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與視角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傳統與創新林發欽 江淳 主編澳門理工學

史料與視角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傳統與創新林發欽 江淳 主編澳門理工學院

抗戰研究叢書編委會名單主任嚴肇基委 員林發欽 江淳 王熹 臧小華 溫學權

《抗戰研究叢書》 總序 嚴肇基（澳門理工學院院長）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是從事澳門歷史文化與中外文化研究的學術機構 ，在澳門內外享有一定學術聲譽和影響力 。近年來 ，該所秉承 “教學與科研並重”的辦院方針 ，一方面積極承擔學院各學校的通識課程授課任務 ，一方面因應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將近代以來澳門歷史與社會 、 口述歷史 、文化遺產 、本土文獻整理等作為研究的重點方向 ，憑藉澳門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和人文傳統優勢 ，發揮研究所人員的專業特長 ，通過教學活動 、專題研究 、 口述歷史 、專題史料整理 、出版學術研究書刊 、召開學術會議 、舉辦 “三巴講壇”等多樣形式 ，致力於澳門歷史文化資源的整理 、普及與社會推廣工作 ，主動為政府部門和社會團體提供學術諮詢和服務 ，取得顯著成果 ，創出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新天地 。 在中西文化研究所的研究課題中 ，開展 “澳門本土”研究 ，將其置於國家歷史的視野範疇 ，探究其滄桑巨變 ，揭示彼此之間的因果和相輔相成關係 ，則是其顯著特色之一 。其中編輯出版 《抗戰研究叢書》 是其斷代專題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根據其研究規劃和目標 ，該叢書以 “抗戰”為主題 ，圍繞 “澳門與抗戰”的有關內容 ，他們將分冊編輯推出檔案彙編 、報刊資料選輯 、口述歷史 、歷史圖誌 、專題史論等著述系列 。其宗旨和目的是向世人揭示 ：七十多年前的抗戰時期 ，澳門雖是 “中立”地區 ，但它卻具有抗戰後方和華南抗戰第一線的雙重特徵 ，處於這樣一個特殊而複雜多變的大環境之中 ，當中華民族面臨生存危亡的緊要關頭 ，澳門各界同胞沒有置身事外 ，而是義無

反顧 ，積極投身於抗戰救亡運動中 ，始終與祖國同呼吸 、共命運 ，書寫出別樣的抗戰歷史 ，為中華民族的解放 、獨立與發展 ，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此項研究 ，以翔實生動的事例 ，講述了澳門人抗戰的故事 ，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既填補了澳門抗戰史研究的空白 ，也豐富了中國抗戰史研究的內容 ，為抗戰研究提供了重要史實和根據 。 縱觀中國抗戰史研究 ，對澳門與中華民族抗戰救亡運動的關係 ，澳門所發揮的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抗戰史著述中研究中鮮有涉及 。而澳門史學界對此的研究又不夠深入 ，所以抗戰時期 ，澳門的經濟社會狀況是怎樣的？ 澳門人參與抗戰救亡的真實歷史又是怎樣的？他們是以怎樣的方式支援祖國的抗戰的？ 如何評價澳門在抗戰史上的歷史地位等問題 ，不是語焉不詳就是朦朦朧朧 ，缺少清晰而系統的論述 。因此 ，開展此項研究 ，勾勒澳門抗戰史的原貌 ，就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有鑑於此 ，中西文化研究所適時開展此項研究 ，並經過數年的辛勤努力和初步研究 ，逐漸揭開了塵封已久的歷史真相 ，呈現了一幅澳門抗戰史的生動畫卷 。通過該所學術團隊林發欽教授 、江淳教授 、王熹副教授 、溫學權講師等編著的 《孤島影像 ：澳門與抗日戰爭圖誌》 、 《平民聲音 ：澳門與抗日戰爭口述歷史》 、 《抗戰文獻文物圖錄》 、 《澳門人的抗戰》 、 《澳門與抗日戰爭》 、 《抗戰時期澳門日誌》 等研究著述 ，不僅展示了澳門人抗戰的歷史過程 ，而且從他們的講述內容 ，我們看到了澳門同胞以滿腔愛國熱忱 ，秉承人道主義精神 ，衝破重重限制與封鎖包圍 ，以認購抗戰救國公債 、捐輸抗戰急需物資 、募捐現金 、組建抗戰宣講團 、創辦抗戰刊物 、賑濟戰爭難民等方式 ，積極開展抗戰救亡運動 ，以及許多澳門優秀兒女直接參與祖國抗戰洪流 ，拋頭顱灑熱血 ，前赴後繼投身中華民族救亡的真實歷史場景 。 西方歷史學家克羅齊說 ：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歷史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 ，而人則是經驗主義者 ，其經驗是以個體或群體的歷史記憶為基礎的 。 同樣，澳門抗戰時期的歷史是澳門同胞生活史的有機組成部分 ，也是國家記憶的一個拼圖 。因此復原這一段特殊的群體記憶 ，塑造有利於澳門人發展的記憶與觀念 ，通過歷史研究的形式 ，

將真實的澳門抗戰史提供給當下歷史創造的參與者 、公共文化產品的提供者 ，發揮歷史學 “述往事 ，知來者”的功能與作用 ，無疑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 “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 。”中西文化研究所的同仁深知兩者之間的利害關係 ，他們認為史學是天下公器 ，因此 ，在重構澳門同胞抗戰時期的公共歷史體系時 ，不是專注或強調個人研究的重要性 ，而是將公共史學的普及和書寫視為自己的責任和使命之一 ，努力為社會大眾史學的普及服務 ，所以其編輯整理出版的 《抗戰研究叢書》 系列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注重有關史料文獻的系統整理與研究 ，形成了澳門報刊系列資料 ；二是與澳門懷舊收藏學會合作 ，形成了有關澳門抗戰時期的文物圖錄系列 ；三是形成了澳門抗戰口述歷史系列 ，開展了澳門抗戰時期的口述採訪與文本的整理書寫工作 ，積累了較為豐富的鮮活資料 ，可與文獻互證補充 ；四是出版了澳門抗戰的普及讀本系列 ，在社會上引起良好反響 ；五是開展了澳門抗戰的專題研究 ，覆蓋澳門抗戰史的方方面面 。這些基礎研究都是前人所未曾涉獵的新課題 ，他們通過實實在在的史料和圖錄 ，紮實的論述 、翔實的史料 ，多樣的著述成果 ，向世人展示了澳門同胞參與抗戰的壯麗畫卷 。 孔子說 ：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 “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其不能也 。”中西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以其遠見卓識 ，獨到的學術視野 ，科學嚴謹的專業素養 ，淡泊名利 、甘坐冷板凳的探索精神 ，開闢了澳門抗戰史研究的新局面 ，並取得了令人欣慰的研究成果 。這些成果為我們全面認識和把握澳門的抗戰史研究提供了科學依據 ，也為進行澳門的愛國愛澳傳統教育提供了生動的教材 。期待他們的研究能夠百尺竿頭 ，推出更多具有深度和力度的研究著述 ，更好地為澳門的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是為序 。

目 錄“史料與視角：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傳統與創新”學術研討會綜述⋯⋯⋯⋯⋯⋯⋯⋯⋯⋯⋯⋯ 王 熹 1從就任到辭任——抗戰初期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長之經緯⋯⋯⋯⋯⋯⋯⋯⋯⋯⋯⋯⋯⋯⋯⋯⋯汪朝光 9論抗日戰爭研究的國際視角⋯⋯⋯⋯⋯⋯⋯⋯⋯高士華 24東亞的表達⋯⋯⋯⋯⋯⋯⋯⋯⋯⋯⋯⋯⋯⋯ 韓東育 31華南抗戰的史料整理與研究概述⋯⋯左雙文 肖自力蔣志華 39東京審判資料與抗日戰爭研究⋯⋯⋯⋯⋯⋯⋯⋯宋志勇 65應加強縣域抗戰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以廣東省兩陽地區為例⋯⋯⋯⋯⋯⋯⋯⋯ 張曉輝 78東北抗日義勇軍研究與中日史料的對比認證⋯⋯⋯王希亮 91南京大屠殺期間難民的宗教生活⋯⋯⋯⋯⋯⋯⋯ 張連紅 102“亂世樂土賭興酣”：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博彩業 趙利峰 117蔣百里的抗戰救國思想與實踐⋯⋯⋯⋯⋯⋯⋯⋯杜繼東 133“日本陸軍中堅層”代表人物石原莞爾研究評析⋯ 馬曉娟 154紹興淪陷：戰時的前線與日常⋯⋯⋯⋯⋯⋯⋯⋯吳敏超 167如何推動抗日根據地的研究⋯⋯⋯⋯⋯⋯⋯⋯⋯高瑩瑩 185

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執政問題研究——以抗日民主政權與 “三三制”為中心⋯⋯⋯ 黃正林 199黨營 、抗戰與限共：戰時國民黨新聞體制述評⋯⋯ 江 沛 222西方國家對南京大屠殺的反應——以英西意蘇為中心的考察⋯⋯⋯⋯⋯⋯⋯⋯⋯⋯⋯⋯⋯ 姜良芹 245香港淪陷時期義勇護衛軍中的澳門土生葡人⋯⋯⋯ 李長森 263對澳門、中山抗戰史研究新視角的思考⋯⋯⋯⋯⋯郭昉淩 280高劍父、 “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書畫展覽會”及其他⋯⋯⋯⋯⋯⋯⋯⋯⋯⋯⋯⋯⋯⋯⋯⋯陳繼春 285亂世仁心——抗戰時期澳門華人社團賑濟救難活動 江 淳 302後記⋯⋯⋯⋯⋯⋯⋯⋯⋯⋯⋯⋯⋯⋯⋯⋯⋯⋯⋯⋯ 3 17

“史料與視角：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傳統 與創新”學術研討會綜述王熹① 2016年10月11日至14日，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抗日戰爭研究》 編輯部聯合舉辦的 “史料與視角：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傳統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在澳門理工學院匯智樓學術會議廳召開 ，來自內地及港澳18所高等院校 、科研機構及民間學術團隊的專家學者共40餘人與會。此次會議共收到論文及提要25篇 ，其內容包括抗戰研究視角、抗戰時期政治與新聞制度、抗戰區域研究、南京大屠殺、抗戰時期中日人物、中日文抗戰史料整理 、抗戰時期的澳門等方面 。與會專家學者濟濟一堂 ，圍繞 “史料與視角”的會議宗旨與議題 ，創新研究思路和方法 ，使用多語種文獻資料 ，以新的研究視角審視以往研究成果，開展綜合研究和中外比較研究 ，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一、會議主要內容及討論重點 關於抗戰研究的視角問題 ，過往主要基於中國視野或東亞視角 ，缺乏整體把握和國際視野 ，與會者從全球史視野審視已有研究與不足 ，提出諸多高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高士華著重探討了抗戰史研究中的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問題 ，認為日本侵略戰爭的主體區域 ，基本上可以分為以中國為中心的陸上和以太平洋為中心的海上兩個主戰場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事實上已經超出傳統的東亞範圍，南亞的印度受到了日本的侵略，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直接受到了日本的轟炸 ，參加對日戰爭的國家也超出了東亞的範圍，因此研究抗戰主要基於東亞視角進行分析的同時，亞洲乃至全球視角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不可缺少。他比較了中國人民與其他國家人民的抗戰 ，強調指出日本對外侵略戰爭具有整體性 ，各國人民反德意日法西斯戰爭具有整體性 ，反日本法西斯戰爭也具有整體性 。 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一樣 ，它的失敗 ，不是敗於某一政權或某一國家 ，而是敗於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所有反法西斯勢力的合力抵① 王熹，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本文原載 《抗日戰爭研究》 2016年第四期， 責任編輯為張德明。

抗。中國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的瘋狂進攻面前，進行了殊死搏鬥 ，不論是從時間上還是從地域 、規模上 ，中國的抗戰都是無可替代和比擬的。東北師範大學韓東育在 “東亞的表達”中，認為 “亞洲”是一個由歐洲人所給出的一個與 “歐洲”相 “對置” “對立”的空間概念。歐洲人的思想 “暗示”及其日益東擴的 “殖民”行動 ，使率先在東亞地區實現近代化改造任務的日本 ，敏銳而強烈地感受到了區域擔當意識 ，開始把自身推向世界舞臺 ，並從此展開了以日本的思想和行動為核心的 “實體化”亞洲的全過程 。但是日本在聲言促進亞洲各國 “近代文明”化和 “國民國家”化的過程中，又先後將 “殖民主義”和 “大東合邦”等構想強加給區域內各國 ，加之其 “第三種國際關係體系”的構想必然要與歐美列強發生衝突 ，因此 ，近代以來日本的努力最後以 “太平洋戰爭”的失敗而走向終結 。廣東省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郭昉淩認為以新的方法、新的史料和新的視角加強澳門與中山地緣關係研究、人文環境與抗戰文化研究、抗戰人物研究 ，以及抗戰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與開發利用是今後的重要課題 。 關於抗戰時期政治與新聞制度史研究 ，南開大學江沛對戰時國民黨黨營 、抗戰與限共的新聞體制作了概要論述 ，他認為國民黨在創建戰時新聞體制時 ，雖然逐步清晰了戰時宣傳方略 ，構建了較成體系的黨營管理機構 ，但因缺少系統部署 ，且檢查機構政出多門、標準不一 ，再加之國民黨內部派系紛爭 、政見齟齬 、亂象充斥黨營新聞之中，故最終使其運營效果並不好。國民黨的戰時新聞體制經歷了一個由局部開放到逐步收緊、又在多種政治力量作用下鬆緊結合的複雜多元形態 ，這雖對抗戰宣傳發揮了輿論推動作用 ，但苛刻且混亂的新聞檢查體制 ，也使得中共與民間輿論對之大為反感 。陝西師範大學黃正林探討了中共陝甘寧邊區的執政問題 ，認為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實施的 “三三制”改革 ，擴大了政權的階級基礎 ，贏得了各階層尤其是社會精英階層的支持 ，此為中共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 。 關於抗戰區域史研究 ，會議論文或側重區域研究 ，或對具體問題展開深入探討 。華南師範大學左雙文等對1945年至2015年間 ，學界有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南敵後戰場 、國民黨華南抗戰 、 日本在華南的侵略罪行與戰爭破壞 ，以及抗戰時期香港 、澳門等研究情況 ，作了全面系統的梳理 ，呈現了華南抗戰研究70年來的整體概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高瑩瑩則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 ，抗日根據地研究在政治、經濟 、軍事、社會、文化等領域的主要成果作了梳理 。暨南大學張曉輝以廣東陽江和陽春兩縣作為研究對象，利用兩縣的相關檔案、報刊 ，對側重於開展下層區域抗戰歷史研究的意義作了闡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吳敏超對寧紹戰役開始之際 ，紹興城突然陷落的因果作了分析 ，她認為國軍長期駐守一地產生的軍風軍紀和走私問題 ，隨著通貨膨脹 、物資缺乏的加劇 ，在抗戰中後期日益嚴重 、積重難返 ，而由紹興陷落 ，可以管窺抗戰中期前線國軍軍紀士氣、地方社會的戰時變遷 、國民政府中央與

地方的溝通及軍政關係的演變等問題 。澳門理工學院李長森對香港保衛戰中澳門土生葡人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給予充分肯定。暨南大學趙利峰論述了抗戰時期澳門博彩業從勃興暢旺發達 ，再到畸形繁榮以致陷入危機的發展過程。暨南大學劉龍華和夏泉還對澳門抗戰時期中文報紙 《華僑報》 1942年發表的社論作了探討。 關於抗戰重大事件研究 ，與會者主要研究了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兩個問題 。南京師範大學張連紅關注的重點是南京大屠殺期間難民的宗教生活 ，他對大屠殺期間傳教士群體、難民所的宗教活動、難民對基督教認識的變化、不同宗教之間能否超越等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而南京大學姜良芹以英、西、意、蘇四國為中心 ，分析了西方媒體對南京大屠殺的不同反應 ，她認為儘管西方國家立場各異 ，但在南京大屠殺發生後不久 ，關於日軍在南京的殘忍暴行等消息已通過上述國家媒體在國際社會上廣泛傳播。 關於人物研究 ，會議論文涉及中日軍政人物 、藝術家及華商 ，也有反面人物漢奸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汪朝光對中國抗戰轉入戰時狀態後 ，國民政府為因應戰爭需要而對軍事指揮和行政機構作出調整的歷史背景作了概要論述 ，探討了孔祥熙從赴任行政院院長到飽受責難和辭任的複雜過程 ，剖析了孔氏與蔣介石互為依存的特殊關係。他認為蔣介石在抗戰時期對孔祥熙的信任和重用 ，其負面影響遠勝於正面效應 ，對國民黨長期穩固執政非但沒有幫助 ，反而成為負擔 ，只是蔣氏固執於其領袖權威 ，不願輕易作出改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杜繼東從蔣百里留學日本、德國和在國內從事政治、軍事 、教育及社會文化活動的經歷為切入點 ，對其抗戰救國思想作了較為系統的論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馬曉娟通過梳理海內外學界關於 “日本陸軍中堅層”的核心人物石原莞爾的研究現狀 ，對日本陸軍中堅層與日本侵華戰爭的關係作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她認為考察以石原為代表的 “日本陸軍中堅層”在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 ，既可以還原中日戰爭從局部到全面演變的歷史進程 ，又可增進對日本內部發動侵華戰爭的決策過程和機制的瞭解。澳門教育暨青年局陳繼春對1944年避居澳門的書畫家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畫展的緣起 、籌備、經過與產生的重要文化影響 ，以及高劍父等人在其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等問題作了論述。香港樹仁大學莫世祥對澳門華商傅德蔭抗戰時期的若干史實作了澄清 ，認為國民政府扣在他頭上的 “經濟漢奸”之名不實，應予糾正昭雪。而香港大學鄭煒明則以翔實的檔案文獻資料 ，列舉潮汕陳光烈 （梅湖）助紂為虐 ，多行不義的劣跡 ，認定他是名副其實的漢奸。 關於史料整理研究 ，澳門大學湯開建詳述中外文獻中有關澳門抗戰的內容 ，彌補了以往參考文獻的缺如或空白。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王希亮提出充分挖掘和使用日本方面有關抗戰的文獻 ，對還原有關東北義勇軍的抗戰史實，糾正其舛誤乃至失當或放大之處 ，甚有幫助。南開大學宋志勇對東京審判資料

與抗日戰爭研究的重要性與史料價值給予高度評價 ，他強調東京審判的史料大多是控辯方精心搜集、整理的證據資料 ，且大多是經過法庭嚴格審查的第一手資料 ，其中包含了豐富的近代日本政治史、近代日本對外關係史、亞太國際關係史、 日本侵華史、中日關係史、 日美關係史、 日本侵華人物 、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人物、美國對日政策等方面的原始資料 ，深入挖掘並利用好東京審判史料 ，對深化東京審判研究和抗日戰爭研究等無疑具有重大意義。此外 ，溫州大學楊祥銀對口述歷史資料與抗爭研究的辯證關係做了闡述。二、會議的共識與成果 此次會議規模不大 ，但與會者大多是有關專題領域抗戰研究的領軍人物或青年才俊 ，他們長期致力於此項研究 ，瞭解其中的難點和熱點問題 ，清楚中國抗戰研究面臨的主要問題 ，深諳當今海內外抗戰史研究的最新發展趨勢 ，具有較強的問題意識 、創新意識和全域意識 ，具備較為扎實的學術和文獻積累，能夠提出新的創見 ，再加之會前準備較為充分 ，學術討論注重新史料的挖掘和使用 ，以全新視角來闡述抗戰研究的諸多問題 ，討論問題具體而深入 ，故會議取得預想效果 ，並達成諸多共識 。 首先 ，與會者認為 ，抗戰研究必須具有國際視野 。研究抗戰不能局限於中日或東亞範圍，墨守以往傳統觀念和條框成規 ，自說自話無濟於抗戰的深入研究。在歷史視野方面 ，也不能無視戰爭的整體狀況 ，應與時俱進 ，開拓研究視野 ，從國際視角，審視日本對外侵略戰爭和各國人民的反日本法西斯戰爭的整體概貌 ，做到知己知彼 ，以新穎視角展現廣闊歷史 ，才能呈現或復原抗戰的真實歷史場景 ，否則坐井觀天 、一廂情願 ，就難以恰當地把握中國戰場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也不能恰當地評價中國戰場的重要意義 ，而這樣得出來的結論也難以獲得世界的普遍認同，更無法講好 “中國故事” 。高士華強調 ，今後中國抗戰史研究的努力方向，應該是在充分認識這場戰爭整體性基礎上 ，對日本對外侵略和各國人民對日法西斯戰爭的各個戰場 ，進行多角度的橫向比較 ，作出高度概括和歸納 ，採取 “走出抗戰 ，比較抗戰 ，外觀抗戰”的研究路向，以世界研究視野 ，構建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 其次 ，與會者指出 ，文獻資料是研究的基礎 ，中國抗戰史文獻資料的調查摸底、整理刊佈 、開發利用和資源分享迫在眉睫。儘管當下國家 、各級政府、文獻收藏單位和科研機構等整理刊佈的抗戰史料之種類 、數量可謂前所未有 ，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一是抗戰時期資料的收藏情況不明 ，沒有一個詳細的目錄和題解 ，很多有價值的檔案文獻未被開發出來。二是整理出版的各種專題資料不夠系統 ，研究者獲取相關資料還有一定難度 ，涉及國民黨正面戰場及國統區的資料仍待進一步發掘 。在日偽方面 ，側重於日軍侵略暴行、抗戰損失等

內容 ，其他方面的資料較少。三是文獻資料的編選取捨未盡適當。受研究者視野等因素影響 ，當選未選的資料不少 ，即使是選錄資料較少以原貌或原生態方式呈現 ，存在人為刪節及辨識有誤的問題 ，令研究者難以明瞭其真實狀況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資料的客觀性和可信度 。四是關於戰時國統區、戰時各戰區國民黨軍事作戰 ，戰時淪陷區政治軍事社會狀況、偽軍組編作戰情況等方面檔案的整理出版還不多，其顯著問題是一些地方性的、專題性的、行業的檔案文獻等刊佈較少。五是有些口述歷史、個人回憶和文史資料中，彼此矛盾、誇大失實之處不少 ，存在刻意褒貶或語焉不詳的問題 ，因而在沒有其他資料可資利用的情況下 ，一些抗戰論著只能使用這些材料 ，從而使研究受到很大制約 ，甚至出現不應有的硬傷或錯誤 。因此 ，學界的當務之急是摸清家底 ，編寫指南 ，整合資源 ，選編刊佈最具研究價值的文獻史料 ，構建共享文獻資料的大數據資源信息庫 ，為全面系統利用各種文獻資料、進一步深化抗戰史研究創造有利條件。 第三 ，與會者強調 ，綜合運用日文和其他語種文獻資料是進一步深化抗戰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 ，也是抗戰研究具備國際視野的必由之路。中國抗戰研究在這個方面明顯存在諸多薄弱環節：一是對國內各大藏書或研究機構所藏抗戰時期日方出版物的整理利用不夠。二是對日本所收藏的有關檔案文獻的情況不掌握 。2011年僅 “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選錄公佈的有關近現代日本內閣、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的公文書及其他記錄中與亞洲近鄰各國有關的資料就有2200萬份圖像 ，至於日本政府及各大機構還有多少有關抗戰方面的檔案文獻 ，還需做長期細緻的調查和摸底。三是對日本現刊佈的有關日文資料的收集、翻譯和利用不夠 ，且對日本學者的研究內容和體系缺乏基本的梳理和分析 ，對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不能及時作出回應 ，使中國抗戰史的地區話語影響力沒有發揮出來。四是對域外各國所記載的有關抗戰史內容的文獻資料注意不夠 ，僅僅停留在表面 ，缺乏國際視野或全域觀念 ，不能取長補短 ，優勢互補 ，進行比較研究 ，故中國抗戰史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的主導性不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今後中國抗戰史研究 ，只有廣泛運用多語種的檔案文獻資料 ，採取中外資料結合互補的方法 ，克服過去史料搜集和使用中，視野局限於國內或本地區的現象，使用多種方式加強國際化表達 ，善於將中國與其他各國相關的文獻資料結合起來使用 ，去偽存真 ，吸取精華 ，才能大大拓寬研究分析的史料基礎 ，增強中國抗戰史研究的國際影響力，有助於較為客觀地向世界展示中國抗戰的歷史場景和全貌。 第四 ，與會者一致認為 ，中國抗戰研究必須打破舊的條框限制 ，解放思想 ，堅持尊重史實、實事求是 、論從史出的優良史學傳統 ，拓展研究領域 ，創新研究方法 ，注重研究的整體性與系統性 ，宏觀論述與微觀解剖相結合 ，開展中外比較研究 ，充分關注海內外學術界新發展趨勢，運用相關學科的新理念、

新表述來檢視和呈現中國抗戰歷史 ，及時響應世界抗戰史研究所提出的問題 ，才能深化抗戰史研究的深度、力度 ，使中國的抗戰研究在世界範圍內具有話語權和影響力。具體而言 ，一是抗戰史涉及中外各種政治力量、各種歷史人物 、各國複雜的歷史背景 ，是一個豐富而宏闊的歷史現象 ，因此要明瞭其前因後果 ，必須要尊重史實 ，不能簡單堆砌史料 ，而應注重研究分析其相互聯繫的各個方面 ，實事求是 ，力求避免取材片面、視角單一 ，才能對其複雜的歷史過程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判。二是研究者只有發揮相應的專業優勢與研究特長 ，充分利用各種中外文獻 ，廣泛搜集相關史料 ，用真實的材料還原歷史 ，才能構建起實證研究的堅實基礎。三是著力開展中外比較研究 ，用當下的視角解讀歷史。要注重國共抗戰鬥爭與國、共 、 日不同區域內政治、經濟 、軍事 、統治手段等方面的比較 ，搞清楚以往語焉不詳的問題 ，消除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的爭論。同時也要加強中國與日本、東南亞以及域外其他國家之間諸多共性問題的研究 ，將抗戰研究置於國際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之下 ，從抗戰全域的視角研究抗戰 ，以更為宏觀、開放的視角對其進行觀察、研究和分析 ，弄清整個抗戰局勢或整個反法西斯戰爭局勢演變對中國抗戰的影響 ，以多樣化手段加強抗戰的國際化表達 ，才能揭示其不同的面貌與特點。 第五 ，與會者充分肯定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在 “澳門抗日戰爭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 ，認為澳門的抗戰是中國抗戰的有機組成部分 ，該所研究團隊正在編撰的 《抗戰研究叢書》 系列項目，填補了中國抗戰研究的空白。在研討會開幕式上 ，該所所長林發欽指出，抗戰時期 ，葡萄牙實行中立政策 ，日本亦未佔領澳門，但澳門卻充當了周邊地區難民庇護所和情報搜集中心的角色 ，且澳門華人沒有置身事外 ，掀起安置賑濟難民 、組織愛國人士回國支援抗戰的活動 ，在祖國南海之濱開闢了一個沒有硝煙的 “抗日戰場”。該所開展的抗戰系列研究包括史料整理 、口述訪談、圖像分析 、專項研究、學術會議和專題展覽等方面 ，迄今為止搜集整理戰時澳門出版中文報章約1.8萬版 ，徵集抗戰文獻文物逾1000件 ，採集抗戰倖存者口述歷史50人 ，出版研究叢書4種 ：《孤島影像 ：澳門與抗日戰爭圖志》 《平民聲音 ：澳門與抗日戰爭口述歷史》 《抗戰文獻文物圖錄》 《澳門人的抗戰》 ，其目的就是要全面真實地展示抗戰時期 ，澳門所開展的 “不一樣”抗戰的真實歷史。與會者表示 ，該所的研究成果 ，建立在較為扎實的文獻文物和實證研究基礎之上 ，確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學術意義。三、會議的特點與展望 以豐富扎實的中外文獻資料為根據 ，以國際視野和中外比較研究的方法，全面審視抗戰的歷史過程 ，不斷深化傳統抗戰史研究 ，凝聚海內外同仁智

慧與共識 ，共同揭示歷史真相 ，深刻反省歷史教訓，是當下世界抗戰史研究的新趨勢。這次會議 ，反映出中國抗戰史研究者未雨綢繆 ，構建中國抗戰史研究模式，主導未來研究發展的自信力，研討會的特點表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 ，研究領域較為廣泛 ，視角新穎 。會議論文涉及中國抗戰研究的主要問題和諸多方面 ，既有對抗日根據地研究現狀的概述、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執政等問題的探討 ，又有對國民黨戰時新聞體制 、淪陷區歷史的研究；既有對國民黨戰時高層人物錯綜複雜關係的剖析 ，又有對中日雙方軍事人物與抗戰關係的深入研究 ；既有對南京大屠殺重大事件的多維描述 ，又有對東京國際審判資料與抗戰研究關係的闡述 ；既有對華南區域抗戰研究的概括與展望 ，又有對香港淪陷時期澳門土生葡人與澳門戰時博彩發展及社會輿論等方面的全新思考。 其次 ，注重理論和方法的多樣性 。中國抗戰史研究強調採用新理論和新方法，其宗旨目的不是為裝點門面 ，嘩眾取寵 ，而是增強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全面系統客觀地反映中國抗戰的歷史概貌，揭示其在亞洲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歷史意義。在這方面 ，會議所取得的成效是較為顯著的，與會者不僅就其重要問題展開深入細緻的研究闡述 ，還因應日本或西方有關抗戰研究提出的各種學術問題 ，突破教條的、單一思維模式，以國際多維視角，深刻反思檢討以往研究成果，運用綜合或宏觀與微觀的方法，著力在探討抗戰史複雜歷史背景、重新審視或研究分析具體問題等方面 ，展開深入研討 ，解疑釋惑 。 第三 ，強調中外文獻的互補與多語種的應用。抗戰史的多元區域範疇和複雜的世界背景 ，決定其文獻資料具有跨地域國際性和多語種的特點。過往中國抗戰史研究者在文獻資料方面 ，主要以中國的文獻資料為主 ，兼及域外文獻資料 ，但關注不夠充分 ，未能從跨區域和世界視野來深入研究有關問題 ，因此中國抗戰史多局限於國內方面 ，未能體現抗戰史研究的國際性特徵。此次抗戰史學術研討會的主題 ：“史料與視角” ，即因應抗戰史研究必須與國際接軌 ，必須改變或突破傳統模式 ，以世界視野和跨區域研究相結合的趨勢而相向展開。與會者不僅注重各種載體 ，包括口述史史料的挖掘整理和考證 ，而且特別注意多語種的文獻史料相互印證 ，其中既有日文、英文、西班牙文等資料 ，又有葡文資料 ，通過中外多語種資料的比較 ，做到論由史出，以呈現抗戰歷史發展的軌跡 ，由此體現出中國抗戰史研究不同於以往的新特徵。 第四 ，具有濃厚的問題意識和開拓創新意識。歷史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研究歷史的目的就是揭示其真相。中國抗戰史研究承載的研究課題是多重的 ，既要研究中國抗戰爆發的歷史背景、演變過程、諸多重大事件、歷史人物或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 ，又要研究中日關係、 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由來、動機和目的 ；既要研究中國抗戰與亞洲各國、太平洋戰爭期間各國人民抗日鬥爭之間的相互關係 ，又要探討中國作為抗戰主戰場所發揮的重

要作用 ；既要闡述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之間的密切聯繫 ，又要因應域外研究者提出的諸多歷史問題 ，闡明我們的主張，以正視聽。因此 ，中國抗戰史研究者所肩負的使命 ，任重而道遠 ，只有不斷地開拓創新 ，增強自身的問題意識 ，運籌帷幄 ，提高解決歷史問題的綜合應變能力，才能適應新的要求和新的發展。而與會研究者已意識到自身責任的重大 ，並應對上述諸多問題闡述見解 ，做好了迎接挑戰的理論和研究準備。

從就任到辭任——抗戰初期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長之經緯汪朝光①摘要：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 ，為了因應戰爭的需要 ，國民政府行政領導架構有所調整 ，孔祥熙於1938年1月出任行政院長。然不旋踵間，1939年11月 ，孔祥熙又辭任行政院長 ，在這個崗位待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孔祥熙的就任和辭任 ，反映出抗戰初期國民黨 、國民政府及其領袖蔣介石對於這場戰爭的因應得失 ，並暴露出國民黨施政的諸般問題 。雖然蔣介石明知孔祥熙為政的弱點及外界的反應 ，但因為孔之聽話和個人情感等因素 ，對孔長期信任和重用 ，結果引致不少負面影響 ，對國民黨長期穩固執政非但沒有助益 ，反而逐漸成為負擔。國民黨在抗戰期間的政治弊端叢生 ，社會紛擾不已，以至而有戰後的迅速失敗 ，追根尋源 ，與蔣介石的施政不當 ，任用親近私人 ，不能嚴控下屬 ，都有這樣那樣的關聯。關鍵詞：孔祥熙 蔣介石 行政院長 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戰爭爆發 ，中國開始轉入戰時狀態。為了因應戰爭的需要 ，國民政府的軍事指揮和行政領導架構有所調整 ，其間引人矚目者，為孔祥熙於1938年1月出任行政院長 ，成為國民政府行政部門的最高負責人。然不旋踵間 ，1939年11月，孔祥熙又辭任行政院長 ，在這個崗位不過待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孔祥熙的就任和辭任 ，正反映出抗戰初期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領袖蔣介石對於這場戰爭的因應得失 ，並暴露出國民黨施政的諸般問題 ，很值得後人探究。此即為本文論述的中心 。②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② 有關孔祥熙政治生涯的研究，至今仍然十分有限，現有研究以楊天石、鄭會欣對抗戰時期孔 祥熙活動的論述較為深入，請參閱楊天石：《抗戰與戰後中國》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07年；鄭會欣：《讀檔閱史：民國政事與家族利益》 ，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一、臨危赴任 ：孔祥熙就任行政院長 全國抗戰爆發時 ，身為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 ，正在歐美遊歷的行程中。他此行是以國民政府特使的名義 ，赴倫敦參加英皇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 ，在1937年4月2日成行 ，實則遍歷歐美各國 ，肩負向外國洽商借款和購買軍火之使命 ，也可以理解為國民政府因應可能來臨的戰爭之準備。盧溝橋事變爆發後 ，1937年7月26日，蔣介石致電孔祥熙 ，稱 “大戰已開始 ，和平絕望 ，希在國際方面多所接洽” 。①為此 ，孔祥熙又在歐美辦理抗戰外交事務兼在德國因病休養 ，停留了一段時間 ，直至10月17日方才回國到滬。 就在孔祥熙停留國外而戰爭已然打響的期間 ，為了因應戰爭的需要 ，國民黨在黨政軍決策體制和組織架構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調整 。 1937年8月1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51次會議決定設置 “國防最高會議” ，作為 “全國國防最高決定機關” ，並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主席 ，職權為決定國防方針 、國防經費 、國家總動員事項以及其他與國防有關的重要事項 ，並得不依平時程式 ，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 。②同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又決定設陸海空軍大元帥 ，組織陸海空軍大本營 ，並推蔣介石為大元帥，③其使命為：“統帥海陸空軍及指導全民 ，為求我中華民族之永久生存 ，及國家主權之領土完整 ，對於侵犯我主權領土 ，與企圖毀滅我民族生存之敵國倭寇 ，決以武力解決之。”大本營下設六部 ，孔祥熙被任命為第三部部長 ，負責執掌財政 ，安定金融 ，整理稅務 ，緊縮支出，籌發公債 ，募集外債等事 。④不過 ，成立大本營及由蔣介石出任大元帥的決定 ，當時並未對外公佈 。⑤ 蔣介石考慮到中國並未對日本正式宣戰 ，此時對外公開宣佈設立大本營有諸多不① 郭榮生：《孔祥熙先生年譜》 ，台北：山西文獻社，1981年，第134頁。② 朱匯森主編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 1937年7至12月份） ，台北 ：“國史館” 1987年，第266- 267頁。③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1937年7至12月份） ，第312頁。④ 《大本營頒國軍戰爭指導方案訓令》 ，1937年8月2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 爭正面戰場》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上冊第11- 16頁。⑤ 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1937年8月12日，上冊 第31頁。雖然成立大本營事當時並未公開，親歷者和研究者後來也多半認為大本營並未正式 成立，但在戰爭初期的各種文件中，大本營的名稱確實又不時出現其中，或者這也是戰爭初 期情況緊急忙亂、各項機構設置不及細思且不完善的某種表現。據王世傑記，12月20日，居 正和于右任在國防最高會議 “請蔣先生出任大元帥之名，蔣未同意。”（ 《王世傑日記》 ， 1937年12月20日，上冊第74頁）蔣介石亦在日記中記，12月29日 “決定行政院與大本營各 部長人選。” （ 《蔣介石日記》 ， 1937年12月29日）這說明，大本營至少曾以某種形式存在 過一段時間。

便 ，而就他任委員長的軍事委員會現有機構擴充擔責，代行大本營的功能則更為便利。9月17日，國民政府和五院院長聯名發出訓令稱 ：“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使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權 ，並授權委員長對於黨政統一指揮。”①軍事委員會擴大改組之後 ，其職權遠遠超出了軍事範疇，包括了與戰時軍事密切相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動員功能。所以時人都認為， “政權在軍委會及其中各部” ，② “軍事委員會已從平時單純的軍事指揮機構 ，變成與戰時的內閣或大本營相似了。”③ 國民政府戰爭領導機構的改組 ，在實踐中最大的受益者當為蔣介石 。因為國防最高會議的成立 ，由蔣介石擔任主席 ，可以便宜行事 ，可以指定常務委員 ， “在法律上是有其特殊的權力的” 。④戰爭時期對於集中統一領導的需要 ，更進一步確立了蔣介石在國民黨統治架構中的核心領導地位。⑤ 隨著戰爭的持續擴大 ，日軍節節猛進 ，直逼國民政府首都南京 ，蔣介石在考慮 “南京失陷後政局變遷之影響與預測”時 ，準備 “三年苦鬥” ， “抗戰到底 ，義無反顧” ； “寧為戰敗而亡 ，不為降敵求存” 。⑥但是 ，蔣介石雖然決心堅持抗戰 ，還是感覺需要將其抗戰決策更廣泛地周知於國民黨高層領導群體 ，並因其決策往往受阻於黨內外各色人等的現實情況，有作出相應調整整頓之必要。在南京失守前後 ，蔣不斷考慮因應方略，決定：整頓中央、改變制度 ；強化政府 、健全組織 ，打破苟且與依賴之現狀。⑦為此 ，1938年初 ，蔣介石對國民政府的領導機構再次作出了較大的調整改組。 在強化政府 、健全組織方面 ，蔣介石首先改組了政府機構。行政院是國民政府的政務處理中樞機構 ，1935年12月，蔣介石出任行政院長。及至抗戰開始後 ，蔣身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國防最高會議主席 ，各項軍政事務日漸繁多，尤其是戰時的各項緊急軍務需要及時處理 ，勢難兼顧太多，蔣有意將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行政院長的職務讓出，同時將行政院的若干部門裁撤、歸併、改組 ，以提高行政效率 ，適應戰時需要。① 《國府政府關於集黨政軍權於軍委會委員長統一指揮訓令》 ，1937年9月17日，中國第二歷 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內部，第2 編政治（一）第146- 147頁。② 《傅斯年致胡適、錢端升》 ，1937年11月9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 遺劄》 第2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633頁。③ 張公量：《戰時政治機構的演進》 ，章伯鋒、莊建平主編：《抗日戰爭》 第3卷，成都：四 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上冊第52頁。④ 陳之邁：《中國政府》 第1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年，第117- 118頁。⑤ 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國民黨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出任國民黨總裁，並被 賦予對於黨的決策的 “最後決定之權”，更進一步鞏固了蔣在國民黨內的 “最高”地位。⑥ 《蔣介石日記》 ，藏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1937年12月11日。⑦ 《蔣介石日記》 ，1937年12月4日、11日、17日。

蔣介石選擇的行政院長接任人選 ，即為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 。蔣在戰爭爆發後不久 ，即有改組行政院 ，由孔祥熙接任院長的考慮 。10月26日孔祥熙回國甫抵南京 ，11月初 ，蔣已預定自己辭行政院長職 ，推孔祥熙為繼任人 。①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領導人撤往武漢 。1938年1月1日，行政院改組 ，孔祥熙接任院長 （續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 ，張群任副院長 ，時人認為 ， “此次改組之主要意義在謀行政機關之合理化 ，蔣先生專任軍事 ，孔之周遊歐美 ，於經濟幫助頗有所獲 ，故畀以行政院長” 。②考慮到此時全國抗戰所面臨的嚴峻局勢 ，首都淪陷 ，軍事節節後退 ，日軍氣焰囂張 ，各方面的困難多多 ，說孔祥熙是臨危赴任也不為過 ，而孔祥熙對政府行政尤其是財政外交工作的熟悉 ，他在戰前訪問歐美行程中達成的多項財政金融協定所表現出的能力和人脈 ，都為他的接任加重了砝碼 。 但是 ，蔣介石任命孔祥熙的決定卻頗為國民黨內外所批評 ，其間有多重因素起著作用。全國抗戰開始後 ，國民黨內實際仍有主戰派和主和派之分別 ，孔祥熙則比較傾向主和派。據王世傑所記 ， “孔 （祥熙）氏近甚傾向和議 ，與其在往日汪精衛先生主院時之態度大異。”③因此 ，孔接任院長 ，使 “外間頗疑政府傾向於妥協” ，而孔本人亦不避諱其 “出任行政院院長 ，實非所願 ，對大局似甚悲觀” 。④他的主和傾向與蔣介石的主戰態度形成矛盾 ，故為外界所疑。而且 ，孔祥熙對於抗戰前途亦不樂觀 ，並常常表現在公開場合 。據時人回憶 ，每逢政府開會討論抗戰事項 ， “會場中少不免又涉及傷兵、難民 、交通、後方秩序諸問題 。這幾乎是每有會議必定提到的 ，並且照例有許多令人傷心歎息的報告 。報告完了 ，必然以 ‘中國哪得不亡’ 、 ‘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等等憤慨語做結束 。今日說這種話最多的是孔副院長 ，其次是何應欽部長 。說這話的人 ，仿佛自己不負一些責任 。人人都這樣說 ，到底亡國的責任要誰去負呢？”⑤蔣介石對國民黨內的畏戰求和主張不以為然 ，認為 “老派與文人動搖 ，主張求和 ，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為降服而非和議也 。”⑥然主和派在國民黨內有相當影響 ，蔣也不能完全忽視他們的看法 ，故任命孔祥熙之舉 ，他自認為① 《蔣介石日記》 ，1937年9月20日、11月6日。② 《王子壯日記》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1年，1938年1月1日，第4冊第371頁。③ 《王世傑日記》 ，1937年11月21日、12月2日，上冊第68頁。④ 《王世傑日記》 ，1937年12月31日，1938年1月5日，上冊第79頁。⑤ 《陳克文日記》 ，1937年12月7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年，上冊第139頁。⑥ 《蔣介石日記》 ，1937年11月20日。

是對 “和戰二派之調劑與運用 ，表裡互用” 。①何況孔較他人 （如主張抗戰、口碑較好的宋子文）為聽話 ，②對蔣更可謂言聽計從，所以他從來都是蔣夾袋中的首選人物 ，而且通過孔祥熙去影響和控制主和派也更方便，此番以孔接任行政院長 ，可以確保蔣的意旨被貫徹執行。③ 主戰或主和或可被理解為政見不同，然對孔祥熙當政更不利的是 ，他在國民黨內被認為施政庸碌無為 ，口碑一直不佳 ，其為人又比較高調而不避嫌疑 ，加以家財萬貫 ，公私不分 ，頗為人厭 。孔祥熙回國到南京後 ，11月4日，行政院各部會長官宴請孔祥熙 ，16人的餐會，共計花費190餘元 ，其中僅煙酒便花費50元 ，而當時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不過在15元上下 ，難怪時任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得知此事後大發感慨 ：“富人一席宴 ，窮人半年糧 ，真不虛語。際此國難萬分吃緊，前方浴血搏戰 ，國土日蹙之時，最高長官對於宴會所費 ，仍毫不吝惜 ，無一不以最上等者為標準 ，亦可歎也。”而此時正趕往前線參加抗戰的廣西軍隊 ， “沿中山路步往下關。寒風峭雨之中，皆穿黃色單衣 ，自頂至踵 ，淋漓盡濕 。此皆開赴前線抗戰之壯士也 ，壯士為國犧牲 ，未至戰場 ，已飽受風雨饑寒之苦。”④但以蔣介石當時在國民黨內的威權獨斷地位 ，許多人對任命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長即便有強烈的不滿 ，多半也只能在私下發發牢騷 ，並不能改變蔣的決定本身 ，但這也埋下了不到2年後行政院再度改組 ，孔祥熙不得不退任副院長的遠因。二、飽受責難：孔祥熙的行政院長之任全國抗戰開始以後 ，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黨政軍機構幾經改組 ，大體確① 《蔣介石日記》 ，1938年1月1日。② 抗戰爆發後，宋子文滯留香港，未參加政府活動，孔祥熙曾經通過孔令侃邀請宋子文到武 漢議事，被宋子文婉拒，而宋對人稱是因為 “此乃妥協內閣也”。（ 《孔令侃致孔祥熙密 電》 ，1937年12月22日，《民國檔案》 1998年第2期第9頁）據王世傑記載， “宋子文自戰 事發生以來，未嘗參加政府會議，亦未擔任政府職務。議者多謂蔣宋間之情感迄今未洽，近 日則盛傳孔宋之間，衝突尤甚。蓋宋對於孔之用人多所不滿也。近日宋經家庭勸挽，始來武 漢，並擔任航空委員會職務（原由蔣宋美齡夫人擔任） 。” （ 《王世傑日記》 ，1938年3月4 日，下冊第97頁）③ 後來蔣介石還在日記中寫下了他心目中的智囊團人選是，張君勵、胡適、王世傑、張嘉璈、 張季鸞、張群、蔣廷黻、朱家驊、周鯁生、左舜生、傅作義。（《蔣介石日記》 ，1938年3月 6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多數並非主戰派，而以主和派或溫和派居多，其中非主流派及 體制外的政客和學者又佔了一多半，蔣的貼身近臣只有張群一人，而唯一的軍人傅作義亦非 黃埔出身的中央嫡系，於此可能反映出蔣介石當時希望對主和派有所安撫，從而使抗戰的決 策能為更多人尤其是上層人士所接受。④ 《陳克文日記》 ，1937年11月5日，10月29日，上冊第123 、 121頁。

立了以蔣介石為領導中心的戰時指揮統治架構 ，其運作基本正常 ，支援了艱苦的戰爭進程 ，孔祥熙亦在其中有其貢獻 ，尤其是對戰爭期間的經濟 、財政 、金融政策及其執行 ，孔祥熙發揮其專長 ，對於堅持抗戰發揮了他的獨特作用 。 雖然如此 ，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長 ，卻遠非眾望所歸之人 。孔祥熙在抗戰開始後傾向 “主和” ，為堅持抗戰派所反對 ；孔治政多年 ，似未表現出特別精明強幹處 ，卻被外界不少人認為有些 “庸平” ；孔最為人所詬病者 ，為其長期經商致富 ，從政後與商界的關係仍說不清道不明，被許多人認為有貪腐之嫌 ；再加孔為人高調 ，對親近下屬和自己家人的做派比較放任 ，不知收斂 ，更為眾所不喜。久而久之 ，孔祥熙在不少人眼中形成了比較偏向負面的定勢形象 ，自他出任行政院長後 ，此一負面形象又經眾人之口而被不斷放大 ，從而不能不影響到他的執政權威性和公信力。 行政院參事陳克文自抗戰開始後便在日記中多次記載了同時期孔祥熙的若干高調 “腐敗”事實。如在孔祥熙就任行政院長後 ，將行政院警衛大隊的編制從120人遽然提高到500人 ，年預算從不及2萬元遽然提高到近30萬元。陳克文感歎 ， “孔院長時代何以便需要這許多的 ‘御林軍’呢？”另據財政部某高級職員對陳克文 “談財部腐敗情形。憤言云 ，只要孔氏一家 ，便足亡國而有餘 。孔氏左右所謂副官隨從一類人物不下百餘人 ，彼等氣焰比較任何人都可怕 。此次由京遷漢 ，輪船艙位都為此輩及其家屬佔據 ，財部職員無敢正視此輩者 。途中汽車夫膳費每餐五元 ，猶嫌無下箸處 ，謂為不禁此薄遇 ，推桌毀器 ，大罵隨行之科長 ，科長亦無如之何。” 因為這些事 ， “現時罵孔者多矣”。? 更有甚者 ，據陳克文所記 ， “有人傳 ，孔以一切公文交未滿十六歲之女兒處理 ，言下憤極 ，謂尚未有開苞資格的臭丫頭居然處理國事 ，我們尚何必再做此官耶？外間雖有此傳說 ，但信否未知也。”陳克文此處寫下的不過是聽到孔祥熙將公務交女兒處理的傳聞，信否則存疑。可是幾天之後 ，孔祥熙在就任行政院長後召開的第一次院會中，“其女公子忽入會場陳事 。孔指謂出席諸官長云 ，此我女兒 ，常為國家服務 ，翻譯電報 ，代閱公文 ，未取國家一文報酬 ，外間竟有許多閑言 ，真是氣人 。散會後 ，眾競以不要錢的女兒為題 ，傳播新聞。不知孔作此語時 ，亦想及其女兒身上羅綺與口中肥甘 ，果從何來也 。國家設官授職 ，各有專司，孔氏又何以必須尚未成年之兒女過問公務耶。”②這類在其他高級政務官避之唯恐不及的傳聞，居然由孔祥熙自己親口證實 ，實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難怪陳克文也感歎不已。不知這是孔出於私心的自大自戀 ，且以為有蔣之強力支持而無所謂 ；還是孔當真認為這是出於公心的為國服務 ，以致對外界之批評如此反感。但無論如何 ，以孔祥熙的這般認識和作派 ，位居處① 《陳克文 日記 》 ， 1938年 1月13 日 、 14 日 ， 上冊第16 1- 162頁 。② 《陳克文 日記 》 ， 1938年 1月2 日 、 14 日 ， 上冊第 157 、 16 1- 162頁 。

理國家日常公務的行政院長這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層崗位 ，給國民黨和蔣介石帶來的負面影響確實遠大於正面形象。 此外 ，孔祥熙的 “貪污腐敗”也是道路紛傳 ，對其公眾形象頗具殺傷力。據陳克文記 ，他在行政院的同事告他 ， “最近孔以向美訂購飛機之權授其子令侃 ，所得均速率最劣之舊機 ，每小時不過二百八十哩以下，航空界大憤 ，但終無法補救云云。孔常於會中歎云 ， ‘如此中國安得不亡’ ，自己所做不滿人意之事多矣 ，不知亦念及此言否。”①對於孔祥熙在購買軍火中的 “舞弊”事 ，王世傑亦有記載謂 ， “近來中外人士對中央信託局 （孔為董事長） 購買軍火 ，指摘殊甚 ，謂有不少舞弊情事 。宋子文似亦有電告知蔣委員長。孔氏在會議中力為辯護。”②對這樣的事 ，知情者中有人考慮到蔣介石對孔祥熙的袒護而出之沉默 ，但仍有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北京大學教授傅斯年這樣的知名學者，不畏蔣之權威 ，始則反對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 ，認為這將使 “民怨沸騰 ，群倫失望 。似此情形 ，未知何以策將來？何以定人心？何以固抗戰之根本？”③繼則對在行政院長任上的孔祥熙之作為不以為然 ，大加抨擊 ，並以長函致蔣 ，責孔 “甚力” 。④傅斯年還曾聯合友人致函蔣介石稱 ，“自才能論之 ，孔院長未堪行政院長之大任也。⋯⋯於國家大事只是枝節應付 ，並無政策。其用人則一由愛憎 ，罔分賢不肖” ； “自信望言之 ，孔院長實為國人所痛惡也。夫國民之指責孔院長 ，大體言之 ，不外縱容其夫人、兒子如何如何斂錢耳。⋯⋯且孔氏一家生活之奢侈 ，一門舉動之豪華 ，固不能不蒙物議”； “自用人言之 ，孔院長未能明識大體也” ； “准以孔子禮教 ，孔院長持身治家至少可謂失檢也” ； “孔院長之身兼各職 ，皆不勝任 ，固為○○等之定見，亦為全國之公言。”⑤後來孔祥熙在行政院任上遭遇多次 “倒孔”風潮 ，實為其來有自，傅斯年亦為主力之一。 其實 ，孔祥熙亦知曉外界對其個人之觀感不佳 ，1938年4月，他致函蔣介石 ，為自己多有辯護並索性提出辭職 ，函稱 ： 弟自由歐奉召返國 ，參加國難工作 ，倏逾半載。遵命擔任行政 ，亦已四月。初抵漢時，正值前方軍事失利 ，後方極形恐慌 ，難民流離於途 ，傷兵到處滋事 ，救濟不及 ，安置無方 ，人心浮動 ，怨言叢生 ，大局幾有不可終日之勢。而中央機關之西遷 ，或川或湘或武漢 ，辦公地點既無一定 ，負責長官亦多分散 ，政務更有停頓之虞 。為安定後方 ，鎮靜人心起見 ，經竭力設法 ，約集來① 《陳克文日記》 ，1938年1月2日，上冊第157頁。② 《王世傑日記》 ，1938年2月16日，上冊第92頁。③ 《慎選行政院長財政部長案》 ，1938年，傅斯年，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642④ 《王世傑日記》 ，1938年3月4日，上冊第97頁。⑤ 《傅斯年等致蔣介石》 ，1938年7月12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劄》 第2卷第683- 687頁）

漢 ，乃將中央組織稍事整理 ，協助地方政府解決傷兵難民問題 。嗣我兄以軍事繁要 ，堅辭院務 ，籌畫改革中央行政機構 ，以謀政院與軍會之調整 ，雖蒙詢及芻蕘 ，迄未妄參末議 ，對於提出改組辦法 ，因而未曾過問。改組之議既定 ，以人事問題征及於弟，自維材輇任重 ，本不敢承 ，故再三辭謝 ，乃我兄推誠相與 ，懇切責勉 ，弟以時值國家艱危 ，我兄憂勞逾� ，遂不得不暫承其乏 ，冀我兄專心軍事 ，求取抗戰之勝利。所幸抗戰初起 ，中央即有決議 ，黨政軍統歸我兄領導 ，而政院諸務 ，早有成規可循 ，曹隨蕭後 ，自亦不必另有主張，另有政策。惟數月以來 ，外間或不加察 ，責弟無主張 ，無政策 ，在非常時期 ，更無特別辦法。實則以党治國 ，一切大計均須取決於黨 ，聽命領袖 ，而抗戰時期 ，最重意志統一 ，政策一貫 ，尤不容個人隨便發表主張 ，致涉分歧 。⋯⋯且弟多年以來 ，即主張為統一政令、集中力量起見，政治軍事大權應歸我兄一人主持 ，去歲出國前並有長函向我兄建議 ，將軍委會改組 ，國防部隸於政院 ，由我兄以院長兼總長。此次大會 （指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作者注）通過我兄為本党總裁 ，主持一切 ，尤與弟之平素主張相同。 目下前方軍事好轉 ，黨政軍權宜即乘時統歸我兄總攬 ，庶幾德威普照 ，軍民共仰 ，指揮便利 ，策應敏捷 ，於國家前途及抗戰前途裨益實多。弟近來身體多病 ，精力遠遜於昔 ，前為我兄分勞 ，應付難局起見，暫任行政 ，尚能勉強支持 ，如使長負重責 ，深懼自誤誤國 ，既負我兄推許之意 ，亦累我兄知人之明。亟盼允卸仔肩 ，俾得稍事休養 ，或另畀閒散職務 ，以便從容效力。倘我兄仍不願自兼政務 ，或由嶽軍代理 ，亦頗穩妥。至財政一席 ，子文如能擔任 ，更為駕輕就熟。弟秉性率直 ，遇事認真 ，或不免獲罪於人 。長財數年 ，幸賴我兄信任 ，雖有謠謗 ，均置不理 ，始能放手做去 ，即近來稍有成就 ，亦系我兄指導之力。就積極方面言 ，因整頓舊稅 ，舉辦新稅 ，為國庫增加數萬萬元 ；就消極方面言 ，因購置消費躬親核實 ，為國庫亦節省數千萬元 。均有數字可查。至於改善幣制 ，整理公債 ，活潑金融，扶助工商，以及廢除苛雜 ，治水防災，直接間接 ，無形中為國家所增之富力，想亦有相當之數目。且自信經手事項 ，公私分明 ，絲毫不苟 ，差堪告慰於我兄。過去雖因嚴厲取締交易所操縱投機 ，並在整理公債時期不肯徇情 ，致受人攻擊 ，發生謠謗 ，曾經審計部派員秘密查帳數月之久。其結果中行方面並未發現錯誤 ，財部方面亦只因暫記帳為查帳者所吹求質詢 ，但該項支出均系奉有我兄手條 ，先行墊付 ，待補手續者 ，已經核對解釋 ，亦無問題。現在厲行預算制度 ，主計 、審計又複組織嚴密 ，一切收支必經種種手續 ，更不待言。 弟去秋在德 ，乘便診療宿疾 ，時期未滿 ，即奉我兄疊電召歸 。匆匆返來 ，又因國難嚴重 ，未敢休息 。近複忙碌數月，益感精力不及 。惟前以國家情景欠佳 ，未敢提及下忱 。今幸行政組織大致妥帖 ，戰事前途又形好轉 ，而財政亦籌有辦法。弟之去留 ，當不致影響大局 。現擬提出辭呈 ，自不能不先商我

兄。披瀝直陳 ，敬祈垂察。倘承不以畏難見責 ，尤為感幸。① 此時孔祥熙接任行政院不久，蔣介石對他頗為信任 ，對他的辭職請求亦無反應 ，而在孔祥熙，這與其說是辭職 ，不如說是自我辯白兼 “恃寵撒嬌”而已，未必是其真心所願。 然對孔祥熙的批評 ，卻不因戰事緊急、政務繁重而稍減。1938年7月國民參政會的成立 ，為 “反孔”和 “倒孔”者又提供了公開的出口。參政員中有不少人為社會知名人士兼體制外人士 ，不屑於孔之作為者甚多，因為不處在政務負責崗位 ，故對批評亦無什麼顧慮 ，也不太擔心孔可能有的報復 ，更有傅斯年這樣的 “倒孔”健將 ，他們在會上放言高論 ，猛烈 “批孔” ，使孔祥熙本已不佳的形象更受影響。 1938年7月 ，在第一屆參政會的首次會議中，參政員 “對孔庸之長行政院極表不滿 ，而思提案攻擊者 ，此部分人並主張以宋子文代。”② “國民參政會特別審查會對孔極表不滿 ，責其不負責，沒辦法、欠莊重 。會後傅斯年言：在此形勢下 ，在外國只有孔辭職或解散參政會！”③孔對此雖然惱怒，但礙於會議中的氣氛，又不便發作，只能應付 ，但參政員並不因此而放過孔。據青年党領袖陳啟天的回憶 ， “參政會討論和詢問的問題 ，多屬於行政院的職掌。因此每次參政會開會，總有不少的參政員對行政院長表示不滿。不過參政會對行政院長沒有彈劾權 ，也沒有不信任投票權 ，自然無法決定行政院長的去留。只有利用建議權和詢問權略略表示意思。然猶恐傷面子 ，影響團結 ，所以關於行政院長的個人問題 ，系用參政員聯名函件的形式 ，秘交政府 ，而不在參政會內公開提出討論。”④ 1938年10月28日，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在重慶開幕的當天 ，孔祥熙 “出席報告財政。報告後 ，參政員中對於政府救國公債辦理情形 ，共外間關於政府將延展煙 （鴉片）禁之傳說 ，有嚴重之詢問。午後孔約參政會茶會 ，席間專說笑話 ，有識者不免腹非。”可見孔內心裡對參政員的批評是頗不以為然的，也正因為如此 ，參政員對孔更為不滿。據王世傑記 ， “傅斯年等二十餘人將以私函致送蔣先生 ，反對孔庸之長行政院。聞彼等已擬就函稿。” “有五十餘人聯① 《孔祥熙致蔣介石》 ， 1938年4月25日，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孔祥熙檔。② 《王世傑日記》 ， 1938年7月3日，上冊第125頁。③ 李學通、劉萍、翁心鈞整理：《翁文灝日記》 ，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938年11月6 日，第282頁。傅斯年曾對人表示他的倒孔決心言， “此事雖斷吾頭亦不能禁我緘默不言， 誓必達到目的”。蔣介石詢傅， “孔部長去職後誰繼” ， “傅默然不語”。杜月笙認為， “傅之此舉，實所謂越幫越忙也。” （ 《孔令侃致孔祥熙電》 ， 1938年7月20日， 《民國檔 案》 1998年第2期第15頁）意即蔣介石不能接受這樣的形似 “要脅”之舉。④ 陳啟天：《寄園回憶錄》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182頁。正因為在參政會飽 受批評，孔祥熙在國民黨中常會曾經 “反對召集參政會，其議論至為幼稚，態度尤不佳。” （ 《王世傑日記》 ， 1940年9月23日，上冊第296頁）

名 ，致一密緘於蔣委員長 ，其內容聞系指述孔庸之院長不孚人望 ，⋯⋯傅孟真（傅斯年） 等欲請秘書處轉遞該函，予 （王世傑） 告以該函既系密封 ，秘書處不明內容 ，故不便轉遞。旋即將該函退回傅孟真。至彼等是否自行投遞 ，則不得而知。” “閉會前，會中討論今後抗戰工作方策 ，多數人頗不滿於孔院長 。孔院長在會場中亦悻悻然。” 11月9日，孔祥熙在參加最高國防會議時 ， “以參政會同人頗多表示不滿 ，微露消極之意。”①於此可見 ，外界對於孔祥熙的不滿早為孔所感知 ，他在行政院長任上 ，確實面對著相當的內外壓力。三、再度易人：孔祥熙辭任行政院長 1938年10月25日武漢失守之後 ，國民政府首腦機關全部遷移至重慶 ，戰爭漸入持久狀態 ，形勢又有新的變化 。 武漢失守前後 ，國民黨內 “和平”聲浪又起 ， “外間盛傳和議”。汪精衛、孔祥熙等 “均傾向於和平” 。不過 ， “汪 、孔雖傾向於結束戰事 ，然因日人表示堅持以蔣先生下野為先決條件 ，亦不敢公然作議和之主張。”此時蔣介石 “對繼續抗戰方針 ，持之極堅” 。當孔祥熙 “表示和議亦當考慮 ，並以敵人由桂攻黔為可懼為言 ，蔣先生堅稱半年內不可稍涉猶豫 ，與日人談妥協” 。③蔣認為孔祥熙的主張 “形同求和 ，彼猶不知誤事 ，可歎 。”② 正因為國民黨領導層內部存在的和戰紛爭 ，以及武漢失守後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的新變化 ，蔣介石又開始考慮調整並改組中央領導機構 ，以確保其抗戰決策的順利貫徹。1938年12月18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自重慶出走越南河內，公開打出 “和平”旗號 ，汪的舉動在客觀上反而加強了蔣介石因堅持抗戰而在國民黨內外贏得的地位，並堅定他調整機構、更全面地掌控黨政軍權力的決心。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 ，會上 “有人主張設大本營以容納行政院及各部會” ，但王世傑向蔣介石建議 ， “此時不宜削減機構 ，緣日方方謂我漸成 ‘地方政權’ ，我不宜為不必要之變更 ，授敵人以宣傳之口實。”結果 ， “此次中央全會，對於政治機構之改變 ，只是將原來之國防最高會議 ，改為國防最高委員會。此會不設副主席 ，為統一黨政軍之指揮機關，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職權。⋯⋯實際上國防最高委員會之構成與職權 ，與原來國防最高會議 ，初無甚大之差別。”④① 《 王 世 傑 日記 》 ， 19 3 8 年 10 月 2 8 日 、 3 0 日 、 1 1 月 5 日 、 6 日 、 9 日 ， 上 冊 第 15 5 、 157- 158頁 。② 《 王 世 傑 日記 》 ，1 9 3 8 年 1 0 月 2 4 日 、 2 6 日 、 1 1 月 1 日 、 1 2 月 9 日 ， 上 冊 第 1 5 4 155 、 164頁 。③ 《蔣介石 日記 》 ， 1939年8 月26 日 。④ 《王世傑 日記 》 ， 1939年 1月18 日 、 2月3 日 ，上冊第 176 、 180 頁 。

在調整機構的過程中 ，孔祥熙的任職也為蔣介石所顧及。蔣介石當然知道孔祥熙的外部形象及其實際作為 ，也曾在私下抱怨 “庸之對外失信可歎” ；擔心 “孔之言行輕重失當 ，幾使人人怨恨 ，殊為可慮” ； “孔對輿情太惡”。在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長之後 ，其做派亦不時為蔣所不滿 ，因其 “徒有財政 ，而不注重整個政治 ，一與商討財政 ，彼即憤氣怒色相加 ，凡重要事機皆秘 ，而惟恐我知道 ，我亦樂得不知 ，一任彼之所為 ，而彼今以你是領袖之言相加 ，是全將餘助他之好意誤會 ，可痛。”①但蔣介石與孔祥熙有良好的個人關係 ，對孔的辦事聽話更是欣賞備至 ，孔又是由他提名出任行政院長 ，因此於情於理 ，蔣對孔總是比較擔待 ，比較維護 ，不願多加責備。所以 ，對於參政會和國民黨內對孔的批評聲浪 ，蔣介石頗為不滿 ， “聞之甚不悅” 。②參政會一屆二次會後 ， “蔣先生來渝當眾訓話 ，公然稱讚孔辦財政之完善 ，在此期間已無有能出其右者” ，③等於是為孔公開月臺表示支持。此時的蔣介石 ，還未有調換孔祥熙任職之意。 但是 ，蔣介石為孔祥熙的辯護 ，並不能完全消除外界尤其是參政員對孔的不滿 ，每次參政會開會 ，孔都成為參政員批評的對象 ，並且這種批評效應放大到會外 ，更使孔的任職實際成了國民黨的負面資產 。1939年2月的參政會一屆三次會議 ， “傅孟真 （傅斯年） 等所提公務員回避法 （暗責孔院長引用親屬） ，羅鈞任 （羅文幹） 等所提反對以權位為酬庸之具案 ，為具有批評性 。” 1939年9月的一屆四次會議 ， “參政員中對孔庸之院長多表不滿。此實目前最為一般人注意之問題。” “傅斯年等四十人 ，將向大會動議。請政府重行考慮財政部部長及行政院院長人選 ，蓋即對孔庸之表示不信任。孔庸之於今日持一自滬來電 ，出示若干參政員，電中指參政員中有受汪精衛指使者 ，參政員中對孔益不滿。”④據翁文灝記 ， “對孔財政詢問案宣讀後 ，蔣起立謂：參政員應知抗戰環境 ，統一後一年餘即抗戰 ，實行至今 ，全靠財政。參政會應平心靜氣討論 ，不宜誤會。⋯⋯， （如此淩厲態度 ，壓制正當詢問以護孔 ，實非領袖所宜出，深為國家前途憂慨 ！ ）孔仍口頭答覆 ，語無倫次。”⑤蔣介石也在日記中記載了他對孔祥熙的維護 ：“會中對財政部長 （孔祥熙） 無理攻擊 ，餘乃以正言評判 ，抗戰之功 ，多在財政 ，以指示眾人 ，乃無詞 ，政客官僚之無心肝 ，國難至此 ，尚以私利私見為重 ，可歎 ！” “參政會議如常集會 ，對行政庸之多所指摘 ，餘再三聲辯 ，痛論攻評之。⋯⋯聞者之初或以餘為過 ，然而有些① 《蔣介石 日記》 ， 1938年3 月19 日 ， 1939年8月26 日 、 7月19 日 。② 《王世傑 日記》 ，1938年7 月3 日 ，上冊第 125頁 。③ 《王子壯 日記 》 ， 1938年 12月20 日 ，第4冊第600頁 。④ 《王世傑 日記 》 ， 1939年2月22 日 、 9月11 日 、 14 日 ， 上冊第 183 、 222頁 。⑤ 《翁文灝 日記 》 ，1939年9月14 日 ， 第37 1頁 。

政客文人 ，非此則彼 ，不知其本分也。”① 參政會對孔祥熙的不滿 ，也在國民黨內引起呼應 ，國民黨高層中有不少人 ，或因派系和個人原因，或出於對國民黨內外形象之考慮 ，對孔祥熙的行為做派有異議 ，連帶對蔣介石對孔祥熙的維護亦有不滿 。王子壯認為 ， “孔之用人 ，據一般人批評 ，確有若干之不當 ，以其甫及二十之長子 ，主持關係國家前途重大之貿易信託局 ，少年得志 ，淩駕一切 ，外間且攻擊其弊竇 ，叢生 ，尚有若干事實舉發於蔣先生 。此事涉國家且為彼之親屬 ，理宜從嚴徹查 ，糾正錯誤。但蔣先生於到重慶之初 ，舉行紀念周訓話之余 ，盛稱孔之辦理財政卓有成績 ，至外間有若干之攻擊 ，經調查結果，或無其事 ，或系低級人員之錯誤 ，輕輕一句 ，頓消前失。以蔣先生之聰明，當知派員調查一己親屬之不易 ，負此調查之責者 ，豈有不盡力彌縫之理 ，情領者諉諸小職員 ，余則悉予以粉飾 。果有此情節 ，應予重罰 ，今亦信之 ，淡焉不理 ，實非善處事理 、振奮人心之道 。於此情勢之下 ，果有一二被處罰者 ，亦將自怨其非當局之至親而已。處此亂世 ，信賞必罰 ，極端重要 ，蔣先生固屢言之 ，何行之之不篤耶？”②有些國民黨高官甚而在私下裡討論過換孔的可能性 。陳誠 、白崇禧等軍方領導人 ， “原擬聯名請蔣先生兼行政院院長 ，意在對孔表示不滿 ，因程潛不主張用書面條陳 ，遂作罷。”這些動向也為孔祥熙所知 ，他曾明白告人 ， “謂彼意行政院長宜改請蔣先生複任 ，云云 ，似感不安。”③ 國民黨內外對孔祥熙的強烈不滿 ， 自不能不為蔣介石所關注 ，衡情度勢 ，蔣也不得不考慮更動孔的職務 ，以免拖累大局 。1939年11月12日，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在重慶開幕 ，蔣介石在會議期間 ，思前慮後 ，考慮 ：“一 、財政部應否自兼及其利害如何 ，其利在集中統一與肅清貪污 ，整頓財政 ，其害在業務太多太繁 ，又恐不能專心整頓 ，與人口實 ，對外關係如何 ；二 、子文加入行政院何部 ；三 、減輕庸兄責任 ，免受冤屈。”④但是 ，蔣又不放心將如此重要的崗位交由別人負責 ，哪怕是其另一姻親宋子文 ，因其個性比較獨立 ，也不能為蔣所放心 ，最終蔣決定改組行政院 ，由自己兼院長。會上 ， “孔氏謙沖為懷 ，終覺為因應抗戰建國需要 ，仍以由蔣總裁總攬行政 ，更足使政治軍事統一指揮 ，是以正式向六中全會提議 ，請選任蔣總裁為行政院長 ，以期指揮便利 ，策應敏捷 。大會以孔氏提議 ，情詞懇切 ，理由正大 ，乃通過選任蔣總裁為行政① 《蔣介石日記》 ， 1939年9月30日。② 《王子壯日記》 ， 1939年1月28日，第5冊第39- 40頁。③ 《王世傑日記》 ， 1939年11月11日、16日，上冊第234- 236頁。據孔派人物告孔，宋子文 活動的唯一目的，是 “取得行政院長” ，而其最大之障礙，在蔣介石慮其與中共、反蔣派和 外國人的關係 “不敢重用。因恐一旦重用之，而有危及國本之虞也。” （ 《孔令侃致孔祥熙 密電》 ， 1938年6月21日， 《民國檔案》 1998年第2期第14頁）④ 《蔣介石日記》 ， 1939年11月18日。

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張群隨之請辭 ，由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長 ， “輔佐領袖 ，以親庶政” 。① 1939年11月20日，孔祥熙辭任行政院長 ，由蔣介石擔任。蔣之換孔 ，並非對孔有多少不滿 ，而主要是擔心外界對孔的批評於國民黨不利 ，有讓孔暫避風頭之意 ，甚至是讓孔 “免受冤屈” 。然事實上 ，蔣的兼職甚多，行政院事務他實際上也管不過來 ，孔仍可以副院長的身份 ，代蔣主管行政院的工作 ，只是名義上不在頭號首長的地位 ，對於有些批評反可以理直氣壯地不理不睬。而以國民黨內當時的議論 ，對孔的任職還是不滿意。據王世傑記 ，五屆六中全會閉幕後 ，在國民黨高層的聚會中，蔣介石表示 ， “行政院各部人選擬均不更動。餘殊以為慮 ，因謂今後最大危機恐在財政 、經濟 ，盼蔣先生注意。因座人眾 ，餘遂不便直說財政部人選須更動。”王世傑和國民黨中不少人屬意的財政主管人選為宋子文 ，但宋 “拒絕擔任財政部部長 ，系因蔣先生不肯解除孔庸之所任中央銀行總裁之職。”②在參政會 ，參政員的批評矛頭仍然指向孔祥熙。據陳克文回憶 ， “每一次參政會開會都有攻擊老孔的言論 ，其中傅斯年、周炳琳、錢端升尤為利害。”③但是 ，對於國民黨內外對孔祥熙的批評意見，蔣介石並不以為然 ，孔既不再擔任行政院長 ，蔣也無意再調換孔的職務 ，孔祥熙因此而穩穩地坐在行政院副院長的坐席上 ，而對外界的批評毫不理會。四、餘論：蔣孔關係之糾結 孔祥熙此次出任行政院長 ，前後歷時將近2年 ，是他在國民黨當政期間的最高任職 。其後孔祥熙擔任行政院副院長 ，直至1945年6月 ，超過5年半的時① 瞿韶華主編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1939年7至12月份，台北：“國史館”，1992年，第 602頁。孔祥熙自己對人解釋他的辭職原因是， “抗戰期問，軍政應該合一，指揮才靈便， 事權才集中。現在既有軍事委員會，又有國防最高委員會，又有行政院，同時發命令，往往 形成一國三公，不知適從的毛病。所以他為著國家大計，極力主張取消軍委會和國防會，不 過這提議現在事實上不能實行。為著貫徹軍政合一的主張起見，所以非請蔣委員長來兼院長 不可，這便是他辭職，蔣重來做院長的理由。⋯⋯他又表示，蔣先生雖做了院長，事實上仍 須他多做事幫忙，不過責任是減輕了。” （ 《陳克文日記》 ，1939年11月21日，上冊第481 頁）② 《王世傑日記》 ，1939年11月24日、28日，上冊第237- 238頁。③ 《陳克文日記》 ，1939年9月15日，上冊第455頁。傅斯年曾經向胡適解釋他反對孔祥熙的緣 由是：1 、孔之為私損公，毫無忌憚，先生久在國外，未能深知。2 、他之行為，墮人心，損 介公（蔣介石）之譽，給抗戰力量一個大打擊。3 、貪贓枉法，有錢愈要錢，縱容其親黨無 惡不作，有此人當局，政府決無希望。4 、他一向主張投降，比汪在漢、渝時尤甚。5 、一旦 國家到了更危急的階段，不定出何岔子。6 、為愛惜介公，不容不反對他。（ 《傅斯年致胡 適》 ， 1940年8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 信選》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中冊第744頁）

間。由於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的兼職太多，無瑕具體負責行政院的事務 ，因此 ，孔雖名為副院長 ，實際卻當著行政院的家。可以說 ，在全國抗戰期間 ，行政院的事務基本是由孔祥熙負責的。甚至當孔祥熙出國時， “若干重要會議以前由孔氏代為主席者 ，現均躬自為之 （指蔣介石一作者注） ，此蓋表示對他人未能十分信任也。”① 孔祥熙雖為美國名校畢業 ，受過西方文化薰陶 ，但他出身山西票號商人之家 ，自幼浸染於晉商之家的氛圍 ，受到較多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並且深諳商人精明算計 、注重利益之道 ，處理政治亦如經商 ，圓滑融通。孔氏字 “庸之” ，倒也名如其人 ，如其親近人所言 ， “孔氏的性情基本是 ‘庸’ 。孔氏自己常說他這個 ‘庸’是中庸之庸 。孔氏待人處事 ，一本所謂中庸之道 ，做到適可而止 ，留餘地而不為己甚 ，留退步而不走極端 。⋯⋯可見孔氏幼而經商 ，長而從政 ，更事多 ，閱人也多，世故深而人情透 。”②孔祥熙曾對陳佈雷說 ， “財政經濟在書生看來甚為複雜 ，其實很簡單 ，即是生意經而已。彼自稱 ，彼從生意出身 ，故能領略此道 。”③陳佈雷對此頗不以為然 ，然孔祥熙以生意經處理政治和人際關係 ，在國民黨內複雜的政治派系和人際紛爭中更易立足。尤其是當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說一不二的獨裁領袖之後 ，孔祥熙認定其為官主政之道即惟蔣是從 ，對蔣依順 ，自然得蔣歡心。如孔的秘書所見 ， “孔摸透了蔣介石的性格 ，對蔣極端恭順 ，勇於替蔣背黑鍋 ，因而長期取得蔣的信任 。” “孔對蔣是百依百順 ，從未看到或聽說他對蔣的決定有所違拗 ；侍從室送來許多密封的額外支付命令 ，孔無不照辦。”④其實 ，孔也有其個人的打算與主意 ，也未必對蔣那麼言聽計從 ，但孔多數情況下是做而不說 ，自行其是 ，不會像宋子文那樣當面不從蔣意 ，讓蔣下不了臺。以吳國楨的觀察 ， “蔣形成了一個習慣 ，那時他從不聽與之相左的意見。正由於這點 ，沒有人敢提出自己的建議 ，周圍的人都在揣摩他的心思 ，所以他們提出的建議 ，通常是那些被認為最能取悅於蔣的東西。” “孔祥熙絕對如此” 。⑤ 孔祥熙能長期坐穩行政院的頭把和二把交椅 ，成為國民政府時期任職時間最長的行政院高官 （加上戰前4年的副院長任職 ，共計在行政院任職11年有餘） ，因素或有若干 ，但關鍵在於孔對蔣盡心盡力、惟命是從，蔣對孔亦頗為① 《王子壯日記》 ，1944年6月28日，第9冊第256頁。② 潘益民：《孔祥熙的發跡及其他》 ，壽充一編：《孔祥熙其人其事》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 社，1987年，第36頁。潘益民，曾任中央銀行人事處長。③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 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 ，北京：群眾出版 社，1991年，1943年11月16日，第390頁。④ 夏晉熊：《在孔祥熙官邸的見聞》 ，壽充一編：《孔祥熙其人其事》 ，第30- 32頁。夏晉 熊，曾任孔祥熙秘書、中央銀行國庫局局長。⑤ 裴斐、韋慕庭訪問整理、吳修垣譯：《從上海市長到 “台灣省主席”- 吳國楨口述回憶》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6- 240頁。

信任 ，比較放手 。戰前，蔣介石認為在 “中央散漫無主”之時， “幸庸之不避勞怨 ，在京主持。”故當孔祥熙 “急思嘗試”行政院長時，一向看重個人獨裁權力的蔣介石卻並無責怪 ，反認為 “此亦一道也” 。① 1938年1月，蔣介石終於讓孔祥熙過了把院長癮。 雖然蔣介石明知孔祥熙為政的弱點及外界的反應 ，但因為孔之聽話和個人情感的因素 ，蔣始終對孔比較寬容，甚而在孔為外界輿論所批評時，蔣還自責自己對孔 “現鄙嫌之意與嚴厲之聲 ，應切戒之” ；即便是對孔祥熙下屬販運鴉片謀利這樣明顯違法之舉 ，蔣的態度也不過是 “庸之對鴉片運輸事不能遵令停止 ，以人言藉藉 ，貪小失大 ，更為憂悶 ，故終日鬱鬱不舒 ，乃休養不足之過也。”②他不是嚴厲批評孔祥熙放縱下屬販運鴉片，而是責備自己 “休養不足” ，可見其對孔維護之重。抗戰後期 ，當孔祥熙夥同下屬貪污美元公債大案洩露於世 ，社會各界包括國民黨高層對此議論紛紛且多有批評之際 ，蔣介石仍然拖泥帶水 ，不願斷然處置 ，最後不過是循正常途徑免去孔的職務而已。③因此可以說 ，蔣介石在抗戰時期對孔祥熙的信任和重用 ，其負面影響往往勝過正面效應 ，對國民黨長期穩固執政非但沒有助益 ，反而逐漸成為負擔 ，只是蔣仍固執於其領袖權威 ，不願輕易作出改變。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為此感歎：“抗戰日久，困難叢生 ，弊竇百出，耳目所接 ，非法不平之事所在多有，社會上反感日滋 ，的為事實 ，若一窮究竟 ，與負責當局均有若干之關係。如蔣先生不以親屬當政 ，公私猶易分明，謗怨之集 ，當為稍差。”④此乃一針見血之論。雖然國民黨始終堅持了抗戰 ，但其政治影響力和政務執行力卻明顯下降，政治弊端叢生 ，社會紛擾不已，以至而有戰後的迅速失敗 ，追根尋源 ，與蔣介石的施政不當 ，任用親近私人 ，不能嚴控下屬，都有這樣那樣的關聯 ，其成敗得失 ，誠可為後人鑒之。① 《蔣介石日記》 ，1935年8月10日，11月26日。② 《蔣介石日記》 ，1939年9月2日，1942年12月9日。③ 有關情況請見汪朝光：《剪不斷理還亂- 抗戰中後期的蔣宋孔關係》 ， 《宋子文生平與資料 文獻研究》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④ 《王子壯日記》 ， 1944年5月30日，第9冊第215頁。

論抗 日戰爭研究的國際視角高士華① 抗日戰爭的國際視角問題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論述和討論 ，本文著重從部分與整體的關係來探討抗日戰爭研究的國際視角問題 。一、 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整體性 韓國學者裴京漢曾經指出研究中日戰爭需要東亞視角。他說 ，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 ，日本的對外侵略用一句話概括 ，就是為了建造所謂的大日本帝國對整個東亞 （包括東南亞在內）進行的一連串侵略戰爭 ，而中日戰爭是日本對亞洲侵略戰爭中的關鍵所在。因此 ，筆者認為僅將中日戰爭看作日本和中國兩國之間的戰爭或者僅從一國歷史角度出發的研究終究還是不太恰當的 ，非常有必要從東亞視角出發對中日戰爭進行全面研究和分析。② 我非常同意裴京漢先生的分析和建議 ，僅僅從中國視角出發研究抗日戰爭是不夠的 ，因為日本不僅侵略了中國 ，也侵略了現在的東亞和東南亞的廣大區域 ，這兩個地區是日本對外侵略戰場的主體區域 ，基本上可以分為以中國為中心的陸上和以太平洋為中心的海上兩個主要戰場 ，因此東亞 （傳統的 “東亞”包括現在的 “東南亞”） 視角是必須的。但是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事實上已經超出傳統的東亞範圍，南亞的印度受到了日本的侵略 ，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直接受到了日本的轟炸 ，參加對日戰爭的國家也超出了東亞的範圍 ，所以 ，在主要基於東亞視角進行分析的同時 ，亞洲乃至全球視角也是必不可少的。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發動的侵略擴張 ，隨著時間的推移 ，在地域上不斷擴大 ，從朝鮮半島，到中國東北 、華北 、江南 ，到半壁河山，然後南向 ，偷襲珍珠港 ，進軍東南亞 ，激戰太平洋 ，日軍全面展開。在時間的節點上 ，中日一般都把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與以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聯繫在一起 ，把由此開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作為一個時段 ，從日本對這個時段的種種稱呼 ，可以看出日本對這場戰爭認知的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 ， 日本一般將柳條湖事件後的戰爭稱之為 “滿①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抗日戰爭研究》 主編。② 裴京漢：《東亞視角下的中日戰爭研究》 ， 《抗日戰爭研究》 2016年第1期。

洲事變” ，而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引發的戰爭則根據同年7月11日近衛內閣決議 ，稱之為 “北支事變” ，隨著戰爭從華北局部地區發展成日中之間的全面戰爭 ，9月2日內閣會議決定改稱 “支那事變”。 1940年7月26日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之初發表 《基本國策綱要》 ，其中提出：“建設以日滿支緊密聯合為主幹的大東亞新秩序” ，這是 “大東亞”一詞的最初使用 ，同年8 月1 日，松岡洋右外相在其談話中提出 “確立以日滿支為其中一環的大東亞共榮圈” ， “大東亞共榮圈”一詞被首次提出。 日本學者莊司潤一郎對這場戰爭的稱謂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和分析 ，他認為松岡眼中的 “大東亞共榮圈”指的是 “等同於此前所謂的 ‘東亞新秩序圈’乃至 ‘東亞安定圈’ ，廣泛包括荷屬東印度 、法屬印度支那等南方諸地域，日滿支亦為其中之一環。也就是說 ， “大東亞”的範圍大約包括當時被稱為 “日滿支”的東亞再加上東南亞等南方地區。① 因為當時 “東南亞”這個地理概念還沒出現，所以使用 “東亞”這個地理名詞 ，但戰爭的範圍超出了傳統的 “東亞”範圍，所以只好稱為 “大東亞”。這是一些日本學者的解釋。 曾經擔任日本駐美大使、外務次官的村田良平也是這樣認為的： “大”翻譯成英語是greater，也就是說 ，因為僅就 “東亞”一詞而言 ，其範圍多數情況下限定於中、 日、朝鮮、蒙古 ，為了指代 “更為廣義的”東亞而用了 “大東亞”一說。考慮到戰線從中國大陸蔓延至緬甸這一點的話。為美國人所強制使用的 “太平洋戰爭”這一用語反而令人覺得奇怪。② 但是 ，這一說法顯然否定了 “大東亞”一詞的政治性 。1941年12月10日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通過了 《有關今次戰爭之稱謂以及平、戰分界時期之決定案》 ，其中做出以下規定：將此次對美英戰爭及今後隨形勢之推移可能發生之戰爭 ，也包括 “支那事變”在內統稱為 “大東亞戰爭” 。在兩天后的12日，內閣情報局進一步補充說明：“所謂大東亞戰爭，即是一場以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為目的的戰爭 ，並不意味著戰爭區域僅限於大東亞” 。③在此 ， “大東亞戰爭”一詞的政治性和價值判斷性昭然若揭。 作為日本對外戰爭整體的稱呼 ， 日本當時主要使用 “大東亞戰爭” ，在戰後主要是右翼在使用這一稱呼。但是 ，日本以外也有學者使用這一稱呼。美國歷史學家約翰·史蒂芬 （John J. Stephan）指出 “雖在使用時有些抵觸感 ，但還是 ‘大東亞戰爭，一詞最能準確地表現日本在印度洋、太平洋、東亞以及東南亞等地挑起的一系列戰爭。”史蒂芬有 “抵觸感” ，顯然並不認可該詞的意識形態色彩。① 莊司潤一郎：《對日本戰爭稱謂問題的一個考察》 ， 《抗日戰爭研究》 2015年第4期。② 莊司潤一郎：《對日本戰爭稱謂問題的一個考察》 ， 《抗日戰爭研究》 2015年第4期。③ 木阪順一郎：《十五年戰爭的性質及其稱謂問題》 ， 《日本研究》 1993年第2期。

日本學者後藤乾一認為可以使用 “大東亞戰爭” ，但是為了與所謂的戰爭 “肯定論”者劃清界限，應該使用帶引號的 “大東亞戰爭”。 從對 “大東亞戰爭”一詞使用的介紹可以看出，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全面發動對外侵略戰爭之後 ，該詞開始被使用 ，體現了那個時代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整體性。從敍述的便利來說 ，帶引號的 “大東亞戰爭” ，不失為一個比較可行的選擇。但是 ，在日本周邊國家中， “大東亞戰爭”一詞因被認為具有把戰爭和殖民地統治正當化的因素而帶有負面印象，就是帶引號的 “大東亞戰爭”一詞在使用時也應該慎重。 戰後在美國的強迫之下 ， 日本開始使用 “太平洋戰爭”一詞 ，但它顯然不能概括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全部 ，忽視了中國戰場 。1945年12月15日，聯合國軍最高司令部 （GHQ） 發佈了神道分離的命令 ，禁止在日本政府在公文中使用 “大東亞戰爭”一詞 ，12月8 日至17日， 日本各大報紙都連載了由GHQ提供的 《太平洋戰爭史一虛有其表的軍國日本之崩潰》 的長文 ，將九一八事變以後的一系列戰爭聯繫在一起 ，雖然也對南京大屠殺及巴丹死亡行軍等日軍殘暴行為進行了詳細的描述 ，但主要是強調太平洋戰場美軍的勝利和日本崩潰的必然性。此文對日本影響甚大 ，文中的 “太平洋戰爭”一詞也成為描述那場戰爭的基本詞彙 ，但由於過於忽視中國戰場 ，一直受到詬病 。 1956年哲學家鶴見俊輔在 《中央公論》 1月號上發表了 《知識份子的戰爭責任》 ，首先使用了 “十五年戰爭 （1931－1945 ）”一詞 ， “十五年戰爭”強調日本對亞洲的侵略有其一以貫之的戰略 ，前面戰爭所產生的矛盾引發了新的戰爭 ，所以九一八事變 、中日全面戰爭 、亞洲太平洋戰爭密不可分。 “十五年戰爭”的稱呼不但把中國戰場和太平洋戰場聯繫在一起 ，而且把中國戰場置於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這是它的進步之處 。但現在日本一般認為這個稱呼意識形態太重、戰爭也不是15年連續不斷 ，難以恰當地表現那場戰爭 。 木阪順一郎在1985年提出 “亞洲太平洋戰爭”這一新的稱呼 ，他的理由有二 ：一是這場戰爭的戰場在東亞 、東南亞及太平洋， 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環 ；二是這樣能夠促使日本對自己所發動的愚蠢侵略戰爭進行反省。① 從這些不同稱呼的變化裡可以看出 ， 日本進步學者對這場戰爭的認知 ，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 ，其對戰場總體性的把握 ，也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 日本對外侵略戰爭是個整體 ，隨著其侵略野心的膨脹 ，戰場也在不斷擴大 ， 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 ，中國戰場和太平洋戰場是兩個主要戰場 。日本軍部策劃和推進了這場戰爭 ，各個戰場既相對獨立又互相關聯 ，不可分割。在敍述日本對外侵略戰爭時，不能忽略其整體性 ，對華侵略戰爭當然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不是全部 ，我們必須在整體與局部的關係中把① 木阪順一郎：《十五年戰爭的性質及其稱謂問題》 ， 《日本研究》 1993年第2期。

握其對華侵略戰爭部分 ，在研究抗日戰爭時，也應該更加重視中國戰場與其他戰場的關聯 ，更多地展開橫向比較 ，以便更為深刻地認識和分析日本對華侵略戰爭。二、各國人民反德意日法西斯戰爭的整體性 各國人民反德意日法西斯的戰爭是一個整體。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國在柏林簽訂 《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 ，建立軍事政治同盟 ，三個法西斯國家正式聯合起來 ，不論是希特勒 、墨索里尼 ，還是東條英機 ，他們和其他人所犯下的破壞和平罪 、戰爭罪、違反人道罪都是敵視人類、漠視人類生命的罪行 ，他們的目標不是針對某一個政權或國家，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自身。德意日法西斯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雖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但無論是英美還是蘇聯 ，都奉行 “歐洲第一” “先歐後亞”戰略 ，希望中國能成功阻止德意日法西斯合流 ，以便集中精力戰勝德意 ，然後回首東向，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當時的盟國領導人羅斯福、邱吉爾都對中國抗戰的戰略價值有著清醒認識。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羅斯福最擔心的是日本打到印度洋 ，同德軍在中東會師。他說 ， “假如中國被打坍了⋯⋯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 ，打下印度⋯⋯他們並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 ，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 ，在近東會師”。 邱吉爾也承認 ， “中國一崩潰 ，至少會使日軍十五個師團，也許會有二十個師團騰出手來” 。如果日本進軍印度洋 ， “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的崩潰” ，② “聽任德國人和日本人在印度或中東攜手 ，對盟國的事業必然要引起無法衡量的災難。”③ 史達林也十分明白中國極其重要的牽制作用 。整個二戰期間 ，日本陸軍主力由於受到中國牽制 ，始終無力發動對蘇作戰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後 ， 日本過半兵力被中國戰場拖住 ，無力進攻蘇聯 ，不能實現與德國兩面夾擊蘇聯的企圖 ，蘇軍因此得以把30多萬遠東部隊調往歐洲戰場 。史達林說 ， “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① 伊利奧·羅斯斯福著，李嘉譯：《羅斯福見聞秘錄》 ，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49頁。② 溫斯頓·丘吉爾著，北京編譯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第4卷，商務印書館1975年 版，第262頁。③ 溫斯頓·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第4卷，第472頁。④ 崔可夫著，萬成才譯：《在華使命- 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 ，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36 頁。①④

德意日法西斯不是敗於某一政權 ，也不是敗於某一國家 ，而是敗於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敗於全世界反法西斯勢力的合力抵抗。同盟國內部雖然各有利益和矛盾 ，但都在法西斯的瘋狂進攻面前 ，進行了殊死抵抗 ，而中國扮演了拖住日本 、阻止德意日法西斯合流的角色。中國人民絕地反擊 ，堅持持久抵抗戰略 ，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 三 、 各 國人民反 日本法西斯戰爭 的整體性 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有其整體性 ，各國人民反日本法西斯的戰爭也有整體性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 ，但不是只有中國進行了反日本法西斯的戰爭 。對於受日本法西斯荼毒的國家和人民來說 ，日本法西斯是他們的共同敵人 ，投入這場戰爭的 ，除了中國 ，還有美國和菲律賓 、蘇聯和蒙古 、 自由法國 （流亡政府） 和法屬印度支那 ，即現在的越南 、老撾 、柬埔寨 。當然還有英國和英屬馬來西亞 、新加坡 、緬甸 、印度 、香港 ，荷蘭和荷屬東印度 （印尼） ，朝鮮半島 （現在的朝鮮 、韓國） 。除此以外 ，澳大利亞 、紐西蘭 、加拿大等國也參加了這場對日戰爭 。這些國家和地區受日本侵略的程度不同 ，他們所進行的對日戰爭也各有特點 。 這些國家可以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二戰前已經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 ，即朝鮮與韓國 ；第二部分是受到日本侵略 ，但沒有被直接佔領的國家 ，包括蘇聯、蒙古、澳大利亞 、印度 ；第三部分是參加了對日戰爭 ，但本土並沒有受到日本侵略的國家 ，包括美國 （夏威夷雖然受到侵略 ，但它不是美國本土） 、英國 （主要是在東南亞的殖民地） ，法國 （主要是法屬印度支那） 、荷蘭 （主要是荷屬東印度） 、紐西蘭、加拿大 ；第四個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 ，即被長時間侵略佔領的中國和東南亞的馬來西亞 、新加坡 、緬甸、菲律賓、越南、老撾 、柬埔寨 ，而其中中國被侵略的深度和廣度都是最為無可比擬的 ，中國人民的反抗也最為慘烈。 相比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東南亞地區的抗戰有其局限性 ，一方面當時的東南亞處於英 、美 、法 、荷的殖民統治之下 ，這些宗主國對人民力量認識不足 ，沒有大規模的發動人民 ， 日本軍隊發動戰爭時 ，沒有進行充分的戰前動員 ，同時也沒有組織起有效的抵抗 ，像馬來西亞 、緬甸 ，英國殖民者認為 ，守衛國土是英國軍隊的責任 ，他們很少徵集和訓練當地人的武裝力量。另一方面因為宗主國的壓制 ，東南亞各國沒有建立起強大的政治組織 ，沒有像中國國民黨組織起大量的正規部隊 ，也沒有像中國共產黨建立起大片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與日本法西斯展開全面對決。牛津大學教授拉納 ·米特說 “1937年到1945年間，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東亞地區唯一堅持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兩大

政黨 。”① 在這兩個政黨領導之下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有聲有色 ，可歌可泣 美國歷史學家馬克·賽爾登曾說 ， “中國的抗戰在15年內將大約200萬日軍困於中國戰場 ，並予以重創， 對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最後失敗貢獻非凡。”② 相比太平洋戰場 ，中國戰場有四點不同： 1. 開始早 ，時間長。一般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從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開始。抗日戰爭從1931年開始 ，長達14年。從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 ，到德國閃擊波蘭 ，中國也已經進行了兩年的全面抗戰 。在這兩年的時間，中國孤軍奮戰 ，對中國有支援的實際上只有蘇聯 ，而英美都在旁觀。 總體來說 ，抗日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但如果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從1939年開始的話 ，那之前的中國抗戰 ，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是中國的獨立抗戰 。從1941年日本珍珠港偷襲之後所進行的太平洋戰場對日作戰 ，實際上進行了不到4年的時間，相比來說 ，中國戰場漫長而殘酷。 2. 中國人的抗戰鼓舞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反法西斯勇氣。1941年珍珠港事變之後 ，美國總統羅斯福多次稱讚中國人的抵抗 ，他說 “中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是首次站出來跟侵略者進行戰鬥的 ，多年來 ，她為反對侵略孤軍奮戰 。”③在1942年他又說 ，中國人民 “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 ，對於在裝備上占極大優勢的敵人進行了差不多五年堅決抗擊所表現出的頑強，乃是對其他聯合國家軍隊和全體人民的鼓舞” 。④ 3. 建立了更廣泛的統一戰線。這是跟太平洋戰爭相比 ，中國戰場在中國共產黨的堅持下 ，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動員群眾展開全民抗戰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國共合作是中國抗日戰爭得以持續進行的前提 ，國共以民族利益為重 、顧全大局的合作 ，奠定了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堅實政治基礎。 4. 中國戰場牽制了大量日軍。當時同盟國的領導人 ，不管是羅斯福、邱吉爾還是史達林 ，他們一再督促或者是支持中國的抗戰 ，他們瞭解中國的抗戰的戰略價值。他們非常擔心日本的軍隊西進印度洋 ，攻佔緬甸之後，會佔領印度 ，然後進攻中東，與德國會師。如果這兩支法西斯的力量合流，會對歐洲戰場造成特別大的壓力，而且日軍會與德國一起 ，大規模的夾擊盟軍。中國人民與美 、蘇 、英等國以及東南亞人民一道 ，作為同一個戰壕的戰友 ，共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 ，以巨大的民族犧牲為代價 ，為對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① 拉納·米特著，蔣永強等譯：《中國，被遺忘的盟友》 ，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第362頁。② 馬克·賽爾登著，魏曉明、馬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 ，第261頁。③ 羅斯福著，關在漢編譯：《羅斯福選集》 ，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444頁。④ 羅斯福：《羅斯福選集》 ，第345頁。

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一樣 ，它的失敗 ，不是敗於某一政權或某一國家 ，而是敗於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所有反日法西斯勢力的合力抵抗 ，中國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的瘋狂進攻面前 ，進行了殊死博鬥 ，不論是從時間上還是從地域上、規模上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都是無可替代的，無可比擬的。餘論 作為一場戰爭的一體兩面 ，在我們的研究中 ，對於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和各國人民的反日本法西斯戰爭 ，都有需要進一步開拓視野 ，做好整體把握的問題 ，不如此 ，我們就會坐井觀天 ，難以恰當地把握中國戰場的特殊性 、重要性 ，不能恰當地評價中國戰場的重要意義 ，這樣得出來的結論也難以獲得世界的普遍認同，更無法講好中國故事 。 只有整體把握好這場戰爭 ，才能更加深刻而又準確地認識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在充分認識這場戰爭整體性的基礎上 ，對日本對外侵略和各國人民對日法西斯戰爭的各個戰場 ，進行多角度的橫向比較 ，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努力。我自己也從去年開始 ，呼籲展開這種比較① ，相信 “走出抗戰 ，比較抗戰 ，外觀抗戰”是深入抗日戰爭研究的必要途徑之一 。① 高士華：《以更寬視野推進抗日戰爭史研究》 ， 《人民日報》 ，2015年11月16日，第16版。

東亞的表達韓東育①摘要：東亞世界有許多根本性問題往往被熟視無睹：1. “東亞”是 “歐洲人”所給定的區域指代 ，還是曾經有過的文明圈域？2. “歐洲一體”是事實還是假設？如果是事實，兩次世界大戰均引爆於歐洲的歷史便無從得到解釋 ；可如果是假設 ， “亞洲一體”說的前提 ，又當依何而定？3. 在東亞率先完成 “國民國家”改造任務並試圖領導鄰國一道去實現這一近代化指標的日本，何以會招致東西方力量的雙向排斥和聯合反對？4. 歷史和現實是否已給未來的東亞關係走向提供過足夠的暗示？關鍵詞：東亞 前近代東亞體系 近代國際關係體系 “聯亞拒歐”論 亞細亞 ，古希臘語作“Aσiα”，拉丁語作“Asia”，通常被視為新航路開闢後歐洲人為東方世界所賦予的區域名稱 。正如 “日本”的國名只能出自日本以西的國度一樣 ，Asia原意的 “太陽升起處” ，在比利時學者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繪製於1570年的 《Typvs Orbis Terrarvm》中，也當然被措置於世界的最東端。②不過 ，這一純粹的地理方位指代 ，卻在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繪製的 《坤輿萬國全圖》（下略稱 《全圖》 ） 中 ，被注入了有機內涵 。因考慮到古來自稱 “中華”或 “中國”的明廷感受 ，利瑪竇還 “有意抹去了福島 （指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島）的第一條子午線 ，在地圖兩邊留下一條邊 ，使中國正好出現在中央” ，③然後將朝鮮 、 日本 、呂宋 、安南等地按照其與明朝的傳統關係附以圖注和說明： “大明聲名文物之盛 ，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其餘四海朝貢之國甚多。”利瑪竇或許將明朝 “聲教”所及地區與 “朝貢國”混作一談 ，但該圈域與朱元① 東北師範大學副校長，教授。② 原文為 “《世界地圖》 ，黃時鑒：《早期歐洲世界地圖上的遠東海域及其名稱》 ”但沒有找 到該書目資訊。檢索國圖結果為：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 ，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4③ 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中華書局，2010 ，第7 頁。。

璋早年劃定的 “十五不征國”範圍，基本疊合。① 然而 ，這兩幅地圖上的亞洲 ，卻成為引發近代東亞地區百餘年震盪的直接觸媒 。山室信一教授指出過一個事實 ，即近代日本的自我認識史總是與亞洲 “言說史”作一體觀瞻。惟此他認為 ，有以下四點認識需要被提及 ：1.對日本而言 ，亞洲畢竟是來自歐洲人的地理區域指代 ，而絕非亞洲人自我發現和創造出來的概念。2.日本人瞭解歐洲人世界劃分下的亞洲 ，是通過利瑪竇的 《坤輿萬國全圖》 （1602年作成 ，1606年傳入） 從外部得知。3.亞洲雖是一個被強加的概念 ，但日本人曾試圖通過某種框架或基準將其實體化 ，哪怕其中含有極明顯的政治意圖。4.日本對亞洲的認識不是確立於對亞洲實體的認知 ，而是用事先形成的思想基軸對實體本身所做出的切割 。在這個空間中 ，人們可能會通過對 “文明”與 “人種” 、 “文化”與 “民族”的相近認識來尋出某種具有同一性的統括式共同社會 ，並由此而形成某種 “集結化”和 “境域化”的意識。② 早年 ，西嶋定生曾探討過構成前近代 “東亞世界”的實際內涵 ，認為近代以前的 “東亞世界”曾擁有過完整和自律的歷史 ，並且也只有大陸的歷史才是包括日本等鄰國在內的 “東亞世界”的歷史。以中國為核心的 “東亞世界”，包括朝鮮、 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之間的西北走廊東部地區 ；而構成 “東亞世界”的文化要素 ，則主要是漢字 、儒教 、律令制和佛教 。③這表明 ，無論是前近代自生的 “東亞” ，還是近現代被給予的 “東亞” ，這兩個 “世界”應該是相互疊合的同一個 “世界” 。可山室教授的觀察 ，亦同時為人們提供了某種相反的事實 ，即到了近代 ，前近代東亞各國的上述共通點 ，不但不是區域聯合的 “紐帶” ，反而成為 “絕對沒有現實有效性”的 “觀念上的東①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 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 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 ，互相 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今將不征諸夷國名，列於後。東北，朝鮮國， 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殺王氏 四王，姑待之。正東偏北，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 ，謀為不軌，故絕之。正南 偏東，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 ，禮待甚厚 ；小琉球國， 不通往來，不曾朝貢。西南，安南國，三年一貢；真蠟國，朝貢如常，其國濱海；暹羅國， 朝貢如常，其國濱海；占城國，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 ，多行詭詐，故沮 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其國濱海；蘇門答剌，其國濱海；西洋國， 其國濱海；爪窪國，其國居海中；湓亨國，其國居海中；白花國，其國居海中；三弗齊國， 其國居海中；浡泥國，其國居海中。”朱元璋：《皇明祖訓·祖訓首章》 ，北京圖書館出版 社，2002年影印本，第5-6頁。②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③ 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第398-400頁 。

西” 。這意味著 ，由歐洲人所創造的 “國民國家”理念 ，已徹底切斷了前近代 “超國家”地緣結構的一切連接紐帶 ，即便有所痕跡，也只能保留在觀念的層面上 ，想想而已。① 然而 ，相對於 “歐洲”這一 “他者” ， “亞洲”又經常被理解為能夠與 “歐洲”相抗衡的區域單位 。 日本漢學家岡千仞的鄰國連帶傾訴 、 “興亞會”創始人曾根俊虎的 “聯合興亞”主張、以及李鴻章所言 “我們東方諸國，中國最大 ，日本次之 ，其餘各小國須同心和氣 ，挽回局面 ，方敵得歐羅巴住”等提攜願望 ，似乎都在討論這一問題 。②如此敵禮歐洲的心態，還集中凝結為岡倉天心的 “亞洲一體”（Asia is one） 論和 “歐洲的光榮便是亞洲的恥辱”諸命題 。③至於蠟山政道用來對抗歐美的所謂 “東亞協同體” ，則有意從理論的角度來否定西方的國際秩序 ，並代之以日本為主導的世界秩序構想。然而山室教授認為 ，這種 “虛妄的想法” ，與其說確立於 “東洋”固有要素之基礎上，不如說是刺激於近代歐洲地緣政治的產物 ：“那時曾把同文、同種、同教、同州、同俗即文字 （漢字） 、人種、宗教 （儒教） 、區域 （亞細亞洲） 、風俗等同一性視為紐帶，認為聯合是可能的。不過大家都知道 ，這種紐帶只不過是觀念上的東西 ，它絕對沒有現實的有效性。”④ 在東亞 ，歐洲國際法雖最早傳入中國 ，但日本反應的快捷度 ，卻遠速於中國。丁韙良 （W.A.P. Martin）所譯 《萬國公法》 ，曾提到過 “�例”之外的 “變例” ；⑤而日本對那些 “變例” ，似乎表現出了更大的興趣。1872－1873年 ， “岩倉使節團”赴歐美訪問。其間，他們從普魯士宰相俾斯麥 （Otto VonBismarck） 的直露表述中，不僅瞭解到 “國際公法”的弱肉強食 “變例”，而且後來的事實證明，日本在東亞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還逐漸掌握了 “變例”的運用技巧 。然而 ，俾斯麥產生於歐洲 “鐵血”經驗的 “變例”言說 ，意味著 “歐洲一體”論所反映的並不是歐洲的實情 ；其由相互仇殺所造成的歷史�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 岡千初：『藏名山房文初集』中卷，東京：岡百世，1920年；曾根嘯雲輯、王韜刪纂：《法 越交兵紀》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二輯，文海出版社，1971 《照錄 李鴻章與森有禮問答節略》 ，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五，《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 編第二輯，文海出版社，1971，第5頁。� 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一アジアは一なり』，岡倉一雄編：『岡倉天心全集』上卷，東 京：聖文閣，1938年，第1－10頁；岡倉天心：『東洋の覺醒』，岡倉一雄編：『岡倉天心 全集』上卷，東京：聖文閣，1939年，第4頁。� 山室信一：〈近代日本的東北亞區域秩序構想〉 ，徐興慶譯，臺灣：《東北亞區域研究》 ， 2001年。（無法確定是専著還是論文）� 霍頓（Henry Wheaton） 《萬國公法》 ，丁韙良（W.A.P. Martin）譯，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第18 、 59 、 72-73 、 90頁。� 『岩倉公實記』中卷「具視外務卿『ビスマルク』ノ招宴ニ赴ク事」：『岩倉公實記』，東 京：岩倉公舊蹟保存會，1927年。⑥；⑥⑤④③②①

裂痕 ，使歐洲國家之間並不是像日本人所描述的那樣猶如 “一塊鐵板” 。①兩次 “世界大戰”主戰場均為歐洲的事實意味著 ， “歐洲一體”的說法 ，其實是不成立的 ；而沒有 “歐洲一體”的事實 ， “亞洲一體”論 ，也就當然失去了存在的前提。若詳審王韜的分析還會發現 ，在當時的中國 “大戰略”上 ，似乎只考慮過 “聯英法以禦俄” ，而並無與日本聯手的想法。時勢如此而日本卻執意堅持 “聯亞抗歐”論 ，說明這類提倡的目的並不單純 ，即 ：“亞洲”是一個由歐洲人所給出的空間概念 ，並且還是一個與 “歐洲”相 “對置” 、 “對立”甚至 “對決”的空間概念。歐洲人的思想 “暗示”及其日益東擴的 “殖民”行動 ，使率先在東亞地區實現近代化改造任務並完成了 “國民國家”組建工作的日本 ，敏銳而強烈地感受到了區域擔當意識 ，於是乎 ，一種舍我其誰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開始把自身推向世界舞臺 ，並從此展開了以日本的思想和行動為核心的 “實體化”亞洲的全過程 。但是 ，由於日本在聲言促進亞洲各國 “近代文明”化和 “國民國家”化的同時 ，又先後將 “殖民主義”和 “大東合邦”等構想 加給區域內各國，加之其 “第三種國際關係體系”的構想必然要與歐美列強發生衝突，因此 ，近代以來的日本全部工作 ，最後以 “太平洋戰爭”的失敗而走向終結 。② 表面上看 ，無論是 “文明開化”還是 “國民國家” ，也無論是 “反帝反殖”還是 “第三種體系” ，日本所欲實現的每個單一目標 ，在那個時代的原則和文脈上似乎均不乏歷史和邏輯的可行性。可是 ，事情的走向並不會遵循內容單純的線性原則和人為設計 。事實是 ，近代以來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 ，已宿命般否定了日本人的循序漸進夢想 ，卻決定了日本人的理想主義設計 ，只能以罔顧首尾的共時性網狀格局被立體推出。正是在運轉 、應對和調整這部高度複雜的 “世界機器”的過程中，日本的 “正面意義”和 “負面效果” ，幾乎從一開始便無法擺脫孿生並至、善惡交織的命運。就中， “反帝反殖”意義上的 “聯亞拒歐”輿論 ，或許有可能調動起東亞甚至全亞洲的 “合力” ，部分中、韓人士的感慨和感動 ，證明了這一點 。可是 ，空間意義上的區域捍衛能否取得成功 ，當取決於時代意義上的東亞是否 “進化” 。這就使 “近代化”價值和 “國民國家”原理 ，被賦予了思想和行動的前提意義。但是 ，這也就註定會導致日本言行上的邏輯混亂：既然代表 “近代化”和 “國民國家”的歐洲邏輯具有自明的正當正義性 ，那麼 ，嗣後日本在亞洲所採取的系列行動 ，至少在文明進步的意義上是成立的 ，儘管這些行動會在亞洲當地普遍遭到抵制 。於是乎 ，那些看似 “不得已”的行為在世界大勢面前仍不乏 “近代”意義的觀點 ，遂逐漸流為 “二戰”後日本知識界的部分看法 ，如梅棹忠夫 「文明の 生態史觀序說」、�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中國：傳統興變遷》 ，張沛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 王韜：《普法戰紀》二十卷，光緒十二年弢園王氏刻本。�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②①

溝口雄三 《創造日中間知識的共同空間》 和船曳健夫 『右で あれ左であれ、わが祖國日本』等不一。①他們的言說 ，把日本在 “地域”上屬於亞洲而在 “時代”上屬於歐洲的身份表達 ，和盤托出。這一點 ，或許能為人們 “理解”竹內好 “帝國主義不能裁判帝國主義”的觀點 ，提供某種便利。②亦即 ，在同為 “帝國主義”的前提下 ，日本所應踐行者當然是近代帝國主義創造者的歐洲的邏輯 ；可若從東西方 “對峙”的視角來觀察 ，則日本的 “殖民地侵略戰爭”，又應該被賦予下麵的內涵：當東亞還沒有近代自覺時，日本只能通過侵略近鄰的方式促其自覺 ，並在自覺後的聯合基礎上實現亞洲抵抗歐洲的東亞整體意義 。然而 ，對於試圖通過以上難以違拗的 “歐洲秩序=世界大勢”之構圖去竭力捕捉日本行動意義的觀察者來說 ，一個更直白的觀點 ，似乎也應該成立：亞洲既然是外來的區域世界觀 ，那麼如果日本要 “實體化”亞洲 ，其援用外來的尺規、即歐洲的原則和邏輯來測量並規劃亞洲事務的想法和做法 ，便不應該受到 “歐洲”以外標準的過多指責。 可是 ， 日本不久便發現 ，在東亞的精英階層中，反對歐洲的保守派 ，未必甘於被日本所領導 ；而傾向於近代化改革的人 ，卻未必反對歐洲。這就要求日本必須著手於以下兩大要務 ：一是如何渲染歐洲列強滅絕亞洲的危險度和東亞列國聯合禦侮的緊迫性 ；二是如何在亞洲樹立起足以讓鄰國痛感其落差的近代 “模範國”形象。前者讓人想起了曾根俊虎的聲淚俱下 ：“夫日韓與清固同文同教 ，所宜唇齒相依者也。若安南一地 ，約計縱橫二萬三千五百余方里。土地肥沃 ，物產繁殖。戶口殆不下二千萬人 ，與我同文同教。且同隸亞洲 ，蓋亦亞韓之一國耳。⋯⋯餘夙憂歐洲人之淩辱我亞洲也 ，於是興同志會者謀 ，剏立興亞會。其意在挽回亞洲之衰頹 ，而壓歐洲之強暴。此事也 ，餘所日夜關心 ，輒常臥不安席 ，食不甘味 ，撫膺太息 ，血淚沾襟 。竟至落魄中原 ，結燕趙之士 ，討論古今 ，悲憤滿懷 。或怒髮衝冠 ，或揮劍斫柱。嗚呼 ，歐亞強弱之勢 ，何至今相反之甚耶 ！”③而後者 ，則讓人憶及大隈重信那段足以令東亞人自歎不如的倨傲式訓導：“國之興也 ，非興於興之日，必有所由；業之成也 ，非成於成之日，亦必有所自。我之文華致今日者，豈朝夕之故哉 ！清人乃觀其既成之跡為可襲而取 ，亦已過矣。苟欲取則於我 ，莫如審我實勢 ；欲審我實勢，則莫如考其沿革 ；欲考其沿革 ，則如此書者 ，亦必在其所取也” ，④當然 ，也不� 梅悼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觀序説」，『中央公論』2月號，1957年；溝口雄三：《創造日 中間知識的共同空間》 ，趙京華譯，《讀書》 2001年第5期；船曳健夫：『右であれ左であ れ、わが祖国日本』，PHP研究所，2007年。� 竹内好：『近代の超克』，東京：築摩書房，1983年。� 曾根嘯雲輯、王韜刪纂：《法越交兵紀》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二 輯，文海出版社，1971，第56-57頁。� 大隈重信：《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①②③④

乏康有為式的吹捧與附和 ：“泰西以五百年講求之者 ，日本以二十餘年成之 ，治效之速 ，蓋地球所未有也 ，然後北遣使以開蝦夷 ，南馳使以滅琉球 ，東出師以撫高麗 ，西耀兵以取臺灣 ，於是日本遂為盛國 ，與歐州德法大國頡頏焉 。然論其地 ，不過區區三島；論其民 ，不過三千余萬 ，皆當吾十之一 。然遂以威振亞東，名施大地。跡其致此之由，豈非盡革舊俗 ，大政維新之故哉 ！”① 然而 ， 日本人的努力 ，卻讓東亞地區陷入了兵連禍結的亂局 。對此 ，需要研究者首先關注的 ，是型塑於前近代東亞體系 “自解體”過程中的內部關係特徵——彼此 “警覺”和 “防範” ；而與此相密結的第二點是 ，日本 “聯亞拒歐”構想所必須的空間佔據 ，在很快被有識者窺破的同時 ，西方的 “條約體系”反而逐漸為中國人所認可 。這意味著 ， 日本的 “聯亞拒歐”宣導 ，至少面臨著兩重不可逾越的障礙 ：一個是歷史的，一個是現實的。就歷史而言 ，無論日本怎樣以 “同文同種同教同俗”的宣傳嘗試與東亞各國聯合 ，近世以來東亞的內部爭執和分離局面 ，都不可能因為早已背離這一體系者的幾句動聽言辭就會有所改變 ，何況 ， 日本的說法和做法之間又總是南轅北轍呢 ！就現實而論 ，當近代國際關係體系被東亞人接受後 ，幾乎很少還有人想回到不乏倫理但缺乏平等的家長制國際關係格局中，② 自然也就不會輕信在東亞歷史上從未樹立過良好道德形象的日本及其所主導的所謂 “大東亞體系” 。然而 ，這並不意味著 “亞洲”的概念真的就與前近代東亞區域無關，也不意味著日本在 “實體化”亞洲過程中利用東亞既有關係資源的做法便全無根據。日本的 “大亞洲主義”之所以會速興速滅 ，很大程度上乃根源於前近代東亞體系的 “自解體”格局及其彼此分立的准 “國民國家”性質 ，也決定於在東亞近代前夜 ，金字塔式的區域支配關係已經成為名存實亡的話題 。森有禮以 “屬國”概念詰問李鴻章時李的頻頻語塞 ，證明了這一點。③尤為重要的是 ，那種類似於前近代 “華夷秩序”的 “大東亞體系” ，還會毫無懸念地招致來自歐美世界之近代平等理念和國民國家體制的 “警覺”與 “防範” 。換言之 ，當看清日本對周邊鄰國以歐美價值之名、行武力併吞之實的行動軌跡後 ，西方列強才終於瞭解到其東亞行動的目的——一個以摧毀中國中心 “華夷秩序”的方式去建立新的 、以日本為中心的 “大東亞共榮圈”這一不啻否定 “條約體系”的非平等區域關係體系。實際上 ，日本在處理東亞事務時與歐美各國所簽訂的全部條約和條款 ，都不過是為完成上述任務而與之進行的敷衍 、欺瞞、迂回和周旋 。由此而引發的最後① 康有為：《日本變政考》 ，姜義華、張榮華編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第4頁。② 王韜：《華夷辨》③ 《日使覆總署朝鮮雖中國屬邦其地不隸中國照會》 ，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 卷四，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三編第二輯，文海出版社，1971 ，第29-31頁。 《照錄李鴻章與森有禮問答節略》 ，王彥威 、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 卷五，沈雲龍主 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三編第二輯，文海出版社，1971 ，第5-10頁。

對決—— “太平洋戰爭” ，終於使日本的全部 “東亞理想”在東西方力量的雙向圍堵和並力反擊中，走向悲劇。美國的日本史專家霍爾，曾矛盾地表達過他的感受 ：“在十九世紀中葉 ，當歐美的旅行者注意到日本這些與世隔絕的島嶼的時候 ，他們很難想像在一個世紀之內這個神秘的 ‘帝王之邦’將把自己變為現代世界的主要國家之一” ， “但是今天日本是世界第三工業國，而且曾經試圖搞軍事擴張，結果把自己的城市變成核戰爭的最早目標。”① 近代以來的日本行動 ，我以為至少給東亞世界帶來了三種後果 ：一是 “大日本帝國”的崩潰及其 “大東亞共榮圈”的速興速滅 ；二是連接過東亞內部的顯隱紐帶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 ；三是 “亞洲”彷彿回到了奧特里烏斯地圖的單純地理指代 ， “東亞共同體”從原理到形式幾乎已從世界舞臺上消失。然而 ，當我們將前近代和近現代合而觀之時不難發現 ， “東亞世界”還因此而形成了兩個 “長期”不易改變的局面：一是東亞各國的長期 “不和” ；二是東亞各國的 “想和而不能和”。 東亞各國長期 “不和”的原因 ，當根源於一個 “不易消逝”和一個 “徹底消逝” 。所謂 “不易消逝” ，是指在國家獨立 、主權平等的現代國際格局中，前近代固有的 “非平等”區域關係規則 ，仍若隱若現地存在於東亞人的內心深處 。換言之 ，歐洲的 “國際法”所帶來的 “國際關係”新格局雖然在形式上取代了東亞固有的 “區域關係”框架 ，但東亞人在思考和處理地區問題時，總不免會帶上傳統的高下等級視角。②對此 ，丸山真男在分析日本民族主義時所揭示的前近代東亞非平等 “基因” ，適足令人矚目。他認為 ，該基因當中並沒有現代國際關係中的對等性意識，相反 ，它是拿國內階層統治 （金字塔式）的眼睛來看待國際關係的。它觀察問題的方法只能是 “二者擇一” ，即不是征服或吞併對方 ，就是被對方所征服或吞併。它足以導致這樣的結局 ，即一旦出現1945年 “大日本帝國”戰敗等情形時，日本全體國民會突然出現整體性 “虛脫”現象並陷入到意義迷失和自暴自棄的泥淖中，難以自拔。③而本來在前近代即已鬆弛不堪的區域倫理感覺 ，經由近現代日本的無邊界 “惡用” ，則已然從東亞人的記憶中 “徹底消逝” 。明治天皇對琉球、朝鮮的強行 “冊封”和昭和時代的 “王道樂土”欺騙 ，毀滅了東亞兩千年來息脈僅存的倫理暖意 ，以至於今日中、韓人士一聽到 “同文同種”和 “東亞共榮”這些 “和制漢語”時，心裡的感受則不是恐懼 ，就是排斥、厭惡甚至憤怒。即便有欲通過那些舊日紐帶試圖恢復一點往昔情愫的努力 ，也不過僅停留在 “鄉愁”的水準上 ，說說而� 霍爾（John Whitney Hall） 《日本：從史前到現代》 ，部懿、周一良譯，商務印書館，2013 ， 第3頁。� 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 《富中國統治世界》 ，張莉、劉曲譯，中信出版社，2010。� 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丸山真男集』第五卷，東京：岩波書 店，1995年，第62-64頁。①②③

已。 然而 ，這並不意味著東亞各國從此就不想合作 。 “二戰”後 ，隨著相互間經濟依存度的加深和恢復邦交後人員往來的頻密 ，一個新時代的 “東亞共同體”輪廓 ，曾幾何時還彷彿給區域內民族和國家帶來了再度聯合的憧憬 。①只是 ，當人們想順著這一方向去努力時卻發現 ，無論是歷史的遠因還是現實的近憂 ，環繞東亞的國際關係格局 ，似乎都很難允許區域內還會發生真正意義上的聯合。如果把傳統東亞地區依經濟版圖大小和文化水準高低而結成的 “朝貢體系”與 “大東亞共榮圈”時日本軍國主義所帶來的東亞劫難合而觀之 ，還會令人沮喪地發現 ，纏繞於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 “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恩怨怨 ，事實上已無法在短時間內得到真正的化解 。而這兩大東亞人難以逾越 、由歷史情結所帶來的睦鄰壁壘 ，卻極大地便利了美國霸權對東亞的控制和支配。重要的是 ，由於GHQ對日佔領所帶來的影響已遠非日本一國 ，所以這不但意味著幾千年來東亞國際關係體系中第一次體制性地植入了代表世界強勢的西方力量 ，而且由於美國在日本等國策應下所提出的 “重返亞洲”或 “亞洲再平衡”戰略已無人知曉會持續多久 ，因此 ，東亞各國 “想和而不能和”的局面 ，就成了人們必須長期面對的現實。吊詭的是 ，美國對東亞內部恩怨關係的諳熟 ，還註定了它對東亞的控制和支配行為會十分得心應手 ：只要它想讓東亞 “熱鬧”一下 ，這裡的國家和地區就會瞬間 “沸騰” 。② 然而 ，當我們搞清了東亞往日衝突的根本原因後 ，歷史的舊頁總需翻過的意義才能獲得切實的凸顯 。一是 ，不這樣做東亞便註定沒有未來 ；二是 ，既然要面向未來 ，便沒有必要重啟那些有可能再度引發衝突的負能量 。奧特里烏斯對東亞世界的純地理白描 ，在今天似乎更富於暗示性 。① 魏志江等：《日本學界關於東亞共同體構想的基本觀點》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0年1月 28日， “域外”版第13頁。② 韓東育：《東亞的病理》 ， 《讀書》 2005年第9期，第101-110頁。

華南抗戰的史料整理與研究概述左雙文 肖自力 蔣志華① 抗戰時期 ，華南地區是全國抗戰物資的重要輸入區域 （有廣九、桂越 、廣州灣等多條通道） ，並一直是正面戰場的一個戰略支點 ，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戰略地位。因此此一區域 ，也是日軍一再進攻 ，以遮斷中國外援通道、並獲取戰略物資的重要目標。一、研究狀況概述 華南抗戰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起步較早 ，1945年抗戰勝利不久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就組織編印了 《廣東受降紀述》 ；廣東省政府編譯室編輯了 《戰時粤政 ：民國廿八年至卅四年九月一日》 ；廣東肅奸專員辦事處編輯了 《廣東肅奸志》 。此外 ，有雲實誠編著的 《粤戰七年》 （廣州 ，前鋒報社 ，1946年） ，楊應彬編撰的 《八年抗戰史料圖解》 （廣州 ，1947年）等。但由於內戰的爆發，這項工作受到一定影響。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海峽兩岸都有涉及華南抗戰的文獻或回憶錄以不同形式發表 ，但較為零散。從大陸地區來看 ，這項研究真正受到重視並湧現成果較多的，是在改革開放以後 ，大約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開始 ，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奠定了其後研究工作的基礎。概而言之 ，這些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六個方面 ：（一）華南抗戰各種專題史料的整理出版 1980年代中後期 ，中央檔案館 、廣東省檔案館合作 ，從館藏檔案中選取有關廣東革命歷史的重要資料 ，編成大型史料集 《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 內部發行 ，共計72冊 ，其中11冊 （甲36-46 ） 為8年抗戰時期 ，20餘冊與抗戰有關 （涉及 “九一八”之後，戰後初期） ，是目前研究抗戰時期華南地區中共黨① 左雙文，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為本文第一部分和附錄提供初稿和資料的還 有：華南師範大學蔡澤瀛、饒品良、王英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倪俊明、肖玲；中國社科 院近代史研究所徐志民等。

組織頗具史料價值的出版物 。1981年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 、廣東省檔案館選編了 《抗日戰爭時期的廣東青年運動》 一書 。1984年 ，廣東省檔案館編輯出版了 《東江縱隊史料》 （廣東人民出版社 ，以下凡由該社出版者不再一一注明）； 1985年 ，中共韶關市委黨史辦公室選編了 《粤北抗戰資料選編》 ；1985-1986年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委員會等編輯出版了 《廣東華僑港澳同胞回鄉服務團史料》 、 《瓊崖抗日鬥爭史料選編》 ； 1991年 ，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選編了回憶錄性質的 《抗戰時期粤北青運》 一書。1996年 ，中共湛江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了反映粤西地區人民抗日史實的 《南路人民抗日鬥爭史料》 。 抗戰初期中共華南的黨組織是在長江局領導之下 ，1991年 ，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出版了900多頁的 《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 一書 （湖北人民出版社） 。南方局是抗戰時期中共領導華南抗戰的主要政治中樞。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經過廣泛徵集 ，出版了 《南方局黨史資料》 ，包括一、 《大事記》 ，二、 《党的建設》 ，三 、 《統一戰線工作》 ，四、 《軍事工作》 ，五、 《群眾工作》 ，六、 《文化工作》 6個分冊 ，涉及南方局在抗戰時期各個方面的工作 （重慶出版社 ，1986-1990年） 。 1998年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了關於抗戰時期第一任省委書記張文彬的專題資料 《懷念張文彬》 （葉文益主編） 。1992年 ，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的 《曾生回憶錄》 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 。1994年 ，關於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的專題資料 《尹林平》 出版 。1991年 ，關於東江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作堯的專題資料 《懷念王作堯將軍》 出版 。1994年 ，關於珠江縱隊司令員林鏘雲的專題資料 《懷念林鏘雲同志》 出版 。1995年 ，劉田夫 （曾任第四戰區中共特支書記） 的 《劉田夫回憶錄》 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此外 ，有關方面還出版了 《特支十年》 、 《華南抗戰號角 〈新華南〉 》 、 《省港抗戰文化》 、 《石辟瀾》 等專題史料 。 自1985年起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從徵集的原國民黨將領回憶抗日戰爭的文章中，整理彙編了12冊的 “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 ，其中華南地區編入 《粤桂黔滇抗戰》 分冊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5年） 。1985年 ，中共廣州市委黨史委員會編輯出版了 《淪陷時期廣州人民的抗日鬥爭》，收入的回憶錄側重於廣州淪陷後中共領導的城市地下工作及廣州附近地區的遊擊活動。1987年 ，廣州市人民政府參事室編選了 《廣州八年抗戰記——廣州地區八年抗日戰爭史料專輯》 ，收入的回憶錄側重於反映廣州及其附近地區國民黨人領導的抗日活動。1995年 ，廣州市政協等單位合作編輯了40余萬字的《廣州抗戰紀實》 一書 ，其中選錄了上兩種書的一些文章 ，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 1987年 ，廣東省航空聯誼會出版了 《廣東空軍抗日空戰史料專輯》 ；黃嚴 、關中人主編了 《南粤雄鷹 ：廣東空軍史料選集1911-1949》 （花城出版

社 ，1999年） ；夏軍整理了抗戰初期廣東海軍虎門對日作戰的史料 （ 《抗戰初期粤海軍虎門作戰史料》 ， 《民國檔案》 2007年第3期） 。台北 “海南抗戰三十周年紀念會”編印了 《海南抗戰紀要》 （上下） （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 。關於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的資料 ，1990年 ，廣東省政協等編輯出版了 《揮戈躍馬滿征塵——張發奎將軍北伐抗戰紀實》 一書。2006年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倪俊明、蔣志華等編纂出版了 《張發奎將軍》 的大型圖傳 （珠海出版社） 。2008年 ，張發奎晚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做的口述史：《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 ，由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鄭義譯校） 。 關於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資料 ，1990年 ，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黃仲文編纂的 《民國余上將漢謀年譜》 ，1996年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 《余漢謀先生訪問記錄》 （ 《 “口述歷史”第7期 ：軍系與民國政局》 ） 。關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的資料 ，1988年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 《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 。 關於戰時廣東省主席李漢魂的資料 ，1975年 ，香港聯藝印刷公司出版了朱振聲編 《李漢魂將軍日記》 （上下集） 。1988年 ，廣東吳川縣政協編印了《李漢魂將軍北伐抗日實錄》 ，收入李本人的 《鐵衣曾照古中原——抗日戰爭回憶》 及其故舊等相關回憶文章 。2012年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傑 、梁川主編 《枕上夢回——李漢魂吳菊芳伉儷自傳》 ，收入李的回憶錄 《憶懷》 和吳菊芳的回憶錄 《自傳》 。2015年 ，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了 《李漢魂將軍文集》 （三卷） ，上卷收入 《憶懷》 、 《鐵衣曾照古中原》 、 《夢回集——浮生摘錄》 ，下卷收入 《日記散遊卷》 、 《演講電函卷》 等。 2005年 ，廣東省檔案館從省、市 、縣三級檔案館及中央檔案館館藏檔案中選取部分與日本侵略廣東有關的史料 ，編輯了近50萬字的 《日軍侵略廣東檔案史料選編》 （中國檔案出版社） ，內容包括日軍侵粤準備及侵粤暴行、 日偽政治統治和經濟掠奪 、實施奴化教育 、全省損失統計等方面的檔案 。丁玲玲 、鄭澤隆整理了日軍在華南等地劫掠兒童的檔案史料 （ 《民國檔案》 2005年第4期） 。 2015年 ，廣東省檔案館從館藏檔案中選出有關抗戰時期廣東經濟損失的檔案史料 ，編輯了70多萬字的 《抗日戰爭時期廣東經濟損失檔案史料選編》（廣東教育出版社） ，內容包括廣東經濟損失調查報告、 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的經濟掠奪 、戰後廣東被劫物資的接收與追討等方面的檔案 ，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關於華南抗戰的圖片和畫冊 ，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史料 ，近年來陸續有這方面的成果出版 。2005年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廣州市檔案館等合編了倪俊明、蔣志華等編纂的 《歷史的烙痕——抗戰時期廣州老照片》 （嶺南美術出版社） ，收入各類圖片440多幅。2005年 ，廣州市檔案館編著了 《侵華日

軍在廣州暴行錄》 （中國檔案出版社） ，第一部分為200多幅日軍在廣州暴行的照片 ，第二部分為 “侵華日軍在廣州暴行紀事” ，第三部分為 “檔案史料選錄” 。2006年 ，廣州市委宣傳部主持編撰了大篇幅的 《廣州抗戰史跡圖文集》 （廣州出版社） 。 2015年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著了大型的 《東江縱隊圖文集》 （中共黨史出版社、廣州出版社） ，是迄今為止收入圖片資料最全、線索最清晰的關於東江縱隊歷史的圖文資料 。2015年 ，廣東省檔案館從省 、市 、縣三級檔案館及該館從日本徵集的史料中，選取各種圖片、照片史料 ，配以文字說明 ，編輯了50多萬字 、數百幅圖片的大型圖冊 《不能忘卻的記憶——廣東抗戰檔案史料圖錄》 （廣東教育出版社） ，內容包括日機對廣東的轟炸 、 日軍攻佔珠江三角洲、 日軍侵佔海南與潮汕、 日軍殘害廣東軍民 、 日偽對淪陷區的統治、廣東軍民抗戰 、侵粤日軍投降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二）華南抗戰歷史的綜合研究 1987年 ，廣東省中共黨史學會主編的紀念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論文集 《廣東抗戰史研究》 出版 ，主要涉及廣東抗日救亡運動 、華南抗日縱隊 、華南敵後戰場 、粤北會戰 、華僑和港澳同胞對廣東抗戰的支援 、瓊崖抗戰等 ；1986年 ，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了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 ，主要涉及廣州抗日救亡運動 、華南敵後戰場 、廣州人民抗日鬥爭 、八路軍廣州辦事處等 ，這兩本論文集 ，是反映廣東 、廣州抗戰較早的成果 。1993年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選編的 《廣東黨史研究文集》 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其中第三冊為抗日戰爭時期 ，較多地反映了此時期廣東黨史的內容。1994年 ，由廣東省人民武裝鬥爭史編纂委員會組織 ，張正 、馮鑒川、鄭可益撰寫的 《廣東人民武裝鬥爭史（抗日戰爭時期）》 出版 ，較好地再現了中共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武裝成長壯大的史實。 左雙文的 《華南抗戰史稿》 一書對華南抗戰史作了較為全面的研究 ，包括日本對華南的入侵、國民黨當局的應變措施及社會各界的反應 、 日偽在華南的統治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南抗日鬥爭 、戰時廣東的經濟與文化 、粤北會戰 、桂南會戰等重要戰事 、抗戰後期中國收復台港澳問題等。2015年 ，左雙文對書稿進行了修訂 ，充實了若干新的史料。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華南抗戰史稿》 ，2004年 ； 《華南抗戰史》 ，2015 年） 。 沙東迅的 《粤海抗戰史譚》 一書是其廣東抗戰史論文的選集 ，主要包括對侵華日軍在粤罪行的揭露、廣東軍民反抗日軍侵略的鬥爭 、抗戰初期廣東國民黨黨政軍當局對抗日的態度及應變措施、省政府北遷 、粤北第一次會戰 、抗戰時期的國民黨及其統制下的廣東群眾運動 、民眾動員和輿論宣傳 、戰時廣

東的兵役、衛生防疫 、賑濟 、文化 、教育 、經濟等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5年） 。此外 ，沙東迅將所積累的有關廣東抗戰的各種歷史片段 ，以 “紀事”的形式，依時間順序逐條呈現了1937至1945年間廣東抗日戰爭的方方面面 （ 《廣東抗日戰爭紀事》 ，廣州出版社 ，2004年） 。 2015年 ，由廣州市文廣新局主持 ，出版了由王金鋒主筆、吳玨、沈善榮執筆撰寫的 《廣州抗戰史》 一書 ，全書9章43萬字 ，以較翔實的史料 ，對廣州抗戰歷史作了較為全面的梳理。（三）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南敵後戰場研究 中共領導的華南敵後戰場 、敵後抗日根據地 、抗戰文化 、重要歷史人物是華南抗戰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此 ，學術界進行了認真的研究 ，取得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成果。 1. 中共在華南抗戰中的地位 、作用 、貢獻的研究 。馮鑒川論述了中共領導下的華南抗日武裝建立與發展的歷程及其貢獻 （ 《華南抗日縱隊的建立及其歷史貢獻》 ，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 1985年第3期） 。韋顯文介紹了華南抗日武裝堅持敵後抗戰的史實 （ 《堅持敵後的華南抗日武裝》 ， 《軍事歷史》 1985年第4期） 。黃振位論述了華南敵後抗戰的重要歷史地位 （ 《論華南敵後抗戰的歷史地位》 ， 《廣東社會科學》 1995年第4期） 。鄭可益討論了華南敵後戰場的開闢及其重要貢獻 （ 《論華南敵後抗日戰場的開闢及其歷史貢獻》 ，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 1995年第3期） 。葉文益主編了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軍事工作》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 。 鄔強 、黃業敍述了東江縱隊初建和壯大的過程 （ 《東江縱隊》 ， 《軍事歷史》 1984年第2期） 。1986年，瓊崖武裝鬥爭史辦公室主持編寫了 《瓊崖縱隊史》 。1990年 ， 《珠江縱隊史》 編寫組編寫了 《珠江縱隊史》 。 1995-1996年 ，中共湛江市委黨史研究室、江門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的 《南路人民抗日解放軍史》 、 《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史》 先後出版。楊漢卿闡述了東江縱隊在抗戰時的重要貢獻 （ 《軍事歷史研究》 2011年第3期） 。 2. 中共在華南各地組織的發展及抗戰文化活動的研究 。李軍曉對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性質 、作用 、地位等進行了探討 （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述略》 ， 《抗日戰爭研究》 1997年第3期） 。莫世祥論述了抗戰初期中共黨組織在香港的恢復與發展 （ 《中共黨史研究》 2009年第1期） 。張量記述了澳門同胞支援祖國抗戰的貢獻及戰時中共在澳門的組織活動 （ 《抗日戰爭研究》 2003年第1期） 。沈成飛論述了戰時中共廣東組織的基層統戰工作（ 《試論抗戰時期中共廣東黨組織基層統一戰線工作的策略》 《中共黨史研究》 2013年第7期） 。葉文益的 《廣東革命報刊史》 以專章對廣東的救亡報

刊 、國統區進步報刊、抗日根據地報刊 、港澳報刊的抗日宣傳作了系統論述。黃建新 、莫振山論述了中共在香港的抗戰文化活動 （ 《中共黨史研究》 1988年第6期） 。袁小倫則是選取了中共與省港抗戰文化這一視角 （ 《中國共產黨與省港抗戰文化活動》 《近代史研究》 1992年第2期 ； 《粤港抗戰文化史論稿》 ，2005 ）。 3. 華南中共抗戰人物研究 。葉文益出版了 《張文彬傳》 （40萬字 ，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 。陳弘君 、官麗珍的研究展示了周恩來在指導華南敵後遊擊戰爭 、促進統一戰線方面的貢獻 （ 《周恩來與華南抗戰》 ， 《抗日戰爭研究》 1998年第3期） 。曾傅先 、羅永平論述了張雲逸在華南進行的統戰工作 （ 《抗戰爆發前後張雲逸在華南從事的統戰工作》 ， 《中南民族學院學報》 1985年第2期） 。盧權論述了葉挺在促進廣東抗戰方面的作用 （ 《葉挺廣東抗戰二三事》 ， 《抗日戰爭研究》 1993年第3期） 。趙軍祥 、李國興研究了張文彬在廣東抗戰前期的貢獻 （ 《廣東黨史》 1995年第6期） 。廣東省檔案館選編了由參加過抗戰的老同志的子女撰寫的回憶文章集 《父輩的抗戰往事》 ，涉及到雲廣英、王均予、曾生 、尹林平 、王作堯、林鏘雲 、馮白駒 、饒彰風 、楊康華、楊應彬、鄭群等大部分活躍在華南抗日戰場的中共人物 （花城出版社2015年） 。（四）華南抗戰的國民黨方面研究 對於華南地區國民黨軍隊的抗戰及戰時國統區的情況 ，學者們也作了實事求是的研究和梳理 。 1. 華南抗戰正面戰場及國統區的研究。梁山、王付昌把廣東正面戰場分為三個階段 ，對各個階段的戰況進行了概述 ，分析了華南正面戰場抗戰的局限性 （ 《抗日戰爭時期的廣東正面戰場》 ， 《中山大學學報》 1988年第3期） 。張曉輝從廣東正面戰場的作戰策略與指導思想、戰略相持階段廣東正面戰場的特點 、廣東正面戰場的地位與作用等方面作了評析 （ 《論抗日戰爭中的廣東國民黨戰場》 ， 《暨南學報》 1996年第4期） 。鄧榮元指出抗戰時期的粤北在物質補給 、兵員徵調 、牽制日軍等方面意義重大 （ 《論粤北抗戰基地的作用及其重大意義》 ， 《學術研究》 2005年第8期） 。沙東迅認為戰時國民黨在廣東的活動 ，既有動員和宣傳抗戰的一面 ，又有限共反共的一面 （ 《抗戰時期的廣東國民黨及其重要活動》 ， 《廣東史志》 2001第2期） 。唐富滿 、歐陽湘研究了戰時廣東的捐款獻機運動 （ 《抗日戰爭研究》 2013年第2期） 。鄭澤隆梳理了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的防諜肅奸工作 （ 《民國檔案》 2003年第3期） 。 2. 戰時國民黨在華南的基層社會治理 、民眾動員的研究。沈成飛認為戰時廣東的新縣制重在強化對基層社會的控制 ，因此其強力推行保甲制而忽視了

鄉村建設 （ 《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新縣制的推行》 ， 《歷史教學 （高校版）》 2008年第7期） 。化貫軍認為由於幹部工作的乏力，造成新縣制實施的人力資源匱乏 ，甚至吏治腐敗 ，政風惡劣 （ 《地方治理與人力塑造——試論抗戰時期廣東省新縣制的實施與幹部訓練》 ， 《中山大學學報》 2011年第4期）。沈成飛研究了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的戶政問題 ，指出儘管政府採取了諸多措施以推進戶政工作 ，但效果不彰 （ 《試論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戶政之推進——兼論其對國民黨保甲制推行的影響》 ， 《學術研究》 2009年第5期） 。沈成飛還分別對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的保甲長群體、視導保甲政務 、基層動員以及廣州淪陷時期保甲的推行及特色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 《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保甲長群體研究》 ， 《抗日戰爭研究》 2009年第4期 ； 《視導保甲政務與提高基層行政效率——以抗戰時期的廣東國統區為例》 ， 《中山大學學報》 ，2012年第3期 ； 《國家權力和鄉村勢力間的調適與衝突——抗戰時期廣東黃岡保甲示範鄉透視》 ， 《中山大學學報》 2006年第2期 ； 《廣州淪陷時期保甲制度的推行及其特色》 ， 《廣東社會科學》 2009年第4期） 。 沙東迅認為 ，廣東當局的民眾動員與輿論宣傳 ，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也存在消極的乃至反動的一面 （ 《抗日戰爭時期廣東當局的民眾動員和輿論宣傳》 ， 《廣東史志》 2003年第3期） 。夏蓉研究了 “廣東省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與廣東婦女界抗日救亡工作的關係問題 （ 《 “省新運婦委會”與戰時廣東婦女界的抗日救亡工作》 ， 《廣東社會科學》 2004年第6期）。 3. 國民黨戰時在港澳的活動及收回港澳問題研究 。金以林研究了戰時國民黨在香港的黨務工作 （ 《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 ， 《抗日戰爭研究》 2007年第4期） 。王文隆對國民黨戰時在澳門的情報工作進行了考察（ 《戰時中國國民黨在澳門情報工作初探 （1941-1945 ） 》 《抗戰史料研究》 2012年第1期） 。關於國民政府收復香港問題 ，劉存寬等學者認為 ，國民政府未能收回香港的原因在於英國頑固的殖民主義立場和國民政府外交上的軟弱 （ 《1942年關於香港新界問題的中英交涉》 ， 《抗日戰爭研究》 1991年第1期 ； 《英國重佔香港與中英受降之爭》 ， 《抗日戰爭研究》 1992年第2期 ；劉存寬 、劉蜀永 ：《1949年以前中國政府收復香港的嘗試》 ， 《歷史研究》 1997年第3期）。孫揚討論了戰時中英兩國交涉香港問題的過程 ，認為由於一號作戰中國軍隊的失利，收復香港的主動權被英國所掌握 （ 《論抗戰後期中英處置香港問題之方略（1943－1945）》 《抗日戰爭研究》 2014年第1期） 。左雙文梳理了國民政府收回澳門的謀劃及其失敗 （ 《抗戰勝利前後中國收回澳門的謀劃與流產》 ， 《近代史研究》 1999年第6期）。 4. 華南國民黨抗戰人物的研究。倪俊明主編的 《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提供了包括國民黨抗日將領在內的許多戰時華南地區各方人物的基本情況和線索 （廣東科技版社1992年） 。左雙文對張發奎 、蔣介石與華南抗戰的關係

進行了研究 （ 《張發奎與兩廣抗戰述論》 ， 《抗日戰爭研究》 1995年第4期 ；《蔣介石與華南抗戰》 ， 《近代史研究》 2015年第6期） 。沙東迅 、鄭澤隆研究了李漢魂抗戰時期的活動及貢獻 （ 《抗日戰爭時期的李漢魂》 ， 《學術研究》 1995年第1期 ；鄭澤隆 ：《軍人從政——抗日戰爭時期的李漢魂》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 《李漢魂與抗戰時期廣東救僑護僑述評》 ， 《廣州大學學報》 2006年第3期 ； 《抗戰初期李漢魂在潮汕的守土禦敵活動述評》 ， 《廣東史志》 2003年第1期） 。楊維 、羅英鵬策劃編纂了 《羅卓英將軍紀聞》 （羊城晚報出版社 ，2013年） 的大型傳稿。 5. 抗戰時期華南國統區的經濟 、社會、文化研究 。霍新賓研究了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的糧食市場管理問題 （ 《市場機制與政府行為——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糧食市場管理的個案考察》 ， 《抗日戰爭研究》 2004年第2期） 。張曉輝研究了戰時國民政府的駐港企業 （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駐港企業研究（ 1937-1941） 》 《抗日戰爭研究》 2009年第2期） 。黃菊豔勾勒了抗戰時期廣東省營工業的損失與重建 （ 《民國檔案》 2000年第2期） 。張曉輝指出抗戰前期國統區存在一條以香港為樞紐的南方外貿運輸線 ，這條轉運樞紐對於維持戰時國統區的經濟 ，發揮了重要作用 （ 《抗戰前期的粤港貿易線》 ， 《廣東社會科學》 1995年第5期 ； 《抗戰前期國統區的南方外貿運輸線》 ， 《民國檔案》 2006年第4期） 。張曉輝 、屈晶論述了戰時廣東省銀行農貸業務的開展及其作用 （ 《抗戰時期廣東省銀行農貸研究》 ， 《抗日戰爭研究》 2011年第4期） 。張曉輝還就戰時廣東對敵經濟反封鎖問題進行了研究 （ 《論抗戰戰略相持階段廣東的對敵經濟反封鎖》 ， 《暨南學報》 1994年第4期） 。田興榮考察了抗戰時期粤漢鐵路在緊急運輸軍民用物資與人員上的重要作用 （ 《抗戰時期粤漢鐵路運輸之考察》 ， 《軍事歷史研究》 2007年第4期） 。（五） 日本在華南的侵略罪行 、戰爭破壞等的研究 曾慶榴 、官麗珍論述了日本對廣東的大規模轟炸與襲擾的史實 （ 《侵華戰爭時期日軍轟炸廣東罪行述略》 ， 《抗日戰爭研究》 1998年第1期） 。官麗珍梳理了日軍侵粤的種種罪行 ，包括空中轟炸 、經濟掠奪 、統制與破壞 、文化摧殘等 （ 《對和平與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軍侵粤述略》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1年） 。沙東迅披露了日軍佔領廣州前在粤的種種罪行 （ 《日軍在全面進攻廣東之前對廣東的侵擾及廣東人民的反侵擾鬥爭》 ， 《廣東史志》 1999年第4期） 。肖自力探討了日軍大轟炸之下廣州市民的複雜心態（ 《論日軍大轟炸下的廣州市民心態》 ， 《給世界以和平——重慶大轟炸暨日軍侵華暴行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重慶出版社 ，2008年） 。 沙東迅研究了日軍在華南的細菌戰 、化學戰問題 （ 《侵華日軍波字8604

部隊在粤實施細菌戰的罪行》 ， 《廣東史志》 1996年第1期 ； 《侵華日軍在粤進行細菌戰之概況》 ， 《抗日戰爭研究》 1996年第2期 ； 《侵華日軍也曾在粤進行化學戰》 ， 《抗日戰爭研究》 1998年第4期） 。李恩涵、曹大臣考察了日軍在華南的販毒活動 （ 《日本在華南的販毒活動 ，1937-1945》，台北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31期 （1999年） ； 《日本侵華時期在華南的毒化活動 （1937-1945 ） 》 《民國檔案》 2002年第1期） 。1995年 ，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符和積的 《日軍侵瓊暴行實錄》 一書。 關於日軍在華南地區的經濟掠奪 、經濟統制 、走私活動 ，黃菊豔指出戰時日本侵略者在廣東淪陷區實現殖民統治 ，對這些地區的工業 、商業、金融業實施全面的統制和經濟掠奪 ，以使這些地區的經濟納入其戰爭經濟體系。（ 《日本侵略者對廣東的經濟掠奪與經濟統制》 ， 《廣東社會科學》 1996年第4期 ； 《日軍侵粤與廣州工業化進程的中斷》 ， 《廣東社會科學》 2005年第4期） 。賴正維分析了日本對華南地區經濟掠奪與統制的特點 （ 《江海學刊》 2004年第1期） 。王鍵指出，抗戰時期臺灣成為日本向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進行經濟侵掠的重要基地 （ 《抗戰時期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對廣東、海南的經濟侵掠》 ， 《近代史研究》 2011年第2期） 。齊春風指出日本在戰時利用香港、澳門、廣州灣自由港的地位 ，策動了大規模的走私活動 ，給中國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 《抗戰時期日本在港澳灣地區的走私活動》 ，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03年第3期） 。 鄭澤隆揭示了日偽當局在廣東佔領區的奴化宣教政策及其罪惡活動 （ 《日偽政權在廣東的奴化宣教概述》 ， 《廣東史志》 1999年第3期） 。官麗珍認為日軍在侵粤期間實行殖民主義的奴化教育 ，破壞廣東各地的文化教育設施 ，野蠻摧殘、劫奪歷史文化遺產 ，對廣東文化教育事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抗戰期間日本對廣東的文化侵略述論》 ， 《廣東社會科學》 2002年第6期） 。陳木杉利用臺灣所藏上百封汪精衛與偽廣東政權的函電 ，探討日偽侵略廣東的真相及汪偽集團控制廣東的手法 （ 《從函電史料觀抗戰時期汪精衛集團治粤梗概》 ，臺灣學生書局 ，1996年） 。鄭澤隆也對汪偽政權在廣東的傀儡統治作了概述 （ 《汪精衛與廣東偽政權》 ， 《廣東黨史》 1998年第4期） 。 關於日軍侵略華南造成的損失 ，黃菊豔指出，抗戰爆發後 ，廣東省政府即著手進行抗戰損失專項調查。1939年7月後 ，該調查納入省政府的施政計畫 ，按國民政府制頒的損失調查辦法和表式按期查報 ，但由於戰時戰後環境的影響及查報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損失統計不夠完整 、準確 。鑒此 ，黃菊豔結合其他資料 ，對此問題進行了較為集中的探討 （ 《抗日戰爭時期廣東損失調查述略》 ， 《抗日戰爭研究》 2001年第1期 ； 《抗戰時期廣東經濟損失研究》 ，2005年） 。近幾年，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組織下 ，開展了全國規模的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工程。廣東地區的調研由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官麗珍 、林益等和有關市委黨史研究室承擔。廣東全省損失調查的研究成果為 《廣東省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初稿 ，分為廣東省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報告、專題 、資料 、大事記等幾個部分。東莞 、惠州、梅州、佛山等市的調研成果也陸續完成初稿 ：《廣東省東莞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 《廣東省惠州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上 、下冊） ； 《梅州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 《佛山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上 、下冊） ，供內部徵求意見。 張傳宇著重研究了在粤日本僑民及日粤間的貿易問題 （ 《淪陷時期廣州日本居留民研究》 《抗日戰爭研究》 2014年第2期 ； 《抗日戰爭前的廣州日本人群體——以人口及職業問題為核心》 ， 《中山大學學報》 2012年第5期 ；《近代日本與廣州間的國際貿易——以日貨貿易為中心》 ， 《近代史研究》 2012年第6期 ； 「日中戰爭前に おける日本の對広州貿易の 展開」〈 《日中戰爭前日本對廣州貿易的開展》 〉 ， （日本） 神戶 《神戶大學史學年報》 第27號 ，2012年6月） 。（六）抗戰時期的香港 、澳門研究 1. 抗戰時期的香港研究。關於香港在抗戰時期的地位和作用 ，房正宏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一 ，進口、轉運戰略物資到內地 ；二 ，為內地難民提供救助 ；三 ，香港利用其特殊地位 ，與國際上反法西斯的正義力量團結合作 ，共同打擊日本侵略者 （ 《香港在全民族抗戰中的歷史貢獻及啟示》 ， 《甘肅社會科學》 ，2007年第3期） 。曹二寶強調了香港在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中特殊的戰略地位 （ 《抗戰時期的香港與中國共產黨》 ， 《中國法律評論》 ，2015年第3期） 。 抗戰初期 ，大量內地難民來港 ，張麗認為 ，難民潮的出現 ，一方面加重了香港政府和香港社會各階層的壓力 ，另一方面 ，也給香港社會注入了活力（ 《抗日戰爭時期香港的內地難民問題》 ， 《抗日戰爭研究》 ，1994年第4期） 。楊茂玲認為 ，抗戰爆發後 ，香港在推動民族教育方面起到了特殊作用（ 《抗戰時期香港華人民族教育的勃興》 ， 《貴州文史叢刊》 ，2005年第4期） 。但張慧真 、孔強生揭示 ，香港被日軍佔領後 ，教育遭到嚴重的破壞 ，香港中小學校的學生人數從1941年的十一萬二千多人 ，銳減至1945年的約三千人 ，大部份學生被迫失學 （ 《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5年） 。關於戰時香港的文化事業 ，陳建寧指出 ，內地來港的大批知識份子通過各種形式大力宣傳抗戰 ，不僅使香港市民久違的愛國熱情得到了激發，而且使更多市民的知識文化水準得到了提升 。 （ 《抗戰時期的文人流徙與文化傳播——以香港為考察中心》 ， 《福建論壇》 ，2010年

S1期） 。張培德肯定了上海文化人的遷港給香港文化界帶去了進步的文化理念 （ 《抗戰時期上海文化人向香港的遷徙》 ， 《史林》 ，2002年第4期） 。茆貴鳴指出，在廖承志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 ，推動了香港進步文化的繁榮 （ 《廖承志和戰時的香港文化》 ， 《百年潮》 ，2003年第2期）。2015年 ，有兩種關於抗戰時期香港歷史的圖書出版 ，即葉曙明的 《圖說香港抗戰》（廣東教育出版社）和劉深的 《香港大淪陷（1941.12-1945.8）》 （人民日報出版社） 。 2. 抗戰時期的澳門研究。陳錫豪指出 ，戰時日本未佔澳門 ，是因為葡日間達成了秘密協定 ，同時在中國對日抗戰中 ，澳葡政府由基本保持對華合作到明顯偏於日本 ，甚至乘機謀求擴張土地 （ 《抗戰時期澳葡政府的對華關係》 ， 《廣東社會科學》 2001年第1期） 。張曉輝認為澳門經濟由於抗戰的爆發獲得了難得機遇 ，澳門作為香港同內地聯繫的中樞 ，其工商各業均獲發展，擺脫了自近代以來長期低迷的狀態 （ 《抗戰前期澳門的經濟社會》 ， 《民國檔案》 2005年第3期）。婁勝華在 《1931-1945年澳門救亡賑難社團的興盛與轉折》 一文指出，特殊的政治環境 ，造就了澳門民族主義社團與國內乃至海外華人社團相異的特殊性 ：只能以救亡賑難的形式出現並活動 ，而不能有公開直接的抗日名稱和行為 （ 《1931-1945年澳門救亡賑難社團的興盛與轉折》 ，《民國檔案》 2007年第1期） 。鄭振偉勾勒了戰時澳門教育界所面臨的嚴峻境況 （ 《1941－1945年間澳門教育界對教師和學生的救濟工作》 ， 《民國檔案》 2013年第3期） 。林發欽主編了 《孤島影像：澳門與抗日戰爭圖志》 、 《平民聲音 ：澳門與抗日戰爭口述歷史》 兩種較全面反映澳門抗日戰爭的著作 （廣東教育出版社 ，2015年） 。吳樹燊研究了澳門與大營救的關係 （ 《澳門與大營救》 。 國外或境外學者對華南抗戰史也有涉及 。Hoh Erling以 《被遺忘的英雄們》 為題 ，講述作為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縱隊的一個分支的港九支隊的抗戰歷程 ，並介紹了港九支隊老戰士蔡松穎等努力還原這支抗日部隊的故事（Forgotten hero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 9, 1997, Vol.160（2）） 。 ChanGordon追溯了東江和瓊崖抗日根據地的創建 ，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在廣東的推進 ，並分析了華南與華北在敵後抗戰的發展擴張上存在的明顯差異 （The communist resistance movement in wartime Guangdong, China,1937-1945,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1. ） 。 Roanna Cheung指出淪陷前的廣州作為華南和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 ，國共兩黨均在這裡積極動員婦女投入民族解放的鬥爭 ，從中表現出中國婦女在抗日鬥爭中的自我認知和國家認同 （Wartime Feminists in the City of Ram: Women's Movement in the Cityof Guangzhou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UCL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men,2009） 。 Gordon Y. M. Chan講述了東江縱隊在抗戰時期與香港的合作及其在戰

後的命運 （East RiverColumn: Hong Kong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Resistance inSouth China, 1937-19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CindyYik-yi Chu 在其著作 《中國共產黨與香港資本家》 一書中有一章是關於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統一戰線政策的 ，作者認為在1930年代 ，中國共產黨將香港作為連接外部世界以實現他們目標的橋樑 ，中共在香港建立了廣泛的統一戰線 ，動員香港民眾支援祖國抗戰 （Chinese Communists and Hong KongCapitalists, 1937-1997,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Franco DavidMacri利用美國和英國的官方檔案 ，將香港和廣東在內的中國華南抗戰描述為為英美等盟國而戰的一場戰爭 ，作者認為香港和華南在德蘇戰爭爆發後在地緣政治上具有特殊意義 ，而香港不僅是英國龐大的殖民地帝國中的邊緣 ，更是這場戰爭的重要部分 ，從而揭示了中國抗戰在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 （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The Allied Nations' Proxy War with Japan, 1935-1941,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12） 。 就現有關於華南抗戰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的成果來看 ，必須肯定 ，是具有重要價值的，這主要體現在 ： 1. 整理出版了一批有價值的文獻資料 ，有些是具有拓荒性 、搶救性的 ，為華南抗戰史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 2. 出版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論著 ，涉及到華南抗戰的諸多方面 ，為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 ，為增加學術積累、開展學術交流、進行歷史教育 ，為有關方面開展各種宣傳紀念活動提供了資料和藍本。 3. 培養和鍛煉了一批研究人才 ，尤其是一批中青年人才 ，他們在從事華南抗戰歷史資料整理和研究的過程中積累了經驗 ，拓寬了視野 ，熟悉了領域 ，學到了方法 ，也認識到了不足和有待解決、完善的問題 ，從而必將推動華南抗戰歷史的研究向更縱深的方向發展。 但另一方面 ，華南抗戰史研究也還存在一些不足 ，還有較大的學術空間，有深化研究、系統研究的必要： 1. 研究資料還遠遠稱不上系統 、豐富 ，研究者獲取資料的難度還較大 。其中涉及中共的部分稍多，涉及國民黨正面戰場及國統區的較少 ；日偽方面 ，側重於日軍侵略暴行、抗戰損失等內容 ，其他的資料也較少 ；而關於華南抗戰的日方日文資料 ，則幾乎尚未涉及。還有一大批戰時出版的圖書報刊資料亟待進行搶救性發掘 。 2. 資料的編選未能盡如人意 。受研究者視野和選取角度的影響 ，資料的取捨未盡適當 ，當選未選的不少 ；另外由於此前技術條件的限制 ，所編資料較少以原貌的、原生態的方式呈現 ，存在人為處理刪節及辨識有誤導致研究者難以明瞭的現象，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資料的客觀性和可信度 。

3. 現有資料中，港台一些口述歷史和回憶的說法，有相互矛盾 ，誇大失實之處 ，大陸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留下的文史資料受當時政治環境影響也存在語焉不詳、刻意褒貶的成分 ，而在沒有其它資料可資利用的情況下，一些涉及國民黨華南抗戰的論著往往又只能使用這些材料 ，使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制約。 4. 研究還不夠系統和深入 ，關於華南抗戰的一些重大問題 ，研究結論也還不夠清晰。如對戰前華南地區備戰情況的研究 ，對抗戰物資通過華南地區輸入內地具體情況的研究 ，幾次粤北對日作戰的研究 （包括戰果究竟如何） ，日偽在華南統治狀況的研究 ，抗戰時期華南地區國民黨內部關係的研究，華南地區國共兩黨關係的研究 ，英美方面、英美人士與華南抗戰關係的研究，都還缺乏有份量的成果。又比如戰時國統區及淪陷區人民生活和生存的狀況、民眾的心理 ，等等，還很少有人涉及。 5. 研究成果的分佈還不均匀，有的較為深入充分 ，有的則較為薄弱。例如關於中共方面的研究中，中共抗日武裝、軍事工作、抗戰宣傳文化活動、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或資料結集較為充分 ，中共抗日根據地、中共基層黨組織的活動和運作、中共在淪陷區的工作等研究還不足；國民黨人物中，關於李漢魂的研究較為深入 ，資料的整理出版亦有成績 ，張發奎的資料也有進展 ，但關於餘漢謀、曾養甫 、鄧龍光、香翰屏、葉肇等人物的研究和資料都頗不理想，一些師長級的抗日將領幾乎沒有資料 ，甚至找不到一張照片；而對於日本侵略華南主要人物的研究則完全屬於空白，日本在華南的各種調查和有關華南謀略、除軍隊之外在華南活動的日本人 、 日本僑民 ，華南偽軍的基本情況等，研究也還很不充分。二、進一步推動華南抗戰研究的初步設想 有鑑於此 ，如何進一步推動華南抗戰史的研究 ，筆者認為 ，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 在史料的搜集、整理與利用方面 ，可以注意這樣幾點： 1. 一是對抗戰圖書、報刊的整理 、篩選和保存。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為例 ，據目前初步調查 ，該館現有關於抗戰時期華南地區內容的圖書 、報刊1700多種 ，涉及抗戰時期華南地區各級政府機關、軍事部門、社會團體 、學校組織 、報刊機構和個人 ，以及敵偽機關等編輯出版的工作報告、會議記錄、統計資料、法律法規、組織章程、宣傳材料和其他紀實文獻 ，能比較系統地反映抗戰時期華南地區政治、經濟 、軍事、法律、文化、教育等的狀況 ，內容極

為豐富 ，其中不少是研究華南抗戰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 ，且相當一批書籍已存世不多，搜尋不易，原件平時很難對普通讀者開放 ，有的可說是館藏之寶 ，彌足珍貴。而且在近代文獻中，抗戰時期的報刊文獻是最為脆弱的 ，對這些文獻的整理複製工作 ，具有毋庸置疑的緊迫性 。亟待從中精選出最具史料價值的部分 ，加以編目、複製、電子掃描 ，編輯出版 ，達到搜集史料 、搶救文獻的雙重目的。 2. 二是對省內外各種檔案資料的查閱、整理 。華南抗戰的研究 ，離不開對檔案史料的挖掘。不知是否可以這麼說 ，如果說圖書報刊是研究華南抗戰的血肉，那麼檔案史料就是其心腹和骨骼 ，值得下大氣力、費笨功夫去搜集和運用 。而從此前的整理出版狀況看 ，雖然已有一些關於戰時中共方面 、 日軍侵粤、戰時經濟損失等方面的檔案資料可供利用 ，但關於戰時國統區、戰時華南地區國民黨軍事作戰 ，關於戰時淪陷區政治軍事社會狀況、華南偽軍組編作戰情況等方面的檔案 ，整理出版還不多 ，各地方檔案館還有大量收藏 ，也有待查閱整理 ，尤其是一些地方性的、專題的、行業的檔案 ，過去利用較少 ，它對於深化抗戰時期華南地區歷史的研究 ，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 3. 日方 、 日文資料的搜集 、翻譯 、利用問題 。這是過去華南抗戰歷史研究較為薄弱的環節，也是繼續深化這一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 。應該注意組織力量 ，使之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據瞭解 ， “日本亞洲研究中心”公佈 、可以公開查閱的檔案相當豐富 ，該中心在近現代日本內閣、外務省、陸軍 、海軍的公文書（檔案）及其他記錄中選出了日本與亞洲近鄰各國之間的相關資料 ，將其數位化並通過互聯網向日本國內及境外公開 ，到2011年4月止 ，該中心已對外公開了2200萬份圖像 ，其中有大量檔涉及到日本對華南的侵略等內容 。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等機構及日本國內知名的專業圖書館 、書店等處或多或少也有涉及華南抗戰的史料 ，值得調查收集。同時應注意對省內館藏的戰時日方出版物的整理利用。 在利用史料的過程中 ，要採取上下結合、中外結合的辦法 ，克服過去史料的搜集和運用或多或少視野較多局限於本區域之內的現象 ，要善於將中共上級機關、國民黨高層 、 日方以及美方 、英方與華南抗戰相關的資料結合起來運用 ，以大大拓寬研究分析的史料基礎。 （二） 在研究內容上 ，要注意把握基本問題 ，並在充分吸收和借鑒學術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 ，著力於以下三個方面的創新 ： 涉及華南抗戰的基本問題有 ：（1 ） 華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與抗戰準備 ； （2 ） 日機對華南的空襲 、戰時華南地區的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 （3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南敵後抗戰 ，華南敵後抗日根據地 ； （4 ）華南地區的國

民黨抗日戰場 ，戰時的國統區 ； （5 ） 日偽在華南的殘暴統治與掠奪 ，戰時的淪陷區 ； （6 ） 抗戰時期華南地區的經濟 、文化 、教育 、社會生活 ； （7 ） 華南抗戰歷史人物包括中共的張文彬 、雲廣英 、曾生 、尹林平、林鏘雲 、王作堯、王均予、梁廣、馮白駒 、饒彰風 ，國民黨的張發奎、余漢謀、李漢魂、曾養甫 、薛岳 、鄧龍光、香翰屏 、葉肇等的研究 ； （8 ）抗戰時期的粤、港、澳關係及海外華僑與華南抗戰研究。 應著力於有所創新的方面有： 1. 中共方面 ，中共華南工作的基本方針 ；中共華南党的領導機關的領導能力、領導水準、工作方式，華南党的幹部的來源與構成 ；中共華南基層黨組織的狀況，其生存方式、活動方式、黨和群眾的關係 ；中共在華南的軍事組織和軍事工作 ，中共部隊的生存方式 、後勤來源 、作戰形式 ；中共在華南地區的群眾工作、統戰工作、經濟工作 ，文化工作 ；中共在華南國民黨軍隊中的活動 ，中共地下黨的城市工作與對敵偽工作。 2. 國民黨方面 ，國民黨軍隊的抗戰準備和作戰能力；粤系部隊、粤軍將領出省作戰的真實情況及作戰表現 ；華南抗戰正面戰場的實際作戰情況；軍隊的後勤保障、作戰訓練、兵源補充 ；戰時粤系與國民黨中央的關係 ，粤系軍人與汪集團的關係 ；粤系軍人的內部派系、人際關係 ；戰時廣東的軍、政關係 ；戰時國統區的行政、經濟、財政 、文化教育、災荒。 3. 日偽方面 ，日本對華南的情報、謀略活動 ，對兩廣軍人 、粤系政客的拉攏和離間企圖；日本對華南戰略意圖的變化 ，對華南軍事進攻和軍事作戰的特點 ；日本佔領華南部分地區之後的統治方式和統治策略 ；日本對華南的經濟調查活動與經濟掠奪 ；華南偽組織 、偽軍及其頭面人物的面貌和基本特徵，日本在華南各種僑民、居留民的活動等等。通過本課題的全面深入研究 ，將從新的角度解析華南抗戰的各類重要問題 ，形成一系列新的認知和觀點。（三）在研究的視角上 ，要注意如下幾個方面： 1. 全國抗戰的視角。這是指的從全國看華南 ，是將華南抗戰置於全國抗戰的大背景、大格局之下，從抗戰全域的視角研究華南抗戰 ，以更為宏觀、開放的視角對之進行觀察和思考 ，既要弄清華南抗戰在全國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也要弄清整個抗戰局勢或者整個反法西斯戰爭局勢的演變對華南抗戰的影響 ，而不是僅僅局限於一個地方抗戰史、地方黨史的層面 ，畫地為牢 ，受到人為的水準和格局上的限制。 2. 文獻整理與學術研究的交叉視角。要進一步做好華南抗戰歷史的研究 ，有必要將文獻整理與史實研究結合起來 ，以前者為 “基礎” ，以後者為 “建築” ， “建築”又可反作用於 “基礎” 。做文獻整理的學者，與做史實研

究的學者 ，要相互置換位置 、置換角度作交叉的審視與研究 ，要厘清和明確二者間既分又合的有機聯繫 ，文獻整理要致力於更好的為學術研究的需要服務 ，學術研究也要及時將有關史料可信程度、史料價值大小 、史料適用範圍等的判斷 ，回饋於文獻整理的工作。 3. 利用與保護並存的視角。歷史學者查找史料 ，是為了從事研究寫作 ，這是史料工作最基本的功能 。但今後的整理研究除了著眼於這一基本目的之外 ，還應關注另一個重要目的 ，就是對涉及華南抗戰的各種史料 ，尤其是一些存續狀態差、再生性差 、存本較為單一 、稀缺的文獻資料 ，同時著眼於延續保護的功能，大大加強其可再生 、可延續 、可反復利用 、可方便利用性 ，以糾正過去一些部門和單位重利用輕保護 、或者反過來輕利用重保護的偏向。（四）在研究和寫作的方法上 ，則有以下幾點考慮 ： 1. 要立足於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考察與分析 。華南抗戰是發生在特定時空、特殊歷史條件下 ，涉及各種政治力量 、各種歷史人物 、各個歷史側面的豐富而複雜的歷史現象，對這一課題的研究 ，首先是尊重史實、實事求是 、論從史出，不任意誇大或縮小 ，不隨意肯定或否定 ；其次是注重思辨和分析 ，不是一大堆材料的簡單照搬和堆砌 ，而是剪裁得當 ，歸納合理 ，取其精華 ，去其糟粕 ，能理清事物的來龍去脈 ，能明瞭事情的前因後果 ，能對各種歷史現象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評判 ；其三是注重分析研究的整體性與系統性 ，注重在各種相互關聯中全面地考察華南抗戰歷史的方方面面 ，而不是只見樹木 ，不見森林 ，取材片面 ，視角單一 ，前後脫節 ，顧此失彼。 2. 立足於歷史學的實證研究 。有關抗戰時期華南地區的歷史資料 ，從其文件性質、產生背景 、形成時間、政治傾向、技術水準來看 ，種類多元 ，形態各異 ，必須具備扎實的文獻功力 ，才能適應相應的研究寫作要求。因此 ，研究者應發揮相應的專業優勢與具體研究特長 ，充分利用各類中外文獻 ，廣泛搜集相關史料 ，構建起實證研究的堅實基礎。要廣泛搜集、查閱省內外各圖書館 、各地方檔案館所藏抗戰時期圖書、報刊 、檔案 ，各種已刊文獻集、資料集 ，各種文史資料、回憶錄等 ，充分佔有華南抗戰的相關歷史文獻 ，在很好地整理 、研讀文獻的基礎上開展研究工作 。 3. 立足於弄清史實基礎上的比較研究。比較研究 ，是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它是使研究者對研究對像觀察更清、定位更准、把握更好 、認識更全的一個有效方法 ，華南抗戰歷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在具體的運用上 ，一個是內部各個部分的比較 ：例如國共兩黨抗日鬥爭的比較 ，國共日不同區域內政治、經濟 、軍事狀況的比較 ， 日偽統治不同時段 、不同年份的比較 ，國共不同部隊、不同抗日將領的比較 ，等等 ；一個是與外部各種同類同質事物的比較 ：例

如抗戰時期華南地區的戰略地位、戰略作用與其他地區的比較 ，中共在華南領導的抗日鬥爭與中共在其它區域 、其它環境領導的抗日鬥爭的比較 ，國民黨第四、第七戰區與其他戰區的比較 ，日軍侵略華南的戰略意圖與戰役行動與日軍對其他地區侵略行動的比較 ，日偽在華南的統治與在其他地區的統治的比較 ，抗戰時期粤系軍人與其他派系軍人的比較 ，等等 ，以揭示其不同的面相與特點。 4. 在寫作上 ，要力求表述文本的 “科學性 、時代性和民族性”。一是從歷史文獻 、歷史事實出發，充分利用實證研究獲取的資訊 、資料 ，力求尊重史實、立論有據 ，不說假話、空話 ，使話語具有科學的嚴謹性和邏輯的說服力，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二是充分關注學術界新的發展趨勢 ，合理運用相關學科的新理念、新表述來檢視和呈現華南抗戰歷史 ，使研究話語具有時代氣息 ；三是自覺傳續和發揚上承 《史記》 《漢書》 等中國優秀史籍、下接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文學革命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有糅合、有揚棄 ，特色鮮明、自成一格的中國史學敍事傳統 ，向我國當代優秀的歷史學者借鑒和學習，努力追求一種莊重質樸、簡潔生動、清新流暢的語言表述風格 ，而摒棄那種故弄玄虛、故作高深 ，乾癟空洞 ，藉以嚇人的八股文風。要適應華南抗戰的區域特徵與風土人文色彩 ，注意其內在的文化特質，使寫作風格能夠接地氣，符人心。總之，是要盡力寫出一部讓學術界和讀者較為滿意的華南抗戰史著作來 ，以不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和研究者自己多年的心血。附 關於華南抗戰的主要參考文獻 （一） 資料集1. 廣東各界抗日救國大會宣傳組編 ：《廣東各界抗日救國大會特刊》， 1932年。2. 廣東民眾援助東北義勇軍大會宣傳股編 ：《廣東民眾援助東北義勇軍大 會工作彙報》 ，1933年。3. 廣東人民購機抗敵籌募委員會編 ：《廣東人民購機抗敵籌募委員會紀 要》 ，1937年。4. 廣東省黨政軍聯席會議宣傳部編 ：《抗戰現階段宣傳大綱》 ，1937年。5. 廣州市特別黨部編 ：《抗戰宣傳參考資料》 ，廣州市特別黨部，1937年。6. 廣東人民購機抗敵籌募委員會編 ：《廣東人民購機抗敵籌募委員會紀 要》 ，1937年。7. 黃文袞著 ：《戰時之廣東經濟政策》 ，廣州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社 ，1937年 。

8. 廣州市民眾抗敵後援會指導委員會編 ：《九一八國恥紀念專刊》 ，1938 年。9. （德）雷斯曼等著：《日本果要進攻華南麼》 ，戰時出版社 ，1938年 。10. 葉劍英 ：《目前抗戰中的幾個主要問題》 ，廣州：統一出版社 ，1938年。11. 吳鐵城著、廣東省政府民政廳編 ：《非常時期的廣東民政》 ，1938年 。12. 吳鐵城 ：《一年來省政之觀感》 ，新政週刊社 ，1938年。13. 招觀海主編 ：《國難特輯》 ，廣州基督教聯會國難服務委員會 ，1938年 。14. 郭少音編 ：《隨軍通訊集》 ，潮汕青年隨軍工作隊 ，1938年。15. 廣東省立民眾教育館輔導組編 ：《廣東省各縣市戰時民眾教育工作大 綱》 ， 1938年。16. 余漢謀等著：《武裝保衛華南二卷》 ，戰時出版社 。17. 第四路軍政訓處廣東省黨政軍聯席會議民運部 ：《保衛大廣東》 。18. 熊復蘇編 ：《保衛大廣東》 ，廣州：中山日報社 ，1938年。19. 廣東各界追悼 [四一三] 空軍抗敵殉國吳李兩烈士暨歷次空軍陣亡將士大 會編 ：《追悼空軍殉國烈士特刊》 ，1938年。20. 廣東各界追悼被炸死難同胞大會編 ：《敵機慘炸廣州市痛史》 ，1938年。21. 廣東省民眾抗日自衛團編 ：《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組織章程》 ，1938年。22. 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編 ：《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敬告廣東全 省民眾書》 。23. 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編 ：《民眾武裝抗戰概要》 ，1938年。24. 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 ：《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宣 傳工作計畫大綱》 ，1938年。25.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 ：《抗戰現階段宣傳大綱》 ，重慶 ， 1938年7月。26. 廣東省軍管區司令部兵役處編 ：《兵役宣傳大綱本省各縣實施兵役宣傳 補充辦法暨兵役宣傳語》 ，1938年10月。27. 廣東省立民眾教育館輔導組編 ：《廣東省各縣市戰時民眾教育工作大 綱》 ，1938年。28. 廣東國民軍訓會編 ：《戰時國民軍事常識》 ，1938年。29. 廣東女界聯合會編 ：《廣東女界聯合會平時戰時工作概況》 ，1938年。30. 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平遠縣統率委員會編 ：《告民眾書》 ，1938年。31. 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臺山縣繞平委員會編 ：《自衛特刊》 ，1938年。32. 臺山縣立民眾教育館編 ：《敵機禍台錄》 ，臺山縣立民眾教育館 ，1938 年。33. 文榮林等編 ：《廣東省防空協會視察各縣支會報告書》 ，廣州省防空協 會 ，1938年。34. 張賽萊編 ：《戰時地方財政與工地整理》 ，地政季刊社 ，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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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全國政協編輯組編 ：《粤桂黔滇抗戰》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5年 。112. 《李漢魂將軍文集》 （三卷） ，中國社會出版社 ，2015年 。113.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華南抗日遊擊隊》 ，軍事 科學出版社 ，2008年 。114. 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研究室 ：《抗戰時期粤北青運》 ，廣東人民出版 社 ，1991年。115. 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東莞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8年 。116. 中共惠州市黨史研究室編 ：《惠州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上 、下冊）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0年。117. 中共梅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梅州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0年。118. 中共佛山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佛山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上、下冊）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年。 （二） 專著1. 吳鐵城 ：《一年來省政之觀感》 ，新政週刊社 ，1938年。2. 詹寶光編 ：《一年的血債》 ，曲江防空指揮部 ，1938年。3. 張劍萍編 ：《日本進攻華南》 ，廣州民力書局 ，1938年。4. 陳國桂編 ：《抗戰中的粤桂》 ，華南出版社 ，1938年 。5. 陳正祥著：《香港和海南島的危機》 ，重慶中山文化教育館 ，1938年 。6. 許宏傑著：《抗戰與文化》 ，廣州民族文化研究會 ，1938年 。7. 郭少音著：《南澳血戰記》 ，青年救亡出版社 ，1938年 。8. 戰時文摘社編 ：《廣州淪陷記》 ，1939年。9. 吳逸志編 ：《德安萬家嶺大捷回憶》 ，中興書店 ，1940年 。10. 《吳奇偉將軍印象記》 ，戰地文化社 ，1939年 。11. 第七戰區司令部編 ：《第七戰區抗戰紀實附錄》 ，1941年 。12. 唐海著：《十八天的戰爭香港淪陷》 ， 遠東書局 ，1942年 。13. 嶺南大學編 ：《抗戰期間的嶺南》 ，嶺南大學 ，1946年。14. 汕頭青年抗敵同志會編 ：《我們的潮汕戰時鄉土地理》 ，1938年。15. 薩空了著：《香港淪陷日記》 ，香港進修出版教育社 ，1943年 。16. 雲實誠著：《粤戰場》 ，大公報曲江分館 ，1943年。17. 雲實誠著：《粤戰七年》 廣州 ，前鋒報社 ，1946年 。18. 華嘉著：《香港之戰》 ，文林出版社 ，1942年 。19. 光復書局編：《日本投降始末記》 ，誠濟堂 ，1945年 。20. 《張發奎將軍》 ，漢口群力書店 ，1938年。

21. 《大時代的薛岳將軍》 ，長沙 ，1940年。22. 《薛岳抗戰手稿》 ，中國新光印書館 ，1948年。23. 《汪精衛賣國》 ，正論出版社 ，1940年。24. 黃美真、張雲主編 ：《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5. 王輔 ：《日本侵華戰爭 （1931－1945）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年。26. 張憲文主編 ：《抗日戰爭史 （1931－1945）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27. 呂芳上主編 ：《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台北 “國史館” ，2015年。2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 ，中華書 局 ，1979年。29.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 ：《 日本海軍在中國作戰》 ，中華書 局 ，1991年。30. 廣東省中共黨史學會：《廣東抗戰史研究》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7年。31. 廣東省人民武裝鬥爭史編纂委員會：《廣東人民武裝鬥爭史（抗日戰爭時 期）》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4年。32. 葉文益主編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軍事工作》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9 年。33. 《論東江縱隊》 編輯組 ：《論東江縱隊》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0年。34. 《珠江縱隊史》 編寫組 ：《珠江縱隊史》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0年。35. 瓊崖武裝鬥爭史辦公室主編 ：《瓊崖縱隊史》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6 年。36. 侯樹棟 ：《中國革命戰爭紀實- 抗日戰爭 ，華南抗日縱隊卷》 ，人民出 版社 ，2007年。37. 中共湛江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 ：《南路人民抗日解放軍史》 ，廣東人民 出版社 ，1995年。38. 中共江門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 ：《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史》 ，廣東人民 出版社 ，1996年。39. 曾慶榴主編 ：《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年。40. 左雙文：《華南抗戰史》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41. 王金鋒等：《廣州抗戰史》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5年。42. 沈成飛 ：《抗戰時期的廣東保甲制度》 ，人民出版社 ，2015年。43. 張曉輝 ：《香港近代經濟史》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1年。44. 官麗珍 ：《對和平與人道的肆虐 ：1937至1945年日軍侵粤述略》 ，中共 黨史出版社 ，2001年。45. 沙東迅 ：《廣東抗日戰爭紀事》 ，廣州出版社 ，2004年。46. 沙東迅：《粤海抗戰史譚》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5年。47. 黃菊豔：《抗戰時期廣東經濟損失研究》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5年。

48. 倪俊明主編 ：《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 ，廣東科技版社 ，1992年。49. 葉文益 ：《張文彬傳》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6年。50. 倪俊明、蔣志華：《張發奎將軍》 ，珠海出版社 ，2006年。51. 鄭澤隆 ：《軍人從政 ：抗日戰爭時期的李漢魂》 ，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5年。52. 李東 ：《翔鴻乘風 ：珠江縱隊女戰士李鐵回憶錄》 ，暨南大學出版社 ， 2009年。53. 楊維 、羅英鵬主編 ：《羅卓英將軍紀聞》 ，羊城晚報出版社 ，2013年 。54. 袁小倫主編 ：《粤港抗戰文化史論稿》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5年 。55.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港澳同胞與祖國抗日戰爭》 ，團結出版 社 ，2015年。56. 楊奇 ：《香港淪陷大營救》 ，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4年 。57. 周奕 ：《香港英雄兒女-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抗日戰史》 ，香港利文出版 社 ，2004年。58. 張兆和主編 ：《克爾日記 ：香港淪陷時期東江縱隊營救美軍飛行員紀 實》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2015年 。59. 陳敬堂主編 ：《香港抗戰》 ，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04年。60. 劉深：《香港大淪陷 （1941.12－1945.8） 》，人民日報出版社 ，2013年。61. 葉曙明：《圖說香港抗戰》 ，廣東教育出版社 ，2015年。62. 張慧真 、孔強生 ：《從十一萬到三千 ：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5年 。63. 林發欽 、江淳主編 ：《平民聲音 ：澳門與抗日戰爭口述歷史》 ，廣東教 育出版社 ，2015年。64. 林發欽 、王熹編著 ：《孤島影像 ：澳門與抗日戰爭圖志》 ，廣東教育出 版社 ，2015年。65. 傅玉蘭：《抗戰時期的澳門》 ，澳門文化局澳門博物館 ，2002年。66. 蔡珮玲 ：《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續編》 ，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 會，2015年。67. 陳木杉 ：《從函電史料觀抗戰時期汪精衛集團治粤梗概》 ，台灣學生書 局 ，1996年。68. 《吳鐵城回憶錄》 ，台北三民書局 ，1971年。69. 《吳鐵城先生紀念集》 ，祝秀俠編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5年。70. 張發奎 ：《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 ，香港文化藝術出版 社 ，2008年。

（三 ） 報刊1. 《廣東迅報》 （廣州 ） ， 1938－1945年 。2. 《廣州日報》 （廣州 ） ， 1930－1948年 。3. 《公評報》 （廣州 ） ， 1924－1949年 。4. 《民聲晚報》 （廣州 ） ，1942－1945年 。5. 《民國報》 （東莞 ） ，1940－1949年 。6. 《汕報》 （汕頭 ） ， 1928－1949年 。7. 《汕報》 （梅縣 ） ，1939－1949年 。8. 《西南日報》 （韶關 ） ， 1943－1949年 。9. 《建國日報》 （ 韶關 ） ， 1942－1949年 。10. 《建國晚報》 （韶關 ） ， 1942－1943年 。11. 《國華報》 （廣州 ） ， 1915－1950年 。12. 《春秋》 （香港 ） ， 1936－1946年 。13. 《南華日報》 （ South China Daily Newseng ） （香港 ） ， 1930－1950年 。14. 《民族日報》 （廣州 ） ， 1937－1946年 。15. 《星華日報》 （汕頭 ） ，1931－1949年 。16. 《開平日報》 （開平 ） ，1931－1949年 。17. 《大光報》 （韶關 ） ， 1939－1949年 。18. 《誠報》 （廣州 ） ， 1933－1949年 。19. 《環球報》 （廣州 ） ，1934－1949年 。20. 《現象報》 （廣州 ） ， 1914－1950年 。21. 《建國日報》 （韶關 ） ， 1942-1949年 。22. 《大眾報》 （澳門 ） ， 1932-1947年 。23. 《前進報》 （東江縱隊 ） ， 1942-1946年 。24. 《蕉嶺公報》 （蕉嶺 ） ， 1938－1944年 。25. 《越華報》 （廣州 ） ， 1927－1950年 。26. 《中山日報》 （廣州 ） ，1939－1945年 。27. 《抗戰導報》 ，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 （廣州 ） ，1939－1940年 。28. 《抗戰畫報》 ，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 （廣州 ） ，193 ？ －1939 年 。29. 《新階段》 ， 曲江 ， 1942－1943年 。30. 《新戰線》 ，廣州 ， 1937－1938年 。31. 《新軍》 ，半月刊 ，鐘天心主編 ， 曲江 ，1939－1941年 。32. 《抗戰大學》 ，新型戰時綜合雜誌 ，廣州= 桂林 ， 1937－1939年 。33. 《抗日青年》 ，廣州 ， 1938年 。34. 《持久戰》 ，甄陶等 ， 曲江 ，1939－1940年 。

35. 《救亡呼聲》 ，廣州 ，1937－1938年。36. 《陣中文匯》 ，第七戰區編纂委員會該刊編輯室，曲江 ，1941－1944年。37. 《時代批評》 ，香港 ，1938－1949年。38. 《時代動向》 ，廣州 ，時代動向社 ，1937－1938年。39. 《革命理論》 ，曲江 ，1941－1943年。40. 《廣東一周間》 ，廣東通訊社 ，曲江 ，1943年。41. 《廣東一月間》 ，廣東通訊社 ，曲江 ，1940－1943年。42. 《四路軍月刊》 ，第四路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 ，廣州 ，1937年。43. 《抗戰導報》 ，廣東民眾禦侮救亡會宣傳部 ，廣州 ，1937年 。44. 《工作指導》 ，第四戰區政治部 ，韶關 ，1940年。45. 《動員》 ，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民眾動員委員會 ，曲江 ，1938— 1939年。 （四） 日文文獻資料1. 丸山康夫：《広州俘虜收容所》 ，日地出版株式會社 ，1985年 。2. 內藤英雄：《広東戰後報告》 ，バブリ社 ，1939年。3. 台灣銀行広東支店 ：《攻略後の広東金融經濟事情》 ，出版機構不 明，1939年。4. 広東日本商工會議所編 ：《広東日本商工會議所定款 ·広東日本商工會 議所議員選舉規定 ·広東日本商工會議所規則》 ，広東日本商工會議 所 ，1940年。5. 広東日本商工會議所編 ：《新広東》 ，広東日本商工會議所 ，1940年 。6. 広東日本商工會議所 ：《広東日本商工名錄》 ，広東日本商工會議 所 ，1941年。7. 菊江榮一 ：《新生の広東經濟》 ，同盟通信社 ，1942年。8. 平野健：《広東之現狀》 ，広東日本商工會議所 ，1943年。9. 山本喜代人編 ：《華南商工人名錄》 ，華南商工人名錄發行所 ，1943年。10. 南支派遣軍報道部編 ：《兵隊》 ，刀水書房 ，1939-1944年。11. 唐沢信夫 ：《南支日報》 ，南支日報社 ，1942-1944年。12. 広東日本青年團 ：《広東日本青年》 ，広東日本青年團本部 ，1942年。13. 安藤元節 《南支大觀》 ，東京日本合同通訊社1939年。14. 荒川禎三 《大広東》 ，台北杉田書店1940年。15. 岩田龜太郎 《南支の 展望》 ，大亞公司廣東支店194116. 東京日日新聞經濟部編 《南方經濟の 指標》 ，1942年 。17. 杉田才一 《新生の広東經濟》 ，東京同盟通信社 ，1942年。18. 工藤芳之助著 ：《從軍繪日記》 ，東京第一書房 ，1940年。。

東京審判資料與抗日戰爭研究宋志勇①摘要：國家圖書館和上海交通大學的東京審判研究中心通力合作 ，從海外搜集到了一大批東京審判的第一手資料 ，並加以整理 、編譯或影印出版 ，在很短的時間內形成了國際一流的東京審判資料庫 ，為日本對外侵略戰爭史和抗日戰爭的深入研究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關鍵詞：東京審判 資料庫 控辯方 證據資料 抗日戰爭研究有狹義和廣義之分，而日本侵華史研究當在廣義的抗日戰爭研究之列。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在東京舉行的遠東國際軍事審判 ，積累了大量的資料 ，是抗日戰爭研究極為珍貴的歷史寶庫。但是長期以來 ，由於受意識形態以及財政狀況的限制， 東京審判資料的整理出版非常緩慢 ，沒有很好地利用到學術研究中。但近些年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 ，國內外有關東京審判的資料整理 、出版出現重大進展。特別是我國，在極短的時間內，實現了跨越式趕超 ，成為東京審判資料收藏和出版大國。 最近幾年 ，在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下 ，特別是在2011年啟動的 “民國時期文獻保護計劃”的支持下 ，國家圖書館和上海交通大學的東京審判研究中心通力合作 ，從海外搜集到了一大批東京審判的第一手資料 ，並加以整理、編譯或影印出版 ，在很短的時間內形成了國際一流的東京審判資料庫 ，為日本對外侵略戰爭史和抗日戰爭的深入研究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 東京審判的史料內容非常豐富 ，具有重要史料價值。東京審判的史料大都是控辯方精心搜集、整理的證據資料 ，而這些資料大都經過了法庭嚴格審查的第一手資料 ，具有重要價值。這些系列資料的重要性和價值不僅在於它是東京審判研究本身不可或缺的 ，更重要的它包含了極為豐富的近代日本政治史、近代日本對外關係史、亞太國際關係史、 日本侵華史、中日關係史、 日美關係史、日本侵華人物 、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人物、美國對日政策等方面的第一手資料 ，以及國際法特別是國際刑法的司法實踐等極為重要的內容。這些史料對①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員院長、教授。

於我國的抗日戰爭研究 ，彌足珍貴。絕大部分抗戰研究的領域 ，都能在東京審判的史料中找到第一手的資料。深入挖掘 、利用好東京審判的豐富史料 ，對深化我國東京審判的研究和抗日戰爭的研究 ，意義重大。在東京審判史料的使用上 ，我國學界將其用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就很成功 ，為中國在南京大屠殺研究中爭得國際話語權起到了積極作用。南京大屠殺研究使用東京審判的史料僅僅是一個事例 ，但就抗日戰爭研究整體而言還遠遠不夠 ，東京審判系列史料還有大量可利用的空間。除日本戰爭暴行外 ，關於日本對外侵略戰爭決策過程的史料 ，日本開展軍國主義教育及輿論統制的史料 ，日本戰時對美、對英 、對蘇 、對德的外交政策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的史料 ，日本扶植偽滿洲國等傀儡政權及進行殖民統治的史料 ，日本在華種植和銷售鴉片等毒品的史料等等 ，還有大量的史料等待研究學者挖掘利用 。期待今後的東京審判研究和抗戰歷史研究 ，更多地挖掘 、利用東京審判的系列史料 ，使其發揮更大是作用。 下面僅就日本侵華部分及與中國有關的做一簡要介紹 。一、規模巨大的系列資料 2013年以來 ，我國陸續編輯影印出版東京審判資料 ，已經形成規模龐大的東京審判系列資料 （絕大部分都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主要有：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 （80冊） ，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據文獻集成》 （50冊） 《國際檢察局訊問記錄》 （70冊） 《二戰後審判日本戰犯報刊資料選編》 （6冊） 《東京審判歷史圖片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 ：中英文版》 （3冊） 《橫濱審判文獻彙編》 （105冊） （涉及日本殘害中國勞工暴行） 《馬尼拉審判文獻彙編》 （53冊） （涉及日軍殺害中國外交官的暴行） 近期 ，上海交通大學的東京審判研究中心還編譯出版了一批東京審判與中國有關的部分以及國外的東京審判研究成果 ，這將有助於推動我國的抗日戰爭研究。下面介紹一兩種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據文獻集成》 該資料收集了東京審判全部證據資料中被法庭認可採納的總計3915件證據 ，是東京審判的重要文獻之一 ，其中就有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 、挑起盧溝橋

事變 ，製造南京大屠殺以及制毒販毒等各種戰爭罪行證據。如： E221∼E237日本扶持、承認和控制偽滿洲國 （上） E238∼ E246日本扶持、承認和控制偽滿洲國 （下） E247∼E249盧溝橋事變 E250∼E265日本對中國華中地區的侵略 E266∼ E280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的外交關係 E286∼ E305南京大屠殺 （上） E306∼E329南京大屠殺 （下） E330∼ E371日軍在中國各地的殘虐行為 E372∼E389日本在中國、朝鮮使用鴉片和毒品 （上） E390∼ E435日本在中國、朝鮮使用鴉片和毒品 （下） E436∼ E466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上） E467∼ E476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下）《國際檢察局訊問記錄》 該資料是根據美國國家檔案館所藏有關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國際檢察局 （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簡稱IPS） 的訊問文獻整理而成。它由470份檔案組成 ，包括國際檢察局對以東條英機為首的28名被告和其他甲級戰犯嫌疑人以及相關400多名證人、旁證人 、具體事件、各類團體的審訊記錄和調查報告等，是東京審判確定戰犯被告的重要前期準備。國際檢察局對戰犯嫌疑人所做的原始訊問筆錄 ，是第一手資料 ，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例如： Case 1 東鄉茂德 （Togo Shigenori ） Case 2 畑俊六 （Hata Shunroku ） Case 3 梨本宮守正 （Nashimoto Morimasa ） Case 4 杉山元 （Sugiyama Hajime） Case 5 木戶幸一 （Kido Koichi） Case 6 日本進攻計劃 （Japanese Plan to Attack ） Case 7 日本進攻關島計劃 （Japanese Plan to Attack Guam ） Case 8 日本進攻馬來亞計劃 （Japanese Plan to AttackMalaya ） Case 9 犬養健 （Inukai Ken ） Case 10 中岡 （Nakaoka） Case 11 山本五十六 （Yamamoto Isoroku ） Case 12 淵田美津雄 （Fuchida Mitsuo ） Case 13 片桐英吉 （Katagiri Eikichi ） Case 14 平田升 （Hirata Noboru）

Case 15 伏 見 宮 博 恭 （ Fushimi Hiroyasu ）Case 16 赤 松 克 麿 （ Akamatsu Katsumaro ）Case 17 赤 松 貞 雄 （ Akamatsu Sadao ）Case 1 8 寺 內 壽 一 （ Terauchi Hisaichi ）Case 19 永 野 修 身 （ Nagano Osami ）Case 2 0 東 條 英 機 （ Tojo Hideki ）Case 2 1 宣 戰 問 題 （ Declaration of War ）Case 2 2 櫻 會 （ Cherry Blossom Society ）Case 2 3 日 本 進 攻 珍 珠 港 計 劃 （ Japanese Plan to Attack PearlHarbor ）Case 2 4 吉 田 善 吾 （ Yoshida Zengo ）Case 2 5 保 科 善 四 郎 （ Hoshina Zenshiro ）Case 2 6 德 永 榮 （ Tokunaga Sakae ）Case 2 7 岩 村 清 一 （ Iwamura Seiichi ）Case 2 8 鹽 澤 幸 一 （ Shiozawa Koichi ）Case 2 9 加 藤 隆 義 （ Kato Takayoshi ）Case 3 0 田 中 肥 後 太 郎 （ Tanaka Higotaro ）二、經典的國際法資料 東京審判本身就是一場法律的大審判 。圍繞這場審判的法律之爭 ，從開庭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無論檢方還是辯護方 ，都選聘了優秀的法學家參加了這場曠世審判。他們的起訴和辯護材料以及法庭辯論材料 ，都成為經典的法律文獻 ，其影響至今不減 。例如1946年5月法庭開庭後 ，檢方就起訴28名被告犯有破壞和平罪、違反人道罪 （殺人罪）和普通戰爭罪 。根據法庭憲章的規定 ，上述三種罪行 ，都在遠東國際法庭的管轄權之內。 但是 ，法庭剛剛宣讀完檢察方的起訴書 ，被告辯護人代表清瀨一郎就對法庭的管轄權提出反對動議 ，認為東京審判是違法的。其主要理由是 ： （一）法庭不具有對 “破壞和平罪”和 “反人道罪”的管轄權。侵略戰爭本身並不能構成犯罪。 《非戰公約》 雖然規定廢棄以戰爭為國家政策的工具 ，但並沒有把違反條約擴大到戰爭犯罪的意義 ，也沒有將發動戰爭定為犯罪。 （二）戰爭是國家行為 ，個人在國際法上並無責任 。 （三）法庭憲章的規定是 “事後法” （ Ex post facto ），所以是非法的。只有 《波茨坦公告》 發佈時國際法所公認的普通戰爭犯罪 ，才可以成為被控的犯罪。①① 《極東國際軍事裁判速記錄》 ，雄松堂，1968年，第1卷4號，第11-12頁。

日方另一辯護人 、著名英美法學者高柳賢三對於罪刑法定原則在東京審判的適用問題稱：“禁止事後法的法則作為一切文明國家刑事審判的準則是得到承認的 ，這一準則在國際或國內的有關政治犯罪的事件中，必須給予特別的尊重” 。而東京審判 “對被告適用事後法 ，不是文明的審判，也不是波茨坦公告所講的所謂 ‘審判’”。① 上述東京審判辯護方否定東京審判的 “法理”及其辯護資料影響很大 ，至今還是否定東京審判的 “核心”理論。 辯護方對法庭的管轄權問題提出的上述異議 ，是對遠東國際軍事審判的全面否定 ，是向法庭提出的最大挑戰。如果法庭不擊退辯護方的這一挑戰 ，審判就無法進行。而如按照辯護方的要求 ，只依既成的一般戰爭罪對那些普通戰爭罪犯進行審判的話 ，那些從事策劃、發動和實施對外侵略戰爭的上層最高責任人都會逃脫正義的審判。這也正是被告和辯護團提出法庭管轄權問題的目的所在。 5月13日，控辯雙方圍繞反和平罪與反人道罪管轄權問題在法庭上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法庭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季南代表檢方所做的開場陳述 ，極為精彩 ，下面摘其部分：（一）否認法庭管轄權是對人類文明的挑戰 我們認為 ，被告人向法庭提出的法律主張 ，毫無疑問 ，是對文明國家赤裸裸的挑戰 。對於發起範圍如此之大的侵略戰爭的責任人 ，文明國家將會對其予以嚴懲 ，並籍此捍衛文明。被告人提出的該法律主張，則是對文明國家這一能力的嚴重挑釁 ，無異於宣稱 ，一國之有權當局莊嚴加入的條約、義務和保證 ，不過是毫無實際意義的一紙具文。此等被告人已被證明曾調動軍隊發動了殘酷的不義戰爭 ，且戰爭已經危及人類文明的存亡 ，而辯方提出的被告人僅因其個人之位高權重即應免於處罰的動議 ，實乃寡廉鮮恥之言。 審判事關人類及其文明的存亡 。我們如今面臨的問題是 ：時至今日，正處於生死存亡關鍵時刻的人類文明，還應對此等暴行不加阻撓、無動於衷嗎？ 毋須提醒 ，人們也能意識到我們這個時代的戰爭和過去相比有多麼的不同。在當下 ，更重要的是，在明天以及未來 ，戰爭將成為毫無約束的戰爭。戰爭不再受到空間或領土的限制。無論是童孺 ，還是老人 ，無論是身負武裝還是手無寸鐵 ，都將成為受害者；我們的家園，無論是大城市 ，還是小村莊 ，都不能倖免於難。毫不誇張地說 ，未來的戰爭將會嚴重威脅人類文明乃至全人類的① 高柳賢三：《遠東審判與國際法——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辯論》 ，有斐閣1948年，第16 、 19頁。

存亡。這一道理不言而喻 ，我也不必老生常談。全人類一直渴望和平 ，而和平的問題今天已走到十字路口。戰爭帶來的毀滅性 ，儘管某種層面上更加原始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 ，已發展到只有窮盡人類想像的極限才可能加以應對的程度。法官大人 ，我們今天已走到了十字路口，我們的問題就是那句著名的話 ：“生存 ，還是毀滅？” 回答這一問題需要無限的耐心和寬容 ，需要竭盡全力促成理解 、達成共識。對於這一問題 ，我們最為關心的是 ：我們被授權站在今日法庭之上 ，我們能利用賦予我們的權力做出什麼 ，才能以正義且有效的方式 ，為預防未來戰爭盡綿薄之力。 我們在審判中追求的是預防或震懾戰爭 ，絕非為復仇或報復等狹隘卑鄙的目的。但是 ，在庭審中，我們希望可以把那些蹂躪踐踏人類文明的個人視作一般的重罪罪犯依法論處。這種裁判結果既非無法實現 ，也非不合時宜 。本審判庭之裁判也將震懾未來出現之類似侵略戰爭行為及同類人員。（二） 戰犯應對戰爭承擔個人責任 這些被告人是特定階層或集團的代表 ，檢方對其提起控訴 ，是因為他們遵從了暴力統治法則。我們並不關注他們個人的想法 ，即他們所謂有關實現民族抱負的辯護 ，或是他們聲稱的愛國之舉 。如果庭上允許 ，我們只請求各位移步到這個建築的樓頂 ，在那裡看看他們都給自己的人民帶來了什麼 。事實勝於任何辯解。 如果諸位認為前述觀點尚有不清晰之處 ，那麼 ，接下來我將要引用 《波茨坦公告》 （Potsdam Declaration） 中的一段表述 ，以更清楚地闡明這個問題。《波茨坦公告》 系由美國 、英國和中國三國政府首腦聯合發表 ，蘇聯隨後加入 ，載明瞭各大國的意願 。在此 ，我要引用其中的第10段 ： “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 ，但對於戰罪人犯 ，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嚴厲制裁 。”同時 ，本公告的第8段也載明 ： “《開羅宣言》 （ Cairo Declaration） 之條件必將實施 。”這裡當然也包含了《開羅宣言》 的這部分 ，即 ：“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 ，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 。這不僅清楚表明了全體被告人 ，連同整個日本國家 ，都被告知了同盟國的確切意圖，而且還強調必以法律嚴厲制裁那些策劃 、發動並進行侵略戰爭的罪犯 ，就像制裁一般的重罪罪犯一樣。（三）位居高位並不能推卸戰爭責任我們要著重強調 ，所有政府都是由個人作為其代理人來運行的 ，因此 ，

政府的所有罪行也都是個人犯下的。一個人的公職並不能抹去他個人的身份 ，也不能使他犯下的罪行免於處罰。這些高層官員的個人責任是本案中最重要的 問題之一 ，可能亦為呈於庭上的唯一一個國際法新問題。這也是一個幾乎未被觸及的問題。我心懷敬意的認為 ，審判庭有必要決定是否在審理中將一項符合人類文明需要的、清楚表達公共良知的原則確定為法律 ，正如過去的其他裁判庭或法庭所做過的那樣。 被告人曾通過其辯護人辯稱 ，而且我們認為被告人還將如此辯稱 ，他們可以因其所任的官職而免於處罰。換言之 ，被告人在動議中的主張如下：他們蓄意策劃 、發動了侵略戰爭 ，並且當時他們完全認識到這是一場會讓生命塗炭的戰爭。在戰爭中，讓其社會中低階的成員聽其差遣並因此喪失性命與財產 ，這既是合法的，也是恰當的。然而 ，作為毀滅世界計劃的行兇者、策劃者、設計者，在被追到窮途末路時，被告人卻可以因其所任的官職不受懲罰。這是一套讓人無比憎惡的理論。依據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 ，這套說辭完全站不住腳 ，且我們認為 ，基於全人類經驗的道德和邏輯 ，該說辭必將受到譴責。稍後，我方會提供證據證明，即使在最後一刻， 在日本的大部分城市已被摧毀、戰爭結果毫無懸念的情況下 ，不少被告人還堅持認為投降之前必須讓更多的生命為其犧牲。 需要一再強調的是 ，國家本身並非破壞條約的主體 ，公然進行侵略戰爭的也並非國家本身。此等行徑的責任主體是國家的代理人們 ，正是他們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 ，主動攫取並掌握權力。他們既可以運用權力維護和平、遵守條約和協定 ，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既然他們主動取得權力、掌握了政權，那麼 ，依據普遍公義之要求 ，他們個人理應為其行為接受懲罰。（四）本案不存在法不溯及既往的問題 最後 ，我們就溯及既往的適用法律構成不正義的問題進行概述。我們的回應很簡短。我們絕不會破壞在許多國家的司法程式中早已確立起來的這一合理規定。但是 ，這項法律原則僅指 ：如果一個人的行為在其行為時不為罪 ，那麼 ，此人不能也不應該因該行為受罰。該原則從未意指一個人的行為如果在其行為時很明顯已被認定有罪了，此人還可以不因該行為受罰。早在起訴書所列時日之前，被告人被指控的每一項罪行都已經在國際法上被認定為構成犯罪。 如果歷史上曾經有過此類行為未受到懲罰的事例 ，或者在世界殘缺破敗時曾經容忍過正義得不到伸張，那麼 ，在今天 ，我們的回應是 ：我們一時一刻都容不下對此種罪行的漠視。 八十年前 ，一位偉大的美國人 （林肯）在戰場上對他的人民懇切陳詞 ，要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今天 ，我們檢方在本審判庭上也有同

樣的感慨 。時代的發展對此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請求審判庭 ，在正義的範圍之內針對此等被告人採取行動 ，即在某種程度上樹立一項原則 ，以確保林肯所述政府得以存續 ，並保護人類文明免遭滅亡。（五） 日本的侵略戰爭系公認的國際罪行 1928年8月27日於巴黎簽署的 《凱洛格－白里安公約》 （亦稱 《巴黎非戰公約》 ） 各締約國，亦即文明世界的全體成員，包括日本在內，一致譴責與他國的關係中以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式 ，並宣佈放棄將戰爭作為推行國家政策的工具 。儘管條約文本中並未使用 “罪行 （crime ）”一詞 ，但顯而易見 ，通過放棄將戰爭作為 “國家政策工具” ，其意是將整個侵略戰爭排除在法律之外 ，即宣告侵略戰爭系非法。 應世界公共良知之要求 ，至1928年全世界的文明國家均已通過鄭重承諾和國際條約 ，承認並宣告侵略戰爭是國際罪行 ，戰爭的非法性由此被確立為一項既定的國際法規則。 早在本起訴書指控的行為發生之前 ，侵略戰爭就已經被譴責為非法 。自本世紀初 ，文明世界就開始約束發動戰爭的行為 。在1899年 《海牙第一公約》 （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又稱 《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 ） 中，世界各國同意應盡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 。在1907年 《海牙第三公約》 （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Opening of Hostilities又稱 《關於戰爭開始的公約》 ） 中，這項原則被再次確認 。本起訴書中所涉各國，包括日本在內均同意該條款 ：“締約各國承認 ，除非有預先的和明確無誤的警告 ，彼此間不容開始敵對行為 ，警告的形式應是說明理由的宣戰聲明或是有條件宣戰的最後通牒 。”據此 ，法官閣下 ，不宣而戰和背信棄義的襲擊 ，均為國際罪行。① 東京審判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法律論戰 ，堪稱經典 ，極具研究價值。三、豐富的侵華政策和行動過程資料 東京審判的資料庫中 ， 日本對華侵略的資料極為豐富 。無論是政策的策劃、決定過程 ，還是侵略行動的具體實施 ，都有很好的證據材料。例如在對我國東北的侵略問題上 ，檢方就以充分的證據 ，首先揭露了日本近代以來覬覦中國東北 ，關東軍、軍部 、法西斯團體 、政府 、媒體等形成了 “滿蒙是日本生命線” 、必須掌控在日本之下 “國家意識”的歷史背景 ，以及在關東軍的牽引下① 參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 ，余萌編譯， 《人民法院報》 2016年9月4日。

製造事端 ，發動 “九一八”事變 ，進而全面侵佔中國東北的經過。而對於事變發生後日本軍部和政府的態度 ，檢方提供了時任陸相的荒木貞夫的口供證明日本最高決策層是支持並實施了對中國侵略決策的。荒木在口供中供認： “就任陸軍大臣以後 ，我們討論了為整頓滿洲局勢佔領張將軍支配下的四個省的政策。我與總理大臣、外務大臣和大藏大臣一起討論了我擬定的計劃 ，所有人都同意了。首相前往樞密院爭取批准。 問 ：將軍 ，從你擔任陸軍大臣開始 ，你就命令擴大日本對滿洲的佔領嗎？ 答 ：政策是由政府決定的 ，然後作戰命令都由參謀總長發佈。陸軍大臣無權發佈與軍事行動相關的命令 。換言之 ，政府決定政策 ，參謀總長負責執行 ，該政策是要給張作霖統治下的領土帶來和平與秩序。 問：誰決定了這個政策？ 答：政策是由政府決定的。 問：所謂政府 ，是你 ，還是內閣，還是陸軍省？ 答 ：內閣。 問：內閣什麼時候決定這項政策的？ 答：在決定要求增加開支時決定的。 問：什麼時候？ 答：是在12月，我不記得具體日子了。 問：1931年？ 答：是的。 問：於是在1931年12月，內閣決定平定在張將軍統治下的這4個省嗎？ 答 ：是的。 問：閣下 ，回到1931年12月內閣決定你的政策的時候 ，當做出決定的時候 ，內閣全體成員都在嗎？ 答：他們都在場 。 問：內閣同意你們用武力佔領這四個省？ 答 ：是的 ，沒有內閣的批准 ，軍隊就不能使用特定經費 ，也就無法採取行動。 問：12月17內閣批准的是確定的政策的一部分嗎？該部分決定由日本軍隊佔領這四個省嗎？ 答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我不能確切地說內閣的批准是該政策的一部分 ，但我要指出的是首相和其他所有的大臣都同意這個政策，否則它就不能被執行。 問：他們什麼時候同意的？ 答 ：政策實際上是在樞密院會議上決定的 ，所有該院顧問、內閣代表或

許還有天皇都出席了會議。 問：天皇在會上說了什麼嗎？ 答 ：天皇總是出席樞密院的特別會議 。 問：當時天皇在場嗎？ 答：天皇出席了，但他沒有參加討論。”① 荒木雖然回避了天皇的戰爭責任 ，但日本政府和軍部支持和擴大對中國東北侵略戰爭的過程事實昭然若揭 。 在法庭上 ，控辯雙方圍繞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這一過程在起訴書、法庭庭審記錄和判決書中有完整的記錄 ，史料價值很大。四、日本侵華戰爭暴行的資料 東京審判所涉及的日本戰爭暴行的資料非常豐富 ，檢方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除了眾所周知的 “南京大屠殺” 、 “巴丹死亡行軍”等個別大規模暴行外 ，其他日軍大屠殺、殘酷虐待戰俘及平民 、扶植偽政權、經濟掠奪 、制毒販毒等暴行資料大都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掘和利用。 如在中國建立制毒販毒體系 ，進行大規模的對華毒化戰爭 ，資料也很多。如起訴書 、庭審記錄和檢方所提證據以及戰犯的訊問記錄等 。在起訴書中，檢方用了相當大的篇幅 ，起訴日本政府和軍方有組織地利用鴉片 “削弱人民的抗戰意志” ，其收入成為 “侵略戰爭的準備及其進行所需的財源 ，有的用於日本政府在佔領區扶植的諸多傀儡政權”的罪行 。② 5月3日法庭開庭後 ，基南檢察長即在 “開場陳述”中就提到日本使用鴉片用於戰爭的罪行。在其後的檢方提證階段 ，檢方提出了大量的日本在中國利用鴉片等毒品毒害中國人民的證據 。如8月15日檢方在提證陳述中指出：“作為他們征服中國計劃的一部分 ，日本領導者把鴉片和其他麻醉品作為準備和擴大侵略中國的武器。” “隨著日本武力侵略的擴大 ，不僅在日租界 ，而且在中國所有地區 ，日本的軍方和各種民間機構 ，都大肆進行鴉片等毒品交易”陳述指出，證據顯示 ，從偽滿洲國建立開始 ，到日本侵略深入到華北 、華中、華南後 ，日本操縱的各地傀儡政權 ，廢除了中國禁毒的法令 ，建立鴉片專賣壟斷。鴉片專賣表面上是控制鴉片氾濫 ，實際上是借專賣制度壟斷鴉片和其他麻醉品交易。 日本這樣做的目的有二 ； “（1） 削弱中國人民眾的體力 ，以此削①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速記錄》 ，第1卷，東京：雄松堂，1968年，第322-323頁。② 《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公判記錄》 （1），檢方綜合篇，東京：富士房，1948年，第10頁。③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速記錄》 ，第1卷，第618頁。

弱他們的抗戰意志力。 （2 ）為日本軍事和經濟侵略提供巨大的資金來源” 。①也就是說 ，這是一項以毒養戰的骯髒國策。 制毒販毒是違反國際法和人道的無恥的行為。所以 ，日本政府和軍方都竭力掩蓋 ，尤其是在戰敗投降的時候 ，對相關的政策檔案都竭力銷毀 ，不留痕跡。由此 ，參與這些活動的人證和證言就顯得非常重要。作為參與日本販賣鴉片活動的重要人物上海特務機構 “里見機關”頭目里見甫的口供書 ，以及在法庭上的證言 ，對揭露日本政府和軍部操縱、參與販毒活動提供了重要的證據。里見在口供書中承認 ，自己奉日本中國派遣軍特務部和日本政府興亞院之命 ，組織 “巨集濟善堂” ，專門從事販賣、銷售鴉片的活動。② “1937年9月或10月 ，我作為新聞記者到了上海 ，在這之前我在天津 。1938年1月或2月，楠本實隆中佐問我能不能為特務部大批販賣鴉片，他說這些鴉片正在從波斯運來的途中。 特務部是中國日軍派遣軍參謀部的一個部 。其職責是處理日軍佔領區的政治、經濟 、文化諸問題。 這一大批鴉片1938年春運抵上海 、存放在軍用碼頭的一個倉庫裡 ，碼頭和倉庫都派有衛兵。波斯鴉片放在160英鎊的箱子也就是1920兩 （原文如此）一個的箱子內。 波斯來的鴉片抵達後 ，我開始少量地向中國商人出售。當我從中國商人那裡接到訂貨後 ，就派部下去特務部。特務部就命令倉庫向我的部下發放多少量的鴉片。從倉庫取出後 ，轉交給那些商人。 時間和地點都是預先商定的 ，商人在交貨時付款 。我把販賣鴉片得來的錢以我的名義存入台灣銀行 ，一個月向楠本中佐報告一、二次。 我販賣鴉片的價格 ，由特務部的軍官和我協商決定。我告訴他們當時的市價 ，他們就我的販賣價格發出指示。這個程度得到了特務部承認。 根據特務部的指令 ，我從以我的名義儲存的款中向三井物產會社支付原價 ，再扣除我自身的各種費用 ，餘款交付特務部。 從波斯來的鴉片到貨起 ，到1939年3月維新政府成立 ，我把鴉片賣給中國商人 ，按上述方法支付款項。 維新政府設立的同時 ，上海的特務部解散了。但又設立了興亞院的支部⋯⋯楠本中佐擔任興亞院上海支部的副支部長。興亞院人經濟部負責鴉片和麻醉品。興亞院決定把辦理鴉片轉交給維新政府 ，維新政府在內政部下設立了戒煙總局。 為了分配鴉片 ，組織了巨集濟善堂。它是一個商業會社 ，其股東是8個大①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速記錄》 ，第1卷，第618頁。② 《遠東國際軍事裁判檢方證據資料（82） 》，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藏。

鴉片商。我受戒煙總局局長朱曜之托 ，坐上了宏濟善堂副董事長 （副理事長）的交椅 ，宏濟善堂沒有董事長 。宏濟善堂的契約及諸規定都是在與維新政府協商之後 ，由興亞院起草的 。經興亞院承認 ，我接受並在副董事長的交椅上就座。”① 法庭審理過程中，檢方證人奎爾在法庭作證時也證明日本軍政勾結 ，在中國佔領區販毒的罪行。 薩頓檢察官 ：日軍佔領前 ，在上海地區 ，公然買賣鴉片的情況 ，有？ 還是沒有？ 奎爾證人 ：根本沒有 。因為⋯⋯在嚴厲的法律下 ，上海的人們不願冒著被處以非常嚴厲刑罰的危險。⋯⋯如果做這種買賣的話 ，有的會被處以死刑 、無期徒刑。 薩頓 ：日軍佔領以後 ，有關鴉片的狀況 ，在上海地區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奎爾：狀況惡化了。⋯⋯ 1938年10月前後 ，日本官憲及傀儡政權的 官吏之間，就有關設置鴉片局或轉賣機關的問題 ，進行了交涉。⋯⋯ 交涉的事項之一 ，就是上海西部 ，設置2處鴉片吸食所 。⋯⋯條件之一是這些鴉片吸食所每家應有20名鴉片販賣者⋯⋯ 1939年前後 ，在公共租界外 ，向人民販賣鴉片的販賣所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出現了。 薩頓 ：你知道宏濟善堂嗎？ 奎爾：宏濟善堂是1939年5月建立的組織 。是為分配上海地區的鴉片而設立的組織 。 薩頓：他們是怎樣活動的？請簡單介紹一下 。 奎爾：就我職務上所知 ，在上海 ， 鴉片幾乎肯定是由日本的船輸送來的。這些船到了上海 ，就在日本方面的碼頭上卸貨。⋯⋯鴉片就是從這些碼頭上運到倉庫的。然後 ，是從那里弄到鴉片販賣所去的。 薩頓：日本佔領以前 ，上海地區麻醉品⋯⋯的販賣情況如何？ 奎爾：1938年以前 ，在上海沒有看到過大量的麻醉品。關於麻醉品 ，中國人有個習慣 ，就是吸食過紅色塊狀的鴉片。它是由鴉片的渣滓 、海洛因 、糖精以及染色的藥做成的 。但是 ，這種習慣被逐漸清除 ，到1938至1939年前後 ，已經很難看到。 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進行鴉片戰的罪行 ，經過東京審判被揭露出來 ，受到了國際社會的譴責。法庭在判決時 ，對日本的這一罪行進行了一定的追究 ，指出 ； “日本簽署並批准了禁煙公約 ，有不得從事麻醉品交易的義務” 。但是 ，日本 “為了籌措經費 ，和為了削弱中國的抵抗力 ，認可並擴大了鴉片及麻① 江口圭一著，宋志勇譯：《日中鴉片戰爭》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頁。

醉品的交易” 。①從 “滿洲事變”以來 ，日本一直進行鴉片等麻醉品的交易。而且 ，日本軍方 、政府都參與其中，形成了日本醜惡的以毒養戰的戰略。東京審判雖然揭露了日本的這一罪行 ，但沒有進行深究 ，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當然 ，東京審判系列史料在使用上也要注意謹慎對待 ，正確使用。東京審判史料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傾向性很強 ，因為它不是普通的資料 ，而是要通過這些資料將被告繩之以法或通過這些資料保護被告免受懲罰或減輕處罰的重要歷史證據資料。 控告方會最大限度地搜集、選用最能說明被告罪行的資料 ，而相反的資料都會被捨棄。而被告及辯護方則相反 ，搜集、選用的都是能為被告解脫罪行的資料 ，而不利於被告的資料都被捨棄。也就是說 ，東京審判控辯方的資料都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片面性 ，僅看一方的資料很容易被誤導。另外，在審判過程中，有些證人的證詞不真實 ，也就是做了偽證 ，這種情況無論是被告證人 （如被告松井石根證人所做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證詞）還是控方的證人 （如蘇聯起訴方證人溥儀關於日本扶植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的一些證詞）都存在。所以 ，東京審判的系列史料雖然豐富 ，但在使用時要注意判別真偽 ，去偽存真 ，正確使用 ，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史料價值。① 外務省聯絡局編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速記錄》 ，東京：1948年，第117

應加強縣域抗戰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以廣東省兩陽地區為例張曉輝①摘要 ：持久抗戰離不開基層政府的組織宣傳發動 ，更與民眾的支援有莫大關聯。既往研究對國家中上層的考察頗多，而對下層動態關注較少 ，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更加注重下層歷史的研究 ，應是抗戰史研究的一個發展方向。本文將研究視角轉入基層 ，以廣東省陽江和陽春兩縣作為考察對象 ， “管中窺豹” ，加深對中國抗戰全貌的瞭解 。關鍵詞：抗日戰爭 廣東兩陽 縣域 歷史文獻 整理研究 縣域是國家和社會互動的平臺 ，對國家建設的成敗有著直接影響 。然而 ，縣在中國社會中長期是一個雖極重要卻又不為人所重視的政治單位 。② 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點 ，研究成果頗豐 ，但學界對縣域基層情況的關注還不夠。全民抗戰的開展與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密不可分 ，國家上層及社會精英人物的作用固然非比尋常 ，但廣大的普通民眾才是抗戰的主體 。持久抗戰離不開基層政府的組織宣傳發動 ，更與民眾的支援有莫大關聯 。既往研究對國家中上層的考察頗多 ，而對下層動態關注較少 ，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更加注重下層歷史的研究 ，應是抗戰史研究的一個發展方向。本文將研究視角轉入基層 ，以廣東省陽江和陽春兩縣作為考察對象， “管中窺豹” ，加深對中國抗戰全貌的瞭解 。 陽江縣和陽春縣的政區範圍在明代已基本定型 ，直至近代都沒有大的改變 。陽江縣與相鄰的陽春縣在歷史上時分時合 ，長期從屬於同一個行政 、文化單元。進入民國後 ，特別是國民黨統治時 ，更將其作為一個地區進行管治 ，故社會各界一般將陽江縣和陽春縣統稱為 “兩陽地區” 。兩陽是粤省南路的中心 ，戰前廣東全省共計94個縣 ，根據省政府核定各縣等級 ，劃分為三等 ，一等縣12個 ，陽江縣位列其中 ，經濟實力 、財政和賦稅收入在全省處於上游 ；① 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② 池楨：《宛西自治中的 “地方”國家建設》 ， 《史林》 2015年第3期，第134頁。

二等縣38個 ，陽春縣位列其中，經濟實力位於全省中游。其餘為三等縣。① 抗戰時期 ，廣東綏靖主任由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管轄 ，下轄21個遊擊區及廣州市遊擊區 ，其中第十遊擊區範圍為陽江、陽春兩縣。據此 ，在陽江縣建立廣東第十遊擊區司令部 ，司令陳修爵 （陽江縣長） ，下轄兩個大隊，陽江為第一大隊 ，陽春為第二大隊。 戰時陽江縣和陽春縣同屬廣東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 ，署治設在茂名 ，兩縣人口共約70多萬 。當時廣東沿海大部被日本侵略軍佔領 ，而兩陽屬為數不多的未淪陷縣域 ，作為 “後方” ，承擔著向國民政府送兵、繳糧的任務。一、兩陽抗戰文獻資料概況 地方珍藏的檔案及小報小刊可以彌補既有史料之不足 ，其價值逐漸受到學界重視。應充分發掘利用這些文獻 ，以深入考察縣域基層的各類活動。陽江市檔案館和陽春市檔案館存有大量民國檔案、縣政府公報及 《兩陽民國日報》《陽春日報》 等報刊 ，涉及面廣 ，利用價值很高。（一）檔案文獻資料 各檔案館藏未刊檔案史料是近代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 ，尤其是政府各級行政機關的文件函電等 ，能反映歷史事件的原貌 ，比較真實可信。檔案文獻弭足珍貴 ，一般來講我國中央及省級各大檔案館所藏抗戰時期的文獻 ，長期以來都被學界高度關注及廣泛查閱。目前抗戰史研究者所利用的大陸檔案材料中，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館藏文獻較多 ，其次是上海 、重慶 、北京、天津、湖北 、廣東等省市館藏品，但縣級檔案館所藏的大量抗戰文獻資料仍束之高閣 ，很少進入研究者視閾。 我國目前已建立起較為完備的檔案館體系 ，縣一級都設立了檔案館或地方誌整理機構 ，其中保存了不少民國史料 ，對基層社會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中國歷史檔案資料目錄叢書 《全國民國檔案通覽》 （全10冊 ，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年） 是全面 、系統介紹全國3800餘家檔案館所藏民國檔案內容和基本狀況的大型工具書 ，是社會各界人士查尋、檢索和利用民國檔案的必備指南。 陽江市檔案館和陽春市檔案館藏民國檔案非常豐富 ，經筆者查閱和整理抗戰部分 ，簡介如下。① 《粤省規定全省縣行政費》 ， 《申報》 1928年9月30日，第11版。

陽江市檔案館藏陽江縣民國檔案 （全宗號X1 ，目錄號A12.1－A12.9 ）形成於1911至1949年，共858個案卷 ，大部分都已有複製本 ，檔目錄共12本。關於抗戰的主要內容有：（1）政治方面 。陽江縣政府各種會議文件 ；縣長報告、訓令、函電 ；各級政府公文 、佈告 、信件、通知、宣傳品 ；政府各機關、團體 、鄉鎮來往文書；國民黨中央和廣東省各職能部門的文件 、函電 ；陽江縣國民黨各區黨部會議文件記錄 、各種文書材料 ；國民黨黨員名冊 、黨員證書 、黨員登記表、入黨申請書 （約420份） ；三青團名冊、各學校三青團員名單 ；縣參議會文件、參議員及鄉民大會選舉記錄 ；各鄉鎮長報告、鄉鎮長幹事名冊 ；各保會議記錄 、保甲長名冊 。（2 ） 軍警方面。縣兵役機構及徵兵工作 ；遊擊隊、民眾自衛團體、國民兵團等地方自衛武裝文件及報表 ；縣警察局檔 ；警察局及派出所編制報告；各分駐所員警名單、警夫花名冊 ；員警治安告示。 （3）司法方面。縣地方法院證書 、傳票 ；監獄、看守所人員名冊 ；各種民事 、刑事案件及其審理判決；鋪租、田地所有權涉案。 （4 ）經濟方面。縣政府財政稅收報表 ；田糧、賦稅、市場物價等文件 ；貨幣運行及公債發行 ；度量衡改革文件及通告 ；各種苛捐雜稅及社會反應 ；農工商業調查統計 ；銀行、交通 、電訊 、鹽場文件 ；重要物資的購運申報 ；縣商會規章制度及有關稅務的來往文書 ；縣商會與各商店往來文書 ；各商會、各行業同業公會會議記錄及會員名冊 ；各商店開業、歇業報告。 （5 ）社會方面 。社會治安情況報告 ；抗戰獻金 、義賣活動 ；各種抗戰慰問、獻機運動 ；物價與民生調查統計 ；徵募寒衣 、社會賑濟 ；基層官員腐敗及民眾反應 ；抗戰損失調查 ；各種紀念活動。（6 ）教育方面。宏中、漠中、兩中等學校教職員表 、學生名冊 、同學錄 、畢業及結業證書 ；軍事訓練、軍訓廣東省軍管區司令部頒發軍訓教育期滿證明書 （135份） 。在這些文獻中，很多案卷內容完整而詳細 ，頗具研究價值 ，如關於縣長陳修爵被告貪污資敵的材料 ，為研究戰時縣域職場的複雜性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撐 。 陽春市檔案館藏陽春縣民國檔案 （全宗號1 ，目錄號A1. 1 ），形成於1913至1949年 ，共計513個案卷。因受限於資金和維護技術 ，這些檔案未複製或掃描保護 ，相關檔案均為原始狀態 ，有蟲蛀 、破損等問題 ，給查閱和利用帶來不便 。關於抗戰的主要內容有 ：陽春縣政府各年度政治工作報告書 ；縣政府訓令 、指令、函電 ；國民黨縣黨部機構 、黨務組織章程 、黨務統計 、工作報告 ；各區黨部、分部黨員名冊 ；黨政機構經費、人事任免、會議錄 ；縣警察局的密令 、訓令、禁令 ；縣參議會會議錄 、參議員名單 、來往公文 ；各鄉鎮公所機構、人事任免、名冊、文書 ；各鄉保甲長名冊 、會議錄 ；各鄉自衛隊組織及隊員名冊 ；縣政府有關農林、工商建設工作報告及表冊 ；縣商會章程、條例 、文書、公函；各學校經費、規程、校長 、教職員、學生情況報表、遷校情況 ；各類調查統計表。 廣東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數量頗豐 ，其中有不少抗戰時期兩陽地區的資

料 ，比如大量關於民眾控訴基層官員貪污瀆職的內容 ，不僅保存了民眾控訴的原呈、代電 ，還有廣東省政府與第七區行政督察專署、縣政府等機關的往來電文 ，以及第七區行政督察專署專員等對控訴案的調查報告。相關事項的記載比較詳細 、齊全 ，有較高的可信度 ，如 《陽春縣長董載泰被控貪污瀆職枉法案》（1940－1944 ）、《陽春縣長陳樞、員警所長羅材浩被控違法害民包庇煙賭案》 （1945－1946 ）、《陽春縣長馬北拱 、董載泰、陳樞、麥騫、鄧飛鵬 ，官吏羅官盛 、李升雲、林卓演、週一夔、劉謙 、張達寰被控違法殃民貪污瀆職材料》 （1940－1947 ）、《陽江縣縣長陳修爵 、關鞏、羅賢、姚毓琛 、吳式均 ，縣府秘書饒德潛等被控貪污舞弊材料》 （1939－1949年） 、 《廣東省政府秘書處致函廣東建設廳人事股 ：關於陽春縣縣長董載泰調職 ，遺缺派陳啟釗代理等情的通報》 （1943年12月12日） 、 《廣東省陽春縣政府代電 （1939年9月12日） 》 （事由本縣留洞發現鎢礦被歹徒偷采 ，縣府對團隊急需集結礦區防守的核示） 等 ，分藏於 《廣東省政府檔》 （全宗號2 、 目錄號1）和 《廣東省民政廳檔》 （全宗號3 、目錄號1）（二）報刊文獻資料 報刊是近代史跡的重要載體 ，內容極為廣泛 ，利用價值不言而喻。作為資訊媒介的報刊大量出現 ，不僅有在全國範圍內影響力甚廣的 《申報》 《大公報》 《東方雜誌》 等 ，地方性的報刊亦層出不窮。雖然很多重要報刊已陸續影印出版 ，但對一些地方性的小報刊重視不夠 ，值得進一步搜集整理。 民國時期 ，在兩陽地區發行的報刊種類較為豐富 ，除 《兩陽民國日報》《陽春日報》 等在當地影響力較大、被公眾認可的官方報紙外，還有不少其他報刊。例如陽江縣的 《公言報》 《陽江半月刊》 《陽江留省學會會刊》 ，陽春縣除了刊登政務的 《陽春縣政公報》 《陽春政報》 等外，還有 《春光報》 《雲靈報》 等社會各界所辦的刊物。 《陽春日報》 保存得相對較完整 ，時間分佈上以戰時為主。該報紙不僅關注抗戰的局勢 ，還大量報導本邑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新聞，如空襲警報、鄉鎮徵兵、剿匪等資訊。（三）其他文獻資料 年鑒 、統計等材料主要由對應行政機關的主管部門定期編輯發行 。相關部門對該所在單位及所轄機構的各項工作 ，有大量詳細記載 、調查匯總和統計 。這些史料信息量較大 ，其中的資料經技術人員採用專業方法處理 ，可信度較高。例如廣東省政府秘書處1941年編印的 《廣東年鑒》 內容豐富 ，其中司

法分冊有全省法院民事案件終結件數及具體訴訟種類統計 ，這對瞭解當時兩陽地區法院等機構的司法實踐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文史資料也是研究地方史不可或缺的資料之一 。陽江 、陽春兩地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纂發行諸如 《陽江文史》 《陽春文史資料》 等文獻 ，這類資料多由歷史事件的當事人及其後人提供 ，或是對民國時期本地政治、經濟 、社會狀況的記述 ，或是對某些歷史事件的追憶及評述。儘管時隔久遠 ，當事人記憶難免疏漏 ，又因缺乏正規、嚴謹的史學訓練 ，一些記述失真不實 ，但他們或親身經歷或經由他人口耳相傳 ，確能提供檔案、報刊文獻未曾記述或較少關注的史實 ，這對研究基層抗戰史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外 ，在兩陽地方誌書 、雜誌及地方學者的著述裡 ，記有許多關於當地抗戰的內容 ，不容忽視。比如陽江市地方誌辦公室等主辦的 《陽江史志》 （季刊） 、陽春市地方史志辦公室編纂的 《陽春縣誌》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6）陽江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寫的 《陽江縣誌》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0 ）中共陽江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 《中國共產黨陽江縣歷史 （1921－1949 ）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 ）、同書編纂委員會編寫的 《陽春市教育志》（2000年編印） 、鄧格偉著 《夢鼉集》 （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2005）曾傳榮著 《陽江史事探究》 （中國科學文化音像出版社 ，2014 ） 等。二、兩陽抗戰文獻整理舉要 近年來 ，中共廣東省陽江市委黨史研究室與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合作開展《民國時期廣東兩陽曆史》 研究工作 ，筆者作為專案主持人 ，帶領課題組成員對民國時期陽江、陽春兩縣的檔案及報刊等資料進行了較全面而系統地整理 ，感覺縣域抗戰文獻實乃富礦 ，可進行多方面的研究 ，試舉數點為證 。（一）基層政權結構的委員會制 關於中國近代鄉村地區權力的問題 ，歷來學界主要從基層政權制度 、 自治機構及其對社會的控制等方面進行探討。儘管近年中國近代史學界非常關注縣域鄉村社會及基層權力機構 ，但由於各地的情況差異很大 ，相關資料極為零散 ，故目前的成果不盡如人意 ，仍偏重於傳統鄉里制度結構 、地方精英組織等方面 ，尚有較大的拓展空間。 國民黨統治區於1939年實行新縣制 ，實行鄉鎮 、保 、 甲三位一體的統治。適應戰時需要，廣泛成立了縣戰地動員、組訓民眾 、完糧 、獻糧 、獻金 、獻機 、征實監察、軍運征雇 、戰時公債勸募 、文化勞軍 、防敵 、治安、商民自

衛隊管理 、航空建設、節約建國勸募 、評定物價、自衛費保管、縣倉保管、鄉鎮財產保管、平耀、戶籍宣傳 、橋樑建築、知青志願從軍、戰時教育推進、生活節約實踐 、新生活運動促進等重要委員會。此外 ，還有籌款募捐、賑濟、救災、衛生 、植樹 、紀念、公祭等常規事務委員會。 筆者利用兩陽地區館藏文獻資料 ，對抗戰時期廣東省陽江 、陽春縣權力的委員會製作了較系統、細緻地審視 ，注意探尋縣域分層社會治理的面相及規律。 （1） 各類委員會與地方官員、精英 。地方政府通過成立各類委員會溝通和協調各方 ：委員會包羅了鄉鎮長、保甲長 、紳商、社首、社團首領等地方精英 ；委員會中委員交叉兼職較普遍 ，尤其是機關團體首長 ；官府通過設立委員會獲取地方精英的支持與合作 ，而後者由此 “嵌入”式分享權力、分擔責任 ，使基層統治關係得到重新整合。 （2 ）戰時眾多的各類委員會表達了社會各個階層、團體的利益 ，地方精英與黨政部門結合 ，成為行政權力新的 “資源”，增強了地方官府的實際控制力度和控制網路的密度。 （3 ） 國民政府通過委員會制在縣域構建了一種新的權力和社會關係網路 ，使鄉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帶有與昔不同的時代特色。 （4 ）通過委員會動員和組織民眾 ，應對縣域建設與治理的任務 ，也體現了國民黨 “訓政”的基層實踐。 由此 ，可從微觀上探討戰時地方精英如何在官府授權 、鼓勵及管治之下行使 “民權” ，達到對基層社會的動員、組織和控制 ，完成具體的各項任務 ，從宏觀上加深對民國中後期縣域權力與社會關係的瞭解 。通過分析基層行政權力之委員會制的設置與演變 ，探討其在各重要階段及場合中發揮的管治與共治作用 ，對於促進民國政制史、鄉村治理史研究的深入應有重要學術價值 。同時，研究國民政府對縣域管治的經驗教訓 ，亦可為當今鄉村基層社會的建設與管理提供借鑒。（二） 兩陽縣政府的抗戰動員 七七事變爆發 ，日本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 ，中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展開了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兩陽地區同全國一樣 ，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動員民眾抗戰救亡運動 。 抗戰伊始 ，1937年9月初 ，陽春縣政府即召開了第一屆行政會議。大會討論內容廣泛 ，包括組織民眾武力以備長期抗戰等重要議案。 同時 ，廣東省民眾禦侮救亡會陽春分會成立 ，發表 《廣東省民眾禦侮救亡會陽春分會為對日抗戰告同胞書》 ，號召民眾致力於禦侮救亡工作 ，包括：（1 ） 須參加禦侮救亡工作團 ，協助政府共同一致奮鬥 ； （2 ） 須嚴密組織 ，服從命令 ，去做救護工作 ； （3 ） 須實行節約運動 ，儘量將財物捐助救國 ；（4 ） 須組織團體 ，切實查察歹徒 ，根絕漢奸 ； （5 ） 須絕對不買賣日貨 ，不

和日人做工 ； （6 ）須儲備糧食鹽食 ，趕種雜糧 ，增加生產 ； （7 ） 須聯繫防空防毒方法 ，鎮靜應付 ； （8 ） 須擴大宣傳 ，努力勸捐 ，慰勞前方將士 ； （9） 須實行保甲，編練壯丁 ，以謀地方治安 ； （10 ） 須保護軍用交通 ，保守秘密 ，以利抗戰 ； （11） 須將國防用品搜集準備 ，不可偷運資敵 ； （12 ） 須勿信謠言 ，自相驚擾 ，致亂秩序。① 1939年9月28日，陽江縣戰時行政大會召開 。會議討論了 《整理地方團隊充實抗戰力量案》 ，具體辦法為 ：（1 ） 團員須按照自衛團編練章程切實辦理 ； （2 ）大中小各隊長 ，應選擇各區鄉鎮資歷較深之在鄉軍人 ，或孚鄉望之愛國志士充任 ； （3 ） 要使槍不離人 ，人不離鄉 ，建立地方武力 ，不作私人工具 ； （4 ） 將全縣普訓自衛團縮編為9個大隊27個中隊 ，其原有槍械不堪用者 ，悉數編遣之 ； （5 ）請縣政府自衛總隊部徹究征送冒名頂替之團員 ，其鄉鎮長同罪。該提案議決通過 ，送請縣政府嚴厲執行。②（三）鄉村民眾的抗戰宣誓運動 抗戰時期 ，國民黨統治區開展了空前廣泛而持續的基層動員 ，激發了大眾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意識 ，鞏固了持久抗戰的基礎。 在鄉村基層 ，普遍舉行了轟轟烈烈的民眾抗戰宣誓運動 ，茲以陽春縣為例展示如下。 1939年春 ，陽春縣奉令舉辦國民總動員宣誓 ，各鄉均積極進行 。4月25日，石菉鄉召集各保甲長父老在圩外露天舉行國民公約宣誓大會 ，到會者共500餘人 ，由鄉長主席 。 “全體舉右手宣誓畢 ，即親自簽名蓋章 ，且時適逢天雨 ，個個毫無倦容 ，團結精神 ，抗戰情緒 ，均十分深厚 。” 4月27日，第二區那西鄉召集鄉內各小學校長教職員、保甲長暨男女公民等 ，在鄉公所前禮壇舉行國民公約宣誓 ，出席者約1100餘人 。由鄉長領導行禮 ，宣佈開會理由，隨即舉行宣誓 ，先讀誓詞 ，再讀國民公約 ，最後高呼口號。 4月28日，新墟鄉民眾舉行精神總動員宣誓大會，計到會民眾千餘人 ，由鄉長領導行禮如儀。 “是日天雨紛飛 ，各民眾冒雨參加 ，毫無畏縮 。” 同日，三甲區動員會召集該區屬內各機關團體學校及附近居民共數百人 ，舉行國民公約宣誓大會。 “會場奉立關聖帝神像 ，爐中香煙嫋嫋 ，燭焰煌煌 ，環境極為莊嚴。”① 《廣東民眾禦侮救亡會陽春分會為對日抗戰告同胞書》 ， 《陽春日報》 1937年9月9日，第1 頁。② 《陽江縣戰時行政大會第一日會議記錄》 （1939年9月28日） ，廣東省陽江市檔案館藏民國 檔案，檔案號：X 1/A 12/2－01 ，第33－35頁。

潭水圩各界於4月29日舉行國民公約宣誓 ，到場千餘人。先由鳳翔鄉公所佈置宣誓壇 ，壇上懸掛孫中山總理像及關嶽神像。 “全場舉右手宣誓 ，先讀誓約 ，繼續國民公約 ，最後高呼口號 ，鳴炮禮成。” 5月中旬 ，八甲東西鄉舉行國民公約宣誓 。宣誓壇中懸孫中山總理像 ，左右懸關嶽神像 ，景象莊嚴。參加宣誓者有各保甲長、八甲駐警聯防隊、各界紳耆、八甲小學校全體員生暨民眾等共數百人。 5月16日，第二區高南鄉分別召集轄內各保甲長及各學校員生850餘人 ，舉行國民公約宣誓 。由鄉長領導行禮 ，隨即宣誓 ， “一時殺敵空氣 ，充滿全場 。”①（四）兩陽的經濟社會運動 抗戰期間 ， “運動”成為國統區動員和組織民眾的重要方式 ，兩陽檔案及報刊等歷史文獻中有大量記載。 在國民黨中央政府和廣東省政府的號召下 ，兩陽地區以 “抗戰救亡”為主題 ，開展了種類繁多的經濟社會運動 。比如 ，兩陽當局在廣東省政府的支持下 ，號召農民在冬季農閒時節種植小麥和雜糧 ，以提高糧食產量 ，供給軍需 ，發起了冬耕運動。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兩陽糧食產量明顯提高 ，極大地緩解了農村缺糧問題 ；勸募公債運動籌措軍費 ，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危機 ；紀念日運動利用重大紀念日號召民眾捐資捐物 ，慰勞前線將士和軍屬 ；獻機運動號召民眾捐資購機 ，為建設中國空軍盡一份力；徵募寒衣運動募集棉衣慰勞前方將士和救濟難民 ，充實抗戰力量 ；衛生清潔運動致力於樹立講究衛生的新風氣 ，以求改善國民羸弱的體質 ；節約運動提倡節約 ，限制消耗 ，並宣導將節約所得資金用於支援抗戰 。 戰時兩陽地區經濟社會諸運動的規模雖然不大 ，所起作用也有限 ，卻產生了深遠的積極影響。廣大民眾的動員、生產 、捐輸和慰勞支援了前線 ，不僅是持久抗戰的基礎 ，也有利於穩定國統區的局勢 ，並還增強了兩陽民眾的國家和民族觀念 ，培養了愛國意識。三 、現有研究嘗試及其成果 利用縣域歷史文獻 ，可以進行多方面的研究。 目前 ，我們通過對民國時期兩陽地區抗戰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已經陸續發表了一批成果。茲介紹如下。① 民眾抗戰宣誓情況在《陽春日報》 1939年4－5月《本邑新聞版》 有連續的詳細報導。

（一）學術研究論文 主要有張曉輝和馬寧合著的 《抗戰時期軍法機關審理軍法案之實踐——以陳修爵貪污資敵案為例》 （載 《廣東社會科學》 2015年第6期 ，又收錄於 《民國檔案與抗日戰爭研究學術研討會文集》 ，民國檔案雜誌社2016年1月編印）。該文內容簡介：抗戰期間，軍法案件的審理權經歷了由法院到軍法處的轉移 ，對前陽江縣縣長陳修爵貪污資敵案的審理即為廣東全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行使審理權的一次實踐。陳修爵從初審被判處死刑到改判無期徒刑 ，再至戲劇性地減為有期徒刑15年 ，個中曲折值得探究 ，地方軍法處審案的具體形態以及軍法審判體制之利弊發人深思。另外 ，該案之審理牽涉多方勢力的博弈 ，不僅為管窺戰時軍法機關司法實踐的視窗 ，也是考察政治生態的一個範本。陽江市檔案館館藏戰時廣東全省保安司令部檔案卷宗 ，史料價值頗高。該卷宗包含廣東全省保安司令部對原陽江縣縣長陳修爵貪污資敵案的調查過程和處置情況 ，其中包含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對該案的批示 ，以及各級機關的往來電文等 ，對瞭解戰時軍法機關懲治軍法案有重要的作用。 馬寧著 《民國中後期縣域社會商業紛爭研究 （1937－1949 ） ——以粤西陽江縣商鋪租賃糾紛案為例》 （載 《社會科學論壇》 2016年第4期） 。（二）博士學位論文 馬甯的博士學位論文 《廣東 “兩陽”地區基層官員貪污瀆職研究（1937－1949 ）》 立足於陽江市檔案館 、陽春市檔案以及廣東省檔案館藏民國檔案 ，以 “兩陽”為場域 ，以民眾對基層官員貪污瀆職等罪行的控訴及行政 、司法、監察等主管機關對官員貪污瀆職的懲治狀況為主要探討對象 ，在民國基層法制實態、官員群體貪污瀆職之審理實踐、基層社會政治生態等相關研究拋磚引玉。論文第二 、三章所涉時段為抗戰時期。 第二章標題為 《戰時 “兩陽”的吏治——以縣長貪污瀆職案為視角》 。主要內容：國民黨統治伊始 ，官員瀆職問題即困擾政權建設 、經濟發展及民心維繫。國民政府一方面制定和完善懲治貪官污吏的法規 ，逐漸將懲治官員瀆職納入法制軌道 ；另一方面完善民控官的制度設計 ，鼓勵和支持民眾檢舉官吏 ，宣洩合理的利益訴求。在抗戰的特殊環境下 ，國家權力的下移考慮到提升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便於向包括 “兩陽”在內的國統區基層社會汲取糧食等物質財富和動員民力來服務於戰爭 。縣長在施政時難免處置不當 ，損害民眾利益 ，再加上一些人確有瀆職行為 ，這致使 “兩陽”民眾的控訴屢見不鮮 。儘管各控訴人在控訴書內自稱 “民眾”或 “公民代表” ，但真實身份並非普通民眾那樣簡單。從控訴案的控訴形式看 ，單獨控訴者較少 ，而以多人聯合署名為控訴的主

要形式。從制度設計上看 ，民眾控訴的管道比較多樣 ，實際上 ，通過行政系統進行控訴是最主要的途徑。不管是 “一狀多投” ，還是 “越級呈控” ，各方所收控訴文最終均由廣東省政府予以調查 。 第三章標題為 《戰時 “兩陽”縣長貪污瀆職案的處置》 。主要內容 ：戰時縣長瀆職案的審理權經歷了從軍法到司法的轉移。省政府對縣長瀆職案的處置主要有下列方式：若經調查 ，瀆職案不成立 ，則免置議 ；若縣長瀆職屬實 ，抗戰前期移交軍法機關 ，1944年以後移交司法機關。對於陽春縣長董載泰瀆職案 ，廣東省政府主要依託行政系統予以嚴格調查 ，飭派第七區專員逐條詳查 ，但在案件尚未完結之前 ，便同意將董調職他任 ，可見並未嚴辦之意圖。而陽江縣長陳修爵貪污案的審理是戰時廣東全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一次實踐。該案處於特殊的社會環境 ，1939年6月廣東省參議會首次開會 ，即有參議員提交懲辦貪污之決議 ，謂 “迄今尚未重辦一人 ，社會群情深滋企望 。”陳案恰於此時撞上刀口，遂成為 “端風俗 ，正人心”之靶子。陳修爵從初審被判處死刑到蔣介石的電令詳查改判無期徒刑 ，再到依據 《減刑辦法》 最終戲劇性地減為有期徒刑15年 ，這一方面與當時法律體系不成熟有關 ，同時也印證了軍法處審理案件量刑的 “主觀”有餘、 “客觀性”不足。抗戰後期 ，憲政運動勃興 ，民主政治和司法獨立成為社會關注焦點。國民政府於1944 年頒行 《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 ，將除被告為軍人以外的貪污、漢奸等特種刑事案件的審理權重歸司法。按照這一制度設計 ，被控的縣長若經調查有違法嫌疑 ，該案件均應移交司法機關進行最終的審判 ，抗戰後期前陽江縣縣長吳式均被控貪污案的處置 ，即遵循了從行政調查移交到司法審判的過程。吳氏瀆職案在移交陽江地方法院和惠州地方法院審理後 ，省政府仍飭派第七區專署予以獨立調查 ，可見對司法調查結果的公正性持懷疑態度。 該文認為 ，戰時特殊環境下 ，國家權力的下移提升了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 ，而對基層社會的扶持不足 。上級各項政策的執行最終落在了基層官員肩上 ，他們直接面對民眾 ，處於官民潛在緊張關係的核心地帶。以兩陽地區為場域 ，以民眾對基層官吏的控訴及官員瀆職的懲治狀況為研究對像 ，對研究民國基層法制實態 、司法實踐 、政治生態均有重要的意義 。抗戰時期 ，縣長在施政時難免處置不當 ，損害民眾利益 ，再加上一些人確有瀆職行為 ，這致使 “兩陽”民眾的控訴屢見不鮮。儘管各控訴人在控訴書內自稱 “民眾”或 “公民代表” ，但真實身份並非普通民眾那樣簡單。從控訴案的控訴形式看 ，單獨控訴者較少 ，而以多人聯合署名為控訴的主要形式。從制度設計上看 ，民眾控訴的管道比較多樣 ，實際上 ，通過行政系統進行控訴是最主要的途徑。各種控訴最終均由廣東省政府予以調查 。抗戰時期 ，縣長貪污瀆職案的審理經歷了從軍法到司法的轉移 。省政府對縣長貪污瀆職案的處置主要有下列方式 ：若經調查 ，瀆職案不成立 ，則免置議 ；若縣長貪污瀆職屬實 ，抗戰前期移交軍法機

關 ，1944年以後 ，移交司法機關。作者經研究發現 ，國民政府將懲治官員貪污瀆職納入法制軌道 ，並完善民控官的制度設計 ，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但實踐中出現民眾的訴求不能得到滿足 ，懲治官員貪污瀆職的整體效果不甚理想等問題 ，反映了制度與實踐的背離 。①（三）碩士學位論文 易娜的 《抗戰時期國統區縣域的經濟社會運動——以廣東兩陽為例》 揭示 ，抗戰期間 ，在國民黨中央政府和廣東省政府的號召下 ，廣東兩陽地區以 “抗戰救亡”為主題 ，開展了多種多樣的經濟社會運動。該文詳盡地考察了推進冬耕 、勸募公債 、獻金、獻機、徵募寒衣、慰勞軍屬、新生活運動 （包括衛生清潔運動 、節約運動 、素食運動等） ，以及各種紀念活動。認為這些運動形式多樣 ，作用不盡相同，但總體而言 ，較有效地動員當地民眾支持抗戰事業 ，穩定了國統區後方局勢 ，對大眾的民族、國家意識培養產生了深遠影響。② 陳亞楠的 《近代陽江縣商會研究 （1908－1949 ）》 詳細考察了陽江縣商會產生及發展的過程 ，並對其主要的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活動進行梳理 ，為其他縣域商會史的研究提供了參照。其中有關於商會支援抗戰的內容 ，包括積極配合政府工作 ，領導和組織商民捐錢捐物 、認購戰時公債 ，發動組織抗日大刀隊 ，投入各項社會公益事業等。③（四）學術著作 2012年 ，中共廣東省陽江市委黨史研究室與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就合作開展 《民國時期廣東兩陽曆史》 研究達成協議 ，筆者擔任專案主持人 ，陽江市地方誌辦公室參與專案的策劃和組織編纂 ，並提供研究建議。該專案完成後 ，經專家論證會評審通過 ，得到較高的評價 ，認為本書是 “迄今所見到的中國國內縣域近代通史首創著作” “以民國時期兩陽地區的歷史文化為研究對像 ，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在迄今為止的相關研究成果中，以地級市地理區域為空間範圍，通過認真研究 ，著為專史 ，尚屬希見 ，故本書當可彌補學界存在的明顯不足 ，顯示出鮮明的學術特色。本書著者研讀了大量原始歷史檔案 、地方報刊 、① 馬寧：《廣東 “兩陽”地區基層官員貪污瀆職研究（1937－1949） 》，博士學位論文，暨南 大學歷史學系，2016 。② 易娜：《抗戰時期國統區縣域的經濟社會運動——以廣東兩陽為例》 ，碩士學位論文，暨南 大學歷史學系，2015 。③ 陳亞楠：《近代陽江縣商會研究 （1908－1949 ） 》 ，碩士學位論文，暨南大學歷史學 系，2015

文史資料 ，以及其他各種具有史料價值的歷史文獻 ，使研究具備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本書按照歷史演變的時間順序 ，對不同時期兩陽地區的總體狀況 ，政治、經濟 、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情形及其演變的過程 ，進行了認真、細緻地梳理 、分析和論述 ，使兩陽地區的歷史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對史實的考證和分析堪稱翔實而全面 ，對史實的辨析和呈現也很到位。” “總體而言 ，這是一部很成功的地方史著作 ，在史學研究的領域作了可貴的探索。”① 《民國時期廣東兩陽曆史》 共計64萬字 ，其中關於抗戰的內容共有3章 ，即 ：第四章 《抗戰時期的政治與軍事》 ，包括黨政組織機構及其活動、戰時民眾動員、武裝力量及員警機構、 日軍的轟炸與侵佔。第五章 《抗戰時期的經濟與建設》 ，包括縣政府財政稅收 、金融貨幣、物資統制與專賣、交通運輸與電訊業 、農林漁鹽業、工商業、市鎮建設與管理 。第六章 《抗戰時期的社會與文教》 ，包括政府加強社會管控 、民眾組織與活動 、商會組織與聯絡、公益活動與社會救濟、物價與民生 、人口傷亡與財產損失、教育與文化 。② 作為微觀研究範疇 ，系統而深入地探討兩陽地區抗戰歷史 ，有助於我們瞭解國民黨統治區的全貌。如政治方面權力的運作 ，基層政權不斷下沉 ，公務員隊伍膨脹 ，國家行政權力對社會的控制加強 ，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著互相形塑的依存關係。③又如經濟社會方面繽紛多彩的眾生面相 ，也生動地浮現出來。結 語 史學的生命力 ，在於努力發掘新史料 ，開闢新研究路徑 ，不僅橫向拓寬 ，且縱向深入 ，呈現學術領域新天地。（一）文獻資料運用的創新 在歷史研究中，我們必須盡可能多地搜集佔有史料 ，並將各種文獻互相參證 ，比對鑒別 ，力爭 “去粗存精 ，去偽存真” ，以探尋和貼近歷史的本相。 發掘以往學界甚少關注的縣域檔案館所藏文獻 ，利用第一手材料 ，開展① “後記” ，張曉輝、張永春：《民國時期廣東兩陽史》 ，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 ，第433 頁。② 參見張曉輝、張永春：《民國時期廣東兩陽史》 ，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③ 在1939年實行 “新縣制”以後，縣以下的區、鄉鎮、保甲幹部地被納入了國家公務員體系。 據1942年的估計，縣以下的基層公務員人數將近1300萬。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 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第410頁。。

原創性研究 ，可謂文獻資料運用的創新 。包括兩陽地區在內的縣域檔案館裡珍藏的抗戰檔案及報刊文獻十分豐富 ，善加利用 ，必能充實抗戰史的研究成果。（二）研究視角與方法的創新 推動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繼續走向深入 ，乃學界共識 ，並提出了新見解 。如彭南生認為 ， “近代史的研究也還存在著很多薄弱環節 ，甚至存在著一些盲區” “下層社會的歷史並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 ，以致於下層史 ‘下沉’到了史海的底層 ，急需學者們關注的目光下移” 。①有謂 ：“關於國家構建的研究可以說是介於近現代史研究的現代化範式與革命史範式之間的一種研究方向。”②在此方面 ，中外學者均在作不懈的努力 ，如孔飛力著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陳兼 、陳之宏譯 ，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 ，2013 ）、杜贊奇著 《文化 、權力與國家 ：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 （王福明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3 ）、王奇生著 《革命與反革命 ：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 ） 等。 國家與社會基層的歷史長期以來被人們忽視 ，對縣域抗戰歷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 ，就是將視野下移。通過觸摸較為陌生的基層領域 ，必能深刻透視問題 ，使抗戰整體史更加生動鮮活。同時 ，從縣域的微觀角度出發 ，亦可為中華民族近現代國家構建的宏觀研究奠定基石。① 彭南生：《關於新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 ， 《史學月刊》 2004年第6期。② 葉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國家構建問題》 ， 《史林》 2006年第2期，第202頁。

東北抗日義勇軍研究與中日史料 的對比認證王希亮①摘要：九一八事變後 ，由東北社會各階層民眾自發組成的各種形式的抗日武裝 ，沖上抗日鬥爭的第一線 ，譜寫了中華民族不屈強虜的英雄篇章。但因時代久遠及史料的闕如 ，有關東北義勇軍的抗日戰績不甚清晰 ，以至有個別舛誤、失當或放大之處 。本文在綜述東北義勇軍研究概況的基礎上 ，圍繞幾則有影響的戰例 ，予以中日史料的對比考察 ，使之儘量接近歷史的真實。關鍵詞：東北抗日義勇軍 中日史料 抗日戰績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悍然發動侵吞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 ，國民政府和東北當局奉行不抵抗以及訴諸國聯的政策 ，致使侵略軍在短短半個多月的時間裡輕取遼寧、吉林省大部 ，隨即向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和北滿重鎮哈爾濱進犯。在強敵面前，東北各地愛國軍警、士紳、地方武裝、工農民眾以及部分綠林豪傑自發組成各種形式的抗日武裝 ，全盛時擁眾30萬－40萬人之多 ，統稱東北抗日義勇軍 ，與侵略者展開英勇悲壯的抗日複土鬥爭。但由於時代久遠和歷史資料的闕如 ，有關東北抗日義勇軍的研究尚有許多未解之迷 ，並存有史實舛誤 、誇大戰績 、過高評估等現象，其問題點在於史料匱乏 ，或者偏聽偏信口碑資料以及感情因素等原因。因此 ，對東北抗日義勇軍的研究有必要進一步挖掘包括日本文檔資料在內的新史料 ，使這一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一、東北抗日義勇軍的研究狀況 東北抗日義勇軍興起後 ，很快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當時的各大報刊以及地方報刊都把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報導放在顯著版面 ，如 《中央日報》 、《申報》 、 《大公報》 、 《東方雜誌》 、 《生活週刊》 、 《國聞週報》 、 《國① 黑龍江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際協報》 、 《濱江時報》 等 ，甚至連國外的 《真理報》 、 《消息報》 （蘇） 、《紐約時報》 （美） 、 《泰晤士報》 （英） 、 《法文上海日報》 也連篇累牘地報導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消息 。尤其是東北救國會等救亡團體創辦的 《救國旬刊》 、 《黑白半月刊》 、 《巴黎時報》 等刊物 ，刊載了大量有關東北義勇軍的抗戰消息、報導、訪談錄等。另外 ，一部分專門記載義勇軍抗戰事蹟的著書也在30年代相繼出版 ，如 《瀋陽痛史》 （上海南華書局 ，1931年） 、 《國難痛史》 （東北同胞研究會 ，1932 ）、《九一八後國難痛史資料》 （東北同胞研究會 ，1932）、《東北血痕》 （中國復興大學出版 ，1933 ） 、 《還我河山》（中國自強學社 ，1934 ），以及 《東三省義民血戰記》 （上海東北難民救濟會 ，1932 ）、《東北義勇軍概況》 （東北民眾救國會 ，1932 ） 、 《血染白山黑水記》 （東北民眾救國義勇軍軍政委員會 ，1932 ） 《東北英雄傳》 （大中華書局 ，1933 ）、《東北抗日烈士傳》 （大眾書店 ，1935 ） 、 《馬占山將軍抗日戰》 （徐棼著 ，1933 ）、《中國國民救國軍抗日血戰史》 （東北義勇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 ，1933 ） 等大批著書 。這些報導和著書在充分肯定和熱情評價東北義勇軍抗日業績的同時 ，還比較詳細地記述了各義勇軍將領 、典型人物 、英雄烈士的活動事蹟 ，以及敵我交戰的戰場 、作戰時間、殲滅日軍數量 、我方傷亡等消息 ，這些報導和著書對於激發民族精神 ，激勵全國民眾支援東北抗戰 ，促進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 ，無疑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 上世紀80年代初 ，東北三省學界聯合展開東北抗日聯軍的研究 ，相應推動了東北抗日義勇軍的研究 ，出版了大批論著。如溫永錄等 《東北抗日義勇軍史》 （黑龍江省人民出版社 ，1987 ），潘喜廷等 《東北抗日義勇軍史》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6 ），譚譯的 《東北抗日義勇軍人物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7）、吉林省政協的 《抗日救國》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黑龍江省政協 《義勇軍松江浴血》 （黑龍江省人民出版社 ，1986 ），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1987年編輯出版的 《馬占山將軍》 等。以及東北義勇軍將領馬占山、李杜、王德林、馮占海 、蘇炳文、唐聚五、鄧鐵梅 、苗可秀等人物傳記 ，同時發表有大批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論文。另外 ，從中央到各縣的政協文史委員會還以當事者回憶錄的形式 ，編輯刊發了大批關於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文史資料。 以上 ，有關東北抗日義勇軍的研究成果以及資料文集等不能不說豐碩 ，其資料源大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當事者提供的資料 。九一八事變後 ，東北各地政權機構相繼癱瘓 ，對東北義勇軍的活動幾乎沒有文字記載存檔 。關內各報刊及媒體機構又很難選派記者進入東北公開採訪活動 ，只好依賴進關的東北人士提供各種資訊 ，這在許多報刊或著書中均有體現 ，比如 ：“東北來人談” 、 “據東北義勇軍某某支隊司令談”等 ；二是各義勇軍將領發表的電文 、講話 、文稿等 ，包括馬占山、李杜 、王德林、蘇炳文、馮占海等將領與中央政

府及張學良之間的電文 ，以及他們進關後接受媒體採訪 ，或撰寫的文章、回憶錄等；三是國民政府及社會各界對東北義勇軍的募捐支援、物資援助、組織慰問團、義勇隊等資料 ，這些資料大多存於南京第二檔案館以及重慶、武漢、上海 、北平 （京） 等各地的檔案館 ；四是上世紀60年代 ，東北三省成立有 （中共）黨史徵集委員會，組織人員收集整理革命史資料 ，其中包括東北抗日義勇軍資料 ，徵集了部分在世的義勇軍官兵及親歷者的口述史資料 ，這些資料因距離抗戰年代時間尚不久遠 ，且提供資料之人多為非黨 （中共）人士，甚至有些人因歷史背景複雜而被管制 ，因此 ，這些人提供的資料極少誇大或失真 ，比較可信 。但這些資料在 “文化大革命”期間部分流失 ；五是80年代以來全國政協及東北各省、市、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寫的文史資料 ，除中央一級文史資料外 ，各省、市、縣的資料提供者多為義勇軍下級官兵 ，局部或片斷資料較多，缺少全域或整體資料 ，且失真問題比較突出；六是日偽統治時期留下的少部分文檔資料 ，包括記錄東北義勇軍活動的 “匪警情報” 、美化日偽軍的 “作戰概要” 、 “傳記” 、 “巡禮”之類 ，以及統治集團編寫的 “滿洲共產匪研究”等 。這些文檔資料多從醜化抗日民眾武裝 、美化殖民統治及日偽軍的立場出發 ，貶低抗日武裝的戰績 ，誇大日偽軍的 “討伐”戰果 ，但對義勇軍活動地區、領導人及組織狀況、雙方交戰場所 、時間等記錄得比較翔實 ，有一定的可信性。 由於上述資料源的限制 ，80年代以來東北學界關於東北義勇軍的研究只能採用上述史料 ， 極少採用日本的文檔資料 ，這其中也包括日本文檔資料並未公開、語言翻譯的障礙 、以及資訊收集手段尚未實現網路化等客觀因素。二、江橋抗戰與鏡泊湖連環戰 由於歷史文獻資料的制限 ，國內現行出版發行的著作中大多缺失中日史料的對比認證 ，往往出現個別舛誤或者戰績放大等問題。以下以江橋抗戰和鏡泊湖連環戰等兩次有影響的抗戰活動為例 ，予以中日史料的對比考察。 1931年11月 ，馬占山率領江省軍民打響了九一八事變以來第一次有組織 、大規模的江橋抗戰 ，當時就在國內外產生了相當的反響 ，其意義無疑是重大的 。但對於這場戰鬥斃傷日軍的人數 ，國內學界認定不一 ，分別有1000人 、2000人 、3000人甚至5000人之說。 據日本學者江口圭一考證 ：1931年10月30日，日軍組成以步兵第16聯隊長濱本喜三郎大佐為頭目的嫩江支隊 ，11月4日開赴江橋一線與馬占山部隊交戰 。11月5日，嫩江支隊陷入馬軍的包圍 ， （嫩江支隊） “面臨全軍覆滅的危機 ，濱本支隊長急得要剖腹自殺 ，被部下勸阻” ，“同日， 日軍派出增

援部隊 ，支隊好不容易脫出險境 。 日軍參戰部隊約800人中 ，戰死46人 ，傷151人 ，合計197人 ，損傷率達25％” 。 ① 11月17日， “關東軍出動第二師團主力⋯⋯參戰人員達5900余人” ，② 在飛機重炮的掩護下 ，向馬占山軍發動總攻 ，雙方在江橋 、三間房 、大興等戰場展開激戰 。最後 ， 日軍以 “戰死56人 、負傷126人 、合計182人 ，另有995人凍傷 ，損傷率20％”③的代價突破馬占山軍的各個防線 ，佔領了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 。以上 ， 日軍在進犯黑龍江省城的戰鬥中，總計戰死102人 、負傷277人 、傷亡總數379人 ，另有995人凍傷 ，死傷及凍傷人員總計1374人 。 另有一份佐證資料可以驗證江口先生的考證 ，據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公佈的一份檔案資料記載 ，1931年12月9日，為補充第二師團的戰鬥減員 ，日本陸軍部發佈 “軍調第44號令” 。命令 “第14師團抽調280人 ，分別於12月11日從郡山、新津乘車出發” 。命令 “第3師團抽調280人 ，分別於12月11日、12日兩天從新津 、東京和名古屋出發” 。命令 “第4 、5 、10 、12 、16師團抽調280人 ，於12月12日從東京出發” 。④上述增援部隊總數為840人 ，作為第二師團的補充兵源奔赴東北 ，接近第二師團的戰鬥減員數量 （戰死與重傷者） ，基本符合江口圭一的考證 。 另外 ，據日本陸軍省調查班的調查統計 ，從九一八事變爆發到1931年12月中旬 ，關東軍出動鎮壓東北抗日義勇軍90餘次 ，關東軍在各個戰場總計戰死265人 ，負傷485人 ，凍傷734人 ，病患682人 （不包括1932年以後的傷亡數位） 。⑤ 在這個時間段裡 ，東北義勇軍主要在三個戰場與日軍作戰 ，分別是北大營、南嶺寬城子以及江橋 ，另外還有各地義勇軍的對日小型戰鬥。如果按照前述日方資料的統計數字 ，南嶺戰鬥和江橋抗戰 ， 日軍戰死人數為168人 ，其他100餘人應該是被各地義勇軍擊斃的日軍 。綜觀目前出版發行的有關東北義勇軍的著述 ，其中記載擊斃日軍的人數遠遠超過這一數字 ，有待於學界的進一步考證核實。 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 ，有關抗日鬥爭的著述顯著增多 ，其中王德林所部組織的鏡泊湖連環戰成為學界以及社會各界的關注點之一。有學者考證此次戰鬥是 “被埋沒83年之久的抗日大戰” ，也有網路文章盛讚此次戰鬥殲敵3000� 江口圭一：『15年職事の開幕』，小學館，1989年7月，第91頁。� 江口圭一：『15年戰事の開幕』，第92頁。� 江口圭一：『15年戰事の開幕』，第92頁。� 『第二師團補充人員輸送に關する件』（軍調第44號，1931年12月9日） ，日本國立公文書 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アレンスコ－ド：C0 1 0002756500 。� 陸軍省調査班：『12月中旬までに於ける滿洲事變經過の概要』（1931年12月15日） ，日本 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アレンスコ－ド：C03023738800 。①②③④⑤

餘人 ，戰績輝煌 。其主要資料源來自原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軍長李延祿的一部回憶錄 ，題為 《過去的年代》 （駱賓基整理） ，1979年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內中記述1932年3月 ，王德林領導的中國國民救國軍在鏡泊湖一帶伏擊日軍天野旅團 ，稱此役擊斃天野旅團長以下3000余名官兵。由於李延祿是該連環戰的組織者和指揮者之一 ，有一定的權威性 ，所以有些著述予以全盤載錄 。如果李延祿的回憶錄屬實 ，此戰無疑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重大戰果之一 ，完全可以與正面戰場以巨大犧牲獲得的戰績媲美。或許正因為此 ，一時間，鏡泊湖連環戰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 1932年2月8日，原吉林軍營長王德林在延吉小城子誓師抗日，宣佈成立中國國民救國軍 ，附近愛國民眾紛紛來投 ，隊伍很快發展成擁眾萬餘人的抗日勁旅 。中共東北地方黨組織十分關注這支抗日武裝 ，特派與王德林有舊交的中共黨員李延祿進入救國軍 ，協助王德林工作 ，被王德林委以救國軍參謀長。2月20日，救國軍兵分三路突襲敦化縣城 。是役斃傷日軍守備隊長長谷大尉以下50余人 ，勝利收復了敦化城 。然而不出幾日，日軍出動步兵第四聯隊一部反撲① ，又有飛機和重炮助威 ，多處城池和民房被毀。為了避敵鋒芒 ，王德林下令撤出敦化 ，部隊轉向鏡泊湖山區。 此前不久 ，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在哈爾濱組建吉林自衛軍 ，打響了哈爾濱保衛戰 ，但因敵強我弱 ，哈爾濱淪陷 ，吉林自衛軍撤回松花江下游的依蘭一帶 。3月2日，趁哈東一帶空虛 ， 日軍第二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命令步兵第十五旅團長天野六郎少將 ：“指揮下記部隊明天 （3月3日） 出發前往爾安 ，擔負保護甯安方面邦人之任 ， （配屬兵力有）騎兵第二聯隊一小隊、野炮兵第二聯隊第二大隊、工兵第二中隊一小隊、師團通信隊一部、一號無線機一台、第一野戰醫院半部、裝甲車一輛、第二野戰自動車隊 （一半）” 。②按當時關東軍的建制計算 ，以上兵力應該不超過千人。③ 1933年11月 ，中國救國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編寫的 《國民救國軍抗日血戰史》 （以下簡稱 《血戰史》 ） 中，也記載田 （天） 野旅團長統帥 “日兵千餘名” ， “攜有平射炮4門，迫擊炮6門，輕重機關槍共40餘架 ，宿營於 （海林） 車站附近” 。④ 除天野部隊外 ，另有日軍獨立守備大隊第六大隊長上田� 日本檔案資料記載，此次日軍出動步兵第四聯隊所轄的715人，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 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アレンスコ－ド：C 1 4030255400� 『滿洲派遣部隊復歸に關する詳報』（昭和7年11月14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 資料センタ－：レフアレンスコ－ド：C 1 4030255400 。� 以上作戰部隊為一個大隊、雨個小隊，大隊相富於管建制，一般為500人左右，雨個小隊 （排）100人左右，再加上通信隊、汽車隊、装甲車隊、野戰醫院等，總人數慮不超過1000 人。� 東北義勇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編：《國民救國軍抗日血戰史》 ，無出版軍位，1933年11 月，第12頁。①②③④

利三郎組成上田支隊 ，3月19日從敦化出動北進 ，企圖兩路夾擊 ，將在綏 （芬河）爾 （安）一帶立足未穩的救國軍一舉扼殺。① 日文資料記載 ，天野旅團於3月4日從一面坡出發 ，3月6日進入海林 ，當日下午3時進入甯安。② 《血戰史》 在時間記載上與日方略有出入 ，記載天野旅團進入海林為3月4日。戰鬥狀況是 ，天野旅團一部剛進入海林 ，遭到救國軍劉萬魁團的突襲 ， “彼此肉搏 ，殊為激烈” ， “斃敵84名 ， （救國軍） 陣亡楊團附、吳營長、黃連附以下26名 ，負傷23名” 。③天野旅團惶惶然進入甯安死守不出，等待上田支隊。3月19日，上田支隊從敦化出發 ，進至敦寧公路的牆縫時，據李延祿的回記 ，有愛國獵人陳文起置個人生死於不顧 ，把敵人引進救國軍的伏擊圈。 《血戰史》 記載 ，牆縫戰鬥 “計斃敵120名 ，負傷數目不明” ， “我軍陣亡連長卓景福 、連附盧慶以下9名” 。④上田支隊受挫後向鏡泊湖的南湖頭進軍 ，又遭到救國軍孔憲榮 、姚振山等部的阻擊 ， “計斃敵132名” ， “我軍陣亡15名”。⑤上田支隊接連受挫 ，惱羞成怒 ，兵至鸚哥嶺 （一說松乙溝） 時，為防備救國軍的伏兵 ，竟施放硫磺彈焚燒山林 ，救國軍猝不及防 ， “救國軍連長朴永和以下90名官兵殉國” 。是役 “斃敵13名 ，獲三八式槍12支 ，子彈3000餘粒” 日方資料對上田支隊作戰情況的記載是 ， “3月24日，獨立守備隊一部在東京城西側 （南湖頭附近——括弧原文） 被千餘兵匪包圍 ，交戰徹夜 ，25日，在飛機的協力下繼續前進⋯⋯ 25 日11時到達東京城東部 ，敵匪主力退卻 ，部隊幾乎未遇抵抗進入東京城 ，是役我戰死今林中尉1人 ，下士官兵10人 ，負傷官兵35人” 。⑦ “3月30日早 ，獨立守備隊一部向甯安進發，途中距甯安北部約12公里處與王德林五六百兵匪遭遇 ，將其包圍予以徹底打擊 ，我戰死3人 ，負傷8人 。下午1時到達海林南部 ，裝甲列車也從東方駛來 ，佔領附� 日本參謀本部，田�之譯：《中華民國史料叢稿・譯稿・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 ，中華書 局，1981，第43頁。1905年，日本攫取南滿權益後，以保護南滿鐵路為名強迫清政府同意日 方駐兵，但限定每公里不得超過15人，總人數為14419人 。九一八事變前，關東軍在東北駐 有“二二配置”的第二師團，下轄第三、第十五雨個旅團，每個旅團（3000人左右）下轄雨 個聯隊（相富於團） 。另在滿鐵沿線駐紮有六支獨立守備大隊（每個大隊600人左右） ，總 戰門兵力約為1萬人，其他兵力為關東軍及第二師團司令部直屬人員、旅順重炮兵大隊、關 東軍憲兵隊、飛行隊、輜重部隊、野戰醫院等。� 『滿洲派遣部隊復歸に關する詳報』（昭和7年11月14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 資料センタ－：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C 1 4030255400� 東北義勇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編：《國民救國軍抗日血戰史》 ，第12 、13頁。� 東北義勇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編：《國民救國軍抗日血戰史》 ，第18頁。� 東北義勇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編：《國民救國軍抗日血戰史》 ，第20頁。� 東北義勇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編：《國民救國軍抗日血戰史》 ，第21頁。� 『新聞發表第513號・奉天3月25日發陸軍省着電』，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 ンタ－：レフアレンスコ－ド：A03023763200。⑥。①②③④⑤⑥⑦

近高地 ，有200餘兵匪來襲 ，將其擊退 ，我無損失。該部隊在海林附近宿營 ，與盤踞附近的千餘兵匪對峙” 。① 以上日文資料提及的甯安北部12公里處 ，應為關家小鋪 。據李延祿回憶 ，關家小鋪戰鬥前 ，因救國軍接連減員 ，武器彈藥也緊缺不足。於是 ，李延祿急向駐綏芬河的東北軍第21旅旅長 、吉林自衛軍左路總指揮張治邦 “借兵” ，張治邦特派驍將張永銘連長率一個連協同救國軍作戰。②在李延祿的指揮下 ，救國軍補充團與張永銘連埋伏在關家小鋪一帶 ，又一次給上田支隊以打擊 。但在激戰中，救國軍也損失嚴重 ，據張治邦回憶 ，張永銘連長以下76名官兵壯烈殉國 ，活下來的只有連司務長等11人。③ 《血戰史》 記載 ，關家小鋪戰鬥 “斃敵26名” ， “李參謀長部下陣亡張連長以下63名 ，丟失步槍50余支” 。④ 綜合以上兩組資料對比 ， 日方資料記載 ， 日本上田支隊在鏡泊湖連環戰中戰死今林中尉以下14人 ，負傷43人 ，總計57人 ，其傷亡數字有明顯縮小之嫌 。⑤ 中方的 《血戰史》 記載 ，在整個鏡泊湖連環戰中 ，救國軍計擊斃日軍375人 （包括在海林擊斃天野旅團84人） ，救國軍官兵犧牲203人 。⑥儘管上述兩組資料記載的日軍傷亡人數有較大出入 ，但都可以排除擊斃日軍天野旅團長以下3000人之說 。另外 ，兩組史料還都表明 ，救國軍在鏡泊湖連環戰中的主要對手是上田支隊。 《血戰史》 是救國軍首領入關後組織人員編寫的 ，如果鏡泊湖連環戰獲得擊斃天野旅團長以下3000余人的 “大捷” ， 《血戰史》 沒有任何理由和必要矮小化自己的戰績 ，甚至不排除其中仍有誇大戰果的成分。有學者分析認為 ，這場大戰之所以 “被埋沒83年之久” ，是因為救國軍與自衛軍軍之間發生糾葛 ，雙方最後商定 ，對這場戰鬥不對外發表 ，也不上報 。⑦但 《血戰史》是在救國軍及吉林自衛軍主力失敗進關後成書的 ，沒有必要再顧忌當初的 “商定” ， “被埋沒83年之久”之說也礙難成立 。至於天野旅團長的去向， 《血� 『新聞發表第525號・奉天3月31日發陸軍省着電』，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 ンタ－：レフアレンスコ－ド：A03023765300 。内中“鐵甲列車”指天野旅團長率領的部 隊。② 張治邦：《我在吉林自衛軍左路軍中抗日的一段經歷》 ，黑龍江政協文史委員會：《義勇軍 松江浴血》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20頁。③ 張治邦：《我在吉林自衛軍左路軍中抗日的一段經歷》 ，第21頁。④ 東北義勇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編：《國民救國軍抗日血戰史》 ，第24頁。⑤ 另據 《中華民國史料叢稿·譯稿·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 記載，鏡泊湖連環戰中，上田支 隊 “戰死26名，負傷39名” ，總計65名。第43頁。⑥ 按照張治邦的回憶，關家小鋪救國軍陣亡76人 （ 《血戰史》 記載63人） ，救國軍陣亡總數為 216人。⑦ 李延祿，駱賓基整理：《過去的年代》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 ，第73頁。①

戰史》 記載 ， “3月29日早 ，日軍司令田 （天） 野少將自甯安乘飛機逃回哈爾濱” 。① 但是直到今天 ，仍有一些著述堅持擊斃天野說和斃敵3000人說 ，甚至還有 “消滅日寇六七千名”之說 。②其中一個重要依據是當事人的回憶 ，戰後打掃戰場時曾收檢槍支3500余支 ，因此得出斃敵3000人以上的結論 ；二是天野旅團長在鏡泊湖役後再沒有露面 ，所以認定 “天野成為第一個被擊斃的侵華日軍將領 ，天野旅團從侵華日軍編 制中消失” 。③事實是 ，1933年第二師團換防撤回國內。④ 1934年 ，旅團長天野六郎少將編入預備役 ，1964年病故於日本。⑤三、其他幾則典型事例 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天 ，在長春附近的南嶺 、寬城子發生一場激烈的戰鬥，日軍傷亡少佐以下官兵百余人 ，是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首次遭受的最慘重損失。但遺憾的是 ，在各種版本的義勇軍戰史中，幾乎都沒有記載此次戰鬥的實況 ，因此有關南嶺 、寬城子戰鬥鮮為人知 。 9月19日， 日軍第三旅團第四聯隊一部及公主嶺獨立守備大隊兩個中隊向長春進犯 。當時有東北軍步兵一個團 （第671團）和一個獨立炮兵團 （第19團）駐守長春附近的南嶺 ，另在二道溝寬城子駐有中東鐵路護路軍663團第二營 ，包括駐長春城內的一個營兵力 ，總兵力達六七千人左右 。在強敵入侵之際，吉林省主席兼駐吉副司令長官張作相赴錦州奔父喪 ，吉林省軍政委託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代為署理 。⑥九一八事變爆發當夜 ，熙洽從遼寧省長臧式毅 （後附逆） 的電話裡獲悉日軍發動事變的消息 ，遂抱定對日不抵抗政策 ，下令省城部隊撤出城外 ，並命令各駐地部隊不得與日軍發生軍事衝突。所以駐守二道溝寬城子的守軍營長傅冠軍見日軍氣勢洶洶撲來時 ，並未部署抵抗 ，只① 東北義勇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編：《國民救國軍抗日血戰史》 ，第24頁。② 牡丹江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牡丹江抗日鬥爭實錄》 ，黑新出圖內字 （20100007 號，2010年5月，第97頁。③ 牡丹江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牡丹江抗日鬥爭實錄》 ，第97頁。④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第二師團開赴太平洋戰場，在瓜島遭受重創， 日本宣佈投降後在西貢繳 械。戰後，日本自衛隊恢復了第二師團的編制，其番號至今存在，司令部設在旭川。⑤ 福川秀樹編著：『日本陸軍將官辭典』，芙蓉書房，2001年版。另據外山操編著：『陸海軍 將官人事總覽』芙蓉書房，1981年版，第199頁載，天野的確於1934年編入預備役。但部隊 的編制並沒有撤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第二師團開赴太平洋戰場 ，在瓜島遭受重創，日本 宣佈投降後在西貢繳械。戰後，日本自衛隊恢復了第二師團的編制，其番號至今存在，其司 令部設在旭川。⑥ 熙洽出身愛新覺羅氏皇族，畢業於日本陸軍軍官學校。

是上前阻攔。卻遭到日軍的槍擊 ，傅冠軍身負重傷旋即殉難。官兵們這才拿起武器還擊 ，雙方槍來彈往一時演成交織狀 。據日方資料記載 ，寬城子戰鬥中，日軍獨立守備隊副官住田中尉以下18人陣亡 ，另有16名官兵負傷。吉林軍陣亡13人 ，負傷30人 。①可見吉林軍方面略占上風。然而 ，就在兩軍激烈交戰之際 ，熙洽的不抵抗命令再次傳來 ，二營官兵不得已撤出戰鬥 ， 日軍佔據寬城子。 在南嶺 ，官兵們也接到同樣的不抵抗命令 ，所以面對日軍來襲不做任何抵抗部署 。狂妄的日軍以為眼前的東北軍會像北大營官兵一樣撤出陣地 ，所以氣焰囂張，荷槍實彈沖陣 ，一些官兵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喪失了生命。在萬分危機時刻 ，擁有36門大炮的炮兵第16團官兵氣憤不已 ，被迫開炮還擊 ，步兵團將士也開槍射擊 ，結果日軍損兵折將 ，傷亡慘重 。據日本資料記載 ，日軍中隊長倉本少佐以下43人被擊斃 ，55人負傷 。②另據日本內部發行的 《關於南嶺和寬城子戰鬥》 記載 ，南嶺戰鬥中有38名日軍被擊斃 ，另有30人負傷 ，包括寬城子戰鬥 ， 日軍總計陣亡66人 ，其中軍官3人 ，負傷76人 ，其中軍官3人 ，合計142人 。但就在南嶺戰鬥呈交織狀態之時 ，熙洽的不抵抗命令再次傳到 ，步炮兵團的官兵不得已相繼撤出陣地 ，陣地及36門大炮落於敵手 。 南嶺 、寬城子戰鬥是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第一次遭受的重創 ，但這場戰鬥卻鮮為人知 ，極少見於有關東北抗日鬥爭的著述之中。究其原因，一是資料的闕如 ，當時的中方資料幾乎沒有記載這次戰鬥，而日方資料又一直處於保密狀態 ；二是炮兵團長穆純昌 （戰鬥時並未在現場） 後來追隨熙洽投敵 ，因此在東北義勇軍抗日活動的著述中極少涉及。 東北義勇軍抗戰期間 ，還發生一起瀋陽機場被焚事件 。據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的檔案資料披露 ，1932年10月26日夜 ，關東軍參謀長呈報陸軍省次官一封電報 ，電文稱 ， “昨 （10月） 26日夜11時10分 ，野戰航空廠飛機庫起火 ，燒毀機庫一棟 ，燒毀八八式輕型轟炸機兩架 ，八八式偵察機兩架 ，補給車一輛 ，沒收的飛機10架 ，總價值17萬 （日） 元 。火情於27日零時半結束”。對於起火的原因，電文還稱 ， “經查侵入場所 ，發現航空廠東北角牆壁外部有攀登痕跡 ，留有泥土和鞋印 ，推測至少有3人以上由此攀入⋯⋯航空廠西北角牆壁也發現足跡 ，分析為逃走路線” 。③迄今為止 ，此起襲擊日軍瀋陽機場事件不見國內資料記載 ，也沒有任何著述記載此次事件。但可以斷定 ，此次事件是東北愛國民眾勇於抗擊日本侵略的一次實際行動 ，有待進一步挖掘史料 ，查� 滿洲事情案内所：『滿洲戰績巡禮』，三省堂，1939年7月，第68頁。� 陸軍省調査班：『南嶺寛城子附近戰闘經過概要』（1931年12月）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 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レフアレンスコ－ド：A03023739000.� 『關東軍參謀長致陸軍次官電』（關副390 ）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 タ－：レフアレンスコ－ド：C040 1 1 477800 。①②③

明歷史的真相。 另外 ，近些年來 ，在東北抗日武裝的研究著述或媒體報導中 ，抗戰期間 ，東北各地抗日武裝至少擊斃日軍少將1人 ，中將2人 。據 《解放軍報》載 ，1938年9月 ，抗聯7軍在撫遠一帶擊斃日軍少將日野武雄 。1939年1月 ，抗聯部隊在密山一帶擊斃日軍中將師團長渡久雄 。另據 《黑龍江檔案》 刊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 ，抗聯4支隊在孫吳一帶擊斃日軍師團長服部曉太郎中將。如果這些報導或著述屬實 ，當在中國抗日戰爭的史冊上留有輝煌的一頁 ，完全可以與正面戰場或敵後遊擊戰爭的戰績媲美 。但遺憾的是 ，經查日本公開的檔案資料 ，都無法證實這些人的確被抗日武裝擊斃。有待於進一步考察核實。結 語 日本發動侵吞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後 ，東北愛國軍警 、士紳 、知識份子、工農民眾以及部分綠林武裝走上戰場 ，揭開了中國局部抗戰的序幕 。但由於東北義勇軍帶有自發性 、群眾性的特點 ，幾乎沒有中方的檔案資料記載 。所存的文字資料也多是當時的各家媒體報導 ，抗戰團體發行的期刊 ，以及基於各抗日武裝的報告 ，編寫的著作等。上世紀90年代日本公開了一部分文檔資料（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其中包括政府或軍部上傳下達的文件 、內部溝通的情報、往來電文 、規章法典等。這部分資料具有可借鑒性 ，可以作為研究中日關係史、東北地方史、抗日戰爭史以及日本殖民統治東北史的重要資料源 。尤其一部分當時屬於保密級的文件 、電文 、部隊編制、作戰部署 、軍事調度等有一定的可信性 ，其中涉及的傷亡人數 ，因為關聯家屬撫恤 ，入祀靖國神社等要件 ，有一定的可信性 。 1964年1月 ， 日本池田內閣通過一項 《關於戰沒者敍勳 、敍位之件》，決定對沒有獲得授勳的陣亡者授予勳章 、證書之類 。截止90年代中期 ， 日本當局計向205萬軍人 （含軍屬和公務死人員）授予了各類勳位 、勳章以及 “賜杯”① ，包括戰爭時期已經獲得授勳的戰沒者 ，可以說 ，在戰爭中死去的軍人 、軍屬等幾乎都獲得了政府表彰 ，這些人多被入祀靖國神社 。因此 ，靖國神社供奉的人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各個歷史時期 ， 日軍官兵 、軍屬以及政府機關人員因 “公務”死亡的實際數字 。現今 ， 日本靖國神社裡總計供奉2463109名 “祭神” ，除明治維新時期國內戰爭陣亡的政府軍官兵外 ，其餘全部是歷次侵略戰爭中陣亡的軍人 、軍屬或公務死人員。其中屬於 “滿洲事① 田中伸尚、田中宏、波田永實：『遺族と戰後』，岩波新書，1995年7月，第172頁。

變”1.7萬人 ， “支那事變”19萬人 、 “第二次世界大戰”213萬人 。①這一資料表明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 ，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在東北陣亡的日軍官兵 、軍屬及公務死人員至少為1.7萬人以上② ，可以作為戰績研究的參考資料。 抗日戰績對於緬懷先烈 、激發愛國主義精神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前提是必須尊重歷史的真實。事實上 ，東北抗日武裝 （義勇軍、遊擊隊、抗日聯軍）在敵強我弱及失去任何後援的情況下 ，一次戰鬥能夠取得斃傷日軍百餘人或數百人以上的戰績實在是難能可貴 ，即使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也值得圈點。它告訴今天的人們抗日戰爭的慘烈和悲壯 ，絕非像 “抗戰神劇”表演的那樣 ，幾名英雄豪傑就能掃倒一大片武裝到牙齒的日軍。總之 ，如果沒有確切的史料支撐 ，僅憑讚頌抗戰業績、激發民族自信的良好心願 ，忽略史料的可信程度 ，容易導致偏頗的結論 。相反 ，在史料收集 、考察認證上下大功夫 ，堅持實事求是 ，去偽存真 ，客觀評價 ，不僅能夠得出更接近歷史真實的結論 ，而且對於弘揚抗戰精神更具有實質的意義。� 土方美雄：『靖國神社國家神道は建るか』，社曾評論社，1986年6月，第185頁。凡列入靖 國神社靈璽簿的戰死者，靖國神社構之 “祭神”，意為這些人自進入靖國神社後就成為被祭 祀的“神”。另、軍屬指軍隊裡的技術、後勤、醫務等人員，與中文的軍屬有別。� 據東北抗日聯軍史編寫組編輯出版的《東北抗日聯軍史》 （人民出版社，1991）第495頁記 載，從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關東軍死傷病17.82萬人。①②

南京大屠殺期間難民的宗教生活張連紅①摘要：在南京大屠殺期間 ，面對人類史上極為罕見的暴行 ，留在南京的西方傳教士在保護和救助20餘萬南京難民的同時 ，在一些難民所和附近的教堂中也開展了形式多樣的傳教活動 ，處於無助 、恐慌和絕望中的難民在心靈上得到一些慰藉。在這一特殊時期 ，由於西方傳教士在危難時期對南京難民的無私幫助 ，基督教在難民中的影響力不斷擴大 ，南京難民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數也與日俱增。關鍵詞：西方傳教士 難民 宗教生活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 ，留在南京的20餘位西方人士 ，絕大多數是傳教士和基督教徒 ，他們不僅通過建立安全區 ，保護和救濟難民 ，而且在人類文明最為黑暗的時候 ，開展了許多宗教活動 ，為處於極度恐懼之中的難民祝福祈禱 ，持續不斷的宗教活動使難民心理得到一定程度的慰藉。本文主要依據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在南京的西方傳教士日記、書信和報告等資料 ，對南京大屠殺期間南京難民的宗教生活作一初步探討 。②一、南京暴行期間的基督徒群體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15日， 日軍便開始對南京實施空襲 。隨著戰局的發展 ， 日軍對南京轟炸的規模和頻率不斷升級 。11月12日， 日軍佔領上海後隨即開始向南京進攻 。在向南京攻擊的過程中 ， 日本軍事當局曾多次發出警告 ，要求所有留在南京的外國人撤離 。各國領事館為本國僑民安① 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② 據筆者初步瞭解，學術界尚無專文探討南京大屠殺期間難民的宗教生活。日本方面有幾位相 關論文：松穀曄介：《安村三郎：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唯一的日本成員》 （提交2015年在南 京師範大學召開的 “社會群體視角下的抗日戰爭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 《中國佔領區日本的宗教政策》 （2013年博士論文） ，渡邊久志：《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中 的日本人——安村三郎》 （ 《戰爭責任季刊》 （第58卷）2007年）等。

全起見，也紛紛督促相關人員離開危城南京。但是 ，一直到日軍佔領南京 ，在南京城內仍有20多位西方人士 ，其中大多數是美國傳教士和基督教徒。①從傳教士所留下的書信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留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為了傳播福音 ，拯救難民。從揚州教會來南京聖公會的福斯特說 ：“對基督徒而言 ，這意味著當其鄰人被瘋狗撕咬時冷漠、自私、漠不關心。⋯⋯但是 ，如果我們和我們的朋友呆在一起 ，在必要時，為了他們 ，與他們一起死去 ，我們在傳播我主福音方面的貢獻 ，比千百次傳教運動的作用還要大。”②來中國傳教並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主任的明妮·魏特琳女士在其日記中也說 ：“當人們需要我們的時候 ，我們卻離開 ，在我看來這是丟掉了一次需要我們服務的絕佳機會。”③但由於日本對南京的進攻 ，絕大多數西方傳教人員在各國使領館的催促與安排下而離開南京 。④如其中有一個教會宗派的全部5名牧師和他們的家人都撤離了，另一個教會中的8名牧師和長老也都撤離南京。⑤ 留在城內的20餘西方人士中，來自美國的14人均為清一色的基督教徒 ，他們分別是 ：由基督會 （the 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 派到金陵大學任歷史系任教的貝德士 （Miner Searle Bates）教授 ；費奇 （George A. Fitch），1906年任牧師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工作 ，後任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負責人 ；南京大屠殺期間國際紅十字會主席馬吉 （John G. Magee），是1912年被聖公會作為牧師派往中國 ，在聖保羅聖公會教堂工作 ；福斯特 （Ernest H. Forster ），1919年作為聖公會傳教士前往中國揚州馬漢 （Mahan音譯）學校教書 ，南京淪陷一個月前他從揚州來到南京 ，同馬吉一起在南京聖保羅聖公會教堂工作 ；麥卡倫 （James H. MaCallum） 1921年到中國，在基督教從事佈道和與社區中心工作 ，南京大屠殺期間為金陵大學醫院的管理人員留在南京 ；米爾斯 （WilsonP. Mills） 1912年至1931年在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工作 ，後服務於南京長老會海外佈道托事部 ；斯邁思 （Lewis S.C. Smythe） ， 1934年由基督教會派往金陵大學任教 ；明妮 ·魏特琳 （Minnie Vautrin） ， 1912年由基督教會認命為傳教士① 根據各種材料綜合，南京陷落時共有26名外國人留在南京，但其中三位記者和一位電影公司 工作人員在15日離開南京。剩餘的外國人中有5名德國人，1名奧地利人、2名白俄，14名美 國人。建立安全區保護和救援中難民的工作主要由德國人和美國人進行，美國人大都是由美 國教會派來的從事教學、醫療和管理的傳教士。② 《福斯特致妻子函》 （1937年11月2日） ，轉自彭劍《別無選擇——南京大屠殺期間留甯美 國傳教士心態研究》 （華中師範大學2002年未刊碩士論文） 。③ [美] 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 ，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57頁。④ 目前未查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前南京的外國傳教人員的數字，據1927年統計，僅美國 傳教士人數就有127人 （南京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京民族宗教志》 （下卷） ，南京出 版社，2009年，第401頁） 。⑤ 魏特琳：《基督徒在行動——展示中國的記錄》 （節錄） ，朱成山主編：《海外南京大屠殺 史料集》 ，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74頁。

並派她前往中國 ，早年在安徽合肥一所中學任教 ，1916年應聘到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任教育系主任 ，後來任教務主任 ，並一度代理校長 ；索恩 （RobertL. Sone ），由南美以美會派往金陵神學院 ，擔任傳教士。里格斯 （Charles H.Riggs） 任教於金陵大學 ，他是農業專家。在金大 （鼓樓） 醫院裡有四位美國人 ，威爾遜 （Robert O. Wilson） 1936年被教會派到金陵大學醫院工作 ，任外科醫生 ；特里默（C.S. Trimmer）是金陵大學醫院的大夫 ，格雷斯·鮑爾 （GraceBauer ）①和伊娃·海因茲（Iva Hynds）則是醫院的護士。另外還有一位戴籟三夫人 （Marry Twinem，中文名戴瑪麗） ，她是美國人 ，其丈夫為金陵大學神學教授Paul D. Twinem，其丈夫1923年去世後她繼續留在金陵大學教書 ，並改歸中國籍 ， 日軍佔領南京後的12月17日，她搬到金女大居住 ，協助魏特琳保護金女大難民。這些美國人大都是由教會派來中國 ，其中馬吉 、福斯特 、米爾斯 、索恩等四人都是專職牧師 ，貝德士、斯邁思、魏特琳等為美國相關教會組織派遺來傳教 ，但他們同時擔任金陵大學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任教職。另外 ，德國商人 、安全區委員會主席拉貝 、②財務主管克勒格爾 、總稽查施佩林以及陸續回到南京的外交官等幾乎全部是基督教徒 。 在日軍佔領南京時 ，留在南京的難民中也有不少基督教信徒 。民國時期 ，基督教在南京的發展很快 ，在南京的19個教派中 ，據統計南京中國籍的牧師有66人 ，③他們大都畢業於金陵神學院 ，畢業後擔任傳教的牧師 。由於傳教士的努力 ，南京信仰基督教的信徒人數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不斷增加 ，1912年時有基督教信徒320名 ，到1928年時增加到1443人 ，1934年時激增到3178人 ，1935年統計時是2387人 。④ 1937年 ，在南京發展勢力最大的是衛理公會 ，其中外傳教人員達到300餘名 ，信徒近萬人 。⑤據估算 ，南京總信徒人數應佔南京總人口的1％以上 。在日軍佔領南京時 ，沒有資料顯示留在南京的基督教信徒的具體統計數字 ，據南京聖公會的馬吉和福斯特報告 ：“在南京落入日軍之手前，在南京聖公會工作的人員和那些沒有出逃的教民 ，還有那些無處可去的百姓 ，他們都被集中安置在安全區內的兩個難民點 。其中一個難民點設在德克薩斯石油公司經理漢森的寓所 ，曾經有一段時間 ，這個安置點有過230人 ，其中100人為基督徒 。這些基督徒中有無錫教會孤兒院的3個大① 2007年12月，鮑爾的日記 （1937年11月25日至1941年9月15日）已被發現，目前正在整理之 中。② 拉貝很小時候在其自己家鄉的桑克特·密歇爾教堂接受洗禮民，成為一名基督徒。在南京 期間，拉貝堅持每天晨禱和晚禱，但其很少去教堂。黃慧英著：《南京大屠殺見證人拉貝 傳》 ，百家出版社2002年，第7-8頁。③ 南京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京民族宗教志》 （下卷），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401頁。注 這一統計數字沒有明確具體年份，但各教派有具體人數統計。④ 南京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京民族宗教志》 （下卷），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402頁。⑤ 南京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京民族宗教志》 （下卷），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384頁。

人 、10名孩童和年輕女子 ，還有些人來自聖公會上海教區。這些人都是在11月份中國軍隊撤退之前逃到這裡來的。”①據此推算 ，留在南京的基督教信徒數量應有數百人。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 ，留在南京的中國籍牧師和基督徒大多參與了南京安區國際委員會的工作 ，他們大都擔任了國際委員會工作人員、難民所所長或各難民所的骨幹成員。如許傳音 、沈玉書、陳嶸、齊兆昌、韓湘琳 、姜正雲、盧孝庭 、J.L.陳牧師、陳文書 （即法蘭西斯 ·陳 ，★J.陳 ，筆名陳斐章） 、陶仲良（ Tao Chung Liang） 、 ② C.T.蔣牧師、卡特賈斯特·范牧師、董保羅牧師 （金陵神學院院長的兒子③） 、露絲 ·陳 （Lucy Chen）小姐 、蔣小姐 （Miss Chiang）邵小姐 （Shao），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的有：程瑞芳 、王耀庭 、王瑞芝小姐 （金陵神學院的學生 ，1937年11月30日住到金女大 ，協助魏特琳管理難民 ，並開展宗教活動④） 、羅憲珍 （一位福音工作者） 、薛玉玲 （主日學校老師） 等等。他們在西方傳教士的統一組織下 ，參與了各難民所的管理 ，並為難民們舉辦了形式多樣的宗教活動。 日軍佔領南京後 ，約25萬南京難民絕大多數避難在南京安全區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設立的25處難民所 ，有11處隸屬基督教會的機構 ，如金陵大學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聖經師資培訓學校和金陵神學院等 ，避難其中的難民人數約佔整個難民區三分之二 。戰前南京基督教的教堂分佈較為廣泛。在城區主要教堂有白下路的聖保羅教堂 （太平南路396號） 、道勝堂 （下關教堂 ，中山北路408號） 、中華基督教會的鼓樓教堂 （位於鼓樓公園1號） 、中華基督教會南京區會的漢中堂 （莫愁路392號） 等 ，另外 ，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金陵神學院等三所教會大學 ，以及聖經師資培訓學校和一些教會所辦的中學等均有做禮拜的場所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 ，在安全區內只有兩所常規教堂 （其中西方傳教士常去的是鼓樓教堂） ，每個星期天的禮拜活動從未間斷 ， “即便是在南京城處於恐怖籠罩下的那兩周期間” 。從1938年1月1日開始 ，在南京11個佈道站 ， “有8處開展了日常活動 ，有些還擴大了活動的內容”。⑤1938年2月2日，位於白下路的聖保羅教堂也正式恢復了禮拜活動 ，雖① 馬吉、福斯特：《1938年南京市民與基督教會關係》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 70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09頁。② 《金陵神學院職員狀況報告（1937－1938），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0冊，張 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55-899頁。該報告中出現陶仲 良（Tao Chung Liang）、趙仲良（Tsao Chung Liang）兩個人名，應為同一人。③ 《福斯特致妻子》 1938年2月17日，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0冊，張生編： 《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01頁。④ [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 ，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172頁。⑤ 《1937年冬南京基督教工作報告序言》 （1938年2月18日）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

然參加活動的只有16人 ，但 “從那天以後 ，除了這個地方因軍事方面的原因外 ，在這所教堂進行的常規禮拜和佈道工作就再沒有中斷過。我們每天禱告 ，每個禮拜日按常規禮拜，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還給那些非基督徒佈道。”①另外 ，在安全區一些西方人士的寓所中 ，如德克薩斯石油公司經理漢森寓所 、德國人舒爾茲·潘廷 （Schultz- Pantin）寓所 ，以及珞珈路17號和25號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也成為開展宗教的臨時活動場所 。在安全區外 ，還有城西南雙塘長老會教堂 ，避難難民最多時達到2000人 。 “到了2月18日隨著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解散 ，難民開始陸續回到家中後 ，開展宗教活動的區域也開始擴大 。”②如聖公會為了便於在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兩個難民人數最多的難民所附近佈道傳教 ，臨時決定租用位於聖保羅教堂和下關教堂中間的中英文化協會的房子作為新的佈道場所 ，從1938年4月底正式開展活動 。二、難民所的宗教活動 傳播基督福音 ，從心靈上慰籍難民 。作為虔誠的基督教徒 ，留在南京的西方傳教士覺得傳播福音是自己的使命 ，即使是在最為恐怖的日子裡 ，他們也未放棄讓難民向主禱告尋求解脫苦難的機會。在南京淪陷之後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被認為是開展傳教活動最好的難民所 。 “在南京難民中開展傳教工作 ，最著名的是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那裡進行的工作 。”③ 據魏特琳日記記載 ，自從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後 ，由於日軍不斷肆虐襲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 ，魏特琳幾乎沒有時間來組織宗教活動 。即使到了12月24日平安夜 ，魏特琳在難民所也只能舉行一個簡單的聖誕禮拜 ，能夠參加的人很少 ，只有舍監程瑞芳的兒媳以及她的4個孫子參加 。④ 25日，在耶誕節早上 ， “在南面的音樂教室 ，F·陳 （即陳斐章 ，筆者注） 為我們主持了一次非常好的祈禱。我們唱的每一首讚美詩 ，現在對我們都有著特別的意義 ，我們非常熱切地接受它給我們的安慰和力量 。包括 ‘大王’在內，我們共有9 料集》 第70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8頁。在南 京大屠殺史料集中關於此報告另有三處也有收錄 ，分別在第12冊第126-129頁，第69冊的第 311-313頁，在第70冊的第520-522頁，由於譯者不同，可供讀者參考。① 馬吉、福斯特：《1938年南京市民與基督教會關係》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 70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2頁。② 《關於基督教徒在南京工作的初步報告》 （ 1938年2月18日）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 料集》 第69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上）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2頁。③ 馬吉、福斯特：《1938年南京市民與基督教會關係》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 70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3頁。④ [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 ，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209頁。

個人在場 ，這些天來沒有人想到事先準備禱文 ，我們都是發自內心的祈禱。”當天下午2點 ， “在學校的小耶誕節教堂 ，王小姐成功地為學校員工舉行了一次聖誕祈禱。3點 ，羅小姐為附近的女基督徒 ，以及校園裡的一些難民家庭主持了聖誕祈禱。薛小姐為白日制小學生以及其他在服務團說明過她的學生舉行了一次聖誕祈禱。至於大多數難民 ，因為人數太多無法進行這一活動。”①同一天 ，程瑞芳日記中也對此做了記載 ：“今日耶誕節 ，教職員有早禱 ，本是每日七時半旱禱 ，今日不過特別點 。中午有工人禮拜 ，下午有羅小姐的教友禮拜 ，晚上有薛玉玲小孩服務團禮拜。”②從這一天開始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開始恢復宗教活動。 到了1938年1月初 ，魏特琳報告說 ：“在中華美國聖公會（the AmericanChurch Mission）牧師的幫助下 ，我們已開始了例行的專為婦女的下午聚會。每天下午2點鐘 ，大約有170名婦女 ，大部分都很年輕——在南研究室聚會。年齡超過15歲才允許參加 ，而且不准抱孩子進來 。我們按難民所在的建築物輪流進行 ，在前一天晚上分發入場券。我從來沒參加過比這更鄭重的聚會。在同一個鐘點裡 ，我們在科學館也有一個孩子聚會，現在難民已經搬到其他樓房。主日學校一位老師主持這些聚會。”③ 其後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的宗教活動不斷深入 ，魏特琳專門為女性難民開辦了許多特殊的宗教班 。魏特琳認為 ：“在我們校園開展了這些宗教工作 ，這將會消除去年12月帶給人們的一些恐懼 ，甚至是消除大部分恐懼 。”④從1938年1月17日開始 ，金女大難民所請聖公會的5位牧師， “每天講道給難民聽” 。⑤每天兩次宗教聚會，一次是為成年人 ，一次是為孩子。難民在接受佈道十分莊重和虔誠 ，一些婦女還學會了一些簡單的宗教歌曲。1938年2月底 ，根據難民受教育的能力，魏特琳與同伴王小姐一起組織了學習 《耶穌傳》 的聖經班 ，其中高中和初中有兩個班 ，六年級有兩個班 ，五年級 （70人） 分成兩個班 ，三 、四年級 （300人）分成四個班 ，總共十個班 。另有12個班 ，為有初級文化水準或未受過教育的人開設 ，參加學習班的人數超過1000人 。這些難民每週上三次課 ，除了 “主的生活”課程外 ，她們還學習 《詩① [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 ，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210－211頁。② 程瑞芳：《程瑞芳日記》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冊，張連紅編：《倖存者 日記與回憶》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頁。③ 魏特琳：《第一個月的述評》 （1937年12月13日一1938年1月13日），章開沅編譯：《天理難 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77頁。④ [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 ，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349頁。⑤ 程瑞芳：《程瑞芳日記》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冊，張連紅編：《倖存者 日記與回憶》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頁。

篇》 、讚美詩和聖經其他章節。在宗教課上 ，難民們很愛唱 ：“耶穌是怎樣一個朋友”和 “我靈魂中的耶穌”。 1938年4月，魏特琳曾給金女大校友報告這一場景時說 ：“教員們想和學生們一起分享讚美詩和經文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裡 ，這是最好的安慰 。所有這些教員，除了薛小姐和我 ，薛小姐是主日學校的老師 ，其餘都是難民 ，其中一些是邀請過來的 ，她們知道當一名難民意味著什麼。我們下午的祈禱禮拜仍在繼續 ，但現在改在大禮拜堂進行 。參加者從150人到400人不等 ，禮拜天人數最多。這些聚會的主題是由聖公會的五位牧師精心挑選的 ，而且都是以 ‘主的生活’為中心 。你們真該聽聽300名婦女難民唱 ‘耶穌是怎樣一個朋友’ 。她們喜歡這首歌 ，喜歡唱它。”①魏特琳認為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裡 ，學唱讚美詩和學習經文對於難民而言是最好的安慰 。②這個為期6周的計畫結束以後 ，許多難民表示 ：離開這一片樂土 ，心裡非常難過。③ 1998年 ，我們在採訪倖存者時，一些曾逃難在金女大老奶奶仍然記得她們在金女大唱經做禮拜的情景 。④在恐怖和戰爭的日子裡 ，對無助的難民而言 ，信仰上帝確實能給難民心理上帶來安慰。 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中 ，魏特琳等人開辦的各種學習班中 ，宗教佔學習內容的很大份額 。聽佈道 、唱讚美詩 、朗誦 《聖經》 、過宗教節日等等 ，是魏特琳本人非常關心的事 。其1938年3月12日的日記就記述了她上課的情況 ：“9點鐘 ，我見了我自己班上的婦女們 ，她們在其它各地的私立學校 （舊式的中國私塾） 上過1∼ 4年的學 。我原以為有35位學生 ，現在卻有43位 。有些人的臉看起來有強烈的責任感。班裡已有一半人已抄寫並熟記了主禱文——這是第一個任務 ，因為主禱文中蘊涵著我從未認識到的一種完整的含義。我們下一個任務是熟記 《耶穌與我們同在》 。然後我們要講第121首讚美詩。” 緊靠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的金大難民所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是收容難民人數最多的難民所 ，其傳教工作由金大的陳嶸教授 （又名陳崇義ChenTsung-ih）主管。陳教授是聖公會成員 ，他一直負責金大難民所的禮拜活動 ，並為一些受過教育的年輕男子開設聖經誦讀課 ，金大難民所信教洗禮的人數較① 魏特琳：《作為難民營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1938年1月14日－3月31日） ，章開沅編譯： 《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 （1937-1938）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第390頁。② 魏特琳：《作為難民營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1938年1月14日－3月31日） ，章開沅編譯： 《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90頁。③ 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編：《魏特琳傳》 ，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頁。④ 張連紅、許書宏：《丁榮聲口述》 （1998年12月31日）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26冊，張連紅、戴袁支編：《倖存者調查口述》 （中）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478-480頁。

多 ，其成效十分明顯 。如有一次大約有40人在聖保羅教堂被接納為新信徒 ，其中33人就出自陳教授的信徒 。在金大為難民傳教佈道的牧師和傳教工作人員也較廣泛 ，如1月25日星期二 ，福斯特在金陵大學講授了一堂 《聖經》 課 ，學習內容是馬提亞故事的第19節，1月28日下午 ，學習馬提亞故事的第20節。每次上課都有幾百人參加 ，難民聽得非常認真。1月30日為難民做例行禱告。福斯特在給他夫人的信中說 ：許多人現在流露出對基督教的興趣 ，這非常令人鼓舞。① 1938年4月 ，南京衛理公會的弗蘭克·蓋爾牧師利用李醫生 （無錫聖安德魯醫院的醫生）在鼓樓醫院在給難民注射傷寒 、霍亂和天花疫苗時機 ，為難民們進行佈道。②金大難民所還得到從揚州逃到這裡的福音派職員邵小姐、蔣小姐以及下關區的露絲 ·陳小姐和馬吉的輔導。陳小姐和蔣小姐專門為金大難民所的兒童開辦了輔導班 ，平均人數達120人。福音派的邵小姐從1938年3月1日開始 ，接手針對金大難民所的婦女和姑娘開展宣導工作 ，她每天晚上6：30開始上聖經講解課 ，聽課的人平均人數在30-40人之間。每天上午 ，她用英語為三個姑娘誦讀聖經 ，此外 ，還要教難民唱聖歌。③另外 ，馬吉 、福斯特所在聖公會成員以及部分教友 ，每週5次 （天）探訪金大鼓樓醫院病區 ，每個星期日下午到鼓樓醫院病區做禱告和到南京國際紅十字會開辦的難民醫院主辦簡單的宗教禮儀。④ 到了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區解散後 ，許多難民所紛紛關閉。除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和金大難民所等少數難民所不收容一些無家可歸的婦女難所外 ，大多數難民均回到家中，因此 ，許多原來在安全區外的教堂開始逐漸恢復宗教活動 ，如1938年5月1日星期日，在太平南路聖保羅教堂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新教徒入教儀式活動 ，共有38人參加 ，這麼多信徒同時舉辦入教活動 ，這在聖保羅教堂還是第一次。“他們中大多數人一直都在金陵大學避難 ，並由本會 （聖公會） 的員工為他們上課。之中的大部分女孩都是上高中的年齡以及與之文化水準相當的人 。其他的則是年輕男子 ，都受過教育。”為了能夠讓他們在教堂裡舉辦這一神聖的儀式 ，動用了鼓樓醫院的救護車分兩趟將金陵大學參加儀式的人送到教堂 ，這次活動大約有100人參加。整個儀式以“WelcomeHappy Morning Age to Age Shall Say”開始 ，隨後直接舉行新教徒入會式。先念幾首喻指這些渴望成為新教徒所走歷程的短詩 ，然後詢問這些人是否願意面對① 《福斯特致妻子》 （1938年1月28日）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0冊，張生 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23頁。② 《福斯特夫婦照片集：1937－1938》，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0冊，張生編： 《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42頁。③ 馬吉、福斯特：《1938年南京市民與基督教會關係》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 70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3頁。④ 馬吉、福斯特：《1938年南京市民與基督教會關係》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 70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5頁。

上帝和他的子民宣誓準備接受洗禮 。在得到他們非常誠懇的答覆後 ，大家都跪下唱 《造物主之歌》 （這首歌已由華北的諾里斯主教翻譯成非常優美的中文）。隨後開始向這些新教徒提問，最後為他們禱告 ，祝願他們充滿力量地去履行自己的諾言。儀式結束後 ，這些新教徒唱了一首自己特別準備的歌 “我要忠實於那些愛我的人們” 。隨後這些新教徒回到自己的座位 ，約翰·馬吉為他們主持了聖餐式。①三、難民對基督教認識的變化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困在城內的難民將唯一的希望寄託於留在南京的20幾位西方傳教士身上 。一些西方教會大學 、傳教士的住宅及公司成為難民躲避的最佳選擇 ，像金大、金女大這兩個學校在最高峰時 ，分別湧進3萬和1萬多名難民。另一方面基督教徒在戰爭危難面前無私博愛 、全身心投入奉獻的精神也深深感染著南京難民。 “對西方基督教會的深深感激之情存在於許多從安全區和傳道機構中找到庇護的人們的心中。”②在難民眼中 ，西方傳教士們成了他們唯一可以依靠的 “救星” ，外國幾位先生 ，每到一處 ，難民都會齊圍上來 ，好象小鳥見了他的母親一樣 。③在南京大屠殺之前 ，中國的老百姓看到西方人時 ，都會蔑稱他們為 “洋鬼子” ，但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及其之後 ，人們從內心裡真正地改變了這一稱呼。一天 ，魏特琳在外出回來的路上碰到一件有趣的事 ：“一個小男孩看到我騎著自行車過來時大叫 ‘洋鬼子’ ；但另一個離他不遠的小男孩強烈地糾正他說 ‘啊 ，那是華小姐 ！’”④ 留在南京的美國傳教士普遍認為 ：“南京的老百姓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基督教教會如此友好 。數以萬計的南京老百姓在教會財產地和安全區其他的建築內受到保護。”⑤據貝德士觀察 ：許多人對基督教徒的幫助感恩戴德 ，對於宗教工作所起到的有限作用而言 ，這一回應意義重大 。⑥傳教士們看到金① 《福斯特致妻子》 1938年5月5日，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0冊，張生編：《耶 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06－907頁。② 魏特琳：《基督徒在行動——展示中國的記錄》 （節錄） ，朱成山主編：《海外南京大屠殺 史料集》 ，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76頁。③ 郭歧著：《陷都血淚錄》 ，“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南京圖書館編輯：《侵華日軍 南京大屠殺史料》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頁。④ [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 ，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331頁。⑤ 馬吉、福斯特：《1938年南京市民與基督教會關係》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 70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09頁。⑥ 《關於基督教徒在南京工作的初步報告》 （1938年2月18日）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 料集》 第69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上）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2頁。

陵女子文理學院如此眾多的難民虔誠參加基督教活動時，十分激動：“如此眾多的年輕女子發自內心地唱起她們學過的聖歌 ，如此專注地聽演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應該知道 ，數月之前 ，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還對基督教知之甚少 ，這是怎樣的一個令人鼓舞的景象呀 ！”①在難民的眼中，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就是救世主 ，人們在牧師的佈道聲中，祈禱上天的憐憫 ，暫時忘卻了自身的煩惱和憂鬱 。正如魏特琳在她給校董會的報告中指出的那樣：“在這些恐怖與破壞的日子裡 ，宗教已成為許多人的現實需要。當你走向前面對一群窮凶極惡之徒 ，他們閃亮的刺刀沾滿了鮮血 ，這時耶穌就成了伴你左右的朋友。”②人們為基督教的信念所打動 ，斯邁思給朋友的信中也提到 ：“留在城內為數不多的幾個中國牧師 ，發現人們被基督教信念所打動 ，如一位睿智的牧師所說 ： ‘現在他們都有了信仰 ！’”③ 一些傳教士真切感受到 ：“在南京的基督教工作也許從未有過目前更大的機遇。所有的門戶都敞開著接受我們的資訊。⋯ 他們深信 ，只要用基督教的啟示就足以治癒和安撫那些飽受磨難的民眾的心靈。 ‘受難的基督’以及他用一種勝利精神生活在被占領土上的事實也激發了民眾以基督的精神超脫他們的苦難 。” “我們今天正在構建一個新的教會 ，前景是為最為鼓舞人心的。教會是很多人生活中的一種興趣 ，他們在這裡找到心靈的歡樂和平靜以及對未來嶄新的憧憬 。相比以前 ，有更多的年輕人來參加所有的禮拜儀式。” “甚至連非基督徒也來請求教會主持他們家庭成員的婚禮。”④魏特琳在一篇報告中說 ：“過去幾十年中 （非基督教徒）的偏見和冷淡很大程度上從他們眼中和心中一掃而空 ，他們似乎在渴望得到那些只有宗教才能給予的東西。”⑤ 正如傳教士的感受一樣 ，隨著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下轄的各難民所的宗教活動相繼開展 ，參加基督教活動的難民人數也日益增加 ，一些難民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在遭遇危險之時，得到了西方傳教士的幫助 ，在通過宗教理論學習後 ，他們接受洗禮從而成為新教徒。也許 ，南京難民與其說是對基督教產生興趣 ，倒還不如說在面對日軍暴行的苦難面前，他們從內心深深感激這些拯救他們的外國人 ，因感激這些西方人士而開始去信仰上帝 。在1938年1 、2月份期① 馬吉、福斯特：《1938年南京市民與基督教會關係》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 70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3頁。② 魏特琳：《第一個月的述評》 （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13日） ，章開沅編譯：《天理難 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77頁。③ 史邁士：《致朋友函》 （1938年3月8日） ，章開沅編譯：《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 京大屠殺》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44頁。④ 魏特琳：《基督徒在行動——展示中國的記錄》 （節錄） ，朱成山主編：《海外南京大屠殺 史料集》 ，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78-279頁。⑤ 魏特琳：《基督徒在行動——展示中國的記錄》 （節錄） ，朱成山主編：《海外南京大屠殺 史料集》 ，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80頁。

間 ， “參加日常工作與聽授聖經課程的將近1000人 ，周日則能聚到1400人 。倘若某些難民營的大廳足夠大 ，那麼該數字將能輕而易舉地增長。事實如此 ，我們曾在不止一個難民營中採取憑票或輪渡的方式 ，以使每個人均能獲得參與的機會。儘管未能深入探究這一數字 ，但我們已通過報告得知又新增了200名信徒 。”① 在金女大每次上 《聖經》 課時 ，由於座位有限 ，每次上課只能限定200人參加 。②經過一段時間學習後 ，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難民中 ，有200－300人現在已經表達過他們想加入教會的意願 。其他數百人對此也有興趣 ，其中的一些人將來可能會成為基督徒。③在復活節 （1938年4月17日）那天 ，有35人在中央聖公會教堂接受洗禮 。同時 ，聖公會在各個佈道點接納了64名新教徒 ，另外 ，還準備在聖保羅教堂和下關教堂再接納60名新教徒 。④據統計 ，在1938年南京信仰基督教的人數猛增 ，其人數達到11575人 ，⑤這一數字是整個民國時期的最高值 。如果考慮到當時南京市的人口總數只有30萬左右 ，便可見基督教信徒在總人口所佔比例接近4％，而在戰前基督教信徒人數的比例一直沒有達到1％ 信仰會產生奇特的力量 ，給絕望中的難民帶來生的希望 。魏特琳日記中記有一個故事 ，一位74歲的基督徒長途返回南京的故事 ，最後她得以成功的原因 ：“那就是祈禱 ，上帝給了我力量以保護年幼的孩子們 。” “這是她堅定信仰的見證” 。看著她容光煥發的充滿感恩的臉龐 ，沒有人會質疑她的回答。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畢業生陳瑪麗 （金大陳裕光校長的妹妹） 曾在信中說基督徒的幸事是心靈之中那 “�久的和平” ，而內心的 “平和”是將必要的恐懼轉化為祝福的慰藉和保護的靈藥 。⑦做禮拜 ，念 《聖經》 ，當然並不能讓殘暴的日軍有所收斂 ，也不能讓受教育者找到趕走侵略軍的真正武器 ，但經歷了太多血腥的難民們確實需要一種精神上的慰藉 。對於基督徒而言 ，經歷劫難 ， “他們更加深信 ，只有信仰作為救世主的耶穌基督才能使自己的國家受到削弱並處在日本軍事領導人控制之下的原罪中以及自私和貪婪的原罪中獲得救① 《關於基督教徒在南京工作的初步報告》 （1938年2月18日）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 料集》 第69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上）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2頁。② 《福斯特致妻子》 1938年1月28日，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0冊 ，張生編： 《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42頁。③ 馬吉、福斯特：《1938年南京市民與基督教會關係》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 70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5頁。④ 馬吉、福斯特：《1938年南京市民與基督教會關係》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 70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09頁。⑤ 南京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京民族宗教志》 （下卷） ，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402頁。⑥ [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 ，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483頁。⑦ 《惠勒編輯的信劄》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0冊 ，張生編：《耶魯文獻》 （上）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2頁。

贖。”① 當然 ，面對日軍慘無人道的暴行 ，也有一些基督信徒開始對上帝產生動搖。擔任金陵大學附中難民所所長 （第二區區長） 的姜正雲是基督教長老會的一名信徒 ，他負責金陵中學難民所的工作 ，當他目睹日軍強姦該所女性難民而無法阻止 ，他深感無助 ，在12月17日他致信費吳生 ：“我是基督教長老會的一名成員 ，1924年畢業於金陵神學院。我想去救他們 ，可是手中沒有這樣的權力。我是一個可憐的人 ，請盡可能帶著基督徒的博愛的精神找到一些方法去解救 （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人們） 。”② 一些信徒由於無法接受日軍暴行的殘酷現實 ，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基督徒盧孝庭的自殺是當時較為典型的案例。盧孝庭曾在南京江甯湯山和東流當過傳道牧師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他一直與福斯特住在一起。由於目睹日本兵在光天化日之下四處強姦殺人 ，橫行霸道 ，他的內心受到巨大衝擊 ，決定以他的生命來抗議日軍的恐怖統治。他的自殺在留在南京的外國傳教士中曾引起相當影響 ，許多外國傳教士的日記和書信中大都有記載。福斯特和馬吉都對他有很好的印象 ，認為他有助人為樂以及無私奉獻的良好精神品質 。但在南京淪陷前盧孝庭就對局勢就相當悲觀 ，大屠殺期間他耳聞目睹難民所受的深重苦難 ，“他似乎早就有有些想法 ，南京淪陷後民眾的痛苦增加了他的決心。”③他變得抑鬱 、孤僻 ，對所發生的一切感到痛苦和絕望。同時 ，他又深受中國歷史上那些以死來抗爭黑暗社會的人的影響。福斯特在得知他有輕生傾向後 ，曾多次鼓勵他為了中國而活下去 ，告訴他面對黑暗 ，基督教的觀點是活著而不是死 。12月31日，是他去 “難民登記”的日子 ，他已40多歲了，又有馬吉等人的保護 ，登記完全不成問題。然而 ，就在這一天 ，盧孝庭以他獨特的方式告別了人世 ，一大早他就離開房間出去了。在走之前他留給福斯特一張便條、一首小詩以及他的錢包 ，他在便條中寫道 ， “上帝不會把他的這一行為視為罪過的。”④幾天後 ，鄰居在附近的池塘裡發現了盧孝庭的屍體。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 ，一些普通老百姓為了心靈的慰籍而開始信仰基督 ，也有一些人因為信仰基督而內心深感無助、無望。① 魏特琳：《基督徒在行動——展示中國的記錄》 （節錄） ，朱成山主編：《海外南京大屠殺 史料集》 ，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80頁。② 《姜正雲致費吳生》 （1938年12月17日）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69冊，張生 編：《耶魯文獻》 （上）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6-377頁。③ 《福斯特致妻子函》 （1938年1月3日） ，章開沅編譯：《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 大屠殺（1937-1938）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44頁。④ 《馬吉致妻子函》 （1937年12月31日） ，章開沅編譯：《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 大屠殺（1937-1938）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04頁。

四、不同宗教之間的超越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 ，菩薩是救苦救難 、保佑和平安寧的象徵 ，而 “活菩薩”則是對心地善良、積善行德 、大慈大悲好人的最高褒獎 。如果一名凡人得到這一頭銜 ，那麼此人在德行方面必定有非凡之舉 。近代以來 ，由於西方入侵 ，中國民族主義盛行 ，在那時老百姓流行稱外國人為 “洋鬼子” ，但在日軍南京大屠殺那段悲慘的歲月裡 ，作為西方傳教士、虔誠的基督教徒的魏特琳卻得到了 “活菩薩”這一頭銜。 當時有一位家住金女大西面的80多歲的老太太 ，她19歲守寡 ，一直吃齋 ，是位虔誠的佛教徒 ，她的女兒告訴金女大的羅小姐 ，當時這個老太太每天為魏特琳叩了10個頭 ，祈求這位 “活菩薩”能夠繼續管理金女大難民所 ，從而一直庇護難民所裡的年輕婦女。①在南京婦女難民眼中， “活菩薩”魏特琳成為驅除魔鬼 、逢凶化吉的守護神的化身。 為了避免美國教會同仁產生誤會 ，魏特琳曾在給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朋友們專門對此進行解釋 。她在信中說 ：“從你們的一些來信來看 ，我擔心你們對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營的工作看得太過高尚。如果說驚慌神亂的中國婦女確實在我和 ‘女菩薩’之間發現有什麼相似之處的話 ，那也肯定是指千隻手臂張開來幫助 （難民） 的形象。這些手臂並非我的 ，而是我的那些不知疲倦的充滿信心的難民營同事們的。他們所有人都因那些無論身處東方還是西方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學生 、女校友 、教職員工和教友的祝福和一貫的思想而得到鼓勵和支持。我們能夠明顯地感受到這股支撐的力量。”②魏特琳十分謙虛 ，將功勞歸於難民營的同事們以及作為教會大學金女院每一位成員。 馬吉和福斯特也提供了一個佛教徒尼姑參加基督教活動的案例 ，該案例講述了一些臨時避難安全區難民點的尼姑積極要求參加基督教會佈道活動的故事 。在安全區一個臨時難民點 ，設在緊靠德國人舒爾茲 ·潘廷寓所的兩棟房子 ， “主要收容由J.L.陳牧師與四所村及三牌樓教區的會眾所遷入 。面積不太的潘廷的寓所裡在最危急的時間也住了近100人 ，大部分是婦女。這些避難的人中有一些尼姑 。在日本兵騷擾過這些尼姑以前避難的地方後 ，一名尼姑來苦苦哀求我們接納她們 ，我們這才同意 。一些尼姑和一個小尼姑參加了陳先生佈道活動。這些婦女還參加了我們差會女工作人員在潘廷寓所主辦的佈道會。陳先生的信徒遷往下關之後 ，部分尼姑還繼續參加了漢森寓所所進行的佈道活① [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 ，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365頁。② 《魏特琳致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朋友們》 （1939年3月）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 集》 第70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70頁。

動。”馬吉和福斯特認為這些尼姑總有一天會成為該會的信徒。① 在特定時期 ，除了上述信仰佛教的難民改變了對基督教的認識 ，在西方傳教士日記中還有一些與信仰基督教的日本士兵打交道的記錄。在西方傳教士眼中，這些信仰基督教的日本士兵同普通日本士兵相比 ，顯得更為文明有禮 ，易於交流 ，甚至他們主動表示願意幫助處在危險中的南京難民。魏特琳日記中曾記載一名從神戶教會學校畢業的日本士兵來訪 ，他的妻子也是基督徒。“第一次我們嚴肅地談到戰爭 、戰爭是如何傷害雙方國家以及日益滋長的仇恨 ，他說他覺得戰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兩國彼此不理解 ，並且他也覺得戰爭是個錯誤。最近他被分派到模範監獄看守 ，他告訴我一個人的名字 ，讓那些正在尋找丈夫和兒子的女人去找那個人。明天我要試著將幾名已見過她們的男親屬的女人找到一起 ，派她們帶上我們難民所的一封信去找他。”② 1938年2月20日，星期日。在南京淪陷後聖保羅教堂第一次做禮拜的活動中，有一名日本基督徒士兵參加 ，當時福斯特還給他拍了一張照片。這位日本士兵當時曾贈送給教會一些肥皂、毛巾和餅乾 ，以便轉交給難民。③在2月27日星期日的聖保羅教堂禮拜活動中，這位日本兵基督徒又來參加 ，魏特琳在其日記中專門進行了記載。④另外 ，福斯特曾在致妻子一封信中，提到他在家中招待一位令人非常愉快的日本中尉 ，他說這位日本軍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 Waseds）大學 ，隨後在部隊服役一年 ，之後又赴美深造了五年。他們之間的交流非常愉快。⑤ 在日軍佔領南京之後 ，南京的基督教會曾訂購了大量日文 《聖經》 ，試圖給駐紮在南京的日本兵分發，但很快遭到阻止 。不過也有中日兩國基督徒之間的友好幫助 ，從而 “將中國敵人轉化為一個誠摯的朋友”的個別案例。如有一位日本牧師的孫子在南京生病 ，他拜訪一位其祖父在南京教會中的中國教友 ，在這位牧師家中，這位日本兵受到了很好的照顧 ，牧師和他的妻子特別給他殺了一隻雞 ，做成可口的熱湯給他吃 ，他的病很快就好了。後來 ，這位士兵在1938年9月回到上海後寫了一封很長的感謝信。 他說 ：“無論我們在哪裡 ，憑藉在主內的友誼 ， 我們決不會分離 。 我永遠不會停止為你們、你們的教會① 馬吉、福斯特：《1938年南京市民與基督教會關係》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 70冊，張生編：《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0－911頁。② [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 ，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343頁。③ 《福斯特夫婦照片集：1937－1938》，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0冊，張生編： 《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38頁。④ [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譯：《魏特琳日記》 ，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294頁。⑤ 《福斯特致妻子》 （1938年5月5日） ，張憲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0冊，張生編： 《耶魯文獻》 （下）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06頁。

和你們的國家祈禱。”① 宗教是一種信仰 ，也是一種情感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 ，面對苦難和災難 ，基督教傳教士開展的一系列宗教活動 ，在一定程度上給了南京難民巨大的心靈安慰 ，與此同時也促成基督教在南京傳教發展信徒最為快速的時期 。在人類文明最為脆弱的特定時期 ，不同宗教之間也出現了相通相融的可能 ，宗教對於民族 、國家也出現了有限的超越。②① 魏特琳：《基督徒在行動——展示中國的記錄》 （節錄） ，朱成山主編：《海外南京大屠殺 史料集》 ，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82-283頁。② 關於戰時日本宗教徒對戰爭的態度，目前有一些研究成果。參見日本山內小夜子的 《南京大 屠殺與日本僧侶》 （ 《日本侵華史研究》 2012年第1期） 、貝德士對日本基督教的觀察等， 這些研究成果顯示，在戰爭期間，許多日本宗教徒也積極參與支持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

“亂世樂土賭興酣” ：抗 日戰爭時期的澳門博彩業趙利峰①摘要：民國時期的澳門，已經成為名聞遐邇的東方蒙地卡羅 ，博彩業是澳門的經濟命脈 ，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據著重要地位 ，也是反映澳門興衰的風向標。廣東禁賭的消息 ，猶如童話神魔世界中的一句咒語 ，澳門即刻改天換地 ，呈現出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廣州淪陷後澳門博彩業愈加發達 ，而香港淪陷後 ，澳門博彩業呈現畸形繁榮。太平洋戰爭轉折後澳門陷入危機 ，抗日戰爭勝利後 ，戰時在澳避難的國人紛紛返鄉或返港 ，澳門人口由四十多萬人減少到十七萬人左右 ，遷走的大多是富商大賈 ，澳門的畸形繁榮迅即被打回原形 ，經濟不可避免地陷入蕭條 ，東方蒙特卡羅的地位也就變得不甚穩固起來。關鍵詞：東方蒙地卡羅 抗日戰爭 來澳避難 畸形繁榮 泰興總公司 民國時期的澳門 ，已經成為名聞遐邇的東方蒙地卡羅 ，博彩業是澳門的經濟命脈 ，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據著重要地位 ，也是反映澳門興衰的風向標。據粗略估計 ，在整個民國38年間，博彩業賭餉約占澳門全部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 自民國初年廣東實行開賭後 ，澳門博彩業遭受到巨大衝擊 ，長期處於衰頹不振的狀態。迫於形勢 ，澳葡政府曾先後對博彩業進行改革 ，包括引入賽馬跑狗 ，重整承充專營制度等等，由於自身實力弱小及政治的窳敝 ，成效並不顯著 。1936年廣東禁賭和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 ，為澳門博彩業的發展帶來巨大轉機。澳門博彩業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 ，博彩業的承充專營由分散走向了統一 ，一家獨大的壟斷局面得以形成。得益於此 ，在八年抗日戰爭時期 ，澳門財政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和持續地增長 ，每年的盈餘數額皆超過百萬元。 本文主要論述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博彩業發展狀況 ，略見澳門賭王傅德蔭和高可甯的崛起歷程。不足之處 ，敬請方家指正 。① 暨南大學文學院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一、廣東禁賭 ：抗戰前澳門博彩業的勃興 在1936年9月1日廣東正式禁賭前 ，因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以及廣東博彩業的攙奪 ，澳門博彩業在很長一段時間裡 ，都處於衰落狀態 ，至1936年初更是跌入穀底。一則有關澳門博彩業的通訊這樣寫道： 從前盛極一時的番攤 ，幾至無人過問。紅了一時的字膽，也漸少人投買，山票亦已停頓，鋪票、白鴿票更每況愈下矣。茲更言幾件事實以證之：從前之番攤，每年納餉為百多二百萬元，而現只九十萬元。白鴿票、字膽、山票、鋪票，從前年納二三百萬元之餉 ，而現屆期滿 ，招人開投 ，底價一百一十多萬元，而落票者竟無一人。各大賭商，俱裹足不前，噤若寒蟬。跑狗場是一種新的玩藝兒，從前每到華燈初上，紅綠士女，紛紛赴場，而現在已是門前冷落，車馬稀少，關門大吉了。由此可知澳門已給不景氣重重的壓迫，幾至喘不過氣來。從前的盛況，而今已矣。回首前塵，真令當局啼笑皆非。①影響澳門博彩業的關鍵因素是深圳娛樂場的崛起 。該賭場實為廣東省政府面對日益高漲的禁賭輿論而想出的 “繁榮深圳計劃”的產物 ，深圳被劃為 “特別娛樂區” ，由南天王陳濟棠的兄長陳維周 、廣州賭博大王霍芝庭與傅德蔭等人組織設立的又生公司承辦 ，屬官督商辦性質 ，年餉300餘萬元 ，六年為期 。其中，僅賭場的建築費就高達百數十萬元。攤館佈置堂皇 ，酒店舞場為皇宮式 ，美奐美輪 ， “綠瓦粉牆” ， “紅磚工字梁” ， “由車站直達賭場 、戲院、酒店等處之路燈 ，均仿故宮式” 。②深圳娛樂場的競爭給澳門的博彩業造成巨大影響。據記者報導稱 ： 這三兩年來 ，香港九龍的深圳大賭場卻特別興旺起來了。澳門這被稱為東方的蒙特卡羅的聲譽，已完全被深圳奪去了。因為深圳這兒由廣東大賭商某某建築了很宏偉的酒店、妓院、跑狗場等等，於是，過去愛留戀在澳門的人們，大都集中在深圳上，所以澳門的賭商，都走到冷淡的地步。連帶著澳門也 “漸漸地走到了頹唐而破滅的境地” ， “已變成了一個冷靜的死城了” 。③① 阿森：“各地通訊：閒話澳門（澳門通訊）” ，載 《人言週刊》 1936年，第3卷第11期。② “財廳派員保管深圳賭場” ， 《香港華字日報》 1936-09-20 ，第二張第二頁，粤省要聞； “兩廣最近概況”， 《申報》 1936年9月21日，第9頁。③ 李峰：“東方的大賭場（澳門通訊）” ，載 《禮拜六》 1936年第648期，第11-12頁。

然而 ，事情的變化總是充滿戲劇性 。正當又生公司深圳娛樂場發展如日中天 、臻於鼎盛之際 ，廣東政局出現了驟變。 1936年5月12日，國民黨元老、反蔣派人物 、粤系名義上的首領胡漢民病逝 ，兩廣忽失重心人物 ，寧粤關係急劇變化。蔣介石借此機會，以 “全國統一” 、加強 “精誠團結”為名，要求兩廣取消設於廣州的國民黨中央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結束與南京的半獨立狀態。粤系首腦陳濟棠經與李宗仁 、白崇禧反復商討 ，於6月1日聯合發動了以抗日為名反蔣的 “兩廣事變” 。至7月18日，陳濟棠不戰自敗 ，宣佈下野 。為了顯示歸政中央後的廣東政治新氣象，7月21日粤省首次省務會議通過了省主席林雲陔提出的禁絕煙賭案 ，決先將河南、深圳兩大賭場禁絕 ，以蘇民困 ，而洗滌歷來政治污點。①9月1日，省長黃慕松下令全省開始禁賭 ，廢除為害最大的賭餉 。②接著廣東省政府又頒佈了 《廣東省禁賭暫行條例施行細則》 ，禁止番攤、山票、鋪票、麻雀牌等一切雜賭 ；按照參賭和庇賭的程度不同，處以兩年到死刑等不同程度的刑罰 ，同時交付各縣、市及省政府暨禁賭委員會核辦。並限期一月內毀滅賭具 ，違者以賭博論罪。③ 廣東正式禁賭的消息 ，猶如童話神魔世界中的一句咒語 ，澳門即刻改天換地 ，呈現出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 查澳門一地，素以嫖賭吹見稱，負有盛名廿餘載，省港人士時藉游澳為名，而為嫖賭所在地，故有梳打埠之稱。自粵省開賭繼而深眾圳設賭場後，將濠江主幹生意，占奪大半。因此年來，濠江賭業及妓女，時感冷落門庭車馬稀 ，而其它各行商，亦因此連帶受絕大影響。自粵省禁賭後，澳門賭商認為千載一時之機，即積極從事擴充，計至九一起至今，時僅廿餘日，澳門一地增設賭館竟達廿餘間，酒樓旅舍，亦增設不少，遊人亦倍增，來往省澳及港澳輪船，則增加船隻來往。據由澳來客稱，邇來濠鏡百業，因此亦覺繁榮，澳門鋪屋，亦因此而增租值。④承充的賭商也似被打了一劑興奮劑 ，迅即恢復了生機活力。為大力招徠賭客 ，澳門賭商決定於重陽節舉行 “群芳比賽會”活動。據1936年10月16日的 《香港華字日報》 報導：① “粤當局決肅清深圳賭場，本港社會亦將受良好影響”， 《香港華字日報》 一九三六年七月 二十三日，第二張第三頁。② 《廣東省禁賭委員會組織條例（含辦事細則）》 ，廣東省禁賭委員會，1936 年頒佈。③ 《廣東省禁賭暫行條例》 第八條增加第二第三兩項，《廣東省政府公報》 1936年第345期， 第34-35頁。④ “禁賭後各方之動態：市民爭購航空獎券，河南鋪屋產價狂跌，濠江百業日見繁榮”， 《香 港工商日報》 1936-09-28 ，第二張第三版。

此間承辦賭餉商人為繁榮所業起見 ，近發起選花頒獎之事。聞系由梁某發起，定名為群芳比賽會。其擬定之比賽辦法 ，系以應台局數多者為魁首，次多者得亞軍。花魁獎品亦由梁分頭徵集。至比賽日期，擬於重九登高日舉行。此訊傳出後，北裡鶯燕，求助於飲客而欲榮膺首選者，大不乏人，看誰奪得錦標耳。①澳門賭商的目的昭然若揭 ，不過是要填補廣東禁賭後留下的空檔 ，大賺一筆罷了。這也同時預示著，澳門博彩業開始走出低谷 ，趨向繁榮 ，而新一輪的承充競爭即將拉開序幕。二、戰時初期澳門博彩業依然暢旺 廣東禁賭後 ，影響所至 ，大批依靠博彩業為生的人因而失業 。以 “粤省賭業最發達之區”河南、深圳兩地為例 ， “一旦實行禁賭 ，一般靠賭度活者 ，至此全告失業” 。 “據個中人稱 ，河南 、深圳兩賭場結業後 ，職工失業者總在一千人以上。”②有人還估計 ，廣東全省正雜賭館結束後 ，因而失業者逾十萬人。③據此可見廣東賭風之盛 。澳門適時成為惟一可以合法開設賭博的地方 ，賭徒遂紛紛來澳重整舊業。據新加坡的 《海峽時報》 報導 ，遠東的蒙地卡羅澳門成為了廣東賭徒的避難所 。超過2000人以上的依靠賭場謀生的人員來到澳門尋找機會，宛然一幅 “出埃及記” （exodus，主要是講述以色列人如何在埃及受到逼害 ，然後由摩西帶領他們離開埃及的故事） 的場景 。④裹挾在這股人流中的 “摩西” ，正是又生公司深圳娛樂場的總辦傅德蔭 。 此時，澳門番攤的第二年領照專營期行將結束。1937年3月12日，澳門財政總局發佈佈告 ：定於本年4月15日上午11時在本局大堂將澳門番攤生意出投招人承辦 ，其期由1937年5月18日至1940年5月17日止 。底價120萬元 ，押票銀為12萬元。照餉額附加百分之一為澳門互助會經費。⑤3月20日，澳門財政總局又佈告 ，關於招投番攤一案補增條文一款 ：“如所投得之價超過底價 ，則所餘者應用為慈善機關、教育機關、醫院等補助費 ，及別項社會經費暨公益費① “濠江賭商發起群芳比賽會，定重九節為比賽日期，北裡鶯燕紛紛運動競選（澳門專函）” 《香港華字日報》 1936-10-16 ，第二張第三頁，本港新聞。② “九一禁賭令頒佈後，廣州市惡風頓殺 ，攤館停閉，人民可慶安居 ，賭徒紛往港澳重整舊 業” ， 《天津益世報》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八日，第一頁，各地通訊。③ “粤禁煙委員會昨日開首次會，全省並實行禁賭” ， 《申報》 1936年9月1日，第四版，④ “Monte Carlo of Far East: Macao the Refuge of Canton Gamblers, Over 2,000 Employees Cast Adrift”, The Straits Times, 7 October 1936, p.16.⑤ 《澳門政府憲報》 1937年3月13日（第11號） 。

之需” 。①至期開投 ，澳督巴波沙 、財廳長、經濟局長等人親自到場監視 ，競投者共五票 ，由華務長施多尼唱票 ，結果何大生、周勝二人出價1827000元最高投得 ，二票1768000元 ，聞向來之價以此次為最高雲。②根據澳門政府葡文合同原檔顯示 ，何大生 、周勝只是出頭承充的代理人而已，幕後真正的投資者為傅德蔭 （Tak-Iam）與高福銘 （Fok-Meng，高可寧第四子） 等人所設立的泰興公司 （Sociedade T'ai-Heng, Limitada，其後又寫作Tai Heng Cong Si ），合同的實際價碼為1826000元。③ 1937年5月1日，獲得第八屆番攤承充權的泰興公司與中央酒店六合公司的司理何十在黎登狀師樓互立合約 ，將酒店全盤生意賣台與泰興公司管理營業。賣台期限由西曆1937年5月1日起至1940年6月30日止 。④ 由此 ，泰興公司解決了必須滿足的關鍵承充合同條款—— “一等番攤館”問題 ，⑤將大本營安紮進了中央酒店 。5月7日，澳葡政府與新設立的泰興公司訂定番攤承充專營合同。5月18日，澳門中央大酒店娛樂場宣佈開幕。 另一方面 ，澳門博彩業的組成部分——中式彩票 （簽鋪票 、白鴿票和山票）生意 ，先前曾多次出現無人願意承充的冷落局面 ，澳葡政府只得讓賭商臨時代為辦理 。自廣東禁賭後 ，澳葡政府隨即便行動起來 ，先後在1936年12月21日和1937年2月16日，兩次將簽鋪票、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 ，招人承充 ，結果均未能盡如人意。⑥據1937年4月7日的 《香港華字日報》 報導： 澳門山鋪票白鴿票餉碼，自去歲集德公司退辦後，由廣成公司繼續承辦 ，現在廣成公司之承辦亦已期滿。政府日前連續兩次將此項餉碼開投，底價60 萬元，另需加百分之一互助費，取銷白鴿票尾獎 （字膽） ，但兩次皆① 《澳門政府憲報》 1937年3月20日（第12號） 。② “新督巴波沙親自監視下澳門番攤餉碼昨午已開投，最高者1827000元，白鴿票同日開投底 價60萬” ， 《香港華字日報》 1937-04-16 ，第二張第四頁； “澳門番攤開投” ， 《香港華字 晚報》 1937-04-16 ，第四頁。③ COTA: AH/AC/P-16225, MIC: A1289, pp. 3-4 。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另，據筆者對傅厚澤 先生的採訪，泰興公司的股份分配為傅家64％，高家36％。④ 《澳門政府憲報》 1937年4月21日（第17號） 。⑤ 1930年9月，澳門政府發佈佈告，要求前來競投的番攤承充人 “所設之攤館至少要有一間佈 置齊整綏適，合乎衛生者。館內須有閱書報室、酒吧及附設廳堂得以娛弄不犯法律之賭具， 又須有浣洗廁所等。凡照此格式者，是為一等攤館，由經濟局負責稽查之”。《澳門政府憲 報》 1930年9月6日（第36號） 。⑥ 《澳門政府憲報》 1936年11月14日（第46號）：定於1936年12月21日，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簽 鋪票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但白鴿票除去一個字盆口） ，三年為期，自1937年1月1 日起，底價70萬元。《澳門政府憲報》 1937年1月16日（第3號）：定於1937年2月16日，將澳 門氹仔路環開收簽鋪票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凡非該三項性質之票一律禁開，尤其 是禁開字膽） ，以三年為期，自1937年2月17日起，押票銀94000元。

未能成交，仍由廣成公司代辦，照常開彩。①至1937年4月15日，因廣成公司代辦期滿 ，澳葡政府財政總局再一次將中式彩票開投 ，招人承充 ，以三年為期 ，由1937年5月16日起計 ，底價為60萬元 ，押票銀6萬元 ，取消字膽。並列出投章程6款 、立實合同章程31款 。②結果 ，由傅德蔭、高可寧等人設立的 “廣興公司”以86萬元獲得專營權 ，並在隨後開設了鋪票富貴、榮華二廠及經營白鴿票的泰興廠 。 在一日之內，傅德蔭、高可寧的泰興公司以前所未有的高昂投價 ，順 利地取得了澳門第八屆番攤承充權 ，同時又以廣興公司名義獲取了中式彩票的專營權 ，澳門博彩業出現了較為罕見的統一和集中局面。這一切 ，都是建立在廣東禁賭後對澳門博彩業興旺繁榮的前景預期之上 。果不其然 ，形勢一片大好 。雖說抗日戰爭隨後就爆發了，但戰火一時尚未延燒至廣東 ，對澳門博彩業幾無影響。據記者報導： 澳門夙有東方蒙脫卡羅之稱 ，其賭風之盛，實為遠東之冠。凡世界各國及中國全國之賭法，澳門無不畢具。大至數千萬元 ，小至一二銅元，無不可以與興賭。賭館林立，觸目皆是，自破曉至於午夜 ，皆可隨意入賭，而通宵達旦者不計也。其最大之旅館曰 “不夜天”，雖名為旅館，實為一大娛樂場，而其最高層，即為賭城。招待者皆為年青女子，賭具亦五花六門。此輩女郎，為之計數，且為之曼聲高呼，告人以開出之點數。此外則鴉片足以助興，每一房間，即有一煙具。此為規模較大之賭館，而尤其是小賭館之多。女傭等每晨至小菜場買菜，先光顧至賭館，能贏得一二角最佳，否則輸去一二角，則在買菜之中侵佔之，有習以為常者。沿路小販攬頭及挑擔為生者，皆可以博，故兒童亦以博為�事也。叉麻雀更為家常茶飯，非但十家而九，幾為十家而十。澳門之西僑，大都能打麻雀者，香港距澳門至邇，渡輪四小時可達，港地之嗜賭者，每於星期六下午赴澳 ，狂賭一晝夜，星期日下午複乘輪返港，習以為常，故澳門之賭業更盛矣。③又據香港 《大公報》 報導 ：① “澳門 ‘字膽’實行停止開彩。五日，彩票廠已奉督署通告” ， 《香港華字日報》 1937-04- 07 ，第二張第三頁，本埠新聞。② 《澳門政府憲報》 1937年第14號，第268-271頁； “新督巴波沙親自監視下澳門番攤餉碼昨 午已開投，最高者1827000元，白鴿票同日開投，底價60萬”，《香港華字日報》 1937-04- 16 ，第二張第四頁。③ “東方蒙脫卡羅澳門賭業之盛況”，載《電聲（上海）》 1938（快樂週刊），第96頁。

自抗戰開展後，澳門平添避難人們 ，賭場方面，更形熱鬧 ，身在其中，幾不知國家正值多難，良可慨歎！在赴賭的人群中，殷富和小姐、太太們實在不少，下注之豪，千數百元一注，亦無吝色。①難民之中，終日醉生夢死 ，希圖孤注一擲的大不乏人。例如 ，在深圳寶安等地淪陷後 ，有數千內地難民逃至香港新界流浮山下落腳 ，其地應時而生的番攤、牌九、骰子等賭檔計有十餘處之多。②喘息未定 ，尚沉迷於賭博 ，亦可見粤人好賭成性 ，盤龍癖之根深蒂固。 傅德蔭與高可寧的泰興公司初戰告捷 ，斬獲甚豐 ，由此初步奠定了傅、高二人在澳門博彩業中的壟斷霸主地位。三、廣州淪陷後澳門博彩業愈加發達 1938年10月12日，日寇從大亞灣登陸 ，開始進攻廣東 ，標誌著華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至21日，廣州淪陷。在日寇的步步進逼之下 ，大批廣東各地民眾紛紛前往港澳地區躲避戰火。來澳避難的內地民眾 ，據報導， “每天平均總有一萬人左右” ，給澳門博彩業又添了一把火 ，各大賭館愈加興旺起來 ， “打牌人的聲音和雀牌碰擊的喧雜聲 ，在每家賭場裡總是徹夜不絕。有許多酒吧間和咖啡館門前 ，都明白地掛上賭場的告白。這許多的賭場 ，真是蒙德卡羅的縮影。③國破家亡之際 ，中立區澳門的博彩業竟逆勢發展 ，更形興旺 ，令人感慨。 1939年9月30日，第八屆澳門番攤以及中式彩票生意的承充即將期滿 ，澳門政府發佈公告 ，宣佈於本年11月1日上午11時 ，在澳門財政總局大堂內將澳門、氹仔 、路環開收簽鋪票 、白鴿票 、山票生意出投 ，招人承充 ，以三年為期 ，由1940年5月16日起計 ，底價86萬元 ，押票銀86000元。11月9日上午11時 ，招人承辦澳門第九屆番攤生意。其期由1940年5月18日起至1943年5月17日止 。此次開投底價1826000元 ，另照餉額附加百分之一為澳門互助會經費。④至期開投 ，傅德蔭與高可寧合辦的泰興公司以190萬元的價碼獲得繼續承充澳門番攤生意。⑤時局堪憂 ，而承充價碼比上屆略高，表明泰興公司對澳① 澳門素描：“避難人口突增數萬，房東乘機抬高租金”，（香港） 《大公報》 1938-10-29 ， 第二張第五版。② “流浮山難民區紀：賭場林立，難民醉生夢死” ， 《申報》 1938年12月19日，第3版，本港 新聞。③ “廣東陷落後的澳門”， 《申報》 1938年11月5日，第12版，春秋。④ 《澳門政府憲報》 1939年10月7日（第40號） 。⑤ 《澳門政府憲報》 1940年12月31日（第52號第2附報） 。

門博彩業前景依然樂觀。中式彩票生意 ，則因底價過高 ，一時未能投成。直至1940年4月29日，方由澳門政府政務委員會開會議決通過 ，批准傅德蔭和高福銘所設的又成有限公司承充辦理 。① 隨著中日戰況日趨激烈 ，至1939年年底 ，廣東大部分地區已落入敵手 ，淪陷區成為人間地獄 。廣東民眾的避難地之一香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 ，地位也變得愈來愈危險。1940年7月，港英當局對歐美外籍婦孺強制執行疏散 ，前往澳洲及菲律賓等地 。由廣州各地來港暫寓的粤省民眾 ，有一部分人取道澳門返回原籍 。而一些香港富商認為澳門是葡萄牙政府統治地 ，葡國在歐洲中立 ，不致捲入大戰旋渦 ，比香港較安全 ，於是紛紛在澳門購置房產 ，以備不豫 ，使澳門地價為之高漲。同時廣州各學校亦有遷至澳門複課 ，更令澳門商業盛極一時。②當時 《澳門大眾報》 報導 ， “斯次人口之突然狂增 ，市面實無一而不呈蓬勃氣象也”： 每一次之濠江、交通輪開到 ，搭客莫不極端擠擁 ，等閒亦二三千人 ，雖其中有一部份轉道以返入內地者，但大部份均暫留本澳，以故市面乃頓見熱鬧。道上覓屋以租者，固終絡繹穿插，酒店旅邸，亦幾租賃一空，而飯店食館 ，則其門如市，旺市十倍。酒樓茶館 ，亦相當暢旺，其中尤以中央酒店 ，更見熱鬧。以暫遷來澳之輩 ，大都腰纏豐盈者 ，惟來澳而後 ，為求消遣，乃都相率趨中央娛樂場，即快活樓、摩登樓、博彩樓，亦同其暢旺。置身其間，大有肩摩踵接之慨。③中日戰時初起 ，富有之避難者 ，紛紛自華南各地移居澳門。這主要是因為澳門向無移民禁例 ， “粤省及華北諸省戰區孤苦無依難民 ，靡不視澳門為避難佳地” 。又因葡國在歐戰中守中立 ，故澳門在商業方面 ，大占其利。澳門一無軍事上重要性質 ，不設防禦 ，故香港有錢階級 ，遷至澳門者頗多。據1941年的官方統計 ，澳門人口自1938年來因避難者之激增 ，已躍升至50萬人 。④ 由於避難民眾的大量湧入澳門，澳門博彩業愈加興旺起來 。1940年5月16日，經營澳門山票、白鴿票和鋪票的又成公司正式開業 ， “門前光管縱橫 ，照① 林發欽、王熹編著：《孤島影像：澳門與抗日戰爭圖志》 ，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第222頁。② 陳謙：《香港話舊》 ，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 3卷， “省港大罷工、港澳華僑史料”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42頁。③ “人口狂增中之本澳市面” （高佬記者） ， 《澳門大眾報特刊》 中華民國廿九年七月七日 （1940年7月7日） ，第一版，百業動態。④ “戰時澳門日趨繁榮（香港）” ， 《申報》 1941年9月11日，第5版 ； “澳門人口激增 （香 港）” ， 《申報》 1941年10月28日，第3版。

耀如同白晝 ，又設字容巨大燈牌兩座 ，市民之企足翹首而觀者，道途為塞 ，男女老幼 ，莫不畢集 ，早午夜三場均如是 。每見有中彩者，更當場歡呼 ，得意洋洋 ，非筆墨所能形容也。市民以斯舉可獲巨獎 ，投者買極眾，各代理家生意大有應接不暇之慨也 。”②設有快活樓 、高慶坊 、摩登博彩樓的中央酒店 ， “尋樂之士 ，多眾於是 ，即過此者 ， 斯阜然璀璨景象 ，亦每為之駐足” ， “此中之特殊風光 ，亦非別地可得而見之者” ， “乃澳埠所僅有” 。②新馬路一帶因之成為澳中最繁華之地 。為了應付大量富裕的高級難民所需 ，中央酒店於1941年5月20日將新建的九樓開幕 ， “不惜鉅資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 “建築堂皇華麗” ，號稱 “貴族化之設備 ，平民化之租價” 。酒店內的金門餐室亦再度擴充 ，以應付大量的客源 ，免致 “惠顧嘉賓 ，時有向隅之歎”。 1940年初 ， 《澳門地理》 的作者何大章 、繆鴻基避難來澳 ，對澳門 “賭業”進行了實地調查 ，更為詳盡地描繪了當時的盛況： 我國各地皆厲行禁賭，視賭博為犯罪行為 ，一般人亦以賭為可恥之事 ，但在澳門則不然，政府公開准由承商投辦開賭，抽收賭餉，其數至巨。據查每月約達葡幣二十餘萬元（1940年調查），為澳門政府收入之大宗。考賭博乃適應人類貪婪欲望與利用人類僥倖心理之一種騙局，不特本地居民趨之若騖 ，且吸引其附近各城市如香港、廣州、石歧等地之居民，不遠千里而來，一博其命運者。賭場多集於市區內最繁盛之處，如清平直街、福隆新街、怡安街等。其賭之種類甚多，其一為場賭，此即 “番攤”或稱 “四角”與 “骰子”是也。新馬路之中央為場賭之巨擘 ，其餘分散各地 ，稱為快活樓 、高慶坊者是 ，計約有二十家，皆稱公司 ，如德成公司、榮生公司⋯⋯等，以番攤為主，附有骰子者約占其半。據查全澳賭場由泰興總公司承辨，賭稅每年約葡幣一百八十萬元，為澳門政府之主要財源。賭場工人共達七八百名 ，中央一處約占三分之一，其餘各場占三分之二。本地居民中不事生產，以賭為業者亦多，各賭場中常躋踴不堪，呼盧喝雉之聲，達於戶外。香港甚至廣州各地之人士，每於週末，亦多來澳消遣，一擲千金，在所不惜，幸而博得贏錢，大事揮霍。不幸而輸錢，則按押飾物，甚或因床頭金盡，自萌短見者亦有之，每有自中央酒店跳樓自殺，或於澳 港船途中投海而死者，誠屬害人不淺。每屆舊曆新年，更隨街開設賭具，尤以福隆新街、十月初五街一帶為盛。其間賭桌蛇延，帳幕櫛比，張燈結綵，儼然成一賭街，狂迷之情，可以想見。其二為票賭，此即鋪票、白鴿票及山票等是。鋪票有① 《澳門日報》 2004-11-23 ，第C08版，澳門圖說：“大型字容燈牌高掛 （濠江客）”。① “新馬路之夜” （高佬記者） ， （澳門） 《大眾報特刊》 中華民國廿九年七月七日（1940年7 月7日） ，第一版，五花八門。① “中央酒店新建九樓開幕啟示” ， （澳門） 《華僑報》 1941年5月20日，第一版，廣告。③

富貴、榮華二廠，每月開彩六次。其中不少代收彩票之鋪店 ，稱曰收票店，全市計約有四五十家，且有持票到茶樓酒館招售者。每次投票常達數萬，如獲中彩，在昔往往可得數百金至數千金。白鴿票有泰興廠，每日早午夜開彩三次，其投彩情形與鋪票略同，亦隨處有票店可以投彩，投彩者以本地居民為多。於公司門前公開開彩，歡迎賭客參觀，高聲唱彩，並有氖虹光管日夜廣告，最為觸目，每屆開彩，市民鵠立於其門前圍觀者，人山人海 ，引領而望，一若決定其一生命運於此一刻焉。①從文中詳實而細緻的描述 ，可略見當時澳門博彩業興旺發達的樣子 ，泰興公司於其間大獲巨利 ，自不待言。 隨著周邊局勢的日益惡化 ，中立區澳門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開創了澳門歷史上的新紀元 ，而為澳門人料想所不及。鶯歌燕舞 ，紙醉金迷 ，使人不知今夕何夕 ，澳門市面呈現出一片虛假的繁榮 ，被稱之為澳門的黃金時代 。1941年9月 ，甚至有人還提出了 “大澳門計劃” ，欲趁此機會以期能使澳門能成為遠東之頭等海港。②四、香港淪陷後澳門博彩業呈現畸形繁榮 1941年12月7日， 日軍突襲珍珠港 ，太平洋戰爭爆發 。8日清晨 ， 日軍轟炸香港啟德機場 ，進逼九龍 。12月25日，香港淪陷 ，澳門成為抗戰時期的 “孤島” ，由此進入了3年零8個月的 “風潮時期”。 香港淪陷之後 ，更多的避難民眾接踵而至 ，都擠到這個 “亂世樂土”。澳門人口再度激增。在戰爭猙獰的魔爪之下 ，彈丸之地的澳門並沒有太多資源儲備以支持如此巨量的人口。好景不長 ，慘象即出現了。據說當時因為餓死的人太多 ，澳葡政府擔心出現衛生問題 ，要採用汽車代替人力車執拾遺屍辦法 ， “比較快捷 ，且又對政府公帑節省良多” ， “用人力車執拾遺屍 ，假如每日執拾50具 ，每具須銀一元 ，每月統計最少耗數千元” 。云云 。③算起來 ，也就是說每月餓死的至少有上千人 。到了1942年黑色耶誕節前後 ，澳門人口大量流失 ，百業凋零 ，下環峨眉街出現人吃人的慘劇 ，還未斷氣的饑民 、餓死的屍骸被推入氹仔的萬人坑 。④① 何大章、繆鴻基：《澳門地理》 ，廣東省立文理學院，1946年，第65-66頁。② “戰時澳門日趨繁榮（香港）” ， 《申報》 1941年9月11日，第5版。③ “衛生設備上之一大改良一一汽車檢拾遺屍。該車已裝置完竣 ，今日開始施用”，（澳門） 《華僑報》 1942年8月1日，第三版，本埠新聞。④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 ，第19頁。

照上述情形來看 ，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澳門避難民眾 ，還怎麼會有心思去賭博享樂 ，澳門博彩業應當受到不小的打擊 ，一蹶不振才是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嚴酷的時局絲毫不影響醉生夢死的高等難民享樂揮霍，也擋不住心存僥倖的貧民孤注一擲。在香港淪陷後回澳避難的澳門才女冼玉清 ，曾寫有 《澳門小住記》 一文 ，就談到這一令人感到吊詭的現象： 社會現狀悲慘如此，而奸商尚有屯積居奇，操縱物價，投機倒把，大發其國難財者。是誠何心 哉！彼暴發之戶，揮金如土。澳門夙號煙賭之邦，遂成畸形發展。一方面賭館妓寨，茶樓酒肆，呼盧喝雉，紙醉金迷，過其胡天胡帝生活者大有人在。貧民水漿不得入口，輾轉溝壑 ，或者存心僥倖，傾其餘囊，以為孤注一擲，博局輸完，而至餓斃者。杜甫詩所謂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者，今複見之。①戰時一位在澳門海事部門工作的葡人也有類似記述 ，1941年夏 ，日軍已佔領了澳門周邊地區 ，對香港的進攻 ，似乎也迫在眉睫 ，因而澳門進出口貿易甚為繁榮 ，一些發了財的人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 ，在中央酒店的賭場中一擲千金 ，在鴉片煙館裡吞雲吐霧。可惜好景不長 ，秋天時 ，澳門商業景氣走上了下坡路 ，每況愈下。日軍禁止中國船隻來澳 ，並派來兩艘偽裝成遊船的摩托艇監視澳門港口的動靜。為收集情報 ，日軍還有計劃地將一些漢奸安插進澳門員警等政府部門。澳門面臨的困境為四百年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香港淪陷後 ，大量難民湧入澳門 ，生活條件日趨惡劣 ，霍亂等傳染病蔓延 ，饑餓和嚴寒 ，造成每天死亡的華人超過30人 。 日軍此時對澳門的封鎖更加嚴密 ，澳門政府宣佈生活必需品實行配給制 。然而 ，中央酒店賭場中開大小的聲音 ，番攤賭博 ，華人新年骰寶 ，依然如故。② 的確 ，根據1942年年底澳門財政總局報告 ，本年度澳門財政 “入超數字之打破歷年來一切記錄 ，計為2300664.89元。在去年非常時期當中，各項開支如公務員薪額、難民善款等 ，均大為增加 ，而當局理財有方 ，故能戰勝困難 ，獲此良好效果。”③ 1942年11月30日，澳門、氹仔 、路環開收簽鋪票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凡非該三項性質之票一律禁開，尤其是禁開字膽） ，以三年為期 ，自① 冼玉清：《澳門小住記》 ，陳樹榮主編： 《冼玉清誕生百年紀念集》 ，澳門歷史學會，1995 年，第91頁。② 參考Antonio de Andrade e Silva, Eu estive em Macau durante a Guerra（戰時我在澳門），澳門：澳 門文化學會和澳門海事博物館，1991年。③ “財政總局報告，本澳財政突飛猛進，頻年入超數量大增”， （澳門） 《西南日報》 民國三 十一年十二月四日，第一張（弍） 。

1943年5月16日起 ，底價30萬元 ，以暗票方弍開投 。澳督戴思樂 ，法院檢察官罅些喇 ，經濟局長羅保 ，財政總局長邊度 ，華務局長施多尼等主持開票。據報導 ，是日上午拾時到場投票者 ，共有兩票 ，壹為商人唐大偉 ，壹為原日公司商人德蔭、福銘。開投前，先將開投章程當眾宣讀壹遍 ，隨即開始投票 ，唐大偉投票在先 ，德蔭、福銘續後始投票 ，經過十分鐘時間後 ，以投票者僅得兩條 ，遂宣佈開票 ，第一票唐大偉出價361000元 ，第二票德蔭 、福銘出價417660元 ，以56660元之價高過唐大偉投得 ，繼續承辦 。①傅德蔭、高可寧等人所設的承充公司名為又成公司，下設順利 、發財鋪票廠和南昌白鴿票廠。 1942年12月2日，澳門第十屆番攤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其期由1943年5月18日起至1946年5月17日止 。此次開投底價為190萬元 ，另照餉額附加百分之一為澳門互助會經費 ，又附加百分之一為慈善救濟費。②據報導 ，此屆番攤開投時，頗有一些戲劇性 ，惹人回味 ： 本澳 財政總局，定期昨日上午十時在該局大堂內將下屆番攤 、骰寶生意招人開投承辦 ，開投底價為190 萬元。查昨日開投情形 ，須只一票，但情形則非常緊張。昨日到該局內觀看投票者，為數頗眾。開投時由本澳總督戴思樂，財政總局長邊度，法院檢察官罅些喇，經濟局長羅保 ，華務局長施多尼等主持。投票前，先由政府方面將開投番攤章程以中葡語，先後宣讀一次，然後開始收票。其時突有人力手車夫一人持有封口之信封一個，到該局投遞。舊公司德蔭、福銘亦到局，投票收票時間既滿 ，乃宣佈開票。因該人力手車夫所投之信封，票主未到，故不能將開啟。開票時只得舊公司德蔭、福銘一票， 以出價250 1660 元投得繼續編辦下屆番攤生意云。③1942年12月10日澳葡政府與泰興公司的德蔭 、福銘等人訂立番攤承充合同 ，其餉額再次創出了澳門博彩承充歷史上的最高紀錄 。④新一屆泰興公司的總辦為傅德蔭 ，副總辦高可甯 ，交際主任為鐘子光。⑤除大本營中央酒店外 ，在全① 《澳門政府憲報》 1942年11月13日（第23號）； 《西南日報》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日，第一 張（弍） ，“白鴿票鋪票山票昨晨開投已得主，德蔭福銘出價四十一萬七千元，明日開投番 攤底價一百九十萬。”② 《澳門政府憲報》 1942年11月13日（第23號附報） 。③ （澳門） 《西南日報》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四日，第一張（弍） ， “下屆番攤昨開投：舊公 司得獲繼辦，因一人力手車夫到局投一封口信，德蔭、福銘竟出二百五十萬元投得”④ 《大眾報》 1942年12月3日， “下屆番攤骰寶德蔭、福銘投得” ； 《澳門政府憲報》 1943年 12月31日（第26號附報） 。⑤ （澳門） 《市民日報》 1943年5月18日，“番攤骰寶生意新公司今日接辦”：“番攤、骰寶 生意為本澳稅收之一，由商人承辦，定三年為期，期滿再行招商承投，以出價最高者投得。 去屆由1940年5月18日至本年5月17日由泰興公司出價百餘萬元（每年計）投得。本屆經於去

澳共設有九家銀牌攤館 ，分別為 ：大利 、西就、合隆、順利、瑞貞、榮生 、德銘 、順泰、利成。① 至此 ，澳門博彩業全數仍為傅德蔭和高可寧二人所壟斷。而民國時期番攤博彩承充最高餉額在此際出現 ，令人大跌眼鏡 ，也直白地說明了傅德蔭、高可寧等人對澳門博彩業前景仍然看好。抗日戰爭時期一屆比一屆增高的承充價碼 ，將泰興公司在澳門的 “黃金時代”獲利無算表露地一覽無遺，更折射出了傅德蔭和高可寧身家劇增的奧秘所在。五、太平洋戰爭轉折後澳門陷入危機 澳門真正出現生存危機的時間是1943年。在1942年6月太平洋戰爭 （中途島海戰） 發生轉折之後 ，已呈現敗象的日本侵略者 ，更加瘋狂兇殘 ，變本加厲地壓榨搜刮 ，試圖作垂死掙扎。1942年9月，澳門戰時物質流通遭遇日本的嚴厲管制和經濟封鎖 ，為應變戰爭和難民潮所帶來物資短缺的現實 ，加之珠江三角洲水陸兩路均被日軍封鎖 ，澳督戴思樂 （Gabriel Mauricio Teixeira）宣佈將大米 、燃油和生活必需品，由原來的自由市場經營方式轉為配給制 ，新設立進口規劃委員會統一處理所有受管制的物品，包括對入貨和分配進行監督。②至1943年2月，又有大批難民來澳門避難 ，僅香港的葡萄牙人就達3000人 ，澳督通過電臺宣佈凡欲來澳門避難者來者不拒 ，以致澳門饑荒情況極為嚴重 ，每日有近百名新來的難民因饑餓或痢疾而倒斃街頭。③ 據 《申報》 轉載的1943年2月16日東京 《朝日新聞》 中的描述 ，此時的澳門已陷入完全蕭條的境地： 脂粉香水和鶯聲燕語點綴著的雅片之港——被稱為東方的蒙脫卡羅的葡屬澳門，在大東亞的戰爭的狂潮中，不再是尋歡作樂的場所了。單、雙，一把命運寄託於骰子的澳門人的表情，在世紀末的狂歡的爵士樂聲中，把憂愁寄壞於相擁狂舞的舞女們的心 中。雖因節電而街道黑暗了，為了物價飛漲，物資不足而困擾 ，然而昔日美滿之夢，仍戀戀不捨 ，這就是現在澳門人的表情，呈現著中立國的多種多樣的相貌。⋯⋯在經濟上，澳門向來亦依存香 年10月開投，由德蔭、福銘以250餘萬元投得，現舊公司開始接辦。惟查新公司原系去屆舊 人，故仍用泰興公司名義照常營業，總辦傅德蔭，副總辦高可甯，交際主任鍾子光，其餘一 切職員及各部門均無若何更動云。”① 華僑報社編：《澳門華僑報六周年紀念手冊》 ， “電話篇·專營事業” ，澳門華僑報編輯出 版，1943年11月20日，第6頁。② Ricardo Pinto著，鄧耀榮譯：《中立區的炮火》 ，載 《澳門雜誌》 第2期，1997年9月。③ （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第293頁。

港，僅因珠江封鎖及轉口貿易，曾一度繁榮。自從與香港在經濟上的從屬關係被切斷之後，本國與南洋的貿易亦告杜絕，完全孤立，而不能不依存於日本。⋯⋯ 1937年澳門政府的財政，歲入478萬澳元，歲出500萬澳元，歲入中占百分之五十六的270 萬元，實系自賭博及鴉片而來的收入。去年歲入僅425萬元，比往年不足六七十萬，加以物價騰漲十倍二十倍，故至少須二倍以上的預算才能應付，所以澳門政府羅掘俱窮，陷於左右支絀的境地。因為輸入的杜絕，從香港及其它各地來的遊客年有十四五萬，今亦告杜絕。於是昔日歡樂之場的澳門，現在已成為僻靜的城市。重慶方面把對付華僑的工作著重於澳門，潛入很多的便衣，搜集情報，肆行宣傳，警誡、威脅華僑的對日接近，商人在事實上有不能不與日本方面提攜的困難的關係，但在此三年中，與日本方面接近而被暗殺的有五名之多。這是重慶方面對中國人的無言的回答，暴行於白日公然實施，犯人一個也未逮捕。①隨著戰爭的影響愈來愈嚴酷 ，局面急轉直下 ，澳門博彩業在時局劇烈變動的衝擊下 ，再也樂觀不起來了。到了1945年前後 ， “華人移居澳門的 ，截至現在已有六十多萬人。澳門本地除了海鮮之外 ，很少其它出產 ，即糧食豬牛雞鴨 ，也靠外處輸入 。故現下交通不便 ，運輸□困，物價日高 ，難以想像 。⋯⋯因為一切貨物 ，求過於供 ，日寇惡氛又常常侵襲 ，使物價波動很大 ，居民生活在煎熬中，莫不叫苦連天 。”② “物價的飆升和缺乏生活必需品的資源 ，困擾著絕大部分的人口，因而導致糧食通脹率達至極高的水準。每斤米的售價在1939年為0.08元澳門幣 ，而在1942至1945年 ，每斤米的價格變動介於1.2至2.7元澳門幣。⋯⋯在無顧客的情況下 ，劇院實際上是關閉的 ，而甚至賭場及鴉片煙館亦然”。 在澳門 ，人的生存都出現了嚴重危機 ，由此可以想見 ，澳門博彩業處於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澳葡政府亦承認 ，博彩業的收益大幅下降。據澳葡政府的《1945年澳門財政報告》 提到 ，由於與經營鴉片有關的收入消失 ，以及由於戰事的影響 ，令賭博及彩票的收益大幅下跌 。這兩個因素大大影響了殖民地的預算結構 ，為了維持收支平衡 ，要未雨綢繆 ，必須繼續修正這個納稅制度 。④① “澳門素描（自2月16日東京 《朝日新聞》 ）” ， 《申報》 1943年2月24日，第3版。② 陸丹林：“東方蒙脫卡羅的澳門” ，載 《旅行雜誌》 1945年第19卷第5期，第38-41頁。③ （葡）古萬年、戴敏麗 （Custodio N.P.S. Conim e Maria Fernanda Braganca Teixeira ）：《澳門及 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 2000 ）人口社會及經濟探討》 ，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 年，第431頁。④ 《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 2000 ）人口社會及經濟探討》 ，第427頁。③

六、戰後的澳門博彩業日漸式微 抗日戰爭勝利後 ，戰時在澳避難的國人紛紛返鄉或返港 ，澳門人口由四十多萬人減少到十七萬人左右 ，遷走的大多是富商大賈 ，澳門的畸形繁榮迅即被打回原形 ，經濟不可避免地陷入蕭條 ，東方蒙特卡羅的地位也就變得不甚穩固起來。有記者形容澳門是 “人去樓空 ，桃源化為荒島”： 澳門遭遇了嚴重的不景氣 ，尤其加深澳門的不景氣的是戰時的難民大批的復員。現留澳門人口，尚達十餘萬。戰時，澳門和里斯本一樣，掛起中立的招牌，僥倖逃避了炮火的洗禮。當日港粵人士紛紛避難，澳門頓成了一個世外桃源。但好景不常，現已人去繼空 ，市容冷落，要不是香港人滿為患，廣州饑饉與時疫同來，澳門的情勢也許更覺蕭條。至於澳門的博彩 ，記者說 ， “現在香港或廣州的人們 ，都給生活迫得要命 ，可剩多少還有閒情逸致到澳門去揮霍呢 ！”① 1946年12月 ，一位澳門市民接受 《旅行雜誌》 的記者採訪時談到 ：“現在是澳門最衰落的時期 。戰時香港淪陷後 ，澳門變成盈千盈萬富翁們的安樂窩 ，曾經一度繁榮 ，也鬧過嚴重的房荒 。勝利以後 ，澳門市面盛極而衰 ，轉變極快 。高樓大廈現時空無人居 ，華貴住宅 ，五千元至一萬元就可以買一幢。店房每月租金 ，只消三十元 ，人工也跟著下跌 ，弄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 “中央賭場過去盛極一時，賭客非有熟人領帶 ，不得入內，裡面有美麗的女侍招待 ，免費供給西餐鴉片。晚間萬頭攢動 ，出入動輒數百萬 。現在任何人可以入內，而賭臺上的顧客 ，不到半數 ，所下注的多屬一元五角之類 ，當年豪華氣派 ，已不可複觀了” 。 “葡萄牙人靠賭稅來維持澳門市政開支 ，中央賭場現在每月六十萬 ，其餘大大小小的賭場 ，有六十多家。照目前的不景氣狀況 ，賭場要家家虧本 ，恐怕不易維持下去 。”記者也深有同感 ， “看到中央賭場的冷落 ，我相信一個月六十萬元的捐稅是不容易籌措的呢 ！” “今日澳門淒涼滿目，未嘗不是自食其果”。 類似描述澳門博彩業慘狀的 ，尚有不少 ，可謂不一而足 。如 《中美週報》 的記者在 《東方的蒙特卡羅澳門》 一文中說 ， “在澳門，賭煙嫖是完全公開的 ，市內最繁盛的地方就是中央賭場的附屬品罷了。沒有了賭 ，澳門就不像是一個熱鬧的城市。據說有百分之四十的居民是從賭中撈生活的。” “澳門的① “東方蒙地卡羅澳門近情 （本報香港一日航訊特約記者林友蘭）” ， 《申報》 1946年6月14 日，第7版。② 程志政：“澳門剪影”，載《旅行雜誌》 ，1947年第21卷第3期，第51-54頁。②

靈魂——賭場的情形 ，卻比從前衰落了許多 ，由於社會經濟狀況的凋零 ，現在的大賭場只剩存六七家 ，而都頗呈凋零” 。①又如 《申報》 雲 ：“現在澳門的情況寂寞淒涼 ，籠罩在極度不景氣的氛圍裡。煙是半公開的 ，姑且不談 。最大的中央賭場 ，門可羅雀 ，下注的都是勞動階級 ，五元十元 ，便算大數了。其餘賭場 ，可想而知” 。“澳門是沒有靈魂的 ，他正向著沒落的深淵走去 ，也許是葡萄牙政權末日將臨的徵兆吧 ！”② 八年抗戰 ，竭全國人力物力與強敵作戰 ，遍地廢墟 ，滿目瘡痍 ，經濟凋敝 ，百廢待舉 ，人民要休養生息 ，國家要恢復建設。因此 ，澳門博彩業在戰後處於一種逐漸式微的態勢 ，自是理所當然 。澳門博彩業不景氣 ，至1946年5月16日，澳葡政府再次與泰興公司簽訂第十一屆番攤承充合同時 ，承充價碼即下調為每年102萬元 ，不及上屆的一半 。5月29日，澳葡政府又與泰興公司訂立簽鋪票 、白鴿票和山票承充合同 ，餉額為每年18萬元 。由此 ，泰興公司一攬子將澳門所有博彩納入囊中，總價合計不過區區120萬元。承充專營期限皆為三年。③毋庸置疑 ，不景氣的時局導致了澳門博彩業承充價碼大幅下挫 。 行文至此 ，回顧抗日戰爭時期澳門博彩業留下的 “碩果”有什麼呢？ 連續數屆的持續承充專營 ，逐漸造就了泰興公司無可挑戰的霸主地位 。有記者如此寫道 ： 十年以來，傅德蔭 （此間人士都稱他傅老總） 經營的泰興公司是執著澳門賭業的牛耳。在這三兩年間，賭業零落，聞到□口的時候 ，除了傅老總還有膽量承賭以外，其它人士都不敢問津了。因此，每年政府雖然照例將賭業公開承投，但事實上傅老總早和政府方面有了默契，在雙方妥協下，傅老總便拿出了這筆巨餉來承投，所以十年來，都是泰興公司雄踞著澳門賭業的寶座。④同時 ，也造就出一個影響力足以左右澳門的賭王傅德蔭 ，據記者的觀察 ， “傅老容和高可寧合辦的泰興總公司，承包了全澳的賭館和娛樂事業 （包括酒店 、餐室、舞場） ，他不啻是這個東方蒙地卡羅的沙皇”。① 從南：“東方的 ‘蒙特卡羅’——澳門” ，載 《中美週報》 1948年第278期，第41∼42頁。② “各方要求收回聲中東方蒙特卡羅澳門” ， 《申報》 1947年6月15日，第7版。③ 《澳門政府憲報》 1946年12月31日（第52號第2附報） 。④ “澳門禁賭內幕”， （澳門） 《華僑日報》 1947年10月30日，第4版。⑤ “東方蒙地卡羅澳門近情 （本報香港一日航訊特約記者林友蘭） ” ，《申報》 1946年6月14 日，第7版。⑤

蔣百里的抗戰救國思想與實踐杜繼東①摘要：蔣百里對日本侵華計劃的深刻洞察 ，源自他早年留學日本期間對日本政治 、軍事 、社會和文化的實際觀察和切身體驗 ，源自他回國以後對日本動向持續不斷的關注和對中日關係走向的深入思考。蔣百里很早就提出持久抗戰戰略 ，體現了他對中日兩國政治、經濟 、軍事實力的真切瞭解 ，以及他作為軍事戰略家深邃的洞察力和超常的預見力。他關於總動員的意見和建議 ，亦為全民抗戰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推動作用 。1938年11月 ，蔣百里因勞累過度病逝於陸軍大學代理校長任上 ，可以說鞠躬盡瘁 ，為抗日而逝。關鍵詞：蔣百里 抗日戰爭 持久戰 蔣百里 ，原名蔣方震 ，字百里 ，筆名飛生 ，1882年10月13日生於浙江省海甯縣硤石鎮 ，早年赴日本學習軍事 ，與蔡鍔、張孝准並稱 “日本士官三傑”。回國後投身軍界 、政界、文化界 ，是著名的軍事家和教育家。他曾擔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桃李滿天下。他對日本政治、軍事 、社會、文化等具有深刻的洞察 ，對日本侵華野心早有戒備 ，提出高瞻遠矚的應對策略。七七事變爆發後 ，他積極投身於抗日活動 ，多方奔走 ，勞累過度 ，1938年11月4日不幸病逝於廣西宜山，為國家傾盡了最後一份心力。本文擬從蔣百里留學日本、德國和在國內從事政治、軍事 、教育及社會文化活動的經歷著手 ，對其抗戰救國思想和實踐再作申論。②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② 學界相關研究參見金光耀：《蔣百里抗戰思想述評》 ， 《軍事歷史研究》 1987年第2期；劉 一兵：《論蔣百里的抗日思想》 ， 《徐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4年第3期 ；吳慶生：《蔣百 里將軍及其持久戰戰略》 ，《紹興文理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9年第3期；張學 繼：《論蔣百里的抗日戰略思想》 ，《浙江學刊》 2002年第5期；吳仰湘：《蔣百里對中國 抗戰的理論探索與貢獻》 ， 《安徽史學》 2006年第5期，等。

蔣百里早歲喪父 ，家境貧寒 ，但矢志於學 ，師倪勤叔潛心攻讀四書五經 。1898年17歲時考中秀才 ，獲 “硤石才子”之名 。戊戌變法的失敗在蔣百里的思想上造成很大震動 ，他決心放棄科舉仕途 ，專心研究史地政治之學 。1899年 ，蔣百里考入杭州求是書院學習新知識 ，1901年赴日本留學 。他與同學蔣尊簋 、董鴻禕從上海乘船出發 ，經長崎、神戶 ，抵達東京 ，開始了為期6年的留學生涯 。幾十年後 ，蔣百里對 《大公報》 記者陳紀瀅說 ：“當年我們出洋求學 ，花十四塊洋錢從上海坐船到長崎。到了日本以後 ，整天价在刻苦鑽研學術 ，真和現在一般跑外洋的留學生不同！我們是二毛子冒險到外國去 ，性質不同。”① 蔣百里等人在東京結識蔡鍔 ，成為莫逆之交 。他們與一批同道投筆從戎 ，決心學習軍事 ，為國效力 。在梁啟超的幫助下 ，他們進入成城學校 。1902年冬畢業後 ，蔣百里被分到日軍近衛步兵第一聯隊為入伍生 ，又叫士官候補生 ，蔣尊簋被分配到近衛騎兵聯隊 ，蔡鍔則被分配到遠離東京的仙台騎兵第二聯隊。士官候補生在軍隊中的實習期從半年到一年不等 ，接受下等兵至下士的訓練 。 1903年冬 ，蔣百里 、蔡鍔 、蔣尊簋等人結束了在聯隊的實習 ，正式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成為中國留學生的第三期學員。士官學校創辦於1868年 ，初名 “兵學寮” ，1874年改名士官學校 ，專門培養陸軍軍官 。1900年開始接納中國留學生 。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中國留學生比較少 ，且都是各省督撫直接保薦來的武學生 ，他們當中後來成名的人物有第一期的吳祿貞、張紹曾、鐵良、王廷楨 、陳其采、蔣雁行、唐在禮 、劉道仁和第二期的哈漢章 、良弼、藍天蔚 、馮耿光等 。第三期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大增 ，共90餘人 ，既有各省督撫保薦的武學生 ，也有蔣百里和蔡鍔等投筆從戎的文學生 。 1904年11月 ，蔣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與蔣百里一同畢業的有蔡鍔 、蔣尊簋 、張孝准 、高爾登 、許崇智 、胡景伊 、曲同豐、陳文運 、黃瓚 、傅良佐等數十人 。清末和民國初期 ，他們都成長為中國軍隊的骨幹力量 。 按照日本軍方的規定 ，在聯隊實習過的學生以下士資格進入士官等校學習，畢業後再回聯隊實習三個月至半年 ，期滿後即可獲得少尉資格。蔣百里即是按此規定 ，返回近衛步兵第一聯隊實習 ，將一年來在士官學校學到的知識用於實踐 ，在實踐中探索 ，在實踐中提高。 實習期滿後 ，蔣百里又入經理學校（即後勤學校）學習 ，與他一同入校的有① 《蔣百里先生抗戰論文集》 ，大公報西安分館 ，1939 ，第88頁。一

張孝准等人 。近代化軍隊的一個重大特點就是有一套完善有效的後勤供應體系。大清朝的軍隊山頭林立 ，派系複雜 ，根本沒有完善的後勤供應體系，軍官貪污中飽的現象十分普遍。蔣百里入經理學校學習 ，目的在於掌握近代化軍隊各個方面的知識 ，為回國後軍事上的革新做準備。 在蔣百里刻苦鑽研的幾年中，赴日留學的青年絡繹於途 ，逐年增加 ，到1905年已達8000人左右 ，形成了一個高峰。浙江來的同鄉很多，有一些是專門來學習軍事的 ，蔣百里認為有責任對他們必要的輔導，幫助他們儘快掌握基本知識 ，順利考取軍事學校。 為此 ，蔣百里開辦了一個士官預備班教他們 ，上課地點在陸軍士官學校對面的小田園老太太家。他們每個星期日都租用她的一間房子上半天課 ，租費由大家分攤 ，茶水由房東供應。蔣百里給大家講解入學須知和日本軍事教育及軍事體制的基本情況 ，他既有深厚的理論功底 ，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 ，加上他小時候說書練就的好口才 ，講起課來抑揚頓挫 ，妙趣橫生 ，極富吸引力和感染力 ，很受大家的歡迎。 蔣百里與當時的各派力量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他既沒有緊緊追隨梁啟超 ，為改良派搖旗吶喊 ，也沒有加入同盟會，為革命黨振臂高呼 ，他只是默默地積累著知識和經驗 ，以備歸國後有一番大的作為。在這一點上 ，他和蔡鍔完全相同。 自從進入士官學校後 ，他們已不再無所顧忌地大談革命了。關於此點 ，章士釗在數十年後的回憶文章中作了確切的描述。他指出：“彼等志存顛覆 ，而跡求隱晦 ，平日謹言詞 ，慎交遊 ，常恐以意外之疏忽 ，而招來本事之損害。”① 1906年蔣百里返回國內，盛京將軍趙爾巽延聘他擔任督練公所總參議 ，負責練軍事宜 。 10月 ，他作為東北代表赴河南彰德觀看北洋新軍的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後 ，他奉趙爾巽之派 ，赴德國學習軍事 ，在這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整整生活了4個年頭。他遍訪名師，努力吸收最先進的軍事理論。他大量閱讀歐洲的文學 、哲學和史學名著 ，探求歐洲文化的底蘊。他遍遊德國和義大利的名勝古跡 ，追尋歷代諸侯征戰殺伐的遺存和仁人志士留下的遺風 。在這過程中，他豐富了學識 ，增長了見聞 ，開闊了眼界 ，為他後來在軍事 、文化和外交等領域取得非凡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10年秋 ，蔣百里返回國內，到北京與吳祿貞、李書城等人朝夕相處 。吳祿貞1907年曾隨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赴奉天 ，充任軍事參議 。由於日軍尋找藉口侵佔了吉林延吉的間島 ，挑起邊界糾紛 ，徐世昌派吳祿貞充任延吉邊務幫辦 ，前往調查處理 。吳祿貞根據歷史文獻和實地考察 ，寫成 《延吉邊務報告書》 3冊 ，證明延吉自古就是中國領土 ，並據理交涉 ，迫使日軍退出了侵佔① 章士釗：《疏 〈黃帝魂〉 》 ，載 《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1集，中華書局，1963 ，第248頁。

的地方。有了這次正面交鋒 ，吳祿貞、李書城等士官生對日本亡我中國之心有了深刻的洞察 ，對日本人的一舉一動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都想加強邊防力量 ，禦敵於國門之外。這與蔣百里從日本歸來後赴奉天整軍經武的初衷可謂不謀而合。現在他們幾個人聚在一起 ，朝夕懇談 ，討論應付日本的長遠之計 。討論結果 ，他們決定先給清廷上一道密折 ，提出幾條建議 ，要清廷洞悉日本人之奸謀 ，採取有力措施 ，作未雨綢繆之計。 密折揭露了日本的侵略本質 ，明確指出：“日本圖我 ，已非一日。甲午之戰 ，啟外人侮我之端 ；庚子之役 ，為各國進兵之導。勝俄以後 ，野心愈熾。夷朝鮮為版圖，視東省為外府。”他們陳述了造成禍端的原因 ，列舉了有關的證據，然後提出了一項治本之策和兩項治標之策。 治本之策 ：改革中樞機構 ，將軍事和行政分開管理 ， “凡與國防甲兵有關係之交通及外交事宜須受軍諮大臣處理 ，以一事權 ；軍機處改為內閣 ，以政事委之 ，不必令其參與軍務” 治標之策 ：一是制定外交政策 ，二是制定防禦計劃 ，內政外交雙管齊下 ，有效遏制日本人的兇焰 ，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 他們在密折中還痛切陳述了國內軍隊腐敗落後的情形 。他們舉第六鎮為例加以說明。第六鎮共有官長400名 ，而其中受過正規軍事教育 、符合軍官條件者不足50人 ，甚至有年屆60歲仍擔任排長者 ， “官長如此 ，兵士可知 。是曰新軍 ，實為烏合 ，”其他如長官克扣軍餉 、體罰士兵 ；部隊軍紀敗壞 、裝備簡陋等等弊端 ，不勝枚舉 。所以他們向清廷呼籲 ：“冀自今始 ，急籌所以補救之道。否則 ，一旦有事 ，雖予以一月之準備 ，而拔隊起程 ，未可期也 ；能戰與否 ，未可知也。”① 他們呈上密折後 ，清廷特賜御饌 ，以資表揚和鼓勵 ，並表示要採納他們的建議 。但是 ，由於辛亥革命的激蕩風雲很快席捲而來 ，清廷自身尚且不保 ，更談不上加強邊防抵禦外侮了。 儘管如此 ，蔣百里對日本的狼子野心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在以後的歲月裡 ，他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 ，不論處在順境還是逆境 ，都始終關注著日本人的動向。他常年訂閱日本的報紙 ，廣泛接觸日本朝野人士 ，研究日本的政治、經濟 、軍事和外交動態 ，追蹤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 ，為中國的國防建設出謀劃策 ，奔走呼號 。辛亥革命爆發後 ，蔣百里曾短時間擔任過浙江都督署名總參議 。1912年① 李書城：《我對吳祿貞的片斷回憶》 ，載 《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5集，中華書局，1963 ，第 453頁。二

赴京 ，經陳仲恕等人推薦 ，於12月15日就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1913年6月18日，蔣百里因制訂的教學計劃受到陸軍部軍學司的掣肘而不得實行 ，憤而舉槍自殺 ，轟動一時。其後 ，他追隨梁啟超 、蔡鍔 ，積極參與反袁的 “護國戰爭” 。在軍閥混戰時期 ，他奔走於吳佩孚、孫傳芳等人門下，力圖有所作為。 蔣百里素懷重建國防、抵禦外侮 、振興民族的大志 。多年來 ，他僕僕風塵 ，奔走於各實力派軍人之門，所求者並非高官厚祿和紙醉金迷 ，而是國家的統一和軍事的重振 ，因為他知道 ，在日益迫切的外敵入侵面前 ，分疆裂土的割據局面和一盤散沙似的人心 ，將使我們的民族像砧板上的魚肉一樣 ，任人宰割。 雖然有 “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的訓條 ，但蔣百里抱定 “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和 “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宗旨，始終關注著國防問題 。在俄國發生革命和歐美列強以經濟手段代替原來的軍事侵華手段以後 ，蔣百里就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到了富於侵略性的日本方面。他比任何人都瞭解日本軍人的侵略野心。他以軍事家和戰略家的眼光 ，早就預見到中日之間必有一場生死血戰。他瞭解日本的軍事實力 ，更瞭解中國的具體國情 ，所以他很早就提出中國須以持久戰略對付日寇的入侵 。1921年 ，他應邀到湖南襄助 “聯省自治”運動 ，在長沙發表了題為 《世界軍事大勢與中國國情》 的演說 ，即明確提出了持久戰略： 至於從環境的現狀來看，吾們所最感危險的，就是那近鄰富於侵略性的國家。三國志裡劉玄德有句話說得好：“今與我爭天下者，曹操也。彼以詐 ，我以仁 ，必事事與之相反，乃始有成。”我們對於敵人制勝的唯一方法，就是事事與之相反，就是他利於速戰，我都用持久之方法來使他疲弊。他的武力中心 在第一線，我們都放在第二線，而且在腹地內深深地藏著，使他一時有力，沒用處。我斷定這個辦法一定可以制敵人的死命。① 在各派軍閥為權力和地盤殺得昏天黑地 、你死我活之時 ，做出如此高瞻遠矚的戰略性預見 ，誠非常人所能及。 蔣百里還有一個令人拍案叫絕的預言。1923年他奔母喪後乘火車北歸 ，學生龔浩隨行。車過徐州時 ，蔣百里突然若有所感地說 ：“將來有這麼一天 ，我們對日作戰 ，津浦、京漢兩路必被日軍佔領。我們國防應以三陽為據點 ，即洛陽、襄陽、衡陽。”②對老師的宏論 ，龔浩聽來好似天方夜譚 ，著實不敢苟同。龔浩認為 ，即使中日開戰 ，中國的半壁河山也絕不會淪於敵手。但作為學生 ，他不敢與老師爭執 ，只好付之一笑 ，將此事記在心裡。後來抗戰爆發，敵① 蔣复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 第4輯，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 ，第159頁。② 陶菊隱：《蔣百里傳》 ，中華書局，1985 ，第55頁。

人很快攻陷我沿海地區 ，中國軍隊在蔣百里所說的 “三陽”一線都站不住腳 ，一直退到了雲、貴、川地區 。知彼知己、高瞻遠矚如蔣百里者 ，在當時的中國確實找不出第二人 。 蔣百里之所以受到國人的一致推崇 ，不僅是因為他有豐富的學識和良好的品德修養 ， 而且是因為他有深邃的洞察力和超常的預見力。他那強烈的愛國心在抗擊日本侵略的征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7年北伐勝利後 ，蔣百里曾與蔣介石在南京見面 ，談及外交問題 。蔣百里認為 ，國民黨統一中國只是遲早的事 ，關鍵在於外交方面 。就列強而言 ，首先應注意日本。在掃除軍閥階段 ，對日本宜採取緩兵之計 ，避免正面衝突 ，以防日本直接出兵干預 ，影響北伐大計 。待全國統一 ，國防建設大有進展後 ，再與日本算帳不遲。蔣介石深以為然 ，即請蔣百里浮海東渡 ，與日本朝野人士接洽 ，進行疏通工作 。後因蔣百里為在野之身 ，不能代表國民政府 ，又改派戴季陶、黃郛等進行這項工作。 1930年初 ，蔣百里因參與唐生智反對蔣介石的軍事行動 ，被蔣介石拘捕 ，先後關押於杭州西湖和南京三房巷看守所。1931年12月獲釋。 出獄以後 ，蔣百里一邊讀書為文 、修身養性 ，一邊研究與國防有關的問題 ，默籌抗日方策。他雖置身於內戰的紛爭之外 ，澹泊處世 ，多靜少動 ，但他對日益臨近的外侮的關注卻沒有絲毫放鬆。 “一 ·二八”事變後 ，蔣百里在滬上與日本人多有交往。由於他日語流利 ，知識面廣 ，又極善言辭 ，前來上海的日本達官貴人 、富商巨賈和新聞記者都願與他一談 。當時全國反日氣氛濃厚 ，侄兒蔣复璁怕叔父受到人們的誤會 ，勸他最好斷絕與日本人的來往 ，他笑而不答 ，使侄兒頗感納悶。抗日戰爭爆發後 ，他才向侄兒講明真情 ：他是受政府密令 ，與日本人周旋 ，一則瞭解日本的軍事和政治動態 ，二則運用自己的影響力 ，將中日戰爭爆發的時間儘量往後拖延 ，以使我國爭取更多的時間作軍事上的準備。實際上 ，他在當時已經擔負了一定的使命 。 1933年 ，蔣百里曾以個人名義赴日本訪問考察 ，拜會了日本軍政界的一些要人 ，駁斥了荒木貞夫等人的侵略謬論 。看到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做著鯨吞中國的美夢 ，日本的媒介充斥著向外侵略擴張的鼓噪 ，日本朝野彌漫著窮兵黷武的野蠻氣息 ，他更加堅信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大決戰為期不遠了。 回國後 ，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擬定了鋼鐵計劃 、煤炭計劃 、煉油計劃 、戰時交通計劃等 ，無不以提高我國的國防實力為目標。他從軍事戰略家的角度觀察問題 ，認為現代戰爭已不僅僅是軍人在戰場上的廝殺 ，而是全民的戰爭 ，是兩個國家綜合實力的較量。中國由於連年內戰 ，本就薄弱落後的經濟基礎更是雪上加霜 ，如不急起直追 ，在未來的中日決戰中將遭受更大的困難 。他預計大戰一起 ，沿海地區將盡陷敵手 ，所以他的各種計劃的著眼點都在內地 。 關於煉鋼 ，他認為開始階段應將小型工廠設於安徽的馬鞍山，用大冶的鐵

和淮南的煤。第二步應將廠址選在湖南株洲和郴州之間，用萍鄉的煤和寧鄉、醴陵、永興的鐵 ，因為他估計戰爭開始後九江以東都會落於日寇之手 ，馬鞍山的鋼廠也將不保 ，宜在湖南設廠 ，為未雨綢繆之計。他的計劃得到了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讚賞 ，但由於蔣介石與紅軍激戰正酣 ，這項計劃被束之高閣了。 他的煉油計劃是從美國大量進口柴油 ，在廬山、衡山和川湘交界處的武陵山建成三個大型儲油池 ，油池均建在山洞內，以免敵機轟炸。當時中國尚無石油工業 ，而美國柴油過剩 ，價格低廉 ，中國大量儲存 ，進行提煉加工，戰時可作汽車和飛機的燃油以應急需。他與美國煤油公司駐上海的代理人商洽，初步談妥了美方三年內儘量供給柴油、中方分期付款的意向。他還擬定了這項計劃涉及的技術、設備 、供給等細目，配上相關的統計表 ，交國民政府有關部門作進一步研討。他建議政府在實施煉油計劃的同時，調集科學技術人員在中國的大西北尋找和開發石油 ，建設本民族的石油工業 ，以免在非常時期被外國人卡住脖子。然而 ，由於政府各部門之間因利益關係而互相掣肘 ，加上當時國內戰事不休 ，蔣百里的計劃成了畫餅。他不禁浩然長歎道：“在官僚主義之下 ，什麼都行不通的 ！”① 蔣百里從全國的戰略佈局出發 ，非常看重湖南的戰略地位 。他認為中國的戰時大本營宜設於芷江和洪江一帶 ，工業佈局則以南嶽衡山為核心 ，分佈於株洲至郴州一線的山嶽地帶 ，以利防空。他認為湖南是中國的烏克蘭 ，將在中日戰爭中起到關鍵作用。這樣的預言在當時實屬罕見 ，雖然戰爭爆發後湖南成了前線 ，而中國的大本營設到了更西的四川重慶 ，但國人對他的預見還是驚歎不已。 在擬定各項計劃的同時 ，蔣百里對國防經濟學進行了深入研究 ，於1934年5月寫成 《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 一文 ，明確提出了 “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 ，相離則弱 ，相反則亡”的至理名言。他通過對中外歷史的分析 ，論述了這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他指出：“生活與戰鬥本是一件東西從兩方面看 ，但依經濟及戰鬥的狀態之演進 ，時時有分離的趨勢。希臘羅馬雖在歐洲取得文化先進美名 ，但今日繼承希臘羅馬文化的卻並不是當年的希臘人羅馬人 。具有偉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總原因，就是生活工具與戰鬥工具的不一致。”他列舉了生活條件和戰鬥條件一致的成功範例 ，如乘馬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人和乘船征服世界的歐洲人 ，是善於利用天然工具的成功者。而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和近代西方的全國總動員方法，是 “費盡心血用人為制度而成功者” 。蔣百里非常推崇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在軍事上的作用 ，他認為井田制 “不是講均產” ，而是 “一種又可種田吃飯又可出兵打仗的國防制度” 。②他① 許逸雲：《蔣百里年譜》 ，團結出版社，1992 ，第130頁。② 蔣复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 第2輯，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 ，第204-205頁。

所孜孜以求的是喚醒全民族的憂患意識 ，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 ，與即將入侵的外敵進行一場總體戰爭。不如此 ，不足以挽救中國的危亡。他的文章和觀點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推許 ，也得到了最高當局的關注。在抗擊日寇的漫長征程中，蔣百里無疑是一個富有遠見卓識的孤獨的先行者。 蔣介石乘 “一 ·二八”事變復出後 ，被選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全權負責全國軍事 ，他深知日本帝國主義欲壑難填 ，亡我中華的狼子野心不死 ，中日之間必有一戰 ，所以在 “圍剿”紅軍的同時 ，也著手進行抗擊日寇的準備工作 。在國家用人之際 ，他想到了文韜武略兼備的軍事大家蔣百里。在抗日的大目標下 ，他們兩人盡釋前嫌 ，原來疏遠的關係變得日益密切起來 。1934年秋蔣百里送蔣昭北上看病 ，一度曾南下 ，與蔣介石見面商洽有關事務。昔日階下囚，今日座上客 ，兩位校長為籌謀抗日大計走到一起了。 蔣百里吸取以前的經驗教訓 ，對關乎內戰的事情不置一詞 。他在內戰的漩渦裡幾經浮沉 ，歷經滄桑 ，到頭來發現自己的所作所為於國無益 ，於家無用 ，於己不利。他要置身於內戰的是是非非之外 ，做一些對國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 。蔣介石尊重他的意向，只讓他就與中日關係有關的內政外交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供政府參考。 日軍自佔領東三省後 ，不斷向關內蠶食滲透 ，至1935年 ，華北的不少地區或置於日軍的控制之下 ，或被迫成為中立區 ，北平和天津也受到了日本駐屯軍的威脅 ，形勢相當嚴峻。1935年5月 ，駐華北日軍藉口中國政府援助和容留義勇軍孫永勤部而挑起事端 ，在位於天津的河北省政府門前肆無忌憚地示威 ，迫使河北省政府主席於學忠將省府遷往保定 。6月9日，華北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與主持北平軍分會的何應欽秘密簽訂 《何梅協定》 ，規定 ：於學忠的第五十一軍自河北調往他處 ；取消河北各地國民黨黨部 ；禁止國民黨的一切活動 ；取消河北省的反日活動。 事件發生後 ，蔣百里銜密命北上考察日軍動向 ，向南京方面提出應因之策 。通過考察 ，蔣百里致函蔣介石 ，對外交方針和外交技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國民政府在重視外交方針的嚴肅性和連貫性的同時 ，絕不能忽視具體運作過程中的技術問題 。他指出 ：“此次北變 ，敵人口實 ，似屬於方針方面 ，而就震實際考察 ，則原因於技術方面者十之八九。”鑒於外交人才匱乏的現狀 ，他建議蔣介石選拔青年才俊 ， “分配於各使館及領事館” ，在外交領域做出貢獻並積累經驗 。① 蔣百里由泰安抵達濟南的當晚 ， 日本駐濟南總領事有野聞訊前來拜訪 。通過實際觀察 ，通過與有野領事的交談 ，蔣百里對日本人在北方的情形做出了3點判斷 ：（1） 察哈爾和綏遠兩省 “暫時必無問題 ，以關東軍目前尚無餘① 蔣复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 第1輯，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 ，第2頁。

力 ，可以出師” ； （2 ）平津問題是國內的一部分財閥與日本駐屯軍勾結造成的 ，可循外交途徑 “交涉處理” ； （3 ） 山東雖暫時無事 ，但日本參謀本部的少壯派軍人對山東 “時時懷有野心 ，思援平津之例 ，進兵一旅乃至一師” ，將山東置於其控制之下。對此 ，蔣百里建議政府嚴加防範。蔣百里在這份條陳中還談到了國際形勢 ，做出了世界大戰將在三、四年內爆發的判斷，建議中國加緊國防建議 ，以應付大變局的出現 ：“竊維國防情勢 ，日益緊張，時機最長亦不過三四年 ，我中國國力現尚有限 ，若欲事事周備 ，實不可能 ，今惟集中力量於致勝之一二要點 ，使兩三年內，能完成一固體 ，則自餘枝葉 ，可臨時補救 。”①證之史實 ，中日戰爭2年後爆發，世界大戰4年後爆發，皆在蔣百里的預料之中。如此人才 ，實為國之棟樑。 1935年7月20日，蔣百里致電蔣介石 ，提出對日外交必須有三種方案 ： “一為目前應急之策 ，此事重心在外使人選。二為對外方案萬不可先探日人意旨，蓋日人方案各有不同 ，故我方須向彼提一方案 ，則彼方態度自然明瞭 ，然後公（指蔣介石——引者）可依此狀況 ，以定大局方針 。三為對外計 ，則對內方案亦不可不早行立定。”②蔣百里在此條陳中首次提出了早定國內大計的問題 。他在內心深處實希望蔣介石能容忍異黨異派 ，早定抗日大計 ，而各派力量能立息內爭 ，團結在抗日的大旗之下 ，集中人力物力 ，共同抵禦外侮。 1935年冬 ，蔣百里到南京 ，住在龔浩家中。龔浩時任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第一廳廳長 ，同時兼任陸軍大學教授。師生二人朝夕相處 ，研討軍事問題 ，樂而忘倦。蔣百里的侄兒蔣复璁也在南京 ，常來看望叔父。有一天 ，蔣百里右腳的大姆指忽然紅腫起來 ，蔣复璁有個姓譚的同學是德國留學歸來的醫生 ，他診斷是患了痛風。蔣复總不敢大意 ，親自陪叔父到上海 ，找了一位德國醫生診治 ，也說是痛風。醫生說此病不難治，但須戒絕煙和酒 ，用藥半年後可以斷根。然而 ，蔣百里每天煙不離手 ，酒不離口，要他戒絕 ，談何容易，加上不久他即揚波萬里 ，遠赴歐洲 ，所以痛風就時發時愈 ，沒有根絕。誰也沒有料到 ，這會成為他致命的隱患。 1936年3月26日，蔣百里奉蔣介石委派 ，以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的身份 ，坐船前赴歐洲考察軍事 ，尤其是考察德 、意 、英 、法等國在戰時實行的總動員法 。 船到新加坡時 ，英國總督請顧 、劉兩大使和蔣百里夫婦參觀新落成的防禦工事 。該工事面海而建 ，氣勢宏偉 ，結構穩固，敵人從海上來襲 ，實不易突破 ，但蔣百里發現它有一個致命弱點 ：只注重海防，未顧及陸防 ，如敵人不從海上來襲 ，而是從馬來半島南下襲新加坡之背，則守軍必會不戰而潰。果不其① 蔣复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 第1輯，第2-3頁。② 蔣复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 第1輯，第4頁。

然 ，1942年日本軍隊從背後發動攻勢 ，英軍很快就繳械投降了。 他到義大利後 ，受到熱情接待 。意方安排他拜會了總理墨索里尼 。義大利軍方對蔣百里更是盛情款待 ，請他參觀了許多軍事設施 ，以及在那不勒斯舉行的航空演習和羅馬舉行的軍事演習。意方還召集有關人員 ，與蔣百里研討戰時總動員法 ，使他獲益匪淺。通過參觀訪問，蔣百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軍事理論、軍事裝備和技術的發展有了廣泛的瞭解和深刻的認識 。 關於歐洲各國的總動員法 ，蔣百里在考察途中即不斷向國內寄送報告 ，回國後又寫了幾篇綜合性的報告 ，並多次以總動員法為題發表演講 ，向軍政要員們進行全方位的介紹 ，其中最重要的文章有以下三篇 ：（1）《總動員綱要》 ； （2）《總動員之意義及其實施辦法綱要之說明》 ； （3 ）《與全國總動員關聯之作戰部隊的輜重組織綱要》 。蔣百里指出 ，第一篇的內容是 “辦理動員事務的人所應知道的” ，第二篇是 “民眾方面即被動員的人所當知道的”，第三篇則是 “關於實際做動員工作的程式” 。① 《總動員綱要》 由兩篇報告組成。蔣百里在報告第1號中指出 ，總動員是一項前所未見的複雜工作 ，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 。德國採用的是中央集權制 ，由德軍參謀本部總攬 ，而法國採用的是地方分權制 ，由地方上的動員局負責實施。蔣百里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 ，建議吸收德法兩國之長 ，取 “參用制” ，即 “每省擇一地區（戰略要點之區）歸中央軍部直接指揮 ，而其餘各區歸地方軍事及行政長官負責辦理 ，中央居指導監督之地位” 。他進而規劃了中央和地方機構的部門設置、人員配置以及運作程式和方法等重要專案 。 總動員是全國軍事和民事一體化的一項浩大工程 ，蔣百里認為實施總動員有兩大要領 ，一是對現有的一切按總動員的要求進行改造 ，使所有的生產和生活工具都能適應長期作戰的要求 ；二是對即將建設的鐵路 、水利 、工廠等事業 ，均按軍事目的 ，在高級軍官的指導下有序進行 ，以備作戰時加以利用 。 在報告的最後 ，蔣百里指出了總動員應注意的事項 ，一忌不經濟 ，二忌空有計劃不能實施 ，三忌各官署之推諉責任。他特別援引了各國動員法的一條共同規定：“動員實施時各機關不得向上級請示。”② 蔣百里在報告第2號中強調了養成 “國民組織力”的重要性 。他說 ：“今世界論軍備之要素 ，不外乎三 ：日人 ，日物 ，日組織 。吾中國於此三者中 ，已得其二 ，所闕者獨此最後一項組織力是已。而組織能力之最大表現 ，即為國民總動員 ，此其為政府統率之力十之六 ，而人民之自覺與習慣亦居十之四 ，信能將民族之組織力發展 ，則國防之樹如反掌耳 。”③通過考察 ，他認識到喚醒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 ，是實施總動員法的關鍵因素 。他在報告中還詳述了① 蔣复總、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 第4輯，第224頁。② 黃萍蓀編：《蔣百里文選》 ，新陣地圖書社，1940 ，第128-132頁。③ 黃萍蓀編：《蔣百里文選》 ，第133頁。

1934和1935年歐洲各國實施總動員的有關情況 ，供國內決策部門作參考。 《總動員之意義及其實施辦法綱要之說明》 是蔣百里1937年夏在廬山軍官訓練班所作的演講之一 。他在文中闡述了總動員的源起、含義與發展歷程 ，講了軍隊動員和全民總動員的區別 ，以大量的事例說明了總動員的意義 ，所謂 “有備無患” ， “凡事豫則立” ，都是現代戰爭的精要所在。他認為要想戰時少流血 ，就得平時多流汗 ，民眾與軍人同樣重要 ， “汗與血有同等的價值。一個好國民 ，不一定要拿槍才算好漢 ，拿一把鋤頭 ，一根米突尺，也是一個無名英雄 。”他進而明確指出：“我們更要知道 ，國民總動員不是全國人一齊拿槍上戰線（這件事歸軍隊動員管），是全國人打仗的拿武器 ，種田的人拿鋤頭 ，織布的織布 ，做工的做工 。現在打仗專靠血還不行 ，還得靠汗 。地上一架戰車 ，打起仗來只要兩個人 ，但是戰線後方要四十六個人幫他。天上一架飛機 ，地上要有六十個人的組織。”① 他還用兩張圖表說明了總動員的構成體系和建設國防工業的前後順序。 蔣百里在第三篇文章中主要闡述了中國實施總動員的幾個步驟 ：“第一步是軍隊輜重組織之確定 ，第二步是後方倉庫網之構成 ，第三步是倉庫網到交通網之佈置 ，第四步是各根據地集中物資人員的種種方法。”② 在日寇侵逼日益加劇之際 ，蔣百里關於總動員法的考察 、介紹和宣講 ，對高層的決策和全國的各戰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1937年 “七 ·七”事變發生後 ，蔣介石在演說中慷慨激昂地陳詞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 ，人無分老幼 ，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全民總動員的重要性 ，由此可見一斑。 三 西安事變發生時 ，蔣百里亦做了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階下囚。由於有了共同 “蒙難”的經歷 ，蔣介石與蔣百里的關係更加密切起來。事變以後 ，蔣介石被迫放棄了內戰的政策 ，而將主要精力用來準備抗戰 ，素來主張抗日禦侮的蔣百里就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1937年8月初 ，蔣百里回到上海家中。有一天 ，少壯派將領孫元良在蔣百里家中吃飯 ，談到中日間的生死搏殺 ，兩個人都變得熱血沸騰起來 ，孫元良突然把酒杯摔在地上 ，大聲說 ：“好 ，我們決心去打 ，打至最後之一人 ！”蔣百里也慷慨激昂地說 ：“你們年輕人要活著看國家翻身的日子 ，我的老命卻要拚① 蔣复 、薛光前主編 ：《蔣百里全集》 第4輯，第283-284頁。② 蔣复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 第4輯，第224頁。

在這一次！” ①56歲的百里先生已做好了為國犧牲的心理準備 。 8月19日，他在南京為自己的新書 《新兵制與新兵法》 作序 ，鼓動人們像馬拉松運動員和追趕太陽的夸父一樣堅持到最後一刻 ：“馬拉松長距離的競走員，縱然落到了最後 ，也要竭盡能力 ，用最大的速度前進。這是將來得錦標的唯一條件 ，也是運動家對於自己應負的道德責任 。今夏在廬山，原想把 ‘未來’全體性戰爭的若干基礎條件做一種研究，誰知道盧溝橋的炮聲已經將這 ‘未來’推進到了現在！咳，時間走得比我們快 ，我們也只好甘心做夸父吧！”② 為了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和援助 ，國民政府決定派胡適赴美國、張靜江赴英國、蔣百里赴德國和義大利分別進行外交活動 。 1937年9月18日，蔣百里由香港乘義大利郵船出發 ，再赴歐洲 ，訪問了義大利、德國、英國、法國 ，為中國爭取盡可能多的支持。蔣百里此次是以蔣介石特使的身份出國的，行前他曾與薛光前到南就中央大學面見蔣介石請訓 ，蔣介石贈給他們每人一張親筆簽名的半身照片 ，並把一封致墨索里尼的親筆信交給蔣百里。 蔣百里的隨員有蔣复總 、薛光前 、謝貽征和任顯群 。蔣复璁時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 ，對德國情況比較熟悉 ，隨行赴歐 ，協助蔣百里開展對德工作 。薛光前負責對義大利的工作 ，任顯群負責總務和情報 ，謝貽征負責文書譯電 ，是蔣百里的私人秘書。 經過20餘天的航行 ，他們於10月10日抵達義大利的那不勒斯港 。這天恰逢中華民國國慶日，蔣百里在船上召集同船赴英學習軍事的一批學生和其他一些中國人 ，共同聚會以示慶祝。蔣百里發表簡短的演說 ，對中國抗戰的前途表示出了極大的信心 ，在大家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10月27日，義大利東方文化協會舉行招待會歡迎蔣百里來訪 。蔣百里發表演說 ，比較了中日兩國文化的不同。他說 ：“中國的文化 ，宛如蒼松古柏 ，根深蒂固，經得起風吹雨打 。 日本的文化 ，宛如桃李櫻花 ，鮮豔奪目，但經不起微風細雨。今天中國國難重重 ，但深信雨過天晴 ，否極泰來 ，松柏長青 ，定有參天拔地之一日。 日本好象春風得意 ，可惜美景不長 ，曇花一現而已。”蔣百里還向義大利友人表述了中國必勝的信念 ：“中國人最大的武器 ，就是堅強不屈的意志。敵人可侵佔我城市 ，可屈服我政府 ，但決不能屈服一國的文化 ，更不能屈服一個民族的意志 。 日本假口防共 ，想拿二百萬兵來屈服中國人的意志 ，等於夢想。 日本一天不停止侵略中國 ，中國誓必抵抗到底。最後勝利 ，必屬於中國！”③蔣百里利用各種機會進行宣講 ，希望爭取到更多的義大利人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抗戰事業 。① 陶菊隱：《蔣百里傳》 ，第137頁。② 蔣复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 第4輯，第223頁。③ 薛光前：《蔣百里的晚年與軍事思想》 ，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第46頁。

由於德國、義大利 、 日本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義大利和德國方面對蔣百里的態度趨於冷淡 。12月25－28日，中國駐歐洲各國的使節如駐法大使顧維維鈞、駐德大使程天放、駐英大使郭泰祺、駐比公使錢泰，以及蔣百里、李石曾、沈祖同、張彭春等人在巴黎召開7次會議 ，商討如何運用外交來支持長期抗戰 。顧維鈞介紹了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的情況 ，郭泰祺和程天放分別介紹了英國和德國的動態 ，蔣百里講了日本的政策和國情 ，斷言 “日本侵略中國 ，決不能持久”① 。最後 ，大家一致認為 ，各使館應加強對外宣傳工作 ，讓各國盡可能多地瞭解中國的抗戰情況 ，以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 巴黎會議之後 ，蔣百里曾赴英國 ，在倫敦停留一周 ，以切實瞭解英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 。返回柏林後 ，他在路易皇后街22號租屋而居 。遇有閒暇 ，他就拿起筆來 ，寫文章寄回國內發表 ，為抗日戰爭吶喊和鼓勁。1938年1月26日，他寫成 《速決與持久》 一文 ，由遷至漢口的 《大公報》 發表。他在文中指出，由於飛機和汽車的廣泛應用 ，世界強國軍隊的機動性已大大加強 ，就戰鬥裝備來說 ，各國都在 “速”字上用功夫 ，即所謂 “速決主義” 。速決不是速勝 ，而是軍隊快速靈活的機動性。他認為中國軍隊應趕上世界軍事的潮流 ，增強運動性 ，增強火力。他說 ：“我認為我們固然要求持久戰 ，但其先決問題 ，便是要使軍備增加運動性 ，因為我們要以持久為目的 ，須以速決為手段。”② 在蔣百里逗留柏林期間，德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改組了外交部和陸軍部 ，免去親華的外交部長牛賴特和國防部長布隆堡的職務 ，由他本人總攬海陸空軍的指揮權 ，由親日分子里賓特洛甫繼任外交部長 。2月20日，希特勒發表演說 ，宣佈德國正式承認偽 “滿洲國” ，這是希特勒給日本送上的一份厚禮 ，而對浴血抗戰的中國人民來說 ，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中德關係雖未因此而完全決裂 ，但大勢已去 ，無可挽回，蔣百里認為繼續留在德國已無必要 ，故決定儘快回國，投身於轟轟烈烈的抗日戰場。 1938年7月27日，蔣百里由香港乘專機抵達武漢。他在武漢接受了中央社記者的採訪 ，簡要介紹了此次歐洲之行的情況和他對國際形勢以及中國抗戰前途的看法 ： 本人於上年八月間奉命出國，迄今將及十月。在此數閱月中，曾赴英法德義等國，作較長時間之朝野訪問與軍事工業建設之參觀，對於國際關係之急遽變化與各國國防工業之勇猛進步，所生感想甚多。目今國際關係之杌隍情勢，一反歐戰前之狀態。自歐戰以後，國際外交之縱橫捭闔，純賴國聯制度之運用，是以國際關係常現平穩，鮮生重大枝節。旋因利害衝突重重，有數強國宣告退盟，採取單獨行動，遂使國聯癱弱無力。既失去控制力量，① 程天放：《使德回憶錄》 ，台北正中書局，1979 ，第243頁。② 《蔣百里先生抗戰論文集》 ，第18－19頁。

國際間遂生出不可救治之裂痕。德義兩法西斯蒂國家，親切聯合，使英法不能不交相攜手，以期應付。此兩集團之對峙狀態，使歐局頓見緊張，同時彼此間為求充實陣線，更分別積極尋求友國，德義聯日成功 ，一所謂反共集團，英法結好美國，三者關係日漸親近。據餘個人觀察，在過去一二年內，國際關係有若是驚人之巨大變動，相信今後益有不可思議之重大演化。此兩集團此後為推誠相與，聯為一體，造成偉大之和平集團，抑仇恨重生，彼此卒不能不以兵戎相見，本人則無法判明。不過，立局外之吾國，宜謹慎注意細心研究之。本人確信英法美之團結將愈形穩固，英法美國結之穩固，則對吾之抗戰前途，不無有重大裨益也。① 第二天即受到蔣介石召見。他們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談話 ，話題主要集中在國際形勢的演變對中國抗戰的影響方面。蔣介石說 ，現在國際形勢很重要 ，可惜國內研究國際問題的人太少了 ，他讓蔣百里留意這方面的人才 ，隨時向他推薦 ，以備大用。 7月31日，蔣百里在 《大公報》 上發表 《從國際上觀察各國外交之風格》一文 ，對英、德、意、法四國的外交特點作了精闢的分析和比較 。從此以後 ，蔣百里的大名即頻頻見諸報端 ，或發表文章 ，或參加座談 ，或發表演說 ，成了武漢三鎮的一個大忙人 。他在德明飯店的住處經常人來人往 ，高朋滿座 。在夜深人靜之際 ，他鋪紙研墨 ，奮筆疾書 ，寫出一行行激勵人心的文字 ，每每在武漢三鎮引起轟動。 8月21日至26日， 《大公報》 連載了一篇長文 ：《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這是蔣百里多年來研究日本的心血結晶 ，甫經發表 ，即引起各界矚目， 《大公報》 的銷售量陡增一萬多份 ，每日報紙出版以前 ，即有許多人在報社發行部前排隊等候 ，以圖先睹為快 。此文連載時未署作者姓名 ，更引起讀者的好奇 。由於文字生動 ，分析精闢 ，有人猜測出自郭沬若的手筆 ，有人則認為是陳佈雷的傑作 ， 《大公報》 的編輯也賣起了關子 ，在23日的編者按語中介紹說 ：本報最近三天開始登載的 《日本人》 一文 ，是一篇約二萬字的長文 ，執筆者是一位 “老日本通” ，值得咀嚼細讀 。直到8月26日全文連載完畢 ，文末標出 “蔣方震於漢口”的字樣 ，人們方才知道此文的作者是軍事家蔣百里先生 。 由於 《日本人》 一文大受歡迎 ， 《大公報》 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單行本以饗讀者。從9月15日開始 ，蔣百里連續幾天在 《大公報》 頭版刊登了一則頗具幽默色彩的售書廣告 ： 出賣 《日本人》 ，三角錢一個。出售處：漢口 《大公報》 館。蔣百里謹啟。① 蔣百里：《赴歐考察之軍事專家蔣百里歸來談話》 ，漢口《大公報》 1938年7月28日，第2版。

單行本前後行銷達十幾萬冊 ，在抗戰的前線和後方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當時擔任武漢衛戍副總司令的萬耀煌派人將單行本運至重慶發售 ，也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在前線擔任戰地記者的曹聚仁則把蔣百里的 《日本人》 與毛澤東的 《論持久戰》 相提並論 ，稱之為他在抗戰初期黑暗日子中 “精神上的樂觀支柱”。 這篇長文的寫作始於德國柏林 ，經多次修改補充，在武漢定稿發表。文章一開頭 ，蔣百里就以悲天憫人的筆調寫道 ：“世界上沒有像我那樣同情於日本人的 ！”當時全中國人民都對日本人恨之入骨 ，主戰最力的蔣百里怎麼會同情他們呢？ 因為他認為日本人正在主演比 《哈姆雷特》 更悲的一幕大悲劇 ！日本人站在懸崖邊上 ，正在走向自殘毀滅而不自知 ，難道不是一群可憐蟲嗎？ “古代的悲劇 ，是不可知的運命所註定的。現代的悲劇 ，是主人翁性格的反映 ，是自造的 ，而目前這個大悲劇 ，卻是兩者兼而有之。”日本軍國主義者瘋狂向外侵略擴張，既有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也有島國小民獨特的民族個性的因素。 日本人喜歡把魚活活殺死後生吃 ，這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殘忍性 。 日本武士道崇尚的剖腹自殺也與魚有關， “日本古代拿鯉魚來比武士 ，因為只有鯉魚受了刀傷乃至臨死也不會動。”日本人對酒的品評也與他國不同， “世界各國的酒是越陳越好 ，白蘭地一百年 ，紹興酒五十年 ，但日本酒卻是要新鮮 ，越新越好 。”日本男人皆以狂喝豪飲為榮。個人醉酒事小 ，如果整個國家都醉了，其禍不遠矣。 日本人最鍾愛的花是櫻花 ，最尊敬的人是武士，但蔣百里卻從二者中看到了日本人的悲劇所在 ：“櫻花當他最美的時候 ，正是立刻就要凋謝的象徵 。好象武士當他最榮譽的時候 ，就是他效命疆場的一剎那間。”雖然日本人在中國耀武揚威 ，不可一世 ，但他們的末日已經不遠了。 蔣百里從歷史 、地理 、政治、軍事 、經濟 、外交 、文化以及風俗習慣等諸多方面深刻剖析了日本的國情 ，揭示了日本國記憶體在的種種矛盾 。他明確指出，日本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 ， “從內政上說 ，明治末年確是日本內政的黃金時代” ，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日本軍人濫用權力 ，屢屢擅自採取行動 ，加劇了內部的分裂 ，使權力體系產生了混亂 ，失去了國民和國際社會的信任 ； “從國際上說 ，華盛頓會議實為日本獨步東亞的時代 ，因為這時世界公認日本為一等強國 ，而且是東亞的重心” ，但由於日本野心太大 ，過於咄咄逼人 ，反而引起了英、美、蘇、法等國的戒備 ，在遠東展開軍備競賽。 日本在侵略中國之時 ，也為自己樹起了若干強敵 ，目前的國際環境已對它極為不利了。 在文章的最後 ，蔣百里以寓言的形式 ，借一位德國老人之口，道出了自己一以貫之的主張：“勝也罷 ，敗也罷 ，就是不要同他講和 ！”①這句通俗直白的話道出了全國抗日軍民的心聲 ，成為抗戰時期流傳甚廣的一句名言。① 《蔣百里先生抗戰論文集》 ，第26-50頁。

1938年8月28日、9月4日和9月25日， 《大公報》 分三次刊登了蔣百里的《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 一文 。這是他的又一篇力作 ，也曾傳誦一時。文章對悲觀論者給予了嚴厲的抨擊 ，告誡他們不要怨天尤人 ，對樂觀論者也敲了敲警鐘 ，提醒他們不要把抗戰看得太輕鬆。蔣百里把一年來的抗戰視為中國歷史上的 “奇跡與突變” ，而其原動力則來自數千年的中華民族文明史 ：“這次的抗戰是三千年以前下的種子 ，經過了種種的培養 ，到現在才正當的發了芽 ，開了花。而將來還要結著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他把中國歷史分成三個時期加以分析 ，第一個時期自周朝開闢中原到秦漢統一中國 ，這是 “華族完成自己文化的時期 ，這個時期已經下了兩顆種子 ：一是同化力 ，一是抵抗力” ；第二個時期從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到宋末文天祥殺身成仁 ，是各民族大衝突 、大融合的時期 ，是 “養成我們同化力的時期” ；第三個時期從文天祥殺身成仁到孫中山在南京就任大總統職為止 ，是 “鍛煉我們抵抗力的時期” 。我們的 “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養 ，五百年的鍛煉 ，根基深厚 ，無論世界上哪一族多比不過” 。敵人的壓迫愈強 ，中華民族的抵抗力就愈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對抗戰前途悲觀絕望是要不得的。 在抗戰大潮中 ，不少人變節投敵 ，做了漢奸 ，蔣百里把這些敗類喻為附著在我們民族肌體中的 “癌”細胞 ，他們在抗戰烽火中顯了原型 ，對中華民族而言是一件大好事 。他說 ：“如今天幸的敵人卻送我們一種妙藥 ，替我們分別賢奸 ，將那種毒細胞儘量的吸收去 ，使我們民族的血液加一層的乾淨健康 。”更多的人則會在抗戰中經受住考驗 ，心靈得到淨化 ，意志更加堅定 ，所以 ，他認為 ， “這一次抗戰的最大結果 ：為社會 ，是替理想與實際選了一條溝渠 ；為個人 ，是在純樸的心靈與敏活的官能間造了一條橋樑” 。①在隆隆的炮火聲中，蔣百里已經看到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曙光。 1938年9月7日，蔣百里發表 《為國聯開會警告英倫人士》 一文 ，對在遠東有重大利益且對國聯 “有一種特別的熱心與希望”的英倫人士提出了忠告。他指出，英國是一個世界大國 ， “現在世界上無論在某一小地方出一件事故 ，沒有不與英國有關係的” ，所以英國不應推卸應負的責任 。瘋狂侵略中國的日本雖唱著反共反蘇的高調 ，但其真正目的則是 “南進” ，因為 “國際間真的戰鬥 ，不是武力 ，而是經濟 ，窮乏的日本不尋經濟出路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日本反共政策的指標 “都沒有向北指著 ，而一步步的向西南方下來” 。蔣百里明確指出：“我們這一次抗戰認為是在替英國世界帝國擋著最前線 ，同時是在替國聯的和平政策守著最後的堡壘 。”②此文雖然不長 ，但句句發人深省 ，既富於洞察力，又富有遠見 ，引起了國內外人士的普遍關注 。① 《蔣百里先生抗戰論文集》 ，第58-76頁。② 蔣百里：《為國聯開會敬告英倫人士》 ，漢口《大公報》 1938年9月7日，第3版。

由於蔣百里的文章譽滿天下 ，不少人慕名前來拜訪 ，也有不少人請他去開座談會 ，發表演講 。這是他一生最忙碌的時期 ，也是最受人尊敬的時期。 1938年9月1日，蔣百里在漢口舉行的記者節集會上發表了 《歐洲考察軍事經過的判斷》 的演講 ，介紹了赴歐考察的有關情況 。他在會上首次見到郭沫若先生 ，晤談甚歡。之後 ，他又於3日和12日與郭沫若兩度晤談 ，並共進午餐。他們都是日本通 ，又都是堅決主張抗戰的知名人士 ，有許多共同的話題。 9月4日，蔣百里在三青團新聞服務座談會上發表了 《從保衛武漢談到世界軍情》 的演說 。9月12日，他應銀行界勵志會的邀請 ，在漢口總商會講演。他認為國家面臨的緊迫問題有三 ：一是外交 ，二是軍事 ，三是經濟。他分析了三者之間的關係 ，指出在戰爭期間， “軍事當然是前提 ，可在這前提的前面 ，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 ‘外交’ ，也可以說 ：外交是軍事的先鋒” ，而軍事和外交的基礎是經濟。他畫了一棵樹 ，把三者作了形象的比喻：“我們看 ，這樹根等於經濟 ，這樹身等於軍事 ，這樹葉等於外交。”① 萬耀煌時任武漢衛戍副總司令（總司令為陳誠）兼十五軍團軍團長 ，指揮十幾個師的兵力，擔任武漢週邊防禦工事的構築任務 。蔣百里常到萬耀煌家 ，品嘗萬夫人的拿手好菜 。他對武漢的保衛計劃非常關心 ，常向萬耀煌提出指導性的建議 ，並曾幾度參觀萬耀煌主持構築的工事 。他說等敵人來進攻時，他一定親臨第一線陣地 ，看看敵人的真面目， “以測其戰力” 。他囑萬耀煌研究湘軍志 ， “從歷史中研究太平天國與湘軍攻守武昌之戰例 ，以為參考” 。萬耀煌謹尊師命 ，詳研湘軍志後 ，細繪太平軍與湘軍雙方作戰及進出武昌的線路圖，送呈蔣百里核閱，又得到了蔣百里的詳細指示。萬耀煌回憶說 ：“百里師之所見，總有很多突出精到之處 。”② 數年來 ，蔣百里一直擔任蔣介石的顧問或私人代表 ，從未擔任過實職 。隨著戰局的演變 ，蔣介石決定辭去陸軍大學校長之職 ，轉而委派蔣百里擔任 ，充分發揮他在軍事教育方面的特長 ，為抗日戰爭培養更多的軍事人才。蔣百里表示願意出任教育長 ，做具體工作 ，不肯擔任校長 。雙方各執已見 ，都不讓步 ，最後採用折衷辦法 ，在校長前面加上了 “代理”二字 。9月10日，蔣介石正式委任蔣百里為陸軍大學代理校長。9月14日，蔣百里走馬上任。當天下午 ，蔣百里離開武漢 ，前往陸軍大學的所在地湖南桃源接任視事。由於武漢的棄守只是時間問題 ，湖南必將成為抗日前線 ，所以軍事委員會命令陸軍大學遷往貴州遵義。為此 ，陸大的師生已分批從桃源來到長沙 ，準備繞道桂林前往遵義 ，蔣百里物色的教育長周亞衛和辦公廳主任趙墨龍等僚屬也走馬上任 ，中國① 《在漢口總商會之演說詞》 ，載蔣复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 第1輯，第375-376 頁。② 萬耀煌：《關於蔣百里先生逝世前後之補述》 ，載蔣夏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 第 6輯，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 ，第222－223頁。

銀行長沙分行的二樓就成了陸大的臨時辦公地點 。10月2日，陸大特三期舉行畢業典禮 ，蔣百里特邀請馮玉祥參加典禮並發表講話 。 蔣百里在短短的十多天時間裡為陸大學生作了數次演講 ，都成為軍中傳誦一時的名篇。他初次演講的題目是 《參謀官之品格問題》 。他以姜太公 、張良、諸葛亮等人為例 ，闡述了優秀的參謀官所應具備的品格。他指出，品格就是氣骨 ，氣要高 ，骨要硬 ，不貪名利 ，不媚俗 。參謀官要有姜太公釣魚的沉穩與自信 ，要有張良 “犧牲自己 ，以為他人”的胸懷 ，更要有諸葛亮 “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的品格 。參謀官的地位由姜太公時的 “王者之師”逐漸降為幕賓 ，民國以後更降為主官的僚屬 ，成了 “高等的當差” 。蔣百里堅信這種狀況不會持續下去 ，參謀官的地位以後必定會逐步提高 ，而其中的關鍵是要大家 “靠高尚的人格去爭取 ，如果只是去找人 ，以弄錢混飯吃為目的 ，人們怎樣能夠重你！我們莫怪人家不尊敬我們 ，首先要自己尊敬自己” 。① 蔣百里第二次演講的題目是 《 “知”與 “能”》 。他特別強調理論聯繫實際的重要性 ，強調要協調好 “知”與 “能”的關係 。他說氣要高 ，但 “心要虛 ，要平 ，要低下” ，隨時隨地向人請教新知識和新學問 ；骨要硬 ，但 “腦要柔 ，要軟” ，就是要隨機應變 ，適應各種不同的環境 ，腦筋不僵化 ，不墨守成規 。他引用德國名將毛奇的話來加深同學們的印象 ：“不知者不能”， “從知到能尚須一躍” 。 “知”是 “能”的基本條件 ，而從 “知”到 “能”的一 “躍” ，就是要靠自己在實踐中堅持不懈地積極探索 ，不斷學習 ，像孔夫子一樣活到老 ，學到老 ， “發奮忘食 ，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 針對國人時間觀念不強的通病 ，蔣百里在演講結束後做了一個試驗 。他讓有手錶的同學把手錶交上來 ，進行了對比 ，然後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 ：“你們看 ，各種表時間不同 ，這十個中已經有三十分鐘的差異了。你們要認識時間的重要 ，要知道在這三十分鐘裡如果德國和捷克作戰 ，他們的空軍已經可以毀滅對方了。”② 10月10日 “雙十節” ，蔣百里以代理校長的名義在陸軍大學向全校師生作了 《國慶紀念報告》 。他把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和抗日戰爭聯繫起來 ，闡述了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 ，重申了抗戰必勝的論斷。他駁斥了敵人以蒙古人和滿洲人入主中原的史實為依據散佈的 “中國只配被人統治”的謬論 ，指出由於辛亥革命的成功 ，中華民族已經覺醒 ，民族主義思潮已深入人心 ，中國所處的時代已與宋末和明末截然不同，中華民族的抵抗力已被全面激發出來 ，勝利一定屬於我們。蔣百里以鏗鏘有力的語調作了如下論斷 ：“抗戰是革命的繼續 ，在這紀念第一次革命成功的時候 ，我們精確地看出：第一次革命可以成功 ，第① 黃萍蓀編：《蔣百里文選》 ，第362頁。② 黃萍蓀編：《蔣百里文選》 ，第369頁。

二次革命一定也可以成功 ，革命可以成功 ，抗戰也一定成功 ！”①抗戰必勝是蔣百里始終如一的信念 ，他無論走到哪裡 ，都將這一信念傳播到哪裡 ，當時凡聽過他的演講和讀過他的文章的人 ，對此都有極為深刻的印象。 10月中旬 ，陸軍大學的師生開始向貴州遵義進發 ，蔣百里趕赴衡山，讓左梅夫人攜女兒蔣雍、蔣華 、蔣和先行前往桂林 ，自己帶了幾個僚屬到湖南東安唐生智的老家去看望唐生智。辭別唐生智 ，蔣百里馬不停蹄地趕到桂林 ，與左梅母女會齊。他在桂林受到了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先生的熱情接待 ，許多機關請他去演講 ，許多朋友和學生前來拜會，他又成了一個大忙人 ，整天累得精疲力竭 ，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10月24日上午10時許 ，蔣百里拜會了在桂林巡視的馮玉祥 ，就途中所見所聞談了一些感想。他說 ：“廣州武漢雖然淪陷了 ，並不能阻止我們堅持抗戰爭取最後的勝利 ，不過現在對愛惜物力，還作得很不夠 ，譬如在收割稻麥、打稻麥的時候 ，很多的穀粒留在地上 。公路凹凸不平 ，根據車輛 ，應該花錢修路 ，讓老百姓得點工資 ，不應該等輪胎壞了，讓外國人賺我們的錢。至於軍事方面 ，不愛惜物力的事情 ，就更多了 ，順便的時候 ，把這個意見 ，請你給委員長和各省軍政長官多說說 。”馮玉祥說 ：“你的意見很好 ，我一定照著辦 。”② 馮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蔣先生見解每有獨到處 ，可以多多領教。”③ 10月27日，蔣百里應廣西省政府的邀請 ，作題為 《半年計劃與十年計劃》 的演講。經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銳意經營 ，廣西的行政組織和行政能力在當時堪稱全國的典範 ，蔣百里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但他同時告誡說 ，訂計劃要根據本國本地區的實際情況 ，不要盲目模仿 。就目前形勢而言 ，廣西應制定一個半年計劃 ，充分利用現有的人力物力，為抗戰服務。但從長遠看 ，日本在戰場上的勝利是暫時的 ，最終必然遭受徹底失敗 ，所以我們又要做 “十年計劃”甚至 “二十年計劃” ，在科學上力爭有所創造發明 ，作為立國的根本。他指出：“假若我們研究一種科學 ，卻有獨到處 ，只要那一種科學 ，比各國好 ，比世界都好 ，就可以復興民族。”他希望廣西成立科學研究院，不惜財力物力，進行科學研究 ， “因為科學上的一點成就 ，就可以獲大利 ，世界上最經濟的莫過於此” 。我們要摒棄農業經濟時代那種小規模自給自足的生活模式，充分利用別人的研究成果為自己服務 ， “我們不怕失敗 ，不怕條約 ，有了專長的科學基礎就可以復興民族了。”④蔣百里不但在考慮抗戰的前途 ，而且在考慮中華民族未來。① 《蔣百里先生追悼會特刊·國慶紀念報告》 ，重慶 《中央日報》 1938年12月28日，第4版。② 馮玉祥：《我與蔣百里先生》 ，載黃萍蓀編 《蔣百里文選》 ，第380頁。③ 《馮玉祥日記》 第5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第524頁。④ 蔣复璁 、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 第1輯，第384 、385頁。

蔣百里離開桂林之前 ，與桂林市政籌備處處長莊仲文作了長談 ，就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想對國事發表了十點意見： （一） 兵力當求集合使用 ，而訓練新兵 ，可仍襲曾文正公辦法 ，以營為單位為較當。軍政部只物色適當之師長人才 ，由師長認識其師屬九營長 ，每營營長物色其排長九人 ，班長二十七人 ，如此則每人所需明瞭能力與個性者 ，只數人至三十餘人。每營必集中訓練 ，單位不大 ，隱蔽亦易 ，有三個月之訓練 ，自能成立強固之個體 ，易於進退自如。各營訓練成功後 ，集合成師，則全師亦能有堅強之戰鬥力，孫子所謂治眾如治寡也。 （二） 目前各省公路 ，因車輛經過太多 ，大都崎嶇顛簸 ，致車輛之汽油消耗加增 ，機件損壞較劇 ，而汽油機件均為舶來品 ，應竭力求其經濟使用 ，故各省應增強修路隊 ，即雇傭民工 ，亦屬值得 ，以民工所費 ，仍在國內流通也 。 （三） 軍事期中，通信頻繁 ，故電報積壓 ，不易疏通 ，往往數日方能到達 ，然某人新任或調任 ，各方仍例致賀電 ，不但虛靡物力 ，亦複阻害正當通信 ，應予以切實取締。 （四） 一般人因習慣於乘坐汽車 ，遂視汽車為惟一之公路運輸工具 ，然現在車輛不敷 ，往往有等候數日或一二月，而未能成行者 ，殊失其求迅速之作用 ，故各地應儘量利用公路 ，留以其他交通工具如馬車 、騾車 、人力車等分站任運輸之責 ，即組織挑夫隊 ，每五十里為一站 ，以搬運行李疏散人口亦可 。 （五） 有各種新工具 、新武器 ，然發明者不能隨時隨處指示其使用者 ，而全恃使用者虛心研求以得之。現在我國部隊 ，對新式武器尚未能使用盡善 ，而並非武器完全不如敵之銳利 ，故使用武器之重要 ，尤甚於好武器 。新工具亦然 ，此點必要國人徹底明瞭。 （六） 抗戰中不必好高騖遠 ，要若干飛機 ，若干大炮 ，若干坦克車 ，方能致勝云云 ，是則以不能辦到之事為言 ，其言亦為廢言 ，亟應腳踏實地 ，將現有物力運用到抗戰途上。譬如歐戰時 ，比軍曾利用酒瓶以阻礙德騎兵之迅速前進 ，即是一例。 （七） 有一種科學之發明或特殊成就 ，較之各門同時並舉 ，而因陋就簡者為佳。故建國而提倡科學 ，應集中人力物力於一門，雖十年二十年而成 ，仍是經濟而合算 ，將來可以吾之特長 ，以交換他人之特長 ，譬如英國瑪麗皇后號大輪船之鋼 ，系捷克之司高達廠所供給 ，即是很好例子。至於現在英法等國之畏懼意德 ，亦因意德近年集中精力於空軍 ，故能出奇制勝也 。 （八）湘軍每營有夫百六十名 ，故部隊行止自如而迅速 ，不必擾民 。其後承平 ，而有營官吃夫額之弊 ，王士珍見其弊 ，而取消夫額 ，然北方徭役並重 ，各縣有辦徭之機構 ，尚無問題 ，南方則向來 “一條鞭” ，有賦無徭 ，故北洋軍隊到南方必拉夫 ，致為民詬 ，而軍無輜重 ，即使攻地而能克 ，則士兵們之彈藥已盡 ，必不能再事追擊 ，而收戰果。

（九）我國近年建設 ，因無統盤計劃 ，顧全各方面 ，故往往因局部之利而成全域之害 ，譬如石家莊之滹沱河 ，蜿蜓曲折 ，本為形勢要地 ，足資防守 ，然以土豪爭水壩阻上游 ，而形勢遂壞 。故各項建設之始 ，必先研究歷史與地理 ，方免惡果。 （十） 抗戰以來 ，名都大邑如北平 、南京 、廣州等處 ，以為必可堅守者 ，往往不崇朝而失 ，而台兒莊、廣濟、德安能不甚著名之地 ，反獲勝仗 ，故將來之最大勝利 ，或將於無意中得之 。惟所要有 “戰志” ， “戰志”既立 ，再想 “辦法” 。袁世凱練兵 ，未嘗使兵有戰志（對外作戰），造成二十餘年之內戰 。國民革命軍有戰志 ，而時代潮流與環境未能盡適其意 ，致有今日之吃虧。今後抗戰中，固甚求戰志之堅定 ，而異日議和之後 ，更當確定軍隊戰志 ，以備未來之國患。”① 這是百里先生對抗戰所盡的最後一點貢獻 ，11月4日，他就因心臟病突發在廣西宜山逝世了。 蔣百里先生學貫中西 ，於世界最先進的軍事理論無不熟悉掌握 ，對中日兩國軍事的優劣和特點均了然於胸。對日本侵華野心的深刻洞察 ，源自他早年留學日本期間的對日本政治、軍事 、社會和文化的實際觀察和切身體驗 ，源自他回國以後對日本動向持續不斷的關注和對中日關係走向的深入思考 ，源自他留學德國、遊歷歐洲形成的國際視野 。持久抗戰戰略的提出，體現了他對中日兩國政治、經濟 、軍事實力的真切瞭解 ，體現了他作為軍事戰略家深邃的洞察力和超常的預見力。他以在野之身，制訂鋼鐵計劃 、煤炭計劃、煉油計劃、戰時交通計劃等 ，無不以加強國防實力、抵抗日本侵略為目標 ，充分體現了 “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 、 “位卑未也忘憂國”的精神情懷。他關於總動員的意見和建議 ，對七七事變的全民抗戰局面的形成 ，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抗日戰爭爆發後 ，蔣百里毀家紓難 ，拖著病弱之軀積極投身於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中，終因勞累過度、積勞成疾而病逝於陸軍大學代理校長任上。他為抗日而生 ，亦為抗日而逝 ，實現了自己為國家為民族 “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的諾言。這一切絕不是偶然的 ，愛國主義對他來說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 ，而是高瞻遠矚的思考和實實在在的行動。① 《蔣百里先生抗戰論文集》 ，第112-114頁。

“日本陸軍中堅層”代表人物石原莞爾研究評析馬曉娟①摘要：“日本陸軍中堅層”指在中國戰場實地制定作戰計劃 、參與指揮作戰的日本陸軍中高級軍官、參謀 。石原莞爾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中日及歐美學界均有不少相關研究。回顧和梳理石原研究史 ，析出其中的異同點與問題點 ，可以為抗戰人物史的研究尋找方向和路徑 ，豐富和拓展抗戰史研究視野 ，進一步深化中國學界的日本侵華史研究。關鍵詞：日本陸軍侵華抗戰石原莞爾 人物史在抗戰史研究中的價值不容忽略。觀察身處歷史大潮中的人的行動、選擇 、言論和思考 ，是理解歷史的重要途徑。人物自身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也有助於突破既往抗戰史研究側重軍事 、政治、外交的固定模式 ，超越中日兩國間的衝突與戰爭 ，不僅將研究視野拓展到整個東亞和世界 ，而且可以深入戰爭時期的個人內心與社會關係。 “日本陸軍中堅層”指在中國戰場實地制定作戰計劃 、參與指揮作戰的日本陸軍中高級軍官、參謀 。瞭解其如何指揮戰爭 、在戰爭中發揮的作用 、對日軍侵華政策的影響 ，以及這一群體的對華觀感、對戰爭及對當時世界局勢的認識等面向，對把握日本侵華戰爭的實態至關重要。石原莞爾是 “日本陸軍中堅層”中的代表性人物 ，受到中日兩國及歐美學界研究者的關注 ，但由於研究者選用資料、歷史認識和學術環境不同，故而對石原的評價亦是大相徑庭 。筆者擬通過介紹石原莞爾的戰爭理論及其參與侵華戰爭的實踐 ，探討中日及歐美學界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石原莞爾認識的原因 ，為當前和今後的石原莞爾研究提供一些啟發與思考。一 、 石原莞爾其人其事石原莞爾是典型的日俄戰爭後成長起來的日本陸軍軍人 。其自青少年時①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抗日戰爭研究》 編輯部助理研究員。

期開始接受軍事教育 ，13歲進入陸軍幼年學校 ，畢業後以優異成績先後入學陸軍士官學校 、陸軍大學 。陸大畢業後，石原被派往歐洲留學 ，歸國後任陸大教官，從事教學與軍事研究。這種完整且系統的軍事教育 ，為其提出 “最終戰爭論”和 “東亞聯盟論”①奠定了基礎。這兩個理論的核心內容即通過聯合東亞各國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進行最終戰爭 ，但前提是日本須在聯盟中處於領導地位。 日本學者加藤陽子評價說 ：“中日開戰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當時無人可以講清楚 ，而石原莞爾的東亞聯盟論恰恰在意識形態層面對此給出了明確闡釋 ，因而獲得了特別是地方青年的廣泛支持。”② 發動九一八事變和製造 “偽滿洲國”就是石原對這兩個理論的實踐。1928年 ，石原被派往中國東北擔任關東軍參謀 ，他認為日本必將先與蘇聯一戰 ，然後才是對美作戰 ，為了 “以戰養戰” ，必須使 “滿洲”即中國東北成為日本的 “生命線” “補給線” 。他的設想得到了關東軍不少精英軍官的支持 ，於是他們策劃 、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並促成偽滿洲國建國，事實上使中國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 石原的這次實踐 ， 對日本陸軍的侵華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九一八事變之前 ，日本陸軍的對華政策表現得較為謹慎 ，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主要活動方式是通過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 ，拉攏和扶植東北地方軍閥、暗中進行間諜活動 ，逐步經營並擴大勢力範圍。從策動九一八事變開始 ，日本陸軍的多次軍事行動都有一個顯著特徵 ，即在事變前 ，駐中國現地的軍隊屢有動作 ，東京的陸軍當局並不予以支持 ，甚至採取壓制措施 ；事變中，軍隊在未得到東京命令的情況下 ，擅自採取冒進行動 ；事變後 ，陸軍當局追認現地軍隊的做法，使事變合理化。由軍隊中參謀級的軍人制訂計劃和由現地駐軍少壯派青年軍官擅自實施的模式 ，一度對日本國內的軍政關係產生了不小的衝擊。從製造事變、建立偽滿洲國到分離華北再到七七事變 ，陸軍正是通過這種模式下的一系列行動使其權力不斷膨脹。 然而 ，耐人尋味的是 ，就在石原的理論得到認可 ，事業亦蒸蒸日上之時 ，他卻與陸軍當局 、精英軍官甚至自己的下屬在對華政策上產生了矛盾。七① 所謂 “最終戰爭論”指石原認為只能通過一場世界大戰才能最終實現世界和平，這場最終戰 爭將在世界兩大對立陣營即東方與西方之間進行。西方的代表是美國，日本必須成為東方的 代表與美國進行最後一戰。日美之戰的前提是把 “滿洲”作為日本的 “生命線” “補給線”， 先打敗蘇聯，同時使中國成為日本作戰的 “盟友”。“東亞聯盟論”則與 “最終戰爭論”相 輔相成。石原認為東亞國家應在 “王道”之下結成聯盟 ，與西方抗衡。具體來說就是各國 （主要是日本、中國、 “滿洲國”）之間在 “國防共同、經濟一體化、政治獨立、文化溝 通”的原則下互相合作，以期在最終戰爭中取勝。� 加藤陽子「總力戰下の政- 軍關係」、倉沢愛子など編『戰爭と占領のデモクラシー』、岩 波書店、2005年、23頁。②

七事變爆發後 ，陸軍當局①主張向中國增兵 ，海軍也加入進來 ，使得事態逐漸擴大。而石原則認為中日問題應該和平解決 ，他看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 ，判斷中國人不可能輕易屈服 ，同時他分析日本當時的經濟形勢 ，認為日本陷入與中國的持久戰將不利於對蘇 、對美戰爭 ，因而堅決反對中日戰爭的 “擴大”。但是 ，當時日本已經從上到下陷入戰爭狂潮 ，石原於1938年被排擠出參謀本部 。1940年 ，外務 、陸軍 、海軍各省和興亞院召開聯絡委員會幹事會 ，通過了 《關於統一興亞各團體指導理念件》 ，明確提出 ， “凡違反建國精神、危害皇國國家主權的國家聯合理論 ，及試圖促進據此樹立國家形態之運動 ，皆應撲滅之” 。②至此 ，聯合東亞國家與美國進行最終戰爭的理論也被否定。1941年 ，石原被迫轉到預備部隊 ，事實上結束了軍人生涯 。 從提出戰爭理論 、發動戰爭 、指揮戰爭 ，到無奈地退出現役 （也因此而在戰後逃脫戰爭責任的審判） ，石原可以說是一位具有特殊戰爭經歷的日本陸軍軍人 。他的東亞戰略理論和侵華構想與日本陸軍的亞太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他個人的事業起伏和思想的嬗變軌跡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日本陸軍政策的變化 。同時 ，石原也被稱為日本陸軍的 “異端兒” ，在軍國主義極度膨脹的時代 ，他對中日戰爭的趨勢和結局卻做出與陸軍當局不同的判斷。戰後 ，他雖然因九一八事變而在中國 “臭名昭著” ，卻逃脫了遠東國際法庭的審判 ，甚至轉身成為 “和平主義者” 。其經歷的吊詭之處說明，日本侵華戰爭不能單純從中日兩國關係和軍國主義擴張的角度來理解 ，而應將其與近現代東亞國際關係和亞太局勢聯繫在一起 。 這樣一位活躍於中日戰爭史上並充滿 “戲劇化”的人物 ，值得史學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然而 ，近十年來 ，隨著史料大量開放 ，研究領域不斷拓寬 ，近代史學界各類研究成果層出不窮 ，但研究者更多關注新興課題 ，作為顯學的抗戰史研究反而面臨創新的瓶頸。對石原等日軍重要人物更缺乏系統 、深入的挖掘 。重新回歸到戰爭的操作層面 ，從更多元的視角 ，運用新的史料 、新的研究方法 ，研究戰爭的參與者 ，對抗戰史研究尋求突破來說非常必要。其實 ，自戰後至20世紀初期 ，中日及歐美學界均有不少石原相關研究 。這些研究的側重點、關注點、運用的史料 、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解讀以及得出的結論都不盡相同 ，也都各自存在一定問題 。中、 日、歐美學界的石原研究史就體現了這一點。① “陸軍當局”的情況比較複雜，負責軍政的陸軍省比較保守，而負責軍令的參謀本部則非常 激進，但趨勢和結果都是向中國增兵。� 加藤陽子「總力戰下の政- 軍關係」、倉沢愛子など編『戰爭と占領のデモクラシー』、22 頁。②

二、不同學術視野下的石原莞爾研究（一） 日本研究者眼中的石原 ：軍事天才 、和平主義者 日本學界對石原莞爾的評價 ，一般認為他是 “軍事天才” ，策劃佔領滿蒙、武力發動九一八事變的主謀之一 ，昭和時期日本實施大陸政策和大陸侵略的 “先驅”人物 ，同時也是 “出色”的軍事理論家 ，即通過研究世界戰爭史發現戰爭進化規律 ，並據此得出戰爭已發展到極致階段 ，不久戰爭將會消失並迎來永久和平的結論。另外 ，因其信仰日蓮教 ，也受到日蓮教信徒的推崇。有關石原莞爾的日文論著 ，主要是評傳 ，還有一部分研究石原莞爾的戰略思想如 “最終戰爭論” “東亞聯盟論” ，以及石原與九一八事變 、 “滿洲國”的關係 ，石原的日蓮教信仰等方面的成果。 曾為石原莞爾部下的藤本治毅 ，既與石原有直接交往 ，又利用南部襄吉 、①和田勁②等人的回憶錄 ，分析了石原與板垣征四郎 、東條英機的關係 ，記敍了日本陸軍其他將領、石原莞爾的軍校同學等人對石原的評價。③在藤本看來 ，石原與板垣是日本陸軍中的 “最佳搭檔” ，石原策劃的各種謀略，在上司板垣的支持下得以實施 ，二人的這種默契 ，是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取得一系列 “成功”的重要原因。而石原離開後 ，板垣也隨之沉寂 ，沒有再取得任何突出 “成績” 。關於石原與東條的關係 ，藤本分析 ，兩人的成長經歷、性格的迥異 ，或許造成了兩人觀念上的根本對立。石原出生時，家族已開始沒落 ；他在軍校一直是優等生 ，所主張的 “東亞聯盟論”和 “最終戰爭論”是通過刻苦研究國內外的學說和戰史 ，並結合實踐經驗而總結出來的。東條出生於東京的軍人家庭 ，父親東條英教當時是陸軍中將。他走上軍人的道路是必然的 ，因此個人的努力程度不如石原 ，在軍校表現平庸 ，但與生俱來的傲氣造成野心容易極度膨脹 。藤本認為 ，石原的 “東亞聯盟”是建立在各國平等基礎上的聯盟 ，而東條主張的 “興亞同盟”則露骨地主張應由日本來領導亞洲各民族的 “解放”運動 。針對石原應由一次世界大戰來完結戰爭的 “最終戰爭論” ，東條主張 “戰爭永久不滅論” 。這種成長背景和理念的不同使他們從下級軍官時期就互相輕視 ，彼此對立。 入江辰雄曾是東亞聯盟運動的活躍分子 ，也是日蓮教信徒 ，其所著石原① 石原在仙台陸軍幼年學校的同學，曾任奉天陸軍預備士官學校校長，陸軍中將。一般認為， 其父南部次郎的亞洲主義思想對石原 “東亞聯盟論”的形成產生過一定影響。② 日本陸軍軍人，曾任 “滿洲國”陸軍中將、 “滿洲國”協和會監察部長、東亞聯盟同志會代 表，石原莞爾的 “左膀右臂”。③ 藤本治毅『石原莞爾』、時事通信社、1995年。

評傳試圖以日蓮教①信仰為切入點闡釋石原生平 。②入江認為石原從發動九一八事變 ，到放棄 “滿蒙領有論” ，主張滿洲 “獨立建國論”都是出於感受到大聖靈的 “靈威” ，是在日蓮聖人的指引下 ，對日蓮聖人 《諫曉八幡抄》 所授教義的一種實踐行動。這與後來爆發的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性質完全不同。後者是日軍當局不顧石原勸阻 ，違背大聖靈教義的侵略戰爭。而日本戰敗後 ，石原雖然身為軍人 ，卻宣揚 “戰敗乃神意” ， 日本應 “交出所有武器” “徹底放棄戰爭” ，實現永久和平 ，也是受到了法華經和日蓮聖人的啟示。③ 早瀨利之詳細介紹了 “滿洲國”建國前後石原莞爾的活動情況 ，試圖通過解讀石原日記和石原 “滿洲國”備忘錄 ，還原石原關於 “滿洲國”的構想。④在早瀨的解讀中，石原所構想的 “滿洲國”是出於自給自足和自衛的考量 ，目的是協助日本對抗美國的經濟制裁和防禦蘇軍的軍事進攻 。關於對 “滿洲”的支配問題 ，早瀨認為石原的想法有一個變化過程 。在 “滿洲國”建國以前 ，石原主張對 “滿洲”實行 “領有主義” ，即佔領。在 “滿洲國”成立後 ，應 “滿洲”民間人士的請求 ，石原轉而主張將佔領後的 “滿洲”的統治權和主權移交給 “滿洲人” ，即政治與經濟領域的運營由 “滿洲人”主導 ， 日本僅依據國際法負責滿鐵的防衛和治安。早瀨還認為：石原設想的 “滿洲國”的體制是模仿美利堅合眾國，即實行 “五族聯合”的共和制 ，但參謀本部卻堅持推舉清朝廢帝溥儀出任 “皇帝” ，成立表面是帝制的傀儡政權 ，這樣一來 “滿洲國”實際上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 。顯然 ，早瀨對石原的 “滿洲國”構想認識得過分理想化 ，他甚至提出一些假設 ：石原心目中理想的 “滿洲國”是 “滿洲人治理的滿洲國” ，如果能夠成功實現這樣的國家 ，蔣介石國民政府也只會羨慕而不會加以干涉 ；如果 “滿洲國”能夠保持原狀 ，美國不僅不會實施經濟制裁 ，也不會強化駐夏威夷的太平洋艦隊 ； “滿洲國”或許會引進美國資本 ，與美國共同開採石油 ，並形成針對蘇聯的共同防衛線 。 此外 ，阿部博行結合時代背景 ，較為客觀地敍述石原莞爾的生平事蹟。⑤田中秀雄以石原莞爾的友人小澤開作⑥為主線 ，通過介紹小澤開作在中國的活動 、小澤與石原的交往 ，展現了石原莞爾在九一八事變和 “滿洲國”建國前① 日本佛教宗派之一，又被稱為 “日蓮宗”、 “法華宗”。創始人日蓮，信奉 《法華經》 。從 明治時期起，日蓮教開始帶有強烈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色彩，不僅為日軍念經祈禱，甚至 鼓吹日本應征服世界，受到當時不少政治家和軍人的追捧。� 入江辰雄『石原莞爾「永久平和」の先驅者』、たまいらぼ、1985年。� 入江辰雄『石原莞爾「永久平和」の先驅者』、 14- 16頁。� 早 利之『石原莞爾滿州備忘ノート』、光人社、2004年。� 阿部博行『石原莞爾：生涯とその時代』、法政大學出版局、2005年。⑥ 小澤開作是在滿洲開業的牙醫，也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 “滿洲國”建國的鼓吹者， “滿 洲國”協和會的創始人之一，後來又加入新民會，與石原莞爾關係密切。③②④

後、中日全面戰爭、太平洋戰爭以及戰後等各個時期的思想與行動。①石原莞爾留有大量書信 ，且內容豐富。伊藤嘉啟通過解讀石原在赴德留學時期寫給妻子的書信 ，探討他性格之所以 “異端”的原因 ，並揭示了石原在歐洲留學期間的一些側面。② 除上述關於石原本人的著述外 ， 日本學界關於中日戰爭史的研究成果中也或多或少會論及石原及其 “最終戰爭論” “東亞聯盟論” 。比如加藤陽子在《總體戰體制下的政軍關係》 一文中提到：“中日開戰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當時無人可以講清楚 ，而石原莞爾的東亞聯盟論恰恰在意識形態層面對此給出了明確闡釋 ，因而獲得了特別是地方青年的廣泛支持。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也於2月1日成立了東亞聯盟中國總會 ，把 ‘東亞聯盟論’視作與重慶國民政府的三民主義相對抗的意識形態而加以重視。”③加藤在明確闡釋戰爭目的、為戰爭提供意識形態支持層面對 “東亞聯盟論”做出了評價 ，這也代表了不少學者的觀點 。 日本關於石原的著述 ，其中不少研究帶有濃厚個人色彩 ，或把石原美化為民族英雄加以謳歌 ，或視為悲劇人物表示同情 。這些著述很難超越日本的國家立場 ，其立論本身就已對石原持肯定觀點 ，結論大多認為石原是優秀的軍事學家 、理想主義者 、和平主義者 、虔誠的宗教信仰者。這些石原研究者的論述中大多或明或暗地存在著有幾種邏輯 。第一 ， 日本如果按照石原的 “不擴大” “東亞提攜” “東亞和平”的構想走下去 ，或許不會在太平洋戰爭中失敗 。第二 ，石原乃至日本當局的本意是實現 “東亞聯盟” ，扶持中國，復興亞洲 ，共同對抗歐美列強 ，但是在以東條等人為代表的激進派的 “獨走”之下 ，日本逐步走上了侵略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的道路 。第三 ， “滿洲人”備受軍閥統治壓迫 ， 日本佔領滿洲的初衷是幫助 “滿洲人”建立獨立的國家 ，使日、滿 、漢 、朝 、蒙五族在 “滿洲”自由競爭 ，共建 “和諧樂土” 。第四 ， “滿洲”不是中國固有領土 ， “滿洲”北部接近蘇聯地區甚至是未被開墾的無主之地 ，日本鼓勵本國國民移民 “滿洲”是正當合法的。 不可否認的是 ，戰爭中的日本的確有許多人循著這樣的邏輯 ，對近代中國政治和近代東亞社會的演變都作出了完全不符合實際的判斷。特別是對於亞洲和中國的復興是否應由日本主導 ，中國東北地區是否可以簡單地看作是 “化外之地”的認識完全背離歷史與現實 ，而對中國的民族主義興起、中國多樣的民族生態環境等問題的複雜性均認識不足 ，這也成為其最終走向失敗的重要原因。然而 ，更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幾種邏輯與戰後初期日本政府提出的 “一億� 田中秀雄『石原莞爾と小澤開作—民族協和を求めて』、芙蓉書房、2008年。� 伊藤嘉啟『石原莞爾のョーロッパ體驗』、芙蓉書房、2009年。� 加藤陽子「總力戰下の政- 軍關係」、倉沢愛子など編『戰爭と占領のデモクラシー』、23 頁。①②③

人總懺悔”的邏輯是一致的 ，不僅僅反映了石原研究者對中日戰爭的本質乃至日本戰爭責任的理解 ，而且時至今日仍然或明或暗地存在於整個日本社會 ，成為造成了中日歷史認識差距的原因之一。因此 ，對石原等當時日本陸軍軍人的戰爭觀、對華觀進行研究 ，有著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 ，一方面可以使我們厘清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動機 ，揭示所謂 “東亞聯盟論”和平構想背後的侵略擴張本質 ，梳理 “滿洲國”建立過程中複雜的民族生態環境等歷史問題 ，也會對正確理解今天中日歷史認識的差距和縮小這一差距提供有益的借鑒。（二） 中國研究者眼中的石原 ：侵略者中的急先鋒 中國學者關於石原莞爾的專門性研究並不多見 ，而張芝瑾的 《石原莞爾的中國認識與亞洲觀》 ①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以石原為研究對象的專著。該書從思想史研究的視角出發，結合時代背景對石原莞爾的思想脈絡進行了梳理 ，通過分析 “最終戰爭論” “東亞聯盟論” ，以及石原在 “滿洲”對其理論的實踐 ，試圖揭示中國與亞洲在石原戰略思想中所處的位置 。作者指出，石原的思想中一直隱含著 “亞洲連帶”的情感 ，並形成一種提攜東亞 、東西方對抗的思考框架 ；同時，他又將中國視為落後 ，強化日本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正當性 ，因而必然導致日本走上與中國衝突的道路。在石原使日本成為世界領袖的計劃裡 ，無論提攜還是否定 ，卻又都不得不面對中國與亞洲。 王珊的博士論文 《石原莞爾與中日戰爭》 ，從石原莞爾在九一八事變中的政略構想、武力佔領後的理論轉變、如何認識石原指導的東亞聯盟運動在不同時期的作用、如何看待石原莞爾與陸軍內部派系及人際關係 、最終戰爭論與城市解體 、國民皆農的關係五個方面論證了石原莞爾與中日戰爭的關係 。③ 王雲翠的碩士論文 《石原莞爾的 “不擴大”思想》 ，以時間順序論述了所謂 “不擴大”思想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 ，重點分析了石原與東條英機在戰爭戰略上的對立衝突。該文認為石原的 “最終戰爭論” “東亞聯盟論” ，以及石原關於 “滿蒙”的構想、主張北進的戰略都是其 “不擴大”思想的理論淵源。石原的 “不擴大”思想 ，有其自身更為隱蔽的考慮 ，明顯帶有策略性的因素。這種隱蔽性戰略思想一旦付諸實施 ，其禍害程度可能與東條英機的戰爭戰略的實施同樣危險 ，二者在侵略實質上的險惡程度難分高下。③然而 ，所謂 “不擴大派”是後人的評價 ，作為當事人石原是否從始至終就持有所① 張芝瑾：《石原莞爾的中國認識與亞洲觀》 ，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 教學與研究中心，2010② 王珊：《石原莞爾與中日戰爭》 ，博士學位論文，南開大學歷史學院，1999③ 王雲翠：《石原莞爾的 “不擴大”思想》 ，碩士學位論文，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2008。。。

謂 “不擴大”思想 ，石原的所有構想 、理論是否可以都歸結為 “不擴大”思想 ，不應簡單定論 。該文的重點在於闡釋石原與東條的對立衝突，對石原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形成過程、實踐與流變等尚需進一步論證。 一些研究成果重點分析石原與九一八事變或偽滿洲國的關係 ，如蘇振申在 《石原莞爾的世界帝國構想——九一八事變背景的透視》 中，結合石原莞爾關於 “世界帝國”的思想架構 、石原對 “滿洲佔有”計劃的政治和經濟考量、石原的滿蒙統治方案 ，探討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根本原因。他認為 ，若不能深入研究石原思想形成的背景 ，便無法厘清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根本原因 ，指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陸軍大學的教育 ，以及留德期間對於歐洲戰史的研究 ，加上其後對於日蓮宗的狂熱 ，構成了石原對於戰爭史觀、國家觀及人生觀的架構 ，因而造成了他狂妄的 “滿洲領有”論。① 齊福霖認為九一八事變是石原莞爾與花穀正、②板垣征四郎三人合力策劃的結果。他在 《三名日本少壯派將校與九一八事變》 一文中，詳細論證了三人從制訂事變的概略計劃、為發動事變籌措資金、進行三次參謀旅行為發動事變進行實地考察 ，到提前發動事變 ，最後佔領全東北的過程。③該文雖試圖還原當時的歷史事實，但所用材料畢竟有限，這方面的研究今後仍待加強。 許育銘的 《石原莞爾與滿洲事變》 ④一文 ，從背景、戰略、戰術、戰況四方面詳探了九一八事變的發動過程 ，以及石原莞爾在事變中的角色和作用，指出石原是日本侵佔中國東北的意志的執行者 ，在七七事變後主張 “不擴大”事態 ， “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放過火的放火犯所作的滅火作業”⑤ ，批判了日本建立的石原 “英雄神話”的虛偽性。許文除大量參考日文研究、引用日文史料外 ，還使用了如張學良自傳、滿鐵密檔等中文史料 ，與日文史料互參 ，因而史料扎實 ，論證有力 ，值得肯定。 史桂芳在 《 “同文同種”的騙局——日偽東亞聯盟運動的興亡》 ⑥一書中，介紹了石原莞爾的 “東亞聯盟論”和以此為理論指導的東亞聯盟運動的形成 、發展 ，以及對日本侵華戰爭及戰後中日關係的影響。作者認為 ，東亞聯盟① 蘇振申：《石原莞爾的世界帝國構想——九一八事變背景的透視》 ，臺北 《中華學報》 6 （1） ， 1979年。② 關東軍參謀、奉天特務機關職員，被認為是與土肥原賢二、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一 起，積極策劃佔領東北、製造柳條湖事件和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核心人物。③ 齊福霖：《三名日本少壯派將校與九一八事變》 ，載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編 《九一八事變與近代中日關係：九一八事變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04 ，第131頁。④ 許育銘：《石原莞爾與九一八事變》 ，臺北 《中華軍史學會會刊》 2003年第8期。⑤ 許育銘：《石原莞爾與九一八事變》 ，臺北 《中華軍史學會會刊》 2003年第8期，第159頁。⑥ 史桂芳：《 “同文同種”的騙局——日偽東亞聯盟運動的興亡》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的最終目的，是現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稱霸世界的構想 ，打出 “王道主義” “民族協和”等招牌 ，只是為侵略行為穿上美麗的外衣。 宋志勇的 《從 “九一八事變”到 “七七事變” ：日本軍方對華認識與侵華戰爭》①，介紹了石原的 “滿蒙”觀 ，即 “滿蒙”不是漢民族領土 ，而與日本關係更加密切 ，滿族人與蒙古族人更接近大和民族。該文指出，石原和阪垣征四郎等代表性關東軍軍人只注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一面 ，輕視了中國逐漸展開的近代化進程 ，輕視了中國人民民族意識的增強和國家意識的增長。他們的這種對華認識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重要動機和思想根源之一 。而這種對華認識的形成則源於當時國際形勢以及近代以來日本對中國認識的積累。 另外 ，徐勇 《征服之夢——日本侵華戰略》 ，側重於從戰略層面分析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戰敗迄各次侵華軍事行動前後日本軍方的戰略考量 ，以及中方的應對 。臧運祜 《近代日本亞太政策的演變》 主要外交史的視角出發 ，將近代以來至侵華戰爭時期的日本對外政策 ，更準確地定義為 “亞太政策” ，並加以全面 、系統地分析 。兩書闡釋近代日本侵華戰略 、策略時 ，均或多或少地涉及石原莞爾的戰爭理論與實踐 ，②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地考察石原莞爾的影響。 中國學者關於石原莞爾的研究 ，全面且深入的成果相對較少 ，而且研究範圍和時段較多集中在九一八事變和偽滿洲國建國前後 ，即聚焦於石原在中日戰爭中所起作用最大的時期 。這樣的研究視角有一定合理性 ，但也有局限性 ，無法從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內部視角來考察石原的戰略理論。中方有些研究或由於日文史料運用的欠缺 ，或受意識形態影響 ，對基本史實還原不夠 ，結論過於形式化 ，大多把石原理論簡單歸結為日本侵華的理論工具 ，對其理論背後複雜的思想來源和形成機制缺乏系統梳理 ，不無流於表面之嫌 。（三）歐美研究者眼中的石原 ：值得尊重的對手 如果說中日兩國學者在研究與中日戰爭相關的事件與人物時有難以超越的國家民族框架的局限性 ，歐美學界的研究成果則為中日戰爭研究提供從協力廠商觀察的視角。歐美學界對石原莞爾也有一定關注 ，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約翰 ·波義耳 （John Boyle）和馬克 ·皮迪 （Mark Peattie） 的研究成果。① 宋志勇：《從 “九一八事變”到 “七七事變”：日本軍方的對華認識與侵華戰爭》 ， 《南開 日本研究》 2011年。② 徐勇：《征服之夢——日本侵華戰略》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臧運祜：《近代日本 亞太政策的演變》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波義耳在 《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之路1937－1945》①一書中，除使用與中日戰爭相關的專著、回憶錄以及日本外務省、美國國務院、東京審判的相關檔案外 ，還採訪了今井武夫 、清水董三 、松本重治、陶希聖、高宗武 、李聖五等相關人物 。該書主要著眼於日本內部關於侵華政策的爭論 （即 “擴大派”與 “不擴大派”之爭） ，重點介紹了日本侵略中國並在中國扶植傀儡政權的經過 。作者認為 “要進一步看清楚中國事變（七七事變——引者注）怎樣使陸軍系統分裂為擴張主義派和反擴張主義派這兩個陣營 ，最好考察一下反擴張主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石原莞爾少將的觀點和結局”② ， “要是石原還能在中央呆下去的話 ，他的觀點很有可能在形成汪政權的性質方面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並使該政權成為一個有活力的獨立政府 ，而不是一個傀儡政府” 。③因此 ，作者詳細考察了石原及其與 “擴大派”的矛盾衝突。 波義耳首先肯定了石原作為軍事戰略家的一面 。他認為 ， “典型的帝國陸軍軍官們總是一味強調紀律、優秀的精神素質以及大和魂等等之無比重要，認為這些是無價之寶 ，可以補日本在現代化戰爭裝備方面的不足” ，④而石原則與持這種傳統意見的大多數同僚不同，他看到了經濟對於戰爭的重要性 ，因而非常重視統計學家和經濟計劃工作者的才能。石原在任職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時期的中心工作就是組織下屬編寫關於陸軍未來需要的預測報告以及分析日本經濟實力的狀況和弱點的調查報告。根據這些調查報告 ，石原提出必須把經濟問題置於總體戰體制之上 ，否則無法適應陸軍未來的迫切需要。必須按照輕重緩急來重新調整國民經濟 ，以便適應遠離日本本土作戰的現代化、機械化、機動性高的軍隊的需要。 關於石原為何不主張擴大戰爭 ，波義耳認為除了考慮到陷入與中國進行持久戰的泥沼中會給真正的 “敵人”蘇聯以可乘之隙外 ，還因為石原對中國國民黨和中國的民族主義力量有了新的、積極的評價。 “到三十年代中期 ，石原一反軍人中普遍存在的觀點 ，開始感到國民黨並不僅僅是一個軍閥派系，它其實是民族主義潮流的領導者 （或許是追隨者） 。而日本卻冒險來頑抗這股潮流” 。⑤ “擴大派”則恰恰沒有看清中國的變化 ，不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 ，最初企圖以 “閃電戰”結束戰爭 ，後來又寄希望於以一次次戰役 ，控制中國主要城市 ，擊垮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 ，但最終並沒有打敗中國的民族主義 ，陷入① 約翰·波義耳：《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1937－1945》 上下，陳體芳、樂刻等譯，商務印 書館，1978 。 John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aboration （Stanfo University Press, 1972）② 約翰·波義耳：《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1937－1945》 上，第63頁。③ 約翰·波義耳：《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1937－1945》 上，第6頁。④ 約翰·波義耳：《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1937－1945》 上，第64－65頁。⑤ 約翰·波義耳：《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1937－1945》 上，第67頁。

全面持久戰爭的泥沼。 在波義耳的論述中，石原莞爾依據 “最終戰爭論”理論把蘇聯和美國依次設定為戰爭對象 ，並出於 “以戰養戰”方針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製造了偽滿洲國，認為日本必須通過武力控制中國 ，建立東亞聯盟 ，即建立一個包括日本 、中國和 “滿洲國”的政治和經濟集團 ；在七七事變後 ，石原開始拋棄以武力組成東亞聯盟的設想，而是主張以道義勸說和 “日滿合作”為範例來爭取中國與日本成為同一集團。波義耳對石原這一轉變的判斷是 ，石原首先是一名日本帝國的軍人 ，並不是日本研究者眼中的 “和平主義者” ，他從來沒有主張過日本應放棄對 “滿洲國”的控制 。但是 ，後來石原認識到自己所發動的九一八事變 ，促進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覺醒 ，因而開始主張 “日本有一切理由去促進——而不是阻撓——中國發展成一個強大的 、統一的和獨立的國家” 。①與此同時 ，石原出於對歐洲戰史的深入研究 （拿破崙的失敗） 、對中國情勢的瞭解、對戰時經濟的深入調查統計 ，得出與中國作戰將使日本陷入泥沼的結論 ，因此反對 “擴大戰爭” 。波義耳故而得出結論 ：石原的所有行為 、思想變化都是出於一名軍人對如何在戰爭中取勝 ，如何更好維護國家利益所做出的考量。 波義耳的觀察視角有一定的客觀性 ，值得借鑒 ，但他的研究仍然傾向一種假設 ，即如果日本政府採納以石原為代表的 “不擴大派”的方針 ，則中日之間可能不會發生戰爭。這種假設是否合理？是值得繼續深入探討的課題之一 。 皮迪運用英文和日文資料對石原莞爾進行了全面研究 。他認為以石原為代表的出生於20世紀初的日本將校 ，大部分接受過從陸軍地方幼年學校 、陸軍中央幼年學校、陸軍士官學校到陸軍大學的完整的軍事教育 。與明治時期的軍人不同的是 ，這一批軍人在軍校中接受了較為先進的西式教育 ，多有到歐洲留學之經驗 ，瞭解一戰中世界各國的戰術、戰略、戰史。因此 ，他們對軍中元老、舊派閥深為不滿 ，熱切希望日本陸軍進行軍事改革 。另外 ，因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 ，且自日俄戰爭後日本的軍事教育開始強調 “國體”精神 ，因而這一代軍人更具有自信 ，於是在他們中間滋生了由日本領導東亞對抗西方的所謂 “亞洲主義” 。② 皮迪以石原 “日美決戰”的構想即石原的對美認識為焦點 ，分析石原 “最終戰爭論”的成敗得失 ，指出石原雖然預測到日美戰爭的趨勢 ，但是缺乏對日美國力巨大差異的判斷是其理論的根本缺陷，也因此導致日本走向災難性結局。皮迪的論著還結合了日美兩國的研究成果、對石原莞爾 “最終戰爭論”有著較為完整且嚴謹的學術評價 。 日本學者評價該書為最公正且最值得信賴的石原研究。皮迪的研究顯然 “脫離日本史研究的範疇” ，更多體現在從美國的立34 約翰·波義耳：《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1937－1945》 上，第6頁。35 參見マーク・R・ピーテイ著、大塚健洋等訳『「日米對決」と石原莞爾』、たまいら ぼ、1993年、33 - 35頁。

場來評價石原的戰略理論 ，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史更是鮮有涉及。皮迪研究的這一缺憾也提示我們後來的研究者應該超越或中國或日本或歐美的單一視角，從東亞各勢力角逐的多邊視角來思考中日之間這場戰爭。①三、觀察與思考 從對既往研究的比較分析來看 ，在中日兩國 ，研究者對石原的評價和關注點存在明顯的對立與差異。在中國 ，石原通常被視為不折不扣的侵略者 ，有學者認為他的 “不擴大”戰爭的主張實際是更為隱蔽的侵略方式；在日本人的認知裡 ，不少人卻視石原為反對日本擴大侵略戰爭的 “和平主義者” 。②以往研究中，中方研究者較多關注石原在九一八事變和偽滿洲國建立過程中的行為和所發揮的作用 ，試圖通過此類研究 ，揭示日本侵華的野心和日本大陸政策的一貫性 ；而對石原提倡的 “東亞聯盟論”的考察 ，主要著眼於揭露和批判其虛偽的本質。③不過 ，總體而言 ，中國學界深入研究石原進行的成果不多 ，且集中出現在21世紀初期 ，存在史料運用單一 、研究視野狹窄的問題 ，往往局限於石原在某一事件中的作用 ，研究時段也缺乏連續性 。 日方學者則更多關注石原本人 ，有關成果多為其個人評傳或對其戰略思想的研究 ，結論傾向於把日本侵華及日本戰敗的原因歸為日本當局對石原構想的背離 ，這些研究多數是從日本國家立場出發 ，帶有為石原和日本戰敗惋惜的感情色彩 ，④並大多暗存以下幾種邏輯。一是日本如果按照石原的 “不擴大” 、 “東亞提攜” 、 “東亞和平”的構想走下去 ，或許不會在太平洋戰爭中失敗 。二是石原或者說日本的本意是實現 “東亞聯盟” ，扶持中國 ，復興亞洲 ，共同對抗歐美列強 ，但在以東條等人為代表的激進派的 “獨走”之下 ，日本逐步走上了侵略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的道路。三是 “滿洲人”備受軍閥統治壓迫 ，日本佔領 “滿洲”的初衷是幫助 “滿洲人”建立獨立的國家，使日、滿 、漢 、朝、蒙五族在 “滿洲”自由競爭 ，共建 “和諧樂土” 。四是 “滿洲”不是中國固有領土 ， “滿洲”北部接近蘇聯地區甚至是未被開墾的無主之地 ，日本鼓勵本國國民移民 “滿洲”是正當合法的。這幾種邏輯不僅僅反映了石原研究者對中日戰爭的本質乃至日本戰爭責任的理解不足 ，而且時至今日仍然或明或暗地存在於整個日本社會，成為中日歷史認識差距難以縮小的原因之一。� マーク・R・ピーテイ著、大塚健洋等訳『「日米對決」と石原莞爾』。� 王云翠《石原莞爾的“不擴大”思想》 ；入江辰雄『石原莞爾「永久平和」の先驅者』。� 參見史桂芳《 “同文同種”的編局— —日偽東亞聯盟運動的興亡》 。� 藤本治毅『石原莞爾』；入江辰雄『石原莞爾「永久平和」の先驅者』；早�利之『石原莞 爾滿州備忘ノート』；阿部博行『石原莞爾：生涯とその時代』。①②③④

歐美研究者的觀察視角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其更偏重於從美國立場來評價石原和中日戰爭 ，缺少對中國抗日戰爭史的關注。 提出戰爭理論 、發動戰爭 、指揮戰爭 、無奈退役、戰後逃脫戰犯審判的石原莞爾 ，既有其特殊的戰爭經歷 ，也與同時期的日本陸軍軍人存在共性 。現有石原研究中存在的缺憾提示研究者 ，在考察 “日本陸軍中堅層”並進而研究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時 ，不應局限於一國視角，而應從東亞各勢力角逐的多邊視角來加以思考 ；不能單純從中日兩國關係和軍國主義擴張的角度來理解 ，而應將其與近現代東亞國際關係和亞太局勢聯繫在一起。

紹興淪陷 ：戰時的前線與日常吳敏超①摘要：寧紹戰役開始之際 ，紹興城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淪陷 ，引起最高層的震怒。蔣介石決定徹查此事 ，紹興淪陷之真相最終水落石出。軍事委員會對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 、紹興軍政負責人等均施以重罰 ，蔣介石嚴令第三戰區徹底整頓。但是 ，國軍長期駐守一地產生的軍風紀問題、走私問題 ，在抗戰中後期日益嚴重、積重難返。紹興淪陷所反映的前線軍政疲遝之情勢 ，在抗戰中後期的正面戰場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關鍵詞：寧紹戰役 紹興 蔣介石 軍風紀 走私 1941年4－5月的寧紹戰役 ，②是第三戰區繼淞滬撤退之後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③4月17日淩晨 ，紹興突然淪陷。紹興是此次戰役中我方失守的第一座城市 。此時距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有近4年時間，距1937年12月浙江省省會杭州被佔領、敵我雙方沿錢塘江對峙 ，有3年半時間。夜深人靜時，日軍越過國軍防線 ，突然降臨紹興城外 ，幾乎兵不血刃地攻佔了這座古城 。國軍守軍何在？地方政府何為？剖析紹興淪陷的各個環節，探究其來龍去脈 ，有利於我們觀察抗戰中期前線國軍的軍紀士氣、地方社會的戰時變遷、國府中央與地方的溝通及軍政關係的演變。①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② 爾紹戰役中的 “寧”與 “紹” ，分別是浙江兩個重要城市寧波與紹興的簡稱。本文考察的紹 興淪陷，是寧紹戰役中的重要一環。關於寧紹戰役的研究，目前筆者查閱到的較具代表性的 成果有三項。一為馬登潮的 《50年前的一場浩劫——寧紹戰役述略》 一文，刊載於 《浙江檔 案》 1991年第5期，第30-31頁。該文記述了寧紹戰役的大致過程。二為1995年出版的《浙江 抗日戰爭史》 （樓子芳主編，杭州大學出版社） 中，辟有一節 “寧紹戰役”，篇幅與馬文接 近。三是2009年出版的《金蕭地區抗日戰爭史長編》（人民日報出版社） ，此書由楊長岳主 編、浙江省諸暨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編寫，以82頁的篇幅呈現了寧紹戰役的全貌。書中收入 的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國軍的作戰日誌、戰鬥詳報等，頗有價值。該書的旨意，正如 編者所說，整理、編修史料重於學術研究。③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 ，臺灣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第191頁。抗戰期間，顧 祝同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第三戰區在戰時的所轄區域有所變動，在本文考察的時段，大致 轄浙江、福建及江西省東部、安徽和江蘇長江以南區域。

一、淪陷前夜 ：紹興城靜謐如常 紹興位於錢塘江入海口杭州灣的南岸 ，春秋時期越國即在此建都 。從兩千多年前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 ，到近代魯迅筆下的百草園與三味書屋 ，紹興作為江南文化名城 ，令人遐思神往。抗戰時期 ，這座古城與中華民族一樣 ，經歷了烽火連天、淪陷敵手的艱難歲月。 1935年 ，浙江省政府設置紹興行政督察區 ，專員公署駐紹興縣 ，轄紹興 、上虞、余姚 、嵊縣、新昌、諸暨、蕭山七縣。不久 ，紹興行政督察區更名為第三區行政督察區 ，轄縣不變 。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和紹興縣長同駐紹興城 。即紹興城同時接受一位專員和一位縣長的領導。1937年8月 ，淞滬戰役爆發。1937年12月下旬 ，杭州淪陷 ，國軍退至錢塘江南岸一線守衛 。抗戰前期和中期 ，浙江的敵我態勢為 ：錢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平原地區 ，由日軍佔領 ；錢塘江以南的紹興 、寧波、金華 、衢州、溫州、麗水等廣大地區 ，仍為國民政府統治 。國民政府戰時省會駐節於金華永康的方岩 ，省政府主席為黃紹竑 。從1937年底杭州失守至1941年春寧紹戰役發生 ，雖然其間在錢塘江南岸有一些戰鬥發生 ，①但國軍基本能控制錢塘江以南以東的廣大地區。寧紹地區緊鄰錢塘江 ，為戰時前線。 1941年4月17日紹興淪陷前一個星期 ，即1941年4月7日至10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率領縣政檢閱團到達紹興 。② 此時正值國軍在寧紹地區的駐軍——第86軍的話劇團到紹興公演 ，以演出收入補助軍需 ，市面一派祥和之氣。不過 ，黃紹竑離開紹興後 ，即有一些異常現象發生 。4月14 、 15日，一架日軍的飛機多次飛臨紹興上空 ，警政主管人員有所戒備 。待到4月16日下午 ，錢塘江南岸的三江口傳來有小股日軍登陸的消息。三江口即錢塘江 、曹娥江和錢清江三條江的交匯口，位於紹興城以北近30公里處 。三江口附近有建於明代的三江閘 ，用於抵擋錢塘江的潮汐侵擾 。可見 ，從地理與軍事言 ，三江口起到護衛紹興的作用 。 紹興方面各機關聽說消息後 ，開始準備船隻 ，並搬運貨物至船中 ，打算隨時撤離 。紹興是著名的水鄉 ，城內河道密佈 。九座城門中有六座是水門 ，可以通過門下的河道出城。不過 ，緊張態勢在下午趨於緩和 。紹興行政督察專員邢震南打電話給前方軍事長官 ，得到的回復是 ：“敵人已經撤退 。”③敵我兩① 1940年1月，日軍偷渡錢塘江，在蕭山西北六百畝登陸，並竄入蕭山縣城，後退出縣城，但 據有蕭山一角；1940年7月，日軍曾在寧波附近的鎮海登陸，被國軍守軍194師和趕來增援的 16師擊退。樓子芳主編：《浙江抗日戰爭史》 ，第176-179頁。② 黃紹竑 ：《黃紹竑回憶錄》 ，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 ，第371頁。③ 《紹興失陷情形及本署部退出後兩個月間工作紀要》 （1941年6月） ，載 《抗戰八年在紹 興——紹興文史資料》 第9輯，紹興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 ，1995 ，第98頁。原件藏浙 江省檔案館。

軍隔江對峙三年多 ，有進攻 、戰鬥、撤退消息 ，原屬正常 。因無後續消息 ，邢震南推斷 ，這是敵人的一次小規模襲擾 。於是 ，夜幕降臨 ，第86軍話劇團照常在覺民劇場上演 《雷雨》 ，這也是該劇在紹興演出的最後一天。據說 ，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浙江地方銀行的三位經理 ，曾向紹興縣長鄧訒瞭解情況 ，鄧訒也專門向邢震南請示辦法。邢震南以老前輩自居 ，怪鄧訒太不鎮定。①邢震南是浙江嵊州人 ，1915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2期 ，比黃紹竑-還早一期 。他戎馬倥傯二十多年 ，黃紹竑擔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後 ，邀他擔任浙江第七區 （台州地區） 行政督察專員 ，1941年初又調至紹興任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所以 ，紹興淪陷時，他來紹興任督察專員僅3個月。 事實上 ， 日軍非但沒有退去 ，反而正從各個方面向錢塘江南岸 、閩浙沿海進攻——小股日軍進攻三江口，僅是拉開了一場大戰役的小小序幕 。此後一個月 ，有數以萬計的敵我軍隊在浙江紹興地區這片土地上廝殺。只是 ，此時紹興城內的軍民渾然不覺而已。 日軍在1941年4-5月發動寧紹戰役 ，緣起於日本軍方1940年底的戰略調整 。根據國際形勢特別是歐洲戰場的情況 ， 日軍討論 、調整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畫 ，傾向於對國民政府繼續施加武力壓迫的同時 ，加強經濟壓迫 。1941年1月16日，大本營陸軍部通過 《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 ，其中第五條為 ：“在整個期間，力圖從地面、海面及空中加強封鎖。切斷法屬印支路線 ，破壞滇緬公路 ，兼用以海軍封鎖海面 、陸軍封鎖海港作戰等方法 ，加強對華經濟壓迫 。”②所謂從海陸空方面加強封鎖 ，主要目的即在於切斷國民政府的國際補給路線 。抗戰爆發後 ，日軍已經佔領上海、廣州、廈門等東南沿海的各大港口。1940年9月 ，日軍又乘歐洲戰場上法國戰敗之際 ，侵入法國殖民地越南 ，遮斷滇越鐵路 、桂越公路。國民政府的國際補給路線 ，只剩下滇緬公路和東南沿海中小型港口。 日本大本營1941年初出臺的這一戰爭指導綱要 ，即指向尚未淪陷的中國東南沿海港口和滇緬公路 。 日軍在1941年2-3月，首先侵佔廣東沿海 。繼而在1941年4月 ，發動浙 、閩沿海戰役 ，旨在奪取沿海港口。從兵力投入和作戰主旨看 ，寧紹戰役 ，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日軍對寧紹戰役的具體佈置為 ，一面使用暫駐在上海郊外的第5師團，在浙江沿海實施登陸作戰 ，佔領沿海寧波 、台州和溫州等城。同時 ，為策應第5師團的登陸作戰 ，滬杭地區的日軍第13軍向錢塘江南岸展開攻勢作戰 。1941年4月中旬 ，第13軍司令官澤田茂調集第22師團、第15師團赤鹿支隊及第11混① 朱仲華：《紹興淪陷時縣長鄧訒死難紀實》 ，載 《抗戰八年在紹興——紹興文史資料》 第9 輯，第33頁。②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纂：《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 上， 《大本營陸軍部》 摘譯，四川 人民出版社，1987 ，第613頁。

成旅團之一部 ，共約2萬人 ，①負責錢塘江南岸戰事 。4月14日，司令部戰鬥指揮所從上海推進到杭州 ，戰鬥蓄勢待發。4月16日下午 ，紹興三江口小股日軍進襲 ，正式拉開寧紹戰役的序幕。 值得注意的是 ，西線戰事雖為策應東線沿海戰事而開展 ，但亦蘊含著殲滅第三戰區主力部隊的作戰目的。司令官澤田茂在4月10日的日記中認為 ，必須採取痛擊國軍的作戰方針。他指出：所謂作戰 ，以給敵軍痛擊使其喪失戰鬥力為第一位 。物資之獲得 ，不過是輔助手段 。作戰的目的唯有殲滅敵人。②可見 ，澤田茂並不滿足於在西線配合作戰 ，而是希望深入第三戰區 ，尋找中國軍隊的主力 ，予以消滅。當時 ，國軍主力第10集團軍位於諸暨附近 ，加上地方部隊 ，兵力約10萬人 ，③負責錢塘江南岸地區的防衛 。第13軍在西線的具體作戰佈置 ，正是直指諸暨國軍主力：日軍左路由杭州乘艦 ，繞至杭州灣南岸之三江口登陸 ，經紹興向諸暨前進 ，中路由蕭山向諸暨推進 ，右路由富陽向諸暨推進。④可見 ，紹興城是左路日軍志在必得的一座城市 。而且 ，為了保證不驚擾到諸暨的國軍主力部隊 ，日軍最好的選擇是奇襲紹興 、掃清障礙 ，以最快速度逼近諸暨。二、淪陷之時：混亂中的被殺與逃離 4月16日深夜 ，紹興城內的話劇結束 ，觀眾散去 ，全城陷入沉睡之中。17日淩晨1時 ，城外突然響起槍聲 ，由遠而近 。紹興縣保安大隊 、 自衛隊和員警立即分頭搜尋敵人 。他們看見第86軍第16師的士兵佩戴 “再厲”臂章 ，挺進入城 ，以為是我軍調防 ，不料突然間被其掃射 ，才知道敵人喬裝成國軍第16① 1941年4月中旬，日軍第15師團第60聯隊、第22師團第85 、86聯隊共5000餘人，集結於蕭山 西興、長河一帶，在杭州七堡區集合2萬餘人，準備南犯諸暨、紹興。徐時權：《諸暨會戰 紀略》 ，載 《抗戰八年在紹興——紹興文史資料》 第9輯，第201頁。另一份材料稱：太田部 隊共指揮四個支隊：以第15師團步兵指揮官赤鹿指揮之三個大隊 （第60聯隊）為赤鹿支隊； 第22師團步兵指揮官松井指揮之三個大隊 （似為84聯隊）為松井支隊；85聯隊長羽島指揮之 兩個大隊為羽島支隊；86聯隊長古賀指揮之兩個大隊為古賀支隊，混合編成。（浙江省諸暨 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編：《金蕭地區抗日戰爭史長編》，第558頁）若據此項材料，日軍參 戰的共有9個大隊，估計有10000人，加上杭州集結的偽軍，很可能總數為2萬人。② 《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 （初期陸軍作戰三）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臺灣 “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1987 ，第470頁。③ 其中正規軍有6萬人，包括第86軍 （軍長莫與碩，下轄第16師、67師和79師） 、第21軍 （下 轄第63師、148師）和暫9軍（軍長馮聖法，下轄暫13師、新30師和暫35師） 。浙江省諸暨市 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編：《金蕭地區抗日戰爭史長編》 ，第557-558頁。④ 蔣緯國編著：《抗日抵侮》 第6卷，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 ，第49-50頁。

師的士兵。①更令人吃驚的是 ，城內街巷各處出現許多日軍的便衣隊 ，他們與入城之敵裡應外合 ，迅速控制各路口、河道 、橋樑和城門。淩晨3時 ，日軍大部隊攻入城內，陸續佔領各城門。 日軍攻入紹興時 ，從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邢震南 、縣長鄧訒到普通民眾 ，都被蒙在鼓裡 。邢震南立即率領軍警和署部職員共70余人 ，從偏門突至城外② ，狼狽轉移到紹興城南的平水鎮。鄧訒在紹興著名實業家金湯侯宅中更換衣服 、戴上大笠帽——顯然 ，他怕城內臥底與漢奸認出自己。金家的船夫用烏篷小船送他出城 ，不幸的是 ，他在都泗門外被日軍亂槍打死 。都泗門是水門，位於紹興城的東北部 ，很可能與日軍進攻的方向一致。都泗門往北緊鄰的城門是三江門，即面向三江口的方向；都泗門往南是五雲門，是較早被日軍佔領、架設機槍掃射逃難民眾的大門。抗戰期間，浙江省各縣長死於日軍槍炮下者僅有兩位 ，鄧訒就是其中之一 ，時年僅31歲 。鄧訒是湖南人 ，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 。因其父鄧靜安與第10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是好友 ，所以抗戰前鄧訒即在劉建緒手下任職 。抗戰爆發，黃紹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後 ，劉建緒即向黃紹竑推薦鄧訒 。 1938年2月 ，鄧訒任諸暨縣長 ，後來又先後擔任浙江省安吉縣 、紹興縣縣長。③從鄧訒離開諸暨縣長任時發表的 《告別諸暨民眾》 、安吉縣長任上的 《我們在安吉》 等文 ，以及事後人們對其的回憶看 ，鄧訒是一位年輕有為、幹勁十足的縣長 。雖然在諸暨縣長任上的時間只有6個月，但他動員民眾抗日、組織農會、舉辦戰時政治工作訓練班、編練土槍隊、整理財政等，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他最不能容忍的 ，是縣政與保甲人員無所事事。在諸暨時 ，他換掉了一批貪污瀆職 、老弱無能的鄉鎮保甲長。④剛到安吉時，他看到安吉縣政府的科員和書記不到10人 ，辦公桌上灰塵很厚 ，未辦移交的公事有四五百件時 ，不禁十分氣惱 ，立刻著手重建整個縣政府班底。⑤另外，鄧訒雖然積極做事 ，但年少氣盛 ，與邢震南的前任一一紹興行政督察專員杜偉相處不睦。鄧訒在諸暨與安吉時都能放手做事 ，待他調為紹興縣長後 ，與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同駐一城 ，不免有掣肘之感。杜偉堅決辭去專員之職 ，省政府乃將杜偉與邢震南對調。⑥ 歷史就是這樣偶然又無情 ：邢震南因鄧訒與杜偉的矛盾 ，調來紹興。不① 《紹興失陷情形及本署部退出後兩個月間工作紀要》 （1941年6月） ，載 《抗戰八年在紹 興——紹興文史資料》 第9輯，第99頁。② 紹興城的西南有兩座偏門，分別為西偏門和常禧門，俗稱為水偏門和旱偏門。③ 《紹興淪陷時縣長鄧訒死難紀實》 ，載 《抗戰八年在紹興——紹興文史資料》 第9輯，第33 頁。④ 鄧訒：《告別諸暨民眾》 ， 《抗戰知識》 1938年第2期，第12-13頁。⑤ 鄧訒 《我們在安吉》 ， 《浙江潮》 （金華）1939年第45期，第828-829頁。n⑥ 《團結抗日的縣長——鄧訒》 ，載王文浩主編 《諸暨行政管理志》 ，諸暨行政管理志編撰委 員會，1992 ，第207頁。

足百日，就遭遇紹興淪陷。鄧訒在紹興淪陷前提醒邢震南 ，邢震南未予理會 。最終兩人中一人身死 ，一人擔負失城之罪名 。紹興淪陷之時 ，人員損失當然不止於一位年輕的縣長 ，還有稽山中學的四位元學生 、部分普通民眾在逃離過程中 ，被日軍掃射而死 。一些人在混亂之際成功逃出了紹興城 。稽山中學的學生 ，淩晨3時聽到密集的槍聲 ，立即簡單收拾行裝 ，在體育老師何子鎬的指揮下 ，集體向南門、稽山門方向逃跑 。因稽山中學離南門和稽山門較近 ，而且稽山門有通往會稽山的大道 。其間，學生陶永銘聽說日軍已佔領五雲門，並在五雲橋上架設機關槍 ，向突圍師生和逃難人群掃射 ，立即決定和同學脫去軍訓服 ，換上便衣 ，向南門方向逃跑 。因稽山門離五雲門更近 ，稽山門很可能也已被日軍佔領。待他們來到南門附近時，正好看見河對岸有一艘小船 ，於是讓船夫劃過來接上他們 。等天亮時，大約有兩百多位同學逃至城外會稽山顯聖寺的稽山中學分部集中，聆聽校長訓話 。陶永銘回憶說 ，站在紹興城南的香爐峰上 ，淚眼北望紹興城 ，紹興淪陷了，心中充滿了強烈的家國俱失、哀恨並存的情緒 。①至今讀來 ，令人感喟。歷史悠遠 、文化昌盛的古城紹興 ，從此時淪陷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光復 ，被日方佔領四年有餘 。 4月17日淩晨日軍攻城時 ，還有一些人選擇蟄伏家中，待局面稍稍穩定後逃離紹興 。稽山中學的創辦者 、實業家金湯侯 ，為避免日本人讓他出面籌備偽組織 ，決定帶領家人避居於金家附近的半農園中。不過 ，4月18日夜 ，一群匪徒闖進半農園搶劫 ，表明此處已非安全之地 。金湯侯只好轉往朋友王以莊家倉庫的密室居住 ，病中的妻子因受到驚嚇而病情加劇 、猝然離世 ，金湯侯怕日偽軍偵知 ，未出面料理妻子後事 ，心情悲痛之至 。這時 ，稽山中學的另一位創辦者朱仲華 ，也從原來避居的教會醫院——福康醫院轉至王家密室。金湯侯和朱仲華都是紹興城內極富聲望之人 ，若不想當漢奸 ，必不能久留紹興 。5月中旬 ，經過細緻的調查與周密的準備後 ，兩人攜家屬逃出紹興 ，安全抵達上海租界。②還有一位名叫楊媗的蘇州年輕女子 ，蘇州淪陷前逃難到浙江 。紹興淪陷前夕的4月12日，恰好是她的新婚之日，婚禮在縣商會舉行 ，由邢震南主婚。4月17日淩晨紹興淪陷時 ，新婚夫婦嚇得躲在房東家的木材壽器 （棺材）中。此後每日膽戰心驚 、度日如年 。他們早晨做好吃食 ，帶至附近的一座破園內，白天即隱匿於破園中。10天后 ，房東幫他們打聽到可以出城 ，楊媗遂與家人於4月28日離開紹興 ，前往婆家天居縣 。他們一路顛沛流離 、食不果腹 ，總算平安趕到紹興南部山區一個名叫王化的小村莊 ，正好此時邢震南也在王① 陶永銘：《紹興淪陷突圍記》 ，載 《抗戰八年在紹興——紹興文史資料》 第9輯，第66-68 頁。周裕德：《我從紹興撤退》 ， 《浙江婦女》 1941年第5 、6期，第48頁。② 金懷瑾：《父親逃離紹興的經過》 ，載 《抗戰八年在紹興——紹興文史資料》 第9輯 ，第 73-78頁。

化。①從楊媗寫給父親的兩封信中，可感受到她和家人在紹興突然淪陷時的驚恐與無助 。 學生陶永銘 、士紳金湯侯 、朱仲華和普通民眾楊媗在紹興淪陷時的經歷 ，或可反映民眾在紹興淪陷時的大致境遇 。縣長鄧訒之死固然令人惋惜 ，數萬紹興平民的安危 ，更是考察紹興淪陷時的重要關注點。因紹興是突然淪陷，且是黑夜時分 ，民眾和稽山中學的學生逃離時，充滿了恐懼與焦灼感 ，有生命之虞 。潛伏數日後再行逃離者 ，也包含了諸多不確定性 。在逃難過程中，他們面對各種苦痛和危險 ，輕則失去家園、居食無著 ，重則親朋好友付出生命的代價。國破家亡 ，哀痛之深 ，莫過於此。成功逃至租界、國統區的人們 ，對個人言 ，精神上相對舒心 ，但生活上可能更為艱苦 ；對國家言 ，留存了抗戰的血脈與希望。 紹興突然失守 ，4月16日晚裝運於船上的物資也來不及轉移 ，財物方面的損失十分巨大 。第三區專署和紹興縣政府的公文案卷、各銀行的貨幣和貴重財物計1300余萬元 ，以及保安隊、警察局的全部槍械彈藥 ，落入日軍手中。 僅僅在半年之前 ，即1940年10月25-28日，紹興曾被日軍短暫佔領。在那次佔領之前 ，紹興軍政方領導民眾進行了有序撤離 。為何此次軍政各方如此大意 ，紹興在沒有提防的情況下被日軍佔領 ，釀成人員與財產的重大損失？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便是 ，16日下午邢震南詢問前線時 ，前線的接線員回答 ：敵人已經退去 。那麼 ，為何17日淩晨日軍突然進抵紹興城外呢？事後有兩種解釋 ：一是日軍派出小股部隊在三江口佯攻 ，日軍主力則在大小譚登陸，與國軍沿江守軍並未接觸 ，繞道至紹興城 。另一種解釋是 ， 日軍佔領了三江口，並控制我方通訊人員 ，邢震南所得回電 ，是中了他們的圈套。另外 ，便衣在一周前即已潛入紹興城 ，在日軍入城前控制電燈和電話公司，散佈假消息 ，混淆視聽 ，故意製造和平景象。不管是何種因素 ，紹興突然失守 ，地方軍政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 日軍從登陸地到紹興城 ，沿途近30公里 ，竟然無人值守、報告、抵抗？在紹興軍政領導者和員警都駐守在城裡的情況下 ，便衣可任意控制通訊 、電燈公司 ，確實令人匪夷所思 。當然 ，後來的傳聞更有添油加醋之處 ，如第86軍話劇團的籌款演出 ，被更改為 “演戲” ；邢震南曾專門詢問前線情況、回復平安無事的環節，自然也被傳聞忽略。紹興淪陷之事被演繹為 ：軍政各方在看戲聽戲 、懵然無知中，日軍攻入城中，損失慘重 。是可忍孰不可忍 ，探究紹興淪陷的真相 ，明瞭前線的真實狀況 ，成為國民政府最高層的當務之急。① 譚金土：《蘇人文本：逃難書簡》 ， 《蘇州雜誌》 2015年第5期，第35-36頁。

三、淪陷真相：蔣介石的徹查與嚴懲 1941年5月16日，時值寧紹戰役接近尾聲之際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 ： “追問紹興失陷時真相 。”①此後 ，蔣介石與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之間電報往來頻繁 ，紹興淪陷之具體環節與真相 ，得以慢慢浮現。 5月23日，蔣介石命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浙江省主席黃紹竑立即報告紹興失守實情。他瞭解到的紹興失守經過為 ：當夜紹興正在開娛樂會 ，敵人便衣隊在會場與城中起事 ，導致官民毫無準備、損失巨大 。②顯然 ，為籌募軍需演話劇與開娛樂會 ，並不能等同 ， 日軍的便衣隊也沒有在覺民劇場 “起事” ，但是謠言總是比事實傳播得更快 。蔣介石筆端顯露震怒之情 ，並要求徹查。 顧祝同接到蔣介石的質詢電報後 ，一邊令劉建緒和黃紹竑查報 ，一面派出高級參謀王冠前往紹興前線秘密調查 。③6月2日，顧祝同根據王冠的調查 ，向蔣介石作了 “紹興失陷實際情形”的報告 。他指出三點重要內容 ：第一 ，4月16日三江口登陸之敵 ，佔領了我方通訊機關 ，脅迫我方情報員照常與紹興城內通話 ，使邢震南等誤以為日軍已經退去 。第二 ，日本便衣隊此前利用商人走私 ，將武器混在商人貨物中運入紹興城內。16日晚9時左右 ，便衣隊佔據電話局和電燈公司 ，照常替各機關部隊接線通話 ，導致機關部隊沒有察覺 。第三 ，錢塘江南岸右翼指揮官何嶷與紹興地區專員邢震南 ，因事變倉促 、不及防禦 ，於17日淩晨2時先後離城 。值得注意的是 ，在最後總結時 ，顧祝同作為第三戰區的軍事長官 ，對守衛紹興的軍事負責人何嶷有偏袒之意 ，而對紹興行政長官邢震南指責頗烈：“何嶷擔任防線右自曹娥江左迄衙前 ，長百公里 ，兵力僅十六師之一營 ，其餘均屬地方團隊 ，長期固守 ，勢所難能⋯ ⋯邢震南負責守土 ，平時疏於防範 ，漫無戒備 ，以致漢奸密佈 ，佔據通訊機關尚無察覺 ，如此玩忽 ，實屬有虧職守。”顧祝同的言下之意是 ，何嶷掌握的守備力量不足 ，遇日軍來襲 ，不能守住錢塘江沿線 ，情有可原 。而邢震南疏於防守 ，使紹興城內便衣 、漢奸充斥 ，不可原諒 。顧祝同對事件的處理建議是 ，將邢震南立即槍決 ，何嶷嚴查法辦 。④顧祝同此時將紹興失守責任推諉於邢震南 ，對邢震南的命運產生直接影響。① 《蔣介石日記》 （手稿） ， 1941年5月16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下同。② 《蔣中正手令顧祝同黃紹竑查報紹興失陷實情》 （1941年5月23日） ，台北 “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檔案號：002/010300/00043/039 。以下引自該檔案的資料，簡稱 “蔣 檔”。③ 《顧祝同電蔣中正》 （1941年5月27日） ，蔣檔，檔案號：002/080200/00295/033 。④ 《電呈紹興失陷實際情形由》 （1941年6月2日） ，蔣檔，檔案號：002/020300/00005/097。

6月4日，黃紹竑也向蔣介石彙報紹興失守經過 。作為浙江省政府主席 ，他闡述了紹興淪陷時的詳細情況 ，重點如下 ：第一 ，紹興城由員警防護 ，地方團警訓練與裝備都較差 ，不能持久抵抗 ，遇到變故 ，也不能有秩序地撤退。第二 ，因紹興糧荒 ，獎勵商民從錢塘江北岸杭嘉湖淪陷地區運送糧食至南岸 ，兩岸來往頻繁 ，百密一疏 ， 日軍便衣不免有混入紹興城者。適逢第86軍話劇團演出，防檢有所鬆懈 。 日軍派出的偽軍便衣有兩百餘人 ，化裝入城 ，並以大同旅館和越宮飯店為指揮所 。第三 ，錢塘江南線右翼指揮官何嶷 ，所指揮者多為地方團警 ，平時因職權關係 ，與地方行政方面存在齟齬 ，甚至不相聞問，以致事變驟起時 ，消息隔閡。日軍繞至三江口以外的其他區域登陸時，守軍潰散 ，未向指揮部報告失陷情形 。①黃紹竑指出，紹興的淪陷，軍政雙方都有責任。不過在字裡行間 ，還是透露出對邢震南的維護之意 ，如指出紹興糧荒和第86軍話劇演出導致漢奸容易混入 ，何嶷指揮的部隊與行政方面溝通機制不暢等。 顧祝同和黃紹竑的報告 ，厘清了紹興淪陷的一些事實 ：紹興城內混入大量便衣的原委 ；三江口的日軍登陸後 ，脅迫我方情報人員繼續照常工作的事實 ；日軍主力逼向紹興城時 ，沿途守軍潰散且不向上級報告的情況。這些都是紹興突然淪陷的直接原因。當然 ，顧祝同和黃紹竑之間對於責任的互相推諉也十分明顯 ，反映了地方軍政的各自利益所在。蔣介石接到顧祝同和黃紹竑的報告後 ，即請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組織評判會 ，討論如何懲處與紹興淪陷相關之主管人員。蔣介石認為 ，紹興淪陷 ，主要是由於黨政軍人員利用幫會成員走私 ，而這些幫會成員又被敵偽利用 ，成為日軍的第五縱隊 ，與日軍裡應外合 。②從此時蔣對紹興淪陷原因的判斷，可知蔣更傾向於政治方面 ，而非軍事 。 6月10日，黃紹竑接到顧祝同即將對邢震南進行軍法審判的通報後 ，十分生氣 ，立即致電蔣介石 ，為邢震南辯護 ，指出紹興失守 ，主要是軍事方面的責任。他認為 ，敵寇進犯前 ，地方團警都已經調由地區軍事指揮官何嶷指揮。當日軍登陸時，地方團警離防 ，卻沒有與行政人員聯繫 ，情報不相溝通。而且 ，邢震南是中央簡派人員 ，是否撤職 ，不應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決定。③從這封電報中，可以看出黃紹竑對顧祝同、何嶷的強烈不滿 ，以及對邢震南的保護。確實 ，就公而言 ，邢震南多年來擔任台州、紹興督察專員，是黃紹竑信任的部下 。而且 ，紹興是浙江省下屬的重要城市 ，黃紹竑作為省政府主席 ，必須和蔣介石辨明，失守責任主要應由軍方承擔 ，而不能由行政方承擔 ；就私而言 ，刑震南是黃紹竑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學長 ，抗戰爆發後邢震南來浙任職 ，也是① 《報告紹城 失陷因素 自請嚴予處分由》 （194 1年6 月4 日） ， 蔣檔 ，檔案號 ：002/080200/00295/ 036② 《蔣中正電何應欽 》 （194 1年6 月8 日 ） ， 蔣檔 ， 檔案號 ：002/0 10300/00044/0 10③ 《黃紹竑電蔣中正 》 （194 1年6 月10 日 ） ，蔣檔 ，檔案號 ：002/080200/00295/042。。

應黃紹竑的邀請。 不過 ，蔣介石也用一系列的反問 ，十分強硬地回應了黃紹竑的質詢 。蔣提出：地方行政人員是否有守土之責？是否有與城共存亡之義？邢震南身為專員，平時不加防範，令日方偵探充斥城內，以致失地 ，此為行政官之罪乎？ 蔣介石贊成對邢震南進行軍法審判。①當然 ，蔣介石對黃紹竑的請求置之不理 ，並不代表他原諒了軍方人員的表現。對於第三戰區在寧紹戰役中連續失地 、軍風軍紀的情況，蔣介石也非常不滿 。尤其是當他得知何嶷與日方指派的女間諜有染時，馬上令顧祝同將何嶷軍法處置 ，並令顧嚴查到底。蔣介石獲得的報告是 ，何嶷沉湎酒色 ，被女漢奸童曼卿所迷惑 。童曼卿介紹日軍第22師團第86總隊古賀隆一情報部偵查長李景忠 ，情報員施文進 、殷文相等 ，在何嶷部充任勤務兵及管庫軍士等 ，致我軍全部軍情 ，早為日軍所洞悉 。②筆者在蔣檔中未能找到顧祝同對何嶷、童曼卿一事的回復。不過 ，在紹興文史資料中 ，確有何嶷受童曼卿所惑的說法 ：1940年10月紹興第一次被攻佔後 ，雖然日軍很快退去 ，但間諜活動此起彼伏。童曼卿是紹興平水人 ，據說此前長年居住在上海 ，當時回紹興探親。她以社會名媛的姿態 ，周旋於紹興上層一部分社會人士中，後來和何嶷有所交往 。童曼卿的真實身份 ，是華中特務機關——梅機關派遣來刺探軍事情報的女間諜。她從何嶷口中，獲知了紹興防務方面的一些情況 。③那麼 ，如此看來 ，1941年4月16-17日， 日軍一部佯攻三江口，主力則從其他登陸地點繞至紹興城 ，一路急行軍而未被國軍防守部隊發覺 ，又如探囊取物般攻陷紹興 ，與童曼卿的軍事情報不無關係。 關於紹興失守的最終處置 ，根據何應欽組織的評判會所擬辦法 ，給予第10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記大過兩次的處分 ，給予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各記一次大過的處分。④何嶷被處死 ，邢震南也於1942年浙贛戰役爆發前 ，被處死在第三戰區司令部所在地江西上饒 。⑤黃紹竑想保邢震南一命 ，以辭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職相脅 ，但沒有成功 。⑥總之 ，在蔣介石的強烈干預下 ，從第三戰區到紹興地方 ，相關人員都受到了嚴肅處理 。尤其是淪陷前紹興的三位軍政負責人 ：何嶷 、邢震南和鄧訒 ，或先後被處死 ，或死於淪陷時的混亂環境中，都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 ，在紹興① 資料出處同上，蔣在空白處的批示。② 《蔣中正電顧祝同》 （1941年6月18日） ，蔣檔，檔案號：002/090200/00067/007③ 陳濟燦：《古城歷劫記》 ，載 《抗戰八年在紹興——紹興文史資料》 第9輯，第21-22頁；李 石民：《紹興淪陷前前後後》 ，載 《抗戰八年在紹興——紹興文史資料》 第9輯，第4頁。④ 《何應欽呈蔣中正》 （1941年6月16日） ，蔣檔，檔案號：002/080200/00295/045⑤ 沈松林：《抗戰期間，在上饒處死的紹興專員邢震南》 ，載 《上饒文史資料》 第8輯（國民黨 第三戰區司令部紀實下冊） ，江西省上饒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1988 ，第184-186頁。⑥ 黃紹竑：《在戰火中主浙八年》 ，載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第二次國共合作在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第35頁。。。

淪陷之前 ，人們對於邢震南和鄧訒的人品能力 ，並無惡評。他們雖然分別與黃紹竑 、劉建緒有私人關係而得到任用 ，但均能勝任專員和縣長之職 ，政績良好 。紹興失守 ，刑震南和鄧訒當然有一定責任 ，不過從更深的層次言 ，這也是敵強我弱 、戰事發展的客觀結果。 到此為止 ，紹興淪陷的真相與事後的處置 ，看似已塵埃落地 ，但餘波和影響並沒有結束。首先是黃紹竑對蔣介石的處置不滿。他認為政府高層、軍方和浙江省的有些人 （如CC系） 拿 “政治不能配合軍事”為題 ，大做文章 ，一切的軍事失敗都要地方政府負主要責任。邢震南成為這一輿論的犧牲品。黃紹竑認為 ，錢塘江南岸右翼指揮官何嶷與邢震南同駐一城 ，邢震南僅是一名行政督察專員 ，不負有指揮作戰和防守警備的任務 。當時有人說 ：“他在紹興被佔領的上半夜 ，還在戲園裡聽戲 。”黃紹竑指出，軍方尚在那裡演戲 ，行政人員為什麼不能去看戲 ，況且還是募集軍費的話劇 。① 1940年初蕭山事變以後 ，當地士紳指責黃紹竑訓練的國民抗敵自衛團不能發揮作用 ，徒然增加地方負擔而已。1940年底 ，國民抗敵自衛團遂由國軍接收 。1942年 ，黃紹竑經營的兵工廠也被中央接收 ，黃紹竑內心自然頗有怨氣。此次邢震南獲罪 ，更加劇了他心頭的憤懣之情 。寧紹戰役和浙贛戰役後 ，浙江淪陷縣份日益增多，戰時浙江省政府可以控制的區域不斷縮小 ，迴旋餘地也變小 ，黃紹竑幾次辭職均未獲准 ，工作趨於消極 。抗戰前期浙江省在自衛 、政工 、宣傳等領域的各項開拓性工作 ，漸成強弩之末。 蔣介石對顧祝同、黃紹竑和劉建緒的處置 ，也並非只給予記過了事 。他對顧祝同、黃紹竑均有考慮更換之意 。②在追查紹興失守的6月初 ，蔣即開始謀劃閩、浙主席的新人選問題 。起初 ，蔣介石想讓閩浙主席對調 ，即黃紹竑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對調 。6月4日，他分別致電黃紹竑和陳儀 ，並約黃紹竑談話 。③可能這一計畫遇到阻礙 ，7月14日，蔣介石又打電報給顧祝同，請劉建緒到重慶談話 。8月初 ，蔣介石做出讓劉建緒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決定 ，① 黃紹竑 ：《黃紹竑回憶錄》 ，第433頁。② 據說顧祝同、劉建緒和黃紹竑三人之間均有矛盾。歐陽宗等著：《陳儀與劉建緒》 ， 《中國 內幕》 （三） ，1943年。劉建緒所部是湘軍，與顧祝同並無淵源。黃紹竑在其回憶中，多次 表達對包括顧祝同在內的第三戰區軍事主政者的不滿。黃紹竑要辭職，顧祝同對黃說：“你 忍耐一些吧；你這樣大的鬼，也要找到那樣大的廟，才擺得下啊。”黃紹竑：《在戰火中主 浙八年》 ，載 《第二次國共合作在浙江》 ，第41頁。當然，劉建緒與黃紹竑的人事任免與調 遷，均由蔣介石決定，顧祝同並不能與聞。③ 《蔣介石日記》 （手稿） ，1941年6月1日， “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6月2日，6月4日、6 月18日，6月24日。整個6月，蔣介石一直在考慮閩浙兩省的主席人選問題。1940年下半年， 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推行的戰時統制政策，受到著名華僑陳嘉庚的指責。因陳嘉庚在華僑中 聲譽榮崇，蔣介石擔心陳嘉庚對陳儀和閩政的不滿，或使華僑巨額捐款受到影響，所以正考 慮撤去陳儀閩省主席之職 （嚴如平、賀淵：《陳儀全傳》 ，人民出版社，2011 ，第199-200 頁） 。

陳儀調至重慶 ，在後方勤務部任職 。① 蔣介石為何將劉建緒調至福建任職？他在日記中未透露原因 ，很可能與劉建緒無法再在浙江立足有關。劉建緒自1936年與湘軍首領何鍵分道揚鑣後 ，帶領三湘子弟兵到浙江參加抗日整訓 ，至1941年已有五個年頭 。在抗戰初期的歷次戰役中 ，劉建緒下屬的部隊不斷更換 ，此時他能得心應手指揮的部隊 ，越來越少。②而時任第10集團軍副司令的俞濟時 ，為蔣介石的老鄉和親信 ，兼任浙東海防總指揮 。劉建緒可能認為自己留在浙江 ，並無發展空間 ，所以願意調往福建 。從1941年8月調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開始 ，他執掌閩政7年之久。當然 ，防止高級幹部在一地任職時間太長 ，使其無法發展出根深蒂固之勢力 ，也是蔣用人的一種方式。借東南沿海戰役之機會 ，對閩浙人事重新洗牌 ，體現了蔣的良苦用心。所以 ，紹興淪陷和寧紹戰役的發生 ，也改變了閩浙兩省的人事佈局 。 紹興失守過程中包含的一些關節點 ，如日軍深夜突襲 ，安插女間諜 ，便衣與武器混入城中，以獲得裡應外合之效 ，我方欣賞話劇 、歌舞昇平 ，混亂中縣長被槍殺 ，最高層震怒 ，紹興軍政負責人均被軍法處置等 ，都有值得探討和注意之處 。對日方而言 ，攻陷紹興是首戰告捷 ，奇襲與臥底珠聯璧合 ，這些成績建立在實力與長期的精心準備上 。對我方而言 ，紹興失守 ，人員與財物損失重大、教訓慘重 ，軍政雙方不警惕 、不作為、不配合 ，使得人們不禁要質疑 ：紹興是在前線嗎？ 日方的情報戰與臥底術如此高明，我方則如處囚籠、處處陷於被動之中。兩相比較 ，差距甚大 。紹興失守後 ，軍政雙方在蔣介石面前互相推諉責任 。那麼 ，紹興失守 ，究竟是誰之過錯？ 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懲罰看 ，從第三戰區司令長官 ，到浙江省政府主席 、第10集團軍司令都被記大過 ，紹興地區的軍政長官被處死 ，顯然 ，軍隊和地方均有責任 。軍隊的責任在於防守不力，與地方行政人員之間窒礙頗多，而地方行政麻痺大意 ，漢奸便衣充斥而毫無察覺 。當然 ，這些都是紹興失守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一般具象。我們可以嘗試從這些具象中，探討更多問題。抗戰爆發已經四年 ，在戰爭推演中 ，軍事力量和地方社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各自均面臨著難題和危機 。敵我之間的緊張對壘形勢 ，也悄然改變。① 《蔣中正電囑顧祝同請劉建緒來渝一談》 （1941年7月14日） ，蔣檔，檔案號：002/010300/ 00045/018；《 蔣中正手令陳儀調中央任職劉建緒調閩省主席省府主要人員不動》 （1941年8 月11日） ， 蔣檔，檔案號：002/010300/00045/040② 陸承裕、劉劍學：《劉建緒傳略》 ，載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26輯 “軍政人物” ，中國文 史出版社，2002 ，第292-293頁；陸承裕：《何鍵其人其事》 ，載 《文史資料選輯》 合訂本 第50卷，總第146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 ，第164-165頁。作者陸承裕和劉劍學均為劉建 緒的部下。。

四、檢討 ：國軍軍風紀與前線走私 甯紹戰役中，國軍不僅在紹興淪陷中表現極差 ，後來的作戰表現也不盡如人意 。4月17日晨 ，左路日軍佔領紹興後 ，於4月20日會同中路日軍 ，攻陷紹興城西南方向的諸暨縣城 。23日，右路日軍也進入諸暨。三路日軍與駐守於此的國軍第10集團軍 ，展開了近一個月的作戰 。同時 ，日軍第5師團在東線沿海地區行動 。4月19日拂曉 ，第5師團下屬部隊分別在寧波 、台州、溫州等地登陸。4月20日正午前後 ，分別佔領這些地方 ，速戰速決 ，將戰略物資運走或就地銷毀。①可見 ，寧紹戰役中，日軍勢如破竹 ，國軍表現不佳 ，連續失城失地 。國軍或是聽聞日軍將來 ，即已退出陣地 （如紹興淪陷前） ，或是且戰且退 （如後來的諸暨主戰場） 。所謂反攻 ，大多是在日軍主動撤退之後。如5月16日， 日軍開始撤退 ，國軍乘勢反攻 ，遂於5月21日克復諸暨。②所以 ，首先需要探討的是 ，國軍在正面戰場上的作戰意志和軍紀問題 。 蔣介石在寧紹戰役結束後 ，除追查紹興淪陷的真相外 ，最關注的便是第三戰區的軍風紀問題 。1941年6月初至7月初 ，他連續給顧祝同發出數封電報 ，措辭與語氣均極為嚴厲 。如6月3日，蔣在致顧的電報中指出 ， “第三戰區之軍風紀可謂掃地殆盡 ，兄其知之乎？ 中初以為戰敗潰亂，一時之現狀 ，故未加深究 ，不料 ，至今閩浙各地之國軍仍到處擾亂搶劫。其所有行動之惡劣 ，誠出乎夢想所不及者 ，此兄平時治軍不認真、不嚴肅 ，而乃有此不可收拾之一日，未知何以對已死之將士與各地之民眾 ，思之憤愧無地 ，不知兄果有善後整頓之決心否？ 中正 。”③繼而在6月26日的電報中，蔣介石對顧祝同身邊的幕僚又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評 ：“現任參謀長以中視之 ，無異於傻子 ，實為最無能無識之人 ，而兄始終不能離棄 ，並不想物色人才 ，只有嫖賭、酒肉為事的朋① 蔣緯國編著：《抗日抵侮》 第6卷，第49-50頁。② 有關國軍在諸暨作戰中的表現 ，現有的研究有兩種不同觀點。馬登潮認為，除國軍第79師 曾在諸暨北側山地進行抵抗外，國軍主力則在誘敵深入的名義下向南退卻。國軍在浙江沿海 一帶的防線也形同虛設，使日軍得以隨意登陸、長驅直入 ，即國軍幾乎沒有進行抵抗。（ 馬登潮：《50年前的一場浩劫——寧紹戰役述略》 ，第30-31頁）樓子芳主編的 《浙江抗日 戰爭史》 沿用何應欽在 《八年抗戰之經過》 的說法，認為國軍在諸暨作戰中，與日軍有數 場激戰。（ 《浙江抗日戰爭史》 ，第189頁） 《金蕭地區抗日戰爭史長編》 收入的國軍作戰 日誌、戰鬥詳報等，也表明國軍各部隊在諸暨進行了抵抗。（浙江省諸暨市新四軍歷史研究 會編：《金蕭地區抗日戰爭史長編》 ，第571-582頁）筆者傾向於國軍進行了一定抵抗的觀 點。不過，無論如何，國軍在與日軍的對抗中，明顯處於弱勢，短時間內失去大片國土，確 是事實。③ 《蔣中正電責顧祝同治軍不嚴以致第三戰區軍紀敗壞應嚴加整頓》 （1941年6月3日） ，蔣 檔，檔案號：002/010300/00044/001 。蔣介石在6月日記 “本月反省錄中”，也談到 “閩、浙 軍紀之敗壞，可謂極矣。” 《蔣介石日記》 （手稿） ， 1941年6月， “本月反省錄”

友。上下風紀之壞 ，以三戰區而極矣 ，務望於人事方面徹底改革 ，否則軍事 、國事皆將殉於若輩之手矣。中正 。”①蔣介石所用詞句——軍風紀掃地殆盡 ，出乎夢想所不及 ，參謀長是最無能無識之傻子 ，風紀之壞以三戰區而極矣等等，表明他心中極為憤懣 ，對國軍在寧紹戰役中的表現和顧祝同的治軍能力 ，非常失望。 軍風紀的惡劣與敗壞 ，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 ，官兵毫無鬥志 、不戰而退 ，一旦戰敗 ，即發生潰亂，甚至到處擾亂、搶劫 。第二 ，地區指揮官由軍長直接委派 ，總司令與長官部沒有存案 。軍隊在駐紮地佔地為王 、獨霸一方 。第三 ，官兵平時吃喝嫖賭 ，魚肉鄉民 ，任用流氓為偵探 ，以致敵諜滿地 。蔣介石重點指出參加寧紹戰役的暫13師 、148師 、79師 、194師有類似問題 ，要求莫與碩 、俞濟時儘快查報。②其實 ，這當然不是蔣介石指出的上述幾個師的問題 ，而是抗戰中期前線國軍存在的普遍問題 。莫與碩是86軍軍長 ，轄16師、67師和蔣介石重點批評的79師。甯紹戰役開始時 ，蔣提到的暫13師 ，從江西趕來支援 ，一度也由莫與碩指揮 。暫13師參加了諸暨境內的作戰——4月23日的勾嵊山戰鬥和4月26日的塔子山戰鬥 ，是諸暨作戰中的主力。從師長史克勤的檢討報告書看 ，與上述軍風紀相關者有以下幾點 ：一是日軍事先派遣大批便衣隊 ，深入我軍後方破壞 、襲擾 ，我方的情報工作 、防間諜工作和地方保甲工作有待改進。二是我軍各部隊防守成性 ，缺乏攻擊精神、缺乏膽識 。三是軍紀方面尚稱嚴肅 ，但部隊突圍後米糧告罄 ，沿途居民又因空襲躲避一空 ，致使有部隊擅取民食、擅動民物 ，以致民怨間傳 。四是地方政府與保甲人員撤退過早 ，第一線後方數十里幾絕人煙 ，無法講求軍民合作 ，戰地民眾不能協助抬運傷兵、運輸糧秣、構築工事 、防間鋤奸 。③師長的報告書 ，一般而言 ，總有為自己部隊維護之意。所謂防守成性 、缺乏攻擊 ，實際上可能是臨陣退卻 ，甚至逃離 ；所謂有部隊擅取民食、民物 ，實際上便是搶掠老百姓財物 。所以 ，蔣介石關於軍風紀的強烈指責 ，並非無中生有。 蔣介石批評的194師 ，正是防守寧波的主力部隊。師長陳德法是諸暨人 ，黃埔一期生 。蔣介石在寧波派遣這樣一位寧紹籍黃埔學生 ，正說明寧波港口的重要性 ，另外寧波奉化也是蔣的故鄉所在 。1940年7月 ，日軍曾在寧波北邊的鎮海登陸 ，遭到194師的還擊 。加上國軍16師趕來增援 ， 日軍很快退出鎮① 《蔣中正飭顧祝同第三戰區風氣甚壞應於人事方面徹底改革》 （1941年6月26日） ，蔣檔， 檔案號：002/010300/00044/049② 《蔣中正電責顧祝同切實查報新十三師等軍紀敗壞不戰而退之實情》 （1941年7月3日） ，蔣 檔，檔案號：002/010300/000045/002③ 史克勤：《陸軍暫編第十三師參與浙東會戰檢討報告書》 ，載浙江省諸暨市新四軍歷史研究 會編 《金蕭地區抗日戰爭史長編》 ，第631-634頁。。。

海 。①為何此次194師無法阻擋敵軍的進攻呢？ 除日軍運用更多兵力、空軍配合作戰外 ，根據浙東海防總指揮俞濟時 （駐新昌） 的報告 ，我方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準備不周 ，高級指揮官在外受訓 ，如194師副師長和兩位團長在江西上饒受訓未返 ，且有三門迫擊炮被徵調至浙西。師長陳德法為統籌全防，未到最前線督戰 。不料通信網被敵機炸斷 ，師長無法有效指揮整場戰役。後來陳德法被撤職 ，轉營商業。二是國防工事年久失修 ，過半坍塌 ，封鎖工事除鎮海口外 ，其餘各口都已失效。②戰事發生時 ，高級軍官在外受訓 ，武器亦被調離 ，說明我方對戰事發生並無預計 ，處於鬆懈狀態。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在得知寧波等沿海城市淪陷後 ，曾十分直接地指出：我軍在寧波 、福州沒有太多守備力量 ，日軍過去沒有攻佔這些城市 ，是因為兵力不夠分配 。③言下之意是 ，現在日本想取得這些城市 ，若派出相應兵力的話 ，一定是志在必得 ，而我軍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和堅定的決心去防衛這些城市。 由史克勤和俞濟時的報告 ，結合相關資料 ，可探知寧紹戰役發生時前線國軍的一般情形 。抗戰爆發近四年 ，甯紹平原作為前線也已有3年多，總體而言 ，戰事較少 ，且規模較小 。1938年後 ，由於日軍往西進攻兩湖 ，往南進攻兩廣 ，第三戰區所轄的閩浙皖贛數省 ，戰事壓力相對較小 。經過數年對峙 ，從防守部隊到普通民眾 ，都已呈疲敝之象 ，可以說陷入戰爭時期的日常化狀態。敵我之間的警戒與界限 ，因為戰事少而趨於鬆弛 、模糊 ，人員往來 、貨物走私日益頻繁 。特別是寧波和紹興 ，僅僅在戰事發生半年前 ，敵軍已經來襲過一次 ，寧波未被其攻下 ，紹興則被其攻佔3天又放棄 。防守部隊或認為日軍並不想真正佔領寧紹兩地 ，警覺性下降 ，戰鬥力、攻擊精神也下降。一般而言 ，部隊在一地駐守過久而不從事作戰 ，必然紀律鬆懈 、傷民擾民。國軍在戰爭中表現出的畏懼 、退卻 ，不能堅守陣地 ，正是長時間不打硬仗的結果。軍隊的畏縮表現 ，又使得地方基層政府和普通民眾對其無法信任 ，一聞敵蹤便望風而逃 ，這就更加劇了軍隊作戰的困難。如無法徵調到從事破路工作與運輸糧秣、傷兵的民夫 。 另外 ，戰事持久 ，經濟困窘 ，加上貨幣貶值 ，前線官兵面臨衣食等基本供應問題 。黃紹竑在寧紹戰役前巡視紹興 ，瞭解到士兵每日除了24兩米之外 ，只是拿開水煮些青菜來伴食 ，甚至一個月內吃不到肉與油。適值陽春四月，天氣很暖和 ，某團長要求士兵將棉衣脫下 ，士兵皆怕冷 ，不肯脫下。可見士兵的營養不夠 、身體素質較差 。平時士兵的生活太苦 ，等打仗的時候 ，軍① 周當其：《一九四師在寧波及寧波淪陷經過》 ，載 《寧波文史資料》 第3輯，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寧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1985 ，第103-104頁。② 《俞濟時電蔣中正浙東沿海各要點失守原因》 ，蔣檔，檔案號：002/080200/00295/011③ 《徐永昌日記》 第6冊，1941年4月22日，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第90 頁。。

官監督不到 ，老百姓早已逃走 ，士兵殺幾隻老百姓飼養的豬 ，嘗嘗滋味 ，成為平常之事 。①這就是蔣介石批評的士兵在戰鬥過程中到處擾亂搶劫 ，但仔細分析 ，也有其生活上的原因。 蔣介石嚴厲指責顧祝同治軍不認真 、不嚴肅 ，希望第三戰區徹底整改 。顧祝同在戰事結束後的6月中旬 ，即在上饒召開軍事檢討會議 ，參加寧紹戰役的師以上部隊長到會。顧祝同強調軍隊紀律的敗壞 ，最令人痛心 。他要求各部隊從教育訓練入手 ，增強有形無形的戰鬥力。②可是 ，若外在的政治、經濟環境沒有改變 ，增強戰鬥力，又從何說起 。這一軍事會議 ，也僅僅是應付局面而已。半年後 ，蔣介石考慮將顧祝同調離第三戰區 ，由劉峙擔任第三戰區長官 ，不過並無下文 。1942年10月 ，蔣介石對陳誠談及第三戰區和浙江省情況時 ，表現出對顧祝同和黃紹竑的 “極不滿” 。③可見 ，第三戰區在寧紹戰役中所反映的軍風紀問題 ，雖然國府上層有改造之心 ，但戰區並無改進之力。因為軍風紀問題 ，與戰事遷延、軍官士兵的待遇 、經濟困難 ，都有相輔相成之關係 。也可以說 ，隨著戰爭的持續 ，軍事實力較量的背後 ，支持軍事的政治與經濟問題日益重要。 寧紹戰役爆發前後 ，便衣 、間諜之所以能充斥後方各地 ，國軍軍風紀之所以如此敗壞的一個重要原因 ，便是走私問題 。浙江省及其臨近區域 ，長期以來是中國經濟最為發達 、貨物往來最為頻繁的區域之一 。進入20世紀後 ，滬杭鐵路、浙贛鐵路、蕭甬鐵路先後建成通車 ，加上縱橫交錯的水道 ，物資和人員的交流十分通暢。1937年底 ，因杭嘉湖淪陷 ，錢塘江兩岸分別成為淪陷區和國統區 ，聯繫被完全切斷。甯紹地區不能獲得杭嘉湖地區的糧食、上海的工業產品 ，杭嘉湖地區不能獲得甯紹平原的棉麻 、食鹽 ，但是客觀需求依然旺盛 ，於是地下貿易逐漸滋長。民以食為天 ，當時商人走私的最重要的物資便是糧食。紹興原為缺糧地區 ，浙西淪陷後 ，商人利用幫會勢力獲得武力保護 ，從淪陷區運入糧食 。④ 1940年10月 ， 日軍入侵紹興 ，雖然很快退出 ，但日方特務機構加緊了收買幫會分子和地痞流氓充當密探的步伐 。紹興淪陷前有200多名便衣混進城內，自然非一日之功。 當然 ，不僅在紹興 ，整個第三戰區 ，乃至整個戰時中國 ，走私盛行 。⑤蔣① 黃紹竑 ：《黃紹竑回憶錄》 ，第403-404頁。②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 ，第196-197頁。③ 陳誠著、林秋敏等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 第1冊，台北 “國史館” ，2015 ，第346 、 390頁。④ 李石民：《紹興淪陷前前後後》 ，載 《抗戰八年在紹興——紹興文史資料》 第9輯，第3-4 頁。⑤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回憶錄 《黃河青山》 中，談到抗戰中期龍雲率領的雲南省軍隊， “軍 官從事走私貿易。騾隊通過他們的前線往返越南，一定要經過他們的默許。騾子運載桐油、 水銀及錫塊到南方，這些都是日軍需要的戰略物資。回程時就載了鴉片、紡織品和香煙，不

介石在寧紹戰役結束後 ，致電顧祝同：聽聞第三戰區的部隊官佐與地方官吏都經營商業、競相逐利 ；金華與鷹潭各地公開嫖賭 、無人過問；上饒則西裝店、茶館店林立 。 “如此奢侈貪惰之風紀不能整頓 ，走私業商之惡習不能杜絕 ，則兄在前方並無抗戰 ，乃誘敵深入也。”①何應欽也在懲處寧紹戰役各級軍政官員時，痛心地指出：“戰爭愈久，國內各階層經濟之困難愈增⋯⋯演成官吏走私舞弊 ，奸商囤積居奇 ，遂致政治日趨污濁 ，經濟日益紊亂，而軍事亦遂受其影響。”②蔣介石和何應欽作為抗戰領導層 ，強調戰時為國犧牲 、嚴格遵守軍紀 ，所言不無道理。但是 ，地方有地方的困難 、需求和利益 ，部隊走私業商 ，有其特定的背景與緣由。就像蔣介石提到的金華 ，抗戰爆發後確實更為繁華 ，這是由其浙江戰時省會的地位和位於浙贛交通線上的地理優勢決定的。1937年底至寧紹戰役前 ，日軍進攻止於錢塘江一線 ，浙江的兩個大港口寧波和溫州 ，依然在我方手中。後方所需的民生物資，尤其是紗布與醫藥器材 ，均要從上海進口。因而富陽的場口，錢江南岸的蕭山、紹興 ，成為重要市場 ，而以金華為集散地 。1938年8月，浙江省政府民政廳長阮毅成乘火車從武漢到金華任職 ，發現金華站外燈火輝煌 ，攤販滿地 ，人聲喧嘩。他一眼發現了西泠飯店的招牌 ，於是跟著舉招牌的茶房去住宿。原來 ，杭州逃難到金華的人很多，一些店名借用杭州店名 ，以慰鄉情 。③金華交通便利 ，抗戰時期又是浙江省的大後方 ，它的繁榮和興盛 ，乃在情理之中。而駐紮於金華附近的部隊走私業商、生活腐化 ，也成為難以避免之事。 從第三戰區實際的戰鬥和生活情形言 ，兩軍長期對壘 ，形成疲遝之勢 ，甚至達成一定默契。漫長戰線逐漸開放了一些口子 ，一些市鎮和秘密交通線興起 ，供商人與貨物往來 ，兩方 “彼此”心照不宣 ，各取所需。各個防守部隊在前線設有指揮所 ，表面是指揮作戰 ，其實是指揮走私。抗日的戰鬥氣氛，遂被時間和經濟利益逐漸消磨掉。甯紹戰役發生時國軍的節節敗退、蔣介石批評的軍風紀問題 ，紹興城裡的便衣和女間諜 ，紹興專員和國軍第86軍話劇團的缺乏警惕 ，又有哪一項不與戰爭遷延持久後緊張氣氛的消失有關？所以 ，蔣介石對於寧紹戰役中國軍隊失敗的容忍度很低 ，而地方人士長久浸潤於此種環境 ， 難想像他們從交易中取得暴利。對日本間諜來說，這也是很好的掩護。”黃仁宇：《黃河青 山：黃仁宇回憶錄》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第15頁。其中所談及的軍官保護 走私、商品走私種類和日本間諜等，與紹興淪陷前的情況有很大相似性。① 《蔣中正電顧祝同》 （1941年6月26日） ，蔣檔，檔案號：002/010300/00044/048 。 1943年5 月，徐永昌呈送蔣介石的第三戰區各部隊狀況報告中，指出第28軍陶柳部 “保守性甚重，時 常走私”。陶柳部當時駐紮於浙江新登、桐廬、臨安一帶，屬於軍風紀較好的部隊，仍時常 走私，其他各部可想可知。《徐永昌呈第三戰區現有各部狀況報告表》 （1943年5月8日） ， 蔣檔，檔案號：002/080103/00038/013② 《何應欽呈蔣中正》 （1941年6月16日） ，蔣檔，檔案號：002/080200/00295/045③ 阮毅成：《八十憶述》 （下） ，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 ，第417-418頁。。。

對國軍與地方政府的表現 ，早有預見。第三戰區被當地人稱為 “商戰區”即是真切反映。三戰區和商戰區 ，有諧音之效 ，令人感慨 。 寧紹戰役之始 ，紹興城突然淪陷 ，軍政兩方的表現備受詬病 ，引起最高層的震怒與批評 。雖然紹興城軍政負責人受到軍法處置 ，但國軍長期駐守一地產生的軍風紀問題 、走私問題 ，隨著通貨膨脹 、物資缺乏的加劇 ，成為抗戰中後期日益嚴重的問題 ，而且在各個戰場普遍存在 。國民政府高層知悉原因所在 ，也限令地方徹底整改 ，並調換主政人員 ，試圖予以改進 ，但成效甚微。隨著時間的推移 ，抗戰前線 ，從兩軍緊張對壘 、飛烏難以逾越 ，到人員與貨物的頻繁往來 ，前線的含義 ，正變得越來越日常化 。紹興輕易失守過程中的各個環節 ，正是前線日常化的生動注腳 。① 董南轅：《我所瞭解的第三戰區種種》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 會編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七） ，抗日戰爭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第457頁。

如何推動抗 日根據地的研究高瑩瑩①摘要：抗日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創建的 ，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敵後戰場 ，也是支持中國共產黨成長並最終獲取政權的基礎 。本文擬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根據地研究資料及成果概況的分析 ，探討未來根據地研究存在的可能性 。關鍵詞：資料概況 根據地研究 問題意識 革命與傳統 史觀 抗日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創建的 ，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敵後戰場 ，也是支持中國共產黨成長並最終獲取政權的基礎 。對抗日根據地的研究 ，早在其成立伊始便已出現② ，目前在政治、經濟 、軍事 、社會等方面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本文擬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根據地研究資料及成果概況的分析 ，探討未來根據地研究存在的可能性。一、根據地研究的資料概況 有關抗日根據地的資料 ，種類上主要包括各根據地的檔案 、報告 、條例 、當事人的回憶 、 日記 、訪談 ，以及當時的報紙。相較於淪陷區 ，外文資料所占的比重並不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對根據地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工�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 管見所及，除日本外務省的報告以外，關於抗日根據地的調査及研究可見：南滿洲鉄道株式 會社調査部編『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關する資料』、南滿洲鉄道、1939年；南滿洲鉄道 株式會社調査部支那抗戰力調査委員會編『支那抗戰力調査委員會總括資料』（昭和14年度 第2政治篇八路軍及び新四軍） 、南滿洲鉄道、1940年； 『映甘寧邊區實錄』、興亞院政務 部、1941年；多田部隊參謀部第二課編『中國共產黨運動の解説』、出版者不明、1941年； 『中国共產黨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決議』、在中華民國日本大使館上海事務所、1942年； 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編『中共概説』、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1944年。『中國解放地區 重要法令集』、政治經濟研究所、1948年。①②

作即已開始 ，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等因素的影響 ，直到八十年代以後才陸續完成、出版。在內容上 ，主要包括財經 、政治、軍事 、人物和文化五個方面 。（一）財經 財經方面的資料收集與整理是抗日根據地研究領域較早進行的部分 ，由國家財政部統一部署 。該方面內容按照財政 、稅收 、金融 、工商 、糧食等分類 ，範圍幾乎涵蓋了陝甘寧、晉冀魯豫 、晉察冀 、晉綏 、華中、山東、浙東、安徽、瓊崖等主要根據地 。①（二） 政治 該領域的資料收集工作主要由華中 、華北 、陝甘寧等抗日根據地的各省、市 、地 、縣檔案館 、黨史辦 、科學研究院的研究人員進行 ，內容包括政府檔 、參議會資料等 ，對瞭解各根據地的創立與建設提供了線索。② 013年 ，① 主要包括：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陝西省檔案館編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 經濟史料摘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 ；鄂豫邊區財經史編委會、湖北省檔案館、湖北省 財政廳合編：《華中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鄂豫邊區新四軍五師部分》 ，湖北人民出 版社，1989 ；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南開大學出 版社，1984－1987 ；河南省財政廳、河南省檔案館合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 編 河南部分》 （1-4），檔案出版社，1985 ；海南行政區財經稅收史領導小組辦公室、海南 行政區檔案館編：《瓊崖革命根據地財經稅收史料選編》 （1、2），海南人民出版社，1984 ； 江蘇省財政廳等合編：《華中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史料選編 （江蘇部分） 》 （1-4 ），檔 案出版社，1986年；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等編：《上海地下党支援華中抗日根據地》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鄂豫邊區財經史編委會等編：《華中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 選編——鄂豫邊區新四軍五師部分》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安徽省財政廳等編：《安徽 革命根據地財經史料選》 （1-2），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編輯 組等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1-2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 社，1990 ；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合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 編》 （共5冊）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山東革命根據地財政史料選編》 （ 1-6），山東 省財政科學研究所、山東省檔案館編印 ，1985 ；財政部稅務總局組織編寫：《中國革命根 據地工商稅收史長編》 （共8冊）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 ；《山東革命根據地工商稅 收史料選編》 （1-5），山東省稅務局稅史編寫組編印，1984－1985 ，等都是這一時期的成 果。金融史方面1982年由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與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共同編著的 《中 國革命根據地貨幣》 （上、下，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收錄了了各根據地政府、銀行及其 他經濟部門發行的貨幣1000餘種，及一些銀行章則、政府佈告等文獻資料和部分領導人的講 話材料，是研究抗日根據地貨幣史的寶貴資料。② 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 （1-5 ），甘肅人民出 版社，1981－1986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辦公室、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 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 上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淮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60卷本的 《紅色檔案——延安時期文獻檔案彙編》 ，收錄了 《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史料彙編》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 等20餘種檔案及 《解放》 《共產黨人》 《八路軍軍政雜誌》 《中國婦女》 《中國工人》《中國青年》 《中國文化》 《大眾習作》 《文藝月報》 《穀雨》 《群眾文藝》《文藝突擊》 《文藝戰線》 《大眾文藝》 《魯迅研究叢刊》 等珍貴期刊。（三）軍事 軍事是根據地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領域 ，但由於各種原因 ，以其為對像的資料收集工作 ，目前還不多見。1980年4月由南京大學 、復旦大學 、浙江大學、安徽大學 、南昌大學、鄭州大學、武漢大學的中共黨史教學與研究工作者倡議成立的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首開先鋒 ，編輯出版 《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 （7輯） ，收入了1937－1945年間有關新四軍的中共中央指示、文電 ，新四軍負責人的講話 、文稿。 20世紀80年代中期 ，在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的統一部署和領導下 ，在全國範圍內開始收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軍事史資料。按照最初的設想 ，該套叢書共十卷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卷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晉冀豫 、晉察冀 、晉綏 、冀魯豫 、山東、華中等各地一卷 ，解放戰爭時期華北 、東北解放區各一卷 ，但最終只出版了抗日戰爭時期晉冀豫根據地和陝甘寧邊區的兵工史料。①（四）人物 人物方面的資料大致由回憶錄和文史資料組成 。個人回憶錄 ，目前可見的有李雪峰②等人 ，文史資料方面，20世紀80年代由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研 北抗日根據地史料選輯》 （1-7），內部資料，豫皖蘇魯邊區黨史辦公室、安徽省檔案館編 印 ，1984－1985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文獻匯輯》 ， 科學出版社，1958 ；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 ，山西人 民出版社，1987－1991 ；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 ， 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1987 ； 《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歷史資料》 ，鄂豫邊區革命編輯部編 印，1980－1985 《豫鄂邊抗日根據地》 編寫組編：《豫鄂邊抗日根據地》 ，河南人民出版 社，1986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纂委員會編：《豫皖蘇抗日根據地》 （1-2）， 河 南人民出版社，1985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河南 （豫西）抗日根據地》 ，河 南人民出版社，1988① 吳東才主編：《晉冀豫根據地》 ，兵器工業出版社，1990 ；薛幸福主編：《陝甘寧邊區》 ， 兵器工業出版社，1990② 李雪峰：《李雪峰回憶錄：太行十年》 ，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究委員會統一部署 ，中共江蘇、安徽 、湖北 、浙江 、河南省委黨史研究部門編輯的浙東、蘇南、淮南、蘇北、晉察冀 、皖江 、蘇中、陝甘寧系列叢書 ，從黨史研究的角度 ，收錄了每個抗日根據地的創建人 、主要領導人的回憶錄和一些檔案文獻 ，成為該領域較早的成果。①（五）文化 文化方面的資料整理工作 ，最早見於20世紀50年代② ，80年代以後內容日漸豐富，但相較政治、經濟等領域不算多量 。③ 近年來 ，隨著根據地研究的深入 ，除以上公開出版的資料以外 ，研究者們致力於對民間族譜等文書資料的收集與整理 ，為根據地的社會史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邯鄲學院入藏的十萬余件太行山文書。該文書有關晉冀魯豫根據地的部分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 ，大致可分為個體文書 、家族文書 、村落文書和組織檔案四大類 ，為瞭解抗戰時期該根據地的政治 、經濟、社會、生活提供了更詳細和具體的資料 。④二、根據地研究的概況 國內對根據地的學術研究與資料收集 、整理工作幾乎是同步展開的。80年代 ，由於資料收集工作剛剛起步 ，國內的根據地研究基本處於摸索階段 。對根據地整體情況的通史性敍述及對根據地戰略意義的肯定是這一時期學術研究的主要特點。在通史性論述中，由財政部 、國家財政局稅務局 、中國人民銀行等單位組織推動的根據地的財政經濟 、貨幣史和稅收史方面的成果較為引人注意。 財政經濟史是在財政部科學研究所的統一部署下開展的 ，晉察冀 、晉冀① 主要包括 《浙東抗日根據地》 （1987年） 、 《蘇南抗日根據地》 （1987年） 、 《淮南抗日根 據地》 （1987年） 、 《蘇北抗日根據地》 （1989年） 、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 （1989年） 、 《皖江抗日根據地》 （1990年） 、 《蘇中抗日根據地》 （1990年） 、 《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 根據地》 （文獻卷上、下，1990年） 。② 代表性的有山西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 《山西文藝史料》 （共3冊） ，山西人民出版 社，1959－1961③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根據地文化方面的史料主要以文藝為主。代表性著作有：中國作家 協會山西省分會《山西革命根據地文藝資料》 （上、下） ，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 山東 革命文化史料叢書·難忘的歷程》 （共5輯） ，山東文藝出版社、青島出版社，1991－1996 等。④ 關於該文書的介紹，可參閱魯書月、顧海燕 《太行山文書與金冀魯豫根據地研究》 ， 《河北 學刊》 2014年第6期。

魯豫 、山東等地的財政經濟史稿皆是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① ，與此同時 ，對抗日根據地整體的財政經濟史討論也在全國範圍內展開。② 根據地的稅收史研究以國家財政局稅務總局組織編寫的 《中國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長編 （ 1927－1949 ） 》③最為完整和系統 ，其內容涵蓋了中央革命根據地湘鄂西 、東江 、鄂豫皖 、瓊崖 、川陝 、陝甘寧 、晉綏 、華北、東北、華中、山東等各根據地 （解放區）的工商稅收制度和稅收工作的發展演變過程、性質、特點和作用。相較於學術研究 ，該叢書資料性比較強，所以對研究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稅收史也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貨幣史的研究工作是在中國錢幣學會中國革命根據地貨幣研究會 （1987年成立） 的組織下展開的。該工作得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批准和資助④ ，對湘贛、湘鄂贛、福建、晉冀魯豫、閩浙贛、鄂豫皖、華中、川陝、晉綏、陝甘寧等根據地的貨幣發行、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⑤ 通史性研究為瞭解根據地的全貌提供了方向和線索 ，但隨著相關史料的陸續整理 、出版 ，如何使根據地研究進一步深入成為國內史學者面臨的課題 。 20世紀90年代 ，隨著社會史研究在中國史學界的發展 ，有學者開始嘗試① 主要包括魏宏運主編的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稿》 （檔案出版社，1985）、戎子和 的 《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簡史》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朱玉湘主編的《山東革命根 據地財政史稿》 （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 ）和趙秀山主編的《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 政經濟史》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5）。② 在財政部科學研究所的倡議下，1985年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學術討論會在安徽省黃山市召 開。這次會議對華北、陝甘寧、晉冀魯豫、太岳、冀中、晉綏、山東、華中、淮北、淮南、 皖江、鄂豫、華南、東江等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並集結成 《抗日根據地 的財政經濟》 出版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③ 財政部稅務總局組織編寫：《中國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長編-華中革命根據地部分》 ，中國 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④ 許樹信：《 “中國革命根據地貨幣史叢書”編纂綜述》 ， 《中國錢幣》 2009年第1期，第65 頁。⑤ 這項工作從80年代開始籌備，相關研究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由中國金融出版社陸續推出。 主要著作包括羅賢福主編的 《湘贛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1992年） 、丁國良、張運才主編的 《湘鄂贛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1993年） 、蔣九如主編的 《福建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1994 年版） 、張轉芳主編 《晉冀魯豫邊區貨幣史（上）晉東南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1996年） 、張 書成、許炳南主編的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1996年）、羅華素、廖平之主編的 《中央 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1998年） 、胡菊蓮主編的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1998年） 、 安徽省錢幣學會編的《華中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第2分冊》 （2000年） 、袁遠福、巴家雲主編 的 《川陝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2003年） 、周逢民、初本德主編的 《東北革命根據地貨幣 史》 （2005年） 、陳浩主編的《華中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2004年） 、江蘇省錢幣學會編的 《華中革命根據地貨幣史第1分冊》 （2005年） 、楊世源主編的 《晉綏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2001年） 、李實主編的 《陝甘寧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2003年） 、趙爾夫主編的 《中原 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2005年） 、內蒙古自治區錢幣學會編的《內蒙古革命根據地貨幣史》 （2007年） 。。

把社會史視角引進根據地研究。南開大學是抗日根據地研究的重鎮 ，在國內根據地研究剛剛起步階段便已參與華北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等方面的史料收集 、編纂與研究工作 。1991年8月 ，南開大學在召開的第二屆中國抗日根據地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提出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社會史研究的建言。 社會史研究強調的是在政治 、經濟 、文化以外 ，探討 “人類有史以來賴以生存並必然結成的社會本身的歷史” 。①具體到根據地研究 ，劉一皋② 、溫銳③ 、江沛④ 、黃正林⑤等學者把抗日根據地看作是戰爭狀態下中國農村社會的縮影 ，以根據地為個案 ，分析戰爭對中國農村社會的影響。同一時期 ，海外學界也出現了對 “社會生態與抗日根據地之間相互關係”的思考。1996年5月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舉辦 “抗日戰爭時期的華北根據地 ：政治動員與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旨在將根據地的形成與建設放到當時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 ，在把握戰時特殊環境的同時 ，著意探討根據地的發生 、發展與中國現代化過程 ，特別是現代中國政治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繫。⑥ 類似的研究有了一定積累以後 ，李金錚在 《抗日戰爭研究》 發表 《抗日根據地社會史研究的構想》 ，對抗日根據地社會史研究的概念、內容和方向做出了具體的闡釋。他指出抗日根據地社會史應該在政治、經濟 、軍事 、文化以外 ，關注根據地的社會構成 、社會生活 、社會關係 、社會意識 、社會問題五個方面。⑦ 對理論與方法的思索使抗日根據地社會史研究在最近十年得到進一步發展。江沛通過對已有成果的梳理 ，將目前的戰時社會史研究進一步細分為區域社會變動 、社會結構 （基層權力、社團 、宗族 、家庭） 、社會生活 （衣食住行 、婚喪 、祭祀 、娛樂、民俗） 、社會經濟 （工農業及貿易、交通 、城鄉關係） 、社會心理 、社會救濟 、社會動員、社會問題 （族群矛盾 、人口與遊民 、結社 、兵匪、娼賭毒）八個方面 。⑧其中根據地的基層權力、社會生活 、社會動員等方面是近幾年尤其受學者們關注的領域 。⑨① 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 ，人民出版社，1992 ，第2頁。② 劉一皋：《抗日戰爭與中國北方農村社會發展——戰時華北抗日根據地社會變革及其影響》 ， 《中共黨史研究》 1995年第4期③ 溫銳：《戰時政治對晉察冀邊區農村社區的影響》 ， 《抗日戰爭研究》 1997年第4期。④ 江沛：《華北抗日根據地區域的社會變遷》 ， 《抗日戰爭研究》 2000年第2期。⑤ 黃正林：《論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社會變遷》 ， 《抗日戰爭研究》 2001年第3期。⑥ “前言” ，馮崇義、古德曼編：《華北抗日根據地與社會生態》 ，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第1頁。⑦ 李金錚、張雪：《抗日根據地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 《抗日戰爭研究》 2004年第2 期，第225∼226頁。⑧ 江沛：《華北抗日根據地區域的社會變遷》 ， 《抗日戰爭研究》 2000年第2期。⑨ 比如黃正林以陝甘寧邊區為考察對像，分別對該根據地的社會生活、社會改造、民眾動員等 問題進行了學術探討。參閱黃正林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社會生活》 ，《中共黨史研，

對基層權力的研究 ，目前學者多著眼於黨在根據地基層黨組織的成立、農村支部如何運作及相關規章制度等問題 。李里峰從黨員、幹部群體、黨組織的結構及效能、黨員教育、組織紀律的執行、黨政關係的實踐等方面 ，對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黨組織形態進行了探討。①李秉奎梳理了太行根據地中共農村黨組織從建立到發展壯大的全過程 。②趙諾通過對山西等地方檔案和人物日記等文獻資料的爬梳 ，對根據地黨組織的具體工作狀況進行了描述。該研究的貢獻在於不流於文本 ，解讀文本背後根據地黨組織建設中存在的問題。③此外 ，還有青年學者選擇社會史研究視角從鄉村黨員的社會構成 、支部教育、鄉村動員、宗教工作等角度 ，對鄉村黨組織與鄉村社會的互動關係進行研究。④或許是受限於文獻資料 ，已有研究成果對於農民如何參與到黨建之中，多角度探究根據地基層黨組織運作的研究還不多見。 社會心理即大眾心態史是社會史研究的嶄新視角 ，其關注的是在抗戰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 ，在戰爭刺激過程中，國人民族意識 、主權觀念的彰顯 。⑤李金錚把這種心態史研究看作是彌補 “政策——效果”這一根據地研究模式容易將宏大運動簡單化的另一種嘗試⑥ ，為進一步拓寬根據地社會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例 。 20多年資料整理與基礎研究的積累 ，以及對研究視角的思索使根據地研究在進入21世紀以後 ，開始對以往研究成果進行總結 ，形成系統 ，同時也趨向細化、專題化。 房列曙⑦運用大量公開出版的歷史檔案材料 ，揭示了安徽境內淮南 、淮北 、皖江抗日根據地的開闢和發展，首次探討了三個抗日根據地的社會結構、社會工作 、社會保障、社會生活 ，闡述了安徽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歷史地位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嘗試 。而山東根據地方面 ，也出現了以 “革命文化”為主題 究》 2008年第6期；黃正林：《1937－1945年陝甘寧邊區的鄉村社會改造》 ，《抗日戰爭研 究》 2006年第2期；黃正林：《地權、佃權、民眾動員與減租運動——以陝甘寧邊區減租減 息運動為中心》 ， 《抗日戰爭研究》 2010年第2期。① 李里峰：《革命政黨與鄉村社會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研究》 ，江蘇人民出版 社，2011② 李秉奎：《太行抗日根據地中共農村黨組織研究》 ，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③ 趙諾：《抗戰初中共黨組織在太行山區的 “戰略展開”》 ， 《抗日戰爭研究》 2016年第2 期。④ 如劉樹芳的 《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中共鄉村黨組織形態研究》 （博士論文，中央民族大 學，2013年） 。⑤ 江沛、遲曉靜：《國內抗戰時期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995－2006》，《抗日戰爭研 究》 2008年第2期，第245頁。⑥ 李金錚：《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以1937年－1949年的華北鄉村為中心》 ， 《近代史研 究》 2006年第4期。⑦ 房列曙：《安徽敵後抗日根據地社會史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的系列叢書 ，具體包括王啟雲編著的 《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 ① 、劉大可編著 《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經濟》 ② 、郭傑編著的 《冀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的反 “掃蕩”》 ③ 、王鳳梅 、張業賞編著 《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反 “掃蕩”》 ④ 、穆敏編著 《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文化》 ⑤ 、張衍霞編著 《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戰時郵政》⑥、劉桂林編著 《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宣傳》 ⑦ 、薄文軍等編著 《墾區山東戰略區的穩固後方》 ⑧ 、張宜華等編著 《浴血奮戰冀魯邊》 ⑨ 、申春生編著《山東解放區的政權建設》 ⑩和胡文章 、趙錦鐸編著的 《八路軍山東縱隊》? ，對二十年來山東抗日根據地進行了系統性的總結。 研究的進一步細化 ，得益於地方檔案的開放 ，研究者不再滿足於已出版的文獻資料 ，不斷挖掘以往研究薄弱的基層及地區的史料。這一方面促使根據地研究的趨向專題化 ，同時也使一些以往研究薄弱的地區 ，如黔東、浙東 、西北、淮南等 ，開始受到研究者的關注。? 根據地研究的專題化表現在教育史 、法制史及文化史方面的發展。90年代初 ，有關抗日根據地的教育史曾經有一些零星的研究? ，但多止步於史實資料的梳理 ，並沒有對其進行深度的解讀 。抗日根據地社會史研究構想提出以後 ，黃正林對陝甘寧邊區教育活動中民眾與中共政治動員之間的互動進行了探討 ，可以說是一個有益的嘗試 。? 郭夏雲探討的是抗日根據地中教育與革命的互動。?① 王啟雲編著：《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② 劉大可編著：《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經濟》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③ 郭傑編著：《冀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的反 “掃蕩”》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④ 王鳳梅、張業賞編著：《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反 “掃蕩”》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⑤ 穆敏編著：《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文化》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⑥ 張衍霞編著《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戰時郵政》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⑦ 劉桂林編著：《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宣傳》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⑧ 薄文軍等編著：《墾區山東戰略區的穩固後方》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⑨ 張宜華等編著：《浴血奮戰冀魯邊》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⑩ 申春生編著：《山東解放區的政權建設》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胡文章，趙錦鐸編著：《八路軍山東縱隊》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柳文榮主編 ，中共銅仁地委黨史研究室編著：《黔東革命根據地史》 ，中共黨史出版 社，2005 ；楊福茂主編，浙江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編著：《浙東抗日根據地史》 ，中共黨史 出版社，2005 ；姚文琦、姬乃軍主編：《西北革命根據地史》 ，陝西人民出版社，2015 ；孫 明開主編：《淮南抗日根據地史》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 趙紫生主編：《冀魯豫老區教育史》 ，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 ；董純才主編：《中國革命根 據地教育史》 第2卷，教育科學出版社，1991? 黃正林：《社會教育與抗日根據地的政治動員——以陝甘寧邊區為中心》 ， 《中共黨史研 究》 2006年第2期。? 郭夏雲：《教育的革命與革命的教育：冬學視野中的根據地社會變遷》 ，山西人民出版 社，2009。。。。。。。。。。。。。

法制史在根據地研究興起不久也曾受到學人關注。①楊永華、方克勤合著的 《陝甘寧邊區法制史稿 （訴訟獄政篇） 》 ②和楊永華著 《陝甘寧邊區法制史稿·先發證券組織法篇》 ③是該領域最早的兩部專題論著。這兩部著作的重要性首先在於 ，作者挖掘出了邊區法律史研究的豐富內涵 ，使之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其次 ，這兩部著作建立在翔實的史料基礎上 ，在論述中兼顧到了規範分析和實證分析兩個層面 。④但遺憾的是 ，此後雖有零星論文問世 ，卻沒有形成有規模的專題研究，專著更是鮮見。近年來 ，隨著根據地法律法規相關資料的陸續出版⑤ ，以及社會史研究的推動 ，法制史領域也出現了不少研究成果。栗明輝選取抗日根據地金融法律制度為研究對像 ，對根據地的金融法在實踐中的運行情況進行了考察。該研究在縱向比較不同發展階段的革命根據地金融法律制度的同時，還在某些方面兼顧了與這一時期國民黨政府金融法律制度的橫向比較 ，初步歸納出抗日根據地金融法律制度在立法方面的一些特點以及在法律實施中的一些特色 ，並對它們產生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進行了客觀的分析 。⑥劉建國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人民檢察制度的研究⑦ ，和王成波對山東抗日根據地人民檢察制度的研究⑧ ，使根據地法制史研究與制度研究相結合 ，是法制史研究進一步專題化的比較有代表性的兩部作品。 文化方面的研究 ，儘管因資料的分散 ，進展不及其他領域 ，但亦在根據地的文化生活、娛樂活動、精神生活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專題研究。⑨� 宮本宏是日本學界較早從事根據地法制史研究的學者，其編譯的中國革命根據地法制資 料『中華ソビエト共和國中國解放區婚姻法資料』（第1集、1965年） 、 『中華ソビエト共 和國中國解放區選畢法令資料』（第2集、1967年） 、 『中華ソビエト共和國中國解放區憲 法・施政綱領資料』（第3集、1974年） 。出版後經過三次再版。20世紀七十年代，其對毛 澤東在根據地形成期的法制思想研究，主要是從共產黨對根據地的統治理念方面進行的考 察。宮坂宏「革命根據地形成期の毛澤東の法思想試論」、 『共產主義と国際政治』4 （3） 1979年。中國學界有韓延龍、常兆儒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 （1－4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近年又再版為《革命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 （上、中、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② 楊永華、方克勤：《陝甘寧邊區法制史稿 （訴訟獄政篇）》 ，法律出版社，1987 。③ 楊永華：《陝甘寧邊區法制史稿·憲法政權組織法篇》 ，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 。④ 汪世榮等編：《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石，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1937－1949》，商務印書 館，2011 ，第12頁。⑤ 艾紹潤、高海深主編 《陝甘寧邊區法律法規彙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 ；陝西省檔案局 編：《陝甘寧邊區法律法規彙編》 ，三秦出版社，2010 。⑥ 栗明輝編：《抗日根據地金融法律制度研究》 ，法律出版社，2012 。⑦ 劉建國主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人民檢察制度》 ，中國檢察出版社，2011⑧ 王成波主編，山東抗日根據地的人民檢察制度。北京市：中國檢察出版社，2014⑨ 李軍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華北根據地春節文娛述評》 ， 《中共黨史研究》 2011年第2 期；鄭立柱：《華北抗日根據地農民精神生活研究》 ，人民出版社，2014 ；張衛波：《抗日 根據地文化建設研究》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5。。。①

三、根據地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意識 綜觀以往研究概況 ，根據地研究在政治 、經濟 、軍事 、文化 、社會等各方面都已有了豐碩的積累，由於根據地與中共的緊密關係 ，大部分研究是在中共黨史的脈絡中進行的 ，而且這一傾向在今日依然不減熱度。其研究的主要問題意識 ，大致可總結為以下三點 ：（一）尋找中共執政的制度源泉 大部分研究者認為 ，當今中國的許多制度來源於根據地時期 ，因此在根據地研究中，關於中共政治政策的研究極為豐富。不少研究者將其作為考察當今中共執政理念和制度建設的切入點。① 這一問題意識被認為是受革命史研究範式的影響 ，在中國大陸尤其多見於90年代以前的研究 。在政治方面 ，著重講述中國共產黨對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成功經驗以及政治制度的分析 ；經濟方面 ，包括減租減息、公糧制度 、農民負擔、大生產等 ，尤其注意分析各根據地創建的歷史作用和特點 。近年章猷才、陳朝對中共在山東根據地的執政研究 ，亦是在這一研究範式下展開的。②（二）尋找中共取得政權的原因 中共領導的革命戰爭 ，從進行到結束乃至於今 ，人們從來沒有停止過追問，中共為什麼會取得成功？長久以來 ，這是一個在中共黨史及革命史範疇中的設問。回答這一問題大概有兩個途徑 ，第一 ，從根據地的制度中找出優於國民黨政權的特點 ；第二 ，將党與農民的關係作為尋找答案的關鍵字 。 第一個途徑 ，與上述 “尋找中共執政的制度源泉”有相似和重合的部分 ，多見於八九十年代的研究 。儘管其中不乏對根據地政策和制度的實證研究 ，但其單純制度性的比較 ，目前已受到諸多研究者的質疑。 第二個途徑 ，對党與農民關係的探尋是時下根據地研究中頗受關注的主題。 對該命題的討論 ，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 。隨著根據地史料的進一步公開，西方學界的革命史研究逐漸 “從中央到地方” ，即不再拘泥於追求 “大理論” （ grandetheory ），根據地遂成為為研究這一問題最便利和確實的對像 。① 汪世榮等編：《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石 ，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1937-1949》，商務印書 館，2011② 章猷才、陳朝：《党在山東革命根據地的執政研究》 ，黃河出版社， 2006。。

這一研究傾向打破了以往西方學界認為中國革命的發生和成功是蘇維埃陰謀論的研究框架 ，開始注重中國革命成功的本土因素。但在中共是否獲得了農民的廣泛支持這一問題上 ，卻表現出與中國史學界的明顯分歧 。 20世紀六七十年代 ，查莫斯·詹森 （Chalmers Ashby Johnson）和馬克·賽爾登 （MarkeSelden）是研究中國共產黨和農民關係的代表性人物 。他們儘管在中共何以取得農民支持問題上存在分歧 ，詹森認為是農民民族主義 ，而塞爾登認為是由於根據地的減租減息等農村社會經濟改革① ，但他們研究的大前提一致 ，即承認中共在根據地獲得了廣泛的農民支持。 80年代以後 ，哈特福 （Kathleen J. Hartford）和臺灣學者陳永髮指出農民對中共的支持極其有限。 日本學者高橋伸夫也持有相同的觀點。這些觀點所建立的基礎是百團大戰以後中共抗日根據地一度縮小 ，強調日軍掃蕩所造成的社會恐慌對百姓的影響。近年來石島紀之等日本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②石島、丸田孝志③ 、井上久士④等學者把中共的內部動員與根據地外部的日軍掃蕩兩種因素結合起來 ，開展了對根據地政策調整變化的研究。 大陸學界在這一問題上的普遍看法是 “農民的支持與參加是中共革命勝利的主要保證 。沒有這一條件 ，一切都不會發生 ，一切也無從談起” 。⑤也有學者將 “中共革命何以成功這一宏大的、帶有本質主義色彩的歷史追問，置換為中共如何動員農民這一具體的、可操作化的研究課題” 。⑥因此 ，在這一認知的前提下 ，開展了關於中共動員、農民回應、中共政策在根據地的實施和貫徹等一系列的研究。 黃道炫的研究⑦雖然也關注根據地中的中共和農民 ，但並不將兩者之間的關係看做是導致中共最終取得勝利的必然或者直接的因素。這一嘗試跳出了對中共是否獲得農民群眾廣泛支持的討論框架 ，為更加客觀和理性地研究根據地提供了思路 。 日本學者高橋伸夫也認為 ，把党與農民緊密團結的問題預設限制了學者對根據地研究細節的追溯 ，忽視了党與農民 （農村社會）之間存在的分① Chalmers Johnson ,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 9 3 7 - 1 9 4 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6 2 ）.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 7 2 ）.� 石島紀之「抗日根據地における戰爭動員と民眾— —太行抗日根據地を事例に」、 『環日本 海研究年報』（18） 、2011年3月。� 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禮— —中國共產黨根據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2013年。� 井上久士「華北抗日根據地における戰爭動員と民眾：河北省中部の事例」、 『環日本海研 究年報』（19） 、2012年3月。⑤ 李金錚：《傳統與變遷：近代華北鄉村經濟的經濟與社會》 ，人民出版社，2014 ，第348 頁。⑥ 李里峰：《中國革命中的鄉村動員：一項政治史的考察》 ，《江蘇社會科學》 2015年第3期。⑦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②③④

歧 。由此導致根據地研究陷入對党與農民緊密團結之根本原因的探討中。①（三）突破政治史和權力鬥爭史 社會史研究視角興起以後 ，不少研究者把突破政治史和權力鬥爭史作為根據地研究的另一條路徑進行思考。這一思考不同於以往在中共黨史脈絡中的敍述 ，而是把根據地作為戰時中國農村社會的一部分進行考察。由此衍生出的是對根據地發生的政治事件的社會史解讀 。比如發生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 “富田事變” 。以往解讀富田事變的發生 ，主要是從政治史和權力鬥爭的角度 。②近年來美國學者韋思諦 （StepheneAverill） 和日本學者小林一美都曾嘗試用地方史視角，通過對土客衝突和族群關係的分析來解讀這一事件 。③此種解讀方法可以稱為是社會史與革命史的結合 。 這種結合帶來比較好的影響 ，是在考察中共在根據地的經濟活動時 ，不停留於政策層面的敍述 ，同時突破以往追根溯源 ，為當下制度尋找根源的研究框架。比如劉和對晉察冀根據地稅收問題的考察。他注意到 “共產黨建立根據地以後 ，它面臨的任務和其他政權一樣 ，首先是維持政權 ，還要擴張軍事力量 ，不僅是要跟日本人打仗 ，還要準備以後和國民黨攤牌來奪取全國政權 。所以 ，如何不斷從農村汲取足夠的人力和物力來支持革命 、來擴張軍事力量成為它最緊迫的任務” 。 “共產黨的稅收改革值得我們特別重視 ，不僅僅是因為它發生得比其他改革 ，如減租減息、包括內戰時期的土地改革要更早 ，而且從共產黨的稅收改革裡我們可以看到它怎麼處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怎麼來對鄉村社會進行動員和控制” 。④周祖文的研究也注意到中共在冀中根據地的稅收政策並非一成不變 ，而是一個根據農民反應 ，逐漸調整和變化的過程 。⑤ 但也有學者注意到 ，在把社會史與革命史結合的過程中 ，還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瓶頸 。⑥① Kathleen J. Hartford , Step by Step : Ref orm,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 Ch'a - Chi Border Region, 1 9 3 7 - 1 9 4 5 （Ph . D. dissertation , Stanford University, 19 8 0 ）. Yung- fa Chen , Making revolution :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 9 3 7 - 1 9 4 5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 8 6 。高橋伸夫『黨と農民一 中國農民革命の再檢討』、研文出版、2006年。� 近年日本新出的小林一美著作『中共革命根據地ドキュメント』（御茶ノ水書房、2013年） 即為政治史和權力門爭史角度的考察。� 小林一美「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における客家と土地革命職爭」、 『人文研究：神奈川大 學人文學會誌』、2005年3月。④ 劉昶 ：《抗日根據地的稅收改革》 ， 《開放時代》 2015年第2期。⑤ 周祖文：《 “不怕拿，就怕亂” ：冀中公糧徵收的統一累進稅取徑》 ，《抗日戰爭研 究》 2014年第3期。⑥ 應星：《社會經濟史和革命史的結合》 ， 《開放時代》 2015年第2期，第24∼25頁。②③

1. 如何處理革命與傳統的關係。 這與第一個問題意識有關 。在追溯當前制度淵源的過程中 ，如何厘清革命話語體系與蘇俄和傳統的關係 ，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程。 2. 史觀的差異。 應星將目前根據地研究中存在的兩種史觀稱為 “還原派”史觀與正統的中共史觀。 還原派史觀 ，以 “中共研究的斯坦福學派”為代表 ，其中臺灣陳耀煌是目前將社會史與革命史結合起來進行根據地研究的主要人物。陳耀煌做過鄂豫皖、閩西根據地的研究 ，史料功夫非常扎實 ，但他認為中共最初領導暴動和革命的本地幹部基本上都是傳統地方精英的利益代表。這與正統的中共史觀截然相反。正統的中共史觀強調革命者如何反傳統 ，如何由革命信念和革命利益引導其行動 。因此 ，在未來的根據地研究中，如何同時突破這兩種史觀 ，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結 語 中國的改革開放 、檔案資料的公開 、冷戰結束的國際環境 ，給海內外的根據地研究提供了發展的機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 ，該領域在政治、經濟 、軍事 、社會、文化等領域都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成為抗日戰爭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海內外學者對根據地帶有不同的地域特徵這一點已形成共識 ，由此認識到中國的共產革命其實是 “一場具有多樣性特徵的地方革命” 。①那麼問題來了 ，如何才能勾勒出中國根據地的特性和中國革命的多樣性？或許在基礎研究之上 ，現在亦有必要進行更深入地理論思考與概括。 另外 ，在強調突破政治權力鬥爭研究框架 ，致力於從社會史角度重新解讀根據地研究的今天 ，根據地軍事史和經濟史成為有待加強的領域 。近十年來 ，已有日本學者和中國一些年輕的學者開始對根據地的民兵進行探討 ，未來幾年或許會有更多的成果出現。② 對外文文獻 、檔案的使用 ，是根據地研究目前尚未受到重視的部分 。一① Tony Saich , “Introduction :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nti- Japanese War Base Ar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4 0 （December 19 9 4 ）, 10 0 6 ； 李 里 峰 ： 《 中 國 革 命 中 的 鄉 村 動 員 ：一 項 政 治 史 的 考 察 》 ， 《 江 蘇 社 會 科 學 》 2 0 1 5 年 第 3 期 。� 日本學界有：馬場毅 山東抗日根據地における民兵（日中戰爭再論）— —（大後方・共產 黨・CBI） 『軍事史學』43 （3 ・4）、 2008年3月。中國學界可見美濤《中共抗日根據地 的民兵、自衛隊— —乙太行根據地為例》 ，《抗日戰爭研究》 2014年第3期。、「」②

方面源於直接相關外文資料有待進一步挖掘 ，另一方面大概是研究視角的局限。已有學者利用日文資料對中共在根據地對日本士兵進行反戰宣傳進行研究① ，這或許能為研究根據地時期中共的對外策略提供線索。但是從蘇俄的角度闡釋中國革命和根據地 ，目前還尚未見到有分量的專著出現。 除此以外 ，根據地的形成②等八十年代曾受學人關注的老題目，在史料積累日益完善 ，多種類、多語言資料相互參照成為可能的現在 ，亦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 殷志強「根據地の反戰同盟をめぐる境界認識」、 『環東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年報』（8） 2013年2月。� 20世紀80年代，日本學者比較關注每個根據地是念麼形成的。三好章「茅山根據地の形成： 新四軍の初期の活動にっいて」、 『中國研究』（3） 、 1986年。郭伝璽「冀魯予邊區抗 日根據地の創出」、 『立命館法 』（ 188-190）、 1986年。伊達宗義「陝北根據地の確 立— —毛澤東の權力確立と中ソ對立の道程を探る」、 『海外事情』27 （12） 、 1979年。①②

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執政問題研究—— 以 抗 日民 主 政 權 與 “三 三制 ” 為 中心黃正林①摘要：抗日戰爭初期 ，中共通過普選的方式將原來陝甘寧蘇維埃政權改革為抗日民主政權 ，使邊區從 “國中之國”轉變為國民政府的 “地方政府”。中共在實現普選民主政治方面走在了國民黨的前面 ，贏得了不同階層的贊同與支持。為了把中共政權改革為 “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政權 ，毛澤東提出了 “三三制”政權改革方案和原則。通過選舉 、聘請的方法 ，使根據地一些地方精英進入邊區各級政府和參議會中。為解決非黨人士 “有職無權”的問題 ，一方面 ，中共在進行 “黨政分開”的改革後 ，在政府機關中設立 “黨團體制”加強黨對政府工作的指導 ；另一方面 ，形成了定期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作為 “三三制”政權的一種補充。通過 “三三制”政權建設 ，使社會精英參與到政權中來 ，重新獲得社會的尊重 ，能夠為中共政權服務 ，也為中共贏得了較好的社會聲譽。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斷地制度創新 ，是中共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陝甘寧邊區 “三三制”政權改革 政權建設是研究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局部執政的主要內容 ，而 “三三制”又是難以繞開的話題 。“三三制”是中共在根據地採取的一項重要政權建設措施 ，學術界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②概括起來 ，主要學術觀點有：把 “三三制”看作是中共多黨合作制的開端 ；③認為 “三三制” “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治建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④把 “三三制”看做是 “政黨改造民主的過程” ；⑤認為 “‘三三制’民主的直接①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陝甘寧邊區制度史研究” （批號：15ZDB042 ） 的階段性成果。② 通過中國知網檢索，研究抗戰時期 “三三制”以及相關的文章有近百篇。③ 徐世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党合作制的開端——簡論延安時期三三制政權》 ， 《甘肅社 會科學》 1991年第4期。④ 陳先初：《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民主建政的歷史考察》 ，《抗日戰爭研究》 2001年第1期。⑤ 王建華：《改造民主：抗戰時期 “三三制”選舉的革命面相》 ， 《南京社會科學》 2010年第 9期。

旨趣和意圖在於 ，為了一個共同的使命和任務而實現各階級的團結合作與協商共事” 。①儘管以往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但對該問題的討論的仍有較大的空間。筆者試圖以陝甘寧邊區 “三三制”政權改革為中心 ，從制度創新的視角，對中共在陝甘寧邊區 （下文簡稱 “邊區”） 執政問題進行研究 ，對中共從蘇維埃政權到抗日政權的轉變 ， “三三制”提出與實施過程的複雜性問題以及中共對存在問題解決的辦法等問題進行討論 。同時 ，通過對中共在邊區執政問題進行研究 ，對中共取得革命勝利的原因做另一種解釋 。一、從蘇維埃政權到抗日政權的轉變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 ，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在於中共把建立 “統一戰線”作為當時的基本政策來實施 。會議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 ，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 ：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不論什麼人 ，什麼派別 ，什麼武裝隊伍 ，什麼階級 ，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的 ，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 ，驅除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打到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中國的統治 ，取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 ，保持中國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 。只有最廣泛地反日民族統一戰線 （下層的與上層的） ，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 。② 1936年是實施 “統一戰線”最關鍵的一年。5月，紅軍東征結束回師陝北後就對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發出了善意 ，將原來的 “賣國賊蔣介石”改稱為 “蔣介石氏” ，國民政府的官員稱之為 “南京諸公” 。③6月 ，國民黨二中全會召開時，中共提議兩黨 “立即聯合起來”。8月25日，中共向國民黨表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 。⑤ 12月1日，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領致信蔣介石 ，表達 “化敵為友 ，共同抗日”的願望。⑥毛澤東還① 劉晨光：《 “三三制”民主：原因、問題與實質》 ，《科學社會主義》 2014年第5期。② 張聞天：《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1935年12月25日，《張聞天文集》 （二）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第32頁。③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 、中國人民海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 電》 1936年5月5日，《紅軍長征·文獻》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第934 、 935頁。④ 《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二中全會書——提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1936年6月20日） ，中央 統戰部、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 （中） ，北京：檔案出版 社，1985年版，第167頁。⑤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1936年8月25日）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 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 《中共活動真相 （一）》 ，第70 頁。⑥ 《毛澤東等人致蔣介石信》 （1936年12月1日） ，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抗 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 （中） ，第308頁。④

表示 ，如果能夠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 ，就會在根據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接受南京國民政府指導。①中共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了許多努力。 對於中共的提議 ，南京政府不但沒有認真考慮 ，相反蔣介石對日本侵華和平解決的幻想有所增加 ， “安內攘外”的方針 ，一時又有所加強。②在向國民黨及其中央政府表達合作願意的同時，中共把統戰工作重點放在 “關係到紅軍在陝北成敗”的張學良身上。③經過中共不同層次的細緻的工作 ，最終形成紅軍 、東北軍 、西北軍 “三位一體”鬆散的軍事同盟 ，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後 ，中共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成功實現了 “逼蔣抗日” 。 12月25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成為中共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 為什麼要變革國家體制？早在1935年12月，毛澤東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 ：“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不但代表了工農的利益 ，同時也代表了民族利益。但是現在的情況 ，使得我們要把這個口號改變一下 ，改變為人民共和國。這是因為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係 ，不但小資產階級 ，而且民族資產階級 ，有了參加抗日鬥爭的可能性” 。④林伯渠也指出 ：“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 ，國內矛盾降到次要與服從地位 ，客觀環境的要求 ，必須改變國內兩個政權對立的狀態 ，以使[便]團結一致 、共同赴敵 。根據這一原則 ，在現階段 ，變更蘇維埃制度 ，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著新的基礎 ，並以這一讓步去兌換全國所需要的和平、民主與抗戰 ，這是完全正確的。”⑤毛澤東、林伯渠從抗日大視野出發 ，闡釋了中共進行國家體制變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937年3月 ，中共宣佈改蘇維埃制度為民主共和制度 ，改陝甘寧蘇區為陝甘寧特區 ，為國民政府統轄下的地方政府 。⑥為實現這種轉變 ，5月 ，中共頒佈了 《陝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 和 《陝甘寧邊區選舉法條例》 （下文簡稱 《選舉法》 ） 。新 《選舉法》 的核心是重新認定了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資格。在原來蘇維埃國家體制中，軍閥、官僚 、地主、豪紳 、資本家、富農、僧① 1936年9月23日，美國記者斯諾訪問毛澤東在論及統一戰線問題時，斯諾問：“這是不是 說，蘇區的現行法律，特別是有關土地問題的法律，將被廢除？”毛澤東回答：“如果同南 京政府建立了統一戰線，這個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毛澤東文集》 第1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頁。）② 楊奎松：《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近代史研究》 1985年第3期，第65頁。③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 ，台北：東大圖書股份，1995年，第80頁。④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 《毛澤東選集》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年，第158頁。⑤ 林伯渠：《由蘇維埃到民主共和制度》 ，《解放》 第5期，1937年5月31日，第11頁。⑥ 《中國共產黨編年史》 編委會：《中國共產黨編年史》 （3），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 出版社2002年版，第920頁。

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 “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 。①而新 《選舉法》 擯棄了舊的以階級成分為原則來規定選民資格 ，規定 “凡居住在陝甘寧邊區的人民 ，在選舉之日，年滿十六歲的 ，無男女 、宗教 、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 ，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②除漢奸外 ， “都是邊區的公民” 。③該法頒佈後 ，有的逃離根據地的地主 、富農 、有產者回到了自己原來的村莊 ，而且獲得了公民權 ，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有的還當選為參議員或參加政府工作 ，在政權機關任職。④ 《陝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 確立了改革後的政體 ，取消原蘇維埃制度 ，實行議會民主制 ，即各級議會議員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 ，各級行政長官——鄉長、區長 、縣長 、邊區政府主席由各級議員選舉 ，各級政府直接對同級議會負責 ；邊區法院院長由邊區參議員選舉 。⑤還廢止了蘇維埃時期的一些法律制度 ，取消了對資本家 、富農經營生產事業的各種限制 ；承認土地私有制 ， “凡地主土地在蘇維埃時代未沒收的 ，不再沒收 ，土地所有權仍屬地主⋯⋯出租土地給農民 ，只要地租不苛刻 ，政府不加以任何干涉” 。⑥政府構成也相應地進行了改革 ，林伯渠指出 ：“轉變到民主共和制度之政權機關組織形式 ，必須加以整理 ，並加強其工作能力。因此蘇維埃政權形式有改變的必要” 。⑦司法制度方面 ， “準備採納國民政府的統一司法制度” 。⑧可以看出，此次改革是全面的 ，而且是比較徹底的。 抗日戰爭爆發初 ，9月6日，中共宣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辦事處改組為陝甘寧邊區政府 。10月12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會議任命邊區行政長官 ，被視為對邊區合法地位的認可。⑨ 1939年1月 ，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召開 ，標誌著肇始於1937年4月的各種改制的完成。這次會議通過了12項提案 ，公佈了 《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 ，頒佈了 《陝甘寧邊區組織條例》 、 《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 、 《陝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 、 《陝甘寧邊區土地條例》 、 《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組織條例》 等單行法 ，完善了轉變後政權的制度設計 。這次體制改革的完成對中共來說有重要的意義 ，正如毛澤東所①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 《紅旗週報》 1931年第25期，第3頁。② 《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 ， 《新中華報》 1937年5月23日，第3版。③ 謝覺哉：《陝甘寧邊區的選舉法與議會制度》 ， 《新中華報》 1940年7月16日，第4版。④ 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對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工作報告》 ，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 編》 第1輯，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第131頁。⑤ 《陝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 ， 《新中華報》 1937年5月23日，第4版。⑥ 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對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工作報告》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 編》 第1輯，第130－131頁。⑦ 林伯渠：《由蘇維埃到民主共和制度》 ， 《解放》 第5期，1937年5月31日，第12頁。⑧ 舒湮：《邊區實錄》 ，國際書店1941年版，第44頁。⑨ 宋金壽、李忠全主編：《陝甘寧邊區政權建設史》 ，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頁。

言：“首先在西北廣大地區 ，實施抗戰和普選的民主政治 ，作為全國民主政治之先導。特區的大會開幕將更進一步推動全國的民主力量 ，圍繞在特區政府的周圍，在活的榜樣之下 ，為實現全國的民主制度而努力，為救亡圖存而抗戰到底。特區民主政治的實施 ，在鞏固和開展全國統一戰線的基礎上 ，這是國共合作迅速走上新的階段的推力” 。① 隨著各種改制的完成 ，中共政權發生了變化。第一 ，從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政權轉變為隸屬於國民政府行政院的地方政權 ，中共明確宣佈邊區是在 “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領導下” 。②為此 ，中共取消了蘇維埃共和國名稱及省級區劃 ，援引國民政府相關法律組成了邊區政府 、法院和參議會。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部更名為邊區高等法院 ，接受中央最高法院管轄 。④ 1938年9月，國民政府頒佈了 《省參議會組織條例》 ，根據該條例 ，邊區議會改名為參議會 ，作為邊區的民意機關和權力機關。⑤第二 ，改革後的政權不只是代表工農利益的政權 ，而成為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 ，代表的是全體抗日民眾利益 。只要地主、富農、資本家及有產階級擁護抗日，不做漢奸 ，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受邊區政府的保護 ，並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 。⑥第三 ，政治體制改革後 ，中共領袖在多種場合多次表示願意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 “中共這一立場是完全自願的，誠懇、真實的” ，⑦並以 “三民主義”與國民黨 “抗戰建國綱領”為原則 ，以三民主義原則為指導制定了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① 毛澤東：《關於八路軍應積極參加特區大會選舉問題的指示》 （1937年11月13日） ，中央檔 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10），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79頁。② 《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 ， 《解放》 第68期，1939年4月4日，第23頁。③ 如陝甘寧邊區政府機構的設置援引1930年2月3日公佈的 《修正省政府組織法》 （ 《國民政府 公報》 第388號，1930年2月6日，第1－5頁） ； 《陝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 是 “根 據國民政府頒佈之省參議會組織法基本原則及陝甘寧邊區之實際情形”制定（ 《解放》 第68 期，1939年4月4日，第23頁） ； 《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 是 “根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之民主 選舉原則及陝甘寧邊區之實際情形制定”（《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 第1輯，第160頁）。④ 《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組織條例》 ， 《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 第1輯，第34頁。⑤ 《陝甘寧邊區政府訓令邊區議會改為邊區參議會》 ，《新中華報》 1938年11月30日，第2 版。⑥ 毛澤東在《論政策》 （1940年12月25日）中指出：“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 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權，政府僅僅干涉 在我根據地內組織破壞和舉行暴動的分子，其他則一律加以保護，不加干涉”。 （ 《毛澤東 選集》 第2卷，第768頁）1942年2月頒佈的《陝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 規定：“邊區一 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階級、黨派、性別、職業與宗教，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 居住、遷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並享有平等之民主權利” （第2條） ； “保障邊區一切抗 日人民的私有財產權及依法之使用權及收益自由權（包括土地、房屋、債權及一切資財）” （第3條） ； “在土地未經分配區域，保證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債主的債權” （第4條） 。 （ 《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 第5輯，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頁）⑦ 張如心：《列寧與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 ， 《解放》 第62期，1939年1月28日，第14頁。

領 。① 這次政治體制改革 ，體現了中共領導人順應時勢的政治智慧 。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既沒有仿照西方 “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也沒有照搬國民政府的 “五權憲法” ，而是採取了立法與行政的獨立和司法的半獨立政權結構模式 ，被稱之為 “兩權半” 總之 ，通過普選運動 ，中共以適應抗戰需求的各種政治制度逐步建立起來 ，使邊區從 “國中之國”轉變為國民政府的 “地方政府” ，③取得了局部執政的合法地位 。在國共最初的談判中 ，國民黨多次提出取消邊區 ，但在中共 “允許地主和資本家參加選舉 ，在實行這些民主措施之後 ，國民黨同意讓邊區存在下去” 。④中共在實現普選民主政治方面走在了國民黨的前面 ，贏得了不同階層的贊同與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 ，經歷了由蘇維埃體制向抗日民主政治體制的轉變 ，而 “參加政權的階級成分沒有多大改變 ，一九三九年第一屆邊區參議會的參議員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 ，只臨時聘請了少數的黨外人士” 。⑤儘管中共放棄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體制 ，也從蘇維埃政治體制轉變為議會民主制 ，但作為地方性政權 ，其階級基礎有賴於進一步擴大 ，需要獲得更廣大民眾的支持。二、 “三三制”政權構想的提出 在抗日戰爭的防禦階段 ， “八路軍和新四軍參加抗戰之後人員增加了六倍” ，在華北 、華中和華東的廣大地區建立了抗日根據地和中共控制下的政權。⑥這與國民黨政權的退縮形成鮮明的對比 ，也引起國民黨的恐慌 。正如萊曼·范斯萊克所言 ：“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擴張越來越惱怒 ，共產黨的擴張與他們自己的損失呈鮮明對比 。當國民黨人正被趕出他們擁有最大財富和最高權力的長江中下游地區並在這一過程中喪失了精銳部隊時 ，中國共產黨卻正在滲① 《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 ， 《解放》 第68期，1939年4月4日，第23頁。② 林伯渠：《陝甘寧邊區三三制的經驗及其應該糾正的偏向》 ， 《林伯渠文集》 ，華藝出版社 1996年版，第382頁。③ 參看丸田孝志：《近年來日本學界對抗戰時期中共黨史的研究》 ，《史學月刊》 2015年第9 期。④ 《中國問題研究小組會議第二號紀錄》 1939年7月5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聯共 （布） 、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 （1937－1943.5） 》，北京：中共黨 史出版社，2012年，第167頁。⑤ 《陝甘寧邊區民主政權與三三制 （報告提綱）》 （1944年）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 （1944年） ，甲5 ，西安：內部館存本，1994年，第446頁。⑥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的電報》 1939年7月17－3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 室第一研究部：《聯共（布） 、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 （1937－1943.5）》 第238頁。

入日軍戰線後面的廣闊農村 ，在那片土地上擴張勢力並贏得民眾的支持 。”①但中共的快速發展 ，是國民黨政府不願意看到的 ，也是不能容忍的。1938年10月國民政府國慶日期間 ，國民黨宣傳部門就高調宣揚 ：“我們應當認定 ：每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只有信仰一個主義 ，一個黨 ，一個領袖” ，並認為 ： “（一）唯有三民主義適用於中國 ，唯有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除三民主義以外的任何主義 ，都不適用於中國 ，都不能救中國 。 （二） 唯有中國國民黨可以領導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是抗戰建國的領導者 ，除中國國民黨以外，任何黨派 ，都不能領導中華民國 ，都不能領導中華民國來抗戰建國，任何黨派絕對不能與中國國民黨等量齊觀。 （三） 中國國民黨的總裁蔣中正是總理唯一的繼承者 ，是中華民國的領袖 ，是中華民國抗戰建國的導師。其他的任何人 ，絕對不能與蔣先生比擬 ，都沒有領導中華民國的力量” 。②次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就大肆宣揚 “一個主義 ，一個黨 ，一個領袖”作為基本的宣傳政策。③會後 ，制定了 《防制異黨活動辦法》 、 《處理異黨實施辦法》 等文件 ，同時開始對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根據地實施軍事 、經濟封鎖 ，使中共領導的抗日政權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中共政權陷入了新的危機。這次危機被馬克 ·賽爾登稱之為中共歷史上 “三次滅頂之災”中的一次 。④ 抗戰初期 ，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後 ，中共曾明確宣佈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 ，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⑤1938年11月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提出抗戰勝利後 “將產生一個獨立 、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⑥但抗戰剛進入相持階段 ，在國民黨高調宣揚 “一個主義 ，一個黨 ，一個領袖” ，排斥中共對抗戰的領導作用和在抗戰中的地位後 ，對中共及其領袖來說 ，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中共究竟繼續以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還是要創立新的指導思想？ 中共究竟是要建立一個 “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還是要創立一種新的政治制度和國體？這些都是擺在毛澤東等中共領袖面前新的課題。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 ，首先 ，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做了理論上的探討 。毛澤① [美]費正清、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 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1994年，第655頁。② 楊介一：《中華民國是從哪裡來的》 ， 《前線》 第27期，1938年10月10日，第5頁。③ 《陝甘兩省防制異黨活動聯絡辦法》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中共黨史參 考資料》 第8冊，1979年印行，第331頁。④ 馬克·賽爾登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第173頁。⑤ 《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 （1937年7月15日） ，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中共 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 下，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8頁。⑥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 （1938年11月6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 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1921－1949）》 第15冊，第761頁。

東先後發表了 《 〈共產黨人〉 發刊詞》 、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 《新民主主義論》 等以及張聞天 （洛甫）撰寫了 《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 等重要理論文章。這些文章構建了中共新的理論體系——新民主主義理論。一方面 ，新民主主義理論從思想基礎上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張聞天指出：“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內，不但存在著許多內部的矛盾、雜湊 ，缺乏嚴正的科學性 ，而且還有著不合於新文化要求”的各種傾向，包括 “復古的傾向” 、 “反民主 、反大眾的傾向”和 “唯心的 、反科學的傾向” 。因此 ，應該堅決反對 “以三民主義來壟斷新文化運動的任何企圖 ，[反對]以政治力量來強迫新文化運動者去全部接受或信仰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 ，以及對於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的自由討論與科學批判的限制與取締 。三民主義不能限制新文化 ，相反的，三民主義只是新文化的一個而已” 。①另一方面 ，提出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 ，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 ，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 ，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 ，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了⋯⋯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 ，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 ，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 ，只能是第三種形式 ，這就是所謂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毛澤東指出：所謂 “國體”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 “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 ，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是 “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 ；所謂 “政體”是 “是指政權的構成形式 ，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 ，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 “政體”是 “民主集中制” 。這樣的 “國體”與 “政體”構成的國家 “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 。②中共開始以 “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建設目標取代了 “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 其次 ，從應對新危機與新問題的視角 ，討論新民主主義政權問題 。毛澤東在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革命性質、革命階段後 ，提出抗日戰爭時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階段 。根據這個階段的特點 ，1939年12月 ，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問題 。他說新民主主義政權應該是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 ，他既不是資產階級的 ‘一黨專政’ ，也不是無產階級的 ‘一黨專政’，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 ‘幾黨專政’ ，只要是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 ，不問屬於何黨何派 ，都有參加政權的資格” 。③ 1940年1月 ，毛澤東又做了進一步解釋 ，他說新民主主義政權是 “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政權 ，即 “在今天① 洛甫：《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 ，《解放》 地103期，1940年4月10 日，第11頁。②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 《解放》 第98 、 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第27 、 28頁。③ 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1939年12月15日） ，《毛澤東選集》 卷2 ，東北書店 1948年版，第229頁。

的中國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 ，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 ，它是抗日的 ，反對帝國主義的 ，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 ，統一戰線的” 。①2月 ，他再次強調 ：“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政權” 。②7月 ，在紀念抗戰三周年時 ，毛澤東再次強調 ： “在政權問題上 ，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 ，既不贊成別的黨派，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而主張各黨 、各派 、各界 、各軍的聯合專政 ，這即是統一戰線政權” 。③從毛澤東的論述來看 ，中共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就是新民主主義政權 ，它的統一戰線性質決定了既不能是資產階級專政 ，也不能是無產階級專政 ，而應當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政權。但抗戰初期中共在根據地建立的政權顯然不具備毛澤東所提出的 “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政權構成。 如何實現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一份黨內指示中指出：在抗日民主政權的 “人員分配上 ，應規定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 ，非黨的左派進步人士佔三分之一 ，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 。 “必須使黨外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 ，因為他們聯繫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我們這樣做 ，對於爭取小資產階級將有很大的影響” 。 “給中間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 ，目的在於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這些階層的爭取 ，是孤立頑固派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④這就是 “三三制”政權改革方案。3月11日，在中共高級幹部會議上 ，毛澤東明確了該方案：“在政權的人員分配上 ，應該是：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 ，他們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 ；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 ，他們代表小資產階級 ；中間派佔三分之一 ，他們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 。” ⑤7月 ，毛澤東撰文指出在敵後建立的新政權 ，應該採取 “三三制”， “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 ，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 ，而使其他主張抗日民主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佔三分之二” 。⑥年底 ，在一份黨內指示中再次強調 ：“必須堅決執行 ‘三三制’ ，共產黨員在政權機關中只佔三分之一”。 “這種人數的大體上的規定是必要的 ，否則就不能保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這種人員分配的政策是我們黨的真實政策 ，必須認真執行 ，不能敷①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 《解放》 第98 、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第28頁。②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1940年2月20日） ， 《解放》 第101期，1940年3月8日， 第8頁。③ 毛澤東：《團結到底》 ， 《新中華報》 1940年7月5日，第5版。④ 毛澤東：《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 （1940年3月6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 重要文獻選編》 第1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70頁。⑤ 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 ， 《毛澤東選集》 卷3 ，東北書店1948年版， 第480頁。⑥ 毛澤東：《團結到底》 ， 《新中華報》 1940年7月5日，第5版。⑦ 毛澤東：《論政策》 （1940年12月25日） ， 《毛澤東選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766頁。⑦

衍塞責” 。①在提出與黨外進步人士、中間派合作的同時 ，毛澤東還強調了中共在改革後政權中的主導作用 ， “必須保證共產黨員在政權中佔領導地位 ，因此 ，必須使佔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品質上具有優越的條件” 。②該方案的核心是根據地政權的人員構成中，必須讓出三分之二的名額給黨外小資產階級和中間派 ，同時必須保證黨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 “三三制”政權方案提出的意圖是什麼？ 第一 ，要實現抗日民主政治中的 “幾個革命階級”聯合政權的目標 ，擴大中共政權的階級基礎 。為什麼能建成 “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政權？一方面 ，在階級分析的框架下 ，中國是一個 “兩頭小中間大 ，中間的階級階層在人口中佔著很大的數量” ，③爭取中間力量才能保證抗戰的勝利 ；另一方面 ，中共對地主 、資產階級有一個基本的判斷 ，即 “地主的大多數是有抗日要求 ，一部分開明紳士並是贊成民主改革的” ；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 ，而資產階級 、特別是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 ，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社會成分與政治力量” 。④地主、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有參加中共民主政權的可能性 。第二 ，為回應國民黨宣揚的 “一個黨 、一個政府 、一個領袖” ，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 ，使其在政治上孤立 。 “三三制”政權建設模式的提出是為了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 ，反對國民黨 “排斥異己 ，以及 ‘限制異黨活動，的種種錯誤政策” 。⑤表明了中共建立 “以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 ，來代替任何黨派的一黨專政” ，⑥ 回應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以孤立國民黨政權 ，如毛澤東所言 ，實行 “三三制”是 “分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 ，擴大其矛盾” 。⑦ “三三制”政權改革的意圖 ，是緩解中共在根據地面臨的政治壓力 ，以獲得更廣泛的階級基礎 ，也是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權模式的嘗試 。① 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 ， 《毛澤東選集》 卷3 ，東北書店1948年版 ， 第480頁。② 毛澤東：《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 （1940年3月6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 重要文獻選編》 第17冊，第170 頁。③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頁。④ 《中共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 （1942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抗戰以 來重要文件彙集》 ，光明書店1946年翻印，第269頁。⑤ 高崗：《為實現陝甘寧邊區新的施政綱領而鬥爭》 ， 《解放》 第129期，1941年5月31日，第 7頁。⑥ 羅邁：《關於政權的三三制》 ， 《共產黨人》 1940年第11期，第12頁。⑦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1893－1949） 》（中）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第344頁。

三、 “三三制”政權的實施 “三三制”政權改革提出後 ，首先在新建立政權的縣 、鄉做了改革試點 。1940年春 ，中共在甘肅慶陽、鎮原 、合水和陝北綏德 、清澗 、吳堡、富縣建立了新政權 ，這裡沒有經歷土地革命 ，地主 、商人與有產者階層很有勢力 ，也對中共心存恐懼 。①為了消除士紳階層恐懼心理與取得上層士紳階層的支持 ，中共要求以 “三三制”模式組建新區政權 ， “各級參議員與政府委員，必須包括各階級 、各抗日黨派與無黨派之成分 ，以符合各階級、各黨派、無黨派之統一戰線原則” ； “無論任何一政黨之黨員 ，所佔議員或委員之總數量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②在民主選舉時，擔心 “有些開明紳士不能入選” ，又按照國民政府參議會組織條例 “由地方政府聘請若干人以資彌補” 。③通過1940年的試點取得的成就包括 ：第一 ，新區縣、鄉比較早的實現了 “三三制”政權模式 ；第二 ，以聘請的方式使當地有名望的上層人士進入參議會和政府。這種經驗說明 “三三制”政權制度 ， “不僅能運用於政權的上層機關，而且能適用於政權的最下層組織——鄉村政權 ，同時也完全證明 ‘三三制’不僅能適用於議會 ，也完全能適用於行政機關。”④ 在試點有了初步成績後 ， “三三制”政權改革在黨內逐漸有了回應 。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羅邁 （李維漢） 發表文章指出：“自黨中央提出政權上的三三制後 ，黨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都已開始實行 ，晉察冀邊區已作出成績 ，陝甘寧邊區之隴東分區及綏德分區也獲得初步成績” ，肯定了 “三三制”政權改革已經取得的成績。同時指出，要真正的推行 “三三制”就必須遵守這樣的原則 ：“任何黨派 ，只要不投降不反共的 ，贊成抗日與民主的，即應使其在抗日政權下 ，有存在於活動之權 ，而在選舉運動時，有自由競選之權” 。在實行三三制過程中，共產黨人應該做什麼？ “要使這個政策執行得好 ，就靠共產黨人自己在平日有充分的統一戰線工作 ，多交朋友 ，並熟悉各黨、各派、各軍 、各界及無黨派的人士 ，而不是在選舉時臨渴掘井” 。⑤李維漢的文章強調了 “三三制”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建設中的重要性 ，以支持毛澤東提出的 “三三制”改革方案 ，這也是毛澤東提出 “三三制”方案後第一位中央高層公開發表支持的文章。① 謝覺哉：《陝甘寧邊區的選舉與議會制度（續）》 ，《新中華報》 1940年7月19日，第4版。② 《陝甘寧邊區政府關於新區行政工作之決定》 （1940年4月4日） ，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 會科學院：《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 第2輯，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年，第154頁。③ 謝覺哉：《陝甘寧邊區的選舉與議會制度（續）》 ， 《新中華報》 1940年7月19日，第4版。④ 陳正人：《在實行三三制的政權政策中延安中區五鄉征糧委員會的創造及其意義》 （1941年 3月14日） ，中共延安地委統戰部等：《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統一戰線和三三制》 ，西 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6頁。⑤ 《關於政權的三三制》 ， 《共產黨人》 1940年第11期，第11 、 13頁。

作為 “三三制”比較成功的隴東分區鎮原縣 ，縣長馮治國撰文從 “如何物色和爭取對像” 、 “如何發揚非當人士的工作積極性”和 “如何提高自己，改善我們的工作作風”等幾個方面談了實現 “三三制”的經驗 。這篇文章對於 “三三制”政權建設認識很深刻 ，認為 “實行三三制的重要關鍵之一 ，在於爭取與團結黨外廣大的進步人士和中間人士參加政權工作” 。如何尋找三分之二的黨外人士 ，就得 “放下量我們黨員的這把尺子 ，再拿出適合於三三制的尺子去測量非黨人士” 。發揚非當人士工作的積極性 “是實行三三制的一個重要問題” ，要做到這一點 ，必須做到 “要信仰他們 ，大膽的給予一定的工作 、任務與職權” ， “要尊重他們的人格 ，並顧及他們現在的政治水準” ， “要在互相學習的立場上 ，來 ‘提高自己，幫助別人進步’ 。”在實現三三制政權後 ，如何鞏固黨的領導 ，作者認為 “在政府工作中的黨員要少而精 ，寧可少三分之一 ，但每個黨員的政治品質必須是好的 ，並在群眾中有相當信仰的” ；三三制是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反映形式 ，如何維護其正常運轉 ，作者認為 “新民主主義的政體 ，是從舊政權改造過來的政體 ，對於舊的法律 、法令固然需要加以改造 ，但不要簡單的拋棄。因此 ，我們在政府中工作的同志 ，必須研究和熟悉國民政府中的各種法律和法令 ，熟悉舊的政權經驗 ，以便揚起他們 ，抽取其合理的適用的東西 ，運用到新政權中來 ，但我們在這方面還是很幼稚的 ，我們必須下決心在這方面來提高自己” 。①從上述內容來看 ，作為基層政府首腦 ，他率先在本縣實現了 “三三制” ，也看到了 “三三制”實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並提出了注意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 ，不能不說有先見之明 ，但他的這些觀點和建議並沒有在黨內和實行 “三三制”過程中引起足夠的重視 。 1941年陝甘邊區第二次普選 ，中共以此為契機 ，試圖通過此次選舉普遍實現 “三三制”政權改革 。1月30日，邊區中央局 （5月 ，與西北工作委員會合併為中共中央西北局） 要求在選舉運動中 “以真正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模範政權 ，為我們黨的中心任務” ；並對過去施行的政策進行檢查 ， “合乎 ‘三三制’的則要求政府加以立法的承認 ，否則加以修正” 。不能用過去選舉的觀點來看 “今年的選舉” ，最主要的是 “糾正黨的包辦” ，做到各階層人民都能 “重視選舉 ，參加選舉工作 ，爭取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 。②5月1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並修改 ，由中共邊區中央局提出並經政治局會議討論的 《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 頒佈 ，宣佈 “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群體團體進行選舉聯盟 ，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 ，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管理 。在共產黨員被選為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 ，應① 馮治國：《在三三制政權中爭取和團結的經驗》 （1941年1月23日） ，中共延安地委統戰部 等：《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統一戰線和三三制》 ，第405－410頁。② 《陝甘寧邊區中央局關於徹底實行 “三三制”的選舉運動給各級黨委的指示》 ， 《新中華 報》 1941年2月2日，第1版。

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 ，不得一意孤行 ，把持包辦” 。① “三三制”成為邊區的一項施政方針。在普選中西北局提出的非黨候選人落選後 ，西北局認為是各級黨組織落實 “三三制”不力的結果 ， “這次邊區級參議會選舉運動中，由於各縣黨委領導的不夠 ，以致本局所提出候選名單中的非黨候選人很多未能當選 ，這不能不是這次選舉運動的重大缺點 ，這不能不妨礙各黨各派及無黨派進步人士之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 。因此 ，要求邊區政府採取補救措施 ，決定 “聘請落選的非黨候選人為邊區參議會正式議員” ，要求 “各縣黨委須指定專人代表邊區政府將此決定轉達各非黨候選人” ，並給予相當禮遇。②為實現 “三三制”政權改革 ，西北局採取直接干涉措施 ，聘請落選非黨人士為邊區參議會正式參議員，表達了黨實行 “三三制”的決心和誠意。 1941年10月 ，普選結束 ，據 《解放日報》 報導 ， “普遍實行了三三制” 。③ 隨後在11月召開第二屆參議會 ，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 “以政權的組織成分來說 ，已大體實行了三三制 ，各黨派 、各階級 、各民族共同建立了統一戰線的政權”。④但新聞報導和政府工作報告與實際情況有較大的距離 ，如關中分區各縣、鄉政權中， “共產黨員在縣議員中佔50％席 ，在縣政府委員中佔55％，在鄉議員中佔30％，在鄉政府委員中佔32％。而鄉政府委員中除同宜耀外 ，各縣共產黨員的百分比都超過50％，只有同宜耀佔10％。因此這次選舉 ，在數量上做到共產黨員真正佔三分之一的只有鄉一級政權中” 。⑤吳堡、華池 、曲子 、甘泉4縣的統計 ，中共黨員在科長以上的幹部中佔71.8％，在科員一級的幹部中佔72.2％。就邊區整體而言 ，從參議會參議會全體議員之看 ， “非黨人士還只佔2％” ；從邊區一級各廳 、處 、院、行的全體幹部看 “共產黨員仍佔多數 ，如科長以上幹部共產黨員佔91.3％強 ，科員一級幹部 ，共產黨員佔76.86％” 。在縣級 ，不管縣政府委員或常駐議員、縣參議會中 “大部分縣還沒有做到 ‘三三制’ ，甚至有的縣政府委員完全是共產黨員” 。在鄉級 ，經過土地革命的地區 “鄉長、鄉政府委員、鄉議員，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 ；未經過土地革命的地區 “有些區的保長 （等於鄉長） 、保政① 《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 （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抗戰以來重要文件彙集》 ， 第227頁。② 《西北局通知 （第二十六號）——為邊區政府聘請非党人士為參議員事》 （1941年10月15 日）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 （1941年） ，甲1 ，西 安：內部館存本1994年印行，第195頁。③ 《邊區政府委員會討論鄉選初步總結》 ，《解放日報》 1941年10月14日，第4版。④ 林伯渠：《邊區政府工作報告》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文獻 匯輯》 ，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87頁。⑤ 《關中分區實行三三制民主政權的概況》 （1944年11月） ，中共延安地委統戰部等：《抗日 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統一戰線和三三制》 ，第522頁。

府委員或保議員中，國民黨員與無黨派人士佔優勢 ，甚至有的一個共產黨員也沒有的” 。①就全邊區而言 ， “三三制”政權改革在 “新的區域三三制做得好一些 ，甚至不僅共產黨員只夠三分之一 ，有的國民黨員當選人數比共產黨員還多。鄉、市三三制又做得比區 、縣級好 。老邊區的縣鄉兩級很多沒有做到實際的三三制 ，有的離得很遠” 。②也就是說 ，實際上各級政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與 “三三制”要求不符的情況 ，也就是說通過普選普遍實現 “三三制”的意圖並沒有完全實現 。 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情況的出現？ 第一 ，黨的領導幹部對 “三三制”認識不清楚。邊區基層黨的幹部 “一方面 ，由於沒有深切瞭解三三制的真諦及其實現的可能和必要 ；另一方面 ，由於用共產黨員的尺度去測量黨外人士”。因此 ，有出現了一些模糊甚至錯誤認識 ，有的認為 “三三制的精神 ，主要的在於執行政策時，能夠照顧各抗日階級的利益 ，而不一定要把非黨人士吸收到政權機關來辦事 ，即使吸收來了 ，也不一定要佔三分之二” 。④有的認為 “黨要保證執行得是民主⋯⋯黨員在政權中民意機關中多幾個少幾個 ，還是次要” 。⑤ 有的黨內人士埋怨說 ：“我們用血換來的抗日政權 ，為什麼要讓出三分之二？”⑥正是 “黨內認識不一致 ，思想有分歧 ，自然要影響到實踐 ，實際上也發生了影響” 。⑦ 第二 ，經歷過土地革命的地區 ，基層黨員幹部想不通 ， “縣級以下的共產黨員中間 ，還存在有相當濃重的關門主義思想”。對地主 、紳士參加政權不放心 ，有的怕黨外人士參與政權 “走漏了黨的消息” ，有的 “怕他們把持政權” ，有的認為 “這些人不可靠”等等 。⑨ 第三 ， “三三制”政權改革可能沒有得到邊區政府的有力支持 ，在目前看到邊區政府關於1941年普選的指示中，沒有提按照 “三三制”政權建設原則進行普選。說明 “三三制”政權改革在黨內還存在較大的分歧 。 因沒有按照預設在選舉中完成 “三三制”政權改革 ，1941年11月6日，毛澤東在第二屆參議會上發表演說時，嚴厲指出 “三三制”政權改革阻力不能不① 《陝甘邊區一年來 “三三制”實行的材料》 ，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辦：《陝甘寧邊區時期隴東 民主政權建設》 ，第617 、 618頁。② 謝覺哉：《三三制的理論與實際》 ， 《解放日報》 1942年3月26日，第3版。③ 馮治國：《在三三制政權中爭取和團結的經驗》 （1941年1月23日） ，中共延安地委統戰部 等：《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統一戰線和三三制》 ，第405頁。④ 《充實縣級三三制》 （社論） ， 《解放日報》 1942年3月4日，第1版。⑤ [謝]覺哉：《怎樣才能實現三三制》 ， 《新中華報》 1941年1月23日，第4版。⑥ 《為什麼要實行 “三三制”？ 》 （時評） ， 《新中華報》 1940年9月29日，第3版。⑦ 林伯渠：《陝甘寧邊區三三制的經驗及其應該糾正的偏向》 ， 《林伯渠文集》 ，第372頁。⑧ 《充實縣級三三制》 （社論） ， 《解放日報》 1942年3月4日，第1版。⑨ 《合水縣 “三三制”工作總結報告》 ，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辦：《陝甘寧邊區時期隴東民主政 權建設》 ，第635頁。③⑧

歸咎於 “一部分共產黨員還不善於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 ，還保存著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錯誤思想” 。他進一步強調 ：“國事是國家的公事 ，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 ，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 ，而無排斥別人 、壟斷一切的權利” 。① 12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及 “三三制”時說 ：過去並沒有做好 ，沒有使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 。②毛澤東的批評引起了黨內的高度重視 ， 《解放日報》 發表社論指出：“‘三三制’是現階段中國革命所需要求的政權形式” ， “中國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如果不懂得這點 ， “就會有亡國 、亡黨 、亡頭的危險 ！”③ 把是否能夠成功實現 “三三制”政權改革提升到 “亡黨、亡國、亡頭”的高度。為配合 “三三制”改革 ，1942年春 ， 《解放日報》 連續發表社論 ，強調 “三三制”政權改革的重要性 ， “三三制不僅是符合於全體抗日人民的利益的政權形式 ，三三制還是鍛煉我們的黨員 ，我們的黨組織 ，使之真正成為全體抗日人民、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 ，成為引導他們走向勝利之路的帶路人的必須途徑”。要求對沒有實行 “三三制”的縣以聘請非黨人士與共產黨員辭職等方法加以補救 。⑤邊區政府也要求 “充實三三制” ，指出：“中共西北局 ‘五一施政綱領’ ，已經第二屆邊區參議會全部接收[受] ，作為邊區施政綱領。從此 ，三三制的推行 ，成為全體人民的任務 ，政府更應保證 。因此 ，提出號召：各縣參議會共產黨員超過三分之一的 ，應該自動推[退]出辭職 ，由無黨派候補議員補充 。各縣政府還可選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 ，酌量聘請 。各縣議員中，如有共產黨員而被調動離職者 ，更應以非共產黨員補充 ，縣政府委員同樣補充”。這是邊區政府首次表示支持 “三三制”政權改革。9月，邊區政府再次發出指示 ，要求徹底推行三三制 ， “做到把群眾中有威望的群眾領袖 ，積極分子 ，有才能有品德的知識份子 ，熱心抗戰民主事業的公正人士 ，都選出來當議員。自然三三制的政策 ，就能夠徹底實現”。 由於黨政合力的推動 ，1942年 ， “三三制”政權改革目標是著力控制各級政權中共產黨員所佔的比例 。在 “三三制”規定人員結構的框架下 ，對不① 《毛澤東同志在第二屆邊區參議會上的演說》 ， 《解放日報》 1941年11月22日，第1版。②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1893－1949 ） 》 （中）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 社，2013年，第344頁。③ 《反對政權建設中的關門主義》 ，《解放日報》 1941年12月29日，第1版。④ 《實行三三制——貫徹党的領導》 （社論） ， 《解放日報》 1942年3月13日，第1版。⑤ 《充實縣級三三制》 （社論） ， 《解放日報》 1942年3月4日，第1版。⑥ 《陝甘寧邊區政府指示信——充實三三制及開好各級議會》 （1942年3月4日） ，陝西省檔 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 第5輯，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年，第313頁。⑦ 《陝甘寧邊區政府關於改選鄉市參議員的指示信》 （1942年9月1日），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 社會科學院：《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 第6輯，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第334頁。④⑥⑦

符合的各級政府、參議會的人員進行了整改 。如合水縣政權建立時，通過聘請的方式實現了 “三三制” ，但1941年普選後 “參議會與政府委員會均不符合 ‘三三制’原則 ，有些地方鄉參議會黨外人士少些 ，縣政府也同樣” 。1942年進行了 “鄉的改選和縣的補選” ，主要是以中共黨員退出政府委員或參議會員來解決問題 ， “一部分黨員退出了，自此以後才符合 ‘三三制’” 。①關中分區在1941年的選舉中 ， “大部分的縣議會 、縣政府中 ，還是共產黨員佔據半數的位置 ，不合乎三三制的原則” 。次年四五月間 ， “各縣又實行補選議員 ，超過數量的共產黨員議席自動退出來 ，由黨外人士遞補 。這樣使縣級政權也符合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的原則了” 。②經過改選或共產黨員的自動退出與非黨人士的補充等方式 ，邊區大部分縣、鄉政權在人員結構上實行了 “三三制” 。1944年 ，中外記者參觀團考察延安時 ，有記者也不得不說 ：“許多人懷疑共產黨對於三三制的誠意 ，以為他們幹這一套只是掩人耳目的把戲 。這是錯的 ，我可以說 ，共產黨施行三三制 ，並非假的 ，因為依它的力量 ，它本來可以包辦 ，而今確然有不少黨外人士參加行政工作 ，例如 ‘邊區政府’中，副主席李鼎銘 ，是米脂富紳 ，建設廳長霍子樂 ，教育廳長柳湜 ，副廳長賀連城 ，參議會副議長安文欽 ，都是有名的黨外人物 。這不能不算是共產黨對自己的約束” 。③至少從形式上實現了 “三三制”的目標 。四、存在的問題與解決方法 儘管從人員構成上將中共黨員在政權中的比例控制在三分之一以內，但存在著兩大問題 。 第一 ，不管是1941年的普選還是1942年補充與聘請 ， “湊數”的現象比較嚴重 。為了使黨外人士能夠佔到各級政權機關的三分之二 ，主要是 “黨的力量保證黨外人士當選” ，縣級參議會召開第二屆參議會時 ， “退出了許多共產黨員 ，同時由政府聘了許多黨外人士來實現 ‘三三制’” 。即便是邊區一級的參議會也是這樣 ，有38人是政府聘請的議員。④因此 ，林伯渠說 ：“‘湊數’是當時普遍的現象 。 ‘左’傾情緒也贊成湊數的辦法 ， ‘三三制不過是① 《合水縣 “三三制”工作總結報告》 ，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辦：《陝甘寧邊區時期隴東民主政 權建設》 ，第634頁。② 《關中分區實行三三制民主政權的概況》 （1944年11月） ，中共延安地委統戰部等：《抗日 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統一戰線和三三制》 ，第520頁。③ 趙超構：《延安一月》 ，南京：南京新民報社，1944年11月，第226頁。④ 《陝甘邊區一年來 “三三制”實行的材料》 ，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辦：《陝甘寧邊區時期隴東 民主政權建設》 ，第622 、 623頁。

擺擺架子 ，對外好影響⋯⋯拉上幾個上層人物湊湊數吧’” 。①新正縣二區五鄉的13位參議員中有7位是湊數的 ， “人家說他們是參議員，他們自己加以否認” 。②尤其是鄉一級政權 ，把一些地主作為 “開明紳士”補充到政權中來湊數。③ “湊數”是邊區執行 “三三制”過程中的普遍現象。 第二 ，進入政權工作的非黨人得不到尊重 ，有職無權。因 “過去政府是一黨包辦 ，使得非黨人士不易在社會上表現他的能力與聲望；非黨人士不敢大膽做選舉活動 ；某些共產黨人不敢放手吸引非黨人士或不熟悉非黨人士” 。於是 ，便認為 “黨外人士無能力 ，只有共產黨員才能幹”。④甚至 “把三三制當做共產黨暫時的策略” ，⑤使進入政府和參議會的非黨人士 “有職無權” 。李鼎銘任邊區政府副主席最初時期 ，把他 “當客人待 ，形式上客客氣氣，事實上對他的職權並不尊重” 。他曾對邊區政府秘書長李維漢發牢騷說：“我原本不願出來做事的 ，是受到毛主席在參議會上的演說的感動才出來的，在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鼓勵下出來的。任職後 ，政府開會要我主持時，只臨時給我一個條子 ，什麼都不跟我談 ，我怎麼辦？政府下達命令、指示 ，要我劃行，有的內容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 ，怎麼辦？現在同級把我當客人 ，下級把我當傀儡。黨上有包辦 ，政府不能決定政策。我這個副主席也不想幹了” 。⑥基層也出現同樣的問題 ，慶陽縣非黨科長下鄉檢查工作 ，不被黨員區長尊重 ；黨員科員開黨員會議 ，不向非黨科長請假等。⑦這兩個方面 ，使 “三三制”政權改革的實質意義大打折扣。 “三三制”政權並不是擺數字龍門陣 ，也不是幾個共產黨員退出政府委員或參議會議員 ，而是要貫徹其精神。邊府副主席李鼎銘說 ：“實行 ‘三三制’ ，把數位提出來是很容易的 ，但主要的卻在貫徹 ‘三三制’的精神” 。⑧什麼是 “三三制”的精神？晉冀豫邊區領導人鄧小平指出 “三三制”精神就是民主精神 ，他說 ：“三三制政權的實質是民主問題 。黨在領導政權工作時 ，① 林伯渠：《陝甘寧邊區三三制的經驗及其應該糾正的偏向》 ， 《林伯渠文集》 ，第378頁。② 《新政縣實行 “三三制”民主政權概況》 （1944年11月20日） ，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辦：《陝 甘寧邊區時期隴東民主政權建設》 ，第651頁。③ 《慶陽縣兩年來 “三三制”政策執行情況》 （1944年6月23日），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辦：《陝 甘寧邊區時期隴東民主政權建設》 ，第627頁。④ 《合水縣 “三三制”工作總結報告》 ，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辦：《陝甘寧邊區時期隴東民主政 權建設》 ，第634頁。⑤ 謝覺哉：《三三制的理論與實際（續完） 》 ， 《解放日報》 1942年3月27日，第3版。⑥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下） ，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523頁。⑦ 《西北局關於三三制政權工作初步經驗的總結》 （1942年6月20日）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 檔案館：《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 （1942年） ，甲2 ，西安：內部館存本，1994年，第 143頁。⑧ 《邊府委員會第一日，聽取邊府工作報告》 ， 《解放日報》 1942年4月7日，第1版。

必須貫徹民主精神。否則 ，即使你努力保證了黨員不超過三分之一 ，也還是表現著對三三制的怠工” 。①貫徹 “民主精神”是 “三三制”政權改革的核心問題 ，也是關鍵所在 。因此 ，在 “三三制”政權框架下 ，要實現民主政治 ，必須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 ，既要堅持和鞏固黨的領導地位 ，又要避免 “黨包辦一切” 。第二 ，進入 “三三制”政權的非黨人士要從 “有職無權”轉變為 “有職有權” 。把政權中黨員人數控制在三分之一以內的目標達到後 ，中共就著力解決 “黨包辦一切”和非黨人士 “有職無權”的問題 。 中共領導人設計 “三三制”方案的初衷就是要解決 “黨包辦一切”的問題 ，以回應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贏得中間派的支持 。1940年12月 ，毛澤東十分明確的指出：在 “三三制”政權中 “切忌我黨包辦一切 。我們只破壞買辦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的專政 ，並不代之以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②但根據地政權從蘇維埃轉變而來的 ，受蘇維埃革命慣性的影響 ，還存在著黨包辦一切的問題 ， “在有些地方 ，黨還是代替著政府工作” ，③表現在 “三三制”政權上 ，一部分黨員領導幹部還存在著依賴 “黨的優勢來把持包辦” 。④造成的結果是 “黨政不分 ，縣政府的工作 ，往往為縣委所代替” ，⑤ “混淆黨政界限 ，民知有黨 ，不知有政 ，政權的信用建立不起” ；而且參加到政權裡的黨外人士 “覺得無權 ，對政府不會有興趣 ，因而不會積極” 。⑥尤其是 “三三制”政權改革後 ，許多黨外人士進入政權工作 ， “黨部對各種工作一把抓方式的殘餘 ，就特別顯得不合適了” 。⑦ 要徹底實現政權的 “三三制”改革 ，就必須解決 “黨包辦一切”的問題 。解決的辦法是 ，首先 ，使黨與政應有明確的分工 ， “只有黨與政在工作上的明確分開，才適合於民主制度的體例 ；也只有各自獨立工作的建立 ，才能更潑辣 、更有生氣地實現對於廣大人民的領導”。其次 ，規範 “三三制”政權的運行機制 ，即黨對 “三三制”政權的領導要 “定型化 ，正規化” ，在政府的公文函件上 “絕對避免黨的術語 ，特別是黨對政府的領導一定要經過黨團的組織 ，克服直接出頭露面的干涉” 。⑨黨的領導方式的變革 ，並不意味著著削弱黨的領導 ，而是提高了效率。正如海外學者所言實① 鄧小平：《党與抗日民主政權》 （1941年4月15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重 要文獻選編》 第1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05頁。② 毛澤東：《論政策》 （1940年12月25日） ，《毛澤東選集》 第2卷，第766頁。③ 《建立鄉村黨政工作的正確關係》 （社論） ，《解放日報》 1942年9月17日，第1版。④ 謝覺哉：《三三制的理論與實際 （續完） 》 ，《解放日報》 1942年3月27日，第3版。⑤ 《充實縣級三三制》 （社論） ， 《解放日報》 1942年3月4日，第1版。⑥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 上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349頁。⑦ 《建立鄉村黨政工作的正確關係》 （社論） ， 《解放日報》 1942年9月17日，第1版。⑧ 《實行三三制——貫徹党的領導》 （社論） ， 《解放日報》 1942年3月13日，第1版。⑨ 《西北局關於三三制政權工作初步經驗的總結》 （1942年6月20日）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 檔案館：《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 （1942年） ，甲2 ，第144頁。⑧

行 “三三制絕不意味著損害黨的控制和領導 ，而是它更有效”。 實行黨與政職能分開後 ，在政府機關成立黨團 ，以加強對政權的領導。黨團的工作中心 “應當放在對政府工作的統一領導與掌握政策上” ，黨團書記主要是抓重大問題 ，如 “原則的、政策的、大政方針的” 。對黨團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也有嚴格的規定 ， “黨團沒有超越政權組織直接下命令下指示解決問題 ，強制黨外人士服從的權利 ，他的一切決議 ，只有經過自己黨員的努力在政府會議或參議會中，說服非黨人士得到通過 ，才能發生效力。在黨團萬一沒有說服參議會或政府的大多數 ，因而黨團的意見未被參議會及戰俘通過時 ，必須少數服從多數 ，不得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 。②通過政府黨團組織來貫徹黨的政策 ，實現黨對 “三三制”政權的領導 ，是避免 “黨包辦一切”的新舉措 。1944年 ，重慶 《新民報》 主筆趙超構在考察邊區後 ，就 “三三制”運行模式發表了這樣的評論 ：“為了貫徹三三制 ，共產黨領導政治的方式也有了若干的改變 ，黨對政府本來沒有法定的關係 ，因為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是邊區參議會產生的 ，黨不能以命令直接指揮政府 ，黨政的關係必須分劃清楚 ，免得被人指責為黨政府 ，因此須避免事事干涉 ，代替包辦的嫌疑 ，而代以系統的 ，原則的，政策的，大政方針的領導 ，而且領導的方式 ，也不能強制黨外人士來服從黨 ，黨的組織也無權使參議會及政府機關必須服從。唯一的辦法 ，只有通過政府機關中的黨團來對黨外人士進行說服與政治工作 ，萬一說服失敗 ，黨團的意見不為政府和參議會所接受 ，黨員也惟有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不僅如此 ，黨組織及黨員必須成為執行參議會及政府法令的模範” 。③從側面說明通過黨政分開 ，中共的確做到了避免 “黨包辦一切”的承諾。 “三三制”政權最關鍵問題是以什麼方式實現參加中共政權的非黨人士 “有職有權” 。毛澤東在制定 “三三制”政策初期 ，就要求黨的幹部提倡民主作風 ， “遇事先和黨外人士商量 ，取得多數同意 ，然後去做。同時，儘量鼓勵黨外人士對各種問題提出意見 ，並傾聽他們的意見。絕不能以為我們有軍隊和政權在手 ，一切都要無條件地照我們的決定去做 ，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說服非黨人士同意我們的意見 ，並心悅誠服地執行” 。④隨著 “三三制”的實施 ，針對進入政權中非黨人士 “有職無權”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的問題 ，1942年3月，毛澤東指出：“我們沒有排斥黨外人士的權利 ，只有與黨外人士合作的義務。必須規定許多辦法來實現黨與非黨人士合作 ，實行 ‘三三制’也是具體的辦① [美]費正清、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 》 下卷，第700頁。② 《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黨團規則 （草案） 》 （1942年12月4日） ，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 組、中央檔案館：《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 （下） ，第531－532頁。③ 趙超構：《延安一月》 ，南京：南京新民報社，1944年11月，第227頁。④ 毛澤東：《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 （1940年3月6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黨以來 重要文獻選編》 第1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70－171頁。①

法” 。①毛澤東設計的方案是定期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 ，如1942年3月，他就寫了一個黨內指示 ，要求 ：“在各抗日根據地內 ，縣委以上的各級黨委必須有計劃地召集黨員與黨外人員聯合一起的幹部會議及座談會 ，與黨外人士共同討論各項抗日政策 ，並徵求黨外人士對黨的意見” 。②這個設想可能在黨內遇到某種阻力 ，該指示並未發出。1944年3月1日，毛澤東利用國民黨宣佈在抗戰結束後一年內實行憲政的時機 ，以推進根據地的民主政治 ，他要求 “各根據地亦可於適當時機舉行有多數黨外人士參加的座談會 ，藉以團結這些黨外人士於真正民主主義的目標之下。並向黨內幹部說明黨對憲政運動的政策 ，防止過左過右的偏向，檢查 ‘三三制’執行情形 ，力求鞏固與非黨人士的民主合作” 。③同年12月，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二次大會召開期間 ，毛澤東發表了演講 ，再次講到了中共政權建設問題 ， “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根本路線 ，在解放區 ，首先表現在各階級各黨派合作的 ‘三三制’政府工作中⋯⋯共產黨人必須和其他黨派及去黨派人士多商量 ，多座談 ，多開會，務使打通隔閡，去掉誤會 ，改正相互關係上的不良現象 ，以便協同進行政府工作與各項社會事業。凡參加人民代表會議 （參議會）工作 、政府工作及社會工作的一切人員，不問屬何黨派 ，或無黨無派 ，應該一律被尊重 ，應該一律有職有權” 。④ 按照毛澤東的設想 ，邊區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與非黨人士合作的制度——黨外人士座談會。1943年1月29日，中共西北局率先召開非黨人士座談會 ，參加人有邊區副主席李鼎銘 、教育廳廳長柳湜 、副廳長賀連城 、建設副廳長霍子樂 ，參議會常住參議員李丹生 、政府委員畢光鬥。主要向非黨人士通報高幹會及內容 ， “以便聽取各位對高幹會的批評與意見 ，俾使政府及參議會中黨與非黨同志能同心合力，共赴目前之艱巨任務” 。座談會上 ，非黨幹部不僅對高幹會表示理解和支持 ，也對 “三三制”有了新的認識 。賀連城說 ：“三三制還要進一步貫徹 ，先把上面整好 ，下面就會跟上來了” 。畢光鬥說 ：“三三制是共產黨與黨外人士合作 ，高幹會黨政軍民聯繫在一起 ，吸收群眾意見 ，徵求非黨人士意見，這是很好的” 。柳湜說 ：“現在我們不要客氣了，我們願意接受一些政治教育 ，以後有這類報告 ，我們很願意聽” 。⑤ 時隔1年 ，西北局再次①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 中卷，第369頁。② 1942年3月，毛澤東經寫過一個未曾發出的黨內指示， （ 《關於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的關 係》 ， 《毛澤東文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8頁） 。③ 毛澤東：《關於憲政問題》 1944年3月1日， 《毛澤東文集》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6年，第90頁。④ 毛澤東：《一九四五年的任務 （十二月十五日在邊區參議會演說） 》 ， 《解放日報》 1944年 12月16日，第1版。⑤ 《西北局邀黨外人士座談會，李副主席等發言讚譽高幹會成功》 ， 《解放日報》 1943年2月3 日，第2版。

召開非黨人士座談會，參加人有李鼎銘 、李丹生、畢光鬥、杜立亭、白寶山等非黨人士 ，中共方面參加的是高崗、謝覺哉與李維漢 ，主要議題是交換1944年邊區工作方面的意見。①在西北局的影響下 ，各地相繼召開了黨外人士座談會，非黨人士一般都能開誠佈公 ，暢所欲言 ，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為使這種制度常態化 ， 《解放日報》 發表社論指出 ：“黨外人士座談會，是三三制政權補充形式的一種⋯ 現在各地所進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毫無疑義的又供給了我們一個新的經驗 ，這就是說 ，鞏固和加強三三制的民主政權 ，鞏固和加強各階層的團結 ，還需要定期聽取黨外人士對政權工作的批評與意見。三三制政權 ，本來是各階層抗日的民主的政權 ，它是最適合我國國情的民主政權” 。所以 ，對於各種的形式的非黨人士座談會 ， “應予以充分的重視 ，凡是正在進行的地方 ，要好好進行 ；凡是尚未進行的地方 ，要召集起來 ，和很鄭重的進行這種會議” 。中共還將黨外人士座談會當做一個重要的經驗 ，推廣到其他敵後根據地。社論指出：“這種黨外人士座談會，敵後各根據地都應該舉行。有的地方也曾舉行過 ，收到了實效。在敵後 ，縣及縣級以上參議會不可能開得很頻繁 ，在兩次參議會之間，應有計劃地舉行幾次座談會，人數十幾人 ，二十幾人 ，三十幾人都可以 ，一年至少有兩次 ，開誠佈公毫無顧礙地 ，將一切有關當地政策與行政問題的意見 ，都收集起來 ，發揚成績 ，改正缺點 ，以便政府認真地採納施行” 。② 可以看出 ，非黨人士座談會逐漸成為 “三三制”政權改革衍生出來的制度 ，而且推廣到全國敵後根據地 ，成為解決非黨人士 “有職無權”最主要的一種形式 ，而且延續至今 ，長盛不衰。 除召集黨外人士座談會外 ，為確保非黨人士 “有職有權” ，邊區還做了制度上的硬性規定。如邊區政府規定：（一） 各廳 、處、院輪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參議會副議長彙報工作 ； （二） 每次政務會議前，由有關單位黨員領導人向副主席李鼎銘彙報會議內容，取得李的同意才開會，不同意便緩期開會，進行協商 ； （三） 某些不需要經過政務會議通過而需要副主席簽署下達的文件 ， “必須由主管負責人先向他說明內容 ，取得同意 ，然後辦理劃行手續” ；（四）平日多接近 ，多談心 ，多交換意見。③基層政權也做了相應的改革 ，創造了 “一攬子會”的模式 。參議會開會時 ，參議員、政府委員、村主任 、村長、黨支部幹事都參加 ， “大家議 、大家決、大家分工、大家參加 ，無分別黨員與非黨員，也無分於議員與非議員。議員兼了村主任或村長的 ，固然加重了職權 ，不兼的只要肯到會，肯負責，也是有職有權。總之，議決是一攬子 ，執行也是一攬子” 。對於這種模式 ，邊府主席林伯渠十分讚賞 ，說 “這種方式又① 《西北局辦公廳歡宴黨外人士，座談關於本年工作的意見》 ， 《解放日報》 1944年2月2日， 第1版。② 《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意見》 （社論） ， 《解放日報》 1944年8月21日，第1版。③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下） ，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523頁。

民主又集中，合乎三三制精神 ，能解決問題 ，能辦好事情 ；沒有形式主義 ，也沒有教條主義” 。①通過各種形式的努力 ，在中共政權的各級政府 、參議會中工作的非黨人士也得到了尊重 ，雖不完全是 “有職有權” ，但至少願意與中共合作共事了。 如果從中共度過抗戰最嚴峻的困難時期而言 ， “三三制”改革無疑是有成效的 ，贏得了根據地原有的精英階層的支持 ，一些非黨參議員、政府委員以及在政權擔任職務的獲得中共的信任和尊重後 ，大部分態度發生了變化 ， “（一） 一般的比以前更靠攏共產黨 ，也敢於說話 ，對我們有讚揚 ，也有批評 。（二） 一九四一年的懷疑情緒消失了 ，一部分人表示願意出來擔任工作⋯⋯ （四）黨外人士和共產黨的更親密團結 ，是由於看到了黨和解放區的力量和中國的前途 ，由於邊區工作的成就與進步 ，也看到了共產黨為黨外人士合作的誠意” 。②甚至 “過去對中共不滿的士紳⋯⋯也滿天讚譽” 。③邊區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經濟結構 ，尤其在未進行土地革命的新區 ，地主 、富農和中農是農村最有活力 ，也是在經濟上是最有成效的經營者和基層社會精英 ，也是根據地最大的 “中間階層” 。 “三三制”政權改革 ，把這部分人補充到政權中來 ，使他們重新獲得社會的尊重 ，能夠使他們為政權服務 ，也為中共贏得了較好的社會聲譽。正如有研究者所言 ：“陝甘寧 ‘三三制’既不代表共產黨領導的消退 ，也不代表背離過去 。它代表最重要的一步是擴大各界的支持和利用他們的行政和領導技巧 。與國民黨形成鮮明的對照 ，共產黨通過 ‘三三制’表明他們有能力與無黨派人士分享權力和共同有效地工作” 。④從這個意義上說 ， “三三制”政權改革是成功的。五、結語 中共在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 ，在陝甘寧邊區局部執政的過程中 ，先是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制為抗日民主政權 ，之後又進行了 “三三制”政權改革 。通過兩次比較大的改革 ，中共政權的階級基礎得以擴大 。前次改制使除漢奸外的地主、富農 、有產者獲得了公民權 ，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後次改革 ，黨① 林伯渠：《陝甘寧邊區三三制的經驗及其應該糾正的偏向》 ， 《林伯渠文集》 ，第384頁。② 《陝甘寧邊區民主政權與三三制 （報告提綱）》 （1944年）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 （1944年） ，甲5 ，西安：內部館存本，1994年，第451－452 頁。③ [美]費正清、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 》 下卷，第700頁。④ 馬克·賽爾登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第167頁。

外精英階層能夠為中共所用 ，為新民主主義政權服務。在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到國民政府行政院領導下的 “地方政府” ，從宣導建設 “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到提出建立 “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 ，從 “三三制”政權改革提出到一系列新制度的形成 （如政府機關黨組的建立和黨外人士座談會） ，這一系列的制度創新 ，為中共取得革命勝利奠定了良好地基礎。 另外 ，在國內外學術界關於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討論中 ，可謂見仁見智。一些西方學者從中共與農民關係來解釋中共成功的原因，如史華慈的研究強調毛澤東如何利用農民的不滿 ，走出一條有別於莫斯科的農村革命道路 ；①費正清認為中共的土地革命與民族主義政策 ，滿足了貧苦農民與知識份子的要求 ，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②獲得農民廣泛支持是中共革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逐漸為一些學者所認可 。如喬姆·詹森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所引發的民族主義是中共獲勝的決定性因素 ， “借著農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幫助奪去了政權” 。③ 法國學者畢仰高認為 ：“農民的參與是中共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 。④馬克 ·賽爾登認為 “農民的支持 ，或者更確切地說 ，農民和城鄉知識份子的聯盟則在中國革命中具有決定性意義” 。⑤近些年中國大陸學者對中共革命成功的的討論也發生了變化 ，擯棄了那種 “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以及研究方法上的 “政策一效果”模式 ，在認同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還原農民的革命動機來解釋中共革命勝利的原因。這些討論都忽視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即中共在局部執政的過程中，不斷的制度創新在中共取得革命勝利過程中的意義。筆者認為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斷地制度創新 ，是中共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見陳耀煌：《從中央到地方：三十年來西方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述評》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 第68期，2010年6月，第146頁。② 費正清著，劉尊棋譯：《偉大的中國革命》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295－297 頁。③ 詹姆斯·詹森：《農民民族主義和共產黨政權，1937－1935年間的中國革命》 ，斯坦福大學 1962年版。見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南開 大學第二屆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年，第 610 、 536頁。④ 轉引自李金錚 《農民何以支持與參與中共革命？ 》 ， 《近代史研究》 2012年底4期，第134 頁。⑤ 馬克·賽爾登：《他們為什麼獲勝？——對中共與農民關係的反思》 ，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 近現代史教研室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南開大學第二屆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 術討論會論文集》 ，第607頁。

黨營、抗戰與限共：戰時國民黨新聞體制述評江 沛①摘要：抗戰時期 ，在國民黨創建戰時體制 、推動戰時動員、限制中共力量發展的同時，又要維持戰時資訊傳遞的有效性與保密性 、力求全面貫徹黨營新聞原則。在這一進程中，國民黨逐步清晰了戰時宣傳方略 ，構建了較成體系的黨營管理機構 ，但又缺少系統的部署 ，檢查機構政出多門、標準不一 ，運營效果並不好。國民黨內部派系紛爭 、政見齟齬的特點 ，在黨營新聞中得以充分體現。民營新聞則在夾縫中求生存 ，於黨派輿論外吶喊新聞自由和監督 。國民政府的新聞體制經歷了一個由局部開放到逐步收緊、又在多種政治力量作用下鬆緊結合的複雜多元形態 ，對於抗戰宣傳發揮了輿論推動作用 ，但苛刻且混亂的新聞檢查體制 ，也使得中共與民間輿論大為反感。關鍵詞：黨營新聞原則 民營新聞 國民政府 新聞體制 “限共” 抗戰全面爆發後 ，隨著中國政治及文化中心西遷 ，以沿海城市為中心的新聞出版業 ，有遷往鄰近前線的後方繼續出版 ，多數報刊追隨國民政府進入西南七省 ，逐漸形成以重慶 、昆明、 桂林為中心的新格局 ，少數留在淪陷區 ，或以租界為庇護或以外資為名義繼續出版 。由於對日作戰 、國共合作新形勢及戰時文化發展的特殊要求 ，國民黨一方面開放報禁 ，允許民意有限度的自由表達 ，一方面又以戰時體制為由嚴禁洩露軍事機密和批評政府相關政策 ，允許中共在國統區創辦 《新華日報》 、 《群眾》 等但又極力壓迫 ；內部派系鬥爭在輿論宣傳上也時有體現。戰時國民黨新聞體制及運行的複雜性 ，正是社會發展需求與國民黨政治間相互博奕的結果② 。①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教授。② 以新聞體制及政策為切入點的相關研究成果並不多，主要有台灣王淩霄的 《中國國民黨新 聞政策之研究》 （台北：國民黨黨史會1996年3月版） 、蔡銘澤的 《中國國民黨黨報歷史研 究》 （團結出版社1998年版）和台灣大學鄭士榮碩士學位論文 《抗戰前後中央文化宣傳方 略之研究——中國國民堂中央宣傳部功能之分析 （1928-1945）》 （ 1987年6月）等。以 “ 新聞”和 “抗戰”為關鍵字在中國知網上查找 （2016年9月30日） ，可得1305條資訊，這些

一、戰時國民黨的宣傳方略與黨營機構 抗戰全面爆發後 ，國軍雖殊死抵抗 ，仍節節敗退至京漢、粤漢路以西 ，國民黨政治中心從東南沿海退守大西南地區 ，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 ，民間力量得以實現對政治進程的參與 ，國民黨也需要展開抗戰動員以抵抗日本侵略 、維護國家利益 。在此背景下 ，國民黨中央通過 “臨全大會”的召開和 《抗戰建成國綱領》 的發佈 ，釋放出主動放開政治參與、建立國民參政會、開放黨禁、發動民眾參戰的明確信號① ，同時放鬆輿論控制 ，以順應全民抗戰的時代潮流。另一方面 ，抗戰全面展開後 ，敗退中的國民政府無力控制新聞出版業 ，中共報刊、 民間報刊、沿海城市租界內外人報刊以及日偽政權的報刊 ，都在對各自利益進行著大規模宣傳 ，各地軍事 、政治資訊嚴重失衡 ，抗戰宣傳與求和聲浪並存，謠言四起 ，民心惶惶。 國民政府撤離南京前 ，多數報刊堅持經營 ，努力宣傳抗戰 ， 《申報》 在炮火連天中堅持出刊至上海淪陷，天津的 《大公報》 因天津淪陷而一遷長沙、二遷桂林、三遷重慶。另一批以宣傳抗日為使命的新興報刊也漸露頭角，影響較大的有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的 《救亡日報》 和鄒韜奮主編的 《抗戰》 三日刊等。中共在武漢創辦了 《群眾》 週刊和 《新華日報》 。國民黨機關報 《中央日報》 邊出版邊轉移 。1938年1月創刊長沙版 ，9月1日創刊重慶版。此後陸續出版昆明版 、成都版。其他國民黨系統黨報也紛紛在遷入地繼續出版。這一時期 ，國民政府一遷再遷 ，轄區萎縮 ，所有法規難以執行 ，一些國民黨系統報刊因戰亂停刊 ，或印刷品質太差、發行範圍有限，影響力急降。武漢失守前一年多時間內，新聞出版管理鬆散 ，但卻是拜戰爭所賜。 1938年底後 ，中日戰爭陷入膠著狀態 ，國民黨在大西南地區站穩腳跟 ， 論文多以記述抗戰時期中共新聞鬥爭、策略，記者工作、地方性新聞狀況為中心，闡述戰時 國民黨新聞管制政策及效果者只有10餘篇且以側面為主，如范紫軒的《從抗戰時期〈中央日 報〉 看其 “黨、政、報”的關係》 （ 《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 2011年第3期） ，蔡銘澤的《大 陸時期國民黨黨報管理體制的變化》 （ 《新聞與傳播研究》 1995年第2期） 、 《三十年代國 民黨的新聞管制研究》 （ 《新聞與傳播研究》 1996年第2期）和 《論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人 的新聞思想》 （ 《新聞與傳播研究》 1998年第2期） ，陳玉申的《中央通訊社與戰時新聞傳 播》 （ 《杭州師範大學學報》 2015年第5期） ，胡正強的 《中國現代媒介視閾中的新聞檢查 制度批評》 （《淮北師範大學學報》 2011年第4期），王曉嵐的《論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對外新聞 宣傳策略》 （ 《抗日戰爭研究》 1998年第3期）和 《抗戰時期國民黨的排共、反共的新聞謀 略與手段》 （ 《新聞與傳播研究》 1997年第4期） ，齊輝、王晉枝的《抗戰時期中央通訊社 與新聞格局的轉型》 （ 《蘭台世界》 2015年第13期）等，李煜的《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的有 關廣播宣傳管理的政策法規》 （ 《中國廣播電視學刊》 2005年第11期） ，劉甜的《抗戰時期 民營報紙在國統區的發展策略研究》 （ 《新聞研究導刊》 2016年第7頭子第1期）等。①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 下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 版 ， 第484-487百。

在 “戰時需要” 、 “齊一思想”的藉口下 ，國民黨中央延續戰前 “黨化”宣傳政策 ，繼續宣導輿論鉗制 ，並強化對新聞出版業的控制 。 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召開的國民黨 “臨全”大會上 ，國民黨著重強調戰時宣傳的重要性 ：“黨乃思想作戰的軍隊 ，而宣傳理論之供給 ，則有等於軍需 ，故萬不容輕視者 。抗戰期間 ，本黨之宣傳方略 ，可得而說明者如下 ：（一）在方針上應確認抗戰為國民革命的歷史任務之一 ，故必須是三民主義之成功 ，乃為抗戰之勝利 ，而一般民眾 ，尤應有 ‘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與 ‘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之信念。 （二）在運用上應滲透教育機關、文化機關 ，及社會各種組織 ，使宣傳與教育文化等打成一片 ，而避免顯露黨的宣傳之痕跡 ，以深入人心。 （三）在區域上尤應注意於國際及鄉村宣傳 ；一以增厚世界各國對我之同情 ，一以傳播本黨黨義及政府設施於廣大之民眾 。 （四） 在方式上應采積極的與間接的宣傳 ，注重事實資料 、圖書、文藝作品之供給 ，並編印本黨理論政策之著述 ，以收潛移默化之效。 （五）在事業上應普及中央通訊社之通訊網 ，強化本党言論之領導機能 ，並掌握出版事業之重心 ，毋使足以妨害民族意識違反國家利益之言論文字 ，散見於日報及坊間出版物”① 。 “臨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 《確定文化政策案》 申明：“對於一切文化事業 ，盡保育扶持之責 ，以督促指導獎勵及取締方法 ，促成全國協同一致之發展” ，要 “明定獎勵出版辦法 ，保障著作人之權益 ，以提高出版道德 、文化水準 ，並取締違反國家民族利益或妨害民族意識之言論文字” ，希望通過 “推廣新聞、廣播 、電影 、戲劇等事業 ，以發揚民族意識為主旨”② 。同時國民黨又認為 ，抗戰以來 ， “各方之宣傳刊物如雨後春筍 ，盛極一時，其中認識正確 、動機純潔者固多，而言論幼稚 ，主張怪誕者 ，亦不為少。若而刊物 ，率多在我對日作戰掩護之下 ，或則抨擊政府 、妄作主張；或則厚誣本黨以十年來均未一行主義 ；光怪陸離 ，不一而足” ， “橫流所及 ，遂使民眾的無所適從之感 ，敵人得施其挑撥離間之謀 ，既以破壞民族之陣線 ，複以影響抗戰之前途” ，強調 “行動應宜統一 ，理論尤貴一致 。” ③1939年3月12日公佈的 《國民精神動員總綱領》 老調重談 ，認為戰時全國的思潮 “在根本上雖已形成統一 ，而枝葉上紛歧 ，仍所在多有 ，若任其雜然並存 ，勢必導民志於紛歧 ，貽戰事以不利” ，將 “紛歧錯雜之思想必須糾正”列為對國民 “精神之改造”的重要方面④ 。1940年3月23日，蔣介石在講演時提出，新聞界必須 “善盡宣揚國策之一責任 。一切言論記載 ，悉以促進我國民獨立自尊心 ，養成我國民奮鬥向上心為旨歸 ，處處遵守抗①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 第76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版，第312頁。②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 第76輯，第367-369頁。③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 下冊，第488-489頁。④ 章伯鋒、莊建平主編：《抗日戰爭》 第3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頁。

戰建國綱領 ，時時不忘國家至上民族至上”① 。 1938年國民黨 “臨全”大會召開後 ，國民黨 “五大”的十余次全會 ，再無一次專門決議案或報告論及文化或新聞出版工作 。這並非令人費解 ，因為此時國民黨的新聞出版政策已漸成系統化運作體系。戰時國民黨不得不以更加開放的心態爭取國內多種政治勢力共同抗戰 ，同時也要接受多種力量及階層的利益表達及呼聲 ，但國民黨根基於 “以黨治國”原則的意識形態，在其新聞出版政策時有頑強表現 ，如國民黨中宣部頒發的 《抗戰時期宣傳方略》 ，對於 “抗戰建國”的宣傳宗旨及意義闡述明確 ，在宣傳工作計畫中對報紙、無線電、電影、圖畫、音樂、戲劇等的功能分析十分清晰 ，強調了 “報紙對讀者的影響是自動的、有恆的 ，每天將各種論說、消息灌輸入讀者的腦中，造成各種觀念 ，讀者很不容易逃脫它的影響⋯⋯，可以吸引政治意識未固定的新讀者，而且可以慢慢的使讀者改變觀念而感覺不到改變的歷程及所用的方法。因此報紙很早就被認為是一種最重要的宣傳工具” ；無線電的使用 ，使口頭宣傳的重要性大增 ， “可以使全國的思想內容標準化 ，目前是已經用為宣傳民族意識及國家意識的政治宣傳機關”② 。 由於財政困難 ，發行地區相對戰前大幅減少 ，戰時黨營新聞出版系統呈現出規模縮小 、種類增加 、印刷粗糙等特點 ，在內容上多強調全民抗戰到底、國家利益至上 ，但又保持著 “一個政黨 、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等輿論一律的基調 。國民黨中央宣傳機構不僅繼續主辦 《中央日報》 等官方喉舌 ，強化中央廣播電臺在大西南諸省的傳播功能 ，也積極撥付經費 、購置機器以支援中央社等通訊社壟斷新聞稿源。除舊有的一些國民黨系統報刊外 ，戰時國民黨還創辦了如武漢出版的 《民意》 、 《血路》 、 《前衛》 、 《抗戰嚮導》 ，西安出版的 《文化批判》 、 《抗戰與文化》 、 《西北晨鐘》 和 《西北角》 等 ，在廣州出版的 《時代動向》 等。雖然按照有關規定 ，以 “書局 （店 、社）或文化運輸機構、印刷所、紙廠及其他印刷器材製造之廠、所”為基本構成的黨營出版事業 ，其主管人員 “以專任為原則” ，運營經費 “以營業經費收入充之，初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漸圖擴展其業務”③ ，但和其他國民黨機構一樣 ，黨營出版事業以宣傳為主業 ，缺乏足夠的造血功能，各項開支多數只能依靠國庫開支來維持 。據統計 ，1939年11月，國民黨中宣部中央出版事業管理委員會指導屬下的黨營書店（正中書局 、拔提書店、青年書店 、中國文化服務社、獨立出版社、國民出版社）在西南7省開設分店50家，青年書店在9個戰區開設分店13家④ 。1944① 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 第2冊，台灣中華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版。② 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 第69冊，黃山書社1999年版，第398-401頁。③ 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 ，學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頁。④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一） ，江蘇古籍 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284頁。

年 ，國民黨省市一級所辦黨報有41種 ，縣級黨報397種 ，數量超過戰前 ，但規模小於戰前① 。 為滿足戰時民眾 、輿論對於戰事特別關注的需要 ，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部創辦了以 《掃蕩報》 （後易名為 《和平日報》 ） 、 《陣中日報》 和 《掃蕩簡報》 三大報構成的軍報系統 ，1938年10月 ， 《掃蕩報》 創刊於重慶 ，此後創辦桂林版 、昆明版 。《陣中日報》 則在戰時擴展為10個戰區分版 ，由各戰區司令部主辦。《掃蕩簡報》 則是由各集團軍主辦的戰地流動性小報 ，系油印 ，總共出過50餘種。 1941年4月 ，孔祥熙在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上提出設立中央出版管理局的議案 ，聲稱中共宣傳不僅 “曲解三民主義、迷惑青年群眾” ，且 “裝潢之美麗 ，價格之低賤 ，數量之眾多” ，使青年民眾 “貪其價廉悅目，率意購閱”，而 “本黨書籍刊物坊間出售者固亦不少 ，但往往紙質粗劣 ，印刷欠佳 ，不堪入目，而且定價又較昂 ，自不能引起讀者之歡迎” 。他也承認 ，圖書雜誌審查機構因嚴厲查禁 ， “大小書店一時間竟有無書可買之歎” ，何況查禁 “只為消極之防範 ，而非積極之領導” 。孔祥熙認為 ，國民黨應該統一籌畫出版宣傳事業 ，故而提出組建中央出版聯營公司或中央出版管理局之類的機構 ，作為 “指導管理及監督本黨一切出版事業之總機構” ，現在各種出版機構均受其管理 ，應機構除此之外將現有各出版資本統一管理外 ，中央另撥固定資本500萬元以充實出版 、印刷的資本 ，在各地籌建大型的直轄印刷所 ，以應付黨營出版事業之需② ，此議案獲得通過 。1942年7月 ，中央出版管理委員會宣佈成立 ，其宗旨是 “為統一管理本黨出版事業 ，實施本黨出版政策 ，以促進文化工作 ，增加宣傳效能” ，委員分由國民黨中央秘書處 、中宣部 、中組部 、海外部、中央訓練委員會、中央財務委員會、三青團中央 、教育部、戰地黨政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等派人組成 ，基本功能在於 “出版事業之擴充與指導” 、調整與管理出版機構 、出版經費的籌畫 、出版機構的人事任免等③ 。這一機構成立後 ，國民黨中央多次試圖對黨營出版機構進行統一管理與調整 ，強調要統一改進和擴充黨辦出版業 ，對於黨營出版品的內容進行審查 ，對於出版機構的管理 、經費的調撥 “統一籌畫”④ ，對各地的出版事業管理也下達了相應的管理辦法 ，除了增加一批黨營出版社外 ，其在宣傳方面的收效並不明顯 。①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 第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33-634頁。②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292- 294 頁。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295 頁。④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297- 298頁。

總之 ，戰時國民黨對於新聞出版領域的政策特點有三 ，一是繼續強化 “黨化”宣傳的既定方略 ，二是繼續做大做強黨營新聞出版事業 ；三是在此前提下不斷完善對新聞出版業的管理體系，以適應抗戰宣傳與反共鬥爭的需要。這些特點 ，是國民黨 “党國”體制下以意識形態教化為根本原則的 “黨化”輿論的典型表徵。二、適應戰時體制的管理體系 抗戰全面爆發後 ，隨著戰時全面西遷 ，新聞出版業也陷入一片混亂和動盪中，不少報刊選擇了隨政府西遷的艱難歷程。國民政府由南京遷到武漢 ，武漢立時成為新聞出版業的聚集之地。如中央通訊總社、天津 《大公報》 、上海的 《申報》 、 《抗戰》 、 《世界知識》 、 《中國農村》 等刊物 ，中共辦有 《群眾》 雜誌與 《新華日報》 、 《戰時青年》 、 《全民》 、 《大眾報》 、 《國民公論》 、 《戰時文化》 、 《新中國日報》 等 ，直至武漢淪陷前一天 ， 《掃蕩報》 、 《新華日報》 還在堅持出版 。 與此同時 ，由於新聞出版業的內遷 ，廣州 、長沙 、金華特別是西南 、西北地方的一些城市 ，過去報刊業非常不發達 ，現在均出現了新聞出版業迅速增長的局面。原在南京的中央通訊社 、 《中央日報》 、 《掃蕩報》 、中央廣播電臺 、 《新民報》 、 《南京晚報》 ，上海的 《時事新報》 ，天津的 《大公報》等 ，都遷至重慶復刊。武漢失守後 ，多數媒體遷往重慶。中共出版的 《新華日報》 、 《群眾》 週刊也在此出版 。1938年10月 ，重慶報界一些同仁還聯合成立了報界聯誼會 ，輪流主持集會商討物資供應和協調各報廣告收入標準 、工人工資等問題。1939-1941年的統計 ，重慶有報紙20家 ，通訊社6家 ，雜誌社175家。四川省會成都 ，有包括由漢口內遷的 《新中國日報》 等24家報紙在發行。桂林所以成為戰時著名的 “文化城” ，得益於對蔣介石心存芥蒂的桂系容忍不同政見的報刊出版 ，原在廣州出版的 《救亡日報》 、武漢的 《掃蕩報》 、《國民公論》 、 《中國農村》 等都遷此復刊 ，並有 《野草》 、 《文化雜誌》 等一批新報刊出現 。據統計 ，戰時廣西出版的報紙有70餘種 ，從鉛印 、石印 、油印甚至蠟印 ，從對開大報到四開、八開小報 ，無所不有。昆明也有17家報紙 、2家通訊社和27家雜誌社 。1939年後的重慶 、成都、桂林、昆明，成為大西南地區新聞出版業的新眾集地。 客觀地講 ，抗戰開始後一兩年間，國民黨雖積極調整了新聞出版政策 ，但限於條件執行困難。如國民黨中央要求新聞出版業著力圍繞民眾動員和抗日宣傳兩大主題進行工作 ，實際上各地新聞出版界在戰時特定的氣氛下不可能繞開這一時代主題 ，並非國民黨新聞出版政策的效應，一些與國民黨抗戰宣傳政

策不相適應的說法 ，新聞出版檢查機構也無能為力。 從抗戰開始 ，國民黨對服務於抗戰宣傳和新聞出版業始終是鼓勵的 ，它深知反日、抗日宣傳對於戰時民眾動員、維持政府合法權威的相關性 。如 《抗戰建國綱領》 明確提出：“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 ，當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① ，表示出對民眾言論自由權利 “一定的寬容與尊重”② 。1938年10月底 ，國民參政會 “二大”通過的戰時新聞政策中再次強調 ：新聞界應為加強抗戰必勝信念而努力。在在都反映了國民黨當局對於戰時新聞出版在宣傳、動員方面作用的重視及寬容。伴隨著國共合作的展開，中共在意識形態宣傳方面的影響逐漸擴大 ，民間報人如鄒韜奮等人也在借國民參政會及生活書店的舞臺 ，要求更多的新聞出版自由，國民黨當局為此左右為難。 戰時 ，國民黨政權針對戰時新聞出版業管理的特殊需要 ，相繼出臺 《出版法》 （1937年7月8日修正）、 《抗戰期間圖書雜誌審查標準》 （1938年7月21日修正）、 《新聞檢查標準》 （ 1937年8月12日修正） 、 《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 （ 1938年12月22日、1940年5月16 日修正） 、 《戰時新聞檢查辦法》 （1939年5月26日）、 《印刷所承印未送審圖書雜誌原稿取締辦法》 （1939年2月16日、4月20日修正 、6月14日修正） 、 《對於新聞發佈統制辦法》 （1939年9月15日） 、 《調整出版品查禁手續令》 （1939年10月24日） 、 《戰時新聞禁載標準》 （1939年12月9日修正 、1943年10月4日修正）、《戰時新聞違檢懲罰辦法》 （1939年12月9日、1943年10月4日修正） 、 《檢查書店發售違禁出版品辦法》 、 《圖書送審須知》 （ 1942年） 、 《統一書刊審檢辦法》 （1942年4月23日） 、 《雜誌送審須知》 （1942年4月23日）、《演出劇本審查辦法》 （1942年6月20日） 、 《非常時期報社通訊社雜誌社登記管制暫行辦法》 （1943年4月15日）、 《新聞記者法施行細則》 （1943年8月19日、1945年5月18日修正）、 《書籍雜誌查禁解禁暫行辦法》 、 《各省市新聞檢查規則》 （1943年12月24日）、 《圖書雜誌劇本送審須知》 （1944年修正）、《戰時書刊審查規則》 （1944年6月20日）、 《戰時出版品審查辦法及禁載標準》（1944年6月20日）等 ，在戰前新聞出版預審制與追懲制的基礎上 ，對戰時新聞檢查與取締 、出版原稿審查 、圖書雜誌的查禁與解禁、書店登記及銷售、印刷所印刷 “非法”稿件的處置 、軍事新聞報導等都有細緻規定 ，構成了戰時新聞出版的基本法律程式與管理形態。客觀地講 ，這些法規的出臺 ，除國民黨對於意識形態管制的固有特性外 ，也確有戰時保護軍事秘密 、防止敵特破壞 、鼓動對外宣傳、打擊日偽軍士氣的重要功能 ，不宜只從輿論鉗制的角度去解釋。①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 下冊，第487頁。②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 第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653頁。

國民政府對戰時新聞出版業規定的准入標誰較戰前提高不少 。如1938年9月的相關規定中，要求西南諸省新辦及遷入內地的報社、通訊社等 ，都要申報登記手續 ，由內政部發給登記證 ，否則不准發行① 。1943年4月，國民政府在修正此條法規時，不僅使用了 “管制”一詞 ，在申請登記的准入標準上也更加嚴格。如核准單位由原來的內政部改為 “經內政部會同中央宣傳部核准” ，取締機關也非只是由內政部決定 ，而由地方主管會同同級黨部進行 ；在報刊申報登記的資本數額及城市人口與報刊數量的比例上也有明確限定② 。 對涉及國防、外交以及軍事秘密的新聞報導的檢查 ，是國民黨有關部門的重要業務之一 ，也是保證抗戰軍事利益及國家安全的有效手段。限於以往對國民黨意識形態管制思考的局限性 ，這部分內容過去很少提及。 為了防止新聞出版界因缺乏國防、外交及軍事常識 、疏於防範而洩露國家機密 ，國民黨當局有針對性地出臺了諸如 《修正新聞檢查標準》 （1937年8月12日） 、 《對於新聞發佈統制辦法》 （1938年9月15日） 、 《中外新聞記者戰地採訪管理辦法》 （1938年） 、 《抗戰時期檢查外國記者新聞電報準則》（1939年） 、 《新聞電報規則》 （1941年10月3日） 、 《戰時空軍新聞限制事項》 （1942年2月28日） 、 《修正戰時新聞禁載標準》 （1943年10月4日） 、《非常時期軍辦報社通訊社雜誌社登記管制暫行辦法》 （1943年） 、 《各國駐華使館或其他直屬情報宣傳機關在我國境內出版刊物 ，其聲請登記手續概由外交部核轉令》 （1943年11月11日） 等 ，對於涉及 “高級軍事機關、要塞 、軍港、軍營、倉庫 、飛行場港、兵工廠 、造船廠 、測量局及其他國防上建築物之組織及設備情形與其應秘密之地點” ， “關於國軍預定實施之軍事計畫及一切部署” ，國軍番號、兵力、兵種及其行動駐紮 ，高級黨政軍領導人行蹤 ，有關軍事 、外交 、政治的文件與談話 ，受傷軍兵的數量 、姓名 ，戰時敵人擾亂後方的情形 ，敵我軍情與事實不符的記載 ，關於新式武器及軍事工業的發明等 ，均 “應扣留或刪改”③ 。為保守空軍秘密 ，不得登載有關空軍作戰計畫、動員、調動與平時駐地等消息 ，不得發表有關空軍人事變動、空軍教育、空軍設備等方面的資訊④ 。 《戰時空軍新聞限制事項》 禁止發表的有關空軍組織系統 、武器裝備 、人員傷亡 、敵機狀況 、作戰詳報 、防空部隊狀況等共19項 ，允許報導的只有空襲後我方非軍事方面的損失 ，擊落敵機種類與數量 ，我機轟炸的戰果 ，空襲的概況和我軍優待俘虜的情況⑤。如1939年初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查禁重慶佛學社發行的 《海潮音》 月刊第19卷第10期 ，因該刊載文① 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 ，第488頁。② 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 ，第499-501頁。③ 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 ，第550頁。④ 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 ，第552-553頁。⑤ 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 ，第558-559頁。

稱 “中國抗戰無論勝敗必將淘汰僧尼 ，提取寺產 ，並勒令全國僧尼娶嫁” ，鼓動佛門弟子 “群策群力，團結起來 ，共救 ‘教難’” ，這種 “虛構事實 ，危詞聳聽”的言論 ，自當查禁。傅於琛所著 《從舊世界到新世界的外蒙》 （生活書店版） ，因其 “主旨在表明 ‘蒙古人民共和國’即國民政府以外之組織成立後之種種努力與進步 ，按 ，外蒙為我國領土之一部 ，其組織另一政府 ，內政外交完全獨立 ，殊不合法 ，而該書竟複為宣揚 ，並強調其獨立後之進步 ，殊無異分化整個民族之團結”等由遭禁①。因類似理由被禁書刊不在少數 ，可見出版界魚龍混雜的狀況。 由於保密需求 ，當局對於涉及軍事報導的稿件審查嚴厲 。當時只有中央社記者有條件自帶電台、深入戰地採訪 ，各地報刊難以及時獲取戰場資訊 ，只能依賴於中央社的通訊稿件 ，中央社稿件得以迅速佔領各大報刊的重要版面。表2 ： 1940年重慶主要報紙對中央社稿件的使用情況報 名 掃蕩報 大公報 時事新報 新華日報中央社稿數 2230 1909 1869 174 3佔全報比例 96.5％ 88％ 98.5％ 88.7％資料來源 ：程其�編著 ：《戰時中國報業》 ，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1976年版 ，第16頁 。 1943年10月 ，國民黨當局在 《修正戰時新聞禁載標準》 中擴大了禁載範圍 ，對於軍隊及地方團隊組織編制 、裝備 、機關名稱 、番號及駐地等 ，對於所有戰鬥序列與動員活動 ，所有作戰報告、敵後國軍活動 、敵我戰術優缺點分析、各種會戰戰果統計 、外籍軍事顧問情況等均不得隨意刊載 ；限制對重要黨政人員調動、殉職或被捕及黨政機關遷移情況的報導 ；對涉外談判、聲明、締約的事項、中外大使交換及任免等事項也不得隨意發表 ；嚴禁隨意報導有於稅率、稅則的變更 ，幣制改革 、專賣政策、金融市場管理 、內外債務處理等、國際援助物資的輸送路線 、重要軍事物資徵集等情況 ；對於國防交通建設相關的交通路線及工具 ，燃料存放地點 、軍事物資裝運地占及運輸日期 ，水陸交通運輸能力及重要設備 ，製造與修理交通及通訊工具的工廠位址 ，通訊設備的相關事項等，不得隨意公佈② 。這些相關規定符合戰時特殊要求 ，應予肯定。①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585 590頁。②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411- 414頁。

三、政出多頭的檢查機構 為適應戰時新聞管制的需求 ，國民黨政權專門成立了隸屬於行政院、中宣部的戰時新聞檢查局和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等機構 ，細化檢查標準 ，特別對涉及戰事的新聞來源、內容，涉及中共的報導及書籍加大檢查力度。 1939年6月初成立的戰時新聞檢查局 ，隸屬國民政府軍委會 ，受國民黨中宣部指導 ， “辦理抗戰期間全國新聞檢查事宜”① 。其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中央檢查新聞處 ，1945年10月 ，戰時新聞檢查局宣佈撤銷。該局首任正副局長分別為熊斌和潘公展 ，以後由陳焯 、商震、賀國光繼任局長 ，主要負責有關法規的草擬 ，指導各地新聞檢查工作 ，考核中外報紙的審查與違檢的處分以及各種新聞檢查規程 、標準等。該局在各省、市 、縣均設有下屬的新聞檢查所 、室 ，根據區域大小劃分為甲、乙、丙三種 ，完全由軍方人員構成 ，主管各地新聞檢查事務。 該局的設立 ，旨在適應戰時新聞稿件審查的 “敏捷處理” ，因而首先對各地新聞檢查機構進行升級和調整。1939年下半年 ，戰時新聞檢查局在重慶 、成都 、桂林 、昆明、山西、綏遠 、浙江等省市設立8個甲級新聞檢查所 ，在湖南 、貴州 、江西、福建 、河南 、廣東等設立6所乙級新聞檢查所 ，負責人為少將或上校級別。在 “報社與通訊社較多之縣”如西康的西昌、福建的南平與普江 、湖南的沅陵、江西的贛縣與南城 ，陸續設立了新聞檢查室 ，其它各省重要縣市的新聞檢查室也在陸續設立中② 。1940年11月 ，戰時新聞檢查局在國統區省以下設立了21個新聞檢查所 ，54個新聞檢查室③ ，各普通縣市亦由各縣市政府設立專科管理報紙的檢查 。此後 ，新聞檢查所改稱新聞檢查處 。至1942年9月，戰時新聞檢查局直轄的省級新聞檢查處有15個 （其中重慶處、四川處 、廣西處為特等） ，直屬的新聞檢查室15個 ，各縣市級新聞檢查室達102個④ 。一個立體的新聞檢查網路漸次編成。 根據相關規定 ，各省市縣新聞檢查所的業務範圍是 “依照修正新聞檢查標準及宣傳品審查標準之規定辦理” ，同時 “遵照中央新聞檢查處及各該省、市主管軍政機關臨時指示辦理” ，所有報紙及通訊社的稿件 ， “於發行前均須將全部新聞一次或分次送各該新聞檢查所檢查”。所送稿件如有 “一部分不妥①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一） ，第386 頁。②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426- 427頁。③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 第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654頁。④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430- 431頁。

者予以刪改 ， ，並加蓋刪改章發還之” ， “全部不妥者 ，予以免登 ，並加蓋刪改章發還之。其送檢原稿免登者 ，留所存查”① 。如有 “不遵照刪改稿件刊載者” 、 “對緩登或免登之消息仍行披露者” 、 “私將緩登 、免登消息洩露外間查有實據者”和 “各報社對刪免消息 ，不設法補足 ，故於新聞文字內留空白數行或數位 ，易致猜疑者” ，依情節進行處罰 ，依次為忠告 、警告、有期停刊 、無期停刊等。報社或通訊社如有洩露特種重要機密 ，致引發國家重大問題者 ，以危害國家論罪② 。 戰時 ，國民黨政權各部門對於新聞出版控制的角度不同 ，要求不同 ，因而新聞出版政策的制定種類繁多，有時相互矛盾 ，檢查單位也是難以統一 ，隸屬關係較亂，有黨政軍結合的 ，有隸屬於軍方的 ，有隸屬於黨部的。各地新聞檢查所的人員組成 ，雖然來自於中宣部、軍令部 、軍委會辦公廳 、政治部 、外交部 、中央通訊社等7個機關 ，以 “對於軍事或新聞事業上有相當之學識與經驗 ，而後能恪遵中央之意志者”為標準進行選拔③ ，但在實際操作上仍然存在著上級單位混雜、權責易混、系統不明、指揮失靈的狀況 ，致使政策的執行多有妨礙④ 。 如武漢新聞檢查所在1938年9月的報告中稱 ：以前武漢報刊不多，工作壓力不大。遷都以來 ，各地報刊集中武漢 ， “向之無聲無息、被人漠視之機關 ，今已漸漸得社會一般人士之重視 ，而於統制宣傳、輔助抗戰之成效 ，亦不無表現 。惟是各報社以驟受限制 ，甚感不便 ，頗多不滿” ，而 “有一部分新聞直接由郵電走漏 ，尤以郵件為多，本所未能全部予以統制” ，此外 ， “外國通訊社及本埠洋文報紙不受檢查 ，最易洩漏秘密 ，影響宣傳” 。由於各報均送檢 ，出報時間急迫 ，檢查所只有5-7名檢查專業人員 ，不得不24小時運轉應付⑤ 。廣西檢查所升處以前 ，只有檢工5名 ，面對29種報紙每天稿件的審查工作 ， “即晝夜不輟 ，亦有顧此失彼之歎” ；在生活上 ， “今日中校之待遇 ，遠不如生產機關雇員之待遇 ，桂市一年以來 ，生活指數之激漲 ，輒在十倍以上 ，官校薪津之所入 ，無論如何節約 ，實不足以維持二人之衣食 ，以故檢工同人之不能久於其位 ，⋯⋯本處人事之紛更 ，誠有不能不影響於工作效率者”⑥ 。戰時新聞① 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 ，第543-544頁。② 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 ，第545-546頁。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426 頁。④ 王淩霄：《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 （1928-1945） 》，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6年初 版，第132頁。⑤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417- 418 、 420頁。⑥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450 、468頁。

檢查局在1940年的工作報告中也承認 ：新聞檢查工作問題多多， “如各省市新聞檢查所及各縣市新聞檢查室籌設調整與檢工人員之訓練 ，雖已逐步實施 ，但尚未能普遍 ，對於檢查業務之效能亦欠充分發揮。至關於檢查對象之報紙報社 、通訊社以及新聞記者之一般狀況 ，因交通阻礙 ，調整需時 ，亦未全部完成”① 。各地檢查單位 ， “對於同一或類似稿件 ，時有此扣彼放或彼扣此放情事 ，影響檢政前途 ，實非淺鮮” 。據統計 ，1942年9月的國統區各省約有報紙百餘種 ，各地檢查處、室除要檢查稿件外 ，還要 “將檢扣稿件加以決擇 ，經常編為新檢消息、新檢資料、特種資料 ，以供各方參考” ，其時新聞檢查局全域檢工不超過300人 ，面對龐大的工作量 ，即使 “日夜工作 ，頗為辛苦”② ，也難以應付 ，影響出版週期 、必然招致新聞出版業的不滿。直至1943年底，戰時新聞檢查局全國所屬省市檢查處及直屬新聞檢查室共計37個 ，職員313人 ，管制報社、通訊社600餘個 ，各縣市級新聞檢查室共計113所。1942年底和1943年初 ，戰時新聞檢查局召開的全國新聞工作會議 ，以中央區、東南區的分區形式召開。中央區共有提案37件 ，東南區有提案45件 ，經大會決議者分別為26 、24件③ ，這些決議案涉及各部門、各地檢查部門對檢查標準的理解、對檢查內容的鑒定包括檢工人員生活待遇等問題 ，後經戰時新聞檢查局具體實施 ，起到了改善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 ，由於戰時的特殊需要 ，國民政府及軍方的新聞檢查是全方位的 ，並非完全針對中共報刊及民間報刊 ，即使 《中央日報》 這類黨報也受到了較大限制。但一些地方黨團或軍方報刊 ，因為派系背景 ，有 “自恃特殊地位 ，不依法送檢或不遵檢查刊行違禁稿件”的行為 ， “擅自刊行不妥稿件或不遵刪扣 ，擅印兩種版本發行情事”④，也時有發生 ，戰時新聞檢查局對此無可奈何。 另一個重要的新聞出版審查單位 ，是成立於1938年7月的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由國民黨中宣部 、社會部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行政院內務部和教育部諸機關會同組織 ，以中宣部為主辦機關，10月1日起正式辦公。1939年7月 ，三青團中央團部參加此會工作。1940年7月，該委員會改隸於行政院，主要負責對各省市圖書雜誌審查處的工作指導 ，對出版的圖書、雜誌進行登記、審查 ，對各種思想言論進行分析 、研究等事宜。1942年5月，該會成立出①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429 頁。②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431- 433頁。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480 、 494-495頁。④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490 頁。

版指導委員會。1944年 ，成立設計考核委員會。1944年9月 ，設立書刊審議委員會和戲劇電影審議委員會 ，審議對象為戲劇和電影劇本 。該會還設有附屬機構勝利出版社 、中心印書局 、戲劇電影審查所 、各地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等。1945年10月1日，該會宣佈撤銷。 在對圖書雜誌審查的實際操作過程中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首先面臨著的問題 ，即是 “中央及本會頒發之工作指示幾百餘則 ，此種指示均系針對當時情況 ，曉諭審查工作之準繩” ，但由於 “先後頒發時間不同 ，亦恐稽考為艱” 。無奈之下 ，它們將所謂重要的文件編成12冊 ，發給各地下屬部門 ，主要是 “總裁傳記未經核准不得發行” 、 “對實施憲政問題之指示” 、 “有關國防軍事機密之文稿 、書刊應嚴加取締” 、 “審查稿件應注意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 、 “糾正曲解國民精神總動員之指示” 、 “對於邊疆民族稱謂之指示”、 “嗣後有關新建設事項一律不得任意發表” 、 “公務人員不得對外發表評判國際情勢文字或談話” 、 “列寧史太林本人著述可不處置” 、 “對於 ‘陝甘寧’及 ‘晉察冀’不得加邊區或邊區政府字樣” 、 “各地糧食缺乏及物價高價消息應禁止登載” 、 “糾正日汪密約揭破後歪曲宣傳之指示”等12項① ，這些規定既有涉及維護領袖及政府形象方面的 ，有保護國防機密的 ，有涉及邊疆等問題的，也有封鎖事實真相維護統治的因素在內；對於中共及共產主義理論宣傳方面的規定較為寬容 ，體現了國共合作初期關係相對融洽的時代背景 。但中圖會1939年後查禁的書刊中 ，屬於 “鼓吹階級鬥爭 ，宣傳共產主義” 、 “立論以共黨私利為立場”等由者為多，與其報告所述並不一致。 中宣部及軍委會政治部等單位也在進行著類似的查禁工作 ，目標明確針對中共宣傳品。1938年3月國共關係尚好時 ，中宣部對武漢出版界有一個基本判斷 ：“無論書籍與刊物 ，皆共黨及左傾色彩佔極大多數 ，類多詆毀本黨之詞” ，要求各地黨部對流行書籍 “逐一審查” ，對於盜版書 “一律予以禁止” ， “切實執行出版法”② 。此後 ，這兩個部門的查禁工作逐漸呈現出手段多樣、標準從嚴、嚴禁中共相關內容的特徵 。此外 ，執行新聞檢查任務的還有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令部戰訊發佈組 ，以檢查戰訊為主 ；中宣部國際處 ，以檢查西文電訊和西文雜誌為主 ；國立編譯館 ，主要審查教科書 ；地圖審查委員會 ，專職審查地圖出版 ；警察局主要檢查標語及郵件等。①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599- 600頁。②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645 頁。

四、管制松緩與同化媒體 隨著戰事逐漸穩定 ，國民黨當局對於新聞出版業的懲罰政策也經歷了一個從過於嚴厲到相對緩和 、從難以準確判斷到依法量刑的發展過程。1939年6月國民政府頒佈的 《各省市新聞檢查所新聞檢查違檢懲罰暫行辦法》 ，對違規的報社或通訊社的處罰定為四級 ：忠告、警告、有期停刊和無期停刊①。 12月9日頒佈的相應法規中，將處罰調整為五級 ，即忠告、警告、嚴重警告、定期停刊 、永久停刊② 。1943年10月初頒佈的 《修正戰時新聞違檢懲罰辦法》，再將懲罰辦法增加至六級 ，即警告 ，嚴重警告 ，沒收報紙、通訊稿或其底版 ，勒令更換編輯人員 ，定期停刊 ，永久停刊③ 。1944年 ，由於 “本黨尋求民治之心日益殷切 ，放寬新聞檢查尺度之聲甚囂塵上”，軍委會戰時新聞檢查局與中宣部重新修訂相關禁載法規，將66項禁載標準減至12項 ， “完全著重於軍機之防護計有七項之多 ，政治與外交各二項 ，財政經濟僅一項。此外不復加以拘束 ，蓋新檢尺度至此已在為放寬矣”④ 。在實際執行中，1942年重慶新聞檢查處對16家報社 、通訊社採取的處分有 ：“函促注意”643次、忠告122次 、警告96次 、嚴重警告85次 、扣郵4次 、全部沒收1次等 ，沒有實施停刊處分⑤ 。軍委會戰時檢查局認為 ：“報社之背景不一 ，編輯人員智識水準亦有高低 ，違檢勢所難免，欲求管制發生實效 ，則違檢懲罰為不可少。本局對各報違檢之處理 ，而本 ‘指導重於懲罰’之原則 ，非情節重大者均僅以忠告、警告，至萬不得已時方始執行停刊處分”⑥ 。從中可知 ，國民黨當局對於報刊違規的處分有一個逐漸緩和的過程 ，處分的級別多了，緩和的機會多了，避免了一些報刊因違規直接停刊的損失。 在強化戰時新聞檢查系統的運作外 ，國民黨還極力深入新聞出版界 ，吸納親政府力量 ，從而達到其主導輿論、控制新聞出版的目的。越是新聞出版多元化趨向強烈之時，它越是會極力表達其主導新聞出版的意向。 1939年5月3-4日，重慶受到日機連續轟炸 ，損毀嚴重。各報館因印刷所房屋 、機器被毀 ，紙張極度緊張等因 ，難以正常出版報刊 ，如 《大公報》 、① 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 ，第545頁。② 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 ，第556頁。③ 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 ，第560頁。④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 ，文化 （一） ，第503 頁。⑤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475- 476頁。⑥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487 頁。編

《新華日報》 5月4日只出版了半張、5日各報停刊。為延續抗戰宣傳 ，當局組織重慶各報出版 《重慶各報聯合版》 。隨即 ， 《中央日報》 （程滄波） 、 《大公報》 （曹穀冰） 、 《時事新報》 （崔唯吾） 、 《新華日報》 （潘梓年） 、 《掃蕩報》 （丁文安） 、 《國民公報》 （康心如） 、 《新蜀報》 （周欽嶽） 、 《新民報》 （陳銘德） 、 《西南日報》 （汪觀雲） 、 《商務日報》 （高允斌） 等10家報紙負責人組成聯合委員會 ，具體辦事機構設在 《時事新報》 館 。5月6日， 《重慶各報聯合版》 出版第一號 ，訊息源於中央社 ，評論由編撰委員會成員寫作 。由於各報觀點不同，運營手法不同 ，合作過程產生不少矛盾 。8月13日，各報恢復出版 ，聯合版遂告停刊。在 “聯合版”運營過程中，中宣部曾試圖加以控制 ，並通過中央社稿源增加 “聯合版”的政府色彩 ，在情況好轉後仍希望 “聯合版”延長出版 ，但各報獨立運營的意願明顯 ，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國民黨有關部門常以戰時體制 、民族與國家利益等口號影響新聞記者 ，意欲干預報導傾向 ，以形成以國民黨為核心的新聞出版氛圍。1938年8月 ，商務 、中華 、開明、世界、生活等10餘家出版社和書店 ，聯合發出請求撤銷 《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 的籲請 ，生活書店負責人 、參議員鄒韜奮在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上提出相應議案 ，經70余名參議員連署終獲通過 。鄒韜奮批評當局的新聞出版檢查 “沒有具體標準和規定與公佈 ，沒有統一執行的機關 ，以致各地各自為政 ，流弊百出，”建議統一檢查標準 、對外公開被查禁的原由，設立統一的檢查機關①。 1939年 ，鄒韜奮在國民參議會第三次大會上再次發起對《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 的抗爭② 。一些著名出版社也聯合起來要求政府保障出版業的合法權益 ，指責搜查員對禁書的查處 ，事先不通知隨意進行 ， “漫無標準” ， “不受國家法律之限制 ，任意欺淩 ，屬店等頓失法律保護 ，形同僑居異國 ，隨時防備大患臨頭 ，竟日惶惶不知所安 ，道路側目，聞者裂眥” ，這種狀況 “與政府歷次公佈之保護言論出版自由，保護營業安全 ，保護住宅安全之明白昭告”明顯不符 ，要求 “予以徹底糾正”③ 。 1941年3月 ，沈鈞儒也在國民參政會上再次就 “違法封閉書店、檢扣書報”等事提起議案 ，抗議生活書店全國21個分店全被查封事件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則以戰時聯絡及交通不便難以核實 ，生活書店原稿不依法送審 ，代售違禁書籍由來已久 ，且各地行政部門 “必有依據”為由予以反駁④ 。這些抗議活動引發了爭議 ，也產生了①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 ，文化 （二） ，第244- 245頁。② 張靜廬輯注：《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 第5卷 （現代丙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 ，第 45-46頁。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二） ，第246- 247頁。④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二） ，第248- 252頁。編

廣泛影響。 在此背景下 ，國民黨有關部門也積極尋求輿論的支持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與 《大公報》 總編輯張季鸞多次協商 ，決定成立一個新聞出版界的組織 ，以協調報業與政府間關係。1941年3月16日，中國新聞學會在重慶成立 ，推選于右任、戴季陶、居正 、陳佈雷、王世傑、陳果夫、陳立夫 、葉楚傖、吳鐵城、張繼 、朱家驊 、邵力子為名譽會員；選舉蕭同茲 （中央通訊社）、陳博生 （ 《中央日報》 ）、曹穀冰 （ 《大公報》 ） 、胡政之 （ 《大公報》 ） 、馬星野 （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 、成舍我 （ 《世界日報》 ） 、陳銘德 （ 《新民報》 ） 、趙敏� （ 《中央日報》 ） 、周欽嶽 （ 《新蜀報》 ） 等19人為理事 ；選舉杜協民 （ 《國民公報》 ） 、潘梓年 （ 《新華日報》 ） 等7人為候補理事 ；選舉潘公展 （中宣部） 、張季鸞 （ 《大公報》 ） 、王芸生 （ 《大公報》 ） 、董顯光 （中宣部） 、程滄波 （ 《中央日報》 ） 、謝六逸 （復旦大學新聞系） 等11人為監事 。大會選舉蕭同茲為理事長 。 《中國新聞學會宣言》宣稱 ：“吾儕報人 ，以社會為木鐸 ，為民眾之先鋒 ，更應絕對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為利益 ，生命且不應自顧 ，何況其他 ，是以嚴格之戰時中國報人皆為國家之戰時宣傳人員 ，已非複承平時期自由職業者之時矣”① 。號召新聞人以大局為重 ，暫時放棄新聞自由的宗旨並與政府合作。從這一角度講 ，國民黨宣傳部門在爭取新聞出版界人士改變既有認識方面 ，的確獲得了效果。1942年開始在蔣介石侍從室任職 、其後又任 《中央日報》 總主筆的陶希聖稱：“張季鸞先生的愛國熱忱 ，與本黨的全力支持” ，是被視為民營報紙標杆的 《大公報》 所以有長足發展的 “兩大因素”② ，也足以說明新聞出版界與國民黨宣傳機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 進入1941年 ，中日戰爭陷入僵局，為鼓舞民眾抗戰到底的士氣，恢復中華民族的自信心 ，國民黨決定發起文化建設運動 ， “盡力提倡民族本位文化及民族文藝 ，其要旨即在抵抗侵略文化 ，喚醒民族自覺” ，為了抗戰建國國策順利進行 ， “必須抱從根救起之決心 ，就道德智慧各方面發揚中國固有之文化”。在這場運動中，教育的重點在於普通民眾 ，要求文化作品要有計劃地展開 “士兵讀物之編輯” 、 “青年讀物之編行” 、 “通俗讀物之編輯” 、 “婦女讀物之充實”③ 。在各地的通俗宣傳活動中，通俗書刊的編寫與散發是重要內容之一 ；在各市縣設立的民眾講堂和中山室內，除了各種宣傳畫、標語外 ，還有陳列 “總理遺教及總裁言論” 、 “普通宣傳小冊” 、 “中央日報及各地黨報” “中央週刊、 三民主義週刊及其他本黨刊物”和 “經審查合格之通俗小說 、歌① 《中國新聞學會宣言》 ， 《中華年鑒（1948年）》 下冊，參考資料篇，第18頁。②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30頁。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12-14 頁。

曲、戲劇等刊物”① 。直至1944年 ，中宣部仍然要求各地新聞出版界積極配合《文化運動綱領》 的宣傳活動 ，如全國黨 （三青團）辦報刊要約請專家撰文宣傳 ，要編寫 《民族文化叢書》 ，中央通訊社 、中央與各地廣播電臺要 “注意採訪有關文化運動綱領宣傳實施資料 ，隨時報導”② 。 1945年4月 ，中宣部正式發佈的 《文化運動綱領實施辦法》 ，反映出國民黨通過文化宣傳運動促進抗戰到底、樹立民族自信心的努力 ，其中有與新聞出版政策相一致的諸多要點 ，要求新聞出版業配合 。從戰時體制看 ，這些是應予肯定的。五、一以貫之的 “限共”立場 在國共合作及抗戰動員的背景下 ，國民黨對於中共憑藉戰時動員壯大並成為潛在政治對手的遠景十分擔憂 ，現實目標與未來政治格局間的矛盾性 ，在國民黨新聞出版政策上反映得十分明顯。抗戰初期 ，國民黨政權部分開放對新聞出版業的管制 ，對中共出版品的檢查標準採取較為寬鬆的措施 。1941年前後 ，國共關係因皖南事變而一度惡化 ，國民黨新聞出版政策的 “限共”特性也日益明顯 。1944年至抗戰結束 ，為獲得戰後政治上的主動 ，國民黨當局再次做出在輿論控制上的民主和改良姿態 ，對中共出版品的審查與查禁明松暗緊。 1938年3月國共關係尚好時 ，中宣部對武漢出版界有一個基本判斷 ：“無論書籍與刊物 ，皆共黨及左傾色彩占極大多數 ，類多詆毀本黨之詞” 。中宣部認為 ，有關中共宣傳的書籍 ，真正由中共方面出版的書籍不多 ， “其餘類多一部分失業工人及投機書賈 ，希圖謀利而輾轉抄襲雜湊而成 ，且書上所注出版機關為欲卸脫責任 ，亦皆虛構名稱 ，並無實址” ；當時共審查圖書258冊 ，有關中共內容的書籍111冊 ，加上具有 “左傾色彩”的書籍 ，共161冊③ ，超過出版總數60％。武漢的出版狀況表明，社會各界特別是知識階層對中共有濃厚的興趣 ，書商大肆盜版並能盈利的獨到眼光正在於此 。國民黨相關部門對中共輿論宣傳限制力度不大 ，中共也承認 ，在長沙 、武漢等城市 ， “實際上 ，對我們的書報檢查幾乎已經不存在。可以公開發表關於八路軍的材料 。僅在漢口一地就有40至60種報紙經常刊登關於我們的消息。在全中國有200多種報紙成了我們的義務宣傳員” ； “在武漢、漢口經常在學校俱樂部舉辦有關遊擊戰的講座。在那裡我們的演講人大受歡迎” ；雲南、四川省及一些國民黨軍隊都要求①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21-23 頁。②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一） ，第33頁。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645 頁。

中共派出幹部指導他們如何進行遊擊戰①。 此時 ，國民黨中宣部對於中共出版品的審查標準相對寬鬆。如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在回復廣西審委會是否查禁馬恩著作的請示中稱 ：此類著述 “多為共產主義之理論 ，對於此書籍可視為理論讀物 ，審查標準，不妨稍寬。列寧史太林為友邦元首 ，對我抗戰甚表同情 ，如系譯述其本人著述 ，內容雖間有不妥亦可不予處置。至於其他公然鼓吹階級鬥爭 ，強調階級對立之書刊 ，則顯然觸犯審查標準 ，自應分別情節輕重 ，予以刪削檢扣或暫行檢扣 ，報請本會核辦”② 。所以這一時期各地查禁的中共出版品或相關報刊中，的確是較少有馬恩列斯的原著。在國統區不少重要城市 ，隨處都可以購到介紹中共領袖的傳記相關書籍③。 對中共出版品逐漸趨嚴是從1938年底左右開始的。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1938年底至1939年初的報告中，羅列了查禁中共出版品的部分清單 ，共計42種 ，暫停發行12種 。如對毛澤東等著 《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 一書的查禁理由是 ：“該書立論態度完全以派系私利為立場 ，並於行文間多方惡意的抨擊本黨 ，詆毀政府與誣衊領袖” ，其舉證如此書有 “從一九二七年 ‘四·一二’起⋯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黨叛變了革命 ，把孫中山先生的民族解放的旗幟染上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鮮紅的血” ；如王唯廉著 《朱德傳》的查禁理由為 ，此書 “多有挑撥中央與地方感情及離間黨政民各方面之關係之處” ；如馬駿著 《抗戰中的陝北》 一書因有 “當局撲滅救亡烽火，禁止慰勞傷兵、救濟難民”等類似的話語④ ，也遭查禁。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 ，國共關係嚴重惡化 。為強化對中共的政治批評 ，國民黨中宣部特別制定了內部使用的 《特種宣傳綱要》 ，將中共與敵偽置於同樣地位 ，聲稱 ：要 “揭露中共之流寇面目及漢奸本性” ，強調 “中共之主義為馬克思主義之抄襲 ，而非基於本國之需要 ，故不適合國情” ， “揭發中共在抗戰陣營中違背國家民族利益 ，妨礙抗戰之行為” ，要說明中共一系列 “非法行為之必然結果”就是 “造成分裂割據局面 ，破壞統一” ， “擴大磨擦 ，甚至促成內亂，妨礙抗戰” ，中國一旦赤化 ，必然導致英美援助停止和蘇俄之干涉 。此外 ， “綱要”還要 “以戰地通訊及其他新聞方式揭露中共之罪惡 ，但須避免過大字面 ，並須利用時機 ，善為發表 ，故此項宣傳應有 ‘間歇性’”，①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 （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 （ 1931-1937）》 第18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3頁。②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 ，文化 （一） ，第607 頁。③ 周秋光、黃仁國：《劉大年傳》 ，嶽麓書社2009年版，第26頁。④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579- 560 、 581 、 584頁。編

要 “充分利用紀念周及月會作口頭宣傳” ， “加強圖書雜誌審查工作 ，並注意壁報”① 。 據統計 ，從1941年至1945年間 ，有關臨時性指示就達200餘種 。僅 《修正戰時新聞檢查標準》 和 《修正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 中規定的禁載事項達70余項 ，涉及社會諸多方面 ，對中共出版品的查禁更是重中之重 。如中圖委認為 ，毛澤東發表的 《新民主主義論》 一文 ， “內容荒謬 ，某党於此抗戰形勢更於我有利之時 ，提出此種荒謬之名詞 ，顯系別有作用” ，要求各地審查機關， “凡遇有宣傳此類名詞之文字應一律檢扣或刪削，務使此種名詞不能再現於出版界以免積非成是 ，淆惑人心” 。1938年頗受蔣介石 、白崇禧 、李宗仁等讚賞的毛澤東 《論持久戰》 ，此時以 “奸黨宣傳品”為由遭禁②。國民黨中宣部1943年8月發佈的 《抗戰期間宣傳名詞正誤表》 規定：“邊區政府” 、 “抗日政府”等詞不許用 ； “兩面派” 、 “親日派” 、 “團結” 、 “解放” 、 “國共合作” 、 “各階層人民”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詞為 “謬誤名詞” ； “革命的三民主義” 、 “真正的三民主義”要改為 “三民主義” ； “擁護革命的領袖” 、 “擁護抗日的領袖”必須改為 “擁護領袖” ，甚至 “婦女解放”要改為 “婦女復興” 。這個 《正誤表》 可說是近現代新聞史上的一個史無前例的 “創舉” 國民黨新聞出版政策中的 “限共”傾向十分明顯 ，在對 《新華日報》 的態度上表現典型。 軍委會戰時新聞檢查局認為 ， 《新華日報》 為中共機關報 ， “罔顧國家民族之利益 ，惟為篡奪政權而宣傳” ， “其所報導所發言論每多詆毀政府措施 ，中傷軍政當局 ，暴露我之缺陷弱點 ，誇張彼之政績戰功 ，此種稿件平均每日百餘件 ，其中不遵檢或不送檢者約佔五分之一 ，而每遇有關重大事件者 ，必不惜違檢或不送檢 ，以求刊出，遇有扣報處分 ，則不顧一切 ，不擇手段 ，甚至印兩種版 ，以圖發行”③ 。因此 ，國民黨各類新聞出版檢查機關 ，都將 《新華日報》 視為重點關注對象，極盡手段破壞其正常出版與發行活動 。 1938年1月16日，匪徒二三十人闖入位於漢口的報館 ，割斷電話線 ，搗毀印刷機器 。無奈之下 ，社長潘梓年只得上報中宣部要求保護報館安全 。中宣部也以 “事出意外 ，至為繫念”加以安慰 ，希望鎮靜處理④。雙方對肇事者身①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6-9 頁。②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622- 623頁。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504 頁。④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505- 507頁。

份心照不宣 。西安行營政訓處多次電請軍委會政治部 ，要求設法限制 《新華日報》 發行 ，建議限制 《新華日報》 西安分館只能經銷不能進行出版業務① 。1938年10月遷址重慶後 ， 《新華日報》 對於中共戰績宣傳 、重慶學潮 、成都教師請求增加米貼薪等的披露 ，引起蔣介石不滿 ，幾次批示戰時新聞檢查局予以查扣② 。1939年6月16日， 《新華日報》 宜昌分銷處被湖北省宜昌警察局以 “檢出禁售書刊多種”為由被查封 ，負責人曹擇被捕③ 。 作為國共在宣傳領域較量的產物 ， 《新華日報》 不可能事事聽從檢查機關的指令。1939年下半年 ， 《新華日報》 即受警告、嚴重警告、扣押報紙、停刊一日等處分9次。1940年上半年受違檢處分154次之多。檢查機構時常抱怨 《新華日報》 因有中共機關報的背景 ，知道國民黨新聞出版檢查機構不會輕率處分它 ， “不遵檢扣 ，常將檢扣消息刊出” 。1940年2月，軍委會辦公廳甚至專門出臺了一份 “《新華日報》 違檢案件處理步驟方案” ，擬採取嚴厲查扣措施， 《新華日報》 也對各地郵政檢查部門查扣 、沒收該報事件屢有發生提出抗議④ 。1941年2月前的三年內， 《新華日報》 在各地 “時有禁閱、禁販、郵扣等事”不僅有 “憲兵員警拘禁毆辱報販報差 ，沒收報紙”的事情 ，有便衣在報社附近藉故影響報社稿件的送審與接受 ，有便衣跟蹤報差至訂戶住址 ， “百端騷擾 ，使報差麻煩 ，讀者憤怒”⑤ ；在 “言論方面檢扣刪改 ，超出檢政 ，日必數起 ；發行方面 ，不獨各地黨政暗地阻難 ，而憲兵員警亦公開壓迫 ，近複愈出愈奇 ，流氓奸徒受人唆使 ，散佈荒謬傳單 ，誣衊本報為漢奸報紙”⑥。 “名義雖諉稱民眾 ，實際則全為憲兵員警以及便衣特務人員之所為 ，而憲兵員警又表示系奉命令，此不獨本報工作人員遭受者所周知 ，全市市民亦莫不耳聞目睹”⑦ 。 為在國統區保持一個樹立中共及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形象的視窗，擴大中共政治影響 ， 《新華日報》 在1941年重慶各報報業聯合會因經濟困難而決議報費漲價的背景下 ，採取了 “暗地貶價傾銷” ， “對工友、學生訂價尤廉” ，為訂戶送報上門等措施 ，報紙銷數增至每天15000份 ，與著名的 《大公報》 發行量持平⑧ ，引起國民黨當局嚴重不安 。1941年1月6日，中宣部請重慶市黨部①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一） ，第511頁。②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512- 513頁。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一） ，第517頁。④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一） ，第518- 523頁。⑤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一） ，第507頁。⑥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508- 509頁。⑦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一） ，第510頁。⑧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一） ，第530頁。

出面 ，邀請 《中央日報》 、 《掃蕩報》 等黨報 “共同研討協助黨報發行 ，抵制 《新華日報》 辦法” ，如 “對於各報販 ，施以精神訓練及個別談話” ，兩報提前出報1000份搶佔市場 ，限令 《新華日報》 調整提價與其他報紙持平 ，兩報給派報工會提供救濟費 ， “報販之福利事業 ，由渝市黨部商承主管 ，即日統籌 ，分別舉辦” ， “凡黨員及工人持證向 《中央》 、 《掃蕩》 兩報訂閱報紙者 ，予以特別折扣”等①。6月 ，戰時新聞檢查局副局長李中襄上書蔣介石 ，就 《新華日報》 “不惜故違禁例 ，以達其特種宣傳目的”且因 “該報立場背景不同，故應付比較困難”等特殊情形提出若干意見 ，除嚴格審查送審稿件、時常召集 《新華日報》 發行、編輯的負責人談話外 ，還於午夜時 ， “派員前往化龍橋該報社監視排印 。如發現有不妥之處 ，或於事先鏟版 ，或於事後扣報”② 。此後 ，各類檢查機構對 《新華日報》 極盡 “關照”之能事 ，使其銷量大降。據統計 ，1943年度 ， 《新華日報》 被檢扣稿件570件 ，違檢刊載稿件67件③ 。1944年上半年度 ， 《新華日報》 被檢扣稿件便達到504件 ，違檢刊載稿件128件。戰時新聞檢查局認為 ， 《新華日報》 在內政方面 “對我中央一切措施 ，由影射諷刺進而為公開抨擊” ；在軍事方面 “一面誇大彼軍戰功 ，一面指摘國軍作戰之不力” ；在外交方面 ， “完全以蘇聯之意志為意志 ，附和推崇 ，無所不至”④ ，自然只能採取更為嚴格的查禁政策。 在對中共出版品實施日益嚴厲的檢扣政策同時 ，國民黨也利用不同部門從預審 、製版 、發行等方面對有 “親共”或 “左傾”色彩的報刊 、出版社進行強制性干擾與鉗制 ，使用非法手段甚至派特務破壞以迫使報刊就範 。具體如下 ：一 、對於具有 “左傾”色彩的學者、新聞人申請創辦報刊的登記時 ，嚴格把關。如1941年11月中圖會在致內政部的公函中指示 ，對文化人在香港出版的鄒韜奮主編 《大眾生活》 、茅盾主編 《筆談》 、張鐵生主編 《青年知識》 、金仲華主編 《世界知識》 、沈久茲主編 《婦女生活》 等刊物 ，在其申請登記時 “至希注意設法拒絕” 。內政部復函予以照辦⑤ 。二 、採取收買報刊 ，派總編輯 、編輯 “幫助”工作 ，甚至派人強行 “接辦”一些重點報刊等 。CC系曾以13萬元收買了進步的上海 《立報》 ，然後將其移至香港出版 ，致使在①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文化 （一） ，第530- 531頁。②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531- 534頁。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537 頁。④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541- 543頁。⑤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625- 626頁。

該報工作的進步記者被迫先後離去 。重慶 《新蜀報》 、 《國民公報》 就是如此被迫 “改組”的。1943年春天，《新疆日報》 被國民黨當局派員 “接辦”，風格大變 。南洋 、印度 、南美等地10多種華僑報紙 ，也被國民黨當局派去的總編輯所把持。三 、強行查禁具有 “左傾”色彩的報刊及書店 。1938年1月至1941年6月 ，國民黨中宣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先後通令查禁的書刊有961種 。1941年4月28日，查封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 《救亡日報》 、 《全民抗戰》 等5種報刊 、生活書店及在各地的48個分店 、讀書生活社 、新知書店等新聞出版發行單位 。隨後 ， 《學習生活》 、 《新聞記者》 、 《國民公議》 等幾十種報刊被查封。國際新聞社總社被繳銷營業證 ，工作人員被迫由桂林去香港。全民通訊社亦遭查封 。1942年 ，又封閉了 《世界知識》 等500餘種報刊 。對於報社 、出版社的嚴厲追懲制 ，使全國報刊數量銳減 。1939年 ，全國有報刊1031家 ，1941年國統區獲准登記發行的報刊降至868家① ，其中受國民黨宣傳部門主導、操縱或親國民黨的報刊及消遣性、娛樂性報刊佔據多數② ，1941年度 ，中圖會審查的全國49家出版社出版的1072種圖書 ，其中准予出售僅238種 ，查禁196種 ，停止發售120種 ，就地取締32種 ，不准再版14種 ，准予備查472種③ ，公開發行的圖書僅占被審查數量的四分之一強。國民黨的聲音呈現壓倒性優勢 。四、對報人及新聞出版單位採取特務活動予以破壞 ，造成巨大壓力。1939年3月14日，成都 《時事新刊》 記者李亞凡被刺殺 ；同年12月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會員王良、金戈被閻錫山部所殺 。1940年3月 ， 《新華日報》 成都分館經理洪宗希被殺 ；同年 ， 《大聲週刊》 總編輯車耀先喋血報館 。1941年1月16日，衡陽 《開明日報》 被特務沖砸 ，總編輯等11人被逮捕 。2月4日，重慶 《新華日報》 報館營業部被特務搗毀門窗。1942年9月16日，福建省南平 《南方日報》 被暴徒40余人所毀。1945年1月23日，重慶 《新華日報》 館兩次被特務縱火 ，均未造成巨災。成都 《華西日報》 也在1月份竟先後被 “政治性偷竊”5次 ，損失50余萬元 ，後迭次發生火警和流彈射入編輯部等事件 。4月 ， 《華西日報》 館兩次被特務搗毀 。國民黨當局以特務手段鎮壓新聞出版界人士的極端作法 ，已是公開秘密 ，但又不能視之為常態。 國民黨內歷來派系紛爭嚴重 ，戰時亦然 。許多國民黨人主辦的報刊 ，在傾向性雖然也受國民黨宣傳口徑的制約 ，但更主要是反映主持者的政治傾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①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822 頁。② 江沛等：《毀滅的種子——國民政府時期意識形態管理研究》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版，第173頁。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第2編 ，文化 （一） ，第822 頁。

如在桂系控制的廣西省 ，李宗仁 、 白崇禧 、黃紹竑等表現出政治上的相對寬容 ，對於報刊言論相對開明。當有人指責馬克思主義 、反對中共時 ，廣西省臨時參議會議長、廣西省國民黨黨部委員李任仁先生 ，在由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郭沫若創辦的 《救亡日報》 撰文稱 ：“不同學術思想存在 ，相互競爭 ，才容易進步” ， “有些人一聽見學校裡講馬克斯 （思）學說 ，便認為大逆不道 ，非剷除不可 ，仿佛有了馬克斯學說 ，三民主義便不能立足似的。這可謂對於總理的三民主義毫無認識 ，毫無信仰。如果三民主義這樣的脆弱 ，還能夠成為建國的最高原則嗎？”即使是中央社桂林分社社長陳純粹 、 《掃蕩報》 總編輯鍾期森 ，當時也對 《救亡日報》 採取了 “一視同仁”的寬容態度① 。在戰時國民黨的高壓政策下 ，像廣西這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和中共報刊如此寬容的地方 ，實在是太少了。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 ，廣西的政治形勢發生變化 。 《救亡日報》 被迫停刊 ，活躍的 “文化城”桂林從此沉寂。 1938年在山西河曲駐防的國民革命軍二戰區北路軍總指揮傅作義將軍 ，創辦有八開油印的 《奮鬥日報》 ，以防區內軍政人員為對象 ，主要報導國內外新聞及戰報 。此後 ，傅作義就任第八戰區副懷念長官並赴綏西作戰後 ，仍然堅持出版 《奮鬥日報》 ，主張抗日救亡與中共團結合作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 ， 《奮鬥日報》 才在國民黨當局的壓力下逐漸改變了輿論導向② 。 在國統區 ，新聞出版業是較為複雜的 ，不少報刊的所謂輿論導向或政治傾向時有變化 ，背景不一 。有的報紙主辦人是國民黨宣傳系統或地方黨政部門的 ，但報紙的內容卻並非完全反映 “黨化”新聞的意識形態傾向。有的報紙前三版是以官方電文為主的 ，副刊卻常發表與之風格 、傾向不盡相符的文章 。如1937年11月在鄭州創刊時的 《大剛報》 ，是由國民黨中宣部與豫皖綏靖公署主任 、國民革命軍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劉峙合辦的 ，報導傾向上接近主流 ，但在1938年10月遷至湖南衡陽後五年半內，由於中宣部停發了辦報經費 ，雖有余漢謀 、魯道源等將領的捐贈支援 ，但該報報導並不受其制約 ，呈現出客觀而公正的格調③。 總之 ，戰時國民黨宣傳部門在新聞出版業採取 “限共”方針的立場是一貫的 ，但宏觀的概貌與具體到各地 、各報的輿論傾向不盡相同，國民黨內各派系政見不一、其與中共關係遠近等因素 ，也使得國統區新聞出版業呈現出複雜的形態 ，這是應予十分關注的。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新聞研究資料》 編輯部編：《新聞研究資料》 總33輯，中國新 聞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151頁。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新聞研究資料》 編輯部編：《新聞研究資料》 總33輯，第183- 187頁。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新聞研究資料》 編輯部編：《新聞研究資料》 總24輯，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79-81 、 91-94頁。

西方國家對南京大屠殺的反應——以英西意蘇為中心的考察姜良芹①摘要：南京大屠殺事件不僅是中日兩國之間的重要政治事件 ，而且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特徵：就英國而論 ，其媒體報導的 “第三者”立場 ，在國際輿論界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與影響 ；但其政府卻因在遠東事務中奉行 “孤立主義”政策而採取了審慎態度。西班牙因在內戰中 “兩個西班牙”涇渭分明的情況下對此出現不同的解讀 ，共和立場的媒體廣泛報導了日軍南京暴行 ；支持法西斯叛軍立場明顯的媒體 ，則在報導中對日軍的暴行進行了袒護。義大利因與日本的盟友關係 ，政府採取了嚴厲的新聞管制政策 ，但從其相關報導中依然能夠感受到其對日軍在中國侵略進程的關注以及日軍的殘暴。同情中國抗戰的蘇聯則通過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傳出的消息或援引中西媒體的內容 ，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進行了客觀的報導。儘管西方國家立場各異 ，但在南京大屠殺發生後不久，關於日軍在南京的殘忍暴行等消息已在國際社會廣泛傳播。關鍵詞：南京大屠殺 英國 西班牙 義大利 蘇聯 南京大屠殺是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一個縮影和集中體現 ，不僅中日兩國政府和民眾反應強烈 ，而且在國際社會掀起巨大波瀾。南京淪陷前後 ，美英法德意等西方國家的一些媒體記者、傳教士以及外交人員 ，或因職業道德使然、或出於人道主義關懷而留在南京 ，他們不僅目睹了日軍南京暴行之殘忍 ，更以 “第三者”的視角真實地記錄並報導了日軍南京屠城的種種難以形諸筆墨的情景。西班牙、蘇聯等國家由於自身事務等原因，雖沒有專人留駐南京 ，卻也對此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目前 ，學界對德美等國的反應已有專文研究 ，但對於英西意蘇等西方國家的反應則關注較少。②筆者擬根據 《南京大屠①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② 關於德美兩國對南京大屠殺的反應參見張生 《德國視角的南京大屠殺》 （ 《南京大學學 報》 2007年第1期）和 《美國文獻中的南京大屠殺》 （未刊稿） ，以及楊夏鳴《美國國家檔 案館資料記錄的南京大屠殺》 ， 《抗日戰爭研究》 2005年第4期。張連紅的 《英國國家檔案

殺史料集》 （72卷） 中所收錄相關檔案文獻以及新近發掘的西班牙文獻 ，嘗試就英西意蘇等西方國家對日軍南京暴行的反應進行評析 ，以期突顯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國際性特徵。一、英國媒體對日軍南京暴行的報導 對於日軍在南京所犯暴行 ，英國主要媒體如 《泰晤士報》 （TheeTimes）《每日郵報》 （Daily Mail） 《衛報》 （The Guardian）等都在第一時間進行了廣泛報導。 第一，報導日軍的屠殺暴行 。 南京淪陷時 ，有5名英美記者由於職業道德的驅使留在了南京 。這5人中，除了4名美國記者外 ，還有1人即英國路透社記者萊斯利 ·C. 史密斯（LeslieC. Smith），直到1937年12月15日，史密斯才乘坐英艦 “瓢蟲”號離開南京。① 1937年12月13日，激烈的南京保衛戰結束後 ，史密斯判斷 ， “隨著日本人的出現 ，中國的平民百姓似乎有一絲輕鬆的感覺 。”②但很快 ，他就改變了觀點。12月17日，史密斯抵達上海後 ，於第二天向倫敦的 《泰晤士報》 發出了一篇報導 ，指出日軍佔領南京後實施了有組織的大屠殺 ，暴行甚至波及到了南京安全區： 他們進入安全區，發現有人沒什麼原因在戶外活動，即當場擊斃。 星期二 （12 月14 日——引者注） ，日軍有計劃地搜捕和中國軍隊稍有牽連的人。他們從難民營中抓出嫌疑者，並將許多中國軍人困在街頭⋯⋯ 有可能是軍人的青年男子和許多員警被成群地押在一起 ，集體屠殺 ，後來見到成堆倒下的屍體便是明證。街道上橫陳著屍體，其中包括不會傷害他人的老漢 ，但沒有見到婦女的屍體。通往江邊的挹江門，人和馬的屍體可怖地堆成一大堆，足有4英尺厚。。 館資料記錄的南京大屠殺》 （ 《抗日戰爭研究》 2005年第4期）僅對英國國家檔案館中所藏 有關南京大屠殺資料進行了簡要的評介，未對其內容展開研究。至於西班牙、義大利、蘇聯 等國的反應，尚未見有專題研究。① 《北京紀事》 1937年12月19日，轉引自陸束屏編：《英文媒體報導的南京大屠殺》 ， 《南京 大屠殺史研究》 2011年第3卷，第81頁。② 《史密斯先生關於1937年12月9日至15日南京戰事報告摘要》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 史料集》 第30冊，陳謙平、張連紅、戴袁支編：《德國使領館文書》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71頁。③ 《恐怖的南京：劫掠、屠殺一佔領者殘暴的行徑》 ，《泰晤士報》 1937年12月18日，張憲文 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6冊，張生編：《外國媒體報導與德國使館報告》 ，江蘇人 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11頁。

史密斯還將他親眼見到的日軍處決中國人的場景進行了一番詳細的描述 ： 12月15日，⋯⋯我們看到日本人將上千名被捆綁著的中國人站在一塊空地上，他們被一小批一小批地帶走，用槍打死。他們被迫跪在地上，對著他們的後腦上開一槍。我們觀看了約有100起這樣的處決，當時有個日本高級軍官發覺了這情況，就要求我們立刻離開。對餘下的那些人處置的情況我們就不得而知了。① 《泰晤士報》 誕生於1785年 ，是英國一張綜合性全國發行的日報 ，是一張對全世界政治、經濟 、文化發揮著巨大影響的報紙 。長期以來 ，該報一直被認為是英國的第一主流大報 ，在英國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930年代是 《泰晤士報》 發展史上極不光彩的一段時期 ，因為該報秉承 “綏靖政策” ，公然縱容法西斯德國的侵略活動。其時，該報主編喬治·傑佛瑞· 道森和英國首相張伯倫結成政治同盟 ，公然支持英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儘管有著這樣的政治背景 ，該報依然在第一時間向全世界報導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其影響可謂深遠。 英國 《每日郵報》 雖沒有記者留駐南京 ，但因美國記者斯提爾同時兼任該報的特約記者 ，故也在1937年12月15日與 《芝加哥每日新聞報》 同時登載了斯提爾的報導 ， “如果用最恰當的語言來形容記者所目擊到的包圍和佔領南京的情景 ，就是 ‘地獄的四天’了” ， “從下關門出城時 ，記者的汽車不得不從堆積了5英尺厚的屍骸上通過” ， “我們離開南京時，最後看到的是沿岸附近的城牆前被處決的一夥中國人 ，有300人 。那裡已經堆了沒膝蓋高的屍體 。”② 《每日郵報》 創辦於1896年 ，到1900年前後該報發行量已達到100萬份 ，甚至一度影響到 《泰晤士報》 的生存。該報對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報導 ，與《泰晤士報》 相比提早了3天。 1938年1月28日，英國 《每日電訊報》 （The Daily Telegraph）發表該報駐香港記者關於日軍南京暴行的報導 ，文中大量援引了西方留甯人士的書信、報告等文件 ， “根據金陵大學一些教授的來信以及美國傳教士發給日本大使館和基督教會總部的報告 ，我得以能首次詳細披露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這些材料記敍了日軍犯下的大規模的屠殺、強姦、蹂躪婦女、搶劫財物的罪行。一位① 《史密斯先生關於1937年12月9日至15日南京戰事報告摘要》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 史料集》 第30冊，陳謙平等編 《德國使領館文書》 ，第73頁。② 《目擊三百人被處死》 ， 《每日郵件》 1937年12月15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 集》 第6冊，張生編：《外國媒體報導與德國使館報告》 ，第86頁。

傳教士估計 ，南京一地被殺害的人數達2萬 。”① 由於日軍在上海嚴密的新聞檢查 ，英國 《曼徹斯特衛報》 （The ManchesterGuardian）駐華記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所寫 “有關日軍在南京進行大屠殺的報導”多次被日軍以 “報導 ‘誇大其詞’ ， ‘沒有記述實事’”為由而遭到禁發。②直至1938年2月7日，該報才得以報導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日本軍隊於12月13日進入南京城 ，次日大約有5萬名士兵在這座擠滿了難民的城市裡大開殺戒 。 日本士兵在城內隨意遊蕩 ，搶劫中國人錢財 、食品和衣物 ，闖入民宅 ，企圖強姦婦女 ，並且打傷或殺害抗拒其要求的任何人 。”③田氏有鑑於此 ，開始積極與在南京的美國傳教士取得聯繫 ，獲取大量有關日軍在南京暴行的第一手資料 ，於1938年3月編輯成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AtroctiesinChina（中譯本名為 《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一書 ，同年7月分別在倫敦和紐約出版 。在該書中，對於南京初淪陷時民眾的反應 ，田氏也有著和史密斯相似的判斷 ， “日本一向誇耀它是有秩序有組織的國家 ，所以當日軍攻入南京時，曾有許多人表示寬慰 ，並以為戰爭的緊張和空炸的危險 ，可暫告結束。”但日軍進城不到兩天 ，南京民眾 “整個的希望是幻滅了。連續不斷地屠殺 ，大規模地、經常地劫掠 ，侵擾私宅 ，侮辱婦女 ，一切都失去了控制 。”④ 此外 ，英國媒體還報導了日軍殘害婦女兒童的事實 。 《每日電訊報》 直接引用留甯西方人士的書信 ： 今天早晨有一個小男孩因為腹部被刺刀刺了七刀而在醫院喪命。昨天我在醫院看到一名被強姦了20 次的婦女頸部喉嚨處受了重傷 ，因為強暴她的日軍士兵想用刺刀割下她的頭。 一位小尼姑告訴我說日軍士兵闖入一所尼姑庵，殺死了庵裡的師太和一名8歲的沙彌尼，用刺刀戳傷了另一名1 2歲的沙彌尼。 她本人在被射傷臀部之後裝死 ，當時有另一具屍體蓋在她的身上 ，整整過了五天之後，她才爬出來倖免於難。⑤① 《日本在中國的恐怖統治》 ， 《每日電訊報》 1938年1月28日，朱成山主編：《侵華日軍南 京大屠殺外籍人士證言集》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330 頁。② 《日軍的掠奪和暴行》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11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 料集》 第6冊，張生編：《外國媒體報導與德國使館報告》 ，第166-167頁。③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560頁。④ 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 編輯委員會、南京圖書 館合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頁。⑤ 《日本在中國的恐怖統治》 ， 《每日電訊報》 1938年1月28日，朱成山主編：《侵華日軍南 京大屠殺外籍人士證言集》 ，第326-330頁。

《曼徹斯特衛報》 亦記述道 ， “成千上萬的難民聚集在屬於金陵大學的建築內，由外國傳教士負責照顧 ，在一些建築上還插著美國國旗 ，但這也起不了保護作用。 日本士兵破門而入 ，或者翻牆入內，扯下美國國旗 ，並用刺刀威脅外國人 。” ① “12月17日，一些士兵闖進金大附中。一名受驚嚇的孩子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 ，另一人受重傷。”② 第二 ，報導日軍強姦、劫掠等暴行。 南京淪陷後 ，很多婦女遭到日軍的強姦 。英國各主要媒體的報導提供了很多這樣的案例。《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日的報導中即有多起 ：“12月15日，日本士兵第三次闖入金陵大學圖書館大樓。他們在房屋裡強姦了4名婦女 ，他們帶走了2名遭強姦後被釋放的婦女 ，且有3人沒有再回來。”③ “12月16日，30余名婦女在農經系大院內遭到大批日本士兵的反復強姦 。當天夜裡 ， 日本士兵回到圖書館大樓內 ，通過刺刀的威逼來索要金錢 、手錶和女人 。幾名婦女在屋裡被強姦 ，守門人遭到毒打 ，因為他沒有為日本士兵準備姑娘。”④ “12月17日，一些士兵闖進金大附中。一名受驚嚇的孩子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 ，另一人受重傷 。8名婦女遭到強姦 。”⑤ “12月26日，日本士兵來到了聖經師資培訓學校 （The Bible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這是一個已經遭受了可怕災難的地方 ，他們拿走了食品、衣物和錢。他們還強姦了7名婦女 ，其中包括1名12歲的女孩 。當天夜裡 ，另一組日本士兵又來到這裡 ，他們強姦了20名婦女。”⑥“在同一天——12月26日——夜裡 ，3名日本士兵開著一輛小汽車來到[金陵]大學大門口，聲稱奉命 ‘檢查’校內的大樓 。他們用暴①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0頁。②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1頁。③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1頁。④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1頁。⑤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1頁。⑥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2頁。

力阻止了試圖報警的看門人 ，並且將他帶在身邊 。這次他們發現並強姦了3名姑娘 ，其中一位僅有11歲。他們還帶走了其中一位姑娘。”①該報記者指出， “日本士兵習慣性地前往那些難民聚集地實施 ‘檢查’ ，這就意味著尋找婦女企圖強姦。”②他還強調 ， “然而 ，以上所述僅僅是所發生事件的一小部分 ，由於外國人的存在和 ‘保護’ ，那裡 （指金陵大學——譯者注） 的局勢相對而言要好一些。要完全想像出那座被佔領城市裡的恐怖和苦難程度恐怕是困難的。”③在該報2月14日的報導中 ，記者試圖統計南京遭受日軍強姦暴行的人數 ，他認為 ， “要想估計遭受強姦的婦女人數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從實際證明的案例來判斷 ，幾乎不會少於8000人 。”④ 《每日電訊報》 的報導也認為 “有成千上萬的婦女包括幼女被姦淫 。”⑤英國駐華使館官員豪爾 （Howe） 發給英國外交部的電報亦顯示 ，在南京被日軍 “佔領後的最初幾天 ，約100起經過證實的發生在美國大學⑥的強姦案。”⑦ 英國記者還記錄了日軍的搶劫暴行 。在史密斯看來 ， 日軍 “毫無仁慈憐憫 。恐怖籠罩著一切 。 日軍沿大街逐屋搜查 ，大規模擄掠財物 ，破店而入 ，搶劫鐘錶 、餐具及一切能拿得走的東西 ，並脅迫苦力為他們挑運掠奪來的物品。”⑧在鼓樓醫院 ， “女護士們被命令排隊逐個搜身 ，結果拿走了她們交出來的手錶 、鋼筆等物品。”在安全區 ， “約有5000名中國難民被命令集合排隊，搶走了他們約180元錢 。”⑨①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2頁。②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1頁。③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2頁。④ 《進一步詳情- 外國人財產遭受劫掠》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14日，第13版，張憲文 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館文書》 ，第564頁。⑤ 《日本在中國的恐怖統治》 ， 《每日電訊報》 1938年1月28日，朱成山主編：《侵華日軍南 京大屠殺外籍人士證言集》 ，第326-330頁。⑥ 即當時的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原譯者注⑦ 《豪爾關於日軍暴行的報告和外交部批示》 （1938年1月15日）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 殺史料集》 第12冊，張生等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 ，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6年版，第225頁。⑧ 《恐怖的南京：劫掠、屠殺- 佔領者殘暴的行徑》 ， 《泰晤士報》 1937年12月18日，張憲文主 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6冊，張生編：《外國媒體報導與德國使館報告》 ，第111頁。⑨ 《史密斯先生關於1937年12月9日至15日南京戰事報告摘要》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 史料集》 第30冊，陳謙平等編：《德國使領館文書》 ，第72頁。

《曼徹斯特衛報》 還多次描繪了日軍搶劫物品的種類與搶劫的方式等細節 ：“搶劫一直在持續 ， 日本士兵經常強迫貧窮的中國人運送那些從他們自己那裡偷來的財物。”① “搶劫持續增長 ，這座城市裡的幾乎每一幢建築都遭到反復的劫掠 ，其中包括美國、英國和德國大使館以及所有外國人的大部分財產。他們尋找的主要物品是各類車輛、食品、衣物、金錢、手錶、毛毯和畫。早在城市被佔領之初 ，商店和貨棧就被一群一群帶著卡車的日本士兵將所有物品搶得精光。隨後，他們又放火將房屋付之一炬。”② 對於日軍劫掠暴行造成的影響以及日軍劫後複焚的暴行 ， 《曼徹斯特衛報》 進行了重點關注：“成千上萬的難民正在挨餓 ，因為他們失去了所有的食物和金錢 。由於失去了衣物 ，他們也極度地寒冷 。”③ “不知什麼原因，日本士兵在軍官的命令下大規模地分組行動 ，有計劃有步驟地燒毀貧民住宅區 ，致使成千上萬的人民變得無家可歸。”④ 如上所述 ，對於日軍在南京的種種暴行 ，英國各主要媒體都盡其所能在第一時間進行了報導 ，這些的報導從一個側面將日軍的殘暴野蠻與踐踏國際公法的行徑公之於眾。不僅如此 ，它們還試圖就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原因進行分析 ，如田伯烈在 《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一書中，在揭示日軍在南京暴行殘忍性的同時，亦指出其長期性 ：“日軍的暴行，試以南京為例 ，則繼續了三個月，直到作者於四月間離華時 ，尚未完全終止” ，他認為 ，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 “是日本最高軍事當局希望以恐怖手段 ，達到使中國民眾畏懼屈服的目的”。 同時 ，英國媒體的報導在字裡行間流露出越來越多的對日方的憤怒與譴責。如 《曼徹斯特衛報》 的報導指出 ，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大使館拒絕相信被告知的情況 ，此時它已經不再能夠假裝清白無辜 （因為在大使館門口就能看到街道上死屍橫陳 ，婦女們被強姦） ，它承認自己無能為力。”⑥ “最①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1頁。② 《進一步詳情- 外國人財產遭受劫掠》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14日，第13版，張憲文 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館文書》 ，第563頁。③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1頁。④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1頁。⑤ 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 編委會、南京圖書館合 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 ，第204頁。⑥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 《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0頁。⑤

近的報導顯示局面現在有所改善 ，軍紀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恢復。這似乎不是由於日本將軍們的友善——他們自己已顯示出十足的冷酷無情 ，而是由於相關報導不顧審查制度已開始傳向外部世界 ，引起了外交官們的焦慮 。”①該報1938年2月8日的報導中 ，一方面指出其海外報導對日軍的影響 ， “國外關於日本人在南京殘暴和不端行為的報導以及所引起的相關評論 ，已經促使日本駐長江地區總司令官松井將軍在南京閱兵儀式上向其下級指揮官演講時 ，指示他們 ‘為了提高帝國軍隊的聲譽’而在其部隊中約束紀律” ，同時 ，也指出了日軍實施新聞封鎖的事實 ， “（松井）將軍堅決地強調終止影響日軍聲譽報導的必要性 。”② “日本軍事審查員已經阻止了 《曼徹斯特衛報》 駐上海記者發出的有關日本軍隊在南京暴行的任何報導。當這名記者提出申述時被告知 ，這些報導是 ‘誇大的’和 ‘不真實的’ 。”③ 與此相適應 ，英國媒體的報導開始顯示出對中方的同情與聲援 。如 《曼徹斯特衛報》 1937年12月17日的報導即指出 ， “中國雖然失掉了主要的都市 、最大的港口和富裕地區 ，但是還不能說已經輸了這場戰爭 。”④田伯烈且呼籲英國政府 “實踐以軍火或金錢援助中國的諾言” ，並指出， “我們的行動不應以此種援助而滿足。我們必須樹立永久的集體安全制度 ，以保護愛好和平的國家 ，使不受侵略 ，然後我們才有和平的希望 。我們必須覺悟到休戚與共的至理精義 ，然後我們才能消滅戰爭的陰影。”⑤二、英國政府的反應 對於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英國外交部等政府機構也及時獲知了相關資訊 。除新聞媒體外 ，英國駐南京領事館領事普里多·布龍（Prideaux-Brune）1938年1月2日在給英國外交部就英國媒體關於 “英國公民撤離南京和長江事①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2頁。② 《松井將軍擔憂- 外國的批評已經奏效- 對指揮官的講話》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8 日，第9版，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4頁。③ 《在這座被佔領的城市到處是搶劫和暴行- 日本士兵失控》 ， 《曼徹斯特衛報》 1938年2月7 日，第10版，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 館文書》 ，第560頁。④ 《其後的南京》 ， 《曼徹斯特衛報》 1937年12月17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6冊，張生編：《外國媒體報導與德國使館報告》 ，第106頁。⑤ 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 編輯委員會、南京圖書 館合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 ，第206頁。

件 （即 “瓢蟲”號事件——引者注）報導的急件複件”中，除詳細彙報了日軍佔領南京前夕英國公民撤離南京以及日軍襲擊英國軍艦、船隻的情況之外，並就日軍暴行給南京帶來的破壞進行了描述 ： 岸上的市區和郊區呈現一幅荒涼景象 ，城中唯一有生氣的就是在廢墟上漫步的一隊隊日本士兵⋯⋯。城內城外，我能看到的中國人寥寥無幾，更多的是倒斃在路旁的屍首，這樣說一點兒都不誇張。城市中心區從前有很多寬大的街道，兩邊就是氣派的公司辦公樓和繁榮的商鋪。但是現在，幾乎沒有建築物是完好無損的。在很多原來房屋林立的地方，現在除了廢墟，什麼都沒有。① 普里多 ·布龍於1938年1月9日返回南京後 ，在其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 ，亦反復彙報了日軍在南京所犯暴行 ，英國外交部檔案顯示 ， “與編號為F2231電文中的內容一樣 ，普里多·布龍先生在繼續描述著 （在一定程度上是重複）南京地獄般的情形 ，尤其應當關注 ‘1937年12月26日金陵大學事件發生後的報告’ ，似乎可以肯定 ，發生了大規模屠殺原中國士兵的事件。”② 英國怡和洋行的霍伊 （T. S. Hoey）在1938年8月25日至9月14日間曾訪問南京，其呈給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中，對南京遭受日軍破壞的程度描述如下： 除了太平路之外，城市的受損範圍達到20％-25％，不幸的是，一些好建築物也難逃此劫。據外國和中國的調查資料，太平路是最早遭到劫掠的，被日軍焚燒成灰燼，毀壞程度為90％-95％ 。 ③ 此外 ，普里多·布龍在其報告中也流露出對日本的不滿。如在其1938年1月29日給駐上海英國領館的報告中講到 ， “日本人仍然強烈憎惡外國人觀察他們的活動” ，他們甚至 “在南京市中心部署了用來隔離外國人的軍隊”。英國駐上海外交官豪爾就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原因給予也分析到 ， “日軍高級指揮官對日本士兵的上述行為熟視無睹 ，這有可能是日本軍隊故意放縱士兵 ，以作為懲罰南京的手段 。”⑤英國外交部其他官員也指出：“在日俄戰爭中，日① 《對英國公民撤離南京和長江事件的報導》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 張連紅等編，仇蓓玲等譯：《英國使領館文書》 ，第109頁。② 《日本軍隊在南京所犯的暴行》 （1938年1月24日）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12冊，張生等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 ，第230-231頁。③ 《南京之行》 1938年10月21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12冊，張生等編： 《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 ，第265頁。④ 《南京的形勢》 1938年2月1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12冊，張生等編： 《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 ，第228頁。⑤ 《豪爾關於日軍暴行的報告和外交部批示》 1938年1月15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 料集》 第12冊，張生等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 自治委員會文書》 ，第225頁。④

方在所有場合中都嚴格堅持國際法和國際公約 ，因為在那時日方非常擔心他們的表現會讓人認為他們不如西方國家文明。而他們今天對於所有體面的完全不顧及正是他們對西方勢力表示蔑視的有力證明。”① 儘管如此 ，考慮到英國當時的國際處境 ，英國政府的對日綏靖政策並沒有因此而有所調整 。如豪爾在1938年1月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稱 ：“在南京被佔領後不久進入南京的日本大使館官員目睹了一片混亂的場面 ：在難民區內及周圍地區 ，日本兵公開酗酒 、屠殺、強姦和搶劫 。 日本大使館官員對此感到震驚。”但由於日本政府和軍部的矛盾存在已久 ， “日本大使館官員無法對日軍高級指揮官施加影響 ，同時急於想繞過軍方的控制 ，向東京報告上述情況 ，因此日本大使館官員甚至暗示傳教士 ，設法將這些事實在日本公諸於眾。這樣日本政府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 ，將會制止軍隊的行為。”② 對此 ，英國外交部官員亨德森 （J. Shyre Henderson）認為 ： 我相信任何日本報紙都不敢發表這些消息，由於玷污了日本皇軍的榮 譽，他們的辦公室將被愛國者③洗劫，編輯將被謀殺。⋯⋯我甚至懷疑日本 民眾是否會相信他們誠實、善良、勤勞的丈夫、兒子、兄弟 （正如他們所瞭 解的那樣） 真的會幹出這些事來。不過 ，他又指出： 但是 ，這並不是這些事情不能見諸外國報紙的理由，因為這將引起強烈的反應，上次類似的強烈反應——有關日本轟炸不設防城市的報導——可能拯救了一些無辜平民的生命。 也許，可以以某種形式向新聞界透露這些消息。④ 而英國外交部其他官員卻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麥克唐納 （Mcdonald）就指示 ：“不——除了承認這些消息是援引其他報紙外 ，不要向新聞界透露任何消息。”⑤ 英國外交部經過權衡考量 ，最終採取的對策是指令英國駐日本大使館武官 “私下將這些令人髮指的事實通報給東京的日本軍事當局” ，並認為 “這一① 《日軍紅十字船運送軍火》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等編 ，仇 蓓玲等譯：《英國使領館文書》 ，第59-60頁。② 《豪爾關於日軍暴行的報告和外交部批示》 （1938年1月15日）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 殺史料集》 第12冊，張生等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 ，第225頁。③ 指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原譯者注④ 《豪爾關於日軍暴行的報告和外交部批示》 （1938年1月15日）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 殺史料集》 第12冊，張生等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 ，第226頁。⑤ 《豪爾關於日軍暴行的報告和外交部批示》 （ 1938年1月15日）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 殺史料集》 第12冊，張生等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 ，第226頁。

行動可能比以人道的名義進行的正式抗議更有效 ，而正式抗議可能使東京當局產生抵觸情緒 。”① 豪爾於1938年2月28日發回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繼續彙報了日軍在南京等地持續實施的各類暴行 ，外交部官員斯科特 （A. V. Scott）在3月15日給出的批示卻是 ， “報紙已對日本暴行的事實進行了充分的報導 ，如1月28日的 《每日郵報》 和2月7日的 《曼徹斯特衛報》 都進行了翔實的報導。更多的披露不會再有什麼效果 ，特別是當我們瞭解到 ，近來情況已有了很大改觀之時更是如此。”②英國外交部強調 ， “務必要造成一種印象 ，那就是東京首腦在獲知南京的悲慘狀況後自願採取行動 （看來的確是這樣） ，而不是出於國際社會壓力才採取行動。”③ 對於英國政府的上述遠東政策 ，法國媒體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 “就目前歐洲局勢而言 ，英國軍隊的主要任務是遏制德 、意 ，而不應該讓其他事務分心。”④ 與英國政府不願介入中日戰爭形成鮮明對照的是 ，對於英國艦船在南京長江上游江面上遭到遭到日軍炮擊、飛機轟炸的事件 ，以及英國在南京遭到日軍洗劫的情況 ，英國政府則是採用多種方法向日方提出抗議並要求賠償。 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長江下三山上游附近水域被擊現場 ，英國軍艦 “蜜蜂”號艦長隨即登陸 ，向日軍炮兵大佐橋本欣五郎當面表達了強烈的抗議 。⑤ 13日，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 （R.eCraigie） 拜訪日外務省 ， “重點抗議日本機槍和野戰炮對英國海軍船隻 ‘瓢蟲’號和 ‘蜜蜂’號以及英國商船的攻擊” 。⑥日本政府於14日致函英國政府 ，對英艦被擊事表示歉意。其要旨為：“日本政府對英國軍艦遭到的攻擊表達了深切的歉意 ，並指出為防止此類事件的發生他們立刻採取了措施 ，更表示會對責任者採取適當的處置 ，而且會進行必要的賠償。”英國方面對於日方在事件後的態度 ， “感到很欣慰” 。但是 ，英方強調 ，所有對英艦被擊的處理方法 ，也應同樣適用於受到攻擊的英國① 《日本軍隊所犯的暴行》 （1938年1月18日）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12 冊，張生等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 ，第227頁。② 《日本軍隊在南京和蕪湖的行為》 （1938年2月28日）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 集》 第12冊，張生等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 ，第229-230頁。③ 《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 （1939年2月22日）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 冊，張連紅、陳謙平編：《英國使領館文書》 ，第557頁。④ 《法國媒體與日本襲擊英美船隻事件》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 紅等編 ，仇蓓玲等譯：《英國使領館文書》 ，第48頁。⑤ 《來自蜜蜂號的電報》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等編，仇蓓玲 等譯：《英國使領館文書》 ，第3頁。⑥ 《美駐日大使 （格魯）致國務卿》 （1937年12月14日）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 集》 第63冊 ，楊夏鳴編 ，楊夏鳴、張志剛譯：《美國外交文件》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版，第212頁。

商船 ；必須嚴懲事件的責任者。英使克萊琪在致日本外相廣田的照會中特別指出：“英國政府認為對本次事件中的各個攻擊事件的責任者作出充分的處罰 ，是防止今後發生此種暴行的唯一方法 。”①在英國的一再堅持下 ，1938年5月21日，日方 “秘密通知使館武官 ， 日本已將橋本大佐放入退休名單行列”，英國方面在欣慰 “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這個大佐弄走”的同時 ，才認為 “我們可以就此了結此事 。幾乎按照原計劃滿意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而且也不大可能就此事得到進一步的進展。”② 英國在南京遭受的損失 ，最終以日本於1938年8月31日支付2942英鎊賠償英艦 “瓢蟲 “號的損失而宣告結束 。③至於英國商船的損失以及英僑在南京的財產損失，雖然英國方面多次與日本進行交涉 ，終因英國不願介入中日戰爭太深而不了了之。直至二戰結束後 ，才提上了盟國的索賠議事議程 。三、西班牙內戰雙方對日軍南京暴行的反應 1937年12月 ，當日軍大舉進攻南京時 ，在世界另外一端的西班牙卻在經歷內戰的痛苦 。④ 西班牙新聞媒體同樣因為內戰而分為兩派 ，其意識形態涇渭分明。在戰時對於中日戰爭的報導也有不同態度 ，但即使在兵荒馬亂的內戰時刻 ，上方都密切關注國際局勢 ，詳細報導日軍侵華的進展以及中國抗戰的情形 。其中支持共和立場的媒體 ，以在巴塞羅納出版的 《洪水報》 和 《前鋒報》 、全國勞工聯① 《克萊琪大使致廣田外相的照會》 （1937年12月30日）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 集》 第67冊，曹大臣編 ，雷國山等譯：《東京審判日主文獻及報導》 （上） ，江蘇人民出版 社2010年版，第34頁。② 《日方因蕪湖事件對橋本大佐進行處罰》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 連紅等編，仇蓓玲等譯：《英國使領館文書》 ，第130-131頁。③ 《支付皇家軍艦瓢蟲號索賠的支票》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31冊，張連紅 等編，仇蓓玲等譯：《英國使領館文書》 ，第199頁。④ 西班牙內戰的開始是1936年7月17日派駐在西班牙非洲殖民地摩洛哥的軍人在北非梅立亞城 市陰謀發動叛變，7月18日西班牙伊比利半島本土軍人群起響應，在西班牙本土由蓋普德亞 諾將軍和莫拉將軍領導，而佛朗哥將軍則從迦納利群島前往摩洛哥指揮非洲駐軍反攻回伊比 利半島。但是西班牙幾個重要城市如首都馬德里、巴塞羅納、坎塔布里亞海沿岸、地中海沿 岸及西班牙中部各地工會組織、共產黨員開始集結民兵武裝反抗，因此軍人政變宣告失敗， 西班牙一分為二進入兩年九個月的激烈內戰。參見〔英〕佩恩：《西班牙內戰：蘇聯和共 產主義》 ，紐黑文市：耶魯大學出版社，2004年PAYNE, S. G.: The Spanish Civil War: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英〕傑克遜：《西班牙共和國 和西班牙內戰，1931到1939》，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5年JACKSON, G.: 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 1931-193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和法國歷 史學家〔西〕維拉爾：《西班牙內戰》 ，巴塞羅納：Critica ， 2000年PIERRE, V.: La guerra civil espanola, Barcelona: Critica, 2000

合會的報紙 《工人團結報》 、西班牙社會工人党的 《社會主義報》 、於馬德里出版的 《世界畫報》 雜誌、西班牙共產黨的 《太陽報》 、由社會主義者、共和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等左翼思想聯合組成的人民陣線 （Alianza Popular）的 《自由報》 等最具代表性 。而支持法西斯叛軍立場明顯的媒體 ，有賽維亞市出版的《ABC報》 和法西斯主義長槍黨 （Falange）的 《愛國報》 等。 《洪水報》 （El Diluvio） 創刊於1879年 ，在波旁王朝復辟時期為激進聯邦派 ，反對皇室支持共和的報刊 ，獲得普通民眾的支持 ，直到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 ， 《洪水報》 更成為一份共和國重要報紙 ，直至1939年1月內戰接近尾聲前停刊。 《洪水報》 非常完整地追蹤報導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情形 ，更大力譴責日本暴行 ，同時詳述中國軍隊如何嚴守南京希望藉此來鼓舞西班牙共和軍士兵。 《洪水報》 更從其日本消息來源報導了東京日日新聞兩名日本軍官向井明敏和野田毅的百人斬競賽的殘忍行徑：殺人也可以打賭 東京 13日 在中國有一個非常典型日本武士道戰爭模式。 日日新聞報導 “兩位元日本軍官野田和向井的奇怪的舉動，他們打了一個賭看誰能先用刺刀殺死一百名中國士兵。今天，在一番激戰後佔領了紫金山，這兩位軍官因為戰爭激烈沒有注意到死在刺刀下的人數已經超過一百人，所以他們決定把打賭的人數提高到一百五十人才能分出勝負。”① 在日軍佔領南京之後 ， 《洪水報》 也報導日軍正在南京進行 “清洗”： 中國人繼續抵抗 上海 15日 日軍發言人指出在南京尚有零星的戰火，特別是在城的東北邊。因此 發言人指出尚需二至三天對南京進行 “清洗”。② 此外 ， 《洪水報》 還不斷地要求國際社會正視法西斯國家正在西班牙和中國進行的暴行。③ 西班牙歷史悠久的 《前鋒報》 （La Vanguardia） 同樣用 “清洗 “一詞來描述日軍入南京城後對抵抗軍人的捕殺。日軍方發言佔領南京 東京 13日 上海通迅日軍上將在下午四點正式宣佈日軍已經佔領南京各處關口。 通訊尚指出日軍正繼續在新攻佔處進行清洗加強防止中國的反抗。④① 〔西 〕 《洪水報 》 ， 1937年12月13 日 。② 〔西 〕 《洪水報 》 ，1937年 12月15 日 。③ 〔西 〕 《洪水報 》 ， 1937年12月28 日 。④ 〔西 〕 《前鋒報 》 ， 1937年12月14 日 。

支援共和黨人的媒體 ，都極力報導南京戰事以及南京城即使被攻破後中國軍隊如何英勇抵抗日軍 ，也許因為兩國的抗戰情況類似 ，共和黨人對於南京政府產生同情 ，並期望南京的抵抗能夠振奮在特盧爾前線作戰的共和軍隊。①《世界畫報》 （MundoeGrafico） 甚至以漫畫來批評日軍自稱入侵南京是在維護和平 ，同時放上另外一個畫面是一個日本士兵正在殺中國人畫面 ，附上解釋說 ：“我正在治療我的異族兄弟 ！”來嘲諷日軍在國際社會上嘗試掩蓋入侵中國事實 ，甚至以 “為了東亞和平”等藉口來表示其入侵行為非暴力行為。② 而親佛朗哥軍隊的媒體 ，又是以不同的語氣來看待日軍入侵南京的行為 ，西班牙 《ABC報》 賽維亞版是以服務佛朗哥政黨為目的的報業 ，以 “勝利的進城”來淡化日軍侵華的行為 ，更以日軍口吻描述中日戰爭前線 “一切平靜” 。③ 《ABC報》 甚至認為 ，日軍的行為是在維護東亞秩序保障亞洲和平 。因此 ，中日戰爭新聞在西班牙內戰時 “兩個西班牙”涇渭分明的情況下也出現不同的解讀 。 此外 ，1937年底到1938年初 ，西班牙焦點新聞中除了關注中日戰爭 ，還有在日軍佔領南京前 ，美軍炮艦帕奈號在長江被日軍擊沉一事 ，此攻擊事件引起了美日關係緊張，西班牙媒體也緊張關注此紛爭是否會改變國際局勢。因這時在西班牙國內，正巧為特盧爾戰役④ ，不論是共和軍報紙或是叛軍報紙都以最大篇幅的版面追蹤特盧爾的最新情況 ，期望能看出雙方勢力拉鋸的結果。並關注國際局勢的轉變給西班牙內戰帶來的影響。 西班牙共和國原本在日本東京就設有大使館 ，在神戶及橫濱也都設有領事館 ，但是在內戰爆發後使館人員快速被親佛朗哥人士佔領 ，一夕之間西班牙在日本的大使館及領事館開始為叛軍政府效力 ，並積極為叛軍政府尋求日本的幫助 。其中，西班牙日本使館的全權特使德卡斯提右仔細報導日軍在亞洲戰事情況 ，定期向佛朗哥政府彙報亞洲最新情勢分析 ，努力與日本外交人員和 “滿洲國”外交人員接線 ，也配合日本法西斯主義團體為佛朗哥政府宣傳⑤ ，期望能將西日兩國的外交關係發揮到最大 。但令人遺憾的是 ，西班牙外交部檔案館⑥① 〔西〕《太陽報》 （El Sol） , 1937年12月15日。② 〔西〕《世界畫報》 ，1938年2月2日。③ 〔西〕《ABC報》 賽維亞版，1937年12月18日。④ 特盧爾戰役為西班牙內戰中最為慘烈攻防戰之一，一來是在特盧爾城的對峙將近三個月，從 1937年12月一直到1938年2月。特盧爾原為叛軍佔領，但是共和軍使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三 面包圍特盧爾城，終於在1938年1月成功攻下特盧爾城 ，但是一個月後，佛朗哥軍隊運用其 強大的空軍優勢再度反攻，特盧爾城最後又落入叛軍手裡。⑤ 西班牙國家政府檔案館藏，外交檔案日本領事館檔案庫，10-54/5176 。大阪每日新聞為慶祝 日本、德國及義大利的防共協定簽署，邀請西班牙大使館參與其報社於1938年初舉辦的 “反 共產主義展覽”。此外，還有許多新聞剪報是關於西班牙長槍黨獲得日本民眾支援的情況。⑥ 西文名為Archivo de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y de Cooperacion （AMAEC），位於馬德里。

的相關檔案 ，目前由於檔案調閱限制嚴格 ，以及檔案館搬遷等問題 ，造成研究學者調閱資料的困難。而存放於西班牙國家政府檔案館①中的 “西班牙駐上海使館檔案”則保存情況很差 ，加上缺乏人力資金修復文件 ，因此此文庫暫不對外開放 。因此 ，我們目前還很難判定西班牙政府以及叛軍方面對日軍南京暴行的資訊掌握情況及其反應 ，期許未來文件修復後能有新發現或重大突破。四、意蘇對日軍南京暴行的反應 1936年11月25日， 《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 簽訂 ，次年11月日，義大利也加入了該協定。因此 ，對於日軍對南京的進攻 ，義大利是將其作為 “盟軍”② 、 “皇軍”③的作戰進行報導的。對於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義大利政府採取的是和日本相似的新聞管制政策。即使是1937年12月12日的 “帕奈號”事件 ，義大利官方也禁止廣泛報導： 據電影發行商今天披露，新聞檢察官禁止放映美國帕納號炮艇沉沒的新聞紀錄片。該艦是於去 年 12月12 日在長江江面上被日軍擊沉的。儘管義大利新聞記者桑德羅·桑德利 （Sandro Sandri）在這次事件中喪生，但這些檢察官稱，這部紀錄片因為政治原因顯然不會放映。這部新聞紀錄片被送到羅馬已經快三個星期了，但迄今為止的努力都沒能使該片從新聞檢察官辦公室解禁。④ 儘管如此 ，我們依然可以從義大利的相關報導中感受到其對日軍在中國侵略進程的關注⑤ ，以及日軍的殘暴和對國際公法的踐踏。1937年12月12日，日軍對美艦 “帕奈”號進行空襲時，義大利記者桑德羅·桑德利、路易吉·巴爾基尼等正躲在美國軍艦 “帕奈”號上 ，桑德利並不幸中彈身亡 。對於他的死 ，巴爾基尼在報導中指出， “我們中的一個人在美國炮艦上受到日本人的攻① 西文名為Archivo General de la Administracion （AGA），位於馬德里。② 《盟軍向中國首都進軍》 ， 《晚郵報》 1937年11月18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 集》 第71冊，張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獻》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207頁。③ 《南京落入日本人手中》 ， 《晚郵報》 1937年12月11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 集》 第71冊，張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獻》 ，第335頁。④ 《羅馬新聞檢察官禁映帕奈號事件影片》 ， 《紐約時報》 1938年2月9日，張憲文主編：《南 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29冊，楊夏鳴、張生編：《國際檢查局文書·美國報刊報導》 ，江蘇人 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8頁。⑤ 義大利的主要媒體如 《晚郵報》 、 《新聞報》 等逐日報導日軍在中國軍事的推進。參見張憲 文主編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1冊，張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 獻》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371頁。

擊就要死了，這看起來是多麼不可思議 ，我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①特別是他對桑德利臨死前的一段描寫 ，頗耐人尋味： 他又一次叫住我說：“那些轟炸我們的飛機是中國的 ，但肯定是由俄 國人駕駛的，機翼上還塗著中國國旗。” 威登·詹姆斯走近我問：“他說什麼？ ” 我們給他翻譯。詹姆斯說：“或許他發燒了 ，我們都看到了 ，是日本 人。” 桑德利並沒有在說胡話 ，我知道他想說什麼。他希望自己能像一名戰 士一樣，為了效忠領袖墨索里尼，在和敵人的戰鬥中英勇犧牲。他想讓自己 死得更有價值。3天前他登上了 “巴納”號，並說服我也上了船。而我們的 意圖是等待日本人抵達南京。我對他說：“我們不能引起事端。你想想 ， 萬一我們中的一個人出了什麼事，或者炮彈擊中了大使館，那將會是國際爭 端，我們不能讓政府和大使蒙羞。” 如果轟炸 “巴納”號和美孚石油公司輪船的飛機是俄國人的，或者是 由備國人駕駛的，或者就是我們幾天前在南京一家旅店看到在吃午飯的那群 俄國人 ，那麼桑德利會因自已是為國捐軀而欣慰 ，即使是死在他國的軍艦 上。 我們對他說：“你說的有道理，或許就是俄國人 ，沒人看清楚 ，可能 就是那些8月份轟炸 ‘胡佛’號的俄國人。”② 對於日軍對中國的入侵和對南京的佔領 ，義大利媒體主要是從共同反共的角度進行報導的 ：“共產黨宣傳對日本的仇恨 ，以此煽動對日本的抵抗 ，但是他們沒有表現出原來曾允諾過的那種積極態度 ，他們製造的只是災難和毀滅” ， “從日軍佔領區傳來的消息稱 ，那裡已經恢復了秩序和平靜 。在那裡 ，市民生活又恢復到正常的節奏 ，這對實施國民思想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③ “日軍在南京成立的自治委員會發表聲明說 ，廢除國民黨專政 。另外聲明還指出，行政必須建立在有利於人民的基礎上 ，中日合作將保證確立持久的和平 ，必須消除抗日思想 ，同時採取反共政策 ，並消除美國和歐洲等其他勢① 《 “巴納”號命運悲慘- 桑德羅·桑德利英勇犧牲》 ，《晚郵報》 1937年12月18日，張憲 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1冊 ，張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 獻》 ，第344頁。② 《 “巴納”號命運悲慘- 桑德羅·桑德利英勇犧牲》 ， 《晚郵報》 1937年12月18日，張憲 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1冊，張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 獻》 ，第345-346頁。③ 《日本軍隊包圍南京》 ，《晚郵報》 1937年12月1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1冊，張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獻》 ，第302頁。

力的影響。”① 與義大利的態度不同 ，蘇聯因同情中國抗戰 ，在南京淪陷前後 ，其雖沒有派出記者駐留南京，但卻通過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傳出的消息或援引中西媒體的內容 ，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進行了客觀的報導。1937年12月17日，蘇聯《真理報》 即援引英國媒體的相關報導 ，開始對日軍南京暴行的報導 ， “《每日郵件》 記者留在南京直到最後一刻 ，他離開前看到300名中國軍人在沿岸旁的城牆邊被日軍處死 。 河邊佈滿中國軍人的屍體 ，街道上屍體多到得從這些屍體上輾過才能通行。” ② 12月25日、28日、30日，該報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進行了連續報導 ， “從南京回來的外國人說 ， 日軍首先搶奪難民並強暴婦女 。據他們說 ，在頭四天日軍就殺了數萬人。在難民營中，日軍恣意槍殺許多年輕人 ，藉口說他們是中國軍人 。很多婦女被他們強暴 ，南京的街道上佈滿了成堆的屍體 。”③ “據那些外僑說 ，在南京中央醫院裡的所有工作人員都被日軍射殺。所有外國人 ，包括記者及從南京逃出的難民，揭露了日軍血腥屠殺平民的暴行。”④ “南京變成了恐怖的城市 ，街道上遍佈屍體。這些被殺的人中，有很多是老人 、婦女及小孩。很多的受害者被刺刀刺死。隨著黑夜來臨，日軍見人就殺 。 日軍強迫中國人搬運他們所搶來的東西。”⑤蘇聯媒體還援引《密勒氏評論報》 的內容 ，對日軍的 “百人斬”殺人競賽進行了報導 ， “在上海發行的美國報紙 《密勒氏評論報》 不久前刊登了一篇有關日軍在中國首都——南京極其駭人聽聞的暴行。該報導轉自日本報紙 《朝日新聞》 一篇大規模屠殺中國人的報導。”⑥ 對於日軍在南京實施暴行的原因，蘇聯方面也進行了分析。據蘇聯一份檔案文獻的記錄 ，蘇方認為 ，日本之所以發動戰爭、實施暴行 ，目的就在於 “企圖摧毀中國人的抵抗意志 ，並灌輸對戰爭恐懼的思想” ，於是在佔領地區放火① 《日本海軍大臣米內對英國人發出明確警告在必要情況下日本將動用武力阻止對中國的任何 軍事援助》 ， 《晚郵報》 1938年1月4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1冊，張 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獻》 ，第355頁。② 《華中地區》 ，《真理報》 1937年12月17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1冊， 張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獻》 ，第238頁。③ 《日本佔領者的暴行 殺死超過41000位平民》 ， 《真理報》 1937年12月25日，張憲文主 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1冊，張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獻》 ，第239頁。④ 《日本在中國的暴行》 ， 《真理報》 1937年12月28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1冊，張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獻》 ，第240頁。⑤ 《日本佔領者在中國的暴行》 ， 《真理報》 1937年12月30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 料集》 第71冊，張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獻》 ，第241頁。⑥ 《日軍在中國的暴行》 ， 《真理報》 1938年1月30日，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第71冊，張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獻》 ，第246-247頁。

焚燒民房 、殘忍地槍決平民 、強暴婦女並搶奪財物 。 日機到處轟炸中國的平民 ，日軍害怕平民參與抗戰 ，及加入遊擊隊 ，於是放火燒掉整個村莊與城市 ，並對鐵路、公路兩側的平民掃射 ，特別是那些可能隱藏中國軍隊或對日軍造成威脅的地方。 “南京淪陷後 ，日軍殺了4萬名百姓 ，中國婦女及少女被強暴是常有的事。 日軍認為這是合法的行為” 。依此邏輯 ， “搶劫財物也是常見的現象 ，日軍從上海、南京、太原等地掠奪來的財物 ，整車、整船地運回日本” 。① 儘管義大利 、蘇聯等國的對日政策各有不同 ，但這些國家的媒體或直接 、或間接地援引他國媒體 ，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進行了報導 ，兩國民眾多少可以從中瞭解到一些相關的情況。 通過上述英國、西班牙 、義大利 、蘇聯等西方國家對南京大屠殺反應程度的不同，我們不難發現 ，南京大屠殺事件不僅是中日兩國之間的重要政治事件 ，而且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特徵 ：就英國而論 ，其媒體以 “第三者”與 “客觀”相標榜的立場與態度 ，對日軍南京暴行進行了客觀 、公正的報導 ，在國際輿論界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與影響 ，能發揮中國新聞傳媒與日本新聞傳媒所不能起的作用 ；但其政府卻因在遠東事務中奉行 “孤立主義”政策 ，不願介入中日事務太深而對此採取了審慎態度。此時的西班牙內戰正酣 ，對中日戰爭的新聞在 “兩個西班牙”涇渭分明的情況下也出現不同的解讀 ，支持共和立場的媒體廣泛報導了日軍南京暴行 ，並不斷要求國際社會正視法西斯國家正在西班牙和中國進行的暴行 ；而支持法西斯叛軍立場明顯的媒體 ，則在報導中對日軍的暴行進行了袒護 ，並認為日軍的行為是在 “維護東亞秩序保障亞洲和平 。”作為戰時日本盟友的義大利 ，儘管政府採取了與日本相似的新聞管制政策 ，但我們依然可以從義大利的相關報導中感受到其對日軍在中國侵略進程的關注 ，以及日軍的殘暴和對國際公法的踐踏 。同情中國抗戰的蘇聯 ，在南京淪陷前後 ，雖沒有派出記者駐留南京 ，但卻通過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傳出的消息或援引中西媒體的內容 ，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進行了客觀的報導。總之 ，儘管西方國家立場各異 ，但在南京大屠殺發生後不久 ，關於日軍在南京的殘忍暴行等消息已在國際社會廣泛傳播 。本文所引西班牙文史料均承巴塞羅納自治大學陳巧穎博士協助搜集並翻譯，謹致謝忱！① 《群眾運動的現況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參加對日抗戰》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 史料集》 第71冊，張生、楊夏鳴編：《東京審判書證及蘇、意、德文献》，第251頁。

香港淪陷時期義勇護衛軍中的澳門土生葡人李長森①內容簡介：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襲珍珠港美軍基地成功 ，太平洋戰爭爆發。與此同時 ，駐守華南的日軍亦開始了佔領香港的行動 。香港英軍倉皇應戰 ，以抵禦日軍的進攻 。在香港保衛戰中，移居香港的澳門土生葡人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抵抗活動僅持續兩周便由於港督楊慕琦宣佈投降而失敗 ，但澳門土生葡人在抵抗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勇氣及被俘後經歷的苦難 ，令人印象深刻。關鍵字 ：抗日戰爭 香港 義勇護衛軍 澳門土生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由於澳葡政府採取中立態度 ，許多人認為澳門並沒有參加抗日戰爭 ，許多學者亦沒有把澳門與抗日戰爭聯繫起來 ，甚至對 “澳門與抗戰”的提法也會存疑。然而 ，雖然日軍沒有軍事佔領澳門，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及周邊的複雜形勢 ，決定了澳門絕不會置身度外。作為大中華區的一部分 ，澳門不僅成為中國內地抗戰的後方 ，而且直接參加了抗戰活動 ，如不少熱血青年參加內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亦有許多人成為抗戰諜報組織的成員，為國民黨政府提供情報資訊。澳門成了交戰各方進行諜戰的重要戰場。在軍事活動方面 ，澳門移居香港的土生葡人積極參加香港義勇防衛軍 ，以兩個建制連的規模投入香港保衛戰 ，不少人戰死沙場 ，為抵抗日軍侵略英勇獻身，更多的人則被投入集中營 ， 。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寫下可歌可泣的一頁。 十八世紀以來 ，由於各種原因澳門一直處於困難時期。1840年中英簽署不平等的 “南京條約” ，將香港割讓英國。香港隨即開埠 ，使得長期陷於困境的澳門土生葡人看到了希望。從十九世紀中葉起 ，定居於澳門的土生葡人開始大規模遷居香港 ，並成為香港開埠發展時期的主要外裔族群。高峰時期 ，葡裔族群甚至多於英國人。由於澳門土生葡人擁有天生語言優勢，瞭解中國文化 ，迅速融入香港主流社會，成為英人與華人之間的最佳溝通者。他們佔有了從香港政府機構到商業金融機構的主要白領職位 ，為香港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① 歷史學博士，教授，澳門理工學院顧問。

二戰期間，太平洋戰爭爆發 ，日軍佔領香港。已在香港居住數代的澳門土生葡人義不容辭地參加了香港抗戰活動。雖然由於力量懸殊 ，抵抗僅有兩周時間 ，但澳門土生葡人在香港保衛戰中表現出來的戰鬥精神及其後在戰俘營經歷的苦難卻十分感人。一、香港淪陷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當地時間上午8時 ， 日本海空力量雲集出動偷襲美國太平洋重要軍事基地珍珠港 ，美軍損失慘重 。至此太平洋戰爭爆發。幾乎就在同時，日軍向南太平洋及東南亞各英國屬地展開進攻 。佔領中國華南的日軍亦於香港時間12月8日凌晨在粤港交界處調動重兵 ，進攻香港。 日本早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就伺機攻佔香港 。1940年7月 ， 日軍大本營已將大量240毫米榴彈炮和加農炮等攻城重型裝備調到華南地區 ，為攻佔香港進行準備 。 日軍用於進攻香港的陸軍部隊為第二十三軍 ，下轄第38師團和剛從中國東北調到南方的第51師團第66聯隊等近三萬人 。配合上述步兵擔任空中支援掩護的是第一飛行團 ，擁有輕型轟炸機34架 、戰鬥機13架以及偵察機9架 。而擔任海上封鎖任務的是第二遣華艦隊 ，擁有輕型巡洋艦1艘 、驅逐艦5艘 、魚雷艇和炮艇多艘 。第二十三軍所屬部隊於1941年秋即已進駐深圳一帶 ，進行戰前準備。隨著開戰日期迫近 ，擔任陸上進攻的第一梯隊已悄悄進入出擊預備地域 。大本營嚴令第一梯隊 ：必須在馬來登陸戰打響之後才開始行動 ，不得提前。 12月8日凌晨4時 ， 日軍大本營向駐守華南的第二十三軍司令官發出密語特急電報 ，通知日軍已在馬來半島開始登陸。接此電報後 ，第二十三軍司令官酒井隆 （Sakai） 中將當即下達進攻香港的戰鬥命令 。炮兵首先猛烈轟擊英軍前沿陣地 ，摧毀英軍防禦工事 。天剛放亮 ， 日機就轟炸九龍半島的啟德機場 ，癱瘓本來就十分脆弱的防空力量 ，殲滅守軍的航空兵力。繼而打擊深水埗的英軍兵營 ，使步兵失去戰鬥力。與此同時 ，日軍艦隊亦從海上封鎖香港島。 接著 ，地面部隊發起進攻 ，未遭激烈抵抗就突破了深圳一線的防禦 ，當日中午即渡過深圳河 ，向九龍半島的 “醉酒灣防線”發起突擊。擔任先頭部隊主攻任務的第228聯隊首先利用九龍寨城門水庫南面英軍主陣地的防禦漏洞 ，打開突破口，接著未失時機地擴大戰果。其他聯隊積極策應 ，香港最主要的防線 “醉酒灣防線”於11日全線失守 ， 日軍很快佔領新界和九龍半島 ，英軍被迫提早放棄 “醉酒灣防線” ，向香港島撤退。 面對一敗塗地的英軍 ，酒井隆派代表要求英軍投降 ，但遭港督楊慕琦拒絕 。從18日起 ，日軍在炮火掩護下 ，分四路強渡維多利亞海峽 ，在香港島北

岸一帶強行登陸。在日軍猛烈進攻下 ，英軍節節失利。駐紮香港島的加拿大溫尼伯榴彈營曾一度守住港島南部的黃泥涌峽 ，但最終亦遭日軍強攻成功 ，使香港最後一個水塘失守 ，英軍面臨斷水斷糧困局 。25日傍晚 ，港督楊慕琦在日軍總司令部半島酒店投降，命令守軍繳械 ，萬名英軍做了俘虜 ，香港迎來最黑暗的耶誕節。1942年2月20日，日軍中將磯谷廉介成為首任日本駐香港總督 ，香港正式淪陷，成為日本軍事佔領區。 雖然不少史料稱香港淪陷期間抵抗日本進攻的英軍有一萬多人 ，且絕大多數成為日軍俘虜 ，但實際上正規英軍人數並不多。由於英國號稱 “日不落帝國” ，殖民地遍佈世界各地 ，加之英國本土亦受到德軍的威脅，駐守香港的英軍並不多。抵抗日軍入侵的軍事力量 ，主要由加拿大、印度等外籍軍團組成 ，甚至包括民兵性質的香港義勇防衛軍。香港英軍防務主要由兩個所謂的正規旅擔任。一個旅由羅遜准將指揮 ，任務是防衛香港本島，主要兵力有加拿大皇家來福槍營和加拿大溫尼伯榴彈營 ；擔任九龍新界防守任務的是窩利斯准將 ，兵力包括皇家蘇格蘭營 、印度旁遮普營和拉治潑營。顯然 ，除皇家蘇格蘭營 ，其他都不是英國正規軍 ，而是外籍兵團性質 ，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更何況其兵力遠不足兩個正規旅的建制。面對準備充足來勢洶洶的數萬日軍的突擊 ，兵力明顯不足。香港保衛戰還需要民防性質的香港義勇防衛軍參與。 日軍發動進攻後 ，香港防衛軍動員2,200名各級官兵參加香港保衛戰 ，配合正規部隊阻擊各路日軍 。戰鬥中共有289名官兵陣亡或者失蹤 ，陣亡率達13％。香港守軍於12月25日晚奉命投降時 ，在赤柱駐防的香港防衛軍一個排仍堅持戰鬥 ，拒絕投降。然而寡不敵眾 ，最終亦於12月26日接受投降。在戰事結束的混亂過程中，不少英國軍官下令華藉及混血香港防衛軍士兵混入普通百姓人群 ，以免淪為戰俘 。這批士兵中不少人輾轉到中國內地組成英軍服務團 ，協助中國政府與日軍作戰 ，主要為盟軍收集情報及展開戰俘營救工作 。亦有人組成香港義勇連 （Hong Kong Volunteer Company 縮寫HKVC），前往緬甸參加遠征軍特種部隊 ，繼續作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同年9月16日舉行接受投降典禮。為表彰該支多民族組成的民兵組織在二戰中的貢獻 ，英國政府於1957年將香港保衛戰的榮譽授予香港義勇防衛軍。二、香港義勇護衛軍香港義勇防衛軍建於19世紀中期 。當時由於克里米亞戰爭① ，駐港皇① 克里米亞戰爭，俄羅斯稱為東方戰爭，是1853年至1856年間在歐洲爆發的一場戰爭。作戰一 方是俄羅斯帝國，另一方是奧斯曼帝國、法蘭西帝國和大英帝國。由於其主要戰役在克里米 亞半島進行，故被稱為克里米亞戰爭。

家海軍需前往歐洲戰場參戰 。為防禦大鵬灣 、伶仃洋等活躍於南中國海一帶的海盜襲擾 ，香港政府徵召香港社會各行業志願人士組成一支具有民防性質的臨時性准軍事組織 。該組織於1854年5月正式成立 ，稱為香港義勇軍（ Hong Kong Volunteers，縮寫為HKV）。義勇軍最初規模並不大 ，僅有99名歐洲籍港人報名入伍 。克里米亞戰事結束後 ，義勇軍解散 。 隨著周邊安全形勢的惡化 ，戰事連綿 ，港英當局認為有必要重義勇軍 ，以便在駐軍遠征參與各種軍事活動時 ，發揮香港居民防衛香港的作用 。1878年 ，香港火炮及來福槍義勇軍 （Hong Kong Artillery and Rifle Volunteer Corps縮寫HKARVC）正式組成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義勇軍大多遠赴歐洲參戰 ，加上部分駐港英軍調防離開香港 ，義勇軍人數銳減 。 1917年 ，港英政府通過 《兵役法》 ，規定香港英籍成年男性必須服役。1920年 ，義勇軍改稱香港防衛軍（The Hong Kong Defence Force，縮寫HKDF） ，並新增 《義勇軍法例》 。根據法例規定 ，義勇防衛軍除抵禦一般外敵入侵外 ，亦應協助員警部隊和正規軍事部隊維持香港內部治安 。1933年 ，香港防衛軍購置第一部裝甲車 。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 ，香港義勇防衛軍已經成為一支建制完備兵力達兩千多人的團級准軍事單位 。香港防衛軍設有數個步兵連 、炮兵連、裝甲排 、工兵排 、機槍連 ，以及完善的後勤和醫療救護支援分隊。 防衛軍成員每月需要接受為期兩個晚上及一個週末的佇列操練 。每年春秋兩季 ，均會舉行入營集訓 ，為期九天 。義勇軍亦會進行其他軍事科目的訓練 ，包括訊號和武器的使用以及戰術指揮 。此外 ，軍團每年會調派實習軍官前住英國桑爾赫斯特軍校與英國本土軍官一同接受為期兩周的科目訓練 。此外 ，軍團經常參加駐港英軍所舉行的演習。當值或者正在接受訓練的團員皆獲得發配薪酬。倘若團員出勤記錄良好 ，又能夠通過每年舉行的個人武器使用考核和作戰體能及戰地急救考核 ，更可以獲得年度花紅 。 防衛軍效仿英國正規部隊建制 ，為旅團級單位 ，官兵兩千多人 ，下轄步兵 、炮兵 、營建工兵 、後勤 、野戰救護 、通訊以及醫護等多支部隊 （詳見下圖） ，分佈在港島及半島多個地點 ，而大本營則設在太平山山頂 。防衛軍戰鬥單位主要包括步兵和炮兵 ，均為營級單位 ，由一名少校指揮 。 步兵營由多個民族的香港居民組成 ，由一名少校指揮 。下設七個連隊 ，共700人 ，幾乎是正規營級建制的兩倍 。第一連軍官4人 ，士兵100人 ，駐紮九龍啟德機場 ；第二連為蘇格蘭連 ，有4名軍官和94名士兵 ，駐紮馬塘坳（ Pottinger Gap）和大浪灣 （Big Wave Bay）；第三連主要由歐亞裔組成 ，有4名軍官和110名士兵 ，駐紮昂船洲 （Stonecutters ）；第四連由華人組成 ，有4名軍官和74名士兵 ，駐西高山 （High West Hill）和山頂峽 （Victoria Gap）第五連由澳門土生葡人組成 ，有4名軍官和94名士兵 ，駐摩星嶺炮臺 （ mountDavis ）；第六連亦由澳門土生葡人組成 ，有5名軍官和91名士兵 ，駐北岸

（ North Shore）各戰略要點 ，包括北角、太古 、炮臺山等 ；第七連規模較小 ，由3名軍官和38名士兵組成 ，駐守灣仔。 炮兵營亦由一名少校指揮 ，共有401名官兵 ，下轄五個炮兵連。為配合正規部隊防守海岸要塞及戰略要地 ，第一連和第三連各配備兩門四英寸海岸炮 ，分別駐扎島南鶴角 （即德忌笠角）和香港仔 ；第二連和第四連各配備兩門六英寸海岸炮 ，分別駐扎在赤柱黃竹角嘴和北岸鯉魚門北沙灣炮台；第五連配備兩門CP Ⅱ型火炮 ，駐扎西環山。圖1 ：香港義勇防衛軍組織架構示意圖三 、 澳門土生葡人和香港義勇防衛軍從前節圖1中不難看出，香港義勇防衛軍是一支由多個國籍民族組成的民防組織 。這是由於香港從開埠時起就是一個國際化城市。除原有華人族群 ，還

有英國、印度、巴基斯坦 、澳門葡人以及其他國家的居民。考慮到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習俗 ，並且為了方便管理及官兵溝通 ，連隊建制根據不同族群組成。從步兵營的設置上 ，就分別有蘇格蘭 、印巴、華人及葡人連隊 。需要指出的是 ，在七個步兵連隊中，有兩個均由葡人組成 ，佔全部步兵力量的近三成 ，甚至遠遠超過占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居民加入防衛軍的人數 。當然 ，服役華人不多亦由於加入防衛軍必須是英籍的規定有關。但無論如何都可以說明澳門土生葡人在當時已是香港社會的中堅力量。 在香港生活的澳門土生葡人多為白領階層 ，服務于港英政府及各大商社洋行和金融、船務 、通訊等機構 。社會地位的優越感使他們自認為應對社會負有更大的責任。另外 ，在外籍居民中，他們亦是社會的主體 。因此 ，居港澳門土生葡人一方面竭力保存本身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亦努力融入以英國人為主導的西人社會 。故在香港義勇防衛軍成立時 ，特別在面臨外敵入侵的危機情況下 ，會積極報名加入義勇防衛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有居港澳門土生葡人志願加入英軍參戰 ，甚至有人捐軀 。1940年遠東戰局日漸險惡 ，但仍有不少葡人加入義勇防衛軍及後備警隊 ，為港府效力 。在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有22名葡裔的義勇軍戰死沙場 ，200人被俘 ，與英國同胞一起監禁在集中營。 香港義勇防衛軍步兵營第五連由澳門土生葡人組成 ，包括四名軍官和94名士兵 ，連長是克里斯 （Chris D'Almada e Castro） 上尉 。該連實際是一個機槍連 ，有別於其他族群的步兵連隊。由該連配備於較強火力 ，故駐守港島摩星嶺炮臺 （Mount Davis）。由此可看出港英政府對澳門土生族群的重視 。該連下轄第十七陸戰排 ，排長是施利華 （Porphyric M. N. da Silva）二級中尉 ，第十八陸戰排 ，排長是歐維斯 （Jose Maria Alves） 中尉 ；以及第十九陸戰排 ，排長是若阿金·古鐵雷斯 （Joaquim J. Guterres） 中尉 。圖2 ：義勇防衛軍第五連

第五連連長克里斯 ，呢稱比普（Bippo） ， 1910年1月11日生於香港九龍 ，1993年3月27日歿於香港 ，終身未娶 。”他曾在英國接受教育 ，1927年返回香港繼續學業。後來亦如父親一樣從事法律工作 ，是一名律師。1941 年 12 月1日才進入香港政府 ，擔任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記工作的官員。然而 ，上任後僅去了一次辦公室 ，便被徵召加入防衛軍 ，並擔任第五連上尉連長。被俘後，被關押在深水埗戰俘營長達三年零七個月。在此期間，他從未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 ，一直向其他難友提供各種幫助。”①為紀念那場戰爭 ，他在戰後積極參與香港戰爭紀念基金委員會工作 ，為戰爭遺孀及其他遺屬提供身份識別和醫療救助服務。雖歷經戰爭磨難 ，但對生活十分樂觀 ，並且是狂熱的郵票收藏者和全能運動員 ，曾榮獲短跑冠軍。 其祖父列奧納多 （Leonardo d'Almada e Castro）是著名澳門土生葡人 ，1815生於印度果阿 ，1875年1月15日在香港去世 。他從1836起就開始為英國政府服務 ，當時英國尚未取得香港 ，在澳門龍嵩街英國東印度公司總部處設立英國對華貿易監理署。而年輕的列奧納多就在那裡服務。②英國佔領香港後，英國對華貿易監理署搬遷至香港 ，列奧納多和亦在同一機構服務的兄弟一起移居香港 ，成為最早遷港的澳門土生葡人之一。圖3 ：澳門土生葡人列奧納多 （第三代） 家系圖① Jorge Forjaz, Fam i lias Macaenses, Fundac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 9 6 , Vol. I, p.8 2 .① Jorge Forjaz, Fam i lias Macaenses, Fundac 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 9 6 , Vol. 1, p.7 8 .

防衛軍第六連亦由澳門土生葡人組成 ，由澳門土生葡人奧伯特 ·波特略上尉指揮。全連5名軍官和91名士兵 。與第五連不同的是 ，該連是輕型高射機槍連 ，主要對付空中襲擊 。因此全連並非駐守一點 ，而是根據不同需要分散佈防在港島北岸 （North Shore） 沿線各戰略要點 ，包括北角、太古 、炮臺山等。根據此特點 ，建制亦有別 。戰鬥單位並非按照陸戰排序列組成 ，而是分成11個叫做A.G.單位的小組 。A.G.的意思表示高射機槍 ，故可以理解為高射機槍陣地。也就是說 ，該連的主要任務是擔負港島北岸沿線各戰略要地的對空防禦。圖4 ：香港義勇防衛軍第五連 （葡籍） 部分戰鬥員 防衛軍第六連連長奧伯特 ·波特略 （Henrique Alberto de Barros Botelho ）上尉 ，呢稱達克 （Darkie ），是居澳土生葡人波特略家族第八代後裔 。1906年5月4日出生於香港 ，亦一生未娶 。”奧伯特 ·波特略曾學習法律 ，是香港職業律師 ，為香港政府法律部門服務40多年 ，應邀參與英國殖民地各項法例的修訂和改革工作。他還十分熱心社會公益工作 ，多年擔任葡人社團葡人娛樂會負責人和香港板球俱樂部會長。1925年才 19歲 ，便報名加入香港防衛軍成為一名戰士。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已經是上尉軍官 ，並擔任由葡萄牙人組成的第六連指揮官。 該連隊是高射機槍連 ，戰鬥編制96人 ，包括5名軍官 。該連配備高射機槍 ，並且分佈在港島不同制高點 ，其主要任務是防空。 日軍佔領香港後 ，他不幸被俘 ，成為戰俘 。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 ，他才被釋放獲得自由。戰後香港義勇防衛軍被改編為英國皇家香港志願軍團，他重新歸隊 ，被授予軍團上校軍銜 。他從軍團退休後 ，仍擔任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專員 。”①① Jorge Forjaz, Fam i lias Macaenses, Fundac 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 9 6 , Vol. I, p.5 6 6 .

圖5 ：義勇防衛軍第六連

奧伯特 ·波特略出身於一個古老的澳門土生家族 。從其祖先西蒙 ·波特略 （Simao Botelho） 算起 ，他已經是該家族的第八代 。波特略家族亦是最早移民香港的家族 。香港開埠伊始 ，其曾祖父安東尼奧 ·波特略 （AlbertoAntonio Botelho）就移民到了香港 。其祖父奧古斯都 ·波特略 （Augusto CesarBotelho）於1859年在香港出生 ，後代均在香港定居 ，融入香港主流社會。四、香港防衛軍葡籍成員的特點 以下介紹的人物不一定是防衛軍中最優秀的軍人 ，但卻是澳門土生族群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從中可以看出香港義勇防衛軍中澳門土生葡人成員的一些特點。 一般而言 ，軍隊中的普通士兵多為出身貧困者 ，故在中國有 “好鐵不打釘 ，好男不當兵”的說法 。然而 ，在香港防衛軍中的許多葡籍士兵卻出身于顯赫的土生葡人家庭 。第六連的弗朗西斯科 ·畢士達 （Marciano Francisco dePaula Baptista）就是一個例子 。他是著名澳門土生家族畢士達後代 ，於1896年生於香港。他曾在防衛軍第六連 （葡籍機槍防空連）連指揮部擔任參謀人員。他亦在香港戰役中被日軍俘獲 ，被關押在九龍深水埗集中營 。其祖父是著名澳門西洋畫家畢士達 （Marciano Antonio Baptista ）。畢士達1826年生於澳門，師承英國名畫家喬治·錢納利 （George Chinnery ），畢生從事教學及藝術創作。曾先後在澳門、廣州及香港活動 ，1896年卒於香港堅道寓所 ，葬於跑地天主教墳場。① 由於生活拮据 ，他先後執教於香港救主書院 （St. Savior's College ）和皇仁書院 （Vitoria Boys School），培養了不少學生 。由於其在藝術方面的貢獻 ，澳門政府以其姓名命名一條街道 ，即新口岸蓮花廣場東北側的畢士達大馬路 。由於受到祖父畢士達的影響及薰陶 ，弗朗西斯科 ·畢士達本人亦精於西洋繪畫。② 與弗朗西斯科 ·畢士達同在該連連部工作的還有維森特 ·佐治 （AchillesVicente Jorge），他是另一位曾經擔任過澳門華務署長及駐北京外交官的著名澳門土生葡人佐治的堂侄 。③其於1920年1月13日生於香港九龍 。參加香港保衛戰時年僅21歲。 在太古船塢抵抗日軍進攻的還有第六連A.G.1機槍班的一等兵恩里克 ·安東尼奧·羅朗也 （Henrique Antonio Noronha ）。他出身於香港澳門土生葡人① Liu Oi Yan, Baptista, Marciano Antonio,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p.17.② Jorge Forjaz, Familias Macaenses, Fundac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96, Vol. Ⅰ, p.360.③ Jorge Forjaz, Familias Macaenses, Fundac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96, Vol. Ⅱ, p.258.

出版印刷大亨羅朗也家族 。①其1910年7月生於香港。1941年報名參加香港義勇防衛軍 ，成為葡籍第六連的一名戰士。守軍投降後 ，被日軍俘虜 ，後被送往日本本土戰俘營做苦工 ，直至1945年8月才獲釋放 ，返回香港。 香港的澳門土生葡人還有一家多人參加義勇防衛軍的情況。羅沙家族的故事就能說明這個問題 。該家族有三人加入義勇防衛軍 ：即F.L.羅沙和C.E.羅沙兄弟② ，以及他們的姻親E.S.馬貴斯③ 。F.L.羅沙和C.E.羅沙兄弟均為防衛軍第四炮兵連炮手 ，而E.S.馬貴斯則是第六連12&13高射機槍班的士兵 。巧合的是 ，他們被日軍俘虜後均被送往日本做苦工 。他們被關在日本仙台的第二戰俘營長達三年多的時間，直到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才獲得自由。屬於羅沙家族的還有第六連第22陸戰排的一等兵路易斯 ·安東尼奧·羅沙 （Luis AntonioRocha ）。其於1903年11月6日生於香港 ，1974年去世。④ 以上案例還說明 ，澳門土生葡人不僅被編入兩個機槍連 ，而且根據其不同特長會編入其他兵種的連隊 ，如炮兵連 、戰地救護分隊、護士分隊 、運輸分隊等族群混合的單位。許多資料證明 ，第四炮兵連就有多名澳門土生葡人炮手 ，操縱兩門六英寸口徑的CP Ⅱ型火炮 ，駐守在鯉魚門白沙灣炮臺 。他們與連隊其他族群的軍人密切配合 ，對強行登陸的日軍進行了反擊。 在防衛軍中服務的澳門土生葡人多為各種技術人才 ，故會被安排在技術性較強的戰鬥單位 。如機槍連和炮兵連就需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和數學知識。澳門土生葡人西蒙·羅德里格斯 （Jose Maria Simao Rodrigues）上尉的職業是香港電報公司報務員 ，故在義勇防衛軍步兵營司令部擔任參謀職務 。其於1894年8月4日生於香港 ，1970年5月在香港去世 ，終年76歲。其父親若瑟·羅德里格斯（Antonio Jose Maria Rodrigues）於1875年5月25日生於澳門大堂區 ，1947年9月8日歿於香港。⑤ 奧伯特·羅德里格斯 （Sir. Alberto Maria Rodrigues）是另一位葡籍專業人士 ，1911年11月5日生於香港 ，早年學醫 ，一直從事醫務工作。曾任香港足球協會主席、九龍娛樂協會主席 （Club Recreio de Kowloon） 、 1940年當選為市議會委員。戰後1945-1948年期間擔任同職 ，1954-1974年任立法委員及1960-① Jorge Forjaz, Fam i lias Macaenses, Fundac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 9 9 6 , Vol. Ⅱ, p.8 3 9 .② Jorge Forjaz, Fam i lias Macaenses, Fundac 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 9 6 , Vol. Ⅲ , p.2 3 0 .③ Jorge Forjaz, Fam i lias Macaenses, Fundac 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 9 6 , Vol. Ⅱ, p.5 8 8 .④ Jorge Forjaz, Fam i lias Macaenses, Fundac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 9 6 , Vol. Ⅲ , p.2 17 .⑤ Jorge Forjaz, Fam i lias Macaenses, Fundac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 9 6 , Vol. Ⅲ , p.2 4 3 .

1974年任行政委員會委員。一生酷愛體育運動 ，1932年曾榮獲大學板球冠軍及場地曲棍球冠軍（1936-1939）。鑒於其對香港社會貢獻重大 ，被英王室授予爵士稱號。香港保衛戰時期 ，考慮到其專業特長 ，故被分配在香港義勇防衛軍（HKVDF）救護分隊 ，參與戰地救護工作 。 日軍佔領港島後被俘 ，被關押在深水埗集中營。① 至今仍被澳門土生葡人銘記的阿瑟 ·戈麥斯 （Artur Ernesto Gomes）亦是香港澳門葡裔社團的領袖人物 。他是定居澳門的戈麥斯家族第六代後人 。該家族於18世紀末在澳門定居 ，後移民香港 。阿瑟 ·戈麥斯於1917年2月22日生於香港 ，曾任葡人娛樂會會長並榮獲大英帝國勳章 。太平洋戰爭的前一年 ，1940年5月5日，他才剛剛同表妹阿莉絲 ·巴索斯 （D. Alice Gomes dosPassos）在澳門大堂區登記結婚 。②屬姑舅聯姻關係。香港戰役開始時 ，他是第五連第十八陸戰排的士官。圖6 ：阿瑟·戈麥斯家系圖 雖然阿瑟·戈麥斯有較高社會地位 ，但他在香港防衛義勇軍第五步兵連的軍階僅為下士。著名澳門土生葡人學者黎祖治曾撰文介紹其在香港義勇防衛軍的情況。他於1941年耶誕節那一天被日軍俘虜 ，加入諸多集中營被關押的數千名不同國籍的戰俘行列 。大多數人在集中營內慘遭折磨 ，亦有部分被送到日本及遠東其他戰區服苦役 ，在日本強大戰爭機器的壓迫下艱難度日。阿瑟·戈麥斯被關在九龍深水埗戰俘營三年零八個月，在日軍逼迫下與其他難友整修① Jorge Forjaz, Fami lias Macaenses, Fundac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 9 6 , Vol. Ⅲ , p.2 5 0 .② Jorge Forjaz, Fam i lias Macaenses, Fundac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 9 6 , Vol. Ⅱ, p.5 8 .

及擴展啟德機場跑道。①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 ，阿瑟·戈麥斯和其他被俘的香港義勇防衛軍葡籍官兵才獲得自由。他們用自己的戰鬥實踐和集中營的痛苦經歷與華人一同見證了那段慘痛的歷史。澳門土生史學家巴羅斯（Leonel Barros）亦對該段歷史做過研究。 “當日軍入侵香港時，香港義勇防衛軍協同英國和加拿大軍隊一同作戰 。該支志願隊伍中的許多人是在當時英國殖民地定居或者出生的澳門土生葡人。有些人在抗擊強大日本軍隊的戰鬥中永遠失去了生命。他們英勇獻身的行為得到英國最高統帥部的認可及贊許 ，為其生活的土地和所屬族群爭得榮譽。有些人在香港保衛戰中陣亡 ，更多的人則在這塊英國殖民地或者日本的戰俘營中度過了艱難的歲月。”② 在香港保衛戰以及後來的戰俘營中 ，不少澳門土生葡人陣亡或者被折磨致死 。若阿金·古鐵雷斯 （Joaquim Jeronimo Guterres）來自澳門一個古老的土生葡人家庭 ，於1909年9月生於香港 ，是加拿大駐香港公司的雇員 ，負責產品銷售工作 。香港保衛戰期間任防衛軍中尉軍官 ，參與抵抗日軍的戰鬥。失敗後被日軍俘虜 ，關押在九龍深水埗戰俘集中營。不幸的是 ，僅僅數月後 ，於1942年7月27日慘遭日軍殺害 ，年僅33歲 。③ 由於其工作期間對加拿大公司的特殊貢獻 ，故該公司於其被殺害後在公司所在地門廳處專門鐫刻銘文以示紀念。 卡洛斯 ·馬貴斯 （Carlos Antonio Marques）是另一位在香港保衛戰中陣亡的澳門土生葡人。他於1917年8月30日生於香港 ，是著名澳門土生漢學家兼翻譯家馬貴斯的後代 。馬貴斯是聖若瑟修院江沙維神父的學生 ，亦是19世紀澳門著名翻譯家 ，曾編寫 《世界地理備考》 等著作留世。④卡洛斯·馬貴斯是第六連駐守太古船塢的A.G. 2高射機槍班戰士。12月18日，日軍強渡維多利亞海峽 ，卡洛斯 ·馬貴斯在阻擊過程中不幸陣亡 ，時年24歲。卡洛斯 ·馬貴斯① Jorge A. H. Rangel, Falar de nos - Ⅳ , Macau e a Comunidade Macaense - Acontecimentos, personalidades, instituicoes, diaspora, legado ef uturo, texto intitulado de Arthur Gomes e os Volunta rios de Hong Kong,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Fundacao Jorge A lvares, Governo da RAEM, 2 0 0 9 , pp. 1 19 - 12 4② Leonel Barros, Os volunta rios portugueses na batalha de Hong Kong, do livro Macau na Memoria do Tempo, Macau, 2 0 0 2 .③ Jorge Forjaz, Fam i lias Macaenses, Fundac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 9 6 , Vol. Ⅱ, p. 15 5 .④ Jorge Forjaz, Fam i lias Macaenses, Fundac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 9 6 , Vol. Ⅱ, p.5 8 2 .

的母親出身著名的伊萬諾維奇家族 ，而該家族與香港義勇防衛軍亦淵源頗深。 澳門的伊萬諾維奇 （Yvanovich） 家族是澳門土生人中一個特別的家族 。其來自歐洲巴爾幹半島的南斯拉夫 ，亦有人認為來自意大利 ，甚至有人認為該家族與著名美國作家海明威家族有一定聯繫 ，因為海明威亦與伊萬諾維奇家族有一段傳奇愛情故事 。但無論如何 ，從其姓氏看 ，肯定來自亞德里亞海沿岸國家 ，包括克羅地亞和意大利 。該家族最遲於19世紀初來到澳門。香港甫開埠 ，又率先移民香港 ，參加港島初期的開發建設。該家族對香港防衛軍有著特殊的好感 ，剛剛移民到香港的安東尼奧 ·伊萬諾維奇 （Estevao AntonioYvanovich）於1854年防衛軍創建時便加入該支部隊 ，成為最初的99人之一 。①其排行第十的孫子利馬 ·伊萬諾維奇 （Filipe Antonio Lima Yvanovich）於1887年生於香港。雖然香港保衛戰時已過知天命之年 ，但由於支持抗日而被日軍關押在赤柱戰俘營 ，於1944年2月慘遭折磨致死 。他第四個兒子菲利普 ·伊萬諾維奇 （Philippe Antonio Yvanovich）生於1921年 ，是防衛軍第六連A.G. 19 & 20機槍班的一等兵 ，後被日軍俘虜 。而前述在太古陣亡的防衛軍機槍手卡洛斯 ·馬貴斯亦是他的外甥 。他還有一個侄子名叫維森特 ·伊萬諾維奇 （VicenteAntonio Yvanovich），是防衛軍第六連A.G.12 & 13高射機槍班的士兵 ，駐守中環幹諾道鐵行大廈 （P & O Building）。香港保衛戰時才十八周歲 。五、艱難歲月 激烈而短暫的香港保衛戰結束後 ，絕大多數防衛軍成員成為日軍戰俘 ，被關押在深水埗、赤柱等簡陋的戰俘營內。等待他們的是三年半之久的艱難歲月。由於食物短缺且難以下嚥 ，他們取得食物的一種方法就是用家人或者朋友送來的以及國際紅十字會捐贈的禦寒衣物來換取一些有營養的食品，如鹹蛋 、豬肉、花生油、鹽巴及一些調味品。而充當此類交換的中間人多為戰俘集中營來自臺灣的看守 ，因為他們特別喜歡這些衣物 。 根據這些戰俘本人後來的自述 ，如果不採用這種機智的生存辦法 ，如果面對此種惡劣環境不積極地去適應 ，或者沒有一種樂觀的態度 ，可能許多人的精神早就被摧垮了，熬不到勝利的時刻 。葡萄牙人特有的樂觀的精神和喜開玩笑的特點使他們苦中作樂 ，十分有助於他們度過漫長而寂寞的囚禁生活。這種情緒亦影響到集中營裡的英國、加拿大 、澳大利亞等國的難友們。 集中營內葡萄牙籍戰俘並不佔多數 ，但卻能向其他國家的戰俘傳授葡萄① Jorge Forjaz, Fam i lias Macaenses, Fundaca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 9 6 , Vol. Ⅲ , p. 10 8 1- 10 8 5 .

牙的文化習俗和聽懂 “巴圖阿”①語的方法 ，使他們中許多人都能聽得懂這種特別的語言 ，甚至能講這種語言。他們還在集中營教其他戰俘唱葡萄牙歌曲，甚至唱帶有革命色彩的葡國民歌 “楓達卡達的瑪利亞”② ，使其成為營地的保留曲目。 日本人不允許唱任何國歌 ，於是這些葡萄牙年輕人便在任何節慶或其他集體活動結束時帶領大家齊聲合唱”楓達卡達的瑪利亞”。 他們在集中營不僅僅局限於開玩笑和說 “巴圖阿”語 ，亦不滿足於在營區大唱葡萄牙歌曲，義勇防衛軍野戰救護分隊被俘的年輕人路易斯（Luis V. Ribeiro）還在營區教授葡萄牙語 ，然而他僅僅是澳門利宵中學五年級的學生。他教課時場場滿座 ，聽他講課的人不僅有葡萄牙人 ，亦有許多其他國家的戰俘。日本仙台戰俘遣返前的合影。第三排左起第 9人 （戴便帽者）是澳門土生葡人C. E. 羅沙 ，右邊是其兄長F. L. 羅沙。前排左起第四位是他們的姻親E. S. 馬貴斯。 由於香港戰俘集中營十分狹小擁擠 ，容不下數量眾多的戰俘 ，於是日軍決定將許多年輕力壯的戰俘分批轉移到日本本土各大集中營。這對戰俘來說是十分可怕的 ，因為在離開香港之前，誰也不瞭解亦不知道什麼時候搭乘什麼船隻到什麼地方 ，亦不知未來等待他們的命運是什麼 。該期間，大約有八十多名① 巴圖阿語是葡萄牙語在澳門的一種變體，在葡語的基礎上簡化了語法和句子結構，並加入東 方各種的語言的詞彙，如粤語詞彙。是澳門土生人之間溝通的一種特殊語言。② 楓達卡達的瑪利亞 （Maria da Fonte）是1846年葡萄牙北部米尼奧省革命時期的一首歌曲。

葡籍戰俘被送到日本 ，在集中營中飽受摧殘及折磨 ，但他們從來沒有放棄同家人重逢的希望和信念。 日本關押澳門土生葡人的地方是本州島東北部仙台地區的二號集中營 。他們在日本戰俘營中飽受虐待 ，忍饑挨餓 。許多情況下只能喝一點什麼都沒有的清水米湯，但仍要被強迫每天做十到十四小時的苦工 ，完成繁重的工作 ，如到鐵路工廠建造鐵軌 ，或者下礦井挖煤 。晚上回到營地後 ，骨瘦如柴的疲憊身軀只能蜷曲在冰冷堅硬的木床板上做稍許休息 ，幾乎沒有任何遮蓋物以抵禦日本冬季的刺骨寒風 。最不能讓他們忍受的是與世隔絕的惡劣環境 ，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 ，因為他們無法收到家人和朋友的任何資訊 。 戰爭突然結束使所有戰俘感到意外。據美國戰俘懷特（Bernard Whit Givens）後來回憶其在日本仙台的三年戰俘生活時說 ：“當時我被關在日本仙台二號集中營 ，剛下夜班從礦坑裡出來。那是凌晨五點 ，我們還在分早餐 ，是米飯加菜湯。這時 ，原來戰俘營裡的同伴們突然興奮地跳起來大聲喊著 ：戰爭結束了！戰爭結束了 ！那一刻我是怎麼想的很難描述。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 ，一團米飯卡在喉嚨 ，滿口的米飯讓我幾乎無法吞咽。所有的人都在身邊歡呼。”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然而當時盟軍尚未登陸日本本土 ，其他不少地區亦處於日軍佔領之下 ，日軍手上掌握著成千上萬的盟軍戰俘 。天皇的投降詔書公佈後 ，日本軍部緊急銷毀了所有同戰俘營有關的文件 。美國軍政界一些人士擔心 ，一旦日本少壯軍人發動兵變 ，逼迫天皇繼續戰爭 ，那麼盟軍戰俘很可能被殺害 ，以此向盟國表明態度。文件顯示 ，戰爭結束之際 ，東京的軍部曾發佈一道命令 ，要殺害所有倖存戰俘。據稱 ，中國台北 （當時是日佔區）六號戰俘營的日軍看守就制訂了計劃 ，如果盟軍登陸台灣 ，就殺死戰俘營內的所有戰俘。關押在日本仙台2號戰俘營的香港義勇防衛軍澳門土生葡人戰俘，照片拍攝於日本宣佈投降後的1945年8月28 日。 同日軍交戰四年的美軍太平洋艦隊將領們明白局勢的複雜性 ，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決定實施營救行動 ，其中解救仙台的盟軍戰俘被列為重要事項 。仙台位於日本本州東北部地區 ， 日軍在那裡建造多所戰俘營 ，關押著美國、英國 、葡萄牙等國戰俘 。美國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威廉 ·哈爾西上將命令 “尼古拉斯”號驅逐艦等四艘軍艦迅速駛往仙台營救戰俘 ，軍艦上還搭乘著成建制的① http://news.qq.com/a/20150815/008236.htm.

海軍陸戰隊員 ，準備遇到日軍抵抗時 ，就用武力回擊 。 接到命令後 ，這四艘軍艦向北進發，朝仙台駛去 。令美軍慶倖的是 ，仙台日本守軍都能服從天皇的命令 ，並沒有進行抵抗。美軍把幾個戰俘營內的所有戰俘都集結起來 ，然後護送他們前往碼頭 ，其中 “尼古拉斯”號驅逐艦被分配運送250名戰俘。據參與救援行動的美軍回憶 ，戰俘們看上去都很憔悴 ，除了美英戰俘外 ，獲救的還有其他國家戰俘 ，包括來自香港的澳門土生葡人戰俘。 與此同時，美軍在日本本土的其他戰俘解救行動也陸續取得成功 ，盟軍軍官被派去監督日本軍隊移交戰俘。戰俘集結地包括長崎、橫濱、青森和千歲等地 ，到9月底，大部分戰俘都通過沖繩和馬尼拉回到自己的祖國。 然而 ，無論如何 ，對於關押在仙台二號集中營的澳門土生葡人戰俘來說 ，從日本宣佈投降之日起 ，一切都變了。他們的待遇和食品均有所改善。美國飛機亦空投許多食品和藥品。不久 ，這些戰俘被送到沖繩基地。四天後 ，他們啟程去馬尼拉 ，並在那裡接受身體檢查。 他們在菲律賓停留25天 ，受到很好接待 。之後 ，他們搭乘英軍巨人號航空母艦返回香港 ，終於在1945年10月抵達澳門，與戰爭期間逃到澳門避難的家人團聚。他們受到喜極而泣的擁抱和歡迎 ，亦由於為葡萄牙和澳門土生族群帶來榮譽而受到人們的崇敬與尊重。 戰後東京審判的資料顯示 ，落入日軍之手的西方國家戰俘死亡率高達27.1％，這比納粹德國和意大利關押的西方國家戰俘死亡率高出七倍。而在這些死亡戰俘之中，就包括參加香港保衛戰的澳門土生葡人。2016年3月15 日結稿於澳門

對澳門、 中山抗戰史研究新視角的思考郭 昉 凌 ①摘要：近年來 ，抗戰史成為近現代史學界的研究熱點。然而 ，內地對抗戰史研究比較關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 ，主題相對較為宏觀 ，研究澳門、中山抗戰史的亦然 ，雖然也注重檔案 、書報刊、 圖片等文獻資料以及當事人回憶等 ，但往往對社會百態的關注度不夠 。而澳門學者很早就注意從百姓生活史的角度 ，涵蓋戰時都市民眾生活的許多面相 ，如戰爭與宗教 、戰爭與女性 、戰爭與生活、戰爭與民族性 、戰爭與僑民等內容 ，還原抗戰時期澳門都市民眾的日常生活狀態和生存狀況 ，厘清日本侵華戰爭對普通民眾生活的影響。由於地緣的關係 ，抗日戰爭時期 ，中山、澳門兩地民眾團結禦敵 ，為祖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如何深挖這段歷史和還應該開闢哪些新的研究領域 ，值得思考和重視。關鍵詞：澳門與中山抗戰史料 研究視角 2015年是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2016年是全面抗戰爆發80周年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一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 ，澳門同胞以民族利益為重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與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赴國難 ，利用澳門的特殊環境 ，有力地配合和支援廣東地區乃至去國抗戰 ，也由於地緣的關係 ，抗日戰爭時期 ，中山、澳門兩地民眾團結一心 ，共禦外侮 ，為祖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抗戰勝利之後 ，有許多學者從事澳門抗戰有關研究 ，近年來 ，相關問題更成為澳門近現代史學界的研究熱點，形成大量著作和論述 。如何繼續深入挖掘這段歷史 ，傳承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 ，激勵後人繼往開來 ，抗日戰爭史研究應該如何進一步深入？過往的研究中還存在哪些不足？在這一方面還應該開闢哪些新的研究領域？採取哪些新的研究方法？這些 ，都值得思考和重視 。① 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副會長，歷史副研究員。

一、澳門抗戰史研究中的社會史視角值得借鑒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 由於地緣關係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和中山地區關係密不可分 ，抗戰期間就已有有心人士進行戰地考察並寫成著述 ，近年來出版發行有關抗戰史的論著更有上百種 。80年代以前 ，澳門抗戰史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在政治和經濟 、社會等方面 ，且有一定的研究成果。而中山抗戰史的研究領域主要是政治、軍事和根據地建設方面 ，而且是剛起步。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後 ，抗戰史研究出現熱潮 ，研究領域逐步觸及方方面面 。 過去 ，內地原來的抗戰史研究比較關注政治、經濟 、軍事方面 ，主題相對較為宏觀 ，研究澳門、中山抗戰史的亦然 ，雖然也注重檔案、書報刊、圖片等文獻資料以及當事人回憶等 ，但往往對社會百態的關注度不夠。而澳門學者很早就注意從百姓生活史的角度 ，涵蓋戰時都市民眾生活的許多面相 ，如戰爭與宗教 、戰爭與女性 、戰爭與生活、戰爭與民族性 、戰爭與僑民等內容，還原抗戰時期澳門都市民眾的日常生活狀態和生存狀況 ，厘清日本侵華戰爭對普通民眾生活的影響。如從資深報人陳大白先生的早年剪報集中，我們仿佛置身那個年代 ，看到戰時澳門的經濟、社會，人口、市民生活狀況以及各階層人士的動態 ，難民、僑民等一幅幅的生動畫面。劉羨冰校長 ，一直以來 ，很有心地收集抗戰時期的澳門地區的各類教材 ，立體地從教育的角度去反映抗戰文化。 近年來 ，不少澳門學者在做澳門抗戰口述史 ，這標誌著澳門抗戰史研究在不斷細化 ，市民社會的研究是比較新鮮的題材 ，將民眾日常生活納入抗戰史研究主題 ，將能把抗戰史研究引入更廣泛的領域 ，豐富了抗戰史研究。蔡珮玲老師的新作口述史 《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 （續篇） 》 ，通過對梁鐵、李成俊、曾還、林銘謙等澳門老一代知識青年捨生取義、奔赴抗日戰場與侵略者抗爭 ，對李烈聲、黃就順等澳門居民的口述歷史 ，反映了中間群體聚成堅實的基座。澳門學界前輩的這種力求還原歷史真貌的研究方法值得內地學者借鑒和學習。二、澳門抗戰史的新視角思考1. 澳門、中山地緣關係的研究 戰時澳門的特殊環境以及與中山的地緣關係 ，兩地的抗日救亡運動有互相促進作用。中山的抗戰就曾得到了澳門各階層、各界愛國人士和廣大愛國同胞甚至澳葡當局的擁護和支持 ，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敵人 ，取得了抗戰的主動地位 。澳門原是香山縣南端的一個半島。由於清皇朝的腐敗 ，1557年 ，葡萄牙

人在澳門建立了居留地 ，1887年3月26日， 《中葡會議草約》 的草簽 ， 使澳門淪為葡萄牙殖民統治地區 。然而 ，澳門是中國的領土 ，澳門同胞是中華民族的同根兄弟。 “九.一八”事變後 ，全國抗日民主運動高漲 ，1937年的七七事變 ，全國抗戰爆發。“國家興旺 ，匹夫有責” ，素有鬥爭優良傳統的澳門同胞 ，在國家危亡的緊要關頭挺身而出，紛紛投入到民族抵禦外敵的鬥爭中，抗戰時期的澳門雖是中立地區 ，然而這一向靜寂的南國海隅——澳門卻掀起一浪又一浪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救國浪潮。 澳門與中山縣相鄰 ，共同的愛國愛鄉之心和民族責任感 ，使兩地同胞團結一致 ，共同抵禦外敵 。 自1935年華北事變起 ，一部分熱血澳門青年就組織起來 ，以讀書會、劇社 、音樂社 、歌詠團等形式 ，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如在澳門板樟堂街開 “小小書店”的陳少陵 ，組織起 “救國會” 、 “抗日小組” ，宣傳抗日。鮑華 、黃健等 ，以濠江中學為陣地 ，團結了一批熱愛祖國、同心同德的青年教師 ，自編抗日教材 、教唱抗日歌曲等培育抗日救亡運動種子 。這些愛國同胞和愛國團體彙集起來 ，形成一股強大的抗日力量。西安事變後 ，澳門救亡歌詠團以旅行為掩護 ，組織團員到中山的灣仔 、吉大、北山、沙尾 、前山、白石、翠微、香洲 、會同、古鶴、雍陌、烏石、橋頭 、下柵 、北嶺等地農村宣傳抗日救亡 ，與駐軍聯歡。1937年夏 ，澳門抗日團體組織100多澳門同胞到中山三鄉及其附近鄉村進行持續一個星期的宣傳。七七事變後 ，澳門的抗日團體就不斷組織慰門團前往中山的前山、灣仔等地慰勞當地的抗日將士 ，向他們贈送食品、藥物 ，演出抗日文藝節目等。澳門的部分抗日團體如 “澳青團”和 “澳門四界救災會”等多次組織宣傳隊到中山、江門、新會、台山、恩平等地宣傳抗日，與當地民眾一起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中山縣與澳門陸地相連 ，澳門的抗日團體常到中山縣的石岐鎮及一區 、五區、六區的鄉村 ，以張貼標語 、漫畫、壁報和演講 、表演街頭劇 、歌詠等形式宣傳抗日，還在前山、灣仔等舉辦軍民聯歡會，備受當地群眾和駐軍的歡迎。 可見 ，由於地緣關係 ，當時的澳門同胞大多數為珠江三角洲籍人士 ，尤以中山籍為多。過去的抗戰時期兩地關係研究 ，多在共同的愛國愛鄉心和民族責任感激發起兩地同胞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行徑憤恨情愫方面 。可以說 ，兩地關係千絲萬縷 ，廣州淪陷後 ，澳門成了戰時的難民避居島和交通中轉樞紐 ；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據地建立後 ，澳門也成了中山抗日遊擊隊一個活動的視窗。而這一時期的澳門與中山 ，乃至珠三角、廣東地區的社會變遷 、戰時人口問題、銀行與貨幣、對敵經濟鬥爭問題 、商業貿易、海洋經濟等 ，可研究的領域廣泛 。兩地抗戰研究還可從日本侵華戰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對兩地人民思想的影響以及因日本侵華導致的人口流動對社會發展的影響等等方面進一步拓展。

2. 人文環境與抗戰文化關係的研究 抗戰期間的澳門是中立地區 ，但澳門同胞的愛國情愫和民族情感空前高漲 。如當時在澳葡當局管制下 ，禁止中國同胞在澳門用 “抗日救國”的字眼，但澳門同胞衝破種種困難 ，進行募捐與賑濟 ，收容難民 ，參軍參戰 ，支援前線 ，成績彪炳 ，有目共睹。抗日戰爭時期 ，澳門同胞與廣大華僑、香港同胞一起 ，在各救亡團體的組織 、發動下 ，傾其所有 ，踴躍捐輸 ，積極賑濟 ，有力地支援了祖國抗日戰爭。蘆溝橋事件的炮聲 ，把澳門同胞抗日救亡運動推向新階段 ，抗日救亡團體相競成立。在澳門的工商界和上層人士中成立了 “澳門各界救災會” ，在婦女界中成立了 “婦女互助社” ，在澳門青年、教師、店員、工人中成立了 “澳門中國青年回國鄉村服務團”（簡稱 “澳青團”），在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聯合組成救災會 （簡稱 “澳門四界救災會”） 。國民黨澳門支部在中山縣灣仔也成立了 “澳門各界抗敵後援會” 。其中 “澳青團”和 “澳門四界救災會”是當時澳門最大的救亡愛國組織。這些組織起來的抗日團體 ，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 ，成為廣東抗日戰場的一支有生力量 。由於澳葡當局在 “二戰”中持 “中立”態度 ，禁止中國同胞在澳門用 “抗日救國”的字眼 ，澳門抗日救亡各團體便 ，以賑災等名義進行活動 ，為祖國，特別是廣東抗日戰場捐獻了大批的金錢物資。澳門四界救災會”的籌捐工作做得出色，曾得到當時國民黨政府有關部門的讚譽。1937年11月7日，國民黨中央僑委在該會致的函中提到 ：“國仇敵愾 ，踴躍捐輸 ，至足嘉佩 。”1938年3月29日黃花崗起義紀念日，澳門同胞80多人在澳門、中山灣仔等地賣花為國民革命軍第五軍籌款購雨具 ，共籌得大洋900多元。五路軍司令李宗仁 、副司令白崇禧及廣西省主席黃旭初聯名來信對此深表謝意。各愛國團體還組織宣傳隊到附近的中山縣前山、白石、香洲、灣仔、吉大等地以張貼標語、演講、演出街頭劇或軍民聯歡會等形式宣傳抗日救亡 ，受到當地群眾和駐軍的歡迎。①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 ，過去多從捐贈的方法、數量等方面研究 ，而很少從澳門的人文環境和所形成的該地區獨特的抗戰文化角度去研究。 對澳門人文環境和多元素的抗戰文化領域的研究 ，有助於人們對澳門地區的進一步認識和瞭解 ，更有利於該地區愛國傳統的傳承和發揚光大 。3. 抗戰人物的研究這一時期 ，澳門地區湧現出不少有影響力的人物 ，包括回到內地參加抗① 郭防凌著， 《中國共產黨中山地方史（第一卷）》 ，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第179- 180

日活動 ，以實際行為支持祖國抗戰的 ，其中一些上層人士也投身抗日戰場 ，率軍殺敵 ，在中國抗日戰爭作出了卓絕的貢獻 ；更多的是經過戰火的錘煉 ，成為社會的棟樑。通過對抗戰人物從研究 ，挖掘澳門地區人文精神和愛國元素 ，讓後輩更好地吸取澳門地區人文精神養分和傳承愛國主義者傳統 。範圍與主題來看，在既有的論著之中，戰時澳門的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較為多見 ，但相關人物的研究就較為少見。4. 抗戰史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與開發利用 一是要加強日本侵華史料收集整理工作 。澳門圖書館珍藏著大量這一時期的文獻資料 ，尤其是葡萄牙文和日文原版的史料 ，如能加以整理出版 ，這將對澳門抗戰史研究是重大的突破。同時建議加強收集整理目前藏在或流落在民間的日本侵華史料 ，以進一步推動中國抗戰史研究。 二是要加強對區域性研究 ，專門對某一個問題進行研究 ，研究方法單一 ，普遍都是通過對檔案 、文獻等史料做一些相對靜態的研究 ，缺乏對根據地法制建設的整體把握 ，也很少有學者將其與其他根據地進行比較研究。在以後的研究中，需要綜合運用多學科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全面地對澳門抗戰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 三是研究成果的開發利用應借助新媒體 。 目前 ，澳門抗戰研究成果出版 ，與全國各地一樣 ，見之於書籍較多，而其他形式的並不很多 ，如何將研究成果為現實服務 ，仍待努力。新媒體的出現 ，為研究者提供了更廣闊的平臺 ，這也應該成為研究成果的開發與利用的方向。

高劍父、 “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書畫展覽會”及其他陳繼春①摘要：有 “革命畫師”畫師之譽的高劍父於1938年末自廣州移居澳門 ，其所揭櫫的 “折衷中外 ，融匯古今”藝術理念 ，為澳門畫壇帶來新風 。而其於民國時期所具有的影響力，匯合因抗戰而流寓澳門的門人 ，成了其後來在澳門以藝術介入慈善事業的重要力量。本文致力重構1944年於澳門商會舉行的 “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書畫展覽會”的緣起 、籌備、經過及成果，從而展現抗戰時間澳門居民守望相助的優良品德 ，以及市民大眾的奉獻精神，進而折射出此時澳門書畫界的陣容 ，以及中國書畫收藏的一角。同時認為展覽中以中國藝術為主體 ，無疑可以增強澳門民眾對中國文化的自信。關鍵詞：同善堂 難童 書畫 高劍父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 ，中國內地 、香港和澳門的物價飛漲 ，人民的生活困苦 ，尤其是抗日戰爭以來 ，不少兒童因飢餓而死亡 。有感於救助兒童是當前的要務 ，中國各地的慈善機構大都積極從事是項救助工作 。澳門在1941年12月香港淪陷以後表面上雖然保持中立 ，但同樣受到戰火的影響 ，中山等地大批難民湧入 ，對外交通被封鎖後 ，糧食供應缺乏甚至斷絕 。1942年初澳門遇上了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 ，餓殍滿途。斯時 ，天主教救濟會發起組織托兒所 ，除了收容孤苦無依的難童外 ，還辦理難童餐 ，救濟流離失所的兒童 ，後來由於經① 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碩士，師隨范揚、劉赦、馬士達及陳傳席等教授；中央美術學 院美術史系博士，師從金維諾教授研究中國美術史，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費缺乏 ，於是商請同善堂辦理 ，每日在同善堂門前免費派發1500份兒童餐。①一 、 緣 起 澳門同善堂自清光緒十八年（ 1892 ） 秋倡建 ，以無分國籍 ，救死扶傷 、濟世助人為宗旨。② 至1944年2月 ，已歷10個月的同善堂難童餐的經費已絀 ，後來得到高可寧個人捐出雙毫1829元 ，再匯同該堂各位值理的捐助 ，從而得以繼續施脤 ，可是到了後來 ，有關善款又將用盡了。澳門的貧苦大眾當然希望難童餐可以辦下去 ，以期澳門的兒童可以有重獲新生的機會 ，當地的善長亦有意願繼續堅持 。於是 ，當時在澳門的 “小龍劇團”就於新馬路的平安戲院進行義演 ，為難童餐籌募經費 。③與此同時 ，知名人士蔡惠年走訪了高劍父 （1879- 1951 ）、沈仲強（1893- 1974 ）和羅竹坪 （1911- 2002 ） 等後向同善堂建議 ，④以舉辦畫展的形式籌辦經費。 1944年2月4日下午1時 ，同善堂值理會為此召開了特別會議 ，決定接納蔡氏的建議進行籌辦畫展 ，並推定高劍父為籌委會主席 ，負責具體的籌備工作和號召留居澳門的全體畫家參加 ，同時 ，也決定以澳門商會二樓為展覽地址 ，所有售畫所得俱為善款 。當日還推定了蔡惠年、吳江冷、莫珉府 、吳福如 、容漱石 （1903- 1996 ）、羅竹坪 、方人定（1901- 1975）、楊善深 （1913- 2004）何磊 （1916- 1978 ）、馮康侯 （1901- 1983 ）、王志勤 、伍佩榮 （1904- 1979 ）、沈仲強 、戒聞法師 （1915- 2010 ）、羅寶珊 、鄭褧裳 （1883- 1959）、竺摩法師 （1913- 2002 ） 等為籌備委員會委員。⑤ 2月5日，同善堂又召開特別會議 ， “並即席推定高劍父等任籌備委員 ，① 《數十名畫家繪成集體巨製》 ，載1944年2月10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② 崔德祺 《同善堂百年堅持社會公益服務》 ，載 《同善堂一百周年紀念特刊》 ，頁1 ，不載出 版社，澳門，1992年。③ 《小龍劇團義演籌款成績良好》 ，載1944年2月17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④ 《書畫會收到字畫》 ，載1944年3月4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⑤ 《書畫界籌辦義展為難童餐籌款》 ，載1944年2月5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

策進一切事宜 ，昨日該堂再加推周叔予 、陳公廉① 、李際唐 、李子農 、區小松 、何蓬洲 、周宰平 、王惺岸 、寬如法師 、凈因法師 、李供林 、李仲明 、李□生 、慧因法師 、區犖東 、羅維宗 、甘霖 、譚允猷 、黃蘊玉 、湯卓元 、馮祝萬 、張漢三 、李滄萍 、鄭穀詒 、鄭鴻舉 、鄭兆飛 、甄似蘭⋯⋯曹受坤 、錢二南 、趙斑斕 、陳天心 、陳霞子 、劉傳能 、雷渭靈 、黃浩然 、薛萬賢、陳仲靄任籌備委員 ，同時定二月七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在同善堂（開） 籌備大會。”②一天之後 ，又加聘陳少偉 （1909- 1971）、陳官、盧禺平 、嚴仙根 、區賓雁、鄭寶庫 、崔瑞琛 、崔瑞意 、廖奉靈、傅菩禪 （1873- 1945）、楊靄生 、李飛、黃曉生任籌備委員會委員。③ 上文的陳天心是澳門 《大眾報》 的創辦人兼第一任社長 ，陳少偉是 《朝陽日報》 的創辦人兼社長 ，崔瑞琛是 “澳門中國婦女慰勞會”的主要成員之一 ，④是殷商崔諾枝的女兒，⑤黃曉生是濠江中學的校長。周叔予 （霑 ，1881- 1949 ），畫風屬 “海派” ，是羅竇珊的門人 ，而羅維宗是羅寶珊的哲嗣 ；陳公廉就是高劍父和高奇峰 （1889- 1933 ） 任職於廣東 “省立第一甲種工業① 陳公廉，廣東番禺人，父意求，母洪氏。畢業於廣東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曾任該校美術 科助教兩年，中山縣山場鄉鮑氏啟明小學校校務主任兼教員十一年。抗戰時先後於崇實、宏 漢、實用、佩文、崇德、行易、陶英、達明、英才等校任教員。② 《慈善書畫展覽明日開籌備大會》 ，載1944年2月6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③ 《書畫義展籌款加聘委員積極進行》 ，載1944年2月7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④ 參看林發欽、王熹編著 《孤島影像：澳門與抗日戰爭圖志》 頁84- 85 ，廣東教育出版社，廣 州，2015年。⑤ 陳大白《天明齋文集》 ，頁45 ，澳門歷史學會，澳門，1995年。

學校”時的學生 ，畫風近後者 。容漱石 、羅竹坪 、方人定 、楊善深 、何磊 、伍佩榮、湯卓元、楊靄生 、黃蘊玉 、譚允猷 ，又或是竺摩法師、慧因法師 ，畫風俱屬高劍父的 “折衷派” ，或是門人 ，或為畫友 ，而沈仲強則為高劍父同門師兄容仲生 （1872- 1944 ） 的學生 。李際唐擅書法 ，區小松能畫 ，與李研山（1898- 1961） 有戚誼⋯⋯ 2月7日，全澳門的書畫家應邀出席於同善堂舉行的籌備會議 ，藉以討論一切問題 ，出席者有高劍父 、羅竹坪 、沈仲強 、蔡惠年 、寬如法師 、吳江冷等 ，以及該堂值理崔諾枝 、黃渭霖 、李如楷、蔡文軒等人 。會上首先由崔諾枝和蔡文軒介紹了辦理難童餐的經過 ，隨之由高劍父致詞 。高氏指出年來時局不景 ，親愛同胞死亡如麻 ，言之痛心 ，我輩書畫家現擬發起義展來籌款 ，以幫助同善堂難童餐的經費 ，以期為國家的未來主人翁盡些心力 ，為此冀望書畫界同仁共同努力贊助 。根據當時的報章報導 ，陳少偉提議討論活動應否有名稱？最後議決並定之為 “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書畫展覽會” ，接著高劍父動議解決書畫所用紙張和裱畫費用 ，決議由黃渭霖、蔡文軒和蔡惠年負責支付 。大會隨即議決出當然委員 ，再由其推舉常務委員11名 ，最後議決出崔諾枝 、蔡文軒、高劍父 、黃渭霖、蔡惠年 、陳少偉、區小松 、沈仲強、蘇日行、崔瑞琛 、廖奉靈 、梁詠裳 、鄭穀 、羅竹坪 、楊善深等15人為常務委員。在推定各部委員方面 ，議決如下 ：主席 ：高劍父副主席 ：崔諾枝 、蔡文軒總務 ：蔡惠年 、陳少偉理財 ：黃渭霖 、區小松文書：曾奇玉宣傳：蘇日行徵集：沈仲強佈置 ：羅竹坪 、王志勤勸銷：崔瑞琛評價 ：楊善深審查：高劍父交際：廖奉靈、梁詠裳 此外 ，也決定每日召開常務會議 ，第一次會議就定在2月8日下午5時。① 要知道 ，此時居於澳門的畫家大都生活困苦 ，且多以雜糧為食 ，以延殘喘。可是 ，以畫作來貢獻自己的力量 ，對畫家而言是一個義舉 ，是一種見義勇為的精神 ，自發報名者有五十多人 ，為了擴大收入 ，主辦者更請他聯手創作一① 《書畫家為難童餐籌款成立義展大會》 ，載1944年2月8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

幀大型的合作畫 。至於此畫的安排 ，大會計劃印製獎 1000張 ，每張定價十元 ，以期在義展結束後舉行抽獎 ，獲獎者將可得到此幀合作畫。①二、籌備 社團義展屬於民間的聚合 ，尚需要政治的支持 ，後來委員會主席高劍父 、崔諾枝 、蔡文軒及常委蔡惠年 、黃渭霖② 等於2月10日上午10時謁見了澳門總督戴思樂 （Gabriel Mauricio Teixeira ， 1940年12月29日至1947年8月31日在位） 。戴思樂高興地接見了高氏一行 ，並答允出任該活動的主席 ，且對書畫界的人士此項義舉讚譽有加。然後 ，高氏一行又再分別拜訪了澳門教區主教 、民政廳長 、財政廳長 、督憲秘書長 、警察廳長 、經濟局長等 ，各人也應允擔任是次活動的名譽顧問。與此同時 ，義展在緊張籌劃之中，又加聘了姚伯泉 、鄧晴隆 、謝再生 、鄭華洲 、鄭心湖 、鄭仲楚、鄭子展、戴東培 、總督副官晏打地、港務局長施利華、港務局督察長、法務長、工務局長、衛生局長山度士 、郵電局長馬丁士、財政局長邊度 、民政局長歐維士 、民政局科長華士貢些路 、殷王子中學 （Liceu deD.Infante Hemrique）校長賈尼路博士（Artur Almeida Carneiro）、黃景初、陳作卿 、趙七 、羅載生 、黃渭華等為名譽顧問。③這些名單的落實 ，預示著政府與工商界關係打通 ，這對後來開展活動帶來不少的便利。此時，澳門的報章又刊出了書畫義展的作品徵集方式：一、捐出作品。不拘國畫、西畫、書法、金石、雕刻、刺繡；① 《數十名畫家繪成集體巨製》 ，載1944年2月10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② 黃渭霖是昌興辦館東主，同善堂永遠值理，鏡湖醫院慈善會董事，1963年 《澳門工商年鑑》 稱其曾任中華總商會副主席，同善堂主席、公共慈善救濟會華人委員。③ 《書畫義展主席晉謁澳督》 ，載1944年2月11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

二、出品已裝裱者亦所歡迎 ； 三、已裝裱之出品者請於二月二十五日（舊曆二月初二） 交到 ；未裝裱者請於二月廿日（舊曆正月廿七） 交到； 四、收件處同善堂二樓。① 為了使參加展覽的作品增加 ，從而提高義展的收入 ，籌備委員會派出了沈仲強分訪寓澳的各畫家 ，請求贈送作品予大會 ；此外 ，也加聘了法院檢察官喇些打 、何家森 、藍榮輝 、霍恩儂 、霍一奉 、曹思榮 、鄭聚源 、馮養 、歐文桂 、阮維熊 、阮維揚 、陳蔚文 、陳少岩 、陳又廉 、陳雨庭 、崔六、何德等為顧問。②“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書畫展覽會”的第二次常務會議於2月13日中午在同善堂二樓召開 ，高劍父 、 崔諾枝 、 蔡文軒 、 區小松 、沈仲強 、黃渭霖 、蔡惠年 、陳少偉 、曾奇玉 、蘇日行 、廖奉靈 、崔瑞琛 、梁詠裳 、羅竹坪 、楊善深等出席 ，列席者有區賓雁 、杜國銓 、俞熾南 、伍佩榮 、陳泰來 、王志勤等 。沈仲強於會中報告說遵照大會的決定 ，已分走訪了各位畫家 ，各人都欣然接受向大會捐贈作品 ，只是十居其九表示缺乏紙張 ，後來黃渭霖 、蔡惠年及蔡文軒應允送出紙張和負責裱畫的費用 。在拜訪中 ，應沈仲強之請而即時送出畫作的有陶劍秋 、陳伯任 、黃豫樵和黃壽泉等 。隨後 ，會議中議決了印刷畫券 ，也討論了是否可請名畫家畫一鉅軸以作為抽獎之用 ，最後決議由沈仲強辦理 ，透過向畫家徵求 ，畫一大型的冊頁 ；另外 ，會議也決定印製書畫特刊以作宣傳之用 ，並交黃蘊玉 （偉俠 ，1904- 1994 ）、吳□英與宣傳部一起負責主編 ；鑒於展覽期近 ，而同時根據 “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書畫展覽會”致書畫家的徵集函件 ，有意捐出作品的 “以至少四件為限” ，③故決議請畫家畫成一幀就交一① 《書畫義展徵集簡約》 ，載1944年2月11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② 《書畫義展會開始徵集作品》 ，載1944年2月12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③ 參看《抗戰時期的澳門》 ，頁125 ，圖版4.41 ，澳門博物館，澳門，2001年。

幅 ，以免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裝裱。 由於義展以籌款為目的 ，大會印製了書畫券 ，如何進行推銷？ 會議議決請新聞協會負責 ，又以婦女會協助之 ；同時決定畫展會於3月3日開幕 ，至3月9日閉幕 ，展出一個星期 。對於畫家送來的書畫作品應否蓋上印章事宜 ，大會決定請馮康侯鑴刻 ；同時每星期三下午8時在同善堂二樓開談話會 ，磋商各事 ；關於是否可增聘評價與審查兩部顧問的動議 ，決定聘馮祝萬 、陳伯任、區小松和陶劍秋4人出任（協助高劍父和楊善深），也請容漱石協助佈置工作 ，此外也增聘了其他顧問。① 2月16日時 ，書畫展覽收到予黃清庵送出的七言聯 ，以及兩張條幅；李仲明五言聯三對 、七言聯一對 ；賴振東五言聯兩對、七言聯一對 、中堂一幅；區賓雁送出文徵明 （1470- 1559 ）手卷一幅、呂培長手卷一幅 ；何宰平標額字一幅、何蓬洲小中堂書法作品兩幅。② 2月17日，高劍父、崔諾枝 、蔡文軒 、崔瑞琛 、黃渭霖、梁詠裳、陳少偉（譚福賢代）、沈仲強、蔡惠年、羅竹坪等於同善堂召開了特別會議。根據高劍父的發言 ，是次特別會議主要是討論書畫券的銷售及一切會務事宜 ，蔡惠年在會議上指出大會早時訂下以執闚的方式去購畫的辦法 ，但輿論認為不可行 ，故提出討論人們持券到展場選畫的動議 ，此動議被大會接納。而蔡惠年認為在推銷畫券方面是可以分為若干隊的 ，以期通力合作 ，用收募款之用 ，後來經過討論後 ，確立了36支銷售書畫券的隊伍 ，並函請各機關、行商出任隊長。當時，率先定下的第一隊是新聞協會 ，由劉傳能、陳天心 、趙斑斕任隊長 ；第二隊婦女會 ，由廖奉靈、崔瑞琛 、梁詠裳任隊長 ；第三隊澳門商會 ，由高可寧、陸電明任隊長 ；第四隊為鏡湖醫院 ，以蔡克庭 、吳鳴任隊長 ；第五隊是中華教育會 ，由朱伯英任隊長 ；第六隊是銀業行 ，由梁後源 、鄧晴龍任隊長 ；第七隊為米業行 ，以黃傑源任隊長 ；第八隊是利為旅 ，由黃槐庭 、胡公武任隊長 ；第九隊是同善堂 ，由崔諾枝 、蔡文軒任隊長 ；第十隊中央酒店 ，傅偉生、鍾子光任隊長 ；第十一隊國際酒店 ，以吳偉佳任隊長 ；第十二隊中央舞廳 ，王文祺任隊長 ；第十三隊出入口商 ，由陳蔚文任隊長 ；第十四隊故衣行 ，區德成、陳瑞佳隊長 ；第十五隊洋貨行 ，黃渭霖任隊長 ；第十六隊是當押行 ，張任楠任隊長 ；第十七隊山貨行 ，蘇建常、區賓雁任隊長 ；第十八隊金飾行 ，□文輝任隊長 ；第十九隊建築行 ，由區華焜任隊長 ；第二十隊為旅業行 ，由胡公武 ，徐保仲任隊長 ，第廿一隊是小押行 ，由區才成任隊長 ；第廿二隊是茶居行 ，由陳又廉任隊長 ；第廿三隊為紙司行 ，以陳少岩任隊長 ；第廿四隊是木業行，何顯堂 、冼碧珊任隊長 ；第廿五隊是鮮魚行 ，歐文桂、趙七任隊長；第廿六隊，⋯⋯③① 《書畫義展籌款·加緊進行工作》 ，載1944年2月14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② 《書畫家紛紛送畫》 ，載1944年2月17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③ 《書畫義展會議決分隊推銷畫券》 ，載1944年2月18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

同在2月17 日， “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書畫展覽會”籌備委員會己收到了不少畫家捐來的作品 ，其中有何蓬洲小中堂字一幅 、馮祝萬 《雲峰煙樹》 小中堂一幅 、八言聯一對 、小品文字二幅 ； （傳）菩禪大條一幅 、小條四幅 ； （楊） 善深小條兩幅 、陳樾七言聯一對 、錢二南字條幅一張、字聯一對 ；區勉口五言聯乙對 、七言聯乙對 ；羅竹坪小條一張 、楊靄生畫條四張、中堂畫一張、大斗方一片 ；區犖惠小條畫兩張 、橫批畫一張 、五言聯小對乙對 ，小字橫批一張 ；賴鎮東小條字一幅 ；馬慈航□□寫生之八一幅 、 《寶雲道寫生之十》 一幅、人物一幅 、熱帶魚一幅 ；李供林中堂字兩幅 、十二言聯一對 、七言連一對 ；竺摩法師小條字兩幅 、七言聯一對⋯ 。① 活動 “一經發動 ，各都捐出作品參加 ，尤以 ‘嶺南派’更見踴躍 。”② 2月17日，籌委會的會議中又加聘了女青年會 、米業行 、火柴行 、煤炭 、洋貨 、醬料 、鋪票 、西菜 、鹽務等隊的隊長 ，同時 ，也收到了王惺岸 （定緯）小條人物六幅 ；沈仲強畫兩張 ；童真七言聯三對小中堂字一幅 ；鐵橋山人（張穆） 《練丹圖》 一幅等等共74件 。③三、反應 澳門的傳媒對於是次活動十分重視 ，幾乎每日有後續的追蹤報導 。2月22日的報章云 ： 連日以來各熱 心書畫家 ，紛紛捐送書畫，該會加速裝裱，以便開幕時陳列。計昨有羅竹坪送 《花鳥》 中堂兩幅 、容漱石七言聯一對、字條一幅、畫條兩幅；同梅與天合作畫一幅。王志勤送斗方畫一件，附容漱石字斗方一件、合作為條 ；同① 《書畫家樂善不倦捐出書畫》 ，載1944年2月18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② 無暇 《同善堂與難童餐》 ，載 《同善堂一百周年紀念特刊》 ，頁59 ，不載出版社 ，澳 門，1992年。有必要指出的是作者是黃蘊玉，其作為當時工作的見證人之一，提供了一些有 用的資訊，但文中說展覽地是澳門市政廳有誤！③ 《義展會收到書畫》 ，載1944年2月19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

梅與天合作畫條一幀。慧因大師送已裱 《紅梅》 立軸一幀，已裱斗方畫一件。陳伯任送已裱趙浩公畫條兩件 ，已裱姚叔 （粟） 若畫條一對。張學華太史送小條字三件；張端儀女士送陳少白七言聯一對、張坤儀字條一件、鄧芬字、沈仲強畫已裱菊花一幅；已裱山水兩幅、已裱鄧芬雀鳥一幅；菊花一幅、山水一幅、霜松一幅。梁潤桐送字條兩件、橫批一件、斗方一件。吳靈芝送鄧家驤字一件、張元任四屏字一套、小條畫兩件、已裱葉章 《荔枝》 一件。朱葆勤送已裱斗方畫二件、七言聯一對。李仲明送 《百壽圖》 一件。陳師石送四屏字一套、七言聯一對。⋯⋯① 由此規模看來 ，這次慈善活動已是席捲社群了，而一些善長仁翁不僅捐出了個人的作品 ，甚至有自己的珍藏 。2月22日，馮桂秋送 《柳侯祠碑》 乙件 ，蕭壽民送沈石田 （1472- 1509 ）《松》 一件 ，米友仁 《山水》 一件 ，甘霖送中堂畫三件 、小品畫一件 ；何蓬洲送五言聯一件 。⋯⋯曹受坤 （1879- 1959 ）送七言聯一對。戒聞法師送 《觀音像》 一幅、 《壽星公》 一幅。②朱葆勤送大條幅字二件 。楊善深送小條畫兩件 。王志勤送條幅畫一件 。鄭褧裳送小中堂畫一件 。⋯⋯湯卓元送小條畫一件 、小條字一件 。區小松送已裱草書軸一件。嘉樂口送趙次閒花鳥一幅、王 （黃）少梅美女一幅、盧振寰 《殿春圖》 一件 、黃波 （般） 若 （1901- 1968 ）《紅棉》 一件。吳馥餘送已裱山水二件。莫珉府送六尺大中堂字一幅。伍佩榮送山水小中堂一幅。傅菩禪送花鳥小條五幅、橫批一張。關萬里 （1912- 1983 ）送山水小條二件。③ 在大會的呼籲下 ，不少澳門的畫家或收藏家陸續捐出作品，如2月23日，黃豫樵送出沈南蘋的畫冊一件 、錢叔寶 《山水》 一件 、祝枝山 （允明 ，1461- 1527 ）字手卷一件 、陳子清 《山水》 扇面一件 。關萬里送出 《花鳥》 小條一幅 ，葉向榮 《竹》 小條一幅 ，伍佩榮山水中堂一件。④翌日，謝仁山又送來竹禪的 《墨竹》 中堂 ，梁又榮送來了黎二樵的字條 、招子庸的水墨 《蟹》 、梁耀樞中堂字、吳甜勝對聯一對 ，林蔭民送來乾隆御題張樂齋 《牡丹》 、羅雪谷《墨竹》 。⑤ 2月26日，楊春培送來了一副對聯 ，一橫批 ；寬如法師將已裝裱好的 《觀音大士》 、 《達摩面壁》 、 《梓里風光》 和 《故宮疏影》 送來 ，而馮祝萬 、王惺岸 、何蓬洲、黃石齋各送來冊頁乙件。此外 ，協和中學十一位女學生各提交一幀西洋風景畫 ，而蔡高中學的女學生如余艷梅及鄭宇生送來了中國畫共四① 《書畫家熱心捐助義展·為難童餐籌經費》 ，載1944年2月22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② 2008年10月31日戒聞上人對筆者云，他還送出了一幀《風塵三俠》 ，深謝！③ 《書畫義展會·今晚開談話會》 ，載1944年2月23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④ 《書畫家熱烈捐助》 ，載1944年2月24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⑤ 《書畫會加緊工作》 ，載1944年2月26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

幀。① 書畫義展的籌委們此間致力於展覽的籌備工作 ，到2月28日，他們中的崔諾枝 、蔡文軒、高可寧、高劍父 、蔡惠年 、黃渭霖、廖奉靈、崔瑞琛 、梁詠裳等前往總督府拜訪澳門總督 ，獲告知總督夫人將應邀出席活動的剪綵儀式 ，總督更認購書畫券二千元 ；而婦女會前去拜會經濟局長羅保博士 （Dr. Pedro JoseLobo, 1892-1965） 時，而獲對方購入書畫券五百元 ，以作響應 ；督憲秘書長哥士德也購五十元 ；至於所收畫作方面 ，區犖東有 《觀音像》 一件 ，伍佩榮送中堂一幅，林攜章送風景一幅 ；吳江冷送冊頁一件 ，黃蘊玉條幅及冊頁各一件 ；沈仲強送出已裱菊花一件 ，容漱石 、梁潤桐 、王志勤 、曹受坤各送出冊頁一件 ，周霑送出 《吉星》 、 《引福歸堂》 、 《夢熊葉吉》 、 《觀音》 、 《壽星公》 、 《和合二仙》 、 《呂祖》 、 《醉詠昇平》 、 《挑次》 和 《進寶》 等 ；之外 ，何磊送水墨 《虎》 和 《山水》 各一張，錢二南送山水冊頁稿一張 ；莫珉府冊頁 《紫藤》 、 《松烏》 、 《荷花》 、 《水仙》 、 《籬菊》 及 《牡丹》 ，全部已完成裝裱 ；張學華 （1863- 1951） 送出冊頁及對聯各一 ，區小松冊頁稿兩件 ，駱子衡送小件幅 ，而冰明即送出小條幅四件 ，黎國安 （明） 送小條幅一件 ，而周宰平也送出冊頁兩件 。② 3月2日，大會又收到何磊大中堂 《鷹》 一件 、大中堂 《燕》 一件 。慧因畫冊一件 ，容漱石冊頁字一件 ，陶劍秋冊頁字一件 ，鄭褧裳冊頁畫一件 ，李撫虹小條畫八件 、對聯六件 ，志剛小條畫兩件和李供林冊頁字一件 ，③黃孟徒送出小條字一件 。④ 此時此刻 ，與藝展的有關人士積極工作 ，一部分人加緊創作 ，另一部分人就沿門勸捐 ，以期銷出更多的書畫券。⑤正因為成績比預期好 ，有關人士正考慮請參加的書畫家每人多送兩張作品。⑥四、展覽 高劍父在此活動中以盟主的角色出現 ，這從側面折射出其過人的畫名 ，儘管是次活動名譽上是蔡惠年向同善堂建議的 ，但發起人卻是高劍父和沈仲強。當時的報章記述云 ：① 《書畫展日期迫近籌委會今日開常會》 ，載1944年2月27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② 《澳督購畫二千元》 ，載1944年2月29日澳門 《華僑報》 第肆版。③ 《各隊推銷書畫券》 ，載1944年3月3日澳門 《華僑報》 第肆版。④ 《書畫會收到字畫》 ，載1944年4月4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⑤ 《書畫義展會勸銷成績良好》 ，載1944年3月2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⑥ 《書畫會積極工作推銷畫券》 ，載1944年3月7日澳門 《華僑報》 第肆版。

南中國之書畫名家高劍父、沈仲強等自發起書畫義展，以籌難童餐經費，社會人士以高君之熱情忱，深為贊許。查高君之寶墨，平日以千金求一幅者，高君每每宛詞推卻，惟此次義展，慈善當前，不惜精神，日夜殫察，未嘗稍輟。其積彩之寶墨 ，恆見造福貧童。各行商場，以平日求高君之墨寶雖難，今日藉此行善良機，樂而購買，以故各行商號之勸銷，均有超卓成績。① 籌備委員會於3月6日又召開了例會，出席者除了常務委員外 ，列席者更有多人 ，其中屬於高氏一系的學生或畫友的就有黃蘊玉 、譚允猷、湯卓元和伍佩榮。會議決定在書畫展開幕時 ，澳門無原罪學校將派出樂隊於3月12日中午12時進行演出助興。同時，於展場前方搭建牌樓兩座。根據報告 ，截至當日，銷出的書畫券有四百二十多張，而所收集的書畫作品有四百五十多幀 ，正因為擔心作品不足 ，於是請沈仲強再次訪畫人尋求相助。另外 ，在佈置組中增加林華、潘豪和伍佩榮為幹事 ，同時要求各部主任每日下午3時在同善堂辦公。②作為主事者的高劍父 ，其捐贈情況如何？文獻云： 該會主席高劍父 ，昨將其精心之傑作 ，送出一大批，計有卅二件。計開送冊頁字畫各一件，中堂畫四件，斗方一件，對聯四件，橫批五件，條幅十一件，碑字一件，楊演 （靄） 生山水二件，葉永青條幅兩件，何秉 （炳）光條幅一件，鄭淡然條幅兩件斗方一件，關山月斗方一件，翁芝中堂八件、斗方四件。③ 上述書畫是以高劍父的名譽送出的。有必要說明的是 ，關山月 （1912-2000 ）於1940年仍在澳門，但1944年身處大西北 ，翁芝 （1917- 2014 ）是高劍父的配室 ，鄭淡然 （1910- 1997 ）是在澳門的 ，不過兒子劉居上此時只有3歲 ，故伍佩榮 、羅竹坪 、容漱石和楊善深成了高氏主要的助手。而這些畫更多的是弟子當年留在高氏手上 ，以備在必要時免於徵集需時而參加展覽之用的。 除了一些畫家及藏家送出書畫外 ，與高氏同日送書畫的高氏門人有湯卓元 ，他送出了小條兩件 ，而莫珉府又送出小條兩件 ，沈仲強、高劍父 、楊善深 、羅竹坪4人合作的中堂一件。慧因法師又送出小條一件 ，伍佩榮送出冊頁一件 ，譚允猷送小條二件。④① 《各隊推銷書畫券》 ，載1944年3月3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② 《書畫會昨開常會》 ，載1944年3月7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③ 《高劍父送字書畫交義展會籌款》 ，載1944年3月11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④ 《高劍父送字書畫交義展會籌款》 ，載1944年3月11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

整個澳門的書畫家五十餘人參加善舉 ，共繪製作品671件 ，①大會在開會前兩日開始佈置。澳門商會的門前搭起了頗為壯麗的立體牌樓門面 ，兩邊有長聯曰：“藝術家五十餘人綜合南北西東 ，足稱上選 ；名作品成千百件集中古今新舊 ，同掛一堂 。”商會的二 、三樓變成為展覽區 ，懸掛了四百多件名家字畫。 全澳書畫界同人為籌款支持同善堂辦理的難童餐而發起與籌辦 、比原定的開幕日子推遲的 “書畫義展”終於在1944年3月12日正午12時假澳門商會舉行。當日的報導云 ：廖奉灵書畫會定期今日正午十二時 ，在商會開幕 ，恭請督憲夫人 ，主持剪綵 ，歡迎蒞臨觀禮，場內不設勸捐，屆時想必有一番熱鬧。昨有酒業行馬恩堂隊勸捐，東明行、澍春園、泰記行、阮維揚、泰興行以上每五十元。東明行 、益豐行 、大福銀號、昌利行、歐陽少軒、何玉口、馮恩榮、張春林、澍春園職員以上每卅元，馬恩堂手共銷五百五十元。同興公司盧世東昨向大會購券一百元。書畫隊昨又銷得張思雲五百元。又紙料行陳少岩隊，昨銷寶章、美華、祥安，以上每五十元。吳昌記、源 昌、李富昌、廣禎祥、大德昌、吳玉泉、大成、天益、陳禎祥、祥安，以上每三十元，陳少岩共捐四百五十元。② 顯然 ，書畫展得到了澳門廣大社群的支持 ，而且在展覽之前仍努力捐輸 。當日上午11時許 ，大會的全體委員已齊集商會二樓佈置及指揮工作 ，至12時 ，全澳僑團主席 、值理和各界行商代表等百餘人絡繹到場並準備觀禮 。政府及教區方面出席者中有澳門總督伉麗、中軍晏德地 、署理秘書長賈喇度 、澳門教區主教羅若望 （D.Joao de Deus Ramalho, SJ,1890-1958 ）及雅神父 、經濟局長羅保、華務局長施多尼等。 在澳門無原罪學校銅樂隊的音樂聲中 ，大會代表高可寧夫人將剪刀遞給澳督夫人 ，其剪綵後由大會主席及各委員引導來賓上二樓開會。由於3月11日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日子 ，全體出席者先默哀3分鐘。報導說 ：① 《書畫義展會籌 成續美滿》 ，載1944年3月16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② 《書畫義展會今午開幕，督憲夫人主持剪綵 ，歡迎各界善士參觀》 ，載1944年3月12日澳門 《華僑報》 第肆版。

大會主席高劍父宣佈開會理由，闡述：一、人類博愛，倘有餘力，應設法救濟飢寒；二、兒童為國家未來之主人翁，目前之難童，處境艱苦，吾人亦不能漠視之；三、此次藝展之本意，使難童解決食之問題，希望彼等在憂患餘生中長大成人云。隨由澳督及主教致詞，對各界人士熱心善舉，嘉惠難童，至足敬佩。最後由同善堂主席崔諾枝、蔡文軒致詞，感謝澳督及各長官之贊助，並代表難童感謝各界人士踴躍購買畫券之善意。 （以上各演詞，俱由華務局譯述中葡語。 ）① 澳門總督伉麗在廖奉靈的引導下參觀了畫展 ，並對中國書畫藝術的精美深為稱讚 ，並即時購買畫作4幀 ，捐助了2000元 ，而羅保局長及中軍晏德地亦有訂購 。小休後 ，全體在商會門前拍照留念 。從今日我們可見的照片來看 ，拍照人分三排 ，前排的是高可寧 、蔡文軒 、崔諾枝 、高劍父 、羅若望主教 、戴思樂總督 、總督夫人 。按當時的禮儀 ，總督是坐在中央的 ，由此可見高氏就是名符其實的是次活動的華人最高代表。② 待政府人員和主教離開後 ，大會才開始歡迎來賓參觀 。正緣於情況熱鬧 ，觀眾甚多 ，預料訂購的全場收入將達葡幣三萬餘元 ，而難童餐因此可支持至6 、7月之間 。展覽會一連7日，到18日下午6時閉幕 。③ 展覽開幕以後反映熱烈 ，吸引① 《為難童餐籌經費·書畫義展開幕》 ，載1944年3月13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② 參見《同善堂一百一十週年紀念特刊》 ，頁99 ，澳門同善堂，澳門，2002年。③ 《為難童餐籌經費·書畫義展開幕》 ，載1944年3月13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

了大批的觀眾 ，到第5天時仍是觀眾如鰂，為了使全澳門的學界能利用星期天欣賞展品 ，義展常務委員會於3月15 日決定將畫展加展一天 ，同時為了增加觀者對書畫的興趣 ，決定從3月17日增加集體書畫冊的展覽。至於該冊的勸捐 ，大會發出書畫券1000條 ，每條定價十元 ，每券有號碼 ，屆時抽中者可獲是本由楊春培 、吳馥余 、慧因法師、莫珉府 、鄺寶庫 、周霑、錢二南、王惺岸 、甘霖 、陳公廉 、陳師石、林肖峰、陳樾 、羅竹坪 、黃蘊玉 、吳江冷 、周國楹 、李口生 、周婉卿 、李供林 、童真法師 、甄似蘭 、譚允猷 、容漱石 、馮祝萬 、盧佐文 、葉向榮 、寬如法師 、陶劍秋 、賴振東 、曹受坤 、傅菩禪 、周宰平 、張學華 、鄭鴻舉 、戒聞法師 、區小松 、楊善深 、葉潤桐、何磊、何蓬洲、沈仲強、伍佩榮 、李滄萍 、鄭褧裳、何桂邦 、李仲明、黃孟徒、鄭穀詒 、區犖東、湯卓元、鄭少飛 、區勉庵 、王志勤 、高劍父等人所寫的大畫冊。① 源遠流長的中國書畫藝術似乎對澳門總督甚有吸引力 ，3月17日正午12時，戴思樂總督輕車減從來到澳門商會賞畫 。正由於事前沒有任何跡象 ，故大會主事者沒有任何準備 ，只有場內的屬於婦女會的成員充當接待的角色。當澳督看到會場內的畫作已被訂購一空 ，甚是欣慰 ，同時向大會主事者表示祝賀 ，他在展場上逗留了40分鐘才離開。② 到展覽的第7天 ，連日購券訂畫者已佔有百分之九十 ，大會透過報章呼籲購下書畫券而又未訂畫的 ，當展覽完結後 ，大會就按其所認券額照定價送回書畫一幅，而其餘所擇定的書畫亦將於展覽後由各經手推銷人將書畫按址送到 ，而上文所提及的大型冊頁將自3月20日起一連9日在同善堂二樓陳列 ，並於3月28日正午12時搞珠 ，以決定此冊頁的歸屬。③因考慮到冊頁只有一本 ，獎品較少 ，於是決定將獎額擴大 ，特再增加書畫80張 。大會定於4月5日在同善堂二樓開獎。④① 《書畫義展會展期後天閉幕》 ，載1944年3月17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② 《澳督重臨義展會·欣賞我國藝術》 ，載1944年3月18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③ 《書畫義展會今日閉幕》 ，載1944年3月19日澳門 《華僑報》 第肆版。④ 《書畫鉅冊·展期開彩》 ，載1944年3月28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

五、餘言 為期8天的義展終於在3月19日下午6時降下帷幕 ，所徵集的六百餘幅書畫作品中 ，被訂購的約有五百件 ，籌得的款項三萬四千餘元。①4月10日，同善堂向參與活動的書畫家 ，贈送由 “澳門同善堂主席崔諾枝 、蔡文軒”署名的感謝條幅 “義重解推” 晉溫嶠 《重與陶侃書》 有云 ：“且自頃之顧 ，綢繆往來 ，情深義重 ，著于人士之口。”而 《史記·淮陰侯列傳》 日：“漢王授我上將軍印 ，予我數萬眾 ，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 ，言聽計用 ，故吾得以至於此 。” “解推”者 ，指 “慷慨贈人衣食”同善堂如此饋贈 ，是對此善行的高度概括。後來 ，高劍父為此活動進行總結 ，為我們記下了這一歷史事件的一角： 同善堂辦理的難童餐 ，已經歷有年 ，是口碑載道的。近來籌款雖極其艱難，仍再接再勵 ，不遣餘力的，真是起死人而肉白骨啊！可是東風無力，難回大地之春 ；袖薄有情 ，易起同天之感了。蔡君惠年，有鑑於此，卻發起以書畫籌募難童餐經費來貢獻同善堂，抱民胞物與精神。該堂崔、蔡兩主席 ，欣接納 ，並與諸值理一致策動 ，於是澳中書畫界同人奮袂而起 ，馬上動員起來 ，本著人之欲善 ，誰不知我之慨的。方是大家懷著無可懷疑的要求 ，站在自已的崗位 ，希實現藝術的本旨，以精神食糧來博取物質食糧 ，以救濟一般嗷嗷待哺的難童。因此 ，無論現實的與非現實主義的、新派和舊派的都結成一條救苦救難的陣線，向著共同的目標來工作的。真是風起雲湧、如火如茶地苦幹下去。於是，不到一月而成功的作品六百餘幅之多 ，還有不少鑒藏家割愛而捐出的。未開幕之先 ，又深蒙許多善長仁翁踴躍訂購...... 。督憲購畫貳仟圓而臨會場指導數次，督憲夫人又親臨剪綵...... 。 民國廿八年 ，春睡在商會雖然開了一次賑災畫展，所得之款，概由商① 《善哉！善哉！書畫會功德圓滿》 ，載1944年3月20日澳門《華僑報》 第肆版。

會轉送給本澳四個善團，這究屬私人團體，影響不大，這次實不可相提並論了...... 。① 儘管是抗日戰爭時期 ，書畫界的門戶之見尚存 ，不容易聚於一起 ，正由於大多數書畫家均以澳門為避難之地 ，同時也認同慈善的目標 ，所以團結一致 ，共襄善舉。更深的層次 ，或如鄧又同所云 ：“昔日嶺學昌明 ，粤人羞事異族 ，祟尚廉恥 ，故宋明之季 ，義師紛起 ，寧死不屈 ，浸成風會 ，士夫嚴夷夏之辨 ，小人存恥格之風 。偉哉 ！廣東之民族精神也 ！”②在高劍父看來 ， “以同善堂為集中地 ，熱烈進行 ，很快便能收集大批佳作 ，⋯⋯且老、中、青聚於一起 ，各門各派 ，一樣熱烈。”③這一個展覽由於涉及範圍廣泛 ，而且古今新舊共冶一爐 ，所展出的畫作不一定與主題靠近 ，這對於一直主張繪畫 “要到民間去”的高氏在理念上不一致 ，對此 ，高劍父有一定的妥協或讓步 ，他認為 “可是這是慈善性質的而非比賽性質的 ，不是藝術運動的 ，實在是急不容緩救死運動的。”又表明 “這些作品不過作為一件紀念品 ，較同善堂一紙收條 ，豈不略勝一籌嗎？”不過高氏還是回過頭來表示展品中也有不少作品是 “帶血山河”的，蘊藏著耐人尋味的意義 。 在抗戰的日子中 ， “美術展覽”是一個多餘之舉？ “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書畫展覽會”只是籌款這麼簡單？這不禁讓人想起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在香港在聖約翰大禮堂美術展覽會會上的一段話 ，其云 ： 當此全民抗戰期間，有些人以為無鑒賞美術之餘地 ，而鄙人則以為美術乃抗戰時期必需品。抗戰時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寧靜的頭腦，又有強毅的意志。 “羽扇綸巾” ， “輕裘緩帶”，“勝亦不驕 ，敗亦不餒” ；是何等寧靜？ “衽金革，死而不厭” ，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是何等強毅？這種寧靜而強毅的精神，不但前方沖鋒陷進的將士，不可不有；就是後方供給軍需，救護傷兵，拯濟難民及其他從事於不能停頓之學術或事業者。亦不可不有。有了這種精神，始能免於疏忽、錯亂、散漫等過失，姑在全民抗戰中擔得起一份任務。④① 筆者於廣州美術學院嶺南畫派紀念館抄錄的文獻，原件為鉛印本。 《書畫義展會感言》 又載 李偉銘輯錄、整理、高勵節、張立雄校訂 《高劍父詩文初編》，頁264- 267 ，廣東高等教育 出版社，廣州，1999年。② 參看鄧又同贈周霑書法，1944年。③ 無暇 《同善堂與難童餐》 ，載 《同善堂一百周年紀念特刊》 ，頁59 ，不載出版社 ，澳 門，1992年。④ 蔡元培 《在香港聖約翰大禮堂美術展覽會會演詞》 ，載 《大眾畫報》 ，1938年 ，香港。此 據 《蔡元培美學文選》 ，頁218- 219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京，1983年。展覽於1938年5 月20日在聖聖約翰堂舉行，由宋慶齡領銜的 “保衛中國大同盟”及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主

毫無疑問 ，1944年 “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書畫展覽會”無疑是澳門抗戰時期最巨大的文化運動 ，以及透過書畫進而介入有組織的慈善活動 ，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最大的一次。如高劍父所言 ，它不但在規模上 ，又或是動員層面上均比1939年 “春睡畫院留澳同人畫展”更大 、更廣 ，除了不可能如1940年於香港舉行的 “廣東文物展覽”提供一些學界作文比賽或講座等互動性文化活動外 ，它在影響和經濟效益上比之殊為深遠。正由於蟄居澳門的民眾中，如馮祝萬 、曹受坤等前國民政府官員均富收藏 ，書畫義展在某一意義上向澳門的收藏家提供了調整藏品組成的機會。另外 ，展覽中以中國藝術為主體 ，無疑可以增強澳門民眾對中國文化的自信；而對於留居澳門的青年一輩畫人來說 ，透過參加展覽 ，能磨鍊自己的藝術和提高對藝術品的鑑賞力。從這個意義上來看 ，書畫義展除了救濟的功能外 ，良好的社會效果不用說 ，在藝術上也同時為澳門畫人帶來拋開門戶之見，創造互相取長補短的機會 ，也間接推動了抗戰時期澳門美術的發展。 後記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蒙黎明 、黃詠賢伉儷 、薛啟善 、周嘉言女士 、吳榮輝及陳子瀝先生鼎力相助 ，謹致衷心的謝意 ！辦。1938年5月17日香港報章云： 由蔡元培等人開幕破天荒之中英美繪刻美術展覽會，將於本月二十日下午四時半，在花園道聖約翰大禮拜堂舉行開幕禮，屆時由蔡元培及港大副監督史羅士領導主持，在此展覽數日，由五月廿四日至五月三十日則移往商會圖畫館展覽。開幕之日，港督夫婦將到場參觀。查此次展覽品，乃由英國國際藝術會、及美國藝術家會送出，賣畫 所得之券，撥充中國戰地醫藥救濟費云。 顯然，報章只報導表面的現象。參看《中、英、美美術展覽在港舉行》 ，載1938年5月17日香港《天光報》 第四版

亂世仁心——抗戰時期澳門華人社團賑濟救難活動江淳①摘要：抗戰時期 ，身處所謂 “中立區”的澳門華人 ，紛紛組織各類愛國社團 ，展開救難救亡運動 ，募捐籌款 ，竭盡全力支持祖國抗日救亡運動 。在澳葡政府持 “中立”立場對抗日活動採取種種限制的條件下 ，澳門華人社團以大智慧運籌帷幄 ，在小小澳門掀起一波又一波扎實有效的救難救亡運動 ，伸出一雙雙手 ，拯救瀕臨絕境的難民與難童 。堅持到1945年抗戰勝利那一刻 ，澳門華人又以極大的熱情與愛國情懷 ，用義賣之舉 ，投入向祖國獻金的運動 。關鍵詞：抗戰時期 澳門社團 救亡賑濟 扶助難民引言 20世紀30年代初 ， 日本侵略軍的鐵蹄踐踏了祖國大地 ，從東北到華北 ，華南⋯⋯遍地焦土 ，生靈塗炭 ，百姓流離失所 。1937年7月7日， 日軍製造 “盧溝橋事件” ，全面抗戰爆發 。澳門雖位居祖國南疆一隅 ，處在所謂 “中立區” ，但那只是澳葡政府的 “中立” ，華人百姓則從來沒有 “中立”一說 ，澳門華人並沒有置身事外 ，安居桃花源 ，而是與祖國人民一起 ，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各種形式的反抗侵略正義鬥爭 。他們紛紛組織各類愛國社團 ，展開救難救亡運動 ，募捐籌款 ，竭盡全力支持祖國抗日救亡運動 。在澳葡政府持 “中立”立場對抗日活動採取種種限制的條件下 ，澳門華人社團以大智慧運籌帷幄 ，用多種多樣的手段爭取救亡運動的正當展開 ，在小小澳門掀起一波又一波滿懷熱情而又扎扎實實的救難救亡運動 ，伸出一雙雙手 ，拯救瀕臨絕境的難民與難童。堅持到1945年抗戰勝利那一刻 ，澳門華人又以極大的熱情與愛國情懷 ，用義賣之舉 ，投入向祖國獻金的運動 。①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 戰火蔓延 ，祖國大地鮮血在流淌 ，生靈遭塗炭。槍聲就是號令 ，澳門華人積極投身抗戰救亡的潮流當中。開展慈善救濟賑難活動 ，是他們選擇的主要活動方式。 1931年 “九一八事變”之後 ，11月27日，澳門各界代表共同組織成立了 “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 ，召集澳門各行業 （包括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花界、戲院、洗西衣行、茶煙室行、牛欄行、生熟煙絲行等）舉行會議 ，商討並確立向國內抗日將士長期捐輸的辦法。①圖 1 1931年 “九一八事變”後，澳門成立 “闔澳華僑籌賑兵災委員會”， 照片為姚鴻光收藏 當1937年 “七七事變” ，全面抗戰爆發，澳門華人社團救難賑濟活動也走向高潮 。從1937年11月20日開始在澳門創刊的華文報紙 《華僑報》 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 ，報紙中每日的 “本埠新聞”都大量持續報導了澳門華人社團抗日救亡賑災籌款各種活動的消息。 “七七”全面抗戰爆發之後 ，為了支援前線抗戰 ，澳門婦女們 “舉行棉衣運動”募捐籌款製棉衣送上前線 ；前線戰士缺乏糧食 ，婦女們將 “犒軍餅”設法送上前線 ；醫病療傷為前線急需 ，澳門華人緊急徵集藥物 ；澳門 “青年救護團”團員們培訓結束 ，準備赴前方任救護工作 ；而那些熱血的澳門青年 ，奔赴抗日前線的進軍號角已經吹響 ，青年團隊紛紛組織起來 ，開赴前線 ，1937年11月底 ， “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就已經整裝待發 ；更有 “為國效死”的抗日宣傳也不甘人後。1938年1月，旅澳青年組織的 “救亡移動劇隊”就奔赴中山宣傳演出。 祖國有難 ，八方來援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澳門華人紛紛掏出錢包購① 見《抗戰時期的澳門》 ，傅玉蘭主編，文化局澳門博物館2002年出版，第100頁。

買國債 ；而澳門商會則積極協助救援籌款 ，1938年初 ，澳門三期募債總成績已達廿六萬餘元。圖2 1937年8月29日澳門華人展開捐款活動時的留影。照片為岑偉倫收藏 為了抗敵籌款 ，全澳門各行各業都動員起來 ，華人工友也行動起來 。澳門車衣行行友組織起救灾會；鞋業行將捐款國幣一百伍十餘元匯寄中央政府 ；洋服行行友們 ，東家與西家坐在一起 ，商議長期捐款辦法 ；女伶也不甘人後 ，賣花籌款 ，兩日得一千四百餘元 ；澳門的人力手車伕 ，本身就是辛苦拉車艱難謀生 ，但是他們也曾為了賑災濟難而捐出租金。幾百幾十幾元錢 ，錢數不多，但一分一毫都是情 。 以社團形式組織各類賑難救濟活動 ，是抗戰時期的澳門一大特色。當時的澳門，原有的傳統華人社團發揮出領頭羊的作用 ，更有諸多新興的救難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無論新老社團 ，他們活動頻繁 ，形式多樣 ，靈活智慧 ，在澳葡政府 “中立”旗號下實施種種限制的條件下 ，不畏艱辛 ，一波又一波地掀起伸出援手賑難救濟的高潮 。如1938年1月 ，新興救難團體 “四界救灾會”舉辦賣花籌款 ；而澳門商會所屬 “各界救災會”開始演劇籌款 ，等等。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 ，每逢重大事件的時間節點 ，或者前線發出呼籲請求援助的時候 ，都是澳門華人同胞踴躍行動表達愛國情懷的時刻 。 情滿雨具 1938年2月，李宗仁總司令電請後方各界捐助雨衣膠鞋 ，眼看雨雪紛飛中我軍忠勇將士含辛茹苦堅持抗戰 ，澳門同胞立即響應號召 ，澳門 “中國婦女慰勞會”率先購雨衣五百件運往前方 ；澳門商會也召集會議 ，商討擴大募集雨衣行動。澳門革履行召開同人大會 ，議定將四期的捐款全部撥作購買雨衣。銀業行購買了200具雨具 。到了3月 ，澳門許多殷商熱烈認捐雨具 ，救災會捐得六百餘套 ，而殷商高可寧捐獻最多。連日來澳門商會均收到各界捐雨衣款項 ，3月15日，商會徵募雨衣已達千餘套 ，就連澳門的一些女侍亦出發募款購雨衣 ，參與疏浚河道的職工也踴躍捐薪購辦雨具。宏漢 、復旦 、佩文

等校學生也捐款購買雨具。不少女職工相繼舉辦唱曲籌款 ，茶券收入所得 ，全數撥作捐款購雨具。到3月下旬 ，澳門各界熱烈捐助雨具 ，各界救災會和澳門商會連日所收捐款達五六千元 ，除了交付其他用途 ，各界救災會將雨衣捐款匯出二千一百餘元交廣西銀行。然而活動並沒有結束 ，至4月25日，媒體報導 ， “徵募雨衣膠鞋費得六十餘萬” ，活動徵信錄已經到了澳門商會。① 飛鴻傅情 1938年8月下旬 ，從武漢慰勞會傳來消息 ，徵求向前線將士發出的慰問信，知行學校學生群起響應 ，寫了二百餘封 ，並且呼籲澳門各界積極參加 。緊接著澳門 “四界救灾會”就向華人發起號召 ，寫信慰問前線將士 ，希望各界踴躍參與。一石激起千層浪 ，以在校學生為主力的各社團紛紛提起筆來 ，寫信慰問英勇作戰流血犧牲的抗敵戰士。幾天時間，一千餘封滿載澳門華人深情厚誼的慰問信就陸續寄往前方。 “七七”國難紀念日 這是一個重要時間節點。從6月份 ，澳門華人同胞就開始籌備為全面抗戰一週年紀念的捐資運動 ， “各界救災會”決定 “七七”賣花籌款 ，而澳門各行商店都積極籌劃 “七七”捐資賑災；1938年 “七七”這一天 ，是中國神聖抗戰一週年 ，全澳門華商一是獻金，幾大傳統團體開會 （如澳門商會、鏡湖醫院、同善堂等）籌辦 ，各商店職工許多捐出當日薪水 ，二百餘女生分四十隊參加賣花工作 ；二是全體僑胞素食一天 ，澳葡政府也通告停宰一天 ；三是天主教團體 “公教會”舉行追悼會，澳督親臨致祭，這一舉動 ，其實是在表明澳葡政府期盼和平的態度 ；第四 ，澳門銀業行則集鉅款購買國防公債 ；第五 ，澳門俗稱 “花界”的歌姬舞女宣稱停止娛樂歡宴。 經統計 ， “七七”紀念日當天賣花籌款共得三千多元 ，打破歷次賣花籌款之紀錄。 “八一三”獻金 接踵而至的8月，是壯懷激烈的上海 “八一三”抗戰紀念 ，7月下旬 ， “各界救災會”即著手籌備 “八一三”獻金活動 ，計劃請澳葡當局劃一適中地點築獻金台，擴大獻金影響。但是不久傳來消息，澳門僑胞舉行獻金活動的申請不獲當局批準 ， “人情”難獲得 ，個中緣由不難知悉 ，無疑是澳葡政府擔心觸怒日方、影響其所謂 “中立”所致。於是澳門商會即另設法補救 ，8月初 ，爭取到 “八一三”献金運動得以舉行 ，但不得在街外築獻金台，改在商會禮堂舉行而已，無論如何，獻金活動依然積極展開。商會等各團體值理監督獻金 ，派出五隊人馬分五區出發，担任徵集勸導 ，並且請各社團代收獻金款項 ，繼而轉送獻金台。 “八一三”當日， “淞滬抗戰周年紀念”活動如期舉辦 ，全澳僑胞熱烈舉行獻金 ，首日即得約一萬五千元 ，次日成績約得七千餘元，第三日統計 ，澳門献金三天共得約兩萬元 ，更有一些華人捐獻出金銀器等實物 ，有老婦人献出① 《華僑報》 1939年4月24日。

耳環及金齒 ，令人感動 。對於捐出實物該如何處理？ 有說直接呈獻國家 ，有說折換成現金 ，後決議拍賣折現 ，得款二千一百餘元。至獻金結束之時 ，最後四天再得千元 ，活動圓滿結束。 又見 “九一八” 中華民族身陷戰爭災難 ，起點就在1931年的 “九一八” ，中國人民不會忘記 ，澳門同胞同樣不會忘記 。進入9月 ，紀念 “九一八”活動就開始風起雲湧 ，澳門華人在這個節點選擇的是 “義賣” 。所謂 “義賣” ，就是在活動期內，本商行慣常所賣貨品的收入均做捐獻之謂。全澳大小社團、行商 ，紛紛開始身體力行 。澳門鮮魚行率先宣佈開始 “義賣” 。而澳門各華商希望商會 “各界救災會”等出面領導整個活動 ，其時澳葡政府藉口 “防止藉名漁利” ， “強迫捐款” ， “注意義款之處置” ，限制各行商 ，不準隨意舉行義賣 ，而必須先討取 “人情” （即獲得批準） 。於是各華商商行報請 “各界救災會”代為討取人情 ，並且予以指導。 小小伎倆擋不住澳門華人的愛國熱情 ， “義賣”活動聲勢浩大 ，蓬勃展開。咀香園、合利兩店9月初即開始義賣。著名酒樓 “佛笑樓”舉行義賣 ，歌姬競捐 ，爭奪冠軍 ，在 “婉情食乳鴿”環節 ，因為競爭 ，食一隻乳鴿 ，竟增至千元 ，遂為 “羣鳳之首” 。看似熱鬧的背後 ，是澳門華人救濟捐獻的一片熱忱 。在9月10日當天 ，收入共得國幣二千四百餘元 ，成績可觀 。國貨小販 ，籌備義買如火如荼 ，各界紛紛拿出貨品義賣 ，計劃一連三日舉行義賣。臘味行宣佈義賣日期 ，新華茶室亦加入義賣行列 ，大東修髮室在 “九一八”當天報效營業一天 ，鮮魚行更是組織有序 ，活動穩步進行。至 “九一八”前夕，義賣之風遍播濠江 ，義賣活動趨於白熱化 。當時各華人報紙爭相報道 ， “大小商店相繼舉行者幾無日不有為國盡力誰不爭先豈甘落人之後” 。① 至9月底 ，售賣國貨義賣場近於尾聲 ，餘貨交由救災會繼續推銷 ，而義賣捐款已達五萬元。據估計 ，各行商已經定期及尚未定期舉行的義賣還有很多，仍將繼續盡力捐輸 ，成績當可達到十萬元。 義賣得款 ，有部分撥與救濟廣東難民慈善會 ，另有義賣得款五千餘元匯往國民政府 ，而諸多慰勞品交廣東慰勞會慰勞團帶往前方將士 。11月底 ，國民政府文官處致函感謝澳門華僑義捐款項。 國慶祝捷燈 1938年9月中旬。澳門 “婦女慰勞會”與 “四界救災會”就合作商議10月慶祝中華民國國慶事宜 ，議定懸掛 “國慶祝捷燈” ，以團體 、行商認購祝捷燈的張燈結彩形式慶賀國慶 。而 “各界救災會”則決議國慶以售旗來籌款。曾有國民黨港澳支部負責人提出可否募集士兵棉衣 ，認為祝捷燈與戰時節約原則似有抵觸 。但是隨著10月10日國慶日的臨近 ，澳門各商戶 、各團體購買祝捷燈的日見踴躍 ，婦女慰勞會緊急加製兩千盞祝捷燈 ，婦女們忙① 《華僑報 》 1938年9 月17 日 。

碌不停 。而 “各界救災會”的徵集棉衣、贈送旗幟的活動也得到大力支持 ，收到大批捐款 ，雙十節那天一天的成績幾達四千元。節後統計 ，婦女慰勞會勸懸 “祝捷燈”的成績極優 ，達七千餘元。 1939年 ，祖國抗戰的幾個重大事件節點 ，澳門華人的作為 ，我們再予以速覽： 1939年1月28日，澳門同胞沒有忘記這個紀念日，他們全日停止娛樂 ，將節約所得用於獎勵前線將士或者救濟難民。 1939年7月，紀念 “七七” ，澳門本澳各界僑胞積極進行 ，募捐献金 ，售章籌款 ，三百餘人報名服務 ，義賣捐輸之風再次蓬勃 。 “七七”當日，全澳停止一切娛樂 ，献金、義賣、素食 ，愛國熱情真誠流露 ，本澳教友亦舉行為國祈禱大會。當日售章籌款的成績優良 ，幾達四千元。 1939年8月初 ， “八一三”獻金活動又開始籌劃 ， “各界救災會”積極籌備 ，辦法較1938年完善 。婦女慰勞會、中山同鄉濟難會、鮮果 、洋服等數行已發起進行 ，各行均踴躍籌備獻金。1939年8月10日， “各界救災會”徵求 “八一三”獻金隊出發，共十大隊分七區進行。至 “八一三”當日，澳門同胞僑胞嚴肅舉行紀念活動 ，獻金成績優異 ，三日共得國幣九萬。 從澳門懷舊學會會員珍藏的幾張1939年 “八一三”兩週年獻金活動相片，我們可以看到當年澳門獻金活動的熱情持續 。圖3 圖4 1939年 “八一三”兩週年獻金活動 ，照片為岑偉倫收藏 而轉眼又到了1939年9月初 ，國民黨港澳支部與澳門各界救災會開始籌備紀念活動。 也就在1939年9月18日這一天 ， 澳葡當局公佈澳門人口總數達廿四萬五千餘人 。小小澳門，一下子人口數劇增 ，難民安置問題 ，糧食供應問題 ，社會治安問題 ，已經突出地擺在了澳門人民面前。上述問題非本文重點 ，容另文論述。

二、籌款賑濟仁心常存 前文我們將全面抗戰爆發後 ，澳門愛國同胞與祖國抗戰 、人民命運呼吸與共的情況做了輪廓描述 ，現在擬對澳門鮮魚行 、上架行會館 、柿山結義堂等幾個社團在抗戰時期的救難賑濟系列活動做一概述 。 澳門鮮魚行 20世紀三四十年代 ，澳門鮮魚行作為早在20年代已經成立的 “澳門聯合總工會”的一員，①積極投身於支援祖國抗戰救亡運動中。前文所述1931年11月27日，澳門各界代表共同組織成立 “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的活動資料 ， “鮮魚行”就明確見諸行業名稱之中 （是否為正式的社團名稱？未能確知） 。 1938年 ，在1937年 “七七”全面抗戰爆發後 ，澳門華人同胞支援祖國抗戰也掀起一撥一撥的高潮 ，其中鮮魚行行友的身影經常活躍其中。 1938年1月15日，澳門華人報紙 《華僑報》 報導 “鮮魚行長期捐款捐得四百餘元” ，一句 “長期捐款” ，說明鮮魚行為祖國抗戰獻愛心並非一朝一夕的行為 。 1938年2月 ，李宗仁總司令電請後方各界捐助雨衣膠鞋 ，澳門同胞得知信息 ，立即行動起來 ，積極籌款購買雨具 。至3月9日，當時 《華僑報》 第二版刊載：圖5 三百元捐款購買雨具送到前線將士手上 ，體現了魚行行友一顆顆火熱的愛國心 1938年8月10日，澳門報章披露 ，吳主席於8月9日函謝鮮魚行及慰勞會兩僑團， “原函云 ：逕復者 ，頃展來函 ，捐 毫券一千一百八十二元六毫 ，經已照收。貴行諸君關懷桑梓 ，慷慨輸將 ，推食崇情 ，至堪嘉佩。除將原匯票發交難民救濟分會查收外 ，專此奉覆 。□致謝忱 。此致澳門鮮魚行 ，吳鐵城八月五① 20年代，雖然尚無直接證據，但是魚行活動的背景已現。 1922年5月1日，澳門聯合總工會 組織了澳門歷史上第一次慶祝 “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大規模集會遊行。⋯⋯當時人口不足 10萬的澳門，有3萬多人參加各行各業、為數逾百的工會。工會分屬三大派：澳門聯合總工 會、六團（中立工會） 、工親愛會，以聯合總工會規模最大、人數最多、威信最高、活動最 頻繁。我們有理由相信，在 “3萬多人參加各行各業、為數逾百的工會”中，一定有著澳門 當時規模最大、從業人員最多的澳門漁業、魚業人員參與的工會身影。

日。”同時婦女慰勞會亦接吳主席謝函。① 9月的 “九一八”抗敵紀念活動 ，鮮魚行滿腔熱忱投入澳門義賣活動 ，成為當年澳門社團義賣主力。9月3日，鮮魚行已經開始積極籌劃 ，9月13日，《華僑報》 予以很大版面的詳細報導 ，今將這則七十多年前的專訪報導錄入於下 ：②圖6 1938年9月13 日 《華僑報》 鮮魚行義賣決 “九一八”舉行 成立義賣團 選出陳六根為主席 《華僑報》 1938年9月13日 （本報專訪） 本澳鮮魚行 “九一八”義賣，已醞釀多天 ，近來進行，益見積極，決如期舉行。昨 （十一日）下午八時該行假座三街會館，開全體大會，討論進行事宜，到會者三百餘人，空氣緊張，得未曾有。當即組成鮮魚欄販聯合義賣團，並舉出陳六根為該團正主席，鄭連有為副主席，財政正歐文桂，副趙七，總監察黃森泉，及其餘臨時職員多人。聞先向各欄販募捐基金以增厚義賣力量。該行人士，愛國素不後人，想必能如信出錢出力也。茲將選出之全體職員及議案錄下： 正主席陳六根；副主席鄭連有；正財政歐文桂；副趙七；總監督李乾初，阮甜，黃森全 （泉？ ） ，錢生；文牘員鄧沛堂；監察員 “營地街市”黎允，鄭連有，李勝，李華，錢生； “四掹（口﹢孟） 街市”黃祥； “柴船尾街市”徐北； “新橋街市”李牛； “下環街市”戴文結； “雀仔園街市”黃騷。公選沿門向各鮮欄勸捐委員：歐文桂，秦日新，李寶結，合發號，胡炳彰，陳六根，黃寶成，鴻合號，潘如海，蔡華開，李華，徐業，鄺允，余根，林湛，黃光，李奴，蔡樹，馮丕 （上不下大） ，方根。 議決事項 ：一 、擇九月十七十八兩天公決為各街市魚販義賣之期 ；① 《華僑報》 1938年8月10日第三版。② 原報轉自《抗戰時期的澳門》 ，傅玉蘭主編，文化局澳門博物館2002年出版，第113頁。

二、對於捐款問題，決議沿門向各鮮欄勸捐，兼向全澳各殷商富戶義賣 ；三、所收入多少該錢箱在各界救災會當 公開；四、結束收入多少分匯三個機關，中央政府佔十份之五，省政府佔十份之二五，中山縣府 十份之二五；五、擇九月十四日沿門勸捐；六、設辦事處於三街會館；七、由各街市監察員議定鹹水魚及塘魚買手若干人，由主席及財政員發給正式證章，入欄買賣，以杜流弊；八、如有違抗本議決者，各欄不得賣貨，由會先函通知；九、委陳六根君向各界救災會正副主席代向警廳討取義賣人情；十、由歐文桂君自動報效各委員出發勸捐時茶點 ，沿門義賣所有一切雜費，均不動用公款。 （標點為筆者所加）八十年前的報紙已經氾黃 ，可是鮮魚行行友那一片愛國熱忱之情依然灼熱 ，魚行社團的組織有方 、辦事縝密 ，依然清晰可見 。那一句 “向警廳討取義賣人情” ，也生動反映出當年澳葡政府對澳門抗日救災活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形 。 至9月17日，鮮魚行再以傳統 “舞木龍會”經費三百元撥予賑災。 1938年11月25日，鮮魚行與澳門 “各界救災會”接獲國民政府文官處來函感謝義捐款 ，足見當時義賣的成績卓越。 “九一八”義賣活動的成功 ，使義賣成為鮮魚行在澳門擴大影響 、為祖國抗戰貢獻力量的經典方式。在魚行老一輩行友的口述材料之中，何智新老先生講述了與當年報導互相印證的義賣故事 。何智新 ，1927年出生 ，魚行資深會員 ，曾任魚行負責人 ，擔任鮮魚行子弟學校校長。他回憶了抗戰期間魚行參與抗日救國獻金的情況 ： 抗戰七七獻金活動是最重要的。我記得我們魚業行友當時很熱情 ，我還是小孩子，跟著上街銷售魚物 ，擔枱的、推車的也有。那時打出來的標語是：“七七大明蝦” （這個是諧音，廣東話就好似說 “你吓人”、 “欺”的意思） ， “不畏橫行蟹” ， “山河大眾鯇 （挽）” ， “青天白日鯧 （昌） ”（國民黨旗） 。那時搖著小旗 ，隨街叫賣 ，很熱鬧。那時很多人積極獻金，我看到有人兩個大洋 （有孫中山頭像的） 買兩條魚 ，有人捐成筒的雙毫，① 買一條魚 ，一筒毫子是50 個雙毫，一百元，兩毛錢一個銀。兩毛錢算是很多錢了 （澳門錢是白銀） ，夠一天的伙食了，去酒樓都吃不完的，一個大洋不知算今天的多少價值。魚行的行友捐魚出來，大家用錢來買，有的① 以往澳門曾經使用過白銀，有碎銀和錠銀之分，民間多使用碎銀，官方和富人用錠銀。有了 白銀銀元以後的重量為：1毛=7分2 ，半毛=3分6 ，雙毫=1.44錢，50個是一筒。我小時候用的 是銅仙，當年一毛大約10銅仙 （不固定） ，直到香港淪陷，物價飛漲，有了紙幣，銅仙才沒 有了。——何智新注

是用一百倍幾百倍的價值來買，義賣的錢就去支援抗戰，這就是當時的 “救國獻金運動”。結合當年活動報道情況來看 ，何老先生講述的應該是澳門1939年 “七七” 義賣獻金支援抗戰的活動情況。 上架行會館 上架行會館是澳門歷史悠久的傳統社團之一 ，是一個以建築業中的木工工友為主體而結成的會館 ，成立於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會館有獨立會址 ，供奉魯班先師。社會經濟要發展 ，就需要有建設 ，所以經濟發展多先顯示於建築業。當時澳門木藝業能夠聚社立廟 ，以供奉魯班 ，可見當時的木工行業有一定實力。 20世紀三四十年代 ， 日寇侵華 ，澳門環境困難 ，1937年全國掀起抗日高潮 ，澳門各界舉行救國籌款義賣運動 ，澳門的木匠工人也有用上架行名義積極參與義賣捐款活動 。當年報章就記載有不少上架行工人的活動。如1938年10月7日《華僑報》 報導說 ，因為之前的上架行工友推行義捐 ，成績甚佳 ，因而廣結行也開始仿行上架行的義捐。1939年4月18日，國民政府財政部覆函嘉慰上架行義捐 ，上架行的募捐與呈獻得到充分肯定。9 時間來到1945年6月 ，我們再次在澳門各華文報紙看到上架行的活動蹤跡 。這次的活動主題是發起 “為托兒所籌款” 。為了戰時無依無靠的難童的生存 ，上架行友組織義演籌款大會。他們於6月26日在庇山耶街上架行會館召開會員大會 ，進行動員 ，選出大會職員，確定於1945年7月3日聘請 “電劍劇團”在清平戲院義演 ，警察局長布英沙任大會會長。後為銷售更為理想，義演延期一天 ，於7月4日舉行。至7月5日， 《市民日報》 報導：圖7 1945年7 月5 日 《市民日報》 據統計 ，共得善款四千餘元 ，交予托兒所撫育難童。這次的籌款活動 ，當年華文報紙連續追蹤報道 ，不遺餘力。① 詳見1939年4月18日《華僑報》 。

我們知道 ，自1940年 、1941年以後 ，澳門各新老華人社團救亡賑難活動從高潮轉向低潮 ，其中與澳葡政府態度由有限限制轉嚴厲管治有關 ，也與澳門物資匱乏 、難民增多、急需救援有關，使得不少社團的救援工作重點 ，從支援祖國內地抗戰將士 ，轉為在澳門援助瀕臨絕境的難民與難童 。已有不少文章論及如鏡湖醫院、同善堂等資深華人社團援助難民難童的工作 ，不再贅述 。 澳門柿山結義堂 我們的視線再轉向歷史悠久的武術團體——澳門柿山結義堂 。柿山結義堂1921年成立 ，從開山祖師李福伍到今天的澳港柿山結義堂國術健身會 ，已歷經九十多年風風雨雨。當年港澳艱難的 “風潮時期” ，1944年8月上旬 ，澳門不少華文報紙開始跟蹤報道一項大活動 ：柿山結義堂少獅團舞獅採青巡行籌款 。從8月7日採青巡遊開始 ，報章每天報道籌款情況 ，很是詳細 。從7日到11日，一連五天 ，全體人員不辭勞苦 ，頂著酷暑 ，沿門採青 ，備獲社會讚譽 。採青結束 ，還有尾青沒有採完 ，結義堂又繼續 “謝標巡行市面” ，持續數日。所得善款 ，全部撥交澳門各慈善機關 ， “涓滴歸公” 。至1944年8月25日公佈統計 ， “計開澳幣式千四百九十元○一毛 ，軍票六百一十元 ，中儲券卅七萬六千六百卅一元 ，大洋四萬二千六百零陸元 ，港紙十四元，□金券十八元。上列五類紙幣共伸澳幣七千八百九十一元四毛五仙 ，合葡幣共澳幣一萬○三百八十一元六毫。除費用六百五十八元八毫 ，實得九千七百二十三元。該款由廳長分撥青州華人貧民室及托兒所兩慈善機關。”①圖8 1944年8月11日《華僑報》 第四版 關於組織籌集善款活動的少獅團 ，柿山結義堂資深會員孔憲河在口述訪談中談及。他出生於1935年 ，自小就跟父親在結義堂習武 ，他回憶說1943年結義堂少獅團成立 ，他是其中年齡最小的成員 ，那年他才8歲 。②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 ，1944年的籌款活動 ，是少獅團成立的第二年舉辦的。 澳門社團文化傳統悠久 ，較據穩定性 。從事社會慈善事業 ，是各社團宗旨的題中應有之義。無論是抗戰前期的偏重支援祖國內地將士 ，救亡賑災 ，還① 《大眾報》 1944年8月25日第三版，□代看不清楚之字。② 詳見2014年3月12日在澳門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採訪室對孔憲河做的訪談。

是 “風潮時期”側重救濟難民難童 ，各社團活動形式多樣 ，舉辦時間長短不一 ，但是那顆顆相助扶持之心不變 ，自己手有一元 ，就不惜捐出八毫 ，給他人一個活下去的機會。從澳門傳統慈善社團鏡湖醫院、同善堂 ，中華商會，到上述澳門基層社團鮮魚行、上架行、柿山結義堂等等各類抗戰時期的慈善活動 ，我們無不深切體察到澳門華人那亂世中濟世助人的仁心。三、全澳歡慶勝利時刻 1945年8月15日，是澳門華人與祖國同胞共同歡慶的日子。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標誌中國人民經過十四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 ，終於獲得了最後勝利。喜訊傳到澳門， 整個小城都沸騰起來 ，歡呼聲、鞭炮聲響徹雲霄。隨即 ，各種歡慶活動接二連三地展開。8月17日，澳門總督戴思樂在電台發表致澳門廣大市民的文告 ，為慶祝抗戰勝利 ，澳門各界籌備成立了澳門華僑慶祝祖國勝利世界和平大會，決議為了支援國家戰後建設、慰勞抗戰將士而設獻金台，配合各項慶祝活動 ，以不同的方式開展籌款活動。募捐 、獻金、牌樓、彩旗 ，畫展 ，球賽 ，整個澳門沉浸在歡樂的海洋中！ 在歡慶勝利的日子裡 ，澳門各界的籌款及獻金的熱情高漲 ，依然是以社團活動形式為主 ，澳門婦女會舉辦了獻旗籌款活動 ，鄔志豪獻金十萬元、中山同鄉會獻金十萬元、鹽商獻金一百萬元。 前述的澳門上架行 ，在1945年8月26日在上架行會館召開臨時特別會議 ，討論獻金問題 ，出席行友即席捐獻國幣一萬元，加上沒有參加會議的行友的繼續捐獻 ，預計可以達到總數二萬元 ，到慶祝日那天以 “上架行”名義 “繳交大會代呈國府”。 當時的澳門社會 ，基層貧苦工人身處下層 ，心繫祖國 ，大家發起 “一元獻金運動” ，沒有錢 ，就以義剪、義唱、義舞、義賣、義演、義賽、義展等多種方式募捐籌款 ，表達喜悅之情 。1945年9月1日的 《市民日報》 登載了當時社會踴躍獻金的活動集錦 ：圖9 1945年9月1日《市民日報》① 《市民 日報 》 1945年8 月28 日 。①

仔細讀來 ，文中報道廣泛 ，細緻入微 ，記錄了義賣豆腐花的、義賣香煙的 、金龍茶樓義唱 ，全部茶麵餅食全數捐出的、賣勝利糖的、義賣油器一天的、 “上架行分贈鏡湖難童糖果”的 ，碼頭工人集資獻金的、南京戲院側冼伯記義賣涼茶的，不一而足。點滴捐獻 ，集腋成裘 ，我們可以看到澳門華人貧民踴躍獻金的顆顆仁心。 據不完全統計 ，全澳的籌款獻金活動 ，從8月20日持續到9月7日，總計獻金折合重慶匯單為三千八百一十四萬四千八百六十八元。 而前述的澳門鮮魚行 ，在勝利時刻又展現了魚行行友舞動龍頭歡慶勝利的矯健身姿 。在最艱難的1940年 ，魚行每年農曆四月八都要舞動的醉龍宣佈停止 ，目的是要將舞龍頭需用款項捐助國家。①而1945年8月29日《華僑報》報導 ，澳門鮮魚行為慶祝抗戰勝利 ，議決於勝利日參加慶祝大會巡行 ， “由該行仝人負責表演該行一向最精彩節目 ‘舞龍頭’ ，此外獻金方面更不甘人後 ，由各行員努力捐輸以慰勞榮譽軍人及陣亡將士之眷云 。”喜慶日子 ， “舞龍頭”再現澳門街頭 。 《市民日報》 則是這樣報導 ：勝利日晚上 ， “魚行全體同人 ，準備參加醉龍大會 ，並有魚燈醒獅巡行”。 醉龍 、魚燈 、醒獅 ，努力捐輸以慰勞榮譽軍人及陣亡將士之眷 ，種種形式 ，充分表達魚行行友的勝利喜悅之情 ，以及澳門同胞沒有忘記那些流血犧牲的前方將士和他們的家屬。圖10 1945年8月29 日 《華僑報》 圖11 1945年8 月30 日 《市民日報》 1945年9月2日《市民日報》 報導 ，勝利日歡慶 ，少不了澳門眾多體育會的舞獅採青參與 。勝利日第一晚 ，醒獅參加巡行 ，第二 、第三晚 ，各團體分別出發採青 ，這裡面自然少不了柿山結義堂的身影 。① 詳見1940年5月15日《華僑報》 。報導說 “鮮魚行停止舉行轉龍大會”。② 詳見1945年8月30日《市民日報》 。②

參加勝利日提燈會圖12 1945年9月2日《市民日報》 勝利日晚上 ，舉行提燈巡遊活動 ，舞獅揮旗 ，燃放鞭炮 ，整個澳門沉浸在歡慶抗戰勝利的熱烈喜悅氣氛之中。澳門華人在戰後繼續艱難前行 ，向著建設和平安寧的社會這一心中的理想目標進發。結 語 抗戰時期在澳門進行的賑濟救難 、扶助難民難童的活動 ，有如波浪般向前推進 ，一撥接著一撥 ，一浪高過一浪 ，在澳門社會激起陣陣浪花。澳門華人各社團竭盡全力 ，以自己微薄之力，向血戰疆場的抗戰將士，向流離失所、掙扎在死亡線上的難民伸出一雙雙援助之手 ，在祖國十四年悲壯的抗戰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也在中國慈善賑濟史話裡寫下不可或缺的一筆。

後 記 “地無分南北 ，年無分老幼 ，無論何人 ，皆有守土抗戰之責 ！”澳門雖然未被日軍佔領 ，但與祖國休戚與共 ，愛國愛澳的光榮傳統 ，促使澳門人毅然投入轟轟烈烈的抗戰救亡運動中 ，在祖國南海之濱開闢了一個沒有硝煙的抗日戰場 。為全面系統地研究 、整理和出版抗戰時期的澳門歷史資料 ，保存先輩抗戰的光輝事跡 ，弘揚澳門人愛國愛澳的光榮傳統 ，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屬下的中西文化研究所在2014年起開展 “澳門與抗日戰爭”系列學術研究 。 這些研究工作包括史料整理 、口述訪談 、圖像分析 、專項研究 、學術會議和專題展覽等 ，特別關注學術界過往忽略的口述訪談和影像 ，構成相對完整的學術研究體系 ，注意不同形式史料的互證 ，全面推進澳門抗日戰爭的研究 。研究成果匯編成 《抗戰研究叢書》 陸續出版 ，並通過與民間社團合辦展覽 ，與澳門日報合辦 “澳門與抗日戰爭”專輯等方式向社會宣傳推廣相關成果 ，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 就目前中國抗戰研究取得的進展來看 ，還有眾多拓展的空間 。抗日戰爭如何深入進行？ 我們認為兩個方面需要傾注更多的精力 ：一 、發掘新的史料 ，或者重新審視既有史料 ；二 、開闊視角 ，以更為廣大的時空來關照這次戰爭 。基於這樣的目的 ，中西文化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抗日戰爭研究》 編輯部於2016年10月11－14日聯合在澳門召開 “史料與視角 ：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傳統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來自內地及港澳18所高等院校 、科研機構及民間學術團體的專家學者共40餘人與會 ，本書即是這次會議部分論文的結集 。 研討會得以舉辦和本書得以順利出版 ，特別要感謝 《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高士華主編及其工作團隊 ，也得感謝出席會議和提交論文的各地學者 。就如本次會議一樣 ，中西文化研究所的學術團隊 ，在深入推進澳門抗戰史研究的同時 ，還將致力尋找澳門人的抗戰與全國人民的抗戰兩者之間的歷史脈絡與現實聯繫 ，與內地史學界攜手 ，為抗日戰爭研究貢獻應有的力量 。 編者 謹識 2019年8月於澳門

抗戰研究叢書史 料 與 視 角抗 日戰爭史研究的傳統與創新林發欽 江淳 主編出 版 ：澳門理工學院電 郵 地 址 ：history@ipm.edu.mo排版及印刷 ：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出版 日期 ：2019年12月版 次 ：第一版印 數 ：500冊定 價 ：澳門幣160元正ISBN 978-99965-2-211-6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