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學者文庫之二十四 澳門經濟建設思謀 (“蓮島放言”叢書之三) 李嘉曾 著 澳門學者同盟 2017 年 11 月

澳門經濟建設思謀 作 者：李嘉曾 編 輯：梁淑雯、陳慧丹 出 版：澳門學者同盟 出版日期：2017 年 11 月 印 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15.5×23 厘米 定 價：澳門幣 80 元 ISBN 978-99965-763-4-8

澳門學者文庫編委會 楊允中（召集人）、吳志良、郝雨凡、劉本立、 駱偉建、冷鐵勛、楊秀玲、鄧思平、鄭國強、麥瑞權、 楊開荊、李嘉曾、王 禹、王志石

作者簡介 李嘉曾，現任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澳門文化產業研究所所長、澳門中西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會理事長、國際文化創意產業聯盟副會長、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歷任東南大學教授、強化班少年班管理委員會主任、創造工程與創造教育研究所所長，澳門科技大學教授；兼任中國創造學會秘書長、中國發明協會高校創造教育分會副理事長、日本近畿大學管理創新研究所顧問、中南大學博士生導師、南通大學創造教育研究所名譽所長、安徽工業大學兼職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教育學、創造學、中國文化與比較文化、文化產業研究。曾主持國家級和省部級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科學規劃重大課題、重點課題 8 項，澳門基金會課題 10 項。出版《創造學與創造力開發訓練》、《創造的魅力》、《大學生涯導航》、《澳門故事》等專著二十項及《柏林牆下的較量》等譯著，發表各類論文及評論文章四百餘篇。撰寫或主編的《創造學與創造力開發訓練》、《創造的魅力》、《創造性思維入門》等專著曾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中國教育學會優秀成果獎以及優秀科普作品獎；《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12)：澳門產業發展與創新》榮獲第四屆澳門人文社科研究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一等獎；《創造的魅力》曾被香港特區政府用於公務員考試並被台灣引進出版。

I 目 錄 序 ................................................................................................. 楊允中 III 前言 ............................................................................................. 李嘉曾 V 卷首篇 我想穿越：在現實與歷史之間奔行 ······································· 3 發展戰略篇 澳門的微型經濟與選擇性發展 ··········································· 13 《“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導下的粵港澳合作評析 ················ 19 世博經濟及其在澳門的發展優勢 ········································ 30 創新驅動是澳門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 35 國家主體城鎮化進程中澳門的歷史責任 ······························· 42 澳門經濟增長的減速趨勢與對策 ········································ 49 澳門工業重新定位要實現革命性變革 ·································· 59 澳門提高城市創新能力與綜合競爭力的思考 ························· 65 中心建設篇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需要端正理念和科學定位 ··················· 75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要從資源整合與策劃起步 ··················· 81 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基礎產業與基礎設施 ···························· 88 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建設的虛虛實實 ····································· 93 節慶文化開發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 99 旅遊立法與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建設 ···································· 104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硬件強化與軟件優化 ··························· 110 對“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的期望 ························ 117

II 博彩旅遊篇 澳門博彩業發展思路探索 ················································ 125 澳門博彩業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 132 旅遊業如何成為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 ································· 139 澳門增強綜合旅遊競爭力的思考 ······································· 150 世界旅遊日與澳門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 ······························ 156 澳門應揚長補短發展海洋旅遊業 ······································· 161 澳門發展歷史文化旅遊的思考 ·········································· 168 賽狗合約到期的理性思考 ················································ 180 適度多元篇 澳門會展經濟既要做大又要做強 ······································· 189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啟用與澳門會展業的對策 ························ 192 國家創新驅動戰略指導下的文化創意產業開發 ····················· 198 創建澳門文創產業綜合服務平台的構想 ······························ 211 電商與傳統商務結合促進澳門文創產業騰飛 ························ 217 澳門要趕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 ··························· 223 遊艇產業與澳門的必要準備 ············································· 229 格蘭披治大賽車能否易地舉辦？ ······································· 234 區域合作篇 構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多向立交橋 ······························ 243 台灣海峽兩岸四地經濟合作形式解讀 ································· 249 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比較研究 ··························· 257 CEPA 精神與“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 ······························ 273 模式、組合與效果的選擇──粵港澳合作的辯證思考 ············ 280 橫琴開發與澳門中心城市輻射作用論析 ······························ 290 珠海與澳門居民福利可攜性探討 ······································· 301 澳門五年發展規劃與區域合作 ·········································· 311

III 序 李嘉曾教授決定精選自己的部分學術成果結集出版，囑我寫序，作為學術界同行，我沒理由不欣然從命。 我記不起確切是何時何地同嘉曾結識的，只記得先是在本澳報紙雜誌上陸續讀到他的文章，後來他屢屢參加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或澳門學者同盟舉辦的學術活動，也積極向《澳門研究》、《“一國兩制”研究》投稿，不知不覺便與他熟悉起來。我漸漸發現，嘉曾的文章大多有自己的獨到見解，發言也言之有物，而且頗有激情。久而久之，很多單位舉辦論壇和研討會都願意邀請他參加，不少刊物也喜歡向他約稿，他在澳門學術界的影響遂漸漸擴大。2012 年澳門學者同盟換屆，會員們一致同意增選他為副會長。 我也發現，嘉曾的興趣廣泛，無論是法律、行政，還是經濟、管理；無論是歷史、文化，還是科技、教育，他都執意探討，也都有成果屢屢問世。起初我詫異於他的涉獵面廣，甚至有點擔心他會不會力不從心。後來接觸久了，漸漸瞭解到他勤奮努力、辦事頂真的特點。不管遇到甚麼話題，只要有興趣、有需要，他都會認真思考，刻苦鑽研，加上又有比較扎實的知識積累和比較豐富的生活閱歷作為基礎，自然不愁拿不出成果來。 我國春秋戰國時期曾經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諸子百家暢所欲言，各顯神通。從戰國末期到西漢初年，有一個“以博採各家之說見長”，以“兼儒墨，合名法”為特點，“於百家之道無不貫通”的哲學學派，被稱為“雜家”。《漢書‧藝文志》將其列為“九流”之一。

 IV 雜家以兼容並蓄各家之長為鮮明特點，以戰國時的尸佼、秦代的呂不韋、西漢的劉安等學者為代表，《呂氏春秋》、《淮南子》等雜家著作亦已世代流傳。雜家先哲兼採眾家之學、促進思想文化交融的榜樣值得後人仿效。從李嘉曾身上，我看到了當代學者以先賢為楷模積極探索、博採眾長的不懈努力。 在已經和即將陸續結集的《蓮島放言》叢書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孜孜以求上下探尋的不倦身影。無論是對政治法律的探究、對經濟建設的思謀，還是對歷史文化的求索、對社會發展的述評，都體現出作者對澳門的一片深情，也印證了當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與奉獻精神。 希望讀者喜歡這套叢書，更希望讀後能夠從中受到啟發而有所收穫。 澳門學者同盟會長 楊允中 2014 年 12 月 8 日

V 前 言 2004 年 11 月，我受聘來澳門的一所大學任教。抵達的那天應約在珠海拱北與接站者會面。記得司機為了避開下班時分澳門市區的擁堵，從橫琴蓮花大橋口岸送我前往氹仔的住所。沿途經過當時還十分荒涼的橫琴，車身的顛簸、車窗外的冷僻，同內地許多地方類似，自然不足為奇。一過海關，已是傍晚時分，天色轉暗，景物漸漸模糊起來。向窗外一瞥，似乎仍是郊野。但三轉兩轉，不知不覺就到了氹仔市區的濠景花園。下車一望，但見高樓林立，華燈初上，熱鬧卻不喧囂，一派溫馨宜人的景象。 這便是澳門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儘管感覺不錯，但我不可能預想，也不會料到，自己將在這塊土地上持續生活，歷時十年之久而依舊興趣盎然。平心而論，初來乍到之時，我只是想在此體驗一下便返回內地的。究其原因，一是內地有自己的家人親友、同事同學，千絲萬縷的關係難以割捨；二是覺得澳門畢竟面積不大，空間有限，呆久了怕乏味。 感受和打算是悄悄改變的。先是承接了澳門基金會的科研項目，結合通識教育的實施，做中國文化精粹研究和《中國文化通論》叢書編撰工作，進而開展“全球史與澳門”的專題研究。隨着收集的資料逐漸豐盛，對澳門的瞭解慢慢加深，也被幾位學者關於澳門歷史與社會研究的豐碩成果所吸引。後來有機會參加一些大學和社團組織的活動，就自己感興趣的話題發表意見，結識的朋友也不斷增多。再往後，有感而發的言論陸續變成文字，刊發於各種報章雜誌，出席會議的邀請和報刊的稿

澳門經濟建設思謀 VI 約遂接踵而至，似乎一發而不可收了。伴隨着這一過程的進展，我對澳門的感情也日漸深厚，開始眷戀這片獨特而精緻的土地。 促使我決意在澳門逗留的關鍵，在於有幸結識了楊允中教授。已經記不清何時與他第一次見面了，只記得起初是拜讀他的大作而肅然起敬，後來是參加他主持的學術活動，就此漸漸熟識起來。2009 年的一天，我為了給楊允中教授送呈自己新出的專著《大學生涯導航》，專程到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去向他討教。一跨進辦公室，仿佛一下子陷入了書的海洋。櫃子裏、書桌上、地板上、窗台上，幾乎無處不堆放着各種書籍、雜誌，其中有不少正是楊教授自己的成果。這位被我尊稱為“80 歲的年齡，60 歲的健康，40 歲的節奏，20 歲的心態”、鬢髮斑白卻精神矍鑠的老學者，坐在那張寬大而又堆滿資料文稿的書桌後面，在他等身著作的環繞之中，與我侃侃交談。就在那次談話中，楊允中教授向我闡述了一個觀點：澳門“小地方，大舞台”。精闢的概括令我茅塞頓開，也就此暗下決心，要在這個舞台上繼續流連，沿着先行者開闢的路徑盡力探索，為正在上演的“一國兩制”恢弘劇目搖旗呐喊，盡心盡力。 我自知庶竭駑鈍，也深諳勤能補拙的道理，於是在教學之餘，設法博覽群書，徹查史料，全身心地投入思考與鑽研。說實話，我的興趣愛好是比較廣泛的，仔細想想或許與自己的經歷有關。由於自小受家學淵源的外祖母耳提面命，小學高年級時便能熟背《古文觀止》中的許多名篇；進入初中時被髮小誘惑涉足話劇表演，高中階段受班主任影響迷上文學創作；考大學陰差陽錯進入南京大學修學地球化學，又在校籃球隊和文工團兩頭奔波並當選校學生會委員。文革中大學畢業，自告奮勇到人跡罕至的青海高原從事地質普查和找礦勘探工作，一幹就是十年；恢復高考後考回母校讀研究生，涉獵了經濟學和管理學的領域。研究生畢業時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學者一道，參與引進新興學科創造學和創造教育學；後來有緣進入東南大學，從事超常教育和高等教育工作，與同事共同創建了高等教育學碩士點，開闢了國內第一個創造教育學碩士培養方向。來到澳門之後，先在澳門科技大學負責通識教育和《中國文化

前言 VII 通論》教學，後來受澳門城市大學聘請，先後參與創建文化產業管理碩士課程和應用經濟學學士課程。或許正是比較頻繁的變化經歷和比較廣泛的涉獵體驗，才造就了我幾乎對甚麼都感興趣、對甚麼都想鑽研的嗜好。明知這樣做有時會吃力不討好，甚至可能引起誤解，我卻習以為常而不能自拔。 認真付出總會有回報的。自 2005 年我在《澳門教育》發表來澳門後的第一篇文章開始，積累的成果不斷增多，存放自己作品的櫥櫃也漸漸爆滿。澳門學者同盟組織編印 2014 年《學者文庫》叢書時，楊允中教授鼓勵我選擇一批成果結集出版，於是我利用國慶假期將家底大致清理了一番。結果還算差強人意：十年來，我在澳門的《澳門研究》、《“一國兩制”研究》、《澳門科技大學學報》、《澳門理工學報》、《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澳門教育》、《澳門月刊》、《九鼎》月刊等學術或準學術刊物，《澳門日報》、《澳門會展經濟報》、《樂報》、《市民日報》等報紙，以及內地和香港的《中國大學教學》、《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青年研究學報》、《群言》、《光明日報》、《中國電影報》、《揚子晚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四百餘篇論文或文章，還撰寫或主編了《大學生涯導航》、《中國科技與文化》、《澳門故事》、《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12)：澳門產業發展與創新》等幾本書稿，合著了《中國文化通論》等教材、《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與策略》等專題研究報告，總計有兩百二十餘萬字。文章的內容包羅萬象，涉及政治、法律、哲學、經濟、歷史、文化、教育、科技等眾多領域，還有一些文學作品，庶幾反映了自己探索的足跡。 常言道“十年樹木”。三千六百餘天來，我在澳門無意間用自己勞動的汗水澆灌了一株株幼苗，眼看着已經漸漸長大。由於當初並未精心策劃，成長的過程中也未經刻意規範，以至如今枝葉龐雜，良莠不齊。出於自慚形穢的心態和對社會負責的意願，我決定對這批恣意生長的林木進行一次認真的修剪。我要從積累的文字中挑選出一小半比較像樣的成果，分作《澳門歷史文化求索》、《澳門政治法律探究》、《澳門經

澳門經濟建設思謀 VIII 濟建設思謀》和《澳門社會發展述評》四冊分別結集，彙編成《蓮島放言》叢書，奉獻給有意和有暇稍作瀏覽的讀者。 值此拙作付梓之際，謹向曾經給予學術指導、學術影響或精誠合作的楊允中、程祥徽、邱樹森、黃鴻釗、錢乘旦、吳志良、劉本立、米健、朱壽桐、汪應果、歐陽友權、徐凌志、劉仲林、陳怡、羅玲玲、鄭國強等諸位教授，向給予大力支持和熱心幫助的澳門城市大學基金會陳明金主席、原校長顏澤賢教授、《群言》雜誌劉士昀、葉稚珊、曲偉前後三位副主編、《澳門月刊》王定昌社長、《澳門日報》崔志濤副總編、司徒偉業助理總編、《澳門研究》林廣志執行主編、《九鼎》月刊賀越明總編、《澳門會展經濟報》林白燕社長、《澳門理工學報》陳志雄副總編，以及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和澳門學者同盟所有曾經真誠合作、友好共事的同事們，特別是澳門學者同盟會長駱偉建教授、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冷鐵勛副主任，以及本書的兩位責任編輯梁淑雯、陳慧丹小姐，致以衷心謝忱。毋庸諱言，沒有你們的理解、支持與幫助，《蓮島放言》叢書就不可能問世。 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我別無長處，唯有的特點大約只是認真。讀者倘若能從這幾本小書中讀懂作者的心跡，我就心滿意足了。 李嘉曾 2015年 10月 26日

卷首篇

 

3 我想穿越：在現實和歷史之間奔行 為給《群言》雜誌撰寫“我的二零一四”徵文，我靠在沙發上閉目遐思。各式各樣的畫面和詞彙不斷掠過腦海，不經意間，“穿越”兩個字冒了出來。頓時頗有感觸，於是當機立斷：“就是它了！” 我想穿越，絕不是對現狀不滿或者生活空虛。相反，日子過得還算充實。當日曆撕去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那一頁，我便跨進來到人世的第 70 個年頭。對我而言，2014 年只是以複數計的古稀之年中的一年，主要生活內容和日常事務與往年，特別是近年大同小異。 許多事情是重複的。比如：六點左右起床，盥漱後出發晨練。跨過天橋，穿過小巷，順着仁伯爵醫院門外的馬路上山。經過金融管理局院內那棟建於 1917 年的典雅小樓，踏上東望洋酒店門前的斜坡，便可直達盤旋於松山半腰的健康徑。這條健康徑全長 1.7 公里，沿途設有多種運動器械。或疾走，或慢跑，再加上練練七、八種器械，大汗淋漓之後便可返程。晨練的時間得一個小時，回到住所的第一件事必定是洗冷水澡，寒冬臘月也不例外。其實澳門沒有寒冬，最冷的日子氣溫也會保持在零上好幾度，在這裏洗冷水澡，同半個世紀前在南京大學讀書時嚴冬的清晨從室外取回積雪擦身的刺激相比，只是小菜一碟。不過狀態還不錯，特別是歸途中適逢驟雨將全身淋透的時候，又能找回五十多年以前專挑傾盆大雨之時衝出去與天搏鬥的記憶，這種感覺真好。 又比如，九點鐘上班，走進辦公室的第一件事便是打開電腦，瀏覽新聞，查收郵件。瞭解了昨晚夜半以來世界上發生的大事小情，又將四個郵箱搜索一遍並處理完急件之後(微信是隨收隨覆的，無須集中處

卷首篇 4 理)，才能安下心來做事。要做的無非就是那幾件簡單的事：備課、做PPT 課件、查資料、寫文章。每週給研究生講 10 個課時左右的專業課，今年是《文化學》、《文化市場學》、《社會研究方法》，還有各種專題講座。半天講下來，可以不喝一口水，不在椅子上坐一秒鐘。寫文章也是常規。或應新約，或還舊債，更多的是有所感觸或突發奇想，如骨鯁在喉而不得不吐。基本上是每星期交一篇稿子，一年下來多少可以積累四五十篇，夠編一個集子，也算對自己有個交代。 仿佛一切都司空見慣，了無新意，我卻樂此不疲。我懷疑這就是患上了職業病，而且幾乎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不過這種病的預後還不錯。老友重逢或者學生探望時，都會詫異於我的“不老”。特別是每過一年半載我總要回民盟南京市委看看，當年的小朋友們都已茁壯成長為骨幹棟樑，只是難免歲月消磨日漸遲暮，甚至有人已經進入退休倒計時。但見面之後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必定是“李老師，你的頭髮怎麼還不白！”看來我真得將頭髮白給他們看了，免得長期成為人們眼中的異類。其實我的頭髮已經白了許多，只是他們沒有細看所以看不出來。這當然是玩笑話，不過每當聽到時我心裏還是蠻高興的。但凡有人向我請教“不老”的秘訣，我只能坦誠相告自己的實際情況：一是幹活，二是心態好，三是助人為樂。但這些“經驗”對別人適用嗎？我不知道。 有人不禁會問：你不是活得挺好嗎，幹嗎還想穿越？說實話，那是因為 2014 年對我來說除了常規以外，還有非常規的特殊內容。我渴望穿越到並不太遙遠的 120 年前，追尋一段不尋常的往事。 120 年前的甲午年國運多舛。中國與日本之間爆發的一場被中國人以“甲午”定名的戰爭，於陸上和海上全面展開，從平壤打到旅順，從黃海打到威海，直打得天昏地暗，山呼海嘯，血流成河，橫屍遍野。戰事最終以中方北洋艦隊在威海全軍覆沒告終，戰爭則以滿清政府與日方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為轉折。從此東亞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曾經的東亞雄獅開始向東亞病夫沉淪，曾經以與中華民族同源同宗而自豪的大和民族開始炮製進一步踐踏華夏、稱霸世界的美夢。毫無疑問，甲午戰爭堪稱東亞和世界歷史的重要轉折點。

我想穿越：在現實和歷史之間奔行 5 就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點上，我的一位先祖有幸親歷並且用鮮血與生命實踐了自己盡忠報國的諾言。戴宗騫，我母親的曾祖父，我的高外祖父。百度百科對他有一段簡要的介紹：“戴宗騫(1842-1895 年)，字孝侯，安徽壽州(今壽縣)人，初為生員，複補廩生。以鄉試不中，棄文從戎。一八六七年，上《平撚十策》，得李鴻章器重，委辦全軍營務處，積勳至知縣，晉遷知府。1882 年負責建造威海衛軍港，1895 年 1 月，日軍進攻威海衛，戴宗騫率部奮力抵抗，失敗後吞金自殺。著有《海上屯田志》，後人輯有《戴孝候詩集》。” 僅僅是“奮力抵抗”和“吞金自殺”寥寥數字，就足以令後人肅然起敬。先祖殉國五天後，朝廷即對李鴻章下旨：“戴宗騫力竭自盡，殊堪憫惻，着查明請恤”。李鴻章在請恤折中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概括：“此次倭人以數萬之眾，由榮成登岸……該道(指道員戴宗騫)以眾寡懸絕，援軍未至，知難久守，屢致臣電，誓與所守之台為存亡。及賊分路環攻，猶以獨台相持累日，危及之際，先毀台炮，不使資敵，然後從容引覺，克踐前言”。戰後光緒皇帝賜封“太常寺卿”，又下令在濟南為戴宗騫修建了“戴公祠堂”。都說蓋棺論定，先祖若地下有知，也該感到欣慰了吧？ 然而，事情並非那麼簡單。當我們偶然翻閱有關先祖的資料時，卻發現有人，包括個別古人和個別今人，竟對他橫加“壓餉”、“逃將”、“守將不和導致威海之戰失敗”等莫須有的指責。出於對歷史的敬畏感和家族的榮譽感，由我旅居澳大利亞的妹妹李文馨率先行動，我們開始遍訪族人後裔，徹查歷史文獻，試圖搞清歷史真相，闡釋造成歷史誤會的真正原因。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我和妹妹已經寫出系列論文數篇，其中《甲午威海之戰中方戰略戰術評析》和《從周馥三篇詩文談對戴宗騫的歷史評價》兩篇，提交評審後被邀請於 2014 年 9 月參加“紀念甲午戰爭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於是我們有機會在甲午戰爭重要戰役黃海海戰爆發 120 週年的紀念日來到歷史名城威海，出席在史學界頗具影響的盛會。

卷首篇 6 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山東省人民政府主辦，出席會議和參加研討者不乏重量級的嘉賓，包括社科院院長、山東省副省長、海軍原副司令員、軍事科學院原政委、中國史學會會長等。會上的交流更富有成效，不少新發現的史料、新揭示的現象、新提出的觀點，引起了同行們的關注。我們關於威海之戰中方兩種戰術的對比以及對戴宗騫的綜合評價也有不少反響，有的專家和媒體還表達了進一步關注這一主題與深入研究的意向。 對於我來說，更有意義的是親臨其境，有機會遵循先祖的足跡而追尋那段難忘的歷史。9 月 19 日上午，會議安排到當年北洋海軍的誕生地與終結處劉公島參觀，我的穿越之旅就此揭開序幕。 站在甲午戰爭博物館的平台上向南眺望，以碧海、藍天、綠樹、紅瓦著稱的威海城海濱風貌歷歷在目。眼下是北洋旗艦定遠號最終沉沒的海域，波光粼粼，仿佛折射出當年水軍士兵在自炸擱淺的戰艦前悲壯的淚眼。遠處是威海灣南岸綿延起伏的海岸，煙囪高聳，塔吊林立，造船廠碼頭上人群熙熙攘攘，煉油廠和化工廠的廠房影影綽綽。透過朦朧的海岸輪廓，我看到的是幾座炮台：趙北嘴炮台、鹿角嘴炮台、龍廟嘴炮台，三座海岸炮台由東頭向西一字排開，後面高處還有摩天嶺等陸地炮台；山背後便是兵家必爭之地南、北虎口。決戰前夕，這裏一片靜寂，寧靜中卻蘊藏着殊死拼搏的激烈戰機。 我想穿越。我要穿越到 1895 年 1 月 29 日的威海灣南岸，在戴宗騫麾下的綏軍中當一名士兵。南岸炮台爭奪戰即將打響，大敵當前，戴宗騫率軍“進紮虎口山嶺，擋倭來路”；他表示：兩軍相爭，“最要為南虎口，綏軍當之”，“如有大敵，宗騫自往督戰”。30 日拂曉，日軍發動總攻。《中日甲午戰爭史論叢》記載：“南路敵軍直撲虎山綏軍陣地，三營士兵奮勇抵抗，炮兵配合得力，居高臨下向敵兵瞰射，日軍傷亡極重。不久日軍後隊趕到，並架設山炮猛轟，其步兵也在炮火掩護下向清軍陣地衝鋒，清軍傷亡殆盡，余者向虎山西北撤退。與此同時，日軍亦向南(戴宗騫帶綏軍駐守)、北虎口發起進攻，清軍儘管苦戰，然敵我眾寡懸殊，勢難抵禦，南北虎口終被日軍佔領。於是，南幫炮台之後路險

我想穿越：在現實和歷史之間奔行 7 要迅速地被敵攻佔。”我仿佛看到，日軍順勢佔領了南岸所有炮台，戴宗騫率剩餘綏軍退守北岸…… 遊輪的汽笛聲將我從沉思中驚醒，環繞劉公島的航行正在繼續。繞過黑魚島和蓮花灣，從岸邊延伸的青島、黃島等幾座小島開始，威海灣北岸的輪廓漸漸清晰。在高聳的雕山及其支脈棉花山蒼翠林木的掩映下，紅瓦黃牆的建築層層疊疊，大小賓館鱗次櫛比，勾畫出現代旅遊勝地格外醒目的和諧景象。然而，我看到的卻是：造型奇特突兀於海岸東頭的合慶飯店腳下，還坐落着那座北山嘴炮台；海都大酒店和海濱公園之間的高地上，黃泥崖炮台仍然在望；在東山賓館主樓前的小山包上，祭祀台炮台依舊巋然屹立。而就在雕山頂峰下正建造中的雙塔樓旁，當年綏軍的子藥庫(彈藥庫舊稱)裏，為數不多的兵士還在做決戰前的最後準備。 我想穿越。我要穿越到 1895 年 1 月 30 日的威海灣北岸，在祭祀台炮台做一名迎戰的炮手，或者到子藥庫當一名守夜的衛兵。我要見證威海陸軍統領戴宗騫在撤離北幫炮台前的最後決斷。有資料證明，就在這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戴宗騫夜宿子藥庫，堅持部署了最後的戰事。據日本史籍《日清戰爭實事》中的“山東半島之役威海衛陸戰記”記載，1895年“2 月 1 日(正月初七日)，第二師團前進到威海衛西南五里，根據偵查報告，在威海衛大道上有大敵(指清軍)……敵步兵鞏軍、綏軍合計二千五百人，由戴宗騫率領，將四門克魯伯野炮架設於山上的要害地點，努力進行防禦。在天寒地凍的山路上，本不應實行攀登和突擊，而且當時又有猛烈的風雪，我軍炮兵在敵人的猛烈炮火下，迎着烈風，把四門山炮抬到了適當位置，拼命地向敵人發射，不多時就把對方的猛烈炮火壓下去了。敵軍步兵仍然堅持備戰。這時，旅團長下達了衝鋒命令，終於趕走了敵人。”由此觀之，我方終因“兵潰力竭”而無法在北幫炮台堅守。就在此危急之際，戴宗騫仍不忘職守，派出手下吳姓和傅姓士兵二人急赴煙台，向上級送出最後戰報：“昨(指 2 月 1 日)早七點鐘，倭寇由小路零星入山，聚集後攻北岸，祭祀台炮台危急，傷人甚多”；戴宗騫擔心“孤台危棘，恐資敵”，遂與丁汝昌議決，將台上火炮與子藥庫

卷首篇 8 的雷管悉數炸毀。我仿佛看到，祭祀台上，炸毀 6 門火炮的硝煙彌漫不散，戴宗騫與手下士兵黯然相視，告別了將士們矢志堅守的陣地，也告別了自己瀝血數載精心督建的大小炮台，登上了駛往劉公島的小艇…… 汽笛聲又一次將我拉回現實。遊輪繞過劉公島西端的黃島，飽經滄桑的鐵碼頭頓時映入眼簾。當年修建時曾用厚鐵板釘成直徑四、五尺、長五、六丈的方柱，灌注水泥後堅固如石，沉入海底作為墩樁。因而鐵碼頭固若金湯，雖歷經一百二十餘年歲月的侵蝕，依然為來往艦船提供着靠岸的依託，漲潮時還能停泊萬噸級的巨輪。伴隨沉吟的風聲，我仿佛聽到，先祖戴宗騫對勸他棄台就援者表明心跡：“守台，吾職也。兵敗地失，走將焉往？惟有一死以報朝廷耳，他何言哉！”透過依稀的雲靄，我仿佛看見，先祖戴宗騫踏上鐵碼頭後背影漸漸遠去，義無反顧地走向自己選定的歸途……此後半個月間，當北洋艦隊的戰鬥力喪失殆盡，當劉步蟾、丁汝昌等將帥先後自殺，當劉公島終於失守而中方在《威海降約》上簽字之後，2 月 17 日，北洋海軍的鎮遠等十艘軍艦被編入日本艦隊，康濟艦則載着丁汝昌、劉步蟾、楊用霖、戴宗騫、沈壽昌、黃祖蓮的 6 具靈柩，以及投降得以生還的將士，在汽笛低回的哀鳴中“淒然離開威海衛港，向煙台港駛去”…… 其實，我根本無需穿越。對於中華民族而言，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早已鐵板釘釘且被鐫刻在中國近代史上。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紀念甲午戰爭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正是以史為鑒、借古喻今的有效平台。應大會組委會的邀請，我在閉幕會上作了專題發言。我把講話的標題定為“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闡述了以下三層意思：第一，偶然事件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第二，一時的認識分歧不會妨礙最終的形成共識；第三，局部的經驗教訓可以提煉出具有普世價值的普遍規律。 站在 2014 年 9 月 18 日的國際會議講台上評議歷史，我的思緒情不自禁地又向前穿越。我仿佛回到 120 年前的昨天，1894 年 9 月 17 日，我看到當中日雙方艦隊在黃海遭遇時，面對來犯之敵，北洋旗艦定遠號帶領艦隊率先開炮迎擊侵略者。這是一個偶然事件。這一事件最終的結果是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甲午戰爭以中方徹底失敗而告終。我仿佛回到

我想穿越：在現實和歷史之間奔行 9 83 年前的今天，1931 年 9 月 18 日，我看到日本關東軍在瀋陽柳條湖炸毀南滿鐵路，製造“九一八”事變而發動侵華戰爭。這也是一個偶然事件。然而，這一事件的結果沒有讓侵略者得逞，最終激起了中華民族全民奮起的抗日戰爭。我仿佛又穿越到 69 年前的 1945 年，這一年 8 月 15日，在中國人民全民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浪潮中，日本軍國主義終於投降，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 一向知道歷史的辯證法無情，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而這一次，卻是自己在 2014 年的特殊經歷中獲得的真切感悟。我的 2014 年是常規與非常規的有機結合，在常規日程之外能有這樣豐碩的非常規收穫，我知足了。 (原載於《群言》2014 年第 11 期， 收錄於《2014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

  發展戰略篇

 

13 澳門的微型經濟與選擇性發展 三月是自然界的春天，氣候回暖，百花爭艷，華夏大地一片春意盎然。三月也是中國社會的春天，人大政協兩會相繼召開，關注國情，評議國事，億萬人民個個意氣風發。 地處南國的澳門也不例外。當淅淅瀝瀝的春雨無聲地將這塊袖珍寶地滋潤得更加生機勃勃的時候，特區人關心政制發展、聚焦經濟建設、期盼社會和諧的願望與熱情，也隨着不斷高漲起來。行政長官崔世安在新春酒會時不忘重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施政承諾；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北上赴會之前忙於調查諮詢，表達了將民意帶往北京的真誠心願；政府官員紛紛表態要做好本職工作，落實施政報告提出的具體任務；專家學者也各抒己見，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建議。 繪製澳門未來的藍圖離不開過去，更須根植於現在。回顧澳門數百年來的發展歷程，概括特區豐富多彩的社會現狀，必須清醒認識兩個個性鮮明的特點，那就是“微型經濟”與“選擇性發展”。 一、微型經濟見“微”知著 許多學者很早就對澳門的社會現狀作出過比較準確的描述，“微型經濟”、“微型社會”就是代表性的觀點。 微者，小也。確而言之，特別小也。澳門確實很小很小。屢經填海而至此仍不到 3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斷移民而迄今剛過 56 萬的居民總

發展戰略篇 14 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所有的省級行政區劃中，澳門的面積、人口不僅穩居末位，而且遠遠不能同其他任何地區相比。內地一個普通規模的縣，都會比澳門地廣人稠；一個實力較強的市，都可能比澳門財大氣粗。因此，研究澳門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都必須從澳門的微型特徵出發。一些在一般國家和地區適用的宏觀理論，或許在澳門就不盡適用，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或者適當補充與修正。 為了探索在澳門適用的理論，應當充分認識澳門的微型特徵。澳門的“微”或“小”，其實包含着豐富的內涵。 一是“小而不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個成語絕對不適合用來形容澳門。因為澳門這隻“麻雀”是五臟不全的。從經濟類型和產業結構來看，澳門曾經發展和現今擁有的產業門類極少，經濟結構單一且極不均衡。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於 2011 年 3 月 17 日公佈了《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1 年本)》，其中規定的“鼓勵類”產業既有“農林”、“水利”、“機械”、“紡織”等傳統產業，又有“信息產業”、“現代物流”、“商貿服務”、“環保節能”等新興產業，共分 40 個門類，總計有 751 個類型。而澳門，充其量只擁有輕工、公路及道路運輸、現代物流、金融服務、旅遊業等不到 10 個門類的 20 來個產業類型。有些產業即便可算在澳門存在，規模也十分有限。澳門之“小而不全”可見一斑。 二是“小而不弱”。澳門雖小，卻一點也不弱。回歸祖國 12 年來，澳門的生產力迅速發展，經濟實力不斷增長。澳門 2010 年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已經突破澳門幣 2,237 億元，比 2009 年增長 31.5%。儘管這一生產總量與國內省級(含直轄市、自治區)行政區劃相比只超過青海與西藏，但若用人均指標來衡量，澳門的實力便立刻凸顯。2010 年澳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已接近 41 萬澳門元，按照當年年底的匯率換算，相當於 5.12 萬美元。這一數據在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排名中已經超過美國、阿聯酋和瑞典等“富國”，躍居第 7 位；在亞洲更是遙遙領先。在人均經濟實力十分強大的基礎上，澳門的民生問題也得到較好的解決，失業

澳門的微型經濟與選擇性發展 15 率逐漸降低，2009 年 12 月以來已經降到 3%以下。有上述數字撐腰，澳門的強勢在此盡情展現。 三是“小而不同”。環顧世界，領土十分有限且以微型經濟著稱的國家和地區還有不少，澳門雖然躋身其列，卻保持着自己的個性，與其他微型經濟實體大有不同。與盧森堡、新加坡等面積甚小的國家相比，澳門還沒有那麼大的領土、那麼強的經濟實力；同夾在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真正小國安道爾相比，澳門沒有異國(法國)的總統和異國(西班牙)的主教來擔任國家元首；同天主教王國梵蒂岡相比，澳門沒有那麼強烈的宗教色彩；而即便是與同樣以博彩業著稱的摩納哥相比，澳門沒有古老的城堡，沒有輝煌的海洋博物館和茂密的熱帶植物園，也沒有那麼多外國銀行加盟的銀行業。澳門就是澳門。澳門雖小，卻無可替代。 四是“小而不差”。英語中有個成語是這樣表述的：“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意思是“最後的未必最差”。這個成語也適合於評價澳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範疇內的地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劃中，澳門的面積最小、人口最小，經濟總量倒數第三。但是，澳門絕對不是最不重要。澳門是粵港澳“三足鼎立之一足”，是台灣海峽兩岸“四角相犄之一角”，是中國與東盟之間“數條通道之一條”，也是葡語系國家和地區系統中“多環相扣之一環”。由此可見，澳門的小絲毫不差，絕對是優質的小。 俗話說，“見微知著”。我們也應當從澳門的微型經濟中“由小見大”，充分認識澳門的特色與優勢。 二、選擇性發展因“適”制宜 澳門今天的微型經濟格局與特徵，是特定的歷史、地理、文化等多種因素長期演變的產物，也是數百年來澳門社會選擇性發展的結果。 選擇性發展原本是一個心理學的概念，指的是人(特別是兒童少年)的生長發育過程中，受知識、經驗或興趣、情緒等因素的影響，個體的

發展戰略篇 16 注意偏向某一方向，導致某些特質或心理因素優先發展的傾向。將這個概念移植到社會發展的領域中來，同樣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在自然界的發展過程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就是選擇性發展的必然法則，進化論便是從中提煉出來的普遍規律。社會過程同樣如此，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改革、進步，都是選擇的結果，只是同自然界的選擇相比，社會選擇更取決於人為因素，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體現。 人類的選擇從來都是有原則的。考察澳門選擇性發展的歷史進程，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其關鍵性的特點：“適”。一言以蔽之，澳門的選擇性發展是以“適”制宜的。具體表現為四層意思：選擇的原則是“適合”；選擇的過程是“適應”；選擇的目標是“適中”；選擇的結果是“適宜”。 第一，選擇的原則：適合。 澳門自 16 世紀 30 年代開埠以來，數百年間歷盡滄桑，也曾出現過多種不同的生產活動與產業門類。例如，捕魚和海上交易就是開埠初期人們來蠔鏡澳從事的主要生產活動(當時鮮有固定居民)。可是，隨着來此地的定居者逐漸增多，特別是 16 世紀 50 年代中期葡萄牙人登陸並留居之後，這塊有限土地的負荷日漸加重，漁民的生存空間受到限制；加上珠江口西岸區域漁業資源欠佳，捕魚活動日見衰退，終至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隨着時光推移，不斷有新的生產活動和產業類型來澳門小試身手，而其中得以留存並扎根生長者，必然是適合澳門的門類。博彩業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博彩業之所以選擇澳門，是因為澳門的社會環境適合博彩業的生存與發展。16 世紀中期葡萄牙人登陸蠔鏡澳進而長期居留以後，在數百年的漫長歲月中，中葡雙方為了爭奪對澳門的管轄與控制權，一直進行着明爭暗鬥。儘管鴉片戰爭之後葡人變本加厲，使澳門陷於準殖民地的境地，但中方始終堅持擁有對澳門的主權。雙方的對峙狀態無形中削弱了政府(包括中國政府和澳葡當局)對澳門社會的掌控力度，導致相對鬆散的管治局面，這就使博彩業等在其他地方遭到爭議的產業有了可乘之

澳門的微型經濟與選擇性發展 17 機。至於 19 世紀中葉澳葡當局宣佈博彩合法化以後，更使澳門名正言順地成為滋生與養育博彩業的理想家園。 澳門之所以選擇博彩業，同樣是因為澳彩業十分適合在澳門發展。這一產業不須耗費大量原材料與能源，不必佔用大片土地資源(尤其是初期)，而且易於吸引資金，在短期內產生較大的經濟效益。對於澳門這塊土地、原材料和能源都匱乏的小城來說，不失為一種有利的選擇。 由此可見，澳門與博彩業結盟，是雙向選擇的合適結果。 第二，選擇的過程：適應。 選擇從來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因應事態的發展變化不斷調適。也就是說，選擇的過程往往是一個相互適應的過程。 不管是何種經濟或產業門類，進入澳門之後，仍需要努力適應澳門社會的實際情況與澳門人的實際需要，否則就不能長期生存與發展。例如，葡萄牙的餐飲業進入澳門由來已久，在數百年的生長過程中，葡國餐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遷就”東方文化(特別是本土粵文化)的需求，逐漸演變，派生出“改良葡國餐”的一個分支。改良葡國餐吸收了粵式、江浙乃至東南亞地區一些國家餐飲的烹調技術與風格，開發出一系列受到亞洲民眾歡迎的菜肴。這正是廣義葡國餐在澳門長生不衰的秘訣，也是值得其他產業門類參考借鑒的經驗。 第三，選擇的目標：適當。 無論怎樣選擇，都應當追求“適當”這一目標。並非凡是適合的都需要發展，也並非適應了的都可以無限發展。還需要統籌安排，宏觀調控。澳門經濟的選擇性發展應當朝着這一目標不斷努力。隨着博彩業的穩固發展，澳門已經出現一業獨大，無可比擬的狀況。針對這一態勢，許多研究者提出建議，政府部門也逐漸認識到這一問題，於是，澳門經濟發展要逐步實現“適度多元化”的方針應運而生。“適度多元化”所追求的，正是“適當”這一選擇目標。中央政府已經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十二五規劃綱要》等一系列綱領性文件，闡明了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意向，表達了引導澳門經濟實現適度多元化的決心。從澳門近年選擇的實際情況來看，

發展戰略篇 18 旅遊、會展、物流、教育、文化創意、中醫藥等產業陸續興起並逐漸壯大，已經體現了漸臻“適當”的趨勢。今後澳門的經濟發展當繼續沿着這一方向不斷努力。 第四，選擇的結果：適宜。 經過長期的選擇性發展，澳門的社會經濟狀況正在呈現出漸入佳境的適宜結果，勾畫出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的美好藍圖。以備受爭議的博彩業為例，就足以說明澳門的選擇性發展可以獲取適宜的理想效果。 自 2001 年 8 月特區政府通過《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2002 年確定“適度開放幸運博彩市場”的方針以後，引入新的投資者和運營模式，有效推動了博彩業的健康發展。至 2009 年，全區博彩業總收益已達澳門幣 1,203.8 億元(150.5 億美元)，躍居世界各國各地區之首，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頭號賭城。而這一看似可怕的龐然大物卻對澳門社會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2009 年，澳門博彩業納稅總額高達澳門幣457 億元，約佔全區公共財政收入的 65%；2011 年第一季度博彩收入即超過澳門幣 585 億元，預示着再創新高的好兆頭。博彩業的興旺不僅帶動了旅遊、會展、餐飲等產業，而且通過資助公益活動、頒發獎助學金等途徑回報社會，貢獻鄉里。在澳門，博彩業已經成為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事物，正與不少其他產業共存共榮而構建起和諧適宜的社會局面。 願擁有微型經濟的澳門在今後的選擇性發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原載於《澳門月刊》2012 年 3 月號)

19 《“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導下的 粵港澳合作評析 2011 年 3 月 14 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全體會議在閉幕前通過了《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的決議》。3 月 16 日，新華社受權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十二五”規劃》)。與以往的五年計劃相比，在新頒佈的《“十二五”規劃》中，有關香港和澳門的問題被單獨列為第五十七章專門闡述，表明香港和澳門問題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也就在全國人大十一屆四次全體會議舉行期間，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京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定》，意味着粵澳合作進入了新的階段。聯想到將近一年前廣東已和香港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粵港合作同樣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十二五”規劃》“是未來五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動綱領，是政府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責的重要依據。”1 澳門與香港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成部分，理應以《“十二五”規劃》的精神為指導，更好地規劃今後的發展道路。由於地理位置、歷史根源和現實狀況的關聯性，廣東、香港和澳門之間存在着密切的有機聯繫。而在《“十二五”規劃》中，對粵港澳合作的問題也展開了比較詳盡的闡述，值得我們關注。本文將在闡述粵港澳合作的意義、目標和主要內容的基礎上，探索港澳兩地在區域合作框架中的不同任務和分工情況，進而深入討論開展合作過程中需要引起重視的若干問題。

發展戰略篇 20 一、粵港澳合作的意義 粵港澳合作問題的提出由來已久。早在香港和澳門相繼回歸祖國之初，就有學者提出了“香港回歸後加強粵港澳產業合作”2、“澳門回歸將使粵港澳合作有望升級”的觀點，還認為“加強粵澳合作，應從更大範圍的粵港澳合作着眼，要在粵港澳三地形成一個集生產、行銷、服務、創新四大功能為一體的經濟合作區域。”3 可見早期的粵港澳合作以經濟範疇為主，2003 年中央政府分別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的兩個《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正是內地(主要通過廣東)與港、澳經濟合作的政策體現。隨着形勢的發展，粵港澳合作的科技含量與文化內涵逐漸增加，合作層次逐漸提高，其戰略意義也逐漸凸顯。 2009 年初，國家發改委制定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正式頒佈，將珠江三角州地區的改革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同時也將“與港澳緊密合作的相關內容納入規劃”，強調“加強與港澳協調溝通，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合作”4，體現了粵港澳合作的經濟意義與社會價值。2010 年 4 月和 2011 年 3 月，廣東省人民政府分別同香港特區政府、澳門特區政府在北京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兩份《協議》用類似的文字提到了“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等方面”“融合發展”(《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和“共同發展”(《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的問題，進一步提升了粵港澳合作的意義。 在《“十二五”規劃》中，與港澳合作的問題被置於“深化合作，建設中華民族共同家園”的篇章內闡述，並且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努力”的宏偉目標聯繫在一起，可見粵港澳合作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和民族復興的高度。與此同時，《規劃》還強調要“深化粵港澳合作，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定，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5，表達了粵港澳合作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戰略意義。

《“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導下的粵港澳合作評析 21 二、粵港澳合作的目標與內容 粵港澳合作應該達到怎樣的具體目標(或目標定位)？或者說，這一合作將包括哪些主要內容？《“十二五”規劃》中有比較詳細而明確的闡述。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主要方面： 一是“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二是“構建現代流通經濟圈”。 三是“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 四是“完善珠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的交通運輸體系”。6 “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的目標 2009 年初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已經提出，表述為：“推進與港澳緊密合作、融合發展，共同打造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7 表明當時的目標定位只瞄準在“亞太地區”。到了 2010 年 4 月，《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中將這一目標加以擴展：“攜手打造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率先形成最具發展空間和增長潛力的世界級新經濟區域”。8 而在 2011 年 3 月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也有類似的表述：“攜手建設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共同打造世界級新經濟區域”。9 如前所述，在《“十二五”規劃》中則概括為“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的規範表述。 “構建現代流通經濟圈”的提法始見於《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在“發展定位”的第 4 條中這樣寫道：“加快跨境基礎設施網絡建設，優化區域營商環境，促進區域人員、貨物、信息、資金等要素往來流通便利，形成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國際航空樞紐、航運中心和物流中心，構建現代流通經濟圈。”10 《“十二五”規劃》在“深化內地與港澳經濟合作”一節中，敍述了“支持建設以香港金融體系為龍頭、珠江三角洲城市金融資源和服務為支撐的金融合作區域，打造世界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11 等內容後，表述了“構建現代流通經濟圈”的觀點。

發展戰略篇 22 “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的意見在上述幾個文件中都有類似表述。《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推進與港澳更緊密合作”一節中，在提出“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對接”、“加強產業合作”後，接着提出“共建優質生活圈”的意見。《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發展定位”的第 5 條詳細敍述了這個問題：“構建全國領先的區域環境和生態保護體系，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形成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產、生活及消費方式，建設宜居、便利、管理和服務水平先進的優質生活圈”。12 而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用“合作定位”的第 3 條闡明了類似的觀點：“推動珠澳協同發展，對接跨境基礎設施，推動區域要素便捷流動，加強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銜接和服務資源分享，建設宜居、便利和管理服務水平先進的優質生活圈”。13 《“十二五”規劃》則在第五十七章第三節“深化內地與港澳經濟合作”中，用一句話言簡意賅地表述了這個問題：“加快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步伐”。 “完善珠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的交通運輸體系”其實也可以視為共建優質生活圈的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具體內容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和兩個《合作框架協議》中都已經提及。《“十二五”規劃》則明確表述為“加強規劃協調，完善珠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的交通運輸體系”14，凸顯了交通命脈的重要性。 三、粵港澳合作中香港和澳門的地位與分工 雖然粵港澳合作是一個有機聯繫的系統工程，但由於三方的具體條件不同，特色與優勢各異，因此各自在合作框架中的地位與作用有所不同。明確香港與澳門在三地合作中的分工，瞭解各自的重點任務是十分必要的。 根據《“十二五”規劃》的精神，港、澳兩地在粵港澳合作框架中的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發展定位不同，待發揮的優勢不同，受支持的產業不同。

《“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導下的粵港澳合作評析 23 關於發展定位。前期的五個文件對港澳兩地的發展定位均有一定的設想，《“十二五”規劃》則進行了高度概括。要求香港向多個中心的方向發展，包括“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高價值貨物存貨管理及區域分銷中心”；同時要鞏固原有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的地位。而澳門的發展定位則被概括為“一個中心”和“一個平台”：“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15 關於待發揮的優勢。《“十二五”規劃》在五十七章第一節中明確提出“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其中提到香港的優勢為：“金融、航運、物流、旅遊、專業服務、資訊以及其他高增值服務業”。《“十二五”規劃》中雖然沒有具體提到澳門的優勢所在，但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曾提到了“支持澳門壯大旅遊等優勢產業”的意見。可見港澳兩地的優勢是有所不同的。 關於受支持的產業。祖國是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堅強後盾，中央政府對特區一貫採取扶持政策。根據兩地的不同區情，《“十二五”規劃》參照前期形成的三個文件以及《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內容，對支持香港和澳門重點發展的新興產業進行了概括，並且列為第二節“支持港澳培育新興產業”集中闡述。香港受支持的新興產業為“環保、醫療服務、教育服務、檢測和認證、創新科技、文化創意等優勢產業”；澳門受支持的新興產業為“休閒旅遊、會展商務、中醫藥、教育服務、文化創意等產業”，同時還要“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16 此外，由於《“十二五”規劃》是高度概括的綱領性文件，省略了一些具體事項；而在前期形成的五個文件中，還提到了香港、澳門在粵港澳合作中參與的不同重點項目。香港參與的有“廣深港客運專線”、“ 深圳前海地區、深港河套地區重點開發”、“ 蓮塘/香園圍口岸規劃與建設”等；澳門參與的有“合作開發橫琴”、“珠江口西岸發展規劃”等。香港和澳門共同參與的有“港珠澳大橋工程”、“廣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門五大機場聯運”、“廣州南沙發展建設”等。

發展戰略篇 24 總之，香港和澳門在粵港澳合作有同有異，各有側重。認清了各自的主要任務，有助於找准定位，明確責任，協調地分工協作，恰如其分地發揮應有的作用。 四、粵港澳合作中需要引起重視的幾個問題 在對粵港澳合作的意義、目標、內容以及合作框架中香港、澳門的地位與作用取得共識之後，有必要深入探討合作過程中需要引起重視的幾個問題。 (一) 探索粵港澳合作的新模式 粵港澳合作是一個歷史範疇，真正意義上的粵港澳合作是從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以後開始的。因此，這是一個沒有樣板可以模仿、沒有經驗可以借鑒的新事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改革創新。其實中央政府對於這個問題始終保持着清醒的頭腦，在 2003 年同香港、澳門政府分別簽署的 CEPA 中，特別是在以後每年新增加的補充協議中，就體現了探索粵港、粵澳合作新模式的思想。在 2008 年 7 月內地與香港簽署的《CEPA 補充協議五》中，更明確提出了“先行先試”的概念，“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香港與廣東省以先行先試形式，在廣東推行共 25 項開放和便利化措施，其中 17 項措施已納入 CEPA 協議五。”17 此後“先行先試”即成為粵港澳合作探索新模式的代名詞。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對粵港澳合作“創新合作方式”作了比較詳盡的闡述：“加強與港澳協調溝通，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合作。支持粵港澳三地在中央有關部門指導下，擴大就合作事宜進行自主協商的範圍。鼓勵在協商一致的前提下，與港澳共同編制區域合作規劃。完善粵港、粵澳行政首長聯席會議機制，增強聯席會議推動合作的實際效用。堅持市場為主、政府引導的原則，進一步發揮企業和社會組織的作用，鼓勵學術界、工商界建立多形

《“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導下的粵港澳合作評析 25 式的交流合作機制。”18 在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都將“先行先試、重點突破”和“體制機制創新”作為合作的“基本原則”之一。《“十二五”規劃》吸收了上述文件的可取之處，正式提出“支持廣東在對港澳服務業開放中先行先試，並逐步將先行先試措施拓展到其他地區”19 的意見，使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具備了政策依據。 澳門和香港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學習借鑒廣東省政府在相關領域的改革舉措，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創新，逐漸將被動配合轉變為主動爭取，積極推進粵港澳合作不斷取得新的突破。 (二) 正確理解前期文件與《“十二五”規劃》的關係 如前所述，《“十二五”規劃》中關於香港澳門以及粵港澳合作的相應政策，是對前一時期多種文件中已經出現的相關內容的提煉與概括，在《“十二五”規劃》頒佈之前出台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等五個文件為《“十二五”規劃》涉及港澳的章節做好了前期準備工作。《“十二五”規劃》的許多文字沿用了上述文件的提法，而這些文件的精神也是符合《“十二五”規劃》基本精神的。 然而，由於前期的五種文件和《“十二五”規劃》形成的時間不同，文件的性質、層次和起草人的出發點不同，因此難免出現這樣那樣的差異。對於大多數細小的差異而言，可以在以後的實踐中逐步探索並逐漸統一認識；但對於一些涉及原則的差異而言，就有必要引起足夠重視並儘早形成共識。筆者認為，關於“區域融合發展”的提法就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 “區域融合發展”的提法始見於廣東省人民政府與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分別簽署的兩份《合作框架協議》。2010 年 4 月問世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第九章“區域合作規劃”的導語寫道：“共同編制區域合作規劃，就共同關心及影響區域發展的課題及事項進行研究，落實合作項

發展戰略篇 26 目，統籌合作進程，發揮協同效益，促進區域融合發展。”20 這是“區域融合發展”的首次亮相。在 2011 年 3 月出台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類似的提法出現了 3 次。第一章總則的導語中提到“推動粵澳更緊密合作，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等方面融合發展”；第 2 條“基本原則”的第 3 款提出“促進要素便捷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推進粵澳融合發展”；第 3 條“主要目標”的第一款指出，到 2015 年時，“珠澳協同發展全面展開，共建優質生活圈和區域融合發展成效顯著”。21 按照《“十二五”規劃》和相關文件的精神，粵、港、澳三地無疑應當整體規劃、協調配合，走上區域共同發展的道路。但是，這一趨勢是否應該用“區域融合發展”來概括，是值得商榷的。根據一般工具書上的釋義，融合是指將兩種或多種不同的事物合成一體。融合的結果是彼此之間渾然一體，不存在界限。須知香港、澳門雖然與廣東省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成部分，但前二者是特別行政區，各自的基本法規定，在香港、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22 既然廣東與港澳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分別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那麼“區域融合”之說只能是一種良好願望而不可能也不應當成為具體計畫或工作目標。 我們注意到《“十二五”規劃》中並沒有採用兩個《合作框架協議》中關於“區域融合發展”的概念。鑒於此，建議先期出台而層次較低的文件用《“十二五”規劃》的精神來進行對照衡量，及時作出適當的修正或補充，將方針政策統一到中央政府的立場上來。 (三) 粵港澳合作的整體強化 從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之後開始，粵港澳合作的話題就逐漸興起。但這種說法多為民間議論，鮮見於官方文件。2009 年初問世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首次提出“粵港澳合作”的概念。這一文件中強調，要“支持粵港澳三地在中央有關部門指導下，擴大就合作事宜進行自主協商的範圍”，要“鼓勵粵港澳三地優勢互補，聯手參與國際競爭”，還具體地提到粵港澳在“發展服務

《“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導下的粵港澳合作評析 27 業”、“傳染病疫情信息通報與聯防聯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合作機制”、“推行清潔能源政策”、“開展物料回收、循環再用、轉廢為能”23 等方面的合作。到了《“十二五”規劃》中，已經可以正式見到“粵港澳合作”的概念和相關提法，如“深化粵港澳合作”、“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完善珠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的交通運輸體系”24 等。 “‘十二五規劃’顯然是將粵港澳合作作為一個整體，放在珠江三角洲區域發展的大框架中來通盤考慮的。”“我們期待着粵港澳的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不盡人意。人們更多地看到了粵港、粵澳的雙邊合作，很難見到三地一統的整體合作。”25 其實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已經提出了“支持粵港澳三地在中央有關部門指導下，擴大就合作事宜進行自主協商的範圍。鼓勵在協商一致的前提下，與港澳共同編制區域合作規劃”的主張，可惜迄今進展不甚顯著。為甚麼不能在《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基礎上，進一步簽署《粵港澳合作框架協議》呢？毫無疑問，粵港澳合作需要整體強化。我們期待着香港、澳門與廣東三地政府樹立全局觀念，同心同德，全面合作，共同完成“十二五規劃”和相關文件賦予自己的神聖使命，為建設中華民族共同家園、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應有的貢獻。 (原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總第 9 期，2011 年)

發展戰略篇 28 註釋：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載於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11-03-17/055622129864.shtml，2011 年 3月 28 日 2 廖建祥：《香港回歸後加強粵港澳產業合作的思考》，載於《學術研究》，1997年第 6期。 3 鍾新、鄭礫：《澳門回歸將使粵港澳合作有望升級》，載於《華南新聞》，1999年 11月 30 日，第 2版。 4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載於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8644751.html，2011 年 3月 28日。 5 同註 1。 6 同上註。 7 同註 4。. 8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載於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 3458784.htm，2011年 3月 28 日。 9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載於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 5327428.htm，2011年 3月 28 日。 10 同註 8。 11 同註 1。 12 同註 8。 13 同註 1。 14 同上註。 15 同上註。 16 同上註。 17 見“CEPA”條目，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2235.htm，2011年 3月 28日。 18 同註 4。 19 同註 1。

《“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導下的粵港澳合作評析 29 20 同註 8。 21 同註 9。 22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gov.cn/test/2005-07/29/content_18300.htm，2011年 3月 30 日。 23 同註 4。 24 同註 1。 25 李嘉曾：《“十二五規劃”對澳門的指導意義》，載於《澳門月刊》，2011年，第 4 期。

30 世博經濟及其在澳門的發展優勢 2010 年的中國曾經發生了一系列震驚世界的大事，成功舉辦 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即為其中之一。上海世博會塵埃落定，但世博會的影響卻日益彰顯。上海和國內外許多地方都開始探索世博經驗在“後世博”時期的應用推廣價值。由澳門的特殊區情所決定，世博經驗尤其意義深遠，不僅具有很大的適用性，而且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 一、當代世博經濟的本質特徵 上海世博會的實踐證明，“高端”、“前衛”、“多元”、“集成”和“創新”是以當代世界博覽會為代表的超大型會展的重要特徵與成功經驗，由此創生的新型會展旅遊產業名曰“世博型經濟”，或者直接稱之為“世博經濟”。 “高端”是指世博經濟需要高層運作，具有很高的權威性。世界博覽會的申辦、籌備、參展和運營都具有強烈的國家色彩，體現了會展旅遊的最高層次，因而也就具有最高的代表性。上海世博會的組織委員會由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掛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俞正聲任第一副主任委員，上海市市長、貿促會會長等数十位高官任副主任委員和委員，足見其權威性之強。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上海世博會開幕式，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閉幕式及 2010 年上海世博高峰論壇並發表主旨演講。世界各國、各地區均以官方身份到上海參展世博，至於出席開幕式、閉幕

世博經濟及其在澳門的發展優勢 31 式或國家館日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更是大有人在。世博會與世博經濟的高端性是不用置疑的。 “前衛”是指世博經濟的内涵與時俱進，體現並引領時代發展潮流。世博會絕對是時代寵兒，1851 年英國舉辦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就展示了新興的工業革命給這個古老國家帶來的嶄新面貌；159 年以後的上海世博會更展示了人類的最新科技成就，包括新一代移動通信、人工智能、生態節能建築等，確實使人們體會到“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意義。“綠色、環保、低碳”更是體現科學發展新理念的嶄新主題。在上海世博園區，工業文明時期留存下來的象徵──一座高達 165 米的大煙囱被改造成氣象信號塔，其用意可想而知；为了突出低碳，園區內裝置了總裝機容量逹 4.6 億兆瓦的太陽能發電系統，還配備了一千餘輛新能源汽車，各國展館的低碳節能措施亦比比皆是。上海世博會的現狀為觀眾瞭解時代、順應形勢、展望未來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有利的條件，也充分反映了世博經濟的前衛性。 “多元”是指世博經濟匯聚衆多因素，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局面。上海世博會共有 246 個官方參展單位，包括 190 個國家和 56 個國際組織；在 184 天的展出期間，舉辦了 22,900 場活動，參觀者總數達到 7,308 萬人次。溫家寶總理在上海世博高峰論壇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時，盛讚上海世博是“一次精彩的盛會”，是“一個地球村”。他特意提到“隨風舞動的英國舘”、“楓葉造型的加拿大舘”、形如“絲路寶船”的沙特舘等風格迥異的建築物，也提到“中國的戰國銅車馬”、“希腊的雅典娜神像”、“法國印象派大師的傳世之作”和“丹麥的小美人魚”等世界各國的文化瑰寶。上海世博不愧為“一部寫在大地上的百科全書”，“構成了一幅多元文化和諧共榮的美好畫卷”。正是世博會的多因素綜合，奠定了世博經濟多元性的基礎。 “集成”是指世博經濟促使不同因素疊加整合，優勢互補，產生整體化效應。世博經濟絕非單一的經濟門類，只靠會展是辦不成世博會的。成功的世博經濟必定是多種經濟形式的協同或綜合，會展、餐飲、商品(紀念品)銷售、旅遊等門類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夠構成現代的世

發展戰略篇 32 博經濟。2010 年上海世博會在這方面進行了有效的探索。世博園區内，開設在公共區域内的餐館有 133 家，開設在展館内的特色餐廳還有 83家。上海世博開幕半年間，在園區内用餐的遊客超過 5,393 萬人次，累計實現零售額人民幣 24.92 億元。園區内在公共區域開設了 100 個特許商品零售店，各展館内還開設了 155 家紀念品商店，商品零售額共計達到人民幣 20.15 億元。這些數據雄辯地體現了上海世博會集成的效果和世博經濟的集成特徵。 “創新”是指世博經濟倡導標新立異，用別具一格的形式展示鮮明個性。幾乎所有參觀過上海世博會的人都有“大開眼界”、“耳目一新”的感受，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本屆世博會凝聚了無數人的創意，體現了超越和突破。靈動的“清明上河圖”，“會呼吸的”外牆，“能保存千年”的種子，“懸挂在墻上”的樂隊等等，無不體現創意而個性鮮明。《解放日報》在上海世博結束前不久公佈了一份民意調查的結果，在回收的 1,105 份有效答卷中，“創新成為受訪者從世博會獲得的最重要信息：有 45.1%的受訪者認為世博會是展示新技術的窗口；有 38.1%的受訪者表示，世博會是新思維新創意的發源地”。換言之，沒有創意，沒有創新，就沒有當代的世博經濟。 二、澳門發展世博經濟的優勢所在 2010 年上海舉辦世博會和推廣世博經濟的成功經驗具有普世價值。澳門作為一個歷史文化資源豐富、經濟實力雄厚的特別行政區和中型城市，具有發展世博經濟的一系列優勢。 第一，政策優勢。澳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獨享的一些優惠政策是内地其他行政區劃可望而不可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明確規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同時又賦予澳門特區在對外事務方面享有許多權利，如在“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

世博經濟及其在澳門的發展優勢 33 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在文化社會事務方面，澳門有關的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關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各該團體和組織可根據需要冠用‘中國澳門’的名義，參與有關活動”。這一系列特殊規定正是澳門興辦並保證世博型經濟高端性的法律和政策依據。例如，筆者曾經多次撰文倡議，澳門可以籌劃舉辦一個世界性的“跨文化論壇”，在“大文化”觀念的指導下，以促進古今文化貫通、東西文化匯合、科學人文交融、經濟文化並舉為宗旨，為當今最具權威性的科技、文化、經濟大師提供思維踫撞、精神融合與傳播思想、闡釋理念的講壇，為具有多元文化傳統的地區提供探求跨文化發展新思路的舞台，帶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齊頭並進。這一論壇的高屋建瓴之勢，將充分體現世博型經濟的高端性和前衛性。 第二，文化優勢。由自身的產業特徵所決定，會展旅遊業具有明顯的文化内涵；換言之，世博經濟的多元特徵，是以文化的多元性作為前提的。在多元基礎上進一步集成的本質，也將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揚長補短。而在這方面，澳門得天獨厚。五千餘年中華文化的傳承積澱，近五百年西方文化的滲入與影響，近代民主思想和對外開放意識的發源，使澳門容納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中的許多精華，亟具開發國際性多元性會展旅遊業的有利條件。在 2009 年初頒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中央政府對澳門未來發展目標做出了“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而大力發展以會展旅遊業為核心的世博經濟恰恰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有效途徑。因為這一經濟形態能夠充分體現“高端、前衛、多元、集成”等諸多特點，符合“世界級”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 第三，經濟優勢。發展世博經濟需要強大的物質支撐，根據預算，上海世博會的基礎設施建設費用為人民幣 180 億元，運營費用為人民幣106 億元。實際操作過程中已經超過了預算，雖然決算結果將在審計後公佈，但是總投入不會少於數百億元。因此，要想發展世博經濟必須實

發展戰略篇 34 力雄厚，而澳門是具備這種實力的。回歸祖國十一年來，澳門的年度地區生產總值連續增長，同比增幅最高達到 28.9%(2004 年)。至 2009 年時地區生產總值已經達到澳門幣 1,665.76 億元，人均生產總值高至澳門幣30.4 萬元。2010 年前三個季度更是連續大幅增長，同比增幅分別達到17.2%、31.5%和 27.1%。在經濟蓬勃發展和政府保持高位財政收入的優勢條件下，安排足夠數量的經費用以發展世博經濟等新興產業，應當說是極具必要且大有可能的。 第四，區位優勢。2010 年 12 月 23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會見進京述職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時指出，中央政府正在制定“十二五”規劃，將充分考慮澳門的實際和特區政府的意見，進一步加強內地與澳門的交流合作，特別是粵港澳區域合作，支持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在粵港澳三足鼎立、互為犄角而相互依存的格局中，澳門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地處珠江口咽喉地帶，鎮守珠三角地區大門的澳門，其重要地位是任何其他地區所無法取代的。當我們期望世博經濟在珠江三角洲地區興起並逐步推廣的時候，切莫忽略澳門堪稱橋頭堡和前哨陣地的特殊地位，世博經濟落戶粵港澳地區宜從澳門開始。 世博經濟的本質特徵符合澳門的區情，澳門又有發展世博經濟的政策優勢、文化優勢、經濟優勢和區位優勢，因此，在澳門發展世博經濟勢在必行且大有可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大手筆，關鍵在於創新。澳門可以充分利用並進一步強化自身的優勢，從承辦東亞、亞洲、亞太地區的區域性高層經濟、文化活動入手，逐步向申辦世界性頂尖級別的活動(如花博會、園藝博覽會等)發展。要充分利用橫琴開發、珠澳合作的有利時機，將澳門與珠海聯手開發世博經濟的構想提上議事日程。 我們期待着世博經濟像金鳳凰一樣，早日在南國寶地展翅飛翔。 (原載於《澳門月刊》2011 年 2 月號)

35 創新驅動是澳門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澳門 2014 年度經濟發展的有關數據近日揭曉，全年本地生產總值實收澳門幣 4,433 億元，與上一年度相比減少了 0.4%，出現了回歸祖國以來年度 GDP 的首次負增長。雖然澳門財政盈餘充足而實力雄厚，但消息傳來，不少有責任感的市民仍為之震驚。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一現象是 2014 年 6 月以來澳門博彩業連續下滑的必然結果。博彩業的盛衰決定澳門經濟的成敗，去年上半年本澳博彩業仍處於上升態勢，GDP 也保持兩位數的增長幅度；第三季度開始便出現逆轉。第四季度本澳博彩業收入同比下跌 28.9%，GDP 相應下跌 17.2%，唇亡齒寒的關係令人不寒而慄。儘管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口號已經提出多時，政府和民間也都在積極探索，努力實施，然而這一次，雄辯的數字仿佛給予我們當頭棒喝：狼真的來了！那麼，澳門經濟發展的出路究竟在哪裏呢？ 讓我們到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所作的《2014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去尋找答案。在闡述 2015 年工作部署的時候，李總理對做好今年的政府工作提出三點要求，其中第三點指出：“培育和催生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要求“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改造傳統引擎，打造新引擎。”根據這一精神，“創新驅動”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戰略，也應當成為澳門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發展的必由之路。

發展戰略篇 36 一、中央決策深謀遠慮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其實並不是 2014 年政府工作報告的新提法，追根溯源，這一方針是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戰略決策。早在 2012 年 11 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即已提出了創新驅動的思想。十八大報告中指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3 年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主題舉行第九次集體學習，此次學習特意將“課堂”搬到中國第一個高技術園區中關村進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決定着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全黨全社會都要充分認識科技創新的巨大作用，緊緊抓住和用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把創新驅動發展作為面向未來的一項重大戰略實施好。這表明創新驅動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最高決策層的共識。 此後，創新驅動在政府工作的範疇內逐步得到實施和推廣。2014 年3 月，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結 2013 年工作時提到了落實這一戰略的進展：“推進創新驅動發展。全社會研發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 2%。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知識、技術創新等工程。超級計算、智能機器人、超級雜交稻等一批關鍵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在部署2014 年工作時，李克強又強調：“以創新支撐和引領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創新是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原動力。要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進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推動我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 在 2015 年 3 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也總結了過去一年在這方面的顯著成效：“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轉化通道，擴大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試點政策實施範圍，推進科技資源開放共用，科技人員創新活力不斷釋放。超級計算、探月工程、衛星應用等重大科研項目取得新突破，我國自主研製的支線客機飛上藍天。”在部署 2015 年工作時，李克強不僅

創新驅動是澳門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37 強調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必要性：“當前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減弱，必須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而且闡述了“以體制創新推動科技創新”、“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提高創新效率重在優化科技資源配置”等重要觀點，以及“實施‘中國製造2025’，堅持創新驅動、智能轉型、強化基礎、綠色發展，加快從製造大國轉向製造強國”等具體構想。 一言以蔽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已經成為深謀遠慮的國家戰略決策，必將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對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世界潮流大勢所趨 從世界範圍來看，創新驅動是一種重要的經濟發展理論，其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 1911 年，奧地利血統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出版其代表著《經濟發展理論》，首次提出“創新理論”，引起學術界和經濟界的重視。次年此書被譯成英語，後來經過修訂再版；熊彼特本人又先後應邀到德國、日本、美國等大學任教，特別是在著名的哈佛大學任經濟學教授近 20 年，還擔任過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因此創新理論產生了比較深遠的影響。 熊彼特認為，“創新”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動力，沒有創新便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謂創新就是要進行“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以“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要把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指整個社會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換言之，社會的經濟發展就是這種不斷創新的結果；而這種新組合的目的是獲得潛在的利潤，即最大限度地獲取超額利潤。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可以概括為若干主要觀點，包括“創新是生產過程中的內生現象”，“創新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創新是新組合的

發展戰略篇 38 誕生和舊組織的消亡，意味着經濟實體的自我更新”，“創新必須創造新的價值”，“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本質規定”，以及“企業和企業家應當成為創新的主體”等等。 一個世紀以來，特別是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不少學者和學派繼承並發展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不少國家積極實踐這一理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美國在 20 世紀 80 年代正式提出以產業技術創新為核心的創新戰略，從國家的層面推進創新，造就了上世紀末以來持續十多年的“新經濟”繁榮景象，也有效應對了次貸危機造成的負面影響。英國於 20世紀 90 年代中期提出創意經濟概念，又於本世紀初提出“創新國家”概念，將戰略創新作為基本國策。日本長期以來重視企業發明創新和員工創造力開發，在 2009 年又提出“數字日本創新計劃”，推進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國家戰略。許多歐盟國家、加拿大、韓國、印度等國家也都有相應的政策與措施，積極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創新驅動作為時代潮流，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目前世界上公認的創新型國家約有 20 來個，它們具有一些共同特徵，包括研發投入較高，一般佔 GDP 比例的 2%以上；科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在 7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指標一般在 30%以下；科技成果轉化率則達到 40%以上。而我國科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僅為 39%，對外技術依存度則大於40%，科技成果轉化率僅有 10%左右，表明與較先進的創新型國家存在一定差距。 三、弱勢所在差距懸殊 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表明，可以通過一定的指標體系來衡量與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創新基礎能力。這些指標包括 GDP 規模指數、人均GDP 指數、教育指數、大學指數等“創新資源指數”，以及包括 GDP增長指數、專利指數、專利申請數與授予量、研發經費佔 GDP 的比重、

創新驅動是澳門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39 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佔 GDP 的比重等“創新產出指標”。用這些指標來衡量，創新能力恰恰是澳門的弱勢所在。 不用同內地或世界各國的其他先進地區相比，僅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和香港、澳門 8 座城市為研究對象，便能對比出澳門在這一領域的顯著差距。澳門除了人均 GDP 在珠三角城市中排名第一以外，其他各個項目，如 GDP 增長指數、教育指數、大學指數、專利指數、專利申請指數等，均處於墊底或倒數第二的位置。 對比表明，就反映城市創新能力的幾個重要指標而言，澳門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其他主要城市之間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甚至遠不在同一個數量級上。這樣的狀況將嚴重阻礙澳門為打造新引擎，培育和催生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發揮應有作用。 必須指出，創新驅動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且也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改革的有效動力。2015 年 2 月 28 日，中共廣東省委和廣東省人民政府在深圳召開全省科技創新大會，表彰獲得 2014 年度廣東省科學技術獎的先進單位和個人，同時深入貫徹中央精神，研究部署全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工作。省委書記胡春華指出，廣東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實現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核心是要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根本途徑是要走創新驅動發展的道路。要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為推動廣東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戰略。這一方針，值得同處珠三角地區、積極推進粵澳合作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參考借鑒。 四、積極應對急起直追 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無疑是審時度勢的決策。在 2014 年 9 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九次集體學習會上，總書記習近平概括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為一項系統工程的內涵，進而提出在五個方面“着力”的

發展戰略篇 40 基本任務：一是着力推動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創新資源的力量，讓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二是着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努力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三是着力完善人才發展機制，打通人才流動、使用、發揮作用中的體制機制障礙，最大限度支持和幫助科技人員創新創業。四是着力營造良好政策環境，引導企業和社會增加研發投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完善推動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政策。五是着力擴大科技開放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在更高起點上推進自主創新。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要求同樣應當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努力方向。國家總理李克強在《2014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要“不斷提升港澳自身競爭力”，“繼續發揮香港、澳門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特殊作用”。為了不辜負中央政府的期望，同時也有效應對澳門自身發展中出現的制約瓶頸，“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改造傳統引擎，打造新引擎”是澳門的明智選擇。建議特區政府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積極應對，急起直追： 首先，要確立“創新驅動發展”的科學施政理念，將經濟建設的中心轉移到“改造傳統引擎，打造新引擎”的軌道上來。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先後提出了“以人為本”、“關注民生”、“科學施政”、“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等施政理念，這些方針無疑具有科學內涵與積極意義，實施過程中也確實取得了可喜的效果，當然應該繼續貫徹執行。然而，從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求和改革的需要來看，將創新驅動作為施政理念的有機組成勢在必行。只有從戰略上謀求對傳統引擎的改造和新引擎的打造，才有望根本解決瓶頸制約，建立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與此同時還要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鼓勵、引導和支持、幫助企業走上創新驅動的第一線，成為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主體。 其次，要在創新驅動理論指導下，大力發展高科技，積極引進合適的先進產業，從根本上逐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雖然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方針在澳門已經明確多時，口號也喊了多年，但是實際成效並不理想。

創新驅動是澳門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41 這裏有一個戰術問題。近年來，旅遊、會展、中醫藥、文化創意、教育培訓等產業正在逐漸發展壯大，為經濟多元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用創新驅動理論來衡量，這些新產業中的多數門類高科技含量偏低，企業的創新機制比較薄弱，難以承擔創新驅動新引擎的重任。其實，當今世界蓬勃發展的一些高科技創新型企業，對土地、原材料等資源的要求並不高，關鍵在於核心科技與領軍人才，其中尤以人才為要。澳門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與獨特的政策優勢，選擇 IT 產業、生物工程、環境工程、海洋開發、人工智能、動漫產業等領域內的合適門類，積極引進，白手起家，大力扶持，只要堅持一個時期，一定能落地生根並開花結果，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結構適度多元化的問題。 最後，要在全社會的範圍內促進轉變觀念，倡導創新意識，培養創新人才，為創新驅動奠定思想與組織基礎。創新驅動不僅僅是一個政策方針或技術問題，而且是一種思想觀念和社會風氣的體現。人是創新驅動的基礎，人的綜合素質，特別是創新意識與創造力水平，是創新驅動戰略能否真正實施的先決條件。澳門特區的民生狀況良好，政府對民眾的關懷無微不至，老百姓的日子很好過；可是無形中也助長了安於現狀的懶散習性，滋生了盲目排外的保守思想。這些都與創新驅動背道而馳。但願澳門能順應時代潮流，借助祖國內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強勁東風，倡導並助長改革創新的社會風氣，培養和引進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在改造傳統產業引擎的同時培育生命力旺盛的新引擎，推動澳門走上經濟與社會健康持續發展的新征程。 (原載於《澳門日報》2015 年 4 月 29 日 D5 版)

42 國家主體城鎮化進程中澳門的歷史責任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按照中共十八大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提出了 2013 年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本年度工作建議的第 2 條是“強化農業農村發展基礎，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其中明確指出：“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同時還強調“要遵循城鎮化的客觀規律，積極穩妥推動城鎮化健康發展”。由此觀之，逐步實現城鎮化已經成為國家主體通向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有效途徑。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之夢，也是澳門之夢。澳門人在國家主體逐步實現城鎮化的過程中承擔着甚麼責任？可望作出怎樣的貢獻？為了發揮應有的作用又該做好哪些準備？這些問題值得認真探討。 一、城鎮化是必然趨勢 社會科學中的一些門類較早就注意到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社會變遷現象，並將這一歷史過程用術語“城市化”來概括。也有人稱之為“都市化”。我國學者則結合本國國情，於 20 世紀 90 年代初提出大同小異的概念“城鎮化”，用以研究中國的社會變革過程。 對城鎮化的研究可以從不同學科的角度進行探索，比較流行的是人口學、地理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人口學中將城鎮化界定為農業人口向

國家主體城鎮化進程中澳門的歷史責任 43 城市人口轉移的過程，並用城市人口和鎮聚集區常住人口在一定區域總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來表示城鎮化率(或稱城鎮化水平)。經濟地理學中將農村地貌轉變為城市景觀的過程稱為城鎮化。經濟學中的城鎮化主要指傳統自然經濟轉化為社會性大生產的過程，而社會學中則將城鎮化理解為農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轉變的過程。 城鎮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過城鎮化的經歷。老牌歐洲國家如英國、德國，大約從 19 世紀初就開始逐步城市化，經過近一個世紀才進入中級階段。美國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中，日本從 20 世紀 30 年代中到 70 年代中，都陸續經歷了城鎮化率超過 50%的歷史發展過程。 我國內地的城鎮化進程雖然從解放後就陸續開始，但主要進程是同改革開放聯繫在一起的。20 世紀 80 年代，著名學者費孝通倡導發展小城鎮和鄉鎮企業，揭開了加速城鎮化的序幕。2002 年至 2011 年，我國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逾 2,000 萬，城鎮化率則以年均增加 1.35%的速度發展。2011 年，全國城鎮人口已增至 6 億 9 千萬人；城鎮人口比重(即城鎮化率)則達到 51.27%，十年間上升了 12.18%。 二、歷史見證城市作用 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見證了城市的重要作用。 在人類文明進化的過程中，由於地理、氣候、資源等因素的影響和生活、生產以及貿易、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需要，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會出現人群聚集的區域。這些區域逐漸固定化就形成城鎮，進而不斷擴大、充實並進一步優化功能，便成為城市。最早的城市雛形出現於公元前 8 世紀至 4 世紀的希臘，當時的雅典、斯巴達等都是比較著名的城市，後來以這些城市為中心，覆蓋周邊的村鎮，逐漸發展為城邦國家。從古代社會到中世紀，世界各地都出現過不少著名的城邦或城市，如腓尼基城邦(西亞)，瑪雅城邦(中美洲)，中國周代的豐京、鎬京、洛邑

發展戰略篇 44 (亞洲)，意大利的佛羅倫斯、威尼斯(歐洲)等。其中有不少傳承數千年而延續至今。 城市的出現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主要在於人口集中、經濟實力增強、產業結構調整、景觀美化和文明進化五個方面。 人口集中堪稱城鎮化的首要指標。上文已述及，人口學中將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定為城鎮化率，由於這一概念便於量化，因此成為比較通用的城鎮化衡量指標。有學者傾向於將城鎮化率低於 30%定為城鎮化低級階段，30-70%為中級階段，70%以上為高級階段。據最新的統計資料，至 2012 年底，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上升到 52.6%。 城鎮化的人口集中趨勢必然導致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們曾用“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來形容當年我國鄉鎮企業和小城鎮興起的狀況。伴隨經濟增長的則是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崛起，因而會有效地改變固有的產業結構。人口的聚集也必然促進住房和公共設施建設，引導人們加快生活節奏，改變生活習慣，逐步接受現代生活方式而早日融入現代社會。 三、綜合標準全面衡量 城市是一個多組分集成的複雜系統，儘管人口比例是城鎮化的主要指標，但絕不能只依賴一種標準，應當綜合考慮多種相關因素，全面地加以衡量。在城鎮化進程中，以下幾個重要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一) 人居環境和流動人口問題 隨着城鎮人口的增加，人均資源享有量必然相對減少，人們的居住條件勢必受到限制。特別是大量流動人口的存在，他們雖然較長時間在城鎮中居住，從統計學的角度已經被歸入城鎮人口的範疇；但他們的工資待遇和生存條件遠遠不如世居城鎮的市民。例如，1995 年時上海農民工每小時的工資只有城市戶口工人的 50%；而到了 2009 年，上述工資比例竟下降到 40%。在接受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有時甚至存在天壤之

國家主體城鎮化進程中澳門的歷史責任 45 別。城鎮化如不能使流動人口“賓至如歸”、“安居樂業”，比例再高也沒有意義。 (二) 節能和污染防治問題 人口聚集必然造成兩大結果，一是能耗增加，二是廢棄物增加，相應地派生出當代社會的節約能源與防治污染兩大熱點問題。倫敦、紐約、芝加哥等歐美大城市的老城區長期保持陳舊乃至落後的面貌，而且往往是難以遏制的污染源。發展中國家也不例外，印度新德里、孟買、加爾各答，巴西里約熱內盧等城市的貧民窟就是城市惡性膨脹的畸形兒，值得引以為戒。 (三) 精神生活問題 城鎮化進程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建設見效、人口集中的過程，而且體現社會文明程度的逐漸增高、社會現代化水平的逐步提升。在這裏，人們的精神追求至關重要。所以城鎮化建設是一個統籌兼顧的綜合過程。誠如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政府工作報告》在闡述我國城鎮化建設方針時所指出的：要“堅持科學規劃、合理佈局、城鄉統籌、節約用地、因地制宜、提高品質”。 四、中心城市輻射作用 為了有效地推進城鎮化的進程，還有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政府工作報告》對此也有明確的要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規模，充分發揮輻射帶動作用”。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能夠發揮特定的社會作用。一些學者認為，大城市不僅僅是經濟中心，而且往往是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具有集聚、輻射、導向等功能。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表明，如有大都

發展戰略篇 46 市充分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集中力量開發地處郊縣的新區，城鎮化往往能取得更加顯著的效果。 上海浦東新區的發展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浦東是指上海市管轄範圍內黃浦江以東、東海以西、長江南岸的地區，常住人口逾 280 萬，面積約 570 平方公里，但絕大部分是郊區和農村，是上海城裏人心目中的“鄉下”。1990 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開發浦東的戰略部署，制定了“開發浦東、振興上海、服務全國、面向世界”的方針。有了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作為後盾，經過數年的努力，面積比上海原有市區大一倍的浦東新區已經發展成多功能、外向型、國際化、現代化的城市新區。 由此聯想到珠海橫琴的開發與澳門的責任。橫琴開發無疑應以浦東為榜樣。2010 年 11 月，廣東省政府批准《橫琴島開發建設總體規劃》，提出將橫琴建設成“攜手港澳、服務泛珠、區域共用、示範全國，與國際接軌的複合型、生態化創新之島”的戰略目標。2011 年 3 月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則將橫琴開發的總任務描述為“探索粵澳合作新模式，吸引國內外和港澳高端資源集聚，共同培育發展新的基礎產業，促進珠江口西岸地區產業升級發展，拓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空間。”可見澳門在橫琴開發過程中擔負着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期望橫琴有朝一日發展成類似浦東的新城區，澳門就應當爭取成為橫琴的堅強後盾，而橫琴也確實需要一個自己的“上海”。 五、自身實力有待增強 我們希望澳門能在內地城鎮化的進程中發揮應有作用，進而為國家主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實際貢獻，重點在於珠澳、粵澳合作，突破口是參與橫琴開發。 這裏需要解決兩個問題。首先是澳門自身是否具備中心城市的條件。

國家主體城鎮化進程中澳門的歷史責任 47 從主體狀況來看，人口規模和經濟實力是重要的衡量指標。大城市的人口一般要在 100 萬以上。國際化大都市則要達到 1,000 萬人口，而且在地理上是區域中心，還要具有移民、會展、組織、服務、傳媒、人居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的相應條件。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澳門還不具備大城市的基本條件。澳門近年的人均地方生產總值雖然已經遙遙領先，但經濟總量偏小，總體實力較弱，且產業結構甚不合理，故難以擔當輻射源的重任。為了扭轉這種狀況，澳門要盡量擴大人口規模，增強整體實力。例如，促進人口自然增長，調整移民政策，爭取在本世紀中期常住人口突破一百萬。同時要繼續調整產業結構，加大經濟多元化的調整力度，加快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步伐，早日在珠三角城市群中成為個性鮮明、作用獨特的中心城市之一。 僅僅增强了經濟實力還遠遠不夠，本地民眾的思想觀念和精神面貌是軟實力的必要部分，同樣也是中心城市的必備條件。澳門較穩定的社會環境和較優越的福利待遇使大多數民眾豐衣足食，但也容易滋長安於現狀的懶散思想和封閉保守的落後意識。不認真克服便不能適應建設現代化中心城市的需要。 六、工作機制有待成熟 其次是澳門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的機制是否成熟。 近年來發佈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已經規定了國家主體與澳門(含香港)之間相互關係的方針政策，我們不難從中概括出澳門對內地發揮作用的關鍵在於“合作”。2011 年 3 月頒佈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出：“支持香港、澳門充分發揮優勢，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具體地說，是要“深化粵港澳合作，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定，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則明確指出了澳門與內地合作的工作方針：“創新合作方式”。具體內容包括“加

發展戰略篇 48 強與港澳協調溝通，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合作”；“粵港澳三地在中央有關部門指導下，擴大就合作事宜進行自主協商的範圍”；“在協商一致的前提下，與港澳共同編制區域合作規劃”；“完善粵港、粵澳行政首長聯席會議機制，增強聯席會議推動合作的實際效用”等等。指導思想是明確的，但在實踐中卻進展緩慢，難以見到顯著成效。 我們看到，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中央政府恪守《澳門基本法》的基本原則，尊重特別行政區的自治權力，保證了“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順利進行。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在國家戰略和珠江三角洲發展的綱領性文件中，澳門更多地是處於一種客體地位，難以充分發揮主動性與積極性。其實，《澳門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的土地屬國家所有，即使將橫琴島或其一部分“劃撥”給澳門統籌開發(類似澳大橫琴校園)，並不會改變土地的國有性質，也不會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澳門基本法》的精神。我們希望澳門各方本着先行先試的精神大膽探索，也希望廣東和中央政府能真誠理解與大力支持，共同幫助澳門早日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為國家主體的城鎮化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盡責盡力。 (原載於《澳門日報》2013 年 4 月 24 日 F2 版)

49 澳門經濟增長的減速趨勢與相應對策 每當舊的一年過去、新的一年來臨之際，各地的經濟學家們總會回首往事，展望未來，對經濟發展的形勢做出系統全面的總結和預測，同時也提出各種各樣的對策與建議。2013 年的澳門也不例外。倘若從總結2012 年的經濟狀況入手，不難看出澳門經濟發展正在呈現減速的趨勢。如何應對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應當採取怎樣的對策來保證澳門經濟的持續發展？這是許多澳門人十分關心，同時也需要認真探索的重要問題。 一、澳門經濟增長呈現減速發展態勢 隨着 2012 年度的多種經濟指標陸續公佈，澳門在過去一年中的經濟發展趨勢逐漸明朗化。概括地說，澳門經濟仍然處於較高速發展的上升階段，但已經出現了增長速度逐漸放慢的趨勢。 (一) 保持高速發展態勢 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回歸祖國以來，澳門政治經濟諸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矚目。不僅社會狀況穩定，而且經濟始終處於較高速發展的狀態。表 1 顯示了 21 世紀以來十多年間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與相應的變化率，體現了澳門經濟持續較高速增長的趨勢。

發展戰略篇 50 表 1：澳門本地生產總值與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的年度對比 項目 年份 本地生產總值 (億澳門元) 同期變動率(%) 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美元) 同期變動率(%) 2001 523.32 15,007 2002 562.99 7.6 15,987 6.53 2003 635.79 12.9 17,809 11.40 2004 822.94 29.4 22,450 26.06 2005 944.71 14.8 24,767 10.32 2006 1,165.71 23.4 29,263 18.15 2007 1,450.85 24.5 34,661 18.45 2008 1,662.65 14.6 38,391 10.76 2009 1,701.71 2.3 39,775 3.61 2010 2,269.41 33.4 52,816 32.79 2011 2,955.35 30.2 67,093 27.03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本地生產總值及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載於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http://www.dsec.gov.mo/PredefinedReport.aspx?ReportID=32& Lang=zh-MO，2013 年 2 月 27 日。 按照表 1 顯示的有關數據，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庫 2012年 4 月 17 日發佈的資料對比，2011 年澳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在世界各國各地區排名中已經躍居第 6 位，僅排在盧森堡、挪威、卡塔爾、瑞士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之後。2001 年以來，除了 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而增長率降低到 3%以下外，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長期保持在 12%以上，足見其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狀態。 (二) 放慢經濟增長步伐 從 2012 年開始，澳門經濟增長的速度有所減緩。實際上從 2011 年第四季度起，就有一些評估機構和學者發現了有關跡象，陸續作出了預測或判斷。 2011 年底，中國信用評級行業與市場的先驅者和權威機構“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一方面維持澳門特別行政區本、外幣信用等級AA+，另一方面又預測澳門 2012 年的經濟增長率將下降至 16%(2011 年為 30.2%)。1 2012 年 3 月底，澳門學者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的《澳門藍皮書：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1-2012)》稱，澳門“由於經濟增長速

澳門經濟增長的減速趨勢與相應對策 51 度快，經濟規模亦不斷擴大，在基數較大的情況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可能性不大”；認為“澳門整體經濟增長逐漸進入穩定期”，同時“預測 2012 年全年仍有 10%左右的增長”。2 2012 年 5 月初，澳門大學經濟系也對澳門經濟發展趨勢作出預測，認為“澳門 2012 年全年的本地生產總值有 18%的增長，達 3,080 億澳門元，同比升幅放緩 2.7%”；“澳門經濟在 2012 年面對很大的風險，主要受外圍經濟因素影響”。3 與此同時，也對這一現象作出解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 1 月份的預測，全球經濟在 2012 年增長放緩至 3.3%，其中美國經濟增長 1.8%，而歐元區經濟更收縮 0.5%。基於以上因素，預測本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為 18.0%。”4 總之，澳門經濟發展速度在 2012 年開始放緩的趨勢，已經比較明顯地展現出來，亦以引起比較廣泛的關注。 (三) 體現波浪式前進規律 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波浪式前進、螺旋形上升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澳門的經濟發展同樣符合這一規律。根據有關的統計數據分析，我們發現，澳門回歸以來(特別是有可對比統計數據的 2002 年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較好地呈現出週期性漲落、波浪式前進的現象。 針對澳門的實際情況(見表 1)，“倘若將地區生產總值的同期變動率達到 20%作為一條分界線(大於 20%為較高速發展，低於 20%為較低速發展)，那麼，澳門經濟總量的增長率大致表現為‘高速－低速交替’，其週期為 2-4 年”。5 例如，2004 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同期變動率為29.4%(較高速)，2005 年即回落到 14.8%(較低速)；2006 和 2007 年分別上升至 23.4%和 24.5%(較高速)，2008 和 2009 年又分別回落到 14.6%和2.3%(較低速，其中 2009 年尤因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而降至谷底)；2010與 2011年又分別躍居 33.4%和 30.2%(較高速)的巔峰狀態，2012年則肯定要跌到 20%以下的較低速增長狀態。清醒地認識這一統計學規律，有利於採取合適的對策來促進澳門經濟的持續發展。

發展戰略篇 52 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公佈的最新統計數據，2012 年澳門實際完成的本地生產總值為澳門幣 3,482.16 億元，比上年增加 18.0%；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澳門幣 61.19 萬元，相當於 76,588 美元。6 這些數據證實了澳門經濟增長的減緩趨勢，也印證了上文對於澳門經濟增長速度週期性變化規律的認識。 二、澳門經濟增長減速的影響因素 澳門經濟發展速度的減緩究竟是“壞事”還是“好事”？恐怕不宜簡單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首先應當分析造成這一現象的影響因素，力求把握事物的本質。 (一) 導致澳門經濟減速發展的內部因素 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依據。要想正確認識澳門經濟發展減速的現象，首先必須深入澳門經濟內部來探尋原因。 博彩業在澳門的產業結構中處於絕對支柱地位，其狀況會對澳門經濟增長速度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從 2004 年第一家外資博彩企業在澳門開業以來，至 2011 年，澳門博彩業全年營業收入達到 340 億美元，總收入比初開張時增加了 6 倍。但從 2012 年開始，澳門博彩業的增長速度逐漸放慢。據媒體報導，2012 年上半年，“澳門博彩業增速放緩的趨勢越發明顯。資料顯示，5 月份同比增幅僅為 7%，6 月份澳門博彩業總收入較上年同期也只增長了 12%……相對於 04年至 11年澳門博彩業總收入高達 7 倍的耀眼增長來說，今年增速明顯是減慢了。”7 尤其可以作為證據的是，近三年來，澳門博彩業營業總收入的增長幅度首次在2012 年低於賭桌總數的增長幅度，表明博彩業的經濟效益增長勢頭呈現下滑趨勢。博彩企業的股市表現更能說明問題，“在這種放緩的趨勢下，澳門博彩業股票大幅下挫，金沙中國自 4 月份以來的跌幅已接近30%。其中 6 月份的單月跌幅就達到 11%；美高梅中國自 5 月份以來則

澳門經濟增長的減速趨勢與相應對策 53 下跌約 20%。永利澳門和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的 PE 水平目前均處於歷史最低點。”。8 由於博彩業的比重在澳門經濟中佔有絕對優勢，因此其效益有所降低是澳門經濟發展速度放慢的最主要原因，長此以往，還有可能對澳門的經濟造成嚴重的打擊。 (二) 導致澳門經濟減速發展的外部因素 澳門儘管是一個微型社會，經濟總量不大，但也絕不是世外桃源。澳門的經濟狀況脫離不了國內和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與制約。我們不難從世界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態勢中找到澳門經濟減速發展的外部原因。 首先，世界經濟總體上“仍然居於危機之後的緩慢復蘇階段”。9 具體地說，“儘管 2012 年世界經濟從增長速度上看並沒有出現總體上的衰退，但是，從增長的動力源上看，世界經濟正在面臨着前所未有的‘雙失靈’困境──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10 從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在貿易失衡程度降低的過程中，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明顯下降，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放緩。”11。與此同時，“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也出現內生性下滑。”12 專家分析認為：“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國內需求的下降以及外部融資環境的惡化是造成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下降的主要原因。”13 國際經濟形勢對於澳門經濟的影響也大致如此。 其次，從祖國大陸的情況來看，同樣對澳門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定的限制。按照《“十二五”規劃綱要》的精神，祖國大陸進入“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新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慢。這一總趨勢必將影響到澳門的經濟狀況。此外，出於反腐倡廉等政治方面的需要，大陸各地的港澳“自由行”政策會出現微妙的變化，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對澳門的旅遊業乃至整個經濟狀況產生影響。加上隨着對外開放的深入，內地居民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渠道越來越暢通，旅遊目的地的選擇越來越寬廣，相形之下，澳門作為旅遊目的地的份額就會相應減少。由於內地遊客人數總量極大，份額的微小變化就可

發展戰略篇 54 能對澳門造成重大衝擊。2009 年以來，大陸赴澳門自由行遊客人數在2012 年第一季度首次比前期有所下降。2013 年 1 月 15 日，新上任的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局長文綺華宣佈，2012 年內入境澳門的旅客總人數為2,800.82 萬人次。儘管針對常住人口僅為 56 萬人的澳門而言，這一數字堪稱十分巨大；但是，同比增長幅度只有 0.3%，已經大大低於經濟總量的增長速度，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可想而知。 綜上所述，在內因和外因的雙重影響下，澳門經濟增長從 2012 年開始放慢了步伐，大致與國際和祖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趨勢吻合。 三、澳門經濟持續增長的首要對策：內涵式發展 儘管經濟發展減速不是澳門獨有的現象，但是，澳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眾多優勢，理應積極創造條件，爭取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從總體上看，澳門因應區內外形勢變化、迎接時代挑戰的根本對策是走內涵式的科學發展道路。 內涵，“是指概念所揭示的事物的本質特徵，即事物質的規定性”。所謂“內涵式發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本質屬性，強調事物‘質’的發展。內涵式發展強調的是結構優化、品質提高、實力增強，是一種相對的自然歷史發展過程，發展更多是出自內在需求”。14 內涵式發展道路主要通過內部的深入改革，激發活力，增強實力，提高競爭力，在量變引發質變的過程中，實現實質性的跨越式發展。 根據上述觀點，澳門經濟實現內涵式發展的首要任務，是繼續調整產業結構和有效擴大內需。 (一) 在正確方針指導下調整產業結構 多年來，調整產業結構的問題已經引起澳門各界的關注和重視，政府部門和有關社會力量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問題是同人們的期望和努力相比，澳門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果一直不甚顯著。筆者認為，關鍵在於

澳門經濟增長的減速趨勢與相應對策 55 確立科學而正確的指導思想與工作方針。在澳門，調整產業結構可以朝兩個方向努力。一是有效地引導博彩業健康發展；二是大力發展合適的新興產業。 為了促使博彩業健康發展，必須進行有效的控制。首先，應當從澳門的歷史與現實出發，接受博彩業佔據龍頭地位的狀況，保持博彩業顯著的經營效益與強勁的發展勢頭。其次，要將博彩業的調整、改革、創新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頭戲。具體地說，一方面應當通過博彩業與旅遊業、餐飲業、零售業、會展業、演藝業等相關產業的合作、結合乃至交融，派生出博彩旅遊(或旅遊博彩，以下類似)、博彩美食、博彩商業、博彩會展、博彩演藝等新興產業門類，達到對博彩業“外部微調”的效果。另一方面，應當倡導博彩業更徹底地走混業經營的道路，在經營狹義博彩(賭場)的同時，更多地經營上述有關連的產業，逐步實現“內部微調”。另外，還應當改造傳統的博彩方式，開發老百姓喜聞樂見、體現民族性的博彩新品種，逐步增加博彩業的文化內涵。當澳門的博彩業逐漸展現出與時俱進的新面貌的時候，澳門產業結構的調整一定會取得實質性的成效。 在改革博彩業的同時，也要大力發展一些適合澳門區情的新興產業。對於這一觀點，在澳門已經形成共識。旅遊業、餐飲業、零售商業、會展業、物流業、文化創意產業等已經成為澳門人正在重點扶持的首選目標。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與在澳門興辦的可能性，還有一些產業也適宜在澳門發展並有望逐漸形成氣候。例如，教育培訓業：可進一步發展以外地生源為主的高等教育、吸引國際生源的留學教育、以本地居民為對象的培訓教育、以世界各地專業人員為對象的專業培訓教育等。家政服務業：順應居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的形式，興辦高檔次、高質量的家政服務，包括國際家教服務，吸收內地雇員的家政服務等。文化娛樂業：除了引進高水平的影視、演藝活動外，可以興辦畫廊、陶巴等文化娛樂設施，還應當針對澳門現有夜店、酒吧的狀況，創辦類似台灣誠品書店為代表的高品位夜生活場所。競技體育業：在現有格蘭披士大賽車、女排大獎賽等活動的基礎上，充分利用澳門的場館資源，移植高水平的國

發展戰略篇 56 際賽事；同時大力引進人才，組建澳門的高水平運動員隊伍，積極發展競技體育。 (二) 用現代觀念引導內需不斷擴大 從根本上說，要想實現澳門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目標，關鍵在於擴大內需。只有當澳門全區的消費需求不斷增長，保持長盛不衰的態勢，澳門的經濟發展才有強勁的原動力。每年來到澳門的近 3,000 萬遊客，是外部需求轉化為內部需求的有效途徑。為了保持這部份需求，我們一方面寄希望於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應當硬件建設與軟件建設兩手抓，為外來遊客提供盡可能先進的設施與盡可能優質的服務。擴大內需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是將澳門本地居民的消費需求真正釋放出來。不妨簡單地算一筆賬。近年來澳門的外來遊客數量大致為每年 3,000 萬人，假如平均每人在澳門逗留 5 天，他們在澳門消費的時間充其量總共是 1 億 5 千萬人/日；而澳門現有的常住人口接近 60 萬，就算每人每年在澳門居留 335 天(外出一個月)，那麼他們在澳門的消費時間也會超過 2億人/日。可見澳門本地居民的需求是大頭，澳門經濟的增長主要靠本地居民的需求來推動。 為了有效地擴大澳門本地居民的內需，首先應當倡導現代消費觀與現代生活方式，引導廣大市民轉變觀念，跟上時代步伐。由於受歷史傳統的影響，澳門市民在餐飲方面的消費比較踴躍，而在其他方面，特別是精神文化領域的需求相對薄弱。在宣傳引導的同時，政府還應當加強文化領域的基本建設，規劃、興建或創辦更多的書店、博物館、圖書館、電影院、劇院、畫廊、展覽館等，為居民滿足精神需求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為了有效擴大澳門本地居民的內需，政府也有義不容辭的責任。除了關注民生、穩步提高市民收入和向老百姓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外，政府還應當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限制、控制物價，保障市民的權益；同時要教育、引導和監督各行各業講求職業道德、提高服務質量。在澳門，當以餐飲業為主的服務行業不斷悄悄漲價、大部份商鋪天一黑就關門打

澳門經濟增長的減速趨勢與相應對策 57 烊、公共汽車司機目無乘客地溜站、出租車明目張膽地繞路的情況下，澳門市民是不太情願放開手腳大膽消費的。民眾的內需同樣需要健康有利的消費環境。 總之，澳門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正在經歷一個關鍵時期。讓我們正視澳門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減慢的現實，瞭解影響澳門經濟增速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從認真調整產業結構和切實擴大內需入手，順應潮流，因勢利導，努力保持澳門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 (原載於《社會經濟發展研究》2013 年第 2 期) 註釋： 1 李延霞：《大公維持中國香港和澳門的信用等級》，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12/28/c_111326125.htm，2013 年 2月27 日。 2 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澳門藍皮書：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1-201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 3 《澳大經濟系預料澳全年生產總值 18%》，載於《市民日報》，2012年 5月 5 日，第 1版。 4 同上註。 5 李嘉曾：《澳門經濟發展趨勢與對策探討》，載於《澳門月刊》，2013 年2 月號(總第 193 期)，第 24-26 頁。 6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本地生產總值及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載於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http://www.dsec.gov.mo/PredefinedReport.aspx?ReportID= 32&Lang=zh-MO，2013年 6 月 1 日。

發展戰略篇 58 7 《澳門博彩業逐漸失活力，受大陸經濟增長放緩影響》，載於和訊網：http://news.hexun.com/2012-07-18/143696878.html，2013 年 2月 28日。 8 同上註。 9 《2012 年世界經濟形勢及其特點》，載於和訊網：http://news.hexun.com/ 2013-01-27/150633321.html，2013 年 2月 28日。 10 同上註。 11 同上註。 12 同上註。 13 同上註。 14 “內涵式發展”詞條，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 1987200.htm，2013年 2月 28 日。

59 澳門工業重新定位要實現革命性轉變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2015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將“經濟適度多元”定位為“澳門經濟發展的總趨勢”和“施政報告的重點”。為了落實這一艱巨的任務，報告中謀劃了四方面的舉措，其中第一條便是“維持博彩業健康發展，培育新興行業成長”。而在列舉待培育的新興行業時，施政報告中着重指出：“啟動對澳門工業重新定位的研究，支持‘澳門製造、澳門創意’的品牌建立”。對澳門而言，“工業重新定位”是一個新提法，值得深入探究。 一、重新定位理論的起源與發展 從世界範圍來看，“重新定位”是 20 世紀 60 年代末萌芽、70 年代興起的新理論，已經存在了近半個世紀。為了追根溯源，還得從“定位”理論講起。 定位與重新定位理論，都屬於市場學或營銷學領域的經營理念。其創始人是美國市場營銷專家艾爾•里斯(Al Ries)與傑克•特勞特(Jack Trout)。20 世紀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美國的商業競爭日趨激烈，注重提升組織內部運營效率以促進經營銷售效果的各種傳統管理理論、管理工具已經漸漸無能為力，難以幫助企業取得成功。於是，如何應對競爭成為商業領域的主題。里斯於 1963 年在紐約成立里斯公司，1968 年特勞特加盟該公司，兩人致力於擺脫困境，探索有效的營銷新路子。1969

發展戰略篇 60 年時，特勞特首次提出了“定位(Positioning)”的概念，“用一種最簡單最清晰的方式”來表述里斯公司的行銷哲學。同年，定位理論的第一篇論文《定位──同質化時代的競爭之道》在《工業行銷》雜誌上正式發表，此後這一理念逐漸引起重視並得到推廣。 所謂定位，就是讓品牌在消費者的心智中佔據最有利的位置，使品牌成為某個類別或某種特性的代表。這樣當消費者產生相關需求時，便會將定位品牌作為首選，也就是說這個品牌佔據了這個定位。用“定位理論之父”里斯的話來說，“定位就是在顧客頭腦中尋找一塊空地，扎扎實實地佔據下來，作為‘根據地’，不被別人搶佔”；而另一位定位理論之父特勞特則認為，“所謂定位，就是令你的企業和產品與眾不同，形成核心競爭力；對受眾而言，即鮮明地建立品牌。”。 定位理論中對品牌的定義與傳統行銷有所不同。以科特勒為代表的傳統行銷理論認為：品牌是“一種名稱、術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它們的組合運用”；品牌的目的是“藉以辨認某個銷售商或某群銷售者的產品或服務，並使之同競爭對手的產品和服務區分開來”；品牌的要點，是“銷售者向購買者長期提供的一組特定的特點、利益和服務”。品牌形象理論的代表者奧格威曾給出這樣的品牌定義：“品牌是一種錯綜複雜的象徵，它是品牌的屬性、名稱、包裝、價格、歷史、聲譽、廣告風格的無形組合。”上述營銷學的品牌概念曾被大多數人接受；但這只是一個自內而外的品牌概念，不能體現品牌的實質：如何在消費者的認知中體現與眾不同，應對競爭而贏得顧客。 定位理論認為，品牌就是某個品類的代表或者說是代表某個品類的名字。建立品牌就是要力爭成為某個品類中的第一，實現本品牌對某個品類的主導作用。當消費者一想起需要消費某個品類的產品時，就會條件反射似地立即想到這個品牌，這樣才意味着真正建立了品牌。 定位理論對於新興企業在剛剛起步時確立怎樣的營銷理念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然而，實際情況往往複雜得多。對於絕大多數企業而言，不可能一切從零開始創建全新的品牌，更多的情況是已經有產品投放市場進入銷售環節，面臨着嚴峻的形勢與挑戰：或者是競爭者推出的市場

澳門工業重新定位要實現革命性轉變 61 定位與本企業產品接近，侵佔了本企業品牌的部分市場，使本企業品牌的市場佔有率有所下降；或者是消費者需求發生變化，從喜愛本企業的某個品牌向喜愛競爭對手的某品牌轉移。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要求企業採取相應對策。於是“重新定位”的概念應運而生。 所謂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是指企業為已在某市場銷售的產品重新確定某種形象，以改變消費者原有的認識，爭取有利的市場地位的活動。這對於企業適應市場環境、調整市場營銷戰略是十分必要的。2009年，傑克•特勞特出版新著《重新定位》，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定位與重新定位理論，在世界範圍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二、重新定位理論的核心內涵 定位或重新定位理論的理論一脈相承，其核心內涵被我國營銷專家魯建華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打造品牌為中心，以競爭導向和進入顧客心智為基本點。 所謂以打造品牌為中心，是基於從根本的角度進行思考，將營銷過程視為創造顧客、打造品牌的過程，營銷就是打造品牌；從更廣義的角度講，創建偉大企業的過程其實就是創造顧客、打造品牌的過程，做企業就是做品牌，企業運營的本質就是打造品牌。因此，打造(或改造)品牌是定位(或重新定位)理論的核心。定位理論的所有概念、觀點、體系，都必須服務於打造品牌這個目的，圍繞打造品牌來展開。 以競爭導向為基本點，就是要求營銷者首先考慮如何讓自己的品牌與競爭品牌區分開來，實現差異化，從競爭對手那裡將生意轉移過來。這是定位思考的出發點。營銷就是戰爭，商場就是戰場。定位就是在與競爭對手正式開戰之前進入並且佔據一個更有利的位置。定位是建立在競爭之上，隨着競爭的發展而發展的；換言之，只有在競爭的過程中才能有效地完成定位或重新定位的使命。

發展戰略篇 62 以進入顧客心智為基本點，這是商戰中最隱秘、最基本的真理。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導致了這一點：一是從事實(產品銷售)到認知(顧客意願)有一個過程，事實要經過大腦的過濾、解讀，最終才能體現對事實的認知。二是人們已經形成既有的認知和觀念，而這些既定的認知和觀念會影響人們對新事物的認知，因此企業有必要通過宣傳來影響消費者的認知。三是顧客的認知邏輯與企業的認知邏輯往往相反。企業判斷質量的標準是產品的技術指標、先進檢測儀器的檢測結果；而顧客判斷質量的標準往往是哪一種產品得到更多其他顧客的青睞。顧客沒有能力也沒有精力去理會那些技術指標。因此，品牌只有扎根到消費者的心裏，才是真正實現其應有的定位或重新定位。 在實際運作中，重新定位往往比定位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歸根結底是要以顧客為本，創建品牌並力求進入消費者的心靈，進而佔據消費市場。 三、澳門工業重新定位的努力方向 重新定位理論對於澳門尤其適用。因為澳門的市場由來已久，傳統的工業經歷了從興盛到衰落的變遷，需要尋找新的出路。本次施政報告中提出“工業重新定位”的思考可謂正當其時。按照重新定位理論的精神，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建議特區政府在啟動澳門工業重新定位這項工作的時候，首先要提高認識，從端正指導思想入手，努力實現以下三個觀念轉變： (一) 從“傳統工業”向“現代工商業”轉變 澳門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些工業(手工業)門類，追溯起來主要有造船業、漁業、神香爆竹火柴製造業、食品加工業、成衣加工業、機械製造業等。這些傳統工業門類多數早已衰落甚至退出了歷史舞台。從時代發展的趨勢來看，上述產業門類中的絕大多數沒有強烈的社會需求，因

澳門工業重新定位要實現革命性轉變 63 而也不具備太好的發展前景。因此，改造傳統工業門類是歷史的必然。結合重新定位的思考，澳門應捨棄傳統工業的舊包袱，將產業發展重點定為現代工商業。具體言之，應當重點發展科技含量較高、社會需求較大、發展前景較光明的工業與商業門類。例如，旅遊會展業、休閒業、中醫藥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近年已經在澳門逐漸興起；還可以考慮發展 IT 配套產業、電子商務、物流產業、健康產業、奢侈品銷售業等門類，努力將“傳統工業”的舊貌，轉換成“現代工商業”的新顏，這樣才能為澳門工業的重新定位定下基調並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 從“老產品”向“新品牌”轉變 前已述及，打造(或改造)品牌是定位(或重新定位)理論的核心，重新定位的主要任務就在於賦予傳統產品暫新的形象，改變消費者對於該產品的固有印象，使之在市場競爭中佔據有利地位。具體言之，就是要努力促使老產品與時俱進地獲得新生，轉變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新品牌。市場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主要的市場類型有三大類，即商品市場、服務市場和資源市場，無論是商品、服務還是資源，都應該也都可以打造品牌。能不能將老產品改造成新品牌，是重新定位能否成功的關鍵。 特區政府顯然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本年度施政報告中清晰地表述了政府支持創立和推廣澳門品牌的態度，承諾“將經諮詢業界後制定標準，聯同業界選出澳門製造、澳門創意的若干‘澳門品牌’作重點推廣。擬在內地、海外城市及澳門本地巡迴舉辦‘澳門品牌展’，宣傳推廣‘澳門品牌’，協助企業開拓商機。”在重新定位的過程中，老產品是新品牌的載體。例如，澳門的杏仁餅、蛋卷、肉脯等手信禮品膾炙人口，其中最有名的當屬“鉅記”。可是，鉅記手信擺出“皇帝女兒不愁嫁”的架勢，不僅不在內地開設分店，而且不甚重視品牌建設與廣告宣傳。應當鼓勵將鉅記、咀香園等手信類老產品打造成新品牌，體現企業的綜合實力，樹立全新的市場形象，以便產生更大的影響，獲取更大的市場份額。

發展戰略篇 64 (三) 從“澳門製造”向“澳門創意”轉變 重新定位不只是改變形象的簡單問題，而且是涉及更新觀念的革命性轉變。在本年度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在論述“澳門品牌”建設目標時，是將“澳門製造”同“澳門創意”相提並論的：“政府支持創立和推廣‘澳門製造’、‘澳門創意’的澳門品牌”。實際上，這兩個概念存在着本質上的差異。如果說澳門製造涵蓋了澳門歷史上和當今時代的傳統工業產品，那麼，澳門創意則意味着通過創造性思維標新立異，徹底改造原有的傳統產品，或者創建前所未有的全新品牌。 要做到這一點，應當抓好以下幾個環節：首先要摸排家底，通過調查搞清楚目前澳門究竟還有哪些可以算作“澳門製造”的產品，以便做到心中有數。其次，組織專門的隊伍(成員應包括創意、營銷和管理領域的專家，企業家，政府主管部門代表，消費者代表等)，通過創意策劃，將條件較好的澳門製造類傳統產品改造成具備時代特徵、滿足當代消費者需求的新一代產品，進而打造體現澳門特色的知名品牌。最後，應當倡導、鼓勵和扶持本澳企業界與學術界密切合作，在充分依託澳門歷史文化資源、產業結構和經濟實力的基礎上，開發新一代創意類產品，創建代表“澳門創意”的新品牌，為走出澳門、走向世界奠定基礎。 總之，重新定位不僅是現代市場營銷的一種全新策略，而且是一場經營理念的徹底變革。願特區政府和全體市民以“澳門工業重新定位”為契機，走上經濟發展創新驅動的嶄新征程。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5 年第 4 期)

65 澳門提高城市創新能力與綜合競爭力的思考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做《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做好今年的政府工作要把握好三點。其中第三點便是：“培育和催生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李克強指出：“當前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減弱，必須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改造傳統引擎，打造新引擎。”在談到香港澳門問題時，李克強又表示，要“不斷提升港澳自身競爭力”，“繼續發揮香港、澳門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特殊作用。” 將上述“創新驅動”和“自身競爭力”兩個觀點結合起來考慮，不難看出澳門要想為國家，特別是珠三角地區提供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面臨着大力提高創新能力與綜合競爭力的神聖使命。 一、澳門城市綜合競爭力狀況 首先應當對澳門的城市競爭力和創新能力的現狀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 近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逐年發佈《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近年的研究對象已經擴大到台灣海峽兩岸四地的近三百座城市。根據《2014 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提供的多種資料，可以對 2013 年度澳門多方面的競爭力作出適當的評價。

發展戰略篇 66 本次研究是分項進行的。其中基礎項目“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的考察對象涉及兩岸四地的 294 座城市，其他方面如可持續競爭力、宜居競爭力、宜商競爭力等項目則涉及兩岸四地的 289 座城市，應當說樣本量是相當充足的。課題組在多年的研究實踐中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遵照指標最小化原則，界定了一系列指數，構建了相應的指標體系，其成果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在基礎性的“2013 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中，香港、深圳、上海、台北、廣州、北京、蘇州、天津、佛山、澳門進入前十名。從區域總體情況看，港澳台、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且遙遙領先。澳門雖然名列末位，畢竟進入了十強行列，體現出較強的綜合經濟競爭力。 在另外 5 項競爭力的前十強排名中，澳門均榜上有名。這些競爭力是：城市可持續競爭力、和諧城市競爭力、生態城市競爭力、文化城市競爭力以及全域城市競爭力。具體情況見表 1 所示： 表 1 2013 年不同城市競爭力排名與澳門的位置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可持續 競爭力 香港 上海 深圳 北京 澳門 廣州 杭州 廈門 青島 南京 和諧城市競爭力 香港 澳門 廈門 深圳 大連 寧波 青島 北京 長沙 瀋陽 生態城市競爭力 香港 黃山 澳門 鄂爾多斯 十堰 揚州 南寧 咸寧 大連 三明 文化城市競爭力 香港 上海 北京 廣州 澳門 杭州 武漢 蘇州 西安 南京 全域城市競爭力 香港 澳門 深圳 東莞 北京 上海 廣州 烏魯木齊 珠海 蘇州 資料來源：《2014 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從表 1 的排名順序可以看出，在 2013 年間，澳門的上述城市競爭力都排在前五名之內，因而導致綜合競爭力比較強。但是，澳門城市競爭力的發展不太平衡，在宜居城市競爭力、宜商城市競爭力、知識城市競爭力和信息城市競爭力等項目的十強名單中，均榜上無名。這表明澳門的城市競爭力存在一些薄弱環節。與此同時，澳門的城市競爭力也缺

澳門提高城市創新能力與綜合競爭力的思考 67 少出類拔萃的項目。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在羅列前十強排名的基礎上，還針對各種城市競爭力各推薦一個國際城市作為標杆，並推薦一個國內城市作為最佳案例，用以指導未來的城市建設和競爭力發展。具體內容如下：以人為本宜居城市標杆：墨爾本，最佳案例：珠海；創業至上宜商城市標杆：新加坡，最佳案例：香港；創新驅動知識城市標杆：倫敦，最佳案例：杭州；公平包容和諧城市標杆：柏林，最佳案例：廈門；環境友好生態城市標杆：伯克利，最佳案例：黃山；多元一本文化城市標杆：巴黎，最佳案例：上海；城鄉一體全域城市標杆：杜塞爾多夫，最佳案例：深圳；開放便捷信息城市標杆：東京，最佳案例：廣州。澳門未能進入任何一項最佳案例。 二、澳門城市創新能力狀況 深入調查研究後發現，澳門不僅在城市綜合競爭力上缺少拔尖項目，而且在競爭力的結構組成方面存在薄弱環節。城市創新能力即為最薄弱的環節之一。不用同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的城市相比，即使在珠三角地區的大中城市中，澳門在這方面也處於劣勢。 由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和美國巴克內爾大學教授、全球競爭力項目主席彼得•卡爾•克拉索編著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09-2010)•創新：城市競爭力不竭之源》，以全球聯繫和科技創新為主題，進行了全球城市競爭力的比較研究，同時也較為詳盡地彙集了有關資料，使我們能以珠三角地區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和香港、澳門 8 座城市為對象，進行創新能力的比較研究。從創新資源和創新產出一頭一尾兩個關鍵環節來看，澳門幾乎都排在較後位置。表 2 顯示了創新資源的排名情況。

發展戰略篇 68 表 2 珠三角主要城市創新資源指數排名 城市 指數 香港 廣州 深圳 佛山 東莞 中山 珠海 澳門 GDP 規模指數 1 2 3 4 5 6 8 7 人均 GDP 指數 1 3 4 5 6 7 8 2 教育指數 1 2 2 2 2 2 2 2 大學指數 2 1 3 5 6 4 8 7 資料來源：根據《全球競爭力報告(2009-2010)》有關數據換算編制 表中列出的創新資源指數，是《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09-2010)‧創新：城市競爭力不竭之源》根據國際慣例設定的指標體系。澳門在其中的人均 GDP 指數上領先，當年排名第 2，次於香港；目前已經躍居第1 位。但是，GDP 總量、教育指數和大學指數均處於末尾或倒數第二的位置。這一狀況表明，澳門城市創新資源的總體實力是比較弱的。 再來考察上述城市的創新產出情況，澳門的弱勢就更加明顯。表 3羅列了作為創新產出指標的“專利申請指數”、“專利指數”和“GDP增長指數”三方面的排名情況。 表 3 珠三角主要城市創新產出指數排名 城市 指數 香港 廣州 深圳 佛山 東莞 中山 珠海 澳門 專利申請指數 4 7 1 3 2 5 6 8 專利指數 5 3 1 2 4 7 6 8 GDP 增長指數 8 6 4 5 4 7 6 7 資料來源：根據《全球競爭力報告(2009-2010)》有關數據換算編制 表 3 的數據表明，澳門的創新產出的總體能力在珠三角地區墊底。儘管其人均 GDP 已在區內名列首位，但 GDP 的增長情況卻低於區內絕大多數城市，反映了創新產出能力的欠缺。如果說表 1 至表 3 的排名具有相對意義，那麼，絕對數字的對比就更能說明問題。詳見列舉珠三角地區 8 座城市若干與創新能力相關項目具體數值的表 4。

澳門提高城市創新能力與綜合競爭力的思考 69 表 4 珠三角主要城市創新能力相關數據對比 城市 香港 廣州 深圳 佛山 東莞 中山 珠海 澳門 研發經費佔GDP(%) 0.82 1.57 2.82 1.30 0.54 1.64 1.30 0.1 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佔 GDP比重(%) 0.870 1.575 3.236 0.988 1.132 2.392 1.596 - 專利申請數(件) 10,712 13,990 36,261 13,569 14,406 6,901 2,244 28 專利授予量(件) 4,871 8,081 18,825 10,677 8,093 4,342 1,797 6 資料來源：根據常征《澳門國際城市創新能力研究》引用的數據摘編 上述絕對數字和有關比重的對比清晰地揭示了澳門的劣勢，就反映城市創新能力的幾個重要指標而言，澳門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其他主要城市差距太大，甚至遠不在同一個數量級上。這樣的狀況將嚴重阻礙澳門在珠三角地區為培育和催生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發揮應有作用。 三、澳門提高城市創新能力與綜合競爭力的對策 國家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就已明確指出：“支持香港、澳門充分發揮優勢，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在當前國家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新形勢下，澳門要想作出應有貢獻，理當大力提高城市創新能力與綜合競爭力。從澳門的實際情況出發，建議採取以下對策： 第一，轉變思想觀念，在全社會倡導銳意改革、大膽創新的風氣。社會風氣對一個社會的存在狀態與發展路徑會產生重要影響。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想學術流派大量湧現，以孔子、老子、墨子等為代表的諸子百家廣泛交流爭辯，稱為“百家爭鳴”。正是百家爭鳴的社會風尚，不僅有力地促進了學術的蓬勃發展，而且有效地推動了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倘若一味安於現狀，求穩怕變，保守落後的思想就會抬頭，社會發展的腳步就會延緩。我國古籍《漢書》中出現過好幾個意義近似的成語典故，如“故步自封”、“因循守舊”、“抱殘守缺”等，

發展戰略篇 70 都無情地批判了思想保守、不求改進的社會現象。在澳門，安於現狀、不求變革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市場，社會風氣趨向封閉保守。只有徹底轉變這種傳統觀念，逐步樹立改革創新的新風尚，才能為提高整座城市的創新能力製造輿論，指引方向。 第二，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學習國內外先進地區的經驗，走創新興市的發展道路。自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於 20 世紀 10 年代提出發展經濟學理論以後，“創新”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至 20 世紀後期，美國一些經濟學家又陸續提出“創新型國家”、“創造性城市”、“創新城市”等概念。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世界各地紛紛謀求以創新為動力的發展機制，也湧現出不少原先不甚發達，後以科技創新興市的典型案例。如美國聖迭戈，德國慕尼黑，法國尼斯，印度海德拉巴、班加羅爾，台灣新竹，廣東深圳等。澳門與上述城市相比，一些條件其實並不差。特區政府應當調整施政方針，實施“創新興市”的戰略，加大對外開放與境內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其他城市成功的經驗，引導澳門早日走上科學的發展道路。 第三，調整產業政策，結合經濟適度多元化的進程，大力扶持高科技主導的創新型企業。從戰術上看，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至關重要。近年來，為改變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狀況，澳門正致力於促進經濟適度多元，並且正在逐漸取得成效。然而，目前正在澳門興起的一些產業，主要包括旅遊、會展、休閒、中醫藥、文化創意等產業，缺少高科技創新型的產業。在《中國科技年鑒》等文獻中，澳門有關“高新科技產業增加值佔 GDP 的比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工業製成品的比重”等項目的數據均無法檢測(不存在或數量太少只能忽略不計)。為了改變這種現象，特區政度在實施產業結構調整方針時，要着意引進和扶持高科技創新型企業，同時要在對現有產業進行改造時增加科技成分，健全創新機制，為培育城市創新能力創造有利條件。 第四，推廣創造教育，開展創造力開發培訓，優化民眾素質，為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奠定基礎。民眾素質是城市綜合競爭力的基礎。市民創新意識的強弱、創造能力的高低，直接關係到各行各業創新風氣的盛

澳門提高城市創新能力與綜合競爭力的思考 71 衰。20 世紀中期，在美國興起一門探索創造活動規律、以開發人的創造能力為宗旨的新興學科──創造學。創造學的原理表明，人人都有創造力，但創造力的個體表現存在差異，甚至可能有天壤之別。而個體的創造力並非決定於先天遺傳，人們獲取創造力的主要途徑是後天開發。美國、日本、中國內地和台灣都在推廣創造學方面做過許多工作，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澳門也應當倡導並推廣創造教育和創造力培訓，鼓勵並支持有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積極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隨着創造教育和創造力培訓的推廣普及，居民創造力水平就會逐步提高，民眾素質就會進一步優化，城市創新能力也將迅速提升，最終必將促使澳門的城市綜合競爭力邁上新的台階。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5 年第 4 期)

中心建設篇

75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需要端正理念與科學定位 關於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話題，早在 2009 年初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公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之時即已提上日程。該文件不僅將珠三角地區的發展規劃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而且在闡述與港澳合作的專題時，首次明確表示要“鞏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似乎從 2010 年初開始，這一話題進入熱議階段。那一年新年伊始，國務院《關於推進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正式發佈，不僅使海南人民大受鼓舞，而且在周邊地區引起廣泛反響。澳門民眾的反應尤其強烈：澳門與海南有不少相仿之處，能不能學習借鑒，推進類似的“國際旅遊城”建設呢？於是筆者也順應輿論，撰寫了一篇題為《“澳門國際旅遊城”建設構想》的文章，後刊發於當年 3 月 1 日《澳門日報》的“蓮花廣場”專版。現在看來，當時的動機固然值得肯定，但議論難免失之淺陋，留下了一些遺憾。 不久之後，陸續出台的有關重要文件中對於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有了更為明確的表述。2010 年 3 月 6 日於北京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提出了“以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龍頭”，“建設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的構想。在 3 月 14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更是明確表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由此可見，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已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了。

中心建設篇 76 隨着形勢的發展，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話題逐漸深入，人們的認識也逐漸深化。經過認真思索和考察提出這一目標以來的實踐發展，筆者認識到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一個涉及眾多領域的系統工程，需要從多種角度、多個層面來統籌規劃。首要環節在於確立科學合理的指導思想與戰略定位。 一、樹立科學發展的指導思想 澳門為甚麼要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是完成這項艱巨任務的出發點。只有正確認識這個問題，才能為工作實踐找到科學合理的指導思想。 2007 年 10 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正式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概念。這一重要思想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從 2008 年 9 月開始，經過一年半左右時間的學習和實踐活動，科學發展觀已經在內地逐漸推廣普及，指導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這一重要理念也貫穿在《“十二五”規劃綱要》的制定過程中。 《“十二五”規劃綱要》的指導思想是這樣表述的：“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深化改革開放，保障和改善民生，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成果，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在這裏，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十二五規劃”的“主線”，充分體現了指導思想上這一關鍵性的轉變。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制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規劃，體現了尊重客觀規律的實事求是原則。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祖國大陸的生產力突飛猛進。2010 年我國的 GDP 已高達人民幣 397,983 億元，同比增長 10.3%，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需要端正理念與科學定位 77 總量超過日本而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是，長期高速的經濟增長也帶來了一系列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問題，如投資和消費關係失衡、產業結構不合理、收入差距明顯、社會矛盾增加等等。為了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十二五”規劃綱要》以適當降低 GDP 指標(控制在 7%左右)，適當放慢發展速度為標誌，堅持了科學發展的理念。具體到制定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目標時，不僅僅提出經濟增長指標，而且要考慮經濟結構、產業特徵和社會生態狀況。國務院關於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的《若干意見》已經體現了這一原則。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關於“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決定，也正是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考慮到澳門的實際情況和經濟結構、產業特徵與社會生態狀況後才確定下來的。因此，澳門貫徹執行“十二五”規劃精神，致力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無疑也要以科學發展觀作為指導思想。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部署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計劃，實際上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身發展的需要。回歸祖國以來，澳門經濟建設的成就有目共睹。2010 年全區本地生產總值突破澳門幣 2,237 億元，比上年實質增长 22.9%；人均 GDP 接近澳門幣 41 萬元，相當於 5.12 萬美元。這一數字在當年世界(含各國與各地區)排名中居第 7 位，已經超過美國、阿聯酋與瑞典；在亞洲更是遙遙領先。然而，澳門的經濟結構不甚合理，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局面不可能改變。2010 年全區博彩毛收入提升至澳門幣 1,895.88 億元，同比增長 57.5%；從 2006 年開始，澳門的博彩收入已經超過美國拉斯維加斯，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頭號“賭城”。但伴隨經濟的不平衡快速發展，貪腐現象有所抬頭，社會矛盾呈現加深趨勢。以2007 年 5 月 1 日市民遊行引發警員開槍事件為起點，每年的“五一”遊行成為不同群體表達訴求的典型事例。因此，澳門的現狀也對今後的發展方式提出反思的要求，需要端正理念，調整政策，盡快走上科學發展的道路。由此觀之，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絕非無奈之舉或權宜之計，而是順應時代潮流、接軌祖國大陸、并從自身實際出發揚長補短、改革創新的百年大計。

中心建設篇 78 那麼，如何按照科學發展觀的精神，恰當地表述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方向與目標呢？我們不妨參考海南省國際旅遊島建設的精神，將澳門國際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描述為：“走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生態良好的道路，着力發展開放型、服務型、環保型經濟，逐步形成以歷史文化資源為依託、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現代休閒服務業為主導的適度多元經濟結構，打造具有澳門特色、在台灣海峽兩岸領先、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產業體系，逐步將澳門建設成開放之城、休閒之城、歡樂之城、和諧之城。”對於以上表述，還可以概括為“三三三三四”，即： 三個努力方向：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生態良好； 三種經濟類型：開放型、服務型、環保型； 三大發展原則：歷史文化資源為依託、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現代休閒服務業為主導； 三大產業特色：具有澳門特色、在台灣海峽兩岸領先、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四大城市特徵：開放之城、休閒之城、歡樂之城、和諧之城。 二、確立多重格局下的戰略定位 在樹立了科學正確的發展理念之後，便能從整體上把握方向，使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工作高屋建瓴，順利開展。接下來應該考慮的是為澳門未來將要建成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確立準確的戰略定位，找準具體的奮鬥目標。 “戰略”原本是一個軍事學的概念，原意是指將領在作戰時採用的謀略，逐漸擴展為指導戰爭全局的計劃與策略；後來其涵義引申為在一定時期內指導全局的統領性的方略，包括方針、謀略、對策等。戰略定位則是指從統籌全局的視角為特定對象找準在總體格局中的恰當位置，使之更好地發揮應有的作用。正因為戰略問題涉及全局，所以我們在進行戰略定位之前，也應當充分認考察對象的宏觀背景與總體格局。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需要端正理念與科學定位 79 由特有的區情所決定，澳門是處於多重格局之下的一個特定地區，需要從不同的角度來討論其待建目標的戰略定位。 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也是台灣海峽兩岸四地互相依存關係中不可缺少的一員，而且是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和地區相互往來的橋樑與通道，還是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重要窗口和多元文化薈萃的舞台。多種格局中的澳門扮演着不盡相同的角色，因此，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也必須充分考慮澳門的特殊情況，作出不盡相同的戰略定位。 本文建議，將“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戰略定位表述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國兩制’前提下區域合作創新的試驗區”，“世界一流的城市休閒度假旅遊目的地”，“國際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的平台”以及“多元文化資源開發與服務基地”。 “‘一國兩制’前提下區域合作創新的試驗區”是指澳門在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過程中，要努力成為粵澳合作(含珠澳合作、穗澳合作)、粵港澳合作、珠江三角洲和泛珠地區，以至台灣海峽兩岸四地區域合作創新的實驗基地。“一國兩制”構想是鄧小平理論的創造性成果，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十多年來的實踐表明，這一構想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也是特別行政區保持繁榮昌盛、一國範圍內不同社會制度區域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保證。近年陸續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CEPA》、《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等)，為堅持和發展“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區域合作提供了政策依據。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理當納入這一基本框架。 “世界一流的城市休閒度假旅遊目的地”是指澳門要在珠江口西岸即將崛起的現代化城市群中集中發揚旅遊休閒中心的特色，創建國際頂尖級別的旅遊度假城市，成為世界各國、各地區旅遊者首選的旅遊目的地之一。要爭取成為海外遊客進入珠江三角洲、華南地區乃至中華大地的入口。

中心建設篇 80 “國際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的平台”是指澳門要保持和強化中國與世界各國，特別是與葡語系國家和地區交往的平台作用，要為國際範圍內的經濟、科技、文化合作提供支撐。旅遊休閒若能同經濟文化合作交流有效地結合起來，則有望取得更加顯著的效果。澳門一向具有對外交流的優良傳統，更好地繼承傳統，並使之在新形勢下發揚光大，無疑有利於完美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多元文化資源開發與服務基地”是指充分依託本澳固有的豐富歷史文化資源，結合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深入開發利用資源；同時面向世界提供高水平的服務，促進多元文化的發展繁榮。澳門歷史上形成的多元文化並存的格局，既是稀有的特色，又是珍貴的資源。探索當代條件下多元文化的深入開發與集成創新，對創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必然大有裨益。 總之，樹立科學合理的指導思想，確立正確的戰略定位，是澳門創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首要環節。解決了這個問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便能順利啟航，破浪前進。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2 年第 1 期，總第 51 期)

81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要從資源整合與策劃起步 為了實現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歷史使命，在首先確立科學的指導思想與合理的戰略定位、明確遠大的奮鬥目標之後，建設工程的啟動與實施還需要找到具體的切入點。筆者認為，應當從資源整合與總體策劃入手。 一、瞭解資源與資源整合 資源是開展一切工程建設的基礎，也是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基礎。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換言之，要讓巧婦做出美味佳餚，必須先為她準備好充足而優質的食材，否則再巧也無用武之地。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同樣如此，只有充分整合可用於建設的各種資源，才有可能地盡其力，物盡其用而大展宏圖。 為了整合資源，首先必須瞭解和認識資源。在澳門，可以用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資源主要包括三大類，即自然資源、歷史文化資源與固有產業資源。 (一) 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是指自然界天然形成的物質財富，主要包括土地、山脈、水體、生物群落、氣候條件等等。讓我們來進行逐一的盤點：

中心建設篇 82 1. 土地資源 澳門的土地資源相當緊缺，迄今為止全區的面積剛剛接近 30 平方公里，可謂寸土寸金。加上大部分地區早已開發利用，且以建造地面建築為主，因此，能夠用來另起爐灶專門建設旅遊休閒設施的土地十分有限。針對這一狀況，整合土地資源用於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思路有二，一是深度開發：勘測離島邊遠地區的零散空閒土地，盡量集中起來因地制宜地建設特定的旅遊休閒項目，如在路環島的山林中開發亞熱帶觀賞植物園、海岸邊開發遊艇和潛水項目等；二是填海置換：在新規劃的填海區集中建設一批大型市政工程，將現在分散於區內各地的零散工程用地置換出來，開發建設旅遊休閒項目。 2. 山脈與水體資源 澳門的山水資源也是相當有限的，山脈其實只是低矮的山丘，陸地上基本沒有水系，只是在半島和離島周圍有海水環繞。因此澳門並不具備許多名山大川固有的名勝自然景觀。然而，澳門的山水資源仍然具有自身的優勢。一方面，路環、氹仔和澳門半島都有一些獨特的小山丘，也有一些幽靜的海灘和港灣，景色秀麗，宜居宜遊；另一方面，澳門的這些山丘和海灘都是城市的組成部分或者距離城市很近，能夠為繁華的城市提供對比鮮明的就近配套旅遊休閒資源，為發展城市型的旅遊休閒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3. 生物資源 澳門的生物群落比較繁茂，也具有亞熱帶的特色。植物種類繁多，以常綠喬木和灌木為主，所以將澳門裝扮得四季常青，絢爛多彩。澳門本地的動物不多，僅有一些家畜(主要是犬類)，野生動物多為外來，以鳥類為主。由於澳門一些地段依山傍海，有的地方還發育有灘塗、濕地，常常成為候鳥棲息的理想場所。例如，氹仔島小潭山南麓湖邊有一片叢林，每年都有成千上萬隻候鳥(包括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黑臉琵鷺等)來此逗留，蔚為壯觀而被稱為“鳥類天堂”。這些相對珍貴的生物資源也能成為旅遊業發展的依託。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要從資源整合與策劃起步 83 氣候資源。澳門地處臨海的亞熱帶地區，氣候比較溫暖潮濕。統計資料表明，澳門的年均氣溫約為攝氏 20 度，全年溫差在攝氏 16 度至 25度之間，堪稱長夏無冬，秋春相連。儘管受海洋性氣候影響，春季雨水較多，但總體上說氣候宜人，適合戶外活動與發展旅遊休閒業。 (二) 歷史文化資源 歷史文化資源是指歷史上傳承下來的、可以加以利用的精神財富，主要包括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科學、民俗等領域；對澳門而言，尤以宗教、藝術、民俗等方面為重。 澳門的宗教資源比較突出，而且因其多元宗教共存共榮的特點體現特色與優勢。從明代中期開始，道教、佛教陸續傳入澳門，成為澳門民眾信仰的主要宗教門類。16 世紀中期以後，隨着沙勿略、范禮安、利瑪竇等耶穌會傳教士前赴後繼，天主教以澳門為入口，逐漸傳入中華大地，澳門也成為基督宗教在中國的重要基地。18 世紀以後，基督教從香港傳入澳門。此外，伊斯蘭教、巴哈依教等宗教也在澳門得以流傳。多種教義不同、信仰各異的宗教，在澳門和平共處，甚至可以見到教堂、廟宇、清真寺互為鄰居的現象，堪稱澳門的一大特色。 多元宗教的共存導致澳門宗教的繁榮景象。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澳門總人口中約有 86%以上的居民信仰宗教，其中僅信仰佛教者就佔76%左右。全澳門建有各種宗教建築(包括寺廟、教堂、清真寺等)108 座(間)，擁有各類宗教社團逾 210 個。信仰宗教已經成為澳門的一種社會風尚，多元化的宗教現象也增強了澳門旅遊業的吸引力。 澳門的藝術同樣體現出中西合璧的優勢。澳門曾經是多種西方藝術向中國傳播的入口。西方的油畫是從經由澳門傳入中國的，第一架西方樂器古鋼琴是利瑪竇經由澳門帶進中國的，西方舞蹈也是從澳門的西方社群逐漸流傳到華人社群的。經歷了四、五百年的碰撞交流，中西方藝術的交融逐漸產生了集成創新的效果，在建築藝術中就有十分典型的體現。2005 年 7 月 15 日在第 29 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大會上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既包括典型的中式廟堂(如媽閣廟、三街

中心建設篇 84 會館等)，又包括典型的西式教堂(如聖老楞佐教堂、崗頂劇院等)。而更典型的則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現象。這些特徵構成了澳門旅遊休閒業的亮點。 澳門的民風民俗更是一類優勢歷史文化資源。由多元文化並存的宏觀背景所決定，澳門的節慶也充分體現了中西合璧。內地一些非法定的西方節慶日在澳門被列為正式節日，而一些中華民族傳統節日在澳門則格外受到重視。如西方節日中，除了聖誕節，還有復活節、追思日、聖母無原罪瞻禮日；再中華民族的節慶中，除了春節、清明、端午、重陽、中秋等普天同慶的節日，還有浴佛節(佛誕)、盂蘭節(鬼節)、媽祖誕、土地誕、關帝誕、華光誕等在澳門也備受關注。在民俗方面，無論是衣、食、住、行還是婚喪嫁娶，澳門都頗具特色。澳門的美食節之所以令遊人嚮往，中西兼容是一個重要原因。豐富多彩的節慶和民俗為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三) 固有產業資源 固有產業資源是指澳門歷史上形成而延續至今的產業狀況，主要包括產業門類與產業結構。 在近代中國的產業發展史上，或許澳門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不僅冶金、化工、機械製造等重工業與澳門毫不相干，連輕工業中的許多門類也與之無緣。只有小規模的製衣、食品加工等類型和零散的服務業在澳門有所發展。然而，與休閒活動密切相關的博彩業卻得天獨厚地滋長起繁榮。 16 世紀中葉澳門開埠以後不久，因葡人長期居留而造成華洋雜居的局面，權力交叉、文化碰撞等多種因素導致管理削弱，賭博、嫖娼、抽大煙等惡習便逐漸滋生。據說到了 18 世紀中期的清乾隆年間，澳門的賭風已經相當猖獗。鴉片戰爭之後，澳葡總督於 1847 年頒佈法令將賭博作為商業活動課以稅收，從此賭博在澳門趨於合法化。由於香港和廣東相繼在 1872 年和 1875 年相繼禁賭，澳門遂成為藏污納垢的場所。此後經過多重周折，賭博終於在澳門發展成舉足輕重的博彩業。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要從資源整合與策劃起步 85 博彩業不僅在澳門得以合法生存，而且日漸壯大。大約在 19 世紀60 年代中期，澳葡當局每年的財政收入中已有 90%左右來自博彩收入。2009 年澳門博彩業總收益達到澳門幣 1,203.8 億元(合 150.5 億美元)，已成為世界第一賭城。近年澳門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始終有一半左右來自博彩業收入。這種一業獨大的局面一直維持了一個半世紀，一方面造成了極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另一方面又為澳門政府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支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從休閒娛樂的角度來觀察，其實博彩是一個中性事物，無所謂好壞。由於博彩業在澳門已有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發展歷史，早已形成規模宏大的強勢產業且無可替代，因此，作為中國僅有、世界罕見的產業門類，澳門的博彩業自有其獨特之處，足以成為旅遊休閒的支柱產業。 在瞭解和認識資源的基礎上，設法將固有資源的各種優勢集中起來，統籌安排，綜合利用，更好地為發展旅遊休閒業服務，這就是資源整合。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應當從資源整合起步。 二、資源策劃重在創意 資源是客觀存在的物質財富及其相應的精神財富，如何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其實是大有講究的。關鍵的問題在於策劃。具體言之，倘若能在整合資源的基礎上，科學、合理而又創意地進行策劃，則有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假如策劃不夠或者策劃不當，再豐富的資源也難以發揮作用。 就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來說，科學合理的資源策劃應當體現系統性、獨特性和創造性三大特徵。 (一) 資源策劃的系統性 資源策劃的系統性是指對區內所有(盡可能多)的有用資源進行通盤考慮，統一規劃，力求制定出覆蓋全區、關乎全局的開發利用方案。

中心建設篇 86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無疑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事關經濟事務，而且涉及政治、科技、文化、教育、衛生諸多領域，需要綜合性地宏觀調控。就資源利用而言，則需要全面、系統地加以策劃和安排。例如： 要成立專門機構統籌資源策劃工作。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既然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件大事，那麼就應該把它當成大事來抓。一個具有足夠權威性的專門機構必不可少。這樣的機構成立以後，方能全面統籌特區全境的資源，規範化地進行策劃與開發。 要在明確奮鬥目標的基礎上編制資源開發利用的戰略規劃。資源策劃的目的是更好地開發利用，如果聽憑各部門與單位根據自身需要和可能擅自進行，則可能形成分散割裂的局面，甚至產生矛盾。因此，編制全特區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開發利用資源的總體戰略規劃勢在必行。上文提及的權威性專門機構正是承擔這一任務的合適主體。 要建立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相關部門和單位的合作協調機制。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現有旅遊休閒資源的權限歸屬、管理職責等均不統一。就拿博物館等資源來說，就分屬於好幾個不同的政府部門，有些甚至歸特定的企業所有，在資源策劃和開發利用的過程中難免需要協調利益關係，避免矛盾衝突。因此，從資源策劃的初始環節開始，就應當研究和逐步建立部門之間與單位之間的合作協調機制，以便逐步達到資源最優化利用的效果。 (二) 資源策劃的獨特性 資源策劃的獨特性是指策劃方案從本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因事而異，具有鮮明的個性，因而也充分體現自身的特長與優勢。 資源是普遍存在的，然而不同地方對資源的利用程度卻可能有天壤之別。縱觀內地許多地方，旅遊資源開發中的最大缺憾就是雷同。例如，山林深處必建寺廟，農家院落必賣小吃，在失去個性的同時往往也失去了遊客的興趣。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要讓遊客來後享受到在別處無法享受的歡樂，這樣才有吸引力。因此，資源策劃要從自身的特色與優勢出發，追求與其他地方不同的差異化發展模式。從旅遊的角度來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要從資源整合與策劃起步 87 看，澳門要依託自己的優勢資源，策劃開發歷史文化旅遊、博彩觀光旅遊、民風考察旅遊等新類型；從休閒的角度來看，澳門要策劃開發中西方交叉文化背景下的美食、購物、遊覽、養身、演藝觀賞、民俗體驗等活動，追求“人無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變”的理念，這樣才能策劃和設計出高質量高水平的旅遊休閒精品，成就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業績。 (三) 資源策劃的創造性 資源策劃的創造性是指策劃過程中不拘一格，大膽創意，力求與別人不一樣，力爭超越前人的水平，標新立異而出奇制勝。資源策劃的創造性是成敗的關鍵，通俗地說，就是在資源策劃的過程中要追求創意。 “百度百科”中對“創意”這個概念有一段相當精彩的闡釋：“創意是傳統的叛逆；是打破常規的哲學；是大智大勇的同義；是導引遞進昇華的聖圈；是一種智慧拓展；是一種文化底蘊；是一種閃光的震撼；是破舊立新的創造與毀滅的迴圈……是跳出廬山之外的思路，是超越自我，超越常規的導引；是智慧產業神奇組合的經濟魔方；是思想庫、智囊團的能量釋放；是深度情感與理性的思考與實踐；是思維碰撞、智慧對接；是創造性的系統工程；是投資未來、創造未來的過程。簡言之，創意就是具有新穎性和創造性的想法。”創意的神奇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創意策劃能使資源的利用趨於最優化。近年來陸續湧現的張藝謀等執導的山水實景大型歌舞“印象系列”，從 2004 年 3 月公演的《印象•劉三姐》到 2011 年 10 月上演的《印象•武隆》，已經誕生了 7 部，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也可以參考借鑒“印象系列”的成功經驗，策劃開發重量級的精品，以不辜負中央政府的期望與“世界級”旅遊休閒中心的稱號。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2 年第 2 期)

88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基礎產業與基礎設施 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絕不能閉門造車。換言之，澳門要想建設好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首先必須認清區內外、國內外的形勢，力求跟隨時代的步伐同步前進。 由國家旅遊局牽頭擬定的《國民旅遊休閒綱要》將於今年出台，從2010 年 12 月下發各省級行政區劃旅遊部門的徵求意見稿來看，我國休閒旅遊業正處於直線上升的黃金階段。2010 年我國居民出境遊已超過5,700 萬人次，接待外來入境遊客達到 1.3 億人次，而國內旅遊更是突破了 21 億人次大關。我國目前擁有各類景區景點超過 2 萬個，擁有星級賓館逾 1.4 萬家，其中 5 星級以上酒店已超過 600 家，旅遊業直接從業人員在 1,350 萬人以上。《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11 全球旅遊業競爭力報告》指出，中國旅遊業的競爭力已經從 2006 年排名世界第 62 位躍居 2010 年的第 39 位。這些基礎數據預示着我國旅遊休閒業的美好發展前景，澳門的旅遊休閒業也將在這種大好形勢的帶動下，呈現迅猛的發展趨勢。 國內旅遊休閒業取得長足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總體經濟形勢大好、GDP 和國民收入持續增長、人們的消費觀念逐漸轉變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正如上述《報告》所指出的，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根據這一觀點，澳門為了建設好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也必須注重兩個重要環節：抓好基礎產業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基礎產業與基礎設施 89 一、基礎產業必須強化 世上從來就沒有孤立封閉的產業，旅遊休閒業本身就是旅遊業與休閒業的有機結合。澳門要想將旅遊休閒產業做大做強，有效地發展一系列相關的基礎產業是必要前提。 常識告訴我們，商業、旅館業、餐飲業都是與旅遊休閒業直接相關的產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產業與旅遊休閒業互相結合、互相滲透，有時候甚至難以劃分界限。倘若沒有發達的商業和旅館餐飲業，澳門的旅遊休閒就會失去支撐甚至難以為繼。好在這些產業在澳門具有歷史根源，已經積累了比較雄厚的實力，能夠為建設旅遊休閒中心奠定比較堅實的基礎。2006 年時本澳的客房床位總數已經超過 400 萬張(日)，2011年間全區酒店入住旅客總數達到 861.2 萬人日，其中五星級酒店入住率達到 83.46%，四星級與三星級酒店入住率則分別達到 89.18%和85.79%。可見澳門的旅館業基本上可以滿足旅遊休閒業的發展需要。 澳門的商業堪稱相對發達，能夠為旅遊業提供必要的支撐。但是，旅遊與旅遊休閒不是同一個概念，休閒還有着自身的特徵和需求。從休閒業的角度來看，對商業還有一些特定的要求。例如，特殊的旅遊休閒設備的供應就是一個重要內容。網上可以搜集到“精品購物指南”向“驢友”推薦的十大高科技裝備，包括立體明信片、太陽能手電筒、帶指南針的經典水壺、耳機攝像機、“金牛座”代步車、便攜式太陽能充電器、超級魚眼相機、生存手繩等等，對於一般的旅遊者來說，有些裝備不僅見所未見，甚至聞所未聞。但對於特定的旅遊休閒活動而言卻必不可少。澳門現有的商業門類以銷售金器、珠寶、鐘錶、服飾、電器和滋補品為主，與休閒的關係不甚密切。為了適應未來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需要，澳門的商業無疑應當適當地調整改造，有意識地增加休閒元素，擴大休閒商業的市場份額。 會展業是近年的新興產業中與旅遊休閒產業有較大交集的產業。有的情況下會展業與旅遊業甚至難以嚴格區分，因此有人統稱之為會展旅遊業或旅遊會展業。據統計，單純來澳門旅遊的遊客平均在澳住宿不到

中心建設篇 90 2 晚，而一旦參加會展就會增加到 3 至 4 晚。可見強大的會展業能夠為旅遊休閒業提供有力的支撐。澳門會展業目前的發展勢頭良好，只是與旅遊休閒的關係不甚密切，鮮有明確將旅遊休閒與會展結合起來的項目。這既是一個薄弱環節，又是一個很大的潛力所在。 從形勢發展的趨勢來看，旅遊休閒業正在同越來越多的產業建立越來越密切的聯繫。2011 年 6 月，國家旅遊局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了《2010-2011 中國休閒發展報告》專題研究成果與《休閒綠皮書》。綠皮書中指出，我國旅遊休閒產業的業態正在出現多元化和產業融合的趨勢。從外部關係來看，旅遊休閒業與工業、農業、交通業、文化產業、體育產業、金融產業，甚至房地產業等的融合趨勢正在逐漸形成。從旅遊休閒業內部來看，旅遊休閒的業態正在不斷豐富。例如，除了一般的景點旅遊外，鄉村遊、自駕車遊、溫泉遊、高爾夫遊、郵輪遊、遊艇遊，乃至醫療遊、冒險遊、美容遊等不同目的和形式的旅遊正在逐漸興起。外部和內部的變化預示着旅遊休閒產業需求的產業支撐面正在逐步拓寬，從澳門現有的產業狀況出發，需要充分利用固有的優越條件，強化文化產業、體育產業、交通運輸業；有選擇地發展博物館業、演藝業、美容醫療業等，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奠定切實的產業基礎。 二、基礎設施必須優化 在具備了必要而堅實的產業基礎的前提下，基礎設施的齊備與完善也是旅遊休閒產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 旅遊休閒基礎設施是指為滿足旅遊者在旅行遊覽和休閒活動中的需要而配備的各種物質設備的總稱。一般來講，包括旅遊飯店(賓館)、旅遊交通、文化、娛樂、休憩、體育、衛生、醫療等方面的物質設備。如果進一步細分，旅遊飯店賓館設施包括客房、膳食(餐飲)和商品銷售三方面；旅遊交通設施包括陸路(鐵路、公路)車站、水路(海、河)港口碼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基礎產業與基礎設施 91 頭、空路機場等；文化體育設施包括博物館、影劇院、遊樂中心、歌舞廳、體育館、網球場、健身房、游泳池等。由此可見，旅遊休閒業需要的基礎設施內容豐富，種類繁多。 國內外的經驗表明，旅遊休閒業對於基礎設施有較強的要求，發展旅遊休閒業需要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有較大的投入。上文提及的國家旅遊局和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等三家單位發佈的《休閒綠皮書》中透露，2010 年間我國為改善基礎設施共投資人民幣 4 萬億元，其中用於鐵路、公路、機場、水利建設和電網改造等方面的就有人民幣 1.5 萬億元。吉林省長春市計劃投入人民幣 464.15 億元，用於 30 項旅遊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開發一批重點旅遊項目，建設遊客服務中心，設置旅遊統一標識，建造停車場、步行街、過街天橋，以及垃圾處理場等。這些案例印證了加大投入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對於發展旅遊休閒業至關重要。 上述基礎設施主要指發展旅遊休閒業必須依靠的硬件，對照澳門的現實情況，不難發現在許多方面是比較欠缺，甚至是相當落後的。我們不妨以旅遊賓館為例，簡單地列舉澳門在旅遊休閒基礎設施方面的一些不足。一般說來，澳門的旅館客房設施參差不齊，雖然有一些頂尖級的豪華賓館設施先進齊全，但不少比較老舊的旅館設備相當落後。特別是澳門缺乏普及性的旅店，如國外流行的青年旅館、連鎖旅館等，以至有一些非法旅館能以廉價吸引旅客入住，那裏不僅條件太差，而且有可能成為形形色色犯罪活動的滋生地。近年來內地的旅遊賓館市場呈現出層次化的發展趨勢，一方面，經濟型的普及性旅店紛紛湧現，像“如家”、“168”、“錦江之星”、“7 天連鎖酒店”等品牌在許多城市陸續亮相。另一方面，小型豪華型精品酒店也悄悄進入中國市場，悅榕莊、四季、安曼等國際頂級豪華小型飯店已經在中國立足。澳門在上述兩個方面都缺乏足夠的反應，絕大部分酒店和旅館似乎還游離在國際旅遊市場之外。 從休閒的角度來考慮，將對基礎設施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山東青島市的萊西湖生態休閒區項目，為了開發養殖、垂釣、觀賞、餐飲和娛樂融為一體的休閒漁業，開闢了總面積為 300 畝的釣魚湖，建造了面積

中心建設篇 92 為 100 畝的釣魚島，放養了鯉魚、草魚、鯽魚、日本白鯧等逾 20 個魚種約 30 萬尾。還建設了國際競技釣魚場，包括兩個競技池和兩個休閒池，設置了可為 5,000 人同時提供垂釣服務的基礎設施。目前，這個旅遊休閒區可以提供休閒垂釣、釣魚競賽、划艇與水上體育活動、軍事演習活動、沙灘排球比賽、越野自行車、特色餐飲、觀光果園、葡萄採摘、生態濕地觀賞等多項旅遊休閒活動，深受國內外旅遊者的歡迎。 澳門雖然缺乏像萊西湖那樣的優越自然資源，但澳門可以也應該學習萊西湖的建設者為發展旅遊休閒產業在基礎設施上加大投入的經驗。澳門雖然缺乏理想的自然條件，但可以精雕細刻地創造人為條件。例如，銀河渡假城在兩座酒店大樓之間建造的人工海灘與衝浪池不僅頗具特色，而且將仿造的自然景觀與精緻豪華的人工建築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鮮明對比，也產生了奇妙的效果。 對於澳門這個擁有微型經濟的微型社會而言，發展旅遊休閒業需要的基礎設施不在多，不在大，不在全；而在於特，在於精，在於優。願更多的澳門人樹立起精益求精的觀念，精心優化旅遊休閒業的基礎設施，為發展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相稱的旅遊休閒業提供可靠的物質保障。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2 年第 6 期)

93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虛虛實實 近年來，建設世界旅遊中心似乎成了澳門社會的永恆話題之一。不僅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三令五申，專家學者在演講和論文中出謀劃策，連普通市民也在街談巷議中津津樂道。然而，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成效究竟如何？有沒有建成？怎樣才算建成？何時才能建成？倘若用以上這些問題詢問上自政府高官、下至平民百姓的任何人，恐怕都得不到滿意的答案。癥結所在是上述問題可能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怎麼能苛求人們作出明確答覆呢？ 於是引發出一個討論話題：澳門世界旅遊中心建設的虛虛實實。僅提出以下幾個問題求教於廣大讀者，以期引起重視，爭取達成共識。 一、要不要理順旅遊與休閒的關係？ 先來務一點虛，探討一個基本的理論問題：要不要理順旅遊與休閒的關係？回答是肯定的：要，一定要！ 追根溯源，從官方文件的正式亮相開始，“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概念一經提出，便將“旅遊”和“休閒”兩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2009 年 1 月 8 日頒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指出：“支持粵港澳合作發展服務業，鞏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2011 年 3 月 17 日頒佈的《“十二五”

中心建設篇 94 規劃綱要》中明確表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由此可見，旅遊和休閒在澳門結緣是名正言順的事。 然而，旅遊與休閒畢竟不是一回事。讓我們首先從推敲“旅遊”與“休閒”的概念入手，搞清楚兩者的聯繫與區別。 先來看甚麼是旅遊。許多工具書上將“旅遊”解釋為“旅行”和“遊覽”的有機結合，指出旅遊偏重於行，含有觀光、娛樂的涵義。“百度百科”中的旅遊詞條對旅遊的釋義是：“人們為尋求精神上的愉快感受而進行的非定居性旅行和在遊覽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關係和現象的總和”。世界旅遊組織和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曾經提出過一個關於旅遊的技術性定義：“為了休閒、商務或其他目的離開他(她)們的慣常環境，到某些地方停留，但連續不超過一年的活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旅遊法》中，“旅遊”被界定為“自然人為休閒、娛樂、遊覽、渡假、探親訪友、就醫療養、購物、參加會議或從事經濟、文化、體育、宗教活動，離開常住地到其他地方，連續停留不超過十二個月，並且主要目的不是通過所從事的活動獲取報酬的行為”。一般來說，根據目的可以將旅遊分為六大類，分別是休閒、娛樂、渡假，探親訪友，商務或專業訪問，健康醫療，宗教朝拜，以及其他類型。上述概念無疑從空間和時間上突破了人們固有觀念中對於旅遊的狹隘認識，既拓寬了旅遊的外延，又深化了旅遊的內涵。 “休閒”的定義則有不盡相同的內容。較有代表性的定義同樣出自“百度百科”：“在非勞動及非工作時間內，以各種‘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調節與放鬆，達到生命保健、體能恢復、身心愉悅目的的一種業餘生活。”我國在制定《國民旅遊休閒計劃綱要》的過程中，曾經對“休閒”提出這樣的定義：“於工作之外，於可自由運用的時間與金錢下，自主選擇，並可獲得健康愉悅體驗的活動。”由此可見，一般意義上的休閒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解除體力上的疲勞，恢復生理平衡；另一方面是慰藉心靈，獲得精神上的釋放。科學文明的休閒方式“可以有效地促進能量的儲蓄和釋放，包括對智能、體能的調節和生理、心理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虛虛實實 95 機能的鍛煉”。總之，休閒除了休息、消遣以外，主要指“必要勞動之餘的身心調節與自我發展”，體現出比較深刻的文化內涵。 可見儘管“旅遊”與“休閒”兩者之間有交集，但絕對不是一回事。 再來務一點實。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也並不總是將旅遊和休閒混為一談的。例如，當人們以從事“探親訪友、就醫、購物、參加會議”或“經濟、文化、體育、宗教活動”的方式進行旅遊的時候，他們往往不會以休閒為目的，實際上也會“忙得夠嗆”而得不到半點休閒。再例如，當人們跟隨某些服務質量不高的旅行團外出旅遊，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趕鴨子似地在各個景點“跑馬觀花”的時候，原本期望“偷得平生半點閒”的奢望一定會蕩然無存了。 總之，理論探討和實踐經驗都告訴我們，旅遊與休閒有同有異，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必須兼顧旅遊和休閒兩個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對於現實的澳門而言，則是旅遊有餘而休閒不足。幾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委託，開展“關於將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課題研究，課題組專家們指出：“在組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諸元素中，‘旅遊’是現成存在的，只需予以提高即可；而‘休閒’則是澳門極為欠缺的元素，必須在‘休閒’二字上多下功夫，狠下苦功。”因此，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首要問題在於理順旅遊與休閒的關係，抓住提升休閒比重、深化休閒內涵、促使旅遊與休閒有機結合這個關鍵，捨此便難以建設世界一流的旅遊休閒中心。 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如何虛實結合？ 在理順旅遊與休閒關係的基礎上，讓我們接下來深入探討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工作方針：要不要虛實結合？更具體地說，怎樣虛實結合？

中心建設篇 96 從務虛的角度來看，應當加強研究與宣傳引導，促使本澳的廣大市民與政府官員逐漸達成共識，都能正確理解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意義，明确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目標、方針和任務，懂得正確處理旅遊與休閒關係的方方面面，從而齊心協力地同奮鬥。務虛的核心在於深刻領會旅遊休閒的意義，不妨到國家主體的相關文件中去尋找理論依據。在國務院 2013 年 2 月發佈的《國民旅遊休閒綱要(2013-2020 年)》中，已有明確的闡述。指導思想是：“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總體要求，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旅遊休閒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人為本、服務民生、安全第一、綠色消費，大力推廣健康、文明、環保的旅遊休閒理念……促進社會和諧，提高國民生活質量”；發展目標是：“到 2020 年，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得到基本落實，城鄉居民旅遊休閒消費水平大幅增長，健康、文明、環保的旅遊休閒理念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國民旅遊休閒質量顯著提高，與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現代國民旅遊休閒體系基本建成”。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應當牢牢把握上述精神，這樣才能沿着正確的道路前進而最終達到預期的目標。 從務實的角度來看，應當妥善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一)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要不要有明確指標？ 有沒有明確的指標是既定任務能否真正完成的先決條件。縱觀歷史，橫覽世界，大至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十年藍圖、五年規劃，小到一件工程一個項目的預期目標、具體任務，無不包含由一系列數據明確的指標組成的指標體系。例如，我國“十二五”規劃就包含一系列數據明確的指標，包括國民生產總值(GDP)、人均 GDP、年平均增長比例等等。就連澳門輕軌建設這一工程項目，也有十分具體十分明確的多項指標。然而，檢視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儘管我們可以從各種官方文件或媒體報導中讀到這項任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卻找不到可以用來檢驗任務完成情況的具體指標，因而也永遠無法衡量工作的進展程度與任務的完成情況。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虛虛實實 97 為了使澳門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不流於形式，應當制定明確的指標，建立合理的指標體系。一般而言，科學而完整的指標體系應當包括剛性與柔性指標兩大類。剛性指標數字明確，一般用來描述和規定硬件的發展狀況，例如旅遊景點和路線的數量、休閒機構和設施的數量、接待遊客的人數、旅遊及休閒業的生產總值、年均增長比例等等。柔性指標具有相對性，一般用來對比和描述軟件的變化情況，如環境氛圍、服務質量、客觀反映等。我們期望早日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立合適的指標體系，使建設工程落到實處。 (二)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要不要有時間表？ 一項工作有沒有明確的時間表，是任務能否按計劃完成的重要保證。因為社會性的工程項目往往包羅萬象，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口吃個胖子”。俗話說一步一個腳印，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同樣如此。列出時間表的過程，往往就是分解任務、落實責任人的過程；而缺失時間表的項目則往往容易拖沓延宕，甚至變成空談。 打一個比方，這裏涉及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時態”問題。由於沒有明確的時間表，所以長期以來澳門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始終處於“現在進行時”的狀態，亦即總是在建設之中，又似乎永遠建設不完。其實，中心建設應當是多種時態的有機結合。有過去時和現在完成時：數百年來的歷史文化積澱、回歸祖國以來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成果，都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基礎工程，非從今日始，早已完成就緒。也有現在進行時：提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口號以來，圍繞中心建設開展的所有工作，都正在進行之中並將繼續進行下去。還有將來時：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圍繞中心建設將要開展的工作都屬於將來時。最後，還必須有將來完成時：經過一個時期的切實努力，屆時達到了既定的指標，就將實現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宏偉目標。 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實際上是多種事態的有機結合。為了使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從虛幻的憧憬逐漸轉變成現實的成果，制定切實可行的時間表勢在必行。

中心建設篇 98 (三)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要不要設立專職部門？ 現代管理學的知識告訴我們，管理具有“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四項基本功能，而要想充分發揮這些功能，必須建立由不同層次、不同專業的多種人員組成的管理機構。如果沒有相應的管理機構，管理便無從實施，其職能也就無從發揮。只憑最高領導層發號施令，哪怕最高領導人再高明、再強勢，也不可能一個人包打天下。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無疑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神聖職責和工作重點，近幾年來，上自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下至職能部門的工作計劃，言必談“中心”，真可謂不厭其詳而用心良苦。然而，仔細考察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組織管理體系，卻發現這項宏偉的工程並沒有具體的職能部門專門負責，因而難以真抓實幹。對比特區政府的其他工作，不要說司法、行政、經濟、文化、教育、旅遊、交通等大的門類，就連格蘭披治大賽車這樣一年一度的具體賽事，也專門建立了一個行政部門來負責管理。相形之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便顯得空泛乏力，難以見到真實效果了。 總之，為了早日建成萬眾矚目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還是虛實結合、真抓實幹為要。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4 年第 2 期)

99 節慶文化開發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澳門青年舞蹈節與倫敦奧運開幕式的啟示 2012 年 7 月 21 日，一向以喜慶著稱的澳門倍增其歡樂喜慶的氣氛。傍晚時分，大三巴牌坊前人頭攢動，熱鬧非凡。來自加拿大、厄瓜多爾、土耳其、羅馬尼亞、澳大利亞、韓國、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以及內地貴州省與台灣、香港、澳門的十五支舞蹈隊在此歡聚。近 600 名朝氣蓬勃的青年舞蹈者們身着各式鮮艷服裝，有的還攜帶鑼鼓、花朵、彩帶等風格別致的小道具，興高彩烈地等待着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 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張裕、教育暨青年局局長梁勵等嘉賓為金龍醒獅點睛並主持開幕儀式。隨後金鼓一擊，2012 澳門“國際青年舞蹈節”的巡遊活動正式開始。本澳濠江中學舞蹈隊與“四擊頭”敲擊樂團連袂率先出發，舞姿生動、音響激越的《龍聲飛躍──鼓樂群英》表演頓時緊緊吸引住圍觀者的眼球。接着，各支隊伍相繼啟動，載樂載舞，經大三巴街、賣草地街、玫瑰堂前地，陸續前往議事亭前地。巡遊途中，隊列不斷變化，隊員們盡情展現舞姿，還有一些啞劇藝人和行為藝術家在其中穿插表演，讓沿途觀眾與遊客大飽眼福和耳福。 這就是澳門“2012 國際青年舞蹈節”開幕式後巡遊表演的盛況。這項由澳門教育暨青年局主辦，本年度活動有民政總署與亞洲教育北京論壇協辦的本澳重要文化活動，自 1987 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不僅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際舞蹈隊伍積極參與，而且在社會上造成了廣泛的影響，已經成為澳門旅遊文化活動的知名品牌。

中心建設篇 100 由此聯想到與澳門未來發展相關的一個重要話題：節慶文化開發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有效途徑。 一、傳統與時尚相結合 節慶活動是指圍繞特定的主題，在固定或不固定的日期，有多人參與歡慶的社會活動。這些活動的內容或習俗往往約定俗成，世代相傳。人類從遠古時代開始，就圍繞生死、婚嫁、特殊天象、天災等重大自然現象，以及戰爭勝利、政權更替、傑出人物紀念等重要社會現象舉辦集體活動，這便是節慶的起源。隨着歷史的發展、檢驗、積累與傳承，節慶文化已經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節慶活動由於民眾的普遍參與和廣泛的影響而具有社會性，由於集中反映一定地域的民風民俗而具備民族性。因此，節慶活動往往是一個地區特色文化的體現，是吸引他民族、他國家、他地區遊客的熱點，也是當地旅遊業發展的重要基礎。許多地方的經驗表明，有效地開發節慶文化不失為當地旅遊休閒產業提升水平的正確方針。例如，春節、元宵、清明、端午、重陽等歷史上傳承下來的許多重要節日慶典，早已在內地不少地方受到重視，相關活動的設計與組織精心周到，往往都能取得較好的效果。 一般而言，節慶活動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前人(古人)留傳、後人(今人)繼承的節慶，上文列舉的一些節慶便屬此列；另一類則是後人，特別是今人根據形勢發展和社會需要創建的節慶，近年陸續在各地興起的藝術節、美食節、花卉節、遊覽節等就是例證。後一類節慶堪稱“現代節慶”，由於較好地體現了時代性和新穎性，所以往往受到社會大眾，尤其是青年群體的歡迎與喜愛。澳門青年舞蹈節就是這樣的一種節慶活動。 傳統節慶活動因歷史悠久、不斷重覆，在為廣大民眾所普遍接受的前提下，也會逐漸失去新鮮感，甚至產生“審美疲勞”而降低吸引力。

節慶文化開發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101 在內地，許多白領階層人士在端午、中秋除了吃粽子和月餅以外，幾乎不會參加任何慶祝互動，越來越多的人甚至連粽子和月餅也懶得吃了。長此以往，傳統節慶活動在當地旅遊業發展中的作用就會漸漸削弱。 因此，現代節慶的開發便成為振興旅遊業的得力舉措。澳門在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過程中尤其應當沿着這一思路認真探索：如何將傳統與時尚有機地結合起來，深化旅遊休閒業的內涵，提高旅遊休閒業的吸引力、凝聚力？ 一方面，我們不僅要珍惜歷史文化積澱，尊重祖先流傳下來的節慶文化習俗，在忠實於傳統的基礎上，將歷史性的中華節慶活動儘量原汁原味地繼承下來；而且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引進現代科學知識和先進技術手段，把節慶活動設計得更合理、更完美。另一方面，我們更要配合“世界級”和“旅遊休閒”的定位，結合本地的優勢資源和有利條件，針對性地開發一些現代性的時尚型節慶活動。澳門已經成功設計和舉辦了煙花節、龍舟節、美食節、音樂節、青年舞蹈節等活動，倘能進一步開發個性鮮明的本地戲劇節(如粵劇、道教科儀音樂、南音、土生土語話劇等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本地美食節(如杏仁餅、蛋撻、葡國餐等)、本地特色產業節(如魚行節、博彩節、典當節等)，必定會產生獨特的吸引力，增強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品牌效應。 二、文化與創意相結合 傳統節慶的起源都比較久遠，又經過漫長歷史歲月的檢驗，往往積澱了比較豐厚的文化傳統，因而內涵相當豐富。幾乎圍繞每一個傳統節慶都可以引伸出完整的歷史典故或民間傳說，體現出深沉的歷史感。現代節慶的開發同樣應當朝着這個方向去努力。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追求文化與創意的完美結合。 2012 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的表演堪稱在這方面樹立了榜樣。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實際上就是一個盛大的現代節慶，它不僅僅是體

中心建設篇 102 育界的盛事，而且更是文化、經濟，乃至政治上的盛事。奧運會對於促進舉辦國(舉辦地)旅遊、會展、交通、商貿、金融、市政建設、社會服務等各個領域的發展與優化有目共睹，不可否認。然而，怎樣才能成功舉辦一屆奧運會呢？開幕式能否一炮打響無疑是一個重要環節，各個承辦國家都曾進行了努力的探索。2008 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就以恢宏氣勢對博大精深中華文化的完美表現，被國際輿論讚譽為一個“無與倫比”的成功典範。然而，2012 年的倫敦奧運以其獨特的方式表達了英國人對歷史的解讀，在世人面前展現出又一個新穎的成功案例。 倫敦奧運開幕式正是用文化和創意的完美結合來努力做到這一點的。開幕式表演用忠於歷史的生活場景再現，反映了深刻的文化內涵。英倫三島的原始風光，恬靜安詳的田園生活，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是那樣引人入勝，但轉眼之間綠油油的農田卻被畜牧業蠶食，驟然崛起的機械生產、迅速聳立的高大煙囪，瞬間取代了田園風光，農民被迫遷離故土，逐漸融入現代化的城市文明。現代化的進程總是伴隨着矛盾、對立、衝突、痛苦與艱辛，但也導致了多元文化的接觸、碰撞、交匯、滲透與集成。我們看到了不同種族的和睦相處共存共榮，看到了不同藝術形式與流派的競爭、影響和相互借鑒，也看到了現代科學技術與價值觀念對人們日常生活與行為舉止的潛移默化和深刻影響。開幕式向觀眾展現了英倫三島真實的過去、真實的現在，正是真實性的內在文化魅力，使得倫敦奧運開幕式引人入勝而發人深思。 在表現手法上，開幕式同樣別出心裁而令人耳目一新。英國文學藝術發展史上的一些經典與成功之作，都被超越時空地組合起來了。我們又耳聞目睹了莎士比亞的深沉，邱吉爾的睿智，007 的精幹，憨豆先生的幽默，甲殼蟲與披頭士的激情，《哈利波特》的迷幻；甚至已經 86歲高齡、登基剛滿 60 週年的伊莉莎白女王，也被請出來“虛實結合”地在公眾面前亮相。在不列顛的紳士風格與冷幽默相結合的過程中，處處閃現着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得主丹尼•博伊爾的創意火花。難怪世界輿論對倫敦奧運開幕式好評如潮。美國《衛報》專欄作家喬納森•菲德蘭

節慶文化開發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103 德的評論尤其具有代表性：“結論：機智、生動、漂亮、瘋狂、令人敬畏──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最酷開幕式啊！” 可見多元文化的有機集成、文化與創意的巧妙結合，正是文化創意產業開發的訣竅之一。文化創意產業是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重要環節，而節慶活動正屬於文化創意產業。因此，我們在着手節慶文化開發的時候，同樣要力求按照這個方針去努力。在 2012 澳門青年舞蹈節中，除了本文開頭描述的舞蹈巡遊以外，還安排了室內演出。其中就有一個節目是由不同國家的舞蹈員共同創作和編排、又同台演出的綜合性集體舞蹈，用多元文化彙聚的不同形式，來表達歡聚澳門的共同感受。倫敦奧運開幕式點火儀式是把代表 204 個參賽國的 204 個小花瓣彙集成一支巨大的火炬，共同將奧利匹克聖火高高托起。這一寓意深刻的設計正是文化與創意有機結合的經典之作，但願成為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又一靈感源泉。 (原載於《澳門月刊》2012 年 8 月號)

104 旅遊立法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於 2012 年 8 月 27 日至 31日在北京舉行，會議審議了六種法律文本的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旅遊法(草案)》(以下簡稱《旅遊法(草案)》)名列其中。會後，中國人大網公佈了這份草案，向社會公開徵集意見。至 9 月 30 日之前，公眾可以直接登錄中國人大網提出意見，或將意見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旅遊法(草案)》，意味着我國的旅遊立法已經進入實質性階段，很快就會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那麼，這一即將問世的法律具有甚麼重要意義，對澳門的旅遊業發展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一、順應潮流落實憲法 旅遊立法是隨着旅遊業發展興旺而興起的世界潮流，歐洲、美洲等地發達國家較早就開始在這一領域進行探索，也取得了明顯的進展。1983 年，“國際旅遊法組織”正式成立，近 30 年來，這一組織致力於世界各國旅遊立法交流，區域性旅遊法律協調和國際旅遊法律糾紛的解決，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範圍的旅遊立法事業。 為了順應時代潮流，更好地融入世界大家庭，我國從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醞釀旅遊立法。二十多年前的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國

旅遊立法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105 務院立法計劃中，都已將旅遊法列入其中，國家旅遊局還曾擬出草案徵求意見，只是由於當時條件不夠成熟，未能將草案提請審議。從八屆人大到十屆人大，旅遊法始終未能進入議事日程。現在十一屆全國人大終於提請常委會審議，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提交審議的《旅遊法(草案)》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精神的深入貫徹與有效落實。《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第 43 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同時指出國家有責任“發展勞動者休息和修養的設施，規定職工的……休假制度”。《旅遊法(草案)》中不僅將勞動者“休息的權利”具體化，還明確規定“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職工有權利用法定節假日、周休日或者帶薪年休假進行旅遊活動”。在《憲法》第二章的一些其他條文中，如第 36 條中的“宗教信仰自由”、第 47 條中的“文化活動自由”等，也都為《旅遊法(草案)》中的相關規定提供了法律依據。由此可見，旅遊立法必將有助於貫徹落實《憲法》精神，確立“旅遊”在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合法地位。 《旅遊法(草案)》的付諸人大常委會審議意味着《旅遊法》的即將問世，我國旅遊立法即將迎來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為了順應時代潮流，澳門也應當落實《澳門基本法》的有關精神，將本地旅遊立法的問題早日提上議事日程。 二、準確把握旅遊概念 《旅遊法》屬於專門法，體現了較高的專業性，因此有助於明確概念，統一認識。在《旅遊法(草案)》中，第一章“總則”就對“旅遊”做出了明晰的描述。其第 2 條指出：“本法所稱旅遊，是指自然人為休閒、娛樂、遊覽、渡假、探親訪友、就醫療養、購物、參加會議或從事經濟、文化、體育、宗教活動，離開常住地到其他地方，連續停留不超過十二個月，並且主要目的不是通過所從事的活動獲取報酬的行為”。

中心建設篇 106 這一規定無疑有助於準確把握“旅遊”的內涵與外延，讓人們真正瞭解甚麼是旅遊。 根據上述概念，人們應當改變關於“旅遊”的狹隘傳統觀念。首先，旅遊作為一種公民的合法行為，已經從比較單一的旅行、遊覽擴展出相當廣泛的外延。特別是探親、訪友、就醫、療養、購物、參加會議以及從事經濟、文化、體育乃至宗教活動等，都已經納入旅遊的範疇。與此同時，關於界定旅遊的時間限制，也放寬到一年(十二個月)。參照這些規定，澳門建設旅遊休閒中心顯然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與時間範圍內有所拓展。 其次，要理解國家發展旅遊業的戰略意義與指導方針。《旅遊法(草案)》總則的有關條文中指出：制定本法的立法宗旨歸根結底是為了“促進旅遊業持續健康發展”；“國家依法保護公民的旅遊權利並創造條件逐步滿足其旅遊要求”；“國家倡導健康、文明的旅遊方式”。因此，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也應當確立持續發展的科學理念，有利於貫徹落實上述正確的方針政策。 再次，要認識發展旅遊業應當遵循的“三效益”原則。《旅遊法(草案)》第 4 條規定：“旅遊業發展應遵循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相統一的原則”，並且特別強調“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遊覽場所應當體現公益性質”。在公共資源(特別是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的澳門，珍惜資源、追求三大效益並駕齊驅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三、規劃旅遊政府有責 旅遊業作為一種產業，其發展機制主要受市場經濟規律的影響。然而，政府在其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旅遊法(草案)》專門辟出一章闡述各級政府在旅遊業發展中的責任，體現了鮮明的特色。 《旅遊法(草案)》設置了第三章“旅遊規劃和促進”，用十二個條目的較大篇幅詳細闡述了各級政府在旅遊規劃與促進方面的行政職

旅遊立法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107 責。本章開頭的第 20 條即開宗明義：“國務院、省級人民政府和旅遊資源豐富的市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編制旅遊發展規劃”。接着又在後續的條文中詳盡規範了旅遊“規劃內容”、“規劃銜接”、“規劃要求”、“規劃評價”，以及“旅遊宣傳”、“信息服務”和“職業培訓”等相關內容。 為了保證政府規劃旅遊的職責得以順利履行，《旅遊法(草案)》第三章中還明確了政策支持與資金支持方面的規定。例如，國務院和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旅遊業發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制定並組織實施有利於旅遊業持續健康發展的產業政策”；“採取措施推動區域旅遊合作，鼓勵跨區域旅遊線路和產品開發”；“根據實際需要安排資金，促進旅遊基礎設施建設、旅遊公共服務和旅遊形象宣傳”等等。參照上述規定，澳門特區政府在發展旅遊業方面同樣擔負着重大的責任，要將組織編制特區旅遊規劃、制定政策支持旅遊業發展、安排資金扶持旅遊設施、公共服務、形象宣傳等工作視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必要組成部分，統籌兼顧，全盤推進。 四、依法治旅規範市場 誠如《旅遊法(草案)》總則第 1 條所闡明的，制定本法的目的非常明確，是為了“保障旅遊者和旅遊經營者的合法權益，規範旅遊市場秩序，保護和合理利用旅遊資源，促進旅遊業持續健康發展”。考察草案的內容，不難發現該法律在依法治理旅遊業、規範旅遊市場方面的良苦用心。 《旅遊法(草案)》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別專門用於規範“旅遊經營”和“旅遊服務合同”。第四章不僅規定了旅遊經營條件和旅行社經營許可制度，而且限定了旅行社經營範圍，闡述了導遊、領隊等專業人員的執業許可制度，同時也對景區的必備條件、門票管理以及經營規則等作出種種具體規定。第五章更是不厭其煩地對包價旅遊合同的訂立與履

中心建設篇 108 行、旅行社告知義務、合同的解除，以及違約責任與後果處理等方方面面進行了詳盡的規範，充分體現了國家大力治理旅遊市場的決心。 為了確保依法治旅順利進行，《旅遊法(草案)》還專門設置了第七章“旅遊監督”。這一章雖然篇幅不大，意義卻非同小可。條文中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就應當“建立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的旅遊市場監管工作機制”，旅遊及相關行政主管部門要“依照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對旅遊市場進行監管，依據法定職責查處相關違法行為”。根據規定，縣級以上旅遊行政主管部門有權對旅遊有關事項實施監督檢查，同時對查獲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理或督辦。 近年澳門旅遊市場發展較快，管理一時難以跟上，也曾出現過旅行社行為不規範、旅客與導遊衝突等現象。因此很有必要按照《旅遊法(草案)》的有關規定，制訂具體政策，建立相關機構，以有利於對本澳旅遊市場實現法治，保證旅遊業的規範運作。 五、安全救濟以人為本 本次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初步審議的《旅遊法(草案)》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充分為旅遊者着想，很好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緊接在第一章總則之後，草案專門設置了第二章“旅遊者”，着重闡述了旅遊者的權利和相關政策。條文中規定，“旅遊者有依法平等享用旅遊資源的權利”，有“方便和及時獲取旅遊必要信息的權利”；同時還提出了旅遊者“受尊重權”的新概念，規定“旅遊者的人格尊嚴、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自由應當得到尊重”，甚至還有權“要求旅遊經營者滿足其合理的個性化服務需求”。 以人為本的旅遊業發展理念還集中體現在“旅遊安全”(第六章)、“權利救濟”(第八章)和“法律責任”(第九章)三個獨立章節上。“旅遊安全”一章詳盡規定了政府對旅遊的安全職責、旅遊目的地安全風險提

旅遊立法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109 示檢測、突發事件應對、景區流量控制、旅遊經營者的安全保障、安全警示和事故救助處置等細節。“權利救濟”一章只有短短的六條，但針對旅遊經營中可能發生的矛盾與衝突，明確了投訴處理、爭議調解與解決，直至訴訟和仲裁的規範。“法律責任”一章不僅規定了旅行社和導遊、領隊的責任，還闡明了未經許可經營旅行社、違反報告義務、甩團、帶領旅遊者參加違法活動、索取小費、給予和收受賄賂等不法行為的處置辦法與處罰額度。這些法規相輔相成，有效地保障了旅遊者的利益。 綜上所述，審議中的《旅遊法(草案)》為我國旅遊業描繪未來藍圖提供了有利條件，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們期待着《旅遊法》的早日問世。 在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過程中，旅遊業的興盛至關重要，而健全的法制與有效的法治是發展持續興盛的旅遊業的可靠保證。但願我國旅遊立法的東風能夠助力導航，推動澳門的旅遊立法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乘風破浪，順利前進。 (原載於《澳門日報》2012 年 10 月 31 日 E6 版)

110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硬件強化與軟件優化 最近一個時期，澳門市民通過特區政府交通事務局透露的信息瞭解到本地公共交通的事態變化，意識到關乎老百姓“衣、食、住、行”四件大事之一的“行”，似乎也可能風波乍起，難以平靜。看起來似乎是具體小事一樁，卻可能影響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大局，應當認真對待。 一、公交調價事件來龍去脈 讓我們先來簡單回顧一下事件的大致脈絡。 2012 年 6 月 29 日，特區政府交通事務局發佈消息，透露了一個重要新聞：“特區政府今年 4 月已收到三間巴士公司提出調整巴士服務單價之申請，並已按照合同規定作出審批，目前正進行最後行政程序，及後將刊登《政府公報》正式向外公佈”。此消息在闡述“隨着外圍經濟環境轉變，各項主要經營指數不斷上漲”的觀點之後明確表示，“經綜合分析相關資料及計算合同所訂定的指數，政府同意按合同相關調整機制，調升各類服務之單價約 23%。”隨即又作了補充說明：“目前正進行相關行政程序，隨後將刊登《政府公報》向外公佈”。明眼人一看便知：經政府同意，澳門巴士票價即將調升。 此消息一出，輿論譁然。或許是為了做出解釋，交通事務局於 7 月2 日進一步發佈消息：政府正按照有關合同的規定，將審批三間巴士公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硬件強化與軟件優化 111 司提出的調價申請(請注意，此時交通事務局的說法與三天前有所改變，從“政府同意調升”後退到“將審批……調價申請”)。會上還道出了事情的由來：2010 年特區政府與經過公開競投而獲得集體客運公共服務合同的本澳三家巴士公司簽署了為期 7 年的服務合同，合同中包含了價格調整、處罰及解除合同的機制等內容。考慮到合同期限較長，故規定各營運公司可與每年 6 月 30 日前最多一次向政府提出調整車資單價的申請。鑒於該合同採用的各類服務單價均基於 2009 年 9 月的數據，至今已超過 2 年 9 個月，物價指數已經明顯上升，所以營運公司可以在本年度提出調價申請云云。 交通事務局繼續積極跟進巴士公司調價申請的解釋工作。7 月 5 日，该局舉行講解會，向交通諮詢委員會介紹了巴士服務費調整機制及“交通資訊站”流動設備應用程序(Apps)的相關情況。該局負責人表示，“在調整服務費的同時，交通事務局更為重視巴士服務質素的提升，已責成巴士公司從優化班次、提升行車安全、設備及加強人員素質等方面做好巴士服務，回應市民對巴士服務的訴求”。但是，委員們在會上表達了許多意見，包括“政府在是次調整巴士服務價格的審批過程中缺乏透明度”；“市民對巴士服務的滿意度低，令社會難以接受”；“三間巴士公司提出的優化方案並未完全符合市民期望”等等。 必定是此事確實與民生休戚相關，面對着巴士調價的趨勢與政府的態度，廣大市民的強烈反應接踵而來。先是有青年從 7 月 7 日開始接連四日在水坑尾巴士站、下環街市、高士德等地發動街頭簽名運動，“不論男女老幼經過時均簽名支持，市民普遍不滿現時的巴士服務”。數日後，數十民眾走上街頭遊行表達訴求，打出了“改善服務質量”、“還我道路安全”和“追究監管不力”等醒目的標語，還在交通事務局大樓前靜坐請願。事後交通局長汪雲等會見了遊行者代表，聽取了他們的意見。 或許正是透過交諮委委員和廣大市民的反應多少體察到了民情民意，交通事務局的態度隨之改變，事態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7 月 11日，交通局發佈消息，公告“特區政府暫緩巴士調整服務費的行政程

中心建設篇 112 序，並嚴正要求三間巴士公司切實提升服務，回應社會大眾之訴求，直至符合相關的要求時，才會繼續相關行政程序”。與此同時，交通局方面還表示，“爭取盡快啟動公眾參與部份”，“同時會檢討現時訊息發放機制，以提升工作的透明度”。該局還召見維澳蓮運公共運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等高層人士，“嚴正要求該公司提交切實可行的改善計劃，提升安全和服務品質”。 7 月 15 日交通事務局消息稱，“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和理解社會大眾對提升巴士服務之訴求，並尊重市民遊行和發表意見的權利”；同時“會積極跟進及嚴厲督促各巴士公司落實執行改善巴士服務的方案、加快完成巴士服務評鑒機制，以切實回應市民大眾的出行需要”。接着，澳門市民也看到了交通事務局用心良苦的一系列措施：招募“巴士之友”會友，與關注巴士服務的市民會面等等。至此，有可能掀起軒然大波的 2012 澳門公共交通調價事件悄然平息。 二、公交調價事件檢驗施政水平 公共交通調價事件雖然告一段落，卻給我們留下諸多啟示，首先是對特區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施政水平做出了又一次檢驗。 回顧歷届特區政府歷年的施政報告，提高施政水平從來都是一個重要主題。儘管報告中再三強調，各級官員也都表示理解並贊同，然而，在執行過程中卻難免有所偏差，而且似乎有積重難返的趨勢。說到底還是兩個問題：一是為民施政；二是科學施政。 考察本次公交調價事件始末，特區政府一些職能部門和不少官員在上述兩個方面的弱點再一次暴露無遺。先看為民施政。這裏的關鍵是換位思考的問題。假如官員們能站在廣大民眾的立場上，從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與喜怒哀樂出發，在處理巴士公司提價訴求問題的時候就不會先考慮是否合法，是否能照顧到經營者的利益；而會先充分體察民情，徵集民意，切實瞭解民眾的感受與訴求。在決策之前，也會充分考慮政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硬件強化與軟件優化 113 府的這一決定或措施會給民眾帶來多大的影響，造成多大的負擔。可是，我們看到的卻是交通事務局設身處地為巴士公司着想，在幾次消息發佈和會議通報中，不厭其煩地強調“按照澳門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合同規定”、“依據主要影響巴士公司營運成本的若干客觀指數”，表明巴士公司提價申請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還列舉“僱員薪酬指數升幅最大，達至 33%”等數據作為批准巴士公司服務單價提升 23%的重要依據。這一數字是 2012 年 3 月底本澳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漲幅度的 2.36倍，難怪廣大民眾對此如此敏感，相形之下，一些官員的麻木不仁便顯現出來了。執政是否為民，光聽嘴裏怎麼說不算數，要看行動中怎麼做。 再看科學施政。一個科學的決策過程，應當體現先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最終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然而，本次公交調價事件的前期進程卻顛倒過來了。政府受理巴士公司申請的時候，先閉門處理，自以為走完程序後便打算公佈(只等《政府公報》正式發表了)。等到消息透露後引起社會反響，他們才意識到工作環節有所疏漏，才想起應當採取一些補救措施。於是召開特別講解會向交通諮詢委員會通報情況，與有關的市民座談，招募“巴士之友”，建立“巴士服務評鑒制度”等等。知錯就改的態度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從程序上來講仍然反映了一部份政府官員頭腦中科學施政觀念的淡薄，也暴露了科學施政能力的欠缺。聯想到本半年度本澳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政制發展”，在實施過程中也是先由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任務，然後才採取種種措施走法律程序的做法，我們意識到特區政府和許多官員在科學施政的道路上還有相當長的路需要努力探索。 三、建設世界旅遊中心需要強化硬件優化軟件 本次澳門公共交通調價不是一個只關係到某個政府部門工作作風的孤立事件，如果擺到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大背景下來思考，還可以引申出一些更深刻的話題。

中心建設篇 114 眾所周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絕不能閉門造車。換言之，澳門要想建設好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首先必須認清區內外、國內外的形勢，力求跟隨時代的步伐同步前進。《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11 全球旅遊業競爭力報告》指出，中國旅遊業的競爭力排名已經從 2006 年世界第 62 位躍居 2010 年的第 39 位。國內旅遊休閒業取得長足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總體經濟形勢大好、GDP 和國民收入持續增長、人們的消費觀念逐漸轉變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正如上述《報告》所指出，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旅遊休閒業突飛猛進的一個重要原因。澳門為了順應這一形勢，應當從強化硬件(基礎設施)與優化軟件(管理)兩方面入手。 硬件──基礎設施的齊備與完善是旅遊休閒產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旅遊休閒基礎設施是指為滿足旅遊者在旅行遊覽和休閒活動中的需要而配備的各種物質設備的總稱。一般來講，包括旅遊飯店(賓館)、旅遊交通、文化、娛樂、休憩、體育、衛生、醫療等方面的物質設備。如果進一步細分，旅遊飯店賓館設施包括客房、膳食(餐飲)和商品銷售三個方面；旅遊交通設施包括陸路(鐵路、公路)車站、水路(海、河)港口碼頭、空路機場等；文化體育設施包括博物館、影劇院、遊樂中心、歌舞廳、體育館、網球場、健身房、游泳池等。由此可見，旅遊休閒業需要的基礎設施內容豐富，種類繁多。 國內外的經驗表明，旅遊休閒業對於基礎設施有較強的要求，發展旅遊休閒業需要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有較大的投入。國家旅遊局和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等三家單位發佈的《休閒綠皮書》中透露，2010 年間我國為改善基礎設施共投資人民幣 4 萬億元，其中用於鐵路、公路、機場、水利建設和電網改造等方面的就有人民幣 1.5 萬億元。這些數字印證了加大投入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對於發展旅遊休閒業至關重要。 僅以城市公共交通為例。一些發達國家的城市公共交通表現出及強大的運輸能力和旅客服務能力。日本東京地區(以東京都為原點、半徑65公里左右的地區)總面積 1.2萬平方公里，需要通勤的人口數達到 2,100萬人。東京地區的公交系統由城市電氣鐵道、地鐵、單軌與導向軌道交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硬件強化與軟件優化 115 通、路面電車、公共汽車和出租車組成。該系統全年可運送旅客 158.5億人次，相當於該地區人口總數(3,200 萬人)的 495 倍強。其中單是公共汽車就可運送 19.7 億人次， 是人口總數的 61.6 倍。相形之下，目前只擁有新福利、澳巴和維澳蓮運三家巴士公司、約 800 輛公共汽車、年運送旅客量只有 1 億數千萬人次的澳門公共交通系統，面對着 56 萬常住人口與近 3,000 萬來訪旅客，其運輸能力就顯得十分弱小了。 針對這一弱勢，澳門不僅應當積極發展軌道交通等其他市內交通先進形式，而且更應當加大投入，更換車型、修建道路、完善車站設施等，切實強化澳門城市公共交通的硬件水平。在廣大澳門民眾和遊客脫離了狹小車廂的擁擠、上車下車的不便和烈日苦雨下長期候車的焦慮之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方能基本合格。 與硬件相比，更重要的是軟件，即管理水平。聯繫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實際情況來看，服務理念、管理制度、方針政策、員工素質、應急措施等，都屬於此列。軟件優化的意義有時更甚於硬件的強化。 服務理念是決定公共交通管理水平的關鍵。開辦城市公共交通的目的究竟是甚麼？如何讓接受公共交通的消費者受到最滿意的服務？對於承辦公共交通的企業而言，他們沒有必要也不太可能認真思考這些問題。他們的目的是賺錢。善良的老闆會在盡量讓顧客滿意的情況下賺錢，素質差一點的老闆會在應付好顧客的前提下賺錢，品質更差的老闆則會在盡量少投入、少支出，甚至不惜影響消費者利益的條件下多賺錢。這裏就涉及政府的責任了。公共交通屬於公共事業，即使你不親自承擔(而是讓企業來承擔)，也不能推卸全心全意為民眾服務的責任；應當通過合法的、科學的監管，敦促相關企業履行好為民眾提供合格的公共交通服務的責任。政府要有嚴謹的規章制度和得力的措施來監督和管理企業涉及公共服務的行為。在澳門街頭，候車的普通市民幾乎人人都經受過公交車溜站不停、車輛在站外停車下客、停站而不開車門、司機對即將趕到的顧客視而不見等現象，在口頭不滿之餘也只能無奈地接受既成事實。即使備有“澳門通”卡、偶爾也乘坐一下公交車“體察”一

中心建設篇 116 下民情的政府官員們能夠感同身受嗎？不解決好為甚麼開辦公共交通的服務理念問題，這些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 另一方面，科學管理也是優化軟件的重要環節。澳門公共汽車的路線設置和名稱之混亂真是不可多得。除了以數字表示公交線路以外，還屢有在數字後面添加一個或兩個英文字母的情況，不僅極容易混淆，而且給民眾帶來極大的麻煩。試問，有幾個旅客能夠很快地分清楚 28A、28B、28BX、28C 公交線路的相同與差別呢？就連澳門居民，怕也沒有幾個人能夠準確地回答出來。在 1863 年就開通地鐵的倫敦，在建設了20 條地下軌道交通的巴黎，在五、六種地下軌道交通和地面交通同時提供服務的東京，在許許多多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交通線路都是密如蛛網，四通八達，更難能可貴的是標誌清晰，換乘方便，售票處還提供詳盡的地圖供你參考，乘客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想到哪裏就到哪裏。在日本的地鐵站出口一般還備有“精算機”，不管你從哪個車站出發、隨便買多少錢的車票，出站時一精算就一清二楚：該退則退，該補則補，不會有半點差錯。而乘客在接受高科技、高質量服務的同時，也會體驗到做“上帝”的優越感，感受到優質服務的關懷與體貼。 澳門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成就矚目，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也大有進展。但是，倘若用“世界級”的高標準、嚴要求來衡量，澳門的差距還十分明顯，需要改進的地方也還有很多。2012 年 7 月發生的公共交通調價事件就像生活中的一個匆匆過客，很快就難見身影；也像在淺池塘中丟進一塊小石頭，並沒有掀起軒然大波；但是，歷史的教訓值得記取，我們還須防微杜漸，因勢利導，努力將以後的事情做得更好。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2 年第 8 期)

117 對“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的期望 已經當選的新一屆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曾在其競選政綱中明確表示：“經濟發展方面，重強調發展綜合旅遊項目，加快‘一個中心’(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當選後將成立‘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並親任主席，規劃總體發展目標。” 消息傳來，長期關注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人們無不表示贊同，感到長期以來不盡人意的問題終於有望得到圓滿解決。筆者聯想到半年多以前曾在《九鼎》月刊 2014 年第 2 期發表題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到了哪一步？》的文章，其中明確提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要不要設立專職部門？”的問題，指出“這項宏偉的工程並沒有具體的職能部門負責，因而難以真抓實幹”。現在看來，行政長官的競選政綱中已經回答了筆者的疑問。那麼，“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究竟應當具備怎樣的職能和作用？接下來將進行深入的探討。 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的不宜角色 常言道“先破後立”，為了克服錯誤認識和模糊觀念，不妨從“破”字着手，先討論期待中的這一委員會不宜扮演甚麼樣的角色。

中心建設篇 118 從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參考借鑒內地和其他國家與地區的經驗，即將問世的“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不宜成為諮詢機構、執行機構、榮譽機構和項目機構。讓我們來逐一進行討論： 第一，為甚麼不宜成為諮詢機構？ 諮詢(consultation)是現代管理學領域的概念，意思是通過某些人頭腦中儲備的知識經驗和對各種信息資料的綜合加工，提出建議和指導性一意見的行為。諮詢能產生智力綜合效益，發揮為決策者充當顧問、參謀和外腦的作用。這一詞彙最初源於拉丁語，意為商討、協商。在中國古代，“諮”和“詢”原是兩個詞：“諮”是商量，“詢”是詢問，後來逐漸形成一個複合詞，具有詢問、謀劃、商量、磋商等涵義。作為參謀性、服務性的社會活動，諮詢在軍事、政治、經濟領域中得到廣泛應用，已成為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中輔助決策的重要手段，逐漸形成一門應用性軟科學的重要門類“諮詢學”。 由諮詢的本質內涵所決定，這一行為的執行者不應當是政府自身，而應當是政府以外的企事業單位。因此，行政長官既然打算在特區政府的架構內成立“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就不應該是一個第三者性質的諮詢機構，從而不應當承擔為政府提供諮詢的職能。 第二，為甚麼不宜成為執行機構？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包羅萬象，是一個系統工程。筆者曾在《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首要任務》一文中指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是涉及眾多領域的系統工程”，“需從多種角度、多個層面來統籌規劃”。國家旅遊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發佈的《休閒綠皮書》指出，“我國旅遊休閒產業的業態正在出現多元化和產業融合的趨勢。從外部關係來看，旅遊休閒業與工業、農業、交通業、文化產業、體育產業、金融產業甚至房地產業等的融合趨勢正在逐漸形成”。由這一龐大系統工程及其宏偉目標所決定，從本質上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不是簡單的政府行為，而是支撐面正在逐漸拓寬的產業行為，也是涉及全特區各行業、各領域、各單位、各部門的社會行為。因此，絕不能只靠一個“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來包打天下。

對“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的期望 119 第三，為甚麼不宜成為榮譽機構？ 由澳門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政治生態所決定，政府現有機構的職能是不盡相同用。有一些部門或機構的成員來自社會各界，請來不少名人兼職。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機構或部門帶有一定的榮譽性，一些成員的安排多少考慮到他們的名望和聲譽，體現了政府對他們的認可與尊重。這樣的做法或許不無道理，但未必適用於所有的政府機構，更未必能滿足實際工作的需要。倘若期望“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真正發揮作用，當然不宜使之成為安排性的榮譽機構。 第四，為甚麼不宜成為項目機構？ 項目組是指為了完成某個特定的任務而把一群不同專業背景、不同技能，往往來自不同部門的人組合在一起的特定組織形式。此類機構雖然實用，但帶有一定的臨時性。在澳門特區政府的架構中，有不少項目組性質的機構。這些機構為特定任務而設立，完成任務後即予以撤銷或自動解散。然而，對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這樣一項覆蓋澳門全局、事關國家發展戰略、延續較長歷史時期的重大任務而言，以項目組的形式來統籌管理顯然是不夠權威且極不適宜的。 二、“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的應有職能 “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在否定了“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的不宜角色之後，我們再來從正面論述這一委員會應有的作用與職能。鑒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深遠意義和艱巨工程，根據系統科學和管理科學的基本原理與一般方法，期望中的“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應當具備四大功能，即計劃設計職能、指揮管理職能、統籌協調職能、控制監督職能。

中心建設篇 120 (一) 計劃設計職能 根據管理學的基本理論，“計劃”是指根據對內部條件(內因)外部環境(外因)的分析，提出未來一定時期內要求達到的組織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方案途徑。作為管理的最基本職能，計劃的首要工作是確定目標，這是實施任何一項工程或任務的第一步。 澳門要想成功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首先必須確定明確的目標，制訂實現這一目標的計劃。這一職能理所當然應由作為政府主管部門的“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來承擔。筆者在《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首要任務》一文中曾經根據《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以及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等綱領性文件的精神，參照特區政府歷年施政綱領中的有關論述，概括了“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三三三三四”目標，即：“三個努力方向：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生態良好；三種經濟類型：開放型、服務型、環保型；三大發展原則：歷史文化資源為依託、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現代休閒服務業為主導；三大產業特色：具有澳門特色、在海峽兩岸領先、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四大城市特徵：開放之城、休閒之城、歡樂之城、和諧之城”。這只是一家之言，未必準確，也未必合適，但畢竟是一種嘗試，可供有關部門參考。 行政長官崔世安在參選政綱中聲明要成立“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後，還明確表示這一委員會將“規劃總體發展目標”。希望委員會成立之後，首先按照行政長官的要求確定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總體目標，這樣才有助於動員全市居民為實現既定目標共同努力。 然而，目標確定只是第一步，此後還須設計實現目標的步驟和方案，這也是計劃的重要職能。由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任務繁重，涉及較長的時間段，因此必須逐年作出合理安排，逐步予以分解落實。這一任務理所當然要由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來承擔。

對“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的期望 121 (二) 指揮管理職能 任何一項龐大的工程要想順利開展、按計劃完成，都需要有強有力的指揮系統。領導科學中描述了構成有效指揮系統的兩個關鍵因素，一是指揮核心，二是指揮鏈。所謂指揮核心，是指指揮系統中處於最終決策環節的決策者(們)。指揮核心必須具有最高權威，集中行使權力。行政長官崔世安曾表示，他將親自擔任擬成立的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主席一職。這樣的安排無疑有助於確立該委員會在指揮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過程中的核心地位。 所謂領導鏈，是指自領導核心向下逐級分佈、有機聯繫的指揮脈絡。在確立指揮中心的前提下，構建覆蓋全面、層階分明的領導鏈至關重要。一方面，具體的工作任務將分解到各個司、局、委、辦等政府部門來承擔，為了使任務不落空，在有關的政府部門也應當建立負責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專職機構，屬所在部門和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雙重領導。這樣才能保證政令暢通，步調一致。另一方面，由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任務艱巨，名目繁多，涉及許多部門、單位和個人，因此必須做出科學合理的安排。這就是日常管理職能。指揮鏈建立健全之後，該委員會的政令才能逐級傳達，管理職能方能正常發揮。 (三) 統籌協調職能 統籌是指在瞭解和掌握全局情況的前提下，從整體上進行謀劃安排。協調則是指理順管理對象之間的關係，使之配合適當。統籌與協調往往有機結合，是領導者實施管理的一個重要環節。在一個包含較多子系統的系統中，各子系統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甚至錯綜複雜。差異的普遍存在使得各系統之間難免產生矛盾，有時甚至可能因矛盾激化而導致衝突。此時領導者的責任就在於協調關係，化解矛盾，解決問題，引導下屬各個部門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團結合作。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涉及方方面面，參與的單位和部門數量較大，面臨着關係複雜，容易引發矛盾的局面。由於各有關單位和部門(如經濟局和旅遊局)之間不存在領導或管轄關係，一旦發生問題或產生矛盾

中心建設篇 122 就不容易解決。此時便需要具有足夠權威的部門出來統籌協調。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既由行政長官親任主任，必然具備極高的權威性，也具備行使統籌協調功能的有利條件。 (四) 控制監督職能 儘管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各項任務將納入委員會制定的整體目標和具體工作計劃，但情況是在千變萬化的，工程進展的每一個環節不可能完全嚴格地按照計劃預期完成，偏離計劃的情況經常存在，有時甚至可能與預期目標背道而馳。為了保證計劃的執行，需要對整個系統進行強勁的有效控制，使各子系統始終處於領導核心的管理、掌握之下。根據這一原理，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應以合法制訂的總體目標、規劃和計劃為準繩，隨時對照檢查各有關部門的工作進展與成效，發現偏差後即進行督促和調節，以確保既定計劃的切實完成。 另外，有關部門與單位在執行計劃的過程中有可能出現偏差或錯誤，也可能由於工作人員的失察、失誤或失職而導致違法行為甚至犯罪。在這種情況下，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應當承擔糾偏改錯、監察督促以防範和制止違法犯罪行為發生的職責。 總之，期待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成立後，真正成為澳門特區政府建設“一個中心”的主管職能部門，領導有關部門和單位，帶領全區民眾，集中精力早日將澳門建設成名符其實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4 年第 9 期)

博彩旅遊篇

125 澳門博彩業發展思路探索 在澳門社會經濟發展中長期處於關鍵位置的博彩業，近期又一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事出有因。內因是澳門政府將在 2015、2016 年檢討賭牌的續約問題，對於政策是否會調整，續期是否會縮短，媒體作出了種種預測，自然引起博彩業者的不同反響。外因則是相關領域政策的變化，例如持護照過境時間縮短、銀聯卡在賭場禁用等，這些政策調整不可能不給博彩業造成影響。因此，全面回顧澳門博彩業的狀況，檢討面臨的挑戰與機遇，探索未來發展的思路，當為一件頗有意義的事。 一、澳門博彩業發展勢頭依舊強勁 為了討論澳門博彩業的發展，有必要先全面瞭解這一產業的現狀。 首先，從總體上看，澳門博彩業的經濟總量居高不下，全區博彩業仍然處於高速發展的強勁態勢之中。根據特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的 2009 年以來的統計資料，最近五年來澳門博彩業的收入總量不斷擴大。2011 年 3 月，全特區佔絕對優勢的幸運博彩當月毛收入首次超過200 億元(本文中除注明者外貨幣單位均指澳門幣，下同)，2013 年 3 月首次突破 300 億元大關，而 2013 年 10 月以後，幸運博彩的月收入長期保持在 300 億元以上。2009 年澳門全年的賭業總收入為 1,203.83 億元，2010 年增加到 1,895.88 億元，2011 年提升至 2,690.58 億元，2012 年猛

博彩旅遊篇 126 增為 3,052.35 億元，2013 年更是躍居 3,618.66 億元的高峰。五年來不斷增長的毛收入總量反映了澳門博彩業的興旺景象。 與龐大的絕對經濟總量相對應的，是澳門博彩業的增長速度。五年來澳門博彩毛收入的年增長值保持在 360 億元以上，年增長率則超過13%。其中 2010 年博彩毛收入比 2009 年猛增 692.05 億元，年增長率高至 57.49%，達到史無前例的頂峰。下表顯示了 2010 年以來澳門博彩業的收入增長量與增長速度。 表 1 2010 年以來澳門博彩業毛收入年增長量與年增長率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年增長量(億元) 692.05 794.70 361.77 566.31 年增長率(%) 57.49 41.91 13.45 18.55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特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的數據計算編制 其次，從博彩收入在全區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來看，博彩業佔據了全區經濟的絕對優勢，代表了澳門經濟發展的主流。下表羅列了澳門近五年來各年的地方生產總值(GDP)和博彩毛收入的統計數據，還計算了博彩毛收入在地方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 表 2 近五年來澳門博彩業年度總收入和地方生產總值對比 年份 博彩毛收入 (億澳門元) 地方生產總值 (億澳門元) 博彩收入在地方 總產值中的比重(%) 2009 1,203.83 1,701.71 70.74 2010 1,895.88 2,269.41 83.54 2011 2,690.58 2,937.45 91.60 2012 3,052.35 3,434.16 88.88 2013 3,618.66 4,134.71 87.52 資料來源：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網頁、博彩監察協調局網頁有關資料計算彙編 根據上表提供的數據可知，博彩收入已經佔據澳門特區地方生產總值(GDP)的絕大部分。常年保持在 70%以上，多數年份超過 80%，最高的年份甚至超過 90%。這樣的數據分佈有助於瞭解澳門經濟結構的不平衡狀態，也有助於理解博彩業在澳門經濟系統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澳門博彩業發展思路探索 127 二、內外因素變化帶來深刻影響 儘管博彩業在澳門一業獨大，但它作為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多種因素的影響。主要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內部因素：賭牌續期與賭枱規模。 前已述及，從 2014 年 2 月開始，澳門賭牌續期問題即引起業界關注。按照過去的慣例，澳門目前的博彩牌照有效期為 20 年，將於 2020年起陸續到期。澳門特區政府會於 2015 年啟動博彩牌照續期的諮詢工作。來自香港媒體的報導稱：“20 年將橫跨四屆特首(每屆任期五年)，這樣有太大的政治風險，10 年期看來也太長”。所以有人透露，澳門雖未打算改變六大牌主的格局，但有意縮短牌照年限，由現時的 20 年減至 10 年或以下。消息一出，立刻引起澳門博彩業的震盪。據騰訊財經報導，澳門許多博彩企業的股票短期內即下跌：“藍籌博彩股銀娛(00027)報 70.9 港元，跌 2.88%；金沙中國(01928)報 57.3 港元，跌 1.8%，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其他濠賭股方面，澳門勵駿(01680)報 6.5 港元，跌5.25%；新濠國際發展(00200)報 26.6 港元，跌 3.62%；美高梅中國(02282)報 29.8 港元，跌 2.14%；澳博控股(00880)報 24.3 港元，跌 1.22%。”儘管跌幅不大，但澳門博彩企業因此受到的內傷是無法迴避的。 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曾針對上文提及的港媒報導向公眾表示，政府目前對賭牌續約方式或年期沒有任何立場。但今次檢討不單關係到賭牌續期，而是牽涉到澳門未來經濟發展的策略性，屆時將會開放式收集社會意見。 至於澳門博彩業的賭枱規模，則是始終處於政府的嚴格監控之下的。譚伯源表示：“現階段沒有增加賭牌的需要”；“堅定遵守十年內賭枱年均增長百分之三的幅度，不會無項量增加”。新增賭枱將分配給新項目，由於 2014 年沒有新項目落成，所以本年度澳門的博彩業不會有超出規定的規模擴大。

博彩旅遊篇 128 外部因素：內地反貪腐形勢、美聯儲開始退出 QE、過境政策和銀聯卡政策調整。 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內地反貪腐運動深入發展，被比喻為“蒼蠅”“老虎”的各級貪腐官員紛紛落馬，廉潔奉公、勤儉節約的良好風氣逐漸上升。在這種形勢下，動用公款來澳門豪賭的貪官越來越少，一般幹部來澳門參觀娛樂場時也會有所顧忌而少參與、甚至不參與博彩活動。這一情況或多或少會對澳門博彩業的營業額帶來一定的影響。 QE(Quantitative Easing)的中文譯名為“量化寬鬆”，是金融領域的一個專用概念，主要指中央銀行在實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後，通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資金的干預方式，以鼓勵開支和借貸，也被簡化地形容為間接增印鈔票。通俗地說，量化指的是擴大一定數量的貨幣發行，寬鬆即減少銀行的資金壓力。美聯儲宣佈 2014 年 1 月起將購買國債的規模從每月 850億美元削減到 750 億美元。這標誌着美聯儲在金融危機後實施了 5 年之久的三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開始進入退出階段。縮減和逐步退出 QE 將對金融業造成直接影響，導致利率上升，融資相對困難。這樣也會間接地對博彩業的發展造成一定的限制。 澳門治安警察局 2014 年 6 月 16 日宣佈，為避免持中國護照旅客借過境為名逗留澳門，從 2014 年 7 月 1 日開始再次調整規管政策，持中國護照過境最長逗留期由 7 天縮短至 5 天。 若違反過境規定沒有前往目的地，且於 60 天內第二次入境，給予的逗留許可則由 2 天縮短至 1天；若再違反過境規定，且於 60 天內第三次來澳，將會被拒絕入境。據《澳門日報》報導，2013 年間持中國護照由內地入境本澳的旅客超過263 萬人次，其中真正出境前往其他國家或地區者只佔兩成左右，這就意味着有近 210 萬人次並非真正以澳門作為過境口岸，而是作為留在澳門的旅遊者，大部分成為娛樂場的顧客。過境旅客在澳門逗留時間的縮短無疑會減少娛樂場的客源，同樣給博彩業帶來不利影響。 澳門金融管理局於 2014 年 6 月上旬表示，從 7 月開始將禁止在娛樂場中使用銀聯卡提取現金。澳博控股下屬的一些娛樂場已經接到通

澳門博彩業發展思路探索 129 知，在 7 月 1 日之前要將場內的銀聯終端取消。這一措施也會有限地對內地旅客參與博彩活動造成一定的限制，影響博彩業的經營。 總之，由於內外因素的影響，澳門博彩業儘管還不至於淪落到內外交困的境地，但至少可以說是面臨挑戰，形勢嚴峻。怎樣才能化險為夷，持續發展？需要因勢利導，積極探索。 三、值得探索的未來發展思路 從澳門博彩業的現狀和澳門的獨特社會歷史條件出發，筆者對澳門博彩業的未來發展思路提出如下建議： (一) 轉變經營理念，貫徹薄利多銷的新方針 娛樂場是企業，靠博彩活動賺錢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賺錢也有不同的賺法。一本萬利是一種經營理念，薄利多銷也是一種經營理念。或許是因為澳門娛樂場的賭客中不乏來自內地、香港、台灣和日本、韓國的有錢人，一擲千金司空見慣，所以賭注也越來越高。彭博行業研究亞太區主管提姆‧克瑞格海德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採訪時曾透露：“澳門博彩場的賭資面額是很高的。你平時很難找到 300 港元以下的賭桌，在週末的晚上，低於 500 港幣的桌枱都很少。”相形之下，美國拉斯維加斯等有些國外賭場的賭資起點比澳門低得多。例如在拉斯維加斯，“可以很容易找到 2 美元或者 10 美元的 Black Jack 牌桌”。我們常說“小賭怡情大賭傷身”，這個道理為甚麼不能在娛樂場中實踐呢？如果博彩業的經營者都能貫徹“薄利多銷”的經營方針，降低賭注起點，縮小輸贏額度，讓更多的普通參觀遊覽者在娛樂場內享受“小輸小贏”的精神樂趣，體驗娛樂休閒的真實感受，澳門的娛樂場一定會門庭若市，迎來客源的新高潮。

博彩旅遊篇 130 (二) 改變經營模式，實施多元化綜合性經營的新模式 考察澳門博彩業的起源，當最初的賭桌以路邊攤的形式出現在 19世紀前期的澳門街頭的時候，無疑是單業經營，只論賭博的。當時的博彩種類也相對簡單，碰運氣的成分可能更多。隨着生產力的提高，特別是社會的發展進步，博彩品種日趨豐富多彩，近年來更出現了多元化綜合性混業經營的趨勢。21 世紀在澳門路氹金光大道沿線崛起的大型博彩企業，正是傳統博彩業改變經營模式，實施多元化、綜合性現代經營模式的典型案例。無論是 2007 年率先開業的威尼斯人渡假村酒店，還是接踵而來的新濠天地、銀河酒店、金沙城中心、百利宮等項目，都已經超越了單一的博彩業，實現了集博彩、豪華住宿、免稅購物、特色美食、高端演藝、休閒養生、大型會展等多種娛樂休閒門類於一身的現代轉型。博彩業與其他相關行業的有機結合，不僅沒有沖淡博彩本身，反而增强了綜合實力，吸引了更多的遊客前來休閒享受。因此，澳門未來無論是新建娛樂場項目還是原有娛樂場的改造，都應當遵循多元化綜合性經營的新模式。 (三) 豐富文化內涵，開發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新產品 博彩業在中國自古即有之，可謂源遠流長。博彩同任何事物一樣，包含着對立統一的不同矛盾方面，可以一分為二。我們的任務是對其進行揚棄：盡力挖掘博彩的積極因素，克服其消極因素，深化其應有的文化內涵，引導博彩業向文化創意產業轉化。博彩不僅體現概率論原理：在機遇面前人人平等；而且體現競爭性：科學合理的拼搏才有可能取勝。假如博彩活動能造成贏家除了靠運氣，還要靠一定的知識和智慧的狀況，博彩的積極因素就將得到極大的弘揚。關鍵在於博彩活動的種類和規則(玩法)。目前澳門娛樂場中通用和流行的博彩活動品種多數具有西方文化的淵源，撲克牌等西方文化的產物也是博彩的主要工具。其實中華文化中也有不少因素具有競爭性、趣味性和偶然性相結合的特徵，如燈謎、弈棋、划拳、楹聯徵對等，也具備引入博彩的基本條件。倘能依託博大精深之中華文化，開發出一些中國民眾乃至東方民族喜聞樂見

澳門博彩業發展思路探索 131 的博彩新產品，相信不僅能提高澳門博彩業的文化品位，而且能吸引更多的同胞前來體驗文明健康的新型中華博彩。 (四) 追求創意，展現與眾不同的新個性 儘管不同娛樂場內博彩活動的種類大同小異，但是人們前往不同娛樂場的感受卻不盡相同。這是因為事物的個性有異，而個性越是鮮明便越具有自身價值，也往往越受歡迎。娛樂場的個性可以體現在方方面面。從賭場內部來看，除了環境佈置、賭桌排列、荷官服飾等表面現象外，更重要的是經營理念、工作風格和服務態度的個性，要力求與其他娛樂場不同，這樣才能對顧客產生獨特的吸引力。從娛樂場的外部配套因素來看，那就更有講究。就拿澳門路氹金光大道的幾家大型娛樂場來說，每一家似乎都有給遊客留下深刻印象的王牌，如威尼斯人的室內運河、拱橋、廣場與穹頂，新濠天地的全球最壯觀的水上匯演《水舞間》和《天幕龍騰》，銀河酒店的露天沖浪遊泳池等等。正是這些個性鮮明、與眾不同而不可替代的特色，已經成為這些娛樂場最吸引人的閃光點。要想展現個性，必須借助於創意，靠打破常規、不拘一格甚至異想天開來實現。如果澳門威尼斯人僅僅是且永遠是拉斯維加斯威尼斯人的複製版，它對美國和西方遊客就不會具備較強的吸引力；倘若新濠天地也去建室內運河，則必將陷入“東施效顰”的尷尬境地。願澳門的娛樂場進一步展現其獨特個性，為裝扮澳門博彩業百花齊放、澳門經濟萬紫千紅的大好局面貢獻力量。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4 年第 7 期)

132 澳門博彩業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2014 年春夏之際，澳門博彩業的動態再次對特區社會造成重大影響。2014 年 8 月 5 日，以博彩行業前線員工為主體的社團“澳門博彩最前線”發起遊行，警方稱約有 600 人參與其中。遊行隊伍從金蓮花廣場出發，行至銀河娛樂集團旗下的星級酒店側門，在馬路上靜坐集會半小時後散去。遊行隊伍的橫幅標語和遊行者手中紙片上表達的，主要是福利待遇方面的訴求，如“要求合理薪酬及待遇”、“還我合理薪酬”等。聯想到 2014 年 4、5 月以來博彩員工已經屢次集會遊行表達訴求，不難想見本澳博彩行業內的矛盾正在激化，有不少漸趨嚴重的問題亟需解決。 其實，博彩業的癥結並非局限於勞資糾紛。受到內外種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澳門博彩業正在面臨嚴峻的挑戰，需要採取積極的對策妥善處理，認真解決。 一、增速減慢遇瓶頸 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顯示，特別是回歸祖國 15 年來的歷程表明，博彩業舉足輕重的地位與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特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網頁上公佈有近 5 年來博彩業毛收入的統計數據，反映了本澳博彩業迅速而持續的發展狀況。從 2009 年至 2013 年間，特區年度博彩總收入分別為澳門幣 1,203.83 億元(下同)、1,895.88 億元、2,690.58 億元、

澳門博彩業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133 3,052.35 億元和 3,618.66 億元；後四年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達到57.49%、41.92%、13.45%和 18.55%，始終處於高速發展的狀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澳門的博彩收入每個月都在膨脹，博彩種類中佔絕對優勢的幸運博彩更足以說明問題。2009 年以來，幸運博彩毛收入逐月快速增長，2011 年三月首次突破 200 億元大關，兩年後的 2013 年 3 月又超越了 300 億元記錄，近一年來始終保持在超過 300 億元的高水平上。這些數字雄辯地證明了本澳博彩業的強勁發展態勢。 博彩業對特區經濟建設的貢獻也有目共睹。首先是博彩收入成為地方生產總值的主要來源，且比重日漸增長。2009 年時，博彩業的年度總收入已佔特區地方生產總值的 70.74%，此後又大幅度提升，2010 年至2013 年分別達到 83.54%、91.60%、88.88%和 87.52%。在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中，博彩稅收佔據了絕大部分。2011 至 2013 年，特區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分別為 1,127.21 億元、1,294.98 億元和 1,555.12 億元，而其中的博彩直接稅則分別達到 941.12 億元、1,069.90 億元和 1,267.38 億元，博彩直接稅在相應年度財政總收入中佔據的比例分別高達 83.49%、82.62%和 81.53%。由此可見博彩業在澳門經濟發展中發揮着多麼重要的作用。 然而，從 2014 年年中開始，澳門博彩業的強勁發展勢頭受到阻遏，增長速度明顯減慢。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14 年 6 月和 7月，澳門幸運博彩的毛收入連續出現同比下跌、同期變化率為負數的現象。6 月的毛收入雖仍高達 272.15 億元，但比 2013 年 6 月下跌 3.7%；7月的毛收入增至 284.12 億元，但仍比上年同期減少 3.6%。幸運博彩毛收入連續兩個月同比下跌的態勢，是五年來從未出現過的現象。這一信息一經公佈，立即造成博彩股票震盪下跌。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昨日(註：指 8 月 7 日)，博彩股成為港股市場下跌中的重災區。如永利澳門下跌 7.56%至 29.35 港元；金沙中國下跌 5.75%至 52.35 港元，創下半年來最大跌幅；銀河娛樂下跌 6.38%至 59.4 港元；美高梅中國跌6.34%至 25.85 港元。”

博彩旅遊篇 134 不容置疑的數字打破了五年來澳門博彩業毛收入只增不減，同比增幅最高峰達到 94.1%的神話，似乎在預示着博彩業的高速發展正在遭遇瓶頸制約。 二、內外因素添制約 對澳門博彩業造成制約的因素來自內外兩個方面。 從博彩業內部來看，澳門特區政府的博彩政策是決定性因素。眾所周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博彩業的存在與發展既受到法律的嚴格規範，又置於政府的有力監控之下。政府對博彩業實施監控的主要途徑是發放博彩業經營牌照和限制賭枱規模。先看賭牌發放。由於首次批給博彩營業牌照的有效期為 20 年，將於 2020 年開始陸續到期，因此政府會於明年啟動博彩牌照續期的諮詢工作。不少媒體(尤其是香港媒體)推測，澳門政府有可能考慮縮短牌照年限，從 20 年減至 10 年或以下。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雖未正面回答媒體疑問，表示“政府目前對賭牌續約方式或年期沒有任何立場”，但也強調“今次檢討不單關係到賭牌續期，而是牽涉到澳門未來經濟發展的策略，屆時將會開放式收集社會意見”。鑒於澳門民間對博彩業的現狀見仁見智，褒貶不一，不排除屆時政府吸納民意縮短賭牌年限的可能。 再看賭枱規模。在這個問題上，特區政府一向是立場鮮明、態度堅決的。譚伯源司長對媒體明確表示：“現階段沒有增加賭牌的需要”，“堅定遵守十年內賭枱平均增長百分之三的幅度，不會無限量增加”。賭牌續期政策會否變化以及賭枱規模受到嚴格控制的消息，也造成了澳門博彩股票聞風下跌的現象。 從澳門博彩業外部來看，內地反貪腐運動深入開展、持護照過境政策收緊、賭場內銀聯卡政策調整以及全面禁煙等因素，均會對娛樂場的經營造成影響。隨着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反貪腐運動的深入開展，各地大大小小的貪官紛紛被揭露和處置，清正廉潔的風氣逐漸上揚，利用

澳門博彩業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135 公款來澳門賭博的貪官逐漸絕跡，一般公務員進入賭場後也會有所收斂。從 2014 年 7 月 1 日開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以過境為由在澳門停留的時間，由原先規定的七天減少至五天，對於未前往目的地而違反過境規定者，此後進入澳門將受到更嚴格的控制。同樣是從 7 月開始，澳門的娛樂場內被禁止使用銀聯卡提取現金。而從今年 10 月開始，又將在娛樂場內實施全面禁煙的措施。上述各種情況將從不同的角度影響娛樂場的客源，或給參與博彩活動帶來諸多不便。 除此之外，有研究者指出，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美聯儲)從 2014 年 1月起削減購買國債規模，逐步退出“量化寬鬆”(QE)的政策調整將導致銀行利率上升，融資相對困難，從而間接地限制博彩業的發展。與此同時，澳門以外、中國周邊一些國家與地區(如新加坡、台灣等)正在或即將開放博彩業的動態，也將給澳門博彩業帶來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在內因和外因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下，澳門博彩業深受制約已是不爭的事實，遭遇發展瓶頸或許在所難免。 三、勞資關係趨緊張 澳門博彩業還有一個要害是勞資關係漸趨緊張。 博彩業在澳門的源頭可以追溯到 16 世紀中葉的開埠初期，由來自內地的民工、僕傭和無業遊民帶來這一未必高雅的習俗。因為適合缺少工農業經濟和閒散成風的社會現狀，又因沒有法律監管，所以很快就在市井流行。鴉片戰爭以後，葡澳當局為增加經濟收入，將博彩合法化。這一行業遂得以迅速蔓延，至 19 世紀後期成為澳門的支柱產業。 由其先天的缺陷所決定，博彩業勞資關係因缺乏法律規範而隨意性很強，且內部工種繁雜，從業人員良莠不齊。加上工作環境氣氛欠佳，工作負擔較重，經常導致員工身體疲憊，心理失衡，人際關係比較緊張。在這種背景下，勞資關係必然矛盾重重，問題叢生。

博彩旅遊篇 136 早在澳門特區政府於 2001 年 9 月通過《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次年批出娛樂場經營權之初，澳門博彩業內涉及勞資關係的糾紛便有所發生。當時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為解決因其前身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澳娛)未規範勞資關係引發的“茶資”糾紛，與勞方達成新的薪酬制度協議。此後澳博又陸續通過支付有薪假期補償金、額外服務償金等方式盡力協調勞資關係。 隨着博彩經營權通過“轉批給”方式逐漸擴大和博彩業的迅速膨脹，進入該行業的員工越來越多。由於按規定只有澳門居民才能當荷官，而該工種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又很大(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全特區共有荷官 24,031 人，佔博彩業僱員總數的 44%)，因此導致進入此行的門檻逐漸降低。在博彩經營者的利潤日益攀升的情況下，處於博彩企業底層、工作辛苦而報酬又相對較低的荷官等員工，不斷提出自身利益的訴求看來是順理成章之事。 自 2012 年 9 月由荷官擔任主要領導成員的社團“博彩最前線”成立以後，本澳博企員工的訴求得到了集體展示的機會。從 2013 年 8 月開始的一年時間內，“博彩最前線”發起組織了六、七次博企員工遊行和靜坐示威活動，另外還有“博彩員工協進會”、“博彩企業員工協會”等團體也曾組織或參與組織過博企職工的遊行活動。 2014 年春夏之際，澳門博彩勞資關係緊張、員工遊行紛起的來龍去脈大致如此。 四、同舟共濟迎挑戰 問題與矛盾不容迴避，關鍵在於坦然面對和正確處理。筆者認為，首要的問題在於提高認識，轉變觀念，力求形成共識而齊心協力。在當前的形勢下，尤其需要樹立以下四方面的基本觀點： 科學的發展觀。一方面，必須牢牢記住“發展是硬道理”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儘管澳門已經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但萬萬不可滿

澳門博彩業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137 足於現狀。須知在全球化趨勢日益深化的形勢下，盤根錯節，瞬息萬變，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甚至導致毀滅性的災難。澳門政府和廣大市民都有責任，要保持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特別要維護龍頭產業博彩業的強勢地位。另一方面，也要明白經濟發達與社會和諧之間存在着對立統一的關係，在搞好經濟的同時，一定要妥善處理矛盾，注意協調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使盡可能多的民眾安居樂業，各得其所。 明智的經營觀。一方面，博彩業不是福利事業，經營博彩企業肯定要追求利潤。然而，即便都是成功的企業，也可能有不盡相同的經營理念。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一種理念，薄利多銷也是一種理念。在澳門許多賭場中，最低賭注 300-500 港元的賭桌比比皆是，而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可以找到賭注十美元、甚至兩美元的牌桌。假如澳門的娛樂場能降低賭注起點，推廣小額博彩，肯定能吸引更多客源，讓遊客在小輸小贏的博彩中享受休閒的娛樂。另一方面，博彩業主還要理順獲取利潤和回報社會的關係。我們看到，銀河娛樂集團於 2014 年 7 月建立基金會，打算總共斥資 13 億元報效澳門和祖國。表明許多博彩企業不僅深知回報社會的道理，而且拿出了實際行動。這些明智的做法值得提倡。 正確的民主觀。博企員工用合法的方式表達訴求，是他們應有的權利；遊行集會等活動能夠如期舉行，也是社會民主程度的充分體現。但是，事實告訴我們，爭取民主的方式和路徑有許多種，遊行示威未必是理想選擇。因為即便是合法的集會、遊行和示威，對城市交通、居民生活與正常社會秩序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也會給參與者的身心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2014 年 8 月 5 日在酷暑中遊行至星際酒店側門靜坐示威的銀河娛樂集團職工，有許多人戴着口罩、帽子，還得大聲呼喊口號，對身體的影響可想而知。何況情緒激動時難免失控，合法活動有可能向非法的方向轉移。不久前香港舉行的“佔中”遊行集會，號稱有 78 萬人參與；而接着舉行的“反佔中”簽名，則宣稱徵集到 93 萬個簽名。不難想見整個香港社會受到多大的影響。至於堪稱佔中“樣板”的美國

博彩旅遊篇 138 “佔領華爾街”運動、台灣“太陽花學運”等，無不導致激烈衝突和流血事件的發生。澳門當引為前車之鑒。 辯證的勞資觀。在博企員工的遊行隊伍中，有人打出橫幅“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一口號實在有失偏頗。在澳門，勞資關係是由法律來規範並加以保護的。其實，僱主和僱員是同一條船上的同舟共濟者。如果把僱主比作船長、舵手，那麼僱員就是船員、水手，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僱主應當體諒僱員，特別是底層僱員勞動的艱辛，盡可能地提高他們的薪酬標準和福利待遇。我們看到不少博企正在盡力而為。銀河娛樂集團已經建立固定機制，每年從 7 月開始調整全體員工的薪金，今年的覆蓋面可達 7,000 人；金沙中國向數以萬計的員工發放特別獎金，新澳博亞則推出較大額度的員工獎勵計劃等。另一方面，僱員也應當理解僱主，須知企業的盈利不可能全部或大部用作員工福利，必須首先滿足持續發展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何況博企員工在本澳屬於薪酬較高的工種，相對於全區職工月收入中位數 13,000 元的平均標準，博彩和其他服務業員工的這一數字已經高達 17,000 元。將心比心，換位思考，人們的行動一定會更加穩妥。 風浪正緊，但光明在前。願博彩業航船上的船長與船員、舵手與水手，能夠捐棄前嫌，攜手合作；更要與特區全體居民同心同德，患難與共，努力避開急流巨浪，繞過暗礁險灘，更好地駕馭澳門這艘巨輪，一直駛向光輝的彼岸！ (原載於《澳門日報》2014 年 9 月 3 日 E6 版)

139 旅遊業如何成為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 隨着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旅遊已經成為普通民眾日益熟悉的生活內容，旅遊業也成長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旅遊是“旅行遊覽”的簡稱，一般認為，旅遊業是指“以旅遊資源為憑借、以旅遊設施為條件，向旅遊者提供旅行遊覽服務”1。20 世紀後期以來，同內地許多有條件的地區一樣，旅遊業在澳門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如何正確評價澳門旅遊業的現狀？旅遊業該不該、能不能，以及如何才能成為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有必要進行一番認真的分析與思考，以便樹立正確的指導思想和工作方針，促使這一新興行業為澳門的進一步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一、澳門旅遊業尚未發揮應有作用 時至 21 世紀初年，旅遊業在世界經濟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據世界旅遊/旅行理事會(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提供的資料，2001 年全球旅遊產業收入已達 13,815 萬億美元，佔 GDP 總量的4.2%。2 中國的情况同世界類似。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我國“2004 年旅遊業實現增加值 6,472 億元，已佔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4.05%。”3 由此可見，旅遊業已經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經濟的重要支柱。

博彩旅遊篇 140 澳門擁有得天獨厚的旅遊資源，也具備有利的旅遊設施，旅遊業理應成為澳門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門類。然而，澳門旅遊業的現狀卻未必盡如人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地位不明確 在有關澳門的許多統計資料中，是將“旅遊業”和“博彩業”混合使用的。有時把兩者並稱為旅遊博彩業，有時將兩者混為一談，有時甚至用博彩來取代旅遊。例如在澳門特區政府統計局提供的“本地生產總值結構”表中，第三產業欄目下只有“批發及零售、酒店及飲食業”、“運輸通訊及倉儲業”、“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和“公共行政、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4四個子欄目，“旅遊”這個詞彙竟然沒有出現過。 從行政管理的角度來考察更能說明問題。只要瀏覽一下澳門特別行政區下屬的部門網站便能發現，在澳門，涉及博彩事務管理的“博彩監察協調局”屬於“經濟財務範疇”，歸經濟財政司管轄；而管理旅遊事務的“旅遊局”卻屬於“社會文化範疇”，與文化局、衛生局、教育暨青年局等部門一道，歸社會文化司管轄。如果仔細查閱澳門的相關統計資料，更會發現概念上的含混與矛盾：計算本地生產總值時，於“公共行政、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欄下特地註明“包括博彩業”字樣；在就業人口統計中，卻將“博彩業”單獨列出；而在旅遊統計的“按原居地統計之旅客人均消費”表格中，又特地註明“不包括博彩消費”。5 究竟如何來把握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真是令人無所適從。在更多的情况下，更是只見博彩而不見旅遊。旅遊業在澳門地位的不明確性可見一斑。 (二) 發展不成熟 假如我們正視現實，承認澳門還存在着旅遊業的話，那麽，澳門旅遊業尚處於很不成熟的初級階段。其癥結所在一是結構不合理，二是行業水平偏低。

旅遊業如何成為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 141 關於旅遊業和博彩業的關係，近年來已有學者進行了研究。由於博彩業的發展勢不可擋，“世界上已經有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規定博彩業合法，並通過稅收等政策對該產業進行引導和管理”6，因此有人傾向於把博彩業歸入旅遊業的範疇，甚至提出“泛旅遊”7的概念。倘若接受這個概念，就應當把博彩業理解為旅遊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用博彩業來壓制其他旅遊門類甚至替代旅遊業。 然而，在澳門，無可爭議的是博彩業一業獨大，壓倒了旅遊業中本應有的其他門類。例如，以 2002 年不變價格計算的 2006 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約為 1,005.28 億元，其中“公共行政、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的份額佔 46.5%，約為 467.45 億元；而當年各類博彩業的毛收入就高達435.11 億元。8 從創造財富的角度來看，博彩業發達固然是好事；但從社會結構合理性和社會關係協調性的角度來看，博彩業無限制膨脹而造成的旅遊業畸形發展卻未必是一件好事。 假如撇開博彩業來考察澳門的“正宗”旅遊業，行業水平偏低的弱點便暴露無遺。根據旅客類別和流向可把旅遊劃分為三種類型：“組織國(區)內旅客在本國(區)進行旅行遊覽活動”，“組織國(區)內旅客到國(區)外進行旅行遊覽活動”，“接待外國(區)人到自己國家(地區)進行旅行遊覽活動”9 (括號內的字是筆者根據澳門實際情况添加的)。前兩種類型的旅遊在澳門極不發達。以出境旅遊為例，此類旅遊是旅遊業的重頭戲，也是旅遊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2007 年我國入境旅遊人數為1.32 億人次，出境旅遊人數為 4,095 萬人次10；兩者之比約為 3.2。而澳門同期的入境旅遊人數為 2,699 萬人次，但隨團出外旅遊的人數卻只有21.2 萬人次，兩者之比竟高達 127.3。如此懸殊的反差足以說明問題。另外，根據旅遊的性質可以把旅遊產品劃分為“觀光旅遊”、“度假旅遊”和“專項旅遊”三種類型。11 對於澳門而言，接待的境外旅客絕大部分是觀光旅遊者，而度假旅遊和專項旅遊幾乎無法開展；即便是觀光旅遊也缺乏高質量的名牌產品。這些情况反映了澳門旅遊業的“長短腿”現象，也暴露了澳門旅遊業水平偏低的弱點。

博彩旅遊篇 142 (三) 貢獻不顯著 澳門旅遊業的不景氣從關閘和拱北兩邊旅行社不同氣勢的對比就能有所感覺。上文關於澳門旅遊業結構不合理的例證中，已經反映了正宗旅遊業對本地生產總值貢獻偏低的現象，下面我們再從入境人數與消費水平的變化趨勢來考證澳門旅遊業的經濟貢獻。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特別是澳門回歸祖國以後，來澳門旅遊的人數逐年增長，體現了入境旅遊的規模在逐步擴大。然而，來澳遊客的人均消費水平卻未見同步增長。2000 年以來的 8 年中，除受“非典”影響的 2003 年以外，來澳旅客人數的同期變動率始終保持在正兩位數的水平，其中最高的 2004 年竟比上年增加 40.2%；可是來澳旅客的人均消費水平卻在正負一位數的範圍內徘徊，有兩個年份出現負增長，最高的 2004 年也只增加了 7.5%，遠低於入境人數的增長率。2007 年入境旅客雖比上年增加 22.7%，但來自大陸和來自台灣的旅客人均消費額卻分別降低了 4.2%和 3.1%。12 來的人越來越多，花錢卻越來越少，這樣的旅遊業對本地經濟是很難做出顯著貢獻的。 二、澳門旅遊業大有潛力 儘管存在着一定的缺憾，澳門的旅遊業仍然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應當並可能成為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主要是因為澳門發展旅遊業具備以下優勢： (一) 資源優勢 旅遊資源主要“包括自然風光、歷史古迹、革命遺址、建設成就、民族習俗等”13，是發展旅遊業的基礎條件。澳門地處南國，瀕臨大海，山清水秀，氣候宜人，從自然風光來看，適合開展多種旅遊活動。澳門歷史悠久，又在近五百年的漫長歲月中經歷了獨特的變遷歷程，留下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深刻印記，也為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

旅遊業如何成為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 143 些代表人物提供了有效的舞台。近年來，特別是回歸祖國八年多以來，澳門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都取得了矚目的成就，在構建和諧社會方面尤其卓有成效。澳門也保留着粵、閩等地區早期移民和土生葡人等族群的民風民俗，對於內地、港台和國外遊客來此觀光旅遊都具有足夠的吸引力。 (二) 設施優勢 澳門的面積雖然不大，但經過長期的精心建設，已經具備了相對完備和先進的旅遊設施。澳門的交通十分便利，水路、陸路和空中航線四通八達，區內有三座大橋將澳門半島與兩座離島緊密相連，市內公共交通亦十分發達。澳門的旅遊住宿條件堪稱一流，除了數十家五星、四星級知名酒店外，近年又新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酒店，如六星級的皇冠酒店、設有 3,000 間豪華套房的威尼斯人大型綜合度假村等。澳門的餐飲業更是深具特色，約有逾 300 家中餐館、超過 100 家正宗的西餐館遍佈大街小巷，不僅可以飽食廣東菜、潮州菜、上海菜、湖南菜等內地餐飲，而且能品嘗葡萄牙、法國、意大利等歐美餐飲和印度、泰國、印尼、日本或韓國的風味食品。最近幾年，在澳門的一些有利地段，還精心打造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造景觀和娛樂場所，如漁人碼頭，薈萃了唐城、布達拉宮、人造火山、阿拉伯城堡和古羅馬表演場等東方和西方旅遊文化的精粹，能為旅客提供第一流的遊樂設施。 (三) 區位優勢 由所處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格局所决定，澳門在發展旅遊業方面具有區位優勢。一方面，澳門地處南海北端和珠江口西岸，背靠珠江三角洲，進而與華南、西南等地區可以比較方便地溝通，且與內地大部分區域處於 3 小時航程的範圍之內。因此，澳門既可作為外國遊客進入中國的前哨，又能充當中國民眾走出國門的跳板。另一方面，澳門與香港、台灣接近，同屬台灣海峽兩岸的重要組成單元，卻又各具特色。因此，假如

博彩旅遊篇 144 澳門同香港、台灣合作甚至聯合起來開發旅遊業，必將起到取長補短、集成創新的效果，使旅遊優勢得到進一步的發揮。 (四) 政策優勢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得天獨厚，在發展旅遊業方面同樣如此。《澳門基本法》中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可在經濟、貿易……旅遊、文化……等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2003 年 10 月 17 日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之後，中央政府做出了對澳門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具體承諾，其中也包括旅遊業的開放。與此同時，從 2003 年 7 月 28 日開始國內實行赴港澳地區個人遊政策(即港澳自由行)，大大簡化了內地居民來澳門和香港旅遊的手續。這些有利的政策無疑為澳門旅遊業今後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三、關於發展澳門旅遊業的思考與建議 (一) 樹立“大旅遊”的先進理念 大旅遊理念是指科學、全面、正確地認識旅遊業的地位、作用和意義，將它擺到合適的高度來認真對待。而不是簡單地將旅遊理解為遊玩、休閒之類茶餘飯後的小事。 充分認識和高度重視旅遊業的重要意義是樹立大旅遊觀念的前提。誠如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所指出的，我國旅遊業能在四個方面為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一是為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做貢獻”，“二是為拉動內需、促進相關行業發展發揮積極作用”，“三是促進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四是為國民經濟統籌協調發展做貢獻”。14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認識，才能十分重視旅遊業的發展。1978

旅遊業如何成為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 145 年時全國只有幾家旅行社，幾乎沒有符合國際標準的賓館飯店，旅遊業從業人員充其量不過幾千人。到 2007 年全國已擁有旅行社 1.8 萬家，星級酒店 1.3 萬座，旅遊業直接從業人員逾 1,000 萬人、間接從業人員近5,000 萬人。澳門應當從內地旅遊業的成長歷程中受到啟發。 澳門要想樹立大旅遊的理念，就應該從政府的高度、從經濟的角度、從全社會的廣度來推動旅遊業的發展。政府要把扶持和指導旅遊業的發展作為重要事務來認真對待，旅遊局等職能部門要對全區旅遊業的前景進行統籌規劃，同時做好管理與協調工作。從管理體制上，可以參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模式，將旅遊局列為直屬機構，從“社會文化”範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旅遊局的職能也應當進行適當的調整。目前澳門特區旅遊局的主要職能只是“協助制定及執行旅遊政策、舉辦宣傳活動、向外推廣澳門以及發出與旅遊相關行業的牌照等”15，對照國家旅遊局的有關職能，則明顯缺失了“研究擬定國際旅遊市場開發戰略”、“培育和完善國內旅遊市場”、“組織旅遊資源的普查工作”、“組織指導旅遊教育、培訓工作”16等富有經濟內涵的實質性內容。與此同時，也要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動員有關的企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和全體澳門市民積極行動起來，為促進澳門旅遊業的發展盡責盡力。 (二) 貫徹“內外結合”的指導方針 前已述及，根據旅客類別和流向可把旅遊劃分為三種類型，分別簡稱為“內客內遊”、“內客外遊”和“外客內遊”。前兩種類型的旅遊是澳門的弱項。而且不是一般的弱，是弱得太不協調，弱得可以忽略不計。鑒於這一現狀，提出“內外結合”的澳門旅遊業發展方針就顯得十分必要了。我們無疑應該把外來旅客作為旅遊業的主要客源，但是也不應該忽視本地客源。近年來隨着經濟的飛速發展，澳門的人均收入也在大幅度提升。但由於受到傳統習俗的影響，澳門本地居民在餐飲、住房等方面的消費水平並不低，卻忽視了包括旅遊在內的文化和精神領域的消費。倘若通過宣傳教育，幫助區內廣大民眾逐步樹立科學合理的現代消費觀念，把旅遊(包括週末在本地遊覽休閒和出境、出國觀光度假)作

博彩旅遊篇 146 為必不可少的生活內容之一，就一定能通過拉動內需的方式，有效地促進旅遊業的健康發展。隨着本地居民大量地走出家門、走向內地、走出國門，隨着澳門人與各地各國民眾的頻繁交往，無形中就會起到宣傳澳門形象的作用，反過來又會促進涉外旅遊的蓬勃發展。 (三) 實施“深度開發”的工作策略 澳門的旅遊業要想邁上新的台階，提升到較高的新水平，尚有許多工作要做。當務之急是進行深度開發。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旅遊產品的深度開發。 旅遊產品是發展旅遊業的基礎。旅遊產品不是指簡單的旅遊資源或旅遊設施的陳列展現，而是“旅遊經營者憑借旅遊吸引物、交通和設施向旅遊者提供的用以滿足旅遊活動需要的全部服務”17或“為滿足旅遊者審美和愉悅的需要而在一定地域上被生產或開發出來的以供銷售的物象和勞務的總和”18。因此，旅遊資源或設施必須經過旅遊經營者的加工勞動(開發)才能稱為旅遊產品。從某種意義上說，投入的勞動(包括體力和腦力的勞動)越多，開發程度越深，旅遊產品的價值就越大。考察澳門現有的旅遊資源，大部分只保留了原始(或經過整修)的風貌供遊客觀賞，導遊時往往只作比較簡單的介紹，鮮有經過深度開發者。在網上被推薦的“澳門精華遊”等產品多數也只是景點、古迹(代表性建築為主)的聚合，內容都比較簡單。 其實，由於經歷過不平凡的歷史，澳門的許多旅遊資源具有深刻的內涵，值得深度開發。例如，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反映了澳門四百餘年的歷史變遷，體現了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獨特價值。幾乎每一棟建築、每一個景點都與獨特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相關，都蘊含着生動的故事或豐富的知識。假如只作為一般的景點供遊客參觀，雖然也有不少內容可講，但往往由於導遊人員積累不夠、研究不深或水平有限，難以挖掘出深刻的內涵來。 旅遊產品深度開發有三個值得努力的方向，即：精品化、個性化與產業化。精品化是指對旅遊資源加大投入、深度加工，使之成為高質量

旅遊業如何成為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 147 的著名品牌。筆者曾經借鑒美國蘇荷藝術區、上海新天地和田子坊，以及南京夫子廟的貢院、武漢青銅編鐘演奏的商代樂舞等國內外成功經驗，提出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要打“文化牌”、“經濟牌”和“歷史牌”19的建議，引起了一定的社會反響。旅遊產品不僅要讓遊客看到現狀、聽到過去，更重要的是要使人有所體驗。因此，歷史情境再現、歷史經歷重溫和歷史情感體驗將成為旅遊產品精品化的一個方向。在慶祝我國第三個文化遺產日暨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三週年的日子裏，澳門文物大使協會舉辦了數場名為“聽舊城說”的本地居民參觀遊覽活動，帶領參觀者穿越歷史城區，還詳盡介紹了有關的歷史沿革與典故，不僅使參加者獲益匪淺，也是對旅遊產品精品化的一個有效嘗試。 個性化是指澳門的旅遊產品必須具有強烈的澳門特色，且具有鮮明的代表性。大三巴牌坊可以算是一個典型，但即便是大三巴這個特色產品還遠沒有得到充分開發。例如，僅僅把大三巴作為聖保祿教堂殘存的前壁、只介紹其建築學、宗教學的意義是遠遠不夠的。歷史上，聖保祿教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曾經發揮過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於教堂一側的聖保祿學院，在長達 240 年的漫長歲月裏培養了逾 200 名致力於中西文化交流的傳教士，其中最著名的有范理安、羅明堅、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等人，都留下了豐富的著作和不凡的業績。中國歷史上赴歐洲留學的第一人鄭瑪諾，也是由聖保祿神學院選送出國的。如能依托這樣的背景開發相關的旅遊產品，定會使傳統的大三巴賦予更深刻的歷史文化內涵而突顯其個性。澳門還有一些民俗及宗教活動，如媽祖誕、浴佛節、關帝誕、賽龍舟、舞醉龍等，同樣個性鮮明，應當比模仿異國他鄉的人造景觀更具有深度開發的價值。 產業化是指特區內相關的旅遊資源經過集成整合，建立聯合運作機制，產生整體化效應。提起澳門，人們不能只想到大三巴牌坊或媽閣廟，還應該想起許多名勝古迹與觀光點。由於澳門面積小、地域集中，有利於眾多的旅遊資源集成整合，做強做大，產生規模效應。為了做到這一點，可由政府主管部門牽頭，首先做好規劃統籌工作。要鼓勵並幫助有

博彩旅遊篇 148 實力的企業家投資旅遊產業，促使澳門早日出現旅遊業的龍頭老大；也應當引導零星分散的旅行社通過合作、聯營甚至合並的手段相對集中，逐步形成群雄崛起、諸強競爭的局面。與此同時，還應當進一步加強同香港、台灣，以及內地條件適合的地區的合作，聯手開發“對比型”、“相似型”甚至“捆綁型”的旅遊產品，增強對於海外旅客的吸引力。澳門旅遊業一旦形成產業化的勢態，在經濟建設中就將扮演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 第二方面是旅遊附屬產品的深度開發。旅遊附屬產品是指不屬於旅遊產品本身，但與旅遊產品密切相關的其他類別的商品，主要有旅遊地的餐飲、土特產、旅遊紀念品、音像製品、印刷品，甚至包括相關的文學藝術作品等。別看旅遊附屬產品多為不足掛齒的小商品，對於許多遊客而言，它們是旅遊產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時甚至比旅遊產品更重要，因為這些附屬產品有往往能跨越時空的界限，讓旅遊者留下永恆的記憶。在旅遊業發達的世界各地旅遊景點，必定有繁榮的旅遊附屬品市場。有些旅遊附屬產品甚至跨越國界、越洋暢銷。筆者就曾在紐約看到專門出售中國蘇綉和玉器的商鋪，在里斯本買到莫桑比克的蠟染製品，在巴黎遇到黑人兜售埃菲爾鐵塔模型和盧浮宮館藏品明信片。相形之下，澳門在這一領域尚處於很低的水平，在各處景點幾乎買不到值得珍藏的旅遊紀念品就是例證。所以，在開發旅遊附屬產品方面，我們應當老老實實地起步，爭取逐漸提高水平，早日實現深度開發的目標。 澳門的旅遊業只有達到產業化的水平，才能成為澳門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08 年第 7 期)

旅遊業如何成為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 149 註釋： 1 “旅遊業”，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2 Goeldner, C. R. and J. R. B. Ritchie (2003). Tourism: Principals, Practices, Philosophies.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3 陳國裕、李玉梅：《把旅遊業培育成為國民經濟重要產業──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答本報記者問》，載於《學習時報》，2008年 5月 31日。 4 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資料》，載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http://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ba1a4eab- 213a-48a3-8fbb-962d15dc6f87。 5 同上註。 6 楊光、林峰：《泛旅遊產業新理念》，載於《旅游運營》，見綠維創景網：http://www.lwcj.com。 7 同上註。 8 同註 4。 9 同註 1。 10 同註 3。 11 《中國旅游產品種類存在“長短腿”》，載於遨遊網：http://www.auyou.com，2005年 11月 8 日。 12 同註 4。 13 同註 1。 14 同註 3。 15 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旅遊局網站：http://www.macautourism.gov.mo。 16 見國家旅遊局網站：http://www.cnta.gov.cn 。 17 林南枝、陶漢軍：《旅游經濟學》，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8 謝彥君：《基礎旅遊學》，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2004 年。 19 李嘉曾：《文化遺產繼承保護與開發創新》，載於《澳門日報》，2007 年9 月 21日，第 E3版。

150 增強澳門綜合旅遊競爭力的思考 第十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泛珠大會)於2014 年 10 月中旬在廣州如期舉行，泛珠三角州地區九個省區和香港、澳門的主要領導人悉數出席這一“9+2”的盛會。其中 12 日下午舉行的本屆高層論壇由澳門特區政府主辦，行政長官崔世安主持了以“合作發展，共創未來”為主題的高層論壇並作主題演講。行政長官闡述了“進一步強化澳門特區的綜合旅遊競爭力”的構想，表示將“擴大對外旅遊合作，透過軟硬條件的優化，吸納更多國際客源，大力增強文化、娛樂等非博彩元素，進一步彰顯休閒的吸引力”。这是崔世安在競選行政長官的政綱中提出“綜合旅遊”概念後的又一次強調。無獨有偶，10 月25 日，在“第十一屆世界華商高峰會”上，行政長官再次表明“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加強綜合競爭力”，“繼續支持發展綜合旅遊”的態度。可見強化“綜合旅遊競爭力”已是特區政府的既定方針。 作為一個內涵豐富的命題，“綜合旅遊競爭力”值得引起重視，進而認真探索，大膽實踐。特此依據泛珠三角州區域“9+2”合作的精神，結合澳門的情況，對如何增強澳門的綜合旅遊競爭力進行相應的思考。 一、厚望寄予委員會 大力發展旅遊業、增強旅遊產業競爭力，既是體現特區政府施政方針的一貫主張，又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重要內容。因此，不能就

增強澳門綜合旅遊競爭力的思考 151 事論事地簡單化處理，而要將這項工作納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系統工程，找到準確的定位，明確既定的任務。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中央政府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光榮使命。早在2008年底頒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中，就提出了“鞏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的構想；在國家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進一步明確了“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戰略方針。澳門特區政府在 2011 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作出鄭重回應，將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正式提上議事日程。施政報告中提出了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多種舉措，其中對於發展旅遊業尤有詳盡思謀，包括“將推動優質旅遊城市建設，完善旅遊行業的法律法規，提高旅遊行業的服務素質”；“逐步實現旅遊客源市場的多元化，鞏固現有客源，發展有潛質市場，拓展高端旅遊”；“積極增加多種旅遊項目，發展家庭式的觀光旅遊”，以及開發旅遊產品，特別是“以本澳特色飲食為主題，包括手信和夜市的綜合旅遊項目”等等。可見大力發展旅遊業已經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必要組成部分。 旅遊產業的作用重要如此，必須統籌安排，全面部署。行政長官崔世安日前在泛珠高層論壇上再次表示，“為了更有規劃、更科學地發展綜合旅遊”，他本人“將擔任即將成立的‘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主席，制定、落實中長期發展規劃”。這一舉措不僅必要，而且適時。因為自從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提上議事日程之後，難免議論多而實效少，究其得失，缺少一個權威性的專職統籌管理機構是原因之一。新一屆特區政府即將成立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無疑是彌補缺憾的明智之舉。 二、資源共享靠友鄰 旅遊業是憑藉旅遊資源和設施，主要從事接待遊客，為其提供交通、遊覽、住宿、餐飲、購物、文娛等六個環節服務的綜合性行業。發

博彩旅遊篇 152 展旅遊業的物質基礎是旅遊資源和旅遊設施。經過多年的建設和發展，澳門的旅遊設施堪稱一流，主要表現為交通比較順暢，現代化的酒店數量充足、設備先進、服務優質，餐飲豐富多彩且富有特色。然而，澳門的旅遊資源卻相對貧乏，單靠本地擁有的資源(特別是自然資源)來發展旅遊業難免捉襟見肘，與鄰區分享旅遊資源乃明智之舉。 俗話說“近水樓台先得月”，澳門旅遊業想從鄰區的旅遊資源中受惠，目標當首選廣東。其實粵澳兩地政府已經對此形成共識，並且在一些重要文件中作出了清晰的表述。2011 年 3 月在北京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總則”中為兩地合作定位制定了四方面的目標，第一個目標即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其中明確指出，要“以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龍頭、珠海國際商務休閒旅遊度假區為節點、廣東旅遊資源為依託，發揮兩地豐富歷史文化資源優勢，豐富澳門旅遊業內涵，發展主題多樣、特色多元的綜合性旅遊服務”。由此可見，澳門依託廣東旅遊資源發展旅遊業，是合法、合理之舉。 澳門依託鄰區資源發展旅遊業，重要的問題在於實施的方式方法。具體言之，可以從旅遊管理和旅遊產品兩個渠道入手。澳門有效利用鄰區旅遊資源，首先是旅遊管理領域的問題。在《框架協議》中，對此已經有所考慮並提出了多種有效的政策措施。為了規範兩地產業協同發展，《框架協議》要求“發揮區域整體優勢，統籌兩地產業協同發展策略”。在關於旅遊業的條文中，提出“促進雙方旅遊資本融合，發展區域旅遊企業集團”，“支持雙方旅遊企業拓寬合作範疇，互設分支機構”等政策建議。如能真正做到這些設想，澳門旅遊業利用鄰區旅遊資源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份內”之事。其次，合適的旅遊產品(主要指旅遊線路)無疑有助於澳門旅遊業有效地利用鄰區旅遊資源。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早有議論，那就是“一程多站”旅遊路線。《框架協議》重申：“聯合推廣‘一程多站’旅遊路線”，還具體地提到“澳門歷史城區－開平碉樓－韶關丹霞山’世界遺產旅遊專線”。 澳門的鄰區絕非僅有廣東。廣義地說，珠江三角洲地區乃至泛珠三角地區的各個省區，都是澳門的近鄰，都有優質旅遊資源可供澳門借

增強澳門綜合旅遊競爭力的思考 153 用。在本文開頭提及的“9+2”盛會中，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先後會見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與省長朱小丹、廣西自治區主席陳武、福建省省長蘇樹林、四川省省長魏宏、湖南省省長杜家毫等鄰區領導，雙邊會談的內容中也多涉及合作發展旅遊產業的話題，澳門旅遊業發展“資源共享靠友鄰”的意願是有望實現的。 三、文化淵源連紐帶 儘管發展“一程多站”旅遊設想的提出已經頗有時日，但實際進展卻不盡人意。不少省區今年陸續推出多種一程多站的旅遊線路，但其中包含澳門的卻不多見。例如，泛珠三角區域各省區旅遊局早在 2010 年就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旅遊合作福州宣言》，推出泛珠相關省區－福建(福州、廈門、泉州)－台灣(含金馬澎)的“海峽之旅”，以及泛珠相關省區－廣西邊境/雲南邊境－東盟國家的“邊境(東盟)之旅”等“一程多站”旅遊線路。福州、平潭和台灣的旅遊主管部門於 2013 年 8 月推出“台灣－三坊七巷－曇石山文化－鼓山鼓嶺－馬尾船政文化旅遊線路”、“台灣－平潭－福清石竹山－長樂顯應宮－鼓山鼓嶺宗教旅遊線路”等五條一程多站水上旅遊線路。其中包含澳門在內的旅遊線路卻比較罕見。 平心而論，不少地方都有將香港和澳門組合在一起的“港澳之旅”。但在幾乎所有的此類旅遊線路中，澳門絕對是香港的陪襯，無論時間安排還是參觀內容，都無法同香港相提並論。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保證澳門在一程多站旅遊線路中居於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應當改變單純考慮地理位置上的關連組織旅遊路線的做法，設法挖掘旅遊產品的歷史文化內涵，用文化淵源作為連接旅遊景點、構建旅遊線路的紐帶。例如，考察澳門的移民史和開發史，可以根據閩南人從廈門、泉州、漳州地區移居廣東香山，進而來到澳門，以及移民台灣的歷史進程，建立以閩南文化為內在因素，包含閩南－粵東－

博彩旅遊篇 154 粵中－澳門－台灣一系列景區、景點的旅遊路線。也可以根據利瑪竇為首的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的經歷，以西學東漸為主線，建立包括澳門－肇慶－韶關－南昌－南京－北京相關景區景點的國內旅遊路線，以及包括葡萄牙里斯本、印度果阿、馬六甲、澳門和日本長崎的國際旅遊路線。總之，澳門只有在特定的旅遊線路中找到其他地方無法替代的位置，才能成為真正的主角。 澳門在這方面已經作出了一定的努力。《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建議的“聯合推出‘澳門歷史城區－開平碉樓－韶關丹霞山’世界遺產旅遊專線”即為一例。行政長官崔世安在泛珠大會期間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的時候曾深情表示：“澳門人喝的是西江水。”從這一點切入，也有可能開發出桂澳之間具有文化紐帶的旅遊線路來。 四、發揚特色保優勢 澳門要想強化綜合旅遊競爭力，還有一個應當注意的重要問題，即必須建立自身的優勢。保持並發揚旅遊的特色是建立優勢的有效途徑。 結合澳門的悠久歷史文化傳統與社會現狀，旅遊產品的開發可以圍繞以下兩個文化領域深入進行探索：一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多元文化，二是澳門本土的原生態文化。 關於澳門的多元文化特色，早已眾所周知。以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歷史城區為代表，體現多元文化的旅遊資源一向是澳門旅遊業的亮點。然而，大部分此類景點景區只停留在比較低級的利用層次，往往只是簡單地介紹基本情況，缺乏較深層次的開發。在 16 世紀中期以後的四百餘年中，澳門是泱泱中華帝國最早的和持續最久的重要對外開放門戶，見證了西學東漸和東學西進的歷史進程。澳門歷史上在中西文化交融過程中的首創不勝枚舉。例如，澳門是中國第一座西式教堂的建造地、第一家西式醫院的建造地、第一所近代大學的創辦地、第一座西式劇院的誕生地、羅馬教廷在中國成立的第一個教區、大批西方文獻的首次傳入

增強澳門綜合旅遊競爭力的思考 155 地，等等。上述歷史事件的發生，大部分有遺址或遺跡留存至今。倘若能依託這些歷史資源，開發出澳門特色的歷史文化旅遊產品，無疑能體現澳門獨有的特色與優勢。 關於澳門本土的原生態文化，可能已被漸漸淡忘，但實際上價值不菲。考古發掘的出土文物表明，從距今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中華民族的祖先便涉足這塊土地上並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近代社會以來，包括澳門半島和離島在內的澳門地區，漁業和商貿是最早發展的產業門類，也構成了澳門本土的原生態文化。因此，挖掘早期漁民和商賈在這塊土地上遺留下來的蹤跡，追尋那一段古老而悠遠的往事，也可以開發出獨特的旅遊產品來。例如，地處路環島的黑沙村、九澳村，至今還遺存着古樸的屋宇、恬靜的田園、幽深的街巷，以及具有百年歷史的三聖廟、觀音廟、大王廟等宗教建築。特區民政總署在 2014 年春季推出“尋找路環最後的古村落”導賞活動，帶領參觀者發掘已塵封的歷史文化、人文風情和傳統習俗，感受路環古村落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與變遷，受到普遍的好評。這一成功案例為澳門原生態文化旅遊的開發樹立了榜樣。黑沙和九澳古村有關農耕的遺存資源可以開發，早期漁民和商人在本澳留下的遺跡同樣可以開發，而且具有更可觀的潛在價值。 總之，強化澳門綜合旅遊競爭力意義重大，任務繁重。倘若能從大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着眼，深處(文化內涵)挖掘，細處(自身特色)入手，澳門的綜合旅遊競爭力不愁不增強，旅遊業不愁不興旺發達，進而也將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藍圖增加錦上添花的重彩濃墨。 (原載於《澳門日報》2014 年 11 月 12 日 E5 版)

156 世界旅遊日與澳門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 2012 年的 9、10 月之交註定是中國人民普天歡樂的喜慶日子。這場節日盛典以 9 月 27 日“世界旅遊日”為序幕，正式啟動於 9 月 30 日中秋佳節，包含為期 8 天的整個國慶長假，是難得的節日盛事。 節慶連袂是民眾享受生活的大好機會，也是旅遊業不可多得的發展機遇。為了探討澳門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讓我們從世界旅遊日談起。 一、世界旅遊日及其深遠意義 大力發展旅遊業、增強旅遊產業競爭力，既是體現特區政府施政方針的一貫主張，又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重要內容。因此，不能就事論事地簡單化處理，而要將這項工作納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系統工程，找到準確的定位，明確既定的任務。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中央政府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光榮使命。早在2008年底頒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中，就提出了“鞏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的構想；在國家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進一步明確了“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戰略方針。澳門特區政府在 2011 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作出鄭重回應，將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正式提上議事日程。施政報告中提出了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多種舉措，其中對於發展旅

世界旅遊日與澳門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 157 遊業尤有詳盡思謀，包括“將推動優質旅遊城市建設，完善旅遊行業的法律法規，提高旅遊行業的服務素質”；“逐步實現旅遊客源市場的多元化，鞏固現有客源，發展有潛質市場，拓展高端旅遊”；“積極增加多種旅遊項目，發展家庭式的觀光旅遊”，以及開發旅遊產品，特別是“以本澳特色飲食為主題，包括手信和夜市的綜合旅遊項目”等等。可見大力發展旅遊業已經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系統工程的必要組成部分。 旅遊產業的作用重要如此，必須統籌安排，全面部署。行政長官崔世安日前在泛珠高層論壇上再次表示，“為了更有規劃、更科學地發展綜合旅遊”，他本人“將擔任即將成立的‘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主席，制定、落實中長期發展規劃”。這一舉措不僅必要，而且適時。因為自從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提上議事日程之後，難免議論多而實效少，究其得失，缺少一個權威性的專職統籌管理機構是原因之一。新一屆特區政府即將成立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無疑是彌補缺憾的明智之舉。 人們對擬議中的建設世界旅遊中心委員會寄予厚望。鑒於以往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希望這個委員會不是諮詢機構，不是榮譽機構，不是執行機構，也不是項目組式的臨時機構；而要真正發揮計劃設計、指揮管理、統籌協調和控制監督四大職能。 二、澳門旅遊業及其可持續發展 澳門的旅遊業是世界旅遊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自然隨着世界旅遊業的興盛而發展壯大；但與此同時，也必然面臨世界旅遊業同樣的考驗與挑戰。我們應當在深刻理解世界旅遊日意義的基礎上，聯繫澳門的實際情況，認真探討澳門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博彩旅遊篇 158 (一) 設立世界旅遊日的目的 從設立世界旅遊日的目的來看，澳門發展旅遊業應當強化旅遊業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結合的本質職能，而不是只追求其經濟效益。世界旅遊組織一貫表示，確定世界旅遊日的意義在於發展國際與國內旅遊，促進各國(各地區)之間文化、藝術、經濟、貿易的交流，增進各民族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推動社會進步。可見世界旅遊日的着眼點遠非只限於經濟領域。聯繫到 8 月底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初次審議並向社會公佈徵求意見的《旅遊法(草案)》精神，“旅遊”被界定為“自然人為休閒、娛樂、遊覽、度假、探親訪友、就醫療養、購物、參加會議或從事經濟、文化、體育、宗教活動，離開常住地到其他地方，連續停留不超過十二個月，並且主要目的不是通過所從事的活動獲取報酬的行為”。這一概念無疑從空間和時間上突破了人們頭腦中固有的狹隘觀念，拓寬了旅遊的外延，也深化了旅遊的內涵。 澳門旅遊業的發展應當從上述認識中找到努力的方向。不可否認，本澳的旅遊業以往多偏重於考慮遊客的旅行、遊覽、食宿等方面的需求，對於探親、訪友、就醫、療養、購物、參加會議以及從事經濟、文化、體育乃至宗教活動等已經納入旅遊範疇的新內容，則尚未認真顧及。鑒於這一情況，政府的旅遊主管部門需要解放思想，大大地拓寬自己的視野，興辦或引導民間創辦新形式、新內容的旅遊業，為更好地促進國家、地區、民族、社群、團體、家庭和個人之間的廣泛交流提供有利條件，為社會的繁榮和諧盡責盡力。 (二) 世界旅遊日的日期選擇 從世界旅遊日的日期選擇來看，澳門發展旅遊業應當遵循客觀規律，講求科學性與實效性。眾所周知，1979 年召開的世界旅遊組織第三次代表大會將 9 月 27 日定為世界旅遊日。之所以選擇 9 月 27 日這個特定的日子，有兩個原因。一是 9 月 27 日對於世界旅遊組織而言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正是在 1970 年的 9 月 27 日這一天，當時的國際官方旅遊組織聯盟在墨西哥城舉行的特別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即將成立的

世界旅遊日與澳門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 159 世界旅遊組織的章程。這一天可以視為世界旅遊組織的奠基日。另一個原因則應從世界旅遊業的自身規律來考慮。從世界範圍來看，9 月 27 日是南北兩個半球旅遊業運作狀況的轉折點：其時北半球正值仲秋，旅遊處於全盛頂點而旺季即將結束；南半球卻是冬去春來，大好旅遊季節從此揭開序幕。無論從哪個半球來看，這一天都是旅遊的好日子：寒暑易時，盛衰交替，周而復始，以至無窮。確定世界旅遊日的第一種原因是顯性的、表像的，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被人記住；後一種原因卻是隱形的、內在的，具有比較深刻的內涵，但要想真正理解卻必須下一番功夫，因為旅遊業的發展有着自身不可違背的客觀規律。 澳門的旅遊業要想健康發展，同樣需要遵循客觀規律。旅遊業同其他許多產業一樣，是為了滿足消費者(人)的需求。能不能較好地、甚至最大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是旅遊業能否興旺發達的根本原因。這就是一條規律。然而，人的需求從本質上來講可以分為兩大類型：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倘若只能滿足物質方面的需求，哪怕是極大地滿足了物質方面的需求，仍然不能算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或完成了應有的任務。澳門的旅遊資源不可謂不豐富，澳門的商品供應不可謂不充足，澳門的酒店不可謂不富麗堂皇，澳門的餐飲不可謂不精細上品，然而，澳門旅遊業產品卻較少針對消費者的精神需求，較少顧及消費者的精神享受。面對着具有豐富內涵的旅遊資源，外來旅客卻很少能通過旅遊獲得相關的歷史文化知識，也很難接受優良傳統和民風民俗的燻陶與教育，從而增強民族自尊心與自豪感。澳門的旅遊業一定要從自身匱乏自然資源而富於人文資源的實際出發，下苦功夫開發歷史文化旅遊，捨此便無法將旅遊業既做大又做強。 (三) 世界旅遊組織的世界旅遊日定位 從世界旅遊組織對世界旅遊日的定位來看，澳門發展旅遊業要由旅遊工作者來承擔主要職責，而不是將責任推卸給旅遊者。世界旅遊組織在設立世界旅遊日的時候明確表示：世界旅遊日是旅遊工作者和旅遊者共同的節日。可是人們通常只記住了世界旅遊日是旅遊者的節日這一層

博彩旅遊篇 160 含義，卻往往忽視了世界旅遊日對於旅遊工作者的重要意義，由此也降低了對於旅遊工作者的要求。旅遊工作者是旅遊的主體、矛盾的主要方面，旅遊工作者隊伍的總體實力，旅遊工作者的能力、素質、職業道德和業務水平，決定旅遊業的水平與發展前景。因此，從宏觀上建設一支規模足夠、實力雄厚的旅遊業；從微觀上全面提升旅遊工作者的綜合素質，是旅遊業振興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然而，澳門在上述兩個方面的現狀都不盡人意。真正意義上的旅遊業在澳門是相當薄弱的，我們在政府網站按行業劃分的就業人口統計資料中，竟然找不到“旅遊業”這個行業，只能在“酒店與飲食業”、“文娛博彩與其他服務業”欄目中揣摩旅遊業的規模。即使不討論旅遊工作者的規模，這支隊伍在澳門的社會地位也是不甚理想的。他們被列入自由職業者的範疇，許多人要“自負盈虧”，工資收入相對偏低並且得不到保證。面對着每年將近 3,000 萬的來訪者，面對着 2012 年中秋國慶接踵而至的黃金周期間到訪澳門的 243 萬多位外地旅客，澳門現有的旅遊工作者隊伍是難以應對的，更談不上優質服務了。如果對澳門的旅遊工作者進行調查，詢問他們在世界旅遊日有甚麼“節日的感覺”，恐怕大多數人無言以對甚至無可奈何。與此同時，澳門旅遊工作者的業務能力與綜合素質也是參差不齊，良莠難分的。儘管也執行執業證書制度，也要持證上崗，但主管部門監管乏力，加上分配製度的影響，旅遊工作者自我完善的積極性難以調動，較高的素質與能力自然就難以得到保證了。 澳門正在致力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旅遊業也要積極配合，對得住“世界”兩字。讓我們以參與世界旅遊日活動和迎接《旅遊法》問世為契機，認真思考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的種種問題，切實打造一個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相適應的強大的澳門旅遊業。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2 年第 10 期)

161 澳門應揚長補短發展海洋旅遊業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門回歸 15 週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四點希望，其中第二點便是“繼續統籌謀劃，積極推動澳門走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道路”。經濟發展必須適度多元化不僅是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對澳門的要求和期望，而且已經成為澳門社會的共識。 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化的關鍵，在於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並努力使之成長壯大。追蹤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結合澳門特區的具體情況，發展海洋旅遊業不失為一種有益的選擇。 一、海洋經濟方興未艾 海洋經濟的崛起是現代社會科學技術進步和人類認識深化的結果，也是全球化趨勢的必然產物。 人類幾乎從誕生之日起便開始利用海洋，捕撈、航運、曬鹽、養殖，種種直接與海洋關聯的生產勞動古已有之。然而，將海洋資源的利用提升到產業門類或經濟形態的高度，卻是現代社會才有的現象。事情還得追溯到 20 世紀後期。從 1973 年 12 月開始舉行的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歷時 9 年之後終於在 1982 年 12 月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並於 1994年生效。該公約內容豐富，涉及領海、毗鄰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島嶼制度、海洋環境保護與安全、海洋技術的發展和轉讓等諸多方面。其中就包括“一國可對距其海岸線 200 海里(約 370 公里)的海域擁有經

博彩旅遊篇 162 濟專屬權”。這一重要原則為當代各國利用海洋提供了法律依據，有效地促進了海洋經濟的崛起。 現代社會與海洋密不可分。據統計，世界人口中的 60%居住在距海岸一百公里以內的區域，預計到 2020 年時，全球將會有 3/4 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區。當地球上的陸地資源因單位面積人口的不斷增加和開發程度的不斷加深而漸漸捉襟見肘的時候，人們自然而然地將索求的目光投向廣袤的大海，於是海洋經濟應運而生。現代海洋經濟是指為開發海洋資源和依賴海洋空間而開展的生產活動，以及直接或間接與開發海洋資源和空間相關的服務性產業活動。主要包括海洋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船舶工業、海鹽業、海洋油氣業、海洋旅遊業等眾多門類，堪稱前途光明的產業。 早在 2001 年，聯合國文件中就正式提出了“二十一世紀是海洋世紀”的口號，作為發達國家代表的美國也指出：“海洋是地球上最後開闢的疆域”。海洋經濟正在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增長點。世界範圍內的海洋產業發展經歷了從資源消耗型到技術、資金密集型的產業結構升級，人類社會正在以全新的姿態向海洋進軍，探索高新科技集成，綠色環保與可持續發展的海洋經濟。我國的海洋經濟於 20 世紀 70 年代萌芽，90年代以來有了較快的發展，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也逐漸增加。2004年以後的十年中，海洋經濟產值在我國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佔的比例保持在 9%以上。2013 年，我國海洋經濟的生產總值已達到 5.4 萬億元，比上年增長 7.9%，表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總之，無論從世界範圍還是國內的情況來看，發展海洋經濟乃時代潮流，勢在必行。 二、海洋旅遊一馬當先 在名目繁多的海洋經濟門類中，有一些門類尤其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展現出更好的發展前景。當今世界的海洋經濟體系中，已經形成四

澳門應揚長補短發展海洋旅遊業 163 大海洋支柱產業，它們是海洋石油工業、海洋旅遊業、現代海洋漁業和海洋交通運輸業。其中以濱海旅遊為主體的海洋旅遊業堪稱一馬當先，發展迅猛。 海洋旅遊是指以海洋資源為基礎的包括觀光、度假、娛樂、運動和療養等形式的旅遊活動，是以滿足人們精神和物質需求為目的而進行的海洋活動所產生的現象和關係的總和。海洋旅遊具有與陸地旅遊完全不同的體驗。在海上旅遊視野開闊，可以清晰地觀察日落日出、皓月星空等自然現象。海上空氣乾淨清新，富含氧氣，含有臭氧、典、溴等有益成分，且陽光充足，有益於身體健康。在海上旅遊可以乘坐豪華郵輪或遊艇，體驗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全新生活，也可以開展划船、海水浴，以及游泳、潛水、衝浪、釣魚、馳帆、賽艇等體育和探險項目，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因此，海洋旅遊一經問世便廣受歡迎。 20 世紀後期以來，世界上的許多國家致力於發展海洋旅遊，海洋旅遊業已經成為世界海洋經濟的最大產業之一。海洋經濟發達的國家中，海洋旅遊業通常發揮着關鍵作用。縱觀當今世界，海洋旅遊業呈現出三大特點。一是在世界旅遊業中的比重呈現強勁增長的態勢。在全球旅遊收入前 25 位的國家和地區中，沿海國家和地區就有 23 個，它們的旅遊收入佔據世界旅遊總收入的將近 70%。二是在不少國家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例如，在西班牙、希臘、澳大利亞、印尼等國，海洋旅遊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或支柱產業；在許多熱帶、亞熱帶的島國，海洋旅遊業是最主要的經濟來源，有的甚至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三是一批世界級海洋旅遊目的地已經形成。目前最具影響力的世界級海洋旅遊目的地主要包括地中海、加勒比海和東南亞地區，南太平洋地區和南亞地區也正在迅速成為海洋旅遊的熱點。 中國內地發展海洋旅遊業具有利條件。我國擁有 18,000 公里海岸線、逾 650 個海島和近 300 萬平方公里的海洋領域，海洋旅遊資源十分豐富，而且具有可觀的開發潛力。據統計，我國可供開發的濱海旅遊景點多達 1,500 處以上，而目前已開發或部分開發的濱海人文景點、海岸景點、景觀景點等僅約 350 處，大約只佔可開發景點總量的 23.5%。令

博彩旅遊篇 164 人興奮的是中國共產黨十八大的報告中已經提出了“建設海洋強國”的號召，國家旅遊局也將 2013 年確定為“中國海洋旅遊年”。有專家提出，根據我國海洋旅遊資源的分佈情況，可以着力開發五個重點濱海旅遊帶，即：兩(半)島一(海)灣(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渤海灣)旅遊帶、蘇滬浙濱海旅遊帶、福建沿海旅遊帶、珠三角沿海旅遊帶以及海南島沿海旅遊帶。種種跡象表明，我國海洋旅遊業方興未艾，大有前途。 三、郵輪遊艇各領風騷 開展海洋旅遊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具有合適的交通工具。從目前世界各國的情況來看，郵輪和遊艇是最具代表性的海上旅遊交通工具。 郵輪原指在海上沿着固定航線定期航行的大型客運輪船。“郵”字本身具有交通的含義，最初總是由這種大型快速客輪運載跨洋郵件，故名之為郵輪。隨着航空業的出現和發展，原來的海上郵政業逐漸退出歷史舞台，郵輪也就不再施行運送郵件的功能。現在所說的郵輪，實際上已成為在海上航行的旅遊客輪，可以稱為“遊輪”。但人們在習慣上往往還沿用“郵輪”的名稱，兩者是通用的。 郵輪的種類很多，按照船型大小，可以分為大型、中型和小型三類。大型郵輪載客量一般在 2,000 人以上，中型郵輪一般為 1,000-2,000 人，小型郵輪則在 1,000 人以下。按照航行水域，還可以將郵輪劃分為遠洋、近洋和內河三類。遠洋郵輪一般航程較長，航期在 10 至 15 天甚至更長；近洋郵輪和內河郵輪航程較短，航期一般在一週左右或者數天以內。 現代郵輪的旅遊性質十分突出，休閒娛樂是其主要目的。一般郵輪都經過豪華裝飾，就像是流動的大酒店。船上娛樂設施應有盡有，功能一應俱全。航行期間，旅客們可以在郵輪上休憩、餐飲、健身、美容、醫療、購物、觀摩演藝節目、開展社交活動等等，盡情享受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郵輪更應稱為遊輪，早已不是簡單的交通工具，而是名副其實的旅遊設施。遊輪業目前在歐美國家十分發達，全球約有 300-400

澳門應揚長補短發展海洋旅遊業 165 艘遊輪，每天運載着數以十萬計的遊客，航行於加勒比海、墨西哥灣、夏威夷、地中海沿岸以及北歐等海域的逾百個國家和地區。 與郵輪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是遊艇。遊艇是一種主要用於水上娛樂和運動的高級耐用消費品，具有航行、水上運動、娛樂、休閒等諸多功能，能夠滿足個人和家庭享受生活的需要。遊艇的規模遠不如郵輪，但也可分出不同種類。按艇身的長度分，36 呎以下的為小型遊艇，36-60呎為中型遊艇，60 呎以上為大型遊艇，而大型豪華遊艇還可根據長度分出五個等級。按照功能可分出運動艇、休閒艇、商務艇、運營艇、賽艇和特種艇等類型。另外還可以根據動力、材質、速度、機器類別及安裝方式等進行劃分。 遊艇的主要功能並非充當交通工具，而是用於休閒娛樂。這一主要功能使遊艇有別於作為運載工具的高速客船或渡輪。在發達國家，遊艇像轎車一樣多為私人所有，是有條件家庭的必要設施。在欠發達地區，遊艇以公用見長，多作為旅遊景點的娛樂項目供遊客消費。與郵輪相比，遊艇顯然具有輕便靈巧的優勢，但不如郵輪那樣具備漂洋過海長途旅行的能力，也缺乏開展大型娛樂活動的基本條件。 四、揚長避短因地制宜 由國際和國內海洋旅遊業的發展趨勢聯想到澳門。從澳門的社會經濟狀況和發展態勢來看，開發與郵輪、遊艇相關的海洋旅遊業的條件已經漸趨成熟。 根據國外的經驗，發展郵輪與遊艇產業都必須有較強的經濟實力作為支撐。這主要是因為造價高，對基礎設施的要求高，運營和管理成本也很高。僅以遊艇業為例。有資料表明，一個國家(地區)的人均 GDP 達到 3,000 美元時，遊艇業有望興起；至 5,000 美元時，遊艇業可逐漸推廣；達到 6,000 美元時，遊艇產業便將進入高速發展階段。遊艇大國意

博彩旅遊篇 166 大利、法國、美國、英國、荷蘭，後起之秀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等國都大致符合這些標準。 遊艇業和郵輪業可視為國民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而國民經濟指標反過來又可以衡量發展這些產業的條件是否成熟。澳門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早已超過遊艇業高速發展的標準(6,000 美元)，2013 年甚至已經高達87,306 美元，可見已具備發展遊艇、郵輪海洋旅遊產業的足夠經濟實力。 我們高興地看到，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並且將發展海洋旅遊產業提上了議事日程。2011 年 7 月，行政長官崔世安率團赴廣州參加穗澳合作會議、南沙遊艇會落成儀式等活動，穗澳雙方簽署的協議中就包括“南沙遊輪母港合作、南沙粵澳遊艇‘自由行’等領域的合作事宜”。2015 年 1 月 6 日，行政長官崔世安一行訪問中山市，在與該市領導會談時，崔世安認為澳門可與中山在遊艇自由行項目上先行先試。中山市委領導則期望遊艇自由行於今年上半年實現，並表示口岸硬件建設已全面推進，聯檢大樓、翠亨客運和貨運港口均在建設中，將成為兩岸四地首個開放遊艇自由行的港口。由此可見，以遊艇自由行為先驅的海上旅遊即將在澳門成為現實。 然而，發展海上旅遊業並非易事，澳門的條件也未必完全成熟，為了使諸事俱備，還需要加倍努力。概言之，應當揚長避短，因地制宜。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要依託優勢發揚特色。海洋旅遊也是一種旅遊，同樣要遵循旅遊業的發展規律。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都表明，深化文化內涵是旅遊業提高層次、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只將郵輪遊艇作為交通工具來使用，不僅不合時宜，而且得不償失，難以持久。關鍵在於開發有文化內涵為依託，具有吸引力的旅遊產品。受自身性能的限制，遊艇海洋旅遊路線不能太長。從澳門的角度來考慮，擬議中的遊艇自由行可以控制在濱海區域，涵蓋港澳穗深珠及周邊城市。還可以追溯西方傳教士利瑪竇推行西學東漸的足跡，開闢從澳門沿西江溯流而上抵達肇慶的旅遊線路。郵輪海洋旅遊的視野則應拓寬放遠，可以追尋閩南文化及媽祖文化傳播的蹤跡，開發以閩南(泉州、廈門、漳州)為起點，包括粵(汕頭、汕尾、廣

澳門應揚長補短發展海洋旅遊業 167 州)、港、澳、台(高雄、澎湖、台北)等站點在內的海上旅遊路線。也可以探尋海上絲綢之路的遺跡，開闢連接泉州、澳門、廣州，然後向西經過陽江、湛江、徐聞，進而前往海口、三亞的絲路新程之旅。只有依託澳門歷史文化資源的固有優勢，才能開發出以澳門為中心的海洋旅遊產業。 其次要創造條件彌補缺憾。遊艇和郵輪旅遊都屬於高消費行業，不僅運營成本高，而且對基礎設施有很高的要求。且不說郵輪遊艇的製造涉及數十個配套工業門類，即便是使用、保養、維修、管理和培訓，皆有很嚴格的標準。就連遊艇停靠的碼頭，都必須符合特定要求，要包括堤岸、固定斜坡、活動梯、主通道浮碼頭、支通道浮碼頭、定位樁、供水供電系統、船舶上下水斜道、吊升裝置等眾多組成部份。郵輪碼頭則不僅對水深、港寬、服務設施等有要求，還必須配有海關以方便遊客出入境。澳門現有的碼頭不經過改造完善是難以滿足需要的。從管理的角度看，還有法律和政策方面的許多問題需要考慮和解決。根據《澳門基本法》的精神，澳門沒有水域管轄權，這無疑是發展海洋旅遊業的桎梏。好在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澳出席回歸 15 週年活動時表示，中央政府已決定啟動明確澳門特別行政區習慣水域管理範圍的相關工作，問題的解決已初現端倪。但是，還有許多問題尚待推敲。例如，遊艇郵輪的檢驗登記，駕駛證照的考試與使用，船艇停泊的申請，入境後船艇的管理等等，無一不需要政策配套，機構對口和人員安排。以為只要有船艇來澳便能成行、就算發展海洋旅遊業的想法，只是不合時宜、不明真相的模糊認識。這一切都需要頂層設計與統籌安排，只有提高認識，端正態度並真抓實幹，才能妥善解決。 總之，回歸祖國 15 年後的澳門必將更加健康地持續發展，但願海洋旅遊業能為特區經濟的適度多元和社會的繁榮穩定助一臂之力。 (原載於《澳門日報》2015 年 1 月 14 日 E6 版)

168 澳門發展歷史文化旅遊的思考 《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草案文本(以下簡稱“《五年規劃》草案”)已於 2016 年 4 月 26 日公佈，其發展篇第四章着重探討“推動經濟適度多元”這一主題，其中第二節首次提出了“形成旅遊休閒大業態”的建議，強調“全力推進文化旅遊新發展”，包括“着力塑造澳門文化旅遊新形象”，“全力開拓文化旅遊新市場”，“積極整合、活化文化旅遊資源”等措施。1 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任重道遠，十分關鍵的環節在於選擇正確的旅遊業發展方針。本次《五年規劃》草案對於“旅遊休閒大業態”有所思考並提出了推進“文化旅遊”的構想，無疑是一件好事。筆者認為，從澳門的歷史淵源和社會現狀出發，採用“歷史文化旅遊”的概念似乎更為貼切。 一、歷史文化旅遊的定義與本質 20 世紀中期以來，旅遊業蓬勃發展，旅遊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增長，旅遊的種類也在不斷增加。歷史文化旅遊堪稱其中的佼佼者。然而，人們對於歷史文化旅遊的瞭解還比較模糊，對它的重要作用和內在價值還認識不足。因此，有必要進行深入思考，以便達成共識，更好地推進這一大有潛力的旅遊類型在澳門健康發展。

澳門發展歷史文化旅遊的思考 169 (一) 從起源看，旅遊與歷史密不可分 旅遊是在人類社會形成的早期即產生的現象。歷史資料表明，從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商業從農業、手工業中分離出來)深入發展，經商活動揭開序幕，隨之伴生的文化交流、宗教傳播等活動等也日漸頻繁，於是有別於遷徙(至異地定居)的“旅遊”便應運而生。從英語詞彙 Tour(旅遊)的拉丁語和希臘語詞根來看，“旅遊指一種往復的行程，即指離開後再回到起點的活動；完成這個行程的人也就被稱為旅遊者(Tourist)”；而“旅遊的先驅是商人，最早旅遊的人是海上民族腓尼基人”。2 在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漫長歲月中，世界各民族、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在不同程度上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旅遊活動。可以說旅遊業正是伴隨着人類的生產與生活逐步發展起來的。隨着工業革命之後社會生產力的大幅提升和民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旅遊活動日漸頻繁。以 19 世紀中期英國人托馬斯‧庫克創辦第一家旅行社、組織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火車團體旅遊活動為標誌，近代旅遊業正式誕生。3 由此可見，旅遊實際上是一個歷史範疇，“旅遊”與“歷史”密切相關。 (二) 從定義看，“歷史文化旅遊”是“文化旅遊”的佼佼者 為了搞清楚歷史文化旅遊的定義，有必要先明確旅遊的概念。不同的研究者曾經給出過許多種不盡相同的旅遊定義，世界旅遊組織和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推薦過一個技術性的統計定義：旅遊是指“為了休閒、商務或其他目的離開人們的慣常環境，到某些地方並停留在那裏，但連續不超過一年的活動”。4 按照目的來劃分，旅遊主要包括六大類型：休閒、娛樂、度假，探親訪友，商務、專業訪問，健康醫療，宗教文化活動，以及其他。這個定義給出了一個“大旅遊”的概念，既拓展了旅遊的外延，又深化了旅遊的内涵。 旅遊概念的寬泛外延為歷史文化旅遊提供了立足之地。因為根據上述定義，從事“文化活動”也是一種旅遊。網上已經建立了有關文化旅

博彩旅遊篇 170 遊的條目，給出了文化旅遊的多種定義。如：文化旅遊是指“以旅遊經營者創造的觀賞對象和休閒娛樂方式為消費內容，是旅遊者獲得富有文化內涵和深度參與旅遊體驗的旅遊活動的集合”5；是“以人文資源為主要內容的旅遊活動，包括歷史遺跡、建築、民族藝術和民俗、宗教等方面”6；“是以旅遊文化的地域性為誘因，以文化的碰撞與互動為過程，以文化的相互融洽為結果”7的旅遊；是“通過旅遊實現感知、瞭解、體察人類文化具體內容之目的的行為過程”8。眾說紛紜，但萬變不離其宗：文化旅遊的核心是文化內涵。“所謂文化旅遊，關鍵在文化，旅遊只是形式。文化旅遊之‘文化’應解釋為對旅遊之效用及旅遊之目的所作的定性。”9 上述名稱雖然沒有直接包括“歷史”這個詞彙，但是其定義中已經包含了歷史的含義。換言之，歷史因素將是文化中的重要組成。“歷史”無論是作為過去的事實以及關於過去事實的記載，還是指“自然界和社會的發展進程，沿革或來歷”10，都屬於“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11，亦即是一種文化。 許多歷史學家說過類似的話：歷史是一面鏡子。其實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對此就深有感觸，他在悼念諫臣魏徵時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12 由此可見，無論是世事、國事還是家事、私事，歷史都能夠給予後人很多啟發。如果人們在旅遊的過程中不僅愉悅身心，而且也能夠從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中汲取精神養料，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基於這種認識，應當倡導和推廣“歷史文化旅遊”。這種旅遊的定義可以概括為：以歷史文化資源為依託，以再現歷史情景為手段，達到傳播歷史文化知識、總結歷史經驗的目的，從而啟迪心智、愉悅身心的旅遊活動。正是其特有的內涵與外延，使歷史文化旅遊尤其適合於澳門這塊獨特的土地。

澳門發展歷史文化旅遊的思考 171 二、歷史文化旅遊的基本特徵 歷史文化旅遊作為旅遊活動中的一個特定類型或品種，既具有一般旅遊產品的普遍共性，又具有一些獨特的個性。概括起來其獨特個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 人文資源 歷史文化旅遊不是一般的參觀遊覽或休閒娛樂，它所依託的，不僅僅是湖海山川等自然資源或亭台樓閣等人工建築，更重要的是人文資源。即在特定的地點或環境之中，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人物，經歷過的事件，以及由此發生的種種故事和產生的種種影響。換言之，“人”與“事”是開展歷史文化旅遊的基礎，捨此便不成其為歷史文化旅遊。 例如，安徽壽縣(古壽春)城郊有座八公山，山石險峻，草木蔥蘢，引人入勝。然而，那裏還發生過重要的歷史事件，留下了發人深省的傳聞。東晉時期，前秦國王苻堅控制了北部中國，率 90 萬大軍進攻地處江南的東晉。晉軍大將謝石、謝玄領兵 8 萬前去抵抗。苻堅得知晉軍兵力不足而輕敵。結果其 25 萬先鋒部隊在壽春一帶被晉軍擊敗，死傷萬餘，損失慘重。秦軍士兵驚恐萬狀，紛紛逃跑。此即軍事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當時苻堅在壽春城上望見晉軍隊伍巖整，再北望八公山上一草一木，覺得都像晉軍士兵一樣威嚴。不免感歎道：“此亦勁敵也，何謂少乎？”13 後人根據這個故事總結出“草木皆兵”的成語。倘若遊覽八公山、觀賞沿途美景是一種自然風光旅遊，那麼，結合八公山區的人文資源，現場介紹淝水之戰的來龍去脈，闡釋“草木皆兵”的深刻哲理，那就是歷史文化旅遊了。 (二) 時空異位 歷史文化旅遊有一個顯著的特徵，那就是時空異位。具體地說，歷史文化旅遊直接接觸的是現存的自然景觀或人文景觀(如城樓、宮殿、寺廟、寶塔、橋樑等)，這些客觀存在的資源以其物質形態留存至今，供遊

博彩旅遊篇 172 客直接觀賞。然而，這些現存的物質形態還是已經消逝的精神財富的載體，留下了早已作古的前人足跡，記錄着早已成為歷史的過往事件。俗話說“物是人非”，這裏大致也體現着歷史文化旅遊時空異位的這一基本特徵。正因為時間和空間有差異而錯位，才給歷史文化旅遊留下了很大的餘地，可以彙集在無限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積累下來的厚重人文資源，有目的地加以開發利用。 例如，江蘇省鎮江市近年開發的西津渡古街旅遊景點就具有這一特色。西津渡古街位於鎮江城西的雲台山麓，是依附破山棧道建造的古建築遺跡。據歷史文獻記載，這裏的渡口早在三國時代即已啟用。西晉時期永嘉之亂以後，北方漢人為逃避戰亂和民族衝突，紛紛舉族南遷，大批人口從中原遷往長江中下游(史稱“永嘉南渡”)，其中大部分正是從西津渡登陸江南的。此後，從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這裏作為交通樞紐長盛不衰。許多歷史名人曾在此留下不可磨滅的足跡，“李白、孟浩然、張祜、王安石、蘇軾、米芾、陸游、馬可 · 波羅等都曾在此候船或登岸，並留下了許多為後人傳誦的詩篇”。14 古街上有一處景觀特別有意思，是在街邊的某個地點挖出一個地層剖面，自下而上顯露出從兩晉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不同朝代的各層不同路基，充分展現出滄海桑田的歷史變遷，也讓人感悟“往事越千年”，彈指一揮間的文化積澱。身臨其境者無不感受到時空異位的神奇，進而收穫歷史文化旅遊的精神享受。 (三) 創意策劃 歷史遺跡及其蘊含的歷史文化積澱都是歷史文化旅遊賴以開發的資源。但是，資源能否做到物盡其用，是大有講究的。“資源作為客觀存在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要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關鍵在於人為的策劃。具體言之，倘若能在整合資源的基礎上，科學、合理而又創意地進行策劃，則有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15 成功的歷史文化旅遊項目，無不經過創造性的策劃。

澳門發展歷史文化旅遊的思考 173 所謂資源策劃的創造性，“是指策劃過程中不拘一格，大膽創意，力求與別人不同，力爭超越前人的水平，標新立異而出奇制勝”。16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著名學者厲無畏曾經精闢地指出：“當人的創造力成為主體資源，資源的內涵和外延就得到了更深刻更廣泛的拓展，一些具有歷史積澱的物質載體(如哥德堡號沉船、上海的石庫門建築等)、民間傳說(如南海觀音、牛郎織女等)、民俗風尚(如節慶祭祀、對歌等)、小說故事(如三國西遊、聊齋志異等)，均可納入資源的範疇，加以開發和利用，成為對促進經濟增長有用的資源。這種開發和利用的成功與效果則取決於人們創意的發揮。”17 專家列舉的案例形象地為歷史文化資源的創意策劃提供了有效的思路。 (四) 參與體驗 上文已經述及，歷史文化旅遊具有時空異位的特點，往往是空間猶在而時光已逝。如果僅僅對參觀訪問者講述過去曾經發生的故事，固然能使人瞭解歷史，增長知識，但畢竟“耳聽為虛”，難以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成功的歷史文化旅遊重在引導旅遊者參與和體驗。人們通過耳聞目睹，親身“經歷”，才能感同身受甚至永遠銘記。世界各國都有成功的案例。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首先倡導文化創意產業的英國，在這方面是比較成功的。倫敦橋西側停放着一艘巨大的西班牙式帆船，叫“金色至愛”號(The Golden Hinde)。這是 1577 年佛朗西斯‧德雷克啟航進行環球探險時乘坐船隻的模型。德雷克的探險涉及伊莉莎白女王一世、私掠船、政治陰謀、海難等驚險曲折的故事，也最終使他成為完成環球航海大業的首位英國人。“倫敦人圍繞這艘帆船大做文章，不僅讓遊客參觀，而且精心設計了一系列有趣的項目，包括隱私工作坊、都鐸王朝戰爭工作坊、家庭探險、家庭徹夜歷史體驗等，無不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經營者還設置了相關的教育項目，講授與‘金色至愛號’有關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化知識。每年有來自全國各地的 100 多所小學、中學或社團參加這些教育項目。”18 同“金色至愛號”類似的項目在倫敦和英

博彩旅遊篇 174 國各地還有許多，往往能激發遊客的興趣與愛好，體現歷史文化旅遊的吸引力與凝聚力。 三、澳門發展歷史文化旅遊的努力方向 在對歷史文化旅遊的定義、本質和特徵取得共識的基礎上，我們不妨聯繫澳門的實際情況，探討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展歷史文化旅遊的努力方向。 (一) 澳門發展歷史文化旅遊的迫切需要 從澳門社會經濟的實際狀況出發，發展歷史文化旅遊是當務之急。自 2014 年年中以來，澳門博彩業的收入接連下滑，導致當年本地生產總值出現回歸以來的首次負增長。這一現象又一次敲響了警鐘：經濟適度多元化刻不容緩。一方面，包括歷史文化旅遊在內的旅遊產業將是澳門的發展重點之一。按照中央政府的戰略部署，澳門正在朝着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努力邁進，特別是致力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發展文化創意、旅遊會展等新興產業是當前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使命。歷史文化旅遊作為旅遊產業中的新興門類，有助於完成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另一方面，澳門旅遊業自身也具有深入改革的必要。目前澳門旅遊產業儘管規模較大，效益也不錯；但現有的許多旅遊項目和活動往往只停留在參觀遊覽和購物餐飲的較淺層面，也引發了一些問題和矛盾。“輿論普遍認為，澳門作為旅遊城市，笑迎八方來客是自然而然的事。現在澳門要思考的是，如何加強和改善相關軟硬件的建設，讓旅客來得順暢，玩得高興，走得愉快，同時又不對當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大的影響和衝擊。”19 可見發展歷史文化旅遊將是明智的選擇。 《五年規劃》草案中對於這一點已有足夠的認識。文本中指出，要“力爭經濟復甦，促進本地生產總值回復正增長，失業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而“旅遊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之一，對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

澳門發展歷史文化旅遊的思考 175 貢獻，起着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拉動經濟增長，助力關聯行業發展的重要作用”。20 (二) 澳門發展歷史文化旅遊的有利條件 在澳門這塊袖珍的土地上，“積澱着五千年中華文化的深厚內涵。從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石英岩工具，到秦代的陶片、漢代的錢幣、宋元的瓷器，無不閃耀着歷史文明的光華。”21 而自從明清時期澳門開埠以來，在近五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澳門尤其忠實地繼承了中華文化的歷史傳統。“以閩文化和粵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化始終在澳門發揮着主導作用，無論是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民風民俗還是衣、食、住、行，澳門與祖國大陸一脈相承。至今仍遍佈全區各個角落的中式民居、街巷、寺廟、商鋪，無不凝聚着中華文化的精髓。在列入世界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古老建築中，就包括媽閣廟、鄭家大屋、三街會館(關帝廟)、盧家大屋、哪吒廟、舊城牆、大炮台等許多中式經典。媽祖誕、浴佛節、賽龍舟、舞醉龍等飽含民族風情的節慶與民俗活動更是長盛不衰。”22 只要有機會親臨澳門，就一定能領略古老中華文化的風采。這些厚重的人文資源無疑是澳門歷史文化旅遊開發的堅實基礎。 《五年規劃》草案對此亦有詳盡描述：“澳門文化特色充分體現了深厚的歷史底蘊，豐富的文化內涵，多彩的文化樣貌，休閒包容的文化特質，構成了城市的靈魂。同時，中西文化彙聚的優勢是澳門與世界連接的重要紐帶。我們要以城市為依託，背靠內地，面向國際，促進文化旅遊，建設具有特色的世界級旅遊城市。”23 (三) 澳門歷史文化旅遊的優勢項目 從澳門發展歷史化旅遊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出發，結合澳門歷史文化資源的實際情況，特此提出一些值得開發並且體現澳門優勢的歷史文化旅遊項目如下：

博彩旅遊篇 176 1. 區域文化旅遊項目 澳門是一個移民社會。宋代以來，福建、廣東的移民就相繼移居澳門。“早在宋元兩代，許多閩南人陸續落戶香山縣”，“福建人既然已移居香山，按常理也必然來到澳門”，“據澳門民間相傳，在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 年)，即有閩潮商賈來此興建媽祖廟”。24 閩、粵兩地的移民在留居澳門的同時，必然也帶來各自家鄉的區域文化：閩文化(特別是其中的閩南文化)和粵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嶺南文化或廣府文化)。閩南文化中的媽祖崇拜、廣府文化中的飲食、粵劇等習俗等都傳承着深厚的文化積澱，也成為當今澳門民眾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依託這些文化內涵開發體現區域文化的旅遊項目，有望對來自世界和全國各地的旅遊者產生較強的吸引力。 近年來已經提出並付諸實施的澳門與周邊地區聯合開發的“一程多站”式旅遊產品，正是此類區域文化旅遊的基礎。倘能在觀賞景點的同時，挖掘其歷史傳統，深化其文化內涵，那麼一般的觀賞遊覽式旅遊便能昇華為區域性的歷史文化旅遊。 2. 遺產文化旅遊項目 2005 年 7 月，澳門歷史城區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澳門歷史城區是由 25 座位於澳門澳門半島的建築物和相鄰的前地所組成，以舊城區為核心的歷史街區。在這批遺產系列中，包括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聖老楞佐教堂、大三巴牌坊、東望洋炮台等著名建築，幾乎每一處都與澳門悠久的歷史有關，提示着澳門開埠四百七十餘年來中西文化在這塊土地上接觸、碰撞、交流、融合的不凡歷史。希望不只是帶領旅遊者參觀建築，觀賞風景，而要介紹與之有關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設置重現歷史的場景和環境，開發相應的歷史文化旅遊項目，充分發揮歷史文化遺產的獨特作用。 《五年規劃》草案中對於澳門發展遺產文化旅遊項目已經有了比較具體的考慮，提出了“積極整合、活化文化旅遊資源”的構想：“統籌規劃文化資源，將分佈於街巷間、社區中的澳門歷史城區資源、博物館

澳門發展歷史文化旅遊的思考 177 資源、名人故居古蹟資源、多元宗教並存資源，從點到面，從遠到近連成一片”25，勾畫出未來澳門發展遺產類歷史文化旅遊的美好前景。 3. 民俗文化旅遊項目 澳門的民俗是很有特色的。僅以春節為例，澳門人在大年初一互相拜年，派發“利市”；大年初二吃“開年飯”；年初三稱為“赤口”，以家人團聚為主；正月十五元宵節觀燈、吃湯圓，猜燈謎，舞獅、舞醉龍、跳土風舞等等，熱鬧非凡廣受歡迎。“澳門民間歡慶春節的習俗，既同內地大部分地區相似，又與許多地方不同，頗具自身特色。”26 還有一些與宗教、與種族有關的習俗在澳門也相當流行。依託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風俗習慣，追溯這些民風民俗的來龍去脈，開發可以讓旅遊者廣泛參與的民俗文化旅遊項目，必能吸引更多的人選擇澳門作為旅遊目的地而常來常往。《五年規劃》草案中在列舉文化旅遊重點工作時，提到“幫助特色美食小店、特色老鋪 強化經營能力”；“持續於旅遊景點舉辦文化表演和展現本地民間風貌的產品項目，如‘廟宇及教堂推廣計劃’、‘三輪車推廣計劃’等”，正是開發民俗文化旅遊的切實舉措。 4. 產業文化旅遊項目 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局面一直難以改變，甚至受到不少人的詬病。其實應當一分為二地看待這個問題。一方面，博彩業作為一種產業類型，它在澳門的存在與發展是特定歷史的產物，是偶然中的必然。多年來澳門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離不開博彩業的貢獻。另一方面，博彩本身無所謂好壞，關鍵在於參與博彩者的目的動機、心態、素質和道德水平。其實，博彩及其相關方法、規則等反映了一定的價值觀念、思維方法與哲學原理，體現了一定的文化。如果深入挖掘博彩業中蘊含的文化因素，開發出健康、科學、合理的博彩旅遊項目，一定能揚長避短，為澳門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作出應有的貢獻。 (原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總第 29 期，2016 年)

博彩旅遊篇 178 註釋： 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草案文本，2016 年 4月。 2 “旅遊”，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3 洪帥主編：《旅遊學概論》，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 年。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旅遊法”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5 “文化旅遊”，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6 同上註。 7 同上註。 8 同上註。 9 同上註。 10 “歷史”，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11 中國社會科學園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2002 年增補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 1318頁。 12 李世民：轉引自《魏徵列傳》，載於《舊唐書》卷七十一。 13 出自《晉書•苻堅載記》。 14 “西津渡古街”，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15 李嘉曾：《“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資源策劃重在創意》，載於《九鼎》，2012年 3 月號(總第 53 期)，第 35-38頁。 16 同上註。 17 厲無畏：《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在上海“海上文化論壇”上的演講》，載於《文匯報》，2010年 6月 26 日，第 4版。 18 徐凌志、李嘉曾：《休閒產業要滿足精神與物質的雙重需求──倫敦泰晤士河濱旅遊休閒業對澳門的啟示》，載於《九鼎》，2012 年 7 月號(總第57 期)，第 33-37頁。 19 《澳門迎逾百萬遊客，社會思考完善旅遊中心建設》，載於新華網：http://news.cnfol.com/130216/101,1280,14401224,00.shtml 。 20 同註 1。

澳門發展歷史文化旅遊的思考 179 21 李嘉曾：《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與澳門的獨特作用》，載於《澳門月刊》，2011年第 11 期(總第 178期)，第 16-19頁。 22 同上註。 23 同註 1。 24 黃鴻釗：《澳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40-41頁。 25 同註 1。 26 李嘉曾：《澳門春節習俗與中華傳統文化傳承》，載於《澳門月刊》，2012年 1月號(總第 180 期)，第 40-42 頁。

180 賽狗合約到期的理性思考 由逸園賽狗公司獨家專營的賽狗合約將於 2015 年底屆滿，事態發展的種種可能引起市民關注。街談巷議一時蜂起，報紙、電台、電視台也刊發消息、舉辦專題節目，披露了多種不同的觀點。問題的核心是特區政府屆時還應不應該與該公司簽約。因為涉及面甚廣，看來並非簡單地給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便能解決問題，不如圍繞事件的來龍去脈與涉及因素開展一番認真的思考，力求達成共識並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 一、議論紛起眾說紛紜 儘管關於狗場去留的議論早在幾年前即已有之，但比較集中的輿論是從 2015 年 9 月下旬開始的。9 月 20 日，澳廣視在黑沙環公園舉辦的專題節目《澳門論壇》以“狗場去留”為議題，邀請嘉賓和市民參與討論，次日以後多家媒體報導了這一消息，有的還配發了評論或專家訪談。 《澳門論壇》的多數發言者對賽狗活動和狗場續約持否定態度。不少市民認為，賽狗場離居民社區太近，賽狗時產生的噪音十分強烈，狗只的氣味對附近居民的生活影響很大，要求將賽狗場搬走。也有市民認為，特區土地十分金貴，北區土地資源尤其缺乏，這麼大面積的土地用作狗場實在可惜，希望政府乘着合同期滿的機會收回這塊土地，发展公共設施，讓廣大市民得益。

賽狗合約到期的理性思考 181 有些比較熟悉情況的社團代表和專家更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提出意見。統計數據表明，賽狗活動的經濟效益欠佳。2010 年時逸園賽狗場的收入約為澳門幣 3 億元，至 2014 年時跌至澳門幣 1 億元；政府從賽狗業獲得的税收更是有限，当初政府在 2006 年同狗場簽約時，規定每年繳交的基本稅款僅為澳門幣 100 萬元。這一數據與特區博彩業的稅收總額相比，實在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計。這樣一個在澳門經濟總量中微不足道的行當，似乎已經完成歷史使命，可以“壽終正寢”了。 但是，也有一類意見認為澳門應當保留賽狗。據悉，澳門是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允許開展賽狗活動的地區之一，逸園賽狗場堪稱目前亞洲唯一的賽狗場。在澳門看賽狗曾被《時代雜誌》網站選為 25 項“遊客不容錯過的亞洲體驗”之一。作為獨有的博彩活動的一種形式，賽狗在 20 世紀 60-70 年代的澳門曾經盛極一時，也對本地的經濟發展做出過一定貢獻。逸園賽狗場周邊的一些商家表示，賽狗活動能為他們帶來一定的客源，對生意有幫助。意見顯然未能統一。有社團調查顯示，讚成和反對保留賽狗項目的被調查者百分比只相差一個百分點(讚成者多1%)。 澳門政府十分重視此事，此前即已委託澳門大學就狗場去留問題開展專題調查研究；行政長官崔世安亦表示，賽狗場的去留需聽取民意。看來賽狗場的未來命運已經成為關係本澳經濟建設與民生問題的大事。 二、既然存在自然有理 在討論賽狗場去向的當下，人們不禁會產生追根溯源的願望：賽狗活動究竟是怎麼與澳門結緣而延續至今的？不妨先來回顧一下歷史。 賽狗又稱跑狗，是 20 世紀初從美國興起的一項活動。最早的賽狗源於追獵，1909 年有人在加利福尼亞舉辦賽狗表演活動，至 1925 年時始有首家賽狗場在匹茲堡正式營業。隨即傳入英國，在曼徹斯特、倫敦等地逐漸流行，不久便推廣到愛爾蘭、法國、比利時、荷蘭、西班牙等

博彩旅遊篇 182 歐陸國家，甚至漂洋過海傳播到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墨西哥等國。1927年歲末，英國人坎貝爾和瓊斯率領一眾訓狗師及其馴養的賽狗，外加種種狗場設備，從倫敦抵達上海，隨即向英國駐上海領事館提出註冊申請，於公共租界區的華德路(今長陽路)、華盛路(今許昌路)一帶建立明園跑狗場，開創了中國內地賽狗活動的歷史。20 世紀 20 年代後期的幾年中，跑狗活動在上海迅速興盛，明園和稍後建立的逸園、申園三大跑狗場遐邇聞名。 30 年代開始，澳門賭業逐漸興旺，盧九家族和范潔朋等組建豪興公司獲得賭場專營權。范潔朋到上海考察時親見賽狗博彩盛行，於是有意將這項活動引入澳門。後在澳葡政府支持下，於 1931 年 8 月創建澳門狗場，次年元旦過後澳門賽狗會隆重開幕。此後因經營不善，數年後賽狗場便衰落關閉。直至 20 世紀 60 年代初，才有鄭君豹向政府申請恢復賽狗，並於 1963 年 9 月由何賢任董事長的逸園賽狗有限公司重啟賽狗活動。五十多年來，儘管股權曾經轉讓，董事會和行政機構有所變化，但時至今日，仍由逸園賽狗有限公司與特區政府簽約，專營澳門的賽狗活動。 從現狀來看，目前世界上仍有八個國家(地區)允許合法開展賽狗活動，包括英國、澳大利亞、西班牙、美國、意大利、新西蘭等西方發達國家，澳門亦在此列。不必迴避，現存的各地賽狗活動主要還是納入博彩業範疇的，但其社會影響仍不容忽視。在澳門，賽狗曾經一度輝煌。百度百科“賽狗”詞條中有一段生動的描述：“賽事重開時，整個澳門為之瘋狂，場館內外車水馬龍，四處可見等待入場的龐大人群或是排隊下注的人龍(當時最低投注額為一元)。只有一水之隔的香港也感受到賽狗的魔力，在每個週末由香港駛往澳門的渡輪都擠滿有意一睹盛況的狗迷，對於來回超過幾小時的航程，一點也不在意。”上世紀 90 年代中。澳廣視中文台曾提供賽事直播，賽馬會也曾與逸園賽狗會合作，轉播夜場賽狗。儘管已經漸趨沒落，時至今日澳門還有三份報紙(以及個別香港報紙)設有“狗經”專版，數家港澳電視台或電台仍會直播賽狗節目。

賽狗合約到期的理性思考 183 不難想見，賽狗活動曾經並仍然是澳門社會生活中的組成部分。作為博彩業的一種獨特形式，它具有自身的個性與魅力，同時又因稀缺(亞洲唯一)而更顯珍貴(不容錯過的亞洲體驗之一)。儘管一路走來歷盡坎坷，卻能延續半個多世紀而生生不息，足見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哲學大師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存在即合理”。倘能以哲人的睿智來看待澳門賽狗，或許能夠多一點理解與寬容。 三、與時俱進重在改造 寬容歸寬容，賽狗活動的先天不足與澳門逸園狗場的後天失調畢竟不可否認，而且必須高度重視，認真對待。說到底，澳門賽狗要想在這片土地上繼續生存發展，與時俱進是唯一的出路。 首先要一分為二地看待賽狗，樹立正確的社會責任觀。近年世界博彩業不甚景氣，即便如此，這一產業的巨大經濟體量仍然舉足輕重。美國全球全球博彩顧問公司於 2015 年 5 月發佈的《世界博彩業年度報告》表明，2014 年全球博彩業收入超過 4,500 億美元，比上年增加 3.2%。據推測，2019 年全球博彩業收入有望達到 5,250 億美元。澳門的情況尤為典型。在博彩業收入佔據本地生產總值和政府財政收入絕大部分比重的情況下，賽狗業如何揚長避短，改善經營，為擺脫博彩業的低迷狀態盡一份力量，這已經成為狗場經營者和廣大澳門市民的社會責任。 其次要規範經營。博彩業一向被視為利弊兼備、褒貶不一的產業，對於屬於博彩業範疇的賽狗而言，即便是在准許博彩業合法經營的國家或地區開辦，同樣存在着守法還是違法的問題。逸園賽狗場倘能繼續與政府簽約，自然應當更自覺地合法經營，修訂有關規章制度，使之更加合理、更加規範。與此同時，還可考慮降低賭注，減少賽狗的博弈性質而增加其娛樂成份，讓參與者更多地享受欣賞比賽的樂趣，淡化輸贏的得失，真正體現“小賭怡情”的道理。

博彩旅遊篇 184 重要的問題在於盡量降低賽狗的博彩成分，大力發展非博彩性質的賽狗運動或賽狗表演。據媒體報道，國外有人舉辦非營利性的賽狗活動。2010 年 9 月 5 日，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就舉行過一次“世界賽狗錦標賽”，當時有來自十五個國家的獵犬在賽道上一決高低。近年內地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例如，20 年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當時的國家林業部合作，在浦東建設了一座集野生動物飼養、展覽、繁育保護、科普教育與休閒娛樂為一體的主題公園“上海野生動物園”。園區佔地 153 公頃(約 2,300 畝)，於 1995 年 11 月正式對外開放，是國家旅遊局評定的5A 級旅遊景區。這個野生動物園除了採取動物野生散養、大種群展示的模式以外，還創立“動物健康運動”新理念，開闢了動物行為展示表演。園內設有四座功能各異的動物健康運動表演練習場館，安排海獅、猛獸表演以及蒙古馬、格力犬、駱駝、鴕鳥等動物的競技比賽，免費對觀眾開放。其中賽狗場的規模最大，跑狗與跑馬也成為深受廣大遊客歡迎的表演項目。 澳門正致力於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希望為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提供更多能對他們產生吸引力的旅遊休閒項目，在其他地方難得一見的賽狗活動有望成為遊客們喜聞樂見的熱點。特區政府可以採取靈活變通的方法，引導和支持狗場的經營者更新經營理念，改革經營模式，打造適合時代需要的新型賽狗活動。 四、生態文明協調發展 對賽狗持否定態度的一個重要動因是“動物保護”，這方面的一些情況確實令人震驚。由自然規律所決定，再強悍的賽狗總有一天也會面臨生老病死的境遇，關鍵在於如何處置。不可否認，現時有不少地方對退役的賽狗採取了殘忍的處理手段。在賽狗活動比較盛行的澳大利亞，每年約有 1.3 萬至 1.7 萬只尚屬健康的獵犬死亡。在合法舉辦灰狗“野兔追逐冠軍賽”的西班牙，每年兔子狩獵季節一結束，便有成千上萬隻

賽狗合約到期的理性思考 185 灰狗被主人殘忍地拋棄、虐待甚至殺死。估計每年被處死的狗隻在五萬只以上。絞死只是處死的手段之一，有的被扔進井裏淹死，有的被活活燒死，甚至還有被注射漂白劑致死。澳門的愛護動物協會在 2015 年國慶節前夕舉辦燭光晚會，指出僅在逸園賽狗場，每月就有 30 隻左右的賽犬被殺，五十年來累計超過上萬隻。勝於雄辯的數據確實觸目驚心。 為了妥善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樹立人與動物友好相處，保護環境、尊重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在這方面是有不少典範的。我們曾在許多報刊上讀到軍人或警員同他們飼養的軍犬、警犬建立起深厚感情的感人故事，一些軍犬甚至在飼養和訓練他的士兵退伍時，戀戀不捨地咬住主人的行囊不讓他們離去。這表明人和動物之間是可以友好相處、互相關愛甚至結為知己的。一方面，賽狗行業應當學習這些領域的成功經驗，倡導訓狗師和被訓練犬只之間、狗場經營者與賽狗之間，建立友好合作關係，特別是人類要關愛賽狗，給予人道主義的關懷與照料。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或政策，要求狗場經營者善待動物，對於退役和老邁的賽狗要繼續餵養，讓其自然死亡或安樂死。倘能實施這樣的政策措施，相信動物保護主義者對於賽狗活動便不會堅持反對的態度。 還有一個污染環境、影響民生的問題也需要認真對待。逸園賽狗場周邊居民苦於狗吠和比賽引起的噪音、狗隻散發的異味，停辦或遷走狗場的呼聲是比較強烈的。也有一些專家學者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如蓋住宅，建蓄水池，建設地庫停車場等等。澳門街坊總會還為此開展了專題民意調查，被調查者提出建公屋、公園、公交車場、綜合體設施等不同意見，眾說紛紜，不一而足。 筆者有一個大膽的設想：能否在保留賽狗場的前提下對現有的這塊逾 43,000 平方米的珍貴土地科學地加以利用，在原址建設一座綜合性的大樓，地下建設車庫，底層開闢室內賽狗場，上層發展商住建築，開發相關的旅遊餐飲產業。這樣既能保留賽狗項目，又能綜合利用稀缺的土地資源，同時又可有效地規避噪音、異味等環境污染因素，豈不是一舉

博彩旅遊篇 186 多得的好事？當然，當真這麼做還需要經過科學論證和創造性的規劃設計，同時還需要政府與民間積聚力量，同心合力。 綜上所述，筆者將自己的觀點概括如下：賽狗作為本澳獨特的博彩項目，對社會經濟發展曾經產生過並且可以繼續產生積極影響，應當盡可能予以保留。關鍵在於與時俱進地進行改造，既要合法經營博彩業範疇的賽狗活動，又要盡力發展非博彩性質的賽狗競技表演。與此同時，還要從法律和道德兩個方面規範協調人類與賽狗之間的關係，杜絕虐殺動物的現象，倡導生態文明。但願在不久的將來，能有一個嶄新面貌的賽狗業在澳門出現，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一大亮點。 (原載於《澳門日報》2015 年 11 月 11 日 E6 版)

適度多元篇

189 澳門會展業既要做大又要做強 近年來，澳門的會展業蓬勃發展，已經形成一定氣候。無論從經濟總量還是增長速度來看，都取得了顯著成效。據稱 2010 年澳門全區舉辦的會展總數超過 300 個，營銷總額達到澳門幣 14 億元。就拿堪稱本澳會展品牌的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來說，2011 年 10 月 20 日至 23日舉辦的第十六屆MIF吸引了逾 60個國家與地區的超過 350個代表團參展，展位超過 1,650 個，規模比去年增加 18%；4 天開展期間共達成簽約項目 81 個，更比上屆增長 30.65%。貨真價實的數字顯示了澳門會展業的上升勢頭，也值得澳門會展人感到欣慰。 然而，對照世界會展業的強勁發展勢態與周邊一些發達地區的成功經驗，澳門會展業任重道遠。在認清形勢、瞭解自己的基礎上，確定科學而恰當的發展戰略是當務之急。筆者認為，澳門會展業需要確立的首要發展思路是“既要做大，又要做強”。 一、澳門會展業必須做大 澳門會展業不做大不能體現其應有價值。 做大首先要體現在規模上。自從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隨着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漸深入，世界會展業迅猛發展，已經在全球產業結構中佔有一定地位。據百度百科“會展業”詞條提供的數據，2004 年內全世界舉辦的會展總數即超過 15 萬個，其中國際會議超過 7 萬個，國際展覽

適度多元篇 190 超過 8 萬個；全球會展業一年產生的直接經濟效益超過 2,800 億美元。按照國際通行的換算方法，會展業對國民經濟的帶動系數為 1 比 9，即會展業帶動的社會總收入將是會展業本身收入的 9 倍。根據這一係數計算，21 世紀 10 年代中期全球會展業每年帶來的經濟增加值可以達到25,000 億美元以上。我國的情況同樣如此。從會展業的自身規模來看，至 2009 年底，全國具有一定規模(展覽面積 2,000 平方米以上)的會展項目已接近 4,300 個，全年展覽業的收入已突破 150 億元。 做大還應當體現在發展速度上。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會展業的年均增長比例都達到兩位數。據《2011-2015 年中國會展行業前景分析及投資前景預測報告》預測，會展也將是中國今後十年最具發展潛力的十大行業之一。未來五年至十五年內，全國會展業平均年增長率將保持在15%至20%的水平，2010年我國會展業總收入超過200億元，預計到 2020年將達到 1,000 億元。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澳門會展業爲了跟上世界和國內形勢，無論規模還是發展速度都有必要更上一層樓。除了會展業的投資者與廣大員工重任在肩、需要加倍努力以外，政府主管部門的宏觀調控與科學管理同樣不可缺少。特區政府經濟局已經擴大職責範圍，增加了“推動會展業發展”的新職能；該局“產業發展廳”亦更名為“會展業及產業發展廳”。這一動態展望出澳門會展業迅速做大的前景。 二、澳門會展業必須做強 澳門會展業不做強不能發揮其應有作用。 世界各地會展業的成功經驗表明，小打小鬧的會展無異於集市貿易，是不足以充當產業支柱的。我們需要的是既具規模效應、又有特色優勢，在國內領先、在國際知名的澳門會展業。 澳門會展業要想做強，首先必須準確定位。甚麼樣的展覽適合在澳門展出？澳門應當舉辦哪些類型的展會？這些問題關係到澳門會展業

澳門會展業既要做大又要做強 191 的發展方向。只有方向準確，澳門會展業才具備做強的前提。“商品展和消費型的展覽比較適合本澳”。這一觀點既符合中央政府希望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又符合澳門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區位優勢。 澳門會展業要想做強，也必須苦練內功，增強綜合實力。由自身的內涵與特質所決定，會展業得天獨厚，具有與生俱來的優勢。發展會展業首先要依靠會展自身的強大生命力。如果說在會展業破土萌芽的初期，政府給予適當的扶持是必要的，那麼，當會展業已經迅速成長、逐漸強大的時候，就不應該繼續躺在政府懷裏討奶喝了。MIF 就是一例。“MIF 經過 16 屆發展，(政府)到了功成身退的時候了”；“如果靠政府投入的會展，辦得再好，也不等於本澳會展業成功了”。相信澳門會展界是有自信和勇氣自己做強的。 澳門會展業要想做強，還必須打造精品，創建品牌。鄰區深圳的經驗值得認真學習。深圳會展業近年在年均增長幅度保持在 20%以上的基礎上，努力探索會展國際化與品牌化的發展道路。2010 年間該市舉辦的80 來個大型展會中，獲得國際展覽業協會(UFI)認證的品牌就有 12 個，占總數的 15%；其中高交會、文博會等已擁有很高的知名度。“2011年中國(深圳)國際物流與交通運輸博覽會”，其規模已居同類展會中的亞洲第一、世界第二。澳門也要積極培育自己的會展知名品牌。今年嶄露頭角的“澳門首屆汽車展”、“首屆中國(澳門)國際遊艇進出口博覽會”等都具有優勢與潛力，值得總結提煉，創建品牌。 澳門會展業做大做強之日，才是會展業對本澳社會大作貢獻之時。 (原載於《澳門會展經濟報》2011 年 11 月 9 日第 3 版)

192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啟用與澳門會展業的對策 2014 年 10 月 30 日，地處珠海十字門中央商務區灣仔片的珠海國際會展中心投入試運營。媒體對這一會展中心的閃亮登場給予熱情關注：“珠海十字門國際會展中心日前投入運營。該會展中心的啟用，將平衡珠江口東西兩岸會展資源，是立足珠海、面向珠江西岸、影響港澳的重要會展項目。”儘管只是試運營，據悉該會展中心的活動已排到明年，足見其意義非同小可。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可能對澳門的會展業造成怎樣的影響？這是澳門會展業和經濟界人士頗為關注的焦點所在。為了正確認識這一問題，還得先搞清楚基本情況和背景資料。 一、珠海國際會展中心概況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是珠海十字門中央商務區內的一個重點項目，建設這一規模宏大的會展中心，是貫徹《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以下簡稱《珠三角規劃綱要》)精神、落實國家戰略的重要舉措。《珠三角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重點發展金融業、會展業、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科技服務業、商務服務業、外包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總部經濟和旅遊業”的產業發展方向。與此同時，還提出了“提升珠江口西岸地區發展水平”的口號，要求“以珠海市為核心，以佛山、江門、中山、肇慶市為節點”，“打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啟用與澳門會展業的對策 193 造若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由於珠海被定位成珠江口西岸的核心，而會展業又位於優先發展的現代服務業的前列，因此，珠海大力發展會展業將是落實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國家戰略的重要措施。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的建設還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由於歷史的原因，珠海和珠江口西岸地區的會展業一向不夠發達，特別是缺少現代化的大型專業性會展場館。這次建成的珠海國際會展中心，位於十字門中央商務區北片(灣仔)，佔地面積 26.9 萬平方米，一期總建築面積約 70萬平方米，總投資達人民幣 69 億元。據業內人士介紹，珠海國際會展中心由國際展覽中心和國際會議中心兩項主體工程，以及華發喜來登酒店、華發國際商務酒店、珠海國際商務中心大廈等配套設施組成。其中珠海國際展覽中心建築面積達 6 萬平方米，採用整體無柱式設計，展館的淨展面積有 3 萬平方米，可以分割成 6 個展廳，共可設 1,600 個國際標準展位。展廳的跨度為 99 米，最大層高為 23 米。這一現代化會展中心的建成與投入運營，揭開了珠海會展業發展史上的嶄新篇章，具有開創性的價值。 正因為工程浩大，各項指標要求很高，所以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建設工程通過國際招標，最後確定由美國霍克公司承擔商務區總體設計，凱達環球公司承擔城市設計導則編制。2009 年 12 月 16 日奠基，2010 年 6月 28 日動工，歷時 4 年 4 個月完成一期工程并投入試運營。建成後的珠海國際會展中心是集展覽、會議、演藝、酒店住宿、餐飲等於一體的現代化大型綜合性會展場館，許多指標已經達到華南之最，成為珠三角地區會展業的領跑者。因此，珠海國際會展中心也將以其出類拔萃的硬件設施，對提高珠三角地區，乃至泛珠三角地區會展業的整體水平作出重要貢獻。

適度多元篇 194 二、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對澳門的影響 澳門會展業人士在為珠海同行感到高興的同時，必然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珠海國際會展中心的落成和運營會不會對澳門會展業造成影響？是正面的影響還是負面的影響？這個些問題涉及到很多方面，不是用一兩句話就能作出簡單回答的。概言之，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對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可八個字來概括：有利有弊，利多弊少。 最大的利在於有助於落實國家戰略。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珠三角規劃綱要》等綱領性文件中都談到粵港澳(以及粵港、粵澳、珠澳、深港等)合作的問題。《“十二五”規劃綱要》強調“深化內地與港澳經濟合作”，還明確表示“支持澳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加快發展休閒旅遊、會展商務、中醫藥、教育服務、文化創意等產業”。不難看出，珠海會展業場館和設施的現代化將為兩地會展業的產業升級奠定物質基礎，從而落實國家關於本地區發展方針的戰略思想。 與此同時，粵澳合作也將從中受益，從而進一步促進珠澳、粵澳的協同發展。《珠三角規劃綱要》對粵港澳合作提出了具體要求，規定了“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對接”、“加強產業合作”、“共建優質生活圈”等合作方針。在廣東省與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分別簽署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更明確提出廣東與港、澳要“協同發展”、“融合發展”，其中就包括會展業的合作內容。例如，《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在闡述產業協同發展的第三章中，專門列出第二條詳細闡述兩地會展業的合作方略，提出“採用同期會展、聯合會展、巡迴會展，以及國際性會議結合商業化展覽、國際性展覽配套研討會和專題會等模式，發展國際性專業展覽，打造國際會展品牌”等指導性意見。在珠海缺乏大型現代化綜合會展場館的情況下，澳珠兩地要想在會展活動中開展同期、聯合、巡迴會展或舉辦國際性專業展覽，都會因硬件不配套而無法落實。如今有了珠海國際會展中心這樣的一流場館作為後盾，粵澳、珠澳合作發展會展產業的良好願望便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啟用與澳門會展業的對策 195 當然，事物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珠海會展業的水平提升也有可能對澳門的會展業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如果說一定要找出“弊”的話，那就是導致市場競爭，使澳門的會展業承受一定的壓力。關鍵在於客源。眾所周知，會展業與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密切相關。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狀況下，會展業的客源是相對穩定的。例如，2011 年以來的三年間，澳門全區每年舉辦的會展項目總數保持在 1,000 項左右。2011、2012、2013 年分別為 1,045 項、1,022 項和 1,030 項；與會及入場參觀的人數則分別為 116.7 萬、161.3 萬和 203 萬人。一旦鄰區珠海擁有了現代化大型綜合性會展場館，其接待能力每年可達到數十萬人，情況就會發生變化。據報導，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已簽訂展覽項目 13 個，其中包括國際車展、國際遊艇展、國際列印耗材展等在內的大型展覽項目，而意向性展覽還有逾 50 個；另外有意向會議近 100 個，其中不乏多個與會者將達到千人以上的大會。加上其消費成本將會適當地低於澳門(哪怕只是略低)，這樣勢必會分走一部分澳門原有的客源，對澳門會展業造成一定的壓力。 三、澳門會展業的對策 面對着利弊相伴、喜憂參半的形勢，澳門會展業必須採取相應的對策。從宏觀角度和全局範圍來看，應當遵循“合作與競爭相結合”的戰略原則，制定合適的戰術方針。考慮到澳門會展業的實際情況，以下三條值得引起高度重視： 第一，注重管理，軟件取勝。 澳門的會展業要想在與鄰區的競爭中處於不敗境地，必須提高服務質量。一般說來，會展業提供的服務是由硬件和軟件兩部分組成的。澳門會展業的硬件是想當先進的，近年博彩業持續發展，正朝着綜合經營的方向努力。伴隨大型娛樂場的興建，會展演藝場館也不斷增加，有不少場館達到了當今世界的一的水平。如威尼斯人國際會展中心，其中央

適度多元篇 196 展覽大廳共有兩層，每層的展廳面積達到37,000平方米，單層就比30,000平米的珠海國際會展中心中央展廳更大。新濠天地等娛樂場也都附有上規模的會展和演藝場館，具備接待大型國際性會展的基礎條件。因此，澳門會展業在硬件上具備足夠的優勢。 為了在對外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更重要的環節還在於優化軟件，提升會展業的服務水平。具體言之，要強化管理，為客戶提供高質量的服務。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表明，會展業的服務應是全方位的。從過程來看，包括展前服務、展中服務和展後服務。從內容來看，則包括廣告宣傳、信息諮詢、秘書禮儀、設計安裝、運輸倉儲、設備租賃、後勤保障，以及觀光考察、休閒娛樂等許多方面。從經營理念來看，能否貫徹“以人為本，客戶第一”的現代觀念，使消費者真正滿意，這些才是澳門會展業增強競爭力的基礎。 第二，堅持個性，錯位發展。 錯位發展是指相關的合作雙方或多方根據自身的特長與需求，有異避開對方的優勢，選擇有所差異的方向謀求發展。澳門會展業與珠海會展業應當推行錯位發展的戰略方針。《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對兩地會展業的錯位發展已經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探討會展協同發展策略。聯合申辦國際知名展會和綜合展會，從會展規模、類型、目標客戶等方面錯位發展，形成互補的會展集群”；“打造多層次、多領域、優勢互補的粵港澳會展合作平台”。根據珠海目前的狀況，具有優良傳統的“航空航天展”、“國際車展”，反映本地產業優勢的“國際打印耗材展”，體現地區發展方向的“國際遊艇展”等展會，是其會展業的優勢所在，因而澳門會展業應當有所規避。對於澳門而言，本地會展業具有區位優勢、政策優勢、文化優勢和經濟優勢，其特長則在於同旅遊博彩及多元文化領域相關。目前已成為知名品牌的重要展會包括“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與展覽”、“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博覽會”、“中西文化交流年會”、“國際博彩設備展”、“國際酒店設備與用品展”等項目。只要明瞭並堅持自身特色，有意識地與鄰區、特別是珠海錯位發展，就能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啟用與澳門會展業的對策 197 第三，關注會議，打造品牌。 雖然人們習慣於將“會展業”作為一個整體加以使用，其實是可以並且應當細分為“會議業”和“展覽業”兩個次一級概念來討論的。會議業是指以規模化、集中化、現代化的手段運作會議及相關活動的行業；而展覽業則是通過舉辦公開展示活動推動經濟貿易發展的行業。儘管關係密切，兩者的外延和內涵均有所差別。在人們的認識中，展覽業似乎比會議業的經濟效益更好。在實際操作中，會議業往往不如展覽業更受重視。這一情況在澳門同樣比較突出。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統計月刊》公佈的數據，2013 年間，澳門全年舉辦會議的與會總人數為 14.1 萬人，而參觀展覽的總人數則達到 189.3 萬人，後者是前者的 13.4 倍；參加會議者平均在澳門逗留時間為 1.9 日，而參觀展覽者在澳門停留時間則增加到 3.2 日。足見會議業遠不如展覽業發達。根據 23份受訪的展覽主辦機構提供的資料，2013 年第四季度的展覽吸引了1,941 位參展商及 61,794 名專業觀眾，主辦機構收入為 1.16 億元(澳門元，下同)，支出卻達到 1.98 億元，是虧本的。因此，會展業僅僅靠自身的活動，經濟效益十分有限。關鍵在於吸引客源，產生連帶效應，為餐飲、住宿、商品銷售等產業帶來商機。會議比展覽相對靈活，發展潛力也更大。澳門如能大力扶持會議業，培育類似 MIF、中葡論壇、閩南文化節、中國文化產業品牌發佈會等高端會議，以及開發與博彩、旅遊休閒、多元文化等有關的特色展覽，相信一定能借珠海國際會展中心落成啟用的東風，從容應對，因勢利導，保持會展業穩定發展的良好勢頭。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4 年第 12 期)

198 國家創新驅動戰略指導下的文化創意產業開發 自 2012 年 11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來，創新驅動已經成為國家的重要戰略方針和各級政府施政的指導思想。國家創新驅動戰略也為各行各業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文化創意產業同樣不能例外。為了貫徹落實這一國家戰略，有必要在回顧創新驅動理念來龍去脈的基礎上，探索深入開發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方針政策。 一、創新驅動國家戰略的形成 (一) 創新理論的興起與發展 創新驅動的核心概念是“創新”。探究創新理論的興起與發展歷程，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以前： 1. 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是創新理論的起源 1911 年，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出版其代表著《經濟發展理論》，首次提出“創新”的概念並闡釋了創新理論的基本框架。次年此書被譯成英文，在更大的範圍內得到推廣。 熊彼特認為，“所謂創新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要把一種從來沒有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以實現對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

國家創新驅動戰略指導下的文化創意產業開發 199 的‘新組合’；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就是這種不斷創新的結果”；概言之，“‘創新’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動力，沒有‘創新’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1 由於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強調“不斷從內部更新經濟結構”，進行“創造性的破壞”，因此較好地把握了經濟發展的本質，自提出以後便受到廣泛的關注與重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 新熊彼特主義經濟學家對創新理論的發展 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以微電子技術為先導的高科技革命逐漸興起，科技創新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傳統的創新理論受到檢驗，得到補充而漸臻完善。一些經濟學家發展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被稱為新熊彼特主義學派。 新熊彼特主義主要有兩個學派。一派是以德國經濟學家門施為代表的週期理論學派，另一派是以英國經濟學家弗里曼為代表的技術政策創新學派。2 前者認為，“經濟衰退和大危機刺激了技術創新，它是技術創新高潮出現的主要動力；危機會迫使企業尋求新技術，而大批技術創新的出現則成為經濟發展浪潮的基礎”；後者在把技術創新看作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的同時，更強調技術創新對勞工就業的影響，強調科學技術政策對技術創新的刺激作用，進而“提出了政府的科學技術政策對技術創新起到重要作用的理論體系”。3 總之，新熊彼特主義在熊彼特創新理論強調變革、強調企業家管理職能的基礎上，又突出了技術和政策體制在創新中的重要作用。 3. 吉爾福特、奧斯本創造力開發理論對創新理論的補充完善 同樣是從 20 世紀中期開始，有一些學者從人的因素着手，探索創新的動力機制。著名心理學家吉爾福特(J. P. Guilford)1950 年在美國心理學會年會上就任會長時，發表了題為《創造力》的演講，被“視為創造力研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4 創造學和“頭腦風暴法”的創始人阿歷克斯‧奧斯本(Alex Osborn)於 1954 年組建“創造教育基金會”，旨在

適度多元篇 200 “培養人們的創造、革新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其總體目標是在全世界範圍內釋放人類的潛能，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他(她)所服務的團體和社會中更富有創造性、的工作更有成效的成員”。5 正是由於吉爾福特、奧斯本及一大批學者和企業家熱心宣導創造教育，積極推廣創造力開發，使創新理論的發展與創新驅動的實施獲得了不竭的動力而長盛不衰，逐漸形成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 (二) 我國創新驅動戰略的形成 我國內地自文化大革命結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破舊立新的意識逐漸佔據主流，創造與創新的社會風氣也日漸強盛。創新經濟理論和創造技法，創造學和創造教育學等新理論、新方法陸續被引進，很快得到推廣與普及。近年來，最高領導層順應時代潮流，又適時地提出了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戰略。 1. 中共十八大首倡“創新驅動”戰略 我國內地關於“創新驅動”的正式提法，首見於 2012 年。在當年11 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在報告中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域的核心位置”。6 這是創新驅動首次見諸權威性的官方文件。 2. 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作出創新驅動戰略部署 2013 年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第九次集體學習，此次學習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主題，還特意將“課堂”搬到了中國第一個高技術園區中關村。學習中達成共識：物質資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卻會越用越多。要推動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必須及早轉入創新驅動的發展軌道，釋放科技創新潛力，充分發揮科技進步和創新的作用。同時也認識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最為緊迫的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縛創新驅動發展的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7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國家創新驅動戰略指導下的文化創意產業開發 201 平主持學習時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決定着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進而號召“全黨全社會都要充分認識科技創新的巨大作用，敏銳把握世界科技創新發展趨勢，緊緊抓住和用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把創新驅動發展作為面向未來的一項重大戰略實施好”。8 3. 政府工作報告落實創新驅動舉措 在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作出戰略決策之後，國務院積極組織落實。在近兩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都強調了這個問題。2014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彙報了過去一年落實這一戰略的進展：“推進創新驅動發展。全社會研發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 2%。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知識、技術創新等工程。超級計算、智慧型機器人、超級雜交稻等一批關鍵技術實現重大突破。”2015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則着重指出：“當前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減弱，必須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而且提出了“以體制創新推動科技創新”、“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提高創新效率重在優化科技資源配置”等重要舉措。 總之，創新驅動已經成為國家主體的重要戰略方針，不僅將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主導全國的經濟發展，而且也將對各地區、各行業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內涵 中共中央提出國家創新驅動戰略之後，在國內引起高度重視，人們迫切希望深入瞭解這一戰略的核心內容。習近平在 2013 年 9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從兩個方面切入強調了創新驅動的必要性。一是從全球範圍看，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一些重要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已經呈現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帶動了關鍵技術交叉融合、群體躍進。即將出現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為我們實

適度多元篇 202 施創新驅動戰略提供了難得的重大機遇。二是從國內看，創新驅動是形勢所迫。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位，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科技實力邁上了一個新的大台階。同時，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人口、資源、環境壓力越來越大。所以，“必須及早轉入創新驅動的發展軌道，把科技創新潛力更好地釋放出來，充分發揮科技進步和創新的作用”。9 習近平還概括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為一項系統工程的內涵，進而提出在五個方面“着力”的基本任務：“一是着力推動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創新資源的力量，讓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二是着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努力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三是着力完善人才發展機制，打通人才流動、使用、發揮作用中的體制機制障礙，最大限度支持和幫助科技人員創新創業”；“四是着力營造良好政策環境，引導企業和社會增加研發投入，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完善推動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政策”；“五是着力擴大科技開放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在更高起點上推進自主創新”。10 上述五個“着力”不僅是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針，而且也將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趨勢產生深刻的指導作用。 三、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努力方向 (一)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態勢 我國從上世紀末開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雖然比一些國家略晚，但以 1998 年在文化部設立文化產業司為標誌，政府正式將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管理提上議事日程。2009 年國務院發佈《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將文化產業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2010 年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把文化產業發展成支柱產業，這一戰略思想隨後在國家《“十二五”

國家創新驅動戰略指導下的文化創意產業開發 203 規劃綱要》中得到落實。近 20 年來，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已經取得長足的發展。 2004 年時，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值約佔 GDP 比重的 2.15%。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較新資料，2013 年全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已達到人民幣21,351 億元，佔 GDP 比重 3.63%。截至 2014 年底，全國共有文化產業範疇的企業 91.8 萬家，從業人員達 1,760 萬人，資產總額已經超過人民幣 10 萬億元。11 在一些比較先進的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勢頭更好。例如，北京市 2014 年文化創意產業實現增加值約為人民幣 2,794.3 億元，佔 GDP比重已達到 13.1%，創歷史新高。文化產業及相關企業的戶數達到 17.1萬戶，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人員也增至 109.7 萬人。12 再如杭州。2014 年間杭州的文化創意產業再次取得驕人的成績。請看相關資料：“1,607.27億元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GDP 佔比 17.4%；4,347.56 億元規模以上文創企業單位資產總額；2,842.07 億元規模以上文創企業主營業務收入，587.32 億元利潤總額；33.68 萬從業人員；規模以上文創企業 3,183 家，其中民營企業 3,023 家； 5 家國家動畫產業(教育)基地，8 家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24 家市級園區，33 家市級文創樓宇……”。13 難怪在台灣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發佈的《2013 兩岸城市文化創意產業競爭力調查報告》中，杭州“在兩岸 42 個城市文化創意產業競爭力排行中位列第 4，在大陸 35 個城市中位列第 3”。14 種種跡象表明，文化創意產業在我國已經形成燎原之勢，並且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然而，作為一個新興產業，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不少，存在問題也在所難免。例如，有學者曾總結了當前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五大症狀，分別是：“出現一哄而上，泡沫式發展的問題”；“對創意產業的認識比較混亂”；“文化產業分類、標準、指數滯後並無統一標準”；“文化產業的企業發展、市場運營方式存有缺陷”；“市場化運營的自覺意識談薄”。15 還有學者指出了其他方面的一些問題，如“文化產業管理體制必須調整”；“發展文化產業過程中對文化造成破壞”；“市場驅動不夠，要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等等。16

適度多元篇 204 出於正反兩方面的考慮，我國文化創意產業今後的發展方針應當調整到創新驅動的正確軌道上來。 (二)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創新驅動方針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今後的發展方針應當同國家創新驅動戰略接軌，參照“五個着力”的基本任務，注重社會創新、自主創新、人才創新、政策創新與合作創新等五個重要環節。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范周教授用四個關鍵字總結了“中國文創的杭州模式”，即“政府主導力、文化金融驅動力、集聚驅動力和人才驅動力”17，這是從實踐經驗的角度印證了我國文化創意產業亟待“五大創新”的必要性。 1. 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是指要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壯大打造有利的社會環境。對於文化創意產業而言，社會環境儘管是外因，卻十分重要。因為“文化創意產業位於產業鏈的高端，對傳統產業改造和城市功能的轉換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它具有引信效應，能夠通過自身的發展，帶動形成產業鏈，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文化創意產業是根植在一定的產業環境之中的，目前主要存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業環境不明確、產業環境不完善等問題，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18 鑒於此，為文創產業構建有利的社會環境就顯得格外必要。 從性質上看，可以將文創產業的社會環境分成硬體和軟體兩種類型。硬體主要指物質環境，包括建築物與園區、交通設施、能源及資源條件、生活設施等。倘若這些條件比較優越，自然有利於文創產業的發展壯大。然而，更重要的是軟體環境。一般認為，軟體環境指的是人文因素，包括“公民素質、政治制度、社會輿論等等”。19 對於當前的文化創意產業而言，公民素質與社會輿論尤其重要，社會創新應當着重從這兩個方面下功夫。 至於推廣社會創新的具體做法，可以通過宣傳和宣導創新，培養民眾的創新意識，樹立尊重和鼓勵創新的社會風尚；還可以通過推廣創造教育和開展培訓，提高民眾的創新技能，開發民眾的創造力。當越來越

國家創新驅動戰略指導下的文化創意產業開發 205 多的普通民眾逐漸養成樂於創新、敢於創新而又善於創新的習慣的時候，便能逐步形成有利於文化創意產業生存與發展的社會創新大環境。 2. 自主創新 文創企業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單元，也是發展文創產業的基礎。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生存與發展的內因，文創企業的自主創新是文創產業成敗的關鍵。所謂“自主創新”，是“相對於技術引進、模仿而言的一種創造活動，是指通過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獨特的核心技術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新產品的價值的過程”。20 有學者將自主創新定義為“創新主體獨立地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進行的一種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創新”，強調“自主創新的成果，一般體現為新的科學發現以及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技術、產品、品牌等”。21 文創產業的成敗取決於文創企業的盛衰，因此，文創企業努力實現自主創新是我國文創產業興旺發達的必由之路。從管理學的角度來看，自主創新主要包括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技術再創新等類型。對於文化創意企業而言，這三種類型的自主創新都有實用價值。堅持首創，開創前人和他人沒有做過的事業，是最根本的自主創新。近年雲南省保山縣大村村創辦的“文化產業合作社”、遼寧省大連市壹號文化港首創的“文化產業綜合體”、上海易道展示設計集團推出的文創產業領域“易道代建”新模式等，堪稱這方面的典範。利用已有的技術按照新的思路重新整合，也是自主創新的一條有效途徑。安徽蕪湖方特歡樂世界將經典的中國元素同高科技手段有機地結合起來，建設成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文化創意主題公園，並且邁開了走向世界的豪邁腳步，創造了集成創新的文化奇跡。至於引進技術再創新，同樣是自主創新的一條捷徑。天津市科委通過推行科技“小巨人”計畫，重點支援科技型文化企業，鼓勵他們引進和應用更多的新技術，包括 3D 數位內容製作、3D 視頻技術、高真實感三維信息獲取和遠端呈現、人工視聽覺與腦機交互等，加快企業轉型升級和國家動漫產業基地建設，有力地推助了文化創意產業的大發展、大繁榮。先進典型的成功經驗值得認真學習借鑒。

適度多元篇 206 3. 人才創新 人才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主體，無論是開創或經營文化創意企業，還是管理文化創意行業，都需要有一大批優秀的專業人才。由於文創產業是新興產業，往往面臨千變萬化的新形勢，涉及內容豐富的新知識、新方法，也會遇到缺少經驗、缺乏借鑒的新情況、新問題，所以對從業人員的素質和技能也會提出很多新標準、新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創產業需要一大批新型人才投身加盟。“由文創活動的生動性和靈活性所決定，適合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並沒有固定的規格或標準，而應當是個性十分鮮明。概括起來，似乎仍有一些共性值得考慮。比如，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較強的進取心和開拓精神，勇於並善於開展創造性思維，能夠產生較多的創意，以及善於進行產業化運作等等”。22 可見文創產業對人才的需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沒有太多的正規管道能夠培養高品質、高水準的文化創意產業適用人才。我國目前已有超過 180 所高校招收文化產業管理專業的本科生，但這些專業多數是在各校原有的新聞傳播、文學、哲學、歷史等學科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從課程設置來看，往往“更重視管理學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培養，而缺少創意類的課程設置”；“文化產業的高級形態應該是創意產業。沒有創意只有管理，這樣的專業培養不出適應文化產業發展的人才”。23 鑒於此，必須緊緊抓住創新這個關鍵環節，着重培養人才的創造創新能力，滿足文創產業的發展需求。 4. 政策創新 文化創意產業既然是一種產業，其興盛成敗無疑主要決定於市場。但從管理的角度來看，政府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生存與發展具有規範和引導的作用。同許多傳統產業相比較，文創產業是新生事物，發生的新情況、遇到的新問題必定更多，因此尤其需要政府在規範和引導的同時，營造更寬鬆的政策環境，給予更有力的支持。2014 年 7 月 31 日文化部批復設立“國家文化產業創新實驗區”，不久後在北京啟動建設。這是全國首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國家級文化產業創新實驗區，被視為以文化產業改革探索、文化經濟政策先行和產業融合發展為示範的試驗田。中

國家創新驅動戰略指導下的文化創意產業開發 207 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范周教授在接受《新華訪談》時指出：“2014 年是國家提出“文化產業政策”概念以來，政策出台密度最高的一年。從《國務院關於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算起，國家先後在產業融合、文化金融、文化貿易等各領域頒佈了 10 個政策。如何將這些已有政策落地、抓緊並實現政策紅利是實驗區首要解決的問題。實驗區發展的重點和核心，不在於某一具體的產業，而在於政策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24 有關文創產業的政策創新不僅應具有理論上的開拓意義，而且應當具有實踐中的推廣價值。正如范周教授所指出的，文化產業創新實驗區在政策和體制創新方面首先要敢為人先，其次要應為人先。“作為目前唯一的國家級的文化產業創新實驗區，它在政策實施和落地的過程中，應承擔尋找政策落地突破口的責任”；與此同時，“一方面要先試先行，探索政策落地實施細則；另一方面也要嘗試將其他地區和行業可複製、可借鑒的政策和經驗進行移植與當地語系化的改造。”25 5. 合作創新 由文化創意產業的綜合性所決定，發展這一產業切忌閉門造車，而應當堅持開放，廣泛合作。一方面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強化各相關行業與部門的合作；另一方面要學習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經驗，追隨世界潮流的大趨勢激流勇進。概言之，就是要深入開展內外兩方面的合作，強化合作創新。 從行業關係來看，金融業與文化產業的合作是一個成功的例子。為了給文創產業的發展注入經濟動力，調動金融業的積極性至關重要。2009 年開始，文化部啟動促進文化企業與金融體系(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對接的“部行(政府與銀行)合作機制”。次年 5 月，“文化部文化產業投融資公共服務平台”正式上線運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北京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先後加入了公共服務平台，成為部行合作機制的成員。有些地方還有新的進展，如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與交通銀行在 2014 年 8 月正式揭牌成立交通銀行安徽文化銀行，為金融文化對接與合作新模式、新途

適度多元篇 208 徑作出了有效的嘗試。近期還有地方已開始探索互聯網金融與文化產業的合作模式等等。總之，以金融業和文創產業有效合作為標誌的合作創新已經取得顯著成效，推動了我國文創產業的發展機制逐步向創新驅動轉移。 從地域關係來看，不僅國內(境內)各地區之間應當加強文創產業的合作，內地同境外(港、澳、台)、國外也有必要、有可能開展文化創意領域的交流合作。近年來，閩台、粵港、粵澳、粵港澳等區域性的文創產業合作卓有成效。2015 年 6 月舉行的“粵澳合作聯席會議”表示，重點推進五個方面的合作，包括“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和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創新合作模式，最大限度地推動兩地之間要素順暢流動”；“深入推進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深化落實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為今年底內地與澳門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提供示範和借鑒”，等等26，表明包括文創產業在內的產業融合即將在內地和特區之間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中國同世界各國的文創交流合作也越來越興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許多地方逐年舉辦的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規模日益擴大，參展的國家和地區日益增多，成交量也逐屆上升。2015 年 5 月 25 日，由中國對外友好協會成立的第一家中德藝術交流平台“中德藝術交流創作基地”、陝西榆林金沙文化有限公司和德國梅克倫堡文化協會聯合開發的“中外文化西部產業創意園”正式簽約。這一園區“佔地 500 畝，總投資 8 個多億”27，展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類似的案例會越來越多，預計還將出現許多新的突破。 總之，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正處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倘能以上述“五大創新”為突破口，堅持改革與發展，一定能在創新驅動的國家戰略指引下邁上新的台階，為祖國的經濟建設與社會進步發揮應有的作用。 (原載於范周主編《創新 創意 創業》， 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6 年)

國家創新驅動戰略指導下的文化創意產業開發 209 註釋： 1 “熊彼特創新理論”，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2 胡代光、厲以寧：《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 1頁。 3 賈理群、劉旭、汪應洛：《新熊彼特主義學派關於技術經濟創新理論的研究進展》，載於《中國科技論壇》，1995年第 5期。 4 段培京：《吉爾福特論創造力》，載於《心理發展與教育》，1986 年第 2期。 5 李嘉曾：《創造學與創造力開發訓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頁。 6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於中國網：http://news.china.com.cn/politics/2012-11/20/content_27165856.htm。 7 《習近平主持 22次政治局集體學習全紀錄》，載於騰訊新聞：http://news.qq. com/a/20150503/010322_all.htm。 8 《政治局集體學習一覽》，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13-10/01/c_117582862.htm。 9 《習近平：實施創新驅動不能等待觀望懈怠》，載於新華網：http://news. 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01/c_117582862.htm。 10 同上註。 11 引自郭萬超：《當前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現狀和問題》，載於宣講家網：http://www.71.cn/2015/0812。 12 同上註。 13 范周：《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杭州模式”》，載於中國經濟網：http://www.ce.cn/culture/gd/201503/17/t20150317_4843997.shtml。 14 同上註。 15 金元浦：《把脈文化創意產業的五大症狀》，載於中國經濟網：http://www.ce. cn/culture/gd/201207/06/t20120706_23467498.shtml。

適度多元篇 210 16 同註 11。 17 同上注。 18 范明輝：《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業環境研究》，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碩士學位論文，載於萬方資料：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 Y1482661。 19 “軟體環境”，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 20 “自主創新”，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21 劉先明：《自主創新與管理創新》，載於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 22 李嘉曾：《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必要準備》，載於《澳門月刊》，2010 年10 月號。 23 范玉吉：《文化產業人才培養應“管理”與“創意並重”》，載於《中國文化報》，2015 年 5月 9日，第 3版。 24 范周：《首個國家文化產業創新實驗區如何承載文化產業政策紅利？》，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30/c_1114198920.htm。 25 同上註。 26 《2015 年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在江門舉行》，載於廣東省人民政府官網：http://www.gd.gov.cn/govpub/zwdt/gzhy/zxgzhy/201506/t20150629_215022.htm。 27 《園區聚焦：中外文化西部產業創意園落戶陝西》，載於《西安晚報》，2015年 5月 26日，第 1版。

211 創建澳門文創產業綜合服務平台的構想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正在面臨有利的發展機遇。2014 年 8 月，特區政府新設立的文化產業基金正式開始接受社會申請，消息傳來，文創界人士無不歡欣鼓舞，對政府大力扶持這一新興產業的決策和措施交口稱讚。 澳門的文化產業基金是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26/2013 號行政法規設立的，為一行政、財政及財產自治的公法人，接受社會文化司司長監督。該基金的宗旨是運用其資源支持發展特區文化產業項目，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擬資助有助於促進文化產業孵化、產業化或規模化的項目，包括具有鮮明本土特色、且具發展潛力的項目；推動文化創意商品的研發、設計、生產、營銷和推廣的項目；有助促進知識產權登記的項目等。 根據第 73/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文化產業基金資助批給規章》的規定，澳門文化產業基金向符合其宗旨的商業項目提供資金扶持，且以創意設計、文化展演、藝術收藏、數碼媒體四大領域為重點扶持領域。在該規章的無償資助重點考慮方向中，又將“建設、運營及發展文創產業服務平台”列為首選。根據上述有關精神，結合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現狀，筆者提出創建澳門文創產業綜合服務平台的構想，希望與有興趣的朋友交流探討，逐步達成共識，切切實實為本澳文創產業的發展壯大做一點好事。

適度多元篇 212 一、澳門文創產業亟需綜合服務平台 眾所周知，文化創意產業是前無古人的新興事物。儘管它自身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但在作為萌芽破土而出的時候，仍然不可缺少必要的呵護與扶持。內地和世界上許多文創產業比較成功的地區，無一不是在構建文創產業服務平台上下足了功夫。上海和北京都是這方面的典範。 在《上海文化創意產業“十二五”規劃》中，要求市文創辦建立“上海市文化創意產業公共信息服務平台”，這一文創產業公共信息服務平台下設四個子平台和三個俱樂部，包括：文化創意產業公共信息發佈平台(東方文創網)、文化產業園區資料服務平台、數碼出版公共信息服務平台、藝術展公共信息服務平台，以及文化產業園區俱樂部、文創產業媒體俱樂部和文創產業智庫俱樂部。這些平台以信息服務為核心，涵蓋金融、科技、人才等領域，能提供信息公開、信息傳播、政策解讀、智庫諮詢、資料統計、輿情內參、集成導航、項目對接、培訓交流等九大應用服務，還能提供文化場館預約、藝術公共教育等特色服務，所以深受文創企業的歡迎。 除了政府部門積極創建文創產業公共服務平台，也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這樣做。上海市經委和社團局批准成立的民辦非企業單位“上海創意產業中心”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這一中心共創建了六大文創產業公共服務平台，分別是以中國設計網為主體的“文創產業信息互動平台”，以淮海中路香港新世界大廈“創意之窗”為窗口的“文創產業展示交易平台”，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密切聯繫的“國際交流平台”，與復旦、同濟，上海交大等著名高校合辦的“文創產業教育培訓平台”，以上海創意產業中心網站為載體的“宣傳推廣平台”，以及上海創意產業投資有限公司提供服務的“投資諮詢平台”。這些公共服務平台有效地促進了上海文創產業的發展。 北京也有類似的成功與經驗。2011 年，賽迪集團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指導下，將原有的“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決策支撐與公共服務平台”改建為“中國文化創意產業公共服務平台”。該平台在開展市場調研分析

創建澳門文創產業綜合服務平台的構想 213 和方案設計的基礎上，結合互聯網技術、無線網絡技術，緊跟當代信息產業的發展趨勢，為文化創意企業提供決策支撐、文化創意培訓、文化創意諮詢、文化創意成果分享與交易、文化創意產業成果推廣等眾多領域的服務，有力地推動了文化創意產業鏈的整合與共同發展。 澳門特區政府近年來開始重視文創產業服務平台的建設，文化局等職能部門也做了不少工作。例如，文化局設立了“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負責協助制定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策略，扶持和培養本地文創人才，宣傳推廣本地文化創意品牌，建立有利於文創產業的營商環境等。還開設了“澳門文創網”，設計了“澳門文創地圖”，致力於收集並發佈本地文創產業的基礎數據與有關信息。應當說，這些服務確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然而，與一些先進地區的經驗相比，澳門在不少方面還比較欠缺。從總體上看，澳門已有的對文創產業的服務內容不全面，發展不平衡，缺乏健全的、系統的文創產業公共服務平台。 由此可見，澳門創建文創產業綜合服務平台勢在必行。 二、澳門文創綜合服務平台基本構想 借鑒國內外文創產業服務平台的經驗，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特提出澳門文創產業綜合服務平台的基本構想如下： (一) 總體目標 在特區政府支持下，把握新興產業發展和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機遇，發揮澳門獨有的資源優勢，創建“文化創意產業綜合服務平台”，為澳門文化創意領域中小企業和專業人士提供信息諮詢、品牌建設、成果孵化、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公共服務；有效地助推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及相關新興產業健康快速地發展，為經濟適度多元化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作出實際貢獻。

適度多元篇 214 (二) 基本框架 本平台由四大板塊組成，分別為“信息諮詢”、“品牌建設”、“產品孵化”、“人才培育”。 “信息諮詢”是指為本澳文創企業和有關人士提供信息資料，接受諮詢等領域的服務。主要內容有創辦《澳門文創產業報》，建立《澳門文創產業數據庫》。《澳門文創產業報》將提供國內外最新文創信息，介紹文創產業發展動態，傳播文創領域新知識、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宣傳推廣文創產業新成果與新經驗，提供交流互動的平台，引導本澳文創產業健康發展。《澳門文創產業數據庫》將彙集澳門及國內外與文創產業有關的資料、信息、數據和文獻，供文創領域的中小企業和從業者查詢使用、研究探索與學習借鑒。與此同時，通過上述報紙和數據庫等網絡平台，面向社會，為文創企業與市民提供文化創意產業及相關領域的諮詢服務，扶持文創產業迅速成長。 “品牌建設”是指打造和扶持本土文化創意品牌，推進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品牌建設。可以聯合國內權威的文化品牌研究評估機構(如中南大學文化產業品牌研究中心)，主辦“中國和澳門文化品牌年度評選活動”“中國文化品牌發展報告”、“澳門文化品牌發展報告”、“中國文化品牌年度高峰論壇”、“中國文化品牌年度排行榜”、“澳門文化品牌發展紀實”等系列活動。這樣做一方面可以推動澳門本地的文創產業與國際接軌，走品牌化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可擴大澳門在文創領域的影響和知名度，有效提升澳門文創領產業的整體水平。 “產品孵化”是指促進創意設計向成果轉化、成果向產品轉化，推進文化創意的產業化程度。具體做法是成立“澳門文化創意產業中心”，在該中心的框架內設立文化創意產品研發中心、文創大師工作室等機構。每年舉辦各類創新設計成果展示、評選系列活動，舉辦不同主題的創意設計邀請賽及會展活動。在活動中選拔條件較好、具有開發前景的成果，促使其逐步完善，通過產、學、研相結合的途徑實現產業化。 “人才培育”是指為文創產業的實施和發展培養多種類型與規格的人才。具體做法是舉辦文創人才培訓課程、工作坊、大師講座、考察

創建澳門文創產業綜合服務平台的構想 215 交流，為人才培育提供全面支援。文創人才培訓課程的主要內容包括創造性思維、創新技法、文創產品開發、文創項目設計、文創產業經營管理等方面。工作坊可以通過頭腦風暴法和現場交流互動，促使創造性設想逐步豐富完善，經過孵化成長為可開發的項目。大師講座可邀請國際知名的文創領域專家，面對面地傳授先進理念與成功經驗。考察交流是指組織本澳文創界人士赴內地與海外文創產業先進地區參觀訪問，學習借鑒同行的先進經驗，為本澳文創產業的發展服務。 (三) 運作策略 澳門文創產業綜合服務平台的運作要奉行四個“相結合”的策略，即“服務與引導相結合”、“硬件與軟件相結合”、“立足本土與接軌國際相結合”、“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結合”。 “服務與引導相結合”是工作方針：要在為中小文創企業提供服務、盡力滿足其需要的前提下，借鑒國際文創領域的新動態、新經驗，引導澳門文創界人士不滿足於現狀，而是努力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創建高水平的業績。 “硬件與軟件相結合”是服務觀念：要在向中小企業和文創領域提供技術服務、促進產品開發的同時，注重觀念轉變、思維更新，促進本澳文創產業經營模式的改革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立足本土與接軌國際相結合”是目標指向：要在做好澳門本地文創產業服務工作的基礎上，為他們提供與時俱進的諮詢，引導本土文創界人士依託祖國、放眼世界、接軌國際，在緊跟時代步伐的過程中創建堪稱世界一流的文創產品和文創產業。 “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結合”是預期效果：要以公益性諮詢服務為切入點，以追求社會效益為基本出發點，在獲得良好社會效益的基礎上，逐步改善經濟狀況，體現產業優勢，獲取越來越明顯的經濟效益。要爭取在三至五年時間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全面豐收，將本平台建設成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張新名片，在國內外同行業中產生較大的信譽度和影響力。

適度多元篇 216 三、預期效益 本平台建立並實施後，經過一段時間的堅持努力，有望在以下三個方面體現良好的社會效益。 提高澳門中小型文創企業的整體實力：通過宣傳報導，引導澳門中小型文創企業學習借鑒先進經驗，達到更快成長的目的；通過諮詢服務，幫助中小企業排憂解難，實現跨越式發展；通過以點帶面，推動澳門中小型文創企業優化素質而提高整體實力。 提升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綜合水平：通過成果培育和人才培養，帶動文化創意這一新興產業在特區蓬勃發展；在幫助中小型文創企業優化素質、提高實力的基礎上，促進企業間的交流合作，推動集成整合，有效提升全特區文化創意產業的綜合水平。 增強澳門在國際文創領域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通過成果展示、對外宣傳和交流合作，擴大澳門文創產業在海峽兩岸四地與國際舞台的知名度；通過權威性的文創品牌發佈、高層次文創論壇和國際性文創活動的舉辦，增強澳門在文化創意產業領域的話語權，提升澳門在國際文創舞台的影響力。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4 年第 9 期，與徐凌志合著)

217 電商與傳統商務結合促進澳門文創產業騰飛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澳門特區回歸 15 週年的慶祝大會上，對澳門的未來發展提出了四點希望，其中第二點便是“繼續統籌謀劃，積極推動澳門走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道路”。近年來，特區政府也一直在帶領全區民眾朝着經濟適度多元化方向努力，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便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為了探索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有效途徑，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據澳門媒體 2015 年 2 月初報導，81 號一人有限公司以超過 1 億澳門元的巨資收購關前街附近共 12 個鋪位，打造文創產品為主的商業區域。主要經營非洲、葡萄牙、意大利、北京等地的文創藝術品，並有法式、土生葡人、本地中小企特色餐飲，加上本地時裝品牌，呈現年輕、時尚的風格，期望仿效倫敦著名市集的舊區改造模式，銳意創建文創藝術區域。該項目負責人表示，這是一個長遠投資計劃，相信回報期在五年後。對於這一頗有眼光、勇氣和魄力的舉動，我們衷心預祝早日獲得成功。 以實體店為載體的傳統商務模式經歷了數千年漫長歷史歲月的發展，在人類社會發揮着重要作用，也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份。然而，隨着當代經濟水平的提升、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特別是社會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一種嶄新的商活動模式──電子商務，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展壯大。大力扶持電子商務，將電子商務同傳統商務模式有機地結合起來，是促進澳門文化創意產業騰飛的必由之路。

適度多元篇 218 一、電子商務勢不可擋 為了理解電子商務對澳門文創產業騰飛，乃至經濟適度多元的重要意義，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電子商務的來龍去脈。 電子商務是指利用計算機領域中信息傳輸、接收、共用的虛擬平台──網絡，以電子方式進行交易和提供相關服務的活動。當今時代開展電子商務憑藉的網絡主要有互聯網(Internet)、企業內部網(Intranet)和增值網(VAN，Value Added Network)。具體言之，電子商務是借助互聯網及各種電子工具(包括電報、電話、廣播、電視、傳真、電腦網絡、移動通信等)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商務貿易活動。電子商務平台則是在Internet 網上進行商務活動的虛擬網絡空間和保障商務順利運營的管理環境，是協調、整合信息流、物質流、資金流，進而促使它們有序、關聯、高效流動的重要場所。有時可以簡稱為電商。 通俗地說，電子商務是利用電腦技術、網絡技術和遠程通信技術，實現電子化、數字化和網絡化的商務過程。最早的電子商務於 20 世紀末在美國起源。1996 年 IBM 公司率先提出電子商業(E-Commerce)的概念，一年之後，該公司又提出了電子商務(E-Business)的概念並付諸實施。之後許多大公司紛紛響應和仿效，使之很快在全球範圍得到推廣。 中國的電子商務在 1998 年萌芽，那年的 3 月間，國內第一筆互聯網網上交易成功實現，標誌着電子商務在我國正式誕生，此後便以驚人的速度迅猛發展。2010 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交易額已達 4.5 萬億元，同比增長 22%。2011 年我國電子商務交易總額再創新高，達到 5.88 萬億元，其中中小企業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 3.21 萬億元。截至 2013 年底，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達到 10.2 萬億元，同比增長 29.9%；網絡零售市場交易規模達 18851 億元，同比增長 42.8%。據 2013 年 12 月底的統計資料，全國電子商務服務企業直接從業人員超過 235 萬人；由電子商務間接帶動的就業人數已超過 1,680 萬人。

電商與傳統商務結合促進澳門文創產業騰飛 219 如今，大到總金額數億元的政府採購項目，小到個人花幾元錢網購一本書、一件日用品，無數事實表明，電子商務正在悄悄地，卻又勢不可擋地進入我們的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 二、電子商務生動靈活 只要仔細留意一下自己的身邊就會發現，電子商務幾乎無所不能。主要是因為在問世以來短短的十多年時間中，電子商務已經取得長足發展，派生出許多生動靈活的不同模式。 首先是 B2B 模式。B2B 是英文詞組 Business to Business 的縮寫，因讀音相同，為了簡便，英語國家喜歡用“2”來替代“to”，這一習俗便自然而然地移植到以快捷便利為特色的電子商務領域。所谓 B2B 模式，是指企業對企業的電子商務，即企業與企業之間通過互聯網進行產品、服務及信息的交換。亦即進行電子商務交易的供需雙方都是商家(或企業、公司)，他們使用 Internet 的技術或各種商務網络平台，完成商務交易的過程。這些過程包括發佈供求信息，訂貨及確認訂貨，支付過程，票據的簽發、傳送和接收，確定配送方案並監控配送過程等。此外，還有多種電商模式，包括企業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B2C)，企業對政府的電子商務(B2G)，消費者對政府的電子商務(C2G)，消費者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C2C)，企業、消費者、代理商三者相互轉化的電子商務(ABC)，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商務模式(C2B2S)，以供需方為目標的電子商務模式(P2D)等等。近年又發展出 O2O(online to offline)商務模式，是指將線下的商務機會與互聯網結合，使互聯網成為線下交易的前台。用得比較多的方式是購買者收到一條包含二維碼的彩信，憑藉這條短彩信，到服務網點經專業設備驗證通過後，即可享受對應的服務。這一模式很好地解決了線上到線下的驗證問題，安全可靠，而且便於後台統計，使消費者和商家雙方受益。

適度多元篇 220 生動靈活的電子商務模式已經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正在悄悄地改變着人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網購已經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在澳門也不例外。澳門文創產品的銷售、文創產業的開發，也都必須與時俱進,努力探索電子商務與傳統商務相結合的有效途徑。 三、澳門發展電子商務正當其時 澳門在建設文創產業產品銷售平台方面已經開展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區政府文化局、民政總署等職能部門結合本職工作搭建了一些文創產品銷售平台，包括實體平台和網絡平台兩種形式。 實體平台的代表是鄭家大屋文物諮詢暨禮品店、黃屋仔展銷點和藝墟。鄭家大屋文物諮詢暨禮品店是文化局在世界遺產景點鄭家大屋設立的實體型文創產品銷售機構，每年通過文創資料庫徵集的方式，甄選文創單位進駐銷售產品，主要包括設計產品、動漫產品、視聽製品及出版物等。遴選的標準則為產品原創性、產業市場潛力、品牌形象、持續發展及研發能力等。2014 年有澳門佳作有限公司、南薰樓工藝社、澳門天地陶藝學會、澳門文物大使協會等 19 個單位進駐鄭家大屋禮品店或在此寄售產品。 黃屋仔展銷點是位於大三巴牌坊腳下的旅遊文化活動中心 B1 層的文創產品展示銷售點，以“澳門創意館”命名，屬於旅遊局管轄。該中心所在大樓為一棟外牆為奶黃色的歐式洋樓，故俗稱“黃屋仔”。黃屋仔是佳景集團的產業，政府為促進文創產業發展，由旅遊局租用開辟為文創產品展銷平台。2012 年開館以後，受到旅客歡迎，據有關參展廠商介紹，進館參觀的遊客中約有四成會購買其中的文創產品。然而，由於“租金上升”，“基於商業考慮，最後政府決定把黃屋仔交還集團”。該展銷點已於 2014 年 1 月撤銷。

電商與傳統商務結合促進澳門文創產業騰飛 221 藝墟是民政總署為文創產業經營者提供的免費展示平台，包括“塔石藝墟”和“十月初五藝墟”兩種主要形式。塔石藝墟從 2008 年 7 月開始舉辦，每年 5 月與 11 月舉辦兩次，以公開徵集的形式，吸納本澳和少量外地藝術愛好者展示創意成果，擺攤位出售。另外，從 2013 年開始，民政總署在塔石藝墟舉辦月份(5 月和 11 月)以外的每個月，於康公廟前地(十月初五街)舉辦十月初五藝墟，引進本澳和香港的文創產業經營者展示銷售文創產品。 除了政府部門設立的上述文創產品銷售平台外，澳門還有一些企業自己開設產品展銷機構，如澳門佳作、文化會館、貓空間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至於網絡(虛擬)平台，澳門目前尚無政府設立的、專門用於文創產品銷售的網絡平台。不過特區政府文化局建立的“文化創意產業資料庫”和“澳門文創網”可以間接地發揮文創產品展銷功能。資料庫的徵集對象包括文創業界的公司機構、廠商、有關單位、文創工作者等，為他們提供發展文創產業的協助，同時可以借助澳門文創網對機構與產品進行宣傳。从民间的情况来看，也有一些文創企業建立了自己的網站，能向公眾提供文創產品網上展銷平台。 縱觀澳門文化創意產品的銷售狀況，不難看出已有的文創產品銷售平台具有一些可取的特點。主要表現為政府比較重視，職能部門願意為本地文創產品銷售多做實事、多做好事；與此同時，社會積極性也比較高，一些企業和個人能夠克服困難，努力參與各種活動，為文創產品銷售和文創產業發展多作貢獻。但是，從總體上看，目前澳門的文創產品銷售平台還存在不少不足和缺憾，主要是起步較晚，整體水平不高，而且發展不平衡，存在不少薄弱環節。從管理層面看，政府缺少全面規劃，支持力度不大，措施也不夠得力。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澳門文創產業的迅速發展。 為了揚長避短，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澳門提升文創產品銷售水平、促進文創產業騰飛的正確對策應當是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堅持電子

適度多元篇 222 商務與傳統商務有機結合。當務之急是強化兩類基礎設施建設：一類是展示交易場所，另一類是電信平台。 展示交易場所是供各文創企業和個人陳列展示文創產品、與消費者進行商品交易的集中場所。這類場所應當是實體的、公用的，不是一般的商品交易市場。可以向入駐者收取少量管理費用，但不是場地或攤位的租金，必須低標準、象徵性，以產生鼓勵和引導的作用。特區政府應當總結推廣塔石藝墟的經驗，再物色新的場所，開闢更多的此類展示交易平台，為文創產品的銷售提供有利條件。 電信平台是指電信服務者為用戶提供的標準化、規模化、一站式公開服務系統。此類平台一般具有多種特色與優勢，包括統一的合作入口，標準化開放接口，一號通行(即一個賬號、一個密碼、一次登錄)，數字信息內容豐富，基礎通信服務穩定，還能提供應用推廣渠道與終端合作，具有成熟的計收費渠道等。上述特色與優勢能為文創企業開展電子商務、網上經營銷售產品提供極大的便利。澳門的電信服務具有官辦與民辦相結合的特點，政府有能力、有條件建設面向文創企業和其他產業的電信服務平台。特區政府電信管理局陶永強局長曾通過媒體表示，政府要建立電信平台來推廣文創產品，對於文創產業需要的技術支撐，電信局願意作出支援和配合。倘若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能夠通力合作，搭建有效的網絡服務平台，那麼，澳門文創產品銷售的電子商務一定能迅速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騰飛也一定指日可待。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5 年第 2 期，與徐凌志合著)

223 澳門要趕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 2015 年 10 月 24 日，在來澳門出席“第十二屆華商高峰會”期間，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原部長陳德銘於“2015名人公開講座”主講“青年創業創新”。他在報告中鼓勵澳門青年響應中央政府的號召，積極投入“雙創”的熱潮。那麼，被簡稱為“雙創”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澳門又應當如何應對這一形勢呢？ 一、“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方針的形成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最近一年多以來中央政府發出的號召。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最早在 2014 年 9 月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就提出：“要在 960 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形成‘萬眾創新’、‘人人創新’的新態勢”。此後，他又在赴各地視察的過程中多次強調這一口號。在 2014 年 11 月舉行的“世界互聯網大會”和 2014 年 12 月召開的當年“第 38 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反覆闡釋這一方針，引起了國人的重視。2015 年 2 月 10 日，李克強邀請逾 60 名外國專家舉行座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德‧菲爾普斯十分關注中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他特意提到，“如果大多數中國人，因為從事挑戰性工作和創新事業獲得成就感，而

適度多元篇 224 不是通過消費得到滿足的話，結果一定會非常美好。”這表明中國政府提出的“雙創”主張已經引起國際關注。 在 2015 年 3 月舉行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樣“既可以擴大就業、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於促進社會縱向流動和公平正義”。在論及創業創新文化時，他還強調要“讓人們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更好地實現精神追求和自身價值”。李總理還指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就是要“以簡政放權的改革為市場主體釋放更大空間，讓國人在創造物質財富的過程中同時實現精神追求，這是本屆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 為貫徹《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雙創”精神，2015 年 6 月 11日，國務院以國發[2015]32 號文件的形式印發《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意見》闡述了“雙創”的意義和總體思路，從“創新體制機制，實現創業便利化”；“優化財稅政策，強化創業扶持”；“搞活金融市場，實現便捷融資”；“擴大創業投資，支持創業起步成長”；“發展創業服務，構建創業生態”；“建設創業創新平台，增強支撐作用”；“激發創造活力，發展創新型創業”；“拓展城鄉創業渠道，實現創業帶動就業”；“加強統籌協調，完善協同機制”等 9 個領域、30 個方面規定了 96 條政策措施。 緊接着，為了貫徹落實上述意見，國務院於 2015 年 8 月 15 日同意建立由發展改革委員會牽頭的“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聯席會議工作職責不僅重大，而且相當具體，包括在國務院領導下，統籌協調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相關工作，研究和協調《意見》實施過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加強對《意見》實施工作的指導、監督和評估；加強有關地方、部門和企業之間在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方面的資訊溝通和相互協作，及時向國務院報告有關工作進展情況，研究提出政策措施建議；完成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等。聯席會議的組成單位涵蓋了國務院的許多重要職能部門，包括發展改革委員會、科技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公安部、國土資

澳門要趕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 225 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農業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國資委、稅務總局、工商總局、統計局、知識產權局、法制辦、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國專家局、外匯局、中國科協等部門和單位，由發展改革委主任擔任召集人，聯席會議辦公室即設在發改委，承擔日常工作。 由此可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僅是國務院總理提出的口號，而且已經成為中央政府職能部門的重要工作任務，潮流所至，勢在必行。 二、澳門青年要爭當“創客”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應對世界經濟形勢發展態勢的需要。誠如陳德銘在講座中所指出的，當前世界經濟正處於低迷時代，隨着經濟一體化的加深，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助長了儲蓄的傾向，技術不斷進步促使產品價格下降，而全球高負債狀況也導致了“滾雪球”現象，這些因素均會使全球經濟在較長時間內處於低增長狀態。在這種新常態下，倘若沒有新的技術作為突破，一個地區或一個民族就很難在新的競爭中站立於制高點。因此，中央政府審時度勢，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口號，大力支持全民“雙創”。 青年一代是社會發展的希望。對於青年人來說，響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無論是對社會、對自己，都是一件好事。對社會而言，青年人通過創業創新，為經濟建設做實事，就是在為社會發展進步貢獻力量。對自己而言，在創業創新的過程中不僅能夠增長才幹，優化綜合素質，而且能挖掘潛能，展現才華，更好地實現“精神追求和自身價值”。 對於澳門青年人而言，創業與創新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這是同澳門的社會狀況與經濟形勢密切相關的。陳德銘在講座中認為，澳門的主流產業博彩業正面臨激烈的競爭和嚴峻的挑戰，未來的形勢很可能發生變化。澳門儘管失業率一直處於低位，社會福利也比較好，但若要保障未來幾代人的繁榮生活，產業結構就要變化。誠如陳德銘所指出的：“花

適度多元篇 226 無百日紅”。澳門單一的主流產業一年多來的下滑趨勢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尤其是面臨新加坡等地區的挑戰，新的商業模式會被其他地區分流。而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澳門在創新能力方面的薄弱環節又顯得比較突出。內地對科學技術創新創業支持力度很大，對高新科技的投入款項居於世界前列，專利申請和獲批的數量即將位居世界第一；但澳門在這方面相對落後，相應的數字很小，難以同世界上以及國內許多創新能力較強的城市相提並論。因此，澳門青年一代肩負着改變社會風尚、帶動澳門向創新型社會發展的重要歷史使命。 近幾年來，隨着社會信息化程度的深入發展，新的概念層出不窮。“創新 2.0”和“創客”即為有代表性的新概念。創新 2.0 是針對工業時代的創新 1.0 狀態而言的，是指信息社會、知識時代的創新形態。創新2.0 是以人為出發點、是以人為本、以應用為本的創新。創新 2.0 推動了科技創新主體由“產學研”向“政產學研用”，再向“政用產學研”協同發展的轉變。追根溯源，“創客”一詞來源於英文單詞“Maker”，是指出於興趣與愛好，努力把各種創意轉變為現實的人。創客們作為熱衷於創意、設計、製造的個人設計製造群體，最有意願、活力、熱情和能力在創新 2.0 時代為自己，同時也為全人類去創建更加美好生活的群體。形象地說，創客是一群喜歡或者享受創新的人，他們追求自身創意的實現，至於是否實現商業價值並不是主要目的。而創客空間就是為創客們提供實現創意和交流創意、線下和線上相結合、創新和交友相結合的社區平台。 創客概念最早起源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CBA)發起建立的個人製造實驗室(Fab Lab)。我國內地的創客空間尚處於初創時期，創意來源也主要借鑒國外的開源網站，還沒有形成有顯著特色的、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但創客的發展勢態十分強勁，可謂大勢所趨，不可阻擋。澳門的青年人應當認清形勢，順應潮流，爭當創客，做時代的弄潮兒。

澳門要趕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 227 三、特區政府要推動“雙創” 從內地的情況看，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全民動員的群眾運動，而推動“雙創”則是政府的職責，屬於政府行為。基於這種認識，特區政府應當響應中央政府的號召，向內地許多地方的政府學習，為推動“雙創”恪盡職守，多做實事與好事。 事實上，這兩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總的來看，特區政府致力於幫助本澳青年創業者發揮所長，實踐理想，鼓勵和引導青年創業者把握社會發展帶來的新機遇，在產業多元發展的形勢下，努力開創自己的新天地。 據特區政府教育與青年局局長梁勵介紹，為鼓勵本澳居民創業創新，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各類人才的培養，2014 年已設立由行政長官親自擔任主席的“人才發展委員會”，推出三項人才培養計劃，同時在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和青年工作等領域，積極透過財政投入和制度建設，幫助青年升學、就業和創業。 特區政府已經出台一系列扶持青年創業的政策措施。例如，2013 年在“工商業發展基金”下設立了“青年創業援助計劃”，為青年提供免息貸款，協助他們減輕創業初期的資金壓力。2015 年間政府又建立了“青年創業孵化中心”，通過相關部門向青年創業者提供創業培訓、顧問諮詢、辦公地點、商業配對及市場資訊等一站式支援服務，促進青年創意企業發展壯大。結合粵澳合作與珠澳合作的深入發展，廣東自貿試驗區及橫琴的發展也為青年創業者提供很多機會。橫琴今年專門推出“澳門青年橫琴創業谷”計劃，已有一批有理想有創意的澳門青年攜帶項目入谷追夢，相信能為澳門的旅遊、文創、會展等產業的發展開闢更廣闊的道路。 從更高的層次和更廣的社會覆蓋面來看，僅僅是青年一代投身雙創還遠遠不夠。應當動員廣大市民群眾積極創業，大膽創新，形成千千萬萬民眾共同創新的洪流。在這方面，內地不少地方已經創造了成功的經驗，湖北省即為一例。

適度多元篇 228 湖北省政府於 2015 年 8 月 5 日發佈《關於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實施意見》，該政策被譽為“湖北積極就業創業政策 4.0 版”，包括“全面落實就業優先戰略、全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突出做好高校畢業生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提升就業創業服務水準、完善就業創業工作機制”等五個方面 28 條意見，其中直接助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多達 12 條。 這 12 條政策給創新創業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例如，大力發展創業擔保貸款，把貸款對象由國家規定的五類人員拓展到在湖北依法開辦的個體工商戶，自主、合夥經營及創辦小微企業的各類城鄉勞動者，貸款額度個人最高 10 萬元、合夥最高 50 萬元，在貸款期限內給予全額財政貼息。又例如，鼓勵大學生在湖北創新創業。大學畢業 3 年內創業，可在創業地申請一次性創業補貼 5,000 元。畢業 5 年內和在校的大學生，在經認定的創業孵化基地創業，可享受每年最高 1.8 萬元的場租水電費補貼。港澳台籍、留學回國和外省籍大學生可同等享受湖北省大學生創業扶持政策，等等。湖北省的不少政策措施在許多其他省市也有類似的情況，反映了各地政府推動“雙創”的強勁力度。 澳門的經濟實力(尤其是人均水平)要強於內地許多地方，內地一些地方政府能做到的，澳門特區政府也應當能夠做到。倘能認清形勢，抓住機遇，迎頭趕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潮流，澳門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前景將是十分樂觀的。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5 年第 11 期)

229 遊艇產業與澳門的必要準備 2011 年 7 月 18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率團赴廣州出席 2011 穗澳合作會議、參加南沙遊艇會落成儀式等活動。各地記者紛紛報導：穗澳雙方簽署了四項協議，將“進一步探討在文化創意產業合作、人員往來便利化、高端醫療服務合作、南沙遊輪母港合作、南沙粵澳遊艇‘自由行’等領域的合作事宜”云云。隨着上述報導見諸各地媒體，澳門人開始接觸並逐漸瞭解了一個新名詞：遊艇。當一個嶄新的產業──遊艇產業進入澳門民眾視野的時候，讓我們用關注的目光聚焦這一新事物，搞清楚它的來龍去脈，做好迎接它如期到來的必要準備。 一、遊艇產業舉足輕重 遊艇是用來遊覽或開展特定水上運動的通常裝有發動機的小型船隻。其長度從數米至數十米不等，分屬小型、中型和大型遊艇，個別超大型豪華遊艇可以長達五、六十米。用於專業水上運動時稱為快艇，而在專業體育運動以外的一般情況下，遊艇是一種集航行、娛樂、休閒等功能於一體的水上高級耐用消費品，主要滿足個人及家庭享受生活的需要，根據用途分為(家庭)休閒遊艇、商務遊艇、釣魚遊艇等。高檔娛樂工具是遊艇的本質內涵，以此區別於作為運輸工具的客輪和公共旅遊的遊船。

適度多元篇 230 遊艇發源於歐洲，是工業文明帶來的先進技術和財富積累、享受生活理念相結合的產物。誕生之初即受到皇室、貴族和富豪喜愛，18 世紀時在英國尤為流行，還出現了專用船塢和遊艇俱樂部。隨着生產力的提升和社會財富積累的擴大化，遊艇逐漸從皇室走向民間，迅速發展直至形成產業。 由於遊艇造價高、消費高，俗稱富人運動，需要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因此遊艇產業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據統計，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 GDP 達到 3,000 美元時，遊艇業便開始萌芽；達到 5,000 美元時，遊艇業漸趨推廣；至 6,000 美元時，遊艇產業將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換言之，遊艇業可視為國民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意大利、法國、英國、美國、荷蘭等國是當今遊艇大國，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等國的遊艇業近年也發展很快，在各國的國民經濟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中國遊艇迅速崛起 中國一向具備發展遊艇業的自然條件。全國有亦 18,000 公里海岸線，江河資源無比豐富，為開展遊艇業奠定了物質。從 21 世紀初開始，遊艇陸續在我國江河與海岸出現。當時我國人均 GDP 尚不到 1,000 美元，至 2010 年這一指標已經提高到 4,380 美元，表明我國發展遊艇業的條件已經漸趨成熟。尤其是我國已經湧現出一個先富起來的不小群體，據《2010 胡潤財富報告》提供的數字，內地已有千萬富翁 875,000 人，其中億萬富翁竟也有 55,000 人。上述富人中約有一半人具有購買遊艇的意願。目前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等發達地區，人均 GDP已達到 8,000 美元，已具備進入上述遊艇業高速發展階段的條件。 國家已經清醒地認識到這一形勢並作出了相應決策。2009 年 12 月1 日發佈的《關於加快發展旅遊業的意見》，首次在國務院下發的文件中出現“遊艇”的概念；七月頒佈的《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旅遊業意見重點工作方案》，明確將遊艇設計和製造列入重點範疇；2011

遊艇產業與澳門的必要準備 231 年 3 月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也將遊艇產業列為發展目標。據《中國遊艇產業發展綜述報告》介紹，我國內地已有遊艇製造企業超過80 家，有 17 個省 64 座市開始進行遊艇產業規劃和碼頭俱樂部建設。上海船舶工業行業協會估計，我國各地已湧現出超過 500 個遊艇俱樂部，僅上海一地水上遊艇已超過 1,000 艘，十年後可能增至 10,000 艘。 在積極開展遊艇活動的同時，我國遊艇製造業也迅速崛起並走向世界。五年前我國遊艇的年均出口額已超過 2 億美元，2010 年出口遊艇202 艘，出口總額亦超過 2 億美元。中國遊艇生產能力已進入全球十強，其中超級(豪華)遊艇生產水平已位列全球第六。 三、遊艇產業適合澳門 既然遊艇產業已應運而生，那麼，它是否適合在澳門發展呢？根據多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 首先，澳門的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已經達到了開展遊艇活動及發展遊艇產業的水平。澳門的人均地方生產總值已突破 40,000 美元，遠遠超過了國際公認的高速發展遊艇業的標準。其次，遊艇活動的性質特徵符合澳門的社情民意。由於受到外來文化的長期影響，西方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以致風俗習慣等在澳門很容易為民眾所接受。澳門人一向喜歡休閒娛樂，也樂於接受新事物，遊艇活動當不例外。再次，澳門由一個半島和兩個離島組成，四周環水，尚未開發的海岸灘塗很多，具備建設遊艇碼頭與開展遊艇活動的基本條件。 最重要的是，根據中央政府的要求與特區自身的需要，澳門正在努力發展休閒旅遊業，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化，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而興辦遊艇業正符合澳門未來的發展方針。 然而，儘管遊艇業適合澳門，並不代表澳門發展遊艇業的條件已經成熟。首先要使澳門社會與民眾理解遊艇活動，接納這一高檔前衛的消費行為。遊艇到岸不僅僅是一個停泊的問題，還有一系列相關的旅遊、

適度多元篇 232 購物、餐飲、交通、通訊以致醫療衛生等方面的高檔服務需要配套，除了要求澳門民眾改變消費觀念與生活方式，逐步接受遊艇活動以外，至少還有兩方面的問題需要推敲並認真解決。 四、基礎設施有待完善 遊艇產業主要是由兩大塊組成的：遊艇製造與遊艇旅遊。無論哪一塊都需要有先進而完善的基礎設施。 遊艇製造是專業性很強、技術要求很高的範疇，屬於一級學科“船舶工程”下屬的二級學科“船舶種類及船舶檢驗”。目前澳門尚無高等學校或研究機構從事這一專業的研究，也沒有企業開展這方面的實踐。倘若要想發展遊艇製造業，可以結合橫琴開發設立專項，引進人才，在白紙上勾畫全新的畫卷。 遊艇旅遊是遊艇產業的重頭戲，也比較適合本澳的現有條件，但澳門當真要發展遊艇旅遊還有許多事情要做。首先是遊艇碼頭建設。遊艇碼頭不是一般的輪船碼頭，應是一個能為遊艇提供港外防護、港內停泊和到岸綜合服務的特殊功能區，包括水域、防護、繫泊、上下岸、陸上保管、管理、碼頭服務和港區交通等多方面的設施。單是上下岸設施，就應由堤岸、固定斜坡、活動梯、浮碼頭、定位樁、供水電裝置和吊升設備等組成。澳門必須新建專用碼頭或對現有碼頭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否則難以滿足遊艇到港的需要。 其次是遊艇服務業的興辦。遊艇與一般的公共遊船不同，多為個人和家庭擁有，故具有很強的個性特徵和很高的要求。例如，即便是中小型的遊艇，也有很多配套設施。要配備發動機、發電機、雷達、各式儀器儀錶、通訊設備、空調設備、衛星導航系統等，通俗地說，遊艇就是一座融家庭休閒與現代辦公於一體的水上流動公寓。爲了滿足遊艇保養維修的專業要求，必須設立高技術的綜合性服務行業，而在澳門，幾乎需要從零開始。

遊艇產業與澳門的必要準備 233 五、政策法律亟需配套 遊艇行業的管理也是發展這一產業的關鍵環節。這裏涉及許多政策的和法律的因素，必須配套和完善。 首先必須解決遊艇產業在澳門的合法地位問題。根據《澳門基本法》，澳門特區只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並不包含周圍的海域。換言之，澳門是沒有海域的“孤島”。在不屬於澳門的水域中開展遊艇旅遊活動是否合法？尚無明確的法律依據。不可能期待修改基本法來謀求遊艇產業在澳門的合法地位，因此，是否需要通過本地立法來保證遊艇活動的合法化，值得認真考慮。 遊艇旅遊還是一個涉外行業。從學術的角度来看，遊艇旅遊還與“國際公約和證書”這一二級學科有關，涉及一系列法律問題，所在國或所在地需要制定相應的法律和配套政策。2009 年底國務院頒佈的《關於推進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就明確提出“研究完善遊艇管理辦法，創造條件適當擴大開放水域，做好經批准的境外遊艇停泊海南的服務工作”等指導性意見。對澳門而言，同樣涉及這方面的問題。需要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或政策，規範涉外的遊艇旅遊活動；設立相關的管理部門，做好相應的管理工作；組建與國際接軌的專業機構(遊艇會、遊艇俱樂部)，推動遊艇旅遊的國際化進程等等。如何使粵澳遊艇“自由行”合法並合理化，如何吸引足夠的客源，如何建設澳門自己的專用遊艇碼頭，如何開闢特定的遊艇旅遊路線等等，還有許許多多新問題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妥善解決。 遊艇正在向澳門駛來，讓我們未雨綢繆，盡早做好準備。 (原載於《澳門日報》2011 年 8 月 24 日 D8 版)

234 格蘭披治大賽車能否易地舉辦？ 2013 年 11 月上半月，依然陽光和煦的澳門迎來了一年一度的盛事──格蘭披治大賽車。60 週年的盛典自然格外隆重熱烈，從 11 月 9 日、10 日兩天的練習賽開始，小城澳門便刮起了一股賽車旋風。及至 14 日至 17 日進行正式比賽，更是萬眾聚焦，全城波及。選手摩拳擦掌踴躍參賽，觀眾興高采烈熱情觀戰，絢麗奪目的廣告鋪天蓋地，連篇累牘的報導精彩紛呈。不可否認，格蘭披治大賽車已經成為澳門的品牌賽事，成為澳門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然而，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大賽車也不例外。與不絕於耳的讚揚聲同時傳來的，還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其中就包含着專家的質疑和百姓的抱怨。因此，有必要全面衡量，深入思考，力求對格蘭披治大賽車作出科學而公正的評價。 一、格蘭披治，果然彼值 格蘭披治大賽車實為世界汽車運動聯合會舉辦的著名賽事“世界一級方程式錦標賽”。不可否認，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創辦 60 年來，給澳門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已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澳門而言，格蘭披治大賽確有所值，所以也可以將“格蘭披治”諧音地譯為“果然彼值”(普通話)。

格蘭披治大賽車能否易地舉辦？ 235 首先，大賽車促進了澳門的社會發展。60 年前，在澳門的土地面積約為 20 平方公里，僅有 18 萬左右居住人口的情況下，澳門的葡萄牙籍賽車愛好者卡洛斯•希爾瓦(Carlos Silva，舊譯卡路士•施華)、費爾南多•平托(Fernando Pinto，舊譯費南度•便度)發起並於 1954 年 10 月 30日組織了在澳門街道上舉行的第一屆格蘭披治大賽車。儘管當年只有 15輛汽車參賽，卻吸引了逾 20,000 市民觀戰，不但開創了亞洲舉辦格蘭披治賽車的先例，而且揭開了澳門崇尚賽車民風的序幕。60 年來，格蘭披治大賽車的規模日漸擴大，層次不斷提升，迄今已發展成包含方程式、摩托車、房車和老爺車比賽在內的國際賽車著名品牌。大賽車也為提高澳門的知名度和國際化水平作出了應有的貢獻。2012 年大賽期間，全球101 個國家或地區的 220 個電視播放機構共轉播近 60,000 分鐘，收看人數突破 119 億 8 千萬人次。很多人正是通過格蘭披治大賽車才進一步瞭解了澳門。 其次，大賽車有效地推動了澳門經濟的增長。大賽車活動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涉及許多領域和許多部門。政府成立了專門的職能部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委員會，賽會組織、選手邀請、接待安排、賽道準備、交通疏導、宣傳報導等工作都有專人負責。加上住宿、餐飲、金融、電信等相關部門的配合，數以萬計的澳門人介入這一盛事，更帶動了不少相關產業的發展。大賽車對於旅遊業的促進尤為顯著。據特區政府格蘭披治大賽車委員會提供的資料，2012 年格蘭披治大賽車期間，從 11 月15-18 日的四天裏，來澳門的外地遊客總數達到 479,963 人，致使全區三星至五星級酒店的平均入住率超過 94%。加上餐飲、購物、交通等方面的擴散效應，不難想見格蘭披治大賽車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誠如本屆大賽車“總指揮”、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委員會協調員安棟樑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言：“格蘭披治大賽車是澳門的財富。它向世界展示澳門有能力舉辦大型賽事，而不只有博彩業。大賽車給澳門帶來的無形收益可能是投入的七、八倍。”

適度多元篇 236 二、特大賽車，特大塞車 儘管大賽車對澳門的積極作用頗多，但不可否認也存在一定的負面效應。道路封閉，交通管制，巴士改道，公交停運，民居受阻、學校停課，商鋪歇業，一言以蔽之：擾民。 在諸多擾民因素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對市內交通造成嚴重影響。每年的大賽車必然要利用兩個工作日，那兩天便成為上班族和上學族的麻煩日。不知情的乘客往往等不到一向坐慣了的班車，一旦擠上車還會發現車子已經改道從而無法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如果到原來的交通樞紐港澳碼頭、亞馬勒前地、葡京與新葡京酒店之間等處去看看，更能發現車水馬龍、踟躕不前的情況。有媒體戲稱：大賽車變成大塞車。 不少媒體多次報導了這方面的消息。例如，澳亞衛視 2011 年 11 月17 日報導：“連續 4 天的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今天正式拉開帷幕，從早上六點到下午六點半所有賽道都被封鎖，趕上下雨天又是出行高峰，長時間的塞車讓不少民眾叫苦連連。” 《現代澳門日報》2012 年 11 月 16 日在第 2 版以“大賽車等於大塞車，道路超負荷難改變”為題，詳細介紹了大賽車引發的大塞車問題：“第五十九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昨日開鑼，各區交通出現非常擠塞情況，尤其在早上八時後的繁忙時段，多處出現塞車及行車緩慢，治安警在賽道開始封閉後加派八十名警員指揮交通，雖然人手充足，但部分道路承載量超出負荷，塞車情況嚴重。 “尤其在早上八至九時的繁忙時段，多處出現塞車及行車緩慢的情況，羅理基博士大馬路、黑沙環的慕拉士一帶及雅廉訪大馬路與美副將大馬路交通非常擠塞。有駕駛者表示在美副將塞擠超過半小時仍未駛出馬路，有居住在氹仔的家長雖然已提早送子女回澳門上學，但因塞車關係仍然遲到，並擔心今明兩日的交通情況更為嚴峻。 “治安警交通廳廳長梅山明表示，賽車跑道外部分道路承載量超出負荷。昨日清晨六時半賽車跑道封路後，多處實施改道和有限度通車，七時半起於黑沙環等北區一帶出現塞車；到了繁忙時段，高士德和新口

格蘭披治大賽車能否易地舉辦？ 237 岸一帶亦出現車龍和行車緩慢，並由於在兩個小時內發生十二宗交通事故，導致塞車情況更加嚴重。警方加派八十名警員指揮交通，雖然人手充足，但部分道路承載量超出負荷，尤其是羅理基博士大馬路作為往來中區和新口岸的主要樞紐，可說是‘無路可行’……”交通的嚴重堵塞和廳長的極度無奈可見一斑。 三、松山賽道，送聲賽道 大賽車的第二個擾民因素是噪音。從某種意義上說，噪音幾乎比塞車更令人難以容忍。接連幾個賽車日，從清晨五、六點鐘開始，賽道與其他道路相交的路口上便會傳來工人們裝置護欄的敲打聲。七點左右，隨着第一輛賽車衝上跑道，呼嘯聲便此伏彼起，延綿不絕。空中更有航拍的直升飛機一邊盤旋一邊吼叫，讓全澳門的市民都難以藏匿。 眾所周知，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的賽道是圍繞松山(東望洋山)鋪開的，全長 6.2 公里。就在這蜿蜒曲折的賽道兩旁，有無數民居、企業、機關、商鋪，還有一些學校、醫院。賽車期間，受噪音之苦的人不計其數。不說身體虛弱的老人、嬰兒因此失眠而苦惱不堪，連山頂醫院的住院病人都無法倖免，從早至晚不得不忍受一陣陣突發噪音的刺激與煎熬。難以想像醫護人員是如何呵護那些患有嚴重心臟病的病人挺過這難熬的四天而不發生意外的。 研究表明，40 分貝連續噪聲可使 10%的人睡眠受到影響；70 分貝則可使半數人失眠。突發噪音的危害更大。40 分貝突發噪聲可使 10%的人驚醒，達 60 分貝時則可使 70%的人驚醒。倘若在平均 70 分貝的噪聲中長期生活，人們的心肌梗塞發病率會增加 30%左右。噪聲在 80-85 分貝時，人很易激動、感覺疲勞。一旦噪聲達到 85 分貝以上，會使人感到心煩意亂，無法專心工作；還會造成 5%的人耳聾。噪聲強度達到 90分貝時，人的視覺細胞敏感性下降，識別弱光反應時間延長；噪聲達到

適度多元篇 238 95 分貝時，有 40%的人會瞳孔放大，出現視覺模糊。噪音危害如此，簡直堪稱生命殺手。 在現代城市中，汽車正是噪音的一大來源。汽車產生的噪音至少有五類：發動機工作引發的發動機噪音，高速行駛時風切入及底盤震動產生的路噪，輪胎與路面磨擦所產生的胎噪，迎面來風進入車內引起的風噪，以及其他噪音進入車內疊加、反射產生的共鳴噪等。對於跑車而言，前三種噪音是干擾他人的主要噪音。一般賽車在賽道上發出的噪音為150-180 分貝，超高速行駛時產生的噪音可以超過 200 分貝。由此看來，松山賽道實際上是不折不扣的“送聲”賽道。 四、格蘭披治，個人拼死 除了擾民，由運動的性質所決定，格蘭披治大賽車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隱患。一旦隱患爆發，便會釀成悲劇，留下千古遺恨。 早期的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因規模有限，參賽選手不多，竟也能多年平安無事。隨着賽事的漸趨激烈，發生的事故也逐漸增多。1967 年的比賽中發生賽車撞擊後起火事件，菲律賓車手羅路也成為第一位在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中喪生的選手。1990 年發生過當時在賽車場上已經脫穎而出的德國名將邁克爾•舒馬赫的車尾被芬蘭選手的車子撞擊差點釀成車禍的事件，好在有驚無險，否則世界車壇就會失去一位天才的冠軍。20 世紀 70 年代至 90 年代，澳門大賽車舉辦期間，屢有翻車、車輛撞牆、賽車互撞、起火等事故發生，傷者數以十計，每每還有不幸的選手在車禍中喪生。 21 世紀以來，澳門大賽車引發的傷亡事故有增無減。2000 年時甚至發生賽車衝出跑道，與貨車相撞並撞倒行人的事件，導致無辜遊客命喪他鄉。2012 年的第 59 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更以死亡者超過單數的記錄載入史冊。先是葡萄牙選手卡尼拉在摩托車排位賽中撞上圍欄起火，送醫院後因傷重不治。次日香港選手丘永材駕駛的房車在比賽中撞

格蘭披治大賽車能否易地舉辦？ 239 牆，車身受到強烈衝擊嚴重扭曲，結果選手也不治身亡。兩位選手的意外事故給這屆大賽留下了無法抹去的陰影。 澳門大賽車的賽道是原有的街道，狹窄彎曲是其固有特點。這一特點固然可以作為賽事的亮點吸引具有冒險精神的車手踴躍前來參賽，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隱患。倘若澳門大賽車賽道驚險產生了誤導選手前來“拼死”的副作用，那就事與願違了，應當引起方方面面的認真反思。 五、格蘭披治，慨然避市 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當然應該繼續辦下去，而且要力求越辦越好。筆者的觀點是：斗換星移，時過境遷，格蘭披治大賽車也應當與時俱進，臻於完善。 最好的辦法是易地舉辦。易地的原則是避開鬧市，另闢蹊徑。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易地舉辦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移師路環，二是移師橫琴。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移師橫琴具有一定的理論依據和實踐基礎。世界一級方程式賽車早年沒有專門的賽場，往往借用城市的街道和公路舉行。目前多在環形的封閉線路上進行比賽，主要是專業的環形賽車場，也有少量城市的街道。路環島具有環形的公路圍繞全島，很容易封閉成環形賽道用於賽車。沿途除了山林海灘等自然景觀，也要經過街道和民居，別有一番風味。而且在路環島石排灣公園對面的填海區已經建有七條跑道的小型賽車場，可以作為大賽車的起點與終點所在地，為觀眾提供良好的觀賞條件。如果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打算移師橫琴舉行，賽道、場地的改造和建設費用不需要太大，舉辦比賽的組織管理工作顯然將易於鬧市區；而且由於當地人口較少，賽事對於居民的干擾也會相對減少很多。反之，還將有效地促進路環旅遊業的發展和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

適度多元篇 240 格蘭披治大賽車移師橫琴是別出心裁的想法。隨着橫琴開發和珠澳合作的深化，尋覓高水平、上檔次的項目至關重要。如果能在橫琴的適當地點辟出足夠的空間，興建高質量的賽車場，沿用“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的名號繼續開辦並發揚光大，那麼對於充分發揮大賽優勢、盡力克服大賽的消極因素都會大有裨益。或許這一設想較難在短期內實現，然而事在人為，一旦成為事實必將給珠澳雙方帶來巨大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慷慨辭別鬧市之日，將是這一品牌臻於完善、真正造福民眾之時。愿珠澳兩地的賽車愛好者、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以及廣大市民都來關心這個議題，力求早日達成共識，認真踐行。 (原載於《澳門日報》2013 年 11 月 27 日 E9 版)

區域合作篇

243 構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多向立交橋 ──澳門未來發展的深層次思考之一 回歸祖國 11 年之後的澳門如何保持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的良好勢頭？這是特區政府和澳門市民面臨的重要任務，值得我們從放眼世界的廣度和探尋歷史的高度來進行深層次的思考。 在全國政協舉行的 2011 年新年茶話會上，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講話。其中提到“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方針，全力支持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強調“繼續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如果將這兩點結合起來思考，澳門應當明確自己承擔着一個重要的歷史使命：構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多向立交橋。 一、有效平台與緊密紐帶 21 世紀初年，全世界共有二千多個民族，組成了 193 個國家(按照得到國際承認的慣例)，使用 2500-5000 種(一說 4000-8000 種)語言。當今世界真可謂多元並存，氣象萬千。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家庭中，葡語系國家(地區)是一個獨特的群體。這一體系除葡萄牙以外，主要包括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内亞比紹、莫桑比克、東帝汶、聖多美與普林西比。這些國家或地區都是 15 世紀後期到 16 世紀前期葡萄牙掀起航海熱潮、推行海外擴張政策過程中被佔領的殖民地，因為都以葡萄牙語作

區域合作篇 244 為官方語言，所以被統稱為“葡語系國家”。葡語系國家涉及歐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和亞洲五大洲，人口總數超過 2 億。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群體。 從 16 世紀初開始的近五百年間，澳門與葡語系國家有着類似的歷史遭遇，因而存在着比較密切的內在聯繫。2003 年，中國政府同葡萄牙、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和東帝汶政府聯合創建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以下簡稱“中葡論壇”)，從此中國與上述國家的關係揭開了嶄新的篇章，澳門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新角色。 首先，澳門是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有效平台。我國設立中葡論壇的首要目的是加強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實踐証明，這種合作是卓有成效的。2010 年 12 月 30 日，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透露，在 2010年的前 11 個月中，中國同葡語國家之間的進出口商品總額從 2009 年的557.31 億美元增加到 833.61 億美元，淨增 276.3 億，同比增長 50%。其中中國從葡語系國家的進口額同比增長 45%，對葡語國家的出口同比猛增 60%。巴西和安哥拉是葡語系國家中與我國外貿交易總量最大的兩個國家，2010 年前三個季度與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已分別達到 454 億和 198億美元。2010 年 11 月，中葡論壇第三次部長級會議在澳門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寳、東帝汶總統奧爾塔、葡萄牙總理索科拉特斯、幾内亞比紹總理戈梅斯、莫桑比克總理阿裏以及多位部長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參加會議，溫家寳總理還在論壇發表重要講話。多國政府首腦聯袂出席部長級論壇，其規格之高超過了以往兩屆，會議簽署的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行動綱領》在内容上也較前兩次有所突破。出席本次論壇的代表除了各國政要以外，還有企業界、金融界和國際組織的成員，論壇期間舉行了企業家金融家大會，着重討論了與會各國和地區之間在經貿領域的合作事宜。自從 2003 年合作論壇開壇以來，這一切都是在澳門這塊土地上衍生並發展起來的，充分印證了澳門在中國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中的平台作用。中葡論壇的常設秘書處設在澳門，本次論壇通過的 2010 至 2013 年《經貿合作行動綱領》中特別指出，要“繼續完善常設秘書處的組織機構與職能，建設賦予常設秘書處在澳

構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多向立交橋 245 門特別行政區的法理地位”，這將從法制的角度進一步鞏固和強化澳門的這一平台作用 其次，澳門是中國與葡語國家加強民族友誼的緊密紐帶。中國與葡語國家建立的論壇雖冠以“經貿合作”之名，卻賦有更廣泛更深刻之實。2010 年論壇的主題確定為“多元合作，和平發展”，正體現了中國與葡語國家發展多邊關係的指導思想和科學理念。“多元合作”是中國與葡語國家正確處理關係的方針，其中“合作”是主要形式，而合作的前提是“多元”。葡語國家儘管存在着一定的聯繫，特別是語言方面的聯繫，但畢竟分屬幾大洲，具有不盡相同的歷史背景、文化源流和社會條件，存在着很大的差異。因此，要想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之間開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前提必須是承認差異。要充分尊重各國家、各地區、各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和民族自尊心。換言之，在與這些國家合作共事的過程中，尤其要體現“友誼第一”的精神。 澳門正是中國與葡語國家加強傳統友誼的緊密紐帶。從歷史進程來看，澳門與葡語系中除葡萄牙以外的國家都有着被葡萄牙侵佔而淪為殖民地(或準殖民地)的類似經歷，其社會都曾受到以葡萄牙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長期影響，兩种文化踫撞造成的效應迄今依然存在，葡語的合法地位就是一個例證。因此，澳門人民比較容易理解這些地區人民的感情和心態，比較容易懂得這些國家的願望和需要。以葡語為紐帶建立超越國家和民族的論壇這一事件本身，就是認真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在新形勢下推進友誼與合作的舉措，而澳門在其中的獨特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歷屆論壇發表的《經貿合作行動綱領》中，都對澳門的平台作用予以充分肯定與高度讚賞。 二、快捷通道與展示窗口 隨着改革開放事業的深入發展，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都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在國力不斷增強的情況下，中國人從來

區域合作篇 246 沒有忘記自己的神聖職責，這些年來一直以盡力幫助需要幫助的國家和地區、為世界多作貢獻為己任。中國不僅與許多國家友好處理雙邊關係，而且在數不勝數的國際組織、區域組織和外事活動中盡職盡責，為妥善處理多邊關係、維護良好的國際秩序做出了有效的貢獻。僅從 2010年 11 月上半月的情況來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囯、國務院總理溫家寳等主要領導人在 G20 首爾峰會、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中葡論壇部長級會議等重大場合的講話都體現了這一精神。而中葡論壇的建立，當是中國努力奉獻世界的一個重要陣地。 就在 2010 年 11 月舉行的論壇中，溫家寶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宣佈了未來三年幫助發展中的葡語國家擺脫困境的 6 大舉措，包括設立價值 10億元的中葡合作發展基金，向中葡論壇的亞非與會國提供 16 億元人民幣的優惠貸款，為論壇亞非與會國培訓 1,500 名官員和技術人員並在澳門設立中葡論壇培訓中心，提供 1,000 名來華留學的政府獎學金名額，向論壇亞非與會國各提供價值人民幣 1,000 萬元的醫療設備及器械等等。這些措施不僅僅表達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努力為世界作貢獻的態度與決心，而且也是通過中葡論壇的平台認認真真做好事、做實事的得力措施。由於經貿合作論壇的常設機構設在澳門，於是澳門義不容辭地擔負起落實方針、執行計劃的具體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正是中國經由葡語國家向世界多作貢獻的一條快捷通道。有與沒有這條通道，效果是大不一樣的。 人類社會是個包羅萬象的複雜系統，妥善處理國際關係既是一個重大課題，又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或藝術。在有些情況下，國際交往中會出現誤解、曲解，矛盾激化甚至爆發衝突也在所難免。奧運會前一些歐洲國家對中國的無理指責，日本在釣魚島和北方四島問題上與中國、俄羅斯的分歧就是證明。這些矛盾和衝突，有的是某些國家根據自身利益、出於政治需要所引起的，我們當然要針鋒相對，絲毫不能退讓；但是對於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民眾來説，有不少人由於不明真相，不甚瞭解中國，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誤解。因此，中國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也需要進行必要的宣傳和解釋，以正視聽並消除誤解。

構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多向立交橋 247 最好的方法是讓事實説話：通過展示本國的成就和對世界努力奉獻的事實，有助於讓更多的國際友人了解中國、理解中國。對於葡語國家而言，澳門正是展示中國的一個重要而又合適的窗口。澳門自回國祖國以來，在中央政府的關懷支持下，歷屆特區政府領導有方，全區民眾共同努力，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等方面已經取得顯著成績，正在形成民生問題日益改善、社會逐漸和諧穩定的大好局面。澳門的成就不僅是“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的成功，而且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水平的典型案例與真實寫照。葡語國家的朋友們通過來澳門參觀訪問、交流合作，能夠耳聞目睹當代中國的實際情況，體察中國人民的真情實感，從而進一步加強與中國人民之間的溝通和理解，更廣泛、深入地達成共識並開展合作。 三、典型樣板與發展趨勢 當今世界一方面高速發展，另一方面也處於動蕩分化的變革時期。成就與困難並存，機遇和挑戰同在。人類社會在繼續前進的歷程中還將遇到更多的困難和挑戰，也將面臨更多需要認真對待、妥善解決的問題。總之，在未來的發展進程中，世界各國人民還得認真探索共同的利益所在和共同的奮鬥途徑。 以澳門為平台的中葡論壇已經在這方面帶了一個好頭。早在 2006年 9 月舉行的經貿合作論壇第二屆部長會議發表的行動綱領中，各方就達成共識：“堅信本行動綱領將進一步促進論壇與會國的相互暸解與溝通，進一步推動相互間經貿合作和雙向投資，進一步加強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橋樑作用”；同時也一致認為：“目前論壇與會國各自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各方均應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基礎上，通過確認各自關切的問題並制定相應政策，加強合作，實現共同發展。”2010 年第三屆部長論壇通過的《經貿合作行動綱領》就合作領域、發展思路和具體措施達成了更多共識，《澳門日報》記者將之概括為：“合

區域合作篇 248 作領域更多元、發展目標更明確、澳門作用更突出、中方措施更務實”。種種跡象表明，不同社會制度、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國家、地區、民族，是可以找到共同點並謀求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因此，以澳門為平台的中葡論壇具有超越國家或民族的普遍價值，為世界各國的未來發展樹立了可以學習仿效的新模式，而澳門正是這一模式中的樣板。 事實上，跨國家合作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發展趨勢。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就是典範。以 20 世紀 50 年代初法國、德國倡議並聯絡意大利、荷蘭等國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為起點，歷經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共同體等不同發展階段，至 1993 年《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條約》、《歐洲政治聯盟條約》生效，歐盟正式成立，歐洲諸國的跨國家合作進入了嶄新的階段。此後歐盟不斷壯大，70 年代接納英國、丹麥、愛爾蘭，80 年代接納希臘、西班牙、葡萄牙，90 年代吸收奧地利、瑞典、芬蘭，21 世紀初又有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十個中歐、東歐國家加入其中。歐盟已經成為當今多元世界中舉足輕重的一極。世界其他地區國家間的合作雖然與歐盟不盡相同，但也各有特色。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南南合作，地域性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上海合作組織，專業性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等等，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總之，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之間多層次、多內容、多形式的合作已經匯合成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綜上說述，澳門應當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在中國和葡語國家之間構建起一座多元並存、多向溝通的立交橋。願特區政府和全體澳門市民正確理解、深刻領會我們這座並不太大的城市在中國與葡語國家體系中可能發揮的重大作用，用實際行動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奮鬥。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1 年第 3 期)

249 台灣海峽兩岸四地經濟合作形式解讀 台灣海峽兩岸存在着四個密不可分卻又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分別是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統稱“兩岸四地”。這四個單元原都是中國領土，卻因長則數百年、短則數十年的歷史因素的影響，形成了現有的獨特政治格局。20 世紀末年，香港和澳門分別回歸祖國，台灣與大陸以及港、澳的關係也在發生變化。 近 30 年來，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事件歷歷在目。從大陸和台灣的關係來看，1979 年，大陸方面提出兩岸通商、通郵、通航的主張，發出了台海局勢破冰的訊號。1987 年台灣當局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出現了兩岸關係解涷的跡象。大陸方面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和台灣方面的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開展了有效的協商，1992 年11 月在香港舉行“汪辜會談”，達成了“以口頭方式表達‘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俗稱“九二共識”。80 年代末開始台商陸續投資大陸，且迅猛發展而形成不可阻擋之勢。2005 年，台灣在野的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主席先後訪問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主席分別與他們舉行會談，雙方表達了促進兩岸關係正常化、為兩岸人民謀福祉的共同願景。2008 年春國民黨在台灣重新執政，表現出與大陸方面改善關係的良好意願，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在出席博鰲亞洲論壇時會見台灣國民黨方面的“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表達了“繼續推動兩岸經濟文化等各領域交流合作、繼續推動兩岸周末包機和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的磋商、繼續關心台灣同胞福祉並切實維護台灣同胞正當權益、繼續促進恢復兩岸協商談判”的“四個繼續”主張，後來又概括為“建立互信、擱

區域合作篇 250 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十六字方針。此後一年間，兩會協商、兩岸直航、台灣農產品銷售大陸和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等均已成為現實。 從大陸和香港、澳門的關係來看，數百年間中國從未放棄過對港澳的主權要求，也始終在為圓滿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做出不懈的努力。1982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經過與英國、葡萄牙的長期協商努力，1997 年和 1999 年，香港、澳門終於相繼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港、澳與大陸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同時也成為大陸與台灣之間接聯繫的重要渠道。2003 年 7 月開始，大陸又開放了內地居民赴港澳旅遊(俗稱自由行)，有效地促進了港澳經濟的發展。近年又提出加強“粵港澳”合作的新思路。正在出現香港、澳門與祖國大陸，特別是廣東省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優勢互補、同步發展的可喜局面。與此同時，香港、澳門與台灣之間的往來也更加密切。 總之，在全球化趨勢日益強勁的時代，台灣海峽地區以經濟合作為主體的多邊關係也在發生深刻變化。有必要對於兩岸四地已經形成、曾經醞釀或正在形成的主要經濟合作形式進行一番認真的回顧、總結與展望。 一、初見成效的 CEPA CEPA 是“更緊密經濟與貿易關係安排”英文譯名“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的首字母縮寫，可讀作“塞帕”。 2003 年 6 月和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分別與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了《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並於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CEPA 是國家主體與其獨立關稅區之間的優惠貿易安排，內容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金融、旅遊、專業資格互認等等。五年多以來，CEPA的實施已經取得顯著成效。

台灣海峽兩岸四地經濟合作形式解讀 251 CEPA 對於香港和澳門的經濟增長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港、澳地區的制造、紡織、電子、電機、化工、輕工等行業的產品只要申請到各自特區政府經濟管理部門審批的《零關稅原產地證書》，就能很快地進入內地市場。持有香港或澳門的《服務提供者證明書》以後，兩地的有關業者便可享受優惠條件，迅速前往內地開展業務，涉及的行業包括資訊、物流、電信、廣告、倉儲、運輸、會展、旅遊、法律、金融、電信、餐飲、零售等眾多門類。從 2004 年開始，香港、澳門的銀行全面辦理人民幣儲蓄、兌換、匯款和銀行卡業務，大大方便了內地居民在港、澳的消費與投資活動。開放自由行以後，大陸赴港澳旅遊的旅客人數連年劇增。2007 年，內地赴香港和澳門旅遊的旅客分別超過 1,549 萬和1,485 萬人次，這些狀況帶動了港、澳地區許多相關行業的迅速成長，有效地增加了兩地的本地生產總值。 CEPA 也促進港、澳與內地的合作躍上嶄新的台階。就在 CEPA 簽署後一個多月，國務院批准成立珠澳跨境工業區，同意在珠海拱北茂盛圍和澳門青州之間填海造地建園。首期 0.4 平方公里，分設珠海與澳門兩個園區，中間以一條 15 米寬的水道相隔，但設立專門的口岸聯檢通道，方便園區人員出入。該跨境工業區的功能定位是：工業為主，兼顧物流、中轉貿易、産品展銷，在 CEPA 框架內強化內地與澳門的通力合作與互動發展。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意。開工僅僅一年，填海造地、海堤建築已經完成，水電開通、排水排污竣工，聯檢大樓主體落成，若干工程封頂。早在 2005 年 12 月，率團赴澳出席粵澳合作聯席會議的廣東省省長黃華華一行考察跨境工業園時，就用“熱火朝天”來形容工地即景。 2006 年 12 月 8 日，珠澳跨境工業園正式啟用。工業園內的澳門園區和珠海園區面積分別達到 11 萬和 29 萬平方米。目前已有 21 家企業在跨境工業區建有廠房，另有 200 餘家工商企業在區內註冊，八成以上為澳資企業，也有部分港資及台資企業。園區共設兩個專用關卡通道，分別與珠海市和澳門特區接通。經國務院正式批准，珠澳跨境工業區專用客貨公路口岸全天開放，是珠澳兩地之間唯一的 24 小時開放口岸。

區域合作篇 252 這是我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僅有的一個跨境工業區，它在促進澳門繁榮、推動澳門與珠江三角洲和泛珠區域合作的同時，還發揮着示範和帶頭作用，前景不可估量。 與CEPA相仿，台灣和大陸之間的經濟合作關係也在積極探索之中。 二、可圈可點的 CMTC CMTC 是“海峽兩岸共同市場”的英文譯名“Common Market of Two Coasts”的首字母縮寫。 海峽兩岸共同市場的設想是曾經擔任台灣“行政院院長”的蕭萬長先生於 2000 年底提出來的。2000 年初，國民黨在台灣地區大選中失敗，改由民進黨執掌政權。也許是看到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也許是為了檢討執政期間的失誤，曾經擔任“行政院院長”的國民黨籍經濟專家蕭萬長提出了台灣與大陸共同努力，逐步建立兩岸共同市場的建議。 共同市場是一個宏觀經濟學概念。作為區域經濟合作的一種形式，共同市場可以是主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也可以是獨立關稅區之間的經濟合作，還可以是主權國家與獨立關稅區之間的經濟合作。因此，共同市場並不涉及國家主權或領土完整問題，有助於迴避政治領域的敏感話題，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謀求經濟合作。就台灣海峽兩岸的共同市場而言，它既是中國這個主權國家與台灣這個獨立關稅區之間的合作形式，又是中國參與東亞和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一種次級區域經濟合作形式。 兩岸共同市場的構想顯然受到歐盟成功經驗的啟發。歐洲統一的思想由來已久，英國首相邱吉爾最早於 1946 年就提出過建立“歐洲合眾國”的建議。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歷經歐洲煤鐵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共同市場)等階段，1991 年 12 月歐共體首腦馬斯特利赫特會議通過《歐洲聯盟條約》，並於 93 年 11 月 1 日正式成立

台灣海峽兩岸四地經濟合作形式解讀 253 歐盟。歐盟誕生後有效地促進了資本、商品、人員等在歐洲的自由流通，有效地推動了歐洲經濟的快速發展。至 2006 年底，歐盟國家的國內生産總值已經達到 13.6 萬億美元，人均 GDP 已經超過 28,000 美元。台灣海峽兩岸比歐洲各國具有更穩固的聯合基礎，同一的歷史源流、語言文字、民間習俗，一衣帶水的地理位置，自然資源與社會風貌的相似性等等，都是建立共同市場甚至更緊密合作的有利條件。 台灣海峽兩岸如能建立共同市場，同樣可望發揮巨大的優越性。最大的優越性在於資源分享，優勢互補。毫無疑問，大陸方面強大的綜合實力、堅實的科研基礎、巨大的勞動力來源、廣闊的市場和包括土地在內的豐富自然資源，台灣方面的資本積累、産業化與商品化能力、管理經驗與管理水準等要素，一旦通過兩岸共同市場有效地整合起來，必將産生巨大的力量，促使大陸和台灣的經濟都邁上更新的台階。 其實，通過近 30 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建立共同市場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可能性。但是，由於民進黨方面的反對，這一構想遲遲未能付諸實施。 三、胎死腹中的 CECA CECA 是“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台灣方面稱為“綜合經濟合作協定”)的英文譯名“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的首字母縮寫，可讀作“塞卡”。 CECA 的構想是台灣國民黨政府提出來的。2008 年春，國民黨在台灣地區選舉中戰勝民進黨，在失去政權 8 年之後重新執政，馬英九擔任“總統”。馬英九就任以後，台灣的經濟狀況仍然不盡人意。鑒於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失敗，也感受到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趨勢，特別是意識到中國與東盟國家簽署“東盟 10 加 1”協議後台灣將面臨的嚴峻挑戰，馬英九於 2008 年 4 月 30 日明確表示，將責成“陸委會”委托海基會出面，與大陸方面簽署“綜合經濟合作協定”(即 CECA)。按照馬英九“政

區域合作篇 254 府”的解釋，CECA 既不是獨立關稅主體之間以自願結合方式就貿易自由化及其相關問題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又不同於中國中央政府與其特別行政區簽署的“更緊密經濟與貿易關係安排”CEPA，所以能夠被台灣所接受。 兩岸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的構想不僅得到國民黨陣營的一致擁護，而且深受台灣企業界的歡迎。台灣商業總會等六大工商團體聯合發表聲明，敦請政府儘快與大陸簽訂 CECA；一些企業界知名人士還紛紛發表談話，表達了肯定和支持 CECA 的積極態度。 中國大陸方面對 CECA 也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指出，要“積極探討及早日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並針對馬英九提出的“兩岸綜合經濟合作協定”表態：“我們十分重視，也予以認真研究”。2008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全國八屆人大常委會 1979 年元旦《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30 週年座談會上明確表示：“兩岸可以為此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途徑。”應當說，CECA 的簽訂是具有很大可能性的。 然而，這一構想從提出之日起，就遭到台灣民進黨方面的極力反對。民進黨和台聯黨等綠營人士質疑的焦點在於該項協定的名稱與內容。他們認為，CECA 就是 CEPA 的變種，涉及敏感的主權問題，有矮化台灣的用心。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認為馬英九的協定怎麼看都會涉及“主權問題”，包括政治主權、經濟主權和經濟自主性。台聯黨主席甚至宣稱，海峽兩岸若簽署 CECA，就要發動罷免馬英九的行動。鑒於綠營的極力反對，為了緩和矛盾，使擬議中的計劃有所進展，馬英九不得不調整自己的設想。 2009 年 2 月下旬，馬英九緊急召集各“部會首長”開會，商討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策略，研究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特別是簽署CECA 的有關問題。或許是為了降低各派政治力量的對抗情緒，2 月 27日，馬英九對外宣佈，將“綜合經濟合作協定”CECA 改名為“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於是尚未問世的 CECA 便胎死腹中。

台灣海峽兩岸四地經濟合作形式解讀 255 四、前景看好的 ECFA ECFA 是“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或稱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英文譯名“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的首字母縮寫。ECFA的讀音作“埃克發”。 2009 年 2 月 27 日，馬英九在接受台灣年代電視台專訪時表示，為了避免與香港和中國簽訂的“更緊密經濟與貿易關係安排(CEPA)”有所混淆，將擬議中的協定正名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 海峽兩岸簽署 ECFA 的必要性十分明顯。從 2008 年秋冬開始，以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海嘯很快席卷全球，全世界的經濟都受到衝擊，出現了不景氣的現象。各國各地區都在採取措施，積極應對。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形勢下，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產生全球性的影響。戰勝金融危機也不可能只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努力就可見效。在海峽兩經濟已經高度關聯甚至互相滲透的形勢下，雙方開展更緊密的合作無疑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最佳選擇。ECFA 的內容將涉及關稅與非關稅貿易、金融準入、投資保障，以及避免雙重課稅、保護知識產權、爭端解決機制等，必能有利於促進雙方經濟健康發展，從而有效地規避金融危機的傷害。 簽訂 ECFA 的條件亦已漸趨成熟。大陸和台灣在地理位置上是一個整體，交通往來不受阻滯，尤其是開通直航以後更為方便。兩岸的語言文字、民風民俗一脈相承，交往溝通沒有障礙。30 年來，兩岸的關係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時至今日，兩岸之間在經濟貿易領域已經建立了緊密合作的關係。2003 年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額達 679.82 億美元，比1987 年增長近 700 倍。大陸也已成為台灣的最大投資地、最大的出口市場、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近年來，尤其是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兩岸關係正朝着正常化的方向發展。國民黨、親民黨最高層領導已多次訪問大陸，海協會與海基會負責人已經建立正常聯系並在兩地輪流舉行會談。我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的“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十六字方針不僅代表了我國政府和人民的一

區域合作篇 256 貫主張，而且得到台灣方面的肯定與高度評價。現在國民黨方面提出簽訂經濟貿合作框架協議的主張，正是海峽兩岸關係正常化趨勢的合理延續。種種跡象表明，現在正是海峽兩岸簽訂 ECFA 的最佳時機。 無論從理論意義還是實際效果來看，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都將是一個雙贏的理想方案。ECFA 的簽訂不僅對台灣方面有好處，大陸方面同樣可以從中獲益。主要體現在優勢互補、短缺互幫。大陸方面的經濟總量和整體實力比台灣強得多，但雙方各具優勢。例如，台灣方面經濟發達，資本充足，在市場經濟運作和管理方面具有不少先進經驗。台灣的某些農產品、電子信息產品和機械產品質量高，市場銷售前景很好。但台灣土地資源貧乏，人口密度不大，勞動力成本較高，市場容量十分有限。大陸方面土地資源充足，人口眾多，經濟實力雄厚，同時又是一個十分巨大的市場。改革開放 30 年來，大陸經濟、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在突飛猛進，成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經濟快速發展典型。但大陸的發展也需要吸收外來資金，其中來自台灣的資金舉足輕重。至2005 年底，大陸實際使用的台資(包括台商直接投資和經第三地的轉投資)已達 598.6 億美元，約佔外商投資總額的 9.62%。由此觀之，大陸和台灣倘若簽訂了 ECFA，一定能取長補短而產生整體化效應，前景將非常樂觀。 我們期待着台灣海峽兩岸四地通過多種形式開展有效的經濟合作，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和騰飛而共同盡力。 (原載於《群言》2009 年第 4 期)

257 粤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比較研究 隨着祖國內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建設的蓬勃發展與社會狀況的不斷進步，澳門與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交往合作也不斷深化。與內地的合作已經成為澳門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現象和不可缺少的因素。近幾年來，官方文件和媒體報導中屢屢提到內地與澳門的合作，也出現了一些相關的術語。人們陸續接觸到“粵澳合作”、“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等三種不同提法，有時卻並不十分清楚這些概念的準確含義。為了形成共識以便更好地指導澳門與內地合作的實踐，有必要正本清源，仔細斟酌，對上述三種合作進行一番比較研究。 一、三種合作的歷史沿革 儘管人們在生活和工作中會隨意地用到這些名詞，但是仍有必要弄清楚它們的官方出處與文獻歷史。首先讓我們來考察一下這三種合作的由來。 (一) 粵澳合作 粵澳合作是指廣東省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合作。“粵澳合作是一個源遠流長的歷史話題。自澳門回歸祖國以來，這一話題逐漸從議論轉入實質性的操作。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廣東省和澳門特區政府也積極參與，使此事取得了良好的進展。”1 在 2003 年及以後出台的《内地與澳

區域合作篇 258 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繫的安排(CEPA)》以及 CEPA 的一系列補充協議中，是將“內地”視為一個整體來安排與“澳門”的經貿關繫的，並沒有單獨提到澳門與廣東的合作；在廣東省一些地方和部門的相關文件中，雖然已經體現了與澳門合作的思想及措施，但也沒有正式使用“粵澳合作”的概念。 澳門回歸祖國以後，在粵澳兩地領導的交往中，粵澳合作實際上已經在逐漸操作。2001 年兩地建立“粵澳高層會晤制度”並成立“粵澳合作聯絡小組”作為常設機構；2003 年 12 月“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制度”正式施行，以後每年召開一次會議商討粵澳合作事宜。2 “最近幾年出台的三個重要文件為粵澳合作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也奠定了必要的基礎。”3 這三個文件分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和《十二五規劃綱要》。在國家發改委 2008 年制訂、2009 年初頒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首次明確提出廣東與澳門(以及香港)合作的概念。不過《綱要》是將“粵港澳合作”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的。該文件在前言中即指出“將與港澳緊密合作的內容納入規劃”，在指導思想中寫明“着力加強與港澳合作”，還將“推進與港澳緊密合作”定為戰略定位之一。在《綱要》第十一部分“構建開放合作新格局”中，首次出現“粵港澳合作”的提法：“以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州區域合作、中國－東盟合作為重要平台，大力推進對內對外開放”。4 2011年 3 月 6 日於北京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無疑是“粵澳合作”概念正式亮相的官方權威版本。在該份文件中，除了標題即開宗明義點明主題外，在導語和總則中數次強調“推進粵澳更緊密合作”、“促進粵澳更緊密合作”、“深化粵澳更緊密合作”以及“探索粵澳合作新模式”；在以下的各章節中還將這一合作具體化為“粵澳合作開發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區”、“粵澳中醫藥產業合作”、“粵澳金融合作”、“粵澳電信合作”、“粵澳社會保障交流合作”、“粵澳勞動關係與勞動監察合作”等許多項目。5 在國務院制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011 年 3 月 14 日通過的綱領性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

粤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比較研究 259 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沿用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的提法，重申“深化粵港澳合作”，但也分別強調要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6，肯定了“粵澳合作”(也包括粵港合作)的合法地位。 (二) 珠澳合作 珠澳合作是指廣東省珠海市(地區)與澳門的合作。雖然在珠海與澳門之間政府與民間的交往實踐中這一提法被經常使用，但見諸比較權威的文件卻也是最近幾年的事。 “珠澳”合作的提法首見於國家發改委 2009 年初公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該文件在第十一部分“構建開放合作新格局”的“推進與港澳更緊密合作”條目中提出，要“建立深港、港穗、珠澳創新合作機制”，還具體地提到了“珠海橫琴新區、珠澳跨境合作區等合作區域”。7 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編制、國務院常務會議於 2009 年 6 月 24 日審議和原則通過、同年 8 月 14 日正式批覆的《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在闡述橫琴開發重要意義的第一章中，提出了共建和培育“珠澳國際都會區”的概念，在以下章節中還提到珠海與澳門“聯合進行招商引資”、開展兩地之間“通關”、“金融”、“信息化”和“土地管理”等領域的創新等等。8 這實際上是對“珠澳合作”的具體化和拓展。尤其是在“發展定位”一節中，明確使用了“珠澳合作”的概念：“促進珠江口西岸產業升級發展的新平台，加強珠澳合作”。9 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珠澳合作被擺到較受重視的位置。文件總則中多次提到“珠澳協同發展”、“澳珠協同發展”，並且在分述時提到“珠海與澳門城市公共交通規劃銜接”、“治理珠澳跨境河涌污染”、“編制澳珠協同發展規劃”等不少具體項目10，表明了珠澳合作在粵澳合作中的應有地位。

區域合作篇 260 (三) 穗澳合作 穗澳合作是指廣州與澳門的合作。穗澳合作是一個較晚出現的提法。在 2011 年 3 月簽署的《粵澳框架協議》中，雖然已經提到穗澳合作的具體項目“澳門與廣州南沙合作規劃”，要求“發揮廣州市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優勢，加強澳門與廣州南沙產業發展規劃協調，推進與澳門在文化創意產業、港口物流業、中醫藥產業等領域的合作”11；但是並沒有明確提出“穗澳合作”的概念。 “穗澳合作”的大規模進入公眾視線始於 2011 年 7 月 15 日。是日，國內媒體報導，“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將於本月 18 日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前往廣州市南沙區，出席 2011 年穗澳合作會議”。12 報導透露，在 2011 年 4 月舉行的粵澳合作聯席會議上，成立了穗澳合作專責小組，這一次是穗澳合作專責小組的首次會議。另據報導，在 2011 年穗澳合作會議以後，“雙方還簽署了《廣州澳門加強會展業合作協議》、《穗澳加強旅遊合作備忘錄》、《2012 澳門•廣州名品展合作備忘錄》和《關於舉辦“2011 年穗澳商協會聯席會暨行業合作對接洽談會”的合作協議》4 項協議”。13 種種迹象表明，儘管“穗澳合作”的概念尚未見諸於國家的權威性文件，但已經進入實質性的操作階段。 二、三種合作的內在聯繫與區別 (一) 三種合作的內在聯繫 上述三種合作雖然具有不盡相同的內涵與外延，提出的時間也各有先後；但彼此之間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總體目標一致 無論是粵澳合作、珠澳合作還是穗澳合作，從總體上看目標是一致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對此有比較全面的概括。可用四個具體目標來加以闡釋：“建設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打造粵澳產業升

粤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比較研究 261 級新平台”，“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示範區”，“拓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新空間”。14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還對實現上述總體目標作出兩步走的時間安排。第一步，“到 2015 年，跨界基礎設施網絡初步建成，橫琴開發取得重大進展，珠澳協同發展全面展開，共建優質生活圈和區域融合發展成效顯著，珠江口西岸國際都會區基本建成，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初顯成效”。第二步，“到 2020 年，區域一體化發展格局基本確立，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基本形成，區域產業升級發展成效顯著，粵澳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銜接共享，大珠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基本形成，奠定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基本格局”。15 不管是粵澳合作、珠澳合作還是穗澳合作，都應當朝着實現上述目標努力奮鬥。 2. 涉及共同主體 粵澳合作與珠澳合作、穗澳合作的第二個內在聯繫是都涉及一個共同的主體——澳門。合作通常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相對獨立的主體，但不管是粵澳合作、珠澳合作還是穗澳合作，一邊的主體有所不同，而另一邊的主體卻始終是同一個對象。在這種格局下，三種合作的實施將從客觀上產生一個效果，即圍繞澳門這個主體為中心來開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且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由於澳門具有的上述特殊性，將使開展這三種合作比內地各地區之間的合作更為便利與高效。 3. 內涵相似與外延部分重疊 從相互關係來看，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並不是孤立無關的，三者之間存在着密切聯繫，特別是各自的內涵與外延有所重疊。如果將粵澳合作比作一個大系統，那麼，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都是這一大系統中的子系統。也就是說，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是包含在粵澳合作之中的。三種合作不僅具有相似的內涵，而且部分外延重疊。例如，珠澳合作的重點項目橫琴開發、珠澳基礎設施對接與同城化發展，穗澳合作

區域合作篇 262 的重點項目澳門與廣州南沙合作規劃等，也都是粵澳合作的重頭戲。內涵相似與外延部分重疊的狀況更有利於三種合作的協同開展與統籌兼顧。 4. 具有相似的作用與意義 粵澳合作、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都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改革的框架下進行的。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對於推進廣東與港澳的合作做出了具體部署，包括“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對接”、“加強產業合作”、“共建優質生活圈”和“創新合作方式”。16 從國家的層面來考慮，開展粵澳合作(包含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在內)的宗旨非常明確：“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導下，推進粵澳更緊密合作，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等方面融合發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攜手建設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共同打造世界級新經濟區域，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17 由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改革發展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而粵澳合作、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又包含其中，因此必將發揮各自的應有作用，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作出貢獻。 (二) 三種合作的區別 上述三種合作儘管存在密切的內在聯繫，畢竟不是相同的概念。仔細推敲，彼此之間還是存在明顯區別的，不能混為一談。 1. 提出的時間略有先後 無論從概念的提出還是實際操作的角度來考察，上述三種合作在時間順序上都是有先後的。根據前文披露的資料，不難概括出以下兩點認識： 從文獻歷史來看，粵澳合作的概念提出於 2001 年，珠澳合作的概念提出 2009 年 6 月，而穗澳合作的概念出現於 2011 年 7 月；從實踐操作的層面來看，不算民間交往，官方意義上的粵澳合作與珠澳合作自2001 年以來(甚至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直在進行之中，而穗澳合作則是2011 年揭開序幕的。

粤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比較研究 263 2. 涉及的主體有所差別 雖然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都同澳門一方有關，但三種合作的另一方主體卻是各不相同的。粵澳合作涉及廣東全省，而珠澳合作只涉及珠海市(地區)、穗澳合作只涉及廣州市(地區)。由於從行政區劃的角度來看，珠海市和廣州市都屬於廣東──粵的範圍，因此，粵澳合作的主體實際上涵蓋了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的主體。 3. 實施的着眼點和意義略有差異 儘管三種合作的總體目標趨同，內容相關，意義一致，但由於着眼點不同，在表述上還是有所差異的。 粵澳合作顯然具有更為廣濶的視野。《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導語中明確表示，制定該協議的目的是落實《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等三個重要文件，從而“推進粵澳更緊密合作，推動廣東科學發展和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18 在具體目標中也十分注意這種宏觀的視角。例如，在“打造粵澳產業升級發展新平台”目標下，粵澳合作追求的是“依託澳門國際商貿服務平台，對接廣東產業轉型升級和‘走出去’戰略，集聚國內外優勢資源，強化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動力，提升大珠三角洲區域與歐盟、東盟與葡語國家等的合作水平”19，可見視角比較開濶，氣魄也是比較雄偉的。 沒有找到合適的文字來概括珠澳合作及穗澳合作的着眼點與意義，但橫琴開發是珠澳合作的重點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珠澳合作，不妨用橫琴開發的相關文字來加以討論。《橫琴開發總體規劃》中闡述得比較清楚：推進橫琴開發“有利於構建粵港澳緊密合作的新載體。為珠三角地區‘科學發展、先行先試’創造經驗”，“有利於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維護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共建珠澳國際都會區，重塑珠海發展新優勢、培育珠江口西岸地區新的增長極”。20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最後一個“有利於”，不難看出，珠澳合作僅將目光聚焦在“珠澳國際都會區”和“珠江口西岸”的較小範圍內，不似粵澳合作那樣着眼於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和廣東省全境。

區域合作篇 264 三、強化三種合作的理性思考 既然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總體目標一致且具有相似的作用與意義，努力完成這三種合作便成為澳門及廣東、珠海、廣州政府與民眾義不容辭的職責。從管理學的原理出發，有必要對如何進一步強化三種合作進行一番理性的思考。 儘管上述三種合作存在着差別，畢竟因內在聯繫而成為一個整體。用系統科學的術語來概括，三種合作組成了一個大系統。“系统就是若干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要素結合而成的，具有一定的結構和功能，並處在一定環境下的有機整體……系統的各要素之間、要素與整體之間，以及整體與環境之間，存在着一定的有機聯繫，從而在系統的內部和外部形成一定的結構”。21 對於本文討論的三種合作這個系統，應當有效地強化管理，關鍵在於運用系統原理來進行宏觀控制。 系統原理“包括整體性原理、動態性原理、開放性原理、環境適應性原理、綜合性原理等”。22 針對粵澳合作以及珠澳合作、穗澳合作的實際情況，可以在系統原理的指導下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端正思路，提高認識： (一) 倡導全局觀念，體現整體性原理 整體性原理是指“系統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及要素與系統之間的關係以整體為主進行協調，局部服從整體，使整體效果為最佳”。23 在三種合作組成的大系統中，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是子系統，是局部；粵澳合作是母系統，是整體。三種合作應圍繞粵澳合作為主進行協調。具體地說，就是要倡導全局觀念，從整個珠江三角洲以至泛珠三角洲的大局出發考慮問題。中央政府已經把珠江三角洲未來二十年的改革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因此，無論是珠澳合作、穗澳合作，都要考慮粵澳合作的大局；而粵澳合作還要考慮將來可能發展的澳門與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區，乃至澳門與泛珠三角洲地區的合作，為更廣泛的大系統內的大合作奠定基礎。

粤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比較研究 265 (二) 及時反饋調節，體現動態性原理 動態性原理是指“系統作為一個運動着的有機體，其穩定狀態是相對的，運動狀態則是絕對的，系統……作為一種運動而存在”。24 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事物總是發展變化的，不會保持固定的狀態，也不會永遠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三種合作同樣如此。在根據已經形成的文件實施粵澳、珠澳和穗澳合作的過程中，要根據實踐的情況及時獲取信息，及時瞭解反映，依照不同效果的反饋對原有計劃或目標作出適當的調節甚至修正。在已經形成的相關文件中，有些分階段地提出了不同層次的目標。對於後一層次的較高目標，應當根據前期計劃的執行情況進行或階段性的總結，然後作出適當的反饋調節。對那些涉及較長時期的計劃(規劃)尤其應當如此。 (三) 加強交流來往，體現開放性原理 開放性原理是指“任何有機系統都是耗散結構系統，系統與外界不斷交流物質、能量和信息，才能維持其生命”。25 耗散結構理論是 1977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里高津提出來的。他認為，“只有在非平衡系統中，在與外界有着物質與能量交換的情況下，系統內各要素存在複雜的非線性相干效應時才可能產生自組織現象，並且把這種條件下生成的自組織有序態稱之為耗散結構”。26 耗散結構理論提出後受到高度重視與廣泛應用，一些學者將這一概念移植到社會科學領域，也取得許多出色的成果。根據這一原理，系統之間物質、能量和信息的廣泛交流是系統通過自組織逐步走向有序的必要條件。那麼，三種合作同樣如此。應當不斷加強澳門與珠海、廣州、廣東等地的交流來往，包括人員、物資、思想和經驗等的廣泛交流，保持全方位的相互開放，促使系統不斷提高自組織程度而逐步走向有序狀態。

區域合作篇 266 (四) 逐步擴大範圍，體現環境適應原理 環境適應原理是指“系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與周圍發生各種聯繫……如果系統與環境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能夠保持最佳適應狀態，則說明這是一個有活力的理想系統”。27 環境適應原理可以視為開放性原理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不過它關注的是系統與環境(系統外)的相互關係。一方面，系統無法脫離環境，因此三種合作不可將自己封閉起來，要通過廣泛的交流尋求與賦存環境的適應與協調。另一方面，系統和環境是相對的，可以發生變化甚至互換位置，因此合作的範圍應當逐步擴大，要致力於將環境逐步納入合作的範圍(由珠澳、穗澳而至粵澳，進而擴大到珠三角—澳門，甚至泛珠三角—澳門)，增強系統的活力而使之更趨理想化。 (五) 力求統籌兼顧，體現綜合性原理 綜合性原理是指“把系統的各部分各方面和各種因素聯繫起來，考察其中的共同點和規律性”。28 系統的複雜性決定了對系統管理的綜合性。首先，珠澳合作、穗澳合作與粵澳合作儘管具有共性，但也都有自己的個性。從具體計劃來看，三種合作皆有各自的重點任務，因此必須區別情況，分別對待。其次，三種合作的並不是單一的經濟合作，還包含科學技術、文化、藝術、教育、衛生、體育以及社會發展的諸多領域；即便是經濟領域，也涉及商貿、交通、旅遊、餐飲、服務等許多產業，還有新興的會展、物流、文化創意等產業。因此，三種合作可以稱為包羅萬象的複雜系統，涉及體制、政策、組織機構、思想觀念、文化形態和社會風俗等方方面面，不是單一的職能部門在業務的範圍內就能管理好的。一定要具有足夠權威和層次的綜合性機構，統籌兼顧地實施管理。聯席會議之類鬆散性的機制能否勝任三種合作的重大使命，有待實踐來作出檢驗。

粤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比較研究 267 四、實踐三種合作的注意要點 認真考察研究粵澳合作、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的來龍去脈及其相互聯繫與區別，特別是進行必要的理性思考，正是為了更好地指導未來的實踐。現從以下四方面提出深化三種合作時應當引起注意的問題。 (一) 充分發揮共同主體澳門的優勢 前已述及，澳門是三種合作的共同主體，換言之，這三種合作能否順利進行，一方面與澳門休戚相關，另一方面也取決於澳門能否真正發揮作用。從“一國兩制”的總體格局和珠三角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澳門存在着明顯的優勢，理當發揮其應有的特殊作用。澳門在“一國兩制”格局中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政策優勢。“澳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獨享的一些優惠政策是内地其他行政區劃可望而不可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明確規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同時又賦予澳門特區在對外事務方面享有許多權利，如在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29 這些政策方面的優惠，必定給粵澳及珠澳、穗澳合作帶來很大的方便。 第二，文化優勢。經濟發展離不開文化底蘊。在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方面，澳門得天獨厚。五千餘年中華文化的傳承積澱，近五百年西方文化的滲入與影響，近代民主思想和對外開放意識的發源，使澳門容納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中的許多精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以珠江口地區、特別是澳門為載體發展起來的香山文化曾經對推動中國順應時代潮流發揮過重要作用，鄭觀應、孫中山、容閎等思想家、革命家和先驅者的出現就是例證。在當今形勢下，澳門獨特的文化內涵同樣可以作為本地區合作與發展的紐帶。

區域合作篇 268 第三，經濟優勢。經濟領域的合作是以澳門為共同主體的三種合作的主要內容，需要強有力的資金支持。據媒體報導，僅橫琴開發至 2015年就需要資金約 2,000 億元人民幣，融資的任務非常繁重。2010 年，澳門全區的地方生產總值已達 2,237.43 億澳門元，人均近 41 萬澳門元，約相當於 5.12 萬美元。澳門如此強大的經濟實力足以成為三種合作的堅強後盾。2011 年 6 月 19 日，澳門政府出資成立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為動用資金支援橫琴開發建立了有效渠道。珠澳合作如此，穗澳合作和粵澳合作同樣可行。 第四，區位優勢。“在粵港澳三足鼎立、互為犄角而相互依存的格局中，澳門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地處珠江口咽喉地帶，鎮守珠三角地區大門的澳門，其重要地位是任何其他地區所無法取代的。”30 在港珠澳大橋建成之後，這一優勢還會進一步顯現。澳門必將為上述三種合作的順利開展提供諸多的有利條件。 (二) 各自準確定位，避免厚此薄彼 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具有不盡相同的目標和着眼點，理應找準自己的定位，各自努力完成既定的任務。從國家戰略的高度來看，無論是粵澳合作、珠澳合作還是穗澳合作，都有其特定的作用與意義，不能互相取代，更不應厚此薄彼。 然而，事實卻使人們產生疑惑甚至憂慮。例如，珠澳合作和穗澳合作同樣是廣東省轄下某個地區與澳門的合作，且珠澳合作提出在先，在政策定位上更受重視(《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和《粵澳框架協議》中都已明確提出)，因地理、歷史和社會的因素(與澳門的關係)所決定而更容易取得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但是，這兩種合作的“政治待遇”卻顯然不同。 有文章指出：“出席珠澳合作專責小組會議的雙方最高首長，珠海方面是一位副市長，澳門方面則是一位司長(運輸工務司司長)。出席穗澳合作會議的雙方最高首長，則分別是廣州市市長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且中共廣州市委書記還在會議期間會見澳門特首。由此可見，

粤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比較研究 269 珠澳合作的‘級別’要低於穗澳合作。”31 另外，“從輿論和社會評價來看，兩種合作之間也有明顯差別。媒體雖然對珠澳合作作出了高度評價，但用詞適可而止，無非是‘進一步貫徹落實《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全面構建珠澳協同發展新格局’等，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然而，對穗澳合作評價的用詞就華麗多了。請看一篇報導的新聞導語：‘7 月 18 日，澳門特首崔世安與廣州市長萬慶良握手一刻，開啟了穗澳合作新紀元。’此外，類似‘穗澳合作進入全新發展階段’、‘合作層次從區域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之類高調詞句亦屢見不鮮。”32 為甚麼會出現上述現象？“主要原因之一是官本位制在作怪。廣州市是副省級行政區劃，其級別高於地級市的珠海，從政治的角度來考慮，就應該佔上風，所以經濟因素、社會因素等都可以置於從屬地位甚至忽略不計。”33 我們要為後來居上的穗澳合作叫好，但也不免為不溫不火的珠澳合作鳴不平。希望在推進各方面合作的過程中尊重客觀規律，不要用政治因素來干擾經濟與社會事務。 (三) 主體之間顧全大局，協調配合 粵澳合作與珠澳合作、穗澳合作之間的內在聯繫是事物的本質，合作的主體各方又利益一致，理應精誠團結，密切合作。但是，由於主體之間存在着政治制度、社會狀況、經濟結構和文化習俗等方面的差異，有時難免出現不盡人意的情況。僅以珠海與澳門的合作為例。有研究者指出：“珠海市、澳門特別行政區兩地政府作為兩個地方利益的維護者，在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追求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必然導致地方保護主義、市場分割、資源浪費等問題”；“地方利益衝突的客觀存在與區域合作的內在需求的矛盾成為珠澳協同發展急需解決的問題”。具體表現在“合作意識問題”、“經濟差距問題”和“利益協調機制問題”等方面。34 珠海與澳門之間的類似問題，同樣也存在於澳門與廣東、澳門與廣州之間。因此，合作各方應當跳出自身利益的小圈子，以區域發展、國家戰略和民族崛起、國家興旺的大局為重，通力合作，協調配合，爭取共贏。

區域合作篇 270 (四) 大膽創新，力爭有所突破 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都是澳門回歸祖國之後，特別是祖國大陸改革開放深入發展時期出現的新生事物，“沒有前例可以依據，沒有經驗可以借鑒”，全憑承擔和參與這一歷史重任的各方“大膽探索，銳意創新，闖出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來”。35 2011 年 8 月 22 日，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聯合舉行“《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暨橫琴政策創新宣講會”，着重宣講了 7 月 14 日下發的《國務院關於橫琴開發有關政策的批覆》。《批覆》賦予橫琴開發更多的實驗權，明確要求橫琴開發過程中創新通關制度，加快管理體制和發展模式創新，“力爭在改革開放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率先取得突破，為珠三角‘科學發展、先行先試’創造經驗和提供示範”。既然橫琴開發是珠澳合作的重頭戲，珠澳合作又是粵澳合作的必要組成和穗澳合作的兄弟項目，那麼，中央政府推進橫琴開發的思路以及賦予橫琴開發的種種政策優惠，同樣可供粵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參考借鑒。但願這三種合作抓住天時、地利、人和具備的難得機遇，大膽創新，力爭有所突破，為早日實現既定的宏偉目標做出應有的貢獻。 (原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總第 11 期，2012 年) 註釋： 1 李嘉曾：《粵澳合作的藍圖與期待》，載於《澳門日報》，2011 年 4月 13日，第 F2版。 2 姜姍姍：《回歸以來的粵澳合作關係》，載於《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08-2009)》，轉引自騰訊新聞： http://news.qq.com/a/20091218/002164 _2.htm，2011年 9 月 16日。

粤澳合作、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比較研究 271 3 同註 1。 4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載於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8644751.html，2011年 9月 16日。 5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 2011-03/06/c_121154874.htm，2011年 9月 16日。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16/c_121193916.htm，2011年 9月 16日。 7 同註 4。 8 《橫琴總體發展規劃》，載於珠海市投資促進局網：http://investzhuhai.gov. cn/old/cn/，2011年 9月 16日。 9 同上註。 10 同註 5。 11 同上註。 12 中新網記者：《崔世安將率團訪問廣州，穗澳合作提速》，載於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a/2011/07-15/3185586.shtml，2011 年 9 月17 日。 13 馬曉澄：《穗澳合作打造南沙成合作示範區》，載於新華網：http://news. xinhuanet.com/local/2011-07/18/c_121684921.htm，2011年 9月 17日。 14 同註 5。 15 同上註。 16 同註 4。 17 同註 5。 18 同上註。 19 同上註。 20 同註 8。

區域合作篇 272 21 “系統原理”，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260562.htm，2011年 9月 28日。 22 周三多、陳傳明、魯明泓：《管理學──原理與方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4 版。 23 同上註。 24 同上註。 25 同上註。 26 “普里高津”，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87762.htm，2011年 9月 30日。 27 同註 22。 28 同上註。 29 李嘉曾：《世博經濟與澳門的發展優勢》，載於《澳門月刊》，2011年，2 月號，總 169期。 30 同上註。 31 思鳴：《珠澳合作與穗澳合作小議》，載於《澳門月刊》，2011 年，8 月號，總第 175 期。 32 同上註。 33 同上註。 34 綦佳：《基於合作博弈的珠澳協同發展研究》，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第 9期，2011 年。 35 思鳴：《澳門要從建設‘特區中的特區’中獲得發展機遇》，載於《澳門月刊》，2011 年，9月號，總第 176 期。

273 CEPA 精神與“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 2013 年 8 月 30 日，商務部副部長高燕和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在澳門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下簡稱 CEPA)補充協議十，其中規定內地在 CEPA 及其後續的 9 個補充協議開放服務貿易承諾的基礎上，“在法律、建築、電腦及其相關服務、房地產、市場調研、技術核對總和分析、人員提供與安排、建築物清潔、攝影、印刷、會展、筆譯和口譯、電信、視聽、分銷、環境、銀行、證券、醫院服務、社會服務、旅遊、文娛、體育、海運、航空運輸、公路運輸、貨代、商標代理等 28 個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的條件，新增加複製服務和殯葬設施的開放措施。”1 協議於 2014 年 1 月 1日正式生效後，“內地對澳門服務貿易領域累計總開放措施將達到 383項。”2 不少媒體對 CEPA 框架下的“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予以充分肯定：“2012 年粵澳合作聯席會議以來，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粵澳雙方以落實《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為主線，以實施 CEPA、推動率先基本實現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為重點，全面推進經濟、社會、民生各領域深化合作，取得豐碩成果。”3 事實表明，粵澳兩地之間以“服務貿易自由化”為重點的合作正在向縱深發展。因此，有必要在深入領會 CEPA 精神的基礎上，對“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進行一番探討與評析。

區域合作篇 274 一、“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提出與發展 “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不是一個新概念。在國際貿易領域，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提法由來已久。至於在我國引起較大的關注還是近十多年的事。追根溯源，我們發現這一概念在 2003 年國家商務部分別同香港、澳門政府簽署的《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繫的安排》文件中正式亮相，並且日益受到重視。 2011 年 8 月 17 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香港出席論壇時表示，“到‘十二五’末，通過 CEPA，基本實現內地與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4 此後媒體對此陸續報導，逐漸掀起了推動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熱潮。2012 年 5 月 23 日，國家商務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在香港聯合舉辦 2012 CEPA 政策宣講會，會上透露，“廣東將在與港澳特區政府協商一致的基礎上，近期編制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行動計劃，為提高內地對港澳服務貿易的開放水平作出新貢獻。”5 2012 年 9 月 7 日，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會審議並原則通過《推動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行動計劃》。 此後廣東省政府分別與香港、澳門兩個特區政府溝通協商，陸續完成上述文件的合法化程序。2012 年 5 月 15 日，廣東省和澳門特區兩地政府在澳門舉行 2012 年粵澳合作聯席會議，會上雖然出現了“爭取率先落實服務貿易自由化”、“推動以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為主導的互利共贏合作”等提法，但並未簽署特定的文件。2012 年 9 月 14 日，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五次會議在廣州召開，廣東與香港雙方政府在會後簽署《推動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行動計劃》。2013 年 6月 15 日，廣東與澳門雙方在粵澳合作聯席會議上也表達了“加快率先基本實現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6的意見，但尚未簽署這一文件。 通過上文的追溯，經過比較和推敲，筆者得出了以下看法： “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在粵澳合作中隆重登場，體現了最高領導層的戰略決策。實際上，在為粵澳合作奠定基礎的若干綱領性文件中，並未出現“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這一專門名詞。無論是《珠江三角洲

CEPA 精神與“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 275 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十二五”規劃綱要》還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都找不到粵澳(粵港或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提法。在內地與港澳簽訂的 CEPA 及其歷年的補充協議中，儘管從一開始就提出內地對港澳“開放服務貿易”的意見，使用了“服務貿易自由化”這個概念，可是直至 2012 年簽署的補充協議九中，都沒有明確使用“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這一名詞。 服務貿易自由化是國際貿易學中的專有術語，是由貿易自由化延伸出來的概念。貿易自由化的意思是“各成員方通過多邊貿易談判，降低和約束關稅，取消其他貿易壁壘，消除國際貿易中的歧視待遇，擴大本國市場准入度。實現上述目標的途徑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進行貿易自由化。自由貿易政策允許貨物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在國際價值規律作用下，可以刺激競爭，鼓勵發展，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促進世界性的分工和貿易發展，擴大市場；同時使消費者得到物美價廉的商品和服務。”7 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本質是促進貨物、生產要素和服務要素的自由流動，爭取雙贏。服務貿易自由化則是貿易自由化在服務領域的具體表現，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涉及範圍從貨物擴展到運輸、旅遊、會展、金融、教育、通訊等產業。 服務貿易自由化是一個國際貿易概念，是伴隨着全球化的進程發展起來的新名詞。1947 年成立的關貿總協定只涉及貨物貿易，而 1994 年更名為世界貿易組織後，便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貿易三大領域。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不同，往往涉及國家主權、機密和安全，也可能與意識形態有關。因此，這一國際貿易領域的概念是否完全適用於“一國”範疇內的粵、港、澳三地，是應當認真推敲的。 二、服務貿易自由化需要雙向自由 要害在於利益分配。在國與國之間推行服務貿易自由化，固然追求雙贏；但是絕對雙贏的情況是不存在的，矛盾在所難免，雙方都會從本

區域合作篇 276 國的立場出發，儘量為自己追求最大利益。這樣的“愛國主義”立場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國”體系中，有關的雙方能否為自己的一方爭取利益最大化？如果能夠，又將如何實現呢？ 要想通過服務貿易自由化達到雙贏目的，必須遵循一系列原則。一般認為，平等競爭、適度保護、均衡發展是比較重要的原則。用這些原則來衡量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現狀，不難看出存在着一些關鍵性的問題。首先，粵澳雙方在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地位未必平等。具體言之，徹底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必定能保證雙向的自由，即當事雙方都能相對自由地為對方提供服務，也能相對自由地從對方得到服務。考察廣東與澳門的實際情況，我們發現雙方在服務貿易領域的自由度是大不相同的。 據悉，自 2012 年 7 月初澳門特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商務部簽署CEPA 補充協議九以來，廣東對澳門進一步開放服務業的先行先試政策已經達到 53 項。其中包括金融業：粵澳金融 IC 卡互通互用；會展業：取消對港澳專業展覽機構在廣東舉辦展會的審批手續；旅遊業：發揮“‘一程多站’優勢，優化便利民眾簽證等手續”等。至 2013 年 3 月，在廣東註冊的澳門居民個體工商戶已經增加到 616 戶，註冊資金達3,849.7 萬元，比 2012 年同期分別增長 8.5%和 18.1%。8 然而，廣東省的服務業進入澳門的絕對數字與比例都長期處於很低的水平。CEPA 補充協議九中詳盡規定了在旅遊、文娛活動、教育、印刷、金融、個體工商戶、醫療、商業保理等領域澳門投資者投資廣東的諸多便利條件，包括降低門檻、擴大範圍、提供優惠等等；可是卻找不到廣東(內地)服務業進入澳門能夠享受的便利條件。追溯到 2003 年簽署的《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最初文本，在附件四《關於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具體承諾》中，我們看到的只是內地對澳門開放的種種政策規定，卻看不到澳門對內地“禮尚往來”的相應措施。 常識告訴我們，在兩個體系交流匯合的過程中，只有雙向暢流才能徹底融合，任何一個方向都不可或缺。如果只是倡導一個方向的流動而屏蔽另一個方向的流動，那是很難真正體現自由化的。內地允許澳門方

CEPA 精神與“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 277 面單向服務貿易自由化，儘管有利於澳門人的投資行為，有助於提高澳門社會資金的投資效益，卻很難對澳門社會產生本質性的影響，也難以為澳門廣大民眾謀取更大的福祉。 三、服務貿易自由化必須粵港澳三方聯通 上文提及的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會審議並原則通過《推動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行動計劃》，是將“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的，然而，在實際操作之中，我們卻很難看到粵、港、澳三者之間的“自由化”動向。 從決策層面來看，雖然根據媒體報導粵港澳三方有所協商，但文件的出臺卻首先是廣東方面的單方行為，而且是執政黨通過在先(2012 年 9月 7 日)，政府執行在後。香港、澳門政府的“配合”則是步調不夠一致。2012 年 9 月 14 日，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在廣州召開後，雙方即簽署了《推動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行動計劃》。令人費解的是，這一涵蓋三方、涉及澳門的“行動計劃”竟然可以由其中的兩方在第三方(澳門)缺席的情況下“率先”簽署。而在此後大半年舉行的粵澳合作聯席會議之後，廣東省政府和澳門政府卻沒有參照前例也簽署《推動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行動計劃》。不知是沒有必要簽署，還是時機尚未成熟，抑或忽視了這一環節？ 從內容來看，既然文件的提法是“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那就意味着粵港澳三方之間都應當“降低和約束關稅”、“取消貿易壁壘”、“消除貿易歧視”以及“擴大市場准入度”，逐步推進服務要素在相互之間的自由流動。請注意，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是三方中的任一方，對其他兩方中的任一方，提供服務貿易自由流動的種種便利條件。可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只是廣東對香港、廣東對澳門分別提供優惠，少見香港、澳門對廣東(內地)提供優惠，更看不到香港與澳門之間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政策導向。人們看到的，只是廣東(內地)分別對香港和澳

區域合作篇 278 門的服務貿易優惠政策與措施。這些對於港澳兩個特區而言，當然是極大的好事。但是，捫心自問，沒有粵港澳三方之間服務貿易的自由聯通，能夠稱得上“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嗎？ 澳門民眾完全理解中央政府對澳門和香港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力扶持，也深切感謝中央政府對特區人民的深切關懷。我們歡迎CEPA，歡迎《合作框架協議》，歡迎“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但我們更希望名正言順、名符其實。須知只有科學、徹底的真正“服務貿易自由化”，才能使當事各方互利共贏。 (原載於《澳門研究》2013 年第 4 期) 註釋： 1 商務部辦公室：《〈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十》，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官網：http://www.mofcom.gov.cn/ article/，2013 年 8月 30 日。 2 劉冬傑：《〈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十在澳門簽署》，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8/30/c_1171 67136.htm，2013年 8 月 30日。 3 吳哲等：《2012 年粵澳合作聯席會議以來兩地各領域合作成果豐碩》，載於《南方日報》，2013年 6月 15 日，第 2版。 4 新華網快訊：《李克強：到‘十二五’末基本實現內地與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2011 年 8月 17日。 5 黃穎川：《粵港澳齊推服務貿易自由化》，載於《南方日報》，2012 年 5月 24 日，第 2版。

CEPA 精神與“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 279 6 謝思佳等：《2013 年粵澳合作聯席會議簽訂 11 份協議》，載於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a/2013/06-14/4930070.shtml，2013 年 6 月14 日。 7 “服務貿易自由化”，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8 吳哲等：《粵去年從澳進口額增逾七成》，載於《南方日報》，2013 年 6月 15 日，第 2版。

280 模式、組合與效果的選擇 ──粵港澳合作的辯證思考 自 20 世紀末期香港、澳門先後回歸祖國、兩個特別行政區相繼建立以來，兩地與祖國大陸的關係日漸密切，與內地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合作也日漸深化。由於受到地理位置和歷史傳統的影響，港澳兩區與廣東省的合作在與內地的合作中佔據着主要地位。此種合作在習慣上被稱為“粵港澳合作”。十多年來，在中央政府的指導與安排下，有關的三方共同努力，粵港澳合作已經取得了重大的進展。然而，不少有關人士感到粵港澳之間的合作尚有不盡人意之處。為了促進粵港澳合作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取得更豐碩的成果，有必要針對理論和政策領域的一些問題進行深入的辯證思考。 需要推敲探究的主要有合作模式、合作組合、合作效果三方面的問題。謹分述如下： 一、合作模式：融合發展還是協同發展？ 粵港澳合作作為區域間的合作，為了明確發展的方向，首先需要確定合作模式。合作模式是指合作各方實施合作的努力方向和採用方式方法的總和，也是合作所遵循的路線方針的體現。對於粵港澳合作而言，究竟應當選取怎樣的合作模式，其實並沒有規範性與權威性的表述。目前較為流行的有三種說法，一是“共同發展”，二是“融合發展”，三是“協同發展(或協調發展)”。

模式、組合與效果的選擇 281 (一) 國家戰略對粵港澳合作的期望：共同發展 2009 年以來，涵蓋粵港澳合作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問題已經列入國家戰略，《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 至 2020 年)》(以下簡稱《珠三角規劃綱要》)和《“十二五”規劃綱要》等綱領性的文件中，對珠港澳合作均有述及並且作出了規範性的闡釋，但並未明確此類合作的發展模式。在 2009 年初頒佈的《珠三角規劃綱要》中有專門章節闡述粵港澳合作，其中的提法是推進與港澳“更緊密合作”1；還列舉了“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對接”、“加強產業合作”、“共建優質生活圈”等具體內容。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全體會議 2011 年 3月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強調了“深化內地與港澳經貿合作”，要求“深化粵港澳合作，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定，促進區域共同發展”。2 由此可見，迄今為止中央政府對粵港澳合作的規範提法只是“共同發展”。 (二) 融合發展概念的提出 融合發展的提法雖未見諸中央政府文件，但媒體報導中曾經有所涉及。早在港、澳回歸祖國之初，中央政府領導人就曾在多種場合談到粵港澳合作。2003 年 3 月 19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陪同國家主席胡錦濤接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時表示，“期望粵港澳能夠利用區位優勢融合，建立更緊密關係。”3 此後一些媒體與學者在報導或論述中開始陸續使用融合發展或類似的提法。 融合發展的正式提出始於 2010 年 4 月簽署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粵港框架協定》第九章“區域合作規劃”開宗明義地指出：“共同編制區域合作規劃，就共同關心及影響區域發展的課題及事項進行研究，落實合作專案，統籌合作進程，發揮協同效益，促進區域融合發展”。4 在次年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定》中，沿用並進一步闡述了融合發展的理念。在這一協議的總則中即明確指出：“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推動粵澳更緊密合作，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等方面融合發展”。5 在闡述粵澳合作基本原則的條目中，強調“統籌規劃、

區域合作篇 282 合理對接、協同發展，促進要素便捷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推進粵澳融合發展”6；而在敘述基礎設施與便利通關內容時，則進一步要求“統籌跨界基礎設施規劃、建設和運營，創新通關便利政策，推進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便捷互通，促進區域融合發展。”7 由此可見，融合發展是粵港、粵澳雙邊協商後提出的概念。 (三) 協同發展 在提出融合發展概念的同時，粵港、粵澳兩個合作框架協議中還提出了“協同發展”的概念。《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第一章“總則”的第2 條對兩地合作的發展定位作出詳細闡述，其中第 6 點指出：“加快城市公共服務體系銜接，促進香港與深圳、廣州等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協同發展，實施人才戰略，推動科技創新，發展總部經濟，形成高端產業、高級人才以及優質資源集聚的世界級城市群。”8 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總則”第 1 條闡述了合作定位，其中第 3 點即指出，要“加快推進橫琴開發，探索合作新模式，推動珠澳協同發展。”9 此後在許多章節中還多次提到這一概念，如總則第 2 條“基本原則”的第三點要求“統籌規劃、合理對接、協同發展”；第 3 條“主要目標”第一點規定，“到 2015 年，跨界基礎設施網路初步建成，橫琴開發取得重大進展，珠澳協同發展全面展開”；在第六章“區域合作規劃”中，第 2 條專門闡述澳珠合作，其標題即為“澳珠協同發展規劃”。10 不難看出，協同發展也是粵港、粵澳雙邊協商後的共識。 (四) 上述三種合作發展模式評析 雖然在有關文件的條文中還出現過一些其他提法，如《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闡述粵澳兩地會展業協同發展戰略時，還提出過“錯位發展”的構想，但涉及面較窄，不甚具備全域性的指導意義。因此，上文述及的“共同發展”、“融合發展”和“協同發展”三種提法，是對粵港澳合作發展模式比較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那麼，究竟採用那一種概念比較合適呢？需要進行深入比較與分析。

模式、組合與效果的選擇 283 “共同發展”是中央政府戰略決策對粵港澳合作的指導性意見，這是對三地合作大方向的規範性表述，無疑是正確的。然而，這只是從宏觀層面做出的高度概括，並未涉及具有可操作性的合作方針，因此也不是對發展模式的具體規定。 “融合發展”是粵港、粵澳雙邊會商後的共識，體現了三地政府的良好願望。然而，這一提法的科學性值得商榷。融合“是指將兩種或多種不同的事物合成一體。”11 合成一體意味着融合之後在原有的兩種或多種事物之間不再存在任何界限或隔閡。這對於廣東和香港、澳門而言，在可見的未來是難以做到的。因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中都規定，在這兩個特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由於兩個特區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同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存在本質的區別，三地的政治法律體系、政策規章、管理體制與模式、乃至民風民俗都存在着很大的差異，要想融為一體存在着很大的甚至不可逾越的障礙。不說別的，港澳兩地的車輛都是靠左行駛的，而廣東及內地其他地方的車輛都靠右行駛，如果三地融合，試問：屆時車輛究竟靠左還是靠右行駛？抑或將馬路都改成單行道，所有的車輛既不靠左又不靠右都在路中間行駛？由此可見，融合發展並不適合作為粵港澳合作的科學模式。 最後討論“協同發展”一說。“所謂協同，就是指協調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不同資源或者個體，協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標的過程或能力”；這一詞彙“來自古希臘語，或曰協和、同步、和諧、協調、協作、合作。”12 根據上述定義，協同發展意味着兩個以上的不同個體朝着既定目標共同努力的過程，最終卻未必一定要實現消除界限和差異的一體化。這一概念能夠比較貼切和準確地描述粵、港、澳三地現在和將來開展合作的目標與過程，因此比較適宜用來概括粵港澳合作的發展模式。

區域合作篇 284 二、合作組合：雙邊合作還是三邊合作？ 粵港澳合作是一個大概念，涉及到粵港澳三個方面，即廣東省、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合作物件的不同，可以產生四種不同的組合：粵港合作、粵澳合作、港澳合作，以及粵港澳合作。前三種合作是雙邊合作，後一種合作是三邊合作。那麼，粵港澳合作究竟應當採取哪種組合形式呢？ (一) 務實的粵港、粵澳雙邊合作 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目前講的較多的是三邊合作，即粵港澳合作。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提出的口號是“深化粵港澳合作”，還羅列了“珠港澳大橋”、“珠海橫琴新區開發”等 7 項“粵港澳合作重大項目”。13 在《珠三角規劃綱要》中強調的是“以粵港澳合作、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中國－東盟合作為重要平台，大力推進對內對外開放”；“推進與港澳更緊密合作”，“支持粵港澳三地在中央有關部門指導下，擴大就合作事宜進行自主協商的範圍”14，等等。 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人們更多看到的卻是雙邊合作，而且只是前兩種雙邊合作，即粵港合作與粵澳合作。粵港、粵澳雙方不僅簽署了雙邊的合作框架協定，明確規定了合作的定位、原則、目標和相關政策，而且詳盡地列舉了產業合作的主要領域，基礎設施與社會公共服務的主要領域，還闡述了相關法律事務與政策，甚至作出了包含高層會晤、聯席會議、設立工作機構與諮詢機構等在內的機制安排。不難看出，粵港合作與粵澳合作是務實的、具體的，是看得見實際效果，也是可以檢驗、評估的。 (二) 期待中的港澳合作與粵港澳合作 然而，本應包含在“粵港澳合作”這一大概念中的港澳合作與粵港澳三方合作卻被無形中淡化了。實際上，港澳之間的雙邊合作，以及粵港澳三方共同參與的三邊合作，都十分重要，應當大力宣導和認真推行。

模式、組合與效果的選擇 285 港澳合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僅有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之間的合作。由於香港與澳門兩地近在咫尺，唇齒相依，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具有類似的遭遇和命運，加上兩地的歷史沿革、社會狀況、經濟水平、產業結構和文化特徵都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兩地的合作具有互補效應，可望取得出色的成果。然而，事實上港澳之間的合作長期在較低的水平上徘徊。 港澳合作的提法可能較早就出現了，但正式提上議事日程的時間顯然是比較晚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官方網站上，有關港澳合作的最早記載始於 2008 年，追溯了 2007 年兩地開始討論合作事宜：“去年十一月，港澳特區行政長官同意建立一個正式的溝通機制，以加強港澳合作；雙方分別由香港財政司司長及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牽頭。雙方在本年二月成立了聯絡員機制，分別委派相關的政策局或部門代表擔任十六個合作範疇的聯絡員，整體統籌工作則由香港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及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攜手負責。”15 2008 年 6 月 30 日，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澳門與澳門特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舉行港澳合作高層會議，探討港澳合作的最新進展及未來方向”16，從此港澳合作以每年召開一次合作高層會議的形式逐步推進，但議論的成分較多，實際效果不甚顯著。 粵港澳合作也有一些進展。主要是通過簽訂協定開展項目的形式落實。例如，2013 年至 2014 年間，粵港澳“聯合在三地巡迴舉辦‘嶺南考古三十年粵港澳文物大展’”；“粵港澳三地於今年(2014 年)六月簽訂《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制定未來五年的重點合作方向，當中包括合作推動文化資訊交流、演藝人才交流及合辦文博節目等等的軟硬體建設”。17 但無論是從種類、數量、規模還是效益等不同角度來考察，粵港澳三方參與的合作尚處於較低的水平。 我們期望大力強化港澳雙邊合作和粵港澳三邊合作，使之逐步擴大範圍，深化內涵，成為推動粵港澳地區整體發展的重要支柱。

區域合作篇 286 三、合作效果：單贏還是雙贏？ (一) 粵港澳合作，利國家利港澳 粵港澳合作意義深遠。從國家層面來看，開展粵港澳合作的意義在於追求民族利益，促進祖國統一和民族復興。《“十二五”規劃綱要》論述與港澳合作的第十四篇，其標題即定為“深化合作，建設中華民族共同家園”；其導語部分明確指出：“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出發，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和祖國統一大業，深化內地與港澳經貿合作，推進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努力”；從地區層面來看，開展粵港澳合作則有利於“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18 根據上述精神，粵港澳合作既要對港澳有利，又要對國家有利。所以《“十二五”規劃綱要》在要求“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同時，也強調“支持香港、澳門充分發揮優勢，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19 顯而易見，粵港澳合作應當成為既利國家又利港澳的好事。 (二) 追求內地(以粵為主)與特區(香港澳門)雙贏的合作效果 儘管從理論上講內地與港澳的合作追求對雙方都有利的目標，但從實際操作來看，粵港澳合作(或粵港、粵澳合作)較多地考慮到國家扶持和照顧兩個特別行政區的良好用意，多少有點影響甚至“犧牲”內地特別是廣東省和深圳、珠海兩市的利益。 僅以“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為例。要想通過服務貿易自由化達到雙贏目的，必須遵循“平等競爭、適度保護、均衡發展”等原則。用這些原則來衡量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現狀，不難看出存在着一些關鍵性的問題。首先，“粵澳雙方在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地位未必平等。具體言之，徹底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必定能保證雙向的自由，即當事雙方都能相對自由地為對方提供服務，也能相對自由地從對方得到服務。考察廣東與澳門的實際情況，不難發現雙方在服務貿易領域的自由度是大不相同的。”20

模式、組合與效果的選擇 287 自 2012 年 7 月初澳門特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商務部簽署 CEPA補充協議九以後，2013 年上半年廣東對澳門進一步開放服務業的先行先試政策已經達到 53 項。其中包括金融業：粵澳金融 IC 卡互通互用；會展業：取消對港澳專業展覽機構在廣東舉辦展會的審批手續；旅遊業：發揮“一程多站”優勢，優化便利民眾簽證等手續等。“至 2013 年 3月，在廣東註冊的澳門居民個體工商戶已經增加到 616 戶，註冊資金達3,849.7 萬元，比 2012 年同期分別增長 8.5%和 18.1%。”21 然而，廣東省的服務業進入澳門的絕對數字與比例都長期處於很低的水平。CEPA補充協議九中詳盡規定了在旅遊、文娛活動、教育、印刷、金融、個體工商戶、醫療、商業保理等領域澳門投資者投資廣東的諸多便利條件，包括降低門檻、擴大範圍、提供優惠等等；可是卻找不到廣東(內地)服務業進入澳門能夠享受的便利條件。“常識告訴我們，在兩個體系交流匯合的過程中，只有雙向暢流才能徹底融合，任何一個方向都不可或缺。如果只是宣導一個方向的流動而遮罩另一個方向的流動，那是很難真正體現自由化的。”22 由服務貿易自由化聯想到粵港澳“三方聯通”問題。“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是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的，然而，在實際操作之中，我們卻很難看到粵、港、澳三者之間的“自由化”動向。既然文件的提法是“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那就意味着粵港澳三方之間都應當“降低和約束關稅”、“取消貿易壁壘”、“消除貿易歧視”以及“擴大市場准入度”，逐步推進服務要素在相互之間的自由流動。請注意，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是三方中的任一方，對其他兩方中的任一方，提供服務貿易自由流動的種種便利條件。可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只是廣東對香港、廣東對澳門分別提供優惠，少見香港、澳門對廣東(內地)提供優惠，更看不到香港與澳門之間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政策導向。人們看到的，只是廣東(內地)分別對香港和澳門的服務貿易優惠政策與措施。這些對於港澳兩個特區而言，當然是極大的好事。但是，捫心自問，沒有粵港澳三方之間服務貿易的自由聯通，能夠稱得上‘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嗎？”23 一言以蔽之，在現行的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模式

區域合作篇 288 下，廣東方面與港澳方面通過合作獲得的優惠和利益是不對稱的，因而也是不公平的。 貿易自由化的例子反映了粵港澳合作中隱藏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印證了科學合理的合作應當追求雙贏的真理。 總之，粵港澳合作是體現國家戰略、關乎三地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既需要在實踐中探索，又需要理論指導，想當然或憑着感覺走是不行的。希望三地政府、民眾和學者圍繞粵港澳合作的模式、組合、效果等相關主題，認真思考，深入探究，以求逐步達成共識，進而同心協力地投入實踐，爭取獲得更顯著的成效。 (原載於《廣東社會科學》2014 年增刊，與王忠合著) 註釋： 1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載於中國網：http://www.china. com.cn/news/2009-01/08/content_17074210.htm。 2 《“十二五”規劃綱要》，載於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2011lh/ content_1825838.htm。 3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中央支持粵港澳融合發展》，載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網站：http://www.gcs.gov.mo/showCNNews.。 4 《粵港合作框架協議》，載於廣東省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d.gov.cn/ govpub/rdzt/ygazt/yghz/201006/t20100629_123956.htm。 5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1- 03/06/c_121154874_6.htm。 6 同上註。 7 同註 5。

模式、組合與效果的選擇 289 8 同註 4。 9 同註 5。 10 同上註。 11 “融合”，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89164/10663638. htm?fr=aladdin。 12 “協同”，載於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9260.htm?fr= aladdin。 13 同註 2。 14 同註 1。 15 《新聞公報：港澳加強合作》，載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網政制與內地事務局網頁：http://www.cmab.gov.hk/tc/press/press_1845.htm。 16 同上註。 17 《新聞公報：第七次港澳合作高層會議》，載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網政制與內地事務局網頁：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07/19/ P201307190592.htm。 18 同註 2。 19 同上註。 20 李嘉曾：《CEPA精神與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載於《澳門研究》，2013年第 4期，總第 71 期。 21 吳哲等：《粵去年從澳進口額增逾七成》，載於《南方日報》，2013 年 6月 15 日，第 2版。 22 同註 20。 23 王忠、江源：《如何看待粵港澳合作與服務貿易自由化》，載於《九鼎》，2014年第 3期。

290 橫琴開發與澳門中心城市輻射作用論析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和《“十二五”規劃綱要》等綱領性文件中，粵澳合作是一個被提上議事日程的重要內容。在 2011 年 3 月簽訂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粵澳合作被進一步具體化和規範化。其中專門辟出第二章，着重討論“合作開發橫琴”問題。橫琴開發不僅是粵澳合作的重點內容之一，而且事關國家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戰略，必須予以高度重視。2010 年 11 月，廣東省政府批准《橫琴島開發建設總體規劃》，提出將橫琴建設成“攜手港澳、服務泛珠、區域共用、示範全國，與國際接軌的複合型、生態化創新之島”的戰略目標。2011 年 3 月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定》則將橫琴開發的總任務描述為“探索粵澳合作新模式，吸引國內外和港澳高端資源集聚，共同培育發展新的基礎產業，促進珠江口西岸地區產業升級發展。”1 可見澳門在橫琴開發過程中擔負着義不容辭的責任。 具體言之，澳門應當在橫琴開發的過程中發揮中心城市應有的輻射作用。有必要對這一論點進行深入的思考與討論。 一、澳門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的必要性 由澳門與橫琴(珠海)密切的地理、歷史、人文與經濟各方面的特殊關係所決定，澳門在橫琴開發的過程中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妨着重討論一下必要性。

橫琴開發與澳門中心城市輻射作用論析 291 澳門對橫琴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的必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 城鎮化進程需要中心城市作為依託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按照中共十八大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在提出 2013 年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時明確指出：“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同時還強調“要遵循城鎮化的客觀規律，積極穩妥推動城鎮化健康發展”。2 歷史經驗表明，中心城市是城鎮化進程的可靠依託。橫琴開發無疑應與城鎮化進程同步。 美國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在城鎮化進程中，美國“着力打造大‘都市圈’和‘城市帶’，依託大中城市，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構建集聚度高、開放式、多層次的城鎮體系，形成了國際性大都市、全國性中心城市、區域性中心城市、地方小城市和中心鎮等不同層次的城鎮體系。”3 東北部城市群、五大湖南岸城市群和西海岸加利福尼亞城市群都已經發展成舉世矚目的城市群，通過輻射作用帶動了這三大地區的現代化發展。 我國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同樣需要中心城市發揮輻射作用。早在2001 年國家頒佈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就制定了配套的《城鎮化發展重點專項規劃》。其中着重強調了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功能：“中心城市要着眼於完善功能，調整結構、改善環境、提高品質、適度擴大規模，更好地發揮經濟、金融、資訊、貿易、科教和文化中心的作用，發揮在區域和省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服務、輻射和帶動作用。”4 文件中還特別對一批重要的區域性中心城市提出要求：“優先完善北京、天津、瀋陽、上海、南京、武漢、廣州、重慶、成都、西安等具有跨省區影響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各地區要從實際出發，充實提高省域中心城市功能，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5 十多年來的實踐也證明瞭中心城市在城鎮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開發前的橫琴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為了推進城鎮化，毗鄰的澳門城責無旁貸。

區域合作篇 292 (二) 重要經濟特區開發需要中心城市支撐 對於珠海橫琴而言，還不只是城鎮化的問題。在 2006 年 6 月 24 日經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橫琴總體發展規劃》中，對橫琴開發的意義和定位作出明確規定，要將橫琴建設成“‘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深化改革開放和科技創新的先行區”；“促進珠江口西岸地區產業升級發展的新平台”。同時還特別強調：“考慮到加快推進橫琴發展的需要，將橫琴納入珠海經濟特區範圍，並按照經濟特區有關政策和辦法實施管理”。6 重要經濟特區建設的經驗表明，中心城市的支撐是一條重要的成功經驗。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經濟特區等重要經濟特區的開發就是成功的案例。原來作為上海偏僻郊縣地區的浦東，常住人口逾 280 萬，面積約 570 平方公里。1990 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開發浦東的戰略部署，制定了“開發浦東、振興上海、服務全國、面向世界”的方針。“有了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作為後盾，經過數年的努力，面積比上海原有市區大一倍的浦東新區已經發展成多功能、外向型、國際化、現代化的城市新區。”7 “如果期望橫琴有朝一日發展成類似浦東的新城區，澳門就應當爭取成為橫琴的堅強後盾，而橫琴也確實需要一個自己的‘上海’。”8 (三) 珠江口西岸城市群需要中心城市帶動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對珠江三角洲地位的發展作出戰略定位，其中有一條即為“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推進與港澳緊密合作、融合發展，共同打造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創新國際區域合作機制，全面提升經濟國際化水平，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9 在這裏，首次提出了“打造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的目標。 在此後形成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又將這一目標進一步細化，提出“珠江口西岸國際都會群”的概念：“到 2015 年……珠澳協同發

橫琴開發與澳門中心城市輻射作用論析 293 展全面展開，共建優質生活圈和區域融合發展成效顯著，珠江口西岸國際都會區基本建成，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初顯成效”；在有關合作開發橫琴的章節中，也提出要“共同培育發展新的基礎產業，促進珠江口西岸地區產業升級發展。”10 現實的情況是：由於歷史原因的限制，珠江口西岸地區缺少能夠在城市群中發揮龍頭作用的大都會。相比之下，澳門的條件比較有利，因此更有必要加快發展速度，爭取早日成為舉足輕重的區域中心城市。 二、澳門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的可能性 對於橫琴開發而言，澳門不僅具有作為中心城市的必要，而且具備發揮輻射作用的可能。這主要取決於以下三方面的優勢： (一) 區位優勢 由地理因素所決定，澳門對於橫琴開發具有區位上的優勢。橫琴島與澳門的氹仔、路環兩島僅一水之隔，兩地之間河面的最窄處不足百米。已經建成的蓮花大橋高架於小橫琴島與路氹填海區之間，將兩地連成一片。橋下設有海關，便於行人和車輛往來通行。兩地之間幾乎不存在時間與空間的差異，無論是人員、物資、資訊的交流都十分方便。對於橫琴而言，澳門不僅是大中型城市中最接近者，而且比珠海的市中心還要近。如此便利的地理條件無疑是得天獨厚的。 (二) 資源優勢 澳門也具有橫琴開發需要的多種優勢資源。首先是經濟資源。回歸祖國十多年來，澳門經濟持續發展，創造並積累了充足的社會財富。2012年間，澳門全區創造的地方生產總值已經超過澳門幣 3,482 億元，人均GDP 達到 611,930 元，約合 76,588 美元。11 對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佈的全世界國家和地區的人均 GDP 排名，澳門憑藉上述數位已經可以上

區域合作篇 294 升到第五位，僅排在盧森堡(107,206 美元)、卡達(99,731 美元)、挪威(99,462 美元)和瑞士(79,033 美元)之後。12 據澳門立法會 2012 年 11 月20 日通過的財政預算，澳門 2013 年度財政收入可以達到澳門幣 1,348億元。13 如此強大的經濟實力無疑能充當橫琴開發的有力支撐。 其次是歷史文化資源。“在澳門這塊袖珍的土地上，積澱着五千年中華文化的深厚內涵”；“在傳承五千年中華文化的基礎上，澳門近五百年來受到以葡萄牙文化為先導的西方文化的滲入與影響，形成了多元文化並存的局面。多元文化集成造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14，不僅為後人瞭解歷史留下真切的記錄，而且為今人開發利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憑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在橫琴開發文化創意、歷史文化旅遊、會展、教育培訓等產業便成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三) 政策優勢 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科技、體育等適當的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條約”；“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從 2003 年開始，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簽訂《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英文縮寫為 CEPA)，以後又逐年補充完善。這一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極大地促進了澳門與內地之間的經濟往來，有效地推動了澳門的經濟發展。對於澳門參與橫琴開發這一特定事件，《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在規定“共同參與”原則的基礎上，又明確了“管理體制”、“就業制度”、“保險制度”、“金融”、“稅收”等多方面的政策優惠。這些優惠形成了澳門參與橫琴開發的政策優勢。

橫琴開發與澳門中心城市輻射作用論析 295 三、澳門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的關鍵因素 澳門在橫琴開發過程中應當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已經不用置疑，但是，澳門能否真正地發揮這一作用，還涉及許多因素，更有待實踐檢驗。首先需要解決好以下兩個關鍵問題： (一) 澳門是否具備作為中心城市的實力 “世界城市群的發展歷程表明，中心城市和周邊地區的關係，首先是集聚關係，然後是輻射關係。先把資源集聚到中心城市，然後中心城市又對周邊地區產生輻射效應，説明這些地區加快發展起來”。15 有望發揮輻射作用的主體，首先必須具備作為中心城市的基本條件。按照國際社會約定俗成的慣例，人口規模和經濟實力是中心城市重要的衡量指標。大城市的人口一般要在一百萬以上，國際化大都市則要達到一千萬人口。而且在地理上是區域中心，還要具有移民、會展、組織、服務、傳媒、人居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的相應條件。“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澳門還不具備大城市的基本條件。澳門近年的人均地方生產總值雖然已經遙遙領先，但經濟總量偏小，總體實力較弱，且產業結構甚不合理，故難以擔當輻射源的重任。”16 為了扭轉這種狀況，澳門要朝兩個方向努力。一是盡量擴大人口規模，增強整體實力。可以利用橫琴開發的契機，在促進人口自然增長的同時，調整移民政策，加大引進人才的力度，爭取在本世紀中期常住人口突破一百萬。同時要繼續調整產業結構，加大經濟多元化的調整力度，加快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步伐，早日在珠三角城市群中發展成為個性鮮明、作用獨特的中心城市之一。 二是優化民眾素質。僅僅增強了經濟實力還遠遠不夠，還要看軟實力。本地民眾的思想觀念和精神面貌是軟實力的必要組成部份，同樣也是中心城市的必備條件。澳門較穩定的社會環境和較優越的福利待遇使大多數民眾豐衣足食，但也容易滋長安於現狀的懶散思想和封閉保守的

區域合作篇 296 落後意識。不認真克服這些消極心態，便不能適應建設現代化中心城市的需要。 (二) 澳門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的機制是否有效 具備了作為中心城市的基本條件之後，並不意味着一定能夠很好地發揮輻射作用，還要看運作機制是否有效。廣東與澳門雙方在簽訂《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時候已經較多地考慮到這個問題，並在不少條文中有所體現。例如，協議中提到，“珠海發揮橫琴開發主體作用，探索體制機制創新，推動規劃實施和政策落實”；“澳門特區政府研究採取多種措施，從資金、人才、產業等方面全面參與橫琴開發，重點建設粵澳合作產業園區和旅遊休閒等相關項目，並積極研究制定澳門居民跨境就業、生活的社會福利安排等配套政策”；“建立粵澳合作開發橫琴協調機制，對橫琴開發重大問題提出政策建議，支持橫琴新區就具體合作專案與澳門特區政府有關部門直接溝通”17，等等。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將澳門推動橫琴開發的機制歸納為三句話十二個字：“珠海主體，澳門參與，合作協調”。這一方針明確了珠(海)澳(門)雙方在橫琴開發中的地位、責任與相互關係，無疑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然而，也不免存在一些缺憾與不足，由此引發出下面的思考與討論。 四、澳門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的創新意義 讓我們在肯定澳門應當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以推進橫琴開發的前提下，從期望的角度來探索其創新意義。 (一) 體現“一國兩制”優越性的新嘗試 澳門對橫琴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首先是一種體現“一國兩制”優越性的新嘗試。

橫琴開發與澳門中心城市輻射作用論析 297 《澳門基本法》中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然而，不同的社會制度絲毫不影響澳門與珠海、與廣東、與珠江三角洲乃至泛珠三角地區的友好合作。《“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指出：“支持香港、澳門充分發揮優勢，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要“深化粵港澳合作，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定，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18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則明確指出了澳門與內地合作的工作方針：“創新合作方式”。具體內容包括“加強與港澳協調溝通，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合作”；“粵港澳三地在中央有關部門指導下，擴大就合作事宜進行自主協商的範圍”；可以“在協商一致的前提下，與港澳共同編制區域合作規劃”；“完善粵港、粵澳行政首長聯席會議機制，增強聯席會議推動合作的實際效用”19等等。在 CEPA 和不少有關文件中，都提到了“先行先試”的概念。這表明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並存的兩種社會制度是可以取長補短，相輔相成的。在澳門為橫琴開發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的過程中，也將充分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優越性。 (二) 微型經濟體系發揮自身優勢的新探索 澳門對橫琴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也是澳門類型的微型經濟體系發揮自身優勢的新探索。 毋庸諱言，澳門是一個資源稀缺、經濟總量偏小的微型經濟體系。“屢經填海而至此仍不到 3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斷移民而迄今剛過 56萬的居民總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所有的省級與特別行政區級別的行政區劃中，澳門的面積、人口不僅穩居末位，而且遠遠不能同其它任何地區相比。”20 然而，澳門具有自身的特點與優勢，概言之，可以用“小而不全”、“小而不弱”、“小而不同”、“小而不差”21四句話來表述。就是這樣一個微型經濟體系，可以充分運用自身的優勢，為毗鄰的珠海橫琴開發貢獻力量。2012 年 2 月 4 日，在會見赴澳門舉辦新春

區域合作篇 298 宴會的廣東省省長朱小丹時，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表示，為了更好推動澳門與橫琴及南沙的合作發展，澳門特區政府已成立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管理本地企業對未來橫琴產業園區專案的參與。一年多以來的實踐證實，澳門正在進行對橫琴發揮輻射作用的有效探索，並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三) 欠完善經濟結構自我完善的新機制 澳門對橫琴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還是欠完善經濟結構逐漸建立自我完善新機制的過程。 澳門的經濟結構不合理、不完善是不爭的事實。長期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民眾也一直在為改善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的不合理經濟結構作出不懈的努力。主要的努力方向是按照中央政府的戰略部署，結合澳門自身的實際條件，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創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支持橫琴開發，發揮輻射作用的過程，並不是單向輸出，而是雙向互動。按照《橫琴總體發展規劃》要求，澳門與廣東雙方在橫琴合作開發的重點已經確定，包括： 在橫琴文化創意、科技研發和高新技術等功能區，共同建設粵澳合作產業園區。澳門特區政府統籌澳門工商界參與建設，重點發展中醫藥、文化創意、教育、培訓等產業，推動澳門居民到園區就業，促進澳門產業和就業的多元發展。 共同建設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作為粵澳合作產業園區啟動專案。整合廣東中醫藥醫療、教育、科研、產業的優勢和澳門的科技能力和人才資源，吸引國內外大型醫藥企業總部聚集，打造集中醫醫療、養生保健、科技轉化、健康精品研發、會展物流於一體的國際中醫藥產業基地，以及綠色地道藥材和名優健康精品的國際交易平台。 加快建設橫琴休閒度假區，發揮海島型生態景觀資源優勢，合作發展高品質旅遊休閒度假專案，引入澳門旅遊教育培訓機構，促進澳門旅遊、酒店等人才進入橫琴就業。

橫琴開發與澳門中心城市輻射作用論析 299 合作建設橫琴文化創意區，聚集國內外文化創意人才、技術和資金等資源，共同開發視覺藝術、影視製作、流行音樂、動漫、設計、廣告、出版等文化產品，打造特色園區…… 不難想像，澳門在與廣東、珠海合作開發橫琴，發揮中心城市輻射作用的同時，自身的經濟結構也會得到調整與改善，自我完善的新機制一定會漸趨成熟，經濟適度多元化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宏偉目標也一定能最終實現。 (原載於《城市觀察》2013 年增刊《城市創新》，2013 年 9 月) 註釋： 1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 2011-03/06/c_121154874.htm，2014年 4月 28日。 2 溫家寶：《2013 年度政府工作報告》，載於中華網：http://news.china.com/ focus/2013lh/news/11136226/20130305/17711294.html；2013年 4月 27日。 3 劉恩東：《美國如何推進城鎮化建設》，載於《學習時報》，2012 年 12月 17 日。 4 國家計委：《關於印發“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城鎮化發展重點專項規劃”的通知》，載於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2/content_61815.htm，2014年 4月 28日。 5 同上註。 6 《橫琴發展總體規劃》，載於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區聯絡辦公室網頁：http://mo.mofcom.gov.cn/aarticle/zwcity/201205/20120508118122.html，2013年 4月 28日。

區域合作篇 300 7 李嘉曾：《國家主體城鎮化進程中澳門的歷史責任》，載於《澳門日報》，2013年 4月 24日，第 F2版。 8 同上註。 9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載於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8644763.html ，2014年 4月 28日。 10 同註 1。 11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本地生產總值及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載於澳門特區政府網站：http://www.dsec.gov.mo/PredefinedReport.aspx，2013 年 5月 2日。 12 2012年世界人均 GDP 排名(際貨幣基金組織 2013年 4月 16 日發佈)，載於百度貼吧：http://tieba.baidu.com/p/2274190868，2013 年 5 月 2 日。 13 《澳門特區政府預計明年財政收入與一千三百億》，載於《澳門日報》，2012年 11月 21 日，第 A1 版。 14 李嘉曾：《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與澳門的獨特作用》，載於《澳門月刊》，2011年 11月號，總第 178期，第 16-19頁。 15 郭楚：《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載於《南方日報》，2013 年 4月 13 日。 16 同註 7。 17 同註 1。 18 《“十二五”規劃綱要》，載於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policy/，2013年 5月 3日。 19 同註 9。 20 李嘉曾：《澳門的微型經濟與選擇性發展》，載於《澳門月刊》，2012 年3 月號，總 182期， 21 同上註。

301 珠海與澳門居民福利的可攜性探討 珠海與澳門兩地居民福利的可攜性探討，看似一個民生領域的具體問題，實際上事關重大。宜從宏觀與微觀的不同視角，理論與實踐的不同層面深入進行研究，以期得出比較科學合理的共識。 一、珠澳居民福利可攜性的意義與定位 珠海澳門居民福利的可攜性問題，涉及粵澳兩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等諸多因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其重要意義與合適定位。 (一) 國家發展戰略的既定目標 2011年3月，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專門安排了第五十七章“保持香港澳門繁榮穩定”，用來規范國家主體與兩個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其中明確指出，要“加強內地和香港、澳門交流合作，繼續實施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深化粵港澳合作，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以及“加快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步伐”。1 世界級城市群和粵港澳優質生活圈構想的提出表明，中央政府已經將這一地區的整體發展納入國家戰略。居民福利的共享問題當為世

區域合作篇 302 界級城市群和優質生活圈的既定目標之一，由此亦將珠澳居民福利的可攜性研究提升到戰略的高度。 (二) 粵港澳優質生活圈的必要組成 實際上，早在 2009 年 1 月頒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中，就提出了“優質生活圈”的概念。《綱要》在“推進與港澳更緊密合作”的標題下，列出了“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對接”、“加強產業合作”、“共建優質生活圈”和“創新合作方式”四項內容。關於共建優質生活圈問題，則明確提出“鼓勵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文化、應急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開展合作，為港澳人員到內地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2 可見在優質生活圈中，教育、就業和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是其必要組成與重要內容。兩地居民的福利能否可攜，能否通用，將是衡量生活圈優質程度的重要指標。因此，福利的可攜性將成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內涵的必要組成。 (三) 粵港澳融合發展的努力方向 在《“十二五”規劃綱要》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精神指導下，粵港、粵澳政府之間相繼簽訂了合作框架協議。2011 年3 月 6 日在北京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對粵澳兩地的合作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框架協議》在總則中首先對粵澳合作作出四方面的準確定位：“建設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打造粵澳產業升級發展新平台”，“探索粵港澳合作模式新示範區”，“拓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新空間”。在“探索粵港澳合作模式新示範區”的條目下，具體地闡述了許多內容，包括“推動珠澳協同發展，對接跨境基礎設施，推動區域要素便捷流動，加強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銜接和服務資源共享，建設宜居、便利和管理服務水平先進的優質生活圈。”3 在粵澳合作的“基本原則”條目中，又明確提出要“統籌規劃、合理對接、協同發展，促進要素便捷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推進粵澳融合發展。”4 協同發展也

珠海與澳門居民福利的可攜性探討 303 好，融合發展也好，總之是要逐步實現一系列的“銜接”或“對接”，這就為兩地福利的可攜性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二、珠澳居民福利可攜性的理性思考 珠海澳門兩城居民福利的可攜性問題，不僅是一項操作性的業務工作，而且也是涉及政治制度和社會發展基本原理的重要命題，需要首先進行深層次的理性思考。 (一) 理論與政策依據 可攜性原本是一個保險業的概念，通常用於養老保險領域，是指“轉換工作地時可以隨工作地轉換而保留養老保險關係及所積累的養老保險受益值，以避免便攜性損失”。5 養老保險可攜性的實質，是實現保險收益值的轉移。將這一概念擴展到與工作和生活有關的其他利益領域，就形成了福利可攜性問題。實施珠澳兩地居民的福利可攜性，具有充分的理論依據和政策依據。 1.《憲法》和《澳門基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包括珠海市民在內的本國公民一系列權利和義務，能夠為福利可攜性提供依據的，包括“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並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退休制度”：“退休人員的生活受到國家和社會的保障”；“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等等。這些規定表明，珠海市民獲得國家提供的福利待遇、社會保險、救濟等社會保障是理所應當的。 《澳門基本法》的有關條文更為福利可攜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據。第三章第 39 條規定：“澳門居民由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第 33 條規定：澳門居民“有

區域合作篇 304 移居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自由”，“有效旅行證件持有人，除非法律禁止，可自由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無須特別批准”；在第 130 條中，特別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有關福利的發展和改進政策”。這些法律條文都充分體現了在澳門特區政府不僅需要，而且有可能實施福利可攜性政策。 2. 科學發展觀 2012 年 6 月 25 日，粵港澳三地政府發佈共同編制的《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這一文件的前言開宗明義地闡述了這一跨境規劃的意義：“共建優質生活圈是根據國務院在 2009 年 1 月 8 日公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粵港澳三地領導對於推動大珠三角地區轉型發展的重大共識。《珠三角規劃綱要》明確指出推進珠三角地區與香港更緊密合作，並支持香港提出共建‘綠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的建議。共建優質生活圈體現了經濟、社會與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將居民生活質量置於區域發展的核心考慮；同時也體現了‘一國兩制’框架為區域協調所締造的空間，體現了不斷深化區域合作的努力方向。”6 這段文字表明，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是轉型發展的必要舉措，也充分反映了科學發展觀的基本精神。推進福利的可攜性作為共建優質生活圈的必要組成，無疑也是可持續發展理念的重要體現。 3.《粵澳合作框架協議》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作為廣東和澳門全面合作的指導性文件，對兩地之間探索合作新模式、共建優質生活圈等內容有多處論述。例如，合作定位的第三條方針是“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示範區”，其中強調要“推動珠澳協同發展，對接跨境基礎設施，推動區域要素便捷流動，加強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銜接和服務資源共享，建設宜居、便利和管理服務水平先進的優質生活圈”；還明確表示將“積極研究制定澳門居民跨境就業、生活的社會福利安排等配套政策”。7 這些構想和規定都為探索珠澳福利的可攜性奠定了必要的政策基礎。

珠海與澳門居民福利的可攜性探討 305 (二) 經驗借鑒 考察當今世界的一些國家和地區，以保險權益可攜性為主的福利可攜性已經陸續付諸實施，為珠澳兩地探索福利可攜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經驗。 1. 國外的成功做法 歐洲共同體在這方面比較領先。“歐盟境內有 1800 多萬人沒有居住在出生地國。這些移民中大約有三分之一來自於其他成員國，另外三分之二來自於成員國之外的國家。”8 勞動力的高度流動狀況對同勞動有關的法律法規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歐盟制定的不少勞動法規都盡力保障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與勞動權益的平等。1972 年 10 月 1 日實施的1408/71 號條例尤其具有代表性。這一條例的設立“主要根據四個協調原則：不歧視原則、單一國家規則、聚集原則和可輸出原則。這些原則被用來代替社會保障權利的地域基礎……使移民勞動者及其家庭成員在歐共體境內流動時不遭受不利的條件。”9 1408/71 號條例“保留了勞動者已獲得的權利。諸如養老金等長期福利必須由出生地國家支付給移民，無論他現在居住在歐共體內的哪個國家。”10 可見歐盟的做法是比較成功的。此外，美國和加拿大、墨西哥這兩個鄰國也通過簽署雙邊協定“實現了本地區流動人口社會保險權益攜帶性的法制化”。“合作的另一個例子是加勒比共同體(CARICOM)，早在 1996 年，加勒比共同體成員國就針對養老保險權益可攜性簽訂了一份協議，其中包括了有利於勞動力在本地流動的條款。”11 2. 香港的有益探索 在台灣海峽兩岸，香港較早就開始進行福利可攜性的探索。2003 年2 月 26 日，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就《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回答記者關於“跨界續領福利”的提問時，曾表示：“現時也有一些計劃已經上台，譬如長者在廣東省居住而繼續領取綜援，已經有這樣的計劃上了台”。12 此後香港特區政府一直關注這一問題並逐步付諸實施。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後，在 2011-2012 年度施政報告中鄭重表明：“我們要以政策

區域合作篇 306 協助長者回鄉定居。為了令長者安心選擇回鄉生活，他們在港享有的福利可攜性至為關鍵。香港需全面展開各種福利可攜性研究，包括從法律、政策及公共財政層面，探討安老院舍、醫院、診所等公共服務，應否擴展至內地。”13 而在 2013 年第四季度，香港政府成功推出“廣東計劃”，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介紹：“‘廣東計劃’是一項突破性的政策措施，出發點是以民為本，也是在社會福利可攜性方面踏出重要的一步”；“計劃推出第一年內將有 3 萬名長者受惠，其中大部份已在廣東居住；每年的開支在津貼方面約有 3 億 9 千 5 百萬港元。特區政府希望先落實在廣東發放高齡津貼，取得實際經驗后，再考慮發放長者生活津貼的可能性。”14 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和做法堪稱福利可攜性的有益探索，值得澳門與珠海兩地參考借鑒與學習仿效。 三、珠澳居民福利可攜性的實踐探索 如果說理論與政策依據以及國外和鄰區的成功經驗使我們認識到珠澳兩地福利可攜的可能性，那麼，更重要的還在於實踐探索。 (一) 珠澳居民福利可攜的必要性 福利可攜性問題之所以提上議事日程，是經濟發展、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必然結果。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隨着經濟建設規模不斷擴大，人口遷移和戶籍政策的逐步鬆動，勞動力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大陸流動人口已達 2.61 億人，佔總人口的 19.5%；《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曾經預測，到 2050 年大陸流動人口規模可達 3.5 億人左右”；“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居住在大陸境內並接受普查登記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 234,829 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21,201 人。”15 在澳門與珠海之間同樣出現了人口流動逐步上升的趨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在 2012 年 10 月公佈的《2011 至 2036 澳門

珠海與澳門居民福利的可攜性探討 307 人口預測》中，界定了兩類與澳門人口結構有關的特殊人群。一類是‘外來居住者’，包括‘在澳門居住的外地雇員’和‘在澳門居住的外地學生’；另一類是‘跨境工作者’，即‘在澳門工作卻在內地居住者’。這兩類人的總數也在逐漸增加。”16 這兩類特殊人群都涉及福利的可攜性問題，特別是由於數量持續增長，使社會涉及面不斷擴大。據預測，澳門“2036 年將有的近 76 萬總人口中，本地人口為 662,400 人，佔87.17%；外來居住者 97,500 人，佔 12.83%……與此同時，在澳門工作卻在內地居住的‘跨境工作者’人數也在直線上升，2011 年為 4,300人，2021 年將增至 7,400 人，而到了 2036 年可能劇增至 13,000 人。”17 由於地理、交通和政策便利等因素的影響，澳門和珠海之間的人口交流將是兩地流動人口的主要來源。面對着數量猛增的流動人口，珠澳福利可攜性的探索勢在必行。 (二) 珠澳居民福利可攜的構想與建議 在粵港澳和珠三角地區發展的國家戰略思想指導下，根據“一國兩制”的方針，考慮到珠海與澳門的實際情況，筆者對兩地之間福利的可攜性進行深入思考並提出建議如下： 1. 宏觀層面的“大福利”可攜性 一般而言，福利是指人們在生活中享受的物質利益，尤其指衣食住行等方面得到的優惠和受到的照顧。不同地區居民福利的可攜性，首先要考慮宏觀層面的物質利益，可稱之為“大福利”。 對於一定區域的居民而言，大福利主要來源於社會基本政策與基礎設施。探究珠澳兩地的大福利能否可攜，主要應考慮以下內容： 首先要轉變觀念，考慮珠澳與澳珠的雙向福利可攜問題。不僅要讓澳門居民在珠海享受應有的福利，而且要讓珠海居民在澳門也能享受到應有的福利。凡澳門居民能在珠海享受到的優惠與便利，理應惠及在澳門的珠海居民。只有真正做到雙方互利互惠，福利的可攜性才有實際意義。現實的情況是較多地考慮澳門居民在珠海的福利問題，而有利於反向可攜性的研究或政策均比較少見，有些領域甚至是空白。這一特徵為

區域合作篇 308 更好地探索珠澳兩地福利可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留下了更廣闊的空間。 其次要盡量強化兩地共享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交通卡力爭做到兩地通。不妨開發“珠澳通”之類通用綜合性磁卡，可以用來在兩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同時也具有一般的支付功能，可以用於商場購物。又比如，逐步擴大兩地可通用的信用卡、電子借記卡的範圍。不僅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等國有商業銀行的信用卡、借記卡可以通用，而且逐步擴大到更多的銀行，特別是兩地的多家私營商業銀行，為兩地居民提供更大的方便。再比如，互聯網和移動通訊服務力求同城化。可通過政府間的補償機制，使兩地居民無論在珠海還是澳門都能享受同等的優惠服務。總之，通用基礎設施的建立和付諸實施，能使兩地居民無論到了哪一邊都有“回家”的感覺。這些設想是符合《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精神的，該框架協議中專門設立了“區域合作規劃”一章，第二條中明確指出，要“編制澳珠協發展規劃”，其中就包括“推進社會公共服務銜接”18的內容。 2. 微觀層面的“小福利”可攜性 微觀層面的小福利主要指個人的福利待遇。其福利水平具有鮮明個性因人而異，但其可攜性的要求卻大致相似。這裡涉及的主要是養老保險。由於珠海和澳門社會制度不同而有境內境外之分，實現福利跨境可攜的主要障礙為“經濟發展狀況有差別、養老保險制度設計無銜接、繳費待遇水平差距大等問題”。19 有學者提出，對於內地與港澳台地區的養老保險可攜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為：“港澳台主管部門與內地主管部門針對社會保險特定人群簽訂互認社會保險繳費協議”，“出台《港澳台人員在內地就業參加社會保險辦法》”；“採取‘工作地繳費、分段記錄與計算、四地經濟體內結算、基礎養老金調劑、第三方發放’的制度銜接辦法”。20 這些建議具有較好的可操作性，澳門與珠海之間不妨試一試。 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特殊情況，對於移居珠海的澳門居民需要考慮的福利可攜範圍還應適當擴大。例如，澳門政府發放的醫療劵能否在

珠海與澳門居民福利的可攜性探討 309 珠海的公立醫療單位使用，電費補助能否落實到澳門居民位於珠海的住宅，支付現金分享計劃的支票能否在珠海的銀行兌現，符合一定條件的公積金個人帳戶能否在珠海按規定使用，等等。與此同時，對於移居澳門或來澳門就業、求學的珠海居民(儘管數量有限)，也應考慮盡可能多地實施福利可攜項目。一言以蔽之，珠澳兩地的福利轉移應當堅持雙向可攜的方針。事實上，《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已經考慮到這一問題，誠如框架協議所指出的：“建立粵澳社會保障交流合作機制，研究解決兩地跨境工作、生活人員的社會保障銜接問題”。21 總之，珠澳之間福利的可攜性探索是粵澳、珠澳協同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必要組成。但願澳門和珠海兩地以此為切入點，“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推動粵澳更緊密合作，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等方面融合發展”；為“攜手建設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共同打造世界級新經濟區域”22作出應有的貢獻。 (原載於《澳門研究》2015 年第 2 期) 註釋： 1 《“十二五”規劃綱要》，載於中國政府網站：http://big5.gov.cn/gate/big5/ 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838.htm。 2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載於中國網：http://www.sina.com.cn/c/2009-01-08/111717003494.shtml。 3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載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官網：http://www.macaulaw. gov.mo/cn/。 4 同上註。 5 “養老保險可攜性”，載於 MBA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m/zh-tw/。

區域合作篇 310 6 《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載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官網：http://www.gov.hk/sc/residents/government/publication/consultation/docs/2011/QlaPlan.pdf。 7 同註 3。 8 凱瑟琳‧巴納德：《歐盟勞動法》，付欣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 9 同上註。 10 同上註。 11 席恆、翟紹果：《養老保險可攜性研究：現狀、問題與趨勢》，載於《社會保障研究》，2013年第 1期。 12 《政務司司長談話全文》，載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官網：http://www.info.gov.hk/ gia/general/200302/26/0226279.htm。 13 《曾蔭權發表 2011-2012 年度香港政府施政報告》，載於網易新聞網：http://news.163.com/11/1012/16/7G67AFSI00014JB6_14.html。 14 劉歡：《香港將在今年第四季度推出“廣東計劃”服務在粵長者》，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6/10/c_116112038.htm。 15 同註 11。 16 李嘉曾：《澳門人口政策與對策》，載於吳志良、郝雨凡主編：《澳門藍皮書：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3-201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17 李嘉曾：《澳門人口預測與對策芻議》，載於《澳門日報》，2012 年 11月 14 日，第 F2 版。 18 同註 3。 19 同註 11。 20 同上註。 21 同註 3。 22 同上註。

311 澳門五年發展規劃與區域合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草案文本(以下簡稱《五年規劃》草案)已於 2016 年 4 月 26 日公佈。這一特區政府編制的首個五年規劃，是“未來五年特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藍圖，是政府與廣大居民共同努力的行動綱領，是實現‘同心致遠、共享繁榮’的重要戰略部署”，因此，如何保證其內容科學合理，且能順利貫徹執行，是擺在特區政府和全體澳門市民面前的大事。 五年規劃的制訂和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關係，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便是與區域合作的關係。概言之，澳門的“五年發展規劃”應當同區域合作協調配合，促進澳門與相關地區，特別是周邊地區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一、五年規劃與區域合作協調的理論依據 澳門五年發展規劃應當同區域合作有機協調，密切配合，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決定的。 首先是中央政府的要求。在 2016 年 3 月經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專門設置了第五十四章闡述“支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方針政策，在規定了“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的總方針之後，還詳細

區域合作篇 312 闡述了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的具體構想，包括“加大內地對港澳開放力度，推動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升級。深化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加快兩地市場互聯互通。加深內地同港澳在社會、民生、文化、教育、環保等領域交流合作，支持內地與港澳開展創新及科技合作，支持港澳中小微企業和青年人在內地發展創業。支持共建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圈，加快前海、南沙、橫琴等粵港澳合作平台建設。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等等。其中許多內容適用於澳門。由此可見，在中央政府的戰略規劃中，澳門(包括香港)的發展絕非孤立行為，必須同內地，特別是周邊地區的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 其次，從歷史淵源來看，澳門與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區域合作由來已久。2011 年 3 月，澳門特區政府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在北京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在規範澳門與廣東省相互合作事宜的這一文件中，其總則明確規定了兩地合作的總方針：“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導下，推動粵澳更緊密合作，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等方面融合發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攜手建設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共同打造世界級新經濟區域，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接着還對雙方合作作出了具體的定位，包括“建設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打造粵澳產業升級發展新平台”、“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示範區”等。在這一框架協議的第六章中，專門討論了粵澳兩地的“區域合作規劃”，其中十分明確地提出“珠江口西岸地區發展規劃”、“澳珠協同發展規劃”、“澳門與廣州南沙合作規劃”等項目，這些經雙方政府商定的合作規劃，理應對澳門制訂五年發展規劃產生規範和制約作用。 再次，由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決定，區域合作是編制五年發展規劃的重要依據。在《五年規劃》草案第一章第四節中，共列出八條澳門未來五年選擇的發展戰略，其中第 8 條明確表示：“實施深化區域合作戰略，融入國家發展”。關於區域合作戰略，條文中是這樣表述的：“澳門要充分發揮獨特優勢，擴大和深化粵澳合作以及泛珠三角洲的區

澳門五年發展規劃與區域合作 313 域合作，互補共贏，互利互惠，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為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的實現提供助力。”《五年規劃》草案還用第五章第三節整節的篇幅，集中闡述“強化區域合作，拓展國際交往”這一主題。其中強調“以泛珠三角區域和作為依託，拓展澳門發展空間”，同時清晰地指出，要“聯合泛珠省區共同優化休閒旅遊環境，合力打造旅遊精品路線”，要“聯手泛珠省區企業加強與葡語系國家的經濟貿易合作，通過多種方式合作走出去”，要繼續合作辦好“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等等。在談及《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時候，《五年規劃》草案更是明確提出“積極參與自由貿易試驗區橫琴片區、南沙片區、前海片區等重要合作平台的建設發展，先行先試推進重點合作項目”等具體要求。因此，與區域合作協調配合也正是《五年規劃》草案的指導思想。 綜上所述，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以及澳門《五年規劃》草案自身，都為五年發展規劃應當與區域合作協調配合提供了可以作為依據的理論基礎。 二、五年規劃與區域合作協調的實踐檢驗 編制規劃或計劃絕非紙上談兵，關鍵在於實施。因此，澳門五年發展規劃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貫徹落實。從這個角度切入，《五年規劃》草案同樣存在與區域規劃協調配合的問題，必須用實踐來檢驗。 第一個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是目標應當協調一致，妥善對接。毫無疑問，澳門特區政府一向致力於將自身的發展同區域合作密切結合。在《五年規劃》草案中，再次重申了這一立場。第五章第三節中明確表示，要“以粵澳合作為重心，先行先試深化區域合作”，特別是要“依照《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開展粵澳雙方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力爭實現既定目標”。為了檢視這方面的情況，不妨來作一番對比。

區域合作篇 314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簡稱“一個中心”)是《五年規劃》草案確定的“願景與目標”，草案第一章第三節進行了詳盡闡述：“澳門建成‘一個中心’，真正成為名符其實的旅遊休閒城市、宜居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文化城市、善治城市，這是澳門未來長期發展的願景”。而關於建設“一個中心”的總體目標，規劃草案中也作出了清晰的描述：“鼎力推進‘一個中心’建設，是澳門可持續發展所需，廣大居民所願，全社會必須齊心協力，堅定不移地爭取到本世紀 30 年代中期，將澳門建成一個以休閒為核心的世界級旅遊中心，成為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宜居、宜業、宜行、宜遊、宜樂的城市”。根據這段文字可知，《五年規劃》草案指定的目標是 21 世紀 30 年代中期建成“一個中心”。 讓我們再來進行一點歷史回顧。2011 年 3 月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對建設“一個中心”早已作過精心的安排。協議第一章第 1條“合作定位”的第一點即指出：“建設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以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龍頭、珠海國際商務休閒旅遊度假區為節點、廣東旅遊資源為依託，發揮兩地豐富歷史文化旅遊資源優勢，豐富澳門旅遊業內涵，發展主題多樣、特色多元的綜合性旅遊服務。”在接下來第 3 條“主要目標”中明確規定：“到 2020 年，區域一體化發展格局基本確立，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基本形成，區域產業升級發展成效顯著，粵澳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銜接共用，大珠江三角洲世界級城市群基本形成，奠定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基本格局”。根據這些文字可以理解，粵澳雙方政府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的共識是：2020 年基本建成以“一個中心”為龍頭的“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 然而，在澳門的《五年規劃》草案中，“一個中心”建設要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加速建設”、“提質建設”、“基本建成”和“全面建成”，而到 2020 年時的目標，只是“取得‘一個中心’第一階段(註：指‘加速建設’)的實質性成果”。對照上文，人們不禁產生疑問：根據《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提出的目標，2020 年時“以‘一個中心’為龍頭的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都已經“基本形成”了，但根據澳門《五年規劃》草案，此時僅僅在“加速建設‘一個中心’的第一階段”

澳門五年發展規劃與區域合作 315 “取得實質性成果”，而距離“基本建成”和“全面建成”這個中心還有十年、十五年之遙。究竟以那個目標為準呢？人們不得而知。 第二個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是執行過程中必須分工合作，同心協力。計劃或規劃是需要實施的，協議是需要履行的。因此，可操作性便成為衡量規劃或計劃的重要標準。澳門《五年規劃》草案同區域合作的協調配合同樣需要考慮可操作性。在解決了上文所議論的“目標一致性”以後，可操作性主要表現為“做甚麼”、“誰來做”和“如何做”幾個方面。 為了避免將規劃停留在坐而論道的層次，首先需要弄清楚需要“做甚麼”。在澳門《五年規劃》草案中，不乏涉及區域合作的內容。但較多見到的卻是泛泛而談的原則性議論。如“將泛珠三角區域作為內地與澳門深度合作核心區”；“結合澳門發展定位與獨特優勢，在泛珠合作中發揮澳門的應有作用”；“以粵澳合作為重心，先行先試深化區域合作”；“依照‘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開展粵澳雙方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進一步密切與香港的往來合作，共建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區”等等。這些論述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讀後往往使人不得要領，甚至一頭霧水而不知究竟要做些甚麼。 經驗表明，規劃的實施往往需要通過具體的項目來實現。有了項目，規劃便有了實質性的內容；項目完成之日，也就是規劃實現之時。在《五年規劃》草案中，討論粵澳合作時提到“積極參與自由貿易試驗區橫琴片區、南沙片區、前海片區等重要合作平台的建設發展，先行先試推進重點合作項目”等意見，但深究一下仍然不甚明瞭先行先試的重點合作項目、重要合作平台究竟是甚麼。相形之下，在談到特區政府與長江經濟帶的合作構想時，內容就比較具體。規劃草案中明確指出，特區政府和江蘇省政府正在“有序籌建‘蘇澳合作園區’”。倘若粵澳之間的合作也能像蘇澳合作那樣明確具體，事情一定好辦得多。 其次需要弄清楚區域合作的工作應當由“誰來做”以及“如何做”。僅以橫琴開發為例。其實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對此已有比較明確的闡述。第二章《合作開發橫琴》的第一條便明確了雙方“共

區域合作篇 316 同參與”的原則，條文中還比較詳細地規定了雙方的責任。包括“珠海發揮橫琴開發主體作用，探索體制機制創新，推動規劃實施和政策落實”；“澳門特區政府研究採取多種措施，從資金、人才、產業等方面全面參與橫琴開發，重點建設粵澳合作產業園區和旅遊休閒等相關項目”。協議中還要求珠海市政府“加強與澳門在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等方面對接，研究制定澳門居民跨境就業、生活的相關政策”；而澳門特區政府也應當“積極研究制定澳門居民跨境就業、生活的社會福利安排等配套政策”。五年時間已經過去，《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提到的上述任務完成情況如何呢？相信兩地老百姓心中是有數的。 澳門特別行政區參與橫琴開發的程度和業績究竟如何？事實勝於雄辯。據媒體報導，2016 年 4 月 27 日，橫琴自貿片區舉行掛牌 1 週年系列活動。現場有 14 個重點項目簽約落戶，1 個項目正式動工。這一批簽約項目涵蓋總部經濟、金融服務、文化創意、醫藥健康、高新科技等高端產業，未來 5 年預計總投資超過人民幣 280 億元。陸續投入運作後，每年將給橫琴帶來的產值(或營業收入)在 2,000 億元以上。然而，考察一下這批最新落戶橫琴的重大項目，其中包括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公司在橫琴建設國家電力投資集團海外公司，大型中央企業中國保利集團在橫琴設立一級子公司，跨國企業集團中信集團在橫琴新區投資建設“中信集團南方投資大廈”，華南理工大學在橫琴自貿試驗片區投資建設“華工創新中心”，等等。非常遺憾的是，在這 14 個最新落戶橫琴的重大項目中，沒有發現澳門特別行政區方面的任何蹤跡。人們不禁發問：橫琴開發究竟同《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同澳門五年發展規劃有沒有關係、有多大關係？澳門要不要為橫琴開發、進而為已經訂定協議的區域合作承擔責任、承擔多大的責任？ 理論闡釋與實踐檢驗使我們頭腦清醒：澳門編制五年發展規劃，一定要考慮前因後果顧及左鄰右舍，力求深謀遠慮方能名符其實。 (原載於《九鼎》月刊 2016 年第 5 期)

“澳門學者文庫”書目 - 楊允中、甘樂年等：《澳門新城區規劃：必要性與迫切性》，2007 年。 1. Sylvia S. L. Ieo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Glowing with the Dynamic of Modernism: Source Research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zra Pound’s Cathay. 2007. 2. 黃湛利：《論港澳政商關係》，2007 年。 3. Ieong W. C., Ieong S. L., Tang, O. K., Lin S. S., et al. A Study on Contemporary Mini-economies. 2007. 4. 楊允中主編：《博彩業快速增長對澳門經濟及社會的影響》，2008 年。 5. 楊允中主編：《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2008 年。 6. 范劍虹、應堅、陳捷等：《澳門民商事仲裁規範的國際與區際比較研究》，2008 年。 7. 李紅：《邊境經濟──中國與東盟區域合作的切入點》，2008 年。 8. 何志輝：《明清澳門的司法變遷》，2009 年。 9. 楊允中、鄧安琪、鄧思平、楊開荊等：《樹品牌意識，走精品路線──關於發展澳門文化產業的若干思考與建議》(大型研究報告)，2009 年。 10. 楊允中主編：《“法治建設與法制完善”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 年。 11. 楊允中、梁淑雯、陳慧丹等：《社會結構優化與中產階級加速成長》(大型研究報告)，2012 年。 12. 李燕萍：《濠江法治論衡》，2012 年。 13. 鄧思平：《儒學新論》，2012 年。

14. 王禹：《特別行政區及其制度研究》，2013 年。 15. 龔剛：《中外敘事藝術說略》，2013 年。 16. 楊允中編：《基本法與 2013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 17. 楊允中、李嘉曾、陳慧丹等：《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與策略》(專題研究報告)，2013 年。 18. 楊允中、駱偉建、趙國強、冷鐵勛等：《“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啟示 ──對澳門回歸十五年巨變必然性的基本認知》(大型研究報告)，2014 年。 19. 楊允中主編：《公共行政績效評估與公共服務質量優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年。 20. 李嘉曾：《澳門歷史文化求索》，2015 年。 21. 楊允中主編：《博彩業健康發展與澳門經濟新常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 年。 22. 李嘉曾：《澳門政治法律探究》，2016 年。 23. 楊允中主編：《“一帶一路”下澳門與珠三角地區的區域合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