得到救助。但是，他們成為OWWA的成員並不是自願，更像是強制性。我們每兩年就要付澳門幣220元的會員費，如果你不繳付的話，你的資料會被記錄在菲律賓移民局的檔案裏，這樣，一旦你回國度假或者辦事，你就不可能再出來了。我的小孩第一次來澳門的時候，我向移民局展示了澳門的菲律賓領事館出具的文件證明，但是，在菲律賓的移民局並不認可，不允許我的小孩離開，我必須要重新繳費才能獲得許可出境。Marissa和他們遭遇到的情形一樣，她也是OWWA的會員，但是除去繳費以外，幾乎沒什麼實質的接觸。POEA高昂的中介費用和OWWA有限的功能，令政府為海外移工服務的宣稱大打折扣，移工輸出國為移工所打造的國族身份更像是合理化了對這個群體的剝削。所謂的服務只是具有象徵的意味，更何況在很多勞工輸出國，類似這樣的象徵的機構和服務已經不存在。在澳門，只有菲律賓政府在澳門設立領事館，其他國籍的移工如果需要與母國政府接觸，必需要到香港。很多移工因為簽證以及出入境限制等問題，無法入境香港，只好放棄。在我們的採

41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訪中，很多非菲律賓藉的勞工反而很羨慕菲籍勞工，因為他們的政府設有領事館，至少方便辦理護照等手續。很多移工因為出入境手續繁複，而母國政府又遙不可及，不惜成為非法勞工（Sim and Wee 2009）。實際上，當輸出國的勞工在海外遇到了勞動爭議或是法律糾紛的時候，他們必須遵從輸入地的法律和政策，而不是母國的法律。儘管跨國資本呈現出「去國族化」（de-nationalization）的特徵，但是主權國家的功能並沒有喪失，保證國族利益國家的功能甚至被強化（Harvey 2005; Sassen 1996）。這也意味着移工這個群體身在異鄉時，母國政府為他們所提供的國族公民身份是無法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實際困難的。對移工來說，走出國門也意味着母國公民身份被擱置。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母國的公民身份更像是一個空符徵，只是一個象徵，而其所代表的實際意義是給母國帶來豐厚利潤的商品。從公民轉換成可以被出售的商品，也意味着在建構他們新的主體性過程中，既有的公民身份不再完整。用過即棄的勞動力不是公民如果說輸出國是將移工這個群體作為商品來出口，並享受由這個特殊的商品而帶來的豐厚利益，那麼對於輸入國而言，其為移工所能夠提供的主體位置只是資本運作所需要的必要的勞動力，而不是公民。離開自己的母國，移工並不是經歷一個再公民化的過程，而是被拒斥在再公民化的過程之外。移工因為離開自己的母國而喪失的部分公民身份並沒有在輸入國得到相應的修復和承認，他們面臨着離開母國後的再一次被邊緣化。

4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Rikash Kuikel 來自尼泊爾，大學畢業後在家鄉找不到工作，而年邁的父母需要有人撫養，聽人說澳門很好找工作便通過中介公司在一家美資賭場找到了一份保安的職位，月薪澳門幣8,000元。這份薪金對於 Rikash Kuikel 來說已經是相當滿足。儘管他需要每天從早 7 點工作到晚 7 點。讓 Rikash Kuikel 最擔心的是他的合約到期的日子，每天早上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默數還有多少天可以保住這個工作。根據合約，他的受聘期是一年，而一年後是續聘還是解約，公司一直沒有一個清楚的交代。如果是續聘還好，可以繼續掙錢，但是一旦解約，他面臨着重新尋找工作的問題，如果找不到他必須離開澳門。儘管他一年的收入不錯，但是扣掉當初找工作時所付出的高昂中介費用和必要的生活開支，其實所剩不多。Rikash Kuikel 每天都在為這件事情焦慮。來自內地江蘇省的建築工人孫可勤也面臨着同樣的困擾。來澳門之前孫可勤曾經在北京做過建築工人。後來遇上一個勞務公司招聘，自己跑去面試，被錄取後才知道是要到澳門工作。儘管澳門這邊的收入相對內地高一些，但是勞動的強度也大很多，最主要是自己不能決定去留的時間，全看公司怎樣安排，自己沒有辦法掌控：沒有別的管道嘛，我本來還想多待點時間呢，現在簽證簽得太短，我擔心還會再讓我回去，在家裏交勞務費就交了一萬塊錢，要過幾個月讓我回去只能保本，沒掙到什麼錢。在澳門，如果按照正規的渠道，移工都應該通過他們原來國家或地方的中介公司在澳門找到相應的工作，然後協助他們來到澳門申領工作簽證。作為回報，找到工作的移工應該向勞務公司繳納一筆從幾千元到數萬元金額不等的中介費，除此之外，中介公司也會要求移工繳交另外一筆同樣也是從幾千元到數萬元金額不

43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等的押金，作為勞工在結束合約後能夠讓這些移工按時離開的保證。一旦這些移工希望繼續留澳尋找更多的工作機會，這筆押金就會被扣罰，同時還要面臨非法拘留等刑事追責（梁啟賢 2004）。中介公司蠶食移工收入在某種程度上，勞工的身份被定位為能夠出賣勞動力的商品。由於世界經濟不平等的結構分佈，這些來自不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總體的特徵是實用而廉價，並且像其他的商品一樣具有可替換性。跨國公司、財團以及僱主同各種形式的中介機構形成了一種權力和利益的共謀關係。公司和僱主需要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以維持再生產和資本運作來創造最大限度的收益，中介公司扮演了提供勞動力服務的角色並在這個角色的扮演中力求獲得最大的利益。移工與公司和僱主以及中介公司的合約簽訂，一方面保障了公司和僱主對於廉價勞動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中介公司也可以不斷地通過更新合約而獲取更多的中介報酬。也就是說，同樣的工作，如果將移工的合約期縮短的話，一旦合約期滿之後，中介可以將工作轉給另外一個移工，中介可以獲得另外一筆中介費；反之，合約期如果很長，或者只固定在一個移工身上，中介只能得到一份報酬，因此一般通過中介公司的移工合約期多為一年。由於很多移工在中介提供服務之前交付不起中介費，因此中介費的收取往往是在移工找到工作之後從薪金中逐月扣除，而一年的時間一般是中介機構剛好扣完所有的中介費所需的期限。在這一年當中，最大的輸家是移工，一年的薪金所得除去昂貴的中介費，所剩無幾。他們如同可被替換的商品，可隨時替換別人或被人替換，其最大的使用價值是一年。這樣的共謀結構將移工的主體性簡約為經濟的動物，只看重他們的使用性和實用性，而排除他們轉化成為在地公民的可能性。

4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輸入國排斥移工成為公民對於輸入國或地區政府而言，排斥移工成為公民往往通過制度性的實踐呈現出來，如推出各種各樣的法律條款、行政政策來監管和控制移工（Constable 2007），也構成了移工在輸入國或地方的文化場域。如同 Benne t t 所指出的「由文化與權力的關係定義而成的現代社會，最好是根據此一觀點來理解，亦即文化的場域目前正越來越是以治理的方式被組織和建構」（Bennett 1998:61）。和其他很多優勢的經濟體一樣，澳門政府對於移工的管控非常嚴格。澳門現有的《勞資關係法》保障了勞工的一些基本權利，但卻沒有將法律適用範圍擴展到移工（蔡幸強 2004）。移工在澳門取得合法的工作身份取決於他們與公司和僱主所簽訂的工作合約。根據合約，移工可以申領工作簽證，即通常所稱的「藍卡」，儘管沒有最長的工作年限的限制，但每名非技術移工通常只會獲得最多為期兩年的「工作許可簽證」，期滿後再申請。一旦合約解除，「藍卡」會被取消，移工的工作身份也隨之而取消，移工在澳門所能逗留的時間僅為十天，這也意味這些移工必須在十天之內離開澳門，返回原居地或者其他地方。儘管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有規定非居民在澳門居住滿七年就可以獲得澳門的永久居民身份，但是這樣的法律條例並不適用於移工。能夠受惠於這樣的移民政策的主要是兩類人，一是以投資者的身份來澳門投資不動產（2000年之後，澳門政府設立的投資門檻是 100 萬澳門幣），同時在澳門有 50 萬或以上的存款的投資客；另一類則是所謂的技術移民，月薪需在 3 萬元以上，從事教育、管理等高階專業人才。這兩類被稱為精英人才的人在獲得非永久居民的身份七年後，即可轉為永久性居民。儘管投資

45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移民的申請在社會壓力下，於 2007 年停辦，[6] 但是「技術精英」的移民法規仍延續至今。根據這樣的規定，非技術類的移工顯然不符合這樣的條件，因而被排斥在成為永久性居民的可能性之外。這樣的制度性的限定給移工提供的主體位置是無論他們在澳門工作或者生活多長的時間，在法律上，他們都是處在一種臨時的、隨時可以被替換的狀態，只能是過客。在澳門做保安的菲律賓人 Niranjam 在同鄉的眼裏很讓人羨慕，因為他在澳門已經呆了 14 個年頭。由於僱主滿意他的工作，使得他的工作簽證可以不斷續期，因此他可以一直呆下去。在採訪的時候，他直言自己最大的願望是成為澳門的永久居民，可以不用離開，因為他「實在是太喜歡這裏了」。他在表達完這樣的意思之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來，似乎感覺自己的聲明是在講笑話，是在說一件不可能的事。現存的法律將 Niran jam 的去留與具體的工作合約綑綁在一起，這實際上是從制度上界定了移工的主體性就是滿足經濟需要的勞動力，而一旦移工的使用價值用盡便丟棄回原籍，成為公民永遠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夢。Niranjam 心裏很清楚，一旦自己老了或者得了重病，或者僱主對他沒興趣不需要他了，他會遭遇到很多羨慕他的同鄉所遭遇的經歷，不可能再繼續留在澳門，只能另覓他徑。作為制度性的實踐，其運作的模式往往是通過系統的配套與合作來產生意義。除了法律的規定外，根據澳門政府 12/GM/88號關於移工的批示，負責執法的警察被賦予極大的權限，只要有 6. 〈澳門投資移民條件〉，《澳門移民政策》，2013。http:/ /china.findlaw.cn/info/yimin/yinmzc/amzc/1056636.html；〈澳門技術移民上半年批192宗 門檻高過香港〉，《南方都市報》，2012年9月6日。

4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移工被警方認為是「不適宜」在澳門居留便可以遭遣返。不僅如此，和臨近的優勢經濟體相比，澳門政府的移工政策更傾向於為企業、公司以及僱主提供方便。Sim 和 Wee 透過對於在非法滯留的印尼勞工的分析，發現和鄰近的香港相比，澳門的入境政策相對寬鬆。根據澳門的出入境政策，持有中國及東南亞等國家護照的人，可以以遊客身份在澳門居留一個月，這使得很多在香港結束了原有勞工合約但又無法即刻找到工作、需要馬上離境的移工，紛紛把澳門當成理想的聚居地。這些勞工往往會利用一個月的時間密集地尋找工作，如果仍然沒有找到，就會出境到內地一次，這樣在他們再入境澳門的時候便可以獲得 20 天的居留期限，一旦在 20 天之內還沒有找到工作，他們又會再一次出境到內地，等到再入境澳門又可以獲得10天的豁免（Sim and Wee 2009）。這也意味着想來澳門找工作的人在法律上可以有60天尋找工作的時間。這樣寬鬆的入境政策吸引大量的勞工（如前面提到的 Marissa 和她的妹妹）來澳門一試，無形中為澳門持續高速發展的經濟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勞動力資源；但同時短暫的合約加上合約結束後嚴苛的離境政策，又保證可以將這些使用完的移工立即「丟棄」，不需要為他們付出過多的社會成本。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寬鬆的入境政策與嚴苛的離境政策結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滿足了資本對於勞動力的需要，也最小限度地負擔了對移工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這些制度性的實踐設定了移工的主體位置，也役使（subjecting）他們屈從於這些實踐所設定的意義和規則，並將其轉化成為日常生活的行為模式。生活在公民的光環之外在澳門，曾經有過外來移工轉為正式公民的歷史。如第一章所述，上個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澳葡政府曾經三次頒佈特赦

47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令，給予數萬名已經身在澳門的非法勞工和他們的家屬以合法的公民身份，以平息和舒緩當時因為非法勞工所引發的社會矛盾（Taylor et al 1992）。然而時過境遷，新的特區政府採取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策略，將非技術移工僅僅定位在勞動力商品，而刻意排除在成為公民的可能性之外。為了保證澳門公民的就業優勢，政府也規定了種種移工找工作的局限，很多行業只開放給澳門人。以荷官行業為例，政府本着保障本地人利益的原則，規定只有年滿21歲的澳門公民才具備工作資格，從法律上排除了移工參與競爭的可能性。25歲的Walter Lao 是華人與菲律賓人的混血兒，已經在澳門美資賭場工作了六年，先是從事家務管理，然後轉到休閑健身中心，但這份工作並不是他最想要的，他目前最大的人生願望就是能夠成為荷官。憑藉着自己的半個華人的血緣身份，Walter Lao 曾經有一段時間努力學習粵語和普通話，希望有朝一日一旦政策改變的話可以轉行為荷官，但這樣的努力並沒有堅持很久，因為「實在覺得不可能。」Julia來澳門前在菲律賓做了很多年的銀行職員，但是後來銀行業務萎縮被迫離職。初來澳門的時候滿懷希望，能夠重操舊業，於是向澳門的好幾個銀行發出求職信，結果全部都石沉大海，迫不得已最後在一家理髮店做了清潔護理。Julia至今仍不瞭解，儘管在澳門有些行業可以開放給移工，但是政府嚴格地規定了僱用移工的比例，本地人和移工的最高僱用比例大概是 9 比 1 ，也就是說公司和企業如果需要僱用移工的話，一定保證九成的員工是本地人的情況下，才可以僱用一成的移工，政策上限定了移工擇業的選擇。在現有的政策下，能夠完全開放給移工的大多都是薪金低、本地人不願意從事的行業，如家務助理、保安、建築、清潔等「3D」行業（陳迺驥，張飛燕 2007），並且只能為替其申請工作

4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許可的僱主工作。Randy在一家咖啡店做職員，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碾磨咖啡和負責機器的保養。由於他在菲律賓做過同樣的工作，對於現在的工作可謂駕輕就熟，便很想在工餘再找一份兼職工作，嘗試了幾家之後，都要求他放棄現在的工作後才能給他兼職，不然會被罰款。三思之下，他不願放棄目前較為穩定的工作便只好放棄再找工作的可能。「過冷河」政策和Randy不同的是，Mark Paul Domingo在一家酒店做清潔工，月薪只有澳門幣4,500元，讓Mark頭痛的是他和老闆的關係很緊張，老闆總是將最髒最重的差事派給他。他數次有轉工的念頭，但是根據目前的政策，他若放棄了現在的工作後必須要等六個月才能允許更換職業（即所謂的「過冷河」政策），這對於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Mark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很多做家傭的移工都很希望脫離家庭僱主，去酒店打工換取更高的薪金和自由，但往往都因為「過冷河」政策而止步。一旦她們結束了現有的合約，便需要在十天內離開澳門，六個月之後才能回來重新尋找工作，沒有人能夠確信自己在「過冷河」之後一定能找到比當下更好的工作，也就很少有人敢冒險嘗試。「過冷河」的政策將移工緊緊地綑綁在現有的工作上，保證了澳門的「3D」行業具有充足的勞動力，阻止了移工向上浮動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的可能，也強化了他們作為商品隨時可能被「即丟即棄」的命運。排斥移工享有福利在移工的去公民化的過程中，輸入國/地總是力求付出最低的社會成本而享受勞動力所創造的成果。實際上，能夠出來工作

49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的移工基本上都是身體健康、成熟的成年人，輸入國/地在他們的勞動力培養過程中，無論是日常的教育、維生還是社會福利等方面都沒有付出什麼成本，基本上是由輸出國來承擔。輸入國/地，基本上享受的是在有限的契約期內對移工最大限度的使用，而對於在使用過程中或之後所出現的意外（如移工生病、養老或者發生不測事件），本應承擔這些責任的輸入國政府，往往採用將移工丟回給原居地，將他們排斥在公民所應享有的福利範圍之外。Sofie在僱主家工作了近三年，幾乎沒有生過什麼病。平常的小病靠僱主所購買的小額保險可以應付。讓Sofie沒想到的是在最近的一次體檢中被告知左腎長了一個腫瘤，需要手術切除。她的僱主在得知情況後希望她能夠立即終止合同，讓她回家鄉做手術，因為小額的醫療保險沒有辦法支付她的手術費用，而且「家裏可以有人照顧她」。出於無奈，Sofie只好拿着僱主立即購買好的機票和額外的一個月薪金補償，帶着不安和焦慮離開澳門。澳門移工的大多只能從事工資低、本地人不願意從事的行業，如家務助理、保安、建築、清潔等「3D」行業。

5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在我們接觸的移工中，Sofie的遭遇並不是最不幸，至少她還有僱主給她額外一個月的薪金作為補償。很多移工從來沒有享有任何形式的補償，一旦得了非常嚴重的病，往往選擇政府醫院，然後在基本痊癒的時候，偷偷地溜出醫院以躲避根本無法支付的醫療費。他們這樣做的代價是在出入境的時候會被警告要結清所有虧欠的醫療費，否則在下一次入境時就會被拒絕入境。很多移工因為怕無法入境又不願意付費寧願做非法勞工，從而失去一切的法律保障。因為不是公民，移工無法享受一般公民所享有的教育、醫療甚至生育的權利。儘管勞工法律並沒有明確規定女性勞工不能懷孕，但一般的情況下，懷孕對於女性移工並不是件好事，這意味着她可能失去工作。很多女工在面臨生育問題時，都不得不放棄眼下的工作，回到原居地完成生育的使命後再回來尋找工作。Sofie的朋友Christy做家傭時，發現自己有身孕後向僱主隱瞞了五個月，最後只好辭職離開澳門，她希望自己的離開只是暫時的，等小孩出生後差不多一歲的時候，可以將孩子托付給別人，自己再出來，不能因為現在的狀況而斷了來澳門工作的路。按照Christy的打算，生育前出來工作是籌措生孩子的費用，而等生完孩子再出來主要是為了孩子將來的學費。相對於移工所無法享有的基本生存權利，尼日利亞籍的Blessing Ibomo的願望可能顯得太奢侈了。身為助理質檢員的Blessing很喜歡澳門，也很希望成為澳門的一員。但是讓她覺得很難接受的是，政府對外來勞工嚴苛的政策。「政府只給本地人派錢」，[7] 而完全不顧移工的存在。實際上，移工恰恰是最需要派 7. Blessing指的應該是現金分享計劃。為了補償因為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生活成本的提高，澳門特區政府從2008年開始實行「現金分享計劃」，即政府在每個財政年對所有澳門的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都可以得到數千元的生活補助作為社會共同分享經濟的成果。

51第二章　吊詭的半公民身份錢的人，政府可以多多少少象徵性地資助一千或兩千元給移工，可是政府完全沒有這樣的意思，就好像這些人不存在或者與他們無關一樣。現行的政策讓移工無從奢望公民的待遇。這樣的去公民身份的主體建構完全只立足於保障經濟發展的考量。在這樣的考量之下，移工在澳門所遇到的生活問題、權益問題等都因為他們的身份而被看成次要且不足稱道的。Francis非常不滿意移工被界定成為永久的「客工」（guest worker）身份︰這感覺像是移工對於澳門毫無貢獻。移工的命運完全是由僱主掌控，如果僱主不高興或不喜歡所僱的移工，政府便在十天內將移工遣返，這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的。移工的貢獻不能否認，他們應該享有屬於他們的社會福利。Francis的抱怨道出了移工所創造的社會經濟價值與他們所能夠享受到的社會經濟成果之間的巨大落差。這樣的情形如同Parreñas在分析移工的全球化時所提出的︰當一個外地勞工的過程也實際上是一個剝奪公民權利和重新被劃為次等公民的過程。在輸入國內，外地移工只被賦予經濟公民權在勞動市場出賣其勞動力，卻沒有政治公民權去要求得到平等的待遇。（Parreñas 2001:26）移工的慾望、母國/原居地與輸入國/地在世界經濟體中的位置、母國有名無實的保護政策與實質上對於移工的巧取豪奪、輸入國/地嚴苛的排斥性政策等等諸多因素扣連在一起，共同構成了移工所賴以存在的權力結構鏈，瓦解了移工既有的公民身份，也使得新的公民身份的重構成為不可能。在這樣的權力結構鏈中，移工被置於一個無力還手的處境中，他們對於更好的生活的渴望往往伴隨的是承受着多重的壓榨和剝削。移工正是在失去母國的庇護與不被輸入國/地庇護的夾縫中，縫補自己破碎的公民而遊蕩的公民身份。

族群化的他者3

5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你覺得自己有被歧視嗎？」「是的，他們（本地人）會用一些中文髒話罵我們。」「那你怎樣回應？」「微笑。」—菲律賓籍酒店員工 Walter Lao 「我的女僱主說你到這裏來，就應該吃豬肉。我只好把那些豬肉扔進垃圾桶。她讓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這是不公平的。」—印尼籍家務助理 Echa Illouka Angelita「在澳門，感覺上我們菲律賓人往往被看成是低人一等。管他的，反正我是來工作的。」—菲律賓籍保安 Giancarlo「你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麼？」「我不太習慣的強制性的工作。很難溝通，因為我不會澳門話和普通話。晉升的機會非常難。」「你覺得這裏的工作條件怎樣？」「歧視。」—尼泊爾籍護理員 Yogendra Gurung「你和周圍人的關係怎樣？」「和華人融在一起很不容易，他們不願意和我們交往。他們經常用一些很不禮貌的字眼稱呼我們，也許因為我們是外來者吧。」—菲律賓籍保安 Eduardo Raymundo

55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我們是外來者」，這樣的身份角色界定在澳門的移工中非常普遍，而與此相對應的另一個社會群體就是「本地人」。離開了母國的庇護，移工的公民身份被擱置，他們沒有辦法奢望原有的公民權利能夠在輸入國/地得到延續，而對於自己被剝奪和喪失的公民權利的認知更多是從與本地人的對比中得來的。在很多本地人看來，移工搶走了他們的工作機會，壓低了他們的工資，移工的存在造成了社會的紛亂和不安。因此，移工並不是一般中立的外來者，而是被視為低劣一等的族群他者。本章會針對移工的他者化問題進行重點分析。承接之前的分析視角，本章會先將族群他者化的問題放在一個歷史的關係性的架構中來理解，探討在澳門情境下，社會結構的轉型和權力關係的更迭所帶來的他者意涵的變化。在此基礎上，我的分析重點將包括檢視媒體文本並以此來剖析移工作為低劣的族群他者形象是如何被合理化和正當化，以及對於移工這個族群他者的歧視和偏見是如何滲透到澳門的日常生活當中。他者的轉換：從優越到低劣族群他者化的問題在澳門的情境中與澳門的殖民歷史緊密聯繫在一起。在葡澳殖民時期，儘管澳門的族群構成一直比較混雜，但主要可以區隔出三個主要的族群，即葡萄牙人、土生葡人和華人。如果以族群的人口比例來看的話，葡萄牙人最少，主要是指來自於殖民母國的葡萄牙人，他們有的是受政府委派來澳門執行公務或者從事商業活動，這些人一般在澳門的時間相對比較短暫，最後會離開澳門回到葡萄牙或移居到其他地方，也有長期定居下來的，其後代可能通過婚姻等形式漸漸融入澳門的生活，成為了澳門的土生葡人。

5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相對於葡萄牙人而言，混血是土生葡人的顯著特點，他們一般是指在澳門出生，但是具有葡萄牙血統的澳門籍或同時持有葡萄牙國籍的居民。這些人長期生活在澳門，融合了葡國與華人的文化，形成了既不同於葡國也不同於華人的獨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孫九霞 2003）。在三個族群當中，華人的人數最多，佔了總人口的95%以上，主要以廣東人為主，隨着時代的變遷，也有福建、江浙等地的漢人移入，儘管彼此有很多差異（如語言），但在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上基本上都是遵從儒家文化傳統，與另外兩個族群形成比較明顯的不同。葡國人葡澳時期，族群的分佈比較明顯地體現在權力分配的系譜上，葡國人佔據了政府高階官員的位置，他們很多都是由葡國政府直接任命的，最初這部分人還試圖了解澳門文化，融入澳門的生活，但是隨着管治後期葡澳政府行政架構日益擴大，人數日漸增多，這個群體試圖與其他族群如土生葡人形成區隔而自成一體。儘管這個群體總體的人數不多，但是卻擁有特權並掌握着澳門的治理權。出於一種殖民者的心態，這個群體將殖民母國的治理系統直接移植到澳門，從將葡語設定為官方語言到採用葡國的法律系統等，他們只需要貫徹執行殖民母國的治理策略，而對於如何與在地華人互動和溝通，如何融入在地的社會文化，這樣的職責全部推給位於權力結構次級的土生葡人。因此，相對於絕大多數的華人來說，人數最少的葡國人可以被看成是族群意義上的他者，但是卻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他者，一個優越的他者。

57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土生葡人相比之下，土生葡人他者的意味比較模糊一些。一方面他們具有葡萄牙的血統，深諳葡萄牙文化，能操流利的葡語，同時很多人又有非葡裔的、尤其是華人的血統，同時深諳華人為人處世的文化規則，精通粵語，能夠較為和睦地與華人相處，這樣的特質使得他們在葡澳時期被看成是葡萄牙人和華人之間的緩衝階層。這個族群往往佔據了公共行政機關中的中層或以上的位置，或是銀行、法律等相對優勢行業的職位。這樣的位階儘管比葡萄牙人低，但是卻高於大多數華人所能謀求到的職位。同時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更偏向於葡萄牙的中產階級，因此，即使把這個群體也被看成是華人的他者，與大多數處於底層社會的華人相比，仍然可以算是一個優越的他者。華人在權力金字塔的結構中，華人處於最下層的位階。儘管不少華人在長期的家族式的經商過程中具有殷實的經濟能力，也在社團中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但是很難在政治結構中分得權力。雖然華人的數量不斷增長，但是多數華人往往都是因應澳門的經濟發展而移入的低技術性勞動力。如80年代澳門製造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通過各種方式湧入澳門的往往是廣東、福建等地的鄉鎮人口，他們不佔有太多的文化資本或經濟資本的優勢。與葡國人所代表的特權階級以及土生葡人所代表的中產階級相比，華人整體上所受的教育程度偏低，很多仍保持着廣東福建等地鄉下的生活習慣，因此在殖民者的視角的凝視下，華人顯得不夠現代、比較落後保守，是一個相對次等的族群。

5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族群結構的變化隨着1988年簽訂了《中葡聯合聲明》，澳門社會的族群結構也隨之而發生變化。在殖民末期，儘管葡國人仍是一個享有特權的階層，但更多的只是一個看守政權的代言人，其作為一個高高在上的他者光環隨着澳門主權回歸中國，而漸漸暗淡下來。1999年之後，大部分葡國人回到殖民母國，有些移居到了世界其他的地方。相較之下，土生葡人的處境比較尷尬。政權移交意味着他們在葡澳時期的相對優勢地位可能不保，以往作為葡國人和華人之間的溝通橋樑的職能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他們當中有些人選擇移居海外，大多數人則由於和澳門深厚的淵源甚至血緣關係，無法像葡國人那樣一走了之，相反，選擇留下，繼續耕耘和華人的關係，為未來的生存保留必要的空間。因此，在殖民末期和回經歷四百多年的殖民時間，澳門多個地方仍保留着葡國的建築特色和城市風景，但族群結構卻隨回歸發生變化。

59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歸之後，這個族群逐漸疏遠和葡萄牙人的距離，對華人採取配合及合作的態度，盡量突顯自己擁有華人文化的特質，消弭過往相對優越的他者形象。回歸之後這個群體雖然在法律、銀行等行業仍佔有優勢，但是在政府的公職中則由原來壟斷中低階層的職位，轉變到和華人一起競爭而優勢不再。與其他兩個族群相比，政權過渡使華人取代了過去以葡國人為權力結構的核心。儘管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新的特區政府將延續過去的政治體制，但是葡澳時期的一些具有權力意味的象徵卻面臨着挑戰。以葡語為例，儘管它仍然被看成是澳門官方語言，在一些職業界面譬如法律界仍佔據主導地位，但是中文作為官方語言，依然挑戰葡語以前全面的霸權地位。葡語實際上處於逐漸被邊緣化的狀態。在去殖民化的過程中，新的特區政府將華人渴望當家做主的願望直接表述在官方支配性的反敍事「愛國愛澳、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當中，並以此貫徹新治理策略的核心價值，即教育市民和學校培養所謂「中國心、澳門情」，確立「是澳門人，但首先是中國人」的新國族認同歸屬感。儘管華人社會內部對於這樣的新國族認同的看法不一（黎熙元 2005），不同的社群因為立場的差異表述也不一樣，但是華人社會位階的迅速提升卻是不爭的事實。賭權開放的經濟策略而帶來的經濟繁盛在很大程度上確立了華人渴望建立新澳門的信心，而隨着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大量移工人口湧入，也進一步改寫了澳門的族群疆界。新權力結構的改變所呈現出來的族群地景的變化是，原來作為優越的統治者的他者變得模糊不清。優越的族群他者的意涵在新的語境下，演變成來自西方先進國家的白領移工，這個群體往往佔據着澳門眾多酒店娛樂場中高階白領的職位。儘管他們並

6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不享有政治上的特權，但仍被普遍認為具有文化與經濟上的優越性，並連接到優秀的、具有高度的專業性人才的文化想像。如前所述，這群他者被看成受政府所青睞的技術人才，在政策上可以通過技術移民而轉化成「我們」，即澳門居民的一部分。而那些永遠沒有辦法在政策上轉化成「我們」的群體，如大量非技術性移工則呈現出另一副完全不同的樣貌。在公園裏，玩耍的小孩很可能被家人告知要遠離那些節假日無處可去，大多聚集在公共空間聊天聚會的移工；上班族會在家裏安置攝像機以監視外傭的行為是否不軌；某些豪宅為了突顯住戶的高貴而設置不易被察覺的外傭和寵物的專門電梯；公車上遇到移工很可能不自覺地會拉開距離或者下意識地遮住手上的包。在本地人看來，這群外來的群體貧窮、危險、不文明和沒有教養，永遠也不可能成為「我們」或者與「我們」為伍。在對待這個他者的態度上，以往處在被殖民地位而現在「當家做主」的澳門人，也在複製葡澳時期殖民者的凝視，將他們看成是低劣、次等的他者。對於低劣他者的文化想像在本書所涉及到的僱主的採訪中，除了開餐廳的僱主，實在找不到本地的幫手，只能找移工之外，一般都對僱用移工有所顧忌，特別是尋找家庭幫傭的僱主。C女士過去曾是全職職業女性，五年前生小孩時感到要照顧家庭又要工作有點忙不過來，決定請一個家庭幫傭。令C女士沒想到的是，她所請到的菲律賓籍的幫傭讓她非常失望。「你想像不出她有多笨！」提起當年的往事C女士似乎還記憶猶新。

61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她每次炒出來的東西都是湯湯水水的，把很多奇怪的東西放在一起，她說是她們在菲律賓的家鄉就是這樣做的。我當時大着肚子教她炒一樣菜，教了三天就是教不會。氣死我了。她居然還受過大學教育。最讓C女士不能容忍的是坐月子期間，菲傭對於華人「坐月子」的習慣一點都不懂，經常弄些冷冷的沙拉，整個月子期間胃都是涼涼的，後來受不了，就買了一張飛機票送她回去，誰知道她最後走了沒。這次經歷使得C女士再也不想找外傭了，最後決定辭職變成了全職的家庭主婦。W是政府的公務員，對於聘請外傭總是心有餘悸。開始時，是「擔心她們的職業操守，技能好不好，她們的生活方式會不會和我們不一樣，特別是會不會偷東西之類。」等到終於下定決心請外傭時，最頭痛的是「精神上的負擔」︰你要花很多時間去教，因為我那個工人來到的時候（技能）是零，就是什麼都不會。那你就要從頭開始教她。因為家裏有老人，外傭被要求一定要學一些廣東話︰這個過程很麻煩，她總是記不住，教過很多遍還是忘，很頭大。W不能想像外傭一些簡單的生活常識都不懂，很多時候看到她用廚房的抹布擦房間，或者把BB（嬰兒）的餐具和大人的一起洗，「很不衛生」。有些習慣很「不可思議」，比如吃飯的時候喜歡直接坐在廚房門口的地上︰既不雅觀也不方便走路，不知道她們的大學教育是怎樣教的。

6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在 W 看來，政府應該建立更加完善的外傭培訓機制，保證外傭的服務質素，不然要僱主自己花錢教人，「費時、費力、費心」，很不划算。無論是 C 還是 W，她們在評論自己聘請的外傭時大致邏輯可以分成三個部分，首先是外傭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其次，外傭很難教，甚至是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識都不會；因此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外傭的質素很差。這個邏輯所隱含的深層含義是，外傭都是來自不發達、不現代的地方，而澳門的生活是現代的，所以她們什麼都不懂；同時移工也不夠聰明，不能因為外界的變化而調整自己，或者習慣過去的不太衛生、不太雅觀的生活方式，所以很難調教，很難讓她們順利地適應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基於這樣的理由，所以外傭是落伍、落後，無法滿足現代生活的需要。從僱主的角度來看，C和W當然都希望能夠找到好用的家庭幫手，但是好用與不好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並不完全取決於家傭個人的能力等因素，而是由僱主與家傭的文化差異以及不同的文化認知所造成的。家傭之所以被看成是什麼都不懂，是因為她們所依賴和熟悉關於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的文化符碼，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失靈。她們所熟悉的食物、烹飪方式、語言和慣習（habitus）等在新的環境中都變得失去意義；面對她們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切要從頭開始。這樣的情況其實並不僅僅發生在家傭身上，而是每一個人身上。一旦他們決定離開自己熟悉的文化和環境去到一個新的地方都會遇到這樣的情形，即便是短暫的旅行。然而，這樣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震盪」（cultural shock）在被嵌入到權力關係的結構中的時候，便被賦予了特定的意涵，優勢

63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的文化往往佔據主導的地位，以自己的文化為中心去評斷和定義弱勢的文化，從而拼湊和建構出對於弱勢文化的想像，而弱勢的文化則處在被審視和被檢驗的位置。正如Said所分析，西方論述中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實際上是佔主導地位的西方文化，以自身的視角來對東方進行的想像，從西方看成是文明、進步、與發達的立場來建構出的落後、不那麼文明但又充滿異國情調的東方（Said 1978）。在澳門的語境下，僱主往往是從自身的優勢地位出發來審視移工，移工和他們的文化處在被審視的狀態。僱主無形中總是將自己作為僱主的地位合理化，他們對於移工僱員社會地位的評估往往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對於C和W的家傭來說，移工所處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弱勢，被轉換成歸咎其國族或文化習性上的低劣，她們曾經受過的大學教育並沒有辦法轉化成為她們的資產。她們自身的信仰、習俗和文化受到懷疑，沒有辦法被平等地看待，她們已經被打上缺乏專業知識的家傭的印記。種種因素接合的結果，就是將這個移工視為不文明、落後、不衛生的低劣的群體。如果說低劣的他者文化想像是由移工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所處的位置形塑出來的，那麼這種建構不僅僅體現在日常生活的社會實踐，也還體現在整個關於他者的知識和話語體系中的再現。如同Said（1978）所指，建構他者的基本策略是依照文本。他自己關於東方主義的解構也是依照主要西方的文學作品所呈現出來，對於東方的想像和再創造。在澳門，對於他者的知識和話語體系的建構，最直接的文本就是媒體。在權力結構不對等的社會關係中，媒體往往會為強勢的佔支配性族群製造一些關於被支配、弱勢族群的迷思

6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myth），以使其獲得維持支配地位的正當性。大眾媒體往往幫助製造、延續和推廣這些迷思，以使得社會民眾產生共識（成露茜 2008; Paulo 1970）。如前所述，澳門的主流媒體為移工創造的主體位置往往是負面的。不斷增加的移工，「本澳『內需型通脹』推波助瀾，爭奪有限的資源，令交通、住房、醫療、城市公共設施壓力倍增，加劇城市承載負荷」，[1]「從而對於對本澳市民的居住環境及生活質素提高亦構成相當大的壓力」。同時，「移工和本澳居民混雜而居，因生活習慣和文化的差異，無可避免都會出現或多或少的社會矛盾。」[2] 在這樣的表述中，移工成為增加社會負擔、製造社會矛盾的始作俑者，似乎因為移工的存在導致澳門居民的生活質素和社會環境惡化。不僅如此，在媒體再現中，「我們」（澳門人）和「他們」（移工）往往呈現出對立的關係，而且往往是移工被建構成沒有社會責任感的群體。以澳門的巴士司機為例，儘管澳門的巴士司機嚴重不足，影響到居民正常的生活運作，但是政府一再重申，巴士司機的行業只開放給澳門人，移工被拒絕擔當巴士公司的職業之外。這本身就是一種對於本地人的傾斜政策，保證本地人在這一行就業中的優勢地位。但是官方通過媒體的表述是「由澳門居民承擔有關工作，對同為澳門市民的乘客，會有另外一份承擔感，此舉對於整體安全駕駛和有禮駕駛有正面作用。」[3] 這樣的表述隱含的內 1. 見〈完善勞工政策〉，《澳門新聞》，2012年11月28日。 2. 見〈梁安琪指移工人數日益增加 　質詢如何減少社會矛盾出現〉，《華僑報》，2007年10月30日。 3. 見〈汪雲：巴士司機不輸移工〉，《市民日報》，2011年8月4日。

65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在意義是，移工是不負責任的群體，尤其是對於澳門本地人沒有「承擔感」，不利於「整體安全駕駛和有禮駕駛」，因此不會帶來「正面作用」。在這樣的論述中，看不出對於移工的負面形象預設有任何科學理性分析的邏輯基礎，更像是一種主觀的斷定。事實上，澳門巴士服務長期存在服務質素低和安全隱患大的問題，儘管這些問題備受關注，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這樣的情形與本地人擔當駕駛會更有「承擔感」的說法並不吻合。[4]在這些文本當中，移工和本地人的關係，都是處在緊張對峙狀態中。在「澳門人」（我們）與「移工」（他們）之間涇渭分 4. 見〈街總北中南離島街訪千五人 巴士服務仍未如理想〉，《澳門日報》，2013年8月28日。澳門的巴士司機嚴重不足，更影響到居民生活運作，但政府一再重申，巴士司機的行業只開放給澳門人。

6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明，「他們」的存在或者得益意味着「我們」的利益受損。在利益分享上，「我們」和「他們」勢不兩立，相互排斥。因為利益的不可共融性，「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界限一定要區隔出來。文本中常常出現「抗議」、「衝擊」、「損害」等等語氣比較強烈的詞彙，表明在發聲的主體「我們」（澳門人）看來，移工的存在讓人心存焦慮和不安，成為令人擔憂的「社會亂象」，[5] 因此，外勞作為他者的身份需要不斷地被確認 、定型和合理化。對於低劣他者的象徵權力對於移工作為低劣的他者的想像和刻板印像，一旦形成便很難改變，往往被看成是理所當然，並以不同的形式，有意或無意地滲透在日常生活的實踐當中。如同藍佩嘉在分析台灣的移工家傭時所指出，「我們」（台灣人）和「他們」（東南亞移工）之間的社會邊界的建構，不僅僅需要政治與法律性公民身份區分或者國族身份區分，有時也隱藏在僱主和僱員之間日常生活的互動中，象徵性的鬥爭與妥協當中（藍佩嘉 2005，2011）。菲律賓籍的保安 Richard Sa jona 最困擾的是工作合同。在澳門幾年間，他換了兩個工作。第一個工作完全沒有合同，說好是 6,800 澳門元的月薪，但是每次發薪的時候只能拿到 6,200 澳門元。老闆從不解釋，因為沒有合同也沒有地方去說理，最後只好默默地離開。第二個工作，就是現在的保安工作。儘管寫明每個月是6,800澳門元，如果加班還可以按小時計算加班工資，但是合 5. 見〈無休止輸入移工令澳門將出現的社會亂象〉，《市民日報》，2007年8月29日。

67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同是用中文和葡文所寫的。當Richard被要求能有一份看得懂的英文合同時，被告知英文不是澳門的官方語言，他們的合同只使用本地的官方語言。所以現在除了知道自己的薪金是多少外，對於合同上是否還有其他的福利並不清楚。這種情況在他的公司很普遍，大多數的保安都是由移工來擔任，所以大都不清楚自己的合約上寫的是什麼。語言在這裏體現了 Richard 公司老闆所具有的「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按照 Bourdieu 的理解，象徵權力意味着在象徵的層面上，權力關係之間的協調和較量，將社會的層級分化體現在具體的互動實踐中（Bourdieu 1991）。在老闆與保安的互動過程中，他們之間沿着階級、族群的差異和不平等的權力地位也被融入進來。老闆憑藉自己在權力結構中的優勢地位，將對自己有利的語言設定為合法性的語言，而排斥保安們對於語言的選擇權力。如同Bourdieu所強調，「象徵權力是一種預先假設認可的權力，也就是說，在執行的過程中隱含着錯誤的認可。」（Bourdieu 1991:209）基於權力的合法性，優勢群體的選擇也被賦予了合法性，其對於弱勢群體的排斥所使用的武斷與強制性的方式也被合理化。這樣的象徵權力可以說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面，不僅體現在語言的使用上，從薪金的差別對待、工時長短的不同，到對於空間的使用、閒暇時間的支配，甚至膚色的差異。Francis Nwachukwu 來澳門多年，在澳門讀完了碩士課程，畢業後想在澳門多呆幾年，因此一周五天在圖書館打工。她很關心澳門的移工政策，不滿意政府的政策太傾向於保護本地人，也常常感受到本地人的偏見和歧視。被問及有沒有被不公平地對待時，Francis按耐不住地回答道，「當然，經常都會遇到。我只是告訴自己不用介意，我應該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對這些事情。」

6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讓 Francis 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一次在公車上的遭遇。有一天我在公車上看到一個老婦人，她站在我旁邊，我看她年紀比較大，就起身讓座給她。她堅持說不用，但是等她最後決定坐下的時候，我發現她脫下鞋子，把鞋子放在座位上，然後坐在自己的鞋子上。哦，真是不可思議！Francis不能接受的是自己的善意卻換來歧視的回應，「一個人的膚色黑就說明她/他很不衛生嗎？」但也許因為自己經常遇到因為膚色的不同而引來的歧視，Francis反倒有些習以為常。我覺得主要是他們所受的教育不夠，有時年輕人也是這樣。我只是覺得很可笑。如果你受到足夠的教育，你就會明白我們之間的差別只是膚色的差異而已。我們都有相同的器官，相同的血液。你如果硬要說我們是不同的，那是你的事。只能說你的見識不夠。我想那些出國旅行的人很容易和外國人打交道，他們不在意你的膚色。那些歧視的人可能沒有離開過這裏，所以這樣。其實我的一些本地的同學也不會這樣。在咖啡公司工作的Randy在公車上的遭遇也是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經歷。那是去年秋天的一個下午，那天下雨而我出門時沒帶雨傘。我是坐車去關閘，就是3號線公車。我是在這裏（新馬路）上車的，正好是位於這條公車線的中間。不巧的是當時車上只有我一個人，也就是說司機只為我一個人駕駛。車還沒有到站，突然，司機停下車用中文對我吼叫，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只能用英文回應並希望他能夠明白，他並不想聽我說什麼，不斷地停車並指着車門讓我下車，我感覺到他是讓我下車，我還能怎麼辦？我只好冒雨離開，我當時並沒有雨傘，而且當時雨下得很大，可想而知，我渾身馬上濕透了。

69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Randy 不是很願意談這段經歷，因為這樣的經歷太平常了，很多移工都遇過相似的情形，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有這樣的遭遇。Randy 和司機的對峙中，Randy 很清楚自己只能選擇離開，不能違抗司機的指令，除非他自己想找麻煩。在 Randy 心目中，巴士司機代表的正是澳門本地人所不容質疑和挑戰的某種權威和象徵權力。因為擁有這樣的權力，巴士司機不需要和他進行正常友善的溝通，不需要從 Randy 的角度來想，溝通的障礙可能是語言的原因，而直接採用敵對、帶有蔑視的語氣。Echa Illouka Angelita 所遭遇到的歧視不只是來自語言和膚色，而是宗教習俗。因為來自於印尼，Echa 在華人社會裏生活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吃豬肉的習俗。在日常的工作中，Echa 常常超時工作，為了照顧嬰兒，她經常到三更半夜也無法入睡，常常靠吃維生素維持體力。儘管工作很辛苦很吃力，但是 Echa 覺得自己來澳門的時候有心理準備，所以能夠承受。但是她最擔心的是女主人讓她吃豬肉。女主人有時會說「你來到這裏就應該吃豬肉，我們華人都喜歡吃豬肉。」當着女主人的面她不好拒絕，可是感覺很噁心，所以之後總是悄悄地扔進垃圾桶：她（女主人）讓我做一些我沒有辦法做的事，這是不公平的。儘管Echa心理上覺得不舒服，但是由於對方是僱主，她也不敢直接向女主人表達不滿，只好默默承受。在Echa和僱主的不平等的關係中，僱主的飲食偏好和文化習俗被賦予了一種「象徵權力」，當「象徵權力」運用在弱勢的人，迫於壓力去改變某種現狀時，其實隱含着某種「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象徵暴力」正是在日常生活的習慣中由於社會地位的差異而被不斷地重演和合法化。佔有主導地位的想

7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法和認知被強加於從屬的主體身上（如Echa），並將其相應的習慣等視為是不健全的或者不正常的，通過這樣的方式進一步理性地合理化他們自己的想法和行為。正因是以一種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面目出現，象徵權力往往看成是不容許被挑戰。「象徵暴力」沿着既有的權力關係被默許和執行。在移工訪問中，絕大多數移工都承認僱主在自己的工作空間裏有安置監視器。有些移工已經習以為常，但也有不少移工認為監視器對於自己的影響很大。如 Echa，由於每晚要照顧嬰兒，她的睡眠一直不夠，有時白天嬰兒睡覺的時候她也很想休息一下，但是她不敢，因為主人「在客廳、廚房、房間裏都安置了監視器，一旦我休息，他們一定會找我麻煩。」在這裏，「監視器」可以說一方面代表的是僱主的「象徵權力」，是其象徵權力的延伸，幫助僱主完成監工，但同時也反映僱主比較隱蔽的矛盾心態：既需要他者，又不願意承認和接受他者的存在所帶來的不適，不論是文化上或者習慣上的；既需要他者付出，卻不願意為他者付出，或者是將付出壓縮到最小的範圍；既要享受他者帶來的便利，又要排斥他者來分享。而這一切矛盾複雜的情緒，在他者被建構成低劣的他者的邏輯中被緩解和合理化。所依據的潛意識推理，是因為他者是低劣的，所以「我們」的優越性所隱含的「象徵權力」就是合情合理。不僅如此，在對於他者的矛盾心態中，對於他者的需要往往被淡化，而他者的出現所帶來的焦慮往往被放大。他者：社會焦慮的呈現從道理上看，移工這個他者對於澳門人來說是必不可少，因為移工的存在大大緩解和填充了澳門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大量的

71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勞動力的需求，從而使得澳門的經濟繁榮。無論是企業、商戶和家庭，移工的存在都是基於切實需要。以 C 和 W 女士為例，作為職業女性，她們需要有人來幫她們承擔家庭主婦的傳統角色，尤其是家中有需要照顧的年長或年幼的成員，以此來維繫一個家庭的正常運作。除非她們在家庭與事業之間做出一個選擇。如C女士那樣，最後放棄自己的工作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但更多的人迫於經濟壓力，或是希望更好的生活品質，或是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不想放棄工作，會像 W 女士那樣，往往是通過聘請外傭來平衡自己的生活需要：我必需要請人，因為我中午都不回來，一定要有人能夠準時煮東西給小朋友和老人家吃。BB 晚上鬧的時候也要有人照顧，我不能自己照顧，不然我第二天沒有辦法上班。W 在談到外傭的必要性時總是毋庸置疑的口氣。儘管 W 享受外傭帶來的諸多便利，但同時她也對外傭顧慮重重。除了前面提到的對於外傭不諳家事，沒有基本的專業水準、不懂華人文化習俗等諸多抱怨之外，W 最擔心的是「家裏多了一個外人，總會有很多擔憂。」這些擔憂包括外傭在主人不在家的時候是不是有做家事，會不會虐待嬰兒，這樣的心理擔憂尤其在看了傳媒上常常出現的外傭如何經常偷盜、虐待嬰幼兒的報道後更加嚴重，「有時會成為一種精神負擔」。W會不斷地打電話回家詢問家裏的情況，並她正在考慮要不要像許多家庭那樣在家裏面安置監視器，直接連接到自己的辦公室的電腦，這樣隨時可以觀察到家裏發生的情況。W的經歷所呈現出來的一個吊詭的現象是，作為社會必要的勞動力，移工同時也是日常生活焦慮的主要來源之一。這樣的焦

7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慮並不僅僅是個人的體驗，而是在整個社會蔓延。[6] 而作為移工的「他們」與作為本地人的「我們」之間的關係也一直是澳門社會最敏感的問題之一。早在葡澳政府末期和特區政府成立初期，由於當時經濟不景氣，社會要求縮減移工的抗爭就成為政府主要面對的問題（許秋雲 2003）。但是隨着賭權開放的逐步落實，澳門經濟迅速發展，對於移工的需求量迅速加大，移工和本地人的社會矛盾不但沒有削減反而更加尖銳。自2007年之後，每年的「五一」遊行往往都是以抵制移工為澳門社會的主要訴求。很多本地勞工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經常去政府部門遞交請願書，抗議地盤移工比例較本地人高，[7] 抗議政府濫輸移工，搶去本地工人飯碗，對本地工人帶來的衝擊。[8] 而移工不斷輸入，很多人看來，「有逐步取代本地人而成為職場主力軍之勢。鵲巢鳩佔，十分危險，必須引起特區政府高度關注。」[9] 可以說任何涉及到移工的話題都會觸動社會最敏感的神經，成為引爆社會衝突的導火線。[10] 6. 一項調查發現，近75%受訪者表示對目前工作憂慮或十分憂慮，受訪者主要認為行業前景不佳、擔憂職位會被外地僱員取代，以及年齡偏大等原因引起了對工作的憂慮情緒。見〈75%受訪者憂前景被移工搶飯碗〉，《市民日報》，2009年4月20日。 7. 見〈兩團體到地盤收集簽名 抗議移工比例高〉，《濠江日報》，2012年3月9日。 8. 見〈抗議人資辦濫輸移工飯碗被搶 地盤工擲蛋警帶走三人〉，《澳門日報》，2011年10月10日。〈制定移工退場為時未晚〉，《訊報》，2012年9月28日。 9. 〈嚴禁輸入莊荷 維護澳人就業最後防線〉，《訊報》，2012年3月30日。 10. 有專欄作者在談到是否輸入莊荷時寫道，「一旦莊荷輸入移工之門打開，澳門將被移工洪水所淹沒，移工與本地居民搶飯碗大戰將全面爆發。博彩業者輸入大量移工，拉低了成本，大賺錢；移工大舉『入侵』掏飽了金；本地居民大批失業，怒火遍地燒，遊行示威的抗議聲，震天價響；特區政府猛增失業金支出，造成財政不堪負荷，社會動亂，人心惶惶，保持社會長期繁榮穩定，付之東流。」

73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2013 年 9 月社會流傳有外資賭場準備給政府施壓希望將荷官的職位適當地開放給移工的說法，立刻引起社會的強烈抵制。很多團體紛紛表態，由於荷官行業屬高薪且技術含量不高行業，一旦開放給移工，將會引來移工的競爭。同時由於荷官行業從業者眾，移工的參與會導致大量的本地人失業或者不得不從事低薪的行業，造成社會不安定的因素。若貿然容許輸入荷官移工，定必引起社會「極大震盪」。[11]這樣的訴求自賭權開放之初就浮上枱面，隨着博彩業的不斷擴展與勞動力緊張的狀況日益加劇，也越來越成為牽扯整個社會的敏感神經的導火線。博彩業的員工更是收集簽名向政府施壓，強烈要求政府跟進，堅守不輸入由移工擔任莊荷及監場主任的承諾，並立法禁止，[12] 而只要政府稍微表態支持輸入莊荷，「肯定聽日（第二天）就會有幾萬人上街抗議！」代表博彩從業人員的組織「澳門博彩最前線」通過網絡動員，號召大家參加反對輸入移工莊荷大遊行，不然「前線人員的工作崗位將會岌岌可危！」因此「請大家團結起來！身為澳門人一步也不能退讓！務必參與本次大遊行！」。[13] 有些人甚至直接以「澳門人」作為自己臉書的使用名，表達反對移工的強硬立場，對於那些在輸入移工問題上持支持態度的人，則直接將他們看成「不是澳門人」或 11. 見〈「過江龍」莊荷言論 掀賭業巨浪，工會：肯定幾萬人上街〉，《力報》，2013年9月27日。 12. 見〈博企員工集簽名特首辦遞信 促政府積極控煙 拒外僱任職荷官〉，《澳門日報》，2013年8月10日。〈合同訂明莊荷不外僱〉，《澳門日報》，2013年10月13日。 13. 見澳門博彩最前線facebook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FMG.mo/。

7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者是澳門的罪人。[14] 2013年10月10日反移工荷官大遊行的參與人數達到三千多人，創下多年澳門遊行人數的新高，政府各級甚至特首紛紛出來滅火，一再重申政府在莊荷、監場主任只有本地居民出任的政策從來不變，會着重加強支持博彩從業員的再培訓。[15]在這裏，是否支持荷官移工化與澳門人的身份認同直接接合。「澳門人」這個稱謂被直接嵌入了「反對移工荷官」的意 14. 有學者認為有限度的開放荷官職位可以促進澳門人向上移動，引發很多人不滿，並在網絡上發起言語攻擊。 15. 〈崔撐荷官再培訓晉升〉，《澳門日報》，2013年10月10日。澳門勞工團體「博彩最前線」曾多次發起民眾遊行示威，2013年反對澳門政府輸入外勞「荷官」，2014年也再次發起遊行，為本地博彩業員工爭取利益。

75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涵，是不是「澳門人」更被直接表述為是否支持輸入移工荷官的立場宣稱。其潛在的邏輯是，移工荷官會導致職業競爭激烈，移工會得到高薪的位置，而「澳門人」（我們）將會失去優渥的高薪的職位，而產生的後果是「澳門人」受害，而這是不能容忍的；相反，「澳門人」能夠接受的是我們佔據優勢的位置而阻止「他們」（移工）獲得更多的機會，這才正常而合理。這樣的邏輯背後所隱含的更為深層的意涵是「我們」和「他們」之間一個不可逾越的界限。這個界限的劃分所使用的標準不完全是依照勞動力個人的質素和才能，而是所呈現出來的身份認同是屬於「我們」還是一個非我族類的「他者」。「我們」是被建構在「他者」之上的優勢的位置上，「我們」有權排除和限制「他者」。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移工應該是被「我們」限制才對， 因為在「我們」看來，移工正是一個和「我們」不同但會威脅到「我們」生存和生活品質的他者。在這裏，「我們」（澳門人）與「他們」（移工）被建構成一種對抗的關係，在這樣的對抗中，移工被看成是危險的異己者，承載着「我們」的擔心、焦慮、不滿甚至仇恨。從文本的表述看，以「我們」（澳門人）的姿態來發聲的人包括第一線的勞工、博彩從業人員以及他們的社會關係所連接的其他群體、代表公眾利益的部分直選議員、[16] 各種形式的社團組織等等，其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這也意味着對於移工的問題所引發的不僅僅是屬於某一特定群體的擔憂，而是代表着整個社會的集體焦慮。 16. 在2013年舉行的第五屆立法會直選議員的選舉過程中，很多選民將議員是否贊成或否決外地生留澳的表決結果放在網上，以幫助別的選民澄清哪些議員是站在澳門人的立場上的，可以投票給他/她們，反之亦然。

7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如果要拆解和釐清這樣的集體焦慮，勢必會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應該結合澳門的社會情境，進一步追問這些移工為什麼會大量的湧入，這樣問題討論才會得到延展和深化。如前所述，全球化資本的流動和國際分工的架構決定了澳門作為勞動力輸入地的地位，意味着大量移工的湧入是由澳門的經濟發展驅動，而本地的勞動力嚴重不足以及質素有待提升才是所導致的結果。也就是說，經濟發展的驅動使得跨國資本、在地政府、「我們」（澳門人）與「他們」（移工）形成一種共謀關係，期待在共謀關係中獲得利益。從道理上來看，無論是「我們」（澳門人）還是「他們」（移工），都是以賭博資本主義所需要的必要的勞動力而介入彼此的共謀關係，都是為賭博資本服務並被資本所宰控。但是，對於移工的拒斥，所指涉出的一個吊詭的現象是，社會焦慮不是指向問題的癥結，即澳門的新自由主義的治理策略與賭博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這個更為深層和關鍵的結構性因素，而是規避賭博資本主義所製造的深層次的矛盾，把矛盾的焦點轉向權力結構鏈中最底層的一個可以辨識的外來的群體。也就是說，一個處在最弱勢地位、最受剝削的移工變成了社會深層矛盾的替罪羔羊。從文本的表意實踐來看，無論對於他者的意義涉及到怎樣的關係性，移工都是一個被指向永遠被排斥的異質存在。比如，「我們」（澳門人）和政府以及財團似乎也處於一種對抗的關係中，表現「我們」不斷根據不同的議題向政府施壓，要求削減移工、規範外來的就業以及限制他們的薪金等等。這樣的對抗關係固然存在，但是其最終的目的是通過政府的行為，達到排斥移工、鞏固自身因為地緣和身份的優勢而具有的優越感和特權，其最終指向的目標並不是政府，而是移工。借用拉克勞的理論，儘

77第三章　族群化的他者管「我們」（澳門人）和政府經常處在對抗性的狀態中，但仍然處在同樣的社會系統鏈中；相比之下，移工則是一個社會系統之外的「異質性」的存在，它不會因為等同鏈（equivalential chain）內部元素的聯合而被整合到鏈條內部，成為系統的一部分；相反，會永遠處在被排斥的狀態中（Laclau 2005）。不僅如此，移工這種異質性的狀態，更像是權力集團鞏固自己優勢地位的雙刃劍。對於跨國財團和公司而言，移工像是一個有利可圖的法寶，一方面可以用來威脅本地工人，讓他們擔心自己的工作可能隨時會不保，同時又通過本地人的不滿，對於移工施壓，使他們甘願接受低廉的薪金、相對少的福利保障和更長的工作時間和更大的工作強度。對於澳門政府而言，一方面政府不斷宣稱本地的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移工填充。如果不輸入移工，本地人的人力無法因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人工會被拉高，外來的投資者會因為太高的勞動成本而卻步，不來投資從而導致經濟衰退等等。[17] 與此同時，政府又為了討好和保障本地勞工，維持本地人的優勢地位，通過政府措施將移工的數量極力壓縮，限制移工的整體數量，[18] 通過制度性的實踐使其無法享受到相應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限定移工的薪金界限（如家傭），使移工的整體薪金沒有辦法反映勞動力市場的行情，讓「我們」本地人感覺到這樣的政府是「我們」的政府。從這個意義上看，移工只不過是一個可以使政府更傾向於「我們」（澳門人），同時政府也更能獲得「我們」更多支持的一個有效籌碼。因此，無論政府還 17. 見〈孫家雄：本地僱員就業條件未有惡化〉，《正報》，2007年5月5日。 18. 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2007號法律規範聘用外地僱員的原則》。

7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是財團企業/僱主，移工的異質性的存在都是非常必要的主體建構。因為存在着這個異質性，「我們」澳門人與跨國資本和政府之間的對抗，變成可以通過移工這個主體的控制來調節和調和。移工作為邊緣、臨時與次等的他者身份，在社會的對抗性遊戲中被一次又一次地反覆確定。

浮動的階級屬性4

8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你的薪水怎樣？」「還好，5,500元澳門幣一個月。」—菲律賓籍賽馬場工人 Joel「你怎麼分配你的錢？」「不太夠。全部匯回菲律賓養小孩，他們需要上學，基本上都給他們。」「你自己不留一些嗎？」「很少。」「你在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工作的時間太長。」「那你怎麼解決？」「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尼泊爾籍保安 Nunindra Jung Gurung「有些時候我不開心，因為實在是太多工作了。但我從來不抱怨，從不。因為如果你抱怨，你的老闆就會生氣。我需要工作，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努力工作。總之，還好。」—菲律賓籍清潔工 Rosemarie「你覺得在澳門有被公平地對待嗎？」「沒有。薪水就是這樣。本地人的薪水比移工高出很多。同樣的工作，本地人晉升的機會多。」「你有沒有被不禮貌地對待過？」「經常，他們（本地人）故意不回應我們，不尊重我們。」—菲律賓籍家庭助理 Louella Angeles

81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我以前在家鄉在辦公室做文職，可以在辦公室裏吹冷氣，可是現在在澳門做家務助理，和以前完全不一樣。」——菲律賓籍家庭助理 Maria「儘管我們想換個工作，儘管我們還有其他的技能，但是在澳門人眼中我們只能是保安。」—尼泊爾籍保安 Roney Gurung「你的工作時間怎樣？」「非常長，每天基本上是12小時，有時是14小時。照顧一個嬰兒是很難計算時間的。」—菲律賓家庭助理 Aileen Tabing公民身份的缺失伴隨着的是低下的社會地位與身份，移工普遍遇到工作時間長、強度大與薪金低的問題。儘管這些移工來到澳門最主要的動力都是希望能夠掙到更多的錢，爭取到更好的生活。但是所謂更高的薪金也是相較於母國/原居地更加低廉的薪金而言，移工的整體薪資水平是沒法和澳門公民相比。而且移工所承擔的往往是本地人不願意或不屑去從事的工作，移工的存在改變了澳門既有的階級形態。本章將着重分析移工的階級屬性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梳理澳門在賭權開放後社會階層的結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而移工在這結構變化中被賦予了一個怎樣的階級定位（class positioning）以及這樣的階級定位對於移工的身份認同的建構產生怎樣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將分析處理移工自身的階級流動（class mobility）問題，探討在具體的日常實踐中，移工這個群體的階級認同的形構為什麼顯得模糊而含

8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混。由於移工跨界遷移，其階級的認同不僅僅與其在資本結構中的位階相扣連，也不可避免與族群、國族、文化等元素交織接合在一起。這些多元的面向相互間不斷地進行協商與鬥爭，排斥與共存，由此造成移工階級身份的可變與曖昧。這兩個方面扣連在一起，即相互映襯又彼此消解，從而形塑出移工矛盾含混的階級主體性。澳門勞動力市場的階層分化長期以來，對於澳門社會的階層分化與階級的研究，一直處於空白的狀態，直到近年，這個重要的研究議題才浮上枱面（柳智毅 2011；何曼盈 2012）。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社會情形不同的是，澳門並沒有發達的現代產業體系，經濟發展模式單一，階層的分化和階級形成獨有的特徵。在葡澳時期，階層的界限相對比較分明，掌握政治權力的葡國官員與掌控經濟的華人家族財團構成社會的權貴階層；土生葡人（多為葡國血統與華裔聯姻後的後裔）主要佔據了政府的中階主管以及一些優勢行業（如法律、金融等）的管理位置，他們與一些從事傳統經營的中小型工商業者等共同佔據了中產的位置。而以華人為主的、從事製造業、加工業以及漁業等職業的群體構成社會的中下階層。這樣的分界在上個世紀90年代，隨着經濟調整轉型，以製造業、出口加工業、金融業以及房地產業為主要支柱產業的格局，初步形成而有所調整，但相較於龐大的中下層社會，中產階級的隊伍儘管有不斷增長的趨勢，但是在社會中所佔的比例仍然有限。[1] 1. 見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港澳台研究中心以及澳門中產階層研究課題組編製的〈澳門中產階層現狀探索研究報告〉，2011。

83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1999 年主權回歸之後，澳門階層結構開始出現變化，既有的階級界限變得靈活而彈性。隨着特區政府的賭權開放政策逐步落實和實施，澳門的經濟一直持續快速增長，儘管在 2008 年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有所放緩，但很快又在 2009 年下半年復蘇。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較多的高薪厚職，直接導致個人財富迅速積累及中產階級的快速成長。除了葡澳時期就已經存在的中小工商企業等老中產階層外，受過良好教育、職業穩定、收入在人均中等收入之上的管理人員、專業人士、公務員也明顯增加，中產的隊伍不斷擴展。最為突出的是博彩業的發展帶來的新中產階層出現，以博彩業為主的娛樂服務業膨脹，使原本從事其他行業的中低收入者紛紛投身博彩業。以荷官為例，澳門政府明確規定，荷官的職業只開放給年滿 21 歲的澳門公民，排除任何移工競爭，即使移工具備相關的職業質素。從澳門荷官就業的情況看，身為荷官並不需博彩業在澳門的經濟發展中擔任重要角色，不少年青人畢業後紛紛投身於荷官行列。

8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要特別的技術，只需要培訓幾個月經過考核就可以擔任，很多人是剛剛中學畢業就直接投入這個行業（史唯、劉世鼎 2010）。由於薪酬回報高，像荷官這樣的群體其月收入的中位數普遍超過澳門整體就業人員的中位數，使得從事這個行業的中青年人儘管不是中產階級背景出身，也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專業人才因為收入豐厚而躋身中產的行列。儘管對於這個特殊經濟及社會地位的中產階級的群體稱謂不一，[2] 但是將這個群體歸為澳門的「新一代中產階層」卻成為廣泛的社會共識。[3] 因為這個龐大的群體的加入，使中產的人數佔澳門總人口的40%，而若單純以收入的水平（即月薪在人均收入以上）來認定中產的話，中產人數的比例更高達六成。[4]由於本地勞動力整體的向上浮動，一些中小企業如餐廳僱主常常為找不到合適的幫手而傷腦筋。X先生在大學附近經營一家茶餐廳，很需要幫手，但是用人廣告登出去之後卻沒有本地人來應聘︰我們整天都在請人的，不過沒有人（本地人）跑來見工呀！—沒有人願意做。Y 先生是自己經營餐館的總廚，已經很多年不請本地人了︰（本地人）很少在餐館打工的，經常好不容易請到人，但是沒做幾天就看不到人了，都跑到賭場裏去了。 2. 例如，在〈澳門中產階級現狀探索報告〉（2011）中，這一群體被稱「邊緣的中產階級」。 3. 〈關於澳門中產階層的若干問題探討〉，《新華澳報》，2016年9月20日。 4. 有研究認為，住戶每月收入在20,000–50,000澳門元之間的界定為中產人士比較合理，如果這個界定成立，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統計數據，可以估計澳門中產人數的比例約為45%。〈學者：中產佔人口40–65%〉，《澳門日報》，2012年9月9日。

85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讓 Y 先生很頭痛的是，即使請到了（本地人）也不輕鬆，他們往往會要求加人工︰一個洗碗工差不多都要一萬塊，怎麼能僱得起，我一個飯才賣二十多元，那要需要賣掉多少飯才能夠賺回來呀。所以即使有本地人詢問，「那你出的人工，別人（本地人）打電話過來問什麼價錢，我一說，別人就再沒下文了。」對於這樣的情形 Y 先生似乎也司空見慣，表示理解︰如果是幾千塊的薪水，你不嫌低嗎？如果是我，我也會不願意。但我只能給這個價錢。這樣的狀況幾乎可以代表整個中小企業的現狀，中年的本地人往往嫌人工低不願意屈就，而年輕人往往怕辛苦、怕工作時間長而另謀高就。[5] 所以無論是 X 先生還是 Y 先生，他們的幫手主要是移工，也是因為移工的成本低，不需要付本地人那麼高的薪金，才能維持生意。如果說隨着澳門的中產階級的擴大使得澳門社會的階層分佈成橄欖型（或紡錘型）的話（楊允中 2010），這樣的認知並不完整。在既有關於澳門的階級研究中，如〈澳門中產階級現狀探索報告〉，對於階級的劃分和認定仍然嚴格恪守着單一的社會結構中所謂的公民身份的範圍。表面上，過去的底層階級正在縮減，但實際上，這樣的縮減只是相對於澳門本地公民而言，並沒有涵蓋移工。如前所述，除了少數的管理型和技術型的移工可以歸入中產階層，並可以申請獲得澳門的公民身份之外，非技術性 5. 〈人工低工時長 茶餐廳月薪八千招樓面無人做？〉，《澳門日報》，2012年10月15日。

8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移工佔了澳門移工總數的九成四。[6] 澳門在地勞動力的向上浮動造成了大量的低階工作的空缺，如服務業、製造業、酒店與飲食業、建築業等行業的低階職位，尤其是本地人較不喜歡從事的3D行業，基本上都是由移工來承擔（陳迺驥，張飛燕 2007）。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澳門低下階層的人數並不是真正的減少，而只是從澳門本地人轉移到移工身上，移工構成了澳門社會的低下階層的主體。置身於澳門的底層從我們採訪的資料來看，66%的移工具有大學或以上的學歷，具有中小教育程度的只有三成多，而這和澳門的本土勞動力的文化教育程度呈現出有趣的反差。根據澳門勞工事務局的統計，當下澳門勞動人口的教育程度的大致為13%接受小學或以下的教育，51.5%曾接受中學教育和32.9%接受過高等教育，[7] 澳門的人口總體教育程度雖然較之前十多年已有很大提升（Hao 2011），但是大學學歷所代表的專業技術人才的比例僅佔勞動人口的三成，遠遠低於發達國家/經濟體平均數字（楊允中 2010），而澳門中等收入的人卻佔總人口的50%以上。這樣的情形反映出經濟資本雄厚是澳門的中產階層的一個顯著特徵，但文化與技術資本處於弱勢，而這與移工的情形正好相反。如果將澳門本土的勞動力從所屬的社會關係中抽空的話，意味着三分之二的移工所 6. 見於澳門勞工事務局調研報告，〈澳門勞動市場2015〉。 7. 《澳門勞動市場2015》，澳門勞工事務局研究及資訊廳研究處。

87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具備的文化教育資本遠遠高於三分之二的本地勞動力所具有的相應的水平。從個體的勞動力的質素來講，顯然移工在整體上更佔優勢，但是這樣的優勢放置在澳門的語境下卻難以突顯。在澳門，儘管移工所具備的勞動力質素相對比較高，但是由於得不到必要的社會關係網絡、政策的支撐和庇護以及文化的融入，移工所經歷的階級屬性向下浮動便不可避免。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移工的外在關係性的架構仍然是決定其階級身份的重要因素。如同藍佩嘉在分析台灣的東南亞家庭幫傭時所觀察到，當階級形構的過程發生跨越不同文化的跨國時空時，新的關係中，國家/經濟體之間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不平等的結構性關係就被轉化成為遷移主體的經濟或文化資本，也決定了的階級位置的高低（藍佩嘉 2011）。這個不平等性很容易會轉化成本地人的階級優越感，也使得移工在新的階級形構中處於劣勢的主體位置。事實上，當他們一踏入澳門這塊土地開始工作的一刻，這種不平等的情形就已「如影相隨」存在。菲律賓藉的Lhay和Madr id在澳門做家庭幫傭已經很多年了，每周放假的時候兩個人喜歡聚在一起，交流一下一周的感受。和很多移工一樣，她們來澳門是因為這邊的薪金比在家鄉高，也正是因為薪金的原因，她們感覺到自己在澳門的勞動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以下是訪問者與她們的對話；L（訪問者）: 你對於澳門的勞工政策熟悉嗎？H（Lhay）: 還好。M（Madrid）: 還好，但是我們每天都在他們（僱主）家裏工 作，為他們服務，但是薪水一直都很低，只是最 基本的。L: 那你們和他們（僱主）談過嗎？

8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M: 但是如果僱主是華人，特別是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說這就是澳門的政策，他們很清楚政策怎樣。H: 他們手上有一個合約，但是是中文的，你沒辦法看懂。他們甚至不給我們一份複印件，所以如果他們要毀約，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沒什麼權力。L: 你的僱主對你不好嗎？H: 還好，但是差不多三年了，他們幾乎沒有給我漲薪水。M: 我經常超時工作，他們也不額外付我薪水。H: 這也許是他們不願意讓我們看到合約的原因。M: 這樣的薪水實在是太不合理了。Lhay 和 Madrid 的感受在移工中非常普遍。在大部分移工受訪者當中，他們對於澳門勞工政策的不滿主要表現在抱怨薪金低。來自印尼的 Sitizulaikah 說着一口流利的國語，這是她之前在台灣做家傭時學的。比較兩個地方的收入，Sitizulaikah 覺得，儘管在台灣和澳門的收入差不多，但是在台灣可以有積蓄，而在澳門工作一年多卻沒有辦法積蓄，因為澳門的物價比台灣高很多，這說明同樣的工作在澳門其價值更為低廉。就家傭這個職業而言，政府規定的薪金是月薪不少於2,500澳門元，如果僱主允許家傭住在外面，需要支付另外500元的住宿費用。儘管澳門的物價通脹嚴重，但是對於家傭的最低薪金的規定卻沒有任何修訂。雖然因應市場的變化，家傭的薪金一般在3,500澳門元或以上的水平，但是這相較於澳門的平均薪金動輒過萬的情形，仍然不足稱道。很多家傭和Sitizulaikah一樣，一年工作下來仍然兩手空空，僅僅處在維持基本生存的狀態。根據我們的統計，接受採訪的106位移工的月平均薪金為6,983澳門元，而澳門2016年本地就業人口人均月收入的中位數18,000 元，若拿這兩組數據進行比對的話，那麼，移工的收入少於

89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澳門平均中位數 11,017 元。移工薪金僅相當於本地人薪金的低位數。移工這個群體牢牢地被配置在勞動力市場的低端，被看成是一群次等的勞動力。儘管澳門政府在2010年4月開始實施《聘用外地僱員法》，在法律上明確保障移工基本勞動權利。比如規定不歧視與報酬平等等一般原則，規定外地僱員不低於本地僱員的權利、義務以及工作條件的待遇等；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由於移工的身份差異，往往被本地人視為搶本地人的飯碗，或者是被公司/僱主看成是相對穩定的廉價工人，不可能真正和本地人一樣同工同酬。從事建築工作的劉勇剛來自於內地廣東，之前曾被公司派到泰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工作過。和其他地方相比，劉自認為比較喜歡澳門，因為「這裏的文化比較接近」，但是讓他不開心的地方是儘管澳門有《勞工法》，但是公司的老闆並沒有按照法律來做：「很多錢都沒有給夠，我們都不好意思說了。」最讓劉勇剛不理解的是移工和本地人薪金的差異：明明法律規定的是要平等，要同工同酬，可是怎麼平等呢？他們（本地人）700塊一天，我們（移工）400塊一天，這怎麼平等呢？這樣的顧慮和感受在移工當中很常見。Ian本人儘管不是移工，但因為在澳門某家銀行做人力資源部的主管，深知僱用移工的問題。儘管會碰到不少資質和條件都不錯的移工申請人，但是真正能夠被僱用的人很少。因為必需要配合政府所規定的本地人和移工的比例，通常是9:1。即僱用九個本地人才能夠申請一個移工的名額。有時可能本地人並不是很適合某個職位，但是鑒於比例的限定或者是本地員工反對的壓力也

9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只能僱用本地人，即使移工再優秀也只好放棄。即使這樣，銀行的本地員工仍然很不滿意外地勞工和他們同工同酬。Ian先生常聽到這樣的抱怨：他們（本地員工）會覺得，那些移工是拿藍卡的，怎麼應該和本地人一樣的人工呢？他們（本地員工）會覺得這樣是不公平的。出於一種平衡的考慮，公司會採取一些措施故意突顯本地員工的優越感：比如在福利上，公司的政策更多地偏向本地員工，像每年的中秋節，公司會派發一些禮物給本地員工，他們可以一袋一袋地拿回去，移工就少很多。對於這樣的分配，移工往往保持沉默，也不能說什麼，「他們（移工）知道能找到銀行的工作已經不容易了」。不僅如此，移工低薪的狀況還常常伴隨着工作超時超量的壓力。尤其是像家傭，每天工作量往往依據僱主的具體的需要而定，很難明確劃分。菲律賓藉的Maria的主要職責是照顧一個小孩，然後加上煮飯、做清潔等家務勞動，一天下來要工作整整12個多小時。Maria聽朋友說根據合同她應該只工作8個小時就好，可是由於合同是用中文寫，她從來也沒有仔細看過，當時簽約的時候只被告知簽字就好，至於上面是否清楚地描述到底該承擔什麼樣的職責、享受什麼樣的權利完全不知。一般來講，家傭的工作時間通常都為12個小時，無論是住在僱主家裏還是在外面自己找住處。越南藉的家傭Pei每月的薪金是3,800澳門元，早上6點半就要離開與同伴分租的寄宿處，然後晚上 9 點收工，除去路上花費的時間，Pei真正每天在宿舍的時間就差不多只剩下睡覺的時間，因為考慮到自己的年紀大了，很怕

91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失去這份工作，所以只好忍受。相對而言，住在家裏的家傭工作與休息之間的界限更不好界定，幾乎處於隨時待命的狀態。Pei很渴望住到外面，並不是說寄宿處的條件比僱主家的條件好，而是她的睡眠時間經常會被打擾。她的僱主有喜歡吃夜宵的習慣，所以常常晚上11、12點，僱主會要求她煮夜宵，而一旦碰上假日或者有球賽，男主人常常凌晨把她叫醒，儘管這樣，白天仍然要如常工作。因為是住在家裏，她幾乎沒有機會和外界接觸，更不可能重新尋找一份新的工作，只希望自己能夠堅持住，待合約結束後再做新的打算。除了作為社會底層所遭遇到的工作強度大、工作時間長，以及遠遠低於本地人薪金等不平等的待遇外，移工同時經受由於這些不平等對待所帶來的隱性的心理與精神困擾。對於Sitizulaikah 來說，這樣的困擾和焦慮來自具體的個體，即她所服務的僱主家的婆婆：老闆家是有一個婆婆，但是婆婆都不相信我的工作。有時候我在裏面燙衣服，會問「你在幹嘛」。有的地方我們都做過了，可是下雨又髒了嘛。她就說這邊髒了這邊髒了，好像我沒有做過。但是下雨我也沒有辦法的嘛。有時候心裏很困難哦。好像我是神經病哦，我也很努力，也很累。沒有人念，就okay啦。有時候睡覺都睡不着，因為怕面對那個婆婆。Sitizulaikah 處理婆婆的質疑採取的是忍受策略，因為知道不能發洩出來。有時快忍不住的時候，就提醒自己還有中介費要交，不然就白做了。但是她也很不確定，「要是有一天真的忍受不了了，就只能選擇離開，沒有人能夠天天睡不好的。」婆婆的形象對於Sitizulaikah是一種提醒，一種監視，代表着一種無形的精神壓力。

9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實際上，這樣的焦慮和困擾在很多移工的身上都存在。印尼藉的Echa每天工作之餘都常常感到非常的疲憊，有時儘管很睏倦也不敢睡，因為主人在廚房和客廳都安置了監視器，她必須時刻處在工作狀態中。除了身體的疲累之外，Echa更感受到一種精神的疲累。我每天早上醒來後馬上做早餐，然後服維他命。特別是華人農曆新年的時候，晚上幾乎沒睡什麼，因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有一天我忘記了服用維他命，我真的暈倒了。男僱主把我扶到沙發上，等我醒過來的時候他問我，「你怎麼啦？你怎樣會這麼累？」我說「你們安排太多的工作給我做了，特別是假期裏。這時他說對不起。」儘管他們現在在假期沒那麼過分，但平時晚上我還是要照顧嬰兒，我必須很驚醒，真的很辛苦。Echa每月的薪金是4,000澳門元，儘管比一般家傭的薪金略高，但是相較於她的工作強度和工作時間來說，這個薪金仍然是非常的低廉。家傭的工作可以算得上是澳門所有工作中報酬與付出最不成比例的。很多僱主抱怨澳門目前的家傭市場基本上被外籍人士所壟斷，很難找到合用的人選。實際上，這樣的說法必須結合到澳門的實際情境，並不是外籍人士想壟斷這個行業，而是家傭低廉的薪金根本無法吸引本地人加入，而且政府也是有意識地通過低薪的限制把這個市場開放給外籍人士。為了將這些移工固定在低薪金高負荷中，政府還規定轉工的限制，即移工如果要自行結束工作合約轉換新的工作，需要在結束原工作六個月後才能重新申請別的工作，亦即俗稱的「過冷河」政策。對於家傭而言，結束原來的工作所面臨的是必須在10天內離境；而一旦離境的話，一方面未來的生活來源不保，同時再次出境又會面臨繳付高昂的中介費的代價，因此多數家傭選擇

93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的是留住既有的工作，即使變化也僅僅是轉換僱主而已，做家傭的現狀似乎仍難以改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相對低廉的薪金是僅僅能夠誘使移工來澳門工作的報酬，而不是一個能夠真實地反映澳門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工資。由於政策的限定（如對家傭行業的薪金限定），非技術性的移工被限制在一個分割出來的勞動力分配中，他們無法在勞動力市場賺取應得的市場價格；另一方面，由於移工不享有自由轉換工作的權利，大大地減低移工爭取更好薪金的籌碼，同時這樣的政策賦予公司/僱主對於移工的薪金的分配有很大的空間，也容許甚至縱容公司/僱主盡量壓低移工的薪金、剝削移工應得的報酬的行為。有些移工在澳門工作大半年都未能得到應有的薪金報酬，僱主僅僅以基本的食宿作為「酬勞」；而有些移工的工資大部分被職業中介機構剋扣，由於擔心飯碗不保，不敢投訴，寧願選擇維持低薪受剝削的狀態。[8] 移工向着發達經濟體移去，亦即所謂的「向上浮動」的同時，他們的社會位階卻也同時經歷着「向下浮動」的過程。內化的底層意識與自我規訓的技術儘管置身於澳門底層，但不少移工並沒有感覺很不適應，反而更多的是習以為常。在本書所涉及到的訪問中，大部分移工由於害怕和僱主有任何糾紛，會被遣返原居地，令他們一無所有；因此，即使在工作上碰到不合理的待遇時，往往是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選擇改變自己，說服自己去接受現行體制和制度的合理性。 8. 見〈關翠杏：騙外僱額企業需否負責〉，《正報》，2012年9月4日。

9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來自內地湖南的餐廳服務生阿生在來澳門之前在珠海工作過一段時間，主要是在工廠打工、賣衣服等等，微薄的收入只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聽說有勞務公司為澳門招工後，就直接去報名，「主要是感覺那邊工資高，然後發展快一點吧……這是我個人的嚮往吧。」為了這樣的嚮往，儘管阿生做的是很多澳門人日常生活中不屑從事的工種，儘管受到這樣那樣的歧視，阿生都覺得還好，因為畢竟是自己的選擇。阿生對於自己服務的餐廳老闆少有抱怨，更多的時候是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一旦老闆不滿意的時候，就先想想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夠好：如果確實做得不好的話，就會慢慢地改嘛，讓他（老闆）看到你說想往好的方面去走嘛。如果不是我的問題的話，我也不會去和他（老闆）多說什麼嘛。反正就是慢慢做出成績來嘛，遲早都會看出來的。你看一個人不能說一兩天就看出來對不對，都長期的。阿生很滿意自己目前的行為，至少他自認為在老闆的心目中自己是個能吃苦肯幹的幫手。在紡織品公司工作的 Blessing Ibomo 總是很自責。幾年前，在一次公司結算中，她誤將賬款多加了一個零，從而導致公司向銀行多支付了一筆錢。儘管之後得到解決，公司也並沒有因此將她解僱，但卻更加強化了她誠惶誠恐的心理，不是擔心老闆的行為，而是擔心自己又做得不好，尤其是老闆對她的工作不是很滿意的時候。有時候我給客戶寫電子郵件，可能裏面的內容不是他（老闆）希望的，他（老闆）這時就會說，你應該這樣寫那樣寫之類的，我就會簡單說「好吧」然後離開。他（老

95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闆）再和我說的時候，我不會很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因為我不知道那樣做是否恰當，除非他說那樣不好。我覺得最好是要常保持笑容。有時儘管你心裏可能並不想笑，你必需要做出很開心的樣子。不管他（老闆）什麼，我都會說「好的」。這樣即使老闆對我的工作並不是很滿意的時候，我也可以把這當成是學習的機會，而不是很負面地看待。所以，他指出我的不足，我就改正，就像我在學習，每天都在進步的過程中。在移工的生活實踐中，很多移工都會像阿生和 Blessing Ibomo 一樣，一旦遇到僱主不滿意的時候，總是先力圖很理性地提醒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好或者不夠好，自己的專業性需要提高，需要改變的是自己而不是老闆，亦即通過「自我管理」的技術來改善僱主和移工之間的緊張關係，從而使得移工自身更能滿足資本和僱主的需要，並且以此內化為自我規訓。隨着資本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移工的「自我管理」與「自我規訓」與新自由主義的治理策略存在着某種內在的關聯。以 Foulcault 的理論來看，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問題是「整套政治權力的行使如何能夠被鑄造在一個市場經濟的原則之上……將市場經濟的形式原則指涉、聯繫、投射到一個全面的治理藝術。」（Foucault 2008:131）[9] 新自由主義不僅僅改變了經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在「利益、慾望、和渴望，而透過非權利和義務」的主體層次上運作，來達到治理的效用。因此，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控制「構成了一個新的治理模式、 9. 「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是16世紀以來在歐洲針對人口、生命的控制手段和指導行為的原理，和封建體系的瓦解、管理式國家機器的擴張，以及政權的合法統治需要有關：Burchell et al., The Foucault Effect。

9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一個人們被管理和自我管理的方式和心態」(Read 2009:29)，體現了一種迂迴的、非強制性的、自願服從的社會控制，透過企業競爭邏輯的繁殖，和個體自我差異化來重組自我的理解和社會關係（McNay 2009:56）。主體的地位從被規訓權力技術所打造的被動客體，漸漸轉化成為透過「自我的技術」即個人的「自由」、「自我管理」、「自主性」成為實現社會支配的技術，來改善自我競爭力並獲得快樂和成就的積極主體（Foucault 1988）。[10] 在Foucault看來，這是一種賦予個人自由、自主性的新形式的社會控制形態。「自我管理」使得移工變得更加馴服，更願意自覺地服從規訓。這要求勞動者與其突顯被剝削和壓迫的狀態，不如在意識上改變自己，讓自己更加適應既有的結構關係。正是由於自我管理技術使得移工預先承認自己的弱勢和僱主的合法性，並很容易將自己與僱主/公司的關係合理化和內化，從而進一步肯定自己和僱主/公司之間不平等的位置。有些移工很會「換位」思考，即站在僱主和老闆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巴基斯坦籍的 Iqbal 就表明自己從不會抱怨老闆或者直接對他表達不滿，甚至認為即使老闆對他斥責他都可以接受，「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情緒，我很理解，我只是順從就好。」菲律賓籍的家務助理 MJ 覺得做老闆有時也不是很容易，每個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時候，都會有很煩悶、壓力很大的時候。我會讓他發洩出來。他也許只需要一些時間冷靜下來，之後就會沒事。他發脾氣很可能不是因為我的工作做得不好，可能和我無關。 10. 自我的技術是主體理解、構成自我的方法、策略、知識和實踐，主體透過自我的技術來「轉化」他們自身，以達到某種快樂、純粹、智慧和不朽的狀態。

97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在澳門工作近13年的餐廳經理菲律賓籍的 Fred James 也直言，「當老闆對你不爽的時候，你不應該生氣，而是先聆聽，他這樣做一定是有原因。」正是抱着這樣的態度，Fred James 在工作中從不與上司發生爭執，作為回報，他可以相對安穩地保持自己相對高薪的工作。作為一種自我管理的技術，「換位」思考使得原本對立的移工與僱主的階級屬性和階級關係被消解，或暫時消解。這也說明了很大程度上，移工自己預先將不平等的權力體制合法化、合理化，或有意或無意，或直接或間接地把自己看成是既有權力系統和體制的一個部分。移工作為底層階級，以參與者和合作者的姿態加入既有的權力關係，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也可能基於這原因，很多移工對在工作場所，甚至私人場所設置監視器並不介意，反倒把這看成是可以向老闆證明自己行為清白的證據，亦是獲得老闆的信任和肯定的方式；有的甚至當成是自我規訓的一部分，因為監視器可以提醒自己言行是否妥當。有的移工更直言受剝削是正常的。在內地的建築工人陳新看來，和老闆對立和對抗沒有必要：覺得沒有那個意義。像建築這行，被壓搾是肯定。又不是不給工資，所以即使你去爭取，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上邊（老闆）也不會多給你點錢，萬一不高興還會把你炒了。陳新的這段話所隱含的潛台詞是，沒有剝削和壓搾也沒有自己所得到的回報。從這個意義上來，移工將自己的利益和剝削壓搾自己的資本和企業/僱主的利益看成是一致的，是同一利益共同體的共存關係。在某種程度上，移工通過自我管理技術培養自己的專業性、增強自己的責任感，進行自我增值所產生的結果往往是更加服從、支持和擁抱現有的權力結構，而不是相反。

9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自我管理的技術和放棄自我權利之間的界限模糊，很難區分。儘管自我管理的技術強調的是自覺自願，自我負責，個體看上去被賦予了更多的自主性，但實際的結果是強化和維護了既有的權力關係和權力結構，這與個體作為被動的主體被剝奪各種權利殊途同歸。作為自我管理、自我負責的主體，移工往往把理想的薪酬回報看成是自我努力和自我規訓的結果，尤其是自己的薪金遠遠高於母國或原居地的薪金時，移工常常把這看成自己付出後的報賞，而不是把自我嵌入到一個結構性或者與老闆對立的關係中來看待自己所處的弱勢地位以及相對低廉的所得。對於阿生而言，他非常珍惜目前在澳門工作的機會，因為這會給他帶來每月相當於人民幣5,000元的收益，幾乎是以前在珠海工作時的一倍。按照阿生對於每月自己的開銷的規劃和計算，除去必要的開支如房租、交通及零錢等差不多需要花費700元人民幣之外，其他的剩餘都可以存到銀行中。而很多時候，送外賣的小費如果收得多的話，可以抵消掉日常開銷，這意味着一個月的薪金都可以存到銀行中，而這在之前是不可能的。在阿生看來，來澳門工作，如同將管理自己的潛力並進行自我投資的過程，透過對於自我人力資本的管理，他得到了比原來更好的回報，這是他最看重的。至於他所服務的餐廳老闆賺了多少錢，自己是不是應該有更好的報酬，自己是不是屬於底層等等問題並不是他首要的考量。錯位的階級身份傳統的階級分析，如馬克思的經典分析，對於階級的認知往往會偏重於強調主體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強調物質決定論而忽

99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視了社會或文化的因素的考量。事實上，階級身份的確定並不應該僅僅簡化為經濟收入的劃分；階級的構成同時也涉及到文化、族群、教育等方面的因素，亦即階級屬性是關係性的產物。從這一點上看來，韋伯所強調的階級的屬性是由其在社會經濟階層中的地位高低來決定的觀點，就似乎開始注意到階級是關係性的產物。但是韋伯的理論過於刻板劃一，比如強調中產階級獨有的市場能力是對技術或教育的佔有，而工人階級所獨有的市場能力是對體力勞動的佔有，這種階級的劃分也許比較適合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單一的社會結構內的階級分析，但是在賭博資本主義繁盛的今天，在跨國資本與跨國勞動力的融合遷移的當下，階級的形構關聯到更為廣闊和複雜的社會關係，以及更多元的文化因素介入，因而呈現出無法通過單一的範式來解釋、甚至挑戰了既有範式的特徵。澳門移工的階級身份所呈現出的矛盾性正說明了這一點。儘管移工的主體位置被結構性的權力關係牢牢地定位在社會底層，但對很多移工而言，這樣的社會底層的身份僅僅是暫時的，或者表面的，並不能反映出他們真正的階級身份，或者說並不是他們的階級身份的全部。與本地人的向上浮動相反的是，很多移工經歷的卻是向下浮動的階級位移，這主要是因為不少移工在母國/原居地憑藉高學位或者一定的社會關係享有相對不錯的薪金及一定的社會地位，只是因為跨國移工的身份，使得無法延續之前的社會位階。Gilbert 在菲律賓拿到的大學學位是酒店管理，畢業後擔任餐廳的總監，負責打理餐廳的事務，每月的薪金不及 3,000 元澳門幣。為了更高的薪金，Gilbert 放棄在家鄉的工作，來到澳門，在氹仔一家餐廳擔任廚師，儘管薪金比原來多出一倍還多，但是沒有了原來做總監時的權力；相反，要時刻聽從老闆的安排。有時老闆

10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不給他安排菜單，他就很擔心老闆可能不滿意他。在平日的工作中 Gilbert 盡量保持平靜，儘管經常超時工作也不會抱怨，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忍耐，將來有一天能夠成為主廚，在工作上獲取一定的權威和地位。Bong 五年前和妻子紛紛來到澳門，並找到了工作。Bong在澳門一家酒店做清潔工，而太太則找到了家庭幫傭，平時住在僱主的家裏，他則和同伴分租寄宿單位。憑藉着大學文憑在身，Bong 按道理應該找到一個更好的職位，他也嘗試過很多職位，但最後都未能如願，只好選擇接受清潔工的職位，每天的職責就是清潔酒店的樓層地板和洗涮廁所。Bong 不是很情願將自己現在的工作和之前在菲律賓的生活比較，因為在國內做的是網球教練。「那是完全不同的」，Bong 說這話的時候多少帶着無奈的口氣。他並沒有明說怎樣的不同，但顯然感覺到兩者之間的不可比擬性，問他有沒有在澳門試着找過教網球的工作，他只是無言地聳聳肩，感覺上是說不可能。他並不是很想讓人瞭解太多他的過去，很希望轉移話題，「不過我現在掙得很多呀，每個月差不多7,500澳門元，以前掙得很少。」Bong 的言談間，折射出兩種落差，一種是網球教練與清潔工的職業落差，另一種是薪金的落差，在母國較低的薪金與較高的階層職位，在澳門則是較好的薪金與低階的職位，這樣兩種落差正好構成 Bong 在不同的階級位階。和Bong一樣，很多移工擁有的良好教育資歷或專業技術都排不上用場，他們所擁有的文化資本無法與相應的階級位階扣連在一起，像他們在母國/原居地所經歷的那樣。Suraz Thapa在來澳門前曾在尼泊爾就讀英文與計算機專業，並獲得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後，Suraz做過一段時間的生意，但是效果不理想，他又找到了一個中學的教職負責教英文。和Bong不同，Suraz很喜歡談過去的工作：

101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那是個不錯的工作，工作壓力不是很大，每天差不多工作六小時，而且很喜歡和學生在一起。最終讓Suraz放棄這個工作的原因還是因為薪金太低。為了能夠到外面謀求更好的生活條件，他曾申請過澳洲的留學簽證，但是被拒簽；也曾想去找在西班牙做水手的哥哥，後來也放棄了；他最後來到澳門是因為有一幫同學先來到澳門，在澳門的賭場和酒店做保安，說這邊的薪金不菲就過來了。因為是投奔朋友來的，也沒有別的選擇，經過了差不多一個月的培訓就上崗了。Suraz現在的主要職責是在賭場和酒店內巡視，以保證其能夠正常的運作。一旦有人發生爭執就要立即解決，以免衝突升級，如果客人之間的爭執沒有很快解決而使局面失控，他的保安職位就會不保。儘管這個職位能帶給Suraz月薪一萬多澳門元的收入，但是每天12小時的超負荷工作量也讓他感到身心的壓力和疲憊，「（我們）必須隨時站立和不停地走動，實在是太累了。」Suraz最在意別人都把保安工作看成是非技術類的工作：這樣的說法讓我很煩惱，好像我們什麼都不懂似的。管他的，這也沒那麼重要，只要是掙到錢就好了。在被問及在澳門有沒有希望找到一份更理想的工作，Suraz不由自主地搖搖頭：在這裏誰會讓我教英文，他們根本不相信我們。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每天能夠真正工作8個小時，而不是12小時。同樣具有大學畢業學歷的 Marissa 遇到的是另外一種階級身份轉換的情形。由於僱主比較開明，做家庭幫傭的 Marissa 每年可以享受兩次有薪假期。她對於回家的期待，不僅僅是想念家人，也很期待自己作為真正女主人的體驗。由於兩個女兒仍然年幼，

10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丈夫又整天忙着客運司機的工作，照顧女兒的職責就落在家鄉的家庭幫傭身上。每次回到家裏，Marissa 最喜歡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逛街購物，享受着做女主人的自由和特權，而每次回到澳門之前她都必需收拾心情，讓自己回到工作的狀態中。也就是說，Marissa 處在女主人與女幫傭的雙重轉換中。當她回到自己家裏的時候，她是掌管家中大小事務的女皇，和她的澳門女主人一樣，需要另一個人來照顧她的飲食起居，而自己考慮最多的是未來孩子的教育；可是在澳門，她的工作是照顧僱主的飲食起居，每天說不了幾句話，總是要小心翼翼地照顧接送僱主的小孩、對僱主幾乎無條件地服從。在兩種不同的身份的落差中，Marissa 更認同自己在家鄉的階級身份：那畢竟是我的家，是我平常的狀態，我做這個（指家傭工作）做不了多久，等我女兒的學費夠了，我就回去了，不用再這樣辛苦了。在主人與家傭的兩種身份的轉換中，Marissa 將在母國的階級身份界定為自己的「常態」，這間接淡化了其在澳門的底層身份。這樣的階級位置的落差使得移工的階級軌跡（ c l a s s trajectory）變得複雜而含糊，也構成了移工對於自身階級身份認知的模糊性。由於在母國/原居地所擁有的相對好的社會地位和階級位階，很多移工在澳門儘管從事的是3D工作，但是仍然認為目前的移工狀態只是臨時的、短暫的，而自己並不是屬於真正的底層階級。無論是 Bong 迴避談自己過去的網球教練身份，還是 Suraz 很願意分享自己以前做英文教師的工作的體驗，以及Marissa 小心謹慎地在女主人和女傭人的雙重角色中拿捏自己的行為尺度，這些不同的行為方式實際上都反映了移工因為身份認同的變化所帶來的尷尬和無奈，只是每個人可能因為自身的經歷和氣質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罷了。

103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作為跨國/跨界移動的主體，移工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被權力關係捆綁在社會的底層，但是他們並沒有因為自己所擁有的經濟資本少而墨守着自己作為底層階級的位階；相反，他們同時卻不斷以不同的方式淡化、稀釋自己作為底層階級的存在印記，都有意或無意、自覺或不自覺地憑着自己在母國所擁有的文化資本拒絕向下浮動，從而呈現出他們階級身份的流動性和複雜性。台灣學者藍佩嘉在分析台灣的東南亞移工時，曾注意到存在於台灣僱主與移工之間的劃界（boundary work）並不僅僅是在國族差異的層面上存在，而是這種「界線」同時可延伸到種族、階級、性別、空間等各個層面。當這種「畫界」扣連到「階級」這個層次，則展現出更為複雜的關係和景象。相較於台灣本地勞工，移工不僅被看成是「階層化的他者化」（stratified otherization），如同澳門移工所遭遇的階級位階的向下浮動，同時即使在移工內部，移工可能由於種族的關係還存在更細緻的劃分，比如說移工中亦有「白領」與「藍領」之分（藍佩嘉 2011）。相同的情形也存在於澳門的移工當中。儘管同屬社會的底層，但移工往往會因為自己所擁有的文化資本（教育程度、職業性質）的差異而進行自我區隔。Benjie 來自菲律賓，三年前和太太一起來到澳門，找到了餐廳侍應的工作，每月的薪金為 8,000 澳門元左右。儘管這個薪金無法和澳門的本地人相比，但是如果與其之前在菲律賓的薪金相比已經是相當不錯的，Benjie 自己對此也很滿意。Benjie認為自己條件不錯，不僅具有大學文憑，還會說多種語言：我曾經在韓國做過三年工，所以我可以說韓語。我的英語更不用說了，從小在學校裏就學了。我還會一些粵語，現在可以有簡單的交流。

10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因為有這樣的條件，Benjie認為自己的薪金應該更高，至少比餐廳裏那些從內地或其他地方來的同行高：他們只會說自己的母語，一遇到說英文的顧客，基本都是我來負責。言語間，Benjie流露出某種優越感。因為這層關係，老闆對他比對那些不會說英文的人態度好很多：如果我不會英文，老闆也不會對我有什麼特別，我能明顯感覺到老闆平時不會對我發號施令，不會像對別的人那樣，一般來說都還比較客氣。在Benjie的眼裏，自己所擁有的教育資本和語言能力，使其與那些沒有這些資源的同事相比具有更多的優勢，不可等同視之。同樣是移工，在美容店工作的小蘭對於其他移工卻是另外一番感受。由於澳門的租金貴而臨近的珠海租金便宜很多，小蘭和絕大多數在澳門打工的內地移工一樣每天往返珠海，儘管每天坐公車的時間差不多要四個小時。讓小蘭覺得難以忍受的還不是擠公車的時間長，而是會在公車上遇到一群一群也是剛好下班的建築工人。這些建築工人往往是在賭場的大型項目的工地上做工。和小蘭一樣，他們也是來自內地，也是每天往返珠海，因此上下班的時間有時會重疊在一起。他們這些人是從來不排隊的，只要公車一進站，他們就會立刻蜂擁而上，然後整個上車的場面就會很混亂。我最受不了的是他們身上的汗臭，尤其是夏天，整個車廂都是臭烘烘的，真的很恐怖。小蘭在做這樣的描述時，臉上一直帶着很嫌惡的神情。為了避開這一群人，她專門申請晚班，有意避開建築工人下班的高峰時

105第四章　浮動的階級屬性間。儘管回家的時間被推後兩小時，但是她寧願這樣。其實在小蘭所嫌惡的建築工人中，很可能有和她一樣來澳門打工的同鄉，他們很可能是被同樣的一家中介公司介紹，所能夠享受的待遇大同小異，薪金也相差無幾，而且在澳門人眼中都是被統一稱為「內地移工」。但是在小蘭的認知中，自己和這些建築工人屬於不同的世界，不論是行為舉止（上公車是否排隊），還是具體的工作行業（建築工屬於靠體力的粗活，而自己美容院的工作則優雅而精緻，靠的是技藝）都不可相提並論。同樣，文化背景的差異是造成移工分化的最主要原因，而族群、性別、年齡等方面的差異又使得移工原本已經很多元化的認同更加複雜。由於沒有足夠的私人空間，移工往往喜歡在公餘或節假日聚集在澳門一些熱鬧的公共空間，如城市廣場、公園或者街市附近。對於一些女性的移工來說，有時在公共空間的感受並不比在公司或者在僱主的家中更加輕鬆，因為她們可能會遭遇性騷擾的困擾，而對象往往會是同樣也處於休假狀態的男性移工。Judy每個周末都會和同鄉Maria在澳門市中心的噴水池廣場見面，因為平日都是住在僱主的家裏，不能外出，她們只能在周末見面，彼此聊聊近況和家鄉的消息，有時也一起吃飯。在被問及休假時最擔心的是什麼時，她們並沒有把焦點指向僱主或者不太友善的本地人，而是指向移工中的尼泊爾籍保安。和她們一樣，這些保安放工之後無處可去也會選擇在公共場所聚會，但是在她們眼裏，「那些尼泊爾人往往會喝得大醉，然後又唱又跳，對周圍的女生非常無禮。」這樣的遭遇對於Judy她們來說不只發生一次：可能他們（尼泊爾籍保安）看得出我們是移工，所以總是來騷擾我們，但對本地人他們卻不敢。

10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因為這樣的原因，每次她們聚會只要碰到尼泊爾籍的男性便避之則去，對於性侵犯的恐懼遠遠超過了對於相似的階級處境的認同。移工的日常生活的體驗所隱含的意義是，儘管在澳門，移工的階級地位相似，但移工群體並不是一個具有高度同質性的整體，移工未必完全按照傳統馬克思所斷言的按照生產關係中的位置來認識自己的處境和利益，他們對於自己階級屬性的認知並不僅僅只在權力結構所賦予的社會位階這個單一層面上展開的。相同的階級地位並不必然地過濾掉移工在鄉情、族群、宗教、性別、語言、年齡等維度的多元與差異。這樣的情形正如Bettie所觀察到的，階級是關係性的產物，並不是一種靜態的群體，階級的主體和其他的認同維度，如族群、宗教、性別、國族等交織（intersect）在一起的，其本身處在不斷的變化形構當中（Bettie 2003）。移工自身的差異化以及錯位的階級認知，使得移工為自己所提供的主體位置紛繁而複雜，這無形中消解了移工通過結構性的階級位階來凝聚群體共識的可能性。

遊走在權力的縫隙5

10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遇到不公平的對待，你會和同鄉一起爭取自己的權利嗎？」「不會。覺得那個沒有意義，像建築這行，被壓榨是肯定的，又不是不給工資，所以即使爭取半天，也不會多給你點錢，上邊不高興再把你炒了。」—內地江蘇籍建築工人 陳新「你們會反抗嗎？」「我們給公司寫信，一些保安去和公司經理說明事情的經過，我們希望維護我們的權利。但是我們什麼也沒有得到。結果是一無所獲。我們只是浪費時間，使我們自己被放在黑名單上。在公司的眼裏我們是一群壞人。」—尼泊爾籍保安 Suraz Thapa「你工作結束後會不會覺得很累？」「不會。我不覺得太累，因為女主人出去之後，我可以停止工作，所以我不累。很輕鬆。所以我告訴你，即使我的女主人不停地說、說、說，像這種情況也沒問題。聽着就好了，這邊進，這邊出（她邊說邊將手放在耳朵邊示意—作者加）。多一些耐心就是了。」—菲律賓籍家務助理 Maria「你的主人有用不好的言詞對待你嗎？」「有的。我的女主人就這樣。她說我很愚蠢，我就說你不要這樣說，否則我就離開。她就會馬上閉嘴。」「有時，我會在老闆面前敲椅子。她會說你真粗魯，我會反駁說是你讓我變得粗魯，我本來不是這樣的。這時她（主人）會安靜。」 —印尼籍家務助理 Echa Illouka Angelita

109第五章　遊走在權力的縫隙「你會爭取自己的權利嗎？」「爭取自己的權利是沒錯，但是有時你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為自己爭取權利。你希望在你的公司得到你的權利，但是公司可能會因此對你沒興趣，那你為什麼還要堅持呢？你堅持得越多，意味着情況可能會更糟。所以，最好不要讓這樣的事情發生。」—菲律賓籍酒吧侍者 Michael Deguzman選擇忍受、維持現有的弱勢位階和角色，還是挑戰現有的處境、盡可能地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和權利，是移工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常常遇到的困惑和難題。在前面幾章中，我更多的是探討移工的主體性與身份認同如何體現澳門社會的權力關係，即這樣的主體性是如何被既有的權力關係生產出來。移工所被限定的半公民身份、一個不受歡迎的族群意義上的他者身份，以及低下階級地位，都是結構性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的產物。但是作為能動的主體，移工並不是完全被動地接受被權力結構所賦予的身份角色。本章將討論移工在面臨結構性的規訓和限制的同時，卻總是與權力關係處在有意或無意、間斷或連續的周旋甚至抵抗的過程中。移工這個群體呈現出不願或無法被完全規訓的特性，在妥協與抗拒之間建構出其常常被遮蔽的主體性。零散的公開的抗爭在澳門，移工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成分複雜多元，但是卻處於相同或相似的社會位置，都會在不同程度下面臨工時長、薪金低、福利保障嚴重缺乏，以及受到歧視等相似的問題。儘管如此，這些移工卻很難像 Lindio-McGovern 在對香港、芝加哥等國際城市的移民勞工的研究所發現的那樣，形成相應的跨國勞

11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工組織和網絡，從事在地主國/地區爭取公民權益和公民身份的社會運動和集體抗爭（Lindio-McGovern 2012）。[1] 這種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式抵抗在澳門的情境下並沒有呈現出來。相反，澳門移工對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式的集體行動的意識淡漠，既看不出有這方面的努力和行動，也沒有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關注。澳門移工所採用的公開表達不滿的方式，主要表現在遇到勞資糾紛或權益受損的時候，處於弱勢地位的移工往往採用通過向政府勞工事務局或公司的人力資源部投訴的方式爭取自己的權益。由於澳門沒有專門的移工法，移工抗爭的理據主要是根據現有的勞資關係法令中相關的法律條文和權益保護條款。移工往往策略性地採取階段性的行動，先尋求公司內部解決途徑，之後再根據事情發展看是否需要向政府投訴。在遭遇到極度不公、面臨絕境的時候，移工可能會選擇風險性較高的對抗方式，迫使僱主就範。澳門的主流媒體經常會有這類報道，某些移工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被突然解僱然後到勞工局聚集，[2] 或是受剝削的建築移工聚集在平時工作的地盤，要求僱主和公司補償加班費及法定假期額外薪金，[3] 或是不滿遭判頭剋扣工資，攀爬上建築地盤的吊車頂，以死相脅等。[4] 移工所採用的方法一般都是在與僱主/公 1. 在Lindio-McGovern看來，移民勞工的抗爭往往是通過組織性的集體行動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並尋求另類的抗衡力量來對應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2. 見〈三百移工不滿解僱補償聚集勞工局 經工聯斡旋各方達共識〉，《華僑報》，2006年1月12日。 3. 見〈十八名移工氹仔地盤抗議追討欠薪〉，《大眾報》，2011年4月8日。 4. 見〈投訴遭判頭剋扣工資 兩度爬上建築地盤「天秤」內地勞工與警對峙六小時〉，《華僑報》，2007年5月13日。

111第五章　遊走在權力的縫隙司內部申述的方式失敗後而採取的進一步行動，以此來吸引媒體和社會的注意，向僱主/公司施加壓力。這樣的行為可能會獲得一些安慰性的補償，但是這種方式所承受的風險，甚至是生命危險（如坐在吊車上的移工）也是相當高的，即使僱主/公司暫時讓步，移工也會持續處在擔心是否會遇到被解僱或剋扣的問題。尼泊爾籍的 Roney Gurung 和 Suraz Thapa 在一家賭場當保安。他們每天需要工作12個小時。根據公司的要求，他們每天的日常工作中有三個時間段可以略微休息一下，一是上午的 15 分鐘，再有中午和下午的半小時午餐和休息時間。讓 Roney 和 Suraz 感到工作壓力的是，身為保安，他們需要不停地在不同的賭場巡視點巡視，而不能固定在一個地方，而且每一天巡視的路線都不一樣，巡視的路線往往是臨時安排的，並沒有事先的計劃。這樣的工作性質讓他們對這份工作沒有安全感，同樣讓他們沒有安全感的是，公司的資源分配不平等。Roney: 幾年前的一次公司年底發紅包，其他部門和幾乎一半的保安都有分到，只有我們尼泊爾籍的保安沒有，我們決定必需要為自己爭取權益。Suraz: 所有的高階職員都有份，只有我們這些底層的保安沒有，這是一種歧視。Roney: 我們集中在一起討論，諸如採取什麼樣的形式表達意見，怎樣做會更好，我們是否清楚自己的選擇會不會有什麼後果，這些後果會對我們產生怎樣的影響等等。有些人覺得這樣做不錯，就加入了，有的則不願意參與就離開了。Suraz: 我們最後決定比較妥當的做法是給公司寫一封信，表明我們的意圖。我們一共徵集到85個簽名，然後送到公司，希望他們能夠解決我們的訴求。

11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從Roney和Suraz的表述來看，他們最後決定向公司表達自己的訴求是經過一個縝密的、理性的思考過程。在一定程度上，這樣的行為是一種集體的公開表白，也很像Scott所分析的「公開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的抵抗方式，是掌握權力的人和沒有權力的人公開直接的互動和接觸，是一種有形的、公開的、集體的形式，反抗霸權對於人的權利的侵犯（Scott 1990）。這樣的抗爭形式不僅需要個人的勇氣，也需要對於自己應得的權利有着非常清晰的概念。Roney和Suraz他們在採取行動之前的深思熟慮正表明他們需要有勇氣清楚表達自己的訴求，同時也要有對於可能的結果的心理準備。讓Roney和Suraz感到失望但似乎又是意料之中的結果是，公司駁回了他們的請求，並沒有如他們所願補償他們想爭取的額外報酬。Roney: 結果是我們什麼也沒有得到，我們只是在浪費時間，把我們自己放到了公司的黑名單上。在公司的眼裏，我們是一群壞人。Suraz: 公司說他們的分配是根據公司的原則，你們不應該這樣反彈。所以我們有些人辭掉了工作，要不然還能做什麼呢？Roney和Suraz以及他們的同事的抗爭最終以失敗收場，並沒有後續的行動將與公司的對抗升級。Roney: 那之後我們再也沒有抗議了，公司第二年分紅包還是沒有我們，只給我們500澳門元。但我已經很滿足了。我感覺到也許我們並不是一定要得到紅包不可，這畢竟是公司的決定。公司已經給了我們工作，我不覺得我們有權力再要紅包。所以，我們再也不去爭取了，再也沒有了。

113第五章　遊走在權力的縫隙Suraz: 我們有時也會討論是否被公平對待的問題，但只是說說而已。我們每天工作的時間很長，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召集抗爭之類。工作之後，我們往往疲憊不堪，我們需要睡眠，需要休息，沒精力去鼓動抗爭了。最重要的是，我們在這裏的工作都不是絕對保障，大多數人很擔心失去工作。為了保住工作，我們必需要忍耐很多事情。Roney和Suraz他們所採取的公開抵抗方式，是希望在既有的體制和權力關係的架構內宣示自己的主體性。他們最終沒有選擇激烈的抗爭方式，或者選擇直接向特區政府勞工事務局告狀的方式，這表明他們還是尊重和重視公司的權威，希望在公司的管理框架下，公司能夠正視他們這群具有自己主體意識、爭取主體權益的人的存在。這意味着他們面臨的矛盾是，依賴既有的權力結構並且希望從中獲益，而正是這樣的權力結構使得他們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所以當公司不願意接受他們的訴求，他們迫於生活的壓力，也只好默然承受。在本書所涉及的訪問中，想要通過這種公開的方式去爭取權利並且真正能夠成功爭取到權利的例子幾乎沒有。更多的例子是和Roney與Suraz遭遇的一樣，面對失敗的結果，要麼離開，要麼忍受。從內地廣東來澳門做建築工人的劉勇剛儘管很不滿意公司老闆將移工和本地工人差別對待，但是也拿老闆沒辦法。他對於老闆所採取的策略是，如果自己還想保住這個工作，就不去和老闆理論，即使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從不會想到要和工友一起去和老闆爭取權利，因為「那樣根本沒用，自己也丟了工作。」劉勇剛的做法是，如果他真的不想要這個工作了或者真的忍受不了老闆的剝削，他會選擇自己離開，不想有太多的麻煩。從河南來澳門做了三年幼兒教育工作李女士儘管覺得自己對工

11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作很盡心盡力，但是還是覺得和老闆有距離，弄不清老闆對她的真正看法。對於一般的文化差異，她採取的是盡量忍受的態度，但如果真有人身攻擊之類的，或是老闆因為心情不好遷怒於她，她也不準備妥協。我是不會隨便忍受的。中國不是有句古話叫「士可殺不可辱」？我知道我在澳門這邊工作不容易，需要仰仗別人的地方比較多，一般也不應該得罪別人，但是欺負人的事情就不答應了。無論是劉勇剛還是李女士，「離開」都是在和老闆的權力互動中企圖掌握自己的主動權的直接方式。有些移工儘管也認為「離開」是一種選擇，可以脫離既有的權力關係的壓迫，但也同時顧及到離開會被遣返原居地，結果是令他們一無所有。因此，即使在工作上碰到不合理的待遇時，往往是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在堅持和忍受的狀態下，移工的主體能動性更多是以隱秘而流動的形式呈現出來。「隱蔽的文本」與「弱者的武器」在弱者如何為自己賦權的理論中，Scott 提出的「隱蔽文本」（hidden transcript）常常被提及。在 Scott 看來，相對於直接與權力對抗的方式，即「公開的文本」，「隱蔽的文本」以隱蔽的方式來突破他們所面臨的種種局限，藉此逃脫權力所有者的監視。如果說，「公開文本」存在於支配者與從屬者共同顯身的「前步台」，描述兩者之間的公開互動；那麼，「隱蔽的文本」則現身於「後台」，往往是因應某種特定權力關係和權力場所而產生的特定的言說（speeches）、姿態（gestures）和實踐。

115第五章　遊走在權力的縫隙根據 Scott 於東南亞鄉村的田野考察，他發現處於權力結構底層的農民，往往不會公開地反抗或挑釁壓迫者和權威，而是會仔細地計算自己的反抗所付出的代價和後果會不會使自己的利益受損。基於這樣的考量，農民常常採用隱蔽的方式來處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限制和規訓。這些日常的反抗形式包括：偷懶、假裝順從、口是心非、裝瘋作傻等，其總體的特徵是隱秘、機智、散亂、靈巧地混雜在日常生活的行為舉止中，看似漫不經心、或有意或無意，不需要事先協調和計劃，但是實際上卻是農民以低姿態的反抗技術進行自我防衛，以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的重要手段，也是和當權者進行權力周旋但又可以避免公開反抗的集體風險的武器，即「弱者的武器」（Scott 1987）。32 歲的菲律賓籍酒吧服務生 Michael Deguzman 認為，「為自己的權益而抗爭，這當然好，但有時你可以通過另外的方式來抗爭。你如果公開直接地堅持你的權益，你的公司便可能對你失去興趣，你為什麼還要堅持呢？你越是堅持，可能情形會越糟，所以最好是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從簡單的字面意思來理解，Michael Deguzman 這段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他並不看好正面的、公開的為權益而抗爭的方式，因為那並不會帶來實際的益處。也就是說，他並不認同要完全顛覆權力結構的企圖，儘管他們恰恰是被嵌入在這樣的權力結構的底層；再者，他也並不認為應該完全放棄抵抗，可以用「另外的方式」來進行抵抗。在這裏，「另外的方式」頗耐人尋味，與「隱蔽的文本」有某種內在的關聯。作為酒吧的服務生，儘管 Michael Deguzman 並沒有明確說明什麼是「另外的方式」，但是從他的言談間，更像是日常工作中他逃避工作的某些行為和策略。如 Michael 的日常工作是為顧客點酒、調酒等，由於不通中文，避免溝通的障礙，Michael 盡量偷

11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偷地避免與說中文的顧客接觸，免得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和麻煩，令經理知道後會說他的服務不佳、偷懶等等；有時受了經理的冤枉，他不會正面爭執，而是把不滿藏起來，保持冷靜，好像沒事一樣，或者偷偷地找一個空擋或地方呆一會兒，讓自己平復下來，以經理察覺不到的方式怠工或者休息等等。這些「另外的方式」更多的指向是隱秘的、不容易被僱主/老闆覺察的、很多時候是隨性的、介乎有意和無意之間的，多半是通過個人的行為對正常的工作形成某種擾亂和干擾，但又不至於影響工作的正常運作的行為。在和僱主/公司進行權力周旋的過程中，移工很會辨識和利用對自己有利的條件和契機，為自己獲益。Judy為一個三口之家服務了五年，按照她自己的描述是「常常很不開心」，因為女主人對她不信任，不信任她煮的菜，瞧不起她的英文，看不慣她的生活習慣等等。但是Judy沒有選擇離開，除了擔心工作不好找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她認為男主人很有「同理心」，對她很好。有一次，她在菲律賓的母親住院，急需一些錢應急，她走投無路，最後試探着向男主人開口，沒想到男主人居然給了她錢，這讓她喜出望外。儘管她很擔心她這個做法一旦被女主人知道可能會被趕出家門，失去工作，但她直言以後如有應急的情形可能還會採用這個方式，只有這樣她才能解決燃眉之急。在這裏，Judy所使用的策略是利用男主人和女主人不同的行為方式，為自己找到更大的生存空間。這在一定意義上是分化了權力的集合，使權力變得脆弱和有機可乘。在男主人面前，她通過展示自己的不幸和弱勢獲得同情，爭取到男主人的支持；而在女主人所代表的強勢的絕對權威面前，她採用的是隱秘的還擊方式，表面上不動聲色，暗中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利益，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挑戰了女主人的權威，削弱了女主人所代表的絕對權力。

117第五章　遊走在權力的縫隙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移工所採用的「隱蔽的文本」或者「弱者的武器」的抵抗方式，往往是僱主/公司投訴或譴責移工的重要理據。有些家傭僱主公開對媒體表示對目前的家傭質素和職業水準表示不滿，其中有的僱主遇到持旅遊證件來澳門找工作的家傭，一經聘用而獲得工作藍卡後，就即刻辭職不幹了。這情形不排除家傭尋找工作是為了要獲得一張回家的免費機票的意圖。因為根據法律的規定，僱主必須要給家傭買好返回原居地的機票以及其他的遣散費用，否則會被追究法律責任。移工家傭利用法律的縫隙為自己牟利，目的不是為了工作，而只是利用僱主，使僱主感覺被所聘的家傭糊弄一場。[5]如同Scott所觀察的，「隱蔽的文本」隨着特定的場域權力關係的變化而變化，沒有固定的形態和格式，有的甚至是直接挑戰道德的底線。以偷竊為例，在移工（如家傭）所能擁有的為數不多的資源中，將僱主的財物以隱蔽的方式據為己有是最常見的形式。有些僱主觀察到，一般的家傭偷竊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採取少量多次，一方面觀察僱主的反應，同時也不易察覺，等到積少成多之後便很可觀。謝女士在提到自己僱用外傭的經歷時總是有些耿耿於懷。幾年前她的家傭完成合約後決定回到原居地，為了表示對這個家傭的感謝，謝女士和先生親自開車去機場送這個家傭回家。臨近機場的時候，家傭突然要求回去取東西，說是準備帶給家人的蛋糕在冰箱裏面了。由於這個蛋糕對於家人的意義非常重大，所以她執意要回去取。當時讓謝女士感覺很奇怪的是，這個家傭幾 5. 見〈僱主：家傭素質參差〉，《澳門日報》，2013年11月25日。

11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年間在家裏工作的時候基本上對主人的話都是百依百順的，但是這次卻顯得很執拗，有些不可思議。因為飛機起飛的時間已經臨近，家傭最後才不得不放棄這個念頭。幾天後的一天，謝女士和朋友聚在家裏搓麻將，玩到酣暢淋漓時，有人說肚子餓便直奔冰箱找東西吃，看到裏面的一個蛋糕盒便直接打開，但是奇怪的是蛋糕的內核非常的硬，怎麼都切不動，最後努力掰開後才發現裏面裝的是謝女士遺失多時的手錶、首飾和項鏈等，有些物件謝女士自己都已經忘記了，看到之後才恍然大悟。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謝女士不敢相信平時對自己言聽計從的幫手居然有這樣的行為，謝女士的疑惑也終於有了答案。與謝女士家的情形不同的是，龍女士家的外傭喜歡不斷地借錢。據龍女士所述，她的外傭在「剛到家裏的時候非常的憨厚老實」，做事儘管「很笨但是還很認真」，照顧小孩也沒出什麼大礙，所以對她印象一直也不錯。但是她後來開始向龍女士借錢，先是要借幾萬，相當於外傭自己兩年的薪金，說是家裏要蓋房子，後來見龍女士不答應又改口少借一些，並答應從自己的薪金中扣除。龍女士後來得知她的家裏並沒有蓋房子，但是錢的用途卻不知去向。在之後的幾個月中，這個家傭反覆借錢，舊賬沒還又借新的，這引起了龍女士的懷疑，儘管還有一筆錢在家傭的手上，但她最後還是找個借口將家傭辭掉了。僱主的抱怨和不滿表明了在僱主和傭人的權力遊戲中，僱主並沒能完全控制佔弱勢地位的移工，也表明了移工在有限的權力範圍內盡一切可能獲得最大的收益。她們並不直接地頂撞或者向僱主申討權益，而是隱蔽地靈活地遊走在僱主和自己的位置的落差中，將僱主的利益置換到自己的身上，或竊為己有，從而使自己增益，而致僱主的利益受損。這樣的隱蔽的策略可能不具有道德的合法性，但是對於移工而言卻具有實用性。儘管這些「隱蔽

119第五章　遊走在權力的縫隙的文本」也具有風險，也會付出代價如失去工作，但同時也誘惑移工在有限的條件下展示移工被壓抑的主體能動性。在和僱主的互動較量過程中，這樣的主體能動性並不是按照權力關係所設定的腳本來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是逾越了腳本的限定，呈現出權力結構所無法限定的自主性。因為這樣的自主性，僱主並不是一個完全的贏家，移工也不一定是完全的輸家。靈活的抵抗「戰術」及其成因如前所述，「隱蔽的文本」並沒有固定的模式，相反是隨着特定語境的權力關係變化而變化，形態各異，層出不窮，滲透在移工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菲籍的家務助理 Maria 按照和僱主的合約每天應該工作8小時，但是實際的工作時間卻常常是從早上7點開始到晚上7點，有時晚上 9 點還沒做完。剛剛開始的時候Maria很擔心自己體力不夠可能會被辭退，每次被僱主批評都很不開心。慢慢地 Maria 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節奏，說實話，我現在並不是很累，儘管我的工作時間很長。因為女主人並不是一天都呆在家裏，她經常會出街。（只要）她一出去，我就放下手上的活，也跟着休息。這讓我有很多放鬆的機會。所以現在即使我的女主人不斷地在我耳邊嘮叨、抱怨我這做得不好，那裏又需要做的時候，我也不是很擔心，「冇問題」（她用粵語發音）。我一般這邊聽（她用左手指着左耳），然後這邊出（又立刻指着她的右耳）。反正多些耐心就是了。在僱主安排的工作流程中，Maria 找到了挑戰僱主的間隙，在這些有時短暫有時長久一點的縫隙閒暇中，她可以不必遵守，甚至改寫主人所規定的工作，或休息或放鬆或發呆，將這些縫隙

12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賦予自己意義。儘管她沒有辦法徹底拒絕僱主所規定的工作流程，徹底改變作為家傭的地位，但是她已經享受到了抵抗所帶來的成效，即不會太累、有短暫的自由等等。Maria 對於主人的嘮叨所採用的「左耳進、右耳出」的戰術（tactic），使主人的發號施令無法發揮應有的效應，這也暗中削弱了僱主的權威感。在與僱主的互動關係中，Maria的戰術策略使其未必是完全被動的弱者或輸家。作為「弱者的武器」，這樣的戰術表明日常生活中的權力關係並不只是簡單的統治與服從的關係，也包括相互的抗衡和較量。在de Certeau看來，這樣的戰術往往與一個與其相對應的概念，即戰略（strategy）相伴而生。簡單的講，戰略通常是指自上而下的宰制權力與規訓力量，比如權力機構所制定的明文規定、法規，章程或法定的空間等等，代表了權力機構對於個體的權威和監控；而戰術則指由下至上的消解權力的力量，它不具有公開性與合法性，但恰恰是對於正式而合法的戰略形成某種干擾和挑釁。比如，一些僱員裝作在為僱主幹活，但實際上是在給自己工作，像在工作的時間寫一封情書之類的。這樣的行為使僱員成功將自己的需要置於周圍的既定的秩序和規訓之上，並形成一定程度的挑戰和抵抗。憑藉這種抵抗戰術，雖然沒有離開僱主的勢力範圍，但僱員卻可以在既定機制的權力範圍內，逃避其規訓以避免被徹底壓制。這樣的戰術隨處可見，居住、晃悠、說話、閱讀、採購以及烹飪等等，都是製造出這種戰術詭計的行為（de Certeau 1984）。Gracia 同樣也是做家務助理，但她的戰術和Maria又有不同。由於之前在台灣做過家務助理，Gracia 對於家務清潔、煮中餐駕輕就熟。按照僱主的安排，Gracia 理應兩三天去超市購物一次，而不需要天天出街，但是她總會找到理由在每天午飯後的間隙出去一趟，她對僱主的解釋是每天採購食材會比隔天採購新

121第五章　遊走在權力的縫隙鮮，從而獲得了僱主的同意。儘管Gracia每天出街的主要任務是買菜，但她享受到的遠不止於此。她往往利用出來的時間給朋友或家人打電話、或者和其他的菲律賓家傭用母語聊天，有時時間充裕還可以在附近的公園坐坐，放鬆一下心情。「這是我堅持每天出來的真正原因，可以放鬆一下」，Gracia 很慶幸地說。她也很喜歡用僱主的錢體驗消費的快感，儘管回家後每一筆錢都要和主人報告，但是「花錢的時候感覺還是蠻好的，像是給自己買東西。」無論是出街還是消費，都是對 Gracia 日常的室內的家務勞動的一種顛覆。儘管她還是為主人做事，但是她將整個過程也打上了自己的色彩，賦予了自己的意義。出街這樣的日常生活的儀式給予她僱主所無法控制的聯絡社會關係的機會，她可以為我所用，將其變通為自己的閒暇；同時通過幫主人消費或多或少地滿足了自己因為薪金低而不敢消費的慾望，將工作的限制轉化成一定程度的自我享受。像 Gracia 這樣的例子很多。家傭往往利用出街買東西、接送小孩上學或帶孩子出外玩耍的機會和同鄉或朋友聚在一起，除了周末的假期之外，這樣因工作的理由而形成的短暫室外聚會往往是她們重要的社交活動。在氹仔的中央花園，幾乎每天下午都有帶小孩出來的家傭聚在一起。常見的景象是：孩子在一旁玩耍，家傭則聚在旁邊，時不時看看正在玩耍的孩子，然後又和同伴聊天。在這些工作的間隙，她們可以相互交換各種各樣的信息、抱怨主人，以及各種各樣的抵抗戰術等等。Foucault 曾將這種抵抗戰術稱為「直接周旋」（immediate struggles），即存在於既有的權力關係之內，但並不是要直接抗衡權力結構並促使其改變。相反，所依據的是在權力關係的內部，通過各式各樣的、非正式的、持續不斷的方式和權力進行周旋（Foucault 1982）。不僅如此，如果從一種關係性的架構來看，

12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無論是戰術抵抗還是直接周旋，實際上是現代社會的權力關係的產物。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權力有別於傳統權力，在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並不是傳統意義上所理解的簡單的統治與被統治的二元對立的關係。現代權力主要不是通過強力的手段自上而下施加的，而是以零星的、經驗的、隱蔽的、持續的、生產的、毛細血管狀的和遍佈無遺的彌散狀態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牢牢地監視、束縛着我們的思想、身體和行為（Foucault 1980）。也就是說，現代社會的權力更像是通過網狀的系統分佈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只集中在某個明確的核心部分。按照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哪裏有宰制哪裏就有叛逆的邏輯，壓迫剝削和抵制反抗往往是相伴而生的，網狀分佈的權力關係所應遭遇到的應該是同樣的網狀、分散的抵抗和挑戰。這樣的情形也正如 Comaroff 所觀察，「這個體系由一組層級分明、相互協作的關係所構成，它的中心化權力的實踐—將其支配權強加到生產、交換、性，以及生育等更加分散的領域當中。」（Jean 1985:260）作為一種回應，這些分散的微觀權力反過來會遭遇到一種在所有層面上形成的、根植於日常生活的「真實抗爭政治」（realpolitiks of resistance），這些抗爭表現也因此形態各異，因人因時因事而不同。這也就是說，現代的權力關係所催生的抵抗的戰術，同樣也是零散的、隱蔽的，散佈在權力關係的縫隙當中，移工的反抗戰術和方式是與權力結構的形式緊密相關的。在很大程度上，移工的這些零散而靈活的抗爭戰術提醒我們，傳統的集體行動式的、抗爭模式正在出現裂變，「通常被高度浪漫化為唯一能夠真正向現有秩序進行挑戰」的抵抗運動儘管還存在（潘毅 2007：311），但不一定是佔主導的抗爭方式。相反，個體的

123第五章　遊走在權力的縫隙流動而多元的抵抗行為，更可能是在日常小規模的互動中找到模糊的間隙空間。這些微觀的抗爭實踐善用日常的生活儀式、社會網絡資源、就地取材、懂得因時制宜的變通與協商，即通常被看成是瑣碎化、「並且未被視為社會變革的抗爭力量」，正成為被考量的重要標的（ibid）。也正是這些微觀抗爭實踐所傳遞出來的意義，使得移工的主體性無法僅僅從宏觀的經濟結構論的角度去詮釋和捕捉。爭奪象徵權力：遊走在公開和隱蔽之間需要指出的是，Scott所謂的「公開的」與「隱蔽的」文本的區分儘管提供了分析上的便利，但是二者之間的界限並不是絕對的。很多時候移工的微觀的抗爭實踐極為靈活多變，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很難只是用「公開的」或者「隱蔽的」形式加以區隔。或者說，「公開」與「隱蔽」的戰術只是相對的，是為了要呈現彼此的抗爭的性質與形態的差異，而實際上二者之間的界限並不是涇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糾纏並相互轉換的。印尼籍的家務助理Echa Illouka Angelita每天大概需要工作20小時左右，因為要照顧嬰兒，她晚上的睡眠時間常常只有三到四個小時，而且早上6點又要起來準備一家的早餐。由於極度的疲累，很多時候會感到精神恍惚，因此招來僱主的不滿。僱主時常會嘲諷她愚蠢，很多時候她都採取忍受的態度，因為她知道自己需要這一份工作。但是有些時候，她會將心中的不滿爆發出來。有時她（僱主）說我愚蠢的時候，我就還嘴說，別再這樣說，否則我就離開。她（僱主）這時就會很安靜。

12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說到這裏，Echa並沒有顯示出勝利者的神情，反倒是很無奈。有時候氣極了我就在僱主面前踢椅子。她（僱主）會說，你真是很粗魯，我也會不客氣地回應她，是你讓我變得這麼粗魯，而不是我自己。這時她（僱主）又會變得很安靜。Echa的公開抵抗方式存在的風險是她很可能會被立即解僱，但是實際的結果卻是僱主會「變得很安靜」，而且還讓她繼續擔任家務助理。Echa承認她並不是經常公開地和僱主鬧翻，而是視情況而定，只有在氣急的情況下偶一為之：怎麼會經常？（Echa笑問道），其實我知道她不會解僱我的，因為她再也找不到像我這麼賣力的家傭。有時Echa也會採取隱蔽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主體性。在前面提到由於宗教信仰不同而被僱主經常要求吃豬肉時，她並沒有採取公開的正面的拒絕和還擊的做法，而是悄悄地把豬肉倒進垃圾桶。這種做法在Echa看來更安全，即在表面上維護了僱主的象徵權力，不會使得僱主動怒而危害到自己的利益，如遭解聘；同時也維護了自己的宗教認同，即她並沒有完全為了僱主的權威而委屈和詆毀自己的宗教習俗。對於Echa來說，無論是「公開」地挑戰還是「隱蔽」地消解僱主的權威都是預先無法設計好的，都是視具體的情形而相互切換。很多時候移工的微觀生活實踐很難界定是「公開的」還是「隱蔽的」形式。Fiona愛漂亮，直言自己很喜歡打扮，還拿出自己大學時代的照片。照片上的她果然面容姣好，身材不錯，也很時髦。周末總是她最開心的時候，也會特意打扮一番再出街，常常會在新馬路、紅街市一帶的鋪頭上轉轉，看看有沒有什麼合適

125第五章　遊走在權力的縫隙又便宜的衣服鞋子之類的。她在言談舉止之間有時會稱自己的女主人是「肥女人」，儘管她每次這樣說出口之後有點不好意思，好像感覺自己說了什麼不應該說的事。在被問及她為什麼會這樣時，她辯解說「她真的很肥，她的腰有我的兩個這樣粗」，Fiona邊說邊比了一個手勢，語氣中多多少少帶有一點不屑，也無形中表露出對於自己苗條身材的得意。因為是住在僱主的家裏，她每次周末打扮得花枝招展出門的時候都會被僱主看到：開始的時候她總是冷言冷語的，好像我是個壞女人，可我並不覺得怎樣，這是我的自由。後來她也不說了，就像沒看見一樣。從Fiona所描述的情景看，當她花枝招展面對「冷言冷語」、「很肥」的女僱主時，儼然是一種「公開的」展示自己所擁有的象徵資本，如姣好的身形和容貌，但是她巧妙地將這樣的公開展示呈現在周末假日的情景中，即在她脫去家傭身份，女主人無法對她像平日那樣下工作指令的間隙發生的，這使得她能夠透過服飾的變換，隱蔽地傳達出可能具有的挑戰的意味。如同前面的分析，很多僱主會有意無意地使用象徵權力來突顯她/他們優越的社會地位和對移工的歧視。Fiona的時髦裝扮也是在有意或無意，公開或隱蔽之間展示自己所擁有的象徵權力。如果按照Bourdieu的理解，象徵權力的角力和對抗正是通過由複雜的姿態、肢體和言行等集合而成的習性（habitus）而體現出來的話（Bourdieu 1991），可以想見不錯的身材和容貌正是Fiona與僱主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所具有的優勢。她很機智地找到了自己的優勢，這樣的優勢賦予她一種優越感，也無形中對於主人的優越地位構成一種象徵性的挑戰（symbolic challenge）。

12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如同藍佩嘉所觀察的，在僱主和家傭之間實際上存在着一種看似平常但實際上卻是象徵權力之間的較量和對抗（藍佩嘉 2011）。在澳門，很多來自東南亞的移工都具有不錯的教育背景，雖然從事的職業可能是家傭、保安或者餐廳酒吧的服務員，但卻擁有不錯的大學學歷，尤其英文水平是很多澳門的僱主沒有辦法相比的。儘管僱主佔有經濟資本的優勢，但是並不必然地擁有教育與文化資本的稟賦，這也為移工與僱主之間在象徵層面上的較量打開了空間。做地產生意的Jojo對於自己的家傭感情很複雜，既依賴又不滿。由於自己不懂英文，Jojo很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英文，於是將小孩送到了英文學校。因為工作忙，沒有辦法照顧小孩，同時也希望在家裏給孩子一個英語的環境，Jojo請了一個菲律賓籍的保姆，主要負責照顧小孩的日常生活的起居，特別是負責和學校的溝通與聯絡。因為語言不通，學校的活動一般都由保姆替代，而在日常生活中，則主要通過手語等肢體語言來交流，誤解不少，但「好像彼此都習慣了。」讓Jojo覺得不滿又無可奈何的是，她的保姆除了會做一些簡單的三文治之外，很不擅長煮飯，最常遇到的尷尬是她自己下班後要親自下廚，尤其是周末。如果想吃一些合胃口的飯菜，一定要自己親自去買來煮，這常常讓她感到心理不平衡：好像反過來了，成了我是保姆，我要給她（指保姆）煮飯，而她來帶孩子做作業。Jojo的語氣中有明顯的不滿，但是好像又只有這樣，保姆具有她所沒有的英語能力，所以她又只能這樣維持。很多時候她甚至很擔心這個保姆會離開，因為如果換了一個保姆的話，她還會面臨同樣的無法溝通的問題，甚至還可能缺少了現在的默契。

127第五章　遊走在權力的縫隙J o jo的擔心正在於在面對保姆的時候，自己失去了一種象徵性的語言和文化權力，而這種缺失無形中使得家傭充權（empower），從而對於Jojo形成無形的挑戰，影響和分散了她的權威。這種挑戰可以說是公開，直接影響到Jojo作為母親的職責，如與學校溝通以及負責孩子的功課等。同時，這樣的挑戰也可以說是隱蔽的，家傭在整個角色分配的過程並不佔有主動的位置，也並不是有意識的要挑戰女主人，而是Jojo配置給她，家傭只是在角色的執行過程中因為其象徵權力的優勢而被分配到一個相對優勢的位置，如果和其他只能做家務的家傭比較的話。在實際生活的互動中，不同形式的象徵權力，往往是處於弱勢地位的移工獲得象徵優勢的重要手段。他們可能聚集在一起嘲笑僱主的英文、或者拿僱主的身材或者相貌開玩笑，或者有意無意地炫燿自己比僱主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比如說話小聲、周末去海邊野餐、閒暇時踢足球、常聽古典音樂等，或者瞧不起自己服務的客人不夠整潔以及清潔程度差、對本地人文明程度失望等。在一家紡織公司做質檢助理的尼日利亞籍的Blessing Ibomo對一次在澳門搭乘公車的經歷總是記憶猶新。一次，我和一個朋友一起坐公車，裏面很擁擠。我先擠上車，我朋友在我後面，他是最後一位上車的。所以他只能站在車門旁邊，這時司機將車門打開，我朋友的手被夾住。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不會說什麼，自己一走了之。但是我朋友非常生氣，他大喊到「在幹什麼？」，而司機也不同他說明原委，同樣很大聲地說『誰讓你站在那裏的？』對於我朋友的憤怒感到不可思議，也大喊着要叫警察，言下之意你怎麼可以這樣大聲說話？我的朋友更加生氣，很憤怒地吼道，「你這麼做是不對的。就僅僅因為我是黑人嗎？」那個司機也同樣大叫，兩個人怒氣沖天……

12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說起這次經歷的時候，Blessing Ibomo依然感到很難過。她確實覺得自己的朋友沒有被尊重。他（Blessing的朋友）受了傷，當然很不高興，可是公車司機並沒有道歉，反而威脅他，這非常不好。儘管Blessing也認為自己的朋友做得不夠好，才引發這場衝突，「我不喜歡衝突，如果我是他們其中一位，我會馬上說ok沒問題，然後離開，大家相安無事」，但是這件事再一次讓她感歎：本地人比較沒教養，文明程度不高，他們說話總是很大聲，似乎總是怕別人聽不到，尤其是在公車之類的公共場合，即使聊天，聲調也很高，感覺不是很有水準。Blessing的潛意識中，本地人儘管佔有地緣的優越性，但是文化修養卻難以讓人尊敬，隱約間突顯出自己在行為規範上的優越感。正是在這些微小的常常不被人所注意的瑣事中，可以說移工不動聲色地、悄悄地，或有意或無意，或公開或隱蔽地享受着象徵權力所帶給他們的有限的優越感，也或多或少地呈現出被權力結構所遮蔽的主體性。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6

13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因為我們被安排在公司的宿舍，所以不允許在外面留宿。根據公司的規定，如果我們想住在公司外的宿舍，公司會給我們500元的住宿費。我們都比較喜歡住在外面，因為公司的宿舍條件不好，很多設備都壞了。我們有很多投訴，但是公司從來不理會，從來不來看看。如果我們沒有公司的允許而直接住到外面，他們（公司）會採取行動的。所以我們必須事先徵得公司的同意，但是從來沒有成功過。」—尼泊爾籍保安 Roney Gurung「你在工作的地方有自己的空間嗎？」「我老闆有兩個住處，一個他自己住，一個給我住。他很信任我。」「你怎樣使用這樣的空間？」「我放一些我的東西在裏面。」「你假期一般怎樣過？」「我有房間的鑰匙，所以晚上我可以回去過夜，白天在外面。」「你經常去什麼地方？」「像新馬路。」—印尼籍家務助理 Nana「你在工作的地方怎樣使用自己的空間？」「在公司我有一個小小的隔間，我有一個小小的植物在那兒。我有一個靠墊，我有一些文具，不是粉紅色的，你會有一些選擇的空間，你可以選擇貼一些，比如一些照片什麼的，都是沒有問題的。」—內地籍葡文翻譯 但昀昵

131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你休息日的時候做些什麼？」「我會去教堂。星期天我通常會去教堂的唱詩班唱歌。我有一些固定的活動，在天主教堂做一些服務。」—菲律賓籍家務助理 Rosemarie「你常和家裏聯絡嗎？」「會呀。如果我有時間或者休假，我就給家裏打電話。每天大概兩到三個小時，幾乎每天都是這樣。」—尼泊爾籍保安Khageshor Khadka「在澳門，你一般待在什麼樣的地方？」「就這裏了，三盞燈這裏。」「工作之餘主要做些什麼？」「沒有做什麼就休息了。就是在這（三盞燈）附近走走。」—越南籍保姆Pei Shi Zhen作為一個龐大的外來的群體，移工滲透在澳門的每一個角落。不論是熱鬧繁華的街市，還是陳舊破爛的閣樓，不論是大大小小的教堂，還是一間一間在街頭巷尾見縫插針的網吧，抑或是在擁擠不堪的巴士公車上，移工的身影都隨處可見。澳門的城市空間對於他們來說具有多重不同的意義，既是他們工作生活淘金的地方，也是他們被規訓被排斥被邊緣化的地方，同時也是他們試圖突破既有權力關係的束縛與宰控來建構和展示自己的主體性的地方。本章將着重從空間的角度剖析既有的權力關係對於移工的規訓以及其局限。所探討的問題將涉及澳門的社會關係如何

13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體現在空間的生產與分配中，處於弱勢的移工被嵌入在怎樣的空間配置中；在高度權力化與制度化的空間中，移工擁有怎樣的潛能和戰術將空間為我所用，使其轉化為自我展示和實踐抵抗的場域。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將分析移工的主體性如何在多重權力關係交錯的「異質空間」以及空間閾限中呈現出來，一方面表面上遵從既有的制度性權力空間分配，但同時對其形成某種潛在的干擾和破壞，從而暫時性地逃脫權力關係的控制和支配而獲得相應的自主性。移工與澳門空間分配作為社會關係的產物，空間不僅只是抽象的自然物質或者作為社會關係演變的場域，更是權力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同Lefebver 所分析的，社會空間的母體是社會關係，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社會關係將自身投射到空間裏並在其中打上烙印，與此同時它們本身又生產新的空間。因此，每一種特定的社會、生產模式或生產關係都會生產出自己特定的空間（Lefebvre 1991）。結合澳門的新自由主義的情境，澳門的社會空間也正是賭博資本主義所代表的社會關係的印證。1999 年澳門回歸以及相伴而來的 2002 年賭權開放，不僅改變原有的政治經濟結構，也改變了澳門的地景空間。葡澳時期具有強烈殖民色彩的建築、街道、教堂等被漸漸置換成為發展旅遊業而吸引遊客的賣點；得益於賭權開放而進駐澳門的各大外資賭場競相大興土木，一個又一個的大型博彩娛樂項目拔地而起，佔據了澳門瀰足珍貴的空間，改寫了澳門的地景。以從氹仔對望澳門半島為例，葡澳時期最為顯眼的建築是代表殖民文化的西望洋主教山的教堂、代表傳統的獨家博彩壟斷的

133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葡京酒店，以及後來代表中方勢力崛起的中國銀行大廈。這樣的地景輪廓，隨着金沙、永利、MGM、銀河星際、新葡京等賭場的標誌性的建築相繼落成而發生變化。這些新建的標誌性的建築璀璨奪目、爭奇鬥豔，代表着賭博資本主義的擴張，不僅使得代表原有權力關係的地景變得黯然失色，也彰顯出當下的權力結構與社會關係。如果從空中俯瞰澳門，澳門的空間分佈特徵就更為明顯。居住着澳門80%人口的北區，街道狹窄、建築破舊擁擠、人口擠迫；中區歷史遺蹟集中，被政府規劃為重點旅遊區，傳統的小街小巷常常被遊客逼爆；新口岸一帶空間相對舒緩，主要被各種實力雄厚的公司企業商戶佔據；相比之下，最為寬敞的空間應該是幾年間突然繁華起來的路氹連接處的金光大道，街道開闊疏朗，豪華酒店、賭場氣勢磅礡，威風凜凜，與澳門傳統的小街小巷不可同日而語，儼然不是澳門。這樣的空間配置正是當下澳門社會權力關2002年賭權開放後，各大外資賭場競相大興土木，地標性建築陸續建成，改寫了澳門的地景空間。

13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係的縮影，空間的舒展與侷促、開闊與擠迫反映了空間的佔有者在社會關係中所處的位置緊密相關。作為澳門經濟的主力，博彩業佔據了最好、最充沛的空間資源，也獲得了政府最強勁的政策支持；相反，如北區，一些重要的社會基礎設施、居民經濟房屋以及必要的公共空間，卻因土地的嚴重不足而受到極度擠壓。這種不均衡的空間配置正是宰制性的政經權力關係所力圖形塑、並使之合理化的結果。隨着博彩業的不斷擴張、人口的急速增長以及土地資源的日益緊張，這樣的狀況將變得更加突出與難以調和。空間資源的嚴重不足以及分配的極度不公平也必然反映在移工的日常生活中。儘管按照澳門的法律，如果移工自行選擇住處，公司/僱主需要承擔支付給移工 500 澳門元作為住宿補助，但是由於澳門的租金隨着物價而飛漲，房租節節攀升，政府所規定的每月 500 澳門元的住宿補助幾乎連租一個床位都很困難。菲律賓籍的 Margie 來澳門做家傭，爭得僱主的同意可以在外留宿，便從空中俯瞰澳門，澳門部分地區建築擁擠，街道狹窄，人口稠密。

135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和親戚一起租住了一間小公寓，每個月的床位費按年增長一些，大概是 500 元左右。徵得 Margie 的同意，我得以實地看了一下她的住處。這是一間靠近北區的一幢年久失修、破舊不堪的小樓，因為太破舊，這樣的建築在新口岸和氹仔一帶已經很少能見到。小樓裏面沒有電梯，樓梯黑暗而狹小，通道裏堆滿了雜物。按照Margie 的描述，因為沒有照明，爬樓梯時很需要技巧，要故意弄出響聲把老鼠嚇走，這樣才不會在走路的時候碰到老鼠。有些樓層的房門積滿了灰塵，像是已經被廢棄多時了。Margie 和她的同伴住在小樓的頂層，很像是一個閣樓，裏面一共住了六個人；五六百尺左右的空間除了進門的地方空了出來被用作客廳之外，其餘的空間被分割成三個隔間，每個隔間放了一張雙層床，Margie佔據的是靠窗那間的上鋪。她的下鋪被三個同伴輪流分享使用，這些人平日被要求留在僱主的家裏，休息日的時候才能過來，因五光十色背後，澳門仍有不少破舊的樓宇，居住環境惡劣。

13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此實際上這個空間差不多八個人在使用。因為沒有冷氣，房間到了夏天奧熱難忍，有些同伴往往選擇去娛樂場享受冷氣，有同伴也因此而染上了賭博。Margie和她同伴的小公寓很具體地呈現出在澳門的社會空間的版圖上，她們作為移工所佔據的社會位置。這樣的位置一方面標示出他們在社會關係中所受到的種種規訓和限制，同時破舊的閣樓也更強化和突顯了他們在權力關係的邊緣苦苦掙扎的狀態。處在權力關係底層的移工群體，很大程度上無法決定自己所處的空間，而往往被嵌入在權力與利益格局所規劃出的種種規訓的空間中。由於工作性質的不同，移工所處的規範空間也不一樣。尼泊爾籍保安Suraz Thapa每天的日程幾乎都是被安排在公司所規定的不同空間中完成。他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站崗，即站在賭場某個入口，負責監視是否有不相關或可疑的人士（如酒鬼）入場。這項工作所限定的空間範圍就是在賭場的入口附近、門內或門外巡視，保證這個部分正常運作。碰上幸運的輪班，Suraz Thapa可以換到巡視的任務，不必只拘泥在入口附近，活動的範圍相對大了很多，當然責任也會相應地變大。每天能夠讓Suraz Thapa擺脫在賭場入口「罰站」的，就是被換到更衣室休息一下。如果一天工作12小時的話，這樣的休息時間大概是三次，每次半個小時，包括吃飯時間。而另外的12個小時，休息的時間被安排在公司的宿舍中。如果談到對澳門的印象，Suraz Thapa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賭場入口附近幾平方米的空間，因為他一周（除去一天休息之外）有六個整天的時間被要求呆在那裏完成他的工作，「這是不可以改變的，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讓自己習慣這樣的安排。」如果說工作的空間被規訓和安排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即每個工作者都會被賦予某個特定規範的空間的話，那麼對於移

137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工來說，往往會遭遇到更多空間的管控和規訓，而且往往是在非工作、本應屬於自己自行支配的空間。一個最常見的現象是移工往往被安置在公司所規定的宿舍中，而不能自行選擇。餐館服務生趙生，每天在餐館要工作10多個小時，一天除了上下班等車坐車的時間，他的私人時間幾乎都是在勞務公司安排的宿舍中度過。在趙生的經歷中，這樣的宿舍就像是在內地上學時的集體宿舍一樣，四五個人一個房間，是上下鋪床，除了睡覺、看書、聊聊天之外，也沒什麼可做的。如果想看電視要到隔壁的宿舍，因為「隔壁的宿舍條件好一些，有一台電視，如果他們房間沒有人的話可以過去看看電視。」話語間透露出每一個賭場保安每天大部分的工作地方，就是幾平方米的賭場入口空間。

13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宿舍是不需要鎖門的，這也意味着每個人的空間是沒有什麼隱私可言。Roney Gurung 曾經和同為尼泊爾籍的保安同事一起爭取過要在外面留宿的權力：我們都比較喜歡住在外面，因為公司的宿舍條件不好，很多設備都壞。我們有很多投訴，但是公司從來不理會，從來不來看看。按照 Roney Gurung 的描述，公司完全控制了他們工作之外本應由他們自己決定的生活空間，如果他們不遵守公司的規定而自行在外面找地方住，不僅得不到法律規定的住宿補償，反而會受到公司的懲罰。「他們（公司）會採取行動。所以我們必須事先徵得公司的同意，但是從來沒有成功過。」公司的權力體現在對移工的生存空間（無論是工作的還是生活的）的絕對控制之上，處在權力結構底層的保安不得不屈從於這樣的安排。通過空間使用而體現出來的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在僱主和家務助理之間體現得更加直接和尖銳。原本是作為私人空間的家庭因為家庭助理的存在而多了一層僱傭關係，社會權力關係變得更加突出和明顯（Parreñas 2001；藍佩嘉 2011）。在很大程度上，家傭能夠使用怎樣的空間、使用多大的空間等完全是由僱主的意願決定；有的僱主比較開明，家傭就住得好一些，家傭基本上沒有自己選擇居住的權力和自由。印尼籍的Nana在家傭裏算是比較幸運，她可以有一間自己單獨的房間，男主人自己住一間，而把另一間留給她，即使她周末外出也可以回去休息。Marissa又是另一種幸運，儘管她的房間不大，也是僅僅能夠容身並且和廚房的涼台連在一起，但是主人為她專門裝了電視、冷氣，這使得她可以在同伴中炫燿，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家傭都這樣幸運。

139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Cathy到主人家的第一天便被告知絕對不可以使用主人房的洗手間，而只能使用客房的洗手間沖涼，並規定沖涼時間。如果白天做完一切家務，她也不可以呆在客廳休息，而只能呆在廚房。廚房裏的一個小櫈子是Cathy休息吃飯的地方，而她住的地方是廚房後面一塊用來晾曬衣服的狹小空間改建而成，剛好可以放下一張僅能屈身的小床。幸虧我比較矮小，還能睡下，如果我再高一點的話就只能屈腿睡覺了。Cathy在描述自己的棲息的小窩時，並沒有抱怨僱主的意思，好像已經習以為常，她只是感覺有時呆坐在廚房裏很無聊，如果能有一個小小的電視之類就「很完美了」。儘管這樣想，但她並不敢和主人提，因為這似乎是她的權力之外的事。更何況她的好多同伴連僅能容身的空間都沒有，需要每天和自己照顧的老人或者小孩同睡，或是睡在客廳的沙發上。Cathy的一個同伴就是這樣，每天要等主人全都睡下不再使用客廳後才能睡，不然就只好在廚房裏等待。一旦碰上節假日、或者有球賽之類的，睡眠的時間就更不固定。Fiona的情形和Cathy類似，被要求不能隨意進入主人活動的空間。Fiona的僱主是一對土生葡人夫婦，時不時喜歡在家中舉辦一些聚會。因為要準備食物，Fiona需要不時地在客廳和廚房之間進進出出。有時人多的時候客人可能分不清她的身份，會主動和她打招呼問候，但是這種情況她的僱主往往會馬上過來解釋說，「她並不是我們的客人，只是家裏的傭人」，言下之意確定出了Fiona和僱主之間的身份界限。從空間的意義上來解讀，僱主的客廳在此刻代表的是僱主的社會關係與社會地位，只有具有僱主所認可的社會位階的人才可以進入，Fiona的出現可以說是誤

14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闖了不屬於她的社會空間，僱主的解釋更是區隔出Fiona作為這樣的權力空間的他者的身份。這個身份是由僱主確定的，並需要Fiona接受和配合。可以說，在移工的日常生活中，龐大而嚴密的空間管制和監控形式多樣並且無所不在，昭示出移工被層層權力關係擠壓的困境，但也正是這樣催生了移工多樣的空間戰術。「異質空間」：移工對於工作空間的干擾如前所述，權力和對於權力的干擾和抵抗往往是相伴而生。在龐大、複雜而縝密的權力關係的網絡中，抵抗的方式儘管千變萬化但是也無處不在（Foucault 1977，1982）。既然空間是權力運作的重要場域，那也意味着它同時可以成為被宰控者抗爭的場域和方式。前面所討論的移工在日常生活所採用的多樣而靈活的戰術，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從空間的意義來解讀。菲律賓籍家務助理Maria對於僱主的一個又一個的命令與指示所採取的「左耳進、右耳出」的戰術，實際上是挑戰工作空間中僱主與她之間的權力關係。在僱主外出的時候，她讓自己放鬆的行為，如睡覺或休息等，改變其工作的場景，即僱主的家中，作為一個家庭幫工所應有的恭順而勤勞地工作的行為方式，而是將服務僱主的從屬位置置換成服務自己的自主性行為，其工作空間的意涵也隨之而被改變。同樣，Gracia每天出街購物，也是在購物過程中，將替主人購物的行為轉化為自我享受的行為，僱主和家傭之間的對立權力關係，在購物的空間中被淡化，購物的行為被加入了Gracia的個人體驗在裏面，暫時性地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141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這些空間戰術可以接合到Foucault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異質空間」（heterotopia）來理解。在Foucault看來，「異質空間」指的是真實空間（real space）與烏托邦（utopia）之間的一個場域，即真實又虛幻，凝縮了很多不同異質的事物。這些異質的事物可能與主流社會秩序不謀而合，但同時可能也包涵與其相對抗的成分和因素，因此「異質空間」實際上是一種具有多種可能性、混雜、似幻似真的空間形態，並隱含着產生新的不同空間的可能性（Foucault 1986b）。按照這樣的意思來理解，也意味着「空間」不僅僅是一個客觀物質性的存在，也同時是一種關係性的產物，並與人的主體感受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置身於各種社會權力規訓網絡之中的時候，人並非毫無抵抗能力。人們往往通過流動、非正式化、身體與行為的微小抵抗來創造出被賦予個人意涵的空間，並將這些被既有的權力關係賦予意涵的空間改造成另一種形態。在這樣的過程中，處於從屬地位的群體並不是完全脫離而只是帶有挑戰和干擾性地使用被權力關係限定的空間，通過將既有的權力空間轉換成「異質空間」，篡改其既有的意涵，建構出自己的空間意義，並巧妙地躲避權力的監控和限制（王志弘 2016）。 在北京讀完大學後直接來澳門工作的但昀昵現在在澳門一家律師樓做葡文翻譯。儘管每月17,000元左右的月薪比內地的同學高出很多，但是但昀昵很清楚自己在公司的處境，凡事都要小心翼翼。由於不是法律專業出身，她很擔心翻譯出錯影響律師辦案，所以每次處理手上的文件都非常謹慎。讓但昀昵同樣謹慎的是律師樓的人事關係，很多律師是葡國人或者來自葡語國家，相處的時候一不注意，就可能出狀況。根據她的體驗：

14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葡國人性格比較急躁，比較衝動，較直率。他們有情緒會直接跟你發洩，表達出來，溝通方式比較直接。中國同事之間，則沒有太多溝通，不需要太多翻譯和解釋。由於這樣的緣故，儘管公司裏表面上同事之間都比較客氣，但是涉及到更深的交流和溝通，文化的差異就顯現出來了。吃飯的時候，葡國人和葡國人坐在一起，中國人和中國人坐在一起，這是肯定的。但昀昵坦承自己平時私下裏更願意和中國人交往，因為「畢竟文化相同嘛」。在澳門律師樓特有的環境中，葡語是最正式的工作語言，儘管員工私下會用中文談事情，但是正式的場合一般都是講葡語，這也意味着葡語所代表的文化更具有權威的意味，因此說葡語的人以及具有葡國文化背景的人（即使不是老闆），會佔有更多文化資本，也更具優越性。相比之下，中文（特別是普通話）便沒有太多優勢可言，尤其是像但昀昵這樣的位階相對較低，只有工作藍卡的語言翻譯，更是處在弱勢的位置。也許是這樣的公司氛圍多少給人壓抑感，但昀昵很喜歡公司的陽台和自己小小的工作隔間。「陽台上面都是植物，你覺得比較悶氣的時候可以透透氣。」在這裏，陽台成了她舒緩和釋放自己平日工作壓力的地方。她也很慶幸自己有一個小小的工作間：我有一個小小的植物在那兒。我有一個靠墊，有一些文具，不是粉紅色的，你會有一些選擇的空間，可以選擇貼一些照片之類的東西，都是沒問題的。從但昀昵的描述看，她對於工作空間的處理不過是增加了一些簡單的小植物、靠墊、文具之類的小東西而已，然而她正是靠着這些非正式的、零散的、微小的物件使她對自己的工作空間產生

143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一種親近感，減低了對這樣的空間的疏離感，改變了她對自己工作空間的認同。也許因為這些改變太過細微和瑣碎，她自己可能不會直接將自己的行為和抵抗聯繫在一起，但是如果從「異質空間」的角度來理解，但昀昵所作所為正是通過微小的行動來改造原有的空間，使之被賦予她自己的個人色彩，成為整個公司環境中的「異質空間」（Wang 2007）。這樣的空間儘管沒有脫離律師樓這樣大的權力關係和情境，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作為弱勢的但昀昵的主體性，公司的環境也因為幾個自己喜歡的小物件的存在而增添了另外的意義。由於移工的工作空間環境差異懸殊，不同移工所建構自己的「異質空間」也因人而異。有的可能是通過放置一些個性化的圖片、照片或喜愛的小物件，如但昀昵那樣；有的則可能是通過一些不易被主管或僱主察覺的細小的行為舉止，如怠工、睡覺、磨時間、在工作的時間做自己的事，或者利用外出的機會逃避工作空間的規訓和控制。無論工作的性質和工作的差異如何不同，所有移工非常相似的一個特徵是每個人都有一個手機，或新或舊、或昂貴或便宜，對於移工來講，手機不僅體現出實用的價值，也更直接地被移工用作建構自己的「異質空間」的重要媒介。Andy來澳門之前，曾經在香港和深圳酒店工作過，後來看到澳門一家外資賭場招聘就來了澳門。儘管還是在酒店工作，Andy現在主要從事的是公關的工作，與之前的酒店工作經歷完全不同。言談之間，Andy似乎更喜歡之前的工作，「因為相對比較輕鬆」；相比之下，公關部門的工作要「辛苦很多」。由於人手不夠，公司又不願意多花錢聘用更多的人，所以每個人的工作負擔都很重，經常加班加點以配合酒店經常變化的宣傳和促銷活動。唯一讓Andy感覺到這工作「還是有點好處」的地方是，他可以在工作時間隨意打電話、接手機，儘管其他的工作也並沒有明

14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確地規定不能使用手機，但是在「老闆」的眼皮下「總是不好意思接私人電話」，而現在的工作卻提供給他這樣的便利。因為與外面聯絡的機會多，主管顧不上監視他是在打什麼電話，有時電話頻繁還會給人工作繁忙的感覺，所以有時累了或者不想工作的時候就打電話和朋友聊天，以舒解壓力或者逃避工作的重負。印尼籍的清潔工 Neti 受僱於一家公司，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公司的裏裏外外清理乾淨。不及Andy幸運，Neti 在工作的場合不敢明目張膽地使用手機，她常常會把手機放在工作服裏面的貼身內衣的口袋裏，並且使用震動功能，這樣一旦有電話或者短信她就能感覺到，然後會到一些人少的地方，如樓梯的轉角處、儲藏室、甚至洗手間查看或回覆。因為在澳門的朋友不多，她的手機主要是用來和家鄉的家人進行聯絡，而短信是她和男朋友主要的溝通方式。只要一有時間她就會查看是否有新的短信，通過短信瞭解男朋友的狀態，也讓對方知道自己在幹什麼。Andy和Neti儘管工作的性質迥然不同，但是手機這種現代通訊媒介都為他們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異質空間」。這個「異質空間」不同於實體的空間，是由媒介科技與大眾生產和消費所構成的電子空間或流動空間，它可以幫人與其所在的、具體的地理或實體空間形成一定程度的「脫嵌」（Appadurai 2005; Castells 2000），從而擺脫或逃避掉後者的限制。Andy與朋友用手機聊天的時候，儘管身體留在實體的辦公室中接受主管的監視，但他的精神與內心世界卻沉浸在無形的電子空間中，身心暫時性的分裂。手機延展了他超越現實權力關係的空間，使他能夠享受短暫的自主時光。同樣，Neti使用手機查看短信的時候，她作為清潔工的身份認同也被暫時地擱置，即使她仍然穿着標示她身份的清潔工作服，但在查看短信的瞬間，她

145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的真實身份是家人或者男友，這對其工作是某種干擾和破壞，手機的間歇使用使其工作空間的意涵被改寫。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手機即使不能說完全打破或顛覆了移工所處的制度化的空間隔離和規訓，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這樣的控制，從而呈現出移工並不容易被完全規訓和控制的主體經驗。從某種程度上看，手機可以脫離實體空間的「異質空間」，不僅對權力控制形成某種破壞和干擾，也恰恰是僱主/公司與移工之間權力爭奪的場域，控制與抵抗此消彼長，相互較量。和很多家務助理一樣，菲律賓籍Anna也被僱主規定在工作期間不允許打電話，即使是使用自己的手機。但是這樣的規定並不能貫徹始終，在很多僱主不在場的時候，Anna會隨時使用手機而不被發現。她可以在中午為僱主的小孩送午餐的路上，為自己剛剛來到澳門的表妹尋找工作機會，而且「還真的找到了」。說到這個經歷的時候，Anna有些勝利者的語氣，我只是通過短信向朋友詢問有沒有人知道哪裏有工作，很多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就會回應，會告知誰離職了有空缺，或者哪個僱主不好不要去試工等等，我表妹就是去接替一個準備回菲律賓生小孩的人的職位，只用了兩天就找到了，當然也浪費了我不少的電話費。僱主儘管在權力關係中佔有主導地位置，但是並沒有成功地遏止Anna對於控制的突破。在權力的對峙中，手機所開啓的自主空間使得處於弱勢的Anna不是完全被動。有趣的是，這樣的權力較量不僅只存在於工作的狀態，也延伸到非工作的領域。儘管僱主不允許Anna在工作的時間使用手機，但是遇到她每周一次的休假日卻要求她把手機開着，僱主的理由是「以防不時之需，需要她回來幫忙應急。」一開始的時候，Anna按照僱主的意思做

14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了，也確實在難得的假日裏被僱主叫回去，「都是照顧小朋友之類的」，但是這樣的狀況並沒有持續很久。Anna所採用的策略是多買了一張電話卡，一到休息的時候她就換成新的電話卡，號碼只告訴自己的熟人或朋友，因此當主人對她發號施令的時候，沒有辦法聯繫上她，權威也就沒有辦法產生效力。對於Anna來說，這張新的電話建構出的是一個抵抗的空間，一方面阻隔了僱主的權威，將其拒絕在外，同時也保障了Anna的自我空間，使權力的爭奪在工作以外的場域無法延伸，從而有效地抵制了權力的滲透。雖然這種置換電話卡的伎倆最終可能會被僱主發現而被制止，但是在僱主發現之前，Anna依然可以暫時性地享有逃逸監控的自主性和愉悅感。從移工的經歷來看，「異質空間」作為弱者的空間戰術，往往具有很強的個體性，或多或少地體現出個體的主觀色彩。但昀昵工作隔間中的小植物、靠墊等，對於她的同事和上司來講，可能無足輕重，甚至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些物件的存在，但是對但昀昵而言，則意義非凡。這些微小的東西承載了她自我的身份認同，留下只屬於她的印記。這樣的意涵儘管主觀、零散、斷裂並且因人而異，但對於移工而言卻是真實而具體的，是其主體性自我彰顯的體現。如同Andy、Neti、Anna所經歷的那樣，「異質空間」帶給他們的不僅僅是平常意義上的自由和自主性，也代表了他們或有意無意的對於權力關係的挑戰和不合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異質空間」與現實世界的權力關係處在一種吊詭的矛盾關係中，一個主觀靈活，總是試圖在現實的權力關係中找到位置，一個堅實具體，總是試圖通過規訓和控制遏制「異質空間」的產生。換言之，如果我們重繪「異質空間」所代表的抵抗空間，它與權力支配空間的關係是：它在權力關係的支配空間中產生，試圖超越和掙

147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脫支配空間的束縛，但又只能部分地脫位於支配的空間；它與權力支配的空間相伴而生，卻又不能或不願被權力關係所消弭和同化。從某種程度上，這些帶有移工主體特徵的「異質空間」，作為現實權力關係的異質存在，與權力關係既不分離，也拒絕同化。閾限空間：移工與生活空間的改寫根據人類學的論述，閾限（liminal）指的是一些儀式的過程中一種中間的過渡狀態（transitional stage）。儀式的參與者不再具有儀式開始前，即在平時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認同，暫時性地擔任在儀式中所承擔的角色，處在角色轉換的過程中，等到儀式結束後又恢復到平常的角色。在閾限的時空中，既有的社會結構變得模糊不清，個體的社會角色被擱置，社會規範和社會關係被破壞，並出現了新的可替代的社會關係的可能性（Van Gennep 1960）。作為整個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閾限的空間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在這樣的場域中，主體得以從平常的角色中脫身出來，重新形構自己與他人的另類社會關係（Turner 1967，1969）。閾限的空間所具有的這種不穩定、脫序、過渡與不確定的意涵被廣泛地應用於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實踐中（林文淇 1995；Bjørn 2009；Shield 2009），以及移工的問題討論當中(Peralta Catipon 2009)。如果說在「異質空間」中移工的身份認同與主體性相對明確，即處於權力關係的弱勢勞動力群體，是從弱勢的位置對既有的權力關係的干擾，那麼在閾限的空間（liminal space）中，權力關係的架構相對模糊，移工的身份位置也相對的彈性，其主體性呈現出無法被特定的權力關係所界定的更多可能性。

14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在移工的日常生活實踐當中，最為常見的閾限空間往往不是他們的工作空間，而是那些可以供他們臨時棲身、休息、消閒、娛樂、放鬆的地方。因為移工作為賭博資本主義服務的各種各樣的勞動力，身處異地的他們在工作空間中，其身份認同相對是明確的。儘管在工作的空間中，移工可以創造「異質空間」，逃避或者干擾現實的權力關係，但是並不能改變自己在關係架構鏈條中的位置，或者改變整個空間的權力關係。相反，在那些非工作空間中，脫離了老闆、僱主的直接監視和控制，移工不再只是作為弱勢的勞動力，他們有更多其他的社會角色和社會關係被召喚，而這些主體性是在工作的空間中無法呈現出來的。「不是家的家」(a home away from home)移工對於住所的稱謂很多，有的說是寄宿處，有的說是宿舍，更有很多人直接稱為「家」。這些可以為移工提供修養生息的空間，儘管有一定程度的「家」的意味，但是對於身在異鄉的移工來說，只是暫時棲身的地方（boarding house），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家」，是「不是家的家」（Peralta Catipon 2009）。在採訪中，在被問及下班或休閑的時間最喜歡呆在什麼地方，很多移工都會不加思索地回答的正是這些所謂的「家」，即「不是家的家」。Merly在菲律賓的時候本來是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生，因為家裏沒有辦法供她讀書，只好先工作。她在菲律賓的工作是診所的醫生助理，但因薪金低就選擇了來澳門當家務助理。根據僱主的要求，她周一到周六都要住在僱主的家裏，只有星期天休息的時候才能住在「自己的地方」。所謂「自己的地方」實際上和前面提到的Margie的住處很相似，是靠近中區的一間破舊而狹小的公

149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寓，也是幾個人合住。Merly也是只有一晚的床位，碰上人多的時候，她要和朋友一起擠同一張床，除此之外，她有一個小小的空間可以放自己的雜物，如換季的衣服、準備寄回家的東西等。單純從物質條件來看，Merly在僱主家的居住條件儘管也是一般，但比寄宿宿舍好很多，至少她有一個自己獨立的床。即使這樣，Merly 還是把宿舍當成是自己的歸屬所在。「我在這裏能夠感到放鬆，而不是睡覺都在工作」，Merly 很肯定地說。在澳門兩年多的家傭生活中，她和僱主關係「很不好」：他經常訓斥我，很嚴苛，給我的工作量超多，我每天從早上 8 點要工作到凌晨 1 點，有時還會被他半夜叫起來煮夜宵之類的。Merly 在談到這些的時候，表情有點無奈，也透露出想證明「自己睡覺都在工作」的說法並不誇張。盡管有時僱主不在的時候也會偷懶，但是總「提心吊膽的，並不是很放鬆。」不像在「自己的地方」，你可以和同鄉聊天，聊各種各樣的話題，可以抱怨僱主而無所顧及，可以煮自己想吃的東西，可以不必總是看時間，可以想睡就睡，想出去就出去，即使沒人的時候，也可以睡覺或者發呆。對於 Merly 而言，這個「自己的地方」是她在澳門最自由也最有安全感的地方。Joel 喜歡把自己住的地方稱為「家」。由於在賽馬會工作，Joel 的薪金比 Merly 高一些，住的條件也好一些。他目前是和兩個室友同住，室友外出或工作的時候，就是他一個人。他很享受一個人獨處的時光：我一般會看電視，在網上看家鄉的劇集，或者跟家人在網絡上聊天。很開心的。總覺得每星期放假的這天過得特別快，特別短。

15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因為「家」太舒服了，Joel幾乎在假日很少出門，「除非是買一些必要的吃的東西」，要不然全部時間都會呆在家裏，「既省錢又開心」，Joel 的言談舉止間流露出何樂而不為又理所當然的意味。這些「不是家的家」的空間帶給移工的一個最明顯的變化，他們是主體身份的變化，即不再是一個處於弱勢地位的勞動力，而是從既定的權力關係中掙脫出來，具有可以從通過更多元的社會關係和社會角色來界定的身份認同，如性別、國籍、或者年齡等等。在這樣的空間中，Merly 的僱主變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以相對平等的身份和同伴相處，而不是宰制性的權力關係。同樣，Joel 也不需要顧及老闆的臉色，不需要一定服從或遵守什麼，他們的行為也不再是特定的權力關係架構下所規定的程序動作。對於 Merly 來說，工作日的清潔、煮飯、購物、照顧寵物等是她平時必需要完成的規定動作，她必需遵從僱主的意願、口味和安排，而在「自己的地方」，儘管和朋友在一起也會煮食、購物、偶爾也會收拾房間，但完全是依照自己的意願和興致，自主性被強烈地突顯出來。Joel在平時的工作中需要展示出順從，有時甚至是假裝愚蠢的，可是在自己的「家」，他不需要這樣的偽裝，可以舒服地躺在自己的床上看完一整部電視劇或是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而不用有所顧及，這些自主性行為使平時工作中被壓抑的主體意識得到了暫時的舒緩和釋放。這些在澳門整體的空間分佈上處於邊緣位置的各種各樣的「不是家的家」，構成了移工某種程度的閾限的空間。移工在這個閾限空間中所呈現出來的過度性，不僅表現他們能夠暫時地脫離公司或僱主所代表的制度性的監控，也表現出作為身在異鄉的外來者，他們也暫時性地脫離在母國/原居地所具有的明確清晰的社會關係和社會角色。在這些所謂的「家」中，Merly作為女兒

151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的角色被懸置，她不能享受作為女兒的權力，也不需要盡女兒的義務。同樣Joel身為丈夫和父親的角色也在所謂的「家」中排不上用場，沒有可以施展角色的情境。在這些「不是家的家」中，既有應該屬於家的社會關係被改寫，新的社會關係和社會角色浮出枱面。以 Margie 的寄宿宿舍為例，儘管所有居住的移工表面上都是地位平等的，但是在實際運作中，不同的移工所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也不同。Margie 的表姐 Linda 在這個「不是家的家」中扮演着最為重要的角色。在「家」所有人當中，Linda來澳門的時間最長，做家務助理的時間也最長。因為博得僱主的信任，Linda一直在為同一個僱主服務，並且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在外面留宿。多年來，Linda一直選擇住在外面，這主要是因為整個宿舍是以她的名義來向房東承租，她憑藉對澳門情況的熟悉和多年建立起來的人脈關係轉租給其他的移工。根據 Margie 的介紹，隨着澳門房租不斷飛漲，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很容易找到住處的，Linda並不需要四處張羅就會有人找上門。作為宿舍的「主人」，Linda選擇入住者是有一定的條件。一般說來，她喜歡租給同鄉，與她的家鄉越近的房客越能爭取到；再有就是她不喜歡租給太年輕的人，一是怕她們如果在澳門有男朋友，把男朋友帶回宿舍的話很難控制，再者她認為年輕人比較隨性，而年紀大的比較有責任感。從這樣的角色分佈來看，宿舍裏的人（包括Linda自己）都脫離了原有的權力關係和角色。在這個「家」中，Linda不再是家傭而是轉換成了房東，而其他的人則變成了租客，她們之間不一定是親情和血緣關係，而是在宿舍這個閾限的空間中建立起新的社會權力關係。這樣的權力關係在 Suraz Thapa 和 Joel 所遭遇的情形又不一樣。Suraz Thapa的「家」是勞務中介公司的宿舍，由公司來負責

15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安排居住的成員，因此室友很雜，彼此間的關係是有時比較生疏但相對平等，而Joel是自己在超市裏看到了租房信息，隨後和兩個朋友一起與房東聯繫，室友的關係彼此比較親密也相對平等。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不是家的家」所形構出的權力關係並不是整齊劃一的，具有很強的臨時性和情境性的特點。移工在這些空間中的過渡性身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着空間情境的改變而改變。公共空間的改寫與顛覆從結構性層面來講，公共空間的確認往往是宰制性的權力關係規劃和分配的結果（Lefebvre 1991），如前面所談到的澳門的空間分佈，正是澳門的權力關係直接翻版。劃定哪裏為公共空間、哪裏不是公共空間，往往體現了權力集團的意志和考量。但是由於公共空間的公開性和開放性，任何形式的個人、群體或組織都可以用各自的方式介入、分享和使用，這又使得公共空間容易成為多重權力關係相互角力糾結互動的場域。不同的元素，新與舊、傳統與現代、本土的與外來的、精英的與大眾的等等，都交融混雜在一起，彼此互為差異又同時共在，都試圖在公共空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留下自己的印記。以位於澳門市中區的新馬路及噴水池為例，其所呈現出的空間的多重性和混雜性就很有代表性。葡澳時期，這裏曾經是殖民權力的象徵中心，儘管在回歸後，葡國所代表的殖民者在權力關係中的地位被削減，但是象徵過去殖民歷史的建築、街道的風格仍然清晰地留下痕跡，成為澳門在地文化的一部分。而隨着賭博資本主義的繁盛與新自由主義的長驅直入，各式各樣的跨國名牌店也紛紛佔據盡量顯眼的位置，力圖成為新的地標。代表傳統

153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的在地文化的小吃店、手信店、家具店等也不示弱，在激烈的競爭中盡力保住自己原來的地位。小小的空間中多元的混雜情形在政府的規劃中成為城市的旅遊賣點和熱點，因此這裏每天也成為來自四面八方的遊客聚集停留、溝通、碰撞的地方。在這個空間中，每個人、每一個群體、每一股勢力都以各自的行為、姿態和方式表述自己的在場。公共空間這樣混雜多元、開放共存的特質為閾限空間的存在提供必要的條件，使得閾限空間所代表的各種過渡、轉換、臨時性與情境性、不確定性與錯位等經驗和經歷得以呈現出來。公共空間在澳門移工的生活中佔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公共空間，如同宿舍一樣，是移工能夠得以規避工作中的權力關係的重要場域。所以每逢傍晚、周末或節假日，澳門的不少移工一到傍晚和假日便會流連新馬路、噴水池廣場和三盞燈等休息和聚餐，這些公共空間成了移工閒暇的好地方。

15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鬧市區、尤其是新馬路、噴水池廣場四周、高士德、三盞燈等地往往成了移工三五成群聚集的熱門地方。混雜在林林總總的遊客和市民當中，移工脫掉平時的工作服，換上自己喜歡的衣服，很多女生還會特別地打扮得很時髦，彼此聚在一起說着自己的家鄉話，或者分享自製的家鄉的食物、交換各種各樣的信息，盡情享受着難得的閒暇時光。菲律賓籍的Aileen Tabing來澳門才四個月，但是已經對新馬路一帶非常熟悉。由於不住在僱主的家裏，她的自由時間相對比較彈性。她常常和朋友聚集在噴水池旁邊的小廣場上，有時和朋友一起去，有時是一個人去，去認識新的朋友。「這裏很好，是市中心，坐公車過來很方便。有很多商店可看，即使你不買也沒關係。」Aileen 喜歡這裏並沒有特殊的原因，「我們（Aileen和她的朋友）其實也沒有做什麼，就是聊天說笑，讓自己開心而已。」感覺上能有個空間可以無拘無束的聊天說笑，Aileen 已經很滿足了。尼泊爾籍的保安 Khadka 和他的朋友則喜歡在三盞燈附近活動休閑。由於他在國內的薪金不高，又花了不少中介費才得到這個工作，他很珍惜自己在澳門的工作，也喜歡自己在澳門的生活方式。「放工的時候，我們很喜歡來這裏（即三盞燈附近）。這裏是個不錯的地方。」Khadka 對這個地方讚譽有加。按照他的描述，他們聚集的位置並不是非常的固定，要憑運氣，有時來得早，便能佔到理想的位置，有時來得晚了，就找附近其他的地方。「反正無所謂，沒有人在意地方好還是不好。」至於 Khadka和他的朋友為甚麼要選擇這裏，主要是因為這邊的房租便宜，很多人都住在附近，聚會也方便。他們談論的話題也非常廣泛，有時會涉及工作，但很多時候是「聊音樂、或國內的政治」等等，至於關於澳門的時事政治之類的則很少涉及。很多時候他們還以酒助興，邊喝邊聊，常常深夜不歸。

155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李女士來自河南，在澳門做幼兒教學，休息的時候她也很喜歡在街上轉轉。因為常常是一個人，她並不總是呆在固定的地方，而是喜歡四處走走看看。她最大的個人愛好就是發薪金之後，去逛街逛商場，「經常會有特價的東西，很划算的。」這樣的體驗常常帶給她「意外的驚喜」，因為很多名牌店時不時都會有打折的東西，「價錢又能承受得起」，所以非常開心。從Aileen、Khadka和李女士的表述來看，公共空間對於他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樣的空間能夠帶給們與平常的狀態截然不同的體驗。由於遠離母國/原居地，移工沒有一個意義相對穩定恒久的家的感覺，公共空間往往成為們能夠遠離來自僱主和老闆的壓力不多的空間選擇之一。如同「不是家的家」的宿舍一樣，公共空間或多或少地承載了移工個人的私密性，移工往往把在工作的空間中要壓抑和遮蔽的個人性質、喜好、生活方式與生活習慣等帶入這個空間。換言之，將公共空間轉換成自己的閾限空間，以此來呈現自己從結構性的權力關係中鬆綁之後的自主性和主體性。如同 de Certeau 對於弱者在公共空間中的「行走」（walking）的分析，作為一種弱者的「戰術」，「行走」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身體的移動，而是可以解讀成弱者往往是通過一些細微的、瑣碎的日常生活的實踐破壞佔有統治地位的權力關係，並創造屬於自己新的空間和意義。在「行走」的過程中，弱者賦予了公共空間個人的意涵（de Certeau 1984）。以這樣的視角來看移工對於公共空間的體驗，他們也正是用自己的身體佔用了城市的公共空間，把它變成承載自己喜好、行為、習慣的空間，即把它們轉換成自己的空間。當Alieen和朋友聊到家鄉美味的菜餚時，噴水池的廣場對於她的意義在於，她可以在這裏和遠方的故鄉連在一起，這裏充滿

15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了她對故鄉的記憶和情感，至於別的意義，或者別人所體驗到的意義對她而言並不重要，她既不關心也不感興趣。同樣，Khadka和朋友一邊喝酒一邊唱熟悉的家鄉流行歌曲的時候，他們所能體驗到的就是酒精和唱歌帶給他們的釋放的感覺，他們不會在意別人怎樣看他們，或者是否有附近的居民受不了他們的聲音干擾而向政府投訴，因為那並不是他們當下的感受。而逛街和逛商店帶給李女士的體驗也並不是其他的非當事者所能夠感受到的，每一條街道、每一間商店對於李女士的意涵也只有她自己最清楚。移工很容易在公共空間中找到和自己的記憶、習慣和感受相契合的元素，然後充分利用既定的空間分配，使其成為自己的空間，創造自己所賦予的空間意義。在這樣的閾限空間，不僅移工本人處於閾限的狀態（liminal states），其身份認同處在暫時的轉換中，而且本應清晰的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不清，公共空間因為個人的使用被賦予個人的色彩，公共空間原來的意涵被改寫和顛覆。作為一種臨時性的過渡狀態，閾限空間所包括的具體意涵往往不是單一、非常明確和穩定，相反是不確定、情境性、承載不同的可能性。就移工的閾限空間實踐來看，將公共空間賦予私人的色彩是其比較普遍的一種形式，但並不是唯一。根據 Turner 的分析，由於閾限的狀態是與日常生活相區隔，是從平常的社會情境中脫離，閾限空間往往會催化出一種「共有性」群體（communitas）的特徵。處在「共有性」群體當中的個體，有相似的感受和需求，地位相對平等，相互之間有一種「志同道合」的關懷和幫助（Turner 1969）。在這裏，個人的感受被鏈接到群體的需要當中，對於公共空間的改寫也不僅僅意味着個人的體驗和實踐。

157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如同街道、公園和鬧市區是移工常常逗留的戶外空間一樣，教堂對於很多移工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來澳門工作多年的菲律賓籍保安 Niranjam 坦言，教堂是他比較重要的公共空間。儘管他每天要工作12個小時，需要時間休息，但是每個星期日早上的禮拜他從不缺席。「我要感謝主賜予我的一切，儘管工作很辛苦，但是值得的。」這所謂的「值得」在 Niragjam 看來，是在澳門的這些年中他一直都能找到相對穩定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的信息多半是從一起來教堂禱告的朋友中得到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教堂對於他並不是一個僅僅用來尋求安慰的避難所，而是可以同時建構出相對平等的身份認同與同志情誼的地方。在教堂所代表的閾限空間中，他的身份認同由每天必需工作12小時的保安過渡成為一個虔誠的祈禱者，在這裏他可以獲得與其他祈禱者相對一樣的待遇，相互間是一種比較平等的關係。Emily是少有的自稱要「選擇主人」的菲律賓籍家務助理之一。說到其「選僱主的條件」就是能允許她外出參加教會的活動。「我可以住在僱主的家裏，但是他們一定要同意我周末以及平常的晚上可以出去教堂。」根據Emily的說法，她每周星期日的禮拜是必去無疑的，另外大概有三個晚上（具體的時間經常變化）要去教堂的唱詩班練習，有僱主受不了她的要求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將她辭掉了。目前的僱主因為只有一個人，似乎並不介意她的這些要求，「即使他在意也沒關係，我還可以找其他的僱主。」Emily 似乎並不擔心被僱主辭退。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了，她可以有教堂的「姐妹」來幫忙。「上次就是這樣，我離開那個僱主後並沒有馬上去找工作，隔了一段時間才找。」給 Emily 提供幫助的「姐妹」都來自「女生聯合會」（Girls’ Association），這個群體主要是由常去教堂的女性組成，她們往往

15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以教堂作為據點，利用做完禮拜後的時間聚在一起，或是閑聊，或是品嚐零食，或是幫助遇到問題的「姐妹」排憂解難。除了定期的禮拜活動之外，這個群體喜歡頻繁地組織活動，「這樣大家都很忙，都有事做，不會覺得無聊。」也正是這樣的原因，才會安排每個星期三個晚上的唱詩活動，有時做完禮拜後也會有不定期的郊遊，如去黑沙海灘等。從Emily的言談中感覺她非常重視這個群體的活動，她當初辭掉香港的工作就是因為其中有要好的「姐妹」要來澳門，所以Emily和其他的幾個「姐妹」也一起跟到澳門。「我可以沒有工作，但是不可以沒有『姐妹』和教堂。」對於這一點，Emily非常肯定。如果說教堂在平常的意義上，代表的是信仰與尋求心靈安慰的所在，那麼對於Emily和她的「姐妹」而言，教堂似乎具有更多的意義。它應該含有信仰的成分，但絕對不僅僅是信仰。在這個空間中Emily感覺到了自己的重要，有被人需要同時也需要別人，而不是在工作的權力結構中自己所無法改變的弱勢位置和主體身份。在這裏，教堂原有的意義被挪用，並被生產出新的意義。這樣的挪用和改寫並不僅僅是Emily個人的行為和感受，而是集體性的。她們在這樣的空間中還產生出群體的同志情誼、姐妹情誼，並形成可以相互支持和保護的人際網絡。對於平常的生活中權力關係而言，這樣的群體關係和網絡不能不說是一種脫離。至少Emily可以宣稱自己對於僱主是有選擇權，而不是僅僅處於被選擇的地位；至少她可以暫時性地不用擔心是否會被僱主辭退或者找不到工作。公共空間允諾每個人都可以進入和使用，這也意味着每個人在所賦予的公共空間中的權力應該也是相對平等的，而族群、階級、性別、年齡、性取向的差異在理論上應該是被忽視。但

159第六章　空間的實踐與戰術是，在社會認知上，普遍對於移工充滿歧視和排斥的環境中，公共空間也常常會被主流的佔支配性權力關係所滲透，而這對於移工使用公共空間形成某種阻礙和破壞。[1] 每當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很多移工採取的是忍受與撤退的做法，脫離衝突性的空間而尋找相對安全一些的地方自娛自樂，但是也有些移工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權力，很會利用公共空間所允諾的公開性和平等性，並使之成為直接地挑戰支配性權力的抵抗空間。值得關注的是，移工各種不同的將公共空間轉換成閾限空間的方式，其彼此之間的疆界並不是如楚河漢界般涇渭分明、一清二楚的；相反，常常是模糊的，甚至是相互轉化的。前面提到的Khadka喜歡聚集在三盞燈附近的公共空間聊天喝酒，將其轉變成充滿自我體驗的閾限空間，但是對於同樣是尼泊爾籍的保安Suraz Thapa來說，同樣也喜歡和朋友在公共空間中喝酒，但是他們的行為卻更具有直接挑戰意味，這主要是因為，他們不僅喝酒還常常喝醉。我們（在公共的空間）中喜歡打破規則。他們（指管理公園的人）經常說公園晚上10點要關，但是實際上感覺只是針對我們，其他的澳門人也在裏面，還製造很多噪音，可是他們不管，只管我們。他們會對我們大吼，我們當然也會大吼回去。但有時情勢很糟糕，那就是我們喝醉了。你知道，我們的情感壓抑了很久，無論是因為工作還是別的事情。所以當我們喝醉的時候，如果有人跑過來惹事，或者嘲笑我們，那他們的麻煩就大了…… 1. 見〈移工難接收資訊 與本地人增矛盾 澳缺支援外僱團體〉，《澳門日報》，2012年6月12日。

16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也許是在酒醉的狀態下，人會更加無所顧忌，可以直接挑戰平日清醒狀態時不敢去觸碰的權力關係，所以酒醉成了 Sura Thapa 的常態。酒醉可以使他理直氣壯地擾亂既定的公共空間秩序，宣洩他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壓抑和不滿，也直接宣稱自己在這一空間中的權力。在酒醉當中，他們所建構出的閾限空間具有強烈的破壞和抵抗的意味。如同現實生活中的酒醒與酒醉之間、真醉與假醉之間的界限很難辨認一樣，不同的閾限空間之間的界限也很難釐清，清醒時的 Khadka 很可能就是喝醉時的 Suraz Thapa，反之亦然。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同樣的閾限空間可能因為個體的差異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會因為個體的主體經驗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但是在改寫和顛覆現實所分配的角色、宣示自己的主體性的意味上，則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

隱秘的情感政治7

16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在工作中，你怎樣處理自己的情感？」「提醒自己我來這裏工作是為了我的家庭。」「如果你的僱主說話不尊重你並對你吼叫，你會如何應對？」「順其所願。」「那如果你並沒有做錯什麼呢？」「不要和他們爭吵。」「如果你自己不開心的話，怎樣讓自己高興起來呢？」「想我的家人，讓自己重新獲得能量。」—菲律賓籍清潔工 Gil dela Cruz「如果你的僱主對你吼叫，你會做些什麼？」「我第一次來這裏（澳門），我只是點頭就是了。如果我沒做錯什麼，我就保持沉默，什麼都不用做。有時他們（僱主）非常不好，我可能會有所反映。但是一但我和他們論理，他們肯定會埋怨我，他們會說『明天你不用來了』，這是最糟的，我不希望這樣。」「他們經常對你吼叫嗎？」「是的，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就是這樣。」「如果你不開心的話，怎樣處理自己的情感？」「就是保持沉默咯，什麼也不說。」—菲律賓籍保安 Richard Sajona「你在工作的時候怎樣處理自己的情感？」「如同我說的，我總是盡量鼓勵自己。大多數時間我告訴自己，很多人都想要這份工作，但是你得到了，所以你為什麼還要讓自己不開心？為什麼不讓自己開心一些，為自己感到慶幸呢？……在澳門我並不會中文，也不知道該怎樣說葡語，但是我仍然可以做這樣的工作，為什麼還讓我自己不開心呢？」—尼日利亞籍產品質檢助理 Blessing Ibomo

163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當時婆婆說你熨衣服，你有表現不高興嗎？」「不敢啊，忍下來。有時候忍不住啊，等有一天真的忍不住，就真的離開。」「有的時候工作有壓力，那你怎麼處理自己的情緒？」「大概是打電話跟朋友聯絡，心理困擾啊。然後因為電話很貴，也是花錢的。因為第一次是這裏打不進來電話的。如果外宿（stay-out）的話，去跳舞也可以。這樣工作也開心一點。沒有什麼特別的。如果我很累，好好地睡一覺，明天再起來工作。」—印尼籍家務助理 Sitizulaikah情感是建構主體性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對於情感的論述也越來越從單純的心理學領域延展到社會與文化的領域，尤其是被批判學者接合到權力關係的論述中，將情感看成是探討權力生產與再生產的重要面向（Williams 1961, 1979, 2009; Grossberg 1988; Harding and Pribram 2004; Wetherell 2012）。對於移工這個群體而言，其情感結構的形成往往離不開其所處的具體的社會、歷史與文化的情境，既是特定情境的產物也是該情境的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的一部分（Brooks and Simpson 2013; Clough and Halley 2007）。本章將聚焦澳門移工情感面向，探討移工的情感結構如何被建構以及其在權力關係中是如何運作。作為外來的移工，他們的情感往往因為工作的需要被規訓和控制；這樣的規訓儘管或多或少地內化為移工主體性的一部分，即移工必須工具化他們的情感來成為合格的和理想的勞動力，但是與此同時，卻無法化解和安撫他們因為遷移而帶來的焦慮和不安。這些焦慮和不安又反過來具有一種生產性，形成一種力量，成為他們抵抗工具化的主體性的重要動力。移工所呈現出來的情感結構反映了新自由主義情境下主體生產的矛盾性和複雜性。

16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情感勞力與工具化的情感作為主體性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情感並不僅僅是個體的事情，而是與其所存在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在 Williams 看來，特定的社會和特定的群體往往呈現出特定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儘管 Williams 並沒有非常清晰、明確地界定情感結構是什麼，而且他對於這個概念的意義的解釋也會因為論述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他卻整體上勾勒出產生情感結構的相關的社會要素。具體地說即是，將情感結構的生產和社會的權力論述的生產結合在一起，並試圖去釐清兩者之間或矛盾、或曖昧的複雜關係。在 Williams 的分析中，「情感結構」與「社會特性」（social character）是不同的；社會特性指的是由佔統治地位、代表宰制性利益的群體在特定的歷史時刻所呈現出來的觀念和價值體系。「情感結構」則與此相對應，不僅指的是與佔統治地位相對的價值觀念，而且往往還包括那些被時代所忽略卻又活生生的社會情感體驗。也就是說，「情感結構」是在主流、宰制性的價值體系之外所存在，屬於某個特定群體（比如階級意義上的群體）的觀念、價值、感受等等。特定的主體的「情感結構」有可能與主流的「社會特性」或意識形態等佔優勢的霸權保持一致，同時也有可能與其相反，從而產生出抵抗霸權的可能性。不僅如此，如果特定的群體處在弱勢的地位，其「情感結構」往往會被一個時代的霸權論述所遮蔽，沒有被記錄下來，因此常常很容易被忽視，也很難捕捉（Williams 1961; Harding and Pribram 2004）。如果按照這樣的視角來勾勒移工的「情感結構」，那麼移工所處的時代「社會特性」，當屬全球化及其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與此緊密相連的相應的治理策略，如前面提到的新自由主義的「自我的技術」、「自我管理」與「自我規訓」

165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等。就情感而言，新自由主義將其視為具有生產性的資源，對於情感的操弄和管制也越來越成為新自由主義對於勞動力的規訓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規訓勞動力的情感和慾望，將其主體意識充分吸納到資本價值的生產當中，從而使其更有效地滿足資本與剩餘價值的生產（Hart 1999；Read 2009）。勞動的主體要學會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感，以創造符合資本所需要的社會關係，如順應僱主的意志以創造出和諧的互動關係，或者如服務業的從業人員被要求在勞動過程中投入情感，從而更有效地促進消費者的慾望等等。在這樣的過程中，勞動力需要將自己的情感非個人化和工具化，以滿足不同的工作對於情感投入的需求，從而成為「情感勞力」（emotion labor）（Hochschild 1983）。這也意味着勞動的主體必需工具化，他們的心理情感來服務於資本的需求（黃宗儀、李紀舍 2011）。越南籍的保姆黄氏芳原來在家鄉的職業是售貨員，但是由於母親常年生病，一直躺在床上，需要錢治病，她才最終決定出國找工作。先是去了台灣，後來又到了澳門。她很滿意澳門的薪金高過越南，因此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工作上以獲得僱主的肯定。「我盡量在工作中不去表現我的情緒，要不然老闆看到我不高興，她也會不高興，可能會找理由不讓我工作。」出於這樣的擔心，黃氏芳非常在意僱主的情緒反映，很擔心自己做錯了什麼惹得僱主不開心，並為此感到深深的自責。有一兩次在我做飯的時候，她（僱主）說她不喜歡吃太鹹的東西。我第一次沒有掌握好，鹽放得多了一點，其實也不是很鹹，但是她覺得太鹹了。她的臉色很差，責問我說「我不是跟你說過不要太鹹嗎？」我馬上道歉，說自己還沒熟悉她的口味，以後一定不會這樣了。這件事讓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很擔心她會非常生氣，所以更加小心。在情緒上我只是會責怪自己，不想其他的。

16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在黃氏芳的情緒構成中，僱主的情緒佔據着舉足輕重的位置，她和僱主的情感互動關係恰恰是對於現實世界中權力關係的複製。僱主佔據了情感霸權地位，她的情感反映成為她和黃氏芳之間的情感關係的決定性因素和標誌；相反，黃氏芳的情感則處在被支配的地位，需要根據僱主的情感反映來調整、配合以及服從。在情感的位置與分配上，僱主顯然佔據更多的文化資本或社會資本，而黃氏芳則不具備這樣的優勢。在雙方的情感互動中，黃氏芳看重和服從僱主的情緒，反應是以僱主不會辭退她為前提，只要僱主願意將這個工作留給她，她可以將自己的情感情緒放得非常的低，甚至僱主可能因為心情不好而遷怒於她，她也不會太在意。如果她真的發生了什麼事情，情緒不是很好，需要一個情緒發洩的對象，我也不會說什麼。（但是）如果她是看我不順眼，想讓我走，那我覺得我可以直接找她問得清楚一些。這樣的態度表明，黃氏芳對於僱主情感的在意和順從，僅僅是針對僱主在權力關係中的身份位置，而不是具體的人。一旦她和僱主的僱傭與被僱傭的關係解除了，她也不會再去在意那個已經不是她的僱主的人的情緒。這意味着黃氏芳盡量控制自己的情感，更多是出於工作的需要，是由於她在權力關係中的位置決定她應該而且必需遵從佔據主導地位的情感霸權，她的情感和身體需要同時與僱主的意志高度一致。在很多移工看來，將自己的情感放置在工作所需要的範圍內，選擇一種與自己作為一個勞動力的身份相匹配的情感表達是最安全的。菲律賓籍的保安Giancarlo Sultan認為處理自己的情感的方式很簡單，只想到工作就行了：

167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如果我去工作的話，不會想別的，只有工作。如果老闆不滿意，我會盡最大可能讓他滿意，即使不是我的錯，也沒關係，我保持安靜就好。如果真碰上讓自己不開心的事，我就盡量讓自己變得忙碌。從表面上看，無論是黃氏芳還是Giancarlo Sultan，他們對於自己的情感的控制都是有意識的自覺行為，感覺上是其自我意識的呈現。但是，如果去深究是什麼樣的因素促使這樣的自我意識的產生，勢必要去探究是什麼樣的權力結構關係與意識形態導致了這樣的主體意識的呈現。在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下，自我情感的管理和控制往往是其所宣導的自我管理的技術的一部分。這樣的情感控制的背後是資本對於勞動主體的身體和情感的切割，使其成為身體與工具化情感的再組合，儼然情感是可以分割的。移工需要小心翼翼地掌握好與僱主所代表的情感霸權之間微妙的情感平衡策略，在投入與抽身之間，他們需要適時地把控，以符合情感霸權對於工具化情感的期待。和黃氏芳與 G ia nca r lo Su l t a n 一樣，酒吧侍者 Michae l Deguzman 也認為忘掉自己的情感是工作時最佳的情感處理方式。我總是試圖忘記自己的情感，讓自己的工作變得更加輕鬆。有時你可能對某人很生氣，但是如果你發火了，你工作起來就會比較辛苦，畢竟經常要在一起。所以要盡力讓自己的工作更輕鬆一些，最好忘掉不愉快的心情。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中，等你的工作做完了，你可以想想自己的情感之類的事。對於我來說情感是工作之後的事。Michael Deguzman 的表述傳遞出的意涵正好可以說明，在他看來，情感是可以人為地進行切割的，可以被分割成工作所需要的和工作之外的「自己的情感」。為了滿足工具化情感的需要，移工往往採取讓自己變得麻木的策略，在工作的情感與所謂自己真

16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正的情感之間築起一道防火墻，或者是通過忘記、推遲體驗等將自己的情感暫時性地擱置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情感的控制更像是一種規訓的技術，形構主體的行為以及主體是誰（Harding and Pribram 2002）。主體的自我管理技術越好，越認同工具化、標準化的情感期待，越是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力，越能在競爭中佔據主動而獲得更多的利益。其所彰顯的主體並不是被規訓權力技術所打造的被動客體，而是透過「自我的技術」來改善自我競爭力，並獲得快樂和成就的積極主體（Foucault 1988）。新自由主義理性要求個體成為不斷開發自我潛能與競爭力，以成為積極進取、能夠適應企業需要、具有競爭力、善於溝通協商以及自我管理的利益主體，即指的是「一個作為利益來源的主體，一個利益的起始點，或者是利益機制所在。」（Du Gay 1997）成為這樣的利益主體不僅僅對於資本和僱主有利，更主要是對勞動主體自身也有利，這無形中使得勞工有意迎合資本情感霸權的要求，以滿足特定的期待。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移工普遍在工作中壓抑、克制、隱藏自己的情感，盡量滿足僱主和工作的情感期待，並且使之看上去更像是「自願的」選擇，但實際的情形應該是移工已經有意或者無意地將新自由主義所彰顯的「自我管理」技術和理念內化為自己主體建構的一部分。大學畢業後來澳門做葡文翻譯的但昀昵工作時遇到情緒問題時，往往是在工休的間隙聽一會兒音樂讓自己平復下來。即使有人當面指責她做得不對的時候，她覺得自己也不會去和他們爭辯。她通常的做法是先檢查一下自己哪裏做的不好，「當翻譯沒有百分之百地做得對的，一定有不完美的地方。」而一旦她發現不是自己的問題，也不會去和主管或同事理論，只是當他們心情不好，告誡自己要做的就是保持平靜。當然，她也不會去主動安

169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撫別人，因為在她看來能否控制好自己的情緒是個人的事情。在被問及這樣的情感處理方式是不是會委屈自己的時候，但昀昵不以為然，恰恰相反，認為這是基本的職業道德。我覺得這是一個職業操守的問題，你在公司裏面，不應該有情緒。你在公司裏面是去做一件事，而不應該是去發洩情緒。如果你有一些個人問題或私人情緒，你應該試圖把它藏起來，或者說忘掉。因為你工作的時候應該想的是集體的利益，這個聽起來有點太過於集體主義。其實和同事之間平和相處也不難，我覺得一個比較有效的方式就是喝咖啡或者斟水的時候跟同事打個招呼，笑一下，因為這樣子他們也會回報笑一下，很簡單。像但昀昵這樣把自我的情感控制看成是職業操守的一部分，實際上已經是將情感內化為工作的一部分。對於移工而言，由於遠離母國/故鄉，其歸屬感的缺失以及由此而遭遇的孤獨感更加明顯和強烈，因此也會更加容易把工作看成是最為重要的存在方式，也會更加容易認同工具化情感，並將其內化為自身情感結構的一部分。尼泊爾籍的保安Roney Gurung在所接觸的移工中屬於比較具有反抗意識的個體，但是在自我情感的管理上也非常的小心謹慎。Roney有時甚至很開心自己整天都很忙，因為這樣就顧不上情感這回事了，反倒是有時候閑下來會受到情緒的困擾。我從不表露出我的情緒。有時候會想一想，但是很快就讓它消失了……有時我們感到情緒很低落，我就會想為什麼要做這個工作，為什麼不去做其他的工作？我常望着那些在賭場中做其他工作的人，我知道自己可以比他們做得更好，但是為什麼我只能在這裏？所以常常也會想自己的國家、自己的處境以及之前在尼泊爾的工作等等。

17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儘管Roney潛意識當中覺得移工的身份使其更可能面臨更多的情緒問題，但是他仍然堅稱和堅信自己會很好地控制和調節自己的情感和情緒。即使我不開心的時候，我也會讓自己看上去平靜如常，因為我必需工作，我在上班。我必須對客人彬彬有理，我必須微笑，儘管我不開心。如果是在家裏，我可能獨自大吼咆哮一陣，可是在工作中我不能。「微笑」在這裏代表的是主流價值觀的「社會特性」，如何通過「自我管理」與「自我規訓」的方式改造和建構移工的工具化情感，並且將其內化其主體性的一部分。然而，Roney的情感體驗表明，儘管他很想將自己的情感工具化，很努力地說服自己將其內化，但是這樣的過程並不總是非常平順和成功，「咆哮」的衝動總是在不斷地質疑和抵觸「微笑」—這一工具化情感的正當性。這意味着，其「情感結構」中不僅僅只有「社會特性」所規範出的情感—「微笑」，同時也並存着「社會特性」所難以規範的情感—「咆哮」。在「微笑」與「咆哮」之間，在馴化與反抗馴化之間，Roney承受着情感的困擾和糾結。「微笑」是隨時展現在工作中的，而「咆哮」卻可能因為其隱秘和不確定性而往往被忽視和遺忘。抵制工具化的情感戰術如前面所述，情感建構離不開特定社會關係與權力結構。但是，主體所呈現出來的情感實踐本身卻是相當豐富、多樣、複雜與充滿異質性的。從關注權力關係是怎樣通過情感來運作的角度來看，情感不僅僅是被生產與被建構，其本身也如同資本、資訊、意識形態、再現、認同、慾望等要素一樣，是參與社會形構

171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與權力關係的動力和能量之一，是具有生產性的要素（Grossberg 1988）。這樣的生產性如同一把雙刃劍，也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強化和鞏固既有的權力結構和關係，與此同時也可能是相反結果，即可能催生權力關係的對立面，生產出消解與抵抗特定權力關係的社會實踐。如同Harding and Pribram所觀察到，「主體在體驗或經歷一個時代的情感結構時，可以與該時代的社會特性以及意識形態的驅動力一致，即與佔優勢地位的霸權協調一致，或者與這些情感結構在特定歷史時期的佔優勢地位的需求不適應、抑或相互矛盾而生產出抵抗的可能性。」（Harding and Pribram 2004: 880）在移工的情感實踐中，作為資本所需要的勞動力，他們一方面不可避免被建構和規訓成資本所需要的工具化、例行化與標準化的情感勞力（emotional labor），並或多或少地將這樣的規訓內化為自身的主體的一部分，但是他們所面臨的宰制性和霸權性的規訓，以及自我對於這樣規訓的接受程度並不是完全沒有阻礙的，如同 Roney 所經歷的困惑一樣。這也就是說，宰制性的權力關係儘管能夠生產出馴化主體情感，但同時也可能催生出與其相抵觸的情感實踐，呈現佔優勢地位的霸權所無法限制和規訓的情感戰術，這些戰術不僅形態廣泛，而且無所不在。移工最常見的情感戰術就是淡化自己在權力關係中的弱勢位置，面對情感的壓迫與規訓，故意選擇忘記、麻木、或者告訴自己不要在意，說服自己目前的狀況只是暫時，或者設想出自己佔據比主人更優勢的位置，暗示其情感更具包容性，以此來減緩情感所受到的壓抑。菲律賓籍的家務助理Maria很相信自己處理情感的能力，她不僅可以將自己的情感藏起來，還可以在僱主表達不滿、嘮叨的時候保持微笑和安靜。

17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我只當她（僱主）是老了，她罵我只是因為她覺得自己應該這樣做，而不是因為我做得不好。所以我從來不把她的話放在心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Maria其實並不是不明白僱主對她的不滿，在僱主用粵語罵她「傻瓜」的時候，她儘管不明白粵語，但是她猜出來是「愚蠢」的意思，但她並沒有順着僱主的意思去解讀，去表達自己的憤怒，而是淡化自己的情感所可能受到的傷害。在她潛意識中，她把僱主設定在「老了、愛嘮叨」的位置，言下之意是突顯出自己「年輕、更具有包容心」這樣的特質，因此可以不用在意年老的人的言行，Maria由此獲得了一種心理上的優越感。換言之，在與僱主的情感較量中，Maria假想出自己優勢的地位，以此來迴避自己在現實中的弱勢地位。這種假想儘管有自我麻痺的影子，缺乏現實感，但卻也是拒絕將強勢情感的壓迫內化，而採取一種不合作的態度，與前面提到的「弱者的武器」有異曲同工之處（Scott 1987）。對於僱主的負面情緒不去正面回應或者反擊，而是採取一種消極的不理會、不在乎的方式是移工通常所採用最重要的情感戰術之一。從內地江蘇來澳門做建築的孫克勤直言自己「會把老闆不滿之類的事看得很淡」，而不去計較，如果實在受不了，自己走人便是。他所謂「看得很淡」的意思就是不必當真，未必是自己真正做錯了什麼，也不用對自己太多自責。而在一家超市工作的收銀員Macky很直接地表示，如果老闆對於自己的工作不滿不會多說什麼，只是笑笑而已，一般就能化解問題，「因為老闆人還不錯」。保安Niranjam也會因應老闆的情緒來反應，當老闆不滿意的時候，有時會通過與老闆說笑來自我解嘲，如果真是碰上老闆很過分，對他怒吼或者惡言中傷的話，「我通常就會置之不理，就當成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

173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在這裏，移工的情緒反應方式無論是「看淡」、「笑笑」、「說笑」還是「置之不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他們不是對佔據情感霸權地位的僱主進行直接的情感對抗，而是採用迴避、淡化甚至略帶戲虐的處理方式。其結果儘管沒有直接對僱主的權威造成衝擊，但是這些反應也沒有呈現出順從或者合作的態度，而是或多或少地將僱主的情緒擱置起來，使其變得無的放矢，而損耗其效力。這樣的回應一方面很巧妙地使移工處於相對安全的位置，不至於為僱主解僱自己而找到合理的理由，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護了移工作為弱者的自尊，開啓工具化與標準化之外的主體情感表達的空間和可能性。與這樣的情感表達相類似的是，移工的往往選擇看似沒有表情的沉默作為情感抵抗的戰術之一。從主體的自主性角度來看，沉默儘管仍然是一種被動的反抗方式，但是至少可以對宰制性的權力關係暫時性地說不。菲律賓籍的家務助理 Christy 通常和僱主的關係「維持在正常的狀態，沒有特別的好或者不好」，但有時難免也有碰撞的時候。對 Christy 而言，當僱主濫權或者濫用情感霸權的時候，沉默是她經常使用的武器。有一次我的僱主莫名其妙地來到我的房間，毫無笑容，只是不停地說話，我在想她是不是因為太累才這樣找我發火，我很困惑。Christy最後選擇沉默作為舒解自己的方式，她並沒有和僱主爭辯什麼，而只是默默地繼續做事。沉默是Christy不能苟同僱主又不能改變權力不平等關係的比較可行的方式，以此來消解在工作狀態中面臨情感霸權時所遭遇到的壓抑和困擾。作為資本所需要的勞動力，移工沒有辦法改變新自由主義所建構的權力關係的體系，他們本身也是其中的組成部分，本身

17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也或多或少將體系的意識形態規訓內化為自身主體性的一部分，因此不太可能採取一種公開革命式的抵制方式，和既有的權力關係系統進行徹底的決裂，取而代之的是隱含着「抵制」意味的沉默。沉默的曖昧性恰恰在於它的隱蔽性，讓宰制性的權力無話可說，無從施力，因此儘管它是一種被動、無奈的抵制方式，但也確實是權力關係所難以馴服的異質性的存在。在澳門某五星酒店做客房清潔的Louella Angeles讓很多菲律賓同鄉，特別是那些做家庭助理的人非常羨慕她的工作，即能在豪華酒店工作。在酒店工作不僅薪金高，上下班準時，加班的話還有專門加班的費用，而不是整天困在一個特定的家庭裏，只同一個僱主打交道，尤其是面對那些非常嚴苛的僱主。儘管這樣，Louella Angeles並不覺得自己的工作很輕鬆，「最辛苦的是每天整理床鋪。你知道，我們酒店的床都很大、很重，需要很大的力氣才能推得動，這個會是比較吃力。我總是用靠枕幫自己施力。」在酒店工作多年，她找到比較好的舒緩自己壓力的方式是「經常讓自己深呼吸」。由於酒店服務水準高，管理得很嚴格，主管往往很挑剔，Louella Angeles也不敢馬虎，特別是遇到主管情緒不好的時候。每遇到這種時候，她通常採取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這是她多年來處理情緒的經驗：我不會主動和他們（指主管們）說話。直到等他們（情緒）變好之後，我會問他們為什麼情緒不好的時候要對我吼叫。很多時候，Louella Angeles並不認同主管的解釋，但即使是這樣，她也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同樣是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的情感處理方式使 Louella Angeles 處於一種以退為守的心理狀態。從表面上看，她是處於弱勢、不敢也不能爭辯

175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的位置，但是由於她沉默和耐心，使得主管強勢的情感宣洩得不到回應，失去了用武之地，同時也保護了自己的情感，不至於在可能的對抗中受到傷害。而主管情緒恢復正常之後，她主動出擊去詢問原因，主管面臨着她的追問，處在勢必要去回應和解釋的位置，這似乎隱含着 Louella Angeles 在和主管的情感互動中，從當初的被動的狀態漸漸轉為較為主動的狀態，儘管可能只是暫時的。但從這個意義上看，沉默或多或少地帶給Louella Angeles一定程度的主動性，由此而帶來某種心理上的優勢。沉默為 Louella Angeles 帶來一定的自主性，但這樣的自主性遠遠不至於使她天真地認為自己可以操控僱主/主管們的情感，儘管這樣的念頭可能在每一個移工的腦海中都出現過。沒有移工直接聲稱自己可以操控僱主/主管的情感霸權，但這也不等於移工不這樣去嘗試和努力，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菲律賓籍的家務助理 Merly 認為自己運氣不好，遇到的是一位嚴苛的僱主。僱主給予她的工作量非常重，而且經常態度很粗暴。Merly最初採取的策略是盡量保持沉默，因為她很擔心一旦表達出來，僱主會生氣。而最終會讓自己丟了工作，所以一旦遇到委屈都是躲在自己的房間哭泣。但是這樣的做法並沒有使得僱主有所收斂，甚至有些變本加厲，一旦情緒不好的時候就罵她「傻瓜」、「笨蛋」。Merly 慢慢地學會反擊：我告訴她不要使用那樣的字眼，那都是很難聽的，那樣會傷害人的。她開始變得ok一些。讓僱主的態度開始徹底轉變的是，有一天，Merly 告知僱主她找到另外一份工作，僱主感到有點措手不及，希望她能夠冷靜下來，並和 Mer ly 一起去中介那裏，希望中介能夠說服她留下來：

17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他們不停地說我們喜歡你，我們喜歡你。（見他們這樣）我就說好吧，但是請你們一定要改變你們之前的態度，他們答應了，現在態度變了，對我很好。Merly 對待僱主的態度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即從沉默到表達不滿到最後準備離開。和僱主情感對峙的過程中，Merly 的主動性漸增，很可能是她因應僱主的情緒反應而產生的本能回應，但是在實際效果上卻導致僱主最後妥協和讓步，使其從開始的佔有優勢情感的位置逐漸滑向失去優勢位置的結果。不清楚僱主為什麼最後會選擇與 Merly 妥協，是對於 Merly 工作品質非常滿意，還是因為出於某種苦衷他們不能去找其他的移工，抑或是對於過往粗暴的態度和言辭的某種自責；總之，實際的結果是 Merly 的情感最終獲得優勢。儘管她和僱主的僱傭關係並沒有改變，也很難說她是有意識地操控僱主的情感，但是她所獲得的情感補償，那怕是暫時性的，至少可以說明她並不是完全被動，在未來和僱主的談判中，她的籌碼在正增加。和僱主的情感對峙中，移工仍然存在着挑戰情感霸權，為自己增值獲利的可能性，儘管具體的做法和形態千差萬別。製造權力的焦慮和不安從情感是關係角度來看，情感是可以傳染的，任何情感都不是孤立存在；相反，處在相互拉鋸、協調和鬥爭中，並且會生產出新的情感，這樣的過程是永無止息（Grossberg 1988; Ahmed 2004）。當權力關係中一方釋放出快樂、恐懼或者焦慮等情緒時，其所引起的往往是連鎖的反應，也同時會引起其他社會群體的相應的情緒反應以及行為。亦即，一種情感可以滋生連帶出另一些情感，不同的情感之間往往相互交錯、糾纏在一起。

177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如果說，既有的權力結構將移工配置在次等的勞動力位置上，而引發移工對於自身的生存狀況的錯位、焦慮與不安等情緒，那麼當這些情緒以不同形式釋放出來的時候，也相應地會引發那些宰制性權力的錯位、焦慮和不安。相對於其他行業來說，家務僱傭關係中，僱主與移工之間的情感對峙最為緊密與直接，因此雙方之間的較量也更具張力和戲劇性。很多僱主對於家務助理的不滿和抱怨並不僅僅是因為家傭工作不努力、或者某種技能的欠缺（如不會煮中式飯菜、不會照顧小孩老人等），很大程度上還包括情感上沒有安全感而帶來的焦慮。W 女士一談到自己僱用菲傭的經歷就憤憤不平：要不是當年女兒小，上學放學需要接送，我肯定不會請菲傭。原以為她們會說英文，這樣可以幫助女兒練習英文，結果發現還不如不學，我那個保姆的英文口音非常重，學了之後很難改。儘管不滿，W 女士並沒有停止聘用菲傭。真正讓 W 女士下決心，是因為「菲傭越來越過分。每次我說她什麼，她好像是在聽但是都沒有入腦。最氣憤的是她繞過我，偷偷地向我先生要錢，說自己家裏遇到了這樣、那樣的困難，還讓我先生不要告訴我。」儘管這件事情已經過去很多年，但 W 女士在追憶往事的時候還是非常氣憤和憂心忡忡：我真不知道她從我先生那裏騙走多少錢！再說現在我的小孩也大了，並不需要她（家傭），即使自己不想煮東西，出去吃就好了，不想再生煩惱了。繼續用她的話，可能家都會被她騙光了。在訪問 W 的時候，正值新聞媒體大肆報道菲律賓海防人員射殺台灣漁民的事件，而菲律賓政府試圖逃避責任。W 女士借題發揮，

17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很有感觸，「永遠也不會讓那個國家的人再進我的家門！真是不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個國家，道德水準敗壞到如此的境地。」從 W 女士的表述看，「道德敗壞」的指控和她僱用的菲傭私下裏向她丈夫要錢的事件緊密相關。儘管她更多的是強調丈夫「心地善良，容易被騙」，但讓她焦慮的是菲傭居然能夠和丈夫之間形成某種默契，而獨獨將她排除在外，這無疑是對於其女主人的權威的挑戰和蔑視。從W女士所表現出來的氣憤程度可以看出，在與家傭的情感互動中，W儘管是僱主，但她並不覺得自己是個勝利者，而是個受害者。相反，倒是菲傭很巧妙地利用W女士和先生之間的處事差異，在僱主的情感霸權中找到了縫隙，並且以此作為切入口，由此獲得利益，即從男主人那裏得到她最需要的錢。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個菲傭的做法是有效的，其所造成的結果是使得W女士生活在焦慮和氣憤中，不僅對菲傭、家傭這個群體、甚至對菲傭背後的整個國家充滿怨恨，也引發了 W 內心深處對自己的丈夫也多了一份不信任感和不安。很多對於家傭的研究都表明，家傭並不是往往都依照僱主所確定的每天日常的工作腳本來工作的，而往往是明顯或不明顯地將自己的情緒傳遞給僱主，尤其是負面的情緒以獲得僱主的同情，從而改善自己的工作條件和工作強度，爭取更多的主動性（Dill 1994；Hunter 1997；Lan 2006）。Parreñas對在羅馬和洛杉磯兩地的菲律賓家務勞工的研究中發現，家傭很知道該如何操弄僱主的情感和情緒。，她們往往通過哭泣、表達憤怒、釋放憂鬱、變得安靜以及不回應僱主等方式反抗僱主所規定應該順從和包容的腳本。這些方式她們並不是經常使用，如果成為常態的話也會變得沒有效力。儘管如此，這些情感戰術可以幫助她們討價還價。(Parreñas 2001:190)

179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通過這些有計劃的情感戰術，家傭將她們的焦慮和不安傳遞給僱主，從而使得僱主因為她們的哭泣、猶豫等而產生不安甚至自責。有些僱主會盡力勸慰和安撫家傭，使其感覺更舒服自在一些，或者盡力滿足她們的需要。相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澳門的家傭身上。Y 夫婦原來的家傭因為家裏有事離開後，需要找一個新的家傭來幫忙。他們很想找一個經驗豐富的幫手，即使年紀大一點也沒關係。在接觸了幾個人選之後，他們聘請了Cindy。Cindy 的出現讓他們有點喜出望外，一是她經驗豐富，在香港做過八年家務助理，再有就是「人看上去很和善，很會和僱主溝通，說話也很有分寸。」漸漸地，讓 Y 夫婦開始感覺有點不適應是，Cindy在和他們溝通的過程中，總是不由自主地提及之前她在香港的僱主，對之前的僱主一往情深，自認為是「前僱主家庭中的一個成員」。Cindy經常描述之前的僱主對她如何好，如何為了減輕她的負擔而經常外出吃飯，每逢節日或假期的時候帶她去逛街、買衣服、買禮物給她等等，甚至包括她隨身攜帶的電腦都是之前的僱主買給她的。在談到前僱主的小孩時，Cindy 還經常潸然淚下，彷彿如同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有時還會拿出手機裏的照片給女主人看，想說明自己過去的經歷如何讓人懷念。按照Cindy的說法，如果不是前僱主一家移民加拿大，她會一直和他們在一起。Y夫婦對於Cindy的遭遇很感慨，也很羨慕前主人能夠和家傭建立如此深厚的僱傭情誼。相形之下，他們也希望 Cindy 能在他們家過得開心。在他們和 Cindy 彼此之間的新鮮感漸漸淡去之後，他們感到分派家務予 Cindy 有阻礙，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希望 Cindy 完成的事情，Cindy 總是以前僱主是怎樣安排、哪些事她應該完成、哪些事不需要她做作為標準，這使得 Y 夫婦心中不快。

180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我們感覺好像自己不是主人，真正的主人是Cindy的前僱主。為此我們還專門和Cindy談過，希望她明白她的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們很尊重她的感受，但是也不希望她的感受影響到現在的工作。Cindy很明白我們的意思，一個勁地給我們道歉，說她實在是太思念之前的主人才會這樣。我們甚至還說，如果你真的這麼需要她們，你可以和你的前主人聯繫，或者我們幫你聯繫。Cindy又連忙說不用，但是之後她確實比較克制。Y 夫婦至今不敢確認 Cindy 和她前主人的故事是否真如她所描述的一般。但有點可以確認的是，Cindy 的做法確實給他們造成一些心理壓力。如果情形真如Y夫婦所描述，那麼一種可能的情形是，Cindy 儘管處於弱勢的位置，但她為 Y 夫婦建構出一個「好的僱主」的範式，不論是她真正的親身經歷還是她幻想出來的。這個「好的僱主」範式通過所謂的「前僱主」體現出來，設定了僱主應該是溫柔體貼、愛惜家傭，噓寒問暖、毫不吝嗇，即是像「家人一樣」，這無形中增加了 Y 夫婦的心理焦慮，也無形中時刻反思自己是不是符合「好的僱主」的範式。而一旦 Y 夫婦的家務安排引起 Cindy 的不快，那可能就是提醒Y夫婦他們沒有按照「好的僱主」的範式，這也就是為什麼Y夫婦感覺「自己不是真正的主人」，有另一個主人存在的不安。這樣的不安在和Cindy的互動中消解了Y夫婦權威地位。只有當Y夫婦開始拒絕這樣的範式之後，他們對於Cindy的權威性才重新獲得確認。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Cindy「之後確實比較克制」，因為「好的僱主」範式已經對於Y夫婦失去了效力。在 Y 夫婦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權威被挑戰和消解之後，他們和 Cindy 之間的蜜月期也接近尾聲。我們開始發現 Cindy 煮的飯菜非常單調乏味，除了水煮蔬菜和煎魚之外，幾乎沒什麼變化。開始的時候，我們

181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的小孩就已經抱怨了，但是我們並沒有在意。漸漸地，我們開始懷疑她是不是真的有在香港工作過八年，不然她怎麼好像對於中式的烹飪並不熟悉。Y夫婦坦承他們對 Cindy 焦慮和不安，直到一個月後，Cindy的身體檢查報告出爐，她的肺部有鈣化的陰影。「這個檢查結果讓我們很錯愕，直覺是 Cindy 在很多事情上可能並沒有和我們說實話」。最後 Y 夫婦以 Cindy 需要更多的休息和治療為理由，辭退了Cindy。她確實是很會讓人產生同情之心，在她離開的時候，經不住她的哭訴，我們還多給了她一個月的薪水。也就是說，她只工作了一個月，我們給了她兩個月的薪水，還要給她買好回程的機票。言下之意，Y 夫婦認為 Cindy 依然是個贏家。而隨着Cindy的離開，他們的焦慮似乎得到暫時的緩解，但是因為這次經歷，這樣的焦慮似乎轉接到下一個家傭身上，「希望下一個家傭來時，我們不用這樣擔心。」「擔心」對於 Y 夫婦而言，正是害怕在面臨家傭的情感戰術時又失去優勢的位置，哪怕僅僅是暫時。擔心和焦慮也常常使得僱主妥協。黃女士和現任的家傭相處近兩年，彼此相處得還可以。但是在臨近合約期的時候，她發現和家傭開始變得難以溝通，她經常臉很黑，有時吩咐她做什麼事情的時候故意把頭轉向別處。有一天中午我沒有在公司吃飯，想回家吃一碗麵。她見我突然回來吃飯好像很不高興，那碗麵也做得格外難吃。我告訴她以後煮麵不要放太多的醋，她回我說，「那你可以找別的家傭試試呀」！我心裏很悶，感覺好像在我的家裏還要看她的臉色。我當時很想叫她走人，但還是忍住了，畢竟她太熟悉我們家的情況，尤其是我女兒還小，到時她要是想報復的話，後果難以預料。

182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黃女士之後也沒有辭掉家傭，主要是擔心如果重新找一位的話，她又會用很長的時間去適應，而且「女兒還比較喜歡這個保姆，換成新的人還不知道會不會對女兒好。」她和老公商量的結果是在保姆新合約裏，家傭的薪金每月多加 200 澳門元，「加薪真的很有用，家傭不再動不動就擺臉色了。」對於新的家傭可能會帶來的焦慮和不安，使黃女士做出讓步和妥協，家傭通過故意怠慢或者黑臉等肢體語言或情緒，或多或少地挑戰僱主的權威，以此獲得了相應的、儘管也是非常有限的增益。在移工有限的可用資源中，情感以及與僱主之間的情感較量也不由自主地成為抵抗的一個選項。還原被切割的情感：編織親情的網絡移工對於工具化情感的抵抗，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總是在不停地尋找和建構自己工作身份（即勞動力）之外的歸屬感。如前所述，離開了母國/原居地，又被接收國/地所排斥，移工實際上處在一種沒有歸屬感的境地中。移工被結構性權力關係所允許的情感表現方式，是作為情感勞力所呈現出來的工具化情感，這些情感表露有可能已經內化成為他們日常情感實踐的一部分，成為其無意識情感表露的一方面，但是卻不足以安撫移工因為背井離鄉而產生的孤獨感和因為身份的缺失而產生的焦慮。情感的工具化與無歸屬感使他們導向情感生產的另一個重要的面向，即對於歸屬感以及由此而附帶的責任感、義務感、依賴感等情感實踐的生產和再生產。為了克服背井離鄉的孤獨感，移工最常見的情感抒發和鏈接的方式就是尋找鄉情，在故鄉人故鄉情中找到自己的情感皈

183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依。Merly 之所以能夠在與老闆的情感較量中慢慢地開始佔據主動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朋友的建議和經驗之談。我喜歡交朋友，特別是有很多同樣是來自菲律賓的朋友……工作上一旦遇到什麼麻煩，我都會和她們說。她們會和我討論怎樣對付我老闆的壞脾氣，然後我們會找到一個解決辦法。我說我不想為這個老闆工作，我朋友就說，「為什麼不可以，你完全可以找另外的僱主。」我於是聽從了她們的建議。這樣的情形不只發生在 Merly 一個人身上，不管是誰遇到問題，移工都會彼此分享。一般說來，只要公司或僱主沒有提供住宿的地方，內地的移工一般會選擇租金便宜、文化生活習慣相對近似很多的珠海作為落腳點；而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因為沒有這樣的文化優勢，往往會選擇在澳門與同鄉住在一起，共同租用一套公寓。工餘或者休息的日子是移工紓解鄉愁的時光，移工聚在一起，說着家鄉話、吃着自己做的家鄉菜、分享家鄉帶來的食物、一起看家鄉的電視劇集，或者抱怨自己的僱主、為有需要幫助的同鄉出謀劃策、或者出街購物、喝酒聊天等等，這對於平日在工作中情感頗為壓抑的移工來說，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情感互動。移工如果想在澳門呆得長久一些，會非常重視和同鄉之間的情感投資，因此那些在澳門呆得時間比較長的移工，人脈也相對廣泛一些，在親朋好友中的地位也相對重要一些。Judy在香港沒有找到工作才轉到澳門，也找過不少的中介，但是最後找到現在的工作也全因為同鄉的幫忙。因為一個同鄉要回家鄉生小孩，需要有人頂替，於是Judy就有了工作。同鄉大多數都比較年輕，比較喜歡熱鬧，本來喜歡清淨的Judy也變得很投入。她們常常會將彼此的生日記下，輪到是誰的生日就由這

184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個人來招待大家，在公休日的周末通宵狂歡，唱歌、喝酒、吃麥當勞、或者跳舞之類的。開始的時候，Judy不是很適應，「主要是覺得很浪費錢，你想，那麼多人又吃又喝，一個月的薪水就差不多了。」儘管Judy開始有所顧慮，可是每次輪到自己或別人過生日的時候卻從不缺席，「玩的時候確實是比較開心，有時很瘋狂」，言下之意像是說自己難以抵擋聚會的誘惑。Judy 所面臨的誘惑表面上是朋友之間的吃吃喝喝、說說笑笑，但實際上讓她割捨不下的原因可能在於彼此對於過往自己熟悉的經歷、文化、與同鄉之間所建構起來的關於故鄉的氛圍的留戀和依賴。這樣的感覺能夠使她們重新找到一種熟悉的歸屬感，在移居地找到自己熟悉的慣習（habitus）（Bourdieu 1984），而這是她們作為勞動力工具化情感中所不可能生產出來。因此即使付出很大的代價，她們也在所不辭。R o s e m a r i e 聯絡鄉情的方式是去教堂。和 J u d y不同，Rosemarie 在澳門有一些親戚，他們彼此之間在平時基本上不見面，一般都是周末在教堂見面。我是天主教，星期天我都會去做禮拜，我也參加了教堂的唱詩班，每周都有固定的活動。Rosemarie 非常看重教堂的活動，既可以和親戚小聚，又有新的歸屬，因此從不間斷。這樣的情形正如很多學者所分析的，教堂對於移民的重要性在於，教堂所代表的意義並不僅僅是一個信仰的空間，去教堂這樣的行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強化歸屬感的方法。渴望歸屬能召喚出某種集體記憶，教堂正是體現出這樣的功能，從而使那些來到教堂的人在遠離家的地方，找到家的感覺。在這個氛圍中，移民縫合着因為移動而帶來的斷裂的身份缺失和孤獨感（Fortier 2000；Brook and Simpson 2013）。

185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在澳門，移工這個群體來源廣泛，彼此之間的文化背景差異甚大。儘管如此，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方、不同族群的移工的共同的特徵往往是因為相似的鄉情、鄉愁而扣連在一起，彼此很少跨越同鄉的邊界來交朋友。文化差異使他們很容易辨識出誰是屬於自己的群體，誰不是自己的同伴。即使是來自同一個國家，他們也因為地域、語言的差異而輕易地分辨出自己的同類人。同鄉是移工在異地能夠尋找到的最可靠的集體身份認同，鄉情帶給移工一種渴望從過去的經驗中尋找熟悉、穩定的身份認同，以此來抵消因為歸屬感喪失之後而帶來的失重感。這也即是說，同鄉情誼既能夠勾連於過往集體文化的記憶，也接合了當下最直接的漂移在外的情感體驗。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人們想要分享情緒、克服孤獨、渴望有歸屬感的情感需要，生產出對於鄉情的期待，而濃厚的鄉情又進一步強化移工對工具化情感的拒斥和否定。與鄉情相似，對於親情的思念也是移工消解工具化情感的重要情感體驗。和鄉情相比，親情更加緊密、牢固，因此也更具有張力和生產性。Rosemarie 坦言自己非常想家，覺得自己來到澳門最不適應和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想家。「相隔得那麼遠，你一定會想家。如果他們遇到什麼問題，你卻不能幫他們什麼。」 Rosemarie 緩解思鄉之苦的辦法，就是常打電話回去。經常打電話和家人聯絡幾乎是所有移工維繫和家人的關係，從家人那裏尋找慰籍。Gemma 剛到澳門的時候被澳門的繁華震懾住。我剛到澳門那一刻，真是非常非常震驚。我沒想到澳門是這樣的小。飛機到達的時候大概是晚上 9 點半左右，但是你仍然感覺天空非常光亮，那些賭場看上去很富麗堂皇，我感到很訝異。

186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但是霎那間地體味到澳門的光鮮亮麗之後，Gemma 所遭遇的是人生地不熟的尷尬。我經常一個人獨處，不認識本地人，也很少和同鄉在一起，所以我感覺很孤單。她非常想念在菲律賓的女兒和仍然在從事農活的父母。由於和丈夫分居多年，Gemma 從女兒 3 歲起母女倆就相依為命，直到現在女兒 18 歲開始讀大學。因為想念家人和女兒，Gemma 幾乎每天都給家裏打電話。電話費非常的貴。有個月我的電話費更超過 1,500 澳門元。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初來乍到，太想家了，也許以後會有所改變。眷戀親情讓 G e m m a 所承受的代價是一個月所剩無幾。從得失的角度來看，這違背了當初準備出來掙錢的初衷。但是對於 Gemma 來說，她可能沒有辦法克制對於親情的依賴，她需要從親情中尋找溫暖和支撐，因此暫時顧不上利益得失。在賽馬會工作的菲律賓籍 Joel 覺得家庭是支撐自己的重要情感動力。由於語言與移工的身份，Joel在平日的工作中總是盡量保持沉默，即使遇到老闆對自己的工作表示不滿。我不會說什麼，如果老闆不停地宣洩吼叫的話，我就讓他一個勁地吼叫，直到他覺得累了為止，就這樣。而每當遇到這種不開心的時刻，Joel讓自己平復下來的辦法就是想念家人，就是想念我的太太咯。有時也不僅僅是太太，是整個家人。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持。我不開心的時候，我就會想我的家人在那裏，所以我不需要很費心地去尋找其

187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他的方式讓自己放鬆，因為我的家人在我的心裏（與我同在）。想到他們我就可以重新蓄積能量。在 Joel 心中，家人的撫慰是任何別的方式也無法替代的。對移工而言，親情的生產性不僅能夠帶給他們慰籍和思念，讓他們感覺自己是真實的情感主體（feeling subjects），親情也同時使他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感和存在的價值。Gemma 之所以拋下年邁的父母和相依為命的女兒，很重要的原因是為了女兒。為了女兒的學業，需要繼續支撐她的學費，同時也考慮到女兒未來的出路。我女兒現在在大學裏學的是酒店管理專業，澳門這麼多五星級酒店，我真希望女兒畢業後也能來澳門。而Joel本來是學海事工程的，但是畢業後找不到工作而選擇做司機。因為家裏有四個小孩，Joel 需要掙到更多的薪金，所以選擇澳門。他每個月只將極少部分的薪金留給自己，「其餘的絕大多數都是寄回家給孩子。他們需要接受教育，每個孩子都需要。」親情所產生的責任感很大程度上可以讓移工說服自己為什麼要背井離鄉到別的地方工作，為什麼要忍受無歸屬感和規訓自己的工具化情感找到比較合理的解釋。他們對於家庭的責任感是因為親情而不是因為工作而產生，是因為關愛和血緣而自發自願。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種家庭責任感是任何工作中的權力關係所沒有辦法完全規訓和宰控，是工具化的情感所無法取代，是屬於移工相對具有自主性的情感空間。很多移工儘管遠離故鄉和親人，但是仍然時刻關心着家裏發生的一切，表現出一種「不在場的關懷」（concern in absence）（Yang 2008）。Marisa 家裏有兩個女兒，分別是8歲和5歲。當初Marisa 遲遲沒有離家出來工作主要是因為女兒太小，後來女兒慢慢長大了，她需要為女兒掙學費，才不得不離家遠行。剛到澳門

18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的時候 Marisa 並不知道怎樣用電腦，後來聽說可以用 Skype 打電話回家比手機便宜很多，就開始留心熟悉網絡。在還清了最初幾個月的中介費之後，Marisa 買了一台便宜的手提電腦，也由此開始每天固定的時間裏，和家人溝通見面。她每天會詢問女兒在學校的情形，會和丈夫聊天家裏的生活瑣事，會在過生日的時候為女兒唱生日歌，也會和家人哭訴自己某個不愉快的經歷。這樣的情形是她之前在外打工的時候所從來沒有經歷過。以前想家最多就是打個電話。等待回家的日子總是非常的漫長，但現在感覺自己每天都和他們在一起，儘管工作很累壓力很大，但是想到晚上就能和家人說話，就感覺沒什麼了。Marissa所呈現出的「不在場的關懷」更像是一種對於家人的情感投入的堅持。儘管她不能和家人朝夕相處，但是對家人的情感投入不能缺位，其作為母親和妻子的角色並沒有完全缺位。她在提醒家人她一直都在他們的身旁，並沒有真正離開；而家人的存在也一直提醒她，她和家人是緊密相連，她的工作不是為了自己，還有她的家人。這種對於家人情感的投資所呈現出來的「不在場的關懷」，把自己放在被需要的地位，更像是一種頗具能量的驅動力，使移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或者淡化因為移居客鄉和工具化的情感困擾，證明自己不僅僅是資本的勞動力的主體存在。在移工抵抗工具化情感的實踐中，其情感的生產性往往是多面向，不僅隱藏在一些零散、不易察覺的行為中，如沉默不語；或者是有意無意地製造僱主的焦慮，為自己創造更多、更靈活的生存空間；或者如同很多移工所採用，在非工作時間盡量地釋放身體的潛能，像很多移工在工餘時間熱衷於打球、跳舞、徹

189第七章　隱秘的情感政治夜與朋友談天等等，由此獲得對於自己身體的自主性。儘管這些活動看上去都是一些平常的興趣活動，但是恰恰是在這樣的常態活動當中，移工可以暫時躲避掉工具化情感的規訓，可以任憑自己的真正情趣來選擇自己的活動。對於如何控制自己身體和釋放情感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因此也或多或少地對於工具化的情感具有一定的抵抗的意味。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移工的「情感結構」與佔優勢地位的主流「社會特性」並不完全一致，他們並沒有完全被馴化為資本所需要的情感勞力，而是盡可能在個體微觀的實踐中，通過或沉默、或隱秘、或直接、或突顯自己的親情和友情等種種方式與權力關係周旋，對權力形成干擾，而這也正是移工的情感結構的政治性所在。

結語浪跡澳門，歸途何在？在臨近完成終稿的時候，偶然在澳門的新馬路遇到曾經訪問過的菲律賓籍家庭助理 Emily。在我的印象中，她是為數不多，敢於聲稱自己要挑選僱主的家傭之一，因此印象極為深刻。她看上去比以前更瘦削，也多了幾分蒼老。寒暄之後，感覺她好像沒有以前那麼活躍，閒談中得知她的僱主儘管以前對她每周幾次的教會活動不在意，但是現在開始有些微詞，主要是抱怨「需要的時候找不到人」，這讓 Emily 很糾結。一方面Emily擔心可能會在合同結束後，僱主會找新的家傭，而這是她不希望的。因為她覺得目前的僱主是她遇到最能包容她，她不想輕易放棄；另一方面她也確實很掛念她和朋友一起加入的「女生聯合」（Girls’ Association）的教會活動。相比之下，她似乎更在乎前者，因為好多教會中的姐妹不是回家鄉結婚生子，就是幫着子女帶小孩，而且她對於找到新的「更好的僱主」信心不足。而在談到她當初是和教會的姐妹一起從香港來澳門的，為什麼沒有和姐妹一起離開，她的回應是「我無家可歸，就呆在澳門也不錯」，言語間感覺到這是個複雜的問題，她只是說不想再回到以前的生活，好像是準備在澳門長期停留。無論是停留還是離開，對於人口不到 6 5 萬的澳門而言，近 18 萬移工的存在與流動，無論是對澳門社會還是移工這個群體本身都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議題。如前所述，移工的存在使澳門

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192既有的社會邊界變得鬆動，改寫原有的社會分類，以及社會身份的既定架構。原來的階級疆界被重構，本地居民因為地緣的優勢而大量向上浮動，移工填塞了社會最底層的位階。與此同時，移工也改變了原有的族群的疆界，澳門社會重新區隔「我們」（澳門人）與「他們」（移工）。「他者」被重新定義，移工因為其在權力結構中弱勢的地位，而被視為低劣的「他者」，並成為社會焦慮與不安的替罪羔羊。移工的經歷說明賭博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策略所牽動的社會疆界的改變，不僅沒有改變既有的權力關係，沒有縮短優勢的經濟體與貧窮落後的經濟體之間的差距，反而使得既有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沿着公民、族群以及階級等脈絡通過移工的流動得以鞏固、延續和擴展，並體現在移工的工作與生活的實踐當中。移工的跨界流動與實踐也重新形構這個群體自身的主體與認同。移工儘管得到比之前更高的收入，但是相伴而來的是離開母國/原居地而導致公民身份的缺位、階級位階的向下浮動以及被建構成為次等的「他者」等遭遇。這情形折射出一個吊詭的現象，即移工對於更好生活的追求似乎必須是以公民身份的被剝奪、被配置在社會的底層以及被污名化為前提。也就是說，要成為移工，需要以公民權力的受損害和接受不平等的身份為代價。這意味着移工的遷移不僅僅只是一個身體的移動，同時也是移工這個主體的身份認同被重新形構和改寫。這流動過程也同時為移工渴望重新形塑自己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性。一方面被權力結構形塑，並將其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同時他們也在流動和漂浮的過程當中，或有意或無意、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展開多重自我版圖的拼貼，從而呈現出複雜又多樣的異質的主體性。無論是通過「隱秘的文本」與權力周旋，還是改寫權力的空間配置的戰術，抑或通過情感的表達或者不表達來

結語193宣示某種抵抗和不合作，以及他們對於自己的階級位置與文化身份認同的想像，都清晰地呈現出移工努力試圖建構多樣自主的主體性。置身於錯中複雜、性質不同、方向各異的權力關係、制度法規、文化習俗與自我慾望等等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網絡中，移工的主體性無法找到一個堅實明確的着力點。相反是遊走、漂浮在各個元素之間，從中尋找一種脆弱的、暫時的平衡。他們很清楚自己不屬於澳門，不論駐留多久。但是經歷主體重構的過程之後，他們是否能夠簡單地回到過去、重拾過去的主體身份也可能是一個問題。Emily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這或許能提供一些想像。漂浮的主體性、複雜而曖昧的身份認同更像是一種常態，無論在哪裏。移工的生存狀態和生活實踐也隱含了某些價值理念、意識形態的虛妄和不切實際。以新自由主義所彰顯的價值理念為例，主體被要求通過自我選擇、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等規訓方式而成為資本的動物，成為資本所需要的各種各樣勞動力；同時新自由主義也將主體的自我實現、自我解放的慾望與消費意識形態緊密地扣連在一起，從而使主體自願地成為同樣是維繫資本運轉的必不可少的消費者。主體正是通過這些自我建構的方法、策略、知識和實踐等自我技術，來「轉化他們自身以達到某種快樂、純粹、智慧和不朽的狀態」，從而成為具有自主性完美的主體（Foucault 1988:18）。然而，移工的經歷卻證明新自由主義所標榜的主體建構模式對於特定的群體而言是虛幻。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並沒有將移工轉換成完美的主體。儘管遷移和漂泊帶給移工比原來更多的工作機會，相對多一些的薪金回報，但是這樣的回報是否足以抵消移工

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194因此而承受的代價還是個問號。儘管移工也會將自我管理的技術內化為自我主體性的一部分，但是他們種種微觀的戰術無形也構成對於宰制性的霸權干擾和抵制。這也表明他們並沒有完全被馴化成資本所需要的情感勞力，也並沒有成為完全具有自主性的完美的主體。移工身上所呈現出的矛盾曖昧、平凡、不完美而真實的主體經驗，最終指向新自由主義內在吊詭之處和矛盾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新自由主義所建構的迷思。移工的跨界漂浮、流動也將傳統階級觀的階級意識問題化。傳統社會理論中所強調的，在單一的社會體制內不同的群體會因為相似的階級地位而形成相似的階級意識，從而可能使得大規模的階級聯盟和階級抗爭。然而在具體的日常實踐中，移工這個群體的階級認同的形構卻顯得模糊而含混。由於移工跨界遷移，其階級的認同不僅僅與其在資本結構中的位階相扣連，也無可避免地與族群、國族、文化等元素交織接合在一起。這些多元的面向相互不斷地進行協商與鬥爭，排斥與共存，由此造成移工階級界限的可變性與曖昧性。一個需要思考的現象是，儘管移工作為底層階級的現象非常明顯，這樣的階級位置並不意味着移工已經形成明確的階級認同，也並不代表他們可能會產生相應的階級意識，以及與此相應的以階級為主要考量的政治訴求，更難以浪漫化地期待大規模的階級運動的出現。移工複雜的階級浮動所帶出的問題是，階級存在和階級意識並不是必然地接合在一起的，即表面的階層分化並不意味着階級意識成為可能。這樣的情況表明，需要反思用階級和階級意識來分析當下跨界流動的社會階層分化，也表明在新的社會政治脈絡下，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情境下，我們需要新的維度和方向重新思考階級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移工的階級身份問題不僅能幫助我們認知這個群體，也使得我們將階級問題本身問題化。

結語195吊詭的公民身份、族群意義上低劣次等的「他者」、浮動曖昧的階級身份、靈活多樣的「弱者的武器」、在「不是家」的異鄉尋找幸福、在「微笑」的情感勞力背後拒絕將情感工具化，這種種的主體建構實踐不僅發生在澳門的移工身上，或許也同樣發生在美國的墨西哥移工、歐洲的東歐和北非的移工、或者中國境內的農民工、香港和新加坡的東南亞移工的身上。澳門也許只是一個小小的縮影。移工的故事還在繼續，遠遠沒有結束。

圖 2  受訪移工的職業分佈資料資料：本研究移工訪談資料匯總0%2%4%6%8%10%12%14%16%18%20%7%19%3%4%3% 3% 3%16%7%1% 1% 1% 1%清潔工 家政工 酒吧 侍者建築 工人廚師 保安 服務員 賭場 工作者理髮師 司機 英文 教師收銀員 管理者澳門移工統計圖表附錄圖 1  受訪移工的國籍資料來源：本研究對於移工的訪談資料匯總0%5%10%15%20%25%30%35%40%45%7%1%40%10%7%2% 1% 1% 1%2%內地 香港 菲律賓 尼泊爾 印尼 印度 英國 越南 巴基斯坦 尼日利亞

19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圖4  澳門移工 2002–2016 的增長量資料來源：澳門人力資源統計數據2016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2008200720062005200420032002020,00040,00060,00080,000100,000120,000140,000160,000180,000200,00023,468 24,97027,73639,41164,67385,20792,16174,905 75,81394,028110,552137,838170,346181,646177,638圖3  澳門 2002–2016 年的職位空缺示意圖資料來源：澳門統計局暨普查局製造業 博彩業 餐廳及酒店 金融業務零售及批發 保安服務 運輸、貯藏及通訊 電力、氣體及水的生產分配2016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2008200720062005200420032002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8,000

附錄199圖5  移工在澳門媒體中的再現資料來源：本研究收集的媒體文章匯總0%10%20%30%40%50%60%移工對不公正待遇的抵抗政府應監管勞工剝削，倡導權益保障移工移工對澳門當地人造成的負面影響移工對澳門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移工對澳門的積極影響17%8%5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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