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文化丛书ColeCção Cultura de MaCau莫世祥／著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以澳门经济转型为中心A study on MAcAo-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in Modern tiMes: MAcAo'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环扉.indd 2

出版说明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 “在中国 ５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上， 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 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 这一次传入的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 在地域上就是澳门。”澳门是我国南方一个弹丸之地， 因历史的风云际会， 成为明清时期“西学东渐” 与 “东学西传” 的桥头堡， 并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互动下， 形成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从成立伊始， 文化局就全力支持与澳门或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学术研究， 设立学术奖励金制度， 广邀中外学者参与， 在 ４００ 多年积淀下来的历史滩岸边， 披沙拣金， 论述澳门文化的底蕴与意义， 凸显澳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２０１２ 年适逢文化局成立 ３０ 周年志庆， 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 澳门文化局精选学术奖励金的研究成果， 特别策划并资助出版 “澳门文化丛书”， 旨在推介研究澳门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学术成就， 以促进学术界对澳门研究的关注。期望 “澳门文化丛书” 的出版， 能积跬步而至千里， 描绘出澳门文化的无限风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谨识

目　 录目　 录引子： 洋商东来 ／ １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 ／ ６第一节　 香港开埠与英式自由港政策 ／ ６第二节　 澳门扩界与葡式自由港政策 ／ １９本章小结： 制度差异　 兴衰契机 ／ ４０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 ／ ４３第一节　 港澳苦力贸易 ／ ４３第二节　 港英、 澳葡当局的论争与苦力贸易的终结 ／ ６９本章小结： 澳门首次受制于香港 ／ ８３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 ／ ８６第一节　 港澳间的鸦片贸易 ／ ８６第二节　 港澳当局分润与鸦片贸易的衰退 ／ １００第三节　 港澳烟商牟利与鸦片贸易被取缔 ／ １２３本章小结： 鸦片贸易的取缔与澳门依附于香港的肇基 ／ １４４·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 ／ １４８第一节　 澳门与香港常规转口贸易的演变 ／ １４８第二节　 澳门常规加工出口贸易的兴衰 ／ １７２第三节　 近代澳门贸易地位变迁的综合分析 ／ ２０９本章小结： 澳门依附型经济的定型 ／ ２２５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 ／ ２２７第一节　 “远东蒙地卡罗” 的崛起 ／ ２２７第二节　 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的转圜 ／ ２４１本章及全书结语： 博彩业促成近代澳门经济转型 ／ ２５３参考文献 ／ ２５７后　 记 ／ ２６５·２·

表目录表目录表 ２ － １　 １８５１ ～ １８７２ 年从香港运往世界各地的苦力华工人数统计 ／ ４７表 ２ － ２　 １８５０ ～ １８６９ 年香港出发的苦力船遇难或暴动简况 ／ ４８表 ２ － ３　 １８５６ ～ １８７３ 年经澳门出洋的中国苦力人数 ／ ６０表 ２ － ４　 １８７１ 年澳门街道遗尸统计 ／ ６４表 ２ － ５　 １８５４ ～ １８７３ 年从澳门出发的苦力船发生遇难或暴动事件简况 ／ ６５表 ３ － １　 １８５９ ～ １８８０ 年输入香港的鸦片数量统计 ／ ９２表 ３ － ２　 １８８３ ～ １８８５ 年输入澳门的鸦片的销路 ／ ９３表 ３ － ３　 １８６５ ～ １８８６ 年鸦片进入内地及香港数量 ／ ９５表 ３ － ４　 １８４４ ～ １９１３ 年香港岁入与鸦片税收 ／ １０３表 ３ － ５　 １８５０ ～ １９１０ 年澳葡政府财政收入及煮卖鸦片专营收入 ／ １０５表 ３ － ６　 １８８８ ～ １９１３ 年印度鸦片经香港转口贸易到内地及台湾地区的统计 ／ １０７表 ３ － ７　 １８８８ ～ １９１８ 年香港运往澳门及广州湾的鸦片 ／ １０８表 ３ － ８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８ 年港英政府官营鸦片收入 ／ １１５表 ３ － ９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９ 年港澳间鸦片贸易统计 ／ １１８·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表 ３ － １０　 １９２１ 年澳门鸦片进口及制成烟膏后出口的货值 ／ １１９表 ３ － １１　 １９１９ ～ １９４１ 年港英政府官营鸦片情形 ／ １４１表 ４ － １　 １８４４ ～ １９２４ 年进入香港的外贸船只统计 ／ １４９表 ４ － ２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１ 年澳门进口货物统计 ／ １５５表 ４ － ３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１ 年澳门出口货物统计 ／ １５６表 ４ － ４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５ 年澳门通过民船输入内地的洋货货值 ／ １５８表 ４ － ５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１ 年澳门与粤西南各府贸易货值 ／ １５９表 ４ － ６　 １８８８ ～ １９１７ 年港澳间华船贸易货值 ／ １６６表 ４ － ７　 １９１２ ～ １９３１ 年拱北贸易净值 ／ １６８表 ４ － ８　 １９２０ 年、 １９２５ 年、 １９３０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澳门进口货值统计 ／ １６９表 ４ － ９　 １９２０ 年、 １９２５ 年、 １９３０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澳门出口货值统计 ／ １６９表 ４ － １０　 １８８８ ～ １９０１ 年粤海关与拱北关茶叶出口比较 ／ １７６表 ４ － １１　 １８８１ ～ １９０８ 年澳门爆竹厂开办情形 ／ １８３表 ４ － １２　 １９１２ ～ １９２１ 年澳门织布企业简况 ／ １９２表 ４ － １３　 １９０８ ～ １９３９ 年澳门进出口贸易货值 ／ ２０７·２·

图目录图目录图 ３ － １　 １９０８ ～ １９３２ 年澳门鸦片进出口贸易额 ／ １４３图 ４ － １　 晚清洋货进口额经上海、 香港转口额比例 ／ １５１·１·

引子： 洋商东来引子： 洋商东来１６ 世纪初， 葡萄牙人乘坐木帆船， 从欧洲大陆的西南端出发， 漂洋过海， 陆续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尝试进行对华贸易和寻求海外殖民扩展的落脚点。１５５７ 年 （明朝嘉靖三十六年）， 广东地方官绅允许自西洋来华的葡萄牙人在珠江口西岸的澳门半岛南端租赁定居。 从此， 葡萄牙人正式在此建房筑城， 招揽中外客商， 原来颇为荒凉的澳门， 渐成生意通四海的商埠。１６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１７ 世纪 ４０ 年代， 在澳门经商的葡萄牙人建立起澳门到日本长崎、 澳门经由菲律宾马尼拉到美洲墨西哥、 澳门经由印度果阿到葡萄牙里斯本的三条海上贸易航线， 编织成以澳门为远东中转枢纽港、 以里斯本为财富归宿地的国际大三角贸易网络。 澳门因此成为名扬海外的国际贸易中转港。 葡萄牙商人通过澳门转口贸易向外输出的中国商品， 主要是生丝、 丝织品、 矿产制品以及各种土特产品；经由澳门与中国内地商人交易的外国商品， 主要是胡椒、 檀香、 象牙和白银等。然而， 历史的风云变幻荡涤了澳门在开埠之初创造的辉煌。 中国明、 清王朝的更替及其对外政策的转换， 加上国际形势发生了不利于葡萄牙人继续主导远东贸易网络的变化， 最终导致澳门商埠在 １８ 世纪中·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叶失去先前在珠江口各个城镇中独自享有的国际贸易中转港的地位。 这一地位由广州取代； 清王朝在 １７５７ 年 （乾隆二十二年） 宣布广州是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 澳门转而成为依附于广州的外港和来华的各国商人及其眷属的临时居留地。近代美国学者马士 （Ｈ Ｂ Ｍｏｒｓｅ） 在叙述澳门贸易地位的变化时说： “葡萄牙人的贸易衰落了， 但澳门却繁盛起来， 它在中国人的监督下， 变成各国与广州间贸易的基地。 一切进口船只都在那里雇佣引水和买办， 它们也从那里决定出发的方向。”①来华外国商船前往广州交易的季节， 从每年秋初西南季风停息时起， 到当年冬季东北季风刮起时止， 时间大约是从每年的 １０ 月到次年的 １ 月， 共三四个月。 在此交易季节， 每艘外国商船都要先在澳门雇用中国的引水员、 通事和买办各一人。 由买办包办船舶及船员的给养， 引水员引船驶向广东虎门， 办理丈量及缴费手续， 然后船才获准在毗邻广州的黄埔港下碇， 将货物卖给清朝官府指定的一位广州行商， 价格由该行商确定。 洋商需要购置的中国货物也必须通过该行商采办， 所有的采销合同均应在一年前订好。 一旦双方完成交易， 西洋商人必须立即离开广州， 要么乘船回国， 要么留在澳门过冬以等待下个交易季节的来临。这就是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下广州贸易体制的交易程序， 澳门依附于这一体制而再现繁华。１９ 世纪初， 在来往澳门、 广州两地进行对华贸易的西洋各国商人当中， 活跃着依靠工业革命而壮大经济实力与海外殖民扩张能力的英国商人。 他们比葡萄牙人更具有开拓乃至占领中国内地市场的雄心。 然而， 他们最初希望向中国推销的英国工业制品， 都受阻于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清王朝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 这致使他们·２·① 马士 （Ｈ Ｂ Ｍｏｒｓｅ）：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１ 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５０ ～ ５１ 页。 清朝政府规定， 外国商人来华销售货物之后， 必须随商船返国， 不准在广州居留。 因此， 来华外商在广州结束贸易后， 往往寄居澳门， 以便再到广州贸易。

引子： 洋商东来不得不动用大量的白银货币， 购买亟须获取的中国茶叶和丝绸等土特产品。 为了诱使中国人购买他们的洋货， 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 英国商人转而致力于向中国倾销名为 “洋药” 实为毒品的鸦片。 当时， 鸦片的生产和提炼之地主要是英属印度殖民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简称 ＢＥＩＣ） 设在澳门的分公司， 就成为纠合各国来华商人共同向中国走私鸦片的首要机构。急剧增加的鸦片走私贸易， 不仅使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外国商人的钱袋， 而且严重毒害中国人的身体和心灵， 长此以往，势必危及清王朝的统治。 鉴于此， １８３８ 年 １２ 月， 清朝道光皇帝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到广东查禁鸦片。 １８３９ 年 ３ 月， 林则徐抵达广州， 下令收缴中外商人的所有鸦片存货， 并从 ６ 月 ３ 日起，在虎门销毁收缴的全部鸦片。 林则徐还下令， 要求英国等西洋商人必须具结保证不再贩卖鸦片， 如此方可进入广州进行正当贸易。 鉴于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ｌｌｉｏｔ） 在澳门指示英商拒绝具结， 英国炮船又在广东虎门口外的穿鼻洋向广东水师船只开炮挑衅， 林则徐愤而下令从当年 １２ 月 ６ 日起， 英国船只不准进入广州。 １８４０ 年 １ 月 ５ 日， 他进而宣布广州封港， 永远断绝英船、 英货及英国属地的船货进口， 但继续允许英国货物经由其他中立国家的船只运入广州进行贸易。为了保护乃至扩张包括鸦片贸易在内的英国在华利益， 英国政府决定发动侵华战争， 派遣远征军来华， 凭借其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 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 这场战争，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被称为鸦片战争（１８４０ 年 ６ 月至 １８４２ 年 ８ 月）。侵华英军在战争初期的 １８４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派遣先遣部队， 登上位于珠江口东岸、 与澳门隔海相望的香港岛北端。 同月 ２６ 日， 英军举行正式占领香港岛的仪式， 升起英国国旗， 从此将香港岛被当作英国扩张在中国乃至远东地区利益的基地。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 数以百万计的清军竟然任由不过两·３·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万人的英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攻城略地。 一直陶醉于天朝盛世梦幻中的清王朝， 在惨遭战争失败之后， 被迫于 １８４２ 年 ８ 月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割地赔款、 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中英 《南京条约》。这一条约规定， 清朝皇帝 “准将香港一岛， 给予大英国君主及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 任便立法治理”， 即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条约还规定， 废除在清朝在对外贸易中只开放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并且长期实行的公行垄断贸易制度， 开放广州、 厦门、 福州、 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 允许英国商人及其眷属在通商口岸通商及居住。 这意味着， 清朝政府被迫打开闭关锁国的藩篱， 外国商品从此可以从多渠道进入中国销售。 此外， 条约还规定： 清朝向英国赔款 ２１００ 万银元， 其中 １２００ 万银元是军费赔款，６００ 万银元是销毁鸦片的赔款， ３００ 万银元是偿还公行拖欠英商的赔款； 中英两国共同议定英国在中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 允许英国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 英国人在中国犯罪可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等。 随后，外国列强相继和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利益均沾” 地分享各种侵华利益。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去， 珠江口海面重新恢复昔日商船往来的景象。 可是， 中英 《南京条约》 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逐渐改变了清王朝政治独立、 经济自给自足的局面， 导致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中国社会的性质也从封建社会逐渐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历史巨变中， 广州作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的旧有贸易体制迅速瓦解， 英国人在新占领的香港岛上开埠建港， 延揽中外商人前往经商贸易。 面对这一变化， 先于香港开埠 ２８０ 多年的澳门， 如何处理与新兴香港的经贸关系？ 分别体现旧殖民主义取向和新殖民主义取向的葡萄牙人和英国人， 如何在他们各自控制的珠江口的两个中外贸易转口港里展开经贸博弈？ 从 １８４１ 年香港开埠到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即在内地与港澳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 近代澳门与香港之间·４·

引子： 洋商东来的经贸关系的演变， 对澳门本地的经济兴衰及产业转型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 本书将针对这些问题，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百年历史长河中寻根溯源、 探求答案， 并且将探索的目光聚焦在近代港澳经贸关系演变促使澳门经济转型的基点上。·５·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第一节　 香港开埠与英式自由港政策在被英国军队占领之前， 香港岛 （以下简称 “港岛”） 隶属广东省新安县管辖。 港岛位于珠江口东岸， 北靠广东省内陆。 岛上分布有多个华人村落， 数千村民分别以农耕、 捕鱼和采石为生， 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据 １８９４ 年以前的统计数据， 港岛 “平地约三十方英里”①， 即全岛陆地面积约 ７７ ７ 平方公里。 港岛南端面向珠江口外的伶仃洋， 北端与同样属于新安县管辖的九龙半岛遥相呼应， 环抱着弯曲蜿蜒的天然海港。 海港水深港阔， 西接珠江口， 东连中国南海， 自古就是贯通珠江与外海的主要航道之一， 更是举世罕有的天然良港。１８３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 澳葡当局鉴于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领导广东官府严厉查禁英国商人走私鸦片， 决定将避居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眷属全部驱逐。 同月 ２６ 日， 居澳全体英商及其眷属被迫乘坐大小木船离开澳门， 驶入香港岛北端的海港避难， 依靠岛上淡水以及岸上的食物供应漂泊度日。 在此困境中，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曾经告示港岛居民， 禁止他们往水井投毒， 表明其有意染指港岛事务。 １８４０ 年 ６ 月下旬， 英·６·① 陈鏸勋： 《香港杂记 （外二种）》， 莫世祥校注，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 ７页。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国海军远征舰队抵达珠江口海面， 随即封锁广州江面和海口， 并宣布将港岛北端海港的急水门至澳门之间的水域， 作为英国等外国商船停泊的地点。①１８４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英军正式占领香港岛， 开始实施殖民管治。 英国人随即组建港英当局， 将港岛与九龙半岛环抱的海港命名为 “维多利亚港”。２ 月 １ 日， 英国侵华海军司令官伯麦 （Ｂ Ｂｒｅｍｅｒ） 和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商务总监督义律， 联名向香港华人居民发布安民告示。 其流传至今的英文文本翻译如下： “兹晓谕港岛华人居民， 本岛已归英国女王管辖， 业经中英两国大员协议在案。 凡尔岛上居民， 均需明了，尔等从今往后， 已属英国女王子民， 自当尽责顺从。 尔等将受大英帝国庇护， 免遭所有敌人伤害。 原有宗教、 礼仪与社会风俗， 以及合法之私有财产， 均可自由沿袭。 各乡耆老， 可依据大清律例及中国习俗， 治理乡里， 惟须革除一切拷打刑讯， 并服从英官掌控。 尔等居民， 倘受英人及外国人伤害虐待， 均准就近向官厅告密， 定即依法承办。 凡中国船只与商人来港贸易者， 英国官厅一律豁免所有税费。 兹再次重申， 各乡长老须尽职守责， 约束乡民， 使其顺从毋违。”② 这一文告最早宣示了港英当局实施以华律、 华俗管治华人的政治政策和允许中国商船来港自由贸易、 免缴税费的经济政策。 此后， 港英政府一直沿用和执行这些政策。对于居港的英国及其他国家的人士， 港英当局则按照英国的法律实施管治， 从而形成华洋分治的二元法制。 基于英国法律中鼓励和保护自由贸易的原则， 港英当局在香港开埠之初， 允许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商船自由进出香港， 自由进行贸易。 这种一视同仁地允许中外各国船只、 货·７·①②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１ 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２７０、 ２７２、 ２９５ 页。译自 《澳门月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１８４１ 年１ 月号。 １８３９ 年林则徐组织专人翻译西书、 西报时， 将该报英文名最先中译为 《澳门月报》， 后人直译为 《中国丛报》。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物、 人员、 资金自由进出、 自由贸易并且免征关税的经济政策， 叫作“自由港” （Ｆｒｅｅ Ｐｏｒｔ） 政策。当时， 清朝广东官府随即将英方颁布的文告抄呈道光皇帝。 不过， 留存至今的中文文本却有一项内容和 １８４１ 年公布的英文文本背道而驰。 中文文本称， 来港贸易的中国商船 “所有税饷、 船钞、 挂号各等规费， 输纳大英国币”，① 英文文本却宣布免征所有税费。 中英文本截然不同的规定， 或许与道光皇帝的奇特心态相关。 当时， 清朝道光皇帝并不在乎将香港蕞尔小岛割让给英国， 却担心香港成为 “自由港” 会导致清朝不能征收进出香港船只的税赋， 因此谕令广东官府予以严查防范。② 广东官府在抄呈道光皇帝的英方告示中加上英文文本中不曾出现的征收香港进出港船只税费的内容， 应该属于揣摩圣上旨意的举动。港英当局正式对外宣布实行自由港政策的时间， 是 １８４１ 年 ６ 月 ７日。 当日， 义律在澳门发布通告， 全文翻译如下： “兹告示广州及中国各埠之商贾， 诸位及所拥有的船只可以自由进出香港的港口进行贸易，并获得英国长官的充分保护。 香港位于中华帝国的海岸， 英国政府对于进出口货物一律免征税费。 兹再次申明： 倘若妨碍香港的自由， 广州港及中国所有的大港口将被立即封锁禁运。 凡向英国官员报告有助于侦缉海盗之消息者， 当获重酬； 海盗将被缉拿并移交中国官府惩处。” 当时澳门出版的英文期刊 《澳门月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又称 《中国丛报》） 在登载这一通告时注明： “英国当局宣布， 香港成为自由港。”③１８４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新上任的英国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 （Ｈｅｎｒｙ·８·①②③见 《英夷在香港出示》， 载中国史学会主编 《鸦片战争》 第 ４ 册， 上海： 神州国光社， １９５４， 第 ２４１ 页。参见弗兰克·韦尔什 （Ｆｒａｎｋ Ｗｅｌｓｈ） 《香港史》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王皖强、黄亚红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１５５ 页。译自 《澳门月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１８４１ 年 ６ 月号。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Ｐｏｔｔｉｎｇｅｒ） 再次重申香港作为自由港， 对任何国家的任何船只不征收任何关税、 港口税及其他捐税。 次日， 他将英国原先设在澳门的驻华商务监督处的全体人员， 从澳门迁往香港。英国驻华官员相继宣布香港成为自由港的举措， 得到英国政府的肯定。 １８４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英国外交大臣第四代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Ｇｏｒｄｏｎ， ４ ｔｈ Ｅａｒｌ ｏｆ 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致函璞鼎查指示经营香港自由港的财政方针时说： “女王陛下政府的宗旨， 现在既是要使香港成为一个自由港， 而且港口税也因而须要尽量轻微， 以便给予各国商业以一切可能的鼓励。 显然， 不能期望从进出口税中获得财政收入， 来应付随着该岛的占领而产生的开支。 所以指望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就是土地。 如果由于岛上所实施的商业管理办法的宽大， 外国人都和英国臣民一样地愿意在那里安家立业， 这样就会使它以极有限的面积而成为一个大的商业集散地。” “女王陛下政府提醒你不要把土地的任何部分作永久的让与， 他们宁愿人们向国主租地， 租期却尽可放长到足以保证租地人在他们那些分租地上放手兴建。 这样就会立刻得到一种永久性的财政收入， 以因应岛上的开支， 还有理由确定， 它必会随着财产价值的增加而增加。” “从租出去的土地所得来的租金， 必须登进香港政府的帐户， 而它所构成的这一笔基金， 不仅可以指望它来支付机关的经常费用， 并且也能指望它来给付行将在岛上举办和保持的公共工程的费用。”① 这些指示， 促成港英政府在实施自由港政策时， 将由于免征贸易关税而实行土地拍卖 （实际上是拍卖土地的长期使用权） 得来的收入， 作为解决当地公共开支问题的基本举措， 由此形成英式自由港政策中最具特色的土地批租制度。英国驻华官员与远隔重洋的英国政府官员之所以一致决定在刚占领的香港岛实施自由港政策， 与当时英国古典经济学倡导的自由经济理念·９·①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１ 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３２９、 ７５９ ～ ７６０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风靡英国本土密切相关。 早在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 英国开始出现由手工工场转变为机器工厂的工业革命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又称产业革命），英国的经济及经济学界随之积聚了能实现突破性飞跃的巨大能量。 １７７６年，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发表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Ｎａｔｉｏｎ， 即 《国富论》） 一书， 倡导建立私有制的自由贸易、 自由竞争和对企业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 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主张通过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 自发调配社会资源， 促进经济的发展。 该书的出版和传播， 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建构起完整的理论体系， 促使自由经济理念逐渐赢得英国朝野人士的广泛认同。 英国人随之将此理念以及自由市场的运作机制， 从英国本土逐步延伸到海外殖民扩张的进程中。 １８３３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在英国驻华商人和英国本土工业品制造商联合要求实行对华自由贸易的压力下， 英国政府宣布从次年 ４ 月 ２１ 日起， 废除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长期拥有的垄断专营地位， 允许英国商人自由进行对华贸易； 该公司管理英国臣民对华贸易的权力， 改由新委派的英国政府驻华商务总监督行使。 鉴于英国早已在欧洲的直布罗陀、 马耳他等地处国际航道且本地资源匮乏的海港实行自由港政策， 以及英国在华商人已经摒弃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专营制度而按照自由经济原则直接进行对华贸易， １８４１ 年 １ 月英军占领港岛之后， 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商务总监督义律随即在同年 ２ 月和 ６ 月宣布香港成为自由港， 向各国商船开放自由贸易， 免征各种税赋。 从此， 自由经济的理念成为港英当局处理香港经济事务的一贯方针。港英当局在将香港建设成为远东第一个自由港的过程中， 首先采取了下列主要措施。一是宣布香港所有土地归英国女王专有， 推行由港英当局直接管理的土地批租制度。 １８４１ 年 ２ 月 ２ 日， 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商务总监督义律颁发占领港岛的第二号公告， 宣布港岛及其所属范围内的一切土地、 港口、 财产或私人设施， 一律收归英国女王， 由英国女王的王权和·０１·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特权所支配， 并由女王所专用。① 同年 ６ 月 １４ 日， 港英当局首次拍卖港岛土地的使用权。 为了吸引当时还留在澳门的英国商行前来开发、 投资， 拍卖活动特意在澳门举行。 颠地 （Ｄｅｎｔ ＆ Ｃｏ ）、 怡和 （ ＪａｒｄｉｎｅＭａｔｈｅｓｏｎ ＆ Ｃｏ ） 等 １０ 多家英国商行， 以极为低廉的价格， 在港岛北部共购置 ３４ 块地产。 １０ 月， 港英当局又在港岛进行第二次土地使用权拍卖。 此后， 港英政府继续根据经济开发的需要， 不时拍卖港岛上的原有土地和填海新增的土地。 这些土地的业权 （即使用权年限） 最初定为 ７５ 年。 为了吸引中外富商来港长期投资， １８４９ 年 ３ 月港英政府宣布将土地业权期限延长到 ９９ 年。 １８９８ 年后， 又宣布改为 ７５ 年的标准租期并允许续期。 土地使用人除了一次性付清地价之外， 在使用期内， 每年还必须向政府缴纳按照房地产的价值或租值比例征收的 “差饷”， 用于维持警察 （时称 “差役”） 以及政府其他公共服务的开支。 这种 “差饷” 实际上相当于地租， 以此确认土地的最终业权属于英国政府。 港英政府通过拍卖、 招标等形式出售土地的使用权， 允许承租人合法买卖、 转让和抵押， 形成活跃的地产交易市场； 同时对批租土地及其业权变更进行更严格的监督、 管理， 通过有节奏地拍卖土地使用权和按年征收地上建筑物的地租 （差饷）， 获得稳定递增的财政收入， 长期分享因当地经济快速发展而造成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巨大收益， 有效弥补了香港作为自由港由于免征进出口货物关税而出现的财政收入缺失。 依靠土地批租制度的稳定收入保障， 香港自由港才能始终高悬免征进出口货物关税的 “免税天堂” 招牌， 招揽各国客商前来进行转口贸易。 到香港贸易的企业和个人自然需要租用乃至购买仓库、 住宅、 商店、 码头等物业， 外来的贸易资金因而通过购置香港的物业而不断沉淀下来， 并且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物业估值的提高而持续增值， 香港的房地产业于是随着中外中转贸易的增长同步发展， 港英政府从土地批租·１１·① Ｊａｍｅ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ｏｒｔｏｎ － Ｋｙｓｈ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ｓ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Ｖｅｔ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７１）， ｐ ４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制度中获取的岁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在英式自由港经济体制下， 土地批租制度成为港英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分享经济收益的有效利器， 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坚持自由贸易政策， 限制包税专营。 开埠之初的香港经济开发刚刚起步， 土地价格尚算低廉， 港英政府制定的免征关税、 以土地批租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方案， 一时难以应付当地的各项公共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 １８４４ 年就任的第二任港督兼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德庇时（Ｊｏｈｎ Ｄａｖｉｓ， 又译作戴维斯、 爹核士）， 为了迅速增加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 决定开征多项税费， 甚至推行包税专营制度， 不惜挑战前任港督璞鼎查与在港英商信奉的自由贸易理念。 对此， 最早记述近代香港历史的一本英文著作写道： “正当商人们仍然期待以自由贸易的原则 （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促进香港发展之际， 德庇时爵士却只想到牌照费和包税专营 （ ｌｉｃｅｎｓｅ － ｆｅｅｓ， ｆａｒｍ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① 德庇时就任港督之后， 陆续颁布法例， 包括： 宣布港岛所有居民都要缴纳人口登记费（俗称人头税）， 其中英国商人每人每年缴交 ５ 元②， 华人苦力缴交 １元； 对港岛居民开征婚嫁费、 丧葬费、 墓碑费、 差饷费 （地租） 和烟酒零售税； 对港岛采石业、 售盐业、 鸦片销售业和捕鱼业实行承包专营。 在这些措施当中， 他最看好开征承包专营的税费。 他向英国政府报告说， 鸦片承包 “是最有效的财政收入来源， 可以促进本港的发展”。③·２１·①②③Ｅ Ｊ Ｅｉｔｅ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８８２（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Ｌｔｄ ， １８９５）， ｐｐ ２３４ － ２３５近代香港长期杂用中外各种银元。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港英政府一度设造币厂铸造港元， 但因亏损而作罢， 于是继续长期通用各种银元。 １８９５ 年 ２ 月， 香港总督府宣布墨西哥银元 （鹰洋）、 英镑银币及香港银币为香港法定货币， 并禁止其他货币流通；但对民间仍习惯使用的西班牙银元 （佛洋）、 中国银元或日本银元 （龙洋） 等其他货币， 政府也未明令打击。 其实不仅香港长期混用各种银元， 澳门及中国内地也是如此。 至今， 对于近代文献中笼统所称的 “元”， 研究者已经难以分辨是哪一种货币了。 所以， 本书循例不说明货币种类。Ｅ Ｊ Ｅｉｔｅ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８８２（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Ｌｔｄ ， １８９５）， ｐｐ ２３４ － ２３５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然而， 德庇时的这些举措激起居港中外人士的强烈反弹。 １８４４ 年 １０月， 为了抗议港英政府开征人口登记费， 香港华人举行开埠以来的第一次罢工罢市， 居港洋商也群起向英国政府投诉。 港英政府随即被迫更改法例， 宣布公务员、 军人、 商人、 专业人士及年收入 ５００ 元以上者可以豁免人口登记， 其他需要进行人口登记者也无须缴交任何费用。 德庇时试图对进口葡萄酒和烈性酒征税， 但由于遭到英商们的反对而被迫取消。 至于他最热衷推行的鸦片承包专营制度， 从 １８４４ 年 ２ 月开始实行以来， 也一直受到居港中外商人的强烈反对。鉴于德庇时的治港举措不断激起民愤， １８４７ 年英国国会下议院成立特别委员会， 调查香港事务及对华贸易问题。 要求实行自由贸易、 反对专营垄断， 成为在港英商向该委员会投诉时的共同呼声。 英商马地臣（Ａ Ｍａｔｈｅｓｏｎ） 说： “如果继续保持这种毫无束缚的贸易自由， 香港肯定会成为一个大贸易中心。 它最终将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 他呼吁：“废除所有现行的包税区， 废止现行的各种恶劣的税收， 诸如对名声不好的房子、 台球厅和小船等征收的税金。 还要停止对华人进行登记， 因为这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① 委员会在随后的调查报告中写道：“香港显然受困于承包专营制度与繁琐规则的制约， 不利于它的定位和发展。” “我们认为， 牺牲开拓者的实在利益是不明智的， 香港的繁荣只能按照条约与内部法规， 通过最大限度的自由交往与贸易才能实现。”② 同年 ８ 月， 港英政府被迫取消只允许一位承包商在香港专营垄断鸦片销售的做法， 改为向居港的所有鸦片销售商开征牌照费。 １８４８年 ３ 月， 德庇时在居港中外商人的反对声中， 黯然辞去港督职务， 返回伦敦。·３１·①②《英国下院特别委员会关于英国对华贸易现状的调查报告》 （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ｔｏ Ｅｎｑｕｉｒ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转引自弗兰克·韦尔什 《香港史》， 王皖强、 黄亚红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２１６ ～ ２１７ 页。Ｅ Ｊ Ｅｉｔｅ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８８２（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Ｌｔｄ ， １８９５）， ｐ ２５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德庇时的辞职， 标志着自由贸易政策终于遏制了专营垄断举措，自由贸易政策在香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十余年后， 港英政府为了增加岁入而再度实行鸦片招商承包、 专营垄断。① 可是， 此类定期招商专营的制度始终局限于鸦片和食盐、 食油等少数消费品销售行业以及如开山取石等涉及繁重体力劳动的少数行业， 其他众多行业仍然继续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 因此， 少数行业的承包专营商不可能对香港自由经济产生跨行业的垄断性影响， 无碍于香港自由港的运作与声誉。三是扩张自由港的管治区域， 确保港内安全和自由贸易。 １８４１ 年英国人宣布香港成为自由港之时， 其管治范围局限于陆地面积约 ７７ ７平方公里的港岛及附近水面。 当时， 华南海面的海盗猖獗， 不时骚扰，影响港岛的治安和维多利亚港的航行安全。 港英政府除了多次出动军警缉捕海盗， 将其递解清朝官府处置之外， 还借口清朝广东官府在维多利亚港对岸的九龙半岛南端的防务威胁了维多利亚港的安全， 竟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１８６０ 年 ３ 月） 派英军占领九龙半岛南端的尖沙咀一带。 １８６０ 年 １０ 月， 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 《中英北京条约》， 将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南 （包括昂船洲） 共 ７ ９３ 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割让给英国， “并归英属香港界内”。 英国人随即在尖沙咀一带开辟新城区，建造起与港岛维多利亚城隔海相望的双城。 位于双城之间的维多利亚港因此得以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迅速成为举世闻名的天然良港。 １８９８ 年 ６ 月 ９ 日， 英国又乘列强瓜分中国之机， 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宣称 “香港一处， 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 将陆地面积 ９７５ １ 平方公里的今新界地区及附近水域， 租借给英国 ９９ 年。 这不但使当时初具规模的港九城区获得比其大十余倍面积的·４１·① １８５８ 年起， 港英政府重新恢复鸦片招商包税专营。 １８８３ ～ １８８４ 年， 港英政府取消鸦片专营， 改征牌照费。 １８８５ 年起， 又恢复鸦片专营。 １９１４ 年起， 港英政府再度取消鸦片招商承包专营制度， 改由政府实行鸦片官营专卖。 相关概况可参见潘兴明 《香港禁烟史论》， 《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乡村， 作为其与中国内陆接壤的缓冲地带， 而且为港英政府推行土地批租制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实施空间， 为日后香港城区的继续扩展和新市镇的建立奠定了宽裕的基础。四是进行城区市政建设和码头、 仓库等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自由港的各项硬件配套设施。 香港开埠之后， 港英政府通过官营或私营的形式， 首先在港岛北部沿海狭长地带， 兴建道路、 码头、 仓库、 水塘等基础设施。 １８４２ 年， 港岛建成第一条柏油马路， 即贯通港岛东西两端的皇后大道； 港岛北部太平山上下多条街道也随之先后开通。 港岛由此形成最早的城区， 该城区在 １８４３ 年 ６ 月被命名为维多利亚城。 １８４５年， 港岛建成 ３ 个轮渡码头。 １８４６ 年， 建成环岛 ３９ 公里的道路网络。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 鉴于港岛北部山地峻拔， 港英政府陆续启动多项填海造地工程， 以便扩大城区建设， 满足居住人口逐年递增的需要。 到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港岛铜锣湾、 坚尼地两处共造地 ４５ 英亩， 九龙尖沙咀、 红磡也开始进行填海造地工程。 １８８９ 年， 港英政府推出规模更大的填海造地计划， 从西营盘至中环填海造地 ６５ 英亩， 工程在 １９０４ 年完成。 在码头、 仓库的建设方面，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英资怡和洋行在港岛西营盘和湾仔设立码头和货栈。 １８７１ 年， 香港第一家 “公仓” 英资香港码头货仓公司成立。 １８８６ 年， 该公司与怡和洋行合组香港九龙码头及货仓公司， 其设立的深水泊位可供多艘远洋轮船驻泊。五是开通中外航线， 引进近代西方公司经营机制， 完善香港自由港的各项功能。 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起， 英商陆续开辟香港至英国等远洋轮船航线， 以及香港至澳门、 广州、 厦门、 上海等内河及沿海轮船航线。１８６９ 年， 苏伊士运河通航， 将欧洲各国到远东地区的海上航程缩短 １ ／ ４，香港通往英国、 法国、 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的远洋航线随之进一步发展。 为了适应中外转口贸易不断增长的需要， 英商在香港开埠之初就引进了近代金融机构与银行信用借贷等业务。 １８４５ 年，总行设在印度孟买的英资东方银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又称东藩汇理银行、 金宝银行、 丽如银行） 在香港开设分行。 １８５７ 年和 １８５８·５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年， 英资 有 利 银 行 （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呵加利银行 （Ａｇｒａ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ａｎｋ） 相继在香港开设分行。 １８５９ 年， 总行设在伦敦的英资渣打银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Ｂａｎｋ，又称麦加利银行） 也在香港开设分行。 其中， 东方银行、 渣打银行先后获准在香港发行纸币。 １８６５ 年 ３ 月， 由欧美在港各大洋行共同创办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同时在香港和上海正式成立， 成为总部设在香港的第一家银行， 并且获准发行纸币。 不久， 英资取得汇丰银行的绝对控制权， 使其迅速成为对香港乃至对中国内地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的金融机构。在城市现代化建设方面， １８６２ 年， 英商在西营盘创办香港中华煤气公司。 从 １８６５ 年元旦起， 维多利亚城的 ４００ 多盏街灯开始用煤气照明。１８６３ 年， 英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成立， 其因拥有先进的船舶修理和造船技术， 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陆续兼并广州黄埔和香港、 九龙的众多大型船坞。 １８８９ 年， 英商成立香港第一家电力公司， 次年开始进行火力发电，向港岛的中外富裕人家及主要街道的街灯供电照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初，英资大东电报公司在香港开业， 铺设海底电缆， 陆续开通香港与海外及中国内地各大城市的电报通讯。 １８８１ 年， 英资在香港首次安装电话， 随后组建香港电话公司。 香港商人从此可以通过电报、 电话， 直接进行远距离的交易。 １９０４ 年， 港岛第一条横贯东西的电车线路通车运行。 １９０６年， 贯穿九龙的弥敦道修通， 带动了九龙各街区的繁荣。 １９０７ 年， 香港与广东开始各自兴建从九龙尖沙咀到广州大沙头的九广铁路， １９１１ 年九广铁路全线通车， 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陆路交通从此将火车作为主要运输工具。六是建立保障私有制与自由贸易的各项经济法规及司法执行框架，形成与香港经济运作和国际市场准则相贯通的自由经济软环境。 港英政府在香港实施管治之初， 在政治、 司法甚至居住区域等方面， 都表现出歧视与虐待华人的殖民政策倾向， 但是在市场准入及运作的经济层面，贯彻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挂帅、 利润优先的自由经济原则， 允许华人通·６１·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过自由贸易发展自身经济实力， 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的商人展开自由竞争。 在创建保障自由经济的法治环境方面， 立法局 （时称创例堂或定例局） 陆续制定与颁布保护私有产权与自由贸易、 自由竞争的一系列成文法规， 主要有 １８４７ 年公布的 《市场贩物牌照条例》， １８５４ 年公布的 《市场条例》， １８５６ 年公布的 《购买地产条例》， １８６０ 年公布的《银行票据及诈骗法修正条例》、 《修正遗嘱检证及遗产管理条例》 和《受托人欺诈治罪条例》 等。 此后还陆续制定与颁布了破产法、 专利法、 银行组织法、 合伙经营法、 公司法、 商标法、 信托法、 财产继承法等法规。 这些法规的英文译名称为 “条例”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 每项条例称为一 “章”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８５３ 年 ８ 月， 新创刊的香港第一份中文期刊《遐迩贯珍》 在 《香港纪略》 一文中介绍当时香港司法审理程序说：“臬宪审断重要案件， 至细故小案， 俱属刑讼司， 偕同抚民绅士一二员讯断。 至凡有汉人告状， 或控本土人， 或控他国人， 即赴该司署， 以汉文禀诉， 传供人照由转达， 听候判决， 此系以犯例案而论。 至不属犯例之案， 例如银债等件， 恐英国例， 原为英人而设， 于汉人原不甚谙习，莫如向本村、 本湾地保， 按照本土风俗理处。 若愿赴公庭， 照犯例案一体审办者， 仍听其便。”① 文中所称 “臬宪” 指的是香港高等法院， “刑讼司” 指的是裁判司， “犯例” 即犯法、 犯罪。 当时居港华人处理钱债之类的经济纠纷， 有两种途径： 一是诉诸华人地保， “按照本土风俗理处”；二是诉诸港英政府裁判司乃至高等法院， 按照港英政府颁布的法规进行司法审理和判决。 ２０ 世纪初， 随着香港城市化和华人新兴社团的发展，依据华俗传统建立的地保制度已经式微， 华人转而通过港英政府的司法诉讼程序， 处理大宗的钱债纠纷和申请破产 （时称 “报穷”） 等经济案件。 有关此类审理案件的报道， 成为香港华文报纸不时登载的本地新闻之一。 处在自由经济氛围下的近代居港华人， 逐渐学会运用港英政府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７１·① 《香港纪略》， 《遐迩贯珍》 １８５３ 年 ８ 月第 １ 号。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香港在 １８４１ 年宣布成为自由港之后， 经过最初几年的艰难开发，很快取得了四方商贾与人力资源齐来香港贸易创业的明显成效。 由于毗邻中国内地， 香港的自由贸易与免征关税， 给苦于内地战乱与苛捐杂税的广东商人提供了避难、 避税的发财天堂； 多头并进的港口城市建设工程， 也给华南过剩的劳动力提供了比内地就业易、 薪酬高的就业环境。于是， 华人移民成为香港逐年增加的人口的主要来源。 １８４１ 年 ５ 月，在英军正式占领香港岛之前， 港岛有华人居民 ７４５０ 人。 １８４５ 年 ６ 月，港英政府首次公布的人口调查报告显示， 港岛人口共有 ２３８１７ 人 （不包括驻扎的英军）， 其中华人 ２２８６０ 人， 其余为欧洲各国人士及印度人。此后， 港岛人口不断增加。 随着港英政府先后将南九龙与新界纳入香港管辖， 到 １９０１ 年， 香港总人口增加到将近 ３７ 万。 其中， 华人始终占全港人口的绝大多数， 而广东人则占在港华人的绝大多数。 这种状况在整个 ２０ 世纪一直保持， 香港总人口不断增加。在此期间， 最初依赖英商和其他外国商人发家的香港华商， 开启了自主发展乃至与西洋商人展开自由竞争的历程。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 广州一些原有行商及殷实人家为避战乱， 携资来港创业， 陆续开设经营中国内地土特产品出口贸易的南北行和经营美洲华侨商货贸易的金山庄等商行， 从而促进早前依附英商鸦片贸易畸形发展的香港华人商业， 朝着沟通中外正当贸易的方向发展。 华商除经营商业贸易之外， 还投资地产、金融、 保险、 航运和轻工业等行业， 在分享香港自由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迅速壮大自身实力。 到 １９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 华商在按照地产物业征收的差饷总额与缴纳大户人数两方面均已超过外商。 １８８１ 年， 港英政府税收的 ９０％来自华人， 在按季度缴纳差饷达 １０００ 元以上的香港最大的１８ 家业主当中， 华商占 １７ 家， 余下 １ 家是英商， 即大名鼎鼎的怡和洋行。① 这表明， 华商已经取代洋商成为香港最大的业主， 在当时香港富人·８１·① Ｇ Ｂ Ｅｎｄａｃｏｔ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 ），ｐ １９５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的排行中华人占大多数。香港华商实力的增强与其积极从事的中外转口贸易业务相辅相成， 香港的贸易地位随之迅速提升。 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起， 香港凭借其免征税费的自由港优势， 逐步取代苛捐杂税与垄断专营盛行的广州， 成为华南进出口货物的分配中心。① 到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广州贸易区自然是完全从香港获得外国商品， 它的产品也是由香港运往海外”。② １９ 世纪末， 香港和同样新崛起的上海一起， 成为连接中国内河、 沿海水路贸易终端与国际远洋贸易起点的两大枢纽城市。 从此，香港稳固地确立了其中外转口贸易枢纽港的地位。 进入 ２０ 世纪， 香港的贸易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世界船舶进出口大港之首。 １９０６ 年， 进出香港的船舶吨位在世界各国港口城市船舶吨位统计中居首位， “这就在事实上把香港置于世界各港口的首位了”。③第二节　 澳门扩界与葡式自由港政策远古时期， 澳门只是毗邻珠江口西岸的一个海中小岛。 后来由于珠江支流西江出海口的沙土淤积， 逐渐形成一道沙堤， 将该岛与内陆连接起来， 形成澳门半岛。 澳门半岛东邻伶仃洋， 与香港隔海相望， 两地相距约 ７０ 公里； 半岛西边有小河， 名为濠江， 江对岸是广东内陆， 濠江江流平缓， 形成适宜帆船停泊的内港； 北面连接珠江三角洲西南端的内陆， 距离广州约 １５０ 公里。明清时期， 澳门半岛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 １６ 世纪中叶， 葡萄牙人以贿赂手段获得明朝广东官府默许， 在澳门半岛中南部的海岸边上筑·９１·①②③Ｅ Ｊ Ｅｉｔｅ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８８２（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Ｌｔｄ ， １８９５）， ｐ ４５９张富强等编译 《粤海关十年报告》， 广州： 广州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９ 页。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２ 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３， 第４４０ 页。 当时进出香港的船舶， 以来往中国港口为多。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城定居， 建立自治机构， 开展海上贸易。 数十年间， 在面积不足 １ 平方公里的澳门城内， 聚居起上万名葡萄牙人及其奴仆， 生意兴隆， 声名远播， 遂使澳门 （Ｍａｃａｏ） 之名逐渐见诸中外文献记载。 与此同时， 明、清两朝的中国政府一直在澳门半岛连接内陆的莲花茎设置关闸和管治机构， 处理包括中国百姓与葡萄牙人的 “民番” 诉讼、 关税征收乃至军事防卫等主权性事务。 半岛上的华人村落照旧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在当时不到 ３ 平方公里的澳门半岛上， 中葡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 长期和平共处。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初， 中英鸦片战争爆发， 战败的清朝政府被迫签署中英 《南京条约》， 宣布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管治， 取消垄断中外贸易的广州贸易体制， 开放广州、 厦门、 福州、 宁波、 上海沿海五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 接踵而来的美国、 法国等西方列强随即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利益均沾” 地分享侵华利益。 其中， １８４４ 年美国派遣军舰抵达澳门， 强迫清朝钦差大臣、 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半岛的望厦村普济禅院， 签订 《中美五口通商章程》 （又称 《望厦条约》）。 这一系列事件都促使澳门葡萄牙当局乘机要求扩张在华权益。于是， “澳门葡萄牙当局也和耆英举行谈判以确定澳门的地位， 他们希望获得香港所享有的全部自由， 但中国人并不打算许给他们。 澳门是中国的地方， 中国的管辖权是维持着的”。 “关于通商事项， 中国允许五口应对葡萄牙船只同别国船只一样的开放； 但在澳门的船只应照黄埔例缴纳船钞， 中国商人应照新税则向澳门中国海关缴纳关税， 自中国各港口运至澳门的一切货物均须纳税。 事实上， 澳门的地位很像一个通商口岸， 中国官员掌握着财政和领土管辖权， 不过稍微放松一点罢了。”① 清政府不肯完全满足澳葡当局的扩张要求， 与葡萄牙国力薄弱·０２·①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１ 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３６２ 页。 有关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初澳葡当局与清朝政府谈判的详情， 可参见萨安东 （ Ａｎｔóｎｉｏ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 ｄｅ Ｓａｌｄａｎｈａ） 《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 （１８４１ ～１８５４）》， 金国平译， 澳门： 葡中关系研究中心、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７。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以及澳门贸易地位下降有关。 鸦片战争结束后， 随着清政府开放五口通商， 外国商人无需再到澳门居留， 清政府也无需再劳神费力， 约束、 防范从西洋各国前来澳门居住以便进入广州进行贸易的洋商。 因此， 澳门先前作为广州的外港以分享中外贸易垄断利润的特权地位不复存在， 只能尾随通商五口之后， 另谋出路。更让澳葡当局难堪的是， 英国人在其新占领的与澳门隔海相望的香港岛上， 也公开宣布澳门属于中国的领土。 在港英政府通过的法令中，“澳门被称为 ‘中国皇帝辖境内的一个地方’”。 葡萄牙 “里斯本朝廷抗议这句话， 英国人明白回答说： ‘在同一地区不能存在两个独立主权，且当英国人在澳门最需要保护的时候， 葡人曾承认无能力。’”① 因击败清王朝而趾高气扬的英国人， 不仅在政治上有意奚落澳葡当局， 报复鸦片战争前夕澳葡当局一度驱逐英国人的行为， 而且还在经济上以香港开埠为支点， 开始削弱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长达 ３００ 年而积淀的贸易优势。 在港英政府宣布将香港建设成为远东地区的第一个自由港之后， 原先设在澳门的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处和英国商行相继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初期及中期全部迁往香港， 原先受聘于这些机构在澳门经商的不少葡萄牙人也随之陆续到香港创业定居， 澳门生意因而大受影响， 日渐萧条。为了摆脱这一困境， 增强澳门的经济竞争力， 澳葡当局决定效仿香港， 宣布澳门成为自由港。 １８４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 （Ｍａｒｉａ ｄａ Ｇｌｏｒｉａ） 宣布鉴于 “大清帝国的一些港口向所有国家的贸易及航行开放， 阻碍了澳门这个城市的贸易得到优惠的有利情况”， 特颁布如下十二条命令：·１２·①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１ 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３７９ 页。 １８４４ 年１ 月， 港英政府为了拯救被澳门监禁的英国人坎贝尔（Ｃ Ａ Ｃａｍｐｈｅｌｌ）， 颁布一号法令， 宣布澳门属于中国管辖范围， 要求澳门遵照英国在华拥有领事裁判权的条约规定， 将坎贝尔交由英方处置。 此举受到葡萄牙政府的抗议， 葡英关系一度紧张。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第一条， 澳门这城市的港口， 包括内港及离岛氹仔和沙沥， 向所有国家宣布为自由贸易港， 承认他们可在那里消耗、 存放及再出口各种货物和经营， 不管什么贸易。第二条， 本法令在澳门城市公布 ３０ 天以后， 进口到上述口岸的所有物品及货物， 不论是什么国家的， 均完全免征进口税。第三条， 绝对禁止进口棉花、 弹药、 燃烧混合物、 黑色火药、任何品质的烟叶、 鼻烟、 肥皂及烟草。第四条， 下述葡国产品及工业品的进口， 将只许可由葡国商船从葡国的港口进入澳门， 目的是享有其免税的武器及火器、 槟榔子、 制毛巾的布料、 伞纹细布、 各种帽子、 橄榄油、 椰子及棕榈油、 咸猪肉、 现成的衣服鞋子、 亚麻布料、 盐、 药物、 檀香水、 酒精及椰汁、 酒、 甜酒及酒和椰汁做的醋。第五条， 前条提到的物品， 无论是葡国还是外国的产品和工业品， 都可在交付 ２０％ 从价税后， 由葡国或其他外国船只从外国港口进口到澳门。第六条， 上述物品虽不能享受消费品的一般性豁免， 但在再出口的情况下， 可在澳门的仓库同这些情况的一般注意与担保一样，准许存放一年的时间， 处理仓库租金及力费以外， 仅需交付 １％ 存放费与码头费的从价费。 注： 所有存放的物品， 不在一年内再出口， 则要交付第五条所提到的消费品税。第七条， 所有其他免交消费品税或再出口税的物品， 仅需交付其所雇佣的力夫根据税务所意见总督在政务会议上决定的力费价目， 而此价格不超过迄今已确定的价钱。第八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所提到的货物， 要存放于政府货仓的， 待税务部门检查批准。 至于享受一般优惠的所有其他物品， 业主可根据对他是否方便， 来决定是存放于税务所仓库还是私人仓库。第九条， 交付仓库租金， 也有一个在倾听税务所主任意见后，·２２·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由总督在政务会议上决定的价目表， 而根据通常付给私人仓库的费用来调整。第十条， 为使较大型的货物易于装卸， 政府特在最方便的地方或者使用最多的码头设置起重机， 总督要在政务会议上决定使用起重机需付的费用价目。第十一条， 在得到所需的资料以后， 总督在会议上有权制定一项按中等规模计算的停泊税， 船只在澳门时要付的港口费用， 可以得到国家及外国贸易。第十二条， 每条法例借此是取代了现时法令的要旨。①上述法令被后人称为澳门自由港令或开港令。 不过， １８４４ 年从澳门迁到香港继续出版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即上文所称的 《澳门月报》 （下文改取 《中国丛报》 一名）， 在 １８４６ 年 ２ 月号转载上述法令的葡文全文之前， 除了用英文说明这份官方文件是澳门一位绅士发给该刊之外， 还加上一句简短而入木三分的评语： “Ｍａｃａｏ ｉｓ ｔｏ ｂｅ ｍａｄｅ ｂｕｔ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ａ ｆｒｅｅ ｐｏｒｔ”， 即： 澳门将建成并非完全的自由港。②对比港英政府宣布香港成为自由港及免征所有进出口船只及货物税费的法令， 不难看出， 澳葡当局宣布开放澳门成为自由港的法令条文中， 既有对多种进口货物的禁制 （见第三条）， 又有对葡国产品及工业品进口只准葡国商船从葡国港口进口的贸易保护 （见第四条）， 以及违例需交付 ２０％税款的规定 （见第五条）， 还有必须由澳门总督而不是由市场交易来决定劳动力价格 （见第七条）、 仓储价格 （见第九条） 和起重机费用 （见第十条） 的规定。 因而， 仅从法令条文上分析， 澳门自由港所能享有的自由进出、 自由贸易与免征进出口税费， 都只能是部分·３２·①②该法令的葡文全文载香港英文 《中国丛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１８４６ 年 ２ 月号，中文译文转引自邓开颂、 黄启臣编 《澳门港史资料汇编 （１５５３ ～ １９８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２３６ ～ ２３８ 页。译自 《中国丛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１８４６ 年 ２ 月号。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的 （Ｐａｒｔｉａｌ）， 而不是完全的。 澳门自由港的规划在其尚未实施的顶层设计层面， 就存在政府干预自由贸易的诸多条条框框。为什么澳葡当局不能像港英政府那样， 痛痛快快地宣布澳门实行一律免征进出口税费的完全自由港政策， 反而想方设法地在澳门自由港法令中设置征收各种税费的多项规定呢？１８４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澳葡当局在给新委任的澳门总督亚马勒 （ ＪｏãｏＭａｒｉａ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ｄｏ Ａｍａｒａｌ） 的指令中， 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随着中华帝国的港口向各国开放， 澳门的形势大为改观。 原来只有澳门可以进行的贸易， 现在可以直接到任何一通商口岸进行； 原来从贸易货物过境得到的利益， 也面临新兴的英国人居留地香港的竞争。 如今， 这个往昔入大于出 （况且是过分、 毫无必要的开支） 的城市， 因上述原因无法以国库的岁入， 支付一半的费用。” “阁下将会看到， 您将在多么严重、 困难的情况下出掌澳葡政府。” “鉴于澳门海陆向中国输入货物的优越地理位置， 它的良好气氛， 为外国人提供的各种便利及长期同中国贸易的习惯”， 澳葡当局于是宣布澳门成为自由港， “希望各国船只重新停靠澳门而不停靠香港”。 “通过开港， 为商人、 业主及所有从业的澳门居民提供获利的途径。 如同其他葡萄牙公民， 他们必须为他们所属的省政府分摊必要的开支， 以克服因澳门 ‘国库’ 唯一财源海关取消后所产生的收入停滞而出现的赤字。 近来， 这一收入已十分低下， 而且将完全消失。 这便是委任阁下使命中最艰巨、 最重要的目标。 但在以新的税收代替旧的税收之前， 在此澳门向新的生存方式过渡的时期， 必须削减一切开支， 将其降至最低水准， 以便让纳税人看到他们所缴纳的仅是维持公共秩序及安全所必不可少的费用。”① 这里所说的 “省政府”， 是指１８４４ 年葡萄牙将 其 管 治 的 澳 门、 帝 汶 （ Ｔｉｍｏｒ， 时 称 地 扪）、 苏 禄（Ｓｏｌｏｒ） 组建成一个自治的海外省， 省会设在澳门。 引文中提到的被取·４２·① 转引自萨安东 《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 （１８４１ ～ １８５４）》， 金国平译， 澳门： 葡中关系研究中心、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７， 第 ２４１ ～ ２４２ 页。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消的 “海关”， 指澳葡当局在澳门设立的海关。 １５８３ ～ １７８３ 年， 澳葡当局向入澳贸易的外国商船征收 １％ ～１０％的货税。 １７８３ 年 ６ 月， 澳葡海关根据葡萄牙女王唐·玛丽亚一世在同年 ４ 月 ４ 日颁布的谕旨成立。１８４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颁令宣布澳门为自由港，澳葡海关随之撤销。①１８４６ 年 １ 月葡萄牙政府给新任澳门总督亚马勒的指令表明， 随着中国五口通商与香港开埠， 澳门享有的作为外国来华商人唯一居留地的特殊地位及其相关利益一去不复返， 澳葡当局由于实行自由港政策， 取消原设海关， 本地岁入大幅度减少， 甚至不能应付一半的公共开支。 据统计， １８３４ 年， 作为澳葡当局主要收入来源的澳葡海关收入有 ７ ５ 万多两白银； 到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初， 海关收入降至 ４万多两。 由于财税收入锐减， 到 １８４６ 年初， 澳门公务人员已经有 ５个月领不到工资， 孤儿院、 教堂、 修道院也得不到应有的救济金。②当时， 清朝政府仍然对澳门半岛实施主权管治， 居澳葡萄牙人自治机构的管辖范围仍然被局限在不足 １ 平方公里的澳门城内， 澳葡当局根本不可能像占领香港的港英政府那样， 宣布将澳门半岛的所有土地收归属葡萄牙女王专有， 然后改以批租土地使用权， 从而获得澳门自由港免征关税后长期而稳定的替代性财政收入。 因此， 澳门自由港的顶层设计只能采取增加征收相关税费的政策， 以确保支付 “维持公共秩序及安全所必不可少的费用”， 澳门自由港标榜的 “免税” 因此大打折扣。 澳葡当局要求澳门的所有居民像葡萄牙人一样， 分摊由于取消大部分关税而减少的岁入赤字， 这就意味要向占澳门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加征从未有过的税赋。澳门自由港加税， 对澳葡当局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治标之举。 治本之策， 是攫取更多的土地资源， 扩充葡萄牙人在澳门半岛乃至周边地·５２·①②黄庆华： 《中葡关系史》 中册， 合肥： 黄山书社， ２００６， 第 ５８２ 页。王昭明： 《鸦片战争前后澳门地位的变化》， 转引自黄启臣、 邓开颂编 《中外学者论澳门历史》，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５， 第 ２０９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区的管治范围， 最终将澳门变成像香港那样由清朝政府割让给外国人管治的地方， 以便从根本上增强澳门自由港对香港的竞争力。早在 １８４３ 年 ７ 月， 澳葡当局就向清朝钦差大臣耆英提出扩大葡萄牙人管辖地域的无理要求， 声称 “既然中国已将整个香港岛无偿让与英国王室， 那么， 作为中国人长期朋友的葡萄牙人仍要缴纳地租， 显然颇欠公允， 且令其颜面扫地。 何况鉴于葡萄牙人持有的凭证， 应特别明确规定， 从权利上讲， 属于葡萄牙人的土地包括从关闸至大海为一侧，以内港为另一侧的范围， 以及氹仔港。 葡萄牙人自愿在关闸永远保留一军事据点， 以防止任何越界行为及骚乱”。① 葡萄牙人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割占整个澳门半岛及周边岛屿的扩界要求。１８４６ 年 ４ 月， 亚马勒到达澳门就任总督， 宣布澳门成为自由港，随即以武力为后盾， 既行加征税费以解决财政拮据的治标之举， 又行扩张界址以拓展管治地域的治本之策。在加征税费方面， 亚马勒指定居澳葡萄牙人组成的澳门议事公局研究向居澳所有国籍居民征税的方案， 并且成立专门负责收税的公钞会公所， 开征的对象直指从来不向澳葡当局而只向清朝官府缴交税饷的澳门华人。 １８４６ 年 ９ 月， 亚马勒颁布告示， 要求停泊在澳门内港的华人快艇必须向居澳葡萄牙人的港务局登记， 并缴纳每月 １ 元的税款， 迈出了澳葡当局向华人课税的第一步。 同年 １０ 月 ７ 日和 ８ 日， 亚马勒出动军队， 悍然向反对征税的中国船民开枪、 开炮， 造成惨烈的屠杀。 １８４７年 ７ 月， 亚马勒宣布华人应向澳葡当局照章纳税， 华人商铺分四等类纳税， 每年分别缴纳 １２０、 ６０、 １６、 ４ 澳门元。在扩张界址方面， １８４７ 年 ２ 月， 亚马勒宣布澳葡当局将在界墙外水坑尾门到关闸门之间修筑马路， 马路经过的华人坟墓必须在一月内迁移。 工程开工后， 未曾迁移的坟墓均被夷平， 墓中骸骨被抛·６２·① 萨安东： 《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 （１８４１ ～ １８５４）》， 金国平译， 澳门： 葡中关系研究中心、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７， 第 ２３６ 页。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弃大海。 ５ 月初， 亚马勒派兵占领毗邻澳门半岛南端的氹仔岛。 该岛对于无法驶入澳门内港的大船来说， 是较为理想的停泊地。 抢先占领该岛， 不仅可以增进澳门自由港对于各类商船的吸引力， 还可避免其他列强觊觎该岛， 削弱澳门的贸易地位。 ８ 月， 亚马勒利用清朝税收官员贪赃枉法的事件， 下令拆毁粤海关设在南湾的税口。 １１ 月，亚马勒擅自将三巴门至关闸的部分土地， 租给葡萄牙人费利佩·欧真 （Ｆｅｌｉｐｅ Ｏｚｅｎ）， 批准他在那里任意建造房屋。 １８４８ 年 ４ 月 １ 日，亚马勒发布通告， 要求澳门半岛上拥有耕地的华人在 １５ 日内， 向澳葡当局申办确认其所有权的契据， 否则将视其土地同荒地， 将土地收归澳葡当局所有。 他还规定今后华人在澳门兴建砖瓦屋或草棚，必须事先向澳葡当局申请。 ９ 月， 亚马勒下令拆开象征中国政府管辖澳门半岛标志的关闸门， 加宽澳城前往关闸的通道。 １８４９ 年 ３ 月 ５日， 亚马勒宣布： “葡萄牙女王陛下诏令澳门开港， 取消葡萄牙海关。 因此， 无法再容忍一外国海关对物、 食品、 建筑材料及其他商品征税。” “在澳门， 对于大多数已经完纳过关税及其他出口税项的各种货物、 食品、 原料及其他商品， 今后一概不得征收税款； 从中国港口输入澳门的各种进口货， 在 ３ 月 １２ 日以后， 在澳门免纳任何税款， 也不用交验海关监督的税款收据。 ”① 亚马勒所说的 “外国海关”， 是指 “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 即清朝政府设在澳门的税馆。 ３月 １２ 日， 他派兵驱逐该行台的官吏， 企图完全控制澳门半岛。亚马勒强行向华人开征税赋与扩张界址的粗暴行径， 激起华人的普遍愤慨。 １８４９ 年 ４ ～ ５ 月， 澳门各行华商在广东官府 “以商制夷” 政策号召下， 愤而群起离开澳门， 转往广州黄埔开展贸易， 澳门市面顿时萧条。 两年后， 澳门议事公局的一委员会在报告中承认： “澳门无数的商号、 零售店、 作坊、 工厂靠行商为生。 没有行商， 他们无法立身。”·７２·① 萨安东： 《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 （１８４１ ～ １８５４）》， 金国平译， 澳门： 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７， 第１１９ 页； 邓开颂、 黄启臣编 《澳门港史资料汇编 （１５５３ ～１９８６）》，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２４０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行商为我们的飞剪船及大船提供了生意， 租用我们的库房和仓库， 为许多人提供了生计， 维持着一个商品丰富的市场。 他们进口的大量商品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尤其是行商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通过它们，陆路或水上的资本才得以流通赢利， 葡萄牙人获益匪浅。 行商退去， 最受其害的是葡萄牙人。” “从此， 华船不再光临澳门， 我们的船不再有人租用， 以前几乎是各行包租的。 许多房屋和仓库空着待租。 再加上其他原因， 财富日益减少， 贫困日益加剧， 以致到了今天这种骇人听闻的地步。”①１８４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亚马勒骑马出巡关闸， 行走到澳门半岛北端的莲花茎中段， 突然遭到愤恨其倒行逆施的华人青年沈志亮等人袭击， 当场被刺死。 澳葡军队借口复仇， 乘机攻占关闸、 望厦、 北岭等处， 完全控制澳门半岛。在澳门历史上， 亚马勒是唯一一个被华人击毙的葡萄牙总督。 他以强暴的手段， 推行葡萄牙政府制定的澳门自由港政策， 对华人开征税款， 夷平华人墓地， 驱逐中国税馆官吏， 扩展澳葡管辖界址。 这一切，都严重践踏了数百年来一直在澳门实行的华律、 华俗和中国主权， 因而不断激起华人社会的公愤， 最终导致自己遇刺身亡。 对比港英政府在宣布香港成为自由港之时和之后， 一直强调以华律、 华俗管治居港华人的做法， 港英政府和澳葡当局对待华人的举措大相径庭。 两者的区别， 反映出新、 老殖民主义者在推行体现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精神的自由港政策的过程中， 存在截然不同的理念。亚马勒死后， 澳葡当局面对已经激化的华葡矛盾和本地萧条的经济状况， 被迫更改亚马勒生前推行的部分对华政策， 逐渐将免征进出口税费的自由港政策惠及华人， 以便吸引华商重新来澳贸易， 恢复澳门经济和社会秩序。 １８５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澳葡当局发布告示， 首先宣布免收·８２·① 萨安东： 《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 （１８４１ ～ １８５４）》， 金国平译， 澳门： 葡中关系研究中心、 澳门基金会， 第 １２２ 页。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入澳华船的船钞， 称： “照得本公会已经设法力除匪类， 以使大街及各地方绝其偷抢之弊等因在案， 兹再谕知中国各处来澳贸易华商及商船、渔船， 可以进澳平安贸易， 所有船只可任便进河避风寄碇， 西洋官已令照应， 并不用尔船钞， 弁兵不时加意防护河岸也。”① １８５２ 年 ３ 月 ８ 日，澳葡当局进而宣布免除先前向华船征收的各种税费： “从即日起， 从事沿海贸易的中国船只， 无论是进出澳门港口， 还是在抛锚区停泊、 注册， 一律免除以前必须交纳的各种税费。 采取此措施的目的是推动澳门贸易发展。”②与此同时， 居澳葡萄牙人中的有识之士还呼吁葡萄牙政府改善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他们在 １８５１ 年组成一个委员会， “对澳门目前的状况、其衰落的原因及可采用的解决办法” 提出报告， 并且通过澳门议事公局上呈里斯本葡萄牙政府。 报告称： “委员会完全相信， 只有恢复中国海关及各行商， 才可恢复澳门的贸易。 这样做， 才可增加华人资本的数额， 为我们所剩无几的载货及资金提供便利， 并可提高税收收入。 众人坚信， 澳门开港对此居留地而言， 无异于致命一击。 对此意见， 委员会不置可否。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若它未立即致死， 无疑， 就其结果（主要是中国海关的取消及由此造成的行商的迁移） 而言， 对本澳来讲实系一残杀。” 报告承认前任总督亚马勒恣意损害华人利益的开港举措， 已经严重打击了澳门经济， 因此纠正道， “只有恢复中国海关及各行商”。 最后， 报告敦请葡萄牙女王下令修复葡萄牙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称： “总而言之， 委员会认为， 如今葡萄牙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不幸存在的误会， 是阻碍此目的实现的障碍。 所以， 陛下应下令清除这一障碍。 借此， 以陛下的高瞻远瞩恢复往昔两国政府之间的和谐。”③·９２·①②③《澳葡政府宪报》 １８５１ 年 １ 月 ４ 日第 ７ 号，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６６３ ～ １６６４ 页。施白蒂 （Ｂｅａｔｒｉｚ Ｂａｓｔｏ ｄａ Ｓｉｌｖａ）： 《澳门编年史 （十九世纪）》， 姚京明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１１２ 页。萨安东： 《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 （１８４１ ～ １８５４）》， 金国平译， 澳门： 葡中关系研究中心、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７， 第 ２１０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１８５４ 年， 天地会在广东各地发动起义。 ６ 月下旬， 起义军开始围攻广州。 广东战乱促使广州等地的一些商人和富裕人家陆续迁居港澳两地， 另谋生计。 这就使澳葡当局获得改善与华人关系、 增加本地经济活力的契机。 澳葡官员因而认为， 澳门成为关闸门以外居民的安全庇护所， 这是 “恢复澳门往昔重要性的极佳机会。 中国的内战进展缓慢，从事情的性质来讲， 此种状况一时难以改变。 广州定会在长时间内禁止贸易， 或如目前情况无人前往贸易。 如果澳门为逃避广州战乱的人提供安全与安宁， 大部分贸易将迁至澳门进行。 许多华人有可能在澳门定居， 澳门将旧貌换新颜”。①这一预言后来果然成为事实： “澳门的贸易开始恢复了， 尤其在１８５４ 年和 １８５５ 年， 附近的广州府地区兵荒马乱， 澳门的繁荣与 １８４３年相若。 有企业心和富有资产的中国人都搬到澳门来了， 现在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掌握在他们手里。”② 据估计， １８５２ 年澳门华人共有 ６３０００ 人。到 １８５８ 年， 在澳门居住的华人人口增加到大约 ９００００ 人， 另有 ７０００ 人是葡萄牙人和混血儿。③ １８６７ 年， 澳门进行第一次华人人口普查， 当年澳门总人口为 ８１５２５ 人， 华人约为 ７２０００ 人。 在此后至 １９２０ 年的澳门年度总人口统计中， 华人人口数量最低为 １８７８ 年的 ６８０８６ 人， 最多为１９２０ 年的 ８３９８４ 人。④鉴于华人在居澳人口中一直占绝大多数， 为了让不懂葡文的华人及时了解澳葡当局发布的文告， １８５０ 年起， 葡文报纸 《澳葡政府宪报》（Ｂｏｌｅｔｉｍ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ｏ Ｇｏｖｅｒｎｏ ｄｅ Ｍａｃａｕ） 开始不时刊登中文文告。 １８７９ 年·０３·①②③④萨安东： 《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 （１８４１ ～ １８５４）》， 金国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７， 第 ２２４ 页。威廉斯 （Ｓ 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中国商业指南》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Ｇｕｉｄｅ）， 第２３０ ～２３１ 页， 转引自邓开颂、 黄启臣编 《澳门港史资料汇编 （１５５３ ～ １９８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２４０ ～ ２４１ 页。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６９０、 １７２４ 页。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澳门： 澳葡政府印刷署， １９９８， 第 １００ ～ １０１ 页。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２ 月， 澳葡当局宣布仿照香港先例， 将政府宪报同时以葡文和中文刊布， 以便华人阅读。 该布告称： “查近澳之英国属地香港， 凡有印出宪报， 皆译为华字， 以所属华人得知。” “自今以后， 澳门宪报要用大西洋及中国二样文字颁行， 由翻译官公所校对办理， 并正翻译官画押为凭。”① 这表明澳葡当局开始仿行港英政府以华俗管治华人的做法。１９０９ 年 ６ 月， 澳葡当局颁布 《华人风俗习惯法典》， “以两广地区传统法律规范为蓝本， 对澳门华人的婚姻继承问题作出较为详尽的规定”。②然而， 澳葡当局在改善对待华人政策的同时， 仍然沿袭亚马勒的做法， 将扩张界址、 加征税费作为澳门推行自由港政策的两大举措。 在扩张界址方面，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澳葡当局不仅正式占领南面毗邻的氹仔岛， 而且还向邻近的路环岛华人村落征税， 以行使控制权。 １８５２ 年１０ 月， 澳门总督吉马良士 （ Ｉｓｉｄｏｒｏ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Ｇｕｉｍａｒãｅｓ） 向葡萄牙政府报告： “许久以来， 我一直想扩展在华的葡萄牙领地。 在我职内， 我终于将氹仔变成了完全的葡萄牙属地， 开始从路环及荔枝湾 （位于较远的那个岛上的两个村落） 征收少量的税收。 但它实际上的意义不止于此， 其重要性在于确立我们的权利， 让这些居民逐渐熟悉我们的所有权。”③至此， 澳葡当局逐渐确立起对于澳门半岛、 氹仔岛和路环岛的管治， 近现代澳门的版图形成。 随着珠江口泥沙淤积以及填海造地工程的展开， 澳门陆地面积逐渐扩大。 据统计， １８４０ 年澳门半岛面积为 ２ ７８平方公里， １９１０ 年增至 ３ ３５ 平方公里， １９２０ 年再增至 ５ ４２ 平方公里。１９１０ 年氹仔岛面积为 １ ９８ 平方公里， １９２７ 年增至 ２ 平方公里。 路环岛·１３·①②③汤开建、 吴志良主编 《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 （１８５０ ～ １９１１）》， 澳门： 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２， 第 ８ 页。吴志良： 《澳门法制》，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５， 第 ４２ 页。转引自萨安东 《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 （１８４１ ～ １８５４）》， 金国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７， 第 ２２３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在 １９１０ 年的面积为 ５ ６１ 平方公里， １９２７ 年增至 ６ 平方公里。①澳门的填海造地工程在 １８５０ 年开始进行。 当年在今三巴仔街和下环街一带海滩进行填海造地， 工程完成后， 这两处成为华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地方。 １８６３ 年， 澳葡当局在澳门半岛的南湾至烧灰炮台之间进行更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工程。 次年， 氹仔岛也开始填海以建商铺。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 澳门半岛的多处地方相继进行填海造地工程， 从而使半岛面积不断扩大。 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半岛面积已经比１８４０ 年时增加 １ 倍。 此后， 随着各处填海工程的陆续完成， 澳门的整体面积持续扩大。在推行自由港政策的过程中， 澳门城市化的基础建设随之展开。１８４８ 年起， 为了切实将管治范围从葡萄牙人聚居的澳城， 扩张到整个澳门半岛， 澳葡当局开始修筑界墙外水坑尾门至关闸门之间的道路。 之后还相继拓展旧城区的一些街道， 修建连接望厦、 龙田、 龙环等新占华人村落以及新填海区的道路。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澳门逐渐形成以东北、 西南走向的街道为交通主轴， 西北、 东南走向的街道为辅佐， 两者交叉成方格状的街道格局。②与此同时， 澳门对外交通及基础设施建设也有相应的发展。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 香港的英、 美商人组成轮船公司， 开通香港定期来往广州、 澳门的省港澳航线。 此后， 港澳、 省澳间一直保持有每日往返的轮船航班。 外国一些远洋轮船也不时驶入澳门外港， 装卸客货。 除了这些新增因素之外， 澳门原有的木船航运业也随着自由港贸易的增加而一度兴旺。 １８６５ 年 ９ 月， 澳门松山灯塔建成启用， 成为中国海岸第一个海上导航灯塔。 塔身高 １３ ５ 米， 灯光距海平面 （涨潮时）１０１ ５ 米， 为船只在夜间进出澳门港提供了较大的便利。 １８７３ 年初，澳葡当局开始进行疏浚内港航道、 修建护墙堤岸和拓宽码头沿线街道·２３·①②黄启臣： 《澳门历史 （远古 ～ １８４０ 年）》， 澳门： 澳门历史学会， １９９５， 第 ３ 页。杨仁飞： 《澳门近代化历程》， 澳门： 澳门日报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１１７ ～ １１８ 页。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的工程。 １８９０ 年 １１ 月， 澳葡政府开始改造外港码头， 建造妈阁码头及其附属设施。澳葡当局在扩张界址、 改善自由港基本设施方面， 虽然有过多番努力， 其成效比香港始终相差甚远。 至 １９１０ 年， 澳门陆地面积总共１０ ９４ 平方公里， 约仅及香港的 １ ／ １００。 除了占领地域不及港英政府之外， 澳葡当局在其实际管辖地域的土地产权掌控上也远不及港英政府。１８４１ 年香港自由港开埠之初， 港英当局就依据清朝广东官府割让香港岛给英国管治的 《穿鼻草约》， 宣布港岛上的所有土地属于英女王专享， 港英当局据此推行拍卖土地长期使用权的土地批租制度。 而 １８４５年澳门随之宣布开放成为自由港之后， 澳葡当局在其实际管治区域始终未能完全掌控所有的土地产权， 这些土地产权一直受到清朝政府对澳门主权管理的约束和挑战。 １８８７ 年， 清朝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订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条约表明中国同意葡人永居且管理澳门， 但又规定未经中国同意， 葡萄牙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 事后， 中葡双方就澳门界址问题产生的争执一直悬而未决。 因此， 尽管澳葡当局在 １８８７ 年宣布澳门土地归澳葡当局所有， 但氹仔、 路环等离岛的居民在进行土地业权交易时， 仍多沿用清朝香山县官府发出的契据， 或坊间私人见证的契据， 这些契据俗称纱纸契。 这一事实表明， 离岛上的华人居民并不认同澳葡当局拥有离岛土地的所有权。 由于土地资源不足， 加上土地产权存在争议， 澳葡当局不可能像港英政府那样拍卖土地长期使用权， 以作为替代免征进出口关税的一项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最终其只能通过加征税费来解决财政短绌的困难。１８６５ 年 １ 月， 清朝广东巡抚郭嵩焘派人到澳门了解各项情况， 随后禀报总理衙门。 其中谈及澳门税费征收情形， 称： “澳中商贾完纳夷人公钞， 视贸易之大小酌量抽税， 大约房租视店货为轻重， 公钞又视房租为轻重。 房租取之业户， 公钞取之商民， 多寡相等， 下至摆列地摊小买卖亦有公钞， 每年合计抽收各项银两约共一百二十三万， 实较内地厘金为重。” “澳中民居有地税， 商贩有公钞， 其往来贩运日用所需， 若牛羊猪·３３·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鱼咸鱼之属均有税。 其开设洋药烟馆， 亦系数户包缴烟税， 每年约二三万金。 白鸽票赌局每年三四万金， 摊馆每年十二万金， 妓馆每妓一名月纳税银半元。 又有戏馆一所， 每年纳房租一万金， 亦可谓巧于取利矣。”①由此可知， 当时澳门税费渗透了各行各业的经营， “可谓巧于取利”。 连贩运牛、 羊、 猪、 鱼、 咸鱼等日常食品， 甚至摆地摊做小买卖， 也要缴纳税款、 公钞。 其税费负担 “实较内地厘金为重”。 广泛而沉重的税费， 当然导致澳门财政收入剧增。 据郭嵩焘估计， 当时澳门“每年合计抽收各项银两约共一百二十三万”， 这比起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初澳葡海关征收的关税所得最低水平每年 ４ 万两， 显然有急剧而大幅度的增长。 另据葡方统计， １８５２ 年澳门财政亏损 ４８３０９ 澳门元， １８６２ 年却盈余 １０４６３３ 澳门元。② 这就进一步佐证了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澳门财政收入出现急剧的增长。 其增长的来源主要依靠加征税费， 税费涵盖的行业除了正当的常规贸易之外， 还有属于黄、 赌等非常规的偏门生意， 即郭嵩焘奏折所指的 “妓馆”、 “洋药烟馆” （鸦片贸易与吸食）、 “白鸽票赌局”、 “摊馆” （博彩业， 即赌业经营） 等。虽然到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澳门财政收入已经随着众多税费征收而急剧增长， 可是直到 １９ 世纪末， 澳门自由港的各种基础配套设施仍然不能满足正当常规贸易发展的需要。 １８９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 《澳门人报》（Ｏ Ｍａｃａｅｎｓｅ） 报道一名华商抱怨澳门没有银行， 也没有海上保险行业， 甚至大船都难以泊靠码头。 “他补充说， 不赞同以前与澳门做生意的中国人， 现在正成为香港发财的源泉。” “文章还抱怨各种税收随时变化， 令人无所适从。”③ 当时， 拱北海关也在工作报告中， 评论华·４３·①②③《广东巡抚郭嵩焘查明澳门前后大概情形清折》，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第 ２ 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７５５ ～ ７５６ 页。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十九世纪）》， 姚京明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１１１页。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十九世纪）》， 姚京明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２６８页。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商对澳门缺乏贸易配套设施的不满： “华商还坚称澳门没有银行垫付到港华船的货款， 这就对澳门贸易极为不利。 相反， 江门却有此项服务， 只要船到， 银行即愿意预付货款， 承销商可以迅速卸货， 并购买回程货物， 这样结果当年就可以运载更多的货物，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于是， 每年西海岸的大部分贸易都不再集中澳门， 而是转向江门。 从目前情形推断， 澳门前景未可乐观。 澳门想要维持其重要港口的地位， 葡萄牙当局首先要从漠不关心的昏睡中苏醒过来， 允许澳门疏浚港口。 然后， 更重要的是兴建保税货仓， 由负责任的人管理， 货物一经到达就可以入仓保管， 这样银行才会提供所需的预付款， 加快航运贸易。”①澳门自由港长期缺乏与之相配套的金融、 保险、 仓储及港口疏浚等基础设施， 构成不利于自由贸易的功能性障碍。 与此同时， 澳葡当局在征收各行业税费的过程中， 采取定期招标承充的包税专营制度，允许承包商在按时向政府缴纳固定税款的前提下， 利用政府赋予的特权， 对该行业实行排他性的垄断经营， 从而形成削弱自由贸易的机制性障碍。１８４７ 年 １ 月， 亚马勒为了扩大税收范围， 解决财政短绌的燃眉之急， 宣布开设白鸽票赌博的专营承充缴饷。 此后的 《澳葡政府宪报》注明： “白鸽票赌博是应华人的请求， 于 １８４７ 年 １ 月， 由澳门总督批准设置。” 这一举措拉开澳门博彩业合法化的序幕， “亦即澳门专营承充制度实施之始”。② 同年 ３ 月， 澳门猪肉业招商承充； ４ 月， 博彩业之一的番摊也进行承充专营。 １８４８ 年 １ 月和 ２ 月， 澳葡当局先后完成拍卖·５３·①②莫世祥、 虞和平、 陈奕平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２８ 页。 直到 １９０２ 年 ８ 月， 澳门第一家银行大西洋银行 （又称大西洋海外汇理银行） 澳门代办处才开始运营。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６２３ ～ １６２４ 页。 “白鸽票”， 即 “白鸽标”， 是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起初源自清朝的民间赌鸽， 取 《千字文》 前 ８０ 个字为鸽子编号， 猜中为赢， 后改以票猜投之。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本地猪肉及牛肉的销售专营权， 承充者在合同期内享有排他性的经营权， 并且受到政府的保护。 １８５１ 年 １ 月， 先前批准澳门猪栏及牛栏生意的承充专营期将满， 澳门议事公局决定再次招商， “以出高价并遵规条者， 准令承充”。 还附有价格限制的规定： “除卖猪肉各价外， 仍照本年旧式， 每银元不能卖至十斤之下， 所有交易照每礼拜价钱申算。”同年 ５ 月， 食盐销售招商专营。 ７ 月， 煮卖鸦片招商专营。 ８ 月， 原来承充专营鱼栏的多名华商获准照旧承充鱼栏， 其所有入澳鲜鱼、 咸鱼，全归他们专卖， 限期 ２ 年， 期内不准别人私充， 否则按例分别罚银惩罚。① 此后， 澳葡当局继续将招商包税专营的举措推广到各行各业， 乃至一些畅销的日用消费品种。 １８９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澳葡政府再次公布实施包税专营制度的法律档， 将番摊博彩、 猪肉以及盐务、 石油、 火药、硝石、 硫磺， “甚至在表中被列为人类粪便的肥料， 亦采用同样办法”，实行 “特许专卖制度”。② １９１５ ～ １９３０ 年， 包税专营的罗网还笼罩了位于澳门银坑后山的 “拱北山泉”。 “山泉则让一个承包商专营， 每年缴费七万二千元， 期限十五年， 至一九三〇年结束。 承包商将山水供应给众多的华船及澳门城区的居民饮用， 从中获得较多的利润。”③ 连人粪便和天然山泉水都纳入政府特许专营范围， 包税专营在澳门真可谓形成天罗地网， 包罗万象。澳门的包税专营制度， 既与古代葡萄牙人在进行海外殖民贸易过程中形成的专营垄断传统一脉相承， 也深受清朝垄断对外贸易的广州贸易体制及其行商制度的影响。 关于前者， １７７６ 年， 国际自由贸易理论的·６３·①②③张廷茂： 《晚清澳门番摊赌博专营研究》，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３、 ４页； 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第 １６２４、 １６６６、 １６７５ 页。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十九世纪）》， 姚京明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３０２页。 关于近代澳门对收取粪便实施专营管理的合同， 见汤开建、 吴志良主编 《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 （１８５０ ～ １９１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２， 第 ２２８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１０８ 页。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开创者、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中， 把葡萄牙、 西班牙等老牌殖民主义者奉行的重商主义与专营制度， 当作当时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并开始以输出工业品的新贸易形式进行殖民扩张的英国等新兴殖民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面， 不断加以对比和批评， 以宣导自由经济的学说。 他指出： “重商主义一切法规， 必然或多或少地紊乱这自然而又最有利的资本分配。” “在十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葡萄牙人企图以同样方法， 控制东印度的贸易，他们声言他们拥有印度各海的唯一航行权， 因为他们第一次发现这通路。” “这种独占， 显然妨害欧洲一切其他国家， 使它们不能经营本来可投资有利的贸易， 并使它们不得不以比它们自己直接从产地输入时略高的价格， 购买这专营贸易所经营的货物。 但从葡萄牙权力失坠以来， 欧洲国家都不再要求航行印度各海的专营权了， 印度各海的主要海港， 现今开放， 一切欧洲国家船只都可航行了。” “有些国家， 以其殖民地全部贸易， 交给一个专营公司经营。 殖民地人民必须向这个公司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欧产货物， 并必须把他们剩余生产物全部卖给这个公司。 所以， 这个公司的利益， 不仅在于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售卖前一种货物， 并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后一种货物， 而且在于即使后一种货物价格极低， 其购入数量应以能在欧洲市场以极高价格脱售者为限。 它的利益， 不仅在于在一切场合都降低殖民地剩余生产物的价值， 而且在于在许多场合阻抑其产量的自然增加。” “自 １７５５ 年以来， 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都认为这种政策不合理， 把它放弃了， 但葡萄牙却仍奉行此种政策， 至少在巴西二大省即派南布科及马伦豪仍实施此种政策。”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例， 充分证明， 富庶殖民地贸易的独占， 并不能使任何国家建立制造业， 甚或不能维持制造业。 西葡两国， 在没有任何大殖民地时， 就是工业国了。 但自它们占有世界上最富最沃的殖民地以来， 便都不是工业国了。” 基于对自由贸易的宣导和推崇， 亚当·斯密强调： “专营的商业公司的统治，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是最坏的统治， 但它不能阻止此等殖民地的进步， 不过使其·７３·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进步较为迟缓。 ”①在澳门受广州行商制度影响这一问题上， １６８６ 年 （清康熙二十五年）， 即清朝开放海禁、 正式在广州设立粤海关对各国通商的第二年，清朝广东官府开始招商承充由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业务的洋货行商，规定来华的外洋商人按商货性质， 分别到各行商处投行买卖； 行商则负责到粤海关缴纳外洋进出口船钞和货税， 并且代理官府和外商的交涉事宜。② 从此， 广州成为清朝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 澳门则成为外国商人等候华人买办引领前往广州贸易的外港， 广州行商制度因此延伸到澳门。 １８４９ 年 ３ 月， 澳门总督亚马勒派兵驱逐清朝驻澳门的税馆官员。同年 ４ ～ ５ 月， 澳门行商响应广东官府的号召， 相继撤离澳门， 澳门经济顿时衰落。 不过， 由于澳门长期作为广州贸易体制的外港， 澳门华商深受广州行商依靠官府授权、 进行排他性包税专营的历史影响。 在澳葡当局宣布澳门成为自由港之后， 基于省事省力而又能够获得稳定财税收入的考虑， 从亚马勒开始， 历任澳门总督都一如既往地全面推行招商承充、 包税专营的政策。 获准承充专营的商人， 大多数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华商。 他们依靠政府特许的权力， 在定期缴纳规定的税费之余， 还可从专营垄断中谋取私利。 因而， 澳门广泛推行包税专营制度的利弊显而易见： 利在确保政府和承包商的收入； 弊在形成官商合流的排他性专营垄断， 压制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 对比近代香港实行以自由贸易为主、辅以在非常规贸易行业 （如苦力贸易、 鸦片贸易、 娼妓业、 赌博业等）及个别繁重工种 （如打石、 筑路等） 暂时实行包税专营的英式自由港政策， 澳门全面实施的招商承充、 允许承包商专营垄断的内部运行机制， 就成为葡式自由港政策的最大特色。和香港一样， 包税专营在澳门也曾激起强烈的反弹。 不同的是， 在香港， 洋商和华商相继向港英政府及英国政府申诉请愿， 进行体制内的·８３·①②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郭大力、 王亚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４， 第 ４２４、 ３８８、 ４１１、 ３８５ 页。彭泽益： 《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 《历史研究》 １９５７ 年第 １ 期。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博弈， 最终迫使港英政府一度取消鸦片包税专营； 在澳门， 澳葡当局坚持推行包税专营， 致使矛盾无法在体制内解决， 一度激化为华人社会，尤其是下层民众体制外的激烈抗争， 但最终仍无法阻止包税专营制度的广泛推行。１８９２ 年春， 澳葡政府为了执行葡萄牙政府要求增加岁入的命令，对当地称为 “料半” 的廉价畅销米酒进行招商包税专营 （又称 “专卖”）。 香港一位华商缴费 ７８００ 元， 获准专营垄断， 按规定从同年 ５ 月１ 日起， 每斤料半酒征税约 ５ 分钱， 致使酒价平均增加 １６％ 。 此酒向为苦力、 穷人饮用， 加价激起民愤， 加上谣传从此之后所有生活必需品均需征税， 于是 ５ 月 ２０ 日， “澳门商铺几乎全部关门罢市， 无从购物， 无人工作， 船舶也都停航。 据称， 如此大罢市为澳门开埠三百年来所未有”。 ５ 月 ２１ 日， “官府出动水陆士卒， 强迫商铺开市。 这一愚蠢的举措激起民众更大的骚动。 据说当晚三合会将火烧澳门， 威胁要取华商巨富的性命。 次日， 官府被迫退却， 各商铺才重新开市”。 对料半酒的包税专营， 竟然激发 “澳门开埠三百年来所未有” 的大罢市， 这一事件集中表露出澳门华人社会对包税专营引起物价上涨的强烈反感与不满。“后来官府对酒店采取执照制度， 从中所得与包税之收入大致相同， 但在华人看来， 已经减少专卖的性质。 此后， 许多专卖纷至沓来， 再也无人反对。 当日预料继料半酒包税专营之后， 所有生活必需品将一一征税， 而今已成事实。 这类专卖都由华人掌理， 他们为专卖权支付固定费用， 从中也大捞一笔。” 就近观察这一事件的拱北海关税务司柯而乐（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 Ｃａｒｌ） 因此评论澳门普遍推行包税专卖制度的利弊： “专卖制度肯定增加澳门的生活开支， 压制竞争这一贸易之魂； 但它们带来官府需要的岁入， 其中有相当部分被用于改进房屋及道路卫生等， 因此这种制度还是有些好处的。”①·９３·①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４０ ～ ４１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柯而乐的评论是颇为中肯的。 从包税专营之利来说， 全面实施这种制度， 确实有助于澳葡当局轻而易举地获得稳定增长的财政收入。 １８８３年 ６ 月， 香港总督宝云 （Ｇｅｏｒｇｅ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Ｂｏｗｅｎ） 应邀访问澳门。 他发现， 当时澳门人口将近 ７ 万人， 其中主要是华人， 也包括一些混血种族和大约 ４０００ 名葡萄牙人， 他们中大约有 ３０００ 名政府官员和驻军。 “澳门每年可从它的各项政府专营权中得到大约 ６０ 万美元 （或 １０ 万英镑）的收入， 与香港的经济活力形成鲜明对照。”① 不过， 澳门包税专营的绝大部分收入没有被用于建设澳门自由港的市政支出。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的拱北海关报告说， “葡属澳门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专营权的包税款， 洋药专营、 赌博专营及彩票专营是三项主要的包税专营项目”；“较小的包税专营项目是鱼、 盐及烟草的专营”； “所有包税专营的上缴税费， 有百分之一划归澳门市政厅”。②显然， 包税专营制度之利， 属于唾手可得， 绝大部分由包税商和澳葡当局瓜分， 澳葡当局只拨出极少部分余润惠及本地市政建设， 导致澳门自由港的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包税专营制度之弊， 则后患无穷， 承包商势必将包税成本转嫁到专营商品的价格之上，“肯定增加澳门的生活开支”， 包税专营赋予包税商垄断权力性， 也必然 “压制竞争这一贸易之魂”。 这两种后续的结果都将殃及本地经济与对外贸易， 开埠先于香港将近 ３００ 年的澳门， 因此在与香港进行珠江口外两个自由港的对外贸易竞争中， 举步维艰。本章小结： 制度差异　 兴衰契机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初期及中期， 港英政府和澳葡当局相继将香港和澳·０４·①②杰弗里 · Ｃ 冈恩 （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Ｃ Ｇｕｎｎ）： 《 澳门史 （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 （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Ｍａｃａｕ，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秦传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８０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１０３、 １０４、 ９８ 页。

第一章　 珠江口的两个自由港门开放成自由港， 并且按照各自的管治理念， 对所辖自由港的顶层设计及其内部机制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致使这两个分别位于珠江口东、 西岸的自由港， 虽然开港时间相近、 地理位置毗邻， 各自的运行制度却存在明显的差异。免税与加税， 是港澳自由港顶层设计的制度差异所在。 本来， 免征进出口关税是自由港的题中应有之义。 香港开埠之初即以此招揽中外客商。 为了弥补免征关税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 港英政府决定通过拍卖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和按年征收地上建筑物的地租 （差饷）， 分享经济发展推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收益， 满足本地公共开支的需要， 由此形成英式自由港政策中最具特色的土地批租制度。 这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吸引中外客商前来香港进行转口贸易和投资物业， 促进本地开发和经济发展。 可是， 澳葡当局却在宣布澳门成为自由港的法令中， 埋下开征各种税费的伏笔。 澳葡当局在扩张界址受阻、 所辖区域的土地产权存在争议， 因而难以仿效香港实行土地批租制度的情况下， 只能以增加税费作为本地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 不仅前所未有地将华人居民视为征税的对象， 而且将各行各业都纳入征收范围。 这增加了本地的交易成本， 难以有效地吸引四方客商前来澳门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 从而削弱了近代澳门的经济竞争力。自由贸易与专营垄断， 是港澳自由港内在运行机制的制度差异。 顾名思义， 自由港的运行机制本应是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不仅要求不同经济体之间不设置保护各自利益的贸易壁垒， 而且要求在同一经济体里政府不赋予某一交易者以专营的特权， 不允许形成行业垄断， 不妨碍其他交易者的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 后一要求在自由港的内部运作中至为关键， 是鉴别自由港是否名副其实的主要指标之一。 香港开埠之初， 港督德庇时为了迅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一度开征多项税费， 并在鸦片销售等少数行业推行包税专营， 结果遭到居港英商和华商的强烈反对， 德庇时因此黯然辞职。 从此， 自由贸易在香港取得遏制包税专营的关键性胜利， 香港历届政府都将自由贸易作为处理经济事务的根本准则。 但与此·１４·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同时， 澳门总督亚马勒建立的包税专营制度不仅没有遭遇体制内的反制， 而且由于它可以有效执行葡萄牙政府以加税来增加澳门财政收入的指示， 为澳门历届政府一直沿用， 并且将其适用于各行各业。 全面实施招商承充， 普遍允许专营承包商垄断经营， 就成为葡式自由港内部运行机制的最大特色。包税专营制度是利弊兼具的双刃剑。 其利是眼前之利， 澳葡当局和包税商通过权力和资本的置换， 容易以较低的交易成本， 坐享专营垄断压榨而来的利润。 其弊则是后来之患， 包税商终归要将预先支付的专营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澳葡当局赋予专营者的行业垄断， 不仅压制本地的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 而且还会将同行从业者排挤到诸如香港等营商成本较低的外埠。 这一切都将严重损害澳门原有的贸易优势和经济竞争力。１８４１ 年和 １８４６ 年， 英文期刊 《中国丛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先后报道香港、 澳门宣布开放自由港的消息： “香港成为自由港”， “澳门将建成并非完全的自由港”。 这两则措辞有异的简短报道， 后来竟然一语成谶地道出这两个自由港日后呈现的明显区别。 质诸后来的历史演进， 这些区别首先表现在免税与加税、 自由贸易与专营垄断的制度差异之上， 此外还表现在自由港基础建设与功能设置等配套设施的优劣之中。 港澳自由港的制度差异， 埋下最终导致两地分别据以兴盛和衰落的伏笔。·２４·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第一节　 港澳苦力贸易１８４１ 年香港宣布成为自由港之后， 澳门与香港之间的贸易以及两地的经贸关系逐渐展开。 从经济伦理的角度， 可以将近代港澳贸易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贩卖、 销售工业制品、 生活用品和原材料的正当常规贸易； 另一类则是一度合法， 却因有违社会道义而引发舆论批评， 最终被立法取缔的非常规贸易， 其代表性行业就是迄今仍然令人愤慨的苦力贸易和鸦片贸易。 港澳两地相继宣布开放为自由港之后， 常规贸易和非常规贸易同时进行， 其中后者一度领先于前者。苦力贸易在澳门有悠久的历史。 １６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定居澳门之后， 便将与他们的海外扩张与贸易同期进行的掳掠、 贩卖人口的生意带到澳门， 使澳门成为贩运华人到海外殖民地充当奴隶的基地。 明、清两朝的政府多次颁令禁止居澳葡萄牙人掠贩华人出洋， 却未能杜绝这种违反人道伦理的罪恶生意。 １９ 世纪初， 英国在南洋的殖民地需要雇用大量劳工进行开发， 英国来华商人随之开始参与澳门贩运华工出洋贸易。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末期， 民间已将这些被贩运出洋的华工， 称为 “猪仔 （崽）”。 这一备受鄙视的称谓， 来源于华工被装运上船后的遭遇： “当其在船之时， 皆以木盆盛饭， 呼此等搭船华民一同就食，·３４·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 故人目此船为卖猪崽。 其实只系受雇， 并非卖身。 ”①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后期， 西方商人通过港澳两地掠贩华工到世界各地充当苦力的活动更加猖獗。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和海外殖民扩张急需雇用更多廉价劳动力； 另一方面是中国连年战乱、 灾害频仍， 促使内地尤其是广东、 福建两省的破产农民纷纷出洋谋生。 这些出洋谋生的华人当中， 一部分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积蓄或者亲友的资助购买出洋船票， 成为出洋移民或自由移民。 大多数无力支付出洋资费的人， 就需要在出国前以赊单方式， 订立文字契约或口头协议， 先由客头（掮客）、 船主或其他人口贩卖商暂行垫付船资， 这使之成为 “出洋苦力” 或契约工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ｂｏｒ）。 苦力抵达目的地后， 或由雇主将其所欠的船资及利润支付给贩运苦力者， 或由贩运苦力者公开拍卖苦力并从中获利。 苦力必须以劳动向雇主偿还债务， 在做完规定年限 （一般 ５ ～８ 年） 的劳务之后， 可以再行选择雇主或自行开业。 由于征集和贩运“出洋苦力” 的苦力贸易 （Ｃｏｏｌｉｅ Ｔｒａｄｅ） 获利甚丰， 各国来华商人竞相参与此项贸易， 通过他们雇用的华人客头， 分别在通商口岸和港澳地区贩运华工出洋。 １８４７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 １８５１ 年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地相继发现金矿， 前往美国旧金山和澳大利亚新金山挖矿采金， 就成为苦力贸易中最具诱惑力的噱头。在近代苦力贸易兴起的浪潮中， 新开埠的香港成为此项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之一。 英国等西方国家政府派来招揽华工出洋的移民代表， 加上以英商为主的在港欧美商行、 为其工作的华人客头、 装运苦力的远洋船舶上的外籍船长等， 组成合力推动香港与内地苦力贸易的官方协调力量和民间商业力量。 他们将从华南沿海地区征募、 诱拐而来的出洋苦力，经由香港， 除了装运到东南亚等传统航线的目的地之外， 还装运到美洲、·４４·① 《林则徐奏查明外国船只骗带华民出洋折》，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１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７ 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澳大利亚和非洲等新开辟航线的目的地。 此外， 到中国其他港口装运苦力的远洋船只， 一般都会到香港备办远航所需要的食物、 淡水、 燃料及各种船用物资。 这一切都促使苦力贸易在 １９ 世纪中叶的香港兴旺起来。１８５３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英国外交部指示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乔治·文翰 （Ｓａｍｕｅｌ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ｏｎｈａｍ， 又译作文咸、 般含）： “你将从殖民部国务大臣方面得悉， 你作为香港总督， 应为即将举办的从中国移民出洋前往英属殖民地的制度作出安排。 关于从中国移民出洋的事， 请一切依照你从殖民部得到的指示办理。”① 从此， 香港总督成为英国政府在华统筹、 协调招收华工前往英属殖民地事务的直接领导者。为了在中国征募到更多的出洋华工， 英法联军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占领广州之机， 启动华工出洋合法化的进程， 直接冲击清朝政府一贯严禁国人出洋的法律堤防。 １８５９ 年 ４ 月， 英法联军驻广州部队司令官颁布告示， 称： “查世界各处需用农业工人， 而中国有人丁过多、 谋生艰难之患。 是以近年以来多有外国船舶来华招雇中国人出洋作工， 其工银数目、 作工年限等项， 俱各订立明文契约， 亦间有为出洋工人留华眷属预支工银若干者。 订立契约之两造， 供属自甘情愿， 并无违背工人本心、 强带出洋之事。” 告示告诫民众： “遇有奸人假托外洋招工名义劝其出洋作工者， 切勿轻率立约， 应先行查明经手招工之人是否体面可靠， 并有妥保， 契约之内是否订明所作之工、 所去之处、 所得工酬等等， 然后再与招工之外国人妥立字据， 随之出洋。 尔等务必遵守此法，万不可轻信奸人花言巧语， 以致身遭拐骗卖出外洋为人奴隶也。” 告示还声称， 英法联军将对拐卖华人出洋的匪徒 “依法处惩， 绝不宽纵”。英法联军监管下的清朝署理广东巡抚柏贵随即也颁发告示， 称： “广东省商民杂处， 丁口稠密， 其中容或有人迫于生计， 外出游食； 或暂离乡井， 漂洋过海， 贸迁逐利； 或受外洋之人雇用， 定期为之作工。 此等之·５４·① 《克拉兰顿致香港总督乔治·文翰爵士》，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第 ４６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事， 设若实属情甘自愿， 自可毋庸禁阻， 令其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该告示同时宣布， 对拐骗良民贩卖出洋的 “卖猪仔” 匪徒严惩不贷。柏贵的告示是清朝广东官府第一次公开宣布允许国人与外人签约出洋打工的文告， 表明广东官府在英法联军监控下率先打开清王朝严禁国人出洋的大门。 １８６０ 年 １０ 月签订的 《中英北京条约》， 进一步将华工出洋合法化推广到全国各通商口岸。 清朝咸丰皇帝在条约中承诺： “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 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 或在英国所属各处， 或在外洋别地承工， 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 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 下英国船只， 毫无禁阻。 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 会定章程， 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① 按照 “利益均沾” 的原则， 西方列强随即分享清王朝承诺华工出洋合法化的各种利益。于是， 英国等西方国家掀起的苦力贸易浪潮迅速蔓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从这些地区运载苦力经由香港出洋的帆船、 轮船络绎不绝， 其中大部分是英国和美国的船只。 据香港船政厅统计， １８５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１８５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不到 １ 年的时间内， 在香港结关登载的苦力船有１２８ 艘， 其中有 ６４ 艘是英国船， 占 ５０％ ， 美国有 ２４ 艘， 占 １８ ８％ 。１８６１ ～ １８７２ 年， 从香港出发的苦力船合计 ４０３ 艘， 其中船籍是英国的有 １７２ 艘， 占 ４２ ７％ ， 美国有 １５９ 艘， 占 ３９ ５％ 。② 有研究者依据相关史料和研究著作， 统计 １８５１ ～ １８７２ 年从香港运往世界各地的华工苦力人数。 据其研究， 在此期间， 经香港运往北美洲、 拉丁美洲、 大洋洲和东南亚等地的华工苦力有 ３２ 万多人。 其中北美洲 １８０３２２ 人， 占５６ ２％ ； 拉丁美洲 ４８３３３ 人， 占 １５ １％ ； 大洋洲 ６０９２５ 人， 占 １９ ０％ ；东南亚 ３１１７６ 人， 占 ９ ７％ （见表 ２ － １）。·６４·①②转引自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１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第 １３２０页。卢受采、 卢冬青： 《香港经济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８７ 页；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１８４０ ～ １８９４）》 下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１６０３ 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表 ２ －１　 １８５１ ～ １８７２ 年从香港运往世界各地的苦力华工人数统计地区 年份 人数 地区 年份 人数北美洲 １８０３２２ 　 大溪地 １８６１ ～ １８６９ ２１１２　 美国 １８５１ ～ １８７２ １７１５７９ 　 夏威夷 １８６５ ～ １８７２ ２３５５　 加拿大 １８５９ ～ １８６８ ８７４３ 东南亚 ３１１７６拉丁美洲 ４８３３３ 　 新加坡 １８５５ ～ １８７２ ２１７３１　 英属西印度 １８５２ ～ １８６５ ３４２７６ 　 纳闽岛 １８６１ ～ １８６６ １５９　 古巴 １８５２ ～ １８５９ ６１８１ 　 曼谷 １８５５ ～ １８７２ ５２０２　 秘鲁 １８５０ ～ １８７０ ５５１５ 　 婆罗洲 １８６５ ～ １８７０ ３２６　 苏里南 １８５８ ～ １８６９ ２３６１ 　 三宝垄 １８６６ ４３６大洋洲 ６０９２５ 　 马尼拉 １８７２ ９５２　 澳大利亚 １８５４ ～ １８７２ ５０７０５ 　 孟买 １８６４ ２３７０　 新西兰 １８６４ － １８７２ ５７５３ 各地区合计 １８５１ ～ １８７２ ３２０７５６　 　 资料来源： 严中平主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 （１８４０ ～ １８９４）》，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第 １６０２ 页。 此表格是该书根据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所刊档案资料及有关研究著作整理而成的， 但原表格所列北美洲及拉丁美洲的小计数字有误， 各大洲合计的数字也有误，今据核算结果略作更正。为了牟取苦力贸易的最大利润， 超载多装成为外国来华运载苦力出洋船只的生财之道。 它们往往先到香港的船厂， 改建尽量挤满 “活人货物”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ｒｇｏ） 的夹层舱， 舱口加装铁栅、 铁门。 为了严防苦力造反或跳海逃跑， 船上还加设甲板上的炮位， 普通货船被改造成监牢船。 苦力在远洋船上长期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 因为惨遭虐待而经常死于途中， 这迫使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愤而反抗甚至进行暴动。 于是， 运载苦力的船只被称为 “浮动地狱”， 华工出洋成为充满悲惨的死亡之旅。 “这些船只在一百六十八天的航程中， 两次横渡宽广的热带地方， 才到达古巴； 或者在一百二十天的航程中， 一直不离开热带才到达秘鲁。” “死亡率太高了。” １８５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 英国船 “蒙塔古夫人号” （Ｌａｄ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 运载 ４５０ 名华工从香港出发， 前往秘鲁卡亚俄港， 华工在途中死亡 ３００ 人， 死亡率高达 ６６ ７％ 。 据不完全统计， 在·７４·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１８４８ ～ １８５７ 年的 １０ 年间， 从香港出发到古巴的 ２３９２８ 名出洋苦力当中，就有 ３３４２ 人死于航程途中， 平均死亡率接近 １４％ 。 其中， １８５６ 年从香港开往古巴的英国船 “波特兰公爵号” （Ｄｕｋｅ ｏｆ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运载有 ３３２名华工。 在航行途中， 因疾病和 “自杀” 而死亡的华工有 １２８ 人， 死亡率达 ３９％ 。① 据当时报刊报道及档案资料的不完全统计， １８５０ ～ １８６９年从香港出发的苦力船中， 至少有 ２３ 艘船发生大量死亡或苦力暴动事件， 其简况见表 ２ － ２。表 ２ －２　 １８５０ ～ １８６９ 年香港出发的苦力船遇难或暴动简况开船日期 船名 船籍 目的地 苦力人数 遇难或暴动简况１８５０ 年２ 月 １４ 日蒙塔古夫人号 英国秘鲁卡亚俄４５０途中死亡 ３００ 人，死亡率高达６６ ７％ ，抵埠后发生苦力暴动１８５０ 年９ 月 ７ 日亚尔勃号 法国 秘鲁 不明苦力暴动，杀死船长及部分水手，船返香港，约 １４０ 名苦力逃走１８５２ 年１ 月 ２０ 日比特利斯号 英国 秘鲁 ３００船只漏水，驶入新加坡时，苦力暴动，登岸逃走１８５３ 年３ 月 ８ 日罗沙爱丽斯号 秘鲁 秘鲁 ２００苦力暴动，杀船长及船员，夺船驶至新加坡后登岸１８５６ 年９ 月 ７ 日阿尔伯特号 法国 秘鲁 １５６苦力暴动，杀死船长及部分船员、水手。 船返香港前，约 １４０名苦力逃走１８５６ 年１２ 月 ６ 日胜利号 英国 秘鲁 ３１５苦力暴动，杀死船长及部分船员、水手，苦力逃走１８５３ 年１０ 月阿达马斯特号 英国 古巴 ３００ 苦力暴动，迫使船驶到新加坡１８５４ 年 自由号 美国 旧金山 ４００ 途中苦力死 １００ 人１８５４ 年 沙姆洛克号 英国 澳大利亚 不明船触礁漏水，驶入新加坡后，苦力四散逃走１８５４ 年 无名三桅船 英国 澳大利亚 不明 在苏禄海峡触礁沉没·８４·①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２ 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３， 第１８５ ～ １８６ 页。 引文所述 １６８ 天到古巴、 １２０ 天到秘鲁的航程， 是指帆船而言。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续表开船日期 船名 船籍 目的地 苦力人数 遇难或暴动简况１８５６ 年３ 月 １３ 日约翰·加尔文号英国 古巴 ２９８途中苦力死 １１０ 人（一说死 １３５人）１８５６ 年４ 月 ２ 日波特兰公爵号 英国 古巴 ３３２途中苦力死亡 １３２ 人，或说 １２８人１８５７ 年４ 月 １ 日古尔纳号 英国 古巴 ３２６ 苦力暴动，杀死水手 ３３ ～ ４０ 人１８５７ 年 海军上将号 英国 古巴 ３７６ 途中苦力死亡 １００ 人１８６１ 年１０ 月 ５ 日秃鹰号 美国 旧金山 １０００ 船只失踪沉没１８６２ 年 路克拉夏号 英国 澳大利亚 ２２１ 船至东沙岛沉没，部分苦力获救１８６３ 年 林里德尔号 美国 旧金山 ３５０ 船至台湾以南沉没１８６３ 年 阿德维尔号 英国 旧金山 ２３１ 船至台湾以南沉没１８６３ 年 维京号 美国 旧金山 ３５０ 船至日本海沉没，苦力全部死亡１８６５ 年 伏泰特号 英国 古巴 ３７０船至台湾以北海面沉没，苦力淹死 １００ 余人１８６５ 年 路易斯号 法国 古巴 苦力暴动，船只返回香港１８６９ 年１ 月 １９ 日弗德列·里克号比利时 秘鲁 ３７９船在巴达维亚被焚毁，船长、水手及 ３６６ 名苦力获救１８６９ 年１ 月 ２１ 日意大利号 意大利 香港 １５０该船从哈瓦那载运 １５０ 名契约期满的华工返国，到香港时只有７６ 人存活，余皆死于途中　 　 资料来源： 据 １８７４ 年 《 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致外交部官员滕德顿函》 附件 ３“１８４５ ～ １８７４ 年苦力船上造反闹事及船只乘客遇难案件备忘录”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７６ 页）， 以及彭家礼著 《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 所列 “苦力船死亡率示例表” “１８５０ ～ １８７２ 年苦力船海上遇难表”（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４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２０４ ～ ２０６、２１０ ～ ２１９ 页） 整理。惨无人道的苦力贸易激发起英国有良知的朝野人士的警觉与反感。早在 １８０７ 年 ３ 月， 英国国会已经通过废除奴隶贩卖的法案 （Ｓｌａｖｅ ＴｒａｄｅＡｃｔ）， 贩奴在大英帝国境内被视为非法。 １８２７ 年， 英国成立以全面废除奴隶制为目标的反奴隶制协会 （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８３３ 年 ８ 月， 英国国会通过废奴法案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 宣布英国本土及其殖民地·９４·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的奴隶占有制属于非法。 从此， 废奴主义在法理和道义上成为英国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 随着 １９ 世纪中叶英国海外殖民地开始大量招收劳工以弥补废奴和经济发展造成的佣工空缺， 警惕奴隶制借助苦力贸易卷土重来， 就成为英国有良知的朝野人士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而发出的呼声。１８５２ 年 ８ 月 ３ 日，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包令 （ Ｊｏｈｎ Ｂｏｗｒｉｎｇ， 又译作宝灵， １８５４ ～ １８５９ 年任香港总督） 致函英国外交大臣， 报告华工出洋情形： “当前不断发生的这些惨剧、 苦难和暴行， 这些可怕的死亡牺牲， 这些在海上杀人行劫的举动， 已经和贩运苦力劳工出洋深深地纠结在一起了。 人类共同的人道观念不容许我们对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无动于衷不加过问。” “我认为使用谨慎、 得体而人道的管理办法， 有可能把大批有用劳工转移到我们的各殖民地， 以使所有的有关各方都能获益， 而不采取适当的防弊措施， 结果只会是失望和烦恼。” １８５５ 年， 英国驻厦门领事馆官员温彻斯特 （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向已经就任香港总督的包令报告有英国船只运载华人妇女出洋， “这种行动就带有奴隶贸易性质”。 他建议包令和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官联名发出禁令， 规定英国船只如果要装运中国妇女出洋， 必须获得英国领事亲自签发的证明船上所装中国女性是自由移民的许可证， 否则一律不许开行。 他重申： “我向来极力主张， 应为从中国移民出洋， 建立一种妥善管理制度， 以使这些人移出的地方， 和他们所去的地方， 同样都可得到益处。 如果照现在这样移民出洋， 听其自然不加管理， 我恐怕不久的将来就会看到一股真正的亚洲奴隶贸易出现。 到那时再要去消灭它， 就必须由英国派出她的舰队， 使用比消灭非洲奴隶贸易更加巨大的力量。”①为了防范奴隶贸易的重现， 港英政府强调必须甄别出洋华工是否属于没有人身奴役关系的 “自由移民”。 能够自行购买船票出洋的华工自·０５·① 《包令致马姆兹伯利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５、 ６ 页； 《温彻斯特致包令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３３ 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然属于 “自由移民”。 对于大量没钱买船票出洋的华工， 英方招工人员在港英政府允许下， 建立起赊欠船票制度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ｉｃｋｅｔ Ｓｙｓｔｅｍ）， 以便符合 “自由移民” 的原则。 在此制度下， 招工者可以先为出洋华工垫付船资， 这些出洋华工就叫赊单工。 他们到外国打工后， 以工资加利抵还所欠赊单， 债务未清还时， 需要听从债主的驱使， 并随债权转卖而变更其债主。 在此债务关系基础上形成的苦力贸易， 其人身依附关系与遭受奴役的期限， 自然较诸卖身为奴并且永受奴役的奴隶贸易显得宽松和短暂， 但两者在装运出洋途中所遭受的折磨与苦难十分相似。 因此， 英国驻华官员不得不承认： “苦力贸易是以最坏形式出现的奴隶贸易。”①为了摆脱大英帝国助长苦力贸易惨剧的批评， １８５４ 年 ７ 月， 英国驻厦门领事馆官员温彻斯特向包令建议， 鉴于 “在运送中国移民出洋船上发生的一切虐待、 骚扰和流血惨剧， 现在已经一概都算在英国的帐上， 使英国承受了全部罪名”， “如果我们明令禁止英国船只装运中国苦力去使用奴隶的外国殖民地， 中国人就可因此而知道两者之不同， 并且增强他们对英国殖民地的信任而愿意前往”。这时适逢有 ９ 位英国船长联名向英国政府举报， 有英国船只运载华工， 前往保留奴隶制的秘鲁钦察群岛采掘鸟粪， 并在该地惨遭虐待。 于是， 英国政府向秘鲁政府提出交涉， 称： “女王陛下政府深为遗憾地得悉， 这些不幸的中国人是经由英国人之手， 在英国旗帜之下， 被装运到钦察群岛， 沦入自有记载以来最可怕的奴隶制度之下。 这一事实为女王陛下政府增加一项责任。 他们原本应在任何情况下对违反人道的行为出面干涉。 现在更有特别理由出面保护那些已成贪欲压榨牺牲品的人们。” 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 同年 ９ 月 １１ 日， 港督包令宣布在华一切英国船只的船东、 船长及受货人， “自即日起一概不得再行承运中国出洋移民前往钦察群岛， 亦不得再行接受或签订运输中国移民前往该群岛的·１５·① 《英国驻广州领事阿礼国致包令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７４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租船契约。 倘有人违背此项禁令， 定必依法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在英方压力下， 秘鲁政府被迫承诺 “为改善在钦察群岛作工的中国人所得待遇提出确实保证”。 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 港英政府在 １８５５ 年 １ 月２９ 日宣布撤销禁止英国船只运载华工前往上述群岛的禁令。 港英政府以禁运华工到秘鲁钦察群岛， 作为对秘鲁虐待华工的惩罚， 但这只是短暂的个别案例。 事实上， 港英政府并未采纳英国驻厦门领事馆官员温彻斯特的建议， “明令禁止英国船只装运中国苦力去使用奴隶的外国殖民地”。① 港英政府对奴隶制的排斥， 说到底还属于藕断丝连。不过， 从法律上改善华工的出洋困境， 多少显示了英国绅士的恻隐之心。 １８５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港督文翰根据英国国会通过的乘客法案，颁布告示， 宣布从香港开行的船只， 至少应该给乘客以每人 １２ 英尺的舱位， 船上的中国乘客每人每日应得的定量食物是白米 １ 磅半、 鲜肉或干肉半磅、 猪油或其他油脂半盎司、 咸菜 ３ 盎司、 烟叶 ４ 盎司、 淡水 １加仑等。 法案还规定船上应备足可供三星期食用的干饼， 在天气恶劣、船上无法做饭时每人每天发给两个， 或经船上医生允许发给病人。 如此充足的食物供应， 如果不只是写在告示上， 还落实在行动中， 苦力出洋之旅一定很惬意。 可惜， 继任港督包令指出： “实际上香港没有能够有效执行这些规章的机构和人力。” ②这表明， 由于缺乏官方的有效监管与督促执行， 写在告示上的苦力出洋食物供应规定不啻纸上画饼。 然而， 港英政府却坚持在法律条文上描述保障华工出洋的美景。 １８５５ 年 ８月 １７ 日， 英国国会通过 《中国乘客法案》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Ａｃｔ·２５·①②《温彻斯特致包令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３ 页； 《克拉兰顿致英国驻秘鲁代办苏利文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７７ 页； 《包令致克拉兰顿文》，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８６ 页；《包令致克拉兰顿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０２ 页。《文翰致纽卡索尔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４２ 页； 《包令致纽卡索尔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４４ 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１８５５）， 规定每位乘客要有 １２ 英尺的舱位， 船上要配备医生和翻译， 装运华工的英国船只要到香港交验证件并接受检查。 １８５８ 年 １０ 月， 港英政府为了进一步执行 《中国乘客法案》， 又制定了当年的第 １３ 号法规，法规规定运载中国乘客的中国及英国船只必须配备适宜的医疗设施和病床， 否则不许开行。①港英政府规范华工乘船出洋条件的诸多法规， 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苦力在船上备受煎熬的困境， 却将先前会聚香港的苦力贸易推向周边的港口， 削弱了香港作为外国来华运载苦力出洋的主要船舶集散地的地位。１８５６ 年 ７ 月， 港督包令向英国政府报告说， 自从实行 《中国乘客法案》， 强迫装运中国移民的英国船只开到香港交验证件、 接受检查以来， 只有一艘英国船 “是为了遵行中国乘客法案的规定而开到香港来的。 我相信已经有许多船从汕头、 金星门和澳门装运苦力移民出口。 这几处地方都没有英国官员， 没有办法防止违法行为”。② 虽然， “香港继续成为所有能够自付旅费的华南出洋移民前往外国的首选登船地”， 但是， “从 １８５９ 年起， 契约移民几乎全部集中到澳门或 （广州） 黄埔，唯一例外的， 是装运中国苦力前往英属殖民地”。 这就是说， 实行 《中国乘客法案》 之后， 无钱购置船票而需要苦力贸易经营者预先垫付船资的出洋苦力， 即赊单工， 大都集中到澳门或广州， 除非他们在香港上船前往英属殖民地， 否则运载船就会被严厉查处。 １８６１ 年 ９ 月， 香港警察查获有船只试图装运苦力去别国殖民地， 随即扣留船只， 释放船上的苦力。③因此， 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从香港出洋的华工人数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 １８６１ 年从香港乘船的中国移民为 １２８４０ 人， １８６２ 年为·３５·①②③《香港政府宪报》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ａｚｅｔｔｅ） １８５６ 年 ２ 月 ２ 日、 １８５８ 年 １０ 月 ６日、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包令致拉包契里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５１ 页。 金星门： 位于香山县 （今珠海） 邻近澳门的港口。Ｅｒｎｓｔ Ｊｏｈａｎｎ Ｅｉｔｅ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Ｙｅａｒ １８８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Ｌｔｄ ， １８９５）， ｐ ３８７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１０４２１ 人， １８６３ 年为 ７８０９ 人， １８６４ 年为 ６６０７ 人， １８６５ 年微增至６８４９ 人， １８６６ 年又降至 ５１１５ 人。 时任港督麦当奴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ｒａｖｅｓＭａ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又译作麦克杜奈尔） 对此评论说： “统计数字表明， 从香港出洋的移民正在逐渐减少。 而在澳门， 这种移民出洋正在活跃地进行着。 这种移民是以差不多等于是奴隶贸易的方式由澳门官方经办的。 ”①尽管经由香港的苦力贸易开始萎缩， 但此类贸易始终只是香港整体进出口贸易的末流， 而且一直受到人道主义舆论的批评， 因此港英政府继续采取改善华工出洋条件的法律措施。 １８６７ 年 ６ 月， 港英政府公布《关于改进载运中国乘客从香港结关出口船只的卫生健康状况法案》，进一步规范运载华工船只的卫生条件。这一法案在香港立法会进行二读时， 议员詹姆斯·怀特奥尔（Ｊａｍｓ Ｗｈｉｔｔａｌｌ） 动议， 并经大法官司马理 （ Ｊｏｈｎ Ｓｍａｌｅ） 附议， “主张香港不应再为移民出洋问题立法， 以求禁止从本地移送任何中国人出洋”。 这是港英政府的咨询机构首次发出禁止经由本港运载华工出洋的声音。 港督麦当奴当即表示： “把香港这个唯一能够在合法基础上办理移民出洋的口岸完全堵死， 是非常失策的。 断绝香港向外供应移民劳工， 不仅对于想要出洋佣工的中国人不公平， 对于需要这种劳动力的英国殖民地也是不公平的。 而且， 别处正在允许使用种种不正当办法进行移民出洋， 而港英政府却使用很大力气去加以禁止， 也不是合理的办法。 再者， 英国皇家法律和香港当地法律都明文准许移民出洋。 准许移民任便出洋， 也明白列入我们的条约。 如果这些全部声明取消， 仅仅由香港立法会议拒绝通过一件法案， 对于禁止移民出洋是无济于事的。” 大法官司马理和议员怀特奥尔要求禁止从香港运载华工出洋的理由， “主要根据澳门移民出洋前往外国时出现了种种严重弊害·４５·① 《香港总督麦克杜奈尔爵士致殖民大臣罗金汉公爵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３７３ 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的事实”。① 虽然他们的主张随即遭到港督及英国殖民大臣的否决， 但是根据英国殖民地部命令， 香港在 １８６８ 年通过第 １２ 号法案， 宣布凡以欺诈或暴力手段扣留或运走华工的行为， 均按最高罪行判刑。 这就埋下数年后港英政府及立法会最终通过制止香港苦力贸易以及钳制澳门苦力贸易的多项法案的伏笔。澳门的苦力贸易先于香港发生， 受惠于香港以及中国南方通商口岸对苦力贸易的限制。 澳门苦力贸易的兴旺， 成为拉动本地经济从萧条到畸形繁荣的强劲动力。 １８４５ 年 １１ 月葡萄牙宣布澳门实行自由港政策之后， 澳葡当局强行以武力扩充界址， 激起华人社会的反抗， 各行华商相继离澳， 本地经济陷于萧条。 直到 １８５１ 年 ８ 月， 澳门经济仍然不景气。当时， 英属西印度来华招工专员怀特 （Ｗｈｉｔｅ） 如此描述澳门的市况：“这个地方正在衰落， 地产价格相对低廉。” 可是， １８５２ 年 １１ 月， 已经开辟为通商口岸的厦门爆发民众反对英国商人掠卖苦力出洋的大规模抗争， 导致英国商人将当地的苦力贸易转移到汕头和澳门。 早有贩卖“猪仔” 传统的澳门于是成为苦力贸易的新集中地。 “自 １８５２ 年厦门动乱之后， 它就成为最大的苦力出口港之一， 苦力运输促使当地的商业迅速发展。”② １８５９ 年 ４ 月， 英法联军控制下的广州在内地城市中率先宣布华工出洋合法化， 英、 法、 美等西方国家的商人随即在广州公开设立招工公所， 掀起合法招工与非法拐卖交相进行的苦力贸易狂潮。 广州迅速成为华南地区出国移民与苦力贸易的中心， 澳门随之成为接应广州苦力贸易、 规避内地官府查禁拐卖人口的外港。 这时， 香港实行 《中国乘客法案》 的结果， 也将原先在香港上船前往英属殖民地以外地区的大部分苦力， 分流到澳门和广州黄埔港。 １８６１ 年 １０ 月， 英法联军撤出·５５·①②《香港总督麦克杜奈尔爵士致殖民大臣罗金汉公爵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３７４ 页； 《殖民大臣巴金汉公爵致麦克杜奈尔总督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第 ３７６ 页。Ｐ Ｃ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Ｐ Ｓ Ｋｉｎｇ ＆ Ｓｏｎ， Ｌｔｄ ， １９２３）， ｐｐ １５２ ～ １５３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广州， 苦力从广州出洋移民的规模受到清朝官府一定程度的制约。 于是， 澳门的苦力贸易又因为香港、 广州的同类贸易相继受到限制， 更加兴旺起来。 “各承包移民的代理人为了逃避这种轻微的限制， 发现了在葡萄牙旗帜下的澳门是难民藏身之地， 它正适合他们的需要。 在那里，苦力贸易曾兴盛了一些年代， 从 ‘非志愿移民的运输’ 中， 给那个凋敝的殖民地提供了它唯一的繁荣的源泉。”①澳门进行苦力贸易的场所俗称 “猪仔馆”， 又叫 “巴拉坑”。 后者是葡萄牙语 ｂａｒｒａｃｏｏｎ 的音译， 有木屋、 木栅、 窝棚之意。 苦力贸易的经营者将拐骗或招募来的出洋华工集中在 “猪仔馆” 里， 等候将其装运上船。 １８５５ 年 １０ 月在广州散发的抨击澳门苦力贸易的传单揭露， 当时澳门有 ５ 家 “猪仔馆”： １ 家在花王街 （Ｈｗａ Ｗａｎｇ Ｋａｉ）， １ 家在白马行 （Ｐａｋ Ｍａ Ｋｏｎｇ）， １ 家在海湾街 （Ｈａｉ Ｗａｎ Ｋａｉ）， １ 家在善静路 （ＳａｎＴｓｉｎｇ Ｌｏｗ）， 招牌是近海 街， 关 人 最 多 的 １ 家 在 沙 兰 仔 （ Ｓｈａ ＬａｎＴｓｚｅ ）。② 到 １８６５ 年， 据 英 国 驻 广 州 领 事 馆 通 事 梅 辉 立（Ｗ Ｆ Ｍａｙｅｒｓ） 估计， 澳门此类招工馆增加到 ８ ～ １０ 家。 １８６６ 年清朝政府与英、 法两国驻华公使签订 《续订招工章程条约》 之后， 未与中国签订招工条约的葡萄牙、 西班牙、 秘鲁等国的商人被迫将其苦力贸易的生意， 从各通商口岸转到澳门进行， 遂使当年澳门的招工馆剧增到 ３５ ～ ４０ 家； 苦力价格由上年的每人 ３０ ～ ４０ 元， 增加到６０ ～ ８０ 元。③ １８６７ 年 ３ 月，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 （Ａｎｓｏｎ Ｂｕｒｌｉｎｇａｍｅ）向美国政府报告说： “被严峻的规章赶出中国各口岸的华工贸易掮客，·６５·①②③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２ 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３， 第１９４ 页。《是可忍， 孰不可忍？》，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３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０ 页。 该中文传单先由当时美国驻厦门领事馆中文翻译成英文， 报告美国政府； 再由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编译者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因而将 “花王街”误译作 “华旺街”， “近海街” 误译作 “静海街”， “沙栏仔” 误译作 “沙兰仔”， 本书据澳门实际街名更正。Ｐ Ｃ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Ｐ Ｓ Ｋｉｎｇ ＆ Ｓｏｎ， Ｌｔｄ ， １９２３）， ｐ １５３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在澳门找到了安身之处， 而且澳门现在已经成为这行生意的中心。”“现在在那里有 ６ 位秘鲁经纪人， １０ 位哈湾拿经纪人， 还有 ３０ 家招工馆和招工办事处。”①１８６７ 年出版的 《中国和日本通商口岸志》 （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Ｐｏｒｔｓ 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如此叙述澳门苦力贸易兴起的情形： “在澳门各贸易行业中， 欧洲人最为受惠的只有苦力贸易。 近年来， 这项贸易在中国沿海各口岸业受到驱逐， 但在澳门， 虽然名义上多少受到检查， 却根深叶茂地繁荣起来。 古巴自从禁止奴隶贸易以来， 它和秘鲁以及钦察群岛（Ｃｈｉｃ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对于苦力劳工的需求， 使得输出中国苦力的出口商大获其利。 这些苦力由内地的拐骗之徒数以千计地带到澳门， 卖给西班牙、 葡萄牙和南美的投机商人。 此项非法贸易大约从 １８４８ 年开始进行。直到 １８５６ 年， 澳葡政府才颁布法令， 规范所谓 ‘移民中介’ 与苦力之间签署的合约条款。 １８６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澳门终于颁布法令， 对苦力的雇佣契约及运输出洋实行官方监管， 但却不能防微杜渐， 致使法律条文流为空谈。 结果， 从澳门乘船出洋的中国苦力被名副其实地称为不自愿的移民。 这些被运载出洋的移民分为三类： 一是在广东西部地区不断发生的宗族械斗的俘虏， 他们被卖给活跃在内河的中国或葡萄牙的人贩子； 二是在澳门附近的沿海地区被绑架的村民或渔夫； 三是受中国乡镇赌场里的隐蔽中介劝诱， 举债赌博， 赌输后按照中国观念卖身还债者。”关于澳门苦力贸易的收益， 该书继续写道， 被掠贩到澳门的苦力被带进 “巴拉坑”， 经营 “巴拉坑” 的外国业者会以每名苦力 ７ ～ １０ 元的价格， 作为招工中介的报酬。 每名苦力的人头费及各项经营开支， 成本在 ２５ ～ ３０ 元， 连同在葡萄牙检查官员面前签订的合同， 每名苦力可卖到 ６０ ～ ７０ 元， 加上船费、 保险费， 每名成本就将近 ２００ 元或 ４７ 英镑。·７５·① 《中国快讯》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ｓｐａｔｃｈｅｓ） 第 ２４ 卷， 第 １３０ 号， 转引自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１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 ８７８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到达哈瓦那 （Ｈａｖａｎａ）， 所有活着的 “移民” 连同合同都公开拍卖， 每名苦力的售价平均约 ３５０ 元或 ７８ 英镑。① 照此推算， 苦力贸易在登船前的贩卖， 就可以获得成本 １ 倍多的利润。 抵埠后， 还可以通过拍卖，再取得将近 １ 倍的运输利润。另有资料显示， 澳门苦力贸易的巨利甚至高达成本 ８ 倍以上。 １８７２年， 据亲自到苦力船上采访的美国记者报道， 古巴 “种植园的资本家都愿意花 ５００ 元的代价， 买下一名能使用八年的中国佬”。 “送到市场去的 ９００ 名活人， 对于苦力进口商来说， 就等于 ４５ 万元的财富， 而他们原来花费的成本， 总共不到 ５ 万元， 运到古巴便可得到 ４０ 万元的盈利。”② 如此暴利， 无怪乎在澳门的外国苦力贸易商、 中国人贩子以及远洋船的船东， 都竞相扩大此类生意。 从上文提及澳门 “巴拉坑” 的数目， 可知 １８６７ 年澳门此类招工机构已比两年前剧增约两倍， 达到三四十家。 到 １８７３ 年 １２ 月， 据一位旅澳美国人称： “澳门地方， 葡 （萄牙）、 秘 （鲁）、 西 （班牙） 三国人所开招工局， 计有三百余所。” “靠招工吃饭的三、 四万人。”③ 仅隔四年多， 澳门贩运苦力的机构竟然又比 １８６７ 年剧增八九倍之多， 参与澳门苦力贸易生意的人数竟然相当于当时澳门总人口的一半！关于澳门贩运苦力出洋的运作程序， １８７１ 年 ４ 月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 “澳门有五个专为古巴和南美洲几个沿太平洋岸国家办理招收中国苦力业务的代理机构。 他们代表这些国家内各商业团体的利益。 从澳门装船出洋的苦力就是运交·８５·①②③Ｎ Ｂ Ｄｅｎｎｙ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Ｐｅｋｉｎｇ， Ｙｅｄｏ，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ｏ （ Ｌｏｎｄｏｎ：Ｔｒｕｂｎｅｒ ａｎｄ Ｃｏ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 Ｓｈｏｒｔｒｅｄｅ ａｎｄ Ｃｏ ， １８６７）， ｐ ２２８科比·杜冯 （Ｃｏｒｂｉｔｔ Ｄｕｖｏｎ）： 《古巴华人百年史》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Ｃｕｂａ１８４７ － １９４７）， 转引自彭家礼 《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４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９７ 页。《驻澳门美国人致住香港美国人信》，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１ 辑，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２５２ 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这些商业团体的。 他们收到苦力之后， 再转手出卖给肯出最高价钱的主顾。 澳门的这五家代理机构， 把招工业务分包给受他雇用的中国土著人口贩子或苦力经纪人。 这类贩子和经纪人深入中国内地去招人，然后把他们带到澳门， 送进他们的雇主所设 ‘巴拉坑’ 或 ‘猪仔馆’。苦力们被关在 ‘巴拉坑’ 里一段时间， 便被带到澳葡政府官员之前。这个官员向每个苦力询问是否愿意出洋。 如果苦力表示愿意， 官员便将作工契约读给他听， 并令他签字。 苦力们上船之前， 先要转移到澳葡政府官办的苦力屯舍内住三天左右。 ”① 显然， 外国商人、 中国人口贩子与澳葡当局一起， 联合组成贩运苦力出洋的贸易链。 其中， 外国商人充当出资运营的资本力量， 中国人口贩子扮演为虎作伥的跑龙套角色， 询问苦力是否自愿出洋的澳葡当局官员则负责为充满血泪的苦力贸易蒙上合法的外衣。从澳门出洋的苦力主要运往南美洲的古巴哈瓦那 （时称哈湾拿）港和秘鲁卡亚俄港。 这是澳门在运载苦力出洋的航向上， 明显区别于香港主要运载苦力前往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地方。 当时， 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秘鲁是 １８２１ 年脱离西班牙而独立的国家。 葡萄牙与属于拉丁美洲的古巴和秘鲁有着语言、 文化和历史上的联系， 澳门因而成为出洋苦力前往古巴等西班牙殖民地和秘鲁的集中地。１８７４ 年， 葡萄牙海军及殖民大臣柯孚 （Ｓｅｎｈｏｒ Ｃｏｒｖｏ） 向葡萄牙立法会议提供 １８５６ ～ １８７３ 年从澳门出洋的华工人数统计， 累计历年出洋人数为 １４４０５２ 人， 其中绝大部分是去古巴和秘鲁的。 不过， 这一统计欠缺 １８６１ 年、 １８６５ 年、 １８６６ 年、 １８６７ 年这四个年份的数据。 根据当时的报刊及档案史料， 后人补入 １８６５ 年、 １８６６ 这两年的数据， 据此制成的统计表显示， １８５６ ～ １８７３ 年经澳门出洋的中国苦力至少有 １８ 万人， 其中前往古巴有 ９ 万多人， 前往秘鲁有 ８ 万多人 （见表 ２ － ３）。·９５·① 《罗伯逊致哈孟德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０６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表 ２ －３　 １８５６ ～ １８７３ 年经澳门出洋的中国苦力人数单位： 人年份 总数 前往古巴 前往秘鲁１８５６ 年 ２４９３ ２２５３ —１８５７ 年 ７３８３ ６７５３ ４５０１８５８ 年 １００３４ ８９１３ ３００１８５９ 年 ８９６９ ７６９５ ３２１１８６０ 年 ８７１９ ５７７３ ２０９８１８６１ 年 — — —１８６２ 年 ２５３６ ７５２ １４５９１８６３ 年 ６６６０ ２９２２ ３７３８１８６４ 年 １０７１２ ４４６９ ６２４３１８６５ 年 １３７８４ ５２６７ ８４１７１８６６ 年 ２４３４３ １５７６７ ７６８１１８６７ 年 — — —１８６８ 年 １２２０６ ８８３５ ３３７１１８６９ 年 ９０００ ４１２４ ４８７６１８７０ 年 １３４０７ １０６４ １２３４３１８７１ 年 １７０８３ ５７０６ １１３７７１８７２ 年 ２１８３４ ８０４５ １３８０９１８７３ 年 １３０１６ ６３０７ ６７０９合计 １８２１７９ ９４６４５ ８３１９２　 　 资料来源： 据 《１８５６ ～ １８７３ 年经澳门出洋的中国契约苦力人数表》 及其注释补充数据整理， 见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１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５５５ 页。考虑到葡萄牙的官方统计难免对实情打折扣， 加上表 ２ － ３ 欠缺１８６１ 年和 １８６７ 年的数据， 所以只可将该表作为评估澳门苦力出洋主要目的地的依据， 还不足以据此推测从澳门出洋的华工总人数。那么，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 从澳门出洋的华工大概有多少？ 当代有研究者根据上述统计数据， 认为： “据不完全统计， 从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七三年， 西方侵略者从这里掠走了二十万名华工。”① 此后， 另有研究者依据相关的档案史料及研究著作估算， “从 １８５３ 年到 １８７４ 年，·０６·① 彭家礼： 《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 《世界历史》 １９８０ 年第 １ 期。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澳门共运出苦力将近 ３０ 万人”。 其中， 运往古巴 “估计 １２２０００ 人”，运往秘鲁 “估计约 １１１０００ 人”。①可是， １８９１ 年拱北海关税务司贺璧理 （Ａｌｆｒｅｄ Ｅ Ｈｉｐｐｉｓｌｅｙ） 却在当年完成的拱北海关第一份十年报告中， 追述澳门的苦力贸易， 说：“１８７５ 年， 臭名昭著的苦力贩运在历时长达二十五年之后， 终于被禁止。 在此期间， 澳门大约贩运五十万华人出洋， 获得巨大的暴利。”②贺璧理认为澳门出洋华工高达 ５０ 万人的说法， 大大高于 １８７４ 年葡萄牙海军及殖民大臣提出的 １４ 万人说， 以及当代中国学者认为的 ２０ 万 ～ ３０万人说。 果如是， 从澳门出洋的华工人数， 将超过上文所述同时期从香港出洋的 ３２ 万华工人数。贺璧理提出的从澳门出洋华工高达 ５０ 万人说， 缺乏具体的历年统计数据作为支撑。 不过， 考虑到既有的历年统计数据都属于不完全的统计， 后人不妨从当时人对港澳苦力贸易地位的比较中寻求印证。 上文已经引述， １８６７ 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曾向美国政府报告： “澳门现在已经成为这行生意的中心。” 这意味着， 当时香港的苦力贸易中心地位已经让位于澳门。 １８５３ ～ １８６１ 年担任美国驻厦门副领事的哈特·海耶特，在 １８７７ 年接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的质询时， 被问到 “苦力们是不是全部在香港上船出洋”。 他回答：“实际情形不是这样。 我相信在我本人充任驻中国领事官员那几年之内， 从中国出洋的苦力， 十分之九是在澳门， 以及中国内地的几个通商口岸广州、 厦门、 宁波， 直到最北面的上海上船的。 英国船所运的苦力人数不多。 大部分是由美国船、 葡萄牙船、 西班牙船、 法国船载运出洋的。 这些船出口的时候， 都须由船只所属国的驻华领事办理出口手续。”③·１６·①②③严中平主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 下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６８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６ 页。《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 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３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２８１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据此证词， １８５３ ～ １８６１ 年， 澳门和中国内地的通商口岸分担着中国苦力出洋 ９０％的份额， 余下的份额自然归香港。 鉴于通商口岸的苦力出洋不时受到清朝官府的制约， 不受制约的澳门应该承担 ９０％ 中的最大比重。有力佐证贺璧理说的又一则史料是： “古巴有一家专门贩运 ‘苦力’ 的 ‘伊邦内兹’ 公司 （ Ｉｂｏｎｅｚｚ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弗兰西斯科·阿贝拉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Ａｂｅｌｌａ） 是这家公司派驻澳门的代理人。 他在澳门住了七年， 先后为古巴、 秘鲁、 澳大利亚和美国掠运的苦力在十万人以上。 另外还为法属交趾支那、 英属海峡殖民地运去数以万计的苦力。这位代理人供认： ‘从澳门运出的苦力是充满了血腥的记录的。’”① 古巴一家公司驻澳门的一位代理人， ７ 年之间就经手向世界各地输出 １０多万名苦力。 仅此记录， 就已突破葡萄牙海军及殖民大臣柯孚的 １４ 万人说。 征诸上文引述 １８７３ 年葡萄牙、 西班牙、 秘鲁三国商人在澳门开设的 “巴拉坑” 有 ３００ 多家， 靠苦力贸易为生者多达三四万人， 可以推测， 从澳门出洋华工的历年总数应该多过香港。面对剧增的苦力贸易， 澳葡当局也曾经像港英政府一样， 不时制定管理法规， 试图消减备受中外舆论批评、 指责的苦力贸易。 １８５３ 年，澳葡当局颁布法案， “规定由政府管制各巴拉坑， 即苦力屯舍， 并为出洋移民在口岸和海行途中的适当食住和卫生需要作出安排”。 “根据１８５３ 年的法令， 政府控制招工馆或苦力馆， 为岸上及旅途中的移民提供适当的膳宿和卫生条件。 为防止偷运被诱拐的苦力， １８５５ 年立法规定， 合同要进行登记， 苦力在岸上应由检察官审查， 在船上则由港监检查。 根据 １８５６ 年的规定， 苦力经纪人须领取执照， 缴纳保证金； 若诱骗或强制移民， 或者不承担被政府或苦力机构退回的返程费用， 苦力经纪人就会受到惩罚。” “１８６０ 年， 又设立中国移民监督官一职， 根据·２６·① 科比·杜冯 （Ｃｏｒｂｉｔｔ Ｄｕｖｏｎ）： 《古巴华人百年史》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Ｃｕｂａ１８４７ － １９４７）， 转引自彭家礼 《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４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８８ 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当时制定的法律， 移民机构不得监禁苦力， 也不得强迫他们归还食品、 衣物及旅途的花费。 １８６８ 年规定的条款要求所有移民契约都在监督官的办公室签订。 １８７１ 年规定的条款反对经纪人和苦力直接签订契约。” “１８７３ 年的修正案将契约的期限减为 ８ 至 ６ 年， 这是有利于苦力的。” 这一系列的法律条文看起来都很完善， 可是面对苦力贸易的暴利诱惑， 法律最终软化为对拐骗、 胁迫华工出洋行为的漠视和纵容。“这种腐败风气很大程度上导致澳门官风的懒怠。 法令法规经常形同虚设， 移民变成了奴隶贸易， 招致许多悲惨的结局， 官员们两眼只是盯住小费， 对其他一概不闻不问， 殖民地被控制在奴隶交易商的手心里。 这些人大把挥霍掉轻而易举赚来的钱财， 还对会计的查询忿忿不满， 斥责说他们没有必要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账目应以成把的元来计算。 这一时期的典型特点是： 澳门的财富成倍增加， 但却对善意的劝诫颇感不快。”①众多的史料揭示， 澳门的 “猪仔馆” 是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拐骗和招募出洋华工， 然后加以关押、 虐待并转手倒卖的活地狱。 当时， 香港的英文报刊不时报道澳门苦力贸易的惨况， 像下面这样的文句在香港报纸上不断出现： “苦力被掳掠， 囚禁于招工馆， 鞭挞他们， 使其同意签订束缚他们终身为奴的不义的契约； 在严酷监视之下， 列队至政府机关， 证明他们的签字是出于自愿或自由； 逼迫他们受着半饥饿的痛苦，在运他们至进口地点的船上， 由他们受疾病的侵害； 当他们的眼睛弄瞎了， 或患了疾病， 对他们的主人没有用了的时候， 就被抛下船去， 或弃于荒岛， 让他们死去。 这就是总督以他的官方行动以及他发行的半官方报纸所支持的澳门苦力贸易的主要特点， 这就是比各国应该联合制止的非洲黑奴贸易还要恶劣的奴隶贸易的恐怖。”② 此外， “中国派遣到古·３６·①②徐萨斯 （Ｍｏｎｔａｌｔｏ ｄｅ Ｊｅｓｕｓ）： 《历史上的澳门》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Ｍａｃａｏ）， 黄鸿钊、 李保平译，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 ２５２、 ２５３ 页。米切尔 （Ａ Ｍｉｃｈｉｅ）： 《英国人在中国》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１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 ８７５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巴的华工考察团所提供的证据， 表明了自澳门出国的苦力很少是出于自愿的移民。 ‘我是受人欺骗的’， ‘我是被人拐来的’， 是普遍的申诉”。 因此， 尽管 １８６０ 年澳门总督宣称要革除苦力贸易的弊端， 可是到 １８６６ 年， 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仍然认定： “ （澳门） 总督和其他高官一样， 是一切作奸犯科的最后闻知者。” “苦力贸易曾经是、 现在还是澳门贸易的主干， 有太多和太强大的利益牵涉其中， 难望有所改进。”①在这种情况下， 澳门苦力贸易不仅交织着暴利的狂欢和司法的暧昧， 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暴力的肆虐和由此引发的死亡惨剧。 以岸上发生的惨剧为例，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出洋苦力因受虐待致死而被遗弃在澳门街头的， 每年都有上百人。 １８７２ 年 １ 月 ８ 日， 香港 《每日行情报》（Ｄａｉｌｙ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引述 《澳葡政府宪报》 刊载的统计数据， 称上年澳门街道发现的尸体累计不下 ３４８ 具， 其中绝大多数是因病或身体有缺陷，为苦力贸易代理人所抛弃的 “未出国” 者的尸体， 处于垂死状态而移往收容所者未被计算在内 （见表 ２ － ４）。②表 ２ －４　 １８７１ 年澳门街道遗尸统计月份 遗尸数 月份 遗尸数 月份 遗尸数１ 月 １１ ５ 月 ２５ ９ 月 ３３２ 月 １２ ６ 月 ２７ １０ 月 ３９３ 月 １２ ７ 月 ３２ １１ 月 ４７４ 月 ２８ ８ 月 ３４ １２ 月 ４８　 　 资料来源： 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１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８７９ 页。就船上发生的惨剧而言， 根据相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 １８５４ ～ １８７３年， 从澳门运载苦力出洋的各国船只当中， 至少有 ５９ 艘船或因苦力遭·４６·①②Ｐ Ｃ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Ｐ Ｓ Ｋｉｎｇ ＆ Ｓｏｎ， Ｌｔｄ ， １９２３）， ｐ １５３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１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 ８７９ 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受虐待， 或因船只遇难， 或因苦力愤而暴动， 而发生严重死亡事件。 其中， 除有船只遇难沉没导致 １００％的死亡率之外， 死亡率高达 ９２％ 的有两起： 一是 １８７０ 年萨尔瓦多的 “桃尔瑞斯·吴加蒂号” 船运载 ６５０ 名苦力， 前往秘鲁， 苦力在海上举行抗争， 焚毁船只， 导致约 ６００ 人死亡； 二是次年秘鲁的 “唐璜号” 船也运载 ６５０ 名苦力前往秘鲁， 途中起火， 苦力死约 ６００ 人 （见表 ２ － ５）。 与同时期从香港出发的运载苦力船只发生同类死亡事件相比较， 从澳门出发的运载苦力船只发生严重死亡事件的次数是香港的 ２ ７ 倍。表 ２ －５　 １８５４ ～ １８７３ 年从澳门出发的苦力船发生遇难或暴动事件简况开船时间 船名 船籍 目的地 苦力人数 遇难或暴动死亡简况１８５４ 年 ６ 月 圣迭哥号 秘鲁 秘鲁 ５８ 遇难沉没１８５４ 年 不明 不明 秘鲁 ３２５ 苦力途中死亡 ４７ 人１８５４ 年 交换号 美国 旧金山 ５００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７０ 人１８５６ 年 柯拉号 秘鲁 古巴 ３３２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１７ 人１８５６ 年 移民号 葡萄牙 古巴 ５９６ 苦力途中死亡 ２７６ 人１８５７ 年２ 月 ９ 日亨利塔·玛丽亚号荷兰 古巴 ３５０苦力暴动，杀死船长后，逃走 ２００ 人１８５７ 年２ 月 １４ 日柯拉号 秘鲁 古巴 ６００ 苦力途中死亡 ２７６ 人１８５７ 年１０ 月 １４ 日凯塔·库珀号 美国 古巴 ６５０船至印尼，苦力造反被镇压１８５７ 年 托利西斯号 不明 古巴 ３９０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６０ 人１８５７ 年 不明 不明 古巴 ３３４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６７ 人１８５７ 年 不明 不明 古巴 ６１２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７７ 人１８５８ 年 竞争者号 不明 古巴 ３８２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５７ 人１８５８ 年 阿拉维沙号 不明 古巴 ３６０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５２ 人１８５８ 年 诺尔玛号 英国 古巴 ２７６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３９ 人１８５８ 年 海军上将号 英国 古巴 ６１０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２８ 人１８５８ 年 胡弗斯号 不明 古巴 ５７０ 苦力途中死亡 ２０２ 人１８５８ 年 毛里求斯号 英国 古巴 ７４１ 苦力途中死亡 ８２ 人１８５８ 年 克里奥派特拉号 不明 古巴 ４７０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０３ 人１８５８ 年 斯科迪亚号 不明 古巴 ５５４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２３ 人１８５９ 年１ 月 ２ 日弗兰索瓦第一号 法国 古巴 ９９９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６４ 人１８５９ 年 １ 月 马拉巴尔号 不明 古巴 ５７０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２０ 人·５６·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续表开船日期 船名 船籍 目的地 苦力人数 遇难或暴动死亡简况１８５９ 年 ９ 月 玛斯迪夫号 美国 古巴 ６５０船上中途起火， 遇英国船，救出苦力 １７４ 人，其余死亡１８５９ 年１０ 月 ８ 日花坛号 英国 古巴 ８５０船触礁后，船长及船员乘坐舢板逃生，苦力与船沉没１８５９ 年１１ 月 ２６ 日挪威号 美国 古巴 １０３８苦力暴动被镇压，１３０ 人死亡１８５９ 年 １２ 月 格拉维纳号 西班牙 古巴 ３５２苦力途中死亡 ２７０ 人，死亡率 ７６ ７０％１８５９ 年 拿破仑第三号 法国 古巴 ２００苦力途中死 １３５ 人，死亡率 ６７ ５％１８６０ 年上半年沙勒斯淋迪尔号 法国 古巴 ９５０抵埠后，苦力生存者只有１００ 人，死亡率 ８９ ４７％１８６１ 年５ 月 ３ 日威尔达根号 法国 印度 不明 苦力暴动后，船驶入香港１８６１ 年 ９ 月 奥古斯丁那号 不明 秘鲁 ３５０大多数人死于途中，船到秘鲁后，只有５ 名苦力存活１８６１ 年 ９ 月 日斯班尼号 西班牙 印度 ２９３苦力途中死亡 １４３ 人，其余苦力暴动夺船，在返回澳门后散去１８６１ 年 里昂尼达斯号 英国 不明 ２５０在澳门未开船便发生苦力暴动１８６５ 年 ９ 月 狄阿德·玛尔号 意大利 秘鲁 ５５０船抵大溪地时，仅余 １６２名苦力，死亡率 ７０ ５５％１８６６ 年２ 月 ３ 日德列舍号 意大利 秘鲁 ２９６苦力暴动，杀船员、水手１２ 人，船返回澳门１８６６ 年３ 月 １７ 日拿破仑·卡那瓦罗号意大利 秘鲁 不明船在海上被苦力焚毁沉没１８６６ 年７ 月 ２８ 日普罗维登扎号 意大利 秘鲁 ５５０苦力途中死亡 ３８８ 人，死亡率 ７０ ５５％１８６６ 年１０ 月 １０ 日尤金·阿代勒号 法国 秘鲁 不明船抵大溪地，苦力死亡过半１８６８ 年 ３ 月日斯巴尼亚德勒号西班牙 秘鲁 ２９３苦力暴动，杀死水手 １３人，苦力死亡 １４０ 人。 船返澳门附近，苦力 １５０ 余人弃船逃散·６６·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续表开船日期 船名 船籍 目的地 苦力人数 遇难或暴动死亡简况１８６８ 年８ 月 ８ 日恩利克第四号 法国 秘鲁 ４５８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４２ 人１８６８ 年 塔曼号 法国 古巴 ３００ 苦力途中死亡 ２３１ 人１８６９ 年４ 月 ２４ 日塔马斯克号 法国 古巴 ２３５ 苦力暴动，杀死船长１８６９ 年 １２ 月 恩科瓦克号 意大利 秘鲁 ５４８ 苦力暴动，放火烧船１８７０ 年５ 月 ４ 日桃尔瑞斯·吴加蒂号萨尔瓦多 秘鲁 ６５０苦力焚船，死亡 ６００ 人，死亡率 ９２ ３１％１８７０ 年５ 月 ２８ 日玛丽亚·勒兹号 秘鲁 秘鲁 不明船至日本海面，苦力暴动后被遣返回国１８７０ 年 贝拉格利加号 西班牙 古巴 ３７６ 途中触礁搁浅１８７０ 年１０ 月 ４ 日新潘尼洛普号 法国 秘鲁 ３００苦力暴动，杀死船长、船员及水手多人， 苦力死１００ 余人，船返澳门１８７１ 年５ 月 ４ 日唐璜号 秘鲁 秘鲁 ６５０途中船起火， 苦力死约６００ 人。 死亡率 ９２ ３１％１８７２ 年 １ 月 卡纳伐罗号 秘鲁 秘鲁 ７３９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９２ 人１８７２ 年 ３ 月 移民号 葡萄牙 秘鲁 ４９９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０７ 人１８７２ 年 ６ 月 香港号 秘鲁 秘鲁 ３１４ 苦力途中死亡 ３７ 人１８７２ 年 ６ 月 昂鲁斯特号 荷兰 秘鲁 ４５３ 苦力途中死亡 ４５ 人１８７２ 年８ 月 ２６ 日发财号 德国 古巴 １００５途中苦力三度暴动，均被镇压，死亡 １０５ 人１８７２ 年 ９ 月 孟加拉号 法国 秘鲁 ３４１ 苦力途中死亡 ３８ 人１８７２ 年 罗沙尼亚号 秘鲁 秘鲁 ４５７ 苦力途中死亡 ６４ 人１８７２ 年 亚美利加号 秘鲁 秘鲁 ６９０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０５ 人１８７２ 年 安塔列斯号 法国 秘鲁 ２６３ 苦力途中死亡 ８２ 人１８７３ 年 １ 月 哥伦比亚号 奥地利 秘鲁 ３００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００ 人１８７３ 年 ６ 月 圣璜号 秘鲁 秘鲁 ８６６ 苦力途中死亡 １９８ 人１８７３ 年 ６ 月 移民号 葡萄牙 秘鲁 ５０２ 苦力途中死亡 ７５ 人１８７３ 年 古也尔摩号 秘鲁 秘鲁 ２２４ 苦力途中死亡 ３２ 人　 　 资料来源： 据 １８７４ 年 《 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致外交部官员滕德顿函》 附件 ３“１８４５ ～ １８７４ 年苦力船上造反闹事及船只乘客遇难案件备忘录”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７６ 页）， 以及彭家礼著 《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 所列 “苦力船死亡率示例表” “１８５０ ～ １８７２ 年苦力船海上遇难表”（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４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２０４ ～ ２０６、２１０ ～ ２１９ 页） 整理。·７６·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　 　 澳葡当局长期任由从澳门运载苦力出洋的船舶发生严重死亡事件，与其受惠于苦力贸易带动澳门经济复苏繁荣密切相关。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 澳门总督亚马勒强行扩张界址、 开征税费， 恶化对华关系， 澳门经济一度陷入萧条。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兴旺起来的苦力贸易， 迅速促成澳门自由港开港之后的第一次畸形繁荣。 主管苦力贸易的澳葡官员趁机从中受贿， 澳葡当局也抽取苦力贸易的血汗钱， 作为本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１８５６ 年， 澳葡当局颁布规范苦力移民的条例， 规定贩运苦力的经纪人需向政府领取牌照并缴纳保证金。 这些牌照费和保证金就成为澳门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据 １８６７ 年游历澳门的德波瓦公爵叙述， 当年澳门的预算收入有 １１８ ８ 万法郎， 其中 ３０ 万来自鸦片贸易和贩卖人口的“巴拉坑”。① 这意味着当年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约占澳门岁入的四分之一。 到 １８７３ 年 ９ 月， 澳门有位葡萄牙籍绅士估计， 当地政府每年从苦力贸易中获得的财政收入高达 ２０ 万元， 不过只限于极少数的年份。②这一估计， 为后来澳门历史学家徐萨斯 （Ｍｏｎｔａｌｔｏ ｄｅ Ｊｅｓｕｓ） 所采纳，他在 《历史上的澳门》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Ｍａｃａｏ） 一书中写道， １８７４ 年澳门放弃苦力贸易之后， “政府每年也损失平均 ２０ 万元的岁入”。③借助当代研究者的相关著作， 可知从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起， 澳门岁入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 １８６５ ～ １８６６ 年， 澳门岁入首次超过 ３０ 万元。１８７１ ～ １８７２ 年， 澳门财政总收入首次超过 ４０ 万元， 增加到 ４０７９３２ 元，其中博彩业专营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 ４３ ５１％ 。 １８７２ ～ １８７３ 年， 澳门财政总收入达到 ４８７２０９ 元， 其中博彩业专营收入的比重为 ４７ １３％ 。１８７３ ～ １８７４ 年， 澳门财政总收入略减至 ４３４０３３ 元， 博彩业专营收入的·８６·①②③德立·龙巴 （Ｄｅｎｙｓ Ｌｏｍｂａｒｄ）： 《德波瓦公爵在澳门： １８６７ 年 ２ 月》， 李长森译， 《文化杂志》 １９９５ 年第 ２３ 期。Ｐ Ｇ Ｍｅｓｎｉｅｒ， “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Ｍａｃａｏ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ｌａ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Ｄｅｐ １８７３， ｐ １２５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 ２５８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比重反而增加到 ４９ ６１％ 。 １８７４ ～ １８７５ 年， 澳门财政总收入再度下降到３７３８０６ 元， 博彩业专营收入的比重增加到 ５９ ２２％ 。① 依据这一研究成果， 以澳葡当局每年从苦力贸易中获取的岁入最高达 ２０ 万元推算， 在１８７２ ～ １８７３ 年， 澳葡当局从该项贸易中获取的财政收入， 大约占年度总收入的 ４１％ 。 由此可以推测， 在苦力贸易鼎盛时期， 澳葡当局从苦力贸易获取的收入所占岁入比重大约在三至四成， 这就构成当地仅次于博彩业专营收入的第二大财政来源。 １８７３ 年 ８ 月以后， 香港和广州相继采取措施， 制止从澳门运载苦力出洋； １８７４ 年 ３ 月， 澳葡当局正式实施禁止贩运苦力出洋的法令。 这一切都直接导致 １８７３ ～ １８７４ 年和１８７４ ～ １８７５ 年两个年度的澳门财政总收入的持续下滑， 博彩业专营收入所占岁入比重则明显增加。 既然在 １８７４ 年之前， 从苦力贸易抽取的财政收入曾经是澳门岁入的第二大财源，② 澳葡当局自然对苦力贸易采取名义上审查监管、 实际上放任偏袒的态度。第二节　 港英、 澳葡当局的论争与苦力贸易的终结澳门苦力贸易导致出洋华工惨受残酷虐待， 屡屡发生重大死亡事件， 引起秉持废奴主义理念的港英政府官员和香港英文报刊的反感和批评。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叶， 有良知的英国驻华官员和港英政府官员开始就葡萄牙人虐待中国出洋苦力的重大事件， 向澳葡当局提出外交交涉。１８５５ 年 ３ 月， 澳门土生葡人安东诺·马丁内兹从浙江宁波、 镇海、慈溪等地， 以每人 ３ ～ ８ 元的价格， 购买 ４７ 个女孩， 登上英国船只 “英格伍德号”， 准备运往澳门， 然后再将她们运往马尼拉的西班牙雪茄烟·９６·①②张廷茂： 《晚清澳门番摊赌博专营研究》，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２３５ 页。１８６７ ～ １８７５ 年， 澳门鸦片专营的收入在当地岁入的比重维持在 １０％ 左右， 应属当时澳门财政总收入的第三大财源。 详情可见马光 《１８４６ ～ １９４６ 年澳门鸦片问题探析》，《澳门历史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厂做工。 船到福建厦门港时， 这些女孩被关在船长舱隔壁狭小的房舱里， 酿成瘟疫， 传染了船长马丁内兹和全船水手， 最终暴露了这桩违法贩运中国女孩案件。 英国驻厦门领事馆官员温彻斯特表示： “这是一次非常明显、 并且无法否认的贩卖奴隶案件。 ‘英格伍德号’ 船长将按违反英国的反奴隶法律受到惩处。” 他立即将此案件报告英国驻华公使兼商务监督和香港总督包令， 同时致函由澳葡当局委任的葡萄牙驻厦门代理领事康纳利， 要求他转交给澳门总督基玛良士。 温彻斯特在此信函中指出： “葡萄牙和英国两国之间， 曾经在条约、 专约和敕令中如此频繁地交换过保证， 决心在海外贸易中消灭奴隶贩卖。 就本函所附的各项证据来看， 马丁内兹的行为如此明显地违反了由澳门殖民、 适用于在中国的一切葡萄牙属民的葡萄牙法律。 我深信马丁内兹的行为定将受到澳门总督圭马利斯阁下的谴责和惩罚。 为此， 我要求你， 以你的官方身份，拦阻并且禁止安东诺·马丁内兹， 或任何葡萄牙人， 无论是谁， 在未经通知我们， 并征得我们的同意之前， 对于 ‘英格伍德号’ 船装来的女孩们提出权利主张， 或指认她们为自己的财产， 或把女孩们从她们目前在鼓浪屿的住处移出， 或企图移出。 我是按照大不列颠与葡萄牙之间现行条约和规章的精神提出这项要求的。 英葡条约中关于查禁海外奴隶贸易问题的条文规定都具有最大约束力量的性质。” 康纳利在回复温彻斯特的信函中， 采取抵赖态度， 反诘温彻斯特 “为这些女孩采取的行动就将引起麻烦”， 质问英方 “是何居心”。 但是， 英国外交部在同年 ６月指示港督包令， 应依照英国反奴隶贸易法， 对 “英格伍德号” 船长提出刑事控诉， 并可将 “英格伍德号” 没收充公。①在此次案件中， 英方就非法贩运中国女孩问题首先向葡方进行外交交涉。 英方这样做的动力来自英国驻厦门领事馆官员温彻斯特同情中国女孩悲惨遭遇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其明显的废奴主义的理念， 法理依据则·０７·① 《温彻斯特致葡萄牙驻厦门代理领事康纳利函》 《温彻斯特致包令文》 等，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４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１１８ ～ １１９、 １２９、１３３、 １３５ 页。 澳门总督圭马利斯 （Ｉｓｉｄｏｒｏ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Ｇｕｉｍａｒãｅｓ） 又译作基玛良士。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是先前英国与葡萄牙签订的有关查禁海外奴隶贸易的条约规章。 温彻斯特进而向港督包令建议， 禁止英国商人参与贩运中国苦力到英属殖民地以外的地区。 虽然当时港督和英国政府没有接受温彻斯特的这一建议，但仍决定惩戒 “英格伍德号” 船长， 这就显示出其不同于葡方袒护澳门土生葡人贩运中国女孩的官方立场。 在 １９ 世纪中期废奴主义和人道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先进国家较为流行的价值取向和道义评价指标的情况下， 英、 葡两国官方对待苦力贸易的不同举措， 显示出新、 老殖民主义者对于废奴主义和人道主义理念的不同取向。 两者的区别， 不仅影响两国的官方决策， 而且还影响香港和澳门的民间舆论。进入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随着从澳门出洋的华工死亡案件越来越多，香港英文报刊加紧披露澳门苦力贸易的黑幕， 甚至将抨击的矛头指向澳葡当局。 与此同时， 港英政府也就苦力贸易恶化问题向澳葡当局施加外交压力。 这就在港英政府与澳葡当局之间， 以及港澳两地的外文报刊之间， 引发了相互攻讦对方苦力贸易弊端的论争。当时， 澳门苦力贸易不时发生的惨剧， 成为香港各家英文报刊报道和抨击的热门话题。 其中， 《德臣西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揭露和批评澳门苦力贸易状况的文章， 引起澳葡当局恼羞成怒的反制。 １８６８ 年 ５月 ５ 日， 该报刊载批评澳门苦力贸易的社论。 ５ 月 ８ 日， 又发表该报记者在澳门写的揭露澳门苦力贸易的信函。 这两篇文章的矛头直指时任澳门总督邦迪·柯打 （ Ｊｏｓｅ Ｍａｒｉａ ｄａ Ｐｏｎｔｅ ｅ Ｈｏｒｔａ） 和已故澳门总督亚马勒。 葡萄牙驻香港领事通过律师， 控告 《德臣西报》 业主诽谤澳门总督柯打、 亚马勒和葡萄牙政府， 试图破坏英国与葡萄牙的关系。 同年８ 月 ２０ 日， 香港最高法院开始聆讯此案， 《德臣西报》 业主作为被告人出庭。 不过， 此案最终不了了之。 同年 １０ 月下旬， 有报纸披露：“该案件的最初起诉人是前澳门总督柯打”； “澳门当局通过香港总代理律师控告 《德臣西报》 诽谤的讼诉， 并未获得港英政府的同情，（港督） 麦当奴已经通过首席法官表示， 对于这些以王权名义进行的诉讼毫不知情”； “聆讯已经被推延三个月以上”； “被告人打算将此事·１７·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诉诸 （英国） 殖民大臣， 他肯定掌握有关澳门苦力运输恐怖事件的更多资讯”。①澳葡当局控告香港 《德臣西报》 诽谤案， 一度引起上海及东南亚地区的英文报刊的关注和评论， 澳门苦力贸易的资讯因而广为传播， 澳葡当局的做法可谓欲盖弥彰。 《德臣西报》 则继续发表抨击澳门苦力贸易的激烈言论。 １８６８ 年 ９ 月初， 澳门新任总督苏沙 （Ａｎｔóｎｉｏ Ｓéｒｇｉｏ ｄｅＳｏｕｓａ） 颁布澳门苦力贸易的新规章， 《德臣西报》 在头版发表评论，说： “反对苦力贸易非人道弊病的人， 并不能认同新规章的条文。” “我们相信， 苏沙将军已经被利益集团误导了。” “新规章前十五条的主要部分根本上是致力于保护经纪人， 确保他免受竞争。 侵犯移民案件的罚金太过微不足道， 以至于不能制止此类案件。” 社论举例说， 新规章第二条款规定， 未经当局批准而使用一间房子供苦力居住的罚金是 １００ ～５００ 元。 可是， 一间房子就可供 ８０ 名或 １００ 名苦力居住， 由此获得的暴利足够刺激经纪人去冒被罚款的危险。 社论还揭露： “根据苏沙将军的证言， （澳门） 立法会的一名重要成员， 就是 ‘巴拉坑’ 的业主。”社论最后严厉批评说： “除非废除这份规章， 否则我们不得不认为， 苏沙将军就是邪恶帮会里的一名教唆犯。”②《德臣西报》 对澳门新任总督苏沙的这一严厉指责未免言过其实。实际上， 他和澳葡当局的一些官员曾经采取措施， 消除澳门苦力贸易的流弊。 １８６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葡萄牙驻秘鲁利马总领事 Ｄ 纳西索·倭拉德致函澳门总督苏沙， 通报从澳门运来的中国苦力在利马遭到残酷虐待， 有 ４８ 名中国契约工像奴隶一样被烧红的热铁在身上打上烙印， 还有很多在工作中致残的华工被迫流落街头， 行乞为生。 同年 １１ 月 １８·２７·①②译自 《最高法院例会休会》 （ “Ｓｉｔ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ｉｎ Ｖａｃａｔｉｏｎ”）， 《德臣西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８６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 《王权下的苦力诽谤诉讼》 （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ＣｏｏｌｉｅＬｉｂｅ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德臣西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８６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译自 《澳门新的苦力规章》 （ “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ａｃａｏ Ｃｏｏｌｉ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德臣西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８６８ 年 ９ 月 ８ 日。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日， 苏沙在听取澳门议事公局意见之后， 决定在未接到葡萄牙政府正式通知以及秘鲁方面 “制止上述野蛮而违反时代文明精神的行为” 之前，从即日起， 澳葡当局原来准许设立屯舍、 招工前往秘鲁加利俄港的执照， 在未经续行通知之前， 一律暂停生效； 同时， 澳葡当局监督中国移民出洋事务官办公处， 在未经续行通知之前， 概不收纳前往该港口的亚洲移民， 也不再为这些移民办理签订契约事宜。 这是苏沙领导的澳葡当局在获悉从澳门出洋的华工在秘鲁受虐待的消息之后， 主动对秘鲁采取的两项制裁措施。 这或许是在香港英文报刊严厉抨击下不得不采取的行动。 无论如何， 此举挽回了澳葡当局先前因放纵苦力贸易而被损害的声誉， 受到英国政府官员的称赞： “澳门现任总督严格而忠实地执行移民出洋法律， 并且至今一直压制住那些曾经使澳门蒙羞、 为人道造成耻辱的移民出洋办法。 这种情况谅可保证使澳门总督禁止中国苦力从澳门出洋至秘鲁的规定贯彻实施。”①１８６９ 年 ５ 月， 根据英国政府的指令， 英国驻葡萄牙公使莫雷专门致函葡萄牙外交大臣德·萨·德·班地拉， 请其 “赞助并且支持澳门总督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不过， 到 １８７１ 年 １ 月， 班地拉致函莫雷，说： “我荣幸通知阁下， 葡萄牙王国陛下政府于澳门总督采取有力措施之后， 随即从新闻报道中快慰地获悉， 在秘鲁的中国契约移植者被打烙印之说， 全系误传， 并非事实。”② 葡萄牙政府以 “误传” 的托词， 掩盖本国驻秘鲁利马总领事倭拉德最先揭露中国苦力在秘鲁受虐待的惨况。 这种缺乏反躬自省的施政态度， 导致澳门苦力贸易的流弊愈演·３７·①②《澳门、 帝汶及其各附属地总督公告》，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３８４ ～ ３８５ 页； 《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官员莫道克致殖民部官员罗杰斯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第 ３８７ 页。《英国驻葡萄牙公使莫雷致葡萄牙外交大臣德·萨·德·班地拉侯爵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３９０ 页； 《葡萄牙外交大臣致英国公使莫雷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３９１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愈烈。于是， 港英政府继续就澳门苦力贸易引发的死难事件， 向澳葡当局提出交涉。 １８７１ 年 ２ 月， 英国驻葡萄牙公使莫雷奉英国外交大臣之命，就从澳门出发的萨尔瓦多的 “桃尔瑞斯·吴加蒂号” （又译作 “多罗勒斯·乌加特号”） 发生虐待中国苦力事件， 以及从澳门运载中国苦力前往秘鲁的法国船 “诺维尔·朋内罗普号” （又译作 “新潘尼洛普号”） 被苦力劫夺而造成死亡的事件， 照会葡萄牙外交大臣， 并且递交 １８５５ 年英国政府颁布施行的 《中国乘客法案》， 以便让葡萄牙政府了解英国政府 “为防止从香港出口的苦力船发生同样性质的事件而施行的法令规章”， “切盼葡萄牙政府继续敦促澳门总督采取必要而有效的措施， 以使澳门方面不再出现足以为人道造成耻辱的移民出洋办法”。 同年 ６ 月， 德·阿维拉照会莫雷， 辩称葡萄牙方面至今还没有得到关于萨尔瓦多船籍的 “桃尔瑞斯·吴加蒂号” 的任何报告， 而被苦力劫夺的法国船只， 是歹徒混充苦力登船， 逞凶劫财。 “事件再次清楚证明， 苦力船上发生的种种罪行，全非由于苦力们的被拐受骗， 或者受到强迫， 而纯粹由于他们的邪恶本性和不良居心。”① 德·阿维拉的回复， 显然是推卸澳葡当局的责任，反诬苦力在船上的悲惨遭遇， “纯粹由于他们的邪恶本性和不良居心”。虽然德·阿维拉宣称葡方没有收到萨尔瓦多船 “桃尔瑞斯·吴加蒂号” 的任何消息， 香港代理总督怀特斐尔德 （Ｈ Ｗ Ｗｈｉｔｔｉｅｌｄ） 却在同年 ５ 月 ２４ 日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 萨尔瓦多船 “桃尔瑞斯·吴加蒂号” 已改挂秘鲁国旗， 改名 “唐·胡安号”， 运载 ６５０ 名中国苦力， 在５ 月 ４ 日夜间从澳门出发， 前往秘鲁。 ５ 月 ６ 日， 这艘船上的部分苦力举行暴动， 引起船只起火， 绝大多数苦力被铁链锁住， 囚困在铁门、 铁栅紧闭的船舱里， 活活被烧死或窒息而死， 只有 ５０ 名苦力获救， 回到香港。 怀特斐尔德在报告中附上获救的苦力和船员的证词， “证词充分·４７·① 《莫雷致德·阿维拉照会》，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００ 页； 《德·阿维拉致莫雷照会》，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０１ 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暴露澳门方面为了招收苦力出洋， 而推行了怎样的一种制度， 和为了防范苦力们在海船上暴动起事所采取的措施”， “种种迹象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苦力移民决不是自愿出洋的”。１８７１ 年 ８ 月 ８ 日， 英国驻葡萄牙代办多利亚奉命就此事件向葡萄牙外交大臣德·阿维拉提交照会， 指出： “英国和法国的报刊已经纷纷撰文谴责这种可耻贸易所造成的残忍虐待和深重痛苦。 各地的报纸用不加掩饰的词句批评在澳门的葡萄牙当局， 认为他们对此负有责任。 澳门葡萄牙当局所拥有的权力， 即使不能完全制止这种可耻的人身贩卖， 至少也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它受到控制的。” 照会 “敦促葡萄牙政府采取有效措施， 制止或者严格管制这种曾为无辜的人们造成如此深重灾难， 并且也必定是与葡萄牙国家的人道和正义观念完全抵触的买卖”。“实际上， 苦力贩卖完全具备奴隶贸易在它的最黑暗阶段曾经出现过的一切残酷特征。”①可是， 同年 ９ 月 １６ 日， 葡萄牙外交大臣德·阿维拉在回复多利亚的照会中， 附上葡萄牙海军与殖民大臣柯孚从当年 ４ 月澳门总督呈文中摘录提要而编成的备忘录， 声称 “从这件备忘录内看到， 澳门所办的移民出洋事业， 比香港所办的远为合法。 后者所施行的管理移民出洋规章， 是含有更多的应加反对之处的”。 多利亚将此回复照会及备忘录呈报英国政府， 认为： “备忘录内自始至终充满对于香港移民出洋事业的恶意中伤， 和对于香港大法官司马理在法国船 ‘诺维尔·朋内罗普号’船上造反行凶的苦力所作审判的非难和诽谤。” 于是， 这份备忘录引爆港英与澳葡双方在港澳苦力贸易问题上的长期积怨。②香港大法官司马理是倡议禁止港澳苦力贸易的英籍居港人士。 早在·５７·①②《多利亚致德·阿维拉照会》，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３３ 页。《德·阿维拉致多利亚照会》，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３７ 页； 《多利亚致格兰维尔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３６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１８６７ 年， 他就向港英政府提议禁止从香港运载华工出洋。 １８７１ 年上半年， 他在审理在从澳门出发的法国船籍 “诺维尔·朋内罗普号” 上带头造反劫船的中国苦力疑犯时， 拒绝清朝官府提出将这些疑犯引渡到广东惩处的要求。 其判决理据是： “澳门出洋的苦力都是被迫上船的， 因此他们在船上做出的行动都不是自主的， 不应当令他们负责。 即使苦力已经订过契约， 这张契约也不应认为有效， 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自由立约转让。 在澳门， 苦力们全由官方武装入员押解上船， 凡是载有苦力的船只， 船上大部分水手拥有武装， 舱口装有铁栅， 因此他们应该被看作是奴隶船。 而在专门从事贩运奴隶的船只上面的乘客， 是有权起来杀死这艘船的船长和船员的。” 显然， 这位可敬的大法官是以人权、 自由至上的理念， 反对奴隶贸易的类似行径。可是， 在欠缺人权、 自由理念而热衷苦力贸易的澳葡官员看来，“大法官在他所作的审判书中， 不仅对于葡萄牙的法律提出了非难， 而且还用最大的恶意， 攻击澳门的移民出洋事业。 这位大法官和与他的主张相同的某些香港报刊都对澳门的移民出洋事业极端仇视。 大法官甚至不知羞耻地说， 他做出这样审判的目的， 就是要完全禁止澳门移民出洋”。 因此， 澳门总督苏沙获悉香港大法官审判结果之后， 立即收集相关文件， 向葡萄牙海军与殖民部报告， 力图证明： “ （１） 澳门所经营的移殖中国人出洋事业是比香港以及中国沿海任何一处地方所经营的移民业， 都具有更大的合法性质。 （２） 从澳门出口的苦力船在漫长海程中，对船上中国乘客所采防范措施， 和每天往来行驶香港、 广州、 澳门之间航程只有几个小时的英美轮船上所用防范中国乘客办法， 是完全相同的。 （３） 在船上闹事造反的案件， 也照样发生在从香港开出的苦力船上， 甚至在香港港口之内， 苦力们签妥契约之后， 也是在强制之下， 被迫登上出洋船舶的。”① 澳督苏沙宣称澳门的苦力贸易最合法， 未免过·６７·① 《备忘录》，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第 ４４３、 ４４４ 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于自夸； 认为从澳门出发的苦力船防范措施与来往省港澳的英美轮船相同， 则有违事实； 至于反指香港也有苦力被虐待和在船上造反的事件，则属于大巫笑小巫。１８７１ 年 １２ 月， 港英政府两官员撰文， 逐条反驳葡萄牙备忘录。其中， 针对备忘录所称澳门移民出洋比香港及中国通商口岸更合法，港方如此反驳： 在香港， 过去 ５ 年间只发生过 ５ 宗违反移民法律并提交法院审理的案件； 但在澳门， 过去 ３ 年就有 １６９ 名移民掮客因违反澳门法律而受到惩罚。 针对备忘录所称从澳门出发的苦力船对中国乘客的防范措施， 与省港澳航线上的英美轮船相同， 港方反驳说， 从澳门出发的苦力船的舱面甲板以及所有舱口外面都装有铁栅栏或铁门，有小炮对准甲板铁栅出入口， 有时还对舱口加设小炮， 出洋移民都关在舱里面， 每次只准少数人同时走上舱面甲板。 省港澳的英国轮船除非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 一般都不对船上的中国乘客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从香港开出的远洋轮船的各等船舱之间偶或安有栅栏以示区别，但是大舱乘客可以随便走进各等客舱之内， 不会受到限制。 针对备忘录所称从香港开出的苦力船也曾发生过苦力造反案件、 香港官方也曾强行将苦力押解上船， 港方辩称， 从香港开出的移民船从未发生过苦力造反案件， 官方也未出动军警押解苦力上船。① 可是， 这种辩解有违事实。 根据上文所列表 ２ － ２ 和表 ２ － ３ 的不完全统计， 从香港出发的船只， 就发生过 ７ 宗苦力暴动事件， 尽管少于同时期从澳门出发的船只发生过的 １３ 宗苦力暴动事件。就在港英、 澳葡双方争论各自的苦力贸易优劣之际， １８７２ 年 ８月 ２６ 日， 德国籍船的 “发财号” 装载 １００５ 名苦力， 从澳门出发，前往古巴哈瓦那。 在航行途中， 被囚禁在船舱的苦力暴动未遂， １５０名苦力被押上甲板， 用铁索锁住， 进行拷打， 然后用盐水喷伤口，·７７·① 《香港官员西塞尔·史密斯和凯因斯二人对葡萄牙备忘录提出的意见》，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５１ ～ ４５４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其他苦力被关在密不透风的船舱里， 同样惨受折磨， 从而造成重大死亡事件。由于 “发财号” 从澳门出发之前， 曾经在香港加煤加水， 并在两层甲板上的船舱出入口加装铁栅门， 英国政府获悉 “发财号” 惨剧之后， 于 １８７３ 年 ２ 月命令香港总督制定法律， 禁止任何船只从中国装运苦力前往除英国属地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口岸， 禁止在香港进行改装和修配； 同时指示英国驻葡萄牙及德国的公使， 将 “发财号” 事件分别通报这两个国家。 英国外交大臣格兰威尔 （Ｇｒａｎｖｉｌｌｅ） 还致函港督坚尼地（Ａｒｔｈｕｒ Ｅｄｗａｒ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 说： “我以前曾经一再听到传闻， 香港的某些居民与利润十分巨大但是十分可耻的苦力贸易有牵联。 现在这些传闻都已得到官方的证实， 这是一件令我深感遗憾的事。”①香港居民是否介入澳门的苦力贸易？ 这是港澳苦力贸易论争中的又一敏感话题。 １８７３ 年 ２ 月 １１ 日， 香港立法局举行会议， 非官守议员怀特奥尔 （Ｊ Ｗｈｉｔｔａｌｌ） 宣称， 香港的英商在澳门苦力贸易中并无任何利益关系。 可是， 另一位非官守议员罗维特 （Ｒ Ｒｏｗｅｔｔ） 却断定： 伦敦的一流商号和银行， 以及香港的某些人士和公司， 都从澳门苦力贸易中获得大量的利润。 大法官司马理 （ Ｊ Ｓｍａｌｅ） 趁势在法庭上宣布， 他认为苦力贸易就是奴隶贸易， 香港任何人参与此项贸易， 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 都要按照取缔奴隶制的皇家法律予以惩处。②次日， 港督坚尼地致函英国殖民地部， 表示 “香港并不打算对付除从澳门移民以外的任何其他类型的移民”， 意即港英政府打算对付从澳门运载苦力出洋的船舶， “他甚至还建议海军当局捕获那些在香港装备后， 去澳门从事苦力贸易的秘鲁船只”。 这表明， 港英政府决定采取·８７·①②《格兰维尔致英国驻葡商牙公使莫雷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６７ 页； 《金伯莱致甘乃迪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６８ 页。Ｅ Ｊ Ｅｉｔｅ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８８２（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Ｌｔｄ ， １８９５）， ｐｐ ５００ － ５０１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行动， 甚至不惜动用海军力量， 制止澳门的苦力贸易。 港英政府这一决定的法理依据， 是港英政府一贯将澳门视为中国的领土， 而非葡萄牙管辖的殖民地， 因而英国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 可以延伸到澳门， 进而可以干涉澳门的事务。 从这一法理逻辑出发， １８６５ 年香港立法局通过法例， 宣布 “除经授权或有令状之事， 澳门一切涉及到中国和日本的事务， 都被置于香港最高法院的治外法权的管辖之下”。①１８７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港英政府颁布当年的第 ３ 号法案， 宣布： 从同年 ８ 月 ２ 日起， 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 向从香港运载苦力前往任何地方的船只， 提供补给或装配； 一切船舶均不准安装铁栅、 铁门， 用以禁锢苦力。 同月 ２８ 日又颁布第 ５ 号法案， 规定装运出洋移民的船舶需要在香港安装设备或者补充给养， 必须事先向港督申领执照。 随后还颁布保护华人妇女和儿童的第 ６ 号法案， 批准东华医院雇用特别探员， 协助查缉拐卖妇孺的匪徒， 将其扭送香港法庭审处。 香港早在 １８６９ 年已禁止运载契约华工前往英属殖民地以外的地区， 从澳门出发的远洋船只又一直都在香港补给和修缮， 因此香港接连颁布的三个法案实际上是针对澳门苦力贸易而订立的。１８７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港督坚尼地收到英国女王批准当年第 ５ 号法案的公文， 立即命令正在香港补给或装配， 准备到澳门运载苦力出洋的 ７艘外国船只离开香港。 这些船只中， 有秘鲁船 ４ 艘， 意大利船、 比利时船、 葡萄牙船各 １ 艘， 它们随即被迫驶往广州黄埔， 以便完成补给或装配。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罗伯逊随即促使清朝两广总督， 在 ９ 月 ６ 日下令不准这些试图运载出洋苦力却还未和清朝签订招工条约的无约国船只停泊黄埔。② 香港、 广州两地一起阻止准备前往澳门的苦力船进港补给、·９７·①②１８７３ 年 《香港蓝皮书·关于采取措施防止在香港装备从事澳门苦力贸易船只的文件》， 转引自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 第 ２５７ 页。Ｐ Ｃ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Ｐ Ｓ Ｋｉｎｇ ＆ Ｓｏｎ， Ｌｔｄ ， １９２３）， ｐ １５８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装配， 澳门苦力贸易随之陷入外围大港共同抵制的困境。这时， 原来急需中国劳工补充人力资源空缺的国际市场需求已经出现逆转。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美国发生经济衰退和移民过剩现象， 西部劳工失业率急剧增加， 白人社会发出排斥华工的诉求， 最终促使美国国会在 １８７９ 年通过任何船只每次运到美国的华人不得超过 １５ 名的限制法案， 然后在 １８８２ 年通过 《排华法案》。 作为澳门苦力出洋主要目的地之一的古巴， 也出现排斥华工的趋势。 １８６８ 年起， 古巴发生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 不少华工就地参加起义军。 １８７１ 年 ４ 月， 西班牙政府根据古巴总督的请求， 宣布停止向古巴输入华工。 作为澳门苦力出洋另一个主要目的地的秘鲁， 也从 １８７９ 年起， 与邻国智利爆发长期战争， 导致本国经济不景气， 随之逐渐停止输入华工。鉴于港英政府方面针对澳门苦力贸易不断施加外交压力、 舆论抨击和围堵措施， 加上考虑到国际市场需求逆转将严重压缩澳门苦力贸易的销路， １８７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葡萄牙海军与殖民大臣柯孚指示澳门新任总督欧美德 （Ｊａｎｕáｒｅｏ Ｃｏｒｒｅｉａ ｄｅ Ａｌｍｅｉｄａ）： “国王陛下考虑到尽管葡萄牙当局做出不懈努力， 制定严格规章， 谨慎防范， 但始终不能防止经过澳门港口输送移民出洋业务无法分割的各种越轨不法行为， 而且这种违反基督教文明国家奉行的正义和人道原则的贸易， 不应听任其在葡萄牙领土内和葡萄牙当局许可下再继续下去， 为此谕令海军与殖民部饬令澳门与帝汶省总督， 速即遵照现在发下的有关规章第 ８４ 款及该款内所申述的目的， 正式宣布禁止经过澳门港口和市内移送中国契约移民出洋。自上述条款内所规定的时限届满以后， 只准葡萄牙自己的殖民地从澳门移送自由移民出洋。” 柯孚还在电文中， 指示澳门总督仿照香港管理华人出洋办法， 订立澳门招工出洋的新章程。① 根据葡萄牙政府的指令，澳门总督欧美德照会清朝总理衙门， 称从当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农历十一月·０８·① 《海军与殖民大臣在 １８７４ 年届议会提出的关于停止澳门移送中国契约移民出洋的文件和备忘录 （简摘）》，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８９ 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初八） 起计三个月后， 停止在澳门招工出洋， 撤除澳门的所有招工出洋机构。１８７４ 年 ３ 月 ４ 日， 即澳门正式停止运载华人契约工出洋前夕， 葡萄牙海军与殖民大臣柯孚向葡萄牙上议院报告取消澳门契约移民出洋的详细缘由。 “他说自从香港当局禁止契约移民从那里出洋之后， 从澳门出洋的契约移民就日趋增加。 柯孚先生认为有许多理由应把这种移民出洋制度消除。 他还宣布澳门的真正利益已为虚幻的繁荣所牺牲。 这种虚幻繁荣消耗掉澳门人的精力， 毁坏葡萄牙的声誉， 同时也使葡萄牙与中国的关系日益不和。 如果澳门再不放弃贩卖苦力的话， 还可能引起公开的敌对。”① 柯孚所说的澳门不取消苦力贸易， 就会 “引起公开的敌对”， 指的应该就是将会引发与港英政府的严重冲突， 澳葡当局慑于港英政府的围堵和威胁， 只好被迫放弃苦力贸易。同年 ３ 月 ２７ 日， 澳葡当局取缔苦力贩运的法令在澳门正式生效。据报道， 当日停泊在澳门港的 ７ 艘苦力船 “均皆挂旗于半高， 兼又放丧炮多门， 皆示怒于该处之执政者”。 澳葡当局闻讯， 传召各船主罚款惩戒， “该船主等悲愤交集， 莫可如何”。 苦力船下半旗鸣炮致哀， 宣告苦力贸易在澳门的终结已属无可奈何花落去。②同年 ９ 月 ２２ 日夜晚， 迅猛的台风袭击澳门， 摧毁大量房屋， 雷电引起的大火更将众多建筑物夷为平地。 在这场大自然的肆虐中， 澳门约有 ５０００ 人死亡， ２０００ 艘船只沉没。 后来， 澳葡当局将这一天定为 “天灾节”。 不过， 当时有人将这场天灾视为对澳门苦力贸易的惩罚： “贩卖人类之业， 竟为该埠商业旺盛之原因矣。 虽然， 彼地良善之士， 固已不乏， 恻隐之余， 大声咒骂。 一八七四年， 飓风过境， 继以大火， 繁盛·１８·①②《柯孚先生于 ３ 月 ２４ 日在葡萄牙上议院所作关于中国移民在契约制度下从澳门出洋的报告 （简摘）》，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第 ４８８ 页。《澳门贩佣船被罚事》， 《申报》 １８７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 转引自汤开建、 陈文源、 叶农主编 《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纪实： 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 广州： 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１， 第 ２５３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之区， 零落殆尽矣。 迷信者谓为罪恶之冥谴。”①澳葡当局宣布禁止在澳门移送华工出洋， 无疑给在较大程度上依靠苦力贸易而出现畸形繁荣的澳门经济造成剧烈的阵痛。 澳门历史学家、土生葡人徐萨斯 （Ｃ Ａ Ｍｏｎｔａｌｔｏ ｄｅ Ｊｅｓｕｓ） 后来写道， 取缔苦力贸易的措施 “给澳门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好几个贸易部门破产了， 数千人失了业， 接着又是人口外流， 地产价格大跌， 政府每年也损失平均 ２０ 万元的岁入”。②当时， 澳门总督欧美德意识到： “移民出洋业务的停止， 势必直接地或间接地使澳门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 并使在此地的许多个人的事业和利益受到损害， 这就难免在澳门酿成一场危机”。 其职责 “不仅仅在于禁止与贩运契约移民有关的一切事情， 而且还要为那些因移民出洋业务的停止而丧失他们的最大收益的人们谋求某种补偿”， 此外， 还要预防华人苦力掮客因为失去职业而扰乱社会治安， “还必须为澳门的贸易和商业开拓新的出路， 以推进澳门的繁荣和发展”。③此后， 虽然苦力贸易的残余势力试图在 “自由移民” 的名义下，恢复在澳门的苦力出洋生意， 但是遭到澳葡当局、 港英政府和清朝官府的联合压制， 终究难以再成气候。④ １８９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澳门总督高士德 （Ｊｏｓé Ｍａｒｉａ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Ｈｏｒｔａ ｅ Ｃｏｓｔａ） 颁布 《华工由澳搭船前往大西洋各属地章程》， 规定所有招工出洋事宜必须经过澳门总督批准， 华工出洋必须订立合同， 写明工金若干、 每日吃饭几餐、 衣服几件等各项利益， 以及节假日要停工休息， 每天做工不得超过 ９ 个半小时。 运载华工·２８·①②③④《澳门失去其商业领袖地位之原因》 ， 陈椿永译， 《商业杂志》 第 ４ 卷第 ４ 号，１９２９。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 ２５７ ～２５８ 页。《澳门与帝汶省总督热内卢子爵致海军与殖民大臣的呈文 （摘要）》， 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９０ 页。参见 《柯波尔德致德尔比文》， 载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 ２ 辑，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第 ４９７ 页。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的船只起航之前， 澳葡政府官员要上船检查船上的食物、 水果是否足够， 有无药品及医疗器械等。 如发现船主、 水手有作弊， 即令华工上岸并扣留该船只。① 这些有利于华工权益的规定， 显然是吸取 ２０ 多年前虐待出洋华工的教训而制定出来的。 苦力贸易之路既已终结， 澳督矢言“必须为澳门的贸易和商业开拓新的出路”， 新路究竟在何方？ 香港、澳门相继放弃苦力贸易之后， 港澳经贸关系中同时并行的其他非常规贸易又将如何演绎？本章小结： 澳门首次受制于香港苦力贸易是香港和澳门这两个自由港开港初期进行的不正当、 非常规贸易。 本章揭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既基于历史学善恶必书的客观立场， 也源自如下的史实判断： 苦力贸易曾经是香港开埠之后的重要经济活动之一， 也是推动近代澳门经济走出萧条困境、 步入首次畸形繁荣的主干行业， 这一行业的兴亡与港澳关系的演变互为关联。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后期， 香港逐渐成为欧、 美商人贩运中国劳工出洋的主要集散地， 从香港出发运载苦力前往东南亚、 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地的船舶不时发生严重的死亡事件。 秉持废奴主义和人道主义理念的英国朝野人士因此发出防止奴隶贸易卷土重来的正义呼声， 促使港英政府采取相应措施， 改善华工出洋条件。 进入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从香港出洋的华工人数逐年减少； 毗邻澳门的苦力贸易惨剧却愈演愈烈， 连港英政府和法院也需要处理从澳门出发的苦力船发生死亡或暴动后的遗留问题。 这就激起香港英文报刊对澳门苦力贸易弊端的舆论抨击， 以及港英政府向澳葡当局的外交交涉。近代澳门的苦力贸易可谓 “成也香港， 败也香港”。 促使澳门苦力·３８·① 汤开建、 吴志良编 《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 （１８５０ ～ １９１１）》， 澳门： 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２， 第 ２３９ ～ ２４１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贸易兴盛的香港因素， 首先是香港贯彻执行 １８５５ 年英国政府颁布的《中国乘客法案》， 结果将先前集中在香港出洋的苦力贸易推向澳门和广州， 遂使两地成为华南苦力出洋的主要集散地。 １８６１ 年， 英法联军撤出广州， 苦力出洋在广州受到清朝官府一定程度的制约， 澳门因此成为华南苦力贸易的中心。 这一中心地位在 １８６７ 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得到认定。 此时， 澳门在运载苦力出洋的航向上， 已与香港有明显的分工： 前者主要前往南美洲的古巴哈瓦那港和秘鲁卡亚俄港， 后者主要前往东南亚、 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英属殖民地。 不过， 香港始终是澳门苦力贸易的后勤保障地： 从澳门起航的苦力船除了和几乎所有进出中国南方港口的远洋船舶一样， 需要在香港补给淡水、食品和其他船上用品之外， 还需要事前在香港装配禁锢苦力的铁栅、 铁门等专用设施。 另据香港非官守议员罗维特揭露， 香港乃至伦敦的一些商业机构还参与澳门的苦力贸易以从中获利。 尽管此事至今扑朔迷离，但部分在港英资为兴旺的澳门苦力贸易提供隐蔽的资金支持， 仍属有可能的事情。 促成澳门苦力贸易繁荣的香港因素， 凝聚成牵引港澳两个自由港早期关系发展的纽带， 一旦其中某些因素发生逆转， 就会对依靠周边大港让渡所占市场份额而兴旺起来的澳门苦力贸易， 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促使澳门苦力贸易消亡的香港因素， 主要是港英政府在坚持废奴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英国朝野人士的推动下， 支持香港英文报刊抨击澳葡当局纵容苦力贸易的行为， 同时向澳葡当局施加外交压力， 进而对前往澳门运载苦力出洋的外国船只采取驱逐措施， 甚至准备动用海军力量， 不惜与澳葡当局发生 “公开的敌对”， 最终迫使澳葡当局决定取缔澳门的苦力贸易。 港英政府之所以强硬干预看似属于澳门内部事务的苦力贸易， 还因为当时英方认为， 中国皇帝并未将澳门割让给葡萄牙， 葡萄牙也未曾像英国等西方列强那样， 和清朝政府签署招收华工出洋的条约，因此英方可以将其在华治外法权延伸到澳门， 制止有损英国在华利益与声誉的澳门苦力贸易。·４８·

第二章　 苦力贸易与港澳论争于是， 澳门苦力贸易的命门， 不仅受制于香港的市场让渡、 后勤补给和资本投入等经济依赖， 更重要的是， 还受制于废奴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中外舆论压力， 以及港英政府和澳葡当局的政治博弈。 当港英政府在进步舆论推动下采取强硬措施时， 制约澳门苦力贸易的各种因素就会交相作用， 共同迫使澳葡当局取缔正如日中天的澳门苦力贸易。 这项贸易在澳门的突然夭折， 正是澳门首次受制于香港综合因素的结果。 它预示此后澳门对外的各项贸易都将会受到香港因素的推动和制约。从经济史学的角度， 纵观近代澳门百年历史的演进， 可以将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下半期至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上半期的澳门苦力贸易的兴亡， 视为澳门成为自由港之后， 以试错汰选的方式， 探求引领本地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的首次尝试。 苦力贸易的暴利与澳葡当局的纵容， 促成这一行业在澳门的兴盛， 并且一度引领当地经济走出萧条而达至畸形繁荣。 但是， 这一行业将人当作商品贩运、 虐待的特性， 势必不断造成死亡的惨剧， 最终激起中外舆论乃至港英政府的反制， 促使澳葡当局颁令取缔。苦力贸易在港澳两地的相继废止， 只是两地以试错方式淘汰非常规贸易的第一个结果， 下文还将叙述另一项非常规贸易及其结果。·５８·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第一节　 港澳间的鸦片贸易鸦片贸易是晚清至民国时期港澳之间以及中国内地各经济区域之间都十分常见的非常规贸易。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起， 港澳两个自由港同时展开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 到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上半期， 苦力贸易在港澳两地被相继取缔， 鸦片贸易却不受遏制地继续畅旺， 并且长期在两地的贸易总值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和苦力贸易一样， 鸦片贸易在澳门也有悠久的历史。 １６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定居澳门之后， 逐渐利用澳门毗邻广州有进行对外贸易的便利，将产自外国的鸦片偷运到中国内地， 成为最早对华贩运鸦片的欧洲人。最初， 葡萄牙人贩运的主要是产自印度西海岸的麻尔洼 （Ｍａｌｗａ） 鸦片（俗称 “白皮” 或 “白土”）。 中外学界一般认为， １７２９ 年进入澳门的鸦片约有 ２００ 箱， 此说源自 １８２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的 《孟买公报》 （ＢｏｍｂａｙＧａｚｅｔｔｅ）。 据 １７９７ 年伦敦出版的 《戴氏东方珍闻集》 （Ｄａｔｒｙｍｐｌｅ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Ｒｅｐｅｒｔｏｒｙ） 第 ２ 卷收集的资料， １７６７ 年运入澳门的鸦片增加到约 １０００ 箱。①·６８·① 龚缨晏： 《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 北京： 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１８１ 页。 每箱鸦片的重量依其种类不同， 而有轻重之分。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１ 卷（张汇文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１９８ 页称： 麻洼鸦片和波斯鸦片 １ 箱重 １００ 斤 （合 １３３ ３３３ 磅）， 孟加拉鸦片 １ 箱重 １２０ 斤； 但煮作吸食之用时， 麻洼鸦片 １ 箱至少减到 ７０ 斤， 孟加拉鸦片 １ 箱最多减到 ６２ 斤。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１７３３ 年 ６ 月， 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的航运记录上， 第一次记载该公司船只上的船长和船员 “经常带鸦片到中国出售”。 据说， 在此之前， “公司从来没有运鸦片到中国”， “但葡萄牙船不断从果阿和达曼运来， 而法国船则公开从本地治里运来， 或则荷兰船或散商船（英国的或 ‘摩尔人’ 的） 从印度他们的各商馆等运来”。 不过， 东印度公司很快将鸦片作为该公司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１７８２ 年７ 月 ２１ 日， 该公司的一艘船抵达澳门， 船上装载 １６０１ 箱来自印度巴特郡 （Ｐａｔｎａ） 的鸦片 （俗称公班土）。 随后在广州和澳门附近售去２００ 箱， 其余 １４００ 箱运到日本东京和马来半岛出售。① 在此之前的１７８０ 年， 东印度公司将原来由英国私商进行的对华鸦片贸易 “全部握在它自己手里”， “实行了它的垄断权”。 该公司专门在澳门设立鸦片存储站， “由于葡萄牙人的限制和征税， 装载鸦片的船只通常都是把鸦片继续留在船上， 并且运到黄埔， 在那里成交， 就在船边交货”。１８００ ～ １８１１ 年， 每年平均对华输入鸦片 ４０１６ 箱； １８１１ ～ １８２１ 年， 每年平均输入鸦片增加到 ４４９４ 箱。② 其中大部分经由澳门， 运往广州黄埔。 １８００ 年， 在 “当时中国唯一的鸦片市场澳门， 就行销了孟加拉鸦片 ２０００ 箱， 而且还未计算从达曼和第乌岛运来的马尔瓦和波斯的毒品”。③１８０２ 年， 葡萄牙国王发布命令， 给予葡萄牙商人在澳门进口鸦片的特权， 葡萄牙人可以承运、 储存、 帮助销售西方各国运进澳门的鸦片。 当年， 澳门设立鸦片管理局， 并在司打口建立 “洋药公栈”， 洋药就是鸦片。 “洋药公栈” 的葡文写作 ｆáｂｒｉｃａ ｄｅ óｐｉｏ， 意为鸦片厂， 澳门·７８·①②③马士 （Ｈ Ｂ Ｍｏｒｓｅ）：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１６３５ ～ １８３４）》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ｏｆｔｈｅ Ｅａｓｅ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６３５ － １８３４） 第 １、 第２ 卷，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组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２１４ ～ ２１５、 ３９９ ～ ４００ 页。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１ 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１９９ ～ ２００ 页。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１６３５ ～ １８３４）》 第 ２ 卷，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６３９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华人称之为 “鸦片屋”。 鸦片屋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鸦片仓库， 为由华人和土生葡人组成的澳门洋药公会所拥有。① 于是， 澳门成为外国商人对华走私鸦片的主要集散地。１８１９ 年 １１ 月， 澳门总督欧布基 （Ｊｏｓｅ Ｏｓｏｏ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 ｄｅ 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提出改变鸦片贸易的 ５ 条建议， 其中包括澳葡当局“核准输入 ５０００ 箱鸦片， 英公司每年缴付澳门海关 １０００００ 两， 如数量减少则按比例扣除”， 实际上是要求坐享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利润。 不过， 澳葡当局 “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独占的企图， 早已使英国和印度的贸易者认识到， 他们必须将其 （鸦片贸易） 在黄埔发展， 而有时则移到伶仃 （洋）”。②１８２１ 年 ７ 月， 清朝广东官府查禁鸦片贸易， 缉捕澳门的华人鸦片分销商， 随后还驱逐停泊在黄埔的外国鸦片趸船， 同时封锁澳门。 东印度公司等外国鸦片商被迫将鸦片趸船转移到珠江口外的伶仃洋， 冬季停泊在伶仃岛， 西南季候风到来时就移泊金星门、 汲水门 （又称急水门）和香港岛， 通过化整为零的走私偷运， 使输入中国内地的鸦片继续逐年剧增。１８３４ 年 ４ 月， 英国政府正式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地位。从此， 原来依附和受制于该公司的英国散商们可以放手进行对华自由贸易， 不少人因而在攫取暴利的鸦片贸易中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创办起同时兼营非常规贸易和常规贸易的各家洋行。为了维护和扩大包括鸦片贸易在内的对华贸易利益， １８４０ 年英国政府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 随后占领香港岛， 迫使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 福州、 宁波、 上海作为通商口岸。 英国等外国商人迅速以香港取代澳门作为对华鸦片贸易主要集散地， 通过各个通商口岸， 将外国鸦片·８８·①②马光： 《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 贸易与禁烟问题》， 载曾军编 《文史与社会： 首届东亚 “文史与社会” 研究生论坛论文集》，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１６３５ ～ １８３４）》 第 ３ 卷，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３５６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大量倾销于中国内地。香港开埠之初， “主要洋行是从澳门前来的， 都经营鸦片生意。因为香港作为一个鸦片仓库， 比较安全”。 “属于两个较大的洋行的鸦片并非存在岸上， 而是贮于趸船里的。 ‘霍尔曼济·罗曼济号’ 属于怡和洋行， ‘约翰·巴里号’ 属于颠地洋行。 这些洋行甚至连周转资金都不留岸上， 而存在趸船里。 这两个洋行以及另外三四个也做鸦片生意的洋行， 都在香港营业”。① 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的创办者们， 最初就曾经是依附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散商， 向中国推销鸦片， 他们可谓轻车熟路。 清朝政府开放五口通商之后， 他们随即将鸦片生意推广到各通商口岸， 于是， “香港已成为鸦片的主要集散地”。 １８４３ 年以后， “香港没有一个时候不是同样的作为鸦片和其他货物的一个自由的仓库”。 “沿海一带分送鸦片的方法， 是常常被描写过的———飞速的轮船带着抢先的消息， 从 （印度） 加尔各答开到新加坡和香港， 再从香港开到上海”。 “迅速和武装齐备的快船， 带着鸦片， 沿着海岸，一处一处地运送； 那些说到过的趸船也都武装了， 去保护船上的人和货。 ”②１８５６ 年 １０ 月， 英国政府借口清朝官兵侮辱 “亚罗号” 船上的英国国旗， 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１８５７ 年 １２ 月， 英国和法国联合出兵， 占领广州。 英法联军随后挥军北上， 迫使清朝政府在 １８５８ 年 ６ 月分别签订 《中英天津条约》 《中法天津条约》， 承诺允许外国公使长住北京， 增开通商口岸， 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修改税则， 向英、 法赔款等。 同年 １１ 月， 清政府与英、 法、 美等国代表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海关税则》。 其中规定： “洋药准其进口， 议定每·９８·①②马丁 （Ｒ Ｍ Ｍａｒｔｉｎ）： 《中国、 政治、 商业与社会》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转引自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１ 册， 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第 ４２９ 页。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１ 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６１１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百斤纳税三十两。 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 一经离口， 即属中国货物， 只准华商运入内地， 外国商人不得护送。”①清政府在此条约中， 首次承诺允许鸦片运入通商口岸销售， 每 １００斤鸦片征收 ３０ 两银关税。 这表明清政府在当时外忧内患导致财政空虚的局势下， 面对泛滥成灾的鸦片贸易， 被迫放弃先前严惩买卖或吸食鸦片的相关法律， 转而采取所谓 “寓禁于征” 政策， 允许鸦片贸易 “合法化”， 通过开征鸦片关税， 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 同时规定鸦片离开通商口岸之后， “即属中国货物， 只准华商运入内地”， 这就给各地官府加收鸦片在内地贸易的税厘提供了法理依据。 这种希望通过开征鸦片税厘， 增加消费者成本以减少鸦片贸易的弛禁逻辑， 当然不可能消减外国商人在华倾销鸦片的狂澜， 却有助于清朝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坐享鸦片贸易在内地产生的部分利润。 因此， 中英双方赞同鸦片贸易 “合法化” 的结果， 是清朝官府和外国鸦片商以及港英政府都乐得从中分享其利。香港作为英国人管治的自由港， 既拥有外国商人对华转口贸易外国鸦片的上游批发环节， 又拥有主要由本地华商向华人出售炼制烟膏供其吸食的下游销售环节， 上下两利， 尽揽囊中， 香港的鸦片贸易因此坐拥暴利。 有研究者指出： “虽然我们不知道鸦片贸易的总利润率， 但是有证据表明它获利极其丰厚。” “１８４８ 年一艘英国船只运载 １８００ 箱鸦片，从孟买驶到香港， 以每箱 ７５０ 元售出， 共收入 １３５ 万元。 单是这批货物平均利润为 １５％ ， 就使货主净赚 ２０２５００ 元。 １８５２ 年 １１ 月， ‘恒河号’轮船将 ２５００ 箱鸦片从孟买运至香港， 这批货物按照同样的售价和利润率， 带给货主 ２８１２５０ 元可观的利润。”② 另据港英政府官员估计，１８４５ ～ １８４９ 年印度共输出鸦片 ２２０７１７ 箱， 其中四分之三， 即 １６５０００ 多·０９·①②《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海关税则》， 载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１ 册，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１１７ 页。郝延平： 《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陈潮、 陈任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３０１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箱经由香港， 再输入中国内地。 按每箱售价 ５００ 元计算， 价值约 ８２７０万元或 １８４５ 万英镑。 此外还有人估计， １８５６ ～ １８５７ 年， 印度鸦片在华销售价格， 相当于在印度采购成本的 ５ 倍。①外国商人和港英政府从鸦片贸易 “合法化” 中获取的暴利， 第一，可以弥补外商因大量采购中国土特产品而造成的对华贸易逆差； 第二，输入中国的外国鸦片由于大多集中运抵香港， 然后转口运销中国各通商口岸， 只留下少部分鸦片在香港加工炼制成熟膏， 供零售消费之用。 对于这部分在香港加工零售的鸦片， 港英政府可以通过招商承充、 包税专营， 坐享本地鸦片贸易所产生的部分利润， 获得仅次于土地批租收入的又一主要财政收入来源。香港开埠之初， 鸦片作为早期转口贸易的最大宗货物， 原装整箱进出， 从不课税。 本地的鸦片烟馆和其他店铺一样， 只需向港英政府缴纳类似于牌照费的少量规银。 １８４４ 年年底， 为了开拓财源， 港英政府颁布法例， 规定香港水陆各处只准整箱贩运烟土， 但经竞价而获得包税专营者， 可以垄断本港的鸦片零售业务。 １８４５ ～ １８４６ 年， 港英政府通过鸦片招商包税专营， 增加岁入 ６５００ 余英镑， 约占全部岁入的 １３ １％ 。在各项岁入中， 鸦片包税成为仅次于以拍卖方式批租土地的第二大项收入。 １８５８ 年， 港英政府再度招标承充鸦片包税专营， 中标价增加到每年 ７０７５ 英镑， 将近上一年征收的鸦片烟馆牌照费的 ３ 倍。 港督包令因此高度评价鸦片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 “鸦片贸易在我国对华商务关系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不仅因为对我们印度帝国的收入有重要意义，而且因为它的规模庞大， 对外汇情况也有影响。” “它所运用的资金，比英国对华贸易任何一个部门的资金都要大。”②·１９·①②转引自严中平主编 《中国近代经济史 （１８４０ ～ １８９４）》 上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第１１７ 页， １９８９。石楠： 《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２ 年第 ６ 期； 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 第 ２ 册，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４７ 页；潘兴明： 《香港禁烟史论》， 《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１８５８ 年鸦片贸易 “合法化” 之后， 从外国运入香港的鸦片数量逐年增加。 不同种类的鸦片装箱重量大约相差两成， 其中孟加拉鸦片每箱重约 １２０ 斤， 麻尔洼鸦片和土耳其鸦片每箱重量为 １００ 斤 （时称一担）。 据此估计， １８８０ 年输入香港的鸦片数量， 比 ２１ 年前的 １８５９ 年明显有大幅度的增加 （见表 ３ － １）。表 ３ －１　 １８５９ ～ １８８０ 年输入香港的鸦片数量统计年份 进口数量 年份 进口数量１８５９ 年 ５４８６３ 箱 １８７０ 年 ９５０４５ 担１８６０ 年 ５９４０５ 箱 １８７１ 年 ８９７４４ 担１８６１ 年 ６００１２ 箱 １８７２ 年 ８６３８５ 担１８６２ 年 ７５３３１ 箱 １８７３ 年 ８８３８２ 担１８６３ 年 ６２０２５ 箱 １８７４ 年 ９１０８２ 担１８６４ 年 ７５１２８ 箱 １８７５ 年 ８４６Ｉ９ 担１８６５ 年 ７６５２３ 担 １８７６ 年 ９６９８５ 担１８６６ 年 ８１３５０ 担 １８７７ 年 ９４２００ 担１８６７ 年 ８６５３０ 担 １８７８ 年 ９４８９９ 担１８６８ 年 ６９５３７ 担 １８７９ 年 １０７７９７０ 担１８６９ 年 ８６０６５ 担 １８８０ 年 ９６８３９ 担　 　 资料来源： 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２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８５５ 页。输入香港的鸦片， 绝大部分以转口贸易的方式， 原封不动地运送到中国内地； 香港只留下少部分生鸦片， 以加工贸易的方式， 由香港的鸦片包税商负责加工煮炼成方便华人吸食的烟膏， 其中大部分销往出洋华工在海外的聚居地， 少部分供本港消费。 据 １８８３ 年香港的官方调查，当时香港每年至少用 ２５００ 箱生鸦片加工煮炼成烟膏。 其中， ６０％ ～７５％的烟膏运往大量雇用华工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 其余留给本港居民 （主要是华人） 消费。 到 １８８６ 年， 中国总税务司赫德（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 估计 “香港自用及运往外国之洋药， 每年约五千箱”。①·２９·① 转引自石楠 《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２ 年第 ６ 期。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香港一边和内地各通商口岸建立发展起公开批发、 分销鸦片的非常规贸易链条， 一边和澳门巩固和发展以走私方式进行的鸦片贸易。 随着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被迫开放越来越多的内地通商口岸， 香港迅速成为外国对华贸易的中转枢纽港， 澳门对内地贸易的辐射能力与影响范围随之收窄到西江流域以西的地区， 担负起承接香港批发鸦片并向粤西南地区走私分销的转口贸易任务。 与此同时， 澳门还在本地进行鸦片加工贸易， 根据大量华工经澳门出洋而形成的海外需求， 把在本地煮炼而成的鸦片烟膏， 贩运到澳大利亚的 “新金山” 墨尔本和美国旧金山 （三藩市） 等地。 此外， 还有一部分烟膏被走私到广东内地， 余下小部分供本地消费。１８８８ 年中国海关在关于生熟鸦片的特别报告中， 列出 １８８３ ～ １８８５年输入澳门的鸦片三大销路进行比较 （见表 ３ － ２）， 据此可以分析澳门鸦片贸易的走私程度及其分销去向。就走私在鸦片贸易中所占比重而言， １８８３ ～ １８８５ 年的三年间， 澳门向内地走私的鸦片数量分别占本地鸦片输入总量的 ４５％ 、 ６５％ 、６３％ ， 占全国鸦片走私总量的 １５ ７％ 、 ３１ ５％ 、 ２７ ５％ ， 由此可见澳门的鸦片走私数量在本地鸦片贸易总量中已经过半， 在全国鸦片走私总量中也占有 １５ ７％ ～３１ ５％的份额。①表 ３ －２　 １８８３ ～ １８８５ 年输入澳门的鸦片的销路单位： 担年份 输入澳门 澳门销量输往澳洲及旧金山的鸦片膏用木船运往中国口岸走私约数１８８３ 年 ９２９５ ２０ ３６０ ２７７９ ２０ １９６８ ００ ４１８８ ００１８８４ 年 ９１５６ ００ ３６０ ５７１ ２０ ２２６３ ２０ ５９６１ ６０１８８５ 年 １０３９２ ００ ３６０ １７９０ ４０ １７２８ ００ ６５１３ ６０　 　 资料来源： 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２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８５７ 页。·３９·① 根据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２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８５７、 ８５９ 页数据计算。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　 　 就鸦片分销去向而言， 澳门鸦片贸易有三大销路： 一是就地消费，每年留下 ３６０ 担， 用作本地消费。 二是转口贸易， 分别以合法缴纳税厘或非法走私的方式， 通过木船运输， 将大部分鸦片运入内地分销。 其中缴纳税厘的鸦片， 在清朝的常关统计中会留下具体的数据， 走私的鸦片则属于输入总量减去各项正当销量之后的大约估计。 值得注意的是， 走私数量往往成倍地超过合法通过常关税卡的统计数量。 三是加工贸易，将输入本地的一部分生鸦片， 就地煮炼制作成方便海外华工吸食的烟膏， 再出口贩运到澳大利亚和美国。 此外， 还将炼制的部分烟膏以陆路走私的方式， 贩卖到广东内地。１８９０ 年初， 拱北海关税务司贺璧理在报告上年当地贸易情形时，如此介绍澳门鸦片贸易的三大销路情况： “在澳门运售洋药， 行商分为二项： 一为贩运烟土之商， 一为包卖烟膏之商。 其贩运烟土之商， 计本年所运共一千六百七十六箱， 均经全数运入中国口岸， 在本关各厂轮纳税厘。 其包办烟膏之商为三才公司， 本年共用洋药二千七百十六箱熬作烟膏， 内有五百十七箱备为澳门本埠吸食， 其二千一百九十九箱备为寓新、 旧金山之华人吸食。” 不过， 贺璧理认为三才公司留下生鸦片 ５１７箱， “备为澳门吸食”， “未免太多”。 他分析说， 用于澳门的 ５１７ 箱鸦片， 可以熬成烟膏 ５１ ７ 万两， 换算为日均吸食 １４１６ 两。 可是， 当年 ６月， “承办香港烟膏商人函至新闻纸馆， 有云： 寓港之华民约二十四万丁口， 寓澳之华民只六万丁口， 而香港华民每日吸食烟膏不过九百两”。 而且， 根据 １８８４ 年 （光绪十年） 澳门理船厅评论本埠贸易情形称： “澳门所用洋药， 酌中而算， 每年值银十二万六千元等因， 详考洋药价值每箱约在五百元有奇， 故十二万六千元仅应买二百五十箱。” 贺璧理因此质疑： “忖思此五年间， 寓澳华民有减无增， 何以所用洋药反致倍多？”①·４９·① 《光绪十五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载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１３２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两年之后， 贺璧理在拱北海关的年度报告中， 解答上述质疑： “地方官曾据线工禀称： 洋药一项， 除由轮船运至省城、 香港不计外， 有匪徒将澳门所制之烟膏， 潜由陆路带至新会县属之江门及新宁县属之新场、 荻海， 开平县属之长沙等埠， 每月约有四万至六万两之多。 忖思此项私膏， 若据线工所报， 为数过巨， 容有不实， 然详细考查， 即亦非少。 于何证之？ 盖本年底粤海常、 洋各关屡获私膏， 盒上皆有澳门洋药公司图记。 询之走私之人， 据供系由澳门绕越， 带至石岐， 由石岐带至新宁， 复由新宁带赴省城。 观此， 则走私之众信而有征矣。”①澳门从水陆两路向广东走私鸦片， 其供货的源头都是香港。 据海关资料统计， １８６５ ～ １８８６ 年， 外国鸦片输入香港的数量， 比内地通商口岸从香港进口鸦片的数量， 每年平均超过 ２００００ 多担 （见表 ３ － ３）。 这些超出的鸦片， 除了少部分被转运到美洲、 澳大利亚等地之外， 其余大部分都被走私运入中国内地。表 ３ －３　 １８６５ ～ １８８６ 年鸦片进入内地及香港数量年 份内地各港进口 香港进口香港进口超过内地各港进口数担 海关两 担 海关两 担 海关两１８６５ 年 ５６１３３ ２５８２１１８０ ７６５２３ ３４９９６６３０ ２０３９０ ９１７５４５０１８６６ 年 ６４５１６ ３１３８６１６２ ８１３６０ ３８３６２３７８ １６８４４ ６９７６２１６１８６７ 年 ６０９４８ ２８８２３９４２ ８６５３０ ３９６５５９２４ ２５５８２ １０８３１９８２１８６８ 年 ５３５１５ ２３５３８０２１ ６９５３７ ２９８７１８６１ １５６２２ ６３３３２４３１８６９ 年 ５３４１３ ２３７２７１６５ ８６０６５ ３８２２３２３８ ３２６５２ １４４９６０７３１８７０ 年 ５８８１７ ２４９６７１９６ ９５０４５ ４０３２８７６４ ３６２２８ １５３６１５６８１８７１ 年 ５９６７０ ２６０４５８７８ ８９７４４ ４０６９０９７４ ３００７４ １４６４５０９５１８７２ 年 ６１１９３ ２５２９５１３１ ８６ｆ３８５ ３４７０４６８９ ２５１９２ ９４０９５５８１８７３ 年 ６５７９７ ２６２５５２９５ ８８３８２ ３２４６７６９７ ２２０８５ ６２１２４０２１８７４ 年 ６９８４４ ２８５６１７８２ ９１０８２ ３３１７５５５９ ２１２３８ ７７３０６２２１８７５ 年 ６２９４９ ２５３５５０６５ ８４６１９ ２９１０６９２３ ２１６７０ ７４５４４８０·５９·① 《光绪十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载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１４９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续表年 份中国各港进口 香港进口香港进口超过中国各港进口数担 海关两 担 海关两 担 海关两１８７６ 年 ６９８５１ ２８０１８９９４ ９６９８５ ３６４９１２８８ ２７１３４ １０２０２３８４１８７７ 年 ７０１７９ ３０２５７８１２ ９４２００ ３２３０３９６３ ２４０２１ ８２３１１９６１８７８ 年 ７２４２４ ３２２６２９１７ ９４８９９ ３７４７０４６５ ２２４７５ ８８７０１３３１８７９ 年 ８３０５１ ３６５３６６１７ １０７９７０ ４１４７９８９２ ２４９１９ ９５７３３７６１８８０ 年 ７１６５４ ３２３４４６２８ ９６８３Ｓ ４２８２３７２１ ２５１８５ １１１３７２０１１８８１ 年 ７９０７４ ３７５９２２０８ ９８５５６ ４１６９１５６７ １９４８２ ８２４１３１６１８８２ 年 ６５７０９ ２６７４６２０７ ８５５６５ ３２４２２１８０ １９８５６ ７５２３８１０１８８３ 年 ６７４０５ ２５３４５６１３ ９４０３６ ３０２５２９１２ ２６６３１ ８３６６２４３１８８４ 年 ６７１８１ ２６１５０２４１ ８６１６３ ２８９２０９０６ １８９８２ ６３７１３７３１８８５ 年 ６６６４５ ２５４３８９１４ ９０３２９ ２９７０５３３６ ２３６８４ ７７８８６５２１８８６ 年 ６７７８８ ２４９３８５６１ ９６１６４ ３１６４２９１０ ２８３７６ ９３３７１６６　 　 资料来源： 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２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８５９ 页。港澳两地间的鸦片走私贸易大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 利用华人的木帆船 （时称民船、 沙船或华船）， 将外国大船运到港澳的鸦片， 走私分销到广东的沿海和沿江地区。 有鉴于此， 清朝广东官府决定在港澳附近的水路要道增设粤海关关卡， 向来往港澳和广东的运载走私鸦片的中国木船征收厘金， 以便增加广东的财政收入。 １８６８ 年 ７ 月 １ 日， 两广总督瑞麟宣布将在香港岛周围隶属广东新安县管辖的汲水门、 九龙司、佛头洲， 以及在澳门周围隶属广东香山县管辖的前山寨、 氹仔、 过路湾（即路环）， 共设立六个厘厂 （后称税厂， 即税卡）， 向过往运载鸦片的民船征收 “洋药厘金”。 由于氹仔、 路环两岛被葡萄牙人控制， 两处厘厂设立不久即行撤销。 于是， 广东官府又在香港以西隶属新安县管辖的长洲， 以及邻近澳门隶属香山县管辖的对面山南岸拱北湾， 增设两处厘厂， 从而组成针对港澳鸦片走私贸易而开征厘金的 “新香六厂”， 对往来香港、 澳门与广东沿海的民船实行截停检查， 对过关鸦片征收厘金，每箱交银 １６ 两。·６９·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广东官府的行动引起香港鸦片贸易商人的强烈不满， 他们将此视为“封锁香港” 事件； 港督麦当奴也公开否认香港存在走私活动， 指责广东官府的缉私船是 “海盗船” 行为。 澳葡当局也一度与广东官府的缉私行动发生冲突。 可是， 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 （ＲｏｂｅｒｔＨａｒｔ） 为了将其海关势力延伸到另外属于清朝常关体制的粤海关的管辖范围， 却向清政府建议扩大对港澳外围的缉私行动， 不仅要征收厘金，还要加征关税。 其建议主要是： “拟在香港之佛头门、 九龙、 汲水门、长洲、 榕树脚五处， 澳门之拱北湾、 关闸、 石角、 前山四处， 设立公所， 代关纳税。 其九龙与关闸二处， 或水面派船， 或岸上立卡， 其他七处， 各派巡船一支， 并火轮船三支巡缉。” 他还声称： “已由总税务司将各关巡查洋税之轮船， 调赴广东。”① 这是要反客为主， 通过介入港澳地区查缉鸦片走私的行动， 分享其中的利益。 在赫德等英国在华官员的支持下， “新香六厂” 在港澳外围征收鸦片乃至其他货物税厘的行动得以持续进行， 原来畅通无阻的鸦片走私现象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１８８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中英两国签订的 《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规定：“洋药运入中国者， 应由海关验明， 封存海关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 或封存具有保结之趸船内， 必俟按照每百斤箱向海关完纳正税三十两， 并纳厘金不过八十两之后， 方许搬出。” 完纳税厘之后的鸦片可以在封存场所拆改包装， 由海关发给运货凭单， 运往内地。 但 “此等运货凭单只准华民持用， 而洋人牟利于此项洋药者， 不许持用凭单运寄洋药， 不许押送洋药同入内地”。② 这些规定， 为中英双方最终解决广东官府持续查缉鸦片走私造成的所谓 “封锁香港” 问题奠定了基本共识。１８８６ 年 ６ 月， 中英双方任命一个联合委员会， 谈判解决 “封锁香港” 问题。 代表英方的是英国驻天津领事白利南 （Ｂｙｒｏｎ Ｂｒｅｎａｎ， 又译·７９·①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 ７９， 第 ５０ 页， 转引自陈新文 《 “封锁香港” 问题研究（１８６８ ～ １８８６）》，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载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１ 册，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４７１ ～ ４７２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作卜列南） 和香港陪审官 （又译作副臬司或陪席推事） 鲁塞尔 （ ＪａｍｅｓＢｕｓｕｅｌｌ， 又译作劳士、 罗素尔）， 代表中方的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英国人赫德和清朝上海道台邵友濂。① 鲁塞尔与赫德是英国同一所大学的同一学院毕业的校友， 他在谈判中始终控制着主动权。 赫德 “本来打算以取消对香港的 ‘封锁’ 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 结果 “反倒被人看作是来行乞的叫花子了”。 最终， 赫德和邵友濂这两个中方代表只能接受鲁塞尔提出的方案， “这个方案主要是为了香港洋药包商， 也就是官方的包揽洋药公司的利益”。 而且， 港英方面还提出， 要实施这一方案， “就必须设法使澳门也照办， 也就是说必须与葡萄牙开谈判， 而这也就意味着承认葡萄牙在澳门的地位”。②同年 ７ 月 ２３ 日， 赫德结束了在香港的谈判， 来到澳门， 和即将卸任的澳门总督罗沙 （Ｔｏｍáｓ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Ｒｏｓａ） 展开长达半个多月的谈判。两者最终达成葡方有条件地同意协助中方征收鸦片税厘的 《拟议条约》。 不过， 其间的进展并不顺利。 赫德表示： “只要澳门在洋药征税问题上同中国合作， 总理衙门大致可以应允订立条约， 内附承认葡萄牙占据 （ｏｃｃｕｐｙ） 和治理 （ｇｏｖｅｒｎ） 澳门的条款， 大概也可以答应停闭澳门四周的关卡。” 可是， 罗沙却坚持 “要把借用或割让拱北作为必需的交换条件”， 并且建议中方派人到里斯本， 与葡萄牙政府直接洽谈。 赫德回答： “增索拱北办不到。 葡萄牙愿意错过这个订立修好条约， 从而使你们在澳门的地位能够得到承认的机会吗？ 难道你们不希望那些严重损害澳门繁荣安定的关卡能够撤掉吗？”③ 同年 ８ 月 ３０ 日， 赫德在香港写道： “鸦片事务进展不快， 对此我已非常厌烦。 在这样炎热的天气，·８９·①②③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２ 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３， 第４２５ 页。《１８８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赫德去函 Ｚ 字第 ２６９ 号 （自香港发）》， 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译 《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第 １ 页。《１８８６ 年 ７ 月１１ 日赫德去函 Ｚ 字第２６９ 号 （自香港发）》 《１８８６ 年９ 月１２ 日赫德去函Ｚ 字第 ２７３ 号 （自香港发）》， 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译 《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第 １、 ２ ～ ３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同这样一位胆小如鼠的人打交道， 时间太长了。”①同年 ９ 月 １１ 日， 赫德、 邵友濂和鲁塞尔、 白利南等中英代表， 在香港签署 《香港鸦片贸易协定》。 协定写道： “罗素尔 （即鲁塞尔） 允定， 港英政府应向立法会议提出条例， 规定香港殖民地生鸦片贸易， 以下述各点为条件， 并规定： 一、 禁止一箱以下鸦片进出口； 二、 除鸦片包商外， 不准占有生鸦片， 亦不得存储或控制一箱以下之鸦片； 三、 鸦片运至香港， 应即报告港长， 非经港长准许并通知鸦片包商， 不得转运， 或存栈， 或由此栈搬至彼栈， 或再出口； 四、 进出口商人及栈主应有记簿， 按督宪所定格式， 载明鸦片情况； 五、 清点存栈数目， 查究鸦片包商鸦片缺额， 提供港长以栈存报告； 六、 修正华船夜间出港规章。”上述第一条规定， 为的是防止以化整为零的走私方式避税。 第二、第三条规定， 是保障鸦片包税商的专营权。 第四、 第五条规定， 是便于港英政府查验鸦片贸易情况。 第六条规定， 是为防止走私限制华船夜间出港。不过， 执行这些规定， 还需要符合下列六项前提条件。 协定写道：“兹商定提交条例时之条件如下： 一、 中国与澳门商议， 采取同样措施。 二、 港英政府如认为有损税收或香港正常贸易， 有权废止该条例。三、 中国九龙方面之适宜地方， 应在税务司下设官一名， 发卖中国药品税单， 不论何人并不论其所需用品数量若干， 概行照发。 四、 具有税单之鸦片， 每百斤不超过一百一十两者， 无论何项税厘， 概不重征。 一切均照烟台续增专条办理， 与通商口岸厘税并征之鸦片无异， 并准商人任便将洋药分为大小包裹封固前往。 五、 华船往来香港者， 其货物应纳税厘， 不得较往来澳门之数加多； 其自中国赴香港或由香港赴中国之华船， 不得于应完之出口、 进口各税厘外， 另有征收。 六、 税务司官员负责管理九龙局， 倘有往来香港之华船禀报被附近关卡或巡船骚扰等事，·９９·① 转引自陈霞飞主编 《中国海关密档》 第 ４ 卷，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第 ３９２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应查明定断； 香港督宪亦可随时派员随同审办。 倘彼此意见不合， 可请京宪会定。” 协定最后写道： “完全实行此等办法， 将使所谓 ‘香港封锁’ 之有关问题获得相当满意解决。”①协定将 “中国与澳门商议， 采取同样措施”， 作为施行的首项前提； 还要求往来香港的华船货物应纳税厘， 不得高于往来澳门所征收的税厘。 这意味着， 港英政府将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鸦片走私问题的皮球，踢到中方促使澳葡当局也采取相应行动的另一边。第二节　 港澳当局分润与鸦片贸易的衰退直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清朝政府还未和葡萄牙政府签订正式条约， 承认葡萄牙在澳门的管治地位。 因此， 港英政府与香港英文报刊在谈及澳门地位的时候， 不时揶揄葡萄牙人实际控制的澳门属于中国， 宣称英国人可以将其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延伸到澳门。 可是， 在广东官府“封锁香港” 期间， 港英政府官员及香港鸦片贸易商却心痛地发现， 清朝官府对分别来自港澳两地的鸦片贸易， 征收重轻不等的税厘。 清朝官府因为仍然将澳门视为香山县属地， 所以对来自澳门的鸦片只征收过关厘金； 但对已经割让给英国管治的香港所运出的鸦片， 既要征收厘金，还要征收关税， 这就加大了香港鸦片贸易销往广东内地的交易成本。 为了获得和澳门一视同仁的经济利益， 确保往来香港的华船货物应纳税厘不高于往来澳门的税厘支出， 英方主动要求清朝政府公开承认葡萄牙管治澳门的既成事实， 以便让进出澳门的货物和进出香港的货物征收同等税厘， 借以维护香港主导中外货物中转贸易的优势地位。 这就将本来属于在经济上由清朝中央政府、 广东官府和港英政府、 澳葡当局共同瓜分港澳鸦片贸易利润的 “封锁香港” 问题的解决方案， 扩大到最终解决·００１·① 《香港鸦片贸易协定》， 载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１ 册，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第 ４８７ ～ ４８８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中葡关系历史症结的外交和政治层面。 港英政府主动帮助澳葡当局争取清朝政府承认葡萄牙管治澳门的行动， 正是澳葡当局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由此便拓展出港英政府与澳葡当局共同分享对华鸦片贸易利润的合作空间。１８８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由赫德派往里斯本的英国人金登干 （ ＪａｍｅｓＤｕｎｃａ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作为清政府的代表， 和葡萄牙外交大臣签订 《会议草约》， 商定中葡双方将在北京 “即议互换修好通商条约”。 双方还达成如下三大共识： “定准由中国坚准， 葡国永驻、 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 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 定准由葡国坚允， 若未经中国首肯， 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 定准由葡国坚允， 洋药税征事宜应如何会同各节， 凡英国在香港施办之件， 则葡国在澳类推办理。” 同年 １２ 月 １ 日，中葡两国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将上述三大共识写入相关的条款里。 当天， 两国代表还签署了关于澳葡方面 “协助中国征收由澳门出口运往中国各海口洋药之税厘” 的 《中葡会议草约》和 《会订洋药如何征收税厘之善后条款》。① 至此， 清朝政府正式承认葡萄牙人 “永驻、 管理” 澳门的事实， 澳葡当局也正式承诺采取与港英政府一样的措施， 管理本地鸦片贸易， 协助中国海关征收鸦片税厘。从此， 港澳间的鸦片贸易进入由赫德总税务司领导的中国海关接管查验、 征收税厘， 由港英、 澳葡政府就地协助监管的新阶段。１８８７ 年 ４ 月 ２ 日， 隶属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九龙关和拱北关正式成立，分别负责对往来香港、 澳门的华船， 征收包括鸦片在内的各种过关货物的相应税厘。 随后， 港英和澳葡政府分别颁布法规， 按照中英双方代表签订的 《香港鸦片贸易协定》 和中葡代表签订的 《中葡会议草约》 的精神， 规范本地的鸦片贸易， 保障鸦片包税商的专营权。 其目的是： 在行政上推卸政府应尽的职责， 将监管鸦片贸易的繁杂工作外判给包税商； 在经济上通·１０１·① 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１ 册，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第 ５０５ ～ ５０６、 ５２２ ～ ５３２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过定期招标承充鸦片包税商， 获得递进式增长的财政收入， 分享由包税商垄断的鸦片 “合法” 贸易和非法走私所产生的高额利润。本来， 设立九龙海关和拱北海关的最初目的， 是加强对港澳鸦片走私的查缉并征收税厘。 可是， 港澳政府分别赋予本地包税商垄断鸦片贸易的专营权， 实际上是给他们提供走私鸦片以增加暴利的机会。 “拱北海关的报告很确定地表明， 从 １８８８ 年 ４ 月至 １８８９ 年 ５ 月， 大约有１６０００ 球鸦片不知运往何处去了 （这个数字是从为煮制而输入鸦片１２３７２４ 球中， 减去煮制后以烟膏形式实际输出的 １０７７８０ 球的差额）。其次， 报告中估计澳门本地的消费数量每月为 １６７３ 球， 似乎太大。 据香港包税者估计， 只有 ３０ 担 （即 １０００ 球）。 另外， 广州和九龙海关的报告把鸦片税收的减少归咎于走私。 把他们的报告和拱北关的报告对照来看， 鸦片从澳门不经海关运入中国领土的事实似乎是毫无疑义的了。” “海峡殖民地 （指新加坡） 也从印度贩运较大数量的鸦片， 其中有些以木船运至海南岛， 有的装轮运至香港， 在这些地方很容易不引人注意便卸岸了。 这一事实就足以部分地说明海南岛和广东省其他地方鸦片输入减少的原因。”①于是， 鸦片走私继续大行其道。 走私越多， 包税商的利润就越高，港英、 澳葡政府从定期招商竞标中获取的鸦片包税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就香港而言， 在新一轮招商承充的 １８８９ ～ １８９１ 年承包期内， 鸦片包税额由上期最高年份的 １８２４００ 元， 猛增至本期最高年份的 ４７７６００元， 高出 １ ６２ 倍。② 到 １９０３ 年， 港英政府将 １９０４ ～ １９０６ 年的烟饷承充额增加到每年 ２２０ 万两银， 比上期每年承充额 ７５ 万两， 增加大约 ２ 倍。“或谓新承之人， 仍属旧充之商。”③ 上期的鸦片包税商为了竞投下期的·２０１·①②③１８８９ 年中国海关关于鸦片贸易的特辑， 转引自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２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 ８５８ 页。石楠： 《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 北京：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２ 年第 ６ 期。《光绪二十九年九龙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纪元前九年 （一九〇三）》， 台北： “国史馆”， １９８２。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鸦片专营权， 居然愿意缴付超过原来承充额大约两倍的银两， 显然是对此后继续获取鸦片暴利充满信心。 随着烟饷承充额的定期上涨， 它在港英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的比重也明显增加， 从而长期成为仅次于土地批租收入 （差饷费） 的香港第二大财政收入来源。有学者根据近代香港历年出版的英文 《香港蓝皮书》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ｓ） 等历史资料， 制作出 １８４４ ～ １９１３ 年香港实行鸦片包税专营期间的历年岁入与鸦片税收比较表 （见表 ３ － ４）。 从中可以看出， １８８７年香港鸦片税收为 １８２４００ 港元， 占当年岁入的 １２ ８％ ， １８８９ 年开始新一轮招商承充之后， 当年鸦片税收增加到 ４２８４００ 港元， 增加了 １ ３５倍， 在当年岁入中的比重随之增加到 ２３ ５％ ， 几乎翻了一番。 １９０５ 年和 １９０６ 年， 香港每年的鸦片税收都是 ２０４ 万港元， 这两年并列成为历年缴交鸦片税最多的两个年份， 分别占当年全港岁入的 ２９ ５％ 和 ２９％ 。１９０６ 年以后， 香港鸦片税收及其在岁入中的比重开始呈现逐渐下降之势， 其原因留待下文说明。表 ３ －４　 １８４４ ～ １９１３ 年香港岁入与鸦片税收年度 岁入 鸦片税收鸦片税收在岁入中的比例年度 岁 入 鸦片税收鸦片税收在岁入中的比例１８４４ 年 ９５３４ 英镑 — —１８４５ 年 ２２２４２ 英镑 ２３８５ 英镑 １０ ７％１８４６ 年 ２７０４７ 英镑 ４１１９ 英镑 １５ ２％１８４７ 年 ３１０７８ 英镑 ３１８３ 英镑 １０ ２％１８４８ 年 ２５０３１ 英镑 １８６７ 英镑 ７ ０％１８４９ 年 ２３６１７ 英镑 １５６７ 英镑 ６ ６％１８５０ 年 ２３５２６ 英镑 １４０６ 英镑 ６ ０％１８５１ 年 ２３７２１ 英镑 １３１３ 英镑 ５ ５％１８５２ 年 ２１３３１ 英镑 １４７９ 英铹 ６ ９％１８５３ 年 ２４７００ 英镑 １４９８ 英镑 ６ １％１８５４ 年 ２７０４５ 英镑 １８５７ 英镑 ６ ９％１８５５ 年 ４７９７４ 英镑 ２５５８ 英镑 ５ ３％１８５６ 年 ３５５００ 英镑 ２５８７ 英铹 ７ ３％１８５７ 年 ５８８４２ 英镑 ２４６３ 英镑 ４ ２％１８５８ 年 ６２４７６ 英镑 ４５０８ 英镑 ７ ２％１８５９ 年 ６２２２５ 英镑 ５８６８ 英镑 ９ ０％１８６０ 年 ９４１８３ 英镑 １０３９４ 英镑 １１ ０％１８６１ 年 １２７２４１ 英镑 １２４１３ 英镑 ９ ８％１８６２ 年 １３１５１２ 英镑 １５９２２ 英镑 １２ １％１８６３ 年 １２００７８ 英镑 １６１７５ 英镑 １３ ５％１８６４ 年 １３２８８５ 英镑 １６３１ ３ 英镑 １２ ３％１８６５ 年 １７５７１７ 英镑 １４３８８ 英镑 ８ ２％·３０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续表年度 岁入 鸦片税收鸦片税收在岁入中的比例年度 岁 入 鸦片税收鸦片税收在岁入中的比例１８６６ 年 １６０２２６ 英镑 １５３４１ 英镑 ９ ６％１８６７ 年 １７９０４３ 英镑 １７６０４ 英镑 ９ ５％１８６８ 年 ２３６２７６ 英镑 １９７８５ 英镑 ８ ４％１８６９ 年 １９２４６５ 英镑 ２２６３８ 英镑 １１ ８％１８７０ 年 １９０６７３ 英镑 ２３５５８ 英镑 １２ ４％１８７１ 年 １７５９６２ 英镑 ２３７６８ 英镑 １３ ５％１８７２ 年 １０２７１４ 英镑 ２５５００ 英镑 １３ ２％１８７３ 年 １７６５８０ 英镑 ２６１４６ 英镑 １４ ８％１８７４ 年 １７８１０８ 英镑 ２７２９２ 英镑 １５ ３％１８７５ 年 １３６８１８ 英镑 ２８５４２ 英镑 １５ ３％１８７６ 年 １８４４０６ 英镑 ２７７０８ 英镑 １５ ０％１８７７ 年 １００５３１２ 港元 １３２０００ 港元 ２３ １％１８７８ 年 ９４７６３８ 港元 １３２０００ 港元 １３ ９％１８７９ 年 ９６４０９５ 港元 ２０９９１７ 港元 ２１ ８％１８８０ 年 １０６９９４８ 港元 ２０５０００ 港元 １９ ２％１８８１ 年 １３２４４５６ 港元 １８７９１７ 港元 １４ ２％１８８２ 年 １２０９５１７ 港元 ２０９００６ 港元 １７ ３％１８８３ 年 １２８９４４８ 港元 ２４５４５０ 港元 １９ １％１８８４ 年 １１７１０９９ 港元 １１３８２６ 港元 ９ ７％１８８５ 年 １２５１８９０ 港元 １５３７５２ 港元 １２ ３％１８８６ 年 １３６７９７８ 港元 １７８３００ 港元 １３ ０％１８８７ 年 １４２７４８６ 港元 １８２４００ 港元 １２ ８％１８８８ 年 １５５７３００ 港元 １８２０７４ 港元 １１ ７％１８８９ 年 １８２３５４９ 港元 ４２８４００ 港元 ２３ ５％１８９０ 年 １９９５２００ 港元 ４７７６００ 港元 ２３ ９％１８９１ 年 ２０２５３０３ 港元 ３８００００ 港元 １９ ３％１８９２ 年 ２２３６９３４ 港元 ４０ ７９００ 港元 １８ ２％１８９３ 年 ２０７８１３５ 港元 ３４０８００ 港元 １６ ４％１８９４ 年 ２２７８５２８ 港元 ３４０８００ 港元 １５ ０％１８９５ 年 ２４８６２２９ 港元 ２９５１３３ 港元 １１ ９％１８９６ 年 ２６０９８７９ 港元 ２８６０００ 港元 １１ ０％１８９７ 年 ２６８６９１５ 港元 ２８６０００ 港元 １０ ６％１８９８ 年 ２９ＵＩ５９ 港元 ３５７６６７ 港元 １２ ３％１８９９ 年 ３６１０１４３ 港元 ３７２０００ 港元 １０ ３％１９００ 年 ４２０２５８７ 港元 ３７２０００ 港元 ８ ８％１９０１ 年 ４２１３８９３ 港元 ６８７０００ 港元 １６ ３％１９０２ 年 ４９０１０７３ 港元 ７５００００ 港元 １５ ３％１９０３ 年 ５２３８８５７ 港元 ７５００００ 港元 １４ ３％１９０４ 年 ６８０９０４７ 港元 １９４５０００ 港元 ２８ ６％１９０５ 年 ６９１８４０３ 港元 ２０４００００ 港元 ２９ ５％１９０６ 年 ７０３５０１１ 港元 ２０４００００ 港元 ２９ ０％１９０７ 年 ６６０２２８０ 港元 １５５００００ 港元 ２３ ５％１９０８ 年 ６１０４２０７ 港元 １４５２０００ 港元 ２３ ８％１９０９ 年 ６８２２９６６ 港元 １４５２０００ 港元 ２１ ３％１９１０ 年 ８９６０８６９ 港元 １２２８０００ 港元 １７ ６％１９１１ 年 ７４９７２３１ 港元 １１８３２００ 港元 １５ ８％１９１２ 年 ８１８０６９４ 港元 １１８３２００ 港元 １４ ５％１９１３ 年 ８５１２３０８ 港元 １１８３２００ 港元 １３ ９％　 　 资料来源： 石楠 《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２ 年第 ６ 期。研究近代澳门历史的一位年轻学者则依据葡文 《澳门宪报》 等历史档案， 制作出 １８５０ ～ １９１０ 年澳葡政府财政收入及煮卖鸦片专营收入比较表 （见表 ３ － ５）。·４０１·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表 ３ －５　 １８５０ ～ １９１０ 年澳葡政府财政收入及煮卖鸦片专营收入时间 财政总收入 煮卖鸦片专营收入 鸦片专营占总收入比重１８５０ 年 ７ 月 ～ １８５１ 年 ６ 月 ３３４０２３２１ 厘士 １４４０００ 厘士 ０ ４３％１８５１ 年 ７ 月 ～ １８５２ 年 ６ 月 ４１２１９３１３ 厘士 １４４０００ 厘士 ０ ３５％１８５２ 年 ７ 月 ～ １８５３ 年 ６ 月 ４０５２５４４４ 厘士 １６２００００ 厘士 ４ ００％１８５４ 年 ７ 月 ～ １８５５ 年 ６ 月 ７９４６５ ２ 元 ３７４０ 元 ４ ７１％１８５５ 年 ７ 月 ～ １８５６ 年 ６ 月 ８３２４３ ６ 元 ５５９０ 元 ６ ７２％１８５６ 年 ７ 月 ～ １８５７ 年 ６ 月 ９２９１０ 元 ５５３０ 元 ５ ７６％１８５７ 年 ７ 月 ～ １８５８ 年 ６ 月 １５０７９０ ５ 元 ９９２０ 元 ６ ５８％１８５８ 年 ７ 月 ～ １８５９ 年 ６ 月 ２０５３３９ 元 １１０２０ 元 ５ ３７％１８５９ 年 ７ 月 ～ １８６０ 年 ６ 月 ２４９２１４ 元 １９７１５ 元 ７ ９１％１８６０ 年 ７ 月 ～ １８６１ 年 ６ 月 ２４４８８６ ４ 元 ２２２８５ 元 ９ １０％１８６１ 年 ７ 月 ～ １８６２ 年 ６ 月 ２３１８９２ ２ 元 ２１０５０ 元 ９ ０８％１８６２ 年 ７ 月 ～ １８６３ 年 ６ 月 ２２３３８４ ４ 元 ２８１６５ 元 １２ ６１％１８６６ 年 ２２７４９８５８９ 厘士 １４６６８０００ 厘士 ６ ４５％１８６７ 年 ３０３４３２４１４ 厘士 ３２４５３０００ 厘士 １０ ７０％１８７２ 年 ３８００１２７４８ 厘士 ３５７０００００ 厘士 ９ ３５％１８７４ 年 ３４１９４７０００ 厘士 ３５７０００００ 厘士 １０ ４４％１８７５ 年 ３５４８３１３３３ 厘士 ３５７０００００ 厘士 １０ ０６％１８８４ 年 ５０８５０７０００ 厘士 ３３７１６０００ 厘士 ６ ６３％１８８７ 年 ３５５６１５０００ 厘士 ４３３９５０００ 厘士 １１ ８７％１８８８ 年 ４１６５９１５００ 厘士 ４３３９５０００ 厘士 １０ ４２％１８９３ 年 ５３０５４５０００ 厘士 ９８００００００ 厘士 １８ ４７％１８９４ 年 ７６２８８０ ２５ 元 １３００００ 元 １７ ０４％１８９６ 年 ６６３１７８ ７５ 元 １３００００ 元 １９ ６０％１８９８ 年 ４３３５７５３６０ 厘士 ８３００００００ 厘士 １９ １４％１８９９ 年 ６８９６５４ 元 １３００００ 元 １８ ８５％１９００ 年 ４７３０８７０００ 厘士 ８３２０００００ 厘士 １７ ５９％１９０１ 年 ６２７５３４０００ 厘士 ８３２０００００ 厘士 １３ ２６％１９０２ 年 ６５５９９１０００ 厘士 ８３２０００００ 厘士 １２ ６８％１９０３ 年 ６９５４８１０００ 厘士 １７１１８００００ 厘士 ２４ ６１％１９０４ 年 ６８５７８１０００ 厘士 １６５３２９０００ 厘士 ２４ １１％１９０５ 年 ６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厘士 １９５３８９０００ 厘士 ３０ ９２％１９０６ 年 ６６５８８３０００ 厘士 １６５３１４０００ 厘士 ２４ ８３％１９０７ 年 ７１１０９１０００ 厘士 １９５３８９０００ 厘士 ２７ ４８％１９０８ 年 ６６２１６６０００ 厘士 １２０２３９０００ 厘士 １８ １６％１９０９ 年 ５５３３４４０００ 厘士 ２８７５９０００ 厘士 ５ ２０％１９１０ 年 ５２９７１３０００ 厘士 ９８０３２０００ 厘士 １８ ５１％　 　 注： 厘士 （ ｒéｉｓ） 为当时的葡萄牙货币。资料来源： 马光 《１８４６ ～ １９４６ 年澳门鸦片问题探析》， 《澳门历史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５０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表 ３ － ５ 表明， １８８７ 年拱北海关成立以后， 澳葡政府的鸦片专营收入占历年岁入的比重明显呈现上升的趋势， 从 １８８８ 年的 １０ ４２％ ， 上升到 １９０４ 年的 ２４ １１％ ， １９０５ 年又上升到 ３０ ９２％ ， 达到澳门鸦片专营收入占当年全澳岁入比重的最高峰。 １８７４ 年澳门放弃苦力贸易之后，鸦片贸易的专营收入迅速跃升为仅次于博彩专营收入的澳门第二大财政收入来源。 １９０７ 年后， 澳门鸦片专营收入及其所占岁入比重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其原因同样留待下文说明。值得注意的是， 表 ３ － ５ 显示， 历年澳门鸦片专营收入及其所占岁入比重的升降浮沉轨迹， 与同时期香港鸦片专营收入及其所占岁入比重的起伏变化基本吻合， 显示出港澳两地鸦片贸易以及两地政府从中分润的同步和一致性。 １８８７ 年九龙海关与拱北海关同时成立之后， 港澳两地政府收取的鸦片包税收入及其所占本地岁入比重， 都呈现逐渐上升态势， 并在 １９０５ 年达到两地的峰值， 随后才逐年下降。这一现象首先与同时期印度鸦片经由香港转口贸易到中国内地的数量变化密切相关。从 １９ 世纪上半叶开始， 印度一直是输入中国的外国鸦片最主要的生产地。 不过， １９ 世纪后期， 在中国西南、 西北及北部地区种植的鸦片 （时称土药）， 已经因其价格便宜， 开始在内地的众多省份里挤压外国鸦片 （时称洋药） 的销路， 逐渐实现对外国鸦片的 “进口替代”。① 因此， １８８８ 年起， 印度鸦片经香港转口贸易到中国内地的数量明显呈现逐年减少之势。 当年运抵香港的鸦片有 ６６１４６ 箱， 到 １８９６年减少到 ２９２４１ 箱， 跌幅超过 １ 倍。 此后逐年回升， １９０６ 年达到回升后的最高点 ４４２２７ 箱， 然后又再度下跌， １９１３ 年锐减到 ７４４８ 箱 （见表３ － ６）。·６０１·① 林满红： 《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近代中国 “进口替代” 个案研究之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１９８０ 年第 ９ 期。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表 ３ －６　 １８８８ ～ １９１３ 年印度鸦片经香港转口贸易到内地及台湾地区的统计单位： 箱年份 运抵香港 运往中国内地 运往台湾１８８８ 年 ６６１４６ ６４４３１ ６６０１８８９ 年 ５６７６０ ５４３６７ ５３０１８９０ 年 ５２３６２ ５０１１０ ５６５１８９１ 年 ５１９２４ ５００１３ ３９９１８９２ 年 ４４７７８ ４２６５５ １５７１８９３ 年 ３６７８６ ３４７８５ １２４１８９４ 年 ３４３７４ ３３４５９ ２４５１８９５ 年 ３３６１４ ２１５７９ ９７１８９６ 年 ２９２４１ ２８４３２ ３４１８９７ 年 ３０６８９ ２９４２４ ５１４１８９８ 年 ３２８５３ ３１５０９ ０１８９９ 年 ３５４２６ ３４５４７ １７１９００ 年 ３３９７０ ３２３８７ ４６０１９０１ 年 ３５９６４ ３３０４９ ５１０１９０２ 年 ３８２５８ ３６４００ ８６０１９０３ 年 ３９５０８ ３７２３６ ８１５１９０４ 年 ３８６６６ ３６７８０ １２４０１９０５ 年 ２８７１１ ２６４６７ ８８６１９０６ 年 ４４２２７ ４１０８９ ２０００１９０７ 年 ３８７２４ ３５８１１ １５１１１９０８ 年 ３６４７４ ３４８６９ １２５２１９０９ 年 ３３２２３ ３２２１５ １６６０１９１０ 年 ２４８９６ ２４２７２ ６００１９１１ 年 １７７７７ １７４４９ ３０７１９１２ 年 １１５１２ １１５０４ ５１９１３ 年 ７４４８ ７４４５ ０　 　 注： 该统计表还包括从香港转口贸易到南洋群岛、 菲律宾、 美洲中部和北部、 加拿大等地的多个栏目， 因数量不多， 且与本节主旨无关， 故从略。资料来源： 根据德厚 《中国三年之鸦片贸易》 （ 《中华实业界》 １９１４ 年第 ９ 期） 所附统计表整理， 其数据源自历年中国海关贸易报告。在印度鸦片输入香港转运中国内地的数量变化呈现下跌—回升—再下跌的前半阶段， 广东、 福建、 江苏等东南沿海地区继续保持着对印度·７０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鸦片的旺盛需求。 “中国各地鸦片吸食。 固然大多数地区已改采本国鸦片， 但广东、 福建、 江苏仍以外国鸦片吸食为主。” “重烟瘾者对外国鸦片品质的偏好， 以及本国鸦片运到沿海交通成本之大， 是主要原因。”①因此， 在 １８８８ ～ １９０５ 年印度鸦片输入香港转运中国内地的数量整体递减期间， 香港输往澳门转口贸易到粤西南地区鸦片数量， 以及澳门获准包税专营的烟膏公司采购鸦片以煮炼烟膏的数量， 虽然中间略有起伏， 却基本保持平稳态势， 并未受到印度鸦片输港数量明显下滑的影响。 １８８８ 年经由拱北关报缴税厘的过关鸦片有 １５００ 箱， 大约折合 １８００担。 到 １９０５ 年， 经过拱北关的同类鸦片仍有 １７９５ 担。 同年， 据拱北海关记录， 澳门烟膏公司买入鸦片 ２８９１ 箱， 虽然比 １９０２ 年、 １９０３ 年连续买入的 ３０００ 多箱略少， 却与以往常年买入的数量相差不大。 这一切都表明， 到 ２０ 世纪初， 港澳间的鸦片贸易还未受到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印度输港鸦片首次逐年下跌的影响， 还处于不知两地鸦片贸易终将走向衰落的陶然自得的阶段。 这就导致当时港澳两地的鸦片包税商在竞标鸦片专营时， 都将 １９０６ 年的承充额推到当地的最高历史纪录， 港英、澳葡政府当然乐得坐享其成。 直到 １９１１ 年以后， 香港输往澳门的鸦片数量才急剧下降 （见表 ３ － ７）。表 ３ －７　 １８８８ ～ １９１８ 年香港运往澳门及广州湾的鸦片年份拱北关记录民船报纳税厘的鸦片数量（担）拱北关记录澳门烟膏公司买入鸦片（箱）九龙关记载香港以轮船运往澳门的鸦片数量（箱）九龙关记载香港运往广州湾的鸦片数量（箱）１８８８ 年 １５００ ０ —　 ４１１０ ０ —１８８９ 年 １９６０ ２７１６ ４３４５ —１８９０ 年 ２０９０ — ４９４８ —１８９１ 年 １８８１ — ４３３５ ５ —１８９２ 年 １３９７ — ３９１１ —·８０１·① 林满红： 《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近代中国 “进口替代” 个案研究之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１９８０ 年第 ９ 期， 第 ４３０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续表年份拱北关记录民船报纳税厘的鸦片数量（担）拱北关记录澳门烟膏公司买入鸦片（箱）九龙关记载香港以轮船运往澳门的鸦片数量（箱）九龙关记载香港运往广州湾的鸦片数量（箱）１８９３ 年 １６５４ — ３９６０ —１８９４ 年 ２１７５ — ４２０７ —１８９５ 年 １５００ — ３６０８ —１８９６ 年 １８６５ — ４４３２ —１８９７ 年 ２１２０ — ４４２７ —１８９８ 年 ２５２０ — ４６４５ —１８９９ 年 ２４０４ — ４６６６ —１９００ 年 １７６５ ２６７６ ４１４４ —１９０１ 年 １６１１ ２９３６ ４２８４ ８１２１９０２ 年 １９０８ ３４１３ ４９８５ １０４７１９０３ 年 １４２１ ３１３０ ４３１２ １６６４１９０４ 年 １２７８ ２７２０ ３７８８ —１９０５ 年 １７９５ ２８９１ — —１９０６ 年 １６５２ ２５２５ ３８９９ ４２４１９０７ 年 １４３５ ２２６１ ３４６３ ２３１１９０８ 年 １２８２ ２１５７ ３４１３ ２８４１９０９ 年 １０１９ — １０２８ ２６９１９１０ 年 １５５０ — １４４４ ９５９１９１１ 年 ８１８ —　 １２１１ １３８０１９１２ 年 ３２８ —　 ３０１ １０８１９１３ 年 １７６ —　 ４５０ ３６１９１４ 年 ５８ ８ —　 　 ７５０ —　１９１５ 年 ９ —　 　 ５０８ —　１９１６ 年 — — ５００ —　１９１７ 年 — — ５００ —　１９１８ 年 — — ４００ —　　 　 注： 各年度报告中未提及的数据， 则在表格中相应留空。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拱北海关及九龙海关的中、 英文年度报告所列相关数据整理。然而， 鸦片贸易衰落的历史大趋势毕竟逐渐形成。 尽管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印度输港鸦片的首次逐年下跌， 未曾惊扰澳门鸦片包税商长期陶醉的发财梦， 但是， ２０ 世纪初， 拱北海关开始记录澳门主导粤西·９０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南地区鸦片贸易的地位因遭受冲击而发生动摇的不利信息。原来， 澳门在香港成为中外贸易的国际枢纽港之后， 凭借其连接西江航道和粤西南海岸航线的地理优势， 肩负着承接香港转口贸易并向粤西南地区转运货物的区域中转贸易分流港的任务。 澳门依靠民船航行的水路交通， 将粤西南地区纳入中转贸易辐射的范围， 共有 １７ 个县， 包括当时广州府和肇庆府的部分县， 以及时称 “下四府” 的高州府、 雷州府、 廉州府、 琼州府 （海南岛） 的全部县。① 不过， 这种有利于澳门对粤西南地区进行鸦片中转贸易的格局， 在 １９ 世纪末却被法国强租广州湾 （今湛江港及遂溪、 吴川两县的部分陆地、 岛屿） 的侵华行为所打破。 １８９９ 年 １１ 月， 法国胁迫清朝政府将隶属高州府管辖的广州湾，划为法国租界， 受法国印度支那总督管辖。 法国人随即将广州湾开放成为自由港， 使之迅速成为挑战澳门在 “下四府” 区域经济主导地位的竞争者。１９０１ 年， 拱北海关税务司写道： “自法国于广州湾地方新开租界，所有该处附近一带前俱购买洋货于澳门者， 现已改向该处采买， 无复过问于澳。 近有轮船由香港载运大帮洋药并别式洋货， 直抵该埠销售。”“法属广州湾口岸的开放， 使经本关入口的洋药大量减少。 大批船载洋药从香港直接运至该地。” “澳门洋药商抱怨说， 走私洋药与向拱北各关卡缴纳税厘的洋药相比， 每丸 （三斤重） 售价便宜三元。 广州湾的洋药贸易既然如此有利可图， 以致澳门与香港的华人都出动汽艇、 轮船， 悬挂法国旗或葡萄牙旗， 到该地贸易， 从中获取暴利。” 到 １９０３年， 向拱北海关缴纳税厘的 “洋药贸易一落千丈， 究其原故， 乃因下四府的洋药货源或直接由广州湾供应， 或从沿海秘密输入”。② 既然轮·０１１·①②《光绪十三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１２５ 页。《光绪二十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一八九二至一九〇一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 《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一年拱北海关十年贸易报告》，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５９、 ８１、 ２１０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船可以运载鸦片和其他外国货物， 直接从香港抵达同属自由港的广州湾， 澳门原来依靠民船 （即木船） 承接香港转口贸易而向 “下四府”做中转贸易辐射的功能就随之减退。 这不仅导致澳门与粤西南地区鸦片贸易的萎缩， 还导致澳门在粤西南区域经济圈主导地位的逐渐下降。从 １９０７ 年起， 印度输入香港转口贸易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开始第二轮的逐年下跌。 与此同时， 中外朝野人士要求禁止鸦片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这促使清政府和美国、 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开始采取禁绝鸦片贸易的相应行动。 在反对鸦片贸易的时代潮流冲击和坚持鸦片贸易的既得利益固守的交相作用下， 和中国内地鸦片贸易的走势一样， 港澳间的鸦片贸易终于开始缓慢却又不可阻挡地步向衰退。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清朝光绪皇帝颁布禁烟上谕： “着定限十年以内， 将洋、 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① 从此， 禁烟成为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 民间的禁烟运动随之在全国展开。 同年年底， 清朝政府照会英国政府， 要求： 在今后 １０ 年之内， 每年将印度输华鸦片减少十分之一； 增加印度输华鸦片的进口税； 香港总督严禁鸦片运入中国内地， 否则将加重征收税饷等。 １９０８ 年 ３ 月， 中英两国经过谈判， 就中国禁烟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一、 从 １９０８ 年起， 以印度对华出口鸦片 ５１０００ 箱为基数， 每年递减 ５１００ 箱， １０ 年减尽； 二、 中国派员到印度监视鸦片发运实数； 三、 洋药加征税厘之议， 容后续商；四、 中英两国各自在自己境内采取措施， 禁止香港烟膏输入中国内地和中国内地烟膏输入香港； 五、 各口岸、 租界内禁止开设烟馆及吸烟处， 并不得售卖烟具； 六、 禁止任便运入吗啡及吗啡针一节，待有约各国全允， 即应照行。 不过， 英国代表声明， 上述禁烟协议先试办 ３ 年， 届期如果中国不能按比例减少本国种植的鸦片 （土药）， 英方有权废止本协定。②·１１１·①②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 第 ５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第 ５５７０ 页。《英国蓝皮书·中英禁烟条件》， 转引自王宏斌 《禁毒史鉴》， 长沙： 岳麓书社，１９９７， 第 ２８２ ～ ２８３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中英两国首次达成的禁烟协议， 属于为期 １０ 年逐年缓禁的拖字诀。从前文所引表 ３ － ６， 可以看出 １９０９ 年印度鸦片经香港转口贸易到中国内地为 ３２２１５ 箱， 比 １９０８ 年的 ３４８６９ 箱减少 ２６５４ 箱， 并未达到协议所称从 １９０８ 年起 “每年递减 ５１００ 箱” 的标准。 不过， 从 １９１０ 年起， 印度鸦片经香港转口贸易到中国内地的数量， 确实超过每年递减 ５１００ 箱的指标。 这不仅与英方履行协议有关， 还与清末禁烟运动导致内地对外国鸦片的需求减少有关。１９０８ 年中英两国达成 １０ 年禁烟协议， 对此后的中外鸦片贸易逐渐产生重大影响。 “各国亦仿此法， 一律办理”， 港澳鸦片贸易随之遭受打击。 １９０９ 年港英政府制定法例， 限制鸦片出入本港及在本港的销售。同年 ２ 月 １０ 日， 还 “饬令二十六间烟馆闭歇， 补回领牌馆主银共一万一千六十元， 以示体恤”。 同年起， 九龙海关对来自波斯、 土耳其等的其他国家的鸦片， 限制 “合法” 运入中国。 当年发出的准单， “共一千张， 每张准运一箱 （鸦片）”； “以后按年减少， 至一千九百十六年止，则不复出此准单”。 “是类洋药， 多由日本政府办运台湾销售”。① 港英政府 “为了弥补因停止鸦片贸易而正在或行将丧失的税收， 决定开征火酒和酒精税”， 并在 １９０９ 年底请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帮同组织和实施一套稽查民船载运火酒和酒精从香港进口的方案， 以及一套将火酒之类货品交存由香港进出口货局管理的关栈制度”， 随即得到总税务司的赞同。②在澳门， １９０８ 年 １１ 月初， 澳门鸦片包税商三宏烟饷公司获悉美国颁布法令， 严禁鸦片入口， 于是从同月 ６ 日起， 令其承包的澳门烟膏公司 “停煮运往旧金山之熟膏”， 同时大量减少从香港买入用于煮炼烟膏·２１１·①②《宣统元年九龙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册·民国纪元前三年（一九〇九）》， 台北： “国史馆”， １９８２。莱特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Ｆｏｗｌｅｒ Ｗｒｉｇｈｔ）： 《中国关税沿革史》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Ｔａｒｉｆ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１８４３ －１９３８）， 姚曾廙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８， 第 ４０９ 页。 该书根据上海别发图书公司１９３８ 年英文版中译。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的生鸦片。 １９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 美国严禁吸食鸦片烟膏， 致使长期煮炼烟膏销往美国的澳门三宏烟饷公司生意大减， 被迫于同月 ３０ 日歇业。由于一时无人愿意接投澳门鸦片专营， 澳葡政府不得不宣布从 ５ 月 １ 日起， 将本地鸦片烟膏的制作和销售， “归国家自煮自卖， 而由大恒公司华商萧登专代国家办理煮卖”。① 在事出突然的情况下， 澳葡政府被迫采取政府官营鸦片的临时措施。 次年 ８ 月初， 澳葡政府重新恢复鸦片招商承充、 包税专营。１９１１ 年 ５ 月 ８ 日， 中英两国签订新的 《中英禁烟条件》， 商定内容如下： 将进口中国内地的鸦片税从原先的每担 １１０ 两， 增加到 ３５０ 两；英国在未满 ７ 年期限之内， 继续逐年限制鸦片出口， 到 １９１７ 年禁止向中国输入鸦片； 如不到 ７ 年， 有确实凭据能够证实中国土产鸦片绝种，则印度向中国进口的鸦片同时停止； 如中国某省先行完成禁种任务， 亦可停止对该省输入印度鸦片。 １９１２ 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 中国政府继续执行这一协议， 各省严厉禁止种植据以提炼鸦片的罂粟。 到 １９１７ 年，中国如约宣布完成禁种任务， 英国随之宣布不再向中国输入鸦片。 这种宣布， 当然与实情相距甚远。在此期间， １９１３ 年对于中印鸦片贸易以及港澳间鸦片贸易来说，都是较为重要的年份。 在这一年， “印度政府议决， 将核准运销中国之鸦片， 于是年全行停运”； “中国政府抵制鸦片之进口甚力， 致香港、上海之积货甚多， 价达六千万金圆。 盖中国政府禁止国中各处销售鸦片， 而零售者停止故也”； “政府议决， 废除鸦片专卖权， 及收入售与本地诸烟户之鸦片， 而归政府专卖”。 当时， 中国一位学者欣喜地撰文评论说： “凡此数端， 皆迩来鸦片贸易历史中之一大关键。” １９１３ 年“实为中国、 香港鸦片贸易之末年也”。 ②后来的事实证明， １９１３ 年 “实为中国、 香港鸦片贸易之末年” 的·３１１·①②汤开建、 吴志良主编 《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 （１８５０ ～ １９１１）》， 澳门： 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２， 第 ５３３、 ５３４ 页。德厚： 《中国三年之鸦片贸易》， 《中华实业界》 １９１４ 年第 ９ 期。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判断， 实在太过乐观了。 就当时袁世凯把持下的中国北洋政府而言， 其“抵制鸦片之进口甚力”， 却有助于国内自产鸦片 （土药） 的扩大销售。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和中饱私囊， 袁世凯派到广东担任禁烟督办的亲信蔡乃煌， 于 １９１５ 年前往香港， “与香港著名烟商订购洋药一千二百箱”，“以为 （广东） 专卖官膏之用。 依期交货， 限至西历一千九百十七年三月交清”。 蔡乃煌此举， 是出高价来港大宗扫货， 竟使鸦片在香港的“市面行情， 亦从此销声匿迹也”。①就 １９１３ 年香港宣布取消私商的鸦片专卖权， 改由政府专营， 然而内中也大有乾坤。 同年 ６ 月， 港督梅含理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ｅｎｒｙ Ｍａｙ） 决定在次年鸦片包税期满之后起， 仿效 １９１０ 年英属海峡殖民地 （新加坡） 的做法， 改由政府接管鸦片专卖， 实行烟膏官营， 随后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 １９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 港英政府将 “香港前准商人认饷承办之烟膏公司”， “收回自办矣”。② 从此， 香港烟膏产销进入政府官营的新阶段。其做法是： 政府出资征购鸦片包税商的原有设备， 租用其厂房， 继续雇用其熬煮员工； 将负责稽查鸦片走私的官员人数由 ３８ 人增加到 ９６ 人，并让他们兼理烟膏包装和零售业务； 设立官营烟膏销售处， 并将原来持照经营的鸦片铺户改为官烟代销店； 严禁私售或吸收走私入境的私烟，违者重罚； 将烟膏生产量由每年 ９００ 箱减少到 ７２０ 箱， 其中 ５４０ 箱供香港消费， 其余用于出口； 提高烟膏销售价格， 从官营前的每两 ６ ５ 港元， 增加到 １９１４ 年的 ８ 港元， １９１６ 年又加到每两 １２ 港元。 此后， 该价格随行情起落， 每两最低调至 ８ ３３ 港元， 最高升到 １８ 港元， 一般都在１０ 港元以上。 “港英政府实行 ‘鸦片公卖’， 名为 ‘限制消费’， 实为延长鸦片专卖制的寿命， 将原来由鸦片商分沾的利得转归政府所有， 以·４１１·①②《中华民国四年九龙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册》 第 １ 卷， 台北： “国史馆”， １９８２。《中华民国三年九龙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册》 第 １ 卷， 台北： “国史馆”， １９８２。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增加岁入。”①根据前文表 ３ － ４， 可知 １９１３ 年香港鸦片商包税收入为 １１８３２００ 港元， 占当年岁入 ８５１２３０８ 港元的 １３ ９％ 。 １９１４ 年港英政府实行鸦片官营之后， 包括官营与罚没私烟在内的鸦片收入剧增到 ３５９４２８４ 港元， 扣除直接成本 ９１３６６７ 港元， 纯利得 ２６８０６１７ 港元， 比上年包税收入多１４９７４１７ 港元。 此外， １９１４ 年香港官营鸦片纯收入在岁入中的比重增加到 ３４％ ， 比 １９１３ 年的鸦片包税收入仅占岁入的 １３ ９％ ， 翻了一番多。１９１８ 年， 香港官营鸦片纯收入在岁入中的比重增加到最高纪录的４６ ５％ （见表 ３ － ８）。 这表明， 港英政府取代私商实行鸦片官营， 直接攫取了鸦片贸易的最大利润， 确实是扩大财路的高招。 既然官营鸦片收入已经占到香港岁入的三四成， 港英政府怎么舍得遽然放弃这一巨大的财政收益呢？表 ３ －８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８ 年港英政府官营鸦片收入年度 鸦片官营收入（港元） 直接成本（港元） 鸦片利得占岁入比重（％ ）１９１４ 年 ３５９４２８４ ９１３６６７ ３４ ０１９１５ 年 ４７０１８７７ ７０３３００ ４２ ７１９１６ 年 ５８１１１１０ ６６８１１０ ４２ ０１９１７ 年 ５８８７４７５ ６１３５７１ ３９ ０１９１８ 年 ８６８６６２２ ６９１７９３ ４６ ５　 　 资料来源： 迈因纳斯 《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 （１９１２ ～ １９４１）》， 第 ２３２ 页， 转引自石楠《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２ 年第 ６ 期。１９１３ 年， 就在港督梅含理决定实行港英政府鸦片官营， 直接攫取香港鸦片贸易的最大利益之际， 英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一起秘密协调香港和澳门的鸦片专营制度。 同年 ６ 月 １４ 日， 两国政府代表在伦敦签署·５１１·① 石楠： 《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２ 年第 ６ 期； 潘兴明：《香港禁烟史论》， 《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提亚那·苏维 （Ｔｉｚｉａｎａ Ｓａｌｖｉ）：《香港 “合法” 鸦片的最后 ５０ 年》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Ｏｐｉｕｍ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１８９３ － １９４３）， 香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４。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管理香港和澳门鸦片专营的协定》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ｕ）。 协定前言称： “根据 （１９１２ 年） 海牙国际鸦片会议的决议， 考虑到香港、 澳门的地理位置， 有必要对两地的鸦片专营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包括限制消费、 销售、 出口熟膏和查禁走私。” 该协定共有九条款， 主要内容是：一、 葡萄牙政府保留管理和监控在澳门使用生鸦片和销售熟鸦片的权利， 同时愿意引入类似于香港严禁烟膏非法贸易的法律条文。二、 澳门鸦片承包商每年不得进口超过 ２６０ 箱鸦片 （一箱等于 ４０ 球生鸦片）， 只能用于澳门固定和流动人口的消费。三、 香港鸦片承包商每年不得进口超过 ５４０ 箱鸦片， 这些鸦片只能用于香港的固定和流动人口的消费。四、 澳门和香港的承包商每年可以各自进口 ２４０ 箱和 １２０ 箱生鸦片， 用于出口到目前尚未禁止或今后也不禁止鸦片进口的国家。五、 上述条款对香港的限制不容更改。 但对澳门， 则留有余地。 如果有证据证明， 进出口生鸦片符合合法贸易的需求， 每年可以酌加进出口的箱数。 因此， 承包商要向澳门总督提交进口国海关准予入口的证件， 证明超过第四条款提及的每年 ２４０ 箱的数量， 获得合法的批准。六、 澳门总督有权发出上述条款中提及的澳门每年进口超过２４０ 箱生鸦片以用于出口的许可证。七、 只要香港鸦片承包商获准接收澳门所需进口的鸦片， 印度政府将允许商人在加尔各答、 孟买或印度任何地方的公开市场上购买鸦片， 输往澳门。八、 从印度托运给澳门承包商的生鸦片， 只要符合上述条款提及的数量和条件， 在香港转运时可以豁免课税。·６１１·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九、 议定在澳门消费或出口的鸦片箱数， 如果在 ５ 年之后证明过多， 葡萄牙政府将考虑予以修订。 签约的任何一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终止本协议， 但需要提前 １２ 个月通知对方。 本协定有效期为 １０ 年。 １０ 年之后， 如果签约国的一方不提出终止， 本协定继续生效。①这份协定是迄今所能见到的英、 葡两国协调港澳鸦片贸易的一份秘密协定。 在当时中外禁烟运动开始高涨的大背景下， 表面上大英帝国颇为大方地和葡萄牙小兄弟商议港澳间的鸦片贸易， 对葡方让利不少； 实际上， 港英政府希望澳葡政府继续充当印度鸦片经由香港中转贸易的一名分销员， 以便双方并非均等地继续分享鸦片贸易的利益。 港英、 澳葡政府在港澳鸦片贸易中瓜分利益， 就这样以两国协定的形式再次显现出来。这份协定表明， 英国将长期稳定地经由香港， 向澳门提供每年大约５００ 箱的印度鸦片。 尽管承诺供应的数量比起往年输入澳门的鸦片动辄成千箱的数量， 明显大幅度减少， 但这毕竟属于细水长流， 加上货源减少造成价格上涨， 澳葡政府在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开始新一轮的招商承充鸦片包税专营时， 开出的竞投底价是每年洋银 ４６００００ 元， 高出原来承充额３ 倍。 由于鸦片盈利丰厚， 有 １９ 人参加竞投， 其中一人最高出价为１０５６６６６ 元， 夺得承充权。② 依靠英印鸦片的稳定供应， 澳门鸦片承包商才有竞相出高价的底气。值得注意的是， 从 １９１６ 年起， 拱北海关不再有报关的鸦片入境记录。 英国政府也在 １９１７ 年宣布不再向中国输入鸦片。 可是， 据九·７１１·①②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ｕ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ｏｆ Ｈｉｓ Ｍａｊｅｓｔｙｓ 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 ｂｙ Ｈａｒｒ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ｎｓ Ｌｔｄ ）， １９１３马光： 《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 贸易与禁烟问题》， 载曾军编 《文史与社会： 首届东亚 “文史与社会” 研究生论坛论文集》，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龙海关报告， １９１７ 年香港仍向澳门出口 ５００ 箱鸦片， １９１８ 年继续向澳门出口 ４００ 箱鸦片。① 而据 １９２０ 年英国驻里斯本大使馆的统计数据，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９ 年间， 每年澳门经由香港出口的鸦片多则成千箱， 少则 ７００ 多箱； 香港出口澳门的鸦片多则 ６００ 多箱， 少则 ３００ 箱 （见表３ － ９）。 这表明， 港澳间的鸦片贸易尽管数量明显减少， 但依然延续不息。表 ３ －９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９ 年港澳间鸦片贸易统计单位： 箱年份 澳门出口到香港 香港出口到澳门１９１４ 年 １２３６ ６１６１９１５ 年 ７３４ ５００１９１６ 年 ８６０ ５００１９１７ 年 ８６０ ４５０１９１８ 年 ７５６ ３００１９１９ 年 １００９ ４６９　 　 资料来源： 英国殖民地部档案 ＣＯ１２９ ／ ４６５， 转引自杰弗里·Ｃ 冈恩 （ 《澳门史 （１５５７ ～１９９９）》， 秦传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２７ 页。此后数年， 港英政府继续按照协定， 向澳门输入印度鸦片， 致使澳门的鸦片贸易绵延不绝。 港澳政府从鸦片贸易暴利中继续分润的做法，也从公开转为隐蔽而持续下去。 据伦敦 《外务杂志》 报道， １９２３ 年 １１月， 英国议员庞松培在下议院质询当时英属各殖民地征收鸦片税情形，英国殖民地大臣回答了有关鸦片税在当地全部税收中所占百分比： 香港占 ２２ ４％ ， 海峡殖民地 （新加坡） 占 ４５ ５％ ， 马来联邦占 １６ ８％ 。 次年 ３ 月 ２４ 日， 印度管理部次官在下院回答议员质询时， 披露 １９２３ 年印度运往香港的鸦片有 ２４０ 箱， 运往海峡殖民地 （新加坡） 有 ２１００ 箱，每箱各重 １４０ 磅。 “此等鸦片， 均有进口政府予以证书， 依照国际联盟·８１１·① 见本书表 ３ － ７。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会所定之形式， 载明系充合法用途， 故许其进口。”①这表明，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 香港仍然获得印度输入的鸦片。 因此， 澳门可以继续通过 “合法” 和走私的方式， 获得从新加坡和香港转口贸易而来的印度及波斯的鸦片， 就地加工成烟膏之后， 再输往中国内地及海外。 于是， 在澳门 “尽管鸦片业的从业员人数占全制造业就业人口的小部分， １９２０ 年工业普查的结果显示， 鸦片处理行业的从业员人数是 ５７ 人， 但按照同年的澳门统计， 该数目是 １０９ 名男性， 可是在 １９２０ 年和 １９２３ 年间的澳门生产总值中， 有五成是来自该行业”。②此时， 澳门鸦片加工贸易的出口地主要是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智利。 据拱北海关报告， １９２１ 年澳门鸦片进口及制作成烟膏后出口的货值如表 ３ － １０ 所示。表 ３ －１０　 １９２１ 年澳门鸦片进口及制成烟膏后出口的货值单位： ％进口地 进口货值 出口地 出口货值波斯巴士拉 ２１３０００ 智　 利 １０９２２００印度加尔各答 ４５００００智　 利智　 利智　 利伊奇切１２４０００９３０００８６８００２６１７００合计 ６６３０００ 合计 １６５７７００　 　 注： １９２１ 年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鸦片在澳门进行加工后被分三批运往智利。资料来源： 《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一年拱北海关十年贸易报告》， 载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９８ 页。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初， 葡萄牙报纸刊文评论澳葡政府从鸦片专营中获取的财政收入： “澳门鸦片收入迭年递减， 而允准英属印度鸦片输入澳门·９１１·①②莫特 （Ｅｌｌｅｎ Ｎ Ｌａ Ｍｏｔｔｅ）： 《鸦片与英国》， 《东方杂志》 １９２４ 年第 ２１ 卷第 ２２ 号， 第１４９、 １５０ 页。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 社会及经济探讨》， 澳门： 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１９９９， 第 ３９０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之条约， 已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到期， 此后鸦片收入之有减无增， 自不待言。 一九一八年， 鸦片项下收入约七千万彼担架 （澳门钱）； 至一九一九年， 则降为六千万彼担架； 一九二〇年， 则四千万矣。 而近年来， 因私贩品之陆续输入， 澳门鸦片项下收入则仅二千余万彼担架。 澳门预算表之出入不能平衡， 相距殊悬。 欲谋其他事业之改良， 则势所不能。 此项经济上之损失， 与澳门行政实有巨大之窒碍。 葡国并非不愿禁止鸦片， 惟禁止鸦片， 须取逐渐办法。 即以澳门而论， 禁止鸦片， 非十二年后， 势难禁绝。”① 文中所称 “彼担架”， 是葡文 “Ｐａｔａｃａ” 的音译， 意指澳门币、 澳门元。从上述评论可知， １９１８ 年起， 澳葡政府获取的鸦片专营收入逐年下滑。 １９１３ 年 ６ 月英、 葡两国签订的 《管理香港和澳门鸦片专营的协定》， 在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到期之后， 更进一步确立 “鸦片收入之有减无增” 的下跌趋势。 由于走私鸦片 “陆续输入”， 澳葡政府未能严加控制， 鸦片专营收入降至每年 ２０００ 多万澳门元， 仅及 １９１８ 年鸦片岁入的 １ ／ ３。 “此项经济上之损失， 与澳门行政实有巨大之窒碍”， 遂使“澳门预算表之出入不能平衡， 相距殊悬”， 澳葡政府陷入收不敷支的财政困境。 因此， 澳葡政府仍然需要长期倚赖鸦片专营， 作为主要的财政来源之一。１９２６ 年， 澳门历史学家徐萨斯在其名著 《历史上的澳门》 增订版中， 颇有感慨地写道： “澳门到现在还能留住一点鸦片贸易， 而其他贸易都已经没了。 澳门的鸦片商行一直在华人手中， 用的只是从香港来的进口毒品， 通过出口成品鸦片来获取利润。” “澳门承受这一金融困境的时间长短， 主要取决于鸦片和赌博业， 这二项垄断行业的收入占澳门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 “若没有对鸦片和赌博的垄断， 先天不足的殖民地即使节衣缩食也生存不了多久。”②·０２１·①②《葡报评论澳门鸦片问题》， 《外交公报》 １９２６ 年第 ５６ 期。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 ３０３、３０５、 ３１２ ～ ３１３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为了直接控制本地的鸦片贸易， 增加财政收入， 澳葡政府在上一轮鸦片承充专营期满之后， 于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１ 日宣布澳门 “将属内制造药膏及专卖各事自行管理， 采取各种方法以杜私运”。① 澳门这时步 １９１４年港英政府实行 “鸦片公卖” 即鸦片官营的后尘， 终于将本地烟膏的炼制及销售收归政府官营。 至此， 港澳两地政府在外国鸦片对华输出逐渐衰退的过程中， 为了尽可能维持鸦片收入作为本地财政的重要来源，相继放弃招商承充、 包税专营、 政府在幕后分润的一贯做法， 转而直截了当地实行政府官营， 尽揽其利。进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澳门、 香港和广州湾 （今湛江地区） 这三个分别由葡萄牙、 英国和法国实施殖民管治的自由港， 在进行正当商品常规贸易的同时， 继续成为 “非法进行鸦片贸易的中心”。 其中， 澳门实行鸦片官营之后， 鸦片走私尤为猖獗， 引起主张查禁鸦片的美国政府的密切关注。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美国代表在国际联盟的禁烟顾问委员会 （Ｏｐｉｕｍ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上， 两次投诉澳门的非法鸦片贸易， 要求了解澳门鸦片官营的运作， 以及历年澳门出口鸦片和在当地存储生、 熟鸦片的情况。 他指出： “在澳门提供的官方统计数据中， 鸦片烟膏的年产量往往超过本地能够消费的数量。 这些多出的数量从未见诸官方公布的数据， 在过去 ７ 年间， 此类显然被隐瞒的数量共达 ３５ 吨之多。” 葡萄牙代表答复说： “葡萄牙政府早已对澳门的鸦片官营状况不满， 并且开始进行调查。 其中首要的成果，是发现有一栋楼宇在秘密将鸦片官营中的超量鸦片提炼成吗啡， 于是没收该栋楼宇和里面的机器。 负责管理官营鸦片的一些官员因犯有同谋罪， 被法庭判罚巨款； 澳葡政府财务总监和一个区的行政长官被澳门总督解雇， 并被驱逐出境； 澳门总督也被迫辞职， 新任总督奉命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 确保鸦片官营的健康运作。” 葡萄牙代·１２１·① 《拱北关民国十六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 载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３６６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表还向委员会保证， 将进一步提供有关澳门鸦片官营的资讯， 供委员会使用。①葡萄牙代表所说澳门总督及澳葡政府多名官员因卷入鸦片非法经营案而受到葡萄牙政府严惩之事， 发生在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４ 日。 当日， 澳葡政府颁布对总督美兰德 （Ａｎｔóｎｉｏ Ｊｏｓé 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ｓ ｄｅ Ｍｉｒａｎｄａ） 的解职令，并任命民政厅长若奥·巴枝沙为署理总督。②这一举措似乎显示出澳葡政府革除鸦片官营弊政的决心。 “然而，情况并未好转， 反而更加恶化。 其重要原因之一， 是澳门继续依赖鸦片、 彩票和赌博的收入。 １９３８ 年， 这三项收入在澳葡政府当年岁入中占三分之二， 其中仅仅是供应本地 ３ 万名吸食者的烟膏专营收入， 就占岁入的 １６％ 。 此外， 澳门还公然从波斯 （伊朗） 进口鸦片。” １９３９ 年举行的国联禁烟顾问委员会会议指出， 澳门进口鸦片、 非法炼制烟膏以及鸦片再出口都在继续剧增。 “据说， 有两家日本企业早就介入澳门购销波斯鸦片的生意， 其中一家是三井物产株式会社 （ ｔｈｅ Ｍｉｔｓｕｉ ＢｕｓｓａｎＫａｉｓｈａ）， 另一家是大阪商船株式会社 （ ｔｈｅ Ｏｓａｋａ Ｓｈｏｓｅｎ Ｋａｉｓｈａ）。 据信， 澳门大西洋银行 （Ｔｈｅ Ｂａｎｃ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Ｕｌｔｒａｍａｒｉｎｏ） 负责处理此项业务， 并提供仓储服务。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３ 日， 日本一艘武装船运载 １１００箱波斯鸦片， 靠泊邻近澳门半岛的黑沙湾 （Ｈａｋ Ｓｈａ Ｗａｎ）。 在此先后，英国和日本的轮船也从波斯的布什尔 （Ｂｕｓｈｉｒｅ）， 运载鸦片到澳门。 这些鸦片当中， 到底有多少持有进口执照， 属于合法进口， 不得而知。 美国代表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 估计在 １９３８ 年， 澳门进口鸦片达 ３３００箱， 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波斯。” 虽然葡萄牙政府一再向国联承诺采取措施， 整顿澳门鸦片官营的陋习， 美方却坚持认为： “多年来葡萄牙政府·２２１·①②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Ｔｈａｙｅｒ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Ｍｅｎａｃｅ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４２）， ｐｐ６５ － ６６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二十世纪，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９）》， 金国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９， 第 ２６９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一直许诺采取此类措施， 可是从未奏效。 因此， 在战争期间， 像澳门这样的鸦片集散地有可能成为更加危险的非法贸易中心。”①显然， 此时日本侵华战争促使步入衰退的澳门鸦片贸易出现回光返照般的畸形繁荣： １９３８ 年澳门主要从波斯 （伊朗） 进口鸦片 ３３００ 箱，大大超过 ２０ 年前香港每年供给澳门 ５００ 箱的限额； 日本两家企业成为澳门购买波斯鸦片的供应商， 日本的武装船只为澳门的鸦片贸易提供安全护航； 英国和日本的轮船共同为澳门鸦片贸易提供远洋运输服务。 依靠新介入的居心叵测的日本的支持， 澳门官营鸦片的赢利前景看起来比先前招商专营时仅靠香港批发供货更加辉煌灿烂。 可是， 一旦日本在侵略扩张的战争中失败， 澳门官营鸦片趁周边战火渔利之路就会随之中断。第三节　 港澳烟商牟利与鸦片贸易被取缔１８４４ 年 ２ 月至 １９１４ 年 ３ 月， 港英政府实行鸦片包税专营。 １８５１ 年７ 月至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澳葡当局实行鸦片包税专营。 在此期间， 两地政府虽然一度取消这种做法， 可是随后又再恢复招商承充、 包税专营。②这就使得港澳两地的鸦片商可以在此数十年间， 定期参加鸦片包税专营的竞投。 标价最高的胜出者在履行与政府签订的包税合同之后， 就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专营特权， 垄断本地鸦片烟膏的炼制与销售， 从中牟取暴利。港澳两地的鸦片包税商绝大多数是华商。 他们按照与政府签订的·３２１·①②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Ｔｈａｙｅｒ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Ｍｅｎａｃｅ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４２）， ｐｐ６６ － ６７．１８４７ 年 ８ 月， 港英政府取消鸦片包税专营， 改向本港烟商开征牌照费。 １８５８ 年起，重新恢复鸦片包税专营。 １８８３ ～ １８８４ 年， 又取消鸦片包税专营， 改征牌照费。 １８８５年起， 又恢复鸦片包税专营。 １９０９ 年 ５ 月至 １９１０ 年 ８ 月初， 澳葡政府因无人承充，一度实行鸦片官营， 委托富商萧瀛洲代理。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包税合同， 除了定期向政府缴交承包税款之外， 还需要事先缴付足额的保证金， 遵守政府对于炼制及销售鸦片烟膏的数量、 价格等的规定。政府则确保鸦片包税商在本地鸦片炼制与销售中享有排他性经营的垄断权， 未经包税商的许可， 任何人不准经营鸦片零售与加工， 否则受到惩处。 此外， 违反包税合同的包税商也会被政府罚款， 甚至被没收保证金。港澳两地的包税商并不满足于享有在本地专营零售鸦片的特权， 他们还要将这种特权施展到向内地走私。 港英政府在 １８５５ 年颁布的第 ４号条例和 １８５６ 年颁布的第 ９ 号条例规定： “凡在香港租有英王土地的中国居民均得申请船舶登记， 并享受英国旗帜的保护。” 这意味着， 香港华人只要在香港拥有或租有地产物业， 就可以进行申请悬挂英国旗的船舶登记， 免受清朝官府的干扰阻挠。 这 “虽然促进合法贸易的发展，却也有直接地、 一般地鼓励鸦片贩运和走私的趋势”。 “香港既是一个自由港， 能够贮存无限数量的鸦片， 而很少受到或完全不受监管， 这种情形自然提供给该项商品贸易以极大的便利。” 于是， “本地船只从香港和澳门两地进行这项物品的走私”， 成为 “享受英国旗帜的保护” 的常态。 “从事于这项非法贸易的沙船舰队， 往往都聚集在这两个地方，因为各殖民地当局并不想去制止它们， 所以它们可以毫不困难地装着它们值钱的货载潜行窜往中国地面。 它们都配备有适当的人员和武器， 绝不怕任何想要试图截阻它们的缉私武力。”①“港英政府的一位负责官员承认， 鸦片包税人为使他的专营能有利可图， 就非把分派给他提取的生鸦片总数的百分之七十顺利走私到中国不可。 他雇用一个职员， 专门负责和香港警察方面接头， 和在必要时加以收买。 他的走私方法本身是很简便的。 他将存货取出的生鸦片以煎熬为名， 运到港岛东边的阿伯丁地方， 他在那里把生鸦片改装成每件约四·４２１·① 莱特： 《中国关税沿革史》， 姚曾廙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８，第 ２９６ 页。 沙船即遇沙不易搁浅的平地木帆船。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十斤的袋， 然后由包税人自备的汽船运送到渔船队， 再从渔船队上搬到等待截获的快航沙船上。 为了补偿他的冒险， 包税人往往征收每箱八十七元到九十三元的酬劳费， 作为交换条件的是他保证鸦片在离开英国管辖下的香港海面以前的安全。”①１８７２ 年的中国海关 《贸易报告》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指出： “澳门的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走私的贸易。 换言之， 就是中国商人不照章纳税， 输入鸦片和洋货而在沿海或内地分销。 毫无疑问， 在通过海关管卡时， 他们不得不完纳某种税款； 当时他们逃漏了每箱共约白银 ４５两或 ６１ 元 ７ 角 ５ 分的关税和战时附加税， 获得很大利益。”②上述史料显示， 港澳鸦片商通过走私， 至少可以获取 “每箱八十七元到九十三元的酬劳费”， 或逃避 “每箱共约白银 ４５ 两或 ６１ 元 ７ 角５ 分” 的税厘， 其暴利可想而知。港澳烟商大量向内地走私鸦片， 终于触发 １８６８ ～ １８８７ 年的清政府粤海关 “封锁香港” 事件。 在此期间， 居港粤商何献墀向清朝重臣李鸿章献策， 建议： “在中国政府认可和控制下， 筹集资金成立一个实收创办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的公司。 它将在 ５０ 年内垄断印度鸦片向中国输出，享有在中国各口岸分销输入鸦片的独占权利。 公司将逐步减少鸦片的输入量， 在垄断期终止时， 完全取消鸦片的输入。” “何主张， 这一计划将制止鸦片走私， 不必再设立大量厘金征收站， 并且在中国杜绝盛行的偷漏和私吞厘金的现象。 作为回报， 除每年税款外， 他还向清政府提供至少 ３００ 万两。”③ 显然， 这是一个具有跨国垄断贸易野心的宏大计划。何献墀以包税专营中印鸦片贸易、 制止鸦片走私、 免设厘金税厂、 ５０年后取消鸦片输入之类的炫丽承诺， 说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在 １８８１ 年·５２１·①②③莱特： 《中国关税沿革史》， 姚曾廙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８，第 ３０８ 页。 引文所称 “港岛东边的 ‘阿伯丁’” 为 “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的音译， 即香港仔。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２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 ７６４ 页。关于香港华商倡议设立中印鸦片贸易包税公司事， 可参见马光 《晚清珠三角地区鸦片贸易、 走私与缉私———以新香六厂为个案研究 （１８６６ ～ １８９９）》， 《澳门研究》 第５５ 期。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上奏朝廷， 称： “近有粤华商何献墀等， 拟于香港设立洋药公司。” “该商等拟集银二千万圆， 以作公司资本。 先与印度妥订章程合同， 每年限定运赴香港洋药若干箱， 统归公司承买缴价， 再由该公司发售各口， 不准印度洋药径运他处， 售与他人。” “该公司于售出后， 每箱统交中国税厘一百余两。” “印度洋药之来中国， 必须先到香港， 而私销即在该处为多。 按总税务司开呈总册， 每年私销者， 约有二万数千箱。” “诚能于香港设立公司， 专规公正殷富华商经办， 仍听官主持一切……不但岁饷顿增数百万， 而各省口岸、 内地之据卡及各路之巡船， 均可裁撤。” “闻何献墀等多系殷富， 久在粤省、 香港一带贸易， 熟悉华洋商情。 其他富民闻有此举， 亦愿出资附殷。 盖买卖洋药， 统归公司， 咸知有利无害， 是以集本不难。” ①李鸿章还专门就此派人和英国在印度的政府官员洽商， 结果吃了闭门羹。 此事虽然落空， 却足以展示何献墀等香港华商谋划跨国垄断鸦片贸易的宏图。 虽然这一宏图最终遭受把持印度对华鸦片输出的英、 印当局反对， 未能朝着接管国际鸦片贸易的上游产地批发方向发展， 却激励港澳两地鸦片包税商转而朝着控制国际鸦片贸易的下游加工转口贸易方向努力， 他们将从印度生鸦片炼制而成的烟膏 （熟鸦片） 销往美洲、 澳大利亚等海外华工聚居地， 以实现跨国贸易的梦想。１８９０ 年年初， 拱北海关税务司贺璧理在其报告中， 披露上年专营澳门烟膏的澳门三才公司与香港鸦片包税商合谋拓展外国市场的消息，说： “包办烟膏之商为三才公司， 本年共用洋药二千七百十六箱熬作烟膏， 内有五百十七箱备为澳门本埠吸食， 其二千一百九十九箱备为新、旧金山之华人吸食。 该商久经驰名， 故华人寓居外埠者多喜购运。 其所熬之烟膏， 向由往新、 旧金山各公司轮船来澳装运。 迨本年夏间， 该商·６２１·① 李鸿章： 《议设洋药公司片》， 《李文忠公奏稿》 卷 ４１， 光绪三十一至三十四年刻本，第 ３１ ～ ３４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欲专擅新、 旧金山烟膏之利， 因与包办香港烟膏之商人会议， 许以重资， 央令勿与侵占争夺， 并将所熬之烟膏就近在香港装船外运， 俾省周折。 是以本年夏令以后， 新、 旧金山公司轮船未经来澳。 统计是年该商售出烟膏， 共重二百七万八百四十九两， 合洋药二千七十一箱。”① 由此可知， 当时澳门三才公司炼制的烟膏不仅驰名港澳， 而且远销澳大利亚的 “新金山” （墨尔本） 和美国的旧金山。 为了 “专擅新、 旧金山烟膏之利”， 该公司 “许以重资”， 买通香港的鸦片包税商， “央令勿与侵占争夺”， 于是可以将其经营业务延伸到香港， 直接在香港装船转运澳门炼制的烟膏， 远销海外。这里， 不妨顺道探访在历年香港输入澳门鸦片数量中占大半比重的澳门烟膏加工业， 垄断这一行业的是长期为澳门岁入做出第二大贡献的华人鸦片包税商。 １９００ 年， 澳门鸦片包税收入占当年全澳财政收入的１７ ５９％ 。 １９０５ 年， 该项占比继续攀升， 高达创纪录的 ３０ ９２％ （见表３ － ５）。 １９００ 年， 法国有位大学生到澳门游历， 留下参观澳门烟膏加工厂的记载： “鸦片厂是澳门的几大厂家之一， 也是澳门的财富之一， 每年至少为澳葡政府赢得 １７８０００ 皮阿斯特。 全厂有 ３００ 名工人从事鸦片的生产， 拥有一架全澳门唯一的蒸汽泵。 鸦片装在椰子壳颜色的粗瓷罐里， 从印度运来。 每只用沥青涂抹并用厚布包着的箱子， 装着用草席隔开的三层瓷罐， 每层的瓷罐又分别用木屑填塞， 用软木固定。 人们把瓷罐一只一只的取出， 又一只只的过秤。 澳门的鸦片享有盛誉，大量出口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 这是本地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也是盈利丰厚的产业之一。 一小盒鸦片在澳门只值 ６ 皮阿斯特， 而在三藩市却是澳门的三倍。” “走进这家烟草大工厂， 首先是选料车间。” “穿过工厂院内的一条小巷和天井， 一个潮湿阴暗的棚屋便是压榨车间， 里面晃动着一个个光着身子白条条的身影。 １２ 部压榨机排·７２１·① 《光绪十五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载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１３２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成一行， 的确是座庞大而原始的鸦片工厂！ 每台压榨机由几个主轴构成， 轴的一头固定在又粗又沉的铁索铰链上， 另一头则与手动绞车相连。”①１９００ 年的澳门烟膏加工厂应该由当时的鸦片承包商三才公司主持营运。 该厂是当时澳门几家大工厂之一， 虽属 “庞大而原始的鸦片工厂”， 却已使用蒸汽机、 压榨机等先进机器。 该厂将从印度运来的鸦片炼制成烟膏， 然后大量出口到美国和澳大利亚， 也有一部分走私贩运到中国内地， 成为 “盈利丰厚的产业之一”。 该厂出产和销售的 “一小盒鸦片”， 在美国三藩市的售价是澳门的 ３ 倍， 由此其 “盈利丰厚” 可见一斑。研究近代澳门鸦片贸易的青年学者马光， 提出演算澳门每年鸦片加工增值效益的公式， “即： 鸦片加工增值效益 ＝ 生鸦片进口数量 ×生鸦片价格 × 加工后增值率”。 他依据历史档案资料， 推算出 “鸦片加工增值率大约为 ３０％ ”， 然后在此公式中输入澳门生鸦片进口的数量和价格， 进行运算， 结论是 “１８９２ ～ １９０７ 年间澳门每年的鸦片加工增值效益约 为： ２６００ 箱 × ６００ ～ ８００ 元 ／ 箱 × ３０％ ＝ ４６８０００ ～ ６２４０００元”。② 这一结论， 可以增进对于近代澳门鸦片包税商获取暴利的了解。 不过， 鸦片加工增值的效益， 只是包税商据以赢利的主要来源之一。 除了加工贸易之外， 包税商还可以从本地、 内地及海外的多渠道批发销售中牟取暴利。港澳鸦片包税商以合法和走私双管齐下的方式， 进行鸦片的加工及转口贸易， 不仅从中获取私利， 还能够水涨船高地不断增加港英、 澳葡政府的鸦片包税专营收入， 因而受到两地政府的默许和保护。·８２１·①②布朗科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Ｃａｓｔｅｌｏ Ｂｒａｎｃｏ）： 《１９ 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 《文化杂志》 １９９７ 年第 ３２ 期，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２０９５ 页。 “皮阿斯特” 为货币单位 Ｐｉａｓｔｒｅ 的音译， 据估计，当时 １ 皮阿斯特大约等于 ０ ８ 法郎。马光： 《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 贸易与禁烟问题》， 《澳门历史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１８８７ 年 ６ 月 １ 日， 港英政府 “颁布一项新法令， 把香港的鸦片贸易置于特殊章程的管理之下”。 “它禁止持有未经许可的、 数量不足一箱的生鸦片， 同时保障鸦片零售商的利益， 使他们能够经营合法的零售业务， 但须具有一定的保证条件， 保证对买来改装为小型包装的生鸦片要进行登记并提出证明。 此项法令的实施是有益的，因为它剥夺了某些极力破坏中国法律的人的活动地盘。 这班家伙既无法在香港专卖店把整箱的鸦片改装为适于携带的轻便包装形式，就完全无法把生鸦片作任何不当的用途。 他们除了放弃鸦片走私以外， 别无选择。”① 同年６ 月 ４ 日， 澳葡当局也颁布 《澳门及其属地查缉生洋药章程》， 共 ２９ 条款， 宣布： 委派一名官员任督理查缉洋药官； 除领有牌照获准买卖洋药者外， 任何人不准收存不足一箱之洋药； 凡洋药出入口， 必须报知督理官批准， 方可起卸； 巡捕兵丁发现私带藏匿洋药者， 应予扣留； 违反章程且无物业资财可缴纳罚款者， 监禁 ６ 个月。②香港法令所称的 “鸦片零售商”， 就是专营鸦片零售业务的包税商。 港澳政府严厉禁止除了包税商之外的任何人持有不足一箱的生鸦片， 着眼点就是确保包税商垄断本地鸦片加工、 销售的专营权， 严厉禁止包税商以外的其他商人从事鸦片贸易， 形成同行业竞争。 鸦片商的排他性专营权包括监管所有进出及存储本地的鸦片， 议定鸦片销售价格， 将生鸦片煮炼成烟膏， 垄断在本地零售和向外埠批发的所有业务。港英政府袒护鸦片包税商的典型案例， 发生在 １８９４ 年 ６ 月 ６ 日。当天夜晚， 香港鸦片包税商将 ４ 箱印度鸦片偷运到一艘没有登记在册的·９２１·①②《１８８７ 年海关贸易报告》， 转引自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２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 ８５２ 页。《澳门征收洋药税银章程》， 《申报》 １８８７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转引自汤开建、 陈文源、 叶农主编 《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 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 广州： 花城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２８１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走私船上， 后被香港水上警察查获。 香港法庭依法宣判没收这些鸦片，并处以 ２５０ 元的罚款。 包税商上诉到最高法院， 法院维持原判， 责令包税商缴纳诉讼费。 可是， 同年 ８ 月 １３ 日， 香港 《士蔑西报》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披露： “鸦片包税人一案中所没收的 ４ 箱鸦片， 已经在今天早晨奉总督阁下之命发还包税人。” 该报对此评论说： “这种宽大处理的办法极可能是为了下述的事实， 即殖民地政府当时正广事征求承购鸦片包税专利的新投标， 在这种情况下， 总督认为违反一八八七和一八九一年鸦片条例规定的人们虽然是有罪的， 可是要把他们依法严惩，却不是合适的时候。 鉴于殖民地当局这种包庇和纵容的情形， 我们可以着重地说， 殖民地是经不起它得自鸦片包税那一笔收入的损失的。”①显然， 港督考虑到香港即将进行新一轮的鸦片招商包税专营， 因而决定赦免本届包税商的罪责， 交还罚没鸦片， 以此鼓励烟商参加招商竞投。其动机显然是担心港英政府 “经不起它得自鸦片包税那一笔收入的损失”。相比之下， 澳葡政府更加经不起作为本地第二大财政收入来源的鸦片包税收入的损失， 因而对出事的鸦片包税商断然采取撤销专营权而不是给予庇护的措施。 １９０９ 年澳葡政府处理鸦片包税商三宏烟饷公司歇业事件， 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１９０８ 年 １１ 月初， 澳门三宏烟饷公司获悉美国颁布法令， 严禁鸦片入口， 于是从同月 ６ 日起， 其承包的澳门烟膏公司 “停煮运往旧金山之熟膏”， 同时大量减少从香港买入用于煮炼烟膏的生鸦片。 “十一二月运来洋药只一百四箱， 上年此时则有三百七十七箱。” 这时， “因限制洋药运入中国”， 以致印度孟加拉运来的鸦片 “公班土每箱价值由洋银九百元增至一千八百元， 澳 （门） 商遂趸积居奇”。 不过， 后来事态的发展却使澳门商人逆势囤积印度鸦片的牟利行为遭受重挫。 “澳门洋·０３１·① 转引自莱特 《中国关税沿革史》， 姚曾廙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８， 第 ３０８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药公司按月均有熟膏运往” 美国旧金山， “此项熟膏系由香港购来成箱生土， 熬煮而成。 每月所运， 奚止二百余箱”。 １９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 美国宣布严禁吸食鸦片烟膏， 致使长期煮炼烟膏销往美国的澳门三宏烟饷公司在同年 ２ 月 ２３ 日停止 “营运熟膏往旧金山”， “此后遵例不能续运，该公司生意遽少百分之七十， 以故与澳葡政府所订合同难以坚守， 遂于西历四月三十日歇业， 照章将按饷十万元充公”。 “澳门公司亏累甚巨，即本处销售亦甚减少。” “上年煮膏有五百六十一箱， 本年只煮一百八十一箱。 由此观之， 则承充者实难望其蒸蒸日上也。”①澳门三宏烟饷公司是在 １９０３ 年 ９ 月 １ 日， 由澳门华商陈厚贤、李凤池、 施兆荣等人， 与澳葡政府签订包税专营合同的， 合同原定承包期限到 １９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每年包税额为 ３３４０００ 元。 陈厚贤是澳门著名鸦片烟商陈六 （本名陈恒） 的侄子， 两叔侄及陈氏家人相继担任澳门鸦片包税商长达 ３０ 余年。② 陈厚贤等人作为经验老到的鸦片贸易管理者， 居然造成三宏烟饷公司提前歇业， 究其原因， 固然首先是美国宣布严禁鸦片入口和严禁吸食烟膏， 该公司产品因此销量急剧下降； 但该公司低估了美国禁烟力度， 逆势囤积香港转口的印度鸦片， 致使资金积压、 周转不灵， 难以经营下去。 此外， 澳葡政府不施救援， 临阵换马， “照章将按饷十万元充公”， 也使该公司无力回天。三宏烟饷公司倒闭之后， 澳葡政府宣布从 １９０９ 年 ５ 月 １ 日起， 将本地鸦片烟膏的制作和销售， “归国家自煮自卖， 而由大恒公司华商萧登专代国家办理煮卖。 凡在澳门、 氹仔、 路环地方， 无论何人， 如·１３１·①②《光绪三十四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２５５ 页； 《宣统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２３６ 页。《澳门督理国课官关于招投鸦片烟生意通告及章程》， 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六月初六日， 转引自马光 《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 贸易与禁烟问题》， 《澳门历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非领国家牌照者， 严禁不得私煮私卖。 有犯此者， 罚银一百元， 并将私烟充公。 同时禁止将烟入口。 自己吸食者， 同样罚办”。 “又凡船只， 不论由何处来澳门、 氹仔、 路环者， 倘有夹带烟膏来沽卖， 则将该船主照上所定处罚。 ”①澳葡政府在鸦片包税商关门歇业的情况下， 断然改变以往招商承充的一贯做法， 宣布收归 “国家” （即澳葡政府） 自煮自卖， 委托澳门华人富商萧登 （又名萧瀛洲） 办理。 其原因是： “澳门三宏烟饷公司自停办后， 葡政府经再三招投， 奈无人承充， 现请萧瀛洲代为试办， 由西（历） 五月一号起， 仍在旧日公司之店开办。”② １９１０ 年 ８ 月初， 澳葡政府宣布重新恢复鸦片招商承充、 包税专营， 结果引来港澳两地共有六组华商参加竞投。对此， 《香港华字日报》 有较为详细的报道， “日前澳门招人承充鸦片烟饷， 查当时投票有六人”： 第一票吴广、 马池龙出价 １４８７５０ 元，第二票李世桂、 萧瀛洲出价 １３９５００ 元， 第三票杨梅宾出价 １３６５００ 元，第四票卢廉若出价 １２９５００ 元， 第五票李镜泉出价 １１８５００ 元， 第六票桂友出价 １１５５００ 元。 “按照章程， 以最高之票承充， 限三年为期”， 每年饷银 １４８７５０ 元， 每年限销烟不得过 ２８００ 箱， 沽出烟价不能贵过香港之熟膏。 “现为第一票吴广、 马池龙投得， 闻系新宁人， 在香港营业，共合本银捌万元， 租旧日公栈地位前半座开办。” 每年纳租 ６００ 元，归葡政府收取。 “煮烟器具， 由新公司与葡政府承顶， 约值千余元。”该公司配置煮烟手 ６ 名、 巡栏 １８ 名、 包烟 １０ 名、 厨夫 ２ 名、 工役 ２名、 司理银两 ２ 名、 管账 ２ 名、 葡状师 １ 位、 葡翻译 １ 位、 葡巡栏头 １位。 发出代零沽牌 ５０ 个， 熟膏每两售价 ３ 元 ８ 毫， 每日沽出熟膏约３００ 两。③·２３１·①②③汤开建、 吴志良主编 《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 （１８５０ ～ １９１１）》， 澳门： 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２， 第 ５３３、 ５３４ 页。《澳门新烟饷公司定期试办》，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澳门承充鸦片饷码述闻》，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由此可知， 澳门这一轮中标的鸦片包税额为每年 １４ ８７５ 万元， 不及上一轮三宏烟饷公司每年缴交的 ３３ ４ 万元的一半， 可见当时中、 英、美三国政府分别推行弛禁或严禁鸦片贸易的措施， 已经对港澳烟商产生严重影响。 在此之前的 １９０９ 年 １０ 月， 香港开投新一轮的鸦片包税专营， 其中最高出价是每月缴纳饷银 ９８７５０ 元， 每年合计 １１８ ５ 万元， 比上轮中标包税额的每年 １４５ ２ 万元减少将近两成。① 同年年底， 港英政府决定开征火酒和酒精税， 以弥补正在缩减的鸦片专营岁入。 鸦片包税专营的赢利前景在香港开始暗淡下来。 １９１３ 年， 港英政府干脆决定从次年起， 取消鸦片招商专营， 改由政府官营。 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烟商不得不转而投资澳门。 参加 １９１０ 年竞投的香港华商吴广、 马池龙， 不过是财力雄厚的香港烟商转战濠江的探路先锋。这时， 新崛起的香港华人富商利希慎正觊觎港澳间的鸦片贸易。 利希慎 １８７９ 年出生于美国檀香山， 祖籍为广东新会， 少年时期接受美式教育， １７ 岁随父亲利良奕移居香港， 随后参与家族生意， 包括南北行贸易、 船务运输及鸦片贸易等。当代香港有学者研究发现， １９０９ 年在香港竞投鸦片包税专营的最高出价者是古彦臣 （Ｋｕ Ｙｉｎ⁃ｓｈａｎ）、 梁建生 （Ｌｅｕｎｇ Ｋｉｎ⁃ｓａｎｇ） 及吴勉修 （Ｎｇ Ｍｉｎｇ⁃ｓａｕ）。 不过， 他们并未因此赢得专营权。 港英政府最后将专营权批给出价第二高的另一名竞投者何世杰。 原因是港英政府认为：“标价最高财团的三位代表， 可说是没有半点经营鸦片经验的。 古彦臣是一位澳门本土人， 财产估计只有 ５ 万元而已。 梁建生原本只是一名仆役……吴勉修现时是一位垃圾收集商， 他给卫生署带来很大麻烦。” 可是， 被港英政府看不起的这三个人当中， 古彦臣、 梁建生在 １９１２ 年利希慎等人组建并兼营鸦片生意的香港裕兴有限公司 （Ｙｕｅ 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 担任主要董事， 梁建生在日后专门负责采购波斯鸦片， 吴勉修则在 １９１８ 年领导大成公司 （Ｔａｉ Ｓｅ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与利希慎为首的联合·３３１·① 《新旧烟饷比较》，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９ 年 １０ 月 ４ 日。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公司 （Ｕｎｉ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竞投澳门鸦片专营权。① 虽然这三个人在竞投 １９０９ 年香港鸦片专营中一同落败， 却在记载港澳鸦片贸易的历史档案中显露与利希慎相牵连的蛛丝马迹。１９１０ 年香港发生鼠疫， 利希慎携带家人迁居澳门荷兰园正街， 直到 １９１８ 年才迁回香港。②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 日， 利希慎以澳门居民身份，向澳葡政府鸦片管理督导局 （ 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ｅｎｔｅ ｄａ Ｆｉｓｃａｌｉｓａｃａｏ ｄｏ Ｏｐｉｏ）申请经营鸦片的牌照， 并支付 ５０００ 元的按金。 １０ 月 ２３ 日， 该局向利希慎发出批准通知。 不过， 到 １１ 月 １２ 日， 澳门总督巴波沙 （ＡｒｔｕｒＴａｍａｇｎｉｎｉ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Ｂａｒｂｏｓａ） 却发出通知， 取消利希慎经营鸦片的牌照，但未说明原因。③ 或许是因为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８ 年， 利希慎作为香港裕兴公司董事、 总经理， 与该公司的其他股东及竞争对手发生纠纷， 陷入持续４ 年的诉讼案。 虽然 １９１８ 年香港法院最终判他胜诉， 但澳葡政府想必对他存有戒心， 因而改变主意， 不批准他在澳门经营鸦片。１９１８ 年， 香港华商吴勉修领导的澳门大成公司投得当地的鸦片专营权， 期限 ５ 年。 每年包税缴费急升到 ６６７ ６ 万元， 比上一轮中标承充额的 １０５ ６６６６ 万元暴增 ５ ３ 倍， 这显示大成公司不计成本地抢夺鸦片专营权的狂妄野心。 不过， 这时中外各国禁烟渐成时代趋势， 大成公司在澳门的鸦片专营因而遭遇困境， 到 １９１９ 年底， 其被迫将每年包税缴费减少至 ５８４ １５ 万元。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大成公司 “因无法如数缴费， 放弃专营， 政府将抵押定金二百二十二万五千元充公”。④ 这是继１９０９ 年三宏公司倒闭之后， 澳门又一家鸦片包税商因为经营亏欠而中断专营， 致使抵押金被政府没收的案例。 这说明鸦片包税商既有高利·４３１·①②③④郑宏泰、 黄绍伦： 《一代烟王： 利希慎》， 香港：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第 ８６、 ８７ 页。利德惠： 《香港利氏家族史》， 顾筱芳译，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４４页。澳门历史档案 Ｎｏ ＡＨＭ ／ Ａ０９６２ － Ｐ６８２４， １９１８， 转引自郑宏泰、 黄绍伦 《一代烟王：利希慎》， 香港：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第 ９２ 页。《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一年拱北海关十年贸易报告》，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９８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润， 也有高风险， 只有政府才是最后稳赚的赢家。 此次澳葡政府一口吞下大成公司专营抵押金 ２２２ ５ 万元， 就是明显的例证。现在， 轮到蛰伏已久的利希慎出场攫取澳门鸦片专营权了。 １９２０年 ５ 月 ２１ 日， 澳门举行新一轮的鸦片招商竞投。 同月 ２４ 日， 香港英文报 《南华早报》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报道此次热烈竞投的情形，说： “竞投场上， 除了有意出标的华商云集外， 澳督及一众高级官员亦有出席， 竞投气氛热烈。 专卖的底价为 ２５０ 万元， 每口叫价为 ５ 万元。当叫价达至 ３００ 万元时， 只剩下极少数有实力者争逐。 到了 ３８５ 万元，代表利成公司 （Ｌｅｅ 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或 Ｌｅｅ 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的利希慎突然将叫价增加 １０ 万元， 即为 ３９５ 万元， 令对手却步， 成功取得专营权。”① 连时任澳门总督施利华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 Ｃｏｒｒｅｉａ ｄａ Ｓｉｌｖａ） 等澳葡政府高层官员都罕有地亲临竞投场， 可见极其重视关系澳门财政命脉的鸦片专营收入的竞投结果。 最终， 利希慎以最高竞价赢得此轮为期３ 年的专营权。 同年 ８ 月， 澳葡政府批准此后 ３ 年的鸦片包税额为每年３９５ 万元。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又减至每年 ３００ ２ 万元。②利希慎是以利成公司的名义， 取得澳门鸦片专营权的。 该公司随即建立港澳两地华商联营合作的鸦片贸易网络： 在澳门， 由冯祝霖、 吕俭毕 （又作毕俭吕） 负责鸦片进出口及加工销售； 在香港， 由利希慎和高可宁负责安排资金调配、 生意拓展及对外联络。 利希慎成为该公司在港澳两地的最高负责人。③ 他依靠的这三个人， 也都是港澳华商中的翘楚： 冯祝霖在港澳经商， 一向是利氏的亲信和左右手； 吕俭毕出生于祖籍广东花县的缅甸华侨富商人家， 其后到港澳经商； 高可宁则是澳门新崛起的富商， 连续牵头承揽澳门的番摊博彩专营和鸦片专营， １９１３ 年·５３１·①②③郑宏泰、 黄绍伦： 《一代烟王： 利希慎》， 香港：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第 ９３ 页。《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一年拱北海关十年贸易报告》，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９８ 页。英国殖民地部档案 ＣＯ１２９ ／ ５０８ ７， １８２８ 年１２ 月２２ 日， 转引自郑宏泰、 黄绍伦 《一代烟王： 利希慎》， 香港：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第 ９５、 １０８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曾与好友组成 “十友堂”， 以有成公司的名义承包 １９１３ ～ １９１８ 年的澳门鸦片专营。 利希慎组合的港澳联营网络， 近似于 “前店后厂”， 即在港统筹， 在澳加工， 有助于两地烟商强强联手， 促进经营。 加上当时中外各国禁烟力度逐渐加强， 反而促使专供华人吸食的烟膏价格按照物以稀为贵的规律持续上涨， 利成公司的生意更加兴隆畅旺。利成公司的专营合约在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 在此之前， 澳葡政府曾公开招标新的包税商， 但由于没有人出来竞投， 澳葡政府便允许利成公司继续承办一段时间。 为了迎接新一轮的招商承充， 利希慎在１９２４ 年牵头另外组建裕成公司 （Ｙｕｅ 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筹集资本 ３００ 万元， 当中 ８０ 万元由他本人拥有， 约 １００ 万元由其家族拥有， 两者均由他掌控， 余下 １００ 多万元来自亲属朋友或公众人士。 该公司仍然由冯祝霖、 吕俭毕主管澳门业务， 利希慎、 高可宁主管香港业务， 两地业务的领导统筹仍由利希慎总揽。１９２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１ 时， 澳葡政府在国课署大堂进行招商承充澳门、 氹仔、 路环煮炼鸦片熟膏及出口专营， 专营时间为本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当日有四家公司竞投， 其中利成公司每年认饷１８２ 万元， 裕成公司每年认饷 １７９ 万元， 志成公司每年认饷 １６６ 万元，林俞每年认饷 １５６ 万元。 “随将利成公司之票作底价， 当中明投， 卒由裕成公司加至二百一十六万四千元投得。” 不过， 主持竞投的国课官对竞投者说： “今日各人所出之价太低， 本署未能满意。” “裕成公司答称： 今日开投， 未有明定底价， 现本公司出到二百一十六万四千元， 以本公司为最高， 照例本公司投得。 国课官云： 此事当交行政局核议后，电达葡京结果批准。”① 此后， 澳葡政府批准出价最高的裕成公司继续专营澳门鸦片， 并规定该公司每输入一箱印度鸦片， 须向政府缴交７０００ 元烟饷， 非印度产鸦片每箱则须交 ３０００ 元。②·６３１·①②《澳门开投承烟饷情形》，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２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报道所称 “利成公司” “裕成公司”， 应属利希慎先后设立的两家公司。郑宏泰、 黄绍伦： 《一代烟王： 利希慎》， 香港：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８、 １０９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从 １９１８ 年不获澳葡政府批准， 到 １９２０ ～ １９２７ 年连续两度获得澳葡政府批准， 利希慎转败为胜攫取了澳门鸦片专营权。 其成功的诀窍， 除了竞投标价始终最高之外， 还应加上两个字： 贿赂。 １９２４ ～ １９２７ 年利希慎在澳门经营鸦片的几本中文账簿， 不仅详细记录了鸦片进出口及批发零售的状况， 还具体记录了向包括澳门总督在内的澳葡政府大小官员， 澳门大部分的执业律师， 涉及鸦片贸易的督查要员、 船长和外国人士等， 分别支付年金、 费用及赠送礼物的开支项目。 其中， １９２４ 年 １２月 １１ 日， 送钻石戒指作为生日礼物给澳门总督， 价值 １２００ 元。 １９２４年 ７ 月至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期间， 澳门律政司 （Ｔｈｅ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每年收到薪金 ２４００ 元， 大部分律师每半年或一年收到年金有 ６００ ～ ２４００ 元不等。 而且， 这些账簿登记的鸦片入口澳门的实际数量， 往往大于葡萄牙政府向当时倡导全球禁烟的国际联盟申报澳门鸦片入口的数量。 “若果拿两者作一比较， 则会明显地发现， 葡萄牙政府向国联 ‘报细数’。 其中 １９２４ 年的数字， 更是相去甚远， 实际入口的数量， 几乎是申报数量的 ３ 倍。 所谓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连远在万里之外的葡萄牙政府亦弄虚作假， 而澳门境内上至澳督或督婆 （指总督夫人） 亦收受礼物与利益， 难怪其他大小各级官员会见利忘义， 贪污成风了。”① 显然， 利希慎以行贿攻克贪污成风的澳葡政府把持的鸦片专营大门， 他因此扼住澳葡政府依赖鸦片专营作为主要岁入之一的软肋。１９２０ 年 ５ 月至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是利希慎利用澳门鸦片专营权， 在港澳两地大力推进鸦片贸易以赢取暴利的 “黄金时期”。 他作风凌厉，勇于捕捉商机， 大捞 “偏门生意”； 同时长袖善舞， 迅速将其在非常规经营的鸦片贸易中赢取的暴利， 转投入正当经营、 前景无限的香港房地产市场以及香港新兴企业， 大量购入中华电力公司、 中国糖厂、牛奶公司、 电灯公司、 汇丰银行、 电车公司及青洲英坭公司等的股票。 １９２３ 年， 利希慎作为主要股东， 取代英商诺贝尔 （ Ｊ Ｗ Ｎｏｂｌｅ），·７３１·① 郑宏泰、 黄绍伦： 《一代烟王： 利希慎》， 香港：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１、 １３５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成为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四人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该公司至今仍是香港最主要的一家电力公司。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利希慎以 ３８５ ０９６ 万元的价格， 从香港怡和洋行的英商大班手中， 买下位于当今港岛铜锣湾东角道一带的大片土地和物业， 供刚刚注册的利希慎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开发房地产之用。 这是利希慎 “一生中最高姿态的一宗购置， 从怡和大班手中购入家宅、 商厦和货仓， 代表处于劣势的香港华人所能达到的成就”。①然而， 利希慎掌握的澳葡政府贪污作弊的证据和他将澳门赢利转投香港家族实业的做法， 不仅危及澳葡政府的声誉， 而且损害合伙人的利益， 最终导致了澳葡政府的反制和合伙人的背叛。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葡萄牙政府宣布： 根据 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至１９２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日内瓦管制鸦片会议达成， 并于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２ 日修订通过的完全取消任何有关鸦片进口、 加工及买卖的专利合约的协议， 澳葡政府与裕成公司之间的合约将于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１ 日终止， 改由政府专卖。 ６ 月 ３０ 日， 澳门总督巴波沙签署 《鸦片烟总章程》， 共 ９ 章 ５１ 款，规定鸦片烟入口制造、 售卖、 分配等事， 系属政府专办事业， 由消费督办直接监督管理。②利希慎原本以为可以第三次续约专营， 因而大量囤积高价买入的鸦片。 澳葡政府突然宣布将鸦片业务全部收归政府官营， 立刻使他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时， 他得知澳葡政府实际上将官营鸦片生意交给原来负责裕成公司在澳门业务的经理吕俭毕， 吕俭毕因此另组又成公司（Ｙａｕ Ｓｅ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或作 Ｙａｕ 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在广州、 香港、 澳门三地公开集资 ２００ 万元。 于是利希慎愤而在同年 １０ 月底， 向澳门总督、·８３１·①②利德惠： 《香港利氏家族史》， 顾筱芳译，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第 ２９、 ３５页。利德惠： 《香港利氏家族史》， 顾筱芳译，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６５页； 《１９３３ 澳门年鉴》 第 １３７ 页，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５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２４５３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立法会议员、 律师及港澳各界散发陈情书， 批评澳葡政府违反公开招标拍卖程序， 私相授受， 暗示又成公司用 １２ 万元贿赂澳葡政府官员， 当中 ７ 万元由一位名为阿乐的人 （Ａｈ Ｎｏｋ） 交给督婆， 另外 ５ 万元由罗保 （Ｒ Ｊ Ｌｏｂｏ） 转交蔡东 （Ｔｓｏｉ Ｔｕｎｇ）。１９２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澳门鸦片事务管理官罗保通过代表律师， 入禀香港法庭， 指控身为香港居民、 曾在澳门经营鸦片生意多年的利希慎诋毁其声誉， 并称陈情书所称蔡东， 是澳葡政府库务司田那奥 （ＰｌｉｎｉｏＴｉｎａｏ）。 在法庭审理时， 原吿的代表律师进而指出， 被告在澳门经营鸦片生意中获利巨大， 专营权终止后， 亏损严重， 因而产生仇恨， 对原告做出恶毒举动， 令原告名誉受损。 利希慎则对鸦片专营权终止引致严重亏损一事直认不讳， 并称尽管如此， 他只批评澳葡政府， 并非针对个别人士。同年 ４ 月 １７ 日， 香港法庭做出判决， 认为被告的举动虽对原告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名声损害， 但并没充分证据证明被告的攻击对原告造成巨大伤害， 如果陈情书有诽谤之嫌， 应是另指他人而非原告。 因此， 判决原告的指控不成立。①在香港法庭的袒护下， 利希慎避过澳葡政府官员公开指控的诽谤罪， 却未能避过 １３ 天后暗中射来的 ３ 颗子弹。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中午 １时， 他在香港中环威灵顿街裕记华人会所附近被人暗杀， 连中 ３ 枪， 当场毙命， 享年 ４７ 岁。当时， 香港报纸分析利希慎被暗杀的原因， 说： “闻利氏自前年承办澳门鸦片烟裕成公司期满后， 澳葡政府限于万国禁烟条约， 拟收回政府专卖。 至是利氏遂与各方面而发生种种 ， 即裕成公司缴存澳政府之六十万元按饷， 澳政府亦须裕成公司将所有账簿缴呈政府查核， 方准发返。 该公司满期后， 应将股本溢利分派。 惟因与各方 中， 利氏决·９３１·① 郑宏泰、 黄绍伦： 《一代烟王： 利希慎》， 香港：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第 １８９、 １９０、 １９２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暂停。 此事为少数股东反对， 故前月利氏已接有恐吓函件， 初尚不以为意， 后迭接有此等函件， 措辞极为严辣， 利氏曾呈请当局保护， 惟他仍以为公司之事， 不大防备， 致为凶徒所算。”① 澳葡政府要求裕成公司交出所有账簿， 才肯发还该公司 ６０ 万元承包按金 （即按饷）， 但利希慎的公司账簿记录有贿赂上至澳督， 下至澳门政、 商各界相关人士的具体细节， 这些账簿后来落在港英政府官员手中， 成为后人据以了解澳葡政府官员受贿的史料证据。 利希慎不肯交出这些账簿， 显然是想抓住与澳葡政府博弈的筹码。 可是， 他因此不能收回 ６０ 万元按饷， 也不可能马上卖出公司有意囤积的鸦片存货， 致使他无法及时向公司的股东兑现公司包税专营期满后的盈利， 结果引起 “少数股东反对”。受贿的澳葡政府官员和受损的公司 “少数股东” 都可能反扑过来， 置利希慎于死地。 但到底谁是这场暗杀案的凶手和主谋， 迄今已属无解的疑案。一代烟王利希慎之死， 宣告港澳鸦片包税商的暴利也会以生命作为代价。 他的末路， 为鸦片包税专营在港澳两地的终结上演了一场难忘的悲剧。港澳两地是在国际禁烟潮流的压力下最终放弃招商包税专营的传统做法， 分别于 １９１４ 年和 １９２７ 年实行政府官营鸦片专卖的。 官营鸦片专卖， 是港澳两地政府缓解中外舆论及国际组织的禁烟压力， 继续将鸦片收入作为本地政府岁入的一项主要来源的对策。 这一对策一度奏效。 但在外围禁烟压力造成鸦片来源及销路不断缩减的大势所趋之下， 逆势而行的官营鸦片专卖同样和先前的包税专营一样， 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末路。在香港， 鸦片收入在政府岁入中所占的比重， 曾经在 １９１８ 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 ４６ ５％ 。 可是， 从同一年开始， 港英政府的鸦片收入及其在岁入的比重逐年下降。 １９２０ 年， 官营鸦片收入占岁入的比重从·０４１·① 《利希慎被刺命案续讯》， 《工商日报》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 ３ 日。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１９１９ 年的 ４１ ２％ ， 急跌到 ２９ ４％ 。 １９３１ 年官营鸦片收入占岁入的比重又跌破 １０％ ， １９３６ 年甚至下跌到 ０ ９％ 。 １９４１ 年日军攻占香港之前，这一比重仅反弹到 ５ １％ （见表 ３ － １１）。 这说明， 官营鸦片即使一度是政府扩大财路的高招， 也由于禁烟时代潮流的形格势禁， 终归在香港走上末路。表 ３ －１１　 １９１９ ～ １９４１ 年港英政府官营鸦片情形年 份 鸦片官营收入（港元） 直接成本（港元） 鸦片利得占岁入比重（％ ）１９１９ 年 ６８０３０３４ ６８７８３０ ４１ ２１９２０ 年 ４３１７９７０ ３６３５６０ ２９ ４１９２１ 年 ３９３８１９７ ４２７６９０ ２２ ２１９２２ 年 ５５５１３０５ ４８４２５４ ２４ ９１９２３ 年 ５７１２０５６ ７２６１８０ ２３ ０１９２４ 年 ５１４７０４３ ６９４８３４ ２１ ３１９２５ 年 ３３９２３８１ ６９６９８５ １４ ６１９２６ 年 ２８３１３０５ ６１９２０９ １３ ４１９２７ 年 ３３４４３７０ ７３６０６１ １５ ７１９２８ 年 ３３１８２２５ ７１６１５７ １３ ３１９２９ 年 ２６５１４９１ ６６５２４７ １１ ３１９３０ 年 ２８３５２８６ ７５３３３７ １０ ２１９３１ 年 ３０１９７２４ ７５２７２９ ９ １１９３２ 年 ２３１４２２６ ７３２２００ ６ ９１９３３ 年 １１５２６５１ ５１８０７５ ３ ６１９３４ 年 ６５５０６７ １９５１７５ ２ ２１９３５ 年 ３５２７１３ １９９００５ １ ２１９３６ 年 ２６４３００ １９４２６５ ０ ９１９３７ 年 ３１４７６９ ２４２７６７ ０ ９１９３８ 年 ３４５０９０ ２５４９５０ ０ ９１９３９ 年 １０２５２６９ ２３２６６５ ２ ５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３０３２８５１ ２８０３４２ ５ １　 　 资料来源： 迈因纳斯 《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 （１９１２ ～ １９４１）》， 第 ２３２ 页， 转引自石楠《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 《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２ 年第 ６ 期。·１４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随着 １９１３ 年英葡两国签署的关于港澳鸦片专营的 １０ 年协定到１９２３ 年届满， 香港宣布关上鸦片 “合法” 进出口的大门， 向来依赖香港供给鸦片的澳门从香港 “合法” 获得的鸦片随之大为减少。 １９２３ 年１２ 月 ２１ 日， 港英政府颁布当年的第 ３０ 号法令， 宣布从当年 １２ 月 ３１日起， 禁止在本港进出口鸦片。 １９２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港英政府又颁布当年的第 ７ 号法令， 宣布： 禁止在本港贩卖鸦片； 非经香港总督发给牌照， 鸦片不得运经本港， 或由本港转运； 若非持有香港进出口监督署发给的准单， 不得从本港载运鸦片出口， 此项准单须在提交海牙国际禁烟会的进口凭证后才准发出。 这一法令颁布之后， 香港不再有鸦片报关的进出口贸易， 港英政府每月刊印的鸦片进出口贸易统计册随之停刊。①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葡萄牙一家报纸就此评论说： “澳门鸦片收入迭年递减， 而允准英属印度鸦片输入澳门之条约已于一九二三年契约到期。 此后鸦片收入之有减无增， 自不待言。” “ （澳门） 欲谋其他事业之改良，则势所不能。 此项经济上之损失， 与澳门行政实有巨大窒碍。 葡国并非不愿禁止鸦片， 惟禁止鸦片， 须取逐渐办法。 即以澳门而论， 禁止鸦片， 非十二年后， 势难禁绝。”②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１ 日， 澳葡政府正式将本地炼制烟膏及其专卖事宜收归政府官营， 从此不再招商承充。 同年， 港英政府又宣布印度不再供应鸦片给澳门。 不过， 此时澳门已经通过走私渠道， 获得价格更加低廉的波斯鸦片和中国内地种植的土鸦片， 其鸦片官营因而得以进行。③ 可是， 与先前澳门 “合法” 从香港获得大量转口鸦片的情形相比， 鸦片贸易已呈明显萎缩之势 （见图 ３ － １）。·２４１·①②③《中华民国十三年九龙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载 《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册》 第 １卷， １９８２。《葡报评论澳门鸦片问题》， 《外交公报》 １９２６ 年第 ５６ 期。关于澳门鸦片官营的简况， 可参见杰弗里·Ｃ 冈恩 《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秦传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２８ ～ １３０ 页。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图 ３ －１　 １９０８ ～ １９３２ 年澳门鸦片进出口贸易额资料来源： 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人口、社会及经济探讨》， 澳门： 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１９９９， 第 ４０４ 页。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下半期， 澳门官营鸦片依靠进占华南地区的侵华日军与日本企业的支持， 一度重现畸形繁荣的景象。 但是， 随着 １９４１ 年１２ 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引发国际格局新变动之后， 鸦片贸易合法化最终随着日军的败亡而最后终结。１９４３ 年春， 美军反攻日军一度进占的太平洋岛屿， 并宣布取缔所有日占区的鸦片官营机构。 流亡伦敦的荷兰政府随即宣布收复荷属东印度群岛， 之后也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同年 １０ 月， 英国政府也宣布全面禁绝英国属地的鸦片经营和吸食， 包括结束鸦片专卖。 当时， 包括香港在内的远东英国殖民管治区域已被日军占领， 英国政府的迟到表态根本无法在香港等原英国管治区域上实施。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英军接手被日军占领的香港之后， 军管当局才在同月 ２０ 日发布第 １３ 号令， 宣布在香港禁绝鸦片。 从此， 鸦片在香港属于非法违禁品。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澳葡政府也颁布， 根除鸦片条例， 取缔所有烟馆及鸦片贸易与吸食， 对吸毒、 贩毒者处以严刑， 检获毒品、 烟具均一律充公， 定期销毁， 澳门于是成为远东地区最后一个取缔鸦片的地方。 长期 “合法” 经营的鸦片贸易， 终于在港澳地区寿终正寝。·３４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本章小结： 鸦片贸易的取缔与澳门依附于香港的肇基和上章叙述的苦力贸易一样， 鸦片贸易也是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上半期港澳两个自由港开港以来长期进行的非常规贸易，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上半期苦力贸易被港澳政府相继取缔之后， 鸦片贸易进而长期成为两地政府的第二大财政收入来源。 直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 港澳政府才相继取缔鸦片贸易。为什么同属非常规贸易， 鸦片贸易在港澳自由港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苦力贸易？ 为什么鸦片贸易未能像苦力贸易那样， 引发体现英国和葡萄牙分别代表的新、 老殖民主义的 “文明” 与 “野蛮” 的观念之争，反而增进了港英政府与澳葡政府在分享对华鸦片贸易利益上的合作分润？ 为什么在 １９ 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以英国绅士式的人道主义、 废奴主义来反对澳葡政府袒护苦力贸易行为的港英朝野人士，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很少发出反对鸦片贸易的正义之声， 更未采取像禁止苦力贸易那样来的外交交涉和法律行动来禁止鸦片贸易？这是因为反对苦力贸易的英国绅士们不能容忍把人当作商品买卖的类似奴隶贸易行为， 却长期认同鸦片可以像众多商品那样自由贸易， 即便吸食鸦片最终损害人的身心健康。 由于社会上和体制内都缺乏反对鸦片贸易的足够制衡力量， 港澳间的鸦片贸易遂在中外人士的容忍中长期进行。 无论是港英政府、 清朝政府， 还是澳葡政府， 他们实际关注的只是如何从鸦片贸易抽取政府的财政收入， 减少由于鸦片走私失控而造成的税收流失， 并不介意鸦片贸易是否和苦力贸易一样属于不道德的肮脏贸易。这就需要反省自由贸易的边界限定以及道德公义的容忍程度。 毫无疑问， 自由贸易的边界是道德公义， 违背道德公义的非常规贸易终究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对， 最终推动政府的取缔。 然而， 道德公义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并转化为制约非常规贸易的行动， 需要一定的过程。 在此之前， 道德公义不得不表现为对于非常规贸易的容忍。 就禁止鸦片·４４１·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的贸易与吸食而言， 早在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末， 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就在广东虎门主持销毁鸦片， 显示中国禁烟的决心； 英国一些有正义感的开明人士也撰文反对鸦片贸易。 然而， 直到 ２０ 世纪初， 禁烟的主张才逐渐为国际舆论所关注。 １９０９ 年， 美国主持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鸦片会议， 邀请在东方有殖民地的 １２ 个西方国家和中国派代表参加， 从此拉开不断召集国际会议商讨限制和禁止鸦片的序幕。 在中外舆论与国际组织的压力下， 曾经盛极一时的港澳鸦片贸易逐渐衰减。进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鸦片收入在香港岁入中的比重急剧下降到微不足道的个位数， 不再是港英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 在澳门， 虽然鸦片收入继续成为仅次于博彩业的第二大岁入来源， 并且因为日本企业的介入而引起美国方面的关注， 但与先前鸦片贸易的鼎盛景象相比不过是短暂的回光返照。 随着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日本战败投降， 这一非常规贸易最终在港澳两地被取缔。与苦力贸易相比， 港澳间的鸦片贸易除了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之外，在区域分工合作的关系上还呈现前后不同的特点。港澳间的苦力贸易合作程度不算高， 主要是香港向澳门的苦力贸易提供后勤保障及部分资金支持， 但两地运载苦力出洋的航线分道扬镳，控制苦力贸易市场的地位此消彼长， 显示澳门刚刚形成对香港的依附，其程度还不紧密， 直到港英政府采取钳制澳门苦力贸易的强硬措施， 澳门才被迫依从香港。港澳间的鸦片贸易则在内外因素促进下， 迅速形成香港供给生鸦片， 澳门加工、 分销熟膏的贸易链条， 后来还吸引香港资金承包澳门鸦片专营。 这种局面的形成， 源自 １８５８ 年清政府分别与英、 法、 美等国代表签订的 《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海关税则》， 允许外国鸦片从此 “合法” 输入中国各通商口岸， 但又规定鸦片进入通商口岸之后， “即属中国货物， 只准华商运入内地”。 清朝政府将香港视为割让给英国管治的外埠， 因此香港不仅在航运枢纽的地理位置上， 而且在获得中外条约保障的政治意义上成为外国船只运载鸦片来华的首要集中地。 １８８７ 年以·５４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前， 清朝政府一直将澳门视为主权管辖地区， 与内地无异， 因此澳门所需外国鸦片， 只能从香港进口， 澳门对香港的依赖由此而生。 即使１８８７ 年 １２ 月中葡两国签订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也没有改变香港供货、 澳门分销的港澳间鸦片贸易格局， 其原因与香港已经奠定中外中转贸易枢纽港的地位密切相关。港澳间的鸦片贸易还促成两地政府之间以及两地烟商之间的合作与博弈。 两地政府曾经长期将鸦片包税专营作为本地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只是在中外禁烟潮流的压力下， 才相继改为鸦片官营。 为了协调两地间的鸦片贸易， １９１３ 年英葡两国政府签订 《管理香港和澳门鸦片专营的协定》， 给后人留下这两个 “文明” 国家政府合谋贩毒的罪证。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 两地鸦片包税商也无所不用其极。 １８９０年， 澳门鸦片包税商三才公司为了 “专擅新、 旧金山烟膏之利”， 买通香港鸦片包税商， 直接在港装运澳门制作的烟膏， 这可以说是澳门烟商主动向香港扩展业务的例子。 １９１０ 年起， 实力更为雄厚的香港烟商进入澳门， 相继中标当地的鸦片专营权。 １９２０ ～ １９２７ 年， 香港富商利希慎联合高可宁等澳门富商， 以标价最高、 贿赂最广的手段， 建立起香港统筹、 澳门加工的港澳鸦片联营企业， 最后却遭澳葡政府抛弃， 利希慎被暗杀。 由此暴露的鸦片贸易黑幕， 发人深省。澳门在鸦片贸易中长期依赖香港供货， 将香港批发来的部分鸦片贩运到粤西南地区， 成为承接香港转口贸易并向粤西南地区转运的区域贸易分流港； 同时允许香港烟商承充澳门鸦片专营， 引入香港资金， 开展港澳联营。 这就在货物的供应、 分销和资金投入等方面依附香港， 从而形成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的基本格局。 这种格局不仅存在于港澳间的鸦片贸易， 而且还扩展到两地正当行业的常规贸易。苦力贸易和鸦片贸易这两大类非常规贸易在港澳两地相继被取缔，表明历史往往以大浪淘沙般的汰选方式， 惩罚乃至淘汰见利忘义的交易， 遴选既能引领经济繁荣又为社会道义认可或容忍的行业。 这种试错汰选方式的形成， 首先源自资本逐利罔顾社会道义的本性。 当商人作为·６４１·

第三章　 鸦片贸易与港澳分利“经济人” 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 他们的眼里往往只有金钱而没有道义。 然而， 商人毕竟又作为 “社会人” 而生活于现实世界之中， 他们的牟利行为最终不能不受到社会道义的制约甚至制裁。 因此， 尽管苦力贸易和鸦片贸易曾经引领港澳两地进入畸形繁荣， 却因践踏自由贸易的道德底线而相继受到限制和最终被取缔。 在非常规贸易被限制和取缔的过程中， 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为社会道义认可的常规贸易自然代之而兴。·７４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　 　 　 　 贸易及其地位变迁第一节　 澳门与香港常规转口贸易的演变在经济伦理的界定上， 常规贸易指不会像苦力贸易和鸦片贸易那样受到社会道德公义批评的正当商品贸易。 １６ 世纪中叶葡萄牙等欧洲商人相继来华之后， 中外常规贸易就随之展开， 并且与苦力贸易、 鸦片贸易等不道德的非常规贸易相伴而行。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上半期， 香港和澳门相继宣布成为自由港， 两地在进行苦力贸易、 鸦片贸易等非常规贸易的同时， 也积极发展正当商品的常规转口贸易。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外经济的接轨， 常规贸易在两地整体贸易中的比重分别赶上和超越了非常规贸易， 从而使两地转口贸易得以洗脱由于包含非常规贸易而有违经济伦理的污秽。港澳两地在发展常规转口贸易的过程中， 其各自在中外转口贸易的地位逐渐发生了迥然相异的深刻变化。 率先宣布成为自由港的香港， 在开港之初曾经遭受挫折。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上半期， 清朝政府按照中英《南京条约》 的规定， 开放广州、 厦门、 福州、 宁波、 上海为通商口岸。 原来聚集在香港、 澳门的各国来华商人立即分赴五个通商口岸， 组织对华贸易， 导致新开埠的香港常规转口贸易遭遇分流。 港英政府官员·８４１·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郭士立向英国政府报告： “香港地方贸易出现的情况， 比最感失望的商人所做的估计还要糟得多。” 到 １８４８ 年， 香港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不少公共工程停工， 地产主抛售地产， 一些商店被迫关闭， 官商各界对香港经济前景态度普遍悲观。① 幸而， 从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起， 广东一些商人因逃避内地战乱而陆续迁居香港， 相继设立经营中国内地土特产品出口贸易的南北行和经营美洲、 澳洲华侨商货贸易的金山庄等华人商行，这促使香港在经历开埠后的筚路蓝缕与短暂经济萧条之后， 迅速发挥了其在中外转口贸易中后来居上的潜力和优势。香港作为自由港， 货物出入口无须报关缴税， 因而没有留下转口贸易的直接数据。 可是， 港英政府船政厅记录外贸船舶进港的历年统计，能清楚显示每年进港商船的数量及其载重量， 据此可以间接判断香港中外转口贸易的状况。 １８４４ 年是港英政府开始统计进港船舶的年份， 这年只有 ５３８ 艘船进港， 载货吨位共 １８９２５７ 吨。 １８５４ 年， 进港船只增加到 １１００ 艘， 载货吨位增加到 ４４３３５４ 吨， 均翻了一番多。 １８６４ 年， 进港船只和载货吨位分别比 １０ 年前增加 ３ ～ ４ 倍。 此后， 每隔 １０ 年， 进港船只和载货吨位都有大幅度的增加 （见表 ４ － １）。 进港商船中， 英国船只始终占大多数。表 ４ －１　 １８４４ ～ １９２４ 年进入香港的外贸船只统计年份 船只（艘） 吨位（吨）１８４４ 年 ５３８ １８９２５７１８５４ 年 １１００ ４４３３５４１８６４ 年 ４５５８ ２０４６３７２１８７４ 年 ４６７５ ３２７３１１９１８８４ 年 ６６０１ ６９６１７５８·９４１·① 郭士立： 《关于香港地方贸易的报告 （１８４４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１８４５ 年 １ 月 ４ 日）》， 英国殖民地部档案 Ｃ Ｏ １２９ ／ １２， 转引自卢受采、 卢冬青 《香港经济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９０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续表年份 船只（艘） 吨位（吨）１８９４ 年 ８４５２ １０４６９２３２１９０４ 年 １６９７６ １９３３３０９６１９１４ 年 ２３７４０ ２２０６９８７９１９２４ 年 ３０２４０ ３５４７１６７１　 　 资料来源： 据 《香港殖民地历史统计概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ｔａｔｉｓ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ｆ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１８４１ － １９３０） 整理， 该书在 １９３２ 年由香港诺朗哈公司 （Ｎｏｒｏｎｈａ ＆ ＣＯ ） 印行。进港外贸船只和载货吨位的急剧增加， 表明香港的转口贸易与本地经济都有迅速发展。 据估计， 从 １８５６ 年起， 香港开始取代广州成为华南各港口的货物集散中心和繁忙的中外转口贸易场所。 当时中国四分之一的进口货物和三分之一的出口货物， 通过香港提供资金和进行分配；面向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的上海， 也肩负起了同样的贸易份额； 余下的份额则由其他次要港口分摊。① 这意味着， 从 １９ 世纪下半期开始， 香港就和同时崛起的上海一道， 成为分别位于珠江口和长江口专门从事中外转口贸易的两大贸易枢纽港。当代中国有学者依据近代中国海关的多种统计数据， 制作出 “晚清洋货进口额经上海、 香港转口额比例图”， 借以展示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期至 ２０ 世纪初年沪港两地的外国货物转口贸易额占全国同类货物进口总额比重的演进趋势 （见图 ４ － １）。从图 ４ － １ 可知， １８６９ ～ １９０３ 年， 上海的外国货物转口贸易额占全国进口总额的比例， 一直大幅度高于香港， 表明上海领先于香港成为中外转口贸易的第一大枢纽港， 香港则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枢纽港。 在此期间， “洋货经香港转口进入各通商口岸的比重， 在全国外国货物进口总额的 ３０％ 上下波动。 １８８８ 年达到最高值 ３８ ２％ ， １９０３年达到最低值 ２４ ６％ ， 基本以 ９０ 年代中期为界， 此前大多在 ３０％ 以·０５１·① Ｈ Ｂ Ｍｏｒｓ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ｓ， Ｇｒｅｅｎ ＆ ＣＯ，１９１３）， ｐ ２６８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图 ４ －１　 晚清洋货进口额经上海、 香港转口额比例资料来源： 毛立坤 《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第 ２１ 卷第 １ 辑， ２００６。上， 此后有所降低”。 沪港两地的外国货物转口贸易在全国进口总额的比例同步逐年下降， “说明前期各口较少直接从外洋进口洋货， 而是主要通过上海和香港这两个枢纽港口转口进货。 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 一方面随着新辟口岸的增多， 逐渐分流了一些主要港口的贸易额， 另一方面主要口岸趋向于直接从外洋进货， 对上海和香港的依赖性减弱了”。①香港位于远离中国中部和北部腹地的珠江口， 但凭借外国来华远洋轮船一般都先到香港停泊、 补给及装卸并转运货物的自由港优势， 可以将其转口贸易的辐射力从作为本港核心贸易区的华南地区， 一直扩散到东部沿海乃至华北、 东北地区的各个通商口岸。 １９ 世纪后期至 ２０ 世纪初， 以外国货物经香港转口到各通商口岸的数量， 作为衡量与香港贸易依存度的指标， 按照依存度最高来排序， 有上海、 广州、 汕头、 厦门、福州、 天津 ６ 个城市， 它们成为香港对内地转口贸易的主要分销地； 台·１５１·① 毛立坤： 《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１ 卷第 １ 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湾的台南和淡水、 山东芝罘 （今烟台）、 广东北海 （今划入广西）、 浙江宁波、 辽宁牛庄 （今营口）、 广西梧州、 云南蒙自等口岸， 则是香港对内地转口贸易的次要分销地。① 其余的内地通商口岸， 虽然也经由香港进行外国货物转口贸易， 但因其量少， 对香港而言， 属于更加次要的分销地。香港的转口贸易包括正当商品的常规贸易和贩运鸦片、 苦力的非常规贸易。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 英国等西方商人在香港兼营鸦片、棉纺织品、 茶、 丝等转口贸易以及苦力贸易。 其中， 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占据转口贸易的大部分比重。 进入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香港华商从事常规贸易的实力不断增强， 开始打破先前由外国商人把持的香港非常规转口贸易大于常规转口贸易的固有格局。 １８８１ 年 ８ 月， 一位外国居港人士写道， １８７１ ～ １８８１ 年， “由中国富商开设的主要是经营欧洲进口货转发中国各埠出售的大商号， 从 ２１５ 家增加到 ３９５ 家； 普通华人零售商店在同一时期增加几十倍， 原来是 ２８７ 家， 现有 ２３７７家”。 “香港总督在他的报告中， 特别提到不仅对曼彻斯特、 布莱德府或者里兹都是非常重要的情况： 即香港的这些中国商人现在正给予印华贸易以比鸦片贸易更稳健、 更有可靠前途的种种便利。 几年以前，鸦片还是印度和中国之间唯一巨大的商务联系。 五年来， 香港输入孟买的棉纱数量从 ２１０００ 包， 上升到 ６１０００ 包； 棉纱贸易价值的增长，已从五年前的不到 １７５ 万元上升到 ５２５ 万元。 而非常奇怪的是， 以前大量输出棉花的中国， 现在成为印度皮棉的顾主， 输入达 ８６０００ 包之多。”②到 １８９４ 年， 香港华商 “多财善贾者， 则有若南北行， 约九十余家；次则金山庄， 约有百余家； 次则银号， 约三十余家”。 华商还经营有各行各业的众多店铺， “写船馆约二十余家， 瓷器铺约十余家”， “煤炭铺·２５１·①②毛立坤： 《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第 ２１ 卷第 １ 辑。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２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 ７６２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约有五六家， 建造泥水铺约有五十余家， 花纱铺约有十五六家， 面粉铺约有十二三家， 金银首饰铺约有十六七家”， “当押铺约有四十余家，米铺约有三十余家， 茶叶铺约二十余家， 匹头铺约五十余家”， 等等。“生意之热闹， 居然驾羊城 （指广州） 而上之矣。” 需要说明的是， 此时香港华商虽然大量从事正当的常规贸易， 但也有少数人从事贩卖鸦片这一非常规贸易。 因此， 当年香港华商经营鸦片生意的 “吕宋烟铺约有六七家”， “生鸦片铺约有三十余家”。①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初， 香港华商大量从事正当商品的常规贸易， 给予中、 英、 印贸易乃至全体中外贸易 “以比鸦片贸易更稳健、更有可靠前途的” 的新出路： 原来占据中外贸易首席比重的鸦片贸易地位随之下降， 棉纱等正当商品的常规贸易上升为中外贸易的主流。１８８２ 年起， 原来 “据进口洋货最要之地位” 的鸦片贸易， “实占 （全国） 进口总额三分之一有奇”。 到 １８９１ 年， 鸦片进口 “降为五分之一而强， （进口） 棉制品已起而代之矣。 其他堪资注意者， 即为进口杂货， 渐臻重要地位， 计其输入之巨， 已占进口总额三分之一”。 到 １９０５年， 进口鸦片货值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跌至 ７ ５％ ， 正当商品的进口已经占有绝大部分的比重。②香港在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叶取代广州而成为华南进出口货物的集散中心， 进而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外转口贸易第二大枢纽港。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起， 香港正当商品的常规贸易，取代贩运鸦片的非常规贸易， 成为中外贸易的主流。 这一切具有历史进化意义的巨大变动， 对澳门与香港间的常规转口贸易产生深刻的影响。·３５１·①②陈鏸勋： 《香港杂记 （外二种）》， 莫世祥校注，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６５ 页。班思德： 《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 转引自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２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 １０４６ 页；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 ２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３， 第 ４４３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在香港成为华南进出口货物的集散中心和中外贸易主要枢纽港的影响制约下， 澳门的常规转口贸易随即依附香港， 完全将香港作为其进出口贸易的母港。 １８９０ 年， 一位熟知港澳贸易情形的外国人评论说： “就进口货而言， 澳门只是香港的附庸。 中国和柏西商人都在香港采购货物， 但是澳门市场并不很大， 因为特别贵重的外国货是少有的。 供澳门消费的大部分进口货品必需是一种便宜货， 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大多数不仅不是奢侈的， 而且在许多方面， 境遇都很困窘。” “澳门的各行各业中， 最引人注意的是帆船运输。” “大部分来自香港的进口货都是帆船运来的， 另外还有大批沿海贸易。”①澳门依靠帆船运输， 将外国远洋轮船运抵香港的各种货物， 转而运入澳门， 然后沿西江和粤西南海岸航线， 分销到其转口贸易涵盖的粤西南各处港口， 再将从粤西南贸易圈内收购来的内地土特产品，经由澳门出口到香港， 从而构成澳门对香港进出口中转贸易的完整链条。１８８７ 年拱北海关成立以后， 规定所有出入澳门的民船 （即华人驾驶的帆船， 又称华船）， 都要向本关报关纳税， 领取放行凭据； 从香港抵澳的商船， 也须在关闸呈报所载货物， 如有九龙海关凭据证明实系香港之货， 才准予免税。 因此， 该海关对于出入澳门的民船所载货物的统计数据， 就成为分析澳门与香港常规贸易的重要史料依据。 从表 ４ － ２ 中， 可知当时澳门从香港进口的外国货物， 除了 “洋药” 即鸦片之外， 都属于正当商品的常规贸易。 其中， 主要有各种布匹和棉纱， 以及属于 “洋杂货” 的生棉 （花）、 咸鱼、 面粉、 煤油、 米谷等。 此外， 澳门还从香港进口内地出产的 “土杂货”， 如豆类、 棉布、生棉 （花）、 咸鱼、 麸饼、 药材、 花生油、 干虾、 绸缎、 赤糖、 白糖、粉丝等。·４５１·① 转引自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２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３， 第７６５ ～ ７６６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表 ４ －２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１ 年澳门进口货物统计货物种类 １８８８ 年 １８８９ 年 １８９０ 年 １８９１ 年洋药白皮土（担） １０１ １３５ １１５ １０２公班土（担） １６９０ １８２２ １９７０ １７６０喇庄土（担） ２１ ５ ５ １９匹头原洋布（匹） １０４２８０ ８３３７９ １１７１２５ ８７２０７白洋布（匹） ７０４５３ ８６６４１ １０７４８５ ８３３０１斜纹布（匹） ９２８３ １１０２０ １４７８７ １３２０８扣布（匹） ９１３１９ ７８５６１ １１８６２２ ８１２４２袈裟布（匹） ６９４０ ７０２１ １３１４９ ７８６５其他棉布（匹） １０８４７ ８１０３ ９５９６ ８８３８英国棉纱（担） — ４１７０ ５０３８ ２２２１印度棉纱（担） ９９６７９ １０２２９２ １１２３９３ １０２４４７绒毛布类英国羽纱（匹） ５７７８ ６９７４ ８８７３ ７６１３厚斜纹绒（匹） ６４３ ７７５ １３０８ １１１１哔叽（匹） １２８８ １６４０ ２６９７ ２２１８小呢（匹） ３１２２ ８０７ ２２５９ １７９１其他绒布（匹） １９４１ ３３２９ ２３８５ ２３４０洋杂货生棉（担） ３２４５７ ２７５２３ ３００６５ ２１２７４咸鱼（担） ２６８３ ７４９６ １１０１１ １４６２３面粉（担） １５２７６ １９１２９ ２３１４６ ２３５１９香菌（担） ３４３ ６５８ ９０５ ９７８美国煤油（担） ５４４５１ ２０８７９５ ２７０５７１ ２１５１１１俄国煤油（担） — ５１４５３ ４０９３２ ２５２２８米谷（关平银两） ８６５５３ １１８７１９ ２２０５１５ ２１１２５７土杂货豆类（担） ３７８０７ ３２２００ ２４２４１ ３６０９６棉布（担） ６３４ １７９５ ２２８２ １６０２生棉（担） ２４７２ ３０５８ ２５９９ ２８７８咸鱼（担） １５８６５９ １７３３０４ ２０６２１３ ２４０２１９麸饼（担） ６７１６９ ５９０４１ ６２０６４ ５６８５１药材（关平银两） １４０１８６ １６３５９１ １８２３６４ １７０７７２花生油（担） ５１２７７ ３０７１８ ３４４９５ １０２１４７·５５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续表货物种类 １８８８ 年 １８８９ 年 １８９０ 年 １８９１ 年干虾（担） １７００ ３８５２ ５２９８ ７２１６绸缎（关平银两） １９９７５６ １２８０３４ １６５２７４ １２８０２４赤糖（担） １２１７２ １６４４９ １４７４３ １１４１７白糖（担） ５８５３ ６９４４ １３７４３ １４９４４粉丝（担） １３１９９ １５２７３ １５１５３ １７９９９　 　 注： 表内的洋药即鸦片。 白皮土为产自印度西海岸麻尔洼 （Ｍａｌｗａ） 的鸦片， 品质较次； 公班土为产自印度八达拿 （ Ｐａｔｎａ） 的鸦片； 喇庄土为产自印度贝勒那斯 （ Ｂｅｎａｒｅｓ）的鸦片。资料来源： 《１８８７ ～ １８９１ 年拱北海关贸易报告》， 载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９ ～ １０ 页。与此同时， 澳门向香港出口的全部都是粤西南土特产品， 主要有棉布、 鲜蛋及咸蛋、 葵扇、 木柴、 鲜果、 麸饼、 草席、 茶叶、 制糖、 各种植物油、 土制纸张、 陈皮、 生猪、 家禽、 米谷、 蚕丝、 绸缎、 板材、 烟叶等。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１ 年， 澳门出口货物情形见表 ４ － ３。表 ４ －３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１ 年澳门出口货物统计货物种类 １８８８ 年 １８８９ 年 １８９０ 年 １８９１ 年棉布（担） １０７６ ８８４ １２０７ １３４７鲜、咸蛋（个） ６７０６６２０ ７０９５４７２ １０７１８１１２ ９６７２３９０葵扇（把） １４３３５０１２ １１２３２３８０ １１４６７５７６ １０４１９８０９木柴（担） １２２５８２ ３６０９１７ ３７８９４８ ３４２３１１鲜果（担） １３２３０ ６２７２１ ９３９７８ ９１０２５麸饼（担） ４５３６５ ４５０５０ ４５０５０ ３６３２１席、茶、糖等（担） １２８８４２７６ １３３４０１９９ １５６１６８９３ １８７５９９７８花生油（桶） ９８４９０ ５５７４８ ５０９０２ ３０２００八角油（桶） ７８５ ５１１ ５４４ ５７４肉桂油（桶） ８２０ ６６４ ４９７ ７８３一级纸（担） ２４８１ ２８４６ ３５４３ ３１５０二级纸（担） １１７７０ １５６３６ １５１４３ １６８６８陈皮（担） ９１４ １６１８ ２８５７ ３２３７·６５１·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续表货物种类 １８８８ 年 １８８９ 年 １８９０ 年 １８９１ 年生猪（只） ２２４７９ ２７５７６ ２６６９４ ２６１２３家禽（关平银两） ２２７０９ ６１８４３ ６０３２１ ５６１８４米谷（关平银两） ２０５８４８ １５５７０３ ３７２８１９ ４１８７６３酒（担） ３７６７８ ３１４４８ ２９９８５ ３１４９８白丝（担） １２５ １７０ １７４ ４００野蚕丝（担） ２９１６ ３４８６ ３０６６ ３１９９蚕茧（担） １１１２ １５８５ ２０６８ １１２３乱丝头（担） ４３８ ４００ ２７６ ４３９绸缎（关平银两） １８０５４ ４８４６７ ５４４８４ ６４９４８赤糖（担） １０７７９９ １２１８１７ １０５８６２ ９７８５６白糖（担） １２０４０ １２５４４ ７２８３ ６６９２红茶（已制）（担） １００８ ４８２２ ７６７５ １４５７０红茶（未制）（担） ４５１１６ ３０５１０ １９２１４ １５４６５绿茶（已制）（担） ４２ ８１ ２３１８ ２６３绿茶（未制）（担） ７６４ １２２８ ２６ ６４硬板材（关平银两） １６４３２４ １７７５７７ ３２３８５９ ２１４３１４软板材（关平银两） ２６１９５ ８８４１４ ２２１１５６ ８７９０７烟叶（担） １８９３６ １２５５１ ３２６５６ ３１７３２　 　 资料来源： 《１８８７ ～ １８９１ 年拱北海关贸易报告》， 载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１１ 页。在表 ４ － ３ 中， 米谷经由澳门出口香港的数据呈现急速增长之势。其缘由是大约在 １８８０ 年， “居住在澳门的富裕华人曾将附近府县的可观地产佃租他人耕种， 让租户将收获谷物运至澳门， 以缴纳租金。 不过此项租谷常被缉税船只敲诈勒索， 称其违反米谷出口禁令。 这些华人便向两广总督刘坤一陈情， 请求总督批准由当地名人组成一个特别行会，给运到澳门的租谷发放通行执照， 每艘船运载米谷不超过二百担”。可是， “由于马六甲海峡、 澳洲及加州的华侨对粤省南部所产米谷需求甚巨”， 因而港澳两地便违反清朝广东官府禁止米谷出口的规定，将米谷走私偷运到东南亚、 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州， “每年足有五十万担米石非法出口”， 致使清朝官府无法征收相应的税费。 有鉴于此，·７５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１８８９ 年 ８ 月， 清朝两广总督 “决定让米谷合法地限量出口， 规定从九龙、 拱北两关出口的米谷总量为每年五十万担， 若为稻谷， 总量则增至两倍。 运载出口米谷应缴纳少量关税， 每担大米缴银一钱， 每担稻谷缴银五分， 用作兴建两个谷仓及维修河堤的经费。 缴税之米谷可以减免除五分之一的载重税。 征收的米谷税额， 一八八九年为银一千六百六十九两， 一八九〇年九千六百一十九两， 一八九一年有一万一千七百二十六两”。 这些对港澳两地出口米谷逐年增收的税款， “均未包括在上述资料里”。①有学者依据 １８９６ 年澳葡政府对本地人口及经济状况进行普查的数据， 整理出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５ 年澳门通过民船运输， 将外国进口货品输入内地的货值统计表及其所占比重， 从中可以分析贩运鸦片的非常规贸易和正当商品的常规贸易在澳门转口贸易中的状况 （见表 ４ － ４）。表 ４ －４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５ 年澳门通过民船输入内地的洋货货值单位： 中国银项目 １８８８ 年 １８８９ 年 １８９０ 年 １８９１ 年 １８９２ 年 １８９３ 年 １８９４ 年 １８９５ 年鸦片 ８０７４６４ ９００１７６ ０ ８９２７４９ ０ ８０１９１５ ０ ６６２６６５ ０ ７８１３１４ ０ １２０８４３６ ０ ９４９２３９棉布、棉纱 ３４９２８７７ ３６５８９４８ ４０４３６１３ ３３５７８４１ ２６９５８３３ １８６６９５３ １６３２５５１ １８６１３５５毛巾 １５３１１１ １６５９４７ ２１４２２６ ２０２９２４ ２０５１９７ ２２６１４９ １５８９１３ １８１１２４金属 １７８０９ ４１３４３ ６１１５０ ６６１４０ ７０９０６ ７０００７ ５３６９４ ５６９００其他货物 ８９５１２８ １０４７６０３ １３６５５５５ １２０３９８６ １２６０３１８ １４６５４９２ １７０９７６２ １６８７９２５合计 ５３６６３８９ ５８１４０１７ ６５７７２９３ ５６３２８０６ ４８９４９１９ ４４０９９１５ ４７６３３５６ ４７３６５４３其中鸦片在总货值中的比重１５％ １５ ５％ １３ ６％ １４ ２％ １３ ５％ １７ ７％ ２５ ４％ ２０％　 　 注： 中国银 （元 ／ 两） 等于 １ ５４ 墨西哥银元 （帕塔卡）。 其他货物包括槟榔、 海蔘、 燕窝、 水泥、 钟表、 香料、 炭、 原棉、 染料、 人参、 火柴、 燃油、 胡椒、 藤、 米、 檀香木、 肥皂条、 糖、 咸鱼、 木材等。资料来源： 根据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澳门： 澳门政府印刷署， １９９８） 第 ３８０ 页表 ＶＩＩ ９ 整理。·８５１·① 《１８８７ ～ １８９１ 年拱北海关贸易报告》，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１３ ～ １４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５ 年， 澳门通过民船向内地输入洋货当中， 鸦片的非常规贸易货值所占比重最多只占 ２５ ４％ （１８９４ 年）， 多数年份都在 ２０％以下。 这说明尽管澳葡政府长期依赖鸦片贸易作为本地岁入的第二大财政来源， 可是正当商品的常规贸易已经成为澳门与内地进行洋货转口贸易的主流。 这种状况， 与同时期的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常规贸易已以压倒性优势超越贩卖鸦片的非常规贸易， 是同步的。１８８７ 年拱北海关成立前后， 澳门依靠民船沿西江及粤西海岸航行的水路交通网络， 形成承接香港进出口贸易并向粤西南地区作中转辐射的小型经济贸易圈。 其范围包括当时广州府和肇庆府的部分县， 以及时称 “下四府” 的高州府、 雷州府、 廉州府、 琼州府 （海南岛） 的全部县， 共有 １７ 个县。①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１ 年， 澳门与该贸易圈内各府进行进出口贸易的情况见表 ４ － ５：表 ４ －５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１ 年澳门与粤西南各府贸易货值单位： 关平银两府名 洋货入口 土货出口 土货船运出口 出入口贸易总值１８８８ 年广州府及肇庆府北部 ２３１８９０５ １３７６２４２ １９９８３１０ ５６９３４５７高州及肇庆府南部 ８４７５００ １８９３８５ ３４４６９３ １３８１５７８雷州府 ２６０４６８ ３３７５６ ５２３４３５ ８１７６５９琼州府（海南） ４０７０４ ２５３３０ １４８３８１ ２１４４１５廉州府 ８８９４ ８５２６ ３６７４５６ ３８４８７６其余各地 ８１９７ ３４８９ ５３０４ １６９９０合计 ３４８４６６８ １６３６７２８ ３３８７５７９ ８５０８９７５１８８９ 年广州府及肇庆府北部 ２４６３７５０ １４００７６０ ２３７８６８１ ６２４３１９１高州及肇庆府南部 ８６５７９４ ２３４６４９ ３１４３１５ １４１４７５８·９５１·① 《光绪十三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１２５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续表府名 洋货入口 土货出口 土货船运出口 出入口贸易总值雷州府 ３８１７２１ ６８４４９ ４５４４４８ ９０４６５８琼州府（海南） ５３６６５ ２０４８８ １９６９８２ ２７１１３５廉州府 ７９３５ １９９４ ２２８９９９ ２３８９２８其余各地 ２４７１ ２０２４ １０３１３ １４８０８合计 ３７７５３３６ １７２８３６４ ３５８３７７８ ９０８７４８７１８９０ 年广州府及肇庆府北部 ２８４８９３５ １５６１４０９ ３１７１７５３ ７５８２０９７高州及肇庆府南部 ９６５２８７ ２１３６９４ ３０４８１６ １４８３７９７雷州府 ３９７８６８ ５８３０５ ３７２８４７ ８２９０２０琼州府（海南） ５０８７０ ２３９９３ １２９９９３ ２０４８５６廉州府 ４５４６ ２９２ ２４３８７６ ２４８７１４其余各地 ３４６４ ３００６ ３７０５ １０１７５合计 ４２７０９７０ １８６０６９９ ４２２６９９０ １０３５８６５９１８９１ 年广州府及肇庆府北部 ２５２８５０８ ２０１６４８９ ３０７１４３１ ７６１６４２８高州及肇庆府南部 ７３３６５５ １９６１９４ ２８０３８８ １２１０２３７雷州府 ３２２８９１ ５２４９０ ３３８８２４ ７１４２０５琼州府（海南） ５７２９４ ２４３６３ １８３２５６ ２６４９１３廉州府 ２５８２ ５７４ １６５４８０ １６８６３６其余各地 １１１３６ １３１４ ７３５２ １９８０２合计 ３６５６０６６ ２２９１４２４ ４０４６７３１ ９９９４２２１　 　 资料来源： 《１８８７ ～ １８９１ 年拱北海关贸易报告》， 载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１２ 页。从表 ４ － ５ 可知， 从香港进口并向粤西南贸易圈内各府转入口的洋货货值走势基本持平， 最低为 １８８８ 年的 ３４８ ４６６８ 万关平银两， １８９０ 年上升到最高点的 ４２７ ０９７ 万关平银两， １８９１ 年回稳到 ３６５ ６０６６ 万关平银两。 此外， 数据还显示，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１ 年， 澳门与广州、 肇庆两府北部地区的贸易总值， 一直在澳门与粤西南各府的洋货中转入口以及土货中转出入口的贸易总值当中， 占有大部分的比重， 其中 １８８８ 年约占６７％ ， １８８９ 年约占 ６９％ ， １８９０ 年约占 ７３％ ， １８９１ 年约占 ７６％ ， 呈现逐年微升之势。 这表明澳门承接香港转口贸易的辐射能力， 已经沿西江溯流而上， 深入到原来属于广州贸易圈内的广州府及肇庆府的北部地区。·０６１·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不过， 接踵而来的变化使得澳门与粤西南各府进行的常规转口贸易， 陆续面临当地新兴商埠的竞争与分流， 导致洋货经由澳门转口贸易的市场覆盖范围逐渐收窄。 以大宗进口的外国商品布匹和棉纱为例， １９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 “澳门洋布销售市场首推顺德陈村， 其销售量约居澳门入华洋布七成半”。 此外， 澳门进口的洋布、 洋纱还销往同属广州府的东莞石龙、 太平， 肇庆府的阳江， 以及高州、 雷州、 廉州、 琼州等“下四府”。 可是， 到 １８９２ 年， 拱北口海关发现： “如棉纱一项， 往年顺德县属之陈村、 东莞县属之石龙、 太平等埠， 均由澳门购运， 经过本口报纳税饷。 本年忽尽改就广东省城 （广州）， 致本口此项货物减值银六十四万两。” 次年， “棉纱一项， 只以各商改途之故， 较上年更减值银四十万两。 不特此也， 即匹头、 棉花两项， 亦较上年各减值银十三万两，此三者皆洋货大宗”。 由于先前作为澳门进口洋布、 洋纱的主要分销市场的陈村、 石龙、 太平等埠， 转而向广州进货， 澳门的外国布匹类进口剧减。 １８９２ 年， 澳门布匹进口 ３５９３６６ 匹， １９０１ 年锐减到 ７１９６９ 匹。① 与此同步， 澳门进口的洋纱也随之骤减。 １８９１ 年， 澳门洋纱进口 ６２６５６ 担，较上年减少近 ４００００ 担。 １９０１ 年， 澳门洋纱进口只有 ２６５１７ 担。 此后，澳门转口的洋布继续减少， 不再成为大宗进口商品。后来由于广东纺织业的发展和粤海关的税费优惠， 澳门转口的洋纱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一度呈现复苏增长的势头。 当时， 珠江 “三角洲建立起数百家织布厂， 以弥补洋布匹头进口的减少”。 从拱北海关进口的外国棉纱数量早前 “年均约有三万至四万担”， １９２０ 年剧增至 ７７０００担， １９２１ 年又剧增到 １８６０００ 担。 拱北海关税务司对此评论道： “该货物的销售市场不在拱北或澳门， 竟然一年进口货值增长一千二百万， 而在诸如省城等其他地方， 同类进口货值却相对减少， 其原因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从本关大量进口的棉纱 （譬如一九二一年进口印度棉纱六万·１６１·①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４７、 １２８、 １５１、 １５７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担、 日本棉纱十一万四千担， 以及一万二千担已漂制的棉纱）， 仍然运往邻近省城的陈村及佛山。 该货物从香港用轮船运至澳门， 再以华船取道石歧转运至佛山。 其原因是， 根据粤海关监督的最初规定， 轮船运载棉纱经由本关进口粤省， 只征收直接运往省城所征税费的三分之一。”①因粤海关税费优惠刺激而一度急剧增长的澳门洋纱转口贸易， 毕竟无助于澳门夺回被广州控制的顺德陈村等洋纱、 洋布市场。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省港大罢工爆发。 此后， 广东政府施行新的海关进口税则， 致使澳门“进口洋货所征税课较诸他埠均高。 商人为避重就轻计， 遂多由广州、江门及广州湾直接进口”。 于是， 澳门彻底失去毗邻广州的陈村及佛山等洋布、 洋纱分销市场， 其常规转口贸易向广州周边地区扩散的持续努力宣告失败。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清朝政府开放西江内河轮船航运权， 将广州湾 （今湛江港及遂溪、 吴川两县的部分陆地、 岛屿） 租借给法国， 将江门等西江商埠开放为通商口岸。 原先作为澳门转口贸易腹地的高州、雷州、 廉州、 琼州等 “下四府” 随之各自另觅贸易出路， 不再将澳门作为通往香港这个进出口贸易枢纽港的民船航运集散中心， 这极大地压缩了澳门原来据以承接香港进出口贸易的粤西南转口贸易圈。１８９７ 年 ４ 月 ６ 日， 清朝广东官府根据当年年初签订的中英 《西江通商条约》， 宣布允许外国轮船开入西江开展内河航运贸易， 并且 “同意将经由澳门的货物关税减少百分之四十， 可是运费低廉的轮船航运仍然以其更大的利益， 促使曾经是澳门货物销售地的江门、 陈村及顺德等较大的销售中心， 转而向香港和省城进货。 澳门商民试图依靠往来该地至三水之间的两艘葡萄牙小型轮船， 来维护此项贸易， 但成效甚微。 在两地直接贸易方面， 澳门已无法与香港竞争， 仅卸货与转运的费用就对澳门极为不利”。 由于轮船交通快捷且运费低廉， 商人都愿意改用轮船·２６１·①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８８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直接到香港或广州进货， 而减少使用缓慢的民船靠泊澳门做转口贸易。此外， “从省城至西南海岸各港口 （如阳江、 电白及水东等地） 开设拖轮牵拉华船的固定航线， 也夺走先前取道澳门的贸易”。① 即使单独以民船运输途经拱北关运往国外的内地土特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的对外常规转口贸易， 也都在香港装船出洋， 一起汇入九龙关记录香港与外国贸易的各项数据之中。１８９９ 年 １１ 月， 法国将其向清朝政府租借的广州湾开放为自由港，澳门自由港在 “下四府” 转口贸易圈内的原有主导地位随之动摇。 “自法国于广州湾地方新开租界， 所有该处附近一带前俱购买洋货于澳门者， 现已改向该处采买， 无复过问于澳。” 毗邻广州湾的 “下四府” 地区不但不再从澳门转口洋货， 而且不再使用民船而改用轮船， 而是直接将本地出产的土特产品之类的 “土货”， 运到香港或其他各埠。 以曾经取道澳门出口香港的草席为例， “此项货物产自雷州， 向来皆由华船径运澳门， 近闻业此者先将该货运至广州湾， 改由轮船悬挂法旗转运澳门”。 到 １９０３ 年， “由香港、 澳门往来广州湾小轮船共六只， 内有一只升挂葡旗， 载重二百三十七吨。 该轮所载之货， 以草席为大宗”。 此外， 原来用民船从西江上游的肇庆、 三水经由江门、 澳门运往香港的草席， 也改 “以西江轮船转运外洋”。 虽然运载雷州等 “下四府” 出产的土货的部分轮船驶入澳门， 但它们不像靠泊澳门的运货民船那样， 有利于澳门商务的繁荣。 其原因是运货民船需要在拱北海关的马溜洲税厂报税， 可是土货 “既以轮船装载， 本关 （即拱北海关） 不能过问， 且均在雷州口完税， 更无从核其实数若干。 此外尚有由迤西沿海一带运赴江门、 转运香港或省城者， 是以沿海贸易各货， 本口亦见递减”。 １９０８年， 澳门至 “广州湾往来轮船计共三只， 俱用葡国旗， 本澳皆视为出海洋船。 所装草席、 猪只、 鸡鸭等货， 或装食盐， 均用华船由雷州附近·３６１·①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４６ ～ ４７、 ４８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各处驳至广州湾， 装入各轮， 转运港、 澳”。 运载草席等土货的轮船即使驶入澳门， 也不必向拱北海关的马溜洲税厂报税， 何况轮船还夺去原来由民船运输独享的生意， “以故此项贸易于广州湾法国租界则见盈，于马溜洲来往民船则见绌”。 拱北海关海关税务司因此慨叹： “广州湾来往澳门轮船大有妨碍本口华船矣。” “以故本口既澳门商务必渐受牵累矣。”①１９０４ 年， 位于西江下游的江门开放为通商口岸， 同样给澳门原来主导粤西南转口贸易的地位造成重大冲击。 在此之前几年， 澳门 “很多人在谈论江门即将开放为通商口岸”， 拱北海关税务司也担心 “目前与江门进行的大量华船贸易必将为洋轮所取代， 而且还将从本关统计中消失”。 １９０４ 年江门成为通商口岸之后， 原来辖属拱北海关的横门、 崖门两税厂， 划归江门海关管辖。 拱北海关税务司抱怨道： “本关辖区向来受制于毗邻的省城与九龙关， 一九〇四年江门开放为通商口岸， 更使本关辖区进一步缩减。 随着北面的横门与南面的崖门改属江门关分厂，本关辖区只剩下渔民居住的几个荒岛及香山县南端的狭长地带。 该地带分布有很多农村， 大都不值一提， 唯有城墙环绕的前山小镇略显重要。该镇位于澳门西北偏北约三英里处， 约有一万八千居民。 本关各关厂都是一些普通的防御堡垒， 有的坐落在裸石上， 如马溜洲厂及东澳厂； 有的位于澳门四周的荒地上。 所有经由本关进出中国的货物， 确实都要通过这些关厂， 进行查验和登记， 可是实际的交易———买卖与生产都在本关辖区以外进行。”② 拱北海关税务司的担心和抱怨表明， 江门开埠不仅使澳门先前于该埠的大量华船 （即民船） 贸易减少， 而且还压缩拱北海关原来的管辖区域， 致使该海关只能管辖澳门周围的 “几个荒岛及香山县南端的狭长地带” 的民船的进出和报关征税。 不过， 该关除·４６１·①②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１０、 ２１９、 ２２６、 ２４０、 ２４９、 ２７１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７２、 ７８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了征税之外， 还是澳门与外界进行经贸活动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其观察与记录的范围远远超出其行政辖区。２０ 世纪初， 轮船尚未取代民船而成为华南的主要水上交通工具，加上 “澳门至雷州半岛的海岸背靠荒凉、 崎岖的山地， 陆路交通多有不便； 沿海是长达许多英里的浅海滩， 只适合吃水较浅的华船航行”；而且 “华船运费与常关税费都较低廉， 有助于维持该项贸易”。 因此，“无论是江门开埠， 还是香港至广州湾、 澳门至广州湾的轮船航线 （两者均在海关管辖之外） 以及香港与西江各港口的轮船直航， 都没有像先前预言的那样对当地的华船贸易构成致命打击”。 因此， 澳门仍然可以依靠原有的民船运输， 与粤西南各埠继续进行常规转口贸易。 拱北海关税务司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 “水东、 电白是产盐中心； 阳江产销皮革、 木器等， 以便大量购买煤油、 花生和糖； 广海与新宁县人口增加，渐趋文明。 在接近香山北部县界的窄浅水域 （英国海军部的海图称之为报应湾） 以及兴旺的石歧小镇和香山县城， 都大量进口棉纱等货物，以满足当地实业发展的需要。 当地出口货物主要是纸、 酒、 桂皮油、 木器、 竹器、 新鲜蔬菜和鸡蛋， 由华船载运。 江门运出的是为木材、 葵扇、 竹帽 （供转运到安南与新加坡）、 草帽和烟叶； 运到江门的是煤、糠、 米石等上百种进口货物， 虽然轮船往返便利， 仍由华船沿旧航线运载。 蒸汽拖轮每年都广为租用， 主要用于牵拖客船与货船， 以确保航运更为准时、 安全， 预防盗匪袭击。 因为便于在浅水区航行， 于是无论是在内河还是在沿海水域， 都可以看到又小又脏的拖轮冒着烟牵拖着华丽艳俗的三层客船航行。 其中有些行驶在省城前往上述地方的固定航线上， 抢走原先经由本关的货物贸易。”① 这番描述， 展现出木船 （即华船） 与轮船并驾齐驱的画面。 不过， 最后一句话却指明轮船运输终究要 “抢走原先经由本关的货物贸易” 的结局。·５６１·①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９０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１９０９ 年， 澳门 “华船贸易逐渐递减， 因轮船与帆船彼此竞争， 轮船势必获胜， 此等情事， 天下皆然。 只有生意淡薄， 或水道淤浅、 轮船不到之处， 仍为帆船往来， 故本口华船商务甚少。 其香港、 澳门、 广州湾及西江一带行驶之轮船， 昔日所无者， 今则往来如织， 皆按定期开行”。 轮船运输业的发展， 导致进出澳门的华船运输业衰落。 当年， 进出澳门的华船有 １１５７５ 艘， 比 １９０１ 年少 ５０２６ 艘， 载货吨位也比 １９０１年少 ２２ ８０５ 万吨。 往来港澳的华船也随之递减： １９０８ 年有 ７３４ 艘， 吨位 ８０２４１ 吨； １９０９ 年减少到 ６１６ 艘， 吨位 ７６７２５ 吨。 “可见昔时繁盛之贸易， 今则止此船数， 亦足营运也。” 更引人注意的是， 港澳间的贸易总值， 也随着往来华船的递减而严重衰退。 “试观本年贸易比较表， 显然揭出香港、 澳门贸易日渐衰弱矣。 本年共值关平银不足一百万两， 十年前则值关平银五百五十万两。”①港澳间华船贸易货值的持续萎缩， 是与轮船贸易的时代进步反向而驰的。 表 ４ －６ 显示， １８９９ 年港澳间华船贸易的合计货值达到历史最高点的 ５５０ ２９４０ 万关平银两之后， 就步入整体递减的漫长衰退过程。 在此之前的 １８９７ 年， 清朝官府向外国轮船开放西江内河航运， 华船航运业由于遭遇轮船的强劲竞争而逐年萎缩。 １９１７ 年， 港澳间华船贸易的合计货值下降到 ７４ ５７０４ 万关平银两。 １９２０ 年， 又进一步下降到 ５８ 万关平银两。②表 ４ －６　 １８８８ ～ １９１７ 年港澳间华船贸易货值单位： 关平银两年度 由港至澳入口 由澳至港出口 合计货值１８８８ 年 ２２１３７１８ １２６０６９７ ３４７４４１５１８８９ 年 ２４４４４５８ １２５５１３９ ３６９９５９７１８９０ 年 ２５９１８１２ １０８１８４７ ３６７３６５９１８９１ 年 ２６４９２７８ ９８２２７９ ３６３１５５７·６６１·①②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６１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９２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续表年度 由港至澳入口 由澳至港出口 合计货值１８９２ 年 ２７８４２２３ ９４０１９６ ３７２４４１９１８９３ 年 ２６２３８５６ ９２３８４３ ３５４７６９９１８９４ 年 ２６７８２９４ ８７０２０３ ３５４８４９７１８９５ 年 ２２３６６７３ ７６２６５７ ２９９９３３０１８９６ 年 ２５６４３４３ ９１３３５９ ３４７７７０２１８９７ 年 ２８３３４９８ １０６９５３７ ３９０３０３５１８９８ 年 ２９７４００４ １３７１１０７ ４３４５１１１１８９９ 年 ３５８２６３０ １９２０３１０ ５５０２９４０１９００ 年 ２４４２６０４ １８７１７９３ ４３１４３９７１９０１ 年 ２６５４２８０ １２６９２５４ ３９２３５３４１９０２ 年 ３０６７８７９ １２２５１８１ ４２９３０６０１９０３ 年 ２４９５８７９ ８２５８７３ ３３２１７５２１９０４ 年 ２２３７５８３ ７４２１９６ ２９７９７７９１９０５ 年 １６６３９００ ５８９３５４ ２２５３２５４１９０６ 年 １２０３７００ ２８６８９３ １４９０５９３１９０７ 年 １０８２８９２ ２２５７５０ １３０８６４２１９０８ 年 ９３２２６６ １３４６７６ １０６６９４２１９０９ 年 ７８６４５７ １４７５６４ ９３４０２１１９１０ 年 ７３２５８７ １１９８０８ ８５２３９５１９１１ 年 ７７３５２２ １２３４８８ ８９７０１０１９１２ 年 ７４４６６３ １９０８７０ ９３５５３３１９１３ 年 ６７４８２０ ２２７１８２ ８７４５０２１９１４ 年 ６７４９２３ １７１００２ ８４５９２５１９１５ 年 ５１４７０１ １１８９０３ ６３３６０４１９１６ 年 ６３００５９ １８４０３２ ８１４０９１１９１７ 年 ５３４８５１ ２１０８５３ ７４５７０４　 　 资料来源： 据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１２、 ６８、 ９２ 页数据， 以及邓开颂、 黄启臣编 《澳门港史资料汇编 （１５５３ ～１９８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第 ２５８ 页数据整理。港澳间华船贸易的合计货值从 １８９９ 年历史高峰的约 ５５０ 万关平银两， 下降到 １９１７ 年的不足 ７５ 万关平银两， 下跌了 ８６ ４５％ 。 这表明港澳两地之间木船运输贸易的严重萎缩， 并不能证明两地间贸易的大倒退。 因为在此期间， 两地的水路交通逐渐由轮船来替代。 可是， 由于拱·７６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北关和九龙关从 １９００ 年起， “只抽收华船货物税厘， 故所有改由洋轮之货， 概不列册”，① 这两个关的数据不再能够反映吃水较浅的轮船 （时称汽船） 运输在澳门与香港贸易中的作用。１９１２ 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 随着轮船运输贸易的推广应用以及广州湾和江门等商埠的崛起， 澳门最终失去先前主导粤西南转口贸易的地位。不过， 澳门继续依靠华船运输， 与周边商埠进行常规转口贸易。 １９１２ 年经由拱北海关报关纳税的华船的贸易净值有 １６５７ ２５５９ 万关平银两， １９２１年贸易净值增加到 ３０８５ ４１４７ 万关平银两。 此后， 该项数据逐年下沉，１９３１ 年下降到 １５２２ １７４７ 万关平银两 （见表 ４ － ７）。 １９３１ 年元旦， 广东政府宣布将常关分卡改为海关民船贸易分卡， “所有经由内地运销外洋之货物， 均须报经粤海及江门二关出口， 拱北关出口贸易遂告式微”。②表 ４ －７　 １９１２ ～ １９３１ 年拱北贸易净值单位： 关平银两年份 净值 年份 净值 年份 净值 年份 净值１９１２ 年 １６５７２５５９ １９１７ 年 １６２８３５０２ １９２２ 年 ２６３１６４１５ １９２７ 年 ２１５８５０４３１９１３ 年 １７６２１５５２ １９１８ 年 １３５１３９９０ １９２３ 年 ２２２１８５７２ １９２８ 年 ２９８９７４９４１９１４ 年 １６４３８４７６ １９１９ 年 １３２９６２６３ １９２４ 年 ２７３９８４６７ １９２９ 年 ２２６７９６１０１９１５ 年 １７５３３６０６ １９２０ 年 １７９８３２３５ １９２５ 年 ２２４７０３６８ １９３０ 年 １６８４２０７３１９１６ 年 １４３０２２３５ １９２１ 年 ３０８５４１４７ １９２６ 年 １０３９１３９４ １９３１ 年 １５２２１７４７　 　 资料来源： 据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８９、 １１１、 １１４ 页数据整理。通过澳门政府的历年统计数据， 可以继续观察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澳门依靠陆路运输， 以及帆船、 汽船等水上运输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基本概况。 这些数据显示， 澳门与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进出口贸易， 始终在·８６１·①②《光绪二十六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２０２ 页。据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８） 第 ８９、 １１１、 １１４ 页数据整理。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澳门历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中占据绝大部分比重， 其中与香港贸易的比重更在澳门历年贸易总货值中稳居榜首 （见表 ４ － ８、 表 ４ － ９）。表 ４ －８　 １９２０ 年、 １９２５ 年、 １９３０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澳门进口货值统计单位： 澳门元项目 １９２０ 年 １９２５ 年 １９３０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来自香港 １２１６３３４７ １９１５７５５４ １５２７０１４０ １８５２１３０３ ４２２２９１３３来自广东 １２５５２０１ ９６７２０２ ８５９４７７ １７８３５３３ １４０６７来自广州湾 ２２５２８３２ １７３７６５５ — — —来自中国内地沿海港口 ５８０３２９５ ４８７９６１６ ２９１７０４７ ５１９２２８４ ３６５３４５１陆路进口 ０ ７００５４１ ９３７１３４ ２８８３７５２ ４１１２６７２帆船及汽船进口 ２１６００４１２ ２９５７１３２６ ２０５７１４９７ ２５５４３５３４ ４５３９６６５２　 　 注： 原表中还有与葡萄牙等外国贸易的数据， 因数量较少， 所占贸易总货值的比重不大，而且是有中断， 故省略。资料来源： 根据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澳门： 澳门政府印刷署， １９９８） 第 ４１４ 页表 ＶＩＩ ２７ 整理。表 ４ －９　 １９２０ 年、 １９２５ 年、 １９３０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澳门出口货值统计单位： 澳门元项目 １９２０ 年 １９２５ 年 １９３０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出口至香港 ７１０４７５８ ５７６９１９８ ８０９９５４４ １６２４９２１４ ３６１６８７７１出口至广东 １１５１４４９ ５７５６０２ ６１９４２５ ４６９５０８ —出口至中国内地沿海港口 ５９２６０４１ ７５２６１７８ ２２９２８９３ ２９３２８８２ ６６８０６３９陆路出口 — ３４３５８４ ３３５２１８ ６８９０４３ ４８９６５７帆船及汽船出口 １５３７１４３９ １６０６８３７１ １１０１４７９２ ２００４９９１７ ４３４０５６７６　 　 注： 原表中还有与葡萄牙等外国贸易的数据， 因数量较少， 所占贸易总货值的比重不大，而且是有中断， 故省略。资料来源： 根据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澳门： 澳门政府印刷署， １９９８） 第 ４１４ 页表 ＶＩＩ ２７ 整理。１９２０ ～ １９３９ 年， 从香港进口货物的价值在澳门进口贸易一直占据一半以上的比重： １９２０ 年占 ５６ ３％ ， １９２５ 年占 ６３ ３％ ， １９３０ 年占７１％ ， １９３８ 年占 ６５ １％ ， １９３９ 年占 ８４ ４％ 。 在此期间， 出口香港的货值在澳门出口贸易中也始终占有最大的比重： １９２０ 年占 ４５％ ， １９２５ 年·９６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占 ３５ ２％ ， １９３０ 年占 ７１％ ， １９３８ 年占 ７８ ４％ ， １９３９ 年占 ８２ ４％ 。①１９３９ 年， 从香港进口的商品与出口到香港的商品在澳门进出口贸易货值中的比重分别激增， 原因是当时侵华日军已经占领广州及东南沿海各港口， 香港随之成为中国获取外国援华抗战物资的唯一海上通道， 澳门成为转运香港进出口物资的唯一较为安全的子口港。 日军侵华战火燃烧到华南之后， 竟导致使澳门和香港这两个自由港之间的进出口贸易货值， 在 １９３８ ～ １９３９ 年激增约一倍， 显示出战争的巨大影响。 但是，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占领香港， 澳门对外常规贸易随之大受挫伤。晚清至民国期间， 粤港澳商人在进行海内外贸易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品牌意识， 陆续将在始创地经营并赢得顾客信赖的商号， 以相同名号或取其部分名号， 在外埠开设分店或接受同行加盟， 这就形成同一企业在不同地区联号经营的现象。 在澳门， １８６７ 年 “本城有四十家商行，都是些寄卖店或代理行。 这些都是澳门华人贸易最重要的店家。 大部分店家 （换言之， 其中的三十六家） 总店设在澳门。 在中国、 交趾之那、暹罗、 新加坡、 槟城等地设有分行”。② 此后， 外地商号在澳门联号经营的情况也逐渐增加。 １８７７ 年广州两家销售茶叶的大商行在澳门设立联号分店， 将广州和澳门的茶叶贸易 “合二为一”。③ １８８２ 年英记茶庄在广州成立， 不久就将总店迁到香港， 而在广州、 澳门设立分店， 其中澳门分店由毗邻澳门的香山陈氏创办， 属于家族独资经营。 在广州经营熟烟 （加工烤焙过的烟丝） 的朱广兰号， 也在澳门设立分支机构。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 日本侵华战火燃烧到华南地区， 广东商人纷纷避难港澳地区， 促使澳门的联号企业持续增加。 原在广州经营土洋染料的兆·０７１·①②③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澳门： 澳门政府印刷署， １９９８， 第 ４１４ 页 ＶＩＩ ２７ 表。金国平： 《近代澳门华人工商业发展——— 〈澳门的华人 （Ｏｓ Ｃｈｉｎ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 选译》， 《澳门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等编译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状况———粤海关报告汇集》，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１９３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新隆号首先成为行业中到澳门开设分店者。 经营土杂洋货的中山人郭得胜联合粤、 澳商人成立鸿兴公司， 将公司总部设在广州， 另在港、 澳和广州湾 （今湛江） 等由外国管治的三个自由港设立分公司。 据专门研究近代中国联号企业的学者研究， 当时 “澳门联号多为粤港企业的附属商号”， “在澳门 ４３ 家分支型和复合型联号， 其中起源于香港的有 １７家， 广州有 １３ 家， 佛山有 ５ 家， 上海有 ４ 家， 东莞、 新宁 （今台山）、梧州、 澳门各 １ 家”。① 联号经营有助于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 可是 “澳门联号多为粤港企业的附属商号”， 这一现象正好从粤港澳商人合作联营的主从结构角度， 进一步显示出近代澳门的常规转口贸易最终附属于香港和广州这两个华南贸易的中心城市。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 广州学者何大章、 缪鸿基等人到澳门调查，确认当时 “澳门之贸易范围已大为缩小， 其范围只限于香港、 中山、新会、 广州之间耳。 至于市内商店亦不甚多， 商业日就衰落”。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年， 澳门进出口贸易额勉强维持在 ４０００ 万 ～ ５０００ 万葡元， １９３６年降至 ２０００ 万葡元。 他们翻译的澳门政府经济局局长罗保 （Ｐ Ｊ Ｌｏｐｏ）在 《１９３６ 澳门年鉴》 序文上的一段话如下所示： “澳门商业之活动， 依目下情形而论， 其力甚属薄弱， 必需凭借邻近市场方能获其需要。 所以澳门市场事实上实为邻近市场之附庸。”② 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１９４５ 年日本战败投降期间， 澳葡政府宣布 “中立”， 澳门自由港因此没有像香港、 广州湾这两个自由港那样遭受日军占领， 遂使本地经济借助博彩、 鸦片吸引避难资金而呈现畸形繁荣。 可是， 周边战火蔓延， 澳门的常规对外贸易继续大受挫折， 即使到 １９４５ 年日本投降之后还未有明显起色。 于是， １９４６ 年何大章、 缪鸿基将其大约 １０ 年前的澳门调查公开发表， 仍然维持对澳门贸易地位的负面评价。前文叙及早在 １８９０ 年， 一位熟知港澳贸易情形的外国人评论道：·１７１·①②张晓辉： 《近代澳门的华商海内外联号》， 《澳门理工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 ３ 期。何大章、 缪鸿基： 《澳门地理》， 广州：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 １９４６， 第 ７４ ～ ７５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就进口货而言， 澳门只是香港的附庸。” ４０ 多年后的 １９３６ 年， 澳葡政府经济局局长罗保也以 “附庸” 一词， 形容澳门依附于邻近市场的商业地位。 澳门曾经主导的粤西南地区常规转口贸易接连受挫， 对内地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最终被挤出原来主导的高州、 雷州、 廉州、 琼州等“下四府”， 局限于香港、 中山、 新会、 广州之间的窄小地域， 最终不但成为香港自由港的附庸， 还成为广州、 中山等内地市场的附庸。第二节　 澳门常规加工出口贸易的兴衰１９ 世纪后期， 承接香港进出口货物的常规转口贸易曾经为澳门赢得粤西南区域经济圈商业中心的地位， 有可能顺势发展成为引领澳门经济正当发展的主导产业。 但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由于面临轮船逐渐取代木船的竞争以及广州、 江门、 广州湾等商埠的反制， 澳门的贸易地位持续下降， 逐渐成为香港等周边大商埠的附庸。 因此， 常规转口贸易未能成为推动近代澳门经济转型的主导引擎。如果说澳门常规转口贸易的挫败只是因外围因素逆转而被动引致，那么澳门在本地进行的加工出口贸易应该不会受到外围竞争的太多干扰， 可以相对独立自主地谋求发展， 甚至有可能走出摆脱成为香港等周边大商埠附庸的新路。 为了继续探究近代澳门经济转型的行业选择及其和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演进的相互联动， 本节需要集中探究近代澳门常规加工贸易主要行业的演进历程。①一　 缫丝加工业在应用近代机器生产的意义上， 缫丝加工业是澳门最早兴起的近代常规加工出口产业，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归侨商人陈启沅在其家乡创·２７１·① 晚清至民国期间， 澳门本地的加工出口贸易包括正当商品的常规加工出口贸易， 以及将生鸦片制作成熟膏的非常规加工出口贸易。 关于后者， 本书第二章已有论述。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投资的近代缫丝厂。 据陈氏后人忆述， １８７３年春， 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县西樵乡简村开始筹建继昌隆缫丝厂， 次年秋冬正式开始以蒸汽机进行生产。 因机器汽笛声响彻数里， 遭乡人反对， １８８１ 年陈启沅到澳门与华商卢九商议合作， 决定将缫丝厂迁到澳门继续运营。 该厂起初改名为和昌， 后又改称复和隆。 大约 ３ 年后， 陈启沅将工厂迁回南海简村， 改名世昌纶丝厂。① 当时， 缫丝厂使用机器生产， 属于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 因此， 遭到乡人反对而被迫迁厂的不仅南海继昌隆一家。 １８８２ 年， 广州又有三家丝厂迁到澳门。 一家外国在华报纸评论道 “满大人的愚蠢和偏见便宜了我们，我们希望中国资本家会看到澳门对工业投资无可置疑地提供的利益。”②征诸澳门留存的史料， １８８２ 年澳门华商向澳葡当局申请开设的缫丝厂共达 ５ 间之多。 该年 ４ 月 １ 日， 经澳门西洋政务厅批准， 已经归化入葡萄牙籍的华商曹有在澳门白马行街第 ３ 号屋设立缫丝厂。 同样归化入西洋籍的华商冯成， 也分别在澳门的蒲鱼地及和隆园开设两间缫丝厂。 “两间缫丝厂均是冯成从南海收购运回澳门， 每厂均雇有缫丝女工近 ２００ 人， 日产生丝 ８ 担， 全部就地卖给怡和洋行。 冯成在南海、 顺德、 番禺都设立了养蚕基地， 贷款给农民种桑养蚕， 以茧偿还。 他还在斗门买下大片土地， 开辟桑田。” ７ 月 ６ 日， 华商何连旺也在和隆园开设粤和昌缫丝厂， 潘礼臣在沙梨头开设复和隆缫丝厂。③ 这两个厂的名称中的 “和昌” 及 “复和隆”， 与陈启沅后人忆述南海继昌隆缫丝厂迁到澳门后所用的名称相同， 估计是陈启沅将其缫丝厂从南海迁到澳门的·３７１·①②③《广东第一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 《南海文史资料》 第 １０ 辑，１９８７， 第 ３９ ～ ４０ 页。《捷报》 １８８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转引自汪敬虞 《关于继昌隆缫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 《学术研究》 １９６２ 年第 ６ 期。《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２ 年 ４ 月 ８ 日第 １４ 号， １８８２ 年 ７ 月 ８ 日第 ２７ 号； 金丰居士：《连丁围 “连胜摊馆”》， 《讯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９１２、 １９１４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联号企业。１８８２ 年 ４ ～ ７ 月， 澳门华商一下子开设 ５ 间缫丝厂， 似乎印证了上述外国在华报纸的评论： “看到澳门对工业投资无可置疑地提供的利益。” 可是， 这几家缫丝厂在澳门创办之后， 很快就未见其利， 先见其害。 类似南海继昌隆缫丝厂遭受乡民反对， 被威胁要拆毁工厂的场景很快重演： 同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华商曹有在白马行街刚开设的有利缫丝厂因为喷出臭气， 遭到附近士绅居民的抗议， 要求迁厂， 否则 “将罢市封厂以作抗争”。 澳葡当局判决白马行街缫丝厂必须进行 ９ 项整改， 否则要吊销其牌照。 曹有盘算， 依法整改的成本比建一座新厂还多， 遂将有利缫丝厂关闭结业。①考诸拱北海关报告， 有利缫丝厂应该是在 １８８７ 年被澳葡当局关闭的。 １８８８ 年 《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称： “澳门曾有三间蒸汽缫丝厂， 然其中一间因恶臭危及附近住家， 已于上年被官府关闭。”拱北海关税务司对此蒸汽缫丝厂被关闭之事感到惋惜， 认为当年澳门“出口土货总值银近五十万两。 此为澳门最有价值之实业， 倘能维持先前水准， 则此项货值或许更有加增。 本年澳门丝业大为衰落， 质其主要原因， 一为春季气候不佳， 有碍蚕茧生长， 以致蚕丝量少质差；二为近期粤省官府准许各产丝区建造以蒸汽机为动力之缫丝厂， 输入澳门之蚕茧因此减少”。② 平心而论， 恶臭造成环境污染， 不应该成为因噎废食地关闭缫丝厂的理由， 因为缫丝厂有助于澳门加工出口贸易的发展和本地经济增长， “此为澳门最有价值之实业”。 可惜， 澳葡政府 “顺应民意” 关闭缫丝厂之际， 广东官府转而扶持缫丝厂这一新兴的先进制造业， “准许各产丝区建造以蒸汽机为动力之缫丝厂”。 于·４７１·①②《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第 ４２ 号、 １１ 月 １１ 日第 ４５ 号； 金英杰： 《有利缫丝厂， 招抗议改行开赌贩烟》， 《新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９１９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１２９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是， 缫丝厂在澳门不仅没有享受到当地 “对工业投资无可置疑地提供的利益”， 反而面临周边缫丝厂竞争导致 “输入澳门之蚕茧因此减少” 的困境。因此， 关门大吉成为澳门缫丝厂难以逃脱的宿命。 到 １８９２ 年， “澳门缫丝栈， 向有三家， 近则仅存其一， 未能如前畅运耳”。 １８９７ 年， 这仅存的缫丝厂营运状况似乎好转， “闻澳门缫丝局日用妇女操作不下五百余人， 年内颇称获利”。 到 １８９８ 年， 原来以为澳门还有多间缫丝厂的外地游客， 就只能凭吊倒闭缫丝厂遗留的几根烟囱了： “据外来游客多谓澳门设有握要缫丝局多所等语， 查往年确有数局， 其烟囱耸立， 至今兀然犹存， 游客只就外观， 不知已歇业多年， 今所存者只一局而已。 本年缫出运往外洋之丝， 计共二百五十担。” １９０８ 年， 硕果仅存的 “澳门和兴缫丝厂歇业”， 输入澳门的蚕茧 “上年有七百五十七担， 本年只有二担”。① 同年 ５ 月 ２２ 日， 早已歇业改行的澳门粤和昌缫丝厂公司登载告示： 因生意不前， 负欠各家银两无款清还， 经函请各股东于 ４ 月 ２０日在本公司集议， 是日公议从众取决， 将粤和昌公司生意铺底连自置之地及全铺上盖各项开投， 以价高者得， 以俾清还各家债款。② 至此， 澳门缫丝加工业结束其持续仅 ２０ 多年的兴衰史。二　 茶叶加工业烘制茶叶， 是澳门加工出口贸易的又一主要行业。 内地 “出口至澳门之土货， 首推茶、 丝、 糖、 油及草包席。 茶叶产自新会河沿岸之新宁、 海平及鹤山等地， 未经加工则运抵澳门烘烤、 包装， 再出口外洋”。 “出口茶几乎全部运至香港， 供香港及麻六甲海峡华人饮用。 与英国的茶贸易一度兴旺， 船运量每季度达到五百万磅， 与澳大利及美国·５７１·①②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１５３、 １８４、 １９０、 ２５３ 页。《澳门政府宪报》 １９０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第 ２１ 号，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 第 ４、 ５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２１５５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的茶贸易也曾有利可图。”①有学者研究指出， １９ 世纪下半叶， 广东茶业出口的重心逐渐从广州转向澳门。 输往澳门的茶叶大部分是西江右岸所产， 少部分是北江流域所产。 这些茶叶向分两类： 一为内地业经焙制成质者， 一为运至澳门始行焙制者。 后者多产自离拱北关较近的斗门， 在澳门烘制成 “新制工夫茶”， 由一种长叶捻制而成， 因模仿福建工夫茶而得名。 １８８７ 年拱北海关成立之后， 对茶叶的征税轻于粤海关， 因而粤商多将茶叶由广州附近转运至澳门， 再用民船而非轮船运往香港， 这样就可以减少 ２５％的出口税。这位学者制作的表显示： １８８８ ～ １８９０ 年， 拱北关茶叶出口量占粤海关统计的全省总量将近一半； １８９１ ～ １９０１ 年， 除了 １８９２ 年之外， 其余年份的拱北关茶叶出口量已经远超粤海关统计的全省总量 （见表 ４ － １０）。②表 ４ －１０　 １８８８ ～ １９０１ 年粤海关与拱北关茶叶出口比较单位： 关担年份粤海关教量全省红茶 全省绿茶 全省总计拱北关数量１８８８ 年 ９４４０９ ４２ ９４４５１ ４６９３０１８８９ 年 ７７７５４ １５０ ７７９０４ ３６６４１１８９０ 年 ６３５７３ ８ ６３５８１ ２９２３３１８９１ 年 ２５６６４ ３ ２５６６７ ３０３６２１８９２ 年 ６５１０６ １９ ６５１２５ ２７６８９１８９３ 年 ２４４０６ ５ ２４４１１ ３９８１５１８９４ 年 １２３５６ ２４ １２３８０ ３３８０６１８９５ 年 １００９０ ６ １００９６ ３３２８８１８９６ 年 １０８６８ ３２ １０９００ ２５５２６１８９７ 年 １３４９９ ２ １３５０１ ２５６２３·６７１·①②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５５、 １２６ 页。张晓辉： 《近代澳门与内地的茶叶贸易》， 《中国农史》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该文原注称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总计” 栏里的资料并不是海关的统计， 而是由几家与茶叶贸易的主要商行提供， 估计可能是粤海关的茶叶出口量。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续表年份 全省红茶 全省绿茶 全省总计 拱北关数量１８９８ 年 ９９１５ １１０ １００２５ ２８０６０１８９９ 年 ８４８０ ８ ８４８８ ３１４７９１９００ 年 １０７１４ ６ １０７２０ ２８５８２１９０１ 年 ６６５６ ５３ ６７０９ ２０７８４　 　 资料来源： 张晓辉 《近代澳门与内地的茶叶贸易》， 《中国农史》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１９ 世纪末， 茶叶的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澳门常规贸易的主干部分。 １８９７ 年， 澳门 《知新报》 刊登从外文报刊翻译而来的 《东方商埠述要·澳门》 一文， 称： “ （澳门） 商务以茶叶出口为大宗， 每年值银七十万元。”① 起初， 澳门茶叶的加工贸易大于转口贸易。 也就是说， 从拱北关经香港出口的茶叶当中， 最初大部分是在澳门加工烘焙的。 １８９９ 年， 从澳门 “出口之茶， 由内地烘焙者不过七分之一”。 １８９０年， 在内地烘焙后运到澳门出口的茶叶， 占澳门出口茶叶的比重增加到四分之一。 １８９１ 年， “则已居其半”。 这意味着， 当年仍然有一半的出口茶叶需要在澳门加工烘焙。② 将运抵澳门茶叶的一半， 留在澳门焙制之后再出口， 这是澳门茶商公会的决定。 “他们坚持留下一半茶叶运到澳门焙制， 以便保证雇佣较多的苦力。 但是未经焙制而运来的这一半茶叶， 运到澳门时， 一般都发酵和发热了。 因此， 公会似乎是为了雇佣苦力而破坏了茶叶贸易。”③借助 １９００ 年法国一位大学生写的澳门游记， 可以观察当时澳门制茶作坊的情景： “茶叶作坊同样像是由一座民房改建的蹩脚工厂。 楼梯非常漂亮， 可是， 晾干茶叶的地下室阴暗， 空气憋闷， 里面的光线是从·７７１·①②③《知新报》 第 ２７ 册，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１４６ 页。《北华捷报与高级法庭与领事公报》 １８９０ 年 １０ 月， 转引自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２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 ７６６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几个用木条钉的气窗里射进的。” “首先， 筛选工人们机械地摇动筛子。在一条油漆和沥青都已剥落的长廊上干活的是选叶女工。 她们坐在几乎贴近地面的小板凳上， 面前低矮的长桌上摆着苇编的小箩筐。 ５０ 双灵巧的手在桌子两边忙碌地拨弄着。 不少人手腕上还带着珍珠或金属的手镯。 选叶女工们每天可以挣到 １０ ～ １２ 分澳门币， 旁边的孩子们有的也在干， 有的模仿着母亲的动作。 有时， 年轻的母亲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计， 给孩子喂奶。”①以上描述显示， 当时澳门制茶作坊主要雇用妇女进行手工选茶、 制茶。 这当然不能适应茶叶大量加工出口的需要， 加上茶叶 “运至澳门烘焙者， 因路遥船缓， 叶多霉变， 制成后质味俱逊， 不敌内地烘焙之佳”， 因而内地烘焙的茶叶在澳门出口茶叶中的比重逐年增加， 遂使茶叶在澳门的转口贸易开始赶上和超过加工贸易。 １８９６ 年， 澳门出口的红茶比上年减少 ７７２１ 担。 “此项货物逐年递减， 闻英国近年喜用机器所制之茶， 其寻常茶行所制， 质味粗劣， 概不多购。 唯机器制茶， 须摘叶后三十点钟内即行制造， 而澳门茶行距产茶之处太远， 不能仿制。” 不过， 拱北海关税务司希望： “倘有小轮拖运茶船迅速来澳， 庶可如法制造， 即本口茶市亦将继长增高矣。” 虽然改用机器制茶， 需要在摘下茶叶的 ３０ 小时之内立即进行， 但是为了适应出口英国市场的需要， 澳门仍有制茶作坊在 １８９７ 年开始采用机器制茶。 但 “因无利可图”， “仿效机器制造之茶” 当年就 “不复试办”。② 由于 “澳门茶行距产茶之处太远”， 即使 “有小轮拖运茶船迅速来澳”， 也因成本增加、 无利可图，最终促使茶商放弃使用机器制茶的念头。 这导致依靠手工制茶的澳门茶叶加工贸易难有较大的增长。·８７１·①②布朗科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Ｃａｓｔｅｌｏ Ｂｒａｎｃｏ）： 《１９ 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 《文化杂志》 １９９７ 年第 ３２ 期，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２０９５ ～ ２０９６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１７８、 １９０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此外， 澳门和内地加工的茶叶都存在品质欠佳的问题， 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和价廉物美的外国茶叶竞争。 １８９０ 年， 从澳门出口的红茶有２６０００ 多担， 比上年减少 ９０００ 多担； 绿茶有 ２３００ 多担， 比上年增加１０００ 多担。 两种茶还可分为细茶和粗茶。 “其细者初思可获厚利， 继以质味逊于印度所产， 贬价而沽， 故售出之价视由澳门贩运之价犹有亏焉。 粗者尚皆获利。” “惟泰西各国佥谓华茶制法欠精， 掺杂不净， 倘不急加讲求， 仍恐浸浸愈下， 无振兴之日矣。” 次年， “本口各茶商本年仍多亏累。 终不敌印度茶之畅销获利”。①１９０８ 年， 从澳门出口的茶叶已经大为减少。 “红茶已焙、 未焙者，上年有八千二百九十七担， 本年止有七千三十四担， 少值关平银三万四千两有余。 绿茶不过六担而已。” 这与 １９０１ 年澳门出口茶叶仍有 ２０７８４担相比， 几乎急降一半多。 当年对澳门茶叶出口影响最大的事件是粤海关宣布降低出口茶税， 它使原来因为避税而取道澳门出口茶叶的茶商们， 从此舍弃澳门而改由广州出口茶叶。 当年的 《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称： “初， 出口茶税每担征银二两五钱， 商人避重就轻， 群将茶叶运至澳门焙制， 装箱转运外洋； 及至茶税减至一两二钱五分， 商人改由粤垣装制， 径运出口， 以粤垣所费更廉也。”② 于是， 澳门的茶叶加工贸易随之衰落。三　 咸鱼加工业澳门在古代就是适合渔船停泊的渔港， 因而晚清时期的澳门已经兴起咸鱼加工业。 不过， １８８６ 年澳葡当局开征咸鱼税， 次年又开征渔船税， 一度迫使主要经营者迁往内地避税。 对此， 当时的拱北海关报告记述道： “由于反对一八八六年开征的咸鱼税和次年开征的渔船税， 这些·９７１·①②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１４０、 １４６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５３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货物的主要贸易商已迁入中国境内。”①１９１２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 泊靠澳门的渔船兼营捕鱼和腌制咸鱼业务， 其中一部分船只持有广东省政府发给的渔船牌照和配盐凭证， 一部分船只持有澳葡政府发给的牌照。 澳葡政府的渔船牌照 “初次请领者，每张收费定为澳币陆元， 以后则每年换证一次， 不续纳费”。② 显然，澳葡政府只征收一次性牌照费的做法， 有助于吸引本地渔船从事渔业及咸鱼加工业。民国成立后的 １０ 年间， 澳门 “大约有一千八百艘澳门船只从事渔业， 船员及在岸上从事相关贸易的男女人员共约四万人”， 占当时澳门总人口的一半。 “从澳门出口的鱼类总值平均每年超过三百万元。 这些鱼主要运往江门单水口、 公益埠、 赤坎及石岐等地； 每年用轮船运往省城和香港的海鱼， 大约价值四十万元。 供应内地市场的海鱼， 实际上在捕获时便立即用盐腌制。” 澳门发展捕鱼业的优势是： “此间每年有两个捕鱼季节： 九月至次年一月， 春节至四月。 五月至八月则为淡季。”发展咸鱼加工业的成本优势是： “澳门作为中国的第二产渔港， 主要是因为在那里能够买到价格低廉的进口洋盐， 每担盐仅售一元， 中国的官盐每担售价则为三元半。” 不过， 澳门渔业也实行包税专营： “澳门渔业专营权出卖给一家鱼商协会， 每年上缴三万六千元。 该协会可以对在澳门上岸或售卖的所有鱼货征税， 货值一元， 征税一分半； 每艘澳门船的平均捕鱼量约为一百二十担， 货值二千元。”③据当时出版的 《澳门年鉴》 统计， １９１１ 年澳门鱼类及咸鱼出口货值为 ２７７ ４０１１ 万元， １９１２ 年为 ３００ ８２５ 万元， １９１３ 年为 ３１８ ５００５ 万元， １９１４ 年为 ３６８ １３２５ 万元， １９１５ 年为 ３２４ ３０４３ 万元， １９１６ 年为·０８１·①②③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７ 页。何璞贲： 《澳门渔业近况》， 《关声》 １９３４ 年第 ３ 卷第 １０ 期。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９６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３１８ ２３７２ 万元， １９１７ 年为 ３１０ ５３７２ 万元， １９１８ 年为 ２９８ ３１６５ 万元，１９１９ 年为 ２７０ ４２２６ 万元。①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叶， 澳门土生葡人历史学家徐萨斯在 《历史上的澳门》 一书中写道： “澳门是中国海岸的主要捕渔区之一。 澳门的主要出口为咸鱼， 每年约值 ３００００００ 元。 这是本地最大的工业， 雇佣４００００ 多男女以及约 ２０００ 只船。 渔业为垄断贸易， 每年给本地带来的收入相对小于盐业专营贸易， 更不用说鸦片及赌博业了。 澳门产的鱼以优质闻名， 在香港很畅销， 冷藏和其他现代化设备还可能使这项生意发展。”② 徐萨斯从比较澳门渔业包税专营占政府岁入比重的角度，指出澳门渔业 “给本地带来的收入相对小于盐业专营贸易， 更不用说鸦片及赌博业了”。不过， 当时也有人从考察澳门渔业与相关行业相关联性的角度， 充分肯定该行业的地位为 “本埠之最伟大之实业” “实执工商各业之牛耳”。 １９３２ 年的 《澳门指南》 （Ｄｉｒｅｃｔóｒｉｏ ｄｅ Ｍａｃａｕ） 刊载 《澳门的实业》 一文， 称： “总计本埠渔业与相类之实业， 每年出入之价 ５００ 万有奇， 除渔业及咸鱼、 干鱼等属于此行之外， 其余如罐头暨蚝油、 虾酱、打缆、 造船等亦并入此行计算， 其为本埠之最伟大之实业可无疑问矣。”③ 拱北关人员也撰文说： “澳门为东方之斗迪卡罗， 政府经费多以赌捐为挹注， 居民农食半赖赌博以维持， 工商各业殊不足观， 惟以地濒海岸， 岛屿环抱， 有天然之良港， 遂为渔船麇集之区， 渔业因而繁盛。凡百工商小业， 皆渔业之附庸， 既赖渔业以滋生， 遂视其盛衰为消长，是以澳门渔业， 实执工商各业之牛耳。 拱北关税收虽非全恃鱼税， 然前山一卡所收之进口税， 向以咸鱼为大宗， 足见渔业与澳门繁荣、 海关税·１８１·①②③《１９２２ 澳门年鉴》， 第 ８７ 页。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２８９ 页。转引自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２０１４， 第 １４４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收同有关系。”①澳门咸鱼加工业的原材料———渔获主要来自本地的远海渔业和近海渔业。 １９３７ 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之后， 澳门 “在昔获利甚丰” 的远海渔业迅速衰退。 “远海渔业在昔不易与日本竞争， 而在中国抗战初期，远海渔船已为日本所击毁殆尽也。 远海渔业最具发展性， 今遭此打击，为本澳渔业衰落之一外因。” 此外， “澳门渔业制度不良”， “大船主在下环海傍开设鱼栏， 几垄断全澳渔业， 出资本交渔船与渔人， 出海捕鱼， 捕得之鱼全属大船主所有， 渔主只付些许工值与渔人”。 “渔人之数甚多， 为渔业之基本份子， 然地位若此， 渔业何能发展？ 此为澳门渔业衰落之内因。”② 渔业的衰落随之造成咸鱼加工业好景不再。四　 爆竹加工业１８８１ 年 １２ 月， 澳葡当局批准华商李汉源、 梁旺贤在竹仔室第 ４ 号屋宇开设爆竹厂， 这是近代 《澳门政府宪报》 对澳门爆竹加工业的最早记载。 从 《澳门政府宪报》 对此事的批复可知， 该处早前曾设有爆竹厂。③因此， 澳门成为自由港之后的爆竹加工业历史， 还可以向前追溯。１８８１ ～ １９０８ 年， 澳葡政府批准开设或迁移爆竹厂的申请个案共 １６件， 这些爆竹厂的主办人都是澳门华商。 其中， 有两件是在先前批准的爆竹厂原址改设新厂， 一件是在早前曾经存在的爆竹厂原址改设新厂，还有一件是将爆竹厂迁移。 在这 １８ 年间， 澳葡政府虽然共批准开设 １６家爆竹厂， 但其主办人在当时就有所变更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爆竹厂的兴办大部分集中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９０ 年代以后开办的只有 ４ 家（见表 ４ － １１）。·２８１·①②③何璞贲： 《澳门渔业近况》， 《关声》 １９３４ 年第 ３ 卷第 １０ 期。何大章、 缪鸿基： 《澳门地理》， 广州：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出版组， １９４６， 第 ６９ ～ ７１页。《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８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第 ５０ 号，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９０６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表 ４ －１１　 １８８１ ～ １９０８ 年澳门爆竹厂开办情形政府批准开办时间 主办人 爆竹厂在澳门的地点 备注１８８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李汉源、梁旺贤 竹仔室第 ４ 号屋宇１８８２ 年 ５ 月 ２ 日 梁亚乔、梁六朝 望厦帽围内第 １１、第 １３ 号１８８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林日 新桥田中１８８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广隆商号洗衣湾竹仔室斜巷第 １、第 ３、第 ５、第 ７、第 ９ 号１８８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冯绍 哑吗喇马路，即莲峰庙路１８８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余亚康 摩鲁兵房附近山地１８８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广源商号 东望洋马路顾辣地花园内１８８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 陈广成 连胜街１８８７ 年 ４ 月 ７ 日 余吉臣竹仔室斜巷第 １、第 ３、第５、第 ７、第 ９ 号在先前爆竹厂原址改设新厂１８８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萧照 沙冈海边街北１８８９ 年 ５ 月 ６ 日 何廷光 望厦帽围第 １１、第 １３ 号在先前爆竹厂原址改设新厂１８８９ 年 ９ 月 ３ 日 何其 沙梨头白灰街第 １ 号１８９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王元泰将爆竹厂从沙岗白灰围迁到沙岗空地１８９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罗新、黄耀池 马蛟石斜路劏狗湾花园１９０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林石泉外坊群队街第 １１、第 １３号林石泉是广三益爆竹厂东主１９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曾嘉浦 沙岗桥梁街第 ９７ 号在谦源爆竹厂原址，改设联益昌爆竹厂　 　 资料来源： 据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所引 《澳门政府宪报》 的相关内容整理。爆竹加工业需要的原材料主要是火药和包裹火药的纸张， 两者均非澳门所产。 因此， 澳门的爆竹加工贸易不仅包括爆竹制成品的出口， 还包括火药和纸张的进口。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澳门先后开办 １２ 家爆竹厂， 火药和纸张的进口随之增加。 为了保障澳门制造爆竹所需大量纸壳的供应， 已经加入葡萄牙籍的华商何廷光即何连旺在 １８９０ 年 ８月向澳葡政府提出申请， 在群队围瑞隆栈爆竹厂外建一分厂， “内设火轮汽机， 为造炮竹纸之用”。 同年 １２ 月， “澳督批准何连旺开设炮竹·３８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壳厂”。① 何廷光增设的爆竹壳厂， 使用 “火轮汽机”， 表明当时的澳门爆竹加工业开始引进机器生产， 这有利于该行业的发展。到 １８９４ 年， 澳葡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决定对煤油和火药的贸易实行包税专营， 一度挫伤了澳门的爆竹加工业。 拱北海关税务司对此评论道： “澳门火水油、 火药两项， 本年由地方官招商缴饷承办， 此举甚有碍于本口贸易。” “盖火药由商承办， 则有碍于制造爆竹各工。 此项工人为数最多， 向由内地购运爆竹纸壳来澳， 实以火药。 因火为内地禁物， 且价颇贵， 在澳则价廉也。 现由商办， 价贵于往昔不止十分之一， 各工获利较少， 相率去而之他， 即发卖爆竹之巨店亦迁往内地。” 包税专卖必然导致商品价格上涨， 火药专卖自然也不例外。 两年后， 澳门的爆竹加工业仍然因为成本上涨而没有起色。 “爆竹一项，亦据该行商人称将减色。 因裹造爆竹， 宜用力量较薄之火药， 此等火药必须购买硝磺， 自行配合。 而澳门硝磺价值增长， 以致造成售卖颇难觅利。” 又过两年之后， 澳门的爆竹加工出口贸易才有恢复性的较大增长。 １８９７ 年澳门出口爆竹仅 １４２４ 担， １８９８ 年竟骤增至 ９０３２担。② １９１０ 年， 澳门爆竹加工业的生意有 ２５％ 的增长， 带动纸张经本地的出口量随之增加。 “纸出口较上年加增四千九百二十三担， 因澳门境内爆竹生意甚旺， 计多于上年百分之二十五， 且有大纸铺二家同遭回禄。”③“回禄” 是传说中的火神， “遭回禄” 即遭火灾。 爆竹加工业是容易失火爆炸的行业。 据拱北海关记载， 除了 １９１０ 年澳门两间大纸铺“同遭回禄” 之外， 早在 １９０８ 年， “澳门有最大爆竹店， 其制造厂忽遭·４８１·①②③《澳门政府宪报》 １８９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第 ３５ 号， 同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第 ５０ 号；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第 １９９９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１６９、 １７８、 １９１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７１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回禄也”。① １９２４ 年， 澳葡政府在青洲北部的填海地规划设立工业区，此处随即建立起搭有简陋寮屋的 １０ 多家爆竹厂， 吸引近万名贫民和疍民到此工作， 形成当时澳门最大的寮屋区。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 位于该处称为 “台山” 海坦的澳门最大爆竹厂发生爆炸， 职工死难百数十人， 伤者逾千， 地成焦土， 史称 “台山大火”。 此后， 澳葡政府下令将澳门所有爆竹厂全部迁移到氹仔岛， 以保澳门半岛安全。 当时， 设在广东南海县的益隆炮竹厂也获准迁到澳门氹仔， 占地 １１ 公顷， 成为澳门最大的爆竹厂。 可是， ３ 年之后的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益隆炮竹厂又发生大爆炸， 造成严重火灾， 致使 ６ 名工人死亡， 伤者众多。 同年 １２ 月 ６ 日，该厂被勒令停业整顿。②澳门爆竹加工业几度遭受 “回禄” 重创， 损失惨重。 可是， 该行业多属手工操作， 好些工序可以分散成为贫困妇孺的家庭业余劳作， 生产成本较低， 加上澳门对火药进口征税少于内地， 因此爆竹加工业仍有利可图， 经营者依然执着坚持。 进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澳门爆竹厂 “多在氹仔， 计广兴泰号、 广兴隆号、 谦源号、 益隆号等数家， 以在氹仔的广兴泰号、 广兴隆号为最大， 工厂面积数亩， 亦多用女工， 全用手工，每厂工人常达千名， 营业亦甚发达， 销路更广， 远至南洋及美洲各地”。 这里所说的 “每厂工人常达千名”， 应该包括承担制作爆竹所用卷纸筒等外判工序的家庭业余劳力， 工厂实际雇用的员工并不多， 且多为男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据澳葡政府估计， 澳门工业每年所产的输出值于正常时期约为 １０００ 万葡元， 其中爆竹的年均输出值约为 １５０ 万葡元， 约占总工业输出值的 １５％ 。 爆竹加工业与火柴业一起， 并列为仅次于咸鱼业的澳门第二大加工贸易出口业。③·５８１·①②③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５４ 页。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二十世纪，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９）》， 金国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９， 第 １９１、 ２２４ 页。何大章、 缪鸿基： 《澳门地理》， 广州：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出版组， １９４６， 第 ７２、 ７４页。 该统计未包括同时期的澳门青洲英坭公司生产的水泥输出值。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澳门爆竹加工业在原材料输入和产品输出方面， 对香港的加工转口贸易依存度甚高。 １９３２ 年 《澳门指南》 所刊 《澳门的实业》 一文说， 该行业 “原料为植物质纸及树胶， 由广东佛山、 广西梧州运来；及洋硝、 硫磺、 绿酸盐， 由香港运来。 其火药乃在澳门制造者， 其出口世界各国均有之。 以华侨所到之地， 即有运去， 如安南、 星架波、庇能、 小吕宋、 巴达维亚、 澳洲、 夏威夷、 北美合众国等是， 均由香港运去”。①五　 火柴加工业２０ 世纪初， 火柴成为澳门进口的大宗货物之一， 其主要来源地是日本。澳门的火柴加工业始创于 １９２３ 年， 当年分别有昌明、 东兴两家火柴厂在澳门建立。 其中， 昌明火柴厂由原籍广东三水的董耀堂、 董庆堂兄弟创办， 两人原在日本神户经营布匹生意， 后到香港发展， 并在广东建立了民生火柴厂。 １９２３ 年， 他们在澳门惠爱街创办昌明火柴厂， 后在黑沙环增设分厂， 并在香港德辅道西 １１５ 号设立办事处以分销火柴。该厂累计投资 ３０ 万港币， 年产销 １ ５ 万箱， 价值 ５０ 万元。 东兴火柴厂由原籍广东新会的澳门商人阮裕华和黄涉川等人接办， 最初雇用工人约４５０ 名， 每月生产量约为 ８０００ 白铁箱， 每白铁箱装 １２００ 盒火柴， 价值４ 万澳门元。 该厂后来从日本进口制作火柴盒、 火柴杆的削片机和轧枝机， 形成完整的火柴机器生产链， 规模很快超过昌明火柴厂。 该厂同样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以便将产品销往英属南洋各地。 １９３０ 年， 澳门富商刘耀墀在罅些喇提督大马路 ２２ 号创办澳门第三家火柴厂， 随后在香港干诺道西 ５ 号厚成行设立办事处， 开展分销业务。② 这三家火柴厂除·６８１·①②转引自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２０１４。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２０１４， 第 １３２ ～ １３４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了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推广销路之外， 还需要从香港进口生产火柴所需要的绿酸盐、 红磷质、 硫磺、 纸张等原材料， 这显示出该行业也对澳门与香港间的转口贸易有较高的依存度。随着本地火柴加工业的发展， 原来依赖火柴进口的澳门转而成为该项货物的出口地， 先前大量进口的日本火柴随之被挤出澳门市场。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 澳门火柴加工业的年均出口货值约为 １５０ 万葡元， 约占总工业输出值的 １５％ ， 与爆竹加工业的输出值及其比重大致相等。①１９３２ 年， 《澳门指南》 记述了本地火柴加工业的情形： “火柴， 即内来火， 在澳门有制造厂三家， 昌明、 东兴、 大光是也……查该项火柴实业创自一九二三年， 虽在澳门系属新兴事业， 但营业上极为稳实……该项出品在澳门占重要地位 （属第四等）， 用白铁箱装载出口， 每箱可容一千二百盒， 运往中国南部各省 （广东、 广西） 及星加坡、 暹逻等地，共约值银九十万元。 澳门火柴共有数种商标， 俱用中国图画， 绘成红色、 绿色、 黄色不等， 其出品甚佳， 比之外来货值较廉， 殊于用家受益， 且较之日本火柴绝无逊色， 故日本火柴本市已不能行销。”②此时， 瑞典火柴已经取代日本火柴而在华南以及南洋的进口市场中占据优势。 为了保护本地火柴业的发展， １９３４ 年澳葡政府颁布第 ４１１号法令， 规定： “照得本埠实业应当设法保护， 而对于投资重大、 职工众多、 足以发展澳门经济者更宜加以保障。 兹查澳门所设火柴厂甚困，据其请求， 设法减轻痛苦， 自应明定法令及稽查规则， 以保护澳门出品， 俾抵抗同类外货， 用示维持。 凡外国出产之火柴， 每小盒征收消费税八文三厘。”③澳葡政府的这一措施有助于协助本地火柴厂抵御外国火柴的廉价倾·７８１·①②③何大章、 缪鸿基： 《澳门地理》， 广州：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出版组， １９４６， 第 ７２、 ７３、７４ 页。 该书第 ７３ 页叙澳门神香 “年贸易额一千五百万元”， 疑有误， 唯原文如此。转引自蔡佩玲 《澳门火柴业》， 香港：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 页。《澳门指南》， 第 ２０８ 页， 转引自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２０１４。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销竞争， 但是受到承销外国火柴的本地商人的反对。 １９３５ 年， 有人撰写专文评论， 称澳门火柴厂现有三家， 工人共约万人， 当地及中山县附近贫民取火柴盒回家粘制以资糊口者， 更不计其数。 “近某国火柴， 贱价倾销， 该三厂遂大受影响。 现东兴厂已停工， 余昌明、 大光二厂亦奄奄无生气。” “澳门政府因鉴于澳门火柴厂之衰落， 故特谋救济方策，援保护三合土之例， 抽收入口火柴税， 每大箱课税一元。 不料近有澳门总代理某国火柴之黄某， 谋联合澳中专销某国火柴之不肖商人， 请澳门政府取消此税。”① 据此看来， 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利益冲突， 已经促使分别主营这两种行业的澳门华商暗中展开博弈， 澳门火柴加工业的发展因此遭遇新的内在障碍。六　 神香加工业神香是华人祭祀时使用的熏香和蜡烛。 澳门的神香加工业由来已久，一些企业甚至向香港等地扩展联号经营。 １８６７ 年， 澳门有制作神香的手工作坊 １３ 家， 雇用员工 １１５ 人。 １８７７ 年， 广东新会人陈燕堂在澳门开办陈联馨香庄， 自设厂房制作神香， 随后在香港上环设分行陈联馨栈， 以增加分销点， 并接受洋行的订单及购买澳大利亚檀香等原材料。 到 １９８３年， 该香庄在澳门经营超过 １００ 年， 成为当地罕有的百年老店。②１９３２ 年的 《澳门指南》 记述了本地神香加工业情形： “查澳门神香店约有十家， 蜡烛店约有七家， 共用男女工人数百名。 至制香之原料，则以竹枝及香料 （香料系用檀香或别种香木） 暨胶质为主， 俱由广州及内地运入， 但檀香则自地扪或荷属群岛运入， 其出品每年约一百万， 销往星加波、 澳州、 旧金山、 小吕宋等地， 各厂以梁永馨、 广兴、 梁泰梧、陈联馨、 永吉馨、 芝兰馨、 永盛球、 同福昌、 广永馨、 文符祥等为最有名。 至蜡烛则只销售于本澳及附近各地， 以宋道号最有名， 每年出产约·８８１·①②杜鹃： 《澳门华侨经营之火柴厂歇业》， 《国货月刊》 １９３５ 年第 １１ 期。濠江客： 《逾百年的老香庄》， 《澳门日报》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蔡佩玲： 《澳门神香业》， 香港：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 第 ２７ ～ ３３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贰万元。” 抗日战争期间， 澳门的神香业因为内地同行被迫歇业而大为兴旺。 “这时澳门制香厂多达二十余家， 工人三千以上， 每年产值约二百五十万葡币。 其中以梁永馨、 陈联馨、 梁大馨等香厂规模最大， 另外， 陈兰馨、 陈广馨、 吉祥馨、 永吉馨、 永常馨、 如兰馨、 芝兰馨等也甚为驰名。”①此外， 当时澳门还开设有专供驱蚊用的蚊香加工厂， “有保血蚊香厂等数家。 原料为除虫药， 自南非洲及我国之安徽省运来； 除虫草由广东省中山、 宝安、 东莞等县运来， 皆甚便利。 男女工人数百名， 年产值在昔有二百五十万元， 运销南洋、 非洲、 澳洲与美洲等地”。②１９４５ 年抗战结束后， 澳门的神香业继续旺盛， “１９４６ ～ １９４８ 年， 神香业产量由一百六十二吨增至四百八十八吨， 增长了两倍”。③ 然而，澳门神香业大量采用手工制作， 即使在鼎盛时期也未能成为足以引领澳门加工贸易发展的主干行业。七　 酿酒业澳门酿酒业有悠久的历史。 近代澳门成为自由港之后， 除了继续从中国内地进口米酒之外， 还从香港进口外国洋酒， 同时在本地酿造属于米酒的料半酒以及浸泡动植物的药酒。 １８６７ 年在香港出版的 《澳门华人》 （Ｏｓ Ｃｈｉｎ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 一书记叙了澳门的酒类贸易： “中国烈性酒类来自广东省和中国北部沿海。 澳门亦有制造， 但产量很小。 欧洲烈性酒类从香港转口， 几乎全部用于本地消费。”④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澳门只有两家酿酒厂， 雇用工人不到 ３０ 人。 １９０２ 年， 有法国人在澳门投资·９８１·①②③④转引自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２０１４， 第 １１５ 页。何大章、 缪鸿基： 《澳门地理》， 广州：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出版组， １９４６， 第 ７２、 ７３、７４ 页。蔡佩玲： 《澳门神香业》， 香港：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 第 １８ 页。金国平： 《近代澳门华人工商业发展——— 〈澳门的华人〉 （Ｏｓ Ｃｈｉｎ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 选译》， 《澳门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创办啤酒公司， 酿造啤酒。 当年的拱北海关报告写道： “有新设酿造啤酒公司， 由法国人管理。 据云澳门食水甚佳， 最合酝酿之用。” 次年的报告又说：“至上年所论之酿啤酒公司， 一如初办地步； 未见扩张。”①不过， 此后的文献史料不再提及这家法国人经营的啤酒公司， 估计是歇业了的缘故。民国时期内地增加酒税， 相比之下， 港澳酿酒税费较低。 因此１９１７ 年 “自 （内地） 酒税严加抽收， 香港、 澳门两处， 酿酒者益众，因之曲药出口亦继长增高”。 但到 １９１９ 年， “中国内地米价既平”， 致使 “澳门酒厂多有歇业者”。② 这表明内地酿酒成本的高低变化， 直接影响到澳门酿酒业的兴衰。进入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澳门酿酒业有较快的发展， 料半酒厂从１９２０ 年的 ２１ 家， 增加至 １９２９ 年的 ５４ 家， 产值由 １８ 万余澳门元增加到１００ 多万澳门元。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为了 “保护本国出产方法以振兴母国与属地之出品使之向外推销”， 澳门总督美兰德发布第 ３３８ 号训令，“将本国餐用酒消费税取消， 俾本国酒类出口及商务俱有裨益”； “外国烈酒消费税， 兹查应予增加， 以保护本国出品”， “外国烈酒每樽缴纳消费税 １ 元， 每烈度 １ 元 ５ 毫”。 这一取消本地所产酒消费税、 增加外国进口酒消费税的训令， 有力地保护和促进了本地酿酒业的发展。 １９３５年， 澳门料半酒厂增加到 ８３ 家。 这些酒厂大部分为澳门华商开设， 多是家庭式的手工作坊， 每个工厂平均有工人 ６ ～ ７ 名。 酿酒的原料为米曲， 主要从中山和香港进口； 酿成的米酒及泡制的药酒除了直接出口内地之外， 还经由香港转出口到新加坡、 槟城、 旧金山等地。③·０９１·①②③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２０１４， 第 ７８ 页；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２２３、 ２２９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３１１、 ３２２ 页。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２０１４， 第 １５６ ～ １５７、 １６３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八　 纺织业晚清期间， 澳门出现从事纺织品加工出口的企业。 １８９９ 年， 粤商容穆堂率先在澳门卢善德巷开设容穆堂织造局， 生产针织袜子。①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 澳门华商受到内地兴办实业风潮的激励， 相继在澳门及附近开办织布厂， 利用进口的外国棉纱织成布匹， 替代进口的洋布。 据 １９１４ 年拱北海关报告记录， “本土织布厂开设于附近地方者有加无已， 各该厂所织布匹， 良好而坚韧。 数年前已料其渐将为人所喜用，直可以代日货， 嗣见本年该货销流之盛， 居然独擅利权。 至原色布、 粗斜纹布、 标布逐渐短少， 是人之乐购土布， 可无疑矣。”② 如此乐观的评述， 可以想见当时人对澳门向外发展纺织业充满自信。这时， 澳门有华商与香港华商一起， 联合投资创办香港的纺织企业。 １９１３ 年， 金兴织造有限公司在香港尖沙咀海防道 ２３ 号成立， 公司总理分别是何晓生、 萧瀛洲、 谈伯韶、 林香麟、 梁仁甫、 利希慎。 其中， 何晓生就是当时的香港首富何东， 萧瀛洲是澳门番摊总公司总司理， 其余各人都是香港工商界的华商巨子， 利希慎后来更是名震港澳的“一代烟王”。③ 萧瀛洲和香港这些富豪们联合投资创办香港金兴织造公司， 显示其出投资香港实业的雄图。 同年， 该公司在九龙弥敦道建立金兴织造厂， 占地 ２５０００ 多平方尺， 实际资本 ３５ 万元， 成为香港 “华资织造厂中之表表者”。 其产品主要销往南洋群岛， 尤以英属马来亚为大宗。 １９２０ ～ １９２５ 年为该厂全盛时期， 年生意额达 ２００ 万余元， 雇用女工 １３００ 人、 男工 ２００ 余人。 其后逐渐衰落， １９３３ 年的生意额仅为 ６０ 余·１９１·①②③Ｐｅｌｏ Ｃａｐｉｔａｏ － Ｔｅｎｅｎｔｅ Ｊａｍｅ ｄｏ Ｉｎｓｏ， Ｍａｃａｕ： ａ ｍａｉｓ ａｎｔｉｇａ ｃｏｌｏｎ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ｉａ ｎｏ ｅｘｔｒｅｍｏ －ｏｒｉｅｎｔ， ｐ ７６， 转引自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 ２０１４， 第 １２７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９２ 页。郑紫灿： 《香港中华商业交通名人指南录 （１９１３）》， 转引自郑宏泰、 黄绍伦 《一代烟王： 利希慎》， 香港：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１， 第 ６１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万元。 １９３４ 年该厂有女工 ６００ 余人、 男工 １００ 余人， 有铁机 ３６ 台、 织袜机 ３７０ 余架。 若开动全部机器， 该厂可日织笠衫 （套头针织汗衫）４００ 余打、 袜 １６００ 余打。 但到 １９３４ 年仅日产笠衫 ２００ 余打、 袜 ３７０ 余打。①１９１２ ～ １９２１ 年， 在澳门开办的大小织布厂陆续增加到 ９ 家， 详见４ － １２表。表 ４ －１２　 １９１２ ～ １９２１ 年澳门织布企业简况名称 织造方式 估计日产量 工人数量东亚织布厂 ２００ 架土织机，较先进 各类布约 １００ 匹 约 １８０ 人容穆堂 １００ 部外国马达织机 ３５０ 打各色袜 约 ３５０ 人民信公司 ５２ 架土织机 ３０ 打毛巾，还试产 １ ～ ２ 匹布 约 ２０ 人东华布厂 １００ 架土织机 各类布 ５０ 匹 约 １００ 人爱国公司 ２０ 架土织机 １０ 打毛巾 约 １０ 人艺群公司 ５０ 架土织机 ５０ 打毛巾 约 ５０ 人公民公司 ２５ 架土织机 １０ 打毛巾 约 １０ 人民兴公司 ３０ 架土织机 ５ 匹布 约 １０ 人容长善堂 １０ 架土织机 １５ 打毛巾 约 １０ 人　 　 资料来源：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８， 第 １０５ 页。“上述工厂所用棉纱， 主要是日本或上海出产的本色纱与染色纱。所织土布匹头的平均价格为每丈一元， 毛巾则为每打二元二毫至三元五毫不等。 使用土织机的织布女工的工钱是： 织土布， 每丈 （合中国 １０尺） 五分至一毫二分； 织棉毛巾， 每打二毫至三毫半。” 在这些工厂中， 容穆堂织布厂的规模最大， 拥有 １００ 部外国电动马达织机， 工人约３５０ 人， 日产各色袜 ３５０ 打。 其次为东亚织布厂， 有 ２００ 架较先进的土织机， 工人约 １８０ 人， 日产各类布约 １００ 匹。②·２９１·①②《华资工厂调查录·金兴织造厂》，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５ 日。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１０５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 叙述澳门情形的两部葡文著作相继记述容穆堂织布厂的产销情况， 称该处 “拥有最先进的机器设备， 拥有 １００ 台电动纺织机， 还雇用了 ３００ 个工人， 大部分都是女性。 工厂的月产量现在约为 １ 万打到 １ ２ 万打 （双）， 年产值为 １５ 万澳门元， 甚至能达到 ３０万澳门元。 其产品也是无可挑剔的， 不仅出口到中国， 还出口到许多遥远的欧洲和美洲国家、 葡国的殖民地、 波斯、 印度及荷属印度群岛， 产品标签上注明产于澳门”。 “该厂所出之长袜， 足与世界上名厂出品争衡。 苏格兰线为世界最美之线， 而该厂亦不多让也。 故能运销欧美各埠， 不止在中国及印度行销， 且与非洲及地扪、 葡国互有贸易。 每年出品约十二万打至十五万打， 价值十五万至二十万元……其出品上标明‘香港制造’ 字样， 其实乃在澳门制造也， 此不止容穆堂一家为然矣。”① 这些记述表明， 容穆堂织布厂的产品质量颇为优异， 远销海外。不过， 其织机、 用工以及产品的数量， 都和 １０ 年前拱北海关的统计相差无几， 显示该厂进展滞缓。 因而， “在 １９３０ 年澳门针织业 ３ 家 ‘最有名工艺厂’ 名录中， 容穆堂榜上无名”， 说明容穆堂织布厂 “实际已走向了衰落”。②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 澳门各纺织厂的棉袜、 手巾等输出产值共约５０ 万葡元， 在澳门工业输出每年大约总产值 １０００ 万葡元中只占 ５％ 。③“本澳织造工厂， 虽不及香港之众， 然近年营业发达， 成本低廉， 且销路运输又甚便利， 出品之线衫、 线袜、 毛巾等类， 近渐著名， 故营该业者渐众。”④ 由于澳门纺织厂的规模及产量 “不及香港之众”， 即使像容·３９１·①②③④转引自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２０１４， 第 １２７ 页。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２０１４， 第 １２８ 页。何大章、 缪鸿基： 《澳门地理》， 广州：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出版组， １９４６， 第 ７４ 页。何翼云、 李子云编著 《澳门游览指南》， 第 ７１ 页； 转引自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２０１４， 第 １３２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穆堂那样有长久生产历史的纺织厂， 也需要在 “其出品上标明 ‘香港制造’ 字样”， 而且这种做法在澳门其他纺织厂中还 “不止容穆堂一家”。 它说明澳门纺织业加工贸易的产品还需要借助 “香港制造” 的声誉来增加海内外市场的销量。九　 水泥业澳门是近代中国水泥生产的最早发源地。 西江河流在澳门及毗邻青洲岛的滩涂长年沉淀下来的黏土淤泥， 是生产制作水泥的天然原料之一。 港澳经济发展积聚的雄厚资金， 加上香港英国商人对创办大型水泥生产企业的兴趣及其引入相关技术和管理人才的能力， 构成了水泥生产这种资金、 技术密集型运营所必需的两大前提条件。 依靠这些天然与人为的条件， 澳门水泥业率先在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创办开来。相关史料表明， １８８２ ～ １８８３ 年， 澳门华商余瑞云首先倡议在毗邻澳门西北端、 原属香山县管辖的青洲岛兴建红毛泥公司。① “红毛泥”在粤语中指水泥， 当时水泥是外国的舶来品， 广东人称外国人为 “红毛”， 水泥于是有此别称。要了解 １８８２ ～ １８８３ 年澳门华商余瑞云在青洲倡办水泥公司之后的情形， 可以参考 １８８７ 年清朝人程佐衡在其 《勘地十说》 中记述的他到青洲山勘察的情景： “山南麓， 英洋灰坭公司新建粉红色洋房二所，淡黄色窑房一所， 黄黑色砖砌高方烟囱一座。 山西及北， 小屋数处，为工人居住。 闻去年三月始向葡人承租， 每年纳洋蚨一千五百元， 约以五十年为期。 居山总办灰坭者为蔡清石， 澳门人。 山东西各有一井汲淡水， 供饮馔。” “山东南隅大石上， 新凿方局数尺， 尚未雕字， 闻俟中葡和约定后， 便拟镌为铁券矣。 山东北破碎数十丈， 露出红土，·４９１·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第 ６ 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５３４、 ５７７ 页， 黄鸿钊编 《中葡澳门交涉史料》 第 ２ 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３８１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据土人云， 系灰坭公司建造房屋所掘， 山边开凿石条， 丁丁之声不绝于耳。”① 由此可知， 到 １８８７ 年， 水泥公司已新建起数处厂房， 并且正在继续施工。 该公司的 “居山总办” 是澳门华商蔡清石。 值得注意的是， 程佐衡将水泥公司称作英洋灰坭公司， 可能当时该公司已与香港英商合股。 不过， 就程佐衡所见， 当时直接主管青洲厂房事务的是澳门华商蔡清石， 并未提及有外籍人士在场， 因而可以推测当时香港英商介入的程度不深。 当时公司应该主要由余瑞云、 蔡清石等澳门华商管理。考究澳门华商余瑞云在青洲倡办水泥公司的结果， 可以依据 １８８９年 （光绪十五年） 底唐廷枢向李鸿章报告相关情形的禀帖。 在该禀帖中， 唐廷枢写道， １８８６ 年 （光绪十二年） 冬， 他 “请假回粤， 路经澳门， 知有余姓友人合资十万元， 开办细绵土厂， 询其所用料物， 系用澳门之泥、 英德县之灰石合炼”。 这里说的 “细绵土厂” 即水泥厂， “细绵土” 是英文 ｃｅｍｅｎｔ 的音译。 由此可知， 到 １８８６ 年冬天，余瑞云等人倡办的水泥厂已经开张， 合资 １０ 万元， “系用澳门之泥、英德县之灰石合炼” 而成。 １８８９ 年， 唐廷枢继续报告说： “去年秋间， 职道因知澳门土厂制炼有成， 曾购其炼成之土二桶， 到唐山亲试三次。” 可是， 这三次测试的结果， 证明余瑞云等人主办的青洲水泥厂产品质量颇为低劣： “初次入水七日， 第二次入水十四日， 第三次入水三十八日”， “但凝结之后， 细验小孔甚多， 即将所结之块露晾一夜， 取而压之即碎。 彼时职道已料澳门细绵土厂恐难收效”。 这种豆腐渣般的水泥质量， 使他立即预料 “澳门细绵土厂恐难收效”。 果然，才过一年， 到 １８８９ 年底， 唐廷枢就在他禀报李鸿章的禀帖上继续写道： “再查澳门土厂， 资本十万元久已用罄， 其厂现已停工， 现闻香港有人复行招股接办， 至将来所制之土如此去年所制加好， 职道自当·５９１·① 《幕客程佐衡著 〈勘地十说〉》，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第 ３ 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第 ３３７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购送天津军械局， 再行试用。”① 这表明到 １８８９ 年， 余瑞云经营的澳门青洲水泥厂由于产品质量低劣、 资本用罄而被迫停工， 任由香港商人“招股接办”。港商是如何接过余瑞云的烂摊子， 另外开创青洲英坭公司的新天地的？ 当代学者金国平的研究显示， １８８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澳葡当局向香港律师艾云斯 （Ｃｒｅａｓｙ Ｅｗｅｎｓ） 颁发在青洲设立水泥厂的许可证。 ３ 年之后的 １８８９ 年 ６ 月 ７ 日， 艾云斯的青洲水泥厂才向澳葡政府依法办理成立手续。 同年 ８ 月 ２９ 日， 该厂开始租地。 ９ 月 ２ 日， 澳葡政府和青洲水泥厂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内港填海的合同书。② 近代学者白乐嘉（Ｊ Ｍ Ｂｒａｇａ） 的研究显示， 青洲英坭公司 （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１８８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开业， 香港外藉律师艾云斯和余瑞云 （Ｙｕ Ｓｉｕ Ｗａｎｇ） 都是该公司的发起人， 艾云斯任公司的董事长。公司的名义资本是 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７６５０７０ 元。 公司在澳门的厂房用地位于青洲的海滩， 为圣若瑟修院 （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ｔ Ｊｏｓｅｐｈ）所有， 修院将此地租给该公司的发起人， 让他们建厂。③从两人的研究可知， 澳门商人余瑞云和香港外籍律师艾云斯等都是青洲水泥厂的发起人。 不过， 从 １８８６ 年艾云斯获得澳葡当局批准在青洲建立水泥厂， 到他领导该厂在 １８８９ 年开业并向澳葡政府依法办理成立手续之间的 ３ 年， 青洲水泥厂的早期兴建与营运应该主要由余瑞云等澳门商人主持。 因此， １８８６ 年唐廷枢只知道 “余姓友人”在澳门倡办 “细绵土厂”， １８８７ 年程佐衡只知蔡清石是 “英洋灰坭公司” 的 “居山总办”。 １８８８ 年秋， 唐廷枢 “因知澳门土厂制炼有成，·６９１·①②③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唐廷枢给李鸿章的禀帖， 转引自金国平 《论中国水泥工业发轫期的澳门元素———以唐廷枢与李鸿章关于成立唐山细棉土厂之禀札及批札为例》， 《澳门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金国平： 《论中国水泥工业发轫期的澳门元素———以唐廷枢与李鸿章关于成立唐山细棉土厂之禀札及批札为例》， 《澳门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Ｊ Ｍ Ｂｒａｇａ， “ Ｇｒｅｅｎ Ｌａｎｄ （ Ｉｌｈａ Ｖｅｒｄｅ ） Ｃｅｍｅｎ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ｓ Ｋｅ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ｄ Ｉｔｓ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ｔ Ｍａｃａｏ，” Ｔｈｅ Ｍａｃａｏ Ｒｅｖｉｅｗ ２ （１９３０） ．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曾购其炼成之土二桶， 到唐山亲试三次”， 结果大跌眼镜。 １８８９ 年，他终于得知余瑞云主持的青洲水泥厂停工并改由港商 “复行招股接办” 的消息。港商招股接办的情形如何？ 据当时香港报刊报道， １８８９ 年 ３ 月 ２日下午， 青洲英坭有限公司在该公司总经理、 香港律师艾云斯的办公室首次召开股东会议， 出席的人员除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何启 （Ｈｏ Ｋａｉ）和黄胜 （Ｗｏｎｇ Ｓｈｉｎｇ） 外， 其余皆为居港外籍人士， 计有： 诺贝尔博士（Ｄｒ Ｎｏｒｂｌｅ ）、 米 莎 思 · 司 铎 科 斯 （ Ｍｅｓａｒｓ Ａ Ｇ Ｓｔｏｃｋｓ ）、 丹 拜（Ｓ Ｊ Ｄａｎｂｙ）、 司铎科斯 （Ａ Ｐ Ｓｔｏｃｋｓ）、 恩奇波尔 （Ｃ Ｃ Ｉｎｃｈｂａｌｄ）、哈特奇森 （Ｊ Ｄ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 罗斯托鸠 （Ｓ Ｒｕｓｔｏｍｊｏｅ） 等。 会议由艾云斯主持， 他指出， 公司现有资本 ２５ 万元， 分为 １００００ 股， 每股 ２５ 元，每月可生产水泥 ４０００ 桶。 该公司的工程师随后提出将现有产量增加 ４倍的计划， 即筹集资金 １００ 万元， 分为 ２００００ 股， 每股 ５０ 元， 其中５０ 万元用来购买旧公司的资产和资源。 旧公司的股份人应交足旧欠股本的款项， 余下 １ 万股， 每股应交银 ５０ 元。 派股份之时， 先交 ５元， 当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再交 ２０ 元， １２ 月 ３１ 日再交银 １５ 元， 其余款项到次年 ３ 月 ３１ 日交完。 这样， 新公司就可以接收旧公司的所有财产和收益， 包括大量用于炼制水泥的生料、 煤、 砖， 以及制成的水泥、石灰和大约 ５ 万元现金。 如此一年， 新公司就可以轻易生产 ５０ 万桶水泥， 运往马尼拉、 婆罗洲、 新加坡、 印度和美国。 至于股份配置，艾云斯提议原来的 １００００ 旧股补足股金之后再增发新股， 每两股派一新股， 共需派 ５０００ 股。 其中， ３０００ 股早已另有安排， 仅余 ２０００ 股可作分配。 他建议必须将 １０００ 股左右的新股分给澳门的人， 因为那里是公司的利益所在。 会议同意其计划与提议， 决定将新公司及新增股本分派交由总经理艾云斯掌管， 规定至少拥有公司 １００ 股方可担任新公司的董事。与会者在讨论公司董事应该拥有多少股份的时候， 曾经出现一个小插曲： 何启建议董事至少拥有 ２００ 股， 大家经过讨论， 决定减少至 １００·７９１·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股。 艾云斯就此打趣说， 如果公司董事拥有股份的定得太高， 董事会就将全部是华人了。① 艾云斯等与会外籍人士决定降低公司董事的股份门槛， 应该是为熟悉水泥生产管理技术的专业外籍人士进入董事会铺平道路。同月 ７ 日， 《澳门政府宪报》 刊载了该公司上述股东会议的商议过程和决议。②这次股东会议在青洲英坭公司向澳葡政府申请办理成立手续之前三个月在香港召开， 与会者都是居港的中外富商或专业技术人士。 会议首先商议的是股份募集与配置的问题， 因此可以将与会股东视作新公司的创办人。 与会的新公司创办人当中， 何启和黄胜是香港华人的领袖。 他们参与新公司的招股和创办， 有助于公司在港澳华人社会中得到认同。此外， 会议还讨论增加股本、 扩大生产、 收购旧公司资产与资源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新公司的工程师提议通过扩充股本、 招募资金的方式， 以一半的新募资金， 即 ５０ 万元， 收购旧公司的资产及资源。这一提议初看是以 ５０ 万元来收购原来合资只有 １０ 万元的旧公司， 表面上有利于旧公司的股东， 实际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会议决定： 旧公司的股东必须限期补足欠交及新增的股金； 在新增的 ５０００ 股当中，只留出 １０００ 股左右分给澳门商人； 至少持有 １００ 股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前两项规定显然不利于原来设在澳门的余瑞云所办旧公司的原股东， 如果旧股东不按时补足欠交的股金， 他们将失去股东地位。 此外， 澳门商人只能分得新增股份的大约 １ ／ ５， 他们原来在旧公司中持有的股份比例注定要被新公司稀释。 会议通过如此有意为难旧股东和减少澳门商人持股比例的规定， 是为了更好限制澳门商人对新公司业·８９１·①②以上摘译自 《青洲水泥有限公司》 （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德臣西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８８９ 年 ３ 月 ２ 日。参见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第 １９８７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务的干预。 艾云斯等与会外籍人士推动会议通过降低董事持股门槛的规定， 则有助于专业外籍人士进入董事会以有效管理公司的营运。 这意味着， 即将正式成立的青洲英坭公司将是由香港中外商人拥有大部分股份且主要由专业外籍人士管理的近代化大型重工业企业。 毕竟，水泥生产属于资金、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管理这类近代化制造业企业， 已经超出擅长烟赌生意等消费性服务行业的澳门华商如余瑞云的能力。 １８８８ 年唐廷枢测试余瑞云、 蔡清 （青） 石等澳门华商管理的旧公司水泥样品的结果， 已经预示他们淡出新成立的青洲英坭公司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艾云斯领导的青洲英坭公司就这样通过招股接办对余瑞云等人领导的旧公司进行了改造和重组， 使澳门青洲岛上的水泥制造业出现蓬勃生机。１８８９ 年 ６ 月 ７ 日， 青洲英坭公司正式向澳葡政府办理成立手续，该公司的开张运营随之成为香港报刊报道的热门话题。 同月 １３ 日， 香港一家英文报纸发表该报记者专程到澳门青洲实地考察该公司经营状况的长篇报道， 其中写道： “该公司是一家联合股份公司， 资本 ２５ 万元，分为 １００００ 股， 每股 ２５ 元， 在青洲岛生产水泥。” “该厂的第一栋建筑物是两层高的砖楼， 设计日产量为 ２５ 吨。 院子里堆放着好几桶水泥，与优质的硅酸盐水泥相差无几。 该公司还生产耐火砖， 用途广泛， 质量出乎意料的好。 我还看到从著名的西江运来的大量石灰石， 堆放在棚子里， 准备用来烧制水泥。” 该报道还披露了公司在青洲岛的土地租约：“虽然澳门政府控制青洲岛， 但在此之前的很多年， 此处是澳门圣若瑟修院的地产。 主教明禄 （Ｍｅｄｅｉｒｏｓ） 愿意将该岛交给艾云斯先生及其同事自由处置。 因此， 该公司同意签约， 实际上永远租借该岛大约一半的地方， 条件则微不足道： 免交租金， 每出口 １００ 吨水泥， 只需交 １０ 元税费。”①·９９１·① 译自 《青洲水泥厂》 （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ｓ”），《香港士蔑西报》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１８８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从这一报道可知， 当时青洲水泥厂已经开始生产水泥， 还生产耐火砖， 因而其英文厂名为 “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ｓ”。 该厂生产的硅酸盐水泥除了供应港澳之外， 还远销各地。 １８９０ 年， 上海也用上了澳门出产的水泥。 有位在华外国人撰文评论说： “绿岛水泥厂是澳门一项新设的工业， 其产品已经运至上海， 它给澳门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① 这种赞誉式的评价， 与 １８８８ 年唐廷枢测试余瑞云所办青洲水泥厂样品时 “压之即碎” 的尴尬结果， 形成强烈反差， 优劣立见。青洲英坭有限公司在澳门崛起的骄人成就， 使后人容易误以为该公司只在澳门设此一家， 别无分店， 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于澳门被迫停产之后， 才迁往香港。② 这种认知， 有违史实。其实， 青洲英坭公司成立之初， 不仅将公司总部及董事会设在香港， 而且还在香港九龙另外设立新的工厂及分公司， 生产包括水泥在内的各种建筑材料。 １８９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该公司在香港酒店举行首次董事会年会， 董事长艾云斯主持会议， 与会者共 ９ 人， 其中有香港著名华人富 商 李 升 （ Ｌｅｅ Ｓｉｎｇ）、 潘 鹏 （ Ｐｏｏｎ Ｐｏｎｇ）、 叶 坚 志 （ Ｉｐ ＫｉｎｇＣｈｉｎ）、 冼德凡 （Ｓｉｎ Ｔａｋ － ｆａｎ） ４ 位华人， 以及董事长艾云斯、 哈特奇森 （Ｊ Ｄ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 阿诺德 （Ｔ Ａｒｎｏｌｄ）、 扎德 （Ｗ Ｊｕｄｄ） 和秘书佛曼 （Ｊ Ｆｏｒｍａｎ） ５ 位外籍人士。③ 当时， 该公司在香港深水埗开设的香港火砖与水泥厂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ｔｄ ） 正加紧兴建。 同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星期六下午， 一些股东应香港火砖与水泥公司董事会的邀请， 参观该公司在深水埗 （Ｄｅｅｐ Ｂａｙ） 的厂房， 以便让·００２·①②③《北华捷报与高级法庭与领事公报》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ａｒ Ｇａｚｅｔｔｅ）， １８９０ 年 １０ 月， 转引自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 ２册，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第 ７６６ 页。 引文所述 “绿岛”， 应译作 “青洲”。见李鹏翥 《澳门古今》， 香港： 三联书店 ／ 澳门： 星光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５９ 页； 王文达 《澳门掌故》， 澳门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２９０ 页； 等等。译自 《青洲水泥有限公司》 （ “Ｇｒｅ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ｔｅｄ”）， 《德臣西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１８９０ 年 ３ 月 １ 日。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股东了解该厂生产耐火砖、 排水管、 铺地砖和瓦片等产品的建设工作”。①１８９９ 年， 青洲英坭公司在香港九龙海港旁边的红磡扩建规模更宏大、 设备更齐全的水泥厂。 到 １９０８ 年， 该公司面积已超过 １００ 万平方英尺， 月产硅酸盐水泥近 ８０００ 吨， 月销售量近 ２０００ 吨。 至于深水埗的分厂， 则 专 门 生 产 火 砖 和 排 水 管。 九 龙 水 泥 厂 由 总 经 理 尤 多 尔（Ｖ Ｕｌｄａｌｌ） 先生负责， 他已经在该公司服务 １５ 年， 下属员工将近 ２０００人。 该厂 “生产水泥所需要的粘土产自珠江三角洲， 石灰石则由广州附近地区运来”。 “青洲水泥的品质完全等同于英国和欧洲的最好产品。（英国） 海军部工程师认为， 它的细微程度和扩张强度都无与伦比， 是兴建新码头的专用产品。”② 这表明， １９０８ 年， 青洲英坭公司在香港九龙开设的水泥厂在用地面积、 水泥产量和销量等方面， 都已经超过其在澳门青洲所设的水泥厂， 其产品品质享有英国海军部工程师给予的“无与伦比” 的赞誉。 有鉴于此， 所谓青洲英坭公司是从澳门迁到香港的传闻， 自然不攻而破。１９００ 年 ７ 月， 一则关于该水泥公司被盗窃的报道， 证实该厂即该公司的总部就设在香港九龙。 据当时一篇报道： ７ 月 ２５ 日晚上， 有个苦力坐在青洲水泥厂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ｓ） 围墙外面， 被怀疑串谋盗窃厂内铁片而被逮捕。③ 鉴于该报道将水泥公司 （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 和水泥厂 （Ｃ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ｓ） 的概念并用， 可以推测该公司总部与规模最大的九龙水泥厂共处同一地点。至于澳门青洲， 它只是该公司最先开设的分厂或分公司的所在地。“青洲” 这个名字富有诗意的岛屿的名称， 成为这一横跨港澳两地生产·１０２·①②③“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Ｄｅｃ ２９， １８９０．“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 Ａｒｎｏｌｄ Ｗｒｉｇｈｔ， ｅｄ ，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ｌｏｙｄｓ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ｔｄ ， １９０８）， ｐ ２３８．“Ｒｏｂ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Ｊｕｌ ２６， １９００．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水泥以远销各地的公司的永久称谓。 熟知青洲属于澳门的人， 往往会以为青洲英坭公司只设在澳门。 其实， 香港也有青洲小岛， 位于港岛中西区坚尼地城西北的海面。 虽然该小岛小得不可能建立大工厂， 香港西北青洲英坭公司却曾经在坚尼地城设有厂房和店铺， 因而同样乐意以“青洲” 作为公司的名称。青洲英坭公司相继在港澳两地创办水泥厂， 需要依赖西江来运送石灰石等原材料。 于是拱北海关留下石灰石不时入口的记录。 １９１２年， 运往澳门青洲英坭公司的肇庆石灰石仅有数千担。 此后 “青洲英坭公司以灰石乏供之故， 几歇业三年”。 １９１５ 年冬天， 澳门青洲英坭重新开工。 １９１６ 年， “每日可出英坭五六十吨”。 １９１７ 年， 拱北关入口的 “灰石一项， 较上年骤增， 为澳门青洲厂制造水泥所需。 该厂生意甚形发达”。 １９１９ 年， 石灰石 “增加十三万九千六百二十五担， 为六年来最多之数， 因此物从西江运来， 并无盗贼滋扰， 而购用者只澳门青洲英坭公司一处而已”。 １９２０ 年， 从肇庆运来的石灰石约增３４０００ 担。 同年入口的 “轻木板多七十三万方尺， 较上年百分中足增五十分， 多系作英坭木桶之用”。 １９２１ 年， 运往澳门青洲英坭公司的肇庆石灰石增加到 ４７６０００ 担。 １９２１ 年， “石料中之灰石由肇庆出口，多为供青洲英坭公司制泥之需， 共值三十五万八千两， 较上年百分中多二十五分”。① 从这些记载看， 澳门的青洲水泥厂在民国初年曾经面临广东战乱导致来自肇庆的石灰石的 “乏供”， “几歇业三年”。 此后， 西江航运恢复正常运输， 灰石入口随之逐年剧增。 ２０ 年代初，运抵澳门青洲英坭公司的肇庆石灰石增加到数十万担。 鉴于九龙海关没有关于香港青洲英坭公司从西江运入石灰石的记载， 可以推测， 从拱北关入口的石灰石有相当部分通过珠江口转运到同属一家公司的香港水泥厂。·２０２·①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８９、 ３０２、 ３１１、 ３２２、 ３２９、 ３３４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内地时局变幻加剧。 横跨港澳两地组织生产、 经营和销售的青洲英坭公司， 受到广东政局动荡以及内地税制变更的严重冲击。 １９２６ 年， 在省港大罢工的影响下， “灰石运澳， 则完全告绝， 盖澳门青洲英坭工厂， 暂时停止制造也”。 １９３３年， 国民政府在实施 “关税自主” 的过程中， 继续调高境外商品进入内地销售的关税， 以减少外货进口， 导致青洲英坭公司销往内地的产品数量急剧下降。 这年， “如水泥一项， 进口税率， 激增一倍，复有地方各项捐税， 负担益重。 故澳门青洲英坭工厂出品， 不克与国产争衡， 输入锐减。 计由上年之一百万担， 降为四十一万一千担，驯至营业无法维持， 而致搁浅”。 １９３５ 年， “澳门青洲英坭工厂出品之水泥， 向为进口大宗， 本年输入锐减， 由二万三千五百九十八公担， 降而为一千五百二十四公担， 是可知省减少洋货进口政策之运用， 业已见效也”。①由于广东政府提高进口关税并减少洋货进口， 从 １９３３ 年起， 澳门青洲英坭公司对内地的水泥出口贸易大受挫折。 １９３２ 年向广东出口水泥 １００ 万担， 次年锐减到 ４１ １ 万担， １９３５ 年更急剧下跌到 １５２４ 担。 如此急速的下跌， 迫使该公司迅速走向破产的末路。 祸不单行， 澳葡政府也落井下石， 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提前废除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 ８ 日与该公司签订的青洲以南土地面积 １３３３５ 平方尺的租约， 该租约本来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才到期。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５ 日， 澳门青洲英坭公司被迫宣告破产。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澳葡政府彻底取消与该公司的租地合约。②澳门青洲英坭公司濒临破产之时， 香港青洲英坭公司同样被停产的阴霾笼罩。 １９３３ 年起， 日本商人依仗日军侵略中国之势， 大举向香港·３０２·①②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３６１、 ３７５、 ３７７ 页。参见金国平 《论中国水泥工业发轫期的澳门元素———以唐廷枢与李鸿章关于成立唐山细棉土厂之禀札及批札为例》， 《澳门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５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２４２８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等地倾销水泥， 导致香港青洲英坭公司被迫停产， 只得以降价销售存货的办法， 与日货展开竞争。 当时， 有报纸报道记载： “近数月来， 日本士敏土大为倾销， 青洲英坭公司受此影响， 顿感生产过剩， 因以暂行停工。” “其停工原因： 一方面系因货仓存货已满， 一方面则因日本士敏土倾销。 公司现为竞争计， 已将士敏土售价减低。 前之每袋售价三元二毫半者， 现售二元九角； 前之每桶售价五元二毫半者， 现售五元。 减价之后， 接得新订单颇多。 因此之故， 预料现下停工不过为暂时的。若存货一经开销， 则自可恢复工作。” 此后， 面对日本水泥倾销香港的狂潮， 香港青洲英坭公司不得不求助于港英政府的帮助。 “青洲英坭公司为本港大工厂之一， 近年来生意甚为发达。 自受别国坭倾销影响， 致该公司营业锐减。 业经全部停工， 待港英政府设法维持， 方能恢复出坭。 据该公司中人称， 厂中自受影响以来， 乃决停止制造生坭， 只将制成之熟坭磨出倾销， 惟市道仍滞。” “截至现在， 仓中尚存制成之英坭二万吨。 虽所存非多， 惟是别国现贱价推销， 仍是澎湃，故不能恢复工作。 在港英政府方面， 对维持今后办法， 已在积极考虑之中。”①依靠港英政府的政策扶持， 香港青洲英坭公司最终得以抵御日本水泥倾销， 没有像澳门青洲英坭公司那样被当地政府抛弃。 不过 １９４１ 年 １２月日军占领香港， 香港青洲英坭公司依然在劫难逃。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英军收回香港管治权之后， 该公司才逐渐恢复营运并且发展至今， 现其名为青洲英坭 （集团） 有限公司 ［Ｇｒｅ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近代的青洲英坭公司是一家主要由香港中外商人持有股份， 由专业外籍人士直接管理， 在港澳两地生产联营的大型先进建筑材料生产企业。 它最早设在澳门的分公司持续经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终因内地政府提高进口税率、 澳葡政府废除土地租约， 不仅产品销路大跌， 而且失·４０２·① 《日本士敏土倾销香港， 青洲英坭公司工厂暂行停工》， 《天光报》 １９３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青洲英坭公司停制后存坭二万余吨》， 《天光报》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去立足的凭据， 最后只得黯然收场。 至于该公司在香港的运营， 虽然同样因面临外围因素的冲击几度陷于困境， 最终却能依靠香港自由港的经营优势延续至今， 成为拥有 １２０ 多年历史的现代化企业。 同属一家公司， 同样面对历史的巨变， 设于港澳两地的分支机构却存亡各异， 这一结局表明近代澳门的常规加工出口贸易障碍重重、 命运多舛， 无法为澳门开拓持续发展常规贸易的新出路。检阅近代澳门常规加工出口贸易各主要行业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出各行业此起彼伏的兴衰轨迹：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初的 ２０ 多年间， 最早在澳门使用机器生产的缫丝加工业匆匆走完短暂的历程。 １９世纪后期曾经为澳门乃至广东省茶叶出口贸易做出一半以上贡献的澳门茶叶加工业， 也在 ２０ 世纪初陷于凋敝。 １９１２ 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 中国内地兴起的 “实业救国” 热潮蔓延澳门， 推动澳门华商继续投资加工贸易的各类行业， 澳门加工贸易各行业遂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发展高峰期。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至 １２ 月 １２ 日， 澳门举办首届工业展览会， 主要展览澳门本地和葡萄牙出产的工业品。 “申请此次参展单位有 ６５０ 家，最终获得参展权的是 ５９７ 家。 这 ５９７ 家中有 ５４０ 家是澳门当地机构， 其余的则来自香港和其它地区。 这些展品的总价值超过了 １０００００ 元。”１９２８ 年， 澳门仁慈堂也在本地举办慈善与商业展览会， 以便为澳门慈善事业筹集更多的资金， 促进澳门工商业发展。 港澳青洲英坭公司以及香港的多家英资公司的产品参加了展览。① 这两次展览会有助于促进澳门加工贸易各行业的发展。当时， 澳门咸鱼加工业出口贸易额每年约值 ３００ 万元， 被誉为“本埠之最伟大之实业” “实执工商各业之牛耳”。 爆竹加工业在经历·５０２·① 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２０１４， 第 １７５、 １７８ ～ １７９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后期的意外爆炸惨剧之后， 到 ３０ 年代初重新恢复发展， 并且和火柴业并列为仅次于咸鱼业的澳门加工出口货值第二高的行业。 与此同时， 神香、 酿酒、 纺织以及水泥等行业也呈现较好的发展势头。 据当代学者汤开建研究， １９３２ 年澳门工业发展最高峰时， 纺织、爆竹、 神香、 火柴、 酿酒、 水泥等 １２ 种主要加工贸易业的生产总值达８００ 万澳门元以上， 创澳门历史上工业生产总值之新高。① 这年澳门总出口货值为 １６９９ ７７５６ 万澳门元，② 如果同年本地主要加工贸易业的产品全部出口， 其产值将大约占总出口货值的一半， 即澳门的出口货值中大约有一半是在本地生产创造出来。 因此， 同年在广州出版的 《广州：港口、 工业与贸易》 （Ｃａｎｔｏｎ： Ｉｔｓ Ｐｏｒ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一书， 称赞澳门工业发展的成就， 说： “澳门的工业起步时无足轻重， 如今它已开始起飞， 并稳步发展着。 但是， 澳门现在似乎正在迈向工业空前扩张的门槛上， 投资者希望能获得更多的回报。”③不过， 澳门各加工贸易行业大多属于家庭式、 作坊式的手工劳作，较少使用机器生产， 产品数量与货值都难以持续大幅度增加。 澳门各加工贸易行业在本地经营， 盈利被政府的税饷或包税商的垄断而分薄； 向外推销产品， 又不时受到内地提高进口税的困扰， 以及遭受外国、 外埠同类产品的竞争。 因此， 即使澳门加工贸易各行业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开始起飞”， 其发展依然颇为艰难， 像青洲英坭公司这样使用外国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的大型重工业企业， 也最终在内地提高进口关税的打击下， 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被迫停产倒闭。 于是， 澳门工业在其发·６０２·①②③汤开建：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２０１４， 第 ８７ 页。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澳门： 澳门政府印刷署， １９９８， 第 ４１４ 页。广州广告代理公司 （Ｃａｎｔｏ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广州： 港口、 工业及贸易》 （Ｃａｎｔｏｎ： Ｉｔｓ Ｐｏｒ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１９３２， 第 ２１５ 页， 转引自汤开建《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 ２０１４， 第 ８７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展高峰期的成就， 依然无法扭转澳门对外贸易中进口贸易货值超过出口贸易货值的长期趋势 （见表 ４ － １３）。表 ４ －１３　 １９０８ ～ １９３９ 年澳门进出口贸易货值单位： 澳门元年份进口 出口经陆路小艇及汽船总进口 经陆路小艇及汽船总出口（１） （２）（３） ＝（１） ＋ （２）（４） （５）（６） ＝（４） ＋ （５）差额（６） － （３）１９０８ 年 — １７７４６４２６ １７７４６４２６ — １７４２３２９９ １７４２３２９９ － ３２３１２７１９０９ 年 — — — — — — —１９１０ 年 — １９０５５３６１ １９０５５３６１ — １５３６１７０２ １５３６１７０２ － ３６９３６５９１９１１ 年 — １９５２５０１９ １９５２５０１９ — １３５２２００５ １３５２２００５ － ６００３０１４１９１２ 年 — １７１０９１０３ １７１０９１０３ — １３１１５４８０ １３１１５４８０ － ３９９３６２３１９２０ 年 — ２１１５３５２８ ２１１５３５２８ — １５５９３２８３ １５５９３２８３ － ５５６０２４５１９２１ 年 ３０６５９７ ２８１４１０８２ ２８４４７６７９ ２３２７７９ １７１１２２９１ １７３４５０７０ － １１１０２６０９１９２２ 年 ３４７４２１ ２２６６０６４６ ２３００８０６７ １９７９２９ １６２６８８０５ １６４６６７３４ － ６５４１３３３１９２３ 年 ６２９９１４ ３１３１０２６５ ３１９４０１７９ ２４７３１０ １７６２０４０３ １７８６７７１４ － １４０７２４６６１９２４ 年 ９３８６８７ ２７３６８３７６ ２８３０７０６３ ６１４５４０ １７３５３４７８ １７９６８０１８ － １０３３９０４５１９２５ 年 ７００５４１ ２９５７１３２６ ３０２７１８６７ ３４３５８４ １６０６８８７８ １６４１２４６２ － １３８５９４０５１９２６ 年 ４８９９７０ ２５０３９５３３ ２５５２９５０３ ２９８７５５ １４１４６６６４ １４４４５４１９ － １１０８４０８４１９３０ 年 ９３７１３４ ２０５７１４９７ ２１５０８６３１ ３８５２１８ １１０１４７９２ １１４０００１０ － １０１０８６２１１９３１ 年 １２８６７５３ ２６５６４５１０ ２７８５１２６３ ５７７９３０ １４１６０５０７ １４７３８４３６ － １３１１２８２７１９３２ 年 １１９８６５２ ３２８８１７５８ ３４０８０４１０ ４０６９９３ １４５９０７６２ １４９９７７５６ － １９０８２６５４１９３７ 年 １１２６７００ １８９６６４６５ ２００９３１６４ ６４９４４８ １５４７３６３２ １６１２３０７９ － ３９７００８５１９３８ 年 ２８８３７５２ ２５５４８５３４ ２８４３２２８６ ６８９０４３ ２００４９９１７ ２０７３８９６０ － ７６９３３２６１９３９ 年 ４１１２６７２ ４５８９６６５２ ５０００９３２３ ４８９６５７ ４３４０５６７６ ４３８９５３３３ － ６１１３９９１　 　 资料来源： 据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澳门： 澳门政府印刷署， １９９８） 第 ４０３ 页表 ＶＩＩ ２６。 该表数据的加减合计有误差， 原因不明， 本书未做更正。表 ４ － １３ 显示： “对外商品贸易之余额持续出现赤字。 在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 澳门脆弱的工业使到出口并不能跟上粮食和原材料的进口数量， 兼且只能抵偿其中一个极少之部分， 事实上， 在整个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初期， 进口之增长步伐远远超过了出口， 而出口只处于对外购·７０２·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买之货值近百分之五十的水平， 商品贸易余额持续表现不济， 反映出本地工业所产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①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据澳门政府估计， 澳门工业所产输出值于正常时期约为一千万元 （澳门币）”，② 在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２ 年的澳门出口总值 （见表 ４ － １３） 中显然占有大半比重，表明当时的澳门加工贸易货值已经可以弥补粤西南经济区的大部分货物不再经由澳门出口到香港给澳门总出口货值造成的损失， 达到本地工业“起步” 乃至 “起飞” 的成就高峰。 但是， 这一成就并未能够阻止澳门“出口只处于对外购买之货值近百分之五十的水平” 的历来趋势， 即未能成功走出通过本地加工贸易行业的发展摆脱成为香港及周边商埠进出口贸易 “附庸” 的困境。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日本全面扩大侵华战争， 导致当年的澳门进口总货值从 １９３２ 年的 ３４０８ 万澳门元至急跌至 ２００９ 万澳门元， 同年的出口总货值却从 １９３２ 年的将近 １５００ 万澳门元， 增至 １６１２ 万澳门元， 从而将当年的贸易逆差从 １９３２ 年的 １９０８ 万澳门元缩减到 ３９７ 万澳门元， 一改澳门出口总货值仅及进口总货值一半的惯例。 １９３８ 年和 １９３９ 年， 澳门的进出口总货值都呈现同步剧增之势， 显示出战争给宣布 “中立” 的澳门带来的昙花一现般的畸形繁荣。 这时， 广州等毗邻澳门的周边商埠已被日军占领， 澳门成为华南地区唯一较为稳定地保持和香港的转口贸易的港口城市， 但这两年澳门的贸易逆差都比 １９３７ 年约有 １ 倍的增长，这显示本地的加工贸易货值在萎缩， 内地取道澳门的转口贸易货值却剧增。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 香港沦陷， 澳门成为日军监控下的 “中立” 孤岛。 岛上幸存的各加工贸易行业深陷萎缩状态， 彻底失去引领澳门常规贸易发展的动能。当代有研究者依据当时澳葡政府的统计数据， 总结说： “澳门的经济萎缩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而出现， 情况一直到五十年代末期在稍·８０２·①②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澳门： 澳门政府印刷署， １９９８， 第 ４０３ 页。何大章、 缪鸿基： 《澳门地理》， 广州：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出版组， １９４６， 第 ７４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微安定的环境下才有所复苏。 事实上， 根据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些相关资料 （１９４７ 年统计年鉴）， 本地区的工业是微不足道的， 尤其是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６ 年， 仅剩余下一些家庭式制造业， 如： 火柴、 炮竹、 香、 中国酒、腌制食品、 烟草、 衣服制造及棉梭织品制造业。”①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日本战败投降后， 澳门的加工贸易乃至整体经济仍然一蹶不振。 １９４８ 年的一篇报道对此评论说： “澳门的一般商业状况， 也充分地表现衰落的情形， 比一九四一年以前固有逊色， 比太平洋战争时期也还不如。 从前各行业中营业鼎盛的， 如银业、 咸鱼业、 洋货业， 现均一落千丈。 凋敝的原因主要当为社会购买力的衰退、 生活指数的增高、 捐税担负的繁重。 而我国内地的不安状态， 直接间接也影响了澳门的经济状况。” “澳门的捐税名目至少有数十种以上， 不胜枚举。 一间商店所负担的资本税、 防务税、 印花税、 营业税、 警税、 慈善附加税等等之外， 还有一种是招牌税， 此外还有房屋税、 卫生税， 比中国乡间苛捐杂税的项目还要多。”② 这一切， 都严重阻碍澳门常规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在二战后的复苏。第三节　 近代澳门贸易地位变迁的综合分析１８４５ 年澳门宣布成为自由港之后的百余年间， 中外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 促使中国各经济区域乃至各处商埠相应变更彼此间的经贸关系。 在这种历史大背景影响下， 澳门的贸易地位随着外围因素和内部机制的演变而呈现上下升降的大幅变动。在此之前， 澳门从 １８ 世纪中叶就一直是清朝唯一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港。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初， 英国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 以坚船利炮推毁清朝政府闭关锁国政策。 １８４１ 年 ６ 月， 英国人宣布将其侵占的香·９０２·①②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澳门： 澳门政府印刷署， １９９８， 第 ４４０ 页。从南： 《东方的 “蒙特卡罗” ———澳门》， 《中美周报》 １９４８ 年第 ２７８ 期。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港岛开辟成为自由港， 随后又强迫腐败愚昧的清政府在 １８４２ 年 ８ 月签订中英 《南京条约》， 正式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废除广州贸易体制， 开放广州、 厦门、 福州、 宁波、 上海为通商口岸。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 香港在经历开埠初期的筚路蓝缕之后， 开始取代广州成为华南进出口贸易的中心。 到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香港已经和同时崛起的上海一道， 成为分别位于珠江口和长江口的两大中外贸易枢纽港。在港英政府宣布香港成为自由港的刺激下， 澳葡当局也于 １８４５ 年１１ 月宣布将澳门开放为自由港。 进入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 在纠正澳门总督亚马勒的强硬对华政策之后， 澳门逐渐在当时重新整合的中外贸易网络中， 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出路与空间。 这就是承接香港进出口贸易， 依靠西江及粤西海岸航线上的木帆船运输， 进行面向粤西南地区的常规及非常规转口贸易。 澳门逐渐成为主导粤西南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商业中心， 进而挑战刚刚失去中外贸易垄断地位的广州。１８７３ 年， 粤海关在报告上年广州口岸贸易情况的文件中写道： “在分析上述广州进出口贸易时， 有必要对澳门贸易作一简述， 因为这个外国租界在近年来已成为广州各个领域的较强的竞争对手。” “葡萄牙人在 １８４６ 年将澳门变成一个自由港， 极大地推动了贸易发展。 作为远离本国的一隅， 澳门的贸易有很多特色。 它既是在中国领土内的一个自治的自由港， 又是一个几大类商品的非法贸易中心， 并影响皇家的海关税收和其他税收。” “到澳门的进口货物如鸦片、 丝绸等， 是从澳门中转到西海岸和西江地区的。 出口的主要为苦力、 茶叶和丝， 大部分是从澳门周围农村走私到澳门的。 而与西海岸地区的贸易是最为重要的， 大量的鸦片和外国丝从澳门用帆船运到电白、 水东、 海南和北海， 再运回锡、东京丝、 贵重药材、 棕、 茶等， 并从海南运回丝、 牛和槟榔子等。”①粤海关的报告表明， 继香港在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取代广州成为华·０１２·①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８２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南进出口贸易中心之后， 澳门随之背靠香港， 发展面向粤西南地区的常规及非常规商品的进出口中转贸易， 到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澳门不仅不再是昔日依附广州的外港， 反而 “成为广州各个领域的较强的竞争对手”。 这不仅表现为澳门当时在挑战甚至取代广州原来在粤西南地区进出口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而且还表现为澳门进而在此基础上将其依托香港而进行转口贸易的经济辐射力覆盖到广州近郊的核心贸易区。 本章第一节曾经叙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 “澳门洋布销售市场首推顺德陈村，其销售量约居澳门入华洋布七成半”。 此外， 澳门进口的洋布、 洋纱还一度销往同属广州府的东莞石龙、 太平等地。 直到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随着粤海关改变洋布、 洋纱税的征收， 从澳门进口不再受惠， 广东商人才放弃与澳门的同类贸易， 转而从广州进口。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 由于用轮船运载洋纱经拱北报关进入广东内地的税费低于广州， 广东商人再度振兴粤澳贸易， 使 “该货物从香港用轮船运至澳门， 再以华船取道石歧转运至佛山”、 陈村等， 遂使澳门转口贸易的辐射力再次深入广州近郊。①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澳门据以挑战广州贸易地位， 除了依靠大量的民船运输外， 还有定期航行的轮船运输。 １８６７ 年广州与澳门间有 １２ 艘注册小轮船往来， 其中 ４ 艘定期载客往返， 其余 ８ 艘 “表面上装载适时水果到澳门市场， 但实际上是载运绑架来的苦力到澳门”。 此时， 广州与香港有 ２８ 艘注册小轮船定期往返， 每船每月 ３ 个航次， 平均总载重量为 ３３６０ 吨。 １８８１年， 来往广州、 澳门之间的定期进口轮船共约航行 ２８９ 次， 接近进口轮船总航次的 ２８％。 同期来往广州、 香港的定期班轮则有 ４６０ 航次， 占进口轮船总航次的 ４４ ５％。 １８８３ 年， 来往广州、 澳门的河轮进口 ２７５ 航次， 其中有 ２ 艘为租用轮船。 １８８４ 年减至 １６６ 航次， 其中仅有 １ 艘为租用轮船。②１９ 世纪七八十年代， 澳门对广州贸易地位的挑战， 还表现为吸引·１１２·①②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１２８、 ８８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４３、 ２５５、 ２８３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广东内地的丝、 茶出口。 与征收苛捐杂税的广州相比较， 对丝、 茶征收较轻税赋的澳门显然更能吸引广东商人前来进行出口贸易。 于是，各地生丝汇集澳门， 然后用轮船运到香港并销往欧洲和美国。 １８７１年， 流入澳门的生丝约有 ５８９２ 担， 价值 ２３５ ６８ 万元； １８７２ 年增至８０６０ 担， 价值 ３２２ ４ 万元。 大量生丝取道澳门出口， 一度严重干扰了广州口岸的贸易， 广东官府不得不多方防范生丝走私， 同时减征不合理的厘金， 到 １８７４ 年广州的生丝出口才恢复正常。 同样， 对广州而言， “澳门是茶叶出口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１８７１ 年， 澳门用轮船 运 往 香 港 的 茶 叶 有 １４５１１ 担， 价 值 ３９２８７７ 元； １８７２ 年 增 至２４９７２ 担， 价值 ６８６７３０ 元。 此外， １８７１ 年， 澳门用远洋轮船直接运到欧洲的茶叶有 １９２９９ 担， 价值 ４４３８７７ 元； １８７２ 年增至 ２１９２７ 担，价值 ５０４３２１ 元。 １８８４ 年， “由于自澳门出口经常能卖得好价”， 华商仍然将茶叶从广州运往澳门出口， 这导致广州茶叶贸易逐年减少。①虽然当时广州的出口贸易总量仍然大于澳门， 但是澳门已经不再依附广州， 它对广州贸易的分流与竞争已经显而易见。在澳门成为粤西南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商业中心的过程中， 澳门除了依赖正当商品的常规贸易与广州竞争之外， 还依靠属于非常规贸易的苦力贸易和鸦片贸易， 形成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的畸形动力。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澳门与香港、 汕头三地成为华南地区苦力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此后， 香港、 汕头的苦力贸易相继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于是 “葡萄牙人抓住机会， 把澳门发展成为苦力贸易的中心”。② 直到１８７４ 年 ３ 月， 澳门才在中外社会压力下， 正式禁止苦力贸易。 在鸦片贸易方面，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之后， 鸦片输入广东的通道， 共有 ５ 个口岸： 香港、 澳门、 广州、 汕头及海口。 由于洋船运输鸦片来华， 需·２１２·①②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７６、 ７９、 ９５、 ２８６ 页。颜清湟： 《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 （１８５１ ～ １９１１年）》， 粟明鲜、 贺跃夫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１９９０， 第 ５１ ～ ５２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要在港、 澳、 穗三地缴纳关税， 大量的鸦片便通过华船走私进口。 当时， 澳门是华船的重要货运点， 香港进口的外国鸦片有很多先走私到澳门， 再通过华船分流到粤西海岸及西江各埠。 据当时由英国等外国商人组成的香港商会统计， １８７６ 年香港 “卖掉的鸦片总计 ９１６１０ ５担”， 其中销往 “国外” 的鸦片有 １８３９ 箱。 粤海关税务司认为： “所谓 ‘国外’， 几乎全部运往澳门。” 供澳门本地消费 ４００ ～ ５００ 箱， 其余则走私到内地。 此外， 当年运抵香港的鸦片当中， 还有 １ ５ 万担去向不明。 “它可能代表着在香港售给中国人， 用本地民船通过香港和澳门附近中国 ６ 所分卡运入中国的总数量。” “大量香港走私交易， 都经葡萄牙租借地进行。”① 另据澳门理船厅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Ｍａｓｔｅｒ） 报告，１８８２ 年经由澳门输入华南内地的鸦片总值为 ３５９ ７０２９ 万元， 其中报关船运为 １６３ ３９５２ 万元， 秘密走私约 １９６ ３０７７ 万元。 澳门理船厅估计，后者 “是以小船走私， 武装护送登陆”。② 报关、 走私两者几乎各占其半， 走私稍多。 这些数据显示， 澳门在香港向内地报关输入或秘密走私外国鸦片的过程中， 充当着二传手的关键作用。 近代澳门在苦力、鸦片等非常规贸易中扮演的中转角色， 固然有助于本地经济的畸形繁荣并获得粤西南经济贸易圈的主导地位， 但也埋下随非常规贸易一同衰落的隐患。１８６８ 年 ７ 月 １ 日， 广东官府为了分享港澳地区走私内地的鸦片贸易利润， 开始在港澳口外水域设立常关税卡， 征收低于海关税率的厘金。 此举有助于吸引众多华船经由澳门进出， 从而提升澳门的贸易地位。 当时， 两广总督瑞麟经与英国驻广州领事布鲁克·罗伯逊 （Ｂｒｏｏｋ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商议， 宣布在新安县的汲水门、 佛头洲、 九龙寨 （后增加·３１２·①②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第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４６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７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长洲） 以及香山县的氹仔、 过路湾 （旋改在拱北湾和前山） 等处， 设立常关税卡， 驻泊炮船， 向来自港澳地区的华船上运载的鸦片征收厘金， 从而造成持续 １８ 年之久的所谓 “封锁香港”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ｏｆ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事件。 这些常关税卡只对过关鸦片征收每箱 １６ 两银， 较诸征收每担 ３０ 两银的海关税率更低， 因而吸引原先设法避税的走私华船前来报关缴交厘金， 以便使走私鸦片成为 “合法” 商品。 １８７２ 年， 直接面对澳门的拱北常关迁往更为靠近澳门出入航道的马溜洲岛， 并于次年向所有过往货物征收税费。 在此缴纳较低税费之后， 可以在终点减征四成的洋货关税， 其结果是 “促使澳门成为粤西海岸贸易之汇集地”。①１８８６ 年， 在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人斡旋下， “封锁香港” 事件获得解决。 根据 １８８７ 年 ３ 月达成的 《中葡里斯本草约》， 同年 ４ 月 ２日， 清朝海关总税务司在毗邻澳门的对面山拱北湾设立拱北关， 派驻税务司， 开关征税。 与同时开关征税的九龙关一样， 拱北关只向来自港澳与外洋的华船征收 “洋药” 及其他货物的税厘， 成为特殊的中国海关。同年 １２ 月 １ 日，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及其附约在北京签署。 这是葡萄牙人在 １６ 世纪中叶赁居澳门以来， 中葡两国首次签署的商定澳门地位、 中葡关系与通商贸易等事项的条约。 它使持续 ３００ 多年的葡萄牙人进入、 赁居、 占领澳门这一中国领土的历史进程， 以两国条约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葡萄牙人从此取得 “永居管理澳门” 的地位， 清政府则继续将澳门作为中国国内的特殊港口予以国内港口的优待。 这在当时算有利于提振澳门贸易地位的好消息。 １８８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由澳门总督指定、 由澳门市政议员及华商组成的一个委员会， 在澳门 《本省公报》（Ｂｏｌｅｔｉｎ ｄ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上发表调查澳门商业状况的报告， 肯定拱北设关与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签订对促进澳门贸易的作用， 称： “１８８８ 年间·４１２·①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３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澳门贸易得以改进的值得注意的原因是： 一、 中葡条约的结果确定澳门的政治地位， 华商获得信心， 因而能够吸引资金， 增进贸易； 二、 中国海关税务司宽待澳门华商， 免除贸易重税， 给予特许经营， 这就大大促进贸易的发展。 澳门华商的证词和委员会成员对本地商业调查的实际经历都证明， 仅此上述两点就可以解释 １８８８ 年出现的商业进展。”①本章第一节曾经提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 粤西南各府每年从澳门转入鸦片的货值， 大约只占从该地转入洋货总值的四分之一， 表明正当商品的常规贸易已经成为澳门与粤西南各府进行洋货转口贸易的主流。 当时， 粤西南各府大都通过民船运输， 经由澳门的中转贸易， 与香港这个中外进出口贸易的枢纽港建立起密切的商业网络。 因此， 尽管 １８８８ 年的拱北海关税务司认为 “澳门既非生产中心又非消费中心”， 但 １８９２ 年该海关的后任税务司一再使用 “商业中心” 的概念，来评论澳门的贸易地位。② 这表明， 当时人们已经公认澳门成为粤西南转口贸易圈的商业中心， 这一评价表明澳门达到其近代贸易地位变迁过程中的辉煌顶点。然而，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随着外围因素的逆转和本地贸易机制的持续恶化， 近代澳门贸易地位在达到顶峰之后， 竟又无可挽回地重蹈古代澳门贸易地位由盛而衰的覆辙。动摇澳门主导粤西南转口贸易地位的外围因素， 首先表现为轮船运输的广泛应用以及粤西南新兴商埠的崛起。 它们促使原先作为澳门转口贸易腹地的西江部分地区， 以及高州、 雷州、 廉州、 琼州等 “下四府”另觅贸易出路， 不再将澳门作为通往香港这个进出口贸易枢纽港的民船航运集散中心。 澳门主导的粤西南转口贸易圈随之逐渐瓦解。早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 澳门主导粤西南转口贸易的优势地位就·５１２·①②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８ 页。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８、 ２５、 ２７、 ３０、 １２８、 ３８７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遭受到第一波打击。 “一八七六年及一八七七年， 琼州与北海相继开辟为通商口岸， 加上安全、 快捷的轮船取代慢速、 笨拙的木船， 致使西海岸贸易中的可观部分转往香港， 澳门在西海岸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受到沉重打击。”①１８９７ 年， 清朝政府向英国等西方列强开放西江内河轮船航运权，从此外国轮船可以从香港直达西江各埠。 １８９９ 年， 清政府将广州湾租借给法国， 法国人随即宣布广州湾成为自由港， 形成与澳门自由港竞争之势。 这时， 位于西江下游的江门已经从原来广东新会县管辖下的一个小镇， 成为会聚 “下四府” 民船运载进出口货物的重要商埠。 １９０４ 年，清政府宣布将江门开放为通商口岸， 这有助于江门进一步利用轮船运输， 取代澳门在 “下四府” 贸易圈中的主导地位。 “下四府” 的出口货物除了就近集中广州湾， 用轮船经粤西海岸运往香港之外， 还可以用木船运至江门， 再装上轮船， 沿西江直达香港。 这些地方购置的进口货物， 也可以从香港以轮船转运到广州湾或江门， 再用民船分散运往各地。 这样， 较诸先前以木船运输经澳门至香港， 货物来往更加快捷而安全。 然而， 澳门与粤西南各埠的经贸关系却因为轮船运输逐渐取代木船运输而疏远。当时， 据拱北海关报告： “高、 廉、 雷、 琼下四府货物运至新会之江门口， 当入口时， 即有该口银号估计货值， 预行垫支银两， 以济其用。 若运至澳门， 必俟将货卖出， 始可得银。 且江门各商赀本富厚， 举动挥霍， 凡下四府船所装花生等油， 一经交易， 无不罄其所有。 澳门市面既淡， 商情尤薄， 此项船到， 每于甲处沽油， 乙处卖渣， 辗转求售，折阅良多。 故近来下四府船只皆视澳门为畏途， 而群趋江门， 渐至江门已为下四府货物总汇之区矣。” “忆廿年前， 琼州、 北海二埠一经开为通商口岸， 澳门贸易即被牵动。 盖在昔未经通商， 洋、 土各货俱用华·６１２·①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６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渡， 不下四十艘， 由该二埠往来。 及至通商以后， 华渡迟缓， 不能与轮船争衡， 曾无几时， 已多帆樯息影， 所有利权约十之五六归于香港大埠， 往日情形可引为前车之鉴。” “按西江一带， 中有江门、 甘竹二埠，实为本口附近之市廛百货萃销之总汇， 今竟为轮船径达之区， 逐渐侵夺往来二埠华船之利。” 到 １８９８ 年， 原来依靠木船运输， 来到澳门置办各种洋货的西江各埠， 大多改用轮船， 直接从香港进货。 “查陈村、 顺德、 江门三埠， 向皆由澳门购办匹头， 今则无复过问。 盖彼之购货者悉图轮运直捷， 费廉而速， 均已舍囤货之澳门， 转趋出货之香港。 此等变易情形， 匹头有然， 即他货亦莫不然。”①轮船运输， 对于新兴商埠的崛起往往如虎添翼， 为何对澳门的贸易地位反而有损？ 究其原因， 在于澳门位于珠江支流的西江出海口，水中夹带的泥沙长年淤积， 阻塞港口航道， 难以吸引吃水较深的大轮船入泊， 一旦周边商埠使用轮船运输， 就会凸显澳门的这一劣势。 远古时期， 澳门是近海的一个普通小岛， 后来西江泥沙在这个小岛与内陆之间冲积成一道沙堤， 使之成为半岛形状的陆连岛。 澳门半岛的西边有一条内河， 名叫濠江， 澳门便形成内港； 东面是西江出海口伶仃洋， 形成外港； 南面小横琴岛、 氹仔岛之间称为内十字门， 大横琴岛、 路环岛之间， 形成外十字门。 “香山县的梨形地域在两道河流的排泄网路中间构成一个凸角， 两道河流竞相越过农田与庄园， 流入大海。 河水从东、 西两边流经本地， 已成强弩之末， 汇入大海时流速减缓， 淤泥便沉积下来。 众多的群岛、 密集的渔桩、 人工养蚝设施以及其他阻碍物， 都造成淤塞， 直至浅滩变成海岸， 海岸又被开垦为长久的稻田。” 如此沧海桑田般的泥沙淤积， 使得澳门只能把吃水较浅的木船作为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 因而无法在与利用轮船运输的新兴商埠的竞争中取胜。·７１２·①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１４５、 １８１ ～ １８２、 １８７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早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拱北海关税务司就警告说， “珠江及西江河水带来大量淤泥， 致使位于两江出口处的澳门港口迅速淤塞， 或许是导致澳门商业中心地位一落千丈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澳门官方多次吁请葡国政府准许动用现有基金疏浚港湾； 但至今未奏成效。 这一弊端正在迅速扩大， 澳门如果还想维持港口贸易， 必须在近期解决这个问题。华商早已证实， 澳门外港抛锚处的水位一年年降低， 先前澳门乐于与潮州府进行的贸易以及澳门与粤西各府的洋米贸易均已转到香港”。 １９０５年初， 拱北海关税务司又警告说： “澳门昔年本系商务繁盛之区， 径与环球各埠交通直接， 乃观现在情形今昔迥殊， 大有江河日下之势。 苟非将海滨一带挖浚， 俾外海轮舶得以驶赴码头湾泊， 免受意外之虞， 则该埠生意恐难进步。”①鉴于澳门航道严重淤塞， “改进周围水路的唯一行动在一九一一年由澳门政府进行。 该年初夏， 澳门政府与香港一家工程商行签定合约， 疏浚进入澳门港口的一条航道。 该航道计划有六千米长、 五十米宽， 统一水深为十二英尺， 将于一年内完成”。 可是， 此后澳门 “本地方圆数英里的全部河床， 正以每年几英寸的速度升高”。 １９２０ 年，澳葡政府终于决定实施兴建人工外港的计划。 “要完成这项雄心勃勃的工程， 需要耗资一千二百万元， 据称这笔款项已由里斯本政府担保。 整个工程包括兴建一道南面防波堤， 约长三千六百码， 有三个开口； 还兴建一道东面防波堤， 长一千四百码。 这两道防波堤可供二十二英尺的船只靠泊。 此外， 从东南挖浚一条 ‘运河航道’， 宽一百码，深七米半， 连接澳门盆湾， 通向深水区。 该项计划的立论依据是： 防波堤将促使内港或前山河口与澳门东边大海之间的涨潮和退潮， 形成急流， 疏浚航道， 保持水深。 西边的内港和半岛东面的另处盆湾， 将成为华船及造船船坞的庇护地， 修建大码头、 堤岸和船只下水设施·８１２·①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７、 １０１、 ２３１ ～ ２３２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等。 整个计划预期八年完成。” １９２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澳门外港浚河工程完成其最后之一篑， 扩张本埠伟谋之初步至此遂告成功。 新设之寄泊所系为大河轮船之用者， 兵舰巴地号首先照官式仪节驶入。 其出海之水道， 业经浚深， 即春季水浅时， 尚有十六尺， 故凡吃水二十二尺之船只， 至潮长时即可行驶。 内港河岸有数段已经填阔， 其余沿岸一带， 将来亦议照此进行。 迤北新垦之地已有一大部分批出， 经营工业；青洲附近船坞及避风塘左右地段， 亦建设工厂货仓”。① 至此， 澳门疏浚外港及内港的大规模工程提前完成， “大河轮船” 可以驶入外港。 不过， 这一太迟来到的疏浚港口成就， 已经不能挽回澳门早已失去的主导粤西南转口贸易圈的优势地位了。导致澳门最终失去主导粤西南转口贸易地位的外围因素， 还有广东政府不时调低从粤海关进出口货物的税厘， 或者直接调高从澳门入口的货物税费。 澳门因此不断失去曾经拥有的货物转口贸易价格较为低廉的成本优势， 难以再和广州等商埠竞争。 以茶叶出口而言， １８８７ 年拱北海关成立之初对茶叶的征税轻于粤海关， 因此粤商多将茶叶由广州附近转运至澳门， 再用民船而不是轮船运往香港， 这就可以减少 ２５％ 的出口税。 但到 １９０８ 年， 粤海关宣布降低出口茶税， 导致原来取道澳门出口茶叶的茶商从此舍弃澳门而改由广州出口茶叶， 澳门一度兴盛的茶叶加工贸易随之衰竭。 以洋布、 洋纱进口而言， １８９１ 年， 粤海关鉴于洋货运省， 皆舍华船而就洋轮， 于常关税课不无亏短， 遂设法将洋棉花纱及匹头等项税课减半征收， 以广招徕。 于是， 从 １８９２ 年起，原来一直从澳门进口洋布、 洋纱的顺德陈村、 东莞石龙、 太平等埠，都转而就近从广州购运， 澳门同类货物的转口贸易额随之急剧下降。１９３３ 年， 中国政府调高境外商品进入内地销售的关税， 以减少外货进口， 导致澳门青洲英坭公司销往内地的产品数量急剧下降。 １９３６·９１２·①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８２ ～ ８３、 １００、 １０１、 ３６２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年， 该公司被迫关闭。外因终究需要通过内因才起作用。 上述外围因素的逆转， 虽然导致澳门逐渐失去主导粤西南转口贸易的地位， 但澳门本地贸易机制的恶化， 才是其对外贸易最终失去活力与竞争力的内在根由。 其贸易机制恶化的集中表现是， 澳葡政府背离自由港本应奉行的自由贸易精神， 使包税专卖制度覆盖各行各业， 从而阻碍本地的经济发展以及与外埠的贸易竞争。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曾经叙述， １８４５ 年澳葡当局在宣布澳门成为自由港之后， 鉴于本地面积狭小， 无法如同香港那样以拍卖土地作为岁入的一项主要来源， 因此为了确保稳定而定期增长的财税收入， 决定采取定期招标承充的包税专卖制度， 允许专营承包商在定期向政府缴纳固定税款的前提下， 利用政府赋予的特权对该行业实行排他性的垄断经营。与香港开埠初期实行以自由贸易为主， 辅以非常规贸易行业 （如苦力贸易、 鸦片贸易、 娼妓业、 赌博业等） 及个别繁重工种 （如打石、 筑路等） 包税专营的英式自由港政策相比较， 澳门在非常规贸易与常规贸易的各个行业全面推行包税专卖制度， 这构成了葡式自由港政策的最大特色。关于包税专营或包税专卖的利弊， 当年的拱北海关税务司评论说：“这类专卖都由华人掌理， 他们为专卖权支付固定费用， 从中也大捞一笔。 专卖制度肯定增加澳门的生活开支， 压制竞争这一贸易之魂； 但它们带来官府需要的岁入， 其中有相当部分被用于改进房屋及道路卫生等， 因此这种制度还是有些好处的。”① 显然， 这种制度的 “好处” 属于眼前易见之利， 因此在当代仍有学者肯定 “这一创新， 或者说是今天澳门最广为人知的特色， 从一开始就是成功的。 它不仅从财政的观点看取得了成功， 而且还成功地给无法无天的无照赌场带来了秩序”。②·０２２·①②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４１ 页。Ａｕｓｔｉｎ Ｃｏａｔｅｓ， Ａ Ｍａｃａｏ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９８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然而，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的历史， 已经将澳门包税专营制度 “压制竞争这一贸易之魂”、 损害本地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弊端一一暴露出来。 因此， 后世史家在肯定包税专营制度的 “好处” 之时， 还应该指出它给澳门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难以弥补的害处： １８９１ 年， 澳门 “特许专营者以每头猪征税八厘及值百抽三两三的佣金， 征收以华船运往澳门的生猪税费， 已经剥夺澳门华船的牲畜贸易。 如今， 牲畜都由轮船从下四府直接运往香港”。 同年， “先前澳门乐于与潮州府进行的贸易以及澳门与粤西各府的洋米贸易均已转到香港”。 １８９２ 年 ５ 月 １ 日， 澳门对深受穷人喜爱的一种廉价米酒——— “料半” 米酒实行包税专卖，加收酒价， 结果激起当地华人商铺大罢市， 声势之大， “为澳门开埠三百多年来所未有”。 澳葡政府被迫撤换原由香港商人担任的包税商，改由 “一显要葡人” 专营。 １８９４ 年， 澳门制造爆竹的 “火药由商承办， 则有碍于制造爆竹各工”。 “因火药为内地禁物， 且价颇贵， 在澳则价廉也。 现由商办， 价贵于往昔不止十分之一， 各工获利较少， 相率去而之他， 即发卖爆竹之巨店亦迁往内地。” 同年， 澳葡政府 “轻率地允许煤油专营， 只允许包税商买卖煤油。 包税商为了迅速致富而加价销售， 贸易商被迫改往香港进货”， “澳门的煤油贸易却渐趋停顿”。 “不过这只是设立专营给澳门贸易造成的直接损失， 贸易商被迫去香港购买煤油， 还造成其他方面的重大损失。” “煤油一物， 体质粗重， 得尽让与华船装载。 各华船又防小轮抢夺生意， 群由香港揽载， 视为行船进止之区， 因之该货俱囤香港， 而舍弃历年之澳门。” “致今各项货物争相效法， 而本口贸易尽为所夺也。” “一八九四年澳门实行煤油专卖， 使得华船的进出口货运量剧减， 严重损害澳门的繁荣， 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复原。”①当时， 澳门是在本地全面实施包税专卖制度的基础上， 与崇尚自由·１２２·① 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７、 ４１、 ５０ ～ ５１、 ６７、 １６９、 １９７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贸易的香港以及正在学习自由贸易市场准则的广州、 江门、 广州湾等周边商埠， 展开商业贸易与竞争的。 包税专卖虽然可以保障澳葡政府获得定期增加的岁入， 可是包税商在向政府承诺购买专营权之后， 大多提高专卖商品的销售价格， 以赢取垄断经营的暴利。 其结果是为渊驱鱼， 为丛驱雀， 迫使本地同行业的其他经营者出走， 转投没有或少有垄断专营而经营成本低廉的外埠贸易， 这就导致澳门经济失去内部活力和对外竞争力， 最终失去主导粤西南转口贸易圈的地位。 况且， 包税商与政府的关系只是短期利益的交易关系， 其中包含毁约的变数。 “包税制其实只是包税商获利之商业交易。 为了获利， 包税商不在乎他们的做法是否会阻碍贸易的发展， 一旦发现无利可图， 就会滞留应缴之款项， 撕毁合同。” 因此， 尊崇自由贸易精神的拱北海关税务司在 １８９１ 年就呼吁：“治国之策， 应当废除包税制。”① 同年， 澳门葡文刊物 《独立者》 也刊文 “呼吁像香港那样对专营和垄断进行规范， 以便为更多的个体经营者开辟贸易机会”。② 这显示澳门葡人社会也有人发出仿效香港自由贸易、 约束专营垄断的呼声。可是， 澳葡政府始终对依靠包税专营以增加本地岁入情有独钟。１８９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澳葡政府再次公布实施包税专营制度的法律文件， 将番摊博彩、 猪肉、 盐务、 石油、 火药、 硝石、 硫磺， “甚至在表中被列为人类粪便的肥料， 亦采用同样办法” ， 实行 “特许专卖制度”。③ 到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 “葡属澳门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专营权的包税款， 洋药专营、 赌博专营及彩票专营是三项主要的包税专营项目” ， “较小的包税专营项目是鱼、 盐及烟草的专营” 。 此时， 澳门所有包税专营的上缴税费当中， 只有 １％ 划归专管市政建设的澳·２２２·①②③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６ 页。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十九世纪）》， 姚京明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２６７页。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十九世纪）》， 姚京明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３０２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门市政厅。① 这意味着包税专营制度之 “利”， 绝大部分由包税商和澳葡政府瓜分， 只剩下零星余润用于本地市政建设； 其弊则殃及本地经济与对外贸易， 由澳门居民承担。澳葡政府从各项包税专营获取的大量财政收入， 本来可以更多地用于本地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需， 可是这些收入多被葡萄牙政府划拨提取而去。 １９０９ 年一家香港报纸报道： “闻诸澳门人云： 该处向所征之赋税， 尽堪整顿地方、 倡兴工艺， 为一大商场。 然政府素为葡京政府遥制， 每有所作为， 须动公款， 必须禀准。 而葡政府又事事从节俭， 政多不准行， 且命将全库数目随时列报， 每有盈余， 必行提取。 计十年内，为葡京提取者约四百万元。”② 此后， 澳门历史学家徐萨斯进一步披露葡萄牙政府从澳门提取大笔款项， 用来接济其在海外的殖民地： “澳门殖民地拿出了大笔款项， 来解其他殖民地因长期透支而造成的困难， 真是此得彼失。” “澳门的预算盈余都被挪用解救其他殖民地去了———帝汶、 果阿、 莫桑比克、 安哥拉、 圣多美、 几内亚、 佛得角。他们花掉了澳门成百万的美金， 而且根本没有偿还的可能。”③ 葡萄牙政府从澳门抽走本应用于澳门本地建设的巨额财政收入， 致使澳门自由港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航道疏浚等公共工程一再延误， 严重阻碍澳门经济的发展。１８９１ 年 １２ 月， 拱北海关税务司鉴于当时 “促使澳门获得巨额利润的众多财路既已中断”， “澳门的繁华及其购买力都备受削弱。 此外，澳门官府实施的制度也导致澳门降低其原先的商业中心地位”， 于是预言澳门和香港这两个毗邻自由港的贸易前景： “香港的持续富裕及·３２２·①②③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９８、 １０３、 １０４ 页。《澳门财政》，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 转引自赵利峰 《路径依赖： 论晚清澳门承充专营制度———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视角》， 《澳门历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１１ 期。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 ２６１、２８４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其商业重要性的不断加强， 肯定会令其逐年成为澳门的强大竞争者，并且将商业贸易从拱北 （关） 吸引到九龙 （关）。” “如今， 澳门的资金已不能同香港的资金竞争； 贸易的发展自然向最重要之中心倾斜，必然会舍弃澳门奔赴香港， 除非前者的生活支出及仓储费用显著少于后者。 以前， 澳门曾受惠于较少之生活开支和仓储费用， 而今葡萄牙人为了应付不断增长的财政需要， 不时开征新税， 遂使澳门迅速丧失这种优势。”①这番预言在后来澳门历史学家徐萨斯撰写的名著 《历史上的澳门》 一书中多次获得证实： “每一个颇有前途的企业都为苛捐杂税所累， 夭折在襁褓之中， 很多因此被赶出澳门的工业纷纷迁往香港，使香港的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 “难怪澳门发展成商业中心的每一个希望都被扼杀了。 在这一过程中， 已经有很多极有前途的工业归于失败， 较引人注目的有茶厂、 丝绸厂和玻璃厂。” “很多当地商人到香港去寻求更安全的场所， 把它作为发展事业的新天地。 还有许多很有前途的企业被澳门的官僚体制赶到了香港。 毕竟， 澳门就是无所顾忌地杀死或赶走那些生金蛋的鹅或者那些在精心呵护下要生金蛋的鹅。”②在澳葡政府自毁长城的包税专营政策主导下， 本地 “许多很有前途的企业被澳门的官僚体制赶到了香港”， 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衰落趋势因而无法逆转。 即便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澳门加工贸易各行业的发展一度赢得 “工业起飞” 的赞誉， 也难以挽救澳门日趋依附香港乃至广州、 中山等周边商埠的颓势。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 澳门承接香港进出口货物向内地转口贸易的范围， 已经从其曾经主导过的较为辽阔的粤西南地区， 收缩到香港、 中山、 新会、 广州之间的狭窄区域； 香港则早已·４２２·①②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２６、 ２７ 页。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 ２６２、２９５、 ２９６ ～ ２９７、 ２９８ 页。

第四章　 澳门与香港的常规贸易及其地位变迁成为连接中外贸易的著名国际贸易枢纽港。 香港的兴盛与澳门的衰落，成为以英国与葡萄牙为代表的新老殖民资本主义在远东霸权地位更替的具体写照。本章小结： 澳门依附型经济的定型１８４０ 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 澳门是依附于清朝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外港。 １８４１ 年香港成为自由港之后， 澳门与香港、 广州的经贸关系随之发生亲疏迥异的变化。 香港迅速成为供应和吸纳包括澳门在内的中国沿海港口进出口货物的枢纽港； 澳门则逐渐成为承接香港中转贸易并向粤西南地区辐射互动的主要转口港， 成为主导粤西南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商业中心。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起， 港、 澳两个自由港的正当商品常规贸易相继取代鸦片之类的非常规贸易成为两地贸易的主流。 澳门进而将其常规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 扩展到其曾经长期依附的华南商业中心城市广州的近郊， 一度形成对广州的竞争与挑战。然而，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２０ 世纪初， 清朝政府向西方列强开放西江内河轮船航运权， 法国宣布将其租借的广州湾 （今湛江地区） 开放成为自由港， 原来依靠帆船运输经由澳门向香港做进出口贸易的广州湾、 江门等粤西南各商埠， 随即借助轮船运输直接与香港进行贸易。 西江泥沙长年淤积， 澳门不利于吃水较深的大轮船靠泊， 因而澳门在与依靠轮船运输迅速崛起的周边各商埠的竞争中不进反退。 在此前后， 澳葡政府违背自由港理应奉行的自由贸易精神， 将包税专卖制度推广到各行各业， 迫使不堪忍受包税商垄断和政府重税的工商业经营者陆续离开澳门， 他们迁往营商成本较低的香港及周边商埠， 澳门经济因此失去内部活力和对外竞争力。 在内外因素的交相作用下， 澳门逐渐失去曾经拥有的主导粤西南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地位。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澳门各加工贸易行业进入难能可贵的高峰发·５２２·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展期， 其原因与澳葡政府采取减免本地一些工业产品税、 增加外国同类产品进口税等贸易保护政策密切相关。 ３０ 年代正常时期的澳门工业出口货值大约达到 １０００ 万澳门元， 基本可以弥补粤西南地区大部分出口货物不再取道澳门而造成的转口贸易损失。 但是， 这一成就仍然未能扭转澳门出口货值仅及进口货值一半的巨大贸易逆差。 加上澳门加工贸易各行业的发展受到本地包税专营制度的制约， 其原材料供应及产品销售大多需要依靠香港进行转口贸易， 因此澳门加工贸易的发展未能引领本地经济摆脱成为香港及周边商埠进出口贸易 “附庸” 的阴影。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 年日本全面扩大侵华战争， 澳门成为日军监控下的 “中立” 孤岛，澳门加工贸易随之失去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动能。 日本战败投降数年后， 澳门本地经济仍然未有较大起色， 其依附香港及周边商埠进行合法及走私转口贸易的惯性运行已成为定局。这表明， 无论是曾经主导粤西南地区进出口贸易的澳门常规转口贸易， 还是发生过被时人赞誉为 “工业起飞” 的澳门常规加工贸易， 都在内外因素的交相压抑下遭受挫折， 未能通过历史的无情汰选而成为促使近代澳门完成经济转型的主导行业。·６２２·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　 　 　 　 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第一节　 “远东蒙地卡罗” 的崛起１８４５ 年澳门宣布成为自由港之后的百余年间， 为近代澳门创造经济发展成就的众多行业， 逐渐随同澳门贸易地位的下降而同步凋谢， 不少行业甚至从此不复存在于澳门。 唯有一个行业， 尽管几经波折， 却始终与澳门风雨同舟， 不仅一直是支撑澳葡政府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 而且最终促成近代澳门经济的转型， 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澳门依附于香港及周边商埠的经贸关系有所转圜。 这一行业坚持延续至今， 终成正果，造就辉煌。 它就是澳门的博彩业。博彩在粤语中是碰运气的意思， 博彩业就是碰运气以赌输赢的赌博业。 这一行业有违经济伦理和道义， 它之所以能够在近代澳门立足， 除了其利润丰厚足以吸引一批又一批的经营者前赴后继地坚持经营之外，还与澳葡政府的扶持纵容、 中外习俗存在的好赌共性， 以及粤港两地禁赌等内外因素密切相关。葡萄牙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 １５ 世纪以后， 葡萄牙本土一直制定有禁止骰子、 纸牌和其他形式的赌博的法律条文。 不过， １７８３ 年葡萄牙开始发行彩票， 以筹集资金作为慈善用款， 这种做法随之延伸到葡萄牙人居住的澳门。 １８０５ 年 （清嘉庆十年）， 澳门 “夷人聚集番商开标， 民人被惑投银·７２２·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买标”， 清朝香山知县因此责成澳门葡萄牙人首领查明此事并立即禁止。①研究近代澳门博彩业发展史的青年学者赵利峰认为： “开标当即是售卖彩票， 这大概是在中国出现的最早的西式彩票， 也是国人最早接触、 购买的西式彩票。 显然， 这并非正式的彩票， 因为它既没有葡萄牙政府的批准，也没有得到清朝地方政府的认可。” １８１０ 年 ６ 月 ５ 日， 澳葡当局批准澳门天主教慈善救济机构———仁慈堂每年发行一次彩票， 筹集资金用作施药济贫的福利事业。 “据此可知， 澳门也是中国最早正式发行西式彩票的地方。” “购买者是以居澳的葡人和其他外国人为主， 但后来也逐渐开始向中国人出售。”②这时， 在广东内地以及澳门的华人社会中， 还流行购买中国民间彩票白鸽票的赌博活动。 白鸽票的赌博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广东放鸽会。 屈大均 《广东新语》 卷二十 《禽语》 称：广人有放鸽之会。 岁五六月始放鸽， 鸽人各以其鸽至， 主者验其鸽， 为调四调五调六七也， 则以印半嵌于翼， 半嵌于册以识之。 凡六鸽为一号， 有一人而印一二号至十号、 百号者， 有数人而合印百号者。每一鸽出金二钱， 主者贮以为赏。 放之日， 主者分其二， 一在佛山曰内主者， 一在会场曰外主者。 于是内主者出教， 以清远之东林寺为初场， 飞来寺为二场， 英德之横石驿为三场， 期以自近而远。 鸽人则以其鸽往， 既至场外， 主者复印其翼， 乃放鸽。 一日自东林而归者， 内主者验其翼印不谬， 则书于册曰： 某日某时某人鸽至。 是为初场中矣。一日自飞来而归， 一日自横石而归， 皆如前验印， 书于册， 是为二场。三场皆中， 乃于三场皆中之中， 内主者择其最先归者， 以花红缠系鸽颈， 而觞鸽人以大白， 演伎乐相庆。 越数日， 分所贮金， 某人当日归·８２２·①②《香山知县彭昭麟为查究蕃商开标聚赌事下理事官谕》， 刘芳辑、 章文钦校， 载 《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 （上册）》，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９， 第 ８４２ 号。 该号标题中的 “聚赌” 二字疑为有误。 经查该号内文并未出现 “赌” 字及其同义词， 与 “聚”相关的词只有 “聚集开标”， 由此概括出 “聚赌” 二字， 似不恰当。赵利峰： 《尴尬图存： 澳门博彩业的简历、 兴起与发展 （１８４７ ～ １９１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５４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鸽若干， 则得金若干。 有一人而归鸽数十者， 有十人千鸽而只归一二者。 当日归者甲之， 次日归者乙之。 是为放鸽会。这种放鸽会以六鸽为一号， 加以印记， 任人认购， “每一鸽出金二钱”， 若至百号， 则意味认购 ６００ 只鸽子共出资 １２０ 两。 将这些鸽子放飞之后， 按归鸽近远分为三场比赛， “某人归鸽若干， 则得金若干”。 据说，鸽子就是以当时幼童启蒙用书 《千字文》 中的字为编号， 如取 “天地玄黄” 的第一个字， 即为天字第一号、 天字第二号等。 “当时除了比赛白鸽谁最快飞回之外， 亦有猜测哪一号的鸽子飞回最多， 用以赌博。”①此后， 放鸽会式的赌博不再以放飞众多鸽子为竞猜品， 但仍继续选取 《千字文》 中的某些字， 作为每次竞猜赌博的凭据， 由此演进成白鸽票。 据说， 初期白鸽票的竞猜结果揭晓之后， 以飞鸽传报输赢， 白鸽票因而得名。 清朝人记述该项赌博规则， 称： “粤有白鸽标之戏。 标主以千字文二十句为母， 每日于二十句中散出二十字， 令人覆射。 射中十字者， 予以数百倍之利。 其余以此而降， 四字以下为负。”② 但也有称：“取 《千字文》 前八十字， 密点十字， 令人亦猜点十字， 猜得五字以上者， 每一钱赢十钱， 城乡各处俱开有票厂， 猜票者以票投之， 每日猜一次。”③ 看来白鸽票在各地的规则并不一致。史料显示， 大约在 １８４０ 年， 澳门已经有一家销售白鸽票的和生堂厂， 其规则列明各种输赢条例， 强调投资者须 “当堂问明妥合， 方可投入。 如或擅投， 有杀无赔， 勿贻后悔。 此乃公平交易， 和气生财。 诸尊合意， 请照规限而投。 如固执拗， 幸勿光顾”。④·９２２·①②③④鲁言： 《香港赌博史》，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１９７８， 第 ３０ 页。梁绍壬： 《两般秋雨庵随笔》，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 第２２１ 页。鲁言： 《香港赌博史》，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１９７８， 第 ３０ 页。《赌馆和生堂厂规限 （约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 载 《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 （上册）》， 刘芳辑， 章文钦校，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９， 第 １１９ 号； 《番禺县志》 卷 ６，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６２４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当时澳门华人社会除了流行白鸽票之外， 还进行番摊等传统的赌博活动。 番摊又称钱戏、 摊钱、 摊铺等， 由赌馆的摊主做庄家， 以开赌进行定额派彩，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 到近代， 据知情者介绍， 在广东及港澳地区的番摊的赌具称为 “摊子”， 最初以铜钱做成， 后来甚至用瓷片、骨钮、 蚕豆等颗状物来代替。 庄家抓起一把摊子， 盖在盅里， 不让众人知道有多少数目。 下注之后， 庄家用一根竹子拨开摊子， 每４ 颗为一组， 余下 １ ～４ 颗摊子， 就相应称为开几摊。 买中独赢者， 称为 “番”， 赔率可达几倍。①１８４５ 年 １１ 月， 澳葡当局宣布澳门成为自由港。 在此之前， 香港已经由英国人占领并宣布成为自由港； 清朝政府也已开放广州、 厦门、 福州、宁波、 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澳门原有的贸易地位面临严重的挑战， 本地财政入不敷出。 因此， 澳葡当局随即将华人流行的赌博活动纳入征收包税专营税饷的范围。 １８４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即将离任的澳门总督彼亚度（Ｊｏｓé Ｇｒｅｇóｒｉｏ Ｐｅｇａｄｏ） 发出训令， 宣布将对澳门番摊赌馆实施包税专营管理。 １８４７ 年 １ 月， 新任总督亚马勒领导的澳葡当局对澳门华人流行的白鸽票正式开征专营税饷， 从而标志着澳门博彩业开始因得到政府批准专营而走向合法化。 １８８８ 年 《澳门政府宪报》 所载岁入报表中， 对于白鸽票专营饷项一栏， 附加注释说： “白鸽票赌博是应华人的请求， 于 １８４７年 １ 月， 由澳门总督批准设置。” １８４７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澳门政府宪报》 登载的澳门公物会 （Ｊｕｎｔａ ｄａ Ｆａｚｅｎｄａ Ｐúｂｌｉｃ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 当年上半年收支明细表中， “提及客栈和合法博戏 （Ｊｏｇｏ Ｌíｃｉｔｏ， 应指番摊） 在一起的税收，大约是银 ６０ 余两”。 有研究者认为： “这里将客栈和所谓的合法博戏归拢在一块， 可能是指在客栈中开设的赌场。 这是在亚马留政府开始向华人征税后的事， 亦是澳门番摊实行正式专营承充以前的收益。” １８４９年 ４ 月， 澳葡当局正式向被批准包税专营的番摊赌馆发放牌照。② 至·０３２·①②鲁言： 《香港赌博史》，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１９７８， 第 ６ 页。参见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第 １６２３、 １６２９ 页； 亦可参见胡根 《１８７２ 年香港禁赌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澳门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５５ 期。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此， 白鸽票和番摊两大博彩行业都被置于澳葡当局批准的包税专营范围之内。澳葡当局此举有助于增加岁入。 据清朝广东官府调查， １９ 世纪６０ 年代中叶， 澳葡当局征收的税饷， “每年合计抽收各项银两约共一百二十三万”， 其中 “白鸽票赌局每年三四万金， 摊馆每年十二万金”。① 这两项博彩行业上缴澳葡当局的税饷之和， 约占当年岁入的１２％ 。 随着白鸽票与番摊的定期包税额持续上涨， 到 １８６３ ～ １８６４ 财政年度， 澳门博彩业承充专营的包税收入首次突破澳葡当局岁入的一半， 占 ５２％ 。② 这表明， 博彩业已经成为澳葡当局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后， 澳葡当局又将华人社会流行的闱姓赌博纳入包税专营的范围， 进一步增加和巩固了博彩业在本地岁入中所占的过半比重。 闱姓是清嘉庆年间开始流行于广东佛山的一种赌博， 以参加科举考试中的士人姓氏， 尤其是其中的小姓作为竞猜投注的对象。 此后， 闱姓赌博蔓延到澳门， 随着广东官府不时禁止闱姓赌博在广东流行， 澳门反而成为闱姓赌博在华南地区的根据地。 于是， 急于开拓财源的澳葡当局打起闱姓赌博的主意。 有研究者依据葡萄牙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的葡文资料， 发现澳门第一次招商承充闱姓专营的文件， 承充期从 １８６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起， 每年缴款 １６００ 元。 １８７２ 年， 澳门闱姓的专营承充价增加到 ２２０００元。 到 １８８４ 年， 澳门第六届闱姓承充专营三年的中标价剧增到 １０６ １万元， 承充期为 １８８４ 年 ９ 月至 １８８７ 年 ９ 月。③ 闱姓专营包税额的迅速攀升， 反映出该行业迅速超越白鸽票和番摊， 成为澳门博彩业的龙头，·１３２·①②③《广东巡抚郭嵩焘查明澳门前后大概情形清折》，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第 ２ 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７５５ ～ ７５６ 页。赵利峰： 《尴尬图存： 澳门博彩业的简历、 兴起与发展 （１８４７ ～ １９１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０ 页。赵利峰： 《尴尬图存： 澳门博彩业的简历、 兴起与发展 （１８４７ ～ １９１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７９、 ８４、 １２８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并确保博彩业继续成为澳门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到 １８８３ ～ １８８４ 财政年度， 澳门博彩业承充专营的包税收入已占澳门岁入的 ６８ ７％ ，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 对于澳门来说， 闱姓是澳门被称为赌城的最强有力印记”， “相比较而言， 澳门的白鸽票和番摊， 只能瞠乎其后了”。①近代澳门历史学家徐萨斯在其著作中， 在评论澳葡当局开征博彩业专营税饷， 及该行业在澳门长期合法经营的缘由和影响时说： “澳门自取消关税以来， 财政状况一直十分困难。 政府从澳门市民贷款， 从政府设在伦敦的金融机构抽取资金。 税收资金很少， 只好允许开设中式赌场来增加岁入， 虽然开赌场是违反葡萄牙法律的。” “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堕落成了中国的蒙地卡罗，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沦丧，澳门开始依赖这种当时中国认为很肮脏的税收来源———这就是香港的自由港政策带给澳门的最大的惩罚之一。”②徐萨斯认为， 澳葡当局允许博彩业合法开赌馆经营， “是违反葡萄牙法律的”。 其实， 澳葡当局此举却是遵照葡萄牙政府指示而为。 早在 １８４３年 １０ 月， 葡萄牙外交部部长在发给与中国谈判修约的葡萄牙钦差大臣的指令中， 就强调： “澳门应被视为完全的葡萄牙领土， 如同荷兰人在爪哇、 英国人在海峡国家那样， 对那里的华人居民进行管辖。”③ 当时， 荷兰人在爪哇、 英国人在海峡国家 （即新加坡） 早已对当地华人的赌博进行包税专营。 葡萄牙政府指示澳门要参照荷兰、 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统治方式， 对华人居民进行管辖， 其中包括对当地流行的赌博活动进行包税专营的管理。 澳门总督亚马勒在其就任不久， 就相继开征白鸽票和番摊的包税专营税饷， “显然就是里斯本部令中要求像荷兰人在爪哇、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那样的做法”。 “以赌博、 鸦片、 生活必需品等的承充·２３２·①②③赵利峰： 《尴尬图存： 澳门博彩业的简历、 兴起与发展 （１８４７ ～ １９１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１３２ 页。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 ２３４页。萨安东： 《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 （１８４１ ～ １８５４）》， 金国平译， 澳门： 葡中关系研究中心、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７， 第 ２３０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专营来获取财政收入， 是时任澳葡总督的亚马勒推行殖民化措施的主要依托和重要手段， 亦是导致晚清时期的澳门最终沦为赌城的根本原因。”①随着澳门博彩业的包税专营收入在澳门岁入中占据过半的比重， 正如徐萨斯所指出的， 澳门已经从 “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堕落成了中国的蒙地卡罗”。 “蒙地卡罗” 是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的音译， 它位于欧洲小国摩纳哥之内， 因赌业发达而被称为赌城。 在徐萨斯将澳门定位为 “中国的蒙地卡罗”， 即中国的赌城之前， 澳门早已给外国游客留下了这一印象。１８６７ 年 ２ 月， 有两位周游世界的欧洲年轻游客来到澳门， 受到澳葡当局的热情款待。 他们在游记中写道： “该城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赌场， 因为澳门有天朝的摩纳哥之称。 海南、 广东和福建的中国富人常会不惜一切地跑到这儿来， 在 ‘三十和四十点’ 赌局 （此赌法在他们家乡是禁止的） 上， 把钱输得精光。 主持赌局的庄家是一位年已花甲的老者， 银白的辫子垂于脑后， 指甲留得很长， 几根稀疏的胡须闪闪发亮。 四周下注的赌客竟达几百人之多。”② 当时， 澳门在外国人的传闻中已经有 “天朝的摩纳哥之称”。 摩纳哥和 “蒙地卡罗” 一样， 也是赌城的代名词。 外国游客认为， 澳门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赌场”， 其中一个赌场的赌客 “竟达几百人之多”， 这可让他们大开眼界。１９００ 年， 法国一位大学生来到澳门旅游， 随后在其著作中叙述当时参观澳门赌场的情景：我们来到 “赌场”， 走上肮脏不堪的木头楼梯， 来到一间光线明亮， 但窄小无人的空房间。 这是供观看的环形走廊， 从这里可以真切地观看到下面赌场的情景。 一张铺着精致黄色桌布的大桌上摆放着石板似的黑色小赌盘。 赌盘每边标有一个数字， 上面放着赌注，·３３２·①②赵利峰： 《尴尬图存： 澳门博彩业的简历、 兴起与发展 （１８４７ ～ １９１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３９ 页。《德波瓦公爵在澳门》， 李长森译， 《文化杂志》 １９９５ 年第 ２３ 期。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代表赌注的象牙筹码， 以及表明赌家姓名的牌子。一位睡眼惺忪打着哈欠秃顶的中国人在桌上拨弄着一堆中间带孔的骰子。 他把一部分骰子放到一边。 等到赌家们下完赌注， 老头子用一根小棒将骰子四个四个地拨开， 押的数字与最后剩下的骰子数相同者便是赢家。 一切简单又毫无欺诈。 输者只输掉所下的赌注， 赢者得到所下赌注的三倍。 赌博者每赢一次就可以输三次， 问题是庄家要抽取赌注的 ８％ ， 这可是澳门政府最乐于分享的巨大利润。 接收赌注和支付赢钱的赌场员工动作娴熟， 双手不停地忙着， 口中不停地讲着。 有时满头大汗， 露出棕色的胸脯。 赌徒沉着冷静也令人惊讶： 他们聚精会神， 躬着身子， 两眼圆睁。 然而， 谁也不动， 谁也不吭声。 环形观廊上， 看的人对赌博的兴趣并不亚于赌博者。 他们在一张分发的小纸上记着每次赢的数字， 肯定是在设法测算下一次的数字。 参赌的愿望已经让一个或两个人动了心， 诱惑力很大： 柜台上， 一个职员正将一只装满钱的小筐扔到黄色的地毯上。①１９ 世纪下半叶， 澳门博彩业获得长足的发展。 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因澳葡当局将此行业作为最大财政收入来源而有意纵容之外， 还得助于粤港两地政府分别采取禁赌措施， 这客观上驱使粤港两地的赌商和赌客会聚澳门。 因此澳门博彩业不仅不会像澳门各贸易行业那样因面临外埠同业的竞争、 分流而衰退， 反而可以安然立足本地， 并通过从外埠持续吸金而永续发展。晚清时期的广东官府时而基于儒家伦理道德下令严禁赌博， 时而受困于财政拮据被迫弛禁筹饷并美其名曰 “寓禁于征”， 一禁一弛， 几度反复。 １８６１ 年， 广东首开闱姓赌博， 为期两年， 以便筹款修作乡试之用的贡院， 两年期满后停办。 １８６４ 年， 广东巡抚郭嵩焘等官员察觉广·４３２·① 布朗科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Ｃａｓｔｅｌｏ Ｂｒａｎｃｏ）： 《１９ 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 《文化杂志》 １９９７ 年第 ３２ 期；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２０９６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州有商店 “依附香港地方， 私自开设” 闱姓标厂， “分遣其党入城， 散给所刻底单”， 对这些商店 “罚军饷银十四万两”， 以此作为允许其承充闱姓专营两年的税饷。① １８６６ 年 ４ 月， 蒋益澧接替郭嵩焘任广东巡抚， 严禁闱姓赌博， 导致广东赌商及赌客转移到香港和澳门。 可是，１８６９ 年， 瑞麟任两广总督， 又开赌禁， 每年筹得赌饷数十万元。 １８７４年， 广东巡抚张兆栋再度严禁闱姓。 此后 １０ 年间， 广东赌风有所敛息，华南地区的赌博中心也从广州转移到澳门。 到 １８８４ 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鉴于中法战争需款孔急， 经清政府同意， 将广东闱姓赌博 “弛禁济饷”， 批准广州的诚信堂和敬忠堂分别缴银 ２００ 万元， 在全省承办闱姓赌博， 久受压抑的广东赌风因此大盛。 １８９５ 年 ５ 月， 广东巡抚马丕瑶鉴于赌博败坏风俗吏治， 下令禁绝大小赌博， 整肃吏治。 数月后， 马丕瑶病故， 禁赌之事也人亡政息。②广东官府对内地赌博活动不时严禁或弛禁的政策变动， 直接影响到澳门博彩业的盛衰， 促使澳门赌业呈现波浪式的发展态势。 在广东巡抚郭嵩焘允许广东闱商 “以罚代饷” 而导致全省赌风再起期间， 澳门赌业随之衰落。 《澳门政府宪报》 刊登的公物会专卖收入资料显示， 澳门的 “中式彩票” （即白鸽票） 收入在 １８６３ ～ １８６４ 年度曾经出现较大的跌幅， 从上一年度的 ２８１３０ 两下降至 ２３８００ 两， 跌幅约 １５％ 。 广东方面对番摊等传统赌博名义上虽然禁绝， 但在当地赌风复炽的背景下， 该年度澳门的 “中式博彩” （即番摊） 收入相应下跌至几年来的低位， 只有５９５００ 两， 比前三年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澳门赌饷总收入也从前三年的平均 ２０ 多万两下降至 １５ ７５９９ 万两。③ １８７４ ～ １８８４ 年， 广东官府遵照清廷谕旨实行全省禁赌， 广东的赌商及赌客随之转移到澳门， 澳门因·５３２·①②③《天和等店闱姓罚款催缴完竣片 （会总督衔）》， 载 《郭嵩焘奏稿》， 杨坚校补， 长沙： 岳麓书社， １９８３， 第 ２５２ 页。参见毛克明 《道德与经济的博弈———清末广东赌博与禁赌》，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胡根： 《１８７２ 年香港禁赌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 《澳门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５５ 期。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此成为华南地区的赌博中心。 “广东向有闱姓陋规， 自奉旨严禁后， 局改设于澳门， 年中纳银十余万。” 可是， １８８４ 年张之洞宣布重开闱姓专营之后， 澳门闱姓赌馆随之陷入萧条境地。 次年 ３ 月， 有报纸报道称：“闻澳门闱姓馆于去岁腊尾紧闭门户， 席卷一空， 凡业经投标者无由追问矣。”① 到 １８９５ 年， 马丕瑶宣布广东禁赌， 澳门赌业又随之兴旺起来。 有报纸报道称： “自省城禁赌之后， 澳门十六家摊馆异常热闹， 每至灯时， 几无坐立之地。 闱姓各厂， 更为热闹。 初十、 十一两日， 来电纷驰投猜恐后， 门限几为之穿。 延至夜分， 犹然逼塞一堂， 非负雄力者不能求立足地。 利之所在人争趋， 信然其信然。”② １８９７ 年， 澳门已经取代广州而成为闱姓赌博的集中地， “刻下省垣已无闱姓厂。 嗜赌之辈， 均向澳门购买”。③港英政府的禁赌历程与清朝广东官府对赌博 “寓禁于征” 的做法类似。 １８４１ 年英国人占领香港岛之后， 宣布沿用华俗、 华律管治华人。因此， 早期港英政府并不干涉华人社会流行的赌博现象。 １８４４ 年， 港英政府为了增加库房收入， 颁布了当年的第 １４ 号法例， 即 《禁止赌博条例》， 规定对聚众赌博及招人赌博者处以罚款， 每次最高 ２００ 元。④此项条例名为禁赌， 实际上是让警察抽收赌博管理规费， 因此香港的赌馆有恃无恐越开越多。 １８５７ 年， 为了防止警察向聚赌者敲诈勒索， 港英政府规定警察必须在制服衣领钉上编号， 以便市民投诉。 １８６７ 年 ６月， 港督麦当奴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ｒａｖｅｓ Ｍａ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颁布经香港立法局通过的当年第 ９ 号法例， 即 《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ｌ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ｆ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⑤。 该条例第 １８ 条款授权港督制定规例， 以便 “更好地减少和控制赌博”。 同年 ７·６３２·①②③④⑤《筹饷末议》， 《申报》 １８８４ 年 ５ 月 ７ 日； 《粤海邮音》， 《申报》 １８８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赌场热闹》， 《镜海丛报》 １８９５ 年 １１ 月 ６ 日。《五羊杂俎》， 《申报》 １８９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鲁言： 《香港赌博史》，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１９７８， 第 ５ 页。《港英政府宪报》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ａｚｅｔｔｅ） １８６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月 １０ 日， 麦当奴宣布向 １１ 家赌馆 （后来增加到 １６ 家赌馆） 颁发专营执照， 允许他们在当年 ９ 月 １５ 日开业。 其后， 这些赌馆缴交的专营赌税， 在 １８６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总额为 １５ ５ 万港元， １８６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为２２ １７３３ 万港元， １８６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２７ ７３３４ 万港元。 这些赌馆主要集中在华人聚居的港岛西北街区， “起初只对华人男子开放， 外国人不得进入。 １８６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以后， 所有华人及马来人均可入内”。① 港督麦当奴的限制举措不过是寓禁于征的旧招， 然而这毕竟是港英政府首次公开允许赌博在香港的合法专营， 其目的是从中分享赌业的高额利润，增加本地的财政收入。如果麦当奴的开赌政策畅行无阻， 合法经营的香港赌业就将借助正在崛起的华人商业资本迅猛发展， 形成对澳门赌业的强有力的竞争与钳制。 如此一来， “远东蒙地卡罗” 之名将不为澳门所有， 而属香港。 在此至为关键的转折点中， 历史再次凸显英国人和葡萄牙人分别管治香港、 澳门这两个珠江口自由港的本质区别： 英国人作为信奉基督教并且经历工业革命的新殖民资本主义者， 其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他们大多热衷于从事推销其本国工业产品的常规贸易， 并且香港和英国本土形成了反对违背宗教伦理和不正当交易的体制内社会压力， 最终迫使港英政府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宣布禁止赌博和苦力贸易。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信奉天主教和重商主义的葡萄牙老殖民主义者并不擅长近代机器工业产品的生产以及与之相关的贸易， 反倒喜欢可积聚金钱但违背道德伦理的非常规贸易， 因此在他们管治下的澳门， 即便出现过诸如上文提到的居澳葡萄牙历史学家徐萨斯在其著述中表露的那种对澳葡当局开赌的不满情绪， 也不足以构成可制衡澳葡当局放纵本地赌业发展的社会力量。１８６７ 年 ７ 月， 港督麦当奴宣布香港开放赌馆包税专营之后， 以居·７３２·① Ｅ Ｊ Ｅｉｔｅ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８８２（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Ｌｔｄ， １８９５）， ｐ ４３２ － ４３３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港英国人为首的各界人士立即掀起持续数年的反对声浪。 香港基督教伦敦传道会的图纳 （Ｆ Ｓ Ｔｕｒｎｅｒ） 牧师等人成为反对香港开赌的领头人物， 他们多次致函当地报刊， 表达反对呼声， 还印制小册子， 散发到英国本土。 同年 ７ 月 ２４ 日， 他们向港督麦当奴递交题为 《道义六则》 的请愿书， 指出开赌违反英国和中国的法律， 也引起大多数华人的反感。该请愿书随即登载英国的报刊， 并且在英国国会中产生反响。 １８６８ 年 ４月 ２ 日， 起初受惠于麦当奴开赌政策的香港多名重要英商， 也在西商商会的会议上公开批评开赌政策正造成无穷的危害。 他们还指出， 华人富商也持同样的看法。 １８７０ 年 ８ 月 ８ 日和 １８７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香港首席法官司马理 （Ｊ Ｓｍａｌｅ） 两度致函英国殖民地部大臣， 指出在 １８６７ ～ １８６８年， 至少有 １０６７ ４７４ 万元巨款投入和消失在港英政府批准专营的赌馆里。 港英政府的政策不仅没有减少赌博， 反而极大地加剧了这一恶习，引发严重的犯罪和自杀案件。 他强调， 赌博在中国和在英国都属于犯罪行为， 港英政府发出赌博牌照只会降低英国政府在中国的威信。可是， 麦当奴仍然坚持其开赌政策， 宣布将于 １８７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每月 １ ５ 万元的底价， 拍卖下一年度的赌馆包税专营。 这激起了新一波的反对浪潮。 同年 １ 月 １０ 日， 主要由英国商人组成的香港西商商会向英国首相发出请愿信， 呼吁其制止香港的赌博专营。 在这封请愿信上签名的有商会正、 副主席及商会的 ４０ 名成员。 此外， 香港各界人士共３１６ 人也签署另一封呈递给英国政府的请愿信。 同年 ２ 月， 香港首席法官做出司法裁决， 宣布赌馆执照缺乏专门的法例规定， 因而在香港属于非法。 ３ 月， 英国下议院通过动议， 要求港英政府提交有关香港赌馆执照的进一步文件。 在各方压力下， 英国政府最终指示麦当奴取消颁发赌馆执照、 使赌博合法化的制度。①１８７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麦当奴颁布法令， 宣布撤销赌馆牌照， 实行禁·８３２·① Ｅ Ｊ Ｅｉｔｅ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８８２（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Ｌｔｄ， １８９５）， ｐ ４３４、 ４３８ － ４３９、 ４４０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赌。① 同月 ３０ 日， 港英政府辅政司发出布告， 称： “查本港地方， 前经政府核准承商领牌， 开设赌馆， 其目的为防止警察索贿， 及制裁盗匪，免使滋蔓。 四年以来， 卓有成效， 外商仆役盗窃雇主财物之事， 渐见减少； 私赌亦久经绝迹。 近来地方治安、 社会秩序， 均大有进展。 故由本月二十日起， 所有开赌牌照一律宣告取消， 嗣后本港、 九龙及所属乡村地方一切大小赌博， 悉行严密查禁。 督宪现正筹商善法， 务将所有赌博铲草除根， 免人民重受其害。”② 这一布告宣布实行全面禁赌， 却避而不谈香港各界人士反对开赌并最终迫使港英政府禁赌的因由， 反而夸耀开赌四年的 “成绩”。 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态度， 只能预示港英政府“务将所有赌博铲草除根” 的宣示终归虎头蛇尾。１８７２ 年港英政府宣布禁赌之后， 香港的闱姓、 番摊、 白鸽票等大规模传统赌博形式迅速消失， 诸如麻雀、 天九等小规模赌博却以俱乐部的名义暗中延续下来。 １８９１ 年， 港英政府将先前已有的赛马表演变成招商承办的赌马活动， 标志港英政府又以另一种形式开赌。 １９３１ 年，港英政府进而将赌马变成政府特许发售博彩马票的合法赌博， 并将其部分收益用于社会福利事业。 于是， 这些赌博形式在香港一直持续至今，但逐渐从属不再影响整体经济运行的休闲博彩活动。 自从社会公义迫使港英政府在 １８７２ 年宣布全面禁赌之后， 赌业从此在香港失去合法发展成本地经济支柱产业的可能性， 更不会对澳门的同行形成竞争和分流，这解除了同澳门争夺 “远东蒙地卡罗” 赌城之名的威胁。１８７２ 年香港禁赌之后， 香港资金失去大规模合法投资赌业的发展空间， 于是部分港资转而投往没有禁赌之虞的澳门， 进一步增强了澳门赌业的生命力。 １８８１ 年 ４ 月， 澳葡当局辖属的澳门公物会开始招投第五届闱姓包税专营， 专营期为 １８８１ 年 ９ 月至 １８８４ 年 ９ 月， 澳门华商王和出高价 １０１ ５ 万元中标， 可是经过一再延期， 他仍然不能如约缴纳担·９３２·①②《港英政府宪报》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ａｚｅｔｔｅ） １８７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转引自鲁言 《香港赌博史》，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１９７８， 第 ２５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保合同银 １０ 万元。 结果， 同年 ７ 月， 澳门公物会再将该届闱姓专营出投， 澳门华商冯成以 ６４ 万元的出价中标， 远低于王和的出价。 为何王和敢出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高价竞投， 却不能践约缴纳 １０ 万元担保银？ 其原因在于香港资金曾经承诺介入， 最终却又因故失约： “原来是香港著名华商何启之弟何神泰， 纠集了一些股份， 欲投充澳门的闱姓， 澳门的王和显然是其中的出面承投人物。 然而， 很不凑巧的是， 在 １８８１ 年香港地产的投机风潮中， 何神泰因投机失败而破产， 由此出现资金问题，使得王和无法缴交担保银。” 此次港资虽然未能介入澳门赌业， 但其并未因此打消觊觎之心。 １８８４ 年 ５ 月， 澳门举行第六届闱姓招投， 承充期仍为 ３ 年。 澳门华商谭老义、 杨玉钧再次报出超越上届王和失手的高价， 以 １０６ １ 万元中标， 并如约交出担保银 １０ 万元。 不过， 这两人“只是枪手， 真正的承充商， 则是香港的祥安公司黄成兴。 或许是考虑到 １８８１ 年的承充情形， 承充商人因由背景， 迭遭排挤， 此次主角进入幕后， 而由澳门本地人代为投标。 ７ 月 １４ 日， 谭老义、 杨玉钧禀请将所有承充闱姓之权利， 转让于祥安公司黄成兴”， 得到澳门公物会的批准。①于是， 港资通过移花接木， 顺利承包澳门的闱姓专营， 从此打开港资投入澳门博彩业的发展门路。 １８９５ 年， 随着香港持续禁赌， 原来在九龙开设的一些赌馆也迁到澳门经营， 并且以更为周到的服务， 改善澳门赌业的经营作风。 “澳中泗孟街口之大生、 福隆街口之广胜， 均由九龙迁到澳地， 招呼周到， 不减于九龙宝字馆， 而澳之摊馆风气遂为之一变。”②同年， 由于广东禁赌， 广东各项赌业的赌商和赌客相继云集澳门，甚至连斗蟋蟀的赌博项目也移师此地。 “斗蟋蟀， 此等风气传流至今，其于岭南之俗犹为甚嗜。 向年 （广州） 车陂、 猎德、 伦头乡， 每到秋·０４２·①②赵利峰： 《尴尬图存： 澳门博彩业的简历、 兴起与发展 （１８４７ ～ １９１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４、 １３１ 页。《死灰复燃》， 《镜海丛报》 １８９５ 年 １１ 月 ６ 日。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时， 则必建搭高棚， 召集名优并豪富少年， 开场合斗。”① 广东禁赌后，“平时具有斗虫之好者， 多趋澳门。 以故近日澳中连开两大厂， 日中游客纷拥异常。” “澳中既以省中番摊不开， 日增热闹。 各等客栈， 幽房洞开， 常常有人满之惧。 今又增兹赌局， 澳之兴旺， 何能以意念计”？②显然， 粤港禁赌， 反而促进澳门赌彩业的繁荣， 彰显其 “远东蒙地卡罗” 的赌城名声。 “澳之兴旺”， 就连当时人也出乎意料。第二节　 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的转圜１９ 世纪末， 澳门的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均已严重依附于香港， 它先前主导粤西南转口贸易的地位也受到周边新兴商埠的挑战。 可是， 澳门的博彩业却在此时因缘际会拔地而起， 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并且在省港同业的凋零中， 为澳门赢得 “远东蒙地卡罗” 的赌城之位。博彩业属于休闲娱乐的消费行业。 澳门位于珠江口， 拥有美丽、 静谧的海岛风光， 容易吸引游客前来度假。 由此形成的观光、 度假人群，大多成为澳门博彩业的参与者。１８４５ 年澳门宣布成为自由港之后， 其因远离内地尘嚣的海岛风光，成为在华外国人的避暑胜地。 据报道， “从夏季开始后， 大批外国人来到澳门， 几乎所有在广州的美国人和部分英国人在圣约翰 （ Ｓｔ Ｊｏｈｎ）炮台租了房子， 这些房子都面对大海， 有海景。 穿过荷兰园的一条新路即将完工， 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大车在路上跑。 大炮台也修缮一新， 街道用上了照明灯， 士兵们换上了新制服。 我们还听说， 在氹仔一座保护船只往来的新炮台正在建设中”。③ “从海上看澳门仍是不错的。 一排巨大的白色房屋排成半圆形， 在阳光的照耀下很醒目。 左面和右面是两座·１４２·①②③《平章逸致》， 《镜海丛报》 １８９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平章逸致》， 《镜海丛报》 １８９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华友西报》 （Ｔｈｅ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 ７ 日，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６２８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山， 山顶上筑有炮台， 用枝叶掩盖， 保护两侧月牙状的海湾。 而在人烟稠密的城市后面， 耸立着圆屋顶和大教堂的尖顶。” “一些广州的商人在这儿安家， 我们香港的商业大亨都在这里有凉台平屋， 由葡萄牙人守卫保护着。”① 当时， 能够雇用 “葡萄牙人守卫保护” 的香港 “商业大亨”， 应该是英国商人。澳门的美丽风光， 同样吸引了广州、 香港的华人富商来到此处避暑。 １８５８ 年， 奥地利一位游客在记述他到澳门的观感时说， 澳门的景观之美， 比起维多利亚港毫不逊色。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在地峡的那些顶端有炮台的小山周围井然有序地聚集成群。 在风景如画的南湾， 一座挨一座的宫殿和富丽堂皇的住宅排成整齐的一长列， 密密麻麻地高耸着， 使来访的外国人赞叹不已。 竖着高高的双尖顶的教堂和圣若瑟学院的半圆顶， 使这座城市带上了天主教城市的特色。 “澳门是香港和广东商人夏天逗留和变换环境的天堂， 也是躲避广东战乱的理想之地。”②澳门的欧陆式建筑和居澳葡萄牙人的生活习俗， 给 １８７６ 年来自欧洲拉丁语系的一位法国游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仿佛自己是忽然从中国到了欧洲。 高处的景貌， 像是法国南方的一个外省城市， 街道空无行人，弯弯扭扭， 有密密麻麻的房屋， 有教堂， 有修道院。 在这里遇到的确实是地地道道的天主教， 可以在一座大教堂、 四座区教堂和许许多多小教堂里遇到它。” “南湾沿着海边延伸， 正对东方； 全市最漂亮的房子就在这里。 其中许多座都在 １８７４ 年的台风中被夷平了， 但又从废墟中重新兴起。 再也没有比澳门的居民更加混杂、 更加奇特的了。 欧洲出生的纯种葡萄牙人为数很多， 这种人差不多全是各种军政官员， 加上一些商人；往下就是澳门土生， 即父母双方都是葡萄牙人但本人出生在中国的； 再其·２４２·①②詹姆士·奥朗奇 （Ｊａｍｅｓ Ｏｒａｎｇｅ） 编著 《中国通商图： １７ ～ １９ 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第 ２０３ ～ ２０４ 页，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７１８ 页。若热·迪亚士 （Ｊｏｒｇｅ Ｄｉａｓ）： 《１９ 世纪中叶的澳门： 奥地利考察家卡尔·李特·冯·舍尔策的报告》， 《文化杂志》 １９８９ 年第 ７ ～ ８ 期，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７２３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次就是欧洲血统与中国血统不同程度的混血儿， 他们约有四五千人； 再其次就是一些经过几个世纪同外国人接触因而在礼貌举止上带上了一些本来没有的特点的中国人， 他们从事商业与各种各样的行业。” “至于混血儿，他们时而接近葡萄牙人， 时而与中国人打成一片， 他们的生活， 同欧洲人的社会是完全分开的， 他们做生意， 把自己的妻子深锁闺房之中。”①这位游客在次年的著述中提到他对澳门赌场的观感： “各个社会阶层都在赌场中聚会， 有些香港的欧洲人到这里来碰碰运气。 澳门昔日就已经是一座享乐的城市， 但是时运轮流转， 高雅的生活已经偃旗息鼓， 等待更好些的时光。”② 由此看来， 当时的澳门赌场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聚会的场所， 甚至连 “有些香港的欧洲人” 也 “到这里来碰碰运气”。 １８６７ ～１８７２ 年香港开赌期间， “香港的欧洲人” 按规定不能进入港英政府批准合法专营的赌馆。 可是， 到 １８７６ 年， 已经有外国游客看见他们在澳门赌场碰运气， 自视高贵的居港欧洲人再也抵挡不住澳门博彩业的诱惑了。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澳门已经成为香港上至中外富商、 下至普通居民在周末度假和参与博彩活动的好去处。 香港一家英文报纸登载的题为 《远东的蒙地卡罗》 的来稿说： “有两张照片唤起我对澳门的印象： 一张照片的画面是残破的澳门大教堂， 它在３００ 多年前曾经宏伟辉煌； 另一张的画面是位于狭窄旧街尽头的一栋华丽楼宇， 上面悬挂着亮灿灿的招牌 ‘一流赌馆’ （Ｆｉｒｓｔ － ｃｌａｓｓ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一度扬名的远东圣城， 如今变成蒙地卡罗。” “现在， 澳门对其邻居香港而言， 首要的利益就是作为周末的度假胜地。 人们可以在美丽静谧的环境中寻求安宁， 或者可以在赌台上放纵自我， 赌博在香港是被禁止的。”③ 这些文字反映出当时居·３４２·①②③“Ｍａｃａｏ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ｌ， Ｊａｎ １１， １９２２．若热·迪亚士： 《１９ 世纪末叶之澳门： 有关乔治·布斯凯 〈当今日本〉 某章杂记》，《文化杂志》 １９８９ 年第 ７ ～ ８ 期；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８６９ ～ １８７０ 页。若热·迪亚士： 《１９ 世纪末叶之澳门： 有关乔治·布斯凯 〈当今日本〉 某章杂记》，《文化杂志》 １９８９ 年第 ７ ～ ８ 期； 转引自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 《澳门编年史》， 第 ４ 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８６９ ～ １８７０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港的中外人士对于澳门的观感， 即澳门对于香港而言， “首要的利益就是作为周末的度假胜地”。 这也就是说， 在当时香港人的心目中， 澳门已经不再是值得香港重视的贸易伙伴， 而只是 “周末的度假胜地”。 度假的方式， 既包括 “在美丽静谧的环境中寻求安宁” 的观光， 又包括“在赌台上放纵自我” 的博彩。 港人对澳门的这种观感， 表明近代港澳经贸关系的深刻演变已经深入人心。 时至今日， 不少港人仍然持有这种观感。博彩业具有激发人性好赌心理进而吞噬大量社会资金的本能。 前文叙及， 据香港首席法官司马理估计， 仅 １８６７ ～ １８６８ 年的一年间， 香港一地就有超过 １０６７ ４７４ 万元巨款投入和消失在港英政府批准专营的 １６家赌馆里。 由此可以想见， 澳门博彩业长期持续一城独秀， 可以使澳门从四方云集而来的赌客中吸纳多少巨额的资金！因此， 澳葡政府一直依靠博彩业的包税专营， 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 其次则是鸦片贸易的包税专营。 １９１０ 年， 马揸度 （Ａｌｖａｒｏｄｅ Ｍｅｌｏ Ｍａｃｈａｄｏ） 出任澳葡第 １０３ 任总督。 他在次年的政府施政纲领中承认： “无博彩， 无鸦片， 澳门将陷入空前的困境， 政府官员纵然有三头六臂， 亦无法保证澳门的独立生存。”① 此后， 澳门历史学家徐萨斯也指出， 澳葡政府 “若没有对鸦片和赌博的垄断， 先天不足的澳门即使节衣缩食也生存不了多久”。② 在中外舆论和国际组织要求禁止鸦片贸易的压力下，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期起， 澳门鸦片贸易的规模及其为政府提供的岁入明显缩减， 博彩业在引领澳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出来。在近代澳门明显一边倒地成为香港经济附庸的两地经贸关系中， 澳门作为 “远东蒙地卡罗” 赌城而产生的强大吸金效应， 对于两地的资·４４２·①②１９１１ 年 《澳门政府施政纲领》， 转引自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 （二十世纪， １９００ ～１９４９）》， 金国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 第 ６０ 页。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 ３１２ ～３１３ 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金流向与人员往来， 起着相当程度的转圜作用。 １８７２ 年禁赌之后， 香港部分资金转而流入澳门博彩业。 １９１１ 年香港总督卢吉 （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Ｊｏｈｎ Ｄｅａｌｔｒｙ Ｌｕｇａｒｄ） 就此估计， 每年有多达 ３００ 万元从香港转到澳门，用于购买彩票， “其中大部分是劳动阶级贡献的”。① 澳门博彩业持续吸引香港居民进入澳门参与博彩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澳门由于在整体经济上依附香港而出现的本地资金与人力资源单方面流入香港的现象。 这种现象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居澳葡萄牙人陆续迁居香港另谋发展之时起就开始出现， 并且因澳门长期依赖香港进行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而得以延续。 当然， 澳门博彩业对澳港两地经贸关系的转圜， 并不能在根本上逆转近代澳门经济在整体上成为香港附庸的格局， 而只能在澳门长期作为香港经济附庸并且付出难以量化的巨大代价的前提下， 通过博彩业的吸金效应， 分享香港经济飞速发展创造的财富余羹。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从香港坐船到澳门参与博彩活动的香港居民，已经在澳门的外来赌客当中占很大比重。 据 《香港公商日报》 道：１９２６ 年 ４ 月澳门 “共设有大小摊馆十一所， 多靠本港人士前往交易者， 余由内地来澳之客商则不甚众， 生意亦极畅旺”。② 报道所称的“本港人士”， 指的就是香港居民， 他们成为澳门赌场里的主要赌客，“内地来澳之客商则不甚众”。 当时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仍在持续进行， 港澳两地分别受到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实施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封锁的影响， 全靠香港赌客坚持捧场， 澳门博彩业才得以持续兴旺。鉴于观光度假和参与博彩已成为香港不同阶层人士到澳门进行休闲活动的时尚， 为了吸引香港及广东更多游客前来澳门，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９日， 澳门万国赛马体育会举行首次赛马， 这 “在澳门历史中， 此为创·５４２·①②英国殖民地部档案 ＣＯ １２９ ／ ３７６， 转引自杰弗里·Ｃ 冈恩 《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秦传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３１ 页。《澳门罢工期内之赌饷问题》，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见， 诚盛举也。 其赛马场设于新填海岸之内， 密迩关闸， 佳景回环， 雅丽如画”。 次年， 香港专门增设一艘来往港澳的快捷轮船， 以便搭载港人往返澳门， 参与带有博彩性质的澳门赛马。 “澳门万国赛马体育会本年预定时日， 依期赛马， 甚得群众欢迎。 香港方面则专备一快捷轮船，于赛马期间往来港澳， 凡兴高采烈者， 率趁搭此船， 以快其心意。 而马场陈设华丽， 亦堪称为远东佳景之一。”① １９３２ 年， 由香港商人黄叔平等人出资创办的澳门濠兴娱乐场特意在香港报纸登载招揽港人前往澳门参与博彩活动的广告， 称其 “天台茶室， 全澳首屈一指”， “跳舞场增聘沪约著名舞星数位”， 还延聘 “声色皆优” 的歌星， 供 “大家拍和”。为了提供往返港澳的交通便利， 该娱乐场还宣布 “中兴快船复航港澳”， 其中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天各有两班中兴快船往返港澳， 其时间是早上 ８： ３０ 及下午 ５： ４５ 由香港前往澳门， 下午 ２： ００ 及次日凌晨３： ３０ 由澳门返回香港。 星期六则只开一班中兴快船， 在下午 ２： ００由港往澳， 次日凌晨 ３： ３０ 由澳返港。 星期日也只开一班船， 上午 ９：００ 由港往澳， 下午 ５： ００ 由澳返港。 特意为澳门的赛马和博彩娱乐开设港澳快船， 目的是提供往返港澳的便利交通， 吸引更多的港人前往澳门消费。与此同时， 香港的资金还沿袭 １９ 世纪末暗中竞投澳门闱姓博彩业的做法， 分享澳门博彩业包税专营的巨利。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鉴于省港大罢工对澳门博彩业造成的冲击， 澳门裕成鸦片烟公司总理利希慎、 集福番摊公司总理高可宁呈请澳葡政府， 请求退办原来由集福公司承包的澳门番摊包税专营。 可是， 澳葡政府不肯放弃从包税专营中获取的财政收入， 于是派员磋商， 并提议减饷续办。② 集福公司是当时澳门番摊博彩业的包税商， 公司股东有高可宁、 李际唐、 冯祝霖等。 其中， 高可宁和·６４２·①②莫世祥等编译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１８８７ ～ １９４６）》，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１９９８，第 ３６６、 ３７０ 页。《广州民国日报》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５ 日、 ６ 日报道， 转引自赵利峰 《民国时期的澳门博彩公司钩沉》，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冯祝霖正与香港新兴富商利希慎合作承包澳门鸦片贸易的裕成公司， 裕成公司由冯祝霖等人在澳门负责鸦片进出口及加工销售， 由利希慎和高可宁在香港负责安排资金调配、 生意拓展及对外联络， 两地业务的领导统筹则由利希慎总揽。 利希慎和高可宁、 冯祝霖承包澳门鸦片业的合作与分润， 自然也扩展到了盈利丰厚的番摊博彩业。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集福公司继续通过竞投， 获得新一届为期 ５ 年的番摊包税专营权， 每年缴交赌饷超过 １１０ 万元， 分四季缴纳。 澳葡政府鉴于当时省港大罢工的工潮尚未平息， 决定 “处于工潮未解决之前， 集福公司得每百元减缴六元；至交通恢复时， 即照原数缴纳”。①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一代烟王” 利希慎遇刺身亡之后， 另一位港商一改利希慎与澳门富商合作分润的做法， 试图独揽澳门博彩业的暴利。 １９３０年 ７ 月， 澳门财政总局招商承充番摊专营， 以 ５ 年为期， 从 １９３１ 年 ２月 １ 日起， 到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 香港商人黄叔平出价 １４０ 万元获得承充专营权，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经澳葡政府批准， 在板樟堂前地设立源源公司 （ Ｉüｎ Ｉüｎ Ｋｏｎｇ Ｓｉ）。 “据澳门政府档案， 公司稍后还有一葡文名， 为ｃｏｍｐａｎｈｉａ Ｉüｎ Ｉüｎ Ｉａｏ Ｈａｎ ＣｏｎｇＳｉ Ｌｉｍｉｔａｄａ， 或可译作 ‘源源耀汉公司’。” “澳门博彩业此前一直为澳门的世家大族所把持， 如卢九、 李镜荃、 高可宁家族， 他们通过入公司股份或开分馆的方式， 父子相传。”而今， 港资 “源源公司异军突起， 得以使澳葡政府能撇开本地赌商盘根错节的利益牵制，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澳葡政府意图改革，另一方面源源公司的承充价码较高， 但这些都并非主因。 权衡取舍的关键标准——— ‘是否于本属地有益’。 源源公司为此给澳门政府开出了许多有利于澳门发展的条件： 设立濠兴一等番摊馆， 源源公司投入约 ５ 万元， 用于购置设备和豪华装修， 并允诺改善二等番摊馆的设施条件； 配合澳门发展旅游娱乐业的需求， 为一艘轮船提供津贴以开通港澳夜航航线； 同时还准备成立一间跑狗公司。 源源公司凭借这些有益澳门发展的·７４２·① 《澳门罢工期内之赌饷问题》， 《香港工商日报》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额外条件， 获得了第五届番摊承充权”。① 不过， 由于广东当局在广州河南和深圳两地开设赌场， 与澳门赌业争夺省港客源， 加上澳门本地赌商与源源公司作梗， 到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４ 日， 澳葡政府竟以源源公司违反番摊 承 充 合 同 章 程 为 由， 宣 布 注 销 专 营 合 同， 并 将 其 按 银４６６６６６ ７ 元充公。 “捞过界” 的源源公司， 毕竟强龙难压地头蛇， 最终垮了下来。源源公司提前结业之后， 澳葡政府虽然一再举行番摊招投， 但是竟然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总揽全澳的番摊包税专营。 澳葡政府只好在 １９３５ 年改向本地 １０ 间番摊馆征收牌照费。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上午１１ 时， 澳葡政府在财政厅大堂重新开投番摊专营饷码， 澳门总督巴波沙及财政厅长、 经济局长等政府高官亲自 “到场监视” ， 可见他们对此事的关注程度。 “是日到场竞投者共五票， 由华务长施多尼唱票， 结果何大牛、 周胜二人出价一百八十二万七千元最高投得。”②其实， 赢得此次竞投的何大牛和周胜不过是出头露面的枪手， 真正接掌澳门博彩业专营权的是先前在广州及深圳因经营赌业而暴富的傅德荫 （又称傅老榕） ， 以及早已在澳门经营博彩、 典当等行业的高可宁。 此后 ２４ 年间， 傅、 高二人合作创建的泰兴公司一直牢牢掌握着澳门博彩业的专营权， 直到 １９６２ 年元旦， 该公司才因为专营权易手而停业。傅德荫在泰兴公司占有六成四的股份， 高可宁占有三成六股份。两人联手， 一边重振澳门博彩业的辉煌； 一边将主要从香港以及广东各地赌客当中赢取的相当部分赌资， 转而投资澳门和香港的金融业、房地产业、 航运业乃至制造业等正路生意。 这形成了澳门博彩业销金窟反哺本地及香港实业的大规模资金流动， 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港澳两地的经贸联系。·８４２·①②赵利峰： 《民国时期的澳门博彩公司钩沉》，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澳门番摊饷码昨午已开投》， 《香港华字日报》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鉴于博彩业长期成为澳门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 澳葡政府早在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就决定将旅游博彩业作为本地重点发展的主导性产业。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澳门总督美兰德 （Ａｎｔóｎｉｏ Ｊｏｓé 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ｓ ｄｅＭｉｒａｎｄａ） 向葡萄牙殖民大臣报告其发展澳门旅游业和博彩业的规划，认为澳门没有农业或工业基础， 且紧挨着香港， 因此它 “不可能被转变成一个大商业中心”， 只有旅游业能确保澳门的繁荣， 而确保旅游业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造赌博业。 他说， 赌博业的重组正在进行中，方式就是责成特许权获得者既要迎合无产阶级， 又要迎合富人阶级。对赌博公司数量的限制， 也被设定不至于损害特殊的特许权获得者（番摊公司） 的利益， 它们每年向政府缴纳 １４００００ 美元的租金。 美兰德指出， 由于经常光顾番摊行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最贫困、 最可怜的人， 这样的收入也就意味着加诸这一部分人一种沉重的间接税。相反， 华人商业阶层对这些不能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任何好处的地方避之唯恐不及， 而富人阶层又往往在私人俱乐部里赌博。 他因此建议， 在这个萧条的年头里， 要通过在现代化的酒店中修建一些高级豪华娱乐场， 把澳门转变成蒙地卡罗、 圣雷莫、 比亚里茨或埃斯特里尔， 以吸引那些腰缠万贯的欧洲人， 以及来自邻近城市的中国人。最后， 他说： “让澳门前进吧！ 把这座美丽的城市转变成全中国的一个旅游胜地。”①这一规划的依据是澳门毗邻香港， 没有农业和工业， 因此 “不可能被转变成一个大商业中心”。 这种说法无视了曾经的历史事实。 前文已经叙及， １９ 世纪后期， 澳门曾经成为粤西南转口贸易圈的商业中心。当时， 拱北海关税务司曾多次以 “商业中心” 的概念， 描述澳门的贸·９４２·① 葡萄牙历史学档案 ＡＨ ／ ＧＧＭ ／ ４， 总督致殖民地大臣，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转引自杰弗里·Ｃ 冈恩 《澳门史 （１５５７ ～ １９９９）》， 秦传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９，第 １３２ 页。 圣雷莫 （Ｓａｎｒｅｍｏ）， 意大利西北部的沿海游憩胜地， 有 “阳光之城” 的美誉； 比亚里茨 （Ｂｉａｒｒｉｔｚ）， 法国大西洋沿岸的度假胜地； 埃斯特里尔 （Ｅｓｔｒｙ）， 法国卡尔瓦多斯省的一个市镇。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易地位； 澳门历史学家徐萨斯也在 《历史上的澳门》 一书中， 为澳门这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堕落成了 “中国的蒙地卡罗” 而惋惜不已。① 另外， 这一规划声称澳门没有工业， 也无视了当时被赞誉为“工业起飞” 的本地加工贸易各行业的发展成就。美兰德的规划显示了澳葡政府决定着重发展本地旅游博彩业的远大抱负， 即 “把这座美丽的城市转变成全中国的一个旅游胜地”。 其做法是通过发展适应穷人和富人不同需要的低端及高端博彩业， 吸引中外不同阶层的游客和赌客， 这符合近代澳门经济衰退， 加工贸易虽然一度有起色却始终未能挽回颓势， 以及众业艰难唯有依靠博彩业支撑大局的实际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澳葡政府不顾宗教伦理和社会道义的底线， 明确宣布着重发展博彩旅游业， 这是无奈而务实的抉择。至此， 近代澳门经济的发展旅程经过常规及非常规的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多方探索并相继碰壁之后， 终于聚焦到重点发展博彩旅游业的基点上。 “东方的蒙地卡罗” 成为近代澳门的发展特色与发展目标。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 到澳门进行实地考察的广州学者写下他们对澳门博彩业的观感： “全澳赌场由泰兴总公司承办， 赌税每年约葡币一百八十万元， 为澳门政府之主要财源。 赌场工人共达七八百名。” “本地居民中不事生产、 以赌为业者亦多， 各赌场中常挤拥不堪， 呼驴喝鸡之声， 达于户外。 香港甚至广州各地之人士， 每于周末， 亦多来澳消遣，一掷千金， 在所不惜。”②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后期， 抗日战争和此后国共内战的烽烟相继漫卷中国内地。 不过， 澳门依然宛如世外桃源， 以其一城独秀的博彩业吸引着众多的及时行乐者。 当时介绍澳门风情的一篇游记写道： “澳门， 是·０５２·①②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 ２３４页。何大章、 缪鸿基： 《澳门地理》， 广州：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出版组， １９４６， 第 ６５ ～ ６６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东方的蒙脱卡罗， 这是凡是到过澳门的， 都有此感觉的。” “广东自从民初厉行禁赌、 禁鸦片而后， 澳门的赌风比之以前更加来得厉害。 赌馆五六层楼的大房子， 装饰华丽， 鸦片、 水果、 香烟等， 招呼周到。 大赌馆如中央大酒店， 可以做一个例子。 他的设备除了赌场之外， 还有旅馆、 中西酒店、 理发室、 跳舞厅、 茶厅。 楼高七层， 镂金髹漆， 美化无比， 夏天装有冷气。 更有交通部， 特备濠江、 交通两轮船， 每日由港澳对开， 招待赌客往来， 不收分文 （普通旅客照常收取船费）， 以广招徕。 这一笔费用， 实在可观。 娱乐部里设备赌具， 有 ‘番摊’、 ‘大小’、 ‘轮盘’ 等， 随赌客之所好。 赌博的由一角起而至一两万元， 都可以下注。 豪赌的， 食宿、 鸦片等， 赌馆充量供给， 绝不收费。 每日进出的广毫、 香港超片、 大西洋钞票等， 总在一二百万元。 因他的设备消耗及饷税等项， 便可以推算他每日的收入。 而一般赌客每日献金的数目， 也就怎样的惊人了！” “由广东内地或由香港每天乘车乘船到澳门的， 总有数千人。 除了少部分是有正式的任务或是探访亲友的之外， 其他多数的是到赌场去。 一位中学校长或是教员， 和学生出入赌场， 当地的人见着， 不以为怪。 父子兄弟， 同入赌场消遣， 也是常有之事。 他们已成风气， 赌博是娱乐， 不是罪恶。” “上海公共租界自从取缔跑狗场之后， 便移植到澳门去。 近年来， 澳门也有跑狗场了。”① 由此可见，当时澳门较大的赌馆已有五六层楼高， 中央大酒店则有七层楼高， 夏天还装有冷气。 该酒店为了吸引香港的赌客， “特备濠江、 交通两轮船，每日由港澳对开， 招待赌客往来， 不收分文”。 酒店每日进出的银码，“总在一二百万元”。 每天由省港两地抵达澳门的人数， “总有数千人”，其中 “多数的是到赌场去”。 对于赌客来说， “赌博是娱乐， 不是罪恶”。当时在美国纽约出版的中文 《中美周报》， 也刊载了介绍澳门赌业的文章： “在澳门， 赌、 烟、 嫖是完全公开的。 市内最繁盛的地方就是·１５２·① 陆丹林： 《东方蒙脱卡罗的澳门》， 《旅行杂志》 １９４５ 年第 ５ 期。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中央赌场的附属品罢了。 没有了赌， 澳门便不像是一个热闹的城市。 据说有百分之四十的居民是从赌中捞生活的。 若以现在澳门有四五十万人来计算， 那么至少会有十五万人以上， 这个数目就不能不说是很大了。假如每月每人至低限度的生活费要四十元的话， 一个月就要六百万元（澳门一元值港币约九角五分）， 再加赌场的一切开支、 捐税饷项， 以及赌场老板们投资的收益， 全澳赌场的支出就非一千二百万元不可。 那么每天的赌客输出的数目就要四十万元了。” “难道当地的居民每天要消耗一元钱吗？ 当然不是。 这个惊人的支出， 几乎全部是由港、 穗、 澳的旅客们以及中山、 顺德附近的乡民来负担的。”① 该文估计澳门 “有百分之四十的居民是从赌中捞生活的”， 这意味博彩业已经成为广泛影响澳门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性产业。 该文推算每天香港及广东内地来的赌客花销在全澳赌场的金额共约 ４０ 万元， 这给后人留下评估当时澳门赌业经营状况的依据。无论如何，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澳门博彩业的持续发展及其吸纳香港和广东内地参赌资金的不断增加， 促使澳门在整体经济上依附于香港及周边商埠的经贸关系继续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 澳门本地经济与政府财政收入也因为博彩业的全力支撑而免于崩溃。 近代澳门在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相继失利并失去主导粤西南转口贸易圈地位之后，因缘际会改以旅游博彩业作为与周边商埠交往博弈以谋生存发展的利器， 终于探索出尽管颇滋物议却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非常规道路，完成几经波折的近代经济转型。 就其对澳港经贸关系的影响而言， 澳门固然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仍然是香港国际贸易枢纽港的附庸， 却凭借其长盛难衰的博彩旅游业， 成为居港中外人士休闲度假娱乐的 “后花园”。 近代百年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中的这种有所弥补、 转圜的互动，为当代澳港经贸关系的重构和发展， 奠定了传承的根基和创新的凭借。·２５２·① 从南： 《东方的 “蒙特卡罗” ———澳门》， 《中美周报》 １９４８ 年第 ２７８ 期。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本章及全书结语： 博彩业促成近代澳门经济转型近代澳门博彩业是在香港及广东诸城禁赌致使澳门赌业始终保持一城独秀的有利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港澳两地相继成为自由港之后， 为了开拓税源以增加财政收入， 澳葡当局率先在１８４６ 年实行博彩包税专营， 港英政府也在 １８６７ 年实行博彩包税专营。 于是， 博彩业先后在澳港两地成为政府赋予专营特权的垄断性行业， 长久以往， 两地博彩业的同业竞争在所难免， 香港很有可能凭借其迅速壮大的经济实力， 夺取 “远东蒙地卡罗” 的赌城之名。 然而，在此关头， 基督教伦理与自由贸易精神促使居港的英国人士联合部分华人富商， 形成体制内反对博彩合法化的压力， 迫使港英政府在１８７２ 年宣布香港禁赌， 从此解除对澳门博彩业的同业竞争威胁。 至于晚清时期广东官府处理辖区内博彩活动的政策， 则视主政官员的偏好， 或严厉查禁， 或 “寓禁于征”， 禁弛轮替， 促使澳门博彩业呈现相应的起伏的发展历程。 １９１２ 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 取缔赌博逐渐成为内地社会舆论和政府表态的一致共识。 尽管此后广东政府不断出现领导人走马灯式的更迭， 其间或厉行禁赌， 或开放赌禁以解决财政困难， 但是赌博毕竟在民国法律和社会公义的评判中处于被查禁、 被指责的境地。 因此澳门博彩业总体上仍然可以一城独秀地持续发展，保持 “远东蒙地卡罗” 的赌城地位。与此同时， 近代澳门博彩业在本地众业衰败的情况下， 始终保持一业独兴的发展态势， 最终成为澳葡当局决定重点发展的主导性产业。１８４５ 年澳门成为自由港之后， 一度和博彩业携手共荣的苦力贸易， 由于不断造成死亡惨剧而激起中外人士的公愤， 首先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上半叶由港英政府敦促澳葡当局取缔。 鸦片与博彩同属非常规消费， 当时有烟赌不分家之称， 因此苦力贸易终结后， 鸦片贸易随即成为仅次于博彩业的澳门第二大财政来源。 但是， 在中外舆论和国际组织要求限制乃·３５２·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至禁止鸦片贸易的压力下， 到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澳门鸦片贸易已经步入衰退的困境， 最终在 １９４６ 年被取缔。 在此之前的 １９ 世纪晚期， 澳门依靠帆船运输， 承接香港的进出口贸易， 一度取得主导粤西南地区转口贸易的优势地位， 进而形成对广州的挑战与竞争， 达到近代贸易地位变迁的顶峰。 这一成就表明， 包括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在内的常规贸易有可能成为近代澳门经济转型的方向和希望。 然而，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轮船运输的广泛应用与周边新兴商埠的崛起， 以及澳葡当局全面推行的包税专营严重损害了本地经济的活力和对外竞争力， 这些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导致近代澳门贸易地位急剧下降， 最终澳门不仅成为香港的附庸， 而且成为广州、 中山等广东商埠的附庸。 虽然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澳门的加工贸易有明显的发展， 以至于当时曾有时评赞誉澳门实现了 “工业起飞”， 但是接踵而至的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迫使这一 “起飞” 以夭折告终。 唯有 １９３３ 年澳葡政府决定重点扶持发展的博彩业， 在周边战火环绕的 “中立” 孤岛澳门， 一业独秀地支撑着畸形的 “世外桃源”。博彩业在近代澳门一业独秀的结果， 是将澳门从先前拥有数百年悠久通商历史的转口贸易城市，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变成以博彩为主业的休闲旅游消费城市。 至此， 澳门完成最终由博彩业主导的经济的近代转型。近代澳门的经济转型， 受到香港崛起成为中外中转贸易的国际枢纽港所产生的联动效应的深刻影响。 澳门历史学家徐萨斯在其名著 《历史上的澳门》 一书中写道， 澳门 “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堕落成了中国的蒙地卡罗，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沦丧， 澳门开始依赖这种当时中国认为很肮脏的税收来源———这就是香港的自由港政策带给澳门的最大的惩罚之一”。① 徐萨斯将澳门博彩业发展成为当地的主导性·４５２·① 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 ２３４页。

第五章　 澳门博彩业的兴旺与澳港经贸关系的转圜产业， 视为香港自由港带给澳门的一种最大惩罚， 其意思或许是指近代香港的崛起取代了澳门曾经肩负的中外转口贸易枢纽港的地位， 因而造成澳门商业不振， 不得不转而依靠博彩业的发展以尴尬图存。 其实， 除此之外， 香港因素与澳门博彩业的联动效应还表现为： １８７２ 年香港宣布禁赌， 导致部分港资和港人转而持续投资澳门博彩业， 将澳门视为休闲娱乐的后花园。 澳门因此得以间接分享香港经济发展的余润， 主持澳门博彩业的赌商也将其部分盈利投资反哺香港实业。 港澳间的这种资金、 人员的双向流动， 使澳门依附于香港的经贸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圜。博彩业毕竟属于与社会道德有违的非常规消费行业， 这一行业固有的强劲吸金功能并不利于当地正当工商业的发展。 因此， 徐萨斯在批评澳葡政府重点发展博彩业的政策时说：这块 “殖民地” 地理位置优越， 环境优美， 完全可以吸引远东的所有游客， 而不需要那些使 “东方的蒙地卡罗” 这一绰号永远保持下去的赌场等设施。 这些设施是无法与商业和工业相提并论的， 而这二者又是无法在赌窟旁生长繁荣的。 对那些宗主国派来的葡萄牙人来说， 他们要么去认真地改善事态， 要么打起背包回家。面对着席卷整个远东的商业浪潮， 继续坚持用不道德行业来榨取利润是很丢面子的， 似乎澳门就不能堂堂正正地挣钱谋生了———这种恶毒的诽谤对国家形象又是一个打击。 为了得到充分的尊重并发展殖民地， 澳门必须老老实实地工作， 以使自己不被孤立于商业世界之外而仅仅与邪恶和道德败坏相联系。①然而， 博彩业在澳门的持续发展与长盛不衰， 毕竟是历史汰选结果。 “小赌怡情， 大赌败家”， 这一俗语道出社会道义对博彩业的容忍·５５２·① 徐萨斯： 《历史上的澳门》， 黄鸿钊、 李保平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２０００， 第 ２９５ 页。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与警惕。 近代澳门博彩业之所以没有像苦力贸易和鸦片贸易那样， 激起社会人士的群起抨击和国际组织的联合谴责及制裁， 是因为它始终没有像前两者那样对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造成较大的伤害。 保持对社会道义容忍度的敬畏， 成为近代澳门博彩业的成功秘诀之一。·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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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后　 记本书是 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会重大项目 （编号： １６ＺＤＡ１３０）“鸦片战争后港澳对外贸易文献整理与研究”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在 ２０１２ 年启动时， 得到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学术研究奖学金的资助。 在初稿写作及修改的过程中， 承蒙葡萄牙中国学院澳门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金国平先生提出宝贵意见， 澳门大学历史系汤开建教授慷慨借阅所收藏的澳门历史文献档案及刚完成的大作 《被遗忘的 “工业起飞” ———澳门工业发展史稿 （１５５７ ～ １９４１）》， 澳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阮永岳帮助查阅及复印相关史料。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忱！本书根据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更正初稿的失误， 力图展示近代百年澳港经贸关系演进与澳门经济转型相互联动的历史脉络。 惟因力有不逮， 疏漏之处或恐犹存， 尚望学界同行与各界读者惠予指正。莫世祥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记于香港宝马山·５６２·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以澳门经济转型为中心 ／ 莫世祥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２（澳门文化丛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７ － ５０９７ － ９７１５ － ０　　Ⅰ ①近…　Ⅱ ①莫…　Ⅲ ①经济贸易关系 －研究 －澳门、香港 －近代　Ⅳ ①Ｆ１２７ ６５９ ②Ｆ１２７ ６５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 数据核字（２０１８）第 ０４２２３９ 号·澳门文化丛书·近代澳门与香港经贸关系研究　 ———以澳门经济转型为中心著　　者 ／ 莫世祥出 版 人 ／ 谢寿光项目统筹 ／ 高明秀　沈　艺　袁绍珊责任编辑 ／ 王晓卿　廖涵缤　李　壮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０１０）５９３６７００４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２９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１０００２９网址：www ssap com cn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０１０）５９３６７０８１　５９３６７０８３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规　　格 ／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 ／ １６印 张：１７ ２５　字 数：２４６ 千字版　　次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第 １ 版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第 １ 次印刷书　　号 ／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７ － ５０９７ － ９７１５ － ０定　　价 ／ ７９ ００ 元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０１０ － ５９３６７０２８）联系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