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踐行：鄭觀應與近代中國 - 在線閱讀

思索踐行鄭觀應與近代中國林發欽主編

“三巴文庫”編輯委員會主任嚴肇基委員林發欽江淳王熹臧小華李少莊溫學權冼麗莎

“思索踐行：鄭觀應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嘉賓合影大合照

時任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致辭王五一教授發言

贈送書法作品贈書

贈書贈送書法作品

王五一教授向鄭國強先生贈書王五一教授向梁金玉女士贈書王五一教授向陳樹榮先生贈書

中西文化研究所在明德樓舉辦的 “鄭觀應與澳門”研究展嘉賓觀展合影

“鄭觀應與澳門”研究展一角嘉賓觀展“鄭觀應與澳門”研究展一角

嘉賓觀展合影觀展

研討會會場鄭國強先生主持發言與討論鄭振環先生做主題發言吳冉彬女士做主題發言鄧景濱先生做主題發言

主題發言嘉賓鄭國強先生主題發言嘉賓譚世寶先生主題發言嘉賓梁金玉女士王五一教授回答提問主題發言嘉賓陳麗蓮女士

陳樹榮先生主持發言與討論中西文化研究所所長林發欽先生做總結發言中山市政協主席丘樹宏先生做總結發言聽眾認真提問熱烈討論

【鄭觀應與澳門】展覽展覽地點：澳門理工學院明德樓展覽廳開幕日期及時間：11月24日下午五時半展覽日期：2017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主辦單位：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前言適逢今年是中國近代偉大的思想家、實業家、有“澳門之子”之稱的鄭觀應誕辰175週年，為紀念先賢，弘揚鄭觀應思想，探索鄭觀應思想的當代價值，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除了舉辦“思索踐行：鄭觀應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外，更組織學術團隊開展“鄭觀應與澳門“專項研究，搜集史料，整理文獻，依「鄭觀應家族在澳門」、「鄭觀應與澳門人的交往」、「《盛世危言》與變革圖強」、「鄭觀應財經思想與澳門」、「鄭家大屋百年滄桑」和「澳門之子：鄭觀應紀念在澳門」六個主題重現鄭觀應在澳門的史蹟。今次展覽正是研究成果之一。

鄭觀應與澳門鄭觀應家族在澳門鄭觀應與澳門人的關係《盛世危言》與變革圖強鄭觀應財經思想與澳門鄭家大屋百年滄桑澳門之子：鄭觀應紀念在澳門

鄭觀應家族在澳門

鄭觀應與澳門人的交往鄭觀應與澳門人的交往深入而層次豐富，這些關係首先來自其家族。他的家族與澳門早期崛起的華商在澳門社會平起平坐，在1868年和1872年福得祠的創建和重修、1871年鏡湖醫院的倡建、1875年蓮峰廟的重建、1878年嫣閣的重修等等事件中頻頻一同出現，與其他顯赫家族共襄善舉。這說明鄭家曾與澳門重要家族共同主持關係澳門社會的重大事情，他們之間有合作、同進退。

仗義行俠鄭觀應與澳門人的交往作為寫出《盛世危言》以籲國家“自強”的洋務派理論家，鄭觀應同情改良維新，並以實際行動支持那些組織和參與變法的主要成員。1898年末，百日維新失敗後，鄭曾從上海致函並匯款百元給澳門商人何廷光，囑託他照顧逃至澳門的康有為家人，他在信中寫道：“二何君之俠士，義高海內，何可復得哉！”。讚揚迎接康有為來澳的何東、何?田。何廷光與鄭觀應同出香山，是澳門博彩巨賈何氏家族第二代，繼續成功地經營博彩業，他在政治上同情革命、支持維新，人稱“海上大俠”，與鄭觀應兄弟相稱，曾延請孫中山為其家人醫病，並資助孫中山在澳門行醫，後來又投資創辦《知新報》和新式學校。

肝膽相照鄭觀應與澳門人的交往

提攜幫襯鄭觀應與澳門人的交往

往來頻繁

︻︽盛世危言︾與變革圖強︼【《盛世危言》與近代中國】

【《盛世危言》與「富強救國」】︻︽盛世危言︾與變革圖強︼

【《盛世危言》與朝野震撼】【《盛世危言》與中國出路】︻︽盛世危言︾與變革圖強︼

︼︻鄭觀應財經思想與澳門

︼︻鄭觀應財經思想與澳門﹁初則學商戰于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盛世危言》就是一部研究如何反搶錢的著作。一本《盛世危言》，呼籲國人重視財經，學習商務，以商戰富國，以富國強兵，以強兵助商，圓滿一個思想體系。」﹁商戰救國論所謂商戰，就是想辦法如何抵抗列強的搶錢，從此一視角亦可以想見財經思想在整個鄭氏商戰救國論中的地位。

︼︻鄭觀應財經思想與澳門商戰者，國與國間之財戰也，財政話題因之又在鄭氏財經思想中據有核心地位。商戰以財經為核心，財經思想以財政為核心，財政以關稅為核心，關稅問題的要害是主權財政問題。商戰財經財政關稅主權財政鄭觀應商戰思想體系結構圖

︼︻鄭觀應財經思想與澳門

分租時代頹垣敗瓦

前迎鏡海

後枕蓮峰

嚴謹修復

重現風華

嚴謹修復重現夙華

鄭家大屋百年滄桑

百年大宅再添新顏

一代名士身後寂寞

愛國先賢盛世重輝

展示澳門的歷史文化底蘊

從沉寂到復甦的鄭觀應研究

目錄前言⋯⋯⋯⋯⋯⋯⋯⋯⋯⋯⋯⋯⋯⋯⋯⋯⋯⋯⋯⋯⋯⋯⋯⋯⋯⋯⋯⋯⋯⋯林發欽1“思索踐行：鄭觀應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開幕發言⋯⋯⋯⋯⋯⋯⋯⋯王五3淺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鄭觀應愛國強國思想的啟迪⋯⋯⋯⋯⋯⋯⋯⋯黎細玲5鄭觀應與《盛世危言》對中國現代化的先導作用⋯⋯⋯⋯⋯⋯⋯⋯⋯⋯⋯梁金玉12鄭觀應財經思想與澳門⋯⋯⋯⋯⋯⋯⋯⋯⋯⋯⋯⋯⋯⋯⋯⋯⋯⋯⋯王五一23深植南粵，放眼世界⋯⋯⋯⋯⋯⋯⋯⋯⋯⋯⋯⋯⋯⋯⋯⋯⋯⋯⋯⋯吳丹紅30略論鄭觀應對中國現代海防建設理論的奠基貢獻⋯⋯⋯⋯⋯⋯⋯⋯⋯⋯⋯譚世寶35《盛世危言》與 “盛世危言主義”⋯⋯⋯⋯⋯⋯⋯⋯⋯⋯⋯⋯⋯⋯⋯鄒振環49鄭觀應宣導與踐行工匠精神⋯⋯⋯⋯⋯⋯⋯⋯⋯⋯⋯⋯⋯⋯⋯⋯⋯⋯吳冉彬7 1“學戰”以立中華於四海⋯⋯⋯⋯⋯⋯⋯⋯⋯⋯⋯⋯⋯⋯⋯⋯⋯⋯盧一志86鄭觀應教育思想與近代中山教育⋯⋯⋯⋯⋯⋯⋯⋯⋯⋯⋯⋯⋯⋯⋯⋯羅紅希92慚愧終軍志未酬——析鄭觀應詩《次彭雪琴宮保師見贈原韻》⋯⋯⋯⋯⋯⋯⋯⋯⋯李居平113

前言 2017年 12 月5 日，由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中華文化交流協會聯合主辦，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協辦，澳門文化局、中山市政協支持的 “思索踐行：鄭觀應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在澳門理工學院滙智樓召開。中國近代偉大的思想家、實業家鄭觀應先生生於1842 年，祖籍廣東香山縣，世居澳門。其父鄭文瑞於咸豐年間在上海經商，1853 年榮歸故里香山縣，後來移居澳門，以 “鄭餘慶堂”為商號名，在澳門從事商業活動，並投入到澳門的各項慈善公益事業中。此後，鄭氏家族往來於祖居香山與澳門之間，澳門已成為鄭家的另一個家鄉。鄭觀應主要在澳門寫成的《盛世危言》是近代中國重要的具有強烈愛國情懷的思想性讀物，影響了好幾代中國人。 2017年適逢是有 “澳門之子”之稱的鄭觀應誕辰175週年，為紀念先賢，弘揚鄭觀應思想，探索鄭觀應思想的當代價值，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組織學術團隊持續開展 “鄭觀應與澳門”系列研究活動。當中包括：第一，在文化局澳門博物館的大力支持下，組成專項研究小組，搜集史料，整理文獻，依 “鄭觀應家族在澳門”、 “鄭觀應與澳門人的交往”、 “《盛世危言》與變革圖強”、 “鄭觀應財經思想與澳門” 、 “鄭家大屋百年滄桑”和 “澳門之子：鄭觀應紀念在澳門”六個主題，透過 “鄭觀應與澳門”研究展重現鄭觀應先生在澳門的史蹟。這個展覽於2017年11月24 日-12月7 日，在澳門理工學院明德樓展覽廳舉行，主要內容以彩版形式收錄在本書中。第二，在《澳門日報》的大力支持下，中西文化研究所的學術團隊將以簡明扼要的語言，圖文並茂的形式，在澳門日報分期刊載比展覽更詳細的內容，以期加深社會大眾，特別是青少年學生對鄭觀應先生在澳門種種愛國事跡的認識。報章專輯刊出後，本所研究團隊會將文稿進一步拓展編纂成普及讀本《鄭觀應與澳門》，作為本所與澳門日報聯合策劃的 “澳門記憶叢書”之一種出版。

第三，透過內地著名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西文化研究所王五一教授的研究成果《鄭觀應財政金融思想研究》。該書帶領讀者循着《盛世危言》回到中華民族那段血淚歷史，了解中國思想史上這極獨特的一代思想家的精神結構——既有着閉眼看自己的修養，又有着睜眼看世界的開明。第四，舉辦 “思索踐行：鄭觀應與近代中國”小型學術研討會，讓來自北京、上海、廣州、中山和澳門本地的學者聚首一堂，以當今的新史料、新視野、新成果，共同探討鄭觀應思想的當世價值。這本小書，即是這次研討會的成果。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成立於2001年，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澳門本土歷史文化為立所宗旨，目前有八位歷史學、語言學、人類學、文化遺產、藝術研究等領域的專業研究人員。本所致力於歷史文化的教學、研究和普及推廣工作，近年積極與海內外學術單位、政府機構、民間社團、媒體和研究者開展合作與交流，推動口述歷史、史料整理、文獻電子化和專題研究等工作，並透過出版、展覽、電視紀錄片和報章專輯等形式陸續發佈研究成果。在開展嚴謹學術研究的同時，非常重視將學術成果轉化成社會普及讀物，積極參與中國傳統文化和澳門歷史文化的教育和傳承工作，向社會大眾，尤其是青年學生傳播，擴展領域，服務公眾。 “鄭觀應與澳門”系列研究活動，正體現本所實實在在的學術研究和成果，讓人重新認識和思考鄭觀應先生在澳門的各種事蹟及其救國圖強思想。我們期望，澳門社會大眾能從中西文化研究所的系列學術活動中感悟鄭觀應先生愛國愛鄉的情懷，傳承優秀的澳門精神！林發欽謹識

“思索踐行：鄭觀應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開幕發言王五一教授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朋友：今年是鄭觀應老先生一百七十五周年誕辰，像以往一樣，澳門與中山兩地的專家學者、社會賢達，共聚一堂，一起來紀念這位傑出的香山人。香山縣一分為三，把鄭觀應分成了個跨境人物，中山人和澳門人都把他看作鄉親，逢先生誕忌，兩邊都要紀念他，而且紀念活動往往是聯合舉行，排程也往往是一邊一半，成為大香山 “砸斷骨頭連著筋”的一個獨特的文化景觀。澳門人紀念鄭觀應，較之中山人的紀念，或許更多出一些意義來。中山歷史上有比鄭觀應名氣更大的人物以之為榮者，而澳門歷史上，不管是否有共識，至少在我眼裡，鄭觀應就是澳門歷史上最大的人物。澳門華人圈的歷史人物中，基本都是商人。鄭觀應也是個商人，但是個特殊的商人，一個不唯利是圖的商人，一個有文化有學問的商人，一個胸懷家國的商人，一個在立功立德立言之 “三不朽”方面都有著傑出表現的商人，一個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其不朽思想的商人。他已經成了澳門的歷史文化名片，成了澳門人心中永恆的精神豐碑。只有把鄭觀應作為澳門第一歷史名人的地位明確地樹立起來，才有資格擋得住那些企圖往這個位上擠的喧賓奪主之輩。紀念鄭觀應，對於澳門城市的文化建設，也有著重要意義。總有人把澳門與拉斯維加斯相提並論。澳門人很不願意聽。澳門不是東方的拉斯維加斯，拉斯維加斯也不是西方的澳門，兩座城市不能同日而語。拉城者，如其金光

大道上的大廣告牌赫然所示者，SIN CITY，邪惡之城；澳門則是世界聞名的宜居城市。拉斯維加斯區區百年歷史，一部淘金史、暴發史、爭鬥史而已；澳門的五百年歷史，則有著自己豐富的文化累積和鮮明的人文特色。當然，近年來澳門在以賭致富的路子上走得比拉斯維加斯還順，城市之 “俗”的一面也越來越出名了，這是事實，這給澳門的文化建設提出了新課題。總地來說，澳門城市文化建設之大原則，應當是在 “宜居”與 “首富”兩個形象間尋求雅俗平衡，以其雅抑其俗。而實行此一原則，大力推崇和宣揚其歷史文化遺產是條捷徑。歷史文化遺產的靈魂，是歷史文化名人；鄭觀應，是澳門歷史文化名人中最大的一位。澳門文化建設之道，在鄭觀應名下仍有許多文章可作。另外，紀念鄭觀應的意義，還可以從國家層面之港澳研究的角度來認識。國家港澳事務和港澳研究的核心是什麼？統一大業。而國家的統一系於民族的認同，民族的認同系於文化的認同——歷史文化研究應當是港澳研究之學術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對鄭觀應和《盛世危言》的研究工作，從這個意義上也應當進一步得到加強。關於紀念鄭觀應的這幾層意義的理解，就是我從事的這項鄭觀應財經思想的研究動機。以《盛世危言》為核心的整個鄭觀應思想體系作為一個思想寶庫，還有很多領域等待後人去開發，很多空白等待後人去填補。我衷心地希望以我這本小書為 “磚” ，能引出將來更多的鄭觀應研究成果的 “玉”來。希望五年以後180 周年的時候，能有更多的青年才俊彙聚一堂，展示他們的新成果。感謝我們院、所領導對我的研究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謝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同志們嚴格、認真、細緻、辛苦的工作！也謝謝大家今天光臨！

淺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鄭觀應愛國強國思想的啟迪黎細玲1 摘要：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實業家鄭觀應（1842—1921）在代表作《盛世危言》中提出改革開放、獨立自主、富強救國、市場競爭等思想，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仍具有當代價值，具有一定啟迪和借鑒作用。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鄭觀應愛國強國思想啟迪 2017 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首次被寫入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成為一項國家戰略。從最初探索珠三角區域合作新模式到後來提出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戰略、珠江—西江經濟帶等發展戰略，再到現今 “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提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增強港澳與內地融合，以此引領其他地區經濟發展，提高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而偉大的戰略意義。粵港澳大灣區指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和江門與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 “九市二區”城市群。粵港澳同源同本，一脈相承，具有相同、相似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彼此往來頻繁密切，原本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區域性協作發展早已根植於前輩粵港澳人民的血脈之中。2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是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也是落實國家 “一帶一路” 珠海市圖書館副研究館員、中山市鄭觀應文化學會副秘書長，珠海市史志專家庫專家，珠海市作家協會會員。安信證券：粵港澳灣區持續催化主題黃金組合出爐[EB/OL].新浪財經，[2017-11-02]. http:/finance. sina.com.cn/stock/marketresearch/2017-06- 14/doc-ifyfzf yz3955109.shtml12

戰略的重要舉措，其中涉及產業佈局、土地利用、資訊互用、人才整合、資源分享、交通能源、基礎設施、創新圈協調等方方面面，因此，更需要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優勢，創新合作機制，增強輻射和帶動作用，形成最具發展空間和增長潛力的世界超級灣區，為中華民族復興當好排頭兵。 100 多年前，鄭觀應等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苦苦探求使中國真正強大起來、崛起於世界的辦法和途徑，當中不乏真知灼見，至今仍閃耀著智慧的光芒。鄭觀應《盛世危言》提出一套自強救國的方案，認為中國要真正富強，必須要變法維新。其富強救國思想的核心是主張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使國家富強起來，打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只有國家富強，才不受外侮。只有國家強大，人民才能有堅實的依靠。 3鄭觀應思想、理念啟迪世人，特別是敢為天下先、改革開放、獨立自主、富強救國、市場競爭等思想，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且在30 多年改革開放實踐中得到驗證，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仍具有當代價值，具有一定的啟迪意義和借鑒作用。4一、創新精神鄭觀應《盛世危言》等著作，啟迪心智，觀念創新，開一代風氣， “得風氣之先，敢為天下先” ，留給後世許多思想的精華，激勵著中華兒女為祖國繁榮昌盛努力奮發和不斷創新。創新精神，在新的歷史時期再次充分體現。灣區經濟作為區域經濟的高級形態，是國際上較為認可的一種高開放度的發展模式。5 灣區是一種經濟定義，可以用來概括一切以濱海城市為中心的大都會區，核心是引領經濟轉型和創新。核心競爭力就是面向國際市場的、完善的現代服務體系和科技創新能力。6 “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創舉，是尊重經濟發展規律，因勢利導、積極謀劃的一個表現。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前沿和特區，坐擁面向東南亞向西延伸的海上通道，是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樞紐城市，對進一步發展國家經濟、增強國夏東元. 鄭觀應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夏東元. 鄭觀應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申勇，馬忠新. 構築灣區經濟引領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基於粵港澳大灣區開放度的實證分析[J] 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7（1）： 83-91 李宇嘉.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創新競爭力打造城市群[J]. 住宅與房地產（綜合版），2017（8）：65-693456

力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更是 “一帶一路”重要的出發點、橋頭堡。7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在地理上將百公里半徑的同心圓內各城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促進制度和合作模式進行創新，創造一個制度、社會、文化甚至政治統一的大灣區。8換言之，我們應當創新思維，創新舉措，深化各個層面創新，加強多地緊密合作，比如以 “制度創新”替代 “制度優惠” ，打破公共服務和要素流動等制度障礙和壁壘，促進粵港澳之間所簽署各項多邊協議的落實，激發和利用大灣區內各城市的潛力和優勢。港珠澳大橋即將通車後，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地理距離大幅縮短，大灣區的發展格局日益清晰化，需要深層次的合作與創新，必以新思想、新目標、新理念、新機制、新方法、新活力陸續展現。9二、開放改革 1892 年，鄭觀應提倡政治改革、對外開放，借鑒西方國家之長，利用外資和外國人才， “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等，使祖國強大起來。孫中山繼承鄭觀應的思想，限於歷史條件，無法實現《建國方略》。毛澤東及其繼承者在後來的90 多年奮鬥中，參照和繼承《盛世危言》的觀點，堅持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革命和建設、改革的偉大勝利，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可以說，中國30 多年改革開放策是對鄭觀應《盛世危言》的重要思想——實行對外開放理念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10 據有關報告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空間大、經濟密度小、發展速度快，與紐約灣區、東京灣區、三藩市灣區等世界三大灣區相比，在面積、人口、GDP規模上可等量齊觀。2016 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GDP總量達到 1.36 萬億美元，超過三藩市灣區；出口貿易額約是東京灣區3 倍，區域港口集裝箱輸送量是世界三大灣區總和的4.5 倍。11 許魯光.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深化深港合作創新[J]. 開放導報，2017（4）：32-36 王仁曾：粵港澳大灣區應先解決制度層面的問題[J]. 特區經濟，2017（7）：9 粵港澳大灣區到底有多 “大”[EB/OL]. 新華網，[2017-11-02].10 吳楠，陳健. 世界千年新變局下澳門國際競爭力新戰略研究——基於鄭觀應《盛世危言》視角的探討[C]. 紀念鄭觀應先生誕辰一百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2012：221-2261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有望成全球灣區之首[EB/OL]. 南方網，[2017-11-02]. http: /finance.southcn. com/f/2017-06/30/content_173526967.htm789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是深化改革開放的一項舉措，進一步推動我國改革開放。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集聚相當規模的高新技術產業和企業，灣區內聚集6 個國家級高新園區、兩個國家新區以及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3 個自貿片區，30 多所擁有研究生培養資格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推動區域合作向更高層次、更深領域、更廣範圍發展，豐富我國區域發展的內涵、層次和形式，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引領者。12三、提高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鄭觀應深刻意識到，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後盾，沒有強大可言，一定備受外侮。《盛世危言》之商戰思想中引入了市場競爭的觀念，認為中國要勇於應對資本主義的挑戰，以經濟競爭為手段探求國家富強之路。只有提高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才能真正崛起於世界。13 當今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兩個要素時刻影響著世界經濟形勢，競爭力代表著經濟實力。世界經濟將來形勢可能出現嚴峻複雜的局面，復蘇的穩定性、確定性下降，國際貿易增長依舊萎縮，複雜多變的貿易保護與投資貿易充斥整個國際市場。我國總體競爭力不具優勢，出口形勢會更加嚴峻，不容樂觀。當前普遍缺乏人才特別是綜合型人才，亟需引進多領域專業技術的人才，以增強我國企業的競爭力。從國內情況來看，企業可能面臨多方面的壓力：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補償性上升、資金鏈緊張、產能過剩、企業虧損風險增大等。在正視國內企業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探究提高我國企業競爭力之路，實際上就是探究我國經濟發展之路和自強之路。14 珠三角九市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現今已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良好基礎，大灣區在創新能力、產業層次、功能佈局和大灣區環境等方面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因為存在差距，所以需要高端規劃，需要精品打造。大灣區經濟是國家高端經濟形態的代表，代表國家參與國際競爭，搶佔產業鏈的制高點。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省長馬興瑞說 “打造這個大灣區，就是要12 粵港澳大灣區到底有多 “大”[EB/OL]. 新華網，[2017-11-02].13 夏東元. 鄭觀應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14 葛群. 鄭觀應商戰思想的歷史啟示[J]. 中外企業家，2015（35）：5-6

跟東京灣區，跟紐約灣區，跟三藩市灣區去比，和世界一流灣區經濟帶正面競爭！”15 通過不斷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縮短我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落後差距，加快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最後從經濟上超越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西方大國，達至民富國強的目的。而這一目的與鄭觀應當年所憧憬的目的是相一致。16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推動粵港澳三地經濟社會發展邁上新臺階，引領中國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變。17四、借鑒西方經驗，發揮本土優勢鄭觀應認為，中國要在商戰中獲得勝利，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得以提升，必須提高技術水準，就需要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的技術。同時，他認為，應當把學習外國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同發揮我國優勢緊密結合起來。觀應提倡西學，珍視民族文化，在對待外國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我國優勢的兩者關係方面，他提出：既不應妄自菲薄，也不應妄自尊大，應當根據我國需要和實際情況，辯證地學習西方，做到 “不薄待他人” “亦不敢回護己短” ，堅決反對全盤西化的觀點。18 與其他世界級大灣區不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在一個主權國家內三個獨立關稅區深化合作的重要嘗試。我們可以學習紐約灣區、東京灣區、三藩市灣區等世界三大灣區的有益的經驗和做法，但不能生搬硬套。加強城市整體控制顯得十分必要和重要，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文化建設必須跟上，傳揚優秀的嶺南文化，注重打造具有嶺南文化、濱海特色的人文和產業景觀。五、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幾點建議（一）國家建立協調機制，進一步開放改革。國家給予粵港澳大灣區更《政府工作報告》裡有個 “灣區” ，是個啥概念？ [EB/OL].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 17- 1 1-02].http: /www.gov.cn/xinwen/20 17-03/ 1 0/content_5 176060.htm# 116 雷強 . 鄭觀應商戰論的歷史啟示 [J]. 南方經濟，2003（9）：42-44 《政府工作報告》裡有個 “灣區” ，是個啥概念 [EB/OL].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 17- 11-02].http://www.gov.cn/xinwen/20 17-03/ 10/content_5 176060.htm# 118 葛群 . 鄭觀應商戰思想的歷史啟示 [J]. 中外企業家，20 15（35）5-615

大的改革許可權和政策支持，積極對接更高標準的國際投資貿易規則，進一步放寬准入限制，簡化審批環節，推動擴大珠三角九個城市與港澳企業相互投資。如率先在廣東自貿區實行資本專案可兌換、人民幣跨境使用、外匯管理改革等，條件成熟時在粵港澳大灣區放行。19 （二）提高大灣區建設的科學性與協調性。進一步解放思想和提升觀念，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積極推進關鍵環節和重要領域改革；在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建設方面謀求突破和新進展，加快粵港澳一體化建設，深化經濟社會各領域合作，提高合作水準。（三）加強兩種制度與交流，優勢互補，促進創新。“一國兩制”之下，粵港澳經濟模式、法律體系等存在較大差異，九市與港澳兩個獨立關稅區的稅制管理也不同。相比香港地區和歐美等發達國家，廣州、珠海等城市和經濟發展水準不算高，且與深圳一樣在土地面積上存在巨大的限制，廣州和珠海、中山等次區域中心城市土地、人口都還沒達到瓶頸。而港澳是典型的城市經濟體，產業發展空間受限制，十分必要與九市合作，使各城市間形成要素自由流動的開放市場，使資源配置更高效，使各大產業發展更有活力，使整個灣區創造更顯著的經濟效益。（四）加強文化交流與融合，構建灣區文化創意產業圈。將文化與科技掛鉤、現代與傳統融合，將嶺南文化的優秀元素注入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戰略中，刺激文化消費群體個性化、多樣化發展，提升文化產業競爭優勢，拓展文化市場國內外發展空間。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制度和文化的優秀元素，形成開放包容的移民文化，使創意文化落地生根，吸引新投資注入，催生眾多新興產業，提高灣區文化軟實力，彰顯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及對外開放中的功能和地位。20 （五）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充滿活力的創新創業網，需要有一大批創新性的國際化的創新人才。院士專家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需要建設國19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有望成全球灣區之首[EB/OL]. 南方網，[2017-11-02]. http://finance.southcn. com/f/2017-06/30/content_173526967.htm20 梁育民，邱雪情. 發揮 “一國兩制”競爭優勢，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J]. 廣東經濟.2017（7）：55-58

家實驗室，集納全國乃至世界的頂尖科研人才。一成立專門基金會，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科研人才能夠從基礎創新到應用創新，從而提高科研成果轉化效率，讓更多實驗室成果轉化到產業中。二聚攏人才，舉辦專門招聘會吸引各地人才， “讓人才自由流動” ，讓往來粵港澳科技人才多一些 “綠色通道”來往自由方便。三大灣區要成為科技和創新的發力點，需要營造讓科技人才靜下心來做研究的機制和氛圍。21 （六）完善金融市場體系保障。金融安全與大灣區建設都需要完善的法制體系來保障，尤其要加強金融法治建設，把金融交易和金融監管落實到程式化和操作化層面。維持貨幣基本穩定，加強金融監管，保證金融體系健康有序地運轉，創建優良的金融市場環境，保證大灣區各城市經濟協調、穩步發展。22六、結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一種新的機遇，也是一種新的挑戰。創新是大灣區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改革開放大灣區發展的必要手段，提高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是打造大灣區的目的。我們應繼續充分發揮 “敢為天下先”等嶺南文化精神，站在凝聚中華文化共識的高度，順應國家政策和客觀形勢發展，打造互利多贏的大灣區，實現經濟轉型和大國崛起。 2321 粵港澳大灣區人才交流需建立協調機制[EB/OL]. 科技日報，[2017-11-19]. http://d i gi tal paper.stda il 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7-10/1 1 /content_379349.htm?div=- 122 梁育民，邱雪情 . 發揮 “一國兩制”競爭優勢，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J]. 廣東經濟.2017（7）：55-5823 李宇嘉.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創新競爭力打造城市群[J]. 住宅與房地產（綜合版）， 2017（8）：65-69

鄭觀應與《盛世危言》對中國現代化的先導作用梁金玉1 摘要：《盛世危言》的誕生，引起社會很大回響。當時世界多個國家向外擴張，中國成為受害者，陷於極度危急的形勢。《盛世危言》開拓了救國之道，以 “商戰”作為戰略核心，提出一系列大膽創新的改革建議，促進國家的現代化，從而排除外敵的侵略。作者鄭觀應在工作中積極實踐他的理論，推動中國工商企業的進步，協助國家挽回利權。他與《盛世危言》提升了民族自信，而他的卓越成果，激勵追隨者致力為國家作出貢獻，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關鍵詞：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現代化一、以救國為目標中國近代維新思想家鄭觀應（1842—1921 ），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鄭氏家族 “世居澳門” ，鄭觀應亦時常到澳門居住，他 17 歲到上海學習商務，221歲開始通過工作實務經驗深入了解中國面對的問題，同時着手研究挽救國家的辦法。他參與過很多工作，曾在洋行做雜務、買辦及總理；投資華洋合營的輪船公司；經營攬載行、駁船公司、茶棧、鹽務等生意；在輪船航運、電報、織布、鐵廠、煤礦、鐵路等多家民族工商企業擔任領導；在廣東軍營任職會辦；組織捐款賑災；投身寫作以及教育等。無論在什麼崗位，他始終堅定地朝着一個目標，就是挽救國家。其代表作《盛世危言》是他透過前瞻性的目光，融會豐富的知識和經驗，澳門近代文學學會理事長夏東元. 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卷）[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 17.21

並且貫注強烈的家國情懷歷時多年而寫成的巨著，這部巨著對中國產生重大的影響力。二、鄭觀應不憚心力交瘁撰寫《盛世危言》 1894 年，鄭觀應發表《盛世危言》，提出全面、系統及創新的建議，其中心思想是富強救國，內容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商戰、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社會管理等領域，首次出版為五卷本，共計57 篇。其後，《盛世危言》於 1895 年增加篇章，出版十四卷本，這個版本比五卷本的內容增加一倍以上；1900 年，鄭觀應再調整內容，出版八卷本。根據夏東元的《鄭觀應集》上冊，《盛世危言》總共111篇，論述國家政策的各個範疇。從出版五卷本到十四卷本，相隔僅一年，鄭觀應迅速增加大量編章，這是基於當時中國的危急形勢。1894 年《盛世危言》出版後，同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並於 1895 年4 月17 日簽訂《馬關條約》。該條約為不平等條約，條約規定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2 億兩白銀等。鄭觀應感到十分激憤，因此在《盛世危言》五卷本的基礎上增加編章，繼續竭力為國家鑽研救國良方，以扭轉劣勢，他在十四卷本新增了不少關於練兵及防務方面的內容。在《〈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凡例》他表達了憂國憂民之情：“當此危疑震撼之時，杞憂忠憤兩不能禁，是以卅餘年來，不憚心力交瘁，不顧忌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欲使天下人於中外情形瞭如指掌，勿為外人所侮耳。”中日之戰是促使他為《盛世危言》增加內容的原因，他這樣描述：“今中日戰後，時勢變遷，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距作書僅年餘耳，而事已迥異，故未言者再盡言之，已數易其稿。” 鄭觀應年輕時已立志救世，從開始通過寫作探索救國之道至發表《盛世危言》，歷時30 餘年。《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是他藉着筆鋒救國救民的著作，從這三部著作可看到他的研究不斷進步，分析問題漸趨理性，維新思想逐漸成熟，《盛世危言》的出版為他奠定了維新思想家的地位。3 《救時揭要》於1873年刊行，揭露社會的弊端及論述社會事務；《易維新，出自《詩經 ·大雅 ·文王》的詩句：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意即：周雖然是舊的邦國，但其使命是革新。維新指革除舊法而行新政，改革創新的意思。3

言》於1880年刊行，有系統地論述國家不同範疇的事務；《盛世危言》在《易言》的基礎上再擴展並深入研究，於 1894 年首次刊行，對國家各範疇的政策提出全面、系統及創新的建議，《盛世危言》既有宏觀的視野，亦具備微觀的考察，當中討論的問題緊貼實況，指出關鍵要點，借鑒古今中外的方法，然後提出符合實際情況的解決方案，是非常專業的研究。三、《盛世危言》推動中國現代化（一）致力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基於鄭觀應專業的研究方法，《盛世危言》取得卓越的成果，對推動中國現代化產生重要的作用。 “現代化”是傳統社會、經濟及政治制度，逐漸演變到現代、都市及工業社會的過程。根據馬格納雷拉的定義，現代化是發展中的社會為了獲得發達的工業社會所具有的一些特點，而經歷的文化與社會變遷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過程。本迪克斯 1969 年在《國際視野中的現代化》表示， “對於現代化，我理解是源於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政治大革命的一種社會變遷模式。它存在於一些領先發展的社會的經濟進步和政治進步之中，也存在於后來者的追隨於前者的轉變過程之中。”現代化是一個過程，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在不同時期及背景下表現的特徵也不同，現代化可表現為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等等。在150 年前的清代，中國在國際上處於落後的水平，鄭觀應致力推動國家工商業以及各方面的發展，力求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新中國成立後，於 1960 年代確定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為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目標，於2013年設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當代中國的現代化水平領先世界，人民生活的質量大大提升，中國人民對國家的進步引以為傲，鄭觀應百多年前的夢想得以實現。這是一個集合中華民族智慧持續努力奮進的過程，鄭觀應與《盛世危言》站在這段改革過程的前端，推動了當時中國的現代化，並啟迪追隨者堅定前行。（二）堅定民族自信《盛世危言》的111篇文章，條目分明，為國家不同範疇的政策提出前瞻性及創新性的建議。雖然建議在實務上要學習西方國家的方法，但在文章當中顯明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在《西學》及《藏書》強調西方各門科學皆源自中國，只要中國重視學校教育，必定能栽培出優秀的人才。其論述

指出， “今天下競言洋學矣，其實彼之天算地輿數學化學重學光學汽學電學械器兵法諸學，無一非暗襲中法而成。第中國漸失其傳，而西域轉存其舊，窮原竟委，未足深奇。若合天下之才智聰明，以窮中外古今之變故，標新領異，日就月將，我中國四萬萬之華民，必有出於九州萬國之上者。”這是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心理素質，首先認識方法，然後充滿自信地朝着目標進發。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不僅指出救國之道，還鼓勵國民要自信。（三）先辦好學校教育鄭觀應十分重視人材，認為 “學校為人材之本源” ，國家的富強和興盛是政治、經濟、教育的有機結合，而學校放在首位。在《〈盛世危言後編〉自序》他闡明了三者的關係：“有國者苟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蓋憲法乃國家之基礎，道德為學問之根柢，學校為人材之本源。政治關係實業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 培養新時代的人材，教育制度必須改革。鄭觀應在《學校上》《學校下》《西學》《女教》《考試上》《考試下》等篇章談到， “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木本也。” “務使各州、縣遍設小學、中學、各省設高等大學，一體認真，由淺入深，不容躐等。”他編訂的小學教學計劃，注重培養品德及中國文化教育，輔以其他科目。該教學計劃為：“一曰經學，以中國十三經之大義，擇其淺近而切於倫常日用者訓之，以培其德行也；二曰讀中國書，凡華人不能不通華文，上而章句，中而論說辯難，下而淺近往來書牘，雖文理有淺深，而學徒皆不可以不通也；三曰算學，以西算為主；四曰地輿，以中國地理為主，旁及各國之地輿；五曰史學，以中國史學及外國近百年之史學為主，其外國古史稍明大概足矣；六曰生物植物學；七曰格致學；八曰圖畫學；九曰體操；十曰習中國字。”他還主張設工藝院，教授製造、機器、織布、造線、縫紉、攻玉，以及考察藥性與化學等，既符合商務所需，亦能照顧貧民子女無業謀生者。他指出西學的 “商政兵法，造船製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實無一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化學電學” ，中國的學校都要教授這些科目，才能 “御外侮固邦本” 。而選材入讀學堂，須經過考試擇優取錄，考試內容為：“一、考經史覘學識。二、策時事以徵抱負。三、案例以觀吏治。”他認為女子教育的成果影響深遠，關係到後代的栽培，提議 “通飭各省，廣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讀書。”

在《藏書》篇，他介紹外國書樓的借閱模式，建議中國仿傚，免費借閱書籍。 “宜飭各直省督、撫於各廳、州、縣分設書院，購中外有用之書藏貯其中，凡外國未譯之書，宜令精通西文者譯出收貯。派員專管。無論寒儒博士，領憑入院即可遍讀群書。”通過營造理想的讀書環境，提供豐富和專業的書籍，造就大量傑出之士，這亦是當代圖書館的使命之一。（四）現代化是商戰必需的武器清末時期，世界多個國家向外擴張，中國成為受害者。外國一方面以軍事侵略中國，另一方面藉口通商，從中國掠奪大量利益。鄭觀應年輕時已進入商界，擁有睿智的他很快就洞悉，外國藉口通商對中國造成巨大的損害。《商戰上》指出，每年 “總計彼我出入，合中國之所得尚未能敵其鴉片、洋布二宗，其他千瘡百孔，數千餘萬金之虧耗胥歸無着，何怪乎中國之日憊哉。” “故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因此，他 “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 ，極力主張實踐 “商戰” ，認為振興商務有助國家富強，從而排除外敵的侵略。在這場關係國家命運的戰爭中，他既是出謀獻策的智囊，亦是帶領國家工商企業勇往直前的將領。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振興商務困難重重，大量不合理的措施扼殺中國商戶的生存空間，卻讓外商、貪腐者獲益。在《商戰下》他力促保護商務， “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國家不惜巨資，備加保護商務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為國拓土開彊也。”兵戰是表面，而商戰是核心，因此中國必須重視商務， “振工商以求富” ， “講武備以圖強” 商戰需要多方面的配合，鄭觀應研究了整套方案，以 “商戰”作為國家戰略的核心，用來指導其他各個範疇的策略。商戰首要是振興商務，而振興商務，必須得到財政、銀行、交通運輸、通訊、生產等方面配合，才能改善營商環境，扶助中國的商戶得以生存、成長。他在《盛世危言》的《條約》《稅則》《釐捐》《度支》《國債》《商戰上》《商戰下》《商務一》《商務二》《商務三》《商務四》《商務五》《商船上》《商船下》《保險》《鐵路上》《鐵路下》《修路》《電報》《郵政上》《郵政下》《驛站》《銀行上》《銀行下》《鑄銀》《圜法》《紡織》《技藝》《賽會》等篇章，分析了各方面的問題，提出建議，語重心長的勸導必須進行改革。財政管理方面，他建議參考外國的管理方式進行改革，每年度支應有定額，各項用款條目詳列。國家預算之款，如有需要，可通過國債籌款，避免了 “借洋款以海關作

抵”的絕大漏卮。稅務方面，《條約》《稅則》《釐捐》篇指出， “各國初訂通商條約，措辭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實皆利己以損人也” ，當中，條約中的稅則明顯優惠洋商，洋商比華商獲利較厚，所以日後修訂條約時，稅則必須堅持自主權，不得再受通商條約限制。為振興商務，在各處星羅棋布向華人商民徵收釐捐的釐卡，一律裁撤，改為在出產處徵收落地捐，及出口時徵關稅，或收印花稅。此外，他建議 “務將進口之稅大增，出口之稅大減，則漏卮可以漸塞。” 關於商務方面，國人必須改變觀念，確認商務的重要性，齊心振興商務。 “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疏暢其血脈也。”國家須盡快取消不合理的措施，以免 “華商受其害，而洋商獨收其利也哉！”官方架構應 “特設一商部，兼轄南、北通商事宜。”注重商務教育，各種生產要 “考究詳察” ， “各種機器自能製造，則各種貨物亦自能製造。”同時， “多造堅固快利之船，分走通商口岸及華人寓居之埠。”言商務者須明白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善用各處土產之物。商船是商務盈虧的關鍵之一，對商戰的成敗影響重大。鄭觀應熟諳輪船航運業務，認為必須改革商船的管理，消除弊端，控制成本，他指出外國 “通商之船只准徑到一埠，其餘沿海、沿江各埠乃本國民船自有之利，外人不得侵奪。今各國輪船無處不到，獲利甚厚，喧賓奪主，害不勝言。”中國應多設輪船公司、保險公司，延攬專業人才，保障營運成效，造船以新式為貴，修船要慎防欺蒙作弊，並建議 “頒定商務通例、航海章程。凡海口設有燈塔，立有浮標，使知暗沙暗礁。”清代的陸路交通運輸落後，尤其是 “西北陸路居多，行動輒需車馬，挽運頗覺艱難。”鄭觀應在《鐵路上》《鐵路下》《修路》力促建造鐵路及修路，詳細分析其益處，不僅有利商務及軍務，亦有助國家 “聯成一氣” ，正如 “人身血脈流通，手足靈捷” 此外，他致力推動通訊現代化，指出電報對商務及軍事的重要性， “所謂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者，非電報不足以當之矣。”他領先汲取新知識，勇於創新，任職津滬電線會辦時， “曾與同事著有《萬國電報通例》《測量淺說》《電報新編》各書。”在協助軍務時，曾 “購德律風四具，軍線百里”他明白創始電報時會遇到困難，因此他勸勉精求其理，定能觸類旁通。為了減少文件的遞送時間，節省費用，增加盈餘，他建議取消驛站，創辦郵政，以輪船、電報及郵政相輔而行。

銀行與商務關係密切，同時，國家建設、軍務、賑務、百姓等皆需要銀行，而經營銀行獲利豐厚。在《銀行上》《銀行下》闡明了有關銀行業務、印鈔票及其益處，建議中國設立銀行。 “先設官銀行於京師” ，從海關稅收中作銀行成本；亦可設商銀行，商銀行以入股方式籌集資金， “一切條規悉仿西法” 。銀行的營運，信用及用人十分重要，因此用人必須公舉，操守要廉潔。貨幣方面，亦需要改革， “紋銀大者為元寶，小者為錠” ，比較笨重，攜帶不便，易損耗，中國應自鑄銀錢，取代紋銀。《鑄銀》篇分析了自鑄銀錢的好處，其中包括自鑄銀錢能令“洋錢來源自稀，足奪西人利權” “保財源亦崇國體”等。《圜法》篇指出各國 “以金為市十之七八” ，而中國用銀， “銀輕而金重” ， “與洋人交易吃虧極大” ，建議 “仿照各國行用金鎊，並不准用外國銀圓，以重國體而塞漏卮。”同時列出外國有關圜法章程的討論作參考。由於外國工廠用機器生產，產品價廉物美，中國每年進口紗布五千多萬兩， “以致銀錢外流，華民失業。”因此，鄭觀應在《紡織》篇建議中國 “尤須自織洋布，以與之抗衡。通商大埠及內地各省皆宜設紡織局，並購機織造，以塞來源。”中國沿海生產棉花， “以自種之花織自用之布，工賤價廉，無須運腳，實可收回利權。”有了工廠，還要配合精良的工藝。 “夫泰西諸國富強之基，根於工藝，而工藝之學不能不賴於讀書，否則終身習之而莫能盡其巧。” 《技藝》篇建議 “廣開藝學，竭力講求，以格致為基，以製造為用。” “然後創行博物會，廣羅物產，品評優劣：優者賞之，劣者斥之，則器物日備，製造日精。以之用商，則四海之利權運之於掌上也，以之用兵，則三軍之器械取諸宮中也。此取威定霸之真機，而國富民強之左券也！”這段述及的博物會，亦稱賽會或博覽會，《賽會》篇談及19世紀時期英、法、奧、美、日等相繼舉辦賽會， “萃萬寶之精英，羅五洲之珍異” ， “其氣象規模尤極天下之大觀” 。賽會有助 “擴識見，勵才能，振工商，興利賴”因此， “故欲富華民，必興商務；欲興商務，必開會場。欲籌賽會之區，必自上海始。上海為中西總匯，江海要衝，輪電往還，聲聞不隔。”一個世紀後，中國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順利舉行，規模宏大，成果豐碩，鄭觀應的夢想得以實現，亦證明了鄭觀應具有敏銳的觸角，以及前瞻性的目光。由此可知，《盛世危言》以 “商戰”作為戰略核心，促進中國多個範疇的現代化，在財政、銀行、貨幣、交通運輸、通訊、生產等方面的制度、管理及技術進行改革。當中提出每年編製財政預算，詳列各項用款條目；國家

預算之款，如有需要，可通過國債籌款；改革稅則，制定稅則必須有自主權，增加進口稅，減少出口稅，撤銷向華人商民徵收釐捐的釐卡，改為在出產處徵收落地捐，及出口時徵關稅，或收印花稅；改變輕商的觀念，確認商務的重要性，官方設商部，重視商務教育；改革商船的管理，消除弊端，控制成本，多設輪船公司、保險公司，多造堅固快利的新式船，頒定商務通例、航海章程，海口設燈塔、浮標；建造鐵路及修路；改革通訊方式，創辦電報、郵政，取消驛站；建議設立銀行，以入股的方式集資，印鈔票，自鑄銀錢，修改圜法行用金鎊等。各方面的現代化，有助改善營商環境，扶持華人商戶，促進國家富強，從而排除外敵的侵略。（五）政治與時並進《議院上》談及中國與各國通商，必然會應用公法，因此，政治方面必須改革，與時並進，宜設立議院集思廣益。“議院者，公議政事之院也。集眾思，廣眾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誠良、意誠美矣。” “故欲借公法以維大局，必先設議院以固民心。” “況今日中原大局，列國通商勢難拒絕，則不得不律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議院，達民情，而後能張國威，御外侮。” 《議院下》介紹了各國議院公舉的章程，指出 “議院之設，原以示大公無我，上下一體也。” 《公舉》篇強調，議員應由公舉選出，以延攬才德兼優之士。（六）向現代化啟航如上所述，《盛世危言》在國家危急的形勢下誕生，數十萬字的救國良方，提出大量創新的改革建議。鄭觀應鼓勵國民要自信地朝着目標進發，國家的富強是政治、經濟、教育的有機結合，而學校放在首位。教育改革包括設立小學、中學、大學、工藝院及女塾。此外，設書樓免費借閱書籍。 “商戰”作為戰略核心，帶動各方面的現代化，在財政、銀行、貨幣、交通運輸、通訊、生產等方面的制度、管理及技術進行改革：編製財政預算，發行國債，增加進口稅，減少出口稅，撤銷釐卡，收印花稅；改變觀念，從輕商轉變為重商，設商部，加強商務教育；改革商船管理，多設輪船公司、保險公司，多造新式船，頒定商務通例、航海章程，海口設燈塔及浮標；建造鐵路及修路；創辦電報、郵政，取消驛站；設立銀行，引入透過入股的方式集資，印鈔票，自鑄銀錢，修改圜法等。此外，政治必須與時並進，設立議院集思廣益，議員由公舉選出。《盛世危言》一系列的改革建議，有助中國擺脫落後，

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鄭觀應的愛國情懷、民族自信、改革思維、學習能力及鑽研精神，是引領國家向現代化啟航的引擎。四、鄭觀應帶領國家工商業向前邁進鄭觀應從工作中汲取經驗，充實他的理論，同時積極將他的理論應用到實際工作中，帶領國家工商企業向前邁進。1880 年，他選譯外國通商章程十條，寄予時任輪船招商局會辦葉廷眷，以備採用，章程述及商稅、行船、商律、掛旗、釐捐、駕駛、驗船、用人、創設保險公司以及總商會等。同年，他參與擬定《電報局招商章程》和《詳定大略章程二十條》，積極推動工商業的進步。1881年，他同時兼任上海電報分局總辦及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中國第一條南北津滬電報電線的架設，他負責購買電線及電報機等。為提升各電報分局工作團隊的知識，他翻譯《萬國電報通例》及《測量淺說》，并且協助制訂《電報招商章程》。此外，為推進織布生產現代化，他籌備購買機器，訂立織布機器合同。1882 年，他到輪船招商局任職幫辦，上任不久，立即進行調查訪問，並結合自己的船務經驗，上書通商大臣李鴻章，說明輪船招商局的利弊十六條，致力消除弊端。1892 年，怡和輪船公司、太古輪船公司掀起削價競爭，輪船招商局股票大跌。鄭觀應獲邀再入輪船招商局任職幫辦，以從事整頓，并籌劃怡和、太古、招商局三家公司和局一事。上任后他馬上向督辦盛宣懷提出《整頓招商局十條》，在結合盛宣懷的意見后，向李鴻章呈交《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稟陳招商局情形并整頓條陳》，以期盡快展開整頓措施。翌年，怡和、太古、招商局三公司重訂齊價合同，輪船招商局扭轉劣勢，賺取的運費增多，股票價又大漲。 1896 年，他獲委任為漢陽鐵廠總辦，他全面分析漢陽鐵廠的原料、技術、生產、運輸、市場、人員、薪金、管理等問題，擬定《整頓漢陽鐵廠條陳四十八款》，此外，提出借鑒美國通過重稅進口鋼鐵等貨的措施，以保護本國工商自製之貨。他致力吸納有才幹的人，重視栽培我國人才，主張 “選已通洋文之華匠往外國機器書院讀書、入廠學習機器及礦師” ，亦提議成立漢陽鐵廠大學堂。總結他的工作，主要通過了以下措施推動中國工商企業的進步：（1）引進外國機器設備、通商章程及科技知識，推動中國工商業的現代化；（2 ）通過談判及簽訂合同，阻止惡性競爭，挽回利權，營造理想的營商環境；（3 ）深入調查研究，消除企業的弊端；（4 ）提出增加進口稅，保護本國工商自製之貨；（5 ）通過制定規章、吸納資金、增購設備、培養人才等措施，提

升企業的競爭優勢。五、對中國現代化產生的先導作用綜上所述，鄭觀應立志救世，《盛世危言》是他透過前瞻性的目光，融會豐富的知識和經驗，並且貫注強烈的家國情懷歷時多年而寫成的巨著。這部巨著在國家危急的形勢下誕生，有邏輯地從各範疇的政策提出建議，如醍醐灌頂，喚醒國民及當權者採取救國行動。他強調國家的富強是政治、經濟、教育的有機結合，並提出大量創新的改革建議。教育方面，建議設立小學、中學、大學、工藝院及女塾，設書樓免費借閱書籍。經濟方面，以 “商戰”作為戰略核心，在財政、銀行、貨幣、交通運輸、通訊、生產等方面的制度、管理及技術進行改革。重點是編製財政預算，發行國債，增加進口稅，減少出口稅，撤銷釐卡，收印花稅；改變觀念，從輕商轉變為重商，設商部，加強商務教育；改革商船管理，多設輪船公司、保險公司，多造新式船，頒定商務通例、航海章程，海口設燈塔及浮標；建造鐵路及修路；創辦電報、郵政，取消驛站；設立銀行，引入透過入股的方式集資，印鈔票，自鑄銀錢，修改圜法等。政治方面，必須與時並進，設立議院集思廣益，議員由公舉選出。這一系列的改革建議，有助中國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促進國家富強，從而排除外敵的侵略。當代中國的現代化水平領先世界，鄭觀應百多年前的夢想得以實現。在挽救國家的行動中，鄭觀應既是出謀獻策的智囊，亦是帶領國家工商企業勇往直前的將領。在上海電報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等多家全國一流的民族工商企業任職領導期間，他積極實踐他的理論。維新思想家鄭觀應與《盛世危言》對推動中國現代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而更重要的是，他與《盛世危言》對追隨者產生的先導作用。一個多世紀以來，他的愛國情懷、民族自信、改革思維、學習能力及鑽研精神，激勵一代又一代追隨者堅定前行，竭力為國家的進步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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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觀應財經思想與澳門王五一1 摘要：“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 ，鄭氏此語，說的既是他自己的生活歷程，也是他商戰救國論的基本理論構造。商戰救國論的代表著作就是《盛世危言》。 “首為商戰鼓與呼”的口號，像個副標題一樣，朗朗地寫在書的封面上，口號喊得響，書又寫得好，口號跟著書沾光，抑或是書跟著口號沾光，十九世紀末隨著《盛世危言》一時間的洛陽紙貴，商戰救國論也叫響了。關鍵詞：商戰救國貨幣改革財政主權關稅國債今天中文裡的財政、金融、財務三個詞，是從FINANCE這一個英文詞中變出來的。 “財政”一般指以政府為中心的資金融通活動， “金融”一般指以市場為中心的資金融通活動， “財務”一詞則多用於指企業內部的資金運動。《盛世危言》時代，三個中文詞還沒有發明出來，筆者在這裡以 “財經”一詞以一概三，等於是一對一地又回到了FINANCE的意思上。晚清國士言救國，靈感層出，花樣翻新。 “德”“賽”救國論，名氣最大，出世最晚，住世最久，迄今仍在中國的摩登人士手中把玩著。鄭觀應在世的時期，先是有林則徐魏源的師夷制夷救國論，再有李鴻章盛宣懷的洋務救國論，繼之有康梁的變法救國論，複有孫黃的革命救國論，等等。夾在這些大人物大名頭的各種救國論當中，有一個不太見經傳不太入主流的小脈，這就是鄭觀應的 “商戰救國論”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教授。1

“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 ，鄭氏此語，說的既是他自己的生活歷程，也是他商戰救國論的基本理論構造。商戰救國論的代表著作就是《盛世危言》。 “首為商戰鼓與呼”的口號，像個副標題一樣，朗朗地寫在書的封面上，口號喊得響，書又寫得好，口號跟著書沾光，抑或是書跟著口號沾光，十九世紀末隨著《盛世危言》一時間的洛陽紙貴，商戰救國論也叫響了。商戰救國，管用沒管用，歷史已經給出了結論。其實無論何戰，無論何論，無論何法，總是狼勝羊敗。諸多的救國理論，包括商戰救國論，哪一個也未能制得了夷，哪一個也未能救得了國。然而實踐上未管用卻不等於理論上沒價值。商戰，戰得戰不勝固然不純是個商業知識問題，但知識毫無疑問是前提條件。一支有槍的軍隊不一定打勝仗，但一支沒槍的軍隊一定打敗仗；有了商務知識未必能在 “與外人商戰”中取勝，但沒有商務知識則一定失敗。勝不勝是能力問題，習不習是態度問題。由此說來，一本《盛世危言》，呼籲國人重視財經，學習商務，以商戰富國，以富國強兵，以強兵助商，圓滿一個思想體系，無論如何是本好書。十六世紀世界大三角貿易開始以後， “貿易”的觸角逐漸伸向了世界各個角落，不唯中國。到加納去搶黃金，到南非去搶鑽石，到南美去搶白銀，以及後來的到中東去搶石油等等。而列強到中國來，主要不是搶埋在地底下的東西，而是搶在中國經濟體系中循環流通著的東西，中國社會機體的血液——白銀貨幣。販鴉片為賺白銀，開口岸為通財路，興刀兵為索賠款，割地皮為據利源，⋯⋯。在中國方面，一切所失，也俱可估值而論，換算為錢財的損失。自晚明以來持續250年的國際貿易順差所積攢下的十幾億兩白銀，為中國招來了賊。這一點，鄭觀應看得明白，《盛世危言》就是一部研究如何反搶錢的著作。所謂商戰，說到底，就是想辦法如何抵抗列強的搶錢，從此一視角亦可以想見財經思想在整個鄭氏商戰救國論中的地位。晚清中國的一切社會疾患，無論是急性的還是慢性的，歸根結底，都與列強對中國的貨幣抽血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因果聯繫。抽血之最便於下針處，便是財經領域，這裡血管突出，血流充足，從此處下針有活血可抽。因抽血導致的諸多社會疾患中，發病最深最重之病灶，也是財經領域。所以，要把晚清歷史的大道理說清楚，總是要從財經領域下筆。鄭觀應寫《盛世危言》

抓住了這一點。列強入寇，種種手段，所為財來。滿清之亡，般般原因，皆關財經。鄭氏謀國，條條道理，總在爭利。所憂者，國家財源多有 “絕大之漏厄” ；所慮者， “以天下利權授之外人之手” ；所氣塞者，中國稅制 “體恤洋商，恩施格外” ；所眥裂者， “中國之膏血既罄” 。總之，財經問題，是晚清歷史的中心問題；財經思想，在鄭氏商戰理論中具有核心地位。商戰實則財戰；習商戰，核心是習財經。故而，讀《盛世危言》，其財經思想應當是首先加以認識的。商戰者，國與國間之財戰也，財政話題因之又在鄭氏財經思想中據有核心地位。《盛世危言》中直接以國家財政為主題的篇章有十幾篇，除了《易言》中原有的以 “稅則”為核心的幾篇外，又加了 “商戰” ， “條約”， “匣捐” ， “廉俸” ， “限仕” ， “汰冗” ， “革弊” ， “捐納” ， “度支”等諸多篇章。八卷本中，這些篇章差不多都收入了 “戶政”卷裡。 “匣捐”與 “稅則”排在一起，兩篇討論的實際上都是關稅，可看作是姊妹篇。 “稅則”篇的標題聽上去外延挺寬，實際上全篇四五千字說的卻只是關稅，具體地說，只是海關稅與匣金稅的問題。名曰 “稅則” ，卻只說關稅，而置其他各大稅種於不顧，緣由是：國家財政主權的喪失以及國家財政利益的外流，主要集中在關稅問題上。關稅領域是 “與外人商戰”的主戰場。鄭觀應的商戰思想體系，如下面的結構圖所示，商戰以財經為核心，財經思想以財政為核心，財政以關稅為核心，關稅問題的要害是主權財政問題。鄭氏有關主權財政的思想，要旨主要集中在關稅問題上，但其內容則散見於《盛世危言》的諸多篇章中，以 “條約”“稅則”兩篇最為集中，另於 “公法”篇中也以相當的篇幅從國際公法的角度討論了中國稅權為列強所挾制的不平等狀況，同時指出了所謂國際公法的虛偽性。以世界公理論，凡主權國家， “稅餉則例，本由各國自定，客雖強悍不得侵主權而擅斷之。” （《盛世危言》 “公法”）

鄭觀應商戰思想體系結構圖《盛世危言》在諸多篇章中列舉了關稅制度中一樁樁倒持太阿、惠外苛內、助人抑我的事例。 “商務”篇中指出了中國關稅洋貨入口稅輕土貨出口稅重的現象， “洋貨入中國則輸半稅，土貨出外洋則加重征，資本縱相若，而市價則不相同，洋貨可平沽，而土貨必昂其值。顛倒錯紊，華商安得不困？洋商安得不豐？” “若掛洋旗之船，雖載貨闖關，亦惟瞠目視之，無敢勒索。華商之貨逢卡納匣，多遭搜詰，時日耽延，不如洋人三聯票子口稅之便，安得不納費洋人，假洋人之名以圖利益歟？所以代報關之洋行日見其多，無異為淵驅魚為叢驅爵耳。” “此所謂為淵驅魚，為叢驅爵也。”在 “條約”篇中，鄭氏更以中外貿易中實際存在著的關稅不對等現象為例，憤陳其弊：“我國之貨到彼國，則任彼重征，我國之人到彼國，則任彼抽稅。⋯⋯今外國所來雜物為行船行旅所需者如美之麥面，歲至中國數十萬包，概不徵稅。煙酒兩項，在外國且加以極重之稅，而今亦免之，則藉口於食用所必需者也。而美廷則於中國之白米、藥材、衣服⋯⋯凡入美國口者，其徵稅過於成本。類此者甚多。不平之事令人為之氣塞！” 對此，鄭觀應在《盛世危言》的多個篇章中多次提出，中國政府應當相機修約，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法律約束，收回國家的財政主權，理順中國的稅收制度。在 “公法”篇中，鄭氏指出， “約之專為通商者，本可隨時修改，以圖兩益，非一成不變者也。”若一國負有不平等或不合理條約之羈， “宜明告各國曰：某約不便吾民，某稅不合吾例，約期滿時，應即停止重議。” “條約”篇更力勸清廷，要抓住換約時機，或修約或廢約，以爭回財政主權：“昔年風氣未開，通商條約粗具，所定各貨稅則，我國大受其損，

豈可因仍隱忍，虛與委蛇？是宜由各海關聘深明各國稅章、灼知洋貨價值之人，並由商務大臣通飭商務局董，各將稅則詳細考究，何者我虧？何者彼利？何者應加？何者應改？一一核定，草本呈上，總署集議酌定。” 中國財政主權之喪失，除了表現在海關稅則稅率由洋人制訂外，還表現在海關行政體系從上到下俱由洋員隊伍來把持。鄭觀應因之而力主朝廷進行改革，實行人事上的以華代洋，以逐漸收回海關的主導權：“應請明定章程，擇三品以上官員曾任關道熟悉情形者為總稅務司。其各口稅司、幫辦等皆漸易華人，照章辦理，庶千萬款權自我操，不致陰袒西人阻撓稅則，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於中朝國體所保全者為尤大也。” “稅則既定，專條章程盡人能解，何用碧眼黃髮之儔，越俎而代治乎？” （《盛世危言》 “稅則”）在鄭觀應思路寬廣、跨度宏大的財經思想體系中，貨幣改革問題，在其中佔有重要地位。《盛世危言》中專講貨幣的篇章，主要是兩篇， “鑄銀”與 “圜法” 。兩篇分別講的是，以 “中國應自鑄銀元”為中心的鑄銀思想，以 “中國應實行金本位制”為中心的圜法思想。鑄銀思想，是鄭觀應貨幣思想乃至其整個商戰思想體系中形成最早、也最成熟的部分，從最早一版的《易言》到最後一版的《盛世危言》，版版皆有 “鑄銀”篇。 “圜法”篇則是在進入二十世紀後才出版的《盛世危言》最後一個版本八卷本中才加上去的。鄭觀應關於金本位制的思想產生得晚，是因為這個問題在歷史上形成得晚，是清末庚子賠款與 “磅虧”結合而催生出的新問題，不似鑄銀問題，三百年前隆慶皇帝就應當做的事。如果把與鑄銀相關的貨幣問題看作是慢性病，則貨幣本位制問題就是急性病，急切間要人命的病， “國不求亡而自亡”的病，所以，世紀末中國思想界急切間發動了清末貨幣本位制的大討論，鄭觀應急切間通過在《盛世危言》的最後一個版本中加上一個 “圜法”篇的方式，參加了這場大討論。貨幣，是介於財政與金融之間的話題，在鄭觀應時代，在《盛世危言》當中，它更偏向於是個財政話題——鑄銀，是有關國家貨幣主權的問題；金本位制，則是要解決在外債償還中的磅虧問題。像貨幣那樣介於財政金融間的兩栖性話題，在《盛世危言》中還有一個，

那就是國債。國家舉債是為了緩和財政，故而屬財政問題；而國債有借有還，按商業原則動作，又是典型的金融問題。鄭觀應講國債，從第一版《易言》到最後一版《盛世危言》皆有 “國債”篇，這一方面反映了鄭氏對國債問題之重視，當然也反映了國債在整個晚清經濟政治生活實踐中的實際角色。晚清七十多年裡，外戰頻仍，越打越大；逢打必敗，逢敗必賠；敗得一戰比一戰慘，賠的一戰比一戰多；最後兩敗，甲午之敗與庚子之敗，兩筆戰敗賠款連本帶息加銀價下跌的因素，已足以把中國的大地上的全部白銀存量盡數囊括而去，終於，如南海先生所預言者 “國不求亡而自亡”了。中國的國債問題，總體上與這不斷的戰敗和不斷的戰敗賠款緊密相關。在財政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朝廷往往需要通過借新債還舊債、借商債還戰債、借甲洋債還乙洋債的辦法來艱難應付。洋人的戰略則是：這一邊，通過不斷地發動戰爭而敲榨出更多的戰敗賠款來；那一邊，中國大地上遍佈著的、受其政府背後操縱著的外國在華銀行，早就張網以待，通過發放貸款 “幫助”中國償還戰敗賠款，再賺一筆利息和其他利益。敲榨賠款與放款取息，兩條機制平行互動，一起吃中國。鄭觀應國債思想，以 “借外債不如借內債”為大前提，針對國家不得不舉借外債的現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和注意事項：如，借錢要選國際上的殷實大銀行；如，以往借款在利息上吃虧太大，其實仍有很大的談判空間；如，可以由中央朝廷統一對外一筆巨額低息舉借，借來後再全國統一分配使用；如，在債主國選擇上要實行寧遠勿近的原則；等等。《盛世危言》中還有 “銀行”和 “保險”兩篇，可以看作是是鄭氏金融思想的內容。 “保險”篇主要是介紹當時國際上通行的保險制度，沒有作者自己的明確的政策主張與變法建議，他的金融思想主要體現在其 “銀行”篇中。 “銀行”篇的基本內容，在 1894 年初版的《盛世危言》五卷本中就已經都有了。 1896 年出十四卷本時有所潤色，並在結尾處加上了強調 “辦銀行必先設商部”的重要內容，正文後面又加了個《英國國家總銀行考》的附錄。世紀之交出八卷本時又在全篇的開頭加了這麼一個帽：“天下之財莫善於流通，莫不善於壅滯。財流通日見有餘，已與人兩得其利；財壅滯時虞不足，自謂利於己而不利人，其實亦不利於己。”這個帽加得很重要，它實際上是鄭觀應銀行思想和金融思想中的哲學核心，他的整個銀行思想，以此為指導思想展開。

鄭觀應銀行思想的核心是，中國應當辦自己的民族銀行業。其理由， “銀行”篇中給出了三個要點答案：利國，利民，利商。此 “三利”又進而詳解為 “十便” “八利” 。利國利民者，其便有十；益於銀行業自身者，其利有八。此 “十便” “八利” ，國家利益是核心。 1897 年，中國土地上成立了第一家中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鄭觀應及當時其他有識之士的呼籲結出了實踐果實，中國民族銀行業的發展邁出了第一步。鄭觀應既沒有科舉功名，也沒有留洋學歷，所以也沒有官做。以商人的身份躋身思想家行列，使其在晚清思想史上的角色頗為獨特。不但人獨特，書也獨特。《盛世危言》一書，沒有引經據典，沒有吊書袋，沒有承上啟下的學術道統，成體系但不成理論，有邏輯但沒有中心概念，以今天的標準，算學術專著都勉強，至少一篇博士論文這個作法肯定過不了關。好在鄭氏寫書不是為了混文憑，而是為了救國，與此一動機相應，其思想的主要源泉，是他豐富的實際生活經歷與他堅定的愛國主義熱情，這也便決定了《盛世危言》在內容上的鮮明特色——就事論事，實事求是，開門見山，經世致用。鄭觀應是澳門人，《盛世危言》一書，當然也包括其中的財經思想體系，是他在隱歸故里期間在澳門家裡寫成的。鄭觀應的生活經歷，與澳門有很大關係。其著作與思想中，尤其是其早期著作中，談及澳門的地方很多。他的很多思想的形成，特別是其財經思想的形成，與他在澳門生活時的親歷親聞直接感受有很大關係。

深植南粵，放眼世界——試論鄭觀應救國思想之啟迪吳丹紅摘要：生於廣東香山的鄭觀應（1842—1922 ）是近代粵商中極具救國思想及維新觀念的企業家與思想家。他編撰的《盛世危言》，第一次提出了 “商戰”理論，呼籲國人主動跟上世界現代化潮流，進行社會的總體變革。他的救國思想來源於不間斷的學習與實踐，即使到21世紀的今天依然極具啟迪性。關鍵詞：鄭觀應《盛世危言》救國思想今天，粵港澳大灣區版圖上的廣州，既是一座有兩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名符其實的千年商都，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地。而近代，以廣州為中心的商圈，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規模效應的對外貿易商業重鎮。近代廣東商人就生長在這樣得天獨厚的土壤氛圍裡，出生於廣東香山的鄭觀應（1842—1922 ）是近代粵商中極具救國思想及維新觀念的企業家與思想家。他的救國思想來源於不間斷的學習與實踐，即使到21世紀的今天依然極具啟迪性，本文試歸納如下幾點，以供學習並發揚光大。一、從學習到商戰實踐，啟發了鄭觀應救國思想的萌芽與思考近代中國，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外則面對強敵入侵，內則面臨晚清政治腐敗，經濟不振，教育不興，民生凋敝。 “買辦” ，原是葡萄牙語

Comprador。清末到近代， “買辦”是中外雙邊貿易的橋樑。由於國際貿易初萌於廣州，繼興於上海，所以兩地附近縣城便成了出產買辦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廣東香山幫和浙江寧波幫等。在晚清 “四大買辦”中，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均為廣東香山人。鄭觀應生於鴉片戰爭時期的1842 年，5 歲在父親開設的香山（雍陌村）秀峰書塾讀書，有資料提及，其幼時曾隨家人南洋遊歷，亦常往來當時葡萄牙治下的澳門，所以少年鄭觀應很早就接觸到西方的新鮮見聞。16歲時，鄭觀應童子試未中，17歲遵父命前往上海，隨叔父到寶順洋行做了一名學徒，鄭觀應此時對英文學習相當投入。縱觀鄭觀應的一生，他其實是一個用英文思考和工作的企業家。由於家族的人脈和鄭觀應的努力，18 歲時鄭觀應正式獲得了買辦身份。到1873 年，英商太古洋行創辦輪船公司，年輕的鄭觀應被延聘為總買辦。他很有經營謀略，曾總結出辦好輪船公司的十條經驗，其中包括用人得當、加速船運週期、降低能耗、多攬客貨等等。在他的經營下，太古輪船公司後來居上，發展得極為迅速。 “當太古開辦之時，只有舊船三艘，力與旗昌爭衡，尚屬得手，所以逐年添船，獲利更厚。”2 在近現代史上，他們是第一代脫離了土地、具有獨立特徵的企業家階層，成為了當時對外貿易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群體，在某種意義上，開始成為中國現代經濟史和企業史上第一批企業家。3鄭觀應先後擔任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的買辦，後協助李鴻章經營、管理輪船招商局，為中國近代航運業貢獻卓著。雖然最終因為內部鬥爭而離開了招商局，晚年鬱鬱而終，但鄭觀應創造的商業企業與他的《盛世危言》將永載於中國歷史的史冊。二、鄭觀應救國思想之代表作——《盛世危言》在澳門面世晚晴時期，曾有一本書引起了巨大的社會轟動，書名叫做《盛世危言》。《盛世危言》給了甲午戰爭期間的中國人很大的啟迪，其中蘊含的革新觀念和商戰思想為後世的維新變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此書作者正是鄭觀應。鄭觀應在太古當買辦時，就開始寫作《救時揭要》和《易言》兩部書。鄭觀應（1842 - 1922 ）著：《盛世危言》（1892 年）。熊月之：《近代儒商的特有風采》，20 17- 11- 17 ，鳳凰網。23

據鄭觀應研究專家夏東元教授考據，《救時揭要》寫於 1862 年前後，刊發於1873 年。《易言》則完成於 1880 年。身為買辦，鄭觀應等人對華人地位之低下痛心疾首，他寫道； “我華人偶有不合例，即禁而議罰，決無寬恕，何以洋人入我中國營生，漁我中國之利，反不循我中國之規矩！此意何意乎！”從1886 年到1891年，蟄居澳門的鄭觀應在鄭家大屋完成了驚世巨著《盛世危言》。清朝洋務幹將張之洞讀了《盛世危言》後評點道：“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域擇精語詳。”鄭觀應在其五卷本著作《盛世危言》一書中提出：“習兵戰不如習商戰。”他認為， “欲攘外，拯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同時，他還強調了商戰的三個戰略：“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籌之；中國自有之利，思何以擴之；西人獨擅之利，思何以分之。” 4 —在中國近代史上，鄭觀應和他的《盛世危言》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第一個提出 “商戰甚於兵戰”的理論。《盛世危言》對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方案。鄭觀應把握時代脈搏，宣導變法革新，引領學習西方。他在為洋行服務的同時，經營得法，為自己掘得第一桶金後，毅然從收入相當豐厚的洋行中抽身而退，服從於國家的長遠需要，投身到洋務企業當中，在輪船招商局等機構中擔任要職，從事現代企業管理工作，成為洋務企業中最早的一批新型企業家。他們是近代中國最早一批具有真正雙視野的人才：一隻眼睛看著西方，一隻眼睛看著中國，比較兩者的長短得失，進而成為宣導變法革新、引領學習西方的新型人才。他們在洋務企業中，將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現代企業管理方式、先進思想理念引進中國，還著述立說，大聲疾呼變法革新。5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認為中國不但要學習西方堅船利炮、科學技術，要學西方教育制度、社會管理制度，還要學習西方破上下之隔閡、合君民為一體的政治制度。能有此遠見卓識，很重要一點，是通曉國內外之事、關心國計民生大事。他的思想釋放出巨大的影響力，讓當時的國人看到外部生機勃勃的世界，甚至喚醒了一個時代，直接影響了孫中山、毛澤東，以及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一大批為振興中華而奮鬥的民族精英。鄭觀應（1842 - 1922 ）著：《盛世危言》（1892 年）。熊月之：《近代儒商的特有風采》， 2017-11-17 ，鳳凰網。45

三、鄭觀應救國思想之維新教育思想——鄭觀應家訓中國傳統文化強調：治國齊家平天下。鄭觀應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畢生秉承良好的家教傳統。他所處的時代正經歷巨大的社會變化，中西、新舊激烈碰撞，發生了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等事件，這使鄭觀應更加重視子女的道德教育，即使工作非常繁忙，也通過各種方法悉心培育子女，認真履行家長職責。鄭觀應的家訓有家書、囑書、詩歌、散文、匾額、楹聯等多種形式，總字數超過26000 字。概括而言，其家訓的核心內涵是：德行為上，慈善為懷；勤儉樸素，吃苦耐勞；喜讀詩書，發奮上進；不貪富貴，以廉行事；胸懷天下，忠貞報國。鄭觀應一生勤奮上進，胸懷世界，心系國家，為子女和後人做出了典範，他要求子女具備高尚的道德標準，同時又將維新思想體現在家訓中。6鄭觀應的家風家訓主要包括真誠、有恆、勤儉、廉潔、立志、知足、珍惜、慈善、包容、和睦等方面內容，如 “不貪富與貴，但願救同胞。”等家訓名句真誠感人，比比皆是。四、關心民瘼，造福桑梓 1842 年，鄭觀應出生在民風淳厚的雍陌村，祖父鄭鳴岐是一位 “莫因善小而不為”的儒學之士；父親鄭文瑞是位私塾老師，教規家規極嚴，特別重視儒家倫理道德教育，其教規家規的核心是 “仁、義、禮、智、信” 。鄭父一生節儉持家，對貧苦親鄰則盡力周澤，在家鄉豎立鄭氏一門 “樂善好施”牌坊。現在澳門鄭家大屋二道門 “榮祿第”的通道上，仍懸掛著一塊大型百年木橫匾，上書 “崇德厚施”四個金漆大字，這是山西巡撫曾國權為表彰鄭氏於 1877 年在山西救災時的貢獻而贈予。後來，鄭觀應受父親影響也特別強調知足與慈善。為了方便鄉民出行又盡表孝心，鄭觀應還以父母的名字捐款修建雍陌大街。整條雍陌大街當年總長應有800 多米，街頭街尾都立了碑。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鄭觀應對雍陌街充滿感情——鄭觀應在雍陌村度過了自己的青少年時光。17 歲，他到上海學做生意。他謹遵勤奮愛國、發奮上進的家風祖训，從雜務做起，不斷努力，32 歲就做到了上海太古洋行總買辦。鄭觀應的商業才華受到了李鴻章的倚重，1882 年，鄭觀應離開太古洋行，全心全意擔任輪船招商局幫辦，用鄭觀應自己的話說：“初則學商戰於外人，《廣東中山鄭觀應：〈盛世危言〉讓人警醒》， 2017-7-11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6

繼則與外人商戰。” 1892 年，鄭觀應二度出任上海輪船招商局幫辦，首要任務就是跟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談判齊價合同，扭轉招商局吃虧的狀況。他不負所托簽訂齊價合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不得再削價競爭，招商局盈利大增。他這種做法維護了國家利益，使航運權不受外國人的控制。在20 多年的商戰實踐中，鄭觀應生活在一個內憂外患、列強稱霸的動盪時期，強烈的愛國情懷驅使他竭盡全力啟發民智、挽救國家。在亂世中，鄭觀應不但孜孜不倦地學習，探索富強救國的商戰之道，更全心全意著書立說歸納總結，啟智教育後人等多方面作努力，在商戰中，他不斷提問與深思，走出一條思想者與救國者之路。一百多年過去了，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正在不斷實現跨越式發展。但鄭觀應和他的《盛世危言》同樣啟迪並激勵著我們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勇於探索和思考，不斷努力，走出一條屬於中國富強的大灣區成長發展之路。

略論鄭觀應對中國現代海防建設理論的奠基貢獻——以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一些論著為中心譚世寶1 摘要：生鄭觀應的《易言》和《盛世危言》實為其與王韜、吳廣霈等人長期合作研究，不斷修改，多次出版的產物。而其本人實際充當了有關改革派重要官員乃至王爺的改革理論導師、方略顧問、方案設計師。以其名義出版的論著不僅當時受到改革派官員讚揚推介，而且《盛世危言》還曾獲得光緒皇帝的重視並御准印發給官員，廣為流傳，影響非常巨大。並且不因改朝換代而失去其影響力。本文力求探赜索隱，以使前賢鄭觀應若隱若現的有關史跡和偉大貢獻得到較為準確的還原和較為全面的闡明。關鍵詞：鄭觀應西式軍校甲午前後的影響理想失敗的主因與後果一、緣起鄭觀應雖然不能做到 “後天下之樂而樂” ，卻肯定是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儒家知識精英。早在同治九至十年間（1870 年1月31—1872 年2 月8 日），取號 “杞憂生”的鄭觀應就已經著手撰寫《盛世危言》的前身《易言》的一系列救世強國政論文章，陸續在報紙上發表。至光緒元年暮春（1875年4 月6 日—1875 年5 月4 日）彙集成《易言》三十六篇本的書稿並且作了〈自序〉。2而王韜既於光緒元年為之作〈序〉，又於六年中元節（1880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退休教授，歷史學博士（山東大學），語言學博士（香港理工大學）。見鄭觀應《易言》（三十六篇本）的〈自序〉，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上冊第 63—64 頁，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下冊所附夏編《鄭觀應年譜簡編》將 “開始醞釀寫作《易言》 ”繫於 “同治十年” ，有欠準確。12

年8 月20 日）為之作〈跋〉，對此書推崇備至。3其〈序〉稱：“《易言》一書，乃杞憂生盱衡時事、思挽時局、幽愁積憤之所為作也。” 其〈跋〉說：“（杞憂生）不仕不隱，亦吏亦儒，日交其賢豪長者，而與之縱談天下事。”又說：“杞憂子此書蓋救時之藥石也。”據目前所見此《易言》內封有 “光緒庚辰夏中華印務局刊” ，4似乎可斷此本由王韜主管的香港中華印務局正式刊行，應在夏六月三十日（1880 年8 月5 日）之前。但是由於王韜所作之〈跋〉在稍後秋季的道教中元節日，故應推定是書刊行的準確時間在秋季。然而，夏東元及其學生易惠莉卻誤定為冬季或夏季。5 值得注意的是，王韜在〈跋〉中提及其收到鄭觀應此書稿是在 “去年春，余將有東瀛之遊”前。而且有史料證明王韜於光緒五年閏3 月8 日（1879 年4月28 日）登船東遊日本時，就已經攜帶此書，並且到日本後，就把未經鄭觀應授權公開刊行的《易言》（樣書）贈送中國駐日公使館參贊黃遵憲。次年，黃遵憲又將此書轉贈朝鮮出使日本的金弘集，使得此書很早就在朝鮮傳播，產生巨大影響。6因此，筆者認為，王韜所帶往日本的《易言》，應是今見所謂1881年刊行的二十篇本《易言》的序文（寫於 1875 年9 月14 日）中提及被人擅自收入《（中西）聞見錄》中的。或是此《易言》目錄之後所載〈甑山菜園下傭識〉提及 “前年又有攜至香港付梓者”的三十六篇本。夏東元懷疑沒有此本，主張《易言》三十六篇本最早為 1880 年本，並且將二十篇本定在1882 年刊印。7而易惠莉也認為 “《易言》（36） 1880 年夏由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刊印出版，這是該書的第一個版本，關於鄭觀應的研究論著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共識的。”8對於此類意見，筆者不敢苟同。除了前述理由，還因為鄭觀應曾在《盛世危言》十四卷本的〈自序〉明確說：“曾將（《易言》）全作郵寄香港就正王子潛（即王韜）廣文，不料竟為付梓，旋聞朝鮮、日本亦經重刊。”又在〈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凡例〉說：“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 日∼1872年2月8 日）又將續集分上下本，名曰《易言》，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上冊第61—62 頁，第168—171 頁。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上冊目錄前所附的書影第三幅。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簡編》誤定此書刊於此年冬。而易惠莉《鄭觀應評傳》據此 “光緒庚辰六年中元節日”誤斷此〈跋〉“寫在1880 年夏”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173—174 頁。譚案：“中元節日”在農曆秋季七月十五日，應是常識。參考http: /baike.baidu.com/link?url=4zIpDzZeEv5Uksh4eFJa5PeRV-9QuzBgglg17n8W PT5FUR5s 1 geSk6Mp JjSGOkOTPCVz7YsbzzAt W_QbMBfklgFUO96YwyOoGK91 YnuEyk3 所載 “易言”。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編輯說明〉第2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見同上易惠莉《鄭觀應評傳》第112 頁。345678

寄請香港印務局王子潛廣文參校，不期亦付手民，風行日、韓。光緒元年，遂倩沈穀人太史、謝綏之直刺刪定，亦名《易言》，印數百部分贈諸友本。”9雖然，鄭觀應之說有事隔多年之後的加工修改成分，其於 “同治十年”已將《易言》寄請王韜參校之說，可能將時間推前了幾年。但是此《盛世危言》出版之時王韜尚生，故其〈序〉及〈凡例〉所述應基本屬實，尤其是如下這一點情況應可確定：現在所見的三十六篇本，並非第一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應是在此之前，被王韜擅印並且於1879 年4 月28 日攜帶登船東遊，在日本直接或間接贈送給日、韓人士的內部樣書。至於現在所見署名王韜於光緒六年中元節（1880 年8 月20 日）為《易言》作之〈跋〉，雖然曾被鄭觀應稱為〈易言原跋〉，最初收入《盛世危言》十四卷本，10後來又收入《盛世危言》八卷本。而夏東元編《鄭觀應集》，則刪除了十四卷本的〈易言原跋〉，而把八卷本所載 “光緒庚辰六年中元節日，天南遯叟王韜跋” 的〈易言原跋〉移入目前所見的《易言》三十六篇本之末。 11這首先造成了目前所見《易言》存在兩大自相矛盾：1. 與原本內封的 “光緒庚辰夏中華印務局刊”的矛盾，因為沒有理由已經在夏天刊印，在秋天又可以加一跋文進去。 2. 與原本的 “光緒元年花朝日（1875 年3 月22 日），天南遯窟老民王韜拜序”有矛盾，因為元年鄭觀應的〈自序〉文已經清楚交待了自己的寫作經過，並署名 “鐵城杞憂生自序於海上待鶴齋”。故王韜的〈序〉文並沒有說自己不認識鄭觀應，為何在六年的〈跋〉文反而說 “杞憂生初不知其何許人，繼乃知其居鐵城，氏榮陽。”一個人是不可能為別人的同一書既作序又作跋的。顯而易見，今所見的《易言》三十六篇本不可能有此〈易言原跋〉，把此〈易言原跋〉移入既使夏東元對此《易言》三十六篇本的原刊時間做出誤斷，又給後來的研究者造成極大誤導。總而言之，筆者認爲王韜不可能在光緒六年中元節日用 “久病垂死”的口吻說：“時天南遯叟久病垂死，長夜無聊，於藥爐火邊磨墨伸筆，作此以抒憤懣。俾我杞憂生知天下尚有傷心人也。嗚呼！一息猶存，尚思報國。十年徒長，深幸同時。苟此書出，而世尚不知杞憂生其人而行其所言者，則請見鄭觀應著，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盛世危言》上冊第24—25 頁、第29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所引之文皆為筆者標點。10 見同上鄭觀應著，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盛世危言》下冊第1259—1266 頁。11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上冊第168 頁。9

杞憂生以後緘口捲舌，勿複談天下事矣！且並以此書拉雜摧燒之可也。”12出而撰。再看，鄭觀應又於 1884 年以《易言》為基礎增修編寫成名著《盛世危言》，其上司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於光緒甲申冬日（1884 年12 月22 日）已經為此書撰序。在甲午戰爭即將爆發之時，是書已於 1893 年編好，並且是鄭觀應本人於甲午仲春（1894 年3 月7 日∼1894 年4 月5 日）付印出版的五卷本，就是稍後即被鄧華熙於4 月8 日代為刪正，繕寫進呈光緒帝之本。13至於鄭觀應其後因應7 月25 日爆發的 “甲午戰爭”之後，國內外形勢以及其個人的主客觀環境之變化等複雜原因，而不斷修改增訂，其中難免有不少變更時地、改頭換臉、故弄玄虛的失實。雖然相對於其論著的巨大貢獻與影響而言，這些都是白璧微瑕。但對今人研究歷史的真相則構成巨大障礙。目前學術界主流意見認為經其本人蓋私章認可的修訂本為 1895 年出版的十四卷本，1900 年出版的八卷本。其實，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例如，費成康考定十四卷本問世於 1896 年 “中秋前後” ，14雖然較為準確，但是不夠精准。因為其所引之證為鄭觀應致函陳熾說該書 “約中秋節後可成”，故合理的推論是該書問世不在中秋之前而在中秋（1896 年9 月21 日）之後。正如鄭觀應在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的《凡例》宣稱其《易言》一書的 “續集尤多。迭請家玉軒京卿、陳次亮部郎、吳瀚濤大令、楊然青茂纔同為參訂，改名《盛世危言》。今中日戰後，時勢變遷，大局愈危，中西利弊昭然若揭。距作書僅年餘耳，而事竟迥異。故未言者再盡言之已。數易其稿，請王子潛廣文、吳瀚濤大令及深通時務者同心參訂。”加上其上文還說：“是書隨時增刪，就正有道，分贈同志，以資磨勵。”15由此可見，鄭觀應的論著實為其長期與時俱進，不斷與一些憂國憂民的政商學界之友人探討修齊治平之道器的系列產品，故其立足於儒道而向西方學習的一系列政論，代表了甲午戰爭前後至戊戌變法時期的一派改革精英之見。加上鄭觀應本人並不嚴格維護本人的著作版權，故此《易言》和《盛世危言》經或未經其授權變異的版本甚多。12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上冊第168 頁。。13 主要參考費成康：《〈盛世危言〉版本考》，見同上《盛世危言——鄭觀應文物集》第175 頁。14 見同上《盛世危言——鄭觀應文物集》第177 頁。15 見同上上海圖書館、澳門博物館編：《盛世危言》上冊第29—30 頁。

總而言之，鄭觀應的《易言》和《盛世危言》實為其與王韜、吳廣霈等人長期合作研究，不斷修改，多次出版的產物。而其本人實際充當了有關改革派重要官員乃至王爺的改革理論導師、方略顧問、方案設計師。以其名義出版的論著不僅當時受到改革派官員讚揚推介，而且《盛世危言》還曾獲得光緒皇帝的重視並御准印發給官員，廣為流傳，影響非常巨大。並且不因改朝換代而失去其影響力，至今其書仍然有不少新研究整理的新版本印行，有關鄭觀應其人其書其事其思之學術研討會亦時有舉行。足見其書文的政論極具卓識遠見，有很多值得今人研究繼承發展之處。尤其是鄭觀應因應中外政治軍事形勢的複雜變化，率先翻譯西方列強諸國的政治軍事制度之著作，建議朝廷仿照西方創建現代的政治軍事制度和機構、設施。其有關建設現代海防力量的一系列論著，可以說是具有奠基性的偉大貢獻。但是，由於清朝的腐敗瀕危，其偉大的建議在當時祇有極少部分得到短暫的實施。最終成為留待後代乃至今人繼續奮鬥的理想。如前所述，由於歷經一百多年的時過境遷，加上其文集既經其本人或他人擅作的多次修訂改編，而今人的新編亦未能完全注明其有關文章及史事的原作時間和真相。這嚴重影響了今人對其偉大貢獻的真相和意義的瞭解。加上民國以來有關研究清史乃至鄭觀應的權威專家，或對鄭觀應完全忽略，或對鄭觀應非常經典的儒學思想與文字缺乏準確的認識與評估，故有關記述與研究偏頗漏誤不少。例如，民國時期蕭一山所著《清代通史》，16乃中國第一部清史巨著，此書在1923 年出版上卷，1925 年12 月續出中卷，經過幾十年得修訂增補，到1962 年纔在臺灣全部出齊上、中、下三卷。至今在海峽兩岸四地近現代史學界仍有相當影響。17但是此書有關清朝的海軍建設及國人將西學譯介入華的部分，竟無一語提及鄭觀應。不能不說是一大疏漏了。至於中國大陸較新編修出版的白壽彞總主編，龔書鐸主編的《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編（ 1840—1919）》，其上冊雖然在私家著作中記載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祇說 “此書對戊戌維新運動影響較大” ，卻無片言隻語提及其在甲午之前已經對海防、軍校方面的建言貢獻。在有關典志兵制和海軍衙門的建立的記述，祇提及出面上奏皇帝的重臣高官，亦無一言提及官員背後出謀劃策乃至公開著述建言的鄭觀應。其下冊雖然為鄭觀應立了專傳，16 蕭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62 年修訂版。17 參考王家範：《蕭一山與〈清代通史〉》，載北京：《歷史研究》 2006 年第2 期。

也無一語提及其對海防、軍校方面的建言貢獻。18至於最近幾十年間，雖然整理和研究鄭觀應文集的學術論著成果甚豐，但是除了前述新編的《鄭觀應集》有關《易言》與《盛世危言》的版本研究整理出現重大的誤斷和錯編之外，竟然連一些重要而基本的問題，諸如作者之基本思想宗旨之依歸屬於哪一家，其墓葬於何地、其遺囑訂立於西曆哪一年等等，皆有所忽略或誤斷。19甚至連《盛世危言》的書名都不能正確理解，一直把意為正直之言而典出《論語》的 “危言” ，錯解為 “危言聳聽”的 “危言” 。 20 故筆者不揣淺陋，草撰此文，力求探赜索隱，以使前賢鄭觀應若隱若現的有關史跡和偉大貢獻得到較為準確的還原和較為全面的闡明。二、鄭觀應有關設立西式軍校等政論和建議的提出過程索隱早在《易言》三十六篇本的第 17 篇〈論考試〉之後附有〈論洋學〉一文，21首先倡言在考試取士中引進西洋之學：夫設科選士，本有定程。而濟世求纔，難拘成例。是必推廣中西之學，宏開登進之途，使世人知所指歸，期於實用。而後習文者不專求諸詩賦文字，習武者不徒事於弓馬刀石也。然後全面介紹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及其各種學校和學科的設置，所列的高等綜合和專科學校有大學院、師道、實學、格物、武學、通商、技藝、農政、船政、丹青、律樂、宣道、女學等等院校。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對教育和學校的重視與支持和管理等制度與情況，以及引進中國之急需與方法。至其後壓縮改編的二十篇本《易言》，則將此〈論洋學〉稍微刪改作〈西學〉，列為正文第12 篇。而〈論考試〉刪改為〈考試〉，列為正文第13 篇，更加重了西學得內容。2218 見白壽彞總主編，龔書鐸主編的《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編（1840—1919 ）》上冊第35 頁、第196—201 頁；下冊第1409—1420 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19 世寶文稿《壯士年隱居著書於澳門之臥龍：鄭觀應——以鄭觀應和盧九的比較為中心》對此有所論述，但是此文稿未經作者本人定稿和授權，就被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擅自收入《紀念鄭觀應先生誕辰一百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正式出版於2012 年，並被萬方資料於2013 年收載。20 見譚世寶：《〈盛世危言〉的 “危言”出典与正義》，載廣州：《南方都市報》 2014 年 11 月18 日。21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上冊第 109—112 頁。22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上冊第205—208 頁。

在甲午戰爭爆發十年前的癸未年（1883年2月8 日∼1884年1月27 日），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五卷本正在編輯出版之際，他就已經將其平日撰寫的有關仿效歐洲軍事列強的《創設水陸軍學堂章程》稿送呈醇親王奕譞及李鴻章等軍國重臣。現存可資研究推斷的主要有收入鄭觀應原編的《盛世危言後編》的三件文獻：1. 為該書卷二《學務》所載〈稟醇賢親王、督辦粵防大臣彭宮保、兩廣督憲張制軍、北洋大臣李傅相設水陸軍學堂節略〉；2. 及3. 為該書卷五〈軍務〉所載〈覆神機營醇親王箚委定購槍炮事〉、〈稟醇親王為報效得律風電報機器並且呈仿照泰西英法俄美德創設水陸軍學堂章程〉。23但是，有關專家對《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的重新編輯出版及編寫的鄭觀應年譜，對此章程的撰寫及呈送時間均無準確的交代。例如，夏東元所編《鄭觀應年譜簡編》沒有提及鄭觀應何時研究和撰寫有關論著，僅於 “1883年（清光緒九年癸未）”中記述說：“是年冬，力主效法英、德、美、法、俄五國培養水陸軍人纔之法，稟呈奕譞、李鴻章、彭玉麟、張樹聲 ‘設水陸軍學堂’ 。”同時加註說：“《盛世危言·練將》中所說，與此稍有不同。其中寫道： ‘余於癸未年曾將泰西水陸軍學堂及技藝學堂章程大略，繕呈醇賢親王暨曾忠襄、彭剛直’ 。” 24 這裡祇列舉了一點矛盾情況而未加研究解釋，將疑問解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沒有看到和論及的類似矛盾資料還有不少，這些資料有的較多保持了原始樣貌，有的則是經過鄭觀應後來的綜合加工而面目全非，所以造成真假雜糅的矛盾重重，真相難明。筆者認，必須全面收集分散的有關政論乃至詩文加以細緻的考證分析，纔能還原真相。首先，1900 年改編出版的八卷本《盛世危言‧練將》中所說與前引夏東元所謂 1895 年的十四卷本相關文字雖然相同，而其後的〈水師〉中的同一事情的記述就有很大差異。現錄有關文字如下以供對照：1. 十四卷本的〈水師〉說（八卷本所無者加方括號）：忽遇梟雄之敵將，非交綏而遽敗，即聞警而先逃，其罪可誅，其23 參見鄭觀應：《稟醇賢親王、督辦粵防大臣彭宮保、兩廣督憲張制軍、北洋大臣李傳相設水陸軍學堂節略》、〈覆神機營醇親王箚委定購槍炮事〉、《稟醇親王為報效得律風電報機器並且呈仿照泰西英法俄美德創設水陸軍學堂章程》，分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盛世危言後編》第215— 217 頁、第529—534 頁，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24 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年譜簡編》。其所引《盛世危言 ·練將》實為其所推定出版於 1895 年的十四卷本所增。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840 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情可憫。 [ 而師徒撓敗之羞，固早已決諸平日。⋯⋯故軍中缺陷之處，吾輩迭經具稟聲明。] 深冀總師干者痛除積痼，幡然一變。不料其泄沓至今，此我輩所悵然失望者也。2. 八卷本的〈水師〉（十四卷本所無者加方括號）說：忽遇梟雄之敵將，非交綏而遽敗，即聞警而先逃，其罪可誅，其情可憫。 [ 余於癸未年繕呈鄺容階參贊所譯美國水師學堂、工藝學堂、德國陸軍學堂各章程，請北洋大臣張靖達、南洋大臣曾忠襄及時奏辦。]深冀總師干者痛除積痼，幡然一變。不料其泄沓至今，此我輩所悵然失望者也。而夏東元1982 年編輯出版的《鄭觀應集》祇注意到各篇篇內的異文，對此八卷本〈水師〉與〈練將〉前後兩篇的巨大差異，以及都經事後增刪修改的情況完全忽視漏注說明。例如，此八卷本〈水師〉提及其所繕呈的是 “鄺容階參贊所譯美國水師學堂、工藝學堂、德國陸軍學堂各章程” ，這既是十四卷本〈水師〉所無，又與兩版的〈練將〉皆大異。〈練將〉既沒有提及 “鄺容階參贊所譯” ，又將美國與德國改稱為 “泰西” 。〈練將〉提及所繕呈的對像是三人，且有 “醇賢親王” 、 “曾忠襄”倆人死後之諡號。而八卷本〈水師〉則將 “醇賢親王”及 “彭剛直”去掉，換上 “張靖達”，說明兩者與收入《盛世危言後編》卷二〈學務〉的〈稟醇賢親王、督辦粵防大臣彭宮保、兩廣督憲張制軍、北洋大臣李傅相設水陸軍學堂節略〉都存在同樣的事後編文集時隨意拼湊修改的毛病。單獨看來似乎是把一份 “節略”或幾份章程匯總合一同時呈送四位或三位、兩位大臣收覽，其實是不可能的。因鄭觀應當時應在上海，而奕譞、李鴻章應在北京任職，而彭玉麟、曾國荃則在廣州任職，張樹聲則時在廣州任兩廣總督，時在北京署任北洋大臣。故可以推斷有關 “節略”等是分別送呈不同城市各有自己衙門的各位高官重臣，祇是後來編輯文集時為節省篇幅而合併為一。僅從 “醇賢親王”之稱，就可知有關稟呈文件的最後修補加工應在一八九一年奕譞去世而獲 “賢”字的諡號之後。但其原本將文稿繕寫成 “節略”呈送的時間，應該就是在次年甲申一月（1884 年1月28 日一1884 年2 月26 日）間，因為此篇 “節略” ，其實就是收入該書卷五〈軍務〉的〈稟醇親王為報效得律風電報機器並且呈仿照泰西英法俄美德創設水陸軍學堂章程〉所提及的 “繕具節略附呈慈覽”的 “節略” 。而夏東元新編的《盛世危言後編》對上文加注：“此篇寫於

一八八三年，但某些內容是經過後來修改補充的。”25這不但將其撰寫的時間推前了，而且對其最後改定的時間也缺乏具體明。至於《盛世危言‧練將》中所說：“余於癸未年曾將泰西水陸軍學堂及技藝學堂章程大略，繕呈醇賢親王暨曾忠襄、彭剛直。”及八卷本〈水師〉的異文，與前件〈稟醇賢親王、督辦粵防大臣彭宮保、兩廣督憲張制軍、北洋大臣李傅相設水陸軍學堂節略〉相類似，都是在事過多年之後，編輯文集時為節省篇幅，把分呈章程給多人之事合併而記述為同呈三人。與此相類的還有其〈兵備歎〉的〈小序〉說：嘗聞泰西水陸兵官，皆由大書院韜略館出身，考取超等，入營歷練數年，乃授以官。雖陸軍老將不能調充水軍。庚辰春（譚案：1880年2 月10 日∼1880 年5 月8 日）鄺容階司馬歸自美國，出其所得美國水陸軍書院章程，急與譯出，繕呈南洋大臣曾宮保、署北洋大臣張制軍，以期奏請飭行。庶人材輩出，富強可待。久未舉行，感而賦此。 26 這也是事後追述其早在1880 年，已經把鄺容階從美國帶回的 “美國水陸軍書院章程，急與譯出” ，分別 “繕呈南洋大臣曾宮保、署北洋大臣張制軍” 。這裡的 “曾宮保” 、 “張制軍”分別為曾國荃與張樹聲的敬稱，其實曾國荃始任南洋大臣之時為1884 年8 月，而張樹聲始署任北洋大臣之時為1882 年，故可以肯定鄭觀應不可能在1880 年就把有關資料同時 “繕呈南洋大臣曾宮保、署北洋大臣張制軍”。另外，這與八卷本的追述既有較多相同，亦有很大差異。主要是此文把八卷本所述曾任出使美國的 “鄺容階參贊”改稱為 “鄺容階司馬” ，同時把他的譯者身份改變為純粹的外國資料攜回者。並且把自己由 “繕呈”者說成是 “急與譯出”兼 “繕呈”者；把所 “繕呈”資料的 “美國水師學堂、工藝學堂、德國陸軍學堂各章程”說成是 “美國水陸軍書院章程” 。筆者對此初步認為，鄭觀應對於別人或本人翻譯的西方政治、軍事制度書籍，本應是有一種就繕寫一種，分別呈送有關大臣並建議仿照實行。並非拿到多國的文書，同時翻譯繕寫並且同時呈給多人同看。由於 “久未舉行” ，纔 “感而賦此”長詩。其詩云：兵可百年不一用，不可一日不備兵。 ⋯⋯嘗聞西法首武備訓將練25 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盛世危言後編》第215 頁。26 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 救時揭要》下冊第358 頁。

兵極精細。武備院、韜略院，身非素習拔優列，不能妄把兵符綰。海軍省，陸軍省，人非夙學有專門，不能移補兼其選。⋯⋯歷考俄德暨英法，水陸諸軍各森立。⋯⋯27 其後，鄭觀應又有〈英美德海陸軍章程錄呈曾忠襄張靖達未用志感〉詩，28則是將分呈章程給多人之事合併而記述為同呈二人。據 “忠襄”為曾國荃的諡號，可以推斷同呈三人之文及同呈二人之詩都是 1890 年或其後改訂。 “靖達”為張樹聲的諡號，因其於光緒十年九月（1884 年 10 月19日∼ 1884 年11月17 日）病逝於廣州，故可以推斷鄭觀應將 “英美德海陸軍章程錄呈曾忠襄張靖達”實發生在 1884 年 11月17 日之前，因為不可能送給死人看。而且，英美德海陸軍章程並非同時一起送，這用上首詩已經可以證明。用這兩首詩還可以證明前文所述〈稟醇賢親王、督辦粵防大臣彭宮保、兩廣督憲張制軍、北洋大臣李傅相設水陸軍學堂節略〉是分別呈送的。又如《南遊日記》的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九日（1884 年7月11日）載其將 “《美國水陸軍制》《工藝學堂章程》及⋯⋯均付（羅）宇彌酌改，繕發（給張之洞），不知能否疏行。”29也可證有關章程是因時地之別而分別專門呈送有關重臣的。三、鄭觀應設立西式軍校等政論和建議在甲午前後的影響有史料及相應的跡象表明，前述王爺與重臣及其他重要而開明的革新派官員在閱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都深受影響，開始嘗試採納鄭觀應的建議。故其許下 “將英、美水陸軍學堂、技藝院章程譯呈”之諾言應該不久就兌現了。但是其祇有極少部分得到實施而且結果終歸失敗，乃因內外各種複雜的政治原因與勢力的障礙。其中首要之因，就是 1885 年 1月4 日鄭觀應因為與香港太古洋行有錢債官司，被拘留於香港，雖然下半年 “脫累歸里” ，但祇能隱居著書，到1891年1月纔清償欠款銷案，得以正式複出。30而最為賞識和採納其論著見解和建議並且任用過他的王爺、重臣都大約在此期間陸續去世。張樹聲死於1884 年11月17 日之前，彭玉麟死於 1890 年3月6 日，曾國荃死於 1890 年11月13 日，海軍衙門的創立者兼首任主管奕27 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下冊第358—359 頁。28 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下冊第435 頁。29 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下冊第253 頁。30 參考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下冊第625—627 頁。

譞死於 1891年 1月1 日。因此，鄭觀應不斷向各重臣 “譯呈”的有關西方各種學校的章程，授職官制、兵制、民團等方面的書籍，最後都如石沉大海，不能獲得官方出版發行，發揮應有的影響作用。這是令他終身抱憾之事，也是他在這方面的偉大貢獻被逐漸湮滅而不為今人所知的主要原因。對此，鄭觀應不僅在〈兵備歎〉〈英美德海陸軍章程錄呈曾忠襄張靖達未用志感〉留下了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證據。還寫了〈挽彭剛直太保師〉長詩說：嗟我夾袋名徒預，猶是天涯蹭蹬身。從此哭公淚如水，斯世滔滔吾安倚？” 31接住又寫〈恭挽醇賢親王〉長詩說：王以帝父尊⋯ 創議立海軍，備禦島氛惡。⋯⋯憶昔寄溫諭，萬里知強弱。蒙諭偵探邊情，隨時電稟。奉檄訪奇器，軍械為籌度。獻以德律風，電線從此作。錫之珊瑚頂，辭以福命薄。⋯⋯鎩羽困香江，數問今何若。余因太古事久羈在港，數問張侍郎鄭道現在何處？深慚處囊錐，勿笑羊公鶴。32 而且，更為不幸的，就是在鄭觀應複出之後不久，中國的海陸軍就在日本發動的甲午戰爭中遭到舉國震驚的慘敗。這證明瞭鄭觀應的論著極具先見之明，確是救國救世的正方良藥。故其將舊作《易言》修補改編的《盛世危言》得到改革派官員及光緒皇帝的高度重視。光緒皇帝在甲午次年的1895年4 月20 日決定將收到的《盛世危言》留覽後，33至6 月即下旨 “飭總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盛宣懷於6 月7 日將此喜訊函告鄭觀應時滿懷希望說：“倘能以此啟悟，轉移全域，公之功豈不偉哉！” 34而鄭觀應甚至希望通過英國公使作進一步的推動，故於6 月12 日致函李提摩太說： “欲求大駕赴京一行，將民間疾苦痛陳，應如何改良方合，條陳我政府，請英公使轉呈。或蒙我政府准如所請，能照《盛世危言》所論採擇施行，則我國二十一行省百姓，無不感激。豈但為為朝廷祈天永命而已哉！”35但是，銳意改革圖強的光緒皇帝乃無實權的弱君。鄭觀應等人希望通過光緒皇帝為首的維新改革派來實現救國的理想，在當時必然落空。鄭觀應的文集中留下了不少 “屢敗”的紀錄。例如，其詩〈泰西各藝專門大書院博物會機器廠養31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 救時揭要》下冊第364 頁。32 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下冊第365 頁。33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226 頁。34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第1549 頁。35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第1166 頁。

貧工作所皆富強始基余於戊寅年籌賑條陳當軸未行書此志感〉，已表明其於1878年已經向“當軸”者建議設立西式的“各藝專門大書院、博物會、機器廠、養貧工作所” 等機構。結果如其詩云：“奈何淺嘗試，所獲僅毛皮。時艱今孔亟，蒿目不勝悲。” 36 1898 年7 月3 日創辦京師大學堂後，鄭觀應在致函首任管學大臣孫家鼐的〈上督辦京師大學堂孫相國書〉中，無意中又給後人留下了更原始具體的證據，提及其 “曩將各國學校、仕學院、水陸軍學堂、農工商各學堂章程，授職官制、兵制、民團等事分門別類，計共四十本，譯呈公餘賜覽，冀交翰林院刪定，付諸手民，今未見出版” ，37這說明鄭觀應一直希望通過孫家鼐使自己的論著能對改革維新運動作出更大的貢獻。因為在此之前，鄭觀應也曾將《盛世危言》書稿送請時任工部尚書的孫家鼐審正，並且於1896 年8 月20 日致信孫家鼐， “請將他所改正之《盛世危言》發下， ‘以便重刊，流傳都門’ 。”38而孫家鼐確曾將此書稿 “點定進呈”光緒帝。據《鄭觀應年譜簡編》載1898 年1月初，鄭觀應拜見光緒帝師翁同龢，翁告之：“《盛世危言》一書經與孫尚書先後點定進呈⋯ 今上不時披覽，隨後必當有內召之旨。”鄭觀應卻表示無意受帝重用當高官：“大局如此，即有意外遭逢，亦擬藏拙不赴，以遂草茅之初志而已。”該譜又載同年4 月18 日， “鄧華熙第三次推薦鄭觀應給光緒帝，希錄用。”鄭觀應仍表婉拒。39筆者認為，所謂鄭觀應一再表態婉拒光緒帝即將下發的徵召重用之說，應是由於光緒帝於稍後的9 月21 日被囚禁而維新運動失敗，鄭觀應因應此一事變，為免陷入追究帝黨的株連之禍而於事後補作的。根據鄭觀應的歷來言行，假如光緒帝在被囚之前徵召鄭觀應，相信他肯定會應召去施展其平生救國濟世之抱負。四、鄭觀應強國救世理想失敗的主因與後果略述杜牧《阿房宮賦》說得好：“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古今中外，原本強大的王朝之覆滅，大都以內因為主，外因為次。在此，通過鄭觀應從《易言》到《盛世危言》的強國救世理想的失敗，36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下冊第368—369 頁。37 見前引夏東元編：《盛世危言後編》第222 頁。38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第1551 頁。39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第1555 頁。

可以得到更全面而具體的證明。後期的清朝乘所謂 “同光中興”的 “盛世”餘勇，在最初與日本向西方學習的強國競爭中，一度曾有領先的優勢。但是，卻在其海陸軍的硬實力都略較日本先進強大的情況下，被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得一敗塗地，纔一蹶不振，轉為長期落後挨打至死的弱國。主要原因就在於清朝統治集團自身的腐敗勢力一直壓倒改革維新勢力。滅清朝者，非日本也，非革命黨也，乃清廷也。本來，中法戰爭促使清朝痛定思痛，決定加強海防建設，於1885 年10月13 日，創設了專責建設發展西式海軍的海軍衙門。這是中國領先日本，而令日本深感惶恐之重大創新之舉。據鄭觀應五卷本《盛世危言‧防海下》附錄劍華道人（吳廣霈）之文〈記日本議院論中國創建海軍事〉，記述有關清廷設置海軍衙門之舉在日本議院引起的對應討論情況如下：昔從美洲回經日本⋯ 時值中法和議既成之後，中國乃憬然有賊去關門之慮，為亡羊補牢之圖，創設海軍衙門。宏議偉詞，綱目條舉。日本聞而大懼，乃開議院集眾諮議。院長之言曰：“中國向來武備不振，今法越戰局已畢，反蹶然奮發，設立海軍。竊料其未必能報法恥，特恐有事於東海，則我國首被其鋒。是不可以不亟圖所以禦之者也。於是群議蜂起⋯⋯忽有元老院中一大員，佝僂而起⋯⋯微笑而陳詞曰：“⋯⋯諸君所論非不忠於國，切於事，有益於武備。然必謂海軍之可慮，則實不足以知中國也。蓋中國之積習，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斷無踐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變，水軍一旦灰燼。故自視懷慙，以為中國特海戰未如人耳。若陸戰固不畏爾犬羊也。於是張惶其詞，奏設海軍衙門，脫胎西法，訂立海軍官名及一切章程。條分縷晰，無微不至，無善不備。如是而中國海軍之事亦既畢矣。彼止貪虛有其名，豈必實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與我日本爭衡於東海之志哉！⋯⋯”於是院長及議員群起拱立，揖元老而退。⋯⋯余既聞彼議院之論如此，撫膺三歎，夙夜不能忘。今讀羅浮山人（即鄭觀應）之《盛世危言》有論海軍數則，姑撮前所聞附記于後，冀為有心國是者借他人之針砭，愈自己之沉。則副島斯言，又未嘗不可視為忠告也。 40由此可見，清朝海軍之設立，本來強大先進於日本，並且已經對日本構40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760—761 頁。

成巨大的威脅。但是，雙方的有識之士皆知清朝尚有 “沉屙”未愈，根本無志亦無能與 “日本爭衡於東海” ，這是清朝表面西化的陸、海軍在日本發動的甲午戰爭中一觸即潰的主因。正如鄭觀應在《易言》的〈自序〉說：“《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言已不足重，況言之亦正不易。《詩》曰：‘君子無易由言。’東方朔曰： ‘談何容易’ 。”41清廷對有關新政具備真正全面的 “知”識固然很難，要真正付諸實 “行”就更是難上加難。對於這點，不但敵國的日本之高人有清楚的瞭解，鄭觀應及其友人也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不過，作為忠君愛國之儒士官紳，不會像孫中山那樣走上反清的革命救國救民之路，他們祇能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不斷提出挽救危亡的建議而已。由於清廷的改革維新一直是伴隨著內部的腐敗頑固守舊派與改革維新派的權力鬥爭進行的，處於政治弱勢的改革維新派出師未捷身先死，其所力推的改革維新運動雖然未至於全盤夭折，但是由改革維新派的掘墓人充當其遺囑執行者的改革維新運動，雖然在清末還有一些餘波湧現，但是已經無法挽救清廷的覆滅，充其量是其臨終前的迴光返照而已。鄭觀應自號 “杞憂生” ，大半生憂國憂民。其在與同仁王韜等人反復研討，集思廣益的基礎上，不斷撰寫修改推出的《易言》《盛世危言》等一系列宏圖偉論的論著，對當時的政治學術界影響空前巨大。王韜曾稱譽 “杞憂子論教一篇，功不在孟子、昌黎下。” 42但是，隨著清朝走向無可救藥的自我滅亡之途，杞憂生就真正 “緘口捲舌，勿複談天下事矣” ！成為專心修道求丹的 “待鶴山人”了。由於中國並不會因為清朝的滅亡而滅亡，故鄭觀應的強國濟世論著，最終結果就是轉化為中華民族的寶貴思想財富流傳後世，成為先後繼清朝而起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追求復興強國理想的理論基礎。41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63—64 頁。42 見同上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167 頁。

《盛世危言》與 “盛世危言主義”鄒振環 1 摘要：鄭觀應是出生於沿海的見多識廣的洋務派工商知識精英的代表。隱居澳門的六年間，他在《易言》的基礎上擴寫而成五卷本《盛世危言》五卷本刊行於1894 年仲春。之後鄭觀應曾屢次修訂、重印這一著作，書商書坊亦改變卷次、增刪文章，隨意翻印，致使《盛世危言》的版本線索繁複駁雜，堪稱近代中國版本最多的名著之一。《盛世危言》可以通過 “議院強國：改革專制政治的理論探索” 、 “重商求富：藉商戰以強國富民的強烈喊”和 ”中學西學： ‘中體西用’與 ‘中道西器’”三個層面來進行討論。晚清體制內所進行的自上而下的漸進式的政治改革可以劃分為四波“自改革”的思潮，以鄭觀應等為代表屬於已背離了 “在傳統中求變”的第二波。清末 “主義”流行，《國民日日報》撰文所稱的 “盛世危言主義”之 “主義” ，可以作為審視中國社會演進的一種新的基本著眼點，所謂 “盛世危言主義”正說明清末這一時期是《盛世危言》成了學界主導性的思想。關鍵詞：鄭觀應《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主義” “自改革”思潮 19 世紀40 年代以降的中國，整個社會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都進入了一個 “開闢後未有之奇局”2 ，即《盛世危言》中所述 “遂開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作者注：本文初稿2017 年 12 月5 日曾提交由澳門理工學院、中華文化交流協會聯合主辦的 “思索踐行：鄭觀應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並在會上報告；本文部分內容以《近代中國 “自改革”思潮第二波——〈盛世危言〉與 “盛世危言主義”》為題，刊載於《南國學術》 2018 年4 月第8 卷第2 期，頁273—283 ，特此說明。湯震《危言 ·變法》，載鄒振環整理《危言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第409 頁。下凡引用該書，省略整理者、出版社和出版時間，僅注頁碼。12

千古未有之變局”3。隨著列強的侵入，西風東漸，社會積弱的弊端陸續暴露，有識之士，紛紛尋求對策，始有龔自珍 “自改革”的呼籲，繼則林則徐詳究域外強敵之由來，再有魏源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主張的宣導，以及馮桂芬、郭嵩燾等主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洋務思想，但國勢仍未見明顯起色。於是，以古老的傳統來詮解西學從而達成改革政制以求自強者前僕後繼，一些表述改革思想，規劃變法措施之專著相繼問世，其中最著名的當推鄭觀應《盛世危言》一書。 “危言”一詞，首見之《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廣雅》：“危，正也。”4危言者，直言也。《後漢書‧黨錮列傳序》稱：“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意有不畏危難而建正直之言。5或有以為鄭觀應從《易言》到《盛世危言》，書名的變化反映了其思想的巨變：“危言者，危險萬狀，不易說出的建言，又是危機深重，不得不講的建言” 。6將《盛世危言》視為同時有面對 “盛世”發出的“正直之言” ，以及 “不易說出的建言”和 “不得不說之建言” ，鄭觀應 “危言”的意思算是表達得比較全面了。一、鄭觀應：傳統裂變中的知識精英儘管中國很早就與外部世界發生了接觸，但數千年來的社會危機都屬於內部世界的危機，以家長式官僚制度為核心的政治模式，以宗法家族為本位的社會倫理，以小農自然生產為基礎的經濟結構，以及以儒家倫理與政治一體化基礎上形成的華夷之辨之天下觀念，直至 19 世紀中葉起才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全面挑戰和強烈衝擊。西方堅船利炮、以及無處不在的洋貨和通商口岸中出現的政治體制，促發了中國社會開始緩慢地發生著裂變。社會危機和鄭觀應《盛世危言·水師》，載鄒振環整理《危言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第 224 頁。本文以下引用初版《盛世危言》，均依據 “光緒甲午仲春付印”的五卷本，與上海著易堂 1898 年石印的《增訂盛世危言新編》十四卷本互校本，參見鄒振環整理《危言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下凡引用五卷本《盛世危言》初版，均出自該書，僅注頁碼。劉寶楠著《論語正義》， “諸子集成”本（一），（上海：上海書店，1986 ），第301 頁。范曄《後漢書》卷九十七，《二十五史》第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影印版，第994 頁。高華《鄭觀應對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建言》（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紀念鄭觀應誕辰一百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2003 ），第33—38 頁。3456

文化危機強化了一部分知識精英的危機意識和批判意識，面對著逐漸分崩離析的傳統社會，不同的知識精英紛紛走上政治舞臺，發出了代表著自己所在知識階層的聲音。鄭觀應（1842.7.24—1921.6.14 ），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羅浮偫鶴山人、慕雍山人等，廣東香山（今中山）人。這是中國近代一位出生在頗得西方風氣之先的廣東，出身於 “買辦之鄉”而逐漸走上維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也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初期的一位著名的改良主義思想家。青少年時代， “目擊時艱，遂棄舉業，學西人語言文字，隱於商，日與西人遊，足跡半天下”8。從廣東來到上海，鄭觀應一方面在叔父鄭廷江處 “供走奔之勞” ，一方面向叔父學習英語。在新德洋行期間他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礎。之後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第一流的大洋行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同時就讀於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所辦英華書館夜校部，學習了兩年英語。他根據切身體會寫道：“今日時勢，非曉英文，業精一藝，不足以多獲薪水。”9 在傅蘭雅這裡，他不僅學習了英文，還 “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 101868 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失去了買辦的位置，轉任生祥茶棧的通事，並出資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1873 年他受聘擔任太古洋行輪船公司總理，並在牛莊、上海等地開設商號、錢莊。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的商務機構和金融機構，使太古經營頗為紅火。11鄭觀應同時還投資於實業，先後參股於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佈局等企業，期間他多次捐官，納資捐得郎中、道員銜。與李鴻章的認識，是鄭觀應人生的一個轉捩點，也是他事業的鼎盛期，受李鴻章之聘，他出任當時幾至不能維持的輪船招商局幫辦、後任總辦。1896 年為張之洞委任出任為漢陽鐵廠總辦，後應廣西巡撫王之春之邀去桂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務並粵漢鐵路購地局總辦，曾參與收回粵漢鐵路路權的活動，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1906 年被廣東商民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關於鄭觀應的生卒年月日說法不一，此處年月日的酌定，參據鄧景濱《鄭觀應生卒年月考》，載氏著《鄭觀應叢考》（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6 ），第20—24 頁。《盛世危言 ·彭玉序》，載《危言三種》，第7 頁。《香山鄭慎餘堂偫鶴老人囑書》，民國三年（1914 ）排印本，轉引自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第5—7 頁（下凡引用該書，省略版本，僅注作者、書名和頁碼）。10 鄭觀應《稟商條陳六弊請通飭各總商會舉調堂員互相砥礪事》，參見《盛世危言後編》卷八，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第604 頁。11 夏東元《鄭觀應傳》，第7—10 頁。7789

工作，旋因 “守制”去職。宣統元年（1909 ），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註冊之事。次年，被盛宣懷任命為會辦，全權委託鄭觀應整頓商辦以後的輪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長江各口岸局務。辛亥革命後，鄭觀應自川回滬。他的一生都是在動盪和戰亂中度過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充滿著傳奇和爭議。沿海工業化的發展和現代工業部門的出現，造就了一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聯繫最為緊密的工商階層的知識精英，我們姑且稱之為 “洋務派工商知識精英” 。鄭觀應徜徉於洋場，周旋於工商界，但博覽群書、精研經史，根植於本土文化之內，有著強烈的經世濟民之抱負，他是近代中國最早的求富求強的積極鼓吹者，代表著此一時期見多識廣的沿海洋務派知識精英的聲音。同治元年（1861）鄭觀應把自己不斷與西方朝野接觸的經驗和對西方國家富強之本的理解，寫成《救時揭要》一書。後又將發表於《申報》、《中西聞見錄》等報刊中的36 篇文章寄呈時在香港辦《迴圈日報》的王韜就正，王韜為其付印，名曰《易言》，於同治十年（1871）在香港出版，兩書是鄭觀應變法維新思想的早期雛形，其核心就是 “變革” ，即變革清政府為代表的舊傳統，瞭解和掌握西方的先進技術。鄭觀應在隱居澳門六年間在《易言》的基礎上擴寫而成五卷本《盛世危言》，將自己所歷所聞、思想精華薈萃於這一心血之作。12 鄭觀應是晚清出生於沿海、見多識廣的洋務派工商知識精英，一方面是紮紮實實的工商實業的實幹家，同時也是具有強烈批判意識的士紳階層的代表，其特點就是遵循傳統而又不拘泥於傳統，懂得學習西方，但又不迷信西12 最早系統研究鄭觀應生平與思想的是夏東元，他除了上列《鄭觀應傳》外，還編纂有《鄭觀應集》上、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1988 年；北京：中華書局，2013 ）和《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之後重要的成果是由其學生易惠莉著《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學界關於鄭觀應生平研究的重要成果不勝枚舉，較有代表性的為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紀念鄭觀應誕辰一百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澳門歷史學會2003 年刊行）。另有中山市人民政府編，夏東元任主編的《鄭觀應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該書詳細編述了鄭觀應的生平、思想、主要著述、檔案、家世與親屬、主要相關人物、紀念地與紀念品，以及鄭觀應生平和思想的綜合研究成果，附有光碟。近期兩本值得一提的專門著作是邵建的《一個上海香山人的人際交往——鄭觀應社會關係網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和王五一的《鄭觀應財政金融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兩者切入的角度頗具新意。澳門理工學院出版的 “澳門史志書系”中亦有鄧景濱所著《鄭觀應叢考》（澳門理工學院，2016 年），該書系一部有關鄭觀應生平和著述考辯的系列論文集，內容涉及鄭觀應的本名、道號、生卒年月、像贊、詩集版本、俗文學等。

學，不偏激、不冒進，當改革沒有最後絕望時，他絕不輕言放棄，顯示出一種不屈的改革者的近代精神。二、以資救世的《盛世危言》版本述略《盛世危言》可能是近代中國版本最多的名著之一，由於鄭觀應曾屢次修訂、重印這一著作，且當時的社會又無版權觀念，書商書坊不僅隨意翻印書籍，甚至自行改變卷次、增刪文章，致使《盛世危言》的版本線索也最為複雜。該書究竟有多少種版本，各家說法不一，根據夏東元的《鄭觀應傳》稱共計有23 種。13 2002 年，費成康在《〈盛世危言〉版本考》一文中對此做了比較系統的梳理。14 最早問世的《盛世危言》是五卷本。《盛世危言》五卷本有彭玉麒撰寫於 1884 年的書序，但題寫書名的日期未必就是書籍的出版日期，該版本並非初版於 1884 年。而書名僅有 “盛世危言”四字的五卷本的卷首，有鄭藻如撰寫於 “壬辰八月中秋”的序言，這篇完成在壬辰（1892 年）的序言中有 “閱既竟，乃璧還原本，並勸其早付手民，出以問世”之句，表明在此時《盛世危言》還是手稿本，尚未付梓。在該版本的卷首還有 “先後參定”該書的吳廣霈分別撰寫於 “壬辰仲冬”和楊毓惲 “癸巳（1893 年）暮春之初”的後跋及陳熾 “癸巳七月”的序言，可見在癸巳（1893 年）七月，《盛世危言》五卷本尚未付印。15可知《盛世危言》五卷的初稿本完成於壬辰（189213 夏東元《鄭觀應傳》，附錄一《〈盛世危言〉版本簡表》。14 參見費成康《〈盛世危言〉版本考》，《嶺南文史》 2002 年年第3 期，本文關於《盛世危言》版本的考訂，多參考該文，下同。15 參見收入本書的《盛世危言》鄭藻如序、陳熾序、吳廣霈和楊毓惲跋。鄭藻如（1827— 1894 ），字玉軒，廣東香山人。同治四年（1865 ）由容閎舉薦於李鴻章，被任命為上海機器製造局幫辦。光緒四年（1878 ）任津海關道。七年賞三品卿銜任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大臣，任內保護華工和維護華僑利益。參見鄭天庭、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 ·清史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第473 頁。陳熾（1855—1900 ），字克昌，號次亮，江西瑞金人。近代著名維新派思想家，著作後人編有《陳熾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 ）。吳廣霈（ 1855—1919 ，一作 1854—1918 ），字瀚濤，瀚壽，別號杏時、劍華道人等，安徽涇縣人，世居揚州。早年師徐壽朋，1877 年隨何如璋使日，1881 年隨馬建忠赴印度參與鴉片談判，1882 年作為鄭藻如使美隨員， 1889 年隨使徐壽朋赴朝，1901 年隨蔡鈞使日，民國後參與《清史稿》編纂。著有《南行日記》、《石鼓文考證》、《天下大勢通論》等。參見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第349 頁；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383 頁。楊毓惲，字然青，廣東大埔人。早年肄業於上海格致書院，曾多次參加格致書院考課並多次獲獎。維新運動期間赴京，撰有《富強芻議》等，名聲噪於京師。後有劉坤一保於經濟特科，任交通部主事。光緒末年入北

年），最後的整理工作完成於1893 年暮春。夏東元特別強調該書的實際刊行時間應在1894 年秋冬間。 16 其實《盛世危言》五卷本出版在 1894 年春，是有一個 “光緒甲午仲春付印”的牌記為證，其他還有另外兩個沒有標明出版者，且在增訂、糾錯方面又有明顯關聯的五卷本。 “光緒甲午仲春付印”的《盛世危言》版本，為五卷五冊，有正文56 篇，附錄 16 篇，是《盛世危言》五卷本的第一個版本；二是 “宏道堂”的五卷本，是前者的翻刻本，也是流傳最廣的刻印本；三是南京圖書館中所藏1895 年初鄭觀應增補了四篇文章的《盛世危言》五卷本，該本較之宏道堂本，多了正文《考試下》一篇，使正文增至57 篇，並多了附錄《截錄〈申報〉〈行軍以間諜為先論〉》（刊載《申報》 1895年 1月11 日）等四篇文章的五卷本，使附錄增至 19 篇。所以，學界或以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的若干看法在 1880 年代被知識界視為警世良言，但並沒有引起政治層面的重視，直至甲午戰敗才為學界重新閱讀云云，實在是忽略了版本關係，誤以為《盛世危言》五卷本是《易言》的修改本，把時間序列弄顛倒了。《盛世危言》五卷本受到了讀者熱烈的歡迎，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894 年8月出任江蘇布政使的鄧華熙在讀了《盛世危言》後，十分欣賞，遂於1895年初將附錄《截錄〈申報〉〈行軍以間諜為先論〉》的《盛世危言》奏呈御覽。在鄧華熙奏呈之際，鄭觀應己將五卷本的文章按照 “富國類” “開源類” 、 “強兵類” 、 “節流類”等四類重新分類，並分成十二卷。在鄧華熙要將《盛世危言》奏呈給光緒皇帝時，鄭觀應還為光緒皇帝度身定制了一篇題為《論西學宜設特科》文章。因此而有一十二卷本《盛世危言統編》，共有正文58篇。《盛世危言》中文章的題目都只有兩個或三個字，唯獨該文的題目有七字。該文頗像是給光緒皇帝上的一個條陳，鄧華熙奏摺稱他 “並錄原書一函五冊，隨折恭進”。 “錄”字表明 “奏呈御覽”的《盛世危言統編》應該是一個手抄本。光緒皇帝對該書也頗為重視，將它發交總理衙門刷印，分給大臣閱看。之後鄧華熙又將這一 “統編”送交於不久前由兩江總督調任兩湖總督的張之洞，張之洞便將該書 “爰付手民，照繕刻布，洋洋務局，纂輯《約章成案匯覽》，撰著還有《格致治平通議》、《中西權度合數考》等。參見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第285 頁。16 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第67 頁。

以廣其傳” ，即尚未受到學界高度重視的《盛世危言統編》。它是光緒皇帝 “御覽”的版本，也是他發交總理衙門印刷的版本，而《論西學宜設特科》一文也僅見於這一 “統編”。在《盛世危言》得到光緒皇帝的認可後，於是鄭觀應才把他原版於1880 年的《易言》 36 篇本改名為《盛世危言續編》出版。《盛世危言續編》與《易言》 36 篇最主要的差別，在於 “續編”將《易言》中正文《論考試》一文的附錄《論洋學》改為正文，從而使正文增至37 篇。即今尚可見到的《盛世危言續編》最早的版本，為上海賜書堂於 “光緒乙未（1895 年）夏月”校印的版本。上海賜書堂的石印本分為三卷、三冊。在石印這一 “續編”時，該書堂還將馮桂芬等人輯著、翻譯的19 篇文章分為上、下卷，以《盛世危言外編》之名，附在《盛世危言續編》之後。此後，另一些書商將 “續編”和 “外編”合二為一，又將馮桂芬等撰寫的文章增至29 篇文章，並以鄭觀應的文章在先、馮桂芬等人的文章在後的順序，將這些文章分為四卷四冊。這一四卷四冊的版本，還有1896 年上海書局石印的《盛世危言續編》，1898 年圖書集成局鉛印的《盛世危言二編》等。基於鄭觀應將他的政論視為一個系列的事實，我們確實應將《盛世危言續編》作為《盛世危言》系列中的一種。光緒二十二年（1896 ）中秋前夕有正文增至 104 篇的《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光緒丁酉（1897 ）有《盛世危言補編》；光緒二十四年春三月圖書集成局推出《盛世危言三編》。此後各地也出現過多種《盛世危言增訂新編》的翻刻本，它們在內容方面並無增刪，但往往與鄭觀應自己排印的版本有細微的差異。如劍南同德會於 1897 年刻印的版本改用了《盛世危言全編》之名，上海著易堂於1898 年石印的版本改用了《增訂盛世危言新編》之名，上海六先書局發兌的版本不僅改用了《增訂盛世危言正續編》之名，而且將全書改為九卷八冊。1908 年的鄭觀應將其部分未刊文章和書信等編為《盛世危言後編》，據其自述 1920 年刊行，目前所見有上海翰華閣書店鉛印於1921年版。《盛世危言後編》流傳不廣，未見翻刻本。18 至於究竟是因為此書編纂得篇幅過大、內容過於雜亂，還是由於該書內容不適合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尚有待進一步研究。不過該書17費成康《〈盛世危言〉版本考》。《盛世危言後編》分十五卷、八冊，不是有一定思想體系的著述，而只是各類尚未刊文章的彙編。全書收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第3—1236 頁。1817

的 “流傳不廣” ，確實標識了鄭觀應在中國思想界叱吒時代風雲的年代已經過去。三、《盛世危言》與 “自改革”的再呼喚中國社會的變化和更新，海內外學界有著種種不同的解釋。芝加哥大學的柯睿格（E. A. Kracke）在《宋代社會：傳統之內的改變？》一文中在討論10 世紀到13 世紀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急速和深遠的變化時，將那種無法突破 “傳統”的牢籠的變化力量，稱之為 “在傳統中變革” （ change withinthe tradition）。 19據筆者理解，所謂 “在傳統中變革”可以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在傳統王朝體制內所進行的變革，一是在傳統文化領域內進行變革。 1993 年朱維錚先生在瑞典學術研討會上首次提出了近代中國的 “自改革”問題，認為在清朝體制內所進行的自上而下的漸進式政治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龔自珍寫於1814 至 1815 年的《乙丙之際箸議第七》。他反復強調的 “自改革”一語，出自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七》：“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從龔自珍開始， “‘自改革’便成為晚清思潮的一個主旋律” 。 20換言之，面對西方文明衝擊，中國社會同時還有著蘊涵著所謂 “在傳統外變革” （ 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 ），即開始廢棄傳統而轉向西方式的 “現代性”轉化的取向，葛兆光認為中國思想界的這種轉變大體上開始在1895 年以後。21如果從19 世紀中期晚清體制內所進行的自上而下的漸進式政治改革思潮來考察，以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改革派思想家是可謂 “自改革”思潮的第一波，那麼，以鄭觀應等為代表的是 “自改革”思潮的第二波。之後還有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第三波19 E. A. Kracke Jr. ， “ Sung Society ∶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 XIV.4 ， August 1955 ， pp.479-48820 朱維錚先生所述 “自改革”概念，最早見之斯德哥爾摩大學主辦的 “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社會與個人”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題為《近代中國的 “自改革”思潮》，後改題《 “君子夢”：晚清的 “自改革”思潮》收入其《走出中世紀二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頁54— 59 。“自改革”一詞還用之於朱先生其他論文，如《西學的普及——〈萬國公報〉與晚清 “自改革”思潮》，載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第62—95 頁； 2000 年他與龍應台合編的《維新舊夢錄：戊戌前百年中國的 “自改革”》（北京：三聯書店2000 年）一書書名也取此一概念。21 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織、思想與信仰》，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第682—683 頁。

和20 世紀立憲運動時期張謇等為代表的第四波。 “自改革”思潮是中國傳統政治體系中內部免疫機制——諫議制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這些具有批判精神的體制內的朝臣官員和體制外的知識精英，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抗議精神，提出了種種建言，充當了社會的良知。如果從文化傳統演變的角度來考察，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中所主張的孔子之道在孔子不是祖述者而是創教者，其真意在托古改制的立場，聯繫康有為戊戌維新時期力主師法俄國彼得大帝和效法日本明治維新，足見其事實上已經背離了“在傳統中求變”，可以說是正式揭開了文化上 “在傳統外求變”的序幕。《盛世危言》的作者視野極為宏闊，他批評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面對萬國通商的時局，或言維新，或言守舊，或言洋務，或言海防，但不是是古而非今，就是逐末而舍本，沒有幾個人能夠洞見本原、深明大略。從國家大法，如遷都、尊相、議院、教養、學校、停捐、吏治、保舉、汰冗、限仕，到國防外交，如兵制、海軍、保朝、防俄，再到具體經濟、教育門類，如工藝、包匣、鹽捐、小輪、開礦、國債、商局、郵政、鐵路、水利、中學、書院、考試等議題，全書結構層次豐富，於西方富強之本思想中的議院觀、教養觀、學校觀、工藝觀、農政觀、商務觀、吏治觀等核心觀念，都一一加以論述。從討論、研究的方法和寫作的風格上看，鄭觀應指陳時弊，切中要害，援引典章，如數家珍，指中土癥結，每多有發人之未發之語：述外洋情事，全無所謂隔靴之言。《盛世危言》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使其可能容納許許多多表面上似乎自相矛盾的主張，透過《盛世危言》，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當時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許多方面的現狀相當熟悉，對許多問題思考由來已久。正是激於民族危亡，正是激於民族危亡，雖屬體制外的鄭觀應，也是 “欲為策士” ，希望借鑒西方經驗，著書立說，正義直言，救國利民，以掀起所謂 “自改革”的第二波。通過《盛世危言》，做出了 “自改革”的再呼喚，成為中國知識界 “在傳統外變革” 喊的第一聲。 1. 議院強國：改革專制政治的理論探索鄭觀應是近代中國最早明確提出君主立憲構想的改良派思想家，早在19 世紀70 年代完成的《易言 ‧論公法》中就介紹了西方的議會制度，認為議院制度是一個 “良法”，有了這個制度，能使國家的政事 “舉國鹹知”22。22 參見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第141—143 頁。

在《盛世危言》中更是點出了議院是變革政治體制的關鍵：“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 。《盛世危言》中有專門篇章對議院進行闡釋，將其作為西方富強的根基之點。 “議院者，公議政事之院也。”23所謂 “公議” ，主要是指民眾之議，強調了議院在本質上是民眾表達政見的場所，通過議院能 “集眾思，廣眾議，用人行政一秉至公” ，如果 “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 。24他還特別介紹了歐洲國家所實行的兩院制度， “上院以國之宗室、勳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於君也。下院以紳耆、士商才優望重者充之，取其近於民也。選舉之法惟從公眾。遇有國事，先令下院議定，達之上院；上院議定奏聞國君，以決從違。如意見參差，則兩院重議，務臻妥協而後從之” 。25民眾通過下議院參與了政治決策，君主雖然仍有最後決定 “從違”的權力，但事實上失去了原有的絕對統治權。在鄭觀應看來，美國議院 “民權過重” ，盛讚英、德議院制 “斟酌損益適中經久” ：“蓋有議院攬庶政之綱領，而後君相、臣民之氣通，上下堂廉之隔去，舉國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條不紊，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議院，而昏暴之君無所施其虐，跋扈之臣無所擅其權，大小官司無所卸其責，草野小民無所積其怨，故斷不至數代而亡，一朝而滅也。”26他以泰西各國、英國和中國為例，明確指出了議院代表著民意、民志的根本性質：“泰西各國鹹設議院，每有舉錯，詢謀僉同，民以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為不可者不得強。朝野上下，同德同心，⋯⋯合眾志以成城，制治固有本也” 。 “即英國而論，蕞爾三島，地不足當中國數省之大，民不足當中國數省之繁，而土宇日辟，威行四海，卓然為歐西首國者，豈有他哉？議院興而民志合、民氣強耳。”他認為 “中國戶口不下四萬萬，果能設立議院，聯絡眾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之眾如一人，雖以併吞四海無難也”27。鄭觀應還設計了一條因果鏈：要行公法，就要張國勢；要張國勢，就要得民心；要得民心，就要通下情；要通下情，就要設議院。通下情是設議院最直接的作用，而行公法則為設議院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28由此可見，鄭觀應注重議院制，其根本的出發點還是國家的利益。既然以國家的強大為《盛世危言 ·議院》，載《危言三種》，第37 頁。《盛世危言 ‧議院》，載《危言三種》，第37 頁。《盛世危言 ·議院》，載《危三種》，第38 頁。《盛世危言 ·議院》，載《危言三種》，第38 頁。《盛世危言 ·議院》，載《危言三種》，第39 頁。28 《盛世危言 ·議院》，載《危言三種》，第39—41 頁。23 24252627

主，那麼君主與民眾的協調一致就非常重要，而 “通下情” 、 “得民心”也就成了議院的標誌性功用。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的發展，有其共同的政治哲學作為理論基礎，這恰恰是中國傳統所缺乏的 “民權”思想。鄭觀應通過對西方國家歷史的總結，強調議院或國會的作用，是給中國君主專制之弊開出的一劑良藥。29 《盛世危言》中雖然還有以中國化的方式來理解西方議院的問題，但他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西方醫院制度與古代 “議郎”之類制度的原則區別，指出了議院為國家富強之根本、是根絕專制之良方，也是禦侮救國的切要之政。他確信如果在中國實行議院制或採取國會的形式，可以同時滿足君民雙方的意願和符合君民雙方的利益，敢於將中國的君主專制和西方的民主製作比較，直接針貶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將國家的富強之本建立在改革政治體制上，是宣傳西方近代議院民主制的重要文獻。在甲午戰前思想界尚僅僅認識到西方的 “船堅炮利” 、引進現代工藝科技的 “西用”之時代，鄭觀應 “議院強國”主張，在 19 世紀末的思想界無疑具有極大的超越性，其思想啟蒙的意義實在不容低估。2. 重商求富：藉商戰以強國富民的強烈吶喊王爾敏在《鄭觀應芝實業救國思想》一文中指出：鄭觀應生平思想最突出、最具特色以至最具時代之代表者，即其提出的 “商戰觀念” 。有關 “商戰”一詞，最早見之同治年間曾國藩所提出，但作深入解析，發明其精義者則應首推鄭觀應。 30 《盛世危言》的 “商務”和 “商戰”兩篇，系統闡發了重商主義的思想和 “商戰觀念”：“中國以農立國，外洋以商立國。”31隨著中西交往的日益擴大， “各國並兼，各圖利己，藉商以強國，藉兵以衛商。其訂盟立約，聘問往來，皆為通商而設。”因此， “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中國目前的實況十 “用出於稅，而稅出於商，苟無商何有稅？ ”32 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 ，遂在 “兵戰”的同時還採取 “商戰” ，使洋貨大舉進入中國：29 參見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第144—145 頁。30 參見王爾敏《近代經世小儒》（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第156—188 頁。《盛世危言 ·商務》，載《危言三種》，第104 頁。《盛世危言 ·商務》，載《危言三種》，第10 5 頁。3132

“洋藥水、藥丸、藥粉、洋煙絲、呂宋煙、夏灣拿煙、俄國美國紙捲煙、鼻煙、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餅餌、洋糖、洋鹽、洋果乾、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綢、洋緞、洋呢、洋羽毛、洋漳絨、洋羽紗、洋被、洋毯、洋氈、洋手巾、洋花邊、洋紐扣、洋針、洋線、洋傘、洋燈、洋紙、洋釘、洋畫、洋筆、洋墨水、洋顏料、洋皮箱篋、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電氣燈、自來水、照相玻璃、大小鏡片、鉛銅鐵錫煤斤、馬口鐵、洋木器、洋鐘錶、日規、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種類殊繁，指不勝屈。此又雜物之凡為我害者也。以上各種類皆暢行各口，銷入內地，人置家備，弄舊翻新，耗我貲財，何可悉數”。13鄭觀應一口氣用了五十多個新名詞解說正在中國各口彌漫的洋貨硝煙，由此強調了 “商戰”已經開始， “習兵戰不如習商戰” ：“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國家不惜巨貲，備加保護商務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為國拓土開疆也。昔英、法屢因商務而失和，英迭為通商而滅人國。初與中國開戰，亦為通商所致。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若習故安常，四民之業，無一足與西人頡頏。或用之未能盡其長，不論有無歷練，能否勝任，總其事者皆須世家、科甲出身，而與人爭勝，戛戛乎其難矣。”34而商戰比兵戰的手法更為隱密，危害更大，所謂 “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我之商務一日不興，則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 。35他主張只有以商立國，以工翼商， “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財廣，駕而上之猶反手耳。夫如是中國行將獨擅亞洲之利權，而徐及於天下。國既富矣，兵奚不強？竊恐既富且強，我縱欲邀彼一戰，而彼族且怡色下氣，講信修睦，絕不敢輕發難端矣。此之謂決勝於商戰。”36 “商戰論”以辨證的關係論述商戰與兵戰之間的關係，強調 “以商立國”就是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的國民經濟。指出商戰並不局限於狹義的商業範圍內與西方列強進行鬥爭，達到使中國富強的目標，國富才能強兵，要求以商業尤其是對外貿易為中心，成為亞洲的強國，與西方列強展開全面的抗爭。《盛世危言 ·商戰》，載《危言三種》，第114 頁。34 十四卷本《盛世危言 ·商戰下》，轉引自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第596 頁。《盛世危言 ·商戰》，載《危言三種》，第113 頁。36 《盛世危言·技藝》，載《危言三種》，第119 頁。3335

王爾敏認為 “中國近代諸般思想概念，重商思想構成一部獨立體系，概念分明，特色顯著，足以反映時代醒覺意義。”其中鄭觀應 “在近代工商思想上具有先驅之開創地位。”37觀念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先導，晚清重商思潮的興起， “商戰論”的提出，在一定意義上奠定了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向，即從重農抑商的傳統農業社會向提倡重商主義的近代工商社會的逐步過渡；一個以工商業的空前發展為基礎，以沿海洋務派工商知識精英、江南士紳文化為主幹的民間社會力量開始漸漸崛起。如湯震在《危言》中提出了 “任官不如任商”38的主張，稱 “財者朝廷之大命，行於商則通，藏於民則富，而壅於官則亂。”39鄭觀應同樣認識到中國官僚體制 “積弊深重” ，把商辦作為救弊之法，實際上是要以市場經濟取代權力經濟。希望通過發展資本主義的工商業，用市場經濟的機制來蕩滌封建官辦經濟的污垢。重商思想的表達又多與富強相連屬，即使商貿之外的政治、外交、軍事、文化問題，多少都與求富圖強之根本問題相聯繫，而求富是根本之根本，似乎是貫穿《盛世危言》的一條脈絡。鄭觀應明確指出了如果沒有富強的經濟作為社會發展的後盾，議院強國的主張也無法得到實施，在他看來經濟發展在長時段內還是具有根本性的物質力量。以決勝於商戰以重商主義的勃興，來推動清末社會的一系列變革，是《盛世危言》發出的強烈喊，這一通過發展工商業達到國富的目標，卻具有時代的先進性。3. 中學西學：“中體西用”與 “中道西器” “中學”是在針對明末使用的 “西學”這一概念而提出的。“西學”是一個歷史的產物，最早是指西域、西土或西方產生並到中國內地或東方流傳的學說。中國人或東亞人所認識的 “西方學問”或 “西方學術” ，或對西方學術的研究，也是當年西方人到中國來傳授西方學問時常用的專門術語。“西學”在漢文文獻中最早是指佛學。目前所知，把含有基督教價值觀、具有西方學問，特別是歐洲學術為中心的西洋學術稱為 “西學” ，首先源自明末清初在華的耶穌會士。耶穌會士在其撰譯的漢文西書中，把有關西洋的學問稱為 “西學” 。這一概念最早的使用者可能是義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JuliusAleni ）。他所編《職方外紀》等三十余種漢文西書，其中有一本題為《西37 王爾敏《近代經世小儒》（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第156—188 頁。38 湯震《危言 ·商局》，載《危言三種》，第319 頁。39 湯震《危言 ‧節流》，載《危言三種》，第326 頁。

學凡》，書1623 年在杭州刊刻，是一本介紹西方的教育學、大學的學校體制和 “建學育才”的方法，有關西洋教育和學術的 “概說” 。40 關於 “西學”內涵和外延的討論在晚清出現過高潮。1874 年鄭觀應的《易言》中就有討論《西學》的專篇，討論了西方的學校制度，如西方的大學院的分科為經學、法學、智學、醫學四門，技藝院分汽學、電報、採礦、陶冶、制練、織造等，另外還有格物院、船政院、武學院、通商院、農政院、丹青院、律樂院、師道院、宣道院、女學院等。41之後他意識到完全以學校制度來解說西學顯然不夠全面，因此他將《易言‧西學》擴寫為《盛世危言》五卷本中的《學校》，又另外撰寫了一篇《西學》。該篇取 “通天地人之謂儒”這一傳統知識分類思想，對西學的內涵有了更為深入的討論，將西學細分成天學、地學和人學三部分：天學以天為綱，包括 “一切演算法、曆法、電學、光學諸藝” ；地學以地輿為綱，包括 “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 ；人學以方言文字為綱，包括 “一切政教、刑法、食貨、製造、商賈、工技諸藝”，實際上是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主要內容。指出西學 “派別條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實無一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化學、電學” ，說明西學技藝有其理論研究作為基礎。42這是筆者所見19 世紀90 年代中國學者關於西學最為深入的分析。 “中學”因 “西學”而提出的，最早出現在何種漢文文獻，學界尚無專門考證。張鶴齡（1867—1908 ）在一篇論文字學理論的專著《文敝篇》中稱： “若論其難易殊科，則中學乃絕難，而西學實較易。” 《漢語大詞典》將之作為清末 “中學”最早的釋例。43據筆者查核，清初王錫闡（1628—1682）在論證西方曆法原本中國曆法的過程中就指出：“《天問》日：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則七政異天之說，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書，西說遂為創論。余審日月之視差，察五星之順逆，見其實然。益知西學原本中學，非臆測也。”44方中通（1634—1698 ）在講述梅文鼎 “殫心苦心，而成中西會通者”時，就已經使用了與 “西學”對應的 “中學”概念：“中學隱而西學彰”。 45 “中學”40 或以為將 “西學”來代表西方文化（明）最早出現於1887 年成立的廣學會，（易惠莉著《鄭觀應評傳》中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第394 頁）顯然不確。參見鄒振環《晚明漢文西學經典：編譯、詮釋、流傳與影響》 “導言”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41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第201—202 頁。《盛世危言 ·西學》，載《危言三種》，第26 頁。《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5 ），第一冊，第618 頁。44 《曉庵遺書 ·曆說五》。45 方中通《中西算學通序》，《陪古》卷一。4243

即 “中國本有之學” 。46清末李鴻章在1872 年奏陳挑選幼童留學美國時稱： “中學、西學，分別教導。將來出洋後，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等書，隨資高下，循序漸進。” 47陳旭麓將此一時期所認識的中學概括為或指為 “倫常名教”，或指為 “四書五經”，或指為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或指為 “中國史事、政書、地圖” ，推而及於中國舊有的文化皆屬之。48 19 世紀80 年代，討論 “西學”風行一時，於是 “中學”也成為學界反復討論的問題，如沈毓桂在《敏事慎言論》一文中指出 “中西之政俗各殊，而中西教澤亦異，揆今之時，度今之勢，專西學而廢中學不可也，專中學而廢西學亦不可也，二者得兼，庶為全才。” 49 雖然，談西學者不少，但究竟如何看待西學，士大夫卻意見不一。《盛世危言 ‧西學》痛斥了學界仍有一批 “自命正人者，動以不談洋務為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 ，實是誤國誤民。中學固有者， “西人特踵而行之，運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詣精深，淵乎莫測。”因此，學習西學是 “以中國本有之學還之於中國。”50 將西學附和於 “上古三代之法度”、 “古聖賢之美意”，無非是想說明 “西人立國自有本末”， “其馴致富強亦具有體用” 。 51以傳統的崇古觀念把西學作為中國古聖之道，從而在 “禮失求諸野”的口號下，把西學的 “本”、 “體”嫁接到中學的 “本”、 “體”之中，同一時期的湯震也指出不僅形下之道的 “一藝一能”應該學，即使 “朝章國計，民生之重”也應該在學習之列。中學與西學的討論多與 “中體西用”的體用之辯和 “中道西器”的道器之辯聯繫在一起。早在 1884 年鄭觀應已經認識到西方民主與科技之間的關係，他在南洋一帶遊歷途中的 “日記”（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九日）寫道：“余平日曆查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備。育才於書院，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練兵、制器械、鐵路、電線等事，此其用。中國遺其體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難臻富強。”52可見當時鄭觀應已經認識到體用不46 《盛世危言 ‧西學》，載《危言三種》，第28 頁。47 李鴻章《幼童出洋一夜事宜折》，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十九，頁九。48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第116 頁。49 贅翁《敏事慎言論》，載《萬國公報》六百三十八卷，光緒七年四月初十日（1881年5 月7 日）。50 《盛世危言 ·西學》，載《危言三種》，第28 頁。《盛世危言》自序，載《危言三種》，第16 頁。52 《南遊日記》原稿影印本，頁六七，參見夏東元《鄭觀應傳》，第12 頁。51

能全然分開，中國學習西方之 “用”，放棄了西方之 “體”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在《盛世危言》的自序中他把這一觀點表述得更為清晰了，他借張樹聲的話指出：“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 ，必將步趨人後，永遠無法迎頭趕上，即使 “鐵艦成行，鐵路四達” ，也是不足恃的。53他認為真心學習西方，就一定要深入瞭解西方， “知其強盛之所以然” ，應該如同傳統的 “通儒”一般： “夫所貴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審時度勢。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駭他人，不務匿己長，亦不敢回護己短；而後能建非常之業，為非常之人。” 54 由此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建立中國的新學——即新文明。但在《西學》中為了讓西學在中國首先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所以他還是把西學作為形而下之 “用”來處理，認為：“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 。55湯震在《危言》一書中對中學與西學的關係有更為精確的表述，認為中學 “善用其議，善發其憤” ，才能 “求形下之器（西學）以衛形上之道（中學）。”56 “中學”和 “西學”的討論，是中國知識（Chinese knowledge）與西方知識（Western knowledge ），其實也是 “本土知識” （Local knowledge又譯 “地方性知識”或 “地區性知識”）與 “外來知識” （ Externalknowledge）關係的討論。作為 “本土知識”的 “中學”主要指中國傳統學術與文化，其特點是以 “六藝”為核心、以 “四部”為框架的學術分類體系。當然， “中學”不僅僅是一種特定時空下的知識分類或知識體系，而更大意義上是一種知識觀念或對知識的認識方式，即所謂形而上之 “道” 。19 世紀中期以來，作為外來者的西方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 “本土知識”同西方的 “外來知識”發生著激烈的碰撞。應對外來知識的衝擊，中國本土知識應該做出怎樣的回應，是中國文化人不斷在思考的問題。 “師夷長技以制夷” 、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57都是不同時期中國文化人圍繞著本土知識如何回應西方知識或外來知識挑戰所提出的命題。53 鄭觀應《盛世危言 ·自序》，載《危言三種》，第16 頁。54 《盛世危言 ·西學》，載《危言三種》，頁265 《盛世危言 ·西學》，載《危言三種》，第29 頁。56 湯震《危言 ·中學》，載《危言三種》，第273—274 頁。57 學界一般認為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中提出的 “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 ” 一語，是 “中體西用。論的最早表述，沈毓桂在 1895 年4 月《萬國公報》第75 期上發表的《匡時策》中最早提出了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命題。之後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對 “中體西用” 論作了全面的闡述。參見龔書鐸《中國近代文化概論》（北京：中華書局，2002 ），第54 頁。

鄭觀應借助 “西學中源”的思路，希望以 “中國本有之學” ，借鑒西學而開後世之新學。上述這些關於中學與西學的看法，雖然存在著很多的內在矛盾，但正是這種無法克服的障礙，蘊含了西學由 “器”入 “道”的邏輯必然性。鄭觀應意識到了西方在實用的知識與技術層面上超越了中學，即使在制度和文化心理層面上，西學也有明顯勝於中學之處，西學甚至已經 “暗合於道” ，這一點他與湯震《危言》不謀而合。58因此中學必須求變求新，倘若相信中國的道統、中國的文化不可變，將求變求新僅僅及於器物層面，中國的改革是不會有出路的。不過，由於《盛世危言》理智上既欲肯定西學的新觀念，又迫於外在輿論不敢直接否定中學的舊價值，使之無法形成一套思想明確的完整理論體系。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寫道：“海禁既開，所謂 ‘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橫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還顧室中，則皆沈黑積穢。於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欲破壁似自拔於此黑暗，不得不先對於舊政治而試奮鬥，於是以其極幼稚之 ‘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 ‘經世之學’者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於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59 可以說，《盛世危言》雖與所謂 “經世之學”的時務知識相結合，在 “傳統中求變”中別樹一派，但亦僅屬於19 世紀末不反傳統的 “反叛者” ，鄭觀應為一種文化上的危機感所驅使，力圖要在傳統中學中找出像西學的觀念，以自己 “幼稚之 ‘西學’知識” ，連帶著無法擺脫的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亂，將 “中學”論證成一種徒具形式的舊學，同時大量吸收外來的知識，從而揭開了20世紀初鼓蕩新學而在文化領域和政治體制上 “從傳統外求變”的序幕。四、 “盛世危言主義”及其影響《盛世危言》堪稱清末具有極大社會和文化影響力的一部震撼朝野的巨著，19 世紀60 至80 年代，隨著太平天國的失敗和早期工業化洋務運動的勃興，朝野在 “同治中興”的呼喚中似乎都有了重建康雍乾盛世的希望，鄭觀應已經敏感地意識到20 世紀清朝政治統治的危機和文化傳統的裂變。鄭58 湯震《危言 ·中學》，載《危言三種》，第273 頁。59 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第59 頁。

觀應的 “危言”是盛世幻想破滅的預告，也是中國跨越舊傳統尋找新出路的時代先聲。 1903 年8 月7 日繼《江蘇》後創辦的《國民日日報》上刊載有《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該文以若干書報為標誌，將晚清近四十年世風的轉變，分為 “《格致彙編》之世風” 、 “《經世文續編》之世風” 、 “《盛世危言》之世風” 、 “《時務報》之世風” 、 “《清議報》之世風” 、 “《新民叢報》之世風” ，認為中國社會處在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誤以傳誤，疑以傳疑，群盲騷亂之秋，有執燭炬以炫耀者，是非鄭官應之《盛世危言》乎！”當時 “朝野士夫，群有怖於西洋之物質，而大動吾人之注意，則以開礦、鐵路、電線為之主。於是喟然曰： ‘自海禁大開，辟千古未有之奇局，自通商以來，益中國無窮之漏遺’ 。寒思衣，饑思食，苟得 ‘盛世危言主義’而實行之，亦庶乎溫飽自足也。”60 在晚清世風盛行過程中，各種思潮、各種觀點都是以 “主義”一詞流行，以 “主義”的名義得以傳播。將詞綴 “- ism”對譯為 “主義”是日本人所為，而且早期的許多 “主義”是經由日本舶來的。61這一個時代的很多 “主義” ，或僅僅是 “主張”或 “主意” ，而《國民日日報》撰文所稱 “盛世危言主義”之 “主義” ，實為審視中國社會演進的一種新的基本著眼點，是此一時期的主導性思想，或可視為一個時期有效影響了世風轉變的另一種話語表述。該文作者最後將 “盛世危言”視為一個時代講究 “時務”的象徵，雖然《盛世危言》後來成為 “徒供江湖派談洋務之資，助八股作家作策論之材料” ，62但知識精英尚能發出自己批判的聲音，批判的聲音自然是刺耳的，卻是中國得以最終轉型的自身免疫機制的一部分。形成 “盛世危言主義”之 “世風”代表者當為《盛世危言》，這是作為清末沿海洋務派工商知識精英的代表、著名實業家鄭觀應以一生心血撰寫的全面而系統地改革社會的大典，是一部宣導自強求富、維新變法的 “變法大綱” ，作為一種 “主義” ，也是對中國社會進程的一種把握。五卷本《盛世危言》刊行於1894 年春，正是甲午戰爭爆發的前夜。一貫以天朝大國自居60 佚名《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載東大陸譯印所編輯《國民日日報彙編》第三集（上海：東大陸圖書譯印局，1904 ），第31—42 頁。61 參見陳力衛《 “主義”概念在中國的流行及其泛化》，載《學月刊》2012 年第9 期，第144—145 頁。62 佚名《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載東大陸譯印所編輯《國民日日報彙編》第三集（上海：東大陸圖書譯印局，1904 ），第31—42 頁。

的大清帝國，在甲午一戰中被 “蕞爾小邦”的日本擊敗，1895 年李鴻章不得不在 “蝦夷”小國的炮口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城下之盟，朝野上下籠罩在失望、痛惜、驚慌的陰影中，舉國上下莫不驚呼 “中國之將亡於旦夕” 。作為此一時代中國變法思想集大成之作的《盛世危言》的出版，如 “執燭炬以炫耀” ，轟動一時，迅速成為救世 “世風”的引領者。1895 年該書就出版了4 種版本，1896年上海書局一家就石印了3次，1897年又出版了3種版本，1898 年竟達7 種版本之多。而全國各省書坊翻刻印售的，竟達十多萬冊之多。夏東元估計，《盛世危言》的版本約有20 多種，共 10 多萬冊，是 “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較多的一種書”。禮部尚書孫家鼐、始任江蘇藩司後調任安徽巡撫的鄧華熙把《盛世危言》兩次推薦給光緒皇帝，推薦該書的還有翁同龢。鄧華熙稱該書 “於中西利弊透闢無遺，皆可施諸實事。”光緒讀後為該書加了朱批，命總理衙門印刷二千部散發給大臣閱看。鄭觀應自己排印五百部，但很快求索一空， “都中各處求者”仍 “絡繹不絕” 。 64 《盛世危言》不僅引起皇帝的重視，社會上層人士對此反映也很大。輪船招商局督辦、中國電報局總辦、時任天津海關道職的盛宣懷對此書也頗為讚賞，他在始讀此書後表示 “萬分欽佩” ，表示要將此書 “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乞再分寄二十部，如能因此一開眼界，公之功亦巨矣” 。 65同年五月十五日收到寄書後又致書鄭觀應稱：“《盛世危言》一書，蒙聖上飭總署刷印二千部，分散臣工閱看，倘能從此啟悟，轉移全域，公之功豈不偉哉！”66張之洞推許該書是當時談時務書籍中的上乘之作：“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統籌全域擇精語詳，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 ，認為該書 “上而以此輔世，可為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鍼之度。”67 可見，在清朝高官群體的眼中，《盛世危言》的作用實在非同一般。 1895 年1月14 日《申報》上有撰文稱讚鄭觀應 “學貫中西，識超今古，無物我之見，泯畛域之分，專心致志於洋務者已數十年，所著有《盛世63 夏東元《鄭觀應傳》，第66 頁。64 夏東元《鄭觀應傳》，第67—68 頁。《盛宣懷致鄭觀應》，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轉引自夏東元《鄭觀應傳》，第68 頁。66 《盛宣懷致鄭觀應》，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轉引自陳旭麓等編《輪船招商局 ·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第620—62167 夏東元《鄭觀應傳》，第68 頁。65。63

危言》一書，早已風行於二十年前，海內之談洋務者所當取則焉。”作者顯然並未仔細研讀過《盛世危言》，但也附和當時的評論一味吹捧。1897 年3月2 日的《新聞日報》稱《盛世危言》 “所載中外各事，中華人近以該書作南針，邇來場中考試常出該書所序時務為題目。” 68康有為不僅讀過《盛世危言》，在上海設立強學總局，還約請鄭觀應一同前往格致書院。1895 年7月康有為載京友《上清帝第四書》，其中正式提出了 “設議院以通下情”，很難說沒有《盛世危言·議院》的影響。69《盛世危言》對孫中山影響很大。他與鄭觀應同為香山縣人，孫比鄭小24 歲，屬於晚輩。1887至 1892 年間，孫在香港西醫書院求學，畢業後在澳門行醫。其時鄭亦在澳門養病，兩人多有往來，相談甚歡，不但在中西醫學方面有共同語言，更主要的還在於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案和富強救國的主張等方面志同道合。《盛世危言》中的《農功》一篇，是鄭觀應與孫中山合作的產物。鄭觀應以愛國為根本，商戰為核心，開議會立憲法為精髓的改良主義思想，對孫中山有著很大的啟迪。1894 年6 月，孫中山欲北上投書當道，一白其救國報國之志，行前撰寫《上李鴻章書》，就借用了《盛世危言》自序中一段話的大意：“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孫中山略為變通，將之改為：“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 70可見孫中山變革中國的思想主張，深受鄭觀應《盛世危言》的影響。孫中山帶著精心寫就的陳情書到天津面呈李鴻章，臨行，鄭觀應致信盛宣懷，請其將孫中山薦於李。信中寫道：“（孫中山）留心西學，有志農桑生殖之要術⋯⋯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也頗切近，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孫中山順利地把上書送達李鴻章之手，但沒有得到李的接見。後來，孫目睹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上書的建議又得不到採納，逐漸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71如果說孫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那麼，鄭觀應則可以說曾經是孫中山的 “思想先行者”。68 轉引自夏東元《鄭觀應傳》，第69 頁。69 參見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475—476 、 483—484 頁。70 孫文《上李傳相書》，載《萬國公報》第六十九、七十冊，光緒二十年九月、十月。原文署名 “廣東香山來稿”。71 參見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430 —432 頁。

1896年30歲的翰林蔡元培讀了《盛世危言》，非常佩服，稱讚該書是“以西制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 72■居湖南韶山沖的少年毛澤東對《盛世危言》也極為著迷，他給愛德加 ·斯諾描述自己常常在深夜把窗戶遮蓋起來，不讓父親看到燈火，以便整夜讀書，其中最愛讀的一本就是《盛世危言》：“這本書我非常喜歡，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義學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書中介紹的新式學堂深深吸引了失學的毛澤東，激起了他強烈的求知欲望。73康有為、光緒帝、孫中山、蔡元培、毛澤東等都從這部政論專輯中獲得教益和啟迪，該書影響深遠，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謂罕見。正因為《盛世危言》的巨大影響，在其之前出版的湯震的《危言》也曾經被稱為《盛世危言外編》或《盛世危言四編》，光緒戊戌年（1898年）有上海六藝書局版。直到20 世紀前十年中，雖然各派政治力量在社會上展開激烈的角逐，但不管的是維新派、立憲派，還是革命派，無論是 “在傳統中求變”還是 “在傳統外求變” ，都未能提出一套實現中國獨立富強的統籌全域的方案，甚至沒有能夠寫出一本較之《盛世危言》更為廣泛地討論中國實際問題、具有啟迪思想的書。因此，可以說從19 世紀末年直至辛亥革命前，《盛世危言》及其 “盛世危言主義”對知識界還在起著重要的啟蒙作用，仍對社會保持著相當的影響，展示了思想在歷史進程中的巨大能量。《盛世危言》所說的 “盛世” ，是充滿了重重內部與外部危機的 “盛世” ，而 “危言”卻是實實在在的，不用危言聳聽的正直之言，來高聲喚醒國人，鄭觀應擔心不能奏效。在危機意識支配下形成的大膽呼喚，《盛世危言》提示了一種觀念已是不言而喻地成了國人思考的基礎，即在弱肉強食、血風腥雨的現實政治下，世界並沒有真正如《萬國公法》描繪的自由平等的世界，74 中國只有國富民強，實現民權政治的改革，建立起新的文明，才能夠與列國一同競立於世界之林。五、餘論如果說康乾盛世尚屬名實相副的話，晚清的所謂 “盛世”已經是積弱積《雜記》手稿，轉引自高平叔編《蔡元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 ），第8 頁。【美】愛德加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 ），第108—110 頁。《盛世危言 ·公法》，載《危言三種》，第60 頁。727374

弊，危機重重。擺脫危機需要革除積弊、追求富強，而革除積弊則要從根本上著眼，追求真正的富強，又需要制度的保障，認識到這些導致積弊的緣由，從而提出從制度層面上轉化危機的路徑。但在中國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裡，士大夫們沒有可供借鑒的外來思想的資源，無法設計出沒有了皇帝的國家制度，即使如明末思想家黃宗羲，猛烈地抨擊了君主專制，但仍然無法設計出一個取代君主制的更好的方法和路徑。幸運的是，鄭觀應所處的已是海通大開的時代，較之其前輩有了大量可資借鑒的西方知識資源，抵禦外侮的愛國主義、仿效近代西方議院民主來推動開明專制的政治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以尋求富強之道，希望以 “中國本有之學”借鑒西學而開後世之新學，即成為《盛世危言》闡明的思想內容和提出的基本方案。而外抗強權、內求民主政治、建立富強之國和實現現代新文明，即所謂 “盛世危言主義” ，亦可以說是19 世紀中期以來，中華民族始終秉持的一種理想信念。《盛世危言》之可貴，在於近代中國面臨國家如何走向富強和制度如何進行變革的十字路口，鄭觀應通過不斷在思考新的價值觀念，為社會改革提出新的方案，為人們提供新的文明理念。豐富的社會閱歷和長期致力於工商實踐的鄭觀應，不僅具有廣闊的視野和強有力的綜合把握能力，而且能從中外歷史實例中抓住某些關鍵或重點，或尖銳、或深刻的提出了震撼人心的改革呼籲。他期望自己的浙西主張，能夠引起統治者的注意，以便清政府找到如何達成一個開明政治、富強法制、有著社會正義和能夠凝聚億萬百姓之心為一心之道，希望尋找一種新制度文明，以給民眾對於國家的認同感。一個社會只要還存在著自我反省、自我警示、自我批判的發出正直之言—— “危言”的能力，就可能會使局部的危機轉化為整個社會免疫機制的一部分。晚清 “自改革”思潮是悲劇性的，但鄭觀應為代表的一批知識精英面對不思改革、失去方向的清朝所謂 “盛世” ，希望以發展戰略眼光來思考中國問題的不斷追求，則永遠值得今人珍視。

鄭觀應宣導與踐行工匠精神吳冉彬1 摘要：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實業家鄭觀應除了以其警世鴻著《盛世危言》傳世，向世人宣示他熾熱的愛國情懷與振興中華的偉大抱負外，還以家訓和著作宣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傳統美德寶庫中的工匠精神，畢生踐行為學求是、辦事求精、勤勉堅韌、舍我奉獻、創業求新的工匠精神，其影響深遠持久。關鍵詞：鄭觀應家訓宣導與踐行工匠精神影響當代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實業家鄭觀應除了以其警世鴻著《盛世危言》傳世，向世人宣示他熾熱的愛國情懷與振興中華的偉大抱負外，還畢生宣導與踐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傳統美德寶庫中的工匠精神，其影響可謂深遠持久。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孕育出眾多推動中華民族綿延不斷發展前進的中華工匠，其中有以神話傳說激勵人民的精神工匠：“叩石墾壤”堅韌移山的愚公和 “斷發揃爪”以身鑄劍的幹將等，有載入史冊的歷史名匠：“一字千金”精准修書的呂不韋、 “以草為師”創新造鋸的魯班和 “遊刃有餘”精巧解牛的庖丁等。眾多的中華歷代工匠鑄就了中華民族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富含了中華民族對技藝的精益求精和做人做事高品質的不懈追求、向道精神、堅韌精神、奉獻精神和創新精神，是為學求是、辦事求精、做人求實、舍我奉獻和創業求新的綜合體現。一、鄭觀應宣導工匠精神（一）鄭觀應在家訓中宣導工匠精神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市檔案局副局長，中山市鄭觀應文化學會會長。在職研究生學歷，新聞出版專業副編審，廣東省地方志專家庫專家。1

鄭觀應作為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作為中國 “全面看世界的第一人” ，2作為中國現代化運動思想的代表和先驅，立定家規，要求子孫治學精業，發奮上進。期望子孫各精一藝，在踏入社會工作初期，以積累經驗為目標，不要計較薪金多少，先於大公司學習，發奮上進，努力鍛煉自立的能力。鄭觀應認為要適應社會的發展，應學習英語和專業技能，才具備謀生的本領；在競爭的世界中，必須務實、刻苦勤勞，願意接受磨練。其家訓有 “立志在青年，老來悔已晚。須觀有用書，學業身之本”。3 “學問之道貴誠、勤、� 、能耐勞、能耐苦、而又要穩步安詳，小心謹慎。”4 “篤志力行，勤學好問，進德修業，事事有恆，庶老來無追悔之歎。”5 “無論男女，除讀書外，必日有手藝進款，勿使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奢侈無度。”6 “蓋今日時勢，非曉通英文、業精一藝，不足以多獲薪水” 。 7 “欲作人間大丈夫，必須立志勿糊塗。專門望習農工礦，先哲辛勞記得無。”8 “蓋凡事先審問之、慎思之，然後篤行之，方無後悔。余生平�恐因循玩愒、坐誤失時，故凡應辦公事必須逐日辦清。”9“現處竟存時代，無論為士、為農、為工、為商，務求各精其業、各執一藝。” 10 “我知二十世紀覓食維艱，故定家規，甚望我子孫各精一藝，凡子孫讀書畢業後及二十一歲後不願入專門學堂讀書者，應令自謀生路，父母不再資助，循西例也。” 11“俗語所謂：‘家有千金不如一藝成名。’凡我子孫生於亂世，勿入政界，尤須各精一藝。”12 “我愧不善理財，積蓄微薄，所望日後子孫勤奮勉為充閭跨灶，無論男女各精一藝，庶幾家業日盛耳。”13 “然擇婿宜先以品學為重，不可徒貪其富貴。現處竟存時代，無論為士、為農、為工、為商，務求各精其業、各執一藝。” 14 《概述》，《鄭觀應志》，第1 頁。《訓子侄之肄業日本者》，《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第459 頁。《訓次兒潤潮書》，《鄭觀應集 ·盛世危言後編四》，第1480 頁。《訓子侄》，《鄭觀應集 ·盛世危言後編一》，第278 頁。《致天津翼之五弟書》，《鄭觀應集 ·盛世危言後編四》，第1451 頁。《香山鄭慎餘堂偫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第553 頁。《寄示長男潤林肄業日本》，《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第456 頁。《訓次兒潤潮書》，《鄭觀應集 ·盛世危言後編四》，第1481 頁。《香山鄭慎餘堂偫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第565 頁。《香山鄭慎餘堂偫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第557 頁。《香山鄭慎餘堂偫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第557 頁。《香山鄭慎餘堂偫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第559 頁。《香山鄭慎餘堂偫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第565 頁。234567891011121314

“所望各子孫孝友立志須學前賢，俗云：好子不食爺田地。不可爭論遺產，不可虛度光陰，不可浪費資財，必須勤儉，言行謙恭，讀書畢業，當此競爭之世，不耐勞苦不能自立，雖有一藝之長，仍須勿論薪水多少、有無，先於大公司處學習，以圖上進，方可自立也。”15“吾在家嘗教人固窮勤儉，勞苦忍辱，謹慎謙恭，長於一藝為謀生之本。” 16 “吾弟亦有此志，擬擇好子侄遣其出洋讀書，各習一藝，畢業返國，得有差事薪水，分期繳還，以期接續，栽培後進。實獲我心，忻慰無既。” 17 這些家訓既直接教育其子孫，也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與廣泛的社會意義。鄭觀應的後人代代傳承其工匠精神，根據鄭觀應之孫鄭吉祥和鄭觀應侄孫鄭耀明的不完全統計，至2017 年11月，鄭觀應直系3 代親屬有高級工程師3 位，其中，鄭觀應之孫鄭吉祥從事石化行業、鄭吉人從事化工行業、孫女鄭玲玲從事航空行業；旁系2 代（鄭觀應之侄）有高級工程師1人，從事無線電通信行業，其餘 1人從事醫學行業；旁系3 代（鄭觀應之侄孫）有高級工程師1人，從事食品安全行業，其餘4 人分別從事建築、經濟、金融、通信行業；旁系4 代有高級職稱3 人（其中高級工程師2 人），分別從事電器、教育行業。（二）在《盛世危言》等著作中論述工匠精神鄭觀應不僅通過立家規、寫家訓教育並要求子孫家人學習實踐工匠精神，還在其傳世著作中宣導國人學習傳承中華傳統工匠精神，並學習近代先進的外國工藝技術，謀求提高國力抵禦列強入侵，進而富國強家的基本之道。 “夫制器尚像，古聖王之所由利用而厚民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勸工之典，並列九經。乃後世概以工匠輕之，以輿隸概之，以片長薄技鄙數之。若輩亦自等庸奴，自安愚拙，無一聰明秀穎之士肯降心而相從者。無惑呼器用朽窳，物業凋敝，一見泰西之工藝，而瞠目結舌、疑若神鬼也。”18 “夫泰西諸國富強之基，根於工藝，而工藝之學不能不賴於讀書，否則終身習之《香山鄭慎餘堂偫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第571 頁。《訓長男潤林並錄寄月岩弟（增強體質）》，《鄭觀應集 ·盛世危言後編四》，第1448 頁。《致天津翼之五弟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四》，第1450 頁。《技藝》，《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冊，第491 頁。15161718

而莫能盡其巧，不先通演算法，即格致諸學亦苦其深遠而難容。”19 “英國倫敦設有工匠學堂，以為工技之成，弟子每不能及師，不免每況愈下，故令學工藝者先讀工程專書，研究機器之理，然後各就所業，日新月異，不獨與師異曲同工，且變化神明，進而益上。”20 “西國之技藝以英國為最精，製造格物價值多於土產各物。”21 “工藝一道為國家致富之基。工藝既興，物產即因之饒裕。”22 鄭觀應還介紹外國工匠畢生專注研究工藝的從業精神：“泰西於製造一事既精而益，日新而又新，謂非有術以驅使之乎？泰西人士往往專心致志，慘澹經營，自少而壯而老，窮畢生之材力、心思以製造一物。”23 鄭觀應認為要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後，必須大力發展技藝教育事業，並通過舉辦博覽會鼓勵與褒獎各行各業的工匠們。“茲欲救中國之貧，莫如大興工藝。其策大略有四：一宜設工藝專科也。一宜開工藝學堂也。一宜派人遊學各國也。一宜設博覽會以勵百工也。”24二、鄭觀應畢生致力踐行工匠精神作為中國近代實業經營家，鄭觀應不忘傳承忠孝仁義、愛國護國、修身齊家、行善積德、勤儉耐苦、立志上進的中華優秀傳統美德，並且在其生活、學習和工作的各個方面自覺踐行工匠精神。鄭觀應於清咸豐八年（1858）到上海學賈，經營洋務和中國實業等商務達60 多年之久，除獨資開設攬載行類的商務機構外，沒有獨自開辦過一個工廠，卻是很多礦廠企業的股東。 “實業救國”的強烈事業心貫穿他的一生，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開辦經營中國近代企業，專注於改革政治制度和推進社會轉型；雖然也是為了謀生，但其始終以救國富國強國為己任，精心經營實業，創新推動發展實業，特別是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貫徹其一生的經濟實踐，我們可以尊稱他為近代中國的實業名匠。《技藝》，《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冊，第491 頁。20 《技藝》，《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冊，第492 頁。《技藝》，《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冊，第493 頁。《技藝》，《鄭觀應集 ·盛世危言》下冊，第499 頁。《技藝》，《鄭觀應集 ·盛世危言》下冊，第498 頁。《技藝》，《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冊，第500 頁。1921222324

（一）踐行為學求是的工匠精神清咸豐八年（1858）， 16 歲的鄭觀應乘船遠涉到開埠雖只有十幾年但已洋行林立的上海後，寄居在新德洋行做買辦的叔父鄭廷江家，因沒錢進英文書館學習英語，只好邊 “供走奔之勞” ，邊跟叔父學習英語。到上海的第二年，鄭觀應被介紹到營業額較高的一流大洋行——英商上海寶順洋行做事，鄭觀應跟隨寶順的洋人坐帆船赴天津考察商務， “在津度歲，大雪漫天，身亦只衣布棉袍，素位而行耐苦自勵。”25鄭觀應的 “耐苦自勵”精神得到英商信任和重用，在咸豐十年返滬後即在寶順掌管絲樓、兼掌管輪船攬載等事宜，從此開始了他的買辦生涯。職業穩定後，鄭觀應在工作之餘到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讀夜班課，專攻英文兩年。鄭觀應後來慨歎說：“可知當日貧讀之難！” 26鄭觀應在學習英文時就 “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 ，27 其切身體會認為學習英文不但可以謀生，更重要的是可作為改革社會的工具，可以瞭解西方各國的社會情況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二）踐行辦事求精的工匠精神鄭觀應於清光緒四年至五年（1878—1879），襄助彭汝琮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向彭提出的方針是：“事屬創始，關係中外交涉。同事不必求多，發端不妨小試；尤要在股份本銀，明見實數。身在局中，斷不可稍涉虛假；步步踏實，方足以廣招徠。”28在實際工作中，鄭觀應認真按招股、購機、買地、建廠等步驟循序辦理，踏實辦事。光緒六年（1880）鄭觀應再進織布局後，誠實辦事辦企業，以 “求聲譽素著之人以聯眾志” 、 “明示籌集之款以堅眾信”和 “專用西法以齊眾力”29；並對購置機器設備和好品質棉花、尋找銷售市場、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消耗等都考慮周全，使織布局得以順利開辦，並增強了織布局同外國資本的競爭能力。《香山鄭慎餘堂偫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第553 頁。《香山鄭慎餘堂偫鶴老人囑書》，《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外八種）》下冊，第553 頁。《稟商部條陳六弊請通飭各總商會舉調堂員互相砥礪事》，《鄭觀應集 ·盛世危言後編二》，第729 頁。《稟辭北洋通商大臣李傳相箚委會辦上海機器織布局事宜》，《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二》，第639 頁。《上海機器織布局同人會銜稟覆北洋通商大臣李傳相》，《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二》，第645 頁。2526272829

自清光緒八年（1882）正式接受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委箚，出任輪船招商局幫辦一職起，鄭觀應的社會角色主要就是洋務企業的經營管理者。除了經營輪船公司，還襄辦上海至漢口電線事宜、總辦開平煤礦局粵局、兼任漢陽鐵廠總辦、總董江西萍鄉及安徽宣城煤礦、總辦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等。他所參與經營的民族企業主要有交通運輸、礦業、冶煉及通訊等，都是當時的重要產業。在一系列的經營管理工作中，鄭觀應除了使這些企業經營有序、取得應有的經濟效益外，更重要的是，他不屈不撓地為中國的民族企業爭取生存空間、積累 “商戰”經驗，為民族企業探索發展模式，制定精細可行的規程和機制，並為民族企業培養大量的人才。他在洋務企業經營中對於事業精益求精的執著，體現他對 “救時”理想的不懈追求。他認為，實業和商務開展得好，國力就能強盛，一切時弊將得到徹底解決，社會因此才能健康發展。在中國現代民族企業的發展進程中，鄭觀應踐行辦事求精的工匠精神，表現出高人一籌的經營才能，並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三）踐行勤勉堅韌的工匠精神鄭觀應一生刻苦耐勞，為實現理想堅韌不拔。自清咸豐九年（1859）因工作刻苦耐勞得到寶順洋行洋人賞識，開始從事洋務工作起，勤學苦練英文和洋務，同治元年（1862），鄭觀應在從事繁重的寶順洋行洋務工作的同時，開設獨自經商的江西、福建攬載行；並於同年開始 “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 ，從政治、實業兩個方面探索以 “商戰”抵禦列強侵略的救國之道。他在出色辦理洋行洋務，以優良的業績與洋人周旋並迅速獲得洋人信用的同時，堅持學習探索 “富強救國”之道。於同治三年（1864）醞釀寫作《救時揭要》，於同治九年（1870）開始寫作《易言》。同治十二年（1873）3 月刊行首部著作——共24 篇的《救時揭要》。同治十三年（1874）2 月被聘為太古輪船公司總理兼管帳房、棧房等事，合同期3 年，權力相當於總買辦；期滿後因其服務出色續簽5 年合同。光緒元年年初（1875），鄭觀應時年33 歲，完成《易言》（三十六篇本）初稿。光緒四年（1878），李鴻章表彰其 “實心好善，公正篤誠” ，箚委襄助彭汝琮籌辦機器織布局。同年編成刊印《富貴源頭》和《劍俠傳》兩書。光緒六年（1880）夏天，初步體現鄭觀應維新改革思想體系的《易言》（三十六篇本）由中華印務總局刊行；同年擬定《電報局招商章程》和《詳定大略章程二十條》，致函盛宣懷論 “商戰”和培養人才的緊迫性。光緒七年（1881）5

月中旬總辦織布局局務，著力招股、用人、立章程工作。5 月20 日受李鴻章委任為上海電報分局總辦。9 月答應盛宣懷等邀請，同意於 1882 年在與太古洋行合同期滿時離職太古而入職招商局。11月，向李鴻章提出自力更生營辦津滬電線的意見和招商承辦津滬電報建議；年底被箚委會辦粵滬電線業務和被各股商公舉為中國電報局總董。光緒八年（1882）， 3 月30 日就職招商局幫辦，兼營佈局稍後被箚委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光緒九年（1883）3月，偕同唐廷樞與洋行怡和、太古輪船公司再次簽訂為期6 年的齊價合同，招商局每股百兩股票價格由40 兩很快回漲至 160 兩；同時擬訂招商局救弊章程16 條，成為整頓招商局的條規。12 月，因整頓招商局頗見成效，被派接替徐潤任輪船招商局總辦，隨即到南洋一帶瞭解航運情況。光緒十年（1884）3 月10 日，辭去招商局和織布局職務，從上海乘輪船到達廣州，正式參加抗法鬥爭。6 月11 日接受彭玉麟委派，於是日起程前往南洋瞭解敵情，並聯絡抗清志士策應。次日到達香港後，即乘法國船赴西貢考察；此行著有《南遊日記》。8 月12 日返抵廣州。10 月向李鴻章上報《防法條陳》 10 條。光緒十二年（1886）起的5 年間基本住在澳門，過隱居生活，集中精力擴寫《易言》，輯著成《盛世危言》《中外衛生要旨》等著作。光緒十七年（1891）4 月18 日奉李鴻章箚委為開平煤礦局粵局總辦。光緒十八年（1892）11月4 日辭開平煤礦局粵局總辦，於 12 月6 日到達上海，第二次進入輪船招商局任幫辦，22 日即向盛宣懷提出開源節流《整頓招商局十條》之法，並吸收盛宣懷意見增訂為十四條整頓意見上報李鴻章。光緒十九年（1893）2 月，致招商局督辦盛宣懷書，稟報 “三公司和局”已成。3 月30 日乘 “江裕”號輪船溯江西上，稽查長江招商局各分局利弊；此行著有《長江日記》。9 月9 日起程回滬，經汕頭、廈門、福州，複北上天津，於次月返至上海，此行著有《海行日記》（此日記散佚）。11月，經李鴻章與盛宣懷挽留，應允再任招商局幫辦一年。光緒二十年（1894）三月所著的《盛世危言》五卷本刻印出書，收錄孫中山撰寫的《農功》一文。7 月30 日提出在中日戰爭期間將招商局輪船換掛洋旗，照常營運並保護國家資產建議，並與德國公司——禪臣洋行談判，後20 艘招商局輪船明賣暗托於德、英等國洋行，成功換旗營運，至6—7 月間收回招商局。9 月上旬致書盛宣懷陳述抗日的10 條意見。光緒二十一年（1895）1月撰寫《條陳中日戰事》，提出戰、守、備三策，反對乞和。6 月7 日《盛世危言》一書由光緒皇帝飭令總署印刷

2000 部分送臣工閱看。1895 年編寫《美國種植棉花法》，提出開辦 “萬國商場” 。1896 年3 月6—17 日乘船赴梧州勘察商務，著有《赴梧日記》。5月24 日任改歸商辦的漢陽鐵廠總辦，盛宣懷任督辦；當即提出符合商辦原則的《整頓漢陽鐵廠四十八款》。 11月致書盛宣懷，建議速辦銀行。1897年2 月以漢陽鐵廠總辦身份兼任粵漢鐵路總董。4 月奉盛宣懷箚委為鐵路公司總董和電報局總董。6 月由輪船招商局幫辦改任 “會同辦理” ，執行會辦職權。1898年6 月刊行《羅浮偫鶴山人詩草》一卷本，9 月刊行《羅浮偫鶴山房談玄詩草》。 1900 年6 月21 日清廷向八國聯軍宣戰後，向盛宣懷建議，戰爭期間，輪船招商局必須如中法、中日戰爭時一樣將輪船換為外國旗幟，以便照常行駛。1902 年接盛宣懷委任吉林三姓礦務公司總董。1903 年1月奉盛宣懷委任創設上海醫局總董。5 月奉署兩廣總督德壽箚委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事務。1903 年6 月奉王之春委派代理左江道篆，改左江、蔚南2 間書院為中小學堂，並捐助經費和書刊。7 月奉署兩廣總督岑春煊箚委兼辦粵漢鐵路工程局事宜，並接盛宣懷正式箚委為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 1904 年春夏間廣州商務總會組成，被舉為總商會協理。1905 年5 月上海工商界召開商務總會會議，議決發起反對美國迫害華工、抵制美貨運動，全國各地回應。廣東正當美合興公司違約滋事之際，響應尤為熱烈，成立拒約會，鄭觀應任拒約會臨時主席，既反對合興公司粵路之約，也反對 1903 年簽訂的《中美續議通商行船條約》等侵佔中國權利的條約。9 月奉商部箚委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同年致函唐紹儀，論海關權必須自主。 1906 年4 月24 日廣東各善堂、總商會、七十二行商集會，公舉鄭觀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鄭幾經推辭未獲准，乃同意不領薪水盡義務 1年，聲明股款招足、董事舉定後離職，後3 次辭職而未獲兩廣總督岑春煊批准。5 月25 日股東馮秉垣指責粵路公司不遵章程，不許股東干預，把矛頭指向鄭觀應，此後不斷有反鄭風潮。1907 年8 月將粵路公司總辦關防、文卷移交新任者，辭卻公司贈送的車馬費6000 元。1907 年9 月開始在澳門編輯整理《盛世危言後編》，次年11月編成初稿。宣統元年（1909）7 月《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兩卷本付印。8 月15 日輪船招商局在上海舉行第一次股東大會，與盛宣懷等9人當選為董事。是年建議奉天巡撫唐紹儀在吉林等邊區開墾荒地，移民實邊。 1910 年4 月受盛宣懷委託隨同其辦理商約及漢冶萍廠礦、通商銀行、電報、輪船、紅十字會等事，每月領取由漢冶萍公司支付的薪酬銀 100 兩。

7 月上書攝政王載澧，請速行立憲；夏秋間上書即將卸任的郵傳部尚書徐世昌，提出振興商務、經商者必須注重道德等；9 月致書郵傳部尚書唐紹儀，建議創辦中國郵船公司往來美洲、澳洲世界各地，爭取挽回中國利權。11月26 日被委任為廈門招商局總辦。1911年2 月奉盛宣懷箚委為輪船招商局會辦總稽查，辭卻查辦商約、漢冶萍、招商局紅十字會等差使。9 月4 日經盛宣懷同意開始出巡長江各埠招商分局。此行寫有《西行日記》。民國元年（1912）2 月27 日，與莊得之、張仲炤組織招商局維持會，以恢復整頓局務；3 月31 日，輪船招商局開股東常會，選伍廷芳、溫宗堯等9 人為董事，鄭觀應被粵、廈股東舉為董事，但鄭以年老多病為由，將股票權數交出，公舉陳可揚。8 月16 日盛宣懷致書鄭，要他聯合粵股會合各省股東， “為鬩牆禦侮之計” ，以反對袁世凱政府將輪船招商局收歸國有的企圖。 1913 年6月22 日，輪船招商局在上海張園召開股東常會，與盛宣懷、楊士琦等9 人當選為董事。1914 年4 月6 日由輪船招商局董事會決議舉薦，任各招商分局稽查。 1915 年1月5 日被選為上海廣肇公所首席董事。7 月22 日應吳秉鈞之聘為務商中學名譽董事。1916 年1月10 日輪船招商局董事會決議不接受鄭觀應辭職，要求他駐粵 “就近稽查” ，望其在粵 “安心調養，俟病痊早日回局” ；任其為監察港粵兩局董事。1918 年春鄭觀應連續致廣東有關人士和單位書函，關心粵漢鐵路的籌建和維持。9 月11 日招商局公學開學，受聘為住校董事至去世。1919 年6 月1 日在輪船招商局上海北市總商會舉行的股東常會上繼續當選為董事，兼任營業科長。1920 年提倡籌集鉅款積極發展植樹造林事業。1921年5 月28 日在輪船招商局上海總商會股東大會上當選留任董事。6 月14 日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局公學宿舍病逝。縱觀鄭觀應一生，從他 17 歲（即清咸豐九年（1859））開始從事其洋務職業生涯起，至 1921年辭世的60 多年中，正是實踐和弘揚了生命不止、奮鬥不息的工匠精神。在處理太古洋行大量的總辦洋務（1882 年前）和眾多中國洋務企業工作的同時，他每天辛勤寫作、筆耕不輟，既有向李鴻章、盛宣懷和左宗棠等朝廷命官上書陳述各類興辦與管理經營實業、與洋人爭利、改良政治與改革社會的各項建議和主張，還擬寫招商、開辦與經營各類中國洋務企業的章程和管理細則等大小內外公文；而且經常組織募捐賑災活動，著書立說宣傳介紹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理念，成為中國近代 “民主”、 “科學”的最早提倡者。其思想啟迪喚醒了當時中國各個階層的先進分子，為之後的戊戌變法和五四運動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尤其令人感動的是，他每次承船外出巡察洋務企業商務或奉命偵察侵我國土外敵軍情時，堅忍年長體弱多病和每次短則十幾天、長則達4 個多月的海上舟居勞頓、暈船嘔吐不能進食的困苦，每天堅持及時記錄、寫實時情況彙報，並堅持寫日記。於光緒十年（1884）6 月赴西貢考察，沿途著有《南遊日記》；於光緒十九年（1893）3 月乘 “江裕”號輪船溯長江西上稽查長江招商局各分局利弊，沿途著有《長江日記》；於 1893 年9 月9 日一10 月由粵起程回滬，途經多地，沿途著有《海行日記》（惜此部日記散佚）；於 1896年3 月6—17 日乘船赴梧州勘察商務，沿途著有《赴梧日記》；於 1911年9 月4 日，70 歲的鄭觀應經盛宣懷同意出巡長江各埠招商分局，沿途寫有《西行日記》。其著作頗豐，自清同治十二年（1873）3 月刊行首部著作《救時揭要》起（時年31歲），畢生共著有36 篇本《易言》（時年33歲）、編成刊印《富貴源頭》和《劍俠傳》兩書（時年36歲）、著成警世名著- - 《盛世危言》《中外衛生要旨》等著作（時年48歲）、著成刊行一卷本《羅浮偫鶴山人詩草》與《羅浮偫鶴山房談玄詩草》（時年56 歲）、編成《盛世危言後編》與付印兩卷本《羅浮偫鶴山人詩草》（時年67 歲）。另有其寫給李鴻章、盛宣懷、左宗棠和張之洞等眾多各級朝廷命官與友人及家人的書信檔案數不勝數。鄭觀應終生都在踐行勤勉堅韌的工匠精神。（四）踐行舍我奉獻的工匠精神鄭觀應自清宣統元年春（1909）到上海組織輪船招商局商辦事宜，特別是在這年8 月15 日被選舉為招商局董事後，為招商局註冊、整頓等做了很多工作。但他沒有固定的薪水，只有漢冶萍公司每月送100 兩。據鄭觀應說他在宣統元年和宣統二年不到兩年中，自己為辦公務開支約七千金。他告訴盛宣懷說：“自二月奉命組織商辦以來，不覺九閱月。東奔西走，運動報館相助，逢人演說。酬應之費，電報之費，送禮之費，馬車之費，小春同住之費，計共不少，皆得舍弟借款應支。”30 ，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註冊等公務賠了自己的銀錢，卻遭到忌妒者的攻擊和威脅，他 “迭接自稱股東來信”，指責某某廣東籍會辦撤差是鄭觀應主使；又說 “招商局30 餘年相安無事，竟為糾眾創辦董事會，迭起風潮擾亂大局，當以炸彈除之” 。鄭觀應向盛30 《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宣統元年九月二十七日》，《鄭觀應志》，第416 頁。

宣懷表示，他 “事上不以炎涼改轍，交友不以貧富變心，辦事不以私而害公” ，雖 “清貧如故”而無怨，雖忌者威脅而不懼。31董事唐國泰、譚國忠頗為鄭觀應鳴不平，他們對盛宣懷說，鄭觀應對輪船招商局、電報局和交通、銀行等洋務企業的創辦和經營均有貢獻，應該在這些企業中安排一個職務以保證他的固定薪水收入；一些無功者尚能安排， “何有功之人反致向隅？” 。盛宣懷在唐、譚來信的封套上親筆批道：“陶齋為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一俟董事會有權辦事，即當代為設法，請勿過急，轉生猜忌。余容初五面談。”32從盛宣懷這個批語看出，鄭觀應的遭忌相當嚴重。宣統三年1月6 日，盛宣懷被清廷任命為郵傳部尚書。不久，盛宣懷委任鄭觀應為商局職司監察的會辦一職，鄭觀應得以再次沿江西上稽查長江各埠招商分局。隨後，鄭觀應一直把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為辦理和經營並振興中國實業及時出謀劃策兼出力，並與入侵的列強抗爭，以求盡可能地保護本國和中國洋務企業的利益，可謂忍辱負重，時時作出舍小我顧大局的無私奉獻，踐行了舍我奉獻的工匠精神。（五）踐行創業求新的工匠精神自從蒸汽機發明以來，西方的機械工業發展更加神速，自動化水準劇增，鄭觀應密切關注這一發展形式，認為中國應該改變把機器當玩物的陋習，注重機器的生產功能，提高國民生產能力，使國家早日富強。在《論機器》 33一文中，他系統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泰西所制鐵艦、輪船、槍炮、機器，一切皆格物致知，匠心獨運，盡泄世上不傳之秘，而操軍中必勝之權。今行於中國者，輪船、槍炮之外，如鐘錶、音盒、玩好等物皆有損無益者，而華人愛之購之，如電線、火車、耕織、開礦諸機器，皆有益無損者，而華人惡之詆之。”這使 “漏卮莫塞，識者傷之” 。他駁斥工業化會使民眾失業、社會動亂的說法：“不知創行新法，非盡除其舊業，亦漸有以遷之焉耳。”而一旦新法的生產能力為國人所認識，其產能給社會帶來財富，也將帶動舊法的產品需求，兩者將相得益彰，並不一定互相排斥。 “況開礦則取地中所產，以供人所需，而洋布、羽呢本系外洋運來，仿之可興民《三入輪船招商局》，《鄭觀應志》，第70 頁。《三入輪船招商局》，《鄭觀應志》，第71 頁。《論機器》，《鄭觀應集 ·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冊，第90 頁。313233

利，此二者皆致富之要道也。”使用機器於開礦、紡織，必將為民眾帶來廉價的相關商品，滿足社會的物質需求，這絕對是一件好事， “何嘗有礙於各藝哉” ！對於機器在紡織業中生產潛力和所產生的效益，他比同時代的國人更加認同。他指出：“英人在滬採辦棉花、羊毛，越五萬里重洋運回本國；迨織成布匹、羽呢，又歷五萬里，售於中華，其價猶減於土布者，謂非省工之明驗乎？”所以，他極力主張紡織業界應儘快 “招商集款，購辦機器，自行織造” ，以此與洋人爭利。他還認為應該鼓勵民間發展民用機器製造工業，這樣，一旦國家有軍事需要，這些民用機器製造工廠將能立刻轉而生產軍需產品，也就是和平時期藉以解決民生問題，戰亂時期成為重要的國防力量，一舉兩得。這一戰略思路基本就是日後世界各國發展重工業的主要原則。難能可貴的是，鄭觀應在當時居然已經看到農業機械化的美好前景。他說：“中國之最重者，農事也。其中沃壤數倍泰西，而地氣和煦，敏於生物，惟僅用人畜之力，未能因地利之宜。若用西國機器，以之耕種，可使土膏深透，地力騰達，物類易於發生，收成亦當倍蓰。”他可能覺得自己的理論過於超前，因此建議：“若猶未深信，何不先購一小機器，以沃壤數畝試而行之。如果異常，然後購其大者，推行盡利，是地不加廣，而農已倍收矣。”因此，農用機械的研究開發與製造就亟須儘快開展。可惜鄭觀應的這一實驗主張沒有被落實，不然，中國的農業機械化運動早就付諸實施，饑荒問題也就早已解決了。作為生產工具的機器生產，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創造發明，鄭觀應不僅看到這一點，還向西方學來了專利思想，主張對這些創造發明加以保護。他說：“泰西定例：凡能別出新裁，制一奇器，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則必賞以職銜，照會各邦，載於和約，限以年數，准其獨造，期滿之後，別人乃得仿效。故創始者既獲美名，又收厚利。無怪其苦心孤詣，鬥巧爭奇。中國能踵而行之，未始非振作人材之道也。”鄭觀應在機器製造方面所提出的專利保護設想，在當時的中國很具創意，踐行了創業求新的工匠精神。總之，機器製造的提倡和落實是一項重要國策， “惟在執政者審其利弊，握其樞機，開誠佈公，因勢利導，洵救時之要務，保國之良模矣”。只有機器生產得到政府的支持，中國的機器製造業才能健康發展，國家也才能最終強大起來。清光緒九年（1883）冬，力主效法英、德、美、法、俄五國培養水陸軍人才之法，稟呈奕欣、李鴻章、彭玉麟、張樹聲，提議用西方儲才之法，沿

海運中之地設一所水師大學堂、在各省皆設一所陸軍學堂，並另設技藝院，供應學堂所需的船械等配件。同年還倡議創設工藝書院；上書李鴻章建議加快培養電報人才，以期自造電報器材，做到價廉物美，並減輕電價。他還針對中國的國情提出改革的整體步驟：首先是改良政治、尊重道德、速立憲法、講求學校，在民主政治確立、道德規範得到重視和成功培養適應現代化人才之後，就可以考慮第二步驟- -振興工商。一旦工商業振興，國家勢必富足與有經濟實力，國勢也必強大起來，這時，外來的侵略者自然不戰自退，中國將徹底擺脫被瓜分的危機。1903年6 月，他奉王之春委派代理左江道篆，即在任內改左江、蔚南2 間書院為教授新學的中小學堂，並捐助經費和書刊。鄭觀應關於中國改革的思想之所以優於他的同代人，主要是因為他能夠全面看世界，把握世界文明的發展趨勢，理解現代化潮流的積極作用，而不是一味強調華夷之別，抱殘守缺，體現了開放的胸襟和主動融入時代潮流的自信，他的改革思想強調的是社會總體的現代化轉型。鄭觀應為實現其救國富國強國抱負而付諸的建言與行動均鮮明地展現出其勇往直前的創業創新的工匠精神。三、鄭觀應宣導與踐行工匠精神的當代價值（一）體現新時代的創業與敬業社會風尚鄭觀應畢生宣導與踐行的工匠精神正是當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宣導的幹事創業必需的人文精神。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6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在2017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更進一步強調 “要大力弘揚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 。 “工匠精神”迅速流行為社會熱詞。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 “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弘揚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風尚和精益求精的敬業風氣。”在日漸浮躁的拜金社會裡，重振工匠精神，宣傳和踐行執著專注、精益求精、一絲不苟、追求卓越的職業素養實在很必要。國家經濟轉型、產業升級需要弘揚工匠精神。我國經濟發展正處於轉型期，各行各業和企業積極轉型升級，發展產業化、信息化、智慧化生產，需要大批高素質、高技能的技能人才。國家制定《中國製造2025》發展綱要，提出要加快推進製造業創新發展、提質增效，實現中國從製造大國向製造強

國轉變。要實現產業不斷升級，就需要培養出大批像胡雙錢 “航空 ‘手藝人’”式的高水準工匠，又稱大國工匠。工匠精神不僅需要在技術行業中宣導，也應在全社會被廣泛宣傳。工匠精神是在實踐工作中的修行，是做人做事應有的態度，應成為每位從業者的自覺；是自我期許，也是承諾他人；是職業操守，也是傳承中華優秀文化。真正的工匠能練就沉靜的心態和專注的精神，專注於處理好所從事工作的細節，因為細節能決定成敗，並執著於追求產品成果的高品質和高效率。中國近代實業名匠鄭觀應在祖國陷於列強入侵、民族面臨存亡危機的國難時，仍在艱難困苦中秉承堅韌求進的工匠精神，刻苦學習英語與洋務知識，嘔心瀝血興辦中國洋務企業、著書立說宣傳改革振興中華的圖強之道，為中國民族工業在抵禦列強侵吞中謀求發展作出傑出的貢獻。我們是新時代的中華兒女，在盛世中更有條件和能力學習和發揚工匠精神，立振興中華的雄心匠心，形成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中國力量。（二）體現新時代企業和個人發展的需要鄭觀應宣導和踐行的工匠精神為企業和個人發展提供實在的精神動力和文化自覺取向。企業要生存發展、創新競爭需要工匠精神。隨企業間的競爭日益加劇，企業生存與發展、創新與發展不能取決於人財物的簡單疊加，更重要聚集人才，聚集精益求精、精雕細琢的高技能工匠人才。企業通過宣傳貫徹工匠精神，培育技藝精湛的科研、生產和管理型工匠，實現生產製造能力的提升，直接降低生產成本，增加企業效益和競爭力；又可以通過這批工匠自身的改革創新，以創新驅動企業創造更好更大的效益，實現企業的轉型升級，使我國具備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的能力，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鄭觀應在其家訓中宣導 “人應掌一技”並求技藝精湛的工匠精神，宣導家人和官員或讀書人、種田者、做工者、從商者均應注重精通其所從事的行業和掌握一門技藝，在晚清和民國時期成為中山縣石岐、三鄉和民眾長者教導子孫的口頭禪。個人的成長進步和事業發展需要有工匠精神支撐。工匠精神是一種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工匠必須具有獲得世人和社會公認的技藝本領，永遠不認為自己製造的產品是最好的，而且執著追求製作更好的產品。

每個人幹工作不僅是為了生存，更應是一種事業的追求。要將工作變成事業追求，將 “要我做”變為 “我要做” ，關注細節，勤奮鑽研，尋求突破創新，高標準、嚴要求、精益求精做好每項工作，持之以恆，人人均有可能成長為 “匠人”。新時代的中華兒女都應具有工匠精神和敬業精神，努力追求工作的更高品質、更快效率。其中如教師應發揚的工匠精神，對教書工作精益求精，對立德樹人精雕細琢；要求能夠守信為人師表的承諾與底線，專心專意並樂此不彼地不問收穫地做好教書育人的工作和事業。每個人的工作最終其實是對自己的未來負責，是對自己的職業生涯負責。我們要學習鄭觀應自覺踐行工匠精神，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風尚和精益求精的敬業風氣，爭當 “大國工匠” ，為又好又快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獻智出力。參考文獻1. 中山市人民政府. 鄭觀應志 [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2. 梁金玉. 鄭觀應家訓研究[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3. 鄭觀應集[M]. 夏東元編. 北京：中華書局：2013.12 （2014.7重印）.4. 產業與科技論壇[M]2017年第16卷第20期 “工匠精神”的培育與弘揚，吳京濤5. 超星 ·期刊， 2017年5月，淺論企業 “淺論企業工匠精神”，朱華松

“學戰”以立中華於四海——且談鄭觀應教育改革思想盧一志1 摘要：鄭觀應對全民教育的認識和提倡，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來說可以說是驚天一雷，社會各界自然對此提法褒貶不一，但確實為後面中國社會進一步的解放作鋪墊，也讓輿論辯論激發人們對於這些傳統陳見的再思考。而這一切討論、褒貶、甚至是來自保守派的抨擊，都恰恰證明鄭觀應教育觀的先進性以及在當時歷史語境下的重要價值。關鍵詞：鄭觀應 “學戰” 新式學府普及全民教育鄭觀應，生於一八四二年，卒於一九二二年。其原名為觀應，字正翔，又有號陶齋，別號杞憂生。他生於廣東香山（今中山），也正因廣東為中外交鋒的首戰場，廣東子民首先體會到列強的先進。為保中華，強國富民，廣東的思想家在動盪年代提出了很多振聾發聵而備受時局詬病的改良學說。鄭觀應便是其中一人。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相對完整的維新改良思想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被稱作 “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本文將從鄭觀應先生 “學戰”思想的發生背景和 “學戰”具體內涵兩個方面進行簡單的介紹。為何 “學戰” 學，本在於認識未知事物，習得未熟之技能。學習本是一個自我提升的過程，為什麼會變成一場戰鬥？環境使然也。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在讀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及方言學。夏東元. 鄭觀應傳[M]. 第3 頁，華東人民出版社. 1981， 8.122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不幸成為資本主義列強掠奪資源，擴展不平等貿易，增加殖民政治籌碼的一個獵物。戰爭的接連慘敗，令人痛心疾首的大量割地和賠款，一紙紙不平等條約，無一不使中華兒女心如刀割，無一不讓自居天朝上國統治者的封建老朽瞠目結舌。價值腐朽封建政府的錯誤發展決策，使中國積貧積弱，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下兵敗如山倒，成為砧上魚肉。戰鬥和生存是中華民族在這個歷史時期的關鍵字，也是全體中華兒女奮起拼搏的根本目的。但是，在生死存亡之際，有骨氣的民族不可能低下頭顱任人宰割，困獸尤鬥，何況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驕傲的民族？！少數有識之士開始從迷夢中清醒過來，以較為現實客觀的目光重新正視世界。林則徐、魏源以及早期維新運動的代表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提出學習西方器物技術。而其中技術的引進學習其實已經包含了 “學”和工藝教育的內容。但這只是圍繞器物改良主題的一個小倡議，未涉及對教育目的及教育系統的根本性改良。這是中華兒女為了在與入侵泰西列強的戰鬥中制勝所作出的第一次嘗試。改革有成效，卻未至於能使中華強大得足以媲美泰西列強。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開始有人思考到中華之貧弱在於人民整體之貧弱。為脫貧致富，發展商業成了不二門經。鄭觀應提出 “習兵戰不如商戰”的思想並成為國人新的口號。這是中華民族戰鬥的延續。此時，鄭觀應認識到，一切商業運轉的核心不僅僅是金錢和物資的流動，決定商戰是否得勝的核心在於人。哪怕存在第一桶金，若沒有客觀的市場認識就很難有正確的投資決策， “押不對寶”自然就賺不了錢；沒有縝密的投資運營策略，就很難有效地通過已有資本來獲取更多地資源，結果只能在虧損中走向破產。而決策、運營策略都來源於一個精明的決策頭腦，也就是精幹的商人。商人勝，則商戰勝；商戰勝，即中華勝。由此可見，人的素質才是制勝關鍵。那提高人的素質的方法是什麼？教育是也。意識到這一點的鄭觀應深知人才的培養是被國人忽略掉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培養人才的觀點， “有

人才而後可與人爭勝”，3“裕無形之戰”。4從而，鄭觀應從 “兵戰不如商戰”的思想中進一步延伸出 “商戰不如學戰”的思想。無論是器物學習，還是商貿發展，還是人才培養，當時提出的所有的改良倡議都是在中國岌岌可危的時代社會背景下提出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亡國滅種這一迫在眉睫的危機下，所有的先進嘗試，最直接的目的都是贏得和西方列強的戰鬥，而不是單純的 “為提高而提高” 。因此，戰鬥，成為鄭觀應教育改革思想的一大主題。一切均圍繞戰鬥，一切都是和外國列強的戰鬥。那麼學習，自然便是了。何為 “學戰” “學戰”之學是新學。所謂新學，是相對於當時的科舉之學而言的，是與傳統八股之學截然相反的實用 “西學”。鄭觀應意識到當時科舉之學，經傳空洞無物八股之文的嚴重問題。因此他毫不避諱地直擊傳統教育：“讀書六、七年徒以多記為功，不辨菽麥；故名為讀聖人書，學聖人道，實則蠢愚迂謬不可響，笥空虛毫無心得，豈非可笑耶？豈非可悲耶？”5 結合自己對自己身邊的學子學習狀態的觀察，荒廢青春光陰學習 “無用之學” ，在接收教育以後，身心俱受傷害，與現實生活中期待的人才截然相反，唏噓不已：“余見同鄉幼童，非但不知地理、算學、應對禮，其作一文寫一信亦不能。竟有讀書十餘年或數十年並不識權衡鬥量數目，惟專攻八股而已。且見書久者，其背如駝，蓋緣終日伏案讀書寫字，未教以舒筋活絡養生之法，亦無禮、樂、射、禦、書、算六藝之學故也。” 6 這種荒廢光陰的虛學不僅耽誤莘莘學子的寶貴光陰，還讓真正有價值的中學被世界誤解：“自學者騖虛而避實，遂以浮華無實之八股與小楷試帖之專工，汨沒性靈，虛費時日，率天下而入無用之地，而中學日見其荒，西學遂莫窺其蘊矣。” 7 鄭觀應撰，夏東元編[M].鄭觀應集（上冊）[M]. 第26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9. 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下[M]. 第24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 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下[M]. 第7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下[M].第6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2.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下[M].第7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2.34567

因此，鄭觀應認為強國應該專注務實之學，更新教學內容。學什麼？他認為，中國應學習的西學內容為商政、兵法、器具製造以及 “農、漁、牧、礦諸務” 。在他看來，學習西學不是完全喜歡，棄中華文化如敝履，而是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而保留優秀的中華文化作為文化之根。西學的學習與中學的傳承是 “末”與 “本”的關係。 “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謂大本末而後可。以西學言之，如格致製造等學其本也（各國最重格致之學，英國格致會頗多，獲益甚大，講求格致新法者約十萬人），語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則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知其緩急，審其變通，操縱剛柔，洞達政體。”9 鄭觀應對中西文化的辯證態度值得學習，特別是在當時西方對中華的巨大差距並沒有讓中國這些知識份子絕望，忘記中華文化的優秀成分，走 “全盤西化”的極端道路。這種在環境壓力下冷靜認識文化差異，客觀對待當時 “優勢”和 “劣勢”文化，並提出互相輔助，互有裨益的發展策略的能力和態度，應該成為我們的學習發展的標杆。那麼具體何為？鄭觀應提出了進一步具體操作的建議——廣建新式學府，把教育從少數享用的稀缺資源，變為大眾都可觸及的社會基礎資源。他在《盛世危言》中指出：“學校者，早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10 “一切學問無不為之設立學堂。”11毋庸置疑，學校建設作為教育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不可輕視的。該建議的提出，離不開鄭觀應對歐美各國教育國情的理解—— “查歐美兩洲，英、俄、法、德、美大國，小學堂各有數萬所，中學堂逾千所，大學堂數雖少，而規模廣大⋯⋯”12 自然，其中有不少地方言過其實，如德國小學堂數萬所這是明顯不可能的。但是對歐美發達國家教育普及的認識是正確的。從而他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對教育的需求更龐大，更迫切：“按中國二十三行省，地土之大，人民之多，當此之時，需才之急，較泰西各國尤重。” 13這個認識到今日中國教育普及仍有重要知道價值。另外，他還強調普及全民教育的重要性。吳前進. “國之盛衰系乎人才” ——鄭觀應人才思想略談[J]. 嶺南學刊.1993 年第5 期. 85-87. 鄭觀應盛世危言 ·商戰下[M]. 第76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10 鄭觀應盛世危言 ·商戰下 [M]. 第71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11 夏東元. 鄭觀應傳[M]. 第253 頁，華東人民出版社. 1981， 8.12 鄭觀應盛世危言 ·商戰下 [M]. 第63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2.13 鄭觀應盛世危言 ·商戰下 [M]. 第63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2.89

具體來說，他主要推行強制性義務教育和全民教育等。這些都與鄭觀應對歐美教育建設的認識離不開。他瞭解到德國教育制度的強制性—— “所有幼童都必須參與當地小學，接收免費義務教育。有不上學者，問責父母”的學校規制，大略相同，而德國尤為明備。 “學之大、小各有次第，鄉塾散置民間，為貧家子弟而設，由地方官集資經理。無論貴賤男女，自六歲後皆須入學，不入學者罪其父母。” 14[4]66強制教育看起來十分霸道，卻對普及社會的基礎教育，提高國民素質，從而推動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既然是 “全民” ，不僅是男子，女子這一弱勢群體自然也應該被考慮到。鄭觀應由此提出應摒棄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錯誤認識，以及 “女子獨不就學，婦功亦無專師”15[4]79社會問題。他提倡，中國應向西方諸國學習，把女性納入教育範疇—— “人生八歲，無分男女，皆須入塾訓以讀書、識字、算數等事。” 16[4]79鄭觀應向朝廷與當地官府上書，並親自奔波於各地，為解放女性纏足，普及女性教育的事業作宣傳。結語在動盪不安的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面臨泰西列強的侵略和中華民族的巨大存亡危機，鄭觀應作為開眼全面看世界，理智學泰西的一份子，提出了 “學戰”的系統的教育改良方案。以教學強民，以強民救國。他還進一步提倡廣建學府，普及全民教育，讓女子接收教育。不管鄭觀應對全民教育的認識和提倡，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來說可以說是驚天一雷，社會各界自然對此提法褒貶不一，但確實為後面中國社會進一步的解放作鋪墊，也讓輿論辯論激發人們對於這些傳統陳見的再思考。而這一切討論、褒貶、甚至是來自保守派的抨擊，都恰恰證明鄭觀應教育觀的先進性以及在當時歷史語境下的重要價值。他的提倡不是歷史的概念。儘管中國國情已發生很大的變化，列強的直接暴力侵略已經成為過去，但教育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卻還有共通之處，14 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下[M]. 第66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215 鄭觀應盛世危言 ·商戰下[M]. 第79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16 鄭觀應盛世危言 ·商戰下[M]. 第79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

特別在中國邊緣的地區尤是。鄭觀應的很多認識、改良方案至今仍有其應用價值和社會問題解決力。因此，鄭觀應的教育觀在今日之中國仍有其價值，值得被嚴肅地學習、認真地體悟。參考文獻1. 夏東元.鄭觀應傳 [M].華東人民出版社. 1981， 82. 鄭觀應撰，夏東元編 [M].鄭觀應集（上冊） [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9.3. 鄭觀應撰，夏東元編 [M].鄭觀應集（下冊） [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4.4. 鄭觀應盛世危言·商戰下[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2.5. 鄭觀應撰謝俊美編 [M].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6. 吳前進. “國之盛衰系乎人才”——鄭觀應人才思想略談[J].嶺南學刊.1993 年第5期.85-87.7. 覃亢節.論鄭觀應對19世紀德國的認知 [J].前沿.2015年12月. 197-2038. 張守權 . 近代中國對 “自強”之路的探索與新式女子教育的興起[J]. 中華女子學院學報. 2009年4月. 110-114.

鄭觀應教育思想與近代中山教育羅紅希1 摘要：鄭觀應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教育救國思想佔有重要地位。他主張以教育為立國之本，倡辦女子教育與兒童教育；注重實業教育和實踐教育，主張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注重培養和提升學生的全面素質；積極宣導近代學制，樹立近代辦學理念；鄭觀應教育思想對近代澳門教育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鄭觀應的教育思想促進了中山教育的近代化，引領了近代中山教育的發展方向，影響著近代中山的命運走向和社會轉型。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決定了鄭觀應教育思想的局限性，通過鄭觀應教育思想的視覺來審視近代中山教育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中山教育走向近代化的軌跡。關鍵詞：鄭觀應教育思想近代中山教育近代化鄭觀應（1842—1922 ），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他不是職業教育家，而是作為洋務實業活動家和維新改革思想家聞名於世。但他中西貫通，在教育方面的許多理論和主張，對近代中山教育的起步和形成發揮過重要作用。中山歷史文化變遷經歷了 “香山建縣距今已有850 多年，孕育了眾多名揚中外的傑出人物，為中國歷史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香山名人和香山文化對廣東乃至全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本文的研究對象 “中山教育”所指的地域範圍就涵蓋了中山、珠海、澳門三地的近代教育。基於此，本文試圖通過對鄭觀應教育思想的研究，探索其對近代中山教育發展的重大作用和價值。中山火炬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博士；中山市青年社科骨幹，上海大學歷史系在讀博士後，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對外關係史。王遠明、顏澤賢：《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與解讀》，《香山文化的內涵與本質》，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6 年，554—567 頁。12

一、在鄭觀應教育思想的引領之下，近代中山文化教育領域碩果累累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曾指明 “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是近代中國的富強救國之道。這一思想，最早被香山人付諸實踐。 “今泰西各國⋯ 而德國尤為明備。學之大小各有次第，鄉塾散置民間，為貧家子弟而設，由地方官集資經理，無論貴賤男女，自六歲後皆須入學，不入學者罪其父母。先入小學堂⋯⋯小學成後選入中學堂，所學名類甚多，名曰普通學，如國教、格致、算學、地理、史事、繪圖、體操、兵對操，本國行文法，外國言語文字行文法皆須全習。惟外國文字只兼習一國。無論大小學堂，兼有講國教一門。皆有學兵隊之操場。”可見，鄭觀應對西方各國的學校教育十分推崇。正是在鄭觀應這種主張設立學堂的思想的指引之下，近代中山的辦學成績突出非常突出。根據統計，早在 1919 年，香山縣辦學就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以勸學所為例，共計設立的公立、私立學校如表一和表二。表一香山縣勸學所民國八年第一期報告表類別前期總數已立案之數現在總數中學校全縣教育機關調查表公 1私共 11111師範學校公1私共 11111女子師範學校公1私共11111高等小學校公 15私 23共 38152338152338

國民學校公 13私 82共 95136477138395全縣教育機關調查表甲乙種實業學校公 3私共 33333半日夜學校公日6夜 3私日夜 6共 153369615表格來源：《廣東教育公報》，1919 年，第6 期現象，說明香山縣在辦學方向和種類方面多元化。鄭觀應主張加強師範教育。他指出， “中國師道日衰，教術日壞，無博學通儒克勝教習之任，無師範學校以養教習之才。故為師者類皆迂儒老生，終身從事於章句之學，帖闊之藝。”3並認為，日本之所以致強，固然由於刷新政治與水陸軍的強大，但 “其母則在學校，學校之母又在師範” 。4因此，鄭觀應提議 “各省宜急設師範學堂、專門學堂，廣育師資以備充各學堂教授。”5教師必須德、才兼備，因此 “範方則方，範圓則圓，不善不可以陶冶”。表二香山縣勸學所民國八年第一期報告表類別前期總數已立案之數現在總數蒙養園公 1私共 1公 2私共 222 鄭觀應：《盛世危言》（上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8 頁。夏東元：《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夏東元：《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123

圖書館公 2私共 21122閱報書社全縣教育機關調查表公 10私 77共 8711107787通俗講演所公1私1共2118712平民觀感所公1私共11111公共運動場公1私1共211112公共運動場男 195 間女 25 間表格來源：《廣東教育公報》，1919 年，第6 期從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到1919 年為止，除正規學校外，蒙養園、圖書館、閱報書社、通俗講演所、平民觀感所、公共運動場、私塾等教育機構也蓬勃發展，教育培養由單純的學校正規培養向社會培養多元化發展，而且這些機構已經立案註冊的只是極少數，說明大多數都是民間自辦，說明社會對教育程度的需求量逐漸增大，原有正規學校滿足不了社會教育的需求，這些教育機構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正規學校教育的重要補充。近代香山教育所取得的成績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較早倡辦女子教育與兒童教育鄭觀應強烈反對婦女裹足，在《論裹足》中認為與其裹足，不如 “悉使

之學藝讀書，持家涉世”’， 6鄭觀應強烈譴責溺女和裹足違背了天理和古訓，這樣做會遭到報應。可見，鄭觀應相當重視女子教育。他認為，子女教育與女子教育密切相關，指出 “蓋謂人生自孩提以至勝衣，大都瞻衣慈母，趾步不離” ，7還指出女子教育對丈夫、家庭的好處， “婦女自少失教，丈夫無內助所累之明證也” 。8並指出女子教育與國家的重大關係， “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女學次盛者，其國次盛⋯⋯女學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國之所存者幸矣” 。9這些女子教育早期思想對早期香山教育具有重大的影響。香山縣早在1921年就有興辦女子學校的計劃， “為呈請事現准香山縣第七區各校代表吳瓞昌提議各縣宜速設女子職業學校案，當經提出大會討論於原案條文各有修改，並經多數表決成立理合備文連同原案呈請” 。 10 並認為設立女子學校的好處有 “（一）養成女子自立之人格；（二）救濟家庭經濟負擔之偏畸；（三）推廣實業；（四）減少不道德之行為；（五）養成勤儉之風俗” 。 1 1可見，香山縣從此時起已經具備辦女子學校的資格。根據《世光學報》記載，香山縣曾經辦有廣東省 “香山縣女子師範學校” ，1917年《教育公報》還專門登載了第一班畢業生名單。創辦了 “私立世光女子高小學校” ，12香山縣辦學成效果相當顯著，曾經獲得得到省級教育機關的肯定， “其中有學校辦理成效頗著而尚未立案者，應敕造具立案” 。13可見，香山的女子教育與女學的盛行與早期鄭觀應教育思想密切相關。香山縣重視男女平等教育，如該縣屯邨序一高等小學校長劉漢貞向教育司提議男女同校，稱 “該鄉未設女校，附城女校相距又遠，高等小學程度，女生無校可入，姑准變通辦理男女同校，分班教授” 。14香山議員黃壁魂等夏東元：《鄭觀應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03 頁。 [ 清] 鄭觀應：《盛世危言》，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2001 年，第59 頁。夏東元：《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202 頁。夏東元：《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264 頁。《呈省長文》，《廣東省教育會雜誌》， 1921 年，第3 期。《各縣宜速設女子職業學校》，《廣東省教育會雜誌》， 1921 年，第3 期。陳永安：《香山縣公署訓令》，《世光學報》， 1923 年，第4 期。《廣東省長指令第六八六八號令香山縣知事呈繳縣屬學務報告報表請察核由》，《廣東教育公報》， 1919 年，第6 期。《本司指令香山縣知事據該縣屯邨序一高等小學校長劉漢貞呈請變通照準男女同校分班教授迅予立案給印》，《廣東教育公報》， 1913 年，第9 期67891011121314

最早提倡辦理平民女校， “因鑒於該邑女學尚未普及，而縣屬之女子師範學校歲亦中途軟頗巨。因提議將該餘款，攤辦平民女校一所，俾一般貧弱女子，得有求學之機。可以藉此得生活技能不致於窮愁無告” 。15孫中山的教育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香山女學的發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香山縣前山坤德女學校於 1915 年4 月設立，為解決學生上學困難的問題，專門捐資規劃了汽車接送學生的路線，並配備了專車接送。接送線路圖見下圖1 ，學生上學攝影見圖2 。從以下圖片可見，香山縣對女子教育的重視程度確實不同一般。圖1 香山縣屬前山坤德女學校迎送學生汽車線路圖圖片來源：《教育雜誌》 1917 年第5 期《香山議員倡辦平民女校》，《南海教育會報》，1922 年，第1 期15

圖2 香山縣前山坤德女學校學生上學圖片來源：《教育雜誌》，1917 年第5 期另外，香山縣重視推廣幼稚園教育，香山第七區國民高小學校代表鄭家桂提出了設立的具體辦法， “（一）凡女師範學校須依照法令附設保姆講習所及幼稚園；（二）擇城鄉之適宜地點開設幼稚園；（三）經費由地方公款支攤或由熱心家捐助；（四）凡無女師範學校之縣應由縣知事選送女生到保姆講習新講習以養成師資” 。16後來該提議得到廣東省政府的認可並逐漸付諸實施。其中香山縣宣講員何延年任職多年，成績顯著， “該員熱心教育，孜孜不倦，良堪嘉許” 。17可見，兒童教育也得到香山教育界的重視。（二）注重實業教育和實踐教育，主張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鄭觀應在更加詳細的介紹過西方的學校教育之後，提出了在中國建立近代學制的設想，他說 “中國自州縣省會京師，各有學館、書院，莫若仍其制而擴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為變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設於各州《香山第七區國民高小學校代表鄭家桂提議推廣幼稚園案》，《廣東省教育會雜誌》，1921 年，第2 期。《任職多年著有成績請核獎由》，《廣東教育公報》，1919 年，第4 期。1617

縣者為小學，設於各府省會者為中學，設於京師者為大學” 。 18大、中、小學均採取班級授課制的形式，規定學習的年限各為三年，以考試的結果作為升學的標準。鄭觀應從愛國圖強的願望出發，高度重視人才的培養工作。他反復強調說：“國家之盛衰，在乎人材；人材之盛衰，在乎學校” ， “我國而欲與列強競爭於二十世紀之舞臺，而不極思講求教育，不可也” 。 19他強調從學校培養人才，主張仿照西方學制，廣泛設立具有近代性質的大、中、小各種學堂，講求格致聲光電等實用科學。鄭觀應提議廣泛設立各種專業學校。香山縣第七區各校代表吳瓞昌還提出了設立廣東博物院的建議，並指出設立的目的是 “以為實科學生之參考，並以引起國民對於博物之興味” 。20 吳瓞昌在1921年還提出 “高等小學教授理科宜注重實驗” ，培養目標是 “啟發學生智慧，以為異日應用”。作為商戰的宣導者，鄭觀應極力希望振興工商，因而培養工商技術人才就成為當務之急， “國家欲振興工商，必先通格致、精製造；欲本國通格致、精製造之人，必先設立機器、技藝、格致書院以育人才” 。22香山縣注重商業學校的創辦，培育商業人才。如香山縣第七區鳳凰山甲種商業學校，並由鳳凰山書院撥款開辦，以鳳凰山醫院為校舍興建一所實業學校。香山縣還籌辦了農業高級中學， “香山縣屬，民多業農，該縣當道，極謀該縣農業之改良，故特籌辦農業高級中學一所⋯⋯該農校成立後，農事試驗場、苗圃等，當次第舉辦” ，23可見在全國大辦實業的大背景下，香山也開始了走實業救國的道路。1919 年廣東省長對香山縣的教育進行了充分的肯定，認為香山縣勸學所辦學成績不錯， “該所長到任以來，維持學費，籌建校舍，推廣學務，注意通俗教育，整理私塾諸端，均能悉心規劃，有條不紊，良堪嘉許”。18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料》（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第27 頁。19 夏東元：《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828 頁。20 汪金：《廣東省長公署公函》，《廣東省教育會雜誌》， 1921 年，第1 期。21 汪金：《呈省長文》，《廣東省教育會雜誌》， 1921 年，第3 期。22 夏東元：《鄭觀應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626 頁。《香山縣籌辦農業高級中學》，《農事月刊》， 1924 年，第12 期。《廣東省長指令第六九九六號令香山縣知事據該縣勸學所呈繳本年第一期報告表暨學務經過情形進行計劃請核令遵由》，《廣東教育公報》， 1919 年，第6 期。23242124

著名香山教育家鍾榮光（1866—194 ） 1894 年中舉人，後入興中會，1908年任嶺南學堂教務長，1927 年任嶺南大學校長，被譽為 “嶺大之父”鐘榮光曾經就教育問題專門向朝廷上書，他提出 “我國高等學校以上，現二十年內，不得不求師於歐美” ， 25並就剪辮、宗教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體現了香山人以天下人為己任的 “天下為公”的愛國主義情懷， “拼此生於宗教與教育兩途，以期報效國家於萬一，名祿均不敢望，偶因事來京師數日，即日且束裝南下矣” 。 26可以看出，鍾榮光這種敢於直言的精神體現香山人的剛正不阿與勇於擔當的精神。從另一個層面說，鍾榮光這種家國情懷與鄭觀應的救亡圖存愛國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保守正統與開放創新並存、趨利務實與熱情浪漫同在、剛勇好強與文質彬彬兼備、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合一”。（三）注重培養和提升學生的全面素質鄭觀應對教育與科技、生產的關係的認識超過了同時代的思想家。鄭觀應認為，教育應與科技、生產相結合，科學技術應用於生產，必須依賴教育。通過教育，把科學技術傳授給直接生產者，生產者掌握了科學技術，才能在生產勞動中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他指出 “工藝之學，不能不賴於讀書。”28讀書學藝，就得 “延聘名師，廣開藝院（學校）” ；而且 “非專設藝院，則人材無由出，格致無由精，而技藝優劣之間，亦無由真知而灼見。”29教育不僅傳播文化科技，也促進了文化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他根據教育傳授科技、科技發展生產、生產又為 “富強之基”的公式推導，從而得出結論說：“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原本首在學校” 。他把教育事業的發展看作國家富強的原始要終和重要標誌，他說 “泰西之強，強於學，非強於人也” 。科技、生產離不開人才，鄭觀應從教育、科技、生產三者關係的認識出發，把對教育的重視，引申為對人才培養的重視。鄭觀應認為，中國當時急缺實用型的人才，依靠八股取士的科學，學用脫節，對現實《香山縣舉人嶺南學堂漢文總教習鐘榮光上監國書》，《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1909 年，第367 期。《香山縣舉人嶺南學堂漢文總教習鐘榮光上監國書》，《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1909 年，第367 期。27 胡波：《香山文化的現代詮釋》，《學術研究》， 2006 年6 月。28 鄭觀應：《盛世危言》（下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926 頁。29 鄭觀應：《盛世危言》（下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928 頁。252627

問題無補絲毫；濫行封賞的保舉制度也腐敗不堪；後來賣官鬻爵的捐納制度更為市井之徒、紈絝子弟鑽營捐途大開方便之門。凡此數途，均無法培養 “實學”人才。因此，他大聲疾呼：“方今天下，人才為急”，必須趕快培養能 “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的 “實學者”。香山縣辦學非常注重學生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鄭觀應注重學生素質的全面發展，指出 “教育人才，文武並重”，30 “院中課習製造機器、織布造線，縫紉攻玉以及考察藥性與化學等類，教分五等。中國生齒日繁，生計日絀，所以工藝學堂亦今世之亟務也” 。如廣東香山縣第四區西椏國民學校高等小學校十分注意學生的身心健康，經常組織學生整理內務，並進行校內外大掃除和植樹勞動，如圖3 和圖4 。 1921年香山縣第二區普翊學校經常組織 “童子軍旅行” ，拓展學生視野，積極組織學生參加課外實踐活動。如圖5 。圖3 廣東香山縣第四區西椏國民學校高等小學校大掃除圖片來源：《中華教育界》，1918年，第4 期30 鄭觀應：《盛世危言》（上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106 頁。31 鄭觀應：《盛世危言》（上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107 頁。

圖4 廣東香山縣第四區西椏國民學校高等小學校植樹節圖片來源：《中華教育界》，1918 年，第4 期圖5 中華民國九年香山縣第二區普翊學校童子軍旅行圖片來源：《教育雜誌》，1921年第2 期

（四）積極宣導近代學制，樹立近代辦學理念鄭觀應推崇西方近代學制，分別以《德國學校規制》、《英、法、俄、美、日六國學校規制》、《英、德、法、俄、美、日六國學校數目》為附錄，更為詳細介紹了西方的大、中、小三級學校系統，描述了西方各類學校的學習年限，入學條件，班級度、如何銜接、學校數目、經費來源等問題；另一方面在古聖賢的翼護下，回答了如何設立自己學制的問題。換言之，他的理想就是西方的近代學制。珠海大學是一所根據鄭觀應辦學理念創辦的一所近代學制的大學，1948年由教育部批准創辦。 “該校經費共計一百三十四億，收支尚能相抵，圖書一萬四千余冊，理化及心理類儀器五百餘套，已具備辦學條件。文學院設文史學、外國語文學、教育學三系；理學院設數理學、生物學、地理學三系；法商學院設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會計銀行學五系。”32珠海大學注重提高學生素質，改進中英文教學。珠海大學 “為提高學生素質，對各科教學均極注重，尤以中英文兩科為一切學科之基礎，必須特別設法，務使各生達到大學課程標準之要求。”33教育部督學常常來視察，注重擴建校舍。 “新校舍運動場原已具規模，本學期為擴充體育設備，現於短期內增開籃球場兩個，羽毛球場兩個” 。34注重聘請外校教授， “本學期法學院新聘任教授翟�先生講授政治學，周信銘先生講授社會心理學，衛惠林先生講授人類學”35等。並對學生施行獎優罰劣， “規定每學系每學期學行成績最優者，給予榮譽獎學金六百萬元”36的獎勵，期末考核考試比較嚴格， “每科缺席達全學期授課時數五分之一者扣考” 。37注重大學生的社團工作，政治學會、會計銀行學會、教育學會、社會學會相繼成立，“黃校長等親臨指導”。珠海大學注重對學生的人生觀培養，樹立近代大學理念。如在開學之際，楊錦雅教授在《珠海大學校刊》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 “大學的使命與大學生應有的努力” ，38對大學的辦學目標和辦學方向做出了重要的指導。《珠海大學核准開辦》，《教育通訊（漢口）》， 1948 年，第10 期。《提高學生素質，改進中英文教學》，《珠海大學校刊》， 1949 年，第5 期。34 《擴充本校體育場》，《珠海大學校刊》， 1949 年，第5 期《本學期新聘教授》，《珠海大學校刊》， 1949 年，第5 期。36 《頒發榮譽獎學金》，《珠海大學校刊》， 1948 年，創刊號。《教務處通告——教字第248 號》，《珠海大學校刊》， 1949 年，第5 期。38 楊錦雅：《大學的使命與大學生應有的努力》，《珠海大學校刊》， 1948 年，創刊號。32333537

1948 年著名教授黃希聲在《珠海學報》上發表了 “教育方法及其效驗”的學術論文，指出了中國教育的落後，他在文章中著重批評了以下幾種教育觀：“把教育看作積木的把戲” ； “把學校看做識字和記憶的訓練” ； “有幾分像荒涼的漠地” ； “抗戰以後效果更壞” 。他提出了兩個原則：“人類每個都是自主的有機體” ； “學習不獨有可能，而且因學習而發揮無限的創造的力量” 。他提出的四項要旨為 “（一）學校應以學生為主體，教育應以兒童為本位；（二）學校的活動，須要建立在集體的和現代的活動基礎上；（三）青年人的長成與進益，要跟隨他們自己發育滋榮的技能與公律；（四）創造才是真正的教育價值” 。最後，得出八條結論， “（一）學校教育的組織，要根據學童的需要與時代及社會的情況；（二）學校行政，要著眼在受教育者一代，教育者不要過分的固執，不要自視過高；（三）口講的教學，在中小學，斷斷不能收穫真正的效果，要根本祛除，及改用近代的新方法；（四）學本於行，學校必須有足用之儀器圖書及工作場所，以實現行的可能。師生必須加意在行方面下真功夫；（五）他律的管理，冷落無情的生活，不能造成優美的人格；（六）前人的經驗，固然是可貴，然而未必就是足用；（七）團體的生活，原是知識之媒，及道德之基，學校教育，要儘量發展團體活動；（八）要激勵學生應用個人的智慧與努力，使事物比前更好”。39二、鄭觀應教育思想對近代澳門教育的影響鄭觀應長期居留澳門，研習西洋文化，從事理論創作，完成了名著《盛世危言》，批判抵制西學的頑固思想，主張既要學輪船大炮、汽機工藝等西學之用，主張 “中體西用”的教學理念。鄭觀應的教育理念對澳門教育的影響不可低估。 “澳門充滿歷史的魅力，是中國近代化的試驗田” 。40 澳門是中山人放眼看世界的視窗，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視窗，近代中山教育正是從這裡接受西方先進的教學理念、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澳門粵華中學校 1925 年原來在廣州市詩書街樂安坊開辦，1926 年遷往惠福西路仙隣巷，1929 年再次遷往澳門。 “依照新學制六三三制，計初中共有兩級三班，附屬小學共有五級39 黃希聲：《教育方法及其效驗》，《珠海學報》， 1948 年，第1 期。40 尹緒忠：《論香山文化對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啟蒙作用》，《學術研究》， 2007 年，第5 期。

八班，男女學生共有三百四十人，辦理頗有成績” 。41上級領導機關常常到澳門視察辦學情況，如 “青年會全指會長行歷經香港、廣州、澳門、汕頭等九校區，備受各當地熱烈歡迎” 。 42 “因為香港是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地方，廣州是軍閥剝削下的地方，所以一般人——尤其青年浪子——均不願受帝國主義及軍閥酷威的壓迫，而走到相距咫尺的自由之邦——澳門去” ， 43因為澳門不但有進出口的自由、飲食的自由、賭博的自由、娛樂甚至嫖妓的自由， “澳門除賭博最便利外，惟一的好處就是嫖的方便，在那邊宿娼，等級甚多，普通的總是由五角至二十餘元不等，還有最下等，是專供非洲黑人用的” 。44廣州大學澳門附中 “在澳辦理時逾八載，成績優良，深為當地人士所推許，故本學期招考新生，報名報考者異常踴躍，計錄取新生及插班生兩次共三百四十人”。45 抗戰爆發以後，廣州培正中學因受戰爭的影響，曾經遷往鶴山縣城繼續辦學， “學生雖見減少，而校務則能繼續進行，成績亦有客觀，惟茲為便利學生，擴充學務起見，特在澳門增設分校，並以租得盧家花園為校址，招收新舊男女學生。現查報告者已逾三百之眾，定二月下旬開學” 。46可見廣州培正中學辦學成績優良，並在不斷擴建校址，招收新生，這在抗戰艱難的環境中，實屬不易。廣州培正中學實施教育部創新的教學理念，鑒於抗戰的特殊時期，加強了對學生的安全管理工作。 “經學校當局周密考慮，積極改進學生管理，採用嚴密之方法，學生團體生活亦加以輔導進行，使其生活不至枯燥⋯⋯所有學生之日常起居生活、上課、與寢、運動、用膳，均有一定時間，並規定每月之第三星期日為例假之期，平時絕對不進出校舍之外，施行紀律化之生活” 。47廣州協和女中抗戰爆發後學生反而激增， “本校自去年一月由公益遷址澳門後，隨校就讀學生，僅有中學部二百餘人而已。本學期開始，凡去年因時局影響借讀他校諸同學，均紛紛返校請求複學，各地學子報名投考者亦極擁擠，故原有各級均告滿額⋯⋯” 48可見，儘管受抗戰時《呈教育廳呈報接受粵華中學改辦澳門分校請備案文》，《私立嶺南學校報》， 1932 年，第2 期。《於總監督蒞臨粵視察教育》，《磐石雜誌》， 1936 年，第3 期。43 李次民：《澳門印象記》，《社會與教育》， 1933 年，第13 、 14 期，第201 頁。44 李次民：《澳門印象記》，《社會與教育》， 1933 年，第13 、 14 期，第202 頁。《澳校近況》，《廣州大學校刊》， 1943 年，第13 期。46 《廣州培正中學校聞》，《教育季刊（上海） 1925》， 1938 年，第1 期。《廣州培正中學校聞》，《教育季刊（上海） 1925》， 1938 年，第4 期。48 《廣州協和女中校聞》，《教育季刊（上海） 1925》， 1939 年，第2 期。41424547

局的影響較大但是該校招生人數還是供不應求。該校辦學實施“導師制”、“注重時事研究” 、 “舉行聯合禮拜” ，針對抗戰特殊時期，該校發起了 “一先運動” 。對於抗戰期間流離失所的中國同胞們發起了捐助運動， “每人每日捐助一仙，月終匯總送難民所，以資救濟，並廣征舊衣，寄送各區難民”。49體現了澳門廣大同胞與中華兒女血濃於水的深厚情懷，也說明了愛國主義、人道主義教育理念是該校的辦學的原本宗旨，這些宗旨與原則與鄭觀應教育思想有不小的聯繫。此外，澳門教育界同胞，嚴正聲明祖國教育主權的統一，堅決反對祖國教育主權的分裂行為。 “吾國人民在澳門設立之學校，多自稱為 ‘華僑’學校，並有依照華僑學校立案規程，呈由廣東省教育廳核轉到部請求立案者，殊實非是。因令一律改稱某某私立學校，並由該廳管轄指導。已於本月十八日以一二○○號訓令飭遵” 。50 可見，澳門同胞與國家教育部在此一同捍衛了祖國教育主權的統一。澳門政府特別注重招收實際操作與技能型人才的培養，1948 年澳門鏡湖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在招生章程規定其宗旨為 “以推進護士教育，造就護病人才，服務社會” ，並規定了報考資格與修業期限，授考資格為 “凡年齡在十六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曾在初級中學畢業，體格健全，品行端正之未婚女子均得報名投考” 。51該校的修業期限為， “試讀三個月，本科三年又實習期半年，在錄取後須先試讀三月，期滿經甄別試驗合格，方得升入本科，本科修業完畢，須在鏡湖醫院實習六個月，是為修業期滿” 。52可見，培育過程相當嚴格，也比較科學。澳門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澳門地方雖然不大，但學校數目比任何一處，並未見少，近年更因著環境的需要，數目日增，學校的性質也有分別，男、女、中、小、職業都有，若是以澳門過去的人口計，單這幾間學校，已可能滿足一般市民的需求” ，53“澳門公教教育事業之擴展，學校隨之增加，各級學校各有特點，以備社會人士之選擇” 《廣州協和女中校聞》，《教育季刊（上海） 1925》， 1939 年，第2 期。50 《訓令廣東省教育廳轉飭我國人民在澳門所設學校一律不得冠以“華僑”字樣》，《教育部工作報告》，19 3 0 年 1 1 月。《澳門鏡湖高級護士職業學校招生章程》，《鏡湖醫藥報告》， 1948 年，第1 期。《澳門鏡湖高級護士職業學校招生章程》，《鏡湖醫藥報告》， 1948 年，第1 期。53 一熊：《談澳門公教教育事業》，《醒心週報》， 1941 年，第4 期。54 一熊：《談澳門公教教育事業》，《醒心週報》， 1941 年，第4 期。495152

總之，澳門教育以教會學校為主，華僑學校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教學內容包括儒家教學內容，也包括西學的內容。鄭觀應認為 “禮教之不講，政化之所由日衰也。”55這些學校和中國傳統教育相比，有著自己獨特的特點，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重視教學對象的全面發展。許多教會不僅重視理論知識的教學，在課程方面，開設外語、歷史、地理、語文以及幾何等學科；而且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開展球類、田徑和文娛等各項文體活動，舉辦各類辯論會、交際會、音樂會和白話劇，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其次，招收生源的變化。教會學校主要招收窮苦家庭的女子人學。但是到了後來教會學校就開始招收大戶人家的子女入學。三、鄭觀應教育思想與近代中山教育發展的進步性與局限性鄭觀應教育思想在引領近代中山教育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有著天然的地緣優勢。香山人歷來具有 “開風氣之先”的歷史傳統，這充分體現在近代中山教育的發展過程中。近代中山教育的進步性主要體現在：（一）鄭觀應提倡女子教育，香山縣女子學校的出現促進了中西方交流的加強。鄭觀應指出， “泰西女學與男丁並重。人生八歲，無分男女，皆須入塾，訓以讀書、識字、算術等事。塾規與男塾略同。” 56並積極提議 “通飭各省，廣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讀書。” 57首先，女子跨出閨門，接受學校的教育，逐漸為社會所接受。一批受到西方先進思想影響的中國知識份子，鄭觀應、孫中山等開始談論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許多政府官員對女子教育態度發生了轉變。在我國古代，一直流傳著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政府對女子教育關心甚少，家庭中 “重男輕女”的思想嚴重，使得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很少。20 世紀初，政府對女學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香山縣能從政府到社會各界層面開始重視對女子的教育，如前面所提到的 “香山縣屬前山坤德女學校汽車迎送學生”的攝影圖片，足以說明政府與社會各界對女子教育的重視程度。這些女子學校的創辦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教育的近代化。這些學校無論是在教育目的、教學體制、教學方式上，都是對中國傳統封建教育極大的顛覆。其次，香山女校打破了中國幾千年來沒有女子教育學校的局面，55 鄭觀應：《盛世危言》（上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141 頁。56 鄭觀應：《盛世危言》（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142 頁。57 鄭觀應：《盛世危言》（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146 頁。

並且出現了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教會學校採用西方的課程、學制以及考試制度。在他們心中，女子學校並不是簡單的掃盲班，他們要將中國的女子培養成為和西方女子一樣，這些都與中國的傳統女子教育不同。近代中國的教育史上出現了正規的女子教育，這是對封建教育的挑戰，對新式教育的推動，加速了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進程。再次，傳教士建立的近代中國女子學校，促進了中國自身女學的產生、中國女性的自我解放，促使中國的封建傳統教育向近代教育轉變。至此使得女性教育的傳統思想從根本上被扭轉，對我國教育的近代化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二）鄭觀應提倡近代學制，引導了珠海大學的辦學教學模式，具有較高的專業水準。珠海大學在教育內容、教育目標、教育對象等方面，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進程。在教育內容方面，相比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等儒家經典教育，珠海大學還開設了外語、法律、音樂、美術、醫學、工程技術等方面的課程，實現了教育與社會經濟，以及民生需要的聯結；從教育目標來看，我國的傳統教育往往以受教育者出仕為官為主要目的，珠海大學側重人的全面教育、全面塑造，包括德智體美等各個方面。珠海大學辦有不少學生社團， “如社會學會理事就職，黃校長等親臨指導” ，58此外，成立了政治學會、會計銀行學會改進並歡迎新會員、教育學會改進理事等等，這些社團異常活躍，豐富了校園生活，繁榮了校園文化，拓展了學生素質，促進了學生全面發展。（三）在教學方法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的教學模式，引進了西方近代教育理論和方法。在教學目標上，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開展社會服務性活動。嶺南學堂（嶺南大學的前身）早在 1910 年就由學校的青年會主持在附近創辦村童學校，教農民子弟讀書習字，培養學生關心社會、服務社會的意識。例如，廣州協和女中（現暫遷澳門）實施 “教育為社會服務”的理念，就地辦學，取得了一定的社會成效。 “該校以附近婦女兒童，於每日午後三時至五時蒞校，婦女一班，每班三十人，該地婦女兒童均能熱心求學，向無中途輟學情事。每晚八時至九時，專為該校工人開辦夜課學校，亦由學生輪流負責擔任，使各工人均能寫讀唱歌，明瞭國家情勢及各種常識，獲益匪淺”。59 《學生社團動態》，《珠海大學校刊》，1948 年，創刊號。5 9 《廣州協和女中校聞（現暫遷澳門）》，《教育季刊（上海） 1925》， 1939年，第4 期。58

可見該校已經初步具有了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 “教育為社會服務”的先進教育理念。總之，鄭觀應作為中國近代的一名民族資本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提出上述一系列的教育救國思想，的確難能可貴。對其教育思想的合理內核以及對中山教育的影響，我們也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在鄭觀應教育思想影響下創辦的那些教會學校在完成其宗教目標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載了中國教育近代化的任務。然而，這些學校在根本上同中國的社會是不相適應的，最終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無疑，鄭觀應的教育思想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再加上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阻撓與破壞，近代中山教育最終未能向現代化轉型。（一）鄭觀應一面猛烈抨擊封建科舉制度，另一方面又認為科舉考試制度可改不可廢。他從一開始就是在科舉制度可改而不可廢的背景下探討人才的培養，進而設想學校制度的。他認為改革科舉的具體辦法是在文試中考經史、策論、詩賦，廢除貼括；在武試中加考軍事地理、算學、格致、機器製造。他的科舉改革帶有明顯局限性。鄭觀應一面主張興西學，一面又提倡 “中體西用” ，把教育的重點放在 “本原”之學上。他在《西學》、《考試》和《技藝》等篇中，要求人們致力於西學。他又指出 “如格致製造等，學其本也；語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則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知其緩急，審其變通，操縱剛柔，洞達政體，教學之效，其在茲乎？” 60 可見，鄭觀應教育思想仍然是 “中體西用” ，這種局限性對近代中山教育的發展方向與辦學模式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導致近代中山教育轉型舉步維艱。（二）教會學校的宗教信仰內容過多，時間安排欠妥，影響了學校的正常教育導向。例如，廣州培正中學澳門分校在西方列強的指導下實施宗教信仰，常常舉辦高中學生佈道，耽誤了學習課程與學習時間。 “本校宗教事工，向為積極推行，每學期中小學各級均有佈道會之舉辦，用以宣揚基督真義，振奮人心。本學期宗教事業委員會，對於高中學生佈道之舉行，特加著重”，61並專門聘請牧師擔任校董， “為青年傳佈福音，所有會期內三日，由上午九60 鄭觀應：《盛世危言》（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133 頁。《廣州培正中學（現遷澳門）校聞》，《教育季刊（上海） 1925》， 1940 年，第4 期。61

時至十時為演講，地點在本校禮堂，員生蒞會聽講者甚眾，除佈道演講外，並舉辦個人談道⋯⋯”62由此可見，宗教信仰成了該校一項重要的日常工作，不僅對正常的教育教學工作產生負面影響，而且將宗教信仰內容作為中國人民的精神鴉片灌輸，體現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侵略。（三）帝國主義實施文化侵略的本質影響了近代中山教育的品質與成效。澳門學校在葡萄牙帝國主義的干涉下實施宗教信仰歧視教育政策，如 “至於我公教人士子弟，照教會的規例，當然應送入公教學校求學” ，63而另方面又宣稱宗教信仰與否，一律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體現了澳門政府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虛偽本質。如宣稱 “所以公教學校雖有教理一科，對於教外學生學習與否？是絕對自由的” ， “所以教內外子弟均無分畛域”。 64其實，那些免費的澳門的公教學校基本上都被教會所壟斷，如果無宗教信仰的老百姓就只能上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這對一般百姓而言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因此，這種教育實際上是一種被葡萄牙帝國主義控制的歧視性不平等教育，其本質是要培養為葡萄牙帝國主義服務的教育。澳門葡萄牙政府對於華僑各校，向持自由主義，每屆耶誕節或葡萄牙國慶日，均宴請華僑各校教員，藉以聯絡情誼， “惟民國二十二年之後，稍取干涉主義，如取締男女同班，男女同在一建築內上課等類情事先後發生，同時並強迫中國商店招牌一律增添葡文，二十一年冬，葡政府曾過知各校自由聘請葡文教員，但各校都以華僑學生無學習葡文之必要，故多置之不理。今夏葡政府強迫各華僑學校每週授葡文四、五小時，各校接到此項通知後，一致反對，當電請我當局提出交涉” 。65後來，在澳門全體同胞的怒斥之下，粵當局終於 “認為葡政府此舉，關係文化，甚為重要，派由外交視察員甘介候負責辦理，向澳督提出交涉” 。66可見，葡政府要求教授葡文的無理要求遭到廣大澳門同胞的強烈反對。根據寵光社澳門通訊的記載，澳門神職界的教育， “雖然葡籍與國籍因語言關係，分別授課，因而增添教學時間不少” ，但是 “按澳門神學院之主持及教學事宜，統由澳門耶穌會主持” 。67可見，葡萄牙壟斷了神職學校的教育權，其《廣州培正中學（現遷澳門）校聞》，《教育季刊（上海） 1925》， 1940 年，第4 期。63一熊：《談澳門公教教育事業》，《醒心週報》， 1941年，第4 期。64一熊：《談澳門公教教育事業》，《醒心週報》， 1941年，第4 期。《澳門華僑教育近況與澳門強迫華校增授葡文之經過》，《時事月報》， 1936年，第1期。66 《澳門政府限令華校授葡文》，《浙江教育》， 1935年，第3期。《澳門神職界之教育》，《公教學校》， 1938年，第26 期。626567

目標是要將中國學生培養成基督徒，為葡萄牙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四）封建勢力的頑固阻撓阻礙了近代中山教育的近代化進程。香山縣辦學過程是極其艱難的，主要表現在辦學的過程中遭到封建頑固勢力的激烈反對。根據《孔教會雜誌》的記載，香山縣秦榮章曾經為籌辦初級師範小學拆毀了孔廟，引起了報刊、雜誌和群眾的公憤。孔教新聞稱 “秦榮章籌辦初級師範小學，擅行拆孔廟並毀及戟門，兩無忠孝節義名宦鄉賢等祠，建築洋樓，改為校地⋯⋯內務部通報保護祠廟，古績功令，何等森嚴。今秦榮章不恤與論，不畏法律，擅將孔廟毀拆，不特為學界之敗類，實為名教之罪人，邑人決不公認⋯⋯”68可見，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香山，封建勢力依然很強大，辦學雖為進步的事業，仍然遭到封建勢力的頑固阻撓和反對。 “友邦皆稱呼我中國孔子為大教祖，何等學子不奉孔子為宗教，今秦榮章為辦學堂，先廢孔廟，是顯背宗教也。我輩若不勸止其改建，不幾與秦榮章為名教罪人” 。69另外，經營管理不善，導致腐敗滋生，也是香山教育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香山縣第七區懿媺女子高等小學由李長春所捐助設立。由於官員對於學校的經營管理不善，導致腐敗叢生，如 “三坊半夜學校”最終因為腐敗問題停止辦學。眾所周知，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鄭觀應教育思想與近代中山教育在這個大的社會環境下產生和發展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這個社會性質的制約。鄭觀應教育思想與近代中山教育對中國社會的轉型與近代化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鄭觀應教育思想是引領近代中山教育發展的一面精神旗幟。近代中山創辦了一大批近代學校，培養了一批近代化科技人才。倡辦女學、主張男女平等；採用西方近代學制；引進西方教育理念、內容和方式；注重學生全面素質的提升；維護祖國教育主權的統一；培養愛國主義與人道主義教育等等。毫無疑問，這些近代化教育理念都是在鄭觀應教育思想引導下而誕生的。我們必須看到，近代中山教育最終未能完成向現代化教育轉型，這些近代學校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近代中山教育的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造成的。如葡萄牙帝國主義壟斷澳門學校的教育68 《香山縣關於秦榮章毀拆聖廟之公憤》，《孔教會雜誌》， 1913 年，第5 期。《香山縣關於秦榮章毀拆聖廟之公憤》，《孔教會雜誌》， 1913 年，第5 期。69

權，強迫在學校教授葡語；教會學校的宗教信仰歧視；北洋軍閥政府掀起 “尊孔復古”的逆流，到處成立 “孔教會” ，以尊孔復古主義思想對抗教育近代化理念。如香山縣秦榮章曾經為籌辦初級師範小學拆毀了孔廟，引起了報刊、雜誌和群眾的公憤。 “辦學原屬美舉⋯⋯改建必失廟貌，顯然違背內務部之訓令，不獨秦榮章固屬妄作，而王知事亦屬粗率” 。70 凡此種種，說明了近代中山人要完成教育的現代化轉型，必須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對中山教育的侵略和壓迫，從而為中山教育的轉型徹底掃清道路。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不管鄭觀應教育思想與近代中山教育如何進步和發展，它是不可能改變當時中山教育的半殖民地性質的，更不可能改變中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本質。從客觀事實方面來說，不管鄭觀應教育思想如何落後，時人如何否定它，它都為近代中山教育、為社會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這是不容忽略的歷史事實。通過對鄭觀應教育思想與近代中山教育發展史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鄭觀應教育思想引領中山教育走向近代化的軌跡。《香山縣關於秦榮章毀拆聖廟之公憤》，《孔教會雜誌》， 1913 年，第5 期。70

慚愧終軍志未酬——析鄭觀應詩《次彭雪琴宮保師見贈原韻》李居平1 摘要：在鄭觀應人生中，有一段去南洋了解法軍及相關國家情況的經歷。通過分析鄭觀應《次彭雪琴宮保師見贈原韻》一詩，試瞭解鄭觀應簡短從軍之旅及心路，以探求其壯志未酬的遺憾。關鍵詞：鄭觀應詩歌清光緒九年九月（1883 年 10 月），中法戰爭迫在眉睫，鄭觀應奉命購武器兼探軍情。光緒九年十二月初十（1884 年 1月7 日），督辦粵防軍務大臣彭玉麟奏請 “明幹有為，熟諳洋務”的鄭觀應赴廣東軍營聽候差委。鄭觀應接箚後表示：“官應赴粵後，唯有黽勉從事，靜聽指揮。”光緒十年二月十三日（1884 年3 月10 日），鄭觀應辭去招商局職務，從上海乘輪船赴粵，二月十八日到達廣州參加抗法鬥爭。彭玉麟再請准委箚鄭觀應接辦營務處總理湘軍十四營事宜，並向朝廷申請獲准，派鄭觀應潛往法屬地越南西貢及暹羅、金邊各處查察民情軍情。二月二十五日（3 月22 日）奉彭玉麟箚委，鄭觀應接替王之春總辦湘軍營務處事宜，三月初一日到任。 “今春法夷侵我越南，彭大司馬督辦粵防，奏調官應來粵，檄往西貢、暹羅偵探敵情。”2 受彭玉麟委派，五月十八日（6 月11 日）鄭觀應起程前往南洋瞭解敵情， “密委觀應潛往西貢等處察看地勢民情，並委問暹羅國王有無借兵助法。”3次日到達香港後，即搭乘法公司 “益須時”輪赴西貢。二十三日抵西貢。二十六日抵新加坡。閏五月初二，抵曼谷，並見暹羅攝政王。閏五月中山職業技術學院，廣東，中山。鄭觀應：《南遊日記》自序。鄭觀應：《南遊日記》。123

十三日抵新加坡。六月初一日乘法公司 “米江”輪再去西貢。六月初八日抵金邊，數日後返西貢。六月十三日抵新加坡。六月二十二日（8 月12 日）返回廣州，並向張之洞、彭玉麟彙報南洋之行。鄭觀應此行約兩個月，寫有《南遊日記》，記錄考察南洋諸國情形，將自己對抗法戰爭思慮及措施，略寫成八條稟告彭玉麟，並條陳時事五策上粵督張之洞。後彭玉麟與廣東布政使龔易圖同為《南遊日記》作序。今中山三鄉鎮雍陌村鄭觀應祖宅藏有委派鄭觀應赴暹羅特使旌旗一面。中山市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藏有光緒十年五月十一日 “奉旨出使暹羅查辦事件”牌一塊。此行來去，鄭觀應感慨諸多，寫下多首詩歌，並與彭玉麟（字雪琴）、王之春（字爵棠）等互有贈詩唱和。這些詩歌敍述了鄭觀應這段不平常的從軍經歷和內心感受，並用許多典故，直接或間接表達了願為國家赴難獻身的熱忱和壯志未酬的遺憾。其中《敬次彭雪琴宮保師贈詩原韻》一詩頗有特色，試逐句分析並注釋。《羅浮待鶴山人詩草》己酉本將題目改為《次彭雪琴宮保師見贈原韻》。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湖南衡陽人。清末湘軍將領。清咸豐三年（1853 年）隨曾國藩創湘軍水師。光緒九年（1883 年）任兵部尚書。後受命赴廣東辦防務。鄭觀應赴南洋歸來，彭雪琴有詩贈之：“陶齋觀察宣勤王事，奔波南洋各島，往返二萬里，思作假虞之計，無如時移事易，今昔不同，謀雖成而不能行，詩以貽之，即希哂正，抑亦同深慨歎也。遠涉滄溟萬里舟，一腔熱血耿中流。洪濤百丈憑夷險，壯志千尋足智謀。拔劍有歌悲易水，擊錐無地劈秦溝。歸帆滿載艱辛重，惆悵英雄願未酬。” 鄭觀應和詩《敬次彭雪琴宮保師贈詩原韻》探敵偏乘敵國舟，瀾滄江外溯雙流。班生不信無奇骨，馮翼今思奮遠謀。萬里秋心馳鹿塞，卌年迂論劃鴻溝。越王難縶冠纓短，慚愧終軍志未酬。 “探敵偏乘敵國舟，瀾滄江外溯雙流。”首聯直言其事。為了解法軍情況，鄭觀應受命，於光緒十年五月十八日（1884 年6 月11 日）起程，卻偏乘坐法國公司 “益須時”輪出行。起句一個 “偏”字，豪氣盡顯。此行沿瀾滄江上下而行，先後去了西貢、金邊、暹羅等地，六月二十二日（8 月12 日）

返回廣州。 “余此行：首西貢，次暹羅，次金邊，更欲由西貢乘輪船遊新州、廣義、會安等處；入河內，出海防，返廉州之北海。欲窮中越交界沿海形勢，備悉夷情要領。惜諒山起釁，所曆不周，被阻而出，則此中不無怏怏也。” 4離滬前，鄭觀應寫有《甲申春奉彭宮保師奏調赴粵留別滬上同人》三首，表達了他投筆從戎，破敵征戰，建功立業的決心。其一 “久客申江百事羈，不才恐負聖明知。還期破敵征心略，更出奇兵藉指麾。半壁屏藩將盡撤，一篇圖畫界邊陲。諸君送我殷勤意，早祝天山露布馳。” 敵國舟：此指法國公司的輪船。鄭觀應自注：時有法公司船到西貢。瀾滄江：湄公河上游在中國境內河段的名稱。出境後段稱湄公河，流經老撾、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越南，在越南胡志明市流入南海。溯雙流：沿瀾滄江上下來回。鄭觀應先後去了越南西貢等地，及柬埔寨金邊、泰國曼谷及新加坡等地，並多次往返西貢。 “班生不信無奇骨，馮翼今思奮遠謀。”頷聯運用班生、馮翼典故，以表達自己的信念和意志。不要相信人沒有奇骨，意為要像班固一樣有非凡的骨骼，要學馮翼一般遠謀深算，奮發有為。鄭觀應自認為， “平戎未遂班生志，上策還同賈傅狂。”5班生：班固（32—92 年），字孟堅，東漢史學家、文學家，承父業續修《漢書》。奇骨：奇，異也。指非凡的骨骼。中國相術有奇骨之說，又稱起骨，指顱骨、面骨、聽骨等隆起部分。《明史》：“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馮翼：（？ - 430 年）北燕太祖馮跋太子，昭成帝馮弘之侄。北燕太平二十二年（430 年），馮跋病重，命太子馮翼攝理國家大事。後馮跋之弟馮弘帶兵進宮，遂即王位，太子馮翼在內的馮跋諸子百人被殺。遠謀：深遠的謀略；遠謀深算。《左傳·莊公十年》：“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唐賈至《送友人使河源》詩：“舉酒有餘恨，論邊無遠謀。”宋蘇洵《幾策·審敵》：“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 “萬里秋心馳鹿塞，卌年迂論劃鴻溝。”頸聯再用典故間接表達自己的心情。馳騁萬里，我心懷愁思和憂慮，也嚮往清幽隱居的環境；但更要與多年來的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劃一條界限。迂論即指自己，也及他人。秋心：愁心。含有憂慮，悲愁義。南宋辛棄疾《醜奴兒·書博山道中壁》 “卻道天鄭觀應：《南遊日記》自序。鄭觀應：《〈盛世危言〉付梓書感》。45

涼好個秋！”清龔自珍有《秋心三首》。鹿塞：位於輞川，今陝西省藍田縣內，王維晚年隱居之地。因環境幽靜，前人也用來表達對嘈雜紛擾官場的厭倦和對自然靜美的渴求與嚮往。王維《輞川集·鹿塞》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複照青苔上。”鄭觀應晚年信奉道教，也嚮往清靜無為的生活。卌年：四十年，清光緒十年（1884 年）鄭觀應赴粵差委，時年43 歲。此虛指。卌（xi ），四十，許多版本錯刊成卅年。迂論：迂闊不切事理的論調；迂腐、空談事理、不切實際的言論。鴻溝：河川名。在今河南省榮陽縣，為楚漢分界處。鴻溝是中國古代最早溝通黃河和淮河的人工運河。楚漢相爭時為兩軍對峙的臨時分界，喻界線分明。《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 “越王難縶冠纓短，慚愧終軍志未酬。”尾聯仍用典故表達自己不能在戰爭中有更大作為而感到內心的遺憾。短短的帽帶怎能束縛越王勾踐復仇的決心；我心懷愧疚，雖能像終軍一樣去請纓羈敵，但壯志未酬啊。彭雪琴有贊 “歸帆滿載艱辛重，惆悵英雄願未酬。”鄭觀應自己也感到 “獨立蒼茫搔首望，峰煙滿目不勝愁。”6 “臣心皎潔原如水，未識何時壯志酬。” 7越王：春秋時越王勾踐為吳王夫差所敗，困於會稽，屈辱於吳。越王臥薪嚐膽，立志復仇。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興兵滅掉吳國，繼而北進，會諸侯於徐州（山東滕縣南），成為春秋後期的霸主。縶：栓，捆。引申為束縛，《詩·小雅·白駒》縶之維之。《左傳·成公九年》南冠而縶者誰也？《詩·周頌·有客》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冠纓：掛在帽子上的穗狀飾物。冠，帽子；借指官吏。纓，系在脖子上的帽帶，用絲、線等做成的穗狀飾物。《說文》纓，冠系也。《墨子·公孟》鮮冠組纓，絳衣博袍。《莊子·讓王》正冠而纓絕。《楚辭·漁父》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終軍：東漢班固《漢書·終軍傳》，終軍字子雲。漢武帝時，南越割據政權尚未完全歸附，終軍自請出使南越，表示 “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至南越後，說服南越王臣服漢朝，但南越丞相呂嘉極力反對，發兵攻殺南越王及漢使者，終軍亦被殺。時年僅20餘歲。後用此典故指主動擔當重任，建功報國者。唐王勃《滕王閣序》 “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此詩特色之一是通過典故來表達心境，含蓄而深沉。人物典故有班固、鄭觀應：《次彭宮保師海南軍次秋興二十四章原韻》。鄭觀應：《中秋對月有感再步彭宮保師原韻》。67

馮翼、越王、終軍。地名典故有鹿塞、鴻溝。此外間接用典有奇骨，遠謀，秋心，迂論等。典故運用，可見鄭觀應對歷史文化的瞭解。其次對仗工整。頷聯、頸聯對仗十分工整，如人名對人名，班生對馮翼；數字對數字，萬里對冊年；地名對地名，鹿塞對鴻溝；動詞對動詞，馳對劃；此外奇骨對遠謀，秋心對迂論等，可見鄭觀應對古典詩詞規律的熟練運用。因和他人詩，要與前詩平仄押韻。全詩用平水韻下平十一尤，如舟、流、謀、溝、酬等。從此詩中或可看出鄭觀應律詩一些特點，和他人唱和，多用典故表達含義及心情，較少直白，有含蓄高雅之處。在詩詞意境的營構，個人心情的表述，聲韻語言的錘煉也顯示出鄭觀應古典詩詞造詣。 “內患外憂縈綣綣，天時人事感茫茫。”8南洋之行前後，鄭觀應寫下了不少詩篇，並和多人唱和。“惟於國家之事傷心慘目，有聞自外人論我國利弊關係大局，往往夢寐不安，為之行愁坐歎，雖已上書當道，而人微言輕，置若罔聞，未有展布。故自忘鄙俚，複隨手寫錄，幾不成為韻語，或五言、或七言，寓意規諫，大聲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見唐虞盛世。”9和彭雪琴一詩，反映了鄭觀應南洋之行的一段經歷及心路，並為自己不能在戰爭中有更大作為而感到遺憾，讀之令人扼腕。國有危難，時局艱辛，鄭觀應勇於擔當，投筆從戎，以天下為己任，其愛國精神令人敬佩。另從鄭觀應再次和彭雪琴詩中，也能感受其報國之情和壯志未酬之憾。 “海外歸來此系舟，銀河無力挽洪流。光陰轉瞬驚秋老，磈礧填胸仗酒收。任爾驚濤兼駭浪，守吾高壘與深溝。臣心皎潔原如水，未識何時壯志酬。” 10參考文獻1. 夏東元.鄭觀應集[M]北京：中華書局， 20132. 易惠莉.鄭觀應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3. 辛俊玲.盛世危言[M]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2.4. 中山市人民政府.鄭觀應志[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9 鄭觀應：《〈盛世危言〉付梓書感》。鄭觀應：《羅浮待鶴山人詩草》己酉本《自序》。10 鄭觀應：《中秋對月有感再步彭宮保師原韻》。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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