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文化丛书·民国澳门博彩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ｃａｏ ｄｕ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赵利峰 ／ 著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Ａ）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民国澳门博彩史 ／ 赵利峰著 －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２（澳门文化丛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７ － ５２０１ － １７２９ － ６　　Ⅰ ①民…　Ⅱ ①赵…　Ⅲ ①博彩业 － 经济史 － 研究－ 澳门 － 民国　Ⅳ ①Ｆ７２９． ６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 数据核字（２０１７）第 ２７３３４７ 号·澳门文化丛书·民国澳门博彩史著　　者 ／ 赵利峰出 版 人 ／ 谢寿光项目统筹 ／ 高明秀　王晓卿　袁绍珊责任编辑 ／ 王晓卿　郭红婷　肖瑞宁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０１０）５９３６７００４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２９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１０００２９网址：www ssap com cn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０１０）５９３６７０８１　５９３６７０８３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规　　格 ／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 ／ １６印 张：２９ ７５　字 数：４２８ 千字版　　次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第 １ 版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第 １ 次印刷书　　号 ／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７ － ５２０１ － １７２９ － ６定　　价 ／ １１９ ００ 元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０１０ － ５９３６７０２８）联系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 数据　 　 民国澳门博彩史 ／ 赵利峰著 － －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１２（澳门文化丛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 　 － 　 － 　 （中国澳门）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７ － ５２０１ － １７２９ － ６ （中国内地）　 　 Ⅰ ①民…　 Ⅱ ①赵…　 Ⅲ ①博彩业 － 经济史 － 研究－ 澳门 － 民国 　 Ⅳ ①Ｆ７２９ ６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 数据核字 （２０１７） 第 ２７３３４７ 号·澳门文化丛书·民国澳门博彩史著 　 者： 赵利峰出 　 版：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 （Ｅ⁃ｍａｉｌ： Ｗｅｂｍａｓｔｅｒ＠ ｉｃｍ ｇｏｖ ｍ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Ｅ⁃ｍａｉｌ： ｂｉａｎｙｉｂｕ＠ ｓｓａｐ ｃｎ）版 　 次：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第 １ 版印 　 数： ４６５ 册字 　 数： ４２８ 千字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印 　 装：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ＩＳＢＮ ９７８ － 　 － 　 － 　 －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 “在中国 ５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上， 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 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 这一次传入的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 在地域上就是澳门。”澳门是我国南方一个弹丸之地， 因历史的风云际会， 成为明清时期“西学东渐” 与 “东学西传” 的桥头堡， 并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互动下， 形成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从成立伊始， 文化局就全力支持与澳门或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学术研究， 设立学术奖励金制度， 广邀中外学者参与， 在 ４００ 多年积淀下来的历史滩岸边， 披沙拣金， 论述澳门文化的底蕴与意义， 凸显澳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２０１２ 年适逢文化局成立 ３０ 周年志庆， 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 澳门文化局精选学术奖励金的研究成果， 特别策划并资助出版 “澳门文化丛书”， 旨在推介研究澳门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学术成就， 以促进学术界对澳门研究的关注。期望 “澳门文化丛书” 的出版， 能积跬步而至千里， 描绘出澳门文化的无限风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谨识

目 　 录目　 录绪 　 言 ／ １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 ／ ９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概况 ／ ９第二节 　 清末粤澳关系日渐交恶 ／ ２０第三节 　 粤澳两地首次交涉澳门禁赌 ／ ２９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 ／ ３８第一节 　 民国时期首家承充赌饷的启兴番摊公司 ／ ３８第二节 　 从 “焚毁纸币” 到 “水灾善后”： 广东开赌山铺票 ／ ４６第三节 　 民国初期澳门中式彩票承充困扰不断 ／ ６０第四节 　 鸦片取代博彩与澳门博彩业的日渐弱化———赌城变身国际鸦片走私中心 ／ ７７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 ／ ９１第一节 　 高可宁的出身与十友堂 ／ ９１第二节 　 广东弛禁番摊与甫开即倒的大兴公司 ／ １０２·１·

民国澳门博彩史第三节 　 集益与集福番摊公司———高可宁时代的开启 ／ １１５第四节 　 “小巫与大巫” ———沦为附庸的澳门博彩业 ／ １２９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 ／ １４１第一节 　 源源公司承充第六届澳门番摊始末 ／ １４１第二节 　 大有来头的范洁朋与源源公司倒盘后的按揭担保纠纷 ／ １６２第三节 　 澳门赌王高可宁的挫折与失势 ／ １８１第四节 　 挖墙脚的深圳赌场 ／ １８８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 ／ ２０３第一节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 ／ ２０３第二节 　 澳门博彩业吸引赌客与改良服务的举措 ／ ２１６第三节 　 澳门博彩业对西式博彩的引进 ／ ２２９第四节 　 民国时期竞技类西式博彩的水土不服———以澳门跑狗博彩为例 ／ ２４５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 ／ ２６６第一节 　 １９３６ 年的广东禁赌与傅德荫时代的开启 ／ ２６６第二节 　 站稳脚跟的泰兴公司大获其利 ／ ２８１第三节 　 风潮时期的澳门博彩业 ／ ２９３第四节 　 战后的澳门博彩业日渐式微 ／ ３１３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 ／ ３４９第一节 　 民国澳门博彩业与澳门财政之关系 ／ ３４９第二节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兴与衰 ／ ３６０第三节 　 澳门博彩业与澳门社会 ／ ３６７第四节 　 从博彩业到旅游娱乐业———澳门经济转型努力的新方向 ／ ３８８·２·

目 　 录附录一 　 民国澳门历届博彩业承充专营年表（番摊、 中式彩票承充总公司） ／ ４０６一 　 民国时期澳门历届番摊承充专营公司年表 ／ ４０６二 　 澳门历届中式彩票承充专营大事年表 （１９３４ ～ １９４９）（签铺票、 白鸽票和山票） ／ ４０７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 ／ ４１１一 　 １９０７ ～ １９１２ 年澳门承充番摊生意章程 ／ ４１１二 　 １９０８ ～ １９１３ 年澳门仁慈堂与代售彩票人订立合同之章程 ／ ４１２三 　 １９１４ 年开收澳门氹仔路湾签铺票生意出投及合同章程 ／ ４１７四 　 民国初年澳门大有山票公司开收山票章程 ／ ４２２五 　 １９２６ 年澳葡政府国课署开投番摊生意章程及合同章程 ／ ４２５六 　 １９２９ 年祥发公司山票章程与祥兴公司白鸽票章程 ／ ４２８七 　 １９３１ 年承充澳门氹仔路环山票、 白鸽票合同章程 ／ ４３１八 　 １９３４ 年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合同章程 ／ ４３５九 　 １９３７ 年澳门番摊生意开投布告及承充合同章程大纲 ／ ４４３十 　 １９３７ 年澳门承充签铺票、 白鸽票山票章程合同文件汇录 ／ ４４６参考文献 ／ ４５５后 　 记 ／ ４７３·３·

绪 　 言绪　 言澳门迄开埠至今的发展历程， 大致能以一个半世纪为时间段来分期。 每一个阶段， 澳门都有相应的名号， 彰彰可表， 分别是最初一个半世纪的 “圣城”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Ｃｉｔｙ， 在百年禁教前）， 中间一个半世纪的“东方之瑰宝” （Ｇ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 Ｅａｒｔｈ， 作为西方人来华的安乐窝而得名）， 以及其后一个半世纪的 “ 东方蒙特卡洛”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 这些名号是概括澳门时代特征或者体现其城市功用性的生动表达， 是澳门与周遭环境变化互动而产生的结果。 每一个阶段， 与之相应的澳门史研究重心和主题亦随之发生转移。 在近代以来的澳门史研究中， 博彩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澳门博彩史研究是近现代澳门史研究的重心和主题之一。 从近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 晚清时期的澳门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成绩喜人， 这与同一时期的博彩史研究取得较大突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这一研究路径，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反观民国时期的澳门史研究， 目前仍然较为薄弱。 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数量上稀缺不足， 在质的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未能尽如人意。 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之一即是民国时期澳门史的诸多内部细节隐晦不清， 研究找不到能够着力的抓手和破局的关键点。 换句话说， 没有抓住时代发展的主题， 以至于大多数的著述无法擘肌分理深入下去， 进而流于浮泛， 甚至不期然而然地·１·

民国澳门博彩史落入中葡外交史或粤澳关系史的窠臼， 整体认识上也无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错谬和误区。 作为民国时期澳门史主要内容的博彩史， 无疑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有力抓手。在民国年间， 博彩业对于澳门不可或缺之重要作用越发凸显， 澳门的赌城形象得到进一步彰显和固化。 “东方蒙特卡洛” 一语在晚清还只是西人笔下的一个中性词， 民国时则不论中西报章言必称 “东方蒙特卡洛”而语带嘲讽。 毫无疑问， 博彩业是澳门的经济基础， 也是理解认识澳门历史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民国时期的澳门史就是一部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史， 不了解博彩史就无法准确认识和理解澳门史。民国时期， 澳门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变化， 不仅与博彩业息息相关，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唯博彩业马首是瞻。 就经济层面而言， 自澳门实施博彩承充专营制度以来， 博彩业逐渐成为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龙头产业。 澳门博彩业所缴赌饷在澳葡政府的财政岁入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据统计， 其中至少有 ２２ 年达到岁入 ４ 成左右， 个别年份接近一半。 博彩业是澳门经济的命脉， 其他生业大多围绕着它转， 已然形成了一个日臻完善的产业链，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譬如三位一体的烟赌娼生意， 其他如饮食住宿、 交通航运、 旅游娱乐、 当押银号等。 靠博彩业谋生活者与日俱增。 １８９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 澳葡政府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澳门博彩业的从业人数共计 ６０１ 人， 约占各行业统计总数 （６０４２人） 的 １０％ 。 到了 １９４７ 年， 澳门 “直接间接依赖赌博为生者达 １５０００人左右”。 １９４９ 年， 香港 《大公报》 估计， “在澳门靠赌吃饭的人口占据澳门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 倘若加上他们的家属人数， 那么就是百分之二十四五”。 同年， 还有记者报道称： “没有了赌， 澳门就不像是一个热闹的城市。 据说有百分之四十的居民是从赌中捞生活的。” 在这个主要由博彩业塑造的经济社会结构里， 适时的澳门世家名流、 富商大贾， 几乎无人不与博彩业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或亲身上阵， 打理经营， 或幕后操纵， 入股参与。 而承充赌商获利发家后， 又从博彩业中伸出触手， 染指并操控了澳门许多行业， 形成了一个以博彩业为中心的·２·

绪 　 言无形网络。 以与博彩业联系紧密的金融业为例， 卢廉若家族开设的宝行银号、 李际唐家族的宝得银号、 萧瀛洲之宝裕银号、 当押大王高可宁的富衡银号、 黄豫樵的致祥银号、 傅德荫的大丰银号等。 虽说在民国初年和末年的数年中， 澳门博彩业在澳葡政府财政收入中的风光地位一度让位于鸦片和黄金两项生意， 然而细究其实， 它们也与博彩业密切相关。比如， 参与鸦片经营和黄金生意的主要投资者或其背后的重要推手， 即是被称为赌王的高可宁、 傅德荫等人。从政治层面来说， 民国时期的粤澳关系是影响澳门政治最为深刻的因素， 而博彩问题则是双方交涉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 １９１０ ～ １９４９ 年的澳门历史中， 粤澳 （中葡） 之间发生过三次严重的冲突， 彼此交恶，几乎兵戎相见， 最后都上升至终极的主权归属问题———收回澳门。 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时期的 “赌一战以收回澳门”； 陈炯明时期有 “收回澳门的尝试”； 抗战胜利后张发奎时期武装封锁澳门， 有 “一个师可以收回香港， 一个营可以收回澳门” 的说法， 直接的肇因或者说深层的问题， 都与澳门博彩业相关。 在这三次交涉中， 禁赌始终是一项重要议题。 第一次， 澳葡政府提出禁赌的条件是粤省每年补偿二十万元。 第二次， 澳葡政府对于禁赌的交涉， “一无回答， 竟置若罔闻”。 第三次，澳葡政府为保有澳门， 不得不做出让步， 松口同意禁绝烟赌， 允诺至１９４９ 年年底 “本澳赌业将可完全禁绝”。 这是澳门博彩业发展史上首次付诸实施的禁赌行动。 因禁赌问题而导致的交涉冲突， 一次比一次激烈， 使澳门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痛定思痛， 心有余悸的澳葡政府开始思考如何处理博彩业与澳门前途的关系问题， 谋划澳门经济转型并于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着手施行， 对澳门此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社会层面来说， 澳门博彩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塑造澳门社会的作用。 博彩业易于致富， 利之所在， 人争趋之。 博彩业既是澳门华商巨富诞生的孵化地， 也是他们觊觎争夺的鼎中禁脔。 澳门赌商借助博彩业这一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 崛起为澳门社会的中坚力量， 如萧瀛洲、 卢廉若、 柯六、 柯天泰、 李镜荃、 李际唐、 高可宁、 高福铭、 范洁朋、 黄叔·３·

民国澳门博彩史平、 傅德荫等人， 大多长期在镜湖医院、 同善堂、 澳门商会等华人社团组织中担任要职， 成为澳门华人社会中的领袖人物。 有的赌商甚至参与内地政治， 比如源源番摊公司的范洁朋被选任为中华民国国大代表、 中华民国澳门华侨区监督， 成为名副其实的澳门华人领袖。 澳门社会自身也因为博彩业而发生演变， 赌商互相竞争， 一代新人换旧人， 不少华商通过博彩业实现了个人和家族的崛起， 如民国时期叱咤一时的两位赌王高可宁和傅德荫。民国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对粤港等澳门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博彩业的发展使澳门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旅游消闲中心、 香港的后花园。除了前面提到的因广东禁赌而要求澳门禁赌的交涉外， 广东的开赌与澳门博彩业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澳门博彩业不仅影响到广东政府施政， 广东博彩业的发展也牢牢地打上了澳门的印记。 近现代的广东财政长期取给于博彩业， 博彩业对广东政治、 经济、 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近现代广东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和民主革命大本营， 博彩业与广东财政的互动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澳门博彩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以往是为人所忽视的。 此外，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张。 因国内时局动荡难安， 外辱内乱频仍，周边地区纷扰不断， 澳门得益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 社会相对稳定， 来澳人口日增， 经济畸形发展， 烟赌娼盛行， 博彩业呈现一枝独秀之势。澳门演变为一个形象多变的综合体， 既是庇护所和安乐窝， 又是销金窟和梳打埠。 在澳门博彩业发展的过程中， 承充赌商利用其长期积累的人力、 技术、 经验和资本， 将澳门博彩业影响的辐射范围渐次扩张， 其发展并非仅局限于澳门一隅， 其势力伸展的范围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且不论由澳门发售的各种中西式彩票流行于各地； 承充赌商还到广东、 香港、 上海等地开设经营赌场， 甚至远至东南亚。 “东方蒙特卡洛” 名副其实， “赌城” 澳门成为中国博彩业拓展输出的重要发源地。民国时期还是澳门博彩业发展历史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 东方的澳门与西方的蒙特卡洛成为双峰并峙的世界著名赌城。 其·４·

绪 　 言间， 澳门博彩业跟随时代步伐， 逐步迈向现代化。 澳门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开始效仿蒙特卡洛的发展模式， 将经济发展的中心转向旅游娱乐业， 博彩旅游娱乐等设施的建设有了质的飞跃， 多种西式博彩得以引进， 乃是奠定当今澳门博彩业格局的源流所在。 例如， 民国时期澳门地标性建筑中央酒店的兴建， 第一家博彩娱乐场 （Ｃａｓｉｎｏ） “濠兴” 的出现， 陆海空交通的改善， 港口的现代化建设， 西式博彩赛马、 跑狗、 轮盘赌等的引进， 等等。 与之同时， 澳门博彩业的承充专营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逐渐由分散走向集中和垄断。 澳葡政府针对博彩业的改革使承充赌商承担了更多的社会义务， 以回馈社会， 如捐助教育等公益慈善事业、 参与澳门城市建设、 改善旅游交通等基础设施。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发展介于传统与现代、 中与西的交融演变过程中， 有扬弃取舍， 有推陈出新。 这对于现当代澳门博彩业的发展， 在管理制度、 经营模式以及博彩形式创新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当下澳门博彩业中的不少现象在民国时期都能找到源头或影子。民国澳门博彩史研究意义重大， 它既是澳门史研究深入的桥梁， 也是相关研究中的瓶颈， 问题多， 难度高， 可以说触目皆是空白点。 随便列举几个例子：（１） 民国乱世中起伏发展的澳门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博彩业整体收益情况， 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２） 澳葡政府在博彩业领域有哪些政策变化？ 博彩业始终都是政府关注的重心吗？ 为何要建中央酒店？（３） 澳门华商的兴衰更替与博彩业有怎样的关系？ 澳门的世家大族卢家、 柯家走向衰落的缘由是什么？ 高可宁、 傅德荫家族又是如何崛起的？（４） 怎样理解澳门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博彩业之间的关系？（５） 澳门博彩业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如何？（６） 民国时期博彩业对现当代澳门博彩业的影响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 几乎没有人能给予清晰的描绘和诠释。 尽管一些澳门史著述或有泛论及此， 但它们常常是轻描淡写， 一笔带过， 鲜·５·

民国澳门博彩史有深入探讨。 坊间倒是有一些熟悉掌故的老澳门口耳相传的逸闻趣事，然而多是感性和表面的认识， 加之时间久远， 以及个人认识的局限性，记述内容互相矛盾， 舛误百出， 尤其是没有切实可靠的史料作为根据，其真实性和学术价值大打折扣。从目前情况来看， 涉及民国时期澳门博彩史的中文著述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澳门刘品良先生所著 《澳门博彩业纵横》 （香港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澳人记澳事， 该书勾勒了澳门博彩业发展历史的全景， 内容大约和笔记掌故类似， 颇具参考价值。 不过， 由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 缺乏必要的档案文献、 史料注释， 该书只能说是一本比较好的了解澳门博彩历史的通俗读物。 至于学术研究论文， 除了笔者所撰写的几篇论文外 （ 《民国时期的澳门博彩公司钩沉》 《民国时期的澳门跑狗事业》）， 就目力所及， 至今依然鲜有相关论著问世。 此外， 坊间还有不少融合掌故之类的趣闻逸事演绎而成的赌城小说、 传记文学等， 其写作素材多引自各种文史资料中登载的回忆或口述类文章， 如卫恭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吴湘衡 《我所知道的霍芝庭》、 李汝宽《霍芝庭承办赌饷发家经历》、 纪汝贤 《深圳赌场》、 立日选编 《一代赌王———傅老榕》、 明士 《澳门博彩业巨擘———旅游娱乐公司》 等。 它们限于史料来源的单一， 呈现出的只是历史的某一断面， 内容支离破碎，语焉不详， 史实真伪莫辨、 纰缪百出， 并不值得深论。 至于其他语种的相关研究， 葡萄牙学者的著述是主体。 不过， 民国时期的澳门博彩业基本上由华商主导经营， 且以中式博彩为核心， 因此， 此类著作难以摆脱语言、 文化等方面的羁绊， 大多戋戋数语， 泛泛而谈， 存在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现象， 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 例如，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ｕａｒｔｅ Ｐｉｎｈｏ 的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ｃａｕ， Ｊｏãｏ ｄｅ Ｐｉｎａ Ｃａｂｒａｌ （贾渊） 的 Ｍｏｎｏｐóｌｉｏｓ ｄｏ Ｊｏｇｏ ｅｍＭａｃａｕ； Ｐｅｄｒｏ ｄ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 麦 百 道 ） 的 Ａ Ｓａｎｔａ Ｃａｓａ ｅ ａｓ Ｌｏｔｅｒｉａｓ ｎｏＯｒｉｅｎｔｅ： Ｌｏｔａｒｉａｓ ｃｏｍ Ｔｏｄｏｓ； Ｄａｗｎ Ｒ ＬａＲｏｃｈｅｌｌｅ 的 Ｆｉｅｒｃ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ｉｇｅｒｓ：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ｃａｏ⁃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ｌｅｎｎ ＭｃＣａｒｎｅｙ 的 Ｃａｓｉｎｏ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ｃａｏ：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等等。 虽说春·６·

绪 　 言兰秋菊， 各有其妍， 但对于澳门博彩史研究这样一个大题目， 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而且在分量上也是远远不够的。总的来看，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史研究的现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究其根本原因， 除与民国时期的澳门史研究学术力量比较薄弱有关外， 无外乎是相关史料依然比较稀缺， 史料的整理开掘力度仍然不足， 以及没有充分利用中葡档案史料 （特别是庋藏于澳门历史档案馆的葡文原始档案）。近几年来， 这一局面已有很大改观。 在澳门大学汤开建教授等澳门史研究者不懈努力的倡导和推动之下， 澳门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取得了大幅的进步， 既有档案文献、 报刊史料收集范围的扩展， 也有田野、口述史料新领域的开拓。 例如， 汤开建教授主持的澳门大学重大课题项目 “全球视野下的澳门学文献调查与研究”， 澳门理工学院启动的 “澳门地方志” 项目， 澳门口述历史学会的口述历史类丛书， 澳门基金会的记忆工程， 等等。 除此之外， 史料的数字化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展， 特别是澳门历史档案馆将 《澳门政府宪报》 和大量馆藏档案上载于网络， 研究者足不出户即可加以利用， 无疑给澳门历史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除了文字史料开掘得到不断改善外， 借助各类数据库和网络资源，以及拜访收藏家等方式， 笔者十余年来收集了澳门博彩史方面的图片实物等史料， 迄今已有千余张 （件）， 不少图片为首次在澳门博彩史研究中使用。 经互相比勘考证后的图片， 弥补了档案等文献史料的空白和不足， 为民国时期澳门博彩史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研究方法和逻辑思路上， 本书将以史料的开拓创新为取向， 广泛而全面地收集、 深入而细致地挖掘民国时期的澳门档案文献， 如博彩承充合同的原始档案、 《澳门政府宪报》 以及民国时期在粤港澳等地发行的中文、 葡文、 英文报刊等。 去伪存真， 辨讹正谬， 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 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入手， 力图真实而准确地再现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争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有全新的突破。 同时， 本书还将利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对博彩业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与分·７·

民国澳门博彩史析， 在微观上量化， 以期使研究达到科学、 规范的 “数目字管理” 的地步。本书的框架安排以清末粤澳两地政府第一次禁赌交涉为起始。 在纵向上， 以承充澳门博彩业主体的番摊公司 （依次为启兴、 大兴、 集益、集福、 源源、 泰兴） 为论述主线； 横向上， 对不同时期执掌博彩业牛耳的澳门赌王高可宁、 范洁朋、 傅德荫等人进行详细的考查， 同时上承清末民初的赌王萧登、 卢廉若， 下启当代的赌王何鸿燊。 将澳门博彩业发展前后演进的脉络梳理清楚后， 澳门博彩史之整体大观得以逐层渐次展现。 有关细节内容方面， 在考查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发展历史的过程中， 着重解决前文提到的一些疑问。 将重点论述两个问题——— “制度变迁” 和 “经济转型”， 即澳门博彩业承充专营制度的变革， 各类博彩形式的演进与西式博彩的引入； 赌饷收益与澳门财政的关系， 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澳门的城市发展定位， 试图解决单纯依赖烟赌的经济转型等问题。总之， 本书力图重现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发展的历史图景， 全面揭示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发展的历史概貌， 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 将有助于解决制约民国时期澳门史研究中的瓶颈问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有关博彩业发展与澳门经济转型的问题， 民国时期面临生存压力的澳葡政府已经开始注意， 并采取措施着手研究发展方略， 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 其历史经验教训值得当今澳门社会借鉴参考，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８·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　 　 　 　 澳门政治经济形势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概况博彩， 无论古今中外 （或中式西式）， 按其使用赌具与否，① 可将其形式概分为两种类型。 尽管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博彩形式不断发展变化， 时常有推陈出新之举，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其中 之 一 是 借助赌具作赌的博彩 （亦可称之为 “赌馆类” ） ， 以牌、 骰等实物为主，大多是在赌馆或者赌场中， 博徒与庄家面对面争胜互赌。 如中式的番摊、 骰宝等和西式的扑克、 轮盘等， 参赌的 人 数 相 对 较 少， 可 即时决出输赢胜负。 另一类则可概括为以猜射为主的博彩 （ 因最具代表性的为彩票， 亦 可 称 之 为 “ 彩 票 类 ” ） ， 大 多 以 一 纸 票 证 为 手 段，博徒无须 亲 临 现 场， 亦 无 专 门 赌 馆 之 设。 如 中 式 的 白 鸽 票、 花 会、闱姓、 山票、 铺票， 西式 的 各 种 彩 票、 奖 券 等。 此 外， 还 有 一 些 西式彩票形式的变态， 诸如赛马、 跑狗、 回力球 之 类， 参 赌 人 数 相 对众多， 大多需要一定时日， 少则几个时辰， 多 则 数 天 数 月， 才 能 决·９·① 赌具， 指赌博用具。 最早见诸正史记载的时间为元代。 据 《元史》 卷一百五 《刑法志四》 记载： “诸赌博， 因事发露， 追到摊场， 赌具赃证明白者， 即以本法科论。”另， 在近现代澳门博彩承充专营体系中， 博彩分类即有中式和西式的分野 （ Ｊｏｇｏｓ ｄｅａｚａ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ｉｓ ｅ ｏｃｉｄｅｎｔａｉｓ 或 Ｊｏｇｏ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 ｅ Ｅｕｒｏｐｅｕｓ） 。

民国澳门博彩史出中彩输赢与否。澳门博彩业的构成理所当然地从属于上述博彩形式。 为便于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发展的具体情形， 有必要介绍一下澳门博彩承充专营的经营方式， 再详细谈谈澳门承充专营的各种博彩内容类别。（一）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的经营方式自 １８４７ 年澳门博彩业出现以后， 赌商投标竞取与政府授予承充专营权的互动模式逐渐成形。 道光三十年三月 （１８５０ 年 ４ 月）， 澳门番摊赌馆的承充专营正式以竞投的方式招人承充， 一名华商以每月缴纳１０００ 澳门元赌饷， 获得承充一年的专营权，① 标志着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正式建立。 竞标承充时需缴交一定的押金②， 投成后则需要有合同担保人或担保银， 以保证承充赌商履行合同约定。 至清末， 澳门博彩业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且规范的承充专营体系， 并且成为适时广东、港英政府效法借鉴的对象。在晚清时期， 澳门博彩业承充专营制度成熟规范化后， 承充专营的主体名为 “公司”③。 澳门博彩承充公司的出现是澳葡政府实施承充专营制度的必然产物。 在晚清时期的广东地区， 赌风之盛， 甲于天下。 粤港澳三地政府， 都曾经弛禁赌博。 开赌被视为一种 “生业”， 以此谋生者众多， 在时人眼中已是视若平常的事情。 起先， 广东开赌或经营博彩业的机构一般被称为 “某某堂”， 这和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所经营的店铺堂号并无二致。 例如， 在葡萄牙东波塔的汉文档案中， 提到道光二十·０１·①②③Ｌｕíｓ Ｑｕｅｎｔａｌ， Ｏ Ｆａｎｔａｎ ｅｍ Ｍａｃａｕ ｎｏ ｏ Ｓéｃｕｌｏ ＸＩＸ， ｅｍ Ｍａｃａｕ， Ａｇｏｓｔｏ １９９２； Ｊｏｒｇｅ Ｆｏｒｊａｓ，Ｆａｍíｌｉａｓ ｄａ Ｍａｃａｕ， Ｆｕｎｄａçãｏ Ｏｒｉｅｎ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Ｐｏｒｔｕｇêｓ ｄｏＯｒｉｅｎｔｅ， １９９６， Ｖｏｌ Ⅲ， ｐ ５４２如 １８８１ 年的番摊投充， 其中规定 “须先交贮银一万元， 方准出声投价” 。 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１ 年 ７ 月 ２ 日， 第 ２６ 号第 ２ 附报。“公司者， 数十商集资营运， 赢则计本均分” 。 （清） 王之春： 《国朝柔远记》 卷八，“道光十三年” ， 赵春晨点校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第 １８２ 页。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年 （１８４０） 前后有一家经营白鸽票厂的 “和生堂”。① 同治年间， 有承充广东闱姓的顺成堂、 慎德堂。② 光绪年间， 清政府上谕正式允准广东弛禁闱姓后， 承充者为诚信堂与敬忠堂， 其后还有公和堂、 瑞成堂、 万安堂、 孚信堂等。 至于公司名目， 在广东出现的时间是甲午战争以后，当时承充广东闱姓的商号名为 “宏丰公司”。③ 据此可见， 承充开赌的机构并非一开始就称为公司， 毕竟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 公司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澳门博彩业施行承充专营之后， 初期的承充为具体个人或某某机构， 以及作何称呼， 并不是十分清楚。 按理来说， 应与同一时期广东的情形类似。 不过， 由于早期的相关中文史料缺载， 葡文材料中也仅有投标承充者的姓名， 承充澳门博彩的商号、 堂名或公司名目， 一概阙如。最早在澳门出现且有中文名的承充博彩公司， 大约出现在光绪初年。《记名道府翰林院检讨潘仕钊奏请变通挽回巨款以济要需折》 中称， 光绪元年承充澳门闱姓的公司名曰 “致中和闱姓公司”， 光绪四年名曰“时和闱姓公司”， 光绪七年名曰 “怡安闱姓公司”。④ 此后， 还有闱姓“新三记公司”、 “宏丰公司”、 “万顺公司” 等。 至于其他博彩类别的承充公司， 如番摊和中西式彩票等， 由于史料的欠缺， 大多不详， 仅能钩稽到一些零星的记录。 比如， １８９７ 年由卢九等人承充的澳门番摊总公司名为 “大德公司”⑤； 长期承充澳门彩票 （Ｍａｃａｏ ｌｏｔｔｅｒｙ） 的有 “恒·１１·①②③④⑤《赌馆和生堂厂规限 （约道光二十年） 》 ， 载刘芳辑、 章文钦校 《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 （上） ， 第 １１９ 条，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９， 第 ７２ 页。《南海县令禁差滋扰闱姓店》 ， 《中外新闻七日录》 第八十九号， 同治五年九月初三日。参考赵利峰 《晚清粤澳闱姓问题研究》 ， 博士学位论文， 暨南大学， ２００３。《记名道府翰林院检讨潘仕钊奏请变通挽回巨款以济要需折》 ，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所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档案卷） 》（第三册） ，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１８１ 页。《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９８ 年 ４ 月 ２３ 日， 第 １７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和公司” 和紧接其后的 “人和公司”、 “万利公司” 等。①在承充专营制度之下的澳门博彩公司， 一般由多名商人集股获得投充资本， 再由一二名商人出面参与竞投， 中标之后， 乃与澳葡政府签订合同， 设立公司经营。② 在澳门这个公司一般被称为 “总公司”。 随后，该总公司按照承充合同章程的规定， 开设一定数量的番摊馆或中式彩票票厂。 这些馆厂可以全部由自己经营， 也可以交予别人经营。 大多数情况下总公司会采取发牌的方式， 分包给其他人接充。 比如， １８８２ 年的闱姓合同第一款： “闱姓承充人及经其承充所许准之人， 独可得发卖分派闱姓票， 因此可以在澳门、 氹仔、 过路湾任其自己开设， 或准人开设闱姓厂， 限十间为额， 以便发卖分派闱姓票。”③ 在 《澳门政府宪报》上曾登载过一则有关领牌经营番摊馆的启事：启者： 澳门呬孟街门牌第八十九号及第九十一号怡泰摊馆， 原日系崔仲清于光绪二十三年由大德公司领出牌照合股仝做， 内有陈丽波入股本银五百元。 兹因生意不前， 各股东已集议以附充银为本， 当会议之时， 陈丽波经允交附充。 今各股东业将附充之项交足， 而陈丽波尚未交出， 且又请伊不到， 竟自置若罔闻。 兹各股东·２１·①②③《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９ 年 １ 月 ２ 日， 第 １ 号；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第 ３７ 号； １９０８ 年，《澳门仁慈堂与代售彩票人订立合同之章程》 ， 澳门代售人为蔡康、 梁耀垣、 杨梅宾等 １５ 人， 以 “人和公司” 字号承充 ５ 年 （自 １９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 １４日） ， 每月开彩一次， 总票价为 ５ 万元， 以实际售出票价的 ７５％ 派彩， ８％ 为规银缴交仁慈堂以作善举之用， １５％ 归承充人。 ＣＯＴＡ： ＡＨ ／ ＳＣＭ ／ １５６， ＭＩＣ： Ａ０３３６， ｐｐ ６ －７，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本文所使用的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葡文缩略语注解： “ ＣＯＴＡ” 为档案索取号； “ＭＩＣ” 指缩微胶卷号； “ ＡＨ” （ Ａｒｑｕｉｖｏ 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 ｄｅＭａｃａｕ， 表示此为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 ＳＣＭ” （ Ｓａｎｔａ Ｃａｓａ ｄａ Ｍｉｓｅｉｃóｒｄｉａ） 是指档案为澳门仁慈堂档案卷宗。 “ ＡＣ” （ Ａｄｍｉｎｓｔｒａçãｏ Ｃｉｖｉｌ） 表示民政厅档案卷宗；“ＬＳ” （Ｌｅａｌ Ｓｅｎａｄｏ） 指市政厅档案。例如， 在 １８９７ 年的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 香港的李升称， 此生意共分 ３００ 股。 自己占 ８０ 股、 卢光裕占 １７ 股、 何连旺占 ４０ 股、 游勉之占 ３０ 股、 卢九占 ４３ 股、 Ｌｕ⁃ｌａｕ⁃ｓｈａｎ 和卢廉若占 ６０ 股、 Ａｎｎａ Ｔｈｅｒｅｚａ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占 ３０ 股。 Ｎｇａｕ⁃Ｆｏｃ⁃Ｕ⁃Ｔｏｎｇ， Ａｃçãｏ ｄｅＰｒｅｓｔçãｏ ｄｅ Ｃｏｎｔａｓ ｄａ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ｅ Ｓａｎ⁃Ｓａｍ⁃Ｋｉ， 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ａ ｄｅ “Ｏ Ｌｕｓｉｔａｎｏ” ， １９００， ｐ ２９《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２ 年 ６ 月 ６ 日， 第 ２２ 号第 ２ 附报。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酌议， 准限其十日内将该附充之项交出， 倘逾该限再不能交， 则陈丽波之份作为乌有， 日后生意兴隆， 概与陈丽波无涉。 即本年正月所立回之股份部亦视为废纸， 不得借此索取息银及股本等项。 特此预悉， 免贻后论。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二日。 崔仲清谨白。①未从承充人所组织的总公司领牌， 私下开设是不允许的。 例如，１８７９ 年的澳门公物会布告云： “照得赌馆赌台只系在公物会承充之人可能开设， 除承充人外， 如有开设， 是为私开赌局， 应即照例严拿究办。兹查有不法之徒， 哄骗华人， 私收银两， 称言有权出牌开设赌馆赌台，及自称大宪弁差应承保护包庇此项私开赌局。 查此等匪类， 全无此权，尔华人慎勿 受 匪 欺 骗。 该 匪 胆 敢 妄 为， 查 出 有 凭， 定 当 按 律 严 惩 不贷。”② 又如， １８９２ 年的氹仔和过路湾番摊生意承充合同中规定： “惟承充人可发给执照， 准人在氹仔和过路湾开设番摊馆。” “若未求领执照， 擅自开设摊馆， 地方官可立即将其摊馆查封， 并将该馆司事人行罚。”③ 那些领牌接手的具体经营者， 按照一定比例， 缴纳规银给承充商人。 比如， １８８４ 年何桂代表旧闱姓厂与新承充人签订的续开合同是闱姓厂每卖出一百元闱姓票， 交承充人十元规银。④俗话说， 物久生蠹， 法久生弊。 澳葡政府也曾经对博彩承充专营制度进行过改革， 尝试过直接发放专营牌照， 以攫取承充赌商公司居间所获得的利益， 同时还可避免赌商与政府官员互相勾结， 损公肥私， 通同作弊。１８７７ 年 ８ 月 １１ 日澳葡总督颁布第 ７７ 号札谕 （Ｐｏｒｔａｒｉａ Ｎｏ° ７７）， 首开先例，将澳门番摊馆十二间直接出投领牌。 然而， 这一方式并不能保证博彩业收益的稳定和增长。 施行了三年之后， “因照旧领牌， 不若承充竞取增益更·３１·①②③④《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９８ 年 ４ 月 ２３ 日， 第 １７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７９ 年 ５ 月 ２４ 日， 第 ２１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第 ５０ 号。ＣＯＴＡ： ＡＨ ／ Ｆ ／ ４３３， ＭＩＣ： Ａ０５８９， ｐ ２９，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 Ｆ” （ Ｆｉｎａｎçａｓ）表示此为财政厅档案。

民国澳门博彩史多”， １８８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澳葡总督又颁布第 ７３ 号札谕， 重归旧辙。①要而言之， 澳门博彩业的承充专营制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在澳葡政府层面， 是以承充专营制度的顶层设计来驾驭全局， 制定规范， 招人承充竞投； 在承充赌商层面， 则是以醵赀合作的股份公司方式运营。由于博彩业的承充赌饷数额巨大， 赌商以一己之力， 显然独木难支， 加之所冒风险亦不小， 而以股份合作的方式建立的博彩承充公司， 可以扬长避短， 集腋成裘， 分担风险。 因此， 这一套体系， 自晚清以迄于当代， 大体未变。（二） 民国时期澳门承充专营的博彩类别民国时期澳门承充专营体系中的各种博彩， 基本是承继晚清时期而来，随着时代发展， 虽时有推陈出新， 但其主体没有多大变化。 在晚清时期澳门赌馆类和彩票类的承充专营中， 根据参赌者的地缘特色， 中式博彩仍是澳门博彩业的主体， 西式博彩主要为 “澳门彩票”， 并不十分重要。在澳门的中式博彩中， 赌馆类以番摊为主， 中式彩票类包括闱姓、白鸽票、 山票、 铺票四种形式。 到了民国时期， 澳门赌馆类招人承充专营的主要博彩形式仍然是番摊， 后期亦允许在番摊馆内开设骰宝 （俗称 “赌大小”）； 中式彩票类的承充分为两种， 其一包括白鸽票和山票两种形式， 其二是签铺票 （即铺票）。 民国后期， 澳葡政府对中式彩票的承充专营做出改革， 将所有中式彩票形式合并成一体予人承充专营，形式则一仍旧贯。·４１·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 第 ３３ 号附报。 本文中的 “ Ｐｏｒｔａｒｉａ” ， 葡语 “条例” 之意， 在 《澳门政府宪报》 中译为 “札” 或 “札谕” 。 条例是国家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依照政策和法令而制定并发布的， 针对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内的某些具体事项而做出的， 是比较全面系统、 具有长期执行效力的法规性公文。 条例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 本文中还有一个术语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ｏｓ” ， 葡语 “章程”之意， 在 《澳门政府宪报》 中译为 “立法证书” 。 章程是组织、 社团经特定的程序制定的关于组织规程和办事规则的法规文书， 是一种根本性的规章制度。 章程与条例的关系类似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番摊是晚清时期广东赌馆中最主要的赌博， 故 而 一 般 赌 馆 也 被称为 “番摊馆 ” 。 其 博 彩 之 法， 据 清 张 心 泰 《 粤 游 小 志 》 中 记 载：“东省赌博最盛， 赌具以钱， 随意抓置席间覆之， 分么二三四四门，令出资猜之， 注齐去覆， 四钱一数， 若筮等然， 视其所余， 决中否，定输赢。 中者孤注偿三倍， 半占者倍偿， 卡角、 大面各如数偿之。”①番摊 在 葡 语 中 最 初 被 意 译 为 “ Ｊｏｇｏ Ｃｈｉｎａ ｄｅ Ｌａｔãｏ ” （ 中 国 钱 戏，“Ｌａｔãｏ” 在 这 里 指 中 国 铜 钱 ）， 后 来 则 经 音 译 而 成 为 葡 语 新 词“Ｆａｎｔａｎ”。② 番摊在澳门正式开始专营承饷的确切起始年月， 据 《澳门政府宪报》 记载， 番摊赌馆的承充专营 （ａｓ Ｌｉｃｅｎｃａｓ ｐａｒａ ａｓ Ｃａｓａｓ ｄｅ Ｊｏｇｏ）始于 １８４９ 年 ４ 月， “系澳督根据 １８４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的训令批准设置”③。在澳门博彩业发展过程 中， 番 摊 赌 馆 构 成 澳 门 博 彩 业 的 核 心 部分。④ 澳门诸类博彩， 在晚清时期可谓各领风骚于一时， 起起落落， 变化不居， 然而以番摊表现得最为稳定。 番摊在澳门博彩专营收益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澳葡政府也曾指出： “承充番摊一款， 为澳门饷项大宗。”⑤ 特别是在光绪十年广东闱姓弛禁后， 番摊就逐渐成为澳门最主要的博彩形式。 进入民国之后， 更是如此。 民国时期的澳门博彩承充公司中， 番摊公司不仅承充数额大， 而且承充时期长， 并且越到后期， 在澳葡政府的财政收益中所占比例越高。 对澳门博彩业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无疑就是番摊承充公司。 它是反映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兴·５１·①②③④⑤（清） 张心泰： 《粤游小志》 卷三 《风俗》 ， 光绪甲申十年刻本， 第 １３ 页。Ｂｏｌｅｔｉｍ ｄｏ Ｇｏｖｅｒｎｏ ｄ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ｏ， Ｔｉｍｏｒ， ｅ Ｓｏｌｏｒ （ 《澳门政府宪报》 ） ， ２１ ｄｅＦｅｖｅｒｅｉｒｏ ｄｅ １８５２， Ｎｏ° ８； “ Ｊｏｇｏ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ｍａｄｏ Ｆａｎ⁃ｔａｎ” （名为番摊的中国博戏） ， ＯＢｏｌｅｔｉｍ ｄｏ Ｇｏｖｅｒｎｏ ｄｅ Ｍａｃａｕ （ 《澳门政府宪报》 ） ， ２１ ｄｅ Ｍａｉｏ ｄｅ １８５９， Ｎｏ° ３０。“ Ｒｅｃｅｉｔａ ｄｏ Ａｎｎ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 ｄｅ １８８７ － １８８８”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第１１ 号。“番摊” 一名直到 １９６１ 年后才在澳葡政府财政收支表中消失。 澳门承充专营番摊赌馆的收益原名为 “ Ｊｏｇｏ ｄｅ Ｆａｎｔａｎ” ，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 １３ 日， 经葡萄牙海外部 １８２６７ 号部令核准， 澳门被列为 “永久性娱乐区” ， 这一项内容遂更改为 “ Ｊｏｇｏｓ ｄｅ ｆｏｔｕｎａ ｏｕ ａｚａｒ” ，即 “幸运博彩” ， 包括中式博彩和西式博彩两类。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 １５日， 第 ２８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７９ 年 ２ 月 １ 日， 第 ５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衰变化的风向标和指示器。 通过对以番摊为主的博彩承充公司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对澳门博彩发展状况有所权衡、 把握。闱姓和铺票。 闱姓是广东地方所特有的一种彩票形式， 主要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姓氏作为猜射投注的对象， 最早出现在嘉庆年间的佛山。 同治 《番禺县志》 云： “有曰闱姓票者， 初以文武乡试榜中小姓为赌， 继而会试榜， 学使取录诸生榜皆赌之。 每于试前开赌者先刊小姓数十， 令人择二十姓为一票， 以取一千票为一簿。 榜发， 其票得姓最多者曰头票， 次曰二票， 次曰三票， 皆以一博六十倍之利， 三票以下则无所得。 所操约而所得奢， 故每值试年， 闱姓票赌通核不下数百万金， 亦赌之最巨者也。”① 澳门博彩业的兴起以及广受世人关注， 即是由于闱姓的推动。 闱姓在澳门博彩业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１８８５ 年的 《述报》 中谈及澳门的财政时谓： “至于澳门饷项近十余载， 惟以闱姓为大宗。”② 依附科举制度而生的闱姓， 随着清末废科举而最终消亡， 后为完全仿照闱姓的铺票所取代。 铺票， 即用店铺名取代参加科考士子的姓氏，分簿开彩。 因与闱姓之间的衍生关系， 铺票也是广东地区民众较为喜欢投买的一种彩票。 澳门一度称为 “姓氏票” 或 “铺名票”。 它是民国时期澳门彩票类博彩中承饷最高、 影响力最大， 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彩票类型。白鸽票和山票。 白鸽票是澳门博彩承充专营体系中的常青树， 时至今日， 澳门仍然保有这一博彩形式。 白鸽票有时亦简称为 “鸽票” 或“鸰票”， 是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产生于清雍正年间， 见之于官方档案记载的最初名称为 “夺标”， 后又称为 “字标”。 据考其得名缘由，“唯是设厂远方， 通报非易， 然输赢之间， 人望知快， 遂用白鸽佩还通报， 故今人俗称为白鸽票者云尔”③。 白鸽票的玩法是怎样的呢？ 据清梁绍壬所撰 《两般秋雨庵随笔》 云： “粤有白鸽标之戏。 标主以 《千字·６１·①②③（清） 李福泰修、 史澄等纂 《番禺县志》 卷六 《舆地略四·风俗》， 同治十年刊本， 第 ４８ 页。《澳门近耗》 ， 《述报》 乙酉年正月廿五日， 学生书局影印出版， １９６５， 第 ５４７ 页。参见赵利峰 《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白鸽票考述》 ，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文》 二十句为母， 每日于二十句中散出二十字， 令人覆射。 射中十字者， 予以数百倍之利。 其余以次而降， 四字以下为负。 其法以二文八毫钱为一标， 由此而十而百而千， 悉从人便。 其名有一炷香、 八搭二、 九撞一、 大扳罾、 小扳罾、 河汊、 百子图等目。”① 澳门白鸽票开始承充缴饷， 始于 １８４７ 年 １ 月， 应当时华人请求， 由澳葡总督批准设置。②随着时代发展， 清末以降， 白鸽票渐渐式微， 并逐渐与新出现的山票合流。 《清稗类钞》 中记载： “粤东有山票者， 其注用 《千字文》 首篇一百二十字， 较白鸽票多四十字。 猜买者以十五字为限。 每次开三十字， 收票可至数十万条”， “取中字最多者得头彩， 同中同分。 票盛时，头标可得数万元”③。 同样利用 《千字文》 的山票， 兼取了闱姓与白鸽票之长， 一时风行， 大受欢迎， 成为当时彩票类博彩的主要品种。 山票的诱惑力远比白鸽票大， 有鉴于此， １９０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澳门白鸽票承充人、 著名赌商萧登禀请将白鸽票与山票合并开办。④ 但在谈判承充价码问题时， 未能与澳葡政府商妥。 随后， 澳葡政府将合并后的白鸽票与山票重新出投。 港商余国霭以每年规银 ２８２０００ 元获得承充权， 其期系自公历 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⑤ 据当时的 《广东日报》 载， 澳门山票不日开办， “最高之票， 计每年出饷 ２８２０００ 元，系港商余国霭投得， 合同以六年为期”。 “承充人有权在澳门设立分厂牌仔售卖山票， 闻拟每月开彩三四次云。”⑥这是山票首次在澳门博彩业中正式承充专营。 余国霭所设公司名为“大利益记公司”， 在澳门设有两个分厂， 一为沙梨头成合厂， 一为康·７１·①②③④⑤⑥（清） 梁绍壬： 《两般秋雨庵随笔》 卷四 《白鸽标》 ， 道光十七年振绮堂刊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 第 ２２１ 页。“ Ｒｅｃｅｉｔａ ｄｏ Ａｎｎ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 ｄｅ １８８７ － １８８８”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第１１ 号附报。徐珂编撰 《清稗类钞》 ，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第 ４８９３ 页。ＣＯＴＡ： ＡＨ ／ Ｆ ／ ４３５， ＭＩＣ： Ａ０５９０， ｐ １６７，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第 ４７ 号。《澳门山票不日开办》 ， 《广东日报》 乙巳年 （１９０５） 十月二十七日。

民国澳门博彩史公庙裕兴厂。① 到了民国年间， 由于铺票赌商创设出一种新式的联榜铺票， 兼取了山票之长， 随后的山票渐渐无人问津而不再开办了。“澳 门 彩 票 ”， 又 名 “ 仁 慈 堂 彩 票 ” （ Ｌｏｔａｒｉａ ｄａ Ｓａｎｔａ Ｃａｓａ ｄａＭｉｓｅｒｉｃｏｒｄｉａ）， 是澳门最早允许承充专营的西式博彩。 １７８３ 年已开始发行彩票的葡萄牙， 在澳门议事会的请求下， 于 １８１０ 年 ６ 月 ５ 日， 批准澳门仁慈堂 （Ｓｔａ Ｃａｓａ ｄａ Ｍｉｓｅｒｉｃóｒｄ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 每年发行一次彩票， 发售彩票的收入用作施药济贫等方面的福利慈善事业。② 这就是清末在上海等地区比较流行的 “澳门彩票” 前身。 由于澳葡政府、 议事会和仁慈堂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不断， 经营较好的年份也不过开彩四到六次。 每年的收益一般都不能超过白鸽票的收益， 更不要说超过闱姓的收益了。 一直到１８９７ 年夏， 经过激烈争论， 澳葡政府对 “澳门彩票” 的发行售卖进行改革，与中式博彩一样， 出投招人承充专营， 使之纳入澳门博彩业承充专营体系，整个局面才为之一变。③ 当时的承充赌商为卢九、 柯六等人组织的恒和公司， 赶上了好时机。 １８９８ 年， 西班牙被美国打败后， 其殖民地菲律宾被美国人 占 领， 在 近 代 中 国 影 响 最 为 深 远 的 彩 票———吕 宋 票 （Ｍａｎｉｌａｌｏｔｔｅｒｙ） 被禁止发行， “澳门彩票” 利用这一空当， 见缝插针， 曾有一次短暂的勃兴， 成为当时东南亚地区最流行的一种彩票。 １９００ 年， 环游世界来华的 Ｆｒａｎｋ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在对澳门的描述中写道， “澳门现在是亚洲彩票生意的中心， 吕宋票转移到这里， 澳门彩票定期抽彩， 影响遍及整个西太平洋沿岸地区。”④ 至清末民初， 由于东南亚等地严厉禁赌， 遂·８１·①②③④《澳门大利公司山票增彩谢教单》， 《南越报》 １９１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 附张第一页， “广告”。Ｊ Ｊ Ｓｉｌｖａ， “ ＬＯＴＥＲＩＡＳ ” ， Ｒｅｐｅｒｔｏｒｉｏ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ｉｃｏ ｅ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ｏ Ｉｎｄｉｃｅ Ｒｅｍｉｓｓｉｖｏ ｄａＬｅｇｉｓｌａçãｏ Ｕｌｔｒａｍａｒｉｎａ， Ｌｉｓｂｏａ： ＴＹＰ Ｊ Ｆ Ｐｉｎｈｅｉｒｏ， １９０４， ｐ １８３； Ａｒｑｕｉｖｏ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Ｖｏｌ ＸＩ， Ｎｏ° ５， Ｍａｉｏ ｄｅ １９６９， Ｉｍｐｒｅｎｓ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Ｍａｃａｕ， １９６９， ｐｐ ２４８ － ２４９Ｐｅｄｒｏ ｄá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Ｌｏｔｔｅ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ｌｌ” ， Ｍａｃａｏ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澳门杂志》 ） ， １９９７。“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ｍａｈａ Ｄａｉｌｙ Ｂｅｅ ，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６， １９０１， ｐ １６； ＦｒａｎｋＧ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 Ａｌｌ ａｂｏｕｔ Ｍａｃａ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Ｄｅｓｅｒｅｔ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Ｇｒｅａｔ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 Ｃ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５， １９０１， Ｐａｒｔ ３， ｐ ２４ 弗兰克·乔治·卡朋特是一位美国作家、 摄影师和相片搜集者。 他是很多标准地理学教科书的作者， 有 《卡朋特世界环游》 系列， 在 ２０ 世纪早期这一系列书籍风靡一时。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使 “澳门彩票” 的售卖一落千丈， 日渐没落。 到了民国年间， 仁慈堂彩票几度停办①， 其在澳门博彩业中的地位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澳门承充专营的博彩形式与时俱进， 不同时期各有变化。 比如， 承充番摊赌商曾被允许开设打牌馆； 中式彩票则分分合合， 更替演化， 并时有创新， 比如白鸽票之字胆、 山铺票之联榜。 诸如此类的各种博彩形式在承充专营时期因时而变， 有着此起彼伏的兴衰升降， 不能概而言之哪一种更为重要。 就澳门的博彩业承充专营而论，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主要由番摊赌馆和彩票业两类构成， 再细分下去， 澳葡政府招人承充的博彩形式分为三种： 一是番摊， 二是签铺票， 三是白鸽票与山票。 当然， 澳门还有其他零星的官准博彩， 如农历新年期间给牌准许华人在街上开设的骰宝②， 秋兴之际的斗蟀， 番摊赌馆内有时也会允许开设牌九、 骰宝等。 西式博彩在民国时期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除了晚清时期即已流行于内地和东南亚的 “澳门彩票” 较有影响外， 还出现了赛马、跑狗以及附属于番摊馆的轮盘赌。 不过， 它们的重要性都要远逊于中式博彩， 可以称得上澳门博彩业有益的补充。·９１·①②“著名的澳门彩票 （仁慈堂彩票） 代理商告知该慈善团体的管理人， 要求取消承充合约，并宣布下月中旬的抽彩将是最后一次。” Ｔｈｅ Ｍａｃａｏ Ｌｏｔｔｅｒ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１６ －１１ － ３０， ｐ ２ 又， “沉寂数年之仁慈堂彩票， 现又将告复活。 当局定期本月卅日上午十一时将该项生意在财厅大堂以暗票出投招人承办， 合同期限为八年， 开票时间则长短不限定，惟每月一次者， 票额至少三万元， 两月以上者， 则类推云”。 《澳门山铺票白鸽票开投不成》，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 第二张第三页， “本港新闻”。如 １８９６ 年澳葡政府出投骰宝。 “大西洋钦命澳门督理国课官为通知事。 兹定于西来年正月初五日， 即华十二月初十日， 一点钟在本署出投公所当本官将大街约一带摆列骰赌台之牌照， 招人明喊出投。 包领限以八日为期， 系由西来年正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初一日， 即华本年腊底卅日起至新年初七止， 谁出价至高者得。 所有出投章程列后： 一、 当未喊价之时， 须先交出压票银一百元贮在银库制取收单， 迨喊价时呈出为据， 方准开声喊价， 投毕之后， 其未投得者即将该压票银给回， 如经投得， 不允于暂立合同上签名， 则将该压票银充公。 二、 立暂行合同之后， 须俟详上督宪批准， 方算为实。 所有合同章程存在本衙门， 除安息日外， 每日自十点钟至三点钟均可到看。 特此通知。 丙申年十一月廿四日。” Ｃ Ａｓｓｕｎçãｏ， Ｆｏｒｍｕｌáｒｉｏ ｄｅ Ｒｅｑｕ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ｓ，Ｍａｃａｕ： Ｓ Ｎ， Ｃａ ， １９００， ｐ ２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第二节　 清末粤澳关系日渐交恶粤澳两地密迩相接， 政治经济互动频密， 可谓息息相关。 清季末世， 风雨飘摇， 时局杌陧难安， 实是多事之秋， 粤澳之间冲突、 纷扰不断， 直接影响到澳门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澳门博彩业作为其中一个具有能动性的重要变量， 不仅受到粤澳关系影响， 其发展变化亦反作用于粤澳关系的演变。 这是认识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历史发展所必须了解的大背景。（一） 澳门地位问题： 晚清以降粤澳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澳门自葡萄牙人僦居以后， 每年缴纳地租银， 接受中国广东地方管辖。 迄至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 时局骤变， 香港开埠， 五口通商， 面临竞争压力的澳门葡人希望能够获得像香港一样的地位， 然而几经交涉，皆未能如愿。 １８４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僭权宣布澳门为自由港， 企图借此挽回颓势。 岂料事与愿违， 不仅没能提振澳门景气， 而且使局面更形不堪， 有每况愈下之势。 １８４６ 年， 秉承葡廷指令的澳督亚马留来澳， 采取既成事实之策略， 推行其殖民统治计划， 拟借控制领土、 行政及税收， 使澳门成为 “一块完全重新改建的居留地”。①亚马留为确保其谋划的实施， 加强对澳门的实际控制， 不顾财政困顿，穷兵黩武， 耗费巨金用于军事防御， 甚至借贷， 以成其事。② 并靠着英国人的支持， 驱逐中国海关， 停止缴纳地租， 千方百计地推行各种殖民·０２·①②〔葡〕 萨安东： 《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 （１８４１ ～ １８５４） 》 ， 金国平译， 葡中关系研究中心、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７， 附录之五， 里斯本给亚马留的指令， 第 ２４１ 页。１８４５ 年 ４ 月至 １２ 月的一份收支表中反映， 当时用于军事方面的开支约占财政总收入的５８％ ， １８４６ ～ １８４７ 年财政年度为 ４６％ ， １８４７ ～ １８４８ 年财政年度为 ４４％ ， １８４８ ～ １８４９ 年财政年度为 ４７％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４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第 ８ 号； １８４７ 年 ２ 月 １１ 日， 第６ 号； １８４７ 年 ９ 月 ２３ 日， 第 １７ ／ １８ 号； １８４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 此期宪报未如往期那样标列号数， 其标示为 “ ＩＶ ＡＮＮＯ， １８４９Ｎｏ° ７７ （第 ４ 年， １８４９ 年第 ７７ 号）”。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统治措施， 最终 “以身相殉” 换来了澳门的实际控制权。 尽管如此，澳门的地位一直未有定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躲在大国盾牌后面的葡萄牙人试图趁势通过条约来确定澳门的地位。 １８６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葡萄牙政府代表与清政府代表在天津签署 《大清国大西洋国和好贸易章程》， 这是中葡之间订立的第一个正式条约。 这次条约的签订使葡萄牙获得了同英、 法、 美一样的在中国的特权， 但对于葡方这次签约的首要目标， 即解决葡萄牙在澳门的主权问题， 未能达成协议。 当 １８６４ 年中葡双方换文时， 中方认为条约第 ９ 款澳门设官一层， “应仍照从前旧规， 稽查收税， 澳门本系中国地方， 与英、 法、 美诸国领事官驻扎之例不同”， 拒绝签字换约， 双方谈判宣告失败， １８６２ 年的中葡条约未能正式生效。① 此后， 澳门地位仍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之下。１８６４ 年中葡条约换约失败后， 葡萄牙人一直在寻找机会与中国谈判签订包括澳门地位条款的通商条约， 却迟迟无果。 １８８５ 年， 葡萄牙议会上提出以法属刚果与澳门和葡属几内亚交换。 此事亦引起英国的警惕， 为防备在香港面前出现一个 “法国殖民地” ， 特别是这个可能出现的 “殖民地” 占据西江这条通往中国天然水道的位置。 为此， 英国人转而支 持 中 葡 友 好 条 约。 １８８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中 英 两 国 签 订 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 其中规定输华鸦片在一次性缴清税厘后， 可在中国内地自由运销， 即 “洋药税厘并征” 。 这一方面使英商获得免在中国内地缴纳厘金之惠， 另一方面也使清政府借此榷税新政来整顿税收积弊， 杜绝鸦片走私。 如果由香港单方 面 缉 私， 鸦 片 便 会 改 运 澳门， 于香港的利益有损。 并且港澳输华货物， 香港按洋货交税， 澳门·１２·① ＡＨＵ⁃Ｍａｃａｕ⁃Ｄ Ｇ Ｕ １８６４ （Ａｂｒｉｌ， ２６ａ Ｎｏｖｅｍｂｒｏ， １３） ⁃Ｔｒａｔａｄｏ ｄｅ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 ｃｏｍ ａ Ｃｈｉｎａ ，ＣＸ ３２， ｄｏｓ Ｎｏ ７： Ｏｆｉｃｉｏ ｄｅ Ａｍａｒａｒ ａｏ Ｍｉｎｉｓｔｒｏ ｄｏｓ Ｎｅｇòｃｉｏｓ ｄａ Ｍａｒｉｎｈａ ｅ Ｕｌｔｒａｍａｒ （２６ｄＡｂｒｉｌ ｄｅ １８６４）。 《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致恭亲王函》， 载黄福庆等主编、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澳门专档》 （第 ３ 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１９９６， 第 ８０ ～ ８１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按国货交税， 香港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英方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提出港澳一体办税的要求， 声言如果澳门不参加缉私， 香港 也 不 执 行《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的规定， 从而诱迫清政府与葡萄牙谈判解决澳门问题。 在此期间， 中法战争爆发， 法国欲向葡萄牙购买澳门作为进攻南中国基地的谣言甚嚣尘上， 清政府害怕澳门落入法国手里， 加上清政府面临财政危机， 也希望以条约的形式来确定澳门的地位， 从而取得鸦片税厘并征， 增加财政收入。 这样，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和签约又重新开始。当时的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极力促使中国海关的英国代表于十三年（１８８７） 在里斯本与外交大臣谈判签署一项协议， 向葡萄牙承诺在即将于北京完成的条约中加上最惠国条款， 从而肯定大西洋永居并管理澳门及其属岛。 在澳门界址问题上， 把持着外交大权的总理衙门大臣与张之洞等广东地方势力之间， 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一边迫于广东督抚及朝野内外的反对， 总理衙门不敢贸然签约； 另一边面临罗沙与赫德的一再催逼， 清廷又不能失信于外人。 总理衙门看到若将界限划清， 势必彼此争论不休， 而此时双方在鸦片缉私与澳门归属这一主要矛盾上均已达成共识， 不宜为澳门界务问题继续饶舌。 于是不得不采取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 “急脉缓受之策” 。 总理衙门与葡方商定， 于条约中关于澳门事宜的第二款， 在承认草约相应内容的同时， 另外添加了这样一段文字： “惟现经商定， 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 再行特立专约， 其未经定界以前， 一切事宜俱照依现时情形勿动， 彼 此 均 不 得有增减改变之事。”①·２２·① 《中葡里斯本草约》 ， 其主要内容为： “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 ；“葡国坚允， 若未经中国首肯， 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 。 葡方在谈判递交的“属澳之地” 范围称： “澳门属地包括青洲、 氹仔、 小横琴、 过路环、 大横琴、 各岛周围水域、 澳门半岛以西对面山以东水域， 以及 （前山之） 亚婆石， 所有这些岛屿和水域。” 总理衙门见到罗沙之范围后称： “澳门属地反倒比澳门大， 馒头比蒸笼还大。” 《中葡里斯本条约》 ， 载黄福庆等主编、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澳门专档》（第 １ 册） ， 第 ２０９ ～ ２１０ 页。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１８８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签订， 共 ５４ 款， 另有两个附属专约。 这是葡萄牙人入居澳门 ３００ 多年来首次与中国签订的包含澳门地位条款的条约。 葡萄牙人获得了 “澳门地位条款” 与 “最惠国待遇”。 与澳门地位有关的是第二款： “前在大西洋国京都理斯波阿所订预节略内， 大西洋国永居管理澳门之第二款， 大清国仍允无异。 惟现在商定， 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 再行特立专约， 其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照依现时情形勿动， 彼此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是一个需要打补丁的条约， 葡国 “永驻管理澳门以及澳属之地” 的界限问题含糊不清。 当然， 反过来看， 之所以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留下一个尾巴， 正是因为当时难以就澳门地位问题达成协议而做 出 的 妥 协。 接 着， 中 葡 双 方 就 通 商、 缉 私、 交 犯 等 事 宜 磋 商议定。①澳门地位的长期不确定， 造成粤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频发， 不仅对粤省社会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也影响了澳门的 自 身 生 存 与 发 展。 在１８８７ 年 《中葡友好通商条约》 签订后， 当时的拱北海关报告中， 谈及１８８８ 年澳门贸易改进的原因时说： “中葡条约的结果确定澳门的政治地位， 华商获得信心， 因而能够吸引资金， 增进贸易。”② 即是其中颇具兴味的一则显例。 就粤省而言， 澳门地位不定， 中葡为无约之国， 粤澳之间发生交涉事件， 常常无所措足， 造成很大的困扰。 诸如贩卖猪仔、鸦片走私、 逋逃薮、 禁赌等棘手问题， 样样都需要与澳葡政府交涉。 因为这些症结的存在， 双方日益交恶， 甚至有相互掣肘、 故意作对的感觉，严重影响了粤省的施政与管理。 直至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条约签订后，粤澳之间纠结不已的主要矛盾似乎得到解决。 葡萄牙人获得了永驻管理·３２·①②《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奏报葡约已议成请旨派员画押折》 ，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所合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档案卷） 》（第三册） ， 第 ３７０ ～ ３８１ 页； 《总署奏葡约现已议成请派员画押折》 ， 载王彦威﹑王亮辑编 《清季外交史料》 卷 ７４， 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７， 第 ８５３ ～ ８５５ 页。《１８８７ 至 １８９１ 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８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澳门、 通商最惠国等好处； 在清政府一方， 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令人头痛的逋逃薮、 走私问题。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粤澳相安无事， 争执之事也甚少发生。 但是，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留下很多后续未了事宜， 还需要中葡双方 “另立专约”， 以解决澳门的界址问题。 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中葡 （粤澳） 关系的主线。《中葡友好通商条约》 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始终没能 “收官”。但粤澳 （中葡） 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就此发生变化， 澳门地位问题演化为条约中第九款所遗留的 “澳门界址” 问题。 这个新的矛盾关系实质上可以视为澳门主权问题的延续， 并成为中葡 （粤澳） 之间难以愈合的旧患， 稍有摩擦， 就会 “发炎作痛”。 中葡关系史专家萨安东教授将此条约称为 “万难条约”①， 良有以也！（二） 界址未定滋生的恶果： 猖獗的军火走私与澳门浚海冲突自澳门开埠以来， 作为中外贸易的伴生物———走私， 便如影随形而来。 走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明清时期澳门经贸的一大特色。 正如前文所述，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实质上肇始于或根源自鸦片缉私问题。尽管条约中有一个 《洋药缉私专约》， 然而， 每年仍 “约有一万多 （或近一万五千） 箱洋药运抵澳门， 几乎全部走私到粤省西海岸各埠”。②不过， 随着时间流逝， 内地土产鸦片增多， 军火转而成为清末澳门走私的重要内容。早在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 李受彤的 《澳门形势论》 中说道： “澳夷容纳奸民， 因而盗贼日多， 患一； 包庇私盐私土， 漏我正供， 患二； 庇卖·４２·①②参考 Ａｎｔóｎｉｏ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 ｄｅ Ｓａｌｄａｎｈａ （萨安东） ， Ｏ Ｔｒａｔａｄｏ Ｉｍｐｏｓｓíｖｅｌ： Ｕｍ Ｅｘｅｒｃíｃｉｏ ｄ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ｉａ Ｌｕｓｏ⁃Ｃｈｉｎｅｓａ ｎｕｍ Ｃｏｎｔｅｘ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ｅｍ Ｍｕｄａｎçａ １８４２ － １８８７ ［ 《万难条约： 变化中国际语 境 下 的 葡 中 外 交 活 动 （ １８４２ ～ １８８７ ） 》 ］ ， Ｌｉｓｂｏａ， Ｍｉｎｉｓｔéｒｉｏ ｄｏｓＮｅｇóｃｉｏｓ 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ｉｒｏｓ， ２００６。《１８８７ 至 １８９１ 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２ 页。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硝磺火药、 洋枪等物， 助贼横行， 患三。”① 从澳门走私的军火， 初期只是内地民众借以自卫， 盗匪利用走私的枪械劫掠， 尚非大患。 甲午战争之后， 国内时局大变， 时局嚣嚣， 广东自此多事， 社会动荡不安， 盗匪遍地，民不聊生， 使得广东沿海地区的军火走私日益盛行。 光绪末年拱北海关报告云： “曩由香港、 澳门两处之私贩军火至内地者， 源源不绝， 实繁有徒，以臻今日盗风猖獗， 地方不靖。”② 据研究， 清末经由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先进枪炮， 更多地流向了民间， 成为近代华南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 清末华南地区的盗匪活动、 反清革命运动以及地方性叛乱， 都与澳门军火走私密切相关。③ 澳门军火走私的危害性日趋严重， 清政府不得不加以重视， 屡屡交涉， 不得要领。 到了 １８９７ 年， 澳葡政府才在清廷与葡廷交涉和粤省抗议的情况下， 做出五个月内 “严禁由澳门载运军器、 弹码等出口前往中国各内地” 的规定。④ 那么五个月之后呢？ 不言而喻， 以至于澳门成为向内地军火走私源源而来的大本营。 １９００ 年 ５ 月 ８ 日， 《申报》 转自香港某日报消息云： “自去岁至今， 一年之内， 匪党之由澳门私运洋枪入中国者， 多至二万杆。 日前又有德人运到洋枪六千杆， 此外未及查知者， 更不知凡几。”⑤ １９０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史坚如在广州谋炸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德寿， 事败被捕。 而当时所用的炸药， “由澳门运来， 令宋少东埋放屋内， 冀成大事”。⑥广东周边历次革命起义所用军火皆来自港澳两个漏洞， 只有堵住这·５２·①②③④⑤⑥《李彦伯受彤上大府书论澳门形势》 ， 载 （清） 张心泰 《粤游小志》 卷七， 光绪甲申十年刊本， 第 １８ 页。《光绪二十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２１１ 页。参见何文平 《全球化的挑战： 清末澳门军火与华南社会动乱》 ， 《学术研究》 ２０１０ 第４ 期； 邱捷 《近代中国民间武器》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９７ 年 １ 月 ９ 日， 第 ２ 号。《私枪宜禁》 ， 《申报》 １９００ 年 ５ 月 ８ 日， 第 ２ 版。《兼署两广总督德寿为缉捕史坚如事附片 （光绪二十七年一月至二月初） 》 ， 载广东省档案馆编译 《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 ６９２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两个口子， 才能起到釜底抽薪之效。 广东地方经过与港澳当局不断交涉， 至 １９０７ 年， 港英政府答允协助清政府制定查禁军火办法五条。①而澳葡政府方面， 经两广总督周馥请外务部照会葡使转知该国政府饬澳官禁止该处葡商售军火予粵民， 以防接济盗匪， 据说 “葡政府已允”，②而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 １９０８ 年 ２ 月 ５ 日，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二辰丸” 案。 “二辰丸” 案对于粤澳关系的影响甚大， 此案不仅涉及中日交涉、 军火走私， 还牵扯到澳门界址问题。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外部致葡使请商澳门政厅嗣后勿给军火执照照会》 中指出：查澳门一埠接近广东， 中国奸商以转贩军火为名， 时有影射，向澳门政厅领取执照， 由他国私运军火， 转贩中国内地匪徒， 迭经粤督查悉， 祇以澳门政厅可发给执照， 致办理诸多为难。 此次日本辰丸私载军火， 查系澳门华商广和店谭璧理请领澳厅执照，希图接济匪徒， 业经本部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八日照会在案。现在中国内地匪徒时有蠢动， 广东钦廉等处余孽未靖， 西江劫案时出， 现正整顿巡防稍有头绪。 中国官吏有维持内国治安， 保卫各国商民之责， 若不绝私运军火接济之源， 何以收切实严缉之效。英国于香港出入口军火， 已允严切查禁， 并不准军火运往澳门。贵国与中国睦谊素敦， 自当顾念中国查禁军火之意， 与 《通商条约》 第三款所规定禁止私运军火， 设 法 协 助。 相 应 照 会 贵 署 大臣， 转达贵国政府， 饬令澳门政厅， 嗣后除澳门官用军火由驻粤领事先期照会粤督查照， 转饬海关查验， 准其经由中国海面运往澳门外， 此外不论何国商人， 向澳门政厅请领运贩军火执照， 一概不得给发。 其有奸商私购军火， 运往中国各处者， 亦请澳门政厅设法协查， 以维公安。 如有在中国境内被官缉获， 即须按照条·６２·①②《电知港督已允查禁军火》 ， 《申报》 １９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第 ２４ 版。《葡廷允禁接济军火》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７ 年 ５ 月 ９ 日， “广东新闻” 。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约， 一律充公。①“二辰丸” 案议结后， “拱北关税司又在澳门附近之中国地方缉获私运军火一大批”。 闻之， 不禁令人气结。 可见 “澳门实为私运军火奸商所巢窟”， “英日两国议允协查”，② 澳葡政府却迟迟不肯就范， 多方掣肘， 作势与粤省为难。 其他走私、 窝盗之类， 亦是故意作梗， 这又是何缘故呢？原来， 澳门自身面临严重的生存发展危机。 １９０９ 年 ４ 月， 《香港华字日报》 登载的 《论澳门商务》 一文说道： “半百年内， 澳门之盛衰已数见矣”。 自香港开埠后， “大有一落千丈之势”， “去年葡京政界一变，故奉命来澳之新督罗沙打士， 已素闻澳门之颓败， 下车伊始， 即孜孜求善法以保商民， 又招集绅商， 会于镜湖医院， 请求保商保民， 振兴澳门之法， 无如积弊既深， 往者难挽。 正如语云： 虽有善着， 亦无如之何矣。”③ 澳门衰敝的根本症结是港口日渐淤积， 亟待疏浚建设。 “将澳门省继续维持多一段时为商业中心， 唯一方法是在于妥善利用它的港口，及利用配合实况的资源， 从而吸引邻近货物生产地区使用澳门港口。”“在三十年间， 不同的著名工程师就这困难作出研究， 为着要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法。 正如所述及按其次序规划， 港口建设及与广州的铁路是摆脱澳门省积年之脆弱的重大发展措施。”④ 但是， 由于澳门界址未定，疏浚工程屡被粤省所阻止， 双方时起摩擦。 尽管此时的葡萄牙自身实力甚为弱小， 却仍想趁清政府日益衰落之际， 趁机扩张解决所谓的澳门遗留问题。 掣肘留难， 不过是借此作为向中方讨价还价的条件。 “二辰·７２·①②③④《外部致葡使请商澳门政厅嗣后勿给军火执照照会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 》 ， 载王彦威、 王亮辑编 《清季外交史料》 卷 ２１２， 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７。《澳门又获大帮军火》 ， 《申报》 １９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 第 ４ 版。《论澳门商务》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论说” 。〔葡〕 古万年、 戴敏丽 （ Ｃｕｓｔóｄｉｏ Ｎ Ｐ Ｓ Ｃóｎｉｍ ｅ Ｍａｒｉａ Ｆｅｒｎａｎｄａ Ｂｒａｇａｎｃａ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 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１９９８， 第 ４１６ ～ ４１７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丸” 案于是成了清末粤澳关系的一大转折点。 此后澳葡政府小动作不断， 启动港口疏浚工程， 各种扩张手段， 接二连三地施展出来， 双方矛盾愈积愈深。 １９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据葡萄牙报纸报道， 因澳门形势紧急， 葡萄牙政府已秘密派遣三艘军舰前往澳门， 以防 “属地有失守之虞”①。 随 着 冲 突 愈 演 愈 烈， 粤 澳 双 方 剑 拔 弩 张， 大 有 决 裂 之 势。１９１０ 年 ８ 月， 葡 萄 牙 君 主 政 体 倾 覆， 广 东 政 府 准 备 趁 势 收 回 澳 门，“在与澳门交界的边境地区动员了额外的军队， 并从附近地区调来了几艘军舰。 英 国 的 报 告 指 出， 中 国 人 无 疑 被 澳 葡 政 府 的 行 为 激 怒，因为它把赌博合法化， 并允许利用澳门作为渠道输入武器到中国”。②１９１１ 年 ３ 月初， 粤省派遣两艘炮船驶入澳门， “ 前山庄丞、 香山包令均派巡防营队驻扎交界之冲” ， 欲 “赌一战以收回澳门” 。 与此同时，英炮船 “罗便号” 也来到澳门， “而葡炮八打利亚及马交两舰， 皆奉命日夜不熄汽炉之火， 陆上军士皆在营中守候， 不准告 假， 大 有 预备战争之势” 。 一时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澳门居民颇为惶恐。 据报道， “粤督张鸣岐恐酿成重大交涉， 故特派萨道星夜驰往， 与澳督力争， 劝令再勿强横， 致生恶感， 一面出示开导人民， 勿生一时之气，致生别项枝节云”。③ 这是自 １８４９ 年亚马留事件以来， 粤澳关系最为激烈紧张的时期。 细思其中曲折， 不过是英国人欲加干涉， 而澳葡政府又有所准备， 粤省只得放弃试图收回澳门的打算。清末粤澳关系日渐交恶， 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 受时局形势影响，澳门百业萧条， 日甚一日。 据报道称， “近因浚海交涉， 风云紧急， 谣言蜂起， 旅澳商民迁去者甚多， 故嫖赌界及商场极形冷淡”。④ 澳门问题也·８２·①②③④黄培坤： 《澳门界务争持考》 之 “叙” 。ＣＯ１２９ ／ ３６９， “葡萄牙叛乱” ， 总督府， 香港， １９１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 第 １８８ 页， 英国档案局， 转引自 〔澳〕 杰弗里·Ｃ 冈恩 （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Ｃ Ｇｕｎｎ） 《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 ，秦传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３９ 页。《澳门居民之惶恐》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香港新闻” ； 《澳门之风声鹤唳》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广东新闻” 。《澳门商务之现状》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广东新闻” 。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几乎成为压垮广东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对群情激愤的民众， 如果处理不妥， 极可能引发不测的事 态。 １９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粤 督 密 电 称：“澳门浚河与铁路国有两事均甚紧急， 内外棘手， 万一粤人发动， 必较川事更为猛烈。”① 然而， 紧接着辛亥革命爆发了， 澳门问题遂被搁置。第三节　 粤澳两地首次交涉澳门禁赌（一） 粤澳关于澳门禁赌问题的正式交涉澳门博彩业建立之后， 赌博生意如虎添翼， 发展甚为迅速， 对内地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同光之际闱姓的日益风行， 引起内地官绅的极大关切。 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粤督刘坤一照会澳葡总督， 以广东现在禁止各项赌博， 要求澳门一体查禁。 “据驻澳洋官来文， 有中国禁赌博一项， 惟彼大西洋国准收等语。 西洋本无约之国， 屡以此饶舌， 卒归无济”。② 这是最早有关粤省与澳门交涉禁赌的官方史料记载。 此后， 粤省政府只得设法围堵澳门闱姓， 加派巡船缉私， 严查带票。③ 但由于“省禁澳开” 的缘故， 禁若不禁， 给粤省带来莫大的困扰， 一时陷入禁弛两难的境地。 为拔本塞源计， 同出淮系的出使日本大臣、 梅州人何如璋在 １８８０ 年回复粤督张树声咨询治粤高见时， 也建议与澳葡政府直接交涉禁赌。 何如璋 《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 云：粤人好赌， 若出天性。 自非仿刑罚世重之例， 罚以重锾， 且博负者告发， 即赏以所负， 殆不可以禁， 然其他且无论。 以闱姓赌博一事， 经奉明旨严禁。 比闻不法奸民， 潜往澳门， 恃彼护符为逋逃渊薮， 设法煽诱， 无所不至， 实堪痛恨！ 夫澳门犹我土地， 国家固·９２·①②③《专电》 ， 《申报》 １９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第 ３ 版。《张靖达公奏议》 卷四 《查办闱姓加重罪名委曲情形片》 ， 第 ３２ 页。《论澳门缉私》 ， 《申报》 １８７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第 ３ 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未尝与人。 自道光以来， 不纳地租， 彼竟视为已有。 今欲责以还地， 一时实未易言。 惟我方设禁， 彼乃容奸， 亦非邻国之所宜出者， 西人亦论情理， 尤重名誉。 彼葡萄牙守土长官， 我公苟能折节下交， 或轻驺往访， 或遣员往议， 告以是非， 诱以名义， 彼苟如香港英官， 设法禁绝， 事自易了。 若其不然力查渡船传递之人， 一经拿获， 严究囊家， 罚以重锾。 彼贪利者， 得不敌失， 或亦当废然思返。 不然则禁子弟家庭之赌， 而纵其邻人窝藏， 以取其资， 辱国长奸， 莫此为甚， 反不如自行开禁之为犹愈矣。①细究何如璋信中语气， 上策是与澳葡政府谈判禁赌， 下策则是建议开赌， 以毒攻毒。 果不其然， 到了中法战争期间， 粤督张之洞等人为筹饷并遏制澳门以塞漏卮， 弛禁了闱姓。 戊戌变法之后， 李鸿章督粤， 更是大开赌禁， 广东沦为 “赌国”。 与澳门筹议禁赌的事， 也就多此一举了。清末的广东不仅赌风甲天下， 盗匪亦甲于天下。 庚子之后， 国是日非， 大乱将生， 社会有鱼烂而亡的迹象。 俗话说 “赌与盗为邻”， 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为挽回局面， 广东禁赌呼声高涨。 １９０９ 年， 广东开始筹议禁赌， 粤督袁树勋禁止彩票时就曾要求禁绝 “澳门彩票”， 请外务部与葡使交涉， 由此拉开与澳门交涉禁赌的序幕。 据 《香港华字日报》 报道：外部接粤省咨称， 袁督现因粤省当筹议禁赌之际， 于去年先经将彩票一项禁除在案， 但澳门一处， 素为赌博渊薮， 彩票等项每私行来省销售， 此禁彼开， 赌祸终难断绝， 请部咨商该使， 设法禁止云。②由于粤澳关系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 交涉棘手， 毫无成效。 到了两广总督张鸣岐时期， 经过各方努力筹抵赌饷， 广东终于毅然决然开始全·０３·①②《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 ， 载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编《何如璋专辑》 ， 《梅州文史》 １９９２ 年第 ６ 辑， 第 １１０ ～ １１１ 页。《部接粤咨禁澳赌事》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京省新闻” 。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面禁赌。 但是， 问题症结仍然存在， 即澳门开赌， 由此广东禁赌的效果大受影响。 因广东禁赌， 澳门乘势居奇， “省会赌徒纷纷咸往澳门， 诱人聚赌， 且闻葡官有招人劝饷承赌之事， 实为粤民切骨之害”①。 “澳门之人口骤增数倍， 而赌博之兴盛， 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澳门之山票、 铺票， 其流入内地者， 几于触目皆是。”② ８ 月， 澳门番摊赌饷招人承充时， 竟然有百余人到场竞投， 有赌商以 ６００５００ 元中标， 远高于上届承充规银的 ４５ 万元。③ 澳门赌商也明目张胆地招人赌博， 据闻 “澳门赌商近与省澳轮船公司订明， 凡赴澳门赌博者， 减收船费， 由各赌馆抽回费用， 以为津贴， 并设一种特别减价券， 俾赌徒作为船票。” “似此明目张胆， 招人赌博， 未知大吏若何处置之耳。” ④面对如此局面， 粤省地方官绅纷纷建言献策， 谋求对付。 于是， 赌国与赌城之间的交涉和冲突成了当时广东社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这也是粤澳两地首次通过官方层面正式筹议禁赌问题。 据 《香山旬报》 报道：张督现以粤省禁赌后， 而澳门不同时禁赌， 虽经交涉， 亦恐难就我范围。 惟前往澳门赌博者， 多系中国人民， 自应遵守中国法律， 倘有违纪， 拟罪其父兄， 并削其自身应有之权利， 并严划疆界， 实行堵绝。 复澳门前山交界地方， 严密查缉， 庶赌徒知所警畏等情。 昨特札行司道， 妥议饬行遵照。⑤为给澳门施加压力， 防止劳而无功， 张鸣岐一面寻求港英当局的支持， 一面通过外交渠道施加压力。 宣统三年六月初六日， 两广总督张鸣岐电奏：·１３·①②③④⑤黄福庆等主编、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澳门专档》 （第 ２ 册） ， 第 ６８５ 页。《论欲禁澳门赌博当先禁绝内地私赌始》 ， 《香山旬报》 第 １１２ 期， 辛亥闰六月二十八日。《澳门投赌》 ， 《中西见闻录》 １９１１ 年 ８ 月 １４ 日。《拟严办澳门赌匪》 ， 《香山旬报》 第 ９５ 期， 辛亥三月廿七日。《拟严办澳门赌匪》 ， 《香山旬报》 第 ９５ 期， 辛亥三月廿七日。

民国澳门博彩史粤中赌博之害甲于各省， 而澳门一地尤为各赌所集之区。 本年二月间港督来省， 因闻粤有禁赌之事， 极力赞成， 且称赌博为社会制造各项不法媒介， 香港及新租界等处彼已饬属严禁， 以期扫此陋习等语。 歧当面谢其意， 并以澳门赌风最盛， 中国政府如向葡人商请禁赌， 拟请其赞助， 港督亦即慨允， 届时当请英政府赞助。 岐因与商明， 俟粤呈请政府与葡交涉时， 再由港督请英政府同时提议。此当日与港督面商情形也。 ……因粤省赌饷甫经停止， 诚恐内地各属间有私赌尚未净尽， 转为葡人借口， 是以先饬各属切实严查， 务令一律禁绝， 再拟电商办理。 现在港督既已达彼政府由英使面允赞助， 此机断不可失， 应请钧部电知刘使向葡交涉， 并请英使电彼政府设法赞助。①据英国外交档案记载， 有人寻求 港 英 当 局 的 帮 助， 以 关 闭 澳 门的赌博专营。 香港总督答复道， 他会向葡萄牙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抗议。 事实上， 英国外交部就此事向里斯本提出了抗议， 试 图 把 限 制赌博业跟中国人在允许葡萄牙人疏浚内港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捆绑起来。② 同年六月十一日， 清廷外务部致驻法国大臣刘式训、 驻英国大臣刘玉麟函云：查粤自禁赌后， 省会赌徒咸往澳门诱人聚赌， 且闻葡官有招人劝饷承赌之事， 实为粤人切骨之害。 此事已商数月， 现港督既已达彼政府， 机不可失， 请知照驻法刘大臣向葡政府交涉、 驻英 〔李〕·２３·①②《两广总督张鸣岐为澳门禁赌请电刘式训与葡交涉并请英政府设法赞助事复外务部电文》 ， 宣统三年六月初四日 （１９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所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档案卷） 》 （第四册） ， 第２１４３ 号档， 第 ７０１ ～ ７０２ 页。ＣＯ１２９ ／ ３７６， 总督府， 香港，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ＣＯ １２９ ／ ３８４， １９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英国档案局， 第 ２９６ 页， 转引自 〔澳〕 杰弗里·Ｇ 冈恩 《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 第１３１ 页。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大臣求英政府赞助。 等因前来。 查粤省赌风之盛， 实为该处人民大害， 业经粤督严行查禁， 而澳门一地尤为各赌所集之区， 若非一律禁除， 难免赌徒借彼藏身， 仍为粤害。 至葡官招人劝饷承赌， 更于粤省禁赌有碍。 应请执事商葡政府转饬澳督严为禁阻， 以除民害，俟芝使向葡提议时， 再密商英政府设法帮助， 并望法英、 英法两馆随时接洽。①广东的民间人士， 也试图采取实际行动， 为粤省官方交涉助力。 据《申报》 报道：上月二十九日， 粤省各团体假座广东自治研究社会议澳门禁赌事件， 由卢梓川主席陈述会议理由， 略谓此议由江太史发起， 二月时张督曾对众宣言， 国家交涉官厅主之， 国民交涉士绅任之。 现我外部已电饬刘使向葡外部商禁， 并闻英政府以港澳毗连， 亦力赞成商禁之议， 与我外部极表同情， 是国家交涉已见开始。 我辈士绅应如何助力， 以尽责任， 请公同研究。 随经议决数条： 一、 联合社团具禀督院， 请持人道主义， 援照各国协助中国先例， 转告外部与葡政府正当交涉。 二、 征集截缉澳门私票条陈， 及对待赌商方法。 定期闰六月十二日再开会议， 表决公布云。②经过外交努力， 内地士绅呼吁协助， 问题似乎反映到澳门， １９１１年署任澳督咩路马楂度 （Áｌｖａｒｏ ｄｅ Ｍｅｌｏ Ｍａｃｈａｄｏ） 在 《澳门政府施政纲领》 中称： “无博彩， 无鸦片， 澳门将陷入空前的困境。 政府官员纵·３３·①②《外务部为请商葡政府转饬澳督禁赌并密商英政府设法帮助事致驻法兼使葡国大臣刘式训等函》 ，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所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档案卷） 》 （第四册） ， 第 ２１５２ 号档， 第 ７０７ 页。《粤绅会议澳门禁赌情形是亦国家交涉及后盾 》 ， 《申报 》 １９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第１０ 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有三头六臂也无法保证澳门的独立生存”。① 显然， 这一切是与虎谋皮，让澳葡政府禁赌是不可能的。另外，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全面禁赌的粤省， 禁赌效果不佳。 时人撰文认为欲禁澳门赌博当先禁绝内地私赌， 不然何以为言：盖欲商禁澳门赌博， 其权力非尽由我操， 则与澳督协商， 亦势之所必然也。 然既欲与澳督商议禁赌之策， 则必正己而后正人， 其言论方为有效， 今内地私赌， 遍地皆是， 而欲强人就我范围， 恐不易得之事也。为今之计， 欲申其权力以干涉澳门赌博， 当先雷厉风行， 禁绝内地之私赌， 以为表率， 庶足有词以与葡交涉。 但我粤禁赌以来， 尚未有惩罚专章， 而官吏之玩视赌禁， 又比比皆是。 以致私赌充斥， 逢人可以入局，随处可以聚赌。 即地方官有所查拿， 亦本罪疑惟轻之意， 苟且薄责了事，而赌徒则居然如虎如狼， 抗阻官军之稽查， 威吓士绅之示禁矣！ 呜呼！内地私赌如是， 尚能贾其余勇以商议澳门赌禁哉？ 且以赌博而论， 凡往澳门赌博者， 当以中人之家为多， 而劳动家不能过问， 若内地开设私赌，则人人可以投资， 虽贫寒不能举火者亦趋之若鹜， 其遗害更烈于澳门万万， 可预决也。 试观近日来澳门之山票铺票， 其流入吾粤内地者， 几于触目皆是， 此非由澳门赌博输贯而来耶， 而吾粤赌徒， 公然揽权， 明目张胆， 绝无干涉之者， 然则澳票之在内地销流， 则无权以禁止之， 而赌博之远在澳门者， 则欲起而干涉之， 恐亦徒托空言矣。②·４３·①②１９１１ 年署任澳督咩路马楂度 （Áｌｖａｒｏ ｄｅ Ｍｅｌｏ Ｍａｃｈａｄｏ） 签字之 《澳门政府施政纲领》第 ４３ 页， 转引自 〔葡〕 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二十世纪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９）》， 金国平译，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６０ 页。 例如， 澳门 １９０７ ～ １９０８ 年度财政收入为 １３９７９８８ 元， 支出为 ９６９９５７ 元， 盈余为 ４２８０３１ 元， 其中除去每年拨付 ６００００ 元弥补帝汶财政赤字外，余下的由葡萄牙海外殖民地部长指示处置。 财政收入中得自番摊垄断专营为 ４５６４００ 元，占总收入的 ３３％ ； 中式彩票白鸽票、 山铺票为 ２２００００ 元， 占 １６％ ； 鸦片垄断专营为３３４０００ 元， 占 ２３％ 。 赌博和鸦片合计占澳门财政总收入的 ８２％ 。 Ａｒｎｏｌｄ Ｗｒｉｇｈｔ ｅｄｓ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ｄｏｎ： Ｌｌｏｙｄ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０８， ｐ ８０２《论欲禁澳门赌博当先禁绝内地私赌始》， 《香山旬报》 第 １１２ 期， 辛亥闰六月廿八日。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二） 从每年补贴 ２０ 万两到不了了之澳门开赌， 毕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 在华的西人也认为澳门开赌是西方文明的耻辱。① 在各方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 里斯本终于松口愿意禁赌。 但是， “澳门赋税以鸦片与番摊饷码为大宗， 鸦片码岁饷约 ４０ 万， 番摊之饷亦相同， 惟鸦片将来减没之时， 不知澳政府将设何法以弥补其饷。 至若摊饷将来能否为赋税之常款， 亦属可疑之事。 除烟摊之外， 未尝无别项饷码， 然已甚少矣。”② 因此， 澳葡政府借口财政困窘问题， 要求粤省补偿禁赌损失， 每年拨饷 ２０ 万两， 以 １０ 年为期，“即六月初一日可实行禁绝”。③ 据后续报道：澳门赌博葡督允助协禁经见本报。 兹张督以所求过奢， 年限亦久， 每年又加二十万之巨饷， 诚恐粤民力难担受， 但关禁赌前途，自应极力设法一面再行派员赴澳磋商办法， 总期减少一文， 粤民多获一文之益云。④澳葡政府狮子大开口， 要求补偿 １０ 年， 可以看出毫无禁赌的诚意。粤省显然也能理解澳门的难处， 愿意妥协给予补偿， 但是张鸣岐认为年限太长， 而且每年二十万两为数甚高， 因而想降低一点， 这样双方谈判又僵在那儿了。 据 《国风报》 评论：粵省禁赌， 经已实行， 惟粤人之好赌， 几如遗传性， 恃此以为生活者， 不下数百万人。 澳门葡政厅乃利用此机会， 与粵绅勾结，·５３·①②③④“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ｉｎ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１０ － １２ － ０９， ｐ ４《澳事拾零》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 “香港新闻” 。《禁绝澳门赌害又一说》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广东新闻” 。 按， 该报道指出为每年 ３０ 万两， 综合前后相关报章报道内容分析， 实应为 ２０ 万两。《协禁澳门赌博续闻》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广东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在澳门设立赌馆， 于是赌风复炽。 吾国方禁之， 惟恐不立时断绝，而彼方奖劝之， 不遗余力， 大有为丛驱爵之势。 张督曾与澳门葡督交涉， 彼谓此事已由该国政府认可， 彼无法为力。 其后屡次谈判，知澳门葡政厅实以赌博税为一重大财源， 现拟与葡督结约， 每年许以二十万金为赌税之代价， 由广东交付葡督。 此事虽一时终了， 然遗患无穷， 论者多谓葡国革命时政府不能急将澳门收回， 致生许多枝节云。①广东地方政府此后采取种种措施， 如打击赌徒、 限制带票、 限制至澳门等， 但效果并不好。 最后， 有人提议利用香洲开埠的机会， 开赌制约澳门， 来个釜底抽薪。据光绪己酉九月初一日的 《香山旬报》 载， 香洲埠原定章程声明不开赌具。 然开埠未及半年， 即有商人具禀两广总督袁树勋， 请弛赌禁。谓香洲埠既弛赌禁， 则吾民不必再往澳门云云。 据该报报道， 此请遭到两广总督的驳斥。② 然而， 到了次年三月， 香洲埠商竟已开始招商承赌：该埠共建铺屋完竣者， 共有三十余间。 其中作娼寮者， 计有六七间； 开作摊馆者， 则有三间。 ……据说该埠已承赌饷， 每年饷银一万元。 另有赌商承雇警勇二十五名， 以为地方警察之用。③设使此举没有广东地方官宪的默许， 想来赌商不可能胆大妄为至此。 但在绅权日张的清季广东， 没有地方士绅的支持， 岂能成事。 是年十月， 为争取广东士绅的支持， 发起埠商之一伍汉持在文澜书院举行的勘界维持总会大集议上提出， “香洲必开赌， 方能截澳门之财源”。 结·６３·①②③《粤省每年赔偿葡人赌税二十万》 ， 《国风报》 １９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第二卷第十三号，“中国纪事” 。《香洲商埠欲弛赌禁之误想》 ， 《香山旬报》 第 ３９ 期， 己酉九月初一日。《香洲埠现状之调查》 ， 《香山旬报》 第 ５１ 期， 庚戌元月廿一日。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果， 众议现方禁赌， 又请开赌， 多不赞成。①到了宣统辛亥秋， 澳门浚海交涉相持不下， 两广总督张鸣岐特委二十五镇正参谋官黄士龙前往查勘。 黄士龙有密折禀复， 内文亦建议香洲开赌：至于商业， 最易制澳门死者， 首为赌业， 次为渔业。 宜指定香洲、 湾仔二区为暂时许赌之地， 赌则宜止许番摊， 以免流毒内地。我即取该两处赌饷， 以经营香洲避风堤及湾仔商场。②辛亥革命后， 因内地局势巨变，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纷纷扰扰， 一时半会还无暇顾及澳门禁赌一事， 此事遂不了了之。·７３·①②《廿六日勘界维持总会议案》 ， 《香山旬报》 第 ７９ 期， 庚戌十一月初一日。《黄士龙禀陈澳界情形稿》 ，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文献卷） 》 （第六册） ， 第 ５４９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第一节　 民国时期首家承充赌饷的启兴番摊公司民国时期， 番摊赌博是澳门博彩业的核心部分， 可以视为澳门博彩业发展盛衰的风向标。 自澳葡政府实施博彩承充专营制度以来， 番摊赌饷一直是澳葡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各类承充专营的博彩中长期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比如， １８６７ ～ １８６８ 年财政年度， 番摊赌饷约占澳葡政府岁入的 ５３％ ； １８７４ ～ １８７５ 年财政年度为 ３４％ ， １８９３ ～ １８９４ 年财政年度为 ２３％ ， １９０１ ～ １９０２ 年财政年度为 ３５ ５％ ， １９０９ ～ １９１０ 年财政年度则达到 ４４％ 。 除闱姓在澳门发展的黄金十年 （１８７５ ～ １８８５） 期间，番摊赌饷占澳葡政府岁入的比重保持在三成左右。① 澳葡政府曾指出：“承充番摊一款， 为澳门饷项大宗”。② 统计数据表明， 自 １９０１ 年开始，番摊就以绝对的优势成为澳门博彩业的主体。晚清时期的澳门博彩业， 基本上掌控在澳门本地华商手中。 这充分体现在澳门第一代赌王何贵、 何连旺家族与第二代赌王卢九、 卢光裕家族的承充权争夺上， 后者逐渐取代前者， 日占上风。 其他的本地华商，·８３·①②根据 《澳门省政府 １９１１ 年报告 附 表 》 数 据 计 算。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ｄａ Ｍａｃａｕ Ｒｅｌａｔｏｒｉｏ ｄｏＧｏｖｅｒｎｏ １９１１， Ｍａｃａｕ， Ｉｍｐｒｅｎｓ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１９１２， ｐ １６《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７９ 年 ２ 月 １ 日， 第 ５ 号。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如陈六、 柯六、 李镜荃、 萧登等家族， 则在其中沾润一些余沥。 澳门番摊自 １８８５ 年至 １９０１ 年， 以卢九为首的澳门本地赌商先后承充长达 １６年， 时间之长， 为晚清澳门博彩业发展史中仅见之例。 迨至庚子之后，国内时局巨变， 涉足粤澳两地博彩业的卢九， 因长期将主要精力和资本投放到广东博彩业， 受广东赌饷事务失利的影响， 元气大伤， 澳门番摊的承充专营曾一度易手他人。 １９０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新一届番摊竞投时， 卢九的侄子卢光裕与萧登联手合作， 重新夺回澳门番摊生意五年的承充权， 至 １９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为止， 每年规银 ４５ 万元。① 然而， 世事难料，１９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因承充广东博彩彻底失败而绝望的卢九在澳门卢家大屋自缢而死。 受此牵连， １９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 日， 卢光裕亦因病郁郁而终。② 民国第一届番摊的承充即在卢九家族衰落和澳门多数赌商失败凋零的状况下展开。民国时期， 第一届承充澳门番摊博彩的是什么公司？ 有什么来头？我们先来看看几条史料， １９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第 ２８ 号 《澳门政府宪报》登载的一份通知：大西洋澳门正督理国课官田为通知事： 兹按照一千九百零一年十月初三日上谕第一百五十七款之附款 Ａ， 澳门督宪批准定于西八月十二日， 即华闰六月十八日下午三点钟， 在本署大堂当承充公会面前， 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 招人承充。 以五年为期， 自西一千九百一十二年七月初一日起计， 至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欲投充者必须将押票银四万五千元交存代理银库西洋银行。 出投之价以六十万元为底， 如有至高之价同票者， 准同价之人再行明喊。承充澳门番摊生意实合同之章程底稿：一、 承充以五年为期， 自一千九百一十二年七月初一日起计至·９３·①②《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 第 １７ 号。《澳门赌商死矣》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香港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二、 承充规银每十五日一次上期赴公钞房收银处交纳。 首次系上一月之末日， 第二次系该月之十五日纳。 如遇是日系安息日， 则再提前一日纳。 如到期不纳， 则按照过期若干日， 以每百元每月二元伸算罚银。三、 倘过期十日， 承充人仍不交纳， 任澳门督宪取消合同， 并将承充人所交出之担保合同银系照承充一年规银三分之一计交。 倘有取消合同之事， 只将督宪批行颁登宪报， 毋庸查照别项规矩。四、 自关闸起至妈阁止， 任从承充人开设摊馆， 不限区域， 不限间数。 但必将所欲设馆之地点， 禀准督宪允许方可。五、 承充人每月将其下月所欲在某区域开设摊馆及间数报知总巡捕长及华政厅。六、 摊馆内由承充人派人看守， 仍请政府查察。 馆内如有滋生事端， 为承充人担责任。 倘遇有事求请国家派兵帮助， 亦必允准。七、 所有二等或二等以下牌馆， 并所有赌骰子之馆、 棉羊、 牛占等项赌具， 一概仍旧禁止。八、 如有私开赌博， 损碍承充人及国家利权者， 罚银一千员，半归国家， 半归承充人。九、 所有因解释章程生出之争论， 系由督宪定断。 其余各事，则归该衙门判决。十、 承充人不遵守本合同章程， 即将第三款所定之担保银充公立即移交代理西洋银行。西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七月初十日。①值得注意的是， 澳葡政府几乎提早一年时间招人承充番摊赌饷。 这主要是因为澳葡政府此时的财政出现严重的困难， 有点急不可耐； 同时也期望在广东禁赌之后， 能够获得一个较高的承充价码。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０４·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第 ２８ 号。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的一则报道云： 澳门 “以加强军事的缘故， 财政面临困难， 处于低谷。这一情形估计要持续到新的番摊承充开始为止”①。 １９１１ 年 ８ 月 １４ 日《香港华字日报》 报道了这次澳门投赌的过程：十八日 （即闰六月十八日） 礼拜六下午三点钟， 澳门国课官衙门开投番摊赌饷。 是日到者百余人， 皆以赌为生涯之辈。 其定章是每年６０ 万为底， 按票 ４５０００ 员， 以五年为期。 到者人数虽多， 而至两点钟仍未有交押票者， 至将及三点钟时始有两票。 至期， 澳督正座将票当堂开拆， 首开者为林让， 出价 ６０３０００ 员； 次开者为余辉廷， 出价６００５００ 员。 林之价最高， 遂定林投得。 查林之票是集股者， 而余之票则昔日开恒和彩票公司之柯某也。 闻彼早知所呈之票未必入选， 故先向林预先议合沾七分之一股。 然当投时， 其奔波跄忙、 患得患失之情状， 亦殊可哂也。 承饷如是之巨， 其金从何来， 赌者胡不思诸？②又据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第 ４２ 号 《澳门政府宪报》 登载的一份通知：大西洋澳门按察司书吏罢为通知事： 案据林礼周年已逾冠、 有妻、 居澳、 商人， 前来本署， 按照商律第 ２５１ 款立案， 禀请表明启兴番摊公司该林礼周占有股份， 求给还管理。 又所开三或摊馆该林礼周有权得收其溢利， 由西本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判结本案日止。 是以请将因叶干周倒盘案内查封该股份及该馆之案注销， 并将所有１９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６ 月 ２０ 日之契一并注销作废等情。 自限十日，自宪报第二次刊行本告白日起计， 传所有叶干周倒盘人之各债主于限满后第二次堂期到案听候示定， 三次开堂辩驳。 为此通知。 辛亥年八月廿六日。 副按察司李卢阅。③·１４·①②③Ｕ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１５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１２， ｐ ８《澳门投赌》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１ 年 ８ 月 １４ 日， “香港新闻”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第 ４２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另外， 一份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的澳葡政府档案 《林让即林礼周请求给还承充澳门番摊合同担保金》 中记载： “启兴公司 （Ｃｏｍｐａｎｈｉａ ＣｈａｐＳｅｎｇ Ｃｏｎｇ Ｓｉ） 司事林让 （Ｌａｍ Ｉｏｎｇ） 即林礼周 （ Ｌａｍ Ｌａｉ Ｃｈａｏ）， 承充澳门番摊生意至 １９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满。 ７ 月 １ 日， 林让代表启兴公司向澳葡政府要求收回承充合同期间缴纳的担保金， 担保合同银系照承充一年规银 １ ／ ３ 缴交， 共计 ２０１０００ 元 （ｐａｔａｃａｓ）。”①综上可知， 林礼周等人是民国时期第一届番摊承充人， 公司名为 “启兴番摊公司”。 其投标承充的饷银由集股而来， 原与卢光裕合伙承充 “澳门彩票” 的恒和公司柯六有 １ ／ ７ 股份。 其他参股者为谁， 尚待进一步的考证。从柯六之票由余辉廷代投推测， 林礼周之票也应当有一些澳门的著名赌商参股， 比如， 上一届 （１９０７ ～１９１２） 以每年规银 ４５ 万元获得承充权的萧登（即萧瀛洲）。② 另据高可宁夫人的叙述， 高可宁因在澳门裕贞公司买货常往来省澳， 认为 “在澳门投资， 方是唯一机会”。 １９１２ 年， 适逢澳门番摊馆招商分投， 遂向当时 “澳门番摊总公司” 总经理萧瀛洲承投福隆下街馆位，成立德成公司， 一年期满， 略有所获。 又再投得荣生， 亦为期一年。③ 这个坊间传说中的所谓 “澳门番摊总公司”， 应该就是启兴公司， 进而说明上届承商萧瀛洲也在其中占有股份。居澳商人林礼周的投标资本可能来自香港或广东内地， 他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在澳门博彩承充合同中出现， 算是澳门博彩业的新人。 这反映出一向被澳门世家大族视为禁脔的澳门博彩业， 进入了一个新陈代谢或更新换代的时期。 林礼周于 １９２０ 年过世， 有子林浪培、 女林诗启。 具·２４·①②③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５９６６２， ＭＩＣ： Ａ ０９２８ ｐｐ １ － ２，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 第 １７ 号。 另据坊间掌故云： “赌商林让其实是澳门番摊总公司的代表， 其背后是当时澳中最有势力的卢廉若、 萧瀛洲、 曹子祥等人。” 金英杰 （即金丰居士） ： 《海成公司摊馆 ３ 楼设驰名 「茶室」 》 ， 香港 《新报》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第 Ｍ０２ 版， “澳门稗史” 。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香港广信印务公司承印， １９５６ 年铅印本， 第 １７ 页，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体生平不详， 尚待查考。①澳门博彩业的兴衰起落， 历来与广东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尤与赌博的禁弛息息相关。 承充此届五年期番摊的启兴公司， 承充饷银较上一届增加不少， 原因是刚刚革故鼎新的民初广东政府严厉禁赌。 然而，这一阶段， 不论澳门， 还是广东， 都处于比较混乱的时期， 政治紊乱， 经济也不景气， 因此澳门博彩业并没有显现出繁荣的景象。 １９１３ 年 ８ 月， 二次革命讨袁失败， 陈炯明离粤， 龙济光督粤， 广东博彩业又死灰复燃。据卫恭先生在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中说：辛亥革命， 推翻清代王朝， 广东成立军政府， 胡汉民、 陈炯明任正副都督。 反正初期， 民军数十万， 分驻省会及各属。 月支军饷甚巨， 大费踌躇。 当时有人请民军统领石锦泉出头， 要求军政府暂弛赌禁， 先商于民团总局局长黄世仲， 黄不敢代为陈请。 于是又拟定章程联合民军中人， 向军政府陆军司司长邓铿商议， 邓极力反对， 答以赌、 盗、 会、 斗案件， 系绥靖处主办， 可向护军使直接请求 （陈炯明当时以副都督兼护军使， 主持广阳绥靖处， 陈在任议员时期以禁赌邀誉， 现在执政， 断不肯自打嘴巴）。 邓并说： 如果贸然提出此事， 恐怕 “打靶” （枪决） 也有份。 所以广东在 １９１２年 （民国元年） 到 １９１３ 年上半年这一年有半时期， 通称为胡陈执政时期， 确没有由政府收饷开赌的事。 但这也是省会地方表面的现象， 民间私自赌博， 仍未根本肃清。１９１３ 年 （民国二年） 秋间， 讨袁失败， 陈炯明离粤， 龙济光率军东下， 接任广东都督。 其时广东财政司储有甚多纸币， 另硬币三百万元存库， 陈炯明败退时， 其部下苏慎初、 张我权等， 先后代理过若干天的临时都督， 想把这笔款项带走， 因时间仓促， 仅卷去纸币和一小部分硬币。 龙济光初到， 得此挹注， 军饷不致无着， 故·３４·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第 ３２ 号；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 第 ３４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未急于开赌。 迨 １９１４ 年 （民国三年） 夏， 袁世凯派李国筠 （李鸿章之孙）， 任广东巡按使 （即后来的省长）， 实行军民分治。 次年龙李会商， 借口救济广东水灾， 招商承饷开办山票、 铺票， 美其名曰水灾有奖义会 （山票名十五字有奖义会、 铺票 名 十 字 有 奖 义会）， 年饷八十万。 随后又有牌捐， 是为民国后开赌之始。 惟番摊一项， 逼于舆论， 还未敢公然弛禁， 终龙任内没有公开招商缴饷承办， 但其部下四大天王、 十三太保等各就防地包庇开设的， 则随处都有。 近 在 咫 尺 的 西 郊 南 岸 村， 更 为 猖 獗， 由 当 地 劣 绅 蔡 老 九（名廷蕙， 字艺香， 前清举人， 系大官僚礼部尚书、 闽浙总督番禺许应骙的外甥） 包庇， 白鸽票、 字花、 牌九、 鱼虾蟹， 骰子档， 应有尽有。 附近西关的男男女女， 如蚁附膻， 一时有 “小澳门” 之称。①为了规避禁赌法令， 赌商们花了不少心思， 将山票、 铺票改名为有奖义会。 大赌番摊， 同样因有明令禁止， 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开设。 文中所说的牌捐， 是官方允准设立的广东全省牌捐总局 （粤兴牌捐公司）承充的牙牌、 骨牌、 纸牌赌博。 当时的牌捐公司总商默许变化开赌， 将牙牌、 骨牌、 纸牌三项变出番摊、 牛栏、 牌九、 十点半等赌具 １７ 种。在批予他人承充子厂， 除批约外， 有许设番摊明文。② 赌商何以如此胆大包天、 耍奸取巧？ 据说最初赌商承充的牌捐， 实系番摊之变名， “番·４４·①②卫恭：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４， 第１０６ ～ １０７ 页。 卫恭家族中有不少人与广东博彩业关系密切。 同族伯父卫瑞臣曾参加过闱姓 （彩票） 公司职务， 管理银口出纳； 襟兄陆孟飞 １９１７ 年时任省议会副议长期间支持开赌番摊； 叔父开过摊馆， 卫恭 １９１８ 年时曾在里面帮过忙。 卫恭对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广东博彩业各方面亲历亲见亲闻的事件甚为熟悉， 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参见卫恭 《广州赌害： 番摊、 山票、 白鸽票》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 （第 ９ 辑） ， 广乐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 第 ６３、 ６５、 ６７ 页。《牌捐已给戳开办并委出督办》，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 第 ４ 版， “广东新闻”； 《取销牌捐之快闻》，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 第 ４ 版， “广东新闻”。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摊从前承饷 ５００ 万， 乃变其名曰牌捐。 龙觐光竟以 ４０ 万之饷批准， 其中实有黑礼银 ９０ 万， 龙氏兄弟各得 ３０ 万， 财政厅蒋某得 ３０ 万”①。 因此， 下了大本钱的牌捐承充商所开之赌比澳门的番摊赌馆还要丰富多彩得多。 一时各地绅商纷纷到省控告， 不下百余起， “均谓借牌捐影射私开番摊及其他各种例禁之赌”， “私开地点尤以南海、 番禺、 顺德、 台山、 鹤山、 从化、 清远、 新会、 东莞等处为最盛”。②１９１６ 年 ８ 月， 国会议员邹鲁在 《请严申法令克日禁绝广东一切赌博建议案》 中也提到了所谓的牌捐变着法开番摊：赌博之害， 甚于洪水猛兽， 粤人受其祸经数十年矣。 前清之末，政治虽污， 执政犹能因粤人之呼吁， 捐每年数百万之巨饷， 立行禁绝，垂为定例。 乃龙济光督粤以还， 凡所作施， 无不以毒粤为计， 不惜弁髦刑法， 巧立名目， 尽弛前清禁绝之赌博。 始则假名慈善， 随而借口饷糈， 而山票、 铺票， 全然规复； 末则以牌捐之名， 行番摊之实。 广东历来种种之赌祸， 遂无不毕备于赌禁森严之中华民国。③因此， 承充澳门番摊的启兴公司经营状况自然不容乐观。 在起初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 虽有广东博彩业禁止的利好， 但时局混乱， 经济不景气， 收益应当无多。 在其后的承充期内， 广东博彩业逐渐恢复， 遍地的私赌就不提了， 公开的先是山铺票， 后是牌捐， 接着是偷偷摸摸的番摊， 启光公司所受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就澳门博彩业的 “年成” 来说，启兴公司的生意很一般。 至于启兴公司详尽而具体的经营收益情况， 目前史料依然不足， 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５４·①②③《广东数年来之黑幕》 ， 《申报》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第 ３ 版， “要闻一” 。《告牌捐案百余起》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 第 ４ 版， “广东新闻” 。邹鲁： 《澄庐文选》 ， 正中书局， １９４８， 第 １６ ～ １７ 页； 邹鲁： 《邹鲁回忆录》 ， 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７０ 页； 《请禁绝广东赌博议案》 ， 天津 《大公报》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第 ６ 版， “要闻二” 。

民国澳门博彩史第二节　 从 “焚毁纸币” 到 “水灾善后”：　 　 　 　 广东开赌山铺票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另一半构成为彩票类博彩， 主要包括铺票、山票、 白鸽票和 “澳门彩票” 四种。 虽然其重要性稍逊于番摊赌馆类博彩， 但就对周边地区影响而言， 则远远高于前者。 澳门各种彩票的发行范围， 取决于购买彩票到抽彩兑奖周期的长短， 以及当时的交通 （包括邮寄） 条件。 开彩抽奖间隔时间愈长， 彩票辐射影响的距离愈远。 澳门彩票类博彩的开彩时间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 白鸽票， 每日至少抽奖三次；山票， 每周抽奖一次； 铺票， 每月抽奖三次； “澳门彩票” 时间最长， 每月抽奖一次。① 因此， 根据开彩时限， “澳门彩票” 的发卖可以远至上海、汉口， 甚至东南亚的新加坡、 菲律宾等地， 也能找到大批的拥趸； 而白鸽票的购买者以澳门本地人为主， 在澳门逗留时间稍长的游客亦会光顾。 介于上述两者之间铺票、 山票的销售对象主要为广东和香港的民众。 正是因为这一特点， 铺票、 山票也是最容易受到广东弛禁等政策影响和冲击的彩票形式。② 因此， 要了解这一时期澳门彩票类博彩的承充专营情况， 需先从广东山铺票的弛禁开始谈起。·６４·①②《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１ 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１０３ 页。例如， １９１０ 年， “澳门山票， 迭经官吏严禁、 不准内地各商承收。 惟本邑附近澳门， 私带者众”。 《何苦私带山票》， 《香山旬报》 １９１０ 年第 ８４ 期。 又如， １９１１ 年， 《私收澳票者果不畏法耶》： “居今日而导人于赌， 已属罪有应得； 而又甘作汉奸， 私收澳票， 承粤省禁赌之机会， 为洋奴扩张赌业， 尚得谓有人心耶？ 以绝无人心之汉奸， 人人得而诛之， 人人得执法以绳之， 彼辈果何恃而不恐？ 然而彼辈私收澳票以来， 虽迭经自治研究所陈请究治， 而地方官亦迭经出示严禁； 彼亦置若罔闻， 明目张胆， 私票充斥店中，不复知有禁令者。 由此而观， 则彼辈亦似有所恃。 试观本报所载， 彼辈以携票回岐， 为人截获者， 已有两次。 使非迭次私收， 何至为人道破？ 何至屡屡为人截获？ 彼辈之目无法纪， 于此可见一斑矣。 虽然， 吾所最不解者， 以彼私收山票， 实不能秘密从事。 行道之人， 尚得截缉之， 何以地方官出示严禁之后， 并无破获逮案者。 岂煌煌之禁赌示文， 仅作一官样文章读耶？ 不然， 何以解此？ 今者已实行禁赌矣， 惩罚私赌之章程， 至严且厉， 况私收澳票者， 更当尽法惩治， 不待言矣。 吾愿邑令有以执行之， 吾尤愿自治社诸公有以匡助之”。 《香山旬报》 第 ９３ 期， 辛亥 （１９１１ 年） 三月十三日。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一） 广东开办焚毁纸币有奖义会广东光复以后， 虽然库藏空虚， 罗掘俱穷， 但主政的陈炯明、 胡汉民并未受到巨额赌饷的诱惑， 而是实行了严厉禁赌的政策。 １９１２ 年 ８月， 陈炯明与龙济光联衔发布了广东历史上最为严厉的禁赌命令， 要各属 “本年九月初十日以前， 务将所属赌博一律禁绝， 凡有开设赌厂、赌馆， 严行查封或加焚拆。 其庇赌收规及出财开赌之犯， 获讯明确， 由各绥靖处核准， 即行枪毙， 以昭炯戒。 如蛮乡巨族有敢庇赌抗捕者， 格杀勿论”。① 在强力的震慑之下， 一时弊绝风清。 国民党元老邹鲁曾说“其时非特公赌全无， 即私赌亦全行肃清”， “此数十年来， 吾粤土地最干净之时也”。②然而， 清末因禁赌而失去巨额赌饷支持的广东财政， 曾让当时的粤省官员为之愁肠百结， 一筹莫展， 在多方搜刮之后， 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入民国后， 为了应对财政支绌， 广东政府不得已只好剜肉补疮， 以滥发纸币来解燃眉之急。③ １９１３ 年 ８ 月， 龙济光督粤， 纸币遂起风潮， 一时金融危机、 社会危机联翩而至。 当时舆论称 “粤省财政，至今危险已极矣”。 广东 “财政支出以军费为最大宗， 月支军警费须２００ 余万， 而全省收入不过 １６０ 余万元， 故终无挪补之法”。 “故吾粤两年来财政之恐慌， 皆以军费为大梗。” 而 “财政之最大恐慌， 莫如纸币， 军界之最为可虑， 亦莫如纸币”。④ 为寻求维持纸币办法， 粤省总商会集议时， 有人提议弛禁赌博救急。 消息传出， 北京国 务 院 内 务部为此电询粤都督龙济光、 署民政长李开侁。 李开侁回电云： “ 赌之·７４·①②③④《著粤省各督办各县令限期禁绝赌博谕》 ， 《广东公报》 １９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第 １１ 号，载段云章、 倪俊明编 《陈炯明集》 ，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１０８ 页。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谕令是由龙济光与陈炯明二人联衔署名的。邹鲁： 《赌祸》 ， 载 《邹鲁先生文集》 ，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１９８４， 第１００ 页。《粤省之纸币政策》 ， 《申报》 １９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第 ７ 版， “杂评二” 。《粤省财政至今危险已极矣》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 月 ４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

民国澳门博彩史为害， 通国皆知， 弛禁收规， 无异 饮 鸩 止 渴， 粤 纵 奇 穷， 亦 何 致 出此下策。 迭据绅民条陈， 有以弛禁为请者， 均 经 开 侁 严 词 痛 斥， 昭示有众。 并因报章登载失实， 函请更正有案。 该商刘世平 等 何 竟 充耳无闻， 以毫无影响之词上渎聪听， 奉电垂询， 理合据实陈复”。①这些冠冕堂皇的搪塞之词， 毕竟中听不中用。 农历新年过后， 纸币风潮愈演愈烈， 无从排解。 ２ 月 １４、 １５ 日， 都督龙济光邀集省长李开侁等官员和商会绅商会议办法。 某商献议， “最善之法， 莫如暂弛赌禁， 集一维持纸币会， 以若干元为一份。 其主张议分两种： 一名天益票， 仿旧时山票办法； 一名公益票， 仿旧时铺票办法 （即与闱姓同）。所收之赌饷除派彩及办事人薪工使用外， 所余纸币当众焚毁， 俟纸额减少十足通用时再行禁绝开赌。 一时赞成其说者， 大不乏人”。② １６ 日，龙李二人邀集相关官员、 商会、 善堂、 报界等各界代表近 ２００ 人对维持纸币开千益会办法进行决议， 善、 商各界均表赞同。 因兹事体大， １７日， 龙李二人又将原议各官员绅商召来， 要求 “妥筹进行方法， 务期·８４·①②《粤省未开赌禁》 ， 《申报》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第 ７ 版， “地方通信·广东” 。 李开侁 （１８７１ ～ １９２９ 年） ， 字英生， 号颍陈、 隐尘， 湖北黄冈人。 官宦世家， 父李培源曾任四川内江知县。 李 ６ 岁丧父， 家道中落。 １８９０ 年岁试优等， 为廪膳生。 １８９７ 年为拔贡， 以直隶州判用。 充任云南藩司李经羲记室。 不久， 任布政司经历， 内掌记室，外掌财粮， 深为李所赏识。 李任贵州巡抚、 广西巡抚时， 聘其为总文案。 张鸣岐任广西巡抚时， 李开侁为筹备宪政、 改练新军十分得力。 １９１０ 年， 李开侁升任梧州知府， 与广西提督陆荣廷交情甚厚。 １９１１ 年， 升太平、 思顺道道员兼龙州关监督。 武昌起义后， 李开侁即赶赴南宁， 促陆荣廷宣布独立， 并为陆协理民政。 １９１２ 年返龙州关任监督任边防督办。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 获授陆军少将衔， 任广东都督府参谋长， 旋升任广东民政长。 后改任巡按使。 时两广都督龙济光与陆荣廷常有摩擦， 李开侁竭力为之调停。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李开侁辞去广东巡按使职， 就任参政院参政。 １９１６ 年，被聘为黎元洪大总统府秘书长， 后任都护使、 驻库伦办事大员。 鉴于两广多事， 遂恳辞诸职， 重返粤桂， 为和平统一奔走。 １９１８ 年曾奉佛受戒。 １９２０ 年， 任湖北自治筹备处处长。 １９２１ 年， 任湖北工赈局督办， 监修王家营大堤。 １９２２ 年， 任湖北、 陕西查勘禁烟大员， 同年创修黄冈堵龙堤。 １９２３ 年， 李开侁隐退， 精研佛经， 创办武昌、 汉口佛教会。 ……李开侁精于书法， 人称 “博涉汉魏六朝， 楷书似吴兴， 行书似北海” 。 晚年居上海， 间或以卖字谋生。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病卒于汉口寓所。 参见湖北省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北省志人物志稿》 ， 光明日报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３４ ～ ３５ 页。《再志粤省财政之大恐慌》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不与赌禁相抵触， 以免部中诘驳”， 并将连日议案及现拟各章程详电中央核覆。① 外间闻讯， 一时舆论大哗。 旅京旅沪的粤省绅商， 亦群起反对。 梁士诒、 梁启超、 唐绍仪、 伍廷芳等粤中大佬， 纷纷领衔发电， 其大旨云： “纸币低折， 各省皆然， 吾粤尤甚”， 维持纸币， 大总统已决定清理全国纸币办法， “粤人自应安分守法， 静候措施， 何忍自掩良心， 甘冒不韪， 贸然请弛赌禁”。 “赌禁一开， 则番摊而外， 若铺票、若鸽票、 若花会、 若十二围， 种种名目， 必接踵复起”， 其害不可胜言， “粤省禁赌， 铁案永垂”。②在慷慨激昂的民意舆论反对声中， 中央指示不许弛赌禁， 开此种千益会。 照理此事应告一段落， 不意至 １９１４ 年 ５ 月初， 忽有报道称， 广东 “当道复准开间接性质之赌博， 现有人正在筹办彩票， 其目的显在减少广州纸币之数。 所入彩票之银分为十股， 一股作办事人薪水， 七股作彩银， 两股销毁。 购彩票者准付纸币。”③ 这是一种什么彩票呢？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纸币问题仍未解决， 且呈每况愈下之势。 维持纸币会开会商议， 一无办法， 而各行商代表复申前议， 请开办千益会， 政界敷衍无术， 亦不得不许其开办， 于是前日粤人所反对、 部中所驳斥之千益会， 至此时居然开办矣。 然以千益会之名曾经部驳， 乃又改名为焚毁纸币有奖义会。 该会之总机关则设在西关第八甫， 本月一日三时许， 该会同志举行开幕， 并燃放爆竹万响， 以志庆矣。④５ 月 １５ 日， 由千益会改换名头的广东焚毁纸币有奖义会正式开收奖票， “一时投票者颇多， 盖因该会有一元、 半元劵， 苟有银毫三角余， 或一角余， 即能与会也。 至其派出之所谓谢教单各等， 其形式均与昔时铺票厂派来者无异。 刻下该会经已悬挂大光灯、 电灯， 门前且已悬挂企身日字样大灯笼， 甚为辉煌， 该会开彩抛球地点， 仍在往时铺票杯·９４·①②③④《粤省维持纸币三志》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旅京粤同乡痛论赌害之文电》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 第 ７ 版， “要闻二” 。《特约路透电·广州电》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５ 月 ４ 日， 第 ３ 版。《粤省纸币难乎其维持矣》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

民国澳门博彩史卜处之逢源中约街尾。” “闻该会拟再在老城东关增设支厂云”。① 据该会的意见书中声称， 焚毁纸币有奖义会与赌博迥然不同： “一、 目的不同。 凡开赌者目的在抽剥获利， 本会目的则在毁灭纸币。 二、 性质不同。 凡赌博， 开者与投者皆挟个人私利而来， 本会之性质纯是公益， 开之者为公益法人， 以奖励法诱起人民之乐从， 达其毁灭之目的而即止，无私利之可言。 投之者以补救纸币低折为观念， 非以会份为孤注， 得奖者或愿将所得之奖并付毁灭， 亦未可知， 实属公益事业。 三、 范围不同。 凡赌博， 不择何种货币皆可作注， 本会所收者， 惟限于前政府滥发不良之纸币。 四、 时间不同。 凡赌博之货币， 物类无止境， 故赌亦无穷期。 本会以毁绝滥币为限， 纸尽则会散。” 究其实， 所谓 “焚毁纸币有奖义会”， 就是铺票赌博。 正如时人所云， “此会为铺票变相”， 而意见书 “不啻自书供词”。 ②弛禁的铺票开办后， 投买者甚为踊跃， 足见粤人赌兴之浓。 据报载： 焚币会奖票开收后， 原定三十日下午截收， 初一日开。 嗣因所开大小各卷字轨于念九日下午已满， 投买者仍复纷至沓来， 各伴应接不暇，且印刷底部恐难依期派送， 迫于即日截收。 现计是会共收得十元卷四个， 五元卷八个， 三元卷十八个， 二元卷二十个， 一元卷十五个， 半元卷十五个， 统计是会已收得本银 ２０６５００ 元， 亦可异矣。③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焚毁纸币有奖义会， 并非通过招商竞投的方式开办， 且有政府委办的临时性质， 与正式弛禁赌博大不相同。 言而总之， 在前有墨沈未干的严厉禁赌政策， 后有激烈舆论反对的情形之下， 粤省官商还是想方设法， 拐弯抹角地打开了弛禁赌博的缺口。（二） 水灾中准办三个月的筹赈水灾有奖义会赌博铺票之变相焚毁纸币有奖义会， 原为解决纸币问题而生。 但是，·０５·①②③《粤省关于纸币之两会》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粤省之焚毁纸币奖义会》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５ 月 １１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焚币会之踊跃》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第 ７ 版， “地方通信·广东” 。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对于庞大数量的纸币， 依然是杯水车薪， 只是一时之计， 而非治本之法。中央政府解决纸币的办法， 是设立中国银行广东分行， 并决定把 １９１３ 年４ 月 ２６ 日所订善后借款整顿盐务费第一、 第四项下， 拨用英金 １００ 万镑，用来发行特别券 （即新钞）， 收回广东纸币。 ６ 月 １ 日， 广东分行开幕，定期于 ７ 月 １ 日开始收换旧币， 前后历经三个月， 到 １１ 月止， 共收回旧纸币 ３１８６５６５２ ５ 元。① 至此， 困扰广东多年的纸币问题终告解决。纸币问题解决后， 所谓的焚毁纸币有奖义会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在粤人持续不断地反对之下， 中央下令严查禁止。 “旅京粤省同乡会暨旅沪伍君廷芳唐君绍仪等， 电京攻讦焚烧纸币有奖义会实系开赌，请从严禁止各情， 已见报端， 现闻中央已有电致粤行查内容略谓： 民国鼎新， 注重治理赌风， 悬为厉 禁， 开 赌 一 道， 为 害 最 烈， 既 无 补国家财源， 复无济贫民生计， 徒令民多失业， 流 弊 无 穷。 今 粤 省 为维持纸币计， 创设有奖义会， 藉名焚烧， 其中 办 理 情 形， 是 否 纯 为焚烧起见， 未据呈报有案， 实无由查考。 即使其性质专为维持公家，亦属权宜之举。 但现在该省银行已经成立， 该会当然同 时 取 消， 不准再事扩充， 以祸全粤。”②而其时， 焚毁纸币有奖义会不仅在广州市内办理得如火如荼， 周边地区所设分会亦有许多。 据查在 ６ 月 １７ 日， “第八甫之总会， 及广府前之支会尚收票如故， 独投票者不无减少， 该会近日又拟租赁第七甫旧《大观报》 地址开收逢六开彩之票， 以增拓权利。” 并且， 在 “省城有奖总会开设后， 各属因利一成会费之抽收， 纷起效尤。 虽总 会欲独享其利， 无如鞭长莫及， 故亦莫可奈何。 顷查此 项 分 会， 南 海 县 属 最称充斥。 除佛山不计外， 西樵官山墟则分东西所两厂， 大 岗 墟 又 分上下市两厂， 但该墟最为含混， 公然将往日之三围票所用之双字店名任人投买， 非如总会之另立名目， 绝不稍变铺票本色， 其 尤 令 人·１５·①②吴志辉、 肖茂盛： 《广东货币三百年》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第 １４３ 页。《取消有奖赌会之好消息》，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 第 ７ 版， “地方通信·广东”。

民国澳门博彩史可骇者， 出 入 均 以 银 毫 为 本 位， 不 用 东 纸， 一 时 赴 赌 者 极 形 拥 挤。紫洞墟亦有一厂”。①７ 月 １ 日， 广东分行开始收回纸币。 迫不得已， 粤省新上任的巡按使李国筠②， 饬令警察厅指示焚毁纸币有奖义会总理陈春畋， 停止焚毁纸币有奖义会。 据 《申报》 云： 现奉巡按使批， “焚毁纸币有奖义会之设原为逐渐减缩纸币， 维持价格起见， 惟访闻开办以来， 外间颇有浮议。 现在粤省纸币， 经奉准财政部派员携款来粤设立银行， 收回销毁。此等义会， 实无设立之必要， 所请勒令停止， 自是正当办法。 应即于银行开收之日一律截止， 此后不得续收， 致干查究， 并饬将每次应行焚毁之纸币凛遵前令， 于骑缝处剪列册呈缴核验， 以资查考”。③焚毁纸币有奖义会即将停止， 花了大力气开赌的广东绅商， 自然不愿善罢甘休。 真可谓 “人算不如天算”，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广东遭受到严重的水灾， 为继续开办有奖义会找到了新的借口。 据报载： “粤省广肇两属， 入夏以来， 大雨如注， 致基围决至二十余处之多， 灾黎数十万待哺嗷嗷， 尤以肇属为重。” 广东被水之区广约一千一百方英里， 灾民约２００ 万人， 溺毙者闻有数千人， 广州半为水淹， 商业大受窒碍。 此次灾情之重为八十年来所未有。 乡民乏食多流为盗， 良民益为受累。 灾民失·２５·①②③《粤有奖会尚在进行》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第 ６ 版， “地方通信·广东” 。李国筠 （１８７８ ～ １９２９ 年） ， 字斐君 （又作飞卿） ， 榜名筠寿， 号浩存， 安徽省合肥县人。 李鸿章侄孙， 李经羲次子。 县学廪生，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 （１９０３ 年） 举人， 官至道员。 曾任安徽谘议局副议长、 资政院议员。 民国成立，充安徽财政司司长、 国税厅筹备处处长。 １９１４ 年 ５ 月升任广东巡按使， 至广州时“自募兵卫， 扈从煊赫。 滇中旧吏、 皖省故旧争赴粤垣， 一时竟充塞旅邸。 国筠一循父政， 频以长电招誉， 用人则先私谊。 时龙济光方开府粤东， 欲政由己出， 国筠不为下， 积渐龃龉。 粤报有不受运动者颇登载巡按用吏不公状， 政府闻之， 令与广西巡按张鸣岐对调。”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调广西巡按使， 未就任， 后参与袁世凯帝制活动。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调任经济调查局总裁。 参见沃丘仲子 《当代名人小传》 卷上 《官僚·李国筠》 ， 文海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１３７ ～ １３８ 页； Ｗｈｏｓ Ｗｈｏ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 Ｗｅｅｋ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２５， ｐｐ ４６９ － ４７０。《粤省七月一号之财政新气象》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所者复无从救之， 而赈济之款亦不敷用。① 大灾亟待赈济， 这对本已经济不景， 财政艰难的广东， 犹如雪上加霜。 龙济光、 李国筠致函救灾公所并各善堂， 饬速派员分投赈济。 惟救灾公所只存东纸一万余元， 杯水车薪， 难以遍及。 都督龙济光、 巡按使李国筠电恳中央拨款赈济。 据电复云： “粤省经上年兵乱之余， 疮痍至今未复， 此次肇庆各属， 以上游水溢， 致丰 乐、 银 江 等 处 大 小 各 围， 次 第 崩 溃， 哀 鸣 遍 野， 惨 不 忍言”。 袁世凯饬令财政部拨款五万元赈济。② 同时， 龙济光又致函主谋开办有奖义会的广东总商会云， “近日西江一带水潦骤涨， 沿江基围多有崩决， 灾民荡析离居， 殊堪悯恻， 除函请巡按使拨款赈济， 慈善界相助为理， 暨派轮拖运平粜粮米前在施赈外， 拟请贵商会通知焚毁纸币会在余款项下， 提出二万元拨交救灾公所潘锡蕃等诸君， 带往被灾各处散赈， 以拯群黎”。 商会当即致函焚毁纸币会照办， “查此次西潦骤发，冲缺基围， 贫民失所， 固应急赈， 而未缺围堤， 正在抢救， 尤应赶办麻包， 分给保卫。 所需之款， 若待筹捐， 缓不济急。 应即遵照都督函谕，刻日提出纸币二万元， 拨交赈灾公所充作赈需”。③ 于是， 即将停止的焚毁纸币会， 打着救灾的幌子， 借口为浚河修围筹资， 图谋继续开办下去： “焚毁纸币奖义会前因收换旧币机关成立， 业经奉令取消。 现闻该会董事复以此次水灾危急情形， 非迅速疏通河道， 修筑基围， 诚恐后患堪虞。 连日又议定办法数条， 其内容系将该会改名为基围票， 俟批准后， 先由该会垫缴毫银一百六十万元， 全部拨充浚河修围之用， 准期开办五年。 该款按月在二成数内扣还归款， 如蒙批准， 拟于旧历六月一日实行开收。 昨已呈由筹赈救灾公所转呈当道察核矣。”④迫于舆论压力， 巡按使李国筠并未照准五年， 而是准其开办三个·３５·①②③④《广州电》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第 ２ 版， “专电” ； 《广州电》 ， 《申报》 １９１４年 ６ 月 ３０ 日， 第 ２ 版。《六月二十八日大总统令》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第 ２ 版， “命令” 。《粤水灾续详》 《申报》 ，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又欲借口开基围票》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 第 ７ 版， “地方通信·广州” 。

民国澳门博彩史月， 亦未如所请改名为众所周知的赌博基围票 （铺票的变种， 清末时已经出现）， 而称之为 “赈灾义会”， 仍是 “仿前清铺票办法， 以七成开彩， 以二成五充赈， 以五厘为会费”。 并且声明仅限于在省城开设，“俟灾患稍舒， 地方财政稍裕， 即行停止”。 据说， 开办以后， 每月收得十万余元赈款。当时的舆论评论道： “李巡按之最不理于人口者， 惟弛赌禁一事。粤省人民嗜赌最深， 其运动弛赌禁者大不乏人。 昔当滥币充斥时， 借维持纸币为名， 已有千益会、 万益会之名。 无奈， 都中粤绅力为阻遏， 计不得逞， 乃无何由善堂出名而焚币有奖会出现， 竟昌然开铺票矣！ 迨开始换币， 不得不闭歇。 又不幸而水灾发作， 乃又改名， 而赈灾义会出现。 李巡按到任伊始， 竟为批准， 不恤人言， 自是而大弛赌禁之声， 喧然于粤中。”① 本来命存一线焚毁纸币有奖义会， 摇身一变而为赈灾有奖义会， 得以继续开办三个月。（三） 广东正式开赌： 水灾善后有奖义会招商承饷自 “焚毁纸币有奖义会” 变名赈灾义会而得以继续开办之后， 粤中关于弛禁赌博的种种传闻， 一时甚嚣尘上。 据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 《申报》 载：近日吾粤人士惶然奔走相告， 一似大祸之将至者。 街谈巷议有一种谣言， 盛传有前清道员蔡某秘密运动， 拟以 １５００ 万赌饷揽承全省各种赌具， 特先由陈某名义承办广东全省山铺票赌博， 每年认缴赌饷 １６０ 万元。 先借 １００ 万元与省库， 此款分两期缴纳， 先交第一期， 即挂牌给谕开办， 第二期在下月缴足， 以后此 １００ 万元按月在饷内摊扣。 另一次过公礼 （即贿赂） ７４ 万元， 连行人在内每月乾修若干， 以承办三年为期。 一俟赈灾会办竣， 即将着手云云。②·４５·①②《稳静之粤政局》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粤垣政局新潮， 广东省开赌谣言》，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消息所说的前清道员为上海道蔡乃煌， 据说 “与粤某当道交情极厚， 业已运动成熟， 将承办全省赌博， 每年赌饷 １０００ 万元， 待赈灾义会三月满期， 即先着手接办山铺票。” 此事被报纸揭破后， 粤中各界纷纷口诛笔伐， 不遗余力。 粤绅自治研究社亦由邓华熙、 易学清领衔， 一面驰函都中， 一面致函李巡按， 竭力防遏赌祸。 于是， “蔡乃煌乃驰函自辩， 李巡按亦令警厅代为辨正， 自言并无弛赌禁之事”。 然而， 蔡乃煌与李国筠都是袁世凯的信用之人， 这一点可以说是众所周知。 因此，“其中黑幕， 究属如何， 辩者自辩， 在粤人仍不敢过信也”。①三个月转瞬间即至， 而果不其然的是粤省决定正式弛禁赌博山铺票。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广东巡按使李国筠致电中央政府， 呈请将赈灾义会推广， 定名水灾有奖善后义会， 妥订章程， 招商承办， 责令提成报效， 为全省水灾善后疏河工程兼地方一切公益之需。 ２２ 日奉批照准。② 是为民国时期广东开赌禁之始。 所谓的推广， 实际上以前只是铺票弛禁， 现在山票也要弛禁了。 李国筠何以甘冒不韪， 时人其中缘由云：盖粤中财政近况一空如洗， 非窥其内容者， 不知此中窍妙也。粤省不解中央款项久矣。 自入民国以来不惟不解， 并且关盐两项亦截留以为军需之用。 迨昨岁大借款成立， 盐务已属之外人， 取消独立， 而后军队囤积饷项不敷， 每月出入不能相抵在数百万以上， 何暇言接济中央。 自今岁财政部屡次催促， 粤省始认解中央款项， 经巡按使议定， 由本年十月起至明年六月止， 共 ３１５ 万元。 近接财政部来电， 请按月均匀报解中央， 以应要需。 然粤省实非筹有款项，以迨批解也， 不过先认定此数而已。 嗣屡奉部电， 催促急如星火，而近以欧战影响， 厘税亦异常短绌， 遂至本省行政费亦多竭蹶， 势不得已， 乃特创一议， 拟向中国银行息借大洋 ７０ 万元， 以 ５０ 万元·５５·①②《稳静之粤政局》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中国大事记》 ， 《东方杂志》 １９１４ 年第 ６ 号第 １１ 卷， 第 ２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解缴中央作为第一批解款， 余 ２０ 万元留为本省举办要政。 闻已电部， 业经核准， 故于十月三号曾经解款 １０ 万， 于十六号又续解 １０万， 尚余 ３０ 万， 声明尽于月内解清。 自入民国以来， 粤省能认定的款， 报解中央， 盖以本月为始。 然粤省库储如洗， 东挪西拨， 其内容实不可以告人。 即如筹赈处之设立， 因赈灾而起。 据此中人言， 赈款已积有 ７０ 余万， 然为军政上用已借去 ３０ 万， 为行政费用已借去 １０ 万元， 则此中之状况可知。 加以今岁整理纸币曾由中央借洋款 １０００ 万有余， 而近日屡奉部电， 责成粤省筹备的款清还。粤省点金无术， 故虽苛细杂捐， 已竭力兴办， 然所得之数仍属有限。 故妙想天开， 惟有弛赌禁为生财之第一捷法。①１０ 月 ２３ 日， 急不可耐的粤省当道遂决议弛全省赌禁， 招人投标承办赌捐。② 并预定十一月朔开投， 承充的底饷为 ４００ 万元， 另外还需要一次性报效经费 １２０ 万元。③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水灾善后有奖义会正式开投。 本来应该是各家公司踊跃前来承充， 最终却只有其昌押一家挂号， 前往投充， 第一次开投只好不了了之。④ 当时报章评论第一次开投只有一票的原因相当深刻。 文中揭露了有奖义会承充的一些黑幕， 认为： “初时政界招商承充， 到投者仅得一票， 佥谓税饷过重， 无人敢承， 不知此中固有妙诀。凡承赌饷者， 未必皆有实本， 大抵空拳上场， 承得后， 然后广为招徕，得各子口之分商接饷， 然后即为分缴。 盖殷商必不承赌， 承赌者必非殷商， 历来如此。 故赌商必赖政界通融， 与之通同一气， 但得实本二三十万即可开场。 惟第一次招人投票时所定章程异常苛刻， 须先缴一次过报效银 １２０ 万元， 此层最难办到， 故以赌为生涯者， 皆甘退缩。 迨无人投·６５·①②③④《粤省弛赌禁之内幕》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广州电》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第 ３ 版， “特约路透电” 。《粤省弛赌禁之内幕》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义会第一次开票之扫兴》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票， 于是乃以官办为名发一公文， 以绝希冀承充者之望， 然后徐将官办之令无形取消， 复将条例改松， 所定一次过报效银 １２０ 万改为三年分缴， 而暗中说合。”①依靠 “暗中说合”， 赌商采取曲折迂回的手段粉饰过关。 １２ 月 ４日， 广利公司以每年认缴洋 ４２０ 万元获得承充水灾善后有奖义会专营权， 为期三年。② 本应一次过报效经费 １２０ 万元， 则被通融成可以分三年缴纳， 具体方法为 “开办一月内缴 ２０ 万元， 半年内再缴 ２０ 万元， 第二年第一月缴 ４０ 万元， 第三年第一月缴 ４０ 万元”。③ 广利公司可 “在省城设立总公司一所， 为办公收解机关。 其余省外各埠， 或由该商派人分办， 或批子商承办”。④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广利公司获准给谕开办，都督龙济光与巡按李国筠会衔出示云：照得本省筹 办 地 方 善 后 种 种 事 宜， 开 办 有 奖 义 会， 前 经 本上将军、 巡按使呈奉大总统 电 准 先 行 出 示 晓 谕 在 案， 兹 经 核 准广利公司商人麦源深等， 认 饷 承 办 全 省 地 方 善 后 有 奖 义 会， 定于民国四年一月五日即阴历甲寅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开 办 起 饷。 所有各属白鸽票、 花会、 番 摊 一 切 赌 博， 迭 经 严 行 查 禁， 诚 恐 未能禁绝， 亟应严切 示 谕， 以 重 饷 源。 除 饬 属 督 率 各 警 随 时 严 密查拿外， 合行出示 晓 谕， 嗣 后 各 属 地 方 如 有 大 小 赌 博， 准 由 该公司派勇协同军警严拿解 究， 倘 有 劣 绅 土 豪 敢 于 包 庇 私 赌， 恃势抗阻， 并准向就 近 地 方 官 指 禀 立 即 严 拿 究 办， 各 宜 凛 遵， 毋得以身试法， 特示。⑤·７５·①②③④⑤《粤省开赌之内幕》 ，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４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广州电》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第 ３ 版， “要闻一” 。《广东山铺票果已准办》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粤省弛赌禁之内幕》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广东开赌中之禁赌》 ，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

民国澳门博彩史此次开办广东水灾善后有奖义会专以山铺两票为限， 其类似彩票之花会、 白鸽票、 田票、 围票及一切机器杯卜、 番摊、 牛牌各项赌博早经永远禁止， 不准复开， 如有僻靖地方私行开设， 准该商随时禀请查明，通饬严禁。①广利公司之商人， 其出首承投者为麦源深， 字竹浓， 是前清时卢九承充闱姓公司时的司理人。 广利公司运动承赌， 其总公司在澳门集合多数曾经办赌之赌徒， 如卢九的侄子卢光裕等。 在省办事者则以探杏馆为机关， 以麦源深及财政厅要员陆某为主任， 著名赌棍苏大阔因有份参与广利公司， 所以也参与联络办事。 因为苏大阔曾经在晚清时期在广东积欠赌饷， 声名太劣， 再加上广利公司， 以秘密手段而投承有奖义会， 非尽出于明投， 所以很多广东人纷纷攻击广利公司， 并且多次要求取消广利公司。 为此， 麦源深遍登广告声明苏大阔并无股份， 复由苏大阔登广告声明不与闻广利公司事， 然后再由麦具禀将军巡按， 情愿于原认报效费 １２０ 万元之外， 每年加缴报效 １０ 万元， 三年共缴 ３０ 万元， 以此来维持自己的承充地位。② 也就是说， 按照这个数额算下来， 三年之内， 广利公司一共需要缴饷共计 １４１０ 万元， 这笔巨额赌饷对于广东财政可谓雪中送炭。水灾善后有奖义会是为了 “全省水灾善后疏河工程兼地方一切公益”， 但这不过是一个幌子。 为名正言顺地支用赌饷， 都督龙济光将其更名为 “地方善后有奖义会”：济光等前因广东本年水灾甚巨， 修理围基， 补助塌屋， 疏浚河道， 需款浩繁， 自欧战事起， 南洋华工失业归国不下十数万人， 尤应迅举大工， 并同时兴筑商埠， 倡办工厂矿务， 以资消纳而弭隐患， 非大宗巨款， 无从着手。 当拟推广原办之救灾有奖义会， 归商承办， 责令提成报效， 以为筹办地方种种善后之需， 呈奉大总统电·８５·①②《粤省弛赌禁之内幕》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粤省开赌之内幕》 ，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４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令准行在案。 查前呈所举浚河筑埠兴工办矿诸端， 皆为地方善后要政， 水灾善后特其一端。 济光等近因乱党图谋日亟， 地方重要， 兵力不敷， 曾请添募十营， 即在前项有奖义会报效款内拨支饷项。 呈奉大总统电令， 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 准其照办等因。 是此项有奖义会收款， 实为地方一切善后之需， 非仅水灾二字所可包括， 拟即正名为地方善后有奖义会， 庶性质无悖于公益， 名实可冀相符。①龙济光这一说辞， 无疑暴露出其弛禁山铺票赌博的真面目， 重点在于以赌饷为军饷之用， 大肆扩军， 以巩固自己在广东统治地位。 有广东士绅上书袁世凯说： “近闻广东拟添募新军十营， 亲军九营， 巡防四营。 ……今财政之窘已达极点， 全省岁入， 供养兵者十而七八， 不足则苛敛开赌以补之， 民穷匪滋， 半数由是。”② 而粤省正式开赌， 难免受到民意舆论反对。 肃政史以为 “粤省大吏藉各有奖义会复开赌博， 应援案禁止”。 署财政总长周学熙呈称： “惟查粤省为乱党觊觎之地， 上年十一月该省因图大举剿匪， 呈准添练新兵十营， 所需饷项， 即在该省地方善后有奖义会经费项下支出。 现在新军业已募集， 若是项义会骤行停止，微特赈灾乏款， 抑且军垧堪虞。 两害相形， 宜从其轻。 况查东西各国亦有以灾眚时， 行许地方团体或私家发售奖励彩券， 以募集款项者。”③广东的弛禁山铺票赌博， 从焚毁纸币， 到赈灾， 再到水灾善后，然后是地方善后， 可谓大费周章， 名目繁多。 借 口 一 个 接 一 个， 偷步进步， 先是铺票， 后是山票， 变 得 愈 来 愈 赤 裸 裸， 毫 无 顾 忌， 最·９５·①②③《地方善后有奖会改名之呈词》 ，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第 ７ 版， “地方通信·广东” ； 《政府公报》 第九百六十号， 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政府公报》 （第 ４７册） ，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８８， 第 ２４２ 页。《辛亥革命及龙济光统治时期 （１９１１ ～ １９１６） 》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４３ 辑）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第４３ 页。《周学熙关于广东开设有奖义会以维军费呈 （民国四年三月二十日） 》 ， 载张侠、 陈长河编 《北洋陆军史料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６） 》 ，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第 ５０５ ～ ５０６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终达到了弛禁目的。 再看一年以前龙济光批斥某粤人呈请开赌的条陈中说： “禁例一弛， 繁盛之省会无论已， 山陬水涯， 恶风传染， 他日复申禁令， 欲期尽绝， 良恐大 难， 留 此 星 星 之 火， 以 贻 方 来， 宁谓地方之福？”① 前后对照， 口是心非， 这对曾在格杀勿论的 “ 禁赌令” 中署名的广东都督龙济光来说， 无疑是一莫大的讽刺。 同时， 这段冠冕堂皇的批语也成为弛赌禁后粤省未来的真实预言。第三节　 民国初期澳门中式彩票承充困扰不断（一） 息息相关的粤澳两地博彩业澳门博彩业兴衰与广东内地赌博禁弛密切相关。 一方面， 广东禁赌， 常受澳门影响而效果不佳。 由于粤澳之间矛盾冲突频频， 长期不和谐， 自清末香洲开埠之后， 在粤省的官方和民间， 一直存在着一种思想， 即通过香洲埠开赌来制约澳门， 打击澳葡 政 府。 这 里 有 一 段 关于 １９１４ 年初 粤 人 梅 经 武 呈 请 香 洲 开 赌 的 小 插 曲。 当 时 广 东 纸 币 低折， 经济危机一触即发， 于是开赌救急的老套路又被人 提 出 来。 梅经武条陈先是请 “ 以略弛赌禁， 作纸币尾闾之泄” ， 借以维持纸币，被都督龙济光批斥不准。 其后， 梅经武又呈 都 督 府、 民 政 署， 禀 请“俯顺 舆 情 ” ， 专 将 “ 香 洲 埠 弛 禁， 抵 制 澳 门， 挽 救 利 权 ” 。 据 说，“该埠开赌其利有八条， 议约数千言”。② 其具体内容如何， 今天已经不能看到。 都督龙济光的批示云： “禁赌当以全省为范围， 来呈拟专弛香洲之禁。 将以赌为有利于地方耶， 则同是吾民， 同应弛禁以获福； 将以赌为亦有害于地方耶， 则香洲独不应弛禁以获垢； 谓将藉赌以繁盛香洲耶， 则繁盛港口世界多矣， 彼固未尝不禁赌也； 繁盛诸地各有独赋之远， 因无源之水何可终泽哉。 至开放香洲一名词， 尤极不适。 要之， 所·０６·①②《粤赌徒不厌再三之渎》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第 ６ 版。《粤省纸币低折之影响： 莠民请开赌》，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陈各节， 未尝非有意为地方幸福之谋， 惜未闻治道耳”。① 最终， 梅经武的建议， 并未被采纳。另一方面， 广东开赌， 历来为澳门博彩业最致命的打击。 光绪年间广东弛禁闱姓， 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广东开赌后， 澳门面临的境地是只能靠钻空子、 见缝插针地谋求生存发展机会， 甚而会成为广东博彩业的附庸。 清末以降， 为解决财政危机， 广东各类博彩相继弛禁承饷， 遭受冲击的澳门赌商对于此类惨痛景象可谓记忆深刻。 因此， 只要有关粤省弛禁赌博的消息稍有风吹草动， 澳门赌商、 澳葡 政 府 都 要 紧 张 一 阵子。② 澳门赌商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坐以待毙。 为谋得因应之策，澳门赌商也常常会设法阻止粤省开赌。 所以， 此次广东弛禁山铺票， 从一开初， 就有澳门赌商的影响存在。澳门赌商阻止的办法， 可称之为隔山打牛， 借力使力， 换句话说就是支持粤人禁赌。 １９１３ 年底， 广东总商会集议维持纸币办法时称各界来函主张暂弛赌禁。 与会诸人， 有赞同， 有反对， 争论不休。 其中有人发言谓： “报界如有反对开禁者， 即系受澳门赌商运动”。③ 龙济光在答复中央电询时也说， 所谓七十二行商反对弛禁之电文， “难保非乱党诡讬， 或澳门赌商诡谋抵抗”。④ 维持纸币会长李心灵曾有函云：“有人借口维持纸币电京请弛赌禁， 心灵电京反对， 遂有谓心灵受澳门赌商之贿者。 今有类于山票之焚毁纸币会通过， 又有谓心灵受贿者。 究竟贿与不贿， 受与不受， 公论在人， 无容深辩， 即辩， 亦无以自明， 以粤人无真是非已久也。”⑤ 有关澳门赌商活动之类的种种传言， 绝不是·１６·①②③④⑤《粤赌徒不厌再三之渎》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葡萄牙驻广州领事经常会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报送至澳门政府， 以作为制定相关博彩承充专营事项的参考。 澳门历史档案馆现在还保留了不少类似档案， 比如本文中所用“广州筹赈水灾善后有奖义会 （票）” 实物图片， 即是一例。 顺便提一句， 上海在晚清民国时期是 “澳门彩票” 的主要销售中心之一， 葡萄牙驻上海领事亦有类似举措。《粤赌商运动弛禁问题》 ， 《申报》 １９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粤当道为总商会洗刷》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粤人反对焚毁纸币会近讯： 李心灵之表明》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 第 ７ 版，“要闻二” 。

民国澳门博彩史无中生有。 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桂系军阀陆荣廷赶跑了龙济光之后， 水灾善后有奖义会原定三年期限， 此时刚好要限满停止。 而一时军饷政费无着， 于是又有传闻继续开赌。 在粤省议会议员中主张弛禁的 “ 提出有奖义会谓为非赌” ， 由此分为两派， 发生争执， 互相诋毁。 主弛的 “则谓其受省城赌 商 之 运 动 ” ， 主 禁 的 “ 又 谓 其 受 澳 门 赌 商 之 运动”。① 其时的外电报道说： “澳门赌商恐粤省赌禁一开， 于己不利， 乃运动粤籍国会议员反对此举。”② 如此这般地言之凿凿， 显然不是捕风捉影。然而， 一旦粤省坚持开赌， 无可挽回， 澳门赌商也会退而求其次，去到粤省活动承充， 谋求分得一杯羹。 近水楼台的粤商自然不愿肥水流入外人田， 从晚清时期的经验来看， 澳门赌商大约可以与人合股分一点余沥。 澳门赌王卢九等人承充广东闱姓、 小闱姓 （即白鸽票） 以及广东彩票之类， 即是如此。 １９１４ 年粤省准备正式弛禁山铺票时， 有报道称， “澳门赌商竟纷纷上省， 预备承充分商， 旅馆酒店中亦多秘密说项， 所谈者皆属赌饷之事”。③ 广利公司获得承充权后， 又有报纸揭破其中内幕云： “广利公司运动承赌， 其总公司在澳门， 集合多数曾经办赌之赌徒”， “自招商承赌之公文发布后， 其中黑幕实未经人揭破， 盖今日政界重要人员， 多前年匿居港澳清代之旧官僚也。 彼辈作寓公时，与前时赌商多有来往。 澳门为赌局渊薮， 前时承充赌博之要人， 如卢某、 苏某、 李某、 易某等， 皆居于此。 卢九， 前清小闱姓公司之魁首也。 其子某， 今为澳门赌商， 广于结纳。 去岁取消独立时， 又曾组织机关侦探胡陈举动， 不为无功。 故于现在军界政界要人皆多熟识， 此次广利公司之成熟， 实以此人之力居多。”④卢某即卢九长子卢廉若。 １９１３ 年， 其弟卢怡若曾在澳门秘密组·２６·①②③④《粤省会禁赌案两派之激战》 ， 《申报》 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广州电》 ， 《申报》 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 第 ２ 版， “特约路透电” 。《稳静之粤政局》 ， 《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粤省开赌之内幕》 ，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４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织广东统一团体会， 反对陈炯明。 至粤省独立失败， 卢怡 若 是 出 了力的。 论功行赏， 卢怡若被龙济光聘为将军署顾问兼外交顾问。① 这无疑为卢廉若等人在粤省承赌打开了方便之门。 另外， 广利公司承充人麦源森， 曾是卢九承充闱姓公司时的司理人。 将以上信息综合起来， 自然能够得出卢廉若就是广利公司幕后的首脑人物， 而麦源森不过是其代理人而已。（二） 澳门中式彩票的承充困扰不断粤省开赌山铺票， 对于澳门赌商来说， “东方不亮西方亮”， 尚有转圜余地， 但对于澳葡政府来说， 赌饷收入受到影响， 自不必说。 自清末以来， 澳门博彩业中的彩票类博彩， 呈现衰颓趋势， 无论是西式的“澳门彩票”， 还是中式的山票、 白鸽票与签铺票， 处境一直不妙。 据１９０７ 年 ９ 月的一则报道称， 澳门第二次出投三年期铺票， 出价仅为每年 ３６０００ 元， 澳葡政府认为出价太低， 未予批准。 山票和白鸽票承充人则于上周六放弃合同， 保证金 ５３０００ 元被没收。 澳门仁慈堂发行的 “澳门彩票” 于 ８ 月 ２０ 日出投， 也没有人前来竞投。② 直至 １９０８ 年 １ 月 ９日， 方有土生葡人小飞南第伯爵 （Ｃｏｎｄｅ ｄｅ Ｓｅｎｎａ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③ 小飞南第伯爵要求承充澳门、 氹仔、 过路湾签铺票生意·３６·①②③《梁士诒电拿卢怡若》 中有语云： “ 去年， 粤省已散民军欲图二次革命， 以澳门为总机关， 卢氏为逋逃之薮， 其徒党多啸聚于卢氏花园。” 《 申报 》 １９１３ 年 ４ 月２４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 又 《陈炯明出亡前之粤省态度》 云： “港澳商界如卢怡若……纷纷致电中央攻击陈炯明” 。 《申报》 １９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第六版， “ 要闻二” ； 《卢怡若兼为外交顾问》 ， 《香港华字日报 》 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第一张第二页， “各地新闻”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２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０７， ｐ ３飞南第家族是澳门土生葡人世家， 拥有当时澳门最知名的公司三记行 （ Ｓａｍ⁃ｋｉ⁃ｈóｎｇ） ， 是近代澳门著名葡商。 其家族曾长期涉足澳门博彩业， 与华商群体交好。 其父飞南第伯爵身故后， 卢九、 何连旺等人曾为其立铜像。 参见赵利峰 《尴尬图存：澳门博彩业的建立兴起与发展 （ １８４７ ～ １９１１ ） 》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２３、１７８ ～ １７９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以 ５ 年为期， 即自 １９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为止。 并且所缴饷银递年增加： 第 １ 年自 １９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起规银 １７０００ 元； 第 ２ 年规银 １７０００ 元； 第 ３ 年规银 ２３０００ 元； 第 ４ 年规银 ２８０００ 元； 第 ５ 年系至１９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规银 ３ 万元。 最后， 得到了澳葡政府的批准。① 其价码之低， 在澳门博彩业承充史上甚为罕见。 即便如此， 也未能维持稍长时间。 １９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承饷人因违背合同， 将担保银充公”， 铺票被停止。 此外， “澳门彩票” 近闻亦吃亏不少， 饷项恐难复起。 因此，《香港华字日报》 说 “澳门生意情形极为可悯”。② 未几日， “澳门彩票” 果然停办， 因承充人以近日该票颇不流通， 亏累甚多， 自愿将存澳政府担饷之银 ８０００ 元充公。③ 宣统三年三月一日广东正式实施禁赌，澳门的彩票类博彩承充情形才稍有好转。有关民国初年澳门博彩业的承充专营的期限时间和每年赌饷数目情况， 在 《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１ 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 中留下了较为详尽的记录。 其中有澳门中式彩票承充专营期限和缴交赌饷表， 颇具参考价值（见表 ２ － １、 表 ２ － ２）④。·４６·①②③④《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 第 ５ 号。《澳事拾零》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 “香港新闻” 。 另， “大西洋澳门正督理国课官阿为通知事： 案因澳门氹仔路湾签铺票生意承充人伯爵些拿飞南第，不遵守西 １９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之合同章程第二款并附款一之事理， 于西本月 １３ 日， 经督宪按照该章程第二款附款二， 批谕将该合同注销。 为此通知。 己酉年二月廿四日” 。此通知为单页 （类似宣传单） ， 曾在 ２００７ 年澳门老彩票收藏展中展出， 《集彩回顾》（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ｄａ Ｔａｌｕｄａ） ， 澳门民政总署策划出版， ２００７。《澳事拾零》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香港新闻” ； 又据新加坡 《海峡时报》 报道： “长久以来， 菲律宾群岛就是一个大的赌博中心。 大多数的华人居民和许多菲律宾人期望通过购买澳门彩票和汉口彩票 （按应是湖北签捐票） 而一夜致富（Ｂｏｎａｎｚａｓ） ， 这引起马尼拉海关秘密机构 （Ｍａｎｉｌａ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的警觉， 随后的查拿带票的行动， 使得澳门彩票走向末路。 在澳门彩票销售情形旺盛时， 每月大约有 ５ 至 ６ 万比索 （ ｐｅｓｏｓ） 的市场份额， 现在已几近消失， 澳门彩票由此失去了它最好的顾客。” Ｍａｃａｏ Ｌｏｔｔｅｒｙ Ｃｌ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１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０８， ｐ ７《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１ 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１０３ 页。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表 ２ － １　 澳门签铺票专卖情况 （１９０９ ～ １９２２ 年）时间 期限 上缴费用（元） 备注１９０９ ～ １９１４ 年 ５ 年 每年 １５０００１９１４ 年 ８ 月 ５ 年 每年 ５８２０００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废止１９１５ 年 ２ 月 １ 年 每年 ８１０００１９１６ 年 ２ 月 １ 年 每年 ８４０００１９１７ 年 ２ 月 ５ 年 每年 ２１３６００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５ 年 每年 ５７６６００ 仍然有效　 　 注： 本表中部分数据并非完全准确， 以正文叙述为准。资料来源： 拱北海关报告。表 ２ － ２　 澳门山票及白鸽票专卖情况 （１９１２ ～ １９２２ 年）时间 期限 上缴费用（元） 备注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年 每年 ３７２０００ １９１５ 年 ５ 月废止１９１５ 年 ５ 月 １ 年 每年 １２００００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１ 年 每年 ２１８４００１９１７ 年 ５ 月 ５ 年 每年 ３８０８６０ １９１７ 年 ５ 月废止１９１７ 年 ５ 月 ２ 个半月白鸽 票 每 天 ２６０， 山 票 每 抽 一 次１５００白鸽票每天抽三次，山票每周一次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５ 年 每年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１８ 年 ６ 月废止１９１８ 年 ６ 月 １ 个月 白鸽票每天 ２００，山票每抽一次 ８００１９１８ 年 ７ 月 ３ 年 每年 １６８０００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废止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 个月 两票每天 １００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５ 年 每年 １２００００ 目前仍然有效　 　 注： 本表中部分数据并非完全准确， 以正文叙述为准。资料来源： 拱北海关报告。在表 ２ － １、 表 ２ － ２ 的备注栏中， 我们注意到有关山票和白鸽票的承充专营问题最多。 在不到八年的时间内， 先后废止了四次， 并且承充期超过一年的， 最后都没有顺利完成合同。 另有三次承充期仅有一两个月， 甚至还有按次按天缴饷的记录。 这是因为无人愿意承充， 澳葡政府不得不采取临时过渡措施。 赌商绝不会在能够赚钱的时候， 使承充合同出现废止的情形。 足见其变动之多， 经营承允问题丛丛， 这也是澳门中式彩票业承充处于危机之中的一种表现。·５６·

民国澳门博彩史铺票只有一次合同废止的情况， 比山票和白鸽票的表现稍好， 这主要是因为开彩周期相对较长的澳门铺票在上海、 香港等地还有销路。 比如， １９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申报》 曾报道， 苏州有人购买了澳门彩票，射中十一字， 应得头彩 １６００ 余元之巨， 谁知卖票者心怀不良， 将号单抹去二字改作三彩， 希图蒙蔽， 结果双方发生争执的事情。① 这种来自澳门的彩票无疑就是澳门铺票。 一水之隔的香港就更不用说了， 《香港华字日报》、 《孖拉西报》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士蔑报》 （ Ｔｈ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等报纸中有关港英政府查禁澳门铺票、 抓捕带票赌徒的报道层出不穷， 几乎无日无之。（三） 民国初期澳门签铺票、 山票和白鸽票承充专营详情与分析首先， 我们来看一看澳门的签铺票。 根据 《澳门政府宪报》 等报刊史料， 将民国初期的澳门签铺票出投与承充情况一一列举， 以期窥见其大致概貌：１９０９ ～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 承充澳门签铺票生意的公司设有两间票厂， 一为老富贵全， 一为占元。②１９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 澳门正国课衙门当堂将澳门、 氹仔、 路湾开收签铺票生意， 暗票招人承充， 五年为期， 自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 承充底价为 ４５０００ 元， 押票银 １５０００ 元。③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澳门、 氹仔、 路环签铺票承充人李贺、 李重 （晚清澳门赌商李镜荃之子） 因未遵守本年 ４ 月 ３ 日订立之合同第二款之附款一所定事例， 经奉督宪批饬将该合同注销， 其存交·６６·①②③《私售彩票》 ， 《申报》 １９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第 ７ 版， “地方通信·苏州” 。《澳门通报》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号， 新闻纸第 １３６ 号， 第一页。《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第 １２ 号。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国库作担保之银 １９２０６７ 元全归国家充公。①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澳门、 氹仔、 路湾开收签铺票生意暗票招人承充， 其日期自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投价以 ２１０３００ 元为底。②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再次将澳门、 氹仔、 路湾开收签铺票生意招人承充， 投价以明喊之法， 不限底价。 押票银 ２１３００ 元， 其日期自 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③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再将澳门、 氹仔、 路湾开收签铺票生意招人承充。 一年为期， 自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１９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投价以 ６ 万元为底。④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暗票招人承充澳门、 氹仔、 路湾开收签铺票生意， 其期自 １９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 底价 ８１７００ 元。⑤时投票者五人， 有四人是属旧公司者， 故选中之票虽不同名， 仍属旧人。 出价 ８４０００ 元， 以一年为期， 自 １９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１９１７ 年１ 月 ３１ 日为止。 闻其部卷多不实不尽， 故投买者甚稀云。⑥１９１６ 年 ９ 月 １４ 日， 暗票招人承充澳门、 氹仔、 路湾开收签铺票生意， 五年为期， 自 １９１７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底价 ２１ 万元。⑦ 赌商余仲 （ Ｉｕ⁃Ｃｈｏｎｇ） 以 ２１３６００ 元获得承充权，１９１７ 年 ３ 月又将承充权转与大信公司 （ Ｔａｉ Ｓｏｎ Ｃｏｎｇ Ｓｉ） 的高可宁、 林礼周。⑧·７６·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第 ３９ 号） ； 承充赌商共开设签铺票厂两间， 其一为老富贵全 （东主是李镜荃） ， 其二为 Ｃｈｉｍ⁃üｎｎ （占元） 签铺票厂。 ＣＯＴＡ： ＡＨ ／ＡＣ ／ Ｐ － ０４４５８， ＭＩＣ： Ａ０８５４， ｐ １４，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第 ３９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第 ４８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第 ３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第 ４７ 号。《澳门铺票》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第一张三页， “香港新闻”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 １９ 日， 第 ３４ 号。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５７５４； ＭＩＣ： Ａ０９１９ ｐ １，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民国澳门博彩史１９１７ 年 ２ 月 １ 日， 高可宁与林礼周 （即林让）、 潘伯泉合股设立澳门大信铺票公司， 司理人为潘伯泉。 公司股本 １７ 万元， 为期五年， 年饷 ２１３６００ 元。①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１ 日， 高可宁等大信公司旧人以每年缴饷 ５７６６００元再次投得五年铺票承充权， 并更名为宏信铺票公司。 至该年 ５ 月底退办。 据 《澳门政府宪报》 登载的启事： “启者： 宏信铺票公司自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１ 日起饷计办至五月底止， 适为风潮影响， 迫得停办。 现下本公司除亏本外， 所存余款， 俟数目结束后， 即行派回各东， 特此布闻”。②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 由富顺公司起饷承充澳门签铺票生意， 合同期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止， 计 ５ 个月。 富顺公司下设两厂， 一为富贵， 一为荣华。 承充人为张学， 司理人为许祥。③依据上述史料， 我们对民国初期澳门签铺票的承充专营情形稍做分析。民国时期， 第一届 （１９０９ 年 ８ 月 １ 日 ～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的澳门签铺票承充赌商， 所缴赌饷数额甚少， 而且赶上了广东禁赌， 因而获利不赀是可以想见的。 随后的第二届开投， 由于可以预见的大好局面， 澳葡政府也早早地提前了三四个月招人承充。 果不其然， １９１４ 年 ４ 月 ２日出投时， 有赌商以 ５８２０００ 元的高价获得了承充权利， 是上一届饷额的数十倍之多。 然而， 未曾想广东借口焚毁纸币于 ５ 月间弛禁了铺票。一场好梦， 顿时化为泡影， 承充公司无奈只得退办。 心有不甘的澳葡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赌商前来投承， 于是另辟蹊径， 竟然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新加坡报刊上做广告，④ 并且连续登载了十几次， 似乎要打开澳门签铺票在南洋的销路。·８６·①②③④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 第 ２６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第 ３ 号。“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ｌｕｍｎ ３”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２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１４， ｐ １５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此后， 澳葡政府多次开投， 招人承充， 但情形皆不理想。 接着， 粤省正式弛禁了所谓的赈灾有奖义会 （即铺票）。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广东的广利公司正式起饷开办。 于是， 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的澳门铺票， 又陷入了困境。澳门铺票情形稍为好转的年份是 １９１７ 年， 承充赌饷大增， 原因是对赶跑了龙济光之后的粤省存有禁赌预期， 在 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中央政府要求粤省尽禁山铺票， “无论财政如何困难， 均不能取饷于赌”。① 不料，到了 １１ 月 ２２ 日， 中央政府又批准了广东有奖义会延期停止。 据报道：“广东有奖义会自奉中央下令停止后。 省长朱庆澜， 以本省财政枯竭，势难即行停止。 电请仍照原定三年期限， 俟限满停止。 当经国务院电准续办三个月， 复由省长电请再予通融续办一年。 并由广东财政厅布告招商投标承办。 经国会向政府提出质问。 当由政府答复， 谓有奖义会， 虽性类签捐， 尚非真正赌博。 该会年饷已经列入该省预算， 故不得不展缓限期。 俟筹定抵款， 再行停办”。②尽管如此， 澳门的承充赌商仍能坚持不倒， 主要是因为澳门铺票的销售已经在上海打开局面。 承充是届铺票的 “澳门大信签铺票公司”司事潘柏泉给澳葡总督施利华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 Ｃｏｒｒｅｉａ，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３年） 的一份禀文中说：本公司生意专赖外埠， 寄来投票者居多数， 而尤以上海一埠为票数更多， 但该埠路程遥远， 往返费时， 寄票到厂， 即速要将收单寄去。 查邮政则例， 每日下午九点钟后， 一律停工， 倘有事开包，当补局员一日之工值。 兹因本公司由上海来之票， 每逢初三、 十三、 廿三等晚， 由泉州轮船寄来， 即晚必须收妥备办， 收单付去。如是晚未收到， 翌早当往港发电声明票未到厂， 以免后论。 故初·９６·①②《本报特电》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第一张二页。《中国大事记》 ， 《东方杂志》 １９１７ 年第一号第十四卷， 第 ２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三、 十三、 廿三等晚， 泉州轮船到时， 急望收到上海寄来之票， 用特呈恳将邮政特别开工， 所补局员工值若干示知， 以便本公司商酌。 如合意则请于该三晚开工， 由本公司遵例补回局员工值。 倘开包未有上海票到， 亦由本公司遵照补足。 为此理合禀呈察核， 祗候批示。 此呈澳门总督大人麾下。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潘柏泉。①到了 １９２２ 年， 澳门签铺票承充饷银再次飙升， 仍与粤省的禁赌政策变动有关， 当时陈炯明主政的广东严厉禁赌。 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一问题， 此处不赘。其次是山票和白鸽票。 民国初期澳门山票和白鸽票变动相对比较剧烈， 承充时间较短， 谨将这一时期的澳门山票及白鸽票出投与承充详细情况列举如下：１９１２ 年 ５ 月至 １９１５ 年 ５ 月， 承充澳门山票、 白鸽票的公司名为大有公司 （Ｃｏｍｐａｎｈｉａ Ｔａｉ⁃ｉａｏ）。②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 澳门国课官通知： 因白鸽票、 山票承充人未遵守 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本衙门所订立合同之第二款及付款，故澳门督宪于本日批饬 将 该 合 同 注 销， 并 将 存 在 银 库 之 按 柜 银１２ ４ 万元归国家充公。③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将澳门、 氹仔、 路湾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招人承充。 一年为期， 自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１９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０７·①②③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７６１６， ＭＩＣ： Ａ０９８９，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通报》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号， 新闻纸第 １３６ 号， 第一页。 是年农历四月二十日，大有公司山票第 ２５ 会开彩， 此为山票开彩结果第一次在宪报上登载， 此后成为常例。《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第 ２２ 号； 另请参考本书附录二之四 《澳门大有山票公司开收山票章程 （民国初年） 》 。根据合同常例， 按柜银为每年承充赌饷 １ ／ ３ 推算， 该赌商每年投承饷额为 ３７２０００ 元。《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 第 １４ 号。 该年农历二月十三日， 大有公司山票第 １１６ 会开彩，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 第 １４ 号。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止， 投价以 １４ 万元为底。①１９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将澳门、 氹仔、 路湾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招人承充。 一年为期， 自 １９１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２２ 日止， 不限底价， 明喊出投， 押票银 １４０００ 元。② 新 承 充 公 司 仍 为 ＣｏｍｐａｎｈｉａＴａｉ⁃ｉａｏ， 是年农历五月初一日， 大有公司山票第一会开彩。③１９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澳门、 氹仔、 路湾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 招人承充， 其期以一年为满， 自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至 １９１７年 ５ 月 ２２ 日止， 所订出投章程共四款。 投价以 １２０２００ 元为底， 来投者用封固暗票出价。④ “闻投票者有十人， 最高之票是旧人所出价 ２１８４００ 元， 次票 １８６６３０ 元”。⑤ 承充赌商为林存安等人。⑥ 新承充公司名为 Ｔａｉ⁃ｉａｏ⁃ｃｏｎｇ⁃ｓｉ⁃ｈａｐ⁃ｑｕｉ （大有公司合记？）， 是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 该公司山票第一会开彩。⑦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澳门国课官波告示： 定于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三点， 在国课衙门大堂将澳门氹仔路湾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 以 ３７２０００ 元为底， 自 １９１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１９２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为期五年， 章程 １９ 条， 其中规定， 准承充人为开收该票在澳门氹仔路环设立若干铺厂任由承充人自定； 准承充人发给牌照以转卖白鸽票山票， 其照费及章程任承充人自行订定， 毋庸与政府商酌。⑧其后， 有商人余仲以每年缴交 ３７５０００ 元获得承充权。１９１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澳门、 氹仔、 路湾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１７·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第 １５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第 ２０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 第 ２５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第 ５２ 号。《澳门赌饷》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第一张三页， “香港新闻”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５３２２， ＭＩＣ： Ａ０９０１，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６ 年 ６ 月 ３ 日， 第 ２３ 号。 在该期宪报上， 大有公司加上 “ ｈａｐ⁃ｋｉ” （合记） 字样， 说明其中股权发生了变化。《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第 ４２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招人承充， 自 １９１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至本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不定底价。① 由于出投未成， 此后暂由大有公司合记 （Ｔａｉ⁃ｉａｏ⁃ｃｏｎｇ⁃ｓｉ⁃ｈａｐ⁃ｋｉ） 代办。②１９１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澳门、 氹仔、 路湾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 招人承充， 自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五年为期， 以 ３５ 万元为底价。③１９１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澳门、 氹仔、 路湾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 招人承充， 自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 五年为期， 以业户梁槐具禀所出之价 ２０ 万元为底， 明喊招人承充。④ 因无人竞投而停办两月以后， 澳门山票和白鸽票又重新有赌商承充， 每年缴交 ２０ 万元， 为期五年， 已被澳葡政府接受。⑤ 取代大有公司者名为 “Ｔａｉ⁃ｓｅｎｇ （大生公司？）”， 承充赌商为 Ｌｅｏｎｇ⁃ｖａｅ （梁槐）。⑥１９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以三年为期。 自本年 ７ 月 １６ 日起至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日止， 投价以 １２ 万元为底， 暗票出投。 承充赌商为富得 （Ｆｕ Ｔａｃ）与黄钧矩等人， 所设公司名为 “Ｔａｃ⁃ｌｉ” （大利公司？）。⑦１９２０ 年 ２ 月 １９ 日， 澳葡政府国课衙门布告， 将澳门、 氹仔、路环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以五年为期。 自本年 ３·２７·①②③④⑤⑥⑦《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 第 ２１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７ 年 ６ 月 ２ 日， 第 ２２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 第 ２１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 第 ３９ 号。“Ｍａｃａｏ Ｎｏｔｅｓ”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１７ － １１ － １４， ｐ ３《澳门政府宪报 》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第 ４８ 号；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０６１８９， ＭＩＣ：Ａ０９３８， ｐ １，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政府宪报 》 １９１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 第 ２４ 号；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０７８６２， ＭＩＣ：Ａ０９９６，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Ｔａｃ⁃ｌｉ” （大利公司？） 山票于该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第 １ 会开彩，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３ 日， 第 ３１ 号； 至 １９２０ 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三日， 大利公司共开彩 ８５ 会，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第 １６） 。又 《澳门山票白鸽票》 ： “前两日， 澳门政府开投山票白鸽票， 投得之价是 １８７９００元。 承充者三名， 皆无姓， 不知何许人也。 准于此数日内开办。 闻澳人颇怀猜疑，恐投买者不多云”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第一张三页， “香港新闻” 。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月 ４ 日起至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 ３ 日止， 投价以 １６８９００ 元为底， 暗票出投。 承充人照承充价格一年三份之一数交出担保， 合同章程共计１９ 款。① 因初次无人来投， 只好由旧公司代办一个月。 ３ 月 １２ 日，澳葡政府又出示重新招人承充， 不限底价， 押票银 １ 万元， 承充期限自 ４ 月 ５ 日起至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４ 日止， 是次共有十二票参加竞投。最终， Ｗｏｎｇ⁃ｌａｉ Ｋｏｎｇｓｉ （公司） 获得山票、 白鸽票承充权， 每年缴交 １２ 万元， 合同为五年期限。② 最后实际承办的公司名为 “澳门富源山票、 白鸽票公司”， 系高可宁与黄孔山、 潘伯 〔柏〕 泉等人合股。 承充日期自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③ 其负责山票开彩的公司名为 Ｖａｎｇ Ｆａｔ， 至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共开彩 ２４３ 会。④富源公司 承 充 期 满 后， 因 无 人 接 手 承 充， 此 后 由 “ Ｆｕ⁃ｓｅｎｇ（富成山票公司）” 暂时代办， 并别出心裁开设出名为 “ Ｌｉｎ⁃ｖａｎ⁃ｃｈａｋ （连环册）” 的新式山票， 承办到 １２ 月 ３１ 日。⑤１９２５ 年 ８ 月 ４ 日， 澳葡政府国课衙门布告： 兹定于 １９２５ 年 ９月 ８ 日， 将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其期限自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 ８ 日起至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投价以１７３０００ 元为底， 暗票出投。 合同章程共计 １９ 款。⑥·３７·①②③④⑤⑥《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 第 ８ 号。《澳门政 府 宪 报 》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第 １２ 号； “ Ｍａｃａｏ Ｏｐｉｕｍ ａｎｄ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 ，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１８８４ － １９４２ ） ， ２７ Ａｐｒｉｌ１９２０， ｐ ２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 另，《澳门富源公司启事》 ， 启者： 本公司自庚申年 （１９２０ 年） 承办澳门氹仔路环白鸽票生意， 兹已期满， 清算数目， 其各股本利分别派还。 请各股友协同原日股份收据，到本公司按数收回可也。 此布。 澳门富源公司谨启， 乙丑年六月二十一日。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 第 ３３ 号。Ｖａｎｇ Ｆａｔ 公司山票于该年农历三月初七日第一会开彩， 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０年 ５ 月 １ 日， 第 １８ 号； 最后一会于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开彩， 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第 １６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 ９ 日， 第 １９ 号；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２ 日， 第 １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 ８ 日， 第 ３２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１９２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 澳葡政府国课衙门布告： 兹定于 １９２５ 年１０ 月 １２ 日， 将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其期限自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起至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不限底价明喊出投， 押票银为 ８０００ 元。①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 澳葡政府国课衙门布告： 兹定于 １９２５ 年１２ 月 １０ 日， 将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三年为期， 其期限自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日止， 不限底价明喊出投， 押票银 ８０００ 元。 同时声明 “仍有察看便宜准否承充之权”， “开投后， 如有仍不准来投之人承充， 则政府即饬将该生意暂行停办， 但停办仍不过三十日为限”。② 取代富成的新承充公司名为振成公司 （Ｃｈａｎ⁃ｓｅｎｇ）。③山票在澳门中式博彩承充专营的历史上并不长， 其与白鸽票合并承充在民国前仅仅一次而已。 该合同于 １９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订立， 五年为期，至 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期满。 １９１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原承充人将该生意转给了清末民初的著名赌商萧登。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澳葡政府布告， 兹定于１１ 月 ２５ 日即华十月初五日， 将民国时期澳门第一届山票和白鸽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五年为期， 自 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起至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止，押票银 ３ 万元， 承充底价为 ２５ 万元。④ 澳葡政府同时还特别订立了 《承充澳门氹仔路湾白鸽票及山票生意实合同之章程》。 该章程对承充期限·４７·①②③④《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第 ３７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第 ４６ 号。 “如有仍不准来投之人承充” ， 此语耐人寻味。 表明此前的承充赌商或有作弊等违规行为而受到澳葡政府的惩罚。《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第 ３ 号。 “ Ｃｈａｎ⁃ｓｅｎｇ （振成） ” 公司的山票第 １会开彩日期为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 又，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 第 ３ 号，“启者： 本公司前承充大西洋澳门山票白鸽票生意， 现经期满结束。 至历会山票谢教、 白鸽票式及各带家津贴银两等项一律派清。 至在外赊取货项， 亦一概找讫， 并无拖欠。 今登报声明， 自后如有在外间赊取货物者， 一概归经手人追问， 与本公司无涉。 此布。 戊辰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振成公司启”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第 ４２ 号。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内的白鸽票和山票生意做了细致的规定， 包括如何开彩之类。① 是届山票白鸽票生意是在清末广东禁赌之后开投的， 故而承充价码较高。１９１５ 年 ５ 月， 因粤省山票跟着也弛禁了， 澳门赌商受到冲击不得不中途退办， 合同废止。 至于 １９１７ 年的山票与白鸽票承充赌饷剧增， 与前述铺票遇到的情形近似， 也是建立在对粤省禁赌的错误预期之上， 结果１９１７ 年 ５ 月合同被取消。 适当其时， “澳门彩票” 也受到牵累， 不堪重负， 总代售澳门仁慈堂彩票 （即 “澳门彩票”） 生意的万利公司， 原定经营五年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期满）， 因无力维持， 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司理人蔡康向仁慈堂管理人呈请退办， 并声明下月中旬的开彩为最后一次。② 可见澳门博彩业的局面不容乐观， 并且， 澳门经济大环境亦呈现每况愈下之势。 据 １９１８ 年 ３ 月拱北关税务司李蔚良所呈的海关报告云： “窃查本口贸易情形， 本年盗患仍未稍平， 已于商务大有窒碍； 况欧洲既有战务， 国中又南北纷争， 影响所及， 无怪生意多所梗阻， 税课亦因之短征。 闻贸易锐减之故， 由于澳门番摊赌馆停闭甚多。 盖本年业此者由二十四间减至八间， 因此澳地居民亦少数千， 商业遂有一落千丈之势”，“澳门侨民人数递减， 即现在居留者亦景况不佳”。③ 山票和白鸽票生意，主要依赖澳门本地民众购买或来澳暂居的游客帮衬， 与澳门经济发展形势、居住人口规模增长互相关联。 因而长期处于颓势， 一点也不令人奇怪。总体而言， 民国前期的澳门的山票白鸽票生意起起落落， 承充饷银大致为一二十万元， 在各种中式博彩中是最低的。 诸多承充公司之中，尤以高可宁与黄孔山、 潘柏泉等人合股开设的澳门富源山票白鸽票公司， 办理得相对比较成功。·５７·①②③《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第 ４８ 号。“Ｔｈｅ Ｍａｃａｏ Ｌｏｔｔｅｒ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１６ － １１ － ３０， ｐ ２； 《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第 ３ 号。 万利公司司理人为蔡康， 又名蔡学鹏， 生平不详， 于１９２２ 年 ８ 月间过世， 时为澳门协和成合记鱼务公行总理。 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第 ４４ 号；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２ 年 ９ 月 ９ 日， 第 ３６ 号。《中华民国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１９１８ 年） 》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３１４ ～ ３１５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这里要特别提及民国初年的澳门赌王——— “克绍箕裘” 的卢廉若，继承其父卢九的衣钵， 称雄于一时。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５ 年承充山票、 白鸽票生意的赌商应为卢廉若。 据熟悉澳门掌故的金英杰说， 卢廉若曾借办报宣传彩票。 １９１３ 年澳门公开竞投新一期的彩票专营， 澳门大亨卢廉若以“年承饷 ３０ 万银圆” 成功投得。 当时粤省和香港仍是在法律上禁止博彩，不允许澳门的彩票在两地公开发行； 而澳门的彩票却一向是以粤港为最主要市场的。 卢廉若的师爷李岩这时献上两策： 一是发动蜑家妇女带山铺票往内地和香港， 付给 “水脚费”； 二是办一份报纸， 以刊载 “山铺票经” 为主要内容， 利用粤港都尊崇 “新闻自由”， 将报纸运往内地和香港发售， 扩大澳门彩票的影响。 卢廉若拍手称好并立即部署施行。 于是有１９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澳门通报》 的创刊。 卢廉若还重金聘请当时港澳著名的“彩票专家” 王惺岸， 在报上开 “山铺票经” 专栏， 宣传澳门的彩票。①澳门的山铺票以粤港为主要销售场所。 清末粤省禁赌之后， 《香山旬报》 报道： “试观近日来澳门之山票铺票， 其流入吾粤内地者， 几于触目皆是， 此非由澳门赌博输贯而来耶？ 而吾粤赌徒， 公然揽权， 明目张胆， 绝无干涉之者， 然则澳票之在内地销流， 则无权以禁止之， 而赌博之远在澳门者， 则欲起而干涉之， 恐亦徒托空言矣。”② 报纸中的广告对于山票、 铺票等彩票的销售， 能够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清末广东官方的确有过禁止本地报纸登载澳门山票广告的事情。③ 并且， 金英杰·６７·①②③金丰居士： 《 〈澳门通报〉 社址， 贪狼吉星宜高大》 ， 香港 《新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第 Ｍ０２ 版。《论欲禁澳门赌博当先禁绝内地私赌始》， 《香山旬报》 第 １１２ 期， 辛亥闰六月廿八日。Ｒｉｖａｌ Ｌｏｔｔｅ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０８ － １０ － ２４， ｐ ３９０； 此事指 “刊澳门山票广告案” ， 《刊澳门山票广告案将了结》 ： “各报因登刊澳门大利山票公司告白， 被绍荣公司控告， 由善后局移文巡警道， 谕饬各报停刊。 各报馆以刊登此项告白， 并无不合， 因联同各报记者往警署谈判， 致与陈伯侯科长小有冲突。 事后王道以科长办理不善， 饬令嗣后凡有关报馆事件不由其批发， 俱由谈海课长办理。 至大利公司告白一事， 则札饬绍荣公司在外调停妥办。 现该公司已托人向各报调处， 亦经承认赔偿损失， 将澳门告白地位移登该公司告白， 彼此和平了结云” 。 《香港华字日报》１９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第四版， “广东新闻” 。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所云 １９１３ 年承充及饷银 ３０ 万元， 比较接近第一届澳门山票、 白鸽票承充饷３７２０００ 元， 且开办日期为 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情况大体相符。 如果上述说法无误的话， 加上前述卢廉若又以广利公司之名承办了广东山铺票， 则粤澳两地的山铺票生意， 实际上掌控于卢廉若一人之手。 并且， １９２０ 年澳门富源山票白鸽票公司中的承充赌商之一潘柏泉， 为卢氏之女婿。① 所以说直至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 报章上仍有 “山票公司卢廉若” 之类的报道， 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② 种种迹象表明， 卢廉若长期掌控着澳门中式彩票，因而才会花大资本开办 《澳门通报》 来做宣传。 职是之故， 在粤澳两地博彩业均有染指的卢廉若， 大可视之为民初的一代澳门 “赌王”。广东开赌后， 澳门博彩业从此步入危机动荡的时期。 其后的澳门铺票、山票和白鸽票承充， 一蹶不振， 饷银均出现大幅下降。 广东的山铺票变换名目弛禁以后， 一直到 １９３６ 年， 几乎从未禁止过， 对澳门的山铺票承充影响巨大。 在 澳 门 博 彩 业 发 展 历 史 上， 这 是 应 当 注 意 的 事。 到 了１９３４ 年， 澳葡政府不得不对铺票、 山票和白鸽票进行了改革， 将这三种中式彩票合并， 一起招人承充专营， 以增强与粤省赌商抗衡的竞争能力， 并由此开创了澳门博彩业一个新的发展历史时期。第四节　 鸦片取代博彩与澳门博彩业的日渐弱化　 　 　 　 ———赌城变身国际鸦片走私中心（一） 清末民初的澳门鸦片业晚清时郑观应写了一首 《澳门感事》 诗， 对澳门经济社会情形做·７７·①②潘伯泉， 又作潘伯荃， 即潘毓华， 其亲笔签名为潘柏泉。 曾任 １９２０ 年澳门商会值理，１９４８ 年时为镜湖医院值理。 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 第 １３ 号； 《中央银行驻港代表余英杰委托澳门经济局长罗保私购黄金案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 ， 澳门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 全宗号 ３５Ｊ － １７４ ／ 案卷号 ３ （２） ／ 盘号 １３４１ ／ 影像号 ２９０。《澳商对解决罢工之集议》 ： “澳门商会以解决罢工声浪日高， 特召集各商家会议， 拟派代表加入港代表讨论罢工。 计到会者有： 下环街裕成公司郭淡云、 李次重、 马葆全， 行安泰杜云轩、 杜祥， 海傍元亨益蔡苓， 大街致祥银号黄豫樵、 黄钧矩， 宝行号龙宋侪， 永裕号郑子坚， 铺票公司许祥， 番摊公司高可宁， 山票公司卢廉若等数十人”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第二页， “香港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了很好的概括， 其中提及了澳门的鸦片生意： “商务鱼栏与鸦片， 饷源以赌为大宗。” １８９９ 年， 法国一位攻读历史和地理的师范大学学生维沃勒尔斯 （Ｇ Ｗｅｕｌｅｒｓｓｅ） 获旅行奖学金来到澳门， 并在他的著作 《古老中国及其资料》 中记录了那时他所见到的澳门情况， 鸦片厂是澳门的几大厂家 之 一， 也 是 澳 门 的 财 富 之 一， 每 年 至 少 为 澳 葡 政 府 赢 得１７８０００ 皮阿斯特。 全厂有 ３００ 工人从事鸦片的生产， 拥有一架全澳门唯一的蒸汽泵。 鸦片装在椰子壳颜色的粗瓷罐里从印度运来。 每只用沥青涂抹并用厚布包着的箱子装着用草席隔开的三层瓷罐， 每层的瓷罐又分别用木屑填塞， 用软木固定。 人们把瓷罐一只一只的取出， 又一只只的过秤。 澳门的鸦片享有盛誉， 大量出口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 这是本殖民地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 也是盈利丰厚的产业之一； 一小盒鸦片在澳门只值 ６ 皮阿斯特， 而在旧金山却是澳门的三倍。①的确， 在晚清时期， 澳门财政的饷源主要为烟赌两项。 然而， 我们在查看鸦片饷项时， 发现承充价码很低， 常常禁不住会有疑问， 这怎么能和赌饷相提并论呢？ 比如， 陈厚贤、 陈厚能李凤池、 施鹄臣、 陈诒光等华商在 １８９３ 年获得的 １０ 年期澳门、 氹仔、 过路湾煮卖洋药合同， 每年规银只有 １３ 万元。② 其后至 １９０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陈厚贤及李凤池、 施兆荣、 施鹄臣、 陈诒光等人， 又投得承充煮鸦片烟并将熟膏在澳门、 氹仔、 过路湾发卖及出口生意权利， 承充以 ９ 年零 １０ 个月为期。 自 １９０３年 ９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承充之价为每年 ３３４０００ 元， 每元七二兑， 分 １２ 个月上期缴纳。③ 虽然承充价码有所提高， 然而仍不能与赌饷一较高下。 究其实， 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 即鸦片的进口与出口尚需缴纳税饷， 这一点， 下面还会谈到。·８７·①②③〔葡〕 布朗科 （Ｆｅｒｎａｄｏ Ｃａｓｔｅｌｏ Ｂｒａｎｃｏ） ： 《１９ 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 ， 《文化杂志》１９９７ 年总第 ３２ 期。ＣＯＴＡ： ＡＨ ／ Ｆ ／ ４２４， ＭＩＣ： Ａ０５８６ － ５８７，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澳门政府宪报》１８９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第 １０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第 ２０ 号。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在晚清时期， 澳门鸦片承充专营生意主要掌控在陈六家族手中， 前后几近三十年。 因此， 谈到民国时期的澳门鸦片承充专营情况， 首先从陈六之子陈厚贤等人承充专营鸦片的 “三宏公司” 开始。 三宏公司除了鸦片之外， 还代理永济轮船业务等多项经营。 但是， １９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日， 承充合同尚未满期， 澳门三宏烟饷公司宣布歇业， 按饷 １０ 万元充公。 据悉， 因洋药熟膏向来由澳门运往美国旧金山， 历有年数， 该处自４ 月 １ 日起严禁吸食。 ２ 月 ２３ 日， 公司最后一次将熟膏运往旧金山， 此后该公司生意遽少 ７０％ ， 以致无法坚持与澳葡政府所订立之合同。①旧承充鸦片烟生意合同销废后， 澳葡政府随即发布告示， 自 ５ 月 １日起， 该生意暂由澳葡政府自理， 仍在旧呞咑屋内及各领牌之铺店内，归国家自煮自卖， 而由大恒公司华商萧登 （即萧瀛洲） 专代国家办理煮卖。 凡在澳门、 氹仔、 路环地方， 无论何人如非领有国家准照者， 严禁私煮私卖。② 其后， 萧登退办， 改由大西洋银行买办澳门华商叶干周接充， 每月纳饷 １１０００ 元， 先行试办数月， 取名惠泰公司。③ １９１０ 年 ４·９７·①②③《宣统元年拱北口岸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 第 ２６３ 页。 《拟查封承充烟饷者之物业》 ： “澳门三宏鸦片公司因政府不允减饷， 故于西四月一号停办。 葡政府以其不遵合同交纳规饷， 即将十一余万之按柜银充公。 闻拟将东主陈某之物业一概查封， 连铺底家私物业， 约值三十余万金。 查该公司之合同以十年为期， 尚有五年余始满期， 每年应纳饷银三十万数千元。”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 “香港新闻”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第 ２０ 号。 另据 《香山旬报》 报道： “澳门葡官，因承葡政府训令， 于昨礼拜二日径将澳门烟码强取自办一事， 澳中之人， 因此议论纷纷。 查该码商原为人和公司， 曾立合约每月缴饷三万元与澳政府。 澳门鸦片多系运往美国旧金山大埠， 美国近忽立例， 将烟禁止入境， 至是澳烟不能前往。 该饷商逼得报知澳门政府， 不能照原议合约每月缴饷三万元， 只愿每年缴银八万元而已。查原订合约内， 有一款系由饷商贮按柜银十万元， 另每月缴交饷银若不照约而行，则将按柜银充公。 澳门总督得悉饷商之实情， 遂将美国禁烟情由， 电禀葡京政府，指明饷商不能遵照原订合约而行， 可否另订别约办理。 迨后葡京复电， 谓必须遵照原约而行。 至是澳督又复再电葡政府， 解说情形之难， 饷商生意已尽失去。 为时已久， 葡京并无回音。 故昨礼拜二日， 澳督逼得遵依原约， 强将烟码接办。 惟外间传说， 该码虽由澳督辖， 乃由一华商承办云。” 《有意承澳门烟码者请看 （澳门） 》 ，《香山旬报》 第 ２４ 期， 己酉 （１９０９ 年） 四月初一日。《叶干周承办澳门鸦片》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香港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月， 叶干周破产而遭到羁押， 鸦片买卖又由澳葡政府收回自办。① 至１９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 澳门再次招人承充鸦片烟饷。 当时投票有六人： 第一票吴广、 马池龙， １４８７５０ 元； 第二票李世桂、 萧瀛洲， １３９５００ 元；第三票杨梅宾， １３６５００ 元； 第四票卢廉若， １２９５００ 元； 第五票李镜荃，１１８５００ 元； 第六票桂友， １１５５００ 元。 吴广、 马池龙 （按即马持隆， 字坚伯， 香港东华三院 １９２４ 年主席） 出价最高， 获得了承充权， 承充期限为三年。 每年限销烟不得过 ２８００ 箱， 并且烟价不能贵过香港之熟膏。二人系新宁人， 在香港营业， 共合本银八万元。 租旧日公栈地位前半座开办。② 由马持隆主持的香港公司此届鸦片承充获利不少。 １９１３ 年 ４月 １８ 日， 《 澳门政府宪报》 一则通知称： 鸦片烟膏生意承充人禀求将其承充期限展长两年， 属务大臣批不准行。③ 承充人有利可图， 才会希望延长承充期， 而澳葡政府打算按期再次出投， 是想获得更高的承充饷银。（二） 鸦片取代博彩， 占据澳门财政主导地位澳门鸦片承充专营情况的巨变发生在 １９１３ 年。 在 《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１年拱北关十年报告》 中有详细说明， 其中提到了两个协议的签订， 与澳门鸦片贸易关系密切：按照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签署的英中协议规定： 外国鸦片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及鸦片在中国的合法种植将于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停止。 依照这一协议， 鸦片贸易就走向末路了； 这项贸易曾一度是拱北关税收的主要来源。 １９１２ 年， 鸦片的进口量减少了一大半； １９１３ 年，·０８·①②③《叶干周被押之与烟饷关涉》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香港新闻” 。《澳门承充鸦片饷码述闻》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 “香港新闻” ； 《中国海关十年报告 （１９０２ ～ １９１１） 选译》 ，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资料》 总第 １１１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１２９ 页。《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第 １５ 号。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进口量再次减半， 而此时的价格却提高了一倍。 １９１４ 年只进口了５１ 箱鸦片。 而 １９１５ 年的进口量仅为 １０ 担。 从那年以后， 就没有任何种 类 的 鸦 片 从 拱 北 关 通 过 了。 与 此 同 时， 葡 萄 牙 和 英 国 于１９１３ 年达成一项协议， 该协议用以制约香港和澳门两个殖民地的鸦片垄断企业。 依照协议， 澳门的鸦片垄断企业每年可进口 ５００ 箱印度生鸦片， 其中 ２６０ 箱熬熟后 “在本地消费”， 还有 ２４０ 箱出口“国外”， 运往那些不禁止鸦片进口的地区。 现在， 本关管理鸦片贸易的工作只限于在 《每日鸦片记录簿》 上记载澳门鸦片监督提供的细节， 诸如鸦片如何进口， 如何在熬浓后用于 “本地消费”以及如何出口 “国外”。 从该监督提供的细节来看， 鸦片贸易显然是严格、 准确地依照上述限额进行的； 所报知的出口地仅有墨西哥和智利两处。①为顾全及响应清政府的禁烟政策，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 中英签订 《禁烟条约》， 同意在中国禁烟确有成效时停止对华鸦片输入。 这导致进口鸦片价值飞涨， 在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时， 有照之公班土完清税厘、 贴有印花、以备运入中国者， 在澳门估发之价， 每箱约值洋银 ３６００ 元。 迨至年终，涨至两倍， 然仍有加无已。 由于英国的代理机构垄断了从印度到波斯的优质鸦片的来源， 经过漫长的谈判， １９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英葡两国签订港澳两地鸦片承充专营条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ｏ）。 其中规定， 限制无照之洋药运进香港、 澳门， 以供承充鸦片公司之用。 澳门公司购入土销者， 每年不得过２６０ 箱； 其煮成熟膏， 运往无禁区域者， 每年以 ２４０ 箱为限。 倘无禁之区奉有官长命令， 准于限外加多， 则不在此例。② 根据该协议， 澳门实·１８·①②《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１ 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９７ ～ ９８ 页。《中华民国二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１９１３ 年） 》 ， 载拱北海关志编辑委员会编《拱北关史料集》 ， 拱北海关印刷出版， １９９８， 第 １３４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质上从垄断印度鸦片贸易的英国人手中获取了进口特权。 另一方面， 粤省于反正之初， 禁烟章程未暇执行， 几成具文， 自 １９１３ 年春间开始实力禁烟， 并 “逐渐 严 厉 进 行， 进 口 洋 药 异 常 减 少”， “ 将 达 最 低 之点”。① 这些变化， 无疑皆是澳门鸦片承充专营生意的利好消息。至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澳门鸦片公司合同即届满。 为此， ７ 月 １６日， 澳葡政府重新招人投充， 以五年为期， 至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止， 底价每年洋银 ４６ 万元。 此数较旧日合同已加三倍， 并不计及新订章程有限制洋药运进一节。 承充人获得专营权后须缴交一年承充金额的三分之一作为担保金。 每年允许进口 ５００ 箱印度鸦片， 或从香港以及其他地方的有准照之鸦片， 但入口须交给澳葡政府每箱 ９００ 元进口税。 当日投票请承者共 １９ 人。② 据报道， 此次澳门鸦片烟出投， 是澳门自开投承充公司以来， 存押票银最巨的一次。 因此， “在观者亦不下二百余人， 葡政府见人多拥挤， 即加派警兵十二名， 携枪保护。” 最后 “周胜、 萧元二人出价 １０５６６６６ 元投得， 二名周子南、 谢家保出价 ９６ 万元， 三名谭满和出价为 ９５９０００ 元”。③ 这一价码是上一届承充饷银的近七倍， 而这一届承充商获利之多， 更是惊人耳目。 周胜、 萧元二人为 “十友堂”中人，④ 设立的公司名为 “有成公司”， 所集资本为 ６０ 万元。 至 ５ 年期·２８·①②③④《中华民国元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中华民国 ２ 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 载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 粤海关报告汇集》 ，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５３７、 ５４１、 ５５１ 页。《中华民国二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１９１３ 年） 》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２８７ ～ ２８８ 页； “Ｏｐｉｕｍ ｉｎ Ｍａｃａ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２４ Ｊｕｌｙ １９１３， ｐ １０《承烟饷续闻》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 “香港新闻” 。十友分别为高可宁、 庞伟庭、 梅炜唐、 黎润生、 梁裕简、 黄孔山、 周仲朋、 梁子光、莫晴光和黄耀初。 做鸦片生意的高可宁在 １９１５ 年加入了葡萄牙籍。 “澳门按察司书吏事罢： 为通知事， 案据华商高可宁即高富顺， 有妻， 已冠， 居澳做鸦片烟生意。今来署禀请表明， 伊系光绪五年正月十九日即西 １８７９ 年 ２ 月 ９ 号在旧和隆坊出世，乃向住澳门贸易已故高茂生及孔氏之亲生子， 并未当过中国及别国差事， 故到案表明伊自幼至今并无不愿入西洋籍等情。 ……西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号。 按察司苏画行。”《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第 １０ 号。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满， 共盈利 １０２７９０００ 元， 其中后来成为澳门赌王的高可宁从中获利２７０５００ 元。 借此本钱， 高可宁事业从此蒸蒸日上， 一跃成为澳门赌国中的 “大佬” 级人物。① 此后， 以高可宁为首的 “十友堂” 有成公司，一直没有离开过澳门的鸦片承充生意。以六十万之本钱而获利千万， 利润之高， 让人咂舌， 亦惹人艳羡不已。 因此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民国时期澳门第二届鸦片出投时， 竞争更为激 烈。 承 充 期 限 为 五 年， 参 与 竞 标 的 共 有 １９ 人， 出 价 最 低 为２４３４０００ 元。 最后， “大成公司 （ Ｔａｉ Ｓｅｎｇ Ｃｏ ）” 以年饷 ６６７６０００ 元获得， 亦即是五年总计缴交饷银 ３３３８ 万元。② 简直骇人听闻， 让人难以置信。 此为澳门承充专营制度实施以来， 承充饷码最高的， 直到晚近，才由何鸿燊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将其超越。 不料， 因销路不畅， 大成公司请求减饷，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经葡京核准减少饷项 ８３４５００ 百元，然每年仍须缴纳 ５８４１５００ 元。③ 由于包税人付不起这笔钱， 到 １９２０ 年 ３月 ３１ 日合同被取消， 政府没收了 ２２２５０００ 元的保证金。 其后， 澳葡政府出投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７ 月 ３１ 日的四个月的承充专营权， 三家公司·３８·①②③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７ 页。 有成公司获致暴利， 由粤海关报告可见其中之一斑。 例如， １９１７ 年， “ （洋药） 进口虽少，惟省城及内地， 均可暗中购买熟膏， 系由香港澳门私运来省， 走私之人， 获利甚丰。又因时局纠纷， 是以禁烟办法， 窒碍进行， 尚未切实办理也。” １９１８ 年， “本年并无洋药报运进口， 实为开埠以来， 历史上初见之事。 此项洋药贸易， 现经奉禁， 故无税收可记。 惟是禁运洋药之后， 尚有多种机巧诡计， 将洋药分装小件， 私运来省，源源不绝， 而以澳门承揽洋药商人偷运进口者为尤多。 岂知西历 １９１２ 年海牙禁烟会议， 葡国亦在其列。 按承揽洋药商人， 岁缴巨款与澳门政府， 遂得专利。 但其实并非特准该商偷运大帮禁品， 输入中国境土。 查澳门一埠， 行销洋药若干， 人所共知，若能从严取缔， 亦不难使该商俯首就范。 惟此事须俟世界各国， 不准作害人图利之贸易， 此种主义， 公同认可， 方能有济， 否则由澳门私运洋药来省， 苟欲制止， 尚少机会， 无甚效力。” 《中华民国 ６ 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 《中华民国 ７ 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 载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 粤海关报告汇集》 ， 第 ６０９、 ６１７ ～ ６１８ 页。“Ｍａｃａｏｓ Ｏｐｉｕｍ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９１７ － １２ － ０６， ｐ ４《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１ 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亦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９８ ～ ９９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竞争， 最终大成公司 （ Ｔａｉ Ｓｅｎｇ） 以 ８７４０００ 元再次获得。① 期满之后，新一届鸦片专营招人承充， 又有 “利成公司 （ Ｌｅｅ Ｓｉｎｇ Ｃｏ ）” 以 ３９５万元价码获得， 其期自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１ 日开始至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②利成公司的东主为利雁， 其代理人为商人冯作霖。③ 据 《同善堂征信录》 记载， 在民国癸亥十二年阖澳公推利成公司的利希慎为总理，④ 可见利成公司的东主利雁即是利希慎。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 利成公司 “因肩饷过巨， 将有入不敷出之虞”， 特具禀澳葡政府 “请求减饷九十万元， 以免亏折”。 ⑤允准与否， 不得而知。１９２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上 午 十 一 时， 澳 门 鸦 片 专 营 历 史 上 的 最 后 一届——— “澳门氹仔路环煮熟鸦片烟发售及出口生意” 公开招人承充。以三年为期， 不限底价， 押票银 ４０ 万元。 是日投票共四条： 利成公司每年认饷 １８２ 万元， 裕成公司每年 １７９ 万元， 志成公司每年 １６６ 万元，林俞每年 １５６ 万元。 随将利成公司之票作底价， 当众明投， 最终由裕成公司加至 ２１６４０００ 元投得。⑥ 这个裕成公司系由高可宁与利希慎等人合股组成。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英葡关于英属印度鸦片输入澳门之十年条·４８·①②③④⑤⑥《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１ 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第 ９８ ～ ９９ 页； “Ｍａｃａｏ Ｏｐｉｕｍ ａｎｄ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 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１８８４ －１９４２）， ２７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２０， ｐ 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Ｏｐｉｕ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ｐｉｕｍ， Ｐｅｋｉｎｇ， １９２２，ｐ １１２ 另据新加坡英文报刊报道投标者有三家， 最后获得承充权的是 “ Ｔａｉ ＳｅｎｇＫｏｎｇ Ｓｉ” ， 即上届的大成公司， “Ｍａｃａｏ Ｏｐｉｕｍ ａｎｄ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 ，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１８８４ － １９４２） ， ２７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２０， ｐ ２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澳门华民诉讼署布告： “商人冯作霖， 乃系充澳门氹仔路环煮卖鸦片烟生意利成公司独一东主利雁之代理人， 来署控告现居广州范槐廷商事案。” 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第 ４４ 号） 。 冯作霖， 澳门中华总商会第十届副总理 （１９２２ 年） 、 第 １２ 届总理 （１９２４ 年） ， １９２７ 年度镜湖医院主席。 后曾任省港澳同安轮船公司总经理。 有二子冯莹基、 冯莹璋， 一女冯德馨。 参见 《已故航业界闻人冯作霖之夫人洪惠芳女士昨病逝》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 ３ 日， 第八版。《澳门同善堂庚辰年征信录》 ， 澳门新马路桔仔街文新印务公司承印， 民国二十九年，第 １７ｂ 页。《澳门鸦片公司求减饷》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香港新闻” 。《澳门开投承充烟码》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香港新闻” ； 《澳门开投承烟饷情形》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香港新闻” 。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约到期， 澳门失去印度鸦片的来源。 高可宁等人通过与广州湾陈学谈的“嘉会庄” 进货， 再次构建出新的运营网络。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召开的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上， 葡萄牙政府承诺对澳门的洋药贸易施行严厉的监察。 １９２６ 年， 英国、 葡萄牙等国批准了 《海牙禁烟公约》。 １９２７ 年， 当澳门鸦片承充专卖期满后，澳葡政府就于 ７ 月 １ 日将澳门制造药膏及专卖各事自行管理， 采取各种方法， 以杜私运， “盖欲尽责于国际联合会也”。① 澳葡政府不再将鸦片明目张胆地出投招人承充了， 而是改为 “澳门政府特许吸食， 其在政府组织系统中， 特有 Ａｄｍｉｎｓｔｒａçãｏ ｄｏ ｏｐｉｏ （即鸦片管理局） 之设。 在火船头司打口公开设立 ‘烟膏配制场’ 及 ‘鸦片专卖局’”，② 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 掩人耳目而已。 其后， 高可宁依然深深涉足其中，获益匪浅。 比如他一直是广州湾的陈学谈 “三有公司” （即前述嘉会庄·５８·①②澳门立法证书第 ３６ 号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澳葡总督巴波沙 （ Ａｒｔｕｒ Ｔａｍａｇｎｉｎｉ ＳｏｕｓａＢａｒｂｏｓａ） 签发 《鸦片烟总章程》 ， 共 ９ 章 ５１ 款。 主要内容： 鸦片烟入口制造、 售卖、分配等事系属政府专办事业， 由消费督办直接监督及管理之； 澳门政府所用之烟土系按照鸦片烟特别章程之规定者方准入口； 凡运往别国烟土经过澳门或在澳门过船者可以入口， 但须由该购烟之国家出具证书， 保证该项烟土绝不作为违例之用； 澳门政府运来之烟土系为鸦片管理局所用者， 应入消费税督办处按照规定手续办理；决实禁止烟土出口； 在澳门属地制造鸦片烟乃系政府专有之权， 所有一切工业上事务均归鸦片管理局办理， 由消费税督办按照章程监督之； 凡过制烟膏之售卖及分配事宜由鸦片管理局按照章程直接办理； 以及烟馆、 搜查、 拘拿、 刑罚等规定。 参见１９３３ 年 《澳门年鉴》 ， 第 １０９ ～ １２４ 页； 《拱北关民国十六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 ，载拱北海关志编辑委员会编 《拱北关史料集》 ， 第 １９４ 页； 〔美〕 威罗俾 （Ｗｅｓｔｅｌ Ｗ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 ： 《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王绍坊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６８１ ～ ６８８ 页。何大章、 缪鸿基： 《澳门地理》 ，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出版， １９４６， 第 ６７ 页； 另据 １９２２年澳门惨案亲历者陈卓莹回忆：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知道， 只靠武力是屈服不了中国人民的。 就想出了软硬兼施和对当地居民进行毒化政策， 企图使澳门人民甘作顺民。葡萄牙殖民政府在澳门先后设立了一个公栈， 其后改名作 ‘经济局 ’ 的机构， 批‘商’ 专卖鸦片。 这些所谓 ‘公烟’ ， 就是由 ‘公栈’ 私运烟土回来， 制成烟膏公开发售。 同时鼓励开设 ‘谈话室’ ， 允许公开吸毒。 这些零售 ‘公烟’ 和 ‘谈话室’越开越多， 到处都有。 ……经过葡萄牙殖民政府对澳门人民毒化政策的 ‘苦心经营’ ， 从此澳门就成为一个乌烟瘴气、 堕落腐化的 ‘销金窝 ’ 。” 陈卓莹 （ １９６１ 年撰） ： 《澳门惨案》 ， 载李齐念主编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华侨宗教类） 》 （第 １０辑） ，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３２ ～ ３３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１９２８ 年后演变而来的） 的投资者和重要股东之一。①从上述澳门鸦片承充专营情况来看， 所缴饷银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特别是在 １９２４ 年日内瓦禁烟大会之后， 迫于国际与中国内地舆论的压力， 澳葡政府不得不有所措施， 稍为收敛以遮人耳目。 面对澳门这一巨额财源出现的问题， 葡萄牙国内的一份报纸对此做了一番评论， 不啻为对鸦片在澳门财政中重要性的最好说明：澳门鸦片收入迭年递减， 而允准英属印度鸦片输入澳门之条约已于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到期， 此后鸦片收入之有减无增， 自不待言。 １９１８年鸦片项下收入岁约 ７０００ 万彼担驾 （澳门钱）， 至 １９１９ 年则降为６０００ 万彼担驾， １９２０ 年则 ４０００ 万余矣。 而近年来因私贩品之陆续输入澳门， 鸦片项下则仅 ２０００ 万彼担驾， 澳门预算表之出入不能平衡， 相距悬殊， 欲谋其他事业之改良， 则势所不能， 此项经济上之损失与澳门行政实有巨大之窒碍。 葡国并非不愿禁止鸦片， 惟禁止鸦片须取逐渐办法。 即以澳门而论， 禁止鸦片非十二年后势难禁绝，而今则其他各国厉行种植鸦片不加禁止， 从中渔利， 我人试参观与鸦片有关系各国之预算表， 其出入不敷之数， 莫不以鸦片项下收入为抵补， 是以各国在日来弗会议不愿有正式谴责施用鸦片之论调，因与其经济上有极大之损失也。 中国为在联合会中主张严禁之国，惟其国内诸省遍植罂粟， 其产额每年不下二十万吨， 鸦片捐税往往为内乱导火线。 北京万国联合委员会秘书长最近之报告中谓， 中国种植罂粟各地均有增无减， 中政府虽有命令禁止， 而各省种植如故，毫无效力。 种植罂粟最盛之区， 莫如云南、 贵州、 四川、 福建、 广·６８·① 钟侠： 《法帝国主义在广州湾豢养的陈学谈》，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１９６４ 年第 １４ 辑， 第 １４ ～ １５ 页； 又， １９１８ 年港督梅含理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ｅｎｒｙ Ｍａｙ） 在备忘录中称： 澳门包税区鸦片质量有口皆碑。 如果没有精制鸦片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每两 １２ 美元） ， 以及不偷偷地从诸如广州湾之类的非法来源进口生鸦片的话， 它在经济上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Ｎｏｒｍａｎ Ｍｉｎｅｒ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ｅｒｉｌ Ｒｕｌｅ １９１２ － １９４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 ２４６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东、 广西、 陕西各省， 该各省每岁鸦片收入不下 ２５００ 余万元云。 综以上情形观之， 中国人民种植鸦片， 葡国自不能过问， 惟其私运货源源入澳， 与澳门鸦片收入及烟禁实为莫大之障碍。 去年英国首席代表在日来佛会议中曾为下列宣言， “英国在远东属地可于十五年内禁绝施用鸦片， 此十五年之起点则在中国禁止私运品之计划发生效力以后。” 中国既出产此项巨额之烟， 其禁止私运品出口之办法自难发生效力， 是则英国远东属地上之烟禁已渺小不可期矣。 法国对于英国之宣言既表示赞同， 其不愿禁止吸用鸦片， 亦昭然若揭，葡国何必独先禁止以重困其属地之经济？ 盖禁止施用鸦片纯为华人利益， 今中国既不愿禁止， 自不能独责澳门。 如澳门贸然禁止，华人势必视为凶暴， 相机离澳， 葡不啻又间接受一损失。 可见禁烟一层， 若非中英法日诸国取一致行动后， 决非葡国一国之力所能济也。①总之， 在民国前期的这一段时间里 （１９１３ ～ １９２７ 年）， 澳门经济的重心转向了鸦片， 已形成严重依赖， 无怪乎葡国政府与澳门当局在禁烟问题上心不甘情不愿， 哓哓置辩。直至 １９２５ 年， 澳葡政府从鸦片承充专营中获取的饷项一直超过全部赌饷之和， 在财政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 其主要原因是靠着中国国内和国际禁烟运动的影响， 钻空子的澳门成了鸦片走私的大本营， 博彩业在澳门财政中的地位相对下降， 而让位于鸦片承充专营生意 （见表 ２ － ３） 。·７８·① 按， 译文中的澳门钱 “彼担驾” ， 为葡语 “Ｐａｔａｃａ” 之译音， 即澳门元， 价值 ０ ７２ 两白银， 因而数千万之多， 或是译者看错了小数点。 《译丛： 葡报评论澳门鸦片问题（录十五年一月九日收驻葡国使馆报告） 》 ， 《外交公报》 １９２６ 年第 ５６ 期， 第 ６ ～７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表 ２ － ３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收益与澳门鸦片饷银比较 （１９１１ ～ １９２７）单位： 澳门元年度１９１１ ～１９１２１９１２ ～１９１３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１９１６ ～１９１７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番摊 ４５００００ ５３２８７５ ６０３０００ ６０３０００ ６０３０００ ６０３０００ ６０３０００ ４６８０００铺票 １４１２５ １３５００ １３５００ ５０４１６ ５ ７３５３６ ７５６００ ８４０００ ２１３６００山、鸽 １１９０６０ ５ １５１０５０ ３３４８００ ３３４８００ １４３６８４ ５ １６３４２０ ２１８４００ １６７２０１合计 ５８３１８５ ５ ６９７４２５ ９５１３００ ９８８２１６ ５ ８２０２２０ ５ ８４２０２０ ９０５４００ ８４８８０１鸦片 １５１２２８ １２２７２０ ４７４３３８ ５ ９５１０００ ９５１０００ ９５１０００ １０５６６６６ ６４８５８２４年度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１９２３ ～１９２４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番摊 ４９８６６６ ６ ５２００００ ２ ５２００００ ０ ７９８９４１ ６ １０１５７４０ １０１５７４０ １０１５４９２ ５ １０５８４００铺票 ２１３６００ ２１３６００ ２９９０００ ３８５６８１ ４２０３００ ４２０３００ ４２０３００ ５８６６８４ ５山、鸽 １３４７２５ 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０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９５９２５ ０ １２４２００合计 ８４６９９１ ６ ８５３６００ ２ ９３９０００ １３０４６２２ ６ １５４４０４０ １５５６０４０ １５３１７１７ ５ １７６９２８４ ５鸦片 ５２１０１６１ ４ ３８５３９００ ３３５７５００ １ ３００２０００ ２５６８４６７ ２ １０８２０２２ ２ １３１１０００ １３１１０００　 　 注： 表中数据为四舍五入后的数据。 “年度” 指财政年度， 直到 １９３６ 年澳门的财政年度才开始采用自然年度； “山、 鸽” 指山票和白鸽票； “合计” 指赌饷合计。 １９１８ ～ １９１９ 年度数据是根据葡币 （Ｅｓｃｕｄｏ） 与澳门元 （Ｐａｔａｃａ） 当时的汇率比值推算出来的； 部分年份的数据为预算数据， 与澳门财政实际收入之间有一定误差。资料来源： 表中数据主要源于各年度的 《澳门政府宪报》 ， 其中 １９１１ ～ １９２０ 年的数据大多是根据澳门市政厅从各项承充专营事业中获得的经费 （即承充饷银数额的 ２％ ） 反推而来的。 例如， “Ｏｒçａｍｅｎｔｏ 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ｏ ｄｏ Ｌｉａｌ Ｓｅｎａｄｏ ｄａ Ｃａｍａｒ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ｐａｒａ ｏ Ａｎｏ Ｃｉｖｉｌ ｄｅ １９１８”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 （第 ４ 号） 。 此外，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第４１ 号附报提供了十年的数据， 即 “Ｍａｐａ ｄａｓ ｒｅｃｅｉｔａｓ ｃｏｂｒａｄａｓ ｐｏｒ ｅｓｐéｃｉｅｓ ｎｏｓ ｅｘｅｒｃｉｃｉｏｓ ｄｅ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 １９２８ － １９２９， Ｃｏｌóｎ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Ｄｉｒｅçãｏ ｄｏｓ Ｓｅｒｖｉçｏｓ ｄｅ Ｆａｚｅｎｄａ ｅ Ｃｏｎｔａｂｉｌｉｄａｄｅ” 。从表 ２ － ３ 可以看出， １９１１ ～ １９２７ 年的 １６ 年中， 共计有 ９ 年时间（１９１５ ～ １９２３ 年）， 澳门鸦片饷银是超过赌饷的， 特别是 １９１８ ～ １９１９ 年度， 鸦片烟饷暴涨， 竟然是赌饷的 １０ 余倍之多， 更占据澳葡政府当年财政收入的 ８２ ６％ ， 而赌饷仅仅只有 １１ ５％ ，① 悬殊反差之巨大， 令人咋舌。 １９２０ 年， 澳门的鸦片专营收益占全部财政收入的 ４５ ４９％ （香港·８８·① “Ｍａｐａ ｐｏｒ ｉｍｐｏｓｔｏ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ｉçõｅｓ ｏ ｏｕｔｒｏｓ ｒｅｎｄｉｍｅｎｔｏｓ， ｄ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ｉａｓ ｎｏｓ ｕｌｔｉｍｏｓ ｔｒｅｓａｎｏｓ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ｓ， ｃｏｍ ｄｅｓｉｇｎａçãｏ ｐａｒａ ｃａｄａ ｕｍ ｄｅｌｅｓ， ｄａ ｓｕａ ｓｏｍａ， ｔｅｒｍｏ ｍéｄｉｏ， ａｖａｌｉａçõｅｓｐｒｏｐｏｓｔａｓ ｐａｒａ １９２２ － １９２３， ａｕｔｏｒｉｚａçãｏ ｐａｒａ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２ ｅ ｒｅｓｕｌｔａｄｏｓ ｄ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çãｏ ｅｎｔｒｅｅｓｔ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Ｄｉｒｅçãｏ ｄｏｓ Ｓｅｒｖｉçｏｓ ｄｅ Ｆａｚｅｎｄａ”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２ 年１２ 月 ２９ 日， 第 ５１ 号附报。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图 ２ － １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收益与澳门鸦片饷银比较 （１９１１ ～ １９２７）注： Ｘ 轴为财政年度， Ｙ 轴为收入数额。资料来源： 根据表 ２ － ３ 数据绘制。为 ２７ ８％ ）， １９２９ 年为 ２２ １６％ （香港为 ９ ６％ ）， 为当时远东地区有鸦片专营收益的各政府中最高者。① 日益飞涨的鸦片承充饷和走下坡路的博彩承充饷两相比对， 衬托出民国前期澳门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的弱化。 １９２８ 年香港的一份英文报纸指出， 如同香港一样， 近年来澳门人口暴增。 数年前还不到 ８ 万人， 去年的统计数据是大约有 １５ 万人， 增长了近 １ 倍， 但财政收入却出现令人感到吊诡的衰退， 原因就是鸦片贸易 （按， 此处应指承充专营） 的消失。② 总而言之， 民国前期澳门鸦片的重要性是超过博彩的。 因此， 澳门实在不能简简单单以 “东方的蒙特卡洛” 这一单一形象来看待， 它是多面的。·９８·①②Ｌｏｕｉｓｅ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ａｒａｈ Ｅｉｓｅｎｌｏｈ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ｃｏｔｉｃ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ｎ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４， ｐ １０３；附带提一下， 在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６ 年， 澳葡政府每年通过鸦片所获税饷占澳门财政岁入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２０％ 左右。 １９３７ 年下降到 １７％ ， 此后递年缩减。 至 １９４６ 年澳门禁毒， 澳门财政统计数据中不再有鸦片税饷一项。 参见赵利峰 《民国时期澳门鸦片问题初步研究》 ， 待定稿。“Ｍａｃａｏｓ Ｈｏｐｅｓ， Ｂｉｄ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２８ － ０１－ ２５， ｐ １２

民国澳门博彩史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世界性禁烟运动风起云涌， 使得澳门在国际社会中变得臭名昭著。 例如， 英国署理外交部长曾将澳门比作 “中国边界上的一个瘟疫区”， “靠鸦片走私和赌博为生， 与香港比起来相形见绌”。① 而这一观感， 几乎成了外间对澳门的共识， “除了邪恶的烟赌，澳门其他什么也没有”。② “鸦片和赌博， 赌博和鸦片， 澳门就是靠这些平衡它的预算”。③ 等等。 在世界舆论的口诛笔伐下， 颜面上实在过不去。 澳葡政府的鸦片专营生意既然难以为继， 不得不为了生存稍事振作， 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其后， 作为中国海滨的度假胜地 （如 １９２２ 年的泰晤士报称其为 “Ｒｉｖｉｅｒ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④ 澳门逐渐利用自身的特色优势， 将发展旅游业作为破题的思路之一。·０９·①②③④ＣＯ１２９ ／ ４６４， “澳门” ， 第 ２６１ 页， 英国档案局， 转引自 〔澳〕 杰弗里·Ｃ 冈恩： 《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 第 １５３ ～ １５４ 页。Ｊｏｈｎ Ｐａｌｍｅｒ Ｇａｖｉｔ， Ｏｐｉｕ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ｎ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２５， ｐ １４７Ｅｌｌｅｎ Ｎｅｗｂｏｌｄ Ｌａ Ｍｏｔｔｅ，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Ｏｐｉｕ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ｏ ， １９２４， ｐ １１１“Ｍａｃａｏ” ，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５ Ｊａｎｕｒａｒｙ １９２２ Ｒｉｖｉｅｒａ 是指法国蓝色海岸地区 （ Ｃôｔｅ ｄＡｚｕｒ） ，系滨海阿尔卑斯省 （Ｌｅｓ Ａｌｐｅ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 和摩纳哥 （ Ｍｏｎａｃｏ） 王国的总称， 位于法国东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带， 毗邻意大利。 景色秀美， 从 １８ 世纪开始， 它就成为皇亲贵族、 富贾名流最时髦的度假胜地。 该地区最出名的城市有尼斯 （ Ｎｉｃｅ） 、 戛纳（Ｃａｎｎｅｓ） 和摩纳哥 （Ｍｏｎａｃｏ） 。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第一节　 高可宁的出身与十友堂（一） 高可宁的出身———凄惨的幼年际遇高可宁 （１８７９ ～ １９５５） 是民国时期活跃在粤港澳的一代名宿， 也是现代粤港澳地区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 尤其在澳门史和博彩史方面， 更是如此。 然而， 不无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截至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传记或研究他的论著出现。 至于坊间流传的一些野史演义之类， 大多抵牾百出， 难以采信。有关高可宁先生的史料记载， 甚为稀见， 特 别 是 关 于 其 早 期 生活、 创业等经历， 并没有太多的史料记录。 澳门历史档案馆收罗 文献宏富， 然而相关史料亦屈指可数。 有关史料， 据笔者 调 查， 确 切地能称得上第一手史料的东西是高可宁哲嗣高福耀编辑的 《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一 册。 此 外， 史 料 价 值 略 逊 一 点 的 是 《 番 禺 文 史 资料》 中的署名夏茹所撰 写 的 《 高 可 宁 轶 事 》 。 其 他 见 诸 港 澳 名 人 录之类的相关内容， 包括前述一 些 报 刊 中 的 豆 腐 块 文 章， 所 知 也 大 多了了。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 粤港澳著名富商高可宁因罹患恶性摄护腺病菌·１９·

民国澳门博彩史症， 在香港山顶马嘉仙峡道 ５１５ 号寓所不治逝世， 享寿 ７７ 岁。① 高可宁病逝后， 港澳各界名流、 团体代表亲自到香港山顶的马嘉仙峡道寓所致祭者甚为众多。 根据当时香港报刊的记载， 高可宁殡礼极尽哀荣， 堪称香港开埠以来， 规模最大、 最豪华的葬礼， 一时无两。 其后， 在澳门镜湖医院所开的追悼大会上， 由梁昌宣读的悼词， 概括了高可宁的一生行迹。 其内容如下：高可宁先生， 乃广东番禺县官涌乡人， 五岁丧父， 幼年即自谋生奉母， 年十四外出佣工， 继而从商， 以天资聪颖， 擅于经营， 且克勤克俭， 遂得有成。 平生事母至孝， 以出身寒微， 不独富而无骄， 且能彬彬有礼。 平日之有恩于己者， 不特及身厚加酬报， 并且加惠其子孙， 均出于至诚。 可谓古道热肠， 足以风励薄俗。 高氏生平乐善好施， 虽处贫困之时， 亦惟力是视， 此其有以大过于人者也。 自跻丰裕之境， 乡间之鳏寡孤独者， 固蒙其惠， 朋友之有困难者， 必慨然济其急， 绝无吝惜。 尝兴办其本乡义学一所， 番禺商会夜校两间， 并捐巨款焉。 又设立贫民粥场， 资助葡国红十字会， 此外历年捐助各慈善机关巨款， 不胜枚举。 历任镜湖医院董事、 同善堂永远值理、 澳门商会主席及名誉顾问， 荣获葡政府勋章、 葡国红十字会名誉勋章及基利斯督大勋章。 在澳华人授勋章最多者， 以高氏为第一人， 四海知名， 德高望重。 哲嗣九人， 均为知名之士， 孙儿则多留学英、 美， 可谓福寿双全。 今不幸逝世， 羽化登仙， 同人等痛失老成， 曷胜悲悼！ 谨志芳徽， 以垂不朽！②　 　 在港澳的富豪之中， 高可宁是身世最为凄惨的一位。 关于高可宁早年一文不名之时的经历， 我们通过 《番禺文史资料》 中夏茹所撰写的·２９·①②《高可宁在港遗产百七十余万， 昨批准由三子代管》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１３ 日， 第 ６ 版。《澳门各界昨开会追悼殷商高可宁》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 第 ６ 版。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高可宁轶事》 可以获知一些大概情形：高可宁 （１８７９ ～ １９５５）， 字富顺， 石碁 镇 官 涌 村 人。 父 名 茂 生（１８３８ ～ １８８３）， 身患风痹症 （俗称 “邪风”）， 左手偏废， 不能工作， 故而家境清贫。 有子女七人， 除长子满宁 （１８６６ ～ １９１０） 及五子可宁外， 其余四女及幼子亮堃 （又名纯芝） 均卖与别人为育女或养子。 茂生逝世时， 高仅五岁半。 嫡母麦定金 （官涌村人） 婚后数年即逝， 没有子女遗下。 生母孔如珍 （１８４６ ～ １９０７， 小龙村人） 在青紫门巷口 （今官涌村汾阳上六巷） 摆设小摊档， 贩卖凉粉、 咸糕、 酸黄瓜、 酸萝白、 五香蚕豆、 咸脆花生等小食， 所入甚微， 不足糊口。高七岁曾入私塾读书， 因穷之故， 每年二元的修金 （学费）， 要分多次缴交； 即使每本只值十文钱的三本 “红皮书” （即三字经、 千字文、 幼学诗）， 也要分三次购买。 因每月朔望 （农历初一、 十五），要随母亲行乞， 故实际读书时间， 不足一年。 迩后， 家境更窘。 八、九岁时， 遇有乡中迎神赛会， 或有婚嫁喜事， 便去扛抬仪仗 （俗称“亲家郎”） 赚些利是 （红包）； 如遇有丧事， 则帮喃呒先生打鼓仔，工资仅得铜钱十六文； 每年农历的年初一、 二、 三、 七、 十五等日子，便到附近乡村去 “摆钱树” 唱龙舟 （手里拿着挂了一些红桔和几文铜钱的带叶小树枝， 口里唱着充满吉祥句语的龙舟歌谣去沿门讨赏）， 仅仅不至于饿死。 十岁起， 稍有气力， 每日晨早到市桥果栏、 石碁鱼栏等地， 购入小批量的生果、 鱼虾转手贩卖， 博取微利， 以补家计。 十二岁时， 到广州番禺直街 （今德政中路） 吴姓人家做 “住年”， 年工资白银二元。 十六岁到香港佣工， 月工资为白银三元。 翌年， 以其微薄的积蓄， 到南海县黄麻涌经营小商店， 几经刻苦奋斗， 略有所获。 由于业务关系， 经常往来省、 港、 澳三地， 发觉澳门的娱乐事业， 本小利大， 前景良好。 遂倾其力所能募集到的资金， 以澳门作为重点投放。 嗣此， 事业蒸蒸日上， 至民初时 （１９１２ 年后）， 已成为我县旅居港澳地区·３９·

民国澳门博彩史屈指可数的富商了。①国内各地政协委员会编撰的文史资料讲究 “ 三亲 ” 的原则， 即“亲历、 亲见、 亲闻 ” 。 夏 茹 所 记， 可 能 包 括 一 些 闻 之 故 老 的 东 西，大体可与高可宁的自述及其家人的回忆之类互相参证， 当然也有部分不实之处。 例如， 高可宁生于清光绪五年正月十九日 （ １８７９ 年 ２月 ９ 日） 。 高可宁祖父举东公生四子， 长为茂生， 字太和。 先娶妻麦氏， 继室小龙 （石碁小龙村） 孔 氏， 即 高 太 夫 人。 生 四 男 四 女， 长为满宁， 二 三 四 皆 女， 高 可 宁 居 五， 六 殇， 七 亮 堃 弟 幼 鬻 黄 氏 为儿。② 另外， 高可宁自述其父弃养在光绪十一年 （ １８８５ 年 ） 岁 次 乙酉十一月二十一日。③ 正因为不同记载的疏漏舛误， 所以需要根据史料做进一步厘清、 辨正。在 《 高可宁 先 生 言 行 录 》 由 高 神 申 所 记 “ 家 严 训 语 ” 中 ， 高可宁先生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９ 日上午 对 他 的 儿 子 福 申 说 ， 因 昨 日 “ 深 夜归来 ， 迟迟不能成寐 ， 良以缅怀 童 年 往 事 ， 触 起 我 风 树 之 悲 ” 。 据高可宁先生自言 ：忆我母亲当极贫极困之时， 尝在一个月之内， 挈我往高大进之祖父、 号高佬波者， 在赤岗乡开设之米铺， 求助两次， 都不获施米一握。 又往卖去石子头村之四姑母处求助， 亦不获。 只有二姑母能暗中给米一二两。 故母亲不能不挖肉补疮， 迫到要出一百一十二钱之高利息， 执来八份二百钱之会。 稍后， 终至卖儿鬻女。 及我十二岁， 乃别母离乡， 往广州市佣于吴家， 每年佣金二元， 操粗贱工·４９·①②③夏茹： 《高可宁先生轶事》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番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番禺文史资料》 １９８７ 年第 ５ 期， 第 ８１ ～ ８２ 页。郑谷诒： 《高可宁先生事略》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２１ 页。 高可宁兄弟姊妹共 ８ 人， “四男四女” ， 一兄、 两弟、 四个姐姐， 其中四女为双胞胎，六弟殇。《黄亮堃先生事略》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２４ 页。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作。 逾一年， 方敢求吴家奶奶加薪多少。 问想加若干， 亦只敢求加二元， 但吴奶奶只肯加多一元而已。 新正过后， 吴家送年礼， 我蓄得力金、 利是二百余钱， 乃辞工归乡， 以四十五钱为本， 贩瓜卖菜， 暂作糊口之计。 随后， 闻得有商店出年薪六元雇用后生者， 较之吴家多一倍， 遂欣然受雇， 并凡事尽力， 勤恳耐劳， 时至今日，左手尚有当年捱苦所致的掌茧。 此我出身之经过也。①高可宁先生所言 “ 风树之悲” ， 讲的是做儿女的， 因父母亡故，不能奉养， 未尽孝道， 而心生悲伤。 这则典故出自 《 韩诗外传 》 卷九， 原文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高可宁母亲被迫“执来八份二百钱之会” ， “执会” ， 也就是合会， 过去民间互助的一种形式， 通 过 合 会 的 方 法， 获 取 急 需 周 转 资 金， 有 高 利 贷 的 性 质。按照获得 “会钱” 的不同方式， “合会” 可以分为 “摇标” （以摇号决定当期使用 “会钱” 者） 、 “ 竞标” （ 以投标利率高低决定当期使用 “会钱 ” 者 ） ， 高 母 出 了 高 利 息， 应 该 是 竞 标 而 得。 高 母 贫 困 至极， 无米为 炊 之 际， 辗 转 于 亲 朋 间 求 助， 其 遭 遇 具 见 人 情 之 冷 暖，世态之炎凉。 至今读来令人鼻头必酸， 禁不住要潸然泪下。高可宁先生对其幼时种种不堪言传的苦境， 并不隐晦。 澳门记者文戈年轻时曾多次到南湾街高可宁家中采访， 有一次高可宁指着其室内神楼上供奉的龙舟说， “他后生时很穷困， 曾上街唱龙舟讨钱过活”。② 高·５９·①②《家严训语》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３５ ～ ３６ 页。文戈： 《当铺一哥高可宁》 ， 澳门 《市民日报》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第 １０ 页， 副刊“大炮台下” 。 另据 《申报》 的报道： “高可宁之有今日是他以前所梦想不到的， 一个在渡船里唱龙舟歌的丐者。 唱龙舟歌的丐者是在手上拿着一具龙舟的。 龙舟是木头制成， 长二尺左右， 阔不过半尺， 雕成一个张口的龙头， 髹得五颜六色， 并附金箔，看去文彩焕然， 亦殊有致。 龙口之前的木片上， 穿有洞孔， 备人补香， 龙头之下具舟形， 两旁有好几个木偶持橹作势， 下面围上红布一匝， 中置把手， 长几四尺， 可以手持， 可以肩负， 这就是所谓龙舟。 丐者胸悬一面小锣， 下压小鼓， 左手持小木杵一根， 唱时锣鼓声然， 甚有节奏， 即唱词亦有一定， 总不外是些吉利的词句。” 方君： 《汉奸托庇洋势力， 澳门阔佬未落网》 ， 《申报》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 第 １２ 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可宁七十大寿时， 友人题赠一联云： “吴市吹箫千载留传佳史话， 濠江结彩万民庆祝古稀年”， 亦不以为忤。 其家人亦认为这是一种宝贵的人生财富。 在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的弁言中， 高夫人曾嘱咐子辈收集高可宁 “一言一行， 勿修勿饰， 勿夸勿张， 巨细无遗， 务求真实， 永俾尔辈子子孙孙， 奉为立身行事之本”。①高可宁先生早年困苦万状， 几至于绝境， 日后能奋然崛起， 其悽惨寒微的身世， 或许造就了他坚忍不拔、 勇于进取、 平易近人以及乐善好施的品格， 可谓白手起家的典范。 也可能是对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感触较深， 饱尝艰辛之后， 对 “福” 字可谓有甚为深刻的体会认识， 高可宁的九个儿子皆以 “福” 字行辈。（二） 一个好汉三个帮———从白手起家到十友堂俗话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高可宁幼时常跟着哥哥满宁做些小商小贩的生意。 比如， 每年冬季 “往官桥搜买番薯做营生”， 顺便还能看望一下送给人作嗣子的幼弟黄亮堃。 高可宁先生 “生性纯孝， 且有夙慧”， 因见母亲维持生计， 太过辛苦， 十二岁那年对高太夫人讲： “困于乡非计， 愿外出谋生。”② 于是至广州与人为佣， 十六岁又至香港做佣工。 几经波折， 艰辛打拼， 未几年， 小有所获， 便在南海的黄麻涌开设一间商店， 家境开始有了些许改善。③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十二月初十日， 高可宁结婚， 时年 ２２ 岁，娶番禺南步乡杨咏生为妻。 当时聘金 ４８ 元， 礼饼 ２２ 盒。④ 从中可以看到高可宁家境渐有好转， 已经远逾昔时捉襟见肘的困苦境地， 虽不是多·６９·①②③④《挚友题赠联语》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３４ 页； 《弁言》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 页。郑谷诒： 《高可宁先生事略》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２１ 页。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２４ ～ ２５ 页。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７ 页。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么富裕， 但至少维持普通的生活不成问题。 据高夫人所言： “余夫出身寒微， 而志愿甚大。 微时每对余说及， 一有成就， 当开银铺、 当铺、 米铺。”① 从这番话中， 亦可见高可宁成家立业后的数年间， 尚未崭露头角，依然是一般的小商贩而已。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高太夫人仙逝后不久， 高可宁举家迁居官山 （在南海）。 据高夫人讲， 此时 “扩设商店三间， 一在民乐市 （在从化）， 一在黄麻涌 （在南海）， 另一店则与张威及曾权合股经营。 稍后， 又与陆泽波在官山合股经营福隆商店。 在官山一住三年， 复返故乡官涌， 生福耀 （１９０９ 年） 后， 又回官山居住”。 高可宁擅于经营， 颇具商业头脑， 婚后不过六七年， 就将一间商店扩展到三间。 为高可宁作传的郑谷诒说他精于会计， “不假思索， 开口数成， 百不一舛”。② 从白手起家至此， 高可宁经济上已是略有小成。 又据高夫人语， “１９１２ 年， 余夫常来往省澳， 在澳门裕贞公司买货， 眼光所及， 认为在澳门投资， 方是惟一机会， 适澳门番摊馆招商分投， 乃投得德成一间，在福隆新街万香酒店右邻。 一年期满， 颇有所获。 又再投得荣生， 亦为期一年。 当时明知饷贵， 必要亏本， 因欲凭此铺址， 以便他日投承其他生意也。 乃在澳门林家围租赵鉴持之屋居住， 后迁司打口裕贞公司内”③。高可宁先生曾提及： “先母弃养后三年， 时 １９１０ 年宣统二年岁次庚戌二月初二日， 长兄满宁疾终澳寓， 享年四十有五。 俟后， 余偕亮堃在澳营商， 几历艰难， 方稍有积蓄。”④ 这说明在 １９１０ 年以前， 高可宁的哥哥满宁已经在澳门经商或做其他营生了。 并且， 应该就是在 １９１０ 年，高可宁来到澳门。 高夫人所言， 似乎到了 １９１２ 年， 高可宁才在澳门扎下根来， 实际应是指该年开设了德成番摊馆。高可宁在广州的时期， 正当清季末世风雨飘摇之际， 经济不振， 民生凋敝， 社会动荡不安， 各种苛捐杂税， 层出不穷， 民变蜂起， 盗匪遍·７９·①②③④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郑谷诒： 《高可宁先生事略》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２３ 页。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７ 页。《黄亮堃先生事略》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２５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地， 并不是做生意的好时光。 １９０９ 年， 广东政治方面， 正逢清末新政的大变局时 期， 成 立 了 谘 议 局， 禁 赌 为 当 时 主 要 议 题。 至 宣 统 三 年（１９１１） 三月初一日， 两广总督张鸣岐拗于民气舆论日盛， 终于痛下决心禁赌， 将 “番摊”、 “山票”、 “铺票” 等为害数十年的赌博一律禁绝。① 但是， 广东禁赌离不开澳门。 是年的 《香山旬报》 云： “我粤自禁赌以来， 而澳门乘势大开赌博， 居高罔利。 计近数月来， 澳门之人口骤增数倍， 而赌博之兴盛， 大有应接不暇之势。”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高可宁 “眼光所及， 认为在澳门投资， 方是惟一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广东禁赌， 而澳门开赌。 于是， “适澳门番摊馆招商分投， 乃投得德成一间”， 这一决策从生意的角度来看， 是合情合理、 无可指责的。 高可宁从广州来到澳门， 是他人生飞黄腾达的起点， 也是其一生事业之中的最大转折点。如此关键之处， 迄今尚不知其中的具体经过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坊间有种种传闻， 这里罗列一二， 略见其余。 例如， 高可宁之子高福成过世时， 香港 《星岛日报》 的报道中提及他的父亲： “澳门第一代赌王高可宁， 番禺人， 五岁丧父， 家贫， 十四岁当小工， 后学做生意， 到广州涉足博彩业。”③ 另外， 对澳门掌故知之甚多的金丰居士， 也写过不少有关高可宁的逸闻：高可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枭雄人物， 他于清光绪三年（公元 １８７８ 年） 出生在番禺一个农家， 五岁丧父， 家道清贫， １４岁便出广州当雇工， 后又在广州太平沙某摊馆做荷官， 赚到钱后，竟将整个摊馆顶下经营， 遂开始发财。 由于省城禁赌， 高可宁变卖·８９·①②③《内阁议决粤省惩赌章程十三条只行粤省， 他省仍照旧例》 ， 《申报》 １９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日， 第 １ 版。《论欲禁澳门赌博当先禁绝内地私赌始》 ， 《香山旬报》 第 １１２ 期， 辛亥 （１９１１ 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坐拥七十亿资产， 有赌王、 押业大王及湾仔地王之称的高可宁家族业务掌舵人高福成仙游， 享年九十一岁， 昨日举殡！》 ， 香港 《星岛日报》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广州家产， 带着一班捞赌的沙煲兄弟跑到澳门来发展。①又比如数年后金丰居士所撰写的另一则掌故轶闻：大体而言， 澳门近代现代当代的绝大多数华人绅商大亨， 都是笃信风水堪舆术数的， 其中， 尤以高可宁为妙。 高可宁于清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 年） 正月十九日生于澳门， 祖籍番禺， 字富顺， 从小贫苦， 后到广州打工， 后由地下赌场的小杂役因缘际会， 变身作地下赌场的东主， 捞 得 第 一 桶 金。 １９１３ 年， 高 可 宁 与 江 湖 友 人 组 成“十友堂”， 成立 “有成公司” 来澳门承投鸦片生意， ５ 年间赢利一千多万元， 从此事业蒸蒸日上， 成为中国知名富豪， 成为南中国的 “洋药大王” 和 “押当业大王”， 成为粤港澳著名的慈善家。②　 　 上述的内容中有两条皆为金丰居士所撰， 然而有关高可宁的事实，前后矛盾不一， 细节错误比比皆是， 难以让人信服。 坊间掌故传闻之类， 捕风捉影， 口耳相传， 有抵牾之处， 很是常见。 然而， 空穴来风，亦不能说实无其事。 据高福华所记的 《追思录》 云：家严性豪迈， 好赌。 虽然落场无父子， 但厚道性成， 常留有余地步。 至手气呈不佳时， 明知必输居多， 亦继续赌下去， 俾败者可以有赢回多少之机会。 每每如是， 故人皆乐于与家严戏， 虽负亦心甘无怨云。 家严好赌排 〔牌〕 九， 每赌必做庄， 大大杀起， 做买家则博十元亦觉手震， 因做庄占便宜， 有卅六度夹棍也， 其精于此道如此。③·９９·①②③金丰居士： 《粤当铺大王高可宁所建德生大按风水虎尾楼》 ， 香港 《新报》 ２００６ 年 １１月 ２ 日， 第 Ａ０６ 版。金丰居士： 《一代赌王高可宁， 靠风水保命保身家》 ， 香港 《新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日， 第 Ｍ０２ 版， “今日澳门” ， “八角亭” 。高福华： 《追思录》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３７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综合前述内容， 仔细研读， 能够发现一个事实是共同的， 即高可宁来澳之前， 就已经在广州涉足博彩业。 果真如此的话， 也能比较合理地解释为什么高可宁会来澳投承番摊。 在这里也倾向性地认为， 高可宁在广州已经与博彩业经营发生了一定关系， 对于博彩方面知之甚多。广东禁赌之后， 大批在广东业赌的捞家、 粤省和香港的赌客， 只能到澳门来一逞其技。 众源所会， 自然赚得盘满钵满。 高可宁拥有审时度势的眼光和魄力。 在改朝换代之后， 没有人能够预知广东经济社会形势将会如何， 但是高可宁敢于出手， 抓住了机遇。 总之， “一年期满， 颇有所获”， 高可宁投承德成番摊馆， 淘到事业发展的第一桶金。高可宁收获第一桶金后， １９１３ 年又投承一间番摊馆。 据高夫人语：“又再投得荣生， 亦为期一年。 当时明知饷贵， 必要亏本， 因欲凭此铺址， 以便他日投承其他生意也。”① 明知亏本却还要做， 可见这个 “其他生意” 非常重要。 高可宁欲做的是什么生意？ 高夫人并没有明说。接着高夫人提到， １９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高可宁 “又与友人投得有成公司，为期五年， 每年底价 ４６ 万元， 以饷 １０５６０００ 元投得。 集资本西纸 ６０ 万元， 高可宁自占 ２１１００ 元， 期满结算收益为 ２７０５００ 元。 正如高夫人所说： “借此本钱， 从此事业蒸蒸日上矣。”② 原来， 高可宁通过有成公司承充鸦片， 获得巨利， 奠定了一生基业， 并由此一跃为澳门华商中的“大佬” 级人物。行文至此， 不禁要问， 高可宁原本在官山开店遭灾， 应该损失不少， 所以才会来到广州发展， 而不到一两年的功夫， 怎么会有巨额的资金来澳开番摊馆？ 按， 当时投承澳门一间番摊馆， 一般需要数万元资本。 其资金来自何方？ 颇多疑问。 一个好汉三个帮， 这一切皆与坊间所谓的 “十友堂” 有关系。十友堂即有成公司， 设在司打口， 共有股东十人， １９１３ 年设立。·００１·①②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７ 页。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７ 页。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据高夫人讲， 十友分别为高可宁、 庞伟庭、 梅炜唐、 黎润生、 梁裕简、黄孔山、 周仲 〔颂〕 朋、 梁子光、 莫晴光 〔江〕 和黄耀初。① 其中可考的大部分人， 都是身价不菲的富商大贾。 庞伟庭、 黎润生、 周颂朋为南海人， 他们是香港侨港南邑乐善公局 （即后来的旅港南海商会） 的部分创会人， 也是民国年间南海中学的部分校董。 周颂朋 １９２４ 年曾在家乡南海叠滘捐款设立培基义学。② 庞伟庭在香港开设了 “和隆庄”，１９２１ 年为广华医院主席； 莫晴江， 字维滨， １９１５ 年曾任镜湖医院总理，在香港开设了 “有恒银号”， １９２５ 年为东华三院首总理。 两人是 １９１９ 年创办东亚银行时的九名永远董事之二。 梁裕简， 又名梁简， 三水人。 在澳经营同德号金银店， 也是同兴航业有限公司主席总理③， 曾任镜湖医院１９１８ 年总理， 澳门商会第五 （１９１７ 年）、 七、 八、 九届值理。 其子为澳·１０１·①②③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 十友堂也并非铁板一块， 大约到了 １９３３ 年， 维持了近 ２０ 年的十友堂最终散伙。 在 １９３３ 年 ７月 ２２ 日第 ２９ 号 《澳门政府宪报》 中， 登载了高可宁控告庞惠 （伟） 廷的案子。 澳门法院布告云： “照得居澳有妻商人兼业主高可宁到院控告居沪不知实址之商人庞惠廷乙案， 本法院业经判决执行。 兹定于本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１ 时， 在本法院头门将下列之屋出投招人承买， 以出价高过所估定之价至高者得。 ……麻雀仔街门牌第 ４９ 号屋一间十份一， 估价银 ５００ 元。 红窗门街门牌第五号屋乙间之十份一， 估价银 ４０００ 元。”按十友堂股东庞伟廷占有所拍卖的房屋十份之一， 似可说明十友堂每人皆占一股。另， 庞惠廷 １９０２ 年是上海江南彩票广济公司的执事。 参见 《琐案》 ， 《申报》 １９０２年 １１ 月 ７ 日， 第 ９ 版。杜国彪： 《历史悠久的旅港南海商会》 ， 载佛山市政协文史资料文员会、 南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 《旅港南海商会史料专辑》 ， １９９０， 第 ５ 页。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５ 卷）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第 ２３１８ 页。 参见 “澳门按察司书吏事罢： 为通知事， 案据梁简即梁裕简， 已冠， 有妻， 来署禀称， 伊系同治九年八月十四日即西 １８７０ 年 ９ 月 ９ 号在旧和隆坊出世， 乃系并未当过中国及别国差使， 已故梁丽腾及李氏亲生子。 伊自幼至今并无不愿入西洋籍之话， 是以表明实系西洋籍人等情。 ……西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号。 按察司苏画行。”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第 １０ 号。 “召集第二次会议之布告： 启者，本公司前曾布告定期五月十七日下午四点钟， 在本澳亚美打利卑卢大马路门牌第 ９８号本公司写字楼内， 开股东特别会议， 惟是日到会人数不足， 不能开议。 兹再定于六月十五日下午四点钟， 仍在本公司总写字楼内， 举行第二次会议， 理合通告各股东查照。 届日无论到会人数若干， 一经议决， 便作为实。 至是日议案， 仍照前次布告无异。兹再条列如左： 一议售卖顺德轮船事； 一议将本公司解散事。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同兴航业有限公司主席总理梁简谨告。” 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５ 日， 第 ２３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门著名华商、 华人代表梁后源。① 在这些人之中， 与高可宁关系最密切的是黄孔山。黄孔山， 又名黄用衡， 番禺石井圩小坪村人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去世。② 黄孔山与高可宁是儿女亲家， 黄孔山的长子黄兆鸿娶了高可宁的长女高仿桥。③ 另有史料称高可宁的 “旧东家黄孔山”④， 话语之间透露出高可宁发家之初， 曾为黄孔山做过事。 在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中是这样记载的： “高公壮岁经商， 曾将货品托穗其安、 泰川庄代售， 司账员照原数十倍核找， 高公初未知其误记也。 退而思之， 何来此厚利， 翌日原数璧还。 司账员复核， 始悉误记而更正之。事为店东黄孔山翁得悉， 嘉其忠厚诚实， 深器重之。 以后往来密切， 肝胆相倾， 更而联姻娅， 经营合股， 由是开端。”⑤ 据此， 大略可知高可宁与黄孔山交往始末， 或许就是解释上述几个疑问的答案所在。第二节　 广东弛禁番摊与甫开即倒的大兴公司民国时期， 澳门第一届番摊承充至 １９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满。 按照惯例， 澳葡政府先期于 １９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的 《澳门政府宪报》 上发布通知： 定于 ８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点， 招人承充澳门番摊生意， 以五年为期，·２０１·①②③④⑤《华人代表、 华人团体》 ， 载何翼云、 黎子云编 《澳门游览指南》 ， １９３９， 第 ５３ 页。“本澳居民繁集， 华人数目达二十余万之众。 居留贸易是间者， 代有闻人。 澳政府为沟通民情起见， 每三年特委任华人代表一员。 出席政务会议， 为侨胞代达一切， 简选德高望隆， 才学兼优， 热心社会者充任之。 本澳闻人崔诺枝、 李际唐、 许祥、 卢焯孙、 刘玉麟、 卢煊仲诸先生， 均曾先后充任斯职。 现任为梁后源先生， 系已故殷商梁简哲嗣， 字子远， 三水县人， 为历届代表之年龄最少者， 办事努力， 造福侨胞颇多， 对于公益及救国工作， 劳绩卓著。”谢顺彬： 《黄孔山后裔回乡捐赠祖屋》 ， 《穗郊侨讯》 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黄兆鸿： 《蝶异》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３４ 页。何崇校： 《国民党第二方面军肃奸专员办事处与广东肃奸委员会》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 ２４辑）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第 １４７ 页。《高公轶事散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５４ 页。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自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 至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其价以现时承充每年饷银 ６０３０００ 元为底， 谁出价过于底价至高者得。① 至期开投， 共有七个投标者， 其中六人投价超过 １００ 万元每年。 最高价为 １２８６６６０ 元， 最低是 ６１００００ 元。② 获 得 承 充 权 的 两 人 为 Ｃｈａｏ⁃Ｐｅｎｇ 和 Ｖｏｎｇ⁃Ｎａｍ （ 黄楠）， 另外几名竞投者为 Ｌａｍ Ｋｎａｉ⁃ｙａｏ， 出价 １２６６６６６ 元； Ｌａｍ⁃Ｙｏｎｇ 出价 １２１８０００ 元； Ｖｏｎｇ⁃Ｔｏｎｇ 出 价 １２１３２００ 元； Ｕｎｇ⁃Ｓｅｎｇ 出 价 １１７３０００元。③ 从出投价码的接近程度来看， 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有关这一届澳门番摊开投情况， 在 《中华民国五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中也有记载： “澳门番摊开投……其中出价最高者， 多系鸦片烟公司中人， 每年缴饷 １２８６６６０ 元， 即得承办。 其旧日赌商仅出１２１８０００ 元， 从前不过 ６０３０００ 元而已。”④上述内容中没有提及获得第二届番摊承充权利的赌商究竟是哪些人， 只是说 “多系鸦片烟公司中人”， 其时的鸦片烟公司为有成公司，也就是以高可宁为首的 “十友堂”。 高可宁等人以不到 ７ 万元的微弱优势， 打败了第一届承充赌商， 所设立的承充公司名为 “大兴公司”。 然而， 准备大展宏图的 “大兴公司” 前景并不乐观。（一） 乙卯大水灾与广东番摊弛禁为解决财政困难， 广东政府千方百计地弛禁了山 铺 票 （ 有 奖 义会）。 然而， 对于本就入不敷出的粤省财政来说， 依然无济于事。 加之时局混乱之中， 各地割据之军阀， 纷纷扩军自保地盘。 沉重的军饷负担， 迫使由龙济光主政的粤省当局谋求新的生财之道， 于是弛禁番摊被纳入了议事日程。 据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申报》 载文：·３０１·①②③④《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 第 ２９ 号。Ｕ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１６， ｐ ６“ Ｔｈｅ Ｆａｎｔ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ｔ Ｍａｃａｏ”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１６ － ０８ － １９， ｐ ２《中华民国五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１９１６ 年） 》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３０８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粤吏以开赌为筹饷之惟一方法， 番摊弛禁喧传久矣， 迟早终必见诸事实。 现在一般赌徒于开赌地点均已预为筹备， 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景象。 故二十二日将军府会议， 访员传出议案乃有御辱筹饷拟准商人承办番摊之说。 次日， 遍登各报， 是晚， 即有将军府军官到公会辨明无此事。 又由警察厅致函公会辨明无此事。 而巡按使又特饬政务厅慎守秘密， 严防交通报馆。 大约军府会议， 诚如来函所称， 中日事件， 深虑以讹传讹， 致有误会也。 然欲准番摊弛禁之事， 虽非是日议案所有， 究不能谓政界必无此事。 官厅之所深恶者， 正恶此消息传出受粤人之掊击耳。 大约会议为一事， 开摊为一事， 开摊不必因中日交涉而起， 其所借口则必以军费为前提。 兹又有一说谓粤省赌博将成一大托辣斯， 果尔则全粤之祸水至矣。 兹将警察厅致粤报界公会函录下： 顷奉巡按使电谕， 本日羊城等报登录政界与绅商会议筹饷情形一则， 内载议案两条， 一中日交涉恐将决裂， 应如何设法对待； 一粤省军费不敷甚巨， 倘有战务， 势须添募， 现在不得不预筹巨饷， 拟准商人承办番摊， 立缴巨饷， 以资储备等语。 查本月二十二日召集绅商各界到将军署行会议， 系因迩来中日事件传闻多有失实， 深虑以讹传讹， 致有误会， 爰集各界当面告以务宜镇静， 不可轻论妄举， 摇惑人心。 乃本日羊城等报竟有将军接中央电传咨询对待方针， 并储备饷械， 邀集各当道会议， 准商人承办番摊， 以备巨饷之论， 殊与昨日会议情形大相背驰。 且将军并未接有中央此项来电， 应即转饬一律更正， 是为至要。 等因。 合亟函达贵公会， 转饬羊城日报并其他曾登此段新闻各报， 一律于次号更正为要。 三月二十三夜十点三十分。①　 　 关于粤省以筹措军费为借口， 欲弛禁番摊的消息传出后， 一时反对声四起。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天津北洋绥江同乡公会致电政事堂呈大总统：·４０１·① 《粤番摊与时局》 ，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闻粤省赌徒借辞报效巨饷， 拟请复开番摊、 花会各赌， 粤吏以军政费无着， 利用此款， 将呈请政府批准。 此事果确， 粤民受祸甚于洪水， 微特商务因之日衰， 妇孺亦受其害。” “粤吏或不至以此尝试， 深恐变易名目， 矇请批准， 如现在之善后有奖义会， 实山票之变相。 谨电吁恳大总统速令粤吏另筹军政费， 勿再饮鸩止渴， 以赌饷抵充， 庶足以清盗源而苏民困。”①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广东同乡京官集议后， 以白鸽票及番摊为粤省大害， 亦呈请严饬永远禁绝， 并不准改立名目影射开设， “再广东赌博名目繁多， 而最害人者为白鸽票， 为番摊”。 “近闻赌徒运动复开白鸽票、 番摊， 巧立名目， 贿赂公行， 以为一经承商， 可裕饷源，不惜饮鸩以止渴， 不知赌博盛， 则盗贼益多， 乱党更易勾结， 增兵筹饷， 得不偿失， 且影响厘税， 间接之损失至大。 应请大总统严饬粤省，务行禁绝， 使白鸽票、 番摊永远不准复开， 并严禁改立名目， 影射开设， 庶期少苏元气而预压乱源。” 经袁世凯批令交内务、 财政两部转广东巡按使查照执行。②纷纷攘攘的禁弛番摊争论刚刚告一段落， １９１５ 年夏间， 广东又遭遇 “千古未有之水火惨祸”， 史称 “乙卯大水灾”。 这次洪水是珠江流域有史可考范围内影响面积最广、 灾情最大的一次洪水。 据亲历者劳逸风先生记述， 乙卯年六月初一日至初四日， 连降暴雨， 东、 西、 北三江水同时暴涨。 西、 北两江各属堤围崩溃后， 尽成泽国， 广州一带首当其冲， 江水上涨丈余。 长堤、 西濠口、 西关地区均被淹没：地面水深十尺八丈， 多数难民在树上躲避， 小孩子用绳索系于树中， 芳村、 花地及西关一带地势较低， 受灾尤甚。 泮塘塌屋五六成， 死人数百之多。 多宝、 逢源一带， 俗称西关角， 地势更低。 该·５０１·①②《北洋粤人又电请禁赌》 ，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广东同乡京官梁敦彦等片呈白鸽票及番摊为粤省大害， 请严饬永远禁绝， 并不准改立名目影射开设， 以杜乱源文， 并批令》 ， 《政府公报》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 第 １０５０号， 第 ２５ ～ ２６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处原是藕塘菜地， 富户在此置地建屋， 栉比连衡。 不虞乙卯年大水， 竟是受淹最深之处。 事后有位父执谈及， 他是居住于逢源正街（按， 广利山铺票总机关所在地） 的。 据说， 当时各江潦水暴涨，又遇连天大雨。 是日晨起洪水骤至， 初时几寸， 继而一尺二尺直浸至门楣， 事起仓卒， 手足无措， 只有楼阁天台可以暂避， 预防房屋倒塌， 于是租只大沙艇栖息， 全家做了水上居民， 待到水退回家，已过了半个多月。尤其不幸者， 在水灾严重之时， 十三行忽遭大火， 自六月初二日二时起火， 延烧至翌日下午七时。 隔三小时左右， 至下午七时“祝融” 再降， 又延烧至午夜后一时方止。 受灾街道共达 ２５ 条之多， 焚毁商户达 ２０００ 家以上。 水灾后发掘尸体约有千具。①　 　 另据 《申报》 报道， ７ 月 １６ 日， 警察厅调查， 计焚去店铺 ２８００ 余间， 被焚而死者万余人， “现已捞获死尸 １６００ 余， 军警因往救护火灾而死者亦逾千数， 消防队 ３３ 名， 死去 ３０ 人， 仅存 ３ 人亦受伤……沙面现尚水深三四尺……长堤先施公司左右约二尺， 西关逢源街左右其低处尚有八九尺”。② 时人评论云： “年年遭灾， 无有如今年所遭灾之甚者， 往年虽有水灾， 未有如今年广东所遭之巨也。 往年虽有火灾， 未有如今年广东所遭之烈也。”③粤灾奇重， 对于捉襟见肘的粤省财政， 不啻是雪上加霜。 督理广东军务龙济光、 广东巡按使李国筠急电北京， 请求赈济： “上年粤省水灾为患者仅止西江， 已为数十年所未有， 今则东西北三江同时涨发， 来势汹涌， 抢救无从， 灾情之重， 灾区之广， 实较上年为甚， 除饬属竭力赶筹急赈外， 拟请立沛恩施， 拨帑赈济， 以广德意而惠灾黎， 不胜迫切待·６０１·①②③劳逸风： 《１９１５ 年广州水灾史述》 ， 载李齐念主编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社会类） 》 （第九辑） ，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１４９ ～ １５０ 页。《广东水火大灾三志》 ，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觉迷： 《灾一》 ，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 第 １４ 版， “自由谈之自由谈” 。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命之至。”①没成想， 水 灾 之 后 又 发 生 了 旱 灾。 巡 阅 使 张 鸣 岐 电 呈 北 京 云：“广东前被水灾共计五十四县， 业经先后呈报， 方冀此后雨旸时若，补救可期。 乃近日以来， 又苦亢旱， 晚稻渐多枯槁， 再十日不雨， 此五十余县必至 颗 粒 无 收。 抚 此 灾 祲， 忧 心 如 捣， 善 后 之 法， 策 画 偏难。”②上年的水灾弛禁了山铺票， 今年水灾、 火灾、 旱灾 “三管齐下”，在接二连三的重创之下， 无可如何之际， 粤省当局便悍然不顾准备弛禁番摊了。 据说还将番摊美其名曰 “广东全省补助缉捕费义捐”：粤省财政以军费为最繁， 每月军费一宗已占 ９０ 余万。 目前财政竭蹶， 应付俱穷， 军饷不清， 业已两月， 虽曾议借外债， 磋商就绪， 然为数无多， 后难为继。 识者早料番摊之必将弛禁矣。 但辛亥禁赌有声有色， 为时未久， 未易翻案， 故犹有待。 而在政界中人言之， 莫不以开复番摊为理财第一善法。 即考其事实， 私赌遍地， 惟军界中人及土豪劣绅为之包规， 今日禁犹不禁， 久必以私赌为名而尽弛其禁矣。 日来番摊弛禁之说愈唱愈高， 各县赌商竟纷纷上省，以图捷足领牌大张旗鼓， 龙代巡按使虽曾饬警厅出示辨明并无此事， 劝人不必听信谣言， 然辨者自辨， 传者自传， 盖谣言亦非无因也。 连日粤垣各报皆载一种传言， 略谓有大力者某某， 诡名张大成、 黄尚文， 现以番摊二字名称不美， 改名为广东全省补助缉捕费义捐， 每年认缴正饷 ４０ 万， 另加清濠费一万元， 业已禀详当道，闻此禀上后， 财政厅长察核， 章程以商禀请各节， 事同游戏， 似与民生尚无妨碍， 业已据情， 详请当道察核， 当道以此等义捐， 含有赌博性质， 且与番摊无异， 原拟不准开设， 惟念本省财政窘迫， 各·７０１·①②《广东水火大灾四志》 ，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水灾后之旱象》 ，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 第 ７ 版， “地方通信·广东” 。

民国澳门博彩史项赋税无可再筹， 救贫之道， 舍此更无良策， 必须慎重磋商并派员觇民意， 始行定夺云云。①　 　 由于舆论反对声过于强大， 中央又有严令， 龙济光等人只得变着花样弛禁了所谓的 “牌捐”， 以掩人耳目， 实系开番摊。 后来， 有人揭露说： “赌商承充牌捐， 岁缴 ４０ 万， 此系番摊之变名， 番摊从前承饷 ５００万， 乃变其名曰牌捐， 龙觐光竟以 ４０ 万之饷批准， 其中实有黑礼银 ９０万， 龙氏兄弟各得 ３０ 万， 财政厅蒋某得 ３０ 万。”②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 袁世凯称帝， 护国战争爆发。 次年 ３ 月， 桂系军阀陆荣廷宣布广西 “独立”， 参加护国军， 出兵湖南， 并派莫荣新率桂军进攻广东。 见势不妙的龙济光于 ４ 月 ６ 日发表反对袁世凯的独立宣言。然而， 陆荣廷的桂军及李烈钧率领的护国军继续夹击龙济光， 最终龙济光逃到海南岛。 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 陆荣廷进入广州， 自任广东督军。 １９１７ 年４ 月初， 陆荣廷赴京， １０ 日， 获黎元洪任命为两广巡阅使， 确认其对广东、 广西两省的管辖权， 取代龙济光而确立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陆荣廷来粤， 接手遭遇大灾之后的广东， 此时的广东比龙济光时期更为破败不堪。 于是关于赌的问题又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地方要求革除龙济光时期的秕政禁赌， 陆荣廷等人则力谋弛禁筹饷。 争论过来争论过去， 简直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据 《申报》 报道： “广东自陆督军到任后， 危机已过， 地方人士咸思所以整理内部之法， 禁赌一事即为目前注意之一端也。 乃于禁赌严厉声中， 而督军省长忽有招商承办山铺票之令， 于是省议会议员纷起提案质问。”③ 其弛赌过程与龙济光时期大同小异， 不过陆荣廷等桂系军阀的胃口更大。 为了应付驻粤滇军欠饷、民军编遣费 等 共 ５７４ 万 余 元 巨 款， 桂 系 当 局 仓 促 设 立 临 时 筹 饷 局，接着又向省议会提出了开赌案。 在暗中给了 “ 运动费” ３６ 万元贿买·８０１·①②③《两粤军费与赌捐之关系》 ，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广东数年来之黑幕》 ， 《申报》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第 ３ 版， “要闻二” 。《粤议会与禁赌》 ， 《申报》 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各议员后， 开赌案得以通过。 这 样， 由 于 桂 系 倡 导， 议 员 附 和， 广东的赌祸延续 ５ 年， 愈演愈烈。① 不仅将山铺票招商承办， 而且还公然弛禁番摊。依据桂系主粤时期的电报文件等档案所撰的 《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 将这一时期粤省弛禁番摊的经过及内幕， 揭露得一清二楚：龙氏退出广州， 陆入据， 首将已禁之有奖义会剋日招商承办，各方群众诘难， 当时即由省库提出十二万， 运动省议员通过照办有奖义会， 以抵御各方。 又拟谋设公民筹饷局， 以开番摊。 各方面再三电诘， 尤以北京禁赌会为最力， 一时不至实现。 陆入京运动巡阅两广， 报章多言与开番摊有关。 陆得巡阅两广之命， 陈炳焜继督粤， 宣布自主， 即提出开赌案于省议会， 其公司为源源公司。 某某军官共组织， 认饷六百万元， 公礼 （黑钱） 二百万元， 省议会运动费三十六万元， 于是议会将案通过。 而源源公司忽不成立， 陈炳焜、 李耀汉乃集各部军官， 组织集成公司接承， 又得杨梅宾力助，饷额如故， 公礼仍旧。 一班议员则每人得二千二百元， 强有力者倍之， 议长谢己原愤而辞职。 自是赌祸五年， 民不聊生， 桂系之赐固不薄， 而一班虎伥议员尤可诛也， 愿粤人其毋忘之。 兹将各最著赌议员芳名列下： 陈鸿铨、 莫泰安、 吴绍华、 黄蓉弟、 刘佩书、 王鸿镒， 时人号称六君子云。②　 　 陆荣廷、 陈炳焜等人， 为了弛禁番摊， 真是费尽了周折。 １９１７ 年 ７月 ６ 日， 借着护法战争爆发， 而所谓的 “出师讨逆” 的军饷无着， 遂以开赌案为出师条件， 贿赂议员通过 “防务经费” 的弛禁。 卫恭指出，集成公司系李耀汉等主持。 源源公司本来由陈炳焜妻舅出名。 集成公司·９０１·①②广东省禁赌委员会编 《禁赌概览》 ， 广州奇文印务有限公司， １９３６， 第 ２３９ 页。李培生： 《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 ，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第 ３９ ～ ４０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则另换别人出名， 此中内幕， 无可究诘。 自是年下半年起， 广东省内公开悬挂承办防务经费灯笼的番摊馆又遍地皆是。①（二） 高可宁的大兴番摊公司收盘１９１６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澳门第二届番摊的出投之时， 粤省政治经济形势， 正处于风雨欲来的变乱之时。 正如前述， 弛禁开赌， 成为这一时期粤省解决财政困难的不二法门。 在粤省弛禁番摊后， 承充第二届番摊的“大兴公司” 的高可宁等人， 一时陷入经营困境。 据收藏在澳葡政府档案中的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高可宁禀文：禀为 广 东 忽 弛 赌 禁， 澳 门 冷 淡 异 常， 乞 恩 核 减 饷 额， 仍 照６０３０００ 元， 以保商本而维大局事。 窃周鲸、 黄楠之代理人高可宁，设立大兴公司， 承办澳门番摊饷码， 岁出饷银 １２８６６６０ 元。 原广东禁赌甚严， 所有赌客汇于澳门一隅， 以故赌情岁有起色。 承充人虽出巨额之饷， 仍属有利可图。 不料大兴公司开办仅数日， 而广东忽弛赌禁， 番摊馆遍地皆是， 又加以杂赌牛牌、 十二位、 啤牌、 色砵等类， 如麻而起。 不特省城赌客不来澳门， 即附近澳门之乡村， 亦开设摊馆数十间， 尽将赌客拦截， 以致澳门近日十分冷淡， 为向来所未有。 大兴公司受此影响， 吃亏太大， 血本将竭， 断难支持。 若一旦倒闭， 则伙伴千余人立时星散， 各返内地， 襄办赌事， 其眷属不下三四千人， 亦将随之而去， 澳门不免更加冷淡， 且恐将来新商接办， 亦苦于无法招徕， 而国家饷源因之受害。 以大兴公司资本之厚， 开办不及百日即告崩倒， 风声所播， 新商亦将闻而生畏。 国家即招人承充， 所得饷银必定极少。 查澳门向日番摊税饷， 当广东开赌之际， 至高不过岁得 ４５００００ 元， 后因全粤决意禁赌， 其饷额方·０１１·① 卫恭：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第 １０９ 页。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升至 ６０３０００ 元。 今广东全省开赌， 情形比往时更烈， 澳门所受影响必比之往时更深。 新商岂肯骤出巨饷， 自取亏累， 势必减低饷额， 方敢从事。 然一旦广东禁赌， 澳门复旺， 其利益尽归新商所得， 国家将何所利焉？ 以上所陈种种， 乃系的确情形。 兹大兴公司为自己保本起见， 又为国家保饷起见， 特思得一法， 乞国家恩准大兴公司减低饷额， 自第四个月以后， 照纳 ６０３０００ 元之数， 倘广东将来实行禁赌， 仍照今日饷额 １２８６６６０ 元纳于国家。 如此变通办法， 在现时大兴公司可以勉强支持， 不致倒闭， 澳门不致多受一番风潮， 维持现状， 地方隐受其益。 将来一遇广东禁赌机会， 大兴公司固有发达之希望， 而国家亦可得回巨额之岁饷， 实为上下交利之道， 伏祈鉴此下情， 俯允所请， 迅为批示祗遵， 无任激切待命之至。 出投公会长大人台前。 西历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 ２９ 号。 高可宁。①　 　 高可宁禀请 “于广东准开赌博之时内” 将所纳饷额核减， 然而， 澳葡政府并未答允。 ９ 月 １３ 日， 高可宁再次具禀， 称另拟办法， 恳求照办：现下之番摊合同停止九个月， 将此九个月期内番摊生意明喊出投， 招人承办。 禀者愿担保此时开投之底价每月 ５０５００ 元， 并应允于开投之时， 如有他人出价至高， 禀者必照其价再行添高， 否则将禀者现存之按柜银 ４２８８８６ 元归国家充公。 倘出投之时， 系由禀者承充， 则俟九个月期限届满， 该番摊生意仍归禀者接办， 按照现日合同并按照现日饷额每年 １２８６６６０ 元缴纳。 如禀者届时不能接办，即将禀者之按柜银充公。②　 　 随后， 澳葡政府即按照高可宁所拟办法， 即以每月缴纳承充饷银·１１１·①②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５３２０， ＭＩＣ： Ａ０９０１， ｐｐ １２ － １３，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５３２０， ＭＩＣ： Ａ０９０１， ｐ １６，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民国澳门博彩史５０５００ 元为底价， 将澳门番摊明喊出投招人承充。 承充时间自 １９１７ 年 １１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共计 ８ 个月。① 不过， 由于市况不妙，无人来投。 澳葡政府此后连番降低底价招人承充， 依然无果。 １２ 月 １４ 日，澳葡政府决定取消大兴公司的承充合同， 于 １２ 月 ２１ 日用暗票将 １９１８ 年正月全月的番摊生意暗票出投， 招人承充， 无底价要求， 压票银为 ３０００ 元。②同时， 又拟定于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招人承充澳门番摊生意， 为期五年， 自１９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出投不限底价”。③ 其中具体的细节， 据记载： “第二次专营承包者的总价为每年缴税 １２８６６６０ 元。” 该数额旋减至每月 ５０５００ 元， 后来又减至每月 ２５１００ 元。④ 这里提到的每月 ５０５００ 元， 是高可宁建议的数额， 澳葡政府并未允准， 后来的每月２５１００ 元， 则是指 １９１８ 年正月全月的番摊生意承充饷额。又据 《中华民国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 １９１８ 年） 》 记载， 澳门番摊赌馆曾于 １９１６ 年有商人承揽， 每年认饷 １２８６６６０ 元。嗣于数月之后， 省城摊馆成立， 该商获利无几， 即禀请政府将合同取消， 原定期限则缩至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为止。 未几， 复重订约章， 每年认缴饷银 ４０４０００ 元， 惟试办不久辄又作废。 其按饷银 ４０ 万元全行充公， 旋于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再行招商承揽。 最高之票， 每年认缴饷银 ５２ 万元， 以 ５ 年为期， 于本年 ２ 月 １ 日开办。⑤ 根据这一记述以及澳葡政府承充专营之合同规定， 大兴公司的按柜银 ４２８８８６ 元的确被没收充公了。大兴公司自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开办， 至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同·２１１·①②③④⑤《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 第 ３７ 号第 ２ 号附报；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５３２０，ＭＩＣ： Ａ０９０１， ｐ ３３，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第 ５０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第 ５０ 号。《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１ 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１０３ 页。《中华民国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１９１８ 年） 》 ， 载莫世祥、 虞世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３１８ 页。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取消， 前后不到半年时间， 即告收盘。 高可宁等承充赌商损失可谓惨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承充广东有奖义会 赌 饷 的 也 有 一 个 大兴公司：财政厅布 告 云： 案 照 本 省 善 后 有 奖 义 会， 前 经 本 厅 分 商 招投， 计已投 承 办 者 六 处， 其 余 肇 庆 十 五 字 会， 南 海、 宝 安、 三水、 新会、 香山、 清远、 恩开台、 罗定、 连阳等处十字会， 潮、梅、 南、 韶、 英、 阳江、 雷州、 琼崖、 鹤山、 惠州、 钦、 廉、 高州等处暨十五字会， 共二十一处， 奉督军省长令， 准大兴公司承办。 兹该公司于一月 一 日 起 开 办， 合 行 布 告 晓 谕， 一 体 保 护 云云。①　 　 二者之间有何种联系， 不得而知， 按照常理以及晚清时期粤澳赌商曾有类似合作的情形来看， 此广东大兴公司与澳门大兴公司， 可能为同一批赌商承办。另外， 在 １９１７ 年 ２ 月 １ 日， 高可宁与林礼周 （即林让）、 潘伯泉合股承办澳门大信铺票公司， 司理人为潘伯泉。 公司股本 １７ 万元， 为期５ 年， 每年缴饷 ２１３６００ 元。②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据报道， “ 在停办了两个月后， 澳门山票和白鸽票又重新开办， 赌商每年缴交饷银 ２０ 万元， 承充为期五年， 已被澳葡政府接受。 番摊承充权被同一专营者以 ４０４０００ 元的低价码获得， 为期八个月。 以往一房难求的局面已不复见， 现在澳 门 待 出 租的房屋非常多， 数百间空荡荡等人来租。 租价下降很厉 害， 许 多 中国旅馆已经关门大吉了。 经济不景气对商人打击得很厉害， 情况愈·３１１·①②《有奖义会准大兴公司承办》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９ 日， “粤闻二” 。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来愈不妙”。① 这条新闻透露出承充是届澳门山票和白鸽票的赌商就是承充番摊的赌商高可宁等人。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高可宁又与黄孔山、潘伯泉合股开办澳门富源山票白鸽票公司。②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民国时期澳门第二届鸦片出投时， 竞争异常激烈。 承充期限为五年， 参与竞标的共有 １９ 人， 最后， “ 大成公司”（ Ｔａｉ Ｓｅｎｇ Ｃｏ ） 以年饷 ６６７６０００ 元获得， 即 ５ 年总计缴交饷银 ３３３８万元。③综上所述， 在 １９１７ 年， 即自第二届番摊承充开始， 以高可宁为首的十友堂就成了澳门番摊总公司的实际控制者。 与此同时， 高可宁还与人承充了澳门博彩业中的中式彩票， 即铺票、 山票和白鸽票。 澳门所有招人承充的博彩， 尽被其收入囊中。 正如前文所谓 “粤省赌博将成一大托辣斯” 之 说， 实 质 上 讲， 十 友 堂 就 是 澳 门 博 彩 业 中 的 一 大“托辣斯”④。 这不仅反映出澳门博彩业承充赌商经营形式的进化， 也符合澳门博彩业发展由分散走向集约的历史趋势。 澳门另一个重要的鸦片承充专营， 也为高可宁等人组织的 “大成公司” 获得。 烟赌两项乃是维系澳门生存发展的关键， 如此局面， 可谓一时无两。 十友堂高可宁等人犹如滚雪球一般地迅猛发展， 这个摊子铺开得着实惊人。 尽管大兴公司一度遭受比较严重的损失， 但此绌彼盈， 互相挹注， 大约也亏不了多少。·４１１·①②③④“Ｍａｃａｏ Ｎｏｔｅｓ”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１７ － １１ － １４， ｐ ３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Ｍａｃａｏｓ Ｏｐｉｕｍ Ｆａｒｍ”，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１８８４ － １９４２） ，２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１７， ｐ ５“托辣斯” （ Ｔｒｕｓｔ） 即托拉斯， 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 是指在一个行业 （或商品领域） 中， 通过生产企业间的收购、 合并以及托管等形式， 由控股公司在此基础上设立一巨大企业来兼并、 包容、 控股大量同行业企业来达到企业一体化目的的垄断形式。 通过这种形式， 托拉斯企业可以对该行业市场实现垄断， 并且通过制定企业内部统一价格等手段来使企业在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托拉斯的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的生产、 销售和财务活动， 领导权掌握在最大的资本家手中，原企业主成为股东， 按其股份取得红利。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第三节　 集益与集福番摊公司———高可宁　 　 　 　 时代的开启（一） 集益与集福番摊公司１９１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 高可宁等人组织的 “集益公司” （Ｃｈａｐ Ｉｅｃ ＣｏｎｇＳｉ）， 获得了第三届五年期的澳门番摊承充专营权， 每年认缴饷银 ５２ 万元，于 ２ 月 １ 日开办。 然而， 该年的市况依然不景气。 据 《中华民国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１９１８ 年）》 云： “窃查本口贸易情形， 本年盗患仍未稍平， 已于商务大有窒碍； 况欧洲既有战务， 国中又南北纷争， 影响所及，无怪生意多所梗阻， 税课亦因之短征。 闻贸易锐减之故， 由于澳门番摊赌馆停闭甚多。 盖本年业此者由二十四间减至八间， 因此澳地居民亦少数千，商业遂有一落千丈之势”。① 究其实， 还是粤省弛禁番摊的冲击过于剧烈。粤省其他地方不论， 单单在澳门对面的香山县， 即是摊馆林立。 据 １９１８ 年４ 月的 《香港华字日报》 报道， 承包香山县番摊赌博的联发公司赌商黄平安， 不仅在穷乡僻壤遍设摊馆， 还违章增设。 “即附城一隅于前未开过地点竟增开至二十六间之多， 甚至县署门前占街建设摊馆一所， 日夜麇聚。”②集益番摊公司面对如此形势， 只能惨淡经营， 勉力维持。 １９２０ 年 １月 ２８ 日， 集益番摊公司司理人高可宁禀称， 公司承充已近两年， 每年饷银 ５２ 万元， 不堪重负， 求请调整合同， 减低承充饷项 ２０％ 。③ 另据高可宁夫人叙述， １９１８ 年， 高可宁又发起承办澳门集益娱乐公司， 集股本 ３９ 万元， 高氏个人占股本 １２ ２ 万元。④ 又据澳葡政府档案， １９１８·５１１·①②③④《中华民国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１９１８ 年） 》 ， 第 ３１４ 页。《安有不贪狠之赌商》 ， 香港 《华字日报》 １９１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粤闻一”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７７７１， ＭＩＣ： Ａ０９９４， ｐｐ ４ － ６，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 此处可能是高夫人误记， 据推测应为集股 ３９ 万余元， 再加上高可宁的 １２ 万 ２ 千元， 合计 ５２万元。

民国澳门博彩史年 ２ 月 ４ 日， 承充正月全月番摊生意的黄楠呈请澳葡政府， 要求取回按柜银 ８３６６ ６６ 元。① 而这一数据， 刚好符合按柜银为一个月承充饷银２５１００ 元的 １ ／ ３ 的惯例。 前面我们提到， 黄楠来自大兴番摊公司， 而第三届番摊承充者是高可宁等人。 这意味着自大兴公司成立以后， 虽然几经波折， 磕磕绊绊， 但澳门番摊承充专营生意始终为高可宁等人掌握控制， 并未易手他人。 也就是说， 集益公司实质上脱胎于昙花一现的大兴公司。高可宁等人具禀请求减饷 ２０％ ， 澳葡政府是如何批复的以及其后续情形， 我们不太清楚。 然而， 世事难料， 广东的政治局面紧接着发生剧变。 数月之后的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 陈炯明赶走桂系军阀， 回师广州。稍后， 广东的拒赌会向陈炯明呈递请愿书， 内容大意谓： “桂系长粤以来， 规复全省番摊铺票等大小赌博， 岁得饷项二千二百万元， 遗害百世。 ……乞将现有赌博厉禁， 以刷新全粤之政治。” “广州各界更于十一月廿三日， 联同举行请愿大巡行， 参加者凡四万余人， 队伍由天字码头直排到东堤。 沿途万人空巷， 铺户纷燃串炮。 陈炯明先在省长公署内接见各代表， 接 受 请 愿 书， 表 示 决 心 禁 赌， 定 期 十 二 月 一 日 明 令 执行。”② 陈炯明主政广东， 再次禁赌， 并施行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禁赌措施， 开赌人犯竟被直接拉出去打靶 （即枪毙）。③ 粤谚有语云： “三年·６１１·①②③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０６３６７， ＭＩＣ： Ａ０９４４，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卫恭：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 第 １０９ ～ １１０ 页。１９２１ 年 ９ 月 ９ 日下午， 广东省长公署、 粤军总司令部会衔布告： “为布告事， 照得赌博之祸， 甚于洪水猛兽， 去年本省长兼总司令， 返旆粤东， 曾订定 《赌博治罪暂行章程》 九条， 《施行细则》 三条， 其以赌博为当业者， 聚众开设赌场以营利者， 包庇开设赌场以营利者， 均处以死刑， 或一等有期徒刑。 其赌博财物、 发行彩票、 购买彩票、 买卖贩运赌具， 均分别处以徒刑及科以罚金， 当场赌博器具、 金钱、 房主知情房屋， 均没收等因。 通告省外各属， 严行禁止。 至鸦片为祸， 弱种病民， 关系国家前途， 社会进化， 尤非浅鲜， 本省长对于种运售吸四端， 有犯之者， 均予严办，亦以通告各属， 严行禁止各在案。 是禁令何等森严， 岂容轻易尝试， 自应永远禁绝，以裕民生， 乃各属日久玩生， 访查遵禁者未始无人， 而轻于违犯者仍然不少， 亟应重申禁令， 以振聋聩。 合行布告， 为此布告阖属诸邑人等知悉， 自此次申禁之后， 如有再行于犯烟赌两事， 本省长兼总司令， 定即分别照章执法严办， 决不曲为宽贷也。 凛之， 此布”。《三令五申之烟赌禁令》， 《广东群报》 １９２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第 ６ 版。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不发市， 发市当三年”， 陈炯明决意禁赌， 这对澳门承充赌商来说绝对是利好消息， 集益公司可谓苦尽甘来。 由此来看， 澳门集益公司其后应该是获益匪浅， 赚得盆满钵满。 据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的一则英文报道云， 几天前， 澳门番摊 （按， 即民国第四届） 的投标， 承充饷银达 １１２８６００元， 较上届飙升 １ 倍以上。 投承者为前承充人 Ｋｕａｎ Ｃｈｉ Ｋｏｎｇ 和 ＬａｍＣｈａｕ Ｏｎ。 “很明显， 过去三年的承充专营无疑获利甚丰。”①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 澳葡政府布告第四届澳门番摊招人承充： 以 ３年为期， 自 １９２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 底价 ５２ 万元。②８ 月 ９ 日， 澳葡政府又发布告示， 重新更定出投日期。 据载： “澳门国课官美， 奉宪命为布告事： 照得澳门番摊生意原定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开投， 兹改为本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开投， 所有本年第 ３０ 号第 ３１ 号宪报所登布告， 应即更正。 仰各知照， 此布。”③ 相比原先的时间， 提前了 １ 个月。这一般是博彩业市况转好的征兆， 说明前来竞投的赌商较多， 并且竞争比较激烈。 此届赌商竞投的情形如何， 未见相关记载。 根据档案报刊史料， 可知澳门第四届番摊的承充饷银为每年 １１２８６００ 元④， 其后第五届番摊的承充饷银为 １２２４０００ 元。⑤ 承充第四、 第五届澳门番摊的公司名为 “集福公司” （ Ｃｈａｐ Ｆｏｃ Ｃｏｎｇ Ｓｉ）， 股东有高可宁、 李际唐、 ＦｕｎｇＴｓｏｋ Ｌａｍ （冯作霖） 等人。 这一史实是根据下面数条史料推导而来。据 《广州民国日报》 报道， 因罢工会封锁澳门港口， 交通断绝， 集福番摊公司总理高可宁见各赌馆门可罗雀， 每日亏本万余元， 业向澳葡政府先请减饷， 并拟退办。⑥ 又据 《香港工商日报》 报道：·７１１·①②③④⑤⑥Ｕ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２７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２， ｐ ８； “ Ｏ Ｆａｎｔａｎ ｅ ｏ Ｃｈｉｍ Ｐｕ Ｐｉｏ” ， 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Ｍａｃａｕ， ４ （９３） ， ２１ Ｄｅｚ １９２２， ｐ ２《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第 ３０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第 ３２ 号。“Ｏ Ｆａｎｔａｎ ｅ ｏ Ｃｈｉｍ Ｐｕ Ｐｉｏ” ， 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Ｍａｃａｕ， ４ （９３） ， ２１ Ｄｅｚ １９２２， ｐ ２“Ｏｒçａｍｅｎｔｏ ｄａ ｒｅｃｅｉｔａ ｐａｒａ ｏ ａｎｏ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 ｄｅ 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１”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６ 年１０ 月 １３ 日， 第 ４１ 号。《澳门最近情况》 ， 《广州民国日报》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第 ７ 版， “要闻二” 。

民国澳门博彩史澳门去年承办番摊之集福公司， 至今春正月经已期满， 由葡政府招人投承， 结果仍由旧公司每年以 １１０ 余万之饷投得， 计此次开投期限， 以五年为期。①　 　 由此可知， 集福公司连续承办了两届番摊， 共计 ８ 年时间， 直到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１ 日期满。 又据澳葡政府档案记载，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澳葡政府准许在华人新年开设轮盘赌 （Ｒｏｌｅｔａ）， 损害了番摊承充人的利益， 集福公司的李际唐呈请予以废止。② 这说明澳门著名华商李际唐亦是集福公司的股东之一。③集福公司获得第四届番摊承充权之后， 粤澳关系濒于破裂， 双方剑·８１１·①②③《澳门罢工期内之赌饷问题》，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第 ３ 页， “港闻一”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２１６６， ＭＩＣ： Ａ１１３３，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李际唐 （１８８２ ～ ？）， 晚清时期澳门著名赌商李镜荃的长子， 官名李翘燊， 字贤发， 号际唐， 广东新会七堡人。 光绪庚子辛丑并科举人， 甲辰年 （１９０４） 恩科会试中式第 ８８ 名贡士， 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散馆授国史馆、 实录馆编修， 崇陵 （光绪陵） 办事官。 李翘燊是澳门唯一一位太史公 （翰林）。 辛亥后， 隐居澳门， 经营家族多项实业。 主持澳门孔教会多年， 弘扬孔教， 热心教育， 出资办 “李际唐义学” 多年， 嘉惠澳中贫穷子弟， 造福社会， 年七十余卒。 翘燊祖父讳朝辉， 字炳德， 号煜南。 “少贫苦， 以勤俭起家， 善居积，不十余年致金累巨万。 性笃厚嗜义， 尝营茶丝业于澳门。” 咸同年间， 屡拯救被诱猪仔，“获全者极伙， 澳人至今称道不衰”。 “晚岁筑室水南乡之浮石洲， 成聚落， 名曰李家庄。斥其庄数屋给从昆弟恭德、 传德、 彩德诸公， 余所以佽助者尤厚， 人皆以为难。 卒年五十有二”。 曾以碧光堂名义与卢九等人合股在澳门大街开设宝行银号。 翘燊之父李镜荃， “讳其光， 又名家驹， 字象昭， 号镜荃， 炳德翁之第四子。 卓荦有大志， 少读书不喜治举子业， 旋弃去， 别营生计， 发策无遗算， 尤豪侠任气， 不屑屑较锱铢， 日挥巨万无吝色， 而所获致愈丰。 平居严重， 寡言笑， 不轻为然诺， 然喜引掖后辈。 ……性慷慨好施， 戚党故旧待公举火者常数十家， 设义学， 施衣粥， 岁习以为常。 又尝捐巨资赈邻省灾， 朝廷嘉其义， 赏戴花翎， 以道员补用。” 李镜荃为晚清澳门著名华商， 主要经营博彩业， 是富而贵闱姓厂的东主， 后又承充澳门火水、 火药生意， 开设宝得银号。 参见允成堂重辑 《广东新会云步李氏宗谱》， “列传谱”， 李济深、 陈济棠、 孙科等人为之题签， 有李翘燊序， 李太白印书馆印刊， １９２８， 第 ２９ ～３０、 ３４ 页；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９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第 ４ 号， １９０３年 １ 月 １７ 日第 ３ 号， １９０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第 ２６ 号， １９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第 ２６ 号， １９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日第 ２４ 号； 邓又同： 《四十年代澳门回顾》， 载汪军编著 《晚清安徽巡抚邓华熙史略》， 时代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１３６ 页。 又， 李镜荃与卢九两个新会同乡还是儿女亲家关系， 据《卢公怡若小史》 记： “公 （指卢怡若） 年十七， 娶夫人李氏， 乃新会李太史际唐之女弟，以淑闻于乡党。” 参见杨振熊、 赵汉一、 曾霖山等口述， 任志林编撰 《革命史系： 卢公怡若小史》， 己亥端阳 （１９５９ 年） 稿本， 第 ２ 页。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拔弩张， 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先是 １９２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发生湾仔银坑炮轰中国军队事件， １０ 月 １ 日， 中国政府向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馆提出 ４项要求： 葡方向中方道歉， 惩办肇事葡国军官， 葡船以后不得驶过湾仔银坑华界， 澳门必须定期实行禁赌。 ４ 日， 香山县各界民众 １ 万多人，于前山福善堂举行大会， 声讨澳葡当局侵略扩张， 商讨对付澳葡当局办法， 最后议决自 ５ 日起停止向澳门提供食物， 断绝水道， 直至澳葡当局接受 ４ 项条件为止。 正当广东各地摩拳擦掌， 欲图对澳葡当局予以制裁之际， １９２２ 年， 澳门又发生了一起轰动海内外的葡警屠杀澳门华工的“五·二九事件”， 激起了中国政府与海内外华人的严重抗议。 全澳工人联合大罢工、 大罢市以抗议澳葡当局的暴行， 数万华人市民为此纷纷离开澳门返回内地， 所有澳门茶楼、 酒楼、 商店、 工厂、 市场、 鱼栏为之一空， 澳门几乎成为死城。 此时收回澳门已箭在弦上， 澳葡当局几乎要走到尽头了。 集福总公司属下 “各番摊公司无人过问， 门堪罗雀， 月来亏蚀盘费， 为数不资”， 因 “亏欠过巨， 席卷逃挞者， 有三家。 因亏本歇业， 另作别图者， 亦有五家。 奄奄一息， 勉强支持， 藉□东家者，又有三家”。① 只是没承想 ６ 月 １６ 日， 时局大变， 陈炯明发动叛变， 孙中山被迫逃离广州， 澳葡政府躲过 “一劫”， 集福公司亦转危为安。（二） 高可宁承充澳门签铺票生意借着陈炯明禁赌的机遇， 澳门中式彩票类博彩也乘虚进入广东， 大获其利。 例如，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的新闻有 《严禁澳门山铺票输入内地》 一则：新会、 香山、 江门各地自颁赌禁后， 赌博已完全绝迹， 惟近日某埠山铺票竟暗中输入香、 新一带， 购买赌博者颇为猖獗， 刻为江门王警察厅长查悉， 特通令所属严行查禁， 除将私带外票之带家拘·９１１·① 《澳门政府一贫至此》， 温哥华 《大汉公报》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第七页， “广东新闻”。

民国澳门博彩史拘拿惩办外， 其带家店铺亦须封禁， 以惩贪狡。 同时， 香山知事亦已布告严禁， 颇觉雷厉风行云。①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 查禁澳门彩票进入内地：省长公署近查省外各属及广州市区， 多有澳门彩票潜行运入，暗中销售， 已迭经检查邮信专员发觉呈报有案。 查该项彩票， 纯系赌博性质， 现下内地赌禁森严， 岂容偷运私销， 致妨禁令。 除饬公安局转行所属， 严禁人民买卖外埠彩票， 并设法杜绝私运私销外，一面分行香山各县知事， 协同查禁， 无许偷运入口， 以维禁令。②　 　 打开了销售市场的澳门中式彩票， 承充价码节节攀升。 １９２１ 年 １０月， 澳门铺票出投， 以本届公司投得之 ２１３６００ 元为最低限度， 是日共票 ４４ 条， 俱是暗票投者， 迨按名点收投票之函， 至第 ２５ 号张才之名，未见将函缴交， 故只得 ４３ 条结果， 以署名之 （直才）、 （广太）、 （福成）、 （士堂）、 （仲□）、 （家良）、 （廷杰） ７ 人之票最高， 其出价为每年饷银 ５７６６００ 元， 二票钟伯良则 ５２６０００ 元， 三票何展云则 ５１６２００ 元，于是下届铺票公司归此七人承办， 闻亦为本届公司之人。③ 所投得的年饷 ５７６６００ 元， 较上一届提高了近 ２ 倍。 毫无疑问， 广东禁赌所预示的生意前景决定了投承价码的大幅提高。 报道还透露出一个信息， 承充新一届铺票公司的 ７ 人， 来自上届 １９１７ 年设立的大信公司， 换句话说，澳门签铺票一直为高可宁、 潘柏泉等人掌控经营。 ７ 人之票中署名 “福成” 者， 应为高可宁之子高福成。高可宁与与林礼周 （即林让）、 潘伯泉合股承办澳门大信铺票公·０２１·①②③《严禁澳门山铺票输入内地》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第三张四页，“粤闻” 。《查禁澳门彩票入内地》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 ２ 日， 第二张三页， “粤闻” 。《澳门下届铺票已开投》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香港新闻” 。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司， 承充期为五年， 至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 ３０ 号期满， 即向澳葡政府收回按柜银， 将所有谢教银两一概派清， 顺利结业。① 随 后， 高 可 宁 等 大 信 公司旧人以每年缴饷 ５７６６００ 元再次投得五年铺票承充权， 并更名为宏信铺票公司。 博彩中的彩票之类属于长线生意， 投买、 收票、 开彩、兑奖需时 较 长， 其 红 火 繁 荣， 需 要 一 个 相 对 平 和 安 定 的 社 会 环 境。铺票、 山票、 “澳门彩票” 类皆如是。 在粤澳双方面临激烈冲突的当口， 签铺票 生 意 受 到 了 严 重 冲 击， 被 迫 无 奈 的 宏 信 公 司 只 得 退 办。１９２２ 年第 ２２ 号 《澳门政府宪报》 登载了一则澳门国课衙门的公家告白： 案据承充签铺票商人禀请注销承充合同， 经奉督宪核准并将按柜充公， 兹依 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承充澳门氹仔、 路环签铺票合同第一款附款二之规定合行布告， 俾众周知此布。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 ２ 号。② 另据宏信公司在 《澳门政府宪报》 上刊登的启示：启者： 宏信铺票公司自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１ 日起饷计办至五月底止，适为风潮影响， 迫得停办。 现下本公司除亏本外， 所存余款， 俟数目结束后， 即行派回各东， 特此布闻。③　 　 承充澳门铺票的宏信公司只开办了 ３ 个多月， １７ 多万元的按柜银被没收充公， 包括高可宁在内的一众股东亏损不少。宏信铺票公司中途退办后， 一时无人愿意接手。 按惯例， 在新的承充公司接手之前， 一般由旧公司继续维持， 按日缴饷。 迁延至 ７ 月 １日， 方由富顺公司起饷承充澳门签铺票生意， 合同期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止， 计 ５ 个月。 富顺公司下设两厂， 一为富贵， 一为荣华。 承充人为张·１２１·①②③《壬戌年闰五月十六日大信铺票公司司理人潘柏泉启事》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２ 年 ７月 １５ 日， 第 ２８ 号； 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 ３ 日， 第 ２２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 第 ２６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学， 司理人为许祥。① 从承充期限只有短短 ５ 个月来看， 这一承充是临时性的权宜之举。 由于时局不明朗， 希望利益最大化的澳葡政府与承充赌商双方都存在观望情绪。１９２２ 年 ８ 月 ８ 日， 澳葡政府发布告示， 将澳门、 氹仔、 路环签铺票生意定于 １１ 月 １３ 日出投招人承充， 以 ４ 年为期， 由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日起至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 ３１ 日止， 不限底价， 凡来投者须先缴押票银 ５７６６０元， 存贮于西洋银行即国库内， 并且规定来投之人所出之价不及底价者， 即将押票银充公。② 是日开投， 未成。 眼看着富顺公司承办即将期满， 急不可耐的澳葡政府于第二天 １１ 月 １４ 日， 再次发布告示， 决定１２ 月 １３ 日再行出投招人承充， 仍以 ４ 年为期， 由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不限底价， 凡来投者须先缴押票银 ５７６６０ 元存贮西洋银行即国库内， 以保证喊价之殷实。 共列出投章程 ４ 款。③ 虽说不限底价， 但从押票银的数目， 实际上是可以推测出底价的多少， 即至少需要 ５７６６００ 元。 由于还是无人问津， 澳葡政府只好再定日期， 降低底价， 于 １２ 月 １９ 日第三次出投招人承充， 底价改为 ４６４０００ 元， 开投用明喊法。 凡来投者须先缴押票银 ４６４００ 元， 存贮西洋银行即国库内。④降价之后， 此次到期开投， 有不下 ２０ 家公司前来竞投。 各公司所出投价·２２１·①②③④《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第 ３ 号。 张学， 生平不详。 许祥， 生平不详，长期经理澳门铺票生意， 为澳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著名华商， １９２４ 年、 １９２５ 年、 １９２６年为澳门商会第 １２ 届副总理， １９２７ 年为值理。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２ 年为镜湖医院首总理，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３ 年任镜湖护士助产学校校长。 １９２１ 年， 许祥曾在香港开设 “富衣厘时经纪行” ， “代理按揭买卖屋宇物业及各项股份” 。 １９２７ 年， 澳门筹备庆祝双十国庆时，许祥作为总统酒店负责人， 被举为四名筹备总理之一。 １９２７ 年冬， 许祥成为岐关车路创办发起人之一。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曾作为澳门华人代表欢迎访澳的驻华大使。参见 《许祥启事》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第八版； 《澳侨庆祝双十节之筹备》 ， 《澳门时报》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 ２１ 号； 郑劻济： 《广东民办岐关车路有限公司始末》 ， 载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第 ３ 卷） ，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２８９ ～ ２９０ 页； 《澳门华人欢迎葡使》 ， 《申报》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７ 日， 第 ８ 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第 ３２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第 ４６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 第 ４９ 号第二号附报。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自每年 ３０ 万元起， 高低不等， 出价最高者为顺泰公司 （Ｓｕ Ｔａｋ Ｋｏｎｇｓｉ）的 ４６０２５０ 元， 但仍未达到竞标的最低底价要求。 澳葡政府政务委员会议定不接受这一投价， 因为投价明显低于这一承充专营的实际价值。① 根据上一章表 ３ 的数据分析， 顺泰公司应当获得了此届签铺票的承充权。顺泰公司 ４ 年承充期满后， 又有一家公司再次获得 ４ 年承充权， 这两届 ８ 年的澳门签铺票生意， 因史料不足， 诸如顺泰公司为何人所设，之后的承充公司为何名目， 先后多次经营签铺票生意的高可宁是否参与其中， 皆无法回答， 暂且阙疑。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澳葡政府布告招人承充新一届的签铺票生意，仍以 ４ 年为期， 自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不限底价， 凡来投者须先缴押票银 ５ 万元。② 具体出投和承充经营等情形， 如同前面两届一样， 史料付之阙如。 不过， 一则新闻报道给出了部分答案。 １９３２ 年 “一·二八” 淞沪抗战， 澳门各界纷纷捐款慰劳十九路军。适时， 高可宁汇款大洋 ２ 万元， 兴和铺票公司的黄孔山汇款大洋 １ 万元。③ 由此可知， 此届签铺票的承充公司为兴和铺票公司。 而司理黄孔山是十友堂中人， 高可宁关系最密切的合伙人及亲家。１９３３ 年 ２ 月， 上海的鸳鸯蝴蝶派作家骆无涯到澳门游玩， 谈到了他所见到的澳门博彩业概貌， 以及兴和铺票公司经营的富贵、 荣华两间铺票厂的情况：银牌还是一种诱引外来贵客的赌， 还有一种吸收贫民血汗资的白鸽票， 在澳门更普遍得异常， 街头檐下处处都有这种白鸽票的代理发行处。 一个双毫， 可以买四十条， 一天要开三次彩， 每次开十二个字， 如果点中了四个字， 就有彩金可得， 字越点中得多， 彩金·３２１·①②③Ｕ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２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２， ｐ ８《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第 ３５ 号。《澳商陆续汇款赴沪》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第三张第一版， “澳门消息” 。

民国澳门博彩史也越大， 大约点中到八九个字， 就可以得到千数百元。……白鸽票之外， 还有一种铺票， 也称作山票， 其赌法同白鸽票一样， 也是点字的， 但是得彩方法却不同。 他的售价每条分二角半元一元数种， 每一种以点中得最多的为头彩； 大约能够点中六个或七个字的， 便可得头彩了； 譬如这一次是最多只五个字， 那末五个字也便中头彩了， 如果同时有十五个人点中五个字， 那末这头彩的奖金， 就由点中的十五个人分派， 这好比和跑马的派彩差不多。 澳门经营这营业的有两家， 一家叫荣华厂， 一家叫富贵厂， 一家逢五开彩， 一家逢十开彩， 每家每月各开三次， 彩金以二角的为最多， 头彩约可有四五万元， 因为二角的销行最盛， 他是以卖下来的钱派彩的， 所以也得的最多了。 开彩的地方， 叫作胡 〔康〕 公庙， 大约这一个庙中的神祇， 是专管中彩的， 所以非得要郑而重之的向胡〔康〕 公杯卜不可了。 那杯卜就是开彩的法子， 同我们江浙求神用三块竹片来分阴阳一样， 并非是新式方法， 用铜球摇出来的。银牌、 白鸽票、 铺票， 这是澳门的三种大赌， 承办的赌商， 每月须报效澳门政府若干万元， 澳门的市面全然靠此繁荣。 听说澳门政府， 每年要汇回大西洋 （即葡萄牙， 粤人称为大西洋） 数百万元， 也就以此项收入作为挹注。①　 　 骆无涯对澳门的各种赌博并不熟悉， 说错不少。 从内容上看， 他所见的是白鸽票和铺票， 并非山票， 而铺票主要是 “联榜” 铺票。（三） 一代赌王高可宁的崛起高可宁通过德成番摊馆获得第一桶金， 接着十友堂有成公司承充鸦片， 奠定了其一生基业。 １９１６ 年 ９ 月 ６ 日， 澳门大井头高德成堂大厦·４２１·① 骆无涯： 《南征记》 ， 载 《新上海》 １９３３ 年第 １ 卷第 ３ 期， 第 １０６ ～ １０７ 页。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落成， 同日乔迁新居， 建筑费用计双毫 １０９９００ 元。① 接着， １９１７ 年 １２月 ２６ 日， 澳门新马路德成按开张， 与黄孔山先生合股经营， 资本双毫５ 万元。 同日， 澳门新马路富衡银号开张， 亦与黄孔山合股， 资本双毫４ 万元。 同年， 又经营澳门快艇头街兆丰酒米铺。②高可宁在澳门构建了一个以十友堂为中心的 “王国”， 也是巨无霸， 所向披靡。 高可宁在澳门站稳脚跟之后， 即长驱直入， 大举进入澳门的核心营生———博彩业。 从分承的德成公司到总揽的集福公司， 从签铺票到山票和白鸽票， 浸淫其中近 ２０ 年， 一路高歌猛进， 气势如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高可宁是民国时期澳门当之无愧的一代赌王。 此后， 唯有后来的何鸿燊博士可与之相提并论。 早在 １９２８ 年， 就有人给高可宁作了一篇 《赌王传》。③长袖善舞， 多钱善贾。 高可宁夫人在叙述其家史时说， “澳门基础稳固后， 同时发展广州市、 香港及上海各种生意。 其后， 因时局变乱， 致有多·５２１·①②③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 李鹏翥： 《澳门古今》 ， 香港三联书店、 澳门星光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９９ ～ １００ 页。 民国时期金融混乱， 澳门流通的货币有晚清的鹰洋、 澳门元、 港币以及广东的毫洋 （双毫）等。 鹰洋和澳门元一样， 相当于 ７ 钱 ２ 分白银。 １ 澳门元可以兑换 １２ 枚以上的广东双毫， 即双毫的价值略低。 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８ 日颁布 《国币条例》 ， 该条例根据北洋政府颁布的宣统二年的 《币制则例》 修改形成， 规定国币单位为 “元” ， １ 元银币重 ７ 钱２ 分， 成色银九铜一， 含纯银 ６ 钱 ４ 分 ８ 厘， 即 ２３ ９７７９５０４８ 克。 辅币有半元、 ２ 角、１ 角银币， 成色银七铜三。 自 １９１２ 年始， 广东造币厂所铸毫币， 逐渐流布全国， 而长江以南各省商场贸易恃为唯一辅币， 在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赌王者， 即名震博界之高可宁也。 高， 番禺人， 年将不惑矣。 少贫无所依， 流离于省港间， 以鬻龙舟歌为活。” 传记中说高可宁发迹， 是偶然中了白鸽票九个字， “ 获千余金， 高狂喜， 自是遂以博为生涯， 而博必胜， 胜又必千金外， 未尝败者。 如是半载， 积赀达数万。” 后出巨金承一番摊馆后， “重张赌业， 而胜利竟倍于前， 人谓高精于赌术， 故有此遇。 或曰否否， 是天幸也。 然欤？ 高自占有该馆为根据地后， 其势益雄， 当者披靡。 越数年， 会澳门政府招商承赌码， 为高所得， 于是澳门赌馆无大小尽入高手， 俨然一赌博托辣斯矣。 今高多财善贾， 于赌博之余， 兼营商业， 前后八年间， 由煤工一跃而为拥赀千万之富翁， 其致富之由， 既出于赌， 谥曰赌王， 何为不可。” 微尘： 《 赌王传 》 （ 上 ） ， 《 广州民国日报》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第 １２ 版； 微尘： 《 赌王传 》 （ 下 ） ， 《 广州民国日报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 第 １２ 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少损失， 而就目前统计， 则余夫所创各业， 仍属损失少而增益者多， 且所增益者， 亦方兴未艾也。”①高可宁在澳门打拼下来的基业巩固之后， 同时也投资其他事业。 比如， 在澳门本地除博彩、 鸦片之外， １９１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 高可宁创办升昌轮船往来省澳， 不久便为广东军被征用， 及至发还时， 已遭致严重损坏， 同时开办广州合成码头。②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高可宁与潘柏泉、蔡文轩开办澳门福海盐务公司， 股本共 １２ 万元。③ 其中， 在澳门比较重要的实业投资是 １９２７ 年创办的澳门窑业有限公司， 年产值曾高达 ５０ 万元。④高夫人所讲在上海的生意主要是泰和兴银行。 据上海档案记载， 泰和兴银号， １９２９ 年始开办， 资本为 ２０ 万元， 大股东黄孔山、 高可龄〔宁〕， 均为广东人， 香港富衡银号股东， 甚为殷实。 黄孔山有资产 ３００万元， 高可宁有资产 ５００ 万元。 另一股东施德之， 为旅沪粤商。 股东兼经理崔聘西， 广东人， 曾服务于上海大德昌、 泰和昌等广帮汇兑银号多年， 资产虽不丰， 但才具信誉甚佳。 业务汇兑及存放款并重， 在港粤各地俱有代理行庄， 无论电汇、 信汇， 便捷程度， 均非其他广帮汇兑银号能及， 交易极为兴旺， 每年汇兑总额在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 以粤汇居多，电汇大都托国华银行代汇。⑤又据 《上海词典》 中 “泰和兴银行” 条云： “旧上海私营银行。１９３５ 年 １ 月泰和银号改组为泰和兴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国币 ５０ 万元，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改名泰和兴银行， 行址设宁波路， 资本增至法币 １２０·６２１·①②③④⑤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高福成笔录 《家慈叙述》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１８ 页。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 ２０１４， 第 １３７ ～ １３８ 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个人信誉历史调查资料》 ， 档号 Ｑ２７５ － １ － １８１９ （３） ， 转引自宋钻友 《粤资金融机构与旅沪粤商商贸活动之关系———以国华、 广东银行为中心》 ， 载熊月之主编 《都市空间、 社群与市民生活》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第 ２７８ ～ ２７９ 页。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万元，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以 ２ ∶ １ 折成伪中储券 ６０ 万元， 后逐资增资至伪中储券 １５００ 万元， 抗战胜利后恢复资本原额法币 １２０ 万元，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增资至法币 １５００ 万元。 董事长高福申 （按， 高可宁次子）， 总经理崔聘西。”①高可宁在地产开发之余， 亦兼顾饮食娱乐业等。 高可宁在香港最为著名的物业为 １９３２ 年开发建设的港岛湾仔英京酒家、 高升茶楼和东方戏院， 以及其后在港岛上环皇后大道中开设的金城酒家和高升茶楼。高可宁在广州亦有不少投资。 据记载， １９３８ 年日本侵略军攻占广州， “高 （可宁） 在广州第十甫 （今秀丽路） 的富生金铺， 永汉路（今北京路） 的金汉酒家 （前身为吉祥茶楼）， 广州西堤的同安港澳轮船码头， 德政中路的德□当铺等十多个商业机构， 均被日军劫掠， 部份且遭焚毁”。② 多财善贾， 高氏一生投资无数， 此处仅取其荦荦大端者，难免挂一漏万， 这是要事先说明的。高可宁发家致富后， 对于慈善事业毫不吝惜。 乐善好施之令名享誉粤港澳。１９１９ 年， 由镜湖医院总理倡议， 梁裕简、 高可宁、 周凤池及卢廉若等发起， 共筹款 ７８４６５ 元， 兴建留医所 （后称 “Ｃ 座大楼”）。 其中，澳葡政府赞助 １８５００ 元， 大成公司 （高可宁等人开设的鸦片公司） 赞助万金， 电灯公司及各绅商皆纷纷捐助巨款。 这座大楼建筑图则仿西欧·７２１·①②参见 《上海词典》 ，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１７７ 页。 《泰和兴银公司新屋落成》 ：“泰和兴银公司， 专营两广四乡及广州、 香港、 澳门各埠汇兑， 兼营银行一切业务，曾呈准财实两部注册， 营业已历三载。 现因业务发达， 原有旧址， 不敷应用， 特在宁波路五十九号自建四层大厦， 已于昨日落成。 由林炳炎氏主持开幕典礼， 各界往贺者， 计有贝淞荪 （按， 中国银行沪行经理） 、 秦润卿 （按， 钱业公会总董） 、 温宗尧 （按， 广肇公所主席） 、 蔡劲军 （按，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 蔡增基 （按，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 等， 以及广东潮州两同乡会、 广肇公所、 粤侨商界联合会代表， 来宾数百人， 由该公司董事张文波、 总经理崔聘西殷勤招待， 款以茶点。” 参见 《申报》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 第 １２ 版。夏茹： 《高可宁轶事》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番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番禺文史资料》 １９８７ 年第 ５ 期， 第 ８２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建筑， 极有欧洲风味， 也是镜湖医院第一座西医留医大楼。①１９２４ 年， 同善堂炉石街会址落成。 此前初建时原会址设于议事亭前地 １４ 号一栋二层中式金字顶小楼房内， 后因 １９２３ 年澳葡政府拆除而为新建邮电厅所征用， 会址遂曾一度迁往福隆新街临时办公。 新址重建发起人共 ５６ 人， 主要依靠向社会各界募捐， 澳督罗德礼 （Ｒｏｄｒｉｇｏ Ｊｏｓé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以个人名义捐款 ３００ 元港币， 华商高可宁捐款高达 ５０００ 元，共筹得善款 ４２８６３ 元 ９ 角 ６ 分， 建成一座中西合璧的三层大厦。②１９２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高可宁捐赠 １ 万元予仁慈堂， 善款用途分配如下：５０％交仁慈堂； 另外 ５０％用来成立基金， 资助学生在澳门完成中学学业后，到其他地方读大学。③ 至今， 澳门仁慈堂还悬挂着高可宁的画像。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澳葡政府开始兴建 “巴波沙坊”， 并派委员会负责监督建筑工程。 委员会包括仁慈堂主席、 陆军上校山度， 仁慈堂当值主席罗巴度， 卫生厅医官歌士打， 镜湖医院主席冯作霖、 许祥， 澳门商会主席卢焯荪， 同善堂主席崔诺枝、 高可宁等， 绅商名流陆翼南、 罗余、 麦明、 崔六、 黄苏、 黎振华、 吴发等从旁协助。 其中高可宁捐赠甚巨， 崔诺枝劝捐最力。 台山火灾发生后， 澳门慈善机构采取出会巡游、沿门劝捐等多种形式筹款， 分期建筑砖屋 ９００ 多间， 至 １９３１ 年全部完成，共辟成 １１ 条街道， 廉价租给平民居住， 业权归仁慈堂管理。 其时正值澳督巴波沙当政， 故于该区修筑一座牌坊， 题 “巴波沙坊” 四字。④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澳门华商范洁朋、 李际唐、 高可宁、 毕侣俭·８２１·①②③④吴润生主编 《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 ， 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 ２００１， 第 １９ 页。《同善堂 ９０ 周年特刊 （１８９２ ～ １９８２） 》 ， 澳门同善堂值理会编印， 第 ６０ 页； 《同善堂１００ 周年特刊 （１８９２ ～ １９９２） 》 ， 澳门同善堂值理会编印， 第 ８７ ～ ８８ 页。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Ｍａｎｕｅｌ， Ｔｏｐｏｎｉｍ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Ｍａｃａｕ ： Ｉｍｐｒ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１９７９， ｐ ４６０， 转引自黄雁鸿 《同善堂与澳门华人社会》 ，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３ 页。《巴波沙坊碑文》 ， 转引自王文达 《澳门掌故·台山》 ， 第 １７２ ～ １７３ 页。 按： 因战后来澳人数剧增， 澳门政府为此特在巴波沙坊增建房屋四座， 其中三座每座 ３０ 间， 余下一座 ３５ 间， 共计 １２５ 间。 其中两座于 １９４８ 年竣工， 其余两座则于 １９４９ 年完成。建筑费用高达 ２０ 余万。 参见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 （第 ５卷） ， 第 ２４６９ ～ ２４７０ 页。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和梁彦明以及各界代表共同组织成立 “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 目的在于筹募捐款、 支持抗战。 这是澳门最早成立的颇有影响的救亡赈难团体。①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据报载， 富商高可宁不待劝捐， 已于是日汇大洋两万元往沪， 该款系托由上海泰和兴转交。 闻高氏将来更陆续汇款前往。 “具此热诚， 殊堪嘉尚矣。”②上述史实， 只是高可宁诸多慈善活动中的冰山一角， 已经足以说明以赌起家的高可宁在民国前期的澳门博彩业中获赀不菲。第四节　 “小巫与大巫” ———沦为附庸的澳门博彩业（一） 弛禁赌博， 粤省成为赌世界俗语说， 好景不长， 盛筵难再。 １９２３ 年， 禁赌的陈炯明由于与孙中山政见不合， 两人发生矛盾， 随即人走茶凉， 禁赌两年的广东又变成赌世界。 澳门博彩业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陈炯明败退惠州。 滇桂军首先入市， 各省军队云集广州及西北两江。 广州市内的商店、 民居， 被军队占驻， 大开赌局。 各军以驻扎地点为包赌的界线。 “承办番摊有利成公司等， 承办白鸽票有富有公司等， 承办一切杂赌有义合公司等。 彼曰奉某军给示保护， 此曰奉某军核准开办。 各自招人领牌分设， 在通衢大道中， 所有番摊、 牌九、 十二位、 啤牌、 牛牌、 车歪、 骰仔、 鱼虾蟹、 字花、 白鸽票、 山铺票……五光十色， 应有尽有。 而且界线不明， 此军与彼军争执， 开枪互击， 常常发生命案。 单就广州一隅， 赌饷每日不下二万元， 强半归入滇桂军将领手中。”③ 后来成为广东博彩业中心的广州河南， 此时的李福·９２１·①②③傅玉兰主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 （Ｍａｃａｕ ｄｕｒａｎｔｅ ａ Ｇｕｅｒｒａ Ｓｉｎｏ⁃Ｊａｐｏｎｅｓａ） ，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 澳门博物馆， ２００１， 第 １５９ 页。《澳商陆续汇款赴沪》，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第三张第一版， “澳门消息”。卫恭：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 第 １１０ ～ １１１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林部 （绰号 “李灯筒”） 业已盘踞多年， 朝秦暮楚， 谁来领导广东都好。 “李是听编不听调的， 河南赌饷， 他一人独揽。 所谓赌饷即番摊捐， 大小赌台门帘是白布大书 ‘楼上银牌’， 形形色色， 到处林立， 约在 ２０００ 家以上。 每日赌捐， 大台一二百元， 小台则数十元， 每天收入数万元。 滇军把持税卡和牌捐花捐， 更自不消说了。 由霸收而来的税款捐项， 其数目大得惊人。”①孙中山在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时期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听之任之。 １９２３ 年间， 孙中山所辖滇桂各军， 皆不听命令， 抢夺地盘， 漫无纪律， 到处横行。 “各地普设饷牌公司俱乐部、 谈话处等等， 以筹饷为名， 公开赌博、 吸鸦片， 土匪蜂起， 民不聊生。 以广东富庶之地， 沦为人间地狱。”②１９２５ 年孙中山逝世， 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 在讨平杨刘叛乱后， 又在是年 ６ 月 ２０ 日宣布禁赌。 “这次禁赌， 并不彻底。 所禁区域， 只在广州市内， 所禁项目， 只限番摊、 白鸽票 （八十字义会） 及一切杂赌 （指牌九、 牛牌、 啤牌等）。 市外各属除外， 铺票 （十字义会）、 山票 （十五字义会） 和麻雀牌等也除外。 是广州仍有赌博， 仍有赌饷 （山铺票承商未撤）， 各属更是一仍旧贯。 且当时东江一带为陈炯明盘据， 南路一带为邓本殷盘据， 国民党军队只分驻于两北两江一带，军队给养， 仍赖赌饷挹注。 范其务在大本营历任筹饷局长， 就是管理赌饷的， 后来筹饷局归并财政厅， 在民十五、 十六、 十七数年间的收入概算， 仍有筹饷收入一栏。 是则国民党政府初期在广东禁赌， 只是广州市区没有公开承饷的番摊、 白鸽票和杂赌， 比之滇桂军时代略有差别而已。” “１９３１ 年西南开府以后， 陈济棠盘据广东， 番摊全部由霍芝庭一·０３１·①②朱绍武： 《刘震寰入粤前后》 ， 载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 ２ 卷）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４３０ 页。 朱绍武曾任滇桂联军总司令部副官主任， 刘震寰部营长、 团长。任启圣 ： 《 １９２３ 年北军入粤记 》 ， 载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 （ 第 ２ 卷 ） ， 第 ４０８ 页 。 任启圣时任北军第九旅炮兵营书记长 。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手包办。 在陈济棠任内一连多年， 烟赌承商， 始终未尝易人， 霍芝庭成了巨富。”①粤省虽然开赌， 但是因为军阀混战， 时局混乱， 民不聊生， 博彩业弛禁对澳门的冲击还算不上很致命。 而且， 澳门那时有 “海外小桃源” 之称， 大量躲避战乱的内地民众涌入澳门， 博彩业生意竟然还是过得去的。·１３１·① 卫恭：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 第 １１１ 页。 霍芝庭 （１８７７ ～１９３９） 广东省南海县石头乡人。 其父在南海县里水圩以经营铁器手工业兼收买破铜烂铁为业， 遂定居里水。 霍芝庭早年跟随父亲在里水圩做手工业， 因不安本分， 不得其父欢心， 曾往香港一家商店做杂工。 １９００ 年前后， 其父与另外三个亲朋合股，各出资 １００ 元， 在广州惠爱四约达名里口 （现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 １７４ 号） ， 开设福利铜器铁锅店， 霍芝庭在该店做伙夫。 不久， 该店由于业务不振， 亏本甚多， 各股东相继退出， 由霍父独资， 主要经营当铺所卖出逾期不赎的押当货物， 由霍芝庭负责主理。 １９１０ 年前后， 岑春煊督粤， 设立新军进行训练， 需要大量的新式军装和军需品， 霍芝庭经朋友介绍认识岑春煊的师爷程起雷， 霍芝庭称曾去日本， 熟悉日本陆军的装备， 得以承包各种军需品 （包括军服、 背囊、 子弹带、 军刀、 马鞍等） 。他先扩建华强皮革厂， 后又在文德路开设永和昌军装店， 自行主理。 将福利铜器铁锅店改为军需品门市部， 由其八兄霍英甫任经理。 这时， 霍芝庭还做李准虎门水师提督衙门的侦缉。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成功， 清朝垮台， 霍承办的军需品有一大批已收款但尚未交货， 他乘机赖掉， 吞没了大量款项和军需品。 不久， 陈炯明任副都督，又办陆军， 霍芝庭以旧存的军需品适合需要， 承揽了陈炯明的军需品供应， 又捞了一笔， 为以后承办烟赌捐打下了经济基础。 １９１５ 年， 龙济光开投赌饷， 霍承办了全省山票、 铺票， 并经营鸦片。 １９１８ 年， 借广东督军莫荣新大开赌禁之际， 与赌商李镜泉承包广州长堤至东堤的番摊， 设明生、 荣生、 广恒、 广益 ４ 家番摊公司。 不久陈炯明下令禁烟赌而收束， 逃往香港随后加入葡萄牙籍。 １９２５ 年， 再次到广州承办河南区的赌捐。 １９３０ 年起为陈济棠主持广东禁烟局， 成立禁烟专运处， 掌握烟土专运权， 组织武装 “缉私” 队伍保护运输； 并建立两广公益公司， 解决烟土运输中与广西军阀的矛盾。 于深圳设豪华赌馆、 酒家、 餐厅。 先后于广州开办兴记、 福荣钱庄、兴利皮革制造厂、 厚兴建筑公司以及在南海开设缫丝厂。 １９３６ 年列名陈济棠等的“六一宣言” ， 后避居香港。 １９３９ 年秋病逝。 霍芝庭自辛亥革命前后至 １９３６ 年陈济棠垮台时， ２０ 多年间， 始则承办军用服装， 继而包揽全省烟赌， 是搜刮民脂民膏而起家的广东大财阀。 在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 军阀、 财阀紧密合作， 霍芝庭借陈权势，大量敛聚， 为陈济棠提供财政支持， 对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霍芝庭的发迹， 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 参见王兆裕 《霍芝庭》 ， 载李齐念主编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军政类） 》 （第 ２ 辑） ，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３０５ ～ ３１５页， 该文系王兆裕根据温兆奇、 吴少衡两位同志口述资料整理而成； 李汝宽： 《霍芝庭承办赌饷发家经历》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 第 １１９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　 　 １９２５ 年年初， 在第一次东征与平定杨刘叛乱期间， 澳门博彩业还有一次小小的勃兴， “热闹异常”。 据至澳一游的浙江省党部执委陈希豪讲述：澳门……烟酒赌嫖极为昌盛， 足见葡政府欲消灭华人民族精神的政策之一斑……人口约十万余人， 华人占百分之九十二， 余为葡人及土著， 政费概取之于烟赌捐。 各种赌捐， 每年约二百万， 鸦片捐约一百二十万， 其他如娼寮酒纸烟商业牌照等捐。 闻杨刘变乱期间， 每年赌捐可得六百万。 赌之种类颇多， 如番摊、 铺票、 牌九、麻雀， 无不应有尽有。 每逢星期六日， 则省港之赌徒， 均麇集于此， 热闹异常。 以开放烟赌借维政费， 此为世界各国之所无， 而华人等甘之如饴， 此诚可为长太息者也。 商务以比邻香港， 颇不发达， 工厂则绝无仅有， 所赖以维持市面者， 厥惟烟赌。①　 　 这一时期， 澳门的彩票之类亦乘虚而入， 趁着内地动荡战乱的影响，一时也甚为畅销。 有关查禁的消息， 也常见于报章。 １９２４ 年 ９ 月， 因内地水灾， 为筹款赈济， 粤省决定发行慈善奖券， 性质类似的澳门彩票显然有碍。 于是， 负责其事的三江筹赈处呈请省署， 请禁澳门彩票入口：为呈请援案重申禁令， 以免搀夺而维利权事。 窃查澳门彩票私行运入内地， 以致粤省利源， 为彼所吸收， 叠经政府严禁有案。 乃日久玩生， 不肖之徒又复乘机私运， 只图一己私利而忘公众之大害， 推其流弊， 不特碍及饷源， 且令本省财源流诸异地， 关系殊非鲜浅。 查澳门彩票今日运入内地各处销售者， 日形充斥， 私运私卖几于明目张胆。 敝处所前因三江潦水为灾， 虽已赶筹急赈， 嗣迭接外属崩决各围基， 环请助筑围基， 俾复秋耕。 前来呼吁□闻， 势难·２３１·① 《陈希豪之澳门谈》 ， 《申报》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９ 日， 第 ９ 版。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弃置， 遵奉大本营内政部交议筹办慈善奖券， 当经议决， 并□承核准立案， 给示开办。 现在发行伊始， 倘任令澳门彩票流入， 深恐为人所搀夺， 何以利行销而惠灾黎， 为此具呈钧署， 伏乞即予令各属军警严禁运售， 一面给示布告， 咸使闻知， 实为德便。 谨呈广东省长廖。 广东各界筹赈三江办事处、 广东善团总所。①　 　 尽管粤省博彩业其时已经全面弛禁， 但是因时局不稳， 政出多门，承充赌商各自为政， 纷纷争权夺利， 甚为混乱， 犹如一盘散沙。 未能发展壮大的粤省博彩业， 一时对澳门影响不大。 而澳门博彩业则在内地战乱， 不能专心发展的情况之下， 尚可钻钻空子， 谋得一时的发展。 不过， 广东等地查禁澳门彩票， 直接导致了承充商澳门宝祥公司的倒台。１９２４ 年年底， 澳葡政府不得不再次招人投承代售仁慈堂彩票生意。②（二） “小巫与大巫” ———沦为附庸的澳门博彩业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 省港大罢工爆发。 此后， 因罢工风潮澳门生意极为冷淡， 尤以银业、 摊馆、 鸦片烟公司损失最为惨重。 其中富商卢廉若所开之宝行、 高可宁之富衡、 李林初之宝荣、 萧瀛洲之宝裕等数家“向称资本雄厚” 的银号亦深受影响， 几近倒闭。 有报道称， “澳门自受封锁后， 生意一落千丈， 商店源源倒闭， 几成荒岛， 群拟迁往中山县属香洲埠照常营业， 以维血本”。 再加上入澳粮食日少， 导致物价上涨， 遂致澳门再次出现华人逃亡潮， “迁徙者已有三成之多， 以致一至入黑， 街上行人绝迹”。③ 澳门各商家不堪忍受， 吁求解决罢工问题声浪日高。 １２ 月初， 澳门商会特召集各商家集议。 当时澳门各行重要华·３３１·①②③《三江筹赈处呈请省署， 请禁澳门彩票入口》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４ 年 ９ 月 ６ 日，“粤闻”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第 ５０ 号。《广州民国日报》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澳门最近之情况》 ， 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编 《工人之路特号》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第 １１８ 期； 《澳门现状之归客谈》 ， 《工人之路特号》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第 １２７ 期。

民国澳门博彩史商纷纷到会， 博彩业的代表更是全数聚齐。 计有下环街裕成公司郭淡云、 李次重、 马葆全， 行安泰杜云轩、 杜祥， 海傍元亨益蔡苓， 大街致祥银号黄豫樵、 黄钧矩， 宝行号龙宋侪， 永裕号郑子坚， 铺票公司许祥， 番摊公司高可宁， 山票公司卢廉若等数十人。 “黄豫樵为主席， 略谓澳门自被罢工会封锁后， 百行生意冷淡， 我们已屡次运动恢复交通，均为罢工会拒绝。 今借解决罢工时机， 请各位到来， 磋商选派代表赴港加入讨论罢工， 俾得早日解决云云。 但众人佥谓， 须俟澳政府态度如何， 方能定夺， 卒无成议而散云。”①随着风潮愈涌愈高， 澳门社会陷入了混乱，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初， 因传闻香港罢市， 澳门发生恐慌。 据报道云： “澳门一埠， 全无出产， 日中粮食， 全由内地及香港供给， 自罢工会封锁港澳口后， 一切粮食只有香港一隅接济。 现香港各商家以港政府若不从速解决， 实行罢市， 风声一播， 澳门各界甚为恐慌。 ……有多数商民恐香港罢市日久， 澳门必断绝粮食， 纷纷逃返内地， 以免惊慌。 澳政府睹此情景， 异常恐怖， 散布谣言， 谓并无此事， 以安慰各商民。”② 商业方面则渐形凋敝， 日甚一日。澳门最大之商业咸鱼行， 约有五十余家， “此次风潮一起， 交通断绝，货物不能输入内地”， “多停止买卖”。 银业行因 “交通梗塞， 金融不能周转”， “资本最巨之宝行、 瑞德、 宝裕、 宝信、 致祥、 同德、 富衡、广源等银店， 亦因银根断绝， 实行停止揭借”。 “各当押店无银抵物，现万丰人和等大当押亦止当候赎， 贫民咸受其苦， 其余各行生意， 均冷淡非常， 有竟日无人过问者。” 花界生意亦一落千丈， “妓寨约百余家，多开设在福隆新街、 万丰当、 福宁里、 新围等处， 现因交通不便， 番摊停开， 游客咸为裹足， 冷淡非常。 广东、 南园、 五洲等花筵酒店， 亦大受影响”。③ 澳葡政府亦受到罢工影响， 以至于财政吃紧， 入不敷出。·４３１·①②③《澳商对解决罢工之集议》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第 ２ 页。《香港罢市声中之澳门恐慌》 ， 《广州民国日报》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 第 ６ 版， “要闻二” 。《澳门近状冷寂异常》 ， 《上海民国日报》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１ 日， 第 ３ 版。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据报道： “澳政府每年收入饷项约千余万， 除军政费外， 每月尚有余款约二十万汇返西洋葡国。 自罢工风潮影响后， 各行生意凋零， 烟赌公司继续停办， 收入顿行减少， 有入不敷支之势。 葡国屡催汇款， 澳门政府无法筹措， 于五日将商业款项收入情形， 电复本国云。”①这一时期， 适逢第四届澳门番摊承充合同即将期满， 澳葡政府依照惯例定期于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出投第五届番摊生意， 以三年为期， 自１９２６ 年 ２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 承充底价为 １１２８６００ 元， 即上一届赌商每年应缴饷额； 押票银为底价的 １ ／ １０， 即 １１２８６０ 元。② 然而， 鉴于时局严峻， 不仅没有人愿意来趟浑水， 而且承充番摊的集福公司总理高可宁也 “坚请退办”。 “澳政府陡闻此耗， 以赌饷每年百余万元 （每年 １２０ 余万）， 为数甚巨， 现烟公司既拟退办， 若番摊再行停饷， 全埠军政费顿形支绌， 立派员与高磋商减饷续办， 但高坚持退办甚力， 澳政府无奈， 只得再招商开投， 讵连日均无人过问。 若数月无人承领， 则澳政府之涸可立而待云”③。 无奈之下， 澳葡政府迫得放下身段，再次与集福番摊公司的高可宁等人谈判， 同意集福公司续办第五届番摊，以五年为期， 即至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并且在罢工问题未解决之前， 集福公司得每百元减缴六元。 随后，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澳葡政府再次发布告示， 按照双方承诺的条件量身定做了一个新的出投章程， 于第四届番摊结束的前一日 （１ 月 ３０ 日） 开投。④ 据 《香港工商日报》 报道：澳门去年承办番摊之集福公司， 至今春正月经已满期， 由葡政府招人投承， 结果仍由旧公司每年以 １１０ 余万之饷投得。 计此次开投期限， 以五年为期。 该公司经营此业经已三载， 所认缴之饷， 较该现额所差不远。 曾于去岁年底结算三年数目， 尚能获有·５３１·①②③④《澳门政府入不敷出， 罢工之影响》 ， 《晨报》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第 ３ 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 ４ 日， 第 ３２ 号。《澳门烟赌停办》 ， 《广州民国日报》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第 ７ 版， “要闻二”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第 ３ 号附报。

民国澳门博彩史微利。 而此次继续办理， 经与葡政府磋商妥当， 其缴饷之办法每年分四季缴纳， 处于工潮未解决之前， 集福公司得每百元减缴六元， 至交通恢复时， 即照原数缴纳。 闻葡政府此次减收饷项， 完全为体恤商艰起见， 至 于 双 方 所 订 立 之 合 约， 则 并 未 将 此 例 加入。①集福公司承充第五届番摊期间， 初期可谓备感艰难。 自 １９２５ 年 ６月省港罢工问题发生， “澳门亦连带大受影响， 因澳门商业， 全恃与粤内地交通， 始得展布”， 故该年损失， 亦属不免。 澳门 “经济方面甚为困窘， 全埠商业之冷淡， 为十年来所仅有也”②。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仍然没有丝毫改善。 据说， “澳门被封锁以来， 一般的澳门以外的人不能入境， 约有酒店、 客栈 ６０ 余家生意非常冷淡， 杂货行 ２０ 余家因乡人不能往澳采购年货而大受打击， ５０ 余家米行存货全靠前山、 湾仔等处来销售， 当押行 ２０ 余家则因银行无款揭借而周转不灵， 银钱业之 ‘ 瑞德’ 号则濒临倒闭”③。 到了 ６ 月， 因生活日艰， 澳门华人纷纷返乡，大为减少。 据调查， 澳门人口 “现所余不足一半” ， 罢工前有 ２０ 余万人， 此时中西人士仅剩下 ８４２７ ７ 人。④ 拱北关报告总结 １９２６ 年的贸易情形时说： “本埠各分卡， 开办已阅四十年， 从未见商业冷落如本年者。”⑤在签铺票方面， 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１９２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澳葡政府在宪报上布告招人承充签铺票生意， 以 ４ 年为期， 自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承充底价 ４６７０００ 元。 ８ 月 ２４ 日到期开投， 由周·６３１·①②③④⑤《澳门罢工期内之赌饷问题》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第三页， “港闻一” 。《中葡边界交涉案已解决， 澳门去年商业之概况》， 《申报》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 第 ８ 版。《澳门商业凋敝》 ， 《晨报》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澳门华人大减少现所余不足一半》 ， 《晨报》 １９２６ 年 ６ 月 ４ 日， 第 ３ 版。《拱北关民国十五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３５８ 页。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成、 百善、 光荣、 元发等出价 ８７５０００ 元投得， 但投成后未到国课署签名立合同， 是以再定于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再次招投。 按照出投章程中的规定 “不肯在承充暂立单上签名”， 即将押票银归国课充公， 周成等人白白扔了 ４６７００ 元。①在山票与白鸽票方面， 自高可宁等人的富源公司于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承充期满结束之后， 即由 “富顺公司” 暂时代办。 受省港大罢工影响，澳葡政府多次招人承充， 皆无人愿意接手。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澳葡政府再次将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三年为期， 其期限自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不限底价明喊出投， 押票银 ８０００ 元。 同时声明 “仍有察看便宜准否承充之权”， “开投后， 如有仍不准来投之人承充， 则政府即饬将该生意暂行停办， 但停办仍不过三十日为限”。② 取代富成的新承充公司为振成公司 （Ｃｈａｎ⁃ｓｅｎｇ）， 每年的承充饷银为 １３８０００ 元。③ 振成公司承充期满后， 复由郭常、 刘振晃等人开设的祥发公司投得承充权， 每年饷银仍为１３８０００ 元， 承充期限为 ３ 年， 自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３１ 日止。④ 祥发公司期满后， 承充权为方德等人所设的同利公司以每·７３１·①②③④《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第 ２６ 号；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第 ３５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第 ４６ 号。 “如有仍不准来投之人承充” ， 此语耐人寻味， 表明此前的承充赌商或有作弊等违规行为而受到澳葡政府的惩罚。《澳门宪报》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第 ３ 号。 振成 （ Ｃｈａｎ⁃ｓｅｎｇ） 公司的山票第一次开彩日期为 １ 月 １２ 日。 又， “启者： 本公司前承充大西洋澳门山票白鸽票生意， 现经期满结束。 至历会山票谢教、 白鸽票式及各带家津贴银两等项一律派清。 至在外间赊取货项， 亦一概找讫， 并无拖欠。 今登报声明， 自后如有在外间赊取货物者， 一概归经手人追问， 与本公司无涉。 此布。 戊辰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振成公司启” 。 参见《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 第 ３ 号。此届山票、 白鸽票于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出投， 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１３ 日， 第 ４１ 号； 祥发公司 （ Ｃｏｍｐａｎｈｉａ Ｃｈｅｏｎｇ⁃Ｆａｔ） 于戊辰年 （１９２８） 十一月廿六日首次开彩， 参见 《 澳门政府宪报 》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 第 ２ 号； Ａｒｒｅｍａｔａçãｏ ｄｏ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ｏ ｄａｓ ｌｏｔａｒｉａｓ “ Ｐａｃａｐｉｏ” ｅ “ Ｓａｎｐｉｏ” ｅｍ Ｍａｃａｕ， Ｔａｉｐａ ｅ Ｃｏｌｏａｎｅ， ｄｅ １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ｄｅ１９２９ ａ ３１ ｄｅ Ｄｅｚｅｍｂｒｏ ｄｅ １９３１，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１９４３， ＭＩＣ： Ａ１１２４，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民国澳门博彩史年缴饷 １９１５００ 元获得， ３ 年为期， 做至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① 总体来看， 澳葡政府在山票和白鸽票承充生意方面， 每年所得饷银不过 １０ 余万元。澳 门 博 彩 业 受 澳 门 惨 案 事 件 与 省 港 大 罢 工 的 影 响 ， 呈 现 无 力振 作 之 衰 颓 状 态 。 加 之 ， 广 东 的 有 奖 义 会 等 赌 捐 经 过 整 顿 后 已 步入 正 轨 ， 使 得 澳 门 的 承 充 赌 商 叫 苦 不 迭 。 虽 然 山 票 、 白 鸽 票 受 影响 相 对 较 小 ， 但 承 充 价 码 依 然 上 不 去 。 澳 门 签 铺 票 、 山 票 和 白 鸽票 生 意 招 投 中 出 现 种 种 波 折 ， 反 映 了 澳 门 博 彩 业 面 临 的 前 景 暗淡 ， 难 以 乐 观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盘踞在广州的滇桂军被消灭， 各军占收赌饷的局面得到扭转， 四分五裂的财政初步实现统一。 其后， 新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遵从孙中山遗嘱， 为统一全国， 筹措军饷， 出师北伐，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对烟赌捐进行规范管理。 从此广东的博彩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当时李宗仁回忆：以前军队都就所驻之地筹饷。 后来朱培德、 程潜、 谭延闿等率客军入驻广东， 仍 是 划 疆 而 治， 就 地 筹 饷。 到 民 国 十 四 年 八月， 各军划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饷项才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统筹办理。当时军饷的 来 源， 一 般 统 税 和 钱 粮 之 外， 最 大 的 收 入 却 是·８３１·①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５１５７ ， ＭＩＣ： Ａ１２３９ ，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此章程亦有私人藏家收藏， 并曾在 ２００７ 年澳门 “集彩回顾： 老彩票珍藏” 展览中展出。 又，《澳门赌票新商接办》 ： “澳门白鸽票生意旧商今 （ 卅一日 ） 日期满， 新商东利、东泰两公司明日 （一日） 继续接办， 仍开设于新马路之旧铺位。 査新商接办白鸽票， 毎厂定拾万元为底， 至各票艇如平素不及五千票入厂者， 则取消。 日前中式多少， 概由票艇支付， 今则改为如遇拾元中式者， 均持往总厂支取， 以杜流弊。又总厂另在稍远地方设票艇多间， 单门收票， 不兼营香烟什货等物。 自此消息传出后， 各家票艇平日收得票数少者， 多停业不开， 乃由新公司用价顶回铺位， 自行开设。 以故连日来之 票 艇， 纷 纷 顶 与 总 公 司， 另 行 改 业 ” 。 温 哥 华 《 大 汉 公报》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８ 日， 第六页， “广东新闻二” 。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１９１７ ～ １９３１）“禁烟特别捐” 和 “防务经费” 两种。 所谓 “禁烟特别捐” 实即鸦片税。 我国原为国际禁烟签约国之一， 未便明征鸦片税， 故以“寓禁于征” 之意， 课以重税， 所以名为 “禁烟特别捐”。 在广东每两烟土课税在一元以上， 所以收入很大。 所谓 “防务经费” 实即赌捐。 两广人民嗜赌成习， 官府禁之无效， 乃课以重税。 这两种税收都由政府招商投标， 组织公司承包税收。 大公司再招较小公司投标承包。 这种烟捐、 赌捐在任何政体内原都是犯法的， 但在我国当时却是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 现在想来， 这种制度实在是秕政害民， 迹近荒唐， 但在内乱频仍、 干戈扰攘之际， 都是不得已的挖肉补疮的办法。①　 　 赌 饷 得 到 统 一 管 理 之 后 ， 公 开 招 商 承 投 ， 昔 日 为 各 军 霸 收 、中 饱 私 囊 、 化 公 为 私 的 情 形 得 到 扭 转 ， 粤 省 博 彩 业 收 入 日 渐 加增 。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 北 伐 战 争 开 始 ， １０ 月 ， 省 港 罢 工 结 束 ， 粤 省 政治 局 面 渐 趋 好 转 ， 特 别 是 １９２９ 年 陈 济 棠 主 政 广 东 以 后 ， 逐 步 进入 一 个 相 对 比 较 安 定 的 时 期 ， 博 彩 业 得 到 了 迅 猛 的 发 展 ， 广 东 政府 的 赌 饷 收 入 暴 增 。 下 面 根 据 《 １９１３ ～ １９３７ 年 澳 门 博 彩 业 赌 饷收入 统 计 表 》 与 《 １９１２ ～ １９３６ 年 广 东 历 年 赌 饷 收 入 调 查 表 》 ， 比较 两 地 博 彩 业 的 收 益 情 形 。综合表 ３ － １ 和表 ３ － ２ 内容可知， 在 １９３６ 年广东禁赌之前， 澳门赌饷每年合计大多不到 ２００ 多万元， 高峰时期也没有超过 ２５０ 万元， 而低的时期甚至不到 １００ 万元。 与之相较， 自 １９２５ 年广东国民政府实现了财政统一后， 广东赌饷收入大幅增加， 达到 １０００ 余万元， 其零头都是澳门的好几倍。 的确是小巫见大巫， 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澳门博彩业沦为粤省附庸之说， 并不为过。·９３１·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李宗仁回忆录》 （上） ， １９８０， 第 ３３０ ～ ３３１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表 ３ － １　 澳门博彩业赌饷收入 （１９１３ ～ １９３７ 年）单位： 澳门元年度 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 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赌饷 ９５１３００ ９８８２１６ ５ ８２０２２０ ５ ８４２０２０ ９０５４００ ８４８８０１ ８４６９９１ ６ ８５３６００年度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４ 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赌饷 ９３９０００ １２５４６２２ ６ １５４４０４０ １５５６０４０ １５３１７１７ ５ １７６９２８４ ５ １９９２２９４ ２２１３６６０年度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赌饷 ２２３５７９７ ２ ２３４１１８０ ２４００７４４ ４ ２４１１５００ ２４１１５００ ２０１７９２８ ７ １４８１３７５ ２３８９２２０　 　 注： 赌饷包括番摊、 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 本表部分年度为预算或博彩承充合同数据，与澳葡政府实际真实收入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微小误差。资料来源： 本表数据主要来源于 《澳门政府宪报》 登载的各年度的预算表或收支比较表，如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第 ４１ 号附报） 提供了 １０ 年的数据， 即 “Ｍａｐａ ｄａｓｒｅｃｅｉｔａｓ ｃｏｂｒａｄａｓ ｐｏｒ ｅｓｐéｃｉｅｓ ｎｏｓ ｅｘｅｒｃｉｃｉｏｓ ｄｅ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０ ＠ １９２８ － １９２９， Ｃｏｌóｎ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Ｄｉｒｅçãｏ ｄｏｓ Ｓｅｒｖｉçｏｓ ｄｅ Ｆａｚｅｎｄａ ｅ Ｃｏｎｔａｂｉｌｉｄａｄｅ” ； Ａｒｔｕｒ Ｔａｍａｇｎｉｎｉ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Ｂａｒｂｏｓａ， “Ｏ ｆｕｔｕｒｏ ｄｅＭａｃａｕ” ， Ｂｏｌｅｔｉｍ ｄａ Ａｇêｎｃｉａ Ｇｅｒａｌ ｄａｓ Ｃｏｌóｎｉａｓ， Ａｎｏ Ｉ， ｎ° １ ， Ｊｕｌｈｏ ｄｅ １９２５， ｐ １１０。表 ３ － ２　 广东历年赌饷收入 （１９１２ ～ １９３６ 年）单位： 元年份 １９１２ 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赌饷 无（禁赌） 无（禁赌） １８５００００ ２０６４０００ １９１１０００ １５０６０００ ２９０７０００年份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赌饷 ２３３５０００ ７３７０００ 无（禁赌） 无（禁赌） ３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７５２００００年份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赌饷 １７１３２２００ １４７３９４００ １４６７９０００ １４０７６３００ １４６７３０００ １５６４８５０００ １５４１９３００　 　 注： 本表数据不包括清末及沦陷期间数据， 也不包括赌商的盈利和官吏的贪污数目。１９１２ 年、 １９１３ 年、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２ 年禁赌， 因此没有这项收入； １９３２ ～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是陈济棠割据时期， 没有详细数目开列， 但每年在 １６００ 万元以上。 表中数据最早由黄慕松主政时期的禁赌委员会于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公布， 根据广东财政司财政厅的档案整理而成， 但并非十分可靠。 “试分析如下： （１） 民元、 民二两年和民十、 民十一两年这两个阶段财政司 （厅） 没有赌饷收入， 这是事实。 （２） 民三开始有义会赌饷， 年收 １８０ 余万， 翌年略增到 ２００ 万， 民五因有战事影响略减一些， 也合于情理， 比较可靠。 （３） 民六自下半年起已增开番摊， 而收入反比上年减少 ４０ 多万， 显然不实。 （４） 民七、 民八两年都在 ２３０ 多万到 ３００ 万， 而民九却减至 ７０ 余万， 虽因陈炯明秋间回粤， 但禁赌是在年底实行， 又显然不实。 （５） 民十二、 民十三两年赌博最盛， 而饷项少到数万元或数千元， 这是滇桂各军截留拒不解库造成的混乱情况。 （６） 由民十四年七月起， 是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所统治， 每年赌饷都有千多万， 尽管数字未必百分之百真实， 也足以证明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日胡汉民以代帅兼省长发布的禁赌告示， 真正虚伪到万分了。”资料来源： 卫恭：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 第 １１７ ～ １１８ 页。·０４１·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第一节　 源源公司承充第六届澳门番摊始末（一） 源源公司承充澳门番摊与 “澳中第一家娱乐场”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 澳门财政总局出示招人承充第六届番摊， 开投章程规定： “以 ５ 年为期， 由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３１日止” ， “底价 １２２４０００ 元， 该饷银并无别项附加税” 。 “凡投得者必须立即依 照 投 价 １ ／ ３ 交 出 作 为 担 保 合 同， 否 则 即 将 已 缴 之 押 票 银１２２４０００ 元归国库充公。” “承充澳门番摊生意之饷银应 １５ 日一次即每月于 １５ 日 及 月 尾 之 日， 用 西 洋 银 行 银 纸 上 期 缴 交 与 公 钞 局 收 ” ，过期则罚款， 超过三日仍未缴清， 国家有权将合同注销， 担 保 银 归国家充公。 开设番摊馆不限区域不限间数， 承充人必须订一番摊章程， 解释番摊如何赌法， 规定各摊馆之权利及责任、 买摊 人 之 权 利及责任呈报政府批准。 承充人向赌胜者抽水至多十分之 一。① 等 等。９ 月 １ 日， 澳 葡 政 府 又 做 出 重 要 更 正， 在 承 充 合 同 章 程 中 增 加 了 一款：·１４１·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第 ２９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承充人所设之摊馆至少要有一间布置齐整绥适， 合乎卫生者。馆内须有阅书报室、 酒巴及附设厅堂得以娱弄不犯法律之赌具， 又须有浣洗厕所等。 凡照此格式者， 是为一等摊馆， 由经济局负责稽查之。 附款： 所设摊馆凡与本款规定未符者， 不能作为一等摊馆，但洁净上必需之设备仍须妥办。①　 　 澳门的摊馆分等， 早已有之。 在一份 １９０７ 年的澳葡政府档案中有高级和 低 级 两 种 番 摊 馆 的 记 载， 高 级 的 下 注 筹 码 至 少 为 １Ｐａｔａｃａ （１元）， 低级则为 １５Ａｖｏｓ ｄｅ Ｐａｔａｃａ （１５ 分）。② 此时澳葡政府特意在合同中标明一等番摊馆的要求， 自然有其用意， 这与当时就澳门未来发展定位问题的长期争论有关。③深受澳门博彩业影响的粤港两地， 官方、 民间的禁赌呼声可谓此起彼伏。 在清末和民初时期， 粤省曾与澳葡政府多次交涉禁赌， 双方互生恶感， 互相掣肘。 陈炯明主政广东禁赌期间， 粤澳关系更形恶化， 甚至爆发军事冲突。 １９２２ 年的 “五·二九事件” 和 １９２５ ～ １９２６ 年的省港大罢工， 使澳门遭到更为沉重的打击， 澳葡政府愈来愈意识到仅仅依靠烟赌， 已不是长久之计。 澳葡政府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研究探索澳门未来发展之路， 开始逐渐朝着旅游娱乐业转向。·２４１·①②③《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６ 日， 第 ３６ 号。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２７００６， ＭＩＣ： Ａ２７９３， ｐ １８８，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Ｔｕｒｉｓｍｏ 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 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Ｍａｃａｕ， ２ （３１） ， ２７ Ｎｏｖ １９２０， ｐ １； “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ｄｅ Ｍａｃａｕ ： 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 ｄｏ Ｔｕｒｉｓｍｏ” ， 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Ｍａｃａｕ， ３ （１１８） ， １８ Ｍａｒ １９２２， ｐ １ 早在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 澳葡总督巴波沙颁布澳葡政府第 ４０ 号札 （ Ｐｏｒｔａｒｉａｓ Ｎｏ° ４０） ：“委派一公会查明澳门为游客驻足之中心点； 其游历情形究竟若行并应如何设法使日有进步， 俾克招徕游客之处， 即行条具意见， 报告察核。” 公会成员共计 ２０ 人， 包括澳门港务局、 公物会、 财政局、 市政厅、 卫生局、 华政厅等政府相关部门， 仁慈堂、 澳门华商总会等团体组织的负责人， 以及澳门商界头面人物， 如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ｉｃｏｕ（李革） 、 卢廉若、 Ｃｈａｎ⁃ｃｈａｔ、 Ｌｕ⁃ｙｉｍ⁃ｃｈｏｎｇ、 Ｖｏｎｇ⁃ｃｈｉｕ （黄照） 、 Ｐｅｄｒｏ Ｌｅｏｎｇ、 Ｈｉｎｇ⁃Ｋｅｅ （即兴记酒店） 等。 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 第 ９ 号。 该公会名为 “管理游历事务公会” （Ｃｏｍｍｓｓãｏ ｄｅ ｔｕｒｉｓｍｏ） ， 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１５ 日， 第 １１ 号。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６ 日， 澳 葡 政 府 颁 布 立 法 证 书 第 ２１５ 号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ｓ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ｏｓ Ｎｏ° ２１５）， 在经济局下设立游历经理处， 并称： “谋本澳商务实业之兴旺”， “游历乃一种最有利之根本方法”。① 从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 ３０日澳葡总督美兰德 （Ａｎｔóｎｉｏ Ｊｏｓé 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ｓ ｄｅ Ｍｉｒａｎｄａ） 在呈给葡萄牙管理殖民事务的大臣的报告中， 亦可以察见一些端倪：澳门没有农业或工业基础， 由于它紧挨着香港， 因此， “不可能被转变成一个大商业中心” ……只有旅游业能确保……繁荣，而确保旅游业的唯一途径， 就是改造赌博业……赌博业的重组正在进行当中， 方式就是责成特许权获得者既要迎合无产阶级， 又要迎合富人阶层……在这个萧条的年头里， 要通过在现代化的酒店中修建一些高级豪华的娱乐场， 从而把澳门转变成蒙特卡洛、 圣雷莫、比亚里茨， 或埃斯特里尔， 以吸引那些腰缠万贯的欧洲人， 以及来自邻近城市的中国人…… “让澳门前进吧！ 把这座美丽的城市转变成全中国的一个旅游胜地。”②澳葡政府施政理念的变化， 自然对博彩业产生了影响。 在 １９３０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第六届番摊投标时， “最高之票出价 １２６６０００ 元， 经由１９０１ 年 １０ 月 ３ 日财政章程第 １５６ 款规定之委员会决议， 认为本属地利益不甚便宜， 是以未准其承允” 。 兹再定于 １１ 月 ８ 日再将番摊生意招人承充， 底价 １２６６０００ 元， “ 并无别项附加税， 系用明喊 法 开投” 。 “但管理开投事务之委员会经已保留权限， 届时查看该价值是否于本属地有益， 然后核定准其承充或仍不 准 承 充”。③ 其后， 据报道：·３４１·①②③《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６ 日， 第 ６ 号。转引自 （澳） 杰弗里·Ｃ 冈恩： 《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 第 １３２ 页。《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第 ４４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澳门番摊饷码日前在南环财厅招商投承， 当时出价最高者为１２６６０００ 元， 政府认为未满意， 故展期再投。 昨八日上午十一时，澳门财厅又将此项饷码再投， 是日到场竞投者甚众， 往观者亦颇挤拥。 此次底价由上次之最高价目竞投， 于是互相出价， 由罗某出价至百三拾万， 即无人再为加上， 以为可得， 惟政府仍未满意。 由督宪布吿将时间延长拾五分钟， 俾投者有酌商地步， 随谓要有 １４０ 万以上， 然后可投， 因投多拾万元， 待以兴办本埠公益事业， 并谓此项饷码生意闻得有极好消息等语。 到拾五分钟后， 各投者复回座位竞投， 由源源公司出价 １４０ 万元投得， 当时署李汉池、 黄叔平、 范洁朋三名于投单内作实， 惟李黄范三人声明尚有一人未到， 候该人到后， 即补行署名， 连上合共四名 。①　 　 报道中， 澳葡政府声称 “ 闻得有极好消息 ” ， 乃是何指？ 无疑，是广州方面传来禁赌的消息。 当时的广东省长陈铭枢正响应南京的号召决意禁赌， 宣传舆论的声浪愈唱愈高， 已有箭在弦上之势。② 职是之故， 澳葡政府对第一次出投的价码不满意， 亦是情有可原的了。最终， 香港商人黄叔平以年饷 １４０ 万元获得五年澳门番摊承充专营权。 １２ 月 ８ 日， 经澳葡政府批准在板樟堂前地设立源源公司 （ Ｉüｎ ＩüｎＫｏｎｇ Ｓｉ）。 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历史来看， 源源公司是一家具有过渡性质的承充公司， 存在不少疑团， 至今尚有难以厘清的模糊之处。 一方面是因为澳葡政府有意对番摊博彩承充进行改革， 承充经营过程中有不少政府要求执行的新规定， 尚未形成稳定的模式， 变动较多；另一方面， 源源公司自身在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多， 承充时间短， 相应的留存史料又不多， 以至于坊间传闻以讹传讹， 错误百出。源源公司的股东除了出头投承的黄叔平之外， 还有范洁朋、 李汉·４４１·①②《澳门赌饷之巨大》 ， 温哥华 《大汉公报》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第六页。广东省长陈铭枢禁赌问题， 涉及其与陈济棠之间的政治斗争， 内容颇为复杂。 有待另文探讨。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池、 叶作朋、 李光耀、 伍信、 陈翰、 马斗南等人。 根据澳葡政府档案，公 司 稍 后 还 有 一 个 葡 文 名——— “ Ｃｏｍｐａｎｈｉａ Ｉüｎ Ｉüｎ Ｉａｏ Ｈａｎ Ｃｏｎｇ ＳｉＬｉｍｉｔａｄａ”，① 似可译作 “源源耀汉有限公司”， 是否与李光耀和李汉池二人入股或所占股份有关， 则不得而知。② 这一届的番摊承充公司， 坊·５４１·①②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２８８５， ＭＩＣ： Ａ１１５９ Ｐ ２６，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６ 日， 第 ２７ 号；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第 ５０号。 黄叔平， 中山长洲村人， 澳门富商， 经营商号名为源泰昌 （杂货生意） ， 曾任镜湖医院总理 （１９２０ 年， 参见 《镜湖医院壬戌征信录》 ） ， 澳门同善堂总理 （１９２４ 年，参见 《澳门同善堂庚辰年征信录》 第 １８ａ 页） ， 澳门商会第十二 （１９２４ 年） 、 十三、十四、 十六、 十七、 十九、 二十、 廿一届 （１９３３ 年） 值理。 其加入西洋籍的告白中称， 他为居住澳门业户， 于 １８８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旧大鹏巷六号屋出生， 系黄树泉及杜氏之子。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第 ２２ 号。 黄叔平家族的堂号名为 “黄德成堂 （新马路一号） ” 。 《讣闻 （夏历八月一日下午出殡） 》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年 ９ 月 ９ 日， 第一版。 又， “本澳殷商黄叔平， 生平对于公益事业， 颇具热忱， 日前因病遽返道山， 弥留之际嘱其哲嗣宝光， 拨出款项一部， 捐助各善团经费， 足见其行善之关怀。 计同善堂、 镜湖医院每捐港纸 ５０００ 元； 育婴堂、 托儿所、 白马行医院每捐港纸 ３０００ 元； 平民义学、 孔教学校每捐港纸 １０００ 元； 鲍斯高学校港纸 ２０００ 元；回乡会大洋 ５０００ 元” 。 《法律告白： 同善堂鸣谢启事、 镜湖医院鸣谢捐款》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９ 日， 第四版； 《黄叔平遗嘱捐助各团体》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年 ９ 月 ９ 日， 第五版。 另， 笔者曾访问过中山长洲黄氏大宗祠管理员黄灼文先生， 据他说黄叔平年轻时在澳门的一间商店里当学徒， 做过些打杂、 做饭之类的事， 好赌，是玩骰子的高手。 传闻某一次赌输陷入绝境之时， 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结果运气就转过来了。 发达以后， 承包过澳门的火水仓、 黄包车等生意。 在澳门过世后，归葬中山长洲。李汉池， 广东台山县板岗村人 （新宁铁路途经车站之一） ， １９３５ 年澳门商会值理， 民国二三十年代活跃于粤澳两地的著名赌商。 妻为李谭慕德， 父名李丽明， 有子李伯康。 《澳门商会选值理， 范洁朋崔诺枝得票最多》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５ 年 ２ 月 ２０日， 第三张第一版， “本港新闻” 。 又据 《卸潮州十属防务德兴公司启事》 ： “查前分承汕头市防务经费永利公司积欠敝公司饷款四万余元， 卸办已久， 筹款未便， 无法清解， 现由该公司担饷保店代交到该公司股东李汉池， 用李谭慕德、 李丽明名义，自置在于广州市逢源分局辖内逢源正街九十五号之一， 上盖运地四层石屎楼全间经税红契以及登记确定证等， 抵押饷款一部份法币一万二千元， 特此登报” 。 参见 《广东财政日刊》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第一张第四页； 又，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李丽明与谭慕德翁媳两人， 在广州购买了一栋座落在广州龙津西路逢源正街 ９５ 号之一的 ４ 层楼房，占地面积 １３７ 平方米。 谭慕德之夫李汉池为李丽明与妻余氏所生的独生子。 谭李两人的独子为李伯康……李伯康于 １９３８ 年与范素贤 （本案被告 ） 结婚， 婚后无子女。１９４３ 年李伯康离开家乡台山县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定居” 。 《有先决问题准据法如何确定》 ， 载杨贤坤主编 《中外国际私法案例述评》 ，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第 ３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间传说为 “豪 〔濠〕 兴公司”。 实际上， 所谓的 “濠兴公司”， 只是源源公司设在中央酒店五楼和六楼的一间一等番摊馆 （ ｃａｓａ ｄｅ Ｆａｎｔａｎ ｄｅ１ ａ ｃｌａｓｓｅ ＨＯＵ ＨＥＮＧ）。 据源源公司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禀文， “濠兴一等番摊馆” 是依照承充合同第十款所约定的条件而设立的，① 即前文所述的新增合同条款。澳葡政府特别要求设立的濠兴一等番摊馆是什么样子呢？ 开业前夕， 香港的 《士蔑西报》 称： “澳门中央酒店将会被打造成游乐园”，顶楼是歌舞表演场 （ ｃａｒａｒｅｔ， 意为有歌舞、 滑稽短剧助兴）， 不但可以跳舞， 而且还有其他形式的娱乐供人享受。 将设立一间高级餐馆， 以及为挑剔玩家们提供的一些更具有吸引力的赌戏。② 中央酒店布置装修完工后开业， 恰逢农历新年， 《香港华字日报》 记者参观后报道云：中央酒店六七楼之濠兴娱乐场， 由初一至初三， 一连开放三天，故日夜游人拥挤， 升降机上落不停。 六楼设有番摊， 摊场布置非常宏伟， 有条蟠龙柱， 价值数千金， 左右并有骰宝及十二围、 掷色等赌博。 七楼设有跳舞场， 壁上之图画， 人物有古有今， 初时壁上之跳舞画系裸体的， 今因政府干涉， 乃加衣服或搂纱。 其余间格， 均用图案画， 以期美丽。 查该两楼之布置， 总费去六七万金， 其担任布置者， 系由香港湾仔新艺美术社。 至楼下之布置， 系由香港风人社担任。 入门左边一幅男女群博打鸡 （色砵）， 右边一幅男女老少登楼娱乐之意， 门口招牌亦用跳舞图画作标志。③　 　 从文字描述来看， 濠兴一等番摊馆的奢华侈靡一点不亚于现在澳门各家博彩娱乐场。 值得一提的是， 澳门博彩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 “娱·６４１·①②③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２８８５， ＭＩＣ： Ａ１１５９ ｐ １３，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Ｍａｃａｏ ｗｅｅｋ ｂｙ ｗｅｅｋ， ｃａｒａｒｅｔ ｓｈｏｒｔｌｙ ｔｏ ｂｅ ｏｐｅｎ”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３１ － ０２ －０２， ｐ ７《废历年之澳门》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第三张第二页， “港闻二” 。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乐场” （葡语中的 Ｃａｓｉｎｏ） 来代称赌馆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现时澳门娱乐场之得名， 无疑皆滥觞于此。 这是澳门博彩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澳门的番摊赌馆一改往日旧颜， 不仅档次格调大大提升， 而且开创出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新局面，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并且， 这在中国博彩业发展史上， 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 濠兴士女娱乐场引领时代潮流， 成为内地博彩业发展效仿的标杆。①濠兴士女娱乐场由此成为澳门的地标性建筑、 博彩业的象征。 濠兴号称 “澳中第一家娱乐场”， “饮第一、 食第一、 住居第一、 招待第一、动用器具第一、 游戏玩弄第一”。 有 “八大特色”， “第一花园， 幽雅如仙苑； 第一跳舞台， 装饰比皇宫； 第一餐室， 珍味胜欧美； 第一酒吧，美酒备中西； 第一弹子室， 波枱极新式； 第一音乐室， 音乐著名家； 阅书报室， 书籍汇古今； 第一飞发室， 发师选时髦”， “设备男女水厕、浴房， 暑天风扇， 寒天暖炉， 第一精良， 第一美备， 兼有升降机上落，极其便利”， 实在是足以歆动人心， 引人垂注。②源源公司起初经营的一两年间， 生意还是不错的。 从内地记者痛斥澳门为 “东方蒙脱卡罗” 的口气之中， 即能够听出这一时期澳门博彩业繁盛红火的弦外之音：嫖、 赌、 吹， 这三个字可以代表澳门内容的一切。 这虽是杀人不见血的地方， 可是人烟也十分稠密， 原因一来是帝国主义范围，为人们所乐居的； 二来是中国人贪心太重； 而且交通便利， 也是它发达的原因。 由香港到澳门只有三个钟头火轮； 由广州亦不过八小时水路； 且近由中山县城至澳门之公路又已成， 于是所谓蒙脱卡罗的不良嗜好场所， 又多添一帮顾客！……·７４１·①②１９３１ 年， 相继出现的上海 １８１ 号， １９３２ 年的深圳又生公司娱乐场， 皆是效仿澳门濠兴娱乐场。《濠兴欢迎游客》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１ 日， 第三张第二版， “广告” 。

民国澳门博彩史在澳门的赌博中以番滩———是一种赌的名称———为最大害， 千金一掷的豪客， 在澳门是 “恒河沙数” 的。 番摊馆闻说也有上中下三种之分。 大馆每年纳饷大约二百二十万元左右， 中馆则纳一百六十万余万元， 下馆因未有详细调查， 故不知数目多少， 在番滩馆内什么东西都有： 最安适舒服的休息地； 有合时的水果， 可口的中西大菜； 漂亮风骚的妓女； 雪茄烟、 鸦片烟， 应有尽有。 总之你有百数十 元 作 赌 本， 则 有 上 述 的 款 待。 番 滩 馆 外， 有 五 光 十 色 的Ｎｏｏｎ 电管招牌。 像潮水般进退的顾客。 不知其数。其余的赌， 就是所谓的 “联榜”、 “铺票”， 这两种赌法， 都是同一的， 一个月共开六次； “票厂” 内挂住一个招牌： “港纸买票，港纸派彩； 银毫买票， 银毫派彩”。 穷苦阶级的人们， 和贪心不足的富户， 都各尽自己的能力， 来和这种赌神拼个你死我活。现在有害于妇女们的， 就是 “开字胆”， 是将什么 “有奖义会”所开奖的最后第一个字， 适符你所买的这一个字为中奖； 一毛钱可得七毛钱， 每日开三次， 于是一般好赌的无知妇女， 都 “当衫当裤” 的来买。 嘻！ 咱不知开赌的公司老板， 有何本领能够想出这种赌法来！？……澳门这个地方是专匿些在我国犯法的人物。 无聊政客， 失意军人， 多聚于此， 得以逍遥法外， 澳门于是也成了人间福地了。①　 　 源源公司经营全盛时期的澳门中央酒店， 也颇为引人注目。 有记者写道：澳门位于广东之南， 北接中山， 南接香港， 是葡人的居留地，交通便利， 人口繁盛， 它有热闹繁盛的马路， 规模宏大的电影院，高耸入云的洋楼， 堂皇富丽的百货商店， 可称是一个繁盛的都市·８４１·① 一尘： 《东方的蒙脱卡罗 （澳门通讯）》， 《人言周刊》 １９３４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２２５ 页。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了。 虽然是受着不景气的影响， 商务冷落， 但是市上流行的 “嫖赌饮吹” 都很盛行。 那里的娱乐场、 妓馆、 番摊、 烟室、 跑狗场等， 林立市内， 于是澳地变成了畸形的繁盛了。……濠兴娱乐所， 便是该处规模最大的娱乐所， 也是澳地赌博的总汇处， 位于最繁处的新马路， 地点适中， 是中央酒店的六楼及天台， 改为娱乐场。 一到夜间， 强光的电灯， 照耀如同白昼， 陈列着各种杂赌， 赌的人与看赌的人， 密密的围着。 主人也极奉承之能事， 以博赌客的欢心， 香烟、 瓜子、 生果， 任人享受。 再上一层，便是天台， 那里晚上都有男女名班， 鼓乐喧天， 笙弦绝耳的演剧。跳舞场中， 西装的少年油头粉面， 搂抱住个妖冶娜婀的舞女， 在音乐悠扬声中， 很合步伐的跳着、 舞着。①濠兴娱乐场确实不凡， 过去， 澳门开演粤剧者， “向只有清平戏院一家， 以代远年湮， 失于修葺， 不免有老气横秋之象”， 中央酒店开办濠兴娱乐场后， 增辟粤剧场， “隐然与清平对峙”， 以致清平不能 “常川演剧， 月中选映电影为多”。②（二） 源源公司的倒盘与澳葡政府的权宜之计——— “给照营业”时势如潮， 涨落起伏不定。 濠兴娱乐场虽然表面上光鲜， 却时运不济， 遭受的挫折打击接二连三。 本来， 此届番摊生意以高额承饷获得，某种程度上有着对广东禁赌的预期。 不料， 广东政局发生剧变， 主张禁赌的陈铭枢被迫出走， 陈济棠开始主政广东， 禁赌遂不了了之， 这不啻给了源源公司当头一棒。 加之，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 各行各业无不在汹涌的潮流冲击之下， 捱着苦日子。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广东旅沪同·９４１·①②志明： 《澳门一瞥 （澳门通讯） 》 ， 《人言周刊》 １９３４ 年第 ２８ 期， 第 ５９２ 页。天光雀： 《濠江娱乐事业近讯》 ， 《天光报》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第四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乡会为扩充所设的粤民医院， 筹办会务， 屡次致函澳门商会， 催请捐款协助。 澳门商会为此召开常务会议， 出席者 ６０ 余人， 有范洁朋、 李雁云、 林鉴宸、 陈雨廷、 谢再生、 李汉池等人及各行代表， 经讨论后决议， 因 “社会生活程度日高， 经济困难， 已达极点”， “本埠商务冷淡，无法捐款， 应去函道歉”。① 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 一向好善乐捐且又主导商会的一众赌商， 尴尬地变成了一毛不拔的 “铁公鸡”， 作为澳门博彩业龙头的源源公司渐有不支之势， 已然露出苗头。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１３日， 一篇澳门通讯 《东方蒙特卡罗之死亡》 中这样说道：澳门乃东方的蒙特卡罗， 中国的魔国， 这用不着我介绍。 广东赌风的所以如是之盛， 是受着澳门的影响， 这是无可否认的。 然而澳门的管理者却说： 因为广东赌风是如此其盛， 所以澳门方才想到用赌博来维持其生命……澳门的街道大大小小不过十多条， 在那些街上， 都开着妓院、 赌馆。 堂皇富丽的门面上， 钉着一块 “请进”的银牌的， 那就是赌馆。 我虽然没有正式的调查过， 但约计起来，大概总不下二三百家……澳门政府对于赌税的收入， 据说每年有三百余万。 澳门整个的生命至少是有一大半， 系在赌税身上的。 因为这样， 赌博的顾客， 就成了澳门葡人的衣食父母， 不能不加以特别的保护。 凡在赌场内胡闹、 捣乱， 不守赌场章程， 由赌场经理人，声请逮捕者外……所以凡在香港广州抢劫绑票的匪徒， 弄着一票钱的时候， 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在澳门赌场上大赌特赌， 自乐其乐。 侦探也因为这一种关系， 所以凡在香港、 广州出了事， 一时无处侦查的， 也都暗暗地到澳门赌场里来侦查。 其他各种逃犯， 亡命的政客、军阀， 在这里鬼混的， 也着实不少。 所以每个赌场里面， 各色人物，凡军阀、 政客、 官、 学生、 姨太太、 小姐、 侦探、 强盗、 绑匪、 偷·０５１·① 《商会开常务会议》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第三张第二版， “港闻二·澳门通讯” 。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儿， 应有尽有， 莫不包罗万象。 可是空虚的事情， 终究是空虚的。近一两年来， 因经济的破产， 连赌客也大大地减少了。 第一个原因是别处的赌博事业， 亦颇发达。 而那些以绑盗为业的主顾， 因抢无可抢， 亦不像以前那样， 整天躲在赌场中豪赌。 还有一个原因， 是香港的繁荣， 亦逐渐减色， 生活程度， 较前低减。 在以前， 澳门的生活程度， 比香港为低， 同样的住在外人管理区域之内， 似比较在澳门为清净而合算。 现在因为香港方面受不景气影响， 空屋关闭者渐多， 所以由澳门移往香港者亦颇不少。 此外搬往中山、 南海、 广州等地居住者亦不少。 因之澳门的市面， 乃倍觉衰落。 在今年一年中， 所有赌馆， 几乎半数不能维持。 澳门政府赌税的收入， 据说减少的数目已在三分之一以上。 似这般不景气潮流， 影响到澳门大赌场，大概非澳门当局者始料未及吧！ 仅以前年和今年而论， 一到街道上，别的不必说， 只要一看房子空关着的增加和商店倒闭的相继， 赌场停业者的不绝， 行人的减少， 就可以见到澳门内部的经济恐慌， 是怎样深刻。 我有一位朋友， 他家里的一点余屋， 在前三年的租金， 达二十五元， 今年十六七元尚没有人要， 这又是一个衰落的明证。 不论国家或地方， 不能在根本上设法繁荣， 而以不正当的方法来维持的， 未有不失败者……东方的蒙特卡罗乎！ 现在也逐渐地陷入没落之中了！①其后， 由于经济不景气， 源源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 收入不敷支出， 迫不得已， 范洁朋等人只得中途退办。 最主要的原因是 １９３３ 年冬广东赌王霍芝庭为配合陈济棠所谓的 “要禁绝省河烟赌” 措施， 将广州市区河南方面的烟赌稍加收缩， 同时在深圳开办了又生番摊公司。②霍芝庭等人在广州河南和深圳开设的赌场， 卡住了澳门赌客的最主要来·１５１·①②禹公： 《东方蒙特卡罗之死亡 （澳门通讯） 》 ， 《社会周报》 １９３４ 年第 １ 卷第 ３０ 期，第 ５９０ ～ ５９１ 页。吴湘衡： 《我所知道的霍芝庭 （续稿） 》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 １９６５ 年第 １５ 辑， 第 １３１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源地———香港和广州， 也就断了澳门番摊公司的财路。 并且， 深圳的赌场 “并不会比之那很有名称的葡属的马交 （澳门） 更逊色的， 因为这里的设备， 也是完备而且完美”①。 曾在深圳傅老榕赌场工作过 ５ 个多月的赌王叶汉回忆说： “由于交通便利， 那时深圳的赌业是较澳门为兴旺的。”② 因此， 源源公司出现难以为继的经营问题， 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近年不景气弥漫各地， 澳门亦受重大影响， 加以邻近的深圳赌场设备更佳， 后来居上， 显明地已经给人家占了优势， 所以愈觉凋零， 无复当年景况。” 为谋求生存， 澳门赌商讨论联名呈请政府计划设立一处赛车场， “以期一新耳目， 为澳门的娱乐事业， 作一最后挣扎”。③此外， 源源番摊公司的股东多非澳门本地华商， 按粤语中的说法，这叫 “捞过界”， 因而有点强龙难压地头蛇。 承办之初， 源源公司为与广州、 深圳等地博彩业竞争， 打算在澳门的番摊馆中增设骰宝 （Ｋｕ⁃Ｓｅｋ）、牌九 （Ｐａｉ⁃Ｋａｏ） 和牌 （Ｋａｉ） 三种赌博， 并且已着手开办， 却遭到澳门某些旧赌商势力的攻讦捣乱， 把事情给搅黄了。 黄叔平、 范洁朋、 陈翰等人为此上诉到葡萄牙海外部长 （Ｍｉｎｉｓｔｒｏ ｄａ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ｓ） 那里， 请求给予支持。 并且还说现任澳督是一个好人， 不久即回里斯本， 到时自然会向他阐明此事。④ 从中可见， 这一问题在澳门已经摆不平了， 澳督亦无能为力， 个中 “剧情” 之丰富， 足以令人浮想联翩。 最终， 源源公司仍然没能达到目的， 得成所愿。 除了上面的事情搞不定外， 源源公司经营时，也常出现问题。 刚刚开业不久， 中央酒店遇到招徕顾客的苦力强索佣金问题， 竟莫可奈何： “小号自新张以来， 特加改良， 厅房雅洁， 招呼周到，·２５１·①②③④孟三台： 《深圳的赌场 （深圳通讯） 》 ， 《人言周刊》 １９３５ 年第 ５０ 期。韦玲整理 《自述四十年赌场生涯———叶汉先生访问记摘要》 ， 载齐以正、 子峰等著《香港兆万新富列传》 ， 文艺书屋， １９８３， 第 ２６ 页。黎慎玄： 《澳门娱乐事业新花样： 五十万元新建赛车场》 ， 上海 《电声》 周刊 １９３５ 年第 ４ 卷第 ５０ 期， 第 １１０９ 页。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３２９９， ＭＩＣ： Ａ１１７２， ｐｐ １ － ３， ｐ ７， ｐｐ ３１ － ３３，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澳督柯维喇 （ Ｊｏａｑｕｉｍ Ａｎｓｅｌｍｏ ｄｅ Ｍａｔａ 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从外港新口岸乘坐 “阿达马斯托尔” （Ａｄａｍａｓｔｏｒ） 号巡洋舰回葡萄牙。 〔葡〕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 二十世纪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９） 》 ， 第 ２５０ 页。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酒菜精美， 得蒙贵客多多光顾。 至代贵客携担行李之街上咕哩及轮船侍役， 原系携担一位， 贵客之什物已由该贵客自支担工。 不料其贪得无厌，竟妄指同乘升降机上楼之客尽属他带来， 向小号多索客佣。 窃思每开一单房， 给客佣银四毫， 开一双房， 给客佣银八毫， 通计一日约费去客佣银二十元左右。 本酒店为减省费用起见， 自后不支一概客佣， 然带客者既失此利权， 小号或难免其诽谤， 惟望诸君勿听浮言， 仍时时留意照顾为幸。”①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中央酒店还发生了一起爆炸案。② 凡此种种， 可略见本地旧赌商和外来新赌商利益争夺之一斑。源源公司可谓诸事不顺， 霉运连连。 根据澳葡政府与源源公司商定的番摊承充合同规定， 源源公司要为一艘来往港澳的轮船提供补贴， 以开通港澳夜航航线。③ 这艘船即为来往港澳的中兴轮。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 中兴轮船因大雾， 在大屿山西海面与省港澳轮船公司的瑞泰轮发生碰撞，经瑞泰轮呈控， 中兴轮被判败诉， 需赔款二万元。 而且， “中兴轮此次失事， 全船几半毁， 故修理费约需八万元， 另其余欠职员薪水者为数亦在万元左右， 合上赔款之数， 共十万余元。 该公司虽得回保险费六万余元， 但相差之数， 仍然甚巨， 故该公司乃向澳门番摊公司提出借款， 以维现状。”④ “澳门番摊公司之当事人范洁朋， 亦曾一度来港会商此问题”， “后因某种关系， 双方已成僵局。 于是该轮董事董某， 以此计划不能得结果之完满， 不得不抛置之， 但迁延时日， 日复一日， 长久于停顿状态， 损失非少， 乃又向别方设法。 闻最近已向行走省港间某轮提出借款， 关于此问题， 现仍在商榷中。” “据谓该轮此次借款问题如果成功， 拟将公司内部组织尽行改组， 力事撙节， 以求减省经费， 并辞退轮·３５１·①②③④《澳门中央酒店改良广告》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第四版。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１３６９３， ＭＩＣ： Ａ１１８５， ｐｐ １ － ２，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Ａ ＭａｃａｏＢｏｍｂ 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ｔｅｌ”，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３１ －１２ －２４， ｐ １３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３２９９， ＭＩＣ： Ａ１１７２， ｐｐ ３１ － ３２，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兴轮败诉后当事人之维持， 无款赔偿瑞泰轮与番摊公司借款， 复航港澳期非短期间能实现》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第三张第一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船中某要员”。① 中兴轮未能给源源公司带来相应的收益， 反而成了负累包袱。 双方谈判， 结果是不欢而散。 至 ６ 月， 中兴轮复航时， 将原来执行的来往港澳的航期做了更改。 即原来周一至周五每日开行来回四次， 现在改为两次， 周六周日则仍旧来回四次。 这一变动显然是和澳门番摊公司的补贴有关。② 次年 ３ 月， 澳门番摊公司便与中兴轮解除了合作关系。 “澳门番摊公司自租中兴轮行走港澳两埠， 素以快捷见称。 昨日据该公司布告， 谓将中兴轮由今日起停航， 易以大兴轮。”③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 由于澳门博彩业生意不太景气， 前途堪虞， 承担巨饷的源源番摊总公司担心分承商不能踊跃前来， 遂在报纸上登载 “招商分承澳门番摊生意广告”， 以示招徕。 其广告词云： “本公司定期新历一月六日即夏历十二月十一日， 开投属内各馆， 有意承充者请来中央酒店六楼取阅章程可也。” 澳门源源公司谨启。④ 一向都是香饽饽的博彩专营事业， 一般都是总商坐等分承商上门来 “斟盘”， 现在主客易位， 竟然要主动出击， 落到了如此田地， 真是前所未闻。 １９３３ 年年底，源源公司又一次在报上登载广告招人分承赌馆时， 提出了减少间数、 降低承充价码、 取消承顶铺底等优惠条件， 足见适时的源源公司经营状况已不甚乐观。 据源源公司登载在 《香港工商日报》 的启事云：启者： 敝公司所有批商将届期满， 现拟将前时所定十八间馆缩定为十四间， 而其规定价目则格外比往年降低， 并取销承顶铺底向例， 务合承充者心满意足， 有志承办诸君希望预早到敝公司认领，幸勿迟来， 至失机会为荷。·４５１·①②③④《中兴轮未能复航原因》，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７ 日， 第三张第一版， “港闻一” 。《中兴轮复航港澳》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第二张第四页； 《中兴轮更改航期》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４ 日， 第二张第四页。《中兴轮停航， 大兴轮行走港澳》 ， 香港 《天光报》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 １ 日， 第三版， “本港新闻” 。《招商分承澳门番摊生意广告》 ， 《广州民国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８日， 第一张第二版， “广告” 。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所有各铺价目及承办章程请函敝公司。分承期由明年二月一日核办。民国廿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澳门中央酒店二楼源源总公司启①　 　 源源公司此次招商分承的结果如何， 缺乏进一步的史料， 现时还无法确知。１９３４ 年 ８ 月， 面对内外交困的窘境， 源源公司腾挪无方， 最终难以支撑而垮了下来， 经源源公司声请， 澳葡政府于 ９ 月 ４ 日将其承充合同注销。 当日， 澳门财政厅发布告示， 招人暂时承办澳门番摊， 规银按日计算， 承充系由本年 ９ 月 １４ 日起饷， 该日亦并计在内， 将来政府依照开投方式， 招得别人实行承充营业之日为止。 该暂时承充人应允届时将所用家生等件卖与实承充人接受， 俾该人得立即继续营业。 底价每日２０００ 元， 并附加 １％ 为澳门互助会经费。② 这个底价约合每年 ７３ 万元。据报载当时情形：澳门番摊饷码， 前届源源公司承充， 连年因生意不景， 亏本过甚， 遂于去月退办。 政府即委范洁朋暂代办， 以维现状。 一面定期于昨十三日开投， 以三个月为期， 底价每日二千元。 是日上午十一时， 在财厅大堂用明喊法取决， 到投者押票银一千元。 查到场竞投者有： 李海昭、 李远、 黎振华、 朱结、 郭寿南、 郑祥、 黄照 （按，即黄豫樵）、 蔡锦、 陆惠民。 结果， 蔡锦以每日出价二千九百元投得。 本应即日接办， 奈蔡锦又将投得之权放弃， 未有接办。 闻蔡氏因价过高， 各项化 〔划〕 算不来， 故迫得放弃不办云云。③·５５１·①②③《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第三张第一版， “广告”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４９９２， ＭＩＣ： Ａ１２３３， ｐｐ ７ － ８，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生意不佳影响赌饷， 澳门番摊承饷未有着落》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第三张第三版， “本港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　 　 １１ 月 １５ 日， 澳葡政府又出示， 定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 招人承充。 其期自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底价 １４０ 万元， 另照饷额附加 １％ 为澳门互助会经费。① 这个 １４０ 万元的底价订得显然有点高， 前面蔡锦以每日 ２９００ 元 （约合每年 １０６ 万）投得， 都觉着不划算， 不愿接办。 适时的澳门商务冷落， “为向所仅见”，近来更 “一蹶不振”。② 博彩业呈现出一片萧条没落景象， “澳门嫖赌，日呈冷落。 查从前摊馆二十家， 现只得其半。 至妓院新围原有十四家，现只得七家， 且亦冷落非常， 门堪罗雀。 其冷落情形， 莫可名状。”③ 据妓院中人言， “现下妓院之冷淡， 为澳门十余年来所鲜见云”。④ 因此，至期无人来投是可想而知的。 １２ 月 ２７ 日， 澳葡政府不得不再出示， 将承充的条件下调， 改为不限底价明喊， 并定于 １９３５ 年 ２ 月 ８ 日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 招人承充， 其期由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止。⑤ 虽然没有了底价这一门槛， 但是有鉴于源源公司惨淡经营、 亏蚀不堪的前车，此次来投的赌商出价都很低， 还是找不到令澳葡政府满意的接手之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形之下，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２ 日， 澳督美兰德签署澳葡政府第 １７５６ 号札谕 （Ｐｏｒｔａｒｉａ Ｎｏ° １７５６）： “在澳门属地设立专营番摊赌博事业， 以一年为期给照营业”。 “准照分三等， 凡最主要、 最华贵、最繁盛者列甲等， 次重要者列乙等或丙等”。⑥ ４ 月 ９ 日， 澳门经济局布告称， 自刊出宪报之日起， 限期 １５ 日接收在澳门领牌设立摊馆专营番摊的呈词， 绝不展限。 并规定摊馆开设十间， 内有一间系头等正馆， 另有头等三间、 二等三间、 三等三间。⑦ 又据 《香港华字日报》 报道：·６５１·①②③④⑤⑥⑦《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第 ４７ 号。《澳门商务冷落之最近情形》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第三张第一版，“本港情形” 。《澳门嫖赌之今昔： 摊馆减半， 妓院寥寥》，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第三张第一版， “本港新闻” 。《澳门花事阑珊》 ， 《天光报》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第三版， “本港情形”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５ 日， 第 １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２ 日， 第 １３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９ 日， 第 １４ 号。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澳门番摊， 自去岁源源公司因亏蚀过甚， 而中途退办后， 即由同利公司暂时承充营业， 改为按日缴纳。 至期满后， 政府即将该项生意开投， 惟结果出价者与原定底价相差甚远， 故澳府仍未批准，依旧由同利公司续办。 最近澳府鉴于世界不景， 百业凋零， 尤以赌业为最， 故一变以往计划， 将番摊改为分馆开投。 全澳以十间为底， 分头等正馆一间 （规定在新马路）， 头等馆三间 （一在清平直街、 一在白眼塘横街、 一在蓬莱新街）， 二等馆三间 （一在十月初五街、 一在白眼塘横街、 一在福隆新街）， 三等馆三间 （一在青草街、 一在十月初五街、 一在河边新街）， 定每年每馆饷额若干。①４ 月 ２５ 日， 最终结果出来了。 澳门经济局布告： 根据澳葡政府札谕 １７５６ 号第六款， 督宪批示核准给照与后开个人经营各番摊生意， 按照每年饷额办理。 一等正馆： 黄强 １４４０００ 元。 一等馆： 李有 １２６０００元； 李星 １２６０００ 元； 吕 祥 ９００００ 元。 二 等 馆： 黄 明 ７２０００ 元； 卢 全８４０００ 元； 李荣 ８４０００ 元。 三等馆： 邓光 ５４０００ 元； 陈德 ６６０００ 元； 陈胜 ５４０００ 元。② 共计发下十间番摊馆牌照， 总计饷额为 ９０ 万元。 第七届澳门番摊承充专营， 是民国时期出现的唯一一次没有承充公司总揽番摊生意的情况。 究其实， 可视为澳葡政府的一种权宜之计， 不得已而为之， 是在艰难困局下的一种过渡。 澳葡政府这种领牌设立摊馆专营番摊的举措， 总共实施了两年时间。 事实上， 第 １７５６ 号札谕内中明确表示：“为本国之便利与属务部长之特许， 得将期限延长或促短之。”③在这十间番摊馆中，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位于新马路的头等正馆，即著名域多利总会不夜天娱乐场， 系由黄强等 人 投 承， 当 时 被 称 为“濠江最大之赌场”。 它是在源源公司倒闭收盘之后， 取代 “濠兴” 一·７５１·①②③《澳赌业变更计划， 摊馆分等开投》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第三张第二页。《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第 １７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２ 日， 第 １３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等番摊馆地位的。 域多利此前是一间电影院， 放映西片为多。 １９３４ 年 ９月前后， 东主将其 “拆卸改建”。① 又据葡文材料记载，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１８日， 鉴于澳葡政府允许任何条件具备的公司经 营 番 摊， 域 多 利 公 司（Ｅｍｐｒｅｓａ Ｖｉｔóｒｉａ） 将旧域多利影院改建为财运宫 （Ｐａｌáｃｉｏ Ｆｏｒｔｕｎａ）， 并于本日正式启用， 财运宫中从跳舞到各种赏心悦目的娱乐， 样样具备，使域多利影院成为老少咸宜的娱乐场所。② 该文作者不明就里， 这哪里是什么老少咸宜的娱乐场所， 由葡文意译而来的所谓 “财运宫”， 实际上就是澳门唯一的一间头等番摊正馆——— “域多利总会不夜天娱乐场”。 是日开业， 澳葡政府要人总督美兰德与经济局长罗保 （Ｐｅｄｒｏ Ｊｏｓé Ｌｏｂｏ）③，皆亲临剪彩。不夜天娱乐场新装修不久， 设施新潮豪华， 服务一流， 一点儿也不·８５１·①②③天光雀： 《濠江娱乐事业近讯》 ， 香港 《天光报》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第四版。《澳门之声》 （Ａ Ｖｏｚ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０ 日， 转引自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Ｓｅｎｎａ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Ｃｉｎｅｍａ ｅｍ Ｍａｃａｕ Ⅲ （１９３２ － １９３６） ” ，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Ｎｏ ２３， １９９５。Ｌｕíｓ Ａｎｄｒａｄｅ ｄｅ Ｓá， Ａ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ｎａ Ｂａｇａｇｅｍ： Ｃｒóｎｉｃａｓ ｄｏｓ ｖｅｌｈｏｓ Ｈｏｔéｉ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１９８９， ｐ ７８ 另， 罗保 （１８９２ ～ １９６５） 是澳门土生葡人中的精英人物， 也是土生葡人利益的代表人物， 出生于东帝汶。 １９０１ ～ １９０８ 年在澳门圣若瑟修院附属 商 业 学 校 学 习 会 计 学， 后 就 职 于 葡 萄 牙 海 外 国 家 银 行 （ Ｂａｎｃ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ｍａｒｉｎｏ， 即大西洋银行） 。 １９２０ 年后在澳门财政厅任职， 担任鸦片专理局局长，１９３０ 年晋升为经济局长， １９３１ 年取消鸦片专理局局长一职， 职权改由经济局长负责。罗保由此成为对澳门烟赌两项生意皆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权势人物， 浸浸乎有凌驾于澳督之势。 １９３１ 年被委派代表葡萄牙出席曼谷国际会议。 曾先后出任仁慈堂主席及慈善会会长， 旅游委员会及供给委员会委员， 离岛发展委员会主席， 管理基金委员会主席， 市政厅副主席、 主席等职。 罗保任职澳门期间， 对澳门建设如改良电灯、建设街市、 改建街道及增辟马路等方面卓有贡献。 尤其是担任经济局长时， 对各项粮食输入及输出处理得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澳门粮食货物不致匮乏， 实有赖其不懈之努力。 有报道称： “澳门一隅之地， 独能安度难关， 得力于罗氏不少， 日人亦莫奈之何， 称之为辣椒仔， 盖谓其短小精干也。” 战后， 澳门因未加入 １９４４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成为当时亚洲黄金交易中心， 罗保等人垄断了澳门当地黄金交易市场，因此积聚了大量财富， 成为澳门著名的土生葡人富豪， 先后获得葡萄牙政府颁授帝国勋章和殷皇子勋章。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澳门市政厅召开市政会议， 将位于殷皇子大马路中间的一条新辟街道命名为 “罗保博士街” （ Ｒｕａ ｄｏ Ｄｒ Ｐｅｄｒｏ Ｊｏｓé Ｌｏｂｏ） 。 参见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５ 卷） ， 第 ２４８８ ～ ２４８９ 页； 《澳门经济局长罗保女公子出阁》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 第六页； 《澳督莅任四周年纪念特刊》 ， 澳门 《市民日报》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亚于中央酒店风光一时的 “濠兴”。 其在 《香港工商日报》 上所刊登的广告中号称 “用最低廉代价享最高尚娱乐， 更有意外机缘可获无穷利益”。① 在澳门域多利总会里， 各种吃喝玩乐的设施一应俱全。 例如，“茶园： 凤城精良食品， 地方高敞雅洁； 餐室： 特聘皇后餐室名厨， 媲美香港著名酒店； 戏院： 红毡表演， 男女名伶， 座价低廉， 奉回港茗；冰室： 各式酒水， 精良雪糕； 彩楼： 大家行运， 日夜不停； 花舫： 荔湾风味， 舫备中西； 舞厅： 特聘音乐名手， 选择美丽舞女； 宾馆： 嘉宾戾至， 馆备居停； 泳场： 娱乐不忘体育， 消夏并益身心”。② 总之， 一切都是围着赌场在转， 花天酒地， 颇为诱人， 游客来此， 大可尽日穷夜享乐其中。前身是域多利有声电影戏院的域多利总会， 实际经营者和东家为毕侣俭， 出现在澳门经济局公布的番摊领牌名单中的黄强， 推测应为毕侣俭的下属或股东之一。 毕侣俭 （１８９４ ～ １９６０）， 又名公万、 元勤， 民国时期澳门著名的华人富商之一。 祖籍花县狮岭镇紫石岗， 父祖辈 “从业缅甸， 经营玉业起家”。 他出生于广州厚生里 １８ 号， 在广州市度过少年时期， 其妻为澳门著名女界人物莫翰声。 毕侣俭 “少怀大志， 抱负不凡， 稍长远走北平， 肄业于税务学校。 学成以后， 矢志从商， 经营航业， 运筹帷幄， 策划周详， 以思想新颖， 所业渐进。 复在港澳各地，兴办实业， 以济工商， 开辟农场， 以利国计民生”。 他在香港经营有广东酒店、 银都酒楼， 由于经营有方， 业务不断发展， 后移居澳门， 仍往返港澳之间， 从事餐饮和娱乐业。 毕侣俭在澳门经营的利为旅酒店、 域多利娱乐场等均生意兴隆， 财源滚滚。 以其精明和魄力， 他在澳门商界崭露头角， 成为澳门的殷商名流。 澳门的 《华侨报》 评价他 “学问渊博，态度和蔼， 商场中长袖善舞， 有沽说天才”。 除了所经营的核心饮食娱乐业以及不夜天娱乐场之外， 毕侣俭还做过澳门的鸦片承充生意， 曾任裕·９５１·①②《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第三张第一版。《澳门域多利总会： 不夜天娱乐场 （已经开幕） 》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１９日， 第三张第一版， “广告” 。

民国澳门博彩史成公司的经理。 在澳门博彩业方面， 曾接手经营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在抗战时期， 毕侣俭为澳门鸦片专卖局司事人、 万昌银号东主， 曾任公债会澳门会长、 精武体育会会长、 澳侨协助难民回乡委员会常委等。①１９４８ 年曾任中国民主社会党常委。② 毕侣俭涉足澳门博彩业与澳门的经济局长罗保有一定的关系③。 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还会谈到。抗战时期有人评价毕侣俭云： “先生之跻于今日之地位， 半由祖荫， 半由本身奋斗得来。 为人沉着寡言， 办事机警灵敏， 慷慨为怀， 尚侠好义， 凡有求助， 每多施予， 幕客盈庭， 有孟尝之遗风， 对于爱国运动， 尤具热诚。 自抗战军兴， 感国家兴旺匹夫有责之义， 效卜式之输财， 慨助救国公债百万余元， 以为之倡。 其他救灾恤贫扶助弱小等捐款， 指不胜屈。 义风所播， 侨众同钦”。 毕侣俭家学渊源， 他的 １１ 名子女在工商科教各界， 均业有所成。④顺便说一下， 毕侣俭的域多利总会只是获得经营番摊赌博一年时间的牌照， 虽说其后又顺延一年， 但两年期满结业， 自然要改换门庭， 按照道理来说， 以 “不夜天” 为招牌的娱乐场应当不存在了。 那么， 其后出现在澳门中央酒店的不夜天娱乐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域多·０６１·①②③④《花县华侨志》 编辑组编撰 《花县华侨志》 ， 花都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 １９９６， 第３００ 页； 华侨报社编 《澳门华侨报六周年纪念手册 （人事篇） 》 ， 澳门华侨报编辑出版， １９４３， 第 ８ 页。 澳门 《华侨报》 创刊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澳门走私情形报告书》 记载，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宪兵第 ２６ 团第一营营长王宗灿视察澳门等地走私情形后所呈之报告， “钨矿走私组织主持人为汉奸傅德阴 〔荫〕 ， 助手何贤 （大丰银行经理） 、 钟子光， 与民社党常委毕侣俭合营， 利用何家森之巴拿马轮船偷运， 每次有百余担之谱”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 卷 ６７９ ／２０３６４ 号， 转引自连心豪 《水客走水： 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 ， 江西高校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２６５ 页。毕侣俭与罗保关系密切， 非同一般。 谨举两例， １９２９ 年澳门设立经济局 （ Ｉｎｓｐｅçãｏ ｄｏｓＳｅｒｖｉçｏｓ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ｓ） 后不久， 罗保被委任为局长， 所聘请的两名华商顾问委员之一即为毕侣俭。 澳门战时重要的政府机构——— “救济难民兼管理粮食委员会”， 罗保任主席， 毕侣俭为其中重要成员。 参见 〔葡〕 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二十世纪 （１９００ ～１９４９）》， 第 ２３１、 ２４７ 页；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第 ４７ 号）； 《澳门救济难民委员会组织大纲及难民人数表》， 澳门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 全宗号 ３５Ｊ － １７５ ／案卷号 １１６ ／ 盘号 ９０９ ／ 影像号 ２１４ － ２３１。邓志清、 黄燕清： 《港澳闻人录》 ， 香港美联社， １９５８。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利总会的不夜天娱乐场与中央酒店的不夜天娱乐场， 是一种 “继承关系”， 这与澳门博彩业承充专营制度有关。俗话说 “铁打的营盘， 流水的兵”。 每一届承充赌商正如那个所谓的 “兵”， 而作为营盘的赌馆一般是不变的， 当然不否认有搬家迁址、另辟新开等情形出现。 在赌馆中打工的荷官之类的工作人员， 大约也是不怎么变的， 已经有点职业化的倾向。 总之， 变化的只是老板股东， 赌馆还是那个赌馆， 职员还是那些职员。 前面我们谈到过， 承充赌商从政府手中获得专营权后， 总揽商权， 可以自己经营， 也可以发牌招人分承， 和现在澳门博彩公司中施行的 “赌厅承包制” 没什么两样。 每当承充换届之时， 澳葡政府一般会在出投布告中明确规定， 上一届的承充赌商要将相应的设施移交给下一届。 例如， 在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９ 日澳门经济局发布的 《澳门属地领牌设立摊馆专营番摊条款》 的第 １８ 款规定：“领照人无论一人或多人， 均须与现时番摊承商承顶开摊所用一切家私架生什物， 由双方协议价值交易。 如双方不妥协时， 则请仲裁人公断之。”① 并且， 有些分承的博彩公司已经经营多年， 声名在外， 有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新投承的赌商当然愿意将招牌继承下来。 此外， 虽然承充的赌商 （即发牌的总商） 可能每届都会发生变化， 但是部分赌馆票厂的实际经营者， 通过向总商领牌， 仍然可以继续做生意。 我们在一些史料中可以看到， 自晚清以来， 有些赌商并没有参与竞投获得澳葡政府的承充专营权， 但仍能通过从承充商那里领牌， 连续几届经营着某个字号的赌馆票厂。 也就是说， 每当承充专营的总公司换届时， 总公司下面所设的赌馆票厂字号常常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此这般， 澳门博彩业中就出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老字号。 比如，著名的 “德成”、 “顺泰”、 “荣生”、 “不夜天”、 “高庆坊” 和 “瑞贞”等番摊馆； “老富贵全”、 “占元”、 “大利”、 “东成”、 “西就”、 “富贵”和 “荣华” 等中式彩票厂。 这些常常出现在不同承充时期的番摊赌馆、·１６１·①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５３２７， ＭＩＣ： Ａ１２４９， ｐｐ １１ － １３，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民国澳门博彩史山票铺票白鸽票厂， 有的存在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 并且有些赌馆由于经营特别成功， 还会另行开设分馆或子公司， 这是承充过程中有别于继承关系之外的另一种关系， 我们把它称之为 “孳生关系”。 比如， 民国后期挂着 “高庆坊” 招牌的番摊赌馆就不只一间， 甚至还出现 “高庆坊”跨界经营中式彩票的情况。 总之， 只要有利可图， 有着金字招牌的赌商当然是乐于投机的。 澳门博彩业承充专营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继承和孳生关系， 使博彩业真正成了与其他工商行业并无差别的一种行业。①第二节　 大有来头的范洁朋与源源公司　 　 　 　 倒盘后的按揭担保纠纷（一） 大有来头的范洁朋源源公司的负责人为范洁朋。 据当时日本人收集的情报资料显示，范洁明 〔朋〕 （Ｆａｎ Ｋｉｔ⁃ｐａｎｇ）， 广东南海人， 企业家、 商人， 澳门的澳门置 业 公 司 （ Ｍａｃａ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广 东 亚 通 织 造 厂 （ Ａｈ ＴｉｎｇＫｕｔｔｉｎｇ Ｃｏ ） 的创办人及主持人， 中国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委员， 兼任香港华商总会委员、 澳门商会 （商业会议所） 主席等名誉职位。 曾为调查工商业到过日本， 资产百万美元。②·２６１·①②比如， 澳门常见的股份转让之类的登报声明， 一则关于澳门博彩业老字号顺泰番摊公司发布的股份转让声明告白， 即与其他行业一样。 “启者， 澳门顺泰摊馆公司股份人游任臣， 兹因志图别业， 由辛未年九月初五日游任臣自愿将本人所占顺泰摊馆公司之股份四千大元退出。 经与顺泰摊馆公司总理人刘昆玉君双方言明， 订允妥当，由辛未年九月初五日， 游任臣亲到顺泰摊馆公司， 亲手收回股份银西纸四千元正及的笔签回收条存据， 以清手续。 嗣后顺泰公司生意盈亏及华洋纠葛等情， 一概与游任臣本人无涉。 特此声明。 此布。 辛未年九月九日， 承股人刘昆玉、 退股人游任臣同启。”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第 ４３ 号。《三十年代南洋华侨领袖调查报告书续编》 ， 南洋研究史料丛书第三集， 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重刊， １９８３， 第 ５ 页。 该书为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情报工作汇报， 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以前调查所得，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出版。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又据成书于 １９３６ 年的 《香港华人名人史略》 记载：范洁朋先生， 粤东南海人， 现年中寿晋七 （案， ５７ 岁）。 生而不凡， 少有大志。 赋性沉毅勇敢， 持躬刻苦耐劳。 识见卓凡， 胸怀磊落。 平素对于社会公益事业， 无不悉力以赴。 壮岁即以杰出之材， 受知于两广总督 （时属清代， 谭公钟麟总制两粤）， 派赴扶桑， 考查商务。 新知益进， 素愿终偿。 民元时， 曾加入中国同盟会， 献身革命， 为总理忠实信徒。 讨龙之役， 推刍挽粟， 曾长赣军旅部帷幄。 时也百粤江河不靖， 遂兼会办于卫旅保商营。 各机关借重长材， 复充咨议于广东省长公署， 暨滇军总司令部。 此民十一以前先生之建树也。 嗣后， 摆脱军政两途， 从事工商实业。 举其荦荦大者， 在羊石则有亚通织造厂之兴办， 在濠江则有置业公司之组织。 其对于社会、 公益、 慈善、 教育、 工、 商等事业， 不论居留粤港澳三地， 均有不鲜赞勷。 曾被举为广州市参事， 香港出口爆竹商会主席， 澳门兵灾慈善会主席， 现承全国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蒋会长聘充该会委员， 香港华商总会值理， 澳门商会主席， 镜湖学校校长， 望德女中校董， 圣罗撤女中校董， 镜湖救伤会总理事， 镜湖护士学校校长。 民二五国大选举， 澳门华侨区监督。 今先生年将花甲矣， 犹魄力逾恒， 勇于任事， 且待人接物， 和蔼可亲。 是以旅澳未及一年， 即邀阖澳侨胞爱戴， 各大社团， 咸举为领袖， 五载蝉联， 成绩昭著。 贤者多劳， 诚不易得。 而其能富平等思想， 抱爱国热诚， 尤为难及也。 用分述之， 聊以风世。 今之稍有地位者， 自视太高， 拒人千里， 而先生向无阶级之任， 虽贩夫走卒， 折节与交，爽概豪怀， 孟尝不让， 遇有求援， 立为解救， 悉力以赴， 而心始安。 近世谭任侠者， 辄称先生， 而先生未尝有德色， 谦谦如故也。古来不少守财虏， 虽利天下， 不拔一毛， 而先生时为国家出力。年前沈阳之变， 淞沪之役， 振臂而起， 倡办兵灾慈善会， 领导全澳华侨作救亡之举， 慨捐巨款六千余圆以为之倡。 结果募集十余·３６１·

民国澳门博彩史万金， 另各界景从直接自汇者亦数万圆， 义声所播， 举国同钦。去岁值蒋公寿辰， 又倡献机， 以间接充实国防， 联合同志， 勠力劝捐， 时仅两周， 款逾三万。 以澳中商务之衰落， 侨民之困苦，有此纪录， 堪称难能。 最近绥远衅开， 将士浴血， 输财助边， 先生又继续努力矣。 可纪哉！ 军政商学之闻人。 可敬哉！ 爱群爱国之志士。①　 　 从上述文字所述的内容来看， 范洁朋曾赴日本考查商务， 在行旅中“推刍挽粟”， 可见他以理财见长， 来澳后身兼多职， 为澳门华商中的领袖人物。范洁朋二十年代初时曾在香港南兴号做炮竹出口生意。 １９２６ 年冬，香港成立出口炮竹商会， 并合股开设了一个新的南北行， 定名为 “利源行”， 司理由范洁朋充任， 梁少卿为司库， 买卖手由叶少林担任。 据叶少林回忆： “当我正在积极开辟货源的时候， 范洁朋却暗地里把股金三、 四万元抽走， 以他个人的名义去澳门承包赌饷， 引起股东内部纠纷……这一出好戏就仅仅演出了三个月就收场了。 利源行虽然还继续拖下去， 维持到 １９２８ 年冬才结束”。② 据此可知， 范洁朋在经营源源番摊公司之前， 即已涉足澳门博彩业。范洁朋由于在军界、 政界摸爬滚打多年， 其背景确实不简单。 在承充源源公司时期， 范洁朋等人即表现出与军界， 特别是与十九路军的关系非同寻常。 １９３２ 年， “一·二八事变” 爆发， 十九路军在淞沪浴血抗战， “澳门侨民自闻悉日兵寇沪案发生后， 无不愤激， 前经各行捐款接济十九路军。 十五日澳门接到上海来电， 我军大败日军， 歼敌无算， 全·４６１·①②吴醒濂编著 《香港华人名人史略》 ， 香港五洲书局， １９３７， 第 ３３ 页。 按， 范洁朋受知的两广总督应为张人骏或袁树勋。 壮岁一般指 ３０ 岁， 范洁朋在 １９０９ 年为而立之年， 其时， 两广总督为张人骏， 任期自 １９０７ 年 ８ 月至 １９０９ 年 ６ 月， 接任者袁树勋至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被褫职。叶少林： 《我国炮竹出口杂记》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１９６５ 年第 ２０ 辑， 第 １３０ 页。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埠侨胞接此消息后， 无不欢呼雀跃。 各家店户纷纷燃放串炮祝捷， 各炮竹店一时求过于供， 几至绝市。 计由上午十一时起至下午三时止， 炮竹之声， 不绝于耳， 各街炮仗浓烟满布， 伸掌不见， 一时交通顿绝， 所有新马路大街草堆街八月初五街等处， 炮仗纸堆积如小丘。 各店燃放串炮有历两小时始止， 为澳门空前之热烈”。① ２ 月 １６ 日， 以范洁朋为首的澳门华商开会捐款， 据报载：澳门对海湾仔华侨筹赈东北兵灾慈善会， 昨十六日正午十二时开第二次公民大会， 讨论筹款救济上海难民及助十九路军费， 查是日晨早， 该会已雇备快艇多艘， 及由船商黄球报效小火轮电船多艘拖带快艇， 并载各界往来……到会之侨众万余人， 当过海时， 拥塞于海边， 海面船艇如赛龙船一般， 洵空前未有之踊跃……由范洁朋主席宣布召开公民大会理由毕， 继由党部梁彦明什货代表林若始两君演说……演说毕， 随即向各界签捐， 非常踊跃， 当时之铜元声与毫银声， 叮叮当当掷诸于台中， 一面又开簿捐签……范洁朋代表源源公司捐一万元； 又范洁朋、 黄叔平、 李汉池、 叶作朋每人加捐一千元； 陈燕庭五百元； 建筑行仁德堂同人共捐一千元； 李海昭一千元； 毕侣俭一千元； 宝血公司一千元， 另该公司职员将每月薪金十份一扣出二百余元， 捐至战务了为止； 东兴火柴厂五百元； 广兴泰炮竹店三百元； 曹少怀、 陈伯祥、 同昌炮竹店、 许祥， 每捐二百元； 杜寿善、 潘士庭、 文林记果台、 李锦记， 以上每捐一百元……是日共捐得银 ２０５００ 余元。 又查各行日前认定之款项， 现已纷纷募集， 以便汇往前方云云。②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６ 日， 澳门华人热烈欢迎在上海英勇抵抗日军的第十·５６１·①②《澳门侨胞燃炮祝捷》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第六版， “粤闻二” 。《捐输赈灾之踊跃》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第九版， “港闻一·澳门通讯” 。

民国澳门博彩史九路军将领蔡廷锴抵澳。① ９ 月， 十九路军在广州组织残废军人教养院，收容在淞沪抗日伤残将士。 ９ 月 ３０ 日， 澳门华商总会主席范洁朋 “以救济为国伤残之将士， 岂容稍缓， 我辈华侨， 尤应热烈捐助， 经决定今日召集各行商代表开会讨论募捐办法云云”②。 其后的农历十月廿五日，澳门镜湖医院主席范洁朋日前发起联合侨商开追悼救国阵亡将士大会。③从上述史实中， 特别是 “源源公司捐一万元”， 让人觉着很不一般。关于源源公司还有不少奇怪的细节， 前文曾提到一个广州的 “源源公司”， １９１６ ～ １９１７ 年， 陈炳焜、 李耀汉主政广东时， 由桂系部分军官所创设， 用于承充广东番摊。 范洁朋等人的源源公司不仅与其名字相同， 而且也是承充番摊赌博的公司， 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 限于史料不足， 现在只能阙疑。 此外，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广州一则关于十九路军与赌饷的英文消息说：沙面法租界正在成为博彩圣地 （Ｍｅｃｃａ， 麦加） 澳门的竞争对手， 一家 公 司 已 被 准 许 在 此 开 设 赌 馆。 据 说 公 司 投 资 的 股 本 为９００００ 元， 共有 ６ 名商人， 每人各占 １５０００ 元。 公司准备试办 ２ 个月， 每天缴饷 ６００ 元。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他们准备以每年 ３０ 万元承充价码签订 ３ 年的专营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 广东政府目前正在严厉禁止番摊、 牌九、 轮盘赌等赌博， 仅在河南 （Ｈｏｎａｍ） 给予特权开设。 可以解释的理由是， 不同军队在两地征收税款和赌饷。在两年前， 也就是十九路军离粤奔赴上海之前， 河南番摊赌馆上交的赌饷就归该军充作军饷。④·６６１·①②③④〔葡〕 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二十世纪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９） 》 ， 第 ２５６ 页。《范洁朋为十九路教养院募捐》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第十一版，“澳门通讯” 。《范洁朋筹备追悼阵亡将士》，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第三张第三版，“澳门通讯”。“Ｆａｎｔａｎ ｉｎ Ｓｈａｍｅｅｎ”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３２， ｐ １６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　 　 综合上述史料， 我们揣测澳门源源公司与十九路军应有一定的联系，甚或即为十九路军出钱筹办的， 亦未可知。 这一猜测， 绝非无中生有。１９３２ 年， 上海发生了一件有关时任交通部长陈铭枢的案件。 据当事人王 孝 楚 在 《 李 国 杰 出 卖 招 商 局 码 头 一 案 的 内 幕》 一 文 中 透 露，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李国杰通过陈铭枢获任招商局总经理后， 其时因招商局欠汇丰银行 ５０ 万两白银， 被英公廨判处连本带息 ６０ 万两， 分 ６０ 天还清。 负债累累的招商局无力清还， 李国杰遂打算将招商局第五号码头卖给美商大莱银行筹抵。 时任招商局助理秘书的王孝楚为此拟就一份说帖， 由黄居素带到南京， 交与陈铭枢。 陈铭枢这时正在准备出国， 未予处理， 因此四五个月没有消息。 陈铭枢出国之后， 交通部长由黄绍竑代理。 黄绍竑这时是现任的内政部长， 对交通部的事不大过问， 所以部务处理， 都由次长俞飞鹏、 陈孚木当家。 黄居素和陈孚木都是广东人， 并且都是陈铭枢的帮手， 而黄居素又是李国杰的高等顾问。① 于是黄居素又到南京， 要求陈孚木对这个说帖进行处理。 实际问题就是要征得陈孚木的同意， 将招商局的码头出卖给美商大莱公司。 这个说帖陈孚木没有见到， 他便向航政司司长蔡培查询。 蔡培的答复是只知道有这回事， 但原件并不在他的手里。 于是蔡培便代他们出主意。 这样一来，·７６１·① 陈孚木 （１８９７ ～ １９５９） ， 原名陈沐霖， 字公谟。 笔名枯木， 曾用名程公汉、 程恭汉。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庙岭村人。 １９３２ 年， 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 兼任上海市招商局董事长、 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在任职期间， 因招英商租赁上海码头事，出让码头， 被控非法受雇而弃职逃港， 被蒋介石下令通缉。 这时改名程公汉在香港经商和办大众日报。 香港沦陷后， 于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以程公 （恭） 汉之名在上海 “南洋商业银行” 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 受中共组织委托， 打入汪伪内部， 任汪伪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负责人。 黄居素 （１８９７ ～ １９８６） ， 香山人。 早年曾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１９１９ 年被荐， 任陈炯明书记。 １９２４ 年追随孙中山， 出任粤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１９２５ 年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 中山县县长。 １９２７ 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农民部长、 立法院首届立法委员、 广东省政府委员等。 １９３０ 年复任中山模范县县长， 次年去职。 约在 １９３３ 年息影政坛， 定居香港， 潜心治学。 曾师从名画家黄宾虹习山水画， 后成为上海神州国光社 （陈铭枢 １９３０ 年接办， 据陈铭枢说 “虽然由我个人投资， 但它始终是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的” ） 主办人之一。 黄居素适时为陈铭枢的参议， 颇得信任。 陈黄二人为陈铭枢的左膀右臂、 得力帮手。

民国澳门博彩史李国杰更为情愿了。 呈文仍由黄居素带去， 蔡培看到售价 １００ 万两白银， 他把呈文追交黄居素说道： “李伟侯真是蠢材， 连这点事也办不好吗？” 黄居素莫名其妙， 便请蔡培多予指教。 蔡培说： “何必说 １００万两白银呢？ 就说是 １００ 万元也可以呀！” 黄居素听了， 也报以会心的微笑， 转回来又重新写了一个呈文， 把售价 １００ 万两白银， 改为 “１００万元现钞”。 黄居素再到南京时， 蔡培提出条件， 说白银改为现钞， 要多出 ２８ 万两白银， 他和陈孚木、 黄居素、 李国杰都要分点好处。 具体意见是四股均摊， 每个人得 ７ 万两白银。 如果李国杰同意这样办， 呈文由他请陈孚木批准， 否则他便不过问。 这个办法大家有利， 李国杰不会不同意。 １０ 月下旬左右， 这件事便办妥了。 这时陈孚木、 蔡培都到了上海。 出卖成交之后， 黄居素首先提走 ７ 万两白银。 陈孚木对这 ７ 万两白银， 并不关心， 他说交通部现时在上海购买一批交通器材， 需要现银７０ 万两白银， 他以次长的资格， 令李国杰在出售码头的款额内先行垫付， 不出一星期， 由交通部归还， 绝不有误。 李国杰接到手令， 当即如数拨交， 陈孚木没有等到第二天， 即到大莱洋行提去现银 ７０ 万两白银，并立即转汇澳门。 而他本人也就在第三天搭美国的商船走了。 据说陈孚木到澳门后， 开设了一个大赌场， 就是以这笔白银作为资本的。①此案案发之后， 陈孚木和黄居素 遭 到 了 国 民 政 府 的 通 缉， 但 都没有缉 到， 后 来 均 不 知 下 落， 遂 不 了 了 之。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 ９ 月 里，陈铭枢辞去交通部长后， 于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从香港出发到国外考察。 所有陈铭枢的嫡系十九路军的军事政治活动， 均由蒋光鼐和蔡廷锴负责。 这时上海方面已经传出十九路军在不久的将来要调离上海， 并可能整个离开江苏。 按照常理， 为保 存 实 力， 陈 铭 枢 可 能为十九路军相关事务做了一定的安排， 留有后路。 据陈铭枢在回忆录中说： “我当交通部长时， 我的另一朋友黄居素 （ 曾作过中山实验·８６１·① 王孝楚： 《李国杰出卖招商局码头一案的内幕》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前期史料专辑》 １９８７ 年第 ７ 辑， 第 ７７ ～ ８８ 页。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县县长， 后任立法委员） ， 由他出谋策划， 并同陈孚木等人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计划， 要利用我任部长之机发一笔横财。 他们 的 密 谋， 我当时一无所知。”① 这是令人难以信服的。陈孚木拿了 ７０ 万两白银到澳门开设赌场， 正是范洁朋源源公司承充澳门番摊的时期， 而陈孚木确实去了澳门。② 范洁朋过去在军界以理财见长， 与十九路军关系又如此密切， 因而， 范洁朋极有 可 能 是 陈铭枢等人为 十 九 路 军 在 澳 门 安 排 的 “ 后 勤 部 长 ” ， 帮 忙 打 理 这 笔 款项， 作为一种秘密基金， 以供不时之需。③ 利用军饷投资， 此种情形在民国政治混乱时期， 甚为常见。 比如， １９２７ 年， 张发奎所部第四军， 曾在香港的 “ 陈李济” 药行存了 ２００ 万元军饷。 据当时败退到东江的第四军新编第二师第三团少将团长莫雄说， “有一姓吴名镜如的地方绅士为我筹粮备饷最为积极， 我写了张 纸 条， 让 他 到 香 港 问‘陈李济’ 药行领回我们的伙食费 （第四军有 ２００ 万饷银在该行）”。④由此可见当时军饷是可以用作投资的。·９６１·①②③④朱宗震编 《陈铭枢回忆录》 ，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７， 第 １１２ ～ １１３ 页。《陈孚木仍匿居澳门： 电苏省法院尚狡辩招商局案； 陈铭枢电京如知情愿受严惩》 ，《中央日报》 １９３３ 年 ２ 月 １１ 日， 第 ３ 版。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李济深、 陈铭枢、 蒋光鼐、 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 在福建福州发起抗日反蒋， 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史称福建事变。至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底， 福建事变失败， 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 ８ 月间， 源源公司即声请退办， 此间是否有某种连带关系， 值得深入考究。 另， 与十九路军关系密切的叶挺将军， 在源源公司承充澳门番摊期间恰在澳门， 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又据 １９３４ 年报载 《李济琛在澳门读经》 ： “当李济深逃港之初， 颇有与陈真如等收拾残局， 重干一番之策划。 复以部下星散， 众叛亲离， 出洋的出洋， 入山的入山， 使他叹了几口气，知大势已去， 无法挽回， 便独个儿逃到澳门， 过其寓公的生活去。 他在澳的生活，物质上之享受， 不用说仍不减王侯， 但政治上之雄心， 则大梦初醒， 例有一度消沉。据其左右所传， 日来已绝对不谈政治， 每当心血来潮， 便大读佛经。 并聘有一冬烘先生， 讲解古籍， 间亦写写无官一身轻等歪诗。 对闽逆残余份子之求见、 求助等，均断然不睬” 。 参见 《社会新闻》 １９３４ 年第 ６ 卷第 ２８ 期， 第 ３８９ 页。 此外， １９３１ 年，陈铭枢在源源公司获得澳门赌饷承充权之后， 在广东大力禁赌， 如果实现， 对源源公司来说， 无疑是最大利好。 综合上述事实， 说明源源公司与十九路军有一定关系，而澳门某种程度上成为十九路军的大后方。广东省政协、 广州市政协、 英德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 《莫雄回忆录》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６９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此外， 从李福林回忆与范洁朋交往的一段往事中， 可以大致揣测到他的地位和影响， 特别是范洁朋与当时国民政府的某种联系。 据李福林讲述：卢沟桥的枪声， 打破了果香满园的恬静生活， 而且突然间又一个神圣的任务， 落到我的身上， 是义不容辞的。 康乐园有一个似食客而非食客的人， 他名叫王棠， 曾做过驻菲律宾的领事， 他曾在孙总理大元帅府第二次开府时， 卖过一点小力， 为帅府筹过几万元的饷项。 因此， 我们时常在帅府里碰见面， 成了朋友。 他于抗战爆发后， 来住在我康乐园。 闲暇谈天， 不时对我说道： 有华侨回来组织“华侨救国军”。 又不时在我跟前罗唆不休， 说这班华侨如何如何。像这种路边新闻， 只当他 “姑妄言之”。 老实说， 我近来的心情老是厌兵， 连 “姑妄听之” 还够不上了。 见到我没意思， 后来也不再提。 有一次不记得是王棠找得澳门商会会长范洁朋来看我， 还是洁朋自己要来康乐园， 洁朋见到我， 便对我说道： 有热心祖国的南洋富商数人， 在金龙酒家请食饭， 邀我同去。 当时也不曾作过什么计较， 倥匆之间， 随便与洁朋、 王棠及余乃仁乘车到金龙酒家。 厅中已有六个人。 招呼过后， 中有一人自称姓唐， 后来知道此人乃是汪精卫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一口外江话 （国语） 非常流利， 自述新从新加坡回来。 宾主坐定， 随意谈笑。 他们喝了几杯酒， 也分外高兴。 由唐开口向我 提 及 华 侨 救 国 军 之 事。 他 把 商 人 如 何 出钱， 在内地如何招兵等， 一口气说出来。 又说， 现时在各方面运动不好说出华侨救国军， 一俟内地同志答允招兵， 到那时再说出来不迟。 听了唐这一套又一套的话， 已觉得那姓唐的出言唐突，绝不似一面之缘的朋友所应该说的话。 于是我疑心一起， 处处留心他们的举动。 给我发现姓唐的装扮， 外边是长衫马褂， 里面则全副西装。 有一人自称姓苏， 外边套了一件长衫， 而里边企领西装显然可辨。 这六人中， 有的是福州人， 有的是厦门人， 有的是台湾人， 有的简直是日本人， 给我猜中是无疑的。 饭后， 我很客·０７１·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气地与他们再约， 明 晚 我 要 还 盅， 仍 然 订 回 这 个 大 厅， 再 来 一谈。 乃与洁朋等一路回家。 在半途中把我发现的可疑各点明白对他们说出， 并叫他们要当心。 他们接上来反问我看出什么破绽？我说： 明明白白是一 群 敌 与 伪， 你 们 还 一 点 都 看 不 出 来 吗？ 此后， 切不可与这等人来往。 中央在香港耳目众多， 万一给中央生疑了， 你们会有些不便的！ 洁朋听了我这番话， 登时两只耳朵绯红， 面有惧色。 我对着洁朋再说道： 不要害怕， 待我们明晚再打听清楚， 如果那班敌伪要我上他们的钩， 便立刻把这事报告中央便是。 到了中央或有所委托我们的话， 而我们日后又能为中央做成一点事的话， 那时一切功劳都归您范洁朋一个人罢。 我说过后向洁朋一笑， 他才把脸色回转过来！①　 　 李福林接受了一个 “神圣的任务”， 以诈降套取情报， 抗日报国。这段与敌特之间周旋的斗智斗勇往事， 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暂且不论这些， 范洁朋在其间的重要地位及其与国民政府的特别关系是显见的。 从李福林的口气来看， 范洁朋应承担着国民政府给予的某种工作或任务。言而总之， 范洁朋有些像国民政府派驻澳门的特派员。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据报道， 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 澳门商会主席范洁朋代表澳门出席， 事毕过港返澳， 并拟参加葡萄牙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庆典。② ８ 月 １２ 日， 以抗日赈难为宗旨的 “澳门学界、 音乐界、 体育界、 戏剧界救灾会” 在澳门柿山孔教学校举行成立大会， 出席者有各中小学校、 报社、 学术研究社、 音乐社、 体育会、 戏剧社等 ５０ 多个团体及单位， 到会代表 １００ 余人。 该会还聘请澳中 ２８ 位华人绅商名流担任名誉顾问， 包括中华总商会主席徐伟卿， 华人代表梁后源， 著名殷商崔诺枝、 高可宁、 范洁朋、 黄照、 毕侣俭、 李·１７１·①②莫纪彭笔录、 李业宏整理补充 《李福林自述 》 ， 载罗进主编 《广州文史 》 （第 ４９辑） ， 广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 １５８ 页。《范洁朋过港返澳》 ， 香港 《天光报》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 第四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际唐等人。① 其中虽有范洁朋之名， 但商会主席已由徐伟卿担任。 这是澳门商会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例外。 按澳门商会章程， 换届选举一般是在每年的正月十五日， 范洁朋任期未满而离任， 显 然 是 有 什 么 变 故 发生。② 并且， 范洁朋从此急流勇退， 销声匿迹， 淡出澳门， 各类报章再也看不到关于其活动情形的记载， 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有坊间传闻说，范洁朋是突患重病几死， 似乎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这一问题。③ 不过，该文作者金丰居士所述错误较多， 比如澳门风潮时期是在 １９４１ 年香港被日军攻占之后等， 此处聊备一说。 另外， 当时范洁朋遭际的政治风险亦当考虑在内。 七七事变之后， 李福林将计就计与日伪周旋时， 范洁朋险些被人利用， 如没有李福林的及时警告， 怕是要泥足深陷而不自知， 而这一时间点恰好与范洁朋卸任商会主席的时机互相吻合。（二） 源源番摊公司倒盘后的钱债纠纷在澳门博彩业承充的过程中， 抛头露面的竞投和经营者， 一般都能明确细致到个人， 但是具体入股参与者常常面目不清， 各股东所占股份·２７１·①②③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５ 卷） ， 第 ２５６０ ～ ２５６１ 页。《澳商会下届主席范洁朋、 崔诺枝连任》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９ 日， “本港新闻” ， 第三张第二页。范洁朋此后还曾任 １９３８ 年镜湖医院各行公推值理和管尝值理， １９３９ 年镜湖医院管尝值理。 另， 据金丰居士 《 “唯一上得场面的澳门绅商” 范红棉走得神秘》 一文记载：“范洁朋礼佛且笃信风水， 穗港澳多家寺庙丛林都有他的常年善捐， 澳门普济禅院、功德林、 菩提院更是有他作记名善信。 但是范洁朋也出过风水大纰缪———１９３８ 年澳门风潮时期他任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 当时他听从属下意见， 下令将院内著名的风水树 ‘雌雄红棉’ 给砍倒并掘根， 用作木柴给医院烧掉了。 当年范洁朋即大病近死，翌年他辞去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一职， 并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重金买得几棵茁壮挺拔的红棉树棵， 运回澳门亲手种植在镜湖医院地势最高的东南隅。 他说这是 ‘以补前愆， 以补镜湖风水’ 。 抗日战争胜利后 （光复后） ， 范洁朋离开澳门， 在香港和广州两地轮流长住， 其生意事业亦以穗港为主， 渐渐淡出澳门商界。 范洁朋后来在香港溘然长逝———他的逝世， 至今都是省港澳史家心中之谜， 港澳社会人士只隐约风闻这位显赫名人 ‘走了’ ， 但谁也不知道他是何年何月何日辞世的， 谁也不知道他埋葬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他的死因。 香港曾有人说， 范洁朋遗骸火化后， 骨灰埋葬在大屿山某寺庙的古红棉树下———是范洁朋遗言吩咐他的至亲如此办理的， 以贯彻‘红棉缘份’ 。” 香港 《新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第 Ｍ０２ 版， “今日澳门” 。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比例、 实际经营的人事安排等细节也无从考知。 源源番摊公司因时局市况的不景气， 经营失败， 最终难以维持而中途告退。 股东们不仅没有赚到钱， 反而赔累不少， 而且按照承充合同章程规定， 担保承充合同的按柜银被没收充公， 于是便留下一大堆烂账。 在民国时期的澳门博彩历史上， 源源番摊公司倒闭一案， 是承充赌商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个别股东力不能支， 陷入破产境地， 股东之间免不了在钱债方面发生纠纷， 互相扯皮， 到后来竟然打起了官司， 因而幕后投资入股的参与者纷纷浮出水面。 这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隐蔽的大门， 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赌商在承充竞投以及经营过程中的某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细节。源源番摊公司中途退办后， 按柜银充公是毫无疑问的。 源源番摊公司在竞投时所遵循的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２４ 澳门财政厅公布的 《澳门番摊生意开投章程》 第二款云： “凡投得者必须立即依照投价三份之一交出作为担保合同， 否则即将押票银 １２２４００ 元归国库充公。” 该章程的第四款规定： “担保合同之按柜银应存于国库， 但承充人得呈请用澳门政府名义存放于西洋银行， 其责任仍归承充人担负， 至银行所给之利息亦归承充人得。 倘政府认为保全稳妥起见， 亦可随时饬将存银提出， 移贮国库，该承充人或借银代承充人担保之人， 均不得以亏失利息及别项缘故为词， 抗阻不允。”① 另外， 在源源番摊公司与澳葡政府订立的 《承充澳门番摊合同章程大纲》 中的第三款规定： “承充澳门番摊生意之饷银应十五日一次即每月十五日及月尾之日， 用西洋银行银纸上期缴交与公钞局收”。 第四款规定： “凡按十五日一期应缴之上期饷银， 如到期第一日未即缴到者， 则须缴纳过期息银， 每百元五元伸算。 惟仍不得过期至三日以外， 如过期三日以外， 仍未缴清， 则国家有权将合同注销。 凡合同一经注销， 即将担保合同之银归国家充公， 并不须援照别项规例， 只将注销合同之事在宪报公布便得。”② 这里， 赌商缴交的押票银是为了·３７１·①②《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第 ２９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第 ４４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取得竞投资格， 表明可以参与投标。 按柜银则是在竞投成功后， 确保承充赌商履行合同的担保金。 源源番摊公司按柜银数额为每年应缴饷银１４０ 万元的 １ ／ ３， 即 ４６６６６６ ７ 元。首先， 我们来看一则澳门适时实力最为雄厚的致祥银号东主黄豫樵所登的启事：启者： 弟前借出名下屋业与叶作朋、 陈燕廷担保源源番摊公司向政府取回按柜银两， 今因源源公司于旧岁半途退办， 政府将按柜充公， 而叶作朋、 陈燕廷应欠之项又未归还， 是以政府将该担保之屋业查封， 除向法院控追外， 当候法律解决。 因亲友来函询问， 未及一一答覆， 特将情形表白， 以明真相， 希各亲友幸垂鉴焉。 １９３５年 ３ 月 ５ 日， 黄豫樵谨启。①黄豫樵在源源公司承充澳门番摊生意的过程中， 充当的是借银代承充人担保的角色。 根据澳门承充专营中的相关法律条文规定，除了可缴纳一定的现银作为按柜银担保外， 还可以一定的屋业折算为按柜银。 即 “担保合同之按柜银应用现银交出， 但随时可以或全数或分数将物业作按代之。 均照依 １９０１ 年 １０ 月 ３ 日章程第 １５７款附款 Ｇ 所载办理”。② 黄豫樵借出屋业为叶作朋、 陈燕廷二人担保源源公司承充澳门番摊生意的按柜银， 源源公司承充出现问题之后， 澳葡政府自然要拿担保人黄豫樵是问。 黄豫樵是澳门富商，在澳门经营多项生意， 最著名的为致祥银号， 另在香山石岐还有一间泗德银号， 当澳葡政府查封拍卖了他的屋业后， 商业声誉显然受到严重影响， 与其有生意往来者不免疑虑， 因而被迫登报表白释疑。·４７１·①②《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９ 日， 第 １０ 号。《承充澳门番摊合同章程大纲》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第 ２９ 号。 该规定见于各类承充合同章程， 如 １９３０ 年 《开收澳门氹仔路环签铺票生意立合同之各章程》 第三款附款一，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第 ３５ 号。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　 　 据澳门法院的 １９３５ 年 ２ 月 ２０ 日布告， 黄豫樵被查封的屋业主要在大兴街和罅些剌提督街， 定于 ３ 月 １５ 日出投招人承买。 屋业的拍卖估价总值为 １０ 万元， 其中罅些剌提督街十号屋价值最高， 约值银 ７５０００元。① 由于订价过高， 到期无人来投， 澳门法院遂将黄豫樵按揭屋业价值折半 （即总值约 ５ 万元）， 于 ４ 月 ４ 日再次出投招人承买。② 然而，因第一次和第二次皆无人出价， ４ 月 ２２ 日， 澳门法院迫得再登布告，决定于 ５ 月 １０ 日第三次出投， 并且， 各屋业不再限定底价拍卖。③ 至此， 黄豫樵的屋业变价处理完毕。然而， 源源公司的按柜银问题到此还不能算完。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 澳葡政府和中途退办的源源公司之间， 只存在一个按柜银问题。 按柜银没收充公后， 双方两讫， 应当是彼此互不牵扯了。 但问题是， 查封的黄豫樵所按屋业只是按柜银的一部分， 因而澳葡政府还要继续追讨剩余的欠款。 并且， 围绕着按柜银， 又衍生出新的问题， 遭受损失的担保人黄豫樵， 自然要向源源公司的股东们索偿。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我们先看一下澳门法院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的布告：照得本法院检察官控告黄豫樵及源源有限公司按揭欠款乙案，本法院业经判决执行。 查该源源公司系开设在板障堂前地， 代表人系该公司司理李汉池、 范洁朋、 叶作朋及黄叔平等。 兹特布告， 仰现居中国不知实址之被告人李汉池及叶作朋知悉， 限自本布告第二次公布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为 期 再 限 十 日 内， 将 所 欠 国 课 之 余 款１１８４２９ ９６ 元清缴。 此款系在担保承充澳门番摊生意合同按柜银内取出一部分者， 或指出自有相当之产业作抵偿亦可， 否则一经本院检察官指出被告人之产业， 立行查封变抵矣。 此布。④·５７１·①②③④《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９ 日， 第 １０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 第 １２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第 １７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６ 日， 第 ２７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　 　 因黄豫樵所担保的按柜银问题已另案处理， 这里澳葡政府追讨源源公司李汉池及叶作朋两人所欠的按柜银数目为 １１８４２９ ９６ 元。 依此推算， 他们两人所占源源公司的股份约为 ２５％ ， 所谓 “指出被告人之产业， 立行查封变抵”， 实际上就是要采取 “抄家” 的措施。 又据澳门法院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布告：照得澳门国课控告已成年有妻业户范洁朋、 李汉池、 马斗南、伍於汉按揭案乙宗， 本法院业经判决执行在案。 查该案系由原告人控追被告人所欠银 １４ 万元， 及按照周息六厘算至清还之日止过期利息， 该欠款系于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澳门政府与源源有限公司所立承充澳门番摊生意合同按柜银 ４６６６６６ ７ 元内之一部份， 以被告所有之屋宇改换作按， 该合同订明五年为期， 由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 经于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４ 日由澳门督宪批示注销者， 合行布告仰现居不知住址之被告人李汉池、 马斗南、 伍於汉等知悉， 限自本布告在澳报纸第二次公布之日起， 三十日为期， 再限十日内到院清缴以上所指之款， 否则本法院即将所按之屋宇查封变抵并将该案依法办结也。 此布。①　 　 由此可知， 源源公司的范洁朋、 李汉池、 马斗南、 伍於汉的按柜银欠款为 １４ 万元， 亦是采取以屋业充作按柜银的措施。 依此推算， 他们４ 人共占有源源公司股份的 ３０％ 。到期之后， 源源公司的股东们并没有缴交所欠按柜银， 澳葡政府遂将上述各人所有的屋业查封。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３ 日， 澳门法院布告开投发卖：照得国课控告范洁朋、 李汉池、 马斗南、 伍于汉等按揭欠款， 本法院业经判决执行在案。 兹定于本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１ 时在本法院头门将·６７１·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第 ５０ 号。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所封下列各房屋开投招人承买， 以出价高过估价至高者得， 合行布告，仰所有不知名之债权人等知悉， 于开投时到场观看。 如有辩驳之处，得于法定期内据实陈明， 以凭核办。 此布。 计开： 青草街 ５、 ７、 ９、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７、 １９、 ２１、 ２３、 ２５、 ２７、 ２９、 ３１、 ３３、 ３５、 ３７、 ３９、 ４１号屋； 大兴街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６、 １８、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６ 号屋； 亚美达街 ２４、 ２６、 ２８、 ３０、 ３２ 号屋； 亚美达街 １９、 ２１、 ２３、 ２５、 ２７ 号屋； 施利华街 ３、 ５、 ７、 ９、 １１ 号屋； 施利华街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２ 号屋； 田畔街 ２２、 ２４、 ２６、 ２８、 ３０ 号屋 （上列各屋估价银均为 １２００ 元）。 １９３６ 年４ 月 ３ 日。 院长美判行 （本告白印费 １５９ ６５ 元）。①　 　 总计所封拍卖的屋业共有 ５４ 处， 估价总值为 ６４８００ 元。 可能由于估价过高， 首次拍卖的屋业房产无人问津。 不得已， 澳门法院于 ５ 月 ４ 日发布告示， 再次将所封房屋开投招人承买， 原估价银 １２００ 元， 现定底价 ６００ 元，以出价高过底价至高者得。 根据统计， 此次共计有 １３ 处房屋为人承买。② ６月 １５ 日， 澳门法院第三次布告开投招人承买各屋， 并且不再规定底价。③ 至此， 澳葡政府与源源公司股东之间的按柜银问题得到解决。值得一提的是， 在源源番摊公司经营失败后， 范洁朋等人原本打算在澳门博彩业中再做一搏， 又竞投承充澳门的签铺票、 山票、 白鸽票生意， 设立集德 （Ｃｈａｐ⁃Ｔａｃ） 公司， 受官司影响， ７ 月底亦随之退办。④·７７１·①②③④《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 第 １５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９ 日， 第 １９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第 ２５ 号。集德公司的司理为范洁朋， 至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退办， 总计承充时间为 １ 年 ７ 个月。相关史料如下：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２ 日， 山票、 白鸽票、 签铺票承充人集德 （ Ｃｈａｐ⁃Ｔａｃ）公司的司理范洁朋呈请海岛市行政局局长查照， 公司已批给氹仔 Ｓａｎｇ⁃üｎ 店的 Ｃｈａｏ⁃Ｃｈｏｕ 发卖该票牌照” 。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２９２１７， ＭＩＣ： Ａ４２４７， ｐ ９４，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启者， 本公司自 １９３５ 年元月起至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 承办本澳全埠山票、 铺票、 白鸽票生意， 现已退办， 经由本公司将承办期内全盘数目结束完谖，兹定由登报日起， 将各股东应得回之银两分派， 请各位股东向经手附股人提回， 以清手续， 特此登报， 并希勿延。 西历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２９ 号， 承办澳门山票、 铺票、 白鸽票集德公司启。”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５ 日， 第 ３６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范洁朋等人屋漏偏逢连夜雨， 经营的中式彩票亦以失利告终， 再加上跑狗场早已转给了别人 （参见本文第五章相关内容）， 在澳门博彩业中三战皆北， 一败涂地。另外， 担保人黄豫樵要求源源公司一众股东 赔 偿 他 所 担 保 屋 业被查封的价值。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５ 日， 黄豫樵将他们告上了法庭。 据澳门法院布告：照得本法院受理民事平常案一宗。 查原告人系已婚业户兼商家黄樵即黄豫樵， 被告源源公司及其股东李汉池、 范洁朋、 叶作朋、 黄叔平、 李光耀、 伍信、 陈翰即陈燕亭等， 均系已婚商人。查此案系由原告人到院禀请， 将源源有限公司宣告为无限公司，该公司及股东应当赔偿原告人所受之损失， 即系源源公司曾经向国课在该公司担保番摊生意按柜项下起出现款 １４ 万元， 以原告人管业之房屋作按， 担保至今， 尚未将该房屋赎出以清手续者。 查源源公司系于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立契， 经已批准成立者， 据原告禀请应赔偿之损失， 系 １９６４７２ 元， 即系原告人以该房屋作按时所估定值得之价， 又由起诉时起依法计算应得之利息， 兼原告人所应缴纳关于本法院判决国课控告原告人按揭欠款案案费， 及一切损失暨本案案卷印花及代理等费等情。 据此合行布告， 仰被告人源源公司股东兼司理李汉池、 叶作朋及股东李光耀、 伍信、 陈翰即陈燕亭 （等均系居于香港不知实址） 知悉， 限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三十日为期， 赴案投到。 如有辩驳之处， 得再限二十日内据实陈明， 以凭核办。 否则本法院即指派律师代表被告人， 并将该案依法办结也。 此布。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５ 日， 备席 院 长 哥 士 达 判 行（本告白印费 ２６ ４ 元）。①·８７１·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 第 ２８ 号。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　 　 经营致祥银号的黄豫樵最初以屋业作按， 担保源源公司按柜银， 实质上等于放贷， 自然是为了获得一定收益， 而未曾想， 赔了夫人又折兵， 连本带利及打官司的费用总计亏损的 １９６４７２ 元没了着落。 黄豫樵与源源公司股东之间最后如何收尾的？ 目前查无史料， 《澳门政府宪报》 中登载了一则关于黄豫樵控告陈翰的案件， 时间是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２１ 日， 大概是这一问题的最后收尾。 内容为黄照 （即黄豫樵）， 控告陈翰按揭欠款， 判决将其坐落于天通街门牌第 １６ 号屋一间出投， 估价银２０００ 元。①黄豫樵与源源公司股东之间的这场官司前后耗时一年半有余， 遭受不少损失， 声誉也受到影响。 请看 １９３６ 年年初黄豫樵的一则辞职启事：弟任岐关公司董事职以来， 自维绠短汲深， 时虞陨越， 加以猬务丛身， 无暇顾及， 除具函公司董事会坚决辞退外， 再登报声明以告各界。 （民国） 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黄豫樵启。②　 　 黄豫樵除了是源源番摊公司的担保人之外， 有没有入 股？ 在 澳门博彩业中是否还扮演着其他什么角色？ 他曾开办过澳门得利公司、广利公司， 从名字上来看， 很可能就是澳门的两间赌馆或票厂。 事实上， 黄豫樵的确有经营博彩业的记录。 源源公司退办后， 黄豫 樵曾 以 黄 照 的 名 字 出 现 在 三 个 月 期 限 的 澳 门 番 摊 饷 码 的 竞 投 名 单 之中。③ 其弟黄钧矩曾在 １９１８ ～ １９２１ 年承充过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白鸽票、 山票生意。 这说明黄豫 樵 家 族 在 澳 门 博 彩 业 中 是 有 所 涉 足的。·９７１·①②③《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第 ５２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 第 ４ 号。《生意不佳影响赌饷， 澳门番摊承饷未有着落》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第三张第三版， “本港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黄豫樵为澳门富商黄焯垣①长子， 又名黄照， 谱名祖悦， 字永康，晚号濠镜澳叟。 生于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癸未， 幼读经史， 能诗， 善书法。 平生尊孔， 有儒者风范。 “经商澳门， 历肩任澳门商会、 同善堂、镜湖医院、 孔教会、 中山同乡会等大侨团善堂首长， 周详擘划， 矢慎矢勤， 热心孔教， 献议尊经， 致力胶庠， 刊印 《孔孟丛书》、 《孝友齐家》等劝善书籍十万余册。 敬敦劝学， 捐资弗吝， 救恤贫弱， 施粥施衣， 焚债券数万金， 其善量宏深， 乡评有素也。” 有子家骢、 家骥 （殇）、 家驰。 黄豫樵早先在澳门经营致祥银号， 后又经营建筑房地产 （永康置业、 永廉置业）、 电影院 （国华戏院、 永乐戏院）， 澳门得利公司、 澳门广利公司、 澳门广裕盛什货等。 与人合股创办澳门自来水公司， 曾任澳门六和自来水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出任澳门电灯公司唯一华人董事，由致祥银号承担电灯公司的司库和出纳工作。 还曾任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董事等。 其弟黄仲良经营家族产业协昌号。 另一弟钧矩出任致祥的司·０８１·① “黄焯垣 （１８５８ ～ １９３２） ， 讳有德， 字炳行， 中山石岐人。 生五子， 长豫樵， 次仲良（１８８８ ～ １９４０） ， 三钧矩 （１８９２ ～ １９４３ ） ， 四永贻 （幼殇 ） ， 五铸民 （ １８９８ ～ ？） ， 女二。 生于咸丰八年戊午十月初六日， 终于民国二十一年辛未十二月十一日， 享寿七十四， 妣萧氏。 公幼孤， 母李太夫人勤劬育， 训迪备至， 髫龄就学， 昕夕苦攻。 顾天性纯孝， 常奋志自立， 谋甘旨以娱亲。 甫弱冠， 即司澳门协昌店事 （协昌号南北行设有酒厂， 比较著名） ， 尝与银肆交易， 人多予百金， 公即走还之， 非义不取， 信用以著。 澳门孔教会、 商会及善堂、 学校各机关先后举为董事， 三任镜湖医院总理，精心擘划， 收入骤增。 岁乙未、 丙申， 澳门鼠疫蔓延， 华侨大戚， 公在对海湾仔设厂收容病者， 医药饮食皆亲自督理， 存活甚众。 岁辛酉， 族人往神湾省三世祖墓，因事与邻族构衅兴讼， 公力谋舒解， 得免燎原， 两族钦之。 至于邑中兴学、 修路、赈灾、 施医诸义举， 无不解囊佽助。 生平善气迎人， 从无疾言厉色， 治家尤有法度，阖门老幼皆雍睦纯谨。 岁戊辰 （１９２８） ， 公与德配萧夫人七秩晋一双庆， 中西士女赴祝者塞途， 寿以诗文词者， 裒然成一巨帙， 盖盛德之感人者深也。 是日， 公亦偕德配萧夫人捐助慈善团体、 教育界各经费五千余金， 以为纪念。 公之长子豫樵在中山月山公园筑焯垣公纪念亭， 旁建春晖台。 民国四十三年甲午， 复在澳门白鸽巢公园筑春萱台， 纪念萧太夫人， 并在澳门松山之麓筑焯公亭， 亭中刊录公之善行， 见者每向往焉。” 参见 《中山石岐黄氏族谱世系分谱》 ， 第 １５、 ３８ 页； 《黄焯垣家谱》（Ｗｏｎｇ Ｃｅｇ⁃Ｗｕ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ｒｅｅ） ， ２００７ 年复印本。 相关资料承中山石岐黄氏大宗祠管理员、 长洲黄氏长房第 ２１ 传孙黄灼文先生惠寄。 谨此致谢！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理。 小弟铸民年幼就学， 学成后， 经营远东眼镜公司等。①黄豫樵家族是民国时期数一数二的澳门世家大族， 当时最著名的华商家族之一。 现今澳门松山之麓的焯公亭、 白鸽巢公园之春萱台， 即黄豫樵为纪念其父母而建设。第三节　 澳门赌王高可宁的挫折与失势高可宁虽然是靠贩卖鸦片发家的， 但 起 家 是 从 德 成 番 摊 馆 开 始的， 因而博彩业也是他投资的重点。 番摊而外， 铺票、 山票、 白鸽票均被以高可宁为首的十友堂悉数收入囊中， 前后把持了近二十年， 到第六届澳门番摊承充， 即轻言放弃， 显然不合常情， 有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据源源公司范洁朋等人在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 ３ 日所呈 给 葡 萄 牙 殖 民地部大臣的禀文中诉称， 澳门的各项承充专营事业 （尤其是博彩业）此前一直为澳门的世家大族所垄断， 如卢九 （ Ｆａｍｉｌｉａｓ Ｌｕｋａｏ） 、 李镜荃 （ Ｌｉ Ｋ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 李际唐之父） 和高可宁家族， 他们通过入公司股份或开分馆等方式， 使之成为父子相传、 兄弟相继的家族产业。 博彩业成为世家大族的 “禁脔” ， 外人很难染指。 并且， 澳门的博彩业承充专营生意最容易滋生腐败， 来自世家大族的赌商与政府人员常常互相勾结， 私相授受， 此情此景， 屡见不鲜。 “他们通过用钱或部分公司股份收买的策略， 使承充专营生意竞投时到场的竞争者消失。在出投时， 量身定做适合他们的条款， 从而获致暴利， 政府利益 受到损害， 把出投承充生意弄得犹如闹剧一 般”。② 第 六届番摊竞投过程中， 第一次 投 成 的 价 码 为 １２６６０００ 元， 仅 仅 超 过 底 价 ４２０００ 元，·１８１·①②《中山石岐黄氏族谱世系分谱》 ， 第 １５ 页； 《港澳大百科全书》 ， 花城出版社， １９９３，第 ８０４ 页。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３２９９， ＭＩＣ： Ａ１１７２， ｐ ３１，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民国澳门博彩史此次参与投标者， 极有可能就是高可宁等人，① 结果被澳葡政府管理开投事务的 委 员 会 否 决， 隐 隐 可 见 其 中 似 有 猫 腻。 从 中 可 以 看 出，此届澳葡政府意图改革， 刷新政治， 期望能够清除腐败， 摆脱本 地赌商盘根错节的种种牵制， 实现财政税收的利益最大化。另外， 外 来 的 竞 争 对 手 源 源 公 司 财 雄 势 大， 来 势 汹 汹。 俗 话 说“不是猛龙不过江”， 范洁朋等人是具有广东军政势力背景的人物。 源源公司的承充价码不仅远高于底价， 并且符合澳葡政府权衡取舍的关键标准， 即出投布告中强调的 “是否于本属地有益”。 源源公司给澳葡政府开出了许多有利于澳门发展的条件。 如设立濠兴一等番摊馆， 源源公司投入了约 ５ 万元， 用于购置设备和豪华装修， 并允诺改善二等番摊馆的设施条件。 配合澳门发展旅游娱乐业的需求， 为一艘轮船提供津贴以开通港澳夜航航线， 同时还准备成立一间跑狗公司。② 源源公司凭借这些有益于澳门发展的额外筹码， 异军突起， 打破局面， 获得了第六届番摊承充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原因， 在第六届番摊出投前， 高可宁还摊上了一件麻烦事。 与利希慎合伙承充的裕成鸦片公司倒闭， 不但留下了许多手尾， 而且导致高可宁与澳葡政府中的权势人物经济局长罗保关系·２８１·①②高可宁等澳门赌商与澳葡政府中某些官员互通声气， 是有迹可循的。 １９３０ 年 ９月， 澳葡政府要求承充赌商开设一间一等番摊馆的消息刚刚披露不久， １０ 月 ３０日， 高可宁、 Ｌｕ Ｃｈｅｏｃ Ｖｏｎｇ （卢宗璜， 即卢煊仲， 卢九次子， 卢九长子卢廉若已于 １９２８ 年病逝） 、 Ｓａｎ Ｋａｉ、 Ｈｏ Ｓａｐ （何十 ） 、 Ｃｈｅｏｎｇ Ｃｈｏｎｇ、 Ｉｅｏｎｇ Ｐａｔ 等人组织的一间公司， 就从澳门总统酒店经理也是镜湖医院值理 Ｈｅｅ Ｃｈｅｏｎｇ （ 据译音应为余仲， 在 １９２９ 年的镜湖医院总协理之中唯一一位余姓华商是顺德人余赞初， 余仲或即是余赞初） 手里买下了总统酒店， 并改名为中央大酒店 （ Ｇｒｅａ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ｏｔｅｌ） 。据报道， 交易价格超过 ４０ 万元， 双方为此来回磋商已有数月。 这说明在第六届番摊开投之前， 高可宁等人已经获知消息而提早开始谋划布局， 同时表明他并没有放弃承充澳门番摊。 参见 “ Ａ Ｍａｃａｏ Ｈｏｔｅｌ Ｓｏｌｄ； Ｓｕｍ ｏｆ Ｆｏｕｒ Ｌａｋｓ Ｓａｉｄ ｔｏ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ｂｅ Ｒｅｎａｍｅｄ”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３０ － １１ － ０１， ｐ １４； Ｌｕíｓ Ａｎｄｒａｄｅ ｄｅ Ｓá， 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ｎａ Ｂａｇａｇｅｍ： Ｃｒóｎｉｃａｓ ｄｏｓ Ｖｅｌｈｏｓ Ｈｏｔéｉ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 Ｍａｃａｕ，１９８９， ｐ ７１。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３２９９， ＭＩＣ： Ａ１１７２， ｐ ３１，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交恶。① 这一切要从他与利希慎合伙承充澳门鸦片的裕成公司开始讲起。 在民国二十年代如中日天的高可宁， 在此次鸦片承充专营上栽了大跟头， 伤了元气， 名利双失。 这造成高可宁在澳门失势， 以至于他在民国后期甚至有淡出澳门的迹象。 即使在其后承充澳门博彩的泰兴公司时期， 与傅德荫合作也都是由他的儿子出面。与高可宁合伙承充澳门鸦片的香港华商利 希 慎， 是 当 时 著 名 的鸦片商， 英文报纸称其为 “ 鸦片王” （ Ｋｉｎｇ ｏｆ Ｏｐｉｕｍ） ， 在香港设有裕兴公司。② 利希慎精明强干， 很有手段， 为了能够顺利地承充澳门鸦片， 在 １９２３ 年曾给澳门仁慈堂捐款 ９ 万元， 这无外乎是一种讨好澳葡政府的 公 关 手 段。③ 总 体 上 来 看， 至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承 充 期满， 裕成公司的经营还算顺利。 此后， 根据 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召开的日内瓦禁烟会议第一会议 （ 讨论熟鸦片和吸用的鸦片问题） 议定书， 澳葡政府决定鸦片由政府专卖。 议定书中规定， “ 烟馆和贩卖熟鸦片的店铺数目应尽可能加以限制” ； “ 鸦片的进口、 销售和分配应为政府·３８１·①②③１９５５ 年高可宁病逝之后， 在香港葬礼、 虞祭和澳门纪念大会上， 前来悼念致祭的众多港澳名流之中， 当时报刊皆有不厌其烦地详细列举， 却从未提到过罗保与毕侣俭二人。 在澳门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狭小地方， 同为当地名流巨商， 出现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 揆理度情， 说明他们关系不佳， 甚或是曾经结过什么梁子， 而且结的还是比较深的梁子。 此外， 赌商竞投承充必然要与澳门经济局打交道。 澳门经济局隶属于财政厅， 负责博彩等专营承充事务的监察及发放准照等具体事务。 例如， 在１９３１ 年番摊合同中， 特别规定承充赌商必须设立一间 “一等摊馆” ， 即由 “经济局负责稽查之” 。 就此揣测， 其中的 “剧情” 表明高可宁遇到某种阻力， 随后知难而退。值得一提的是， 罗保于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病逝后， 前往吊唁的港澳名流中， 有何善衡、 何添、 何贤、 梁昌、 钟立雄、 马万祺、 崔德祺、 傅荫刚、 崔乐祺、 何鸿燊、 霍英东等人， 亦不见高家人身影。 参见 《高可宁殡礼哀荣， 港澳名流执绋者达数千人，港区营业车辆几被租用一空， 何东、 周寿臣两爵士亲临致祭》 ， 《香港工商日报》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 第五页； 《高可宁家奠昨致祭者甚众》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５５ 年５ 月 ４ 日， 第六页； 《澳门各界昨开会追悼殷商高可宁》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５５ 年 ５月 ２３ 日， 第六页； 《前澳门政要罗保博士在港举殡， 港澳中外官绅名流扶柩执绋，澳督特派代表来港参加致祭》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３ 日， 第一张第四页。裕成公司实际上是两家公司合作， 其得名是从裕兴公司和上一届高可宁等人的大成公司各取一字而来。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６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２３， ｐ １１

民国澳门博彩史专利事业； 输入、 出售和分配鸦片的权利不得 ‘招商承包’ ” ； “从输入鸦片以供 吸 食 的 领 土 和 领 地 不 得 输 出 生 鸦 片 或 熟 鸦 片 ” ； 等 等。①议定书在 １９２６ 年为葡萄牙政府批准， 至 １９２７ 年， 澳门鸦片承充专营制度将被废除。② 因此，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有报道云： “ 澳门政府现筹拟条例， 欲从 七 月 起 取 消 承 销 鸦 片， 此 后 鸦 片 管 理 权 概 归 政 府 掌 握，照此办 理， 澳 门 将 丧 失 大 批 收 入。”③ 所 谓 的 归 政 府 掌 握， 不 过 是“挂羊头卖狗肉” 而已， 其实仍是交给鸦片商人经营。 裕成公司的利希慎等人当然希望能够继续接手承办下去。然而， 事情的结果却未能如其所愿， 澳门鸦片的专营权不再如以往那样竞投， 而是被又成公司 （Ｙａｕ Ｓｅ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通过暗中的手段捷足先登。 据说为了获得专营权， 又成公司前后花费了 １２ 万元， 其中澳门鸦片管理专员 （ 即鸦片专理局局长） 罗保 经手 ５ 万元。④ 因此，被排除在外的利希慎大为不满， 又不愿善罢甘休， 遂与澳葡政府发生严重纠纷， 特别是牵扯到在民国后期影响力甚至超过澳督的土生葡人罗保。这一事件还造成了连锁反应， 因裕成公司承充期满后迟迟不派红利， 总理利希慎、 高可宁与小股东们也发生纠纷， 这在当时轰动一时。据 《裕成公司小股东致利希慎、 高可宁总理书》 云：裕成公司希慎、 可宁总理台鉴： 径启者， 查裕成公司自公历１９２４ 年开办， 迄于本年 ６ 月 ３０ 号满期。 数年以来公司生意， 均赖·４８１·①②③④〔美〕 威罗贝： 《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 ， 第 ６８４ 页。Ｎ Ｊ Ｍｉｎｅｒ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Ｒｕｌｅ， １９１２ － １９４１，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 ２５６《澳门将取消承销鸦片》 ， 《申报》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 第 ５ 版。“Ｍａｃａｏ Ｏｐｉｕｍ：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Ｌｉｂｅｌ Ｃｌａｉｍ Ｍｒ Ｌｅｅ Ｈｙｓａｎ Ｓｕｅｄ Ａｌ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ｏＭａｃａｏ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９２８ － ０３ － ２６， ｐ １ 据利德蕙说，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祖父听到谣传， 谓澳门政府将鸦片生意交给由祖父以前的手下———裕成公司经理吕俭毕 （按， 即毕侣俭的英文名转译） 及两个恶名昭彰之走私贩———所组公司专卖” 。 利德蕙： 《香港利氏家族史》 ， 顾筱芳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６８ 页。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我总理提纲挈领以总其事， 我各小股东自附股之后， 对于总理期望甚殷， 即梦寐亦及之， 无非望裕成公司日有起色， 比上届而更加发达， 得籍总理之鸿福， 分其本息溢利， 以偿小股东多年渴望， 及济小股东一生贫难而已。 伏思各小股东当年附股， 绝非容易。 其不容易者有二： 一则辗转托人问得大股东之首肯， 始割出微末之数， 冀以分润， 私心欣喜， 不可言喻； 二则各小股东财力有限， 非工人小贩， 则系老妪少佣， 竭一生之血汗， 求股份之利益， 或告贷不足，则典质， 继之拮据万状， 凑成认股之数， 当在洞鉴之中。 今公司既已期满， 此种生意应无赊账， 一经结束， 当可将存□分派， 俾利益均沾， 乃数月之久， 竟无确期。 我各小股东望眼欲穿， 曾迭向各大股东询问， 均以权操总理， 尚无切实答复。 查股票系总理首署其名， 其他大股东认额虽巨， 亦不过处股东地位， 同是仰望总理分钱。 但我各小股东□塞血本， 碍及生计， 痛苦殊多， 不得已由各小股友召集各抒意见， 佥以先行□恳总理迅将所存□项， 按股分派，幸勿再延， 并请于三日内先行示复， 以慰众望， 不胜切盼， 专此即候大安。 旧历八月廿一日， 裕成公司小股东团代表梁乙上。①高可宁回函云：启者， 昨接廿一日华章， 敬悉一切。 澳门烟码期满， 清算数目， 理应将各股友应得之款， 早日发还。 因鄙人个人无此能力及权限， 人所共知。 惟有鄙人用尽心力催促利希慎君， 早日清理此事。鄙人自过港以来， 无日无时不因是事筹商， 并邀集各大股友十余人会议， 共同表决， 函请利君从速宣布派还。 鄙人经已苦心孤诣代各位办理此事， 天日可鉴。 但据利君云， 裕成公司尚有手续未清， 故·５８１·① 《裕成公司小股东致利希慎、 高可宁总理书》 ， 《澳门时报》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 ２１ 号， “广告” 。

民国澳门博彩史稍有迟缓， 现已有头绪， 一经妥办， 由裕成公司宣布派股日期， 届时请携附股凭单到港裕成公司收领云云。 用先照此布复， 尚希静意以待发表， 望勿躁急， 以至误己误人为幸。 专泐并请台安。 澳门裕成烟码公司各位股东先生鉴。 丁 ［卯］ 八月廿四日 高可宁复。①　 　 利希慎之所以迟迟不派股分红， 原因前面已经讲到， 即裕成公司试图继续承办澳门鸦片失败， 要与澳葡政府交涉。 利希慎向澳督递交了陈情书。 信中声明他是一名在澳葡政府庇护下的守法商人， 裕成公司在履行鸦片专卖合约上一直克尽义务。 利希慎措辞强烈地批评鸦片专员罗保未顾全澳葡政府的应有权益， 将专营权给予又成公司。 利希慎请求政府给予裕成公司平等待遇， 及对此事详加调查。 陈情书一式多份， 送交香港驻澳门总领事、 立法委员及 １６ 位律师。 律师电告葡萄牙政府， 葡萄牙政府下令葡萄牙驻香港领事馆调查此事。 原裕成公司经理毕侣俭受到调查后， 即电话禀告罗保。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澳葡政府的鸦片管理专员罗保将利希慎告上香港法庭， 控告利希慎向知名人士 （律师） 散发陈情书， 令他名誉受损， 利希慎已构成诽谤罪， 要求被告赔偿他名誉损失。② ４ 月 １７ 日， 该案审结。 大法官判定利氏请愿信部分字句有损原诉人声誉成分， 但函件只是向政府及有关人士投诉公务员， 并非公开发表， 不构成诽谤罪， 遂判利氏胜诉， 兼得堂费。 在答辩过程中， 澳葡政府声明并没有将鸦片专营权给予又成行， 只是又生公司自拟的鸦片买卖计划而已。③ 此后， 利希慎在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被人暗杀于香港中环威灵顿街， 年仅 ５０ 岁。 对于利希慎之死， 坊间传闻甚多， 但基本上都和他所经营的鸦片脱不了干系。 利希慎等人能够获得澳门鸦片的承充专营权利， 花了不少心思和金钱， 手中有受他贿赂的澳葡政府官员的把柄，·６８１·①②③《利希慎高可宁倒盆案始末记》 ， 澳门无原罪工艺学校承印， １９２８， 第 １２ ～ １３ 页。利德蕙： 《香港利氏家族史》 ， 第 ６５ ～ ６６ 页。Ｌｉｂｅ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Ｍｒ Ｌｅｅ Ｈｙｓａｎ Ｓｕｃｃｅｅｄ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 －０４ －１８， ｐ ５ 另请参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ｎｇｋｅｅ ｃｏｍ ／ ｃｈｉｓｔ ／ ｈｔｍｌ ／ ｃｈ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ｈｋ ／ ｄｄｓｙ ／ １９２８ ／ １９２８ｌｘｓｄ ｈｔｍ。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而且也了解到又成公司暗箱操作的情况， 于是以此作为要挟， 这无疑要牵扯许多人。 长久以来， 澳葡政府政以贿成， 并非虚言， 这在澳门算是常态。①卷入裕成公司案的高可宁， 不仅得罪了澳葡政府中的要人， 还有众多澳门本地的小股东， 一时名声大坏。 在同善堂 “高可宁先生像赞并序” 中， 有这样一句话， “岁丁卯 （１９２７ 年）， 先生因商务事留港， 反斾之日， 侨胞开大会欢迎， 即席慨捐万元”。② 究竟何事， 不明不白。结合前文内容， 可推知此 “商务事”， 应当就是裕成公司一案。 高可宁似乎感到愧对澳门小股东， 于是有慨然捐款之举。 据一份英文报纸报道， 澳门民众在听闻利希慎遇刺的消息之后， 欣喜异常， 还大放炮竹庆祝。③ 古语云 “众怒难犯， 专欲难成”， 此语可为后世鉴。１９３３ 年， 澳门华商总会选举值理， 高可宁竟然没有当选， 而且在２３４ 名会员中， 仅得票 ３６ 张：澳门华商总会每年选举值理一次， 均昨旧历正月十五举行。 是日赴会落票者 ２３４ 个会员。 下午一时开会选举， 至下午三时开票。结果范洁朋得 ２１７ 票， 李雁云 ２０４， 崔诺枝 １９８， 黄叔平 １９８， 黄涉川 １９５， 林鉴宸 １８５， 陈雨庭 １７５， 谢再生 １６８， 李汉墀 （池） １５５。以上九人当选为新任值理。 由九值理定期推选主席。 至候补值理高·７８１·①②③《澳政府谢绝送礼》 ： “顷据官方消息， 澳门各大承商及商界实业界， 均于基督圣诞节时， 有致送各官员礼物之举。 原属表示敬爱起见， 惟现值不景时期， 政府以为各大公司再耗费此无益之款， 甚至有至数千元之巨， 殊属无谓， 是以特颁令禁止各官员收受价值礼物， 以期共济时艰。 须知谢绝礼物， 并非藐视之意， 亦决不因此而致感情淡薄也。 不过因值不景时期， 为大众亦求经济耳， 澳门政府经已下令申明各官员办理公务， 身□国家俸给， 其为民□劳， 乃系份内之事， 不用再受酬报也。 澳门政府之意， 以为向受华人真诚爱戴， 故今日亦特以□诚报之。 为华人节无谓之费用，免费一番张罗， 至于各官员方面民政府敢保嗣后仍如常尽职， 为民众服务， 一守葡国职官传统的良规云”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第九版， “本埠新闻” 。《高可宁先生像赞并序》 ， 澳门同善堂内高可宁铜像纪念碑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ｕｒｄｅｒ： Ｒｅｊｏｉｃｉｎｇ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４ Ｍａｙ １９２８， ｐ ９

民国澳门博彩史可宁 ３６ 票， 龙宋侪 ３２ 票， 黄豫樵 ３２ 票， 卢煊仲 ２７ 票。　 　 值得注意的是， 入选值理名单中， 范洁朋、 黄叔平、 李汉墀等人皆为源源公司赌商。① １９３５ 年正月十五上元节选举值理， 总计 １９０ 票， 范洁朋 （１８８ 票）、 崔诺枝 （１８７ 票）、 李汉池 （１４７ 票） 等 ９ 人当选。 高可宁 （４０ 票）、 黄豫樵 （２９ 票） 再次落选为候补。② 总而言之， 受裕成公司一案影响， 澳门社会从上到下的气氛对高可宁都是不利的。 高可宁名利双失， 不能不说是一次颇为沉重的打击。 此后， 高可宁为挽回局面， 做了不少为政府效劳和对社会慈善捐助的事情， 数年之后才得以在澳门博彩业中东山再起。第四节　 挖墙脚的深圳赌场大有来头的范洁朋等人经营的源源番摊公司为什么会倒闭？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为外在的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影响； 二是在与广东博彩业的竞争过程中， 被深圳赌场挖了墙脚。世界经济危机从 １９２９ 年到 １９３３ 年持续了四年之久， １９３２ 年为危机的顶点。 据当 时 的 学 者 研 究， “ 假 定 以 １９２９ 年 中 国 出 口 贸 易 额 为１００％ ， 则 １９３０ 年 为 ８８ １％ ， １９３１ 年 为 ８９ ５％ ， １９３２ 年 为 ４８ ８％ ，１９３３ 年为 ３８ ７％ ”。③ 另据统计， 自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 １９３５ 年 ２ 月 ８日， 沪市大商家停闭者 １１７ 家， 小商店有 ２４０ 家左右倒闭， 平均每日有６ 家倒闭。 又如， 广州为华南富庶之区， 据广州统计局调查， １９３３ 年 １月至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１８ 个月间， 停业商店至 ５０００ 余家。 至于天津， 虽为·８８１·①②③《澳华商会选举结果， 范洁朋等仍为值理》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３ 年 ２ 月 １１ 日， 第九版， “港闻一” 。《澳商会之新值理》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５ 年 ２ 月 ２０ 日， 第二张第四页， “港闻一” 。侯樹彤： 《评财部币制新令》 ， 天津 《大公报》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第 ４ 版。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北方巨埠， 近年市场萎敝， 直已喘息仅属， 许多商店终年宣传减价， 时时门可罗雀。 此种情形， 全国各处久已深刻。① 远在欧洲的著名赌城蒙特卡洛， “景象也为之一变， 日见衰落了， 俱乐部相率关门， 赌馆十九停闭， 大有瓦解之象”。② 澳门自然躲不开这场席卷世界的风暴， 商业和贸易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下降到历史的新低。 经济凋敝， 赌客稀少，这是造成源源公司力不能支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澳葡总督美兰德 １９３５年的一份报告， 这次经济衰退的原因有五点：第一， 中国对从澳门进口的鱼类产品大幅度地提高了进口税；第二， 中国对湾仔渔场的权利主张使得大批渔船和渔民纷纷离开澳门的问题变得进一步复杂； 第三， 澳门赌场所面临的竞争已经越过了边境； 第四， 由于抵押贷款而造成的资本流动困难； 第五， 华人银行的糟糕状况。　 　 提到 １９３５ 年的经济危机， 美兰德接着写道， “ 只有启动澳门的公共工程项目， 才能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减轻危机影响从而给澳门带来活力。 这样的公共工程包括： 排水系统、 游 泳 池、 帮 助 穷 人 的住宅计划、 修建 一 个 市 场， 以 及 在 外 港 建 造 一 个 ‘ 战 略 ’ 蓄 水 池。在大萧条的那些年里， 只有爆竹业状况良好地幸存了 下来”。③ １９３６年 ３ 月， 来澳游览的赵君豪说： “近几年来， 全世界遭逢着不景气的侵袭， 澳门又何能不受影响呢？ 烟赌的收入， 现在一年减少一年， 葡人无计可施， 竟巧立名目来征税。 譬如电灯也须收税， 什么也须收税， 但是所得的结果， 还是入不敷出。 澳门的前途， 照这样的情形， 葡萄牙人总·９８１·①②③顾计高： 《国民购买力萎缩之危机》 ， 天津 《大公报》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 第 ２ 版。影呆： 《赌城的衰落》 ， 《申报》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第 １７ 版。《美兰德总督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报告》 ， ＡＨ ／ ＧＧＭ ／ １７， 澳门民政厅档案， 转引自杰弗里·Ｃ 冈恩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Ｃ Ｇｕｎｎ） ： 《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 第 １１９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是不安的。” ①市况不好固然对源源公司有所影响， 但最致命的打击来自深圳赌场。（一） 深圳发展初期的博彩业深圳， 在有清一代， 不过是广州府宝安县下面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墟镇， 到了民国三十年代竟一跃为中国南部名闻遐迩、 繁华一时的 “东方蒙地卡罗”， 不能不说到深圳的赌场。 光顾深圳的赌客主要来自香港。 这里有个小插曲， 可见香港赌风之盛， 亦可说明香港赌客的重要性。 晚清时期， 一位美国人令人感到大为诧异的奇谈怪论， 因为香港人赌得太厉害， 竟然成为英国人侵占九龙的一个理由：香港政 府 决 意 要 展 拓 九 龙 地 界 的 一 个 理 由 是， 给 予 大 鹏 湾（Ｍｉｒｓ Ｂａｙ） 和后海湾 （Ｄｅｅｐ Ｂａｙ） “适当的方位和保护”，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 九龙那边赌博太盛行， 使得香港的大量财富慢慢地毫无疑问地渗漏进了中国人的口袋里。 汽船和其他船只整夜不停地载满中外旅客定期来往于香港和九龙间。 上等雪茄、 葡萄酒、火腿三明治和香槟都免费供给需要的人。 那些指望发财玩番摊或普吃 （Ｐｕｃｈｉ， 应为宝字的粤语译音， 即骰宝） 的人， 输赢常常达几千元， 而一般都是输。 香港政府无数次要求中国当局关闭那些赌窝， 但是没有结果， 因为中国官员是从中分利的， 起码从每张赌桌的获利中分得。 我在常洲时通过很可笑的方法得知这一真相。 总督下发公告禁止岛上赌博， 并且指示说所有的赌博设施立即关闭。 我也接到一份公告并且张贴了， 我还接到指示， 要我邀请地方官员到海关来， 并且告诉他们 （在给他们看了公告之后） 我已经接到命令， 今后如发现赌博要立即报告。 他们说他们将遵守指示， 但是赌博像以前一样照常进行。 海关税务司义理迩 （Ｈ Ｍ Ｈｉｌｌｉｅｒ） 指示·０９１·① 赵君豪： 《南游十记》 ， 国光印书局出版， １９３６， 第 １２３ 页。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我说， 要是我发现了谁违反了总督命令， 抓住了赌博的， 关闭了赌博店， 都要向他报告。 我已经关闭了一家赌博店， 正在准备抓另一家， 这时地方官来了， 说每月给我 １０００ 元， 要我睁一眼闭一眼。这个官员说： “你知道， 这儿周围几乎所有的官员， 大概有 ５０ 个，都从赌博利润中分成。 每天每张赌桌赌徒得付 ５０ 元， 因为只有 ２５张桌子开赌， 按说我们应得到的份额是 ２５ 元， 但是我们得不到，因为上面的官员的份额大得多。 我的那份每天只有 １０ 元， 而我是岛上最大的官； 所以你看， 好多小官得到的只是一丁点儿！” 很自然的， 我拒绝接受贿赂， 也不允许他们继续赌博。 然而香港政府不仅考虑九龙方面狂吸香港的剩余财富问题， 还要考虑她的姊妹城市……澳门的问题， 大量香港居民到澳门度周末， 大部分都是去赌博。 十分 奇 特 的 是 赌 博 在 香 港 本 地 同 样 极 为 盛 行。 梅 轩 利 先 生（Ｍｒ Ｈｅｎｒｙ Ｍａｙ， 后来是爵士， 任香港总督） 那时是警察长， 曾采取严厉的措施禁赌， 因为发现实际上整个香港警察 （华警）， 尤其是探警， 接受贿赂后就放任赌徒在他们眼皮底下赌博。 许多重要的探警也是最严重的违纪人。 ……这是一个有趣的情况： 香港政府自己住在玻璃房里， 却拿起石头投掷九龙和澳门的中国人。①１８９８ 年中英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签订后， 原先在九龙的赌博渐渐转移到了深圳等地。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 广九铁路开工建设， 位于广九路的中央、 华英两段交界处的深圳，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粤省赌商很快就瞄上了这块发财宝地。 １９０９ 年 ４ 月， 九龙至深圳铁路 （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１ 日通车） 还未完工， 据香港 《孖剌西报》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报道， 数位知名的中国投机商人已经在深圳购买了几块地产， 准备在那里建造赌馆和酒店。 毫无疑问， 建在深圳的赌馆将是香港人常去光顾的地方。 没有·１９１·① 〔美〕 阿林敦 （Ｌｅｗｉ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 《青龙过眼： 西方的中国形象》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ｓ Ｅｙｅｓ） ， 叶凤美译，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第 １８３ ～ １８４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那么多时间到澳门一行的香港人， 可以很方便地乘火车来到这个城市，尽享一二三四 （指番摊） 带来的刺激， 然后又能及时赶回去。 此外，最好事先买好一张回程票， 要不然输光了只能步行回家。 假如赌博问题比较严重的话， 或许会促使港英政府采取行动， 不过现在谈这些还有点早。① 果不其然， 随着广九铁路 “英段” 竣工， 深圳的赌业很快兴旺起来， 引起了香港方面的注意。 １９１１ 年 ３ 月， 广州英总领事接到港督来文， 抗议粤省在深圳开赌：广州英总领事日前接港督来文， 附送港报， 内载深圳赌博一段， 并以此中情节虽无确据， 亦非虚诬， 希转请查明， 如果属实，协同设法将此陋习革除等由， 照请粤督查照办理。 粤督据此， 以缉捕经费章程只准在向有地方开设， 不得任意新开。 现正筹办禁赌之际， 若如来文所称， 在深圳地方多开摊馆， 延揽赌徒， 极力铺张，自应查明严禁， 以挽颓风。 闻已札行巡警道转饬深圳巡警局所， 查明情形， 分别封禁， 禀复察核。②　 　 广九铁路贯通后， 深圳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 “原本是很小的，是宝安县属的地方， 可是因为广九路定了这是华英两段的交界后， 便无形中繁荣了这个三不管的地方了”。 ③但是， 由于政局不稳， 战乱不断， 深圳的博彩业并不为人所在意。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期， 广东统一，深圳赌饷开始招商承投， 遂得再度兴起。 １９２８ 年， 有读者投稿报社，称 “香港妇女有日日赴深圳赌摊者” ， “ 然而长赌必输， 其中丧德败行， 又不知若干人” ， 让人忧虑。④ 另一读者读后， 深有同感， 并且说·２９１·①②③④“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ｍｅｎ Ｓｅ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ｄｖ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 ”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２ Ａｐｒｉｌ１９０９， ｐ ８《粤省赌祸必待外人指摘耶 （广东） 》 ， 《申报》 １９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第 １１ 版。孟三台： 《深圳的赌场》 ， 《人言周刊》 （第一卷合订本下册） ， １９３４， 第 １０３４ 页。《香港妇女有日日赴深圳赌摊者》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２８ 年 ７ 月 ７ 日， 第一张第一版， “香江新语” 。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妇女赌输之后， “由是挞会□者有人， 孀守改节者有人， 沦落风尘者有人， 自寻短见者有人”， “年来香港妇女社会□于□□事件何止百宗，溯本穷源， 固由深圳之设有赌馆以为厉阶”。① 深圳赌场开始兴旺起来，于此可见一斑。（二） 繁荣深圳计划与又生公司深圳娱乐场的异军突起到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 深圳赌业之盛， 已 “不弱于澳门方面” 。１９３２ 年， 由于香港废娼的影响， 深圳赌场 “ 如虎傅翼” 。 记者预测，“以娼与赌之连带关系， 将来趋势所致， 必影响于深圳赌馆。” 据报道：在本港公众假期与休沐日， 赌客之乘九广车赴博者固众， 即以寻常时日， 亦颇不少。 盖由交通便利， 瞬息即至， 与赴澳之渡洋海， 耗时候当有不同也。 所以游于其中， 目觇一掷千金， 不但男客优为之， 即以妇女亦多具此豪兴。 近月来因澳门当局禁止骰宝摇彩之后， 此项最博得女界兴趣之新式赌博， 又转迁于深圳方面， 女界多趋之若鹜， 于原来赌场中， 又增一新局面。 比闻深圳赌商， 以本港禁娼关系， 就现时地段， 增设纯粹酒楼， 与澳门之酒楼兼营旅馆事业不同， 而茶室菜馆， 余外西式酒店、 妓院影戏院、 游乐场、 歌舞厅等， 无不应有尽有， 以吸收香港之一般游客。 闻其规划之始，决意先设电灯厂， 使郊野之中， 大放光明。 一面与内地花捐事业，磋商变通目前之严格。 更设法展筑汽车公路与英界衔接， 使与九广车路便利之外， 再可长行直通汽车， 无论深宵夜阑， 随时可以来往云。②·３９１·①②《读存君所著 〈香港妇女有日日赴深圳赌摊者〉 书后》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２８ 年 ７月 １０ 日， 第一张第一页， “香江新语” 。《深圳赌馆之趋势》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第三张第三版； 《深圳之赌世界》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第二张第四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　 　 果不其然， 到了年底， “深圳已成赌世界， 各种杂赌无奇不有， 不啻澳门第二”， 其发展势头如日中天， 着实惊人。 “每逢星期六日， 本港士女之赴深圳就赌者甚众， 所有赌场均充满香港来客”， 服务招待也不减于澳门， “赌馆对各赌徒各送回车票一张， 使输清光之赌徒可以凭票回港。 又赌馆内一切设备， 甚为周到， 食住两项均有设备， 凡所以招待赌徒者， 可谓无微不至”。① 深圳赌场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 一时崛起， 除了前述的一些原因外，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适时， “南天王” 陈济棠独揽广东大权。 广东号称革命策源地， 但“广东国省两库收入， 烟税、 赌饷几占五分之二”， 实为政治污点， 不具号召力， 难以为全国表率。 为了争取人心， 造成政治上的不落人后的声势， 广东准备禁绝烟赌。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第３６ 次政务会议决议， 修正通过了陈济棠提交的 《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大纲》。 施政计划自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１ 日启始执行， 决定第二年 “筹抵赌饷烟税， 开始禁赌， 准备禁烟”； 第三年 “停征赌饷烟税， 实行禁赌， 开始禁烟”。② 广东的博彩中心河南赌场， 于是成了众矢之的。 香港的 《天光报》 编有六字顺口溜揶揄道： “照得河南摊经， 乃是羊城一景， 总之不能禁止， 谁云有玷市政？”③ 然而， 烟赌为粤省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陈济棠当然不愿意放弃。 既要 “维市政之观瞻”， 又能收得赌饷， 财政厅长区芳浦等人最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之策——— “繁荣深圳计划”， 即将深圳辟为特别娱乐区， 预备将河南赌场转迁到该地。④ 粤·４９１·①②③④《深圳已成赌世界， 各种杂赌无奇不有， 不啻澳门第二》 ， 《香港工商晚报》 １９３２ 年１２ 月 １２ 日， 第四版， “香港新闻” 。《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大纲》 （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第 ３６次政务会议决议修正通过） ， 《广东省政府公报》 １９３２ 年第 ２０５ 期， 《计划》 ， 第１１６ ～ １１７、 １２０ 页。《河南赌》 ， 香港 《天光报》 １９３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 第二版， “紧要新闻” 。《粤当局繁荣深圳计划》 ： “广州当局拟决定划深圳为特别娱乐区， 闻已与某大捐商订立合同实施一切计划， 现该捐商特联络某埠大赌商多人， 积极规划中， 如浚河筑路、设置花舫、 建筑酒店等， 已逐渐实现云。” 《香港工商晚报》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第二版， “紧要新闻” 。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省政府博彩业政策的重大转变， 为深圳的发展创造了新的 “机遇”， 甚至可以说 “深圳特区” 概念的最早萌芽，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 《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大纲》 开始执行之初， 早嗅到风声的赌王霍芝庭等人， 未雨绸缪， 先已着手谋划后路， 相中了深圳这块地方，预备迁到此地发展。 承办深圳赌场的又生公司是霍芝庭与傅德荫等人于１９３２ 年设立。 又生公司是 “繁荣深圳开埠计划” 的实际执行者， 据说是官督商办。 公司与广东省政府签订的合同为 ６ 年期， 每年缴饷 ３００ 余万， “期满后对于该处一切建筑物， 完全归政府所有”。① 大股东除了霍芝庭外， 还有陈济棠的胞兄陈维周， 深圳娱乐场的具体经营管理者为后来的澳门赌王傅德荫。 因有大力者支持， 到了 １９３３ 年年初， 深圳赌场已经初具规模。 是年 ２ 月， 来南方游览的上海作家骆无涯， 提到深圳“在这双方交界的地方， 近来也大兴起赌场来了， 这地方从香港或广州去， 都比较去澳门来得更便利， 倘若果有其事， 那末澳门也便岌岌可危了”。②由于深圳赌场是重新选址建设的， 刚开始因陋就简， 架搭棚厂开赌。 大约在 １９３３ 年 ５ 月初， 又生公司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 据 《香港工商日报》 ６ 月报道， 深圳赌场架搭的棚厂 “已改为屋宇开设”。 赌场的经营面貌也有很大改观， “往日只有番摊一种， 但年来承办该处之番摊公司， 花样翻新”， 巨大赌博场为罗致赌客， 其中设有 “番摊、 牌九、 骰子等， 林林种种不下十余类”， “多方引惹港中人士前往赌博，因此本港嗜赌之辈， 趋之若鹜”。 “近来又有一般半老徐娘及时髦女子，赴各住家及火车站场一带， 鼓其如簧之舌， 诱人入彀， 及预买车票欢迎前往深圳， 是以赴场者， 无须化费分文， 即可径往入场赌博矣。 至赌客既分等差， 招待亦分阶级， 总之， 携百元以赴赌者， 来往均乘二等车，其最下乘之赌客， 亦有三等车票发给， 以利来往”。 “赴赌之客， 其下·５９１·①②《财厅派员保管深圳赌场》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第二张第二页，“粤省要闻” 。骆无涯： 《南征记 （中） 》 ， 《新上海》 １９３３ 年第 １ 卷第 ３ 期， 第 １０７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注在百元以上者， 除由该公司飨以中西餐外， 凡阿芙蓉、 纸烟、 糖果、生果等， 莫不尽量供给， 应君所欲。 且雇备大批流莺侍奉左右， 而于密室之 内， 一 榻 横 陈， 暖 玉 温 香 抱 满 怀。 是 以 深 圳 一 地， 已 成 中 国 之‘满的加来矣’”。①至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 又生公司建设的深圳娱乐场经大肆扩充后， 规模日渐宏大， 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赌场红火喜人：本来澳门是烟、 赌、 妓、 匪的聚合薮， 素有东方蒙脱卡罗的混号， 于是深圳的赌场， 也大事建设， 架搭大蓬厂， 掘地为池， 特建两艘大紫洞艇， 粤剧场、 酒楼妓院， 无所不有。 赌徒倘由广州或香港而来的， 一切车费， 统由赌场支给， 火车上并派有妓女招待导引。 晚间如看戏嫖妓， 随客自便， 取价很低微。 要是有一两百元的输赢， 更可在场内食宿。 倘若没有盘费回家， 他们也可以代购车票， 幷送给零用。 因此每一次车到深圳， 中外男女赌客到的人山人海， 十分热闹。 年来因输钱而自杀的， 沦为叫化子的， 不可胜数。女的则操皮肉生涯， 以抵赌账的也不少。 姨太太们和赌客眉目传情， 吊膀子的更不在少数。 据闻这赌场， 每天开销要四千多元， 又要五千元缴纳当地的特殊势力阶级。 这九千元的消耗， 全在一般赌徒身上剥削而来。 附近一带， 村镇的乡长、 区长， 几次设法驱逐，都不能成功。 因为一般赌商， 都有特殊势力做他的靠山， 尤其是帝国主义者的庇护， 故那些赌商， 胆敢无法无天干那伤风败俗、 违法丧德的举动了。 香港的鸦片， 澳门的赌妓， 都是广东的销金窝。 今深圳又有大赌窟， 无疑的， 华南又多一 “男盗女娼” 的制造场所了。②·６９１·①②《深圳赌窟之写真； 引人入索彀之手段无微不至； 良家妇女迷随落者不枚举》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８ 日， 第三张第二版， “港闻二” 。碧霞： 《深圳的大赌窟》 ， 上海 《礼拜六》 １９３３ 年第 ５２３ 期， 第 ３ ～ ４ 页。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４ 年， 《人言周刊》 中署名孟三台所撰写的一则国内通讯中说，深圳赌场已经是 “岭南的孟地加罗”， 而且， “并不会比之那很有名称的葡属的马交 （澳门） 更逊色的， 因为这里的设备， 也是完备而且完美”。 为什么这样说呢？ 深圳赌场就设在车站旁边， 交通便利。 赌场是“一个高大的洋房， 和那许多的竹搭成的桥， 门口是有黄衣灰衣的兵站着”。① 不须多说， 这自然是因为受到广东政府保护的缘故。时人虽说深圳 是 “ 小 澳 门”， 但 其 实 它 的 赌 场 建 设 得 真 不 简 单。“深圳之南一里许， 有一赌博大集场， 名又生公司。 公司之旁有小涌环绕其间， 对面乃深圳车站， 为中英交界地。 公司建筑宏大， 计有葵棚十余座， 回廊曲径， 颇为雅观。 内设有花园、 戏院、 花艇， 布置亦颇精致， 中西餐馆、 谈话处等等醉生梦死地方， 应有尽有。 公司组织分总务、 账房、 庶务、 交际等股。 现下尚鸠工庀材， 大兴土木， 从事建大戏院、 大酒店， 可谓完全壮观矣。 全公司之职员工役， 共有六百余人， 每日经费须银一万余元， 经费数目如此之大， 亦颇为惊人也。 其中大小赌场十余摊， 赌之种类分为银盘三种。 赌场交易， 全以港银为单位。 赌客多来自香港， 广州来者间有之。 每日正午开赌， 赌至深夜无人赌为止。夕阳至山， 电灯齐明， 五光十色， 赌客如鲫， 戏院则金鼓喧天， 日以继夜”。 “其间形形色色， 无奇不有。 恍如别有天地也。 查赌客有百元以上携出现赌者， 不论输赢， 均得特别优待， 招呼在花艇上， 随意膳宿，甚或输至千数百元而至身无分文者， 该公司亦大发慈悲， 赠给多少川资以言归。 至戏院、 花园， 凡来赌者， 均可任意游观， 是以那般浪漫嗜赌者视之， 不啻为世外桃源。”②·７９１·①②孟三台： 《深圳的赌场》 ， 《人言周刊》 １９３４ 年第一卷 （合订本下册） ， 第 １０３４ ～ １０３５页。《怪哉！ 深圳大赌场之污恶状态， 每日经费须万余元， 该公司竟不准摄影， 聚丑事小， 辱国事大， 执政者乃充耳不闻》 ， 香港 《天光报》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 第二版，“紧要新闻” 。 另， 有关 “深圳赌场” 内部的照片， 笔者多方设法， 至今尚未寻获。据时人记载说， 深圳赌场内禁止拍照。 Ｒ Ａ Ｐｅｒｅｉｒａ， “ Ｔｏ Ｃａｎｔｏｎ ｏｎ Ｆｏｏｔ” ，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Ｖｏｌ ６， Ｎｏ° ３、 ４， Ｄｅｃ １９３５， ｐ ２１９

民国澳门博彩史其时， 又生公司娱乐场尚未全部建设完竣， 深圳大戏院和大酒店刚刚开工， 但取代澳门之势， 已然形成。 深圳娱乐场招徕赌客的服务一流， 一切皆为赌客着想：进了去， 自然有人来招待你， 假如你喜欢的话， 中饭的中菜或西菜， 都可以随便地呼唤， 自然照样奉上。 这里得声明： 他们并不是做菜馆的生意， 而他们只是招待主顾的， 正如 “茶烟奉客” 的“家常便饭”。 于是， 你高兴， 便可以赌。 有牌九， 有番摊， 有轮盘大赌， 只要你高兴的话， 赌具是很便当的。 而且， 还可以像广州的河南的番摊馆的楼上银牌一样， 你还可以记账。 暂时拿了许多那些银码的记号， 于是你便可以尽兴地赌了。 不过， 这些记账， 自然不是节期年结的， 在你拍着屁股要走的时候， 便得如数结清。 在赌的辰光， 你要咖啡， 你要雪茄， 你要点心， 都是侍奉周到的。 大概如果需要到广告专家们来替他商量广告的字眼的时候， 那倒可以一点也不张扬地写了出来， 说什么 “光线充足”， “四面通风”， “招待周到”， “舒适写意” 都可以。 凡是可以作广告的字眼， 你都可以拿进来形容。可是， 他们却一 点 也 没 有 张 扬， 而 且 有 很 多 “ 初 到 贵 境 ”的朋友们 还 是 一 点 也 不 知 道 的。 然 而 他 们 的 生 意 却 是 那 样 兴隆， 日夜不息， 从没有受不景气的 浪 潮 所 影 响。 还 有 一 点 应 该对你说的， 比方你是从香港来的， 而 带 来 的 钱 又 输 光 了， 或 者你会愁到不可以乘车回去的话， 那我 可 以 说 你 的 太 担 心 了， 因为你若输光了带来的钱的时候， 赌场的主 人 是 会 很 恭 敬 地 送 你一张车票的。 倘若你是体面的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那 样 自 然 是 送 上 二 等车厢车票。 我 可 以 代 表 他 们 说 一 句： 他 们 是 不 会 待 亏 了 顾 客的。关于这赌场的轮廓， 大概是这样的了。 从前我国某大使在蒙地卡罗一掷万金， 曾使世界轰动一时， 如果我们是爱争脸子的话， 我·８９１·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们倒不可不晓得这样照个岭南的国产的蒙地卡罗。①　 　 可见当时深圳娱乐场林林总总的各方面， 颇多创新， 做得都很好，无可挑剔， 足以让人乐不思蜀， 流连忘返。 当深圳娱乐场建设完工后，前去参观的记者， 认为 “岭南的孟地加罗” ———深圳娱乐场已经 “在河南、 澳门之上”，② 为世人所公认。另外， 澳门博彩业的赌客来源， 香港实为大宗。 早在 １８８９ 年， 曾来华游历的英国人路易斯·温菲尔德在他的游记中就称澳门为香港的“蒙地卡罗”。③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至澳游览的 《香港工商日报》 记者， 直将澳门呼为 “港客之销金窟”。 “澳门一埠， 工业不兴， 商业不振， 然其纸醉金迷、 狂歌盛舞之象， 无不充份表现， 号称繁华之香港当无以望其肩背也”。 “澳门之所以有今日， 全为港人造成之”。 据其所记：澳门之所以为香港游客荟萃之区， 在记者之意， 以为实有必然条件之所在， 而此条件之存在， 又无一而非澳商惨淡经营之成功。盖凡所以迎合港人之口胃者， 澳人均优为之也。 即如港澳之船费，往日最低价， 要五六毫者， 而今港澳船大仓之价格， 已减至二毫，其价格正如午夜过后之油麻地船费无异。 以三四小时之航程客费，而与十余分钟之航程客费相等， 其平廉概可想见。 虽然， 航商不愿作大牺牲， 以利便此辈旅客， 当非无为而然也。船费即廉， 则港客之欲赴澳游览者， 自不费力， 搭客之拥挤，不问可知。 然在记者之意， 本港人士之爱好赴澳， 过其星期余暇者，仍有一重要原因在。·９９１·①②③孟三台： 《深圳的赌场》， 《人言周刊》 １９３５ 年第 ５０ 期， 第 １０３４ ～１０３５ 页。“九一禁赌令颁布后， 广州市恶风顿杀， 摊馆停闭， 人民可庆安居， 赌徒纷往港澳重整旧业” ， 参见天津 《益世报》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８ 日， 第一页， “各地通讯” 。Ｌｅｗｉｓ Ｗｉｎｇｆｉｅｌｄ， “Ｍａｃａｏ，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ａ Ｇｌｏｂｅ⁃ｔｒｏ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ｎｔｌｅｙ ａｎｄ Ｓｏｎ， １８８９， ｐｐ ２５８ － ２５９

民国澳门博彩史试于星期日一涉足澳门赌馆 （所谓银牌）、 妓院、 酒楼、 烟室，则此重要原因为何， 自能洞若观火。 盖澳门妓院、 酒楼、 烟室、 赌馆内， 无一不充盈香港之游客， 其中重要角色， 尤非香港游客充之不可。由此当知港客赴澳目的之所在， 至其所以舍港而澳理由， 亦至为明显，盖澳门对于嫖赌饮荡吹之设备， 应有尽有， 实为一极完备之销金窟也。①　 　 因此， 毗连香港、 交通利便且设施完备的深圳赌场开设后， 无疑截断了澳门博彩业最重要的一条输血管。 深圳赌场对澳门的影响有多大？据海关统计， １９３３ 年度香港至广州澳门线轮船客运出现了 ３０％ 的大幅下降， 其原因是深圳逐渐扩展成博彩中心， 赌客 舍 弃 澳 门 而 去 了 深圳。② 澳门源源公司面临深圳赌场的激烈竞争， 苦不堪言， 最后经不住冷落亏蚀， 只得中途退办。 据此也就明白深圳赌场对澳门博彩业的冲击情形了。 据记者报道：这三两年来， 香港九龙的深圳大赌场却特别兴旺起来了。 澳门这被称为东方的蒙特卡罗的声誉， 已完全被深圳夺去了。 因为深圳这儿由广东大赌商某某建筑了很宏伟的酒店、 妓院、 跑狗场等等，于是， 过去爱留恋在澳门的人们， 大都集中在深圳上。 所以澳门的赌商， 都走到冷淡的地步， 而葡政府的税收也日少， 以前三百万的税饷， 如今减到一百万也无人过问， 跑狗场数易其主， 亦不能支持， 曾改为 “南华游艺场”， 加以跳舞、 技击、 粤剧等以引赌客，因赌客已无几， 终之又倒闭。·００２·①②《澳门一地为港客之销金窟， 烟馆、 赌馆、 妓馆、 酒馆星期六日充满香港游客， 港澳船无虚位， 澳旅馆求过于供》，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５ 日， 第九版， “港闻一·澳门通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 ，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１８８４ － １９４２） ， １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３４， ｐ １２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６）实则世界经济恐慌的洪流， 冲散了澳门的繁华的梦， 外洋停寄汇款， 而归来者是一帮一帮的失业华侨， 而一般旅店， 十之八九，常无旅客， 纵使五折再折， 生意依然冷淡。 由于澳门已完全陷于破灭状态可想而知。①好景不常在， 盛极必衰， 事情的发展总是充满戏剧性。 正当又生公司深圳娱乐场发展如日中天、 臻于鼎盛之际， 广东政局发生了巨变。１９３６ 年， 陈济棠因发动 “六一事变” 失败下野， 为了显示归政中央后的广东政治新气象， ７ 月 ２１ 日粤省首次省务会议通过了省主席林云陔提出的禁绝烟赌案， 决定先将河南、 深圳两大赌场禁绝， 以苏民困， 而洗涤历来政治污点。② 有陈济棠背景的又生公司首当其冲， 遂告落幕。“迨粤局更新后， 中央毅然禁绝粤省赌博， 而又生公司年来经营之赌场， 其建筑 费 百 数 十 万， 禁 赌 后 曾 由 财 厅 会 同 省 府 派 员 接 收 完 妥，并闻曾由宋厅长子良， 亲赴视察， 据宋氏视察归来语人， 该 处 建 设宏伟， 现实行呈请省府， 将该处辟为革命先烈遗族学校， 以 为 粤 人留一纪念， 但接收完竣后， 亟需派出负责人 员， 常 川 驻 扎， 以 便 保管， 特于昨日委吴瞻白、 劳式殷两人， 前往负 责 保 管， 除 原 有 财 厅特务队一队驻防维持外， 并训令宝安县派出警卫队或县兵加意保护，以重公物云。”③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广东财政厅清理又生公司饷， 将其查封拍卖：财政厅日前以深圳又生公司欠饷达 １８０ 余万元， 查该公司以赌博及营旅业为业， 自粤局奠定后， 为解除民众痛苦， 即施行禁·１０２·①②③李峰： 《东方的大赌场》 ， 《礼拜六》 １９３６ 年第 ６４８ 期， 第 １１ ～ １２ 页。《粤当局决肃清深圳赌场， 本港社会亦将受良好影响》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７月 ２３ 日， 第二张第三页， “粤省要闻” 。《财厅派员保管深圳赌场》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第二张第二页，“粤省要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赌， 以致该公司生意一落千丈， 积欠之饷无法清缴， 业经该厅查悉， 为清理赌饷积压起见， 即将该公司产业查封。 其房屋移交行营军训班应用， 至于家俬如梳妆台、 梳发椅、 西式床， 及一切台凳椅桌等物， 均由火车陆续运返广州， 除一部为财厅办公厅内应用外， 其余仍有□百件之多， 则定期招商拍卖， 俾得价银， 以充公帑云。①　 　 轰轰烈烈经营五年之久的深圳赌场又生公司， 至此彻底完结， 并由此开启了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黄金时代， 而繁荣的深圳迅速被打回了原形。 抗战爆发后， 深圳一度为日军占领， 又生公司的娱乐场被日军飞机轰炸过， 曾作为兵营、 马房和难民营， 几经摧折， 绝大部分建筑化为了满是断壁残垣的废墟。·２０２·① 《财厅清理又生公司饷》 ， 香港 《天光报》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９ 日， 第二版， “粤省新闻” 。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　 　 　 　 与西式博彩的引进１９３６ 年， 是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性收尾， 也是一个新时代篇章开启的起点。 在源源公司倒盘后， 澳门博彩业一直处于混乱状态， 而 １９３６ 年广东政局的突变及其后南京国民政府毅然决然地禁赌， 又为澳门博彩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契机。 在这里有必要对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和西式博彩的引进等情况， 做一承上启下的梳理与总结。第一节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一） 澳门承充专营的博彩种类规定严密澳门号称 “赌城” ， 是中西各类博彩的大本营， 给人感觉似乎任何博彩形式都能在赌场中找到， 事实上并非如此。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有着严格的权利与义务规定。 澳葡政府为赌商提供保障， 类似的博彩形式一律严禁， 以防搀夺承充人利益。 其他任何人在澳门开设类似赌博或不在赌商所设的赌馆中赌博， 都要被查禁受罚。 这从澳门开始实施博彩承充专营制度之始， 既已践行。 例如， １８４９ 年·３０２·

民国澳门博彩史２ 月 １ 日， 当时的亚马留总督命令对所有在街上设点赌博和参与赌博的中国人施以 ２ 两银的罚款。① 又如 １８７９ 年 《澳门政府宪报》 的一则告示：大西洋署澳门理事官办理华政事务梁绍为奉大宪命出示晓谕事。 照得赌馆赌台只系在公物会承充之人可能开设， 除承充人外，如有开设， 是为私开赌局， 应即照例严拿究办。 兹查有不法之徒，哄骗华人， 私收银两， 称言有权出牌开设赌馆赌台， 及自称大宪弁差， 应承保护包庇此项私开赌局。 查此等匪类， 全无此权， 尔华人慎勿受匪欺骗。 该匪胆敢妄为， 查出有凭， 定当按律严惩不贷。 合行通谕阖澳华人知悉， 今将告示贴在常贴告示之处晓谕， 以冀周知。 特示。②１９０６ 年关于禁止私人赌博告示：大西洋澳门华政厅马 （ Ｊｏｓé Ｌｕｉｚ Ｍａｒｑｕｕｅｓ） 为示禁事： 照得现闻有私在住屋及华人所设耍乐之公司内， 开赌番摊、 牌九以及别样用现银赌买之不合例赌具等情， 合亟示禁， 为此示仰各华民人等知悉， 尔等须知此项赌博， 大干例禁。 一经查确， 必严行拘拿， 解送臬宪， 按律惩办， 决不宽贷。 兹欲各人周知， 特饬将此示译出华文刊行宪报， 并印多张黏在常贴告示之处。③１９０７ 年 ８ 月， 澳葡政府保护本地彩票承充商权益：东方各省近来开设彩票， 均是仿照本澳开设有年之彩票一式。·４０２·①②③〔葡〕 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十九世纪》 ， 姚京明译，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９８ 页。《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７９ 年 ５ 月 ２４ 日， 第 ２１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第 ３８ 号。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查例载， 彩票非遵照西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谕旨第七款所定办理者， 概不得在本澳营销。 今外省彩票竟多有在澳私售， 似此不独损害于本国家保护开设之澳门彩票， 抑且于国饷有所妨碍。查澳门承充彩票及各票所立合同， 均经载明承充人利权， 国家必须保护等语。 自应按照律例设法认真保护， 以昭公允。①１９２６ 年的澳门番摊承充章程第 １２ 款规定， “私家设摊馆”， “损碍承充人及国家利益者， 当按照 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第 ５０ 号立法证书之规定罚办”。② 澳葡当局对于私设赌博的禁止， 甚为严厉， 时常 “晓谕市民勿以身试法”。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澳葡当局在环球酒店协华社破获了一起聚赌案， 据督察长观耶称： “姑念其罪属初犯， 从轻处罚， 倘以后如有同样情事发生者， 定予严惩， 以维法纪”。 同时， “特再重申前令”， “除麻将、天九等娱乐外， 其余牌九、 扑克、 绵羊、 字花及蓄有赌博性之玩具， 无论其在酒楼、 旅店、 居户， 甚至俱乐部， 均不得开设。 该例将予严厉执行，倘市民蔑视法纪而违例者， 一经侦悉有据， 当严惩不贷。”③没有在承充专营合同里规定可以开设的赌博， 赌商擅自开设也是不允许的。 例如， １８８０ 年的澳门番摊承充专营合同中规定： “所有二等牌馆， 或下等牌馆， 并掷骰子馆， 及掷棉羊各款赌博， 均仍旧严禁。”④１９２６ 年的番摊承充章程亦有类似规定， “所有二等或二等以下之牌照，及骰宝即吸收绵羊、 牛牌， 暨色宝同类之馆， 均仍一概禁止”。⑤ 即要求承充赌商不得开设类似的博彩。 １９３１ 年 ３ 月， 有赌徒在摊馆里面赌·５０２·①②③④⑤《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第 ３２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第 ３ 号。 另， Ｄ Ｌ ， Ｎｏ° ５０ ｄｅ ２５ － １１ － １９２５，条令规定了关于凡设立违犯法律之赌馆或私设已有承充专权之赌馆的惩办方法。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第 ４９ 号。《督察长重申前令， 严禁俱乐部设私赌， 一经查悉有据当严惩不贷》 ， 《大众报》 １９４３年 ４ 月 １９ 日。《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 第 ３３ 号附报。《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第 ３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牌九， 即被澳葡政府查拿：澳门警署侦探部近查 悉草堆街时和摊馆内， 设有牌九赌博，认该馆为不合例。 于是派出干探黄廷郁、 梁龙、 陈添、 沈珠、 莫奴等多人， 前往严密查究。 讵前晚该馆又聚集十多人， 围赌牌九，各探一拥上前， 将各人拿捕， 及执其骨牌， 当堂将林元、 何玉池、李善、 郑九、 黄根、 何灶、 陈纪荣、 罗惠仲、 梁泉、 黄麟等十人拘捕， 解返警署。 各人旋被扣留， 及后卒用一千五百元西纸担保出外候讯。 昨九日上午， 经晏司提讯， 以各人多系内地业佃农人，独林元、 何玉池两人， 系本澳人， 谅亦非歹徒之流， 旋将各人申饬省释， 除将执获之骨牌及牌台抽水银充公外， 担保费当堂由各人领回。①开设摊馆的分承赌商为了牟利会不择手段， 暗地里偷偷摸摸搞些小动作， 这并不鲜见。 但这要冒风险， 只能偶一为之。 当然， 为迎合流行趋势或赌徒喜好， 承充的总商有时也会出面呈请澳葡政府将合同条款予以适当调整， 批准在番摊馆内开设新的赌博种类。 比如， 骰宝赌博在１９３７ 年以前的番摊承充合同中规定是不允许开设的。 １９３０ 年 《承充澳门番摊合同章程大纲》 中亦有同样明确的规定， 承充是届番摊生意的源源公司， 经与澳葡政府交涉之后， 便在中央酒店的濠兴一等番摊馆中开设 了 骰 宝 赌 博。 不 料， 此 举 遭 到 澳 门 警 厅 厅 长 （ Ｃｏｍｉｓｓａｒｉｏ ｄｅＰｏｌｉｃｉａ） 与某些社会团体的抱怨和反对， 认为骰宝赌资较小， 危害社会巨大。② 结果前后仅开设不到三个月， 骰宝就被澳葡政府当局禁止了。③·６０２·①②③《摊馆内破获牌九， 当堂拘去十人》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第三张第二页， “港闻”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３２９９， ＭＩＣ： Ａ１１７２， ｐｐ ３１ － ３２，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废历年之澳门》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第三张第二页， “港闻二” 。《深圳赌馆之趋势》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第三张第三版。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到 １９３７ 年， 在承充第八届番摊的泰兴公司赌商傅德荫等人的努力下，骰宝才被正式允许在番摊馆中开设。 据傅德荫手下的得力干将、 骰宝主任叶汉回忆：赌场开业之时， 由于受到某些旧有势力的干扰， 不准开骰宝档， 只有番摊。 没有骰宝， 我当然就变成投闲置散， 白支薪水。 傅也曾嘱咐我想想其它变通的赌博方式来吸引赌客， 但总不及骰宝的受欢迎。 经过五个月的奔走疏通， 傅再加多四十万两赌饷， 即每年纳赌饷二百二十万两， 这才得以顺利重开骰宝， 生意也就蓬勃起来。①彩票类博彩， 也是不能随意开设的。 例如， １９３７ 年的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合同章程中规定， “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承充人及别人均不得开设字花、 字胆及别项与承充所开者相同之票， 或者其同类之票，及别项未经法律准许之赌博。 凡违背本条或未经承充人允许而拍卖白鸽票、 山票或以任何方法损碍承充人者均依刑律罚办”。②上文提及的字花 （即花会） 赌博， 特别值得一说。 据 《清稗类钞》云： “花会为赌博之一种， 极其流毒， 而以广东为最盛。”③ 花会最早出现在福建， 其具体的博彩之法， 在同治癸酉拔贡欧阳昱所著的 《见闻琐录》 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东南赌之最著者， 无过福建花会。 其法用三十六字为轮转。 主花会者， 先暗写一字， 以纸裹悬梁上， 下用大案， 排列三十六字，·７０２·①②③韦玲整理 《自述四十年赌生涯———叶汉先生访问记摘要》 ， 载齐以正、 子峰等著 《香港兆万新富列传》 ， 第 ２６ ～ ２７ 页。《１９３７ 年澳门政府札谕第 ３２８６ 号》 ，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６０６４， ＭＩＣ： Ａ１２８１，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徐珂编撰 《清稗类钞·花会》 （第 １０ 册） ， 第 ４９１２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欲押某字者， 即以钱放其字上。 自一枚以至十百千万皆可押。 中者， 一枚偿二十二枚。 故其俗语云： “一枚可充饥， 百枚可制被，千枚可娶妻。” 为主者， 必殷实之户， 人方信而肯押。 开时在山中隐僻处， 设大厂。 大小衙门皆有规费， 用无数走脚。 开前一日， 遍往近数十里村落告之。 愿押者， 不必亲往， 但写押何字， 钱若干，交走脚， 走脚即付一收条为券。 押中则送钱来， 取回原条。 每十枚抽脚钱二枚。 开后主人写明何字， 遍散各处， 不能隐蔽。 于是自近及远， 自男及女， 自富户至乞人， 无不押者。①字花这一赌博， 特点是入场门槛极低， 妇孺之辈三文、 五文的零花钱都可拿来赌， 且可以小博大， 诱惑性极其强， 而购买者为本地人， 因而对一地社会风气之类， 危害甚巨。 在广东， 亦是如此。 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 记载： “有曰花会者， 亦用古人名数十， 令人猜之， 其诱骗甚于白鸽票， 但只能以诱妇人孺子。”② 因此， 澳葡政府对于字花赌博一直采取严禁政策， 从来没有将其承充专营过。至于字胆赌博， 即将白鸽票与花会 “单打一” 的特点相结合， 在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由澳门赌商创设。 在白鸽票开彩时搅出的 ２０ 个红字中， 最后搅出的那一个， 叫做 “字胆”。 “投买白鸽票时可以附买 ‘字胆’， 或专买 ‘字胆’， 买多买少不拘。 ‘字胆’ 买中， 一赔六十。”③据时人记载， 字胆在澳门特别流行：关于澳门的赌， 真是名目繁多。 ……字胆这是一种害人最深的新发明的赌博。 合在澳门的人家， 不论贫富， 每天都是如痴如狂的沉迷在这种所谓的字胆之中。 牠能够引人入胜的缘故， 是因为能以·８０２·①②③（清） 欧阳昱： 《见闻琐录》 ， 恒庵标点， 岳麓书社， １９８６， 第 ３２ ～ ３３ 页。同治 《番禺县志》 卷六 《舆地略四》 。卫恭： 《广州赌害： 番摊、 山票、 白鸽票》 ， 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 （第 ９ 辑） ， 第 ９３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少博多， 而下注的数目又不拘多少， 只要你身上还存有几个铜板，牠都可以吸引你令你输个精光为止。 而且牠每日开三次彩， 这一场你输了， 下场你还是要追逐下去， 许多官家妇女， 为字胆而失节或自杀的， 真是不胜枚举。 为经营字胆的生意而开设的商店， 因此在澳门就成为正当的商业而特别众多， 大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之慨。这些商店每日都是见其门如市地挤满了主顾， 尤其当每日香港和广州的轮船抵埗的时候， 他们的阔绰的新的主顾是如潮般涌来， 这时每间字胆店里的老板都笑逐颜开地忙迫地工作着。①澳门白鸽票赌商曾入禀澳葡政府， 请求开办过较长的一段时间。 尽管可以给澳葡政府带来巨额的赌饷， 但因对本地人危害较大， 最终还是被禁止了。关于 “字胆” 被澳葡政府禁止的缘由， 澳门土生葡人飞历奇大律师在 《澳门电影历史·有声影片时期》 一文中提到字胆的废除问题。在文章中， 他讲到一则很有 “警惕” 意思的故事。 “在三十年代， 澳门有一种博彩的玩意， 那是可以一元博得七十元， 因为这种 ‘刀仔锯大树’ 的诱惑太大， 人们趋之若鹜。 但是希望越大， 失望也愈大， 结果所造成的局面……给澳门中葡居民的经济生活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澳门掌故大家黄德鸿先生在 《 “字胆” 迷倒土生》 一文中接着飞历奇所谈的字胆禁止问题， 又有所发挥， 他说：“白鸽票” 是以从 《千字文》 的前八十个字， 抽出其中的二十个字， 而买中其中多少个字而得奖。 “字胆”， 就是以买中开出的二十个字的最后一个字而得奖。 例如今回开出的二十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是 “天地玄黄” 的 “黄” 字， 那么买 “黄” 字就可以有七十倍的奖金。·９０２·① 锦帆： 《澳门印象记》 ， 广州 《时代动向旬刊》 １９３７ 年第 １ 卷第 １０ 期。

民国澳门博彩史由于这种博彩方法简单， 且赔率高， 所以当年不止有家庭妇孺参与， 连土生人士也成为大顾客， 形成一种不正常的 “热潮”。买 “字胆” 使当时不少土生的经济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 这种博彩看似容易简单， 但从八十个字开出二十字， 而从开出的二十个字买中最后一个字， 真是谈何容易， 但赔率高， 于是许多中葡人士便纷纷入彀。土生并不看懂中文， 他们又如何买 “白鸽票”， 买 “字胆”，其实这又是很简单的事。 主持者将 《千字文》 的前八十个字依次编定阿拉伯号码， 这样， 不懂中文的土生， 何止能买 “字胆”， 连“白鸽票” 的其他博彩也一样照买。飞历奇大律师说了好几个土生买 “字胆” 的小故事。 这几个小故事主角的其中之一就是他。 他说当年父亲曾给一个二十仙硬币 （按： 所谓二十仙硬币， 当是指当时流行 的 “ 双 毫” ） ， 买 了“龙师火帝” 的 “火” 字， 结果是中了， 父亲把彩金十四元给了他。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 “白鸽票” 一天开三次 （早、午、 晚三场） ， 有的人三场都买， 积少成多， 日积月累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据飞历奇大律师的文中所引当时的舆论反应， 认为“这是一种悲哀” ， 要政府击溃这个 “恶魔” 。 可能由于 “字胆”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效应实在太坏了， 这种博彩终于被取消了。 笔者听过有这个讲法： 这是因为对葡文土生的影响太大了， 但不知是否属实。 ①总而言之， 澳葡政府实施博彩承充专营的目的， 是获取赌饷为财政提供支持。 既要确保获得赌饷利益最大化， 同时也要做到平衡， 不能竭泽而渔。 在承充专营的博彩种类的设置安排中， 有所不为， 收放自如，以维持澳门博彩业的 “良性” 发展。·０１２·① 黄德鸿： 《澳门掌故》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１９９９， 第 ３２ ～ ３３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二）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在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１ 日广东禁赌之前， 澳门博彩业面临激烈竞争， 逐渐沦为附庸的地位。 澳门赌商奋起抵抗， 在细节局部方面通过创新改良， 进行自我调节， 大多只有一时之用。 比如机器开字、 联榜、 女招待、 送船票之类， 很快内地的赌商就有样学样， 拿来仿效。 在整体方面， 澳葡政府亦有所动作， 面临赌饷收入的日益锐减， 澳葡政府不得不对博彩业发展的 规 划 进 行 权 衡 思 考， 对 博 彩 承 充 专 营 制 度 进 行 改革， 通过政策主导， 来提高澳门博彩业的竞争力。在 １９２７ 年的 《澳门年鉴》 中， 刘玉麟、 郑榖诒、 许祥、 陆翼南、陈席儒、 卢廉若、 冯作霖等一干澳门各界闻人， 纷纷撰文大唱赞歌， 表彰葡萄牙善政。 其中铺票公司赌商许祥写了一篇 《关于澳门华侨幸福之献议》， 他对澳门博彩承充专营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关于赌饷， 澳门赌饷凡四种， 山票、 铺票为一类， 盖与赛马票同一性质， 每一开会， 必有猎得大彩之人， 由此而兴家成业者不少。 番摊、 白鸽票又为一类， 虽亦时有获利者， 而由此破家失业则较山铺票者为多， 赌白鸽票又较赌番摊者为害更大， 政府若只开放山铺票、 番摊， 而取消白鸽票饷， 年中减收无几， 而造福侨民者甚大， 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也。 此著者所欲献议者一。①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 但作为赌商， 能有如此认识高度， 也是不简单的。澳葡政府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方面进行的改革， 主要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为昙花一现的领牌制度。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中规定，承充赌商获得专营权之后， 可以发牌给人接充， 层层分包。 澳门的番摊·１１２·① 许祥： 《关于澳门华侨幸福之献议》 ， 《澳门年鉴 （１９２７ 年） 》 ， 第 １０３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馆、 白鸽票厂等， 大都采用此方式。 这些领牌的具体经营者， 按照一定比例， 缴纳规银给承充商人。 有些像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关系。 比如，１８８４ 年何桂签订的续开合同是闱姓厂每卖出 １００ 元闱姓票， 交承充人１０ 元规银。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２ 年登载的闱姓合同第一款： 闱姓承充人及经其承充所许准之人， 独可得发卖分派闱姓票， 因此可以在澳门、 氹仔、 过路湾任其自己开设， 或准人开设闱姓厂， 限十间为额， 以便发卖分派闱姓票。② 前述高可宁承投的德生番摊公司， 即是向萧瀛洲等人领牌经营的。晚清时期， 澳门曾经施行过一段时间的领牌制度。 １８７７ 年 ８ 月 １１日， 澳葡总督施理华 （Ｃａｒｌｏｓ Ｅｕｇｅｎｉｏ Ｃｏｒｒｅｉａ ｄａ Ｓｉｌｖａ） 颁行第 ７７ 号札谕， 将澳门番摊馆十二间出投领牌。 澳督施理华是这样解释的：承充专营制度是一种错误的和有害的制度， 由此产生出了一个多余的角色———承充人。 为了经营获利， 他们通过增加税费来压榨社会， 使社会大众负担过重， 同时也让政府蒙受损失。 尤为严重的不良后果是承充专营制度使政府收入依赖于那些大资本家们的算计， 从而被置于极端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任何一个简单的结果都能使之垮掉。 ……最近一次番摊赌博承充的竞投价格， 就展示出了那些意图利用专营的大资本家们的诡计， 他们施加压力让其他竞投者主动或被迫放弃， 从而使自己获得专营权。 本年番摊承充招投的最高价格， 比上一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如此巨大的缩减如果被接受的话， 将严重扰乱本殖民地的财政。 ……在听取公物会和总督公会一致表示赞同的意见之后， 宣布立即废止这种承充专营制度。③·２１２·①②③ＣＯＴＡ： ＡＨ ／ Ｆ ／ ４３３， ＭＩＣ： Ａ０５８９， ｐ ２９，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２ 年 ６ 月 ６ 日， 第 ２２ 号第 ２ 附报。《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７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 第 ３２ 号附报。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显然， 实施领牌， 主要是澳葡政府与承充赌商之间斗法的结果， 目的是去除承充商居间盘剥的环节。① 需要一提的是， 这一领牌制度并非澳葡政府的首创。 在 １８６７ 年香港开赌时， 总督麦当劳指定警察司及总登记官招商承投赌饷， 由警察司发给赌牌。 首次竞投， “共有十二人投得， 即批准十二间赌馆公开开设”。② 在澳葡政府领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赌饷收益虽然有所增加， 但效果并不明显。 施行三年后， １８８０ 年８ 月 １８ 日澳葡总督又颁布第 ７３ 号札谕， 据称： “惟现日多有欲行全盘领取， 是以公物会当众定其出投至高有益于该会者， 但当时投者纷纷呈出章程， 本部堂查阅章程， 虽属多有裨 于 该 会， 究 与 领 牌 之 例 不·３１２·①②在博彩承充专营竞投过程中， 承充赌商和澳葡政府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 一边希望承充价码越低越好， 而另一边则相反。 为达到各自的目的， 在双方互相角力斗法时，竞投者有时会串通一气， 而澳葡政府则会设法反制。 由于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澳葡政府常常是被动的和无能为力的。 其中有一种竞投者的暗箱操作手法———在粤港澳地区称为 “食饼仔” ， 常见于晚清民国时期各类承充专营的竞投过程中。 广东文史资料 《旧社会招商承办税捐的黑幕》 中云： “招商承办税捐， 黑幕重重” ， 文中共列举了七种情形， 其中第二种 “暗盘决定” ， 就是所谓的 “食饼仔” 。 “捐商 （大都以公司名义） 得到某种厘税开投消息后， 即准备落票投承 （有自用四五个名号参加投承， 以打击对手的） ， 如遇其他共投商人无多， 即研究其具体情况， 或以若干权利收买其授权， 或与订约在公投时， 彼此不再次加价竞投， 即循例加一次价即停止不再加价， 任由某一捐商投得， 例如该税开投底价为年饷二十万元， 每次竞投加价一千元， 有九个捐商落票， 每商加一千元， 至第九个捐商共加了九千元， 即是第一轮九个商人都出过价； 到第二轮有甲商再作第二次加价一千元， 共加价一万元， 其余八个捐商均已在第一轮出过价， 就都可以放弃不再加价， 如此就算甲商出价最高， 连底价共为年饷二十一万元， 投得承办。 这是对公家串投的认额。 公投结束后， 在场九个捐商再约定地点 （多在酒楼） 作第三次暗盘开投， 以二十一万元为底价， 这才是其正竞投， 仍以明投方式， 如竞投结果， 以乙商出价至三十万元为最高， 而无别商再加， 则作为第二盆确定， 乙商即以甲商的公司名义对政府承办， 其超出第一盆假盆的九万元， 则由九个捐商平分， 每商可自得一万元之利 （称为食饼） 。 乙商以甲商名义上场之前， 首先要有巨大本钱， 先出八万元的饼金， 其次一定要有把握赚钱，否则不敢上场。 但捐商大都有特殊势力， 倘照章抽收税捐无大利可图， 便违章增抽，以达其赚钱的目的。 至于分取饼金各商， 如非具有相当势力及资金， 在第二盆投得亦能承办者， 则不敢空枪上阵与人串投。 否则， 如被人看穿， 不但食饼不成， 而且按票金将被没收。” 参见潘乐生 （遗稿） 《旧社会招商承办税捐的黑幕》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１９６３ 年第 ９辑， 第 １５２ ～ １５３ 页。参见鲁言 《香港赌博史》 ， 广角镜出版社， １９７８， 第 １５ ～ １６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符， 因照旧领牌， 不若承充竞取， 增益更多。 本部堂谅将旧章更改，必于该会有裨， 而库款入息更丰， 故与该会妥商， 亦经允 协。”① 最终， 承充商人出价比上年的领牌价码高了 ３ 万多元， 于是番摊承充专营得以重返故辙。民国时期， 澳葡政府对澳门博彩专营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包括一次领牌制度的实施。 俗话说 “药方只贩古时丹”， 这一次出于无奈的权宜之计完全效法 １８７７ 年的套路， 改革的肇因也大同小异。 １９３２ 年， 广东的赌商霍芝庭与傅德荫等人在深圳开设了 “又生番摊公司”。 据报道： “近年不景气弥漫各地， 澳门亦受重大影响， 加以邻近的深圳赌场设备更佳， 后来居上， 显明地已经给人家占了优势， 所以愈觉凋零， 无复当年景况。”② 以至于澳门承充赌商范洁朋等人的源源公司宣告中途退办。 此后， 澳门番摊多次招人承充， 皆未弄妥帖， 只好让范洁朋等人暂且代办， 以维现状。 鉴于局面迟迟不能改观，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２ 日， 澳督美兰德签署澳葡政府第 １７５６ 号札谕， 决定 “设立专营番摊赌博事业，以一年为期给照营业”。 “准照分三等， 凡最主要、 最华贵、 最繁盛者列甲等， 次重要者列乙等或丙等”， 总共发了十张赌牌。 澳葡政府实施领牌制度的目的， 是想先熬过这一艰难阶段。 一年多之后， 陈济棠下台， 粤省禁赌， 昙花一现的给照制度， 从此便不再实施了。 值得注意的是， 第 １７５６ 号札谕还首次明确设立了澳门赌博专营事业监督一职， “其监督番摊营业， 及稽查准照内所定各条款之权概归经济局主管之”。③另外一个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中式彩票的合并。·４１２·①②③《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 第 ３３ 号附报。黎慎玄： 《澳门娱乐事业新花样： 五十万元新建赛车场》 ， 上海 《电声》 １９３５ 年第 ４卷第 ５０ 期， 第 １１０９ 页。不少著述在谈及澳门领牌制度取消这一变化时， 对澳门赌牌以及承充专营问题的理解都是错误的， 造成以讹传讹的不良后果。 比如， “１９３４ ｍａｒｋ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ａｔｅ ｉｎ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ｃａｕ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ａｌｌ ｃａｓｉｎｏ⁃ｓｔｙｌｅ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 Ｒ Ｄ Ｃｒｅｍｅｒ， Ｍａｃａ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Ｅ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 １５７。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民国时期澳门中式彩票类博彩有铺票、 山票和白鸽票。 虽然各种彩票有所区别， 但都属于彩票类型， 经营方式比较类似， 发卖销售的形式也差不多。 比如， 开彩方式、 置办开字印刷机器之类， 颇为雷同。 如果能将它们统筹集合起来， 由一套人马来经营， 即可省去叠床架屋式的人力物力， 经济上也很划得来。 并且， 力量集中之后， 显然有利于做大做强， 在与外埠彩票竞争时， 可以增强抗风险的实力。 此外， 山票与铺票分开承充， 有时会出现侵蚀另一种彩票地盘的情形， 彼此互相冲突。 比如， １９１８ 年 ３ 月， 大信铺票公司向政府投诉山票承充人不遵守合同条款。① 此外， 还有前文提到的铺票联榜， 对山票也很不利， 导致承充赌商之间容易发生争端纠纷。有鉴于此，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澳督美兰德签署澳葡政府立法证书第 ３９０ 号， 认为 “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应联合为一种承充事业， 实于澳门有益， 宜即招人投承”。 其中规定 “将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照现办格式联合为一种承充事业。 凡开投时暂准承充， 仍待政府核准作实， 并须俟该承充人将该三种票之章程草案呈报政府核准， 然后签立合同”。 “本年开投底价系以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所纳饷额合计之数作底。” 美兰德的此项改革， 经葡萄牙属务总长 ６ 月 ６ 日电令第 １０５ 号核准照办， 并经谘商澳门政务会议议决后签署颁布。②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澳葡政府财政厅布告招人投承签铺票、 白鸽票和山票生意， 定期于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时开投。 承充期限自 １９３５ 年 １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开投底价为 １０１１５００ 元。 另依 １９３３年 ３ 月 ２１ 日第 ２８３ 号立法证书第三款第五项之规定， 照规银附加 １％ 缴纳澳门互助会， 以充经费。③ 这是澳门博彩史上第一次中式彩票合并承充专营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是日有香港商人 Ｌｉ Ｔａｔ 出价 １１６ 万元投得，后 “核与章程未符”， 合同被撤销。 此事背后另有隐情， 澳葡政府为此·５１２·①②③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０６４５５， ＭＩＣ： Ａ０９４９， ｐ １，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第 ２６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 第 ２９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曾对 Ｌｉ Ｔａｔ 的真实身份进行过调查。① 据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澳葡总督美兰德所签发的澳葡政府第 １５８１ 号札： “查此案当日公布手续例应遵照１９０１ 年 １０ 月 ３ 日财政章程第 １５７ 款甲项规定 ‘公布布告须先经核准方可公布’， 现此案并未遵该章程第 １５７ 款规定之办法办理， 是以本督援用大西洋属地法第 ３１ 款及大西洋属地自治条规第 ３２ 款第二项规定所赋予之权， 认定此案并不遵照在上指明之章程条款办理， 应将本年 ８ 月２３ 日之投承案完全根本撤销之， 并定明以后应悉照在上指明之章程办理， 重行开投， 合行札饬， 仰即遵照。”② １１ 月 ３０ 日再行开投， 承充期限等条款皆没有变化， 仅底价因 “已有人出价 １１６ 万元， 经缴押票银存案， 今即以此价为底”。③ 最后， 范洁朋等人所设的集德 （ Ｃｈａｐ⁃Ｔａｃ）公司获得了在澳门、 氹仔、 路环发卖山票、 白鸽票、 签铺票生意承充权。④ 中式彩票类的承充专营制度变化较大， 逐渐由分散走向集中， 这是有利于澳门中式彩票发展的。 甚至可以将此视为澳门博彩业集约化和垄断式专营的前奏 （至赌王傅德荫时期成为事实）。总之， 澳葡政府所做的承充专营制度的改革， 目的是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 使澳门博彩业的发展依然能够保持稳定。 澳葡政府通过这一手段，最大限度地从中榨取赌饷， 同时保持政府财政拥有相对稳定的收益。第二节　 澳门博彩业吸引赌客与改良服务的举措（一） 吸引赌客与改良服务的举措在 １９３６ 年以前， 广东的赌博基本处于弛禁状态， 澳门博彩业面对·６１２·①②③④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１５１１３， ＭＩＣ： Ａ１２３８， ｐ ６， ｐ １７， ｐ ４４，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第 ４３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第 ４４ 号。集德公司的司理为范洁朋， 至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退办， 总计承充时间为 １ 年 ７ 个月。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２９２１７， ＭＩＣ： Ａ４２４７， ｐ ９４，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５ 日， 第 ３６ 号。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激烈的竞争， 如何将赌客吸引来澳， 至关重要。 广东博彩业中有句俗语云： “唔 （不） 怕你精， 唔怕你呆， 最怕你唔来”。 在晚清时期， 澳葡政府与澳门赌商已深谙其中之道， 经常举行各种赛会活动吸引内地民众来澳。 例如， １８８１ 年， 澳门连续数日建醮庆闹。 据云： “有中外数万人之众前来看会， 所见多是华人。”① １８９５ 年大疫之后， 商情艰滞， 澳门举行莲溪庙奠土演戏赛会， “各等华商订于华历十月中旬举行大会， 彩色华灯， 名班杂剧， 日夜喧排， 约需万数千金而始能竣事焉”。② 后经议定， “番摊、 围姓各公司先捐数千金作底， 余则各商店量力为助， 凑成盛举”， “此时客栈已觉人满难胜， 赛会之日将恐益形拥塞”。③ 番摊、围姓各公司如此热心， 道理是很明显的。 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 因 “近年澳门生意一落千丈”， 加之 “葡改为民主国， 风声所播， 益形冷淡”。 遂有赌馆 “倡议欲出会景， 借振兴商务为名， 则往观会之人必多， 而赌徒亦夥”。 由赌商萧某 （即萧瀛洲） 出头运动。④民国时期， 类此举措也比较多见。 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澳门借迎神之名， 举行游行之会， 一时来客甚多， 酒店、 娼寮、 赌馆无不利市三倍。 事后， 游客归去， 则又冷寂如常。 于是， 有好事者又倡议择日再出会三天。 有报章进而评论说： “闻只向因会图利之商人科捐， 并不劝募。 现已集得七八千金， 再迟几日， 逾万之金可得。 查澳中绅商其乐善好义之热心不亚港商， 稽诸往事， 历历可考， 何不以此巨金留作不时之需， 一旦遇有灾异， 可以立即赴救， 俟捐签弥补， 庶免临时开捐， 缓不济急乎？ 有说者谓集资出会则易， 集巨款若云预作善举， 则不容易云云。 若是， 则求利之心更胜于求福也。”⑤１９２６ 年年底， 影响深远的省港大罢工结束。 据报道， “澳门一埠，·７１２·①②③④⑤《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第 ３７ 号。《劳民伤财》 ， 《镜海丛报》 １８９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第十四号。《赛会已成》 ， 《镜海丛报》 １８９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第十五号。《澳门赌商运动出会》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香港新闻” 。《又搅出会》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香港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自被纠察队封锁后， 各行生意已一落万丈， 招租之屋， 触目皆是。 及变更政策， 撤销封锁， 澳葡政府以为可以恢复原状， 讵料大出意外， 居留华人， 见广州大局宁靖， 纷纷返省， 比较封锁时期， 更形冷落。 其昔日视为最繁盛之街道， 如新马路、 草堆街、 十月初五街、 四孟街等， 日间行人， 寥寥可数， 夜候九时， 更觉枯寂如死。” 澳葡政府乃召集镜湖医院值理、 澳门商会董事等， “讨论发展澳门商业问题， 如仍无办法， 政府军政各费， 无法维持， 则实行征收人身税”， 会议结果， “乃组织一实业展览会。 会内开设赌场， 如三军、 牌九、 十二位等式式俱备， 入场券则收铜仙十枝， 最特色者， 大小便亦要二先。 敛钱之法， 无微不至。同时并拉拢广州西人所办某大学学生来澳， 充当赌场支客， 以资号召。该学生到澳登岸时， 高呼澳门政府万万岁等口号， 旅澳华人多非议之。不料每日到会参观者， 只得百余人， 亏本太甚”。 适新澳督来澳履任，赌商许祥、 卢廉若等人， “发起一个巡行庆祝， 强逼各行商人捐款， 大动公愤， 多严词拒绝， 致被警察厅勒罚”。① 其中鱼行 １９００ 元， 海味行１０００ 元， 洋货行 ８００ 元， 银业行 ５００ 元， 番摊馆 １０００ 元， 铺票厂 ５００元， 山票厂 ５００ 元， 总体来看， 博彩业承商出款最多。② 为恢复经济景气， 澳门赌商可谓不遗余力。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澳门曾一度流行脑膜炎症， 各娱乐场所及赌馆， “大受影响， 而有一落千丈之势”。 原因系游客咸以时症流行， 均裹足不前。 于是赌商及酒楼行等拟举行赛会， 招揽游客：近闻该地赌商及酒楼行等欲设法以恢复旧观， 因有举行赛会之议， 并决定于今夕开始一连三晚大会游行， 以资号召游客。 故各地人士咸欲一往观光， 而港人日来赴澳之所以顿形拥挤者， 亦以此故耳。 闻航走内河各轮如大利、 粤安及台山等， 为营业及利便乘客·８１２·①②《澳门时事最近概况》 ， 《广州民国日报》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第六版， “要闻二” 。《澳门政府之卑劣行为： 发起赌博展览大会， 强派侨商捐款巡游》 ， 《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 第七版， “本省新闻” 。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计， 均定于今日起改航港澳， 有等更有每日驶行往返各一次之议云。 ……澳门日前发生一种流行症， 各街迷信之坊众迎神返本坊坐镇者， 有台山、 新会、 吉仔围……抬神出游， ……三街会馆、 关帝庙、 鱼行作大规模巡游， 藉此联同各行商出大会景， 由今日旧历十六起， 一连三天， 并演大戏， 及男女金龙银龙， 瑞狮彩凤等在庙前开光点睛， 各乡之锣鼓柜飘色顶马均已到齐。 闻此次参加巡行者之衣服， 俱从新购置， 需费万余金。 赛狗会藉各方人士来澳参观会景之机会， 由星期六起一连三天举行跑狗云云。 国难未已， 作此无谓之举， 其愚洵不可及， 其诚亦堪嘉矣。①其中， “番摊馆报效之金银龙尤为特色， 龙公男性舞演， 龙婆女性舞演”。② 未几日， 澳门又举行巡游， “初时本拟十二街一齐举行， 后因三两街坊不愿， 遂各自办理”。 据称此次巡游， 将改雇 “冈州江琳琅音乐研究社锣鼓柜， 并某乡之著名飘色来澳参加， 一共五天”， 而不用前此东利山票公司出会办法， 以 “生花仪仗随行”， “因生花不入俗眼”。“故澳门市面本月内无日不在巡游中， 计一送一迎所费十余万金”。③１９３６ 年， 为庆祝葡萄牙革新十周年纪念， 并借以繁荣地方， 澳门商会范洁朋主席联合各行商， 举行盛大会景巡游两日夜， 实施了不少推陈出新的举措：事前已征集各方著名景物， 如大良之明纱扎作， 佛山之飘色，中山之锣鼓柜， 佛山之金龙银龙， 应有尽有。 而金山发之特别飘色， 香港端梅学校高跷队， 均有参加。 夜景更有顺德巧手名匠所扎·９１２·①②③《澳门又赛会： 行走港澳轮顿时增加三艘， 大利、 粤安、 台山， 今日起一连三天》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第三张第一版， “港闻一” 。《筹备送神大会》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３ 日， 第三张第二版， “港闻二” 。《濠江送神耗费统计数万金》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第三张第二版，“港闻二” 。

民国澳门博彩史五色电灯， 照耀如同白昼。 美人棋局， 昨已开始表演， 观众环立观弈， 有如堵墙， 均叹为别开生面之奇观。 而各馆国技团醒狮， 复在南环旷地擂台上， 分别表演狮子上楼台及国技助庆， 一时万人空巷， 开空前未有之热闹。 所有酒楼旅店茶□， 莫不拥挤不堪。 而一般小贩， 更利市十倍。 闻明日□继□日夜巡行。 澳门跑狗游艺场及柯高马路新建之宏伟街市亦于是日开幕。 又闻各旅店、 轮船、 歧关车， 俱大减价以利游客。 在出会期中， 港澳轮船， 均加开特别船期， 而歧关车亦日夜加开特别车行走云。①值得注意的是在 ５ 月 ２８ 日， 重整旗鼓的跑狗游艺场特意选在是日开幕。 此次会景巡游非常成功， 据报道， “各地人士来澳参观会景者，人山人海， 各旅店客栈均租赁一空”。② 同年 １０ 月， 澳门赌商趁着粤省禁赌， 发起别开生面的 “群芳比赛会”， 吸引游客。此间承办赌饷商人为繁荣所业起见， 近发起选花颁奖之事。 闻系由梁某发起， 定名为群芳比赛会。 其拟定之比赛办法， 系以应台局数多者为魁首， 次多者得亚军。 花魁奖品亦由梁分头征集。 至比赛日期， 拟于重九登高日举行。 此讯传出后， 北里莺燕， 求助于饮客而欲荣膺首选者， 大不乏人。 看谁夺得锦标耳。③大概是尝到了甜头， １９３７ 年澳门赌商又举办了一次花选会。 一时红牌妓女争妍斗丽， 而且踵事增华， 会中加入了时髦的时装竞赛和名曲唱演比赛。 据 《香港华字晚报》 报道：·０２２·①②③《澳门会景巡游今日开始， 各地景色应有尽有， 美人棋局尤为奇观》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第二张第三页， “本港新闻” 。《葡国革新十周纪念， 澳门总督今日阅兵， 昨今两日举行会景巡游》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 第三张第二版， “本埠新闻” 。《濠江赌商发起群芳比赛会， 定重九节为比赛日期， 北里莺燕纷纷运动竞选》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第二张第三页， “本港新闻” 。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澳门花事， 因赌博连带关系， 渐复繁荣， 琵琶门巷， 夜夜笙歌， 斗丽争妍， 使人目迷五色， 大有当年全盛时代模样。 当地有闲阶级有鉴于此， 酝酿举办花选， 并推赌公司及中央大酒店主持其事， 各情经志昨报。 现闻该会定名 “选美会”， 大致仿往昔选举花榜状元办法， 选举皇后， 以得票最多者当选。 同时举办时装竞赛及名曲唱演比赛， 以为选色选艺之甄别。 举凡福隆新街、 怡安街、 荣庆里各妓女， 均可被选。 榜额约十名， 冠军晋号为后中之后， 以次另立美名， 晋以某某皇后等号。 现已分头征集奖品， 使当选者， 名利双收。 自消息传出， 红牌妓女各出探听， 以期出奇制胜， 攀登皇后宝座。 一俟选美会公布办法后， 即行分头活动， 将另有一番钩心斗角之竞选也。①澳门赌商不遗余力举办种种类似活动， 自然是为了吸引赌客来澳。然而不经意之中， 这次花选会活动成为澳门有史以来第一次选美比赛兼时装、 歌唱比赛。 澳门博彩业于其间出力最多， 可谓居功至伟矣。除此之外， 澳门还有葡人每年举办的狂欢节 （即嘉年华 Ｃａｒｎａｖａｌ）。据 １９３０ 年的报道： “澳门葡人于每年二月间必举行盛大狂欢节一次， 欢呼歌舞， 一连举行三天， 甚形热闹。 各衙署各机关职员均停止办公三天， 以资庆贺， 警察厅每日只上午办公而已。”②承充澳门博彩业的赌商除了热衷 “搅会”， 花样百出， 还通过其他途径想方设法招徕赌客。 １９１１ 年， “澳门赌商与省澳轮船公司订明， 凡赴澳赌博者， 减收船费， 由各赌馆抽回费用， 以为津贴， 并设一种特别减价券， 俾赌徒作为船票”。③ 澳葡政府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 与赌·１２２·①②③《濠江人士举办花选会， 红牌妓女争妍斗丽》 ， 《香港华字晚报》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９ 日， 第四页， “港闻” 。《澳门葡人狂欢节》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０ 年 ３ 月 １ 日， 第三张第二页， “澳门杂讯” 。《拟严办澳门赌匪》 ， 《香山旬报》 第 ９５ 期， 辛亥 （１９１１ 年） 三月二十七日。

民国澳门博彩史商订立合同时， 常有附带特别条件。 比如， 范洁朋司理源源公司时期，即要求其为轮船公司提供津贴以开通港澳夜航航线。① １９３７ 年， 高可宁与傅德荫的泰兴公司承充澳门番摊赌饷后， 即成立泰生公司， 设 “濠江号” 和 “交通号” 轮船， 用于行走港澳航线，② 多方促进澳门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 方便游客来往。此外， 番摊馆招待殷勤、 服务周到。 晚清时期， 澳门的番摊馆即以服务贴心且无微不至而闻名。 据 《清稗类钞》 中记述： “澳门……以接壤广州之故， 而赌风亦甚， 番摊馆所在皆有。 其嗜赌者， 固日必一往，以求博进； 即偶尔涉足者， 招待之善， 礼仪之恭， 他处皆不能及。 且雇有代博之人， 为客下注， 且必为客胜， 不胜则代任其责。 于是一方代博， 而一方则为可预备酒肴、 鸦片， 恣其啖吸， 并招妓为客侑酒， 客乃大乐。”③ 这不过是招妓而已。 １９１３ 年， 澳门番摊馆内更有自设女招待一事， 在清末民初的那个年代， 很是惹人注目， “澳地有摊馆数间， 闻近聘有声色少年女界为招待男女赌摊者， 茶烟生果等物陈设丰美， 其引人入胜者， 正无微不至矣。”④ 民国时期的澳门赌馆， 其服务周到是广东赌馆不能比的。 “其赌公司之组织更属完备， 公司中招待赌客非常周到， 且为计其胜负之数， 如负数太巨， 必劝其速回， 而提还所负之数若干赠之， 以作彼返里之经费， 甚或代买船票送之上船， 俟其开船而后返， 盖不令其流落此中也。 其计划之精， 用心之苦， 可谓至矣”。⑤ 后来发展到 “经常派女招待数十人， 以濠江、 交通、 东安、 西安四艘轮·２２２·①②③④⑤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３２９９， ＭＩＣ： Ａ１１７２， ｐｐ ３１ － ３２，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哈德安、 播宝将航港澳， 易名为濠江及交通》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第三张第二版， “本埠新闻” ； 《播宝、 哈德安两轮将走港澳》 ， 《香港华字日报》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第二张第一页， “本港新闻” 。徐珂编撰 《清稗类钞·澳门有番摊馆》 （第 １０ 册） ， 第 ４９１１ 页。《赌馆竟有女招待》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东越许厪父： 《粤侨纪闻 （七） ———粤人之赌性》 ， 《申报》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第 １７版。 作者 １９１８ ～ １９２０ 年在广州政教两界任事两年八个月。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船头、 二等舱位， 免费迎接香港方面的富有赌客”。① 赌馆招待之殷勤，亦不一般， “务使赌客满意， 晚间无须另觅旅馆， 盖其楼上均有留宾之榻， 且询知如有相熟妓女， 亦可代为唤到。 而港中妓女嗜赌者， 亦恒趋之， 若其资输罄， 则首饰均可抵押， 归时易以赝物以遮人耳目， 且赠送船票车资， 俾得旅行无碍。 若客获胜， 则留饭留宿， 隐 （瘾） 君子并供给阿芙蓉， 务使盘桓不能出门， 则其资终必送还而后已。 省中则只有茶烟， 资格稍深， 然后有点心， 至留饭， 则报效之资必可观矣”。② 又如， １９３３ 年 ２ 月， 在濠兴娱乐场， “我们曾经上去参观了一番， 里面有柔媚的女招待， 有精美的点心， 有岩茶， 有清膏， 我们原不过想去看看， 但是因为他们招待得殷勤， 结果还是花了 三十块钱作为看看的代价， 这就可想而知， 一进此门， 是不得不倾囊而归的了”。③澳门赌馆为吸引赌客， 还常常别出心裁， 搞些新花样。 １９３８ 年，澳门中央大酒店招请女服务员， 特在香港的 《大公报》 刊登广告：澳门中央大酒店启： 澳门中央大酒店招请女服务员： （一） 体格健全； （二） 年龄十八岁至二十八岁； （三） 资格： 不论省籍，须能操沪、 粤、 国语及粗通英语文字通顺为合格； （四） 待遇分为两级， 一级国币八十元， 一级国币五十元， 膳宿在内； （五） 招额十名至二十名； （六） 招考期九月二十二号起至十月十五号止。 如有志寻高尚职务者， 须先将最近相片， 并亲笔填写履历地址， 邮寄澳门新马路中央酒店。 如认为合格者当附送来澳船票。④·３２２·①②③④刘纯正： 《东方的蒙特卡罗———澳门》 ， 上海 《新东方》 １９４１ 年第 ３ 卷第 １ 号， 第１４２ 页。念萱室谈荟： 《谈广东澳门之赌 （月旦） 》 ， 《五云日升楼》 １９４０ 年第 ２ 卷第 ３ 期， 第５８ 页。骆无涯： 《南征记 （中） 》 ， 《新上海》 １９３３ 年第 １ 卷第 ３ 期， 第 １０６ 页。《澳门中央大酒店启： 澳门中央大酒店招请女服务员》 ， 《大公报》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日， 第二张第五版， “广告” 。

民国澳门博彩史１９３８ 年， 《旅行杂志》 的记者乘坐泰生轮船公司的濠江快船， 从香港到澳门参观中央酒店的赌场， 据其所见：那里的职员无论是摇骰的庄家， 赔钱的伙计， 招待客人的支客， 统统是年轻漂亮的女性。 在那里下注的人， 当然有一少部分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想赌场老板用这样方法来招引顾客， 心计未免太毒了。 我们进去的时候， 那些姑娘们殷勤招待， 捧茶送烟， 瓜子水果， 拼命奉迎。 可惜我们仅具观光性质， 同行三人中没有一个有下注的勇气， 结果令她们大失所望。①１９４０ 年， 声色犬马澳门甚至出现了光怪陆离的裸体舞厅：澳门， 由港至内地来往的枢纽， 水陆交通便利， 于是商业蒸蒸日上， 尤其是以赌博为最， 所以有 “东方蒙地卡罗” 的名称。 游客到此， 非至床头金尽， 誓难忍舍， 所以又有 “澳门是梳打” 的呼声。但是自从 “小澳门” 开辟之后， 嫖赌饮吸， 日见冷落， 于是那 “裸舞” 便应运而生了……这类秘窟， 现在已有五六家之多。 它的门面堂皇， 俨然若一富家殷户， 若非是熟识的， 便不敢信此乃神秘的舞窟了， 而且始初不是熟人介绍， 虽有许多的金钱， 亦不能入内。 入门的规则， 以三十分钟为一场， 每场每位收银一元五角， 一场完后若再连的， 仍按每场代价交足。 竟有流连几场而不归者， 可知它魔力的伟大了。②总之， 澳门赌商为生意兴旺起见， 迭出奇谋， 无所不用其极， 以至于澳门赌馆的设施服务成为内地博彩业仿行的标准。 １９４０ 年， 有人评·４２２·①②《东方蒙特卡罗观光记》 ， 《旅行杂志》 １９３８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３４ ～ ３５ 页。《跳舞： 澳门的裸体舞厅， 陌路人不得其门而入》 ， 上海 《电声》 １９４０ 年第 ９ 卷第２３ 期。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论云： “近来沪西赌风甚炽， 余虽未之往， 然闻人言， 其中供给优美，往赌者烟茶点果， 无所不有， 且均系最精之品。 此风盖仿广东澳门， 广东之赌馆， 尚不及澳门之美备。”① 这些吸引赌客来澳的措施， 虽然出自赌商牟利的本能， 但无形中对于澳门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助益良多。（二） 中式博彩的创新澳门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开彩的地方， 主要为 “澳门彩票” 开彩时所用。 “澳门彩票” 是著名赌商卢九与柯六家族合伙设立的恒和公司承充经营，② 起初并不畅销， 后在国内率先引进机器摇彩， 与流行的吕宋票开彩方式一样， 颇为引人注目， 情形方大有改观。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澳门的顺德人梁乔汉有诗云： “一月公司聚一回， 彩票成例澳中开。 旧时吕宋原机器， 移向恒和会里来。”③ 说的就是恒和公司每月开彩和使用机器摇奖的情形。在此之前， 澳门中式彩票开彩大多采取传统的杯卜方式④。 自闱姓消亡之后， 衍生出澳门签铺票来取代。 最初分为两种， 一种即以搅珠方·５２２·①②③④念萱室谈荟： 《谈广东澳门之赌 （月旦） 》 ， 《五云日升楼》 １９４０ 年第 ２ 卷第 ３ 期， 第５８ 页。“案据商人柯六， 有妻， 禀请将恒和公司生意散班一案。 又称： 前与卢光裕自投得承充仁慈堂彩票生意之后， 该二人由与卢九即卢华绍合做恒和公司生意。 现因承充该生意之期已满， 卢九及卢光裕两股东今已身故， 因此柯六欲按商律例第一百二十款之第一号及该款之附款一所定， 将恒和公司生意散班完事” 。 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第 ４７ 号。（清） 梁乔汉： 《港澳旅游草》 之 《镜湖杂咏·风土杂咏二十五》 ，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文献卷） 》 （第六册） ， 第 ８４７ 页。杯卜， 即掷筊， 又称 “掷杯” 、 “跋杯” ， 是一种道教信仰问卜的仪式， 普遍流传于华人民间传统社会。 “筊杯” 是一种占卜工具， 是世俗之人所用以与神明指示的工具。“筊杯” 有时会倒过来称为 “杯筊” 。 多用竹、 木等材质做成， 两个为一对， 呈立体的新月形状， 每个称为一 “支” ， 并分正反面， 凸起部分称为 “阴面” （也就是反面） ， 平面的部分则称为 “阳面” （也就是正面） 。 仪式内容是将两个约巴掌大的半月形， 一面平坦、 一面圆弧凸出之筊杯掷出， 以探测神鬼之意。 一阳一阴， 称为 “胜杯” 、 “圣杯” 或 “允杯” ， 表示神明认同， 或行事会顺利。 但若祈求之事相当慎重，多以连掷出三次圣杯才做数。

民国澳门博彩史式来选择姓氏， 称为 “姓氏票” （ Ｓｅｎｇ⁃ｓｉ⁃ｐｉｏ）， 由公信和厂负责经营，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日开彩； 另一种与内地铺票一样， 采用杯卜方式选择铺名字号， 称为 “杯卜票”， 又叫 “铺名票” （Ｐｕ⁃ｍｅｎｇ⁃ｐｉｏ， 即铺票），由富贵全厂负责经营， 每月初八和二十三日开彩。① 铺票开字用杯卜之法， 比较繁复。 据相关铺票承充合同的规定： “每次开票之时， 应在聚集观看之众人丛中取用数人， 以司掷杯之事”， “由承充人用竹签三枝向众人丛中掷入， 谁执得此签者即请之以掷杯， 掷毕由承充人给予工资， 以酬其劳”。 “每次开字先将选定之一百廿店名开列一单， 挨次逐各杯卜。” 其法如下： “假如开列店名首为美南， 次为和昌， 即从美南起首杯卜， 其杯卜须向空掷高跌下， 如是两只俱俯为阴， 两只俱仰为阳， 则美南是不入选之店名， 即不用再掷。 随将其次店名和昌杯卜， 照前掷法， 如得一俯一仰为胜， 即于和昌名下留一标志。 再掷再胜， 再留一志。 又掷又胜， 又留一志， 一连掷至不得胜杯为止， 即将和昌店名记出， 书明共得胜杯若干数， 另置一旁。 然后又挨次逐店， 照前杯卜， 至一百二十店杯卜完遍， 于是汇合所得胜杯至多之店名， 按数次第递取十二名， 是为所开之票乸。 照此点对各卷之票， 有买得此十二名票乸之字者， 是为中字， 每卷中字至多为第一， 得首名谢教， 次者二名， 又次者三名。”② 由此可见其复杂程度， 费时耗神， 容易出现种种弊混， 造成争执纠纷。 至民国时期， 这种方法逐渐被开字机器所取代。除了改进开彩方式之外， 澳门赌商承充专营的博彩形式也不断推陈出新， 以吸引赌客。 前面提到的白鸽票 “字胆”， 即是最著名的一例。在山票方面， 例如， １９１８ 年， 承充山票的澳门大成公司的山票白话传单 （如现在的推销广告单） 中这样写道：喂！ 诸君诸君， 本公司新发明一种特别嘅大机会山票噃， 蒙宪·６２２·①②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ＣＦ － ２， ＭＩＣ： Ａ０６７０， ｐｐ １４ － １９，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 第 ２８ 号。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恩准约每月开一次噃， 而家都有得买嘅喇。 准于新历四月拾七号，即旧历三月初七日开第一期喎。 每条收银叁毫子啫嗎。 获得头彩有好多银嘅喇， 好好买 。民国柒年弍月吉日， 澳门大成公司披露澳门大成公司新发明的山票， 究竟是什么样子， 现在已很难窥见其具体内容。 是否就是 １９２５ 年富成公司发卖的 “十五字连环册山票” 的前身亦不得而知。 总之， 不过是承充赌商为了吸引赌客变换出的新花样。在铺票方面， 则有澳门赌商结合山票特点创出的 “联榜”， 其有大小之分。 所谓的 “小联榜” 是每条铺票收二角， “大联榜” 每条收一角。 “小联榜” 是逢三八两日开彩， “大联榜” 是逢五十开彩， 所开之票字， 与三、 八、 五、 十等日所开铺票之票乸相同。 不用再行搅珠。“小联榜” 和 “大联榜” 是不设卷口的， “所收之票通通都联合在一榜之内， 故名联榜。 查当日之联榜， 每次收票多至六、 七十万条， 所以总收入曾有十余万元之巨， 派奖方法也是以铺票的七成派彩， 故投买者投买二角钱联榜铺票， 如侥幸独得则获奖得六七万元之巨， 故一般平民与妇孺趋之若鹜”。 “大联榜” 收票虽较少， 但得奖亦有数万元， 计 “小联榜” 与 “大联榜” “每月各开六次， 与分卷铺票连同计算， 赌商这笔收入， 确属惊人”。①根据澳门富贵厂联榜铺票谢教单， “联榜” 创设的时间大约在 １９２５年。另据 １９２８ 年的 《香港工商日报》 报道指出联榜名目为新创：澳门一埠全赖烟赌税维持， 前年赌商为营利起见， 除铺票外，又创设联榜名目， 每条收银弍毫五毫不等， 而头彩达万元以上。 贪·７２２·① 邝震球、 黎思复： 《广州赌害： 铺票》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 （第 ９ 辑） ， 第 ９９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心之徒趋之若鹜， 即本港亦常有赌徒代收， 诱人赌博， 致为当局察悉， 严饬警探稽查， 迭将机关破获， 赌徒现已稍为敛迹。 但赌商因无本港买， 故收票日少， 彩金自降， 现又以嗜赌者收贵些少不成问题， 俾提高彩金引诱赌客， 故又定于日内将弍毫三毫五毫等联榜，每种增 收 一 毫， 变 为 三 毫 四 毫 六 毫， 其 一 元 之 联 榜 则 一 仍 其 旧云。①但是， 联榜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山票承充商的利益， 难 免 会 造成承商之间的纠纷。 据卫恭先 生 记 述， “ 山 票 和 铺 票， 在 早 期 办 理时， 原是一对姊 妹 花， 各 有 吸 引 人 之 处。 铺 票 赌 本 较 多， 彩 金 较少， 但得彩则较易； 山票则赌本少而获彩大， 但中式比较难。 自从铺票由单榜而扩充联榜， 取山票的吸引力而兼有之， 于是山票的生意逐渐为 铺 票 联 榜 所 夺。 且 山 票 每 条 要 买 十 五 个 字， 比 铺 票 多 五个， ‘ 围票’ 、 ‘ 赖票 ’ （ 用 算 术 方 法， 排 列 推 算 使 与 旺 字 接 近 而 投买者， 投买票数动辄 数 十， 谓 之 赖 票 ） ， 都 比 较 困 难 一 些， 一 般 有计划赌钱的赌徒不感多大兴趣 。 到了陈济棠反动时期， 广州市已没有山票厂， 而是铺票一枝独秀 （ 蕃摊赌博是另一体系， 不能与之比较） 。 由此可见， 赌国之中， 也有内部矛盾”②。 因此， １９３５ 年， 澳葡政府将铺票、 山票与白鸽票一块打包招人承充， 即是在这一问题出现之后折中办理的解决良法。要之， 澳门赌商出于竞争的需要或迫于时势的压力， 为对抗外埠的博彩业， 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屡有创新， 以吸引赌客。 这客观上促使澳门成为民国时期博彩技术性输出的一块高地， 成为参照模仿的对象。·８２２·①②《澳门联榜票增价 （本报特讯） 》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第三张第二版。卫恭： 《广州赌害： 番摊、 山票、 白鸽票》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 （第 ９ 辑） ， 第 ８５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第三节　 澳门博彩业对西式博彩的引进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 我们往往对科技新知等一些相对正面积极的东西关注较多， 但是对具有负面消极影响因素的事物常常有所忽略， 博彩之类就是一个例证。 在中西博彩文化交流史中， 号称赌城的澳门是“当仁不让” 的中心、 桥梁和枢纽。 经由澳门引入的西式博彩， 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自 中 西 会 通 以 来， 澳 门 逐 渐 成 为 来 华 西 人 的 “ 安 乐窝”， 在漫长的等待回航的过程中， 外国人之间常常会举行各种娱乐活动， 赌博亦是常见和常有的。 比如斗鸡、 赛马之类的活动， 相关记述屡见不鲜。 其中， 赛马最为引人注目。 澳门是西洋赛马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地方。 鸦片战争以前， 在澳门的英国人经常举行赛马活动， 并且时有押注， 因与赌博相类， 还曾一度被香山县禁止。① 另外， 西式彩票最早传入中国， 也是从澳门开始的， 时间可以追溯到 １９ 世纪初。 到了民国时期， 赌城澳门的这种交流活动更为频密。（一） 澳门西式博彩引进概况民国时期澳门西式博彩的引进， 既有时代发展， 博彩方式新旧交替自然演变的因素， 亦有赌客喜新厌旧等人们惯常的心理使然， 诸如好奇尝鲜和崇洋媚外等。 为了吸引赌客和呼应社会中出现的崇洋西化风气，澳门承充赌商不仅在赌馆中增添了骰宝等中式博彩， 而且还引进了不少西式博彩， 除赛马、 跑狗外， 还有 Ｊｏｇｏ ｄａ Ｂｏｌａ （一种球戏）、 泵波拿（Ｔôｍｂｏｌａ）、 轮盘赌 （Ｒｏｌｅｔａ）、 Ｃｙｃｌｅｂａｌｌ 等。 甚至一度还有人想把赛车也引入澳门。 当然，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澳门有不少来自香港等地的西方赌客群体。在民国二十年代出版的一本旅游指南里说， “澳门地方， 气候甚·９２２·① 汤开建： 《明清时期西洋体育在澳门的传播》 ， 《世界汉学》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民国澳门博彩史佳， 极合卫生， 华人多住家于此。 惟赌风甚炽， 与广州无异。 香港向例禁赌， 故经商于香港者， 多于礼拜六日赴澳赌博。 不惟华人， 西人亦然， 此亦澳门之特别现象也。”①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下午， 《南游十记》的作者赵君豪乘港粤澳汽艇公司的轮船从香港出发， 经两个小时到达澳门。 描述其所见的澳门：路上电灯照耀， 如同那个白昼， 到处都是赌博的场所， 像荣生公司、 富华 公 司、 大 利 公 司 等， 不 知 道 有 多 少 家， 还 有 译 西 文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为 “千百林好司” 的。 招牌以外， 又用电灯扎成“楼上银牌” 四个大字， 炫耀得眼花缭乱。有一家门首， 挂了一块极大的玻璃板， 里边映着电灯， 上面写了许多中国字， 大概是一百字左右， 屋子里面有人喊出一个字， 意思是中奖了， 这个字马上就映出红光来。 在这家门首， 拥挤了不计其数的人， 有西洋人， 有黑人， 有印度人， 有极多极多的我们中国人， 形形色色， 洋洋大观。 我站在一角， 旁观他们的动静， 或作微笑， 或在嗟叹， 或正切齿， 或竟痴呆， 我看见这许多不同的表情，实在替他们可怜。 据说这就是白鸽票中的一称尾胆票， 如买中一字， 可以得到七十倍的奖金。②从上述内容来看， 外国赌客也是澳门赌场的常客， 他们对中式博彩亦很有兴趣。 其实， 类似情形并不鲜见。 在 １９１４ 年的复活节， 香港《士蔑报》 的记者用嘲谑的口吻， 描述一批香港西人去澳门度假朝圣的事情， 这个圣人的名字叫 “圣人番摊” （ ｓｔ Ｆａｎｔａｎ）： “４ 月 ２２ 日， ‘九江号’ （Ｋｉｕｋｉａｎｇ） 轮船从澳门带回超过 ５０ 名上等乘客。 这么一大批来自香港的欧洲人， 对于圣城澳门复活节上的宗教仪式及节日巡游， 并未·０３２·①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编 《游滇须知》 ， 上海商储银行旅行部， １９２３， 第 ２７ 页。赵君豪： 《南游十记》 ， 第 １１７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感到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当然， ‘圣人番摊’ 是特别值得惠顾的。 我们听说下注非常大， 几个香港玩家赢了不少钱。”①赌商以赚钱为第一要义， 做生意讲求顾客至上。 中西博彩文化存在差异， 西人中嗜赌者大多还不惯于参加中式博彩。 因而投其所好， 引进合乎西人脾胃的博彩， 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彩票类博彩中， 最早进入澳门博彩业的西式博彩为仁慈堂彩票 （即 “澳门彩票”）。 西式赌馆类博 彩， 亦 在 所 必 有。 晚 清 時 期， 澳 门 就 出 现 过 “ 赌 博 沙 龙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Ｓａｌｏｏｎ）， 据说是外国人的发明。 作为一种切实有效的赌博系统 （ ｇａ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葡萄牙人将其引入澳门， 并且使它变得很时髦、流行。② 从文意中揣摩， 大概就是晚清时期澳门大量出现的各种华人所设的 “以为畅叙遣兴之所” 的 “公司”， 最著名的就是卢九等人创设的“宜安公司”。 据记载： “各友可在此畅叙， 乃系看新闻纸、 看书、 弦歌、 唱戏及燕饮， 并例所准之赌博， 纸牌、 骨牌、 掷状元筹、 捉象棋、斗蟋蟀， 但公司内不能开番摊及设团转盘。”③在澳门， 博彩是正当生意。 参与博彩的承充专营， 中国赌商之间竞争激烈， 西方冒险家对此也兴味无穷， 希望能分一杯羹。 随着时代的进步， 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密， 博彩业的发展日新月异， 作为赌城的澳门岂能自甘人后， 也会根据形势做一定调整， 与时俱进。 而自清末广东开赌之后， 澳门博彩业每况愈下， 一向被视为 “香饽饽” 的承充专营事业，有时竟然出现无人问津的局面。 这无疑为西方冒险家们提供了一个介入的良机。 一时各式人物、 各种博彩形式纷至沓来， 如水趋壑， 多方尝试。１９０４ 年 １０ 月， 据新加坡的一份报纸报道， 一位名叫 Ｊｏｈｎ Ｓ Ｂａｒｎｅｓ的比利时人正在与葡萄牙政府谈判澳门欧式博彩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的·１３２·①②③“ Ｓｔ Ｆａｎｔａｎ”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１４ － ０４ － ２５， ｐ ４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Ｌａｍｏｎｔ， Ｂｒｉｇｈｔ 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ｍａｎ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Ｔ Ｆｉｓｈｅｒ Ｕｎｗｉｎ，１８９４， ｐ ５８《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第 ２３ 号附报。 王文达的 《澳门掌故》 中称， 宜安公司乃昔日澳门富商卢焯所创设， 原在风顺堂三十六柱， 后迁至福隆新街， 与《澳门政府宪报》 记载不同。 参见王文达 《澳门掌故》 ， 第 ２２５ ～ ２２６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承充专营问题。 双方已先后进行了数轮磋商， 现在已进行到比较关键的环节之上。 Ｊｏｈｎ Ｓ Ｂａｒｎｅｓ 对获得承充专营权表示乐观。 里斯本当局倾向接受 Ｂａｒｎｅｓ 所提出的条款。 澳葡当局亦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据悉， 如果获得承充专营权， Ｂａｒｎｅｓ 准备依照欧洲大陆的水准开设一间娱乐场， 并采用欧洲的模式进行管理运营。 除此之外， 协议的附款中还包括建设一间戏 院、 酒 店、 酒 吧、 咖 啡 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ｏｏｔｓ （ 一 种 游 戏 ）、 过 山 车（ｓｗｉｔｃｈｂａｃｋ ｒａｉｌｗａｙ）、 草地 滚 球 场 （ ｂｏｗｌ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ｓ）、 掷 环 套 桩 游 戏 场（ｑｕｏｉｔ ｇｒｏｕｎｄｓ） 等。 事实上， 包括所有各种老少咸宜的室外娱乐项目。中式赌博是不被允许的 （Ｎ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也就是说， 在娱乐场的任何地方中式博彩都将被禁止。① 按照报道中所述内容，这个娱乐场就是西式的赌场与游乐场的综合体， 而且赌场不对华人开放。 相对于地处华南一隅的澳门， 难免让人觉得不切实际， 异想天开。１９０７ 年 ３ 月， 据英国的一则新闻称， 不久前， 美国的一个辛迪加向澳葡当局递交申请， 请求批准在澳门建设一间博彩娱乐场， 打算每年出价 １０ 万英镑， 协议承充期限为 ３０ 年， 计划在从东望洋炮台 （ＧｕｉｓＦｏｒｔ） 到关闸 之 间 的 政 府 地 块 上， 建 设 多 间 豪 华 赌 场 沙 龙 （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ｓａｌｏｏｎｓ） 和酒店。 合同期满之后， 地上建筑全部归政府所有。 这个辛迪加还计划开通一条澳大利亚至远东各港口的航线。② 按当时的汇率比价，１０ 万英镑大约是 １００ 万元， 且赌场、 酒店 ３０ 年后收归政府所有， 条件不能不说优越， 但此后再无消息。 另外， １９０７ 年 ２ 月也有报道说某一比利时商人试图在澳门设立 “轮盘赌”：据传一个比利时辛迪加试图获得葡萄牙批准在澳门设立轮盘赌， 并承诺改善美化城市等许多优厚条件。 番摊承充者听闻这一消·２３２·①②“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ｉｎ Ｍａｃａｏ ” ，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１８８４ － １９４２） ， ２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０４， ｐ ５； “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Ｃａｓｉｎｏ ”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０４ － １０ － ２９， ｐ ９“Ａｎ ＵＰ⁃ＴＯ⁃ＤＡＴＥ Ｃａｓｉｎｏ”，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８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０７， ｐ １．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息后感到非常失望。①两则新闻内容接近， 谈及的应该是一码事。 出现不同说法， 或是传闻异辞的缘故。１９０９ 年 １１ 月， 《香港华字日报》 登载了一条消息， 称有法国人意欲垄断经营澳门的嫖赌：闻有法人欲承充澳门一切赌具、 青楼等营业， 岁愿纳饷一百二十万， 以三十年为期， 俾澳政府得以举办浚河开辟道路等事。 其办赌具、 青楼之法， 是尽世上所有一切大小赌具、 中西各式青楼， 无不毕备， 而于政治则毫不干涉， 闻已请葡京政府矣。 如允此举， 则澳门可为各式游客行乐之区， 亦可称为世上之活地狱矣。②这名法国人名叫阿·维尔农 （Ａ Ｖｅｒｎｏｎ）， 居住在上海。 他与澳葡政府还签订了澳门博彩承充专营的合约草案， 拟设立的公司名为 “澳门赌业承充公司 （Ｃｏｍｐａｎｈｉａ ａｒｒｅｎｄａｔａｒｉａ ｄｏｓ ｊｏｇｏ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 从其规划建设的内容来看， 是要仿照赌城蒙特卡洛， 将澳门打造成东方的蒙特卡洛。③ １９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他再次呈文请求澳葡政府批准， 无果。④·３３２·①②③④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０７， ｐ ２《法人欲经营澳门嫖赌》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 “香港新闻” ； 另，《香山旬报》 报道： “又风传有某国人纠集一大公司， 向澳门政府承揽一切烟酒、 赌饷、 花捐、 戏捐等， 以三十年为期， 每年认饷一百二十万员， 比之现时饷项所人，直至加倍。 并先借出六百万员， 为葡政府浚港及一切建筑之用。 该某国人等拟于华人原有娼赌各业外， 更益以欧洲一切不正之营业， 务使澳门为东方之巴黎 （法京之名， 游欧洲者称其地为销金锅） 。 不特吸收华人精髓， 即欧美人游历东方者， 亦将无不入其彀中。 而中国、 日本避暑诸名胜， 可移归该岛。 惟闻澳政府尚未允许云” 。 参见 《澳门近事》 ， 《香山旬报》 第 ３９ 期， 己酉 （１９０９ 年） 九月初一日。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０２３１０， ＭＩＣ： Ａ０７５８， ｐｐ １３ － １６，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Ｐｅｄｉｄｏ ｄ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ãｏ ｄｏ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ｏ ｄｅ ｔｏｄｏｓ ｏｓ ｊｏｇｏｓ ｄｅ ａｚａ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ｉｓ ｅ ｏｃｉｄｅｎｔａｉｓ ｎｅｓｔａＰｒｏｖíｎｃｉａ， ｆｅｉｔｏ ｐｅｌｏ ｓúｂｄｉｔｏ ｆｒａｎｃêｓ Ａ Ｖｅｒｎｏｎ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０３６８３， ＭＩＣ： Ａ０８１５，ｐ １，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民国澳门博彩史１９１０ 年， 又有华 商 禀 请 澳 葡 政 府， 求 准 在 华 人 所 居 之 地， 开 一“打波博彩台”， 并称 “外来之华人方能入内博彩”。① 这个 “打波博彩台”， 无疑是一种球类游戏， 根据文意推测可能是台球。 具体怎么个赌法， 最后是否得到澳葡政府的允准， 不知其详。１９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法国公民托拉西诺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Ｔｏｒｒａｃｉｎｏ） 向澳葡政府提出申请， 欲将一种新的赌博方式——— “盟军地址小游戏”（Ｌｅ Ｐｅｔｉｔ Ｊｅｕ ｄＡｄｒｅｓｓｅ ｄｅｓ Ａｌｌｉéｓ） 引 入 澳 门， 最 终 澳 葡 政 府 驳 回 此请。②１９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华商曾锦祥呈请澳葡政府批准在蓬莱新街 ３９ 号开设 ３ 个月 “泵波拿”， ５ 月 ２８ 日， 又呈请在新马路 １１６ 号开设 ３ 个月。 其后， 又有秦壬、 芦桂、 黄彬等人纷纷呈请开设， 最后遭到集益番摊公司司事人高可宁禀请政府禁止。③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居住于上海的西班牙人 Ｊｕｌｉａｎ Ｉｂａｒｒｏｌａｚａ Ｇａｓｔｉａｓｏｒｏ 请求批准在澳门设立 “回力球” （Ｃｙｃｌｅ Ｂａｌｌ） 博彩。④从上述内容来看， 有关西式博彩在澳门的承充专营问题， 考虑到对中式博彩的冲击或影响， 澳葡政府难免心存顾忌而采取排斥的态度， 毕竟赌客群体是以华人占据绝大多数。 直到 １９３４ 年， 在该年１１ 月 １５ 日澳门财政厅刊布的 《 承充番摊章程大纲》 第十二条中， 仍然有对西式博彩的明确禁止规定： “所有二等或二等以下之牌馆， 及骰宝即吸吸棉羊、 牛牌暨骰宝同类之馆， 并西人一切赌彩之赌具， 未 经 例 定者， 一概禁止。”⑤不过， 随着时势变迁， 澳葡政府有时也会做些调整， 以与时俱进。·４３２·①②③④⑤《濠镜拾零》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 第三版， “香港新闻” 。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 第 １８３ 号卷宗， 第 Ｓ － Ｊ 号文件 （档案号： ＭＯ ／ ＡＨ ／ＡＣ ／ ＳＡ ／ ０１ ／ ０５０１４） ， 转引自 〔葡〕 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二十世纪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９） 》 ，第 ８５ 页。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８２９９， ＭＩＣ： Ａ１０１１， ｐｐ １ － １２，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３５０９， ＭＩＣ： Ａ１１８０， ｐ １，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第 ４７ 号。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１９３５ 年， 有澳门赌商为应对博彩业的不景气， 经呈请政府允准， 在澳门建设一赛车场。 据报道， 这一 “娱乐事业新花样”， 开办费用高达 ５０万元：近年不景气弥漫各地， 澳门亦受重大影响， 加以邻近的深圳赌场设备更佳， 后来居上， 显明地已经给人家占了优势， 所以愈觉凋零， 无复当年景况。 那些倚赖这几类行业发财的人， 连带关系， 也受了绝大打击。 于是就不得不另出奇谋， 用一些新鲜的噱头和刺激挽回诱人的口味。 跑狗场、 夜总会两处， 近年才设立的玩艺， 初时还可以吸收一部分游客的金钱， 日久生厌， 营业日益衰落。 最近筹备设立赛车场的计划， 也当然就是他们所谓繁荣澳门的新花样。 那一班承商们眼看生意如此冷淡， 岌岌可危， 终非善策， 决定联名呈请政府建立一处赛车场。 由政府拨出福隆后街的空地做场址， 费用和饷项由承商负责缴纳， 完全依照从前跑狗场的办法， 不过政府不收地价罢了。 现在已邀政府批准， 以五十万元开办， 收集股本有相当成绩。 日来正鸠工赶筑， 以便在明年元旦到来热闹一下。 场址面积很大， 看台大约可容纳观众万余人， 布置和跑道形式， 完全欧化。 此外还附设了各种赌具来招引看客， 门票大约分三角五角两种。 驾车人才， 为求胜任愉快起见， 不能不延聘此中好手。 现已分头往各地物色， 决以重金征募， 以期一新耳目， 为澳门的娱乐事业， 作一最后挣扎。①这一赛车计划， 可以视为著名的 “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 的先声，最终于 １９５４ 年变为现实。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在已成为孤岛的澳门， 民众苦中作乐， 举办了·５３２·① 黎慎玄： 《澳门娱乐事业新花样： 五十万元新建赛车场》 ， 上海 《电声》 １９３５ 年第 ４卷第 ５０ 期， 第 １１０９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一场慈善拳击比赛。 据报道， 这是澳门第一次举办拳击赛：跑狗场电灯公司俱乐部一□斗拳赛正式开锣， 在澳门系破天荒之举， 想今晚必万人空巷。 可惜长途车停开， 但一场慈善赛， 将收入所得振济孤儿， 热心人士当不惮长途跋涉之劳也。 今晚比赛拳师共四名， 两名为菲籍著名之拳师， 其他两名则为葡警， 个个体格健硕， 造诣甚深， 演来必有可观。 是晚拳赛门券□收西洋纸， 分一元二元三元三种。 为善种福自己， 造福孤儿， 且可大开眼界， 不妨莅场一看。①拳击比赛甚受欢迎， 次年 ５ 月， 为了给镜湖医院筹集经费， 又举行一场西洋拳术慈善赛。②总之， 澳门各种西式博彩的引进及其形式的变化， 既有博彩业承充商自觉主动的出击， 也有被动无奈的防范， 更有好事者出于其他目的而为之。 自清末广东弛禁赌博至 １９３６ 年严厉禁赌， 澳门博彩业大多数情况下皆处于不景气的状态， 穷则变， 变则通。 竞争的压力也是改革的动力， 除了在原有基础上推陈出新外， 引进西式博彩， 无疑是一条较好的出路。（二） 澳门博彩业承充专营中的西式博彩： 扑克和轮盘赌在晚清时期， 西式博彩进入中国的桥梁， 除了澳门之外， 还有上海。 上海的赌风不亚于广东地区， １８６９ 年， 德萨默赛特公爵访问上海后， 在英国上议会发表演讲， 其中毫不客气地称： “上海是罪恶的渊薮， 有鸦片之都、 中国第一赌城之称。”③ 这一问题的形成， 有学者认·６３２·①②③《拳赛今日举行》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慈善拳赛今晚举行》 ， 澳门 《大众报》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周武、 吴桂龙： 《上海通史： 晚清社会》 （第 ５ 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３５４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为， 西式博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那个时代， 几乎到了玩物皆赌的地步。 特别是那些外国赌具传入之后， 赌风日盛， 尤其是在租界当局的保护下， 形形色色的赌博手段都成了合法的赚钱工具， 使得本来就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更无可挽回了。”① １９２９ 年， 上海禁赌。 在 《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安局外部职员长警查禁烟赌施行简则》 中， “关于查禁赌之类别有八， 分别为轮盘赌、 花会、 摇宝、 番摊、 推牌九、 打沙蟹、 掷骰、 开场聚赌抽头营利者”。② 其中有两种为西式博彩， 即轮盘赌和打沙蟹③， 它们也是晚清民国时期在中国最为流行的西式博彩， 影响巨大。下文以这两种在中国流行最广的西式博彩为中心， 谈谈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引进西式博彩的情况。清中叶以后， 从国外传入的赌博形式如彩票、 扑克、 赛马、 赛狗、打弹子、 轮盘、 吃角子机等， 在沿海地区和通都大邑流行一时。 以深入人心之程度、 影响范围之最广， 毫无疑问即为扑克 （Ｐｏｋｅｒ）。④ 据 《清稗类钞》 中记述：·７３２·①②③④孙燕京： 《近代租界》 ， 中国华侨出版社， １９９２， 第 １３８ 页。《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安局外部职员长警查禁烟赌施行简则》 ， 《上海特别市政府市政公报》 １９２９ 年第 ２１ 期。沙蟹， 又译 “梭哈” ， 是英文 “ Ｓｈｏｗ Ｈａｎｄ” 的音译， 正式名称是 “ Ｆｉｖｅ⁃ｃａｒｄ ｓｔｕｄ” ，香港也有人称之为 “话事啤” ， 是一种扑克牌游戏。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做成最大的牌型并赢得赌局。 可以有 ２ ～ １０ 个玩家同时玩这个游戏。 发牌前， 必须先下基本的注额。 每位玩家发两张牌， 一张暗牌， 一张明牌。 第一圈， 拥有最大的明牌的玩家首先发言， 他可以下注、 不下注 （让牌） 或盖牌 （放弃） ， 也可以全压 （梭哈） 。 其他玩家可以跟注 （有玩家全压时必须全压） 、 加注或盖牌 （放弃） 。 然后发明牌。 第二圈和第三圈如此类推。 第四圈玩家要以他们手上的牌组成最大的牌型， 拥有最大的明牌的玩家首先发言， 他可以下注、 全压或盖牌。 其他玩家可以跟注或盖牌。 最后，每位玩家要比牌型的大小以确定赢家。 牌最大的玩家赢得所有桌上的赌金。葡萄牙学者阿马罗 （Ａｎａ Ｍａｒｉａ Ａｍａｒｏ） 教授介绍， 葡萄牙人曾将古老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三种纸牌游戏———马尼拉 （ Ｃａｒｔａｓ Ｍａｎｉｌａ） 、 康京 （ Ｃｏｎｑｕｉｍ） 及梭罗 （ Ｓｏｌｏ） 传入了澳门， 且一直在澳门普遍流行， 直到上个世纪初。 但这三种纸牌游戏和扑克不同。 〔葡〕 阿马罗 （ Ａｎａ Ｍａｒｉａ Ａｍａｒｏ） ： 《伊比利亚传统的澳门纸牌游戏》 ， 吴新娟译， 《文化杂志》 １９９５ 年总第 ２３ 期。

民国澳门博彩史扑克， 欧美叶子戏之总称， 有种种名目， 亦以纸为之。 其用掷色为游戏者， 以五骰掷点为胜负。 其次序， 有对子、 双对子、 三同全手 （即三同兼对子）、 四同全色等名目。 亦有用纸牌者， 分一点、 王后、 兵士、 仆从、 十点、 九点等名目， 其花色有四种。 游戏时， 人取五张， 其采以同花顺色、 四同、 全手、 同花、 顺色、 三同、 两对、 对子为次序。 达官贵人之豪赌， 以此为最， 一掷万金，日夕数次者， 时有所闻。 富商巨贾， 渐亦尤而效之， 京师、 天津、上海、 汉口皆盛行。 若夫乡曲小民， 则未敢冒昧从事， 盖既不欲自削其脂膏， 而又不能慷他人之慨也。 及宣统末， 商贾士庶亦尤而效之矣。①又据撰于民国年间的 《北平风俗类征》 “游乐” 一门记载：樗蒲之戏， 自昔而盛， 国变以来， 其风弥剧。 清鼎初革， 官司悬为厉禁， 丙辰丁巳间， 其禁忽弛， 而仅限于曲院， 意为首都商务计也。 今所盛行， 厥有麻雀、 扑克二种， 麻雀南人谓之 “扠”， 而北俗则名 “打牌”， 来自粤东， 同光间已盛行， 百年以来， 势未稍灭。 扑克则来自西夷， 尚未及二十年， 然已浸浸与麻雀齐驱， 其为祸较麻雀更烈。 其牌以厚纸为之， 次递五六， 即须更新， 故一场手谈， 废牌可高尺许， 核其消耗， 已及兼金， 而胜负出入， 亦较麻雀为巨， 以是毁家者， 盖不鲜鲜见矣。 此外如押宝， 摇摊， 牌九， 掷羊等类， 偶一为之， 不能成例。②扑克游戏， 最早由来华贸易的西人带来。 就目前的史料来看， 广东地区 （包括澳门） 是其起点， 并通过粤人传入内地。·８３２·①②徐珂编撰 《清稗类钞·打扑克》 （第 １０ 册） ， 第 ４８９９ 页。 文中提及的牌戏为沙蟹。李家瑞编， 李诚、 董洁整理 《北平风俗类征》 ， 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５９３ ～ ５９４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１８０７ 年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在华 ２５ 年， 大部分时间是在广州和澳门度过的。 他编有 《广东省土话字汇》 一书， 其中提到不少当时流行的赌博形式， 如打九张 （纸牌类）、 纸牌、 摘状元筹 （骰子戏一种）、 骰子 （摘色）、 钓鱼 （纸牌类） 等。① 其中提到的纸牌是中国传统的叶子戏之类， 并没有广东人玩西方扑克的记载。最早提到广东人玩西洋扑克的记载是在鸦片战争前， 美国人亨特的《旧中国杂记》 中曾提到：潘瑞兰 （十三行洋商） 的儿子铭官， 举止娴雅， 仪表总是那样整洁， 他的双手很美。 他很喜欢和外国侨民来往。 他学会打一手很好的惠斯特牌 （案， 类似桥牌）， 有一段时间是商馆里很受欢迎的客人。 他天生伶俐， 让人觉得他在聪明之外还有几分狡猾。 这一点表现在有一天傍晚， 在商馆打惠斯特牌时， 他不守规矩， 结果被从牌桌上开除出去。②到了晚清时期， 由于出洋华工的人数众多， 加上中西交往愈来愈频密， 扑克游戏开始逐渐在广东流行起来。 １９０３ 年， 一个曾去过旧金山、名叫 Ｌｅｅ Ｃｈｅｗ 的广东人， 在其英文自传中提到赌博中最主要的是番摊，但也有很多扑克。 中国人从美国人那里学来， 而且打得不错。 他们还有利用多米诺骨牌 （可能指牌九） 和骰子的赌博。③ １９０７ 年， 扑克作为一种赌具， 已脱离家庭朋友间的娱乐性质， 开始在赌场中大量出现。 当时广州出版的 《时事画报》 报道了这一 “赌具翻新” 情形：近来香山、 顺德、 新会各乡， 有出荷兰牌一种， 数人环坐， 以·９３２·①②③“Ｏｋ⁃Ｔｏｎｇ⁃Ｌｕｙ⁃Ｔｓｕｎｅｗｉｃｋｅｄ Ｂａｎｄｉｔｔｉ” ，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ｏ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Ｖｏｌｕｍｅ ３， １８２８，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ＸＸＩＶ。〔美〕 亨特： 《旧中国杂记》 ， 沈正邦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５１ 页。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４， Ｍａｙ １９０３， ｐ ２２８

民国澳门博彩史一头家派牌， 头一张则覆住， 以后则明揭， 先科若干作底， 第二张牌之后， 则由执得最大牌者开声， 再科若干， 如牌细者， 则不再科， 名曰 “埋龙”， 将先科之银作输； 或明知己牌不及人而执得大牌者， 本钱不及己反要赌多十数倍， 如牌大者不能再科， 则伊牌虽小， 众人所科之钱， 尽归彼得， 名曰 “偷鸡”。 “每有赌荷兰牌因此将产业、 儿女充作孤注者。 此风乡间近已盛行， 若不严禁， 遗祸当不鲜也。” “广东久已驰名赌省， 赌博一门， 若作专科学习， 恐非数年不能毕业。 旧有之赌博， 方且设法逐渐禁绝， 新兴之赌博，岂可听其贻祸民间乎？ 或曰： 方今法尚维新， 有此新赌法盛行， 正可巧立名 目， 招 商 承 办， 以 裕 国 饷 也。 噫！ 此 则 非 记 者 所 敢 知矣！”①这种荷兰牌， 就是前面提到的沙蟹。 １９０９ 年， 在南海紫洞墟出现了私开荷兰牌馆， 有五间之多。 据报道， “经黄鼎司查封， 该赌徒恃其党大人多， 抗不遵封， 该巡司只得禀请由县封拘云”。② 由于荷兰牌的流行， 赌徒以为有利可图。 １９０９ 年 ８ 月， 据香港外文报纸报道， 广州有人请求两广总督准予承充专营扑克牌赌， 结果遭到列名在禁赌机构中颇具影响力的绅士 Ｌｕｉ Ｔｓｏ Ｗｏｎｇ 呈文两广总督表示反对。 据说近来美国的扑克赌特别是 “ Ｓｔｕｄ⁃ｐｏｋｅｒ” （梭哈） 非常流行， 无论穷富皆·０４２·①②《赌具翻新》 ， 《时事画报》 １９０７ 年第 ３２ 期。 文中所述牌戏为沙蟹 （梭哈） 。 按， 粤人将扑克名之为荷兰牌， 或与 １９ 世纪初荷兰巴达维亚等殖民地的南洋华人有关系。据档案记载， 在 １８２６ 年， 因 “赌博挂欠” ， “林丙三叫陈芝黎卫与陈明牛” 。 据林丙三供称： “前在大南门赌公司内赌和 （荷兰） 牌， 晚输去银 ３０ 盾， 陈芝黎卫与明牛作头家， 晚将钞盾一张 １００ 盾付他找还， 尚伸 ７０ 盾， 任讨不还” 。 《和 （荷兰） １８２６年 ９ 月 ２２ 日， 拜五， 唐丙戌 （道光六年） 八月廿一日， 公堂嘧喳唠， 值月公勃低郑甲解官 （不到） 、 叶甲选官》 ， 〔荷〕 包乐史主编 《公案簿》 （第 ２ 辑） ，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３４８ 页； 又， 在 １８４２ 年， 某案中有 “合伙赌和兰 （荷兰） 牌” ， “合伙宝发赌和兰 （荷兰） 牌， 作六股， 晚亦有居股在内” ， 等语。 〔荷〕 包乐史主编《公案簿》 （第 ３ 辑） ，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２２３ 页。《禀请封拘荷兰牌馆》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第 ４ 版， “广东新闻” 。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很热衷， 以至于对西式扑克牌的需求剧增。 粤督已发文禁 止 扑 克 牌赌， 并命令该管各官员严厉查禁。① 据此可知扑克之赌， 在广东进化发展之速度。１９１１ 年广东禁赌， 禁赌示谕所涉及的赌博形式中没有将扑克包括在内， 时人认为也应当补入。 据云：昨接港商来函言张督禁赌之谕提出八款， 遗缺最紧要之荷兰牌一款。 从前本港人口岁中所值不过千百金， 近已增至二十余万元，始知内地各属多嗜此赌， 而以新宁、 番禺为尤甚， 若不明出禁令，遗害将甚于番摊。 盖别项赌博， 赢输资财仍在本土， 此则购置赌具， 已添数十万元之漏卮， 较麻雀、 十五糊为尤甚云。②总而言之， 在清末的广东， 扑克赌戏已经非常流行。澳门的扑克赌博何时进入赌场之中， 暂时无法考知。 １９３５ 年来澳游览观光的记者报道：粤中赌博最盛者为广州及澳门， 盖两地政府均藉赌捐收入以助政费也。 广州之赌窟均设于河南。 自珠江桥筑成后， 因交通之便，赌业更为发达。 各种赌博中， 以番摊为最流时行， 其他各式赌法应有尽有。 ……至于澳门之赌更为盛行， 赌之名目除粤中流行之番摊及掷鸡 （按， 可能是鱼虾蟹中的骰子上有鸡的缘故） 之外， 外国纸牌亦颇时髦。 纸牌以沙蟹输赢最巨， 次为俄国式之八九点， 此外各种彩券名目甚多。 嗜赌者至此， 将目不暇接。 惟近年亦因受不景气之影响， 盛况稍差矣。③·１４２·①②③“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Ｗｅｅｋ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０９ － ０８ － ０２， ｐ １０３《并禁荷兰牌》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粤省新闻” 。《广州及澳门之赌业， 名目繁多， 目不暇接》 ， 上海 《电声》 １９３５ 年第 ４ 卷第 ４０ 期，第 ８６７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这里提及的扑克博彩有两种。 之所以被引入澳门赌场， 可能与当时的纸牌流行情况有关。 １９３６ 年， 罗运炎在 《青年问题》 中论及 “赌”时便写道：海禁开后， 人人喜敬洋派。 烟酒以外， 又有洋赌引人人胜， 像那扑克一种， 为近今交际场中最流行的赌具， 几夺麻将而上之。 有某人由津抵京， 于火车数点钟内输赢百余万。 其他赌徒， 虽不能如此等的豪举， 然 “一纸风行， 无远弗届”。 这个霉菌， 总要算是最普遍的了。 中国人没有游戏， 有的就是赌博， 所以这种赌具到了中国， 如水就湿， 倍受欢迎。 但赌之为害， 不特使人倾家荡产， 更能使人寡廉鲜耻。 而扑克尤近投机， 实是西洋赌博中极为不道德之行为， 沉迷其中， 即使侥幸不至失败， 也是教人诈欺取财， 终属有损无益。赌商的与时俱进， 是为牟利着想， 而澳葡政府核准所请， 亦是出自培育博彩业发展壮大的目的， 以求能够获得更多的承充税饷。轮盘赌是赌城蒙特卡洛最主要的博彩形式， 清末传入中国后， 逐渐成为上海赌馆中最流行的一种西式博彩。① 前文提及， １９０７ 年， 曾有比利时商人试图在澳门设立 “轮盘赌”：据传一个比利时辛迪加试图获得葡国批准在澳门设立轮盘赌（ ｒｏｌｅｔｔａ， 即蒙地卡罗所设博彩）， 并承诺改善美化城市等许多优厚条件。 番摊承充者听闻这一消息后感到非常失望。②·２４２·①②１９２８ 年 《申报》 刊登了一则关于轮盘赌具的广告： “轮盘赌具号码盘， 制以坚实油木， 饰以光泽黑色磁漆， 旋动活落， 号码清晰， 分单双红白数门， 附有图样及说及明书， 大小三号， 价目列下……” 参见 《申报》 １９２８ 年 ７ 月 ８ 日， 本埠增刊第四版，“广告”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０７， ｐ ２．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或许是番摊赌商的坚决反对， 澳门的轮盘赌承充并未实现。 ２０ 年后的 １９２７ 年， 《香港华字日报》 在报道一则有关轮盘赌的新闻时， 还称之为 “澳门之新赌具”：澳门为赌博最盛之埠， 近又多一种新式赌具。 其名路辣 （译音）， 法以一个锅形木质盆， 径口约英三尺， 盆可旋转流利， 盆中立一木心， 木心之周围分三十六格， 每格记以号数， 由一至三十六， 盆内置一象牙珠， 博者先以银币购筹码， 然后任择一至卅六号码落注， 开者将盆摇动， 象牙珠在盆走动， 珠落某号之格， 即开某号中， 一赔三十五。 此种赌具， 设在赛马场， 每晚九点开至十二点。 男女中西人士往猎彩游戏者众， 所赌者动辄千数百元。 闻将设在新马路， 现在总统酒店对面之自由车店铺位， 由业主通知取回，谓将用以作游戏猎彩场， 曾得葡政府核准云。①所谓的 “路辣”， 应为轮盘赌的葡语 “Ｒｏｌｅｔａ” 音译。 从这则报道来看， 轮盘赌在澳门还是比较新颖的东西， 换句话说， 以前澳门应当是没有轮盘赌的。 并且， 此次开设轮盘赌还得到澳葡政府的批准。 其后，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由 于 澳 葡 政 府 准 许 在 华 人 新 年 开 设 轮 盘 赌（Ｒｏｌｅｔａ）， 这显然有损番摊承充人的利益， 因而， 集福番摊公司的李际唐呈请予以禁止。② 据此可知， 轮盘赌还被允许在华人新年开设， 大概和新年期间的骰宝博彩差不多。 所谓澳葡政府核准的 “游戏猎彩场”，只是昙花一现。 李际唐认为这违反番摊承充合同， 因而得到澳葡政府的支持而被禁止。 所以， 到了 １９３８ 年， 有上海记者来到澳门， 发现各个赌场均无轮盘赌， 大为惊奇， “澳门号称赌城， 但无轮盘， 只有银牌与摇骰两种， 轮盘为赌具中之要品， 竟付阙如。 据谓系政府禁止， 禁此而·３４２·①②《澳门之新赌具》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第 ７ 版， “港闻”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２１６６， ＭＩＣ： Ａ１１３３，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民国澳门博彩史不禁彼， 奇哉怪也！”①轮盘赌在澳门赌馆中是被禁止的， 民国后期， 间有赌商私开的情形存在。 不少来澳的游记中， 对此有所描述。 澳门轮盘赌最终被允许在赌场中合法开设是在 １９６１ 年， 澳门新一届博彩承充专营即将开始之际。据报道， 关于澳门的博彩合约问题， 经过两天的辩论， 澳门政务会批准了轮盘赌和其他西式博彩的承充专营。② 澳门博彩以中式博彩为主的情形至此才告终结。 据 １９６４ 年刊布的澳葡政府法令第 ７４６１ 号， 即 １９６１年 ７ 月 ４ 日何鸿燊与澳葡政府签订的博彩承充专营合同 （Ｒｅｇｕｌａｍｅｎｔｏｄｏｓ Ｊｏｇｏ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 ｅ Ｅｕｒｏｐｅｕｓ） 中， 规定将澳门赌馆 （过去名为番摊赌馆） 内 博 彩 主 要 分 为 两 类， 即 中 式 和 欧 式 （ ｏｓ Ｊｏｇｏ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Ｅｕｒｏｐｅｕｓ）。 中式为番摊和骰宝； 欧式为轮盘、 “铁路” 百家乐、 廿一点、 廿五门、 双门自由庄百家乐、 法国式纸牌博彩、 三十与四十、 法国庄、 花旗骰。③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时代的前进发展， 澳门的博彩形式愈加丰富。据澳葡政府与澳门娱乐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签订之 《澳门地区幸运博彩专营合约》 中规定的博彩形式包括中西博彩共计 ２７ 种， 分别为：ａ 百 家 乐 （ Ｂａｃａｒá）， ｂ “铁 路” 百 家 乐 （ Ｂａｃａｒá “ Ｃｈｅｍｉｎｄｅ ｆｅｒ”）， ｃ 双 门 自 由 庄 百 家 乐 （ Ｂａｃａｒá ｃｏｍ ｄｏｉｓ ｔａｂｕｌｅｉｒｏｓ ｄｅｂａｎｃａ ａｂｅｒｔａ）， ｄ 双门有限庄百家乐 （Ｂａｃａｒá ｃｏｍ ｄｏｉｓ ｔａｂｕｌｅｉｒｏｓ ｄｅｂａｎｃａ ｌｉｍｉｔａｄａ）， ｅ 法国庄 （ Ｂａｎｃａ Ｆｒａｎｃｅｓａ）， ｆ 廿一点 （ Ｂｌａｃｋ⁃Ｊａｃｋ）， ｇ 廿 五 门 （ Ｂｏｕｌｅ ）， ｈ 花 旗 骰 （ Ｃｒａｐｓ ）， ｉ 骰 宝·４４２·①②③《远东不夜之城： 东方蒙的卡罗虚有其名； 澳门！ 澳门！ 如此而已！ 赌窟派头甚小毫券两角即可下注； 舞场戏院娱乐场所不及上海远甚； 中央酒店执全澳娱乐事业牛耳；女子赌场通宵营业号称不夜天》 ， 上海 《电声》 周刊， １９３８， 第 １３０ 页。Ｍａｃａｏ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９６１ － ０６ － ２９， ｐ １Ｐｏｒｔａｒｉａ Ｎｏ° ７４６１， “Ａｐｒｏｖａ ｏ Ｒｅｇｕｌａｍｅｎｔｏ ｄｏｓ Ｊｏｇｏ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 ｅ Ｅｕｒｏｐｅｕｓ”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１ 日， 第 ５ 号。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Ｃｕｓｓｅｃ）， ｊ 十 二 号 码 （ Ｄｏｚｅ ｎúｍｅｒｏｓ ）， ｋ 法 国 式 纸 牌 博 彩（Ｅｃａｒｔé）， ｌ 番摊 （Ｆａｎｔａｎ）， ｍ 花旗摊 （Ｆａｎｔａｎ ｄｅ ｄａｄｏｓ）， ｎ 金露 （Ｋｅｎｏ ）， ｏ 幸 运 轮 （ Ｌｕｃｋｙ Ｗｈｅｅｌ）， ｐ 麻 雀 （ Ｍａｈ⁃Ｊｏｎｇ ），ｑ 角子 机 （ Ｍáｑｕｉｎａｓ ａｕｔｏｍáｔｉｃａｓ ｏｕ “ Ｓｌｏ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ｒ 牌 九（Ｐａｉ Ｋａｏ）， ｓ 话 事 啤 （ Ｐｏｋｅｒ）， ｔ 轮 盘 （ Ｒｏｌｅｔａ ）， ｕ 十 二 支（Ｓａｐ⁃Ｉ⁃Ｃｈｉ ｏｕ Ｊｏｇｏ ｄｅ ｄｏｚｅ ｃａｒｔａｓ ）， ｖ 三 十 与 四 十 （ Ｔｒｉｎｔａ ｅｑｕａｒｅｎｔａ）， ｗ 十 三 张 （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 Ｃａｒｄｓ ）， ｘ 双 起 （ Ｔｗｏ ｕｐｓ ），ｙ 弹子机 （Ｐａｃｈｉｎｋｏ）， ｚ 泵波拿 （Ｔôｍｂｏｌａ）。为迎合不同赌客的脾胃， 花样翻新， 层出不穷， 令人目不暇接。 从中可以看出， 西式博彩已经占据主体地位。第四节　 民国时期竞技类西式博彩的水土不服　 　 　 　 ———以澳门跑狗博彩为例竞技类博彩在西式 博 彩 中 占 据 重 要 位 置， 诸 如 赛 马、 跑 狗、 回力球、 赛车、 拳击以及各种球类运动等， 皆属 于 这 一 范 畴。 中 式 博彩中的斗鸡、 斗鹌鹑、 斗蟋蟀等亦可归入其 中。 民 国 时 期， 经 澳 葡政府批准， 可以在澳门经营的竞技类博彩主要有赛马、 跑狗和斗蟋蟀三种。 开办时， 需要政府核准， 领 取 准 照， 缴 纳 一 定 的 税 饷。 其中， 澳门的赛马是在中国出现最早的一种西式竞技类博彩。 斗蟋蟀在民国后期的澳门非常流行， 据说当时的澳门是省港澳三地斗蟋蟀的最高赛场， 每年中秋前后， 四处一片杀伐 声， 煞 是 热 闹。 汪 兆 镛《澳门杂诗》 中说澳门 “秋间斗蟀最盛” ， 有 “ 海国争雄举若狂” 之句。 香山人郑恪夫所撰的 《 澳门杂记 》 中云： “ 澳门斗蟋蟀之风亦盛， 粤中蟋蟀较他省所产者略大， 重量恒在六七分以上， 其 相 斗 亦较为剧烈。 斗时， 以戥称之， 适量而斗， 胜负至千数百金。 当秋日，各处人士于各处斗蟀收场之后， 则选带健蟀， 辐辏于澳 门， 为 最 后·５４２·

民国澳门博彩史之决斗， 且借以游乐， 相习成例， 殆为澳门一年中最热闹之时期。”①限于篇幅， 这里仅以跑狗为例， 来谈谈竞技类西式博彩在澳门的发展情况。（一） 跑狗博彩缘起现代 跑 狗 运 动 源 于 昔 时 欧 洲 王 公 贵 族 们 热 衷 的 “ 追 踪 狩 猎 ”（Ｃｏｕｒｓｉｎｇ， 携带猎犬狩猎） 。 这种狩猎活动的特点是使用的猎犬凭眼睛而不是凭气味追踪猎物， 靠速度和敏捷取胜， 最常使用的是奔跑速度快并勇于争先的格力犬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ｓ， 又译为灰狗、 灵缇） 。 在维多利亚时代， “追踪狩猎” 尤其盛行于英格兰西北地区， 好事者经常会举办各种比赛， 最著名的是一年一度的 “滑铁卢杯” 比赛 （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Ｃｕｐ， 因赛事举办地利物浦的滑铁卢酒店而得名） ， １８３６ 年由赛夫顿伯爵 （ ｔｈｅ Ｅａｒｌ ｏｆ Ｓｅｆｔｏｎ） 赞助创办。 １８５８ 年， 英国成立 “国家追踪狩猎俱乐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ｉｎｇ Ｃｌｕｂ） ， 贡献良多的赛夫顿伯爵被推举为主席。 １８８２ 年， 该俱乐部还设立了 “格力犬血统证书”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ＳｔｕｄＢｏｏｋ）， 以记录参赛的格力犬和狗主。② 尽管 “追踪狩猎” 比赛受到比较广泛的欢迎， 但囿于场地设施等条件， 它仍然不是一种易于普及的大众化运动。在 “追踪狩猎” 比赛发展到大众化的跑狗运动过程中， 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③ 这首先要从机械兔子的发明讲起。 在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 农场主为保护农作物免受肆虐的野兔侵扰， 将擅于猎杀的灰狗引入。 于是， 如影随形的 “追踪狩猎” 比赛活动也在美国出现。 “追踪狩·６４２·①②③郑恪夫： 《澳门杂记》 ， 《礼拜六》 １９２２ 年第 １７０ 期， 第 ５７ 页。Ｍａｒｋ Ｃｌａｐｓｏｎ， Ａ Ｂｉｔ ｏｆ ａ Ｆｌｕｔｔ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 １８２３ － １９６１，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 １３８ 该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 英国华威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ｒｗｉｃｋ） ， １９８９。相关内容主要参见， “Ｔｈｒｉｌｌｓ ｉｎ Ｄｏｇ Ｒａｃｉｎｇ” ，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Ｖｏｌ ４８， Ｎｏ ２ ， Ｈｅａｒｓｔ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 Ａｕｇ １９２７， ｐｐ ２６７ － ２７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Ｔｅ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ｉｎ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Ｘｌｉｂｒｉ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２ － １４。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猎” 比赛中通常伴有各种赌博活动。 正是因为它的这一特性， “追踪狩猎” 比赛迅速在美国发展起来。 比赛中使用活兔的随机性以及无固定的场地赛道等不利条件， 使得比赛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 这促使美国人史密斯 （Ｏｗｅｎ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ｍｉｔｈ， 被称为 “现代跑狗运动之父”） 在 １９０９年发明了最初的机械兔子 （ Ｌｕｒｅ Ｃｏｎｖｅｙｏｒ， １９１２ 年获得专利）。 直到１９１９ 年， 才有人建设了一条赛道并利用这个新玩意举行比赛。 １９２２ 年２ 月， 美国佛罗里达州海里亚市 （Ｈｉａｌｅａｈ） 举行了一场使用机械兔子并允许彩池投注的跑狗比赛， 标志着现代跑狗运动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的真正诞生。跑狗运动出现后没几年， 在海里亚市又迎来了一次新的突破。 １９２５年 １ 月， 跑狗进行了夜场比赛， 这对只在日间举行的赛马产生了很大冲击。 普通劳工阶层也可以在忙完一天的工作之后去观看比赛， 这使跑狗很快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消遣方式。 而且与赛马相比， 跑狗被认为是最诚实的赌博形式， 因为灰狗没有骑师去训练或诱导。新兴的跑狗运动接着又被引入了它的发源地英国， 从而使其进入一个爆发式的发展阶段。 １９２５ 年， 美国商人芒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ｕｎｎ） 取得机械兔子的专利使用权并将跑狗运动引入英国。 芒恩等人成立跑狗协会（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投资 ２５０００ 英镑将曼切斯特 Ｂｅｌｌｅ Ｖｕｅ体育场改建成跑狗场。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１７００ 多名观众观看了 ７ 只灰狗围绕椭圆赛道追逐机械兔子的 “跑狗”。 这是在英国第一次出现的现代跑狗比赛， 受到广泛欢迎， 并取得巨大成功。 该年年底， 跑狗协会就还清了建设跑狗场的 １００００ 英镑银行贷款。 到了 １９２７ 年年末， 全英国已经有大约 ４０ 间跑狗场。跑狗运动兴起后， 一些精明的西方商人看到其中的商机。 于是， 跑狗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地出现，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开普敦、墨西 哥 等 地 相 继 设 立 跑 狗 场。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 以 麦 边 （ Ｗ Ｒ ＢＭｃＢａｉｎ） 为首的英法等国商人率先将跑狗引入上海租界， 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跑狗场建成， 分别为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与 ７ 月 ３１ 日在公·７４２·

民国澳门博彩史共租界开幕的明园 （Ｌｕｎａ Ｐａｒｋ） 和申园， 以及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在法租界开幕的逸园。①（二） 澳门慈善商业博览会尝试引入跑狗———昙花一现的香港跑狗娱乐有限公司在以英国为中心的跑狗运动扩展过程中， 早已荣膺 “东方蒙特卡洛” 的澳门并不落后。澳门博彩业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除了受到当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冲击， 内地经济不景气外，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与晚清时期澳门遇到的情况一样， 陈济棠主政的广东公然开赌。 迫于形势， 无论是澳葡政府还是澳门的赌商都一心想着改变局面， 或将中式传统博彩推陈出新， 或别出心裁， 尝试新的花样， 引入如轮盘赌之类的西式博彩， 以吸引赌客来澳。 有着时髦新颖、 投资小见效快、 利润丰厚特点的跑狗运动无疑是澳门博彩业的一个新选择。 跑狗热潮在英国兴起后， 据香港 《士蔑西报》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的一则报道， 估计英国财政部每星期可以向跑狗场征收娱乐税和博彩税 １００００ 英镑。 从准许跑狗以来， 英国财政部已轻而易举地从中获益大约 １０ 万英镑。② 这一点， 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和商人来说， 充满着极大的诱惑力。·８４２·①②《西商组织育狗公司及赛狗会》 ： “赛狗一事， 为欧美习见之游戏， 其初创自英伦， 今则法、 美、 意、 德、 纽锡兰、 埃及等处， 无不盛行， 每届比赛， 观者空巷。 所用之狗多系一种猎犬， 视觉尖锐， 善跑能跳。 本盘西商对于此事， 已组织一育狗公司，以资提倡。 董事长为麦边， 董事为裴斯、 海亦姆、 利特哈立斯、 施派克、 色立克、惠尔逊等六人。 该公司系附属于英国赛狗会， 对于比赛一事， 则另组一万国赛狗会，现正着手组织， 预料明春即可实现。 并闻已有猎犬两批， 由英运华， 大约下月底前即可抵沪。 凡有兴玩狗者， 均得加入为会员。 详细情形， 可向外滩一号天祥洋行内该会名誉书记华生君接洽云。” 《申报》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第 １５ 版， “本埠新闻二” ； 《中国赛狗场改名明园》 ， 《申报》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 第 １５ 版， “本埠新闻二” ； 张宁： 《是运动还是赌博？： 跑狗论述与现代上海的成型， １９２７ ～ ３３ 》 ，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２００３ 年第 ４２ 期。“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Ｇｅｔｓ Ｅａｓｙ ￡ １０００００ ｆｒｏｍ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Ｃｒａｚｅ”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１９２７ － ０９ － １６， ｐ ７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澳门和跑狗运动最先发生联系的时间是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时间点与上海筹建跑狗场的时间相差无几， 那时上海最先建设的明园跑狗场还没有投入运作。 据当时香港 《士蔑西报》 报道， 在即将于 １０ 月举办的澳门慈善商业博览会上， 将引入跑狗作为博览会的一部分， 活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安排妥当。 消息中还称： “ 跑狗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格力犬来自英格兰， 将在博览会上每日展示， 有合乎资质的兽医和驯狗师照管。” 同时， 在消息中还顺便做了广告，欢 迎 有 兴 趣 的 人 士 前 往 香 港 九 龙 酒 店 接 洽。 “ 威 廉 姆 斯 （ Ｊ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前上海大华饭店 （Ｍａｊｅｓｔｉｃ Ｈｏｔｅｌ， １９２７ 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此举行婚礼） 和新加坡莱佛士 （Ｒａｆｆｌｅｓ） 酒店的经理被委任为公司总经理， 现在九龙酒店接洽愿意拥有赛狗 （ 狗主） 或愿 意投资的客户。”①１９２８ 年秋季的澳门慈善商业博览会， 是鉴于 １９２６ 年澳门首届工业展览会成绩不菲， 澳葡政府决意在望厦原址再次举办慈善商业博览会的。 此次展会的组织者为仁慈堂希望借此筹措款项， 以充善举， 如医院向贫民赠医施药等。② 澳门慈善商业博览会并非仅仅展示商品， 同时还有许多文化和游艺活动， 是当时澳葡政府发展旅游业的重要举措之一。引入跑狗也是此中之意。试图将跑狗运动引入澳门的主要推动者是澳门慈善商业博览会组织者之一艾萨席尔瓦 （Ｆ Ｇ Ｅçａ ｄｅ Ｓｉｌｖａ）。 这是在香港 《士蔑西报》 的报道透露的： “艾萨席尔瓦先生现在香港负责召集本地的商人和企业家参展， 博览会的举办者考虑到很多细节， 以满足参观者的需要。 除了许多新奇的物品之外， 还试图将跑狗引入澳门。”③·９４２·①②③“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ｃａｏ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Ｆａｉｒ”，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２８ －０５ －０９， ｐ ９王文达： 《澳门掌故·望厦》， 第 １３２ 页； 《 拱北关民国十七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第 ３７０ ～ ３７１ 页。“Ｍａｃａｏ Ｆａｉ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Ｌｏ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２８ － ０５ － ２２，ｐ ９

民国澳门博彩史到 １９２８ 年 ７ 月， 接连不断有消息传来， 称澳葡政府已经打算开设跑狗场。 据 ７ 月 １２ 日的新加坡 《海峡时报》 报道， 前新加坡莱佛士酒店经理威廉姆斯， 现在是新成 立 的 跑 狗 娱 有 限 公 司 （ Ｔｈｅ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Ｒａ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总经理， 该公司在香港注册并准备在澳门开设跑狗场。 威廉姆斯将负责用船运送 ６０ 只灰狗和相关赛事设施到澳门。 澳门正热切地期待这一运动的到来， 并认为跑狗运动在澳门一定会非常成功。① 没几天， 又有更进一步的消息称， 澳葡政府已决定允许在澳门跑狗， 并把牌照批给了一间香港公司去运营。 跑狗将在秋季的澳门慈善商业博览会上率先亮相， 随后会在澳门选址开办。②种种迹象表明， 澳门跑狗的筹办工作似乎进展顺利。 然而， １９２８年 １１ 月 ３ 日， 受到台风等因素影响而推迟的澳门慈善商业博览会终于开幕时， 在报章上说了好多次的跑狗始终没有在博览会中出现， 至少在对博览会事无巨细、 一一载录的有关报道中只字未提。③昙花一现的香港跑狗娱乐有限公司随后音讯全无， 在当时的报章中再也觅不到一点踪迹。 １９２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 《香港政府宪报》 登载了高等法院的一则有关跑狗娱乐有限公司的通知 （第 ３８７ 号）， 内文中说， 如果该公司自本通知公布后两个月内不能获取资格开办， 将该公司从公司登记名录中除名注销 （ｓｔｒｕｃｋ ｏｆｆ）。④ 两个月后， 即 ９ 月 ２９ 日， 《香港政府宪报》 再次登载了高等法院的一则通知 （第 ４９４ 号）， 宣布将跑狗娱乐有限公司从公司登记名录中剔除。⑤ 这两条史料记载说明， 先前新加坡 《海峡时报》 的报道不确切， 香港跑狗娱乐有限公司并没有得到澳葡政府批给的牌照。让人好奇的是， 香港跑狗娱乐有限公司究竟是什么来路？ 前上海大·０５２·①②③④⑤“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１２ Ｊｕｌｙ １９２８， ｐ ８“Ｄｏｇ Ｒａｃ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ｃａｏ”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２８ Ｊｕｌｙ １９２８， ｐ １０“Ｍａｃａｏ Ｆａｉｒ”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 － １１ － ０５， ｐ ６ＧＡ １９２９ ｎｏ ３８７，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２， １９２９， ｐ ４０６ＧＡ １９２９ ｎｏ ４９４，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７， １９２９， ｐ ５０９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华饭店的经理威廉姆斯被何人委任为公司总裁？ 问题的答案， 似乎可以从大华饭店的所有者那里找到。 大华饭店的所有者为英商乔治·麦边（Ｇｅｏｒｇｅ Ｍｃｂａｉｎ）， 也 就 是 上 海 最 早 开 幕 的 明 园 跑 狗 场 的 创 办 人 之一———麦边的父亲。 威廉姆斯曾受雇于麦边家族， 并且香港跑狗娱乐有限公司运送的狗只的最终目的地应该是上海。 由此可以推测出， 在上海明园跑狗场筹办如火如荼之际， 麦边还有在澳门开设一个跑狗场的打算。①１９２８ 年澳门引入跑狗运动的初次尝试受挫， 显然与当时澳门的博彩形势有关。 跑狗运动是赛马的最直接竞争者。 在英国的跑狗运动方兴未艾之际， 就有评论说， 跑狗具有许多赛马无可比拟的优势， 诸如赛道近在咫尺、 贴近观众、 更加刺激等， 将会给赛马造成致命的打击。② 当时的澳门跑马场刚刚建成开幕一年多的时间，③ 若跑狗来分一杯羹， 显然不是那些持有赛马股份的中葡等国商人所乐见的， 必然会受到澳门当地利益团体的抵制。 加之， 澳门的跑马场从 １９２４ 年拟议到 １９２７ 年建成， 前前后后花费了三四年时间。 尽管跑狗场的投资没有跑马场大， 申请牌照、租场地以及建设之类的， 起码也要一年半载。 总之， 香港的跑狗娱乐有限公司最终胎死腹中并不出人意外。 不可否认的是， 这次尝试产生一定的影响， 至少在舆论上， 为澳门此后跑狗博彩的发展留下一定的空间。（三） 澳门源源番摊公司办跑狗———一波三折的澳门赛狗会１９２８ 年上海三家跑狗场相继开幕， 掀起了一股热潮。 跑狗具有 “声、光、 电” 的现代性， 成为填补小市民和新兴工人阶级娱乐的极佳方式。 然·１５２·①②③麦边等人创设的中国赛狗会曾登有类似推销开办赛狗场的广告。 《欲创办中国赛狗会者注意》： “兹有殷实英商专办最新式赛狗场机器， 以及绘图打样， 一应包办。 凡欲创办赛狗会者， 请投函上海邮政信箱 ４９１ 号。” 《申报》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第 ８ 版， “广告”。“Ｗｅｅｋ⁃ｅ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２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２７，ｐ ８《拱北关民国十七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 ３７０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而， 跑狗实质上就是变相的赌博， 被视为劳工阶层的毒药和诅咒， 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而上海跑狗开办之初， 就受到了华人团体和国民政府的反对， 要求租界当局予以取缔禁止。 迫于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的压力日渐增大， 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上海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尽速关闭跑狗场。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７ 日又决议自 ４ 月 １ 日起在租界内禁止赛狗。①无奈之下， 即将被关停的明园和申园跑狗场只得另谋出路。 其中申园打算迁往澳门发展。 据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 《香港工商日报》 的报道：“上海自赛狗之风盛行后， 当地士女无不认为一种时髦赌具， 如蚁附膻， 而种种罪恶， 亦因是丛生不已。 当局为维持风俗起见， 业经下令禁止。 惟查沪上赛狗场获利最丰， 而又资本最雄厚者， 厥推申园。 该园自接到停止营业令后， 知难力争， 然又不忍恝置， 乃思向华南择地发展。现闻该园现由干部议决迁往澳门， 乃派人往谒澳督， 经几度之磋商， 结果甚为完满。 现在场址仍未择定， 大约本年四五月间， 当可开始经营。此业一开， 马交石上， 又不知多却几许游客矣。”②申园跑狗场派遣来澳的人员是济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ｏｇａｎ Ｇｅｒｒａｒｄ， 又译为 “吉拉德” 或 “吉尔拉德” ） 。③ ３ 月 １４ 日， 《澳门政府宪报》 上登载了一则通知称： “财政厅宣布契约稿纸乙张， 将赖思喇提督大马路连续之地段一坵， 租与济喇， 为建筑赛狗场之用。”④ 然而， 在获批跑狗·２５２·①②③④参见张宁 《是运动还是赌博？： 跑狗论述与现代上海的成型， １９２７ ～ ３３》 ， 台北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２００３ 年第 ４２ 期。《澳门将有赛狗场出现》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 第三张第二版。《澳门亦跑狗， 上海狗厂之分号》 ： “澳门二月十九日路透电， 上海跑狗场主吉拉德刻已得葡当局允许， 发给照会， 在澳门主办跑狗场。 刻公司在组织中， 大部分资本已筹就， 预料四五月间开幕云。” 《大公报》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第 ４ 版。 又， 《沪赛狗场禁止后， 又移设澳门， 当局已发执照》 ： “澳门十九日路透电， 葡国当局已允准，前上海赛狗场经理吉尔拉德氏， 在澳门办理赛狗场， 并已发给允准执照。 赛狗公司已经成立， 大部资本， 亦已投交。 预料第一次赛狗， 于四五月间即可实行云。” 《京报》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第 ３ 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第 １１ 号。 济喇曾在 １９１０ ～ １９１５ 年担任著名的上海礼查饭店 （Ａｓｔｏｒ Ｈｏｕｓｅ Ｈｏｔｅｌ， 现在的浦江饭店） 经理，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ｗｉｋｉ ／ Ａｓｔｏｒ＿ Ｈｏｕｓｅ，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ｉｔｅ＿ ｎｏｔｅ － １１９。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牌照大约两个月后， 申园跑狗场在 ５ 月初又将该牌照转让给了一个由英国人、 葡萄牙人和中国商人组成的辛迪加。 据香港 《士蔑西报》 报道：一个新成立的香港公司负责运营澳门跑狗事务。 济喇先生与澳门跑狗事务已经没有关系了。 该公司的具体情形现在不详， 据了解其资本大概为 １５ 万 ～ ２０ 万元。 上海的约维诺 （Ｌ Ｆ Ｊｏｖｉｎｏ） 被聘为跑狗场总经理， 目前正在上海负责安排狗只和设备等运澳的工作。 现在还不清楚跑狗场赛道何时开始建造， 加上场地、 看台、 狗舍之 类， 这 可 能 需 要 一 定 的 时 间。 辛 迪 加 的 发 起 人 是 殷 理 基（Ｈｅｎｒｉｑｕｅ Ｎｏｌａｓｃｏ ｄａ Ｓｉｌｖａ）、 施多尼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Ｍａｒｉａ ｄａ Ｓｉｌｖａ） 和范洁朋 （Ｆａｎ Ｋｉｔ⁃ｐａｎｇ） 先生， 新公司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一些知名的英商和华商。①这个新公司即澳门跑狗公司 （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也被称为 “澳门赛狗会” （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Ｃｌｕｂ）， 其主要投资者是以范洁朋为总司理的澳门源源公司。 在上海就禁止跑狗进行反复交涉之际， 澳门正值博彩业承充专营权换届。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澳门番摊·３５２·① “Ｄｏｇ⁃Ｒａｃｉｎｇ Ｔｒａｃｋ ｆｏｒ Ｍａｃａｏ：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ｆｏ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３１ － ０５ － ０９， ｐ １２ 这则新闻中提及了两名澳门土生葡人， 即殷里基和施多尼。 殷里基为著名的伯多禄局长之子， 律师， 澳门法区副立契官， 在澳门开设了民众大药房 （ ＳＯＣＯＮＹ）。 他还是荷兰驻澳门领事、 市政厅总督公会委员、 土生葡人历史学家白乐嘉 （ Ｊｏｓé Ｍａｒｉａ Ｂｒａｇａ） 所创的葡英双语刊物 《澳门视界报》 （Ｔｈｅ ＭａｃａｏＲｅｖｉｅｗ） 的主编、 共和派报刊 《澳门之声》 （Ａ Ｖｏｚ ｄｅ Ｍａｃａｕ） 的社长。 同时， 他还是歧关车路和市政厅的油料供货商、 澳门电灯专营公司和澳门番摊专营公司的律师。施多尼， 曾任澳葡政府译务署长 （１９２５ 年） 以及华务局长 （１９３７ 年） ， 其兄施之古（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Ｘａｖｉｅｒ Ａｎａｃｌｅｔｏ ｄａ Ｓｉｌｖａ） 是首位在葡萄牙议会所在地圣本托宫 （ Ｓ Ｂｅｎｔｏ）拥有一席之地的澳门人。 施多尼亦曾当选葡萄牙共和国众议员。 施多尼在任澳门华务局长期间， 撰有 《葡国魂诗集本事》 （ Ｓｕｍａｒｉｏ ｄｏｓ Ｌｕｚｉａｄａｓ） （中葡对照， 徐佩之译） ， 澳门官印刷局， １９３７； 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 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ａ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７， Ｍａｃａｕ： Ｉｍｐｒｅｎｓ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１９３８。 参见 “ Ｃａｒｔａ Ａｂｅｒｔａ ａｏ Ｓｒ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 Ｎｏｌａｓｃｏ ｄａＳｉｌｖａ” ， Ｅｃｏ Ｍａｃａｅｎｓｅ， ２１ ｄｅ Ｍａｉｏ ｄｅ １９３２， ｐ ４； 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５ 卷） ， 第 ２２９６、 ２４５６、 ２７６９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开投， 招人承充。 来自香港的商人黄叔平出价 １４０ 万元获得了承充专营权， 并于 １２ 月 ８ 日经澳葡政府批准在板樟堂前地设立源源公司， 公司的股东还有范洁朋、 李汉池、 叶作朋、 李光耀、 伍信、 陈翰等人。① 源源公司打破了澳门博彩业过去一直为卢九、 李镜荃、 高可宁等当地华商家族所把持的局面。② 澳葡政府对新的博彩承充公司寄予厚望， 要求必须实施一些对澳门有益的条款， 比如提高番摊馆的设施档次等。③ 为此， 据源源公司于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呈递给澳葡政府的禀文称， 源源公司开始运作后， 除了投资约 ５ 万元在澳门中央大酒店设立濠兴一等番摊馆， 以及配合澳门发展旅游娱乐业的需求， 为一艘轮船提供津贴以开通港澳夜航航线之外， 同时还成立了一间跑狗公司。④ 另外， １９３２ 年澳门赛狗会登载的一则通知称， 公司的总部地址设在中央酒店五楼。⑤ 综合上述史料， 可见源源公司就是澳门赛狗会的主要投资方。在粤港澳等地的中英葡政商界人士的携手努力之下， 因缘际会的澳门跑狗博彩， 虽然姗姗来迟， 但终告成功落地澳门。 澳门跑狗公司设立后， 马上即投入紧锣密鼓的跑狗场建设工作。澳门跑狗场的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 由于获取相关装置设备的困难以及天气原因， 整个夏天工程都是停滞的， 甚至让那些心存怀疑的人以为跑狗场永远都不能变为现实。 其后的一段时间， 虽有所进展，但仍然比较迟缓。 至 １２ 月中旬， 香港 《士蔑西报》 的记者在参观后报道， 称跑狗场的场地和赛道的准备工作已取得了很大进展。 建设者们正加班加点努力， 以使跑狗场能尽早竣工。 许多狗场建筑物已经建成， 最重要的建筑大看台也即将完工， 一周内应该可以交付使用。 澳门赛狗会也已宣布将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幕， 举行第一次跑狗比赛。·４５２·①②③④⑤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２８８５， ＭＩＣ： Ａ１１５９， ｐ ２６，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６ 日， 第 ２７ 号。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３２９９， ＭＩＣ： Ａ１１７２， ｐ ３１，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２８８５， ＭＩＣ： Ａ１１５９， ｐ １３，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３２９９， ＭＩＣ： Ａ１１７２， ｐｐ ３１ － ３２，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Ｃｌｕｂ： Ａｖｉｓｏ” ， Ａ Ｖｏｚ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１ ｄｅ Ｓｅｔｅｍｂｒｏ ｄｅ １９３２， ｐ ２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同时， 该名记者还详细地描述了当时所见到的跑狗场情况：跑狗场最引人注目的是电力控制塔， 它被设计成中式建筑， 主要功用是控制电兔。 此外它还控制着其他一些电力设置， 包括 ３００盏电灯， 每盏灯是 ３００ 烛光 （ｃａｎｄｌｅ ｐｏｗｅｒ）， 当比赛开始之前， 照亮赛道， 与此同时周围的灯则熄灭， 效果颇吸引人， 也使跑狗比赛更加有趣……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看台可为 ２０００ 名观众提供舒适的座位……现代化的狗舍整洁好看， 能够容纳 ３００ 只格力犬， 现在差不多有 ２００ 只， 有专门的兽医照管， 狗食是特别制作的食谱， 每隔一段时间由 专 人 看 护 喂 养 …… 跑 狗 场 经 理 是 上 海 的 约 维 诺 （ Ｌ ＦＪｏｖｉｎｏ）， 助理是麦格拉斯 （Ｍ ＭｃＧｒａｔｈ）， 也是一名驯狗师， 麦格拉斯的兄弟是澳大利亚格力犬养殖者。 曼多劳夫 （Ｌ Ｍａｎｔｕｒｏｆｆ） 负责控制塔， 他在上海干这个工作已经有三年了。 澳门跑狗场雇用了大量人员， 负责驯狗和养狗的有 ３ 个欧洲人、 ６ 个俄国人和 １８ 个中国人。整个赛场上大约有 ６０ 名员工， 包括负责投注和在看台上服务的人员。①这位记者最后还透露， 跑狗运动最热心的推动者是澳门电灯公司的嘉理仁 （Ｆｒｅｄｅｒｉｋ Ｊｏｈｓｏｎ Ｇｅｌｌｉｏｎ）②， 没有他的努力， 工程的进展不会这么快。 赛狗的训练已经开始， 机械装置也运行良好， 令人满意。 澳门公众现在有机会看到赛狗每天下午的训练。 经特别安排， 周日 （１２ 月 ２０日） 下午的参观者将可以见识一下跑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③·５５２·①②③“Ｍａｃａｏｓ Ｌａｔｅｓｔ Ｓｐｏｒｔ， Ｎｅａｒｌｙ 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 Ｄｏｇ Ｒａｃｉｎｇ，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Ｐｌａｎ”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３１ － １２ － １９， ｐ １１嘉理仁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被任命为英国驻澳副领事， 这是 ３０ 多年之后英国再次在澳门设立该职位， 他的上一任是金文泰 （ Ｓｉｒ Ｃｅｃｉｌ Ｃｌｅｍｅｎｔｉ） 。 嘉理仁在澳居住 ２０ 余年， 是当地社区最受欢迎的成员之一。 “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ｏ： Ｍｒ Ｆ Ｊ Ｇｅｌｌｉｏ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ｔｏ ＢｅＶｉｃｅ⁃Ｃｏｎｓｕｌ”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３６ － ０４ － ２８， ｐ ５“Ｍａｃａｏｓ Ｌａｔｅｓｔ Ｓｐｏｒｔ， Ｎｅａｒｌｙ 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 Ｄｏｇ Ｒａｃｉｎｇ，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Ｐｌａｎ”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３１ － １２ － １９， ｐ １１

民国澳门博彩史紧接着， 澳门赛狗会在位于澳门新马路 １９ 号的公司总部又举办了会员招募、 格力犬选号抽签以及狗主和犬只命名等赛前的准备活动。 每只格力犬出售给会员的价格是 ３００ 元。 被选中的格力犬将在青洲跑狗场（Ｇｒｅ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 参加比赛。 并且欢迎有兴趣的各界人士前来公司总部或公司在香港的办公地点中天行 （Ｃｈｕｎｇ Ｔ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申请入会。①澳门公历新年后的第一次跑狗即将举行。 圣诞节的前一日， 香港的《士蔑西报》 乐观地宣布， 从跑狗风靡世界的情形来看， 澳门的跑狗拥有光明的未来， 毫无疑问， 会像其他地方一样获得成功。② 尽管一切看起来都有点赶进度， 略显匆忙， 不过， 社会各界仍很期待。 １９３２ 年 １月 ２ 日 （周六） 晚间， 澳门跑狗场举行了第一次跑狗比赛。 周六的比赛共有 ８ 场， 各场赛事以地名命名， 依次为汕头、 厦门、 九龙锦标赛，二龙喉 （Ｆｌｏｒａ）、 青洲跨栏赛， 广州、 香港和最后压轴的澳门锦标赛。周日， 又举行了第二次跑狗。 记者 １ 月 ４ 日的报道称： “澳门跑狗场举行了两次跑狗， 在澳门掀起了热潮。 赛事引人入胜， 包括不少来自香港和内地的观众都对此感到满意。 因赛狗时间设在周六和周日的晚间举行， 第一次赛狗后， 就有一些人议论， 周日的赛事如能改在下午举行，将会更好。 这样可以方便来自香港或广州的观众。”③关于跑狗场开幕的报道， 虽然没有泼冷水的， 但字里行间让人感到话中有话， 澳门的跑狗似未能尽如人意。 不管怎么说， 新奇的跑狗起初应当是能够吸引不少人的， 从开幕到 ３ 月 ３ 日， 澳门跑狗已经有了 ２０次比赛结果，④ 差不多每周有两场赛事， 看起来进展还比较顺利。１９３２ 年 ６ 月， 一条消息传来， 澳门赛狗 会 与 跑 狗 场 经 理 约 维 诺·６５２·①②③④“Ｍａｃａｕ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Ｃｌｕｂ： Ｎｏｔｉｃｅ”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３１ － １２ － ２２， ｐ ４“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Ｓｗｉｆ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Ｈｏｗ Ｉｔ Ｓｐｒｅａｄ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Ｂｒｉｇｈ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ｔ Ｍａｃａｏ”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３１ － １２ － ２４， ｐ １６“ Ｔｈｅ Ｄｏｇ Ｒａｃｉｎｇ ａｔ Ｍａｃａｏ，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Ｃｏｎｔｅｓｔｓ”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１９２８ － ０１ － ０５， ｐ １０“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９３２ － ０３ － ０３， ｐ ４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Ｌ Ｆ Ｊｏｖｉｎｏ） 合同已经终止。 从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 约维诺就不再介入澳门跑狗事务了。① 约维诺离职后， 澳门跑狗依然在继续。 ６ 月 ２０日 《香港华字日报》 登载的澳门赛狗会启事云： “会友及各界注意， 澳门赛狗会夏季开赛时间： 星期三晚九时正， 星期六晚九时半开赛 （开赛日期有大船往来港澳）。”② ９ 月 １ 日， 澳门赛狗会宣布将跑狗场管理权移交与嘉理仁， 由其接任跑狗场经理一职。 据称， 嘉理仁拟采取一系列措施， 以改善服务， 使比赛更具吸引力和更受欢迎。③ 前面我们曾提及 “热心的” 澳门电灯公司总经理嘉理仁。 主要是在夜间比赛的跑狗场是用电大户， 可以想见与澳门电灯公司关系匪浅。 跑狗场经理换人，从所谓采取措施 “改善服务” 之类的说辞来看， 说明原经理约维诺的经营管理欠佳， 跑狗场的状况不怎么景气。嘉理仁接手青洲跑狗场之后， 做了不少改进。 据写于 ９ 月 ３０ 日的新闻报道， 这些改善措施使跑狗运动看起来会长久存在下去， 许多狗赛常客对此表示满意。 跑狗场又进口了 ２５ 条狗， 不久即可在赛道上看到它们。 狗场职员也已完全熟悉了他们的工作。 其中的变化之一是冬季赛程的设置， 赛事每周两次， 即周六晚 ９ 时 １５ 分和周日下午 ２ 时 １５ 分。为方便观赛， 还有特别安排来往的轮船。 记者还说道， 如果有精彩的跑狗赛事和宜人的天气， 将会有更多人来澳门观看跑狗。 同时， 跑狗场欢迎任何合理可行的建议， 以改善跑狗条件和方便公众。④ 这反过来说明， 澳门跑狗场未臻完善， 仍有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嘉理仁主持跑狗场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针对赛事做了不少调整之类的工作。 例如， 在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澳门赛狗会的广告中可以看到， 澳门跑狗比赛时间改为周六和周日晚上 ９ 时 １５ 分。 会员门票 １ 元， 普通·７５２·①②③④“Ｅｃｏｓ ｄａ Ｓｅｍａｎａ： Ｃｏｒｒｉｄａ ｄｅ Ｇａｌｇｏｓ” ， Ｅｃｏ Ｍａｃａｅｎｓｅ， １８ ｄｅ Ｊｕｎｈｏ ｄｅ １９３２， ｐ ４《澳门赛狗会启事》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第二张第三页， “广告” 。“Ｅｃｏｓ ｅ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Ｃｌｕｂ” ， Ａ Ｖｏｚ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２ ｄｅ Ｓｅｔｅｍｂｒｏ ｄｅ１９３２， ｐ ３“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ｉｎｇ Ｍａｄｅ ａｔ Ｍａｃａｏ” ，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３２， ｐ ６

民国澳门博彩史观众的门票价格是 ４０ 分。 有 ２ 元的彩池投注 （ Ｐａｒｉ⁃ｍｕｔｕｅｌｓ） 和 １ 元的现金彩票投注 （Ｃａｓｈ Ｓｗｅｅｐｓ）。① 然而， 澳门跑狗问题依然很多， 经营状况有每况愈下之势。 为扭转局面， 跑狗场违规增加跑狗次数， 达到每周三四次， 跑狗的赌金计算， 也出现滥用的情形。 为此，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初， 澳葡政府制定了严厉的法令， 要求跑狗次数减至每周两次， 猜投赌金应专门使用， 从赌注中所获收益需用于改善公共设施和提高跑狗场的标准。 跑狗所采用的赌金计算， 要确保价格公道和小赌注。 增加狗只，以避免再出现老是同样的狗只互相比赛， 这样会毁了这一运动。 澳葡政府声称， 颁布这一法令的意图是改善跑狗场条件， 为公众提供更舒适和更便利的条件以享受这一运动。 总之， 在整个赛狗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将检讨从中所取得的经验， 以便改进。②澳葡政府要求跑狗场增加狗只， 不能老用同样的狗来跑， 显然是澳门赛狗会的狗只数量不敷使用， 原因无外乎是养狗成本太高。 当时每只狗的饲养大约需要 ３００ 元， 且死亡率较高。 在当时的科技和医疗条件下，能上场比赛的跑狗寿命平均只有三年， 澳门逸园跑狗场每月需要从澳大利亚进口 ３０ 只新狗， 才能满足赛事需求。 此外， 澳门跑狗还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 比如天气， 不能下雨， 太冷也不可以。 曾经因为晚上太冷， 有将赛狗时间改在午后的例子。③ 同样， 跑狗和跑马是有冲突的，如果当天有赛马， 跑狗就必须另换一个时间， 一般是改到晚上。④最为致命的是， 跑狗场的发展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正像在华南一样， 澳门的商业和贸易在 １９３０ 年代初期下降到了历史新低”⑤。·８５２·①②③④⑤“Ｄｏｇ Ｒａｃｉｎ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３ － ０９ － １６， ｐ ３“Ｄｏｇ Ｒａｃｉｎｇ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Ｔｗｉｃｅ ａ Ｗｅｅｋ， Ｄｒａｓｔｉｃ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１９３３ － １２ － ０９， ｐ １７“Ｎｏｔｉｃｉａｒｉｏ： Ｃｌｕｂｅ Ｄｅ Ｃｏｒｒｉｄａｓ ｄｅ Ｇａｌｇｏ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 ， Ａ Ｖｏｚ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９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ｄｅ１９３３， ｐ ３“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Ｃｌｕｂ： Ａｖｉｓｏ” ， Ａ Ｖｏｚ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３１ ｄｅ Ｄｅｚｅｍｂｒｏ ｄｅ １９３２， ｐ ４《美兰德总督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报告》 ， ＡＨ ／ ＧＧＭ ／ １７，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民政厅档案， 转引自杰弗里·Ｃ 冈恩： 《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 秦传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９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１９３３ 年冬， 深圳赌场开业， 使澳门赛狗会的主要投资者源源公司遭到致命一击， 渐渐不支。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一位笔名为禹公的记者写于澳门的通讯中说：近一两年来， 因经济的破产， 连赌客也大大地减少。 第一个原因是别处的赌博事业， 亦颇发达……澳门的市面， 乃倍觉衰落。 在今年一年中， 所有赌馆， 几乎有半数不能维持。 澳门政府赌税的收入， 据说减少的数目已在三分之一以上。 似这般不景气潮流， 影响到澳门大赌场， 大概非澳门当局者始料未及吧？ 仅以前年和今年而论， 一到街道上， 别的不必说， 只要一看房子空关着的增加和商店倒闭的相继， 赌场停业者的不绝， 行人的减少， 就可以见到澳门内部的经济恐慌是怎样深刻……东方的蒙特卡罗乎！ 现在也逐渐地陷入没落之中了！①澳门赛狗会自然受到了连带的影响。 １９３４ 年年初， 澳门赛狗会宣告终结， 已无力经营的跑狗场被转让给了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 １９３４年 ９ 月 ４ 日， 澳葡政府宣布， 以范洁朋为总司理的源源公司倒盘， 经澳督批示注销合同， 按柜银 ４６６６６６ ７ 元也被充公。②（四） 命途多舛的澳门跑狗博彩惨然落幕———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时期澳门跑狗博彩的发展可谓生不逢时， 受到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 惨淡经营， 岌岌难支。 赛狗会经理虽然换为嘉理仁， 他苦心孤诣， 也未能打个翻身仗， 起死回生。 特别是在当时主要的·９５２·①②禹公： 《东方蒙特卡罗之死亡 （澳门通讯） 》 ， 北平 《社会周刊》 １９３４ 年第 １ 卷第 ３０期， 第 ５９０ ～ ５９１ 页。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５１１７， ＭＩＣ： Ａ１２３８，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９ 日， 第 １０ 号；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第 ５０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股东源源公司已是泥菩萨过江， 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澳门跑狗场再也无力支撑， 最终被迫转手。根据葡文档案记载， 澳 葡 政 府 与 南 华 赛 狗 游 艺 有 限 公 司 （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 签订过跑狗场租地合同。 合同规定，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９ 日， 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提出申请租用跑狗场地块，跑狗场的面积是 ４３０４３ ３７ 平方米， 并于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获得批准。①这说明澳门赛狗会租用的跑狗场地块此前已经被澳葡政府收回。 那么，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的设立时间和澳门赛狗会的转让时间都应该在 ４月 ９ 日以前。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刚刚获得澳门跑狗场租地合约后不久的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 又被再次转手， 新公司仍然使用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名义营业。 这种情形在澳门各种承充专营的权利转移中司空见惯， 前述申园跑狗场就将跑狗牌照转让给了澳门赛狗会， 即是一例。 据 《澳门政府宪报》 登载的一则承顶告白云：承顶南 华 游 艺 有 限 公 司 （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ＣｏＬｔｄ） 告白： 南华游艺有限公司惟一股东陈三姑、 麦全、 郑洪等自愿将在澳门之南华游艺有限公司全盘生意资产及该公司所得澳门政府及其他公司一切权益等项顶授与王江及林权承授， 定于西历一九三四年七月拾日正午在澳门新马路黎登大律师写字楼交易，所有陈三姑、 麦全、 郑洪无论个人或联名或其代表人， 以公司名义担保或按揭及缔结其他一切任何债项， 及欠人债项， 又如有任何华洋 ， 应于本年本月廿六日以前， 向陈三姑、 麦全、 郑洪理妥， 概与承顶人王江及林权无涉， 自交易后承顶人王江及林权仍以南华游艺有限公司名义营业， 自后生意盈亏及一切事项概与陈三姑、 麦全、 郑洪无涉。 此启。·０６２·①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２４４９， ＭＩＣ： Ａ１１４４， ｐｐ １３ － １４，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出顶人南华游艺有限公司惟一股东陈三姑、 麦全、 郑洪； 承顶人王江、 林权； 同启。一九三四年七月拾日。①陈三姑、 麦全、 郑洪、 王江、 林权等人， 皆不知何许人， 尚待查考。 按澳门承充经营事业的惯例， 推测下来， 这些人可能是某些华商的代理人。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在 《澳门政府宪报》 上登载告白， 定于 ２ 月 ２０ 日下午 ３ 时在新马路 １９ 号召开特别大会， 讨论投票修订公司合同章程事宜， 包括扩充公司资本、 设立一个财务委员会、 提名新的管理层、 接纳新合作者等有关公司利益的事务。 列名的经理人有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ｈｉｕ、 王江、 林权、 袁显廷四人。② 至于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股东及经营者的具体详情如何， 由于史料的缺乏， 还有待进一步考查。③据转手后的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与澳葡政府签订的关于租地及跑狗彩票等事务的合约， 透露出澳门跑狗场的租地日期最早是自 １９３１ 年２ 月 ２５ 日开始的。 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的租地期限， 澳葡政府批准至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为止， 并且该公司要在澳门大西洋银行交付担保金４３０４ ３５ 澳门元。 合同中还约定， 如在三年内， 在狗场周边 （即所批给·１６２·①②③《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 第 ２９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第 ４ 号。据陈树荣在 《六十年来澳门跑狗业》 中说， 接办南华者为毕侣俭。 “跑狗开办之初，由于设备未臻完善， 场面颇为冷落， 未及一年， 跑狗场便改由电灯公司总经理英商嘉理仁接办。 嘉氏接办后， 即聘华商王文琪主理， 并刻意改善狗场的环境， 在场内外广植花木， 业务蒸蒸日上， 全盛时周日加开日场， 平均每场收入五千多元， 在当时来说， 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嘉理仁接办一年多， 赛狗会未再添本购狗， 以致赛事日淡， 又转由商人毕侣俭接办， 改为 ‘跑狗娱乐场’ 。 ‘跑狗娱乐场’ 为广招徕， 虽仍以赛狗为主， 但已增设多种娱乐， 如粤剧、 电影、 杂技、 露天舞场及各种博彩性有奖游戏摊档等。 著名红伶任剑辉， 当年也曾参与花旦碧云霞组班的 ‘镜花拖影’全女班， 在跑狗场的粤剧场中初露头角。 毕氏的赛狗娱乐业， 虽颇为兴旺， 但也只办了三年多时间， 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便结束了。” 《澳门日报》 １９９４ 年 ２月 ２８ 日至 ３ 月 ２ 日连载。

民国澳门博彩史的地块） 投资不少于 ３０ 万元建设旅馆、 泳池、 游乐场等本地没有的设施， 则可将租地期限再给予八年至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① 从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的名称中 “游艺” 一词和合约中所谓兴建游乐场之类的设施来看， 新的跑狗场将会与过去大不相同。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开始经营澳门跑狗场后， 因为要投入巨资进行大规模的建设， 赛狗活动时断时续。 至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香港工商日报》 出现了一则报道： “澳门南洋游艺场 （即跑狗场） 原有跑狗三百余头， 现因不敷用， 再由澳洲买到新狗一百一十头， 已于日前运抵本港，现定于星期六由瑞泰输运往澳门。”② “不敷用”， 即是说过去缺少狗只，而一次购买如是之多， 似乎表明原先狗只已所剩无几。 按理来说， 新增加了狗只， 说明跑狗场还能维持， 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到 １９３６ 年年初， 跑狗场竟然停办了。 在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初出版的 《人言周刊》 中， 一则有关澳门的通讯这样写道：从前盛极一时的番摊， 几至无人过问。 红了一时的字胆， 也渐少人投买， 山票亦已停顿， 铺票、 白鸽票更每况愈下矣……跑狗场是一种新的玩意儿， 从前每到华灯初上， 红绿士女， 纷纷赴场， 而现在已是门前冷落， 车马稀少， 关门大吉了。 由此可知澳门已给不景气重重的压迫， 几至喘不过气来。 从前的盛况， 而今已矣。 回首前尘， 真令当局啼笑皆非。③其实， 记者可能误会了。 跑狗场变身娱乐场， 必然有类似重新装修停业整顿的时期， 只是暂停， 而非倒闭。 同年 ５ 月 １９ 日， 据香港 《士蔑西报》 的澳门消息透露， 澳门跑狗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接近就绪：·２６２·①②③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２４４９， ＭＩＣ： Ａ１１４４， ｐｐ １６，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大批澳洲跑狗将运抵澳门》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３ 日， 第三张第一版。阿森： 《各地通讯： 闲话澳门 （澳门通讯） 》 ， 《人言周刊》 １９３６ 年第 ３ 卷第 １１ 期。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重振澳门跑狗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这项运动已经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 经营者自信地认为他们能够使跑狗受到欢迎， 并且会取得成功。 围绕赛道的看台已经做了巨大的改变， 新项目计划在跑狗场中提供更多的娱乐设施， 而不仅仅只有跑狗， 跑狗场将是一个大娱乐场。 其中的经营活动都将由澳门经济服务部门管理。 澳门居民希望复兴的跑狗能长久地存在下去。①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 重焕生机的澳门跑狗场宣布开幕。 那天适逢英国公假日， 晚上 ９ 点， 不懈努力重振跑狗场的公司中人， 向场中的数千人宣布跑狗场再次开始运作。 跑狗场规模比先前更大， 现在大约有超过２００ 条格力犬。 跑狗场经营者计划每周六和周日举办 １１ 场比赛， 周三举办 ８ 场； 其中有 ５ 只狗跑跨栏赛， 在平地赛中是 ６ 只狗， 还有 ７ 只跑的是障碍赛。 赌注分为 ２ 元位置、 ２ 元锦标和 ４０ 分彩池 （Ｐａｒｉ⁃ｍｕｔｕｅｌ）。跑狗场中设有游乐场， 里面有打靶场、 套圈、 抽奖、 露天舞场、 溜旱冰场、 台球， 还有中国戏曲上演， 欢迎公众前往观看。②这一切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然而， 好景不常， 澳门跑狗博彩又遭到残酷打击。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１７ 日晚， 一场超强台风袭击了澳门， 不少船只遇难， 新马路、 沙梨头等街塌屋数间。 柯高马路临时街市的房屋建筑被吹倒大部分， 电灯公司海傍之 “请用电” 大工字铁招牌， 亦被吹倒。 连坚固的澳门市政厅大楼也被吹坏。 “赛狗场损失亦重， 所有游艺木屋、 戏院茶室、 发令台、 电兔室、 门面装饰， 均被吹塌。 围绕全场之木板亦被吹去甚多， 损失万余元。”③·３６２·①②③“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Ｒａｃ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Ｒｅｖ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ｐｏｒｔ ａｔ Ｍａｃａｏ ”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１９３６ － ０５ － ２１， ｐ ９“ Ｒｅｖｉｖｉｎｇ Ｄｏｇ⁃Ｒａｃ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ｃａｏ：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ｉｓ Ｓｈｏｗｎ”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３６ －０６ － ０１， ｐ １《港澳风灾续记： 跑狗场一扫而空， 损失万余元。 新马路沙梨头等街塌屋数间》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１９ 日， 第二张第四页；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２９日， 第 ３５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澳门跑狗博彩可谓命途多舛， 经此一役之后， 南华赛狗游艺有限公司不久也宣告倒闭。 据 １９３６ 年一则来自澳门的通讯报道：澳门， 被人们叫做东方的蒙特卡罗的一个好玩地方， 曾经过葡萄牙政府锐意经营， 多年前已完成为一个优美的半岛。 可是， 在近年来， 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洪流泛滥着， 这儿渐渐地走到了颓唐而破灭的境地。 很明显的， 它已变成了一个冷静的死城了……这三两年来， 香港九龙的深圳大赌场却特别兴旺起来了。 澳门这被称为东方的蒙特卡罗的声誉， 已完全被深圳夺去了……所以澳门的赌商，都走到冷淡的地步， 而葡政府的税收也日少， 以前三百万的税饷，如今减到一百万也无人过问。 跑狗场数易其主， 亦不能支持， 曾改为 “南华游艺场”， 加以跳舞、 技击、 粤剧等以引赌客， 因赌客已无几， 终之又倒闭。①另据民国时期著名的旅游刊物 《旅行杂志》 １９３８ 年登载的 《东方蒙特卡罗观光记》 记述：我们的汽车在山上绕道一周之后， 便从原路下来， 所经过的马路皆整齐清洁， 两旁种着许多百年以上的榕树， 更有数不尽的精美洋房。 汽车夫又告诉我们， 那是立法院长孙科的公馆， 总理原配卢太夫人住在这里。 那是广东财政厅长某某的住宅， 那是粤海关监督某某的住宅， 真是目不暇睹。 过了一会便是赛狗场， 该场建于一九三一年。 上海公共租界禁止赛狗之后， 申园主人将他的营业搬到这里来的。 因为不景气的影响游客减少， 而当地人士对于赛狗又不发生兴趣， 结果只有关门大吉。 迄今尚没有人接办。 离赛狗场不远是·４６２·① 李峰： 《东方的大赌场 （澳门通讯） 》 ， 《礼拜六》 １９３６ 年第 ６４８ 期， 第 １１ ～ １２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赛马场， 它的面积与跑马的途径比香港的还大。①到了 １９３９ 年， 据 《澳门游览指南》 云： “跑狗场在本澳新桥望厦附近， 场广数十亩。 昔年猎犬高獒， 互竞疾足， 濠江人士， 香海游侣，聚观者甚为热闹。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开跑数次， 现因故停办， 场地暂改用作足球比赛之所。”② 随后， 澳葡政府将莲峰山麓的跑狗场地块收回， 改建为 “五二八运动场”， 俗称 “莲峰球场”， 于 １９４０ 年落成。③总而言之， 民国时期的澳门跑狗博彩时运不济， 几经波折， 命运坎坷， 最终惨然落幕。 就大环境而言， 是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冲击， 粤港澳等地的经济困难， 澳门博彩业整个儿的不景气。 就小环境而言， 跑狗场有点水土不服， 起初未臻完善， 其后的养狗开支大、 狗只缺乏以及入场券价格高昂等， 都是值得注意的因素。 关于民国时期经办澳门跑狗博彩的几家公司详情， 比如公司股东有哪些人、 经营的盈亏等情况， 仍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史料， 予以研究。·５６２·①②③《东方蒙特卡罗观光记》 ， 《旅行杂志》 １９３８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３６ 页。黎子云、 何翼云合编 《澳门游览指南》 ， 澳门发行人何超龙， １９３９， 第 ４７ 页。李鹏翥： 《澳门古今》 ， 第 ３２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第一节　 １９３６ 年的广东禁赌与傅德荫时代的开启（一）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１ 日广东禁赌赌饷一直是民国时期广东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 要广东地方禁赌，由自身出发去革自己的命， 无异于与虎谋皮。 陈济棠独据广东后， 为扩编军队， 在已有山铺票承饷的情形下， 又将番摊等赌再度公开化。 虽然他曾于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在 《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提议书》 中表示要禁绝赌博， 并列举麻雀牌捐、 八十字有奖义会、 杂赌、 山票、 铺票、 彩票六项，按期先加禁革， 但事实上仅撤销麻雀牌捐和八十字有奖义会 （白鸽票）的两家公司并申禁杂赌 （牌九、 牛牌、 十二位等） 而已， 害人最烈的 “防务经费 （番摊）”， 因饷巨之故， 一直办理如故。① 卫恭在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一文中， 概括性地介绍了陈济棠时期的赌业状况：１９３３ 年陈济棠梦想巩固他的 “南天王” 地位， 公布他认为得·６６２·① 李洁之： 《陈济棠统治广东始末》 ， 载广东省档案馆编 《陈济棠研究史料》 ， 内部刊印， １９８５， 第 ３４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意杰作的所谓 “三年计划”。 计划内说到财政方面的赌饷一项， 也装模作样地说过： “……饮鸩止渴， 原非得已……赌的收入为数甚巨， 骤然施禁， 库收顿失巨款， 无以应浩繁支出， 应分别轻重， 择要施禁。 先禁其饷项较少者， 次禁其饷项较巨者。” 实际上只撤销了承办八十字义会 （白鸽票） 公司一宗， 其余均照旧办。 到他垮台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时， 没有再提过一个禁字了。 他又掩耳盗铃，说什么 “整饰市容”， 把本市河北的番摊馆、 烟馆一律迁往河南。于是河 南 成 为 特 别 区 域， 其 时 海 珠 铁 桥 初 通， 华 灯 初 上， 一 般“瘾君子” 和 “好古之士” （古与估同音， 即测度之意， 测度即赌番摊） 莫不遵海而南， 海珠桥上以及西濠口大基头的过海 （珠江）电船， 人如蚁队。 隔江望去， “裕泰公司银牌现钱” （霍芝庭所开）的红绿光管招牌， 矗立南岸。 河北方面， 虽然没有这么热闹， 但那些官僚和资产阶级们组织的俱乐部， 某庐某庐之类， 遍于市内； 还有那些 “文人” 们组织的 “同学会” （留美、 留东、 留法、 高师、公法……）， 一连多间都在文德路， 无不通宵达旦聚赌。①另外， 在所谓的 “整饬市容” 阶段， 霍芝庭与陈维周等人又在广九线上的深圳开设了集赌嫖饮吹于一体的又生公司， 盛极一时， 以至于澳门的源源公司都吃不消而倒掉了，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 此处不赘。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南天王” 陈济棠反蒋失败下台， 南京国民政府重新控制广东。 正在倡导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来到广州， 在 ８ 月 １７ 日粤省军政长官就职训令中说：我们竭全力来禁绝烟赌， 烟赌是革命政治上一个必须去掉的污点， 广东今日还有烟馆赌馆存在， 真是本党的耻辱。 中央已抱定最·７６２·① 卫恭：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 第 １１１ ～ １１２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大决心， 不管财政困难情形如何， 决不在这种害国害民的恶习上谋一文税收， 一定要严格地禁绝。 因为烟赌不除， 不但危害社会， 弄得萎靡游惰， 败德丧身， 而且军风军纪也没法整顿。 所以， 今后无论政治上的专员， 或者军区官吏之考成， —定要视其禁绝烟赌是否切实彻底， 为惩奖之标准。 社会上也均应视为大敌， 努力铲除。 党政军全体一致应以此为大事， 要知吾人今日即不能为民兴利， 亦须消极地为民除害。 ①为了显示归政中央后的广东政治新气象，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 广东省于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成立禁赌委员会， 省主席黄慕松任委员长， 三路军总司令陈诚、 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任副委员长， 民政厅厅长王应榆、财政厅厅长宋子良、 省党部特派员曾养甫、 高等法院院长史延程等为委员， “负督理全省禁赌之责”。② ９ 月 １ 日， 黄慕松下令全省开始禁赌，宣布废除为害最大的赌饷， 并在广州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以表明政府的禁赌决心。 同日， 蒋介石为广州的禁烟禁赌亲笔题词： “永禁赌害，消灭烟毒”③。 ９ 月 ３ 日至 １０ 日又举办大规模的 “全省实施禁赌宣传周”， 同时各地警局也展开行动， 将各店铺原来制造的赌具及广告一律销毁。 对广州近郊及各县、 市某些赌徒违反禁令开设赌局诱人聚赌， 以及土豪劣绅、 不法警队包庇赌博等情况进行侦察， 分饬各地禁赌机关从严惩处。④９ 月 １１ 日， 广东省政府制订 《 广东省禁赌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进一步加大禁赌力度。 禁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 （１） 党政军公务员在限期内将存留赌具毁灭， 出具切结， 缴存各隶属最高机关， “如·８６２·①②③④《广东省禁赌暂行条例》 ， 广东省禁赌委员会， １９３６ 年颁布。《广东省禁赌委员会组织条例》 ， 载广东省档案馆编 《民国广东政府机构沿革和组织法规选编》 ， １９９６， 第 ２１４ 页。参见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４ 日， 第二张第二页， “粤省要闻” 。《广东省禁赌委员会组织条例 （含办事细则） 》 ， 广东省禁赌委员会， １９３６ 年颁布。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日后发觉尚有赌具， 应加倍治罪” ； （２） 禁赌 “先从有势位者及其家庭禁起， 务严法处置， 宪兵警察， 应向此注意， 严厉执行， 否则惟该管宪警 是 问”。① 同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广 东 省 政 府 布 告 《 民 字 第 １１００号》 ， 又修订 《广东省禁赌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 禁止番摊、 山票、 铺票、 麻雀牌等一切杂赌； 按照参赌和庇赌的程度不同， 处以两年到死刑等不同程度的刑罚， 同时交付各县、 市及省政府暨禁赌 委 员 会 核办。 并限期一月内毁灭赌具， 违者以赌博论罪， 并将赌具名目列举公布。 其文云：经广东省政府第七届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议决， 拟于 《广东省禁赌暂行条例》 第八条， 增加第二、 第三两项。 第八条 “制造贩卖赌博器具者， 处一月以下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 收藏赌博器具者亦同。 赌博器具为麻雀牌、 啤牌 （又名荷兰牌）、 骰子、 纸牌、 骨牌、 状元筹划三军 （鱼虾蟹）、 轮盘宝子、 升官图、 山铺票、 八十字 （义会）、 花会等印刷物及其他经禁赌机关依当地情形认为供赌博之物。②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霍芝庭的 “赌国” 大本营所在地珠江河南， 有赌场 ４８ 家， 当地民众深受赌害影响， 此次广东禁赌， 则 “河南赌博， 将可禁绝”。 “河南四十一坊人士陈某等， 以当局为民除害， 人民当有热烈的表示， 留一永久纪念……决定在河南水陆冲要之内港地方， 联合建筑—广东永远禁赌纪念碑， 将广东省第七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之禁赌条例泐石。”③·９６２·①②③广东省档案馆编 《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 （第 ４ 册） ， １９８８， 第 ４２０ 页。《广东省禁赌暂行条例》 第八条增加第二、 第三两项， 《广东省政府公报》 １９３６ 年第３４５ 期， 第 ３４ ～ ３５ 页。《开始禁赌日之河南巡礼》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２ 日， 第二张第二页， “粤省要闻” ； 《广东禁赌委员会条例全文续录》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第二张第一页， “粤省要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广东禁赌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 但实际收效不大。 随着时间流逝，风头一过， 又皆死灰复燃， 渐复旧观。 亲历当时情形的卫恭说： “两三个月后， 笔者偶然经过近在咫尺的芳村， 便发现该处的白鸽票和字花已经半公开地复活， 所异者： 不是由财政厅正式收饷， 而是由当地土豪和警局员警收规。 那时笔者任番禺中学校长和县参议， 常和各区乡长们接触， 在非公众的场合， 听到他们常常这样说： ‘番摊杂赌是乡村的维他命 Ａ、 鸦片烟是乡村的维他命 Ｂ， 没有这两样东西， 乡村便没有生机了。’ 可见烟赌对民众陷溺之深， 而反动政府所谓禁赌禁烟， 充其量不过如是。”①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黄慕松病故， 人亡政息， 禁赌委员会已成为“告朔饩羊”。 加以继任省主席的吴铁城对禁赌工作不甚重视， 《暂行条例》 束之高阁， 禁赌遂呈现半途而废之状况， 全省私赌、 杂赌泛滥。虽然没有了以往承充专营的 “集团军”， 但现时遍地的 “游击队” 无一不昭示着广东禁赌的 “成绩”。 粤省实施禁赌两周年之后， 据 １９３８ 年 ９月的 《大公报》 报道：广东烟赌， 为祸最烈， 施禁以来， 迄今两载。 在施禁之第一年中， 因蒋委员长之严厉督促， 粤省军政长官及主办烟赌禁之机关， 亦得专力禁政， 成绩尚好。 惟在第二年开始以后， 因抗战发生， 中央及地方政府集中精神应付抗战， 对烟赌禁之监督推行，未免稍为松懈。 因此， 烟徒赌棍死灰复燃， 一般不肖官吏及地方土劣， 又复乘机庇纵渔利， 遂致各属烟赌之风复炽。 政府毅然牺牲巨大饷源， 原欲杜绝烟赌， 为民除害， 今反为不肖者渔利之机，无裨社会， 至足痛心。 吴主席铁城已严令各属各县市局长， 及各县市局查禁委员会， 除负禁烟专责外， 并协助县市局长兼负禁赌责任， 按期将所属县市局辖内拘获赌犯及罚款若干， 用途如何，·０７２·① 卫恭：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 第 １１３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详为报告， 以凭核办。①的确， 抗战爆发后不久， 广州即遭到日军飞机长达 １４ 个月的不断轰炸， 禁赌肯定不是主要工作。 吴铁城下令之时距广州沦陷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又能有什么作用呢？ 至禁赌三周年之际， 逃亡到韶关的粤省政府， 以 “所属赌博为害之烈， 甚于洪水猛兽”， 通令准由各县将开赌、 业赌、 庇赌各犯就地枪决，② 使出如此严厉的杀手锏吓阻赌徒，亦可见禁赌成效及粤省赌风之一斑了。（二） 傅德荫来澳与澳门博彩业的新形势虽然广东禁赌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然而开赌已经不能明目张胆，杂赌之类多是小打小敲， 与往昔相比， 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特别是开初广东严厉禁赌， 影响所至， 大批依靠博彩业为生的人因而失业。 据新加坡的 《海峡时报》 报道， 澳门成了广东赌徒的避难所。 超过 ２０００ 人以上的依靠赌场谋生的人员来到澳门寻找机会， 宛然一幅 “出埃及记”（ ｅｘｏｄｕｓ， 主要是讲述以色列人如何在埃及受到逼害， 然后由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故事） 的场景。③ 裹挟在这股人流中的 “摩西” 名叫傅德荫。 犹如清末广东禁赌时高可宁来澳情形的摹写再现， 二人前呼后应， 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其后， 以傅德荫为首的泰兴公司垄断澳门博彩业长达 ２４ 年， 开启了澳门博彩业历史上的傅德荫时代。 傅德荫后来被时人称为 “赌王”、 “澳门的沙皇”。傅德荫 （１８９５ ～ １９６０）， 又名德用、 伟生、 广源、 老榕， 出生于南海西樵山碧云村， 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早年生平不详。 １９６０·１７２·①②③《粤各属烟赌复炽， 吴铁城严令禁绝》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 第二张第五版， “各地简讯” 。《粤当局决心清除赌患， 开赌业赌庇赌各犯， 准由各县就地枪决》 ， 香港 《大公报》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 第二张第五版， “各地简讯”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ｏｆ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Ｍａｃａｏ 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 ｏｆ Ｃａｎｔｏｎ Ｇａｍｂｌｅｒｓ， Ｏｖｅｒ ２０００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ａｓｔＡｄｒｉｆｔ”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３６， ｐ １６

民国澳门博彩史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傅德荫在香港病逝，① 远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著名洪门报刊 《大汉公报》 报道：澳门闻人、 大富翁傅老榕 （又名傅德荫）， 于十五晚一时在养和医院病逝， 享寿六十九岁。 死因系血压过髙， 其遗体已送本港万国殡仪馆， 定于十七日下午一时大殓， 安葬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傅老榕， 南海西樵人， 生于一八九四年， 在陈伯南主粤时，他曾襄助霍芝庭承办粤省赌饷防务。 旋在澳门开办娱乐事业， 为澳门泰兴公司总办， 中央酒店之赌场及瑞贞赌场， 均属该公司旗下。又系德记船务贸易公司、 大来输船、 澳门十六号码头东主。 商业遍设港九两地， 亦是南海西樵同乡会名誉会长、 澳门商会名誉顾问。１９５２ 年获得葡国基利斯督荣誉大勋章。 在港亦有傅氏大厦等物业多处。 关于傅老榕发达之经过， 甚多传说。 但傅氏幼年时代系非常艰苦， 毫无疑问。 其一生除办事精明， 头脑敏锐外， 对赌有特殊见识， 其能在华南成为大娱乐商， 亦是靠此。②坊间各种传闻不一， 有说其出身贫寒， ７ 岁时， 值南海大旱， 其父随乡人辗转逃荒于东莞常平和深圳一带， 一年后流落香港， 当了五金工人。 １９１３ 年后回到西樵山， 携德荫至港谋生。 那时， 德荫刚 １８·２７２·①②《港澳殷商傅德荫逝世》 ： “港澳殷商傅德荫， 近年来因患血压高及糖尿病， 影响心脏， 致病在家疗治休养。 前 （十四） 天， 病突转剧， 即由其家人扶送入养和医院医治， 情况已略转好。 讵料至昨 （十六） 日凌晨病又转剧， 卒告不治逝世。 查傅氏现年积闰七十有余岁， 广东南海西樵人， 历任澳门中华总商会顾问、 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永远名誉会长、 同善堂永远顾问、 澳门西樵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 曾受葡当局基利斯督荣誉勋章。 傅氏遗体已奉移万国殡仪馆治丧， 择定今 （十七） 日下午一时大殓， 明 （十八） 日下午一时出殡， 在万国殡仪馆辞灵， 卜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 傅氏生平热心社会福利， 乐善好施， 遽尔病逝， 闻者惜之。” 《香港工商日报》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第六页。《傅老榕长逝： 久结灯火因缘， 竹林寺里称檀越； 正惜乔松萎谢， 高庆坊中失导师》 ，温哥华 《大汉公报》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第六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岁。 傅德荫到香港后， 仅是杂工及轮船机械学徒， “既随侍严父谋入世之途， 初在香 港 商 店， 得 噉 饭 处， 久 之 仍 执 贱 役， 及 佣 于 绍 安 轮船， 始为法国人大车司机员某嘉余勤苦， 竟尽其学以授余， 如轮齿汽机枢钮关键， 无不使习验精密， 故至今皆耳熟能详也。” 因收入微薄，每思发迹， 冀图一博， 不禁混入赌场中， 和赌界中人混得火热， 人多称他为 “老用” ， “用” 与 “榕” 音近， 从此更名为 “傅老榕” ， 在博彩业中渐露头角。 后离港回广州， 从事担保行业生意， 往返于粤桂之间， 顿成巨商。 １９３２ 年他在家乡西樵山碧云村内建起占地 ２０ 多亩的傅家庄园。①诸多记载虽然也蕴含有真正史实的影子， 但大多来自传闻， 并不靠谱。 比如， 有说傅徳荫坐牢时， “在狱开赌， 手气良佳， 大有所获， 未几出狱， 囊中已积存番佛逾千尊。 出狱后， 贾其余勇， 果然一帆风顺。傅至今犹常引为美谈。 傅曾走运私烟， 西江一带有悍名。 一次亲自出马， 为海佬所截获。 霍老十 （即霍芝庭） 耳其名， 欲罗致之， 力为缓颊。 傅得复自由， 深为感激， 遂与霍合作， 矢愿效忠。 讵中日战启之年， 因 争 承 澳 埠 赌 饷， 大 利 所 在， 卒 与 霍 老 十 发 生 暗 潮。”② 又 如，１９３２ 年傅德荫曾与广东赌王霍芝庭、 陈维周等人合伙在深圳开设又生娱乐公司。 此前深圳赌场的红火局面， 全是靠傅德荫打下来的。 强龙不·３７２·①②张国英主编 《南海市西樵山旅游度假区志》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７３８ 页。 另据傅老榕自述的家谱记载， 傅家先祖贫穷， 家徒四壁， 傅家珍藏的拓本 《望云亭表》中有如下的描述： “余祖父庭礼公好学不仕， 以布衣终其身， 余父球芝公幼承庭训，常以为功与名之不足怀， 盖又有命焉， 自光绪末年， 祖父弃养， 无一瓦一畦可守，何庇而为生， 况救贫之不暇， 更无意冀及儒冠。” 傅老榕在家谱中形容其父亲是无师自通的五金工人： “余父生而聪慧， 未尝师承， 悉通镕冶之道， 自能粗成器物。 乃离乡游食， 受雇于五金贾人。” 因为家境贫穷， 傅老榕的母亲马氏， 要在家中以斩柴及缫丝帮补家计， 傅老榕纪念母亲的 《陟屺亭表》 这样记载： “生女一人， 子四人， 余为次子， 少贱食贫， 多赖皇考球芝公在外营年， 以维生活， 而太夫人仍日事樵苏，卖得薪刍， 用供鲑菜。” 参见 《一代赌王———傅老榕》 ， 载立日选编 《港台亿万富豪传》 （第 ２ 册）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１２ 页。《澳门赌商傅老容在澳门地位日替， 吸烟被拉堪称甩须之至》 ， 广州 《针报》 １９４６ 年第 ４７ 期， 第 ５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压地头蛇， 陈济棠搞 “繁荣深圳计划”， 至此设赌， 要与傅德荫合作，必然要给面子， 去拉拢他。① 总之， 傅德荫与广东赌王霍芝庭有合作，也有争执， 是没有错的。 １９５７ 年， 一份英文报纸这样报道傅德荫的家世：“南中国沿海葡萄牙的罪恶之城澳门的赌王， 现正在戒除鸦片烟。 他的 ４ 房太太和 １５ 个儿子一直设法说服他不要在宅邸中练枪。傅德荫， 一个 ６３ 岁的强人， 曾经是上海滩之外的最致命枪手， 随着时光流逝， 现在已平和了很多。 他家住在安静、 富裕且时髦的海边林荫大道———榕树成荫的民国大马路上。” 其富丽堂皇的府邸，“装有探照灯， 设置了防弹岗亭和铁丝网， 里面还有一个纪念其父的亭子。 他的父亲曾是 Ｂｉａｓ Ｂａｙ （现在的大亚湾， 在深圳、 惠州一带） 著名的江湖豪雄人物。 他一贯比较孝顺， 常在亭子里一边抽大烟一边冥想。” “不在室内开枪， 会更易于让人接受他的宴请。据说， 在未得救赎 （ ｕｎ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的往昔岁月里， 他有一个特别热衷的 癖 好 （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ｙ ｈａｂｉｔ）， 在 女 士 们 离 席 之 后， 打 开 枪 机（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ｗａｓ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ｄｉｅｓ ｈａｄ ｌｅｆｔ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就像柯南道尔笔下的船长夏基 （Ｃａｐｔａｉｎ Ｓｈａｒｋｅｙ， 西方著名的海盗船长形象）， 用两把左轮手枪在桌下轮番开火， ‘看看谁是幸运儿’。 今·４７２·① “现在我们来作对于广东反动派系源流的探索： 从三陈 （陈济棠、 陈铭枢、 陈策） 到一陈 （济棠） 时期 （由民国十八年到二十五年的七、 八年间） ， 陈济棠是广东的典型的独裁者。 他 ‘整肃’ 了广东的内部， 把李济深将军的地位抢夺了过来之后， 立刻投靠帝国主义， 勾结了大资产者霍芝庭、 傅德荫， 笼络了当时全省的小军阀、 地主、豪绅余汉谋、 香翰屏、 徐景唐、 陈策、 缪培南、 李汉魂、 邓龙光； 卸 〔御〕 用了政客、 党棍的萧佛成、 邹鲁、 陈融、 林云陔、 刘纪文、 林翼中、 区芳浦、 黄麟书； 收买了投机文人的张君励、 吴康、 陈季博、 李怀霜……于是全套统治工具为之大备，广东成了 ‘陈氏天下’ ， 他做起 ‘南天王’ 来了。 从此广东陈氏政权日渐巩固而发展， 后来便 ‘经略’ 广西， 使半面广西也成为陈粤的 ‘天下’ 。” 颜孙： 《广东反动派系的今昔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 ， 载匡宗媛等编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广东党组织文件 （１９４５ １１—１９４９ １２） 》 ，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出版， １９８９， 第 １４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天， 谈到这件传奇的事， 他还会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不过批评他的人说， 在他的朋友———养老退休家臣名单中， 有四位装了假腿， 两个坐着轮椅。” “傅德荫先生对于政治非常冷漠。 当 １０ 月 １ 日澳门亲共产党的民众升起五星红旗， １０ 月 １０ 日亲国民党的民众升起青天白日旗时， 傅德荫则骄傲地升起他家族的旗帜———红底金角水牛旗。 有一次他充满哲学意味地说， 旗帜的颜色是什么不重要， 关键那是钱的颜色。”①上述不见于中文材料的记载中， 澄清了许多坊间传闻模糊不清的地方。 个中关键， 尤其是他身在江湖的父亲最为重要， 而他本人也是相当了得的枪手。 有报道说， 傅德荫年轻时， 曾经做过一些广东地方军阀（Ｗａｒｌｏｒｄｓ） 的保镖。② 傅德荫的长孙、 香港富丽华酒店执行董事傅厚泽曾回忆说： “祖父最爱把玩枪械， 几乎满屋都是各种类型的手枪， 甚至·５７２·①②“Ｍｒ Ｆｕ Ｐｉｐｅｓ Ｄｏｗｎ”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１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７， ｐ ８ 按， 傅德荫宅邸中建有两间亭子纪念其父母， 分别名为 “陟屺亭” （陟屺， 登屺山， 比喻思念母亲） 和“望云亭” （望云， 即望云之情， 比喻思念父母的心情） 。 此外， 广州的 《针报》 曾对有通敌嫌疑的傅德荫， 极尽挖苦嘲讽之词， 录之备览： “傅逆原名德用， 近年改名德荫， 乳名曰容。 身躯高达， 故有高佬容之号。 以视广州□烟赌钜子霍芝庭十叔，虽高而瘦， 犹不若其高且大也。 傅之生机， 屡起屡跌， 颇饶曲线， 若叙述之， 可成一部小说。 兹略纪其数事， 以证其幸运。 傅逆早岁在西樵本籍， 堕落之际， 铤而走险， 奈家无长物， 惟怀其生锈之刀， □□乡中僻处， 试作剪绺。 因其神高神大， 举手无寸铁， 已足以吓□多少乡愚矣。 未久， 以作奸犯科， 失手被执， 囚于仓边街看守所。 囊空如洗， 岌岌不可终日， 时其老父在港手作， 无能为力。 傅仍修函索小资， 父张罗得港币五金， 设法致狱中。 傅得资， 恣其本色， 在狱开赌， 手气良佳，大有所获， 未几出狱， 囊中已积存番佛逾千尊。 出狱后， 贾其余勇， 果然一帆风顺。 傅至今犹常引为美谈。 傅曾走运私烟， 西江一带有悍名。 一次亲自出马， 为海佬所截获。 霍老十耳其名， 欲罗致之， 力为缓颊， 傅得复自由， 深为感激， 遂与霍合作， 矢愿效忠。 讵中日战启之年， 因争承澳埠赌饷， 大利所在， 卒与霍老十发生暗潮， 论者谓霍病之不起， 非无因也。 嗣是澳地一盛多年， 傅所经营， 幸获殊利，惜其多行不义， 烟赌害人而外， 更为经济汉奸， 今已开始， 亡无日矣！” 《澳门赌商傅老容在澳门地位日替， 吸烟被拉堪称甩须之至》 ， 广州 《针报》 １９４６ 年第 ４７ 期，第 ５ 页。“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ｃａｏ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４ ｍｏｒｅ ｙｅａｒｓ”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２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６０，ｐ ９

民国澳门博彩史手提机关枪也有一挺； 父亲弥月时， 祖父一手拿着机关枪， 一手抱着爸爸拍照。 由于受祖父的影响， 父亲数兄弟都喜欢玩枪。 爸爸年轻时， 更经常用枪打猎。”① 总体来看， 傅德荫与香港帮派电影中的许多旧时大佬形象相似， 其人剽悍生猛， 豪气干云， 称得上江湖中的传奇枭雄式人物。澳门博彩业在广东禁赌前， 因受经济不景气影响以及内地博彩业的冲击， 呈现出衰落迹象。 据一则澳门通讯报道：澳门， 被人们叫做东方的蒙特卡罗的一个好玩地方。 曾经过葡萄牙政府锐意经营， 多年前已完成为一个优美的半岛。 可是， 在近年来， 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洪流泛滥着， 这儿渐渐地走到了颓唐而破灭的境地。 很明显的， 它已变成了一个冷静的死城了。 ……这三两年来， 香港九龙的深圳大赌场却特别兴旺起来了。 澳门这被称为东方的蒙特卡罗的声誉， 已完全被深圳夺去了。 因为深圳这儿由广东大赌商某某建筑了很宏伟的酒店、 妓院、 跑狗场等等， 于是， 过去爱留恋在澳门的人们， 大都集中在深圳上。 所以澳门的赌商， 都走到冷淡的地步， 而葡政府的税收也日少， 以前三百万的税饷， 如今减到一百万也无人过问， 跑狗场数易其主， 亦不能支持， 曾改为“南华游艺场”， 加以跳舞、 技击、 粤剧等以引赌客， 因赌客已无几， 终之又倒闭。 实则世界经济恐慌的洪流， 冲散了澳门的繁华的梦， 外洋停寄汇款， 而归来者是一帮一帮的失业华侨， 而一般旅店， 十之八九， 常无旅客， 纵使五折再折， 生意依然冷淡。 由于澳门已完全陷于破灭状态可想而知。②澳门一遇到不景气， 总有一些唱空澳门的言论出现， 甚至有出卖澳·６７２·①②《一代赌王： 傅老榕》 ， 载立日选编 《港台亿万富豪传》 （第 ２ 册） ， 第 １０ 页。李峰： 《东方的大赌场 （澳门通讯） 》 ， 《礼拜六》 １９３６ 年第 ６４８ 期， 第 １１ ～ １２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门给别国之类的言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在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有报道称， 澳门数月之前， 一个日本团体被授予酒专卖， 官方予以否认。实际上， 目下这一专营是存在的， 但是以隐蔽的形式。 现在日本的财团正准备提供贷款予急需资金发展公用事业的澳门， 以此为交换条件， 日本将在澳门建设一飞机场， 然而传言亦未得到官方证实。① 又据报道，一家日本公司呈请澳葡政府在澳门专营酒精和药品 （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ｒｕｇｓ），但是 遭 到 拒 绝。 还 是 同 一 家 公 司 又 呈 请 允 许 在 澳 门 建 一 日 本 村（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亦遭到拒绝。 当地葡人圈子言，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收到母国关于此类谈判的信息。②不管怎么说时局的确令人忧虑， 事关自身的华商也尝试谋划振兴澳门。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澳门商会举行年度会员大会， 各行代表及会员６０ 余人参会， 会上各会员代表纷纷提案， 由主席范洁朋主持。 范洁朋说： “去年本埠生意情形， 比之往年， 尤为衰落， 商店倒闭者触目皆是， 睹此零落市面， 能不寒心， 倘不设法救济之， 则每况愈下， 将不堪闻问。 用是请各位会员贡献维持商务计划， 以供采择而行， 尤冀各位不吝赐教， 尽量发挥， 庶几群策群力， 以维本埠之商务， 恢复本埠之繁荣， 是则不独同人等之幸， 抑亦全澳侨胞之益也云。” 会上， 就如何繁荣地方之计划， 形成决议多项。 计有： 吁请澳葡政府减收公钞、 业钞，以纾商民艰困； 撤销电气稽查税； 撤销士敏土税及砖税； 设法维持渔业·７７２·①②“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Ｍａｃａｏ ？”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３０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３５， ｐ １７．“Ｃｏｌｏｎｙ ｏｆ Ｍａｃａｏ” ，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１８８４ － １９４２） ， ２２Ｍａｙ １９３５， ｐ ３ 类似传闻， 中文报刊亦有报道。 据 《粤人为澳门问题告国人书》 ：“日商到澳酒精专卖事件： 日人和田得葡政府批准在澳商品专卖， 酒精专卖便是商品专卖的先例， 日人只年纳六万元为交还条件， 这事件表现的： 甲、 葡日的勾结侵略；乙、 日商展拓华南市场的急进； 丙、 日本增进华南的贸易关系而渐及国计关系和军事关系的企图； 丁、 军事原料， 如现时开始专卖的酒精和快要专卖的药品， 储藏的准备， 由此推考起来， 这事件的严重， 着实可惊。” 《申报 》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６ 日，第 １０ 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复兴， “渔业占本澳生意第一位， 倘能使渔业复兴， 则各行亦可连带旺盛”。① 等等。这一时期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的澳门博彩业， 到了 １９３６ 年年初已跌到了衰落的谷底。 一则有关澳门的通讯这样写道：从前盛极一时的番摊， 几至无人过问。 红了一时的字胆， 也渐少人投买， 山票亦已停顿， 铺票、 白鸽票更每况愈下矣。 兹更言几件事实以证之： 从前之番摊， 每年纳饷为百多二百万元， 而现只九十万元。 白鸽票、 字胆、 山票、 铺票， 从前年纳二三百万元之饷，而现届期满， 招人开投， 底价一百一十多万元， 而落票者竟无一人。 各大赌商， 俱裹足不前， 噤若寒蝉。 跑狗场是一种新的玩意儿， 从前每到华灯初上， 红绿士女， 纷纷赴场， 而现在已是门前冷落， 车马稀少， 关门大吉了。 由此可知澳门已给不景气重重的压迫， 几至喘不过气来。 从前的盛况， 而今已矣。 回首前尘， 真令当局啼笑皆非。②通讯里面说到的澳门中式彩票类出投无人承充的情形， １９３６ 年 ３月 １２ 日 《香港工商日报》 中有更为详尽的报道：澳门山铺票白鸽票三项饷码， 年前由集德公司投承后， 鉴于山票一般投买者日少， 故不开山票， 只开白鸽票、 铺票两项， 讵因不景气所影响， 铺票生意非常冷淡， 独靠白鸽票之尾胆弥补也。 惟投买者日精， 动辄点十余或廿余胆投买， 易招获中， 便有些微利。 故尾胆虽旺， 公司收入亦不敷， 一连数月， 亏本数十万， 该公司遂将山铺票、 白鸽票饷码退办。 澳政府暂减低价值， 交由集德公司代办·８７２·①②《澳门商会昨举行会员大会， 议决繁荣计划多项》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３日， 第三张第二版， “本埠新闻” 。阿森： 《各地通讯： 闲话澳门 （澳门通讯） 》 ， 《人言周刊》 １９３６ 年第 ３ 卷第 １１ 期。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三阅月至六个月， 现代办之期已将满， 政府于昨十日， 在财厅大堂将山铺票、 白鸽票饷码招商投承， 但此次承充， 取销开尾胆， 底价１１６１０００ 元， 以一年为期。 但昨午开投时期， 并无承商落票承充。闻澳政府展期再行开投， 现仍由集德公司代办， 何日再行开投， 届时再行布告云云。①由上述报道可知， 山票买的人太少， 已经不开了， 铺票也非常冷淡， 只有白鸽票尾胆一项为承充公司获利的重要来源。 澳葡政府取消白鸽票尾胆， 赌商自然不愿做赔本买卖， 因而无人前来投承。 此外， 据说澳门代收票之票艇约百余家， 每家用工人约六名， 全靠收尾胆以资挹注， 但投盆口票者少， 取消尾胆后， 各家减少工人， 必有二三百人失业。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１ 时， 澳葡政府在财厅再行将山铺票白鸽票三项饷码开投， 招商承充， “不限底价， 押票银为 ６ 万元”。② 澳督美兰德也亲往现场监视察看， “前往竞投者共有票两条， 一为集德公司出价２９５０００ 元， 另一为署名马德者出价 ２９４５００ 元”。 一般而言， 竞投时的押票银数目应是底价的 １ ／ １０， 也就是说澳葡政府满怀希望赌商出价不少于 ６０ 万元。 “结果当局认为未得满意， 保留权限， 未将该项批准交·９７２·①②《澳门山铺票及白鸽票仍由集德公司代办》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 第三张第二版， “本埠新闻” 。《澳门山铺票饷码明日再开投 （澳门通讯） 》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第三张第二版， “本埠新闻” 。 “票艇： 代赌公司收带白鸽票和字胆的档口， 名叫‘票艇’ 。 任何人想设立票艇， 都可以走到赌公司， 依照它所定的章程， 缴纳一笔按金， 由公司发给往来账一本， 收票戳记一个， 即可在大街小巷中， 设立一个档口， 代收白鸽票和字胆的赌本。 票艇给投买人以盖有公司戳记的票根一条， 即作为有效。 开彩后如有中彩， 即时可向票艇领取彩银， 或彩银过多， 票艇亦即时代向公司支付， 手续非常简便。 但票艇派彩银中， 要向中彩人剥削百份之一十彩银，名为 ‘花红’ ， 赌客中彩， 于己有利， 输去于己无关， 如意算盘就是这样。 票艇中之狡狯者， 有时看到收带的票， 多买冷门字， 他们认为不易中彩的， 还居然自己收受， 不交入公司， 至到开彩时果然不中， 他们便吞没入荷包里了。 因此， 赌公司成立不论大街小巷， 票艇林立， 触目皆是。 大概此辈的人， 大多数是无业游民和地痞充当， 认为一种最好的发财机会罢了。” 参见郑砺石 《害人最烈的赌博白鸽票和字胆》 ， 《中山文史》 １９６５ 年第 ３ 辑， 第７８ ～ ７９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任何承办， 闻将再次择期开投。”① ４ 月 １８ 日， 澳门财厅发布消息， 谓当局已会商妥当， 决定于 ５ 月 ４ 日上午 １１ 时， 再次在财厅大堂将该项生意开投， 因 “有人具禀出价 ３５ 万元并缴保证金存案， 兹以此价为底”， 其期由签订合同交权专办之日起以 １２ 个月为期。 凡投得者， 仍须依照澳政府最近所规定不得开白鸽票尾胆之规则云。”② 由于已有人出价保底， 澳葡政府几次三番地招人承充， 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接手者为代办的集德公司。 然而， 未曾想范洁朋等人所设的集德公司因源源公司债务纠纷问题于 ７ 月 ３１ 日再次退办， 无奈之下， 只得交由广成公司代办。③ 如此多的波折， 可见改革初期的澳门山铺票、 白鸽票的承充专营变动之剧烈。澳门博彩业的惨淡景象， 据此可知。 然而， 两广事变后，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霍芝庭， 因列名陈济棠等人的 “六一宣言”， 只得跑到香港避风头。④ 接着 ９ 月 １ 日， 广东宣布正式禁赌。 犹如童话世界中的魔棒挥舞， 澳门即刻改天换地， 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查澳门一地， 素以嫖赌吹见称， 负有盛名廿余载， 省港人士时借游澳为名， 而为嫖赌所在地， 故有梳打埠之称。 自粤省开赌继而深圳设赌场后， 将濠江主干生意， 占夺大半。 因此年来， 濠江赌业及妓女， 时感冷落门庭车马稀， 而其他各行商， 亦因此连带受绝大影响。 自粤省禁赌后， 澳门赌商认为千载一时之机， 即积极从事扩充， 计至九一起至今， 时仅廿余日， 澳门一地增设赌馆竟达廿余·０８２·①②③④“又沉寂数年之仁慈堂彩票， 现又将告复活。 当局定期本月卅日上午十一时将该项生意在财厅大堂以暗票出投招人承办， 合同期限为八年， 开票时间则长短不限定， 惟每月一次者， 票额至少三万元， 两月以上者， 则类推云。” 《澳门山铺票白鸽票开投不成》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 第二张第三页， “本港新闻” 。《澳门山铺票饷再三开投》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 第 １０ 版， “本埠新闻”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第 １６ 号。《澳门 “字胆” 实行停止开彩。 五日， 彩票厂已奉督署通告》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７ 日， 第二张第三页， “本埠新闻” 。卫恭：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 第 １１２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间， 酒楼旅舍， 亦增设不少。 游人亦倍增， 来往省澳及港澳轮船，则增加船只来往。 据由澳来客称， 迩来濠江百业， 因此亦觉繁荣，澳门铺屋， 亦因此而增涨租值。①承充的赌商也似被打了一剂兴奋剂， 迅即恢复了生机活力。 为大力招徕赌客， １９３６ 年， 澳门赌商决定于重阳节发起 “群芳比赛会” 活动。据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的 《香港华字日报》 报道：此间承办赌饷商人为繁荣所业起见， 近发起选花颁奖之事。 闻系由梁某发起， 定名为群芳比赛会。 其拟定之比赛办法， 系以应台局数多者为魁首， 次多者得亚军。 花魁奖品亦由梁分头征集。 至比赛日期， 拟于重九登高日举行。 此讯传出后， 北里莺燕， 求助于饮客而欲荣膺首选者， 大不乏人， 看谁夺得锦标耳。②澳门赌商的目的昭然若揭， 不过是填补广东禁赌后留下的空档， 大赚一笔罢了。 这也同时预示着， 澳门博彩业趋向繁荣， 新一轮的承充竞争即将拉开序幕。第二节　 站稳脚跟的泰兴公司大获其利（一） 傅德荫和高可宁联手的泰兴公司承充澳门番摊广东宣布禁赌后， 此时， 澳门番摊的第二年领照专营期行将结束。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澳门财政总局布告： 定于本年 ４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１ 时在本局大堂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招人承办， 其期由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１８２·①②《禁赌后各方之动态》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 第二张第三版。 亦可参见 《粤垣赌具已绝迹， 多自行焚毁或寄往港澳， 澳门赌馆突增二十余处》 ， 南京 《中央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４ 日， 第二张第二页， “各地通信” 。《濠江赌商发起群芳比赛会， 定重九节为比赛日期， 北里莺燕纷纷运动竞选 （澳门专函） 》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第二张第三页， “本港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止。 底价 １２０ 万元， 押票银为 １２ 万元。 照饷额附加１％ 为澳门互助会经费。① ３ 月 ２０ 日， 澳门财政总局又布告， 关于招投番摊一案补增条文一款： “如所投得之价超过底价， 则所余者应用为慈善机关、 教育机关、 医院等补助费， 及别项社会经费暨公益费之需。”②４ 月 １５ 日， 澳葡政府在财厅大堂重新开投， 澳督巴波沙、 财厅长、经济局长等到场监视， 到场竞投者共五票， 由华务长施多尼唱票， 结果何大生、 周胜二人出价最高 １８２７０００ 元投得， 二票 １７６８０００ 元， “闻向来之价以此次为最高云”。③ 根据澳葡政府合同档案， 何大生、 周胜只是出头承充的代理人而已， 幕后真正的投充者为傅德荫与高福铭 （Ｆｏｋ⁃Ｍｅｎｇ， 高可宁之第四子） 等人所设立的泰兴公司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ｅ Ｔａｉ⁃Ｈｅｎｇ， Ｌｉｍｉｔａｄａ， 其后又写作 “Ｔａｉ Ｈｅｎｇ Ｃｏｎｇ Ｓｉ”）， 合同的实际价码为 １８２６０００ 元。④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 日， 获得第八届番摊承充权的泰兴公司与中央酒店六合公司的司理何十在黎登状师楼互立合约， 将酒店全盘生意卖台予泰兴公司进行管理营业。 卖台期限为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 ３０日。 其间酒店生意盈亏及华洋纠葛概归卖台人泰兴公司完全自理， 绝对与六合公司无涉。⑤ 由此， 泰兴公司解决了必须满足的关键承充合同条·２８２·①②③④⑤《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 第 １１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 第 １２ 号。《新督巴波沙亲自监视下澳门番摊饷码昨午已开投， 最高者 １８２７０００ 元， 白鸽票同日开投底价 ６０ 万》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第二张第四页； 《澳门番摊开投》 ， 《香港华字晚报》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第四页。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６２２５， ＭＩＣ： Ａ１２８９， ｐｐ ３ － ４，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另， 据笔者对傅厚泽先生的采访， 泰兴公司的股份分配为傅家 ６４％ 、 高家 ３６％ 。 傅德荫投得澳门番摊专营权与澳门柯家有一定的关系。《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第 １７ 号。 所谓 “卖台” ， 意思是六合公司类似现在的二房东， 中央酒店另有业主。 据 《广州铺底习惯》 ： “凡将该铺全盘铺底转租与人， 谓之租借。 如系铺客将租者， 则为二路铺主， 又称为卖台买台者。 在从前之番摊馆及所有茶楼酒馆， 皆称为买卖台， 余称租借。 凡租借及卖台者， 租价必高于原业主之租额。 而又不能谓为转租渔利。 在商场习惯中， 视为极正当应为之事。 何则？ 每有铺客批期未满， 闭歇后将其铺底转租与人， 视为将本求利， 仍属营业性质。惟租借之铺， 可以将铺随时取回。 至其所订随时取回之原意， 一因二路铺主恐业主方面发生问题， 一因备随时复业之预备。” 参见江苏省商业厅、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 ， 中国商业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２３８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款———一等番摊馆问题， 将大本营扎进了中央酒店。 ５ 月 ７ 日， 澳葡政府与新设立的泰兴公司订定番摊承充专营合同。 ５ 月 １８ 日， 澳门中央大酒店娱乐场宣布开幕。傅德荫、 高福铭的泰兴公司以前所未有的高昂投价， 顺利地取得了第八届番摊承充权， 其基础是建立在广东禁赌后对澳门博彩业兴旺繁荣的前景预期之上。 果不其然， 形势一片大好。 据报道：澳门夙有东方蒙脱卡罗之称， 其赌风之盛， 实为远东之冠。 凡世界各国及中国全国之赌法， 澳门无不毕具。 大至数千万元， 小至一二铜元， 无不可以与兴赌。 赌馆林立， 触目皆是， 自破晓至于午夜， 皆可随意入赌， 而通宵达旦者不计也。 其最大之旅馆曰 “不夜天”， 虽名为旅馆， 实为一大娱乐场， 而其最高层， 即为赌城。招待者皆为年青女子， 赌具亦五花六门。 此辈女郎， 为之计数， 且为之曼声高呼， 告人以开出之点数。 此外则鸦片足以助兴， 每一房间， 即有一烟具。 此为规模较大之赌馆， 而尤其是小赌馆之多。 女佣等每晨至小菜场买菜， 先光顾至赌馆， 能赢得一二角最佳， 否则输去一二角， 则在买菜之中侵占之， 有习以为常者。 沿路小贩攬头及挑担为生者， 皆可以博， 故儿童亦以博为恒事也。 叉麻雀更为家常茶饭， 非但十家而九， 几为十家而十。 澳门之西侨， 大都能打麻雀者， 香港距澳门至迩， 渡轮四小时可达， 港地之嗜赌者， 每于星期六下午赴澳， 狂赌一昼夜， 星期日下午复乘轮返港， 习以为常，故澳门之赌业更盛矣。①抗战爆发后， 广州沦陷， 大批内地民众避难来澳， “每天平均总有一万人左右”， 使得澳门博彩业更加兴旺， “打牌人的声音和雀牌击碰的喧杂声， 在每家赌场里终是彻夜不绝。 有许多酒排间和咖啡馆门前，·３８２·① 《东方蒙脱卡罗澳门赌业之盛况》 ， 上海 《电声》 周刊， １９３８， 第 ９６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都明白地挂上 ‘赌场’ 的告白。 这许多赌场， 真是蒙德卡罗的缩影”。①又据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的香港 《大公报》 报道：自抗战开展后， 澳门平添避难人们， 赌场方面， 更形热闹， 身在其中， 几不知国家正值多难， 良可慨叹！ 在赴赌的人群中， 殷富和小姐、 太太们实在不少， 下注之豪， 千数百元一注， 亦无吝色。②难民之中， 终日醉生梦死， 希图孤注一掷的大不乏人。 例如， 在深圳宝安等地沦陷后， 有数千内地难民逃至香港新界流浮山下落脚， 其地应时而生的番摊、 牌九、 骰子等赌档计有十余处之多。③ 喘息未定， 尚沉迷于赌博， 亦可见粤人好赌成性， 盘龙癖之根深蒂固。１９３９ 年年初， 广州周边地区江门四邑相继沦陷， 局势日趋严峻，到澳门避难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满为患之感。 是年 ４ 月 ６ 日复活节， 香港各衙署机关及大商行、 银行等， 均一连放假四天。 “在平昔旅港人士之得此数天休假者， 或回乡祭扫先人坟茔， 或往省澳恣行游览， 惟今岁广东为 × 骑蹂躏， 其沦陷者固无从归去， 其尚在我军手者， 则或沦为战区， 烽火漫天， 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叹。 故数典不敢忘祖者， 只有伫待山河光复， 然后尽其孝思耳。 然四天之长假， 又不便任其虚度， 于是只有澳门一途是鹄。 澳门笙歌酒色， 处处宜人。 终岁劳役于身心者， 得此消遣之地， 未尝不得一时之快。” “澳门之高等旅舍如 ‘利为旅’ ‘东亚’‘中央’ ‘五洲’ 等等， 因是于五日以前， 其所有房间， 乃均被预定一空。 昨六日下午启行赴澳之西安、 交通等轮船， 固已挤拥至空无隙地。讵昨晨启行之泰山、 濠江等轮船， 更有人山人海之慨”， “苟非日前已·４８２·①②③《广东陷落后的澳门》 ， 《申报》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第 １２ 版， “春秋” 。《避难人口突增数万， 房东乘机抬高租金》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第二张第五版， “澳门素描” 。《流浮山难民区纪： 赌场林立， 难民醉生梦死》 ， 《申报》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第三版， “本港新闻” 。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预定有船位者， 虽欲降搭尾楼或大仓亦不可得。 至下午开行之泉州、 西安、 交通等轮船， 其挤拥情形， 仍不稍减。 盖本港各衙署机关及大商行、 银行之休假人士， 为数不少， 而借此休闲赴澳消遣者， 不下一二万人， 加以平昔为商事私事必须来往港澳两地者， 其数乃更难统计云”。①１９４０ 年年初， 《澳门地理》 的作者何大章、 缪鸿基避难来澳， 对澳门 “赌业” 进行了实地调查， 更为详尽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况：我国各地皆厉行禁赌， 视赌博为犯罪行为， 一般人亦以赌为可耻之事， 但在澳门则不然， 政府公开准由承商投办开赌， 抽收赌饷， 其数至钜。 据查每月约达葡币二十余万元 （１９４０ 年调查）， 为澳门政府收入之大宗。 考赌博乃适应人类贪婪欲望与利用人类侥幸心理之一种骗局， 不特本地居民趋之若鹜， 且吸引其附近各城市如香港、 广州、石歧等地之居民， 不远千里而来， 一博其命运者。 赌场多集于市区内最繁盛之处， 如清平直街、 福隆新街、 怡安街等。 其赌之种类甚多，其一为场赌， 此即 “番摊” 或称 “四角” 与 “骰子” 是也。 新马路之中央为场赌之巨擘， 其余分散各地， 称为 “快活楼” “高庆坊” 者是，计约有二十家， 皆称公司， 如德成公司、 荣生公司……等， 以番摊为主， 附有骰子者约占其半。 据闻全澳赌场由泰兴总公司承办， 赌税每年约葡币一百八十万元， 为澳门政府之主要财源。 赌场工人共达七八百名， 中央一处约占三分之一， 其余各场占三分之二。 本地居民中不事生产， 以赌为业者亦多， 各赌场中常跻踊不堪， 呼驴喝雉之声， 达于户外。 香港甚至广州各地之人士， 每于周末， 亦多来澳消遣， 一掷千金， 在所不惜。 幸而博得赢钱， 则大事挥霍。 不幸而输钱， 则按押饰物， 甚或因床头金尽， 自萌短见者亦有之， 每有自中央酒店跳楼自杀， 或于澳港船途中投海而死者， 诚属害人不浅。 每届旧历新年， 更·５８２·① 《复活节假期赴澳男女众多， 澳门各酒店房间五日前预定一空》 ， 《香港工商日报》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８ 日， 第三张第一版， “本埠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随街开设赌具， 尤以福隆新街、 十月初五街一带为盛。 其间赌桌蛇延，帐幕栉比， 张灯结彩， 俨然成一赌街， 狂迷之情， 可以想见。 其二为票赌， 此即 “铺票”、 “白鸽票” 及 “山票” 等是， 铺票有富贵荣华二厂， 每月开彩六次， 其中不少代收彩票之铺店， 称曰收票店， 全市计约有四五十家。 且有持票到茶楼海馆招售者， 每次投彩者常达数万，如获中彩， 在昔往往可得数百金至数千金。 白鸽票有泰兴厂， 每日早午夜开彩三次， 其投彩情形与铺票略同， 亦随处有票店可以投彩， 投彩者以本地居民为多。 于公司门前公开开彩， 欢迎赌客参观， 高声唱彩， 并有氖虹光管， 日夜广告， 最为触目。 每届开彩， 市民鹄立于其门前围观者， 人山人海， 引领而望， 一若决定其一生命运于此一刻焉。①从文中翔实而细致的描述， 可略见当时澳门博彩业兴旺发达的样子。 泰兴公司于其间获得巨利， 自不待言。这里， 《澳门地理》 中提及了中式彩票的承充情况。 自广东禁赌后， 澳葡政府随即行动起来， 先后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和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１６ 日， 两次将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 招人承充， 结果均未尽如人意。② 据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７ 日的 《香港华字日报》 报道， “澳门山铺票白鸽票饷码， 自去岁集德公司退办后， 由广成公司继续承办， 现在广·６８２·①②何大章、 缪鸿基： 《澳门地理》 ， 第 ６５ ～ ６６ 页。 另， １９４０ 年年初， 澳门同善堂筹建药局捐款， 在澳门各摊馆设救济箱 （即募捐箱） ， 共募得款项 １３０５ ８ 元。 当时澳门有九家摊馆， 分别为中央、 瑞贞、 顺泰、 西就、 大利、 快活楼、 合和、 合隆、 德铭。《澳门同善堂庚辰年征信录》 ， 濠镜同善堂刊， 澳门新马路桔仔街文新印务公司承印，１９４０， 第 ５１ｂ ～ ５２ａ 页。定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但白鸽票除去一个字盆口） ， 三年为期， 自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底价 ７０ 万元。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第 ４６ 号。 定于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凡非该三项性质之票一律禁开， 尤其是禁开字胆） ， 以三年为期， 自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 押票银 ９４０００ 元。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第 ３ 号。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成公司之承办亦已期满。 政府日前连续两次将此项饷码开投， 底价六十万元， 另需加百分之一互助费， 取销白鸽票尾奖 （字胆）， 但两次皆未能成交， 仍由广成公司代办， 照常开彩”。①至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５ 日， 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生意， 广成公司代办期满， 澳葡政府财政总局于是日下午三时在财厅大堂内开投， 招人承充， 以三年为期， 由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计， 底价为 ６０ 万元， 押票银 ６ 万元， 取消字胆。 并罗列出投章程 ６ 款、 立实合同章程 ３１ 款。② 其中有名为 “ 有宏” 和 “ 大成” 的人 （ 或为公司名号） 每年愿出价 ８０ 万元， 另附加 １％ 为澳门互助会经费。③ 最终， 由傅德荫、 高可宁等人设立的 “广兴公司” 以 ８６ 万元获得承充专营权， 并在随后开设了铺票富贵、 荣华二厂及经营白鸽票的泰兴厂。④ 由此初步奠定了傅、 高二人在澳门博彩业中的垄断地位。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澳葡政府发布公告， 宣布于本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午１１ 时， 在澳门财政总局大堂内将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签铺票、 白鸽·７８２·①②③④《澳门 “字胆” 实行停止开彩。 五日， 彩票厂已奉督署通告》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７ 日， 第二张第三页， “本埠新闻” 。 另，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底， 广成公司西就办房呈澳门财厅： “迳启者， 现据氹仔大兴白鸽票司理来称， 本月廿七日奉贵厅令，着该号停止开收路环白鸽票， 迫得歇业呈报并请敝公司将地点成例函达贵厅， 准予照旧开收， 免至阻碍营业等语。 查大兴号虽设在氹仔， 然发给牌照时经由敝公司许其在路环设立代理， 复查历届公司亦皆如是， 今该商所言尚属实情， 故特函请贵厅详述一切， 务望通融准予照旧开收， 俾维敝公司定章， 实为德便， 是所至盼， 此致马厅长查照。” 呈文所用信纸为 “广成公司西就票厂用笺 （ 自动电话九二三 ） ”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２９２１７， ＭＩＣ： Ａ４２４７， ｐ ５２，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７ 年， 第 １４ 号， 第 ２６８ ～ ２７１ 页； 《新督巴波沙亲自监视下澳门番摊饷码昨午已开投， 最高者 １８２７０００ 元， 白鸽票同日开投底价 ６０ 万》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第二张第四页。《有宏、 大成投标书》 ： “有宏、 大成每年愿出价八十万元正， 另附加百份之一为澳门互助会经费， 以承充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生意， 所有财政总局陈列给阅之条款， 本人自愿遵守并应允依照所出之价每年三份一之数呈缴担保按柜银。 此票是实。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５ 号。 有宏、 大成。” 林发钦主编 《抗战文献文物图录》 ， 澳门理工学院， ２０１６， 第 ７９ 页。与此届承充相关的档案文献暂未发现。 傅德荫、 高福铭出价 ８６ 万元获得承充专营权，是根据此后一届的投承底价推知； 所设公司名为 “广兴” ， 系根据已见的该公司承充期间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发售的各种山铺票实物确知。

民国澳门博彩史票、 山票生意出投， 招人承充， 以三年为期， 由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计， 底价 ８６ 万元， 押票银 ８６０００ 元， 并列开投章程 ６ 款， 附合同章程与白鸽票、 山票、 签铺票特别条件及普通条件。① 布告公布后， 是否有赌商前来竞投， 不得而知。 当时广州已经沦陷， 特别是澳门周边地区相继不保， 而这一带是澳门山铺票的主要销场之一， 因此前景堪忧。 澳葡政府此时还胶柱鼓瑟地依照上届的价码开出如此高昂的底价， 估计是没有人愿意冒风险的。 直至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中式彩票生意即将换届时， 方由澳门财政总局局长边度来函确认：德荫、 福铭先生： 本澳政务委员会经于 ４ 月 ２９ 日议决通过，准又成有限公司在澳门、 氹仔及路环地方得白鸽票山票铺票三年专利权， 有效期间为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６ 号至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并须在规则内列入下段： 票铺专利人在每次开彩时必须设置一图样， 登明派彩奖额， 并须照是所得数目分派给中彩者。②澳葡政府最终拍板定案的时间如此紧凑， 说明了赌商投承并不踊跃，或许就是根本无人愿意接手， 以至于到了最后关头， 双方才谈拢条件。 很显然，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初日军对澳门实行粮食封锁对此有一定的影响。 日军占领中山后， 不准任何食品通过封锁线运入澳门， 以此要挟澳葡政府准许日军进入澳门搜查抗日人员， 并将拉巴岛 （氹仔） 葡萄牙驻军撤退。 “倘日本不取消其封锁， 则澳门将进入危险时期。”③ ４ 月 ２５ 日， 又发生两名葡警在氹仔岛被日军击毙事件。 水陆四周遭敌伪军包围， 澳门情势， 甚为紧张。④据此可知， 此届中式彩票的投承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据估算， 傅德荫和高·８８２·①②③④《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第 ４０ 号。林发钦、 王熹编著 《孤岛影像： 澳门与抗日战争图志》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２２２ 页。《日对澳门封锁， 影响港粮食来源， 澳门将进入严重时期， 当局及民众均安缄默》 ，《申报》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３ 日， 第 ４ 版。《澳门情势甚为紧张》 ， 《申报》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３ 日， 第 ８ 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福铭所设的又成公司出价大约为 ３０ 万元，① 远远低于出投的底价。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 １１ 时， 在澳葡政府在财政总局大堂内， 举行澳门第九届番摊生意竞投。 承充期为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此次开投底价为 １８２６０００ 元， 另照饷额附加 １％为澳门互助会经费。② 结果，高傅二人合办的泰兴公司以 １９０ 万元的价码获得继续承充澳门番摊生意的权利， 并于 １１ 月 １８ 日与澳葡政府签订了承充合同。③ 这一价码并不是很高， 并不出人意料。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抗战形势发展不明朗， 前途未卜， 承充风险太大；④ 第二， 沦陷后的广州此时已经开赌，对澳门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三， 最有资格和能力的竞争者广东赌王霍芝庭在竞投前的 １０ 月 １１ 日因病去世，⑤ 这应当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９８２·①②③④⑤据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澳葡政府出投下届中式彩票的底价推算而得。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第 ２３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７ 日， 第 ４０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第 ５２ 号第 ２ 附报。“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ｅｔ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９３９ － ０３ － １０， ｐ １ 据路透社消息， 经过激烈的竞投， 一家名为 Ｙｉｐ Ｓｈｉｎｇ 公司的华商辛迪加获得了广州赌业承充专营权。 据和平维持会公布的合同条款， 赌馆只准许开设在全市五个特殊地区，其中包括河南和 Ｔａｉｈｏ Ｒｏａｄ。“霍君系患喉瘤， 双十节之日， 曾赴法国医院割治， 旋即返罗便臣道私邸修养， 讵药石无灵， 卒以不起。 霍君南海石头乡人， 现年六十岁， 有五子六女。 长公子宝材， 为法界闻人， 现则致力于经济事业， 为银行界巨子。 次公子宝开， 留学德国习飞机。 其余三四五等公子， 均在求学中云。” 参见 《殷商霍芝庭昨晨因病逝世， 近患喉症， 前日割治未愈， 弥留时犹不忘救济伤难》，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第二张第六版， “本港新闻”。 又， 《霍芝庭昨逝世》： “富商霍芝庭， 月前患喉症， 屡医罔效， 至昨 （十一） 晨子时在罗便臣道私邸逝世。 查霍君为南海石头乡人， 现年六十岁， 有五子六女， 长公子宝材， 为法界闻人， 现则致力于发展经济事业， 为银行业巨子。 次公子宝开留学德国习航空， 将来学成归国， 必对国家有伟大贡献， 其余三四五等公子，均在求学中。 各界人士， 以霍君毕生热心慈善事业， 对救国捐输， 尤为努力， 今一旦溘逝， 无不为之惋惜云”。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第二张第四页， “港闻”。 又， 《霍芝庭灵柩昨晨出殡安葬： 军政各界千余人往执绋， 花圈百座中西印乐五队》： “霍氏生前知友遍国中， 故出殡前， 国内军政要人均致送花圈或派代表执绋。 计孔祥熙派唐海安， 李汉魂派曾晓峰， 白崇禧派张兆棠， 余如在港之宋子文、 李承翼、赵植芝、 沈载和、 邓勉仁、 叶恭绰、 贝祖诒等均亲自莅场。 本港周寿臣、 罗旭和两爵绅， 曹善允等及桂坫太史， 亦亲到一别亭辞灵。 亲友及各团体代表等计逾千人。” 香港《大公报》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第二张第六版， “本港新闻”。

民国澳门博彩史（二） 霍芝庭与傅德荫斗法———国际酒店与中央酒店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前后， 广东已有两个博彩中心， 一是河南， 霍芝庭的地盘； 一是深圳， 傅德荫的地盘。 在蒋桂战争与中原大战相继结束的 １９３１ 年年初， 河南各界以为 “训政伊始， 亟宜同时禁绝， 俾得与民休息生息”， 提议禁绝河南番摊。①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陈济棠公布 《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大纲草案》， 宣称开始禁赌②， 不得不对众口交詈的河南赌场采取收缩政策。 广东博彩业的局面发生调整变化， 于是便出现了由陈济棠之兄陈维周所支持的深圳赌场———傅德荫与霍芝庭等人合伙创设的又生公司。③１９３６ 年广东禁赌之后， “失业” 的广东赌商岂能甘心， 自然将觊觎的目光投向了澳门。 政治投机失败的霍芝庭此时自顾不暇， 结果被傅德荫捷足先登。 过去， 一直经营广东博彩业的 “赌国大鳄” 霍芝庭在其顺风顺水之时， 每年缴纳向广东的赌饷高达 １０００ 余万元，④ 并不怎样把澳门放在眼里。 然而， 当广东禁赌和澳门也没有着落之后， 他意图在澳门博彩业上分一杯羹的念头， 就变得有点迫切了。１９３７ 年， 霍芝庭在澳门新马路西端投资兴建 “国际酒店”， 很明显是欲图与泰兴公司的中央酒店对垒争雄， 为夺取澳门番摊承充权做前期准·０９２·①②③④《河南各界请禁赌之进行， 区党部执委提议禁绝河南番摊， 河南各乡深表同情决协助进行，日内各乡召开禁赌联席会议》，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６ 日， 第一张第三页， “粤闻”。《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大纲 （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第 ３６次政务会议决议修正通过） 》 ， 《广东省政府公报》 １９３２ 年第 ２０５ 期， “计划” ， 第 １１６～ １１７ 页。 “广东国省两库收入， 烟税、 赌饷几占五分之二， 应积极设法筹抵， 至第三年即实行禁绝赌博， 并开始禁烟” 。卫恭： 《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 第 １１２ ～ １１３ 页。秦庆钧 《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 记载： “自民国十四年以后， 政权统一， 筹饷 （即赌税） 收入乃大增， 至民国二十一年 （１９３２ ） ， 省库收入达到大洋 １４７０７０００ 千元。由民国十四年至二十一年， 在这八年间平均每年筹饷收入为 １１８６３０００ 元。 民国二十二年以后账册散失， 无从统计。” 参见 《广州文史资料 （选辑） 》 （第 ２９ 辑） ， 内部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第 ６６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备。 因为根据澳门承充番摊合同的规定， 新承充人必须要像源源公司的“濠兴” 一样， 开设一间一等番摊馆。 又据霍芝庭的手下吴湘衡说：霍芝庭伙同傅德荫在深圳开设又生番摊公司， 霍县有其作用的，因傅是澳门的地头蛇， 也是入了葡国国籍的， 澳门烟赌一向为高可宁全承了， 霍芝庭想插手澳门烟赌， 和深圳烟赌兼而有之， 故第一步通过傅德荫罗致澳门方面的搞烟赌的人物， 先行做好准备工作。 但陈济棠统治广东期间， 是霍在广东办烟赌捐的 “黄金时代”， 对于澳门的染指， 遂不那么迫切。 日军侵占广州后， 霍想转到澳门的意思就积极起来， 当时澳门一度闹 “柴荒”， 霍赶这机会给我三万元葡币， 向石歧、广州湾大量购运木柴到澳门应急， 向澳葡政府献殷勤。 霍派我见澳门总督， 表示打算投资向星加坡开辟一条经常接济澳门木柴的路子， 一面还透露霍拟承投澳门的烟赌捐， 准备向印度购运上等烟土， 以澳门为基地扩展到星加坡去， 当然也包括中国内地。 澳督对我甚为客气，对霍亦频频之夸许， 霍的承办澳门烟赌， 看来将可有成。 但当时日军在海面轰炸船只， 运柴船虽有葡国旗掩护， 仍不时遭受日军袭击。 在澳门办烟赌的事， 一时尚未成功， 后因霍病死而作罢。①吴湘衡与澳督接洽是否属实？ 所谓的 “柴荒”， 发生在广州沦陷之后。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申报》 报道了香港的情形： “省港交通断绝以来， 本港居民日用必需品， 即蒙巨大影响， 来源短缺， 价格飞涨， 尤以柴薪一项为最甚……西江四邑一带情态同时吃紧， 过去四邑尚有多少杂柴经歧澳运港者， 现亦完全停止……于是柴供给遂发生恐慌， 一日间价格数变， 开本港有史以来， 从未一觇之新纪录。”② 澳门也受到影响，·１９２·①②吴湘衡： 《霍芝庭这个人》 ， 载李齐念主编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 ２ 辑） ， 第２８３ ～ ２８４ 页。《来源短缺， 商人操纵， 港柴炭价突飞涨， 每元竟售卅余斤， 贫民叫苦》 ， 《申报》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第 ４ 版， “本港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为维持当地燃料， 不使发生恐慌起见”， 澳葡政府下令不准柴薪出口，“即属于本港商人向内地采办， 经澳运港者， 亦在禁止之列”。 “后经本港当局提出向澳方交涉， 初无结果， 禁令依然执行。 直至最近， 澳方柴源已相当充裕， 市价复原， 澳当局乃变通禁令。 凡属内地经澳出口柴薪准许百份之五十出口。”① 由此可见吴湘衡所言非虚。 但是， 所谓通过傅德荫 “先行做好准备工作”， 就值得商榷了。 因为这一时期傅德荫和高可宁的泰兴公司已经开办多时， 霍芝庭还要通过傅德荫插手澳门博彩业， 显然不对。 此时霍芝庭和傅德荫已是竞争对手。根据澳葡政府的规定， 澳门番摊承充人必须有开设一等番摊馆的场所。 霍芝庭欲图染指澳门博彩业， 首先要解决这一问题。 傅德荫与高可宁的中央酒店显然不可能拱手让给霍芝庭， 于是乎澳门国际酒店就此上马。 霍芝庭的澳门国际酒店 １９３７ 年动工兴建， 由香港厚兴公司承建， 共耗资近 ３０ 万元， 由民用建筑师若昂·卡纳瓦罗·诺拉斯科设计， 成为当时澳门最为宏伟的建 筑。② 国 际酒店又称 “ 大酒店”（Ｇｒａｎｄ Ｈｏｔｅｌ） ， 位于新马路西端。 其中酒店一楼、 阁楼为餐厅酒吧，二楼为舞厅， 三楼酒家， 四楼至九楼为旅店。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 ７ 日， 国际酒店落成开幕， 澳督戴思乐与香港富商何东联合为之剪彩。③ 据坊间熟悉澳门掌故的金丰居士叙述， “国际酒店原本擘划开设赌场的， 但是遭到傅老榕、 高可宁的泰兴公司和 ‘十友堂’ 的大力反对及阻挠，卒之无法子开得成赌” 。 投资国际酒店的股东有当时港澳的大富豪范洁朋， 据说还有宋子文。 国际酒店是澳门当年首座 “ 现代风格 ” 建·２９２·①②③《继续向澳交涉解禁》 ， 《申报》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第 ３ 版， “本港新闻” 。〔葡〕 费尔南德斯： 《自本世纪 ２０ 年代迄今的澳门》 ， 澳门 《文化杂志》 （中文版）第 ３６、 ３７ 期， 第 ９８ 页。 另， 当时报道称， 澳门国际酒店于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开工建设，共计耗资 ６５ 万元， 建筑设计师是 Ｔａｉ Ｍｅｎ Ｈｏｕ， 承建公司为厚兴公司， 预计于 １９４１年元旦开业。 “ Ｎｅｗ １０⁃Ｓｔｏｒｅｙ Ｍａｃａｏ Ｈｏｔｅｌ， Ｔｏ Ｂｅ Ｏｐｅｎｅｄ ｏｎ Ｎｅｗ Ｙｅａｒｓ Ｄａｙ”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０ － １２ － ０４， ｐ １〔葡〕 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二十世纪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９） 》 ， 第 ２８６ 页； 〔葡〕 费尔南德斯： 《自本世纪 ２０ 年代迄今的澳门》 ， 第 ９８ 页； 李鹏翥： 《澳门古今》 ， 第 １５４ ～１５５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筑物。 该酒店高 ９ 层， 比 ６ 层的中央酒店 （ 原样 ） 还高 ３ 层。 该酒店地下设澳门最高级的美发室和西餐厅， 二楼、 三楼设澳门最高级的粤菜馆， 四楼至九楼为豪华酒店客房， 房价亦是当时 最 贵 的， 天台设有 “消暑殿” 粤曲茶座和夜总会， 亦是当时澳门最高档的。 当时来澳门玩乐的邻近地区有钱人士， 都纷纷入住国际酒店， 使得中央酒店、 东亚酒店、 五洋酒店等老牌豪华酒店为之气结。① 顺便提一句， 傅德荫后来赌气将中央酒店加建到九层， 后来更增至十一层， 要在高度上超过国际酒店的原因即在此。②从这段小插曲来看， 足见澳门博彩业是一块让人 垂 涎 的 “ 唐 僧肉”。 若不是出投前夕霍芝庭患病去世， 澳门博彩业也许就是另外一种场景了。 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消失， 使得澳门赌商松了一口气， 稳稳地坐住了他们的 “赌国江山”。第三节　 风潮时期的澳门博彩业（一） 战时初期澳门博彩业依然畅旺自广州沦陷之后， 澳门已经渐趋繁荣了， 在欧洲及中国狼烟遍地的·３９２·①②金丰居士： 《今日澳门： 兴旺一甲子， 其后万劫不复， 国际酒店地难逃命数》 ， 《新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澳门中央酒店原来只有六层高， 但祖父常思量着怎样可以把楼宇加高数层， 一日，他吩咐工人拿来大批沙包， 放在天台四个角落做实验， 观察酒店的四条支柱是否能负荷， 结果， 祖父认为支柱够力， 便叫承建商加高了数层。” 据傅家长房长孙傅厚泽先生的口述。 另可参见 《一代赌王———傅老榕》， 载立日选编 《港台亿万富豪传》 （第 ２册）， 第 １５ 页。 又， 《中央新楼开幕期近》： “中央大酒店十楼、 十一楼之建筑， 在未竣工前曾向香港九龙船坞及本澳黑沙湾华兴厂， 备用大批生铁砖， 重约百吨。 将该巨量生铁砖置于楼而各部， 试验其地脚柱□受重力量， 经本澳工务局派员测验一切， 认为足以加建两层楼有余， 即摄影存案， 然后动工兴建， 迄今工程次第完成。 所有间格及批□均聘名工程师缜密设计， 采用美国隔火纸及石膏粉， 以其质轻隔热， 对于居处卫生至为适宜， 且极坚固。 现该酒店十楼定期九月一日开幕， 十一楼亦将竣工。 开幕有期， 诚旅客住居之佳处也。” 澳门 《大众报》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民国澳门博彩史情形下， 中立之澳门， 不啻一块难得的桃花源。 由于避难民众的大量涌入澳门， 澳门博彩业一时兴起。 “每一次之濠江交通轮开到， 搭客莫不极端挤拥， 等闲亦二三千人， 虽其中有一部份， 转道以返入内地者， 但大部份均暂留本澳， 以故市面乃顿见热闹。 道上觅屋以租者， 固终络绎穿插， 酒店旅邸， 亦几租赁一空， 而饭店食馆， 则其门如市， 旺市十倍。酒楼茶馆， 亦相当畅旺， 其中尤以中央酒店， 更见热闹。 以暂迁来澳之辈， 大都腰缠丰盈者， 惟来澳而后， 为求消遣， 乃都相率趋中央娱乐场，即快活楼、 摩登楼、 博彩楼， 亦同其畅旺。 置身其间， 大有肩摩踵接之慨。 即戏院剧场， 亦因此畅旺不少。 此外， 如花国莺燕辈， 亦大都喜形于色”。 “因是， 斯次人口之突然狂增， 市面实无一而不呈蓬勃气象也。”①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经营澳门山票、 白鸽票和铺票的又成公司正式开业， 亦是大受欢迎。 “最近又成公司开幕， 门前光管纵横， 照耀如同白昼， 又设字容巨大灯牌两座， 市民之企足翘首而观者， 道途为塞， 男女老幼， 莫不毕集， 早午夜三场均如是。 每见有中彩者， 更当场欢呼， 得意洋洋， 非笔墨所能形容也。 市民以斯举可获巨奖， 投者买极众， 各代理家生意大有应接不暇之慨也。”② 博彩业的繁荣， 成为澳门一大胜景。设有快活楼、 高庆坊、 摩登博彩楼的中央酒店， “寻乐之士， 多聚于是， 即过此者， 睹斯阜然璀璨景象， 亦每为之驻足”， “然中央而外，则铺票公司之门前热闹， 与此中之特殊风光， 亦非别地可得而见之者。盖白鸽票与铺票开彩悉聚于是”， “而尤以夜间开彩时， 更见热闹”，“此种特景， 乃澳埠所仅有”。③ 新马路一带因之成为澳中最繁华之地。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越来越紧张， 香港当局对欧美外籍妇孺强制执行疏散， 前往澳洲及菲律宾等地。 我国同胞之由广·４９２·①②③高佬记者： 《百业动态： 人口狂增中之本澳市面》 ， 《澳门大众报特刊》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７日 ， 第一版。《澳门日报》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第 Ｃ０８ 版， “澳门图说” ， 转引自 《大型字容灯牌高挂 （濠江客） 》 。高佬记者： 《五花八门： 新马路之夜》， 《澳门大众报特刊》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７ 日， 第一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州各地来港暂寓者， 有一部分人取道澳门返回原籍。 但一些香港富商认为澳门比香港较安全， 于是纷纷在澳门购置房产， 以备不豫， 使澳门地价高涨。 同时广州各学校亦有迁至澳门复课， 更 令 澳 门 商 业 盛 极 一时。① 为了应付大量富裕的高级难民所需， 澳门中央酒店亦从原来的六层楼增建至九层， 于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建成开幕。②不过， 随着周边局势日益恶化， 至农历年底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时，澳门经济一度有所回落。 《大公报》 的一则报道称： “自华南发生战事以后， 澳门人口增加， 商业比前繁盛， 但时至今日， 则又大不如前， 其原因系由于交通梗塞， 谋食艰难， 遂致令各行生意， 亦直接受重大影响， 米珠薪桂， 一般人购买力微， 咸存可悭则悭， 可省则省之心， 故各行商业， 本年均同感不景气， 尤以下半年为甚”。③ 此情此景， 不禁让傅德荫等澳门赌商感到忧心忡忡。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４ 日， 承充番摊、 白鸽票及铺票生意的傅德荫、 高福铭为此呈请澳督批准减饷。 其呈文云：呈为呈请事， 窃查自去年五月间， 具呈人开办在上方指明之生意时， 众人皆知当此国际事件之影响， 可决番摊及白鸽票、 铺票生意将无获利可言， 及而对于承充两公司将有绝大损失， 在以前之情况对于具呈人之生意已有妨碍， 迨至最近则为更甚。 盖香港方面对于人民出入口突设有移民证之例， 而在澳门附近之四周又均开设字胆 （即白鸽票）， 故此令至具呈人甚难筹措以缴纳饷码于政府， 即欲保全番摊生意以及白鸽票、 铺票生意， 亦甚难。 职此原因， 特呈·５９２·①②③陈谦： 《香港话旧》 ， 载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省港大罢工、 港澳华侨史料》 （第 ３ 卷）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７４２ 页。《中央酒店新建九楼开幕启示》 ： “不惜巨资，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 “建筑堂皇华丽” ， “贵族化之设备， 平民化之租价” 。 酒店内的金门餐室亦再度扩充， 以应付大量的客源， 免致 “惠顾嘉宾， 时有向隅之叹”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第一版， “广告” 。《急景残年中， 澳门商情冷淡， 各行营业均感不景气， 年货上市销路亦呆滞》 ， 香港《大公报》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２３ 日， 第二张第五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请设法由政府协助承商减低现在所纳之饷额， 如蒙获准， 则钧座实对于承商等之两公司轻其负担， 商等将感恩无既矣。 谨呈澳门总督戴。①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４ 日德荫、 福铭澳督做何答复， 目前不详。 只是没承想， 到了 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以后，国内时局更加危难， 因澳门无移民禁例， “粤省及华北诸省战区孤苦无依难民， 靡不视澳门为避难佳地”。 据 １９４１ 年的官方统计， 自 １９３８ 年来，澳门人口因避难者激增， 已跃升至 ５０ 万人。 ３０ 万难民中， 其中 ２５ 万均系赤贫。 “最近因香港限制移民， 故该数又见加增。 有一小部分难民来自广州及佛山者， 系小康之家， 彼等于一九三八年见澳门生活程度较低于港地， 乃卜居于此。” 澳葡政府鉴于难民云集， 年拨 ６０ 万元 （合华币３３３３３３０ 元） 以救济之， 同时中国商会、 镜湖医院以及其他慈善机构，均进行救济工作。② 这种情况， 不免让傅德荫等人有点喜出望外。中立区澳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开创了澳门历史上的新纪元， 这时有人甚至提出了 “大澳门计划”， 建议趁此机会以期使澳门成为远东之头等海港。 据 《申报》 报道：战时之澳门， 日趋繁荣， 开澳门历史新纪元， 而为澳门人梦想所不及。 中日战时初起， 富有之避难者， 纷纷自华南各地移居澳门。 因葡国在欧战中守中立， 故澳门在商业方面大占其利。 澳门一无军事上重要性质， 不设防御， 故香港有闲有钱阶级， 迁至澳门者颇多。 澳门货物山积， 皆待运至世界各地， 苏德开战以前， 自西伯利亚及上海转运之轴心货物， 以澳门为分配中心， 澳门与西贡、 河·６９２·①②《德荫及福铭请示总督信件》 ， 载林发钦主编 《抗战文献文物图录》 ， 第 ８５ 页。《澳门人口激增 （香港） 》 ， 《申报》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第 ３ 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内及广州湾， 有轮船可通， 日船亦不时驶至澳门， 其与内地亦有民船可通。 过去澳门与外界交通， 全赖香港， 今则交通发达， 故商务亦随以兴盛也。 更有人计划， 将澳门辟为深水要港， 以容外洋邮船之椗泊者。 澳门之南有二岛屿， 其一为太巴岛 （译音， 即氹仔），一为科隆岛 （译音， 即路环）， 若将此二岛上之浅水沙滩填没， 然后将该二岛之北河道填平， 则大澳门计划可以达到。 此项工程， 费用虽甚浩大， 但因葡国当局税收充裕， 此项建设款项， 亦不难筹措。 若澳门能成为远东之头等海港， 则烟赌娼三种税收， 向视为大宗税收者， 或亦可以消灭矣。 葡政府并拟在澳门建立一强力短波广播电台一座， 以接通远东各部及转达美国各地云。①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日军突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８ 日清晨， 日军轰炸香港启德机场， 进逼九龙。 １２ 月 ２５ 日， 香港沦陷， 澳门成为抗战时期 的 “ 孤 岛 ” ， 由 此 进 入 了 ３ 年 零 ８ 个 月 的 “ 风 潮 时期” 。 香港沦陷之后， 更多的避难民众接踵而至， 都挤到这个 “ 乱世莲花地” ， 澳门人口再度激增， 同时也有大量资金流入。 成为孤岛的澳门， 一时莺歌燕舞， 纸醉金迷， 市面呈现出虚假的繁荣， 甚至被称为澳门的 “黄金时代”。② 泰兴公司的大本营中央酒店决定再加建至十一层。③ 的确， 澳门博彩业在广州、 香港沦陷后的一段时间内， 发展势·７９２·①②③《战时澳门日趋繁荣 （香港） 》 ， 《申报》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 第 ５ 版。“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当中， 澳门因有着特殊的环境， 和幽美的土地， 前来避难的人， 盈千累万， 造成了一个世外的桃源。 因为人口增多了， 跟着商业也繁盛起来，在这个时候， 物价虽然是高昂， 可是， 有了不断发展的生意， 一种蓬勃的状况， 加以游资的纷纷投到这里来， 使澳门成了一个时代造成英雄的黄金时代。” 常人： 《一年来之澳门商业》 ， 《中山民国日报》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 第三版， “通讯” 。“本酒店自大加改革， 历时已久。 迩者工程业经完竣， 新增九楼房舍， 早经开幕。 所有房内布置用具， 已深得社会人士同情， 咸称舒适。 今所增建之十楼、 十一楼， 亦次第开幕。 此两层之房舍， 空气固属充足， 且各房均有厕所、 浴室设备， 其中更有一厅一房者， 尤为舒展。 至于所取租值， 亦适合现代社会环境， 务令顾客舒适满意。邦人士女， 尚冀光临。” 《中央大酒店改革完竣， 加建层楼开幕启事》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第一版， “广告” 。

民国澳门博彩史头强劲。然而， 好景不常在， 战争狰狞的魔爪之下， 弹丸之地的澳门并没有太多资源储备以支持如此巨量的人口， 稍待时日， 惨象即显现了。 １９４２年 ６ 月 ９ 日从香港逃回的澳门华人师山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 描述了当时的凄惨场景：香港骤遭巨变， 澳门岂能免于灾劫？ 澳门的当局算够贤明，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 左支右绌， 却左支右撑， 单说为民食救济，已够焦头烂额， 胼手胝足的了。 就从民食说起吧， 米粮的恐慌，柴薪的短绌， 煤油、 石炭、 五金、 棉纱等之不得不统制专卖， 形成社会从来未有之威胁。 因为吃的代价， 高出往常十倍以上， 于是半饱不饱乃至终日绝食的人， 少说点占全人口之一半。 我初到的第一小时， 由海滨沿□□围的市街回到家里， 所见饿毙道上的男女老幼已十人以上。 第二天与友穿插市中心小街， 二十丈以内，尸体六具。 其中一个少妇倒毙一破屋中， 一未满二岁之孩尸伏妇身上。 可诧的是每一尸体的一丈以内， 妇人作工者作工， 小孩戏□的戏□， 熟视无睹！ 照常理一只死鼠或死猫在旁， 人们的感觉也带着一点不安， 今对于五官百骸具备的饿毙人体， 视若无物。那么， 饿死以前无人替后挨饿者提防可以饿死， 死后陈尸当路，无人顾及， 毫不足异了。 此外， 一层灰色的皮包着支离瘦骨， 上气不接下气地呻吟道左的， 多到你们简直不信我的话。 当局七手八脚， 尽其所能， 一点不能怪责， 但拥资千万者埠上有数人， 百万者数十人， 一家衣食可支两三代者无数人， 救济机关有数处，毕竟他们了他们， 饿死者了饿死者， 各不相涉！ 想说的话太多，持米粮配给将往五里外站大半天候买得晚餐的米的时间到了， 留待再说吧。①·８９２·① 师山： 《镜湖通讯》 ， 《宇宙风》 １９４２ 年第 １２９ 期， 第 １７５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师山信中透露的澳门情形， 是何等的怵目惊心， 惨绝人寰。 因为饿死的人太多， 澳葡政府担心出现卫生问题， 即采用汽车代替人力车执拾遗尸办法， “比较快捷， 且又对政府公帑节省良多”。 据说 “用人力车执拾遗尸， 假如每日执拾五十具， 每具须银一元， 每月统计最少耗数千元”。① 算起来， 也就是说每月饿死的至少有数千人。 到了 １９４２ 年黑色圣诞节前后， 澳门人口大量流失， 爱国救亡活动连遭挫折， 百业凋零，下环峨眉街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饿死的尸骸被推入氹仔的万人坑。② 澳门发生大饥荒后， 几十匹澳洲名驹统统被宰后由政府分派给公务人员及老人院、 孤儿院当肉食， 而大批喂马用的干玉米也被廉价卖掉， 以解澳门市民之饥荒。 从此马场被废置， 澳门赛马活动完全停止。③照上述情形来看，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澳门避难民众， 怎么会有心思去赌博享乐， 澳门博彩业应当受到不小的打击， 一蹶不振才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俗话说 “朱门洒肉臭， 路有冻死狗”， 时局丝毫不影响醉生梦死的 “高等难民” 享乐。 从香港沦陷前市况之一斑， 可以推想澳门孤岛初期的情形如何：自战事发生以来， 国内难民麕集香港， 其中高等难民， 为数甚众。 此辈拥有巨金， 虽作难民犹未改其纸醉金迷之生活， 纵情享·９９２·①②③《卫生设备上之一大改良———汽车捡拾遗尸， 该车已装置完竣， 今日开始施用》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１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刘羡冰： 《澳门教育史》 ，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１９ 页； 又据 《新华日报》 报道： “据从澳门逃出的人谈： 澳门物价高得惊人， 米每担法币六千元， 肉类鸡蛋尤为奇缺， 事实上已陷于极度饥馑状态， 人吃人的现象， 已到处可见。 人肉每两白银四毫 （多讳名为牛羊肉） ， ‘美国楼’ 、 ‘葡萄牙餐厅’ 等大酒楼也常常会吃到人肉包子。 他说他的一个邻居有一天失踪了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 后来在某屠场附近曾发现这两个孩子的头颅。 该地流氓地痞等互相械斗， 流血惨剧不断发生。 湾仔敌军常用机枪扫射新马路等滨海区车夫行人， 伤毙的很多， 弄得市面非常恐怖” 。 《在敌寇的铁蹄下， 澳门成了饥馑世界， 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可见》 ， 重庆 《新华日报》 １９４４ 年１ 月 １０ 日， 第 ２ 版。邢荣发： 《澳门马场区沧桑六十年 （１９２５ ～ １９４６） 》 ， 澳门 《文化杂志》 （中文版） 第５６ 期， 第 ９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乐， 挥金如土。 本港去年各项奢侈税收， 均超过预算甚巨。 增加原因， 据财政当局之解释： 奢侈税之增加， 全因本港增多消费阶级所致……其中鸦片专卖牌照费预算数为 ２７５０００ 元， 实际收入 ３４５０９０元； 博彩马票税预算数为 １２００００ 元， 实际收入为 ２３８２７４ 元； 娱乐税 ２２５０００ 元， 实收为 ３２００２７ 元。①战时一位在澳门海事部门工作的葡人对这一时期也有类似记述。１９４１ 年夏， 日军已占领了澳门周边地区， 对香港的进攻， 似乎也近在眼前。 因而澳门进出口贸易甚为繁荣， 一些发了财的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在中央酒店的赌场中一掷千金， 在鸦片烟馆里吞云吐雾。 可惜好景不长， 秋天时， 澳门商业走上了下坡路， 每况愈下。 日军禁止中国船只来澳， 并派来两艘伪装成游船的摩托艇监视澳门港口的动静。 为收集情报， 日军还有计划地将一些汉奸安插进澳门警察等政府部门。 澳门面临的困境为四百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香港沦陷后， 大量难民涌入澳门，澳门的生活条件日趋恶劣， 霍乱等传染病蔓延、 饥饿和严寒造成每天死亡的华人超过 ３０ 人。 日军此时对澳门的封锁更加严密， 澳葡政府宣布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 然而， 中央酒店赌场中开大小的声音、 番摊赌博、 华人新年骰宝依然如故。② 在香港沦陷后回澳避难的澳门才女冼玉清， 曾写有 《澳门小住记》 一文， 就谈到这一令人感到吊诡的现象：社会现状悲惨如此， 而奸商尚有屯积居奇， 操纵物价， 投机倒把， 大发其国难财者。 是诚何心哉！ 彼暴发之户， 挥金如土。 澳门夙号烟赌之邦， 遂成畸形发展。 一方面赌馆妓寨， 茶楼酒肆， 呼庐喝雄， 纸醉金迷， 过其胡天胡地生活者大有人在。 贫民水浆不得入·００３·①②《高等难民享乐， 本港奢侈税激增， 实收较预算相差甚多》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３９ 年５ 月 １８ 日， 第二张第六版。参见 Ａｎｔóｎｉｏ ｄｅ Ａｎｄｒａｄｅ ｅ Ｓｉｌｖａ， Ｅｕ ｅｓｔｉｖｅ ｅｍ Ｍａｃａｕ ｄｕｒａｎｔｅ ａ Ｇｕｅｒｒａ （ 《战时我在澳门》 ） ， 澳门文化学会和澳门海事博物馆， １９９１。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口， 辗转沟壑， 或者心存侥幸， 倾其余囊， 以为孤注一掷， 博局输完， 而至饿毙者。 杜甫诗所谓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者，今复见之。①根据 １９４２ 年年底澳门财政总局报告， 本年度澳门财政 “入超数字之打破历年来一切记录， 计为 ２３００６６４ ８９ 元。 在去年非常时期当中，各项开支如公务员薪额□难民善款等， 均大为增加， 而当局理财有方，故能战胜困难， 获此良好效果”②。 可见澳门所谓的 “黄金时代” 余波仍在。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凡非该三项性质之票一律禁开， 尤其是禁开字胆），以三年为期， 自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 底价 ３０ 万元， 以暗票方式开投。澳督戴思乐、 法院检察官罅些喇、 经济局长罗保、 财政总局长边度、 华务局长施多尼等主持开票。 据报道， 是日上午 １０ 时到场投票者， 共有两票， 一为商人唐大伟， 一为原日公司商人德荫、 福铭。 开投前， 先将开投章程当众宣读一遍， 随即开始投票。 唐大伟投票在先， 德荫、 福铭续后始投票。 １０ 分钟后， 以投票者仅得两条， 遂宣布开票。 第一票唐大伟出价 ３６１０００ 元， 第二票德荫、 福铭出价 ４１７６６０ 元， 以 ５６６６０ 元之价高过唐大伟投得， 继续承办。③ 傅德荫、 高可宁等人所设的承充公司仍为又成总公司， 原班未动， 旗下还是顺利、 发财铺票厂和南昌白鸽票厂三厂。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澳门第十届番摊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其期由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至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止。 此次开投底价为 １９０ 万元，·１０３·①②③冼玉清： 《澳门小住记》 ， 载陈树荣主编 《冼玉清诞生百年纪念集》 ， 澳门历史学会，１９９５， 第 ９１ 页。《财政总局报告， 本澳财政突飞猛进， 频年入超数量大增》 ， 澳门 《西南日报》 １９４２年 １２ 月 ４ 日， 第一张 （二）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第 ２３ 号； 《白鸽票铺票山票昨晨开投已得主，德荫福铭出价四十一万七千元， 明日开投番摊底价一百九十万》 ， 澳门 《西南日报》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 第一张 （二） 。

民国澳门博彩史另照饷额附加 １％ 为澳门互助会经费， 又附加 １％ 为慈善救济费。① 据报道， 此届番摊开投时， 颇有一些戏剧性， 惹人回味：本澳财政总局， 定期昨日上午十时在该局大堂内将下届番摊、骰宝生意招人开投承办， 开投底价为 １９０ 万元。 查昨日开投情形，须只一票， 但情形则非常紧张。 昨日到该局内观看投票者， 为数颇众。 开投时由本澳总督戴思乐， 财政总局长边度， 法院检察官罅些喇， 经济局长罗保， 华务局长施多尼等主持。 投票前， 先由政府方面将开投番摊章程以中葡语， 先后宣读一次， 然后开始收票。 其时突有人力手车夫一人持有封口之信封一个， 到该局投递。 旧公司德荫、 福铭亦到局， 投票收票时间既满， 乃宣布开票。 因该人力手车夫所投之信封， 票主未到， 故不能将开启。 开票时只得旧公司德荫、福铭一票， 以出价 ２５０１６６０ 元投得继续承办下届番摊生意云。②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澳葡政府与泰兴公司的德荫、 福铭等人订立番摊承充合同， 其饷额创澳门博彩承充历史上的最高纪录。③ 新一届泰兴公司的总办为傅德荫， 副总办为高可宁， 交际主任为钟子光。④ 除大·２０３·①②③④《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第 ２３ 号附报。《下届番摊昨开投： 旧公司得获继办， 因一人力手车夫到局投一封口信， 德荫、 福铭竟出二百五十万元投得》 ， 澳门 《西南日报》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第一张 （二） 。《下届番摊骰宝德荫、 福铭投得》 ， 澳门 《大众报》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第 ２６ 号附报。《番摊骰宝生意新公司今日接办》 ， 澳门 《市民日报》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番摊骰宝生意新公司今日接办 （专访） 》 ， 澳门 《大众报》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钟子光， 广东顺德人， １９１０ 年生于澳门，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香港。 曾任澳门自来水公司总经理、 电灯公司董事、 镜湖慈善会副主席、 岭南学校董事会主席。 钟氏“广交游， 多亲故” ， “与澳门绅商何贤、 梁昌、 高可宁、 傅德荫以及葡官方尤有深厚之交谊” ， “近廿余载返澳经商， 驰骋开尘， 长袖善舞， 致力于一切工商事业， 颇多建树。 对社会公益慈善教育， 尤具热心， 平日博施济众， 获得全澳人士所称道 ” 。《澳门闻人钟子光病逝香港， 致唁临奠者有澳督史伯泰等》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５２年 ８ 月 ２２ 日， 第二张第一页， “港闻一” ； 《钟子光今午出殡， 昨日大殓港澳官绅名流到祭极众》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第三张第一页， “港闻三” 。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本营中央酒店外， 在全澳共设有九家银牌摊馆， 分别为大利、 西就、 合隆、 顺利、 瑞贞、 荣生、 德铭、 顺泰、 利成。①至此， 澳门博彩业仍为傅德荫和高可宁 二 人 所 垄 断。 而 民 国 时期番摊博彩承充最高饷额 在 此 际 出 现， 令 人 大 跌 眼 镜， 也 直 白 地 表明了傅德荫、 高可宁等人对澳 门 博 彩 业 前 景 仍 然 看 好。 不 断 增 建 的中央酒店， 一届比一届高的承充价码， 将泰兴公司在澳门的 “ 黄金时代” 获利无算表露得一览无遗， 更折射出傅德荫和高可宁身家剧增的奥秘所在。（二） 太平洋战争转折后的澳门陷入危机澳门真正出现生存危机的时间是 １９４３ 年。 在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太平洋战争 （中途岛海战） 发生转折之后， 已呈现败象的日本侵略者， 更加疯狂凶残， 变本加厉地压榨搜刮， 试图做垂死挣扎。 同年 ９ 月， 澳门战时物质流通遭到日本的严厉管制和经济封锁。 为应变战争和难民潮所带来的物资短缺的现实， 加之珠江三角洲水陆两路均被日军封锁， 澳督戴思乐宣布将大米、 燃油和生活必需品由原来的自由市场经营方式转为配给制， 新设立进口规划委员会统一处理所有受管制的物品， 包括对入货和分配进行监督。② 至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又有大批一无所有的难民来澳门避难， 仅香港的葡萄牙人就达 ３０００ 人。 澳督通过电台宣布， 凡欲来澳门避难者， 来者不拒， 以至于澳门饥荒情况极为严重， 每日有近百名新来的难民因饥饿或痢疾而倒毙街头。③据 《申报》 转载的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东京 《朝日新闻》 报道的描述， 此时的澳门已陷入完全萧条的境地：脂粉香水和莺声燕语点缀着的雅 〔鸦〕 片之港———被称为东·３０３·①②③华侨报社编 《澳门华侨报六周年纪念手册》 ， 澳门华侨报编辑出版， １９４３， 第 ６ 页。Ｒｉｃａｒｄｏ Ｐｉｎｔｏ： 《中立区的炮火》 ， 邓耀荣译， 《澳门杂志》 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葡〕 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二十世纪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９） 》 ， 第 ２９３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方的蒙脱卡罗的……澳门， 在大东亚战争的狂涛中， 不再是寻欢作乐的场所了。 单、 双， 一把命运寄托于骰子的澳门人的表情， 在世纪末的狂欢的爵士乐声中， 把忧愁寄怀于相拥狂舞的舞女们的心中。 虽因节电而街道黑暗了， 为了物价飞涨， 物资不足而困扰， 然而昔日美满之梦， 仍恋恋不舍， 这就是现在澳门人的表情， 呈现着中立国的多种多样的样貌……在经济上， 澳门向来亦依存香港， 仅因珠江封锁及转口贸易， 曾一度繁荣。 自从与香港在经济上的从属关系被切断之后， 本国与南洋的贸易亦告杜绝， 完全孤立， 而不能不依存于日本。 ……１９３７ 年澳门政府的财政， 岁入 ４７８ 万澳元，岁出五百万澳元， 岁入中占百分之五十六的 ２７０ 万元， 实系自赌博及鸦片而来的收入。 去年岁入仅 ４２５ 万元， 比往年不足六七十万，加以物价腾涨十倍二十倍， 故至少须二倍以上的预算才能应付， 所以澳门政府罗掘俱穷， 陷于左右支绌的境地。 因为输入的杜绝， 从香港及其他各地来的游客年有十四五万， 今亦告杜绝。 于是昔日欢乐之场的澳门， 现在已成为僻静的城市。 重庆方面把对付华侨的工作着重于澳门， 潜入很多的便衣， 搜集情报， 肆行宣传， 警诫、 威胁华侨的对日接近， 商人在事实上有不能不与日本方面提携的困难的关系， 但在此三年中， 与日本方面接近而被暗杀的有五名之多。这是重庆方面对中国人的无言的回答， 暴行于白日公然实施， 犯人一个也未逮捕。①随着战争的影响愈来愈严酷， 局面急转直下。 澳门博彩业在时局剧烈变动的冲击下， 也逐渐乐观不起来了。 到 １９４５ 年前后， “华人移居澳门的， 截至现在已有 ６０ 多万人 （内有小部分是避难的英美人） ……澳门本地除了海鲜之外， 很少其他出产， 即粮食猪牛鸡鸭， 也靠外处输入。 故现下交通不便， 运输□困， 物价日高， 难以想像……因为一切货·４０３·① 《澳门素描》 ， 《申报》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 第 ３ 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物， 求过于供， 日寇恶氛又常常侵袭， 使物价波动很大， 居民生活在煎熬中， 莫不叫苦连天。”① “物价的飙升和缺乏生活必需品的资源， 困扰着绝大部分的人口， 因而导致粮食通胀率达至极高的水平。 每斤米的售价在 １９３９ 年为 ０ ０８ 元澳门币， 而在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５ 年， 每斤米的价格变动介于 １ ２ 至 ２ ７ 元澳门币……在无顾客的情况下， 剧院实际上是关闭的， 而甚至赌场及鸦片烟馆亦然”。②由此可以想见， 澳门博彩业处于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澳葡政府亦承认， 博彩业的收益大幅下降。 澳葡政府的 《１９４５ 年澳门财政报告》 提到， 由于与经营鸦片有关的收入消失， 以及由于战争的影响， 赌博及博彩的收益大幅下降， 这两个因素大大影响了澳门的财政结构为了维持收支平衡， 要未雨绸缪， 必须继续修正这个纳税制度。③（三） 澳门博彩业主动出击外扩生意归生意， 时局归时局。 每当澳门博彩业面临竞争或不景气之时， 出于商人牟利的本能， 澳门赌商既有被动防御， 如改进服务招待手段、 创新博彩形式， 吸引赌客前来； 也有主动出击， 在澳门以外捞世界。 晚清时， 广东弛禁闱姓、 番摊、 山铺票、 白鸽票等赌博， 澳门的赌商陈六、 卢九、 萧登等人都曾前往承充经营， 以期能分一杯羹。 民国时， 每遇粤省有弛禁赌博传闻， 总有澳门赌商前来尝试。 比如 １９１７ 年１ 月的 《香港华字日报》 报道： “陆朱两大吏昨以粤省番摊无论如何必不弛禁， 乃彼赌棍犹存死灰复燃之心。 近闻有澳门赌商着人来省运动，事为朱省长查悉， 饬警卫军统领王铸人派军往长堤某客栈， 拘捕赌商二人回署， 现已解检察厅惩处云。”④ 至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开赌时，·５０３·①②③④陆丹林： 《东方蒙脱卡罗的澳门》， 《旅行杂志》 １９４５ 年第 １９ 卷第 ５ 期， 第 ３８ ～ ４１ 页。〔葡〕 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 第 ４３１ 页。〔葡〕 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 第 ４２７ 页。《拿获赌商》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粤闻一” 。

民国澳门博彩史则有卢廉若、 萧瀛洲、 李镜荃等人。 傅德荫、 高可宁等人的泰兴公司承办澳门番摊之后， 亦有类似举措。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广州沦陷后， 日本侵略者采取毒化、 赌化、 奴化策略， 大开烟赌， 使之重新变成了赌世界。 香港英文报刊 《孖剌报》 报道， 占领广州的日本人为对抗国民政府， 口头上声称 “中日亲善， 东亚共荣” ， 而赤裸裸的事实是， 他们大开烟赌， 施行毒化政策以搜罗军饷， 将广州及周边地区变成了烟窟和赌馆。 据悉， 日军每天能够从广州市郊的河南番摊赌馆收到 １ 万元。 广州和佛山之间的乡村也有许多赌馆烟馆， 每个村子被要求每天缴交 ９０ 元， 总计税入大约有 １ 万元。① 又据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的观察， “日本人虽然大肆宣传和进行邀请， 但中国人返城仍十分缓慢。 仍然只是那些饥饿找上门来的人们， 回来找他们丢弃的房屋和家什。 但是， 城市的面貌以及新的秩序使他们不愿留下来。 居民被限制在为数不多没有被封锁起来的几条街里。 噪声、 混乱、 污秽和赌博， 是仅有的可以感触到和看得见的东西。 在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番摊馆， 最隐蔽的房屋是鸦片馆。” “到（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为止， 在广州一共有 １７３ 家各种档次的赌场， 其中 １００ 家设在露天， 挨着市场。” 为打击澳门， “日本人在向中国人进行的宣传中说， 为满足找一个便宜的女人、 抽一袋鸦片或品尝免费的日本米酒， 以及玩上一刻钟美好而平静的番摊的需要， 既没有必要出国， 也不必去澳门”②。 蒋介石曾经提到： “老实说， 中国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人， 就会联想到它的特务机关和为非作恶的浪人， 就会联想到贩鸦片、 卖 吗 啡、 制 造 白 面、 销 售 海 洛 英， 包 赌 包 娼， 私 贩 军械， 接济土匪， 豢养流氓， 制造汉奸， 一切扰我秩序， 败我民德， 毒·６０３·①②“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Ｕｓｅ Ｖｉｃｅ Ｂａｉｔ ｆｏｒ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Ｏｐｉｕｍ ａｎｄ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Ｒｉｆｅ 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８ － １１ － ２５， ｐ ９〔葡〕 莫嘉度： 《从广州透视战争： 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 ， 舒建平、 菲德尔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２２１、 ２４０ ～ ２４１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化匪化的阴谋。”①广州傀儡政权成立后的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伪治安维持会财政局便正式在报纸上登载广告， 公开招标投承广州赌饷， 底价每日 ３２００ 元。②至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伪财政处批准裕荣公司陈万成承办番摊、 骰宝赌博，名为 “第一种娱乐捐”。 由 ７ 月 １０ 日起饷， 以一年为期。 “娱乐场” 指定在南华路、 大同路、 带河路、 米市路、 天成路五个区域开设。 １０ 月，又批准大利公司黄利源承办本市山票、 铺票及白鸽票。 广州河北也成了赌的世界。③与此同时， 莫嘉度在谈到广东番摊对澳门的影响时， 发现粤澳赌商竟然是联合的：处境艰难、 糟糕透顶的市政府和市财政局 （让我们这样称呼它）， 每天都派人征收番摊赌博的各种税收。 这一税收、 这样的要求以及十分惊人的竞争， 以致使一些赌场为了维持下去不得不雇佣了保安， 以防止那些倒楣赌徒的袭击。 他们为了报复在低档赌场的不走运而会试图抢劫高档赌场。 在这种情况下， 就和往常一样， 人们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必要性， 而在此种情况下， 这种团结的益处并不是为了获得力量， 只是为了抵御暴力。 这一联合的目的， 是在这里和新村 （按， 葡语 “Ｃｕｎ” 的译音为坤， 此处翻译有误， 实为“简坤”） 建立番摊的垄断， 同时禁止在全省进行这一赌博。 据说，作为过渡和对澳门的赌场构成竞争所作的一种补偿， 澳门赌场的一位承租人进入了这一联盟。 对其真实性我不得而知。 很久以前， 新·７０３·①②③《痛斥敌近卫声明： 蒋委员长训词全文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总理纪念周训话） 》 ， 《时事类编特刊》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第 ３０ 期。《广州开赌 × 伪公开招标》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 第三版。卫恭： 《广州赌害： 番摊、 山票、 白鸽票》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 （第 ９ 辑） ， 第 ６９ ～ ７０ 页； 卫恭：《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 第 １１４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村 〔简坤〕 赌场的建立， 已使澳门由垄断赌博而获得的收入开始下降。 日本当局正在商谈此事， 但如果是真的话， 垄断肯定不是给予中国人， 而是给予某一家日本公司， 虽然该公司中有中国人的参与。①所谓 “澳门赌场的一位承租人进入了这一联盟”， 确有其事。 据陆满 《广州沦陷后群丑之争》 中 记 述， 伪 维 持 会 长、 广 州 市 长 彭 东 原（晚清将领彭玉之子， 日本海军士官学校毕业） 为敛财起见， 即先在市区内开设花坛 （妓院） 征收花捐， 大开烟赌， 由简坤、 冼锦等人承办赌博， 各大马路， 摊馆林立。②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伪广东治安维持会财政处正式批准利发公司承办 番 摊、 骰 宝， 名 曰 “ 第 一 种 娱 乐 捐”。“娱乐” 区域指定在南华路、 大同路、 带河路、 米市路、 天城路五处开设。 １０ 月， 又批准大利公司承办山票、 铺票、 白鸽票。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广东汪伪省政府成立后， 为掩人耳目， 又将广东博彩业重新整合了一番，将 “第一种娱乐捐” 改批给冼锦的广福公司承办。 沦陷区内各县市的赌饷， 也分别由厅辖的各地省税局易商接办。③ 简坤、 冼锦究竟是何许·８０３·①②③〔葡〕 莫嘉度： 《从广州透视战争： 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２４３ 页。陆满： 《广州沦陷后群丑之争》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１９６２ 年第 ７ 辑， 第 ７６ ～ ７７ 页。 陆满 （１８８８ ～ １９６３） ，又名陆高满， 广东南海人， 陆军少将， 绿林出身。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爆发， 率绿林武装攻占南番顺地区， 创立两广广义堂， 任主席。 后参加讨袁、 护国护法诸役。 １９１７年 ２ 月， 任广州大元帅府军委委员，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 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团长。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授少将。 抗战爆发后任第三战区兵站副监， １９３９ 年任广东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 １９４５ 年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广州军事特派员公署高级参议， １９４６ 年任广东省参议会议员。 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委员、 广东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卫恭： 《广州赌害： 番摊、 山票、 白鸽票》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 （第 ９ 辑） ， 第 ６９ ～ ７１ 页。 卫恭：《八十年来广东的 “禁赌” 和开赌》 ，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第 １６ 辑） ， 第 １１４ 页； 陈伯衡口述、 卫恭整理《奸官种种》 ， 载李齐念主编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 ４ 辑） ，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２３７ ～ ２３８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人， 又是怎样获得广东赌博的承办权？ 简坤， 诨名 “矮仔坤”， 是一名绿林大天二， 傅老榕的侄婿。 １９３１ 年因勒收行水， 打单不遂， 用炸弹炸伤来往陈村省城之粤利渡伙计， 被粤省政府作为匪首通缉。① 又据史料称，“澳门赌商傅老榕、 高可宁的代理人简坤和冼锦， 他们先在澳门勾通了特务机关的台籍人徐煌煊和刘火炎两人， 商得浅川大佐的批准， 在广州市天成路成立了广福公司， 开办全市番摊、 色宝、 牌九等”。② １９３９ 年 ５月， 国民党方面的侦察报告 “敌在粤之经济阴谋及掠夺” 部分亦云： “由敌命澳门赌枭洗大面 （按， 此处或系笔误， 应指冼锦）， 承包广州全市赌业。”③ 综上所述， 在沦陷时期， 广东博彩业与傅老榕、 高可宁等人关系密切。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有点像澳门泰兴公司的分公司。抗战胜利后， 百废待兴， 国内民众还没来得及休养生息， 国共内战紧接着爆发了。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国民党政权日益穷途末路， 广东的赌风又开始新的轮回。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薛岳接任粤省政府主席， “市面便传说着省政府为了筹给地方团队的饷糈， 要开放赌禁”。 据说， “澳门的大赌商傅老榕 （即傅德荫） 还亲自来过广州， 和粤四军的耆宿冯次淇、 粱鸿楷等接过头， 想以六千万元港币的资本， 承办了广州的赌权。 但是， 由于： 一、赌饷太高。 听说当局要一千万元港币一个月的承饷， 而傅老榕仅还价六百万元。 二、 省港舆论和若干要员还极力反对。 三、 中央当局， 还没有表示首肯的意见。 所以， 弛禁赌博这桩事情便暂时放下了”。④ 不过， 傅德荫并没有放弃， 仍有意承包广州的赌饷。 解放前夕 中 共 华 南 工 作 团 的·９０３·①②③④《令缉匪首简坤及其党徒 （广东省民政厅训令第 ３０２８ 号） 》 ， 《广东省政府公报》 １９３１年第 １６５ 期。黄泓亮： 《日军驻广东特务机关副长浅川大佐被撤职遣返回国受审记》 ， 载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 ５ 卷） ， 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第 ４４５ 页。 黄泓亮， 时任伪 “广东治安维持委员会” 警务科长。《敌在粤之经济阴谋及掠夺 （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 》 ， 载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傀儡组织 　 四》 （第六编） ，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１９８１， 第 １０３０ ～ １０３１ 页。《广州的游乐场巡礼》 ， 温哥华 《大汉公报》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第八页， “祖国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广东情况通报》 中云：最近以来赌风之所以甚嚣尘上， 其原因之一就是有意为我将来接管城市制造扰乱社会治安 的 因 素。 但 反 动 派 内 部 因 分 赃 不匀， 互相争夺， 有一部主张开赌， 掌握实权者属之， 有一部主张暗中进行， 有一部则在舆论上反对， 如参议会， “在野派” 及地方士绅等属之， 结果没有明目张胆开赌， 而以变相或半公开方式进行。 以广州为例， 目前都以游艺场、 俱乐部等面目作掩护， 且有地下赌场， 更大宗的是在市郊进行， 来往用船只迎送， 赌场且拥有机枪、 卡宾枪等现代化武器。 这些赌场， 或由军人承包， 或由赌商承包， 但都有实力靠山。 广州在乡军官会三千人， 开赌场九个， 该会会长为欧阳驹， 总干事为冯次琪， 伪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亦分别包庇赌商， 大增游艺场。 据估计， 广州有赌场二千，靠赌博为生者有三万人。 又据估计， 全省每月赌饷可得港币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五十万， 广州市即占六十万。 李福林与澳门赌商傅老容争着承包这赌饷， 这也就是李所以一再狂叫招用 “绿林” 的原因之一。①除了广东之外， 澳门赌商的势力还伸展到香港和上海。 据曾任香港东华三院司理的司徒凯记述， 日占时期任东华三院主席的何品楷， “为澳门赌商在港九开设番摊赌馆， 向日方进行贿赂及报效巨额军饷， 何除了捞到一笔酬劳金之外， 还借救济三院病众名义， 诈取一份红股， 中饱私囊”。② 在上海方面， 据 《申报》 报道，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上海博彩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历史罕见， 赌商因此获利不赀：·０１３·①②匡宗媛等编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广东党组织文件 （１９４５ １１—１９４９ １２） 》 ， 第１４３ ～ １４４ 页。亦存 （即司徒凯） ： 《香港东华三院见闻杂录》 ， 载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省港大罢工、 港澳华侨史料》 （第 ３ 卷） ， 第 ７１５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中日战事延至著名赌博地之澳门附近， 上海之西区则急起代之， 成为远东之蒙梯卡洛。 在现由日军占据之界外马路两旁， 至少有大赌窟二十一所， 其资金总计百万元， 营业之盛， 为本埠历史上所未闻。 较前开设法租界敏体尼荫路及福煦路之赌窟尤盛， 各级人物连同许多外侨日往赌博， 其赌金之巨， 可由赌场所抽之头见之，盖彼等之收入， 日达四万三千元至八万一千元。 据云某赌窟资金十万元， 每日获利五千至一万元。①大利所在， 各色人等， 纷纷设法染指插手。 没几日， 又有报道称，“沪西将有一大赌场开始营业， 其规模之大， 将为远东任何赌博机关所不及， 股东大半为粤人。 该赌场设于愚园路 １２００ 弄内， 与好莱坞乐园相近， 内设轮盘赌七具， 并自备汽车若干， 接送赌徒。”② １９４０ 年， 沪西大赌窟之一， 无锡人邵连赓所开设之荣生俱乐部， 自创立迄今， 获利甚巨， 兹闻邵无意继续经营， 已于最近一星期前， 将荣生全部资产出盘， 售让于一澳门赌商， 得 ５５ 万元， 现已缴过 ２５ 万， 其余 ３０ 万元一俟正式接受后， 再为付给。”③ 我们无从得知新闻中所提到的澳门赌商是谁， 估计十有八九与澳门泰兴公司有一定的联系。 １９４６ 年有刊物载文提及傅德荫的出身， 内云： “澳门赌大王傅某， 前日被匪绑去……以贩卖私土起家， 包办澳门赌台成巨富。 上海沦陷， 沪西赌窟林立时， 傅曾来沪创设百老汇赌台， 下榻金门饭店。 曾以巨款救济同乡难民， 故旅沪广东同乡， 对其人颇具好感。”④ 又据曾经是高可宁、 傅德荫得力帮手的赌王叶汉回忆说： “七七事变后， 一些赌国枭雄相继到上海发展赌·１１３·①②③④《沪西界外区域大赌窟至少得有二十一处， 日抽头钱八万余元》 ， 《申报》 １９３８ 年 １１月 ７ 日， 第 ７ 版。《沪西另有一大赌场， 即将开始营业》 ， 《申报》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第 １１ 版。《沪西赌窟日趋没落， 各赌窟纷纷停闭， 荣生赌窟已出盘》 ， 《申报》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１８日， 第 ８ 版。神探： 《赌王傅德云的出身， 报界不知其名》 ， 《海涛》 周刊 １９４６ 年第 ３ 期， 上海大同出版公司， 第 ７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业， 梁培是其中之一。 这人曾留学法国， 说得一口漂亮的法文。 他在愚园路开有赌场， 生意滔滔。 傅老榕、 高可宁这些人欲分一杯羹， 亦派我去上海开档， 我在愚园路设了赌馆， 把梁培的生意拉薄了。 日占时期，由于我方关系不及人家好， 所以我管理的赌场受到压力， 被逼停业了一年多。”① 叶汉说得 并 不 准 确， 实 际 上 梁 培 到 上 海 开 赌 时 间 更 早。 据《旧上海的赌博》 记述：１９２７ 年北伐时期， 广东财阀、 在澳门以赌起家的著名赌 场老板梁培， 嘱使王宝善 在 上 海 贿 通 法 租 界 当 局， 租 赁 公 馆 马 路（今金陵东路） 房屋百余间， 组成 “利生” 、 “富生” 两个大赌场， 雇用职工及 “抱台脚” （保镖之类） 达八百余人， 用去资金二百万元。 赌场内部陈设华丽， 一切供应免费， 西莱、 中菜、 点心， 应有尽有， 并有年轻女子招待， 汽车接送。 一切规模， 仿照澳门大赌窟， 在上海 是 空 前 未 有 的。 赌 博 的 种 类， 亦 与 本 帮 不同， “大牌九” 、 “廿一门大小” 、 “轮盘” 等， 一应俱全。 于是卜昼卜夜， 门庭若市。 不到一年， 已盈余倍蓰， 广帮老板发了大财。②·２１３·①②梁培所开设的赌场名为 “好莱坞乐园” 。 梁培， 字植之， 广东新会人， 生于 １８９６ 年，是澳门著名赌商萧瀛洲的女婿。 青年时在法国留学， 回国后在上海寓居。 “好莱坞乐园” 的真正东主是萧瀛洲之子萧湜。 叶汉开设的百老汇赌台被关停与梁培没有关系，是因为当时日本侵略者迫于舆论压力禁赌。 参见陈重远 《古玩史话与鉴赏》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１９９０， 第 ３１６ 页； 《剧盗定谳》 ， 《申报》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６ 日， 第 ４ 页；《沪西赌窟毕竟寿终正寝， 日宪兵分往各场封闭》 ， 《申报》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 第 ８版； 韦玲整理 《自述四十年赌场生涯———叶汉先生访问记摘要》 ， 载齐以正、 子峰等著 《香港兆万新富列传》 ， 文艺书屋， １９８３， 第 ２８ 页。 又， 《社会杂讯》 ： “沪西愚园路八六四号新开幕之百老汇赌窟， 突于前晚十一时三十分， 被人在场内暗置小型炸弹一枚， 旋即爆炸， 轰然一声， 声震远近。 闻当场数人受伤， 赌徒不知真相， 均惊相逃避， 一时秩序大乱” 。 《申报》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第 １０ 版， “本埠新闻” 。平襟亚： 《旧上海的赌博》 ， 载上海市文史馆编 《旧上海的烟赌娼》 ， 百家出版社，１９８８， 第 ７５ 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澳门赌商 “开疆拓土” 的意识非常强烈， 只要有机可乘， 有利可图， 无不大力拓展， 触角甚至伸展到东南亚地区。 在解放前后， 叶汉说他 “曾与傅的侄婿简坤同往越南西贡， 由高可宁出四十万元， 支持我们去西贡开赌。 后来由于双方合作不太愉快， 故亦赚不到什么大钱”①。另外， 西贡赌场何贤也有份参与。②酌盈剂虚， 挹彼注此， 虽然在澳门本地因时局严酷而小有损失，但随着澳门博彩业的势力愈伸愈远， 垄断澳门博彩的泰兴公司仍能不断做大， 实力日增。 泰兴公司是澳葡政府财政的主要贡献者， 甚而成为对澳门 经 济 能 产 生 决 定 性 影 响 的 中 坚 力 量。 以 至 于 后 来 有 人 说：“傅老容 〔榕〕 和高可宁合办的泰兴总公司， 承包了全澳的赌馆和娱乐事业 （包括酒店、 餐室、 舞场） ， 他不啻是这个东方蒙地卡罗的沙皇。”③第四节　 战后的澳门博彩业日渐式微（一） 战时畸形繁荣的消逝与第十一届澳门番摊抗日战争胜利后， 战时避难的国人纷纷返乡或返港， 澳门人口由４０ 多万人减少到 １７ 万人左右。 由于迁走的大多是富商大贾， 澳门的畸·３１３·①②③韦玲整理 《自述四十年赌场生涯———叶汉先生访问记摘要》 ， 载齐以正、 子峰等著《香港兆万新富列传》 ， 第 ２８ 页。何贤曾有仗义搭救西贡赌场会计一事。 “何贤在澳门、 西贡的赌场都有一点股份，平时高兴之时， 也参加赌几手。 有一年， 西贡赌博公司的会计要调职交接， 在工作收尾结帐时却发现少了好大一笔钱， 左查右找， 寻不出漏洞在哪里。 这下子惨了！ 会计焦急万分， 恨不能跳楼去……如果这笔帐交待不清， 按规矩得自己填空，那么凭藉他一个小小人物， 将身家财产及老婆子女拱手送出全部作押， 也抵不了这冤枉债鬼的一根指头噢！ 会计实在是万般无奈， 走投无路， 只有一个无法选择的选择自杀， 远离尘业， 一洗债务了。” 就在这时， 会计的老朋友简坤力劝他找何贤帮忙。 吴 楠： 《 澳 门 特 首 揭 秘———何 厚 铧 家 族 传 》 ， 广 州 出 版 社， ２０００， 第２５３ ～ ２５４页。《东方蒙地卡罗澳门近情》 ， 《申报》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 第 ７ 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形繁荣迅即被打回原形。和平后， 各地纷纷复员， 留居澳门的人， 以前因避乱而逃来这里的客商， 他们在复员声浪高唱当中， 结束所营， 向着内地或者省港间去发展， 无意返回老家去寻求， 驾轻就熟的生涯。 于是在这情况下， 澳门居留的人少了， 说起来似乎有点像样， 不过，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世界和平后的一□来说， 生意人的眼光虽然是转变了许 多， 返 回 老 家 去 寻 求 新 的 刺 激。 于 是 此 间 的 货运， 便由澳门移到省港去， 办欧美货的洋行， 如雨后春笋的成立起来， 输出口的孔 道 不 在 澳 门 了， 澳 门 不 过 是 一 售 货 的 商 场 罢了。 在这年复员的声浪中， 澳门的人口也少了， 商业可称刻苦得很。①澳门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萧条， “ 东 方 蒙 特 卡 洛 ” 的 地 位 也 就变得不 甚 稳 固 起 来。 有 记 者 形 容 澳 门 是 “ 人 去 楼 空， 桃 源 化 为 荒岛” ：澳门遭遇了严重的不景气， 尤其加深澳门的不景气的是战时的难民大批的复员。 现留澳门人口， 尚达十余万。 战时， 澳门和里斯本一样， 挂起中立的招牌， 侥幸逃避了炮火的洗礼。 当日港粤人士纷纷避难， 澳门顿成了一个世外桃源。 但好景不常， 现已人去楼空， 市容冷落， 要不是香港人满为患， 广州饥馑与时疫同来， 澳门的情势也许更觉萧条吧。②至于澳门的博彩， “现在香港或广州的人们， 都给生活迫得要命，·４１３·①②常人： 《一年来之澳门商业》 ， 《中山民国日报》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 第三版， “通讯” 。《人去楼空， 桃源化为荒岛》 ， 《申报》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 第二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可剩多少还有闲情逸致到澳门去挥霍呢！”①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一位澳门市民对 《旅行杂志》 的记者说： “现在是澳门最衰落的时期。 战时香港沦陷后， 澳门变成盈千盈万富翁们的安乐窝， 曾经一度繁荣， 也闹过严重的房荒。 胜利以后， 澳门市面盛极而衰， 转变极快。 高楼大厦现时空无人居， 华贵住宅， 五千元至一万元就可以买一幢。 店房每月租金， 只消三十元， 人工也跟着下跌， 弄成一发不可收 拾 的 局 面。”“中央赌场过去盛极一时， 赌客非有熟人领带， 不得入内， 里面有美丽的女侍招待， 免费供给西餐鸦片。 晚间 万 头 攒 动， 出 入 动 辄 数 百万。 现在任何人可以入内， 而赌台上的顾客， 不到半数， 所下注的多属一元五角之类， 当年豪华气派， 已不可复观了” 。 “葡萄牙人靠赌税来维持澳门市政开支， 中央赌场现在每月捐税是六十万， 其余大大小小的赌场， 有六十多家。 照目前的不景气状况， 赌场要家家亏本， 恐怕不易维持下去。 看到中央赌场的冷落， 我相信一个月六十万元的捐税是不 容 易 筹 措 的 呢！ …… 今 日 澳 门 凄 凉 满 目， 未 尝 不 是 自 食 其果。”② 澳门赌场之冷落， 让人有不胜今昔之慨。 据说 “每日约仅四小时的时间内有赌客光顾， 其余时间， 多为 ‘晒席’， 这是澳门没落的一个象征”。③历经八年抗战， 竭全国人力物力与强敌作生死之搏， 遍地废墟，满目疮痍， 经济 凋 敝， 百 废 待 举， 人 民 要 休 养 生 息， 国 家 要 恢 复 建设， 因此， 澳门博彩业在战后处于一种逐渐式微的态势， 自是理所当然。澳门经济衰落， 博彩业不景气， 社会亦混乱不堪， 甚至澳门首富傅徳荫本人， 也被国民党澳门支部特派员屈仁则指使其部下李秉枢， 勾结·５１３·①②③《东方蒙地卡罗澳门近情》 ， 《申报》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 第 ７ 版。程志政： 《澳门剪影》 ， 《旅行杂志》 １９４７ 年第 ２１ 卷第 ３ 期， 第 ５１ ～ ５４ 页。金人： 《东方蒙地卡罗澳门纵横谈 （续） 》 ， 《香港工商晚报》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第二页。 “晒席” ， 粤语谓生意冷淡， 无人光顾， 像晒摊子。

民国澳门博彩史葡萄牙警探， 联络匪徒绑架。①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７ 日， 在前后交给绑匪赎金９５ 万元之后， 被囚禁了两个多月的傅德荫才被放出。② 适当其时， 泰兴公司的三年博彩承充专营合约至本年 ５ 月 １７ 日期满。 按照惯例， 澳葡政府应当提早出投招人承充， 没成想发生澳门赌王被掳大案， 澳葡政府不免惊慌失措， 是以此届赌饷未经出投。 ５ 月 １６ 日， 澳葡政府即匆匆与泰兴公司签订了第十一届番摊承充合同， 承充价码为每年 １０２ 万元，·６１３·①②“本月十日澳门发生一宗惊人消息， 当地首名富翁傅德荫， 字伟生， 号 ‘老容’ ， 被八男子劫去， 澳中人预计傅氏之家财达万万元葡币以上， 事件发生后， 全澳警探均出动搜查， 结果绝无消息， 以情势揣测， 该辈男子谋劫傅氏似有相当计划， 及多日之筹组也。 傅氏被掳去后， 记者分头采访， 兹将所得各情详录如后。 近年来傅氏性情转变， 爱好清净， 时到各寺观游览， 与各僧尼颇有情感， 各僧尼均以傅为当地最大财主， 多争结交， 傅氏与观音堂主持慧因和尚最善， 盖傅氏有鸦片癖， 而慧因和尚则善于 ‘打烟荷’ ， 故傅氏每日下午三时必到观音堂吸食鸦片， 并用晚膳， 至下午九时半始离该堂返中央酒店泰兴公司核数， 日以为常， 遂为暗算者易于行事。 元〔二〕 月十日傅氏又到观音堂如故， 至下午八时半左右， 正与慧因和尚同卧床上， 一面吸烟， 一面畅谈之际， 突有曾相识友人二人行至傅卧床前， 略谈数语， 另男子四人， 拔出手枪， 将慧因及傅氏指吓， 命慧因唤出全堂和尚， 及傅氏之打手齐出企立，当时傅氏及慧因不知所措， 遵令而行。 各和尚及傅氏打手两人齐出侍候， 均高举其手， 不敢动弹。 约五分钟， 各男子中有一人喝令傅及各和尚齐出堂之门口， 然后命令各和尚背面而立， 各和尚如命背立， 各男子遂将傅氏押上一汽车上， 其余有三男子则枪指傅乘之汽车车夫， 联同将车一同驶去。 各和尚迨车开后， 即返堂内， 一方面通电话报案， 一方面派出一和尚到傅氏住寓， 然后联同傅之家人齐到警局报案。九时十五分， 警察长布英沙、 督察长观也、 探长马丁、 特务探长慕拉氏、 名探目朱查， 及全体干探出齐搜查， 九时半全市施行戒严， 翌晨绝无头绪， 预料傅氏已离澳境矣。 连日来警方对该事之发生， 深为重视， 每日均派出警探查缉外， 并每日均报告澳督、 全澳首要， 每日均邀请我国驻澳要员商讨其事， 一方面悬出花红二万元葡币缉捕。 该事发生后， 澳门殷商， 均惶恐异常， 尤以曾为敌伪合作者， 最为惶恐，多逃避香港或他方” 。 《澳门巨赌商傅德荫突被绑票， 观音堂吸鸦片， 匪徒六人架去，全澳戒严并悬红缉捕》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 第二页； 《澳门赌商傅德荫案仍是一个谜》 ， 《香港工商晚报》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２ 日， 第四页； 《八年前惊人勒索案七月初在澳门开审， 傅老榕耳朵被割， 损失七十多万， 绑匪中有蒋帮人员及葡警探长》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第四版； 《傅老榕案昨天续审， 检察官说莫拉士赌钱又玩女人， 法庭旁听者众， 澳督夫人也到庭； 李秉枢被控告七罪， 杀人打单掳劫勒赎， 律师说他的上司是屈仁则》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 ８ 日， 第四版。《澳门法院挤满听众， 傅德荫被掳案开审： 傅德荫、 高可宁等先后供述经过， 葡籍前探长及梁锦、 黄森解上庭》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 ２ 日， 第 ４ 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不及上届的一半。 ５ 月 ２９ 日， 澳葡政府又与泰兴公司订立签铺票、 白鸽票和山票承充合同， 饷额为每年 １８ 万元。 由此， 泰兴公司将澳门所有博彩纳入囊中， 总价合计不过区区 １２０ 万元， 承充专营期限皆为 ３年。①泰兴公司以如此低价获得澳门博彩业全部的承充专营权， 一方面是其地位使然。 毕竟， 连续数届的持续承充专营， 已造就了泰兴公司无可挑战的霸主地位， 澳门博彩业离不开泰兴公司和傅德荫。 有记者如此写道：十年以来， 傅德荫 （此间人士都称他傅老总） 经营的泰兴公司是执着澳门赌业的牛耳。 在这三两年间， 赌业零落， 闻到□□的时候， 除了傅老总还有这样胆量承赌以外， 其他人士都不敢问津了。 因此， 每年政府虽然照例将赌业公开承投， 但事实上傅老总早和政府方面有了默契， 在双方妥协下， 傅老总便拿出了这笔巨饷来承投， 所以十年来， 都是泰兴公司雄踞着澳门赌业的宝座。②·７１３·①②《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第 ５２ 号第 ２ 附报。《澳门禁赌内幕》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第四版。 该则新闻有对澳门博彩业的整体介绍， 录此备览： “现在澳门的赌业， 可以划分为两大壁垒， 一是泰兴公司辖下的赌馆， 除中央外， 有九所赌场， 是营番摊和骰宝的。 另外的一壁垒， 是又成公司经营的发财厂和顺利厂的铺票， 及南昌厂的白鸽票。” 泰兴公司和辖下的赌场情况： “泰兴公司是兼营中央酒店， 这里就是赌业的大本营， 地下设有快活林摊馆、 金城餐室、 理发部和旅业管理处。 二楼全层便是赌场， 三、 四、 五楼是旅店，六楼是金城酒家， 七楼是跳舞场和全部女子职员工作的赌场， 八、 九、 十都是旅店。这大本营当然是招待那些豪客富商。 此外辖下的有西就、 顺泰、 利成、 大利、 顺利、合隆、 德铭、 瑞贞、 新瑞贞， 九所赌场分布着全澳的繁盛街道。” 泰兴公司的金字塔尖是总办事处， “以前满点缀着红霓灯， 五光十色， 号称不夜之城。 现在连一条电光管也没有了” 。 “公司下设有工务处 （在瑞贞三楼） 管理所有赌场的财政和工作人员，工务处主任 （他们叫 “阿督” ） ， 委出每赌场两名 “账房” ， 管理该场财政及工作人员。 另有巡场数名， 专司视察各场赌业及工作人员值勤状况。 每赌场所用的职员，约有四十至五十人， 视该场之规模大小而定。 每日工作八小时， 分为两班， 每班四小时。”

民国澳门博彩史另一方面， 毋庸置疑， 不景气的时局亦是导致澳门博彩业承充价码大幅下挫的原因。 此外， 傅徳荫被匪徒公然绑架， 支出了大笔赎金， 亦不无影响。 澳葡政府歉疚之余， 可能出于保护不周而有息事宁人的考虑， 带点安慰性质吧。泰兴公司承充第十一届番摊， 生意不是很好， 而且很糟糕。 承充的第二年， 澳门经济形势仍没有好转迹象， 整个地区 “生气全无”， “到如今依旧是萧条不堪， 受着不景气的浪潮的冲刷”。 “三位一体的赌馆、娼妓、 烟馆， 除星期六、 星期日稍有生意外， 其余有一部份系内地打家劫舍的好汉， 以此为安乐窝。 带连所及， 旅店生意宣告不景气， 其他商业亦遭受同一命运。 只靠旅居此地居民受用， 正如俗语所谓 ‘塘水滚塘鱼， 好景有限’。”① 的确， “澳门不是一个交通枢纽， 也不是一个工业中心， 开埠以来， 都是依赖烟赌娼 ‘三骑士’ 来支持市面。” “近来各大赌场， 异常冷落， 荷官终日喊开， 但左右并无下注的人。 虽大名鼎鼎的中央赌场， 亦复门可罗雀。 烟窟更不见利市三倍。 澳门妓寮总汇的福隆新街， 过去笙歌达旦， 其门如市， 目下则冷落如寺院， 红牌阿姑多已移巢他向。 因赌场与娼门的影响， 酒楼生意， 一落千丈。 最大餐室如美国楼、 金门等， 除少数葡籍富人外， 国人甚少入内。 摆设酒局， 几成奇迹！ 旅店客人亦寥寥可数， 房租平均比香港便宜过半， 且多按八折收款。 行走省澳或港澳的轮船， 搭客亦极稀疏， 船只现多改航省港线。 今日的澳门， 已成为一个死埠， 全无商务可言……澳门政治的腐败， 战前已然， 于今尤甚。 澳葡政府须赖烟赌和娼门的税收来维持， 近来因为人口大减， 市况日下， 政府税收比前锐减， 不得不变本加厉， 横征暴敛，以为挹注。”②类似描述澳门博彩业惨状的记载， 尚有不少， 可谓不一而足。 比如《申报》 谈及澳门的烟赌娼三大秕政：·８１３·①②光华： 《工商报道： 澳门百业掠影》 ， 南京 《工商新闻》 １９４７ 年第 ２９ 期， 第 ３ 页。子健： 《澳门滴沥： 张罗政费无孔不入》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１０ 日， 第 ７ 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过去鸦片由专营局包办， 通衢僻巷， 烟馆林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葡政府为了避免国际谴责， 令澳督于去年七月一日颁布禁烟条例， 规定禁售禁吸， 并限令将存烟缴给政府。 表面上他们是禁烟了， 可是澳门人民， 只消拿钱向卫生局领得许可证，便可公开购烟， 畅吸无阻。 最妙的是政府利用没收了的鸦片， 再高价卖给领证的烟民， 掩耳盗铃的禁烟， 反增加了他们的一个意外收入。 赌， 已然是公开的。 最豪华的中央赌场， 呼卢喝雉， 通宵达旦， 最 是 热 闹， 其 余 大 小 赌 场， 全 市 共 有 五 十 多 家， 以 番摊、 银牌两种为主。 此外尚有山铺票、 白鸽票、 马狗票等， 花样新奇， 每天开彩。 葡萄牙人单靠赌场， 每月便可收入六十万元，榨取侨民， 从中渔利， 居心何等险恶。 妓馆分为三级， 上等的在福隆新街、 福荣里， 福宁里、 宜安街、 蓬莱街和新街。 中等的在新填地街和夜明 〔姆〕 街， 下等的在骑楼街、 水手街。 澳门政府从娼妓身 上， 又 进 了 不 少 的 钱。 ……澳 门 在 大 战 期 内， 畸 形 繁荣， 盛极一时， 战后居民纷纷内迁， 澳门人口由六十万锐减到二十万， 并且所有迁走的， 又多是富商巨贾， 澳门的繁荣， 一会儿便随着战争而消逝了。 现在澳门的情况寂寞凄凉， 笼罩在极度不景气的氛围里。 烟是半公开的， 姑且不谈。 最大的中央赌场， 门可罗雀， 下注的都是劳动阶级， 五元十元， 便算大数了。 其余赌场， 可想而 知。 娼 女 也 大 部 分 移 往 香 港， 茶 楼 酒 馆 顾 客 寥 若 晨星， 无不以割价号召， 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因为人口大减， 市面衰落， 高等住宅区的洋房， 十室九空， 阗无人居， 租金的低廉，不言而喻。 米、 面、 蔬菜、 鱼、 虾无一不比香港便宜。 澳门是没有灵魂的， 他正向着没落的深渊走去， 也许是葡萄牙政权末日将临的征兆吧！①·９１３·① 程志政： 《各方要求收回声中———东方蒙特卡罗澳门》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第 ７ 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１９４８ 年 《中美周报》 的记者在 《东方的 “蒙特卡罗” ———澳门》一文中对战后澳门博彩业的描绘如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那是澳门的黄金时代， 尽管战时它是受日本所控制， 表面上日本却没有占领澳门， 因此它成为一个战时的安乐窝， 不被战争所殃及。 到了战争结束以后， 日本人的势力被赶出 去 了， 它 又 回 复 了 １９４１ 年 以 前 的 状 况。 不 过， 澳 门 的 灵魂———赌场的情形， 却比从前衰落了许多， 由于社会经济状况的凋零， 赌客比战前少了十分之六七， 现在的大赌场只剩存六七家， 而都颇呈零落。 赌钱虽还是应有尽有， 无所不有， 但一般人却渐渐对赌的兴趣疏淡了……现在的赌客来来去去的， 还是那些冒险家们和赌棍们， 新赌客已少见了。 经过若干年月之后， 澳门的赌可能被自然的淘汰。 澳门政府禁赌的表示， 原来也就是看了赌场日趋零落的缘故……从前政府投标赌饷是极为拥挤热烈的， 但是今年投标时，却只有一两个大赌鬼竞投， 饷额从前每月是一千万元 （按， 这里指国币） 以上， 现在只有三百万左右了， 还要继续减少， 这对于赌业的衰落是极好的说明。①总体来看， 泰兴公司有点像赔本赚吆喝， 或是出于经营策略的需要而占着位置， 以待他日能够东山再起。 当然， 泰兴公司亦曾设法振兴澳门赌业：澳门某大赌场， 现计划以 “利便” 引诱本港有盘龙癖者， 由港赴澳参与各项赌博。 据闻该赌场现已在澳门设立一新码头， 工程月后即可完成， 同时已装置新轮一艘， 专事往来港澳， 每日来往两·０２３·① 从南： 《东方的 “蒙特卡罗” ———澳门》 ， 《中美周报》 １９４８ 年第 ２７８ 期， 第 ４１ ～ ４２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次， 每次航行约三小时， 抵步后一二小时即开出， 以 “只载人不载货” 为最高原则， 以达到迅速目的。 该赌场希望以该轮为工具，特别 “优待” 顾客， 使若干赌博成性之本港居民， 兴趣一触， 即前往澳门投注， 甚至晨去夕返， 冀使赌徒深感赴澳一如由香港至九龙焉， 其用心可谓至苦矣。 闻船票亦较一般来往港澳船只特别低廉。 据由澳客来港者谈， 澳各赌场自今春以后， 大不如前， 所得几不足支持， 或因此故， 主事者乃另出心裁， 作如上设计云。①无奈时势比人强， 仍是难挽颓势。（二） 收回澳门运动与中葡第三次交涉禁赌问题早在 １９４３ 年， 在英美等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之后， 国民政府就有意收回澳门。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曾草就 《澳门问题》 一文， 表达这种意愿， 并提出具体的战后对策与方案：（一） 于适当时期， 一面疏通英美苏， 一面向葡提出交涉， 其理由如次：（甲） 此次日本在澳门行动， 葡人未能作有效防止， 足证葡国确无实力保持中立， 未能履行义务， 至中国蒙受莫大损失。（乙） 为国防计， 我有收回澳门必要。（丙） 澳门之让予， 系因清廷昏聩， 不顾民情， 未经相当交换， 且其所订之约， 依上节研究， 亦无一般条约之效力。（丁） 列举事实， 证明葡人在澳门从事烟赌， 凌虐我国人。（二） 暗中策动舆论， 提出交还澳门之要求。（三） 日军溃退之时， 我宜立即进兵澳门， 驻于日军原地区或·１２３·① 《澳门赌场设计， 诱港赌客， 装置新轮每日四航， 优待赌客收费特廉》 ， 《香港工商晚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第四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其附近， 然后提出交涉。（四） 必要时， 可建议用公民投票自决方式以定主权谁属。（五） 时机可能时， 与香港九龙问题同时进行解决。①虽然策略上有理有据有节， 无奈时不我与， 未能成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 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 通告全国， 声明取消所有的不平等条约， 通过外交途径， 交涉收回香港和澳门。 国内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强烈要求迅即收复香港和澳门。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底， 国民政府外交部欧洲司提出处理澳门的几种对策， 其中以收回澳门为 “彻底办法” 。 并且明确指出 “澳门应即收回理由之一” 即是澳葡政府 “ 专行放任” 烟赌：自香港崛起海上， 澳门之商业地位， 早已一蹶不振。 今日之澳门， 一烟赌之窟、 逃逋之薮也。 其政府又专行放任， 以广收入， 如鸦片专卖， 赌博公开， 银楼烟寮， 触目皆是， 故有东方蒙的卡罗之称， 其政治之腐败实为各租借地冠。 民国十六年以还， 中国盛倡收回之议， 葡人海上势力已尽， 实力既不足当， 由贿赂粤省当道， 以延残喘。 故粤省下野主席至澳， 葡督犹亲至迎迓……②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广东当局命令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和驻军一五九师师长刘绍武在中山县石岐庆祝双十节时， 发动中山和澳门居民反对葡国继续占据澳门的民众运动， 要求收回澳门。 １１ 月间， 中山县当局武装警卫边界， 严禁人货出口， 试图迅速收回澳门。 澳门大受影响， “粮食及农产品价格逐日递升， 葡币狂跌， 市面萧条， 汉奸惴惴不安， 澳门当局·２２３·①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拟 〈澳门问题〉 》 ， 《民国档案》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朱偰： 《澳门应即收回之理由》 ， 南京 《中央日报》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 第 ３ 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凄惶， 侨胞多自动疏散， 商店亦自动停业”①。 其后， 蒋介石为发动内战， 急需美英两国支持， 被迫放弃收回香港的计划。 因连带关系， 国民政府于 １２ 月下旬下令撤除对澳门的封锁， 此事最终不了了之。② 不过，事件对澳葡政府心理上产生了极大震动， “部长会议主席 （即葡萄牙总理萨拉查） 对我们可以长期留在澳门的可能性深表怀疑”。③ 为防止武力收回， 加强防御， 澳葡政府急忙将守卫帝汶岛的正规部队千余人转调过来， 而旧有的士兵则改为警察。④随着国内时局的发展， １９４７ 年年初， 广东各界再次酝酿发起收回澳门的运动。 ４ 月 ２３ 日， 由省参议会牵头召集各法团， 共同组成了“广东省民众收回澳门促进委员会” ， “并在傍着澳门的中山县成立了分会” ， 研究收回澳门问题。 一时舆论风起云涌， “收回澳门的呼声，响彻了云霄”。⑤ 受此影响， 航行该地轮船以客货稀少， 先后停航。 “穗澳水上交通已完全停顿。 至由中山经陆路赴澳， 因转折不便， 故穗澳间贸易亦大见萎缩”， 澳门商业日形萧条。⑥ ５ 月 ３１ 日， 国民参政会第十五次大会通过 《及早收复旅大两港及澳门》 的议案， 同时各省市参议会也有收回澳门的决议， 全国呼声 “上下一致”。⑦ 广州各界促进收回澳门运动委员会还搞了一个民意测验， 结果于 ６ 月 １８ 日公布。 参加投·３２３·①②③④⑤⑥⑦《澳门市面萧条粮价上涨， 葡币狂跌》 ， 《申报》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第 １ 版。李汉冲： 《日本投降后有关香港、 澳门的一些事件》 ， 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 １９６２ 年第 ３ 辑， 第 １６３ ～ １６４、 １８０ 页。按： 李汉冲曾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广州行营参谋处长。 左双文：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 ，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９ 年第 ６ 期。Ｊｏｓé Ｃａｌｖｅｔｅ ｄｅ Ｍａｇａｌｈãｅｓ， Ｍａｃａｕ ｅ ａ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Ａｐóｓ Ｇｕｅｒｒａ， Ｍａｃａｕ， ＩＰＯＲ， １９９２， ｐ １，转引自吴志良 《生存之道： 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 》 ， 澳门成人教育学会，１９９８， 第 ２４８ 页。《澳门增兵》 ， 《申报》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第 １２ 版， “自由谈” 。《广州民众发起收回澳门运动》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９ 日， 第 １ 版； 金人： 《东方蒙地卡罗澳门纵横谈》 ， 《香港工商晚报》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第二页。《澳门商业萧条》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第 ２ 版。程志政： 《各方要求收回声中———东方蒙特卡罗澳门》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第 ７ 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票者共有 １２６３５４５ 人， “ 投票者除三市及各县民众外， 尚有闽、 湘、桂及澳门民众远道投票者， 均表示应即收回澳门”。① 随着局势的日趋紧张， 澳葡政府甚为恐慌， 如临大敌， 据说 “已宣布戒严令， 防止中国军队随时开入”。② 而葡萄牙殖民部长在接见澳门代表团时， 竟强硬宣称 “葡萄牙如不在澳门遍地流血， 决不以澳门归还中国。 葡萄牙将采取措置， 以校正澳门人民所不同意之任何葡萄牙法律”③。 正在这时局紧绷的当口， ７ 月 ２９ 日， 澳门又发生葡警无故殴打华人朱文彬致死案， 犹如火上浇油， 一时群情激愤， 强烈要 求 国 民 政 府 立 即 收 回 澳门。④内地民众并不知道， 此时蒋介石政府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在收回澳门方面并不积极。 然而， 汹汹民意亦需要安抚。 看到这种情况， 澳葡政府为了缓和局面， 也同意做出让步， 就内地民众不满的澳门烟赌娼三大秕政渐次禁绝。 据驻澳门专员公署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报告， “澳门所办之鸦片专卖局定于本月底结束” ， “全澳上中下三级茶话室 （即烟馆） 均须于 ６ 月 ３０ 日前完全结束营业 （澳门查禁鸦片九三三号训令）”。⑤ １９ ４６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外交部函送澳门专员公署报告澳门禁烟禁赌案》 电文里提到： “至禁赌事， 范昨走访澳督， 据答称渠亦同意禁绝赌博， 惟因合同及预算关系， 又赌场职工生计问题， 势需分期收束。 上年赌税原定 ２５０ 万元， 现已减为半数等语。 除随时催促禁绝外，奉电前因理合复请鉴核。”⑥ 其后， 因澳督人事更替问题， 双方未能进一步达成协议。·４２３·①②③④⑤⑥《澳门应收回》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第 １ 版。《传澳门戒严》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７ 日， 第 １ 版。《葡萄牙殖民部长竟称， 不流血不还澳门》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１２ 日， 第 １ 版。《穗各界紧急会议， 决调查澳门惨案， 收回澳门运动更趋积极》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８月 ５ 日， 第 ２ 版。《驻澳门专员公署报告澳门政府查禁鸦片情形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 ７ 月） 》 ， 《内政部禁烟委员会全宗》 （四一） ， 案卷号 １４６， 影像号 ５６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外交部函送澳门专员公署报告澳门禁烟禁赌案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 《内政部禁烟委员会全宗》 （四一） ， 案卷号 １４６， 影像号 ５８３，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１ 日， 澳葡总督柯维纳 （Ａｌｂａｎｏ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ｄ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于上午 １１ 时抵达澳门新口岸履新。①澳督柯维纳曾居澳七年， 居穗二年 （驻广州领事）， 在两地皆任要职， 对澳门和广东的政情民意非常熟悉， 了如指掌。 上任没过几天， 柯维纳就打开了局面， 与粤省达成了协议。 ９ 月 ２２ 日他到广州拜会广东当局后， 对记者发表讲话时称：渠到任后， 自信对中葡邦交必有所增进。 关于澳门烟赌风炽，渠谓将实施禁绝。 至于目前走私多经澳门， 渠称如中国政府需要，渠必尽力协助缉私。②禁赌禁毒绝不是澳葡政府自觉的行为。 国民政府和粤省地方一直在找寻机会收回澳门， 但缺乏名正言顺的理由。 通过禁赌禁毒等问题的交涉， 国民政府在道义上占领舆论的制高点， 使得澳葡政府不得不低头。澳督柯维纳此时极力示好， 愿意将内地民众最为反感的赌烟娼禁绝， 有利于缓和此前一直紧绷的粤澳关系。（三） 禁赌禁毒禁娼与繁荣澳门的 “东方瑞士” 计划赌、 毒、 娼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澳葡政府的命根子， 迫于外部舆论的压力与内地民众的反对， 澳葡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 改弦易辙， 消除这些大失颜面的生意。 作为 “东方蒙特卡洛” 的澳门， 首当其冲的当然·５２３·①②柯维纳生于葡萄牙维亚纳堡 （Ｖｉａｎａ ｄｏ Ｃａｓｔｅｌｏ） ， 早年就学于澳门殷皇子中学， １９２３年毕业于葡萄牙海军学校测量科， 升任候补士官， 随即派往驻扎在远东的两艘军舰——— “亚达玛斯多” 及 “民国” 号担任副舰长。 １９３０ 至 １９３４ 年返回葡萄牙， 升任中尉。 美兰德 （Ａｎｔóｎｉｏ Ｊｏｓé 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ｓ ｄｅ Ｍｉｒａｎｄａ） 中校出任澳督期间， 重被委派来澳， 任 “马交” 号舰长， 深受美兰德重用。 随即调任署理葡驻广州总领事， 后在澳门充当市政厅长、 工务局副工程主任、 工务委员会委员、 指导旅行委员会委员等职。Ｍａｎｕｅｌ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Ｏ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ｅｓ ｅｍ Ｍａｃａｕ， ｐｐ ５２１ － ５２２《新任澳总督表示禁绝澳门烟赌并协助我政府缉私》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 第１ 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是赌博问题。 澳督柯维纳拜会粤省当局之后没几日， 透过驻穗的葡萄牙领事卡尔凡 （ Ｊｏｓｅ Ｃａｌｖｅｔ） 之口， 表明澳葡当局决心禁赌， 计划 “赌台三家立即封闭， 其余九家亦将逐渐停闭”。 “澳门政府原拟立即禁绝赌风， 但因鉴于直接间接依赖赌博为生者达一万五千人左右， 骤而失业，生计堪虞， 逐渐禁绝， 可使若辈从容改业。” 规定此后 “每四个月封闭赌台三家， 故至一九四八年底， 赌台将全部绝迹”①。消息一出， 引起各界强烈的反响。 《香港华侨日报》 记者为此亲赴澳门向澳督柯维纳求证： “日前， 驻广州葡领事曾发表谓澳门将予禁赌， 未知此事确否？” 柯维纳说： “本澳实施禁赌， 诚有其事， 此乃葡京最高当局 之 意 旨， 将 于 本 人 任 内， 完 成 完 全 禁 赌。” 记 者 又 问 道：“何时开始实施禁赌及禁赌之办法如何？” 据答： “此次实施禁赌， 系按照葡京意旨执行， 但以本澳依赌场工作为活之人员至为众多， 当局为考虑彼等生活， 不得不逐步执行。 事实上， 本澳现在业经开始禁赌。 其办法则为将赌馆逐渐减少， 不得新增或开设。 最近已有一所停业， 又于本年底将又有两所继续停业。 现已决定计划于 １９４９ 年年底， 本澳赌业将可完全禁绝云。”② 除了在时间上不知何故相差了一年之外， 柯维纳与卡尔凡二人的说法基本一致。 另据经济局长罗保 １９４８ 年的说法， “禁赌是因为批约的问题， 现在开始实行。 禁烟老早就开始了”。③毋庸置疑， 禁赌禁毒之后， 澳葡政府势必出现财政困难， 这又将如何解决呢？ 外界不免对此表示怀疑。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 “澳门的工业只有炮竹和火柴”， 禁赌 “恐怕是一个漂亮的幌子， 而事实上是不可能， 而且不会把澳门改变的”。④ “葡萄牙人治理澳门， 一贯的是高压作·６２３·①②③④《澳门禁销决逐步实施， 每四月封赌台三家》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 第 ２ 版。《澳门实行禁赌， 澳督宣称业已开始》 ， 香港 《华侨日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第一张第四页； 《澳门禁赌， 澳督有此一说》 ， 上海 《大公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第二张第七版， “地方通信” 。《香港记者眼中的今日澳门， 把东方蒙地加罗改为东方的瑞士 （国民日报记者陈钊） 》 ， 澳门 《大众报》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本报特稿” 。黄兆根： 《澳门在变》 ， 《群言月刊》 １９４８ 年第 ２３ 期。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风， 并且为了增加税收， 也就不择手段， 谁都知道澳门是东方蒙特卡罗， 以烟赌娼来号召游客。”① “澳门的繁荣一直是靠娱乐事业做基础的， 娱乐事业的绝迹将会使澳门的繁荣随之消失。”② 没有了赌毒娼，澳门的未来落到何处？ 驻穗的葡萄牙领事卡尔凡在发表谈话时提到一个解决方案： “澳门风景天然， 当局拟辟为游览区， 吸引游客。”③ 稍后，澳督柯维纳再次接受 《香港华侨日报》 的访问时， 说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禁烟、 禁赌、 繁荣澳门、 增进中葡和英葡邦交。 在关键的繁荣澳门问题上， 柯维纳指出： “澳门是一个幽雅而美丽的地方， 在华南是很难找到别处可以比拟的。 我得尽我的力量来繁荣它。 因此禁烟后， 加以禁赌， 我希望这里的市民， 都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居乐业。”④ 柯维纳话里的意思显然与卡尔凡是一致的， 两人一唱一和， 配合默契。但是， 澳门又怎么辟为游览区呢？ 澳督柯维纳的应对之策是 “繁荣澳门计划” 。 所谓的 “ 繁荣澳门计划” ， 我们并不陌生， 澳葡政府不只一次提起过。 每当澳葡政府在博彩业出现严重危机之时， 都会想起来。 而危机一过， 便应了俗语所说的 “好了伤疤忘了痛” ， 不了了之。 曾三任澳督且政绩颇为不俗的澳督巴波沙， 应当是做得最好的。他在 １９３９ 年 曾 决 意 推 行 这 一 设 想。 据 当 时 香 港 《 大 公 报 》 报 道：“本澳总督巴波沙爵士， 近拟就大规模繁荣本澳之计划， 献呈葡京最高当局， 将于 日 间 返 葡 京 里 斯 本 谒 见 加 蒙 那 总 统， 详 商 此 项 计 划云。”⑤ 不料， １９４０ 年， 巴波沙被人攻讦而遭撤职。 据说是当时国联宣布要对澳门做出惩处措施， 原因是澳门违反国际公约， 容许走私和售卖·７２３·①②③④⑤程志政： 《各方要求收回声中———东方蒙特卡罗澳门》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第 ７ 版。《计划中的 “东方瑞士” ———澳门纪行之一》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第一张第二版。《澳门禁销决逐步实施， 每四月封赌台三家》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 第 ２ 版。《本报记者访问澳督， 禁烟禁赌繁荣澳门增进中葡英葡邦交》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４７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第一张第四页。《澳督计划繁荣澳门， 将返葡京述职 （澳门专访） 》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２３日， 第二张第五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鸦片。 其后， 巴波沙没多久即在里斯本病逝。① 人亡政息， 所谓的繁荣计划便胎死腹中了。 至于巴波沙的计划内容如 何， 不 得 而 知。 据 说“澳门政府的档案室里， 有一套把澳门变成东方瑞士的计划， 要把它成为一个 旅 游 中 心 （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 ， 大 概 就 是 巴 波 沙 在 任 时 拟 定的。 这个计划的依据是澳门已有良好的基础： “一、 被称为十区 （原文如 此 ） 的 澳 门， 一 面 邻 接 中 山 县 境， 三 面 环 水， 岛 上 风 景 优 美；二、 据有都市化的设备的小地方； 三、 和香港、 广州及中山新会等县距离不远， 交通方便。”② 也就是说， 通过禁烟禁赌等各种办法， “把东方的 ‘蒙地加罗’ 改为东方的瑞士———积极把澳门建成一个风景区，吸引来远东的游客， 政府把它建设为远东的公园”。③１９４７ 年， 新来的澳督柯维纳重新拾起了这个所谓的 “繁荣澳门计划”，循着该计划所指明的方向， 略加修订， 准备按步实施。 据 《香港华侨日报》报道：澳督柯维纳莅任以来励精图治， 对繁荣澳门之整个计划， 积极推进。 据悉葡京当局已核准， 拨巨款 ５５ 万元， 用作澳门复兴建设费， 故澳督将利用此巨款， 以繁荣本澳。查葡当局因战时关系， 对各属地之建设， 未遑兼顾， 现战争停息， 正宜致力于各地建设， 故核准拨出此等巨款。 澳督现拟得整顿·８２３·①②③《关于澳督病逝件》 ， 载张海鹏主编 《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下册） ，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２０９０ 页。 “１９３６ 年， 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压力， 葡萄牙当局压制了鸦片专营的运作。 对牵涉到秘密交易的某些官员， 要么定罪， 要么解职。 就连澳门总督也被迫辞职。 据美国的材料说， 在 ７ 年的时间里， 总共有 ３５ 吨鸦片消失不见了。 尽管葡萄牙当局答应把鸦片专营的所有相关材料都交给鸦片咨询委员会处置， 并且， 他们的诉苦甚至都传到了萨拉查首相的耳朵里， 但情况依然照旧， 甚至有所恶化， 直至太平洋战争前夕。” 参见杰弗里·Ｃ 冈恩： 《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 第 １２９ 页。《计划中的 “东方瑞士” ———澳门纪行之一》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第一张第二版。《香港记者眼中的今日澳门， 把东方蒙地加罗改为东方的瑞士 （国民日报记者陈钊） 》 ， 澳门 《大众报》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本报特稿” 。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繁荣本澳之计划， 按步实施。 如改良港口， 以利较大船舶出入； 扩筑机场， 以利航空事业之发展； 改进工业， 从事生产， 以促进商业之发达； 务使本港之建设工作， 得以按步迈进。又据悉该笔巨款可能作如下之分配： （一） 屋宇建设 ２１４３００元， （二） 扩筑街道、 改良路政 ３７７００ 元， （三） 布置渠道 ２００００元， （四） 改良港口 １００００ 元， （五） 建设公园及植林 ８０００ 元。 合计 ５５ 万元。①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新上任的澳门警察厅长巴士地与甫告卸任的厅长沙嘉度， 在接见穗市前赴该地采访的新闻记者时称： “澳门决定禁烟禁赌， 必须严历执行， 盖禁烟禁赌之与澳门， 并非表演于世界人所观看之一幕戏剧也。” “澳门当局决于本年年底一律禁绝赌博。 澳门原有赌场九处， 自决定分期禁赌后， 已先减缩剩余七处”。 “为繁荣澳门计， 决减收业产买卖征收之税率， 由现时值百抽九， 减为值百抽六， 其中百分之一为慈善事业费。 另外奖励新建房屋， 由澳门政府以廉价让于地产新建房屋者， 决免收产业税项十年， 其系建筑工厂者， 尤表欢迎。”②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澳督柯维纳拟具的奖励市民兴建楼宇计划正式出炉。 其内容如下： “ （一） 将现行的物业转移税 （即斯沙）， 由每千元征收 ８０ 年之数减为由每千元征收 ５０ 元 （另附加慈善费每千元 １０ 元则照旧）。 （二） 凡在明年 （１９４９ 年） 内完成新建的屋宇或经已全部倒塌重建的屋宇， 由明年起， 准免纳业钞廿年。 （三） 凡在 １９４８ 年至 １９４９ 年内改建完成的屋宇， 准免纳业钞十年。 （四） 凡在 １９４８ 年重建的屋宇， 至 １９５０ 年落成的免纳业钞九年。 （五） 置业公司在 １９４８ 年至 １９５０ 年， 买入陈旧屋宇重建完成的， 其转移税减为每千元征收廿元， 以资鼓励。” 据华人代表卢荣锡晋谒澳督后回·９２３·①②《葡当局拨巨款， 繁荣澳门， 建设计划按步实施》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年 １９日， 第一张第四页。《澳门警察厅长表示禁烟禁赌， 严厉执行》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５ 日， 第五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来说， 这项奖励办法， 大概在一两个月内就可实现， 届时和建筑新例一起获得批准， “那么本澳的繁荣至足令人赋予无限期望”。① 通过发展房地产建设， 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不能不说与现时国内一些地方发展经济的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加速繁荣澳门， 澳葡当局鼓励本澳商民积极响应， 对有关繁荣事业均予以便利和优待。 据报道： “澳督柯维纳自接任以来， 即抱开发澳门之决心， 促进一切繁荣计划， 务使本澳成为远东商港， 不失数百年历史之光荣也。 计划推进以来， 除官方对于一切与繁荣有关之建设， 一一付诸实施外， 当局并盼商民合作， 收事半功倍之效果， 故各机关早奉澳督之旨意， 对于市民有所请求， 凡与繁荣有关之事业， 不特得一切之便利， 且可得当局之优待， 共增本埠之发展。”②在柯维纳的大力推动之下， 澳门局面一新。 至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澳门市内交通已由富商高汉英投资的公共车和计程车。 另有当□的富商傅德荫投资葡币 ６０ 万元建造的新码头， 以及其他侨商所投资的游乐场、 海浴场、 新型戏院等。 而澳门当局正在雇用挖泥船， 疏浚内港航道， 以利船只往来穗港澳间。 穗澳长途电话快将开始了。 据说澳葡政府计划和中国政府合作建筑一道澳门至江门的铁路。 穗澳的航空线也快开始。 这一切正显示澳门当局用缩短各地间距离来吸收旅客。” 澳督柯维纳在接受香港 《大公报》 记者访问时说， 澳门欢迎中国人来澳经商或投资， “澳门当局现正致力于建设澳门， 使成为一个最安定的地方。 中国人来澳经商或投资实业， 澳门当局愿给予最大的便利”。③至于禁赌禁毒禁娼， 澳葡政府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 看似动了真格， 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澳门政府已下决心分期执行禁赌命令。 利成·０３３·①②③《繁荣澳门， 奖励建筑， 澳督柯维纳拟定计画》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１５ 日，第一张第二版。《加速繁荣澳门， 当局深盼商民合作， 有关繁荣事业均予便利优待》 ， 澳门 《市民日报》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本市新闻” 。《计划中的 “东方瑞士” ———澳门纪行之一》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第一张第二版， “地方通讯” 。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摊馆 （六月） 四日晚被封闭了， 这是禁令颁发后给封闭的第二间。 第三间封禁是在八月底， 届时最少有一间给封闭。”① 为表示真心诚意，葡萄牙驻穗领事麦嘉龄还邀请了新闻界亲赴澳门查看， “澳门政府现正致力于禁烟禁赌的工作， 并打算短期内实行禁娼， 用种种事实去洗刷‘东方蒙地卡罗’ 的诋毁”。②事实如何呢？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的 《大公报》 描绘了澳门三大秕政的现状。在禁烟方面， “自 １９４７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澳门政府便明令禁吸鸦片烟，禁设烟窟， 并在国家医院内附设戒烟所。 澳门政府所订的禁烟条例相当严厉， 如吸烟者首次被捕罚款葡币 １００ 元， 第二次犯同罪罚葡币 ６００ 元， 第三次再罚葡币 １０００ 元， 并驱逐出境。 至贩卖鸦片开设烟窟的首次被捕罚款葡币 １０００ 元， 第二次再罚葡币 ６０００ 元， 第三次则罚葡币 １００００ 元。 澳门当局虽厉行禁烟， 但澳门的烟窟并没有杜绝。 据一位老 ‘澳门街’ 的人说： ‘目前澳门最少还有烟灯 ２００ 盏。’ 要根本杜绝烟窟确是不易。 澳门市行政局长武地士道就曾对记者说： ‘烟犯很狡猾， 我们把他驱逐出境后， 又跑回来，照样吸烟。’ 颇有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之势。”在禁赌方面， 赌场已呈冷落之势。 “每夜十时起， 在灰白的霓虹管下， 该是赌场最热闹的时候了， 可是在记者留澳的两个晚上， 中央酒店内的大赌场赌客无几， 下注也少， 情形甚是冷落。 就在赌场日趋冷落的情况下， 澳门政府去年便颁布分期禁赌令。 澳门原有赌场十一家中， 已有六家先后被禁设， 现尚有五家在开业。 预计明年底全部禁绝。 不过，有些当地人对禁赌事业并不乐观， 他说： ‘俱乐部的形式可能替代了现有的赌场。 听说将来会有一家濠江俱乐部出现。’ 对于现在澳门赌场的冷落情形， 有人打趣地对记者说： ‘赌场的老板们每天都留意着香港来客的多少， 更希望中山县的米粮丰收哩’。”·１３３·①②《澳门要分期禁赌， 又封闭摊馆一家， 东方蒙特卡罗值得玩味的事 （澳门通信） 》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 ７ 日， 第二张第七版， “地方通讯” 。《计划中的 “东方瑞士” ———澳门纪行之一》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第一张第二版， “地方通讯” 。

民国澳门博彩史在禁娼方面， “澳门现有妓馆约 １００ 至 １５０ 家， 按摩社约有 ３０ 家。妓女的夜度費， 上等约 ３０ 元， 中等的约 １５ 元至 ２０ 元， 下等的 ５ 元至１０ 元”。 妓女近千， 按摩女有三四百人。 妓女每年缴纳牌照费 ６０ 元。据说澳葡政府有意要娼， 将在 １ 个月后的行政会议上提出讨论。①总体来看， 澳门三大秕政中最关键的是禁赌。 广州 《大光报》 的记者报道称： “澳门的黄金时代是过去了。 虽然目前是安定， 但在商场正途上， 实在看不出繁荣的痕迹”。 “葡政府目前高唱三大 ‘禁政之歌’， 据说烟禁已经实行了， 赌禁也计划在明年底禁绝。 可是， 禁赌葡政府每年就牺牲了 ７０ 余万葡币哩。 现在澳门的赌风荏弱了， 影响了整个岛上的热闹。 当你走过福隆新街去看看妓院时， 户户都是门前冷落， 已难比过去黄金时代的样子了。 有人说： 澳门是莲花地， 好景不长， 时代过了颜色也跟着退落了。 它目前是座恬静幽美四面临海的大别墅呵！”② “东方蒙特卡洛” 离开了赌， 也就失去了生机。 没有了赌， 澳门又怎么活？按前面澳葡政府的最早说法， 所谓分期禁赌， 至 １９４８ 年年底应当完全禁绝。 从上述报道来看， 禁绝的期限又延长至 １９４９ 年年底。 因此有人提出质疑， 认为 “澳门政府禁赌的表示， 原来也就是看了赌场日趋零落的缘故”， 并非真心实意。 在澳门获得 “东方蒙特卡洛” 封号之后， 真真正正地禁赌这可是历史上的头一遭。 从开初信誓旦旦的承诺被一拖再拖来看， 澳葡政府在 “积极” 地 “磨洋工”， 口是心非， 有意敷衍。 一方面有点恋恋不舍， 另一方面则有观察时局形势， 再做打算的意味。 面对各方不断质疑， 澳葡政府当局不得不表示， “为决示积极禁绝赌博， 特将明年之预算费项中， 将赌饷取消”。 据说， 该类赌饷 “系本澳所有番摊赌场及其他山票联榜等厂， 每年所应缴者”。 澳督为此强调说： “关于澳门展开禁赌， 取消赌饷， 足以证明澳门政府， 经当努力设·２３３·①②《烟窟、 赌场、 妓馆———澳门纪行之二》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 第一张第二版， “地方通讯” 。参见 《澳政府决心禁绝鸦片毒， 连日破获烟窟共五所》 ， 澳门 《大众报》 １９４８ 年 ４月 ２０ 日； 黄超： 《暮秋看澳门》 ， 广州 《大光报》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第一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法使澳门之政费， 不须依赖该项承充生意之税饷， 故明年度起， 本澳之施政， 将以循坦荡之途径进行， 而消除数年以来常感梦魇之滋扰。 盖最近数年来， 澳门政费， 均不免有若依赖该项承充税饷以为维持者也。 然消除一种不良之事物， 往往可能引起更恶劣之影响发生者， 即如禁赌一事， 则失业及与此种事物有直接关系之商业衰落等恶劣问题， 相因而至。 故为防范起见， 禁赌及关闭赌场， 政府乃采用缓禁之办法云。”①如此腼颜的表示可不打紧， 澳门禁赌又延缓到了 １９５０ 年。澳督谈及由明年起已决心禁绝赌博， 政费不依赖赌饷， 并说明了关闭赌场迁延的原因。 按说理由很是充分， 因为根据不完全统计， “在澳门靠赌吃饭的人口占澳门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 倘若加上他们的家属人数， 那么就是百分之二十四、 五。 而自始至终没曾赌它一下的， 恐怕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敢说得这么清白”。 正如有记者所说的那样， 事实上， 澳葡政府也大半是靠赌为生的。 在广州即将解放前夕， 澳门仍然是 “名噪遐迩的赌城， 但这个 ‘东方蒙特坎罗’ 的赌业现在也正是显著地衰落了。 在关前后街、 福隆新街、 十月初五日街， 有不少赌公司已经尘封， 屋子看看就要坍倒地关门大 吉 了。 在 那 儿 经 过， 往 往 要想： 曾经有多少人葬身在这些倒去了的赌窟里面。 但是， 尽管这个吃人不见血的赌业已经衰落， 在今天的澳门， 也依然是赌博的天地。 任何一条街走过， 都可以看到 ‘代收白鸽票’ ‘代收联榜’ 的店铺， 说得上是五步一店、 十步一铺。 ‘又捞大嘢’ ‘顺手发财’ 的大红标贴无·３３３·① 《澳督谈由明年起已决心禁绝赌博， 政费不依赖赌饷》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４９ 年 ９月 ６ 日， 第二张第三页， “港闻三·澳门通讯” 。 《澳政府下大决心， 年底禁绝赌博，明年政费预算已取消赌饷一项》 ： “本澳政府， 为使新澳门能在良好之行政措施与时代之建设下完成， 故除增加建设外， 另展开三禁政策， 切实办理禁烟、 禁娼及禁赌等工作。 此中当局更具极大决心， 进行禁赌， 曾经本澳总督迭次提申政府禁赌之决意， 并谓澳门准于本年年底完全禁绝一切赌博， 由本年起， 所有赌场， 已次第结束。而此种结束， 系采取分期办法， 即于若干个月内， 结束一间， 以维持场内大小工作人员生活及改业。 记者兹据查悉： 澳门政府禁赌果具确心， 在本年年底， 将实行禁绝， 盖明年 （１９５０ 年） 政府之预算收费， 已取消该年赌饷 １５０ 万元， 列入该年预算册内云”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２ 日， 第二张， “港闻三·澳门通讯” 。

民国澳门博彩史处不可见。 但是这些还只是非正式的赌窟。 正式的赌窟是 叫 做 公 司的， 其 ‘普罗’ 之属的就有大利公司、 顺利公司、 瑞贞公司等等， 贵族的赌窟设在澳门最大的建筑物中央大酒店的二楼和七楼。 这些赌公司都是番摊。 另外， 有一个又成公司， 则是白鸽票和联榜的总会”。①需要说明的是， 澳门博彩业衰落， 与澳葡政府所谓决心禁赌一点关系也没有。 澳门赌场的关闭， 有点像是水到渠成、 顺水推舟， 无须费什么力气。 不少赌馆还没有等到查封， 已经经营不下去而要自行倒闭了。记者调查后认为， 澳门赌业凋零， 是因为 “民穷财尽”， “受了天然的淘汰而不禁自绝”：澳门的赌业这样子， 是必然的趋势， 在这里可以指出几个主要的缘因： ㈠本地的市民， 十数年来在赌场里混， 富的变了穷， 穷的更穷，已经没有余钱来赌博； ㈡商业不景气， 工业落后， 澳门的市民收入仅足维持生活； ㈢以前澳门赌业， 泰半靠省港的客商来支持， 可是战后的香港， 商业也闹着不景气， 生活程度高涨， 因此来澳赌博的大大减少。 粤方因为国币日趋下跌， 民不聊生， 那里还有余钱来澳门花费呢？在这样的环境下， 赌业定然不景气， 不禁也要自绝了！ 因此我们也可以相信澳门政府两年禁赌的计划， 是可实现的， 我们更加相信， 两年以后， 澳门可能没有 ‘东方蒙地卡罗’ 之称了！②也有人指出， 禁绝烟赌其实都是澳葡政府 “万不得已之所为耳”。“澳门有东方蒙地卡罗之称， 本市嫖赌饮吹的大本营， 它全埠的政费，向来靠烟赌的饷源来维持。” 禁绝烟赌， “以后关于澳门的政费， 又从何而来挹注呢？” “澳门本来是靠着烟赌来 ‘食胡’ 的。 按着历来习惯，每逢农历新年， 澳督例必降尊纡贵命驾与烟商赌商拜年， 以示优礼， 而·４３３·①②《赌窟有盛衰， 充满寄生者， 白华集中地， 旅业走红运》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４９ 年 ９月 ２ 日， 第二张第七版， “澳门天地” 。《澳门禁赌内幕》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第四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希望烟赌承商受宠若惊， 努力替西洋政府 ‘括龙’， 培植澳门的命脉，怎解他□竟然把它禁了呢？” 禁赌一层， “实在又因为本埠已日渐萧条，赌场冷落， 赌商傅老容、 高可宁之流， 已认为黄金时代已成过去， 不敢□认巨饷投资承办， 经向政府推庄， 政府不得不冠冕堂皇地倡言禁赌罢了。 岂真肯为此绝大牺牲吗？”①无可否认的是， 广东在国民党统治覆灭前夕， 表现出了末世的疯狂状态赌风肆虐达于极点。 随着国共内战进入决战时期， 广东赌风日渐高涨， 以至于传出 “将于四月间开放赌禁” 的消息。② 尽管广东省主席薛岳极力否认， 但事实上， 广东早已变为烟赌世界。 “每一家酒店， 每个较大的 ‘行政机关’， 都设有赌档， 每条街道最少有两个赌档以上”，“赌场多于米店”。③ 俗语说， “自己一身毛， 说人是妖怪”， 广东自身禁赌都是如此， 也就很难指责澳门禁赌不力了。 故而在 １９４９ 年， 澳门一间赌馆都没有封闭。 澳葡政府禁赌之所以 “怠工”， 不过是观察时局动态， 好见风使舵。 由此可见， 澳葡政府禁赌并非真心诚意，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缓兵之计， 掩人耳目而已。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广州迎来解放。 １０ 月 ３０ 日， 广州市军管会发布了 《关于禁止赌博的布告》。 １１ 月 ３ 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出 《公字·５３３·①②③《高可宁傅老容推庄， 澳门烟赌不禁自禁》 ， 广州 《针报》 １９４８ 年第 １５４ 期， 第 １１页。据香港 《文汇报》 有人评论道， “广东省开赌”， 已是 “志在必行”， “对于此道积数十年经验之老手如陈济棠、 区芳浦者， 已陆续抵穗， 陈济棠正准备与澳门赌博大王 ‘水记’ 角逐承包权云。 广东是革命策源地， 源者， 财源也。 所以爱 ‘革命’ 者固爱广东， 爱刮者也舍不得广东。 而这策源地的源也真是渊深绵远， 虽然经过陈济棠、 区芳浦们刮了七年之长， 至今仍可供竭泽而渔一下。 而且还是少不了陈、 区， 真可谓涓滴归 ‘公’ 矣。 区芳浦已经回到双门底的大屋， 只此一项， 就知道开赌是志在必行了！ 不知香港华商总会衮衮诸公， 作何感想？” 《志在必行》， 载秦似 （王力长子） 《没羽集》， 作家出版社， １９５８， 第２１３ 页。 此文为 １９４９ 年香港 《文汇报》 副刊专栏 《丰年小集》 上的评论。 又， 《薛岳否认开放赌禁》， 《申报》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９ 日， 第 ２ 版， “要闻简报” 。《羊城成了烟赌世界》 ， 香港 《文汇报》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全市变相赌场限令明日停业》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９ 日， 第四版， “粤省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第一号命 令》， 决 定 “ 严 格 取 缔 赌 博， 如 有 持 械 反 抗 者 必 须 严 厉 镇压”。① 许久不见禁赌动静的澳葡政府， 于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 饬令十月初五街的合隆、 顺利两间摊馆结束 （此前先后停闭者有西就、 利成、顺泰、 德铭等多间）。② 到了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报纸上仍然还有 “澳门逐步取缔摊馆” 的消息： “两年前澳门政府经计划取消摊馆， 并予以逐步禁止。 最近， 葡政府在 ３ 月 ３１ 日晚将康公庙前大利摊馆予以停闭。 该馆在昨日起便告停业。 查先后停顿摊馆有西就、 德铭、 顺利等五六间， 现全澳仅尚存瑞祯摊馆及中央娱乐场。”③ 新中国成立初期， 澳葡政府又重启关停赌馆的举动， 或许是要向新中国政府示好的一种姿态。话再说回来， 因应禁赌而生的繁荣澳门 “东方瑞士计划” 随着时间的迁流， 实事求是地讲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到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澳门博彩业的收益即已让位于实业方面的税收了。（四） 堤内损失堤外补———黄金走私与澳葡政府禁赌的底气澳葡总督柯维纳雄心勃勃的繁荣澳门计划， 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６３３·①②③《禁止赌博的布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安字第三号 ） 》 ：“查赌为害极大，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 为了贪污中饱， 祸害人民， 名虽禁赌，实则纵容包庇， 流毒极深。 本市自解放后， 昔日流氓、 特务、 赌棍、 奸徒仍潜伏本市， 蓄意破坏社会治安， 继续危害人民， 乃趁革命秩序刚刚确立之日， 利用一部分市民之恶习， 大倡赌博， 啸群聚众， 街头小巷， 处处设赌。 因此而荒时废业者有之， 倾家荡产者有之， 偷盗抢劫者有之， 更有藉赌来掩护和组织特务活动， 藉赌抽头来支持反革命经费。 此种破坏秩序， 扰乱社会治安行为， 应予严厉禁止。 凡误人歧途以赌为业者， 应即停止赌博， 改务正业， 如仍执迷不悟， 当由警备机关与公安机关依法缉拿究办， 希我全体市民共同劝阻， 如劝阻不听， 人人均有报告执法机关之责。 本会为巩固革命秩序， 维护人民利益， 改正社会之不良风尚计， 言出法随，决不宽宥， 务各懔遵， 切切此布。 主任叶剑英、 副主任赖传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 。 广东省地方志编写委员会编 《 广东省志 · 公安志 》 ， 广东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１， 第 ５７２ ～ ５７３ 页； 苏青： 《广州解放初期的社会治安工作 》 ， 载 《广州文史：曙光耀羊城》 （第 ５７ 辑）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１０２ 页。《合隆顺利摊馆昨日宣告结束， 当局实施按部禁赌计划》 ， 澳门 《市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３ 月 ２ 日， “本市新闻” 。《澳门逐步取缔摊馆》，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３ 日， 第一张第四页。 另， 德铭番摊馆在新桥， 《澳门悍匪打劫摊馆》，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 第一张第四页。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并且短期内难见成效， 而禁烟禁赌又损失了巨额税饷， 两相叠加， 澳葡政府财政将如何因应？ 面对如此难题， 澳葡总督柯维纳为张罗政费， 想尽了办法。 据报载：澳门政治的窳败， 战前已然， 于今尤甚。 澳门政府须赖烟赌和娼门的税收来维持， 近来因为人口大减， 市况日下， 政府税收， 比前锐减， 不得不变本加厉， 横征暴敛， 以为挹注。 澳门各行商店，都要领取营业牌照， 俗称公钞。 公钞分数等， 头等公钞， 战前在每年只须百元， 现已加至三千元 （澳门的葡币价值约与港币相等，在澳门兑换， 美元葡币且比港币高一二分）。 澳门当局最近为增加税收起见， 特规定全澳舞女、 歌女、 按摩女等， 亦一律须缴， 每人每年卅元。 澳门如香港号称无税埠， 但最近有旅客携带咸鱼、 香虾之类搭船， 码头上的差人往往藉口禁止， 要先写纸， 才准开行。 所谓写纸， 就是变相的征税！①但仅靠这些惹人厌憎的苛捐杂税， 依然不过是杯水车薪。 时人一语道破天机， “烟赌与繁荣， 在澳门原是相依为命而最有力的质素， 丧失了这有力质素之后， 如何保持它的繁荣？ 是一个 值 得 研 讨 的 有 趣 问题”。 总之， “澳门繁华， 将如一梦”， “除非是收回成命， 规烟复赌，或者还有多少希望吧？”②那么， 澳葡政府决意禁赌禁毒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柯维纳能够痛快地允诺，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澳门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 在这段战后时期， 澳门成为华南的走私中心， 尤其是成为一个重要的黄金走私转运中心。 １９４８ 年 ７ 月， 柯维纳在接受中央社记者的采访时， 已经露出端倪。 当记者问及 “赌场取缔后， 澳门前此所赖以增加收入之赌税必形·７３３·①②子健： 《澳门滴沥： 张罗政费无孔不入》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１０ 日， 第 ７ 版。《高可宁 傅 老 容 推 庄， 澳 门 烟 赌 不 禁 自 禁 》 ， 广 州 《 针 报 》 １９４８ 年 第 １５４ 期，第 １１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减少”， 将如何应付这一影响？ 柯氏强调， “澳门将以其他税收弥补此项税收之不足”， 拟以 “烟酒税、 土地税、 牌照税、 石油税， 此外尚有入口黄金特别临时税”， 来 “平衡预算”。①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参 加 布 雷 顿 森 林 会 议 的 其 中 ２２ 国 代 表 在《布雷顿森林协定》 上签字， 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 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 并可按 ３５ 美元 １ 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货币协议使许多国家受到每盎司黄金 ３５ 美元的国际市场价规定的束缚， 但是葡萄牙并没有签署该协议———澳门黄金交易的合法部分正是根源于此。 随着中国对黄金需求量的增大， 葡萄牙决定开放市场。 中国的黄金市场价为每盎司 ５０ 美元， 全世界的游离金都被这种价格吸引到澳门来了。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商人深恐法币贬值，所以才不惜高额贴水搜购黄金。 通常这种黄金交易都由纽约的经纪人来经手操办， 在交货前要先以美元付款给他们， 然后再空运过来。 最后再从西贡或马尼拉用水上飞机运输。② 于是澳门成了黄金走私的集散地。早在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即有消息称 “墨西哥黄金大量运澳门”， 并且， “相信此等黄金之最后目的地， 当为中国及香港。 香港黄金入口须由港政府颁特许状， 故料此等黄金， 将于有机会时始能私运入中国及香港。”③ 因此， 已成为走私中心的澳门， 不能不引起国民政府和港英政府的注意。 据报道：近半年以来， 澳港、 澳华间的贸易畸形的发展， 可以说是澳门·８３３·①②③《促中澳友好， 竭力执行缉私协议， 封闭赌场， 严惩烟犯， 澳门总督对记者称》 ， 天津 《益世报》 １９４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 第三版。“Ｍａｃａｏ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ｓ ａｓ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ｌｄ Ｔｒａｄｅ” ， Ｌｉｆｅ，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８， １９４９，ｐｐ ２２ － ２３《墨西哥黄金大量运澳门》 ， 《申报》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第 ４ 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惟一的生机， 这种贸易关系全部在走私的情况下进行的。 由于香港政府协助中国政府的缉私， 由香港输华的货物多循澳门为转运的途径， 一般港华出入口商多在澳门设一转运站。 自港运澳的货物颇繁， 而中国严厉限制出口结汇， 更使自华南出口货物亦大部运澳后方转运港。 目前华南主要出口的桐油、 粮食、 乌砂等等， 据粗略的估计， 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经过澳门的。 因此， 庞大的走私组织便活跃在澳门的商场。 据商界中人预料， 若华南方面加强缉私的结果，可使僵化了的澳门商场起死回生。澳门在港华走私商业关系中的地位， 一天天的增加其重要性，但这不是澳门本身商业繁盛的发展， 而系其转口的贸易地位的重要性增大了。澳门的黄金买卖， 是可以特别提出来谈一谈的， 这也是走私活动中之一。 中国宣布管制黄金公开黑市买卖， 限制自由出入口以后， 香港政府亦于 １９４７ 年春宣布限制黄金出入口， 因此， 造成了澳门的特殊地位。 自墨西哥及菲律宾巨量运来香港的黄金 （主要的还是运销中国）， 便转运澳门， 在香港向外国洋行订购黄金而在澳门交货， 已不成为秘密的事。 这些黄金买卖， 无疑地， 依然从澳门偷运入香港或中国内地。 据非正式的统计， 去年六月至十一月间的五个月内， 从墨菲两国运澳的黄金约有五十万两左右， 因之使澳门黄金买卖市场突趋兴旺。 但去年十二月中旬， 澳门政府为接受香港华方的要求， 亦已限制黄金出入口， 这一畸形的黄金市场自然也只是昙花一现了。 无论从任何一点观察澳门的商业关系都是依存于广东和香港两地的， 而没有独立的基础。①澳门黄金走私的数量是惊人的。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据港英政府进出口部的统计， 自中国政府禁止黄金买卖后， 仍有大量黄金自澳门运入中国·９３３·① 从南： 《东方的 “蒙特卡罗” ———澳门》 ， 《中美周报》 １９４８ 年第 ２７８ 期， 第 ４２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境内。 香港最近黄金进口总额为 １８４１５１５９ 港币， 出口总额为 １９５９４１３１港币， 出口之黄金皆运往澳门， 再转往内地， 进口之黄金皆来自美国及中美。①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有消息称， “近有飞机多架， 承运黄金 ３７７０００ 盎司自马尼拉私运赴澳门。 按澳门黄金黑市每盎司美金五十元， 该项私运黄金计值 １９２２７０００ 美元之谱。”②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据报道， “澳葡政府第一季黄金进口证， 业已签出 ４５ 万盎司之巨。”③ 到了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有报道说， “平均每月流入澳门的黄金有 ５０ 万盎司， 澳门政府对每盎司黄金征税约 ６０ 美分”。④黄金大量走私进入国内， 严重干扰了广东乃至全国的金融秩序。 经国民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请求施压相关成员国后， 香港和菲律宾即分别禁止了黄金出口。 而葡国殖民地澳门并不在其列， 国民政府不得不派员至澳谈判解决。 事前， 粤海关放出风声称， “日来华南走私重心移澳门后， 中山一带私枭已达空前猖獗状态， 出口走私以米粮为主， 现海关已决定将澳门外围封锁， 以绝走私道路”。⑤ 其意是要通过限制米粮供应，对澳葡政府施加压力。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中央银行驻港代表余英杰来到澳门， 在外交专员郭则范的陪同下， 面见澳督柯维纳， 并表明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有关经济方面与澳葡政府合作的来意。 澳督柯维纳于原则上表示接纳， 不过仍须向葡京请示。 其内容大意为： 澳葡政府协助中国海关防止走私事宜， 中国政府予以葡人应有之利便， 满足澳门地区粮食的供应。⑥ 作为交换，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澳葡政府颁布了黄金进口条例，条例规定：·０４３·①②③④⑤⑥《港黄金大量出口经澳门流入我国》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第二版。《黄金卅七万余盎司自菲私运赴澳门》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７ 日， 第二版。《黄金滚滚运澳门， 港金价破关直下； 国币内汇小回， 贡纸暴缩； 美汇市势疲弱， 交投稀疏》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第 ７ 版， “华侨经济” 。“Ｍａｃａｏ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ｓ ａｓ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ｆｅ，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８， １９４９， ｐ ２３《粤海关遏止走私， 澳门外围决予封锁》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第二版。《中央银行驻港代表余英杰委托澳门经济局长罗保私购黄金案》 ， 缩微胶卷： 全宗号３５Ｊ － １７４ ／ 案卷号 ３ （２） ／ 盘号 １３４１ ／ 影像号 ２８１， 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１） 黄金每盎司进口须缴税 ２ 元， 出口每盎司须缴税 ３ 元；（２） 每一黄金入口证， 不得少于 ５ 万盎司； （３） 申请须缴同黄金出口国主管官署发给之许可证； （４） 澳督批准后， 即由经济局发证。 但在未发证前， 申请人须履行如下条件： 甲、 缴纳税额： 黄金每盎司 ２ 元整； 乙、 答允售与西洋银行与黄金 １％ 相等价值之美国殷实银行， 支票照黄金公价每盎司 ３５ 元计算。 该银行以当日美金公价， 用葡币付还； （５） 黄金到澳时， 即须售与西洋银行上还之支票； （６） 在未发给入口证前， 须缴交澳门政府银库 （西洋银行）黄金价值 １０％ 现银保证金； （７） 缴纳每盎司 ２ 元之税项， 及答允售与西洋银行前述之支票， 及得取回保证金之半数， 但事先须向澳督呈请发还其余半数， 待用完入口证后， 方能领回； （８） 如有持证转手或作为营业性质等， 该证作为无效， 缴存之保证金全部或一部则有没收之可能。①当时有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 “澳门葡当局已下令禁止黄金白金之输入输出及过境， 以后此等贵金属之移运， 须声请特别许可证。 惟声请者每次以黄金五万盎司， 白金二万盎司为限， 且须课税， 过境黄金亦同样办理。 澳门当局释明， 此等贵金属之继续自由移动， 势必对澳门经济造成不良反响， 故颁布限制办法， 实属不能避免。”② 这就是前面记者从南得出 “昙花一现” 结论的来由。 如此一块大肥肉， 澳葡政府岂能甘心就范， 轻易放弃。 实质上所说的限制， 仍是一种变相的许可， 只是使走私黄金的规模走向集团化而已， 并没有太大作用。 由 １９４８ 年澳葡政府开出的所谓该年进口 “限额” 为 １００ 万盎司，③ 可以想见。 这大概是谈判代表余英杰与澳门经济局长罗保私通款曲而出卖国家权益的缘故·１４３·①②③《中央银行驻港代表余英杰委托澳门经济局长罗保私购黄金案》 ， 缩微胶卷： 全宗号３５Ｊ － １７４ ／ 案卷号 ３ （２） ／ 盘号 １３４１ ／ 影像号 ２９７ － ２９８， 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澳门当局下令禁止黄金输出入》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第 ２ 版。《澳门黄金进口本年限额为百万盎司》 ， 《申报》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 第 １ 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吧。 究其实， 所谓的限额不过是一个障眼法， 哄一哄国民政府罢了。 据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四联总处驻港专员徐昌成调查， “本年第一季只三个月内， 由国泰航空公司派飞机办运来澳之黄金， 竟 达 百 余 万 盎 司 之巨”。① 因此， 《申报》 报道说， 此间黄金市场的存在， 造成了今日国内一个最大的经济漏洞：自上海、 香港相继禁止黄金进出口后， 澳门一跃而为今日远东的一个黄金市场。 墨西哥黄金、 美国黄金， 源源经过马尼剌， 由飞机运抵澳门， 复由澳门运进国内。 据海关方面保守的统计， 每天由澳门内运的黄金， 至少平均有一千两， 大规模走私的尚未计算在内。 现有很多商人， 由澳门买进黄金， 运往汉口， 然后买了华中出产， 经粤汉路运回来， 听说获利颇可观。 澳门金市用的是老秤， 汉口用的是新秤， 每十两黄金， 便多了两两， 这两两便成了他们稳得的利润。 据经济界方面的调查， 香港和澳门至少各有一个华资银行， 在美国存有巨额美元， 作为输入黄金用途。 牠们把黄金由美国运来澳门， 便立刻在香港用种种方法， 搜购相等价值的美元外汇，以补充在纽约方面的存款。 澳门黄金输入无穷， 而港中美元外汇（多来自归国华侨、 游客支票、 来港美军人士和上海富豪） 有限，因此港中美元黑市日高， 金价亦随之上扬。 澳门因黄金市场的存在， 现已成为今日国内的一个最大经济漏洞， 一般人们最初只知有香港而忽略了澳门， 便造成了这个澳门畸形的发展。②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４ 日， 中国中央银行行总俞鸿钧致函澳督柯维纳， 抱怨澳葡政府控制走私不力。 澳督柯维纳表示， 将采取措施最终停止黄金进口， 但考虑到澳门所面临的预算困难， 以及政府对来自这些黄金转口·２４３·①②《四联总处驻港专员徐昌成函呈港澳走私情形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 缩微胶卷： 全宗号 ５８５ （四联总处） ， ３５Ｊ － １８７ ／ 案卷号 ２８０７ ／ 影像号 ３８５， 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档案。《金色的澳门》 ， 《申报》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７ 日， 第 ５ 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贸易的许可费、 手续费等收费的依赖， 它将要花一定的时间， 寻找另外的收入来源。①澳葡政府在黄金走私方面获利甚巨。 仅 １９４８ 年所谓的限额一百万盎司黄金一进一出， 缴交税款即为 ５００ 万元。 因此， 澳门财政状况得到极大的扭转：受了黄金滋养的澳门， 现已从战后的衰弱中渐渐地复原。 澳门政府一面加抽金市场的营业税和征收 ５００ 万元的保证金， 一面发行新葡币收回葡萄牙币， 因此银根吃紧， 适逢美汇上升， 遂使港币在澳门， 最近每元只值葡币七角九分 （平时差不多平换）！ 港商 “饲养” 澳门， 反给澳门一日反噬， 呼痛也来不及！ 二月廿日发表的本年度澳门政府预算， 共计 １１１６２６０５ 元， 比较去年度的 ８７０９０１８元， 几增百分之三十， 可为澳督柯维纳宣称 “本澳社会一切及商业繁荣上， 业已获极大之转机” 一语的注释。 黄金市场的存在，把澳门推进一个新阶段。②“堤内损失堤外补”， 从黄金走私中获得每年数百万元的收益成为澳督柯维纳禁赌、 禁毒、 禁娼的底气来源。同样， 以傅德荫和高可宁为首的泰兴公 司 一 班 人 马， 面 对 澳 门博彩业的不景气， 自然也不会放过赚钱的良机。 据称， 澳门的黄 金走私被 “五福堂” 所垄断和操纵， 接下来是赌博垄断集团泰兴公司的一家分号。 安 排 这 一 垄 断 的 关 键 中 间 人， 是 一 位 土 生 葡 人 名 流、资本家罗保。③·３４３·①②③ＡＨＭ ／ ＧＧＭ ／ ２５， 澳门总督致俞鸿钧，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４ 日， 转引自杰弗里·Ｃ 冈恩：《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 第 １９５ ～ １９６ 页。《金色的澳门》 ， 《申报》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７ 日， 第 ５ 版。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ｏｕｉｓ Ｅｄｍｏｎｄｓ， Ｍａｃａｕ， ｐ ９６， 转引自 〔 澳 〕 杰弗里 · Ｃ 冈 恩 《 澳 门 史：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 第 １９５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又据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一个记者的调查， 说这是 “一个有组织、 有势力、 有人才的集团， 总机关在澳门， 主要的组织者是澳门赌博起 家的某大巨商。 他本身又是一个 黄 金 商 人， 澳 门 黄 金 进 口 执 照 至 少 有三分之一操纵在他的手里。 从澳门走私黄金到香港， 这个买卖， 从香港禁金出入口后不久， 即已开始” 。 “ 今年上半年澳门黄金入口至少有 １２０ 万盎 士， 其 中 至 少 有 ８０ 万 盎 士 偷 偷 地 用 各 种 方 法 私 运 来港。”①个中内幕， 相关民国档案有更为详细的披露。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下发财秘字第 ４６３８ 号训令， 要求调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驻港代表余英杰接受商人委托向澳门当局请发黄金入口证一案。据调查后 的 汇 报 云， “ 黄 金 入 口 业 务 关 系 澳 门 政 府 财 源， 及 罗 保（ Ｐｅｄｒｏ Ｊｏｓé Ｌｏｂｏ） 私人利益， 一向视为禁脔。 曾否发证若干， 发与何人， 向极秘密。 又此案牵涉到华商何贤、 潘毓华。 何贤时为澳门大丰银号经理兼任当地商会主席， 亦为澳门豪商傅鲁秘 （ 或为 “ 傅老榕”之讹音， 即傅德荫） 之左右手。 据闻澳门签发金证事宜， 系由罗保只手把持， 并以傅、 何等为其爪牙， 并由两三犹太人参加大事， 垄断一切。 依照澳门黄金进口条例规定， 黄金每盎司进口仅需缴税葡 币 两元， 闻黑市价每盎司经常须暗纳七八元以上， 取得之非法利益即由罗保等分肥。 又闻每次黄金进口均系运到大丰银号寄存， 再行分配。 盖规定每张金证数量不得少于五万盎司， 非一二人力量所得承担， 故每次请领黄金入口证， 均系由何贤或其他一人出面申请， 分售港澳各经营黄金之商人”。②又据总税务司转发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财政部关务署 《 战后游资逃港内·４４３·①②《惨无人道震惊中外之港澳私运黄金案 （一） 》 ， 温哥华 《大汉公报》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１４日， 第七页， “广东新闻” 。《中央银行驻港代表余英杰委托澳门经济局长罗保私购黄金案》 ， 缩微胶卷： 全宗号３５Ｊ － １７４ ／ 案卷号 ３ （２） ／ 盘号 １３４１ ／ 影像号 ２９０， 澳门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澳门档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幕》 中说： 关于香港操纵金融黑市的有力机构， “现全国各地金融市场均随上海市场情形变动， 而上海则以香港金融市场为转移， 力能操纵香港金融市场者， 首推开设大道中 １８１ 号之恒 生 银 号， 其 实 力 雄厚， 可左右金炒与申汇市价， 店设澳门， 负责人名林丙 〔炳〕 炎， 其中分子尚有以赌博起家之傅德阴 〔荫〕 与高可宁两人， 其联号澳门有大丰银号， 香港有大有金号， 上海有泰和兴银行、 谦泰银行、 生大信托公司等， 在美亦有分支机构， 与汇丰银行联系甚密， 其主要业务由美运黄金经泰国转澳门私运港沪， 配合黑市套汇。 次推广东银行及简东浦为董事长之东亚银行所结合之金融集团。 广东银行亦以澳门为活动中心， 负责人傅厚丞。 其经常业务系利用澳门、 香港之特殊地位收买美汇转套黑市。”①二战后， 澳门黄金进口贸易的繁荣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以致在澳门财政税收中过去曾占据重要地位的博彩业相形见绌， 黯然失色。据后来统计， 在 １９４７ ～ １９７３ 年， 进口黄金及白银的价值大约为每年 ２亿 ～ ３ 亿元澳门币， 而在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７ 年、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０ 年以及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７ 年达到高峰期， 介乎 ３ 亿 ～ ５ 亿元澳门币。 当黄金在本地区流通量最大的时期， 这种贵金属的进口数值达到整体进口数值的 ５０％ ～７０％ 之间， 由此足以推断出此贸易对澳门之重要性。② 这为澳门财政带来大量收益， 以 １９６４ 年为例， 按预算收入大小顺序排列， 第一位的是由进口黄金的企业支付的租金为 ７０３００００ 澳门元， 其次才是彩票及博彩的 ３５４７４００ 澳门元， 而工 业 及 商 业 的 税 收 仅 仅 只 有 ５０ 万 元，排在第十四位。③·５４３·①②③《财政部关务署令政字第 ２４０８ 号附件》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转引自连心豪 《水客走水： 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 ， 第 ２５８ ～ ２５９ 页。〔葡〕 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 第 ４４７ 页。〔葡〕 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 第 ４２９ ～ ４３０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五） 泰兴公司继续承充第十二届澳门番摊与新的 “繁荣澳门计划”澳葡政府在黄金走私上大获其利， 因此禁赌答允的畅快。 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之中， 黄金走私虽然能维持一时， 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迫终止， 并不稳妥可靠。 博彩业对于澳门来说， 仍然是维持社会生气活力的重要行当， 更是细水长流的长久之计， 澳葡政府又怎么舍得放弃呢？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广州解放。 澳葡政府先前与蒋介石政权达成的禁赌之说， 已没有人再有心思提起这一茬， 而新中国政权一时半会还无暇顾及， 此后澳门的禁赌问题即不了了之。 由于时局混乱， 加之澳门博彩业不景气， 已牢牢控制了澳门博彩娱乐业的泰兴公司， 并没有竞争对手要与他分一杯羹。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澳门总督柯维纳致葡萄牙殖民部长报告中称：在战后的早期阶段， “博彩” 专营执照的持有者是傅德荫，此人在澳门的工程项目投入了大约 １０００ 万澳门元。 １９４９ 年试图再一次续订他与政府所签的合同。 除了他的赌博企业 （在新中央大酒店占了三层） 之外， 傅德荫还在南湾拥有公寓楼， 在内港拥有码头， ４ 艘定期来往于珠江三角洲各港口的商船， 以及另一艘往返港澳的轮船。①·６４３·① 《总督致殖民部长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 ＡＨＭ ／ ＧＧＭ ／ ２６， 转引自杰弗里·Ｃ 冈恩《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 第 １９７ 页。 另， 据中央酒店司理冯华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代表泰兴公司及中央酒店对记者发表一项有关泰兴公司停业的谈话： “泰兴公司在发展业务中， 注意发展航运， 兴建十六号码头， 并在南湾兴建十五座新楼。 总计该公司在澳的投资， 共达一千万元。” 《闪耀廿四年灯光一旦熄， 澳门中央酒店今晨宣布停业， 泰兴公司大部雇员为新人录用》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１ 日， 第一张第四版。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据此亦可说明， 澳葡政府对于 “泰兴公司总办” 傅德荫包揽经营的博彩业， 还是比较满意的。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泰 兴 公 司 与 澳 葡 政 府 订 立 承 充 合 同， 以１２７２０００ 元获得了番摊的承充专营权。 同时， 又成公司以 ２２８０００ 元获得签铺票、 白鸽票和山票的承充专营权， 总价合计为 １５０ 万元。① 第十二届番摊合约的续订， 充分说明了澳葡政府禁赌言行不一的虚伪面目。到了 １９５３ 年， 澳督史伯泰 （ Ｊｏａｑｕｉｍ Ｍａｒｑｕｅｓ Ｅｓｐａｒｔｅｉｒｏ， １９５１ 年 １１月 ２３ 日 ～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７ 日） 在葡萄牙海外部的支持下， 又推出了一个六年期的繁荣澳门计划。② 该计划内容显示， 澳葡政府似乎还念念不忘禁赌一事。 据 １９５４ 年的一则报道， 澳葡政府仍在高谈阔论， “将采取逐渐禁赌步骤， 使澳门成为一完全商埠， 俾外地人士来投资”， 但话锋一转， 又说政府 “亦准备在海岛镇之路环区内， 开辟为新娱乐区， 将澳门之赌场迁往该处， 并将增加其他中西人感兴趣之娱乐。” 据说是为了兴旺海岛镇 （即氹仔、 路环两岛）， “由商人士投资设电影院、 餐食、旅店及跳舞场， 使该处实现为一无所不备之娱乐区。 倘实现时， 澳门所有赌场， 一律停闭”。③ 这大概是当今澳门在路环离岛规划发展博彩业的最早源头。 但上述计划， 恐非短时间内可能实现者。 至 １９５６ 年， 又有消息称， “澳门当局目前对于建设海岛镇， 仍按照原定计划进行。 据繁荣委员会透露， 将来氹仔及路环两地， 会辟作赌场， 将澳门赌场迁往该处， 使澳门能尽量发展正常生意业务。 该项计划， 约在 １９５８ 年以前实现，因澳门已于近年展开禁赌工作， 俟赌场能迁往海岛镇时， 澳门可能禁绝·７４３·①②③“Ｒｅｌａｔóｒｉ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ｄｏ ｅｍ ｃｕｍｐｒｉｍｅｎｔｏ ｄｏｓ ａｒｔｉｇｏｓ １５ °， １８ °， １９ ° ｅ ２１ ° ｄｏ ＤｅｃｒｅｔｏＮｏ° １７： ８８１， ｄｅ １１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ｄｅ １９３０ ｅ ａｒｔｉｇｏ ２° ｄｏ Ｄｅｃｒｅｔｏ Ｎｏ° ２７： ２９４， ｄｅ ３０ ｄｅＮｏｖｅｍｂｒｏ ｄｅ １９３６”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第 ５２ 号， 第 ９０６ 页。《繁荣澳门计划首期年底告终， 第二期计划明春开始》 ， 《香港工商晚报》 １９５８ 年 ４月 ６ 日， 第四页。《澳门赌场计划搬家》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第一张第四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赌博”。① 想象一下， 联结澳门与离岛氹仔之间的大桥———澳氹大桥，１９７０ 年 ６ 月才开始动工， 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 ５ 日正式通车。 所谓的迁移赌场，以使澳门实现禁赌， 显然是空谈。 更有甚者， １９５７ 年年底， 澳葡政府宣布， “现正考虑数项计划以便发展本地之游览事业”。 一位澳门名流对此的诠释是， “澳门正设法开办更多的娱乐事业以吸引游客在澳门居留之时间， 明年初开办的跑狗将是办法之一”。② １９５８ 年年底， “当联合国之禁赌、 禁毒及禁娼呼声喧闹时， 素有东方蒙地卡罗称之澳门， 曾一再宣布分期禁赌办法， 逐步收缩赌场”， 然而， “此一宣示”， “不仅未见实行，反之， 为繁荣澳门， 当局计划开设适合欧美人口味之轮盘赌博， 以吸引外来游客”。 据说 “计划新设之轮盘赌， 候葡京批复后， 即招商承办云”。③ 如此种种， 哪里是什么 “逐渐禁赌”， 实际上是不断拓宽渠道开赌。 由此看来， 繁荣澳门计划的本质， 主要就是发展旅游娱乐业， 即用更多西式和中式的新花样赌博， 进一步充实澳门博彩业的内容， 以给受老旧的番摊等赌博拖累的澳门博彩业输入新血， 以挽颓势而重焕生机。泰兴公司在此纷纷扰扰繁荣澳门计划期间， 一直垄断着澳门的博彩业。１９５７ 年， 曾一度遭到挑战。 “有越南商人谭某拟投资承办， 但旧承办商亦设法力争取回该承办权”。④ 毕竟， 傅德荫坐镇的泰兴公司在澳门耕耘数十年， 根基深厚， 其霸主地位无可撼动。 早已有尾大不掉之感的里斯本和澳葡政府， 亦莫奈其何。 一直到高可宁和傅德荫相继过世后的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１日， 这才由何鸿燊、 叶汉、 霍英东、 叶德利等人所组织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将其拉下宝座， 开启了又一个赌城王朝的全新时代。·８４３·①②③④《传澳赌场易地营业， 迁氹仔、 路环》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１ 日， 第一张第四页。《澳政府正计划繁荣澳市场， 葡京派大员研究工商实况》 ， 《香港工商晚报》 １９５７ 年１１ 月 ２６ 日， 第四页。《澳今年赌税预算五十八万元， 计划开轮盘赌博》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 １２日， 第二张第五页， “本港新闻五” 。《明年澳门赌税增五十余万， 仍由泰兴公司投得》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 １２日， 第五页。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　 　 　 　 彩业的几点认识第一节　 民国澳门博彩业与澳门财政之关系（一） 民国时期的澳门财政概况民国时期澳门财政状况是怎样的呢？ 鉴于这一时期澳门史研究的薄弱， 以及中葡语文造成的隔阂， 长期以来学界对此知之不多。 １９９８ 年，由古万年、 戴敏丽编著的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一书出版， 集澳门人口、 社会、 经济等各类统计数据之大成， 其中就有涉及民国财政状况的 “１９２０ ～ １９５６ 年之公共收益及支出表”。 虽说该书撰写过程中得到澳门统计暨普查司的支持， 但相关收支盈亏的数据仍有不少年份缺失， 数据内容也存在一些差错。①回溯至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澳门国课署的官员 Ｅｍíｌｉｏ Ｓｉｍõｅｓ ｄｅ Ａｂｒｅｕ 撰著完成了呈递给澳葡总督的 １９４６ 年澳门财政状况报告 （Ｆｉｎａｎçａ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ｎ ｅｍ １９４６）②·９４３·①②《１９２０ ～ １９５６ 年之公共收益及支出表》 ， 载 〔葡〕 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 第 ４２６ ～ ４２７ 页。Ｅｍíｌｉｏ Ｓｉｍõｅｓ ｄｅ Ａｂｒｅｕ （１９０９， Ｈｕｍｐａｔａ ～１９８０？， Ｌｉｓｂｏａ）， 在 １９４５ 年任澳门国课署的总监（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ｄａ Ｆａｚｅｎｄａ）， 他是葡萄牙财税方面的专家， 撰写过专著 《转移税》 （Ｏ ｉｍｐｏｓｔｏ ｎａ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õｅｓ， Ｌｕａｎｄａ： Ｉｍｐｒｅｎｓ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１９３６）； 他对葡萄牙所属殖民地财政等问题， 亦颇有研究， 曾与人合作编撰 《殖民地预算报告》 一书 （Ａｒｍａｎｄｏ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Ｇｏｎçａｌｖｅｓ ｄｅ Ｍｏｒａｉｓｅ Ｃａｓｔｒｏ， Ｅｍíｌｉｏ Ｓｉｍõｅｓ ｄｅ Ａｂｒｅｕ， Ｏｒçａｍｅｎｔｏ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ｉｓ， Ｌｕａｎｄａ ： Ａ Ｌｕｓｉｔａｎａ， １９３９） 。

民国澳门博彩史因工作便利疑， 报告中利用了大量准确而细致的政府档案数据， 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澳门财政问题打开了方便之门。 该报告对民国时期澳门的财政收支盈亏等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说明与研究。 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部分： １９４５ 年澳门的经济与财政收支情况的分析， １９４６ ～ １９４７ 年的收支预算报告及其说明。 关于财政收支的项目细节， 报告中都有历史沿革或来龙去脉的解释说明， 以及此前数年的概况、 本年、 １９４７ 年预算的比较与增减原因论述等等。 对澳门经济史研究， 特别是有关澳门财政问题的研究， 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在 《１９４６ 年澳门财政状况报告》 中， 有一份 “１９１４ ～ １９４５ 年财政收支盈亏表”， ①系统地将民国时期澳门财政的总体状况表露得一清二楚。 不知何故，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一书尽管也参考了该报告， 但这份表被遗漏了。 根据该表内容， 在统计时间段内（即 １９１４ ～ １９４５ 年）， 澳门财政盈余数目总计为 １７９６６７６１ １１ 元， 赤字数目总计为 １０４６１０７０ ６６ 元。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在 １９１３ ～ １９１４ 年度，澳葡政府库房结存的余额接近 ６００ 万元 （５８９０４５５ ６５ 元）。 换句话说，这是 １９１０ 年葡萄牙民主革命之后， 澳门承继自上一时代的遗产。 另外，自 １９３０ 年以后， 澳门财政收入一直保持盈余状态， 而此前仅有 ５ 个年份出现赤字。 除了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年度赤字数额达到惊人的 ８８９４８０６ １９ 元外， 其他几个年份的赤字规模只有几十万元，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其具体数额如下：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０ 年度， ５２９９６３ ８０ 元； １９２２ ～ １９２３ 年度， ２９７９５２ ３３ 元；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 年度， ６５６３５０ ９１ 元；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年度， ８１９９７ １３ 元。根据 “１９１４ ～ １９４５ 年财政收支盈亏表” 重新绘制出 １９１４ ～ １９３４ 年澳门财政盈亏状况柱形图与数值表 （见图 ７ － １、 表 ７ － １） 和 １９３４ ～１９４５ 年澳门财政盈余状况柱形图与数值表 （见图 ７ － ２、 表 ７ － ２）， 以便更为直观地了解民国时期澳门财政大致状况。·０５３·① “Ｒｅｌａçãｏ ｄｏｓ ｓａｌｄｏｓ ｄａｓ ｃｏｎｔａｓ ｄｏｓ ｅｘｅｒｃｉｃｉｏｓ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ａｔé １９４４ ｅ ｄｏ ｓａｌｄｏ ｄａ ｍｅｓｍａ ｃｏｎｔａ ｄｅ１９４５”， Ｅｍíｌｉｏ Ｓｉｍõｅｓ ｄｅ Ａｂｒｅｕ， Ｆｉｎａｎçａ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ｅｍ １９４６： ｒｅｌａｔóｒｉｏｓ ｄａｓ ｃｏｎｔａｓ ｄｅ ｇｅｒêｎｃｉａ ｅ ｄｅｅｘｅｒｃíｃｉｏ ｄｅ １９４５ ｅ ｄ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 ｄｅ ｏｒçａｍｅｎｔｏ ｇｅｒａｌ ｐａｒａ １９４７， Ｉｍｐｒｅｎｓ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１９４７， ｐｐ ５２ － ５４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图 ７ － １　 澳门财政盈亏状况 （１９１４ ～ １９３４）表 ７ － １　 澳门财政盈亏状况 （１９１４ ～ １９３４）单位： 澳门元年度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５ ～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６ ～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 １９１８ １９１８ ～ １９１９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０ ～ １９２１盈亏 １２３８１２５． ６ ４９５１１９ ９７０９７１ ４１２２８９ ４６１４２０． ９ － ５２９９６３． ８ １２６１６０６． ６年度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２ ～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３ ～ １９２４ １９２４ ～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５ ～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６ ～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７ ～ １９２８盈亏 ５４３２７１． ２ － ２９７９５３． ３ １４８１３８１． ９ ８３０８１０３． ２ － ６５６３５０． ９ ５１１８５８． ７ － ８８９４８０６． ２年度 １９２８ ～ １９２９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２ ～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４盈亏 ３３６００４． ３ － ８１９９７． ４ ８５４９１５． ４ ６０６４１１． ３５ ４６４７２２． １ ６８５５１５． ３　 　 资料来源： “Ｒｅｌａçãｏ ｄｏｓ ｓａｌｄｏｓ ｄａｓ ｃｏｎｔａｓ ｄｏｓ ｅｘｅｒｃｉｃｉｏｓ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ａｔé １９４４ ｅ ｄｏ ｓａｌｄｏ ｄａ ｍｅｓｍａｃｏｎｔａ ｄｅ １９４５” ， Ｆｉｎａｎçａ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ｅｍ １９４６： ｒｅｌａｔóｒｉｏｓ ｄａｓ ｃｏｎｔａｓ ｄｅ ｇｅｒêｎｃｉａ ｅ ｄｅ ｅｘｅｒｃíｃｉｏ ｄｅ １９４５ ｅｄ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 ｄｅ ｏｒçａｍｅｎｔｏ ｇｅｒａｌ ｐａｒａ １９４７， ｐｐ ５２ － ５４。图 ７ － ２　 澳门财政盈余状况 （１９３４ ～ １９４５）·１５３·

民国澳门博彩史表 ７ － ２　 澳门财政盈余状况 （１９３４ ～ １９４５）单位： 澳门元年度 １９３４ ～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５ ～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盈亏 ４３８６９５． ８ １９３２０７． １ ６９６２２６． ３ １２８６３７０． ２ １３３６１４８． ７ ９９６５９８． ７年度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盈亏 ２１３５７８６ ２６７２９９８． ７ ３０５４５７９． ５ ２６２５６３５． ８ ２１１０５９６． ４　 　 资料来源： “Ｒｅｌａçãｏ ｄｏｓ ｓａｌｄｏｓ ｄａｓ ｃｏｎｔａｓ ｄｏｓ ｅｘｅｒｃｉｃｉｏｓ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ａｔé １９４４ ｅ ｄｏ ｓａｌｄｏ ｄａ ｍｅｓｍａｃｏｎｔａ ｄｅ １９４５” ， Ｆｉｎａｎçａ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ｅｍ １９４６： ｒｅｌａｔóｒｉｏｓ ｄａｓ ｃｏｎｔａｓ ｄｅ ｇｅｒêｎｃｉａ ｅ ｄｅ ｅｘｅｒｃíｃｉｏ ｄｅ １９４５ ｅｄ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 ｄｅ ｏｒçａｍｅｎｔｏ ｇｅｒａｌ ｐａｒａ １９４７， ｐｐ ５２ － ５４。１９１４ ～ １９３４ 年， 澳门财政盈余超过百万元的有：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５ 年度， １２３８１２５ ５６ 元； １９２０ ～ １９２１ 年 度， １２６１６０６ ６２ 元； 最 高 的 年份为 １９２４ ～ １９２５ 年 度， 结 余 数 额 为 ８３０８１０３ ２０ 元。 从 １９１４ 到１９３４ 年， ２０ 年间澳门财政滚存的盈余合计为 １９５２５１７１ ４６ 元。其中， 在 １９２４ ～ １９２５ 年度， 澳门财政出现 ８３０ 余万元的巨额盈余； 而在 １９２７ ～ １９２８ 年度， 澳门财政又出现了近 ９００ 万元的巨额赤字。 查考 《澳门政府宪报》 上登载的相关财政收支报告表， 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 年度的财政总收入为 ７１９９０１３ ６ 元， 总支出 ３８９０９１０ ４ 元， 盈余为 ３３０８１０３ ２ 元， 并没有如此大的收益①。 其余的约 ５００ 万元的差额犹如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大馅饼。 这是怎么一回事结合相关史料可知， 这两个年度的巨额资金进出与当时的澳门港口建设工程有关。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 澳葡 政 府 与 荷 兰 治 港 公 司 订 立 外 港 建 筑 借 款６８０ 万澳元， 在 大 约 ４ 年 时 间 进 行 港 口 填 海、 疏 浚 和 建 筑 防 波 堤。外港 工 程 要 新 建 停 泊 区， 使 吃 水 ２３ 英 尺 以 上 的 船 舶 可 以 方 便 且 安全地停泊； 并开 凿 长 达 ３ 海 里 的 运 河， 便 利 外 海 停 泊 的 船 舶 进 出，就是在低潮时也能保持 ２４ 英尺的深度。 以上工程费用约 １０００ 万澳元， 这笔款项作为澳门筑港基金向银行借款。 澳葡政府于夏季开始联系借款， 至本 月 方 与 荷 兰 治 港 公 司 借 款 订 约。 外 港 作 为 ２０ 世 纪·２５３·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第 ４１ 号。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澳门最大规 模 的 填 海 工 程， 自 １９２２ 年 始， 至 １９２９ 年 方 才 完 成。①因此， 根据民国初期历年结余情况分析， １９２４ ～ １９２５ 年度的钱是来自澳葡政府财政盈余长期滚存下来的资金，② 从银行提出来用作澳门港口建设， 因而算成是澳葡政府的额外收益。 在 １９２７ ～ １９２８ 年度出现的一笔 ９７３１６９３ 元结算支出 （该年总支出为 １３５８６９９０ ９ 元）， 应当是港口工程接近完工时， 最后拿出来用于结算还贷的钱。总的来看， 民国时期的澳门财政大多数年份处于盈余状态， 只有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数年间有赤字。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是澳门处境较为困难的一个时期， 粤澳双方互生恶感， 矛盾激化， 冲突频发， 由此带来的负面不利因素所造成的。 此后的澳门财政收入节节攀升， 并一直保持盈余状态。 自 １９３７ 年后， 每年的盈余数额皆超过百万元， 财政状况远远好于民国前期。 据此可知， 在抗日战争时期， 成为孤岛的澳门， 其财政上并未受到冲击， 反而保持相对稳定和持续地增长。 １９４６ 年以后， 因无具体财政支出数据可查， 暂时还无法判断盈余情况。 但从财政收入的数额之高来看， 应是民国时期表现最好的几年 （见表 ７ － ３）。（二） 澳门财政与博彩业的关系澳门自从戴上了东方蒙特卡罗这顶帽子之后， 再也没有取下过。 大·３５３·①②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关于澳门情况的报告》 ， 载张海鹏主编 《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册） ， 第 ２０８５ 页； 《中华民国十一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 ５日） ， 载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 ， 第３３７ 页； Ｊｏｓé Ｍａｎｕｅｌ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 Ｍａｃａｕ， ｅｎｔｒｅ ｏｓ ｓéｃｕｌｏｓ ＸＩＸ Ｅ ＸＸ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ｏ ｅｉｎｆｒａｅｓｔｒｕｔｕｒａｓ ｄｅ １８２０ ａ １９２０” ，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ｎ ｏ ｓ ３５ ／ ３６， １９９８。另据徐萨斯引述的 １９２０ 年英文报道， “港口工程总共将需花费 １０００ 万元， 而澳门政府在本地银行有 ９００ 万元” 。 这 ９００ 万元就是澳门政府财政盈余多年滚存的结果。 关于这笔钱的获得， 徐萨斯说： “美兰德 （ Ｓａｎｃｈｅｓ Ｍｉｒａｎｄａ） 总督甚至拒不服从宗主国对他的召回， 以保证殖民地库房能从某些垄断者那里得到应有的份额， 而不是为一个贪婪而自负的小集团所劫掠； 这样， 他英雄般地为新的港口工程拿到了几百万元。” 按： 美兰德总督 １９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在任， 那么， 这笔款项应为 １９１３ ～ １９１４ 财政年度澳门政府库房近 ６００ 万元结存中的部分。 〔葡〕 徐萨斯（Ｍｏｎｔａｌｔｏ ｄｅ Ｊｅｓｕｓ） ： 《历史上的澳门》 ，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２８４、 ３００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多数的人可能都会这样想， 既然是赌城， 那么博彩业在澳门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应当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 然而， 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这里我们将从 １９１３ ～ １９４９ 年澳门博彩业赌饷收入合计总数与澳门财政历年岁入数据， 制成表 ７ － ３， 以考察民国时期的赌饷在澳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关系。表 ７ － ３　 澳门博彩业赌饷收入合计占澳门岁入比重 （１９１３ ～ １９４９）单位： 澳门元年度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１９１６ ～１９１７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番摊 ６０３０００ ６０３０００ ６０３０００ ６０３０００ ６０３０００ ４６８０００ ４９８６６６ ６∗ ５２００００ ２ ５２００００ ０铺票 １３５００ ５０４１６ ５ ７３５３６ ７５６００ ８４０００ ２１３６００ ２１３６００ ０ ２１３６００ ０ ２９９０００ ０白山 ３３４８００ ３３４８００ １４３６８４ ５ １６３４２０ ２１８４００ １６７２０１ １３４７２５ 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０合计 ９５１３００ ９８８２１６ ５ ８２０２２０ ５ ８４２０２０ ９０５４００ ８４８８０１ ８４６９９１ ６ ８５３６００ ９３９０００财政 ２０３４２１６ 数据不详 ２３４５９８２ ７ ２８４８１７３ ３ ３０１９９７４ ２ ７８５５７５８ ５ ８５０３８８４ ２ ６３９７１４８ ２ ４９１１０４１ ７比例 ４６ ８％ — ３５ ０％ ２９ ６％ ３０ ０％ １０ ８％ １０％ １３ ３％ １９ １％年度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１９２３ ～１９２４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番摊 ７９８９４１ ６ １０１５７４０ ０ １０１５７４０ ０ １０１５４９２ ５ １０５８４００ ０ １０８００００ 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２１２０００ ０ １３０９６６７ １铺票 ３８５６８１ ４２０３００ ０ ４２０３００ ０ ４２０３００ ０ ５８６６８４ ５ ７８８０９４ ０ ８７５６６０ ０ ８８４４１７ ２ ８９０７５２ ９白山 １２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８０００ 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０ ９５９２５ ００ １２４２００ ０ １２４２００ ０ １３８０００ ０ １３９３８０ ０ １４０７６０ ０合计 １２５４６２２ ６ １５４４０４０ １５５６０４０ １５３１７１７ ５ １７６９２８４ ５ １９９２２９４ ２２１３６６０ ２２３５７９７ ２ ２３４１１８０财政 ５１８７３３１ ８ ６０１６４４３ ９ ７１９９０１３ ６ ３８８４０７５ ８ ４０４４５４６ ６ ４６９２１８４ ７ ４４４７５４９ ４７８１４９１ ７ ５５２４０４８比例 ２４ ２％ ２５ ７％ ２１ ６％ ３９ ４％ ４３ ７％ ４２ ５％ ４９ ８％ ４６ ８％ ４２ ４％年度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番摊 １４１２５００ 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 ０ ９２５４４９ ９ ８３４３７５ ０ １６２０３３０ ８ １９０９９９９ １８２９９５８ １８７０６３７铺票 ８２００００ ０ ８２００００ ０ ８２００００ ０白山 １６８２４４ ４ １９１５００ ０ １９１５００ ０１０９２４７８ ８（中式彩票合并）∗∗６４７０００ ０ ７６８８８９ ２ ８６００００ ８６００００ ８３７２９３合计 ２４００７４４ ４ ２４１１５００ ２４１１５００ ２０１７９２８ ７ １４８１３７５ ２３８９２２０ ２７６９９９９ ２６８９９５８ ２７０７９３０财政 ５８１６１７９ ５１８３８４４ ５２８２９４８ ４８５６５７８ ４０７４２０６ １ ５４５３０７６ １ ５８７２１２６ ７０７３３１２ ７８６８６２６比例 ４１ ３％ ４６ ５％ ４５ ６％ ４１ ６％ ３６ ４％ ４３ ８％ ４７ ２％ ３８ ０％ ３４ ４％·４５３·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续表年度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６ １９４７ １９４８ １９４９番摊 １９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３ ２２７３６０８ ３ ２２５３１４２ １４７３３４２ １０５４２７６ ５ １０２００００ １２７２００００ １２７２０００中式彩票８８０９９９ ５ ３７７６６４ ３１５０３７ ５ ３７６１７８ ２４５９７８ １８２１０５ １ １８００００ ２２８０００ ２２８０００合计 ２７８０９９９ ５ ２２７７６６７ ２５８８６４５ ８ ２６２９３２０ １７１９３２０ １２３６３８１ ６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财政 ８０６３６８８ ７１４９１５３ ７２６２５９５ ８８３３０３８ １１０４７６６８ １０５４５６７７ １２７３７８８５ １９０６３９１５ １８６７９０８９比例 ３４ ５％ ３１ ９％ ３５ ６％ ２９ ８％ １５ ６％ １１ ７％ ９ ４％ ７ ８％ ８ ０％　 　 注： 铺票指签铺票， 白山指白鸽票、 山票， 中式彩票指白鸽票、 山票、 签铺票， 合计指赌饷合计， 财政指财政岁入总数， 比例指全部赌饷占该年财政收入比例。∗数据表示该年尚有于 １９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签订的氹仔番摊合同， 饷银共计 ２０２５ ００ 元。∗∗《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第 ５２ 号附报。资料来源： 本表数据主要来源于 《澳门政府宪报》 登载的各年份的预算表或收支比较表等， 如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第 ４１ 号附报提供了十年的数据， 即 “ Ｍａｐａ ｄａｓｒｅｃｅｉｔａｓ ｃｏｂｒａｄａｓ ｐｏｒ ｅｓｐéｃｉｅｓ ｎｏｓ ｅｘｅｒｃｉｃｉｏｓ ｄｅ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０ ＠ １９２８ － １９２９， Ｃｏｌóｎ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Ｄｉｒｅçãｏ ｄｏｓ Ｓｅｒｖｉçｏｓ ｄｅ Ｆａｚｅｎｄａ ｅ Ｃｏｎｔａｂｉｌｉｄａｄｅ” 。 其中， １９１３ ～ １９１４ 财政年度数据为 ８９７０７９ 士姑度 （Ｅｓｃｕｄｏｓ） ， 约合 １９８０００ 英镑， 表中数据系根据该年宪报登载的汇率换算得出。 参见Ｍａｃａｏ，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 Ｎｏ °８１， Ｌｏｎｄｏｎ： Ｈ Ｍ 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９２０， ｐｐ ２１ － ２２； 暂缺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５ 财政年度岁入数据； １９１５ ～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６ ～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７ ～ １９１８ 财政年度数据分别为 １０５５６９２ ２ 士姑度、１２８１６７８ 士姑度、 １３５８９８８ ４ 士姑度 （Ｅｓｃｕｄｏｓ） ， 参见 Ａｒｔｕｒ Ｔａｍａｇｎｉｎｉ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Ｂａｒｂｏｓａ， Ｏ ｆｕｔｕｒｏ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Ｉｎ： Ｂｏｌｅｔｉｍ ｄａ Ａｇêｎｃｉａ Ｇｅｒａｌ ｄａｓ Ｃｏｌóｎｉａｓ ， Ａｎｏ Ｉ， ｎ ° １ （ Ｊｕｌｈｏ ｄｅ １９２５） ， ｐ １１０； 表中这三个年度的财政数据由该文中所给汇率 １ 元等于 ０ ４５ 士姑度换算得出。 《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第 ５３ 号附报，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第 ５２ 号附报，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第 ５２ 号第二号附报，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第 ２６ 号附报， “Ｍａｐｐ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ｄａｓ ｒｅｃｅｉｔａｓ ｐｒｅｖｉｓｔａｓ ｐａｒａ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３”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４ 年 １２月 ２９ 日第 ５２ 号附报 （包括 １９３４ ～ ３５ 年度至 １９４４ 年十年数据， 其中 １９３５ ～ ３６ 年度数据为 １８个月）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第 ５２ 号第二号附报包括 １９３５ ～ ３６ 年度至 １９４５ 年的 １０ 年数据）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第 ５２ 号第二号附报， 《澳门政府宪报》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第 ５３ 号附报 （包括 １９４６、 １９４７、 １９４８ 年的数据）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５０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第 ５２ 号附报 （包括 １９４７、 １９４８、 １９４９ 年的数据） 。 另外， 需要注意一点， 本表部分年度为预算或博彩承充合同数据， 与澳葡政府实际真实收入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微小误差。根据表 ７ － ３ 的相关数据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所缴赌饷在澳葡政府的财政岁入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其中至少有 ２２ 年达到岁入的四成左右， 个别年份接近一半， 另有五年为一成左右， 其余则在二成上下波动。 总体来看， 民国时期澳门财政能够长期保持盈余， 博彩业显然是功不可没的。·５５３·

民国澳门博彩史为进一步分析赌饷与澳门财政之间的关系， 我们根据表 ７ － ３ 又制作了澳门博彩业收益与澳葡政府财政岁入百分比堆积面积图 （１９１５ ～１９５１ 年） 以及澳葡政府岁入与赌饷柱形图 （１９１５ ～ １９５１ 年） （见图 ７ －３、 图 ７ － ４）。 顺便提一下， 面积图又称区域图， 强调数量随时间而变化的程度， 也可用于引起人们对总值趋势的注意。 堆积面积图， 可以显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百分比堆积面积图， 还可以显示每个数值所占百分比随时间或类别变化的趋势线。 柱形图， 用于显示一段时间内的数据变化或显示各项之间的比较情况。图 ７ － ３　 澳门博彩业收益与澳葡政府财政岁入百分比堆积面积 （１９１５ ～ １９５１）注： 根据表 ７ － １ 中财政岁入与博彩业总收益 （即赌饷） 的相关数据绘制； Ｘ 轴为财政年度， Ｙ 轴为赌饷所占比例。 为更清晰地说明民国时期赌饷所占比例的变化， 数据延后至 １９５１年。这里需要补充一点， 在民国的头几年中， 相关的数据不太完备。 我们注意到 １８９９ ～ １９１１ 年， 澳门赌饷所占财政岁入比例在 ５０％ 上下波动，① 在 １９１３ ～ １９１４ 年度所占比例为 ４６ ８％ 。 据此推测， １９１１ ～ １９１２年度和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５ 两个财政年度， 澳门赌饷所占比例财政岁入的比例应当也在 ４０％ 左右， 甚或更高。·６５３·① 参见赵利峰 《尴尬图存： 澳门博彩业的建立兴起与发展 （１８４７ ～ １９１１） 》 ， 第 ２１５ 页。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图 ７ － ４　 澳葡政府岁入与赌饷 （１９１５ ～ １９５１）注： Ｘ 轴为财政年度， Ｙ 轴为收入数额。下面将通过表 ７ － ３、 图 ７ － ３、 图 ７ － ４， 来谈谈民国时期博彩业与财政之间的关系。 首先， 我们借助图 ７ － ３ “澳门博彩收益与澳葡政府财政岁入百分比堆积面积” ， 以了解赌饷与澳门财政岁入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粗略估计， 在整个民国 ３８ 年间，赌饷约占澳门财政收入的 １ ／ ３。 通过表十中赌饷与澳门财政关系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线， 可以从中观察到澳门博彩业在不同时期澳葡政府财政中的重要程度。 在民国初年， 澳门赌饷所占比例仍是比较高的。 这主要是清末民初广东严厉禁赌带来的利好影响。 其后赌饷增减的趋势线大致呈现出一个平缓的峰形构造， 中间高， 两边低， 反映出 ２０ 世纪２０ 年代前后与民国末年两个阶段的博彩业收益占比降低， 不再扮演主角。其次， 我们结合图 ７ － ４ “澳葡政府岁入与赌饷”， 比较赌饷与澳门财政岁入各自数额的升降趋势， 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１９１７ ～ １９２５年， 由于来自鸦片的饷银剧增， 澳门财政收入亦随之暴涨。 从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 年度起， 财政收入大幅下降， 而博彩业收益在澳葡政府财政收入又渐渐恢复到接近四成的主要地位。 １９３８ 年度达到最高峰值， 随后逐·７５３·

民国澳门博彩史年缓慢回落。 到 １９４５ 年度之后， 由黄金贸易带来的收益大幅增加， 财政收入随之暴涨， 并一跃成为澳门财政收入的主体。 总体上来看， 民国时期澳门赌饷的变化趋势并不大。 在上述的两个时间段内， 当财政收入的增长因鸦片和黄金而呈现出异军突起状态时， 赌饷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尽管降低了， 退居至次要地位， 但是赌饷数额仍保持相对平稳发展。特别是在 １９１７ 到 １９２５ 年期间， 赌饷还表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从图 ７ － ４ 还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澳门财政收入与赌饷的升降互相背离， 即澳门财政收入较高的时期， 赌饷数额减少， 占比较小；收入较低时， 赌饷数额反而增高， 占比较大； 澳门财政收入与赌饷呈现出反相关的关系。 对于澳葡政府来说， 这是一种求之不得的好现象。 当博彩业发展遇到危机时， 恰好有鸦片和黄金来填补。 事实上这也说明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即当澳门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博彩时， 常常是澳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 或者说当博彩业繁荣发达时， 澳门经济的表现反而不怎么样。 １９４９ 年， 澳门赌饷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已下降至 ８％ 。 适时澳门的经济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 除了黄金走私带来的好处外， 受内战时局的影响， 由广东等地转移过来的大量工商企业和资金流入也助力不少。 是年， 澳葡政府在工业方面的税收为 ７０４０７３５ 元，① 已经远远地将博彩业甩到了后面。根据上述统计数据及图表分析， 在民国时期澳门财政收入的合计总额中， 赌饷超过三成， 依然占据着要津， 但与晚清时期相比， 依赖程度有了明显的降低。 在澳门赌饷中， 来自番摊馆的赌饷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具体情形， 请参看图 ７ － ５ 和图 ７ － ６。由图 ７ － ５ 和图 ７ － ６ 可见， 在 １９３４ 年中式彩票合并之前， 白鸽票、山票收益呈现递减趋势， 而签铺票则不断加增， 所占的份额比例亦越来越大。 合并之后， 中式彩票赌饷整体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究其原因，主要是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 国内时局混乱， 民生凋敝， 澳门的中式·８５３·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第 ５２ 号。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彩票销流不广造成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 由于 １９３７ 年以后澳门又成公司长期垄断了中式彩票的专营权， 承充价码的高低并不能准确反映其兴衰情形。图 ７ － ５　 澳门赌饷中番摊、 签铺票、 山票白鸽票百分比堆积 （１９１３ ～ １９３３）资料来源： 根据表 ７ － １ 数据绘制。 Ｘ 轴为财政年度， Ｙ 轴为三项博彩各占比例。图 ７ － ６　 澳门赌饷中番摊与中式彩票百分比堆积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９）资料来源： 根据表 ７ － １ 数据绘制。 Ｘ 轴为财政年度， Ｙ 轴为两项博彩各占比例。·９５３·

民国澳门博彩史第二节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兴与衰谈到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兴衰， 免不了要回望历史， 老调重弹。在拙著 《尴尬图存： 澳门博彩业的建立兴起与发展 （１８４７ ～ １９１１）》 一书中， 笔者曾对晚清时期澳门博彩业发展兴衰做过总结。 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与粤港等地博彩业的弛与禁相关； 二是由于内地动荡战乱造成避难人口涌入澳门， 与澳门人口的增长有关； 三是澳门博彩业的自身调适。① 与晚清时期相比， 民国时期影响澳门博彩业兴衰的因素， 大体相同， 小处有异。首先，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兴衰， 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广东内地赌博禁与弛的影响。 这点毋庸过多论证说明。 广东开赌， 澳门博彩业受到的影响常常是如应斯响， 博彩承充公司随即便会叫苦连天， 日子不好过。 如 １９１７ 年高可宁的大兴番摊公司应声倒台， １９３０ 年代范洁朋的源源公司苦苦支撑。 澳门的博彩业几乎沦为粤省附庸， 不值一谈。 另一方面， 粤省禁赌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常常给澳门博彩业带来一时的勃兴， 甚至能成倍翻番的跳跃式发展。 １９３６ 年， “南天王” 陈济棠下台，广东严厉禁赌， 澳门博彩业发展局面由是而大为改观与晚清时期一样，省禁澳开， 澳门才有机会居奇获利。 １９３７ 年， 傅德荫、 高可宁所创设的泰兴番摊公司， 其承充赌饷就是上一届的一倍多。 细究一下民国时期澳门的两大赌王高可宁、 傅德荫的发家致富史， 就会发现他们刚刚好都是在广东内地禁赌之后， 来到澳门承充博彩才取得如此成就的。其次， 澳门博彩业发展与广东的政治局势稳定与否有着密切关系。动荡不安的时局常常造成的澳门人口剧增， 给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带来有利的影响。 晚清时期的广东内地多事， 澳门常常是富商大贾的避难之·０６３·① 赵利峰： 《尴尬图存： 澳门博彩业的建立兴起与发展 （１８４７ ～ １９１１） 》 ， 第 ２０９ ～ ２１８页。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地。 而每当澳门有大量内地人口涌入时， 澳门的博彩业犹如火借风势，迅即会兴旺起来。 在民国初年， 广东政局犹如蜩螗沸羹， 杌陧难安， 情形比清末更甚。 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 接连不断的战乱， 没有个尽头， 民生涂炭， 百姓遭殃。 于是， 相对稳定的港澳两地就成为内地民众避难的好去处。 １９２７ 年拱北关的海关报告中说： “至于内地之俶扰频仍， 澳门转而实受其益。 阅其本年 ３ 月 ３１ 日之户口清册， 足为确证。查民国九年， 澳门一埠连氹仔、 路湾而计， 华人之居留者不过 ７９８０７人， 今则增至 １５２７３８ 人。 葡国当局见人口繁增， 其设施发展澳门之新政策爰进行不懈。”① 另据澳门有关人口普查统计数据， 在 １９２０ 年澳门的居住人口大约为 ８４０００ 人， 七年后的人口估计高于 １５７０００ 人。 在世界大战爆发的首年， 计算的在 １９３９ 年澳门居民为 ２４５０００ 人， 而在 １９４０年则接近 ３２２０００ 人。 １９４０ 年初， 随着战事的迫近及来澳的难民， 估计居住人口几乎达至 ６０ 万人， 从而产生人口超负荷的困难情况。②民国时期澳门人口的变 化 与 晚 清 时 期 有 着 很 大 的 不 同。 比 如 从１８６７ 年至 １９１０ 年， 澳门的数次人口调查统计数据表明， 澳门人口规模始终保持在 ７ 万人左右。③ 而在民国时期， 不少人来到澳门后便定居下来， 以致澳门的人口规模持续增长。 这和过去纯粹避难避乱， 完全是两码事。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指标， 实际上说明了澳门的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 是澳门经济发展形势的反映。 接下来， 我们根据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书中的 “澳门居住人口演变， 两次普查期间的变动及平均人口增长率 （１５５５ ～ １９９６）” 表④， 制作出图 ７ － ７ “百·１６３·①②③④《拱北关民国十六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 ， 载拱北海关志编辑委员会编 《拱北关史料集》 ， 第 １９２ 页。〔葡〕 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 第 ４３０ 页。赵利峰、 郑爽： 《明清时期澳门人口问题札记三则》 ，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葡〕 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 第 １０１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年间 （１８６７ ～ １９６０ 年） 澳门普查居住人口变动情形” 和表 ７ － ４ “百年间 （１８６７ ～ １９６０ 年） 澳门普查居住人口变动情形”， 从中来看一看澳门博彩业与澳门居住人口变动之间的关系。图 ７ － ７　 百年间 （１８６７ ～ １９６０ 年） 澳门普查居住人口变动情形资料来源： 〔葡〕 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 第 １０１ 页。表 ７ － ４　 百年间 （１８６７ ～ １９６０ 年） 澳门普查居住人口情形单位： 人年份 １８６７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８ １８９６ １９１０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７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５０ １９６０人口总数 ８１５２５ ８１４０３ ６８０８６ ７８６２７ ７４８６６ ８３９８４ １５７１７５ ２４５１９４ ３７４７３７ １８８８９６ １６９２９９　 　根据表 ７ － ４ 数据再结合图 ７ － ４ 的澳门赌饷数额变化情况， 我们能够发现， 随着澳门人口的不断增加， 澳门博彩业的发展跟着水涨船高。由此来看， 澳门博彩业的兴衰与澳门的人气是密切相关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 在抗日战争后期 （即香港沦陷以后）， 三年孤岛时期的澳门人口增长与博彩业兴衰关系是例外的。 尽管澳门涌入大量避难人口后， 一时呈现畸形繁荣， 但随后的博彩业发展反而不景气。 当时人口峰值达到五六十万人的规模， 已远远超越澳门的承受极限。 时局每况日下， 生死存亡之际， 哪里还会有心思去赌场逍遥。 “在无顾客的情况下， 剧院实·２６３·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际上是关闭的， 而甚至赌场及鸦片烟馆亦然”。① 两者关系发生异乎寻常的背离， 是理所当然的。 抗战胜利后， 大批民众离澳返乡， 澳门博彩业迅即被打回了原形， 赌饷在澳门财政岁入中所占比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降低。说到来澳的人口问题，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 众所周知， 当前澳门博彩业的发展繁荣与来澳的游客之间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民国时期来澳游客 （流动人口） 与澳门博彩业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吗？ 为考查民国时期澳门人口流动与澳门博彩业发展关系， 我们根据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书中 “１９２０ ～ １９５４ 年经水路及陆路之中国旅客（流动人口） 活动情况” 表制作成图 ７ － ８ （原表缺 １９２７ 年数据）。②图 ７ － ８　 １９２０ ～ １９５１ 年内地旅客进出澳门数量变化资料来源： 〔葡〕 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 第 ４２１ 页。据图 ７ － ８ 数据分析， 旅客出入之间的差额与澳门居住人口的增长对不上， 估计有些人数并没有进入统计数据， 存在一定误差。 尽管如·３６３·①②〔葡〕 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 第 ４３１ 页。〔葡〕 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 第 ４２１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此， 我们仍能够从中得出大概的情况或者变化的趋势， 来澳人口流动增减与博彩业发展兴衰对比来看， 大体上是吻合的， 即民国年间访澳游客与博彩业之间也是正相关的关系。谈到这里， 需要指出一点， 仅仅通过承充赌商缴纳赌饷的数额增减， 是很难全面认识澳门博彩业兴衰的， 有时甚至还会被误导， 产生错误认识。 毕竟有的博彩公司承充时间长达三年、 甚至五年， 而按承充合同所缴的赌饷基本固定不变。 比如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７ 年承充民国第一届番摊的启兴公司， 每年缴饷 ６０３０００ 元， 一直未变。 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澳门博彩业是平稳发展的。 １９１７ 年年底， 高可宁司理的大兴番摊公司因广东开赌而倒闭， 但当年澳葡政府的赌饷收益并未见减少。 因此， 有时澳门博彩业表现出发达繁荣的景象， 很大程度上只是承充赌商把钱赚进了自己的口袋。 反之， 有时博彩业衰败萧条， 则是赌商赔钱， 赌饷还得照原数目缴交， 不然只能宣告倒闭。 不过， 在这些情形中， 赌饷数额的高低仍有参考价值， 可通过与下一届承充赌饷数额比较， 来判断此届赌商的获益情况以及未来博彩业发展的前景趋势等。 这点不像现在的澳门，博彩业发展的好坏与博彩税是直接挂钩的， 即以博彩毛收入与博彩税率相乘来计算博彩税， 不仅清晰明白， 而且易于把握理解。再次，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兴衰异于晚清的还有一点， 深受粤澳之间的政治关系变化的影响。 在粤澳关系紧张矛盾激化时， 澳门博彩业常常首当其冲， 遭到打击。 自 １９１０ 年至 １９４９ 年， 粤澳关系先后出现了三次严重的政治危机， 分别是在张鸣岐时期、 陈炯明时期和张发奎时期。每次政治危机中， 禁赌交涉都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 想让赌城禁赌， 无异于与狐谋皮， 双方来回拉锯， 耗时费神。 第一次， 粤澳双方剑拔弩张， 险些兵戎相见。 澳门提出禁赌的条件是粤省每年补偿 ２０ 万元。 第二次， １９２０ 年陈炯明在广东禁赌后， 交涉持续数年， 还发生了流血冲突， 粤省尝试收回澳门。 澳葡政府对禁赌交涉是 “一无回答， 竟置若罔闻”。 第三次， 抗战胜利后， 收回澳门的呼声高涨， 张发奎派兵封锁澳门。 为保有澳门， 实力不济的澳葡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 终于松口·４６３·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同意禁赌， 允诺至 １９４９ 年年底 “本澳赌业将可完全禁绝”。 这是澳门博彩史上首次付诸于实施的禁赌行动。 粤澳三次禁赌交涉， 一次比一次激烈， 澳门面临被收回的危险愈来愈严峻， 几乎命悬一线。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澳门博彩业更毋须去谈什么兴衰问题了。 在民国年间的这三次粤澳政治危机中， 博彩业都遭到较为沉重的打击。 其中尤以第二次禁赌交涉影响最大， 导致 ２０ 年代的澳门财政连续数年出现赤字。第四， 澳门博彩业主要靠来自广东和香港等地的赌客捧场， 因而其兴衰还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形势有关。 即澳门一隅的 “小气候”， 受制于周边的 “大环境”。 举例来说， １９２８ 年， 时局相对稳定， 粤港等地经济向好， 澳门博彩业就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逐渐为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后， 澳门博彩业很快受到影响， 萧条衰落， 赌商则苦不堪言。 例如， 在 １９３４ 年秋， 适时澳门商务冷落， “为向所仅见”：澳门商务， 近来一蹶不振。 原日最旺盛之番摊， 已经转换公司。 一般商人， 以为秋季斗蟀时候， 则各处前来澳门者必众， 故纷纷预备场馆。 乃至时， 讵来者寥寥无几。 此则因广州河南亦有斗蟀场之设， 故为之影响也。 该处之鸦片烟公司， 往常营业是最盛者，闻今亦大不如前。 其他各行生意无几， 有门堪罗雀之象。 至于花界， 亦冷落异常。 盖各行商业不佳， 彼亦不能独异。 闻有富商两人， 亦颇受其中不景气所影响。①到了 １９３５ 年， 南京 《中央日报》 记者在报道澳门时称， “该埠商业与本港、 广州并称为华南三重心， 且该埠禁例大开， 烟赌不禁， 杨刘纷争时代， 可称为黄金时期， 匪特商业发达， 娼寮、 赌馆、 烟室、 花筵各·５６３·① 《澳门商务冷落之最近情形》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第三张第一版，“本港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业， 亦盛极一时。 迨不景气猛袭华南， 该埠首当其冲， 应声而倒。 某国复施华南经济控制政策， 该埠更有今昔之感。” 记者接着又从 “澳门花事” 的一角来透视澳门互动关系密切的 “嫖赌饮吹” 四大 “ 重要业务”：该埠娼寮咸集……凡百商业， 每因连带关系， 从而发达。 惟迄最近， 昔日花街柳巷， 车水马龙者， 今则门庭冷落。 ……全埠妓妇已减三分之一。 至于与娼寮有连带性之赌业， 如番摊、 彩票等， 五年前承商多获厚利， 近年改商承办， 因世情不景， 已属风雨飘摇。他如彩票、 白鸽票、 马狗票， 因往来游客稀少， 亦受影响。 月前承期届满公投， 照去年饷价亦无人过问。 闻现有人拟集款与澳府订承全埠赌业， 以强撑残局。 又次为酒筵、 旅店、 娱乐场所等， 亦一蹶不振。 全埠最大娱乐场为中央酒店， 开设以来， 数易其主， 附设场所亦闻已间有停闭， 酒业、 旅业仍照常开张， 各大酒楼、 旅馆亦先后闭歇矣。 再次， 鸦片一业， 向由商人集资投承， 在海边司打口街设场制造， 专利公卖， 货质殊美， 前者颇获厚利， 年来亦告破产，公司现亦倒闭， 不得已政府收回官办， 其原因由于上述三项之不能维持， 销路顿寒， 只为当地道友之受用而已， 故当地之戒烟室门堪罗雀， 先后闭歇几数十家。 基上所陈， 该地嫖赌饮吹四大重要业务， 既已破产， 精神已去， 其为状可见工商业更不堪问矣云。①此外， 澳门博彩业在面临激烈竞争时， 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注意与时俱进， 不断进行自我调适。 在中式博彩方面迭有创新， 诸如字胆、联榜的发明； 在西式博彩方面， 则有赛马、 跑狗、 轮盘赌之类博戏的引进。 赌商们也经常别出心裁地通过种种活动吸引游客来澳， 以及改善赌·６６３·① 《不景气笼罩下， 澳门花事阑珊———北里门庭冷落， 莺燕纷飞； 港埠厉行禁娼， 出路断绝》 ， 南京 《中央日报》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５ 日， 第 ６ 版。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场设施环境、 提升服务娱乐水平之类， 也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澳门博彩业。 当然， 影响澳门博彩业兴衰的因素还有许多， 不能一一尽述， 以上内容不过是举其荦荦大端而已。第三节　 澳门博彩业与澳门社会（一） 博彩业与澳门社会中的华商澳门自身弱小， 且腾挪空间有限， 在时局混乱和接连不断的政治事件冲击等因素影响下， 很容易就会失去方向。 虽说有着 “船小掉头快”的优势， 澳葡政府能够灵活施政， 然而开赌， 包庇放任军火、 鸦片、 黄金走私之类， 都是与广东地方掣肘为难的， 时常发生的矛盾冲突， 不免将自身置于险境。 辨证地来看， 船小的劣势是经不起大风浪。 有鉴于此， 澳葡政府也曾试图通过发展工业、 旅游等经济形式， 摆脱对博彩、鸦片等承充专营生意的依赖。 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由于制度惰性和 “路径依赖” 的惯性， 积重难返， 所谓的经济转型始终不能取得成功。澳门社会中的主体经济力量是华商， 葡商则微不足道。 清末时有记载说： “澳门的经济活动掌握在不同民族的人们手里， 不过， 却不掌握在葡萄牙人手里。 水泥厂是英国人的， 最好的酒店是中国人的。 中国人还控制着烟草业、 茶业、 咸鱼业、 鸦片业、 赌场等。”① 这种状况， 一直到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１９１５ 年， 澳督米那 （ Ｊｏｓｅ Ｃａｒｌｏｓ ｄａ Ｍａｉａ） 指出： “目前在非华人社群中， 既没有这样那样的社团， 也没有在殖民地人民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公司和工业企业， 就是有点商业， 也是刚刚兴起的， 其财产也几乎是属于华人的。 总之， 在非华人区域， 根本·７６３·① 布郎科： 《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 》 ， 澳门 《 文化杂志 》 （ 中文版 ） １９９７ 年 第３２ 期。

民国澳门博彩史没有需保护的集体利益。”① 徐萨斯在 《历史上的澳门》 中也说： “澳门的幸福不但与葡萄牙， 而且也与中国相关， 殖民地仅有的兴旺的商业基本是由华人主持。”②另一方面， 博彩业在澳门诸种商业中处 于 执 牛 耳 的 地 位。 利 之所在， 人争趋之， 一众澳门华商唯其马首是瞻。 博彩业是澳门经 济的命脉， 其他生业大多围绕着 它 在 转， 已 然 形 成 了 一 个 日 臻 完 善 的产业链，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譬如饮食住宿、 交通航运、 旅游娱乐、当押银号等。 在这个主要由博 彩 业 所 塑 造 的 经 济 社 会 结 构 里， 适 时的澳门世家名流、 富商大贾， 几 乎 无 人 不 与 博 彩 业 发 生 着 直 接 或 间接的联系， 或亲身上阵， 或幕后操纵， 或入股参与。 而承 充 赌 商 获利发家后， 多钱善贾， 长袖善舞， 又从博彩业中伸出触 手， 染 指 操控了澳门许多行业， 形成了一 个 以 博 彩 业 为 中 心 的 无 形 网 络。 民 国时期的澳门主 要 华 商 名 流， 如 萧 瀛 洲、 卢 廉 若、 高 可 宁、 黄 孔 山、范洁朋、 黄豫樵、 傅德荫， 无人不与博彩业发生密切关 系。 这 就 是东方蒙特卡罗独有的经济和社会生态。 １９４２ 年， 澳门当地一份报纸对澳门的 “殷商” 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太平时代想获致殷商的地位， 可不容易。 因为殷商之为殷商，非拥一千几百万的身家， 不能顶着这尊荣的头衔———殷商。 如果靠着血本经营， 逐正当的什一之利， 锱铢累积， 如此而想积聚到一千几百万， 可以说绝不可能！ 所以殷商的造成， 一言以蔽之， 非烟即赌。③·８６３·①②③〔葡〕 卡洛斯·高美士·贝萨 （ Ｊｏｓé Ｃａｒｌｏｓ Ｇｏｍｅｓ Ｂｅｓｓａ） ： 《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 孙逸仙致若塞 · 卡洛斯 · 米那总督的一封信 》 （Ｍａｃａｕ ｅ ａ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çãｏ ｄａ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 ｎａ Ｃｈｉｎａ） ， 崔维孝等译，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９， 第 １１６ 页。〔葡〕 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 第 ２７１ 页。《所谓的 “殷商” 》 ， 澳门 《西南日报》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第一张第三版， “西南风” 。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在澳门的经济和社会中， 博彩业已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到了民国后期， 表现得更加明显。 因而， 垄断的博彩业华商巨擘， 逐渐崛起坐大， 成为澳门经济社会中的巨无霸， 举足轻重， 控制了澳门社会经济的诸多领域， 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都要礼敬三分。 不仅澳葡政府， 也包括澳门社会， 犹如空气和水一样， 须臾不能离。（二） 从十友堂到泰兴公司———控制澳门经济的 “沙皇”回顾民国时期的澳门经济发展历史， 澳门主要就是靠着博彩、 鸦片与黄金三驾马车拉动着前行， 提供了澳葡政府财政的大部分收入。 三驾马车中的头马无疑就是博彩。在民国澳门博彩业发展历史上， 前期控制澳门博彩业的是以高可宁为首十友堂， 后期是以傅德荫为首的泰兴公司。 十友堂和泰兴公司是承充经营澳门博彩业的两种组织形式， 它们与晚清时期的澳门赌商有很大不同。 打个比方， 最早的承充赌商， 势单力薄， 犹如散兵游勇； 到清末时， 赌商以家族和戚友为联结的合伙朋充， 便进化成赌国军队中的单一兵种； 民国时， 更进一步变身为正规化、 多兵种的集团军。 因此， 民国时的赌商以集团化的方式运作， 远远超过晚清赌商的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垄断形式的不同阶段———即辛迪加①和托拉斯的分别。 晚清澳门赌商的组织形式可以称之为 “辛迪加”。 实际上在晚清西文报刊上， 对合股竞投承充澳门、 广东等地博彩的赌商， 的确是用这一称呼。 因不少赌商一直独立经营着番摊馆、 闱姓票馆或白鸽票厂， 在通过股份联合竞投成功后， 再协议安排开设分馆、 缴饷比例等，自负盈亏， 与辛迪加非常类似。 比如清末萧瀛洲、 柯六等人组织的启兴番摊总公司， 柯六本身即经营有惠和、 惠来摊馆。 民国前期的高可宁、·９６３·① 法语 “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 的音译， 原意是 “组合” ， 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 由同一生产部门的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 通过签订统一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料的协定以获取垄断利润而建立的垄断组织。

民国澳门博彩史黄孔山等人组成的十友堂， 基本上继承了前一时期博彩业承充组织的形式， 在以博彩业所形成的产业链基础上， 又有所发展延伸。 比如在鸦片、 银号当押、 交通航运等与博彩业密切关联的领域有所涉猎。 然而，十友堂对博彩业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 时间也不长， 在垄断方面属于层次比较低的一类。 因此， 可以认为高可宁等人的 “十友堂”， 只是开始具有托拉斯的雏形。 民国后期， 承充经营博彩的组织从传统的堂 （十友堂） 进化到现代化的 “公司” （泰兴公司）， 赌商群体由分散的股份到集中的合作， 在组织层面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泰兴公司完全控制了澳门的博彩业， 并逐渐占据了澳门经济和社会的主导地位。 泰兴公司的进化， 与承充专营制度改革 （即中式彩票的合并） 以及澳葡政府发展旅游娱乐业的政策导向有关。 如 １９３１ 年番摊合同中要求承充赌商建立的一等番摊馆变身为西式娱乐场 （Ｃａｓｉｎｏ）， 需要提供娱乐餐饮之类的服务， 并且还有轮船交通方面的改善等附带条件， 促使此后的博彩承充公司不断扩大经营的领域。 如在 １９３７ 年年底， 傅德荫与高可宁创设泰生公司， 将 “停航数载， 向舶油麻地海面” 的播宝、 哈德安两轮雇工修理， 用以行走港澳航线。 拟将来增加速率， 由港往澳， 需时仅三小时。其中， 播宝改名为濠江号， 哈德安改名为交通号， “预定废历新年后，便可开始行走”。① 至 １９４９ 年， 傅德荫花费 ５００ 万元建造了大来轮船（７００ 吨）； １９５０ 年， 高可宁添置德星轮 （１９５０ 吨）， 又相继投入港澳航线运营。② 其他诸如当按押、 银号、 旅业、 餐饮、 娱乐、 房地产等， 几乎是一条龙式的连带业务， 皆有涉猎。 随着浸淫时间愈来愈久， 以博彩业为中心的泰兴公司对相关周边行业的控制能力亦不断加强， 日益坐大，·０７３·①②《哈德安、 播宝将航港澳， 易名为濠江及交通》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第三张第二版， “本埠新闻” 。 《播宝、 哈德安两轮将走港澳》 ， 《香港华字日报》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第二张第一页， “本港新闻” 。《傅翠霞与史碧两小姐主持大来轮船下水典礼， 船上有雷达设备， 将用以航行港澳》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第二张第二页， “港闻” ； 《港澳线上又多一华贵新船， 德星号定日内开航， 船上设有长途电话， 今日举行鸡尾酒会招待各界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第五页。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形成了更为广泛的行业垄断， 控制范围与程度进入了较为高级的层次。因此， 傅德荫与高可宁组织的泰兴公司， 可以认为是比较成熟的托拉斯。澳门博彩业 “一业独大”， 造成依靠博彩为生的人数众多， 吸纳了众多社会资源， 影响了资金、 人才的流向， 出现了以博彩业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导向。 针无两头利， 博彩业的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其他产业的生存发展空间。 正如澳门史家徐萨斯所云， “这些 （赌场等） 设施是无法与商业和工业相提并论的， 而这二者又是无法在赌窟旁生长繁荣的”。① 举个例子， 在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因近年澳门市面零落， 生意衰落， 澳门商会讨论振兴经济的 “繁荣计划”， 其中能想到的办法是“设法维持渔业复兴”， “渔业占本澳生意第一位， 倘能使渔业复兴， 则各行亦可连带旺盛”。② 这充分说明澳门很难有什么像样子的工商业能在粤港等地称雄， 除了炮竹、 火柴和神香之类的作坊式工业。控制住头马的澳门赌商借由垄断博彩业发家致富后， 成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常说的 “大资本家”， 当然知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本着资本逐利的天性， 什么赚钱干什么， 赌商的投资涉及澳门的许多经济领域。 赌王高可宁不仅号称 “当押大王”， 他还是省港澳航业巨擘， 实业、 金融业的巨子， 饮食娱乐业的龙头老大。 １９１７ 年，高可宁发家后在澳门开设了德成按、 富衡银号、 快艇头街兆丰酒米铺，实现其 “银铺以为经济周转， 当铺以为银口生息， 米铺则为家庭日用所必需者” 的人生第一个夙愿。 此后， 相继开办有同昌轮船公司、 大康酒店、 福海盐务公司、 青州窑业有限公司 （青州砖厂）、 省港澳同安轮船公司、 金城酒家， 以及房地产开发之类的事业， 难以一一尽述。 澳门以外， 在香港、 广州、 上海、 广州湾、 梧州等地也有大量投资。③ 来·１７３·①②③〔葡〕 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 第 ２９７ 页。《澳门商会昨举行会员大会， 议决繁荣计划多项》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３日， “本埠新闻” 。参考赵利峰 《澳门巨商高可宁先生小传》 （上、 下） ， 载刘正刚主编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９ 辑、 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０ 辑， 暨南大学出版社。

民国澳门博彩史澳稍晚的泰兴公司总办傅德荫， 与高可宁相比， 亦不遑多让。 傅德荫早先在澳 门 河 边 新 街 开 设 有 大 成 米 机 （ Ｔａｉ Ｓｅｎｇ Ｍａｉ Ｋｅｉ， 碾 米 厂），①１９４１ 年又与马万祺、 卢展云等人创办 “恒丰裕行”， 经营大米、 面粉的购销批发， 傅德荫占股六成多。② １９４２ 年， 与何贤、 马万祺、 何善衡、林炳炎等人开设大丰银号， 傅德荫为总经理。 此外， 傅德荫还拥有德记船务公司、 十六号码头、 广兴置业有限公司等等。 商业遍布香港、 广州、 上海等地。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澳门华人领袖何贤、 马万祺等人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离不开 “赌王” 傅德荫的提携照拂。１９４６ 年， 《申报》 的知名记者林友兰直言不讳地说傅德荫和高可宁的泰兴总公司， “承包了全澳的赌馆和娱乐事业 （包括酒店、 餐室、 舞场）， 他不啻是这个东方蒙地卡罗的沙皇”。③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葡海外部部长罗瑟文 （Ｓａｒｍｅｎｔｏ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亲赴澳门， 在澳门南湾总督府举行授勋仪式， 以高可宁、 傅德荫、 何贤、 梁昌、 钟子光等人， “有功于澳门政府， 对社会福利慈善救济事业， 多所致力”， 授予葡国基督荣誉爵绅勋章。 此 “系葡国对民员最高荣誉之勋章， 为在澳华人首次获得此项荣誉”。 葡人方面获得勋章的有澳门主教罗若望、 卫生局局长李必禄 （曾任护督）、 经济局局长罗保等。④ 五位澳门华商中， 虽然只有何贤、 梁昌二人与博彩业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这一华商群体彼此交谊至为密切， 利益关系是一体的， 由此可见博彩业对澳门社会的影响。 在 ２０世纪 ４０ ～ ６０ 年代有所谓 “香港四大家族” 的说法， 主要是指何启东家族、 罗文锦家族、 高可宁家族、 傅老榕家族或利希慎家族， 其中两位就是澳门的赌王。·２７３·①②③④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８５６３， ＭＩＣ： Ａ１４０４，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谢常青： 《马万祺传》 ，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４７ ～ ４８ 页。《东方蒙地卡罗澳门近情 （本报香港一日航讯特约记者林友兰） 》 ， 《申报》 １９４６ 年 ６月 １４ 日， 第 ７ 版。《葡海外部长罗瑟文在澳督府隆重授勋， 何贤、 梁昌、 锺子光、 高可宁、 傅德荫等荣获爵绅勋章， 由罗部长亲予佩带》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第二张第二页， “港闻一” 。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１９６２ 年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取代泰兴公司之后， 随着时光流逝， 赌王何鸿燊渐被澳门人称为 “ 无冕澳督” 和 “ 米饭班主 ” 。其缘由与民国时期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在近现代澳门历史上， 从未涉足博彩业而能成为华人社会的领袖是难以想象的。（三） 澳门博彩业与澳门社会“天下之倾家者， 莫速于赌； 天下之败德者， 亦莫甚于博”。 赌为恶业， 于社会有其负面作用， 澳门亦概莫能外， 此为人所共知， 毋庸赘述。 澳门实施博彩承充专营制度后， 赌博合法化， 华人可于番摊馆中畅所欲为， 百无禁忌， 而根据葡萄牙法律， 葡国公民是不允许赌博的。１９０５ 年 ３ 月， 葡萄牙驻华公使在处理天津的一件葡人赌博案中， 对此做了明确声明。① 或许是受到此案的影响， ５ 月， 澳督颁布一则札谕，明文规定禁止任何文、 武职员进入番摊赌馆， 但执行公务时或按照习俗（即春节三天） 进入则不受限。② 实际上， 禁止公职人员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进入赌馆的规定， 在 １８９７ 年或更早的时间已经出现。③ 澳葡政府明了其中害处， 自是无疑。 我们谈到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历史， 这一点倒是很有必要拿出来说一说的。民国时期的澳门， 靠着博彩业谋生活者， 人数众多。 晚清时期的一次统计 （１８９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澳葡政府人口普查数据）， 当时澳门博彩业的从业人数共计 ６０１ 人， 约占各行业统计总人数 ６０４２ 人的 １０％ 。 到了１９４７ 年， 澳门 “直接间接依赖赌博为生者达 １５０００ 人左右”。④ 半个世纪之后， 增加了二十余倍。 １９４９ 年香港 《大公报》 报道， “在澳门靠赌吃饭的人口占据澳门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 倘若加上他们的家属人·３７３·①②③④“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ｒｔｓ”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１７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０５， ｐ １《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５ 年 ５ 月 ６ 日， 第 １８ 号。“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Ｗｅｅｋ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８９７ －０８ －１８， ｐ １４２《澳门禁赌决逐步实施， 每四月封赌台三家》 ， 《申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 第 ２ 版。

民国澳门博彩史数， 那么就是百分之二十四五。”① 同年， 还有记者说得更为惊人： “没有了赌， 澳门就不像是一个热闹的城市。 据说有百分之四十的居民是从赌中捞生活的”。② 真是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长期以来， 澳门经济畸形发展， 形成了路径依赖。 如若没有博彩业， 澳门经济随时会陷入崩溃的境地。 这也是澳葡政府对于禁赌问题百般推搪、 始终不肯就范的原因。民国末年， 幸好有黄金走私贸易能够弥补博彩业在澳门财政上留下的空缺， 禁赌才得以部分实现。 足见博彩业对澳门社会的影响力之大。博彩业是澳门经济的领头羊， 赌商是澳门社会中的佼佼者， 由于休戚相关， 赌商也承担了许多社会责任。 澳门社会中一旦有事， 常常是从博彩业的承充商那里化缘。 例如， “五·二九事件” 引发澳门罢工风潮， 至 １９２３ 年年初， 工界代表要求赔偿损失十万元。 据报道：现工界代表黄璧魂女士索赔偿损失减为十万元， 而以先给款度年为请。 奈何仁慈堂各绅商佥谓： 铺票、 番摊公司旧人已去， 新人甫接办， 望其接济大宗款项， 实觉为难， 且鸦片烟公司期限将满。除此之外， 各行商店因今年工潮与内地兵灾之牵动， 多有自顾不暇者， 欲迅集巨资， 谈何容易。 日前会议， 各人均唯唯诺诺， 无甚表决。③从报道中可以看 出， 博 彩 业 是 主 要 负 责 的 行 业。 又 如， １９３３ 年１０ 月 ２２ 日， 澳督美兰德柬请侨澳绅商及各界代表到总督府茶会， 与会中西人士有三十余人。 席间， 看到数千华人居住在风雨飘摇的葵寮中， 美兰德说道， “污秽不堪， 大碍卫生” ， 令人 “心痛不安” 。 “ 不·４７３·①②③《赌窟有盛衰， 充满寄生者， 白华集中地， 旅业走红运； 烟赌嫖各色俱备， 谈风雅趣味低级》 ， 《大公报》 １９４９ 年 ９ 年 ２ 日， 第二张第七版， “澳门天地” 。从南： 《东方的 “蒙特卡罗” ———澳门》 ， 《中美周报》 １９４８ 年第 ２７８ 期， 第 ４１ ～４２ 页。《千变万化之澳门工潮 （本报专访） 》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３ 年 ２ 月 ７ 日， “粤闻” 。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特该处居民受害， 其影响于全澳更大。 况为全澳美观起见， 亦有修缮之必要， 否则烂棚充斥， 令人掩鼻而过， 殊失观瞻， 使澳门游客之吸引力亦因之减退， 诚憾事也” 。 政府想拆除棚屋， 加建屋宇 １３００ 间（每间费用约需 ３５０ 元） 以安插贫民， “ 因预算上无此财力” ， 是以“特约诸位到叙， 共商办法” 。 各绅商一致赞同设立一筹备会， 以澳督为主席， 范洁朋、 崔诺枝、 卢煊仲、 高可宁、 李际唐、 叶作朋、 黄叔平、 陆翼南、 殷理基、 建设厅长等为委员。 高可宁当场认捐五十间，范洁朋、 李汉池、 黄叔平、 叶作朋各捐屋五间， 黄豫樵、 伍于瀚各捐屋一间， 林少礼捐屋二十间， 卢煊仲捐屋五间， 陈席儒捐屋三间， 许连棣捐屋一间， 马应彪捐屋二间， 许祥捐西纸五十元、 双毫七十元，等等。① 此事与 １９２８ 年澳葡政府兴建 “巴波沙坊” 相类似。 当中以博彩业中人士最多， 捐助也最巨。 赌商作为澳门的头面人物， 也会主动参与社会事务。 如在 １９２２ 年， 民初的赌王卢廉若为化解粤澳冲突立下了汗马功劳。 时人谓： “若非卢廉若间接斡旋， 以及广西军队进攻广州反对孙中山， 澳门历经沧桑的历史将增添惨淡的几页。”②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澳门博彩业与澳门社会之间关系中最为密切的一点是对慈善公益事业的支持。 博彩业与慈善有着天然的联系， 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就是彩票。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西式彩票——— “澳门仁慈堂彩票” ， １８１０年被批准每年发行一次， 即是以发售彩票的收入用作施药济贫等方面的福利事业。③ 民国时期， 为某些临时公益事业需要， 澳门也常常举办类似活动。 大多为一次性的， 筹款目的达到即不再发行。 如在 １９１９ 年 １·５７３·①②③《澳督欢宴华商， 积资筹建贫民屋宇》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第三张第三版。Ｊａｉｍｅ ｄｅ Ｉｎｓｏ， “Ａ Ｇｒｅｖｅ ｄｅ １９２２” ， Ｂｏｌｅｔｉｍ ｄａ Ａｇêｎｃｉａ Ｇｅｒａｌ ｄａｓ Ｃｏｌóｎｉａｓ， ｎ ｏ５３， １９２９，ｐ １３７Ｊ Ｊ Ｓｉｌｖａ， “ ＬＯＴＥＲＩＡＳ ” ， Ｒｅｐｅｒｔｏｒｉｏ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ｉｃｏ ｅ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ｏ Ｉｎｄｉｃｅ Ｒｅｍｉｓｓｉｖｏ ｄａＬｅｇｉｓｌａçãｏ Ｕｌｔｒａｍａｒｉｎａ， Ｌｉｓｂｏａ： ＴＹＰ Ｊ Ｆ Ｐｉｎｈｅｉｒｏ， １９０４ ｐ １８３； 又 参 见 Ａｒｑｕｉｖｏｓ ｄｅＭａｃａｕ， Ｖｏｌ ＸＩ， Ｎｏ °５， Ｍａｉｏ ｄｅ １９６９ Ｉｍｐｒｅｎｓ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Ｍａｃａｕ， １９６９， ｐｐ ２４８ － ２４９。

民国澳门博彩史月， 为筹济西江红十字会及别项善举， 经澳门总督批准， 澳门仁慈堂曾发行红十字彩票 （Ｃｒｕｚ Ｖｅｒｍｅｌｈａ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 计 ５０００ 张， 每张 ５ 元，每票可分 ５ 条， 头彩 ７５００ 元。①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澳葡政府批准镜湖医院董事会发行一特殊彩票， 为其日益增长的开支筹集款项， 用以建筑医所病室和增加经费来源。②１９４０ 年圣诞节前， 澳门警察所举办汽车慈善彩票， 每票西纸二元五角， 头奖为澳门警厅督察长布英沙所捐赠之汽车一架， 为殷商何十云获得。③１９４３ 年 ４ 月间， 澳门举行桥牌比赛， 比赛之余， 桥牌比赛会会长华务专理局长施多尼、 港务局长晏德地、 殷商高福耀等人， 眼 见时局日艰， 难民剧增， 救济工作， 刻不容缓， 议定发行慈 善 彩 票 以“救济贫民及孤苦婴儿” ， “ 售得款项， 概拨五成为慈善费用” ， “ 作辅助白鸽巢育婴堂及公进会贫民粥场经费 ” ， “ 其余五成用以派彩，照销万票计， 首名可获奖彩二千五百元， 二名一千二百五十元， 三名五百元。” 该彩票 “系无限额发行， 多销一票， 则难民多受五角之惠， 同时购票 人 亦 增 加 一 些 彩 金 希 望， 寓 慈 善 于 博 彩， 法 至 善 也，希各界人士， 大解善囊云” 。 为使慈善彩票畅销， 主事人除联络警探当局及各热心葡人分别代为劝销外， 并 “ 由各大舞场餐室及大商店代售” 。 “近该会为求普及起见， 特更托由各□戏院售票处代售， 并在银幕上用文字宣传， 使各界娱乐不忘慈善” 。 此外， 澳门妇女会亦自动代为劝销。 其后， 又 “ 拟定阖澳殷富共销票数之半， 而更定每·６７３·①②③《澳门红十字会彩票再展期》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 第三版， “香港新闻”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第 ３ 号；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９ 年 ４ 月１２ 日， 第 １５ 号；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７ 日， 第 ２３ 号。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 第 ３１８ 号卷宗， 第 Ｓ － Ｌ 号文件， 转引自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二十世纪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９） 》 ， 第 １９５ 页。《澳门慈善彩票提前揭晓， 号码一二一四》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第二张第五版。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户负责不过百票， 其余则散向 阖 澳 之 市 民 劝 销， 庶 人 人 均 有 口 获 奖彩之希望。”①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间， 为筹募救济留澳贫童经费， 澳门仁慈堂发行 “一元慈善大彩券”。 为畅销起见， １２ 月 ５ 日， 澳门总督还签署了第 ８６４ 号（Ｄ Ｌ ， Ｎｏ °８６４ ｄｅ ５ － １２ － １９２５） 立法条例， 关于本年圣诞筹款救济难童， 所有彩票及奖券等， 凡在市行政局经办者， 特准一律免税。② 彩券数目一共 １０ 万张， 规定以 ４ 万元拨充救济贫童经费， 其余 ６ 万元，则分配奖金， 头奖为 ４ 万元， 社会人士购买甚为踊跃。③除澳门的仁慈堂彩票 （Ｍａｃａｏ Ｌｏｔｔｅｒｙ） 外， 将慈善公益事业与承充专营的博彩业联系在一块的， 并且长期持续办理的， 民国时期仅有一次。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为资助澳门平民学校经费， 祥发公司发行山票集资。 据报载的 《澳门平民免费学校鸣谢各界宣言》：启者： 本澳祥发公司每月增收四毫巨彩大会一次， 逢十八日截， 弍十日开， 即将余利半数拨充敝校等经费， 无非为谋教育普及起见。 历经办理数月， 荷蒙各界君子热心赞助， 所收会额达十余万条， 头彩至弍万余元之巨， 而校费亦日见增加， 迭经登报宣扬， 藉鸣谢悃。 现祥发公司为扩充校址及维持经费计， 每月仍将增收四毫巨彩大会之余利继续照拨， 以垂永久。 尚望各界君子慷慨好义， 成兹美举， 会愈多则彩愈巨， 而敝校等经费愈充， 此则我全体学生所馨香以祝之者矣。 澳门平民免费第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７７３·①②③《慈善彩票进行推销》 ， 《大众报》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 《桥牌比赛会举办慈善彩票启事》 ， 《大众报》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 第一版； 《为贫民及孤苦婴儿请命， 慈善彩票扩大推销———华务局长昨召见记者申述该项彩票之意义》 ， 《大众报》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２日； 《桥牌彩票开彩期将可决定》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第 ４９ 号附报，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９日， 第 ５０ 号。《一元彩券开奖有期， 二月一日在良友球场搅珠》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７ 日，“本埠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校， 谨启。①澳门平民免费学校于 １９２４ 年 ９ 月建校， 系由赌商萧瀛洲、 冯作霖及许祥等澳中名人发起募捐筹款设立的。②澳门的慈善团体众多， 如镜湖医院、 同善堂等。 这些组织机构的创设者以及领导人多系赌商， 其经费来源， 也有不少是得自博彩业。 如镜湖医院的善款：具禀镜湖医院董事等， 禀为恳请拨款藉充经费事。 窃前蒙本澳督宪面谕澳门各项承充商人， 每年按照承充规银每百元加捐二元，送入议事公局， 俾作本澳各善款， 并将转商于议事公局各绅， 由局即于此捐款内， 每年拨银一千元送入镜湖医院等因。 禀者闻听之余，不胜欣感。 兹因本医院经费无多， 日形短绌， 素仰列绅大人心存爱济， 一视同仁， 是以联情叩恳台端， 伏乞恩准遵照督宪前议每年拨银一千元交给本医院收作善款， 则阖澳商民与感大德， 不独贫病者已也。为此切赴澳门议事公局列绅大人台前。 光绪廿一年正月十四日禀。③承充赌商照饷额加的 １％ 或 ２％ ， 主要是用于公益慈善等事业经费，专款专用， 有点像现在我们国内的附加税 （如教育附加费、 城建税），自清末以降已形成惯例， 该笔款项或交与议事公局， 或交与澳门互助会， 乃至于今天的澳门基金会， 澳葡政府的这一政策延续至今， 没有多大变化。澳门的赌商是澳门公益慈善事业的最主要赞助人， 成绩突出。 赌商对于慈善事业尤为热衷， 乐此不疲， 以此消解人们对于博彩业得财不正·８７３·①②③《澳门平民免费学校鸣谢各界宣言》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 第三张第二版， “广告” 。吴润生编 《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 ， 第 ２１２ 页。Ｃ． Ａｓｓｕｎçãｏ， Ｆｏｒｍｕｌáｒｉｏ ｄｅ Ｒｅｑｕ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ｓ， Ｍａｃａｕ： Ｓ． Ｎ， Ｃａ ， １９００， ｐ ８６．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的怨愤， 回馈社会， 行善积德。 诸如此类的善事， 不胜枚举。 例如， 在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９ 日， 澳门赌商黄叔平临终时遗嘱捐款。 据报道： “生平对于公益事业， 颇具热忱， 日前因病遽返道山， 弥留之际嘱其哲嗣宝光，拨出款项一部， 捐助各善团经费， 足见其行善之关怀。 计同善堂、 镜湖医院每捐港纸 ５０００ 元； 育婴堂、 托儿所、 白马行医院每捐港纸 ３０００元； 平民义学、 孔教学校每捐港纸 １０００ 元； 鲍斯高学校港纸 ２０００ 元；回乡会大洋 ５０００ 元”。①总体来说， 近现代以来澳门慈善事业极为发达， 而民国时期尤为突出。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称其为 “民国第一慈善之都”， 个人以为毫不过誉。 这是澳门极具特色的一点， 应当说实质上与博彩业发达有着密切关系。（四） 澳门博彩业与慈善公益事业———以泰兴公司为中心民国时期澳门的两位赌王高可宁与傅徳荫， 以博彩业谋得巨富。 二人皆出身低微， 于草莽中窜伏多年， 饱尝人间艰辛， 经过多年磨难打拼， 始取得成功。 故而对于贫病苦难， 能有切身之感， 对于慈善公益事业情有独钟。 在民国后期澳门慈善公益事业上贡献最大的， 无疑就是他们两位了。这里我们主要以泰兴公司时期的高可宁与傅徳荫所做的慈善公益事业为中心， 根据报章上搜辑到的零篇短什， 来看一看澳门赌王高可宁与傅德荫的慈善事业方面对澳门社会的贡献。１９３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高可宁捐巨款： １ 万元汇广东省政府救济受难同胞； １ 万元分配港澳各救灾团体； 另施贫民米银数千元。②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八一三淞沪抗战两周年， 香港举行献金救国活动， 各商号纷纷悬标助献。 据报道， 英京酒家及东方戏院均认献国币千元。 又该两号主人高可宁司事， 为港澳有名富商， 爱护祖国， 素具热·９７３·①②《黄叔平遗嘱捐助各团体》，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９ 日， 第五版， “本埠新闻”。傅玉兰主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 ， 第 １８９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忱， 其对此次献金， 尤表同情， 今日将献出巨金， 以为侨商倡导。①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澳门巨商傅德荫捐千元救济贫民”。 澳门镜湖医院救济贫民， 不遗余力。 巨商傅德荫对该院当局极表同情， 昨特派员持款双毫一千元， 以个人名义捐助该院， 并致函院方， 对该院救济工作， 备极嘉许。 医院主席徐伟卿， 已覆函致谢云。②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同善堂举行崔诺枝、 高可宁两铜像开幕仪式。高可宁即席捐银一万元交同善堂开设药局。③１９４０ 年 ８ 月 ５ 日， 澳平民义学筹款建筑校舍， 傅德荫、 高可宁各捐万元。 据报道： “澳华侨公立平民免费义学， 开办已历十七载， 办理成绩甚佳， 获得社会之好评， □□□□筹款建筑校舍及准备基金起见，昨四日下午三时， 由该校主席梁后源召集同人， 假商会三楼礼堂， 开会讨论， 梁后源主席宣布开会理由， 众均赞成募款建校舍及筹备基金。 澳门富商傅德荫捐港纸 １００００ 元， 高可宁捐双毫 １００００ 元， 另代募 ５０００元， 即席组织筹备委员会， 选出高可宁、 傅德荫、 徐伟卿、 梁后源、 邓祥、 毕侣俭等三十人为筹备委员， 另该三十人内选举十一人任常务委员， 席间更议决重要案多宗， 直至五时许始告毕会。”④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４ 日， 本澳平民义学， 经费常感不敷， 每年全赖演剧筹款， 本年已定于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开始筹款， 由殷商傅德荫报效香港太平戏团全台四日五夜， 戏金白银 ４２００ 余元。 校董莫不同深感激傅君热心教育， 惠及贫民子弟云。⑤·０８３·①②③④⑤《今日八一三纪念， 港九小贩今日开始举行义卖》 ， 香港 《天光报》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１３日， 第四版， “本埠新闻” 。《澳门巨商傅德荫捐千元救济贫民》 ， 《大公报》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第二张， “本港新闻·澳门快讯” ； 《傅德荫捐助镜湖医院一千元》 ，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１９ 日， 第三张第二版。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澳平民义学筹款建筑校舍， 傅德荫、 高可宁各捐万元》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４０ 年 ８月 ６ 日， 第二张第四页， “港闻” 。《澳平民义学演剧筹款本月廿八日举行， 傅德荫报效戏金》 ， 香港 《大公报》 １９４０ 年１０ 月 ４ 日， 第二张第五版， “澳门三日专访” 。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１９４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高可宁捐港币 ５０００ 元交澳督， 拨作慈善机构经费。① 由于同善堂施药日渐增多， 到诊者在外购药不便， 高可宁遂发起筹募 ５ 万元善款创办同善堂药局， 澳督戴思乐、 名流傅德荫、 崔诺枝、 蔡文轩等各界人士积极响应。 其中高可宁近 ２ 万元捐款为最多，傅德荫捐献 １５８００ 元， 澳督戴 思 乐 亦 以 个 人 名 义 捐 赠 港 币 ３０００ 元。初办之时， 如有亏损， 则由高可宁个人负责， 盈余 则 拨 充 同 善 堂 经费。②１９４２ 年 ３ 月， 严重的粮荒、 飞涨的物价迫使许多居民返回内地。③不少难民想回乡， 只是苦于没有盘费。 热心人士遂发起 “回乡运动”，并成立 “澳侨协助难民回乡会”， 由刘柏盈任主席。 他与富商高可宁往谒澳督， 希望政府给予支持。 澳督对此表示同情， 并指定与经济局局长罗保洽商。 罗保的意见是最好能资助 ５ 万人回乡， 以每人支出约大洋１１０ 元计， 需款 ５００ 余万， 如能办到， 政府可负担费用的一半， 高可宁、 傅德荫二人负担十分之一， 余数约 ２００ 万元则由全澳华侨鼎力捐助。④ 据高可宁致函回乡会谓：此次荷蒙各位热心善事， 成立难民回乡委员会， 办事既已得人， 实施回乡者经有二三次之多， 成绩甚为可观。 惟是办事非财不行， 因此本人对傅先生言之， 傅先生闻言甚为感动， 彼谓虽然此次遇着困难时期， 即如香港本人生意， 大受损失， 四面交通断绝， 以致影响到澳门各行生意， 甚至本人饷码生意， 亦感困难。 既闻各乡·１８３·①②③④傅玉兰主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 ， 第 １９１ 页。《同善堂 ９０ 周年特刊 （１８９２ ～ １９８２ ） 》 ， 第 ３３ 页； 《同善堂 １００ 周年特刊 （１８９２ ～１９９２） 》 ， 第 ８８、 １４３ 页。《本澳居民多有迁回内地， 市面空楼日有增加， 往岐客车减收车费》 ， 澳门 《华侨报》１９４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政府决协助同乡会护送五万人归乡， 政府负担一半经费， 高傅二君十分一， 其余百分之四十由侨胞鼎力捐助》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７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里有志回乡， 寻求生计， 如此则令澳门米粮等等， 因此减少负担，故此对于本会经费一层， 傅先生与鄙人愿担任， 如果本会每一次用银 １０ 元， 鄙人与傅先生担任 １ 元， 如用 １ 万元担任 １０００ 元， 余此类推， 请主席每次用银多少时示知， 以便照送回十分之一。 深望本澳各界善长仁翁， 各商家、 各殷户， 出钱出力， 共成善举， 本人自厚望焉。①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澳门学生救济委员会义演筹款， 傅德荫、 高可宁、 泰兴总公司、 金城大酒家、 中央大酒店、 中央美容院、 金门餐室、钟子光、 昌明火柴厂黄庆堂、 卢煊仲、 国际大酒店、 毕侣俭、 刘柏盈、梁后源等纷纷捐款。②１９４２ 年 ５ 月初， 傅德荫、 高可宁的泰兴 公 司 辖 下 各 部 分 职 员 有２０００ 人左右。 为联络感情起见， 向有 “爱群社” 设立。 该社决定举行户内卖花筹款， 由全体职员出动向殷富名流劝购义花， 为回乡会筹募经费。③ 该社请公司重要人物傅德荫、 高可宁、 钟子光、 贾申、 刘铎、 劳君楚、 黄河、 傅荫钊、 简坤、 杨恺生、 马北宜等 １１ 人组成主席团， 由邓康、 梁惠松负责筹划， 并以大洋 １０ 万元为筹募的目标。④ 后来中央酒店职工亦参与， 经过一个月的商议后， ６ 月初成立 “泰兴中央职工响应回乡会筹款委员会”， 由两单位职工联合进行户内及户外的售章劝捐， 筹得款项全部捐助回乡会经费。 这次筹募活动得到该公司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及大力支持， 由公司主要人物组成主席团， 各部职工分别担任·２８３·①②③④《同乡会先办， 直到协助侨民回乡工作。 大规模之活动方案已呈各方长官审核， 高可宁、 傅伟生负担全部费用十分之一》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第三版，“本埠新闻” 。《澳门学生救济委员会义演筹款鸣谢启事》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第一版， “告白” 。《刘柏盈募得善款万余元， 协和庄同人共捐一万元， 爱群社拟举办户内卖花》 ， 澳门《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６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爱群社户内卖花， 希望能筹款十万元》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各组具体工作， 并聘请各报社记者等担任宣传工作；① 并且有傅德荫与高可宁两位决定在该会筹得善款总数基础上加捐一成， 同时该会还得到戴文渭报效制作纪念章 １ 万枚， 大德昌号陈玉阶报效全部印刷费用， 裕昌荣号报效售章旗帜， 以支持该社善举及回乡会经费。②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全澳妇女界动员举办膳食处义演筹款， 高可宁暨其夫人杨咏生女士捐 １０ 元面额港币 １０００ 元。③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镜湖医院预算不敷之数达葡币 ９ 万余元， 该院得澳督戴思乐特别再捐助经费葡币 ３ 万元，④ 其余 ６ 万余元， 则计划举办筹款大会来弥补。 在督宪戴思乐、 督察长官耶的支持下， 澳门外勤记者联谊会、 英明公司协同八和粤剧协进会驻澳全体会员， 定期 ７ 月 ４ 日假国华戏院为该院义演筹款。 预销名誉券及门券得到各界的积极响应， 除督宪戴思乐的特别捐助以大洋 ５ 万元购得名誉券 ２ 张外， 其中尤以傅德荫、 高可宁、 钟子光、 蓝荣辉等殷商巨贾以巨款慷慨认捐名誉券， 具体如下： 督宪戴思乐捐大洋 ５ 万元； 傅德荫捐大洋 ３ 万； 高可宁捐大洋 ２万； 钟子光、 王颂献、 马万祺、 蓝荣辉、 大福公司各捐大洋 １ 万元； 知记、 何赞、 贾申、 林商隐、 又成公司、 中央酒店、 金门餐室各捐大洋５０００ 元； 梁後源、 董庆堂各捐大洋 ３０００ 元。⑤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高可宁之子高福永与罗琴洁在澳结婚。 高可宁将婚礼节约所得国币 １０ 万元， 分别呈送澳门督宪 ３ 万元、 澳门商会 ３万元、 广州湾商会 ２ 万元、 官涌家乡 ２ 万元， 请其分赠各慈善团体转为·３８３·①②③④⑤《响应回乡会筹款， 泰兴职工定期售章， 本星期六首先举行户内售章， 热心人士预购达一万五千元》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同乡会昨开常会， 进行木炭车载送归侨， 泰兴公司职工售章加紧筹备， 筹款总额高傅二氏加捐一成》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４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高可宁夫妇捐助平民膳食处》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镜湖医院筹款销票达十余万元》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镜湖义演筹款成绩空前， 达大洋卅余万元》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５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施济贫民。①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高可宁获颁葡国荣誉慈善勋章。 在授勋典礼上， 澳督戴思乐赞扬他 “以仁慈之心行善举毫不犹豫， 既不为名也不为利”。② 高可宁答词中说： “为大众服务， 乃蒙奖饰， 拜领之余， 益增惭愧。 际兹世界多事之秋， 社会上慈善事业更属繁重， 可宁此后当本人类 互 助 天 职， 努 力 为 同 群 谋 幸 福。” 典 礼 中， 澳 督 捐 出 西 洋 纸２５０００ 元以救济贫民。 高可宁则将中西好友惠赠贺礼代金捐出， 计有香港纸 １０４１４ ５ 元、 西 洋 纸 ８９３ 元、 双 毫 ６４７ ７３ 元、 大 洋 ２４０９８ ３元， 共折合大洋 ６８４５７ ６ 元。 又另外加捐 １０ 万大洋与澳督， 分拨澳门各慈善团体。 晚， 平安剧团 “为庆祝高氏勋， 特跳加官示贺” ， 高可宁赠予该团大洋 １ 万元， 剧团艺员除向高氏致谢外， 并将该款捐出为慈善事业之用。③１９４３ 年初， 新填海平民粥场开办已有一年， 各处粥场亦在努力维持。 然澳门社会生活程度长期居高不下， 一般民众仍在艰难挣扎， 赤贫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于是妇女会拟在望厦开办第二所粥场， 此举得到澳督捐助白米款项葡币 ４０００ 元， 傅德荫捐助大洋 ７０００ 元， 另有热心人捐助 ２０００ 元作为开办经费。④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５ 日， 澳门有名的慈善机关圣母无原罪工艺学校， 自战事发生以来， 对于收养施教各地难童， 不遗余力， 以故支销方面日为浩大， 幸常得中外热心慈善人士加以捐助， 故乃得支持给养至于今日。高可宁先生昨到该校参观， 慨以港币 ５０００ 元捐助， 此实为难童之额手不置者。⑤·４８３·①②③④⑤《高可宁启事》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 第三版， “告白”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Ｍａｎｕｅｌ， Ｔｏｐｏｎｉｍ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１９９７， ｐ ４６１《澳督昨在高氏受勋典礼中， 捐出巨款救济贫民， 贺礼代金共得大洋 ６８０００ 余元， 高可宁加捐 １０ 万汇呈澳督拨给各善团》 ， 《大众报》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本埠新闻”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８ 日、 ３ 月 １０ 日， 第 ３ 版， “本埠新闻” 。《无原罪工艺学校经费不敷， 高可宁捐助港纸五千元》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６ 日， 第 ３ 版， “本埠新闻” 。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９ 日， 同善堂筹募难童餐义演， 高可宁捐款 １ 万元，高太太 ５０００ 元。 梁炳、 德祥米机各 ５０００ 元 （以上均大洋计）， 等等。①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９ 日， 澳督戴思乐邀请集全澳名流绅商， 商讨解决澳门食米供应问题， 并即席组成澳门居民粮食互助委员会。 由寓居澳门的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担任主席， 镜湖医院主席刘叙堂担任副主席， 戴思乐担任名誉主席， 经济局局长罗保担任名誉顾问， 常务委员有林子丰、 高可宁、 高福耀及钟子光等。 粮助会以官民合作的方式运作，其资本金采取借款方式， 由政府担任， 准备集资 ３００ 万元， 政府垫支５０ 万元， 其余 ２５０ 万元由各殷商分认， 以所集资金向内地购买谷米，支付欠费后以最廉价交由米店零售。 该会在数日内即购回谷米数千担，有效舒缓了食米的压力。②１９４３ 年 ６ 月至 ９ 月间， 高可宁、 高夫人及其子高福耀， 先后捐款赞助收容贫苦儿童甚众的鲍斯高纪念中学港 纸 １１５００ 元、 葡 币 ２５００元。③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８ 日， 傅德荫以本人及泰兴公司、 又成公司、 中央酒店名义捐助难民营 ５０００ 元。④１９４４ 年 ８ 月间， 中共地下党在中山县五桂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武装义勇大队， 曾往澳门募捐。 “澳门的富商傅德荫、 严仙洲和吴志强等人， 积极帮助指挥部和义勇大队派去的人员募捐”， “傅德荫等捐款中·５８３·①②③④《同善堂续收买花义款》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 第 ３ 版， “本埠新闻” 。《澳督戴思乐邀集绅商多人， 讨论米粮供应问题》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１０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 《粮食互助会正副主席接见本报记者， 畅谈会务进行情况》，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官民协力下之粮食互助会， 组织成立展开工作》，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粮助会工作顺利展开： 殷商数人认垫资金葡币百五万元。 澳督亦划拨五十万元，配给组今日召开会议》，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另参见李俊 《抗战时期澳门米荒问题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暨南大学， 第 ３６ 页。《各界捐款赞助无原罪工艺学校及鲍斯高纪念中学》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６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 《鲍斯高学校续募得捐款》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３０ 日， 第三版， “本埠新闻” 。《傅徳荫捐助难民营》 ， 澳门 《华侨报》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９ 日， 第 ４ 版， “本埠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储券 １００ 万元、 何德捐 １５ 万元、 李占记捐 ５ 万元。 义勇大队工作人员在澳门征得税款中储券 ５５ 万元， 并募捐了一批药品”。①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为谋求澳门华人福利， 商会主席高可宁、 新闻协会主席赵斑斓、 同善堂主席蔡文轩等假华商总会召开会议， 宣布发起组织 “澳门华侨联合会”， 由澳门华人代表梁后源担任临时主席。 成立不久， 华侨联合会即成立 “澳门居民粮食救济委员会”， 从事设法采运粮食来澳以及一切救济事宜， 梁后源担任主席， 高可宁为副主席。②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 由傅德荫捐款兴建的南海县西樵抗日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傅德荫以文孙厚泽启学， 满怀高兴， 借下午参加镜湖医院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门楼揭幕礼及第二届董事交接礼之机， “捐出 ３ 万元葡币， 为该院经费之补助”。 晚又设筵于金城南楼酒家， 慨捐巨款葡币 ７６０００ 元， 分送各社团及慈善机关为补助费， 其中镜湖医院 ３ 万元，平民义学 １５０００ 元， 公共慈善救济总会 １ 万元， 同善堂、 无原罪工艺学校各５０００ 元， 商会、 孔教会、 葡国青年团各 ３０００ 元， 老人院 ２０００ 元。③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傅德荫捐助澳门同善堂经费葡币 ５０００ 元。④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 阖澳同胞庆祝中华民国首任行宪总统副总统就职大会， 经定 ５ 月 ５ 日在南湾广场举行。 是日上午 １１ 时， 筹备该会主席刘柏盈、 黄渭霖、 何贤、 余和鸿等齐往访晤本澳富商傅德荫、 高可宁， 请求捐助大会经费， 由傅高两人亲自招待， 并即席认捐， 傅德荫１００００ 元、 高可宁 ５０００ 元。⑤·６８３·①②③④⑤《珠江纵队史》 编写组编著 《珠江纵队史》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第 ２１３ 页。《华侨领袖发起组织澳门华侨联合会》 ， 澳门 《西南日报》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１２； 《澳华侨联合会再邀请各绅商协议》 ， 澳门 《西南日报》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傅德荫捐款记》 ： “傅德荫长孙昨启学， 欢宴总督中西名流， 省节燕费捐善款七万余。” 澳门 《大众报》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 第 ４ 版。澳门 《大众报》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 “鸣谢启事” 。《庆祝总统就职， 侨胞热烈进行， 傅德荫高可宁捐出巨款， 全部庆祝节目大致编定》 ，澳门 《大众报》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 日。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１９４８ 年夏， 高可宁先生关怀乡梓， 在家乡官涌乡创建茂生纪念学校。 高出身贫寒， 致富后， 深感失学之苦， 曾于 １９２６ 年出资延师， 创办德成义学于高氏宗祠， 长期出资， 后改为官涌乡立小学校。 １９４８ 年夏天， 麦华三赴港开办书展， 高迳以建校之事， 请麦代劳。 １９４９ 年秋天学校落成， 耗资达港币 ２８ 万元， 正式定名为茂生纪念学校， 以纪念其父高茂生、 其母孔如珍。 自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５２ 年土改时， 所有员工薪金， 教学设备， 学生校服， 全部由高出资赞助。①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傅德荫爱女结婚捐款。 “ 钟汉明长公子炳基， 昨与本澳殷商傅德荫六女公子翠芬， 在金城酒家礼堂举行结婚典礼。 钟傅两家交游素广， 故前日参加观礼中西嘉宾， 计 有 澳 督 柯维纳、 陆军司令武历士， 赞以次各军政首长、 侨团领袖、 社会名流，达二三千人， 济济一堂， 实一时之盛会” 。 证婚人为伍蕃、 澳督柯维纳、 外交专员郭则范， 主婚人钟汉明、 傅德荫， 介 绍 人 何 贤 等 致 词后……傅德荫 “慨然将受到各亲友送来贺礼港币 ８０００ 元， 另慨捐港币 ２ 万元， 合 送 镜 湖 平 民 义 校， 以 为 经 常 费 用， 俾 一 般 贫 苦 儿 童，获读书机会”。②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澳门公众慈善救济会在白鸽巢举行招待各学校学生庆祝圣诞茶会。 会后由高可宁向全澳贫民派送赈款， 每名葡币五角。 当日候领赈款贫民达四千余人。③上述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公益善举， 不由得让人赞叹不已。 因史料缺乏， 笔者见闻不广而致挂一漏万之处， 尚不知凡几。 两位赌王在慈善方面为澳门社会所做的贡献， 不相伯仲。 为表彰高可宁、 傅德荫两人对澳门社会所做的贡献， 同善堂曾给二人都写过像赞。 给高可宁的： “禺山·７８３·①②③麦华三、 朱甜： 《官涌茂生纪念学校———记高可宁先生捐资办学》 ， 《番禺文史资料》１９８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９ ～ ５２ 页。《傅德荫捐巨款办平民义学。 钟傅结婚捐礼金外， 另慨捐港币二万元》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第二张第三页， “本港新闻” 。《高可宁派赈款》 ，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第二张第一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郁郁， 官涌泱泱。 灵秀钟毓， 诞生贤良。 维彼贤良， 衡茅崛起。 槃槃大才， 谦谦君子。”① 给傅德荫的： “懿夫傅君， 善气迎人， 博施济众， 泽被贫民， 行道有福， 德业日新， 悬像纪念， 永志芳芬。”② 俗话说 “英雄不论出身低”， 综观高傅两人的一生事业， 虽系偏门生意， 现在看来并不是什么说得出口的行当， 然而在当时是合法的正经生意， 无可厚非。 语云： “逆取顺守， 天下后世终得而谅之”。 发财立品， 好行善事，承担社会责任， 尽社会义务， 应当给予赞赏和表彰！ 总之， 乐善好施的高傅两人能取得港澳两地官方民间的种种褒奖， 其子孙瓜瓞绵绵， 五世其昌， 自是奉献社会而得以邀福致祥的报偿。第四节　 从博彩业到旅游娱乐业　 　 　 　 ———澳门经济转型努力的新方向（一） 澳门与蒙特卡罗民国时期的澳门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 “东方蒙特卡罗”。 其实， 与澳门开埠后的发展历史进程相比， 将澳门与西方赌城相提并论的时间并不长。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来说， 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８６７ 年 ２ 月。 据当时来到澳门游历的德波瓦公爵记载：又到了中国人所聚居 的 街 区。 这 里 环 境 整 洁， 茫 茫 黑 夜 中点着的各色灯笼， 十分迷人。 该城 最 有 意 思 的 地 方 是 赌 场， 因为澳门有 “ 天朝的摩纳哥” 之称。 海南、 广东和福建的中国富人常会不惜一切地跑到这儿来， 在 “ 三十和四十点” 赌局 （ 此赌法在他们家乡是禁止的 ） 上 ， 把钱输得精光。 主持赌局的庄·８８３·①②朱汝珍： 《高可宁先生像赞并序》 ， 载高福耀等编辑 《高可宁先生言行录》 ， 第 ２ 页。《同善堂为傅德荫题赠像赞》 ， 澳门 《大众报》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９ 日。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家是一位年已花甲的老者， 银白的辫 子 垂 于 脑 后， 指 甲 留 得 很长， 几根稀疏的胡须闪闪发亮。 四周下 注 的 赌 客 竟 达 几 百 人 之多。①澳门和摩纳哥的确有许多类似 的 地 方， 诸 如 狭 小 的 面 积， 独 特而优美的 地 理 环 境， 同 是 旅 游 胜 地， 皆 有 官 准 博 彩 业 的 特 色 等 等，让见识或了解到两地情况的人们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 １９ 世纪七八十年代， 澳 门 是 “ 东 方 的 蒙 特 卡 罗 ” 已 成 为 来 华 西 人 的 普 遍 共 识。其中， 尤以周 游 世 界 来 华 的 英 国 人 Ｃｈｅｓｔｅｒ Ｇｌａｓｓ 比 附 最 为 贴 切， 他说： “澳门之于中国， 恰似蒙特卡罗之于欧洲。”② 西方人来华后对澳门的种种见解认识， 当然是以西方语境为中心的产物， 容不得细究。若从时间上来看， 倒要反过来将蒙特卡罗说成 “ 西方的澳门” 才对，毕竟澳门博彩业正式合法化及其兴旺发达都要比蒙特卡罗早了许多年。这西风压倒了东风，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１８５６ 年， 摩纳哥亲王查理三世 （Ｃｈａｒｌｅｓ Ⅲ， Ｐｒｉ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ｎａｃｏ） 为解决财政危机， 授权给人在老城中 （Ｍｏｎａｃｏ Ｖｉｌｌｅ） 开设一间赌场， 协议承充专营的时间为 ３０年， 赌场于 １８５６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开业。③ 算起来比 １８４７ 年赌博合法化的澳门晚了九年。 尤其需要强调一点的是， 那时还没有蒙特卡罗这个名字。④起初， 摩纳哥的博彩业发展并不顺利， 承充公司老板和赌场的选·９８３·①②③④李长森译 《德波瓦公爵在澳门》 ， 摘录自 Ｌｕｄｏｖｉｃ ｄｅ Ｂｅａｕｖｏｉｒ， Ｊａｖａ， Ｓｉａｍ， Ｃａｎｔｏｎ；Ｖｏｙａｇｅ Ａｕｔｏｕｒ ｄｕ Ｍｏｎ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Ｅ Ｐｌｏｎ ＆ Ｃｉｅ ， １８７０， １８８１， 载澳门 《 文化杂志 》（中文版） １９９５ 年第 ２３ 期， 澳门文化司署。Ｃｈｅｓｔｅｒ Ｇｌａｓｓ， “Ａｓ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ｉｓ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ｏ ｉｓ Ｍａｃａｏ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ｏｕｎｄ ｉｔ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ｉｔ，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Ｒｏｓｅ⁃Ｂｅｌｆｏｒｄ Ｐｕｂ Ｃｏ ， １８８１ ｐ ４１３Ｊｏｈｎ Ｐｏｌｓｏｎ， Ｍｏｎａｃｏ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ａｍ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ｌｌｉｏｔ Ｓｔｏｃｋ， ｅｔｃ ， １８８１， ｐ １５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１８６６，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ｈａｓ ａ ｎａｍｅ ｏｆ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ｎ⁃ｒｅｉｇｎ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ＩＩＩ ｏｆ Ｍｏｎａｃｏ

民国澳门博彩史址， 先后都变了好几次。 １８６３ 年 ４ 月 １ 日， 黑森州水城巴特洪堡 （ＢａｄＨｏｍｂｕｒｇ） 的赌场老板 Ｍ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ｌａｎｃ 接手专营权， 组建了一个资本总额 ６０ 万英镑的公司， 这才使得摩纳哥的博彩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①１８６６ 年 ６ 月 １ 日， 新建赌场的所在地被命名为蒙特卡罗。 １８６８ 年，通往蒙特卡罗的铁路正式通车。 顺畅快捷的交通解决了蒙特卡罗初期的发展困境。 普法战争后， 蒙特卡罗获得了巨大成功， 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赌城。 １８７８ 年， 声誉日隆的蒙特卡罗赌场进行了改扩建。 由巴黎歌剧院的设计师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ａｒｎｉｅｒ 负责建造的蒙特卡罗博彩娱乐场 （ＧｒａｎｄＣａｓｉｎｏ） 落成， 实现了新的升级换代。②蒙特卡罗博彩娱乐场是一座宫殿式的 建 筑， 宏 大 气 派， 富 丽 堂皇， 装修奢华， 环境高雅。 同时兴建的还有歌剧院等娱乐休闲设施，平时会上演歌剧， 举办古典音 乐 会。 蒙 特 卡 罗 博 彩 娱 乐 场 用 时 下 的流行语来说， 称得上 “高大上” 。 不仅各种吃喝玩乐的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而且进入赌场需要买门票， 对赌客的着装也有严格要求。 比如裤脚不能卷起来， 鞋子要干净之类， 衣冠不整， 谢绝入内。③ 进入赌场后， 不能吸烟， 也不可以高声喧哗等等。④我们来看看澳门的赌场。 澳门博彩业以中式博彩为主， “脏乱差”为其特点。 １８９９ 年， 一位法国人描写了他所见到的澳门赌场情况：我们来到赌场， 走上肮脏不堪的木头楼梯， 来到一间光线明亮， 但窄小无人的空房间， 这是供人观看的环形走廊， 从这里可以·０９３·①②③④因 Ｍ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ｌａｎｃ 的接手， 巴特洪堡赌场有时被称为 “蒙特卡罗之母” （ＨｏｍｂｕｒｇＣａｓｉｎｏ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ｏｆ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 。参考 Ａｄｏｌｐｈｅ Ｓｍｉｔｈ，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ｒｅｓｃｏ Ｐｅａｒｃｅ， Ｍｏｎａｃｏ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Ｗｉｔｈ Ｅｉｇｈ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ｕｒ ｆｒｏｍ Ｄｒａｗｉｎｇｓ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ｒｅｓｃｏ Ｐｅａｒ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ｔｙ⁃ｅｉｇｈｔ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Ｊ Ｂ 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１９１２，ｐｐ ２９８ － ３１０。“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ａｔ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００ － ０５ － １９， ｐ ５“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Ｔｈｅ Ｃａｓｉｎｏ” ， “Ｔｈｅ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Ｒｏｏｍｓ”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０６ －０６ － ０２， ｐ １３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真切地看到下面赌场的情景， 一张铺着精致黄色桌布的大桌上摆放着石板似的黑色小赌盘……。①根据上述内容可知， 他描述的所谓的 “楼上银牌” ———澳门的一等番摊馆， 也不过尔尔。 中式赌场不但寒酸简陋， 格调不高， 而且能够满足赌客需求的服务单一， 就是一个纯粹的赌场。 与金碧辉煌的蒙特卡罗娱乐场相比， 有着判若云泥的反差。 两相对照， 一个犹如蓬头垢面的乡野凡夫， 而另一个则是雍容华贵的公主， 难免相形见绌， 自惭形秽。除了赌场中的博彩形式 （一为西式轮盘， 一为中式番摊） 不同外， 二者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于此。澳门番摊馆到了民国初期， 仍没有什么大的改观或进化。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 与蒙特卡罗的差距都不可以道里计，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直到 １９３０ 年， 澳门还被人嘲讽， 称其为 “东方蒙特卡罗” 是远不够格的。 据曾在澳门盘桓多日的美国作家 Ａｌｅｋｏ Ｅ Ｌｉｌｉｕｓ 写道， 他认为澳门旅游局所说的东方之珠 （Ｇ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 Ｅａｒｔｈ） 还算名副其实，而作为远东的蒙特卡罗这一称呼， 有点不符实际。 这里的赌馆缺乏蒙特卡罗宫殿式赌场的气派与格调， 事实上澳门没有娱乐场 （ ｃａｓｉｎｏ）， 只有 １２ 间肮脏的、 充满鸦片恶臭的赌窟。 光顾的人在着装上也不像蒙特卡罗的规矩那样讲究， 赌台上你时常会碰到赤裸半身的苦力、 风尘仆仆的农夫和侵吞公款的逃犯。② 换句话说， 品位不够， 档次太低。作为博彩业标杆的蒙特卡罗赌场， 每年缴纳的赌饷是多少呢？ 据１８９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的一则来自伦敦的消息说， 蒙特卡罗博彩娱乐公司与摩纳哥亲王重新订定专营合同， 期限为 ５０ 年， 每年缴纳赌饷 ８ 万英镑，③ 而此前每年上缴的赌饷为 ６ 万英镑。 到了 １８９８ 年 １ 月， 蒙特卡罗·１９３·①②③〔葡〕 布朗科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Ｃａｓｔｅｌｏ Ｂｒａｎｃｏ） ： 《１９ 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 ， 《文化杂志》第 ３２ 期 １９９７ 年。Ａｌｅｋｏ Ｅ Ｌｉｌｉｕｓ， Ｉ Ｓａｉ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Ｅａｒｎｓｈａｗ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９， ｐ ７４“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８９６ － ０４ － ２０， ｐ ３

民国澳门博彩史的承充赌商同意修订合同， 再额外增加 １２８ 万英镑 （即在 ５０ 年合同的４００ 万英镑之外） 用以公共事务， 直至 １９４７ 年期满。① 其中， 须提供２０ 万英镑用于港口码头的建设， 以便商船和游艇停靠； 每年要花费２４０００ 英镑用于邀请最好的歌唱家来到蒙特卡罗献唱， 每月演出 ２ 场，即每场补助 １０００ 英镑。 除此之外， 还有修筑市政道路等等要求。② 从数额上来看， 蒙特卡罗博彩娱乐公司所缴纳的赌饷并不高， 民国前后英镑与澳门元之间的比值大约是 １： １０，③ 也就是说每年约合 ８０ 万元。 当时的澳门番摊公司承充饷银有时还是能够超过的， 欠缺的只是蒙特卡罗博彩娱乐公司承担的促进公共事业和发展旅游业的举措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 其专营合同期限为 ５０ 年， 与澳门迥然不同， 虽不甚灵活， 却有助于博彩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因唇齿相依、 互利共荣的关系， 博彩公司亦乐于为城市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高大上” 的蒙特卡罗博彩娱乐公司实际的经营效益也不错。 例如， １９１０ ～ １９１１ 年度的毛收入约为 １６０ 万英镑， １９１１ ～ １９１２ 年度为 １７６万英镑。④ 到了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据蒙特卡罗博彩公司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ｃａｓｉｎｏ） 财政报表显示， 该年度公司毛收入为 １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法郎 （约１， ２１６， ０００ 英镑）， 纯利润为 ９１， ０００， ０００ 法郎 （７２８， ０００ 英镑）；与 １９２６ ～ １９２７ 年度毛收入 １６１， ０００， ０００ 法郎 （１， ２８８， ０００ 英镑）、纯利润 ９８， ０００， ０００ 法郎 （７８４， ０００ 英镑） 相比， 有所下降。⑤ 总体而言， 赌商获利不赀， 足以歆动人心。 事实证明， 西方赌城蒙特卡罗的博彩业经营模式，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既然澳门与蒙特卡罗如此相·２９３·①②③④⑤“Ｔｈｅ Ｃａｓｉｎｏ ａｔ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８９８ － ０２ － ０７， ｐ ３Ａｄｏｌｐｈｅ Ｓｍｉｔｈ，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ｒｅｓｃｏ Ｐｅａｒｃｅ” ， Ｍｏｎａｃｏ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ｐｐ ３３５ － ３３６１ 英镑 ＝ ９ ６６ 澳 门 元， 参 见 《 澳 门 政 府 宪 报 》 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第 ４２ 号，“Ｃａｍｂｉｏ” （汇率） ； １ 英镑 ＝ １０ ２９ 澳门元， 参见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第 １ 号， “Ｃａｍｂｉｏ” （汇率） 。Ａｄｏｌｐｈｅ Ｓｍｉｔｈ，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ｒｅｓｃｏ Ｐｅａｒｃｅ” ， Ｍｏｎａｃｏ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ｐ ３４３“ ￡ １， ２１６， ０００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ｆ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 ４２４， ０００ Ｔｏ ｂｅ Ｐａｉｄ ｉｎ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 － ０５ － ０９， ｐ １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像， 如能通过借鉴学习蒙特卡罗的西式博彩业经营模式， 无疑对澳门博彩业发展裨益良多， 承充赌商和澳葡政府由此所获利益也将会大大增加。（二） 仿效蒙特卡罗的转型之路： 从博彩业到旅游娱乐业澳门博彩业的发展长期以来缺乏稳定性， 一旦博彩业出问题打喷嚏， 澳门经济就会得 “感冒”。 清末以降， 澳门博彩业面临的挑战愈来愈多。 为长久之计， 澳葡政府不得不为发展澳门经济探索新的方向， 诸如改善交通的广澳铁路问题， 为振兴贸易疏浚港口建设， 采取吸引投资鼓励发展工业的举措， 以及改良风景发展旅游业， 等等。清末以来， 澳门博彩业不景气， 陷入窘迫难支状态。 因而不断有西方冒险家来澳尝试帮忙脱困， 以拟将澳门变为 “东方的蒙地卡罗” 相蛊惑， 对未来蓝图吹嘘得天花乱坠， 但真要拿出钱来具体落实， 却又了无消息。 说易行难， 并不靠谱。 比如在 １９０９ 年秋， “澳门近三两月， 居民多惧划界事决裂， 纷迁回内地， 空屋几无人过问， 生意比之平时， 愈加冷淡。” 这时， 澳门地方冒出了一个传言：风传有某国人纠集一大公司， 向澳门政府承揽一切烟酒、 赌饷、 花捐、 戏捐等， 以三十年为期， 每年认饷 １２０ 万员。 比之现时饷项所入， 直至加倍。 并先借出 ６００ 万员， 为葡政府濬港及一切建筑之用。 该某国人等拟于华人原有娼赌业外， 更益以欧洲一切不正之营业， 务使澳门为东方之巴黎 （法京之名， 游欧者称其地为销金锅）， 不特吸收华人精髓， 即欧美人游历东方者， 亦将无不入其彀中， 而中国日本避暑诸名胜， 可移该岛， 惟闻澳政府尚未允许云。①·３９３·① 《客述澳门近情》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广东新闻” 。

民国澳门博彩史所谓的 “东方之巴黎”， 显然是以讹传讹， 小小的澳门怎可与巴黎相比， 这是拟于不伦， 这里实际上指的应是蒙地卡罗。 诚然是澳门的赌城特质， 确实吸引了不少西方人的兴趣。 如此种种， 虚虚实实， 且不论内情是否属实， 但对澳葡政府制定发展澳门的未来远景规划， 不无启发和影响。在 １９１３ 年， 澳督马楂度 （ Áｌｖａｒｏ ｄｅ Ｍｅｌｌｏ Ｍａｃｈａｄｏ） 在他所写的《澳门事物》 一书中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规划， 可以视为那个时期澳门未来发展方向的路线图。① 然 而，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粤澳矛盾关系的掣肘， 以及里斯本和澳葡政府颟顸拖沓的政风， 迟迟不见有所动作。 澳门经济开始出现新的转型迹象， 始于巴波沙第一次担任澳督时期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鉴于一战后世界格局一变， 旅游业发展前景看好。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 澳葡政府颁布第 ４０ 号训令， 设立 “管理游历事务公会 （Ｃｏｍｍｓｓãｏ ｄｅ ｔｕｒｉｓｍｏ） ” ， 开始着手研究发展旅游业， 作为振兴澳门的重要举措之一。 ４ 月 ５ 日，澳门旅游司及港务局宣布成 立。② 澳 督巴波沙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澳门旅游业是相当的兴旺。 １９１５ 年曾有一则报道谈及：战前， 来澳游客有时会很难找到住宿的地方， 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经常有七八十辆人力车排着长队行进。 各大景点前， 到处都能见到手持相机的游客———大多数来自美国。 每逢周末， 从香港来度·４９３·①②澳门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１、 划界； ２、 港口工程； ３、 行政组织非集权化； ４、 重整稳定的收入来源， 以部分补偿赌博和鸦片收入的减少； ５、 建立与两广地区交通往来的快捷途径。 Áｌｖａｒｏ ｄｅ Ｍｅｌｌｏ Ｍａｃｈａｄｏ， Ｃｏｉｓａ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ｐ ４９， 转引自吴志良 《生存之道： 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 ， 第 １８９ 页。“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êｎｃｉａ ｄａ Ｃｏｍｉｓｓãｏ ｄｅ Ｔｕｒｉｓｍｏ （１９１９ ／ ３ ／ １８ － １９１９ ／ ４ ／ ２２）”，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２４６２５； “Ｃｒｉａçãｏ ｄｏｓ ｓｅｒｖｉçｏｓ ｄｅ Ｔｕｒｉｓｍｏ （１９３１ ／ ４ ／ １８ － １９３２ ／ １ ／ ３０）”，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１３３４６； 〔葡〕 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二十世纪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９） 》 ， 第 １２６、 １２７ 页。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假的英国人比澳门的葡萄牙人还要多。①战后， 一波世界性的旅游热潮开始出现。 如 １９１９ 年 ８ 月的 《 香港华字日报》 报道， 由于 “抵港之西人游客甚多， 致各西人旅店有额满见遗之憾” ， 因而不得不寓于华人旅店。② 澳葡政府的新动向， 一本美国海军部门 １９２０ 年出版的旅游指南也注意到了。 指南里提到澳葡政府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澳门打造 成 为 超 越 蒙 特 卡 罗 的 赌城。 虽说指南的作者并不看好这一点， 认为不一定能做得成功， 不过他也承认， 这些努力会为澳门在那些以博彩为中心的旅游胜地中谋得一个好名声。③不料，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刚刚出现转机的澳门， 又受到了冲击。 １９１９ 年中国国内反帝爱国的 “五四运动” 爆发， １９２０ 年广东省长陈炯明开始执政， 要求澳门禁赌， 粤澳关系再度陷入紧张状态， 使得澳葡政府无法分心他顾。 在 １９２２ 年 “五·二九事件” 导致澳门险些被收回的危机之后， 澳门才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 继续前行。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新上任的澳督罗德礼 （Ｒｏｄｒｉｇｏ Ｊｏｓé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４ 日 ～ １９２５年 ６ 月 ４ 日）， 通过与孙中山的秘谈缓和了双方关系， “达成广州当局保证澳门安定的协议”。④ 由此， 舒缓了长期困扰澳门的粤澳冲突问题。外部环境的大大改善， 澳督罗德礼得以放开手脚， 一展抱负， 依循着巴·５９３·①②③④“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１５ － ０２ － ０６， ｐ ５《西人旅店之盛况》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 第一张三页， “香港新闻一”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ｌｅｒｓ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ａｃａｏ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ａ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ａｎｄ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ｔｏ ｇｉｖｅ Ｍａｃａｏ ａ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ｂｅｉｎｇ ｑｕｉｔｅ ａ ｒｅｓｏｒ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ａｒｅ ｆｏｎｄ ｏｆ ｂｏｗ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ｃｋｌｅ Ｇｏｄｄｅｓｓ ｏｆＣｈａｎｃｅ ”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Ｇｕｉｄｅｂｏｏｋｓ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ｖｙ， １９２０， ｐ ３６Ａｎｔóｎｉｏ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 ｄｅ Ｓａｌｄａｎｈａ， ｅｄｓ ， Ｃｏｌｅｃçãｏ ｄｅ Ｆｏｎｔ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ｉｓ ｐａｒａ ａ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ｄａｓＲｅｌａçõｅｓ ｅｎｔｒｅ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ｅ ａ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ｏｓ áｓ Ｇｒｅｖｅｓ 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ｅ Ｃａｎｔãｏ ｅ ａｓｕａ Ｉｎｆｌｕêｎｃｉａ ｅｍ Ｍａｃａｕ， １９２２ － １９２７， ｐｐ ３２６ － ３２７

民国澳门博彩史波沙的既定路线， 先后实施了多项发展澳门的重大举措， 使得 “澳门景象”， “月异日新”。①为促进澳门旅游业的发展，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澳葡国课署布告“招人专办游乐大酒店”：本政府招人在澳门选取国有地段， 建筑游乐大酒店 （Ｈｏｔｅｌ⁃Ｃａｓｉｎｏ）， 要有住房至少二百间， 须于 １９２６ 年以前完工。 凡欲专办此项事业者， 限至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止， 向澳门国课署递票， 并须于票内指明政府方面最低度之负担， 仰各知情。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日， 澳门国课官美丽利士。②当时的香港英文报纸很快进行了报道， 称澳门发展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两项重要的建设计划已经推出。 澳葡政府热切的希望改善澳门的通讯条件， 电话不仅在澳门本地使用， 还要与香港、 广州相通， 将通过专营来实现这一计划。 另一项改进措施是在政府地块建设一酒店娱乐场 （Ｈｏｔｅｌ Ｃａｓｉｎｏ）， 最少 ２００ 间房， 计划 １９２６ 年前能够开业。 两项投标已经开始招人竞投。③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澳葡政府发布公告， 称 “现有商人数名， 陈请本政府， 拨让地段， 建立跑马场， 经营跑马事业”， “惟本政府未便遽予照准， 应先予以时机， 将章程议呈察核”， “至营业期限着以十年为期， 仍须依左列规定办理： 一、 跑马地段及座位场， 限自签立合同日起， 五个月内建筑完工； 二、 澳葡政府准将该项实业作为专利事业， 但订明除营业费用外， 所有余利， 应拨出百份之若干， 归政府得； 三、 政·６９３·①②③《中华民国十三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公元 １９２４ 年） 》 ， 载拱北海关志编辑委员会编 《拱北关史料集》 ， 第 １７９ 页。《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 第 １１ 号。“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ｃａｏ：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ｌｓｏ Ｎｅｗ Ｈｏｔｅｌ Ｃａｓｉｎｏ” ，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２３ － ０３ － ２２， ｐ １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府准给地段为跑马场之用， 但订明每勿 （ 葡语， ｍｅｔｒｏ ｑｕａｄｒａｄｏ 平方米） 缴纳地租若干”。 并要求所呈章程等件于本年七月十五日前送交澳门国课署。① 至次年 ３ 月 １９ 日， 澳督罗德礼签署澳葡政府第 １４ 号立法证书， “饬由澳门政府批准黄和贞 （Ｗｏｎｇ Ｗｏ Ｃｈｉｎｇ）、 杞荷俊 （Ｋｅｅ ＨｏＣｈｕｎ） 承办澳门跑马场， 及依照香港上海办法发行各种马票暨建筑附属场所俱乐部等， 以三十年为期”。② 这无疑是澳门博彩业发展进程中具有历史性的一大进步。为促进工商和贸易的发展，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澳葡政府决定筹办首届商业博览会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Ｆａｉｒ）， 定期于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４ 日开幕， 为期１５ 天， 政府负责搭建参展摊位， 来展的货品售卖一律免税。③ 同年 １２月， 澳督罗德礼签署澳葡政府第 ６１ 号立法证书， “规定凡在澳兴办新实业或兴办澳门已有之实业， 均各优给权利”，④ 以期能够吸引外来投资， 促进本地实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 罗德礼还尽力谋求改善制约澳门发展的水陆交通问题。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 《申报》 转自西文报道 “葡人规画重兴澳门”：字林报北京三日通信云： 澳门商埠之复兴， 为在华葡萄牙人最有关系之事。 此老居留地自帆船衰落， 广东内地开放商埠， 及香港繁盛之后， 即一蹶不振。 澳门港有两弱点， 一为淤淀充塞， 不能容江轮以上之大船， 一为与附近内地无直接陆路可通。 职是之故， 澳门行政经费多年以来全恃鸦片税、 赌税及其他不正当之收入， 实为该埠污点。 近年， 葡当局始予以注意。 现任澳门总督及驻北京葡使符礼德氏 （Ｂａｔａｌｈａ ｄｅ Ｆｒｅｉｔａｓ）， 竭力设法使葡政府承认重兴澳门，·７９３·①②③④《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２３ 日， 第 ２５ 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 第 １２ 号； 《澳门允华人设跑马场》， 《上海民国日报》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 第二版， “电讯”。 “二十六日香港电： 澳门政府签定合同， 准黄少卿等代表上海华人公司， 在澳设赛马场及体育俱乐部， 享利三十年。 路透社”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Ｆａｉｒ ａｔ Ｍａｃａｕ”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３ － ０６ － １２， ｐ ６《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３ 年 （２ °Ｓｅｍｉｓｔｒｅ） １２ 月 １ 日， 第 ２２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俾成为一真正商埠之重要。 澳门欲成富饶之地， 只须有一短铁路线， 再使港口能容纳充分吨位， 以载运进出之商品， 则容易成一与汕头相同之重要商埠。 符礼德氏为外交团领袖已经多月， 现将于 １２月 １１ 日出京回葡京， 表面上系照例请假返国， 实则系将其重兴澳门之计划条陈于本国政府。 现在澳门港已在着手开竣， 由一荷兰公司承办， 即系符使之主张规画而得， 澳门总督之力予赞助者也。 港口一经开深， 可以接受海船， 则只须再与内地为相当之联络， 澳门即可由一游息之乡， 变而为一活动之商埠。 在现时政局之下， 自无从谈及铁路计划， 一俟时局平定， 希望与华当局订约， 造一路线， 自澳门至香山， 再自香山至江门， 于是澳门得与中国一最富饶之农区联络矣。 现时之澳门， 因其固有恶风俗之存在， 一般游客趋之若鹜，将来铁路成后， 此等引人入胜之处， 即将稍灭而变成一商业活动之新天地， 但商业上之利益尽足以补偿一般感情用事者之损失也。①核对该报道内容， 可见其实质上就是要落实马楂度的建议。不过， 澳门土生葡人徐萨斯在 １９２６ 年修订重版 《历史上的澳门》一书时， 对此一点也不乐观， 并大泼冷水。 他认为， 鉴于里斯本的党派纷争和办事草率是出了名的， “这一风景如画的小小殖民地虽然无法繁荣， 只能作为虚幻的垄断贸易的乐园， 却成了旅游胜地。 为吸引游客，一个华人辛迪加不久前提出在澳门兴建一座现代化宾馆、 赌场和运动场； 像以往一样， 这项工程在等待宗主国政府必下可少的批准中， 经过数年的喧嚷和等待后胎死腹中了”。② 徐萨斯所云的华人辛迪加， 可能与经办跑马场的卢廉若等人有关。③·８９３·①②③《葡人规画重兴澳门， 葡使回国与此有关》 ， 《申报》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 第七版。〔葡〕 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 第 ２９７ 页。《澳商卢廉若逝世》 ： “旅澳门富商卢廉若君， 于夏历本月十七晚， 病终于其澳门之娱园。 ……闻澳门赛马场， 亦由卢君组设， 最近拟组织跳舞会， 及开办游艺场， 澳人闻之， 正喜得一消夏游乐场， 讵卢君忽尔作古， 此事遂搁。 并闻体育会各会员将在赛马场开一追悼会云” 。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第七版。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虽然屡遭挫折， 走走停停， 但是经过一战后几任澳督的不懈努力，澳门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建设突飞猛进， 形势发展喜人。 到了 １９２８ 年，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 澳门出现了天翻地覆的 大 变 化。 港 口 工 程 于１９２３ 年开始， 改善工程花费高达 １０００ 万澳门元； ７ 层高的混凝土现代化酒店于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落成； 一条宽阔高级长达 ３５ 英里的澳门至石岐马路完工； 自来水及排水工程也在计划当中； 一座商业博览馆已经建成；这个殖民地正在竭尽所能的吸引外界的关注， 大力吸引工业和商业投资， 试图将澳门建设成为贸易中心和游乐胜地。①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初， 著名经济学家、 纽约大学教授 Ｊ Ｗ Ｊｅｎｋｓ 来澳， 据称他多年前曾来过澳门，为澳门现在的发展形势感到惊喜。 他赞叹澳门近年来所取得的进步明显， 尤其对石岐公路评价甚高， 并且认为港口的建设对澳门发展有相当高的价值。 他对总督巴波沙的施政亦表示认可， 称其在华人中赢得尊重， 形成了有利于澳门的氛围。② 适时在澳门 “祖国 （ Ｐａｔｒｉａ） 号巡洋舰上服役的海军少校 Ｊａｉｍｅ ｄｅ Ｉｎｓｏ 也说， 这一切都有赖于 “我们的中国朋友的良好合作”， 有赖于 “现任总督巴波沙先生的努力和才智。 他善于利用机会， 巧妙、 有效地采用与华人友好谅解、 吸引他们投资的政策， 而华人参与竞投是弥足珍贵的”。③１９２９ 年 ８ 月， 新加坡的一家英文报刊登载了一则有趣的传闻， 据说有一位为某印度权贵服务的威尔士 （Ｗｅｌｓｈ） 律师， 向著名的利物浦地产代理商 Ｗ Ｈ Ｍｏｕｌｓｄａｌｅ 先生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购买澳门岛， 用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君主国。 作为购买澳门服务的回报， 未来的国王将任命他为该国的总理。 这位未来的澳门之王， 计划将澳门从一个盗·９９３·①②③“ Ｉｎ Ｏｌｄ Ｍａｃａｏ， Ｃｉｔａｄｅｌ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ｓｔ Ｏｕｔｐｏｓｔ” ，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１８８４ － １９４２） ， 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２９， ｐ 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Ｍａｃａｏ” ，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９２８ － ０４ － １２，ｐ １０Ｊａｉｍｅ ｄｏ Ｉｎｓｏ， Ｍａｃａｕ： Ａ Ｍａｉｓ Ａｎｔｉｇａ Ｃｏｌóｎ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ｉａ ｎｏ Ｅｘｔｒｅｍｏ⁃Ｏｒｉｅｎｔｅ， Ｔｉｐｏｇｒáｆｉａ ｄｏＯｒｆａｎａｔａ ｄａ ｉｍａｃｕｌａｄａ ｃｏｎｃｅｉçãｏ， １９３０， ｐ ９６、 ｐ １００、 ｐ １０２， 转引自吴志良 《生存之道： 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 ， 第 ２２１ 页。

民国澳门博彩史匪的逋逃薮打造成为东方的蒙地卡罗。 他还声称要对该地盗匪和走私犯的巢窟， 犁庭扫穴， 取而代之的将是全副现代武装的廓尔喀卫兵。① 这则报道， 毫无疑问是则假新闻， 大概是供人调侃取乐的谈资。 然而， 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是， 澳门的城市建设进步吸引了外间注意； 而以东方的蒙特卡罗相期许， 充分说明澳门具有这方面的发展潜质。 的确， 欲使澳门旅游业与博彩业相得益彰且能齐头并进， 理所当然地要将目标指向赌城中的翘楚蒙地卡罗， 有样学样。 按照当时澳门的条件， 以最时新标准建设的澳门总统大酒店已于 １９２８ 年开业， 各项硬件设施， 也算应有尽有， 已有水到渠成之势。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１ 日，借着第六届番摊赌饷开始竞投的时机， 澳葡政府要求承充人必须开设一间仿效蒙特卡罗模式的一等番摊馆。 于是，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１ 日源源番摊公司在中央大酒店设立的濠兴士女娱乐场 （ Ｃａｓｉｎｏ） 开业了， 酒楼茶肆， 旅舍戏院， 赌场舞场， 吃喝玩乐， 一应俱全， 可谓深得蒙特卡罗的其中三昧。１９３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澳门总督美兰德信心满满地向葡萄牙殖民地部大臣报告， “只有旅游业能确保澳门繁荣， 而确保旅游业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造赌博业”。 “要通过现代化的酒店中修建一些高级豪华娱乐场，从而把澳门转变成蒙地卡罗、 圣雷莫、 比亚里茨， 或埃斯特里尔， 以吸引那些腰缠万贯的欧洲人， 以及来自邻近城市的中国人”。② 这是澳门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将澳门转变成蒙地卡罗。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 濠兴娱乐场生不逢时， 不幸地赶上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又被近水楼台的深圳赌场分流了大量客源。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 寄托澳督美兰德梦想的源源番摊公司倒闭了， 这直接影响到澳门向蒙特卡罗蜕变的进程。尽管如此， 中央酒店的濠兴娱乐场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澳门·００４·①②“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Ｍａｃａｏ” ，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 １８８４ －１９４２） ， ２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２９， ｐ １８《总督致殖民地大臣》 ， ＡＨ ／ ＧＧＭ ／ ４，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民政厅档案，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３０ 日， 转引自杰弗里·Ｃ 冈恩： 《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 第 １３２ 页。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博彩业的经营模式， 大幅提升了澳门博彩业的整体素质， 这是澳门博彩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 其后， 域多利总会的头牌正馆不夜天娱乐场， 中央酒店的快活楼、 高庆坊等等相继出现， 后浪推前浪， 鲜明而生动地展示着澳门的头牌番摊馆 （Ｃａｓｉｎｏ） ， 仍在努力向蒙特卡罗看齐。澳门的事情， 一贯好事多磨。 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爆发， １９４６ 年国共内战， 接连不断的战争纷扰， 打乱了澳门经济转型的步伐。 一直到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 世界性的旅游热潮再度兴起， 以及掌控澳门博彩业的赌王傅德荫病逝， 才为澳门重新拾起蒙特卡罗模式， 实现旅游娱乐业的经济转型， 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 澳门开始实施首期六年的 “繁荣澳门计划”， 进一步加快了向旅游娱乐业转变的速度。在第二期六年 “繁荣澳门计划” 实施期间， 因 “近年来， 欧美游客东来游览， 澳门已列为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 但澳门本身对投合欧美游客之设施， 迄未具备， 例如博物院、 动物园、 图书馆， 均未具雏形， 而澳门虽号称赌城， 以摊馆、 骰宝赌场着称， 但此类赌博， 亦未符合西方人士之兴趣”。 因此， 澳门博彩业承商亦迎合潮流， 建议政府准许 “开大规模轮盘赌场， 投合西方游客兴趣”。①１９６１ 年 ２ 月 １３ 日， 经葡萄牙海外部第 １８２６７ 号部令核准， “着在澳门海外省设立旅游区， 包括所有澳门省地区 在 内， 中 心 设 在 澳 门市”。② 该项部令的出台， 系根据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海外部旅游服务处（Ｒｅｐａｒｔｉξãｏ ｄｏｓ Ｓｅｒｖｉξｏｓ ｄｅ Ｔｕｒｉｓｍｏ ｄａ Ａｇêｎｃìａ⁃Ｇｅｒａｌ ｄｏ Ｕｌｔｒａｍａｒ ） 第４１４０７ 号法令 （ｄｅ ｃｒｅｔｏ） 第 １１ 款和第 １２ 款之第 ２ 条之规定。 所谓的澳门旅游区， 亦即是随后澳门 “永久性娱乐区” 的张本。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 ４日， 澳门总督马济时颁布澳葡政府第 １４９６ 号立法条例， 宣称 “兹根据该部令之精神， 制定幸运博彩办理章程及试验性承办条件； 并将之分条·１０４·①②《澳赌商促政府早日批准， 开大规模轮盘赌场， 投合西方游客兴趣， 从中吸收外汇》 ，《香港华侨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第二张第二页， “本港新闻·澳门特讯”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 ４ 日， 第 ９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排列而组成本立法条例。”①７ 月 ６ 日， 澳门省财政会计厅依据该法令发布了更为详尽的招投通告， 内称： “将以下列基本条件开投， 招人承办以专营方式在本省境内经营幸运博彩事业 （包括番摊、 骰宝、 西洋牌九、 无限庄双盘纸牌点赛、 有限庄双盘纸牌点赛、 法国骰宝、 滚球、 依加达、 轮盘、 三十及四十）”。 中西各类博彩兼容并蓄， 较蒙特卡罗已是有过之无不及。 另有“基本条件” 共十五条， 其中与澳门现时关系最密切的有如下几条：基本第一条： 此项准照只发给合法创办、 具有充分信用之公司或财力雄厚之承办人， 于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不再延续之八年期限经营。基本第二条： 发给此项准照最低限度条件如下： 【甲】 限至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必须建成一座标准博彩场及一间豪华酒店，并须具备下列性质： 博彩场： 一、 所有博彩场必须设法掩蔽， 彼此不能互相窥见， 外间亦不能看到， 进出亦由独立之门户； 一、 备有最少 ６０ 平方公尺大客厅一间及舞场、 餐厅、 纸牌游戏室、 阅书报室、 吸烟室、 展览及会议室、 剧场、 电影院等， 概须有完善设备，务使对博彩场总的方面益加完善； 一、 备有球场、 花园、 游泳池，布置适当， 并须有美化灯光； 一、 须有广活之海滩， 连同时代化之设备， 务使有便利与舒适之感； 一、 超过一层以上之楼房， 须有升降机。 豪华酒店： 一、 建筑设计以专作酒店为限。 …… 【乙】 每年最低限度须缴租金澳门货币三百万元， 另附加百分之五作为旅游基金， 百分之一作为互助会经费。基本第三条： 此项准照于最初三年期间于博彩经营条件即政府所收百分数， 系由政府以试办及暂时性质批准者， 满此期后， 必须·２０４·① 《关于幸运博彩章程》 ， 澳门政府第 １４９６ 号立法条例 （ Ｄ Ｌ ， Ｎｏ ° １４９６ ｄｅ ４ － ７ －１９６１） ，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第 ２８ 号。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将合约修改， 但须双方协商进行之。基本第五条： 来投人得依照将来所定之期限及条件供给下列方面之建设或改建工程及投资， 作为获得优先权之条件。 【甲】 改善市容及卫生工作： 一、 将临时建筑物迁往适当地点， 使成为永久性徙置区。 二、 美化名胜地区， 如风景地带， 眺望台， 公园， 花园，海滩， 泳池， 露天运动场等。 【乙】 交通： 改善船埠及浚深港口。【丙】 运输： 一、 澳门对香港与离岛间水上交通， 每天均有快捷而密切之联络。 二、 兴办每天来往港澳之直升机连同降落场， 有可能发展至离岛。 【丁】 繁荣当地艺术工业及负责将该项产品向游客推销。 ……产品在特设之商店内陈列及发售， 该项产品应由新闻交通处管制， 规定适当之价格， 向制造人购入。 【戊】 发展旅业： 一、在澳门或离岛增建其他酒店、 公寓、 旅店、 酒家等。 【己】 发扬当地风格： 一、 承办人设立之场所应用葡国或中国格式装饰。 【庚】加强澳门及其旅游区之宣传， 设法吸引游客由香港源源而至： 一、在香港设立旅行社代理处， 供给有关澳门及其旅游区之详细资料。二、 设立商业， 经济事务之联络站， 由博彩承充人与世界各地之旅行社， 航空公司及轮船公司或其香港代理处联系， 保证澳门划入游览范围或附属停留地。 【辛】 其他对于澳门旅游， 人民经济及社会发展有利之事业， 尤其是对增加就业机会与改善待遇有关者。①从上述内容来看， 我们发现这些基本条件显然就是要将澳门博彩业整个推倒重来。 拟建的现代化西式赌场设施一流， 富丽堂皇， 与蒙特卡罗相似， 专营的附带条件与六十年前蒙特卡罗的承充合约如出一辙。 其中的第二条就是澳门地标葡京娱乐场 （ Ｃａｓｉｎｏ Ｌｉｓｂｏａ） 得以兴筑的原因。 第五条内容要求博彩承充公司担负起改善澳门海陆空交通及发展旅游业的责任， 这一要求道出了何鸿燊等人创设的博彩承充公司名为·３０４·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第 ２８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的缘由。澳门仿效蒙特卡罗改造博彩业， 最终完全实现的时间定格在 １９６２年 １ 月 １ 日———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于是日正式开张营业。 时光荏苒， 岁月沧桑， 澳门总督巴波沙、 罗德礼、 美兰德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描摹的美好愿景， 如从 １９３１ 年中央酒店开设的澳门第一家“Ｃａｓｉｎｏ” （濠兴娱乐场） 算起， 已时隔了整整三十年。 以旅游和博彩二者兼顾的旅游娱乐业， 为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同时， 借助蒙特卡罗模式， 通过博彩业回馈社会， 促进旅游交通以及城市建设等事业的发展， 塑造了现当代的澳门， 影响深远。 这是澳门博彩业发展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飞跃。抚今追昔， 令人感慨万端。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澳门以旅游与娱乐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又到达了一个新的节点。 ２００２ 年， 澳门开放赌权， 赌牌 由 一 变 三， 接 着 又 由 三 变 六， 群 雄 竞 起， 各 领 风 骚。 至２００６ 年， 澳门博彩业营收超过了拉斯维加斯； 至 ２０１３ 年， 澳门的博彩收入为 ４５０ 亿美元， 是拉斯维加斯的 ７ 倍多。 风水轮流转， 澳门毋庸置疑地成了世界第一大赌城， 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学生超过老师， 如今的蒙特卡罗唯有瞠乎其后而已。 与此同时， 来自博彩业的收益高高占据澳门 财 政 收 入 的 八 成 左 右 （２０１１ 年 ８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８％ ； ２０１３ 年８６％ ）。 ２０１３ 年， 澳门接待入境游客 ２９３２ ４８ 万人次， 旅游外汇收入５１６ 亿美元 （ 居 世 界 第 ５ 位 ）。 ２０１３ 年， 澳 门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为９１３７６ 美元， 排名亚洲第 ２、 世界第 ４。① 这是在向我们证明， 澳门从民国时期开始起步仿效、 不断改进的 “蒙特卡罗模式” 获得了巨大成功！话说回来， 一座城市过多地依赖一种产业， 无疑是失衡的， 也是充满风险的。 如何进一步发展澳门， 现在看来仍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历史， 无疑可以给予我们一些智慧与参考。 现在和将来的澳门是踵武前贤， 继续学步？ 还是特立独行， 自主创·４０４·① Ｍａｃａｕ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２０１４， 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第 １５ ～ １６ 页。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新？ 在伟大祖国走向复兴、 奋发实现中国梦的今日， 新时期新环境下的澳门特区， 背靠大树好乘凉， 注定将要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创新之路，发展出一个独一无二的 “澳门模式”！ 在不远的将来逐步实现经济转型， 并以此让经济社会活力永驻。 我们真诚祝愿莲花宝地澳门能够早日做到这一点， 进而成为正如时下的广告词所说的那样———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的榜样和标杆。·５０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附录一　 民国澳门历届博彩业承充专营年　 　 　 　 表（番摊、 中式彩票承充总公司）一　 民国时期澳门历届番摊承充专营公司年表承充届别 总公司 年限 承充起止日期第一届 启兴公司 五年 １９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１９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二届 大兴公司 五年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中途退办，前后不到五个月第三届 集益公司 五年 １９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起开办第四届 集福公司 三年 １９２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第五届 集福公司 五年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第六届 源源公司 五年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中途退办，于 １９３４年 ９ 月 ４ 日由澳门督宪批示注销。 其后，番摊承充专营暂按日纳饷，由同利公司承办第七届 无 两年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专营番摊赌博事业改为每年给照营业，共有十家番摊馆领牌，头牌正馆为域多利不夜天娱乐场第八届 泰兴公司 三年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至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第九届 泰兴公司 三年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至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第十届 泰兴公司 三年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至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第十一届 泰兴公司 三年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至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在民国政府外交施压和内地社会舆论的抨击之下，澳葡政府宣布实施按期禁赌计划，其后因国共内战，时局不明，承充到期后既未禁赌，亦未重新开投，而仍由泰兴公司续办第十二届 泰兴公司 十二年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订立合同，其后经数次重订，泰兴公司续办至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结业　 　·６０４·

附录一　 民国澳门历届博彩业承充专营年表 （番摊、 中式彩票承充总公司）二　 澳门历届中式彩票承充专营大事年表 （１９３４ ～ １９４９）　 　 （签铺票、 白鸽票和山票）　 　 谨 案：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根 据 澳 葡 政 府 立 法 证 书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ｓ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ｏｓ） 第 ３９０ 号， 就中式彩票的承充专营进行改革， 将签铺票和山票白鸽票联为一体合并招人承充。 承充专营初期的情形比较混乱， 承办赌商变换如走马灯， 承充时间都不长。 另， 根据签铺票和白鸽票、 山票的特别条件要求 （不同时期稍有不同）， 这一时期承充总商可在澳门开设签铺票厂至多 ４ 间 （大多为两间）， 收白鸽票、 山票铺厂至多 ５０间 （指票艇或收票处， 后期盛时收票处最高达到 ８０ 余间； 开白鸽票、山票的总厂， 一般各为一间）。（一） 集德公司 （自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第 ４４ 号）： 兹将本年 ８ 月 ２３日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一案注销。 定于本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开投， 其期由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以有人出价 １１６ 万元为底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５ 日 （第 ３６ 号）： 启者： 本公司自１９３５ 年元月起至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 承办本澳全埠山票铺票白鸽票生意， 现已退办， 经由本公司将承办期内全盘数目结束完谖， 兹定由登报日起， 将各股东应得回之银两分派， 请各位股东向经手附股人提回， 以清手续， 特此登报， 并希勿延。 西历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２９ 号， 承办澳门山票铺票白鸽票集德公司启。（二） 广成公司 （自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８ 日 （第 ６ 号）： 定于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０日， 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但白·７０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鸽票除去一个字盆口）， 其期由签订合同交权专办之日起以 １２ 个月为期。 底价为 １１６１０００ 元。《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第 １１ 号）： 定于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１４ 日， 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但白鸽票除去一个字盆口）， 其期由签订合同交权专办之日起以 １２ 个月为期。 押票银为 ６ 万元， 不限底价。《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第 １６ 号）： 定于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４日， 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但白鸽票除去一个字盆口）， 其期由签订合同交权专办之日起以 １２ 个月为期。 有人具禀出价 ３５ 万元并缴保证金存案， 兹以此价为底。 押票银为 ６ 万元。据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７ 日的 《香港华字日报》 报道， “澳门山铺票白鸽票饷码， 自去岁集德公司退办后， 由广成公司继续承办， 现在广成公司之承办亦已期满。 政府日前连续两次将此项饷码开投， 底价 ６０ 万元，另需加百分之一互助费， 取销白鸽票尾奖 （字胆）， 但两次皆未能成交。 仍由广成公司代办， 照常开彩。”广成公司开设有铺票富贵、 荣华二厂， 以及东成山票厂和西就白鸽票总厂。（三） 广兴公司 （自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至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第 ４６ 号）： 定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月 ２１ 日， 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但白鸽票除去一个字盆口）， 三年为期， 自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底价７０ 万元。《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第 ３ 号）： 定于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１６ 日， 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凡非该三项性质之票一律禁开， 尤其是禁开字胆）， 以三年为期， 自 １９３７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 押票银 ９４０００ 元。《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３ 日 （第 １４ 号）： 定于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８０４·

附录一　 民国澳门历届博彩业承充专营年表 （番摊、 中式彩票承充总公司）１５ 日， 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凡非该三项性质之票一律禁开， 尤其是禁开字胆）， 以三年为期， 自 １９３７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 底价 ６０ 万元。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广成公司代办即将期满， 澳葡政府财政总局于是日下午三时在财厅大堂内开投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 招人承充， 以三年为期， 由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计， 底价为 ６０ 万元， 押票银 ６ 万元， 取消字胆。 并列出投章程 ６ 款、 立实合同章程 ３１ 款。 结果， 傅德荫、 高可宁等人设立的 “广兴公司” 以 ８６万元获得专营权， 开设了铺票富贵、 荣华二厂及经营白鸽 票 的 泰 兴厂。（四） 又成公司 （自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至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澳门政府发布公告， 宣布于本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午 １１ 时， 在澳门财政总局大堂内将澳门、 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 招人承充， 以三年为期，由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计， 底价 ８６ 万元， 押票银 ８６０００ 元， 并列开投章程 ６ 款， 附合同章程、 白鸽票、 山票、 签 铺 票 特 别 条 件 及 普 通条件。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经营澳门山票、 白鸽票和铺票的又成公司正式开业。 又成公司脱胎自广兴公司， 设有顺利、 发财铺票厂， 南昌白鸽票厂。 承充赌商主要是傅德荫、 高可宁等人。（五） 又成公司 （自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至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第 ２３ 号 ） ， 澳门财政总局布告： 定于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十时， 在本局大堂， 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 凡非该三项性质之票一律禁开， 尤其是禁开字胆） ， 以三年为期， 自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６日起， 底价 ３０ 万元， 附加百份之一缴纳澳门互助会以充经费， 又附·９０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加百份之一为慈善救济费。 傅 德 荫、 高 可 宁 等 人 所 设 的 又 成 公 司 以４１７６６０ 元获 得 承 充 专 营 权， 设 有 顺 利、 发 财 铺 票 厂， 南 昌 白 鸽票厂。（六） 又成公司 （自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至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澳葡政府与泰兴公司订立签铺票、 白鸽票和山票承充合同， 饷额为每年 １８ 万元， 承充专营期限三年。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泰 兴 公 司 与 澳 葡 政 府 订 立 承 充 合 同， 以１２７２０００ 元获得了番摊的承充专营权。 同时， 又成公司以 ２２８０００ 元获得签铺票、 白鸽票和山票的承充专营权， 总价合计为 １５０ 万元。 又成公司设有顺利、 发财铺票厂， 南昌白鸽票厂。·０１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　 　 　 　 合同及章程选粹一　 《１９０７ ～ １９１２ 年澳门承充番摊生意章程》　 　 （自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１９１２ 年 ６ 月 ３１ 日止）　 　 大西洋钦命澳门督理国课官柯为示知事： 兹按西本年正月二十二日， 在本署所立之契据， 经批准华商萧登、 卢光裕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每年规银四拾五万圆。 兹将承充番摊生意章程， 照列如后：一、 该合同开办准以五年为期， 系自西一千九百零七年七月初一日起， 至一千九百一十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二、 所有承充该番摊之规银， 须按每月十五日到公钞局上期交纳一次。 其纳法系每月尾日即须交纳下月前十五日之规银。 其下月后十五日之规银， 须在月之十五日交纳。 如遇安息日或放假日， 则于该期前一日交纳。 若过期不纳， 则按过期之日罚银每百元每月两元算。三、 如该承充人于每月十五日内之前十日不交纳规银， 本督宪可以将本合同销废。 一经销废合同， 即将该承充人所交存番摊生意每月规银三份一之担保银归国家充公。 至于销废合同， 无须依别样规例， 只将该承充人合同经已批销等情刊颁宪报， 即作为销废也。四、 如该承充人欲开设摊馆若干间， 均为其主意。 并可由关闸至妈阁之内， 无拘何处皆可开设， 但欲设在何处， 须先报由本澳督宪允准方·１１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得。五、 该承充人每月须将下月愿在何处开设番摊馆并开设若干间数开列二单。 一单送交巡捕兵营， 一单送呈华政务厅备查。六、 该承充人所开设之摊馆内， 均须用人看守， 所有为一切平安等事， 概为该承充人是责。 其看守等人， 本澳地方官亦有权到该摊馆稽查。 如该各摊馆遇有扰乱等事， 本澳地方官亦必派兵前往保护。七、 所有第二等或下等牌馆， 并执骰各赌博， 如骰宝、 棉羊、 牛转及一切别项相类执骰等赌， 概行严禁。八、 所有私开之赌馆与本国及承充人有碍者， 须按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八月十一日第七十七号宪报颁行之札谕第三款所载事理罚银一千元，仍照例惩办。 该罚款半归国课衙门， 半归承充人。九、 所有本合同各款内如有意见不合之处， 均归督宪定断。 此外，无论有何事件， 皆呈送该管衙门核夺。十、 如该承充人不 遵 守 以 上 所 载 各 款， 即 将 第 三 款 所 声 明 该 承充人交存之担保合同银， 归入代理本国课银库之大西洋海外银行充公。丁未年正月廿九日。①二　 １９０８ ～ １９１３ 年澳门仁慈堂与代售彩票人订立合同之章程谨案： 澳门仁慈堂彩票 （Ｍａｃａｏ Ｌｏｔｔｅｒｙ） 的收益主要用于澳门的慈善事业， 在民国时期独立于澳葡政府财政， 与中式彩票等博彩形式分属两个体系， 主要由仁慈堂自总其成。 在 １９０８ 年签订的 《澳门仁慈堂与代售彩票人订立合同之章程》 中， 澳门代售人为蔡康、 梁耀垣、 杨梅宾等 １５ 人， 以 “人和公司” 字号 （后更名为 “万利公司”） 承充五年，自 １９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 每月开彩一次， 总票价为 ５·２１４·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 第 １１ 号。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万元， 以实际售出票价的 ７５％ 派彩， ８％ 为规银缴交仁慈堂以作善举之用， １５％ 归承充人。① 代售人蔡康曾参与清末的恒和公司经营。第一款， 由下列签名各代售人应承将澳门仁慈堂每会所出之票张全数包售。第二款， 须由各代售人中公举一人为总代售人， 以便各事易于商办。第三款， 其举出之总代售人准其用人和公司字号与人交易。第四款， 本合同订明以五年为期， 系自西纪一千九百零八年七月十五日其至一千九百一十三年七月十四日止。第五款， 五年期满之后如代售人允照别人所出之价， 准其续办， 若代售人不允照别人所出之价， 仁慈堂始能将此生意另招别人接手。第六款， 在五年期内， 不论何时， 若总代售人于仁慈堂所出之票未能售出一半之数， 即报与仁慈堂知， 自报知此会起， 下一会停开。 该会停开之票， 总代售人不领票发售， 自愿按照票价送与仁慈堂， 每票价佰元应得八元之规银， 以作善举之用， 若再下一会仍复停开， 代售人自愿又将是会票价每佰元八元之规银送与仁慈堂， 即将合同注销。第七款， 如或事变时迁， 代售人体察情形， 意欲再做， 亦可照依合同续办。第八款， 开票之法悉照宪报所颁行之章程办理， 其第五款之附款一所论票价定实每佰元减壹十七元， 其第八款所论中式票过期不到收银之遗彩， 以一半归代售人所得。第九款， 如有人拖欠代售人票价， 仁慈堂必须尽力帮助代售人向之追收， 惟能收得与否， 仁慈堂则不任其责。第十款， 在五年期内除总代售人所指出之人外， 仁慈堂不得与别人另订合同代售彩票。第十一款， 仁慈堂既将全盘彩票交与代售人发卖， 则与人交易任由代售人议价售出， 仁慈堂不得干涉。·３１４·① ＣＯＴＡ： ＡＨ ／ ＳＣＭ ／ １５６， ＭＩＣ： Ａ０３３６，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民国澳门博彩史第十二款， 现订每会售票伍仟张， 每张价银壹拾元， 倘拾元之价不合销场， 代售人欲将票价更改即与仁慈堂商妥而行， 但其票总价银不得少过五万元之数。第十三款， 头一会开票之期定在西八月十五日之后。 第十三款 Ａ、在五年期内仁慈堂如未先向代售人商允， 不得准予别人开始于此项彩票相类之票。第十四款， 仁慈堂于代售人均需应承遵守下列各款之办法：Ａ、 一、 制造票张办法， 先由仁慈堂与代售人商定， 呈请澳门督宪批准施行。二、 每会票张要在三个月之前制妥， 并须在两个月之前等宪报告白。三、 每月开票一会。四、 每会所出之票价银定实每佰元以四份之三即七十五元开派中彩， 其余四份之一即二十五元之内交仁慈堂实收八元， 代售人该一十七元。五、 票张上列明中票若干， 每中票彩银若干。六、 票张上列明中西字， 开票月日时刻。七、 开彩系在澳门， 按照彩票章程第十三款所定办理。八、 中票之彩银或由仁慈堂开派， 或由代售人人和公司开派均可，俟后商量定而行。Ｂ、 一、 彩票名目， 西字刊用仁慈堂名， 华字刊用澳门彩票四字。二、 每会票张上均要盖印仁慈堂会长名印， 亦准代售人另加图记。三、 制票击印号、 号数等事均系仁慈堂办理， 其费用亦概归仁慈堂所出， 而代售人亦可以加盖其自己之图章。四、 每会票张所刊之文字款式， 如欲变换， 可以由仁慈堂与代售人商酌而行。五、 票张已盖仁慈堂会长名印之后， 全数交与代售人。 但系如经商定由仁慈堂开派中彩， 则代售人领取票张须缴现银。 若系定由代售人人·４１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和公司派彩， 则只须交足担保便得。 惟代售人派彩之时由仁慈堂指拨一所地方， 以为派彩之处。六、 仁慈堂将彩票全数发交代售人， 该票根底册仍留仁慈堂收存。如系定由代售人人和公司派彩， 则可随时问仁慈堂取出票根册， 以便勘对到来收彩之票之是否符合。七、 代售人出票无论出多少会， 均须按照票价之多少交足担保。八、 每票一张分为十则， 每则之正面列明号码及开票日期及收领彩票银处所， 刊明人和公司清派及下会开票日期， 后面列明中彩名数、 票数若干、 每票彩银若干。九、 凡有中彩之票， 其彩银由代售人开派妥， 由开彩之日起计， 限三个月将所有已派彩之中票交回仁慈堂销号。 如有中彩之票， 由开彩日起至三个月期未到收彩者， 须将该彩银照数交与仁慈堂存贮。十、 任从仁慈堂在票张上加盖一秘密自知之暗号， 以便志认票张之真伪。十一、 凡有毁烂票张上字迹不能辨认者， 一概作为废票， 不得领取彩银。十二、 每月开彩日期及中彩之票数， 每彩之银数， 由代售人议妥，商之仁慈堂而定。十三、 每会票价之总数至少以五万元为限。十四、 仁慈堂每会发出与代售人之票寄往外埠销售， 若因外埠严禁以至被其皇家执去， 准代售人于未开彩之前二日先将执去票张之号数列明， 报与仁慈堂知， 如有中彩则俟自开票之日起计之十二个月期满， 果无人到收彩银， 即照将此报失号数所中得彩银多少一概交还代售人， 以免血本受亏。Ｃ、 一、 彩银无论系由仁慈堂开派或由人和公司开派， 一有人持中式票到收， 必须立即照其中得之彩数交足， 不得短少分毫。二、 倘或人和公司无银应付派彩， 仁慈堂即将其所交担保之银扣出代为请派， 仍勒限十日， 代售人须将担保银补交足数， 如不能依限十日·５１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补足担保， 仁慈堂则不交与下会票张， 必俟其补足担保， 方准交票。三、 如有中票， 自开票日起计， 已过一年不到收取之彩银仁慈堂与代售人各得一半。四、 开彩之中式谢教， 单归仁慈堂出资刊印派阅。Ｄ、 一、 开彩需所系在仁慈堂大堂。二、 每会开彩之日期时刻， 代售人一与仁慈堂商定， 即须先期刊明告白， 以俾众人皆知。三、 所有开票应用之器具， 均归仁慈堂自置。四、 所有刊印票张谢教单告白等事及别项所需之使费， 均归仁慈堂出。Ｅ、 一、 总代售人须交出担保银两柱， 一柱系担保派彩， 一柱系担保仁慈堂所得票价每佰元八元之银。二、 如定由仁慈堂开派彩银， 则总代售人所交彩银之担保系照足应派彩银之实数， 准用产业作抵。 如出一会票， 则担保照一会彩银之数，出两会票则担保照两会彩银之数。三、 如定由人和公司开派彩银， 则总代售人所交彩银之担保， 除照上款所定外， 另加一倍现银， 该现银存在银行， 所有利息仍归代售人所得 （但存银由仁慈堂会长出名）。四、 担保仁慈堂所得票价每佰元之八元， 要按照两个月票价之数用现银交出。 该现银存在银行， 所有利息仍归代售人所得 （但存银由仁慈堂会长出名）。五、 所有交出之产业必须该产业所值之价比所担保之银数多于三分之一。六、 仁慈堂每会所得票价每佰元之八元之银， 总代售人必须于每会开票后三日之内即行缴交， 如过三日未交仁慈堂， 即在其担保银照扣。七、 凡贩家到收彩银者， 每彩银佰元加花红银壹元正， 此银系由总代售人所出。第十五款， 本合同须要经澳门总督及奉到大西洋京都外务部大臣批·６１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准方得为实立合同， 如不批准， 应即视为废纸， 仁慈堂与总代售人彼此两造， 均不需补赔分文。第十六款， 本合同章程今译出华文以资遵守， 西华文核对一样无讹， 如日后彼此或有辩论之处， 无论如何， 仍以西洋文为正， 用特声明。 １９０８ 年 ８ 月 ４ 日。（签名： 澳门代售人蔡康、 陈秋泉、 周子基、 黄燊廷、 梁耀垣、 林敬泉、 许伟生、 杨梅宾、 罗曜宸、 梁廷辉、 郑汉廷、 陈香泉、 陈耀臣、苏式舜、 苏达生）①三　 １９１４ 年开收澳门氹仔路湾签铺票生意　 　 出投及合同章程　 　 大西洋澳门正国课官波为通知事： 案据一九零九年七月十四日所立之签铺票承充合同于本年七月卌一日期满， 兹定于西历四月初二日下午两点钟在国课衙门大堂当国课章程 １５６ 款所指之公会面前将澳门氹仔路湾开收签铺票生意暗票出投招人承充， 其期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一号起至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所订出投章程开列如下：一、 承充之价以每年四万五千元为底， 来投者用封固暗票出价， 于开投之时由投票人当公会案前亲交会长收。 凡封固暗票内若未有西洋银行已收压票银一万五千元之收单一并附呈， 则其暗票不予收理。 此项压票如投不成者， 于投毕之翌日给予领回。二、 暗票用西洋文或华文书写， 惟必须依足下列格式并本人亲笔签名及填写日子。暗票格式：某某愿承充澳门氹仔路湾开收签铺票生意， 每年愿纳规银 　 万·７１４·① ＣＯＴＡ： ＡＨ ／ ＳＣＭ ／ １５６， ＭＩＣ： Ａ０３３６， ｐｐ ５ － １０，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民国澳门博彩史　 千 　 元正， 所有悬挂国课衙门各章程一概应承遵守并应承照承充价一年三份之一之数交出担保， 一千九百十四年 　 月 　 日， 某某签名。如所呈出暗票不依照上列定式书写者， 不收理， 并将第一款所指之押票银一万五千元归国课充公， 如投得而不肯立即照依暗票所写担保数交出现银担保或不肯在承充暂立单上签名， 亦将押票银归国课充公。 如过开堂后十分钟始行交暗票者， 亦不收理。三、 开堂时即先将合同各章程大声宣读后十分钟， 公会长即将所投暗票当堂开拆， 交由正译官用西洋文华文高声读出， 随即陈列案上， 任投票各人公同阅看。 如暗票中出价至高之票有相同者， 公会长饬令同价之人再行明喊， 倘公会见为合宜， 即将此生意给与暗票出价至高者或明喊叠价至高之人承充， 随即缮立承充单， 公会及承充人及证人两名皆签名为据。四、 投得日承充人所交担保之现银， 亦可禀请总督用总督名存放于公会所信之银行， 但责任仍归承充人负担， 与国家无涉。 银行所给之利息， 亦全归承充人或代承充人出银担保之人得。 若该银行有倒垯， 一经传知承充人或代承充人出银担保之人， 限即于收到传单时起廿四点钟内， 仍照数备足担保银， 交存国库， 如政府见为保存稳妥， 亦可随时将存银起出， 移贮国库， 该承充人或借银代承充人担保之人均不得以亏失利息及别项缘故为词抗阻不允。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三日《开收澳门 仔路湾签铺票生意立合同之各章程》一、 承充期以五年为限， 自西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初一日起至一千九百十九年七月卌一日止。二、 承充人应承照所出每年规银之价承充此生意， 必须按月上期亲赴国课衙门缴交。附款一、 承充之每月上期规银若承充人到该月之初一日尚未将该月·８１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之规缴交， 则须罚过期息银， 按照是月规银之数， 以每日每三十元罚一元伸算。 若再过八日仍不将该月规银及所定过期罚银照交， 则国家有权将合同注销。附款二、 如有注销合同之事， 只将督宪批准注销之故， 由国课官录批出示， 颁行宪报便得， 并不须查照别项规例。 至于合同果已注销， 则将承充人所交之担保银即日归国课全数充公， 承充人并无权可以追问取回。三、 承充人为担保合同， 必须按照承充每年规银之数以三份一交出， 以为担保。四、 准承充人有权自行开设铺票厂， 至多四间开收铺票， 并可将该厂四间或内一二间给与别人分设收卖铺票。五、 各铺票厂各自收票各自派彩， 凡中式之票系某厂所收者， 其谢教银即归某厂清派。附款一、 每铺票厂一间须有担保谢教人一位， 担保中式谢教银两，惟该担保人必须有实产业或大生意铺店之人， 或系银铺或系当铺， 但无论用谁担保， 各票厂均须将担保人标明于票根之上， 以昭信实。附款二、 承充人并须将各票厂所定用之担保谢教人开列名单送呈华政厅申详督宪核明某人果足担保， 然准其用以担保， 即在华政衙门书立担保谢教□单， 以为实据。附款三、 若有人控追承充人所开之票厂无谢教开派， 国家律司一有所闻， 即可按照刑律将承充人控告于案， 倘果有此事， 而承充人已经官判定有罪或国家见得注销合同为便， 均可以即将合同注销。附款四、 承充人共设票厂若干间， 应开列一单， 送交华政衙门存查。 单内须将某间坐落某街某号门牌， 并每间之司事某人， 担保谢教某人， 一一详列。六、 此项票系用铺店人名或用华人之姓亦可， 惟每次开票只定实专用一类， 不得又用店名又用人姓， 两类兼用。附款一、 无论系用店名或名姓， 任由承充人自定， 惟每次将所用者·９１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在发出之票根上声明， 而华政厅应须时加查察其实用何类。七、 应选定若干店名若干人姓为任拣买之票底， 应限买若干店名若干人姓为一条之票额， 应限开若干店名若干人姓为中字之票乸， 可以每次或增或减， 任由承充人自定， 惟必须于未收票之前先行刊派告白， 以俾众人知悉。八、 此项铺票如何收票、 如何发票、 如何开票， 所定中式名数若干， 所用何等店名、 何等姓字若干及每票收价银若干， 一切等事， 全由承充人自行办理， 或与所分设之票厂议定而行， 惟必须于每卷之首编详细载明， 国课衙门于以上各事毫不干涉， 亦不担任谢教之责。九、 每月开票至多不得过逾六次。十、 承充人每次开票系在康公庙前地建盖合式亭子一个， 以便开票之方法， 大众人皆得眼见， 以昭大公。 此开票亭建盖之赀归承充人出，限至西七月初一日建妥， 其地点由工程公所指定， 但不得妨碍康公庙每年建醮之事， 其亭式由承充人绘图先呈工程公所核准照建， 其价值不得逾过一千元， 其亭子合同期满后， 则归政府所有。附款、 华政厅或华政厅所派之委员于承充人每次开票之时， 亦应亲临监视， 每次由承充送给红银三元。十一、 承充人于合同未开办之前先须将此项铺票各款事例及照第十二款所订如何办理之章程列折送呈督宪批准之后留存华政衙门， 以备华政厅得以随时查对承充人是否遵章办理之凭据。十二、 此项铺票之办法开列如左：Ａ、 此项铺票若系按照第六款所定用店名为底， 承充人即须先行选定店名一百二十个刊派告白， 俾众皆知， 以便任人拣买。Ｂ、 买票者即在承充人所选定之一百二十店名之内， 任拣十个店名投买， 是为一票。Ｃ、 每卷收足一千条为满， 承充人于每卷将一千条票用直刊列， 一票一行， 上冠以其票之次第字号。Ｄ、 每一千条一卷开一谢教， 各卷各开， 如中式系在此卷者， 即与·０２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彼卷无涉， 每卷均列三名， 定为首各二名三名。Ｅ、 此铺票开字系用杯卜之法， 其杯两只， 均一面平， 一面圆， 即是华人神庙所用之较杯， 或用字粒机器开票亦可。Ｆ、 每次开字， 先将选定之一百二十店名开列一单， 依次逐名杯卜。 其法如左： 假如开列店名首为美南， 次为和昌， 即从美南起首杯卜， 其杯须向空掷高跌下， 如是两只俱俯为阴， 两只俱仰为阳， 则美南是不入选之店名， 即不用再掷。 随将其次店名和昌杯卜， 照前掷法， 如得一俯一仰为胜， 即于和昌名下留一标志， 再掷再胜再留一志， 又掷又胜又留一志， 一连掷至不得胜杯为止， 即将和昌店名记出， 书明共得胜杯若干数， 另置一旁， 然后又挨次逐店照前杯卜至一百二十店杯卜完遍， 于是汇合所得胜杯至多之店名， 按次数次第递取十二名， 是为所开之票乸， 照此点对各卷之票， 有买得此十二名票乸之字者， 是为中字，每卷以中字至多者为第一， 得首谢教， 次者二名， 又次者三名。Ｇ、 所开票定价为半元、 一元、 二元、 三元、 五元、 十元各卷。Ｈ、 各卷分派谢教之法如左： 假如一元卷共收票一千条， 该银一千， 则首谢教银六百元， 二名谢教银二百元， 三名谢教银一百元， 共派出九百元， 所余一百归承充人得， 以为费用及利益。Ｉ、 每卷中式之银由承充人于所得谢教银内扣回卷银些少， 其每卷价银若干， 则须先于该卷之首编内载明。Ｊ、 凡买票者同一条可以任买十卷二十卷， 如其票幸中首名， 则照以上所论各节， 是其票直可得十倍廿倍之六百元谢教。Ｋ、 每次开字之时， 应在聚集观看之众人中取用数人， 以司掷杯之事。 其法如左： 由承充人用竹签三枝向众人丛中掷入， 谁执得此签者即请之以掷杯， 掷毕由承充人给予工资以酬其劳。 每次掷杯开完毕， 承充人即将用过之较杯当众打碎毁烧。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三日。①·１２４·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第 １１ 号。

民国澳门博彩史四　 民国初年澳门大有山票公司开收山票章程谨按： 山票首次在澳门博彩业中正式承充专营是 １９０５ 年。 见之于档案史料中的最早承充专营公司为 １９１２ 年的大有山票公司。 作为一种新的博彩形式， 开张伊始， 其如何开收、 买票、 带票、 卖票、 中彩、 兑奖的诸多规则皆系草创， 多有未尽之处， 有待完善。 因而， 这一份章程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澳门大有山票公司开收山票章程”， 系该公司赌商欧兴、 程福二人拟订后呈给澳葡政府国课署的。 章程为中文小楷，未有 标 注 日 期 时 间， 其 上 盖 有 澳 葡 政 府 国 课 署 （ Ｍａｃａｕ Ｒｅｐａｒｔｉçãｏ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Ｆａｚｅｎｄａ） 印戳， 并有 ８０Ｒｅｉｓ 的印花税贴票。 该章程曾在 ２００７年澳门老彩票收藏展中展出。①本公司 《开收山票章程》 列一、 凡到领山票字头牌照者， 必须指定在何处收票， 由公司发回代收大有公司山票字样， 并发给牌照一纸为据。二、 每领山票一字号只准定牌照字头一个， 如三会无票入厂， 即将字头牌照革退。三、 澳门氹仔路环凡欲领牌照者， 到本公司挂号， 俟定字头一起发给， 不收牌费， 凡各带家给票必要□与□□给□□□等□水□给字厂给之， 字亦不得蒙昧， 必要字样玲珑， 以免猜疑。四、 各字头带家凡带票交到本公司者， 俱收现银， 不得挂账。 其中式银两， 照省例中式壹两以上代扣中式花红银每两三分， 交回经手带家，不折不扣。 其中首名之花红， 代扣每两四分， 悉照省例办法， 以昭公道。以上四款系暂行拟订， 如查未尽妥善， 随时变通办理， 如再有章程， 必预为布告。·２２４·① 《集彩回顾》 ， 澳门民政总署策划出版， ２００７。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兹将 《票艇、 带家代收山票规条》 列一、 凡欲购票者须于每会开票之期先两三日向带家暨票艇处投票，免至临时匆忙有误， 因须候带家暨票艇刻妥四联票根， 由本公司盖回大印图记， 方能为据。二、 买票者至开彩前一日向带家或票艇处转换四联根， 如不取换，乃系自误。 间或带家或票艇给错、 给重、 给多、 给少、 错换号数， 各安天命， 以本公司四联根十五字， 四行一律为正。 倘或带家票艇一时忙速， 毁失原票， 原银送复， 不得借口勒索。三、 本公司发出之票， 俱以四联根为正。 一发给买家， 一存公箱核对， 余二张， 留为东西榜撇底之用。 另给连环册底一纸， 标贴开彩处备查， 以昭明确。 所有册底， 带家投票之时， 一齐交楚。 间或带家忙中遗漏连环册底未交来， 本公司俱以公箱为正。四、 如有本公司四联票根挖去不中之字， 补入中字， 涂去不中之字， 改入中字， 概不得领取谢教银两。五、 领字头后， 如有不遵照本公司章程， 随时均可革退。六、 本公司规条如有未尽者， 任由本公司随时更改， 再为布告， 惟须禀明国课官革政厅批准方可。七、 定每年开票七十二会， 以符每月开票六次之期。 其开票日期，每月之中有四会， 以礼拜日为开票日期， 有两会以一号十五号为开票日期， 倘一号及十五号开票之期与礼拜开票之期同是一日者， 则将一号或十五号开彩之期改迟一天以上。 定开票日期若有更改， 本公司随时禀知华政厅， 任承充人随时更改。八、 本公司发卖山票， 每条收实银一钱正。 其票艇及带家代收本公司山票者， 每条可于实价之外， 加收银不能多过八厘， 以为带费； 或每条收实银一钱三分四厘正， 其票艇及带家代收本公司山票者， 内条可以实价之外加收银不能多过一分， 以为带费。 又或每条收实银三分正， 其票艇及带家代收本公司山票者， 每条亦可于实价外加收银不能多过六厘， 以为带费。·３２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山票收价三项， 由本公司随时择用， 如有未妥当处， 亦由本公司随时更改。《开字厂规条》 列一、 凡每会撇流， 敬请澳门政府人员一位督同带家公正人两位监视。二、 凡撇流， 每会俱请带家及各友点底， 总要开完字之时， 各人点吉钉十余张， 并写过三十个中字， 必须留心， 切勿草率糊涂， 尽日做清， 每人即送回笔金银五毫正。三、 凡撇流， 必须将包票筒面写明座号， 然后开点， 如有飞白、 露点与及点得五个字者， 仍要覆真， 以免遗漏。四、 凡撇流， 点得五个中字者， 签出抽起， 倘有覆漏点差多过二字， 下会断不委用。五、 凡撇流， 点得头彩者， 送回花红银三十元， 点得二彩者送回花红银一十五元。 同撇同分， 以酬其劳。六、 凡公正人开公箱检对头彩、 二彩， 其余三四五彩者， 份数太多， 不能检对； 间或二彩均分， 份数亦多， 为日不长， 又不得检对； 本公司办事一秉大公。七、 凡山票每一条原分四联， 皆同一样。 买票者占其一， 公箱占其一， 余剩其二， 则分东西厂点底， 定必求人做工， 无论收票多少， 到开字之日， 方能定夺。八、 凡撇流， 如东厂点出头、 二彩， 西厂不能点出， 即查经手所撇之人， 是日不给笔金， 嗣后永不委用， 以昭郑重。九、 本公司定期逢礼拜六日截票， 逢礼拜日开字。十、 本公司如定期每月逢一号或十五号开， 应三十号、 三十一号、十四号截票。 如一号及十五号与礼拜日相同， 则改迟一天开彩， 而截票亦应改迟一天。十一、 本 公 司 规 矩 如 有 未 尽 者， 任 由 本 公 司 随 时 更 爱， 再 为布告。·４２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开票规矩执事人》 列一、 开票时用二人先挂起一百二十字， 用千字文句排列； 先挂起一百二十字珠， 用九十个吉字， 三十个中字； 必要公正人经手点明合数，核对符合， 乃分置机器球内。二、 开字时用二人， 先将机器球二个， 分别东西 （东球则置千字文球， 西球则置吉中字球）， 必须要公正人经手放入机器球内。三、 开字用四人摇动机器球， 搅匀字珠， 然后用二人开机器球出字， 复用二人各执字珠， 兼高声唱字。 敬请政府派员监视， 并每会带家公正两人入座， 的目看至完场。 另用二人将所开之字及吉中字球穿在铜线上处， 俾众共睹。四、 开一中字用一人再唱出兼挂牌； 又用二人， 分东西两厂， 高声报字； 又用二人， 给吉中字千字文句。五、 本公司规矩如有未尽者， 任由本公司随时更改， 再为布告。六、 山票谢教遵照司打大合同， 以八成派彩。 其彩银分为头二三四五名， 头名占五份半， 第二名占一份半， 第三名占一份弍厘五， 第四名占一份， 第五名占七厘五。签名： 欧兴、 程福五　 １９２６ 年澳葡政府国课署开投番摊生意章程及　 　 合同章程《澳门番摊开投章程》　 　 为布告事： 照得本澳政府现据有人条陈承办澳门番摊生意以五年为期等情， 兹特定于本月三十日上午十一点钟， 在本署大堂内当一千九百零一年十月初三日国课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款所指之委员会面前， 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招人承办， 其期自本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今将开投章程列后， 希各遵照， 此布。 计开·５２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一、 底价每年饷银一百二十万元， 连实合同章程第一款附款所指之减数在内。二、 凡投承人于开投时， 若未先呈出已缴西洋银行押票银十二万元之收单者， 不准出价投承。 该项押票银如投不成者， 于翌日发还。三、 投得者必须立即依照所投之价三分之一交出作为担保合同， 否则即将已缴之银十二万元归国家充公。四、 开堂时先将合同各章程高声宣读， 即行明喊， 凡投承人所出之价， 由译务署长译出宣布， 俟明喊已毕， 依一千九百零一年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款 Ｍ 项规定办理， 随即缮立开投笔记， 由委员会各员及证人两名一并签名为据， 若核准承充时， 则承充人亦一并签名。五、 投得承充之人所交担保之现银， 亦可禀请督宪用督宪名存放于委员会所信之银行， 但责任仍归承充人担负， 与国家无涉， 其银行所给之利息亦全归承充人或代承充人出银担保之人得， 若该银行有倒垯， 一经传知承充人或代承充人出银担保之人， 限于收到传单时起二十四点钟内仍照数备足担保银交存国库， 如政府见为保全稳妥起见， 亦可随时将存银起出移贮国库， 该承充人或代承充人出银担保之人， 均不得以亏失利息及别项缘故为词阻抗不允。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国课官地弩古。兹将 《承充澳门番摊立实合同章程稿》 开列于后一、 承充之期以五年为满， 自西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每年纳饷银若干元； 附款： 承充人纳饷暂照此数减轻百分之六， 俟粤澳港有轮货交通时为止， 即照额缴交；二、 承充合同之担保银系按照承充规价三份之一缴交， 依第一款及附款价格办理；三、 承充澳门番摊生意之规银， 分次按月上期用西洋银行银纸缴交国课银库收；四、 第三款所定按月分缴之上期规银如到每月之末日承充人未即缴·６２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到， 则须加纳过期息银每百元每月五元伸算， 惟仍不得过期至三日以外， 如过期三日以外仍未缴清， 则国家有权批销合同， 至合同一经批销， 即将担保合同之银归国课充公， 并不须查照别样办法， 只将批销合同之事颁行宪报便得；五、 自关闸起至妈阁止， 任从承充人开设番摊馆， 不限区域不限间数， 但须将所设馆之地禀准督宪允许方可；六、 承充人必须订一番摊章程， 解释番摊如何赌法暨规定各摊馆之权利及责任， 买摊人之权利及责任， 呈报政府批准；七、 只遵照番摊章程所载及服从警察官之管核， 方准按质各人物件；八、 承充人得向赌胜者抽水， 至多以十分之一为度， 以为该馆费用， 此外不许再有扣取；九、 承充人每月须将下月所欲开之摊馆订明地点报告警察厅；十、 承充人必须雇用防虞人役在所设之摊馆看守防护， 以得相安，惟所用之人须归政府查察， 倘有要故需用兵力弹压者， 由政府派兵协助；十一、 所有二等或二等以下之牌馆， 及骰宝即吸吸收绵羊、 牛牌暨色宝同类之馆， 均仍一概禁止；十二、 私家设摊馆或上款所指之赌具损碍承充人及国家利益者， 当按照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五十号立法证书之规定罚办；十三、 凡有因解释本合同所生之疑点， 均归督宪判定， 其余发生之事归该管衙门判定；十四、 如承充人不遵守章程， 即将第二款所指之按柜银充公， 立将该银拨入西洋银行作国库数算。 又如承充人自行禀请注销合同时，无论禀内有无附叙理由， 但一经政府核准将合同注销， 其担保银亦即一并没收， 惟政府若允变通办理， 与承充人双方商议妥协时， 则不在此限；十五、 如因战务及别项同类意外事端， 以致不能履行合同条款时，·７２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则将合同注销， 并将按柜银给回， 双方均不得索取赔补。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国课官地弩古。①六　 １９２９ 年祥发公司山票章程与祥兴　 　 公司白鸽票章程　 　 呈商人郭常， 呈为缮具章程恳请备案事。 窃商等承投澳门、 氹仔、 路环山票白鸽票饷码， 每年认缴饷银壹拾叁万捌千元正， 蒙政府核准承办在案。 兹以山票用祥发公司、 白鸽票用祥兴公司， 设于新马路门牌第七十六号至八十二号一连四间。 谨将山票白鸽票章程分列附录于后， 理合呈请察核备案是感， 谨呈警察厅厅长。 谨将祥发公司山票章程开列于后：《祥发公司山票章程》一、 山票用白鸽票之八十字， 依千字文加取四十字， 共壹佰贰拾字， 任买者在壹佰贰拾字内自点壹拾五字， 不得或多或少。二、 开山票之法： 用木小球壹佰贰拾枚， 每小球刊千字文字一百个，共纳之大圆形球中， 用机器法分次第， 揽出叁拾小球， 即将该球之资写入票乸， 随查对所收之票， 字中最多者为头彩， 次者为贰彩， 再次者为叁彩、 四彩、 五彩。 如有两票或多票中字相同者， 该彩银照数均分。三、 开票日期礼拜日开票壹次， 每月共开票四次， 将来扩充再开一次， 每月共开五次或六次。四、 山票每逢开票日， 敬请贵厅派员监视开彩， 并请各带家二位为公正， 以昭大信。五、 山票用四连根分开， 东、 西、 公、 客四张， 东西根撇底， 客根交买家， 公根存在公箱， 以便中头彩检出查对， 兼加盖大印。 该大印每会印落一纸， 呈贵厅存据。·８２４·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第 ３ 号附报。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六、 票价至多收四毫， 至少收半毫， 合共八种。 现下暂收壹毫半，将来推广增收至四毫。半毫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叁分正；壹毫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陆分正；壹毫半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玖分正；贰毫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壹钱二分正；贰毫半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壹钱五分正；叁毫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壹钱捌分正；叁毫半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贰钱壹分正；四毫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贰钱四分正。七、 派彩八成。 首名占五成五， 贰名占壹成五， 叁名占壹成二五，四名占壹成， 五名占七五。八、 山票开字后， 即将谢教单票数、 彩银开列清楚， 呈报贵厅查核， 并送宪报局登载， 俾众周知。九、 山票谢教银两， 开票后贰日或三日开派。《祥兴公司白鸽票章程》 开列一、 开白鸽票之法现用机器摇球开字， 以千字文之捌拾字开贰拾字， 任买者照盘口点若干字。二、 白鸽票每条收银叁厘六。三、 白鸽票派彩分为六种： 中五字得彩五厘； 中六字得彩五分； 中七字得彩五钱； 中八字得彩贰两五钱； 中九字得彩五两； 中拾字得彩壹拾两。四、 白鸽票每日开三次， 分午、 日、 夜， 每次敬请贵厅派员监视，并请各带家二位为公正人， 以昭大公。五、 白鸽票系用机球天行， 当众开字， 不限票额， 每次悬彩银壹万元正， 厂底票价不在内。 倘有中式超过壹万元者， 即将所中之五六字先行清派， 余七八九十字等均照银数均派， 以每条得多占回彩银若干为准， 以昭公允。·９２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六、 凡各带家收票俱领有牌照， 诸君买票中式银两多者， 会同该带家到厂领取， 倘遇于带家将票私受不投到厂， 并不依本公司规则等弊，随由本公司查明该号， 即将其牌照革除外， 所有中式仍追该带家是问，照数填给， 概与本公司无涉， 倘其票号仍不填给， 追究该号担保人理妥， 以免买票者受亏。七、 凡入厂原劵， 部面无万千百十零条字据及号码含糊， 部内有号码无点飞白及有点无条或有条无点等错， 中式不予。 此款乃系带家错误， 遇有中式， 应由该号带家填出， 倘该号无银填给， 则追该号担保人料理清楚。八、 凡盘口或点多字， 或点少字， 若点多字者先涂去红字， 若点少字者加返白字， 以低盘出式。 倘天顺赖未写或天顺不 分 清 楚， 或盘口内句语批未清白， 或未圈胆字， 或八答二两比批间 未 明， 俱 作下盘出式。九、 凡部内多票数外， 少票数照数降除， 降大不降小。十、 凡有新样盘口要批明， 来图交易， 不符图式， 中式无赔。十一、 凡补漏水， 三天为限。十二、 凡各号入厂， 必须有现银交易， 如不足银， 倘若吊劵不交易者， 中式概归该号支理， 与本公司无涉。十三、 本公司章程如有未尽者， 得随时修正， 呈请察核备案。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三月十六号， 具呈商人祥发公司。兹将 《票艇、 带家代收山票规条》 列一、 凡欲购票者， 须于每会开票之期先两三日向带家暨票艇处投票， 免至临时匆忙有误， 必须候带家暨各票艇刻妥四联根票根， 由本公司盖回大印图记， 方能为据。二、 买票者至开彩前一日， 向带家或票艇处转换四连票根， 如不取换， 乃系自误， 间或带家或票艇给错、 给重、 给多、 给少， 错换号数，各安天命， 以本公司四联票根十五字、 四行一律相符为正。 倘带家或票·０３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艇一时忙速， 毁失原票， 原银送复， 不得借口勒索。三、 本公司发出之票俱以四联根为正， 一发给买家， 一存公箱核对， 余二张留为东西场撇底之用， 另给四连根底一纸标贴开票厂处备查， 以昭明确。 所有根底带家投票之时， 一齐交楚， 或带家忙中遗漏，四连根底未交来， 本公司俱以公箱为正。四、 如有将本公司四联票根挖去不中之字， 补入中字， 涂去不中之字， 改入中字， 概不得领谢教银两。五、 领字头之后， 如不遵照本公司章程随时均可革退。六、 本公司规条如有未尽者， 随时再为布告。民国十七年十一月， 祥发山票公司谨订。①七　 １９３１ 年承充澳门氹仔路环山票、 白鸽票合同章程谨案： 方 德 等 人 设 立 的 同 利 公 司 （ Ｔｏｎｇ Ｌｉ， Ｔｏｎｇ⁃Ｌｅｉ⁃ｃｕｎｇ⁃ｓｉ⁃Ｌｉｍｉｔａｄａ） 承充澳门、 氹仔、 路环山票、 白鸽票生意， 每年饷银十九万一千五百元。 同利公司为总公司， 下设东泰白鸽票公司和东利山票公·１３４·①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２１９８， ＭＩＣ： Ａ１１３４，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祥发公司所订章程中的 《票艇、 带家代收山票规条 》 ， 说明澳门博彩业中存在着正式的东家和西家———即承充赌商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 在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相关承充专营文件中， 此规条是仅见的一例。 在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澳门政府宪报》 第 １１ 号上， 登载了一则 《澳门带收山票、 白鸽票行同人公启》 ， 表明澳门博彩业经营者已成立了相关的同业行会组织。 “公启者： 我敝行同人带收本澳山票、 白鸽票， 历来遵章扣用， 无敢异议。 讵近年纸张费用百物腾费异常， 兹集众磋商， 凡自今以后， 如有新承公司开办澳门山票、 白鸽票者， 除山票照常规订之外， 其余白鸽票每千照例扣用一钱五分， 须再加纸张费用五分， 合共每千扣纸张费用二钱正， 方能弥补得出。 爰登报端，预早声明， 凡各君子新承公司开办收票者， 希为照此执行， 本行同人是所厚望焉。本澳带收山票、 白鸽票行同人谨启，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９ 日” 。 类似声明在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２５ 年第 ３２ 号中也有记载： 《本澳收山票、 白鸽票行同人公启》 ： “我敝行同人带收本澳山票、 白鸽票， 历来遵章扣用， 无敢异议。 讵近年纸张费用百物腾费异常，兹集众磋商， 凡自今以后， 如有新承公司办山票、 白鸽票者， 除山票照常规订之外，白鸽票照例每千扣银二钱五分， 须再加纸张费用银五分， 合共每千扣纸张费用三钱正， 方能弥补得出。 爰登报端， 预早声明， 凡各君子新承公司开办收票者， 希为照此执行， 本行是所厚望焉。 本澳带收山票、 白鸽票行同人谨启，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 ６ 日。”

民国澳门博彩史司。 该合同为民国时期澳门中式彩票合并前最后一届山票、 白鸽票承充合同， 在澳门博彩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①具呈商人方德， 呈为缮具章程恳请备案事。 窃商等承投澳门、 氹仔、 路环山票、 白鸽票饷码， 每年饷银壹拾玖万壹千伍佰元正， 蒙政府准承承办在案。 兹以山票用东利公司、 白鸽票用东泰公司， 设于新马路门牌第七十六号至八十二号， 一连四间。 谨将山票、 白鸽票章程分列附录于后， 理合呈请查核备案是感。 谨呈警察厅厅长。谨将 《东利公司山票章程》 开列于后一、 山票用白鸽票之八十字， 依千字文加取四十字， 共壹佰二十字， 任买者在壹佰二十字内， 自点壹十五字， 不得或多或少。二、 开山票之法： 用大小球壹佰二十枚， 每小球刊千字文一个， 共纳之大圆形球中， 用机器法分次第， 搅出三十小球， 即将该球之字写入票乸， 随查对所收之票， 字中最多者为头彩， 次者为二彩， 再次者为叁彩、 四彩、 五彩。 如有两票或多票中字相同者， 该彩银照数均分。三、 开票日期礼拜日开票壹次， 每月共开票四次， 将来扩充再开一次， 每月共开五次或六次。四、 山票每逢开票日， 敬请贵厅派员监视开彩， 并请各带家二位或临时加邀本埠人士为公正， 以昭大信。五、 山票用四连根分开， 东、 西、 公、 客四张， 东西根撇底， 客根交买家， 公根存在公箱， 以便中头彩检出查对， 兼加盖大印。 该大印每会印落一纸， 呈贵厅存据。六、 票价至多收四毫， 至少收半毫， 合共八种。 现下暂收壹毫半及四毫两种， 将来再推广增收。半毫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三分正；壹毫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六分正；·２３４·①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５１５７， ＭＩＣ： Ａ１２３９，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壹毫半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九分正；贰毫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壹钱二分正；贰毫半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壹钱五分正；叁毫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壹钱八分正；叁毫半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贰钱壹分正；四毫除收家带工佣钱给工外， 入厂埋流贰钱四分正。七、 派彩八成。 首名占五成五， 贰名占壹成五， 叁名占壹成二五，四名占壹成， 五名占七五。八、 山票开字后， 即将谢教单票数、 彩银开列清楚， 呈报贵厅查核， 并送宪报局登载， 俾众周知。九、 山票谢教银两， 开票后二日或三日开派。《东泰公司白鸽票章程》 开列一、 开白鸽票之法现用机器摇球开字， 以千字文之八拾字开二拾字， 任买者照盆口点若干字。 由壹字至四十字均可。二、 白鸽票每条收银叁厘六。三、 白鸽票派彩分为六种： 中五字得彩五厘； 中六字得彩五分； 中七字得彩五钱； 中八字得彩二两五钱； 中九字得彩五两； 中拾字得彩壹拾两。 订以现银毫投票， 则以银毫派彩， 以西纸投票则以西纸派彩。四、 白鸽票每日开三次， 分午、 日、 夜， 每次敬请贵厅派员监视，并请各带家二位或加邀埠内人士为公正人， 以昭大公。五、 白鸽票系用机球天行， 当众开字， 不限票额， 每次悬彩银壹拾万元正， 厂底票价不在内。 将来体察情形， 酌量增减彩额， 再行呈报备案。 倘有中式超过壹拾万元者， 即将所中之五六字之彩先行清派， 余七八九十字等均照银数均派， 以每条得占回彩银若干为准， 以昭公允。六、 凡各带家收票俱领有牌照， 诸君买票中式银两在拾两以外者，应由该买客携该发底到厂核对相符， 即将该中式给与， 如超过壹佰两之中式， 必须协同带家到厂领取， 以昭慎重。·３３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七、 本公司为慎重起见， 特制两联根发底， 由各带家购回备用。该联根发底， 系一联给与买客为凭， 一联 留 存 缴 厂。 如 遇 买 客 投 票时， 带家必须将盆口票数、 银毫、 西纸填写清楚， 不得涂改， 将票入厂时， 须连同存底缴厂。 倘有收多填少及联根存底不符， 一经查出，即将该带家牌照取销， 没收其按柜银两， 并 体 察 案 情 轻 重， 禀 官 究办， 所有中式仍追该带家是问， 照数填还， 概与本公司无涉。 倘其票号仍不填给， 追究该号担保人理妥。 无论何人不得持伪发底向公司讹诈索取。八、 凡入厂原卷部面， 无万千百十零条字据及号码含糊， 部内有号码无点飞白及有点无条或有条无点等错， 中式不予。 此款乃系带家错误， 遇有中式， 应由该号带家填出， 倘该号无银填给， 则追该号担保人料理清楚。九、 凡盆口或点多字， 或点少字， 若点多字者先涂去红字， 若点少字者加返白字， 以低盆出式， 倘天顺赖未写或天顺不分清楚， 或盆口内句语批未清白， 或未圈胆字， 或鬼脚不分长短， 八答二两比批间未明，俱作下盆出式。十、 凡部内多票数外少票数， 照数降除， 降大不降小。十一、 凡有新样盆口要批明， 来图交易， 不符图式， 中式无赔。十二、 凡补漏水， 三天为限。十三、 凡各号入厂， 必须要现银交易， 如不足银两， 倘若吊卷不交易者， 中式概归该号支理， 与本厂无涉， 并即日将该号牌照撤销。十四、 凡各带家每日午日夜三场带票入厂， 务须在规定开票时间前投到， 如有延误， 本公司即在开票时将该号误期标明， 俾众周知， 即向该带家将原银取回， 两不交易， 本公司当即日将该号牌照撤销。十五、 本公司特制两联根发底， 所有买客带家均应遵用， 倘有不依本公司两联根发底投票者， 是为私买私受， 其罪非轻， 一经发觉， 畸形禀官惩处。 以上各条如有未尽事宜， 当随时增删， 呈报备案。西历壹千九百叁拾壹年十二月□号， 具呈东利公司商人方德。·４３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八　 １９３４ 年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　 　 山票生意合同章程　 　 谨案： 该合同是民国时期澳门中式彩票 （即签铺票、 山票和白鸽票） 合并后的第一届承充合同， 范洁朋等人所设的集德公司承充一年七个月后退办。《澳门财政厅布告》为布告事， 现奉澳葡政府札谕第一五八一号饬将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开投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一案注销等因。 兹依一九零一年十月三日财政章程以一五七款甲项规定， 奉准澳门总督核准布告， 定于本年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 在本厅大堂内当上开章程第一五六款所定之委员会面前， 将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其期由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所有出投章程开列于左：一、 开投底价遵依章程第一五七款乙项规定， 已有人出价一百一十六万元， 经缴押票银存案， 今即以价为底， 照例另依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二百八十三号立法证书第三款第五项规定， 附加百分之一缴纳澳门互助会以充经费。 凡投票者须缮具暗票， 于开投时亲手呈交委员会会长核收。二、 凡票内如未有西洋银行收过押票银十一万六千元之收单一并附呈， 则该票不予收阅， 此押票银系用以保证投票之殷实者， 如投不得时， 于开投翌日即将该款给还。三、 凡投票须用厘印纸以葡文或中文缮写， 由投票人的笔签名并填写日子， 其写法须依足左列格式不得错误， 其格式如左： 本人每年愿出价 　 　 元， 另附加百分之一为澳门互助会经费， 以承充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生意， 所有财政总局陈列给阅之条款本人·５３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自愿遵守， 并应允依照所出之价每年三分之一之数， 呈缴担保按柜银，此票是实。凡暗票不依格式者， 概不收阅， 并将第二款所指之押票银十一万六千元归国库充公， 不准给回。 至于投得之后而不实践票内所言， 立即缴交担保按柜银者或经通知签立合同而不到签者， 均将其缴过之押票银充公。四、 开堂时先将合同章程高声宣读十分钟后， 即将各投票人所呈之票由委员会会长开拆， 并由华务局局长以葡语及华语高声读出， 随将各票陈列案上， 任由投票人公同阅看， 倘出价至高之票内有两票或多票同价时， 本委员会会长即饬明喊取决， 由该同价之人明喊竞投， 总之开投完毕， 本委员会即给予出价至高者或明喊叠价至高者承办， 饬即缮立开投案卷， 由本委员会各会员及投承人暨证人二名签押为据。五、 按柜现银款须以澳门政府名义付存西洋银行分局。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十月三十日厅长高斯德。《澳门 仔路环开收签铺票、 白鸽票山票生意合同章程》一、 承充以四年为限， 由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一月初一日起至一千九百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二、 承充人应允依照投价纳饷与政府， 并依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二八三号立法证书规定照饷额附加百分之一与澳门互助会藉充经费， 所有饷银及附加之银须用西纸， 每十五日一次上期亲赴公钞局收银处缴交， 限于每月十五日及月尾之日交纳。附款一、 承充人十五日上期规银若承充人到该期之第一日尚未将该规银缴交， 则须罚过期息银， 按照是期规银之数以每日每三十元罚款一元伸算， 若过期八日仍不将该期规银及所定过期罚银照交， 则国家有权将合同注销。附款二、 凡承充人自请将合同注销时， 无论系只请将合同注销或附带别项条件， 均将担保银归国课充公， 但经双方协议由政府准予给还者·６３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不在此限。附款三、 如有注销合同之事， 只将督宪批准注销之故， 由财政厅录批出示颁行宪报便得， 并不须查照别项规例， 至于合同果已注销则将承充人所交之担保银即日归国家全数充公。三、 承充人为担保合同必须按照每年承充规银之数， 以现银三分之一交出， 以为担保。附款、 担保合同之按按柜银应用现银交出， 但随时可以或全数或分数将物业作按代之， 均照依一千九百零一年十月初三日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款 Ｇ 项所载办理。四、 承充人如将此项生意顶与别人， 须经政府咨询财政厅后批示核准方可。签铺票特别条件五、 准承充人有权自行开设铺票厂， 至多四间开收铺票， 并可将厂四间或内一式三间给与别人分设收买铺票。六、 各铺票厂各自收票， 各自派彩， 凡中式之票系某厂所收者， 其谢教银及归某厂清派。附款一、 每铺票厂意见须有担保谢教人一位， 担保中式谢教银两，为该担保人必须有实产业或大生意铺店之人或系当铺， 但无论用谁担保， 各票厂均须将担保人标明于票根之上以昭信实。附款二、 承充人并须将各票厂所定用之担保谢教人开列名单送呈市行政局长伸详， 督宪核明某人果足担保然后准其用以担保， 即在政务厅书立担保谢教凭单以为实据。附款三、 若有人控追承充人所开之票厂无谢教开派， 法院检察官一接报告即可按照刑律将承充人控告于案， 倘果有此事， 已经官判定有罪， 则政府应酌核， 如见得注销合同为便， 可以即将合同注销。附款四、 承充人共设票厂若干， 开列一单送交警察厅存查， 单内须将某间坐落某间某号门牌并每间之司事某人担保谢教某人及住在何处，·７３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一一详列。七、 此项铺票系用铺店人名或用华人之姓亦可， 惟每次开票只定实专用一类， 不得又用店名又用人姓， 两类兼用。附款、 无论系用店名或用姓， 任由承充人自定， 惟每次将所用者在发出之票根上声明， 而警察厅应须时加查察其实用何类。八、 应选定若干店名若干人姓为拣买之票底， 应限买若干店名若干人姓为一条之票额， 应限若干店名若干人姓为中字票乸， 可以每次或增或减， 任由承充人自定， 惟必须于未收票之前刊派告白， 俾众知悉。九、 准开联卷， 每条由一毫起至十元止， 其谢教同中同分。十、 此项铺票如何收票、 如何发票、 如何开票， 所定中式名数若干， 所用何等店名、 何等姓字若干及每票收价银若干， 一切等事全由承充人自行办理， 或与所分设之票厂议定而行， 惟必须于每卷之首编详细载明， 财政厅与以上各事毫不干涉， 亦不担任谢教之责。十一、 每月开票不得过逾六次。十二、 承充人每次开票系在康公庙前地或在章程内指明之地， 以便开票之方法， 大众人皆得眼见， 以昭大公。附款、 警察厅或亲身或派厅员代表监督开票， 每次由承充人送花红银三元。十三、 承充人须于签立暂时合同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将事例及开票办法议具章程， 送政府核准发下警察厅存贮， 归其稽查。十四、 此项铺票之办法及开票法开列如左：Ａ、 此项铺票若系按照第七款所定用店名为底， 先行选定店名一百二十个刊派告白， 俾众皆知， 以便任人拣买。Ｂ、 买票者即在承充人所拣定之一百二十店名之内任拣十个店名投买， 是为一票。Ｃ、 每卷收足一千条为满， 承充人于每卷将一千条用直行刊刻， 一票一行， 上冠以其票之次第字号。Ｄ、 每一千条一卷开一谢教， 各卷各开， 如中式系在此卷者， 即与·８３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彼卷无涉， 均列三名， 定为首二名三名。Ｅ、 此铺票开字系用杯卜之法， 其杯两只， 一面平， 一面圆， 即华人神庙所用之较杯， 或用字粒机器开票亦可。Ｆ、 每次开字先将选定之一百二十店名开列一单， 依次逐名杯卜。其法如左： 假如开列店名首为美南， 次为和昌， 即从美南起首杯卜， 其杯须向空掷高跌下， 如是两只俱俯为阴， 两只俱仰为阳， 则为美南是不入选之店名， 即不用再掷， 随将其次店名和昌杯卜， 照前掷法， 如得一俯一仰为胜， 即于和昌名下留一标志， 再掷再胜再留一志， 又掷又胜又留一志， 一连掷至不得胜杯为止， 即将和昌店名记出， 书明共得胜杯若干数， 另置一旁， 然后又挨次逐店照前杯卜至一百二十杯卜完遍， 于是汇合所得胜杯至多之店名， 按次数次第递取十二名， 是为所开之票乸，照此点对各卷之票， 有买得此十二名票乸之字者， 是为中字， 每卷一中字至多为一名， 得首谢教， 次者为二名， 又次者为三名。Ｇ、 所收之票定为半元、 一元、 二元、 三元、 五元、 十元各卷。Ｈ、 各卷分派之谢教如左： 假如一元卷共收票一千条， 该银一千元， 则首名谢教银六百元， 二名谢教银二百元， 三名谢教银一百元， 共派出九百元， 所余一百元归承充人以为费用及利益。Ｉ、 票卷中式之银由承充人于所得谢教内扣回卷银些少， 其每卷价银若干， 则须先于该卷首编载明。Ｊ、 凡买票者同一条可任买十卷二十卷， 其票幸中首名， 则照以上Ｈ 字所论各节， 是其票可得十倍二十倍之六百元谢教。Ｋ、 每次开字之时， 应在聚集观看之众人丛中取用数人， 以司掷杯之事。 其法如左： 由承充人用竹签三枝向众人丛中掷入， 谁执得此签者即请以掷杯， 掷毕由承充人给以工资以酬其劳。Ｌ、 每次掷杯开字完毕， 承充人即将用过之较杯当众打碎毁烧。白鸽票山票特别条件十五、 准承充人一人在澳门、 氹仔、 路环岛开收白鸽票山票， 其期·９３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由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一月初一日至一千九百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该承充人为开收该票在澳门氹仔路环设立若干铺厂， 任由承充人自定。附款、 准承充人发给牌照以转卖白鸽票山票， 其照费及章程任承充人自行订定， 毋庸与政府商酌。十六、 白鸽票应用千字文八十字， 任买者照盘口点若干字。附款一、 票乸系在票厂制造， 应由承充人或由其所信之开票师在定用八十字内点出二十字， 但必须于票未入厂之先点好， 一经点好之后，即放入一箱内， 用二锁锁固， 该二锁任警察厅随时饬令替换， 其锁匙一交承充人收存， 一交警察厅收存， 至于票乸入箱之时， 必须有政务厅所派西委员一人在前监视， 该员即视为警察厅职员。附款二、 任由承充人合意得用搅球开白鸽票亦可。附款三、 承充人每月终必须备银九十元， 交与警察厅为所派监视委员酬劳。十七、 开白鸽票之法如非用机器摇珠开票字者， 则系用锁匙开箱将票乸拈出， 并须由警察厅派西员监视， 将票乸加押日子及亲笔签名， 随交市警察厅存据。 至代收白鸽票艇共若干家， 即将票乸如数抄给。附款、 无论用何法开字， 均须由政务厅委员监视。十八、 每日开白鸽票次数任由承充人自便， 但至多以开三次为率。十九、 白鸽票办法均照依承充人于签立暂时合同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呈与政府批准之章程办理， 此章程存在警察厅为据， 及由警察厅抄送一稿与财政厅存据。二十、 山票亦用白鸽票之八十字， 依千字文加取四十字共一百二十字， 任买者在一百二十字内自点十五字， 不得或多或少。二十一、 开山票法用木小球一百二十个， 每小球写第二十款所定之字一个， 共纳之大圆形球中， 用机器法分次搅出三十小球， 即将该球之字写入票乸， 随查对所收之票， 中字最多者为头彩， 次者为二彩， 再次者为三彩、 四彩。 如有两票或多票中字相同者， 该彩银照数均分， 并任·０４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由承充人于四彩之后加多一彩或二彩， 惟必须与合同未施行之前报告警察厅知照。附款一、 其余山票之办法均依照承充人于第十九款所定期限内呈交政府批准之章程办理。附款二、 开票日期系于承充人所定之日期行之， 但每月不能多过六次。附款三、 承充人必须将每次票乸及中彩票数开列清楚， 送与警察厅存据， 并将票乸刊布宪报， 俾众周知。附款四、 每次开山票由承充人送银三元与政务厅所派监视开票之西员以为酬劳。廿二、 每条山票之价银若干由承充人于合同期内订定， 惟不得过四毫之数， 所有卖票之银以二成为承充人利益及弥补费用， 余八成派彩。附款、 承充人于合同为施行之前必须将所议定山票之彩开列一单，声明每彩占若干呈， 呈交警察厅存案并须刊布告白于宪报， 俾众周知。二十三、 白鸽票之彩银不过十两者， 一经拈出中票， 即将彩银派给。 如彩银过十两之数者， 亦限于二十四点钟派给。二十四、 山票之彩银必须自发票乸之日起， 限三日派清。二十五、 违背本合同无论何款， 既违背本合同第十九款第廿一款所指章程， 则由财政厅罚承充人五十元至二百元之罚金， 如澳门政府见为应注销合同者， 即将合同注销。附款一、 出罚金之外承充人如谢教尚未派清者， 仍须立即派清， 无论该票是何票艇卖出者。附款二、 如彩银未在本合同第廿三第廿四款所指之期内派给， 则任买票人往警察厅或直赴财政厅控告， 如往警察厅控告者， 则由警察厅即饬传承充人于五日内将彩银交与财政厅所指定之处收存。 该传票之稿应送财政厅。附款三、 如买票之人直接往财政厅控告者， 财政厅长即请警察厅发·１４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出上列所指之传票， 并请查明本案情形， 通知财政厅。附款四、 附款二所指将彩银交与财政厅所指之处收存， 系指该票未经根据合法规定将其注销， 及经公会核明并非假票方可。 该公会由财政厅长为会长， 及政府所派会员二人， 承充人所派会员二人， 公同查明该票似系真票之后， 即将彩银交到。附款五、 判决本案时， 应决定将该彩银交与谁人， 然后酌量按照合同应否将承充人罚办或将合同注销， 但无论如何， 凡遵依附款四规定将票查验之后， 承充人及买票人均得赴法院控告， 如彩银已先缴者， 用政府名义附存至结案之日为止。附款六、 警察厅凡知承充人有违背本合同或合同所指之章程， 即须通知财政厅长。二十六、 承充人必须保持其所设置各铺厂， 恪守秩序并将所设各铺厂开列一单， 注明某厂系收山票， 某厂系收白鸽票， 送交澳门警察厅存据。二十七、 稽查各铺厂及白鸽票山票之办法系是警察厅之权。附款、 财政厅长或亲身或派员随时稽查承充人如何遵守本合同及合同所指之章程。二十八、 自开票之日起计六个月内尚未到收彩银者， 该票即作销废。二十九、 不许承充人及他人设立字花及同类者。附款、 凡违背本款者及未先向承充人领取准照收卖白鸽票或山票者， 或谋夺承充人之利益者， 均罚银一千元， 该罚款一半归承充人， 一半归国库得。三十、 凡经向承充人领取准照以收卖白鸽票、 山票者， 如不将卖票之数呈与承充人， 或卖多报少， 或用别法谋骗， 均罚银五十元至一百元。附款一、 如受罚后再次违犯， 即将罚银一百元至二百元， 如累次违犯， 即照例以瞒骗国家利益从严处罚。 盖承充人既纳饷于国家以得此项·２４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生意， 即属国家代表， 故损害承充人即与损害国家无异。附款二、 本款所指之罚金， 系由警察厅断定， 其罚金半归国库， 半归承充人。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十月三十日， 厅长高斯德。九　 １９３７ 年澳门番摊生意开投布告及　 　 承充合同章程大纲　 　 谨案： 在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公布的番摊承充生意招投章程及合同大纲中，剔除了以往合同中一直存在的一条重要条款： “所有二等或二等以下之牌照， 及骰宝即吸收绵羊、 牛牌暨色宝同类之馆， 均仍一概禁止。” 这意味着澳门的番摊赌馆中将不仅仅只有番摊一种博彩形式。 此届番摊生意为傅德荫与高福铭等人所设立的泰兴公司投得， 开启了泰兴公司垄断澳门博彩业长达 ２５ 年历史的序幕， 也推出了新一代澳门赌王傅德荫。《澳门财政总局布告》为布告事： 现奉代理总督依照一九零一年十月三日财政章程第一五七款甲项规定核准将番摊生意开投， 兹定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在本局大堂内当该章程第一五六款规定之委员会面前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招人承办， 其期由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起至一九四零年五月十七日止， 今将章程开列于后， 希各遵照， 此布。 计开：一、 依照财政章程第一五七款乙项末叚之规定， 此次开投底价一百二十万元， 另依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二八三号立法证书第三款第五项规定照饷额附加百份之一为澳门互助会经费， 凡来投者须于开堂时将暗票亲手呈与委员会会长核收。二、 凡暗票须附有西洋银行收条一张， 证明收到押票银一十二万元， 否则不予接收， 至于投不得者， 限至翌日止即将该押票银给回。·３４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三、 凡暗票须以用厘印纸书写， 或用葡文或中文， 均任其便， 但须亲笔签名及填写日子， 其格式如左： 本人愿出饷银每年西纸 × × 元承办澳门番摊生意， 另附加百份之一为澳门互助会之用， 所有悬挂财政总局之条件， 本人情愿遵守， 并愿依照所出每年饷额三份之一， 立即缴交按柜银， 以保证遵守合同， 此票是实。凡暗票不依上项格式者， 概不收理， 并将其所依第二款规定所缴押票银一十二万元归国库充公。 若投得而不立即缴出暗票内所认交之按柜银者， 或经通知后而不到签承充合同者， 均将押票银充公。四、 开堂时先将合同章程高声宣读毕过十分钟， 即由会长亲自开票， 交由华务专理局局长以葡语、 华语宣布， 随将该票即陈列案上， 任投票各人公同阅看， 若暗票中有两票或多过两票出价最高而相同者， 即由会长饬令该同价之人再行明喊， 总以出价最高者或明喊叠价最高者，经政府认为适宜， 即准其承充。 随即缮立开投笔记， 由委员会各员及承充人暨证人二名， 一并签名为据。五、 担保合同之按柜银应用澳门政府名义存贮西洋银行。六、 政府有权如认为适宜时对于出价超过底价者， 亦可不准其承充。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 代理局长赖宝苏《承充合同章程大纲》一、 承充之期以三年为限， 由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起算。二、 担保合同系依投价即年饷三份之一计算缴银作担保按柜。三、 承充澳门番摊生意之饷银及附加百份之一为互助会经费， 均应限十五日一次， 即每月于十五日及月尾之日， 用西洋银行银纸上期缴交与公钞局收。四、 凡按十五日一期应缴之上期饷银， 如到期第一日未即缴到者，则须缴纳过期息银， 每百元每年六元伸算， 惟仍不得过期至三日以外，如过期三日以外仍未缴清， 则国家有权将合同注销。 凡合同一经注销，·４４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即将担保合同之银归国家充公， 并不须按照别项规例， 只将注销合同之事在宪报公布便得。五、 任从承充人开设番摊馆， 不限区域不限间数， 但须将所设馆之地禀报核准方可。六、 承充人必须订一番摊章程， 解释番摊如何赌法， 暨规定各摊馆之权利及责任、 买摊人之权利及责任， 限于签立合同日起一个月内将该章程呈报政府批准。七、 只遵照番摊章程规定及服从行政官或其代表之管核， 方准按质各人物件。八、 承充人得向赌胜者抽水， 至多十分之一为度， 以为该馆费用，此外不许再有扣取。九、 凡停开某馆或新开某馆， 均须于二十四点钟内报告市行政局察核， 但新开者须先经核准方可。十、 承充人所设之 摊 馆 至 少 要 有 一 间 布 置 齐 整 绥 适， 合 乎 卫 生者。 馆内须有阅书报室、 酒巴及附设厅堂得以娱弄不犯法律之赌具，又须有浣洗厕所等。 凡照此格式者， 是为一等摊馆。 由经济局负责稽查之。附款、 所设摊馆凡与本款规定未符者， 不能作为一等摊馆， 但洁净上必需之设备仍须妥办。十一、 承充人须雇用防虞人役在所设之摊馆看守防护， 以得相安，惟所用之人须归行政官或其代表查察。十二、 私家设立摊馆损碍承充人及国家利益者， 应罚银一千元， 半归财政总局半归承充人得。十三、 凡有因解释本合同所生之疑点， 均归总督判定； 其余发生之事， 归该管官厅判定。十四、 凡承充人违背章程内任何条款， 即将第二款所指之按柜银充公， 立将该银拨入公钞局收银处， 作为国库所有。十五、 承充人满期后， 须将摊馆所用傢生什物及一切应用器具傢私·５４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等件顶与新承充人承受， 由双方协议价值交易， 如协议不妥， 则由仲裁人公断之。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 代理局长赖宝苏。①十　 １９３７ 年澳门承充签铺票、 白鸽票山票　 　 章程合同文件汇录　 　 谨案： １９３７ 年是澳门博彩业发展历史上的关键年份， 以傅德荫与高可宁为首的泰兴公司不仅承充了番摊， 而且又将中式彩票收入囊中，使得澳门博彩业合二为一， 拧成了一股绳。 澳门博彩业的首次大合并由此变为现实， 泰兴公司成了垄断澳门博彩业的 “托拉斯”。 澳门博彩业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澳门政府札谕》 （第二二八六号）为札行事： 照得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三种均应加以规定， 以为订立合同之普通条件， 是以本护督特适用属地法第三十一款及属地自治条例第二十一款第三二款所赋予之特行 〔权〕 颁布札谕如左：一、 签铺票、 白鸽、 山票承充人及别人均不得开设字花、 字胆及别项与承充所开者相同之票， 或其同类之票暨别项未经法律准许之赌博。附款、 凡违背本条或未经承充人允许而擅卖白鸽票、 山票或以任何方法损碍承充人者， 均依刑律罚办。二、 凡经承充人核准代卖白鸽票、 山票者， 若不将数目呈报承充人查核， 或隐匿一部分卖出之票不报， 或以任何方法欺骗承充人者， 除依刑律惩戒外， 仍罚银四十元。附款一、 凡再犯者， 应依刑事案最高罚款处罚之； 如累犯者， 应依法从严惩戒， 以损骗国库论罪， 盖承充人乃代表国家以收取该项收入者也。·６４４·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 第 １１ 号。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附款二、 罚款由市行政局长判处之， 如逾越法定期限仍不遵缴者，即将案移送法院。三、 承充人满期时须将机器及别项家生， 凡属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所用者， 一律卖与新承充人承受， 由双方协议价值交易， 如协议不妥， 由仲裁人公断之。右札， 仰各遵照。 此札。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 护理总督施利华。①《澳门财政总局布告》为布告事， 兹依一九零一年十月三日财政章程第一五七款甲项规定奉准护理澳门总督核准布告， 定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时， 在本厅大堂内当上开章程第一五十六款所定之委员会面前， 将澳门、 氹仔、 路环开收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凡非该三项性质之票一律禁开， 尤其是禁开字胆）， 以三年为期， 由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起计。 所有出投章程开列于左：一、 开投底价遵依章程第一五七款乙项规定为六十万元， 照例另依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一日第二八三号立法证书第三款第五项规定， 附加百份之一缴纳澳门互助会以充经费， 凡投票者须缮具暗票， 于开投时亲手呈交委员会会长核收。二、 凡票内如未有西洋银行收过押票银六万元之收单一并附呈， 则该票不予收阅， 此押票银系用以保证投票之殷实者， 如投不得时， 于开投翌日即将该款给还。三、 凡投票须用厘印纸以葡文或中文缮写， 由投票人的笔签名并填写日子， 其写法须依足左列格式不得错误， 其格式如左： 本人每年愿出价 　 　 元， 另附加百份之一为澳门互助会经费， 以承充澳门、 氹仔、 路·７４４·① 《澳门政 府 宪 报 》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第 ３ 号； ＣＯＴＡ： ＡＨ ／ ＡＣ ／ Ｐ － １６０６４， ＭＩＣ：Ａ１２８１， 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民国澳门博彩史环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生意， 所有财政总局陈列给阅之条款本人自愿遵守， 并应允依照所出之价每年三份之一之数， 呈缴担保按柜银， 此票是实。凡暗票不依格式者， 概不收阅， 至于投得之后而不实践票内所言，立即缴交担保按柜银者或经通知签立合同而不到签者， 均将其缴过之押票银六万元充公。四、 开堂时先将合同章程高声宣读十分钟后， 即将各投票人所呈之票由委员会会长开拆， 并由华务局长以葡语及华语高声读出， 随将各票陈列案上， 任由投票人公同阅看， 倘出价至高之票内有两票或多票同价时， 本委员会会长即饬明喊取决， 由该同价之人明喊竞投， 总之开投完毕， 本委员会即给予出价至高者或明喊叠价至高者承办， 饬即缮立开投案卷， 由本委员会各会员及投承人暨证人二名签押为据。五、 按柜银现款须以澳门政府名义存放于西洋银行分局。六、 本属地政府保留权限， 如认为适合国家利益时， 无论投票人出价超过底价若干， 亦可不准其承充。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 局长赖宝苏。兹将澳门 仔路环开收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生意立实合同章程列后：一、 承充以三年为限， 由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起计。二、 承充人应允依照投价纳饷与政府， 并依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二八三号立法证书规定照饷额附加百份之一纳与澳门互助会藉充经费， 所有饷银及附加之银须用西纸， 每十五日一次上期亲赴公钞局收银处缴交， 限于每月十五日及月尾之日交纳。附款一、 第一次上期饷银应于本年五月十五日缴纳。附款二、 承充人十五日上期规银若承充人到该期之第一日尚未将该规银缴交， 则须罚过期息银， 按照是期规银之数以每日每三十元罚款一元伸算， 若过期八日仍不将该期规银及所定过期罚银照交， 则国家有权将合同注销。附款三、 凡承充人自请将合同注销时， 无论系只请将合同注销或附·８４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带别项条件， 均将担保银归国课充公， 但经双方协议由政府准予给还者不在此限。附款四、 如有注销合同之事， 只将督宪批准注销之故由财政总局录批出示颁行宪报便得， 并不须查照别项规例， 至于合同果已注销则将承充人所交之担保银即日归国家全数充公。三、 承充人为担保合同必须按照每年承充规银之数， 以现银三份之一交出， 以为担保。附款、 担保合同之按柜银应用现银交出， 须以澳门政府名义存贮于西洋银行。四、 承充人如将此项生意顶与别人， 须经政府咨询财政总局局长后批示核准方可。签铺票特别条件：五、 准承充人有权自行开设铺票厂， 至多四间开收铺票， 并可将厂四间或内一二三间给与别人分设收买铺票。六、 各铺票厂各自收票， 各自派彩， 凡中式之票系某厂所收者， 其谢教银即归某厂清派。附款一、 每铺票厂一间须有担保谢教人一位， 担保中式谢教银两，惟该担保人必须有实产业或大生意铺店之人或系银铺或系当铺， 但无论用谁担保， 各票厂均须将担保人标明于票根之上以昭信实。附款二、 承充人并须将各票厂所定用之担保谢教人开列名单送呈市行政局长申详， 督宪核明某人果足担保然后准其用以担保， 即在政务厅书立担保谢教凭单以为实据。附款三、 若有人控追承充人所开之票厂无谢教开派， 法院检察官一接报告即可按照刑律将承充人控告于案， 倘果有此事， 已经官判定有罪， 则政府应酌核， 如见得注销合同为便， 可以即将合同注销。附款四、 承充人共设票厂若干间应开列一单送交市政局存查， 单内须将某间坐落某街某号门牌并每间之司事某人担保谢教某人及住在何处一一详列。·９４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七、 此项铺票系用铺店人名或用华人之姓亦可， 惟每次开票只定实专用一类， 不得又用店名又用人姓， 两类兼用。附款、 无论系用店名或用姓， 任由承充人自定， 惟每次将所用者在发出之票根上声明， 而市行政局长应须时加查察其实用何类。八、 应选定若干店名若干人姓为拣买之票底， 应限买若干店名若干人姓为一条之票额， 应限若干店名若干人姓为中字票乸， 可以每次或增或减， 任由承充人自定， 惟必须于未收票之前， 刊派告白俾众知悉。九、 准开联卷， 每条由一毫起至十元止， 其谢教同中同分。十、 此项铺票如何收票、 如何发票、 如何开票， 所定中式名数若干， 所用何等店名、 何等姓字若干及每票收价银若干， 一切等事， 全由承充人自行办理， 或与所分设之票厂议定而行， 惟必须于每卷之首编详细载明， 财政厅于以上各事毫不干涉， 亦不担任谢教之责。十一、 每月开票不得过逾六次。十二、 承充人每次开票系在康公庙前地或在章程内指明之地， 以便开票之方法， 大众人皆得眼见， 以昭大公。附款、 市行政局长或亲身或派厅员代表监督开票， 每次由承充人送花红银三元。十三、 承充人须于签立暂时合同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将事例及开票办法议具章程， 送政府核准发下市行政局存贮， 归其稽查。十四、 此项铺票之办法及开票法开列如左：Ａ、 此项铺票若系按照第七款所定用店名为底， 先行选定店名一百二十个刊派告白， 俾众皆知， 以便任人拣买。Ｂ、 买票者即在承充人所拣定之一百二十店名之内任拣十个店名投买， 是为一票。Ｃ、 每卷收足一千条为满， 承充人于每卷将一千条用直行刊刻， 一票一行， 上冠以其票之次第字号。Ｄ、 每一千条一卷开一谢教， 各卷各开， 如中式系在此卷者， 即与彼卷无涉， 均列三名， 定为首二名三名。·０５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Ｅ、 此铺票开字系用杯卜之法， 其杯两只， 一面平， 一面圆， 即华人神庙所用之较杯， 或用字粒机器开票亦可。Ｆ、 每次开字先将选定之一百二十店名开列一单， 依次逐杯卜。 其法如左： 假如开列店名首为美南， 次为和昌， 即从美南起首杯卜， 其杯卜须向掷高跌下， 如是两只俱俯为阴， 两只俱仰为阳， 则为美南。 不入选之店名， 即不用再掷， 随将其次店名和昌杯卜， 照前掷法， 如得一俯一仰为胜， 即于和昌名下留一标志， 再掷再胜再留一志， 又掷又胜又留一志， 一连掷至不得胜杯为止， 即将和昌店名记出， 书明共得胜杯若干数， 另置一旁， 然后又挨次逐店照前杯卜至一百二十店杯卜完遍， 于是汇合所得胜杯至多之店名， 按次数次第递取十二名， 是为所开之票乸，照此点对各卷之票， 有买得此十二名票乸之字者， 是为中字， 每卷一中字至多为一名， 得首谢教， 次者为二名， 又次者为三名。Ｇ、 所收之票定为半元、 一元、 二元、 三元、 五元、 十元各卷。Ｈ、 各卷分派 之 谢 教 如 左： 假 如 一 元 卷 共 收 票 一 千 条， 该 银 一千元， 则首名谢教银六百元， 二名谢 教 银 二 百 元， 三 名 谢 教 银 一 百元， 共派出九百元， 所余一百元归承充人以为费用及利益。Ｉ、 票卷中式之银由承充人于所得谢教内扣回卷银些少， 其每卷价银若干， 则须先于该卷首编载明。Ｊ、 凡买票者同一条可任买十卷二十卷， 其票幸中首名， 则照以上Ｈ 字所论各节， 是其票可得十倍二十倍之六百元谢教。Ｋ、 每次开字之时 ， 应 在 聚 集 观 看 之 众 人 丛 中 取 用 数 人 ， 以 司掷杯之事 。 其 法 如 左 ： 由 承 充 人 用 竹 签 三 枝 向 众 人 丛 中 掷 入 ， 谁执得此签者即请以掷杯 ， 掷毕由承充人给以工资以酬其劳 。Ｌ、 每次掷杯开字完毕， 承充人即将用过之较杯当众打碎毁烧。Ｍ、 凡谢教由开票日起， 如过三个月不到领者， 即作无效。白鸽票山票特别条件：十五、 准承充人一人在澳门、 氹仔、 路环岛开收白鸽票、 山票，以三年为期， 由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起计， 该承充人为开收该票·１５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在澳门设立铺厂至多五十间， 海岛市至多二间， 但其地点须经行政官核明无碍者方合。附款、 准承充人发给牌照以转卖白鸽票、 山票， 其照费及章程任承充人自行订定， 毋庸与政府商酌。十六、 白鸽票应用千字文八十字， 任买者照盘口点若干字， 但不得少过五个字， 并不准取巧， 将各自分买或合买作字胆计。附款一、 承充人须用金属机球开字， 该机球之形式须一半密实一半疏通者， 及用电力开票方合。 至搅珠之法， 凡搅出一珠， 须即用铜线穿好使各人共见， 该字已出， 其搅出中字或吉字之珠亦照样穿好， 使人知该字中否。附款二、 该开票之珠须用箱装好， 随用不同样之锁二把锁固， 每把限只锁匙一条， 两锁合共二条， 以一条交市行政局。十七、 开白鸽票之法如非用机器摇珠开票字者， 则系用锁匙开箱将票乸拈出， 并须市行政局长或其代表在前监视及将票乸加押日子， 亲笔签名随交市行政局存据， 至代收白鸽票艇共若干家， 即将票乸如数抄给。附款、 承充人每届月终必须备银九十元交与市行政局， 为所派监视委员酬劳。十八、 每日开白鸽票次数任由承充人自便， 但至多以开三次为率。十九、 白鸽票办法均照依承充人于签立暂时合同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呈与政府批准之章程办理， 此章程存在市行政局为据， 及由市行政局抄送一稿与财政局存据。二十、 山票亦用白鸽票之八十字， 依千字文加取四十字共一百二十字， 任买者在一百二十字内自点十五字， 不得或多或少。廿一、 开山票法用木珠一百二十个， 每珠写第二十款所定之字一个，共纳之圆形球中， 用机器法分次搅出三十小珠， 即将该珠之字写入票乸，随查对所收之票中字， 最多者为头彩， 次者为二彩， 再次者为三彩、 四彩。 如有两票或多票中字相同者， 该彩银照数均分， 并任由承充人于四彩之后加多一彩或二彩， 惟必须于合同未施行之前报告市行政局长知照。·２５４·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附款一、 其余山票之办法均依照承充人于第十九款所定期限内呈交政府批准之章程办理。附款二、 开票日期系于承充人所定之日期行之， 但每月不能多过六次。附款三、 承充人必须将每次票乸及中彩票数开列清楚， 送与市行政局存据并将票乸刊布宪报， 俾众周知。附款四、 每次开山票由承充人送银三元为监视费。廿二、 每条山票之价银若干由承充人于合同期内订定， 惟不得过四毫之数， 所有卖票之银以二成为承充人利益及弥补费用， 余八成派彩。附款、 承充人于合同未施行之前必须将其所议定山票之彩开列一单，声明每彩占若干成， 呈交市行政局存案并须刊布告白于宪报， 俾众周知。廿三、 白鸽票之彩银不过十两者， 一经拈出中票， 即将彩银派给，如彩银过十两之数者， 亦限于二十四点钟派给。廿四、 山票之彩银必须自发票乸之日起， 限三日派清。廿五、 违背本合同无论何款， 及违背本合同第十九款第廿一款所指章程， 则由市行政局长罚承充人五十元至二百元之罚金， 如澳门政府见为应注销合同者， 即将合同注销。附款一、 除罚金之外承充人如谢教尚未派清者， 仍须立即派清， 无论该票是何票艇卖出者。附款二、 如彩银未在本合同第廿三、 第廿四款所指之期内派给， 则任买票人往市行政局长处控告， 由局饬传承充人于五日内将彩银交与财政总局所指定之处收存。附款三、 附款二所指将彩银交与财政厅所指之处收存， 系指该票未经根据合法规定将其注销， 及经委员会核明并非假票方可， 该委员会以五人组织之， 由市行政局长为会长， 政府所派委员二人， 承充人所派委员二人为会员。附款四、 判决本案时应决定将该缴存之彩银交与谁人， 然后酌量按照合同应否将承充人罚办或将合同注销， 但无论如何承充人及买票人对于行政官所定之案如有不服， 可于八日内向财政局长上控， 又凡依照附·３５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款三规定将票查验之后， 承充人及买票人亦得以平常手续上控， 如彩银已先缴者， 用政府名义附存至结案之日为止。廿六、 承充人必须保持其所设之各铺厂， 恪守秩序并将所设各铺厂开列一单， 注明某厂系收山票， 某厂系收白鸽票， 送交澳门市行政局及海岛市政务厅存据。廿七、 稽查各铺厂及白鸽票、 山票之办法系市行政局长之权。附款、 财政总局长或亲身或派员随时稽查承充人如何遵守本合同及合同所指之章程。廿八、 凡白鸽票谢教由开票日起限一个月到领， 至山票谢教则由开票日起限三个月到领， 过期无效。普通条件：廿九、 承充人或别人均不准开设字花、 字胆及不准开设别种同类之票， 与本合同承充类似者， 又不准擅开非法律特许之赌博。附款、 凡违背本款者及未先向承充人领取准照收卖白鸽票或山票者， 或谋夺承充人之利益者， 均依刑律惩罚。三十、 凡经向承充人领取准照以收卖白鸽票、 山票者， 如不将卖票之数呈与承充人， 或卖多报少， 或用别法谋骗， 均罚银四十元， 并照刑律所定处罚。附款一、 如受罚后再次违犯， 及依刑律所定最高罚款罚办， 如累次违犯， 即照例以瞒骗国家利益从严处罚。 盖承充人既纳饷于国家以得此项生意， 即属国家代表， 故损害承充人即与损害国家无异。附款二、 本款所指之罚金， 系由市行政局断定， 其罚金如不于法定期限内呈缴者即将案移送法院。卅一、 合同期满时原承充人须将所用签铺票、 白鸽票、 山票营业所需各项家生机器顶与新承充人承受， 如双方订价不合， 则由仲裁人决定。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 局长赖宝苏。①·４５４·① 《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３ 日， 第 １４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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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Ｗｏｎｇ Ｌｉｎ Ｋｅｎ （黄麟根），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Ｆａｒｍ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ｅ Ｗａｌｅｓ Ｉｓｌａｎｄ１８０５ － １８３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Ｓｅａ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１ ＆ ２， １９６５四　 报刊中文澳门： 《澳门政府宪报》， 《镜海丛报》， 《澳门通报》， 《澳门时报》， 澳门 《大众报》， 澳门 《华侨报》， 澳门 《市民日报》， 《西南日报》， 《澳门日报》香港： 《中外新闻七日录》， 《香港华字日报》， 《香港华字晚报》，《香港工商日报》， 《香港工商晚报》， 香港 《天光报》， 香港 《大公报》， 《香港华侨日报》， 《东风画报》， 香港 《文汇报》， 香港 《南洋》，香港 《新报》， 香港 《星岛日报》广东： 《述报》， 《博闻报》， 《唯一趣味有所谓报》， 《广东日报》，《两广官报》， 《香山旬报》， 广州 《时事画报》， 广州 《广东群报》，《广东财政日刊》， 《广东公报》， 《广东省政府公报》， 广州 《工人之路特号》， 广州 《时代动向旬刊》， 《广州民国日报》， 广州 《大光报》，广州 《针报》， 《中山民国日报》， 中山 《开明报》， 广州 《穗郊侨讯》北京： 《京报》， 《晨报》， 《外交公报》， 《政府公报》， 北平 《社会周刊》， 《新东方》。上海： 《申报》， 《国风报》， 《东方杂志》， 上海 《电声》， 《良友》，《良友画报》， 上海 《社会周报》， 《礼拜六》， 《人言周刊》， 《旅行杂志》， 《上海特别市政府市政公报》， 《新上海》， 《海涛周刊》， 上海《社会新闻》， 上海 《展望》， 《宇宙风》， 上海 《五云日升楼》， 《中美周报》， 上海 《时事类编特刊》其他： 南京 《工商新闻》， 南京 《中央日报》， 天津 《大公报》，天津 《益世报》， 天津 《海王》， 杭州 《海潮音》， 重庆 《新华日报》，温哥华 《大汉公报》·１７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葡文Ｍａｃａｕ： 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 Ｐáｔｒｉａ， Ａ Ｖｏｚ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Ｅｃｏ Ｍａｃａｅｎｓｅ， 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ｅ Ｔｉｍｏｒ， Ｏ Ｐｏｒｖｉｒ， Ａｒｑｕｉｖｏ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英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Ｗｅｅｋｌｙ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ｕｎｄａｙ Ｈｅｒａｌｄ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Ｏｔ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上海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福州）， Ｏｍａｈａ Ｄａｉｌｙ Ｂｅｅ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 ＴｈｅＴａｃｏｍａ Ｔｉｍｅｓ （美国华盛顿州）， Ｌｉｆｅ （美国纽约）·２７４·

后 　 记后　 记本书是 ２０１０ 年澳门文化局学术奖励课题 “民国澳门博彩史研究（１９１２ ～ １９４９）” 的结项成果， 也可以视为拙著 《尴尬图存： 澳门博彩业的建立、 兴起与发展 （１８４７ ～ １９１１）》 的续作。笔者研究澳门博彩史， 时至今日， 算起来已整整二十年。 在拙著《尴尬图存》 一书 ２０１０ 年出版后， 趁着研究热度未退和兴趣高涨之际，一鼓作气将澳门博彩史前后打通的想法， 油然而生。 顺着这一思路， 笔者以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史研究 （１９１２ ～ １９４９）” 为题， 向澳门文化局提出申请， 随后获得批准。 课题于 ２０１４ 年完稿， ２０１５ 年经过专家组评审通过， ２０１６ 年获得出版资助， 最终于 ２０１８ 年正式出版。 从立项到成书， 前后历时八年， 个中甘苦， 一言难尽。先说甘。 对于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 研究工作充满着探索的乐趣。谈及澳门博彩历史， 照理说民国是距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 有关史事应当知之甚多， 然而事实上， 民国时期的不少史实竟是靠着掌故轶闻拼凑起来的， 其中讹误舛错， 不一而足， 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也经常发生。 深入其间， 才发现这原是块蛮荒之地， 可以大有作为。 比如， 博彩业并非一直都是赌城澳门的核心支柱， 它亦曾让位于鸦片承充专营和黄金走私。又如， １９３１ 年澳门濠兴娱乐场火爆登场， 掀起国内赌场仿效蒙地卡罗的热潮， 上海福煦路 １８１ 号赌场和深圳又生公司娱乐场都是步武者。 再如，上海跑狗与澳门跑狗的始与终都发生过关系， 起初是明园欲图先在澳门·３７４·

民国澳门博彩史设跑狗场， 最后是申园离沪来澳。 诸如此类的创获， 让人乐在其中。博彩史研究， 有点旁门左道意味， 向不为主流正史研究者所关注。颇有不少学人以为， 赌博问题不过是社会治理中的癣疥之疾， 无关历史发展的心腹大局。 放在其他地区， 那倒没多少可谈的， 但在粤澳两地，其重要性迥然不同。 由于赌国广东和赌城澳门的互动， 近现代时期的广东博彩业兴旺发达， 造成一个开赌筹饷的局面， 与广东成为革命策源地和民主革命大本营有着重要的联系。 言而总之， 博彩史问题不容小觑。近现代的广东史之于中国史， 与博彩史之于广东史， 可以等而观之。 因此， 浓墨重彩的描画出来， 很有一点成就感。有人说， 晚清民国虽然是两个时代， 而实际上血脉贯通， 是连成一体的， 研究不宜划上鸿沟， 割裂开来。 自己做完了一百余年 （１８４７ －１９４９） 的澳门博彩史， 深深感到斯言甚是。 有了一些历史感和新认知，不觉欢喜非常。再说苦。 我是学明清史的出身， 贸然跨入相对陌生的现代史领域，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经常碰壁， 撞得鼻青脸肿。 花费了不少气力熟悉史实史料， 但仍感欠缺。俗话说， “距离产生美”。 距离太近， 不容易看清美在哪里。 历史研究也有类似的价值取向， 时间近了， 主观上易受周遭环境人事干扰。学界都很清楚， 民国史虽然离现在不远， 但形格势禁， 研究起来颇不易为。 其他不想多谈， 就讲讲史料的相对稀缺吧。 民国澳门博彩业方面的档案史料留存不多， 这是反常的。 有关澳门博彩业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史料， 萧瀛洲、 卢廉若、 范洁朋、 高可宁、 傅德荫等人， 澳门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史料屈指可数， 并且大多档案还是与烟赌无关的内容。 据说， 在澳门社会混乱时期， 有一些档案毁坏散失。 我见过不少澳门收藏家手中所藏的盖有澳门政府档案印记的各种档案， 可见确实有不少流落民间。另据传闻， 澳门回归前， 有些可能涉及葡国政府机密的档案被运回里斯本。 大概考虑到澳葡政府卖烟开赌之类， 终究是不雅之事， 为顾及颜面而采取的处理方式？ 猜测如此， 究竟真相如何， 则不得而知。 不管怎么·４７４·

后 　 记说， 到目 前 为 止， 我 还 没 有 见 过 标 注 有 “ Ｕｌｔｒａ Ｓｅｃｒｅｔｏ” （ 葡 语 “ 绝密”） 字样的档案。 第一手的政府档案相对稀缺， 靠着报章零缣断简的记述， 拼接出的历史景象模糊且干瘪生硬， 是难以让人感到满意的。《民国澳门博彩史》 一书成稿后， 本来是有 １６０ 多幅插图的， 大约能收到图文并茂， 相得益彰之效。 图片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与澳门博彩业发展历史进程中有关的知名人物， 如萧瀛洲、 卢廉若、 李际唐、高可宁、 范洁朋、 黄叔平、 傅德荫等人。 二是大量与博彩业有关的图片， 如白鸽票、 签铺票、 山票、 联榜， 澳门彩票， 番摊、 骰宝， 跑狗、赛马等等。 三是一些赌博场馆及其设施、 报章登载的各种广告等图片，以及甚为稀见的私人收藏———账册、 股票、 呈文、 信件等。 在书稿编辑过程中， 因涉及图片版权的授权问题， 而时间太短， 有点强人所难， 以致无法完成。 最终权衡利弊， 只能无奈地忍痛割爱。 自己很不满意， 竟然不觉有点悻悻然。甘苦说过了， 但愿苦都尽甘能来。 学界对所谓学术著述号称 “第一”或是 “填补空白” 等等说法， 大多是不以为然的， 因有自吹自擂之嫌，那是对假大空乱象的拨乱反正。 尽管如此， 我还是要说， 本书是第一部研究民国澳门博彩史的学术著作， 草具规模， 大体可观。 然而， 初生之物， 其类必丑， 加之筚路蓝缕， 问题肯定是存在不少， 尚希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并请体谅苦心， 以待他日尽力完善之。 笔者还想着以后能完成一部 《百年澳门博彩史 （１８４７ ～ １９４９）》， 甚至是 １５０ 年到 １９９９ 年。最后， 在本书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 先后得到澳门文化局调查暨刊物处黄文辉处长， 朱培贞和袁绍珊小姐， 澳门历史档案馆刘芳馆长， 澳门中央图书馆澳门资料室罗伟成先生的支持和帮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王晓卿、 郭红婷亦付出不少心力，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赵利峰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于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师工作室·５７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