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出新：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 - 在線閱讀

澳門理工學院傳承出新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林發欽主編

澳門記憶叢書傳承出新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澳門理工學院出版林發欽主編

“澳門記憶叢書 ” 聯合策劃澳門日報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澳門記憶叢書 ” 編纂委員會主任嚴肇基陸波編委林發欽崔志濤江淳王熹甘春妍臧小華李少莊溫學權編纂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前言林發欽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澳門因應中外貿易需要而開埠，並發展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交流的中轉港口和國際城市，具有多語言，多文化，多宗教，多族群的特質。澳門文化的多元性，有的以物質形態保存下來，有的以非物質形式流傳於世，兩種載體兼備，體現了澳門多元文化的發展與現狀。其中反映中外文化共融的物質文化遺產，以“澳門歷史城區”最具典型代表性；但人們一直忽略了，其實澳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加豐富多樣，既有反映天主教、基督教宗教活動的特定儀式，又有華人民間宗教信仰與社會信俗的內容；既有外來工藝技術的傳播，又有澳門本地元素和嶺南地域文化特徵的融匯。澳門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承載了澳門的歷史記憶、中外文化的共同智慧，而且是澳門多元文化的重要象徵。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真實存在，它是東西方文化在澳門經過衝突、調適、融合、沉澱、傳承、創新而形成的人類文化資產。一方面，它體現了澳門人尊重歷史、尊重傳統、珍愛文化的情懷；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文化精神，進而塑造出澳門不同於其他中國沿海貿易城市的一種特殊氣質，彰顯獨到的文化魅力。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使澳門人通過傳統與當代的結合，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的理念，擁有了屬於自己的 “藝術的生活”。因此，保護好澳門非遺及其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脈，從非遺的演進過程，解讀澳門歷史與文化，闡釋其文明密碼，已成為重要的學術課題和文化議題。毫無疑問，當下文化遺產研究在全球範圍內是一個熱點，對其重視和研究超過以往任何時期。 200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2004 年中國加入公約， 2006 年公約在澳門正式生效，為澳門文化的保育和建設，注入新概念、新視野和新方法。全球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熱潮幅射到澳門，適逢澳門賭權開放後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急遽經歷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洗禮，城市景觀的蛻變和人文傳統的失落，促使 “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近年澳門重要的文化關鍵詞，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也就是說，澳門非遺保護的現狀與發展，不僅是全球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熱潮在澳門的延伸和反映，以及澳門對這種新興全球文化現象的自覺呼應；更是澳門在急速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背景下，社會內部對 “文化焦慮”呈現出的一種集體反應。一

二是故，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保護和傳承，超越文化範疇，關乎澳門的社會、政治、經濟、旅遊、可持續發展等各個方面，必須給予及時和全面的觀照。相對大灣區其他城市，澳門非遺的研究和保護工作，起步略晚，對普查和研究不夠重視，既未有全面摸清非遺家底，也未有對目前.已列入清單的項目開展深入專項研究，總體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與澳門所具有的文化魅力相去甚遠。有鑑於此，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近年持續開展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取得顯著成果，積累和保存了豐富的相關文獻、影像、傳承人口述史料等，摸清了本澳非遺傳承的基本狀況，為下一步深入挖掘和開展專項研究提供了基礎。在這個過程中，中西文化研究所與澳門非遺傳承團體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在非遺研究和保護上做了大量工作。當中主要包括“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口述歷史計劃”、協助多個團體申報澳門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舉辦各種學術活動、設立專項研究、開展教育推廣等。從2010 年9 月起，中西文化研究所與多個民間團體合作，開展“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口述歷史計劃”，至今完成訪談項目十個，訪談逾百人，整理訪談稿超過 100 萬字，搜集了大量各種非遺文獻、檔案和圖片。啟動 “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口述歷史計劃”以來，借助訪談機會，中西文化研究所學術團隊與多個非遺團體建立起密切友好的關係，累積了較為豐富的非遺史料，先後協助多個傳承團體申報非遺名錄。 20 13 年，協助澳門媽閣水陸演戲會申報 “澳門媽祖信俗”列入澳門清單及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協助柿山哪咤古廟、大三巴哪咤廟申報 “澳門哪咤信俗”列入澳門清單及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015 年，協助澳門沙梨頭土地廟慈善會、雀仔園福德祠土地廟值理會、下環福德祠慈善會申報 “澳門土地信俗”列入澳門清單，目前正跟進協助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結果很快公佈。2017 年，協助澳門棚業職業工會申報 “澳門搭棚工藝”列入澳門非遺清單。多年下來，中西文化研究所舉辦了多項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學術會議和活動，出版多本專著和一部紀錄片，成為本澳在這個領域最活躍的學術機構。 2011 年7 月15 日，藉澳門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周年紀念日，中西文化研究所與十個民間團體聯合舉辦學術論壇，會後出版了《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與未來》。 2013 年1 月，中西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和澳門海事博物館聯合主辦的 “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展”暨 “中國漁民信俗研究與保護

學術研討會”，有近20 位來自兩岸四地的學者發表有關朱大仙、媽祖及其他漁民信仰的學術報告，探討中國海洋信仰及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保護和傳承。會後，出版了《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含光盤）和《 “中國漁民信俗研究與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年6 月，中西文化研究所與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聯合舉辦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東亞經驗”學術論壇，其中一場還作為國際亞洲學者會議（Internat ionalConvent ion of Asia Scholars， ICAS）的分場專題研討會，在澳門威尼斯人酒店舉行。會後，出版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東亞經驗》。 2013 年，攜手澳門柿山哪咤古廟和大三巴哪咤廟聯合製作了紀錄片《澳門哪咤信俗》。 2014 年，與天主教澳門教區合辦 “天主教論壇：二十世紀天主教澳門華人信友團體的傳承和發展”暨 “百年歲月展覽”活動，後來出版了《百年歲月：二十世紀天主教澳門華人信友團體的傳承和發展》。 2015 年，中西文化研究所啟動 “澳門土地神壇調查計劃”，對澳門特區境內的土地神壇開展普查、記錄、拍照和建檔，研究成果《人法地：澳門土地神壇調查報告》於2019年出版。 2016 年，中西文化研究所與澳門媽閣水陸演戲會和澳門八所供奉媽祖的廟宇，聯合舉辦了“澳門媽祖信俗宣傳推廣周”，活動包括 “媽祖信俗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學術研討會、澳門媽祖信俗本地論壇，在媽閣廟前地舉辦 “澳門弘揚媽祖信俗歷史文化圖片展”等。 2018 年 11 月12 日至12 月5 日，中西文化研究所舉辦了“傳承出新：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活動，展出澳門攝影家陳顯耀的非遺作品，以圖文及實物展示十五項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並邀請 “搭棚工藝”傳承人趙德兆、趙成蔚及 “南音說唱”傳承人區均祥現場展演。上述一系列非遺學術活動，促成了學者和傳承人對話，對推動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和保護發揮重要作用。非遺專項研究是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年開展的工作， 2018 年，研究所組織所內同仁，包括林發欽教授、江淳教授、周薦教授、王熹副教授、臧小華副教授、陳志峰副教授、李少莊講師、溫學權講師等八人，開展 “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項整理與研究”，針對十五項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開展史料搜集和總體梳理，並邀請知名攝影師陳顯耀先生協助拍攝和提供相片，圖文並茂地梳理出十五個澳門非遺項目的源流、特色和保存狀況。在開展學術研究和社會服務的同時，中西文化研究所十分重視歷史文化的教育推廣，將學術成果轉化成普及讀物。為此，中西文化研究所與澳門日報合作，在該報刊出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專輯。從2019 年4 月8 日起至5 月20 日，澳門日報以每周兩個整版連續刊登，

一共十五期，整體介紹十五項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與現狀。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傳承出新：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在專輯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澳門第一本非物質文化遺產普及讀物，也是澳門理工學院與澳門日報合作出版的《澳門記憶叢書》之一種。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已成為中西文化研究所一個特色研究領域。我們希望通過這些工作，能夠引起社會各方的關注，鑑往知來，積極參與進來，大家一同努力，為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工作做點實事。近年中西文化研究所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工作表：序號項目名稱開展專項整理開展口述歷史協助申報001 粵劇 √002 涼茶配製 √003 木雕—神像雕刻 √ √004 南音說唱 √005 道教科儀音樂 √ √006 魚行醉龍節 √ √007 媽祖信俗 √ √ √008 哪咤信俗 √ √ √009 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 √010 土生土語話劇 √011 土地信俗 √ √ √012 朱大仙信俗 √013 搭棚工藝 √ √ √014 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 √015 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 √

近年中西文化研究所出版關於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著作目錄：1. 李向玉主編：《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與未來》，澳門理工學院， 2012年。2. 鄭煒明、陳德好編著：《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含光盤），澳門理工學院， 2013年。3. 李向玉、鄭煒明、胡柱鵬主編：《 “中國漁民信俗研究與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理工學院， 2013 年。4. 澳門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製作：《澳門哪咤信俗》文獻紀錄片， 2013年。5. 李向玉主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東亞經驗》，澳門理工學院， 2014 年。6. 鍾志堅、林發欽主編：《百年歲月：二十世紀天主教澳門華人信友團體的傳承和發展》，澳門理工學院， 2016年.7. 林發欽主編：《人法地：澳門土地神壇調查報告》，澳門理工學院， 2019年。8. 江淳、溫學權編，陳顯耀攝：《傳承出新：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影像實錄》，澳門理工學院， 2019 年。9. 林發欽主編：《傳承出新：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澳門理工學院， 2019 年。三 2014 年，我在澳門藍皮書《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32014 ）》發表《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與發展》一文，轉眼間五年過去了，當中提到許多非遺研究和保護方面的狀況，例如普查、研究、申報、電子化保護等方面，似乎仍未見有顯著的進展。該文的結語，充滿了對澳門非遺保護與傳承的想像和期盼，今天看來仍然值得我們省思，以提示我們有關工作無論是口號式的宣傳還是細水長流的默默耕耘，最終都得接受事實的檢驗和歷史的評斷。作為本文的結語，我謹再錄如下：澳門作為一個東西交匯的歷史文化古城和聞名遐邇的世界旅遊城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先輩留下的珍貴文化資產，也是未來澳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更是澳門保持文化根基和彰顯文化多樣性的地區軟實力。澳門非遺需要保護的項目很多，瀕臨消失的項目也不少；這個全球的 “新概念”匆匆走入澳門，我們在未有充分準備的情況，驚艷應對，保護工作雖然取得初步的成效，但同時也面臨種種問題與

挑戰，如嚴格依照《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要求，科學、系統、全面的保護工作其實尚未展開。未來澳門非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點主要有：第一，開展普查，摸清非遺家底，擬定清單。第二，通過制訂評定標準，建立更全面的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從中分批擇擾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第三，加強非遺的研究、保存和教育推廣，尤其注重用文字、錄音、錄影、電子化等方式將非遺轉化為有形的形式，永久保存。第四，致力保持社區的原始文化氛圍，創設有效的傳承機制，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世代傳承。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讓歷史與未來對話，守護澳門精神的家園。林發欽謹識於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

目錄2122232425262728292102112122132142153169神韻天音：粵劇清心寧神：粵港澳涼茶文化神工匠心：從未間斷的澳門木雕神像雕刻工藝客途寄秋恨：粵港澳地水南音文化樂揚天地：道教科儀音樂醉龍舞濠江：魚行醉龍節澤潤生民：澳門媽祖信俗護佑蓮島：澳門哪咤信俗土生美食：歷史萃出美味，東西融於一爐源出本澳：凝聚族群的土生土語話劇護土安民：紮根澳門的土地信俗水上神靈保平安：澳門朱大仙信俗精湛永存：澳門傳統搭棚工藝信仰之道：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玫瑰凝香：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附錄《澳門日報》特刊《傳承出新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報影鳴謝

神韻天音：粵劇在澳門永樂戲院演出粵劇劇照，陳顯耀攝粵劇，中國傳統地方劇種之一，歷史悠久，是糅合唱做念打、樂師配樂、戲臺服飾、抽象形體等的表演藝術。粵劇每一行當都有其獨特的服飾打扮，粵曲曲詞典雅，旋律優美，深受當地人喜愛。

粵劇以粵港澳三地聯合申報方式，名列 2006 年 5 月 20 日公佈的第一批518 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 年9 月30 ，劇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肯定，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粵劇是粵港澳地區的藝術瑰寶，隨華人移民及其對粵劇的喜愛和傳唱，傳播到世界各地。在澳門永樂戲院演出粵劇劇照，陳顯耀攝

“廣東大戲”數百年唱響粵劇又叫“廣東大戲”，是四百年前在北方戲曲戈陽腔、昆腔、皮黃戲基礎上，融入本土民間說唱、音樂元素而發展成的別具特色的嶺南戲曲，也是我國最早流傳海外的劇種之一。不但兩廣、港澳和東南亞的人們對它情有獨鐘，就連美加、歐陸和澳洲等的華人也對它甚是喜愛。世界上凡講粵語的華人地區，都與粵劇結有不解之緣，世界上凡有唐人街之處，無不有粵劇的演出。現代粵劇主要流播地，還是兩廣粵方言區，因此粵劇是該地區的著名地方劇種。德國畫家愛德華‧希爾德布蘭特1863 年畫的設色石版畫《澳門，“唱歌”劇場》，畫的就是澳門搭棚唱戲的情景

1961 年5 月5 日《澳門日報》報導媽祖誕日新青年劇團唱粵劇神功戲上世紀60 年代《澳門日報》的報導粵劇可追溯的歷史，是清雍正年間綠天先生《粵游紀程》（雍正十一年刻）記載“土優”演唱的“一唱眾和，蠻音雜陳”的“廣腔”。這大概就是粵劇有記載的歷史之始。一般認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粵劇出現了多在大城市廣州、香港演出的省港班。省港班的崛起，使粵劇從鄉村戲臺進入城市劇場，演出日趨商業化，演員結構逐漸由行當制改為台柱制，出現了一批紅伶。二十世紀以來，本地人組成的粵劇班在澳門演出也日益增多，澳門本地的劇社也相繼出現，例如優天影新劇團，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創辦於澳門。這為粵劇在澳門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和機遇。

本澳華人酷愛粵劇2017年在媽閣廟前地唱媽祖誕日神功戲——戲澳門和香港一樣是一個華洋雜處的移民社會，主要居民是廣東人。本澳的廣東人和兩廣等其他粵方言區的人一樣，喜愛觀賞粵劇。據史枓記載，1695年，義大利一貴族就在澳門觀賞了一場“中國戲曲表演”。這大概是洋人筆下粵劇傳入澳門的較早的記載。同治二年（1863年），史載有廣東新會人去澳門看戲。可見在咸豐、同治年間，澳門就已有粵劇的盛大演出。光緒元年（1875年），清平戲院開業，廣州“永豐年第一班”演出了《香花山大賀壽》等劇目。澳門許多地方是粵劇的演出場所，如蓮花廟（亦稱蓮峰廟）、媽閣廟、河泊署（即粵海關署）、土地廟等。上述地區均系本澳華人居住區，說明粵劇具有本土的性質，也說明粵劇受到華人歡迎的盛況。媽閣廟戲棚裡唱粵劇神功戲，座無虛席，陳顯耀攝

在澳門的粵劇史上，二十世紀上半葉曾經出現過三個興旺時期：一是辛亥革命期間，志士班“優天社”和“優天影劇團”的鄭君可、姜魂俠等演出了《火燒大沙頭》等新戲，在省港澳都有影響，傳統戲班的小生聰、晴雯金夫婦演出《水浸金山》時，以真水配景，轟動一時，開粵劇舞臺美術的先河；二是1920年代，主要的粵劇省港班“人壽年”、 “祝華年”等，都常到澳門演戲，千里駒、白駒榮等名藝人也前來演出過；三是1940年代初，華南淪陷，香港亦為日寇鐵蹄所佔，澳門作為葡據地區未被日軍佔領，內地，尤其是香港的許多藝人都到澳門作長時間的演出，如“新聲”、 “太上、“勝壽年”、“雄風”、“梅花影”、“花錦繡”劇團的任劍輝、陳非儂、靚少佳、羅品超、譚蘭卿、上海妹等，以及馬師曾、薛覺先等回內地路經澳門時，演過《小青吊影》、《王昭君》等劇目，令澳門粵劇發展頗為繁榮，其中新聲劇團長期活躍在澳門，成為粵劇戲班的主力。 1943年澳門還舉辦過留澳粵劇紅伶賑災大匯演，為救助內地災民義演籌款。此時的澳門起到在戰亂時期維持粵劇生存的作用，使粵劇傳統得以發展延續。 1945年“二戰”結束後，任劍輝等離澳返港發展，澳門就依靠香港和廣州的戲班演戲。

1949年後，澳門粵劇得到了繼續發展。最初，在澳門演出的戲班仍主要來自香港，如羅品超的“雄風劇團”、上海妹的“光華劇團”等。 1950年代，廣東粵劇院的羅家寶、林小群等曾赴澳門演出《柳毅傳書》等劇目。 1960年代，廣東粵劇院一團的白駒榮、楚岫雲等，曾在當地演出過《荊軻》、《二堂放子》等劇目。1966 年何賢接見參加新馬劇團為同善堂義演籌欵的香港明星 1980年代以後，紅線女、陳笑風領銜的廣東粵劇團亦於當地演出過《搜書院》等劇目。佛山等地的粵劇團都曾來澳演出過。

1980年代以來，澳葡當局除繼續開放博彩業外，還實行“以旅遊及貿易為主，服務業為輔”的政策，較為重視中國文化和本土文化，舉行過“澳門藝術節”等活動，常有粵劇參演。這些措施，助推本澳粵劇事業發展。澳門回歸前夕，據統計，已有粵劇團體數十個，儘管這些團體多是業餘性質。主要粵劇團體有“澳門粵劇曲藝總會”、“澳門街坊聯合總會粵劇培訓班”、“工聯文化委員粵劇組”、“羅梁體育會粵劇組”、“勵進粵劇研進社”、 “建華”等數十個，爭相演出，各擅勝場。有的曲藝社還參加過“羊城國際粵劇節”的演出，為本澳爭光。募捐活動中，粵劇紅伶馬師曾獨唱“為善最樂”抗戰期間，粵劇紅伶任劍輝（居中）、上海妹（左二）合唱“貧病者福音”，為難民籌款

澳門粵劇獨具特色澳門粵劇有自己的特色。這個特色，首先是當地相容的中西文化特性，不墨守成規的觀眾群體，也為年輕演員嶄露頭角提供了機會，如粵劇大師紅線女初次登臺就在澳門，其他如任劍輝、白雪仙等演員的重要成就也是在此獲得的；澳門本土有著深厚的粵劇土壤，陳顯耀攝第二，1940年代前後，不少粵劇劇目改編自話劇，因而劇本對白和演出風格有話劇的舞臺特點，舞臺美術講究新奇；第三，為民俗活動，特別是為神誕而演的戲尤多，頗接地氣；

第四，在澳門的土生葡人還有用葡語演唱粵劇，饒有意趣。此外，大型演出則依靠聘請香港和廣州的粵劇團赴澳；還有，澳門為粵劇培養了大批音樂人才，如大音班、鑼鼓班等，都是很有作為的組織。時至今日，澳門的粵劇業餘演出活動甚多，使粵劇有着深厚的民間基礎，這為粵劇在職業演出之外尋找出了一條新路。1980年代以後，粵港澳三地恢復了交流，粵劇的演出也開始復甦，傳統劇目、新編劇目層出不窮。澳門公園、街頭巷尾都有粵劇愛好者的身影，陳顯耀攝本澳粵劇事業發展正方興未艾，擁有越來越多的喜愛者，更有不少年輕人加入粵劇愛好者的行列，使粵劇傳播與傳承後繼有人。

清心寧神：粵港澳涼茶文化粵港澳攜手重視涼茶文化，保育涼茶文化，發揚涼茶文化，使涼茶文化成為嶺南人、中國人、華人、甚至是全球人類的一項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陳顯耀攝澳門位於中國大陸最南部，地處南嶺以南，南海之濱，屬熱帶和亞熱帶季風氣候，全年平均氣溫偏高，夏長冬暖，雨量充沛，濕度偏大，形成了溫暖潮濕的氣候特徵。這種氣候最易讓居民得溫病，俗稱“上火”，為預防或解除此病，以嶺南特產的中草藥作為清熱解毒、生津止渴等功效的涼茶便應運而生。 “涼茶配製”於2006 年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賣草地 “大聲公” 澳門舊城區一帶，有着濃厚的澳門地道特色。在人流如鯽的賣草地街，有着一間涼茶老字號—“大聲公”。 “大聲公”是吳鏡發老伯的稱號，據說他賣涼茶已有半個世紀，賣到街知巷聞，“大聲公”涼茶鋪成為不少街坊防病治病的好去處，早年更有不少在仁慈堂工作的葡人或土生葡人光顧，成為澳門中西文化交匯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吳老太憶述，“大聲公”把賣涼茶當作終生志業，雖然賣涼茶利潤微薄，但只要能夠幫到人，“大聲公”便安心滿意，陳顯耀攝翻查資料， “大聲公”吳老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創業。他出身自中藥世家，年少時幫忙家人打理業務，平時親自上山採藥，足跡遍及望廈、前山、香洲一帶。成家後“大聲公”便自立門戶，改在賣草地開業，涼茶鋪一做便超過半個世紀。

據說， “大聲公”很喜歡孩子，街坊的孩子來飲涼茶，滿口就是“阿公、阿公”這樣親切地稱呼他，吳老伯會特意在兒童節送街坊小孩小禮物，過年又會給孩子發紅包，不少孩子就是飲“大聲公”涼茶長大的。在人流如鯽的賣草地街，有著一間涼茶老字號— “大聲公” 吳老伯為了幫人，曾經為外地歸澳探親的街坊賣過“黃紙茶”。所謂“黃紙茶”，就是把涼茶的材料用黃紙包好，一串十包，讓平時不方便到他店鋪飲涼茶的街坊，在家都可以熬茶自喝。

歷史溯源根據研究，嶺南始有中醫藥始於東晉，當時有位道學醫藥家葛洪南來。由於當時嶺南地帶瘴癘流行，葛洪便悉心研究嶺南各種對症醫藥。他流傳下來的中醫藥真傳，有《金醫藥方百卷》、《肘後備急方》、《抱朴子》等，均被後世視為秘寶。由於氣候潮濕悶熱，加上水土的特性讓嶺南人形成獨特的體質，葛洪所遺下的醫學專著及其他嶺南醫師為嶺南人長期防治疾病過程中提供了寶貴的參考，累積了豐富的經驗，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嶺南涼茶文化。涼茶多以家族世襲傳承下來，如今被認定為食品文化遺產的涼茶共十六個品牌、五十四個配方，均為祖傳秘方。涼茶涼而不寒，清熱而不傷脾胃，無病時可以防病，有病時能夠治病，四季皆宜

這十六個由廣東省文化廳、廣東省食品行業協會組建的廣東省食品文化遺產認定委員會認定的食品文化遺產—涼茶的品牌有王老吉、上清飲‵健生堂、鄧老、白雲山、黃振龍、徐其修、春和堂、金葫蘆、星群、潤心堂、沙溪、李氏、清心堂、杏林春、寶慶堂等。委員會聯合香港民政事務局和澳門文化局，於2006年由粵港澳三地文化部門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涼茶文化成為三地共同的食品文化遺產。涼茶店多開在老百姓聚居的生活區，以方便街坊為主，販售已經煎好的各式涼茶，陳顯耀攝

除了“大聲公”涼茶鋪外，澳門還有很多家老字號，例如玄益涼茶，歷史悠久，賣到街知巷聞，陳顯耀攝

種類、屬性與作用涼茶是由一味或多味藥性偏寒或涼的中草藥加工而成，具清熱解毒、解暑生津、瀉火除濕的中藥湯劑，本屬藥茶類。但廣東人忌“藥”字，乾脆便叫“涼茶”。涼茶涼而不寒，清熱而不傷脾胃，沒有肝腎毒性，四季皆宜，無病時可以防病，有病時能夠治病，一年四季，“秋冬防肺燥，春夏去暑濕”。涼茶的原料都是嶺南一帶出產，飲涼茶則是嶺南人民千百年來的一種生活習慣，也是嶺南人民長期和大自然和諧共生的一種護身法寶，一種智慧。涼茶的原材料都是嶺南一帶出產，是由一味或多味藥性偏寒或涼的中草藥加工而成

涼茶的種類一般有三種：包裝茶、涼茶店和規模生產。所謂包裝茶，就是專門製作的乾品涼茶，它屬於“半成品”性質，一般商號會批發給中藥店經銷，顧客買回家後煎服或用開水沖服。而規模生產是包裝茶現代化的進階，生產商將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現代化的生產設備融入涼茶這一行古老產業當中，煥發出新的活力。在傳統秘方的基礎上研製出配方飲用更方便、口味更適中的顆粒劑、袋泡茶、利樂包等新派涼茶，使涼茶可以行銷全國和海外。涼茶配制

不過，最有人情味的模式還是涼茶店。廣東人有云：“嶺南有三寶，燒鵝、荔枝、涼茶鋪。 ”涼茶店多開在老百姓聚居的生活區，以方便街坊為主，販售已經煎好的各式涼茶。涼茶店賣的涼茶款式多種多樣，常見的有清熱祛濕、生津止渴、涼血解毒、理氣消積、清肝瀉熱、利咽止咳、化痰潤肺、排毒美顏、涼血消斑等，總有一款適合顧客。涼茶店除了賣涼茶外，通常店主都會和街坊混熟，閒話家常，成為生活區裡的一個聚腳點，充滿濃郁的人情味。涼茶是嶺南食文化的傳統載體，它的歷史典故、民間傳說在嶺南廣為流傳，歷久不衰。它體現了飲食文化的世俗化、大眾化，造就了嶺南特色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港澳地區繼承了嶺南文化，涼茶成為澳門小城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涼茶具有清熱解毒、生津止渴和祛火除濕等功效，能防病治病，涼茶文化在粵港澳地區成了維護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根脈。曾經有段時間，涼茶在大陸被視為“四舊”，其文化內涵遭到嚴重破壞，但它卻在港澳地區歷久不衰。如今粵港澳攜手重視涼茶文化，保育涼茶文化，發揚涼茶文化，使涼茶文化成為嶺南人、中國人、華人、甚至是全球人類的一項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澳門不少中藥店都兼賣涼茶，為街坊提供便利，陳顯耀攝

神工匠心：從未間斷的澳門木雕神像雕刻工藝廣榮木雕師傅，陳顯耀攝澳門首次獨立申報並於2008 年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木雕神像雕刻工藝，源於漁民多神的信仰習俗。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其發展鼎盛時期，至五十年代末隨澳門漁業衰落而趨於式微，八十年代從木雕轉型為主雕佛像系列。而當下碩果僅存的“大昌佛像雕刻木器”和“廣榮造像雕刻木器”，為東南亞、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地佛寺或佛堂雕刻佛像佛龕，同時兼營佛殿及神像修復，享譽海內外。

源於漁民多元發展澳門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擔當着主要角色，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其發展的一個鼎盛時期，從事漁業的人口約有五萬餘人，佔澳門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木雕神像雕刻工藝的發展，則與漁民多神信仰有密切關係，他們既信仰媽祖、朱大仙、譚公、洪聖、關帝、陳王、三婆、財神、土地神等，也有信奉天主教的。由於海上作業風險巨大，漁民為獲得眾多神靈的保佑，每條漁船上都會放置各種神像隨船出海，以求化險為夷，漁獲多多。漁民對先人也採用木雕神像和牌位的形式，在船上進行祭祀。在澳門漁業發展的繁榮時期，有時一條漁船上供奉的神像和木偶牌位達數十個之多。家仙

因應漁民的神像需求，澳門神像製作開始興盛，工藝達到新水平。當時製作和售賣神像的作坊和店舖，主要集中在澳門內港沿海的新埗街頭，接近當時澳門最繁華的鬧市區十月初五街。較著名的神像雕刻店舖有“梁大昌”、“信昌”、“梁泰昌”、“泰昌”、“和安”、“李三記”、“何彩彰”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澳門木雕神像轉型為主雕佛像系列，而從業者更借鑒和吸納浙江寧波漆藝、台灣和日本的先進技術，改良傳統製作工藝，優化造型設計，選用優質材料，承接來自本澳、香港、內地以及域外的神像製作，提供全套的神像製作技術和工藝，以滿足漁民、當地居民以及本澳佛寺道觀等多方面的宗教需求，成為澳門多元文化的象徵之一。第三代代表性傳承人曾德衡（左）、曾德榮，陳顯耀攝

技藝精湛一絲不苟澳門的木雕神像雕刻是一門工藝技術要求極高的行業。其製作過程包括選材、設計、雕刻、接合、打磨‵上漆、貼麻布、造底、造漆線、上彩‵金漆和貼金箔等複雜過程，而每一個環節都要求完美無缺，都需要專門的技巧和工藝，需要專業雕刻師的精心設計和製作。在製作工藝方面，雕刻師對每一個環節都精益求精，獨具匠心，才能製作出完美的作品。澳門佛像設計理念，主要秉承寧波風格，但在製作工藝方面，可謂技藝精湛，一絲不苟。在諸多複雜工藝中，其貼金箔的工藝就非常講究，無論是金箔的製作過程、手工捶打、機械捶打、裁切及包裝，還是貼金箔的技巧和工藝技術，都體現了澳門匠人對神佛文化的獨到見解，形成了具有澳門本土特色的工藝流程，從而使匠人完成的佛像具有了澳門之魂。

自成系列彰顯特色澳門木雕神像雕刻，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多元系列，主要分為漁民信仰神像、道教及民間信仰神像、各類佛像及神籠佛具、家居商號裝潢雜項和公共雕塑、木雕大型佛像等五大類型系列。其與澳門的民間文學、民間音樂、民間舞蹈、傳統戲劇、曲藝、雜技與競技、民間美術、傳統手工藝、傳統醫藥及民俗等構成了具有澳門本土特色的非遺代表文化體系。觀音菩薩

柿山哪咤古廟之哪咤鑾輿為大昌木雕作品

澳門每個木雕神像雕刻系列，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意涵，而每一尊神佛雕刻過程中，所凝聚的是澳門人對神佛的無比尊崇之意，所傳遞的是澳門人的人文關懷，所展示的是澳門人對神佛文化的敬畏情愫。大昌醉龍作品

如香港屯門妙法寺木雕大型佛像，就是體現澳門神像雕刻工藝水平的代表性作品。該作品由澳門“大昌佛像雕刻木器”與該寺住持釋修智法師共同設計製作。由佛祖一尊、尊者二尊、普賢菩薩一尊、文殊菩薩一尊構成一個系列，大昌佛像雕刻木器先後六年時間才完成上述作品的設計、雕刻和施工。其佛像設計式樣以緬甸玉佛為藍本，簡樸而莊嚴；主佛像佛祖身高九公尺，兩膝距離約七公尺，重逾36噸，兩旁分伴有尊者各一尊；佛像全座以樹齡及半徑相近的實心柚木拼接，木紋方向劃一。每一個環節都經過精心的考慮‵計算、組織和安排，其製作集中體現了澳門神像雕刻技術的大成，充分反映了本地神像技術的設計和製作能力，體現了工匠藝人的藝術見解和修為，更彰顯了澳門匠人在雕刻藝術領域的深厚文化底蘊。媽祖（天后）

非遺傳人享譽海外澳門傳統木雕神像雕刻工藝，歷經滄桑，得以傳承，煥發新的活力，完全是傳人的不懈努力與堅守的結果。雖然當下現存的佛像雕刻店只有“大昌佛像雕刻木器”與“廣榮造像雕刻木”兩家，但他們卻秉承了澳門此一行業的精華。其中逾百年歷史的“大昌佛像雕刻木器”更具代表性，其傳承譜系是“梁大昌”—“大昌佛像雕刻木器”，再由大昌僱員承接民間神像雕刻和雜項裝潢工作。其代表性傳人，第一代是梁能祐（外公），第二代是曾銓釗（父親），第三代是曾德衡、曾德榮、陳綠嬋、黃金發、黎煥雄、陳綠霞、郭麗玲。而“廣榮造像雕刻木器”的傳人，第一代是鄭國榮、楊文廣。是他們支撐起澳門木雕神像雕刻的重擔，使傳統的非遺工藝得以傳承，發揚光大。澳門木雕神像雕刻傳人，以其精湛的工藝技術，高超的藝術審美能力，製作出各種滿足世人精神需求的精美作品，因而贏得海內外人士的高度讚許，名聞遐邇。如傳承三代的百年老店“大昌佛像雕刻木器”，以木雕為主業既承接木石或銅的神像製作，又兼顧本地民間節日用的“醉龍”、木雕構件和金箔等工藝，其客戶更包括香港、東南亞乃至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地佛寺或佛堂的佛像神寵等製作，從而走出澳門，走出國門，成為澳門的城市名片和文化符號。

具有濃郁澳門文化元素的木雕神像雕刻工藝，在文化上傳承和發揚了中國傳統的神像雕刻工藝，並經過改良和發展，其整體技術達到新的水平，是澳門百年來從未間斷的民間美術。此項工藝，經過數代傳統匠人的改良創新，無論是在技術工藝，造型設計，還是創新發展方面，其工藝美術水平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堪稱是澳門本土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昌黃金發師傅，陳顯耀攝

客途寄秋恨：粵港澳地水南音文化南音唱出種種纏綿悱惻的傳統故事，折射出歷史、社會和文化的意義，陳顯耀攝 “地水南音”最早流傳於珠江三角洲的各主要鄉鎮。自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以來，廣州被指定為全國唯一對外的通商口岸，廣州及珠三角逐漸繁榮起來，娛樂活動需求增多。昔日珠江河上的花艇爭相競客，廣州幫便把鄉土歌謠如粵謳、木魚、龍舟等加以融匯，又吸收了揚州幫的南詞，逐漸演變出新的曲藝品種。道光初年葉瑞伯作的《客途秋恨》，更被譽為“地水南音種”，成為民間公認的地水南音開山之曲。2011年，“南音說唱”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源流與發展自清中葉以來，地水南音在廣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發展起來，以純正廣州方言說唱的方式自成一格。地水南音突顯出地域文化的主體性，也為日後 “廣東大戲”轉為全用廣州話演出，最終生成現代粵劇作出了試驗和先導。《客途秋恨》是民間公認的地水南音開山之曲，陳顯耀攝清末民初以來，廣東地區流行的粵語南音說唱風格主要為“地水南音”、“老舉南音”和“戲台南音”等，而當中又以地水南音為主流。所謂地水，是占卜用語，舊社會盲人多以占卜和說唱為業，所以稱瞽師（盲人）所演唱的南音為地水南音。

地水南音在整個珠三角廣府話地區十分盛行。廣州較有名的地水南音瞽師有鍾德和陳鑒。自1918年開始，開眼的歌姬在茶樓演唱，原來在歌壇妓寨謀生的師娘、瞽師漸漸沒落。踏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由於政治的變化，南音說唱幾乎絕跡，“文革”後才稍為恢復。而香港地水南音藝人有二妹、潤心師娘、杜煥。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因電台的大氣電波傳播而一度普及，盲人街頭說唱南音之風仍不罕見。但踏入六十年代末就被各種時尚演唱所取代。隨着1979年杜煥去世，香港盲人說唱南音表演劃上休止符。地音南水的原始生態是瞽師和師娘在茶樓賣唱為生，陳顯耀攝

說唱特色地水南音的伴奏樂器多用箏及椰胡，亦有用揚琴、洞簫、秦琴或琵琶等。南音的演唱者與伴奏者講究即興配合，行內的術語稱為“夾口數”，唱時即興增減或變調，拍和的人跟隨其唱腔的轉變而轉變，即興性很強，更會因應場合與觀眾的反應而作出調整，有所增減，文辭也出現變化。地水南音有三種板式，即慢板‵中板和快板，唱法則分為本腔正線南音、乙反（苦喉）南音和揚州腔南音三種。地水南音的伴奏樂器多用箏及椰胡，亦有用揚琴、洞簫、秦琴或琵琶等，陳顯耀攝

地水南音的形式可分為三部分：一是起式，二是正文，三是煞尾。起式兩句，但第一句又可分為兩類，例如著名的《客途秋恨》，起式原為七字句的“涼風有信月無邊”，分兩頓便成“涼風有信，秋月無邊”。煞尾一般如正文，但在第三和第四句間加上一句或兩句“活動短句”，例如《客途秋恨》煞尾句為“遠望樓臺人影近，莫非相逢月下魂”，便在兩句中楔入“人影近”一短句。正文句格基本是四句七字句為一小段，一、三為收仄聲的上句，二、四分別為收上平及下平聲的下句，押韻。地水南音作為珠江三角洲土生土長的一種歌謠，通過這種簡明易懂、易學易唱、迴旋反復的歌謠抒發出耕夫田婦、販夫走卒、商旅文人的生活面貌和心聲。瞽師看不見東西，但他們的心靈能至細至明地了解、洞照出霸王別姬、明皇惜太真、思婦歎月、墨客歌娘的種種複雜的情態和心境，在那簡單至極的一箏一胡和檀板聲中，道出種種纏綿悱惻的傳統故事，折射出歷史、社會和文化的意義。早年香港出版南音曲譜，對保留和傳承文化起到作用

澳門地水南音的傳承澳門因為獨特的地域和歷史因素，自從抗戰期間起就聚合了不少消費娛樂的商旅及戲曲藝人，地水南音即因這種歷史契機而在澳門留下它的傳世腳印。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澳門的茶樓茶座一般都有瞽師、師娘待召賣唱的傳統，亦有在“新填海”地攤挑燈賣唱，是市民茶餘飯後喜聞樂見的一種文藝娛樂方式。著名瞽師劉就、師娘銀嬌在當時也曾寓居澳門，以定點街頭賣唱、到會富人府邸或酒樓或茶樓賣唱為生，也會在家中為人占卜看病。年少的區均祥由於天生弱視，家人便遣他追隨劉就瞽師學習音樂和唱曲。地水南音是一種口傳的文化，有很多技巧沒有通過文字記載下來，只能靠口耳相傳。而區均祥不僅自少生活在說唱的氛圍中，更有名師耳提面命調教一旁。區均祥後來加入了“半閑音樂社”，教他鑼鼓的老師帶他到香港戲班工作。此後三十年區均祥先後落班於名伶何非凡的“非凡響”劇團、麥炳榮的“大龍鳳”劇團、陳錦棠的“錦添花”劇團，以及任、白的“仙鳳鳴劇團”等，演出經歷漸長。區均祥回澳後，從八十年代開始鑽研南音，是地水南音在澳門僅存為數不多的傳人。

區均祥師承多位南音大師或粵劇名伶，加上他本人熱忱音律，一生從未離開過曲藝活動，耳濡目染於各位大師的薰陶，逐漸集其大成，繼承傳統，自成一家。他曾接受訪問說：“是他們（老師們）引起我對南音的興趣，我很喜歡跟他們一起唱南音。我發現他們唱起來很特別，如發音之類，很地道，便刻意模仿他們。這些發音有些是模仿舊時廣州西關的口音，但西關口音太重，又好像俗了一點。我喜歡有自己的理解和味道。 ”區均祥的南音別具滄桑感，能夠體會和捕捉珠三角居民某種表現內心世界的方式和情致。他有傳承、更有自主意識。他的創造性在於把傳統南音在當下時空中作活的演繹，掌握了傳統與現代的、前輩的與自己的結合的造詣，成為今天澳門地水南音的代表性人物。區均祥的南音別具滄桑感，能夠體會和捕捉珠三角居民某種表現內心世界的方式和情致

師承多位南音大師的區均祥，是今天澳門地水南音的代表性人物，陳顯耀攝

近年，地水南音雖然不再有瞽師即興又說又唱，也不再有故事文本的長篇形式，但它的藝術精華已經由另一些群體和個人傳承下來。近年地水南音文化更得到了社會的重視，提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的層次。南音活躍於社區，也走進了大學校園，擁有與原來不一樣的聽眾基礎。可以說，今天有廣東人的地方就有南音的悠揚樂韻。而澳門的區均祥正是其中一個出色的、有代表性的地水南音大師。近年地水南音文化更得到了社會的重視，提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的層次

地水南音進行校園推廣，走進澳門理工學院進行表演，擴大受眾圈子

道教科儀音樂樂揚天地：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在鄭家大屋演奏，陳顯耀攝澳門道教科儀音樂是傳承有序的獨具本地特色的宗教音樂。清末以來，不少正一派火居道士從廣東移居澳門，正一派道教音樂藉此落戶澳門，而後來機緣巧合，廣東全真派的道教科儀音樂也逐漸引進澳門，正一與全真音樂共融，經歷興盛時期，多代承傳，雅俗並存，豐富多彩，自成一格，至今已發展成富有澳門本土特色的宗教音樂。 2011年，“澳門道教科儀音樂”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道教音樂兼蓄兩派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科儀音樂（道教音樂）是道教法事儀式中運用的音樂，也是民族傳統音樂的組成部份。道教音樂開始於南北朝時期，歷代以來，與民間音樂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由於各地語音的差異，誦唱經文就以各地的音樂為主，因此，道教音樂和各地傳統音樂有關，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此外，道教音樂還吸收了宮廷和祭祀音樂的表現形式，以增加莊嚴肅穆的氣氛。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在鄭家大屋演奏，陳顯耀攝

廣州歷來是中國南方的大都會，有不少著名道觀，如三元宮、應元宮，市外羅浮山的冲虛觀、西樵的雲泉仙觀等。清末民初，不少火居道士從廣東省順德縣、中山縣等移居澳門，廣東道教科儀及音樂亦由此從珠江三角洲地區傳至澳門。因應澳門漁業興盛，漁民喜慶嫁娶，新船入伙，酬神及葬禮，陸上廟宇恭賀神誕，舉行中元法會，或居民紅白二事等，都禮請火居道士進行道場，科儀以正一派為主，道場音樂沿用風格清新明快且具濃郁本土氣息的正一派音樂。澳門大三巴哪咤廟舉辦哪咤誕日祈福消災法會，陳顯耀攝而清末光緒年間，澳門正一派火居道士周昇真道長，與廣東羅浮山沖虛觀全真派至玄真人梁叔雅道長的道誼深厚，私交甚篤，周得梁傳授莊重典雅、具宮廷韻味的全真派音樂，道教兩大派音樂在澳門滲透交融，形成兼蓄兩派的特點，經過了兩百多年從沒間斷的承傳，發展成為具本土特色的音樂。

道教科儀音樂演奏準備中，陳顯耀攝道教科儀音樂演奏中，陳顯耀攝

音樂共融本土氣息濃郁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大致可以分為聲樂和器樂兩部分，聲樂部份是經文配上曲譜的誦經音樂，器樂是以單純法器或樂器的演奏，稱為“曲牌”。敲擊樂是道教科儀音樂最重要及最具特色的，右手操鼓左手操鐺（丁）的法師，是道場音樂的領唱及領奏者，口唱各種韻腔時，左右兩手同時分操鼓鐺，配合曲譜，擊出百變悅耳的鼓法及鐺法，同時要關顧指揮整個道場音樂，此種獨特演奏方式，在道教科儀音樂中是難得的技巧。在沙梨頭土地廟舉行道教科儀音樂演奏，陳顯耀攝

現時保存於澳門地區的道教科儀音樂曲目多達500 餘首，體裁樣式豐富，經韻音樂形成了不同的腔體，如韻腔，誦誥腔，唸咒腔，諷經腔，而韻腔極富旋律性，篇幅長大，曲調悠揚，結構完整，風格鮮明，是澳門道樂之精華。 “序”在韻曲中的廣泛運用和器樂化，構成澳門道教科儀音樂的一大特色。法器（敲擊樂器）演奏在澳門道教科儀音樂中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具有正一派和全真派經韻音樂混融的特點，使澳門道教科儀具濃鬱的本土氣息，地方民間音樂特色鮮明。科儀音樂演奏中，陳顯耀攝

脈絡清晰恪守傳統道教音樂吸取了中國古代宮廷音樂和民間音樂的精華，滲入道教信仰的特色，形成道教音樂的獨特藝術風格。它注重虛靜，以體現道教虛靜無為的教義，引人入於寧靜的仙境。現今澳門的道教科儀音樂，是以吳慶雲道院所承傳的為代表，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已是澳門道教科儀及音樂的主流。吳國綿道長於清末創立，經第二代吳錦文、第三代吳天燊、第四代吳炳鋕、第五代吳烱章的相承，以口傳心授的方式遺存下來，通過漫長演進，逐漸確立為澳門道教科儀音樂之典範。大三巴哪咤廟前，科儀音樂三代傳承人合影，中為吳天燊，右為吳炳鋕，左為吳烱章，陳顯耀攝

自從清末由珠江三角洲一帶傳入後，澳門道教科儀音樂沒受客觀因素破壞，更經歷興盛時期，五代承傳，加上正一之中融入全真，豐富多彩，自成一格。澳門雖是一彈丸之地，卻因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色，使道教科儀音樂完好承傳，成為認識、研究澳門本土音樂，乃至嶺南地區民間音樂文化及中國傳統音樂的最好標本。老一輩演奏科儀音樂，陳顯耀攝

現如今澳門正一派火居道院因漁業萎縮、殯葬業方式變化，賴以為生的道場不斷減少，道士人數逐漸下降，青黃不接；而長期以來，道教科儀與音樂皆以家族及師徒形式承傳，口口相傳，並沒有留下文字及曲譜記錄。所幸2009年澳門道教協會在澳門基金會、文化局的支持下，整理彙編、出版了《澳門道教科儀音樂》一書，為祖國的音樂寶庫留存了珍貴的資料，後續資枓仍然在持續整理中。吳天燊——攝於2011年，陳顯耀攝

對澳門道教科儀音樂進行記譜工作，開辦道教音樂研習班，參加中國道教協會每年舉辦之道教音樂匯演，成立澳門道樂團，舉行道教音樂欣賞會，舉行道教醮會等等，為數不少的澳門人，無論學者、社團活動推動者、澳門道教協會成員，正在為澳門道教科儀音樂的推廣與傳承、進一步發揮澳門的橋樑作用、加強兩岸四地與世界各地之道教音樂團的交流互動而努力。澳門道樂團在演奏

魚行醉龍節醉龍舞濠江：每年四月八，醉龍舞起來，陳顯耀攝澳門魚行，是二十世紀初由澳門從事各類水產品買賣人士所組成的一個非牟利團體。澳門魚行現稱為“澳門鮮魚行總會”，於1994 年在政府正式註冊。澳門魚行於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日舉辦的“魚行醉龍節”，已經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於2011年6 月由國務院正式公佈，列入擴展項目：民俗18 X-85 民間信俗。

四月初八 “ 舞醉龍 ” 舞醉龍，在澳門紮根與傳承已過百年。它最早起源在廣東省香山縣，相傳數百年前，香山之地毒蟲猛獸出沒，民間瘟疫流行，鄉民於四月初八向佛祖求助路過河邊時，河中突然躍出一條大蛇，一位和尚正在喝酒，見狀將蛇截為三段，蛇血流入溪中⋯⋯奇跡出現了——蛇血流滲之處，長出一種小灌木植物（欒樨樹），鄉民舀溪水配以欒樨葉飲用，百病消除，於是他們將大蟒喻為神龍，以後每年四月八，鄉民舞木龍以謝神恩，並伴以煮龍船頭飯，祈求風調雨順、消弭水禍、百病不侵、老少平安，欒樨葉做成的欒樨餅也成為應節小吃，以圖吉利。 “龍獅獻瑞慶豐收”， 1981年在石岐，沉寂多年的澳門醉龍終於再次舞動起來

隨着香山縣不少人移居澳門，從事漁業和魚類買賣的魚業，四月八舞龍的習慣也來到澳門。一年辛苦，四月八這一天，魚行行友們上街舞動一番醉龍，樂和一天，澳門魚行的舞龍也具備了自己的特色，這就是龍分龍頭、龍尾兩截，舞龍中伴以飲酒醉舞的動作。百年延續，澳門舞醉龍已獨樹一幟。年年張榜公佈舉辦“醉龍節”會務經費來源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受內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破四舊”，澳門很多社團的民俗活動中止，魚行的“舞醉龍”也暫停，那時四月八，魚行就組織“魚行團結日”活動，頑強地維持着魚行團結行友的各項活動。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祖國大地，澳門也不例外。魚行行友興奮不已，他們在想辦法恢復魚行舞醉龍活動。 1981年，行友們回中山石岐，“龍獅獻瑞慶豐收”，大張旗鼓地舞起了醉龍與醒獅。至此以後，澳門舞醉龍再展雄風。

年年四月八，魚行行友走上澳門街頭與各街市，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一對對醉龍在行友們手中舞動起來，龍頭、龍尾互相呼應，雙蒸酒飲入舞龍的行友口中，又噴向天空，灑下陣陣酒雨，引來市民、遊客的陣陣歡呼。魚行舞醉龍已經成為澳門社會的民俗盛事。醉龍舞起，酒雨上天，氣氛歡樂

酣暢舞醉龍，陳顯耀攝

“ 龍船頭長壽飯 ” 構成整個澳門“魚行醉龍節”的，不僅僅是舞醉龍這個環節，還有其他重要的內容，如四月八當日要為醉龍開光、點睛，之後是澳門各街市大巡遊、醉龍醒獅採青，而最重要的，就是派“龍船頭長壽飯”。開心領取“龍船頭飯” 年年四月八，魚行行友們組織起來，捐錢捐物，忙碌通宵，又煮又炒，從派幾千份到幾萬份，無怨無悔，年年堅持。 “龍船頭長壽飯”, 營地街市派送的是傳統龍船頭飯，以燒肉、節瓜、豬皮、花生、冬菇、枝竹等組合煮成；而紅街市則由枝竹、木耳、雪耳、冬菇、髮菜、甘筍等齋菜組合煮成。在營地街市、紅街市、水上街市，祐漢街市，眾多魚行行友忙忙碌碌，連夜準備米飯、齋菜，架火烹煮，裝入大盆，分成小盒，龍船頭飯長壽飯新鮮出爐。澳門市民扶老攜幼，排隊幾小時領取龍船頭飯，所祈求和期盼的就是開心健康、孩子快長快大的好意頭。

一份份飽含深情的“龍船頭飯”在準備之中，陳顯耀攝圍繞紅街市領取“龍船頭飯”的隊伍，陳顯耀攝

凝聚行友團結一心二十一世紀，澳門魚行在延續上世紀的“四月八”系列活動傳承之外，進一步投入參加澳門的各項公益活動，他們以其獨特的“魚行舞醉龍”走向澳門社會，慶回歸醉龍歡舞，慈善百萬行龍姿再現，魚行行友為善不甘後人，除向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捐送善款外，每年都參加慈善百萬行。 2012年1月18 日，澳門博物館，定名為“醉舞龍騰—— 澳門魚行醉龍節”的盛大展覽開幕。展覽歷時三月，有逾四萬人參觀。 2012 年2 月，“鮮魚行文化體育促進會”正式成立，宗旨是開設培養舞醉龍“新血”基地，藉以強化團隊老、中、青成員力量。2008 年醉龍賑災活動

舞醉龍在青少年一代得到傳承，走進校門，走近學生，致力推廣。青少年有興趣，喜愛那條龍，願意去舞動，就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2015年魚行醉龍節邀請廣西、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系、台灣彰化縣等舞龍隊來澳助陣。 2016年，鮮魚行主辦“醉龍節”，多支東南亞舞龍隊伍助陣，醉龍醒獅巡遊鑼鼓喧天。2017 年“魚行醉龍節”，因應國家“一帶一路”平台的搭建，澳門力爭在其中飾演重要角色，國際文化旅遊城市的名片更是期待增添亮色，澳門鮮魚行為自己提出來更高的目標：進一步構建“澳門魚行醉龍節”成為具有豐富文化內涵和具高度欣賞價值之國際級文化交流盛會。小醉龍在成長，陳顯耀攝

小醉龍在成長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歷經百年，在為行友服務、為社會服務的宗旨之下，澳門魚行前進的步伐從未止歇，更有年年“四月八”醉龍舞動，酒雨噴灑，帶動全澳一片歡騰。在這一切的背後，是魚行行友的顆顆熱忱之心。舞醉龍在鄭家大屋舉辦活動

澳門媽祖信俗澤潤生民：賀誕期間的媽閣廟媽祖大殿，陳顯耀攝澳門媽祖信俗是澳門華人四五百年來以崇敬媽祖大德大愛、以謁廟進香、金豬獻祭、捐助善款、搭飾花牌、演戲賀誕等多種形式祈求媽祖保佑風調雨順、水陸平安而延續至今的民間信仰習俗。 2014 年，澳門媽祖信俗成功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澳門現存最古老廟宇——媽閣廟媽祖是南中國沿海居民普遍信仰的海上女神。在1751年寫成的《澳門紀略》中記有媽祖如何來到澳門的兩個傳說。媽閣廟是澳門最著名的名勝古跡之一，是澳門三大禪院中（媽閣廟、普濟禪院‵蓮峰廟）最古者。媽閣廟原稱媽祖閣，在澳門東南方，俗稱天后廟，建於明朝，背山面海，沿崖建築，古木參天，風光優美。整座廟宇包括入口大門、牌坊、正殿、弘仁殿、觀音殿及正覺禪林組成，各建築規模充分融合自然，佈局錯落有致。各殿之間用石階和曲徑相通，曲徑兩旁的巖石上有歷代名流政要或文人騷客遣興題寫的摩崖石刻，楷草篆隸，諸體俱備。最古的是清乾隆三年（1783 年）林國垣題的“海覺”二字；最大的是清道光八年（1828 年）李謙堂寫的“太乙”二字；院內有兩塊名為“洋船石”的巨石，上刻古代海船，船的桅杆上掛著一面寫有“利涉大川”的幡旗，是人們喜愛的“一帆風順”的圖景。數百年來，澳門水陸居民祭祀媽祖的形式多種多樣，從入廟進香祈福到演戲賀誕、聚餐慶賀，歷史多有記載。媽閣廟往昔

媽閣廟現貌媽閣廟風帆石

媽祖神誕日年年唱大戲數百年來，澳門華人出於對媽祖的信仰與紀念而口傳心授、世代相傳，已經形成了融入日常生活中的常規化民間信仰習俗，如水陸家庭的日常祭拜，漁船出海、回航，船頭必定要調向媽閣廟方向祭拜。而每逢除夕夜與農曆三月廿三日媽祖神誕日，澳門媽閣廟總是香火繚繞，人潮洶湧，水陸居民必定要進香祈求媽祖保佑，水陸平安。石版畫《澳門，“唱歌”劇場》，德國畫家愛德華‧希爾德布蘭特1863 年畫，畫家把人們坐在棚架上看戲的細節都描繪下來

演戲賀誕，更是形成澳門媽祖信俗中最具常態化的民俗，已成澳門華人隆重的節日慶典之一。農曆二月中旬即開始搭戲棚，戲棚位置必定在媽閣廟前地、面對媽祖大殿，到三月廿三日媽祖神誕的前後幾日即開唱神功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基本固定為五夜四日共九場公演粵劇，劇目按慣例必先演七彩《六國大封相》，還要有《八仙賀壽》、《加官》、《天姬大送子》等傳統保留劇目，其他則為各戲班的鎮班戲寶。粵劇在澳門擁有悠久歷史與諸多戲迷，每逢神功戲開唱，都吸引大批居民前來觀戲，與媽祖同樂共娛。媽閣廟前醒獅賀媽祖誕，陳顯耀攝媽祖神誕開鑼唱戲之日，還有諸多敬神儀式，如祈杯、敬請媽祖神像入戲棚看戲、開緣簿、龍獅賀誕以及神功宴席開當地等，熱鬧非凡。

賀誕神功戲開鑼，人神共娛，座無虛席，陳顯耀攝賀誕神功宴講究的是席開當地，媽祖信眾圍坐在媽閣廟媽祖大殿旁，品嘗“到會”神功宴（攝於2008 年）

“阿姨、阿嬸啊，媽閣廟要做戲了” 在對媽閣水陸演戲會會長侯榕根先生訪談時，他回憶起童年時為唱戲籌款時的情景 “我十三四歲就跟著街坊、長老像月姑、秀姑一起去街市走兩天，去到如意巷、新村尾、綠豆圍、蓆里圍、偶像圍、鹽巷、木瓜圍等地方籌款，一般都這樣叫著：‘阿姨啊，阿嬸啊，媽閣廟要做戲了。 ’大家就自動捐錢，三毫五毫一元都有，一元就算很大了。最大的籌款就是河邊新街十幾家魚欄，他們都幫我們籌款。 ”侯老先生還講了他親歷的事：四五十年前在媽閣廟前地搭棚唱神功戲，是用葵搭頂，晚上演戲當中突然棚頂的葵葉著火，當時正是風從河邊新街方向吹來，火借風勢將會很快把葵頂燒光，誰知就在關鍵時刻，風向大反轉，火沒有燃起來就滅了，大家都說‘阿媽在保佑’。 ”“澳門媽祖信俗”傳承人、媽閣水陸演戲會理事長陳鍵銓媽閣水陸演戲會會長侯榕根

媽閣水陸演戲會理事長、 “澳門媽祖信俗”傳承人陳鍵銓談道：“我生活在媽閣，工作在媽閣，從小看著神功戲長大，對神功戲的感情非常濃厚。 ”“做神功戲，代代堅持下來，我們心裡是這麼想的，一個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受外來統治幾百年，受欺負，所以需要團結，需要凝聚力，那就要有活動；一個就是大家有信仰——阿媽可以保平安。 ”信眾拜媽祖，陳顯耀攝

團結向善凝聚向心力除最著名的媽閣廟外，澳門信奉媽祖的廟宇殿堂，還有蓮峰廟天后元君殿、路環天后古廟、氹仔卓家村天后宮、漁翁街馬交石天后宮、氹仔龍頭灣天后宮、氹仔三婆廟（供奉天后排行第三的姐姐）等， 1998 年農曆九月初九，澳門在路環疊石塘山建立世界上最高的漢白玉媽祖雕像（像高19.99 米），2003 年10 月4 日，坐落在澳門路環島的疊石塘山上的澳門天后宮落成，是澳門迄今規模最大的廟宇，主殿坐西朝東，氣勢恢弘。每年三月廿三日媽祖誕，海上漁民，陸上坊眾，海外遊子，都要聚在澳門媽閣廟，進香祈福，請阿媽看神功戲，同時亦是親朋歡聚的美好時刻，因此而構成了澳門華人社會生活的要素，凝聚著澳門居民思念家鄉故土、愛國愛澳的深厚情感。賀誕神功戲每年搭棚、請戲、宴席，所費甚多，需要八方善信共同捐款資助，錢不在多少，顯示的是澳門華人敬仰阿媽的大愛精神，進而發揮團結向善之心，體現出和諧睦鄰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媽祖信俗在澳門數百年延續，形成與遍佈全世界幾億媽祖信俗團體的身份認同、文化認同的強大紐帶。

數百年來，澳門媽祖信俗在官方認可、民眾誠信的基礎上得到世代傳承，賀誕祈福，香火鼎盛，綿延不斷。隨着時代的進步與發展，澳門媽祖信眾在努力克服各類不利因素，使媽祖信俗在澳門得到較好的傳承保護及弘揚發展。路環疊石塘山媽祖雕像（高19. 99 米）

澳門哪咤信俗護佑蓮島：哪咤太子座駕（鑾輿）出巡，作用為除瘟疫、淨化社區、保平安，沿澳門大街小巷巡遊，供民眾及善信參拜（攝於2011年）澳門哪咤信俗以崇尚和頌揚三十三天哪咤太子的剛武神勇、驅除邪疫保平安為核心，以柿山哪咤古廟、大三巴哪咤廟為主要活動場所，除日常的祭祀常年不斷外，在每年的農曆五月十八，兩家哪咤廟舉行開印儀式、建醮祈福、哪咤太子乘鑾輿出巡等多項活動，為哪咤太子賀誕，並伴有搶炮、神功戲、求哪咤印符等多項民俗活動，形成了澳門獨特的傳統民間節慶活動，是澳門延續三百多年、深入社區坊眾日常生活的民間習俗。 2014 年，澳門哪咤信俗成功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兩家哪咤廟護佑蓮島盛傳在中國內地的哪咤信仰傳至澳門。因着哪咤太子顯聖的傳說，澳門坊眾於清初在今哪咤廟斜巷建柿山古廟奉祀，至今仍有古碑留存在廟中。當時只有一座神寵，神龕內的“三十三天哪咤太子之神位”、門楣石額上“柿山古廟”和“手作兜羅相胸存拔濟功”門聯，是在原塊麻石上雕琢而成，經幾百年仍存。後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善信捐資重修，在神寵外加建風雨亭，正名“哪咤古廟”。 “柿山古廟”神籠旁有一天然石塊，相傳哪咤曾經在其上顯靈，後人在旁加建一顯靈石牌。“柿山古廟”神寵的一邊的天然石塊，相傳哪咤曾於其上顯靈，後人在其旁建顯靈石牌以示紀念已有三百多年的供奉哪咤太子的一個細小神寵

大三巴哪咤廟每年哪咤誕日賀誕巡遊，必先在大三巴牌坊前大合影，然後出發到澳門各處巡遊，圖為舊時出發前大合照（攝於1950 年代）柿山哪咤古廟當年哪咤太子寶誕出巡活動（攝於1950 年代）

大三巴哪咤廟則位於大三巴牌坊右後側一山坡上，創建於光緒十四年（1888 年），改建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主要由相連的門廳及正殿組成，屋頂為傳統硬山式，山牆上有拱門，為正殿入口，由於缺少天井，其部份屋頂重疊於正殿屋頂上。位於大三巴牌坊右後側山坡的大三巴哪咤廟澳門流傳很多關於哪咤顯靈、驅除瘟疫、護佑居民的民間傳說，如有人夜見身穿紅肚兜、短褲仔、赤腳，頭髮上梳有兩個小髻的孩童在柿山今哪咤古廟的山石位置玩耍，瘟疫鬼遂嚇跑。民間傳說充分說明由於哪咤太子忠義為民，勇敢堅毅的形象，深得澳門華人的喜愛，為他建廟立祀就順理成章了。

為哪咤賀誕傳承數百年澳門哪咤善信眾多，如普通家庭、漁民、舊時體育堂口等，日常祭拜必不可少，供奉神像有哪咤座宮、行宮、龍牌等，而哪咤誕則是澳門傳承數百年而不衰的特色賀誕活動。哪咤太子寶璽開印儀式後各人爭相去拿哪咤太子平安符，用以保佑家宅平安及身體健康，開印儀式已延續百年（攝於2013年）每年農曆五月十八是澳門獨有的哪咤誕日。昔日澳門盛行“花炮會”信奉哪咤，每年哪咤誕，各堂口恭送哪咤太子回鑾賀誕，還有“接炮”、 “送炮”儀式，舉行神功戲，搶炮，哪咤太子出巡等諸多活動。 20 世紀60 年代後期，因為內地“文革”“破四舊”，哪咤誕日哪咤出巡活動被迫中止。至90年代，兩間哪咤廟相繼恢復哪咤出巡的賀誕活動，再未間斷。

年年五月十八前後數日，兩間廟宇均舉辦系列賀誕活動，如柿山哪咤古廟五月十八日子時，舉行隆重的開印儀式，五月十八日正誕，恭請哪咤太子龍牌、行宮、座宮出殿，舉行上香、上貢、簪花掛紅、穿袍、昇座鑾輿、鑾輿灑凈、嘉賓上香等系列儀式，緊接着就是哪咤太子出巡，八人抬着哪咤行宮出巡，有頭牌及醒獅作先鋒， “肅靜”“迴避”木牌為先導，有羅傘、銅扇、擔花籃、聖水桶，和扮演哪咤仔、仙女的孩童等，經哪咤廟斜巷‵板樟堂、賣草地街等至議事亭前地，再返回哪咤古廟安座。哪咤太子寶誕出巡活動當天，由孩童裝扮成哪咤仔，增加廟慶氣氛。此項習俗已近百年（攝於2013 年）

而大三巴哪咤廟圍繞着哪咤誕前後數日，有建醮祈福、三晚一白天的四場賀誕神功戲、五月十七日飄色巡遊、五月十八日正誕子時八仙朝拜賀壽，請哪咤真身入座鑾輿，以及五月十八日（正誕），抬哪咤鑾輿出巡，搶炮（2011年恢復）、醒獅賀誕採青，用聖水桶大灑聖水，辟瘟除疫保安康。每年為哪咤賀誕，在大三巴哪咤廟前空地上搭起戲臺唱神功戲（攝於2005 年）隆重熱鬧的哪咤賀誕，已經使澳門小城形成了每年農曆五月十八日前後的獨特的節慶文化活動。

為弘揚哪咤信俗盡心竭力 “澳門哪咤信俗”傳承人之一、柿山哪咤古廟值理會執行主席鄭權光在訪談中談道：“哪咤古廟是我從小到大都玩耍的地方，亦是成長的地方。哪咤古廟基本上每年都做大戲。我們覺得巡遊活動是應該繼續承傳下去的。哪咤信俗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之後，變得很多人都會知道哪咤文化了。我都希望青年人可以跳出框架，進行系列文創事業，發揚哪咤的精神，傳承哪咤文化。 ”“澳門哪咤信俗”傳承人之一、大三巴哪咤廟值理會會長葉達“澳門哪咤信俗”傳承人之一、柿山哪咤古廟值理會執行主席鄭權光

“澳門哪咤信俗”傳承人之一、大三巴哪咤廟值理會會長葉達在訪談中談道：“大三巴哪咤廟值理會的街坊，我們全部都已經認識了五六十年，好像一個大家庭。舊時哪咤誕，每個人都拿着緣簿，走到街坊那裡籌集、募捐，當時的哪咤搶炮和現在不一樣，有七個炮。我在努力辦好事業的同時，希望能起到帶頭作用，盡力幫助發展我們土生土長的文化。我認為人永遠都要天天增值自己，天天都學習。我們期望能和澳門很多年輕的社團合作，去推廣哪咤文化。 ”大三巴哪咤廟前空地上的祈福轉運（攝於2002 年）澳門哪咤信俗因中國傳統民間傳說中的神奇哪咤太子在澳門顯靈而興起，至今已經三百多年。澳門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瘟疫，民間相傳哪咤太子顯神靈鎮瘟疫保平安，澳門清貧大眾祈求哪咤太子保澳門一方水陸平安，從最初崇拜哪咤祈求辟瘟除疫、祈福消災，進而引申哪咤至剛、至勇、至孝的人倫道德，澳門哪咤信俗的傳承，對促進澳門家庭和睦、社會和諧有着極大的正面作用。更因為哪咤太子傳說的源遠流長，使得澳門哪咤信俗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認同的標誌之一，說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澳門的一脈相承與深深紮根。

在澳門，農曆五月十八日哪咤誕日舉行的各類慶祝活動，類型多，規模大，出巡範圍廣，影響遍及澳門及中國內地和海外遊客，對於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普及澳門哪咤信俗，擴大澳門廟宇節慶活動的影響，有着重要的作用。哪咤太子巡遊至議事亭前地（行人專用區）供民眾及善信參拜，共賀寶誕

歷史萃出美味，東西美食融於一爐土生美食：土生美食宴，陳顯耀攝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目前大概包含三類項目，即華人文化或生活方式相關、天主教傳統和土生葡人文化。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是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最接近生活的一項。 2006年11月，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澳門土生協會、澳門俱樂部、澳門土生土語話劇團等澳門土生葡人團體開始致力於宣傳弘揚澳門土生美食的烹調方法及飲食文化，以保護漸漸失傳的土生菜式。到2012年，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術得以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千萬里，幾百年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凝結着歷史與文化。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紀經歷一個世紀的冒險和探索之後，終於繞過非洲大陸進入了印度洋和東南亞地區。從十六世紀初開始，他們逐步定居在果阿、馬六甲、澳門等地方，並且在這片物產豐富的廣袤海域往來穿梭，經營着包括摩鹿加群島香料在內的各種特產。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同程度地融入各地的生活，乃至與當地人通婚，將自己家鄉葡萄牙的菜式和烹飪技術帶到這些地方，也從這些地方學習，在用料、方法、用具等方面慢慢地融合出新的體系。東南亞的香料市場，傳統海上貿易的重要內容。圖片攝於安汶。

我們現在所說的土生葡菜，就是以葡萄牙菜為基礎，吸收了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飲食元素所產生的菜系，而澳門作為葡萄牙人海上航行的遠東終極目的地和主要落足處，集中了他們沿途的收穫，形成了澳門土生美食。與葡萄牙美食和亞洲各地美食相比較，它獨具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菜色是豬肉或者牛肉免治、咖喱角、非洲雞‵葡國雞、大雜燴、鴨血等等。免治

各採所長，為我所用土生葡人美食的葡萄牙血統首先體現在原料上，葡萄牙人從本國出發時會帶上的橄欖油、葡萄酒、臘腸、馬介休（醃鱈魚）、紅豆等，經歷了時間和距離的考驗，依然保留在土生葡菜中，是其中重要的成分。同時，其中的辛辣味是從非洲帶來的“辣椒”，也稱尖椒；而用於烹製甜飯、糖水、焗水果、餡餅等的肉桂、用於燒烤和製作咖喱的丁香、小蝦製成的鹹蝦醬以及用作配料或甜點的椰絲、椰汁以及常見的胡椒、薑黃粉、番紅花、小茴香、羅望子等，則來源於馬來西亞、印尼、印度等地；中國烹飪中經常使用的八角、蔥、薑、欖和豉油等，也會出現在葡菜中。這樣的用料，給土生葡菜帶來了豐富而鮮明的色香味，成為受歡迎的美食。醃製，陳顯耀攝

馬介休（炒蛋）烹製葡國雞，陳顯耀攝

除了食材以外，土生葡菜在烹製操作上也富有特色。在肉類菜餚的烹飪上，土生葡菜保留了大部分葡萄牙的廚藝，例如水煮，就是將肉類放入冷水或沸水中煮，以獲得香味撲鼻的湯或是味美汁濃的肉；用焗爐高溫加熱則為焗；用烤架或網烤；把肉放在容器中，加入多種調味枓連汁一起密閉或半密閉烹煮則為燜；把肉和脂肪、洋蔥及其他配料放在平底鍋中文火長時間低溫加熱則為煏；裹麺包渣和蛋液或麵粉在滾油中加熱則為炸。此外，土生葡菜中還有很多需要預製的菜式，比如馬介休。清蒸和炒就是來自於廣東的烹飪手法，其中炒制這個動詞在土生語中是chau-chau，發音與廣東話十分接近。這些烹製方法和技藝在土生葡菜的製作中交替使用，在廚房中真正地融匯中西。非洲雞

除了食材和技法，土生美食的享用方式也與其所處的周邊文化環境顯著不同。有的土生葡人家庭會在節日或喜慶的日子舉辦肥茶（Cha Gordo），即點心食物豐盛的聚會，將茶聚的習慣和土生美食結合起來。此外，土生葡人在用餐的程式和器具上也有一定獨特性，通常先喝湯再用菜，白飯用碟盛，以匙和叉為餐具，而不是像在歐洲那樣使用刀叉，這些習慣有一些印度和東南亞的影子。白飯以碟盛，使用叉和匙

土生美食牛油糕相對於遊客都已熟知的非洲雞、葡國雞，或是已成為日常餐食的免治，土生葡人美食中還有一些很能體現澳門特色的，其中比較有趣的是牛油糕。牛油糕是澳門土生葡人社群常見的節慶甜品。據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專業盧梓梁同學考察，牛油糕西文名為Alua，該詞來自印度果阿地區的官方語言康坎語（Canarim）。在果阿，alua指的是一種由牛奶、砂糖、杏仁及牛油等材料製成的甜品。這種甜品來到澳門出現在土生飲食中後，由於與中式甜點豬油糕的用料和做法都有幾分相似，被土生葡人叫做牛油糕（Ngao-ieow-gol），在中文中也一度被譯為“豬油糕”或“豬油膏”，以便食用者迅速瞭解其成分和形態。牛油糕

牛油糕是土生葡人聖誕節不可缺少的點心，就像華人在中秋節之際不能缺少月餅一樣。澳門土生葡人作家若澤·山度士·飛利拉（Jose dos SantosFerreira）曾在其作品中寫道，當聖誕到來，家家戶戶都在製作牛油糕（alua），風車（coscoroes）和耶穌枕頭（farte），這是土生葡人聖誕節的甜品三重奏。但是，由於這種應季的食品製作工藝複雜耗時，現在一般土生家庭都不會自己製作，而是依賴本地為數甚少的一兩家食品公司。不過相信由於牛油糕是與節日和宗教密切相關的食物，它會一直是土生美食這項文化遺產中的重要一項。除了廣受遊客歡迎的名店，街頭巷尾也有歷史悠久的土生餐室

保護與傳承土生美食的延續以前主要靠在家庭內部代代傳承。這樣的方式有其穩定性，但也有缺乏整合和過於依賴於人的弊端。土生美食是歷史積澱和文化交融帶給我們的美好禮物，它可能隨着歷史變遷消逝，尤其在潮流更迭迅速的當下、在文化不設防的澳門。正如一直關注澳門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林發欽教授所說，面對城市景觀的蛻變和人文傳統的失落，也許保護文化遺產，就是對抗文化焦慮的重要武器。從土生葡人美食受到關注到現在，海內外的“葡人之家”等聯誼組織、土生作家、著名廚師等不斷湧現，對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希望政府部門、研究機構等的介入，能幫助傳承人更好地守護他們的瑰寶。裝飾清新、食物可口的土生美食餐廳

源出本澳：凝聚族群的土生土語話劇土生土語話劇劇照，陳顯耀攝土生土語話劇起源於十九世紀，是土生葡人文化的一部分。由於篤信天主教，早期土生葡人的習俗相對保守，人們會藉着每年四十天熱鬧的嘉年華對社會和時事開個玩笑，盡情娛樂一番。再者，被認定是次等和不正統的土生土語（Patua）就成為一種地道和合適的工具去表達他們的嘲諷和不滿。自此，土生土語話劇就成為這個族群以幽默和嬉笑怒罵的形式去發表他們對社會時弊的想法和意見的平台。土生土語話劇跟本地土生葡人和土生土語同樣是貨真價實源出於澳門——正統的澳門出品。而澳門土生土語話劇於2012年更成功列為澳門特別行政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

重踏舞台承傳本土文化據說上世紀二十年代已有土生土語話劇在崗頂劇院上演。曾經停演過一段時期，於1993年1月，在剛修葺完成的崗頂劇院為來訪澳門的葡國總統蘇亞雷斯演出一齣小型話劇《見總統》。那次演出得到很大的回響，燃點再演土生土語話劇的想法，土生土語話劇團也因此而成立。直至現在每年話劇團都會組織籌辦一齣土生土語話劇公演。更於1997年受文化局邀請，將土生土語話劇列入澳門藝術節的年度演出項目。由崗頂劇院到文化中心小劇院，再踏上文化中心大劇院的舞台，一路走來，觀眾數量和層面也不斷增多。除了在澳演出外，作品也曾到美國三藩市、巴西聖保羅及葡萄牙波爾圖和里斯本演出。再者，於1996年參加“國際伊比利亞語言戲劇節”。而澳門土生土語話劇團於2008年獲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頒發文化功績勳章。土生土語話劇劇照，陳顯耀攝

古老語言的演繹與時並進的幽默土生土語話劇是以土生土語編寫為主，而且一直是以喜劇形式呈現。除了藉着在嘉年華會放鬆一番外，早期也因葡國是宗主國，葡文才是正宗的語言，而說土生土語就被認為沒有文化。因此，土生葡人以一種反叛調皮的心態和對抗權勢的聲音，並認為在開玩笑、嘲諷和批評的時候，土生土語是最能表達那些扺死詼諧的點子。所以，土生土語是土生土語話劇的靈魂所在。如飛文基先生（Migud de Senna Fernandes，土生土語話劇保護項目法人代表）所說：“土生土語是澳門土生土語話劇團的靈魂，澳門是它存在的原因。（Patua remainsthe soul of the Group， and Macau its raison d'etre.） ”土生土語話劇反映出澳門土生葡人的獨有幽默感，有別於本澳華人和葡萄牙人。演員認真聆聽導演飛文基先生講解，陳顯耀攝

演出配上中葡英字幕，陳顯耀攝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後期，出現了一位對現今土生土語話劇影響深遠的編劇家和詩人—— 若澤‧山度士‧飛利拉（Jose SantosFerreira，又名阿德Ade）。據現今擔任編劇的飛文基先生所說：“雖然他們現在會有創新表達的點子，但整體結構和編劇的形式還是以阿德的寫作手法作為藍本。主要是阿德對土生土語這種口述性語言作出了仔細的梳理。 ”阿德和飛文基先生也在編寫劇本的過程中，發現一些之前的土生土語已不適合於現代，他們都會以一些葡語代替，成為新的土生土語講法。除了土生葡人外，也有華人演員參與演出，陳顯耀攝

現今的土生土語話劇曾經歷了三個階段。 1993年至1999年，被視為以前輩阿德所定下的寫作形式為主。到了1999 年，由於部分能講土生土語的人離開了，在面對沒有足夠演員甚至要停演的情況，即時作出考量加入華人演員，並於演出時配上中葡英字幕。這種改變雖受到一些反對，但吸引了很多華人觀眾進場觀看。與此同時，也算是對當時環境狀態的一種回應。而第三階段是從2006年開始加入錄像元素，增加可觀性之餘，也證明土生土語話劇的與時並進。

本土形成的語言面臨瀕危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開始大航海，經過非洲、印度、馬來西亞到澳門。由於那時是不能或很少讓婦女跟隨上船，而路途遙遠，很多葡萄牙人會在當地與當地女子通婚。再者，也由於需要與當地人接觸，就慢慢形成了土生土語以作為相互間的溝通橋樑。土生土語是一種以葡語為基礎，混合有非洲、印、馬來西亞和粵語，甚至英語的克里奧爾（creole）語言。相比於正宗葡語，土生土語是一種多在家庭內使用的語言，而大部分人是跟母親學習的，曾是土生葡人的母語。然而，二十世紀初，土生土語隨着葡國里斯本在各殖民地實行使用正統葡語的政策而加速消亡。土生土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瀕危語言”。該組織出版的《世界瀕危語言地圖》指出於2000 年土生土語的使用者只剩下50個。而在澳門大學專門研究葡語混合語的馬里奧‧皮尼亞蘭達·努涅斯博士相信，如果把美國、加拿大、巴西和澳大利亞的澳門土生葡人僑民都算上的話，數字可能會達到幾百人。

凝聚族群傳承和保育集體回憶飛文基先生擔任土生土語話劇編與導已二十五年，是一位推動土生土語話劇的主要人物。一次偶然的機會，飛先生開始了編寫土生土語話劇，也開始了他對保育土生土語和保育土生文化的思考。土生葡人一直以來都不會以葡國人或華人自稱，只強調他們是本土出生，屬於澳門，是“土生仔（filho deterra） ”。然而，澳門回歸催化了他們對其身份認同的憂慮。而這位無論編導演都是自學成家的律師，經過了二十五載身體力行的盡情投入，至今還樂此不倦地以土生土語話劇為載體去凝聚族群的力量，傳承和推廣他們族群的獨有語言和文化。飛文基先生於文化中化大劇院中導戲中，陳顯耀攝

於葡文學校綵排中，陳顯耀攝飛文基先生接受訪問

語言可以說是身份認同的關鍵所在，這種原為口述的語言，因為話劇的創作，將土生土語由只是口述語言轉化為寫作語言。而土生土語話劇不僅將一種消失中的語言重現，也呈現土生葡人的社會視角和思維內涵，更是澳門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元。雖為天主教徒，演出前會按華人習俗進行拜台儀式，陳顯耀攝

紮根澳門的土地信俗護土安民：沙梨頭土地廟土地信俗在澳門由來已久。數百年來，澳門華人為保一方水土平安，鄰里和睦，家財旺盛，社區繁榮，以各種形式供奉土地公，形成了傳承幾百年而不衰的澳門華人社會的民間信仰與習俗。信仰土地神，已經融入澳門華人的信念與日常生活當中，演變成為規範人們行為的民俗，年年土地誕日的賀誕活動豐富多彩並且持續數百年，已經構成澳門民間節慶活動的典型活動之一。

三間土地廟歷史悠久在中國，土地信俗流傳久遠，影響廣泛，明代中期以後，廣東珠三角地區、福建等地來澳門生活、居住、做生意的華人日漸增多，在祖國內地盛行的土地公信仰也隨之到了澳門。沙梨頭土地廟是澳門最大、年代最久遠的土地廟，建造時間大約為明末年間，距今300 多年。它坐落在麻子街，廟前原先是海邊淺灘，如今已是臨街而立，後接白鴿巢公園山丘。廟裡由一組建築群構成：永福古社土地廟，先鋒殿，水月宮（觀音巖），醫靈廟，泰山石敢當，更館，供奉土地、觀音、佛祖、醫靈大帝、梨山聖母等神祇。澳門歷史最悠久的沙梨頭土地廟舊時影像

雀仔園土地廟雀仔園福德祠土地廟是1886年因澳門修路，將原來的土地廟合併遷址而建，距今已有130多年。它坐落在澳門半島中部的雀仔園，前臨水坑街尾，背靠東望洋山南段，臨街道而建，係1886年澳葡政府欲於雀仔園區修建道路，經當時的總督羅沙批地，將原來建在修路必經之地的土地廟遷來今址重建，現廟內仍存中葡文對照碑石為證。而舊廟建造年代為清咸豐年間（有廟內碑文為證），距今已有150 多年。

下環街福德祠土地廟位於河邊新街下環坊會會址旁，是1869年因為社區建樓擴路，而將原來的福德祠遷建於今址，亦有147年之久。下環街福德祠土地廟，陳顯耀攝

土地神壇星羅棋布除了這三間規模較大的土地廟，在澳門各個街區坊間建的小型福德祠、更小的土地神壇星羅棋布，大樹下，街道轉折或盡頭，海邊，廟宇內，廟宇旁，建築入口，商店門口，居家住宅，凡是有華人居住及出入的地方，就有土地神廟或者土地牌位，香火旺盛。據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對土地神壇進行普查，澳門半島及氹仔路環，有各類大小福德祠、土地神壇170 多座。而華人居民在家中以及沿街商鋪門前設土地公神寵，每日上香供奉，更是平常普遍的事情。位於巴波沙大馬路的福德祠，陳顯耀攝

年年二月二土地誕每年農曆二月初二的土地誕日，澳門華人都要到土地廟進香祭拜土地公，演神功戲，擺敬老宴，祈求土地公護佑一方平安，街坊鄰里互助和睦，老人歡樂，坊眾喜慶，街坊社區熱鬧祥和，各種慶賀活動不斷。澳門幾座大型土地廟的賀誕活動都是在農曆二月初二，各廟因場地條件、資源不等而略有差異，但活動內容大致相類似，值理會成員集體到土地廟上香祭拜，舉辦賀誕儀式；分佈各社區的信眾則集中到本區附近的土地廟奉香祭拜；體育堂口輪流舞獅，奉上紅包賀誕（如沙梨頭五個體育會）；上演神功戲，如雀仔園土地廟演五夜四日九場戲，沙梨頭土地廟演三晚；派發禮品，向本社區65 歲以上老人及會員分派燒豬肉、禮包、紅包等；席開當地的敬老宴，如沙梨頭土地廟有席開廟前坊眾學校內的敬老盆菜齋宴；雀仔園在土地誕正日為長者舉辦千歲宴，開廟前街上，筵開百席，向年過九十歲的長者派發利是，延續敬老的傳統美德。舊時沙梨頭土地廟土地誕上演神功戲之圖像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土地廟「土地誕演戲酬神」澳門藝術博物館藏

昔日還有木偶戲、 “搶炮”等盛事，因場地有限，加上人人必欲爭之，“搶炮”中難免傷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逐漸消失，改為將花炮請回家裡。土地誕正日，街坊善信上廟參拜祈福，絡繹不絕，保佑闔家平安，工作順利，陳光忠攝於2015 年2016 年 3 月 10日（二月初二）中午12 時，在雀仔園土地廟前地舉行分切福肉儀式，秦振華攝

2015 年 3 月 21日土地誕期間，舉行500 長者敬老齋宴暨粵劇折子戲專場，趙僑忠攝2016 年 3 月 10 日（二月初二）雀仔園坊眾賀土地誕盛況，秦振華攝

感恩土地睦鄰團結隨着中外商貿的逐步拓展，明中葉之後華人逐漸聚居澳門，他們背井離鄉，思鄉與謀生的雙重因素，使蘊藏在人們心靈中守土安民的土地神形象，隨着遷移人群的腳步一併來到澳門，生根發芽，延續傳承。2016 年3 月8日至3 月12 日在雀仔園土地廟舞台舉行神功戲賀誕，座無虛席，秦振華攝聚居澳門，形成華人生活圈，能夠起到感恩土地，保護生態的心理安慰作用的，供奉土地神是不二選擇。華人對自身生存空間有着高度關切，力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正是澳門大小華人社區福德祠星羅棋布、土地廟每年農曆二月初二都舉辦土地公賀誕活動的重要原因。

澳門地方細小，人口逐漸聚集，難免發生矛盾糾紛，而謀生之艱難，更需要社區鄰里間互助互諒，和諧相處，因此，圍繞着大小土地廟，排憂解難，歡聚共樂的活動年年持續，促進鄰里團結，增進了解，使土地信俗成為居民培養社區認同感、歸依感的重要媒介，起到協調民眾關係、緩解矛盾、凝聚力量、寄託理想的作用。澳門土地信俗是紮根社區千家萬戶、深植人心的中華傳統文化習俗，伴隨着澳門華人不斷聚居、社區不斷擴展，在澳門數百年長傳不衰。澳門三大土地廟值理會及各社區坊眾會，對廟宇、福德祠、土地神壇的管理維護工作從未停歇，可以預期，澳門土地信俗將得到代代傳承與弘揚。2015 年3 月20 日土地誕期間，一連三晚上演神戲，林壽華攝

水上神靈保平安：澳門朱大仙信俗朱大仙信俗是一個糅合佛教、道教的民間信俗，基本是以醫藥之神廣為漁民所流傳，陳顯耀攝說起澳門水上神靈，相信讀者第一時間便會想起媽祖。但對於澳門漁民來說，除了信奉媽祖外，他們還會崇拜朱大仙。不過，對於生活在陸上的普羅澳門大眾而言，朱大仙信俗鮮為人知，十分神秘。根據民俗學家的研究，朱大仙信俗是一個糅合佛教、道教的民間信俗，基本是以醫藥之神廣為漁民所流傳。

朱大仙信俗的起源關於朱大仙的起源眾說紛紜，有人說是朱明皇朝的後裔，又有說是仙人謫降或仙人得道。經民俗學家研究，朱明皇朝後裔之說基本可以排除，而比較可信的是仙人謫降或仙人得道。然而，全國各地都有朱姓仙人或神祇的傳說和崇拜，廣東惠州就有“朱橘”和“朱靈芝仙人”兩位得道仙人，被後人建廟或設壇供奉，而港澳漁民所供奉的“朱大仙”到底是哪一位朱姓仙人，至今仍難以斷定。學術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漁民所崇拜的朱大仙是一位贈醫施藥的神祇。朱大仙水面醮，就是以漁船組成醮場，所有崇拜敬神的儀式都在船上進行，陳顯耀攝

根據研究，港澳朱大仙信俗源自廣東惠州惠東縣平海鎮的龍泉庵。上世紀二十年代，有一名漁民—樊門吳氏得了重病，久治不癒。當時吳氏一家經常在粵東一帶捕魚作業，他們聽說平海鎮龍泉庵所供奉的朱大仙十分靈驗，便前去求拜，並許下承諾，若朱大仙把吳氏的病治好，一家人便誠心供奉。結果吳氏病癒，其家人祈請朱大仙神像隨漁船到澳門，計劃在澳門建寺供奉。怎料漁船行經香港大嶼山一帶，遇上濃霧，無法航行，便臨時在大澳停靠。當隨行的法師黃氏登岸後，認為大澳坑尾村的獅山麓適合建寺，即時擲筊杯求得朱大仙的同意，便建起“龍巖寺”來。朱大仙水面醮現場，見鄭烽明、陳德好編著《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的人類學田野調查（ 2008-2012）》

粵港澳一帶的漁民經常在珠江口或粵東水域作業，而且他們慣常停泊的港口是澳門，於是法師黃氏建議他們在水面做功德，以祈求水陸平安，因此開始了朱大仙信俗在澳門一帶水域進行水面醮會。最初建醮的地點在澳門路環與橫琴之間的水面，以漁船組成醮場。隨着參與的人數增加，漁民自發組織了值理會，名為“路環值理會”。這是首個規模最大的“朱大仙水面醮”。而朱大仙的信俗傳入澳門至今已近百年。“澳門朱大仙菩薩會”於水面醮時合照，見鄭烽明、陳德好編著《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的人類學田野調查（2008-2012）》

朱大仙的水上醮場朱大仙信俗引人入勝之處，便是每年都會組織醮會，俗稱打醮，以水面醮為其最典型的特色，在澳門沒有陸上固定的廟宇，只有一個神壇。所謂水面醮，就是以漁船組成醮場，所有崇拜敬神的儀式都在船上進行。醮會期間，所有朱仙的信眾都必須齋戒。至於朱大仙誕，至今沒有規定固定的日子，一般都定於每年農曆五月中旬，由擲筊杯問大仙“聖意”來決定。近年水面醮場由信眾的漁船組成，漁船成排地停泊在澳門內港十六浦對開的海面。如今，平日供奉正宮和行宮的真身神像和其他神像，都設壇在沙梨頭海邊街的一地址內，除了醮會儀式外，其他儀式和活動，均在此址進行。各值事家中供奉的朱大仙神像，每年醮會時送到神壇供奉，見鄭烽明、陳德好編著《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的人類學田野調查（2008-2012）》

朱大仙信俗是一個糅合佛教、道教的民間信俗，同時供奉佛祖、觀音、朱大仙為主神。有所謂正宮真身像、行宮真身像、觀音像和朱大仙像。正宮真身像是釋迦牟尼佛坐像，行宮真身像是指天篤地佛立像，連同觀音像和朱大仙像，都是供奉在會址神壇中。除了這四尊神像外，還有正宮行身像和行宮行身像，前者是釋迦牟尼佛坐像，後者是指天篤地佛立像，均為值理會擁有，每年醮會結束後由信眾祈筊杯來決定，兩尊行身像分別由值事迎回家中供奉一年。而每一位值事每戶家裡都會供奉有朱大仙神像，由各值事擁有，每年醮會期間都會送到醮場供奉。會址神壇供奉的朱大仙神像，見鄭烽明、陳德好編著《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的人類學田野調查（2008-2012）》

朱大仙信俗的式微如今朱大仙水面醮由“澳門朱大仙菩薩會”籌辦，仍維持幾十年來的傳統，持續每年籌辦兩天的釋家水面醮會。根據2016 年的資料顯示，有八十餘戶值事參與。但不少值事擔憂，這個富有特色的信仰面臨消亡的危機，原因是澳門漁業式微，漁民數量銳減，導致信眾愈來愈少。加上社會現代化，市民的教育水平提高，醫療科技先進，使善信及其後代減少對朱大仙信仰和神力的依賴。朱大仙的信眾群體有老年化的趨勢，缺乏年輕信眾加入，產生青黃不接的問題，陳顯耀攝

還有朱大仙的信眾群體有老年化的趨勢，缺乏年輕信眾加入，產生青黃不接的問題。除此以外，籌措經費也是個大難題，過去是由每戶值事籌措的，但如今信眾都是以打工為生，加上大部分年長值事也失去了工作能力，無力籌資辦醮會。還有神誕的醮會在水面舉行，主要依賴值事的漁船拼湊成會場，可是如今擁有漁船的值事愈來愈少，每年組成醮場都漸成一個難題。更令人惋惜的是，朱大仙信俗醮會場地設在內港海面上，一般普羅百姓難以赴會觀禮，當中涉及內港海關手續，加上內港營生的“水上的士”愈來愈少，一般市民根本無法上船參會上香崇拜，導致這個信俗只能局限在現有群體中流傳，不能擴大其信俗圈子和影響力。不少值事憂慮，再這樣發展下去，朱大仙水面醮很快便會消失在社會的發展中，永遠成為澳門歷史的一部分，變成一幅小城永不回來的風景畫了。

綜上所述，朱大仙信俗是一個非常具有特色的民間信仰，也是澳門一項十分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包含了中國傳統民間信俗的元素，也包含了漁民的特色，反映了澳門漁民的生計和生活特色，是漁民生活的見證。而由“澳門朱大仙菩薩會”籌辦的“朱大仙水面醮”是澳門現存朱大仙信俗的醮會活動，亦是唯一的水面醮會，和香港廣為人熟悉的“太平清醮”宗教儀式，都有着意義非凡的歷史和民俗文化意義。但願全社會都視之為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傾力去保育朱大仙信仰文化。朱大仙信俗是一個糅合佛教、道教的民間信俗，基本是以醫藥之神廣為漁民所流傳，陳顯耀攝

在朱大仙水面醮時，信眾會施放水燈和紙船，陳顯耀攝

澳門傳統搭棚工藝精湛永存：大三巴牌坊後方所搭棚架，陳顯耀攝在澳門，搭棚屬於“三行”（泥水、斗木、搭棚）之一，作為樓房建築、修繕、翻新時的工作平台，是建築業不可或缺的部份。更有深深存在澳門人記憶中的賽車觀眾看台、海邊泳棚、龍舟棚，各類慶典活動中常見的花牌、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特有的國慶牌樓，以及今日依然可見的賀神誕搭建的戲棚，都記錄着澳門搭棚業的發展變遷。

易學難精搭棚人距今幾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早期，居住在古黃河下游一帶的遠古部落首領有巢氏“棲木而居”，人類祖先就與動物區別開來，從此就開始了人類歷史。史傳有巢氏是人類原始巢居的發明者、巢居文明的開拓者。從人類學會巢居、搭蓋可以遮風避雨的頂棚，搭棚的技藝就開始世代傳承延續下來。考古材料證明，澳門自新石器中期（距今約5000年）以來就有人類居住，人們沿海棲島，擇地而居，與珠三角其他地區無異。搭棚蓋屋，自然是他們的必選，因此在澳門，傳統的人居竹木搭棚工藝從來就沒有中斷過。這是1867 年愛德華‧希爾德布蘭特所畫的戲棚內景

澳門開埠，葡萄牙人入居，華人亦從珠三角及沿海其他地區逐漸聚集，中西文化漸漸在澳門這個昔日漁村匯聚、交融。數百年間，澳門各種建築物漸次興建，中西各種風格的居屋、教堂鱗次櫛比，作為傳統建築技術的搭棚在中間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除了滿足人居需求的竹木搭棚，亦有很多其他類別的搭棚技藝在澳門出現。1950 年新口岸泳棚隨着時代進步，搭棚材枓的更新、進步，人類建築技術的發展，大型建築項目更多應用了鐵架，竹木搭棚逐漸趨少，但是鐵架代替不了搭棚這一行業的位置，在小型建築或傳統習俗活動中，搭棚依然不可或缺，無論如何，澳門搭棚人正在為搭棚技藝的傳承發展而努力。

澳門搭棚技藝的展現從數百年歷史來看，澳門的傳統搭棚技藝展現在諸多方面，例如在澳門一年一屆、已經進行六十多屆的格蘭披治大賽車，早年其看台就是竹木搭建的；澳門是濱海小城，海邊游泳也是澳門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用竹木搭建海邊泳棚也是澳門的一道風景線；世代居住在澳門的華人，傳承了民族傳統習俗中各種宗教及民間信仰，年年月月都有各類神仙、偶像的節誕或慶典活動，用竹木搭建喜慶牌樓，搭建大型戲棚，裡面上演人神共娛的神功戲，也是澳門華人賀誕必不可少的內容之一；更有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由於政治因素，每逢特殊日子，即有各類跨街牌樓出現在澳門街頭，因此自1949年開始出現的國慶牌樓最具時代特性。1968 年在議事亭前地搭建的天安門牌樓

搭棚使用的材枓主要是竹、木（杉木）、篾條、葵叶片、竹、笪等。竹棚使用水竹和毛竹為主。澳門搭棚業界使用最多的就是竹棚（尤其是小型的修繕工程）。在搭棚業界，泳棚屬最難搭建，因為不用打椿而搭建在水中，搭游泳棚的主要材料有葵葉，竹笪，木板，竹篾，毛竹，水竹。2015 年與 2016年，澳門搭棚工藝機緣巧合，得到赴葡萄牙展示技藝的機會。澳門成記棚廠受邀到葡萄牙里斯本搭建室內棚架供人們參觀，因為竹子在葡萄牙很少見，就連竹子都是從國內運去的搭棚業者，將發明巢居的遠古部落首領有巢氏奉為祖師爺，同時按建築業慣例供奉工匠祖師魯班師傅，另外還供奉華光，通稱為“三師傅”。棚業師傅誕（按舉行日期排序）為有巢氏師傅誕——農曆正月十九，魯班師傅誕——農曆六月十三，華光師傅誕——農曆九月廿八。

搭棚师傅——藝高人膽大，陳顯耀攝搭棚技藝——玫瑰堂搭建腳手架，陳顯耀攝

傳統搭棚工藝代代傳承搭棚工藝非常古老與傳統，行內並無嚴格的學習規程及考試制度，一如建築行其他工種一樣採“師徒制”傳授手藝，師傅邊做邊教，口傳手授。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搭棚行業逐漸開始有規範化、系統化的專業課程，工作時也有一定的守則和指引。然而這項傳統手工藝技術，面臨諸多傳承延續的難題，青年技術工人極度缺乏，青年入行沒有積極性，傳統的師徒制已經不適合現代社會需求，只能採取開辦培訓班形式，但限於缺乏學員，經費與場地也非常缺乏，培訓師傅完全是義務工作，辦班困難重重。澳門搭棚師傅搭建的棚架展示了精湛的技藝

在澳門，中華傳統文化與民間習俗深深紮根，各類神誕節慶活動幾乎月月都有，從未間斷，還有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各類節慶活動，這些中西方傳統節慶活動，都與搭棚密切相關，一個個高聳的花牌、戲棚，看台，為澳門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信仰習俗增添喜慶氣氛，為百姓娛樂提供了可靠的支持，搭棚技藝成為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成為百姓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棚業工會會慶搭建花牌

現在政府有關部門、澳門工聯棚業工會在擴大宣傳、人才培養、勞動力來源、政府資助、場地提供等方面採取多項措施，努力保育搭棚行業，使之傳承延續下去。2016 年路環譚公誕戲棚，陳顯耀攝澳門是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小城，幾個世紀以來，澳門既有着深深的中華傳統文化底蘊，更有向現代化國際旅遊城市發展的大趨勢，因此，傳統的手工藝搭棚技術，在澳門有着深厚的基礎。每年一度的賀誕神功戲，必須是搭棚於廟宇當地，如媽閣廟，譚公廟；各類喜慶節誕活動，傳統竹木搭建的花牌必不可少；更有遍佈街巷的小型建設項目，搭竹木腳手架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傳統搭棚工藝在澳門一直延續，更會代代傳承。

搭建中的路環譚公誕神功戲棚，陳顯耀攝一年一度的媽閣廟前地戲棚又開始搭建了

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信仰之道：聖像途經議事亭前地，陳顯耀攝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俗稱“出大耶穌”，是澳門歷史悠久的宗教活動，亦是教區重要的年度盛事。聖像出遊於每年四旬期的第一個周六和周日（約在復活節前的五十天，大多在二月至三月間）舉行，第一天出遊從聖奧斯定堂出發，前往主教座堂（大堂），第二天則由主教座堂返回聖奧斯定堂，以“拜苦路”的方式進行，象徵着《聖經》中耶穌受難死亡的過程。

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在澳門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1708年，跨越三個世紀，別具特色及代表性。活動參與人數眾多，除了本地教友外，鄰近地區的教友也會專程到來參與。每年聖像出遊期間，還會有大批居民和遊客沿途圍觀，好不熱鬧，展現了此項宗教活動的吸引力。出遊隊伍沿途有不少市民和遊客圍觀，陳顯耀攝

苦難耶穌聖像傳說關於苦難善耶穌聖像的由來，有着兩個不同版本的傳說。第一個傳說是主耶穌“不得其門而入”的故事，據說很久以前的一個夜晚，有人來到主教座堂敲門，由於已經是夜深，而且當天天氣非常寒冷，主教座堂的管堂覺得教友不會這麼早就到教堂，所以沒有去應門，繼續睡覺。敲門的人進不了主教座堂，於是到了聖奧斯定堂。後來得知敲門的人是主耶穌，人們便造了一座苦難耶穌像，供奉在聖奧斯定堂，並每年舉辦聖像出遊活動。聖奧斯定堂放置苦難善耶穌聖像的祭壇

另一個傳說是關於“組裝”的故事。據說很久以前的一場颱風過後，南灣岸邊漂來了一個很大的木櫃，人們把木櫃打開後，裡面是一件件需要“組裝”的部件。大家把那些部件組裝好，就是一座苦難善耶穌聖像，於是便把這座聖像放在教堂裡供奉。苦難善耶穌聖像相傳聖像曾被搬到主教座堂供奉，可是第二天這座聖像會“自動”返回聖奧斯定堂。現時聖奧斯定堂祭壇上的苦難善耶穌聖像約有兩米高，右腳單膝跪地，左肩頂着十字架，並以左手托着十字架的重心，右手扶在十字架的前方。聖像有着及肩的曲髮，頭上戴着刺冠，神情嚴肅地望着前方。由於這座聖像比一般的聖像大一些，故華人教友習慣稱之為“大耶穌”。

苦路出遊莊嚴聖潔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本是南歐的宗教儀式，聖像出遊原本的意義，在於在人們生活的城市之中，舉行耶穌十四處苦路的遊行，於市區不同地方進行一次十四處苦路的善功。故以往的聖像出遊會途經十四處“拜苦路”的地方，後來因為完成整個出遊的時間比較長，其中一任主教便把出遊所經過“拜苦路”的地方減半，成為今天我們看到的出遊路線。這七處停留誦禱“拜苦路”的地方分別是主教座堂、玫瑰堂、葡萄牙駐澳門領事館、公教中心、巴掌圍斜巷、聖老楞佐堂（風順堂）、聖奧斯定堂。聖像出遊第一天，在聖奧斯定堂舉行的儀式，陳顯耀攝

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前會舉行九日敬禮，出遊會於每年四旬期的第一主日前夕舉行。聖像出遊的第一天，下午四時十五分左右會先在聖奧斯定堂舉行中文苦路善功及主日提前彌撒，下午五時會則為葡語苦路善功及中文講道。聖像出遊會在當天下午七時正式開始，苦難善耶穌聖像由六人共同扛抬，並用一帳幕遮蔽，在警察銀樂隊隨行奏樂下，沿着東方斜巷，經過議事亭前地及羅結地巷前往主教座堂。教區主教、主教座堂參議會神父（俗稱紅衣會神父）會在主教座堂迎接聖像，並把聖像安奉在教堂裡，供教友敬禮和祈禱。聖像途經白馬行，陳顯耀攝

光之遊行傳承百年在沒有電力和路燈的往日，聖像出遊的路線一片漆黑，而參與聖像出遊的人一般都會提着火把，被稱為“光的遊行”。據悉，以往在護送聖像到主教座堂時，有些教友，尤其是婦女，為了做補贖和還願，會彎着腰、赤着腳地在抬耶穌像的木架底伴同聖像出遊，後來因為這行為太危險而被取消。警察銀樂隊為出遊隊伍沿途伴奏，陳顯耀攝

出遊隊伍途經板樟堂，陳顯耀攝聖像出遊的第二天是主日，主教座堂在下午四時會舉行約半小時的中文講道，之後會由苦難善耶穌會人員抬着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紀念耶穌所走過的苦路。教士們手持權棒、旗幟、十字架和蠟燭等物品領行，教區主教、紅衣會神父、教友則跟隨在聖像其後，在警察銀樂隊的隨行奏樂下，隊伍途經議事亭前地、玫瑰堂、白馬行、水坑尾街、南灣大馬路、政府總部、聖老楞佐堂等地點，最後返回聖奧斯定堂。返回聖奧斯定堂後，苦難善耶穌聖像會被安奉在祭壇上的原位，再以一場葡語的講道結束整個出遊。

信仰之路跨越世紀聖像出遊隊伍會在途經上文提及過七處“拜苦路”地方時停下來，由一位扮演聖婦維羅尼加（Veronica）的白衣少女，展示一幅印有耶穌面容的白色畫巾，並向着群眾以拉丁語朗唱一段哀歌：“你們所有路過的人啊，請細心觀看，有誰的痛苦像我所受的一樣！ ”而參加遊行的信眾們則會以拉丁語應唱：“上主，請寬恕你的百姓，不要永遠惱恨我們。 ”之後領禱的司鐸會唸誦禱文，信眾會以葡語答唱：“主，天主，請你憐恕。 ”通過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期間在苦路處的停留誦禱，藉此提醒信眾耶穌當年背着十字架走苦路的苦痛，學習耶穌的救贖精神，並祈求耶穌基督降福世界。出遊隊伍在葡萄牙駐澳門領事館停留，誦禱 “拜苦路” ，陳顯耀攝

澳門苦難善耶穌會是負責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的組織，這個教友善會於十九世紀中葉甚至更早之前便已經存在，多年來的舉辦經驗成就了今天莊嚴而有秩序的聖像出遊活動。苦難善耶穌聖像出遊，是本澳具有地方特色及代表性的宗教盛事，每年吸引不少本地和海內外的信眾參加，直至今天，活動的實踐方式及文化內涵，依然被傳承及延續着。出遊隊伍經水坑尾街到南灣，陳顯耀攝

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玫瑰凝香：出遊隊伍途經議事亭前地，陳顯耀攝 “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在每年的5月13 日舉辦，由天主教澳門教區、花地瑪聖母會組織籌辦，是“花地瑪聖母瞻禮及九日敬禮”活動的一部分。 1917年，聖母在葡萄牙花地瑪顯現，顯現的事件被傳開後，葡萄牙全國的天主教教徒紛紛前往該處朝聖，花地瑪其後為了紀念是次事件，在聖母首次顯現的5月13 日舉行聖母像巡遊。葡萄牙人把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的儀式引入澳門，漸漸發展成澳門一項別具特色的宗教活動。

玫瑰堂的聖物寶庫內描繪花地瑪聖母顯現的畫作

花地瑪城聖母顯現 1917年5月13 日，聖母在葡萄牙花地瑪（Fatima）首次顯現，當時有三位小牧童見到了顯現的聖母，小牧童好奇地向聖母了解可以為她做甚麼，聖母勸他們頌唸《玫瑰經》，為罪人的改過祈禱和做補贖。其後，聖母在同一地點，連續六個月的第十三日顯現。最初，聖母顯現的消息並沒有太多人相信，甚至有人要把三位小牧童關起來。當年的10月17 日，聖母最後一次在花地瑪顯現，據記載當時有大概七萬人見證了這次聖蹟。葡萄牙花地瑪的朝聖者（選自《聖城——花地瑪》）

花地瑪自此之後成為了天主教的聖地，除了吸引眾多的天主教教徒前往朝聖外，也吸引了不少遊客前來觀光。隨後的十年間，花地瑪的天主教徒建造了兩座教堂，以紀念花地瑪顯現的事件。 1929年，羅馬天主教廷確認花地瑪聖母顯現為聖蹟，同年天主教澳門教區批准玫瑰堂供奉花地瑪聖母聖像，澳門亦自這一年開始舉辦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的活動。參與遊行人員出發前的準備，陳顯耀攝

聖像出遊肅穆神聖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的起點玫瑰堂，位於澳門板樟堂前地。 “板樟堂”是玫瑰堂的別稱，《澳門記略》載 “有板樟，相傳廟故庫隘，貧蕃析樟板為之，今壯麗特甚”，可見在教堂興建初期，因缺乏資金，於是只用了木板興建，當時的華人稱之為“板樟廟”或“板樟堂”。教堂於十六世紀後期由多明我會至聖玫瑰聖母會省傳教士興建，故教堂被命名為“聖多明我堂”，因教堂內主要供奉玫瑰聖母，又被稱為“玫瑰聖母堂”。教堂內飾有十五幅頌念《玫瑰經》的畫像，被稱為“十五奧蹟”。出遊隊伍離開玫瑰堂，前往西望洋聖堂，陳顯耀攝

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前的九天，會在玫瑰堂舉行“花地瑪聖母瞻禮及九日敬禮”，分別以中、葡語舉行彌撒。 5 月13 日當天會再有一場彌撒，下午六時，教區主教會主持特別為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而設的彌撒，這場彌撒完結後，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便正式開始。到達西望洋聖堂後進行的聖體降福儀式，可見象徵當時蒙受聖母顯現的三名牧童，陳顯耀攝教堂裡的花地瑪聖母聖像會被移到一座鋪滿鮮花的轎子上，並抬到教堂前的空地。出遊隊伍由玫瑰堂的堂旗和聖母旗幟領首，接着是拿着花籃撒花瓣的小孩，花地瑪聖母聖像則由六位身穿白衣、頭戴白紗的女教友抬着，緩緩地步出玫瑰堂，緊隨其後的還有其他神職人員、修女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出遊隊伍中，還有三名身穿葡萄牙傳統服飾的孩童，扮演當時蒙受聖母顯現的三名牧童。

主教山上聖體降福出遊隊伍自玫瑰堂出發後，經議事亭前地轉上主教座堂（大堂），再經大堂斜巷到南灣大馬路，接着慢慢步行至西灣，沿鮑公馬路上主教山，最後到達出遊路線的終點——西望洋聖堂。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的過程中，隊伍會沿途唸誦《玫瑰經》和唱聖詩，如本澳其他的宗教出遊活動一樣，有不少的信眾會在途中加入，沿路亦吸引了不少途人和遊客圍觀。出遊隊伍途經南灣大馬路，可見有警車協助開路，陳顯耀攝

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的隊伍到達西望洋聖堂後，會進行由教區主教親自主持的聖體降福儀式，祈求降福予全澳居民。之後，教友會到聖母像前祈禱及奉獻，部分教友會獲贈花地瑪聖母聖像轎子上的玫瑰，它們被認為是聖母賜予的信物和運氣。整個出遊活動歷時大概九十分鐘，由於開始的時間是在傍晚，隨着夜幕降臨，教友們手持的燭光顯得格外耀眼，為出遊的隊伍平添一份聖潔和莊嚴。西望洋聖堂外人山人海，陳顯耀攝

東方聖地信仰續傳 2017年是花地瑪聖母顯現一百周年，主辦方特別舉辦了“天上慈母恩，百年花地瑪”的安排，一年前便開始把花地瑪聖母像巡迴送到本澳的12座教堂，而出發的地點亦移師到主教座堂進行。獲贈花地瑪聖母聖像轎子上玫瑰的修女，陳顯耀攝年復一年，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的實踐方式及文化內涵得以繼續傳承，這項神聖肅穆的出遊活動既是本澳多元宗教文化精髓的體現，更是亞洲地區紀念花地瑪聖母顯現聖蹟的重要“載體”。而澳門，就是亞洲地區的花地瑪。

出遊隊伍到達西望洋聖堂後進行彌撒和聖體降福儀式，陳顯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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