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學者文庫之二十五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 定位與接軌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澳門學者同盟 2019 年 2 月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 編：楊允中 編 輯：梁淑雯、陳慧丹 出 版：澳門學者同盟 出版日期：2019 年 2 月 印 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15.5×23 厘米 定 價：澳門幣 60 元 ISBN 978-99965-763-5-5
  • 澳門學者文庫編委會 楊允中（召集人）、吳志良、李嘉曾、鄧景濱、楊秀玲、 駱偉建、冷鐵勛、楊開荊、麥瑞權、邱庭彪、葉桂平、曾澤瑤、 唐繼宗、張作文、聶華英、梁淑雯、鄭國強
  • “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戰略調整 ............................... 楊允中 1 “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邏輯及 澳門接軌“一帶一路”的思考 .............................. 曹小衡 7 “一帶一路”背景下澳門的戰略選擇 ........................... 孫啟貴 15 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制度安排初探 ....... 唐繼宗 23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遼寧裝備製造業與 澳門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 ...... 唐曉華、劉 蕊、余建剛 29 澳門“一帶一路”建設 SWOT 分析 ............................. 陳發俊 48 大灣區城市群建設與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 呂開顏 67 有關大灣區框架協議簽署後的若干思考 ....................... 謝四德 76 “一帶一路”中澳門制度比較優勢的發揮 ................... 姬朝遠 90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優勢發揮研究 ........................... 孟天運 107 目 錄
  • “一帶一路”倡議的文化內涵與澳門的獨特作用 ....... 李嘉曾 123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 “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 羅玲玲、李大鵬 136 “一帶一路”背景下的 東北地區發展和轉型 .............. 吉國秀、王偉光、李 騰 159 “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 多式聯運的發展及法律保障 .................. 楊 松、李姝娟 169 中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 現狀、問題及對策 .................................. 欒 彥、于亞申 191 南京與海上絲綢之路 ....................................................... 經盛鴻 211
  • 1 “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戰略調整 楊允中* 一、前言 2017年 5月 14、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順利舉行，習近平在會上發表“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重要講話。這標誌着四年前中國首創“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受到逾百個相關國家和國際性組織熱烈響應、密切配合，而且已經迅速步入開花結果、成績初顯的發展新階段。2014年至 2016 年，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綫國家貿易總額超過 3萬億美元；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投資累計超過 500 億美元；中國企業已經在 20 多個國家建設56 個經貿合作區，為有關國家創造近 11 億美元稅收和 18 萬個就業崗位。1 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業已進入回歸後的第 18 個年度，對於“一帶一路”這樣罕見的發展機遇，澳門人絶對不容錯失。無論從歷史觀察還是從現實出發，澳門在參與並推動“一帶一路”這一特 * 澳門學者同盟創會會長、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 成效，史無前例的跨越發展業已初步實現，澳門有制度優勢、區位優勢、人文優勢。小澳門可以有更加充分的發揮、更加到位的展示。作為當代澳門人中的年長者，雖然沒有可能見證 30 年後、50 年後的發展，但本人對澳門隨祖國大家庭成員共同進退並獲得更大發展前景，絶對充滿自信。 註釋： 1 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 5月 15日，第 02版。 2 楊允中：《在澳門城市大學“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選擇研討會上的講評》，2017年 5月 17日
  • “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戰略調整 3 三、澳門怎麼辦 2017年 7月 1日，在習近平主席見證下國家發改委和粵港澳三地行政最高負責人四方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協議為澳門設計的發展目標是：“推進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即“一個中心、一個平台、一個基地”。顯然，這是國家對澳門重新作出的新定位，也是對未來一個相當長期內澳門發展的期望與要求。 其實，上述三個定位都與“一帶一路”有直接關聯，或具很高關聯度。世界旅遊休閑中心，澳門已初具規模，旅遊休閑是發達經濟、發達社會的主要活動領域，要成為世界級中心還需認真補缺補強。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是澳門已經並正在扮演的一個特定角色，澳門有條件把當代世界最大加工廠和最大市場──中國為一方，全球數量多逾 10個、總人口近 3億的葡語國家為另一方拉在一起。自 2003年第一屆中國－葡語國家部長級經貿合作論壇在澳門召開至今已開會五屆，規模與效益一屆大過一屆。至於多元文化交流基地，澳門更是有積累、有特徵、優勢集中、潛質優勝，在產業結構特殊、產業相對多元化難以深度突破前提下，迅速提升文化定位、提升居民綜合素質與綜合競爭力，應看成是一步大棋、一步高棋。 澳門如今已是全中國人均 GDP(2016 年為 6.9 萬美元)、人均GNI(2015 年為 6.5 萬美元)遙遙領先的城市，也被國際組織認定為國際最高指標之一。但澳門產業結構特殊而單一，短期內尚難有徹底改善的可能。站在國家高度看澳門，這絶對是一塊全國人引以為榮的蓮花寶地、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 一塊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熱土。假如有一日，通過可令產業結構徹底改善的治本工程的推出，令澳門產業結構不再畸型，則澳門發展指標的含金量勢將有質的變化，“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發揮定能倍增。 四、近期可行之舉 第一，和平發展、和平外交，共商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政府一向主張，也可講是我們國家的一項基本目標。“一帶一路”構想是推進上述原則的切實可行又務實理性安排，澳門要真正本着“國家所需、澳門所長”從長計議、認真踐行。 第二，三大定位、綜合推進。2017年 7月 1日，在香港回歸 20週年之際，在習近平主席見證下國家發改委、廣東省、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四方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該框架協議對澳作出的定位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前兩項定位經多年推介與探索已在社會上形成共識，第三項定位其實人們也不生疏，不僅潛質優厚、優勢突出，而且也具廣泛前景。澳門是一塊傳統文化窪地與聚寶盆，澳門的開放度、自由度、包容度均屬國際罕見，這項現成優勢如得不到及時開發，等於捧金飯碗去討飯。 第三，大灣區為主，兼及更大周邊。通過大灣區戰略提升港澳地位、加速三地更多發展成效和共享水平，從而不僅帶動全國各地加速實現中國夢進程，而且有力地推動“一國兩制”實踐向高層次高水平提升。這對澳門來講，一是堅守合理定位，穩步前行，二是不局限於三地之間的
  • “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戰略調整 5 深度合作，有條件時觸角可以也應該伸向遠方。 第四，穩住博彩、力爭多元。面對博企續約的問題的迫近，這個老問題有必要在更廣更深視角下加以討論並催生共識。博彩是國家政策與基本法保障下的一種特殊產業，對於澳門絶對是利大於弊、得大於失，故確保博彩穩定發展不失控不失調是一項現實考驗。長期以來，治標與治本的關係似乎未能受到應有重視，在其他治本工程尚未啟動之前，抓好博彩不出大事也是一項具治本意義的工程。 第五，抓住兩翼，全速推進。所謂兩翼，一是中葡經貿合作服務平台，二是多元文化合作交流基地。這兩項都是澳門特有的傳統優勢，基礎、潛質不俗，特色、張力突顯，順勢而上，積極開拓，未來前景不可限量。 五、小結 體現改革開放升級版思維的“一帶一路”構想是中國首創，但不屬中國專利；“一帶一路”是 21世紀國際經貿合作的大手筆、大工程、大發動，但中國並不謀求當村長、當鎮長。“一帶一路”蘊含巨大商機和巨大利益，但中國並不謀求近水樓台、先佔先得。本着古絲綢之路積澱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中國將秉承一以貫之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與沿綫國家及一切願意參與合作的國家共同努力，排除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推動人類文明進程無阻力或小阻力地前行。 澳門是國家一塊具特殊開發價值的寶地，“一國兩制”實踐已初見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 成效，史無前例的跨越發展業已初步實現，澳門有制度優勢、區位優勢、人文優勢。小澳門可以有更加充分的發揮、更加到位的展示。作為當代澳門人中的年長者，雖然沒有可能見證 30 年後、50 年後的發展，但本人對澳門隨祖國大家庭成員共同進退並獲得更大發展前景，絶對充滿自信。 註釋： 1 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 5月 15日，第 02版。 2 楊允中：《在澳門城市大學“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選擇研討會的講評》，2017年 5月 17日
  • 7 “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邏輯及 澳門接軌“一帶一路”的思考 曹小衡*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三年多，已進入緊鑼密鼓的推進階段。當前是中國大國經濟崛起的特定時期，有多重經濟、政治優勢疊加，也有引領“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持續發展的需求與能力。面對重大歷史發展機遇，澳門如何基於自身特有的資源，秉承“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施政理念，與“一帶一路”倡議接軌，值得深入思考。 一、“一帶一路”倡議概況 (一)“一帶一路”倡議提出 習近平總書記 2013 年 9 月訪問中亞四國和 10 月訪問印度尼西亞時，分別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同年 11 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 *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8 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2015年 3月經國務院授權發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等三部委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三部委授權發佈《願景與行動》，全面闡述中國政府有關共建“一帶一路”的時代背景、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合作機制、中國地區開放態勢和中國政府行動，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總體規劃藍圖，標誌着“一帶一路”倡議已經由構想、倡議進入了正式實施階段。2017年 5月 14日到 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有來自 130多個國家的約 1,500名貴賓出席這次盛會，“一帶一路”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 (二)“一帶一路”倡議思路 作為中共新一代領導集體主推的重大政策舉措，“一帶一路”倡議將成為新時期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新起點，凸顯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給予同等重視，通過做長與發展中國家經濟聯繫這塊“短板”，打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個市場，培育全球經濟新增長點；同時也傳遞出對外擴大開放、對內深化改革，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奮發有為，促進中國新一輪經濟發展的清晰指向。 (三)“一帶一路”路綫圖 “絲綢之路經濟帶”有三條路綫，分為北綫：即以歐亞大陸橋為主，從北京出發，聯通俄羅斯和北歐國家；中綫：為北京—西安—烏魯木齊—阿富汗—哈薩克斯坦—匈牙利—巴黎；南綫：北京—南疆—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這一條“絲綢之路經濟
  • “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邏輯及澳門接軌“一帶一路”的思考 9 帶”，東邊牽着亞太經濟圈，西邊系着發達的歐洲經濟圈，是世界上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走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是特指從中國大陸出發的海上經貿路綫，即自中國大陸東部沿海港口，往南穿過南中國海，進入印度洋、波斯灣地區，遠及東非、歐洲。與此同時，不排除在時機成熟時延展至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 (四)“一帶一路”實施規劃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步重點在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具體包括能源管綫、鐵路、電信、港口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以便利投資與貿易的往來；第二步重點是在建立自貿區與實施產業轉移，中國大陸擬與“一帶一路”倡議沿綫國家與地區之間建立自貿區，並在時機成熟之時將產能過剩、喪失比較優勢以及具有合作潛力的產業轉移出去或者共創新興產業；第三步重點是建立自貿區群，包括亞、歐、非、拉美等大洲在內，實現更為廣泛的國際經濟一體化，並給沿綫國家帶來持續、巨大的商機。 二、“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邏輯 自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如何推動“新絲綢之路”經濟發展就開始被聯合國及相關國家提出討論。聯合國及相關國家提出的“新絲綢之路”的設想之所以未能實施，在於有心無力，缺少基本的推動條件。 中國大陸能展開“一帶一路”建設，在於中國大國經濟崛起特定階段的多重優勢疊加，有引領“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持續發展的需求與能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 力，具體而言，從國內情況看，“一帶一路”倡議的基本經濟邏輯主綫有四條： (一) 中國製造的支持 2010年工業製造規模第一次超過美國，製造業產出佔世界的比重為19.8%，超過美國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近年已經是美國的 1.3倍左右。儘管中國目前是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現階段工業製造結構與美、日比較仍存在較大差距，但中國目前工業製造生產結構的某些特徵屬性以及製造業的過剩產能，恰恰與“一帶一路”沿綫經濟後進國家大規模開發階段具體需求更具合作可行性，構成中國與這些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的獨特優勢條件。 (二) 中國建造的支持 2015年中國大陸對外承包工程完成額 1,540.7億美元，而 2000年尚不足 100億美元。在外員工數從 21世紀初 5萬多人上升到近年的 30多萬人。此外，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已從最初的土建施工發展到工程總承包、項目融資、設計諮詢、運營維護管理等高附加領域，具備高質高效低成本完成整套石油工業、電力、交通運輸等重大項目強大競爭力，而這正是“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經濟發展所亟需的。 (三) 中國模式的支持 這裏主要涉及的是境外中國特色經貿合作區(包括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產業園區、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自由港區等)。伴隨着中國大陸經濟“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國特色經貿合作區經驗開始起
  • “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邏輯及澳門接軌“一帶一路”的思考 11 步，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目前，中國大陸企業正在推進建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已達 75個，分佈在 34個國家。 (四) 中國資金的支持 中國大陸儲蓄率佔 GDP的近 50%，屬世界最高水平之一。2000年中國大陸儲蓄率在 37-39%，絕對額不到 4 千億美元。2015 年中國大陸儲蓄率持續增長達到約 50%，絕對額超過 5 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五(另外四個經濟體為：○1 東帝汶：110.76%；○2 文萊：56.12%；○3 蘇里南：55.39%；○4 澳門：50.52%)。另外，中國擁有全球單個國家最大規模外匯儲備，超過 3萬億美元，對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也有重要支持作用。 總之，中國大陸在常規製造與基礎設施建造方面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和輸出需求，加上充裕的國民儲蓄與外匯儲備的組合疊加，賦予中國大陸倡導共建“一帶一路”獨特優勢，這是理解“一帶一路”經濟邏輯的關鍵。 三、澳門接軌“一帶一路”的思考與建議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三年多來，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已進入緊鑼密鼓的推進階段。2017年 1月 9日~7月 30日習近平在各種場合的講話、電文、討論中專門論及和提及“一帶一路”倡議公開發表的共106次。同時，截至 2016年底，中國企業已在“一帶一路”沿綫 20多個國家建設 56 個經貿合作區。商務部部長鐘山透露，中國與沿綫國家貿易總額超過 3萬億美元，對沿綫國家投資累計超過 500億美元。他表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2 示，預計未來 5年，中國將進口超過 8萬億美元的商品，對外直接投資將超過 7,500億美元。從國際層面看，2017年 5月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於在北京舉行，29位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及聯合國秘書長、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等 3位重要國際組織負責人出席高峰論壇，來自 130 多個國家的約 1500 名各界貴賓作為正式代表出席論壇，來自全球的 4,000餘名記者註冊報道此次論壇；2013年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6年正式開業，成員從最初創立時的 57個擴大到77個；2014年中國提出設立絲路基金，如今首批投資項目已啟動，實際撥付投資金額 53億美元。 面對如此重大歷史發展機遇，澳門如何基於自身特有的資源，秉承“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施政理念，與“一帶一路”倡議接軌，謹提出以下幾點思考與建議。 從經濟角度看，澳門特有的經濟資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一國兩制”的政策資源。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香港特別提到“支持香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相信澳門也將會得到相應的支持；二是澳門的遊客資源。澳門以每年 3000萬人次的遊客接待量，如何深挖商機仍可有所作為；三是澳門作為大灣區建設的重要節點區域，也有諸多可着墨之處。具體而言： 第一，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大灣區建設、優質城市建設，再創新的產業平台，借助“一帶一路”、“大灣區”建設兩大節點優勢，發揮澳門可集中力量建設相關產業的優勢，深入研究、趨優避劣再創建一個或若干個支柱型產業，譬如中醫中藥產業。從國際來看，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重視開發和利用中醫藥，“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中相當一部分國家和人民對中醫中藥有相當的認知和興趣。澳門相關部門可否對此
  • “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邏輯及澳門接軌“一帶一路”的思考 13 產業在深化發展和橫向整合方面進行可行性研究，從中藥材的採購、流通、加工到養生、治未病、治已病和康復等中醫藥全產業鏈各環節深入研究，結合澳門連接四海的特點，打造全球性的中醫中藥產業研發與應用的“國際中醫藥產業中心”。 第二，利用澳門開放的政經環境推動灣區內部合作，為“一帶一路”服務。灣區市場一體化進程剛剛起步，整合情形遠不及歐盟，無論在勞動力市場、人員流動、關卡管理、科研合作等方面，都與歐盟有相當差距。正因如此，“一帶一路”與灣區各種“共同市場”尚待建設，包括共同製造業基地、共同金融市場、共同勞動力市場、共同房地產市場、共同教育市場、共同服務業市場等，有基礎、有優勢才能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上佔據制高點。在這方面澳門可搭建各種平台，或積極參與各種平台的搭建。特區政府可否考慮聯合各方力量搭建“一帶一路”建設“大灣區信息與研究平台”，推動大灣區對“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追蹤與研究工作。 第三，金融可成為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抓手。澳門政府自 90年代即試圖將金融作為重要產業發展，如 1990年初，澳門政府曾醞釀設立證券交易所，但由於種種原因，該計劃的實施被無限期推遲。當前是澳門發展金融業的重要機遇。是否可考慮研究澳門金融與香港和深圳金融市場如何面向“一帶一路”市場差異化發展的方案？澳門是一個自由港，沒有任何外匯管制，資金可自由出入，政府對外幣存款不征利息稅，對經營外幣存款也無準備金要求，有着實現金融創新的先天條件。“一帶一路”是開放之路，涉及大量的新興金融合作，會帶來進一步開放的需求，澳門金融業是否可嘗試發展或參與服務於國家戰略、市場運作、自主經營，注重長期投資、依託信用支持不靠政府補貼的開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4 發性金融；考慮參與新金融或特色金融技術的開發應用，如參與或打造數字金融(區塊鏈、虛擬貨幣)研究應用的平台等，或許可為“一帶一路”建設開闢一條新的金融支持之路。
  • 15 “一帶一路”背景下澳門的戰略選擇 孫啟貴* 一、“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與意義 眾所周知，“一帶一路”的全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自 2013年 9月和 10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先後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和共建“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並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至此，中國明確提出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倡議和構想。 期間，2014年 10月 24日，中國等 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共同發起成立“亞投行”，2014 年底至 2015年初，絲路基金正式註冊並開始運作。2015年 3月，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外交部授權發佈《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上述事件表明，“一帶一路”建設有了明確的規劃和清晰路綫，以及實在的機構保障，標誌着進入了準備實施階段。 迄今，“一帶一路”構想已獲得世界各國特別是沿綫國家的熱烈響 *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 應，2017年 5月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成功舉辦就是充分的說明。 “一帶一路”倡議也引起了中國各地的強烈反響，內地各省區市普遍表示積極參與“一帶一路”規劃實施，近年來地方政府工作報告均明確表示積極參與或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香港和澳門也不例外。2017 年澳門政府施政報告明確指出：“特區五年規劃把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確定為發展戰略。政府已設立由行政長官辦公室牽頭的專門工作委員會，統籌本澳參加‘一帶一路’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澳門政府充分認識到“一帶一路”建設對於澳門的重大戰略意義，將參與和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作為澳門未來轉型發展的戰略選擇。那麼，澳門為什麼要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呢？澳門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應該如何定位和選擇呢？ 二、澳門發展面臨的問題 澳門自 1999年回歸祖國以來，經濟與社會獲得了快速的發展。統計資料表明，澳門從 1999年至 2013年，人均 GDP從 1.5萬美元增至 8.7萬美元(人民幣 59.9萬元)，15年來增幅達 4.8倍，年均增幅 16.2%，使得澳門棲身於世界最發達經濟體之列，世界排名第五，僅次於盧森堡、挪威、卡塔爾、瑞士，遠超新加坡和美國。 但是，2014 年 6 月以來，由於博彩業收入持續下滑的連鎖反應，2015年澳門人均 GDP出現了 21.5%的負增長1，陷入了嚴重的困局。甚至有人認為，比希臘債務危機還要嚴重。出現如此困局，其原因是多方
  • “一帶一路”背景下澳門的戰略選擇 17 面的。除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外部需求持續低迷的影響外，最直接的原因在於內地反腐力度的加大。雖然並無確切的證據，這卻是不言自明的共識。從澳門本身看，澳門的經濟和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博彩業一業獨大，導致澳門經濟抗風險能力差，經濟表現脆弱。 儘管如此，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門政府積極應對，2016年雖依然負增長(-2.1%)，但下降幅度已大大收窄，出現了向好趨向。不可否認，從實際情況看，外部和博彩業作為澳門支柱產業的基本狀況短期不會出現大的改觀，未來澳門經濟恐怕也要接受“新常態”事實。那麼，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呢？ (一) 產業結構極其單一 澳門博彩業的快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其它產業的發展，導致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產業結構極其單一。從 1999-2013年，澳門博彩業佔 GDP 的比重從 31.6%上升至 44.66%。早在十多年前，澳門各界就已認識到此類問題，國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提出澳門經濟要適度多元發展。但從十多年的實踐看，效果並不理想。2014年第二季度以來，在博彩業遭遇嚴重衰退的情況下，2015年博彩業所佔比重降至 30.94%。緊隨其後，不動產業務(12.86%)、建築業(8.85%)、批發及零售業(7.19%)、金融業(7.13%)、租賃及向企業提供服務(5.54%)和酒店業(4.96%)皆是本澳經濟中比重處於前列的行業。2 表面上看，由於博彩業比重的下降，產業結構單一現象似乎有所緩解。但這是在經濟整體滑坡形勢下的結構調整。這種情況是不可持續的，這恰恰說明了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危害性。因此，必須在繼續發揮博彩業優勢的情況下，大力發展非博彩產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可持續發展，才能使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 本澳經濟走向良性的發展軌道。 (二) 土地和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嚴重短缺 澳門土地面積狹小，僅 30多平方公里，人口約 65萬，加上每年預計約 3,000 萬人次遊客，人口密度(2016 年數據：21,340 人/km2)高得驚人，景點多位於舊城中心區，可用土地資源十分有限。 人力資源是影響澳門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澳門人力資源不但短缺，而且人口素質偏低。根據相關統計，澳門具有高等教育學歷人口僅佔兩成多，只有初中及以下程度的佔 50%以上。博彩業就業人員學歷普遍偏低，在博彩業不景氣的情況下，博彩業裁減人員由於缺乏專業技能，難以再就業，出現結構性失業問題。總之，澳門未來發展必然受到土地和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的嚴重制約。 (三) 中小企業競爭力較為薄弱 中小企業在推動本澳經濟發展、促進當地就業、確保社會穩定等多個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根據有關資料，中小企業佔全部澳門企業的 99%，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 58%。如此甚至可以說，中小企業是澳門經濟的中流砥柱。但是，長期以來，澳門中小企業對澳門 GDP 的貢獻率比較低，僅有 20%左右，競爭力較為薄弱。概括地講，主要表現為，中小企業規模普遍過小，員工人數少，員工素質較低，經營成本高，資源短缺，經濟實力差，利潤率低、家庭作坊式經營、技術和管理水平差，創新意識淡薄。3
  • “一帶一路”背景下澳門的戰略選擇 19 (四) 社會成本空前增加 博彩業的迅猛發展空前增加了澳門的社會成本，例如，貧富差距擴大，人口擁擠、交通困難，環境污染，房價攀升、置業困難，病態賭徒，中學生輟學率升高以及前已提及的中小企業經營負擔加重等。4 普通市民分享不了經濟發展成果，獲得感不強，近年社會怨氣有所增加。 針對澳門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澳門必須走經濟適度多元化道路，打造“一個中心，一個平台”。這是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普遍共識，澳門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將其明確列入就是很好的證明。那麼，如何實現澳門的多元化？無疑，國家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倡議是澳門未來發展的重要機遇。澳門五年規劃已將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納入澳門發展戰略，政府成立了由行政長官辦公室牽頭的專門工作委員會，統籌本澳參與“一帶一路”的工作。 三、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基本策略 (一) 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澳門取得史無前例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了“一國兩制”的成功與獨特優勢。有理由相信，“一國兩制”是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最大優勢，理當充分發揮，有效利用。一方面，澳門背靠祖國，充分發揮中央政府和祖國各地的支持政策，深化澳門與內地緊密合作，不僅要積極對接包括珠海橫琴、中山翠亨、江門大廣海灣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而且積極開拓與內地其它地方的互聯互通。另一方面，根據《澳門基本法》，澳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澳門擁有自己的金融、稅收、財政體系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關稅、貨幣、外匯、自由貿易政策。5 這就決定了澳門可以立足自身實際相對獨立的更加自主和靈活地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扮演重要支點建設角色。6 (二) 有效利用澳門自由港的平台和橋樑作用 澳門背靠珠三角，面朝南海，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在歷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現時，澳門擁有國際機場，自由港制度有利於資金、商品、人才、信息的自由流動，具有重新融入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顯著優勢。澳門應該借助國家戰略和政策紅利，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廣東自貿區(廣州南沙、深圳前海蛇口、珠海橫琴)建設、橫琴島開發建設、內地全方位開放建設，將澳門打造成國際物流和人員往來的中心和橋頭堡，爭取獲得新突破和新發展。7 (三) 大力加強與沿綫國家的區域合作 澳門在繼續發揮和拓展“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基礎上，再借“一帶一路”東風，大力加強與沿綫東盟與歐洲等國家的產業、貿易和區域合作，推動沿綫國家發展戰略對接，優勢互補，進一步打造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8，發揮澳門擁有六十多個國家的歸僑、僑眷作用，強化國際化人脈關係和社會聯繫，拓寬經濟多元化渠道。 以澳門旅遊業為例，澳門遊客主流是內地、香港和台灣，客源相對單一，澳門已被納入“海上絲綢之路”旅遊帶。唯有大力開拓“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旅遊客源，牢牢把我澳門旅遊產業的新機遇9，才能真正實現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戰略目標。
  • “一帶一路”背景下澳門的戰略選擇 21 (四) 加強本澳和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建設 澳門作為一個旅遊城市，道路、交通、休閑等基礎設施，住宿、餐飲、購物等供給，難以滿足旅遊休閑需求。尤其是連續假日期間，中心商業區甚至因人流過度密集實行分流措施。抑制需求顯然是短視行為。從長遠看，唯有增加供給，提升“承載力”才是治本之策。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如何突破土地和空間資源限制呢？根據澳門實際，有學者提出以下幾種可行的方式：一是填海造地，二是舊區重建，三是開闢地下空間，四是向外拓展。10 “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大多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交通、電力和信息等基礎設施需求強勁，澳門應發揮特區政府資金雄厚的優勢，組建由政府主導的投資基金，帶動和鼓勵澳門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發揮自身優勢，如葡語和拉丁語、顧問諮詢、項目管理、專業服務等，與中資企業合作，以澳門作為跳板，“走出去”到“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分享區域合作的紅利。 註釋： 1 澳門統計與普查局：《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2016年。 2 同上註。 3 郭永中：《澳門中小企業的發展與挑戰》，載於《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13 年第 4 期，第 87-91 頁。高展明、郭東強：《澳門中小企業知識管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2 理模式構建及仿真研究》，載於《經濟管理》，2015 年第 4 期，第 189-199頁。 4 何振苓、何磊：《“一帶一路”戰略中澳門發展的機遇、優勢與路徑》，載於《國際經濟合作》，2016年第 10期，第 83-86 頁。 5 胡利琴：《澳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地位和對策思考》，載於《社科縱橫》，2016 年第 4期，第 40-42 頁。 6 謝四德：《澳門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定位與思路》，載於《亞太研究》，2016年第 1期，第 146-152頁。 7 同註 5。 8 曾志敏：《“一帶一路”大戰略及其給澳門帶來的新機遇》，載於《澳門月刊》，2015 年第 5期，第 40-41 頁。 9 宋雅楠：《“一帶一路”視角下澳門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建設》，載於《澳門月刊》，2016年第 3期，第 20-24頁。 10 楊道匡：《澳門建設旅遊休閑中心相關問題探討》，載於《港澳研究》，2016年第 1期，第 44-51頁。
  • 23 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制度 安排初探 唐繼宗* 一、引言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於 2015年 3月 28日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當中提出了“貿易暢通”為五項合作重點之一。宜着力研究解決投資貿易便利化問題，消除投資和貿易壁壘，構建區域內和各國良好營商環境，積極同沿綫和地區共同商建自由貿易區，激發釋放合作潛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現代經濟是一個複雜的演化系統，在經貿活動全球化和區域化並行發展過程當中，不同經濟體在經濟增長率上的顯著差異，在很多方面與特定的制度、價值觀和社會秩序有關。制度是人類相互交往的規則，使人們的行為可預見並由此促進着勞動分工和財富創造。1 本文主要就澳門參與國家“一帶一路”，探討有利於特區經濟增長的經貿合作制度建設。 * 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政治經濟研究協會理事長、經濟學博士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4 二、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倡導的經貿合作制度 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是處理全球貿易規則的惟一國際組織。其主要功能是確保國際貿易能順利、可預測和自由地流通。截至 2016年 7月 29日，共有 164個經濟體成為會員，中國內地及中國澳門以單獨關稅區地位分別於 2001年 12月 11日及 1995年 1月 1日成為WTO正式成員。 (一) WTO設置歷程 二戰後，各經濟體均認為亟須建立一套國際經貿組織制度，以解決彼此間之經貿問題。有鑑於此，各方擬議中之經貿組織包括：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及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ITO)。ITO因遭到美國國會反對導致最後未能成立，但當時 ITO的 23個創始會員為籌組 ITO，曾於 1947年展開關稅減讓談判，將關稅談判結果，加上原 ITO憲章草案中有關貿易規則之部分條文，以“暫時適用議定書”(Provisional Protocol of Application，PPA)之方式簽署 GATT。雖然 GATT 之適用法律基礎係臨時性質，且係一個多邊協定並無國際法上之人格地位，但卻是自 1948年以來成為惟一管理國際貿易之多邊機制。 (二) WTO框架下之國際貿易制度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於 1993年 12月 15日達成最終協議，決定成立 WTO。1994年 4月各經濟體代表在摩洛哥馬爾喀什集會，簽署《實施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結果的最終文件》(Final Act Embodying the
  • 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制度安排初探 25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及《馬爾喀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依上述之設立協定於 1995年 1月 1日正式成立，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以有效管理及執行烏拉圭回合之各項決議，使 GATT由原先單純之國際經貿協定轉化成為具實質功能之國際組織。 在WTO架構下，原有之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 1947)，加上歷年來各次回合談判對該協定所作之增補、解釋與決議，稱為(GATT 1994)，為 WTO 所轄之協定之一。此外，還有《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知識產權協定》、及《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等。據此，WTO之規範除了貨品貿易外，同時包括服務貿易及與貿易有關之知識產權等。而爭端解決機制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經 WTO 爭端解決機構裁決之結果，其執行亦從而較能落實與確定。2 三、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機制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當中的合作機制提出，當前，世界經濟融合加速發展，區域合作方興未艾。積極利用現有雙多邊合作機制，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促進區域合作蓬勃發展。 加強雙邊合作，開展多層次、多渠道溝通磋商，推動雙邊關係全面發展。推動簽署合作備忘錄或合作規劃，建設一批雙邊合作示範。建立完善雙邊聯合工作機制，研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方案、行動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6 路綫圖。充分發揮現有聯委會、混委會、協委會、指導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等雙邊機制作用，協調推動合作項目實施。 強化多邊合作機制作用，發揮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盟(“10+1”)、亞太經合組織(APEC)、亞歐會議(ASEM)、亞洲合作對話(ACD)、亞信會議(CICA)、中阿合作論壇、中國－海合會戰略對話、大湄公河次區域(GMS)經濟合作、中亞區域經濟合作(CAREC)等現有多邊合作機制作用，相關國家加強溝通，讓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四、澳門參與國際經貿制度現況 前述提及澳門自 1995年 1月 1日加入WTO，以單獨關稅區地位成為處理全球貿易規則的惟一國際組織的成員。此外，特區所締結的經貿合作協議還有經與內地磋商，雙方決定在一國之內的兩個單獨關稅區間建立一個類似自由貿易的夥伴關係，並於 2003 年 10 月 17 日正式在澳門簽署的《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安排》)，確認了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實施，其目的是促進內地和澳門的共同繁榮與發展，並進一步提升經貿合作的層次和水平。 《安排》是一個開放式的協議，雙方可不斷擴大開放以增加和充實其內容，雙方其後分別再簽署了《安排》十多份補充協議，計有《〈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關於內地在廣東與澳門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協議》及《〈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等。
  • 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制度安排初探 27 五、澳門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的經貿制度安排建議 “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據“一帶一路”走向，陸上依託國際大通道，以沿綫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海上以重點港口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關聯緊密，要進一步推動合作，取得更大進展。 澳門特別行政區為更好地參與和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於2017年 3月 6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出第 44/2017號行政長官批示，設立“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委員會。委員會隸屬行政長官運作，並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批示自公佈翌日起生效。該委員會的職權包括：(1)負責統籌澳門特別行政區參與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短、中、長期的總體設計，並推動展開相關研究，以制定有關政策；(2)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及監督其落實；(3)就擬開展的活動訂定方針及發出指引。3 除此之外，在 WTO 制度下，澳門與其他成員的經貿活動雖有適用於整體的制度可依循，卻由於特區現階段在《安排》以外未與前述一帶一路沿綫其餘經濟體締結雙邊或多邊區域經貿合作協議，日後在參與一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8 帶一路發展經貿活動中將缺乏一套使區內相互間經貿活動行為可預見，並由此促進着勞動分工和財富創造的專門規則。因此，建議澳門特區可請求中央支持，在 WTO 制度框架下，加入中國內地現存及未來與一帶一路沿綫經濟體所締結的雙邊與多邊經貿及金融合作協議，包括： (1) 區域貨物貿易合作協議 區內各經濟體之間，對於原產貨品之大多數貿易，消除其關稅及其他商業限制規定。 (2) 區域服務貿易合作協議 區內各經濟體之間，就服務貿易提供服務之四類模式：跨境提供服務、境外消費服務、商業組織存在以及自然人存在等，消除現行之歧視性措施，及/或禁止訂定新的或更多的歧視性措施；前述所稱之歧視，係指國民待遇之歧視，通常是指境外服務業受到較本地為多的限制。 (3) 區域投資便利化協議 促進區內各經濟體之間的投資、市場競爭及貿易便利化。 註釋： 1 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 35頁。 2 資料來源：http://www.WTO.org。 3 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新聞局，2017年 3月 6日。
  • 29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 唐曉華、劉 蕊、余建剛* 一、引言 “一帶一路”作為中國方案，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新範式，必將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並改變世界經濟的格局，惠及沿綫各國。“一帶一路”的宗旨正如習近平主席於 2016 年 9 月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上所闡述的“旨在同沿綫各國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實現共同繁榮”。 遼寧和澳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具有重要的地理和區位優勢，兩地選擇進行產業對接，有利於發揮澳門作為“一帶一路”交匯點的重要作用，實現兩地產業開發與合作，加強對外聯繫與兩地重點經濟區合作，更好對接國家戰略，兩地在裝備製造等產業鏈延伸、港口服務等領域加強互動與區域合作。從現實情況來看，產業合作是形成合理的國際和地區間產業分工，發揮各自比較優勢，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 澳門由於歷史以及區位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開放性和國際化的產業結構。然而，由於其產業主要以服務業、轉口貿易以及消 * 前者為遼寧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者及後者為遼寧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0 費和娛樂業為主，特別是進入 21 世紀以來，由於國際經濟格局的變遷，其產業原有的比較優勢不斷褪色，尋求更優的發展區位和新的發展機遇，抓住產業合作契機，則成為澳門產業優化資源配置，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路徑選擇；遼寧作為傳統的老工業基地，裝備製造業基礎雄厚，但在新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經濟相對衰退，面臨着再振興的歷史重任。通過外部合作則可以帶動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增強自身的經濟發展能力，以實現跨越式發展。 二、“一帶一路”為區域產業合作提供了歷史機遇 (一)“一帶一路”產業合作的宗旨及合作角度 1877 年，德國旅行家、地理和地質學家、科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在他的著作《中國：我的旅行與研究》裏，第一次把中歐之間這條古老的貿易通道稱為“絲綢之路”。2013 年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倡議。2015 年中國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共贏原則，積極推進沿綫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四年來，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等重要決議也納入“一帶一路”建設內容。“一帶一路”建設逐漸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轉變為現實，建設成果豐碩 “一帶一路”是和平之路、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中國將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宗旨，發展同所有“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的友
  •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 31 好合作。1 (二)“一帶一路”產業合作的發展態勢 至 2017 年 5 月，中國同 4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同 30 多個國家開展機制化產能合作。預計 2017 年末同 6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發出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合作倡議。“一帶一路”區域合作中國打造鐵路、港口、管網等重大工程的品牌建設，不斷聯通沿綫國家基礎設施網絡。已建成的蒙內鐵路 2017 年 6 月 1 日開通 2 個月客運服務以來，日均運送旅客 2,698 人，平均上座率 94.15%。同比 6月份，7 月份日均運送旅客增加 408 人，平均上座率增加 6.5%。8 月 1日，肯尼亞蒙內鐵路新開沃伊站、姆蒂安托代站兩個站點，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客運需求。2 加速推進的鐵路項目有雅萬高鐵、中老鐵路、亞吉鐵路、匈塞鐵路等項目，建設瓜達爾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港口，建設中巴、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 2011 年 3 月，中歐班列重慶至杜伊斯實現定期開行，這被認為是中國開行的首趟中歐班列。從第 1 列到第 1000 列，歷時 4 年零 7 個月；第 1001 列到第 2000 列，歷時 8 個月；第 2001 列到第 3000 列，僅用時6 個月；預計第 3001 列到 4000 列，僅僅需要 4 個多月。短短幾年間，中歐班列發展日新月異，開行數量實現幾何式增長。3 隨着“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推進，中國與歐洲及沿綫國家的經貿往來發展迅速。中歐班列正以運距短、速度快、服務好、性價比高、安全性高等優勢，受到中歐班列沿綫國家和企業的青睞，品牌的影響力不斷增強。目前，總公司已經鋪畫中歐班列運行綫 51 條，國內開行城市達到 28 個，到達歐洲 11 個國家 29 個城市，其中今年新增 2 個國家 15 個城市。2016 年 10 月 8 日，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2 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中歐班列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形成佈局合理、設施完善、運量穩定、便捷高效、安全暢通的中歐班列綜合服務體系；中歐班列年開行 5,000 列左右，回程班列運量明顯提高。2017 年 4 月 20 日，總公司宣佈：中國、哈薩克斯坦、蒙古、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德國七國鐵路部門簽署《關於深化中歐班列合作協議》。這是中國鐵路第一次與中歐班列沿綫主要國家鐵路部門簽署有關中歐班列開行方面的合作協議，標誌着中歐班列的“朋友圈”不斷擴大，朋友之間的合作關係更加緊密。 (三)“一帶一路”產業合作的方式 1. 基於比較優勢的產業間國際分工4──中巴經濟走廊產業合作 1817 年大衛•李嘉圖首先提出“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一國在各類產品都不具備絕對成本優勢的背景下參與國際分工。“一帶一路”經濟合作開展中巴經濟走廊產業合作具有條件優勢。巴基斯坦的經濟構成中以農業和服務業為主，分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20%和 53%，其國內產業結構並不完整，中巴產業合作首先要聚焦於基建產業，中國多年以來在基建領域積累的大量經驗和技術，能夠幫助巴方快速建立起完整的公路鐵路、港口碼頭、能源管道、電信通訊等網絡體系，此外中國在能源電力方面的優勢，能夠將巴基斯坦在能源方面的資源迅速的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廉價的勞動力優勢，能夠承接中國紡織和製造業領域的部分產業轉移，加強製造業方面的產業技術交流與合作，形成新的產業競爭力。
  •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 33 2. 基於競爭優勢的產業內國際分工5──新加坡馬六甲海峽 “要素稟賦理論(H-O 理論)”是由赫克歇爾和俄林共同提出的，解釋了應該生產密集使用其較充裕生產要素的產品，進口稀缺生產要素的產品。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石油等大量國際物資運輸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兩國加強物倉儲和海港產業合作意義重大，對維護中國戰略物資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電子產業也是新加坡傳統優勢產業，佔製造業總產值的 27.8%，主要產品包括半導體、數據存儲設備、電信及消費電子產品，中新兩國有必要加強技術交流與合作。 3. 基於價值鏈理念的產品內國際分工6──境外產業園 產品內國際分工是以產品為基本對象的國際分工形態，將產品生產過程中不同的工序、環節、區段拆散後，分散到具有不同競爭優勢的國家和地區，針對特定的環節和工序展開專業化生產加工。通過境外經貿產業合作區建設的方式進行國際製造業合作是“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內容之一。中國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綫的 17 個國家建立了 46 個境外產業園區，企業累計投入超過 140 億美元，如印度的浦那中國三一重工產業園、孟加拉的達卡服裝和家電產業園區以及巴基斯坦的瓜達爾能源化工園區。 (四)“一帶一路”產業合作的新方式──區位鏈合作 區位條件是由投資方和東道方的多種因素決定的，主要包括貿易障礙、政府的政策、市場的特徵、勞動成本、當地的生產水平以及原材料的可供性等。區位鏈即具有相同區位條件的上下游或相互關聯的地區。澳門與葡萄牙及葡語系國家具有深遠的歷史淵源。澳門與葡語系的國家進行區域合作就構成了區位鏈合作的案例，並且間接形成遼寧與澳門及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4 葡語系國家這一系列鏈條式的發展。 三、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地區產業合作的條件與環境分析 (一) 兩地經貿合作發展態勢 2006-2015 年遼寧與澳門兩地貿易進出口總額呈增加趨勢，2006-2008 年進出口總額大幅度增加，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兩地貿易總額明顯減少，經國家宏觀調控等措施後從 2012 年起兩地進出口貿易總額大幅度增加，約為 2006 年貿易總額的 5 倍，2012-2015 年兩地貿易呈平穩發展趨勢，體現兩地經濟合作的有利條件(見表 1)。 表 1 2006-2015 年遼寧與澳門兩地貿易狀況(單位：萬美元) 年份 進出口總額 進口總額 出口總額 2006 379 1 378 2007 628 1 627 2008 2,302 7 2,295 2009 469 9 460 2010 120 9 111 2011 169 0 169 2012 1,635 1,144 492 2013 1,636 1 1,635 2014 1,676 191 1,485 2015 1,666 194 1,472 數據來源：根據 2007-2016 遼寧統計年鑒整理，其中 2012 年進出口總額與進口出口兩項相加稍有差池 2005-2015 年澳門對遼寧實際直接投資額及佔比呈先上升後下降的趨勢，2009 年達到最大投資額 32,817 萬美元，是 2005 年投資額的 22倍，投資主要集中在裝備製造業，隨後幾年出現落差。雖然 2015 年統計資料顯示澳門對遼寧實際投資額為零，但前期數據也能說明遼寧與澳門
  •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 35 兩地存在裝備製造業合作的基礎，新的發展環境下兩地有繼續深入開展裝備製造業產業合作的條件(見表 2)。 表 2 2005-2015 年澳門對遼寧實際直接投資額及佔比(單位：萬美元，%)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投資額 1,436 1,332 4,254 7,835 32,817 30,242 12,464 13,720 26,713 8,315 0 佔比 0.46 0.27 0.68 0.80 2.59 1.75 0.58 0.63 1.03 0.40 0.00 數據來源：根據 2006-2016 年遼寧統計年鑒整理 (二) 遼寧裝備製造業發展態勢 2015 年遼寧工業總產值人民幣 33,498.57 億元，裝備製造業總產值人民幣 10,937.78 億元，佔遼寧工業總產值 32.65%。2014 年遼寧工業總產值人民幣 50,090.56 億元，裝備製造業總產值人民幣 16,010.77 億元，佔遼寧工業總產值 31.96%。2013 年遼寧工業總產值人民幣 52,892.01 億元，裝備製造業總產值人民幣 16,647.13 億元，佔遼寧工業總產值31.47%。受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影響，2013-2015 年遼寧裝備製造業產值總體呈下降趨勢，但裝備製造業依然佔據遼寧工業總產值的半壁江山並且佔比呈上升趨勢，對遼寧來說裝備製造業的發展事關重大，在保持裝備製造業現有優勢的同時，更應着眼先進裝備製造業的轉型升級。2013-2015 年遼寧裝備製造業的細分行業中，汽車製造業呈上升趨勢，其他行業總體平穩發展(見圖 1)。2013-2015 年遼寧汽車製造業產值佔比上漲 8.17%，鐵路、船舶等設備製造業佔比上漲 2.63%，說明遼寧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發展實力較為強勁，具有突出的比較優勢。其次，通用設備製造業與專用設備製造業兩行業產值位居第二、三位，呈平穩發展態勢(見表 3)。2012-2015 年遼寧裝備製造業利潤呈明顯下降趨勢，2015年裝備製造業利潤總額較 2012 年下降 42.85%，除汽車產業外其他製造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6 業利潤總額均呈下降趨勢，但汽車製造業利潤仍呈上漲趨勢，2015 年汽車製造業利潤較 2012 年上漲 32.90%，毋庸置疑汽車製造業是遼寧裝備製造業中的絕對優勢產業(見表 4)。 圖 1 2013-2015 年遼寧裝備製造業及細分行業產值情況(單位：億元) 數據來源：圖文數據均根據 2014-2016 遼寧統計年鑒整理 表 3 2013-2015 年遼寧裝備製造業各行業產值佔比(單位：%) 行業 2013 2014 2015 金屬製品業 12.01 12.14 10.49 通用設備製造業 27.30 25.40 21.50 專用設備製造業 14.58 14.43 14.06 汽車製造業 17.21 20.10 25.38 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 6.76 6.86 9.39 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 13.83 13.29 12.03 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 5.62 5.65 5.28 儀器儀錶製造業 1.55 1.44 1.52 金屬製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 1.13 0.68 0.35 數據來源：根據 2014-2016 遼寧統計年鑒整理
  •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 37 表 4 2012-2015 年遼寧裝備製造業及細分行業利潤總額(單位：億元) 行業 2012 2013 2014 2015 裝備製造業合計 930.62 1016.86 936.76 531.82 金屬製品業 105.77 119.01 82.63 43.34 通用設備製造業 242.59 289.35 215.19 104.68 專用設備製造業 124.2 137.82 95.71 -9.49 汽車製造業 181.19 201.61 307.48 240.81 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 64.9 55.48 52.62 37.23 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 118.86 120.48 91.44 58.53 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 63.6 60.82 66.1 38.43 儀器儀錶製造業 18.45 17.42 21.34 16.34 金屬製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 11.08 14.87 4.24 1.95 數據來源：根據 2013-2016 遼寧統計年鑒整理 (三) 澳門產業經濟發展態勢 2014 年澳門人均 GDP 為 87,306 美元，僅次於盧森堡(110,424 美元)、挪威(100,318 美元)、卡塔爾(100,260 美元)，排名世界第四位。但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博彩業一業獨大，經濟結構、就業結構日趨單一化的趨勢越發明顯，由此引發的系列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2002 年博彩業擴大開放之後，澳門 GDP 持續增長，實際增長率在2004 年出現峰值 26.8%，直到 2008 年金融危機後，2009 年出現經濟實際增長率最低點 1.30%，經濟危機緩解後 2010 年又出現 25.3%的高實際增長率。但是 2010 年至 2014 年澳門 GDP 仍然呈上升趨勢的同時，經濟實際增長率卻呈下降趨勢，直到 2015 年 GDP 和實際增長率都出現明顯下滑趨勢，2015 年實際增長率-20.3%(見圖 2)。澳門沒有第一產業，糧食作物基本全部進口，考察澳門 2010 年至 2014 年第二、第三產業生產情況可見，五年間澳門生產總值第二產業呈微弱上漲趨勢上漲 0.3%，第二產業中的製造業並沒有突出表現，呈下降趨勢下降 0.2%。第二產業主要靠建築業拉起勢頭，建築業上漲 0.7%。第三產業中，金融、保險等商業服務業呈現上漲趨勢，五年間上漲 2.1%。酒店及酒樓業上漲 0.4%，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8 說明澳門旅遊業較為發達帶動酒店業發展。第三產業總體平穩發展，但包括博彩業在內的行政及服務業生產總值呈下降趨勢，五年間下降2.4%(見表 5)。2011-2015 年澳門就業人數統計中，製造業就業人數呈下降趨勢，下降 0.59%，就業人數上漲幅度最大的是建築業，上漲 2.66%，博彩業上漲 1.22%。五年間澳門就業人數總體上漲 6.93%，說明澳門就業形勢看好，行業退出人員能被優勢行業吸納，社會總體呈穩定發展態勢(見表 6)。 圖 2 2001-2015 年澳門 GDP 及實際增長率 表 5 2010-2014 年澳門生產總值構成(單位：%) 行業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第二產業 4.9 4.1 4.1 3.7 5.2 採礦業 0 0 0 0 - 製造業 0.6 0.5 0.5 0.4 0.4 電力、煤氣及水供應業 0.7 0.5 0.5 0.5 0.5 建築業 3.6 3.1 3.1 2.9 4.3 第三產業 95.1 95.9 95.9 96.3 94.8 批發零售、維修、酒店、餐廳及酒樓業 9.9 9.9 10.1 10.0 10.3 運輸、倉庫及通信業 2.4 2.1 1.9 1.8 2.0 金融、保險、不動產、租賃及商業服務 14.7 12.9 13.4 14.4 16.8 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 (包括博彩業) 68.0 70.9 70.5 70.1 65.6 數據來源：根據 2011-2015 中國統計年鑒整理
  •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 39 表 6 2011-2015 年澳門各行業就業人數(單位：萬人) 行業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製造業 1.28 1.03 0.90 0.74 0.69 水電及氣體生產供應業 0.13 0.15 0.15 0.11 0.12 建築業 2.82 3.23 3.53 5.25 5.48 批發及零售業 4.34 4.23 4.47 4.52 4.50 酒店及飲食業 4.61 5.30 5.43 5.48 5.50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1.60 1.60 1.59 1.92 1.75 金融業 0.81 0.82 0.93 1.07 1.08 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2.80 2.43 2.76 3.04 2.98 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 2.30 2.51 2.57 2.55 2.94 教育 1.23 1.31 1.43 1.48 1.66 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 0.85 0.86 0.91 1.01 1.13 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 8.20 8.95 9.34 9.40 9.42 家務工作 1.68 1.80 2.03 2.19 2.36 其他及不詳 0.10 0.09 0.06 0.07 0.05 總計 32.76 34.32 36.10 38.81 39.65 數據來源：根據 2012-2016 中國統計年鑒整理 (四) 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的有利因素 1. 產業結構互補性強 產業結構互補為遼寧與澳門兩地進行產業合作奠定了基礎，當前遼寧裝備製造業基礎雄厚，正在服務化化和信息化時代邁進，省內鋼鐵、水泥、化工、建材、有色金屬、高端裝備、造船等工業領域已經積累了較為扎實的工業基礎和比較優勢，且存在較多富餘產能。而澳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加工製造業興起過，目前發展存在諸多問題，工業體系以紡織、服裝、皮革、食品加工等輕工業為主。遼寧與澳門兩地產業結構互補，對產業合作均有強烈的需求，這為兩地產業合作奠定了基礎。由於地理區位、資源結構以及國家戰略的原因，遼寧與澳門兩地在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這種差距進一步為產業對接合作提供了條件。遼寧省雖然經濟增長速度出現下降，卻不得不面臨某些產業產能過剩的問題，而面對產業結構單一的現狀，如何充分利用“一帶一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0 路”戰略帶來的機遇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則是澳門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產業對接合作無疑將是目前兩地實現雙贏的現實選擇，因此遼寧和澳門可以進行雙邊合作，對兩地的資源進行有效配置，使資源效用達到最優狀態，目前兩地合作具有很大的經濟潛力、資源潛力和市場潛力，又具有明顯的經濟互補性，其經濟發展與合作的前景十分廣闊。 2. 兩地大力推進對外開放平台建設 2016 年，遼寧省裝備製造業對外投資 10.7 億美元，同比增長 14.9%，裝備製造出口 94.6 億美元，佔全省出口總額的 22%。遼寧省立足自身優勢產業，以亞洲和非洲等地區為重點，建立境外產業園區。目前，遼寧境外的主要園區包括烏幹達遼沈工業園、中白(白俄羅斯)工業園、特變電工印度工業園、瀋陽聯立銅業哈薩克斯坦有色金屬產業園以及羅馬尼亞遼寧境外經貿合作區等，相關重點產能合作項目不斷推進發展。再次，遼寧省鼓勵和支持重點骨幹企業在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地區設立研發、生產、營銷中心，支持產能過剩企業在東南亞、中亞、非洲、俄羅斯、東歐等國家地區開展產能合作。與此同時，2017 年 6 月 8 日澳門舉行“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來自中國、葡萄牙、泰國和巴西等國家的政界人士以及海內外商界、僑界領袖、專家學者等，就“一帶一路”發展願景，以及“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機遇交換意見，表現出澳門特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將積極發揮其獨特優勢作用，多方面參與和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強烈需求與願望。 3. 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加快 21 世紀以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明顯加快，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在市場經濟方面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為了保持各自的經濟實力和競爭優勢，各個國家以地理區域為界限，進行產業聯合並建立不
  •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 41 同形式的區域經濟組織，這些組織定期開展活動，制定市場規則，協調區域內部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用以維護區域市場的穩定，進而實現合作雙贏的目標，為國際產能合作提供了有力契機，也為地區間的產業對接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基礎。 四、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的路徑選擇 在具體實踐中，遼寧與澳門兩地首先應該深入瞭解雙方產業的特點，找準產業對接的銜接點，然後採取相應措施實現產業對接合作。 (一) 合理制定產業對接規劃，不斷完善產業合作機制 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要立足兩地的產業發展特徵、發展水平，以實現雙贏為目標，制定合理的產業合作規劃。為此，兩地地方政府應該積極籌劃，擬定產業合作規劃，加強政策引導，強化金融資本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有針對性地進行產業對接，如勞動密集型產業及資源密集型加工業可以採取協議性分工的方式，促進產業內分工和產業內貿易。資本及技術密集型產業則可以採取直接投資的方式，通過市場機制的國際分工進行產業對接。此外，為了能使雙方實現共贏，必須制定利益平衡和補償機制來確保對接雙方的經濟效益，成為利益共同體，從而保障產業合作的有效實施；與此同時，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為使產業對接合作有效實現，政府應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加快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積極發揮引導作用，搭建一個溝通協商、統籌規劃的產業對接合作平台，構建利益共享框架下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相統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2 一的協調機制，在對接過程中，應積極制定和完善綜合配套改革方案，積極推動制度建設。 (二) 強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高端服務業合作 推進遼寧與澳門的產業合作可以借力澳門服務業優勢，推進遼寧製造業與服務業協同發展，發揮遼寧製造業優勢，助推澳門產業多元化拓展。鑒於當前遼寧裝備製造業整體在技術、設計能力、產品質量、節能環保、品牌建設等諸多高附加值環節與國際領先水平仍存在不小差距，與包括澳門在內的各經濟體廣泛開展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考慮到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澳門的產業優勢將集中在金融、總部經濟、工業與工程設計服務、高端物流等一系列高端服務業，未來應深挖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高端服務業的合作潛力，着力打造“遼寧製造+澳門服務”模式。這一模式既可助力遼寧裝備製造業開闢國內外市場，也可為遼寧企業快速提高服務水平創造學習機會，有利於實現遼寧裝備製造業服務化水平。遼寧省政府及相關部門在學習借鑒澳門對外開放發展的基礎上，科學合理地制定遼寧裝備製造業對接國際標準和國家貿易規則的總體規劃，推進裝備製造業企業貿易與管理體制改革，進而強化對外開放的創新政策體系，加強對外開放服務機制軟環境建設，通過與澳門商會、外資企業的溝通交流，瞭解他們對遼寧對外開放軟環境建設的意見，進而提出改革新舉措，提升遼寧對外開放服務與法治的軟環境。 (三) 推動建立遼寧—澳門跨境工業園區 搭建公共信息平台，拓展貿易合作，要加強多元化開放平台的建設，積極推動建立遼寧—澳門跨境工業園，加強跨境電子商務平台建設，兩
  •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 43 地應該加快出台跨境電商發展指導意見，積極建設與之配套的物流、結算、信息、第三方支付等綜合服務平台，研究制定關於跨境海外倉庫費用信用擔保和補貼跨境電商公共服務平台資助、互聯網支付業務扶持，擴大對外開放，需要從多方面、多層次上拓展對外開放的平台和渠道。兩地可以借鑒學習上海、天津自貿區在外商投資管理、貿易監管、金融服務業等方面的制度和措施，完善遼寧—澳門跨境工業園區發展的體制政策環境，促進遼寧投資貿易便利化，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國際營商環境。此外，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台，拓展服務貿易的發展渠道，面向社會資本和外資加快開放服務業市場，推進兩地產業合作縱深發展。 (四) 大力發展旅遊裝備製造業 旅遊裝備製造業是旅遊業與裝備製造業融合發展中產生的新興業態，具有需求潛力大、技術含量高等特點，不但為兩地旅遊業發展注入了生機和活力，也為遼寧裝備製造業升級找到新的突破口，是未來重要的經濟增長點。在瞭解產業特徵、認識突出問題的基礎上，應明確發展重點、進行分類引導，多措並舉推動旅遊裝備製造業發展。當前旅遊業蓬勃發展，對旅遊裝備提出新要求，這就需要配套高品質旅遊裝備。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旅遊休閒的需求也不斷升級，逐漸從較為單一的觀光游向觀光、休閒、度假等多樣化、體驗式旅遊轉變，如房車、郵輪、遊艇、水上飛機等新型旅遊休閒項目以及各類戶外運動。這些新的旅遊消費熱點促使企業通過提升自主研發設計能力、增強核心競爭力、打造自主品牌等途徑，推出前沿性、體驗型、富有創意的旅遊裝備，推動產業向高品質、多層次、多樣化方向升級。而高端旅遊裝備主要包括郵輪、遊艇、索道纜車、遊樂設施、低空飛行器、房車等，具有科技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4 密集、附加值高、產業鏈條長等特點，這要求兩地必須通力合作，培養龍頭企業、打造品牌效應，提升資源集中能力，合理整合兩地旅遊資源與裝備產業優勢。 (五) 借助澳門平台，積極開展國際產能合作 澳門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與東南亞國家有着天然的地緣優勢，長期以來雙方進行着諸多領域的合作，澳門又與葡語系國家聯繫密切，具備對外開放發展的平台優勢，這為對外開放不足的遼寧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合作契機。積極開展與東南亞國家的產能合作，要加快扶持遼寧裝備製造優勢產業走出去，以沿綫中心城市為支撐，借助澳門平台優勢，加強與沿綫國家和地區在重點領域與項目的合作，開拓海外市場。目前，遼寧裝備正在引領出口結構從一般消費品向資本品升級，體現出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要鼓勵企業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依託澳門地緣優勢，搞好與東南亞國家與葡語系國家的經貿合作，積極建立對外合作的機制，通過博覽會、哈洽會等合作交流平台，加強遼寧與東南亞國家與葡語系國家的經濟貿易往來。要加快扶持遼寧裝備製造優勢產業走出去，在遼寧經濟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要進一步利用“一帶一路”建設提供的歷史機遇，將遼寧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勢產能轉移結合起來，加強對“走出去”企業進行總體規劃和政策指導。首先，扶持優勢企業為“走出去”的主體，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支持遼寧重大成套裝備企業走出去，參與國家海外援助工程項目，通過建立境外生產基地、研發中心、營銷網絡和售後服務中心；其次，與澳門一起組建境外企業聯盟，創新境外工程承包模式，支持重點企業整合資源，優勢互補，創新承包工程與建設運營的合作機制，以建營一體化的模式推動對外投資合作可
  •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 45 持續發展。 (六) 強化兩地產業合作的人才保障 遼寧與澳門應該合作建立專業人才培養等政策機制，強化文化教育對接，加強金融、科技、企業管理等方面的教育培訓和人才交流，加強職業教育和勞務合作，加強兩地職業技術院校的專業和學科建設、推進師資培訓及實訓基地建設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積極建立兩地智庫聯盟，協同推進政策諮詢、服務設計、路徑規劃，為裝備製造業智能化、服務化、信息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註釋： 1 2017 年 5 月 14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發表的主旨演講。 2 見《今日頭條》，2017 年 8 月 10 日。 3 見《遼寧日報》社論，2015 年 7 月 27 日。 4 丁洋：《“一帶一路”戰略中的產業合作問題研究》，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16 年。 5 同上註。 6 同上註。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6 參考書目： 1. 丁洋：《“一帶一路”戰略中的產業合作問題研究》，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16 年。 2. 廖春、楊來科：《澳門經濟發展中的優勢轉換及產業升級》，載於《當代亞太》，1999年第 12期，第 16-21頁。 3. 孫天昊：《“一帶一路”戰略中的經濟互動策略研究》，大連：東北財經大學，2016年。 4. 羅偉波：《廣東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對策研究》，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校，2016 年。 5. 夏先良：《構築“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載於《國際貿易》，2015期，第 11期，第 26-33 頁。 6. 李晨陽、楊祥章：《“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國──周邊互聯互通》，載於《戰略決策研究》，2016 年第 5期，第 3-13 頁。 7. 孫久文、顧夢琛：《“一帶一路”戰略的國際區域合作重點方向探討》，載於《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5期，第85-92 頁。 8. 賈若祥：《東北地區裝備製造業發展思路》，載於《中國發展觀察》，2015 年第 11期，第 82-84頁。 9. 李麗：《“一帶一路”戰略下的中孟合作：機遇與挑戰》，載於《東南亞南亞研究》，2015年第 4 期，第 63-68頁。 10. 趙東麒、桑百川：《“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產能合作──基於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實證分析》，載於《國際貿易問題》，2016 年第 10期，第 3-14 頁。
  •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遼寧裝備製造業與澳門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 47 11. 李仁真：《將“一帶一路”倡議升級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機制》，載於《湖北政協》，2017年第 3期，第 19頁。 12. 張凌霜：《“一帶一路”背景下陝西省裝備製造業產業發展對策研究》，載於《產業經濟》，2016 年第 11期，第 30頁。 13. 陳麗薔：《外資對東北老工業基地產業結構演進的影響》，載於《經濟地理》，2005年第 9期，第 624-628頁。 14. 陳旭升、岳文俊：《產業組織對裝備製造業產業創新能力的影響》，載於《技術經濟》，2013年第 3期，第 13-17 頁。 15. 唐曉華、徐雷：《大企業競爭力的“雙能力”理論──一個基本的分析框架》，載於《中國工業經濟》，2010年第 9期，第 88-97 頁。
  • 48 澳門“一帶一路”建設 SWOT 分析 陳發俊* 海上絲綢之路自秦漢時期開通以來，一直是溝通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而東南亞地區自古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和組成部分。新世紀以來，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國際競爭更加激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國際資源的壟斷愈益強烈，而我國的改革開放經歷了 30多年的發展，目前已進入深水區，傳統產業面臨升級轉型，產能嚴重過剩。國際國內的種種困境與挑戰，我國必須開拓創新，在國際範圍內尋求“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發展新思路，2000年前的絲綢之路精神恰好與此思路吻合，於是為了重新發掘利用絲綢之路，為進一步深化中國與東盟的合作，2013 年 10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東盟時提出了“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2015 年 3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出沿海和港澳台地區的發展戰略：利用長三角、珠三角、海峽西岸、環渤海等經濟區開放程度高、經濟實力強、輻射帶動作用大的優勢，加快推進中 * 安徽大學哲學系教授
  • 澳門“一帶一路”建設 SWOT 分析 49 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支援福建建設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發揮海外僑胞以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勢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這對澳門來說，是產業升級，擴大發展的大好機會。不過，與香港和台灣相比，澳門特別行政區既具有獨特優勢，同時也存在一定不足，機遇與挑戰同在。本文對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進行 SWOT1分析，並提出相應對策。 一、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優勢(S) 澳門自然地理、社會歷史、人力資源和產業發展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獨特優勢。 (一) 地理位置優越 澳門是珠江口西南的一個半島，北面以關閘為界，與珠海毗連，距廣州約 145 公里，西面和珠江灣仔一河之隔，東面隔海距香港約 75 公里，南有氹仔、路環兩島。澳門半島三面環海南北長四公里，東西寬兩公里中有小山丘，從東北向西南依次有望夏山、松山、西望洋山、媽閣山。此外，中部有大炮台山，西北有青州山，東部有螺絲山，其中松山最高，高度為 91.07 公尺，山頂建有東望洋燈塔。 澳門屬亞熱帶氣候，全年氣溫變化範圍在 6-33°C 之間，氣候宜人。澳門自然地理條件優越，“海中有山可避風”，“有淡水可汲”。季風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50 季候便於駛帆船，淺水港灣，風平浪靜，適合船隻停泊。“澳惟一莖系於陸，饋糧食，餘盡海也，以故內洋舟達澳尤便捷。”2 澳門在我國南海岸邊緣，曾經是從西歐、印度洋、南洋等地航行去遠東的必經之地，是我國古代海上交通前哨。是從印度洋南洋至日本的中轉地，是中外貿易的橋頭。“北連接大陸，與內地相通，水運至便，位置至為優越”。位於珠江口之西，東隔伶仃洋與香港相對，共扼珠江之出口；北接珠江三角洲，期間地勢地平，河道縱橫，交織成網，西鄰磨刀門，為西江幹流之出口，支流濠江從半島西邊流過，與對岸中山縣之灣仔山地，一衣帶水；南面汪洋，島嶼環列，右為小橫琴(舵尾)、大橫琴島，左為氹仔路環島，整列海外，形如棋子，其間水道縱橫，有如十字，形勢優勝。且澳門地居珠江口西岸，東距香港約 70 公里，北距廣州直綫約 100 公里，距中山縣之石歧約 40 公里，西北距新會縣之江門約 60 公里，其間水道之聯絡，極形便利，相互間交往頻繁，只是在三角洲水網地帶，與廣州市陸道之聯絡，不免較為困難耳。3 澳門港分為內港和外港，內港系指西部面對珠海港仔的沿岸，以外的海岸為外港。與大陸連接，其西岸為內港，面對灣仔，其間風平浪靜，最適宜於帆船之停泊，中外貿易，早見繁榮。澳門四通八達，是理想的貿易港口。 (二) 中外貿易歷史悠久 早在我國漢代，在東南海域出現了一條“海上絲綢之路”，從越南的交趾、日南到南海、印度航綫：船舶從合浦郡的徐聞(今廣東徐聞縣西)出發，經都元國(在馬來半島)，再陸續經邑盧沒國和諶離國(均在今緬甸沿海)，最後抵達黃支國(均在今印度)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到了唐代，外貿港口有廣州、泉州、明州(寧波)、揚州、登州(今蓬萊市)。五代
  • 澳門“一帶一路”建設 SWOT 分析 51 時期為廣州、杭州、福州、泉州。宋代為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上海市)、溫州、江陰。元代對外貿易港口有上海、澉浦、溫州、慶元(今寧波)、廣州、泉州。 澳門港的發現源於兩大背景：一是明朝的海禁制度；二是西方世界的大航海運動。4 首先，澳門港的發現是源於世界貿易的需求。澳門本來只是廣東沿海一個不引人注目的小海角。1553 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到了中國海域之後，因當時的明朝政府實行禁海令，他們無法在廣州登錄，為了尋找立足點，他們發現了澳門，同時認識到澳門對於他們開展東方貿易的重要性。於是，他們採取欺騙手段，租佔了澳門，使之成為其在遠東的立足點。從此，葡萄牙人以澳門為基地，開展對外貿易活動。於是，澳門在明中葉以後的 80 多年時間裡，澳門進入了對外貿易的新時期。當時，澳門的對外貿易主要有三條重要航綫。5 第一條：澳門—果亞(Goa)—里斯本(Lisbon)航綫。主要把中國豐富的貨物運往果亞，再轉道到里斯本和歐洲各國去，然後把歐洲各國和印度的貨物運來澳門進行貿易。第二條：澳門—長崎航綫。嘉靖年間，由於倭寇侵擾，明政府實行海禁，不准中國商民往日本貿易，但是葡萄牙在澳門不受此禁令的限制，使得澳門與長崎的貿易仍然繼續發展。運往長崎的是白絲、鉛、紅木等數量相當可觀的多種物品。從長崎運回澳門的貨物主要是銀子和珍異品。從萬曆十三年至崇禎三年(1585-1630)，由長崎運入澳門的銀子達 14,899,000 兩，平均每年為 1,354,454 兩6。第三條：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航綫。這是中國與美國貿易最早的航綫。從澳門運往馬尼拉的物品有 40 多種，涉及方方面面，數量龐大。澳門與墨西哥之間的貨物來往則以馬尼拉為橋樑。 總之，在明代後期 80 多年中，澳門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而繁盛。它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52 溝通了亞、歐、美三大洲之間的貿易，成為當時一個國際貿易的中繼港和名副其實的國際貿易中心。隨後，澳門也由一個小港口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商業繁榮的海港城市。 在現代早期，澳門在世界貿易體系中凸顯四個重要作用。7 澳門及其貿易的發生、發展是 15 世紀世界性海上格局變化的直接結果；第二，在 16 世紀環球貿易航綫的誕生過程中，澳門是其合龍的關鍵點；第三，澳門的存在使這個以全新環球航綫為基礎的世界貿易體系與中國經濟體有了持續穩定的聯繫，否則，世界體系就不完整，不能稱之為“世界的”；第四，從開埠到 18 世紀末，歐洲海商民族的相繼崛起及其全球性競爭主要通過澳門深刻地影響中國。 澳門四百多年來，與世界貿易體系的融合性是其他港口所無法比擬的。在中英鴉片戰爭前，除葡萄牙人外，澳門還是國際公共居留地。“諸番之來者，以澳夷為東道主”。來華外洋船隻，均須先到此地，再赴省城，及在廣州買賣之後，留粵下去的夷商均須回至此地“押冬”。8 澳門是中國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日本、東南亞、英、法、美、德、古巴、秘魯等國貿易的重要轉口港。澳門具有轉口貿易港的有利條件。20 世紀 50、60 年代，由於西方國家對澳門貿易實行嚴格限制，所以，澳門的進出口貿易主要在大陸和香港之間發生，對世界各國貿易主要由香港轉口，因此，貿易貨值相對較小。1957 年至 1985 年近 30 年間，中國內地對澳門的貿易額迅速恢復增長。同時，內地利用澳門與世界各地的密切商業關係，通過澳門轉口中國產品或者採購各國貨物，數額都有可觀的增長。中國內地經澳門與世界各地互通貿易的直接轉口貨物大幅躍升。中國內地對澳門出口的商品結構也有了顯著變化，工礦產品佔出口總額的比重由 6%上升到 74%，農副產品有 94%降到 26%。改
  • 澳門“一帶一路”建設 SWOT 分析 53 革開放以後，內地經由澳門購辦進口物資出現快速增長。這樣，一方面澳門的進出口大力支持了內地建設；另一方面，內地對澳門出口供應的穩定增長及經澳購買貨品的恢復增加，對澳門經濟的發展及市場的繁榮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三) 國際市場空間廣闊 澳門與歐洲的聯繫可追溯到 16 世紀，當時，歐洲的宗教、文化、技術以至產品，經由南亞傳入澳門，再傳播到東亞地區。悠久的歷史淵源，塑造了澳門獨特的面貌。19 世紀以前，澳門一直在中國與歐洲各國民間的經濟和文化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至 20 世紀，香港的經濟發展雖然對澳門的商埠地位有所影響，但澳門依然維持與歐洲的多元化往來，並隨着雙方於 1992 年建立正式的關係，得以更有系統地發展。1992年與歐共體簽署“貿易與合作協定”，歐盟在澳門成立第一個“歐洲資訊中心”。9 澳門與拉丁美洲、非洲葡語國家關係密切，葡語系國家的總人口超過十億，存在一個潛在的廣闊市場空間。 (四)“一國兩制”，制度優越 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內地沿海城市相比，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1987 年 4 月，中國和葡萄牙籤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簡稱《中葡聯合聲明》)提出，“一國兩制”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澳門可以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與各國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並簽訂有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54 關協定，其財政獨立，不向中央政府交稅。這些制度優勢可以讓澳門在國際上有着充分發展自主權，享受最大的福利與優惠。澳門沒有外匯管制、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經營自由、資金的流動和進出自由、稅制簡單且稅率低，加之，澳門本來就是歷史悠久的自由港，與世界 120 多個國家建立了經貿關係，同時又擁有世界貿易組織中獨立關稅區的地位。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一個區域性的非主權實體，與世界各國、各地區建立了廣泛和密切的關係。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澳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科技、體育等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與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這些都是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參與國際競爭的優勢條件。 (五) 多國僑眷彙聚，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16 世紀中葉，隨着中外貿易的發展，明朝政府不再像之前那樣強行拒絕外國人登錄，而是在澳門半島西南部劃出一片地段，供以葡萄牙人為主的外國商人居住和貿易，澳門由此發展成 19 世紀前中國主要的對外港口，也是亞洲地區重要的國際港口。隨着貿易活動的不斷興盛，澳門吸引來了世界各地的居民，成為融合歐、亞、非、美四洲人民的“華洋雜居”的國際城市。四百多年間，在這塊城區內，來自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義大利、美國、日本、瑞典、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朝鮮甚至非洲地區等等不同地方的人，帶着不同的文化思想，不同的職業技藝，不同的風俗習慣，在澳門歷史城區內蓋房子、建教堂、修馬路、築炮台以至辟建墳場，展開多姿多彩的生活，包括各類文化活動。今天，澳門這個
  • 澳門“一帶一路”建設 SWOT 分析 55 國際港口城市，聚集了來自世界 60 多個國家的歸僑僑眷，他們從事多種多樣的工作或事業，社會關係廣泛，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綫國家或地區生意往來頻繁，這是澳門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最大民心優勢。發揮歸僑、僑眷融通中外的獨特優勢，給予他們更多的優惠政策，有助於澳門在“海絲”建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實現目標。 (六) 產業獨具特色 旅遊休閑業是澳門的特色產業，有着歷史和地域的獨特性。在僅四百多年的歷史裡，中國人與葡萄牙人在澳門歷史城區內，合力營造了不同的生活社區，既展示了澳門的中、西融合的建築藝術特色，又展現了中葡兩國人民不同宗教、文化和生活習慣的交融。中葡人民共同醞釀出來的社區氣息，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也澳門最具特色的地方。 澳門歷史城區已於 2005 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其通過相鄰的廣場和街道串連起逾 20 個歷史建築，這座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東西方風格共存建築群，當中包括中國最古老的教堂遺址和修道院、最古老的基督教墳場、最古老的西式炮台建築群、第一座西式劇院、第一座現代化燈塔和第一所西式大學等。在這裡，人們可以見證澳門作為歐洲國家在東亞建立的第一個領地，以及四百多年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互相交流、多元共存的歷史。澳門歷史城區是中國境內接觸近代西方器物與文化最早、最多、最重要的地方，每年都會吸引 3,000 多萬中外遊客來澳門觀光旅遊。世界旅遊業理事會發佈的報告稱，2014 年澳門旅遊業產值佔 GDP 的 43.1%。除了歷史文化遺跡以外，助力澳門旅遊的還有博彩，及其相伴隨的娛樂、休息與文化體驗，這些也是澳門最吸引遊客的元素之一。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56 2015 年 3 月，澳門被納入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澳門可以此為契機，依託其獨具特色的旅遊產業，將自己發展成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 二、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存在的劣勢(W) (一) 土地資源不豐富，發展空間極其有限 地理位置上，澳門半島與大陸連接，其西岸為內港，面對灣仔，其間風平浪靜，最適宜於帆船之停泊，所以，在 19 世紀之前，中外貿易繁榮。但是，在 19 世紀之後，輪船誕生以後，澳門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水文大大影響了它的發展。因為澳門半島蟄居西江下游，西江流經兩廣山地，至廣東三水縣，匯北江而南流出海，其流域所經，大部分岩石，在華南高溫多雨氣候之下，風化甚烈，河水夾帶泥沙甚多，至河口三角洲，地勢平坦，水道分歧，流勢銳減，盛行堆積。澳門邇近磨刀門水道(僅 15 公里)，且其排水支道濠江，繞中山縣之南屏前山經澳門西岸出海，故澳門實深受西江沖積之威脅，沿岸盛行堆積，每見其間水色深黃，包含泥沙，堆積力甚大。10 泥攤廣闊，海岸淺，不能容大洋輪舶之出入，此實為澳門港口發展之最大阻礙。若香港則不然，位於珠江口外之東，遠離磨刀門，港闊水深，極有利於海洋交通之發展。澳門與香港同為珠江口岸之港口，相距僅七十公里，惟於位置上，澳門港口，遠不及香港之優勝。溯其開埠，遠在三百年前，當澳門商業鼎盛之時，香港尚為一荒島，惟自 1942 年(清道光廿二年)英人開港以來，前後一百年間，香港商業已凌駕澳門之上，此固由於英人積極經營，而澳門則人事未能所致，然地理
  • 澳門“一帶一路”建設 SWOT 分析 57 位置之影響亦甚重大也。 因此，在英國人佔據了香港之後，以澳門海有橫沙，巨舶往來非潮不便，凡外夷通商之船，遂棄澳門而聚香港，澳門因而厘市蕭條。11 澳門港水淺，面積不大，航運量小。中英鴉片戰爭之後，一方面因為《南京條約》迫使中國開放了 30 多個通商口岸，使得澳門失去了它在對外貿易中的特權。另一方面，在遠洋巨輪替代了帆船以後，澳門則因港灣淺窄不適宜汽輪停泊的自然條件方面的劣勢，對外貿易開始衰落。 與珠海相比，澳門陸地面積僅是珠海的五十八分之一，土地資源不豐富，發展空間極其有限，使得難以承接大項目，發展大產業。 (二) 產業結構過於單一 澳門的支柱產業是博彩業，澳門被稱為世界四大賭城之一，博彩業佔據澳門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產業過於單一，容易引起經濟發展波動，抗危機性較弱。澳門特區政府在 2002 年開放了賭權，引進了競爭機制，優化資源配置，以提升和鞏固博彩及旅遊業的“龍頭”地位，以帶動其他產業，進而優化澳門經濟結構。雖然這一舉措促進了澳門博彩業新一輪增長，但是，博彩業是一種具有很大外部性的特殊產業，受區域間消費政策或娛樂偏好影響非常明顯。同時，博彩業會造成巨大的社會成本，如惡化社會治安，誘發不勞而獲心理，破壞社會道德等，因而具有非常強的負外部性。12 除此之外，博彩業還會引發澳門就業結構的嚴重失衡，導致第二產業就業能力萎縮等一系列社會問題。13 這些都為博彩業發展帶來隱患。2008 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曾使澳門博彩業受損。2014 年，中國內地的反腐風暴則給澳門的博彩業帶來巨大衝擊，2015 年，澳門的博彩業利潤首次出現負增長。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58 (三) 外向型經濟，依賴性強 與日本、英國、新加坡和香港等類同區域相比，澳門這個海島型經濟區域是完全外向型經濟，依賴性特別更加明顯。除了海鮮產品和家禽外，澳門當地沒有別的大宗生產，都是靠進口。資源性貨物大多數靠中國內地供應。這些都影響着澳門的獨立發展。 三、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機遇(O) (一) 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化合作共贏大勢 上世紀 80 年代，在英美發達國家主導下，全球範圍內興起了以貿易自由化、生產國際化、資本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為特徵的經濟全球化，雖然經歷了一段飛速發展時期，但是，在本世紀伊始，這種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大勢開始出現了明顯的頹勢，尤其在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和 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後，全球經濟進入嚴重蕭條期。在面對全球經濟困境和挑戰時，國際社會積極宣導，並達成共識：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必須展開廣泛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實現共贏。中國積極謀劃融入新的全球化進程，參與國際合作，並採取一系列舉措，為沿海港口帶來了發展契機。2003 年 10 月，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簽訂了《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同時首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及“國際華商經貿會議”亦先後在澳門舉行，突顯了澳門連接珠江三角洲、葡語國家和世界華商之間的平台作用。在“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上，參與各方簽署了“經貿合作行動綱領”，確立了彼此間的合作。2006 年，再次在澳門舉行“中國
  • 澳門“一帶一路”建設 SWOT 分析 59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和部長級會議，到 2017 年論壇已進行第五次，並形成制度化。這使得澳門長期以來在中外長期貿易往來中的橋頭堡作用再次得到發揮並加強。 (二) 國家的“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規劃與實施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參加 2013 年中國－東盟博覽會時強調，鋪就面向東盟的海上絲綢之路，打造帶動腹地發展的戰略支點，加快“一帶一路”建設，有利於促進沿綫各國經濟繁榮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強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資訊化的潮流，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致力於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綫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 2015 年 3 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提出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明確提出了澳門融入“一帶一路”的部署：“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發揮海外僑胞以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勢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等。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0 (三) 國家“十三五”規劃實施 2016 年 3 月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計劃綱要(2016-2020)》明確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積極發展會展商貿等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並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支援港澳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鼓勵內地與港澳企業發揮各自優勢，通過多種方式合作走出去。加大內地對港澳開放力度，推動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升級。加深內地同港澳在社會、民生、文化、教育、環保等領域交流合作，支援內地與港澳開展創新及科技合作，支援港澳中小微企業和青年人在內地發展創業。支持共建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圈，加快前海、南沙、橫琴等粵港澳合作平台建設。支援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14 (四) 珠三角橫琴經濟合作區 在“珠三角”經濟圈發展之後，2009 年 8 月 14 日，國務院正式批准實施《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將橫琴島納入珠海經濟特區範圍，要逐步把橫琴建設成為“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橫琴島與澳門之間一河之隔，也是連接粵港澳的核心。橫琴島經濟合作區建設，對於澳門來說是一個轉型發展的契機，可以為澳門發展拓展空間，充分發揮澳門的優勢資源，挖掘產業潛力。澳門與珠海之間在很多方面優勢互補，比如，珠海有豐富的土地資源和良好的發展空間，珠三角西岸城市圈功能凸顯，擁有適宜居住創業的良好環境。15 橫琴島經濟合作區建設，或者粵港澳經濟圈建設，都會為澳門贏得更多資源和發展空間。
  • 澳門“一帶一路”建設 SWOT 分析 61 比如，澳門利用自身優勢，與橫琴島合作，打造葡語國家貿易平台。 四、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挑戰(T) “一帶一路”戰略鼓勵更多的沿海省份和城市走出國門，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高層次的經貿活動。經過 40 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中國內地多個省份和城市的經貿能力和服務水準都有了顯著提高，他們完全可以獨立和海外開展經貿來往。同時，他們大多有着多元化的經濟結構和獨特的產品，他們是內生獨立型經濟增長，這些優勢都是澳門所不具備的。與之相比，澳門早已失去了它在近現代貨品進出口中的轉口優勢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加強內陸沿邊地區口岸和基礎設施建設，開闢跨境多式聯運交通走廊。發展外向型產業集群，形成各有側重的對外開放基地。加快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整合優化升級，提高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發展水準。提升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對外合作水準。以內陸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為依託，建設內陸開放戰略支撐帶。支持沿海地區全面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發揮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對外開放門戶作用，率先對接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體系，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經濟區。探索建立舟山自由貿易港區。” 澳門面臨的挑戰既有外部的，也有內部的。外部挑戰首先來自香港。香港是亞太地區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國際都市，國際交流非常頻繁，範圍廣泛，涉及世界各地的資訊、文化、經貿、人員。熟悉國際市場運作，而且在制度、社會與經濟運作模式與西方發達國家銜接密切。香港也實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2 行“一國兩制”，澳門享有的制度優勢，香港同樣享有，而且，香港還有澳門不具有的優勢，比如陸地面積與發展空間優勢，產業優勢，金融體系優勢等。過去三十年廣東與香港的合作，已經使香港成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其次是來自廣東自貿區建設的挑戰。廣東自貿區既有與港澳毗鄰的區位優勢，又有高端人才優勢，還有科研和金融等高端服務的潛在優勢，最大的優勢是其依託珠三角產業群，擁有珠三角龐大的製造業體系，可以發展高端製造業。16 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內部挑戰是其自身的不足。由於澳門土地資源匱乏，發展空間極其有限，除了旅遊休閑、貿易服務等之外，澳門缺乏產業體系，缺乏自身硬性的核心資源，而且，澳門的教育和科研水準都不是很高，缺乏高端人才，因而，科技創新潛力匱乏。 五、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對策 綜上分析，澳門的優勢比較明顯，但是也有嚴重的不足。因此，在對接“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澳門應該揚長避短，從粵港澳合作協同的系統視角出發，盡力挖掘其優勢方面的潛力，利用他方資源彌補自身的不足，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促進澳門經濟與社會轉型發展。 首先，利用 400 年豐富的國際貿易經營管理經驗和較為成熟的運行體制，與珠三角地區的其他城市或港口協同合作，發揮優勢，做好貿易服務。自 1557 年始，澳門地區就一直保持着與世界許多地區和國家之間的進行貿易往來，有着豐富的貿易經營經驗和成熟的管理運行體制。尤
  • 澳門“一帶一路”建設 SWOT 分析 63 其是與葡語國家之間密切的經貿聯繫，可以借助中國-葡語國家經貿服務平台，推動澳門企業與中國內地企業、葡語國家企業在貿易、運輸、投資、農業與漁業合作、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衛生和通訊等流域開展合作，促進雙邊貿易發展。17 在合作中利用好澳門成熟的服務體系，通過輸出服務、擴大服務來提升澳門的產業競爭力。 其次，發展特色旅遊，將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閑中心。澳門旅遊在世界範圍內獨具特色，一直蓬勃發展，自 1992 年起，旅遊業的收入已經超過出口產值。國家“十二五”規劃就提出要將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澳門可以利用與歐盟、拉丁語系國家，尤其是與葡語國家傳統聯繫的優勢，對外加強旅遊合作，擴大旅遊規模，與沿綫國家聯合打造具有絲綢之路特色的國際精品旅遊綫路和旅遊產品，提高沿綫各國遊客簽證便利化水準。也可以推動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郵輪旅遊合作。 第三，利用制度優勢發展特色金融。資金融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與中國內地相比，澳門在資金融通方面具有一系列政策優勢，如沒有外匯管制，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經營自由，資金的流動和進出自由，稅制簡單且稅率低等，因此，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澳門的金融業會大有可為。澳門也有不少金融業內人士表示，澳門金融業基礎良好、潛力巨大，可參與“一帶一路”資金融通。 澳門金管局行政委員會主席丁連星曾指出，發展澳門特色金融產業，目前最具現實可行的是利用澳門制度上的優勢，發展澳門的融資租賃業及資產管理業。他認為，在資產管理業上，可以透過金融機構吸引歸僑僑眷客戶，發揮融通中外的優勢，促進外地華僑多利用澳門金融機構提供的財富管理服務。而所謂的特色金融，則如金管局所設想的：搭建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4 台，推動葡語國家銀行及企業透過澳門進行人民幣貿易結算以及投融資業務，爭取與葡語國家有業務往來的內地客戶，以及與內地有業務往來的葡語國家客戶，利用澳門的銀行服務。18 最後，利用中外文化交往的歷史積累，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海外。澳門早在 16 世紀末，耶穌會士就在澳門開展中國歷史、文化、語言和儒家學說研究，出版了第一本中歐語言辭典《葡漢詞典》，將儒家經典《四書》翻譯成拉丁文，使澳門變成全球唯一中國語言和儒家學說翻譯成歐洲語言的中心。 19 1807 年，英國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來澳門傳教，不僅傳播和翻譯《聖經》，而且編纂了《華英大字典》，翻譯了嘉慶皇帝上諭等。英國東印度公司還在澳門建立了印刷所，用以印刷馬禮遜等人編纂或翻譯的作品，大大促進了中西文化的傳播。尤其是《華英大字典》，介紹了中國各派宗教哲學及神話傳說，禮儀和風俗習慣，天文學和音樂戲劇，評價了中國學校教育和科舉制度20，向西方世界傳播了中國文化。東印度公司印刷所還在澳門印刷出版了其他文獻，如德庇時(John F. Davis)翻譯的李漁小說《三與樓》和他的著作《漢文詩解》，衛三畏的《中華韻府曆階》，馬禮遜的《中文對話與例句》、《英國文語凡例傳》、《廣東省土話字彙》和《中國大觀》。1822 年出版葡文報紙《蜜蜂華報》(中國境內出版發行的第一份外文報紙)，1824 年出版印工湯姆司翻譯的小說《花箋》，1831 年出版英文月刊《廣東雜錄》。還出版了一部非常重要的歷史著作《在華葡萄牙居留地(主要為澳門)，來華葡萄牙使節與特使，在華天主教佈道團及來華教皇使節簡史》。中國印工在協助石印過程中，逐漸掌握了石印技術。21 由此可見，澳門在中西文化交往中有着得天獨厚的歷史優勢。目前，澳門仍然居住着多國僑民，他們對中西互通的語言和文化優勢，可以繼
  • 澳門“一帶一路”建設 SWOT 分析 65 續發揮澳門在“一帶一路”的中國檔傳播與推介作用。 註釋： 1 SWOT 是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機遇(Opportunities)、威脅/挑戰(Threats)幾個詞英文單詞的第一個字母縮寫。 2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上卷，《形勢篇》。轉引自鄧開頌、黃啟臣：《澳門港史資料彙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2頁。 3 何大章、繆鴻基：《澳門地理》，轉引自鄧開頌、黃啟臣：《澳門港史資料彙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8頁。 4 晁中辰：《明代海外貿易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年，第 3頁。 5 鄧開頌、黃啟臣：《澳門港史資料彙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79頁。 6 同上註，第 80頁。 7 臧小華：《陸海交接處：早期世界貿易體系中的澳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 9-10頁。 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第一冊，第 152 頁。轉引自鄧開頌、黃啟臣：《澳門港史資料彙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78 頁。 9 周運源：《粵港澳經濟非均衡發展趨向一體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 187 頁。 10 同註 3，第 9頁。 11 李受彤：《澳門形勢論》、《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轉引自鄧開頌、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6 黃啟臣：《澳門港史資料彙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179頁。 12 李菲、嚴瑾、伍新木：《博彩業外部性的區域分析》，載於《美中經濟評論》，2003年第 11期，第 28-33 頁。 13 林雙鳳：《澳門博彩業發展的社會問題分析》，載於《廣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 2期，第 213-220 頁。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17/c_1118366 322.htm。 15 郭艷華：《論珠澳聯合開發橫琴》，載於《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10 年第 4期，第 84-88 頁。 16 林江、范芹：《廣東自貿區：建設背景與運行基礎》，載於《廣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 3期，第 21-27 頁。 17 同註 15。 18 《澳門金管局：以制度優勢發展特色金融》，載於《澳門日報》，2016 年4月 11日。 19 蘇樹輝：《“一帶一路”中，澳門要有新作為》，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 5月 27日，第 005頁。 20 譚樹林：《英國東印度公司與澳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 170-181頁。 21 同上註，第 186-193頁。
  • 67 大灣區城市群建設與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呂開顏* 一、國際經濟發展趨勢的特點 澳門作為一個高度開放的微型經濟體，任何來自外部的經濟或政策變動，都有可能會對澳門帶來巨大影響。在討論澳門未來經濟多元發展之前，必須考慮將來面對全球化、城市化和知識經濟的三大挑戰。 (一) 全球化 儘管 2008 年美國金融海嘯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後，英美發達國家或多或少都出現逆全球化的跡象，但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仍然全力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所以，在這種背景下全球經濟發展方式將更加多樣化。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徵，將體現為開放與保護、合作與競爭、全球化與區域化、國家和跨國企業之間的衝突，因此發展方式將趨於多樣化。為增加本國經濟的抵禦風險的能力，發達經濟體開始重視實體經濟，紛紛啟動“再工業化”，使得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發生新 *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8 的變化。另一方面，中國進入經濟轉型時期，開始向國際產業分工的高端邁進，對目前全球產業鏈的分工格局產生影響。經濟全球化下區域開放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將超越以往，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內，港澳特區是最自由開放的城市，面對現今發展新趨勢，澳門需要調整定位，進一步拓展國際聯繫，保持現有發展優勢。 (二) 城市化 城市化在不同學科有不同的定義。城市化不僅是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而且是城市在空間數量、區域規模、功能作用擴大，以及經濟關係、生活方式轉型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後，中央提出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這是中國經濟和社會新的發展戰略，也符合國際經濟發展的潮流。如今，生活在城市的人口超過世界總人口的一半，有預測，2050年每 3個人中就有 2人生活在城市。這種趨勢給各國政府帶來巨大挑戰，但也為社會進步創造了空前的機遇。城市如何有效應對這些挑戰並利用這些機遇將產生深遠影響。城市化是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的來源，所以，中國推動新型城鎮化就是希望成為帶領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城市化是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前提。從各國經驗來看，城市化的進程會繼續保持加速的趨勢。 (三) 知識經濟時代 全球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導致世界競爭格局出現新變化，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預告着由知識和技術構成核心競爭力的產業要素組合將成為主導。澳門過去的經濟發展主力是傳統製造業和旅遊服務業，經過數十年的產業結構變化，變成以博彩旅遊業為主。但是，
  • 大灣區城市群建設與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69 知識經濟時代來臨，高科技及相關新興產業遂逐漸突起，澳門會面對傳統產業升級和中小企業轉型的挑戰。知識經濟時代以科技、創新為經濟長期成長的關鍵動力，互聯網、資訊科技及生物製藥等產業快速發展，改變了人類的經濟與生活方式，工作、通訊、購物、悠閒旅行、醫療保健等都隨之調整。在全球化知識經濟競爭的挑戰中，澳門博彩業也面對互聯網科技的挑戰，所以，澳門應對此有充分認識，及早制訂應對措施，順應知識經濟發展的潮流，不斷創新才能做到產業結構升級，保證澳門經濟多元發展取得成功。 二、經濟多元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澳門是一個只有 30平方公里面積、65 萬人口規模的微型經濟體，博彩業“一業獨大”造成土地和人力資源嚴重傾斜，對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構成潛在威脅。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和國際微型經濟的經驗，微型經濟體由於經濟規模較小，比較優勢有限，其產業一般具有高度集中性或單一性，以達到規模經濟效應。因此，產業機構的單一性有其合理性。然而，產業高度集中的微型經濟體，普遍存在宏觀經濟不穩定性和波動性的風險。為解決微型經濟體面臨的這種困境，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被認為是既可保持產業國際競爭優勢又能相對減低經濟風險的有效途徑。實際上，自從 20世紀 90年代以來，澳門社會各界根據澳門經濟的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就澳門經濟長期發展的戰略定位進行大量研究。目前，社會各界都基本達成共識，就是通過建設“一中心、一平台”來實現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目標。(“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70 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但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無論是“垂直式”多元化還是“橫向式”多元化，都必須解決土地、人力資源短缺的“瓶頸”，必須要通過區域合作來進一步拓展產業發展空間。正是基於此，2009年國務院通過《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希望通過橫琴開發，實現橫琴與澳門產業的對接和錯位發展，以支持和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最後雙方合作的效果差強人意，並沒有幫助澳門實現真正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當前，澳門與內地區域合作出現兩個特徵，分別是：粵澳合作關係的轉變和自身內部缺乏新的經濟增長引擎。 (一) 粵澳合作關係由“合作”轉為“競合”，中介功能有所弱化 1978年後中國內地開啟改革開放，港澳企業抓住內地發展的歷史性機遇，將低增值和勞動密集的生產工序轉移至珠三角和其他地區，形成了粵港澳三地在製造業領域“前店後廠”式的跨地域產業分工體系，由此開啟了粵港澳區域合作的進程，推動了區域的經濟增長與產業轉型，成就斐然。經過近 40年的開放，珠三角的市場和產業結構已發生轉變，隨着製造業轉型升級和服務業蓬勃發展，加上珠三角城市資金豐裕，不再需要依賴外部投資，打破了原有的粵港澳經濟產業分工。 由於廣東先進製造業具有明顯重型化特徵，港澳難以為此提供專業服務和國際市場資訊，而且廣東經濟已轉型成為龐大的消費市場，過去以外貿導向而建立起來的粵港澳產業合作格局發生轉變，港澳的中介作用明顯弱化，粵澳合作關係由“合作”轉為“競合”，因此港澳都需要對此變化做出調整和適應。
  • 大灣區城市群建設與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71 (二) 一業獨大造成資源傾斜，同時面對高樓價和人力資源緊張的挑戰 澳門企業普遍規模較小，以中小微型企業為主。2013年一項調查顯示1，在澳門 57,188 間企業中，僱員人數在 200 人及以上的大型企業只有 134間，僱員人數 100人以上的中型企業有 194間，少於 100人的小微型企業，共 56,860 間。中小微企共 57,054 間，佔全澳企業總數的99.77%。該調查還顯示 2003年以後註冊的企業，其規模更趨微型化。僱員人數更加向 5 人以及 6-10 人規模集中。其中零售飲食業和製造業在10人以下的企業佔比 80%；而貿易業和專業服務業在 10人以下的比例竟接近 90%的比例。由於大多數中小企資本較低，長期在技術、經營管理和人才培養等方面處於落後局面，客觀上缺乏擴張的誘因和環境，難以成為推動經濟多元發展的主力。 同時，博彩業蓬勃發展推動了地價、樓價、租金、工資及通貨膨脹的大幅上升，從而推動經營成本的持續上漲，給澳門企業的正常經營和發展造成嚴重影響。雖然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創新創業，但是博彩業一業獨大難以扭轉澳門資源的配置，即使新成立的企業也是多集中在與博彩旅遊有關的行業。在可預見的未來，難以有其他產業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三、相關政策建議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 3月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72 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這番講話標誌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正式成為國家層面的發展戰略。珠三角城市群目前是由不同經濟規模的城市或城鎮組成，組織管理比較鬆散。如果未來目標是以形成粵港澳大灣區這種有密切聯繫的經濟實體和社會實體，將加速港澳與內地的聯動和融合，當中蘊藏無限的發展和想像空間。但是，我們也要清楚意識到如果港澳特區無法通過把握發展機遇鞏固自身的原有優勢，可能會因為錯失良機而削弱已有的優勢地位。所以，當國家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作為國家戰略提出的時候，就意味着掀起新一輪的改革浪潮，要想突圍而出必須通過地區之間的競爭與合作。 和 20世紀 70年代的改革開放不同，當時港澳地區擁有資金和技術上的優勢，通過結合國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就能取得成功。如今珠三角城市群的經濟實力不可同日而語，2015 年“粵港澳大灣區”的 GDP 已經達到 1.4 萬億美元，所以對不缺乏資金和技術的珠三角城市，港澳地區更要思考自身的優勢所在，更好地在國家全方面開放的新格局下扮演重要角色。通過多年來的實踐，粵澳雙方都總結出很多經驗。因此，澳門必須在參與本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利用區域合作引入先進技術和投資項目來幫助澳門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的目標。在此思路下，本文提出三點建議供政府參考。 (一) 解決法律滯後問題，優化營商環境 法律滯後是困擾和影響澳門發展的一個“老、大、難”問題。未來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中，要解決在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的適當順暢跨境流動問題，包括跨境工作、創業、學習、生活、稅務、
  • 大灣區城市群建設與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73 醫療、社會福利等方面，必然會要理順一些法律問題。建議特區政府應及早關注，並組織法律專家及透過區域合作，理順有關的法律問題，才能有效支持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同時，澳門必須優化營商環境，大力引進外來投資項目和技術。針對當前中小企業反映較為集中的請人難、經營成本高企等問題，租金壓力增大的情況，可以考慮在政府擁有的物業中，將相关铺位以低廉且稳定的租金，租给经公平审核的中小企业，並且制定更寬鬆的人力資源政策，鼓勵在大灣區內的勞動力補充澳門經濟多元發展所需。同時，政府應該以更開放的態度，大力引進國內外有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在澳門設立地區總部，發展旅遊休閒、會展商貿、特色金融、文化創意、互聯網+等新興產業。 (二) 利用區域合作平台促進新興產業 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人口和市場規模都較小，因此要鼓勵創新，利用網絡資訊科技，並將澳門的商貿網路與內地、葡語系國家的相關網路結合起來。這樣做更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也符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但是，發展電商必須解決資訊流、物流及資金流三大問題，所以，有關智慧城市、交通規劃和人才政策等配套措施和中小企扶持政策都需要及時到位。 面對競爭激烈的國際電商市場，澳門想要在短期內依靠自身力量取得突破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澳門可以考慮引進國際上知名的電商平台，借助富有經營的營運商，牽線內地與葡語國家有競爭力的相關企業組成策略聯盟或合作夥伴，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和葡語國家企業“引進來”發揮仲介作用，使澳門發展成為中葡國家的食品、商貿、金融，甚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74 至是技術和產權的交易平台。 中葡商貿服務合作平台的建設，是中央賦予澳門的歷史重任，也是澳門未來發展的重大機遇。當澳門經濟處於深度調整的新常態下，澳門社會不應自亂陣腳，相反，更要認清和掌握自身的優勢，特別是澳門有祖國在身後作為堅強後盾的基礎。所以，只要能夠充分用好中央所頒佈的一系列惠澳政策，就可以幫助澳門度過經濟深度調整時期，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真正惠及廣大澳門居民。通過區域合作和技術創新，澳門可以克服客觀條件約束，擴大在珠三角甚至泛珠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從而實現澳門產業的適度多元化和可持續發展。 (三) 發展特色金融 澳門金融業的發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博彩業的發展，同時有助於促進澳門經濟的增長，因此銀行業應對博彩業重新定性，以信用及穩健經營的銀行應轉變以往的觀念，在穩健經營的前提下，適當調整對博彩業的業務策略，以客觀的態度支持博彩業的發展，充分發揮金融仲介的角色，為博彩業投注提供資金的結算業務以及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支援，同時隨着科技發展，通過銀行業的介入可以在網上進行更多的博彩投注交易，但金融業在發展過程中應該提高警惕，謹防涉及洗黑錢等違法活動，以免影響銀行及澳門的形象。 當前，澳門金融業面臨較為有利的內外部條件，新的目標是進一步發展成為真正有特色的區域性金融中心。首先要充利用無外匯進出管制、與世界各金融中心有直接聯繫、外匯儲備充足等有利大力發展條件離岸銀行業務，提高吸納和吞吐海外資金的能力，借助香港已經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吸引其離岸金融業轉移至澳門，構建區域性的金融
  • 大灣區城市群建設與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75 中心，使之成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補充和有機組成部分。 註釋： 1 《2013年中小微企白皮書》。 參考書目： 1. 馮邦彥：《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路向與政策研究》，載於《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 4期。 2. 蕭志偉、戴華浩、呂開顏：《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問題的思考》，載於《港澳研究》，2016年 12月。 3.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澳門的角色、挑戰與 策 略 》， 載 於 澳 門 發 展 策 略 研 究 中 心 網 站 ： http:// www.cpedm.org.mo/wp-content/uploads/2017/06/20170615.pdf，2017年 6月。
  • 76 有關大灣區框架協議簽署後的若干思考 謝四德* 2017年 7月 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以下簡稱“框架協議”)在香港正式簽署並生效。有關框架協議主要由總則、合作重點領域、體制機制安排、其他等部分組成。在框架協議簽署後，廣東省省委書記胡春華先後與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分別會面，並為框架協議落實交換了意見。這是胡春華自上任廣東省省委書記首次踏足香港、澳門，顯示廣東省對大灣區建設的重視程度。框架協議的敲定為大灣區建設邁出關鍵性的一步。框架協議的簽署，反映了粵港澳政府對建設大灣區達成了政治層面的基本共識。畢竟，政治層面的基本共識不等經濟層面的可直接操作。尤其在“一國兩制”下的大灣區建設，其操作起來不比世界三大灣區容易。因此，操作性需求是大灣區框架協議簽署後的思考方向。第一，需要界定大灣區建設的內涵，尤其經濟發展內涵更為重要；第二，大灣區建設存在哪些操作性需求；第三，粵港澳如何通過供給側改革滿足操作性需求。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級助理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 有關大灣區框架協議簽署後的若干思考 77 一、大灣區建設的內涵界定 由於《框架協議》中格式限制，因此沒有界定大灣區建設的內涵。但對於區域合作而言，內涵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內涵充實，且具合理化和高度化，便能起到集聚效應，尤其在政治層面上能夠促成一種共同發展的信念。然而，目前學界少有探究大灣區建設的內涵。框架協議的簽署，後續應該是要界定大灣區建設的內涵。我認為大灣區建設內涵的合理化在於“一國兩制”下的區域合作，兩制在一國下存在互補和融合的必然合理性。高度化在於大灣區建設已上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大灣區建設已融入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和《中國製造2025》的發展目標中。具體而言，大灣區建設的內涵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一帶一路”建設的載體。根據《國家“十三五”規劃》中的第 54章第 2節──“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提到“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第 6點明確提到“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報告中提出大灣區建設，顯示大灣區建設已上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因此，大灣區建設的第一個內涵表現在國家利益上。大灣區建設就是要通過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載體來實現國家利益。從“一帶一路”建設看，主要由海陸兩路組成，大灣區具有的港口集聚優勢可以成為“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的載體。二是“一國兩制”的發揮。大灣區由廣東省的 9個城市(廣州、深圳、東莞、珠海、佛山、江門、惠州、中山、肇慶)加上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大灣區與世界三大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有所不同，主要表現在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78 制度、貨幣。廣東省的 9個城市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港澳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同時三地有各自的貨幣流通。因此，大灣區的第二個內涵是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通過改革使制度更加銜接和融合，各自貨幣互通。其次，港澳能夠發揮市場化的比較優勢，而廣東省則發揮政策引領的後發優勢，通過有機結合，優勢互補，產生 1+1+1>3的協同效應，從而體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三是“中國製造”的引領。2015 年 5 月 8 日，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製造 2025》的通知指出，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國際產業分工格局正在重塑。必須緊緊抓住這一重大歷史機遇，按照“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要求，實施製造強國戰略。今天的中國製造與 20世紀 80年代顯然不同，從粗放型向技術集約型的躍進，強調自主創新。因此，大灣區建設的核心是技術創新的引領，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把中國製造向世界引領便構成第三個內涵。四是普惠世界的橋樑。“一帶一路”倡導的大前提是構建命運共同體，所謂命運共同體實質是普惠世界的高度概括。大灣區建設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載體，它自然要成為“普惠世界”的橋樑。因此，大灣區建設的第四個內涵是通過技術創新、中國製造的引領，促進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起來。由此可見，大灣區建設就具有高度化和合理化，一方面可以滙集各方人才；另一方面可以獲得國家政策支持；再一方面可以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在我看來，大灣區建設內涵了合理化、高度化的特點，如“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製造 2025》定位為國家發展戰略，屬於國家利益範疇，大灣區建設能迎合這兩方面，即內涵了高度化；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則體現了合理化，而合理化主要體現在它存在的客觀性和發展的必然
  • 有關大灣區框架協議簽署後的若干思考 79 性，意思指大灣區建設必需在“一國兩制”下切入解決，它既有制度障礙也有制度激勵，具體在於充分發揮“一國兩制”下三地獲得共贏。有了這種內涵，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便能疊加起來，建設便容易到位。到底大灣區建設什麼既能滿足合理化，又能滿足高度化的內涵？答案顯然是科技創新。 二、大灣區建設的操作性需求 大灣區建設存在哪些操作性需求？框架協議中提到“合作重點領域”和“體制機制安排”。其中合作重點領域包括七大方面：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一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準。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設。而七大方面包含不少於 35 項的行動綱領；體制機制安排設有三大方面：完善協調機制。健全實施機制。擴大公眾參與。而三大方面包含不少於 10項的行動綱領。這些行動綱領便產生出操作性需求。本文不可能提出全部的操作性需求，只能側重地列舉。以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例，這是大灣區建設的重中之重。它存在哪些操作性需求？理論上，區域合作下的科技創新關鍵在於人才、資金、制度的集聚效應。具體來說，粵港澳三地如何把人才、資金、制度集聚起來，通過三地優勢互補構築科技研發高地。 (一) 制度的操作性需求 從理論上說，科技創新的制度需求是產權保障、經濟自由和充分競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80 爭。1 大灣區與世界三大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有所不同之一是存在制度差異化。制度差異化是指廣東省的 9個城市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運行的，而港澳是資本主義制度下運行的，這是廣義的差異，而狹義的差異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運行的 9個城市的自身制度也是有差異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運行的港澳特別行政區的自身制度也是有差異的。制度間的差異化既是一個優點，也是一個難點，優點在於在區域合作上產生互補，難點是制度差異化容易產生制度障礙，使區域合作難以產生集聚效應。這是大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所產生的制度操作性需求。具體有以下方面: 1. 市場一體化水準 市場一體化水準的高低取決於粵港澳三地的市場機制的銜接程度。如果市場一體化水準高，則市場產生的集聚效應大，反之亦然。如果市場產生集聚效應，則科技創新所需的人才、資金、資訊將能以成本獲取，從而形成比較優勢。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了 2016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香港連續 22 年登頂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位置，這說明香港的自由市場機制運行得到認可。因此，市場一體化水準的操作性需求自然是以香港為目標。當中的操作性需求是粵澳兩地如何通過自身改革市場機制，把市場化水準統一至一個高位。澳門特區政府享有立法提案權，且立法會的建制力量佔優勢，因而可以通過後發優勢加快立法去銜接。廣東省也有地方立法權，但受到地方性、復雜性和從屬與自主兩重性的多重約束，立法的結果有兩種情況:一是立法不允許與香港的市場機制看齊；二是立法允許與香港的市場機制看齊。如果發生第一種情況，則港澳可倒過來立法與廣東省大灣區銜接；如果發生第二種情況，則廣東省加快立法供給以適應三地市場機制一體化的需要。可見，市場機制一體化在
  • 有關大灣區框架協議簽署後的若干思考 81 “一國兩制”下如何有效銜接存在必不可少的制度操作性需求。 2. 產權保障 Torstensen論述產權保障如何促進經濟增長，當產權受到保護時，從而避免了以尋租方式從事再分配活動，繼而有效地促進人力資本而影響增長，同時當經濟維繫於競爭性市場和產權實施良好時, 投資將集中於資本社會收益效率較高的部門。2 由於粵港澳三地經濟與法律一直有着較大差異和差距，因而形成了各自獨立的智慧財產權法律制度，在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上保障有所不同。3 如商標搶註和技術盜取的現象時有發生。4 如果粵港澳三地的產權保障存在差異，則會影響三地的集聚效應，從而減低科技創新的激勵性。如何使三地的產權保障趨同發展，這對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是“一國兩制”下產生的一個制度操作性需求。具體操作性需求在於粵港澳三地是要定出以哪一方的產權制度為準則抑或三地共同協商出一個新的產權制度？ 3. 經濟自由、充分競爭 在“一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的經濟自由、充分競爭的程度是不同的。程度不同主要源自一種制度下的意識形態主張，如港澳兩地是奉行資本主義制度，它們更多主張經濟自由競爭；廣東省則是奉行社會主義制度，它更多主張政府干預。要打造一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經濟自由、充分競爭是基石，但政府適當的干預也是必要的。如果只講自由競爭、不談政府干預，市場自由調節一旦失靈，將產生不正當競爭或惡性競爭，從而阻礙創新；如果只講干預，不談自由競爭，同樣會窒礙創新。這就形成了粵港澳三地的另一個制度操作性需求，即如何通過制度創新實現三地經濟自由、充分競爭？有兩個明顯的制度操作需求：一是經濟自由。深圳目前是大灣區城市群中最具科技創新的優勢的，而香港是全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82 球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第一的地區，但香港的科技創新優勢不及深圳，假設深圳是未來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主導城市，那麼三地的經濟自由如何界定，三地政府有沒有需要在適當干預上達成共識？二是充分競爭。理論上，充分競爭表示每個人都享有機會從事競爭。然而，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壟斷現象，從而影響充分競爭。目前，粵港澳在充分競爭上的法律執行是存在差異的，例如：中國設有《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香港只有《競爭條例》，當中包括反不正當競爭和反壟斷；澳門沒有制訂反不正當競爭法，競爭條例來自《澳門商法典》第 153條之規定，當中不包括反壟斷。由於“一國兩制”，中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不能覆蓋港澳兩地，由產生三地對充分競爭的不同理解，必然產生一種制度操作性需求。其中之一的一個制度性操作需求是制度不一致，如澳門沒有反壟斷法，從市場一體化水準看，澳門存在制度漏洞有可能成為日後窺避反壟斷法的地方。其二，法律嚴謹程度不一。顯然，中國的反不正當競爭和反壟斷法是取嚴謹的，澳門是最不嚴謹的。如果法律嚴謹程度不一，則影響三地市場一體化融合和弱化集聚效應。粵港澳三地如何使反不正當競爭、反壟斷的法律對接起來，趨同發展。由於經濟自由、充分競爭是構成科技創新的充要條件，所以形成制度的操作性需求。 (二) 人才的操作性需求 發展建設始終靠的是人才，尤其是發展科技創新，人才的操作性需求更為突出。框架協議只提到促進人員流動便利化，但沒有提到如何集聚人才。當中至少存在兩方面的操作性需求。 第一，制度障礙需要政治人才打破。制度障礙主要在兩方面：一是
  • 有關大灣區框架協議簽署後的若干思考 83 法律不銜接(正式制度)。粵港澳之間的制度障礙很大程度是法律不銜接，主要來自成文法與普通法的不同實施，比如香港實施的是普通法，而國內實施的成文法。法系的不同和法律條文的不同，受到法律規範的成本或多或少會影響人才集聚的考慮。例如：三地互聯網監控的法律不銜接，就可能發生資訊不對稱，從而窒礙人才的集聚。二是意識形態不同(非正式制度)。不同的制度自然形成不同的意識形態，比如社會主義制度一般重視政府干預，而資本主義制度一般主張市場自由調節，過去這種意識形態的對立已成為一種教條。從非正式制度看，意識形態影響人的行為習慣。在“一國兩制”下，港澳保持了資本主義制度，這可以說是意識形態產生的結果，如果不保留資本主義制度，意識形態的對立會使人才流走。因此，大灣區建設存存不同制度下意識形態的操作性需求。顯然，制度障礙和意識形態不同會影響三地之間的人才集聚，從而產生操作性需求。而解決制度障礙和意識形態不同的操作性需求是政治人才，因為“一國兩制”是政治產物，它需要超越傳統意識形態的政治人才，才能在法律制度上創新、協調，破除制度障礙。 第二，科技創新需要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之一崇尚冒險、創新。Schumpeter將企業家精神定義為企業家個人通過技術或組織創新開拓市場機會。5 而企業家精神的產生在於一種自由競爭、產權保障、交易成本低的制度環境。大灣區要從事科技創新，它存在企業家精神的操作性需求。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有不少企業家，如深圳華為的任正飛、深圳騰信的馬化騰、香港伯恩光學的楊建文，他們都是極具創新精神的著名企業家。即便如此，大灣區仍存在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需求，因為發展需要創新，而創新是永無止境的，所以企業家精神任何時候都需要培育。具體操作性需求有兩方面:一是培育一個可孕育企業家精神的制度環境，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84 如自由競爭、公平機會、產權保障和交易成本低等；二是如何通過制度創新使大灣區 11個城市培育出企業家精神。 (三) 資金的操作性需求 從框架協議的合作重點領域可以看，大灣區建設主要包括七大目標：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一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準；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每一個目標都存在資金的操作性需求。以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例，從目前的發展態勢看，以深圳為主導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可預期的。資金的操作性需求主要在兩大方面:一是流動性；二是籌集性。 從流動性看，在“一國兩制”下，資金從港澳流入廣東省 9個城市是允許的，但從廣東省 9個城市流出港澳是受到國家外滙管制的。如果資金在大灣區內流動性受局限，這會影響資金的籌集力度。資金的操作性需求是粵港澳三地政府如何通過“先行先試”能夠使資金在大灣區建設中自由流動，從而增加資金的籌集力度。 從籌集性看，科技創新的 R&D 前期都需要巨額資金投入。科技創新的資金籌集管道主要來自政府財政、金融機構和私募基金。一般而言，科技創新有政治、民間兩大塊。如果涉及國家級科技創新的資金操作性需求，它需要政府牽頭，由大灣區 11城市的政府共同籌集。當中涉及的操作性問題不是來自商業層面，而是來自政治層面。因為“一國兩制”，三地政府也存在政治不確定性因素，所以產生政治協商的操作性需求。比如籌集 1,000 億人民幣。三地之中，目前最易受政治不確定性因素影響的是香港。眾所週知，香港特區政府要打造一個香港故宮博物館也遭
  • 有關大灣區框架協議簽署後的若干思考 85 到反對的。如果赤裸裸地拿出數百億用於國家級科技創新，在泛政治化下未必能過立法會審批，這是香港的政治不確定性因素，從而形成政府間資金籌集的不確定性。或許有人認為即使沒有香港的參與，資金要籌集並非難事。如果大灣區中少了香港的參與，大灣區的集聚效應將大打折扣，因為香港的價值不僅在於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還在於法制和專業分工，所以資金籌集不能沒有香港參與，這就產生資金籌集的操作性需求之一，當然粵澳也有其自身的操作性需求。資金籌集的操作性需求之二通過制度創新減低深港兩地上市的交易成本。三地政府能否達成一項協議，讓科研企業在深圳、香港的其中之一創業板上市申請獲批，即可以兩地上市，這不但增加資金籌集的效率，而且擴大資金籌集的規模。 三、粵港澳的供給側改革 以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例，它形成制度、人才、資金的操作性需求。從供求角度看，既然存在操作性需求，也必然產生供給側改革，更必須通過供給側改革克服“一國兩制”的制度障礙。甚麼是供給側改革？賈康、蘇京春指通過“供給管理”加強這些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即增加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如制度改革、政策創新等。6 問題在於，在“一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要如何推行供給側改革。 (一) 建立一個有效協商機制 1. 需要中央委派代表參與 粵港澳要在大灣區建設中有效地推行供給側改革，需要建立一個有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86 效的協商機制；要建立一個有效協商機制，除廣東省省長、港澳兩地行政長官的參與之外，還需要有中央委派代表的參與。原因在於：第一，大灣區建設內涵國家發展戰略，中央委派代表參與協商，使大灣區建設合符頂層設計，建設過程中不會偏離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和《中國製造 2025》的目標。第二，大灣區建設屬於區域合作，它既產生利益趨同，也產生利益矛盾；當粵港澳之間產生利益矛盾而不能妥協時，中央委派代表便能進行協調。第三，當發生重大事件或重決定時，協商機制便能迅速作出應對，中央委派代表也能即時向中央滙報和獲得中央的支持。第四，當粵港澳三地需要制度對接時，由於“一國兩制”的存在，因而三地制度的差異性更為明顯，如何對接取決於如何協商，除了技術性協商之外，還需要政治性協商，中央委派代表可以發揮與政治性協商作用。正如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指出香港高鐵在西九龍站設置一地兩檢的制度安排，並非單純的法律技術問題，同時涉及政治因素。 2. 協商機制助力供給側改革 協商機制的重要性是為粵港澳供給側改革提供一個動力機制。儘管本文界定大灣區建設的內涵具有合理化和高度化，即使它能凝聚粵港澳建設大灣區的共識，但它並不一定能促使粵港澳供給側改革的一致性。因此，它需要協商機制來促進粵港澳供給側改革一致性。當粵港澳推行供給側改革不一致時，協商機制中的中央委派代表如果以國家利益來協調地區利益，應該可以促使粵港澳三地改革的動力。例如:港珠澳大橋建設，正是一個以國家利益協調地區利益的例子。如果沒有一個協商機制，在“一國兩制”下，可以說，粵港澳三地要在供給側改革上產生一致性並不容易。儘管區域合作強調互補、雙贏，但三地的競爭也是客觀存在
  • 有關大灣區框架協議簽署後的若干思考 87 的。如果未來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以深圳主導，那麼不排除港澳兩地會有自身利益的盤算，由此影響到改革的動力。 3. 協商機制兼顧政治、經濟層面 從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看，不能只設立政治層面的協商機制，還需設立經濟層面的協商機制，畢竟科技創新是市場行為，不是政治行為。政治層面的協商機制功能是掃除粵港澳三地的制度障礙，從加速人才、資金的集聚，創造一個適宜孕育企業家精神、激勵科技創新的制度環境。經濟層面的協商機制功能則是一套更適合科技創新的市場自由調節機制，如人力資源配置、融資便利、資訊流通等。經濟層面的協商機制應以三地 11個城市的企業家為主，官員代表為輔，主要反映科技創新的需求是甚麼，三地政府能否推行供給側改革加以解決。 (二) 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1. 行政主導 行政主導是基本法設計政治體制的主要立法原意。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43、60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45、62條，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包括：(1)行政長官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特別行政區，是特別行政區最高的地方長官；(2)行政長官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領導特別行政區政府；(3)行政長官既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也對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長官的這種法律地位決定了行政長官必須具有廣泛職權。7 而廣泛職權則產生行政主導。行政主導對供給側改革是一種制度優勢。雖然港澳兩地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具有行政主導的特點，但兩地行政主導的程度不同。目前來看，澳門的行政主導地位較香港明顯，主要在於澳門特區政府與立法會的博弈是一種合作博弈，而香港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則是非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88 合作博弈，立法會的“拉布”會削弱香港的供給側改革力度。 2. 立法自主、政策自主、財政獨立 《香港基本法》的第 17、106、118、119條和《澳門基本法》的第17、104、114、118 條中均指出港澳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自主、政策自主、財政獨立的權利。改革需要成本的，因此，財政獨立確保立法自立、政策自主的充分發揮。港澳兩地都具有比較豐裕的財政優勢。香港於2016年 3月的財政儲備高達 8,600億港元；澳門於 2016年 12月的財政儲備為基本儲備澳門幣 1,328 億元及超額儲備澳門幣 3,059 億元。如果行政主導順利，港澳兩地充分發揮立法自主、政策自主、財政獨立的制度優勢，可以為大灣區建設推行更高質量的供給側改革。 四、小結 毫無疑問，大灣區框架協議的簽署對深化粵港澳合作具有現實意義，它展示出中央與粵港澳三地發展大灣區的共識。不過，要將現實意義轉為實質，它需要克服“一國兩制”的制度障礙，這是其他著名大灣區所沒有的。故本文認為有幾個方面值得思考：一是需要從合理化、高度化對大灣區建設的內涵界定，通過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疊加起來凝聚粵港澳三地合作發展的信念，形成一種可持續的合力；二是以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例，粵港澳三地共同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它須滿足制度、人才、資金的操作性需求，使到市場水準一體化(市場機制)、人才、資金產生集聚效應；三是從需求產生供給角度看，既然存在制度、人才、資金的操作性需求，它必然產生供給。“一國兩制”的制度障礙
  • 有關大灣區框架協議簽署後的若干思考 89 必然促使粵港澳推行供給側改革，建立一個有效的協調機制和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是一個關鍵突破口。另外要指出，大灣區框架協議的簽署內容包括七大項目標，而本文只例舉一項目標，我們還需要思考其他六項目標的操作性需求和供給側改革，綜合難度將更大。 註釋： 1 田國強、夏紀軍、陳旭東：《富民才能強國的經濟學內在邏輯》，載於《學術月刊》，2013年第 45卷，第 66、70頁。 2 Torstensen, J. (1994).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Study. KYKLOS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ocial Sciences), Vol. 47, Issue 2. 47-231. 3 李廣輝、張曉明：《粵港澳智慧財產權法律制度研究比較》，載於《國際經貿探索》，2009年第 6期，第 28-30頁。 4 易在成：《粵港澳合作機制中突破智慧財產權地域性的探討》，載於《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 1期，第 18-19頁。 5 Schumpeter, J. A. (1965). Economic Theory and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In H. G. Aitken (Ed.) Explorations in Enterpr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賈康、蘇京春：《新供給經濟學》，太原：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經濟出版社，2015年，第 297版。 7 王禹：《論恢復行使主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 222 頁。
  • 90 “一帶一路”中澳門制度比較優勢的發揮 姬朝遠* 回歸以來，從中央政府到祖國內地各級政府，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持續不斷地釋放着正能量，才使澳門這座城市保持着東方明珠應有的活力。與此同時，澳門特別行政區也應對祖國內地的發展相向而行。 在全國各地實施“一帶一路”這一重大的國家經濟戰略中，澳門這個經濟結構較為單一，且正在經歷支柱產業深度調整的地區，有甚麼理由參與“一帶一路”中來呢？和祖國內地相比，“一國兩制”下的澳門在經濟法律制度方面的比較優勢和穩健的財政體制，足以使澳門在這一發展戰略中有所作為。 一、內地市場經濟建設處於繼續探索階段 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祖國的經濟建設和法治建設取得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
  • “一帶一路”中澳門制度比較優勢的發揮 91 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尚處於初級階段，也就是不發達的階段，各項制度的探索和建立尚需時日。這裏以內地的地方財政制度運行狀況予以說明。 (一) 部分地區尚沒擺脫財政赤字的風險 經濟改革以前，只是個別地區有財政赤字，而且赤字的數額很小。經濟改革後，隨着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的持續下降和支出的迅速增長，地方財政的赤字面不斷擴大。1994年實施分稅制財政體制以來，這一趨勢進一步加劇。1995年的地方財政決算資料顯示，全國 2,490個縣級單位(含縣級市、區和開發區)中，當年赤字縣達 1,211個，佔全部縣級單位的 48.6%；歷年赤字縣達 1,081個，佔全部縣級單位的 43.4%。改革開放初期內地的地方財政制度運行狀態基本表現是：第一，地方一級的財政赤字不僅出現在經濟欠發達的貧困地區，也出現在經濟發達地區；第二，1994年開始實施分稅制財政體制，地方財政收入連續三年以平均每年 1,000 多億元的增幅增長，但是，地方財政赤字在這三年中反而擴大了；第三，地方財政赤字主要出現在縣一級。甘肅省的情況相當典型，該省 1995 年度地方財政收入完成 339,211 萬元，全省支出 813,908 萬元，支出高出其收入的 42%，縣級財政普遍出現赤字，1995 年全省 85個縣中財政赤字縣為 69 個，佔總縣數的 83%，所有這些縣都拖欠公職人員工資。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導致財政增支的政策，如調整工資、增加補助、提高開支標準等，這是造成地方財政赤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其中典型的是工資性增支過快。據測算，甘肅省 1984年到 1994 年間，全省行政事業單位的工資上漲了 3 至 4 倍，遠遠超過財力的增長。1 可以說，在房地產收入沒有成為地方財政主要收入來源之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92 前，內地絕大部分的地方財政深深陷入赤字危機。當年地方是如何解決這一財政赤字現象的？就是將手伸向農村和農民，壓榨九億農民。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隨着農村經濟社會事業的發展，基層財力的支出缺口不斷增大，各種收費不規範的問題日益突出，農民負擔日趨加重。一方面，農村亂集資、亂攤派、亂罰款的“三亂”現象普遍存在且問題突出，中小學學生就學、農民建房、農民結婚登記時的搭車收費比較嚴重，向農民集資修建道路、興修水利、辦電等比較普遍，一些地方平攤農業特產稅、屠宰稅等問題嚴重，不切實際的評比活動屢禁不止，農民稱之為“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為了多提留村提留和鄉統籌費，在農民純收入統計上弄虛作假，虛增收入，變相加重了農民負擔。2 地方財政困難導致職工上訪、農民不滿亂收費的案例在 1980年代到 1990年代祖國內地的新聞媒體上經常有報道。伴隨着土地財政的誕生，2006年在全國農民譴責聲中，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稅，農村亂收費才逐漸得以緩解。 (二) 土地產權制度的缺位使土地財政難以為繼 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事權下移、財權上移”，土地財政便由此應運而生。從前期土地出讓收入的使用範圍看，主要是用於基礎設施和重大經濟建設項目配套建設，做的是“發展經濟”的事，而不是政府份內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分稅制改革時明確土地出讓收入中央不再分享，是為了“放水養魚”、促進各地發展經濟、改善當地環境、促進土地增值、培育地方財力來源。但是，事與願違，地方日益走上“土地財政”的邪路。3 分稅制的結果：中央財政收入佔總財政收入的比重由21.9%上升到了 55.7%，地方財政佔比由 78.1%大幅下降到了 44.3%。
  • “一帶一路”中澳門制度比較優勢的發揮 93 1993年地方財政支出佔比為 71.7%，2010年上升到 82.8%。地方財政收支從“盈餘剪刀”變成了“赤字剪刀”，且赤字現象越來越嚴重。1993年地方財政盈餘 61.2 億元，1994 年起地方財政出現赤字並不斷擴大。到 2010年地方財政赤字高達 33,271.39億元。 數據顯示，自實行土地有償出讓制度之後，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收人迅速增長，在財政收人中所佔比重不斷提升，2001 至 2003 年，全國土地出讓金合計 9,100多億元，約佔同期全國地方財政收人的 35%。2004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人(僅限於土地一級市場)達 5,894億元，佔同期地方財政總收人的 47%。2005年，地根收緊，出讓金收人佔比雖有下降，但總額仍有 5,505億元，2006年，總額再次攀升，達 7,676.89億元。在有些縣市，土地出讓金佔預算外財政收人的比重已超過了 50%，有些地區甚至佔到 80%以上。4 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 27,464.48億，同期地方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為 40,613.04 億，前者佔後者的比重約為68%。這只是全國層面平均數據，區域層面上部分地區該比重更高。如浙江為 140%。在福建、遼寧、江蘇、山東、安徽等地，該比重均超過90%。5 (三) 地方債務風險有可能挫傷地方經濟發展後勁 近年來，我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快速增長。審計署公佈的《2013年第32號公告：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截至 2013年 6月底，我國政府性債務餘額約 30.3 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債務總計 17.9 萬億元。在地方政府性債務中，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 10.9萬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 2.7 萬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 4.3 萬億元。相較 2010年底，省、市、縣地方三級政府性債務增加近 7萬億元，年化複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94 合增長率為 21.7%。與 2011 年的審計相比，2013 年的審計範圍更廣，面向了全國 31個省和 5個計劃單列市、391個市、2,778個縣和 33,091個鄉。從政府層級看，省級、市級、縣級、鄉鎮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分別為 17,780.84億元、48,434.61億元、39,573.60億元和 3,070.12億元；市縣債務佔比超過 80%。 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各地區的絕對債務水平最高的依次為江蘇、廣東、四川、上海，四地債務水平均超過 8,000 億元；第二梯隊分別是湖南、湖北、遼寧、北京、河北、重慶、山東、浙江、貴州、陝西，其債務水平在 6,000億至 8,000億元之間；第三梯隊依次是雲南、河南、安徽、天津、內蒙古、福建、廣西、吉林和山西，其債務水平在 4,000 億至 6,000 億元之間；其他地區的債務水平則小於 4,000 億元。從地方政府的總債務率來看，北京的總債務率最高，達到 98.93%；其次是重慶、貴州、雲南、湖北、上海、吉林、海南和河北，均高於 80%；第二梯隊依次是四川、內蒙古、湖南、天津、遼寧，總債務率位於 70-80%之間；第三梯隊分別是陝西、江西、浙江、江蘇、廣東、廣西、青海、福建和山東，這些省的總債務率在 55-70%之間；而甘肅、河南、寧夏、廈門、山西、安徽、黑龍江、新疆的總債務率均小於 55%。6 中國融資租賃網透露的“2016年各地(區)縣債務率排名”顯示：湖南整體債務率 355%，扣除省本級以外 14 個地級市合計債務率 283%；四川整體債務率 279%，扣除省級以外 21 個地級市合計債務率 211%；內蒙古整體債務率 101%，扣除省級以外 12 個地級市(盟)合計債務率79%；貴州整體債務率 406%，省級平台債務率 947%，9 個地市州的整體債務率 285%；江蘇整體債務率 351%，省本級幾乎沒有發債，13個地級市中鎮江和常州債務率較高；雲南整體債務率 305%，省級平台債務
  • “一帶一路”中澳門制度比較優勢的發揮 95 佔全省六成比例，16個地市州的整體債務率 139%。 (四) 各項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尚處於探索期 我國憲法確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起步於本世紀初期的 2004年，我國的公司法和稅收法、反壟斷法等市場經濟規範在近幾年才建立和初步完善。一些制度亟待借鑒法治發達國家的做法予以補充。例如，對於財政赤字問題，大多國家以不同的方式對地方財政赤字和借款施加一定程度的限制，有些限制甚至在憲法中作出。其中，德國的憲法和預算法、銀行法對地方政府向中央銀行借債有嚴格的限制，主要有兩種形式：(1)銀行法(第 20條)對各級政府向中央銀行借款限定了最高借款額，其數量是相當小的；(2)憲法將聯邦政府的借款限於“預算中用於投資目的的支出部分”(通常稱為黃金法則)，類似的法則也被州的憲法和法律應用於州的預算。地方政府的舉債同其資金流動聯繫起來，並受到州的控制。在德國，普遍認為這些限制構成低通貨膨脹率、貨幣堅挺和德國公共財政穩定的基礎。即使在美國這樣財政分權程度相當高、地方政府在高度發達的市場機制下運作的國家，幾乎所有的州也都受到財政約束，包括平衡預算的要求、舉債限制和對支出與收入的各種特殊限制。由於戰後州和地方有大量借債，在 20世紀 70年代以後持續增長，大多數州對地方政府舉債實行限制。通行的做法就是以某一地方政府所在地區估算的財產稅為基礎，按其一定百分比確定一個舉債上限。此外，許多州以憲法或法令形式規定以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舉債和舉債多少。從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對平衡預算的要求和對借債與支出的限制已成為共識。印度憲法禁止州政府在沒有中央政府的許可下借款。許多其它國家已經規定地方債務償還的最高比率，對各市政府或當地政府而言更是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96 如此。如巴西有法律規定某些城市總負債不能超過上年收入的 70%；新增的債務不能超過當年財政收入的 20% ；還債額不能超過當年財政收入的 20%。7 我國直到 2016年 1月 11日，財政部網站才公佈《關於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限額管理的實施意見》，提出要合理確定地方政府債務總限額，對地方政府債務約實行限額管理，並要求逐級下達分地區地方政府債務限額。這還只是個意見，轉化為法律規範尚需時日。我們以怎樣的地方經濟建設模式和地方社會治理效果去贏得世界的認同和信任呢？這一問題成為制約祖國內地地方經濟走出國門的重要制度障礙。 地方政府的財政制度狀況：從向農民伸手要錢到土地財政、再到赤字財政，毫無疑問，這樣的地方治理狀況給“一帶一路”的有效參與帶來了涉及市場開發能力、市場開發信心、國際經濟公信力的諸多質疑。而且，這樣的自身狀況，註定會給西方反華勢力在中國對外經濟技術合作中的攪局提供了可趁之機。再加上有關國家的政治不確定性和市場風險，地方政府參與“一帶一路”可能需要更加精准的謀劃。 相比之下，“一國兩制”下的港澳地區，獨特的法律制度和自由港傳統可能為有關國家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提供不同的合作選項。 二、“一國兩制”下的澳門自由經濟制度基本完善 市場主體、產品標準、消費者保護、公司管理、稅收制度、廉政制度等市場法治質素方面，澳門已經建立了以基本法為最高法、以世界貿易規則為主要指導、以民法典、商法典等為代表的、開放性自由市場經
  • “一帶一路”中澳門制度比較優勢的發揮 97 濟法制體系。 (一) 澳門有完善的產權保障制度 產權的起源與資源的稀缺有關，界定產權和建立產權制度是人們之間最初始的合作。所謂產權，可以理解為資源稀缺條件下人們使用資源時的權利，或者說人們使用資源時的適當關係或規則以及破壞這些規則時的處罰。產權包括物權、債權、法人和企業財產權、股權、知識產權等各種財產權利。產權是由一組或一束權利組成的，包括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等，形成產權結構。在市場經濟下，產權制度中的權能結構可以合一，也可以分離。掌握所有權的主體，可以掌握其他幾個產權，自己進行生產經營。所有者也可自己不親自經營，而以取得一定的利益為條件，將佔有、支配、使用權能(稱為經營權)合的部分或全部轉讓給別人，把生產資料交給別人去經營。這樣，產權就發生各種不同情況的分離。 我國的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曾這樣概括交易費用：“交易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監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結構變化的成本。簡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發生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成本。” 科斯認為市場交易的前提是權利的初始界定，沒有這種權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產權的轉讓和重新組合的市場交易。8 從《民法典》到《商法典》及其各種程序法律，澳門在市場經濟主體和產權保護方面已經形成了完備的產權制度體系。中國內地目前尚沒有完全的民法典，涉及到市場經濟穩健運作方面的土地產權制度仍處於探索期，完備而系統規範市場經濟主體的民法典及其相關立法程序尚沒有正式啟動。相比祖國內地的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完善的多。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98 (二) 澳門已經形成公開透明的收入與分配制度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在經濟公開方面做得十分到位。政府官方網站及時公佈所掌握的各項經濟指標，涉及政府收入與支出的預算和決算，均需要經過基本法規定的方式，經過立法會審議通過。澳門回歸以來的 16 份政府施政報告中，政府財政投放重點在於民生的改善、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多元化產業的培育，所採取的措施和收到的效果是舉世矚目的。政府在財政收支方面的依法施政、科學決策和公開透明方面，已經取得澳門社會各界的一致認可。現金分享計劃、教育補貼計劃、社會保障政策、中小企業扶持政策等惠民措施彰顯了澳門政府收入和分配制度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三) 澳門具有完備的廉政制度 政府廉政制度是營造市場經濟軟實力的重要因素。依據基本法設立的澳門廉政公署是專責反貪和行政申訴工作的公共機關。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59條的規定，澳門廉政公署獨立運作，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廉政公署以打擊和預防雙管齊下的策略，秉持獨立及客觀的原則，依法履行職責，嚴厲打擊貪污舞弊，監察行政行為及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確保依法行政，切實維護居民的合法權益。 不僅如此，經過超過十六年“一國兩制”實踐，澳門特別行政區已經建立起了包括《澳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組織法》(第4/2012 號)、《財產及利益申報法律制度》(第 11/2003 號法律)、《澳門行政程序法典》、《預防及遏止對外貿易中的賄賂行為的制度》(第 10/2014號法律)、《廉政公署部門的組織及運作》(第 3/2009號行政法規)、《澳門刑法典》、《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通則》(第 24/2010號行政法規)等法
  • “一帶一路”中澳門制度比較優勢的發揮 99 律規範在內的廉政法律體系。 相比之下，近年來，祖國內地的廉政建設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制度化程度依然存在較大提升空間。例如，廉政制度的重要立法、官員財產公開方面尚沒有法律化、制度化。再如，許多地區的貧困縣、赤字縣一方面連年出現赤字，另一方面小汽車數量越來越多，檔次越來越高，互相攀比、擺闊氣、講排場和吃喝風盛行，接待費居高不下，移動電話滿天飛。由於不正之風不斷蔓延，以至有的赤字縣僅非生產性購置費、接待費、移動電話費就足夠補發所欠教師的工資。受國務院委託，財政部部長樓繼偉 2016年 6月 29日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員第二十一次會議所作的 2015 年中央決算的報告指出：2015 年，中央行政事業單位財政撥款“三公”經費支出合計 53.73億元，比預算數減少 9.43億元。其中：因公出國(境)經費 17.44 億元，減少 1.94 億元；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 30.87 億元，減少 3.72 億元；公務接待費 5.42 億元，減少 3.77 億元。中央財政支出中，轉移支付約佔七成。決算報告顯示，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 55,097.51 億元，完成預算的 98.5％。其中：稅收返還 5,018.86億元，一般性轉移支付 28,455.02億元，專項轉移支付 21,623.63億元。 (四) 澳門具有完備的產權救濟制度 澳門已經建立了仲裁制度和完備的司法救濟制度。澳門世界貿易中心仲裁中心原稱為“澳門世界貿易中心自願仲裁中心”，由澳門政府於1998年 6月 5日通過第 48/GM/98號批示宣告成立。本中心成立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本地區推廣及發展仲裁和調解這兩種非司法性質的解決紛爭的程序，以便讓存在爭議的當事人在選擇解決糾紛的方式時，除可提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0 起司法訴訟外，能有另外可以考慮的途徑。本中心的仲裁員及調解員分別來自本地區或外地的各個不同領域，包括法律、金融、建築、運輸、國際貿易及資訊科技等等，各人在其專業範疇內均具有豐富及為人所認同的資歷。 此外，澳門特別行政區還具備基本法賦予的國際自由港、獨立的關稅區、自行制定經濟制度等等“一國兩制”優勢。而且，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僅保留了較為完備的歐洲法律傳統和法律制度，而且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司法終審權，這些制度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建設提供了堅實的司法公正環境。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經濟制度方面的比較優勢十分明顯，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僅有充分的理由參與“一帶一路”戰略，而且可以在“一帶一路”戰略中不斷探索、完善和推廣經濟法律制度體系，從而拓展澳門經濟發展的領域，增強澳門經濟多元化和可持續的能力。 三、參與“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澳門需要謀而後動 國家層面的“一帶一路”戰略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中國主張和參與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的重大舉措，是國際社會相互合作、共謀發展、面向未來，締造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嘗試。澳門如何認知和參與這一重大經濟戰略安排呢？ (一) 澳門參與“一帶一路”責無旁貸 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 “一帶一路”中澳門制度比較優勢的發揮 101 的重大倡議。2015年，我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相關的 49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同比增長 18.2%。2015年，我國承接“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服務外包合同金額 178.3 億美元，執行金額 121.5 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 42.6%和 23.45%。2016年 8月 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目前，已經有 10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其中，中國同 30 多個沿綫國家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同 20 多個國家開展國際產能合作，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也態度積極，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入，一批有影響力的標誌性項目逐步落地。與目前祖國內地的多數地區相比，澳門特別行政區雖然財政穩健，但同樣面臨着產業多元化、人才和資源拓展、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求。自 2014年開始的博彩業深度調整週期長度還有待於觀察，整體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但作為直轄於中央政府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責無旁貸。這一國家戰略同樣可以給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帶來重大的機遇，問題在於能不能有效參與，而不是可不可以參與。能不能有效參與這一戰略是對澳門“一國兩制”新實踐的嚴峻挑戰。 (二) 澳門參與“一帶一路”須謀而後動 與經濟援助和救災扶貧單純的利益給付不同，“一帶一路”實踐的重要特徵是市場化互利合作實踐，必須立足於自身的特點和發展需求。回歸初期，楊允中教授就提出，對於澳門這樣的微小經濟體，應該建立精品型社會的發展理念。因此，澳門的經濟走出去，亦必須在精品上做文章，認清自身優勢，並在“一帶一路”中發揮優勢、互利發展。 與此同時，中央不止一次地說明，澳門一業獨大不能實現可持續發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2 展。面對土地、人才和項目、市場等方面的局限，再加上博彩業的下行壓力，澳門面臨的發展困境亦不小，而“一帶一路”戰略對於參與雙方而言都是一項嚴峻的考驗，因為與有關國家和地區並不是當今世界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一定程度上，澳門參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主要是開發性質、讓利性質，並在授人以漁的前提下，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因此，必須謀而後動、審慎從事。 第一，政府引導和產業主導相結合。與祖國內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同。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基本法賦予的自由經濟地位，自由經濟、法制經濟是澳門經濟的本質特徵。澳門必須借助於市場法律制度比較完善、國際經貿參與經驗比較豐富的特點，謀劃參與路徑。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從自由經濟到政府強力干預經濟，再到政府適度干預經濟的市場發展樣態，法制經濟已經成為市場經濟建設的首要選擇。政府引導和扶持、企業參與和主導是法制經濟對於澳門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為此，政府方面可以加大力度，開展對“一帶一路”國家有關經濟結構和開發、合作優勢的先期評估，並結合自身實際出台相關政策，為澳門優勢企業的有效參與提供明確的指導和政策依據。為此，建議政府在公立大學成立綜合性的“一帶一路”暨區域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為產業參與和主導提供智慧支持；與此同時，依據現行澳門經濟法律制度，對參與企業做好金融和技術、人才方面的跟進服務。 第二，將澳門發展定位與“一帶一路”戰略相結合。建設中葡經貿平台是國家對於澳門發展的戰略定位。結合澳門自身的特點，除了博彩業外，澳門還沒有能抵抗經濟風險、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大型跨國企業。澳門只能結合微型社會區情、精品社會特色，從小事着眼，從參與葡語國家經濟合作入手。澳門與葡語國家的經濟合作和互利發展是“一帶一
  • “一帶一路”中澳門制度比較優勢的發揮 103 路”戰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帶一路”戰略對於澳門的中葡經貿交流平台建設是春風春雨，是促成力。 此外，澳門已經確立了文化創意、會展業、博彩旅遊業、中醫藥等總共六個方面的產業多元化發展方向。國家在橫琴和南沙、前海開放中，給澳門諸多的政策扶持。澳門可以依據這些現成的市場經濟資源，立足橫琴經濟參與、南沙經濟參與和前海經濟參與，做好“一帶一路”的謀篇佈局。比如，澳門可以利用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的良好辦學條件和工商管理、旅遊管理、葡語法律等方面的優勢教學資源，為葡語國家培育人才，為中葡相關領域的合作培養未來人力資源。再如，以橫琴中醫藥產業園的產業開發為契機，參照國際上關於生化製藥的標準，制定中醫藥澳門標準，盡快以高質量的產品打入“一帶一路”市場。與此同時，在“一帶一路”有關國家中，積極尋求中醫藥栽培和就地加工和研發基地，做好中醫藥國際產業集群建設，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第三，將優勢產業與“一帶一路”戰略相結合。“一帶一路”戰略的參與中，需要企業主導。因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企業，而不是政府。對於自由經濟而言，任何企業都具有市場發展的選擇權和平等權。但是，國際經濟合作，特別是國家戰略層面的“一帶一路”建設，目的在於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締結命運共同體。因此，作為政府，必須依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社會道德操守，鼓勵和引導優勢產業走出去，利己利人。目前，澳門在文物保護與旅遊開發、旅遊產業管理、旅遊產業市場開發等方面建成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管理規範，澳門完全可以依據旅遊業優勢，參與到“一帶一路”戰略中。例如，可以以亞洲或者中國大陸居民境外旅遊服務為目標，在有關國家開辦澳門旅遊業離岸服務設施建設。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4 (三) 盡快組建“一帶一路”研發團隊 轟轟烈烈的“一帶一路”建設，足以吸引澳門這個國際自由港的眼球。在國家倡議下，有關地區的產業發展和市場經濟已經開始形成經濟發展的新熱點，盡快利用這一經濟戰略帶來的春風，促進澳門經濟發展是澳門現實必然選擇。當務之急，就是要立即組織專門的市場研發力量，做好市場研發型跟進，為澳門優勢產業的盡早和有效參與提供智慧支撐。對於前期的研發，首先要將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作為澳門國際自由港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行全方位地深入研究。第一階段建議就下列問題作出回答：“一帶一路”涉及哪些意向國家？這些國家最需要哪些產業開發？這些產業中可以對澳門產生互利效應的有哪些？這些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和國際貿易制度如何？澳門哪些企業可以對口參與？政府需要作出的政策支援有哪些等等。其次，要對具體項目進行審慎的實地考察，對相關問題作出科學和具體的分析，對經濟效益作出合理的預期。第三，既要樹立風險意識，亦不能為風險所嚇倒。一些項目可能在短期內不能收到經濟效益，但在社會文化方面的效益亦不可低估。比如選擇一個國家做中醫藥原產地拓展性開發，基礎設施、基建投資、土地整理等前期的投入可能只是惠及當地社會，短期內可能沒有任何經濟利益可言，從長期看，經濟社會利益會並行顧及，這對於深化雙方的合作關係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結語 港澳“一國兩制”不同制度設計和不同發展模式，為國家“一帶一
  • “一帶一路”中澳門制度比較優勢的發揮 105 路”經濟發展思路提供了多樣化的行為選擇。祖國大陸的對外經濟合作模式、香港的對外經濟合作模式、澳門的對外經濟合作模式，為中國新一輪對外經濟合作提供了足夠的路徑選擇，也為相關國家各取所好，發展同中國不同地區的經濟合作提供了選擇的空間。“一國兩制”下的制度經濟優勢是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基礎。 但是，“一帶一路”戰略不是朝夕戰略，經濟發展的週期性和相關國家政治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決定了“一帶一路”戰略的長期性。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國兩制”下的澳門經濟是法制經濟，必須依據市場經濟規律和法治社會要求，立足自身實際謀篇佈局。對比國家層面大中型企業的參與、北京和上海、廣州、香港這些經濟發展地區的有效參與，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進程而言，當前還處於論證和選擇時期，需要事實求實、謀而後動。 註釋： 1 張志華：《中國地方財政赤字問題透視》，載於《中央財經大學學報》，1997年第 9期，第 18-20頁。 2 《專家談全面取消農業稅，“皇糧國稅”歷史被終結》，載於人民網：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2012/0628/c70846-18397236.html。 3 唐在富：《中國土地財政基本理論研究──土地財政的起源、本質、風險與未來》，載於《經濟經緯》，2012年第 2期，第 142-143頁。 4 陳國富、卿志瓊：《財政幻覺下的中國土地財政──一個法經濟學視角》，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6 載於《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 1 期，第 69頁。 5 郭貫成、汪勳傑：《財政分權、地方財政赤字與土地財政》，載於《財經論叢》，2014 年第 12期，第 17頁。 6 李寧：《各地政府債務規模及風險分析》，載於《債券》，2014年第 3期，第 38-43頁。 7 同註 5，第 18頁。 8 王維紅：《現代西方產權理論對我國產權制度安排的啟示》，載於《特區經濟》，2006 年第 5期，第 131-132頁。
  • 107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優勢發揮研究 孟天運* 俗語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澳門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必須要做好本身的定位。而定位不是自身就能定的，一定相對而言，要在與其他城市的比較中尋找出自己的優勢和劣勢，位置和使命。所以，在談澳門的定位時，我們選取了兩個毗鄰的城市來比較一下，這就是香港、珠海。香港是澳門的緊鄰城市，具有高度的參照價值；珠海市也是最相關的城市，是大致環境相近的城市。這些城市的定位，應該能讓我們在分析澳門城市的定位時看到優勢和不足，對比出長與短，從而能比較準確地確定自己的定位。 一、香港的定位 在澳門的城市定位和優勢分析中，必須與周邊的大環境結合分析，澳門周邊的形成緊密區位關係的城市，主要有深圳、香港、珠海、澳門， * 青島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8 其中港珠澳更是關係密切，在“一帶一路”建設的考慮中必然需要通盤着眼，相關分析。這裏首先說到香港。 在中國的城市中，香港具有特殊的意義，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香港可以發揮特殊的作用。時任香港中國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出席“中國經濟運行與政策國際論壇”時說：“香港同時擁有‘一國’和‘兩制’的獨特雙重優勢，可以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擔當投資者、中介者和支援者三個不同的角色，配合國家的發展戰略。”1 這可以說大致概括了香港的特殊性。 對於香港的優勢，許多專家做出了廣泛的很中肯的分析，巴曙松、王志峰先生在長文《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優勢、定位和實現方式的思考》中，把香港的獨特優勢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獨特的區位優勢。這裏面主要體現在：一是與內地獨特的地理連結；二是擔當內地與東盟的橋樑，而東盟是“一帶一路”的重點區域。第二、與“一帶一路”需求相契合的專業優勢。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金融市場領域的比較優勢；跨境人民幣方面的領先地位；國際自由港方面的優越條件；產業跨境轉移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經驗。第三，國際化人才與多元文化優勢。一是法律、財經方面的國際化專業人才；多元文化融合的優勢。2 和訊網認為：香港應該在“一帶一路”中擔當中國內地“走出去，引進來”的經紀人，由於長期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積累了豐富的國際資源管理經驗，因此，可以在服務運營、投資機制以及媒體宣傳等領域輸出軟實力。 另有人提出：香港在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與企業運營服務方面具有豐富的、獨特的經驗，可以作為軟實力在“一帶一路”中大展身手。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優勢發揮研究 109 還有人認為：香港金融機構和企業熟知國際標準和法律、金融政策和規則，因而在國外投資方面很少出現風險事故，這可以在服務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 此外，有人認為香港在輿論宣傳方面具有成熟的經驗，集中了大批一流的國際化媒體人才和國際媒體機構，可以為內地企業開路，為內地企業創造國際輿論空間，以提高公信力。3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說，香港在“一帶一路”中在三方面可展所長：一是內地服務業的快速發展趨勢，比重上升；二是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加快，去年加入 SDR；三是“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投資快速發展。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胡祖才提出：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有五大獨特優勢：一是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成為“一帶一路”重大項目的融資平台，為沿綫國家和地區提供專業高端的金融服務；二是發揮香港交通物流的優勢，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重要中轉基地；三是發揮香港的專業服務優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金融、財務會計、法律以及多元化商業模式的支持；四是發揮香港開放平台的優勢，協助內地企業更好尋找戰略合作夥伴，促進內地與香港尋找第三方市場；五是發揮香港人文交流的優勢，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之間架起文化交流的橋樑。”4 對於香港在“一帶一路”中和未來發展的定位，中央在研究，特區在研究，業界和學術界也在研究。在認真分析發掘自身的優勢和特點中，在不斷的討論整合中，人們逐漸獲得了共識，提出了許多綜合性的見解。 巴曙松、王志峰先生在《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優勢、定位和實現方式的思考》中對香港所做的定位：一是“一帶一路”整體戰略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一帶一路”區域最大的國際融資中心，絲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0 路基金、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區域內的主導性的金融機構和多邊機構的全球金融合作中心；三是“一帶一路”人民幣區建設的主力軍；四是“一帶一路”沿途貿易增長最快的區域；五是“一帶一路”產業跨境轉移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橋樑；六是“一帶一路”國際人才的孵化器和輸出地。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提出：“香港可以借機成為‘一帶一路’金融中心，將投資融資全球化；將香港定位為跨國公司總部貿易中心、大宗商品交流中心、文化教育和科技創新的交流中心；將香港企業在全球的佈局引導至‘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國務院僑辦文化司副司長梁智衛建議：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帶一路’的高端專業服務平台、集融資平台、同時建設產業跨境合作和轉移平台、基礎設施合作交流平台、積極打造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多功能航運中心和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5 總括上述定位的討論，可以看出香港在定位中的優勢條件： 第一，體制優勢，香港是一個“一國兩制”體制下的重要城市，在“一帶一路”具有獨特的地位和作用，可擔當投資者、中介者和支援者的不同角色；第二，香港具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第三，香港是“一帶一路”區域最大的國際融資中心，絲路基金、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區域內的主導性的金融機構和多邊機構的全球金融合作中心，是“一帶一路”人民幣區建設的主力軍；第四，具有“一帶一路”建設所需的國際化人才如法律、財經方面的國際化專業人才集中地和孵化地，具有多元文化融合的優勢；第五，產業跨境轉移和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服務的經驗高地；第六，國際自由港。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優勢發揮研究 111 二、珠海定位 2015年 6月 3日，廣東省下發了《廣東省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明確了廣東的三大特點，即突出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突出粵港澳合作、突出經貿合作，並梳理了促進重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升對外貿易合作水平、加快產業投資步伐、推進海洋領域合作、推動能源合作發展、拓展金融業務合作、提高旅遊合作水平、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健全外事交流機制等九項重點任務。”6 2016年 5月，《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發佈，把珠海市定位為珠江西岸核心城市，提出要建設國際化創新城市、生態文明新特區。 城市建設方面，支持珠海和澳門合作共建世界級旅遊休閑中心。在金融創新、社會管理創新、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構建等方面先行先試，促進區域內人才、物流、資金自由流動，提升大珠三角的開放度和國際化水平；依託港珠澳大橋，提升珠江西岸與港澳地區合作層次和水平；強化珠海作為珠江西岸核心城市的輻射、服務功能，延伸面向腹地的產業和服務鏈，通過集聚和擴散效應帶動經濟區域內城市壯大規模，提質增效。 工業產業方面，推動珠江兩岸製造業錯位協調發展。以珠海、佛山為龍頭，加快建設珠海西岸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重點打造智能製造、新能源汽車、高性能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軌道交通裝備、通用航空裝備等先進裝備製造產業集群。 自貿區建設方面，以廣東自貿試驗區橫琴片區建設推動粵澳深度合作，重點發展以高端服務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打造成為參與國家“一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2 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台、國際休閑旅遊島、中國與葡語系、西語系國家商貿合作平台，建設高度開放、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重要平台。7 對此，珠海密切響應，按照省裏的方案制定了珠海市建設“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明確了珠海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總體定位、發展目標和支撐行動。 按照目標規劃，“到 2021年，珠海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和拉美地區交流合作機制基本健全，與重點國家和地區在重點領域合作率先取得突破。‘川貴廣—南亞’國際物流大通道基本建成，與東盟、拉美地區的海上航綫開闢取得顯著進展，國際航空口岸和航綫建設取得重大突破，海鐵公水空聯運體系初步形成。高端服務和製造業加快集聚，面向沿綫國家和拉美地區的高端服務出口取得突破，中拉博覽會等經貿合作平台影響力顯著提升，橫琴自貿片區建成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門戶樞紐，珠海區域國際貿易中心建設取得較大進展，對沿綫國家和拉美地區全方位開放格局初步確立。”8 其支撐行動包括了交通、物流、經貿、創新、人才、環境 6大行動 33項任務。 珠海的地方優勢何在？定位依據何在呢？ 珠海的優勢，首先是區位優勢與政策優勢。作為最早對外開放的四大經濟特區之一，珠海地處珠三角經濟區核心，橫琴自貿區毗鄰澳門，與廣州南沙和深圳前海自貿區三足鼎立，作為惟一直接與港澳陸路連接的城市，珠海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具備內外暢達的通道優勢，不久憑藉港珠澳大橋緊密溝通，更加具有發展國際貿易區位和交通暢達優勢。 政策方面，既是經濟特區，又有自貿區，享有國家特殊政策的支持，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優勢發揮研究 113 具有制度創新優勢和條件，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實現制度創新和經濟優先發展。 在創新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礎。2016年 2月，廣東省社科院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共同發佈了《中國城市創新指數》，在 60個城市中，珠海進入前十9；2017年 7月，“第一財經•新一綫城市研究所”發佈了《2017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珠海居於第二。10 珠海裝備製造、家電及延伸產業以及醫藥製造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礎，在多個產業領域都有持續創新的潛力。 在生態城市建設方面，珠海是走在前面的。2016年 4月，在全國 17個海綿城市試點建設競爭性評審中，珠海奪得第二，獲得中央 12 億元的財政補助支持，可以說明珠海的建設水平。 在珠海的城市定位確定之後，珠海圍繞定位與發展目標確定了以後的具體規劃。可以說，珠海的發展必將也影響澳門的發展，與澳門產生深刻的互動。澳門的城市定位和優勢發展，不能不考慮到珠海和香港的定位和發展目標。 三、澳門的定位 在考慮澳門的省市定位與優勢發揮中，還要考慮國家對這個港珠澳區域的定位、這個區域其他城市定位與澳門本身定位的關係。 這些關係都會影響到澳門本身的定位。 在定位上有“人無我有、人有我強”的競爭性定位方式，“一帶一路”雖然也有一定的競爭，但是更主要的是要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是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4 開放、包容、互利合作，倡導共商、共建、共享，強調要打造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在現有多雙邊合作機制的基礎上，把各國的發展需求和發展規劃對接起來。 在區域城市間也是這樣，比如香港的金融業非常發達，這不會對澳門金融業構成威脅，澳門金融業的發展也會有助於香港金融平台的擴大和提升；關鍵是這些產業和經濟是互補的、互利的、共生的良好關係。定位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要尋求這些關係的最佳契合。 (一) 國家和澳門自己的城市定位 長期以來，國家對於澳門的優勢和定位是有所考慮的，2008年，《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首次提出建設澳門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2011年“十二五規劃”又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澳門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戰略。這使澳門從“世界博彩中心”向“世界旅遊休閑中心”逐步轉變，為澳門帶來了新的活力，開拓了發展空間，對澳門的長期發展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直到現在，“世界旅遊休閑中心”也是一個主要建設目標。2016年，“在澳門首次公佈的五年發展規劃中，就明確提出經濟長遠發展目標：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11 這樣，定位就更加全面具體了。2015年 3月，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對澳門融入“一帶一路”做出了明確部署：“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發揮海外僑胞以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勢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12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優勢發揮研究 115 (二) 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優勢 澳門的確在建設“一帶一路”中與中國其他城市有着很大的獨特性，具有獨特優勢。 2015年 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所長李國強在澳門演講，提出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有四大優勢：一為橋樑優勢，這裏橋樑是指澳門與葡語系國家的廣泛的傳統聯繫，澳門的葡語人才和廣泛的人脈聯繫將成為幫助中國開拓拉美、非洲等地市場的橋樑；二是旅遊資源優勢。400 多年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留下眾多的名勝古跡和文化風情，旅遊業是澳門重要經濟支柱，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是順勢而為；三是歸僑、僑眷資源優勢。澳門有 60多個國家的歸僑僑眷，他們有着廣泛的人脈關係和行業聯繫，這些關係有着巨大潛力；四是與內地聯繫緊密度強的優勢。回歸以來澳門與內地關係日益緊密，2003年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關係的安排》、2014 年國務院批准設立廣東自貿區，面向港澳實現區域深度融合。13 胡利琴女士在《澳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重要地位與發展對策思考》一文中把澳門的優勢概括為五點：一是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把澳門進一步打造成中國聯繫廣大歐洲國家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中心；二是發揮澳門獨特的人文資源優勢，把澳門打造成聯繫中國通過海陸和東盟交流往來的平台和樞紐；三是挖掘澳門豐富的旅遊資源優勢，把澳門打造成中國聯繫世界的東方旅遊勝地；四是借助澳門獨一無二的葡語優勢，把澳門打造成中國聯繫廣大葡語國家的交流往來中心；五是強化澳門與內地的聯繫廣泛又緊密的優勢，把澳門打造成國際物流和人員往來中心和橋頭堡。14 以上兩位的觀點，抓住了澳門的一些基本優勢，但是，如果針對“一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6 帶一路”建設和現實的澳門相對照，還有一些優勢也是明顯的： 1. 區位與環境優勢 澳門的區位，在“一帶一路”中處於高度優越的位置，屬“一帶一路”的前沿門戶。澳門毗鄰香港，背靠內地，面向世界，處於亞太地區經濟高速增長中心。在珠江三角洲及粵港台澳經濟區中處於特殊地位，發揮着特殊作用。它既是中國走向世界的橋樑和門戶，也是世界通往中國的橋樑和門戶，中介地位優勢非常明顯。原來它與香港隔海 60 公里相望，但現在由於港珠澳大橋的建成和即將通車，香港、澳門和珠海即將進入半小時城市圈，形成空前緊密的聯繫。澳門是中國溝通東盟的有力助手，與世界 120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貿易往來，尤其是與歐盟及拉丁語系國家和地區有着歷史形成的密切關係。此外，澳門國際機場開通了至中國內地、台灣，東南亞及歐洲等 20多條航綫，對外聯繫交往也較為方便。 2. 國際自由港優勢 澳門屬於“一國兩制”，與香港享有同等的優惠政策，這個優勢是別的城市無法比擬的。這裏實行低稅制，稅制簡單，所得稅率為 2-15%，低於香港，大部分貨物免徵進出口稅，貨物、資金、外匯、人員基本自由進出，無外匯管制。 3. 金融方面的優勢 澳門方面金融業基礎良好，經驗豐富，人才密集，國際化水平高，專業能力強，在投融資、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大有用武之地。在金融方面，香港強調自己這方面有特別的優勢，為甚麼我們也強調？這是因為港澳兩市都具有這方面的明顯優勢，二者可以優勢互補，相得益彰。在英語國家範圍，香港的施展面大，在葡語國家的範圍，澳門就有更大的施展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優勢發揮研究 117 空間。 以上這些優勢，是澳門城市定位的科學依據，也是我們討論澳門發展的基礎。 四、發揮優勢的討論 “一帶一路”是一項關乎國運、關乎澳門盛衰的重大工程。澳門五年發展規劃提的很重大，行政長官崔世安在《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特區政府已建立由行政長官辦公室牽頭的專門工作委員會，統籌澳門參與“一帶一路”的工作事宜。工作的重點有：圍繞金融服務、拓寬合作領域；發揮專業優勢，輸出高端服務；發揮區位優勢，推動經貿交流；聚焦人文交流，促進民心相通、深化區域合作，發揮協同效應等等。15 關於發揮優勢的討論，發揮優勢有幾個領域，本文在建設“世界休閑中心”方面不再贅述，只在“走出去”、“走進來”、“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三個方面談一點想法。 (一) 關於“走出去” 澳門有着獨特的歷史淵源和資源。國際聯繫廣泛，信息資源豐富，國際網絡發達，“與葡語系國家保持着傳統而廣泛的聯繫。7 個葡語系國家遍佈 4大洲，擁有 2.6億人口，面積超過歐洲總和。”16 澳門擁有來自 60 多個國家的歸僑僑眷，他們擁有廣泛的社會關係，從事各種行業，生意產業多集中在“一路”沿綫。歸僑和僑眷具有融通中外的獨特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18 能力，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澳門是 27個國際組織的正式成員，與拉丁語國家尤其是葡語國家有着傳統的經貿關係，與東盟國家、與歐盟國家都有着密切關係。澳門與歐盟簽有《貿易暨合作協議》，澳門據此可以獲得歐盟特殊優惠和便利，歐盟還在澳門建有三個面向亞洲和歐洲之外的“歐洲資訊中心”、“文獻中心”、“歐洲旅遊培訓中心”。一些重要的國際組織在澳門有信息服務機構，全球惟一一所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聯合國及聯合國文獻中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澳門教科文中心等。這一些說明澳門與國際的廣泛聯繫。澳門應該走出去，利用與葡語系國家的優勢，幫助中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搞好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的人民幣清算，努力把澳門辦成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服務平台。而且，也把自己的優勢項目打到海外去，或者把大陸的商品和服務引領到國外。這是“走出去”。 (二) 關於“走進來” 澳門的發展，一個重要的發展空間是廣闊的內地。現在說起“一帶一路”，好像只向外看，是一個外向行動，其實不然。“一帶一路”建設以推進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這幾個“通”，就不光是向外通，也包括向內通。要把澳門的好的管理制度、金融方式、人才技術引進珠海，引進內地，這有着廣闊的發展前途。 澳門要做內地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橋頭堡和紐帶。內地很多企業渴望發展與葡語國家的合作，但缺乏渠道和溝通手段。而澳門有跨文化的基礎，又有懂葡語國家經濟、貿易、法律和文化的人才，正好為內地企業服務。目前橫琴與澳門已經在合作，建立雙語培訓基地，既為內地，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優勢發揮研究 119 也可以為葡語國家培訓經營管理者，還可以開展相關的服務，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秘書長李朴民在澳門曾說，內地西部一些省份，人均 GDP還不到 5,000美元，澳門超過了 9萬美元，“發展不平衡性本身就意味着合作的潛力”，他也希望澳門通過與內地合作，把國際商貿、高端服務和人才等專業優勢，與西部的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和後發優勢結合起來，實現共贏。17 在談到香港的時候，本文引用了一些觀點，比如： 香港可向內地企業輸出運營服務經驗。比如港鐵，在運營服務中積累了大量獨到的經驗，香港可以輸出這些軟實力； 香港可向內地企業輸出對外投資機制。香港市場和法律理念與國際接軌，而且法律、金融等領域的專業人才熟知相關國際標準，所以香港企業在境外投資時出現的風險意外事故明顯少於大陸企業，這有助於內地企業在“一帶一路”戰略中走出去。 澳門也完全可以，澳門企業長期積累的經驗，可建立一整套透明、可信任的專業化、正常化對外投資合作模式，創建行之有效，符合甚至超過國際標準的對外投資新機制。所以說，澳門的資源和經驗可以幫助內地企業提供更國際化、高標準的投資及後續服務，真正“走進來”。 (三) 深化與港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 澳門不能僅僅一隻眼睛盯着國外，一隻眼睛盯着內地，還要再長一隻眼睛看着身邊。澳門與香港和珠海的關係，是互相支持、互相學習的關係。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與每一個城市自身的繁榮發達密切相關。大灣區的發展也是每個相關城市的發展。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20 有分工就會有協作，協作產生需求。港珠澳各有優勢，那麼也各有不足。香港、澳門的國際金融機構要與珠海、廣州深圳的金融機構合作，參與“一帶一路”的資金融通，一方面可以有力的支持國家戰略，同時也可以提升自己金融體系的能力。 澳門要與珠海密切協作，共同打造世界級休閑中心。在《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提到，“城市建設方面，支持珠海和澳門合作共建世界級旅遊休閑中心。在金融創新、社會管理創新、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構建等方面先行先試，促進區域內人才、物流、資金自由流動，提升大珠三角的開放度和國際化水平；依託港珠澳大橋，提升珠江西岸與港澳地區合作層次和水平”。“自貿區建設方面，以廣東自貿試驗區橫琴片區建設推動粵澳深度合作，重點發展以高端服務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打造成為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台、國際休閑旅遊島、中國與葡語系、西語系國家商貿合作平台，建設高度開放、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重要平台。”18 這就是說，這個大灣區是統一規劃，合作共建，珠海是需要澳門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澳門又何曾不需要珠海？這是一個大家庭，需要大家共同出力，把粵港澳大灣區建好，這也是“一帶一路”的一項相關工作。 “一帶一路”是一項極為偉大的工程，對澳門有着深刻影響，澳門一定會抓住機遇，把準方向，飛得更高。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優勢發揮研究 121 註釋： 1 和訊網：《香港應明確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http://www.sohu.com/ a/14764197_115052。 2 巴曙松、王志峰：《香港仔“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優勢、定位和實現方式的思考》，載於《人民論壇》，第 74期。 3 同註 1。 4 《香港參建“一帶一路”具五大優勢》，載於《大公報》，2016 年 3 月16日。 5 《專家學者熱議在“一帶一路”下香港的功能定位與轉型》，載於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a/2017/06-11/8247960.shtml，2017 年6月 11日。 6 陳曉、崔汝枝、林群賢等：《“一帶一路”中的珠海看點》，載於《南方日報》，2015 年 6月 9日。 7 陳博：《〈廣東省十三五規劃〉發佈，珠海定位珠江西核心城市》，載於搜狐網：http://www.sohu.com/a/74658370_401400。 8 《珠海實施六大行動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載於廣東省政府網： http://www.gd.gov.cn/ywdt/dsdt/201708/t20170815_256815.htm，2017 年 8月 15日。 9 潘曉晨、崔森、江芬、范少鵬：《全省大局中的珠海角色，明確三大定位》，載於《南方日報》，2016 年 5月 17日。 10 《珠海最新城市定位敲定，領銜眾多二綫城市！》，載於《南方都市報》，2017年 7月 14日。 11 《陳國偉：互聯網時代葡語系國家外貿平台》，載於新浪網：http://news.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22 dichan.sina.com.cn/2016/07/28/1207184.html。 12 劉暢、楊懿：《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四大優勢》，載於中國質量新聞網：http://www.cqn.com.cn/news/zggmsb/diqi/1065842.html。 13 同上註。 14 胡利琴：《澳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重要地位與發展對策思考》，載於《社科縱橫》，2016年第 4 期。 15 《澳門設立“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委員會》，載於《海外華文教育動態》，2017年第 4期。 16 同註 12。 17 《李樸民：國家高度重視“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澳門優勢》，載於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5-08/12/c_1116234099.htm，2015年 8月 12日。 18 同註 7。
  • 123 “一帶一路”倡議的文化內涵與澳門的 獨特作用 李嘉曾* 自 2013 年 9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議以後，四年間“一帶一路”已經成為沿綫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普遍接受的戰略構想，也得到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的贊同。澳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積極響應中央政府的號召義不容辭。然而，如何從自身的實際出發，既盡力而為多做貢獻，又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是澳門特區政府應當認真考慮的一個問題。 一、“一帶一路”戰略的文化內涵 (一) 文化交流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功能 毋庸置疑，當今的“一帶一路”概念，是以古代絲綢之路作為載體的。2015年 3月，中國國務院授權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務部發 * 澳門學者同盟會員大會第一副主席、東南大學教授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24 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以下簡稱《願景與行動》)，在其“前言”中即開宗明義：“2000多年前，亞歐大陸上勤勞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條連接亞歐非幾大文明的貿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後人將其統稱為‘絲綢之路’”；“千百年來……絲綢之路精神薪火相傳，推進了人類文明進步，是促進沿綫各國繁榮發展的重要紐帶，是東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徵，是世界各國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1 正是借助於這一世界各國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當代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概念才有可能應運而生。 古代的絲綢之路固然始於商貿需要，首先是經濟交流的產物；但在經濟交流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異質文化的接觸互動，因而文化交流便成為古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功能。“不同本質內涵與不同表現形式的文化，隨着民族遷徙、物質交流、信息傳播、社會變遷而導致接觸、碰撞，甚至對立、衝突，通過互相交流、吸收，最終達成動態平衡，造成兩種以上異質文化共存的現象，這就是多元文化。”2 仔細觀察形成於公元前 4世紀末、被譽為盧浮宮三件鎮宮之寶之一的“勝利女神”雕像，以及形成於公元前 3世紀的月亮與狩獵女神狄安娜的雕像，不難發現她們身着的衣衫均顯得十分輕柔和具有透明感，可以推測是用絲綢製成的。由於中國的蠶桑養殖與絲綢製造技術直至公元 6世紀才傳到歐洲，因此推測早在公元前“產於中國的絲綢已經通過陸上和海上的交通途徑傳播到了歐洲”3，影響到了皇室貴族的生活方式與審美觀念。這些現象正是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功能的重要體現。古為今用的原則奠定了當代“一帶一路”的文化基礎。
  • “一帶一路”倡議的文化內涵與澳門的獨特作用 125 (二) 文化包容是打造三個“共同體”的核心價值 為了闡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宗旨，《願景與行動》明確表示：“‘一帶一路’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是增進理解信任、加強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誼之路。中國政府倡議，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4 打造三個“共同體”是實施“一帶一路”倡議追求的最終目標，這些目標反映了當今世界全人類追求的共同價值，體現在政治互信、經濟交融和文化包容三個方面。作為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廣義的文化涵蓋了政治與經濟，文化包容是政治互信與經濟融合的前提與基礎。由此可見，離開了文化包容人類就無法形成利益、命運和責任的共同體，文化是“一帶一路”不可或缺的內涵。 (三) 文明之路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遠大目標 2017年 5月中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論壇開幕式上發表演講。習主席用五個“之路”對“一帶一路”的內涵作出高度概括，即“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以及“文明之路”。 對於建設“文明之路”的宗旨，習近平在演講中作出了精闢的概括：“‘一帶一路’建設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推動各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5 習近平還詳盡地列舉了建設文明之路的具體內容，包括“建立多層次人文合作機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開闢更多合作渠道。要推動教育合作，擴大互派留學生規模，提升合作辦學水平。要發揮智庫作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26 用，建設好智庫聯盟和合作網絡。在文化、體育、衛生領域，要創新合作模式，推動務實項目。要用好歷史文化遺產，聯合打造具有絲綢之路特色的旅遊產品和遺產保護”6等等。縱觀上述內容，不難發現涵蓋人文、教育、體育、衛生、歷史遺產等眾多文化領域。將“一帶一路”歸結為“文明之路”的考慮，凸顯了提出這一倡議的終極目標更在於文化，要將“一帶一路”最終建設成“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增進理解和信任、加強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誼之路”。7 總之，無論從歷史沿革、現實需要還是發展趨勢看，“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文化的，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認清這一點有助於澳門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制定科學合理的方針政策，尋找正確有效的服務途徑。 二、澳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定位與作用 以全面認識“一帶一路”的本質屬性為前提，為了在落實“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過程中作出應有貢獻，澳門應當清醒地認識自己的角色定位與獨特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 主體與歷史職責 對世界各國而言，共建“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倡議；而對中國範疇內的各地區(包括省、直轄市、自治區和特別行政區)而言，實施“一帶一路”建設則是中央政府作出的戰略決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中央政府提出的國家戰略面前，澳門無疑是落實這一
  • “一帶一路”倡議的文化內涵與澳門的獨特作用 127 戰略的主體，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職責。基於這一認識，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努力為落實“一帶一路”戰略服務責無旁貸。 中央政府對於包括澳門、香港在內的特別行政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角色定位是有所考慮的，並且在相關文件中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國務院授權發佈的《願景與行動》中指出：要“發揮海外僑胞以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勢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8 在這裏，香港、澳門兩個特區首先是要“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無疑應當發揮主人翁的態度，不要做局外人。為了貫徹落實《願景與行動》精神，文化部於 2016年 12月發佈《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以下簡稱《行動計劃》)，其中關於港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提法更為明確：“發揮海外僑胞以及港澳台地區的獨特優勢，積極搭建港澳台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和地區文化交流平台。”9 由此觀之，無論是國務院授權發佈的文件《願景與行動》還是文化主管部門發佈的文件《行動計劃》，都明確了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和神聖歷史職責。 (二) 配角與助推作用 鑒於自身的實際情況和具體條件各不相同，不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方式方法與應有作用是不盡相同的。澳門(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由其區情所決定，為建設“一帶一路”服務亦應有具自身的特色。 如果將“一帶一路”建設以及隨後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比作一台戲，那麼其中必有主角，也一定有配角。“澳門在這台戲中應當也只能擔任配角。這主要是由澳門的區情所決定的。周所周知，同珠江三角洲其他許多大中城市相比，澳門只能用‘微’字來形容：從經濟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28 總量來看是微型經濟，從面積和人口來看是微型社會。因此，澳門無論如何難以充當老大，只能是一個配角。”10 在“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甘當配角才是澳門應當持有的正確態度。 其實，中央政府對此早已有所考慮。在《願景與行動》中，對各地區如何保持開放姿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做出了具體部署。文件從主動和被動兩種不同的角度來規範澳門香港兩個特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一方面，對於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內地一些知名的開放合作區而言，要求它們主動地“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在這裏澳門等特區是處於被動地位的。另一方面，對於香港、澳門、台灣作為主動方而言，則要求它們“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同上海、天津、廣州、深圳等沿海港口城市被賦予‘21實際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排頭兵和主力軍’的角色定位相比較，澳門(以及香港)只被要求‘參與和助力’。由此可見，澳門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配角地位”11，努力發揮助推作用。 (三) 節點與紐帶作用 雖然“一帶一路”是一個整體概念，但仔細推敲其內涵與外延，兩者還是存在一定差異的。《願景與行動》中對“一帶”和“一路”的地理分佈作出了清晰的說明。“一帶”主要包括三個陸上的重點地帶，即“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而“一路”則包含兩個海上重點方向，即“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12 可見“‘一帶’的面型空間特征比較明顯，包含着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廣袤領土，以及附屬
  • “一帶一路”倡議的文化內涵與澳門的獨特作用 129 的大量人口和基礎設施”；而“‘一路’的綫性特征則比較強，側重於指通道，至相關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海上聯通途徑”。13 從內涵來看，“一帶”和“一路”也是有所差別的。“與陸路想比，海上絲綢之路不具備與物質成果共存的固定形態，‘一路’更關注的是溝通聯絡的過程，是建立聯繫的作用與影響，是經濟與文化的有機結合。對‘一路’而言，無形的精神成果在某種程度上比有形的物質成果更重要”。14 正因為“‘一路’是以海上通道為介質或紐帶的一系列港口城市的綜合系統，海上航綫只是載體，重要的是通過海上航綫連通的城市”；“與‘一帶’的面型展開模式不盡相同，‘一路’比較突出作為節點的重要港口城市，呈現出不連續的‘串珠式’形態”。15 由澳門的地理位置、歷史經歷和社會經濟實力所決定，在建設“一帶”和“一路”的過程中，不宜整體推進全面鋪開，而應當確立合理的方針：“主動參與，積極配合，選擇重點，力求突破”。具體言之，從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澳門在積極助力“一帶一路”的前提下，較多地參與“一路”建設更為合適。 回顧歷史，澳門確實見證過海上絲綢之路給開放性世界經濟帶來巨大效益的重要歷史事件，即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前來中國的處女航。那次航行中，“中國皇后號”“歷時 188 天，航行 1.13 萬海里之後，終於在 1784 年 8 月下旬抵達地處珠江口的澳門，取得一張蓋有清政府官印的‘通行證’，隨即到達廣州黃埔港”；“這次航行被媒體譽為‘美國商業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體現了兩方面的深刻意義。一是開放型經濟能夠互惠互利，謀求雙贏、多贏的好處。二是經濟全球化為歷史的必然，大勢所趨，不可阻擋”。16 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時至今日，澳門仍然可以憑藉天時地利的優勢條件，在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30 的建設中，充當重要的節點，發揮獨特的紐帶作用。 三、澳門為“一帶一路”文化建設服務的途徑 由“一帶一路”，特別是“一路”的文化內涵所決定，從自身的主體地位、配角與節點的角色定位出發，澳門應當努力探索為“一帶一路”文化建設服務的有效途徑。 (一) 總體目標：建設“一個基地” 澳門為“一帶一路”文化建設服務的目標，是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2017年 7月 1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見證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廣東省省長馬興瑞、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香港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以下簡稱《框架協議》)。在闡述了合作宗旨之後，《框架協議》比較詳盡地列舉了合作目標。其中以澳門為主體的有三項：“推進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17。這些目標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心，一個平台，一個基地”，其中“一個中心”與“一個平台”是早年就提出的目標，而“一個基地”則是中央政府賦予澳門的嶄新使命。 正如《框架協議》中所明確指出的，澳門需要建設的這個文化交流基地具有兩個定語，首先是“中華文化為主流”。“從文化淵源來看，
  • “一帶一路”倡議的文化內涵與澳門的獨特作用 131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始終在澳門地區處於文化主流地位。由於地理環境和社會發展歷程的影響，中華文化體系中的兩種地域文化在澳門尤其影響深遠”。一種是廣府文化；另一種是閩南文化。“以廣府文化和閩南文化為代表，中華文化在澳門廣泛流行，長期傳承，終於奠定了地區文化的根基。惟其如此，澳門這一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才能根深蒂固。”18 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第二個定語是“多元文化共存”。15世紀後半葉開始，以葡萄牙為先驅的西方國家掀起航海熱，導致東西方文明的大規模交匯，也開啟了近代異質文化碰撞交流的新歷程。澳門因天時、地利之優勢條件，得以成為中華民族對外開放的前哨陣地。經過近五百年的漫長歲月，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歷經接觸、碰撞、相持、影響、滲透、交流而漸至相互吸收，直至相互交融，澳門終於成為多元文化薈萃的文明奇葩”19。正是這一特質，為澳門打造文化交流合作基地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二) 主要內容：完成“五項任務” 為了實現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總體目標，有不少具體的工作要做。根據文化部《行動計劃》的精神，澳門應當圍繞以下五項任務盡力而為： 1. 健全“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機制 《行動計劃》在指出要積極開展“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政府間文化交流合作的基礎上，還要求完善部省合作機制，鼓勵開展區域性合作。文件中特別強調要“發揮海外僑胞以及港澳台地區的獨特優勢，積極搭建港澳台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和地區文化交流平台。充分考慮和包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32 含以媽祖文化為代表的海洋文化，構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紐帶。”20 澳門理應以媽祖文化為切入點，探索與作為“一路”節點的港口城市建立文化交流合作機制的有效方式。這主要是因為“考察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不難發現澳門具備弘揚媽祖文化的諸多有利條件”，包括“有豐富的歷史人文基礎”；“有充足的媽祖文化資源”；“有明顯的政策優勢”。21 以媽祖文化為紐帶，澳門一定能夠為健全“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機制做出有效的貢獻。 2. 完善“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關於“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行動計劃》中列舉了在沿綫國家建立中國文化中心，設立國際藝術節、博覽會、藝術公園，舉辦國際論壇、交易會等內容。澳門可以按照這一精神，在原有葡語國家嘉年華、拉丁城區幻彩大巡遊、澳門藝穗節、煙花節、美食街等平台的基礎上繼續拓展。可以由特區政府出面，創建“海上絲綢之路嘉年華”或藝術節，創建面向國際，以“一路”為主題的水平高、影響大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3. 打造“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品牌 根據《行動計劃》的構想，“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品牌包括“絲綢之路文化之旅計劃”、“絲綢之路文化使者計劃”、“‘一帶一路’文化遺產長廊建設計劃”等項目。澳門可以參照這些品牌的內容，與葡語國家合作，大力開闢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歷史文化旅遊；在發揮現有文化遺產作用的基礎上，着重開發與媽祖文化、海洋文化關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突出文化品牌與“一路”密切相關的個性。 4. 推動“一帶一路”文化產業繁榮發展 在文化產業領域，《行動計劃》列舉了演藝娛樂、工藝美術、創意設
  • “一帶一路”倡議的文化內涵與澳門的獨特作用 133 計、數字文化，以及動漫遊戲產業和文博產業等重點領域。在這些領域中，澳門有一些成功的案例。精心打造的大型演藝節目“水舞間”、“西遊記”等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在 2016 年底揭曉的首屆包含港澳台在內的全國工藝美術藝術大師評選中，大陸以外入選的 7位大師中澳門佔了4 位。澳門應當揚長補短，優選重點，繼續發展條件有利的文化產業門類。政府要引導有條件的企業將經營的重心逐漸向“一路”轉移，策劃并扶持更多有影響的文化產業門類。 5. 促進“一帶一路”文化貿易合作 《行動計劃》指出，要開拓完善“演藝、電影、電視、廣播、音樂、動漫、遊戲、遊藝、數字文化、創意設計、文化科技裝備、藝術品及授權產品”等領域的國際合作渠道，同時也鼓勵文化企業在沿綫國家和地區投資。澳門一方面可以選擇有條件的若干領域，充分利用本地獨特的文化資源(如媽祖信俗、哪吒信俗、粵劇、舞醉龍、道教科儀音樂、神像木雕等)，打造文化精品，發展國際貿易；另一方面可以鼓勵和幫助實力雄厚的企業籌集資金，到“一路”的節點城市投資相關項目。 總之，澳門倘能聚焦“一帶一路”的文化內涵，憑藉自身的優勢與有利條件，精心選擇合適的切入點，建設好“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合作交流基地”，那麼就一定能在貫徹落實“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過程中發揮獨特的作用。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34 註釋： 1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5-06/08/c_127890670.htm，2017年 8月 8日。 2 李嘉曾：《多元文化交融與文化創意產業開發》，載於《澳門理工學報》，2014年第 3期。 3 同上註。 4 同註 1。 5 習近平：《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載於人民網：http://world.people. com.cn/n1/2017/0515/c1002-29274975.html，2017年 8月 8日。 6 同上註。 7 同注 1。 8 同上註。 9 《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 年)》，載於中華人民 共 和 國 文 化 部 網 站 ： http://zwgk.mcprc.gov.cn/auto255/201701/ t20170113_477591.html，2017年 8月 10日。 10 李嘉曾：《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與澳門的角色定位》，載於《九鼎》月刊，2017年第 3期。 11 李嘉曾：《澳門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的方針與重點探討》，載於《行政》，2017年第 3期。 12 同註 1。 13 同註 11。 14 同上註。
  • “一帶一路”倡議的文化內涵與澳門的獨特作用 135 15 同上註。 16 李嘉曾：《兩艘古船的啟示──海上絲綢之路與開放型世界經濟》，載於《群言》，2017年第 4期。 17 《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載於泛珠三角信息網：http://www.pprd.org.cn/fzgk/hzgh/201707/t20170704_460601.htm，2017年8月 10日。 18 李嘉曾：《澳門建設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思考》，載於《九鼎》月刊，2017年第 8期。 19 同上註。 20 同註 9。 21 徐凌志：《弘揚媽祖文化為“一帶一路”和大灣區建設服務》，載於《九鼎》月刊，2017年第 8期。
  • 136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 “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羅玲玲、李大鵬* “一帶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縮寫 B&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一帶一路”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積極發展與沿綫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古代絲綢之路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與世界的文化交流，這一交流是自然發生的。今為了實現“一帶一路”計劃，主動提出這一概念的中國需要在文化互通方面更加努力，因為文化融合是經濟互惠的基礎。 在文化交流方面，一方面我們要深刻地理解其他文化,從而在與其他文明互動中促進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我們要認識到與經濟發展特別密切的是創新文化，而創新思維與方法就包括在創新文化中。創新方法的傳播是一種高層次的文化交流，是改變人們的觀念、思維方式和做事 * 前者是東北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教授，後者是瀋陽理工大學研究生院副教授
  •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137 的方法。在這其中也必然存在着文化的碰撞、衝突、對接、融合。在歷史上，創新思維與方法也發生過“東學西漸”與“西學東傳”的交流、融合過程。 澳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鎮，在中西文化傳播和交流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借助“一帶一路”戰略，在促進深層次的文化交流，讓思想流帶動物流、人流的暢通等方面，加強中西方世界觀、方法論的彼此瞭解，推動國際創新和世界和諧，澳門學術界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歷史上創造思維與創新方法傳播的東西方文化碰撞 創造思維與創新方法是指一切促進人的創造性發展，促進創新活動提高效率的思維方式與方法。世界範圍內的創新思維與方法的大規模交流始於上世紀中葉，而對於中國來說則始於上世紀 80 年代。但是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方思維方式交流也蘊涵了創造思維與創新方法方面的碰撞。 (一) 中國先哲創造借助“一帶一路”東學西漸的歷史 絲綢之路是始於中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路上商業貿易路綫。從運輸方式上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最早於西漢時期，張騫(約公元前 164 年-前 114 年)於公元前 138 年至公元前126 年出使西域，使羅馬人得以通過安息帝國、貴霜帝國和阿克蘇姆帝國取得中國絲綢。東漢時期，班超再次出使西域，他的隨從到達了羅馬。這是東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對話。也是在東漢，印度僧人沿着絲綢之路到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38 達洛陽，將佛教傳入中國。唐朝天寶 7 年，(公元 747 年)唐僧鑒真在廣州看到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從婆羅六(印度)、波斯、昆侖(南海諸國)來的商船，滿載着堆積如山的香料和珍寶停泊在港內，此外還有從獅子國(斯里蘭卡)、大石國、骨唐國……等來的商船。”1 由此可見，海上絲綢之路之繁榮不亞於陸上絲綢之路，這也為文化的交流開辟了新的通道。唐代玄奘沿着絲綢之路歷時 19 年到印度求取真經，在佛教傳入中國的同時，也将中國先哲的思維也傳入西域。促進了中華文明與印度文明的交流。可以說，歷史上的“一帶一路”不僅促進了經濟、物質文化交流。也推动了更加廣泛的思想文化交流。本文僅以老子的《道德經》和孫臏的《孫子兵法》為例來論述這一過程。 1.《道德經》通過古代絲綢之路傳播 文獻普遍認為，17 世紀以後,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着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西方人把《道德經》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也逐漸傳遍歐洲大陸。據瞭解，《道德經》的德文譯本多達 82 種，研究老子思想的專著也達 700多種。2 但新的文獻研究表明“早在西元 667 年，自唐高僧玄奘與道士成玄英等把《老子》譯成梵文，揭開走向世界的序幕以來，《老子》在世界上的翻譯頻率僅次於《聖經》成為被譯介得最多、影響最大的中國典籍。”3 所以最早的《道德經》可能經印度傳入西方世界。另一證據是《舊唐書》的《天竺國》有记载：迦沒路國，皆梵文 K marūpa 之音譯。其俗開東門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4《續高僧傳》卷四記載：尋又下勅。令翻老子五千文為梵言以遺西域。奘乃召諸黃巾述其玄奧。領疊詞旨方為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競引釋論中百玄意。用通道經。5 可見玄奘確實已將《道德
  •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139 經》譯為梵文。 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也有文化不適應的方面，主要是語言障礙，即翻譯轉換時所帶來的文化差異。如最初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經”三個字分別翻譯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經典”(Classic)三個詞。1894 年，老瓦爾特•高恩(Walter·Old)的譯本中將“道法自然”翻譯為“Tao is ruled by itself”(道自己如此)，“可謂精准地傳達了‘道法自然’的含義和老子‘自然’思想的精髓。……使老子的‘道’脫離了上帝的勢力範圍，回歸了作為中國哲學代表的自我。”6 2.《孫子兵法》通過古代絲綢之路傳播 《孫子兵法》總結了戰爭的謀略、技巧和套路，是軍事方法的傑出成果，同時被稱為中國最早的創造技法。《孫子兵法》以傳入朝鮮半島為最早，研究成果以日本最多，軍事研究以美國最為突出，非軍事研究還須首推日本。公元 734 年，日本學生吉備真備從中國帶回日本的一批典籍中就包括了被奉為“兵經”的《孫子兵法》7對於《孫子兵法》傳入西方的記載，多數文獻認為是 1772 年，一位名叫約瑟夫·阿米奧的法國神父將《孫子兵法》譯成法文，書名是 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8 這部書的法譯本一問世，就引起法國公眾的重視，有的評論者甚至說，他在《孫子兵法》裏看到了軍事偉大藝術的全部真理，建議將這一“傑作”作為軍隊普通教材。9 在印度國家博物館裏，除了藏有 200 餘幅中國甘肅敦煌繪畫、西藏宗教器物及古代中國的武器、青銅器等各種珍貴歷史文物外，還珍藏了《詩經》、《論語》、《孫子兵法》等中國文化經典讀本。印度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軍事家都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並且對中國文化推崇備至。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40 有印度學者稱“《孫子兵法》經絲綢之路傳到印度，也要歸功於精通中國兵法的成吉思汗及其他的後代”。10 所以，他們認為《孫子兵法》並非 18 世紀傳入歐洲，而是早在 13 世紀中葉，伴隨成吉思汗的大軍鐵騎流入歐洲地區。 3. 中國創造思想對西方創造思想的影響 經“絲綢之路”傳到西方的《道德經》和《孫子兵法》等中國文化經典讀本，对西方創造思想的影響不可低估。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中，專門討論了中國傳統的有機論思想對西方近代科學創造活動的影響，如萊布尼茨可能受到過有機主義哲學以其成體系的理學形式的影響。11 萊布尼茨的確通過到過中國的耶穌會士，對中國傳統文化有過很深的瞭解。據說他看到“伏羲六十四卦方圓圖”後，發現圖中六爻諸卦的排列與其所創“二進位”數字系統的 0-63 一一對應，遂至為驚歎。12 當然，很難說萊布尼茨、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和懷特海的機體主義哲學完全來自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但中國文化傳統對西方近現代科學的影響也是勿庸置疑的。 著名的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哥本哈根學派的代表人物玻爾發現，他最為得意的科學創見──互補思想在中國古代文明中早就是一塊哲學的基石。太極圖就是互補原理最好的標誌和象徵。因此，他把太極圖作為自己的“族微”或“圖騰”。13 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湯川秀樹說：“當重溫中國的古典著作時，最使我驚奇的是，二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們竟能在那麼早的年代就擺脫了各種原始成見。”14 卡普拉在《物理學之道》一節中詳細討論了東方文化傳統對現代物理學研究的啟發意義。他列舉了東方世界觀中與現代物理學觀念相合的一些方面：認
  •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141 為世界上所有現象和經驗只是基本的統一體的表現；認為事物通過相互依賴而獲得自己的存在和性質；認為主體和客觀不是截然分開的；強調對立面的統一和動態平衡；認為時間和空間是相對的、有限的；認為宇宙網路的相互聯繫是不斷運動、生長和變化的；認為“真空不空”；主張宇宙作為相互聯繫的整體，沒有哪一部分比其他部分更為基本；認為人和其他形式的生命一樣，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的一部分，等等。卡普拉認為，東方的有機世界觀對於原子和亞原子層次來講是非常有用的。因此，有機觀似乎比機械觀更根本。15 以創造“協同學”而聞名於世的德國科學家海爾曼•哈肯指出：“事實上，對自然的整體理解是中國哲學的一個核心部分。在我看來，這一點西方文化中久未獲得足夠的考慮。”16 這些論述，都反映了東方的，特別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對現代科學創造活動的深刻影響。所以李約瑟說：“也許最現代的、‘歐洲的’自然科學理論基礎應該歸功於莊周、周敦頤和朱熹等人。”17 國外對《孫子兵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日本學者尾川敬二稱孫武為“兵聖”，美國戰略學家約翰•斯達康、柯林斯說“孫子是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英國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說“《孫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法著作，但其內容之全面與理解之深刻，迄今還無人超過。”18《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不僅在軍事領域被西方稱為兵聖，而且提供了解決一般問題的謀略、思路和方法，有助於人們解決現實中的難題。因此，《孫子算法》廣泛地被應用於制定國家戰略、指導規劃，治理公司，在外交領域、企業管理、競技比賽，醫療衛生等方面，人們都可以獲得智慧。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42 (二) 近代以來創造思維和創新方法的西學東漸 古代先哲們的思想中雖然包含着內涵豐富的有關創造的哲學觀點，但並不是對創造、創新方法的系統總結，只能稱為創造思想(creative thought)。近代以來，科學極大地發展了方法的研究。笛卡爾說人類歷史上最有價值的知識是方法。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也蘊涵着豐富的技巧、方法和套路。到了 20 世紀，出現了專門對人類創造發明方法的總結。所以，本文所稱的創造思維與創新方法(Creative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Methods)是指一切科學發現、技術發明、藝術創作中促進人的創造性發展，提高創新活動效率的思維方式、具體方法。包括創造力開發的方法、培育創造性思維的方法、實用的創造技法和專門的技術發明方法和方法論。創新方法在世界範圍內興起並迅速得以傳播，是科學進步、技術創新、經濟發展需求刺激下的產物。 1. 20 世紀創造思維和創新方法在世界範圍內的興起和傳播[19]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科學革命帶來技術創新。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經濟的繁榮，使專利數量成倍增加。這使得有人可以大量地接觸到一些發明方案，也就觸發了專利審查人員的靈感:總結發明家富有創意的技巧，並加以傳授。1906 年，專利審查人 E•J•普林德爾給美國電氣工程師協會提交了“發明的藝術”論文。1928 至 1929 年，J•羅斯曼對平均每人獲得 39 項發明專利的 710 名發明家進行全面調查，並寫出《發明家的心理學》一書。1938 年，當時是美國 BBDO 廣告公司副總經理的A•F•奧斯本，制定了激發集體創造力的“頭腦風暴法”(Brain Storming，也稱智力激勵法)。此外，他還制定了簡便實用的“奧斯本檢核表法”(Osborn Check list Method)。40 年代，前蘇聯的學者阿奇舒勒(Genrich. S. Altshuller)利用大量高水準專利文獻總結發明的原理，得到“發明問題解
  •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143 決理論”，後被稱為 TRIZ。20 1942 年，瑞士裔美國天文學家 F•茲維基在參與火箭研製過程中，借用排列組合原理制定了“形態分析法”(Morphological Analysis)。1944 年，美國哈佛大學水下聲學實驗室科學家 W•J•J•戈登有意識地記錄下創新小組的討論，從而制定了以隱喻類比為核心的“綜攝法”(Synectics)。美國陸軍開發了“5W1H 法”，C•S•惠廷制定了“焦點法”(Foused Object Technique)，1963 年美國霍爾韋爾公司研究出“PATTERN”法，1964 年美國蘭德公司開發出“德爾菲法”(Delphi Technique)，以後陸續積累了上百種創造技法。此外，創造技法的產生與心理學、方法學等的研究和發展也有密切關係。德國引入美國的創造技法後，也進行了德國式的改造。如他們把頭腦風暴法改成默寫式頭腦風暴法，他們還把綜攝法改造成“視覺綜攝法”(Visual Synectics)。亞琛工業大學的柯勒制定了以物理演算法為核心的變換合成方法。英國不僅從設計方法入手探討發明方法的技巧，還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創造技法。英國醫生 E•德波諾在橫向(或側向)思維研究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稱為 Cort 思維訓練的課程。 日本在經歷了 30 年代至 50 年代的引進、消化、擴展之後，到 60 年代，一大批具有日本特點、適合日本國情的創造技法紛紛問世。1955 年，市川龜久彌提出了“等價變換法”使思維技巧程式化，具有特別的意義。1965 年，日本築波大學川喜田二郎教授制定了“KJ 法”。1970 年，日本創造工程研究所所長中山正和在綜攝法基礎上，提出了“NM 法”。僅僅卡片型的綜合技法，就有高橋浩的“OCU 法”、小林末男的“SKS法”、梅棹忠夫的“小紙片法”和今一三男的“KPS 法”。還有茅野健的“逆向思考法”。日本學者開發的創造技法充分體現了其民族善學習、重實用的特點。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44 2. 20 世纪創造思維和創新方法在中國的傳播 上世紀 40 年代，由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宣導的“創造教育”21，已經開了西方創新思維與方法在中國傳播的先河，只可惜陶先生過早去世，他的教育觀念並未抵抗住中國傳統教育觀念的衝擊。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正是我國經十年浩劫後，開始大力宣導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致使整個學術界也開始打破各種僵化模式，並力圖在各方面尋求新的突破的時期。應該說，這一時期也是我國學術界的創造活力極為旺盛的時期。正是在這一大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我國科技哲學界的一些乃致一批學者，或許是出於專業或職業的敏感，較早便提出了應該研究科學技術的創造性思維的問題。從而既活躍了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思想，也為後來在我國全面開展科學創造學研究起到了開先河的作用。22 1983 年 6 月 28 日到 7 月 4 日，第一次全國創造學術討論會23在廣西南寧西芸飯店召開，共有 90 名學者和 140 名學員參加，並且邀請了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教授和科協主席茅以升教授以及日本的創造學會會長中村幸雄先生參加會議，並在會後舉辦了創造學的培訓班。遼寧學者翻譯、編輯約 500 餘萬字的《發明創造叢書》。 這時引進的既有直接來自創造學發源地的美國的研究資料，也有來自其他國家，如英、德、日以及前蘇聯等國家的資料。例如，遼寧一些學者正是在這一時期用較短的時間，便在內部印行了譯自英、日、俄等多種文本、計約 500 餘萬字的《發明創造叢書》。24 其中包括 1987 年翻譯引進《創造是精確的科學》一書。25 除了遼寧學者之外，上海、江蘇、湖南等地的學者，正是在引進這方面資料的基礎上，通過發表文章、出版書籍、開辦培訓班等形式，做了大量宣傳普及創造學的有益工作。 我國早期的技術創新方法研究主要是引進、介紹和推廣歐美的創造
  •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145 技法(頭腦風暴法和綜攝法等)和蘇聯的技術發明方法(經典 TRIZ)。推動我國早期技術創新方法研究的主要是來自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者。由於缺少各級政府和科技主管部門的有力推進和政策性支持，這一階段的技術創新方法工作呈現出以“民間學術活動”為主導的特徵，導致相關研究發展緩慢，波折不斷。 3. 西方創造思維和創新方法傳入中國的文化碰撞 創造思維和創新方法的傳播是全球化背景下出現的深層次文化碰撞。文化體現了一定民族和地域的特點，反映其思維水準的精神風貌、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等。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或者同一國家的不同區域，由於自然地理環境、人文因素及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不同，以及各地長期以來獨特的、不對稱的文化心理積澱，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不同居住地域內的人們那各有千秋而又相對穩定的傳統習俗、風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徵等，孕育並創造了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千姿百態的具有不同個性特質的地域文化。而正是各民族區域的地域文化構成了全人類文化大廈的基石。各國的創新思維與發明方法作為一種地方性方法和地方性知識，蘊含着各國獨特的地方性文化因素。因此，在異質文化環境中傳播時就涉及到文化轉換，否則異質文化間的衝突會阻礙地方性方法的傳播。那麼如何進行文化轉換呢？這主要需要接受方認真研究各國創造技法及其提出者的具體情況，瞭解各國文化的深層本質，同時尋求本民族文化與其他國家文化間的契合點進行文化轉換，避免文化衝突；或者結合本民族文化進行改良創新，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的創新方法。 創造技法和發明方法形式各異，在理論淵源上情況複雜，但也顯示出因不同地域、民族和文化上的差異所形成的不同風格。這涉及到知識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46 的地方性和文化性。即美國操作主義的文化特質與中國迂迴文化的衝突；歐洲邏輯主義文化特質與中國悟性文化的衝突；日本精細主義文化特質與中國混沌文化的衝突。文化衝突的根源在於知識與文化的地域性特徵，因此只有克服這些文化障礙，才能提高創造方法推廣的效果。26“要說地方性知識必定會否定科學知識中具有獨立於敘事情境和用法的確定內容，那不是事實。它只是告訴我們，離開特定的情境和用法，知識的價值和意義便無法得到確認。”27 因此，學習和引入創造發明方法，既是一般創造原理的學習，也是接受一種文化。創造技法和發明方法作為一種知識，融合了難言知識和名言知識。名言知識經過了概念化處理，多體現了知識的共性和普遍性；難言知識很大程度上是非語言的，需要親身體驗的處理，而且難言知識是個體知識，和認識者不可分離，所以對這種知識的理解需要依賴其所處的具體地域文化情境，這就體現了知識的個性和地方性。正因為各國創新思維和方法中的難言知識以及難言知識對名言知識的優先性和主導性作用，才增加了創新方法在其他民族中廣泛傳播的難度。 儘管如此，中國在接受西方創造思維和創新方法的過程中仍然結合中國的實際，有所創造和發明。上世紀 90 年代，出現了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 “和田 12 技法”、“魔球法”、“集思廣益法”。28 其中莊壽強總結經驗“系統提問法”，劉仲林總結的“補美法”29等比較有影響，其實，中國人對創造技法的貢獻並不僅限於上述幾種。不過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方法的知曉度很低，在國內影響範圍很小。
  •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147 二、新世紀“一帶一路”計劃與創新方法傳播的澳門對策 歷史上的“一帶一路”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如今中國倡導“一帶一路”也不仅是個經濟概念，同樣包含着文化交流的內容，因为經濟融合必須與政治互信为前提，文化包容是社會基礎。“一帶一路”離不開文化作為鋪墊。文化的影響力超越時空，超越國界。我们要充分發揮文化交流的嚮導力、融合力、創造力、想像力、感染力。文化交流重在學習互鑒，需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相互學習、借鑒，取長補短，共同發展。絲綢之路的精髓就是文化包容，弘揚絲路精神，就是要推進文明交流互鑒，重視人文合作。從文化角度看,古代絲綢之路對西方的影響很大。在新世紀，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計劃順利進行，文化交流的內容和方式也應當有新的態勢。 (一) 創造思維和創新方法在中國的近期普及推廣 上世紀末，隨着大量原蘇聯 TRIZ 專家的湧入歐美，TRIZ 作为一种發明方法進入發達國家，與國際重視技術創新的總體需求相結合，引起了各國對創新方法的重視，使之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在全球流行的技術創新方法。TRIZ 的引入不僅使大學裏開設的創造力開發和發明方法的課程內容更新，还與創新決策管理、創新知識管理、創新品質管理銜接，形成覆蓋創新全過程的方法知識體系。正是這股席捲全球的 TRIZ 熱潮，使我國部分工程技術領域的專家在 2000 年左右再次注意到 TRIZ，開始跟蹤和追趕 TRIZ 全球化發展的腳步，通過翻譯英文文獻，再次將 TRIZ引入中國。30 世界範圍內的創造思維和創新方法的總結至少有幾百種，只有 TRIZ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48 的傳播在本世紀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和著名企業的肯定。究其原因，主要是 TRIZ 總結了技術發明和創新的一般規律，大多數內容超越了地域文化的束縛。TRIZ 提出的技術思維強調思維首先要做的就是符合技術邏輯。創造性思維只有實現與技術邏輯的一致性，才能實現技術創造活動的順利開展，才能完成創造主體與客體的統一，才能獲得技術創造的成功。可以說與技術邏輯相符合是技術思維的基本要求。“TRIZ 的實質在於:原則上它改變了新技術思路的生產工藝。TRIZ 提出了用在瞭解技術系統進化規律基礎上的思維活動來代替過多的解決方案的方法。”31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才發展出了體系化的、便於操作的 ARIZ。TRIZ 改變的不僅僅是人們進行技術創造的行為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人們思考技術創造的思維方式。工程技術人員通過學習培訓，在技術創造過程中認真執行它的步驟，可以改造自己思維方式，摒棄已有的思維障礙，將 TRIZ 的內在邏輯轉化為自己的思維方式。另外，對有問題的技術系統引入發明措施、標準解或科學效應等發明方法知識，就是實現新組合的一種重要的落地形式，奠定了“基於知識的創新”的理論基礎。 一方面由於 TRIZ 等創新方法在解決技術創新難題具有良好的實際效果，另一方面由於我國政府的重視和推動，使得創新方法研究和推廣普及，在 2008 年之後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新時代。32《關於加強創新方法工作的若干意見》的通知發佈後，科技部設立創新方法工作專項，支持在企業普及創新方法。中國科協企業創新服务中心也每年有工作專項。各省市先後開始加強科技創新方法的基礎平台建設，為企業培養掌握創新方法的研發人員，使國內創新思維與方法應用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我國開展 TRIZ 研究具有一定的優勢。中國經濟的發展到了依靠科
  •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149 技創新引領的新時代。“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發展戰略為技術創新方法研究的再次興起奠定了堅實的政策基礎。我國的科技創新體制、高等教育制度和工業發展模式等方面對創新方法有着強烈的社會需求，有利於創新思維與方法的推廣、普及和應用，開啟了技術創新方法研究的新熱潮，也是技術創新方法適應我國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新要求的必然結果。 如今，創新方法的現代發展，已經更多的強調在創新的全鏈條中與其他方法相結合，强调以發明方法為核心，同時融合其他方法來實現創新的成功。因為發明的價值是由它的市場收益和成本決定的，創造發明方法的主要使命是指導系統向着讓產品和技術達到最高市場價值的方向進化，TRIZ 必須(並在必要時吸收)其他與之邊界相容的相關創新技術進行結合。成功的發明要遵循技術、商業和市場的進化模式、綫路和趨勢。因此，目前的創新方法知識體系建構反映了創新的全過程的知識體系，這也是最適應企業創新現實需求的。 儘管 TRIZ 方法具有很多優點，但仍存在多種語言轉換造成的個別概念翻譯生硬、失真的現象33，以及文化理解上的偏差。TRIZ 演繹階段嚴密的邏輯程式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同時，也讓人感覺程式較繁瑣，一般需要花大約幾周的學習才能掌握。同時過於嚴密的邏輯推理與中國傳統的創造性領悟有着天壤之別，學習者需要格外努力才能領會。 (二) 新世紀“一帶一路”戰略與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融合 創新思維與方法在世界範圍內的產生，是伴隨着人類對創新活動的重視和對創造性人才的需求而出現的。總結人類創造發明活動的規律和可操作性的方法，並將這些規律和方法用於創新人才培養，從而促進更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0 多更快地產生創造發明成果，就是創新方法的研究和傳播的發展動力。 1. 恢復中華文化的自信 從文明創造發展史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一個不缺乏創造性的民族。這些歷史事實足以說明中華文化蘊涵着深厚的創造底蘊。雖然“由於多方面的原因，中國人在創造方面的智慧和才能受到了壓抑，但它所蘊藏着的潛力並不會喪失。”34 因此，我們要重新審視中華文化，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創造思想，恢復對優秀的中國文化的自信。中國哲學家梁漱溟看到，任何一個創造，大概都是兩面的：一面屬於成已，一面屬於成物。他又把創造分為“外面的創造”與“內裏的創造”。“在內的成就，如通達、靈巧、正大、光明、勇敢等等說之不盡。”35 人的創造只有對社會有益，才合於人生在創造的意義。這一點就比西方有些只關注物(產品)，不關注人的觀點，在境界上高出許多。還有學者研究了梁啟超、張岱年的思想中也蘊涵了豐富的創造觀。36 從每一創造個體來說，創造的過程是邏輯思維形式與非邏輯思維形式相互作用的過程，但就西方科技創造的整體態勢來說，顯示出更推崇邏輯的思維特徵。這種思維方式在科學發展走向綜合，科學研究對象變得更複雜時，不僅產生對研究對象的理解困難，而且出現表述方式的不真實。西方哲學家對此作了深刻的反省。懷德海說：“科學無法發現自然中的創造力；它只能發現連續性的規則。其反面才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它是內在於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中的。物理科學如此盲目的原因是它只處理人類經驗提供了證據的一半。它在裁剪一件無縫合綫的外衣，就是說把隱喻改變成一種讓人喜聞樂見的形式。但它只檢查了表面化的外套，卻忽略了關鍵性的身體。身與心的分離，肇始於笛卡爾，爾後決定了歐洲思想，它應當為科學的盲目性負責。”37 解決這個困境的出路是不僅
  •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151 在世界觀上，而且從方法論上，重視東方直覺式思維方式的價值，填平科學方法與藝術方法截然分裂的鴻溝，將東西方傳統思維方式的長處互補，以達到對世界的更真實的認識，產生更高明的創造。 2. 介紹中國新經驗 要通過交流把中國對創造思維和創新方法的新發展向世界展示，尤其是要重視把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創新方法介紹給世界。 推進 TRIZ 等國際先進技術創新方法與中國本土需求整合，要研發出適應中國企業技術創新發展的理論體系、軟體工具和平台。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要堅持文化先行，樹立文化引領經濟的高度自覺，推動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現代文化的創新。通過進一步深化與沿綫國家的文化交流，不僅要把中國的工程技術先進經驗推出國門，還要把中國的軟實力介紹到國外，促進區域共同發展，實現合作共贏。 2000 年以後，以檀潤華為代表的中國學者更加重視 TRIZ 如何應用於技術創新實踐，使 TRIZ 與技術創新的全過程聯繫起來，構成新方法體系，充分展示出其相對於其他創造技法更加適用於技術創新實踐的優勢，以適應新時期經濟建設和科技發展的需要。38 還有一些學者勇於探索新時期 TRIZ 理論中國化和現代化的路徑，如趙敏、張武城和王冠殊三位學者提出 U-TRIZ 理論，將屬性分析與功能分析結合，建構了屬性調節的 SAFC 模型，深入到物理矛盾的核心，“在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尋找的是參數，應用的是發明措施，但實際操作的是物質屬性”39大大簡化瞭解題思路，讓學習者更容易掌握 TRIZ 方法的精華。這對中國的 TRIZ 研究在未來的國際現代 TRIZ 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具有重要意義。還有很多學者在中國這一創新的熱土中耕耘，對本土化的“資源”、“案例”進行分析，提煉更多的本土創造性實踐案例，豐富和強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2 化了在企業推廣應用的實踐效果，使其具有更廣泛的適用性，更有利於其在中國的推廣和使用。這些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可以為作為“一帶一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話題，促進思想文化的深層次交流。 3. 創新方法的交流與澳門的文化重任 作為中西海上“絲綢之路”一個點的澳門，不僅在經濟上扮演“一帶一路”戰略的典範作用，更重要的是發揮文化溝通的橋樑作用。澳門不僅需要深度挖掘傳統文化，積極塑造中西文化交融的文化城市品牌，在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多種並存文明中得到新的昇華，而且需要適應國際創新趨勢，弘揚創新精神，傳播創造思維和創新方法，塑造創新文化，以增強新世紀澳門文化的影響力、凝聚力和創造力，為此特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積極開展創新文化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創造思維與創新方法東西方融合的學術研究。歐洲也是創新方法研究的重要區域，TRIZfest(即國際 TRIZ 協會年會)2014 於在捷克共和國的布拉格召開。2017 年的國際 TRIZ 協會年會將在波蘭召開。歐洲 TRIZ 協會主席、義大利米蘭理工大學教授蓋太諾•卡西尼(Gaetano Cascini)博士多次到中國訪問講學。歐洲 TRIZ 學會創始會長達雷爾•曼恩(Darrell Mann)也多次參加中國舉辦的論壇活動。澳門可在这方面發揮與歐洲聯繫密切的便利之處，以及葡萄牙語語種的優勢。同時，澳門的歷史就是一個成功地融合多種文化的典範，在思維方式互通、互補方面的具有先天優勢，也現存了大量學術成果，為研究地域方法的融合提供經驗，澳門可以在內地學者與歐洲學者之間建立一個高層次的交流平台，展開深入的學術交流活動，如與歐洲 TRIZ 協會合辦學術研討會等，將更好地發揮文化交流的作用，促進歐洲“一帶一路”沿岸國家對中國創新的理解。
  •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153 第二，回應國務院有關“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實施意見，積極開展創新方法在高校的普及交流。作為中國最早參與創造學研究的學者李嘉曾，已經在澳門工作了十多年，在澳門的高校也開設了創造思維與方法的課程，為交流打下一很好的基礎。中國高校目前創新創業教育蓬勃發展，重視創新方法推廣，澳門應加強與內地高校，甚至與國際著名高校的交流，如日本東京大學、大阪大學、美國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英國巴斯大學、法國笛卡爾大學，都在創新思維和方法教學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召開國際範圍內創新思維與方法課程的教學體系和教學方法的經驗交流會議方面，澳門高校都有外語、地緣方面獨特的優勢。這一舉措對於澳門創新人才培養，也不無意義。 第三，推進文化精品建設與創新方法推廣，可在文化產品各個方面，加強發揮澳門的平台作用。打造並形成富有特色又形式多樣的文化精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培育文化精品關鍵是要以產品為核心創新技術、創新業態、創新資源。為此，創新思維與方法普及和應用是提高產品創新性的重要途徑之一。如中國教育部在每年舉辦的“大學生創新實驗計劃年會”中增加了“全國大學生創新方法應用大賽”。中國創新方法研究會也與哈爾濱工程技術大學合辦過多次“全國大學生 TRIZ 大賽”。這些競賽要求參賽和學生在申報書中阐述在計劃專案過程完成中如何運用創新方法，有力地促進了創新方法的普及和應用。以後澳門在舉辦富有內涵、形式多樣的出版、展覽、演出、貿易等活動中，也可以增加創新方法方面的交流，提高創新的層次。 總之，人類認識自然界的規律，形成了自然科學及其體系，乃是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結果；人類運用自然科學成果去改造自然，形成了工程技術、以及技術科學的體系，則是人類的主觀能動作用的進一步發揮。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4 創造思維和創新方法的研究和實施，則是揭示科學和技術的發現和發明過程的規律，並運用這種規律以促進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應該說，它便是人類主觀能動作用的再進一步的發揮。自古代絲綢之路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到現代創新方法的傳播，都展示了人類在思維方式方面的碰撞和融合，都在不斷完善對創新的認識，促進創新的實踐發展。在“一帶一路”戰略中，這一深層次的文化交流將持續不斷，在傳承“一帶一路”歷史淵源、文化精神中，包括着思維方式方面的溝通、互補和融合。為了讓絲綢之路精神薪火相傳，成為促進沿綫各國經濟繁榮文化互信的重要紐帶，澳門也必將在“一帶一路”文化理解，文化互通中承擔更重要的角色。 註釋： 1 [日]氣賀則保規：《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石曉軍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 267頁。原文引自桑原騭藏：《桑原騭藏全集》第三卷，巖波出版社，1968年。 2 熊春錦:老子研究在海外，載於網站：http://3y.uu456.com/bp_1uxju0gt563y 3j84w1g8，2017 年 7月 22日訪問。 3 崔瑩輝：《“老子”英譯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 XV頁。 4 劉昫等：《舊唐書》一九八《天竺國》，引自《關于玄奘翻譯“道德經”》，載於百度貼吧：https://tieba.baidu.com/p/468900437，2017年 8月 2日訪
  •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155 問。 5 引自楊劍霄：《玄奘翻譯〈老子〉為梵文探析》，載於《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3期，2011年，第 31-32 頁。 6 Gao, Peipei (2014). The Spreading of Laozi’s Tao in Europ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Vol. 2, No. 3. 12. 7 于汝波：《孫子兵法研究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 年，第 14頁。 8 同上註，第 227頁。 9 《軍事復興解碼：〈孫子兵法〉在國外久負盛名》，載於百家號網站：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67519796971951&wfr=spider&for=p，2017年 7月 30日訪問。 10 韓勝寶：《孫子兵法全球行：中國兵法經絲綢之路傳到印度》，載於中國新聞網：http://www.taiwan.cn/xwzx/dlzl/201204/t20120420_2446971.htm，2017年 7月 8日。 11 [英]李約瑟、錢存訓：《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劉祖慰譯，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 538頁。 12 孫小禮：《關於萊布尼茨的一個誤傳和他對中國易圖的解釋和猜想》，載於《自然辯證法通訊》，1999 年第 2期，第 52-59頁。 13 林德宏、張相輪：《東方的智能——東方自然觀與科學的發展》，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 年，第 8-9頁。 14 [日]湯川秀樹：《創造力與直覺──一個物理學家對於東西方的考察》，周林東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 58頁。 15 灌耕編譯：《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 240-241頁。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6 16 王淼洋：《比較科學思想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 306-307頁。 17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何兆武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 538頁 18 同註 7，第 15頁。 19 引自傅世俠、羅玲玲：《科學創造方法論》，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第 446-449頁 20 TRIZ 是俄文“Терияешения Изобретательских Эадач”的拉丁文發音“Teoriya Resheniya Izobreatatelskikh Zadatch”的縮寫。TRIZ引入中國，又被音譯為“萃智”。 21 陶行知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杜威的學生，陶行知留美學習回國後宣導解放孩子的感官和雙手，在他的《創造宣言》中提出“時時是創造之時，處處是創造之地，人人是創造之人”。 22 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 70年代末至 80年代中、後期，僅發表在《科學與哲學研究資料》(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內部發行，1979-1986)和《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哲學研究雜誌社，1979-1989)兩種刊物上的相關譯文，即達近百篇。 23 第一屆創造學學術討論會緣起於 1982 年的人才學研討會。在此次會議上邀請了幾位當時比較有名的改革家，包括許立言、溫元凱、馮驥才等，以及國家科委人才研究所的王通訊所長。在會上，李嘉曾和溫元凱提交了關於人才的局部相對過剩和人才社會化的報告。報告中提到，在人才管理培養方面需要提高創新意識。於是，前期做過創造學引進工作的溫元凱、甘自恆、李嘉曾、許立言四位學者得到一個共識，中國需要大規模引進創造學，應該召開全國第一屆創造學學術討論會。
  • 創新方法傳播的文化碰撞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澳門機遇 157 24 由霍俊任主編、謝燮正等任副主編的 32本《發明創造叢書》，當時由中國發明創造者基金會、中國預測研究會及北京現代管理學院內部印行。 25 遼寧學者魏相、徐明澤翻譯了阿奇舒勒的俄文原著，成為最早將 TRIZ引入中國的先行者。1985年，他們將主要內容整理成《發明程式大綱》，收入《發明創造叢書》(內部出版)，1987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完整書稿《創造是精確的科學》。 26 羅玲玲、王以梁：《創新方法地域性文化特徵解讀與思考》，載於《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13年第 3 期，第 34-37頁。 27 盛曉明：《地方性知識的構造》，載於《哲學研究》，2000年第 12期，第36-44頁。 28 趙惠田、謝燮正：《發明創造學教程》，瀋陽：東北工學院出版社，1987年，第 88頁。 29 劉仲林：《中國創造學概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162-169頁。 30 1999年，徐燕申、林嶽等人發表了《發明創造的科學方法論——TRIZ》以及林嶽等人在全國第六屆工業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基於 TRIZ的電腦輔助產品創新》。2000年，林嶽完成了以 TRIZ為內核的博士論文《基於 TRIZ 的電腦輔助機械產品創新方案設計》。2001 年浙江大學潘雲鶴教授，河北工業大學教授譚潤華也先後開始發表了有關 TRIZ的研究成果。 31 [前蘇聯]根里奇•阿奇舒勒：《尋找創意：TRIZ入門》，陳素勤、張娜、李介玉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 135頁。 32 2007年 10月 18日，科技部、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教育部、中國科協上報國務院《關於大力推進創新方法的報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做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8 出重要批示“自主創新，方法先行”。2008年 4月 23日，科技部、發展改革委、教育部、和中國科協又共同印發了國科發(2008)197 號文件《關於加強創新方法工作的若干意見》。在 197 號文件中將創新方法定義為包括科學思維、科學方法和科學工具。 33 如“40個發明措施”的翻譯，在俄文轉換英文，再由英文翻譯中文的過程中，“措施”變成了“原理”。魏相、徐明澤由俄文直接翻譯的書稿更為準確。 34 遠德玉、陳昌曙、王海山：《中日企業技術創新比較》，瀋陽：東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 18頁。 35 梁漱溟：《我的人生哲學》，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第 3頁。 36 孫凱：《中國近現代的“創造哲學”思想研究——以梁啟超、梁漱溟、張岱年為例》，載於《學習與探索》，2014年第 5期，第 32-34頁。 37 [英]阿爾弗萊德•懷特海：《思想方式》，韓東宇、李紅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 136頁。 38 《中國高被引圖書年報》(2016 版)正式發佈。在“2010-2014 年中國高被引圖書”各學科 Top3 名單中，檀潤華教授的著作《TRIZ及應用：技術創新過程與方法》列“科學學與科研事業”學科第一位。 39 趙敏、張武城、王冠殊：《TRIZ進階及實戰——大道至簡的發明方法》，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年，第 47頁。
  • 159 “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東北地區 發展和轉型 吉國秀、王偉光、李 騰* 一、東北地區發展現狀 2003 年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實施以來，東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為全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奠定了良好基礎。十多年來，圍繞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廠辦大集體改革、棚戶區改造、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等方面，國家針對東北地區出台了若干重大規劃和配套政策，實施了基礎設施、生態保護、基本公共服務、產業轉型升級、城市環境和功能改善等領域相關重大項目，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有力促進了東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東北地區發展的面貌和水平發生了明顯的改進。 面對“三期疊加”的新環境，受制於企業制度、產業結構、體制機制等的影響，近年來東北地區陷入了經濟下滑困境。2016 年上半年，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速為-1%、6.7%和 5.7%，位 * 前者是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中者是遼寧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後者是遼寧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0 居全國最後梯隊。面對東北地區發展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國家高度重視，並出台了系列重要政策，例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中發[2016]7 號)和《國務院關於近期支持東北振興若干重大政策舉措的意見》(國發[2014]28 號)，圍繞貫徹落實中發[2016]7 號和國發[2014]28 號文件，2016 年 8 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了《推進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三年滾動實施方案(2016-2018 年)》。 東北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發展面臨的最大結構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問題，特別是工業結構問題。2015 年 3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發展，不能再唱“工業一柱擎天，結構單一”的“二人轉”，要做好加減乘除。目前，綜合各種標準，東北老工業基地大體上處於工業化中期和向中後期過渡的關鍵階段。這一階段東北老工業基地面臨的最大結構性問題就是，與經濟結構特別是所有制結構糾纏在一起的產業結構問題，即“單一經濟結構”──重化工業比重較高、在重化工業領域國企佔比高。東北地區偏資源型、傳統型、重化工型的產業結構特點突出：工業獨大、服務業貢獻小；高度重化工業化；傳統產業佔比高、新興產業比重低，原、粗、低等特點。 從工業部門結構來看，裝備製造、能源原材料和食品加工業仍是東北三省的主導產業。其中，遼寧省裝備製造、冶金、石化產業佔工業產值比重達 2/3，黑龍江能源、石化、裝備、食品四大支柱產業佔全省工業的 80%以上。由於，工業是東北地區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在東北地區經濟發展中處於主導地位，因此，促進東北地區的發展，主要是要促進東北工業支柱產業的快速、協調發展，歸根結底，振興東北的根本在於東北工業的振興。 近些年來，雖然東北工業在我國工業經濟中所佔的比例有所下降，
  • “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東北地區發展和轉型 161 但東北依舊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東北工業仍然是我國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產業結構大都以重工業為主,這種產業結構決定了老工業基地可以滿足重化工業對機械裝備的需要。所以，重化工業是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強項。 由表 1 和表 2 中的數據可看出，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的工業生產總值佔其總生產值的比例和江蘇廣東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遼寧吉林和黑龍江工業生產總值佔總值的比例分別為 44.21%、46.55%、31.81%，江蘇和廣東的分別為 41.43%和 42.98%。1 但輕工業和重工業所佔的比例有着一定的差別，其中遼寧吉林輕工業所佔比例分別為 26.70%、40.16%，江蘇和廣東的分別為 37.08%、52.26%，遼寧吉林重工業所佔比例分別為73.41%、59.84%，江蘇和廣東的分別為 62.92%、47.74%。我們可以看出遼寧吉林的輕工業企業數量在規模以上工業中所佔比例較少，而重工業所佔的比例較大。而遼寧吉林重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裡所佔的比例也大於江蘇廣東省，如遼寧重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裡所佔的比例為79.84%，而廣東重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裡所佔的比例 61.78%。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東北三省工業生產總值佔總值的比例與其他省沒有很大差別，但東北三省輕工業重工業企業數量和產值所佔的比例與其他省份有着一定的差別，東北三省重工業所佔的比例要更大一些。 表 1 2014 年省份規模以上工業生產總值及其比例 生產總值(億元) 工業生產總值(億元) 工業生產總值佔總值的比例 遼寧 28,626.58 1,2656.83 44.21% 吉林 13,803.14 6,424.88 46.55% 黑龍江 15,039.38 4,783.88 31.81% 江蘇 65,088.32 26,962.97 41.43% 廣東 67,809.85 29,144.85 42.98%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2 表 2 2014 年省際規模以上工業中輕重工業數量和總產值及其所佔比例 遼寧 吉林 江蘇 廣東 輕工業個數 4,194 2,133 18,062 21,509 重工業個數 11,531 3,178 30,646 19,645 總企業數量 15,707 5,311 48,708 41,154 輕工業所佔比例 26.70% 40.16% 37.08% 52.26% 重工業所佔比例 73.41% 59.84% 62.92% 47.74% 輕工業總產值 10,280.7 7,214,644 38,019.6 45,756.6 重工業總產值 39,809.7 1,632,630 104,997 73,956.3 工業總產值 50,090.5 2,354,094 143,016 119,713 輕工業產值所佔比例 20.52% 30.65% 26.58% 38.22% 重工業產值所佔比例 79.48% 69.35% 73.42% 61.78% 二、“一帶一路”戰略為東北地區轉型發展提供了條件 目前，我國的工業化的發展已經到了重工業階段2，它為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提供了寬廣的市場空間。我國已由輕化工業階段逐漸轉入重化工業發展階段，2003 年，重工業佔國民經濟比重為 60%，經濟增長的動力開始主要依靠重化工業，即以汽車、房地產、鋼鐵、機械、化工、電力、煤炭等為主導產業的工業化。這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環境，使得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進一步發展成為可能。 面對新常態特點，如何走出一條兼顧質量與效益，結構優化的發展新路，還有賴於深化改革和創新。尤其是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提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活力、內生動力和整體競爭力，將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問題。2016 年 4 月頒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指出，東北地區實現全面振興的重要標誌就是，要“成為全國重要的經濟支撐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裝備製造業基地和重大技術裝備戰略基地，國家新型原材料基
  • “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東北地區發展和轉型 163 地、現代農業生產基地和重要技術創新與研發基地。”由此可見，東北老工業基地結構調整、轉型發展的目標指向就是，通過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增強工業核心競爭力，形成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製造業並駕齊驅、現代服務業和傳統服務業相互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的產業發展新格局，為全面振興老工業基地增添原動力。 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 2015 年 3 月 28 日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指出：“發揮內蒙古聯通俄蒙的區位優勢,完善黑龍江對俄鐵路通道和區域鐵路網，以及黑龍江、吉林、遼寧與俄遠東地區陸海聯運合作，推進構建北京—莫斯科歐亞高速運輸走廊,建設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東北地區是中國裝備製造、石化冶金、現代農業的重要聚集區，這些產業基礎好，有很好的競爭優勢，與“一路一帶”相關國家和地區具有很好的產業互補效應。從地理區位上看，遼寧是鏈接東北老工業基地和歐亞大陸橋東部陸海的重要節點，對於東北亞合作、國際經濟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牽動性和示範性。面對老工業基地振興的需求，東北三省積極採取措施，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遼寧省圍繞着“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目標。2014 年底，遼寧省明確提出融入“一帶一路”構想。2015 年，遼寧省政府工作報告強調，遼寧必須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加快“遼滿歐”等綜合交通運輸大通道建設。2016 年，進一步明確遼寧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國家和地區、重點項目和產業。圍繞上述目標和戰略部署，分別出台了《遼寧省參與“一帶一路”實施方案》《遼寧省參與“一帶一路”戰略“十三五”建設規劃》。3 黑龍江重點是集中辦好中俄博覽會和中俄文化大集，深化對俄技術合作，引進俄羅斯先進適用技術，推動黑龍江省產業轉型升級。同時，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4 以對俄合作為重點深化全方位對外合作，推進廣東與黑龍江、深圳與哈爾濱資源共享、園區共建、產業對接，推動對口合作不斷深入。4 這些舉措，為東北地區快速融入“一帶一路”戰略，加速東北轉型提供了條件。 三、激發現代工業精神，加速東北地區轉型發展 如前所述，導致東北地區經濟低速增長的因素非常複雜，有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企業結構等方面的原因，同時它也與整個經濟週期性變化存在着密切聯繫，它是體制上、機制上等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一帶一路”建設為東北振興發展提供很好的機會窗口，在快速融入新的經濟合作與開放格局前提下，更需要形成一種新的精神和文化，讓東北地區轉型發展更加具有動力。東北需要振興的不僅僅是老工業基地這一特定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更需要提振和重塑東北老工業基地命運共同體的夢想。這個夢想不僅需要國家、地方政策的協同互動、激勵，需要所有本地利益相關者的深度參與，也需要形成一種與現代技術、現代產業、現代生活相稱的區域精神，更需要激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成長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內在價值，即現代工業精神。 (一) 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需要精神力量 習近平指出，“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東北老工業基地面臨着不同以往的挑戰，振興發展的任務也愈加艱巨，更需要這樣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東北老工業基地之所
  • “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東北地區發展和轉型 165 以老，是因為她有一段影響深遠的歷史，如何看待這段歷史至關重要。這段歷史不是一個應被完全摧毀的藩籬，而是中國現代工業文明的一份遺產。在這份紀錄中國當代產業體系建構、成長的遺產裡面，凝聚着支撐這種產業體系的奉獻精神、創造創新精神，以及建設東北的夢想和追求。作為東北老工業基地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參與者，一群群、一批批各行各業的精英和普通員工，特別是那些國有企業的員工，持續不斷地將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東北的建設和發展中，並將自我的成長與東北共同體的命運緊密相連。對於這些企業員工來說，東北不僅是一個老工業基地，而且還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是他們生命歷程中的重要參照系，是能夠給予他們身份認同的重要力量源泉。在東北這片土地上，員工與機械、與同事直接相處，形成了富有創造力、卓有成效的關係，形成了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內斂堅強的性格，以及對於建設東北夢想的堅韌追求，這些精神成就了“共和國長子”的輝煌以及東北在國家的戰略地位。 儘管面臨諸多挑戰，目前東北老工業基地已經呈現出經濟趨穩向好、觸底回升的態勢，這意味着東北正在進入新發展週期的成長啟動階段。面向供給側結構改革的產業結構優化，孕育傳統產業動能轉換和新興產業業態交互式協同、跨界發展的新成長熱點。東北裝備製造、原材料等傳統產業改造、升級與優化，不僅是東北經濟結構更優更具有競爭性的內在需求，也是我國現代產業體系安全和完善的重要內容。產業的內生式發展需求與國家戰略需求，尤其是國家重大工程的牽引和國家整體安全戰略的需要，將為東北老工業基地提供新機會。回應當前東北振興發展的新環境新要求，需要與傳統區域文化歷史相連接的吃苦耐勞、艱苦奮鬥、敢為天下先的創業精神，與“北大荒精神”、“鐵人精神”、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6 “大慶精神”等相融合的創新精神，一起融合彙聚成更加具有時代感、包容性的新價值體系。 (二) 激發開拓進取、樂觀的創新創業精神 在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成長過程中，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成了這些員工生命歷程中的一個轉折點，對於生活在東北的這些員工來說，東北不只是國家戰略實施的老工業基地，還是他們生活與經驗的主要源泉。那些富有創造力的工人，能夠在破敗的廠房裡，創造出一架鋼鐵打造出來的琴，更能夠在信息化、智能化的現代作業空間中，構造出有競爭力的“國家利器”，因為老工業基地的形成與發展，造就了一支擁有“工匠精神”、“創新精神”、“樂觀精神”的產業大軍。在從中國製造到中國智造轉換升級中，這只產業大軍的傳統經驗正在轉化為“師徒制+智能化”模式，成為東北新產業孕育、傳統產業升級的基礎性力量。 在對一些國有企業員工的調查中，基礎作業工人的那種幹勁兒，讓我們看到了老工業基地振興的精神動力。他們認為，“難點兒，累點兒，差點兒，有啥了不起”，“要有精氣神兒”；在“幹活沒手套、洗手沒香皂”，“那麼苦那麼差的年代”，“咱們都能夠幹出了那麼多第一”，沒有理由不再“擼起袖子”大幹一場；“為了自己的夢想，為了中國夢，要不，這輩子算白活了”；我們“有信心再次戰勝困難，重塑老工業基地的輝煌！” 在深入實施國家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相關政策過程中，充分挖掘工業遺產的精髓，重點結合現代工業文明，尤其是東北老工業基地固有、內在的精神，激活區域民眾一直珍視的內在價值和行為準則，利用各種新媒體新載體，塑造好、傳播好這種精神，激發出東北人的“精氣神
  • “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東北地區發展和轉型 167 兒”，營造出產業轉型、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的新生態，讓東北盡快跨越“滾石上山”、“爬坡過坎”階段，躍升到引領新常態發展的新階段。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面向日常生活實踐的中國社會轉型研究”(12BSH06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途徑和對策研究”(71541028)] 註釋： 1 以下數據無特殊說明均來自各省統計年鑒 2 趙金山：《東北老工業基地存在的主要矛盾及其實現振興的有利條件》，載於《現代情報》，2005年第 4期，第 212-213 頁。 3 韓永剛、董翰博：《遼寧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述評》，載於人民網：http://ln.people.com.cn/n2/2017/0514/c378318-30177966.html。 4 《黑龍江省提出主動對接“一帶一路”戰略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載於華夏經緯網：http://www.huaxia.com/lthq/ltkx/2017/05/5335594.html。 參考書目： 1. [美]庫茲涅茨：《各國的經濟增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8 2. 何德旭、姚戰琪：《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應、優化升級目標和政策措施》，載於《中國工業經濟》，2008 年第 5期，第 46-57頁。 3. 李向陽：《產業轉型的國際經驗及啟示》，載於《經濟縱橫》，2013年第 10期，第 107-111頁。 4. 田會：《從轉型對企業動力系統的影響看國有企業改革》，載於《管理世界》，2006年第 9期，第 1-5頁。 5. 黃群慧：《東北地區製造業戰略轉型與管理創新》，載於《經濟縱橫》，2015 年第 7 期，第 1-6頁。 6. 徐充、劉鑫：《發展東北老工業基地產業集群的理論思考》，載於《社會科學輯刊》，2004 年第 6期，第 78-81頁。 7. 吉國秀、王偉光：《以創新性發展傳統文化激發東北振興新精神》，載於《中國經濟時報》，2017 年 5月 16日。
  • 169 “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 多式聯運的發展及法律保障 楊 松、李姝娟* 在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互聯互通作為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發展的基礎被一再提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對話會”中明確了互聯互通的內涵，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通暢、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大領域的共同發展，是基礎設施、制度規章、人員交流的三位一體，是全方位、立體化、網絡狀的大聯通，是生機勃勃、群策群力的開放系統。1 其中，交通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基本條件。互聯互通的實現需要龐大而複雜的交通運輸網絡，並要求運輸節點能實現多種運輸方式的有效整合，通過多綫路、多節點、多方式的轉換實現整個運輸過程的無縫銜接。在 2017年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杭州峰會上，我國發起了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2，為加速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貢獻了中國智慧，並得到了沿綫國家和政府的認同和支持。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顯示，在“一帶一路”沿綫的國家中，亞洲只有少數國家基礎設施競爭力指數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互聯互通作為“一帶一路”的戰略實施的突破口是非常可行的。3“一帶一路” * 前者是遼寧大學法學院教授，後者是遼寧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0 大部分沿綫國基礎設施的薄弱成為實現“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首要障礙，而積極有效的推進互聯互通成為了經濟帶沿綫國的當務之急。據亞洲開發銀行的最新測算，亞洲每年的基礎設施建設就需要 8,000 億美元投資，其中多數在“一帶一路”地區，這將帶來巨大的投資空間。因此，“一帶一路”戰略下互聯互通的建設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與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發展中，多式聯運正是互聯互通中運輸網絡一體化的重要方式，其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發揮組合優勢、拓展可達空間的諸多優勢。發展多式聯運不僅有助於運輸體系的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更有利於整合多種運輸資源，促進國際貿易便利化，將真正實現區域的互聯互通。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運輸業都在積極尋求更為高效、安全和便捷的運輸方式。20世紀初，發達國家開始改革單一運輸體系，使用集裝箱運輸貨物，並制定適用於鐵路、公路和水運等多種運輸方式的集裝箱統一標準。隨着國際標准化組織(ISO)對集裝箱國際標準的發佈，歐美等發達國家率先進入了集裝箱多式聯運時代。4 與此同時，更為合理和高效的多式聯運模式也受到了各國的廣泛關注。自多式聯運產生以來，發達國家一直通過各種政策措施進行大力發展，尤其是 21 世紀後，發達國家均把多式聯運作為交通運輸系統優化的主導戰略。目前已經基本形成了形式多樣、設施裝備先進、標準體系完善、運輸組織順暢、政策保障有力的多式聯運體系。 近幾年，我國在“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戰略背景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也都相繼出台了相關政策促進多式聯運的發展。我國交通運輸部已經將加快發展多式聯運，建設通暢、高效、綠色的交通運輸體系作為我國建設“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網絡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也致力於
  • “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多式聯運的發展及法律保障 171 建立我國的多式聯運法律制度，為其發展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一、多式聯運的發展現狀分析 (一) 多式聯運的概念體系發展 多式聯運起源於 20世紀 60年代的美國。在發展初期，凡是經由兩種及以上運輸方式的聯合運輸均被稱之為多式聯運。後來，隨着技術進步和發展形式多樣，各國對於多式聯運概念和內涵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定義源於 1980年的《聯合國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公約》，公約規定多式聯運是指按照多式聯運合同，以至少兩種不同方式進行運輸。強調多式聯運人一票到底，全程負責。在歐洲，歐盟於 2001年發佈的《組合運輸術語》將運輸區分為複合運輸(Multimodal Transport)、多式聯運(Intermodal Transport)和組合運輸(Combined Transport)。其中多式聯運特指“貨物全程由一種且不變的運載單元或道路車輛裝載，通過兩種及以上運輸方式無縫接續、且在更換運輸方式過程中不發生對貨物本身操作的一種貨物運輸形式”。美國運輸統計局和運輸研究委員會在其專業術語詞典中，把Multimodal Transportation和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基本等同，且逐步趨同於歐盟術語規範。5 近年來，國際上對多式聯運的概念逐漸呈現出統一趨勢，即將Multimodal Transport和 Intermodal Transport加以區別。將前者視為廣義的多式聯運，即凡是涉及到兩種及兩種運輸方式以上的聯合運輸統稱為多式聯運，強調合理分工和有效銜接。而後者則被視為狹義的多式聯運，強調兩種或多種運輸方式在轉運過程中，僅使用某一種標準化的運載單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2 元或道路車輛，全程運輸中不對貨物進行倒載，且成為各國發展的重點。 我國在順應國際發展趨勢的同時，結合了自身運輸形式的發展現狀，建立了自己的多式聯運的概念和術語體系。起初，在國家標準《物流術語》(GB/T18354-2006)中，我國多式聯運的定義強調“兩種或兩種以上運輸方式的全程運輸”6，這一概念更多借鑒了《國際多式聯運公約》的相關表述。2016年 9月 8日，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在部務會中審議通過的《關於促進多式聯運發展的若干意見》(送審稿)7中對多式聯運的定義強調了“標準化運載單元，一體化運輸”的特點。這一概念顯然轉變了定義角度，表現出我國多式聯運概念向國際統一化發展的趨勢。2017年，我國交通部公佈了《貨物多式聯運術語》和《多式聯運運載單元標識》兩項多式聯運行業標準。8 在《聯運術語》中，我國的多式聯運也劃分為聯合運輸 (Multimodal transport)、多式聯運 (Intermodal transport)和組合運輸(Combined transport)三類，其中多式聯運的概念與歐盟術語涵義相同。由此可以看出，為實現多式聯運的國際化，滿足沿綫國互聯互通需求，我國在多式聯運的概念和標準上正趨向於國際通行概念，並對多式聯運採取高標準定義。同時，我國在對組合運輸的定義上不同於歐盟。由於我國“標準化運載單元”，如可脫卸箱體、半掛車等形式基本處於“零”的狀態，難以採納歐盟的高標準規定。因此，我國術語的制定也要結合自身的發展現狀。 從我國多式聯運概念體系的建設中可以看出，我國當前多式聯運概念符合國際通行的定義，強調了運輸方式的無縫連接。無論是海鐵聯運、中歐班列、還是依託經濟走廊開展的跨境鐵路聯運，都是“一帶一路”互聯互通下所需要的多式聯運。為我國多式聯運作為高效快速的跨境運輸模式，實現區域互聯互通，帶動沿綫國貿易、投資、物流、人才等各
  • “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多式聯運的發展及法律保障 173 方面的全面聯通提供了必要基礎。 (二) 多式聯運的發展現狀 1. 國內多式聯運的發展現狀及必要性 在“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實施後，我國多式聯運呈現集中式發展。隨着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的完善，通道建設帶動了經濟貿易需求量的明顯增長。9 同時，相關政策密集出台，從國際上的區域協定，到國家層面的發展規劃，再到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都為我國多式聯運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當然，在當前的發展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如目前我國的多式聯運僅有宏觀的政策指導，缺乏實施規則和法律指導來保障多式聯運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 從基礎設施層面來看，相較於“一帶一路”戰略前基礎設施設備相對落後、各運輸方式銜接不暢、通關過程繁瑣等狀況而言。目前，我國已初步形成了環渤海地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三大港口群，公路等基礎設施日趨完善，再加之首批多式聯運示範工程的開展，多式聯運業務發展硬件條件已經具備。近年來，在交通運輸部的推動下，建設了 150個左右公共服務屬性突出、輻射範圍廣、帶動力強的貨運樞紐，主要港口疏港公路和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基本建成。6 條集裝箱鐵水聯運示範通道建設不斷深入，200 個左右甩掛運輸試點項目成效顯著，首批16 個多式聯運示範工程建設全面啟動。中歐班列也呈現出快速增長勢頭，到 2016年底已累計開行 2964列，運行綫路達 39條，覆蓋歐洲 9個國家、14個城市，初步釋放了亞歐陸橋物流和貿易通道的潛能，成為沿途國家促進互聯互通、提升經貿合作水平的重要平台。10 從政策層面來看，為解決政策支持不足、缺乏全域性統籌規劃以及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4 各地方扶持政策的惡性競爭問題，2016年交通運輸部組織編制了《綜合運輸服務“十三五”發展規劃》和《綜合運輸服務發展規劃》，從統籌集裝箱國際班列協調發展、完善國際運輸互聯互通網絡、推動陸路口岸通行便利化、拓展國際航空航運市場、支持跨境寄遞發展等全面佈局。明確將多式聯運作為“十三五”物流發展的主導戰略，充分挖掘多式聯運在整合資源、降低成本、節能減排等方面的巨大潛力，積極構建國家多式聯運系統。12月，交通運輸部等八部委聯合發佈《關於貫徹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加快推進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的意見》，明確到 2020年初步建成開放有序、現代高效的國際道路運輸體系。2017年，國家十八部委更是聯合發文共推多式聯運發展,這是首次以國家層面、多部門聯合推進對多式聯運發展的專項部署。因此，多式聯運的發展正處於強政策週期內。 從發展現狀來看，目前我國多式聯運以公海聯運為主要運輸方式。內陸公路運輸和水路運輸基本實現了市場化運營，但鐵路運輸受管理體制和運力的限制，國際多式聯運所佔份額很少，未來公鐵聯運和海鐵聯運的發展潛力巨大。同時，由於天然區位優勢，陸橋運輸成為了我國多式聯運的特色之一。隨着互聯互通的推進，中歐國際集裝箱班列已經實現了常態化開行，標誌着中歐陸橋通道的形成。11 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國將主導以海鐵聯運、中歐班列為代表的多式聯運發展模式，深化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及一體化便利運輸，積極構建全方位、多渠道的國際多式聯運服務網絡。 2. 代表性國家和地區的多式聯運的發展現狀與經驗 從 20世紀 40年代，出現集裝箱運輸方式開始，歐美等發達國家就開始了對多式聯運的實踐，高速公路網絡的發展使得海公聯運成為多式
  • “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多式聯運的發展及法律保障 175 聯運的主要模式。本世紀初，歐美國家出台政策扶持更為綠色環保的海鐵聯運等多式聯運模式。對於多式聯運的發展，發達國家多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採用多種政策措施來激勵多式聯運發展，並以立法形式保障其長效發展。 美國國會和聯邦政府通過立法鼓勵多式聯運發展，包括《汽車承運人規章制度改革和現代化法案》、《斯泰格斯鐵路法》、《協議費率法》、《機場與航綫改革法》和《卡車運輸行業規章制度改革法案》等。12 一系列法案的頒佈有效減少了國家對運輸業的控制，推動了運輸業向自有市場體系發展。美國運輸部設立了“多式聯運辦公室”，聯邦財政也提供了大力的財政支持，極大的提高了多式聯運的效率。除了法律與政策的支持，美國的交通基礎設施也十分發達，由專用綫、樞紐和終端節點組成的多式聯運集疏運體系比較完善，大型的多式聯運樞紐站具備優秀的綜合轉運能力，吸引了全球眾多大型物流運輸企業到此經營。 歐洲的運輸模式存在過度依賴公路運輸的問題。21世紀初，歐洲公路運輸承擔了 45%的貨運周轉量，鐵路僅承擔 7.8%，海運承擔 40.4%，內河水運承擔 4%。13 由於歐洲公鐵多式聯運的高成本、環境污染和燃料依賴等問題，歐盟出台了新的運輸政策白皮書《邁向統一歐洲的運輸發展之路：構建更有競爭力、更高能效的運輸系統》，將綠色低碳交通和可持續發展原則作為多式聯運制定政策的關鍵，並致力於海鐵聯運的發展和信息通信技術的使用。 通過對發達國家多式聯運發展現狀的經驗總結，我們可以發現，多式聯運的發展不僅需要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還需要從國家層面明確其戰略地位，通過政策和財政支持進行統籌規劃。同時還需要同步的法律支持，以規章制度促進各運輸部門的整合與銜接。並考慮成立綜合性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6 多式聯運的專門管理機構，對多式聯運各部門進行協調管理。在發展中積極創新，探尋新技術的使用，創新配套的融資和合作方式。 3. 我國多式聯運發展的問題分析 雖然國內的多式聯運正迎來發展的利好時期，但《2016中國多式聯運發展報告》中也指出，當前我國多式聯運發展水平仍較低，還存在着協同銜接不順暢、市場環境不完善、法規標準不適應、先進技術應用滯後等一系列問題。 在市場建設上，我國的多式聯運缺乏監管機構，聯運經營主體少且服務能力弱，多式聯運樞紐的運輸能力不足。在運營規模上，我國多式聯運的業務佔比低，多式聯運量僅佔全社會貨運量的 2.9%，而美國為10%左右。同時還存在運輸標準不統一的問題，雖然我國公路運輸雖佔全國貨運量的 76%，但公路車輛標準化水平低嚴重制約了多式聯運的發展。在運輸方式上，國內運輸市場的集裝箱化率極低，鐵路集裝箱運輸未能得到有效發展，在鐵路貨運中鐵路集裝箱佔比僅為 2.3%。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多式聯運的發展還存在很大差距。除了多式聯運業務比例低外，轉運成本高、運輸效率低等問題也制約其發展。長期以來，國內對多式聯運的發展多聚焦於基礎設施建設，沒有為其發展構建良好的政策環境、市場環境，未能從根本上提高我國多式聯運的綜合運輸服務能力。因此，多式聯運發展的滯後已經成為了我國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建設的短板。 除了國內多式聯運發展中面臨的上述問題，在“一帶一路”戰略下，我國與沿綫國發展多式聯運時也存在一定障礙。主要表現在部分沿綫國間缺乏政治互信，阻礙互聯互通的有效開展。在已經展開的多式聯運基礎設施工程中，也存在着投資風險控制、國別性阻力及爭端解決等
  • “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多式聯運的發展及法律保障 177 問題。因此，要在“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有效發展多式聯運，必須認真分析和積極解決我國多式聯運發展中的面臨各項障礙和問題，使多式聯運在互聯互通中真正發揮其基礎性作用。 二、“一帶一路”下多式聯運的法律框架 (一) 多式聯運的國際法律制度 1. 國際公約與規則 在多式聯運的國際公約方面，僅在 1980 年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全權代表會上通過了《聯合國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公約》，對國際貨物多式聯運中的管理、經營人的賠償責任及期間、法律管轄等方面作出了規定了。但因一直未達到該公約要求的批准國家數量而至今未能生效。我國也沒有參加該公約。另外在國際社會中廣泛適用的是 1973年《國際商會聯運單證規則》和 1991 年《聯合國國際貿易和發展會議/國際商會的多式聯運單證規則》，然而這兩項規則都是關於聯運單證的國際民間協議，其適用不具有強制性，供當事人自願採納。 可以說，多式聯運在國際社會中還沒有達成廣泛認可的公約。但在目前已生效的一些國際公約中有涉及多式聯運的部分，在促進國際多式聯運的發展中發揮着規則作用。最主要的是WTO《貿易便利化協定》和聯合國《國際公路運輸公約》(TIR 公約)。WTO《貿易便利化協定》中與國際多式聯運發展相關的措施具體表現在簡化進出口過境手續方面的詳細規定和過境自由與海關合作方面的規定。14 TIR公約是國際貨運海關過境的全球標準，旨在通過簡化通關程序和效率，加強貿易與國際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78 道路運輸的便利化與安全化。15 TIR作為一種聯運系統，是促進運輸和貿易便利的主要工具之一。但已生效公約中，對多式聯運的規定僅限於通關便利化及過境免稅等方面，因此，多式聯運的國際統一規則還有待進一步建立。 我國分別於 2015年 9月 4日和 2016年 7月 26日加入了《貿易便利化協定》議定書和 TIR公約，並為貿易便利化實施進行了多項改革，16提升跨境運輸的效率。我國積極加入與多式聯運相關的國際公約和協定正是中國逐步融入全球運輸和貿易規範體系的需要，更是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助推器。 2. 區域和雙邊運輸協議 在“一帶一路”形成的六廊六路多國多港基本骨架下開展的各項合作中，互聯互通工程的成績最為突出，如雅萬高鐵開工建設，中老、中泰鐵路開工在即，泛亞鐵路網建設提上日程，中國企業中標皎漂深水港及工業區項目，瓜達爾港正式開航等。17隨着互聯互通項目的開展，各國家和地區也就區域內的運輸合作簽訂了一系列協議。截止目前，我國已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簽署了 130多個涉及鐵路、公路、海運、航空和郵政的雙邊和區域運輸協定；加入了國際海事組織制定的近 40 項公約和議定書，利用其平台推進與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綫國家的海上互聯互通和互利合作；加入了聯合國亞太經社會制定多項協議，為區域內沿綫國間的跨境運輸合作提供了有效保障。本文以最近取得較大進展的區域合作及其協定進行舉例說明。 (1) 中國—東盟 2016年 11月，第 15次中國—東盟交通部長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東盟交通合作戰略規劃(修訂版)》、《中國—東盟交通運輸科技合作戰
  • “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多式聯運的發展及法律保障 179 略》，確定了未來 10年間打造聯通中國與東盟各國的“四縱三橫”共七條主要區域交通通道的發展規劃，為未來交通技術標準和規範的對接建立有效合作平台。18 (2) 聯合國亞太經社會(UNESCAP) 2004年的《亞洲公路網政府間協定》對亞洲內部及周邊地區間的國際公路運輸的規劃、發展和改進起到重要作用。2006年的《泛亞鐵路網政府間協定》將亞洲鐵路網的發展歸入到國際多式聯運的規劃框架中來。2013 年 11 月的《政府間陸港協定》使參與國家達成了實現區域一體化多式聯運和物流系統的承諾。2016 年 12 月通過的《亞太地區可持續交通互聯互通區域行動計劃第一階段(2017—2021 年)》明確了未來 5年亞太地區可持續交通互聯互通的合作方向。在亞太區域合作中，中國提出將不斷優化運輸結構，大力發展多式聯運，構建安全便捷、暢通高效、綠色智能的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同時，各成員國也一直積極推進區域多式聯運一體化發展，加快推進亞太地區互聯互通建設。 (3) 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 在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方向，雅萬高鐵、中泰鐵路、中老鐵路、馬新高鐵和馬來西亞南部鐵路等高鐵和鐵路建設合作項目取得階段性成果；基本完成了《大湄公河次區域交通發展戰略規劃(2006-2015)》的實施工作，初步形成了該次區域 9大交通走廊。2015年，大湄公河次區域(GMS)中、柬、老、緬、泰、越六國經過近 10年時間完成了《GMS便利貨物及人員跨境運輸協定》(便運協定)的國內批准程序。2016年，GMS便利運輸聯委會又就《便運協定》議定書的全面修改、GMS道路運輸許可證的格式、海關暫准入境單證和擔保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0 (4) 中蒙俄經濟走廊 中蒙俄經濟走廊19在跨境運輸和多式聯運發展方面，主要致力於加強鐵路、公路的互聯互通建設，積極推進通關和運輸便利化，促進過境運輸合作，並以此為基礎打造三方全面的經濟合作。2016年 8月，中蒙俄舉辦了國際道路貨運試運行活動，10月，三方簽署了《關於沿亞洲公路網國際道路運輸政府間協定》，對推動域內各國加快互聯互通、提升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水平發揮了示範作用。另外，本着開放態度，這個協定不限於中蒙俄三國，也向其他國家開放，巴基斯坦已明確表示將盡快加入。 (5) 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 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各參與國共同推進了《中亞區域運輸與貿易便利化戰略(2020)》運輸走廊建設中期規劃的有序實施，完成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協定》的制定、談判、簽署和生效工作。協定倡導各方協調和簡化國際道路運輸文件、程序和要求，並成立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聯合委員會，協調處理合作中出現的問題。同時協議還規定非上合組織成員國也可申請加入，目的是以其開放性惠及整個中亞及周邊地區國家，為區域內的國際道路運輸合作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基礎和保障。同時，我國還與中亞有關國家就國際道路運輸協議進行談判，簽訂了《中哈俄國際道路臨時過境貨物運輸協議》並組織開開展了試運行活動。20 雖然“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提出以來，我國在區域合作取得了突出進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中國-東盟、中亞經濟走廊的區域協定僅從戰略合作角度進行了總體規劃，缺乏具體可操作性法律支持。GMS便運協議、中蒙俄的《政府間協定》、中亞的《中哈俄過境貨物運輸協議》
  • “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多式聯運的發展及法律保障 181 主要針對合作國間的具體合作而言，帶有項目特殊性和地域性特點。亞太經社會的各項協定多為對亞洲區域公路、鐵路網的設計標準、道路級別、道路標識方面的標準性基礎規定，未對多式聯運的實務性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因此，區域內多式聯運的法律保障仍有很多不足。 (二) 國內多式聯運的立法現狀及法律構建 1. 國內多式聯運的立法現狀 面臨“一帶一路”戰略下多式聯運發展的新形勢，在政策層面，國務院先後發佈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提出完善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多式聯運、跨境多式聯運通道。2016年更是多式聯運發展政策密集推出的一年。且如前文所述，我國對多式聯運的政策扶持不斷升級，2017年更是首次以國家層面發佈了對多式聯運的發展規劃。但在頂層規劃推出前，地方多式聯運的發展還存在的各自為政的現象。但由於各地方政府的發展規劃缺乏頂層設計，造成國內市場格局的發展呈現條塊分割狀態，甚至各地重複的補貼政策造成了同類運輸行業的地區惡性競爭。因此，我國多式聯運的發展亟需統一的頂層發展規劃。 在運輸法律的制定上，作為運輸大國，我國在公路、鐵路、水路、航空和內河等單一運輸方式方面均已制定了相對完備的法律法規。但相對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已制定的單一運輸方式法律法規已經不能適應當前交通聯運綜合性、立體式的發展需求，已有法律在制定時未進行跨合理統籌，且各部分法律法規整合與銜接不足。 面對我國交通運輸法律體系的現狀，交通運輸部在 2016 年底公佈了《完善綜合交通運輸法規體系的實施意見》，主張以立法引領發展，通過構建和完善我國綜合交通運輸法律法規體系來促進和支撐交通運輸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2 體制的全面改革與發展。從《意見》中可以發現，我國在國內的跨運輸方式的立法方面存在空白，目前既沒有統一的專門法律，也沒有配套的行政法規。而在已有的鐵路、公路、水路、民航和郵政法規體系中，只有水運系統中的《航道法》和郵政系統《郵政法》法律已經制定完成。在鐵路、公路和民航三個運輸領域的法律體系中，現有法律都需要進行全面修訂及制定，而配套的行政法規則大部分處於立法真空，很多實施條例都處於待制定狀態。 2. 我國多式聯運的法制構建 根據我國交通運輸部的立法完善意見，21我國的綜合交通運輸法規體系框架將由跨運輸方式法規系統、鐵路法規系統、公路法規系統、水路法規系統、民航法規系統和郵政法規系統共六個系統構成。每個系統中都由規定該部門建設、發展及管理問題的法律和涉及具體實施細則的重點配套行政法規兩部分組成。並根據各運輸系統的需要，制定包括規範橫向市場關係和縱向行政管理、統籌規劃兩方面的法律法規。如跨運輸方式法規系統計劃起草《綜合交通運輸法》，從行政管理的角度，主要規範綜合交通運輸發展的總體規劃、統籌協調和相互融合等問題。《多式聯運法》將從調整民商事法律關係的角度，主要規範多種運輸方式銜接和組合過程中的法律行為及法律關係。 目前我國迫切需要構建綜合交通運輸系統的法律體系，架構科學、佈局合理、門類齊全、分工明確、上下有序、相互銜接的交通運輸法規體系的框架。我國交通運輸法律體系的構建，即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實現與國際接軌，還要注重我國多式聯運及其他運輸方式的發展現狀，保證立法的針對性和可行性。同時，區分考慮不同運輸系統的這是加強交通運輸法治政府部門建設的基礎和保障，為推動綜合交通運輸法規體
  • “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多式聯運的發展及法律保障 183 系框架建設，溝通協調的作用。各級地方交通運輸部門和相關機構要積極配合部開展立法調研和研究工作，對國家層面尚不具備統一立法條件的領域，鼓勵地方先期探索，積累經驗，通過地方立法促進國家立法，上下聯動，形成合力，共同促進綜合交通運輸法規體系立法進程。 三、互聯互通中多式聯運的法律問題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多式聯運的建設必將助力於沿綫國的互聯互通，推動沿綫國家經濟一體化新格局的形成。但多式聯運的發展不僅需要制度構建、基礎設施建設，更需要完善的法治保障。目前我國還沒有具體的有關多式聯運的專門規定，《綜合運輸促進法》和《多式聯運法》的制定還處在起步階段，未建立多式聯運的立法體系，現有法律法規也無法滿足日益發展的多式聯運需求。可以說，法治建設的不足阻礙了我國多式聯運的有效發展。 (一) 國內多式聯運的法律問題 我國多式聯運立法中存在的法律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現有立法分散，缺乏體系。現行法律法規分散在各個環節所在的部門法、行政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中，立法較為分散，不成體系，不利於在實踐中進行法律適用。在行政管理規範上，多為層級較低的規範性文件，且不是專門針對多式聯運市場主體制定。法律法規的制定機關、制定原則不同導致部分具體規定之間存在矛盾或衝突，無法為實踐中規範多式聯運市場秩序及多式聯運經營行為提供有效的指引。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4 第二，部分制度規定存在法律缺失。現有的法律法規有其自身局限性，如《海商法》主要着眼於包含海運的多式聯運合同，《合同法》僅在運輸合同一章規定了一般性原則22，《內陸集裝箱中轉站》、《貨物安全標準》和《海上國際集裝箱電子數據交換管理辦法》等也僅針對特定領域做出具體規定，而例如保險、時效、管理主體等方面均存在法律真空。這顯然不能滿足多式聯運實踐發展的需要，使我國“一帶一路”戰略中國際多式聯運業務的開展缺乏完善的法律支撐。23 第三，現有法律規範與國際實踐脫軌。我國現有法規對多式聯運具有普遍適用性，卻沒有針對性法規，導致有些原則性規定甚至與國際通行實踐相衝突。如在多式聯運人責任制度上，我國《合同法》規定了嚴格責任制，而國際上通行的承運人責任基礎為推定過錯。這種更加嚴格的規定使我國的多式聯運經營人承擔了更多責任，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 (二) 國際及區域、雙邊法律供給不足 通過前文對國際和區域多式聯運法律制度的分析和總結，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在國際上和區域內合作上都缺乏統一的多式聯運法律制度，未能為國際和區域內多式聯運的發展提供統一標準，建立完善的法律規範，也缺乏有效的法律協調機制。 由於多式聯運的複雜性，決定了多式聯運經營人責任體系的不確定性，聯運過程涉及國家越多，責任越難以確定，合同風險越大。而當前國際及區域法律對於多式聯運的聯運當事人法律關係的研究也明顯不足，不能為國際聯運糾紛提供良好的法律支持。 在國際多式聯運的市場准入方面，運營主體資質及保險等方面均由
  • “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多式聯運的發展及法律保障 185 沿綫國國內法規定，然而各國規定的不同將阻礙多式聯運的發展效率，由此產生的相關爭議也缺乏國際法保障。沿綫國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不同的市場開放程度，不同的法律制度構建，都將增加國際多式聯運的法律和政治風險。 四、“一帶一路”下多式聯運的法律保障 (一) 促進國際運輸雙邊、多邊協定的完善 “一帶一路”沿綫的跨境運輸涉及地域廣泛，參與國家眾多，然而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運輸法律制度各異，尤其是運輸規則和運輸標準的差別成為多式聯運發展主要障礙。24 同時，各國運輸政策、市場准入標準的差異性也限制了多式聯運的發展。雖然沿綫各國借助區域組織、經濟走廊及國家聯盟等合作形式紛紛對合作範圍內的運輸合作簽訂了一系列多邊或雙邊協議。但目前的協議多針對合作國及合作項目的特點展開協商，且現有的協定多涉及通關便利化、運輸網絡規劃、路綫標識等方面一些規定。對於國際多式聯運的市場准入、市場監管、運營主體、服務標準、賠償標準和爭議解決等方面的規範有限。由於《聯合國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公約》未能生效，上述內容多由各國國內法加以規定，不利於跨境多式聯運的高效發展。 “一帶一路”區域內國家應促進多式聯運合作框架的建立，致力於推動沿綫國家在技術標準、單證規則、數據交換等方面開展務實合作。同時，區域內的法律合作應堅持開放包容、協同合作的理念，積極參考其他區域和發達國家的多式聯運立法模式和運行經驗，以互聯互通為基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6 礎，建立多元化、多層次的發展規劃和合作協議。沿綫國應通過國家間和機構間的協調溝通，建立區域內最低通用標準，統一規則適用，減少法律衝突。通過多式聯運規範和標準的統一化來推動區域內多式聯運的發展。促進區域跨境運輸的融合發展，以提高交通聯運的效率，形成物流通道與產業帶、經濟走廊融合互促的發展格局。 (二) 健全國內法律法規體系 我國國內現有的交通運輸法律體系不完善，多式聯運法律制度缺失，面臨着解決立法衝突和填補法律空白的現狀。因此，我國應根據自身發展情況和多式聯運的特徵，在梳理現有法律問題的基礎上，積極開展《綜合交通運輸促進法》、《多式聯運法》等法律法規立法研究論證，推進立法進程。25 通過立法明確我國多式聯運的法律地位和基本原則，規範多式聯運的市場秩序，明確市場准入和行為規範，為多式聯運的實踐提供指引作用。在法規中，對多式聯運的基礎設施、運載單元、轉運設備、信息交換、產品和服務標準體系做出明確規劃，建立適合於我國國情需要的多式聯運規則和標準框架。 除了加快多式聯運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進程，還應按照立法規劃完善綜合交通運輸法規體系建設，強化其他不同運輸方式間法規制度的銜接與協調。在最大程度上實現不同運輸方式之間的法律的統一，盡可能減少因不同運輸方式的法律制度差異導致的法律適用爭議，減少法律衝突，為多式聯運的無縫對接提供法律保障。 (三) 建立跨區域、跨部門的協同聯動管理機制 在國際和區域多式聯運的合作過程中，有關國際和區域組織已就亞
  • “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多式聯運的發展及法律保障 187 洲互聯互通做了許多開創性、基礎性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為了更好的立足沿綫國的實際發展現狀，共同形成發展合力，應考慮對多式聯運管理的體制機制創新，推動區域內的連帶管理機制。我國應借助“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發展平台，積極推動建多式聯運跨區域、跨部門協同聯動管理機制的建立，以此實現多式聯運未來的長效運營，在各國家地區間營造優良的發展環境，協調各國在多式聯運標準、運行、監管等方面合作，並努力實現區域內交通政策法規的軟聯通。依託政策協調和標準制定方面的統籌規劃，以我國的多式聯運發展為基點，推動區域國際運輸有序發展。如完善已開通的中歐班列跨區域、跨部門的協同聯動機制，以中歐班列的統籌跨境、過境陸海聯運、陸空聯運的協調發展為出發點，研究適合於區域內、部門間的國際多式聯運的管理機制。 同時，在多式聯運的國內管理機制上，我國應積極開展法制創新，進行法制體系的調整和優化。同時注重國內法和國際法的轉化機制，在調整自身法律體系的同時，也要積極參與區域內國際法的構建，通過協同聯動機制實現良性互動，促進共同發展。 (四) 主導互聯互通區域內多邊法律協定的制定 在實現“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過程中，為形成互聯互通區域內經濟發展格局的一體化，應加快統一區域內的交通聯運系統。因此，應加大對鐵路運輸、公路運輸、航空運輸與海路運輸規則統一的研究，推動多式聯運多邊法律協定的制定，為實現“一帶一路”戰略下多式聯運的便利化運營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以基礎設施聯通推動其他領域的互聯互通。 在互聯互通區域中，我國一直致力於與沿綫各國共同構建可持續發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88 展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通過與沿綫各國共商、共建、共享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實現各國聯動發展，更好地惠及沿綫各國。在交通運輸行業中，我國加入多邊條約之多、適用國際規則之廣、參與全球議題之深，在國內各行業中位居前列。因此，我國應發揮區域內多式聯運法律多邊協定制定的主導作用，積極參與區域多式聯運的體系構建，促進沿綫各國生產要素便捷流動，實現各國聯動發展，更好地惠及沿綫各國。同時，在區域經濟規則構建中體現中國法治特色，為國際經濟合作提供新思維，為世界經濟發展多樣性提供合作新範式。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法律保障研究”(13ZDJ012)。] 註釋： 1 《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對話會聯合新聞公報》，載於《人民日報》，2014年 11月 9日，第 002版。 2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 com/world/2016-09/06/c_1119515149.htm，2017年 6月 11日。 3 彭剛、任奕嘉：《互聯互通：經濟新常態下的國家戰略》，載於《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5年第 3 期，第 5頁 4 方然：《綜合運輸體系相關基本概念研究》，載於《交通運輸系統工程與
  • “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戰略下多式聯運的發展及法律保障 189 信息》，2011年第 6期，第 13-14頁。 5 譚小平、林坦、杜江濤：《多式聯運發展技術指引》，載於交通運輸信息部 網 站 ： http://www.moc.gov.cn/zfxxgk/bnssj/dlyss/201507/t20150721_ 1851972.html，2017年 6月 12日。 6 殷明：《多式聯運相關屬性的法律解讀》，載於《中國港口》，2017年第4期，第 29 頁。 7 《關於促進多式聯運發展的若干意見》，載於法律信息網：http://law.law-star.com/cac/4355133118.htm，2017年 6月 12日。 8 張天赦：《多式聯運有了“詞典”和“身份證”》，載旞《中國水運報》，2017年 2月 20日，第 001版。 9 《中國多式聯運深度研究報告》，載於《大陸橋視野》，2016年第 3期，第 30頁。 10 《共建“一帶一路”：理念、實踐與中國的貢獻》，載於《經濟日報》，2017年 6月 11日，第 06版。 11 鮑志成：《“一帶一路”激活“新亞歐大陸橋”》，載於人民論壇網：http://theory.rmlt.com.cn/2015/0211/372529_3.shtml，2017年 6月 14日。 12 崔艷萍、孫春華：《美國多式聯運的發展及啟示》，載於《鐵路運輸與經濟》，2014年第 9期，第 77 頁。 13 王慧炯：《發展集裝箱多式聯運的國際經驗及啟示》，載於《鐵道貨運》2005年第 12期，第 13頁。 14 胡曉紅：《論貿易便利化制度差異性及我國的對策──以部分“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為視角》，載於《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5 年第 6期，第 13-14 頁。 15 《中國簽國際公路運輸公約，踏上通向歐洲快速路》，載於中國多式聯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0 運網：http://www.lyccta.org/newsc-view-349.aspx，2016年 6月 14日。 16 盛斌：《WTO〈貿易便利化協定〉評估及對中國的影響研究》，載於《國際貿易》，2016年第 1期，第 6頁。 17 林民旺：《“一帶一路”與中國周邊環境的重塑》，載於《邊界與海洋研究》，2017年第 1期，第 80頁。 18 《服務“一帶一路”參與全球治理 建設交通強國──2016年交通運輸國際合作十大亮點回顧》，載於中國交通部網站：http://www.mot.gov.cn/ jiaotongyaowen/201701/t20170119_2156082.html， 2017年 6月 15日。 19 [蒙]巴特額爾德奈•紮勒布蘇倫：《“互聯互通”共建中、俄、蒙經濟走廊》，載於《開發研究》，2017年第 1期，第 7頁。 20 趙楠：《中哈俄國際道路運輸開通》，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網站：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93334.htm，2017年 6月 14日。 21 《交通運輸部關於完善綜合交通運輸法規體系的實施意見》，載於交通運輸部網站：http://zizhan.mot.gov.cn/zfxxgk/bnssj/zcfgs/201611/t201611 28_2119417.html，2017年 8月 17日。 22 趙光輝：《綜合運輸視角下多式聯運法規體系建設基本立場與發展展望》，載於《物流工程與管理》，2016年第 3期，第 2頁。 23 付小曼：《一帶一路視角下“多式聯運”法律界定的理論審視》，載於《法制與社會》，2015 年第 8期，第 240頁。 24 李志文、呂琪：《“一帶一路”戰略下對我國多式聯運立法建構的思考》，載於《法學雜誌》，2016年第 4期，第 59頁。 25 姜景玲、汪健：《我國多式聯運立法現狀及對策研究》，載於《綜合運輸》2016年第 11期，第 20頁。
  • 191 中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欒 彥、于亞申* 一、引言 如今，資訊技術和社交網路的迅猛發展使得資料呈指數式增長。據調查，平均每秒有 200萬用戶使用谷歌搜索，而 Facebook使用者每天共用的內容超過 40億，Twitter日推特數量超過 3.4億條。然而在高資料強度的金融業中，很多國內金融機構甚至達到了 100TB以上的資料處理量級。與此同時，大資料的發展仍面臨着諸多問題，在統計中發現，資料安全和隱私問題是人們公認的關鍵問題之一。在大資料時代，人們在網路上的一言一行均掌握在互聯網企業手中，包括交易記錄、聯繫方式、流覽記錄、檢索習慣等。許多案例中可以發現，哪怕無害的資料在被大量採集之後，也存在着暴露個人隱私的風險。連同其他資訊一樣，金融大資料在存儲、處理、傳輸等方面同樣面對着各項安全風險，更是具有着維護金融安全與資料安全的雙重需求，而實現金融大資料安全，較以往的其他安全問題而言更為棘手的是，在傳統雲計算過程中，雖然服務 * 前者是遼寧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後者是遼寧大學經濟學院本科生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2 供應商控制了資料存儲環境，但使用者仍有通過傳統技術手段實現安全地資料存儲和計算的可能。而在大資料的背景下，互聯網金融機構即是資料的生產者，又是資料的存儲、使用者和管理者，在這種情況下，維護金融安全與資料安全則變得極為困難。針對這些大資料金融的新情況，綜合研究分析和國外經驗，本文提出了將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用於維護互聯網金融資料安全的建議，並對其可行性進行了分析，並給出了具體的建議，即：重視區塊鏈的金融安全應用，盡快推進行業資料存儲標準制定；制定隱私保護技術標準，降低用戶信任成本；創新金融監管體系，促進區塊鏈與政府監管的有效融合；以及督促建立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避免出現嚴重的制度缺口問題等。 二、文獻綜述 由於區塊鏈技術的提出以及互聯網金融資料安全的探究相對較晚，因此專門探討有關問題的文獻相對較少。但目前已有關於區塊鏈技術在保護資料安全方面的理論探索，在一些領域也已有所實踐，有關這些領域的研究比較豐富。同時，區塊鏈技術在互聯網安全領域的應用要充分考慮互聯網金融的特點以及互聯網金融現有的資訊安全問題。目前有關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討論集中在如下方面： (一) 區塊鏈技術與資料安全 區塊鏈的概念首次提出者為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1，第一個應用為比特幣，出現在 2008 年的論文《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
  • 中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193 統》中。區塊鏈技術是指通過去中心化的方式集體維護一個可靠資料庫的技術方案。該技術方案主要讓區塊通過密碼學方法相關聯起來，每個資料塊包含了一定時間內的系統全部資料資訊，並且生成數位簽章以驗證資訊的有效性並連結到下一個資料塊形成一條主鏈。梅蘭妮•斯萬在對區塊鏈在貨幣、合約及其他領域的應用及區塊鏈的局限性作出了系統闡述。2 國內對區塊鏈技術的研究較為滯後，相關專著較少，譚嘉在《區塊鏈 2.0》中對區塊鏈的技術原理、智慧合約的技術實現、區塊鏈條的應用場景作出了系統性介紹。3 程華和楊雲志指出，區塊鏈技術可以理解為一種網路記帳系統,共用、加密、不可篡改的技術特點,使其能夠提供加密的記帳業務，使人們得到準確的資金、財產或其他資產的帳目記錄，主要解決去中心化、交易追蹤、分散式記帳、保護隱私等問題，具有去中心化結構，資料資訊不可篡改，分散式記帳與存儲，智慧合約可靈活程式設計和透明資訊背後的匿名保護。4 在資料安全方面，李紹民和姚遠提出一種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多媒體資料版權保護方法，利用去中心化的分散式存儲方式，避免因人為攻擊造成的資料篡改和丟失問題。5 研完結果表明，由於加密數位區塊鏈技術的高度安全性，該多媒體資料保護方法具有極高的抗篡改能力，且成本較低，適合推廣。趙赫和吳仲城等基於區塊鏈技術提出了一種傳感資料真實性保障方法，並在微生物採樣機器人系統中開展應用。6 王永利指出，區塊鏈技術是使用全新的加密認證技術和去中心化的機制，維護一個完整的分散式的不可篡改的連續帳本資料，能夠讓區塊鏈中的參與者在無需相互認知和建立信任關係的前提下，通過一個統一的帳本系統確保資金和資訊安全，這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創新來說具有極其重大的意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4 義。7 (二) 互聯網金融主要特點 鄭聯盛指出美國是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鼻祖，但美國互聯網金融更多的是傳統金融資訊化的體現，並沒有明確的定義，還有“網路金融”、“綫上金融”、“電子金融”等相關的稱謂。8 從範疇界定來說，互聯網金融應該是依託互聯網來實現資金融通的金融業務，但這種資金融通是以信用作為基礎的。歸納而言，互聯網金融主要具備如下特點：首先，模式多樣化。鄭國強和張聰認為互聯網金融可以從信貸模式、支付模式、技術模式和銷售模式等不同角度劃分出多樣化的模式。第二，資訊化程度高。9 鄭國強和張聰認為互聯網金融依託便捷的網路收集、整理、加工、傳輸、回饋金融資訊，互聯網市場是一個資訊市場，互聯網金融平台可以搜集到生產和流通的各種資訊。第三，普惠性。張明哲指出，互聯網金融通過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大資料等技術，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資訊不對稱程度，讓那些無法享受傳統金融體系服務的人群獲取金融服務，從而提高了金融的普惠程度。10 另外，針對於互聯網金融在我國的發展，陳向飛認為互聯網金融主要定位於提供小微貸款，可得性高、受益面廣。11 同時，服務對象更為細化，針對性更強。 (三) 互聯網金融資訊安全性問題 龔明華認為互聯網金融安全性問題主要包括客戶資金安全、客戶資訊安全和資訊系統安全等，使互聯網金融面臨較大的法律風險、聲譽風險和資訊科技風險等操作風險。互聯網企業不僅掌握了大量客戶真實身份資訊，如證件號碼等，還掌握了大量客戶銀行卡敏感資訊，如銀行卡
  • 中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195 號、卡片驗證碼、卡片有效期、個人識別碼等。互聯網金融具有的高虛擬性的特點，極易爆發系統性故障或遭受大範圍攻擊，造成整個網路癱瘓，甚至會導致嚴重的客戶資料洩露和交易記錄損失。12 陳磊和史曉紅認為互聯網金融企業自身的資訊安全相對於傳統企業仍較薄弱，其中不完善的金鑰管理技術及加密技術將會給互聯網金融資料安全和業務連續性帶來嚴重影響。同時，互聯網金融企業自身的內部風險控制仍需提高，管理也存在較大局限性，互聯網金融企業雖然可以依據大資料來分析使用者的行為，監管各種交易風險，但是這些更多的是對微觀層面的控制，很難從宏觀上進行監控。13 車玉婧認為互聯網金融發展面臨的資訊安全風險主要原因為使用者資訊安全意識薄弱、企業資訊安全管理不到位以及重要支撐技術面臨資訊安全挑戰。同時指出，互聯網技術、雲計算、大資料等的技術風險漏洞使得互聯網金融面臨安全挑戰，無數實踐證明現有資訊系統安全防禦體系並不足以隔離千變萬化的網路攻擊，集中的大資料更容易成為重要攻擊目標，變成可持續攻擊的載體。14 綜上所述，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研究仍然處於起步階段。互聯網資訊安全面臨諸多問題，區塊鏈的技術理論上能夠解決現有資訊系統安全防禦體系大資料集中，使其更容易成為重要攻擊的問題。而目前的有關研究大多就某些領域在資料安全應用區塊鏈技術分析，以及區塊鏈技術在互聯網金融應用的宏觀探討，很少有關於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區塊鏈技術應用的理論探討。也缺少對其具體機制建設的探討和建議。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6 三、區塊鏈技術應用到互聯網安全領域適用性分析 對於區塊鏈技術在互聯網金融資料安全領域是否適用的問題，學界尚無定論，本文從區塊鏈技術使用的安全角度、成本角度、信用角度來進行分析。 (一) 區塊鏈技術提高了互聯網金融的安全係數 首先，從資料丟失難度、資料篡改難度兩個方面分析一下區塊鏈技術介入金融資料安全的條件。 1. 分散式存儲的區塊鏈技術可避免資料丟失 我國在採用區塊鏈技術之前，作為主要資料存儲方式的是傳統的關係型數據庫和 NoSQL型資料庫。而 NoSQL型資料庫則是為應對大資料應用的大規模資料集合多重資料種類而建立的資料庫類型。而無論是傳統關係型數據庫還是 NoSQL 型資料庫最大的缺點在於，它們都只是採用中心節點、統一存儲的方式，集中性、私密性地維護資料。使得如何維護資料完整性，避免資料丟失成為一項難題。 而基於分散式帳簿模式的區塊鏈技術採取每一區塊內包含一定時間內的系統全部資料資訊，並且生成數位簽章以驗證資訊的有效性並連結到下一個資料塊形成一條主鏈。在通過計算形成新的區塊過程中，隨機的交易支持者通過自備的硬體設施，進行計算並提供複雜的密碼學問題以保證交易的進行的方式，達到將整體資料“分佈”存儲到參與計算的每一個體當中，避免產生資訊“孤島”，降低資料統一保管的資料丟失風險的目的。15 對於政府、銀行、信用卡中心、零售公司以及其他需要提防駭客攻
  • 中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197 擊的任何企業或個人，保證資料的安全都至關重要。無論是人為錯誤，還是惡意的駭客攻擊所致，再或者是伺服器宕機，集中式的資料都易於出現嚴重的故障。而通過分散式存儲的區塊鏈技術能夠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該類故障。 2. 區塊鏈技術提高了資料篡改難度 在目前的金融資料資訊交易方式中，資料系統往往把帳本保存在中心化位置，而區塊鏈需要所有參與者(節點)持有一個記錄複本。最終實現了更高的安全性和降低了未經授權變更的可能性。 金融大資料包括銀行金融大資料和證券金融大資料。而在資料積累過程中，產生了資料獲取、存儲、使用等多個流程，這些流程往往由不同的部門、機構負責，被篡改和造假的風險總體處於較高的位置。無論是銀行金融大資料還是證券金融大資料管理，最終都需要一個可信、可追溯、不可篡改的資料來源。與區塊鏈的分散式、不可篡改的優勢結合起來，加上錨定式的側鏈技術，區塊鏈技術恰恰為金融大資料行業的資料管理帶來了新的機會，從整體上提高了資料篡改難度。 綜上所述，我國目前的大資料管理方式還是較為單一的。很大的一部分金融大資料，由於機構、企業當下的資料管理模式，承受着較大的丟失及故障風險，還存在着被資料持有者篡改的風險。而區塊鏈技術的介入可以使得丟失和篡改風險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降低，從更加合理的角度，保護了金融消費者的資訊安全。 (二) 區塊鏈技術可降低時間金融交易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 合理的金融市場結構是維持我國金融市場穩定、可持續增長的保障。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結構以銀行為主，在較低風險的產業環境中，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8 銀行能夠更加有效地克服資訊不對稱，實現相對本國更高的金融配置效率。但隨着經濟邁入更高的發展階段，金融脫媒現象會不斷增強。16當前我國金融體系仍主要依靠中心化方案來解決交易問題，即通過銀行等中心化的權威機構來建立交易平台，但隨着交易的進行，往往產生了大量的交易成本。 區塊鏈技術能促成機構間的直接交易而大幅降低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以跨境支付為例，在傳統支付模式下需要兩三天的處理時間，而區塊鏈採用點對點的支付方式只需幾秒至幾個小時。而西班牙桑坦德銀行(Santander Central)研究中發現，通過減少跨境支付、證券交易等的成本開支，區塊鏈技術每年可以為銀行業節約 150 億至 200 億美元的成本。17 (三) 區塊鏈技術保證了金融大資料安全性和可信任性 1. 我國的金融信用體系不夠完善 當下我國的金融信用體系建設尚且不夠完善，首先體現在銀行征信業。以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為例，考量借款主體本身所具備的金融信用時，需要各商業銀行主動將每個借款主體的借款情況統一上傳至央行征信中心，待到需要查詢時，再到央行征信中心處下載，以得到參考。存在着使用效率低，使用成本高，個體信用資源鑒定模糊的現狀。 2. 大資料壟斷於個別的大型互聯網公司 然而隨着大資料金融的不斷發展，大資料採擷也將要成為個體金融征信的一大主要來源。通過分析和挖掘個體的交易和消費紀錄，掌握個體的消費習慣，可以達到準確預測個體金融行為，使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平台在行銷和風險控制方面做到有的放矢。例如螞蟻花唄和京東白
  • 中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199 條，就是根據消費者的消費記錄做出信用評估，做出相應的消費信貸(產品)。大資料採擷仿佛已經成為了我國信用體系建設的一大助力，實則不然。關鍵在於現有的大資料往往壟斷於個別的大型互聯網公司，形成了各自私密而集中化的記帳中心，並沒有達到全網共用的信用標準。 3. 區塊鏈技術從根本上保障了價值轉移的金融大資料 在現實金融交易中，人們往往需要與不熟悉的個體進行價值交換活動，而如何才能在存在資訊丟失的通道中，不被其中的惡意破壞者欺騙、迷惑，進而做出正確的決斷則成為了當下的一個重點問題。解決該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起完善合理的金融信用體系。 在拜占庭將軍問題(Byzantine failures)中，認為在存在資訊丟失的不可靠通道上試圖通過資訊傳遞的方式達到一致性是不可能的。18 而區塊鏈技術能解決該問題則通過共識信任機制：運用基於“共識”的數學演算法，在機器之間建立起“信任”網路，從而通過技術背書進行信用創造。借助區塊鏈的演算法證明機制，參與系統的每一個節點進行相互之間的交易時，不再需要進行單純的信任過程。而在系統範圍內，少量節點無法完成欺騙或者造假。19 通過重新定義網路中信用的方式，在區塊鏈金融系統中，個體無需瞭解其他個體的背景資料，也無需借用協力廠商機構的信用擔保，區塊鏈技術從根本上保障了價值轉移的金融大資料，並在傳輸的過程中，記錄、存儲。從技術層面保證了金融大資料安全性和可信任性。20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 四、區塊鏈在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應用現狀及問題 (一) 區塊鏈在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應用現狀 互聯網金融往往採取 TP/IP協議，保密性不強，容易洩露客戶身份和資料資訊；由於其中心化的存儲方式和脆弱的網路系統，在遭受駭客攻擊時，資料易被連根盜取。21 基於上述原因，Factom公司採用區塊鏈技術，利用分散式應用程式和雜湊數值方式保證互聯網金融交易安全。目前區塊鏈技術應用於互聯網金融領域已經得到世界範圍內金融、科技企業廣泛共識，筆者在此就區塊鏈技術應用到互聯網金融現狀作如下梳理。由於傳統互聯網金融模式具有中心化特徵，資訊集中於協力廠商-金融媒介手中，不管是駭客攻擊、伺服器宕機抑或是銀行資訊被打包出售都會給客戶利益造成損失，喪失客戶對互聯網金融的信心。 而 Factom 是在比特幣協議基礎上構建的另一層級的分散式與匿名協定。22 Factom協議通過去中心化來收集、打包和保證資料安全。在這個協議中，不存在任何一個伺服器可以控制整個區塊鏈系統的情況，與此同時，系統每一部分責任在不同時間內也不相同。23 協定具體分為 4層結構：Public Record、Entries、Entry Block和 Directory Block來依序記錄事件發生節點。為了綁定共識，Factom形成進入信用機制來轉換資訊的輸入與輸出。這些安全保障機制支撐互聯網金融點對點平台 P2P搭建與發展，保護交易雙方諸如交易人姓名、金額、交易背書等關鍵資訊。 在上述四層結構基礎之上，Factom利用區塊鏈技術的資訊不可篡改性質，保證資訊的一次記錄性，防止資料遭到人為篡改或惡意利用，提高互聯網金融中交易雙方信任基礎，為全世界範圍內“金融脫媒”奠定基礎。
  • 中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201 為了解決儲存空間膨脹問題，Factom採用離散數學運算方式把任何大小的資料壓縮成固定長度，在每一分鐘內。每種資料是離散在一起的單值24，通過這種方式 Factom具備處理世界所有資料的能力，有效解決了存儲壓力。 除了上述發展現狀外，其他公司如 wave 公司與巴克萊銀行合作利用區塊鏈技術將現實的貿易資料轉移到區塊鏈上；Chain 與納斯達克合作依託區塊鏈技術將金融證券產品數位化；德勤和普華永道在早些時候各自宣佈進入區塊鏈領域，金融互聯網金融下一階段。25 傳統互聯網金融存在資訊洩露，金融仲介化使得交易時間延長，成本提高。區塊鏈技術應用於互聯網金融解決了傳統互聯網金融易發生的成本高企、信任缺失等問題。當今世界主要的區塊鏈互聯網金融企業將加速區塊鏈技術反覆運算，不斷將更新區塊鏈技術應用於互聯網金融領域，由最初的單純貨幣應用逐漸過渡到提供智慧合約服務。區塊鏈發展也得到資本領域認可，Factom在 A輪融資中輕鬆獲得 420萬美元融資，DAH和 Blockstream區塊鏈金融公司分別融資 6,000萬和 5,500萬美元，可以說，區塊鏈金融應用在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正在世界蓬勃發展。 (二) 區塊鏈在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應用存在的問題 區塊鏈技術應用到互聯網金融領域會大大減低風險，但是由於技術發展過快，存在着一些技術發展不成熟、不完善。具體問題如下： 1. 技術問題 (1) 空間膨脹：由於區塊鏈技術具有去中心化的特點，資訊無法被壓縮，且資料節點需要被大量備份，由此形成大量儲存空間冗餘狀態，佔用相當大儲存空間，造成儲存膨脹26，對伺服器產生巨大壓力。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 (2) 靈活性差：區塊鏈具有非篡改性，如果資料登錄錯誤，錯誤的資料無法被修改，只能放棄原有資料重新輸入。 (3) 交易時間延長：由於區塊鏈去中心、去信任化機制，每塊區塊的工作量都要重新進行評估和證明，因此會增加工作量，延長交易時間。 (4) 智能合約：區塊鏈 2.0 時代基於智慧合約信任機制代碼化形成和執行機制會出現自我迴圈問題，從而增加價格的不穩定性。27 2. 安全問題 (1) 信任問題：區塊鏈 1.0 時代交易雙方是以傳統合約方式來達成交易，即交易雙方或者多方通過協定來以做或不做一些事情來換取某些東西，同時每一方必須彼此會如實履行義務。交易雙方需彼此博弈來決定遵守不准守協議，形成不必要的博弈成本。 (2) 51%問題：從理論上講，在區塊鏈上掌握 51%控制權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參與驅動大量資源數量過少和某一方手中持有數量過多的比特幣，區塊鏈 51%節點很容易獲得。 (3) 駭客問題：區塊鏈優勢是把大量資訊分散開，使得資訊被駭客竊取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是仍然不能忽視資訊被駭客竊取的“黑天鵝”事件。 3. 政府監管問題 (1) 監管滯後：區塊鏈技術匿名性、分散式特點為全球範圍內洗錢提供了溫床，與此同時各個國家在區塊鏈領域研究一片空白，形成監管真空地帶。 (2) 監管阻隔：①區塊鏈去中心化導致國家領域去仲介化，作為國家總仲介的政府會由於金融領域去仲介化而減少稅收同時減弱政府職能的發揮，傷害既得利益者利益，進而阻礙區塊鏈技術發展。②世界主
  • 中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203 要國家政府因為區塊鏈不確定性，仍然對區塊鏈發展持觀望態度。 此前，The DAO在 2016年 6月 17日遭駭客利用 The DAO智慧合約的遞迴調效用漏洞進行攻擊損失 360多萬乙太幣。28 筆者上述所說區塊鏈風險得到進一步驗證，區塊鏈技術作為近年來快速發展技術無法避免技術上相應的操作風險、智慧合約並非完美無缺，其仍需得到改進並被新一代合約所替代。 五、國外引入區塊鏈技術對我國啟示 區塊鏈作為新出現一種技術，其應用可行性始自中本聰於 2009 年所發表的論文。由於具有去中心化、去信任化、匿名性、可追溯性等特點，近年來區塊鏈技術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應用。通過對國內外發展區塊鏈應用互聯網金融研究和實例中得到如下啟示： 第一是降低信任成本。隨着區塊鏈進入 2.0、3.0時代，新的信用合約機制正在取代傳統高違約合約機制，雙方因信任問題產生得博弈成本降低；同時，因為具有去中心化、開源化、不可篡改性、節點完整性等特點，使得責任追溯性增強，有效降低系統性風險。 第二是倒逼商業銀行業務改革。區塊鏈去仲介化特徵逐漸減少商業銀行在貿易雙方支付過程中提供擔保性金融仲介業務量，挑戰商業銀行地位。因此商業銀行29要探求應用區塊鏈技術，轉型為客戶搭建區塊鏈支付平台或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服務中，降低支付結算費用，保證客戶資訊安全。 第三是方便互聯網金融機構。區塊鏈根據用途可以劃分為公有鏈、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4 私有鏈和聯盟鏈等幾種類型，根據客戶或者機構需要靈活提供服務，擴大互聯網金融影響力，加速金融領域反覆運算。 第四，促進共用金融發展。共用金融特徵之一是信任驅動，即通過嚴格協力廠商監督和保證機制來落實雙方權益，促成交易最終達成。而區塊鏈技術利用會給予金融雙方更高效保護，降低金融發生成本，促進共用平台金融自由流動。 第五是加強全球協作。開源化結構設計促使全球技術人員和機構間加強技術協作，共同完善區塊鏈技術缺陷，避免 The DAO 事件再次發生。從國外乙太坊到國內萬向區塊鏈實驗室，全球各大金融企業已經在對現有區塊鏈技術不斷改進，相信在不遠將來，區塊鏈技術會成為全球各大金融機構首選金融支付結算工具。 六、我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建議 (一) 技術方面 1. 高度重視區塊鏈的金融安全應用，盡快推進行業頂層設計 區塊鏈技術一出現就引起了全球金融業的廣泛和高度關注，區塊鏈在金融行業的創新與應用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可謂如火如荼。2015年 9月成立的區塊鏈公司 R3CEV 已吸引了高盛、摩根士丹利、巴克萊銀行、瑞士聯合銀行等 42家金融巨頭。2016年 1月，“中國區塊鏈研究聯盟”成立，開啟了我國區塊鏈的研究、探索與應用。應鼓勵重視區塊鏈技術在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的支撐作用，將其作為未來金融業創新發展的重要技術。要將區塊鏈技術應用納入行業“十三五”規劃，作為行業發展
  • 中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205 的重要基礎，同時，要在學習掌握區塊鏈技術的基礎上，系統性地規劃互聯網金融業的區塊鏈應用規劃，以頂層設計統領並統籌行業的相關工作，有效整合資源，力求重點突破，創新商業模式，鼓勵相關專利的研發。 2. 加強區塊鏈技術與人才儲備，積極參與並推動行業標準制定 針對缺乏區塊鏈技術和垂直行業複合型人才的痛點，鼓勵學校開設相關教學課程，加大學校和企業的合作力度，通過訂單式培養，培養學科交叉、知識融合、技術集成的複合型人才，構建領軍人才、高端人才、專業人才的人才梯隊，形成人才儲備。推動相關論壇等的建設，集中人才的智慧開發相關技術，同時專業人才應積極參與新的區塊鏈的行業標準的制定，推動互聯網金融行業的發展 3. 建立區塊鏈技術的實驗室，加強國內外技術交流 現階段國內區塊鏈技術剛剛起步，相對國外技術水準較低，也難以達到需要的程度。探索建立區塊鏈技術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夯實區塊鏈的基礎研究，增強資料存儲的效率，降低成本。同時，加強國內外相關技術交流，在學習先進經驗的基礎上，搭建基礎研究和交叉研究的創新平台，增強原始創新能力。 (二) 安全方面 1. 構建託管帳戶和私人錢包的安全機制，保障用戶私密金鑰安全 除了網路安全，使用者端的安全問題也不可忽視。以比特幣為例，儘管比特幣網路從未被破壞，但比特幣錢包和比特幣交易所被攻擊的情況卻非常普遍，原因是比特幣錢包的私密金鑰是存儲在電腦中的，與銀行網銀系統沒有 USBKey之前的軟憑證存放區在本地一樣，其極易被駭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6 客攻擊竊取，即便將秘鑰存儲於類似 USBKey的硬體中，在本地也存在生成和傳輸的環節，如何保障用戶的私密金鑰安全，是區塊鏈技術需要攻克的一個技術難題。 2. 制定隱私保護技術標準，降低信任成本 區塊鏈技術通過金鑰控制和有許可權的使用保證了交易過程的隱私性。基於節點的分散式控制特點，通過將私密性和匿名性嵌入到用戶自己控制的隱私許可權設計中，向授權方共用基本資訊，但不會向全網洩露個人身份。政府部門可以制定隱私保護技術標準，並要求通過軟體代碼運行自動實現隱私保護。與現有的資料存儲模式相比，分散式帳本可以大大提高資訊的安全性和隱私保護，尤其是在大規模的互聯網應用中作用更為凸顯。 (三) 監管方面 1. 強化溝通交流，密切關注行業監管政策引導與跟進 區塊鏈在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的有效利用，可實現互聯網金融領域的高度“自治”，有效降低市場對監管的需求，推動互聯網金融監管向制度性、平台式、社會化監督轉變。互聯網金融監管部門應不斷轉變監管理念，密切關注區塊鏈在監管領域應用的最新動態，積極運用創新手段，不斷提升監管的有效性，促進市場各方實現共生、共存和共贏。與此同時，機構一方面要高度關注並不斷深化區塊鏈技術在安全領域的應用，另一方面也要密切關注監管機構在區塊鏈技術方面的最新監管方向，加強與監管部門的有效溝通與交流，充分掌握和理解政策導向，在確保依法合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發揮區塊鏈創新技術應用對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的有效支撐和助推作用。
  • 中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207 2. 創新監管體系，促進區塊鏈與政府監管的有效融合 區塊鏈用去中心化和去信任化的方式來集體維護一個資料庫，提高效率的同時，去中心化也使得整個路徑難以監管。所以當互聯網金融引入區塊鏈技術，使得去仲介化，效率提高，資訊更加安全的同時，傳統的中心化監管體系也不在適用。要創新監管體系，合理協調金融業務部門、技術公司和監管機構三方的關係，加強行業監控，促進區塊鏈與政府監管的有效融合。相關部門建立安全問題小組，對可預見的區塊鏈技術帶來的安全問題進行預防和控制。 3. 建立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避免出現制度缺口 加快制定區塊鏈的相關法律法規，通過立法將區塊鏈技術納入合適的監管框架之內，加強市場監管，防範系統性風險，在技術推廣之前確保制度保障而不是出現問題倒逼相關立法的確定。 [基金項目：澳門基金會：“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轉型研究系列之一：中國澳門、珠江三角洲、東北地區與葡萄牙經濟轉型比較研究，(NO.MF1618)，澳門城市大學新增預算科研項目，澳門金融安全的法律保障、政策協調與技術職稱研究(NO.IF1713)，遼寧省高等學校優秀人才支持計劃資助項目(Supported by Program for Liaoning Excellent Talents in University，LNET，WJQ2015018)，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項目編號：L14BJY021)，遼寧大學博士科研啟動基金專案項目(20140714)，遼寧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亞洲問題研究項目(Y201712)的階段性成果。]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8 註釋： 1 Satoshi Nakamoto (2008).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Available at the website of Bitcoin: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2 [美]梅蘭妮斯萬：《區塊鏈──新經濟藍圖及導讀》，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 61-62、169-172頁。 3 譚嘉：《區塊鏈 2.0》，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 4 程華、楊雲志：《區塊鏈發展趨勢與商業銀行應對策略研究》，載於《金融監管研究》，2016年第 6期，第 73-91 頁。 5 李紹民、姚遠：《區塊鏈多媒體數據版權保護方法研究》，載於《科技資訊》，2015年，第 35期，第 13-15頁。 6 趙赫、李曉風、占禮葵、吳仲城：《基於區塊鏈技術的採樣機器人數據保護方法》，載於《華中科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 年第 1 期，第 216-219頁。 7 王永利：《區塊鏈，下一代互聯網金融革新技術》，載於《博鼇觀察》，2016年第 2期，第 112-114頁。 8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鄭聯盛：美國互聯網金融為甚麼沒有產生“顛覆性”？》，載於《證券日報》，2014 年 1月 27日，第A03頁。 9 鄭國強、張聰：《我國互聯網金融特點與風險的研究》，載於《全國商情》(經濟理論研究)，2015年第 4期，第 82-83頁。 10 張明哲：《互聯網金融的基本特徵研究》，載於《區域金融研究》，2013年第 12期，第 13-16 頁。 11 陳向飛：《互聯網金融在我國的發展及其特點》，載於《現代婦女》(下旬)，
  • 中國互聯網金融安全領域引入區塊鏈技術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209 2014年 11 月，第 363頁。 12 龔明華：《互聯網金融：特點、影響與風險防範》，載於《新金融》，2014年第 2期，第 8-10頁。 13 陳磊、史曉紅：《互聯網金融信息安全風險研究》，載於《中國金融電腦》，2015年第 4期，第 82-84頁。 14 車玉婧：《互聯網金融信息安全思考》，載於《商場現代化》，2015 年，第 20期，第 216頁。 15 李啟雷：《區塊鏈+大數據：極具顛覆性的解決方案》，載於《金卡工程》，2016年第 7期，第 18-20頁。 16 龔強、張一林、林毅夫：《產業結構、風險特性與最優金融結構》，載於《經濟研究》，2014年第 4期，第 4-16頁。 17 《把握基於區塊鏈技術的互聯網金融新模式》，載於《上海證券報》，2016年 5月 18日，第 008版。 18 林小馳、胡葉倩雯：《關於區塊鏈技術的研究綜述》，載於《金融市場研究》，2016年第 2期，第 97-109頁。 19 Andreessen, M. (2014). Why Bitcoin Matters. The New York Times, 21st January 2014. 20 Vigna, P. (2014). CNET Founder Readies Bit reserve Launch in Bid to Quell Bitcoin Volatility. Wall Street Journal, 22nd October 2014. 21 熊歡彥、劉建橋：《互聯網金融風險及風險防範研究》，載於《中國商貿》，2014年，第 31期，第 97-98 頁。 22 Factom Whitepaper. 17th November 2014 23 The Factom Protocol-A Technical Overview. Available at: http://insidebit coins.com/news/the-factom-protocol-a-technical-overview/32872.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10 24 Andrew Wagner (2015). Factom-Bitcoin Blockchain Savior. Available at NEWSBTC: http://www.newsbtc.com/2015/02/02/factom-save-bitcoin-blockchain/. 25 張銳：《基於區塊鏈的傳統金融變革與創新》，載於《西南金融》，2016年第 10期，第 1-6頁。 26 袁勇、王飛躍：《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與展望》，載於《自動化學報》，2016年第 4期，第 481-494 頁。 27 程華、楊雲志：《區塊鏈發展趨勢與商業銀行應對策略研究》，載於《金融監管研究》，2016年第 6期，第 73-91 頁。 28 伍旭川、劉學：《The DAO被攻擊事件分析與思考》，載於《金融縱橫》，2016年第 7期，第 19-24頁。 29 此處商業銀行指代範圍較廣，具體來說包括以實體形式存在的商業銀行和作為互聯網金融第三方金融中介機構，如阿里巴巴公司旗下支付寶平台等。
  • 211 南京與海上絲綢之路 經盛鴻* 歷史證明，對外開放，是一個國家走向富強與發達的必由之路，是各國之間開展合作、交流與互相學習、實現共同進步的必由之路。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及其所發揮的巨大作用與影響，就是最好的證明。 南京是中國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城市。六朝和明初，中國歷史上兩個海上交流頻繁的時期，均建都於南京，奠定了南京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如今，南京這片熱土上，保存着大量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文化遺存，主要包括船廠和碼頭、航海家生活遺跡、使臣接見和決策地、宗教遺跡、外國元首墓葬，以及史書典籍和外國舶來品。 一、南京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城市 南京雖不濱海，卻與海上絲綢之路緊密相關，這是因為在歷史上， * 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12 當今的許多沿海地區，還是一片汪洋，許多沿海城市，如上海等，尚未形成。而位於長江下游南岸的古城南京，面臨長江，一直是中國古代的主要出海口，與海外各國有着天然的緊密聯繫。南京地處長江下游地區的中心地段，東距長江入海口約 300公里，與長江三角洲相連；西接皖中沿江平原與皖南丘陵區，扼皖、贛、鄂的長江門戶；北隔長江有江淮大平原作屏障；南有富饒的太湖水網地區作後盾。南京立足於廣闊富饒的長江流域的魚米之鄉，地扼南北，貫通東西，交通便捷；境內山巒環抱，丘陵起伏，湖川偎依，土地肥沃，林木繁茂，物產豐富，地形險要而又歷史悠久，素有“險固、富饒、禦外、制內、地位適中、交通便利”之優勢，無論從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等各方面來看，它都不愧為中國的東南重鎮與交通樞紐，具有極重要的軍事戰略價值與政治、經濟意義。自孫吳建都於此，歷經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都在南京建都，文采風流冠絕一時，以“六朝古都”聞名於世。在“六朝”以後的一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五代十國時的南唐、明朝、太平天國、中華民國都曾在這裏立都，成為中國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些都為南京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鎮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早在兩漢時期，當中國的海上交通貿易與交往剛剛興起之時，當時還叫名金陵、秣陵、建業等名的南京城，就開始發揮作用。 到了六朝時期，海上交通較漢代有新的發展。由於南北割據，立足江南的六朝政權與西域交通受阻，陸地綫路被迫饒道延長，而且常常中斷，不得不積極發展海路交通。南京是六朝時期的國都，是六朝國家政治權力和經濟、文化中心，也是航海時代開啟後，重要的交通起點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動力核心。 首先是孫權建立的吳國。公元 229 年，吳國以建業(今南京)為都，
  • 南京與海上絲綢之路 213 南京由此成為東南政治中心。當時，吳國的疆域包括揚州(今蘇南，皖中南，浙、閩、贛三省)、荊州(今豫西南，鄂、湘及黔、桂、粵三省邊緣)、交州(今越南北、中部和桂省部分)、廣州(今廣東省)。這些地區都近江靠海。為增加經濟實力，東吳積極利用靠海優勢發展海運，開展對外經濟文化交流。 據史料記載，赤烏六年(公元 243 年)，扶南王曾遣使到吳國，“獻樂人及方物”；隨後，孫權遣使前往扶南等南海諸國進行外交活動。吳國派出的使臣朱應、康泰回國後，朱應著《扶南異物志》，康泰著《吳時外國傳》，反映東南亞海路航綫和當地風土人情，惜兩書已散佚，後代文獻只有片斷引文留存。吳國由此瞭解了東南亞各國海路交通情況。吳國的這次海上行動，是繼漢代之後，官方組織的又一次較大規模的航海交通。有別於漢代統一國家的性質，開啟了偏安王朝區域政權與東南亞海上交通往來的新局面，也為六朝海外交通發展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 為促進經濟發展，方便海路交通貿易，吳國在江、浙大興水利，並大力發展造船業。此時，番禺(今廣州)成為吳國與多國進行貿易往來的重要港口。由廣州運往東南亞的商品，經由斯里蘭卡中轉，運往東非海岸、紅海、波斯灣地區的國家。國外進口商品，諸如明珠、象牙、犀角、玳瑁等，到達廣州後，或被運往吳國各地，或直接在港口、集市上，以貿易交換的形式，置換成各國所需商品，再運往東南亞和西方國家。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綫，直接或間接的貿易往來，不僅推動了經濟發展，同時也使吳國社會各階層生活發生了顯著變化。“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這是為了開發沿海經濟，吳國政權在嶺南頒佈以海外珍奇商品代替賦稅的辦法。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14 公元 232年，孫權再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吳國與海外國家之間的官方往來，實質是以遣使為名，進行通商貿易。外國向吳國“通使朝貢”，也是以“利於互市賜予”為目的。 吳國時期，民間海路交通貿易往來，較官方商貿往來更為活躍。阿拉伯人《古行紀》中記載：“中國的商船，從公元 3世紀中葉，開始向西，從廣州到達檳榔嶼”，中國商船西行到檳榔嶼(今馬來西亞)，馬六甲海峽是必經之地。在阿拉伯人看來，從 3世紀開始，直到 5世紀，中國商人始終是這條西行航綫上的主要貿易經營者。 當時，吳國官方或民間與日本的海上往來，深刻影響了日本的社會生活和經濟文化。公元 230年，吳主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即今天日本列島的一部分)。日本史籍《日本書記》記載，公元 308年，應神天皇“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與吳，令求縫工女……。吳王於是與工女兄媛、弟媛、吳織、穴織四婦女”。日本曾帕特使到南朝學習縫織技術，吳國派出四位女織工，帶着先進的生產技術，來到日本傳授，受到日本天皇設宴招待，後被日本人尊為日本縫織始祖。日本接受了南朝縫織技術後，才將原被單式服裝，改為至今仍盛行不衰的“和服”。日語中稱“和服”又名“吳服”，其因在此。當然不僅僅是“吳服”，古代的日本人，在很長的時期內稱中國為“吳國”，稱中國人為“吳人”，稱中國話為“吳音”，稱中國僑民在日本的居留地為“吳原”，對許多中國物品都加以“吳”字，如“吳床”，“吳織”等，可見以南京為中心的吳國對日本的影響。 到了東晉南渡，在建康(南京)建立政權，將孕育千年的中原文明帶到建康(南京)，從此建康(南京)成為中華文明的南北交融之地，將不同文
  • 南京與海上絲綢之路 215 化兼容並蓄，文化融合特徵突出。南京的這種地域特色，對於海上絲綢之路交通而言，使其總是處在經濟圈與東、西方文明交流的中心，處在文化張力最為強大的航道起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與終端。六朝時期與南京文化交流頻繁的，主要有東南亞各國，以及東亞國家日本、朝鮮半島諸國。當時東南亞及東亞國家遣使到南京朝貢，均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他們帶走的，是中國的瓷器、瓦當、銅鏡和先進的制度文化，以及制瓷、造紙、養蠶繅絲等先進生產技術。他們帶來的，是東南亞、東亞和西方國家的地域特產和文化。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後，眾多異國高僧紛紛從海上之路，來到建康(南京)講經，南京成為六朝佛教文化的傳播中心。有日本學者說：“從文化上來說，六世紀的南朝，宛如君臨東亞世界的太陽，圍繞着它的北朝、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等周圍各國，都不過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陽光似的吸取從南朝放射出來的卓越的文化。” 東晉以後，南朝的宋、齊、梁、陳，因與北方政權相互征伐，疆域盈縮不定。海上交通貿易情況，根據疆域增減，產生相應變化：宋時“舟舶繼路，商使交屬”，諸國來朝，貢使頻繁；齊時“海譯致壅”，沿海叛亂不絕，海上戰事頻發；梁時“航海歲至，逾於前代”，佛教興盛，海道通暢，“外國賈人，以通貨易”；陳時“邊鄙日蹙”、“西贐南琛，無聞竹素”。六朝 330多年間，先後有 40位皇帝主政，政權交替頻繁。基於割據與動盪的時代背景，六朝海路交通貿易較多地受到政治制度、最高統治者偏好和戰爭等因素的影響，但南京始終是當時海上絲綢之路遠帆的動力核心。 六朝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綫，成為相對固定的主綫後，海路交通還不斷拓展，又延伸出東海航綫，主要從東南沿海和山東半島等地出發，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16 與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國家發生聯繫。六朝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形成期，此時中國的先進技術和文化傳播到海外，促進了海外國家的發展。 東晉與南朝的宋、齊、梁、陳，與日本的交往進一步加強。對日本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據《南史•夷貊傳》記載，東晉安帝時(公元 397-418年)，有倭王贊遣使到南京朝貢。以後的宋、齊、梁、陳時代，日本遣使到南京絡繹不絕於途。此時日本尚未形成統一國家，經濟文化均很落後，日本遣使到南京朝貢，既為爭取封號，借助中國的影響以鞏固王權，又可以接觸與學習南京較發達的經濟文化與科學技術。如日本當時的重要建築，深受六朝時期南京建築樣式的影響，尤多採用“梁式”(梁朝建築式樣)。日本最古老的佛寺之一法隆寺，就全然是南朝建築技術的結晶。現在，日本留傳至今的六朝樣式的古建築，已成為日本的“文化財”與“國寶”。 六朝以後，唐代的海上絲綢之路是又一個高峰。特別是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都，歷經建文帝，直到明成祖遷都北京之前，南京作為國都，歷時數十年。明太祖朱元璋於 1368年在南京建都的當年，就派遣使臣赴日本。1371年日本派使臣到南京進貢上表稱臣。以後雙方互派使節不斷。在這期間，日本有許多僧人到南京天界寺留學，其中一位名叫椿庭海壽的日本留學僧，曾應明太祖之詔，回答日本情況，並任明朝派往日本的使節翻譯。南京與日本之間的商品貿易更是不斷發展。即使後來明成祖遷都北京，日本商人到中國貿易，在去北京前或從北京回歸的途中，仍要到南京貿易。 明成祖朱棣登基後，積極開展對海外交往，在南京建規模龐大的龍江船廠，建造遠洋船舶；派遣鄭和率龐大的船隊，從南京出發，七下西洋，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世界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也將南京
  • 南京與海上絲綢之路 217 與全世界更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南京是唯一集聚了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的城市。“鄭和下西洋”是全球性航海的國家行動，把亞洲、歐洲、非洲三大洲聯繫在一起，這樣的活動只有南京才有。南京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發揮的作用，是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其中，南京對日本的人員往來，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交往，日益擴大，南京對日本的影響也不斷增強。以至日語中的“南京”一詞，除指“中國城市南京外”，還是表示“中國人”的別稱。日本語中還將許多從中國與亞洲其它國家進口的物品，冠以“南京”詞頭，如“南京燒”──中國瓷器，“南京錢”──“中國銅錢”，“南京口”──中國方言或南京方言，“南京米”──中國大米或印度大米，“南京錠”──洋鎖，等等。 明朝晚期來到南京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其著名的《中國劄記》寫道：“這座都城叫做南京……在中國人看來，論秀麗和雄偉，這座城市超過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這方面，確實或許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與它匹敵或勝過它。它真正到處都是殿、廟、塔、橋，歐洲簡直沒有能超過它們的類似建築。在某些方面，它超過我們的歐洲城市。這裏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他們彬彬有禮，談吐文雅，稠密的人口中包括各個階層……。” 可惜在明代中葉後，倭寇到中國沿海劫掠；清代兩百多年中，由於中、日兩國統治者的鼠目寸光，都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重傷害了海上絲綢之路，南京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隨之也衰落下來。但即使這樣，南京在中國對日貿易中，仍佔有重要的地位。當時日本采“鎖國”政策，但對華貿易並未停止。日本當局在 1688年規定每年只允許 70隻中國船進港，其中春季 20隻船中，就有南京船 5隻，夏季 30隻船中，有南京船 3隻，秋季 20隻船中，有南京船 2隻，是全中國對日貿易船隻的 1/7。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18 這種以南京為基地的“南京船”，大的能載貨五、六十萬斤，用人近百；小的亦能載貨十多萬斤，用人三、四十。這種船隻掛多種風帆，逆風、斜風都能航行，一年四季都可通航日本。1623年南京商人還在日本長崎創建了自己的寺院──興福寺，又稱南京寺，與漳州商人創建的福濟寺(漳州寺)、福州商人創建的宗福寺(福州寺)，在日本並稱“唐三寺”，多年來一直聘請南京等地的中國高僧前往那裏當住持。據日本史書《華夷通商考》記載，當時從南京輸往日本的商品有：書籍、白絲、綾子、墨、筆、扇、瓷器、錫器、香、藥、古董、工藝品等。 滿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終於導致在 1842 年，在鴉片戰爭期間，英國的遠洋艦隊開到了江寧(南京)城下的長江裏，逼迫滿清政府在這裏簽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江寧條約》。 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 二、南京“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史跡及其保護 歷史翻到了 1978年，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審時度勢，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制訂了改革開放的國策，迅速改變了中國的落後面貌，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在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新型經濟合作理念，共建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發展和進一步對外經濟開放的大戰略，是中國今後相當長時期全面深化革改對外開放的一個總體規劃，也是國家“十三五”重點推動的重要戰略。“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幾年來，國際社會廣泛響應，這是人心所向。我國在
  • 南京與海上絲綢之路 219 “一帶一路”框架下，推動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擴大開發，進而推動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攜手同心共圓中國夢。 國家在 2015年 3月發出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中，肯定了包括香港、澳門地區以及鄰近的沿海地帶的重要優勢。我們南京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偉大號召，要寫好新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新篇章，除了加強經濟建設，大力發展海外貿易與交流外，我們還要發揮南京的地域特色與歷史文化優勢，加強“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與文化建設。南京在加入海上絲綢之路申遺時,列入申報材料的，共有 12個現存海上絲綢之路遺跡點，分別是天妃宮、靜海寺、龍江寶船廠遺址、石頭城，鄭和府邸舊址、淨覺寺、大報恩寺遺址、道場寺遺址、渤泥國王墓，明代都城遺址、洪保墓、鄭和墓。 第一，龍江船廠遺址。位於南京市區西北部的中保村。龍江船廠建於明代初年，鄭和下西洋所用巨型“寶船”均出自此地，目前仍留有 3個長達四五百米的作塘(造船船塢)。 第二，浡泥國王墓。位於南京市雨花台區緯九路 9號。鄭和下西洋推動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28年間，各國使節來華 300餘次，形成了以南京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海航綫。而渤泥國(今文萊達魯薩蘭蘇丹國)國王麻那惹加那，於明永樂六年(公元 1408年)八月，攜妻子、弟妹、子女、陪臣，共 150多人，來南京朝貢與友好訪問，不幸於同年十月病故於南京。遵其“體魄托葬中華”的遺囑，明成祖朱棣將其安葬在南京安德門外石子崗東向花村烏龜山南麓，並諡“恭順”。是中國現存僅有的兩處外國帝王墓之一。 第三，鄭和墓。位於南京江寧區牛首山。明宣德六年，鄭和率領船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20 隊開始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的航程。兩年後，船隊順利完成了遠航，踏上歸程，此時已是宣德八年四月，途中，62歲的鄭和積勞成疾，不幸病逝。宣宗下詔，將鄭和賜葬南京牛首山南麓。鄭和墓完全保留了原有的歷史特徵和穆斯林習俗，墓按伊斯蘭風格修建回字形，南北走向，墓壙呈長方形，長約 150米，東西寬約 60米，墓頂高約 8米，墓前台階有四組 7 層 28 級，寓意鄭和七次下西洋，歷時 28 年，遍訪 40 多個國家和地區。 第四，洪保墓。位於牛首山附近的祖堂山。此墓的墓主是明代初年的都知監太監洪保。從永樂元年(1403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 30年時間內，洪保一次出使西域，七次出使西洋，是鄭和下西洋極其重要的人物，被稱為鄭和團隊的副官，也是中國古代一位傑出的大航海家。 第五，天妃宮。位於南京市鼓樓區建寧路 284號，始建於明永樂五年(1407年)，史稱龍江天妃宮，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國後，以海上平安為天妃神靈感應所致，奏請朝廷賜建而來。在此以後，鄭和六下西洋出航前和歸航後，都會專程前往龍江天妃宮祭祀媽祖。 第六，靜海寺。位於南京市鼓樓區建寧路 288號，獅子山旁，東接天妃宮，西臨護城河，是明成祖朱棣為褒獎鄭和航海的功德，同時供奉鄭和從異域帶回的羅漢畫像、佛牙、玉玩等物品和奇花異木的活株而敕建。賜名“靜海寺”，取意四海平靜，天下太平。鄭和晚年曾在此生活過。 第七，石頭城遺址。位於南京鼓樓區清涼山西面，《建康志》說：“山上有城，又名曰石城山”，即指此。南京作為六朝的都城，外國海船都會停靠在石頭城下的碼頭。 第八，鄭和府邸遺址。位於今南京市秦淮區馬府街，為鄭和在南京
  • 南京與海上絲綢之路 221 做留守太監時的府邸所在地，因鄭和本姓馬，鄭和府邸也稱馬府。 第九，淨覺寺。位於南京市秦淮區升州路 28號，始建於元代，是當時伊斯蘭教徒的活動場所，宣德五年被焚毀，鄭和於第七次下西洋前，奏請重建，此後由鄭和子孫世代居守，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所與鄭和有關的建築。 第十，大報恩寺遺址。位於南京市秦淮區中華門外。古金陵大報恩寺塔是明初至前清南京城最負盛名的標誌性建築，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賜封該塔為“第一塔”。而大報恩寺的修造，正是由鄭和等人擔任監工官。 第十一，道場寺遺址。位於大報恩寺的東邊，赤石磯附近。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進程中，東晉高僧法顯從陸上絲綢之路一直走到印度，又從海上絲綢之路返回南京，最後在道場寺著成一部《法顯傳》，又名《佛國記》，這是第一本記錄中國與南亞國家文化交流的著作。 第十二，六朝建康都城遺址。位於今南京市秦淮區遊府西街 12號。建康作為六朝的都城，時間長達 320餘年，它不僅是六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樞，而且是這個時代各方面綜合實力的反映。由於六朝都城建康在隋滅陳的戰爭中遭到毀滅性破壞，再加上千百年來自然力的損壞，建康城的地面建築已蕩然無存。 為甚麼要選擇這 12 處史跡？南京有關方面說，主要基於如下四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考慮到以南京為都城的兩大時段，即六朝時期都城的遺跡和明代都城的遺跡。六朝都城的遺跡主要是石頭城，石頭城下的“石頭津”當時是國際性碼頭所在，它證明南京在六朝時期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城市。明代都城的遺跡主要是明故宮。明朝初年，有幾十個國家的使
  • 澳門在“一帶一路”中的定位與接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22 節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來到南京，明故宮是當時國際人士彙聚的一個中心。 二是考慮到跟海上絲綢之路直接相關的重要人物遺跡，例如法顯和《法顯傳》的撰寫地點、鄭和墓以及洪保墓、鄭和府邸遺跡等。 三是選擇了和當時在南京的外國人相關的遺跡，也就是渤泥國王墓。 四是跟海上絲綢之路造船直接相關的遺跡，也就是龍江寶船廠，鄭和下西洋使用、到訪過 36 個國家的寶船的主要製作地，就是龍江寶船廠，它證明當時中國的造船業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為了長期更好地保護這些南京的海上絲綢之路史跡，讓它們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南京市人民政府於 2016年 10月 11日第 106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南京市海上絲綢之路史跡保護辦法》，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施行。該文件將龍江船廠遺址、浡泥國王墓、鄭和墓、洪保墓等 12處史跡，都被列為南京市海上絲綢之路史跡，採取專門的保護辦法。根據辦法，海上絲綢之路史跡，是指南京市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具有歷史、科學、藝術價值的珍貴遺產，包括龍江船廠遺址、浡泥國王墓、鄭和墓、洪保墓等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築和石刻。辦法要求海上絲綢之路史跡保護範圍劃定後，應當依法設置標誌說明。標誌說明應當載明海上絲綢之路史跡的名稱、保護級別、保護範圍、公佈機關、公佈日期、立標機關、立標日期等內容。 同時，南京市政府將建立海上絲綢之路史跡保護聯席會議制度，聯席會議的日常事務，由南京市文化遺產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承擔，同時建立海上絲綢之路史跡保護專家庫，為海上絲綢之路史跡規劃、保護、管理、利用工作，提供專業諮詢。此外，海上絲綢之路史跡保護管理單位，
  • 南京與海上絲綢之路 223 按照相關規定，建立突發事件應對工作機制，制定海上絲綢之路史跡保護突發事件應急工作方案，每年至少組織開展一次應急演練。 辦法還明確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歷史文化和史跡保護知識，納入中小學地方課程內容，並要求將海上絲綢之路史跡，向社會公眾開放，可根據史跡保護要求控制參觀範圍、參觀時間和參觀人數。同時鼓勵和支持設立展示和傳播海上絲綢之路史跡文化的博物館、歷史陳列館等文化場館。 辦法還要求，海上絲綢之路史跡建設控制地帶內，建設建(構)築物的，不得破壞海上絲綢之路史跡的歷史風貌。建(構)築物的高度、風格和色調，應當與海上絲綢之路史跡的歷史風貌和周邊環境相協調。工程設計方案應當符合海上絲綢之路史跡保護規劃要求，並依法辦理相關審批手續。對可能屬海上絲綢之路史跡的地下文物遺存區域，由市文化遺產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會同市規劃、城鄉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劃定地下文物埋藏區，報市人民政府批准後公佈。在劃定的地下文物埋藏區內進行工程建設的，要依法組織考古調查、勘探或者考古發掘。 值得注意的是，海上絲綢之路史跡保護範圍內，禁止下列行為：(1)在海上絲綢之路史跡或者其標誌說明上刻劃、塗污、張貼；(2)擅自移動標誌說明和保護設施；(3)擅自拓印海上絲綢之路史跡碑文；(4)堆放垃圾或者存儲易燃、易爆、有腐蝕性的危險物品。該辦法還明確了一系列相應的處罰措施。 南京市人民政府、南京人民與我們史學工作者，正為了將南京這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古城，煥發出更加燦爛的光彩，而不懈努力！
  • “澳門學者文庫”書目 - 楊允中、甘樂年等：《澳門新城區規劃：必要性與迫切性》，2007年。 1. Sylvia S. L. Ieo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Glowing with the Dynamic of Modernism: Source Research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zra Pound’s Cathay. 2007. 2. 黃湛利：《論港澳政商關係》，2007年。 3. Ieong W. C., Ieong S. L., Tang, O. K., Lin S. S., et al. A Study on Contemporary Mini-economies. 2007. 4. 楊允中主編：《博彩業快速增長對澳門經濟及社會的影響》，2008年。 5. 楊允中主編：《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2008年。 6. 范劍虹、應堅、陳捷等：《澳門民商事仲裁規範的國際與區際比較研究》，2008年。 7. 李紅：《邊境經濟──中國與東盟區域合作的切入點》，2008年。 8. 何志輝：《明清澳門的司法變遷》，2009年。 9. 楊允中、鄧安琪、鄧思平、楊開荊等：《樹品牌意識，走精品路線──關於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的若干思考與建議》(大型研究報告)，2009年。 10. 楊允中主編：《“法治建設與法制完善”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 年。 11. 楊允中、梁淑雯、陳慧丹等：《社會結構優化與中產階級加速成長》(大型研究報告)，2012年。 12. 李燕萍：《濠江法治論衡》，2012年。 13. 鄧思平：《儒學新論》，2012年。
  • 14. 王禹：《特別行政區及其制度研究》，2013年。 15. 龔剛：《中外敘事藝術說略》，2013年。 16. 楊允中編：《基本法與 2013年澳門立法會選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 17. 楊允中、李嘉曾、陳慧丹等：《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與策略》(專題研究報告)，2013年。 18. 楊允中、駱偉建、趙國強、冷鐵勛等：《“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啟示 ──對澳門回歸十五年巨變必然性的基本認知》(大型研究報告)，2014年。 19. 楊允中主編：《公共行政績效評估與公共服務質量優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 20. 李嘉曾：《澳門歷史文化求索》，2015年。 21. 楊允中主編：《博彩業健康發展與澳門經濟新常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年。 22. 李嘉曾：《澳門政治法律探究》，2016年。 23. 楊允中主編：《“一帶一路”下澳門與珠三角地區的區域合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7年。 24. 李嘉曾：《澳門經濟建設思謀》，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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