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祥徽著

程祥徽《中文回歸集》序 祥徽兄的論文集即將出版。這是他在澳門回歸以後的第一部論文集。這部名為《中文回歸集》的論文集，記載着祥徽兄在二十世紀的最後那些年，對澳門文化的回歸、人心的回歸赤誠的企盼與為此而作的不懈的努力。為了這企盼和努力，他付出了很多代價——利益上的和精神上的，但他從來没有後悔也不曾改變過。有時候，他用幽默迎接厄運；也有時候，他用堅韌對抗蠻横。他不後悔也不改變，是因為他堅信，為一種全世界人都羨慕的燦爛文化在澳門這塊本來屬於祖國的土地上發出光輝，不僅是中國人的深切願望，而且是順應世界進步潮流的。 我和祥徽兄是青海高原二十年的患難之交，七十年代末他來到香港，以後移居澳門。他是帶着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相當純熟的語言學教學和研究能力步入這中文教育還是一片荒蕪的土地的。他參與這片荒蕪土地的耕耘又是二十年了。那艱苦，比之青海高原的二十年，别有一番滋味。八十年代中期我首次去香港，有位朋友對我説起程祥徽：“除了中文和語言學，他還會甚麼呢？也只有教教書吧！”當時我頗不以為然，但懶得和他辯論。那時程祥徽正協助毛鈞年、陳年同先生創辦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我是經程祥徽推薦應他們的邀請訪問香港的。

這件事足以説明程祥徽不是“只有教教書”的材料。此後十多年，我多次去香港，終於讓我看到，祥徽兄從事中文教育，爭取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的努力，一如我們當初建設貧困的西北，既不是單純為了糊口，也不帶有功利。他不但是滿懷深情的，而且是充滿自覺的。生活艱苦時，他在硬挺着幹；衣食豐足時，他在自找苦吃地幹。二十年間，特别是這二十年間的後十年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他在澳門創辦“澳門語言學會”，出版《澳門語言學刊》，多次發起和主持富有前瞻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例如“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語言風格學暨翻譯寫作學術研討會”、“語言與傳意學術研討會”、“語文規劃學術研討會”、“語體與文體學術研討會”等等。在他的帶領下，澳門語言學會雖小，名氣可不小。二十年間，他已不是只熟悉内地，而且同時認識了港澳。像“繁簡由之”這樣富有智慧的口號，也只有他這種有志、有識又有心的人，才提得出來。中文在港澳受到歧視，但歧視没有磨損他的自尊，反而增長了他反抗歧視帶來的固執，使他有了越來越深的中文和中文教育情結。這種情結，在這部論文集裡，是隨處可見的。 一九九九年，我有幸在香港工作了半年，這半年使我大開眼界，我明白了祖國的語言文字在香港要想深入到教育中去，是如何的不容易。香港的局面已經打開尚且如此，澳門當然會更為艱難。主權的回歸，並不等於“祖國”二字都裝進了人們的心裡。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的驕傲，在有些淺薄的人群裡，遠勝過文化燦爛、精神充實的自豪。利益會使人自覺地去對抗一個合理的舉動，習慣會使人不自覺地去反對一個正義的行為，對付那種無形的挫力，是需要決心和毅力才能堅持下去的。 但是，不論怎麼説，中文是一定要隨着澳門主權的回歸而回歸的。祥徽兄的《中文回歸集》是又一次的呐喊。昨夜恍如一夢，今日喜迎黎明，中文的回歸是擋不住的！且看一葉語文的輕舟，正沉穩地駛向彼岸！ 王寧

中文也該回歸——代前言 一九九七，將醮着中國人喜悅的淚水寫入史册。這一年的七月一日，“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通俗地詮釋這引號内的外交辭令，它説的是一百五十五年前英國人用大炮架在中國人的脖子上搶去了香港。一百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居於戰勝國地位的中國國民政府乞求英方歸還香港，得到的回應是入家睬都不屑於睬你！今天，揚眉吐氣的中國人要從海盜手中奪回自己的土地了！如果説近代中國備受凌辱的歷史始自殖民者搶走香港，那麼收復這塊失地無疑宣示着喪權辱國歷史的終結。一九九六年除夕之夜，莫名的興奮催促我寫點甚麼獻給新的年分，終於在子夜的鐘聲敲響之前，吟成一首這樣的七律：“一角金甌失復還，百年路徑險而艱。虎門炮火驚仇膽，鎮口池煙喪敵頑。不落殘陽成故夢，盡滌國恥展新顏。望洋嶺上朝東望，隔岸同修舊海山。” 今天，香港回歸到了按分秒倒計的時候，熱心的同事邀我參加慶祝回歸的徵文活動。不巧此刻我正在日夜兼程地批閱大學入學試的中文試卷。改卷與徵文，兩件事都是刻不容緩的，於是我試圖將二者放在一起，寫幾句香港回歸與中文回歸的感言。

大約是一九八二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剛剛開始，我有幸參加澳門教育界代表團訪問北京，遊覽承德、西安。在國務院港澳辦舉行的徵求香港問題意見的座談會上我提出一個看法：主權不僅體現為領土、領空和領海的歸屬，而且國家學位的認可問題也應考慮在内。當時香港的情況是：外國教授來了仍然是教授，唯獨中國内地教授到了香港就不算數了；香港回歸後如果依然如此，那麼主權二字作為解釋？我於一九七九年定居香港，為謀一份職業處處碰壁。左派中學招聘教師用普通話教中國語文，我寄去應徵表格和學歷資料卻連回信都没收到。左派中學尚且如此，政府部門的控制更加嚴厲。香港教育司招聘兼職普通話教師，結果只有一名港大數學系的畢業生中舉。幼稚如我者碰得頭破血流還不醒悟，以為自由社會真有職業競爭的公平機會，滿懷希望地跑去申請香港大學的教席。據説七十年代港大以普通話為授課語言者僅中文系主任馬蒙（順之）教授一人，他教的是“現代漢語”，普通話正好得其所哉。一九八零年順之教授榮休，希望找到接替他上課的人。我自認為是“適合人選”，於是斗膽領了一份申請表格，因為我學的就是這個專業，用普通話教這門課教了二十幾年，對授課内容不敢説能夠倒背如流，至少可以不用講義講它個一年半載。業師王了一教授為我寫了十個字的推薦信：“成績卓著，教學效果很好。”經過幾輪篩選，我的名字還在名單上，并且獲得見工的機會。見工時陣容可謂鼎盛，唯獨缺了順之教授。主持人提問的第一道題是“有没有英聯邦學位？”我啼笑皆非，只好在心中作答：“一個念中文的人要你英聯邦學位見鬼去！”倒是我所尊敬的慷烈教授提了三個專業性的問題，我自信回答得相當得體。然而這不過是一齣過場戲而已，在我的求職經驗中多了一次失敗的記錄。事後我聽友人的勸導，利用假期寫了一篇論文取得了英聯邦的哲學碩士學位。導師一再動員我再拿一個博士學位，我想没有多大意思，也就没有認真進行。這些都是絕妙的小説題材，留待以後演繹吧。

其實不是香港人排“内”（内地之内），而是港英政府的政策使然。近日我幫助家人翻箱倒櫃大掃除，發現了一份褪色信箋上的“歷史文獻”。一九八零年我在港大語文研習所作兼職語言教師，結識了文才、詩才、口才、急才都了得的陳耀南博士。在我心目中，他是第一流的教師，也是第一流的演説家，然而他的日子過得也不怎樣舒暢，原因是他的學士學位不是在港大拿的。當時我真納悶：在香港中文大學念的中文怎麼也受歧視？想到這一層，我這個北大畢業生的怨氣也就消了一半，但我的確為他不平，於是寫了一首七律寬慰他。詩曰：“久唱陽關曲未終，天涯路盡始相逢。池前萬卷評青史，木下三分走飛鴻。翡翠宮深承夏雨，薄扶林廣坐春風。文章真偽誰人曉？試比琳瑯紙上功。”信哉“詩無達詁”！友人們以為這首詩在寫我自己。要説寫我自己，那只有開頭兩句：我來自陽關之西，到了天涯路盡之處才找到了故人。以下三聯六句都是寫給耀南兄的：他的博士論文《魏源研究》以及他對《文心雕龍》的研究都卓有見地，他彷彿用一池硯水評論青史，又寫得一手“入木三分”的好字。我認識陳博士的當天他剛剛考到車牌，深度近視的學問家第一次獨力駕駛就載着幾個朋友到翡翠酒樓飲茶，還無論如何不讓别人付鈔，理由是“感謝諸位的信任，把高貴的生命全都託付於我”！“翡翠宮深”記的是這個細節；“薄扶林廣”自然是指港大校舍之所在地。尾聯兩句最容易教人以為是寫程某自己，而實實在在是爲陳博士抱打不平。第二天，我收到“次韻奉答”的和詩。博士對我也懷抱着一腔意氣：“癲飙狂霈幾時終，此日荊州慶我逢。廿載西寧藏霧豹，一朝南島出雲龍。牆稀薜荔遮秦雨，術有師承播漢風。真學漫嗟無雅賞，且看邃密沉潛功。”看看落款：“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八日未是稿”。 我不知將這篇文章寫到哪裡去了，好在題目是回歸感言，有“感”而發的“言”辭都可以入題，況且我説的幾個小故事勉强可以歸到一個共同的主題：港英政府治下的中文地位不高，中文先生的日子也不好過。如今香

港回歸在即，中文是不是也該回歸呢？ 語文從來是民族文化的載體，也是國家主權的象徵。語文地位的高低從來都是人為的。我從不苟同所謂某種語言熱情，某種語言生動，某種語言優美⋯⋯的議論。熱情的是人，人將語言運用得生動優美。這跟寫字作畫是一個道理。字畫好不是筆墨的功勞，而是藝術家運用筆墨表現了非凡的工力；語言的性質與筆墨相當。語言如果能分高低，即等於人種或民族可分優劣。那是多麼可怕的理論！有一位在外國教哲學的華人教授在香港刊物上長篇大論硬説漢語的詞彙“貧乏而不穩定”，其論證方法是無休無止的舉例，例如英文的一個詞在漢語裡找不到與之對應的詞，必須用短語或句子才能翻譯出來，⋯⋯我想，如果倒過來説，不是也有許許多多漢語的詞不能譯作英語嗎？記得著名作家茅盾説過，凡是翻譯不出的東西正是民族風格之所在。不信請問那位教授，能不能將中文的斟酌、屈指、漏夜、斡旋⋯⋯的韻味原封不動地譯成英語？ 説話要看場合，觀潮須揀時間，真理總要符合特定的時空條件。在香港主權即將回歸中國的歷史時期，為了體現主權的所屬，中文應當名副其實地提昇到官方地位，學校教育則要責無旁貸地訓練學生使用純正的中文，那種夾雜着英語單詞的港式中文實在須要休息了。第二語言的選擇完全必要，國際交往和社會生活要求有更多的雙語人（bilingual、diglossia）。第二語言的掌握也必須追求純正，例如純正的英語、純正的法語、純正的西班牙語等等。 香港過渡的航船經過十五年的風風雨雨，現在即將平穩地靠岸。主權回歸了，中文也應該回歸。航船靠岸再揚帆！在浩浩蕩蕩的船隊中，有一葉不可小看的語文的輕舟！ 一九九七年六月

澳門語言學會叢書一、程遠詩詞二編 程祥徽著二、語言與傳意 程祥徽主編三、普通話津梁 何廣中編著四、普通話進階 黃翊編著五、港澳通用普通話教材劉照雄/宋欣橋/劉新珍程祥徽/邵期陽/鄧駿捷著六、方言與共同語 程祥徽主編七、澳門：語言博物館 黃 翊/邵朝陽/龍裕琛等著八、程遠詩詞三編 程祥徽著九、中文回歸集 程祥徽著十、風格與語體 程祥徽/鄧駿捷/張建華著《澳門語言學刊》第一期至第十一期

目 錄程祥徽《中文回歸集》序（王寧）⋯⋯⋯ ⋯⋯⋯⋯⋯⋯⋯⋯ Ⅰ中文也該回歸 ——代前言⋯⋯⋯⋯⋯⋯⋯⋯⋯⋯⋯⋯⋯⋯⋯⋯⋯⋯ Ⅲ格律的形成與變革 ——紀念王力先生誕辰一百週年⋯⋯⋯⋯⋯⋯⋯⋯⋯⋯ 1方言的離合與漢語在澳門的走向 ——慶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壽辰⋯⋯⋯⋯⋯ ⋯⋯⋯⋯⋯ 15從反切到漢語拼音⋯ ⋯⋯⋯⋯⋯⋯⋯⋯⋯⋯⋯⋯⋯⋯⋯ 27自以為是與自以為非 ——談港澳普通話教學的新挑戰 ⋯⋯⋯⋯⋯⋯⋯⋯⋯ 33成年人學話要有理論指導⋯⋯⋯⋯ ⋯⋯⋯⋯⋯⋯⋯⋯⋯ 42澳門之推普策略種種⋯⋯⋯⋯⋯⋯ ⋯⋯⋯⋯⋯⋯⋯⋯⋯ 50小學普通話課程的意義與教材的選擇 ⋯⋯⋯⋯⋯⋯ ⋯ 58迎接語言風格學的新世紀⋯⋯⋯⋯⋯⋯⋯⋯⋯⋯⋯⋯⋯⋯ 64風格的要義與切分 ⋯⋯⋯⋯⋯⋯⋯⋯⋯⋯⋯⋯⋯⋯⋯⋯⋯ 85序黎運漢《漢語風格學》⋯⋯⋯⋯⋯⋯⋯ ⋯⋯⋯⋯⋯⋯⋯ 100語體與文體研討會開幕詞 ⋯⋯⋯⋯⋯⋯⋯⋯⋯⋯⋯⋯⋯⋯ 103漢語風格論 ⋯⋯⋯⋯⋯⋯⋯⋯⋯⋯⋯⋯⋯⋯⋯⋯⋯⋯⋯⋯ 105語言與溝通 ——《語言與溝通》前言⋯⋯⋯⋯ ⋯⋯⋯⋯⋯⋯⋯⋯ 175

語言架起傳意的橋樑 ——《語言與傳意》代前言⋯⋯ ⋯⋯⋯⋯⋯⋯⋯⋯⋯ 181傳意需要與港澳新詞⋯⋯⋯⋯⋯⋯⋯⋯⋯⋯⋯⋯⋯⋯⋯ 186語言學需要雜家 ——序《詞語修辭與文化》⋯⋯⋯⋯⋯⋯⋯⋯⋯⋯⋯⋯ 198漢語詞序⋯⋯⋯⋯⋯⋯⋯⋯⋯⋯⋯⋯⋯⋯⋯⋯⋯⋯⋯⋯⋯ 201詞序與政府機構的命名 ——為《漢語詞序》寫的補記⋯⋯⋯⋯⋯⋯⋯⋯⋯⋯⋯ 211《常用成語集》序⋯⋯⋯⋯⋯⋯⋯⋯⋯ ⋯⋯⋯⋯⋯⋯⋯ 217序《新 同義反義詞典》⋯⋯⋯⋯⋯⋯ ⋯⋯⋯⋯⋯⋯⋯⋯⋯ 220漢語詞庫中的一現曇花 ——説“報導”⋯⋯⋯⋯⋯⋯⋯⋯⋯⋯⋯⋯⋯⋯⋯⋯⋯ 223五洲華人弘揚國粹的盛舉⋯⋯⋯⋯⋯⋯⋯⋯⋯⋯⋯⋯⋯⋯ 227“繁簡由之”與港澳用字⋯⋯⋯⋯⋯⋯⋯⋯⋯⋯⋯⋯⋯⋯⋯ 231一個漢字一 畫⋯⋯⋯⋯⋯⋯⋯⋯⋯⋯⋯⋯⋯⋯⋯⋯⋯⋯ 236論語音的符號 ——音標和字母⋯⋯⋯⋯⋯⋯⋯⋯⋯⋯⋯⋯⋯⋯⋯⋯ 247甚麼樣的中文才是官方地位的中文⋯⋯ ⋯⋯⋯⋯ ⋯⋯ 250澳門中文官方地位之顧往瞻前⋯⋯⋯⋯⋯⋯⋯⋯⋯⋯⋯⋯ 253中文在澳門後過渡期⋯⋯⋯⋯⋯⋯⋯⋯⋯⋯⋯⋯⋯⋯⋯⋯ 259澳門回歸與澳門 文的前景⋯⋯⋯⋯⋯⋯⋯⋯⋯⋯⋯⋯⋯ 266程祥徽語言學研究述略 ——為《現代中國語言學家》撰稿（鄧駿捷邵朝陽）⋯ 272後記⋯⋯ ⋯⋯⋯⋯⋯⋯⋯⋯⋯⋯⋯⋯⋯⋯⋯⋯⋯⋯⋯⋯ 288

格律的形成與變革——紀念王力先生誕辰一百週年 語言是音與義的結合物。人們選擇語言材料表達思想感情的時候不僅在詞語和句式上着力，而且也會考慮語音的表情達意的作用。一般看來，這兩種選擇——詞語句式的選擇和語音的選擇似乎有先後之分、層次之别：首要的是詞語句式的選擇，然後才是高層次的語音形式的選擇。然而這樣説並不等於語音的選擇不重要。在人類的語言生活中，語音的選擇稍一疏忽，往往會削弱語言的音樂美，嚴重時甚至影響思想感情的表達。語言巨匠老舍先生特别講究語音的追求。他説他在寫發言稿的時候如果上句結尾是個仄聲，下句例必用平聲收尾；尤其是段落的結尾。平仄是不能不講究的。中國西部有部描寫地質勘探隊生活的話劇，名字叫《高山尖兵》。高山尖兵四字全是平聲，而且還都是陰平，念起來没有起伏，是語音選擇的失敗。八十年代香港電視台有位新聞播音員叫林美香，因與粵方言的“臨尾香”同音，全城的聽眾都取笑她，搞得她“臨尾”不敢出鏡了。（有説一語成真，英年早逝了。）語言使用因不注意語音的選擇而鬧出事端的例子數不勝數，很多人從自身的經歷中都能舉出一些例證來。到今天還没有了結的一個例子是我給我的孫女兒取名：

孫女的父母説她缺水，名字要有水而不要出現水字或水字旁，而且最好是單名。我説“舟”字吧，舟永遠要在水裡行走。但配上程字就不行了。上海話、武漢話“程”“沉”同音，“程舟”豈不成了“沉舟側畔千帆過”的“沉舟”了嗎？那麼“蘭舟”如何？“蘭舟”又和甘肅的“蘭州”同音。友人開玩笑地説，就叫“魚”字吧，不是有句著名的歌詞“魚兒離不開水”嗎！而且“沉魚落雁”向來都是用來形容女孩子的，程魚正好諧沉魚的音。但是可惜的是女孩的父親不是孔子，孔子叫給他的兒子取名“鯉”，字“伯魚”，好像還没有人以單個的魚字為名字的。許多飛禽走獸都可以入人的名字，例如虎豹鯤鵬燕鶯等等，唯獨不見魚。語言的使用一旦與語音扯上關係，那話題就説不完了。 語言使用中考慮語音因素最多的藝術形式是詩歌。詩歌語言有一整套顧及、利用、調整語音要素的格式或規律，人們稱之為“格律”。人們創造格律和運用格律的目的是盡量顯現語言的音樂美。構成詩歌音樂美的元素有三： 一、聲律之美。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發掘聲調的潛能是爲了顯示抑揚美、變換美。在詩經時代，漢語詩歌的聲律美已經有了明確的定式，押韻規律已經相當嚴格。 二、韻律之美。漢語音節的結構形式有自身的特點，凡音節必有韻母。雖然音節數量不少，但韻母卻很有限，而且有限的韻母還可以進一步歸納，合併成為數更少的韻或韻部。詩歌創作便能運用十分有規則的韻母系統安排各種不同的韻式，創造出作品的諧和美和呼應美。 三、對仗之美。對仗有語意的對仗、詞類的對仗、字形的對仗、句式的對仗等等；在語音方面，主要是指聲調的對仗。這種對仗造成語音的對應美和循環美，並且與語意、句型配合，造成詩歌作品的襯托美。 格律的領域大體指上述三方面，當然詩歌的音樂美還會在其他方面表現出來，例如一個詩句内部的停頓所構成的節奏美。中國詩的最早形

態是以四言為主的詩經，其後是漢代的五言詩、魏晉以後的七言詩。四是雙數，五、七都是單數。自五言起，中國詩好像按單數的軌跡發展；六言詩、八言詩雖然也有，但形成不了主流。原因可能是上古漢語單音節詞多，四言詩適應單音節詞居多的上古漢語；五、七言則方便於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的交互運用。《詩經·鄭風·狡童》全由單音節詞組成：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後來的五、七言詩則易於運用與調配單音節與雙音節的詞語，安排句中的停頓。五、七言詩的最重要一頓是結尾的三個音節，所謂“三字尾”是也。三字尾之前如果是兩個音節，那就是五言詩；三字尾之前如果有兩個雙音節，那就是七言詩。“三字尾”的三個音節有三種配搭方式： 一、2＋1： 秦時/明月/漢時、關 但使/龍城/飛將、在 二、1＋1＋1：萬里/長征/人、未、還 三、1＋2： 不教/胡馬/度、陰山詩經的韻律 韻律現象在《詩經》中十分豐富，可稱得上“不拘一格”“多姿多彩”。業師王力先生將韻在詩經中的位置分為“韻在句中的位置”、“韻在章中的位置”和“韻在篇中的位置”三類，非常全面而精確地剖析了詩經用韻的情況。有王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前，很難再有新的發現於後。本文僅列舉幾個例子看一看詩經用韻的豐富程度。例一《魏風·碩鼠》：（全部採用王力先生在《詩經韻讀》《楚辭韻讀》的注音，個别音標因技術原因作寬式處理，如倒e作正e、有小三角的。不用小三角。這種情形不多，不會影響論點

的表述。） 碩鼠（sjia）！ 碩鼠（sjia）！ 無食我黍（sjia）！ 三歲贯女（njia）， 莫我肯顧（ka）。 逝將去女（njia）， 適彼樂土（tha）。 樂土（tha）！ 樂土（tha）！ 爰得我所（shia）。（魚部） 碩鼠（sjia）！ 碩鼠（sjia）！（與“女”協） 無食我麥（muek）！ 三歲贯女（njia）， 莫我肯德（tek）。 逝將去女（njia），（魚部） 適彼樂國（kuek）。 樂國（kuek）！ 樂國（kuek）！ 爰得我直（diek）！（職部） 碩鼠（sjia）！ 碩鼠（sjia）！（與“女”協） 無食我苗（mio）！

三歲贯女（njia），（魚部） 莫我肯勞（lo）。 逝將去女（njia）， 適彼樂郊（keo）。 樂郊（keo）！ 樂郊（keo）！ 誰之永號（ho）？（宵部）這首詩第一節句句用韻，押的是魚部韻；第二節用的是主從韻：主韻是“麥、德、國、國、直”，從韻是“鼠、女、女”；第三節也是主從韻：主韻“苗、勞、郊、郊、號”，從韻“鼠、女、女”。如此多變的用韻形式不是出於偶然，而是出於詩人們（極有可能是些大字不識的勞動者）的藝術創造。再如《秦風·無衣》： 豈曰無衣（iei）？（與“師”協） 與子同袍（bu）。 王于興師（shiei ），（微脂合韻） 修我戈矛（miu）。 與子同仇（giu）。（幽部） 豈曰無衣（iei）？（與“師”協） 與子同澤（deak）。 王于興師（shiei），（微脂合韻） 修我矛戰（kyak）。 與子偕作（tzak）。（鐸部） 豈曰無衣（iei ）？（與“師”協） 與子同裳（zjiang ）。

王于興師（shiei），（微脂合韻） 修我甲兵（pyang）。 與子同行（heang）。（陽部）這種五行詩如何安排韻腳？詩經的做法是：第一、三兩句相押，微脂合韻，“衣師”相協；第二、四、五句相押：“袍矛仇”押幽部韻，“澤戟作”押收- k的鐸部韻，“裳兵行”押陽部韻。這種押韻法稱作交叉韻或交韻。《大雅·公劉》共有六節，其中第五節： 篤公劉，既溥既長（diang）， 既景廼岡（kang）， 相其陰陽（jiang）。（陽部） 觀其流泉（dziuan）， 其軍三單（tan）， 度其隰原（ngiuan）。（元部） 徹田為糧（liang）， 度其夕陽（jiang）， 豳居允荒（xuang） 。（陽部）這首詩中，“泉單原”這三個屬於“元”部的韻被前前後後的“陽”部韻（“長岡陽”和“糧陽荒”）包圍，叫做包圍韻或抱韻。這些用韻方式充分表現了詩經用韻的豐富多彩。楚辭的韻律 《楚辭》承繼《詩經》的韻律傳統，並向簡約的方向邁步。《楚辭》以隔句押韻為主要韻式，間中穿插交叉韻式，且非一韻到底。例如：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sak）。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tak）。

忽馳鶩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kiep）。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liep） 。這兩節詩用的是隔句韻：“索、妒”屬鐸部，“急、立”屬緝部。 為余駕飛龍（liong）兮， 雜瑤象以為車（kia） 。 何離心之可同（dong）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shia） 。這一節用的是交叉韻：“龍同”屬東部，“車疏”屬魚部。《九歌》之十《國殤》共六節，每一節的韻部都不同，而且前五節取句句用韻的韻式： 第一節：操吳戈兮被犀甲（keap）， 車錯報兮短兵接（tziap） 。 第二節：旌蔽日兮敵若雲（hiuen）， 矢交墜兮士爭先（syen）。 第三節：凌余陣兮躐余行（heang）， 左驂殪兮右刃傷（sjang）。 第四節：霾兩輪兮絷四馬（mea）， 援玉枹兮擊鳴鼓（ka）。 天時兮威靈怒（na）， 嚴殺盡兮棄原野（jya）。 第五節：出不入兮往不反（piuan）， 平原忽兮路超遠（hiuan）。 第六節：帶長劍兮挾秦弓（kueng）， 首身離兮心不懲（dieng） 。 誠既勇兮又以武， 終剛強兮不可凌（lieng）。

身既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為鬼雄（hiueng）以上六節韻的韻部分别為：盍、文、陽、魚、元、蒸。聲律的範圍 聲律在詩經時代主要用於押韻的字音，例如前文引用的《詩經》、《楚辭》的作品，押韻的字都是平聲押平聲、仄聲押仄聲、入聲押入聲。也就是説，《詩經》、《楚辭》的韻腳字已經能夠分辨平仄了。然而中國詩學上的聲律除了指韻腳字的平仄之外，主要是指一個詩句之内的平仄搭配以及兩個詩句之間的平仄呼應：一句之中，是“平平仄仄”或“仄仄平平”的問題；兩句之間，是“平”對“仄”或“仄”對“平”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的聲律的自覺運用可能是在東漢以後了。這一結論所持的理由是：中國在魏晉時代發現了漢語的四聲。四聲的發現給詩歌創作帶來了一個偉大的飛躍，使詩人們得以解開平仄之謎，懂得如何自覺運用四聲去造就詩歌的聲律美。 這裡插幾句閑話：語言以及嚴密的語言規律是由那些没有甚麼語言學理論的老百姓創造的，平聲押平聲、仄聲押仄聲也是老百姓在歌詠中創造出來的。後世的語言學家歸納了現象，總結了規律，然後加以運用。因此我們只能説魏晉時代“發現”了漢語的四聲，而不能説那時“發明”了四聲。 魏晉時代，詩的五言格局開始形成，正是因為一個句子有五個音節，所以具備了字與字之間搭配平仄的可能。詩人們既然懂得隔句用韻可以造成詩歌的起伏之美，也就有可能將這種句末與句末之間的調節聲調的觀念轉移到一句之中的字與字之間，結果開始了一個五言句中第二個字與第四個字平仄相異的格式。正是這二、四相異的現象，孕育着格律詩的

胚胎。五言詩的第一句二、四字平仄相異，第二句二、四字平仄與之相對，格律詩就這樣初具規模了，例如《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載虞姬為項羽唱和的詩云：“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這首詩兩處合近體詩格律：第一是押隔句韻式；第二是孤立看每一句，句中二、四字平仄相異。這兩點正是近體詩格律的生命細胞。其實，依近體詩格律標準，這首詩只有第二句全合格律（“仄仄仄平平”）；第三句是三仄尾，第四句是三平尾，第三句應與第二句相粘而失粘——這些都是不合格律的。於是我們得出結論：在聲律方面，上古時期的詩歌開始了格律化的過程，韻式與用韻首先成熟，繼而自覺地安排一句之中二、四字平仄相異，接着才是句與句之間的平仄相對；近體詩格律的最後完成，應是“對”“粘”觀念的興起以及其他規則的建立。格律形成的軌跡大體可以歸納為： 用韻→韻式→句中平仄相間→句間平仄相對→句間平仄相粘 這是“大體”而言，大的軌跡裡面還有許多細小的規定，例如“句中平仄相間”還有三平尾的問題、犯孤平的問題；“句間平仄相對”還有詞義相對與平仄對稱孰先孰後的問題等等。對仗的定型 對仗是很早就已經存在的言語現象。《詩經》不乏句中對仗、句間對仗、段落對仗的例證；《楚辭》更加自覺地運用對仗的藝術手法。《國殤》十八句，至少有十二句運用了句中對仗，例如“被犀甲”對“操吳戈”，“右刃傷”對“左驂殪”，“縶四馬”對“霾兩輪”，“往不反”對“出不入”，“挾秦弓”對“帶長劍”等等。 對仗是近體詩格律的第三個不可缺少的元素，但對仗有語意的對仗與平仄的對仗。當這兩種對仗完美地統一起來之後，即語意的對仗與平仄的對仗同時照顧到了，近體詩規則才算真正形成。 如同許多藝術規則的形成一樣，對仗規則的形成也經歷了一個不短

時期的過程。在漢代的作品中，工整的對仗偶爾出現過，但它們還很難説是創作者的刻意創造，例如辛延年的《羽林郎》有對仗句“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蘇武則有“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等等。 對仗規則的最後形成應該在南北朝。西晉末年，中原士族南逃，偷安於江南一隅，生活糜爛，精神空虚，反映在文學創作上駢體文盛興，文學的形式十分華麗而文學的内容異常貧乏。恰巧在這時，佛教和音韻之學傳入中國，中國的詩人們掌握了分析字音的本領，格律的形成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勢。齊梁詩律的重要内容是所謂“聲病説”或“八病説”。聲病説的内容集中在一點上，就是在字音與字音之間找差異，將“一句之中平仄相間，兩句之間平仄相對”作為公式固定下來。八病之首是“平頭”，所指是五言詩第一字與第六字平仄相同，也就是指兩個詩行開頭的那個字同聲；八病之二是“上尾”，指的是五言詩的第五字與第十字同聲，就是兩個詩行結尾的字聲調相同。其餘六病（蜂腰、鶴膝、大韻、小韻、傍紐、正紐）也都病在一個“同”字上，例如“大韻”指的是一聯之中有與韻腳同韻的字；“小韻”指的是韻腳之外的九個字有同韻的字；“傍紐”指一句之中有隔字雙聲；“正紐”指一句之中有同音字。所謂避八病，就是要把相同的部分改為不同，就是要從不同之處建立“對應”“對照”“對仗”的格局。齊梁詩的對仗已趨成熟，例如江總《哭魯廣達》： 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 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如王融《登高台》： 遊人欲騁望，積步上高台。 井蓮當夏吐，窗桂逐秋開。 花飛低不入，烏散遠時來。 還看雲陣影，含月共徘徊。

這兩首詩每一聯的兩句之間平仄對仗都很工整，有些聯除了平仄的對仗還有語意的對仗，例如“黄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井蓮當夏吐，窗桂逐秋開”、“花飛低不入，烏散遠時來”。齊梁詩缺的只是“粘”。格律的成熟 格律的成熟在隋唐，一般人説是在唐初，甚至指名道姓説是沈佺期、宋之問創造了近體格律詩。其實每一種藝術品種都有其漫長的醞釀期，近體詩的格律也不例外。從上述齊梁詩的韻律、聲律、對仗的情況看，齊梁詩只要向“粘”的方向跨前一步，近體詩的格律就完備了。這一步是在甚麼時候跨出的呢？早於沈、宋六十餘年的王績有《野望》一首，詩曰： 東皋薄霧望，徙倚欲何依。 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 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 相顧不相識，長歌懷采薇。 這首詩在内容上描寫了由舊朝代（隋）進入新朝代（唐）的遺民心理，在形式上何嘗不也是從舊有的詩歌形式飛躍到一種嶄新的形式？——這是一首用來教現代人認識律詩和寫作律詩的最好的入門教材：四聯的平仄對仗都很工整，第三、五、七句分别與二、四、六句相粘，全詩中間兩聯“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用來教學童學對粘，一點即明。這首詩還妙在頷聯與頸聯只有機械的呼應，没有任何畫面的變動與意境的發展。這正好是律詩幼兒期的形態。 近體詩格律全面、正式產生超過了一千年。一千年間，歷代詩人運用這種格式創作了無數優秀作品，同時也不斷完善了格律本身。僅以傳統

詩詞中的對粘為例，一個“對”字可以形成一門學問，王力先生曾經作過權威性的研究。各種詞類可以形成對仗，僅以名詞對仗為例：名詞對名詞，名詞中的人名對人名，地名對地名，書名對書名，動植物名對動植物名，政治術語對政治術語，時令詞對時令詞，方位詞對方位詞，⋯⋯其他代詞、動詞、形容詞、數量詞等等，在對仗上都有自身特點。在對仗的技巧上，有所謂正對與反對、工對與寬對、借對與流水對，流水對有因果對、讓步對、條件對、選擇對、遞進對，還有連珠對與當句對或句中對等等。在對仗的位置上，一首律詩在聲律上是四副對仗，在語意上則至少有一副，兩副最常見，三副也有，全首由四副對仗組成常常成為詩歌創作中的美談。最著名的有杜甫的《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烏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格律的改革 一九九三年十月，全球漢詩詩友聯盟在澳門召開年會，筆者寫過一首帶序的七律參與其盛。詩曰： 詩家最忌十三元，戒律無端鎖藝魂。 未死挺齋錄鬼語，狂生季立論人言。 地分南北調常異，時隔古今音不渾。 濠畔群英修禊後，中原聲韻出籠樊。 詩有兩個注，一個注挺齋，一個注季立。挺齋是元朝周德清的字。周

德清生於一二七七年殁於一三六五年。他依照當時口語寫成《中原音韻》，主張曲韻“必宗中原之音”。他又是元曲作家，所以最有資格談元曲的用韻。他的事跡收入鍾嗣成的《錄鬼簿》，鍾氏稱元曲作家為“未死之鬼”。季立就是明代的陳第，他生於一五四一年，死於一六一七年，有“狂生”之名。陳第在《毛詩古音考序》中提出一個著名論點：“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他認為語音處於發展變化中，不應以今音妄測古音。這首七律的序代表筆者改革詩韻的主張，引在下面作為本文的結束： 十三元為詩韻中最複雜之韻部。“崙論”屬十三元，“倫輪 淪”卻歸十一真；“渾”歸十三元，“軍葷”則在十二文；“番蕃翻 藩”在十三元，“蟠磻”卻在十四寒；“樊”為十三元，“攀”卻是十 五刪。⋯⋯宋元以來，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刪，甚至加入十二 文、十一真，以至下平聲一先，此六韻部糾纏已久，習詩者務必 逐字記憶，以防“出韻”。於是，舊詩作者無不賦筆頭上“協韻” 而口頭（聽感）上並不“和諧”之詩，做對得起死人而對不起活人 之事。事實上至遲於七百年前漢語音系已發生重大變化，語言 學大師王力先生認為：“元曲用韻與《中原音韻》完全一致。” （《漢語語音史》）詞之用韻亦比詩韻寬鬆得多，唯獨詩韻須依足 反映唐宋時代語音面貌之語音系統。詩韻隨實際語音變化而 變化乃不言而喻之理，且早有先例可援。一字在先秦與在唐宋 分屬不同韻部之現象俯拾皆是，仍以“元”部為例，《詩經·魏風· 伐檀》： 坎坎伐檀（dan）兮， 寘之河之干（kan）兮。 河水清且漣（lian）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dian）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xiuan）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tsan）兮！ 詩中“檀、干、漣、廛、貆、餐”在詩經時代屬“元”部，在唐宋時代卻分屬十三元（貆），十四寒（檀、干、餐）與下平聲一先（漣、廛）等三部。詩韻既可因語音系統之改變而改變，唐宋時之詩韻發展至今日難道不能依現實語音系統而作調整？中國舊詩之音樂美依附於聲律與韻律。聲律美由聲調之抑揚與變換獲得，韻律美則由韻母之和諧與呼應達致。此二者皆可於韻腳體現。倘實際音值已變而且聽感上已不覺其和諧，理所當然應依現實音值加以檢討，甚至重建詩韻系統。⋯⋯今日沿用之詩韻體系的確去時太遠，與現實語音相距太大，簡直可稱為詩詞作者之樊籠枷鎖，實有改革之必要。試想一東與二冬之分有何意義？十灰與八齊之間相仿於十三元與其鄰韻之關係，亦應調整。⋯⋯然而詩韻乃一結構系統，韻部之間相互箝制，各以對方為生存條件，故牽一髮可動全身。改革者須以結構觀念看待詩韻，始終莫忘體系二字。改革需要時間，尤其需要全民族之認同；一蹴而就、一步登天乃屬幻想，欲速而不達。竊以為，詩韻倘能寬如詞韻，即是改革之一大飛躍；倘能寬如曲韻，當在普通話（國語、華語、祖語）通行全球華人社會之時。有感於此，謹以十三元為韻聊表支持詩韻改革之忱。 二零零年二月三日參考文獻（1）王力《詩經韻讀》《楚辭韻讀》（2）徐青《古典詩律史》説明：標音採寬式標音

方言的離合與漢語在澳門的走向——慶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壽辰 歷史名著《三國演義》開卷就説：話説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語言大勢亦可作如是觀：方言的湧現是語言發展中的分，共同語的形成是語言發展中的合。筆者認為：共同語是對方言而言的。方言現象表現出語言發展的離心方向，共同語則顯示出語言發展的向心趨勢。有兩種共同語，一種是在方言形成以前的共同語，那是一種比較貧乏和簡陋的共同語，使用它的人口不會多。後來人口增加而向周圍擴散，分别組合成新的社會結構。不同地區由於經濟生活、地理條件以及政權力量的局限，形成天然的鴻溝與人為的鴻溝，將不同地區的人群分隔開，語言也就在封閉的環境中發展。經過漫長的歲月，由原來的共同語分化出來的方言不斷豐富發展，為不同地區的社會交際服務，而原來的共同語卻不復存在了。另一種共同語是在方言勢力雄厚起來之後形成的。這種共同語的形成不是由於語言内部的結構，而是由於外部的社會原因，如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方言是小農生產時代和封建社會的產物。因為是小農生產，社會成員的經濟生活自給自足，無需遠離家園出外謀生；因為是封建制度，諸侯割據，壁壘森嚴，不同地區間的溝通受到政權

力量的限制。方言因此而發展，直至互不明瞭的地步。到了商業社會，農業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的工業產品推銷到農村去，各地封閉型的社會受到衝擊，不同方言區的人交往頻密了，方言的阻隔作用也就突出地暴露出來。於是，共同語的產生成為不同方言區的人的共同要求，而且各地的人心靈相通地認可某種活的方言為共同語的基礎。這種在方言基礎上產生的共同語不再像原始共同語那樣貧乏簡陋了，而是具備了相當完整與精密的語音、詞彙、語法系統。每個先進的現代民族都有這種性質的共同語，它是語言發展中經過文學加工與合乎語言規範的高級形態。（程祥徽、田小琳《現代漢語》，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一九九五年十月第二次印刷） 中國境内漢語方言的格局生動地呈現出方言發展的分分合合的圖景。漢語方言可分南北兩系。北方漢語内部自然也有分歧存在，它們的分歧主要表現在詞彙方面，揚雄《方言》列舉的主要是北方地區不同方言的詞彙現象；語法方面的差異不大；語音的分别也没有達到彼此不能溝通的地步。晉方言在語音系統上較北方漢語的其他地方特殊，但其特殊處也未能構成交際的阻滯。整個北方就只有一種“官話”，其下可分北方官語、下江官話、西南官話與西北官話。遼闊的北方有諸多漢語方言，然而方言之間的差異並不突出，這要從北方社會的歷史發展尋找原因。自遠古時代開始，北方就是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故鄉，是漢民族生活和戰鬥的場所。進入有文字記載的年代以後，北方依然是中華民族尤其是其中的漢族的安身立命之地。在整個北方，從西到東，從北到南，到處都可以察訪到古代中國名城的遺址：長安、咸陽、洛陽、許昌、北京、開封、成都、荆州、武昌、南京，⋯⋯它們像一個個彼此相連的網結，共同織成一張龐大的網；每個網結既有本身的個性，又與其他網結相依相存。事實上，操上述這些地點方言的人相聚，他們即使各自使用自己的方言也能完成交際的任務。 在先秦時代，北方各諸侯國在政治權力上“不統於王”，在交通上“車

涂異軌”，在經濟生活上“田疇異畝”——這些都是造成“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重要原因，然而也正是因為有了“異”的存在才產生了“同”的要求，或者説因為有了“分”才更需要“合”。因此，整個先秦時代各諸侯國之間、各地區之間的彼此交往從未中斷，不僅不存在交往的中斷，反而只可以看到過從甚密的景象。重耳流亡十九年，不僅走遍山西境内的曲沃、蒲、令狐、桑泉、臼衰、廬柳、郇、高梁等地，而且還到過衛、齊、曹、宋、鄭、楚、秦等諸侯國，甚至到過少數民族翟（狄）、廧咎如等地區，看來他是用他的晉方言打天下的吧！外交官的出訪與人才的往來在先秦時代極為常見，齊國的晏子出使楚國，在宮廷上與楚王辯論；衛國人商鞅跑到秦國去給秦孝公效力；蘇秦説秦，爾後又奔走於六國之間；⋯⋯這些人物靠的就是如簧之舌，以言語營生，看來他們從事自己的職業時不會帶隨身譯員吧！孟子問：“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這一問，透露了先秦時代方言分歧的情景，説明齊、楚兩地的方言分歧在當時已相當明顯，不學不可以掌握，也説明當時已經有兼通不同方言的“雙語人”，但説明不了當時方言的分歧到了彼此不能溝通的地步。孟子曾借曾子的口罵許行為“南蠻舌之人”，許行是從楚國北上滕國的，許行是不是楚國人無可考，但無論如何可以説明：越往南邊走方言的分歧越大。楚國地域遼闊，位於“江湘之間”，“江”指長江，“湘”指湘江，前者應在屈原、王昭君家鄉一帶，所用方言屬西南官話；後者的方言則受鄰近的贛方言、吳方言的影響，不屬於官語系統。許行所用的方言可能是楚國南疆的湘方言。 古典小説《三國演義》活脱脱地描繪出秦代以後北方方言内部既有分歧卻又未能妨礙交際的畫圖。魏、蜀、吳三國鼎立，三國之間戰事連綿而交往不斷，桃園結義的劉、關、張，雖不生於同日，不生於一地，語言卻可相通；諸葛亮舌戰群儒是一場中原方言與下江宮話或東吳方言的交鋒；“來將報上姓名！”答者不會委託翻譯回答：“吾乃燕人張翼德是也！”

方言走向融合必須在方言的彼此交往中實現。如果老死不相往來，即使没有戰亂，方言也還是會各自為政、各行其是。共同語的要求正是在方言的交往中提出的。在先秦時代，超乎各諸侯國之上的共同語就是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產生、形成，並在不同方言區通行。孔子，魯人也。他三十歲那年（想必方言習慣早已固定）赴洛陽問禮於楚國人老聃；三十五歲因魯亂跑到齊國去，曾在齊景公面前發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高論；五十歲以後開始周遊列國，往還於匡、陳、蒲、衛、曹、宋、鄭、蔡等地，其間發生過“子見南子”、“纍纍若喪家之狗”、“陳蔡絕糧”、見譏於長沮桀溺等著名的歷史故事。孔子憑藉甚麼語言呢？雅言。《論語·述而》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子之所以熱衷於雅言，固然是執禮的需要，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只有雅言才能更有效地行使外交任務，才能使聽眾或信眾首先蕩懂進而接受自己的學説主張，才能與操不同方言的人取得溝通。我們有理由相信，雅言決不限於魯國的範圍，它在孔子周遊過的列國中都是通行無阻的。後世的“通語”“凡語”乃至“官話”“普通話”都是雅言的承繼和發展。 南方方言間的分歧可就嚴重得多了。我們説漢語方言分歧嚴重指的就是中國南方的漢語方言。漢語號稱七大方言，其中六大方言位於南方；如果分為八大方言，其中七個都在南方。在中國南方，常可遇到言語不通、信息無法傳遞的場面。一個上海人、一個廈門人、一個廣州人相遇，假如在方言立場上各不相讓，那是一定無法溝通的；就是在一個省份之内，例如廣東省，潮州人、客家人和廣州人所用的方言也各不相同。南方方言的嚴重分歧也是由歷史的發展所造就的。古代南中國從來没有出現過大一統的局面，除吳、越之外，很少發生征服其他諸侯而謀求霸主地位的戰爭，也較少出現北方各地人才交流、使節往來那樣的情景。南方各個地區都在自我經營、獨力發展，各種方言都有很强的封閉力或排外性，不與其他方言相混。廣東客家方言就是一個典型，客家方言處於潮汕方言與廣

府方言的夾擊之中竟然“我自歸然不動”，客家人“寧賣祖宗田，不失祖宗言”，始終保持本身的方言特徵。在古代，我們還找不到一座城市能將南方各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凝聚在一起，猶如長安、洛陽⋯⋯之於北方那樣。南方方言的你不認我和我不認你的心態很强，操粵、閩、吳三種不同方言的人相遇，誰也不會放棄自己的方言而遷就對方，不像北方人相遇，如遇交際受阻，誰都會用自以為是的普通話力求溝通順暢。也就是説，南方人不會共同認準一種南方的方言為共同語的基礎方言。 南方方言的形成還與來自北方的移民浪潮、中原政權的南遷與軍事力量的南下有密切的關係。移民浪潮、政權南遷與軍事力量南下的始發點的不同與落腳點的各異，造成南方方言種類紛繁的結果。今日之廣東古屬百越或百粵，本是少數民族地區，通行的古越語屬侗台語族，但自公元前三世紀以後，中原漢人多次南遷，最為顯著的一次是秦平南越之後，派五十萬大軍駐守嶺南，漢初甚至形成越漢雜處的局面，漢武帝時百越已完全歸併為中國的一部分，⋯⋯不同時代南下的漢人將北方漢語帶到這裡，形成了留有古越語底層的漢語粵方言。（李敬忠認為“粵語不是漢語方言，而是漢語族群中的一種獨立語言”想必是着眼於粵語在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都有很深的屬於侗台語族的壯語的痕跡。詳見其所著《語言演變論》，廣州出版社，一九九五）閩方言的形成與粵方言的情形相仿。“説閩語的人的祖先也是歷史上因征戰、避亂、貶謫等原因從中原遷來的。”特别是“晉時永嘉之亂有‘衣冠八族’入閩。唐時陳元光父子征蠻，有大批人隨軍入閩，因此現在福建姓陳的特别多。”⋯⋯“閩語就是這些陸續遷來的漢人帶來的古漢語融合了原來的土著而形成的。”（陳其光《中國語文概要》，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一九九零）客家方言的成因也不外乎戰爭和北方漢人的避難遷徙。北方漢人大規模地遷徙至少有五次之多：第一次是東晉末，匈奴、鮮卑等族進入中原，客家人遷往江淮和江西；第二次是唐末黄巢起義，避難的客家人再向南遷往江西中、南部和福建；第三次是

蒙古人進駐中原，客家人再往南遷入廣東；第四次則因人多地少，客家人分頭遷往台灣、湘桂乃至四川；第五次是因土客矛盾，客家人再南遷雷州半島和海南島。因此，客家方言分佈零散，在不同的地區都可以找到客家話的方言島。（參閱上書）贛方言與湘方言可説是北方漢人南遷時遺留在途中的方言種子在當地結成的果實。它們既有北方移民帶來的北方方言的特點（特别表現在詞彙和語法方面），又明顯受到周邊方言的影響，例如湘方言聲母保留全濁輔音，與吳方言相同，贛方言的聲調保留塞音韻尾而調類很不統一，與粵、閩、客家方言相近。它們可謂介乎南北之間的方言。 在中國的版圖上還可以找到典型的方言過渡區，那裡的“方言景觀”生動地留下了中國方言形成的軌跡。歷史上蘇北向為兵家爭勝的戰場，有史以來蘇北即以戰爭、移民等形式與中原地區發生聯繫。中原勢力的南移和北方移民的南遷都以蘇北為必經之地，給蘇北方言留下影響，致使“淮夷語在淮河以北地區已較多地華夏語化，而淮河以南則可能是受華夏族語影響較少的淮夷語”。（張建民、吳必虎《歷史移民對蘇北地區方言景觀形成的影響》，《漢語研究論集》第一輯，語文出版社，一九九二）南京話的歷史演變更能説明問題。南京話在六朝時期尚屬吳語，永嘉之亂以後發生巨大變化，最終竟由吳方言轉變成為北方方言。（鮑明煒《南京方言歷史演變初探》，《語言研究集刊》第一輯，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 相對而言，漢語北方方言内部較為一致，南方方言内部分歧較大，這些已是不爭的歷史現象了。這些現象的產生要從社會環境去尋找原因。無論南方或北方，社會對共同語的需求從未間斷，而且南方與北方所要求的共同語還是南北相通的共同語。共同語在中國的發展已有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到了現代，海峽兩岸都在積極推進共同語的規範，加速共同語的推廣。今日所謂普通話是大陸共同語的代名詞，所謂台灣國語則是台灣的共同語。台灣國語與大陸普通話同是現代中國的共同語，只不過在語音、詞彙方面有一些差别。相比之下，大陸普通話因有一種活的方言為

其語音標準與基礎方言，所以鮮活而有根基；台灣國語則是由大陸人帶到台灣去的一種官話，它的特徵一是特别容易吸收其他方言的成分，二是規範標準主要聽從人為的規定。台灣國語將“垃圾”讀作“勒色”，將連詞“和”的發音規範為“汗”，這些都是吸收其他方言發音的結果，甚至完全依從了主持語音規範工作的人的方言習慣。常用詞中既有帶濃厚北方土氣的“棒”“帥”“勞什子”之類，又有不知所自的“怪怪地”（三字俱念重音）“慘兮兮”（“兮兮”不是“笑嘻嘻”的“嘻嘻”）“信心滿滿”等等。台灣國語在台灣扮演着“高低語” （diglossia）中“高語”的角色，在社會交際中起重要作用。 在港澳，漢民族共同語的地位十分低下。由於港澳管治者來自西洋，他們出於統治的需要，有意無意忽視漢民族共同語的存在，以便切斷被管治的中國居民與大陸本土的血緣關係。在港澳，不少年青人視普通話為異族語；“母語教學”的“母語”是指廣州話抑或普通話竟成為至今懸而未決的話題。在澳門政府中，享有官方地位的中文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連某些身居高位的官員也説不清楚。有一位平常愛説普通話而且在自己領導的機構提倡普通話的司級官員在一次國際性的語言學研討會上面對來自大陸和台灣的學者竟然用廣東話發言，據告知，政府官員在官式場合使用中文最好運用政府認同的漢語—廣東話，那位司級官員正是依政府的旨意行事。一向以來，港澳可説是粵方言的孤島，儘管北方的中國大陸，南邊的新加坡、馬來西亞，隔海東望的台灣使用的都是同一種語言——普通話、華語或國語，港澳卻偏偏要自我封閉，不讓這種語言進入學校和官府。當前隨着港澳回歸的日益迫近，普通話逐漸受到重視；然而比起一直具有官方地位的英語或葡語，普通話的實用價值和社會功效仍然要退居其次，社會對普通話的重視程度也遠不如英語或葡語。君不見港澳電視熒屏上經常出現與普通話出入甚大的字幕，遺憾的是很少有人過問；倘若熒屏上用錯了一個英文單詞，那卻非同小可，批評者即會蜂擁而

至。因此，普通話要在港澳立足、生根、開花，還須經過長期的努力。 “粵語為正宗漢語”的觀點在港澳有相當大的市場。這有認識上的原因，也有既得利益的局限。特别是在澳門，土生葡人大多兼通葡語和粵語，自推行中葡雙官方語言的政策以來，精通粵語口語的土生葡人强調粵語的官方地位以便在兩種語言的傳譯中起中介作用，同時也就顯示了自己的地位，獲取經濟的利益。其實這是誤解。“官方語言”通常指的是書面語而非口語，對漢語説來尤其如此。海峽兩岸的老一輩領導人絕大多數只會講自己的方言——湖南話、江浙話、四川話等等，然而他們擁有共同的官方語言：語體文或書面的普通話。這種語體文或書面的普通話為中國人民一致認同、共同遵守，具有崇高的官方地位。改變語音習慣是一件難事，不少人一輩子也改不掉自己的“鄉音”；尤其在我們這個曾經讚賞“鄉音不改”的國度，更給改變語音習慣帶來阻力。廣東話也不例外，它是無法與具有官方地位的共同語相抗衡的。那種用《廣韻》規範香港市民發音的努力必然會勞而無功，不如將這種努力用來自己説好用好普通話也教别人説好用好普通話。 方言與共同語本不存在對抗關係。方言的功用是為特定地區人民提供交際工具，同時也給共同語的充實提供資源。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之所以如此豐富，重要原因之一是漢語方言為它提供了新的成分——從詞彙到語法，從語素到構詞法。著名的萬能詞“搞”就是由方言進入普通話中的。普通話可以從不同方言中“擇優錄用”自己所需要的詞語，例如在上海話處於强勢的年代普通話排拒廣州話的“梳化”而採納上海話的“沙發”，不用廣州話的“朱古力”而選擇上海話的“巧克力”。近年來港澳粵語的地位提高了，普通話也改向港澳方言借用詞語。英語的taxi在港澳音譯為“的士”，在新加坡音譯為“德士”，用普通話音譯應是“太克西”才對。但因港澳粵語處於强勢，普通話也就借用了“的士”，而且將“的士”簡縮為“的”，以語素形式在普通話中發揮構詞的功能。“太太”“先生”這些詞也

由資本主義的港澳回潮到普通話中去了。現在的“太太”“先生”已不再附著貴族的色彩，“太太”無非是結了婚的女性之謂，“先生”也不過是男子之稱。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正是從方言中吸收了“為我所用”的詞語才使自己變得異常豐富，異常富有表現力。 在方言與共同語的關係上我們還應當看到消極的一面，即方言對共同語的“干擾”。例如普通話本有一個好端端的“傢具”，何必再向方言借用“傢俬”？也没有必要改“爸爸、媽媽”為“爹哋、媽咪”。有了意譯的“領帶”也無須回頭用音譯的“呔”。“黄金廣告套餐”、“除下新衣換回舊衣”（脱下新衣換上舊衣）之類的港式語句正通過電視機的字幕和操標準普通話的演員湧入普通話。普通話的語音規範也正在受到衝擊，該讀輕聲的不讀輕聲，這是刻意模仿台灣國語的結果；舌尖前音、舌尖後音與舌面音相混，故意使話語帶點粵腔或港味。這些都是不足效法、不足取的。 在澳門，漢語方言與共同語之間的關係十分生動，亟待語言學家們作出理論的闡釋，提出科學的處理方案。澳門只有四十餘萬人口，姑不論不同語言（例如葡語、英語等等）的情况，單看漢語，澳門民間口頭流行的是漢語粵方言，此外是有相當勢力的吳、閩方言等等。操粵語以外方言的新移民來到澳門誰也不堅持自己的家鄉話，誰都認同粵方言為正統的口頭交際工具。上海人也好，潮州人也好，客家人也好，海南人也好，北方人也好，誰都認粵方言為正宗並自覺地刻苦學習它，期盼儘快掌握。新移民是否融入澳門社會，其不成文的重要標準就是能不能自如地運用粵方言。在未能掌握粵方言的時候他們只得運用普通話——當然是一種藍青官話，即地方味很濃的上海普通話、福建普通話、客家普通話等等；一旦學會了粵語，哪怕只是上海粵語、福建粵語、客家粵語，他們也會將普通話棄之如敝履。因此普通話不過是新移民的“過渡語”而已——由家鄉話過渡到粵方言的一種話語。 普通話作為新移民的“過渡語”顯示了共同語的巨大威力，因為它獲

得了操不同方言的人在心理上的認同。這種認同就是漢民族共同語生命力的所在。正因為如此，普通話成為澳門回歸前夕新老居民共同追求的目標，學習普通話的熱潮因此而生。首先在書面語方面，澳門人使用的“語體文”其實就是書面普通話。它出現在官方的書面文件中，各級學校的中文教科書和以中文為媒體的其他科目的教科書都是用語體文寫成的；報刊文章、文學作品也主要用語體文書寫，用方言寫的作品對語體文產生不了絲毫的影響。可以説凡識中文的澳門人都已掌握了書面普通話，剩下的主要是口頭普通話，因此在澳門推廣普通話的重點應集中在語音訓練上。雖然澳門社會用於口頭交際的仍是根深蒂固的粵方言，但普通話已慢慢滲入交際場合：内地來的“國語人”日益增加，公務往來和官方訪問多以普通話為橋樑，因而學習普通話逐漸成為全社會的要求。十五年前筆者認為學習普通話的雷聲大過雨點：“没有多少人會以閒情逸致去學習一種語言；特别是為生活而緊張奔走的港澳人，更是擺脱不了學習語言的價值觀念。説穿了，外國人學中文，廣東人學普通話，以至於香港人學英語，澳門人學葡文，都是工作的必需，競爭的必需，生存的必需。報紙上討論‘要不要學普通話’，無非是讓讀者在普通話的山雨來臨前夕，預感到劈雷閃電的聲威。”（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日澳門《華僑報》）現在，伴隨着雷聲，雨點也大起來了。僅筆者所在的機構——澳門大學中文系就開設了十個口語普通話班和兩個書面語普通話班，如果不加控制（因為中文系的主要任務不是教學普通話），再增設幾個班級也難敷需求。 澳門現正處於後過渡期，還有兩年多時間就回歸祖國了。按基本法的規定，未來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將會實行中葡兩種官方語言的政策，而在漢語内部則將實行粵方言與普通話並行的政策。我們的預測是：澳門地區將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内保存“高低語”現象，公務上逐步以普通話為高語，公務之餘長期通行粵方言。那時的狀况將可能是： 一、粵方言與普通話長期並存，各有各的適用環境，用廣東話説就是

“各適其適”。民間的口頭交際將仍以粵方言為主，普通話則逐步滲入到口頭交際中；官方的書面語言將是語體文的繼續延用並更進一步接近口頭的普通話。書面與口頭的接近將會有效提高中文的表達能力，因爲書面語體文的規範程度與普通話的口語水平有直接的關係。筆者曾在《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一文中説：“港澳人寫作語體文最需留意的是粵方言的無意代入，即寫作的人自以為是普通話，實際上卻是自己的家鄉話。”（載《語言與溝通》，澳門基金會，一九九五年）因此，向普通話口語的靠攏乃是提高語體文寫作的重要途徑。此外，由於特區政府的公文格式與風格逐漸會向大陸取齊，書面普通話的運用將會越來越廣泛，水平將越來越提高。 二、法律語言亦將是粵方言與普通話各司其職，各有各的適用範圍。以法庭語言為例，審案將以粵方言為主，因為用於口語的粵方言最容易顯示與案有關人員的教育程度、文化水平以及犯案動機等等，有利於作出公平的審判。法庭結案或判決則應運用比審案時規範得多的書面普通話。法庭使用中文的問題有很高的難度，因為犯案者的口語可能是粵方言，也可能是吳、閩、客家等方言，傳譯員未必兼通；書面語言的運用也有賴審案人（法官）、律師、傳譯員具備較高的中文修養。香港報刊以《法庭用中文欲速不達》為題寫道：“過往法律給予公眾人士可望而不可即的印象，不會隨着主權回歸，能夠即時揮去，相信還須等待一段日子，特别是香港法院可以更全面使用中文後，法律才能夠深入民間。目前律政署出版了一册英漢法律詞彙，幫助律師解決英譯中時的困難。若照單全收，放於文章之内，個别句子會出現兀突感覺並不太通順，而且，會有一種莫名其妙之感，相信若非曾修讀過法律人士，未必能明白箇中解釋，這點會是造成法庭廣泛使用中文困難之處。”（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明報》）澳門法律語言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三、學校的教學語言與行政語言將逐步向普通話轉移。一直以來，澳

門的學校都有從内地移民來或借調來的操普通話的教師，他們是推廣普通話的天然的積極分子。聰明的學校領導層因勢利導，運用這股力量於教學工作中，進而擴大用普通話授課的範圍。值得一提的是澳門中華教育會每年組織全澳學生參加朗誦比賽，在粵方言、普通話、葡語、英語四個語種中，普通話的參賽人數逐年增加，水平逐年提高，有力地推動了普通話成為語文課的教學語言和其他科目的教學語言。學校語言將是教學語言首先採用普通話，然後才可望普通話成為學校的行政語言。 四、展望未來，澳門普通話的推廣將是大勢所趨或勢在必行。我們可以預見的是：政府部門行政運作的語言將與日俱增地向普通話開放；未來特别行政區政府的公職人員在與内地官員的交往中將會逐步以普通話為主要的溝通工具；學校教育因應社會需要必然會以普通話教學來吸引學生並保證學生畢業後的出路，而由内地來的教師將會在普通話教學中發揮示範作用與帶頭作用；書面普通話即語體文將會帶給口頭普通話以正面的影響，規範的現代語體文將會成為普通話的最佳教材。官方地位的中文將不僅限於普通話的書面形式，宣之於口的普通話也會逐漸引起社會的重視。這是可望而可即的目標，雖然必須假以時日，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 一個語言的分久必合的時代已經來臨！ （一九九七年）

從反切到漢語拼音 在中國古代語言學的各分支學科中，語音學（音韻學）是最發達的一個部門。中國早在漢代就發明了“反切”注音的方法。反切者，反復切摩也，即用兩個漢字反復切摩出一個漢字的讀音，例如“端，多官切”，“東，德紅切”。被切的漢字從“切上字”取聲母，從“切下字”取韻母和聲調。反切法的誕生標誌着中國人從囫圇吞棗地認為“一個漢字就是一個不可分析的最小語音單位”的觀念中解放出來，開始看到字音是可以再分析下去的，或者説懂得了字音是由更小的成分組合而成的道理。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發明。在反切的基礎上，古代學者運用“繫聯法”，整理出漢語的聲韻調系統。例如：“瓜，古華切”，“剮，古瓦切”，“古，公户切”，“公，古紅切”，⋯⋯“瓜剮古公⋯⋯”開頭的音素相同，於是可以歸為一個共同的聲母，用一個漢字（例如“見”字）作它們的代表字。這一批字歸在“見”字下，另一批字歸在“溪”字下、“群”字下、“疑”字下，“見溪群疑”合成一組；運用同樣的手法，又有“幫滂並明”一組，“端透定泥”一組，⋯⋯全部漢字歸入三十個左右的代表字之下。這三十個左右處於字音開頭的音就是“聲母”。運用同樣的手法，也可以求出漢語的“韻

母”系統，例如“立粒笠泣⋯⋯”都是“力入切”，於是歸入同一個韻母，這個韻母的尾音在中古是- p，在現代粵方言裡也是- p——粵方言保存了古音，在普通話裡韻母卻是- i，- p韻尾消失了。中古漢語的韻母有二零六個（聲調不同韻母也不同，故韻母數字大），現代普通話只有三十六或三十九個。今天的《漢語拼音方案》所列的聲母、韻母，就是從中古的聲母、韻母發展來的。 古人的成就與貢獻是巨大的，但也要看到他們的局限： 第一，用漢字解説漢字讀音，即用音節解説音素，很不精確，特别是阻礙了中國人改變囫圇吞棗地認音習慣。我們今天從事語音教學，首要任務是教學生建立音素觀念，教會他們把音節分解成音素，指出方言的差别很多時候只是某一個音素的差别。例如“邊篇棉年連”，粵方言與普通話的區别只在粵方言少了個a，好像普通話的“賓拼民您林”。但是話又説回來，用漢字解説讀音又有很高的科學價值，例如上面列舉的“立笠粒泣”等字在廣州話裡念-p，因為它們都有個“立”字，北方人記住這一點，帶“立”的字有些是收-p的，學廣州話就容易了。又如北方人知道了粵方言的“甚”收-m，那麼“湛堪勘⋯⋯”必都收-m.我們還可以從收- p的“夾”字推演出“峽狹俠”等字必定收-p，甚至可以由此知道“陝西”的“陝”收- m.（陰陽對轉） 第二，缺乏科學的解説。例如古人始終没把“清濁”説清楚，其實“清濁”不過是發輔音時聲帶動與不動的問題：聲調動發出的是濁音，聲調不動的輔音是清音。但是古人解釋起來就玄乎其玄了：“清濁本於陰陽，一説清為陽，濁為陰，天清而地濁也；一説清為陰而濁為陽，陰字影母為清，陽字喻母為濁也。”（江永《音學辨微》）所謂“陰陽”有時也不那麼神秘，無非是分類的標記而已，相當於A、B，例如“陰韻”“陽韻”是不同尾音的韻母的分類：鼻音結尾的韻母叫陽韻，元音結尾和塞音結尾的韻母叫陰韻。如此而已，豈有難哉！

傳統語音學是生理語音學，現代語音學是實驗語音學。實驗語音學有三個分支：發音語音學，聲學語音學，聽覺語音學或感知語音學。實驗語音學的傳入中國是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末期。《四聲實驗錄》的作者劉復（詩人劉半農）當時在北京大學教書，首次將法國保爾·巴西（Paul Passy）的《比較語音學概要》介紹到中國來。業師岑麒祥先生的《語音學概論》（中華書局一九三九/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應該是我國最早的語音學理論專著。 現代語音學的三個分支是着眼於發音的生理基礎、物理性質、心理屬性加以劃分的：研究語音的生理基礎形成發音語音學，研究語音的物理性質產生聲學語音學，研究語音的心理屬性出現聽覺語音學/功能語音學/音位語音學。 現代語音學依據語音的上述三種屬性（生理、物理、心理）考察語言或方言的語音現象，進而得出該語言或方言的音系，音系學由此產生。此外，現代語音學還討論語音的歷史演變和横向變化。 現代語音學的三個分支部門的主要内容包括： 發音語音學。内容包括：1、發音器官，教師最好能隨手繪制發音器官圖，以便指示學生發音的部位；2、元音的三維分析，即從舌位高低、舌位前後、嘴唇圓扁三方面描寫一個元音，將全部元音分布在一張舌位圖上；3、從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分析輔音。所謂發音部位是發輔音時阻礙氣流的某兩個發音器官，如上下唇、上齒下唇、舌尖與上齒齦等等；所謂發音方法是發輔音時形成阻礙和破除阻礙的方法，通常指塞、擦、鼻、邊、顫。 聲學語音學。聲學語音學把語音當作物理現象來考查。掌握了語音的聲學原理，便於從理論上解説一些語音現象，例如調值的描寫、《漢語拼音方案》對半元音y/w的處理等等。調值的描寫其實就是音高的描寫；而半元音屬於輔音範疇，所以不能獨立成為音節，在有半元音的結構中必有元音的出現，也就是説，半元音永遠伴隨着元音出現。

聽覺語音學。聽覺語音學把語音放到社會環境中考查，認爲在使用同一種語言或方言的社會裡，人們對語音有共同的“範疇感知”（categoricalperception）。通俗地説，同處一個社會的人們在發音上和聽感上是相通的，他們錯都錯得一樣，對也都對得一樣。例如葡萄牙語塞音不送氣，英語塞音卻都送氣，漢語折中：該送氣就送氣，不該送氣就不送氣。這些都是全社會的。聽覺語音學的核心是音位理論的應用。“音位”與“音素”對立，音素是物理現象，音位是社會現象。音位（phoneme）是能區别意義的最小語音單位。“音位的發現是語言學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它的重要性比得上原子能的發現，因為它在語言學思想中引起的革命，相當於原子能的發現在技術科學中引起的革命。”（〔捷〕伊·克拉姆斯基《音位學概論——音位概念的歷史與理論學派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九三） 音素無窮，音位有限。音素是變體，音位是典型。例如“三”， 〔?an〕、〔θan〕 、 〔ean〕等等都是變體，唯有san才是典型。人對自己母語的音位很敏感，對别的語言的音位感應很遲鈍。例如英語的eat與it，英國人分得清清楚楚，中國人卻分得不那麼認真，因為英語有長短音的區别，普通話不存在長短元音的對立。英國人重視清濁之分而無視送氣不送氣之别，他們寧可把“廣東”念成送氣的Conten，也絕不把它念做濁音的Guangdong，香港的“尖沙嘴”在英國人嘴裡是念做“千沙脆”的。⋯⋯ 一群相近的音素，如果不起辨義作用，它們屬於同一個音位，其中一個是音位典型，其餘都是這個音位的變體；如果起辨義作用，它們就是不同的音位。 變體有兩種：其一是條件變體，其二是自由變體。 條件變體如ian üan中的a變為e，條件是a要處在介音i或ü之後和鼻音韻尾n之前，前元音和前鼻音把處在它們中間的元音拉扯到較前較高的位置是很正常的現象。許多語流音變其實是音位在某種條件下的變體。例如“肅”字在“甘肅”這個詞裡面念陰平，原因是受了陰平的“甘”字

的同化。 自由變體就是無條件的變體，例如廣州話的陰平有高平和高降兩個調值，陽平字在其它音節的後面有低降和高升兩個調值。同屬一個調類而有兩個不同的調值並無規律可尋，因此叫自由變體。北京話的w-與v- ，v-基本上是w-的自由變體。粵方言現正在出現“ng-聲母”和“零聲母”並存的現象，例如“我、愛、牛”念。/oi/au念ngo/ngoi/ngau都可以，類似北京話的w- /v- .我以為對此可以採取“維護規範，不排除變體，由社會選擇”的態度。語言的發展總是一方面斥責某些現象的不妥，一方面又允許這些現象的生存，最後由社會作出選擇。説不定有朝一日v-由“變體”變為“典型”，而w-卻由“典型”變成了“變體”！ 一種語言的音位系統體現該語言的音系。音系是一種語言的音位聚合關係和組合關係的總和。普通話的音系科學地體現在《漢語拼音方案》上。一份漢語拼音表是普通話音系的總結。透徹地領會這張表，是對語言教師的起碼要求，不打折扣地教好這張表是語音教學的任務。 《漢語拼音方案》的第一個表格是字母表。字母表的使命是給字母排序，要緊的是字母順序，用於編寫目錄索引等等，如果順序顛倒了，教師可以給學生零分。 第二個表格是聲母表。聲母表沿襲傳統的排列方式，即依發音部位分為六組（唇音、舌尖中音、舌根音、舌面音、舌尖後音、舌尖前音）；各組内部又按“塞擦鼻邊顫”五大發音方法的順序排列，塞音、塞擦音再按不送氣、送氣排先後。聲母表把聲母放到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織成的坐標上。 第三個表格是韻母表。韻母表的四個直行的韻母按傳統的“開齊合撮”四呼排列，横行韻母則按相同或相近的韻腹和韻尾排列。韻母表體現音位理論和語音學其它理論的地方最多：u上兩點的省略和iou/uei/uen中。/e的省略都是以音位理論為依據的，因為省略後不會形成音位的對立 ； u的兼代、e的兼代和i的兼代也是鑒於兼代和本指並不形成對立。y/

w的使用是以音節必有元音的理論為依據的。 第四部分聲調符號。聲調符號是按調值的實際音高設計的，頗具匠心。輕聲無固定調值，所以也就没有特定的聲調符號。 第五部分隔音符號。y/w的作用之一是起隔音作用。除此之外，如果音節界線發生混淆，可使用隔音符號。 本文題為從“反切”到“漢語拼音”，行文卻跳過了兩者之間漫長的歷程，因為本文的目的是討論在學習普通話的過程中如何利用語音學理論進行語音的教學，為了説明問題的需要而運用一點漢語拼音的歷史資料。作為一門完整的學問，“從反切到漢語拼音”早有羅莘田先生（《國音字母演進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和業師王了一先生（《漢語語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做了精闢的論述，我在這裡不再贅述了。 （本文是一篇討論語音教學的發言稿）

自以為是與自以為非——談港澳普通話教學的新挑戰從學習環境引出的話題 學習語言最好的方法是到你所要學的那種語言或方言的地方去學。現代語言學管這種方法叫語言“習得”（acquisition）。但是習得的環境不是人人都能具備的。在不具備語言習得環境的情形下學普通話，有兩點做法可以考慮：一是對初學者不要要求太高太嚴，二是鼓勵初學者説自以為是的普通話。所謂自以為是的普通話，就是帶有方言成分的普通話，有人稱之為地方普通話，這種話具有向普通話過渡的性質，故亦可稱之為過渡語，歷史上已有的名稱是藍青官話。“鼓勵”者，不嘲笑、不指責是也。這兩點是針對初學者提出的；為了求得進步，學習者應當自我檢點，自覺找出自己説出來的普通話與標準普通話的差距，抱自以為非的虚心態度，把自己説的普通話中的“非”改為標準普通話的“是”。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澳門亦即將回歸，這正是學好普通話的好契機。套一句大陸常用的説法，要想有效提高普通話學習水平，戰略上我們需要自以為是，戰術上我們需要自以為非。兩者的

結合將會帶來好的效果。自以為是地説藍青官話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在香港大會堂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以“藍青官話”為“過渡語”的主張。其中提到：港澳人能開口説普通話就很不錯了，不要太苛求於他們，因為他們願意放棄自己的方言，就是對普通話的認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没有這個認同非常重要。如果我們還要嘲笑、指責他們説得不夠純正，那麼必定會打擊他們的積極性，甚至會放棄説普通話。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在《明報月刊》上發表題為《藍青官話與普通話》的文章，把藍青官話界定為不純正的普通話，即附着着不同方言色彩的普通話，用廣東話説就是唔鹹唔淡或半鹹淡的普通話；這種話也就是後來語言學界提出的地方普通話。一九八九年我在我和田小琳女士合著的《現代漢語》（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中提出這樣幾個主張： 1、民族共同語必需取得全民的認同。如果方言區的人不認可普通話為全民共同語，它仍然只不過是一種地方方言，取不到民族共同語的身分。因此，普通話是全國各方言區的人的共同財富，不是北京人或北方人的專利。 2、民族共同語要有明確統一的標準。標準語（standard language）之下有次標準語（substandard）和非標準語（non-standard）。標準語只是一種理想，並非所有人都能實現的，絕大多數人説的是“可接受的標準語”。藍青官話就是可接受的漢民族共同語。 3、這種可接受的漢族共同語廣泛存在，它附着着不同方言的特點，與標準普通話的距離有大有小。朱鎔基、江澤民説的都是藍青官話，朱鎔基的湖南方言味重，特别在語調方面，如“中美關係”的調值是35、51、35、55，而且“關”字略帶後鼻音。江澤民的普通話是蘇北普通話，入聲的保留是

一個突出的特點，如“突出”“發展”中的入聲總是非常明顯。周恩來説的也是藍青官話，毛澤東、鄧小平説的當然不是普通話，甚至連地方普通話的水平也不到，他們説的幾乎純粹是方言。由於他們的方言比較接近普通話（鄧小平、陳毅等人的四川話屬官話系統，尤其接近普通話），所以他們的口語很少改變——越接近普通話的方言越難改變自己，這幾乎可被視為一條規律。客家人的普通話没有廣州人説得好，例如葉劍英的客家普通話，因為在廣東省境内，客家話最接近普通話。 4、藍青官話可接受，標準不可廢棄。標準是大眾共同遵守的，也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然而標準只能靠近，很難真正達到；没有標準也不行，因為没有標準，藍青官話就有可能各行其道，分别發展為不同的語言。 5、還是語言學大師趙元任説得好：“你别笑我藍青，我也不怕難為情，經過了藍青，就會慢慢兒的純正。” 藍青官話的存在是歷史事實，也是現時語言生活的實際。因此藍青官話的主張一直受到港澳人認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在香港發表演講的第二天，香港《文匯報》專訪文章説：“聽他這麼説，我們廣東人不妨對着北方來客放膽講‘廣東普通話’，不怕不純正了。”年前香港《明報》上有位醫務人員的專欄文章（區聞海《大夫小記》）也在談“普通話要學，卻不必强求‘北腔’，達意便好。⋯⋯勿要嚇到不敢開口講半鹹半淡國語才好。”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新民晚報》有篇文章還在談論這個觀點。文章一開頭就説：“‘自以為是’地去説普通話，這是澳門大學中文學院院長，著名的語言學家程祥徽教授對澳門人學普通話的希望。”文章結尾説：“澳門回歸，口語普通話的推廣重點還在語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澳門過渡期内和未來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後，都可以用‘藍青官話’作為掌握普通話的過渡階段，不要輕視或嘲笑藍青官話，⋯⋯只有‘自以為是’地去説普通話才有可能進步。”

自以為非地追求純正普通話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到上海過春節，與二十年没見面的老友劉惟裘先生討論起“自以為是”説普通話的問題。他認為只提“自以為是”不夠，還應當有“自以為非”作補充。他的意見非常好，既符合辯證法，又符合學習語言的實際需要，還符合由普及到提高的學話進程。 自以為是，就有不怕别人嘲笑的勇氣。學話最怕不開口。因此學話初期或普及時期只要開口就算及格或者至少應該得到鼓勵，“等級測試”之類的玩意兒完全不適應普及階段的需要。要知道中華民族是一個十分含蓄、不愛張揚的民族，學話也不願意張開嘴巴。在香港，從大陸出來的老一輩翻譯家没有幾位在口語上是能過關的，然而他們的書面翻譯堪稱一流水平。對於傳統上就不愛開口學習口語的中國人來説，尤其需要鼓勵他們大膽地開口學話，誰敢開口，誰就有收穫；死不開口很難有進步。所以，檢驗普通話教學效果的第一個標準是看課堂上有多少學生開口了，究竟是先生講得多還是學生講得多。課堂上教師比學生講得多，這種教師是“吃力不討好”；能啓發學生搶着説話才是有本事的教員。教師難做，語言教師尤其難做，因為語言教師要像球場上的裁判那樣，把一場球賽吹得紅紅火火；要像司儀那樣把場面搞得熱熱鬧鬧，讓所有的學生都搶着講——毫無顧忌地講，自以爲是地講。 自以為非，就是時時刻刻對自己講出來的普通話抱懷疑的態度，善於發現問題，自覺地克服各式各樣的問題，包括語音、詞彙、語法、聲調、語調、韻味等等，還有所謂整體語音面貌、語言面貌。無論在哪一方面，問題都會不少，都會在不自覺中暴露出來。有些問題連語言學大師都很難避免。例如王力教授，他是語言學界的泰斗，他説“相聲”兩個字就受到他的公子的批評——“聲”字要念輕聲！最難找到的“非”是自以為是的“非”——一直不認識它是“非”，而事實上是“非”。大概有幾種情形：

1、類推方面的特例。例如上聲字，有一批上聲字（所謂濁上）在普通話裡念去聲，在廣東話裡仍然念上聲，如社會、婦女、市民、這個、⋯⋯這些字最容易露出廣東話的馬腳。 2、詞面相同而意思相差很遠的詞語，例如認真、辛苦、離譜、飲茶、反面等等。廣東話可以説“熱得認真辛苦”，普通話是“熱得實在厲害”。又如離譜，王力先生説用北京話不知道該怎麼翻譯。還有那個引起過熱烈討論的飲茶，廣東人的“飲茶”與北方的“喝茶”完全是兩碼事兒。“在他凌亂的床邊或桌上移動任何一件東西同樣有可能令他反面。”句中的“反面”不是正面反面的“反面”，而是“翻臉”！還有“班房”，廣東話指“教室”，普通話指“牢房”。 3、把方言詞翻譯成自以為是的“普通話”的詞，例如“小腳搖搖地過世”（印印腳過一世——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翹起二郎腿過一輩子），“别把垃圾掉到地上”（廣東話“掉”是有意的行為，普通話“掉”是無心之失），等等。還有“跌”字，普通話主要指人的動作（後來引申的有“跌價”），廣東話卻是指物居多（“書從書架上跌落來”）。 4、方言的語法格式特别頑固，例如廣東話的“有”字句等等。“一直有留意這個節目”、“王生有致電李生嗎？”“有看電影”容易避免，但如果問“有没有看電影”，普通話的否定回答是“没有”，肯定回答是“看過了”；廣東人説普通話否定的答覆也是“没有”，但肯定的答覆很可能是“有”。這一聲“有”就露了餡兒——原來你是廣東人！另如“是”字句：“去年的表演是落在許冠文身上”、“只有一樣東西是没有變”、“它的成功是不容置疑”。這幾個句子裡的“是”字是廣東話“係”字的硬譯，完全多餘。再如“動詞＋回”句式：“我的國語是從台灣學回來的”、“他們又做回朋友”。“回”字不可用。還有“來的”句式：“他是醫生來的”，“來的”多餘。 甚至從許多更小、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方暴露出方言的痕跡。例如打電話的一聲“喂”，普通話是去聲，廣東話是陽平。語音是“硬傷”，一聽就

可以辨認出來，容易改，例如電視節目主持人問電視節目嘉賓：“你是怎樣fun練你的學生的？”顯然這種“訓”字錯了，一經提醒，很容易糾正。但是詞彙問題卻是“軟傷”，比起語音問題，改正起來困難得多，例如普通話愛説“進行”——進行討論，進行會晤，進行説明，進行會餐，⋯⋯廣東話愛説“作出”——作出討論，作出交代，作出跟進，作出反擊，作出否認⋯⋯，誰也不要笑誰，都要改。時下港澳廣東話又冒出一個“其實”，甚至説話一開頭就來一個“其實”——“其實呢，今日係星期六”，“大家其實係呢度討論普通話教學問題”。⋯⋯這個“其實”，現在已經用得濫了，其實完全多餘。以往常常用“即係”，現在大有讓位於“其實”的趨勢。這些詞好像古代漢語中的“夫”字，可以稱之為“發語詞”吧。 語音面貌、語言面貌屬於語言風格學的範疇。也許你説得都對，就是少了一點那麼個味道，好像廣東話説“唔單止食飯，仲要飲酒”必需加一個“■”字一樣，否則就缺少了廣東話的那個味兒。台灣國語與普通話的差别很重要的一點是台灣國語没有輕聲，在“謝謝王先生請我吃西瓜”這句話裡，第二個“謝”字、“生”字、“瓜”字念作輕聲就是普通話，否則就是台灣國語。普通話語言面貌如報紙文章模擬北京人竇唯的對話説：“要説的早前我已經説了。今次那班香港記者又跑來，令人不勝其煩。”從語言面貌上説不像是北京話。 在語言的學習與運用中，值得我們“自以為非”的地方很多很多。真要把一種語言的運用修煉得爐火純青，不僅有發音的問題，還有用詞、造句的問題，進一步説，更有修辭、語言風格的問題，甚至存在言語内容以及個人的精神氣質的問題等等。像朱鎔基這次在訪問美加行程中的語言運用水平，除了語音一項，其餘都可以得滿分。即使對他的語音，我們也會因為他在其他方面的優良表現而不那麼苛求，甚至會感到親切。用一句當前時髦的話説，語言的學習要“全方位”地加以考慮。

港澳普通話教學的新挑戰 學習任何一種語言或方言，抱“自以為是”和“自以爲非”這兩種態度都是需要的。有了“自以為是”，你就敢於實踐，語言學本來就是口耳之學，不開口怎麼學得到手？然而一味敢説，不“自以為非”，不正視錯誤，不找對應關係，不求改進，進步就有限。我們常常會聽到流利而方言味很濃的所謂普通話，原因就是説話人放鬆了對純正普通話的追求。在港澳，八十年代提倡港澳人“自以為是”地説普通話是適應了當時的形勢需要，那麼現在再單純地只提這個口號就落後於形勢發展的需要了。現在香港回歸祖國已經兩年，澳門即將回歸祖國。港澳回歸，從此在中國的土地上再也没有外國人佔領或統治的地方了。國家的統一必然帶來語言文字的統一。香港回歸儀式上的普通話運用的情况給予我們很多啓示。在澳門基本法頒佈六周年座談會上，我曾經提供一份香港在舉行政權交接儀式的活動中語言文字運用的資料： 1、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行政長官董建華用普通話宣誓就職，用廣東話向市民發表演説； 2、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與臨時立法會議員的宣誓儀式全部以普通話進行； 3、中國籍大法官用普通話宣讀誓詞，外籍法官用英語宣讀； 4、漢字繁簡並用：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交接儀式中方發出的請柬用簡化字書寫；七月一日上午十時香港特别行政區成立典禮、下午四時慶祝酒會，特區首長發出的兩張請帖用的是繁體字； 5、嗣後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行政長官使用英語； 6、過了幾天，董建華出席香港蘇浙同鄉會的聚會，他用上海話致辭。 在這一連串活動中語文的運用體現了“一國兩制”的精神；從學術的角度看，這幾十個小時的語文現象將會載入語言學的史册，它的理論意義

足供理論語言學家和社會語言學家去深入探討。 在這些場景中，但凡使用普通話和簡化字的時候，都是為了體現“一國兩制”中的“一國”。但凡使用廣東話、上海話、英語和繁體字的時候，都含有濃厚的“兩制”味道。比如向中央宣誓，這是向國家效忠，因此只要是中國人，就都必須用普通話，哪怕普通話説得再差也得用普通話（例如八十高齡的鍾士元先生和大法官李國能等等），因為憲法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交接儀式的請柬，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出的自然是用中國大陸法定的字體——簡化字。 除此以外都是特區自己的事務或地方事務，使用甚麼語言或方言，運用繁體字還是簡化字，那都“悉聽尊便”了。至於董建華出席同鄉會的聚會，那更是私人的事務，“老鄉見老鄉”，説説家鄉話更顯親切。 從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處在今天的時代，普通話已經進入港澳政治生活中來了。港澳人今後讀書、找工作、與人交往、參與社會活動和政治生活，普通話都是一個應當留意或顧及到的問題。當然，“一國兩制”方針可以允許在語文領域内實行“一國兩語”、“一國兩字”，但是没有這個必要，因為語言是工具，工具是不分甚麼社會制度的，地球上没有資本主義的汽車和社會主義的汽車之分，也没有資本主義的電腦和社會主義的電腦之别。“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等指的是社會制度，語言文字的高度統一不僅不會妨礙特區的自治，反而會推進特區各項工作。就像今天的英語，它實際上已經取得國際共同語的地位。在國際場合，大家都用英語無疑有利於彼此的溝通。普通話的性質與作用與此差不多，甚至更進一步，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都生活在神州大地上。因此，可以預言，澳門回歸之後，普通話的應用將會有很大的擴展；普通話的教學和推廣一定會出現更新的局面。其進程大概是：在進一步普及的同特，提高工作將會提上日程。這從香港街道的命名和澳門街道的命名就可看出苗頭。回歸後香港新建的街道命名不再跟外國走了，連標音也在討論是不是標普通話

的音。澳門新口岸一帶的新街名都是北京街、上海街、蘇州街等等，海島市的新街名也變成為廣東大馬路、成都街等等。以後的發展，會不會連注音也會改作普通話的語音呢？ 港澳社會對普通話的需求遠遠超過人們的預料。從前年開始，普通話水平測試工作在香港已經展開，每年前往北京參加普通話培訓測試的香港人絡繹不絕，特别是在暑期，那種熱烈的景象更是感人。人們不再滿足於隨隨便便地會來那麼幾句普通話就夠了，現在人們把掌握普通話作為謀生的一技之長，要求精益求精地掌握普通話。因此，“自以為非”也就成為學普通話的港澳人的自覺行動。如果説“自以為是”可以作為普及普通話的口號，那麼“自以為非”就可以作為普通話提高階段的口號提出來了。普及與提高不應涇渭分明地劃分開來，特别是在語言學習的領域。“自以為是”與“自以為非”應當同時並重，兩者的有機結合也就成為對此時此地普通話教學的新挑戰了。 （在香港商務印書館舉辦的普通話教學研討會上的演講，一九九九年）

成年人學話要有理論指導 語言課是一門實踐課，它的責任是教人説話或矯正人説話。語言教師好比體育教練，又像鋼琴老師，檢驗工作成績的唯一標準是他把學生教成了甚麼樣子。體育教練最好本身就是運動員或者曾經是運動員，就像中國乒乓球隊的教練們那樣；語言教師也最好本身就能講一口十分流利的語言。但實際情形是打得一手好球的人未必能當好教練，説得流利語言的人未必就是好的語言教師。最重要的是：語言教師必須掌握一套語言教學的理論和方法。具有語言學的理論修養而語言實踐能力也很强的人，那才是十全十美的語言教師。 我們知道，學習語言不外兩種方法，一是在語言環境中混，即把學話人放到要學的那種語言環境中去，混它三個月，聽懂了一些單詞、短句；混它一年半載，大致會開口講一些語句；混它兩三年或更長的時間，他不知不覺全都會了。小孩子學説話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成年人也可以用這種方法，但因為語言習慣早已形成，學另一種語言時這種方法未必能奏效，而且學話人未必都有“親臨其境”的機會。比如能到葡國學葡語和上北京學普通話的澳門人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的人没有“習得”的條件，只有從

語言教師那裡學習。因此語言教師的責任特别重大。 這次研討會專門研討教澳門成年人學普通話的問題。主題的集中有利於我們研討語言教師的理論修養與教學方法的問題。我們的教學對象比較單純，他們的特點有三：一是成年人，二是都會廣州話，三是因學過外語而具有一定的拼音能力。教這樣的學生就是教方言區的成年人學説普通話。向有文化基礎、會説廣州話的成年人施教不必只取“口耳相傳”一法，完全可以輔以説理、分析、對比、類推等法。教師需要掌握的和必須適當教給學員（不是全部都教給學員）的理論和方法有：一、在語音方面是發音的基本原理、漢語拼音方案的排列和語音 對應的條件 發音原理主要指發音的生理性質，而關鍵之處是口腔器官和舌頭的運作，其中舌頭最為重要，因為它是全部發音器官中最活躍的部分，没有它，或者不會運用它（嬰兒期），人的發音能力就會受極大的限制，據説只會發“爸爸”“媽媽”一類唇音和“哥哥”一類舌根音，豐富多彩的平舌音、捲舌音、舌面音、舌尖顫音等都無法發出來。舌頭對語言的重要性可從一些詞語中反映出來，例如靠説話維生叫舌耕，言語交鋒叫舌戰，話説得出了格叫長舌，善於説話者為三寸不爛之舌，割舌頭呢，則是對會説話的人的詛咒。發音學其實就是“舌頭運用學”。語言教師真的可以在每次上課的時候教學生操練一下自己的舌頭，例如練習發葡語的舌尖顫音〔r〕和法語的舌根顫音〔R〕。 漢語的許多語音現象是與舌頭相關的，最重要的一種現象叫“顎化現象”。“丁”字念得像“京”就是顎化。顎化是將舌頭前部和舌頭後部的音往舌頭中央拉：拉得厲害些即成舌面音，拉得鬆一點就是舌尖後音或舌葉音（廣州話的知癡詩）。廣東人説普通話時舌葉音特别多（資雌思、知癡

詩、基溪希都念〔t?t?‘?〕）就是顎化過了頭，位置在舌尖後音與舌面音之間，應當根據普通話的發音擺正舌頭的位置：資雌思為舌尖前音（舌尖與上牙背）、知癡詩為舌尖後音（舌尖與上顎）、基溪希為舌面音（舌面與硬顎）。 描寫元音時有一個“舌位圖”的概念。作為語言學術語，舌位指發元音時舌頭在口腔内的制高點。將全部元音在口腔内的制高點連接成線，便形成舌位圖。在普通話音系中，一個複元音之内的諸元音的舌位並不相等，其中必有一個舌位最低的元音，複元音中舌位最低的元音就是主要元音。舌位高低相等的iu、 ui是iou、 uei的省略式，其所以省，出於可能和需要，可能者是iu與iou、 ui與uei，没有音位的差别（iao、 uai就不可能省作io、ui），需要者是漢語拼音方案半行拼音文字的職責，拼式應實行最大的簡化，以方便應用。而所謂“主要元音”正是舌位最低的那個元音，you、wei、 yao、 wai的聲調符號標在元音o、e、a上面，至於iu、 ui的聲調符號標在最後一個元音上乃是人為的、硬性的規定。許多人説“主要元音是發音最響的那個元音”，哪個“最響”，很難判定，你説a比o響，我説 o比a響，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永遠不得了斷，唯一科學的分辨是舌位的高低——在複元音中舌位最低者為主要元音。因此教給學生一張舌位圖，複元音的發音要領與拼音的標調就都解決了。 舌位圖的概念不止指發元音時舌頭位置的高低，還指舌頭位置的前後與嘴唇的圓扁，漢語拼音方案的韻母表就是據此列出的。讀韻母表要先讀第二、三、四行，最後讀第一行。第二行是i和i開頭的韻母，音韻學稱之為齊齒呼韻母；第三行是u和u開頭的韻母，音韻學稱之為合口呼；第四行是ü和ü開頭的韻母，音韻學稱之為撮口呼；第一行則是不以i、u、ü開頭的韻母，音韻學稱之為開口呼。開齊合撮四呼又分兩類：齊撮舌位相等，只是嘴唇圓扁不同，因此它們與聲母拼合的能力也完全一樣；齊撮之外的開合又歸一類。音韻學稱齊撮元音為細音，稱開合元音為洪音。在普通話裡，舌根音只拼開合，舌面音只拼齊撮，兩者互缺互補；廣州話不

是這樣，廣州話的舌根音不僅可與開合相拼，也可與齊撮相拼。“勁歌金曲冠軍古巨基”九個字的韻母包含有開齊合撮四呼。在普通話裡只有開合拼舌根音（歌冠古），齊撮只拼舌面音（勁金基，曲軍巨）。廣州話雖然開合有别，然而合口呼的介母並不明顯，於是“剛光”相近，“港廣”相似，矯正時可用“聲介合母”拼音法，即以gu拼ang得guang，以突出u介母。 方言與普通話同屬一種語言，它們之間在語音方面存在嚴格的對應規律，利用對應規律是方言區的成年人學普通話最重要的手段。廣州話的g、k、h對應普通話的j、q、x就是一例。找對應規律的竅門是找對應的“條件”，例如只有與齊撮相拼的舌根音才對應普通話的舌面音，與開合相拼的舌根音仍念舌根音。再如廣州話有一批入聲字與普通話的去聲對應，其條件是聲母為次濁輔音（m、n、l、r）：密蜜物襪滅末麥脈墨莫幕木目牧；納虐瘧聶孽臬匿；臘獵立辣栗律率（效率）列烈裂落樂略掠劣力曆歷六陸錄綠；日入弱若肉。不是次濁聲母的入聲字就不歸去聲了，例如“跌發白族尺筆”等等。二、説到語音對應，方塊漢字（尤其是它的形聲字）具有特殊的功 能，宜善加利用 漢字形聲字有一個原則，即段玉裁説的“同諧聲者必同部”，例如“我”字，古時念ngo，今天的廣州話仍念ngo，以“我”為聲符的“俄餓蛾”等念ngo，“義儀議”卻念yi，根本不見ng的影子；然而“蟻”透露了一點消息，廣州話的“蟻”字念ngai （ ngai即我，客家話的“■產”和藏語的■可作旁證），説明了聲母的同一性；而四川等地方言念“義儀議”時要帶上個n聲母，這至少説明聲母的鼻音性質。古書的注釋指“蛾，蟻也”，蟻就是蛾，讀音當然是ngo.因此以形聲字考察語音的系統性與對應規律是有歷史依據的。 我個人學習廣州話的經驗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廣州話有收-m的韻

母，例如“三深心侵”等字。但凡以收-m的構件為形聲字的聲符者，這個字十九會念收-m的音，例如“甚”念sem，“勘磡斟諶葚湛”都收- m，儘管它們的聲母不同；又如“深”念sam，“探”也該念tam。音韻學上有“陰陽對轉”（入聲韻歸入陰聲韻）等現象，這些現象也生動地反映在廣州話裡，例如“陝西”的陝收-m，“夾俠狹”相信一定收- p。同樣的道理可供廣州人用來學普通話，例如“甚”念shen，“斟湛諶葚”全都收- n尾，聲母也當念作捲舌音。“次”念平舌音，“姿恣咨諮資”也都一定念平舌音；“者”念捲舌音，“諸豬煮渚著箸儲”也都捲舌；“重”有兩讀，都捲舌，只有送氣與不送氣之分；“長”有兩讀，也都捲舌，也只有送氣與不送氣之别。舊本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和徐青主編《現代漢語》（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有“聲旁類推字表”及“古入聲字現代讀音舉例”，可印製發給學員。三、詞彙教學也是普通話教學的重要内容 王力先生曾特别强調這一點，但至今還没有總結出科學的規律。我以為構詞法和解詞法當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例如“員”是漢語重要的構詞語素：職員、教員、學員、店員、海員、船員、科員、譯員、僱員、病員、隨員、傷員、專員、要員等等，所有方言都是一樣的。有些“員”在普通話和大陸方言區通行，而在港澳粵語未必通行，如炊事員、售貨員、售票員、營業員、飛行員、駕駛員、服務員、理髮員、戰鬥員、指揮員、司令員等等。港澳粵語卻另有文員、藝員、警員、護衛員、收銀員等等。在方言與普通話之間，語言教師應有可靠的分辨，以便學員遵循。在當前“普通話南下，廣州話北上”的時代，普通話吸收廣州話詞語無日無之，“塞車”、“炒魷魚”、“離譜”等等已進入普通話詞庫，深圳電視台的普通話播音員偏偏不説在北方流通最廣的“再見”而改説通行於江浙的“再會”。我們語言教師如何對待呢？我想，一方面要維護規範，另一方面又不能視方言詞語為洪水猛獸，今天看

似不合規範的詞語，明天可能成為正式的用詞。語言的發展（包括文字的發展）從來就是沿着這條軌跡向前的。不合規範的簡化字成了最合規範的文字就是明顯的例證。 解詞在語言教學中從來都很重要。詞解得不準確，使用就會出問題。例如教學員説普通話的“勞駕”吧，“勞駕”就是廣州話的“唔該”嗎？是，也不是。在很多情景下“唔該”可以轉換為“勞駕”；但在另外一些情景下不能作如此轉換。例如你叫遠處的行人把球扔過來，開始你叫聲“勞駕”，待他把球扔過來以後，你該説一聲“謝謝”了；而廣州話的表述都是“唔該”。這就是説廣州話的“唔該”對應普通話的“勞駕”與“謝謝”，而普通話的“謝謝”又與廣州話的“謝謝”存有對應關係。解詞解不好，學了以後可能亂用。有一個真實的例子：老師將“突然”解作“不小心”（“不小心”確是“突然”的一個義項），有一次學生遇到一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他説他“不小心”碰到了老朋友。好在這個例子發生在外國學生的身上，倒有幾分可以原諒。 粵語有許多日常用詞來自壯語，另外還有不少方言詞，例如論盡、巴閉、奄尖、liêf ê、、佬、諗、嚿（一嚿雲）等等，有些詞看似與普通話差不多，其實詞義根本不同，甚至來源也不相同，如痕癢之痕不是漢語的痕，離譜的釋義，王力先生説“普通話不知道應該怎麼説”。至於外來詞則可以取“既不排斥也不濫用”的原則對待之。“喼弗”（keep fit）要不要保留？如果不保留，“喼弗你塊面”如何表述？“拜拜”允不允許使用？如果不允許，使用者實在太多。澳門大學有位職員通知學生：“如果miss 咗巴士就call我”，説者自然，聽者順耳，現在的大學生、公務員、公司職員幾乎不夾雜英語詞語就説不出話來，請讓我隨手拈來幾個例子：我expect你咁做/大家夾band/落吧啤一啤/去fever一下/mind唔mind/check吓單/唔好嬲喇，至多同你say sorry嘞！/fax咗份report先，然後同你一齊去wet/啊，嗰baby好cute呀！中國大陸方面不甘人後，甚至中國的中央電視台的節目

主持人主持節目也要夾雜幾個洋語洋詞，而且字幕上打出幾個洋文洋字（請注意：並非外語節目），廣東電視珠江台更是方言節目特别多，廣州話夾雜幾個英語詞的現象特别普遍，⋯⋯經過這些傳媒工具的推波助瀾，原來已遭污染的漢語變得更加不乾淨了。我覺得語言教師應當成為純淨祖國語言的衛士，教我們的國人講純正的民族共同語。請注意這樣一條消息：年前法國政府再次宣佈法語為官方語言，禁止電視台出現夾雜英文的字幕，連法國百姓也有尊重母語的品德：你用英語問路，得到的可能是無聲的答覆。當然這種舉動未免有些偏激。本國政府宣佈本國語為官方語言豈不滑稽？一點也不。這一舉措的目的是抵制外來語的侵蝕。我們是否應該效倣？四、由此我又想到一點，即語言教學實際上也是文化教學 學習一種語言（或方言）其實同時學習這種語言所代表的文化。廣州話的第二人稱代詞没有尊稱的形式，普通話的“你”“您”之别卻十分重要，對老人、長輩或受尊重的人不稱“您”，簡直可用“大逆不道”來形容。俄語的Bbl（您）有疏遠的意味，Tbl（你）卻是親熱的稱呼。我們學説廣州話就有一個心得，即如果完全不了解港澳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狀態，你説出來的廣州話即使發音再準也不似港澳社會的粵語。一次在紅磡火車站聽到兩個説粵語的人對話，其中一人要求另一人幫着“出個點子”，可以肯定，這位要求於人的人一定來自廣州，而且甚有可能剛剛抵埗。前幾年北京的刊物討論廣州話的“飲茶”可否用普通話的“喝茶”代替，我的意見是根本不可，因為“飲茶”是廣東人的飲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北方没有這種生活方式，自然没有表現這種生活方式的詞語。這有甚麼奇怪的？大陸以往没有“塞車”這個詞也是可以理解的，農業社會只有牛車行走在鄉間的道路，何來塞車之患？現在車輛多了，“塞車”一詞自然會借用過去。幾

年前大陸完全没有“打簿”一詞，因為那時電腦還未在銀行業務中應用，現在沿海城市有了這種銀行業務，“打簿”也會逐步使用開去——當然也可能改換一個新的詞面。中國大陸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語言也正在經歷一場巨大的變革，以往單一的“出租汽車”一詞早有同義的“計程車”、“的士”並存，而且產生了“麵的”、“打的”等新詞。方言學家侯精一教授將“打的”寫為“搭的”，似乎“搭”與“的”才是合乎常理的搭配；但是語言習慣有時就是不顧常理、不合理據！按粵語發音，“打”“搭”完全不同，“打”為da，“搭”為dap，廣州人説的是“打的”不是“搭的”；普通話“打”“搭”聲調也不一樣，市民講的也是“打的”而不是“搭的”。“打”者，打船票、打啞謎、打地鋪⋯⋯之“打”也。一中一洋的語素搭配成詞在漢語中不乏其例，最著名的有粵語的“傾偈”，“傾”是漢語的傾談之傾，“偈”是梵語偈佗（Gatha）之“偈”，即佛經中的唱頌詞。“傾偈”是粵語中極常用的詞，相當於普通話的“聊天”；“傾閒偈”即普通話的“神聊”、“侃大山”。原香港大學陳耀南教授對這個詞有精闢的論述。語言教師要以敏銳的觀察力觀察語言現象，並且將語言始終處於發展變化之中的觀點應用到自己的教學工作中去。 （在澳門“普通話教學研討會”上的發言，一九九五年）

澳門之推普策略種種 在澳門推廣普通話或進行普通話教學，有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屬行政，一屬學術。兩者配合得好，成效就高；兩者相配失調，成績必受影響。 推普中的行政問題包括組織形式、行政領導、經費來源等等。在澳門，推普的組織形式豐富多彩，大體而言有“政府”與“民間”兩大類：政府出面舉辦的如行政公職司屬下的培訓中心、理工學院的語言暨翻譯學校、教育司委托澳大教育學院開設的全澳普通話教師培訓課程、一些官立學校和政府機構設置的普通話科目或普通話班。民間機構如銀行、醫院、娛樂公司、機場管理公司、語文社團等開辦的普通話班。開設普通話班的中文中小學很多，個别學校甚至用普通話上語文課；還有值得一提的是澳門中華教育會每年舉辦語文朗誦比賽。在比賽項目中參加普通話比賽的學生人數一年比一年多，成績一年比一年好；澳門中國語文學會在推普聯誼活動中是省港澳“三腳鼎”中的一腳，缺之不可立起。官辦的普通話班實力雄厚，其一因為生源不成問題，所有公務員都是學生，輪流入學，在澳門學了還可以到北京去“留學深造”；其二因為是政府辦的，校舍、教室、教材供應、語音設備（即所謂

lab）都不成問題，尤其是教師的授課酬勞，政府所付出的數額與民間所能承擔的簡直是“天上地下”，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澳門地區推普的這個優勢，是鄰埠如香港和其他許多地區所不能比擬的，澳門推普界的朋友們必須善識之、善惜之、善用之。 如何達到“善”的境界？這就需要從策略上加以考慮了。 首先，我們要善用人才，建立和穩定一支具有專業水準的教師隊伍。俗話説：“名師出高徒”。有了好的老師才能教出好的學生，語言教學尤其如此。一個自己發音都不準的教師，如何教出發音標準的學生？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學都是以名教授為標榜的；一個地區的語言教學，也必須建立起一支在學生和市民心目中具有權威地位的師資隊伍。那麼澳門語言教師隊伍的狀況是怎樣的呢？澳門有一批有志於語言教學的教師，他們為澳門普通話的教學和推廣付出了大量努力，作出了重要貢獻。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一部分教師的專業水平尚有提高的必要，特别是澳門普通話水平測試中心已經誕生，意味着教學的標準已經樹立起來。目標是為學員樹立的，當然也是為教師樹立的。每一位語言教師都必須要符合水平測試的標準，事實上中央測試工作的對象首先就是普通話教師，接着是其他科目的教師和以“舌耕”為職業的人，例如播音員、演員等等。因此，語言教師學習任務很重，組織語言教學的機構應當為語言教師的業務提高提供方便和條件。語言和語言學是兩回事，不是會説普通話的人都能當普通話老師，否則北京胡同裡的老太太、幼兒園的小朋友都可以來教普通話了。語言教師一定要有語言學的理論修養，例如要用“發音部位”的原理教聲母，用“開齊合撮”的傳統分類教韻母。要説明為甚麼聲母分六組，六組聲母為甚麼有的是三個聲母一組，有的是四個聲母一組；為甚麼一張韻母表上有那麼多空格，甚麼地方該空，甚麼地方不該空，⋯⋯講清楚了這些，也就講清楚了普通話語音結構的系統性。 現在有些課本搞甚麼“聲介合母”教學法，把一個系統周密的普通話

結構搞得支離破碎。有一個課本用這種方法教完了全書，竟然漏掉了《漢語拼音方案》“韻母表”中的好幾個韻母。“聲介合母”不過是諸多教學方法中的一種，早於它的有“韻介合母法”、“音節本位法”，還有所謂“三拼法”等等。韻介合母法其實就是“雙拼法”——聲母與韻母雙拼。聲介合母可以利用來作為一種輔助的教學方法，對於介母發音不明顯或根本丟失了介音的粵方言區的人特别有用。港澳人説“羅”，丟掉了介音u，説成了lo；港澳人説“廣州”的“廣”，介音u不很明顯，説成了gwong.教學這一類音的時候不妨用聲介合母的方法作為正音的輔助手段，把它們念成luo/guang；但同樣是教粵語區的人説普通話，教“杯”“媒”“雷”等字的時候，卻千萬不可輔以聲介合母的方法了，因為普通話的正確發音正是要丟掉粵語的介音u，不念bui/mui/lui，而念bei/mei/lei.聲介合母法並不是唯一好的方法，“對症下藥”才會收到“藥到病除”之效，否則只會“越幫越忙”甚或“幫倒忙”。科學畢竟是科學，不能因一時的權宜之需而把科學體系搞得面目全非。 提高普通話教學質量需要在教學中解決一系列學術性的問題，尤其是在教師中，必須將這些理論的認識自覺地運用於教學之中。在澳門推普的諸策略中，這是最重要的一項策略。 語言教學無疑總是追求“純正”的境界。語言教師在教學中很少有耐心聽完學生成篇的表達，一聽到不規範的語音或用詞就加以指責並示範正確的發音和用詞。這樣做好壞參半：好的是及時發現，及時糾正；不好的是影響學生學話的信心和興趣。筆者一直有個主張：港澳人但凡開口説普通話，你都應該給他及格，至少要給他鼓勵，因為他已經認同普通話的共同語地位了，已經開始願意放棄自己的方言而改説普通話。“純正”是語言教學追求的目標，但是很難達到，甚至可能一輩子也達不到。最近十幾年有“地方普通話”的提法，其實這並不是新創造，至少六十年前就曾有過“藍青官話”的名稱。語言教師要有“洗耳恭聽”不純正的普通話的耐

心和雅興，要真有“洗耳”的誠意和認真的態度，要聽出規律性的東西，進而找出對應關係。比如港澳人説普通話，很容易把“婦女”説成“斧女”、把“這個”説成“者個”、把“市場”説成“駛場”、把“社團”説成“捨團”⋯⋯歸結起來，在普通話裡讀去聲的“婦、這、市、社”在粵方言裡都讀成了上聲。原來中古漢語在向現代漢語的歷史發展中有一條“陽上變去”的規律：中古的陽上變成了普通話的去聲，在粵方言裡卻没有變，仍然讀作上聲。這就是為甚麼一些該讀去聲的字讀成上聲的原因。教師的學問是一桶水，教出去的不過是從桶裡舀出了一瓢。 語言教師首先要做聽眾，不要忙於教訓别人。北京以外的方言區的人在説普通話時都會帶上本方言的某些特點，語言教師没有指責的權利，只有以最有效的辦法教他們改正的責任。這就是説，我們是否要有一個共識：允許藍青官話的存在，因為存在是一個事實。但是允許存在不等於認可，不等於取消純正普通話的標準。對初學普通話的人來説可不可以提這樣的口號：鼓勵説藍青官話，獎勵説純正的普通話？ 澳門普通話教學中的又一個策略性的問題是要妥善處理“書面普通話”與“口頭普通話”的關係。現代先進的民族語言都有“書面”與“口頭”之分。理論上説，書面語無非是口頭語的記錄，然而事實上“我手寫我口”不過是個理想罷了，兩者永遠不可能天衣無縫地統一起來。就漢語而論，書面語在全國範圍内基本統一，口頭語的分歧卻嚴重得令外國人不能置信。就算在廣東省内，潮州人、客家人、廣州人相遇，各用各的方言，溝通肯定會有阻礙。一位法國語言學家認為它們都是不同的語言，因為分辨不同語言的感性標準就是能不能聽懂。《語言演變論》（廣州出版社，一九九四）的作者李敬忠教授也極力主張粵語是不同於漢語的另一種語言。這些都是從口語方面考察得出的結論。然而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現代漢語各方言的書面語卻是高度統一的，否則一張《人民日報》就無法通行全中國。這個統一的書面語就是港澳人所説的“語體文”。“語體文”的

别稱很多，例如“白話文”、“現代文”等等，它的實質就是普通話的書面形式或稱“書面普通話”。識字的港澳人個個都會語體文，也就是説個個都掌握了普通話的一半，剩下的就只有普通話的口頭形式了，這也就是推普為甚麼要以語音為重點的原因。 當然，書面記錄口語，如果口語並不標準，寫出來的書面語必然會受影響。寫作書面語的人很容易把“自以為是”的“普通話”當作規範的普通話。筆者在一九九二的文章《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中曾經舉過一位香港著名女作家因口語不規範而影響書面語也不規範的語句。這種現象無日無之，事隔六年之後，這類例子還是俯拾皆是；本文校稿的此刻順手從案頭的《明報》（一九九八年六月六日）上再舉一個吧：“若是單單打打罵這罵那，倒没甚麼特别，反正翻開報章大把。”“他和張達明‘雙打’之後，達明的風頭蓋過他。”甚麼“單打”“雙打”，甚麼“大把”“小把”，全是方言冒充普通話出台獻醜——方言不醜，冒充普通話就不免有些獻醜了。特首董建華説粵語説得不十分地道，一位香港議員批評他“羞家”，此處大概也可借“羞家”回敬了。以上不規範的例句來自一個“文章巾幗事”的專欄。“文章巾幗事”可能從“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點化而來。然而這樣的文字何以“經國”，怎能“不朽”！一些有見識的人士指出，推廣普通話的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書寫，不一定完全為了發音。 在澳門推普，除了要大力推廣普通話的口音之外，書面語的推廣也很重要，其重要性甚至並不亞於口語，因為中文已成為澳門兩種官方語言中的一種，而“官方語言”的概念首先是指書面語而不是口語。海峽兩岸老一輩領導人説的大半是方言，但是誰能説他們的文章用的不是官方語言？因此，在澳門推普可千萬别忘了推廣書面普通話的任務。 口頭普通話的教學任務首先是語音的訓練，要求學生説出來的普通話叫人聽得懂。普通話水平測試標準的第一個着眼點就是在聽感上是不是普通話，像不像普通話；是普通話的成分多，還是方言的成分多。所以

普通話的教材幾乎都把語音訓練列為重點，用比講授“詞彙”、“語法”多得多的篇幅講授語音。其實詞彙方面的問題也不少，尤其是粵方言與普通話之間，差别本來就不小，因為粵方言有壯語的底蘊，至今粵方言中還存留着許多壯語的語言成分。現代粵方言中有些詞語不知所自，其“土氣”較重者，大可到壯語中尋根，例如“yai（次品、劣等）、“sai（浪費）、“tem你開心”的“tem”等等；其“洋氣”較足者則到日本語中找來源，例如“人間蒸發”、“人氣急升”等等。語法問題比較簡單，但是不可輕視，人們一聽到“我有看電影”之類的句子就可斷定這是廣東人説的官話。 書面普通話的教學任務也不易完成。如果教學對象識字不多，教師還得為他的識字補課哩！書面普通話教學的重點是應用文。官方語言政策正在實施，從後過渡期的今天到特區政府的明天，運用中文的機會一天比一天多。向政府機構呈交文件可以用中文，遞給法院的狀子可以用中文寫，商業合同可以是中文的，中文的買賣合約同樣有效，通知、啓事、廣告都可以用中文，特别是政府機構必須用中文建立完整的檔案庫⋯⋯書面的中文人才的需求量一天比一天大，書面中文的教學任務相應地重起來。從現實需要看，能説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不如能寫一手合乎規格的應用文更為實在。據悉香港大學已經作出規定，入學試中文不合格者不予錄取，每位入學的新生都要接受一個學期的中文訓練。筆者所在的澳門大學中文學院一直開設有《普通話》和《大學語文》兩個科目，前者訓練學生的口語，後者提高學生的書面普通話的水平；目前正在探討類似港大作法（中文為入學試的必考科目、《大學語文》為全校學生的必修科目）的可行性。 在普通話教學中，分析教學對象的特徵、針對不同對象施教也是一個帶有策略性的問題。澳門普通話教學對象分為兩大類：成年人和中小學生。對象不同，方法也就有異。教中小學生，可多用類似“習得”的方法，不用講多少道理，知其然可以不必知其所以然；教成年人就得多講些道理

了。劉德華在一首國語歌裡不知唱的是“生生死死”還是“生生世世”，因為他發的音既不是舌尖前音又不是舌尖後音，還故意把嘴唇收得似圓非圓，叫人聽起來怪不舒服；如果有人告訴他，要唱“死”，你就老老實實把舌尖往前伸平，上下嘴唇也不要故意收得似圓似扁；要唱“世”，你也不要扭扭捏捏，乾脆把舌尖捲起來，發它一個捲舌音。筆者在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一九九五年舉辦的“普通話教學研討會”上曾經作過《成年人學話要有理論指導》的發言，意思是説：學習語言不外兩種方法，一是在語言環境中混，即把學話人放到要學的那種語言環境中去，小孩子學説話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成年人也可以用這種方法，但因為語言習慣早已形成，學另一種語言時這種方法未必能奏效，而且未必都有“親臨其境”的機會。對這樣的學生，語言教師就要用説理、分析、對比、類推等辦法。教兒童，可以叫兒童跟着老師念，念幾遍就會了；教成年人，還得教他把舌頭放在哪個位置上，氣流從甚麼部位出來⋯⋯總之，得“講理”——講語音學原理。此外還有一類特殊的教學對象，那就是教師——普通話教師和其他科目的教師。教學對象如果是普通話教師，教材内容要以語言學原理為主，因為他們已有豐富的實踐經驗，缺的是理論的解析或説明。筆者的經驗是把他們當作大學語言學專業的學生，講課的内容相當專業化，語音學、詞彙學、語法學，甚至普通語言學理論都會涉及。“普通話水平測試”的目的、方法、標準以及參加測試要作些甚麼準備都跟他們交流、討論。對“中國語文”科的教師也應該有較高的要求，但“中國語文”科畢竟以“文學”為主，所以對教師的要求可以不必與普通話教師相同。至於對其他科目的老師，要求更可放低一些。 文章寫到這裡，可以作幾點簡短的結論了。 1、民間參與推普，推普就成了大家的事，高潮才有了水源；政府支持推普，推普就成了政府事務，而且有了財源。 2、高質素教師隊伍的建立和穩定是提高推普水平的保障。

3、承認藍青官話的地位，可以鼓勵學話人大膽實踐，增强學好普通話的信心。 4、重視口頭普通話，不輕視書面普通話。 5、分析學話人的特點，採取不同的教學方法。 6、語言教師要有一把“普通話水平測試”的尺子，用以量學生，用以量自己，用以量教學。 （在澳門“普通話教學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一九九八年二月）

小學普通話課程的意義與教材的選擇 最近看到香港明華出版公司出版的兒童普通話教材和其他出版社的小學普通話課本。這些教材或課本都是依照香港教育署一九八五年頒佈的“小學普通話科暫定課程網要”編寫的。據説最近香港教育署還向全港小學推薦了十一套此類教材，我所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讀後深受教益，有幾點體會： 首先，小學開設普通話課程，其意義是重大而深遠的。學習一種語言不僅是掌握這種語言的語音、詞彙、語法系統，而且還可以認識這種語言所反映的文化背景，擴大知識的視野，使思維的方式受到新的訓練。學習普通話當然也不例外。小學普通話課程的設置，無疑可以教會小學生掌握漢民族的共同語，這將有利於不同方言區的人相互溝通，也有利於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因為普通話是國際公認的代表中國的一種語言，外國人學漢語，所學也主要是普通話。普通話的形成有很長的歷史淵源。自古以來，中華民族以中國北方為其發祥地。在先秦時代，東自孔子的故鄉山東，西至周、秦的長安、咸陽，北及燕、趙之地，南達雲夢、洞庭——在這廣大地區流通的語言便是當時被孔子稱作“雅言”的基礎。經過一千

多年的錘煉，到了唐、宋時代，這一地區的語言更加富於表現力，從其口語形態“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作品已可看到其豐富程度。普通話在它的基礎上形成起來，自然在詞彙、語法方面顯得十分豐富。至於普通話的語音，則必需選擇一個小範圍的地點方言為標準，因為北方各地方言的詞彙、語法儘管相當接近，然而語音的差别卻十分明顯，如不選擇一地語音為共同語的標準，那就令人無可遵循，也就没有標準可言了。普通話以北京市區文化界的語音為規範，乃是全國各地的共同選擇，可以稱作“社會的選擇”或“歷史的選擇”。不同地區的人走在一起，方言互不相通，誰也不會遷就對方，但誰也不堅持自己的方言，大家不約而同地採取北京城内文化人的語音作為交際的媒介——儘管各人的北京語音打上了不同的方言烙印，但至少也是各人心目中的北京音。這樣看來，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並不是北京人的專利，而是全中國人的共同創造，是各地人的共同財富。它使人民得以溝通，民族得以團結，國家得以統一，普通話的歷史功績和現實作用是極之偉大的。每一個中國人——包括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海外華人，都十分珍惜這份財富，兒童和小學生當然也應十分珍惜，作學習和推廣普通話的生力軍。兒童和小學生學習語言有其先天的優越條件，他們單憑摹倣即可奏效。現在港澳地區不少中年人和青年能説較流利的普通話，問他們從何處學來，答稱是從六十年代國語影片和國語歌曲學得的，那時他們正處少年時期，單憑摹倣就學會了。現在小學開設普通話課程，相信孩子們一定能學得更快更好。當然，要使普通話教學收到好的效果，還必須要有好的教材與好的教師。今天的研討會，想來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召開的吧。 其次，從語文教學的目標看，小學普通話的開設有利於學生的寫作。普通話是一種高級形態的語言，它有口頭形式與書面形式。其實，港澳學生和文化人都已掌握了書面形式的普通話，他們的習作和文章都是用普通話寫成的。但是書面語要以口頭語作基礎，不熟悉口頭語而要寫出與

口頭語相吻合的書面語，那是非常困難的。港澳學生因不熟悉口頭普通話而造成書面普通話的錯誤例子很多，如把“餘興”寫作“餘慶”，把“形形色色”寫作“形形式式”，原因就是不能分辨“興”與“慶”、“色”與“式”的普通話發音。甚至從著名作家的作品中也能找到這方面的例子，比如把“没面子”寫成“没臉子”，用“傘子”取代廣州方言的“遮”，他們不知道普通話只有“面子”和“傘”，並没有“臉子”和“傘子”，其他還有把“純熟”寫成“順熟”，“營造”寫成“營做”，例子很多。“嘩”這個感歎詞在作品中出現次數很多，其實普通話也是不用的。廣東方言詞寫進文章的現象尤其常見，例如“説了一些單單打打的字眼”。成段文字也有不純正的用法：“我，是個好人來的。如果我喜歡動不動破口大罵，那是因為率直，有碗話碗有碟話碟；⋯⋯而且，在我兇巴巴的態度背後，是熱切的情懷，有如赤子的一顆心。”（明報周刊九五三期八五頁）“是× ×來的”是粵語句法；“有碗話碗有碟話碟”也是想當然的普通話，實際上是粵方言的俗語；“兇巴巴”既不是粵語，也不是普通話，而是作者的生造。這樣看來，為着習作和寫作的需要，學習口頭形式的普通話也是有益無害的。我常常感到，港澳學生的語言負擔太重。姑且不談外語的負擔，即使中文的負擔也不輕：社會通行廣府話，家庭説的是鄉土話，寫文章卻要用普通話。人類的思維以語言爲工具，用以思維的語言總是最熟悉的那一種，這一點特别在數數兒時表現得最為明顯，人們是用自己的母語點數兒。港澳學生寫文章卻要用廣府話或鄉土話思維而用普通話來表達，寫出來的文章在大腦中經歷了從廣府話或鄉土話到普通話的翻譯過程。如果學生的思維工具與表達工具都是普通話，那就不僅減輕了語言負擔，而且肯定會表達得更正確、更充分。以前有人提出“我手寫我口”的主張。當然，口説的語言是比較粗糙的形態，手寫的語言則比較精緻、完善，寫出來的總比説出來的簡潔、精煉。但書面語與口頭語畢竟具有同一性，掌握了口語寫文章肯定比不熟悉口語寫文章來得方便。因此，小學普通話課程的開設對學生的寫作有絕對的

好處。 無論從宏觀方面還是微觀方面考察，小學開設普通話課程都是意義重大而深遠的。但要教好、學好普通話，教材的選擇就十分重要了。 教材或課本是教學的依據，也可以説是教學所本，就像戲劇的腳本一樣重要。當然，如果導演不好，好腳本不一定能收好效果，但有了好導演而無好腳本，那齣戲肯定是做不好的。明華出版的一至六册“兒童普通話教材”是一套好教材、好腳本，它的作者們是飽有教學經驗的小學老師和校長，教材初稿曾經多年教學的檢驗，年前正式出版以來再版多次，為數十間學校採用。明華以外的其他幾套教材也各具特色。它們的共同之處是不僅都有正文，還都費了很多心機設計多姿多彩的練習，更為教師們編寫了類似導演計劃的“教師手册”。不同的教材又各有側重。有的偏於多元化與趣味性，有的突出語音的訓練，有的在詞彙、語法方面也有涉及。歸納起來看，一本好教材總是把循序漸進的知識傳授放在首位，在保證知識傳授的前提下力求實用與趣味。知識的傳授與趣味的追求有主次之别，不可顛倒。各種教材都以《漢語拼音方案》的教學為重點，這是因為《方案》歸納和體現了普通話的語音系統，如能熟練地掌握並透徹地理解它，那也就深刻地認識了普通話語音的全貌。所以掌握《方案》既是學習普通話的手段，又是目的。教學的目標是一致的，教學的方法卻盡可不同。無論採取何種方法教，《方案》的全部内容都應該完整無缺地交給學生。比如教聲母、韻母，你可以按聲韻表逐個教，也可以用“聲介合母”法去教。如果採取後一種方法，聲韻數目當然就與聲韻表所列的數字不符了。但是應當做到殊途同歸，當聲韻講授完畢時一定要如數出現聲韻表所列的全部内容，不可缺少，也不可多出，因為聲韻表是普通話音系的表格化，殘缺或多餘都是對系統的破壞。我曾經讀過一個教本的初稿，當然不是明華的本子和這次的幾套教材。這個教本初稿採取聲介合母法打亂《方案》的編排，結果發生了系統殘缺的錯誤。比較多的課本忽略“字母

表”的教學内容，那也是值得商討的。“字母表”的精髓是字母排列的順序，字母名稱的發音尚屬次要。字母的用途主要是編纂與查檢字典、辭書與索引，字母知識對於教導學生利用工具書自學語文有莫大幫助，因此是忽略不得的。 知識的傳授講求循序漸進，也就是由淺入深。這一原則適應於語音、詞彙、語法以及文字等方面的知識傳授。 在文字方面，課本先要出現常用字，然後出現次常用字，最後才出難用字，就像舊時的“人、口、手”一類課本那樣。常用字的統計是一門學問，它是從成千萬的漢字中依出現類率統計出來的。課文的編寫要考慮常用字的比例，每一册課本末尾最好列出生字表，以便檢驗。 在語法方面，可依難易程度循序教給學生數詞、量詞、代詞、副詞、形容詞等詞類常識。不能像語法專著那樣講詞類，而是將詞類知識穿插在生動的課文講授中，例如講代詞，我曾嘗試過使用這樣的課文：“這是甚麼？這是一本書。誰的書？他的。他是誰？他是我弟弟。你弟弟好嗎？很好。⋯⋯”課文中的這、甚麼、誰、他、我、你就都是代詞——指示代詞、疑問代詞和人稱代詞。 在詞彙方面，當然也應當先出常用詞。常用詞可以分類列舉，比如 可列親屬稱謂為一課、年月時間為一課、五官名稱為一課、姓名字號為一課，也可按主題編排課文（問路、看病、待客等）。這些做法都是成功的經驗。廣州中山大學一位教師在她編寫的對外漢語課本中逐個出現呂叔湘先生的“現代漢語八百詞”，將詞入句。這個做法很有啓發意義。 我想特别談談“趣味性”。趣味性就是生動性。課本須要生動，須要吸引學生學習的興趣。許多課本都選擇謎語、韻文、歌詞、繞口令等文學藝術形式以增趣味性，當然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最好能適可而止，不要使用過多，更應防止走火入魔。課文應以散文為主，因為散文是最口語化的。有些韻文看似口語，實際並不口語化，例如“曲項向天歌”，甚麼是“曲

項”？何必讓小孩子過早去學眼前無用的“曲項”呢？“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烏”夠口語化了吧！其實當“天剛亮時”解的“曉”字並不口語化；“聞啼烏”也不通俗，實際上是“聞烏啼”的倒裝，而且單個兒“聞”字在現代常作“嗅”解而少作“聽”解。也許是偏見，我個人特别不喜歡那些自撰的生硬的繞口令。民間流傳的生動活潑的繞口令的確可以幫助學生辨正語音，例如“四十四個石獅子”、“六十六歲的劉老頭”。但如果凡辨音必有繞口令，而這些繞口令又都編得不很高明或很不高明，那就很容易把我們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的語言搞得如油腔滑調的語言。學習語言是艱苦的事，不過我們可以把學習的氣氛搞得活些，但學習語言絕不可能靠開玩笑奏效。我們學習英文、日文、法文恐怕都會有這個體會吧。因此，我們要把知識性或科學性放在教學的首位而把趣味性建立在科學性的基石上。課堂的生動活潑的氣氛對學生的學習是有益的，但也有人把氣氛搞得熱熱鬧鬧，而熱鬧之餘甚麼也没有留下。這種單純為熱鬧而營造氣氛的做法是否值得考慮？明華的課本第三册有“你一定是參加朗誦隊了吧”、“你準是參加了歌詠隊了吧”等句。一篇課文中有“一定是”和“準是”，這準是編者們的苦心安排，讓這兩個同義詞語在同一語言環境中出現。還有一個本子在一篇課文裡列出“江是不是比河大呀”、“比江大的是甚麼”、“比海大的呢”、“比洋大的呢”等語句，猜得出來，編者在有意教給學生“比”字句知識，引導學生用“A＋比＋B＋形容詞”的句式取代粵語“A＋形容詞＋過＋B”的句式。這種趣味性才是有生命力的趣味性。 （在香港兒童普通話教材發行儀式上的演講，一九八五年）

迎接語言風格學的新世紀 風格學是語言學中一門新興的學科。在中國，它的生命更加年輕，筆者有幸參加到草創漢語風格學的行列。一九七九年《青海民族學院學報》創刊號發表筆者六十年代初期寫成的《漢語風格論》，對於筆者來説，它是經過十年浩劫之後的“劫後餘音”。一九八五年，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拙著《語言風格初探》，這本小書在其他宏文偉論問世前暫時填充了風格學天地的寂寥，得到同行們的鼓勵，認為“是研究漢語風格學的第一本專著”。（袁暉等《漢語修辭學史》）一九九三年，筆者在澳門的“語言風格學與翻譯寫作國際研討會”上提交論文《風格的要義與切分》，着重討論風格的定義以及各類風格之間的關係，並對《漢語風格論》的個别觀點提出修正。上述書文都將風格研究的對象與方法列為論述的重點，因為筆者認為，一門學科之所以必須而且能夠建立起來，就是因為它有特定的研究對象以及與這個特定對象相適應的研究方法。一門新學科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問題獲得解決之日，便是這門學科真正建立起來之時。時至今日，風格學正是因為没有完全找到它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所以風格學還不能説在中國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來了；況且學科

建設的道路是漫長的，一門學科即使已經建立了，也還要不斷地使它健全起來，深化下去。有鑑於此，本文的重點依然偏重於討論風格學的研究對象與方法。1 1·1“風格”在中國語言學研究中用作一個專門術語是從本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開始的。一九五九年六月，著名理論語言學家高名凱教授在南開大學的一次學術報告中全面介紹了現代語言學的風格理論和流派，闡明風格的性質和特點，提出劃分風格類型的標準，呼籲在中國建立語言風格學。報告題爲《語言風格學的内容和任務》，一年之後發表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術刊物《語言學論叢》。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他在安徽大學講學，在系列的學術報告中特别講了風格學的問題，題目是《風格學的基本概念》。這篇重要文章由安徽大學袁暉教授提供，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首次在《澳門語言學刊》上發表。高教授主張將“風格”定為一個語言學術語，專指言語場合的氣氛和言語作品的格調。他認為語言只有“特點”，言語才有“風格”。他説：“風格不等於特點、特殊性。”因此，“漢語風格”、“俄語風格”等提法是没有意義的。高先生嚴格地將“風格”限定在“言語”的範疇内，在重重迷霧中廓清了學科研究的對象，為“言語”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1·2“語言”與“言語”的區分，最早是由瑞士語言學家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一九一六）中提出的。索緒爾同時也指出：“言語活動是多方面的、性質複雜的、同時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幾個領域，它還屬於個人的領域和社會的領域。我們没法把它歸入任何一個人文事實的範疇，因為不知道怎樣去理出它的統一體。”他的高足法國語言學家巴利（Ch. Bally）雖然在本世紀初出版了《風格論》（一

九零五）、《法語風格學概論》（一九零九）和《語言與生活》（一九一三）等專著，力圖闡發其業師的“言語”學説，但是終因理論張力薄弱，底氣不足，加之為當時的學術氛圍所囿，這些著作所表述的思想被湮没在蓬勃興起的“純語言研究”的熱浪之中。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蘇聯開展了一場“風格的大討論”，這才衝開了純語言研究的一統天下。 1·3正在思考“文風”問題的高名凱教授敏銳地意識到這場風格大討論的歷史意義，適時地系統地提出了關於言語風格學的理論思想（高名凱，一九五九），為現代語言風格學在中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高先生登高一呼，語言學界群起響應，迅速掀起建立漢語風格學的春潮，一門新學科的創立指日可待。正當語言學界思想開始活躍、語言學園地萌發欣欣向榮的景象之際，語言學界的理論熱情被六十年代中期那場突如其來的“革命風暴”蕩之一空，剛要起航的言語風格學航船被擱淺在歷史的沙灘上。 1·4十年浩劫終於過去了，風格學的追求者們才又重整旗鼓，整理十餘年間的思考所得，再次揚起前進的風帆。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零年，中國相繼出版了四部漢語現代風格學的專著，除拙著《語言風格初探》（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五）外，有張德明的《語言風格學》（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鄭遠漢的《言語風格學》（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零），黎運漢的《漢語風格探索》（商務印書館，一九九零）。到了九十年代，“漢語風格學的集中討論和成果的展示，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澳門召開的‘語言風格學與翻譯寫作國際研討會’”。會上發表的論文收入《語言風格論集》，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語言風格論集》收錄的幾乎都是中國這方面頂尖學者的論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漢語現代風格學的許多重要方面的重要成果。”（于根元《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應用研究》第二六八頁、第二六九頁，書海出版社，一九九六）語言學界對這次研討會和這部論文集評價很高，認為“會議學術氣氛十分濃郁，對語言風格

學許多重要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提交的論文和在會上的發言質量都有相當深度與廣度，標誌着中國語言風格學的研究登上了一個較高的新台階。⋯⋯它在中國修辭學、風格學研究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中國修辭學會第四屆理事會常務理事會工作報告》，《中國修辭學會通訊》，一九九五年二月） 1·5 中國的語言風格學的歷史不足四十年，而且其間至少有十年以上的空白。即使如此，它仍然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績；然而以一門成熟學科的標準衡量，中國的風格學還要加快建設的步伐。一門新學科的建立，必須回答幾個問題：它的研究對象是甚麼？它所採用的方法有甚麼獨特之處？它與其它鄰近學科存在甚麼關係？2 2·1風格學界對風格學的研究對象多有論述，幾乎每部著作每篇文章都眾口一詞地認為風格學研究的對象是“言語”而不是“語言”。然而在探討風格的具體運作中卻不時有意無意甚至任意地混淆“言語”與“語言”的界限，把屬於“語言”範疇的現象看作屬於“言語”範疇的風格現象，使風格學的研究對象模糊不清。最突出的表現是，許多論者認為“民族風格”是風格學必須討論的課題。幾位著名語言學家給風格規定的外延是：“語言内部的各種風格，是從屬於語言的民族風格的。不管語言的個人風格也好，語言的體裁風格也好，總不能跳出民族風格之外去。它們只不過是在運用民族語言時帶有這樣或那樣的一些特點而已。”（林裕文）如果遵從這個規定，一切言語作品只要具有“民族風格”就夠了，因為所有其他風格都是從屬於民族風格的。然而實際情形是否真的這樣呢？ “民族語言”和“民族風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語言是工具，言語行為是以民族語言為工具進行的，一切言語作品都要用民族語言的詞彙和

語法規則建構起來，言語行為和言語作品必須服從民族語言的規則，這是毫無疑義的。然而言語行為、言語作品和“言語風格”是兩回事，民族語言和“民族風格”也是兩回事。言語行為和言語作品需要服從民族語言的結構規則，那是絕對正確的；但“規則”歸“規則”，“風格”歸“風格”，從“言語行為和言語作品需要服從民族語言的規則”這個判斷推演不出言語的“各種風格是從屬於語言的民族風格”的結論。索緒爾喜歡用棋藝比喻語言的結構原理，我們也不妨用中國象棋作比：下棋的人都得服從“象走田”“馬走日”“隔山打炮”“卒子永不言退”等等規約，然而弈者的作風卻五彩繽紛：喜用當頭炮者有之，善用雙馬連環者有之，先發制人者有之，後發制人亦有之。“走田”“走日”等等是規則，凡下中國象棋的人都必須遵從；“喜用當頭炮”等等才算得上是風格。不同的棋種（例如中國象棋、國際象棋）有不同的規則，正可用來比喻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結構規則；弈者的作風卻可比作運用語言形成言語作品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風格。 不同民族的語言有不同的特點，這是不可否認的現象。但特點不等於風格。特點是一種語言體系在相對靜止的狀態下呈現出來的、有别於其他語言體系的特徵，而風格屬於動態的範疇，也就是説是語言在被人們運用時形成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氣氛或格調。因特點的不同而分辨不同的語言，因運用語言時氣氛或格調的不同而產生風格。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晚，澳門司法司警司拘捕了“江湖聞人”尹姓兄弟及其“親信”，五月三日和五月四日澳門報紙頭版頭條新聞分别以“尹某昆仲及親信六人仍遭扣留”和“尹某昆仲及三親信被控六罪”加以報道；五月五日的報道説：“尹××面對記者鏡頭時臉露微笑，狀甚輕鬆。尹××被押上司警的客貨車送往路環監獄，沿途有多輛司警車及特警車前後護送”，文字報道的旁邊還配以他“臉露微笑，狀甚輕鬆”的新聞圖片。看了這些報道文字，不少讀者質疑“昆仲”、“江湖聞人”、“前後護送”、“臉露微笑”、“狀甚輕鬆”以及“遭扣留”的“遭”字等等用得是否得體，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用這些詞

語營造出來的氣氛、格調與懲治罪犯的特定環境很不協調。從詞語的結構規則、詞源和“四字格”的結構方式上看，這些詞語都符合漢語的民族特性，但從語用效果和言語風格上看，它們卻是不成功的言語作品。 為甚麼運用了符合漢語規則的詞語卻得不出得體的“言語風格”呢？因為言語風格與民族“風格”（加引號的風格其實就是高名凱教授所稱的特點）本來屬於不同的範疇：民族“風格”是一種語言在與不同語言的比較中得出的特點或特徵，屬於語際之間的現象；言語風格是在語言的使用中呈現出來的氣氛或格調，屬於語言使用的範疇。也就是説，民族“風格”是靜止的，言語風格則處於運動狀態，不在一個範疇内的兩類現象何來“領屬”關係或“從屬”關係？如果一定要找言語風格與語言的民族“風格”之間的關係，倒是可以説任何人運用語言首先考慮的是言語風格或語體風格，然後才是語言的民族特點等等。也就是説，語言的運用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遵循“語體領先”的原則。（程祥徽，一九九三） 民族“風格”是語言處在相對靜止狀態下的特點。例如處在相對靜止的狀態下，漢語在語音上以單音節為基本單位，元音佔絕對優勢，聲調必不可少；英語則不然，其音節結構中輔音佔優勢，且多輔音連綴，語流韻律是以高低强弱為其特徵。詞彙上漢語是以在單音單義基礎上的雙音雙義融合而成的複合結構為主；英語則是以在單義基礎上形成派生結構為主。語法上漢語以詞組為中心，英語以句子為中心。這些在相對靜止的狀態下表現出來的特點就是語言的民族特點。生活在中國的華人使用的漢語具有漢語的這些特點，移民英美的華人運用漢語也必然或必須合乎漢語的這些規律。英語被使用的情形也是這樣，英國人説的英語具備英語的各種特徵，外國人説英語也要遵從英語的規則，盡量説得跟英國人一樣。語言學家為了尋找語言的民族特點曾經付出過巨大的精力，取得輝煌的成就，例如漢語“處置式”、“兼語式”、“連動式”的被發現等等。然而這些特點的歸納代替不了一個一個具體交際環境中言語氣氛或言語格調的研

究。 2·2社會的巨變，社會生活的巨變，可能會在語言的運用上表現出一種共同的風氣或某種總體傾向，在言語作品中留下痕跡；還有可能通過“言語的語言化”過程將這種痕跡轉到語言的身上。例如在中國的歷史上，南北朝時代的所謂南音纏綿、北音慷慨的語用風氣就是因當時的生存環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地理、氣候等等）的差異而形成的一種語用傾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掀起“文化大革命”，狂熱的浪潮給語用帶來巨大的衝擊。伴隨着社會生活的“破舊立新”、政治觀念的“無限上網”以及對待領袖人物的無限崇拜，形容詞和程度副詞也在不斷升級，“强勢語調”泛濫，“最紅”不夠，還要“最紅最紅”乃至“最最紅”，激越的言語作品充斥於大檢閱、批鬥會等等交際場合。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開放了，詞語的創造和吸收也開放了，於是標誌着時代精神的新詞或新的構詞成分大批大批地湧現出來，例如運用從方言（例如粵方言）和外語（例如日語）中借來“-族”“-爺”“-妹”“-仔”等等構詞成分構成的“工薪族”、“倒爺”、“外來妹”、“打工仔”等等新詞加入了當代漢語的詞庫，滿足了社會交際的需要，同時也給漢語抹上了一筆時代的色彩。語言與社會的關係是互動的，這種互動關係很自然地反映在語言的變化上。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會出現一些其他歷史時期所没有的表達方式，使用一些比其他歷史時期出現頻率高的詞語。標榜時代精神的語言現象有些還處於臨時配搭的言語階段，有些已經進入語言的結構體系。言語向語言轉化需要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不妨稱之為“言語的語言化”過程。“言語的語言化”現象應當成為風格學的研究課題之一，也應該受到詞彙學、語法學、修辭學以及理論語言學的關注。關於言語向語言轉化的問題，下文2·4將另有討論。 2·3語言的不同不會產生風格的差異，言語的差異才會產生風格。 2·3 ·1筆者曾經舉例證明，在同一個交際場合中，辯論雙方使用同

一種語言和分别使用不同的語言，“氣氛”或“格調”都是一樣的，不會因語言改變而使氣氛也隨之改變。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桌上常常可以看到這種情景：禮貌寒喧的時候雙方或同用漢語，或同用英語，或各用各的母語，無論用甚麼語言，言語的氣氛不變；唇槍舌劍的時候也不管大家用甚麼語言，言語氣氛同樣不會改變。（詳見《風格的要義與切分》）今天的時代，雙語（或多語）的家庭和機構越來越多，五世同堂的家庭不會因成員們分别使用不同的方言或語言而失去親切和諧的氣氛；會議室裡的外交談判不會因語言的不同而改變嚴密得體的格調。氣氛和格調是由交際任務和交際場合決定的：交際任務是聊天，交際場合在家裡，氣氛必然親切和諧；交際任務是外交談判，交際場合在會議室，氣氛就會莊重周密；如此而已。 2·3·2風格的形成既要看交際場合，同時要看交際内容或交際任務又或交際目的。交際場合和交際任務兩者相互作用，才有風格的產生。但凡形成了交際的場合，就必有交際的内容存在其間；一個特定的交際任務，必定要在特定的交際場合中完成。即使是一個空蕩蕩的場合，也是負荷着特定的交際内容、交際任務或交際目的的。例如男女戀人相約於黄昏後的河畔柳下，這“河畔柳下”便是一個特定的交際場合；有了場合卻有一方爽約，使得交際場合缺少了交際者，然而交際者的缺少卻傳遞着一個信息：爽約者遇到了車禍？爽約者突然患了急病？爽約者不願再維持戀人關係？⋯⋯總之，爽約者的交際任務是在自己没有露面的“河畔柳下”的交際環境中完成的。 2·3·3 在實際生活中，一個交際場合可能不只一個交際内容，交際内容或交際任務是可以不斷更換的，因此同一個交際場合會有不同風格的更換。舉例言之，家庭的場合並不只有一種“親切和諧”的氣氛，當閑話家常轉到父親查問兒子的考試成績時，氣氛可能就不那麼“親切和諧”了，而且可能出現聲色俱厲的訓斥或者再講一番做人做學問的大道理。場合未

變，交際的參與者也没變，變的是“交際内容”或“交際任務”。 一篇專欄文章描寫香港打工一族放工回家後的言語氣氛逼真而生動：“不是嗎，一切武裝設備、自保武器早在踏入家門前已放下，同時間，對着家人不會謹言慎行，甚麼説話，多毒多狠，均原裝奉上，來不及細想對方感受。不但話語，在別人前掩飾的脾氣、橫蠻、怨忿，都會借題發揮，發泄在最親的人身上。當然，每個家庭均有一套自己適用的語言，有些用拳頭，有些用沉默，有些用疏離，有些用對罵。⋯⋯”（香港《明報》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外交談判的場合也可能因談判的順利程度而影響氣氛的濃淡：談判得順利，外交辭令相對會少一點，嚴謹的氣氛會淡化下來；談判不順利，外交辭令就會多一些，或者説“官腔就會打得多一些”，針鋒相對的氣氛就會增濃。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問題的一次談判很能説明這一點。這次會議開得不順利，精通中葡兩種語言的中方組長王西安不再像以往那樣將自己的發言用葡語講給葡文記者聽，他“表示自己的級别未達到配有翻譯，亦没有義務提供翻譯。他指出中文在澳門是官方語言，自己只能以中文講話”。更有意思的是，“他親自以葡語向葡文記者進行了重申”。（次日《澳門日報》報道）從字面上看，王西安的話句句在理，無懈可擊，讀者不難感受到一種“嚴峻”的外交風格。 2·4然而不必諱言，言語和語言的界限有時是很難分辨的。從語源學的角度看，特定民族詞語的產生受着民族固有的思維模式的影響。中國人向以描摹性思維為其特徵，因而在創造詞語時多用比喻的方式摹寫現實，經過言語的過程逐漸凝固成語言成分。例如“鐵馬”，在它的早期階段並不是一個不可拆開的語言成分，而是用“鐵”和“馬”臨時組合成的“言語作品”，取其組合而成的比喻意義，即像“鐵”一樣强悍的“兵馬”。後來“鐵馬”進一步發展，到了今天，“鐵馬”更有“摩托車”（粵方言的“電單車”）和交通管理上臨時擺放的“鐵欄干”的意思。“鐵牛”的情況相仿，開始時是真的用“鐵”鑄造的“牛”，“古人鑄鐵為牛，投入河中，以鎮水患”（《辭

海》）；後來賦予了堅强不屈的比喻意義，近四五十年來，“鐵牛”還被用來指稱“拖拉機”。“鐵馬”和“鐵牛”都演變成語言的成分了。然而它們仍然具有風格的色彩，它們出現的場合一般都是文藝性的言語作品，不會有人到摩托車銷售公司去買“鐵馬”，也不會有人到拖拉機廠去購置“鐵牛”，就像在詩歌作品中常用“綠毯”比“草原”、常用“白雲”比“羊群”，但我們不會在口語中説到内蒙古去欣賞“綠毯”風光，也絕不會把廣州的“白雲賓館”當作綿羊們住的酒店。因此，我們可以從封閉性的風格要素的視角來看待“鐵牛”、“鐵馬”，以至“鐵軍”、“鐵騎”、“鐵餅”、“鐵面”、“鐵漢”等等。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其他語體上，例如“雪糕筒”，它本是一種冷飲食品，現在它既指“路障”，又指電台記者採訪時用的“話筒”，當作“路障”或“話筒”用的場合大多是非正式的場合，到了正式的場合，“雪糕筒”只指一種冷飲食品。上述例證表明，言語中的東西不斷地向語言的方向移動，同時即使進入了語言，也還留有言語的痕跡，保存某些風格的特色。這種情況在漢語中幾乎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特别是一大批慣用語如“戴高帽”、“穿小鞋”、“走後門”、“打死狗”（粵）、“食詐糊”（粵）等等莫不如此。它們結構固定，語義凝結，已經完成了“言語的語言化”過程，由言語轉變為語言成分了。 2·5風格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存在着一個“量”的問題，或者説存在着是否已經形成“風氣”的問題。歷史文獻告訴我們，成首成首地背誦詩經，是春秋時代的外交習慣，例如流亡在外的重耳（晉文公）拜見秦穆公、楚懷王的時候以背誦詩經的方式稱頌對方，這是當時的外交禮節。孔子説：“不學詩，無以言。”他所説的“言”是包括“出使四方”時的外交語言在内的。又如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言談或文章中不難發現“加大力度”、“再創輝煌”、“二次創業”這類豪言壯語，而且它們的出現頻率很高，簡直可以把它們視為這一時期的常用詞組；在電視熒屏上則很喜歡用渾濁有力的嗓音重複朗誦回文廣告（“旭日升冰茶，冰茶旭日升”“中國電視報，報中國

電視”之類）。然而並不是只有春秋時代的外交家才引用詩經，也不是只有中國九十年代才有了“加大力度”這類臨時組合成的詞組，更不是説只有九十年代才開始出現回文廣告；只是説引用詩經在春秋時代的外交場合形成了一種風氣，“加大力度”等等在九十年代成了最時髦的用語，而回文廣告也是在九十年代才充斥了大陸的電視熒屏。“量”的積累讓人們感受到一種語用的氣息。這種氣息並不是直接從語言身上傳出來，而是從使用語言的人運用語言材料構成的言語作品身上散發出來的。言語活動以語言為工具，言語作品運用語言材料結構而成。語言和言語是工具與使用的關係，是建築材料與建築物的關係。這些現象和這些關係都是語言學家所要研究的課題，然而必須有明確的分工，好像醫院裡内科就是内科、外科就是外科一樣。糾纏不清只會影響研究效果，尤其對於一門還處在建構期的新學科來説更是如此。 語言是一回事，言語又是另一回事，雖然言語和語言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筆者曾經調查過一位汽車推銷員的言語風格，這位推銷員喜歡把口語的“換句話説”説成“換言之”，而且在與他的交談中“換言之”幾乎多得應接不暇。這個具有文言意味的語言材料是不是給他的言語作品塗抹上了古代色彩呢？絲毫没有，有的只是這位推銷員的個人色彩，或曰“個人風格”，而這種“個人風格”才是風格學者所感興趣並致力研究的。這樣看來，一個語言事實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根據不同的目的去研究。從語言的角度看，“換言之”是個古代成分；從風格的角度看，它出現在一個文化水平有限、滿口現代市井話語的推銷員嘴裡，確乎有欠協調，然而正是這種不協調才活脱脱地展示出人物的言語風格。3 3·1一門成熟的學科，除了具有屬於該學科本體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論體系外，還必須有自己的方法論原則。語言學研究風格的方法與文藝學研究語言風格的方法既有聯繫，也有區别。“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隨着現代語言學理論的不斷深入，語言學家們認為，語言學既然是關於語言的科學，當然不應該排除對文學語言的剖析。同時，有些文學評論家也感到，文學的複雜性決定了研究文學需要語言學的配合。語言學和文學的‘聯姻’，形成文藝風格學。”（邱兆祥等《社會科學新學科辭典》）理清二者的關係，對於學科自身的發展很有必要。 3·1·1文學作品的風格通常是由讀者或研究者從對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的感受或印象中取得，往往用一個字、兩個字、三個字、四個字或一個短語加以概括，例如“實”、“麗”、“清淡”、“熱烈”、“瀏亮”、“疏通圓美”、“簡實方正”⋯⋯概括的功夫做得好，能夠指出作品或作家總的特徵，作出總的評價。然而概括工作是很難做好的，因為豐富多彩的現象歸結到幾個字上面，這幾個字該要有多麼大的容量！最不能滿足人們的渴望是，你説“清淡”，它究竟“清淡”在哪裡；你説“熱烈”，它究竟怎麼個“熱烈”法？就是説，從文藝理論家所説的“風格”上看不到風格所賴以存在的、可以捉摸到的語言材料。從曹丕《典論論文》、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序》、司空圖《詩品》一直到王國維《人間詞話》，形成了中國文藝風格學方法論的特有傳統，其在指導人們鑒賞作品、創作實踐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然而歷史進入信息時代後，人們對精神產品的需求方式不僅要感諸心、訴諸神，而且還需要有一門學科能夠將“感諸心、訴諸神”的東西表之於文，現之於“機”（可用計算機分析）。傳統的體悟式研究方法面對計算機的屏幕就會顯得一籌莫展了。 然而這絕不是説在水平上語言風格學高出於文藝學對語言風格的研究。由於學科性質不同，文藝學研究語言風格與語言學研究語言風格在使用的方法上也不完全相同：文學是一種創造，使用的是形象思維的方法。文學創作的最高任務是用作品吸引讀者、感染讀者、打動讀者，“感諸

心、訴諸神”可以説是文學創作的衝刺線。語言學則是科學，它雖然並不排斥形象思維（風格學尤其要借重形象思維），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要運用邏輯思維的方法，語音的分類、詞類的劃分、語法公式的歸納都是邏輯思維的結果；而語言風格學要找出交際環境中的氣氛、氛圍、格調所賴以存在的有形可見的語言材料，將感諸心、訴諸神的精神產品“表之於文”，那也是不用邏輯思維絕難奏效的。文藝學研究語言風格與語言學研究語言風格的不同是學科分工的不同。 3·1·2語言風格學的研究不能在感悟體驗的面前止步，還要用具體的語言材料來描寫感悟體驗到的東西，證明風格的存在，使風格成為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比如説一個作家的風格清淡，因為在他的同一類型的作品中“弱性詞語”多，“强性詞語”少；一個作家的風格熱烈，因為在他的同一類型的作品中“强性詞語”多而“弱性詞語”少。卞之琳的詩和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分别屬於這兩種情況。賀敬之的《放聲歌唱》，劈頭就是一大串熱烈狂放的詞語：“無邊的大海波濤汹湧”啊，“生活的浪花滾滾沸騰”啊，“這是何等壯麗的景象”啊⋯⋯無邊、大海、波濤、汹湧、浪花、滾滾、沸騰、何等、壯麗，全都是熱情無比、具有强勢語調的詞語。有了這些詞語的鋪陳，“熱烈”的風格才顯現出來。用這種方法發掘出來的“風格”才有説服力，才能使人信服，也才更有借鑒的價值。 3·2語言學的方法可以稱作“描寫法”。 3·2·1描寫法曾為前輩學者採用。筆者的業師已故澳洲悉尼大學徐士文教授在他當年的劍橋大學博士論文《魯迅作品的語言風格》中饒有興味地描寫用作轉折的“便”字向“就”字轉化的過程。起初，魯迅無一例外地用“便”，後來慢慢摻入“就”，“就”字的頻率逐漸增高，“便”字的頻率相應降低。到今天，現代漢語只用“就”字作轉折，正是經歷了這個漸變的過程。徐師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提供了一個科學的範例。 3·2·2描寫法之於語言風格的研究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法。香港有

一位粵語流行曲的作詞人特别喜歡用數詞入歌，幾乎到了没有數詞就寫不出好歌來的地步。他所使用的數詞越用越大，從“情絲百結”（《小李飛刀》）、“一天百變”（《變色龍》）到“千代千生”“萬般癡心”（《心債》）、“千生千世”“萬載千秋”（《焚心以火》）、“奮鬥百千次”“發千分熱千分光”“千般愛心與癡情”“萬千美夢”（《舊鬥》）、“轉千灣轉千灘”“萬里滔滔江水”“願翻百千浪”（《上海灘》）、“千百樣好”（《世間始終你好》）、“别萬山不再返”（《萬水千山縱横》）、“萬水千山此生有人”（《一生有意義》）、“萬般千種親愛”（《千愁記舊情》），以至“風雨百萬重”（《紅塵》）、“傲氣傲笑萬重浪”“胸襟百千丈眼光萬里長”“用我百點熱耀出千分光”（《男兒當自强》）⋯⋯歌者一唱到這些歌詞、聽者一聽到這些歌詞，大抵可以猜到或相信都是出自這位詞作者的筆下。這位詞作者是一個性情中人，奔放不羈，數詞的運用恰好反映了他的個性特徵。語言的個人風格是一個人的性情、思維習慣、用語習慣的綜合表現和自然流露，如果不是有意掩蓋，必然會在不同的場合不只一次地呈現出來。 3·2·3 筆者也曾有過類似的經驗：一九八二年隨澳門中華教育會訪問團遊從化，筆者寫過一首《沁園春·從化》，結句為“望雲外，引飛濤百丈，洗淨塵寰”；八年之後寫《水調歌頭·奉呈晚晴室主人》，結尾是“借得英風一陣，掃卻烏雲一片，百事返天然”；一九九一年寫《沁園春·重陽》，末句“須此刻，借秋風一陣，灑掃藍天”。三次寫的意境相若，三次都不以為是舊的意境重現，根本没有意識到以前曾經有過類似的描寫，甚至用過類似的詞句。事實上詩詞對於我，不過是“酒後茶餘偶作歌”罷了，絕不看重發表，所以一定不會有故意“抄襲”舊作之嫌。一九九三年，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將這些作品編成一册，有意製造一個驚喜，作為紀念”。（《程遠詩詞初編》後記，澳門寫作學會出版）不知是出於有意還是無心，編者將這幾首詞放在一起，赫然將用詞接近的現象凸顯了出來。這時我才發現，研究别人風格的人在自己身上同樣也有風格問題存在。此後，筆者寫作詩詞就

有意避開意境的重現和用詞的重複了。 3·2·4 回避了這一點可能還會出現那一點，因為風格是無處不在無處在的。筆者曾經有過將這一心得告訴給那位喜歡用大號數詞作歌的朋友的衝動，但想到那位作詞人如果得知，很有可能如我這樣故意控制或調整用詞，以後我們就再難看到他那以大號數詞為標識的獨特風格了。風格是一個人的性格的自然流露，相信那位作詞人絕不是故意以數詞入歌，而是在不自覺中不用大號數詞不足以表達自己的激情。這樣看來，美學和文藝學所説的“風格即個人”、“風格即自然”都是對的。 3·3描寫與闡釋的方法是語言風格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人們對於言語作品的接受，通常要經歷直覺感受、理解和闡釋這幾個階段。有的只停止在直覺感受階段，不再前進；有的則由直覺進入理解；有的進一步由理解升入闡釋。傳統文論所遵循的道路大致如此，但對於闡釋的表述，多用比喻。如司空圖論“雄渾”風格時説： 大用外腓，其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 具備萬物，横絕大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 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這種表述方式，其優點是它通過抽象的方式提煉出精警的語句，給人以總體的印象或感受。這樣做有它的好處，因為風格本來就是提供一種氣氛，“給人以一種總的感覺或印象”。《辭海》也説，風格是“賅括言論舉動或態度而言”，“賅括”者，即總的感受或印象是也。（程祥徽，一九八五）然而這種方式又有它的不足，不足之處是難以“具體”把握風格特徵，有時甚至令人感到虚無縹渺、無從把握。 3·3·1我們所堅持的描寫與闡釋的方法，不是傳統文論的體悟法與現代語言學的具體語料統計法的簡單相加，而是在二者的基礎上，依照人

類的天然認知程序，概括出來的研究規律，其基本順序是：感受→理解→描寫。 3·3·2“感受”是人們對於言語風格的研究的最初階段。這時客觀的言語作品給予接受者的只是朦朧印象。決定“印象”的清晰度是接受者的知識結構、智能水平以及言語作品的語言層級。如面對蘇子瞻的《赤壁賦》，有人讀後茫然不知所云，有人卻能從中感受到無限快意。 3·3·3“理解”是風格研究的第二階段，只有那些在第一階段感知到言語作品“含義”的人，才能進入到理解。理解就是將感受的初步印象經過分析，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階段。如讀《赤壁賦》產生快意，繼而就會順着語言流暢、氣勢豪放、情懷悲壯的脈絡去加深理解。理解也就是闡釋，闡釋是將心理感受透過語言加以表達的過程。 3·3·4“描寫”是理解的飛躍。如前所述，由於學科任務的規定，文藝學對風格的研究通常到達理解階段而止步，語言風格學的研究卻不能停留在體悟的層次。語言風格學與文藝學研究風格的不同，其分水嶺就在這裡，即語言風格學必須跨越理解，進入描寫。描寫就是用語言學的方法，將理解所得的結論作語言上的解剖，然後分門别類加以歸納，分析説明各類語言要素在形成特定風格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如何發揮作用。描寫的疏密、深淺，對於風格研究至關緊要，尤其對於計算機來講，描寫的越精細，其運算也就越準確。精細的描寫和準確的運算將會使信息不僅達到語義傳遞的層面，而且可以將風格的信息也傳遞出去。4 4·1與語言風格學關係最密切的學科莫過於中國傳統的文體論。 4·1·1語言風格包含有語體風格和個人風格等等，其中首先要看到的是語體風格，因為語體要由交際環境和交際任務來劃分，最能體現風格

的本質。例如一份公文，那是為一定的事務（交際任務或交際目的）而由一定的機構（交際環境或交際場合）發出的。凡公文都有一些相差不遠的套語和一定的格式，形成一個體系，具有共同的色彩。日常交際的情形也是這樣，例如在生日的派對（交際場合）上，客人們祝賀“壽星”青春常駐、健康長壽，無拘無束地談天説地（交際内容），氣氛輕鬆隨意；但凡生日派對，大體都有相類似的氣氛。這種“共同的色彩”、“相類似的氣氛”就是我們所要説的“風格”。這些“氣氛”或“風格”又都附着在一定的語體上，而且都要用語言材料來支撑。 4·1·2要言之，語體特徵有兩點：一是語體的形成取決於交際環境與交際任務，二是必有語言材料上的標誌。 4·2語體以功能為分類的標準，文體以體裁為分類的標準。語體的不同是氣氛、格調的不同，文體的不同是格式、套語的不同。不同的文體可以營造相同的格調，相同的文體可以產生不同的氣氛。語體與文體不存在對等或對應的關係。 4·2·1“詩歌”是一種文體，其特徵是分行、押韻（這是就舊體詩而言）、用字典雅（“不須放屁”入詩遭人詬病即因用詞不雅）等等；但同為一種文體的詩歌可以營造不同的氛圍，例如追悼會上的詩歌表現出沉痛哀傷的格調，禮拜堂裡的詩歌（聖詩）卻營造出莊重肅穆的氣氛。它們又各有一些特定的語言材料（即所謂封閉性語言要素）作支撑，例如“聖詩”大量使用修辭手法的呼告格：“主啊”、“萬能的主啊”、“無所不在的主啊”等等；“聖”字作修飾成分或詞頭的詞語多得難以盡數：“聖父”、“聖子”、“聖嬰”、“聖心”、“聖意”、“聖恩”、“聖體”或“聖身”（身體）、“聖爵”（杯子）等等。因此，“詩歌”是一種“文體”，而“聖歌”卻是一種“語體”。 4·2·1“小説”是一種文體，但它幾乎可以將所有的語體都包含在内：人物對話屬於日常交際語體，肖像、心理、景物描寫全屬作者自己的語言，抒情、議論又必須運用抒情、議論的筆法。作家老舍為小説創作樹立了光

輝的榜樣。他非常忠於現實生活中的人物語言，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對話必定符合人物的身分，絕不用作家的語言代替人物的語言；屬於作家描寫的部分就盡量發揮自己多方面的語言才能。人們有一個錯覺，以為“他的作品所用的語言全是地道的北京話”（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哪裡“全是”？其實在老舍作品中，除了人物對話之外，讀者不難找到大量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歐化句子，例如：“一種明知不妥，而很願試試的大膽與迷惑緊緊的捉住他的心，小的時候去用竿子捅馬蜂窩就是這樣，害怕，可是心中跳着要去試試，像有甚麼邪氣催着自己似的。”（《駱駝祥子》） 當然另外也有不成功的例子。小説《天怒》中一對偵查員情侶有這樣一段對話：陳虎問：“不告訴就不告訴。那你呢，你是甚麼人？”焦小玉靠在陳虎的肩膀上，輕輕地説：“我也不知道我是甚麼人，有時候我是一塊冰，有人説我是高傲的小公主，我卻覺得自己是個找不到路，在寒風中發抖的灰姑娘。有時候我是一團火，卻不知道為誰去燃燒。有時候我是大海中的一片孤帆，充滿自信去遠航，卻又不知道何處是我的彼岸。有時候我是一片雲，我的思想在高處飛，卻又時時想降落在一個地方休息⋯⋯”“陳虎，如果我是寒風中瑟瑟發抖的灰姑娘，你能給我一盒火柴嗎？如果我是一團火，你能接受我的灼熱嗎？如果我是大海中的一片孤帆，你是我的彼岸嗎？如果我是一片雲，你能讓我降落在你的肩頭嗎？”陳虎説：“小玉，我⋯⋯”深情地吻着小玉。專欄作家胡菊人分析説：“這樣的對話，我想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有，不管是如何浪漫，談戀愛都不是像詩歌朗誦那樣説話的，一兩句還不礙眼，如此出口成篇一長串，實在太不真實。那樣的文藝腔，有如五四時代某些寫得稚嫩的小説，使人覺得肉麻。⋯⋯有人説《天怒》是採用‘報告文學’筆法，但報告文學更應寫實，更不應出現這種不合現實生活的對話。”（香港《明報》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 4·3 現在是多學科、跨學科、邊緣學科、交叉學科盛興的時代，文體同樣也不那麼單純了。

4·3·1 日記體小説、書信體小説早已有之；現在又發現新聞體小説（張大春《大説謊家》）和週記體小説（張大春《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歷史題材的小説更是早已被文學界認可了。還有最新式的“小説”是完全没有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的。 4·3·2詩歌的情況也在變化，除了古已有之的徒有分行、押韻形式而非詩歌的《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湯頭歌訣》之外，現在視覺藝術的東西、廣告體裁的作品、新聞報道的格式都可以在詩歌作品中出現。葦鳴的《對話》是一個廣告劇的腳本： 人物：芳 時間：一九二零年 地點：上海·火車站 如果愛情只是一種感覺，它不可能永恒，我只願曾經擁有，豈在 乎天長地久？ 人物：明 時間：一九八八年 地點：香港·國際機場 也許，愛情原敵不過現實，它不可能純真，我只願擁有綠卡，豈在 乎山盟海誓？ 他的《關於此間的海和魚群新形勢調查報告撮要》則似一篇調查報告，擇其末段如下：為了適應研究未來大海的需要/許多魚已練成了較強韌的頸部/有的海洋生物遺傳學家已留意到/未來魚類雙目和鰭的位置/有份報告説將來的魚/一隻眼會生在頭頂/另一隻會長在尾端/而肚皮上會出現壯大有力的翅/許多這兒的魚都極具創造力/已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海洋研究方法論/它們把它暫名為雙向海洋專注觀察法/據説，是會非常經得起驗證的/其中一些佼佼者更揚言/將來的海洋生物史學家在做研究

的時候/必須注意此理論內蘊含的另一概念/即本地水域隔洋評估論/及其必要性和影響性。 4·4文體的跨界或越界以及文體的交錯已不再是個别現象或暫時現象了，這種現象也不僅發生在文學内部，而且跨過文學的界别，與其他“文類”發生了關係。《文類與書寫形式》一文説：“不同的文類是不是純粹的不同的書寫形式？是不是分行、押韻或有某種節奏的就是詩？有人物、故事和場景的就是小説？分‘材料’和‘做法’，並輔以彩色照片的就是食譜？這些相對地特定的、可以或粗略或明確地區分的書寫形式背後各有甚麼假設？換句話説，形式本身究竟帶有甚麼信息？”（香港《明報》一九九七年四月二日）該文提出不要依據“表面地區分的特點”（例如排版上的差别）來劃分文類，而是應當依據“此種文類所運用的語言特性（如論述、抒情、記叙等）和修辭方法（如直陳、白描、比喻、象徵等）”，作者認為“這種廣義的形式很明顯是帶有深遠的含義的”。文章舉例説，“食”可以構成一種文類，這種文類是建基於一套文化假設之上、經過文化的調配而形成的，例如中國人重味道而西方人重氛圍，進而拆解這個假設，説明所謂味覺並不是天然的，而是經過文化的調配的。該文作者認為：“文類並不是不同的工具或容器”。 這位作者顯然是在談文學問題。他在另一篇文章《“文類小説”的可能性》中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小説跨文類的可行與可為”，叫大家“把目光轉向更廣義的‘小説’，即種種有着虚構的底蘊而打着非虚構或反虚構的旗號的文類，撞破和改寫它們的文化邏輯”。（香港《明報》一九九七年四月九日）語體的研究可以借鑒這篇文章的觀點，即不要太過看重“書寫形式”，書寫形式是“表面地區分的特點”，要看的是“經過文化的調配”之後的“廣義的形式”。 4·5古代中國可以稱作“文體的王國”，這不僅因為中國研究文體已有兩千年的歷史，而且中國的文體之多，恐怕也是世界少有。中國文體學

留下的遺產，我們應當珍惜而且繼承，但時代在發展，社會交際的特點在發生變化，新的體裁形式在不斷產生，以往的文體學的結論已經不能解釋今天的交際現象，尤其是伴隨交際活動產生的風格現象。 用文體理論概括昨天的交際類型早已捉襟見肘，解釋今天的交際現象更加無能為力。語體學説應運而生，看來可以擺脱困境。5 中國的風格學研究如果以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為第一期，以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為第二期，那麼九十年代末將有一批更高水平的著作漢現出來迎接新世紀的來臨，同時宣告風格學建設的第三期的到來。新時期的風格學肯定會科學地解決糾纏了四十年也没有從實質上解決的風格研究的對象和方法問題。一旦研究的對象和研究的方法得到了科學的解決，風格學的建立和建設才有了明確的目標，這門學科的水平也才會進一步提升。從這個意義上説，本文既是一篇回顧的文字，更是一篇展望的文章。

風格的要義與切分 語言中有些詞語含義豐、用途廣、釋義難，然而人們卻愛之不捨。“風格”就是這樣的一個詞。前蘇聯科學院院士維諾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pадов）説“很難找出一個術語和概念比стиль（style，語體、風格）更多義、更眾説紛紜的了。”（《作者個性與語體風格理論》）偏偏就是這個眾説紛紜的“風格”，語言學家拿它命名一門學問——風格學。也許正是由於“風格”多義性的干擾，漢語風格學在它建立科學體系的途程中遭遇到極大的困難，甚至至今還不能將學科的對象和目標確定下來。因此，建立漢語風格學的第一項工程應是完善“風格”的定義，確定漢語風格學的研究範圍。特定的與具體的 風格的範圍可大可小，可以大到包括語言的所有變異，可以小到只指語言活動中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戴維·克里斯特爾（David Crystal）在《語言學和語音學基礎詞典》中指出：“‘風格學’這一術語有時用於一種非常廣泛的意義，包括所有情景區别性的語言——亦即包括地區

方言、社會方言和歷史方言的變異。不過風格（style）這一術語更通常用於一種極為限定的意義——雖然在日常使用中本術語的極為廣泛和模棱兩可的意義使得它作為專門性語言學術語的地位難以引人注意。”（中譯本第三七三頁）作爲語言學的一個分支的風格學是要留心“非常廣泛的意義”，還是只關注“極為限定的意義”？也就是問：風格學的範圍應是極大還是極小？一門學科的研究範圍應從建立這門學科的動機尋找答案。 十九世紀語言學的一個飛躍是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語言和言語”（langue et parole）的學説。這一學説給語言學引入一個嶄新的術語parole，用以區别傳統的languelangue所指，是一個語言社團的人群共有的語言系統；而parole所指，則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實際説話的行為（performance）和所説的具體的話語。風格學正是言語（parole）研究的產物，所以風格其實是話語風格或言語風格，只是依從習慣才稱它為語言風格。 言語和語言有密切的關係。中國的理論語言學用“一般與個别”的哲學範疇來説明它們的地位：語言是一般，是一個供交際者採用的材料庫，是一個具有民族特點的體系；言語是説話的行為和説話行為所產生的話語，説話的行為和説出的話語都是具體的、個别的，與言語發生關係的是説話的環境、内容和目的，或者説是交際的場合和話題。風格一定不可缺少“特定的人”、“特定的情况”和“具體運用語言”以及具體運用語言得出的產物——“具體的話語”。言語是語言的“個别”，其“個别”性體現在“特定”和“具體”這兩個關鍵詞中。風格正是在“特定”與“具體”之中形成的氣氛與格調。“個别”不是“個人”，“個别”是個與“一般”相對立的哲學術語，個别與一般組成一對哲學範疇。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具體運用語言是“個别”現象而非“個人”現象，“個别”現象包含在“社會”現象之中。風格學界已有一個共識，即語言是一般，言語是個别；風格屬於言語，是交際者在言語行為中運用語言材料營造出來的氣氛與格調。風格是言語

（言語行為和言語作品）的附着物，有風格必有言語，有言語必有風格。言語和風格都是社會現象。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具體運用語言，其實是在交際場合中駕馭語言材料來完成交際任務。交際場合或交際環境有類别可分（如外交場合、辯論場合、家庭場合等等），交際目的也有類型可别；為了適應不同環境與不同目的的需要，語言的組織形式必然呈現出類型性的特點（如家庭場合中短句多、關聯詞少等等，外交場合國際詞多、省略句少等等），這是交際者都要遵循的，否則言語不得體，影響交際效果，而風格的社會性也就在語言的運用中表現了出來。因此，風格雖是“個别”，其本質卻是社會現象。 有些“風格”的定義值得商榷是因為忽略了交際場合的特定性與語言運用的具體性。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教研室編《現代漢語》中册給風格下的定義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流派以至個人，在運用語言時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獨特性的總和”。定義中的“民族運用語言”似可理解為民族必有語言相伴，語言為民族内部的交往提供工具，世上没有不用語言的民族。“時代”如何“運用語言”？大約是指處於不同歷史時期的民族運用語言吧！民族和時代運用語言是就語言與民族的關係而言，並不是真的將語言用於“具體的交際場合”，因而無從產生具有現代風格學意義的“風格”。“流派運用語言”也有些含糊，甚麼流派？政治流派？文學流派？氣功流派？插花流派？誠然，有些流派如文學流派運用語言可能呈現某些共同的特點，如秦漢派（明代前後七子）的佶屈聱牙，為文艱深；桐城派的文辭雅潔，聲調抑揚。然而同一流派的作家大有風格迥異的情形，如同是古文運動的旗手，韓昌黎為文雄奇剛健，自由奔放；柳子厚筆下卻清幽明徹，峻拔峭刻。所謂流派風格，無非是流派中的一群人在語言運用上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徵，還是看不出具體場合中的具體話語的風格。 本文反反覆覆强調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交際場合中具體地運用語言，目的只想説明：科學應有精密的分工，風格學作為語言學的一個部門，側

重於研究交際者在具體運用語言時受到不同的交際場合和不同的交際目的制約而構成的特殊的言語氣氛。民族風格的取向 在國外，語言風格的定義五花八門，然而風格學的對象大都不涉及民族風格。漢語風格研究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漢語風格學家給風格所下的定義更是人言人殊，而風格定義的分歧點主要是對民族風格的取向。（此外還有時代風格。時代風格是處於某一歷史時期的民族風格，是民族風格的變體。） 為甚麼“民族風格”的取捨會影響“風格”（言語風格）的定義？因為民族風格主要是語言的屬性，也是語言的主要屬性。所謂民族風格，指的是甲語言與乙語言相比而顯現的特點，例如漢語的聲調能起辨義作用，英語卻不能，於是我們説聲調是漢語獨有的民族風格。其實，語言的民族風格是語言材料的民族特點。言語風格的研究如果容納這類民族風格的課題，後果將會混淆言語與語言的界限，模糊了風格學的研究對象，至少會加重風格學的負荷。 然而中國的風格學家在自己的風格體系中幾乎没有不談民族風格的。民族風格進入漢語風格學的領域有種種不同的情形： 第一種情形是以言語風格服從民族風格，林裕文先生的定義可作代表。他將語言風格分為民族風格和語言内部各種風格，並説“語言内部的各種風格，是從屬於語言的民族風格的。不管語言的個人風格也好，語言的體裁風格也好，總不能跳出民族風格之外去。它們只不過是在運用民族語言時帶有這樣或那樣的一些特點而已”。（《詞彙·語法·修辭》） 第二種情形是將民族風格與其他風格並立，各種各樣的風格加在一起，所有這些風格的總和便是語言風格。上節所引北大定義就是一個最

早的代表。風格學家黎運漢教授將風格分廣狹二義；“我們贊成廣義的定義：語言風格是人們運用語言表達手段所形成的諸特點的綜合表現，它包括語言的民族風格、時代風格、流派風格、個人風格和表現風格等。”（《漢語風格探索》第五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零）無疑，黎教授規定的風格學領域最廣。鄭遠漢教授下的定義與國外流行的定義最為接近：“言語風格是由於人們對語言的使用，受到不同交際環境的制約或影響而形成的一系列言語特徵的綜和。”（《言語風格學》第二頁，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零）鄭氏强調“言語是指語言的具體運用”，“風格從根本性質來説是言語的”（同上）等。這些表述都是精當的。然而鄭氏在論述中仍未擺脱語言材料的民族特點的糾纏。他所説的“言語民族風格”包含着漢語在語言材料上不同於其他語言的一些特徵，這些特徵屬於“語言”而非“言語”，如“詞的音節單純化和雙音節化傾向”（第四十三頁）等。 第三種情形是用“一般與個别”、“對立與統一”、“物質與運動”等哲學範疇來解釋民族風格與其他風格（個人風格、語體風格等）之間的關係，五十至六十年代筆者初習風格學時是這樣界定“語言風格”的：“語言風格是語言本身特點和語言運用特點的綜合。從語言風格包含的内容來看，語言風格包含着語言的民族風格和語言的内部各種風格。民族風格是語言特色的集中表現，是一種語言的成分、結構、表達方式和發展規律的特點的綜合。語言的内部各種風格可以概括為時代風格、語體風格和個人風格。⋯⋯語言風格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語體和不同的個人在語言方面或語言的運用方面表現出來的特點的總和。”（《漢語風格論》，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文章寫於六十年代，因筆者在五七年那場後來被“改正”的運動中失足而喪失發表著作的權利直至七九年二月共計二十二年。交代這段插曲只是為了説明引文代表筆者六十年代的觀點，没有其他任何用意。按：為查檢方便，本書收錄了這篇長文。）筆者當時以“物質與運動”為理論依據，

論證“語言”與“語言運用”之間的關係：“‘語言具體運用’的特點和‘語言材料本身’的特點雖是對立的，卻又是統一的。一方面，‘語言材料本身’（即物質）的特點需要在語言的‘具體運用’（即運動）中表現出來，不與某種交際場合、交際目的結合的赤裸裸的‘語言材料本身’的特點是不存在的。我們説某種語言具有某種特點，指的是這種語言在它的運用中表現了這些特點。另一方面，語言在‘具體運用’時表現出來的特點，又必須以‘語言材料本身’的特點為基礎。不管甚麼樣的交際場合和交際目的都離不了全民語言的運用，因而無論是怎樣的‘言語氣氛’都必須遵照全民語言的規範，服從‘語言材料本身’的規律。總之，語言在‘具體運用’中可以表現出風格來，語言的‘材料本身’卻為風格提供物質材料。這兩個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因此，語言風格學既應當研究語言在‘具體運用’中表現出來的特點，即各種言語氣氛，又應當研究‘語言材料本身’具有的特點。”（同上）其實，上述三組哲學範疇用來解釋“語言”和“言語”的關係尚可，用來解釋“民族風格”與“其他風格”的關係就很不貼切。我們可以把“語言”解説為“物質”與“一般”，“民族風格”是語言的屬性之一，與“物質”攀不上直接的關係。 本文稿成之後得到心儀已久的張德明教授的大著《語言風格學》（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它資料翔實，論證有據，果然是一部好書。張氏認為“民族風格是民族語言體系本身特點的集中表現，因此屬於‘語言風格’，不屬於‘言語風格’”；主張從外部和内部兩方面研究風格：“民族風格是屬於語言風格的外部研究，其他各種言語風格，如語體風格、個人風格等是屬於語言風格的内部研究。”著者綜合各家的看法之後，“認為廣義的語言風格是民族語言體系本身的特點及其運用中各種特點的綜合表現。而特點是相比較而言的，它既包括不同民族之間各種構成要素的比較，也包括同一民族内部各種要素和修辭方法在不同交際領域、交際場合中不同特點的系統比較。”（該書第二一四頁）狹義的語言風格是一種甚麼

形態呢？狹義的語言風格自然是排除了“民族語言體系本身特點”（即“民族風格”）的“功能風格”。 上列語言風格的種種定義都提及民族風格，都把民族風格列入風格學的研究範圍，甚至列為最重要的課題。然而研究民族風格的結果是甚麼呢？研究的結果主要是“民族語言體系本身”若干特點的羅列。所謂“民族語言體系本身”，是指處於備用狀態中的語言材料，每一種處於備用狀態中的語言（漢語、英語、法語、日語、德語、⋯⋯）都有其自身的特點，例如聲調辨義、單詞的雙音節趨勢、構詞的逆序格式（人情-情人，會議-議會⋯⋯）、詞序的句法功能等等，都是漢語體系本身的特點。這些特點是語言民族性的所在，它對於語言的使用者具有强制性，即每一個使用這種語言的人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不允許强調個人風格而任意改變民族風格。至於“個人的變異”乃至“個人的語言”（idiolect ），都必須在民族語言體系可以接受的範圍或程度中進行。個人變異與民族風格之間的關係就是結構派所稱“變體”與“位”的關係：一方面“位”强迫“變體”就範，另一方面“變體”突破“位”的限制而爭取獨立。這種關係也就是語言規範化與語言發展的關係。誰個敢説不要民族風格？誰人真的説過不要民族風格？運用語言一定要符合語言的民族特點，説漢語者要使説出的話像漢語，要叫漢語的味兒越多越好，誰也不會提倡説漢語要説得像外國語言，只有那些“歪風卑格”的人才會提倡“中英夾雜”的“雞尾文體”。（參閱陳耀南教授論文《歪風卑格·中英夾雜——雞尾文體的檢討》） 然而民族風格的研究是語言學的任務，並且已在傳統語文學、歷史比較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以及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等學科中取得豐碩的成果，這種研究還將繼續下去。張德明教授所指稱的狹義風格即“功能風格”才是風格學的唯一對象。語言學的不同部門有不同的分工，風格學的學科任務並不是研究語言材料的民族特色，而是研究將具有民族特色的語言用於具體的交際環境，最有效地完成交際的使命。

語言是工具。人與工具的關係是雙向的，一方面人要服從工具的使用規則，按照工具的機制去操作，絕不允許隨心所欲地不按規章行事，否則工具無法發揮效力。另一方面，語言既然是工具，就要被人使用或供人使用，使用起來如何順手就如何使用，人對工具既有服從其規則的一面，又有主觀能動的一面。理論語言學在論述語言的社會本質時似乎太多强調語言强制性的一面而輕視語言供人使用的工具性的一面，彷彿不如此就會陷入個人心理學派。其實，社會成員無不極大限度地能動地駕馭語言，風格現象也就在能動地駕馭語言中產生出來。不同的語言好比不同的棋（象棋、軍棋、圍棋、跳棋、⋯⋯）；不同的棋由各自不同的棋子兒組成，若干棋子兒共處一個結構之中，彼此間互為生存的條件；不同的棋又各有不同的規則（例如中國象棋的馬行日、相走田等等）。棋的規則一視同仁地强迫一切弈者遵守，任何弈者都必須一體依從之。在依從規則的前提下弈者可以而且必須能動地運用規則以創造勝局：或先發制人，或後發制人，或欲擒故縱，或捨車保帥，⋯⋯風格便在這着棋的過程中顯現出來。棋與棋手之間有强制與遵守的關係，不存在主宰與從屬的關係。語言和言語之間，具有民族特點的語言和言語風格之間，也是這種强制與遵守、服從與創造的關係。 中國的風格學家深受兩大影響：一是索緒爾“語言與言語”的理論，二是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學説，而且將這兩者融成一體，形成中國式的思想方法論，用以觀察語言現象，其中包括言語現象、風格現象。他們認為“語言與言語”就是“一般與個别”或“普遍與特殊”。一般決定個别，個别表現一般。他們以為這一組哲學範疇也能解釋風格現象：民族風格是一般，言語風格是個别。一般決定個别，個别服從一般，於是“不管語言的個人風格也好，語言的體裁風格也好，總不能跳出民族風格之外去”！許多風格學家在套用“語言與言語”的公式時無意間偷換了概念：用“民族風格”取代“語言”，將“言語風格”等同於“言語”。其實風格怎能從屬？能從

屬還算甚麼風格？風格都是特定的和具體的。語體風格領先 如果能看到“風格”是個含義“極為廣泛”和“模棱兩可”的術語，如果能將“風格”用在“特點、特性、特質、特徵、特色⋯⋯”這一類含義上，“民族風格”一語當然可以利用而且必須利用。當年高名凱先生只是為了特别强調語言的特點不是言語的風格才拒用“民族風格”而用“民族特點”。其實，既然大家習慣了“民族風格”（文學的“民族風格”，建築的“民族風格”，服飾的“民族風格”等等）這個術語，風格學用之亦無妨，重要的是要知道此風格非彼風格——民族風格的“風格”不是言語風格的“風格”。言語風格的“風格”是語言在被具體運用時表現出來的風格，民族風格的“風格”是語言在語音、詞彙（包括成語、習慣語等等）、語法方面的特點，也就是語言材料的特點。言語運用語言材料形成風格。正如語言不能代替言語一樣，語言材料的特點是不能替換言語風格的。筆者寫作《語言風格初探》曾有一段經歷：馬小彌將老舍的《鼓書藝人》由英文譯作中文，譯本中有許多語言現象遊離在老舍的風格體系之外，例如使用了上海方言詞語，四川方言詞語；有人質疑：這不過是方言的不同罷了，你所研究的是方言現象，而不是馬小彌的言語風格。真是妙極了，這一質疑正好説明言語風格與語言材料之間的關係，證明言語風格是利用語言（或方言）材料形成的！這些材料不被運用（備用）時是方言現象或語言現象，這些材料被運用於具體的言語行為（動態）中才會產生風格現象。風格學不是方言學，並不研究方言詞的結構與起源，也不研究方言與共同語的對應規律，只是指出一個人的方言痕跡顯現了他的言語風格。馬小彌在刻意追求老舍風格時不自覺地流露出上海、四川的方言詞語，因而露出了非老舍風格的馬腳，而這些馬腳卻正好構成馬小彌的風格。方言與風格的關係如是，語言與

風格的關係亦如是。語言的“民族特色”或“民族風格”是在備用中即已存在的，並不是在具體運用中才表現出來。它們是語言在材料和結構上的特點，是形成言語風格的物質材料。 語言與言語的關係是交際工具或材料與語言運用的關係。附麗在不同語言上面的特色是民族特色或民族風格，語言運用依特定的場合、特定的人和特定的話題而呈現不同的特點是言語風格。這兩類風格——民族風格與言語風格——究竟有甚麼關係呢？肯定地説，它們之間既不是並立關係，也不是領屬關係。 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場合中首先考慮的是説得體的話。得體之“體”可以理解為語體之體。説得體的話就是説合乎語體特徵的話。語體特徵即語體風格，語體風格即言語風格，言語風格常直稱風格。如此，風格、言語風格、語體風格很難分辨，外國人統以一個style指稱之。無論參與交際的人操何種語言，但凡處於同一交際場合就都要説同一語體的話，對話各方（雙方或多方）要在風格上取得協調。即以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中英就香港政制問題舉行的談判為例，當天晚間香港各電視台新聞節目播出畫面和聲音，報道中英兩國代表先以普通話應對，然後轉為各自用母語透過翻譯交談，果然一派外交用兵前“今日天氣哈哈哈”的氣氛。次日香港《新報》發表以“會談前雙方語帶玄機 麥若彬引用攀登長城姜恩柱望彼此向上爬”為題的特寫，兹摘錄如下： 昨日會談在釣魚台國賓館十號樓舉行。⋯⋯姜恩柱迎接 麥若彬時問：“路上好走嗎？”麥若彬爽快地以普通話回答：“好 走！謝謝。”不過亦只此為止，隨即轉回“英語台”説也十分擠 擁。 麥若彬笑謂前天其他成員遵從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滋 英的建議，去攀登長城（慕田峪），所以目前狀態極佳，並已準備

就緒。姜恩柱便承接這個尾巴表示，希望會談有進展，更邊以 一級一級的手勢比劃説，希望雙方不斷往上爬，最後取得積極 進展。⋯⋯姜、麥二同用普通話交談構成了一種風格，分别用普通話和英語交談也還是這種風格，民族風格在這個交際場合中顯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言語氣氛是否因雙方交替運用相同的和不同的語言而有更改。 在現代社會，同一交際場合運用不同語言或方言而不致引起風格改變的現象越來越普遍，雙語（bilingual）、雙言（dioglossis）的家庭或社團隨處可見，甚至雙語已經落後，現在的潮流是做三語人（trilingual）。語言或方言的運用可用“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作比。陽關道也好，獨木橋也好，都能起溝通的作用；漢語也好，英語也好，都具有傳遞信息與接受信息的功能。在中英關於香港政制問題的第十三輪談判中，中英兩國代表“唇槍舌劍不斷。姜恩柱一句‘英方目前的立場與中方仍有很大的距離’，麥若彬等不及中方翻譯把姜恩柱的説話由普通話譯為英文，立即（用英語）搶白：‘我一定要就此回應一下。’他强調英方一向所提的方案都是三符合的。誰知姜恩柱卻説：‘究竟是三符合還是三達反，不是看某一個人口中的聲明，只要對照我們過去達成的協議、對照基本法，便可以得到客觀的證明。’言下之意對麥若彬的説話頗不以為然。”（《明報》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二日）姜説姜的漢語、麥説麥的英語，語言的民族性不同而辯論的風格統一。這種情形在雙語社會或雙語環境如香港、澳門和許多不同民族的人士共處的機構隨處可見。香港有一部名叫《點心》的電影，描寫美國唐人街的語言狀况生動而逼真。在那裡，英語、廣東話、潮州話、普通話，你能説甚麼語言就説甚麼語言，不會説甚麼語言就不説甚麼語言，而且還可以針對對方的語言能力和習慣隨意選用語言。中國近年興起的拍領袖群的電影風，領袖人物有説湖南話的，有説“格老子”四川話的，還

有説紹興腔的下江官話的，⋯⋯他們聚在一起並不因方言不同而造成言語氣氛的分裂。這一群各操不同方言的領袖人物共同營造“運籌帷幄”的嚴肅凝重的風格，也是這一群各操不同方言的領袖人物共同營造“找隻雞來打牙祭”的輕鬆隨和的氣氛。只有特定的交際任務和交際場合決定言語風格，在同一場合中不會因使用語言或方言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風格。 對於風格學説來，語體風格是最重要的風格。正因為如此，許多風格學者僅以語體風格作為唯一研究的對象。如果説不同風格之間有甚麼關係存在的話，那麼應當是語體風格居領先地位，其他風格必須附和或遷就語體風格。筆者並不主張在風格之間尋找領屬和被領屬的關係，因為風格之間的關係不能用簡單化的手法來處理。 在語體風格與民族風格之間，語體風格領先。不管你使用何種語言（不同語言有不同的民族風格），只要你在特定的交際場合中使用，就必須努力使言語與場合的氣氛相協調，爭取達到“得體”的境界。而在依從語體規範的同時，你還得充分顯現語言的民族風格或特色。翻譯外國詩，首先要譯得像詩，而不是其他文體（散文、話劇、小説），這是服從語體（文體雖不完全等同於語體，但與語體有緊密聯繫）；在翻譯中譯者“可以”使翻譯語言具備更多的民族特色。所謂“可以”亦包含“不必”，“可以”與“不必”取決於翻譯者的翻譯觀與語言水平。有人主張“硬譯”，那就越没有民族風格越好。法國名詩《惡之花》不少人譯作自由體，王力先生將之譯作格律詩。王先生所持的理由是，因為原作是格律體，譯作格律詩可以保留格律的韻味。王先生的考慮和藝術實踐既保存了原作的旨趣，又使翻譯語言富有濃郁的民族風格，由此可見王先生實在不愧為譯界高手。 在語體風格與個人風格之間，語體風格仍然處於領先地位。這可以從兩方面理解：第一方面，個人的一切言語活動首先要符合語體的要求，老舍是使用語言的多面手，能寫小説（長篇、中篇、短篇），戲劇（話劇、京劇、歌劇），詩歌（新詩、舊詩），散文，通俗文藝，理論文章，還有一些翻譯作

品。儘管在不同類型的作品中貫串着他那幽默、市俗與鄉主的氣息（個人風格），然而他寫某類作品必先依從該類體裁的規範，例如寫小説不能寫得像理論文章，寫詩歌不能寫成話劇。黎運漢教授的碩士研究生崔向紅在向中國修辭學會第六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試論語言的共性風格與個性風格的關係》中説：“老舍先生曾經説過‘我們用甚麼話語，是決定於我們寫甚麼的。比方説：我們今天要寫一篇甚麼報告，我們就須用簡單的、明確的、清楚的語言，不慌不忙，有條有理地去寫。光説俏皮話，不會寫成一篇好報告。反之：我們要寫一篇小説，我們就該當用更活潑更帶情感的語言了。’這段話通俗地道出了語體風格對作家語言風格的制約作用。”“制約”兩字用得好極了。 第二方面，一個人如果已經習慣了某些語體，而當他另外接觸一種語體時，很容易受到業已習慣了的語體風格的影響。澳門青年法律翻譯工作者黄顯輝為“使本地華人能夠以中文渠道初步了解澳門政治法律制度”，寫了一本《澳門政治體制與法淵源》。他決心將著作寫得儘量通俗一些，然而受到原為他熟練的法律語體的影響，通俗讀本仍然並不通俗。例如： 澳門並非葡萄牙之領土，僅為由葡國政府暫時管理之中國 地區，當地居民中，葡籍者只佔少數。此外，雖然在當地行使政 治權力之機關為葡國之機關或由葡國政府（廣義）所設立者，但 該等機關並不如葡萄牙之主權機關一般，以葡國人民名義行使 政治權力。（該書第十八頁）文中“在當地行使權力之機關”似不難懂，“葡國之機關”就不那麼易解了，至於這種機關“由葡國政府（廣義）所設立者”從内容到行文都有疑問，而為甚麼“該等機關並不如葡萄牙之主權機關一般”，恐怕要請法學專家來

解釋了。作者一定以爲他的行文已經通俗得不似法律語言，而讀者依然覺得他的著作充滿書院氣與學者味。這是因為作者從事法律的專業翻譯，同時攻讀澳門大學的法律學士學位，幾乎每日每時都泡在法律風格中，準確、嚴密、完整、莊重的法律風格帶進通俗普及的法律著作的寫作中，自然會在不自覺中留下艱深的痕跡。不僅著作正文留有法律語體風格，甚至在他自己寫的《序》中亦可感受這種風格，如： （本書）還剖析了在大陸法系鮮見，但為澳門法源之一的具 法律拘束力之法律判例，以及其與僅具事實拘束力之一般判例 之區別。另一部介紹澳門政治制度的著作所呈現的風格就不同了： 澳門既非附屬他國的殖民地，亦非一個獨立的城市國家， 而是葡（萄牙）管中國領土。主權和治權的完全分離，決定了澳 門的特殊法律地位及其政治體制的特色。（吳志良《澳門政治 制度——沿革、現狀和展望》）在作者所寫的《前言》中還有這樣散文式的句子： 一九九九年並非澳門歷史的終結，僅是一個新時期的開 始，我們所説的平穩過渡，便包含着一種延續性。因此，總結昨 天，認識今天，更有助我們展望明天，亦令我們對未來更具信 心。顯然，吳著法律語體風格不足，倒是散文與議論的味道較濃。這是因為作者從事過記者的工作，有過寫作散文及翻譯文學著作的經驗。雖然他也

曾進修過法律和公共行政課程，但他今日之言語風格受法律語體的影響有限，而受文藝風格的影響較深。黃、吳二位各受自己最熟悉的語體風格的影響，而他們所熟悉的語體風格不同，因而現時的風格亦有異。第一刀切出語體風格 風格學所指的風格主要是語體風格，國外風格學著作和教學很多專攻語體風格，中國也有持類似主張的。語言風格學的重大使命之一是首先給語體區别類型，然後在每一類語體身上尋找民族風格、時代風格（時代風格是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民族風格，故歸入民族風格而不另立名目）、個人風格、流派風格；至於表現風格，那應當歸入文學批評或文藝學範疇，是與風格平行的另個角度上的一套參數，似乎可以列入文章學。 如果把與風格學有關的風格比作一個生日蛋糕，那麼直切下去便是語體風格；切成三塊，便是三大語體，三大語體還可以切分小類。這是高名凱先生切出來的蛋糕。筆者在《語言風格初探》中將蛋糕一分為四，不再層層細分下去。分成一丫丫蛋糕後，再對每丫蛋糕作横斷面的切分，分出蛋糕的本體和本體之上的奶油、士多啤梨、巧克力等等，這些附麗物便是民族風格之類，而個人風格則是每一片蛋糕上都有奶油，或者都有士多啤梨，或者都有巧克力，因為個人風格是貫串在所有語體風格之中的。假若第一刀直切下去想要切出民族風格，那就糟了，那被切的必須是一半蛋糕一半意大利薄餅，即兩種不同的語言；而切開之後如何收科呢？很難辦。筆者實在想不出良方。 這樣看來，風格的切分必須小心從事。

序黎運漢《漢語風格學》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底，我邀請黎運漢教授來澳門大學中文學院主持語言學碩士生論文答辯會。其中有一篇論文的題目是《現代漢語語體研究》，答辯進行得非常認真，結果那位碩士生得到了最高的等級：“Excellent”，運漢和我都為語體學和風格學增加了一名年輕的戰士而高興。緊張的答辯會過後，他遞給我一沓子風格學著作的書稿，着我寫一篇序言。接到這份沉甸甸的書稿，我的第一個感覺是：運漢真是個勤奮好學的人，他曾是漢語風格學最早的探索者；“書如其人”，《漢語風格探索》曾經在漢語風格學的創建過程中起過“探索”、拓荒的作用，現在他的這部新著必定是他播種、施肥後的新收穫。因此，我是不能不寫幾句祝賀的文字的；而且我一直有一個感覺：搞漢語風格研究的人確實太少，但他們摒棄了“文人相輕”的陋習，懷抱着共創事業的雄心，這在學術界也是不容易見到的，因此，我多麼想借此機會寫幾句心中的感受！ 在遼闊的中國語言學原野中，風格學園田的景象並不茂盛。原因有二：其一，“風格”是個多義詞，誰也解説不清它的含義。因為詞義含糊，所以“研究目標不明確”；因為研究目標不明確，所以“很難成為一門興旺發達的學

科”。（托陀洛夫，一九七一）其二，腳踏實地研究風格學的人實在太少。語言學家們只是在從事他們的“正業”之外偶爾對風格問題發表一些見解，其中包括不少“想當然”的意見，無從建立起風格學的理論大廈。 “研究目標不明確”没有難倒黎運漢教授。他用了將近四十年時間探索“風格”的奧秘。為了求得“風格”的確切含義，他出版過《現代漢語修辭學》和《現代漢語修辭語體學》，尋找風格學與相鄰學科的關係；《修辭學·語體學·語言風格學》的論文，可説是對這個問題的最後答案。明確了研究的目標，一九九零年他出版了《漢語風格探索》；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澳門舉行“語言風格學與翻譯寫作國際研討會”。研討會除廣邀海外學者外，運漢兄帶了一班内地風格學頂尖級人馬“殺將過來”，他們是（漢語拼音字母為序）：林興仁、劉煥輝、李熙宗、王德春、王希傑、袁暉、張德明、鄭頤壽、鄭遠漢、宗廷虎等等。那次研討會集中討論的課題是風格研究的對象、目標、方法以及風格學在語言學中的地位等等。黎教授為研討會做的總結全面歸納了各家的風格觀點，同時也充分闡明了他自己的學術見解——這些意見可不是一時興起的“想當然”，而是風格學家們經過多年刻苦鑽研得出的真知灼見。會後我和他一起編了一本《語言風格論集》，由希傑兄張羅在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中國修辭學會海南年會充分肯定了這次研討會，認為它“標誌着中國語言風格學的研究登上了一個較高的新台階，在中國修辭學、風格學研究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這中間，運漢兄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特定的研究方法以及與相關學科發生聯繫，風格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更加需要確定自己的研究對象。不庸諱言，風格學家們在這個問題上至今並未取得共識。但是這有甚麼關係呢，語法學家不是各有各的理論體系嗎。黎教授的風格體系屬於宏豐一類，囊括多種類型的風格現象。在這樣的框架下想要做出成績除了要有環顧四野的眼力，還要有多方面的知識儲備。這兩方面運漢兄都是

具備的，看到書架上他那些語體學、公關語言學、修辭學、作家語言研究等等方面的著述，我是對他充滿信心的。 我在一篇展望新世紀的漢語風格學的文章中説，如果説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是風格學的草創期，那麼，經過七十年代的春寒之後，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風格學在學術自由的空氣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漢語風格學可望在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走向成熟。黎運漢教授的這部新著，就是風格學走向成熟的一聲春雷。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六日 （《漢語風格學》，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二零零零年）

語體與文體研討會開幕詞 澳門語言學會和澳門寫作學會聯合召開的語體與文體研討會是一次語言學與文藝學交流的研討會。這不僅因為研討會是由一個文學社團澳門寫作學會和一個語言學社團澳門語言學會聯合舉辦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研討的主題是文藝學上的文體與語言學上的語體的關係。正如研討會的橫幅所説的那樣，語體叫做stylistics，直譯是語言風格學；文體叫做literary genre，直譯是文學的體裁。前來參加研討會的朋友既有語言學家，特别是語言風格學家，例如劉叔新、李熙宗、袁暉、許光烈、柴春華、張力軍、童山東、劉鳳玲等位教授；又有文藝理論家，特别是文體學家，例如褚斌傑、于成鯤、王堯、朱濤、陳合宜、施鐵等位教授。此外還有許多雖然不是專攻語體與文體的學問、但在語體與文體方面卻有深厚修養的專家學者例如董治安、錢曾怡、石渝昌、郭英德、孫琴安、匡裕從、王宜庭等位教授；澳門本地學者丁金國、盛炎、趙永新、尹德剛教授，還有語言學會尊敬的朋友新華社澳門分社宣教文體部業務顧問冼為鏗先生、彭道福副部長、羅先友處長、澳門總督顧問譚劍虹先生、教科文澳門區主任暨澳門基金會委員吳志良博士、著名詩人譚任傑先生等等。他們在

語體與文體問題上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們的光臨給研討會增添光彩，我們表示熱烈的歡迎。 “語體”與語言運用同時產生並且永遠相伴發展。四十年前，語言風格學在中國興起，與此同時，語體學也相伴而生。語體學在風格學中佔據至關重要的地位。没有語體學，就不會有風格學。 “文體”更是在中國存在了將近兩千年，中國可以稱得上是文體的王國。一本不是很起眼的書施畸的《文體論》將中國古代文體列出數百種；前些年出版的文體學詞典，列舉的文體種類和文體現象更加豐繁。文體學在中國早已形成一門浩繁的學問，一個人畢終生之力都是難以窮盡的。 “語體”與“文體”既有天然的相通之處，又有質的差異和區别。研究者往往忘記了將文體與語體區分開來，把研究的對象搞得糾纏難辨。尤其是在研究的途程中，往往起點是“語體”，然而不知不覺將研究的對象轉移到“文體”上去了；結果既没有研究好語體，也没有研究透文體。以文體的研究代替語體的研究可説是當前研究工作中的通病。為了廓清學術研究中的模糊觀念，我們廣邀各地名家，聚集一堂，討論語體與文體的問題，目的是將語體學和文體學的研究引向深入。 我相信各位出席研討會的專家都會拿出自己的真知灼見，熱烈參加討論，將這次研討會開出高水平，取得高成效。 澳門是個寧靜美麗的小城。希望各位在澳門逗留期間生活愉快，讓回歸前的這座南國小城給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憶。 一九九九年七月三日

漢語風格論 第一章 語言風格的含義和標誌一、語言風格的含義 普通語言學家普遍地認為，人們的言語氣氛就是語言風格。“由於具體運用語言時，受到不同的交際場合和不同的交際目的的制約而構成的特殊的言語氣氛，稱為語言風格。”①這類定義的要領是：語言只有在被人們具體運用的時候，才能呈現出風格來；如果語言不被人們具體運用，就無所謂語言風格。他們認為，“不能把語言風格理解為與個别的語言有所不同的某一語言的特點”，“只有語言的特點，不能構成風格。”② 但是許多漢語風格的研究者卻認為，語言風格是某一具體語言各方面特點的綜合，“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流派以至個人，在運用語言時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獨特性的總和。”③這樣的定義雖然也説語言風格要在“運用語言”時表現出來，但這裡的“運用語言”不是“具體運用語言”。一切民族、一切時代都有語言的“運用”，而没有語言的“具體運用”。所謂語言的具體運用，是“受

到不同的交際場合和不同的交際目的的制約”的。只有“不同的流派以至個人”，才有語言的“具體運用”。因此，這樣的定義實際上是説語言風格既包括“不同的流派以至個人”在具體運用語言時表現出來的特點，也包括“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的語言材料本身的特點。也就是説，這類定義包括了前類定義所排斥的“語言的特點”在内。 唯物辯證法認為：“物質和運動是不可分割的。物質不能脱離運動而存在；同樣，運動也不能離開物質而存在。不能設想没有物質的運動，也不能設想没有運動的物質。”④因此，“語言具體運用”的特點和“語言材料本身”的特點雖是對立的，卻又是統一的。一方面，“語言材料本身”（即物質）的特點需要在語言的“具體運用”（即運動）中表現出來，不與某種交際場合、交際目的結合的赤裸裸的“語言材料本身”的特點是不存在的。我們説某種語言具有某種特點，指的是這種語言在它的運用中表現了這些特點。另一方面，語言在“具體運用”時表現出來的特點，又必須以“語言材料本身”的特點為基礎。不管甚麼樣的交際場合和交際目的都離不了全民語言的運用，因而無論是怎樣的“言語氣氛”都必須遵照全民語言的規範，服從“語言材料本身”的規律。總之，語言在“具體運用”中可以表現出風格來，語言的“材料本身”卻為風格提供物質材料。這兩個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因此，語言風格學既應當研究語言在“具體運用”中表現出來的特點，即各種言語氣氛，又應當研究“語言材料本身”具有的特點。 根據以上説明，我們不妨將語言風格的含義作如次表述： 語言風格是語言本身特點和語言運用特點的綜合。從語言風格包含的内容來看，語言風格包含着語言的民族風格和語言的内部各種風格。民族風格是語言特色的集中表現，是一種語言的成分、結構、表達方式和發展規律的特點的綜合。語言的内部各種風格可以概括為時代風格、語體風格和個人風格。它們是在一種語言的内部從不同的角度考察語言風格得出的風格類型。時代風格指的是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給予語言的時

代色彩的感染；語體風格指的是由於交際的目的、内容和場合的不同，人們依照一定的格式來運用語言所表現出來的特點體系；個人風格指的是人們在語言的民族風格、時代風格和語體風格的基礎上，在對全民語言進行選擇的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一系列特點。一句話，語言風格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語體和不同的個人在語言方面或語言的運用方面表現出來的特點的總和。二、語言風格的標誌 風格不是甚麼只可意會不同言傳的東西，語言風格的物質標誌是各種風格要素和各種風格手段。 1.風格要素 所謂風格要素就是具有風格色彩的語言要素，這些語言要素的本身就具備着風格色彩。無論在怎樣的語言環境裡，這些語言要素只要一露面，我們就能夠看出它的風格類屬。例如： 整年兒 幾兒 昨兒 今兒 明兒 後兒 前晌兒 後晌兒 起早兒 耗晚兒 逗眼兒 解手兒 打鳴兒 打短兒 住店兒 有因兒 自動兒 放晴兒 臨了兒 服軟兒 前院兒 西屋兒 城根兒 樓頂兒 三輪兒 肉絲兒 雞丁兒 菜餃兒 夜班兒 爺兒（倆） 哥兒（仨） 娘兒們 大嬸兒 二叔兒 三姑兒 團副兒 電報碼兒這些帶“兒”音尾的詞經常只在口頭語裡出現，我們可以説“兒”音尾現象是漢語日常交際語體所具備的一種風格要素。

風格要素可以由詞語、句式和言語成品的格式來體現。也就是説，語言裡有一些詞語、句式和言語格式具有專用的性質，它們經常用來形成或表現某種風格，或者説它們經常地作為某種風格的表現形式。拿語體風格來説，科學術語——數學上的函數、開方、微分、導數、因式、概率、分指數、運籌學、泛函分析、隨機過程，物理學中的頻率、振幅、位能、力臂、塑性、激光、能級、表面張力、彈性模量、瞬時速度，化學裡的游子、離子、基因、分餾、原子價、引發劑、本生燈、溶解熱、點滴分析、活化作用等等——多出現在論證語體裡，具有論證語體的風格。此令、此佈、特公佈之、特此通知、特此證明、特此聲明作廢、請予指示、請予接談、希即遵照執行、希即轉令所屬遵照辦理為要、以昭炯戒、仰眾周知、勿謂言之不預、此上、謹呈、為荷、是荷、為盼、抄送、主送等等詞語和句式常在叙事語體的公文類裡出現，它們具有叙事語體的風格。一個言語成品分為 稱謂 正文 致意詞 具名·日期幾部分，一般用在叙事語體的應用文裡，這種格式具有叙事語體的風格。分行叙述並且行末音節有迴環的美，是抒情語體常常採用的格式，這種格式則具有抒情語體的風格。請比較下列兩個言語片斷： 十二月二十六日，呂德芳帶着一幫閻匪軍，到雲周西村來 了。劉胡蘭隱蔽了一下，閻匪軍在各街各巷挨家哄人出來集合 聽呂德芳的“訓話”。他威脅着要村裡埋伏着的各級人民政府 工作人員“自首”，不“自首”，捉到就殺頭。同時，放起大火，把 區長陳德照家裡的房子全部燒起來，火光衝天，村裡的農民都一

低下了頭，深深地記住了這些野獸的暴行。閻匪軍放完了火，立刻又竄回大象鎮去了。 閻匪軍一離村，劉胡蘭又出來了。 緊張的日子，一天一天地過着。 一個夜裡，陳德照區長帶着武工隊隊員秘密闖回雲周西村來了。進村以後立刻架好機關槍，放好警戒哨。陳區長的老姐姐看見他和二十多個隊員回來了，每個人的臉都是凍得通紅，風沙把他們吹打得土眉土眼，一個個的眼眶都塌下去了。親人們回來了，她的眼淚止不住地要往外流，但是她沒有哭，她咬緊牙忍着淚，沒有讓它落下來。她只想把家裡讓閻匪軍放火燒了的暴行，告訴給德照，但她剛説了兩句，陳德照就止住她不談，先辦大事。立刻派人把劉胡蘭和金仙找來，要囑咐她倆當夜離村，送她倆到西邊山裡去。 劉胡蘭半夜一聽説有同志來聯繫了，她急忙爬起來，緊追着小聲問：“是不是雪梅來了？⋯⋯雪梅來沒有來？”一見面，雖然沒有看到呂雪梅，但是區長站在自己眼前了！劉胡蘭拉住他的手，一時千言萬語都到了嘴邊。她往旁一望，留在屋裡的幾名武工隊員，都在爭取這短短的時間，東倒西歪睡在炕上，睡得好香。每個人都還緊緊地抱住自己的大槍。劉胡蘭這些天以來曾經感到了同志們不在身邊的孤單，現在親人們又突然都來到自己身旁，帶着武器來保護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險衝進來接自己出去。一種對同志們感激的心情，猛烈地在心中翻騰起來。 當她聽陳區長講“水漫平川”以後一直沒有看到呂雪梅時，她又開始替呂雪梅擔心起來了。陳區長告訴她不要再等呂雪梅的直接聯繫了，他以區長的身分指示她帶着金仙當夜出發。 （梁星《劉胡蘭小傳》第五十九——六十一頁）

區長啊！你來晚了，這不是燈籠火把迎接你，是強盗把大火點燃起，你看村裡的火焰正燃燒，放火的閻匪、地主剛逃去，陳兆啊，你來晚了，你聽劈劈拍拍是甚麼響？那是心愛的房屋倒塌呢！你們把別處的火焰撲滅了，你自己的房屋變成灰。區長啊，讓我們好好看看咱那武工隊，陳兆啊，讓大伯、姐姐拉住你痛痛的哭一回：“姐姐到哪裡給你做飯去？你回家來只能喝眼淚！”陳兆握罷眾人的手，再給家裡的親人擦眼淚：“敵人怎能把咱的心燒毀？等不久咱要把新房重蓋起。”村裡的火焰熄滅了，二

這心裡的火焰怎能熄？“陳兆啊，把咱那年青的後生都帶去，把咱那戶口冊上都填成武工隊。”燈光下，姑娘給武工隊送來了水：“大哥啊，為甚麼你眼裡沒有淚？那大火把我的心燒碎，我不想在村裡要去武工隊。”“胡蘭子，好妹妹，這樣的時候我顧不得哭，要計劃把敵人狠狠地來打擊。不要讓親人們看見咱流淚，更不能讓敵人看見咱哭泣。”區長命令把糧食都“堅壁”，讓那些強盗吃草去。他安排那些黨員快撤退，又吩咐胡蘭子跟他上山去。姑娘還得收拾那衣服和行李，要勸那哭哭啼啼的銀花一起去。區長叮囑她：“三天後，

黃昏時候來接你。” （李冰《劉胡蘭》第三十四一三十六頁）引文一的文字記叙敵軍蹂躪雲周西村之後，陳區長趕回村裡安排工作的情節，採取的是平鋪直陳、説清道明的方法，運用的是平實無華的群眾語言。引文二的文字雖以同樣的事件為内容，也是寫敵軍縱火後區長趕到村裡的故事，但在語言運用上卻别具風格。引文二有語言的迴環，基本上隔行押韻，遣詞造句力求表情的效果：開頭三段都用“呼告”（“區長啊”、“陳兆啊”），把村裡群眾對武工隊的懷念托然於紙上，表達了作者的强烈感情。又如引文一平實地記述“放起火來，把區長陳德照家裡的房子全部燒起來，火光衝天，村裡的農民都低下了頭，深深地記住了這些野獸的暴行。”引文二卻用襯托的手法來表達：“這不是燈籠火把迎接你，是强盜的大火點燃起”；“你們把别處的火焰撲滅了，你自己的房屋變成灰”。引文一“親人們回來了，她（陳區長的老姐姐）的眼淚止不住地要往外流，⋯⋯”一節，引文二的表達方式是“陳兆啊，讓大伯、姐姐拉住你痛痛的哭一回：‘姐姐到哪裡給你做飯去？你回家來只能喝眼淚！’”從這些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引文一以叙述事件的始末為宗旨，引文二卻以抒發强烈的感情為目的，因此就有叙事語體和抒情語體之别。 2.風格手段 但是，大量的語言材料在孤立的情况下並没有固有的風格色彩，只是在運用中才可以表現某種特色，我們稱這些語言材料為“中立性”語言單位。“中立性”語言單位在現代語言裡愈來愈多，它們具備多種風格色彩，因此也可以稱之為無風格色彩。多風格或無風格的語言單位之所以可以表現某種風格，是特定的結構或環境所決定的。語言中的這些成分雖然不是“風格要素”，卻可以算作“風格手段”。 中立性的風格手段有兩種情形。

一種情形是原來的風格要素逐漸突破原有的範圍，向着多風格演化。例如下面一段政治小品文就有一系列具有專門色彩的詞語突破原有的風格範圍，逐步具備多風格的色彩： ⋯⋯爾特·黑爾與肯尼迪輩除繼續為他的各種奴才導演丑 劇外，已經不能不同時從幕後轉到前台，從導演一變而為串演 丑劇的丑角了。也就是説，過去的丑劇是由主子操縱，在奴才 的家裡進行的，而今天的丑劇的若干“精彩”劇目，卻已經是直 接在主子的“府上”串演了。爾特·黑爾之流的丑劇僅其一例而 已，君不見肯尼迪與大行賄犯、得克薩斯州商人埃斯提斯在行 賄活動敗露前如何打得火熱的這個丑上加丑的丑聞乎？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文匯報》 《從美國民主黨的“民主”丑劇説起》）國際政治小品文中出現一系列戲劇藝術的行業語，可見這些具有專門性特徵的語言材料突破了原有的風格範圍，向着中立性的風格手段衍化。 另一種情形是語言的一大批詞語當處於孤立狀態時無所謂風格色彩的問題，只是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才和别的語言成分組合在一起呈現出某種風格色彩。相同的詞語和句式用在不同的言語作品中會形成不同的格調，產生不同的效果。這方面的實例就不再列舉了。 風格要素和風格手段都是風格得以表現出來的物質標誌。因此，風格不是虚無縹緲、不可捉摸的東西。我們完全有可能運用風格的標誌來構成各種交際環境所需要的具有特色的語言風格。

第二章 漢語的民族風格 “民族風格”的概念是和“比較”的手段聯繫在一起的。不同的語言相比，才可以顯示出語言的民族風格。 民族風格需要比較才能看出，那麼，進行比較的内容是甚麼呢？或者説，該拿哪些内容進行比較呢？作為比較的内容，不外乎語言的“内部構造”和語言的“表達方式”。一、漢語内部構造的民族風格 關於漢語内部構造的主要特點，語言學家大抵從語音、詞彙、語法三方面來表述：在語音方面，漢語的主要特點是，元音和聲調是音節結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在詞彙方面，雙音節詞在現代詞彙中佔壓倒的多數；在語法方面，漢語以詞序、虚詞為語法構造的主要手段。我們覺得，在探討漢語内部構造的民族風格的時候，漢語的這些主要特點應該彼此結合或互相聯繫，從而看出漢語内部構造的民族風格的體系。例如有了聲調是音節的一個要素的特點，就有韻文音節平仄相同的現象出現，而音節的平仄相間有時需要通過詞序的手段來完成。又如雙音節詞在漢語詞彙中佔絕對優勢，而詞序規律運用到雙音節詞的構詞上來，就有可能出現詞素相同、次序顛倒的詞彙現象。因此，我們談漢語内部構造的民族風格，是將上述漢語的三個特點有機地結合起來的。此外，詞語的來源和人民的歷史、語言的歷史密切相關，由特定的民族生活、民族心理造成的詞語，往往最有民族風格。因此，我們又不能不從詞源的探討來發掘漢語的民族特色。 1.詞序是漢語的語法手段和修辭手段 詞序是一種表達思想的方法，是語法意義的外部標誌或表現形式。

語法意義是多種多樣的，因而語法意義的外部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詞序只是語法手段的一種。對於綜合語來説，例如對於俄語來説，詞序與其説是取得句法的意義，不如説是取得修辭的意義。（就是説，詞序通常並不表示主賓關係——主語、謂語和賓語間的關係，而只是表示含義上的附加意味。）所以，俄語“Фильмэтот ра3ывает о жи3ни Белоpyскихколхо3ов（這個影片描述着白俄羅斯集體農莊的生活）”一句話的詞序排列方式竟有七百二十種之多。⑤可是，詞序對於漢語卻是最重要的語法手段。在漢語裡，詞與詞的關係，句中一個成分與另一成分的關係，主要地靠詞的排列先後來表明。例如“我們努力學習”不可以用“我們學習努力”或“努力學習我們”來替換，當然更不能説成“努力我們學習”或“學習努力我們”。《國文法草創》的作者胡以魯説，漢語成立的法則“捨連結配置之外無他也。”（該書第六十三頁）《新體系語法對話》的作者黄約齋説：“我們要曉得一個詞在組織裡起了甚麼作用，只消從它所佔的位置去判定，盡可以不必去管它屬於甚麼詞類的。”（該書第五十一頁）這些言論都可説明詞序在漢語裡佔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詞序在漢語中除了具有句法的作用，它的修辭作用也是值得重視的。使用漢語的人們無不有意無意地運用詞序手段創造語言的民族風格。 我們可以按照事理的程序和思想的條理來安排詞序。例如“保衛黄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是按範圍的大小和領屬的關係來安排詞序；“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是按人們認識和解決問題的一般程序來安排詞序。我們還可以將想要突出的部分移動位置——原來在後面的移到前面，原來在前面移到後面，例如“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從而引起人們的警覺，提起人們的注意，收到强調的效果。為着這兩個目的而顛倒詞序的現象雖然在漢語裡經常出現，但在其他語言裡同樣經常出現，因此不能算作漢語特有的民族形式。至於運用詞序規律構成音節的合轍押韻，造成音節的平仄相間、音

節對仗和詞句的對偶以及修辭學上的“回文”格，則是漢語所獨有的。 先看變通詞序構成音節的合轍押韻的現象： 我不想多用力量來歌頌明天， 我只想多用力量來在今天把你們歌頌。 趕快向地球開戰吧， 無論在天涯海角，讓我們陷陣衝鋒！這四行詩雙行末字“頌、鋒”押韻。但如果按正常詞序排列，“衝鋒陷陣”的末字“陣”就不會產生韻腳的和諧，現在變通了末行的詞序，韻腳才有和諧之感。 次看運用詞序規律構成平仄相間和音節對仗的現象： 三千六百五旬日， 一日等於二十年。 破浪乘風齊躍進， 排山倒海敢爭先。 人民公社根基固， 建設英雄意志堅。 路線光輝昭九域， 百花齊放競紅專。律詩的中間四句，要求形成兩組對偶。這首律詩第三行的“破浪乘風”是正常詞序“乘風破浪”的顛倒。在這裡，詞序一經顛倒，第三行與第四行的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平仄相間和音節對仗的關係才明顯地呈現出來。又有一個顛倒正常詞序“排山倒海”為“倒海排山”的例子：

倒海排山爭躍進 歡天喜地過新年在這裡，“排山倒海”的正常詞序一經顛倒，同樣造成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平仄間隔和音節對仗，收到抑揚交錯的音韻美。 再看顛倒詞序造成詞句對偶的現象： 飛來楚尾自吳頭， 浩蕩長江日夜流。 連鎖二橋通萬里， 高爐一號足千秋。 佇看鐵浪奔雷電， 俯瞰銀河躍鬥牛。 人定信然凌造化， 四方沸地湧高樓。本來，武漢鋼鐵公司有一座著名的“一號高爐”，在郭沫若的詩集裡，也曾出現過“提早完成任務，武鋼一號高爐”的詩句。（《長春集》第一六八頁）然而為了上下兩聯詞性的對偶，郭沫若在《訪武鋼》的七律詩中，卻將正常詞序的“一號高爐”顛倒成為“高爐一號”。 最後，漢語的“回文”更是運用詞序手段構成的一種語言現象，它是“極求詞序有迴環往復之趣的一種措辭法。”⑥回文的詩詞曲，無論順讀倒讀，都可成文押韻。錄在《淮海集鈔》中的一首七絕： 琴弦斷續愁兼恨 嶺水分流西復東 深院小扉紅日落

繡窗閑倚更誰同回文詩是漢語作家精心安排詞序的結果，也是一種獨具民族風格的漢語現象。 2.同素詞是漢語構詞的特殊方法 漢語内部構造的特色又表現為單音語素在語素體系中佔絕對優勢，同時雙音節詞在詞彙系統裡居主要地位，而雙音節詞大多是以古代單音詞為語素的。因此，在由兩個單音語素組成的雙音詞詞彙中，有可能出現一組一組語素相同、語素次序顛倒的雙音節詞——同素詞。例如“膏藥：藥膏”，“人情：情人”，“故事：事故”，“願意：意願”，“色彩：彩色”，“算盤：盤算”，“生產：產生”，“會意：意會”等等。 同素詞可以充實漢語的詞彙系統。在我們創造的新詞中間，有一部分就是採取了這種構詞方法，例如“議會”（與“會議”組成一對同素詞），“清洗”（與“洗清”組成一對同素詞），“開展”（與“展開”組成一對同素詞）等等。 同素詞是漢語構詞的一種特殊方法，在豐富漢語同義詞系統和增强漢語音樂美方面，同素詞也是獨具民族風格的。 先看同素詞對於豐富漢語同義詞系統的作用。從意義上看，同素有“同素異義”和“同素同義”兩種。“同素同義”的這一種可以形成許多成雙成對的同義詞，如上舉“色彩：彩色”“開展：展開”以及“痛苦：苦痛”，“靈魂：魂靈”，“缺欠：欠缺”等等。誠然，同義詞是每一種語言都有的詞彙現象，然而並不是每一種語言都有“語素相同，次序相反”的同義詞體系。 次看同素詞可以造成音韻的和諧： 我想那縹緲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郭沫若《天上的市街》）這段詩“市”、“奇”押韻。然而它的韻腳的形成，是依賴與“市街”同素的“街市”一詞的運用。 再看同素詞的運用可以避免用詞的重複： 我不是一個感情脆弱的人，⋯⋯我已經習慣於在最易激動 的時刻壓抑着激動的情感，在最最悲痛的時候，也不落一滴眼 淚。 （峻青《黎明的河邊》第一四二頁）除了某種修辭的原因，人們是避免用詞的重複現象的，這是因為音節無意義的重複會引起單調乏味的感覺。而同素詞的運用可以避免用詞重複的現象。 有時，同素詞的運用還可以產生某種修辭效果。例如在“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一江春水向東流》）句裡，“吃緊：緊吃”這一組同素詞產生了强烈的對照。用“較比”“鬧熱”而不用“比較”“熱鬧”，就籠罩着一層地方色彩和日常交際的色彩；用“魂靈”“傷悲”“别離”“紹介”而不用“靈魂”“悲傷”“離别”“介紹”，就會有一種古色古香的情趣。 總之，同素詞是漢語民族風格的一種表現形式。 3.由典故衍變來的表現民族生活的詞語尤具民族風格 如果從詞源的角度考察漢語的民族風格，那麼體現着漢語民族風格的詞語主要就是由典故衍變而來的詞語和表現着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詞語。由典故衍變來的詞語例如矛盾、推敲、墨守、染指、偏袒等等；表現着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詞語例如領袖、斟酌、醞釀、骨肉、魚肉（用作動

詞）等等。當然，别種語言也有與這些詞相應的詞，但不完全有這些詞的漢民族韻味。“矛盾”一詞是從“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古代寓言提煉得出的；“推敲”一詞來自唐人賈島錘煉字句的佳話；“墨守”一詞源於戰國時代墨翟善於守城的史實；“染指”一詞出於“子公食指動，必嘗異味”的古老傳説；“偏袒”一詞出自“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的歷史故事。諸如這類由典故衍變而來的詞語，民族風格表現得尤其濃郁。至於“領袖”一詞取“衣有領與袖為提挈之處，轉以喻人之能領率其下者也”；“斟酌”一詞取“酌酒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貴適其中”來表現“考慮”的意思；“醞釀”一詞取“釀酒需要一段過程”來表現“事先創造條件，準備逐漸成熟”的意思；“骨肉”一詞從父母與子女“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引申出“至親”的意思來；“魚肉”一詞以“魚與肉皆人所割食之物”來比喻“用暴力欺凌”之意——這些表現了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詞，在詞義的構思上體現着最濃冽的民族風格。 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習慣心理，歷史傳統，鮮明地反映在民族語言的成語中。成語反映各個歷史時期各方面的人民生活，總結生活的、生產的、戰鬥的經驗，以精煉的詞語和簡潔的形式，在人民中間流傳，千百年不斷。成語既是人民生活的哲理詩，又是民族語言的藝術品。體現在它們身上的民族風格，是難以在别的語言中全部表達出來的，有時甚至求得部分的表達也很困難。舉例來看，“胸有成竹”是一句運用極廣的成語，始見於宋人晁補之詩句“與可畫竹時，胸中有成竹”，比喻人做一件事情已有定見，早有把握。這個有特定來源的漢語成語譯成外語，很容易失去原有的韻味，甚至有人錯譯為“肚子裡横着一根棍棍兒”。“指桑罵槐”是一個定型了的口語，取它的比喻意義：“表面上罵張三，實際上罵李四”。别種語言雖然也有類似的口語，但不一定運用同樣的比喻，例如藏族地區和蒙古族地區大多没有桑、槐這兩類植物，“指桑罵槐”在藏語裡是“指着姑娘罵媳婦”；蒙古語則是“指着烏鴉罵刺猬”或“指着賴犬罵惡狼”。“一箭雙雕”

取材於《隋書·長孫晟傳》記載的故事，這個成語相當於英語的“一石兩烏”，俄語的“一下子打死兩隻兔子”，法語的“一拍兩蠅”等等。“一鼓作氣”源於《左傳·莊十年》“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這個成語是古代漢族“鳴鼓而攻”的社會生活和戰鬥生活的寫照（《論語·先進》：“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後來用這個成語説明“人們應當趁着精力旺盛，情緒高漲的時候，一口氣把事情做完、做好”。“不識一丁”或“目不識丁”是《唐書·張弘靖傳》“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的改裝，“丁”字在這裡代表最簡單的漢字，並不是“人口”、“成年人”的意思，“不識一丁”或“目不識丁”只是“一字不識”的比喻。像這些富於民族特點的成語，如果譯成别種語言，其民族韻味是難於全部保存的。此外，一些包含着特定的人物、特定的地理條件、特定的故事情節的成語，也都有它們獨特的民族風格。包含着特定的人物的成語如愚公移山、班門弄斧、名落孫山、毛遂自薦、葉公好龍、東施效顰等等；包含着特定的地理條件的成語如邯鄲學步、洛陽紙貴、廬山真面目、安如泰山、東山再起等等；包含着特定的故事情節的成語如指鹿為馬、卧薪嚐膽、完璧歸趙、負荆請罪、望梅止渴、三顧茅廬、身在曹營心在漢等等。 能夠形成表現漢族風格的語言材料是很多的，例如語音方面的雙聲、疊韻、同音雙關、詞組的四音節結構，詞彙方面的量詞特性，語法方面的處置式和兼語式等等。二、漢語表達方式的民族風格 語言的内部構造能在語言的民族風格的形成過程中起重大作用；同樣地，語言的表達方式也是能夠形成或表現語言的民族風格的。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考察語言表達方式的特點——可以比較不同

語言的表達方式，可以在一種語言的内部比較不同的表達方式。對於不同語言的表達方式進行比較，得出的是表達方式的民族風格；對於一種語言内部的不同表達方式進行比較（例如同一言語素材不同言語體裁的比較，同一主題題材不同作家的語言比較，同一内容不同時代的語言比較等等）得出的是一種語言内部的各種風格類型。如果我們旨在從表達方式發掘語言的民族風格，顯然要比較不同語言的表達方式，找出不同語言的表達方式的特點、規律和系統。 表達方式是傳達思想的方法和手段。不同的民族由於有着不同的經濟生活，有着不同的習慣和心理，傳達思想的方法和手段也就不盡相同。因此，通過表達方式的比較，可以看出不同語言的民族風格。“謂多數，凡一二不能盡者則約言為三”（《漢語詞典》），就是具有漢族風格的一種表達方式。在“屢次三番”、“垂涎三尺”、“狡兔三窟”、“舉一反三”、“三番兩次”、“三令五申”、“一問三不知”、“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等等言語形式裡，“三”都表示多數或多次。根據郭沫若的意見，“古人數字的觀念以三為最多，三為最神秘（三光、三才、三鋼、三寶、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三身、三世、三位一體、三種神器等等）。由一陰一陽的一劃錯綜重疊而成三，剛好可以得出八種不同的方式。這和《洛書》的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配合而成魔術方乘一樣。這種偶然的發現，而且十二分的湊巧，在古人看來是怎樣的神奇，怎樣的神秘喲！”⑦可見以“三”表示多數，反映了漢族古代人民推崇八卦的哲學思想，表現了漢族的古代社會生活。因而以“三”表示多數，就是一種具有漢族風格的表達方式。 表達方式包括一種語言的特殊結構（例如不同的詞序、省略等等）和慣用手法（例如常用的比喻等等）。而民族風格的發現，總是有賴於完整的言語成品的比較。下面，我們試以言語成品為材料舉例考察漢語的民族風格。

1.從言語成品的特殊結構看語言的民族風格 表達方式的民族特點，通過言語成品的特殊結構的比較，是很容易看出的。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第四版發表了《在亞非會議十九日下午全體會議上周恩來總理的補充發言》的中文原文；前此，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上登載的同名發言稿卻是根據英文譯出的。（根據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第四版載“新華社按：十九日本社發的周恩來總理十九日在亞非會議上的補充發言全文，是根據英文稿譯出的，現已收到周恩來總理補充發言的中文原文。特重新發表。”）這兩份發言稿雖然内容、體裁都完全相同，但前者是漢族語言的原有成品，後者卻通過“中文——英文——中文”的過程，是經歷了兩道翻譯程序的漢族語言。由於在翻譯的過程中接受了外族語言的影響，兩份材料的語言的民族風格是不全然相同的。我們可以舉出其中的句子加以比較：我的主要發言現在印發給大家了。 （中文原文）My main speech has been mimeographed and is being distributed to you .⑧我的主要發言已經油印出來，即將分發給大家。（從英文譯來）中文原文是個“連動式”句子，“印”和“發”是兩個表示行為先後關係的動詞。（如果認爲“印發”是一個詞而不是兩個詞，那麼“印發”這個詞具有“連動”的性質，是由兩個動素構成的，這兩個動素亦表行為先後的關係。）可是英語不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要動詞在一個句子裡連續運用的情形，也就是不能有兩個主要動詞不通過連接詞的連接而用在一起的情形。一

儘管英語也可以在一個句子裡表達兩個行為的先後關係——用“has beenmimeographed”表第一動，用“is being distributed”表第二動，兩動之間以連接詞and銜接——但是這種表達方式並不同於漢語。譯文是根據英文譯出的，所以漢語原有的民族風格受到了影響，“印”“發”的先後關係没有用連動的格式來表達，甚至在内容上也有出入。 二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共 同的基礎呢？有的。 （中文原文）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common ground, not to create divergence. Is there any basis for seeking common ground among us？ Yes, there is。 中國代表團到這裡來是為了尋求共同的基礎，不是為了製 造分歧。在我們之間尋求共同的基礎是否有任何根據呢？是 的，是有根據的。 （從英文譯來） 在這段文字的比較中明顯地可以看出兩點風格上的不同：一、“求同”“立異”在漢語裡是一種常見的以文言詞語構成的對偶格。對偶格内容儘管在外族語言裡也能得到表現——像“seek common ground”與“createdivergence”就是——但是文言詞語的對偶所產生的漢語風格卻不能在譯成外國文字時完全體現出來。二、譯文中的“是的，是有根據的。”顯然是英語的直譯。英語在肯定句中，通常是用“yes”首先肯定，然後再加肯定。首先肯定的那個“yes”譯成中文，便是“是的”。可以説“是的，是有根據的”的句式具有英語的民族風格。

三 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同時，會議應將這些共同願望和要求肯定下來。這是我們中間的主要問題。我們並不要求各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但是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協議。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互相了解和重視彼此不同的見解。 （中文原文） In our conference we should seek common ground amongus, while keeping our differences. As to our commong round,the conference should affirm all our common desires anddemands. This is our main task here. As to our differences,none of us is asked to give up his own views, because differencein viewpoints is an objective reality. But we should not let ourdifferences hinden us from achieving agreement as far as ourmain task is concerned. On the basis of our common points. weshould try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different views thatwe hold. 在我們的會議上，我們應該尋求我們的共同基礎，同時保留我們的不同點。至於我們的共同基礎，會議應該肯定我們的一切共同願望和要求。這就是我們在這裡的主要任務。至於我們的不同點，沒有人要求我們中間的任何人放棄他自己的觀點，因為觀點的不同是一個客觀現象。但是，我們不應該讓我們的分歧妨礙我們在我們的主要任務方面取得協議。我們應該在我們共同點的基礎上，設法了解和體諒我們所持的不同意見。 （從英文譯來）

在這段文字裡，我們不再作“求同而存異”與“尋求我們的共同基礎，同時保留我們的不同點”的比較了。我們來看一看，漢語的“處置式（把字句、將字句）”如何在外語中表現。中文原文中“同時，會議應將這些共同願望和要求肯定下來”是處置式，用一個“將”字提前了賓語（“這些願望和要求”），外語没有這種格式；譯文受了英語的影響，賓語並不提於動詞之前：As to our common ground, The conference should affirm al our commondesires and demands—“至於我們的共同基礎，會議應該肯定我們的一切共同願望和要求。”我們再來看一看譯文的最後兩句，從“但是”起至最末的“不同意見”。這兩句共有七個“我們”，比中文原文多五個。我們知道，英語的代詞在充當不同的句子成分的時候，是有形態標誌的——we為主格，our為領格，us為受格（或賓格）。 we、our、us嚴格分工，並且不容任意省略；不像漢語，人稱代詞既無豐富的形態標誌，並且只要從語意上看得出來，為了語言的簡潔洗煉，可以不必標示出來。譯文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原故，用的代詞“我們”比中文原文多得多。 四 挑起宗教紛爭的時代應該過去了，因為從挑起那種紛爭中 得到利益的並不是我們中間的人。 （中文原文） The days of instigating religious strife should have passed, because those who profit from instigating such strife are not those among us. 煽動宗教糾紛的日子應該已經過去了，因為靠煽動這種糾 紛而取得利益的人並不是在我們中間的人。 （從英文譯來）這裡可以看出三點風格上的差異：一、英語從綜合性的古代英語向分析性的現代英語發展，雖然現代英語已經具有分析的性質，但仍保持着一些綜

合語的特點，很明顯地表現為動詞有“時、體、式”等語法範疇。因此，引文中挑起宗教糾紛的時代“應該過去了”被譯成表示“應當”或“必然”語氣的完成體形式：should have passed——“應該已經過去了”。二、“的字結構”是漢語的一種比較特殊的結構，它由“的”字附在名詞、代詞、形容詞或動詞的後邊，表示人或者事物的名稱，而省略“的”字後面的名詞，英語没有這種結構，作為這類結構中主要成分的名詞，在英語裡是不可省略的，於是，“從挑起那種紛爭中得到利益的並不是我們中間的人”一句中的“得到利益的”被譯成those who profit一 “取得利益的人”，“人”字未省。三、還是這一句，中文原文中的“我們中間的人”的“我們中間”是“人”的定語；英語没有這種定語格式，只能用説明範圍的狀語來表示，於是“我們中間的人”被譯成those among us— —“在我們中間的人”。 除了這樣的比較，我們還可以通過同一原文的不同譯文的對照，看出表達方式的民族風格來。例如同是根據普希金《致察爾達耶夫》，不同的譯文所體現的民族風格不一樣。原文有一段是Покa cвободоо гоpим,Покa cepдцa для чecти живы,М。й дpyг, отчи3нe посвятимДyши пpeкpacныe поpывы！譯文至少有下列三種：第一： 呵，朋友！趁我們為自由沸騰， 趁這顆正直的心還在蓬勃， 讓我們把整個心靈的美麗火焰，獻給祖國！ （查良錚譯《致恰達耶夫》，《普希金抒情詩集》）第二：

現在我們還是熱望着自由 現在我們的心還嚮往着榮譽， 我的朋友，我們要使我們的心房 把美麗的激情，都獻給我們的祖邦。 （高時江譯《致卡達耶夫》，載《論文藝作品的語言》） 第三： 現在我們的內心還燃燒着自由之火， 現在我們正直的心還沒有死亡， 我的朋友，我們要把我們心靈的 美麗的激情，都獻給我們的祖邦。 （戈寶權譯《致察爾達耶夫》，《普希金文集》）第一的譯文“我們為自由沸騰”和“正直的心還在蓬勃”句，第二的譯文“我們要使我們的心房把美麗的激情，都獻給我們的祖邦”句，都不大符合漢語的習慣，有的句子甚至詞語不能搭配，語法不通；第三的譯文比較通暢，比較容易上口。 可見，通過譯文與原文的對照，通過不同譯文的比較，不失為研究語言民族風格的一個方法。 2.從典型事物的名稱和常用的比喻看語言的民族風格 一個民族的典型事物的名稱和常用的比喻出現在言語裡，也可以形成語言表達方式的民族風格。我們知道，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歷史環境、地理條件、生活方式和習慣心理。民族的這些特徵必然反映到語言和語言的使用上，構成語言的民族風格。讓我們舉一首藏族民歌來看： 大鷹飛回來了， 雪山啊！你快讓路，

別讓它的翅膀展不開。 紅軍回來了， 森林啊，你退後一點， 我們要在這兒跳鍋莊。歌中將紅軍比作“大鷹”，歌手們將“雪山”“森林”擬人化，要它們讓開道路，好叫大鷹展翅，好讓歡迎的人群跳起“鍋莊”（廣泛流行在藏族地區的一種民間舞蹈）。藏族人民世世代代居住在青康藏高原，那裡有高聳的雪山，有古老的森林，藏族人民崇仰山鷹，喜歡在無邊的草原上熱烈地歌舞。於是，雪山、森林、大鷹、鍋莊，早已成為藏族人民生活的組成部分。在藏族人民的語言運用和文學創作中，就經常有這些形象出現；這些形象因而也就反映着藏族語言的民族特色。 再看一首具有漢族風格的民歌： 總路線是快馬鞭， 快馬加鞭飛如箭， 日行千里夜八百， 趕英何須十五年？ （《紅旗歌謠》第五十二頁）“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是我們民族關於快速馬的美妙傳説；把速度之快比作脱弓之箭（光陰似箭，歸心似箭等等），也是我們民族傳統的比喻手法。將民族的這些傳統修辭手法用在言語中，語言的民族風格也就鮮明地突現出來了。 一個民族典型的地名和物產名稱，例如白族地區的洱海，黎族地區的五指山，藏族的青稞和蕨麻，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的葡萄和哈蜜瓜，彝族的綠子、石灰、檳榔摻合而成的食品，如果運用得當，也都可以顯出一種語言

的民族風格。 第三章 語言的時代風格 與别種語言進行比較，可以得出語言的民族風格；在一種語言的内部進行比較，可以看出語言的内部各種風格。民族風格與内部風格之間，有着“一般與個别”、“普遍與具體”的關係——民族風格是内部風格的基礎，也是内部風格的概括；内部風格是從屬於民族風格的，無論語言内部的哪一種風格，都不能跳出語言的民族風格，内部風格是在運用民族語言時帶有這樣或那樣的一些特點而已。一、時代風格的含義 語言的時代風格，是語言的民族風格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表現形式，是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在語言上的反映。語言是為社會服務的。處在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必然以它的時代精神和時代色彩來豐富和感染民族語言，使得語言除了具有民族的韻味而外，還具有不同的時代色彩。 應當將語言的時代風格和作品的時代精神區别開來。語言學只研究語言的特點和規律，並不直接研究語言所表達的思想内容。當然，語言同語言所達到的思想内容有密切的關係，研究語言不能完全離開思想内容，但語言學所特别注意的，是語言形式與思想内容的關係，即這種語言形式能否最準確地最生動地表現這種思想内容，如此而已。語言學並不直接研究思想的本身。同樣的道理，我們研究語言的時代風格，只是研究某一時代賦予語言的何種特色，並不直接研究某一時代的本身特性。

二、時代風格的表現形式 語言的時代風格也是借語言的材料和表達方式來體現的。 語言的詞彙明顯地反映着語言的時代風格。一方面，生產發展了，科學水平提高了，新事物不斷增多了，語言就以它的新詞新語來反映這些事實，正像《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指出的那樣：“工業和農業的不斷發展，商業和運輸業的不斷發展，技術和科學的不斷發展，要求語言用進行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詞、新語來充實它的詞彙。”語言詞彙中這批新詞新語既反映了社會的發展變化，也就帶上了語言的時代特色。另一方面，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特有的氣質和精神，這特有的氣質和精神也是以詞語作為表現形式的。體現時代精神的詞語可以是新造的詞語，也可以起用舊詞舊語而賦予舊詞舊語以新的内容或新的情感。 語言的語法構造也可以體現語言的時代風格。我們知道，語法是人類思維長期的，抽象化的工作的成果，是思維的巨大成就的標誌。可是，人類的思維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在社會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而且隨着社會的向前推進還將不斷地發展。思維的發展一方面以語言作為材料，没有語言就不可能進行思維；另一方面，思維的發展必然反映在語言尤其是語法構造上。某一時代科學的發展一方面要以語言為工具，另一方面又促使語言結構的更見嚴密完善。所以，語言的時代風格常常可以從語言的語法結構上體現出來。 語言的時代風格不僅體現在語言的詞彙材料和語法結構上，語言的修辭手段同樣可以甚至更為强烈地體現着語言的時代風格。如果我們全面考察一個時代的修辭手法的特點，往往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語言風格來。例如“對偶”格在文人言語中的普遍出現和歪曲運用，成為南北朝時代的語言風格的一個方面。 我們可以從以上三方面——詞彙、語法、修辭手法——來考察語言的

某一時代所具備的風格特色。下面試從這三方面來看“五四”以來的漢語風格。三、“五四”以來的漢語風格 六十年前的五四運動，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同時是我國傳播先進的文化思想的開端。從五四運動前後到現在不僅我國社會制度和生產水平有了巨大的變化，而且相應地，語言的急劇發展也是很明顯的事實。 1.反映時代生活的新詞 從五四運動以來，漢語的詞彙系統大大地豐富了起來，具體表現在產生了一大批表現新思想和新事物的詞語。這批詞語明顯地體現着五四運動以來的時代精神。 在“五四”以後，中國人民的頭腦中產生許多新的意識和新的思想，因而也就產生和傳入了一批新的詞語，這批詞語顯然具有五四運動以來的時代色彩。例如十月革命後有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於是產生和傳人了一批新詞：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沙文主義、形式主義、投降主義、布爾什維克、蘇維埃、英特納雄耐爾（共產國際）、普羅列塔利亞（無產者）等等；例如有了國内戰爭和抗日戰爭，於是出現了一批新詞新語：蘇區、工農政府、土地證、紅軍、紅區、紅色政權、白軍、白區、白色恐怖、士兵會、指導員、赤衛隊、民兵、邊區、解放區、清算會等等；例如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一系列運動，於是創造了一批詞語和運用了一批過去通行不廣的詞語：農會、互助組、合作化、婚姻法、統購、統銷、公方、私方、國營、私營、公私合營、定息、贖買等等；例如有了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運動和接踵而至的大躍進，於是出現了人民公社、紅專學校、紅專規劃、鳴放、下放、評比、大字報、多面手、試驗田、豐產田、務

虚、務實、交心、神心會、促進派、促退派、觀潮派一類新詞。這些新詞，不勝枚舉，它們都是應時代的需要而生的。 不僅反映“五四”以來的思想潮流和社會變革的詞語具有時代色彩，而且反映“五四”以來的新事物的詞語也具有時代風格。新的科學技術成就不斷湧現和傳入，新的事物不斷增多，我們的語言裡也就陸續出現了許多新詞。例如： 不鏽鋼 引擎（發動機） 士敏土（水泥） 德律風（電話） 巴士（公共汽車） 拷貝（複製品） 康拜因（聯合機） 維他命（維生素） 半導體 噴氣式 霓虹燈 盤尼西林（青霉素） 原子 麥克風（擴音器） 宇宙飛船 喀秋沙（火箭炮） 愛克司光 變壓器 火箭 摩托車 拖拉機 人造衛星 2.更見精密的語言結構 五四運動以來的幾十年，漢語語法向着精密化的高度跨進了一大步。漢語語法精密化的發展主要表現為：附加詞尾成了能產的構詞方式；句法成分更加完整，句子結構更加複雜。下面舉例説明。 ①附加詞尾成了能產的構詞方式 利用這種方式構成的新詞如： “——化”：工業化 機械化 電氣化 現代化 集體化 水利化 園林化 公社化

庸俗化 簡單化 白熱化 歐化 美化 綠化 霉化 “——性”：毀滅性 二重性 決定性 準確性 生動性 可能性 代表性 能動性 靈活性 服務性 警惕性 紀律性 技術性 不可避免性不可滲透性此外，還有一些詞尾或構詞要素“度、品、家、者、員、手、宮”等等，在這個時期得以最後完成或者廣泛運用，例如：强度，硬度，濃度；印刷品，附屬品，戰利品；漫畫家，野心家，預言家；被剝削者，先進生產者，復仇主義者；指戰員，售貨員，放映員；拖拉機手，紅旗手，多面手；文化宮，少年宮，民族宮。這種附加詞尾的構詞方式是在新事物的出現和國外科學文化的影響之下產生和廣泛運用開來的。五四運動以後的幾十年，如果没有這種構詞方式的興起和運用，許許多多的新概念和國際通行的詞語就難以精確地表示出來。即以詞尾“化”而言，這種構詞方式間接受英語- ize的影響，直接來自日本的譯詞，它在詞義上表示“徹底轉變成某種性質或狀態”；它的詞類功能是使名詞或形容詞變為動詞。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這種構詞方式只能是五四運動以後的產物。 ②句法成分的完整，句子結構的複雜 句子是思想表達的單位；邏輯思維的嚴密和思想方法的進步反映在語言上，就是句法成分的完整和句子結構的複雜；而句法成分的完整和句子結構的複雜的現象又具體表現為句子的延長；為了準確明瞭地表達思想，句中各成分不再隨便省略，因而句子不再縮短；為了細緻精密地表達思想，在句中起修飾、説明、限定作用的成分（定語、補語、狀語、同位語、特指等等）普遍運用開來，句子也就延長了。且看下面的例子。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

頓、但是尚末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 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 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 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着愛 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 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系 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 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 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脱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 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末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這是《别了，司徒雷登》的第一段。全段共四句，最長的句子一百零五字，最短的句子也有三十三字。就拿第一句來説，它有長達三十九字的主語（“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這個主語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其中用同位形式把“八月五日”這個日子渲染得十分精確與重要。這一句在謂語（“是可以理解的”）之後追加一個“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的從句，把主句的思想闡發得更加周密。第二句是個一零五字的長句，句中處處突出司徒雷登是個“中國通”，充分揭示馬歇爾看中這個人物的根據，因而這一句有以“中國”為賓語（“平素裝着愛美國也愛中國”）和定語（“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的地方，並且還多次以介詞結構“在中國”充當狀語，把他之所以是個“中國通”的道理説得再也透徹不過。這一句以“因此”引出結果（“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爲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也就顯得貼切、自然。這些句子，句子成分都是完整的。第一句是個複句，主句是個判斷句，從句也是一個判斷句。第二句也是一個複句，主句的謂語有“繫詞——表語”結構，也有“動賓”格式；從

句的謂語也是並列的：“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 五四以來的漢語句法不再像古代漢語那樣經常省略句子的主要成分，這就能使聽讀者一目了然而不致於“以意逆志”，使語言從形式上保障了思想表達的準確性和鮮明性；各種次要成分的運用則保障了思想的表達到達於精密化和條理化的程度——多用了定語能夠更具體地揭示事物的性質、所屬和數量；多用了狀語，能將行為發生的特定時間、特定環境、特定目的以及程度、範圍等狀態從語言形式上給人以鮮明的感受；而採用並列、選擇、轉折、同位、特指等句法手段，則容易使語言條理清晰。正因為如此，句子長度的增加也就是必然的了。 3.表現時代精神的表達方式 語言的時代風格不完全表現在語言的詞彙、語法上面，語言的表達方式和修辭手段也是能夠體現時代精神的。能夠體現“五四”以來漢語風格的表達方式和修辭手段，我們至少可以舉出以下二點。 ①一批表現時代精神的詞語有很高的出現頻率 五四運動是一次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的運動；在文化上，五四運動則是一次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因此，可以説“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就是“五四”的時代精神。這種時代精神反映在語言的運用上，便是一批相應的詞語的廣泛運用。從《沫若文集》《魯迅文集》《蔣光慈詩文集》《李大釗選集》《劉大白詩選》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列詞語經常出現：冷酷、黑暗、不公、不平、痛苦、悲哀、萬惡的社會、叛徒、匪徒、破壞者、逆子、貳臣、反抗、毀壞、破壞、仁愛、光明、公理、人道、平和（即“和平”）、創造、新造等等。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理解：詛咒“冷酷、黑暗、不公、不平”的、給人以“痛苦、悲哀”的“萬惡的社會”，作封建社會、封建階級、封建思想的

“叛徒、匪徒、破壞者、逆子、貳臣”，“反抗、毀壞、破壞”舊的時代、舊的社會、舊的思想，“創造、新造”新的時代、新的社會和新的思想。何其芳評價郭沫若《女神》的時代精神時説：“《女神》的時代精神就主要在這裡：它强烈地表現了當時的中國人民、首先是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對於祖國的新生的希望，表現了他們的革命精神和樂觀主義精神。它寫出了對於舊中國的現實的詛咒和不滿，然而更突出的是對於未來的新中國的夢想、預言和歌頌。它流露了一些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的苦悶，然而更多的是對於光明的渴望，對於新的事物的讚揚，對於人的力量的自信，對於自然和生活的熱愛。這些可以説都是五四時代的革命精神和樂觀主義精神的表現。”⑨又説“歌頌毀壞和創造的精神，特别是歌頌人的創造的精神，仍然是‘五四’以後才有的新精神。‘五四’以後的革命精神正是要毀壞一個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⑩這兩段話可以説不僅是對《女神》的評價，也是對於五四時代整個先進文學的評價。而上舉詞語的頻繁出現正是這種時代精神在語言運用上的反映。 到了大躍進時期，時代精神又有所不同，語言風格也隨之起了變化。勞動人民正在一窮二白的白紙上描繪又新又美的圖畫。敢於藐視困難，敢於革新創造，這便是當前時代精神的一個内容。這種時代精神決定了中國人民更多地運用這種表現手法——用我們自己民族的英雄人物和神話故事來比喻現代的新人新事，並且現代人滿懷超越古人、創造比神話更美的現實的信心。《紅旗歌謠》這一部“新時代的新國風”就有許許多多的例子。如：男女老少齊出征，青年勁頭賽趙雲，壯年力氣賽武松，少年兒童像羅成，

老年幹活似黃忠， 幹部計策勝孔明， 婦女賽過穆桂英， 社員個個勝古人。 （《紅旗歌謠》第九十一頁）又如： 天上沒有玉皇， 地上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嶽開道， 我來了！ （《紅旗歌謠》第一七二頁） ②套用成語來表現時代精神 我們知道，成語是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總結，不同歷史時期的精神品質和道德標準必然在成語裡得到某些反映。歷史上一些成語表現出來的精神品質和道德標準不一定能適用於今日的時代，例如“同行必妒”等等。時代精神要求成語從内容上和形式上發生相應的變化：或者以意義相反或相對的詞替換成語中處於關鍵地位的詞；或者按成語的結構方式創造意義相反或相對的比較固定的詞組（即新成語的雛型或前身）。當然，過去時代也有套用成語的現象，但那時套用成語大多為了追求幽默、風趣的語言效果，而今天套用成語則主要為了反映時代的精神品質和道德標準。例如“知難而退”原被認為一種“識時務”的優良品質，但在勇於正視困難、敢於克服困難的人民面前，“知難而退”卻不再是一種高尚的思想了。“在困難面前，正確的態度應當是知難而進，堅決地克服困難。”（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知難而進”這新成語便是套用“知難而退”得出的。又例如尊老愛幼逐漸成為新的社會風尚，於是“後生可愛”與原有的

成語“後生可畏”並用開來，雖然後者也含有褒義，然而前者的褒義色彩更鮮明。再比如“盛氣凌人”的態度是不對的，但是對於敵人和自然災害這些“鬼”，必須敢於鬥爭、敢於勝利。這就是説，“盛氣凌人不對，但是必須盛氣凌鬼。”（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盛氣凌鬼”是“盛氣凌人”的套用。還有如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國人民修渠建壩，引水上山，大興水利，為了反映這種活生生的社會現實，改裝了舊時的“移山倒海”為“移山造海”；提倡深入實際、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於是就有“下馬看花”、“百聞不如一幹”等詞組在“走馬觀花”、“百聞不如一見”等成語的基礎上產生。 第四章 漢語的語體風格一、語體風格的概念 人們在具體運用語言的時候，由於交際内容的約束，由於交際目的的規定，由於交際場合的限制，必需將語言材料按一定的格式結構起來。語言成品的格式類型，便是語體，或稱語言體裁。 語體不就是文體，但它們有密切的關係。文體或稱文章體裁，是文章的分類。文章的類别雖然也要根據格式的特點，但是文學創作還有它自身的規律，並不與語言的格式完全等同。然而文章由書面語言構成，書面語言的出現又是為了彌補口頭語言不能傳之久遠的“缺陷”，所以書面語言是能夠代表全民語言的基本面貌的，書面語言的種類（即文體）也就基本上反映着全民語言的種類（即語體）。 語言的語體風格，就是指人們按一定的格式來組織語言材料所表現出來的特點體系。語體風格是語言風格的重要部分。我們説過，語言風格既可以體現在語言材料的本身，又可以體現在語言的運用中，語體風格

乃是語言在運用中體現出來的風格。二、各類語體的特徵 語言風格學的語體風格部分，主要研究語體和語體風格的分類，以及各類語體在語言運用上的特色。有些語言學家還主張語體風格是整個風格學説的中心議題。例如俄羅斯語言學家羅蒙諾索夫的風格學説的中心原理之一，就是語言風格必須和文章體裁相聯繫；而把語言風格理解為和一定的文章體裁相聯繫的全民語言的不同形式，在一些風格學論著中也常遇到。 在語體的分類問題上，情形是相當複雜的。這是因為分類的標準不同，類别自然很難一致；即使分類標準統一，分出來的類别也未必相等。有人着眼於語言的口頭形式和書面形式而將語體分為口頭語體和書面語體，更普遍的一種觀點是着眼於文體反映着語體的基本面貌而以文體的分類代替語體的分類。 把語體分為口頭語體和書面語體兩個大類，首先會遇到術語的障礙。書面語言可以是“書面形式的語言”，即“書本語言”或“書籍語言”；也可以是“加工過的口頭語言”，即“文學語言”。無論從哪個含義上看，書面語體都没有必要從語體中分派出來。從第一個含義看，並不是一切語言都有口頭形式和書面形式的區别。由於歷史的原因，現代世界上還有不少民族只有語言的口頭形式而無語言的書面形式。在有口頭形式和書面形式分别的語言裡，這兩種形式也不易加以區分，小説、話劇雖是書面形式，但基本上採用生活中的口頭語言，外交家在外交場合中運用語言的口頭形式，實際上他所運用的完全符合書面語言的規範。從第二個含義看，口頭語言和加工過的口頭語言固然是有區别的，但它們的區别並不能形成語體，也不完全由語體形成。因此，不宜將語體分為口頭語體和書面語體。

是否能按文體的分類來給語體分類呢？這我們已在上面談到，文體只是“基本上反映”語體，並不能“全盤代替”語體。文體種類只是見諸書面的文章種類，文章以外的日常交際的語言格式和特點，雖然也在文體中得到一些零星的反映，但這種反映不是系統和全面的，因此不宜搬用文體的種類作為語體的種類。 我們覺得，應當從語體的定義出發來給語體分類，也就是根據交際内容、交際目的和交際場合的特點來看言語格式的特點。這樣，我們就將語體分為日常交際語體、叙事語體、抒情語體和論證語體四類。它們的特徵簡述如下： 1.日常交際語體 日常交際語體用於非會議的場合，存在於非專門業務性的交際活動中，例如在市場交易、家常談吐等等不拘形式和毫不拘謹的場合中，使用的便是這種語體。這種語體的書面加工形式有話劇、相聲等以人物對話為主要描寫對象的文學式樣。文學作品雖然允許用作家的語言叙述故事，描寫環境，刻劃人物，但是人物的對話卻不應該由作者的語言代替。“應該由作者來説的話，決不能委託任何一個主人公去説。如果那樣，主人公就會失去生命，而成為作者的傳聲筒。相反地，適宜於由主人公説的話，作者也不、應該自己拿過來用第三者的口吻來説。”■■文學是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作品的主人公的語言也就應該是社會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語言，亦即在日常交際場合中人們運用着的語言。因此，以人物對話為主要描寫對象的文學式樣，能夠作為日常交際語體的書面代表。 日常交際語體是一種使用範圍最廣的語體。它所使用的詞彙無所不包，口頭詞（有文字記載和無文字記載的口頭詞）、方言詞（有文字記載和無文字記載的方言詞）、熟語、歇後語的數量特别多；它所使用的語法格式變化多端，經常運用短句子和省略、倒裝、疑問等句式，介詞、連詞、副詞這一類表示語法關係的語詞用的不多，而象聲詞、語氣詞這一類摹狀繪聲和

表示某種强烈感情的語詞卻用的不少；它又特别注重語音的表情達意性能，日常交際語體借助語音的重疊來狀物、狀景、狀情、狀聲，借助聲調作為各類句型的物質標誌（疑問句以升調為語音標誌，陳述句、命令句、感嘆句以降調為語音標誌，猶疑句、誇張句、驚奇句以聲調的曲折為語音標誌等等），日常交際語體在利用語音材料表達某些言語情感方面也是超越其他任何一類語體的——日常交際語體可以利用語音材料來表達歌頌、讚美、興奮、失望、厭惡、鄙視、質問、懷疑、强迫、命令、請求、打擊、諷刺、挑釁、贊同、反對、友好、敵視、戲謔、幽默等等言語情感。 讓我們從《龍鬚溝》裡舉出幾段例子加以説明。《龍鬚溝》是作家老舍運用群眾口語寫成的一部反映勞動人民新舊生活對比的劇本。這個劇本充滿了北京的俚俗情調；從這個劇本裡，我們可以看到日常交際語體的許多特徵。 四嫂娘子，怎這麼早就收了？ 娘子不要是開大會嗎？百年不遇的事，我歇一天工，好開會 去。喝，四嫂子，您都打扮好了？我也得換上一件乾淨 大褂。這，好比説，就是給龍鬚溝作生日，新溝完了工， 老溝玩了完！ 大媽甚麼事兒呀，都是眼見為真；老溝還敞着蓋兒，沒填上 哪！ 娘子 自從他得着這點美差，看自來水，這兩天夜裡也不定叫 醒我多少遍。一會兒，娘子，雞還沒打鳴兒哪？ 娘子是呀，無論怎麼説吧，他總算有了點事兒作；好歹的大夥 兒不再説他是廢物點心，我的心裡總痛快點兒！要是夜⋯⋯⋯⋯

裡他不鬧，不就更好了嗎。四嫂哪能那麼十全十美呢？這就不錯！我的那口子不也是 那樣嗎？在外邊，人家不再喊他丁四，都稱呼他丁師傅， 或者丁頭兒；你看，他樂得併不上嘴兒；回到家來，他的 神氣可足了去啦，吹鬍子瞪眼睛的，瞧他那個勁兒！嫂子可也別説呀，他這路工人可有活兒幹呀！淨説咱們這一 帶，到永定門去的大溝，東曉市的大溝，就還夠修好幾個 月的。共產黨啊，是真行！聽説，三海、後海、什剎海，連 九城的順城河，都給挖啦！四哥還愁沒事兒作？ （《龍鬚溝》第六十九至七十頁，大眾書店版）不難看出，這段對話運用了許多方言口語：老溝玩了完，敞着蓋兒，得着這點美差，好歹的大夥兒不再説他是廢物點心，吹鬍子瞪眼睛的，⋯⋯這些語言材料一般地只能在日常交際語體裡見到；設若把“百年不遇的事，我歇一天工，好開會去。”的“好”字換作文皺皺的“以便”，把“新溝完了工，老溝玩了完”改成學生腔的“新溝工程完畢了，老溝的歷史從此宣告結束”，那麼，日常交際語體的情味就會喪失殆盡。這段對話，長句子很少，短句子很多，例如“這，好比説，就是給龍鬚溝作生日”一句，便有三次停頓。在其他語體裡，是絕少運用這種停頓方式的。“甚麼事兒呀，都是眼見為真”本可不用語氣詞“呀”，同時可以不用句中停頓，可是日常交際語體卻多用語氣詞和短句子。這段對話還有句子成分的省略，例如第四句後半截“一會兒，娘子，雞還没打鳴兒哪？”就是在“一會兒”和“娘子”之間省去了“他説”之類。這段對話常有介詞、連詞、副詞的省用，例如“百年不遇的事，我歇一天工，好開會去。”一句，實際上可以在“百年不遇的事”之前，加上一個介詞“為了（這）”；而在最末一句“四哥還愁没有兒作？”之前補上“難道”一詞，又何嘗不可呢！

二春 喝！空城計！媽，看見二嘎子沒有哇？大媽 （一邊説，一邊由屋中出來）你找他幹嗎？放着正經事不 作，亂跑甚麼？這些日子，你簡直像掐了頭的蒼蠅！.二春 我沒幹正經事兒？我幹的哪件不正經啊？該作的活兒 一點也沒耽誤啊！大媽 這麼大的姑娘，滿世界跑，我看不慣！二春 年頭改啦，老大大！我們年輕的不出去，事兒都交給誰 辦？您説！ ⋯⋯二春 娘子，看見二嘎子沒有？娘子 怎能沒看見？他給我看攤子呢！二春 給⋯⋯。這可倒好！我犄吱旯旮都找到了，臨完⋯⋯。 不知道他得上學嗎？娘子 他沒告訴我呀！二春 這孩子！大媽 他荒里荒唐的，看攤兒行嗎？娘子 現在，三歲的娃娃也行！該賣多少錢，言無二價。小偷 兒甚麼的，差不離快斷了根！ （低聲）聽説，官面上正加 緊兒捉拿黑旋風。一拿住他，曉市上就全天下太平了， 他不是土匪頭子嗎？哼，等拿到他，跟那個馮狗子，我要 去報報仇！能打就打，能罵就罵，至不濟也要對準了他 們的臉，啐幾口，呸！呸！呸！偷我的東西，還打了我的 爺們，狗雜宗們！我説，我的那口子在家哪？ （《龍鬚溝》第三十二至三十四頁）這段對話有倒裝（例如第五句的“我們年輕的不出去，事兒交給誰辦？您

説！”），有歇後（例如第二句的“你簡直像掐了頭的蒼蠅！”），有問句——“看見二嘎子没有哇？”是有疑而問；“你找他幹嗎？”“亂跑甚麼？”是責問；“我没幹正經事兒？我幹的哪件不正經啊？”是反問；“事兒交給誰辦？”“不知道他得上學嗎？”是質問；“他不是土匪頭子嗎？”無疑而問，以造成音節的抑揚；“我的那口子在家哪？”是語氣緩和的探問。這段對話還有省略的運用，例如我們可以把“給⋯⋯。這可倒好！我犄吱旯旮都找到了，臨完⋯⋯。不知道他得上學嗎？”理解為“給（你看攤子哪）。這可倒好！我犄吱旯旮都找到了，臨完，（原來在你那兒。）不知道他得上學嗎？”句子裡的省略部分，將二春的“恍然大悟”、“不以為然”和“稍帶埋怨”的神情表現得更加逼真而含蓄。日常交際語體的語音表情性能，在這段對話裡也有反映，最後一句“（低聲）聽説，官面上正加緊兒捉拿黑旋風。⋯⋯”的“低聲”道出，不是把娘子的隱藏着喜悅、唯恐走露風聲的神秘情態表現得唯妙唯肖了嗎？ 2.叙事語體 叙事語體為處理日常事務和陳述事件（或故事）的時候採用。叙事語體包括四個類别：公文類——佈告，通告，命令，通知；應用文類——條據，公約，合同，書信（普通書信、專用書信），報告，匯報；新聞報道類；小説類。 叙事語體是一種處理日常事務的語體，因此運用頻繁，格式和有些詞語也就逐漸固定下來；叙事語體又是一種叙述事件（或故事）的語體，既然是叙説一椿事件或講述一個故事，那麼叙説者就應當將事件或故事叙説得有頭有尾，而聽讀者也需要了解事件或故事的來龍去脈——這就決定了叙事語體的完整性的特徵。總之，叙事語體的語言特徵（語言特徵不等於内容特徵）是格式化和完整性。讓我們具體説明。 公文類和應用文類大體都有固定的格式。公文類一般在第一行中間大寫“佈告”“通告”“命令”“通知”等字樣，第一行後半截小寫發文字號；第 二行起寫正文，正文末了，一般有“特公佈之”“此佈”“依法懲處”“以昭炯

戒”“特此通告”“切切此令”“此令”“特此通知”“為荷”“是荷”等叮囑詞語或警戒詞語；末行寫發文機關名稱或首長姓名和年月日。應用文類的條據一般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説明條據的性質，如“今借到”為借條，“今領到”為領條等等；第二部分是條據的内容（假如是借條，那麼這個部分就要寫明借甚麼、借多少、向誰借）；第三部分具名；第四部分寫日期。公約、合同的格式與條據相仿：第一部分是標題，説明這個公約的性質或這個合同的簽訂者；第二部分是正文，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條例或雙方協議的事情；第三部分具名；第四部分立約的日期。普通書信一般少不了這五部分：稱謂（“××同志”之類）；正文；致意詞語（“此致敬禮”之類）；具名（“× ×敬上”之類）；日期地點（“ ×月×日於××市”之類）。專用書信（介紹信、證明書、申請書、保證書、挑戰書、應戰書、倡議書等等）的格式可以與普通書信相同，也可以略加變通——開頭標明專用書信的類别，末尾寫出稱謂（“此致××同志”之類）。報告也有些像書信：有稱謂（如“××主任”），正文，請求詞語（如“請予批准”），具名，日期等欄；有時可以在全文的開頭標明“報告”兩字，並且小體寫出年月日。匯報的格式雖不如上述各類體裁固定，卻也一般地跳不出“基本情况”、“優缺點和經驗教訓”、“存在的問題”、“今後努力方向”幾部分。比起另外一些語體（如抒情語體），匯報也還是有比較固定的格式。 新聞報道應當屬於叙事語體，這是因為新聞報道必需説清一椿事情。新聞報道的寫作有所謂“時間、地點、人物、過程、結果”五要素的提法，這無非説明新聞報道是以真實地準確地叙述事件為特徵的一種語體。如果以完整性、格式化的標準來衡量新聞報道，新聞報道需要具備完整性顯然要比具備格式化更為重要。然而新聞報道也有個别的固定格式，例如新聞報道開頭的“××社×日電”等格式，不能不認為專用的風格要素。 小説也應屬於叙事語體。儘管小説的創作可以採納日常交際語體的成分（如人物的對話），還可以運用抒情語體的成分（如作者直接出面抒發

感情），但是小説必需叙述一個有頭有尾的、有因有果的完整故事。不是有人説“人物、環境、情節”是小説的三要素嗎？這也無非説明小説需要一個完整的故事——人物是這完整故事的創造者，環境是人物活動的場合，而故事情節卻是作品借以展開主題的線索，没有完整的故事，小説便會失去存在的可能。因此，完整性是小説的顯而易見的特徵。然而，小説的某些叙述上的手法，也可以顯出小説的格式特徵來：倒叙、插叙以及分頭叙述等言語結構上的特點就一般地只能是小説才具有的。《紅旗譜》就不乏這方面的例子。例如朱老忠在由關東返回鎖井的途中，有一段回憶他出走關東時的情景：父親的死；馮蘭池的妄圖“剪草除根”；嚴老祥一家的送别；在關東草原的闖蕩。（見《紅旗譜》第十三至十六頁）只有小説創作才常常運用這種倒叙的手法。又如朱老忠下了火車，來到保定，暫住“萬順老店”時，受到店掌櫃的熱情接待，這時作者插叙了一段朱老鞏死後人們懷念這位老英雄的情形：有個説梨花大鼓的先生編了一段“朱老鞏大鬧柳樹林”傳唱；白鬍子老頭們像講三國志一樣地給孩子們講述朱老鞏的家世和為人。（見《紅旗譜》第二十至二十一頁）這些事情明明發生在朱老忠回到故鄉之前，然而插叙在朱老忠到故鄉與掌櫃的交談之間。也只有小説，才常常運用插叙的手法。分頭叙述亦即“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最終“百川歸海”的手法，中國的長篇小説幾乎没有一部不用這種手法寫作。 3.抒情語體 叙事語體着意於完整地叙説事件，抒情語體雖然有時也以事件的進程作為内容，但這種語體的主旨卻在於創造某種强烈的氣氛。詩歌、歌詞、詩劇、歌劇等，凡屬有聲有色地描繪事物和生動地抒發思想感情的言語形式，便都需要運用這種語體。抒情語體的特徵至少有以下幾項： 抒情語體普遍運用書面詞。書面詞多見諸書面而少見諸口頭，是經前人鑄煉和作家加工的語言詞彙中的一部分，它往往是古代詞的沿用和作家新創詞的試用，排斥土俗和粗野的性質。謳歌、禮讚、酣暢、暴飚、清

寥、猥褻、悚懼、悸動、殞落、鐵騎、銀燕、白晝、子夜、洪濤、濫觴、弄潮兒、濤聲波語等等，就一般地只出現在抒情語體中。例如：月光一樣的朝暾，照透了這蓊郁着的森林，銀白色的沙中交横着迷離的疏影。松林外海水清澄，遠遠的海中島影昏昏，好像是，還在戀着他昨霄的夢境。攜着個稚子徐行，耳琴中交響着雞聲、烏聲，我的心琴也微微地起了共鳴。 （《沫若文集》（一）一三一頁） 朝暾、蓊郁、交横、迷離、疏影、清澄、昨霄、稚子、徐行、耳琴、交響、心琴——這些個詞有些是文言詞的沿用（例如朝暾、蓊郁、迷離、稚子、徐行），有些是作家的新創（例如耳琴、心琴）——通常出現在抒情語體裡。其他語體（像叙事語體的小説類）如果也用書面詞，那麼這些書面詞通常不過是以抒情語體的身分出現。例如小説《山鄉巨變》寫的是湖南山鄉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運用的語言是湖南方言口語。它的叙事語體的情趣和日常交際語體的味道都很濃。雖然我們也還可以找到一些抒情語體成分的運用，可是那些抒情語體成分，通常在景物描寫、心理刻劃等允許作家直接抒發情感的條件下，才出現在這部小説裡。例如： 青亮的黎明，蒙着白霧織成的輕柔的面網，來到山村了。

（《山鄉巨變》第八十三頁） 晚上的月亮非常好，她掛在中天，雖説還只有半邊，離團圞還遠，但她一樣地把柔和清澈的光輝灑遍了人間。清溪鄉的山峰、竹木、田塍、屋宇、籬笆和草垛，通通蒙在一望無涯的潔白朦朧的輕紗薄綃里，顯得縹緲、神秘而綺麗。 （《山鄉巨變》第一八二頁） 其次，出現在抒情語體裡的詞含有比詞面深刻得多的内容。抒情語體講究創造言語氣氛，講究言語的含蓄、凝煉和耐人尋味，因而抒情語體要求它的詞語留給聽讀者思索、回味的餘地，讓聽讀者經過一番思索、回味之後，領會其中深遠的含意。詞含有比詞面深刻得多的内容，便是抒情語體的這些目的要求在用詞上的反映。例如毛澤東《沁園春·長沙》上闋：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從詞面上看，“蒼茫大地”是指“萬山紅遍”“漫江碧透”的霜天景物，“沉浮”指的是沉游的魚和浮飛的鷹。然而透過詞面，我們卻能體會“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巨大的含蓄力量：“試問一下蒼蒼茫茫的大地，天上飛的，水裡游的，這千類萬匯，誰是它們的主使者呢？經詩人這一問，我們覺得詩意深沉了。我們如果置身在這樣的境地裡，看到那樣的一些景物，心中不也會發出同樣的問題嗎？有了這一問，我們才明白詩人不是為寫景而寫景，他有更深的意思存在着。”■這“更深的意思”就是隱藏在詞面内部的詩人的思想：表面上，詩人問誰是搏擊長空的蒼鷹和江河裡的游魚的主宰；實質上，詩人在問，應當由誰來掌握自己和自己國家的命運。 再次，抒情語體的詞句最富音樂性。抒情語體特别講求韻腳的和諧，節奏的鮮明，音節輕重的配合和音節平仄的安排。例如一首律詩要有八個詩行，要有四個或五個韻腳（押韻的音節）；每一行詩的音節數目要相等（五律每行五個音節，七律每行七個音節），頓數也要相等（五律每行兩頓，七律每行三頓，每行最末一頓都由三個音節組成）；每一行的内部又都要協調字音的平仄（例如七律每行有所謂“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的平仄佈局），一篇之中也要按平仄把各個句子安排好（例如七律中間對偶的兩組詩行不僅要求詞性、詞義對仗，而且要求音節的平仄相反）。不像其他語體，抒情語體把對於語音的要求當成語言運用的規則之一。 最後，抒情語體廣泛運用修辭手法。抒情語體為了語言的形象和生動，幾乎採用了修辭學的全部辭格來描繪事物或抒發感情。翻開一部詩集——例如《紅旗歌謠》——我們不難看到比喻、比擬、誇張、對偶、排比、設問、警句、重疊等等辭格的運用。例如——運用比喻： 梯田彎彎閃銀光， 好似白雲繞山崗，

犁地姑娘雲中走， 如同織女趕牛郎。 （《紅旗歌謠》第一零六頁）運用誇張： 南來燕子一雙雙， 翻田扎水早栽秧。 翠綠秧苗蓋大地， 燕子銜泥沒地方。 （《紅旗歌搖》第一零四頁）運用對偶： 霹靂石炮震天響， 岩石紛紛垮下山， 兩腳撥開千江水， 雙手打通萬重山。 （《紅旗歌謠》第三零一頁）運用排比： 一鏟能鏟千層嶺， 一擔能擔兩座山， 一炮能翻萬丈崖， 一鑽能通九道灣， 兩隻巨手提江河， 霎時掛在高山尖。 （《紅旗歌謠》第九十三頁）運用設問： 一片青來一片黃， 黃是麥子青是秧， 是誰繡出花世界， 勞動人民手一雙。 （《紅旗歌謠》第一零五頁）

4.論證語體 論證語體準確地報道自然現象或社會事件，綜合這些現象或事件的規律，指出這些現象或事件的意義。學術論文、政治報告、社論、評論、宣言等凡屬證明某種思想觀念的語體，均為論證語體。 論證語體在詞彙方面的特徵是術語、國際詞的經常運用。例如一篇題為《普通話詩歌有多少韻？》（載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光明日報》）的學術論文運用了韻目、元音、複合元音、韻書、韻腳、韻位、韻值、韻母、複合韻母、鼻韻母、音節、輔音、介音、主要元音、收音、聲母、韻頭、韻腹、韻尾、音位、音素、通押、舊通、音系、發音方法、齊齒音等術語。又如打開政治著作，只要粗略地看看，就可以看到如下國際性的詞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社會主義、形勢、政權、世界革命人民、國際事務、路線、方針、政策、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超級大國、霸權主義、大國沙文主義、三個世界劃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第一世界、中間派、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國際政治現象、民族鬥爭、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異己階級、進步勢力、中間勢力、軍事實力、擴張、機會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共產國際、社會帝國主義、反帝、反殖、反霸、暴力行為、裁軍、擴軍備戰、綏靖主義、戰爭策源地、法西斯、同盟軍、“保護傘”等等。術語和國際詞有其相通之處；術語由於有固定含義，往往為世界人民採用，從而具有國際性（例如化學元素名稱）；而國際詞在各國人民共同運用的過程中卻會逐漸確立比較固定的含義（例如外交方面的“白皮書”、“藍皮書”、“圓桌會議”等等）。但是它們畢竟不同：術語以準確地記載概念同時用它精確的含義促進概念的發展為特徵；國際詞的主要特點卻在通行的廣泛。然而無論怎樣，論證語體總不能没有術語和國際詞來準確地報道自然現象和社會事件，揭示這些現象和事件的本質和規律。 論證語體在語法方面的特徵是：複雜結構的句子廣泛運用——長句

子很多，大量運用表示時間、地點、條件、程度、範圍、狀態、性質、目的、因果等等語法關係的詞語；排斥語法的變例——省略句、倒裝句等等；判斷句用的很多。例見前文“‘五四’以來的漢語風格”。 論證語體在篇章方面的特徵是：邏輯性强，結構嚴密。例如《反對自由主義》一文（載《毛澤東選集》第三一七——三二零頁），首先提出問題——自由主義的危害性；接着説明自由主義的十一種表現形式；繼而究析產生自由主義的根源，最後得出結論，指出自由主義的危害性，號召向自由主義作鬥爭。這篇論文提出了問題，歸納了現象，分析了根源，得出了結論，指明了方向——論證語體在篇章方面的特徵，由此看得十分明顯了。 在表達方式方面，論證語體很少運用修辭手法（特别是誇張手法），也很少採用表達語氣的詞語。運用得較多的修辭手法是比喻和設問兩項。例如“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等等。 如此看來，論證語體在語言運用上的主要特徵大抵是：詞面統一，詞義精確，句式完整，邏輯連貫，結構嚴密和較少運用修辭手法。三、語體成分的交錯 語體不是彼此隔絕的，一種語體可以容納别種語體的成分，可以兼具另一語體的某些特色。但是這種交錯只可能發生在語體的成分身上，並不是這一整個語體與那一整個語體的交叉錯綜。也就是説，一種語體容納了别種語體的成分或者兼具了另一語體的某些特色，它的本質仍舊不變，例如叙事詩從内容上看，必須有一個完整的情節和嚴密的結構——這些都是叙事語體的成分；而從格式上看，叙事詩可以有抒情語體的成分——詞句的音樂性强，廣泛運用修辭手法等等。然而叙事詩該屬哪一種語體呢？我們説過，語言學研究語言使用的特點和規律，並不直接涉及語

言表達的思想内容，儘管語言的使用與語言所表達的思想内容有密切的關係。以這個觀點看問題，叙事詩應當歸於抒情語體的範圍。 語體成分的交錯出於兩個原因；第一，交際内容的複雜紛繁，引起語體成分的交錯。語體作為言語的格式類型，必須與言語的内容相適應；一旦言語格式不能滿足言語内容的需要，或者言語内容超越了言語格式的界限，一種語體就會相應地吸收别種語體的成分來實現言語格式與言語内容的新的統一。例如小説《浮沉》由於内容的需要，運用了許多醫學術語——手術、麻醉、脊柱麻醉、愛克斯光、靜脈、針頭、注射管、高壓消毒器、聽診器、胸腔外科、心瓣狹窄症、闌尾炎、膽炎、急性膽炎、腹膜炎、胃潰瘍等等。這種情形，便可認為叙事語體交錯着論證語體成分。 第二，為了某種交際目的和修辭效果，一種語體也常常借用他種語體成分。例如： 音高就是聲音的高低。一個聲音的高低是由它的振動的 快慢來決定的。一個發音體發出的聲音，它的振動越快，那麼 這個聲音就越高；振動越慢，這個聲音就越低。在物理學上，一 個聲音每秒鐘振動的數目叫做振動力。一個聲音越高，它的振 動就越快，振動次數也就越多；一個聲音越低，它的振動就越 慢，振動數也就越少。比方有兩個音叉，我們把它們發出的聲 音用浪紋計錄下來，在相同的時間內一個有五個振動，一個只 有兩個振動，那麼就可以知道頭一個音叉所發出的聲音比第二 個所發出的高。 人類語言聲音的高低決定於聲帶的長短或寬緊。一般地 説來，女人和小孩的聲帶比較短，男子的聲帶比較長，所以女人 和小孩的聲音常比男子的高。如果是同一個人，那就要依靠於一

聲帶的寬緊：把聲帶放寬一些，發出的聲音就低一些，把聲帶拉緊一些，發出的聲音就高一些。比方一個男演員扮演青衣的角色，在唱或者道白的時候就常把他的聲帶拉緊。 （岑麒祥《語音學概論》第二十四頁）二 要是隔壁有人説話，即使你不走過去，也可以判斷得出是男人還是女人在説話；有時甚至只要一聲咳嗽，就能區分出男女來。 男人和女人的聲音，有如此大的差異，這秘密在哪裡呢？當然在嘴裡。可是張開口來看一下，卻會使你失望，口腔的形狀大家差不多。原來關鍵不在口腔，而在聲帶，聲帶在喉頭，眼睛看不到。 還是讓我們打開鋼琴來看看吧。在鋼琴裡，密排着那麼多的鋼條，你撳動一個鍵子，它打着一根鋼條，就發出一個聲音。鋼條長的，發出的聲音低沉圓渾；鋼條短的，發出的聲音高亢清脆。這是因為長的鋼條振動頻率低，而短的振動頻率高。 男人和女人，聲音的差別也正像鋼琴裡的鋼條發的聲音：男人的聲帶比較長，就像鋼琴的長鋼條，發出重濁的聲音；女人的聲帶比較短，就像鋼琴的短鋼條，發出清脆的聲音。不是嗎，孩子的聲音也是很尖細的，正因為他們的聲帶還沒有發育完全。 科學家研究結果，認為女人的聲音平均要比男人的聲音高八度。無怪我們在聽大合唱的時候，即使那樣渾然一片的歌聲裡，還能辨得出嘹亮的女聲。 但是人的聲帶究竟不是鋼琴裡的鋼條。同一個人説話，也還可以有幾個不同的聲部，而經過訓練之後，男人的聲音可以

和女人一樣清脆，女人的聲音可以和男人一般沉穩；梅蘭芳演 京戲時，他的説唱十分委婉，一般女聲也難達到這樣的地步；越 劇都是女演員，但他們扮演男人，在説唱方面卻不亞於真正的 男人。 不過話得説回來，男演女，女扮男，戲劇裡面用的都是假嗓 子，不論梅蘭芳或者越劇女演員，他們平時説話的時候，你仍然 能區別出男聲或女聲來。 至於個別的男人聲帶短，女人聲帶長，也是有的，不過他們 不能代表男聲和女聲的特徵，正好像有人手上生六個指頭，不 能代表正常人的手一樣。 （《十萬個為甚麼》第五冊第一七八—一八零頁）在引文一中，第一段的前四句是給一般物質的音高下定義。第五句的“比方有兩個音叉，⋯⋯”雖然用了“比方”的字樣，卻不是修辭上的比喻辭格，而是物理實驗的文字記載。第二段的叙述轉到語言的音高上來。在這段文字裡，第一句是給語言音高下的定義，也是後面文字的前提，也可以説，下文叙述的語言音高的兩種現象（女人和小孩的聲音比男人的高，同一個人由於聲帶的寬緊也有聲音的低高）只有從這第一句得到解釋。總的看來，引文一遣詞準確，造句不用語法的特例，叙述平實無華，邏輯連貫，結構謹嚴，没有形象的比喻和生動的描繪，只有抽象的論證和邏輯的推斷，屬於一般的論證語體。引文二卻先從現象起筆（而不是先下定義），接着用設問造成活潑的言語氣氛，用比喻道出抽象的道理，不僅借用了一些抒情語證的成分——修辭手段的大量運用，而且通篇是以叙事的格式來表達論證的内容。和引文一比較，引文二是一篇通俗的科學讀物，它的出現是為了適應初學者的接受能力，以達到向初學者普及科學知識的目的。通俗的科學讀物突破了論證語體的範圍，論證語體的某些特徵（例如術

語、長句子）出現不多，而其他語體的某些成分（例如比喻、設問、擬人等辭格）卻用了不少。我們可以説通俗的科學讀物便是為了特定的交際目的而在論證語體的基礎上借用了其他語體的成分。 為了修辭且的而借用其他語體成分的例子尤其之多。例如日常交際語體可以借論證語體的成分來創造詼諧的氣氛，像《三里灣》裡范靈芝對馬有翼開玩笑説：“⋯⋯你爹的外號（按指糊塗塗）不簡單，有形成階段，還有鞏固和發展階段。”（趙樹理《三里灣》第三十八頁。小説屬叙事語體，然而人物對話卻屬日常交際語體）就是日常交際語體借用論證語體的成分而平添了詼諧的情味。日常交際語體還可以用抒情語體的成分來表現諷刺的意味。相聲《妙語驚人》刻畫一個喜歡堆砌辭藻的人物，這人有一段話：“當星期日的黎明開始在我窗口出現的時候，我就和我的親愛的枕頭吻别了⋯⋯”這段話的諷刺意味便是通過抒情語體成分的借用而獲得的。各種語體均有借用其他語體成分來達到某種修辭目的的可能。論證語體一般少用口頭詞，人物對話的描寫和人物形象的刻劃也很少見；然而口頭詞、人物對話的描寫和人物形象的刻劃等日常交際語體和叙事語體的成分何嘗不可以用在論證語體裡而使論證語體顯得生動活潑呢！例如：“‘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説。‘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這樣回答。”（《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十五——十六頁，着重點為引者所加，下同）“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中產階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着一尺長的涎水。這種人膽子小，他們怕官，也有點怕革命。”（同上書第五頁） 一種語體借用其他語體成分，不會引起風格的改變。風格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不是個别的成分或要素。一種語體借了其他語體成分之後，給予人們的仍然是原有的風格印象，有時反而使原有的風格特色更加鮮明。例如小説為了完成形象地反映現實的任務，必需對社會生活作具體的描

寫，如果作家反映的是某一專門業務的生活，他的作品就很可能出現這門專業的語言風格成分。描寫詩人生活的作品會借用一些抒情語體的成分，反映哲學家生活的作品會借用一些論證語體的成分，這些作品也正因此而將詩人生活和哲學家生活描寫得更加形象、真實。 第五章 漢語的個人風格一、個人風格的形成 作為人們在社會中交際工具的語言，對社會是統一的、共同的；而語言的行爲卻屬於個人。社會用全民的語言規則制約着個人的言語，而個人的言語只有符合全民的語言法式才能表達思想，才能使交際成為可能；可是，個人在依從語言的社會制約的同時，根據交際内容的需要，憑着自己的修養和愛好，又可以對全民的語言材料進行挑選，或者根據全民語言的規律加以創新。人們在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過程中，形成的和採用的組織語言手段的個人手法，就是語言的個人風格；或者説，語言的個人風格是個人在全民語言中進行挑選或創新時所表現出來的特點的綜合。 語言的個人風格是怎樣形成的呢？也就是説，是些甚麼條件決定語言的個人風格呢？人們的出身、職業、教養、經歷、家庭環境、社會關係、階級地位、思想鍛煉、習慣氣質以及語言修養對於個人風格的形成，都是起作用的。魯迅以他的氣質加上他對古典文學的高深修養，以及雜文和短篇小説等篇幅短小的文學式樣對於語言的特殊要求，形成了銳利、深刻而精煉的言語風格。在魯迅筆下，經常用“狗”比喻形形色色的對象。“對於新舊軍閥和政客們，叫他們甚麼呢？魯迅叫做‘寵犬’。自然，這是就帝國主義對待它們的態度落筆的。倘若換一個角度，就它們服務於帝國主義的功能看，不是擔負着‘鷹犬’的任務麼？可是，當它們張牙舞爪追迫革命

勢力的特候，魯迅就給以‘警犬’的頭銜，説是‘流氓’和‘警犬’組成了‘聯軍的討伐’。它們垮台以後，那就會垂頭喪氣，夾尾而逃，很像‘落水狗’了。當然，還有幫忙幫閑的文人學士，他們會轉彎抹角地寫文章，發議論，類似‘躲躲閃閃，叫得很脆的「叭兒狗」。’叭兒狗又有種種的類型：有些依偎在主人的懷抱裡，頗有媚態，是‘貓一樣’的狗；有些‘亂鑽亂叫’，是一群‘癲皮狗’；更有冷不防咬人一口，借此向主人獻殷勤的小畜生，魯迅索性稱之為‘叭兒’。這就彷彿是一種‘愛稱’，嘲諷它們和主人的關係實在太親密了。倘若叭兒狗叫苦連天，埋怨不曾獲得豢養，那麼，在魯迅看來，‘喪家的’‘乏走狗’就該是最好的寫照了。‘乏’字妙極，用‘野狗’或‘餓狗’吧，總不能刻劃出那種既瘦弱可憐又不免陷於精神上惶惶然的狀態。用不到説，在當時，也還有連狗身分都没弄到，卻正在興興頭頭地投奔主子的，魯迅就幽默地稱為‘候補叭兒狗’。”■從這些比喻中，我們可以看出魯迅錘煉語言的嚴肅功力和銳利、深刻而精煉的語言風格：“寵犬”和“鷹犬”或“警犬”僅僅一字之别，然而準確而深刻地勾出了新舊軍閥和政客的多重性格；“落水狗”、“叭兒狗”、“癲皮狗”、“乏走狗”、“候補叭兒狗”這些頭銜，同樣準確而深刻地刻劃出各種不同的醜惡嘴臉。又例如郭沫若閱歷豐富，學識廣博，這就決定了他的淵博、奔放和敢於創新的言語風格。在他的詩作中，他的風格極易看到，因為詩是允許和要求作者直接地抒發感情和表現個性的；然而即使在他的小説作品裡，同樣袒露着他淵博、奔放和敢於創新的言語風味。且看他的小説《行路難》中的一段： 樓外的川上江中的溪水不分畫夜地流。流到平坦處匯成 一個小小的深潭，但還是不斷地流。流到走不通的路徑上來又 激起暴怒的湍鳴，張牙噴沫地作獅子奮迅。走通了，又稍稍遇 着平坦處了，依然還是在流。過了一個急湍，又是一個深潭；過 了一個深潭，又是一個急湍。它為甚麼要這樣奔波呢？它那畫

夜不停的吼聲是甚麼意義呢？它不是在追求坦途、達到大海 嗎？它在追求坦途的時候總不得不奔流，它在奔流的時候總不 會沒有坦途。啊啊，奔流喲！奔流喲！一時的停頓是不可貪戀 的，崎嶇的道路是不能迴避的。把頭去衝，把血去衝，把全身的 力量去衝，把全靈魂的抵擋去衝。崔巍的高山是可以衝斷的 呢，無理的長堤是可以衝決的呢。帶着一切的支流一道衝去， 受着一切的雨露一道衝去，混着一切的沙泥一道衝去，捲着一 切的鱗介一道衝去。任人們在你身上濯襟，任人們在你身上濯 足，任人們在你身上佈網，任人們在你身上通航，你不要躊躕， 你不要介意。太陽是灼熱的，但只能蒸損你的皮膚；冰霜是嚴 烈的，但不能凍結你的肺腑。你看那滔滔的揚子江！你看那滾 滾的尼羅河！你看那蜜西西比！你看那萊茵！它們終於各自 努力着達到了坦途，浩浩蕩蕩地流向了汪洋的大海了！太平洋 上的高歌，在歡迎着一切努力猛進的流水。流罷，流罷，涇水不 和渭水爭清，黃河不和長江比濁，大海裡面一切都是清流，一切 都有淨化的時候。流罷，流罷，大海雖遠，但總有流到的一天！ （《沫若文集（五）》第二二一至二二二頁） 憑着這段文字思想的浩瀚，感受的奔騰，氣勢的磅礴，態度的明朗和新詞的創立，我們完全可以斷言，它只能屬於郭沫若個人，它强烈地表現了郭沫若的個人風格。再如作家梁斌“生長在農村，接觸過許許多多的農民”，一直參加武裝鬥爭，從事文藝工作。他熟悉人民的生活、情感和語言。因此，他的言語呈現出親切、樸素、渾厚的風格和濃郁的地方色彩。他用這樣的筆觸來刻劃人物：這時，春蘭才長成身個，細身腰、長臉盤兒、黑粹粹兒的。

聽了運濤的宣傳，像春天的葦筍注上大地的血漿，長出綠色小葉，精神旺盛，永不疲倦。又像春天的紫柳，才生出綠色的嫩葉，一經風吹就會搖搖擺擺，向人們顯示：只有她是值得驕傲的！ （《紅旗譜》第一一二頁）這段文字寫了春蘭這個農村少女的美麗面頰，寫了她旺盛的青春活力和隱藏在内心的驕傲。把她永不疲倦的旺盛的精神比作“春天的葦筍注上大地的血漿，長出綠色的小葉”；把她驕傲自豪的心理比作“春天的紫柳，才生出綠色的嫩葉”。春天、綠色、紫柳、嫩葉，這些民間的富於生命活力的字眼充分傳達了作者對於這個勞動少女的讚頌，也流露了作者親切、樸素、渾厚的語言風格和濃郁的地方色彩。作者又用這樣的筆觸來抒發感情： 哥兒倆，耪呀！耪呀！四條小胳膊掄着大鋤，把腰貓了個對頭彎。小苗上的露珠沾在褲角上，濺到腿上，沾到腳上，他們覺得多麼舒坦！耪呀！耪呀！藥葫蘆苗，開着藍色的小喇叭花，耪了去。水萍花，秀出紫色的花穗，耪了去。把野草都耪了去，光剩下紫根綠苗的大秩穀，長得肥肥的，壯壯的。耪呀，一股勁地耪。 （《紅旗譜》第七十頁）這是一幅勞動場景的素描——小苗上沁着晶亮的露珠，藍色的小喇叭花和紫色的水萍花在開放，除掉野花雜草，讓紫根綠苗的大秩穀長得肥肥壯壯；這又是一首熱情輕快的勞動頌歌——短突復沓的句子增强了勞動的節奏感；這更是作家語言風格的直接表現——親切的、樸素的、渾厚的風格和濃郁的北方農村情調。

二、個人風格與其他風格的關係 我們可以從語言諸種風格的相互關係上來看語言的個人風格。語言的民族風格、時代風格和語體風格對於個人説來，是具有制約性的；同時，民族風格、時代風格和語體風格又必須借個人的言語來表現。個人風格乃是個人在接受民族風格、時代風格和語體風格的制約的時候，從這些風格中“透露”出來的特點的體系。或者可以這樣説，個人風格只不過是民族風格、時代風格和語體風格通過個人言語的網罩而“過濾”出來的特點的體系。例如同民族同時代的政論作家為同一政治事件寫作，他們仍然可以在運用全民語言的過程中“透露”出不同的個人特色，並且這些特色可以歸納成體系。 個人風格與民族風格、時代風格、語體風格的關係，也就是“個體”與“整體”的關係。民族風格、時代風格和語體風格，必須從許多個人的語言使用中歸納出來，必須由個人的言語作為體現者；同時，個人風格的形成和發展，又必須以民族風格、時代風格和語體風格為基礎，一種語言的民族風格、時代風格和語體風格愈是豐富，個人的選擇就愈有自由，而個人風格就愈是絢爛多彩。 1.個人風格與民族風格的關係 茅盾在《漫談文學的民族形式》■一文裡説：“如果以魯迅的作品為例，這個問題可以看得更清楚。魯迅的作品即使是形式上和外國小説接近的，也依然有它自己的民族形式。這就是他的文學語言。也就是這個民族形式構成了魯迅作品的個人風格。正是這個人風格在翻譯中常常會喪失。從表面上看，好像譯不好，或譯不出來的，只是個人風格，但實質上是民族形式。”這段話表述了民族風格與個人風格的深刻關係：個人風格以民族風格為基礎，同時個人風格體現着民族風格。但是，個人風格體現民族風格，在程度上是有區别的。以作家為例，有些作家在民間生活的時間

長一些，對群眾的思想感情的了解深一些，掌握人民的語彙多一些，他所體現的民族風格就會濃厚一些，像老舍、趙樹理、梁斌等人的言語風格就是如此。然而，同是言語的民族韻味比較濃冽的作家，也還有不同的個人風格。如果仍以老舍、趙樹理、梁斌的作品語言為例，這現象就看得很清楚了。這三位作家的言語儘管都有濃郁的民族風格，然而老舍的言語在地地道道的北京市俗的氛圍中偶爾滲進一些歐化的成分。《駱駝祥子》就有不少歐化成分的句子： 有了這些簡單的分析，我們再説祥子的地位，就像説——我們希望——一盤機器上的某種釘子那麼準確了。（第三頁） 帶着鄉間小夥子的足壯與誠實，凡是以賣力氣就能吃飯的事他幾乎全作過了。（第四頁） 是的，他無疑的可以成為最出色的車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第五頁） 第一步他應當，他想好了，去拉包車。（第七頁） 因為高興，膽子也就大起來；自從買了車，祥子跑得更快了。自己的車，當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車，就覺得有些不是味兒，假若不快跑的話。（第十頁）這些僅是從《駱駝祥子》的前十頁找來的例子，全本小説還有好些歐化的語言成分，例如“虎姑娘一向，他曉得，不這樣打扮。”“老頭子越想越氣，連白天所感到的滿意也算成了自己的糊塗；心裡這麼想，嘴裡就念道着，帶着許多街面上已不通行的咒罵。”趙樹理的作品雖然也是用民間語言結構而成的，但他的作品語言卻不是北京都市的語言，檢閱他的作品，也很難找到像老舍那樣的歐化句式。如果説老舍的語言是北京都市的勞動人民的語言，那麼趙樹理的語言便是北方農村的勞動人民的語言，“他寫的人

物没有‘衣服是工農兵，面貌卻是小資產階級’；他寫農民就像農民。動作是農民的動作，語言是農民的語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簡單明瞭的，没有一點矯揉造作，裝腔作勢的地方。”■有人説，“趙樹理作品的語言，就像戴着氈帽披着皮襖、面帶笑容、談吐自然的‘老趙’一樣。”■梁斌的語言雖然也是民間的語言，但是喧騰着滹沱河的潮聲，彌漫着冀中泥土的芳香，《紅旗譜》利用冀中方言造成的地方色彩，就顯然與老舍或趙樹理的作品語言風格不同。（參看《紅旗譜》附錄：“紅旗譜”方言土語注解） 2.個人風格與時代風格的關係 個人風格與時代風格的關係也和個人風格與民族風格的關係差不多：時代風格需要以個人的言語形式表現出來；個人言語在表現時代風格的時候又必然透露一些個人的特點。言語的時代精神的强弱，是取決於個人對於時代生活體察的深度和對於時代脈搏感受的敏銳程度的。作家梁斌説：“我感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社會生活，因此有與之相適應的語言特點，只有深刻了解時代的社會生活，才能掌握這個時代的語言特點。社會生活變動，雖然基本詞彙不動，但部分詞彙卻在新陳代謝，它會增加一部分，揚棄一部分。我覺得必須掌握新增加的一部分詞彙，掌握新的語法特點才能寫出一代新人的精神面貌。根據這個想法，《紅旗譜》第一二兩部的語言大致上差不多，到了第三部，要開始增加新的詞彙，第四部以後，要寫敵我鬥爭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生活，就必須增加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流行語言。只有這樣才能寫出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人民生活面貌及精神面貌。”■這是一段很有價值的經驗之談，説明要使個人言語具有濃厚的時代風格，必須深刻地體察時代生活，並將表現時代生活的詞句運用於個人的言語中。五四時期宣揚“毀壞和創造”的郭沫若（參看他的《女神》），抗日戰爭期間“怒吼和咆哮”的光未然（參看他的《五月花》），在大躍進的年代裡“放聲歌唱”的賀敬之（參看他的《放歌集》），都是由於强烈地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深刻地理解時代的社會生活，才以語言的形式表現了這

些時代的精神。 3.個人風格與語體風格的關係 個人風格與語體風格的關係是比較複雜的。一方面，個人必須服從語體的制約。一個人可以運用各種語體進行交際，但他必須遵照每一種語體的格式，不這樣，個人言語便不能起交流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不同的語體之下，一個人的言語風格卻有相通的地方。例如毛澤東的政論和詩詞，一方面分别具備論證語體和抒情語體的特徵，而另一方面，在論證和抒情的不同語體之下，卻貫串着毛澤東個人的言語特色。“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經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一二頁）“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一零五八頁）“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十三頁）在這幾段文字裡，就它們的意境、形象和表達手段的特點而言，是都可以列入詩的範疇的，然而它們出現在政論文裡，與詩的語言風格相通。郭沫若的文藝作品和歷史論著在語體上是有區别的，前者是形象的創造，後者用“論據”來“論證”他的觀點，然而在個人的言語風格上卻是溝通的。郭沫若的歷史論著有些便是用散文的語言或詩的語言寫成的。例如： 《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 因為它自己是一些神秘的磚塊——八卦——所砌成，同時 又加以後人的三聖四聖的幾尊偶像的塑造，於是這座殿堂一直 到二十世紀的現代都還發着神秘的幽光。 神秘作為神秘而盲目地讚仰或規避都是所以神秘其神秘。 神秘最怕太陽，神秘最怕覿面。

把金字塔打開，你可以看見那裡只是一些泰古時代的木乃 伊的屍骸。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二十五頁）有人説，“郭沫若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作為小説家來看，他也是具有着較多的詩人氣息的。不同於魯迅和文學研究會的許多作家，他的小説缺少冷靜而細緻的社會生活的描寫，熱情的自白代替了這些。⋯⋯同他的詩歌一樣，他的小説的主要精神也是積極的、反抗的、破壞的。”■這就是説，郭沫若的叙事風格（小説的語言風格）可以與他的抒情風格（詩歌的語言風格）溝通。前面“個人風格的形成”一節所引《行路難》的那段文字，就可用來説明這個問題。老舍的文學作品和理論文章的風格溝通也有類似的情形。前面提到，老舍是一位善於運用民間語言的作家，他的文學作品（小説、劇本等）充滿着都市人民的口語情味。然而這種情味也可以出現在他的理論文章裡。例如在他的理論文章《戲劇語言》（載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中就有這樣的口語情味濃厚的句子：“是的，正因為是借來的語言，我們才越愛賣弄它們，結果呢，我們的作品就肉少而香菜胡椒等等很多。”“喜劇語言必須餡兒多而皮薄，一咬即破，而味道無窮。”三、個人風格的構成材料 個人的語言風格也不是架空的東西，它必須以語言的各種要素和表達手段作為表現形式。個人風格都用語言材料來表現，個人風格的標誌，就是個人慣用的選詞方法和特有的表達手段。例如聞一多特别講究單音動詞的選擇和運用： 青松和大海，鴉背駝着夕陽， 黃昏裡織滿了蝙蝠的翅膀。

你莫問我！淚珠在眼邊等着，只須你説一句話，一句話便會碰落， 你莫問我！ （《你莫怨我》）不許陽光撥你的眼簾，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春光從一張張的綠葉上爬過。 （《春光》）這就為他的藝術品創造了生動美妙的詩的意境，同時表現了他獨特的言語風格。再如詩人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對於語言風格的創造也有他自己的道路，像廣泛運用四音節詞組，特别是用四音節詞組作為詩句的最後一頓，就是他的詩歌語言的風格特點之一：看吧！ 看吧！——千萬人 人民公社 歡聲四起，千萬處 社辦工廠 笑語喧嘩，看不完的 麥山稻海》）（《也许

望不盡的 鐵水鋼花⋯⋯四時春風 吹萬里江河 冰消雪化，中秋明月 照進多少幸福人家？！ （《十年頌歌》）讀着這樣的詩句，我們定會獲得一種特殊的節奏感；我們也需要用一種特殊的停頓方式來讀這樣的詩——不是傳統詩詞的停頓方式，也不是其他新詩的停頓方式。這種特殊的停頓方式和特殊的節奏，就是語言風格——賀敬之的語言風格。 運用語法手段和修辭手段來創造個人風格的情形也很普遍。魯迅就常用文言句式（間或還用歐化句式，文言句式和歐化句式都是語法手段）和仿擬套用的手法（修辭手段）來創造某種言語氣氛或加强言語的某種情味。例如： 而且還要有等差，即“費厄”必視對手之如何而施，無論其怎樣落水，為人也則幫之，為狗也則不管之，為壞狗也則打之。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 （《魯迅全集（一）》第三五七頁）就是用文言句式增强了語言的諷刺、嘲笑的力量。又如他的《評心雕龍》從題目到内容，都運用了仿擬、套用的修辭手法。這篇文章的注釋很能説明這一點：“⋯⋯本篇的題目就是套用了《文心雕龍》的。作者的用意是諷刺當時文壇上流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論調，最主要的是在攻擊從林琴南

到章士釗的讀經尊孔的反動的復古主義，和徐志摩、陳西瀅等人對於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奴顏婢膝的阿諛；但同時也批評了新文藝陣營中的某些偏向和不正確的主張。文中所舉的一些語句，大都見於上述諸人的文章裡面，個也有經過作者提煉了的。”（《魯迅全集（二）》第四七零頁）無疑地，仿擬套用的修辭手段在這裡增强了語言的諷刺、攻擊的力量。下面的例子則同時用了文言句式、歐化句式和仿擬套用的修辭手段：“我很自歉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大約也傷於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於我的所説，可是我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蓋亦‘懸諸日月而不刊’之論也。”（《魯迅全集（六）》第二八九頁）文中“蓋亦‘懸諸日月而不刊’之論也”是文言句式；“至於我的所説，可是我想，⋯⋯”這種動詞的作主語和“可是我想”的插入，完全來自西洋；“日月之明”、“懸諸日月而不刊”、“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則運用了仿製套用的修辭手段。“日月之明”，出自《莊子·逍遙遊》：“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懸諸日月而不刊”出自漢朝揚雄《答劉歆書》。揚雄在這封信裡，引用張伯松讚美他的《方言》稿本的話：“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參看《魯迅全集（六）》第五九三頁）“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顯然就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的套用。這段文字由於採用了這些表達手法，魯迅自謙、委婉的態度就得到了更好的表現，同時還使這段文字顯得饒有風趣。四、風格是一個體系 常常有這樣的情形：語言巨匠的作品可以在不署名或化名的情況下也能被聽讀者識别出來。這是甚麼原因呢？這是因為形成風格的那些要素——個人慣用的用詞方法和特有的表達手段——貫穿在一個人的整個言語活動中，個别的言語成品不過是他的風格體系的具體表現；因此，如果我們熟悉了某位語言巨匠的風格特色，那麼他的言語成品即使在不署

名或化名的情况下，我們同樣可以識出它的作者。毛澤東的語言特色之一，就是短句子的創造，人民口語的運用，文言句的穿插，成語典故的活用，設問句的經常運用和用倒反格作諷刺以及其他等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語言體現了這些風格特色： 對於他們，第一步需要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輕視和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但一部分優秀的作品現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斷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一樣的“小放牛”，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那麼，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種普及工作還有甚麼意義呢？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八四頁）不難看出，這裡用了短句子、人民口語、成語和設問。《質問國民黨》的語言也表現了這些風格特色： 這也是國民黨人説的話兒呢！我們常常覺得，這一類（物以類聚）國民黨人的嘴裡，是甚麼東西也放得出來的，果不其然，於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夥。 現在中國境內黨派甚多，單單國民常就有兩個。其中有一個叫汪記國民黨的，立在南京以及各地，打的也是青天白日旗，也有一個甚麼中央執行委員會。也有一批特務大隊。此外，還有日本法西斯黨遍於淪陷區。 我們的親愛的國民黨先生們，你們在第三國際解散之後所

忙得不可開交的，單單就在於圖謀“解散”共產黨，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漢奸黨和日本黨，這是甚麼原故呢？當你們指使張滌非寫電文時，何以不於要求解散共產黨之外，附帶説一句還有漢奸黨和日本黨也值得解散呢？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九二八頁）這裡有人民口語的運用：“於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夥”，“其中有一個叫汪記國民黨的，立在南京以及各地，打的也是青天白日旗，也有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這裡有文言句的穿插：“果不其然”；這裡出現了設問句：“這是甚麼原故呢”，“何以不於要求解散共產黨之外，附帶説一句還有漢奸黨和日本黨也值得解散呢”；這裡還出現了倒反格：“我們的親愛的國民黨先生們”。再如《别了，司徒雷登》在報紙上登出來以後，不少的人説，那是毛澤東的手筆；等到《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人們的猜測果然得到了證實。文中有這樣幾段：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 國民黨腐敗無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單就美國統治者來説，“回顧起來”也是妥當的。因為這樣做起來實在有興趣，“似乎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顯然都不會批准”。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邏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不想幹，幹是很想的，只是因為中國的形勢，美國的形勢，還有整個國際的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説）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採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晦地説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裡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説。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像沒有失敗的樣子的歐洲馬歇爾計劃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裡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甚麼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甚麼人願意孿腰給拾起來。大公釣魚，願者上鈎。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九八至一四九九頁）這裡的引文與上引兩例在語言的風格特色上多麼統一和諧啊！在這裡，毛澤東創造了不少短句子，如“國民黨腐敗無能，⋯⋯”那一段；採用了一些人民口語，如“美國人⋯⋯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甚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吃下去肚子要痛的”，“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穿插了一些文言句式，如“不得已而求其次”，“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活用了一些成語典故，

如“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運用了一些設問句，如“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裡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還用倒反手法諷刺、嘲笑：“好辦法⋯⋯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晦地説出了全篇的真理”。 風格是一個體系——是人們慣用的用詞方法和特殊的表達手段的體系。風格既要依賴全民語言的材料來建立，同時永遠是獨創的。因此，我們研究語言的個人風格，就應該研究人們如何從全民語言裡選擇詞語和選擇表達手段，怎樣地運用這些詞語和表達手段，並且把它們用在甚麼目的上；同時還應研究人們把甚麼樣的新東西（新詞和新的表達手段）——個人的東西——帶進全民語言及其表達手段的體系中。有了這番研究，我們便可以看到個人言語在依從全民語言的法則的同時，如何豐富了全民語言，便可給個人言語的高下以公允的評價，便可借鑒他人言語的風格創造自己的言語風格。註釋：①北京大學語言學教研室編《語言學名詞解釋》第 二七頁。②高名凱《語言風格學的內容和任務》，載《語言學論叢》（第四輯）第 頁。③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教研室編《現代漢語》中冊第四八零頁。④艾思奇主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第三十七頁。⑤索伯列夫《翻譯的基礎》第八十四頁。⑥陳望道《修辭學發凡》第一九一頁。⑦《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二十六頁。⑧周恩來總理補充發言的英文稿見“ The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Asian African Conference” Supplement to “Prople's China” May 16, 1955。⑨《詩歌欣賞》第七十三至二十四頁。

⑩《詩歌欣賞》第七十六頁。■馬卡連科《和初學寫作者的談話》。■《毛主席詩詞講解》第四十七頁。■朱彤《魯迅創作的藝術技巧》第八十二頁。■《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語言學研究與批判》第二九石頁。■《漫談“紅旗譜”的創作（代序）》，載《紅旗譜》第二十九頁。■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上卷）》第一七二頁。後記：本文寫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舉例所用語料未能擺脱當 時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今天看來，一則引以為憾，二則從中 亦可看出語言的“時代色彩”。從社會語言學和風格學的角度 看，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又：本文提出的關於“民族風格” 的論點後為作者自己修正，詳見本書《風格的要義與切分》。

語言與溝通——《語言與溝通》前言 語言用來溝通，溝通需用語言。這個簡單的道理盡人皆知，不必求證。然而細想一層就會發現，語言與溝通都會受到許許多多的干擾和制約，呈現出紛雜或豐富的狀態。不研究這種種情形，語言便不可能在溝通中發揮最大的作用，溝通也不可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就語言來説，它的基本形式是以聲音為媒介，在發話人與受話人之間形成溝通的渠道。以聲音為媒介的原始形態是口語，聲音有多種變通的形式，例如哨聲、笛聲、警報、鐘鳴、號角聲、敲門聲、擊掌聲、⋯⋯在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口語有多種代用品，例如留聲機、收音機、錄音機，以及walkman、“快譯通”、⋯⋯口語之外，語言還可以用圖形和色彩作代表，通過目治的手段架起溝通的橋樑。最著名的表音圖形乃是文字，純粹的表義圖形也有一些，例如“禁止吸煙”的圖形和十字路口的紅綠燈信號。但這種表義方式只可作為表達的輔助方法，不可能充當溝通中的主要手段。 這裡説的是僅就單一的語言運用而言。在多方言或多語言的社會，必有“標準語”和“官方語言”的問題提出來。最明顯的例子產生在中國。中國是個多民族、多語

言的國家，雖然各民族的語言地位平等，然而在外交事務上僅以漢語為代表，聯合國用的中國語言便是漢語，而漢語有大大小小數以千計的方言，方言與方言之間又公推一種各方言區的人群都可接受的“共同語”或“標準語”。這種標準語乃是一種模式，所有學漢語共同語的人都得向它靠攏，爭取達到模式所規定的境界。我們常常有一個疑問：為甚麼有些外國人説的普通話比中國人還要好？因為這些外國人是以漢族共同語的模式為規範的，正如有些中國人説的英語比有些英國人還要好的道理是一樣的，因為外國人專揀倫敦南部的英語來學，不學它的方言俚語。因此，一個先進國家或地區都要做一項科學性很强的工作：語言計劃（languageplanning）。一九九二年三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召開的“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便是語言計劃的一次嘗試。國家語委學術刊物《語言文字應用》載文指出：“一九九二年年末，由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學術研討會執行主席程祥徽先生主編、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出版的《澳門語言論集》問世。這是一本洋洋五十萬言、裝幀精美的論文集，它翔實地反映了那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成果，為廣大的讀者提供了有關澳門語言文字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珍貴資料，並為‘科學、適用、穩妥、動態’地制訂澳門的語言計劃鋪設了路基。”（一九九四年第二期《一項引人注目的語言計劃——讀〈澳門語言論集〉札記》，畢謹暢） 澳門語言計劃的重點無疑歷史地落在中葡兩種官方語言的課題上。許多人愛用“雙語”這個詞指稱兩種官方語言。“雙語”以及由“雙語”引出的“雙語制”、“雙語人才”、“雙語培訓”等詞滿天飛，彷彿在兩種官方語言的事情上已經下足了工夫，實際上距離官方地位（這裡指中文）還遠着哩！“這裡指中文”，是説現在尚不是高談兩種官方語言地位平等的時候，事實上兩種語文的不平等現象已經延續了一百多年，現時是要中文急起直追，爭取在尚餘五年多的過渡期内登上官方語言的寶座。没有中文的官方地位，所謂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澳人治澳、一國兩制，都將變作

空話，因為到了政權交接的日子還不能用中文延續以往的管理體制和以往的行政運作，那就會出現行政機關内部的斷層，就得放棄原有的程式而另起爐灶，或者借用大陸的社會制度與管理方法。因此，葡方也好，中方也好，澳門人從自身利益出發考慮問題也好，凡是希望實行澳門特别行政區基本法的人都不要再玩“雙語”的術語遊戲了，而應切實樹立起中文的官方地位。 雙官方語言政策要雙語人去執行，而雙語隊伍要通過雙語培訓建立起來，這個三段論式的推理看似合乎邏輯，實際上它的前提是值得商討的。雙官方語言的政策固然要雙語人執行，但並不是唯雙語人方能執行雙語政策。加拿大總理不一定要兼通英、法兩語，新加坡總統也未必個個都懂英、華、馬來和泰米爾四語，澳門總督不懂中文照樣可以出任語言狀况關注委員會主席，主持每一次會議，制訂落實雙官方語言政策的措施。即使是在雙語社會，雙語人的數量都是有限的。執行雙語政策的人要善用有限的雙語人力資源，將他們分配在恰當的崗位上充分展現他們的才華。這個意見筆者曾在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七日《澳門日報》上發表過，詳見《雙語釋義與澳門雙語》。（《語言與溝通》澳門基金會出版，一九九五）歷史的經驗證實，一百多年以來澳門實行單一官方語言的政策，並未以市民掌握那種官方語言為前提；現在實行雙官方語言政策應比以往實行單官方語言政策更加容易見效，因為其中一種官方語言是九成以上市民的母語，這九成以上的居民無須着力於自己母語的學習。因此，政府大可減少培訓語文人才的費用，轉而培訓翻譯的精英分子。澳門過渡期最迫切需要的不是那些只會説幾句第二語言的人，而是法律翻譯、立法、司法、法庭事務與行政事務方面的單語精英與翻譯精英。 “雙語”是語言學上的一個術語。它有“個人雙語”（bilinguality）和“社會雙語”（bilingualism）之分；“雙語人”（bilingual）也有類型之别。有一類雙語人是混合雙語人，這類人具有雙母語的特徵，用甲語思維與用乙語思維

都是一樣的，他們面對不同的對象或處於不同的場合可以隨意採用兩種語言中的一種，有時甚至兩語混雜而不自覺。雙語人的雙語能力是在社會環境中自幼習得的，例如土生葡人就是在澳門的社會生活中歷史地形成的。在澳門實行中葡雙官方語言的今天，應當有效發揮雙語人溝通兩種語言的作用。 另一類雙語人是通過接受深入的、正規的教育學會並掌握了一門外族語的人，這類人掌握的兩種語言各有適用的範圍。港澳兩地一些專業人士的語言狀况即如此，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粵語，在從事業務工作時運用外語，因為他們的業務知識是以外語學到的。這種“雙語”在語言學上另有名詞表述，叫做diglossia. diglossia中的“高語”用於正式場合，多半表現為書面語形式；另一種“低語”用於口頭交談。例如華籍律師在法庭上運用葡語，回到家裡則用粵語。葡語對他而言是高語，粵語則是低語。一個北方人上澳門電視的粵語節目接受訪問須用粵語，粵語就是他的高語，北方話則屬低語。高低之分並不指語言的優劣，只是“與正式性（formality）程度相對應”。 （R. R. K.哈特曼，F. C.斯托克著《語言與語言學詞典》中譯本，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些學校的教師為甚麼只會用外語授專業課呢？就是因為他們的高語是外語，要他轉換成中文講授還得重新學過。然而他們與學生在課堂以外的交流卻是外語能力所不能負荷的。港澳英文中學的悲劇就在師生不能用英語交流心得，老師的英文水平只夠上專業課，而且顛來倒去就是那幾個專業詞句，很難作深入淺出的講解；學生的英文水平更加不夠應付專業課以外的交流。他們是腦袋和嘴巴分開的“支離人”。 人們心目中的“雙語人”其實大多數是在母語之外學過另一種語言，他們只不過具有diglossia的能力而已。一個母語為粵語的人會説幾句英語或葡語算不算是雙語人呢？當然不算，所謂母語，是思維過程中使用的語言。絕大多數具有兩種或多種語言的人以母語為思維工具，當一種外

語傳來，他就將外語迅即翻譯為母語而加以理解；當需要以外語傳遞信息時，他也是在腦子裡儘快將母語譯成外語傳遞出去。一個初來澳門的大陸遊客到商場購物，很自然地將澳門幣的標價折合成人民幣，然後決定是否購買。一個人的母語與外語的關係就像大陸遊客手中的人民幣與澳門幣。這只不過是個比喻而已，任何高明的比喻都不能完全吻合事物的本質；我們還是直截分析語言現象：澳門人聽、説普通話是先在腦子裡將普通話轉換成為廣州話接受過來，又在腦子裡將廣州話翻譯為普通話傳遞出去——他始終是以廣州話為語言的本體。時下風行於報刊演説中的“雙語人才”一詞指的就是這種學得另一種語言的人。因此所謂“雙語培訓”不如改為翻譯人員的培訓更切實際。“會兩種語言的人未必天生就是翻譯人員（包括筆譯和口譯），因為兩種語言間變換（switching）的技巧必須分别學習和掌握”。（同上引）翻譯人員的培訓應當根據政府行政運作與法律事務的切實需要納入語言計劃中。在澳門這座袖珍的城市中，語言計劃的制訂是比較容易達致精確的程度的。例如以葡文制訂的有關澳門的法律文本共有多少？需要譯為中文的多少份？已譯多少？尚餘多少？如何按輕重緩急排出時間表？需要多少翻譯人員？又如法庭的運作，截至政權交接之日需要幾名雙語法官？需要多少開庭時的即時傳譯員和閉庭後的書面翻譯人員？自身培訓能否跟上工作的需要？能不能向外借聘？借聘的人數與年限如何釐定？⋯⋯ 語言計劃的目標是系統地解決某一言語社團的交際問題，它要在研究語言或方言的基礎上制訂選擇並使用語言的可行政策。（參閱戴維·克里斯特爾主編《語言學和語音學基礎詞典》中譯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語言計劃力求使語言在溝通中發揮最大的效力。溝通是在一個一個的交際場合中展開的，買菜和賣菜組成溝通，教師講課與學生聽課構成溝通，學術研討會上報告人與聽眾之間也形成溝通，還有國際上外交辯論、文藝舞台上人物之間以及節目與觀眾之間，⋯⋯都存在着溝通的

關係。場合不同，格調或氣氛也就不同。語言的使用要切合各種不同的交際場合的氣氛，幫助溝通使命的完成。大排檔的餐桌上做不成大金額的買賣，高爾夫球場才是溝通感情、成交大筆生意的去處，場合（或環境）對於人際間的溝通竟是如此重要。語言風格學便是語言扮演溝通角色時所形成的語言學的一個分科，它研究語言在被具體運用的時候因受交際場合和交際目的的制約而構成的特殊的氣氛或格調。 現代傳播廣泛使用“傳意”（ communication）一詞，澳門大學設有中文傳意專業和英語傳意課程。它的意思强調在“傳播”與“傳達”。當然，“傳”出去了總希望“播”開去並且“達”於對方，進而形成交流。然而是否真正“達”了，那就要動用社會學的手段，例如通過社會調查（電視台的收視率、報刊的銷售量、讀者聽眾的專訪⋯⋯）來檢驗。然後處理傳播過程中的干擾，不斷修正傳播者的意思，使傳受兩極形成共識。我們根據漢語詞彙的特定含義採用“溝通”一詞，正是想强調語言在交際中的雙向或呼應關係。深入理解“溝通”的雙向特點以及它對語言的依賴，將有助我們正確地制訂語言計劃和語言政策，並將它們付諸實施。 我在澳門大學任教十四個年頭了，授課之餘所從事的研究和發表過的文章主要是在語言的社會作用與語言風格的理論這兩個方面，“語言與溝通”乃是我專業興趣與學習心得的主題。環繞這個主題所作的研究才僅僅開始，希望能與志同道合者一起把它寫成鴻篇巨著，因為這是學科交給我們的使命！ 一九九四年九月

語言架起傳意的橋樑——《語言與傳意》代前言 傳意，是一個古已有之的詞語，唐成玄英註釋《莊子·天道》“而世因貴言傳書”句説：“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傳意指的是傳達思想内容或情意。今天，“傳意”用來翻譯一門新學科的一個核心術語：communication.作為學科術語的“傳意”指人類借助語言符號或其他手段傳送信息的過程。傳意過程以“信號” （signal）為紐帶，一頭銜接發出者，一頭通往接收者，雙方盡力排除傳意過程中的干擾或噪聲（noise），求取對信號的一致的理解，達到發出者“講了個明白”、接收者“聽了個清楚”的境界。否則不是對牛彈琴便是“雞同鴨講”，不能使溝通的渠道暢通無阻，甚至根本不能打開溝通的渠道。然而信號用甚麼東西或形態來充當呢？最主要的物質形態是有聲語言及其代用品文字，當然也可以訴諸其他形態，例如餐桌上的一碟炒熟了的魷魚可以是老闆辭退職工的信號。發出者將所要表達的意思即信息（information）編碼（encoding），並將編碼變為信號，接收者則透過解碼（decoding）來接收信號。當雙方對信號取得一致的理解，即形成了共識，接收者就會產生發出者所預期的反應，進而作出反饋。思想的傳遞、意見的商討、觀點的交鋒、⋯⋯便有可能真正展開。

這個過程可用圖表表示如下：發出者 編碼 信號 解碼 接收者反饋 反應由此可見，在一個完整的傳意過程中語言的信號身分位居中央，起着左右逢源的橋樑作用，語言的正誤直接影響傳意的進行，語言的優劣直接影響傳意的效果。“語言與傳意”的論題就是為論證這個公式而提出的。 人類有了傳意活動就有研究傳意規律的學科產生。世界性的資訊事業的發展推動傳意學成為社會科學中一門獨立的學科。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世界不再是一個被分割的球體，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繫，東半球與西半球的對話一天比一天頻密，語言的傳意功能日顯重要。為了因應傳意的需要，戰後語言的發展變遷超越了以往任何時期，例如新詞語的湧現有如雨後春筍，語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不再是個别的現象。電子通訊技術設備的日新月異促使傳意活動突破時空限制，改變人類的距離觀：一次比閃電還要迅速的電鈕撥動可以將信息傳送到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甚至可以傳遞到太空或其他星球。為了扮演好傳意信號的角色，語言正在加緊内部成分的調整。妥善處理語言和傳意的關係從來没有像今天這樣迫切，九十年代的傳意學已經發展成為一門配合時代進步的學科，它的前程將無可限量。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傳意研究方興未艾，港澳一些大專院校開設了傳意科目、傳意課程、傳意學系乃至傳意學院；中國傳意學也正在突破舊有的“新聞學”的範圍而擴大視野，發展異常迅猛。 認識一門新學科要做許許多多的工作，首先要理解的是學科的命名，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特點，相關學科之間的關聯等等。傳意學的名稱

不少，使用得比較普遍的是傳播學，《社會科學新學科辭典》（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和收錄了“漢語最新詞語八千條”的《新詞新語詞典》（語文出版社，一九九三）都只以“傳播學”為詞條，前者在釋義中有“亦稱傳意學或傳學”的字樣，後者則無任何别稱。其實除了傳意學、傳播學、傳學之外，香港還有“傳理學”一説，某間大學就是以“傳理”命名一個學院的。對於一個科學的術語，特别對於一個學科的命名，必須對它的詞面形式作咬字嚼字的推敲。“傳意”這個名稱不一定是最佳選擇，但“傳送意思”的義項卻如實地表述出來了。“傳播”的詞義重在“播”字上，用在報紙、電台、電視以及商品推廣等業務範圍比較適合，因為它們的確是將信息播往四面八方；然而傳播也要以傳意為前提，人們是將傳出來的“意”再“播”開去，没有傳意在先，何來傳播於後？我們常説的“新聞傳播”是一個科學的詞組。“新聞傳播”就是“傳播新聞”，“新聞”是應當“播”開去的。如果將“傳播新聞”代入“傳意”的結構形式，“新聞”是“傳”的對象，也就是“意”，“傳播新聞”是“傳意”的一種特殊形態。“傳理”則在構詞方式和詞義類型方面都與傳教、傳道、傳經同屬一個系列，使人易生聯想；人們傳出去的是“意”，至於傳出去的“意”在不在“理”，卻是另一層面的問題。“傳學”的出現大約因為實在没有更好的選擇，於是乾脆只用一個“傳”字。本來這是一個很好的術語，但在習慣於用雙音節詞作科學術語的漢語世界，單音節的“傳”字未必為人們樂於接受。相比之下，在諸多詞語之中還是暫以“傳意”作為與英語communication相對應的術語為好。 傳意是發出者將信息傳給接收者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傳意的渠道並非永遠暢順，部分受阻或全部受阻是經常發生的。發出者使用甲語（或甲方言），接收者使用乙語（或乙方言），如果彼此不懂得對方的語言（或方言），溝通的渠道自然會遭到堵塞。即使收、發雙方使用同一種語言（或方言），也有可能因某一方所用的代碼（code）出了錯而影響傳意的順利進行。有時收、發雙方誰也没有錯，只是文化程度不等、文化背景有别、思

維方法不同、所用文體有異，或者遇到某些特殊的情况，都會影響信息的傳遞。帶着偏見投入傳意活動會犯“忘鈇者”的錯誤，嘈雜的環境使口頭傳意產生噪聲，潦草的字跡使書面傳意受到干擾。相反，錯誤的傳送引來正確的接收即“歪打正着”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在傳意渠道出現的種種情况中，語言所起的作用最大，語言在傳意過程中架起一道橋樑，言語的東來西往、南征北戰都要從它的橋面上通過。 在傳意活動中，無論你是信息的發出者還是接收者，你都必須首先修煉運用本族語言的能力，用正確的、規範的語言去傳遞信息和接收信息。在人類的交往已經打開了方言界限、區域界限、國家界限的今天，人們更有必要盡量掌握多種方言和多種語言；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在追求語言能力的同時還必須盡量熟悉不同語言背後的文化特徵、性格心理和生活習慣。只有這樣，才能排除主觀和偏見，正確地對待語言發展中出現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和諧地處理語言之間、方言之間的關係。因此，當語言出現新情况或新成分時，語言學家不應急於批評、急於判斷，而應從語言本身和語言背後去尋找原因，探求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例如當前的一個現實話題是借詞問題，這個問題應當從傳意的角度去剖析，尋求有效的解決辦法；大聲討伐於事無補，因為人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錯了，如果真是錯了，又該如何去改正。從傳意學的觀點看，借詞在語言交流中是一種古老而常新的現象。一個詞在被借一方可能是語言中的珍品，在借用者一方卻可能被語言學家斥為污染物。問題出在兩方面：一是在傳意過程中解碼與編碼出現了差距。被借的詞有它特定的含義、色彩、情趣或韻味，然而未必能被解碼者全部解開，使用時也就無從表現它那特殊的内涵，筆者在《傳意需要與港澳新詞》（載於本書）中提到的“人氣急升”、“飲茶”等即是例證。二是語言使用者的語言能力本來就不高明，他們可能連自己的本族語都不能運用自如，遑論運用從外族語言借來的詞語！當然也有以借詞標榜特殊身分的現象，那就另當别論了。

在語言學與傳意學的關係日益被發覺、日益被重視的今天，澳門語言學會接待了兩岸四地的一群具有開拓精神的語言學家，專在“語言與傳意”的論題上發表意見，展開討論。大家的共識是：傳意過程中的干擾或噪聲來自多方面，例如發出者與接收者雙方文化程度不等，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經驗各異，方言影響有别，⋯⋯而最大的干擾乃是語言本身的規範程度不足和雙方語言修養的參差。這些因素都會拉開解碼與編碼之間的距離，造成不能完全理解或不能正確理解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信號的内容，阻礙傳意活動的有效進行。語言學家要為傳意提供精確可靠的信號，不斷以新的成分滿足傳意的新需要，盡量減少傳意過程中的噪聲，充分發揮語言在傳意中的橋樑作用。當今的時代可供語言學家尤其是社會語言學家用武之地極其遼闊。語言學一旦與傳意學攜起手來，必將開創出語言學的新天地。 一九九六年

傳意需要與港澳新詞 人的生命每分每秒都在變化，只不過當事人覺察不到而已。兩個相親相愛的朋友别後重逢，分隔時間短者常賀對方“發福了”；離别時間長者甚至驚呼：“要是在大街上踩了你的腳還不知道是你哩！”語言的生命如同放大了的人生，每時每刻都在變遷，永遠保持運動的形態：某些詞語出現的機會在逐漸減少，某些新的成分卻不知不覺地潛入語言的庫存，甚至個别完全不通情理的詞語莫名其妙地充斥於廣大地區。語言的變異現象積攢到一定數量的時候，它們有可能在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不同地區之間、不同行業之間、不同年齡的人群之間形成鴻溝。港澳青年學生、青年文員使用粵語的情形足可説明這一點。他們使用新詞語和外來詞語特别多，他們毫無語言的傳統勢力的負累，成為創造新詞、照搬外國詞語、改變原有語言規則的急先鋒。在語音方面，他們以丟失聲母（如我、愛、牛等字），合併音位（如呂、女不分），取消讀破（如時間、間接的間同調）等方式顯示自己是不受羈絆的一代；在用詞和語法規則方面，他們“肆無忌憚”地改變舊有習慣，例如在動賓結構的動詞或詞組的後面再帶一個賓語：挑戰奧運，出線足球杯，約會女朋友，接壤俄羅斯，過

境洛杉磯，⋯⋯於是，保傳統和反傳統的戰鬥展開了，前者聲嘶力竭地斥責後者，義憤填膺地要後者恢復舊有的規則，甚至電視台也出來助陣，製作一些用《廣韻》規範港澳人發音的節目，教導聽眾只有弄通了平仄押韻才能提高中文水平。然而通平仄者未必寫得好文章，不通平仄者未必寫不出好文章。 當然，語言作為傳意的媒體要力求穩定，否則容易造成傳者與受者之間的脱節。傳意過程包括信息的發出、通道、編碼轉換、儲存、解碼翻譯直至接收。這個過程本來就存在許多障礙，受着許多因素的干擾。傳、受兩極民族心理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一，知識程度的不等，言語環境的差異，密碼内容的誤解，⋯⋯常常引來“傳者無意、受者有心”或“傳者有心，受者無意”的局面。一個眾所周知的笑話便是最好的注腳：宴會主人説“該來的都不來”，已來赴宴的客人以為“不該來”而走了；後來又到了新客人，宴會主人惋惜地説“不該走的都走了”，新來的客人以爲自己“該走”而不走，於是走了個精光。還有一個真實的故事也可作注：文革期間有人從北京寄信給他的兒子，信中有一句“阿姨病了”，兒子回信請父親問候阿姨；父親回家教訓兒子道：“阿姨病了指江青鬧情緒，你連這點政治敏感都没有！”發生這樣的誤解是因為傳受雙方没有事先約定密碼的内容。為了減少傳意過程中出現障礙，語言的規範無疑絕對必要。如無規範，任由語言中的不正常現象泛濫，將會給傳意帶來更大的障礙。然而語言一刻不停地變動，規範過後即刻又有不規範的成分出現，因此規範只能是一個理想，提供一個榜樣或模式，供語言的使用者和學習者去模仿或追求，倫敦南部英語便是這樣一種規範化的英語。語言的使用者和學習者只能做到靠攏規範、接近規範，永遠不能實現完全的規範。既要規範又不能完全達到規範，不能完全達到規範而又不可不去規範，這是切合實際的結論，不要輕率地給持這種觀點的人扣一頂“不要規範、否定規範”的帽子！ 活着的語言處於或緩或急、或大或小的變化之中；没有變，就没有語

言的生命。這一點，連清末切音字運動的倡導者們都已經看到，沈學即認為一切都“以變通為懷”（《盛世元音自序》），而語言的變化又並不完全按照以往的軌跡或原有的模式，更不依照人的主觀意志或良好願望。因此，語言中出現異乎正常的成分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卡拉OK”究竟屬何種構詞方式？“隨身聽”分明是個動詞性詞組，怎能當作名詞使用？既有一個通行了四十年的“出租汽車”怎會輕而易舉地為一個外來詞“的士”所取代？而且“的士”這個詞真可以説在一夜之間傳遍神州大地，它的省略形式“的”竟同時變成一個十分活躍的構詞語素，其能產度之高足令原有的語素望塵莫及，據説截至一九九五年底，由語素“的”構成的新詞已有二十六個之多。於是，保衛語言純潔、淨化的語言學家又發話了，直斥這是語言的污染，甚至是語言中的殖民現象，非連根鏟除不可。但是鏟除語言中的一個成分談何容易，因為任何一個成分的出現都有它的理由，尤其是這個成分一旦進入了構詞體系之後，那就更難撼動了。你可以説“的士”是由港澳“殖民”到大陸的詞，但是“的”以語素身分出現在上述二十五個新詞中卻是大陸的創造，近年不曾到過大陸的港澳人至今根本不知道“打的”“麵的”“的哥”“殘的”⋯⋯為何物。然而大陸的這些詞語又有可能反過頭來影響港澳方言，筆者校閱本文清樣時在香港的報紙上看到流行在新疆的一個新詞“馬的”：“在新疆哈密市，不僅有‘的士’，還有别的城市不常見的‘馬的’。其實‘馬的’就是馬車。與一般馬車不同的是，‘馬的’用來載客，裝飾也講究些、漂亮些。”（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明報》）筆者又在澳門的報紙上發現一個“夜的”，“夜更的士”即半夜一時至清晨七時行駛的的士。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澳門日報》有一道新聞標題是“不贊成夜的附加費”。 據説“巴士”也對漢語造成了“污染”，它的省略式“巴”也以語素身分混入漢語構詞系統，“中巴”就是一例。何謂“中巴”？于根元主編的《現代漢語新詞詞典》解釋為“中型載客轎車”（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出版）。此外，

這部詞典還收了“大巴”（大型載客轎車）和“小巴”（小型公共汽車）。“大巴”、“中巴”、“小巴”在現代漢語新詞中形成一個小小的系列。然而作“中型載客轎車”解的“中巴”在港澳粵語中是不存在的，澳門没有“中巴”一説，香港人只知“中巴”是“中華巴士公司”的簡稱。奇怪的是廣州出版的標明是“香港方言”的詞典卻説“中巴”是“二十四座的中型公共汽車”，不知詞典編者從香港的哪一個乘客那裡聽來。“中巴”解作“中型載客轎車”是大陸的新創詞，完全符合漢語的構詞方式，不是由香港殖民入大陸的；那本解釋香港方言的詞典説“中巴”是“二十四座的中型公共汽車”倒是想當然地用大陸“中巴”來解釋香港的“中巴”，以為詞面相同詞義也就相同，殊不知這是研究語言現象的大忌。社會語言學視語言為一種社會現象，將語言現象置於特定的時代、特定的地區、特定的行業、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以及特定的語言環境中加以考察。一個詞面相同的詞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行業、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語言環境中可能具有不盡相同的詞義或感情色彩，甚至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詞義或感情色彩。例如“班房”，舊指“衙署、府第的差役值班之所”，另為“監獄或拘留所的俗稱”，現代漢語仍有“牢房”的意思；港澳粵語卻指稱“教室”。又如“炮製”、“策劃”、“檢討”在港澳粵語中屬中性詞，在大陸則含貶義。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應以“中巴”的誤解為戒。再附帶説一句，那本香港方言詞典還有一些詞條的解釋亦不可信，例如“打簿”被釋為“發工資日將個人活期存折交銀行由電腦過賬”就失之片面，不在發工資日就不可打簿？不過賬就不可打簿？⋯⋯“打簿”的例子留待下文再議。這裡想説的是近年來漢語語素庫中增加了“的”、“巴”之類語素，並且按照漢語可接受的方式或習慣構出了一批新詞，這並不是一件壞事，起碼起到了適應傳意需要的作用。套一句俗話説，這種作法不求無功也罷，但求無過也就夠了，怎麼反而要揹“污染”、“殖民”的罪名！ 面對規範的要求與新詞語的產生和湧現，語言學家尤其是社會語言

學家應當採取何種態度和措施呢？ 詞語創新是個外延很寬的概念。詞語的創新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詞的義項的增加（或減少），二是具有新詞面的詞語的產生，三是外地詞語或外國詞語的借用。社會語言學家難做，是因為他們必須具有鑑别優劣、預測新詞語走勢的工夫。這就要求社會語言學家與使用語言的社會成員一道去思考、權衡和選擇，這項工作不是大棒一揮、大話一套就能奏效的。但凡新詞語湧現的歷史時期，魚龍混雜、優劣難分是難以避免的，而“純潔”與“污染”的界限又不那麼分明，語言學家切不可在語言新成分剛剛出現的時候就大張撻伐，擺出“除惡務盡”的姿態。知識分子（其中當然包括語言學家）曾經嚐過先被反後平反的滋味，不要再把那種循環的公式引入語言學領域。出現新因素的主要原因不是語言使用者的標奇立異，而是新事物的產生、新概念的形成以及傳意生活的緊迫需要。 詞語義項的增加是詞語創新的重要手段。筆者在構思這篇文章的時候剛剛完成澳門機場啓航徵文比賽的評判工作，許多應徵的文章説，物質的飛機起飛了，從此將會帶來澳門經濟的起飛。前後兩個“起飛”不是一回事，後面這個“起飛”的含義在九十年代以前的漢語詞典中是查不出來的。于根元主編的《現代漢語新詞詞典》在“起飛”條下有“原指飛機開始升空飛行。現也喻指事業起步迅速、發展順利”的字樣。李行健等主編的《新詞新語詞典》（增訂本）也在“起飛”條下列出兩個義項：“①（飛機）開始飛行。②比喻某項事業開始迅速起步並取得較大發展。”①是“起飛”的本義，②是“起飛”的比喻義。港澳冰、雪不分，因為現實生活中没有天然的雪，只有人造的冰。“雪櫃”“雪糕”這類冰雪不分的詞極有可能產生在南方。果然李達仁等主編的《漢語新詞語詞典》收了“雪櫃”，李行健等主編的《新詞新語詞典》（增訂本）收了“雪糕”。李行健對“雪糕”的解釋是：“方言詞。現進入普通話，多指方形的固體冰淇凌。”“雪糕”的發展並未到此止步，後來又有了“雪糕筒”。“雪糕筒”是盛有雪糕的上圓下尖的錐形的

甜筒，港澳冷食店或快餐廳都能買到。近十幾年來，“雪糕筒”逐漸取得一個新的義項，甚至獨立成一個新詞，取代“指示路線和道路情况的標誌”即“路標”的地位，因為它酷似倒置的雪糕筒。冷食店裡賣的“雪糕筒”與隧道口擺了一排“雪糕筒”或汽車撞倒了“雪糕筒”也不停車的“雪糕筒”是形極似而質不同的兩件東西，前者是本義，後者是比喻義，“雪糕筒”近年又獲得一個新義：“話筒”或“傳聲器”（港澳粵語叫做“嘜頭”）。《澳門日報》“採訪餘墨”專欄文章《“雪糕筒”陣》説：“（記者們）舉止‘勇猛’，發現目標便一擁而上，十支八支雪糕筒直伸向採訪對象，大有‘雪糕筒’非食不可的勢頭，甚至香港部分報界記者近來也把‘雪糕磚’（案指微型盒狀錄音機）抛棄而改用‘雪糕筒’了。這使‘雪糕筒’陣的場面更為壯觀。” 向本族語言的方言和向外國語言借詞是豐富本族語言詞匯，為傳意提供更多選擇的重要途徑。這方面的論證已經夠充分的了，本文不想贅述。筆者只是想説，一個借詞的生命要由傳意的需要賦與。本族語言有這種事物或這種現象而無表示這種事物現象的詞，借來的詞就有生命力，否則借詞的生命不會旺盛甚至可能是一現曇花。近一年多以來，港澳粵語出現了一個詞語：人氣急升。“人氣急升”是個日本詞語，專用來形容表演藝術家的聲望突然上升。翻檢香港報刊，尤其是報刊的娛樂新聞版，“人氣急升”用得一點也不差，都是用在演員、歌唱家等藝人的身上。從事其他行業的人例如學者聲望上升了呢？不可用人氣，大約可用“人望”吧。漢語曾經給予日語很深的影響，日語影響漢語則是近百年來的事。日本佔領台灣期間，日語影響過台灣漢語；中國民主革命時期，漢語向日本借詞數目可觀；近一二十年日本經濟冒升，港澳粵語受日語的影響不可輕視。在香港繁華的街道上，明明是四川菜館，招牌卻要標以“四川料理”、“名廚主理”；明明是減價出售，卻要寫作“大出血”、“大割引”之類；⋯⋯港澳娛樂行業受日本影響特别深，華語影片也要請日本作曲家編主題歌，香港電影《似水流年》那首動聽的歌曲就是日本音樂家作曲的；流行曲不少

是借用日本歌曲而填上粵語歌詞。港澳青年對日本歌星的認識和崇拜遠遠超過對大陸的歌唱家。明瞭這個背景，香港粵語原封不動地借用“人氣急升”以及香港人如此準確地使用這個詞語也就不無原因了。現在“人氣急升”的詞義開始擴大，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香港《經濟日報》以“人氣急升”為題轉載一幅盧瑞華陪同朱鎔基視察東莞外企的新聞照片，説明詞結尾説“可見盧瑞華‘人氣急升’”。盧氏屬政界人物（照片見報時盧氏為廣東省常務副省長，二月十日港澳各報報道“盧瑞華當選為廣東省長”），並非演員、歌星，“人氣急升”用在他身上原是不妥的。 漢語是一種極講文明委婉的語言，例如對人稱名不稱姓，稱字不稱名，有號不稱字，有排行不稱號，有官職則連字號都不稱了，甚至以籍貫代名字。這是中國人都知道的普通常識。四十年代蘇聯領導人米高揚訪問延安，他連毛潤之就是毛澤東都不知道。現代美國青少年是可以直呼父母名字的，在中國則屬大逆不道！因此，漢語對文明詞語特别敏感。“廁所”已屬委婉之詞，現在卻向更委婉的方向走下去，如今港澳豪華酒店和娛樂場所很少再有“廁所”的字樣，“廁所”換作源自日本的“洗手間”、“化妝間”、“盥洗室”。這些詞語似曾相識，因為它們的語素都是漢語所固有的，結構也符合漢語的構詞方式，而且更能表現文雅的氣息，漢語借之又何妨！再如以往接聽電話，問的是“找誰？”“幹甚麼？”現代卻多數問“我有甚麼可幫到你？”這後一種問法要客氣得多，有禮貌得多，何樂而不用？然而這一問句卻完全來自英譯：May I help you？ /How can I help you？ /How can I be at your service？ 毋庸否認，語言交流中的確也會有一些不健康的成分侵入語言的肌體。一九九零年七月筆者在《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與劉羡冰合作，見《語言與溝通》澳門基金會，一九九五年二月）中稱現代漢語夾雜英語詞語的洋涇浜現象為Chinglish （Chinese ＋ English）,並且斥之為“怪胎”，必須加以鏟除以維護民族語言的純潔規範。然而“現代民族不

再有甚麼‘淨化’的語言了。在今時今日，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密，語言間的相互影響、語言成分的彼此吸收成為現代語言的共同特徵；而在非單一語言的社會，這種現象就更加突出。”因此，社會語言學應以“現實的發展的眼光看待語言交流中出現的新成分與新表達方式”，“反對以‘淨化’、‘純正’為理由抹煞或排斥語言交流中產生的現象”，因為“不純正的語言材料正可透露語言影響的痕跡，也正是社會語言學所要探討的問題”。人們要求於語言學家的不是語言學家的棒喝，而是希望語言學家能耐心觀察語言現象，腳踏實地地而不是浮光掠影、一知半解地掌握語言素材，進而借鑑語言學的理論作科學的分析評斷，預測語言發展的可能趨勢，引導人們正確使用語言。例如漢語構詞的詞尾化趨勢正在擴大，僅僅與“人”相關的詞尾式的語素在港澳粵語中就十分活躍。以往用“者”多，現在卻不拘一格地用“星”、“客”、“人士”等等。以往只有“明星”（不是指天上明亮的星，而是指有名的演員、運動員等）和“童星”（指未成年的著名演員），現在增加了“歌星”、“球星”、“笑星”、“打星”、“脱星”⋯⋯以往有“食客”、“香客”等等，現在有“水客”、“偷渡客”、“大陸客”⋯⋯以往“人士”含褒義，有“愛國人士”、“民主人士”等等，現在卻褒貶不分，既有“成功人士”，更有“吸煙人士”、“可疑人士”、“在逃人士”、“非法入境人士”、“黑社會人士”、“任何人士不得帶十八歲以下人士入場”⋯⋯香港的報紙這樣登，香港的電視台如此播，搞得凡“人”都是“士”。面對這般情景語言學家忍不住要捶胸頓足，然而捶胸頓足有甚麼效應！不如分析給大眾聽：與“人士”同義而不同褒貶的詞或語素有的是，“分子”大多用在不大好的方面，“者”字則比較中立，黑社會的成員稱“黑社會分子”不會錯；吸煙的人無所謂好與壞，不妨稱之為“吸煙者”。現在又有一個外來的詞或語素令語言學家光火：日語的“一族”。在日語中，“一族”的原義是指有血緣關係的整個家族，後來用於“武士一族”之類的詞組之中，無所謂感情的褒貶；現時的“一族”多指因親屬關係或裙帶關係而進入一個集團中的人，例如

“豐田一族”等等。日語另有一個“族”字，義指具有同樣性格或同樣生活習慣的人，如“窗際族”、“竹子族”、“暴走族”等等。“窗際族”指公司裡靠窗坐的那些人，意思是地位並不重要，地位重要的人物坐在公司中央的位置。“竹子族”指原宿街頭跳舞的人，他們有共同的興趣與愛好。“暴走族”就是港澳的“飛車黨”（高速賽車的一群人）。港澳粵語中的“晨運一族”、“夜遊一族”、“打工一族”、“上班一族”（《澳門日報》還用作一個專欄的名稱哩）⋯⋯就是借自日語而略有變通。語言學家大可將使用“一族”的中國人訓斥一番，但是你提出一個甚麼樣子的詞來取代它呢？“達明一派”（香港的一個小型樂隊）的“一派”嗎？“寶藥黨”（合夥售賣假藥牟取暴利的騙徒。例如騙徒甲推銷假藥，乙參與競購，丙以更高價競購，引受騙者心動上鈎。參閱一九九六年二月五日香港《明報》新聞《寶藥黨騙老婦萬元》）的“黨”字嗎？“讀者群”的“群”字嗎？似乎都無可無不可，語言學家盡可提出方案交由大眾選擇。還有前面提到的“打簿”，英文作update,義指將存摺拿到銀行去既不取款也不存錢，只是查核一下存摺中的數目。（將來也可以不到銀行去辦理此項業務，因爲自動打簿機已經出現。）這個詞早已深入到港澳社會的每一個家庭。“打簿”所指的行為正向北方延伸，必將隨着銀行電腦業務的普及而遍及全中國，然而這種行為的詞面形式是不是非“打簿”不可呢？社會語言學家大可發揮自己的想像，按照漢語構詞規則設計多個詞語交由大眾選擇，例如查數、查賬、打賬、核賬、打摺、打折、⋯⋯“打賬”、“核賬”可能在第一輪選擇中就被淘汰，因為它們與“打仗”、“合葬”音同或音近；“核數”也不一定合式，至少在港澳地區不合式，因爲“核數”是會計業務的一種，港澳就有“核數師”的職業；“打摺”可能與“打褶”相混；“打折”容易誤解為“打折扣”；“查賬”卻含“檢查”、“審查”的意味。如何是好？是不是用“打本”呢？“打本”在港澳地區不可用來指update，因為粵方言原來就有這個詞，義指湊資金做本錢。在别無選擇的情形之下還是暫讓“打簿”通行吧。

詞語還可能包含着特定的社會生活的内容，塗抹上濃厚的文化色彩。一個詞語在甲語或甲方言中極為生動、“過癮”，在乙語或乙方言中可能極為格格不入，甲語的編碼與乙語的解碼發生了矛盾，雙方自然不能在信號上取得共識，這是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等的不同所使然，不應彼此視為仇敵。“飲茶”與“喝茶”又是一例。粵方言的“飲茶”是省港澳的一種特殊生活方式，它所包含的内容、情調與韻味根本不是普通話的“喝茶”所能取代的，因此完全没有必要用“喝茶”的詞面形式來取代“飲茶”。最近香港又出現了一個“排隊黨”。“排隊黨”是排隊預購房屋的一夥人。不是凡排隊買樓的人都是排隊黨，而是排隊領取到籌碼後高價轉售甚至壟斷樓價的那一夥人，這夥人通常受僱於人或具有黑社會背景。没有香港生活經驗的人很難理解它的切實含義與鮮活的情趣。 現時的漢語規範問題與商品經濟生活相關聯。中國在經濟上提倡改革開放、引進國外技術與資金，在引進外來事物的同時引進一些外來概念、外來詞語勢所難免；引進來的事物有好有壞，引進來的詞語夾雜一些不合漢語規則的成分也無須大驚小怪。經濟上買進來一艘外國輪船可能是一堆廢鐵，語言上借來一個詞語可能成為本族語言的冗贅，正確的態度是汲取教訓，總結經驗，更重要的是要相信大眾在詞語使用的過程中會自覺地做過濾的工作，將有用的詞語保留住，將有損民族語言純潔健康的成分淘汰掉。“德律風”在不知不覺之中改換為“電話”，從此，大家不約而同地都用“電話”，“德律風”則成了漢語詞彙中的陳跡；卡拉OK、隨身聽、 喼弗（keep fit）、⋯⋯也將走同樣的路。總之，如果有更好的詞面形式取代那些不似漢語民族形式的詞語，大眾都會樂於接受。語言的主人絕不會放着大好的語言形式不用而專揀彆彆扭扭的詞語，除了那些以洋詞洋語顯示特殊身分的人。 學者的語言觀與商人的語言觀有很大出入。學者觀察語言重在講理據，商人則把語言當作經商的工具、盈利的工具。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北京香山舉行全國首屆語言文字應用研討會。研討會上一位學者一再質疑明明是“山楂水”，商人偏要給它取個洋名，連出售這種山楂水的老闆自己也解釋不了這洋名的意思。筆者對心靈純潔的大陸學者一向懷有深深的敬意，他們稱没有沾染商業氣息的教學單位和文學刊物為“淨土”，而且以置身於“淨土”而自豪，彷彿行商就是污穢的行為。他們不敢瞧不起工人、農民，只好把孤芳自賞的情緒放在與商人的對比中發洩出來。招牌、商標在學者眼中要考核它的含義與出處，在商人的眼中卻是“招徠之牌”，只要能招攬顧客就是好招牌、好商標。香山研討會期間國家語委主任許嘉璐教授在鴻賓館宴請港澳與會者，席間他即興發言：“大家都是鴻儒，又都是語委的嘉賓，這鴻賓館正好是宴請各位的好去處。”簡單幾句話顯示出一位訓詁學家的學識與文采。當時我想，鴻賓館的老闆未必能如此得體而風趣地解説自己開的飯館的招牌。土氣十足的山楂水改作洋氣十足的名稱，不就是為了吸引顧客，多賣一些貨品，多賺幾個錢嗎？在商言商，天經地義。或曰“只改商品名稱，這是欺騙”，然則你能奈他如何？你要批判、取締之，他説“你何不首先批判、取締天津的‘狗不理’？那才是一塊侵犯了人權、污染了語言的招牌！”商業用語用字的確有時是與語言規範相矛盾、相對抗的，號稱華語華文規範工作做得很有成績的新加坡也有這方面的例子：一家商店用繁體字書寫招牌，客人問何以不用簡體，答曰“本店專做台灣人的生意，何須用簡體！”據説江南小鎮有一爿點心店，生意不好，一位書法家别出心裁地將點心店的心字加多一點，生意一下子旺盛起來。是顧客出於好奇心理都來光顧呢，還是多了一點的心字標榜點心的餡兒特别多而招來了顧客呢？不得而知。筆者尤其不知道在為社會用字立法的呼聲高唱入雲的今天這家點心店招牌的命運如何。 林則徐在他的名聯中説：有容乃大，無欲則剛。一個有容量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一種有容量的語言才是豐富的語言。中華民族就是一個最寬容的民族，例如她没有自己的國教，卻包容了世界上許許多多種宗教。

漢語也是世界上最有量度的語言之一，古代漢語既容納了中國境内其他民族語言的成分，也包容了西域其他國家民族的語言成分；近代漢語又不知收容了多少西方的、日本的語言成分。今時今日的社會語言學家更應胸懷大度，盡量多地佔有語言素材，切忌忙不迭地妄下斷語；要從傳意角度看待語言發展和語言交流中出現的各種現象，並以傳意為目標預測語言發展的路向，制訂語言規劃，不斷調整語言與傳意兩者彼此依存、相互推進的關係。 一九九六年

語言學需要雜家——序《詞語修辭與文化》 譚汝為先生的手稿擺在我的案頭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總想早些完成為他寫序的任務，然而力不從心，不知該寫些甚麼。我再一次想起以前在一篇序言中的一段話：“各種文體之中，‘序’是最難寫的一種。一篇好序要使讀者既能看到作者，又能看到序者。序者如不理解作者（包括作者的情懷、學養以及作品的内容主旨），那就根本無法寫得好序文。”想起這段話，我才開始有了寫序的信心，因為在性情與愛好方面我與汝為兄有好些相似的地方。 那年暑期，中國修辭學會在旅順、大連開年會，我有幸與汝為兄相識。在年會上，我發現他知識面廣、記憶力强、思路敏捷、聯想豐富；在遼闊的語言學田野裡他不分阡陌、不顧疆界，凡與語言運用沾得上邊兒的話題他都勇於探索、善於研究。酒興一來，這位性情中人還會成首成首地、一字不漏地朗誦詩文，例如李白的《將進酒》、《蜀道難》等等。他能誦詩，亦能寫詩；帶有遊戲性質的嵌名詩、製謎猜謎等等，他都無所不能。 旅大會後，我開始留意這位自學成才的學人在語言、文學等各方面的文章著述。我讀他的《古典詩歌的修辭

和語言問題》，所得印象與叔新教授一樣：“作為學者，兼通文學和語言學，已屬不易，又何況是自學地走過來的，更讓人感到不簡單。”《澳門日報》也不斷有他的文章發表，文字短小精悍，内容不拘一格，有知識性的，有考證性的，文章充滿趣味性，而且都少不了他那博採深思、匠心獨運的特色。 隔了一年，我因公赴京，順道到天津與汝為兄相聚。他帶我騎着自行車逛類似北京琉璃廠售賣古書古玩的甚麼街巷，途中少不了天南海北地閑話西遊。當聊到澳門開展過一場“明月照紗窗個個孔明諸葛亮”的絕對求偶的活動時正好走進一家舊書店，汝為兄順手從書架上取出他的一本舊著，書名是《白話格言聯璧》。我當時的表情大概有些“目瞪口呆”，原來這位仁兄在楹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從天津回到澳門，我又收到由他校注的王國維大師的《人間詞話·人間詞》。 至此，我内心給他封了個語言學“雜家”的雅號，而且堅定地認為，語言學實在太需要他這樣的雜家。語言學的專題研究當然不可缺少，我們要有甲骨文專家、古韻學專家、訓詁學家、語法學家等等，但是我們也要有更多的社會語言學家、文化語言學家以及將語言和文學或其他學科交融在一起的甚麼甚麼學家，因為語言是供社會使用的，語言學必須要能解釋語言使用中冒出來的任何現象，回答語言使用中提出的一切問題。 語言學是一門理論學科，更是一門應用學科；理論與實用是不可分離的。在這方面，一代宗師王力教授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他以“龍蟲並雕”為齋名，除了寫大部頭的學術專著，還寫有《詩集》和《瑣語》，早年更有文學譯著和西洋文學的論著。一九九四年我受國家教委邀請訪問雲南大學，專程到王先生當年工作過的地方參觀，即景生情，寫了一首《恭讀〈龍蟲並雕齋瑣語〉感賦》，序曰：“⋯⋯四十年代初，先生在大後方雲南昆明執教，寫作其學術巨著《中國現代語法》與《中國語法理論》等。雕龍之餘，亦為報刊寫作小品，《瑣語》即小品之結集也。對先生言，詩文之作，不過雕蟲小技，然詩文餘事，亦登高峰。”詩曰：“雕龍巨手亦雕蟲，莊重之餘

偶釋鬆。筆下有聲成泰斗，滇邊無意到高峰。散文何謂學人體，瑣語當為一代宗。五十載前滌硯處，長留郁郁萬年松。” 然而不必諱言，語音詞彙語法的原理講得頭頭是道而作不出吸引聽眾的演説的語言學家不是絕無僅有。人們要問，學習語言學究竟為了甚麼！修辭學界也存在同樣的情形，例如講“對偶”“對仗”講得天花亂墜，就是寫不出合乎平仄規律的對聯或律詩。這實在令人不無遺憾。汝為兄的學術實踐和研究成果卻做出了一個好的榜樣，也可以説給語言學界挽回了一點面子。 《詞語修辭與文化》正是一部具有語言學雜家性質的著作，它給“雜家語言學”提供了一個樣板。我贊成汝為先生的學術路子，希望在語言學的傳統研究項目之外，也認可它的學術地位，並且能在加寬它的路面的工程中出一點力，至少作一番鼓吹。我的這篇短文與其説是序言，還不如説是一聲呼籲更為恰當。 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 （《詞語修辭與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

漢語詞序 一個一個的詞表達一個一個的概念，詞與詞組合起來表達完整的思想。因此，詞只有在組織裡才能顯示出作用。詞的組合順序叫“詞序”。作為語言學的一個術語，詞序不僅指詞的次序，還包括句子成分的排列先後和複句中分句的前後順序。 詞序是一種語法手段。語法手段或稱語法方式，是語法意義的外部標誌或表現形式。語法意義是多種多樣的，因而語法手段也是多種多樣的。詞序是諸多語法手段中的一種。 各種語言都有表現自己特徵的語法手段。俄語主要依靠名詞變格、動詞變位等“附加成分的增添”表示詞的語法關係，詞序在俄語語法手段的體系中不佔主要地位。據有人統計，Я 3aвтpa yтром пoйд y гyлять（我明天早上去散步）這個句子的詞序排列方式竟有一百二十種之多。只是在個别情况下，詞序在俄語句子裡才能起語法作用。漢語的情况則完全不同。在漢語中，一個句子或一個詞一

組的内容和語法關係，主要靠詞的排列次序表明。單句“我們努力學習”如果換作“我們學習努力”或“努力學習我們”，那它的主語、賓語位置和施事、受事關係就完全顛倒了。包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謂語動詞的句子“我看了一份報紙起床”，如果更換句中兩個謂語動詞及其連帶成分的位置，那“我”的動作順序也就改變了。這就是説，對於詞形變化比較豐富的語言説來，句子中詞與詞的語法關係主要地用詞形變化的方式來表明；而對詞形變化比較簡易的漢語説來，詞在句中的語法關係則主要表現為詞的排列先後。正是在這一點上，突出地顯示出漢語的特點。因此，我們只有以詞序觀點分析漢語，才能把握漢語的特質，收到科學地解釋語法現象、總結語法規律和指導人們正確使用語言的效果。 鑒於詞序在漢語語法手段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曾經有人感到僅僅從詞類上探求漢語句法特點有很多困難。“我們要曉得一個詞在組織裡起了甚麼作用，只消從它所佔的位置去判定，盡可以不必去管它屬於甚麼詞類的。”（黄約齋《新體系語法對話》第五十頁）《國文法草創》的作者胡以魯説，漢語成立的法則“捨連結配置之外無他也”（該書第六三頁），並對漢語的詞序現象作了歸納。王力先生在《中國語文講話》一書中也列出過漢語（主要是文言）的詞序格式；一九五五年這本書改名為《漢語講話》，進一步討論了漢語詞序的規律。此外，不少語法專著、論文和教科書也都涉及到漢語的詞序現象。參照一些語法著作對詞序問題的論述，我們將漢語詞序的基本類型列為以下七類：第一類主語——謂語——賓語（或補語） 1.主——謂 手錶停了。 大雪紛飛。 2.主——謂——賓

每個人都有愛好。 會議通過了決議。 3主——謂——近賓——遠賓 先生問他問題。 母親教給我許多做人的道理。 4.主——謂——補 節目精彩極了。 稻子全收完了。 5.主——謂——賓——補 我找他三四回了。 兵乓球健兒一次就揮拍幾百下。 6.主——謂——補——賓 弟弟做完了功課。 鼠疫傳遍半個印度。 7.主——繫詞——表語 他們是鄰居。 大家都是匆匆過客。第二類修飾語（定語、狀語）——被修飾語（中心語） 1.定——中心語 内蒙古草原。 一輪銀白的月亮。 2.狀——中心語。 認真調查。 在加拿大留學。

第三類把字句：把——賓——謂 醫生把闌尾割了。 把豐富的實踐提高到理論程度。第四類被動句：被動者——被（接主動者）——動詞 驢子還是被老虎吃掉了。 劫匪被活捉了。第五類謂語的連續：主——謂①——賓①——謂②——賓② 大禹的父親築城堵水。 七斤嫂收了家夥和桌子矮櫈回家關上門睡覺。第六類謂語的延伸：主——謂——賓（兼主）——謂 院長派他擔任俱樂部主任。 觀眾誇獎演員演得好。第七類偏正複句：偏句——正句 如果不積極推廣民族共同語，方言間的溝通就會遭到很大的困 難。 寧可將可作小説的材料縮成速寫，決不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説。 漢語的詞序現象是十分豐富的，上述類型只是畫出了詞序類型的大致輪廓。漢語語法學的課題之一，是要進一步研究各種詞序現象，教會人們自覺運用詞序規律，提高語言的功效，例如，在“修飾語——被修飾語”這種類型下，修飾語部分可能同時出現幾個定語或幾個狀語，或者既出現定語又出現狀語。這種多層修飾語的排列有一定的規則。我們説“這次

會議對於雙語問題交換了廣泛的意見”錯了，錯就錯在它把用來修飾“交換”的狀語“廣泛”放到了定語的位置上。我們説“大專學生表現了無比的參與辯論的熱情”錯了，錯就錯在它把用來修飾“熱情”的定語“無比”放到了狀語的位置上。句中詞的次序的誤排，是運用漢語的一個大忌，説明有必要對漢語詞序規律作深入的研討。 從這裡還可以引出一個有意義的課題：漢語語法研究須要找出普通話與方言在詞序方面的不同特點和對應規律，因為方言與普通話在語法上的分歧，有的就是表現為詞序的差異。研究它們的特點和對應規律，可以揭示漢語方言分歧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為漢語的歷史研究和方言的比較研究提供資料。我們以青海民族雜處地區的漢語方言為例説明這個問題。青海是一個多民族的省分，各民族語言間的相互影響十分深刻。漢語接受省内其他兄弟民族語言（主要是藏語）的影響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和社會現實。僅就詞序方面而言，青海漢語方言的下列格式就或多或少地受到别族語言的影響：第一類賓語——動詞 1.肯定的賓動式 一歲大了一歲的經驗有了。 （長一歲就有一歲的經驗。） 毛驢你三個趕我四個趕。 （毛驢你趕三個我趕四個。） 2.否定的賓動式 他講話重句不拉。 （他講話不重複。） 靠天吃飯嫑想。 （别指望靠天吃飯。）

3.帶附加成分的否定賓動式（附加成分“哈”起提前賓語的作用） 時間我哈不等。（時間不等我。） 我他哈没見。（我没見他。） 工作哈不思謀。（不考慮工作。）第二類否定副詞緊接動詞或形容詞，程度副詞遠離中心語 1.否定副詞緊接動詞或形容詞 問題徹底不解決。 （不徹底解決問題。） 李廠長家裡長也没睡者。 （李廠長也没長睡在家裡。） 太也不硬。 （也不太硬。） 2.程度副詞遠離中心語 頭髮太没梳的時間長了。 （頭髮没梳的時間太長了。） 錦標一掛我們學校拿來了。 （錦標我們學校全部拿來了。） “花兒”（一種青海民歌）大量也收集。 （也大量收集“花兒”。）第三類“把”字提前賓語，但不帶處置意味，可以不帶補語，可以用於否 定、祈使 我把開水喝。（我喝開水。） 把你没見。（没見到你。） 我把你拼不上。（我比不過你。）

你把你坐！（你自己坐吧！） 地方方言可以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從上述例證可以看出，詞序正是形成青海方言“自己的語法構造”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他有些方言（如廣州話），也或多或少在詞序方面具有不同於普通話的某些特點，並與别的語法手段的特點一起，共同形成“自己的語法構造”。因此，方言區的人民學習普通話，就不能不注意詞序的對應，改變方言詞序的習慣，適應普通話的詞序格式。二 對於詞形變化比較豐富的語言説來，詞序的作用主要是“修飾語言”。房德里耶斯在《語言論》一書中説：“例如在拉丁語裡，我可以説Petruscaedit Paulum或Petrus Paulum caedit或Paulum caedit Petrus而不至於懷疑哪一個詞是主語，哪一個詞是動詞，哪一個詞是實語；邏輯的分析看不出其中有任何的區別。然而，這三種詞序的選擇卻不是不關痛癢的。一個拉丁人不會弄錯它。對最優秀的作家的拉丁語句的研究，事實上，告訴我們那裡的詞序也是受嚴格的規律所約束的，雖然不容易區別其中的令人眩惑的變化；在每一個場合下，這多半是表情的問題，而不是邏輯的問題。其中有一個自發的精神上的習慣的、公用的次序。”（譯文見高名凱《語法理論》第三一三頁）這就是説，詞序在詞形變化比較豐富的語言中主要不是取得邏輯的意義或句法的意義，而是表情的意義或修辭的意義。詞序在漢語中的作用卻是兩方面的，它具有句法的作用，同時具有重要的修辭作用。使用漢語的作家和人民無不有意識地運用詞序手段來加强語言的表達效果。為了修飾目的安排詞序，一般根據以下原則： 1.按照事理的程序或思想的條理安排詞序。人們認識客觀事物有一

定的條理習慣，即使是認識並列的事物，也有一種習慣的次序可遵循。 寫完之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 毫不可惜。這是從篇章構成的最小單位説起，逐層遞進。 寫議論文要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是按人們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一般程序來安排詞或詞組的。 此外，有按序數安排詞序的： 他們要憤怒一世——而且要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 世。有按年齡安排詞序的：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 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有按形狀大小安排詞序的： 她走進前面一看，看見桌子上有三個碗，一個大的，一個小 一點的，一個頂小的。有按範圍大小和時間先後安排詞序的： ⋯⋯談到了自身的經歷，談到了大眾的苦難，談到了當前 形勢，談到了理想，真是甚麼沒有談到哇！還有按字數多少安排詞序的： ⋯⋯但他也有更原始的一點野性：在她的心裡，她的膽量 裡，在她的狂熱的思想裡，在她莫名其妙的決斷時忽然來的力 量裡。 2.將想要突出的部分移動位置——本來在後面的移到前面，本來在前面的移到後面。詞序的更動能引起人們的重視，提起人們的注意。 ①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②終於過去了，一場可怕的惡夢。

③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對過的。這三句將謂語或賓語移到主語前面，突出了這些提前部分的地位，加强了這些提前部分的感情色彩。第①句由於謂語提前，全句的意志力和號召力就顯得特别强烈。第②句謂語提前，就把艱苦性、長期性以及得來不易的感情充分地表現了出來。第③句把賓語提到前面，表現了人們對於洋八股深惡痛絕的感情。 ④五年是個長距離，在這個時代。 ⑤我們可以幫助他，只要他真正困難。 ⑥他們不惜犧牲一切，為了爭取人民的自由和幸福。這一組例句是將句子成分往後面挪動，被挪動的部分在句子裡的地位和作用變得突出和重要了。我們可以對第④句作這樣的理解：只有在這個時代，五年時間才顯得很長。句子成分的後移，强調了句子的肯定語氣，表達了作者對“這個時代”的讚美。第⑤⑥句把偏句移到正句的後面，包含有强調條件、目的的意味。 3改變詞序構成詞組或句子的對偶。修辭學上的“對偶”是結構相同或相似、意義相對或相配的一對詞組或句子。它以整齊對稱的形式和均匀和諧的音調給語言增添音樂美。因此，人們經常運用詞序手段來創造這種辭格，以加强言語作品的感人力量。例如： 晴川歷歷漢陽樹， 芳草萋萋鸚鵡洲。“歷歷”修飾“漢陽樹”，“萋萋”修飾“芳草”，按一般詞序應當是“晴川歷歷漢陽樹，萋萋芳草鸚鵡洲”，但為了取得對偶的效果，詩人改下句詞序為“芳草萋萋鸚鵡洲”。 4變通詞序構成音節的合轍押韻和鮮明的節奏。 ①我不想多用力量來歌頌明天， 只想多用力量來把今天歌頌。

趕快向地球開戰吧， 無論在天涯海角，讓我們陷陣衝鋒！這四行詩句“頌、鋒”押韻。但如果按正常詞序排列，末行結尾是“衝鋒陷陣”，“陣”和“頌”就不會產生韻腳的和諧。 ②男將星斗移， 女把江山銹， 説甚麼旋轉乾坤不能夠？這幾行詩形式活潑，節奏鮮明，音調和諧。但如果將末行按一般詞序排列（説甚麼不能夠旋轉乾坤），則這段詩的韻腳美和節奏美就會喪失殆盡。 5.此外，修辭學上的“回文”、“錯綜”等辭格，也是運用詞序手段構成的。“回文”是“極求詞序有回環往復之趣的一種措辭法”。（陳望道《修辭學發凡》第一九一頁）這種措辭法是作家巧妙安排詞序的結果。“錯綜”格也主要是通過詞序的變化而構成的。有些句子本來可以造成意義相配、結構成偶的形式，可是人們偏偏改變詞序，有意造成不整齊的形式，從而避免單調板滯，取得參差錯落、偶散互用、靈活多變、豐富多彩的修辭效果。這些就不一一舉例説明了。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詞序是漢語的一個重要特點。語法學和修辭學要對詞序現象給予足夠的重視，要從詞序的研究中找出漢語的特質和規律，用以指導語言實踐，提高語言使用的效率。 一九六二年

詞序與政府機構的命名——為《漢語詞序》寫的補記 近日編輯《中文回歸集》，發現一篇舊稿《漢語詞序》。它使我想到目前澳門語言生活中的一個現實話題：“臨時市政局”及其簡稱的詞序安排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别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别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澳門政權回歸前原有澳門、海島兩個市政廳，回歸後考慮將兩個市政廳合併為一個市政局，遂把原有的兩個市政機構定名為“臨時”市政局。原有機構名稱中的兩個地名（澳門、海島）如何安置呢？是“臨時× ×市政局”還是“× ×臨時市政局”呢？按漢語習慣，一個中心詞如果帶有幾個定語，那麼限制性定語離中心語較遠，描寫性定語通常離中心語較近，例如“中國的一個富饒的省份”，“澳門的一個古老的教堂”，“中國”、“澳門”都是限制性（領屬性）的，“富饒”、“古老”都是描寫性的。據此，“臨時”無疑應當緊貼“市政局”；然而特區政府採取了“臨時× ×市政局”的名稱。由於這個名稱不合乎漢語的詞序規律，致使語用出現混亂，因此有必要對這個命名進行一番檢討。 據説採用“臨時× ×市政局”的理由是“澳門市政局”、“海島市政局”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所以“臨時”二

字必需安置在這個整體之前。在語言結構上，“澳門市政局”、“海島市政局”都是用單詞組成的詞組，既然是詞組，當然有其整體意義，然而具有整體意義的詞組在結構的分析上卻是應當加以“分割”而且完全可以加以“分割”的。即使像姓名這樣結合緊密的詞組類型，也可以分割開來，如“蔡校長元培”、“饒教授宗頤”等等，何況像“地名＋機構名稱（職業名稱）”這類結構鬆散的詞組？在這類詞組中，地名是起區分作用的，一個中心詞幾乎可以與任何地名結合成詞組，或者説一個表示機構名稱的中心詞具有附加任何地名形成詞組的潛在功能。因此“地名＋機構名稱（職業名稱）”的結構乃是一種結合最鬆弛的詞組類型，輕易地就可以將它的定語與中心詞拆散開來。例如在“× ×（國名）外交部”的格式下，有許許多多國家的外交部；在“中國× × ×（機構名稱）”的格式下，有中國的國防部、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工業部、農業部等等。“澳門市政局”、“海島市政局”恰巧屬於這種情形，在中心詞“市政局”的前面可以加上定語形成大量具有聚合關係的詞組，例如“香港市政局”、“區域市政局”等等；“市政局”又可以與“市議會”、“立法會”、“市政總署”等等構成聚合關係。⋯⋯如果加插的定語不止一個，那就必須按上述規則安排位置的先後，例如描寫性的定語“臨時”緊貼中心詞，限制性的定語“澳門”遠離中心詞。 友人質疑，“澳門市政局”與“澳門大學”結構相同，難道在“澳門大學”中間也能安插其他成分？這實在是一種誤解。首先，“澳門市政局”與“澳門大學”只是形式上的相同，或曰表層的一致，性質上或深層的意義是絕然不同的：“澳門市政局”中的“澳門”屬於限制性或領屬性定語，“澳門大學”卻是以“澳門”命名的大學，“澳門”在這個詞組中是描寫性定語。“澳門市政局”可以解讀為“澳門的”市政局，“澳門大學”卻絕不是“澳門的”大學，它可以開設在澳門以外的任何地方，就像“加拿大學院”可以開設在澳門一樣。其次，“澳門大學”如果真有需要添加其他定語，那也是完全可以的，不過在定語的排列上必須遵照定語在詞組中排列的規則。四川就有

一個現成的例子：那裡原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四川大學”，前幾年又新合併了一個“四川聯合大學”一 中心詞是“大學”，描寫性定語“聯合”緊貼中心詞，限制性定語“四川”遠離中心詞。人名和稱謂擁有大量的例證，例如孫中山先生擔任過“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詞組中的描寫性定語“臨時”就是緊貼中心詞“大總統”的。同理，“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如果屬“代理”或“臨時”性質，也都要按描寫性定語在詞組中的位置來安排它們的位置，即結構成“國家臨時主席”、“國務院代總理”等格式，而不能組成“臨時國家主席”、“代理國務院總理”。限制性定語越長，越要遠離中心詞；描寫性定語越短，越要緊靠中心詞。因此只有“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組合，不能有“臨時中華民國大總統”的稱謂；只能有“自行車牌照繳費的臨時規定”，不能有“臨時自行車牌照繳費的規定”，如果有，那表示的是另一層意思。 有一種意見認為，澳門政府機構的命名有其不同於其他地方的獨特性，因為“澳門”一詞兩指，一指澳門三島，另一指澳門半島。“澳門”緊貼“市政局”可以起到特指“澳門半島”的作用。這恐怕有混淆詞義現象與語法現象之嫌。兩個“澳門”的問題是概念的外延大小的問題，是“一詞兩義”的現象，而詞的先後排列卻屬於語法規則，用屬於語法範疇的詞序手段去區分兩個不同外延的“澳門”是難以奏效的，也就是説，語法規則解決不了詞彙問題。在中國，很多地方的名稱都有類似的情形，絕非“澳門”僅有，隔海相望處就有兩個“香港”：其一不包括九龍、新界，其二包括九龍、新界在内。“上海”也與澳門相似：其一指黄浦江東西兩岸，其二僅指繁華的西岸。東岸向稱浦東，以往是被打入另册的鄉下地方；所謂“大上海”、“夜上海”、“上海灘”等等都是指西岸而言的。一個浦東人如果自報家門來自“上海”，通常會被西岸人譏笑，彷彿只有西岸人才是上海人。改革開放後東岸發展迅速，已呈超越西岸的態勢，由於東岸大發展，現在出現了“浦西”這個新地名——黄浦江西岸正在改稱為浦西。近日浦東機場建

成，上海有了兩個國際機場：浦東、浦西各有一個。然則如何區分這兩個機場呢？我想當地人會有辦法將它們分辨得清清楚楚，例如一個叫作“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或“上海新機場”，另一個叫作“上海虹橋國際機場”或“上海舊機場”；絕對不會採取以詞序為區分手段的“上海國際機場”和“國際上海機場”。 在結構語言學看來，語言學家關心的不僅是“澳門”“臨時”“市政局”這三個單詞的“組合”關係，而且更關心這個結構中各成分的“聚合”關係：如果用“臨時澳門市政局”這個名稱，那麼必需要用“臨時海島市政局”與之相配；如果用“澳門臨時市政局”，那麼必需要用“海島臨時市政局”與之相對。至於“臨時”緊貼“市政局”也好，遠離“市政局”也好，都起不到區别三島“澳門”與半島“澳門”的作用。詞義外延大小要一個一個地、具體地、歷史地、人文地去掌握，不了解澳門人文地理的人無法分辨下列句子中“澳門”的外延：“澳門有賽狗場和賽馬場”；“澳門只有賽狗場，没有賽馬場。”了解澳門人文地理的人卻完全分辨得出第一個“澳門”指的是三島澳門，第二個“澳門”指的是三島澳門的一部分——半島澳門。同樣地，了解香港人文地理的人也不難分辨“香港的大學並不都在香港”句中的兩個“香港”。 我們還可以從語用角度來看究竟是“臨時× ×市政局”還是“× ×臨時市政局”得當。詞語的先後排列既要符合語言的結構規律，又要適應語用的習慣和語用的環境。我們可以跳出這兩個短語的圈子，從“簡稱”的角度去考察。“簡稱”在今天的語言生活中已經是不可缺少的言語素材或言語手段了，“特别行政區”簡稱“特區”，“特别行政區首長”簡稱“特首”，不一而足；尤其是四個字或四個字以上的機構名稱幾乎都有自己的簡稱，例如“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軍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為“走資派”等等。簡稱是在語用過程中確立起來的。一個簡稱的構成通常依據以下的原則或運用以下的手

法：從詞語中抽取語素，將被抽取出來的語素按原詞語的先後重新加以組合，例如“香港和澳門”簡稱“港澳”，“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人代會”或“人大”。簡稱必需考慮語意表達的明確性、語用者的可接受性，同時還要考慮簡稱對於全稱的可還原性。例如“南開大學”簡稱為“南開”而不是“南大”，因為“南大”已經做了“南京大學”的簡稱；而“南京大學”又不可以把“南大”的簡稱讓給“南開大學”而自稱“南京”，因為“南京”是個已有的地名。“中山大學”簡稱“中大”，“中山醫學院”卻不能據此類推為“中醫”，而只有可能簡稱為“中山醫”之類，因為“中醫”是與“西醫”相對的一種行業。這些簡稱都是可以還原為全稱的。澳門的語言生活迫切要求臨時市政局的機構名稱有一個科學的簡稱出現，如果以今天官方制訂的“臨時澳門市政局”和“臨時海島市政局”的全稱為規範，那麼據此得出的簡稱就應該是“臨澳市局”和“臨海市局”。然而出現在報章上的簡稱合共有三種：“澳門臨市局”、“海島臨市局”和没有市别的“臨市局”，唯獨不見可以還原的、“合乎理據”的簡稱，編輯先生和讀者把理論上最合理據的簡稱“臨澳市局”、“臨海市局”廢置一旁！且看六月十日《澳門日報》： B6版上有兩個標題用了“臨市局”（臨市局設小組研控車輛廢氣/臨市局追加及修改預算通過），内文有“臨市局將委託澳門大學就西北區及新口岸區興建街市的問題作問卷調查”的句子。究竟這個“臨市局”是澳門的臨市局還是海島的臨市局？無法得知。只有看了内文，才知道這個版面上的臨市局指的都是澳門的臨市局。 B11版有一篇題為“臨市局為迎荷花盛會將舉辦單車遊接力跑”的體育新聞。按澳門的地理環境和體育活動的傳統觀念，“單車遊接力跑”的活動都是在海島市舉行的，近年來因為建立了一座花城公園，“迎荷花盛會”也常在海島市舉行。因此如果只看報紙標題而不讀内文，十有八九不知道這兩項活動究竟是在澳門舉行還是在海島舉行。内文告訴讀者，標題上的臨市局也是指澳門的臨市局。

B4版有一則以“海島臨市局執委會主席馬家傑表示⋯⋯”為題的消息，内文卻將“海島臨市局”改正為“臨時海島市政局”，寫作“臨時海島市政局執委會主席馬家傑表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因為標題字數有限，要求用字數較少的簡稱，於是用了“海島臨市局”。然而這個簡稱不能與全稱呼應，於是正文只好列出標準的全稱“臨時海島市政局”。内文中的這個全稱實際上是起“正名”的作用。那意思是説：標題的簡稱是不準確的，但是有什麼法子呢？因為現在的全稱根本簡不出個“海島臨市局”來；好在還有内文，就讓内文作個交代吧！ 根據上述語料可以得知，“臨市局”的全稱無疑是“臨時市政局”，“海島臨市局”的全稱無疑是“海島臨時市政局”。這就是説，在語用中人們（至少有報紙編輯和讀者）只認同如下兩種格式： 1、“臨時”與“市政局”直接相連，因而才有“臨市局”的簡稱出現； 2、既然“臨時市政局”具有組合關係，那麼“海島”或“澳門”就可以放在這個組合的前面形成聚合關係，於是產生“海島臨市局”等簡稱詞組。 面對這樣的語用現實，我們只能説不是簡稱的錯，而是全稱的不當，不當在詞序的安排！現在是科學的簡稱促使全稱盡快加以改變，以便語用的順利進行。可不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臨時澳門市政局”、“臨時海島市政局”的名稱是不妥的；得體的名稱應該是“澳門臨時市政局”、“海島臨時市政局”，科學的簡稱應該是“澳門臨市局”和“海島臨市局”。從一個政府機構的命名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到這樣的經驗：規律的威力是巨大的，只有合乎規律的事物才具有生命力。“臨時××市政局”因不合漢語詞序規律，以致語用發生障礙。亡羊補牢的措施有一條：勇敢地廢除“臨時××市政局”的名稱，代之以合乎漢語詞序固有規律的“××臨時市政局”的正確命名。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八日

《常用成語集》序 由胡百熙先生策劃主持的《常用成語集》即將付梓並製作光碟，承他索序，惶恐之餘，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談談我對百熙先生的印象。 我認識百熙先生是在十八年前。一九八一年我應徵澳門東亞大學教席，他是東亞大學三位創校人之一。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這位馳名港澳和中國内地的法律專家怎麼撥得出精力從事首創大學的事業呢？後來我才明白，三水胡氏家族原來具有深厚的文化傳承和開創大學的先例。百熙先生的祖父翼南先生身處辛亥革命時期，曾奮起如椽之筆論新政，倡新學，説宗教，抒情懷，留下煌煌大著六十卷；翼南先生兼且關心教育事業，參與香港大學的興辦。百熙律師則克紹箕裘，把創建大學的事業從香港延伸到澳門，與友人一起合辦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所高等學府——東亞大學，給澳門的高等教育送來了第一聲春雷。 近年來，百熙先生對於文化教育事業的興趣和追求有增無減，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越來越多。九十年代初他發明漢字“五五八檢字法”（漢字由五個筆畫組成，分五步查檢，合攏圖形有八個），並為體現五五八檢字原理主編

出版了《執筆忘字的救星》。他的檢字系統摒棄偏旁部首觀念，改從筆畫、圖形的視角分析漢字。這是一種全新的析字方法。百熙先生可能認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偏旁部首”固然有其科學的道理，然而它們只不過是識字人的專利，不識字的人視“偏旁部首”卻與任何一種圖形無異。對於不曾受過漢字形體規則羈絆或所受羈絆不深的華僑而言，“五五八檢字法”和《執筆忘字的救星》名副其實地成了他們的救星。難怪這套檢字方法問世不久，即被執筆忘字的海外華人接受，在香港出版的朗文中文字典率先採用了這套檢字系統。 百熙先生思考問題的一個特徵是，他能從西方人的角度觀察中文現象，為西方人設計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方案；他透徹地瞭解那些隱約留存中文底蘊的華僑的文化心態，爲他們制訂學習方法，喚起他們的“祖語”意識。這與他精通中文與英文、具有科學的思辨能力不無關係。他常常跳出傳統思維的圈子，出其不意地表現出四兩撥千斤的工力。比如世人難明的“平仄”問題，如果求教於百熙先生，他會教你在幾分鐘時間内通曉明白——廣州話九個聲調之中，調值最高和最低者為“平”，其餘都是“仄”。 《常用成語集》同樣是這一思考方式的產物。這本成語集不做注釋，只錄粵音；編著者相信，通過反覆聆聽，便能喚起留存在聆聽者心中的印象，啓發他們選用成語的靈感。這就是説，這是一本為粵籍華僑編制的漢語成語集，書中的注音是粵音，隨書奉送的光碟也是粵音，收錄的成語都是粵方言的成語——當然，方言成語與普通話成語絕大部分都是一致的，但也有些少的不同，例如粵語雖然也有“百依百順”，但説得更多的似乎是“千依百順”，又如“過河拆橋”，粵人是説“過橋抽板”的。 百熙先生在多年來的研究中另闢蹊徑，獨樹一幟。中國語文學著作如果是為本國同胞編寫的，我們權且稱之為“本土漢語”；如果是為外國人編寫的，我們慣常稱之為“對外漢語”；百熙先生連串著作的對象既不是生活在漢語社會的中國百姓，也不是完全不諳中文的非我族類，而是那些彷

彿能操粵語，但時時“執筆忘字”、“張口忘詞”或“張口忘成語”的海外遊子。我們有理由相信，海外華人將會隨着百熙先生在《執筆忘字的救星》、《常用成語集》等著作中所作的指引而喚醒朦朧的記憶，揀回自己的母語意識，回歸到自己的祖籍文化中來。 一九九九年七月七日

序《新編同義反義詞典》 語言的詞由音和義兩部分組成。音是詞的外衣，義是詞的内容。詞是人發出的表達概念的聲音——哭聲和鼾聲不是詞，因為不表達概念。漢語的詞從音的角度看有單音節與雙音節（或多音節）之分，有雙聲與疊韻之别；從義的角度分析有同音與多義之差，有同義與反義之辨。一種語言的音律效果體現在詞的語音結構上，一種語言的豐富程度要從它的詞義系統上考察。現在讓我們把話題縮小到詞的同義與反義現象上來，比如説漢語的“深”這個詞吧：“從水面到水底距離大”是它的本義，後來“深”慢慢脱離了水，“井深”不僅指水面到水底的距離，“枯井”也可用“深”來描寫；“深”詞義繼而由水的距離延伸到陸地的距離，於是有了“深山”和“深院”；詞義的演進並未到此止步，“深”再由空間伸展到時間，“深夜”“深秋”就是例證；“深”再進一步由時空引伸到人的思維或認識能力，“深思”“深知”“深信”等等出現了。據一部權威詞典稱，“深”有二十四個義項，含有“深”的詞和詞組超過了二百五十個。 漢語詞義的豐富不僅表現為詞的多義，還有它那龐大的同義、反義系統。仍以“深”為例，與它同屬一個系列

的至少有“奧、遠、大”等等，“深奧”“深遠”等詞由此而來，“深謀遠慮”“深仇大恨”等詞組因此而生；與“深”相反的是“淺”，其同義詞有“顯、近、小”等等，“淺近”“淺顯”等詞和“深入淺出”“深厲淺揭”等詞組的出現也就不無因由了。同義與反義之間還存在同步對應或同步結合的關係：“長、奧、厚、遠”與“深”組成語素並列的合成詞，“短、顯、薄、近”與“淺”同樣構成語素並列的合成詞。每個詞的内部是同義並列的關係，兩組詞之間則有反義語素的嚴格對應： 深長深奧深厚深遠 淺短淺顯 淺薄淺近此外，漢語的常用詞組不乏同義、反義交叉的現象：深情厚意 深入淺出 深識淺見同同 反反 反同義義 義義 義義附帶提一筆：許多深邃的哲理可以透過同義、反義的重覆或交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達，例如“深入淺出”——“深入”之後才會有“淺出”的效果，四個字的容量遠勝一篇議論文章。 漢語詞彙同義、反義系統的龐大、嚴密與豐富給語言的巨匠和語言的使用者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庫存，人們可以用它描寫千差萬别的客觀世界與精緻細膩的主觀精神。一個真實的故事是：五十年代甲國總理向乙國總理保證，絕不做丙國的“走狗”來對付乙國，聰明的乙國翻譯員將“走狗”換作“走卒”，因為後者的貶義色彩低於前者，適合於甲乙兩國總理友好會

談的和諧氣氛。誰不為這位翻譯員運用同義詞的能力拍案叫絕！運用語言（包括演説和寫作）非講究煉字的技巧不可。這種技巧主要就是作同義詞的選擇或反義詞的配合。一個人倘若不積攢或不善於運用同義詞和反義詞，那麼他的語言不知會貧乏無味成甚麼樣子，“拖、拉、扯、拽、挪、搬⋯⋯”可能都没有了，剩下的該是一個乾巴巴的“移動”吧！因此，同義詞和反義詞成了作家和語言使用者的恩物，口頭談話和書面寫作一刻也不離開它的關照。 運用同義詞和反義詞的能力人人俱備，但是對它作深入的了解和系統的掌握以便自覺地加以利用卻非易事。常常有這種情形：文章寫到要害處或得意處需要出現一個同義或反義詞語，然而就是既不得心也不應手，需要苦經思索或翻檢辭書才能覓到。這正好説明編纂此類辭書的必要。這部詞典是一部“新編”，新在同義詞語與反義詞語齊出，同義詞語之間以空格隔開，反義詞語之間用橫線相連，它又新在解説簡明與舉例準確。在中文地位日顯重要、讀者學習中文的主動性正在提升的今天，這部詞典的出版必將能夠滿足港澳社會以及世界其他華人社區的需求。因此我高興地為它作序，並預祝它的發行的成功。（《新編同義反義詞典》，香港和平圖書·海峰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七月）

漢語詞庫中的一現曇花——説“報導” 中文的“報道”有兩個義項，其一為“報告”或“告知”，在風格上略呈雅意，常常用在詩詞曲賦中，例如“梅花報道春消息”、“報道敵軍宵遁”等等；其二為“利用報刊、廣播等向大眾報告新聞”（動詞）或“指發表出來的新聞稿”（名詞），這第二個義項在風格上帶有濃厚的傳媒行業的氣息。中文還有“報導”一詞，它是專指“報道”的第二個義項的。 用不同的文字形體表示同一個詞的不同義項是漢字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文字是一種區别性符號，只要需要區分而又有可能區分，文字系統是絕不吝惜自己的形體的。“益溢”之分，“梁樑”之别，“湧踴”之異，“采採彩綵”之劃分，“曚嚨、朦朧、矇矓⋯⋯”之不同全都因需要與可能而生；“道導”的分工也是因此而來的：“報道”的第一個義項仍以“報道”表示，“報道”的第二個義項不妨以“報導”表達，就像為了識别孿生的兩兄弟而故意在他們身上留下不同的標誌。恰巧“道導”二字同源，人們憑藉它們的形體之差（即“寸”之有無）即可識辨它們所代表的不同義項。業師王了一先生説：“道是路，導是引路。這是名詞和動詞的關係。”（《同源字典》）因為同源，借其中的一

個替換另一個以區分詞的不同義項就完全成為可能。然而“道”“導”同音不同調，“舊時道讀上聲，導讀去聲。今普通話讀音正相反。”（同上引）字調的不同影響到發音的聲調，於是普通話逐漸將“報導”讀為“去上”，與“報道”的聲調分道揚鑣。廣府話中的這兩個詞音同調同，只是書寫上多了一個“寸”或少了一個“寸”。 詞的第一個義項常是詞的本義，第二個義項是詞的後起義或引申義。“報道”與“報導”的關係正是如此，“報道”早於“報導”，“報導”由“報道”引申得出都是不必爭辯的事實。“報導”一詞來到漢語社會只有百年上下的歷史，“報道”一詞的生命卻至少已在千年左右了。我們在唐詩宋詞中可以找到“報道”，然而我們只能在近百年的“新聞報導”、“採訪報導”、“報導機關”等詞語中見到“報導”。 中文的“報導”有可能借自日本的“報道”。日文至今有“報道”而無“報導”。日文的“報道”只有一個解釋：“將社會上的事情告訴大眾或讓大眾得知。”日文詞典在“報道機關”條下稱：“報社、電台、電視台，它們的目的是讓大眾知道社會上的事情。”非常明顯，日本的“報道”是個只局限在傳媒業務中使用的詞。一種合乎邏輯的推理是：清末民初中國新聞事業的興起直接受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的影響，日文的“報道”一詞順理成章地隨着“社會、政治、經濟、政府、警察、選舉、自由、請願、⋯⋯”一大批新名詞傳入中國，巧的是中國原來就有“報道”一詞，於是中文的“報道”添加了一個新的義項，而這個新義項又可用另一個同源字替換而收“所指”（與“能指”相對的語言學術語）清晰之效。於是中文出現了以“報導”指稱日文傳媒用詞的“報道”。其理據正與“梁”之變“樑”、“益”之變“溢”相同。① 中國的識字人很喜歡用逐字解義的辦法解詞，但這種方法未必完全可靠。比如許多人辨析“報導”與“報道”之不同都是着眼在“道”字的有無“寸”上，認為“報導”之“導”會有引導、導入之類的意思，因此“報導”的詞義應是“報而導之”。“報而有導”是“報導”，“報而無導”是“報道”。這是

望文生義的做法，其結論未必可信。 我們何曾見過一段新聞稿有“引導”或“導入”的意味？新聞講求客觀，如果有所引導，恐怕不能算作好的新聞，因為引導脱離不了主觀的意向。一個個孤立的語素（其書面形式就是字）的確是有意義的，但它一旦進入詞中，它就與其他的語素組成一個新的意義，不一定完全是它獨立時的那個意義。複合詞（“報道”“報導”都是複合詞）的詞義既與它的語素義相關，但又不是語素義的簡單相加，所以“大衣”不是大的衣，“人口”不是人之口，“手足”不是手和腳，⋯⋯同樣的道理，“報導”不一定非有“導”的意思不可。“報導”只是以一個多了“寸”的“導”字作為區分性符號來指稱“報道”的後起的義項。“報導”即“報道”，不存在前者“報而有導”、後者“報而無導”的區别。它們的分别只在前者是新聞行業的用語而後者屬於一般通用詞。 “報導”這個詞是有缺陷的，因為其中的“導”字在普通話裡念上聲，與念去聲的“報道”的道”字有異，而在語言運用中“報導”“報道”相通，十部詞典有九部在“報導”條下注明“同報道”。然而它們哪裡可以“同”？“道”“導”的聲調分明大不相同！於是口語中念“報禱”“報盗”的都有。不知人們是否留意到一個現象：今日台灣電視的新聞節目仍用“報導”一詞，聲調讀如“報禱”；大陸中央電視台的新聞播音員一律讀如“報盗”。大陸有一部詞條最完備的詞 書《漢語拼音詞匯》，其中只列“去去”聲的“報到”和“報道”，不見有“去上”聲的“報導”。這就是説，大陸正在讓“報道”的第二個義項復生，“報導”很可能成為漢語詞庫中的一現曇花。也就是説，大陸普通話在規範化的進程中將壓根兒取消“報導”一詞，連詞典也將取消其生存的空間。 “報導”一詞為甚麼會如此收場呢？根本原因是它不能準確地記載活的語言的聲音，活的語言只有“去去”聲的“報道”，書面語卻造出了個“去上”聲的“報導”，書面與口語的脱節，喪失生命的始終是書面。自古以來語文改革的目標是書面語向活語言靠攏，從來不曾聽過活語言要去遷就

書面語。“報導”在港澳地區的命運有所不同，因為粵方言的“導”“道”同音且同調，書寫形式的不同恰好起到區分詞的不同義項的作用，因此並無必要結束不同書寫形式的生命。 天華先生日前以“報道”“報導”質疑於我，着我發表意見。因為孤陋寡聞，平素又不大留心此類現象，姑妄言之，言必有謬。天華先生才是真正有功力的考據家，其所著《“世説”辨誤》便是見證。此外本澳尚有長於解字説文的思放先生、曾鳴先生、胡培周校長以及其他學者，筆者謹此一併請教了。註釋： ①中日相互借詞有這樣一條途徑：首先是日本借用中國的古詞翻譯西方的現 式概念的詞語，然後中國再向日本借用這些被借走的詞語，這些借回來的 詞語在詞面上是中國舊有的，在含義上卻有了改變，例如日本從中國的“湯 武革命”中借走“革命”以翻譯西方的revolution，從“經世濟民”中借走“經 濟”翻譯economy；等到中國也行改良的路時又向日本借回這些詞語。這 些詞語在被日本借走之前是古義，在從日本借回之時取其現式社會學的新 義。不妨稱這種借詞為“物歸原主”但已“貌合神離”，不過是“舊瓶新酒”而 已。

五洲華人弘揚國粹的盛舉 甲戌年，澳門楹聯界的朋友們以二百年前的一比孤聯徵偶。起先只是在澳門本埠開展；繼而消息傳到鄰近澳門的地區，深圳、佛山、廣州等地陸續加入了澳門的徵聯活動；接踵而來的更有其他省市如湖南、上海等地的群眾和專家投稿響應；北起黑龍江、南至雲南，西到新疆，整個神州大地幾乎到處都有人投入這項徵聯活動。徵聯之舉驚動了世界，五大洲的華裔也都有應徵稿件寄往澳門。徵聯活動的限期已滿，然而欲罷不能，一再延期，直到延之不能再延的時候，已經收到徵聯七萬餘比了。澳門楹聯學會是個業餘性質的學術社團，其成員均有正職在身，其組織並無分文經費，就是應付六七萬封回函的郵資也拿不出來。然而小城卻不乏熱衷於傳統文化的“熱心分子”，他們為這次徵聯活動捐贈了必要的經費，兩位醫生起初出資港幣六千元、後來一位女實業家加入，增至港幣三萬元作為“佳偶獎”的獎金。 這究竟是一比甚麼樣的孤聯？相傳清代乾隆時期《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曉嵐曾經狂稱天下無不可對之對，其妻便出了這個上聯詰之，曰：月照紗窗，個個孔明諸葛亮。這一聯果然難倒了文思敏捷的大才子。後來又有人

在“月”前加一“明”字，更給撰寫下聯的人增添了難度。 “明月照紗窗，個個孔明諸葛亮”寫的是一個古老的題材：月夜的景色。明月照進紗窗，每一個窗孔都被照明，許多個樓閣（葛諧閣音）都被照亮。好一片月光照耀下的銀色世界。就意境而言，這個五言加七言的句子只可算作“一般”；就其語文運用的技巧而言，卻可用“高難度”形容了。其高難之處主要在“個個孔明諸葛亮”七字上。“個個孔明”全等於“諸葛（閣）亮”，而“諸葛亮”系一人名，“孔明”乃是“亮”的表字。“明”與“亮”同義呼應，甚至可以相配成“明亮”一詞。它們之間的關係與排序可以表述為：字＋複姓＋名，而在字義方面，“個個”與複姓的第一字“諸”相當，“孔”與複姓第二字“葛”同類。“孔”在諸葛亮的表字中本為表程度的副詞，與“孔武有力”之孔同義，在聯中卻通過修辭學上的諧音或雙關手法用來指“窗孔”之孔；“諸葛”之葛也須作諧音理解，解之為樓閣之閣而與窗孔相配。這些關係可列如下圖重 字 同義明月照紗窗個個孔 明諸葛亮（譜音） （諧音）同義 同義 同義另外還有平仄相間的語言格局，其要求是： 明月照紗窗，個個孔明諸葛亮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對於偶聯在音義方面的要求很容易求得共識，澳門楹聯學會理事長鄧景濱先生提出的五條標準早為同好者們接受。這五條標準是：一、符合對聯的基本要求（字數相等，句式相同，詞性相對，平仄相諧，聯意相關）；二、運用重字技巧，首字與第九字同；三、末五字運用諧音手法，聯意相關；四、末五字為“二二一”句式，且具備一定的相應關係；五、聯意自然暢順，能與上聯匹配。應徵者們都以“孔明諸葛亮”作為突破口，假如妙手對出了這五個字，佳偶不難問世。詩有詩眼，聯也應該有聯眼。歷史人物之複姓乃是這副對聯的聯眼之所在。當然偶聯（下聯）對應處不一定非複姓不可，中藥材之本名與别稱，新潮人物之洋名與中國名，凡有本名與别名之分的事物或現象都可在考慮提煉之列。運用得最多的還是中國古今人物的姓氏，於是，複姓者紛紛登上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聯壇，例如敬德尉遲恭、子長司馬遷、表聖司空圖、子直令孤綯、永叔歐陽修、元讓夏侯惇、子石公孫龍⋯⋯不一而足；甚至單姓也不落後：香山白樂天、逸少王羲之、畹華梅蘭芳、翔宇周恩來⋯⋯然而所有這些都是刻意之作，幾乎不見天成者。歷時一年零兩個月的徵聯活動結束，最終還是選不出“佳偶”，三萬元獎金依舊懸空。評選活動的主事者們從七萬比應徵的下聯中選出十一比，頒之以“鼓勵獎”，算是對徵聯活動作了交代。 十一比鼓勵獎作品中以此次徵聯發起地的聯家寫的作品為首。澳門潘崙山聯曰： 艷陽懸繡戶，朝朝莊艷慕容芳 這一比能與上聯配成較統一的意境，上聯描繪月色，下聯勒畫陽光，你寫明月，我寫艷陽。這一比的優勝之處是找到了一個比較貼切的複姓人物的名字與上聯相對，藝術的效果不那麼牽强，（不像“敬德尉遲恭”中的尉遲簡直不可解。）“慕容”者，“慕其容貌”也，因其容貌“莊艷”而愛慕之。吾友林佐瀚詞長着眼於另一境界，提議改“懸繡户”為“窺繡鏡”，並囑我闡發他的見解。我以為林氏果然點石成金，好一個運用了擬人修辭格

的“窺鏡”！它賦予靜態的艷陽以鮮活的生命，連艷陽都要朝朝來窺這位鏡中的主人，你説她的容貌值不值得愛慕？ 澳門甲戌年徵聯活動至此塵埃落定了，然而歷史的懸案並未了結，徵聯活動必將繼續下去，因為這比孤聯以其特定的民族文化的内容牽動着億萬炎黄子孫的心弦，而對聯這種具有獨特民族形式、被譽為“國粹”的藝術品種又為華裔子孫喜聞樂見。澳門發起的這次徵聯活動與世界各地華裔的踴躍參與，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這種極其强大的凝聚力。 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觀察，徵聯活動吸引或調動了五大洲的華人投入對聯創作的實踐，收到了預想不到的效果。孤聯（上聯）只有十二個字，然而其藝術的蘊藏卻豐富無比：除了平仄相間完全合乎近體詩的格局，詞義上還有人名與表字的同義呼應，還有重字、疊音、諧音、摹繪、雙關等手法的運用。總之，十二字的上聯和二十四字一副完整的上下聯是一件濃縮了多種修辭手法於其中的藝術精品。澳門徵聯為五洲華人弘揚國粹，共同創造這一藝術精品提供了機緣與園地。 筆者以終審評判的身分有幸參與其盛，受益良多，曾有一絕和一聯贈與澳門楹聯界的賢達。其絕曰： 一比孤聯千口和 九州競唱孔明歌 弄潮不讓錢塘水 鏡海情牽四海波其聯曰： 雖説雕蟲小技可教陋室蝸居生色金鑾寶殿增輝揚國粹至大千環宇 且看環宇大千直令黎民百姓牽魂遊子裔孫尋夢發神威由小技雕蟲

“繁簡由之”與港澳用字 中國文字學會與中國江蘇教育出版社聯合召開“第四屆國際漢字研討會”，論題集中在各使用漢字的國家和地區統一漢字形體的問題上。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議題。要想科學地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在尊重漢字發展歷史的前提下聯繫各使用漢字的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實際。 “統一”是對“分歧”而言的，因有“分歧”才對“統一”提出要求。漢字的“分歧”可以從不同的視角考察，例如字音的分歧產生多音字，字形的分歧產生異體字，筆劃的多少產生繁簡字，時代的不同產生古今字，地區的不同還會產生方言字⋯⋯在這些歧異之中，字義、字音的分别比較小，字形的差異相當大。可以説漢字的主要問題是字形的分歧。 字形的分歧也有大有小，小的分歧有筆劃的增減，如“翰”在“羽”部件上有多一横、少一横兩寫，“者”在“目”部件上有多一點、少一點兩式；有筆劃形態的不同，如横點與竪點的差别；中等分歧有部首的轉換、造字法的變更，如“吻肳脗”、“野埜”等等；字形的最大分歧當是繁體字與簡化字之分。今天，在世界範圍内使用漢字最集中的地

區無疑是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亞地區。在這些地區，漢字的形體大致可分三種狀態： 第一，簡化字大行其道的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 第二，繁體字維持原狀的中國台灣地區； 第三，繁體為主，簡化字逐漸滲透的香港和澳門。 應當指出，上述三種狀態都不是絕對分立的，我們只是就該地區官定字形或普遍通行的字形而言才作上述分類。例如在中國大陸，官方規定的標準字形是簡化字，然而簽名用字、手寫用字和書法用字都有大量的繁體字，這只要看一看“鄧小平”、“江澤民”的簽名即可得到證實。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趨附海外華人社會的用字心理，繁體字屢禁不止，甚至變本加厲，走火入魔，例如電視劇“姜皇后”片頭變成了“姜皇後”，北京的“海淀”成了“海澱”，姓“范”的名片印成了“範”先生⋯⋯而在繁體字被認作正統字的地區，簡體字正在陰一個陽一個地取得合法地位，“臺灣”的“臺”字在臺灣早就可以寫作“台端”之“台”；港澳正式出版物中簡化字和自創簡筆字的數量正在不斷增加。十三年前，筆者即從當時的香港報章上找到下列鉛印的簡筆字： 台証 （臺證） 晒版 （曬） 呤件 （零） 帮助 （幫） 宣布 （佈） 坟墓 （墳） 石英表 （錶） 尼龍袜 （襪） 咸牛肉 （鹹） 盛大献映 （獻）

燒腊飯店 （臘） 聯系機構 （繫） 打蜡工人 （蠟） 認罪退赃 （贓） 原庄版本 （裝） 瀟洒賭王 （灑） 大學失窃 （竊） 流膿痒痛 （癢） 耀記蠔油庄 （莊） 制造和銷售 （製） 黑人中堅自荐 （薦） 每户售粮四噸 （糧） 九七問題冲擊 （衝） 他們是胡塗虫 （蟲） 酒樓伙記太殷勤 （夥慇懃） 綉花枕頭百多元一個 （繡） 扮演了一個不光采的角色 （彩） 恒隆事件影响拆息漲至23厘 （響釐） 港澳地區的用字一向跟着台灣走，這大概是與政治上的趨同心理有關。香港回歸中國之前，社會彌漫着一種空氣：誰罵大陸和社會主義誰是英雄，誰捧台灣和資本主義誰是好漢。這種風氣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後，還有遺留。在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初，繁體字與簡化字、注音符號與拼音字母竟成為區分政治上左與右的標誌。凡提倡簡化字和漢語拼音字母者均被劃歸大陸一邊。當時香港教育司出版了一本普通話教材，它在方塊漢字之上標注音符號，在方塊漢字之下注拼音字母——這種左右都不得罪的做法真是費盡了心機。筆者一九八四年持社會語言學的

理念寫了一本《繁簡由之》的小書竟遭一位與文字學毫不相干的“專欄作家”指責成為中方收復香港造勢。 《繁簡由之》是一本為方便教學和幫助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多賣幾本書而寫的小册子。我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日舉行的“《繁簡由之》座談會”上説：“前天還有一個學生打電話給我，問我為甚麼選大陸簡體字的教材，他們看不懂。我給他解釋，現代漢語教材只有選大陸的⋯⋯别的地方是没有的；古代散文的注解也是大陸的做得好，選這些教材，為的是幫助你們學好這兩門課。”我的想法正好與三聯書店香港分店負責人不謀而合：“三聯的蕭滋經理跟我談到，三聯推銷的書百分之九十都是簡體的，如果能介紹一些簡體字的知識，相信會更好爲讀者服務，有利於文化交流。”《繁簡由之》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編印出來的。小書一出版，“我找三聯要了一千本，給每個學生送一本。”（以上引文均見《繁簡由之》第一、二、三版附錄） 真没想到，《繁簡由之》的提法得到一些人的回應。這本小書第四版封底重申編輯部的意見：“書中關於‘繁簡由之’的提法曾引起專家、學者們注意，咸認爲適合港澳及海外環境，有深遠意義。”三聯書店香港分店編輯部還認為：“在中文成為港澳官方語言的今天，本書是一部實用價值很高的普及性讀物。”筆者以為，在簡化字已成標準用字的國家、地區以至機構（例如聯合國）應遵守已有的規定，維持現行的規範；在没有作出規定的國家和地區則可“繁簡由之”，不必强求純正或一致。“繁簡由之”的形式不拘一格，通篇繁體偶爾冒出幾個簡化字亦可；簡化字寫成的文章滲入一些繁體亦可；來稿以繁體書寫可原件照登；簡化字的稿件亦原件刊載。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香港回歸活動中的文字運用印證了“繁簡由之”的可行性。在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中（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舉行），中方發出的中文請帖用的是簡化字；七月一日上午十時的香港特别行政區成立典禮和下午四時的酒會兩張請帖由特區首長發出，用的

是繁體字。 按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規定，這兩個地區實行或將要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或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除了國防與外交，其餘事務概由特區政府自行處理。據此，有人在中文問題上提出“一國兩字”（繁體和簡體）、“一國兩語”（普通話和粵方言）的議論。然而從歷史的經驗和發展的眼光看，漢字的統一只要假以時日還是能夠實現的，因為在語言文字的問題上“人心思同”，小至一個機構，大至一個社會，人們總在尋找共同的交際工具，例如筆者所在的澳門大學，共通語（Lingua Franca）不是澳門政府明文規定的官方語文（中文和葡文），而是英語。人們不難察覺到，凡使用漢字的人對漢字的觀感和體認也都相同，不同地區的簡體字在具體形態上可能有别，但簡化的方法卻完全相通。港澳通行的“衭”（褲）字用的是形聲法，“羔蚧”（膏蟹）用的是假借法和形聲法⋯⋯不同地區簡化字的形成大都跳不出古“六書”之外。現實生活的需要，心理的認同，都為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漢字走向統一提供了基礎，只要排除政治的偏見和心理的障礙，漢字字形的統一終有實現的一天。 一九九七年

一個漢字一幅畫 美國詩人龐德説：“世界上最易做詩的文字是中文。”另一位美國詩人甘明斯也説：“中國的詩人就是畫家。”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一個漢字一幅畫》是一本用文字説明、用圖象描繪漢字形體的書，當然也就是一部“詩集”、一本“畫册”。 在中國，文字和圖畫始終拉扯在一起，很早就有“書畫同源”之説。“書”字和“畫”字的頭上不都是“聿”，即手中握着一管毛筆嗎？“書”和“畫”就是握着筆在運作，它們都是動詞；“書”和“畫”也指握筆運作得出的成品，它們又都是名詞。求證漢字與詩畫的關係並不困難，我的朋友印尼華僑實業家羅浩然先生在他的散文集《坐看雲起》中説：“‘閒’是一個頗爲有趣的字——兩扇門中一鈎月是也。這一扇門，可能是前門、後門，也可能是窗門。推開這度門，舉頭一望，便是清輝朗月。得見明月當頭，待步出中庭，内心自然是一片清明舒泰。”文字學對於羅先生來説完全是馳騁於企業沙場之後的消遣，然而他對漢字的領悟常常高出於文字學家。這個“閒”字，不僅展現出一幅從門縫兒裡看月亮的畫面，而且闡釋着一種達觀者的人生哲理：“眾人所忙的，我不一定忙，眾人所閒的，我

也不一定同樣視為等閒。”只有當“夜深人靜之時，能夠内外一片祥和的人，方算是一個‘閒人’。”羅先生的解説是有理據的，宋人徐錯在《説文繫傳》中解釋“閒”字時説：“大門當夜閉，閉而見月光，是有閒隙也。” 每一個漢字都有一個獨特的形體，表示一個特定的聲音，還代表一個（至少一個）特别的意義。這就是説，每一個漢字都是“形音義”的統一體。一個漢字一個形體，有多少個漢字就有多少個“個體户”；學漢字的人必須走訪每一個個體户才能認識每一個户主，而每一個户主又各有自己獨特的性格。學漢語與學外語方法不同，途徑各異。學外語是把一連串的聲音囫圇吞棗地吞進肚裡，如果把這一連串的聲音分拆開，那就甚麼意思都没有了。學漢語卻是要把詞語拆成漢字，先學字，後學詞。比如學漢語的“大學”，就要先學“大”、“學”這兩個字，“大學”是由“大”和“學”這兩個字（或稱語素）組合而成的。在詞義上，“大學”與“大”有關，與“學”也有關，但“大學”又不是“大”與“學”的簡單相加，絕不是“大的學校”、“大人的學校”，也絕不是十年浩劫期間的所謂“大學——大家來學”。漢語的“大學”就是英語的university，但如果把university分散成u、ni、ver、si、ty五個單位，用這五個單位的含義去組合成詞，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這五個孤立的音節壓根兒就没有任何意思，它們與“大學”毫無意義上的牽連。學漢語以字爲本位，學外語以詞或句為本位，所以中國古代有那麼多的識“字”課本，例如《千字文》《百家姓》等等。漢語是以字為載義單位的語言，英語是以詞為載義單位的語言。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特點，不同的文字也各具特徵。人們總是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根據最初習得的語言文字的特點考察不同的語言文字，對於漢字，須要帶著一種剖析藝術品的眼光，一個字一個字地、一幅畫一幅畫地去認識，去鑒賞。 體現在漢字身上的畫面有簡有繁，僅以收入這本書裡的漢字為例，簡的簡到“人、口、牛、羊”，繁的繁到“雙、涉、義、葉”。無論是繁是簡，它們都是圖畫，都是詩篇。當然，對於一個一個具體的漢字的解析不可能人人一

致，正如人們對同一幅畫、同一首詩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或者可能完全不相同。圖畫與詩歌問世之後，物質的版權屬於作者，精神的版權則屬於整個社會。不管作者同意不同意，讀者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領會作品；文字也存在類似的情形：造字權在你，解字權在我。例如“章”的本義是“完結”或“告一段落”，《説文》説：“章，樂竟為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中國人以“十”為眾多、齊全或完備，故成語有“十全十美”、酒令有“十滿大堂”；樂曲告一段落也就可以説“音”到了“十”，因此“音十為章”才合造字者的初衷。然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説“立早為章”，當代具有權威聲譽的辭書《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都把它歸在“立”部而不是“音”部或“十”部，連姓章的人也用“立早”自報家門。 還有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東”字：東是“橐”的初文，在甲骨文裡它像兩頭紮起來的一個大口袋；後來《説文》把它解釋成“從日在木中”，也就是太陽剛剛從地平線上升起，其高度還只在樹中。如果太陽超出樹頂，那就是日高升而明的“杲”；太陽落到樹下，那就是日落而晦的“杳”。“東、杲、杳”三字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系列。由此可見“從日在木中為‘東’”的解釋是可以接受的。我們不妨稱早期的解釋為“正源”，後來的解釋為“俗源”。正源和俗源是都可以用來描寫漢字的，不一定非要批評“立早為章”、“從日在木中為‘東’”不可！但是“俗”要俗得有個極限，不可以將測字先生的拆字把戲也當作科學。《一個漢字一幅畫》在“正”與“俗”的分寸上是掌握得很得當的，用時下的話説，這本小書既有“趣味性”，也不失“科學性”。 長期以來語言學界流傳着一種理論，認為世界上的文字都要經歷“表形→表意→表音”三個由低級到高級的階段。這種理論認為，表音文字之所以“高”，是高在它與意義脱節而直接與聲音掛鈎，於是用少量的字母就可以拼寫出所有詞語。用這個尺度衡量，停留在表意階段的漢字自然不是甚麼高級文字，因此一位偉人曾經提出“文字必須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然而現在看來，漢字的圖畫性質一下子是改變不了的，

特别是在電腦逐漸走進每一個機關、每一間辦公室、每一所學校甚至每一個家庭的時代，漢字的圖形特點顯示出了它的優越性。成千上萬個漢字圖形正以與拼音文字同樣的速度（甚至比拼音文字更高的速度）展現在電腦熒屏上，不僅記載了漢族社會的昨天，而且效力於維繫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今天。漢字與中華民族同呼吸、共生存。要了解這樣一個民族，要認識這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不學漢字是難以達到目標的。 《一個漢字一幅畫》是為想要探索中國文化奧秘的國際友人編寫的。這本小書好像是一份導遊指南，列舉了一百多個應接不暇的文化景點，它將帶領攬勝者透過漢字的菱鏡去觀賞中國文化的大千世界。開始接觸中國文化的朋友如果還身處屋内的話，完全可以從這本小書的門縫兒裡看到室外的清輝朗月，以至滿天星斗。 附記：澳門大學中文學院講師汪春、研究生鄭重慶以英文合著之《一 個漢字一幅畫》經已由香港和平圖書·海峰出版社出版發行，參 加香港書展。本文為此書之序言。 一九九八年

Chinese Made Learning the CharactersThrough Illustrations The American poet Ezra Pound once said, “The easiest language inthe world for wri ting poetry is Chinese.” And in the words of C. C.Cummings, another American poet, “Chinese poets are painters.” Thisbook, Chinese made-Learning the Characters Through Illustrations, isone which uses words to explain and pictures to illustrate the form and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refore, it is both a collection of poetryand a picture album, so to speak. In China, words and pictures have always been bound together.From very early times, people talked about writing and painting havingthe same origin. If you examine the Chinese character書（shū） and畫（huà） （in the complex version）, you will find that they share the same up-per radical （component part） which resembles a writing brush in the gripof a hand. Thus，書and畫both convey the idea of working with a brushIn this sense, they are verb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represent theproducts of working with a brush, and in that sense, they are noun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nd poetry and painting. My friend, an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 in Indonesia, Mr. Luo Haoran, or Ahmed Suriawinata, gavethis example in his collection of prose Watching the Clouds Gather： “Con-sider the character閒which is quite interesting. It is a crescent moon seenthrough a crack between the two wings of a door. This may be a frontdoor, a back door, or a window which opens in the middle. You push it

open, raise your head and lift your eyes, and there in the sky is a clear,bright moon. You step out of the hall and immediately a pleasant, relaxedfeeling fills your heart.” To Mr. Luo, philology is a pastime only to betended to after a day of battling in the business world, and yet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ten surpasses that of a philologist. Tohim, the character閒not only presents a picture of the moon seen throughthe crack between the two panels of the door. It gives expression to anoptimist's philosophy of life. “I don't necessarily busy myself with whatothers are busy with； likewise, I may not feel at ease with somethingwhereas others do. ” Only, “when in the depth and quietude of night, onefeels a peace and harmony within and without, only then can one be calleda 閒人，‘a man at ease. ’” Mr. Luo's explanation is well-founded. Xu Kaiof the Song Dynasty, in his Shuo Wen Xi Zhuan，an explanatory book onShuo Wen Jie Zi, China's earliest study ot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s andtheir forms and origins, had this to say in reference to the character閒：“The door is shut at night, yet one can still see the moon, for there' s aslit in the door between the two wings. ” Each Chinese character has a form of its own, representing a particu-lar sound and a particular meanings, one at least. In other words, eachcharacter is a unity of form, sound and meaning. For every character,there is a form. T here are as many individuals as there are characters.The student of Chinese must call on every one of the individuals if he orshe is to really know the personality of each. Learning Chines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learning any other languageThe way of learning is different. In learning a Western language, forinstance, you swallow a whole series of sounds, lock, stock and barrel. If

you were to take a word apart, separating it into so many phoneticsyllables, it would lose its meaning altogether. In learning Chinese,however, what you have to do is exactly that, not into so many syllables,but into so many characters. You learn first the characters, then theword. Take, for instance, the Chinese word大學（dà xué） which means“university”. You first learn the words大and學separately since大學isformed by combining the two characters （you might call them elements oflanguage）. In meaning，大學has to do with both大and學，and yet大學is not a simple case of大plus學. It does not mean a big school （大的學校）, nor a school for adults （大人的學校）, and certainly not what wascalled（大家來學）, everyone a student, a slogan in vogue during thedecade of the so-called “Cultural Revolutin.”大學is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he English word “university. ” But if you were to take to take theEnglish word “university” and try to figure out its meaning based on themeaning of the five syllabic components u/ni/ver/si/ty, you would defi-nitely get nowhere, because separately, these components have no mean-ing at all and certainl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the word “university”means. So, the character forms the basis in learning Chinese, whereas theword or sentence forms the basis for learning a Western language. It is nowonder then that there should have been so many textbooks written sinceancient times o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e. g. Qian Zi Wen （LearnA Thousand Characters） and Bai Jia Xin （One Hundred Family Names） In Chinese, the character is the unit carrier of meaning whereas inEnglish, it is the word that serves the same purpose. Each language in theworld has its unique features, the same is true with the written script.One is alway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interpreting another language

and its written script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guage heor she first came into contact with in life. With respect to the Chineselanguage, one needs to study and appreciate its characters one by one, pic-ture by picture, as one would in analysing and appreciating a work of art. The pictures as represented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vary incomplexity. Take the characters contained in this book. Some are as sim-ple as人，口，牛，羊；others as complicated as雙，養，喜，聲Whether simpleor complicated, they are each a picture and a poem. Of course, one cannotexpect everyone to agree in their analyses of each and every character, justas people couldn' t totally agree, in fact they might totally disagree, inthei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a painting or a poem. Once apainting or a poem has been made public, the copyrigt, materiallyspeaking, belongs to the work's creator； spiritually, however, it belongsto the whole society.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poet or painter agrees ordisagrees, the reader or viewer would have his own appreciation of thework on the basis of his or her own understanding. The same holds true,more or less, for the written script. It is your right to create the writtencharacter, it is my right to interpret it. Take the case of章（zhāng）. Its o-riginal meaning was “the end”, “conclusion”, or “a temporary close ofsomething.” The book Shuo Wen says, “When the music finishes, it's a章，which is made up of音（yīn, meaning music） and十（shī, meaningten）, for十is the limit of numbers. ” Chinese think of十as to mean“ many”, “complete” or “perfect.”Hence the idiom十全十美，meaning“perfect in every way”, and the idiom of the drinkers wager十滿大堂，meaning “ten, the largest of all.” When a melody reaches its end, onemight say “the music has reached十（ten）.” So, to say that the character

章is the combination of音and十seems more like the original intent ofthe word' s creator. And yet, 99％ of the people consider 章to be thecombination of立and早 In both the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rds,two authoritative dictionaries of the day，章is listed in the section underthe radical立and not the section under the radical音。r十. Even peoplesurnamed章，when introducing themselves, choose to define their sur-name as章，立plus早 There is yet another well-known example, the character東. Thiswas originally written as橐. Inscribed on oracle bones, it resembled a bagtied up at both ends. Later, an explanatory note in Shuo Wen put it as“the sun half way up the tree, ” indicating that the sun has newly risenover the horizon and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top of the tree. When the sunreaches a height above the top of the tree, it is represented by the charac-ter杲，and when it has sunk to below the bottom of the tree, it is repre-sented by the character杳. Thus, the three characters橐，杲，杳form aseries illustrating the cycle from sunrise to sunset. Shuo Wen ' s explana-tion of the character橐therefore, seems quite acceptable. We might callthe early explanations orthodox, and the later ones, common. Orthodoxor common, they both serve to depict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We certainly shouldn't criticise those who describe章as a combination of立and早,or the one who said that橐indicates “the sun is half way up thetree”. Nevertheless, there has to be a limit to how common you can getFor instance, we must not imitate the fortune teller who does his job bytaking apart and analysing the component parts of a character. That is notscience. In this respect, this book Chinese Made-Learning the Characters

Through Illustrations has achieved a good balance between the orthodoxand the common. In present-day terms, this little book is both interestingand scientific.For some time now, a theory has been going around among linguisticcircles to the effect that all written languages in the world have to gothrough a process of elevation from being pictographic to ideographic tophonetic.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the phonetic written language is themost developed of the three because it no longer has any link with meaningbut only with sound. Thus, with only a small number of letters, one canspell out all the words there are. Judging by this standard, the Chinesecharacter which remains at the ideographic stage is naturally not up to thestandard of a developed language. A great man therefore pointed out that“The Chinese character must be reformed. It must follow the common ori-enta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that is the use of phonetic alphabet toreplace the characters. ” However, it seems that the pictographic feature ofthe Chinese character cannot be changed overnight. Moreover, in thisera, as the computer step by step enters every organisation, every officeroom, every school and even every home, the unique pictographic feature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is more and more demonstrating its superiority.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Chinese character-pictures have made theirway to the computer terminal at a speed which equals, if not surpasses,that of the phonetic languages. They not only record the history of the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serves the present-day purpose of uniting the Chi-nese nation and maintaining the country' s unification.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nd the Chinese nation share a common fate. If you wish tolearn about this nation and its history and culture, you would find it hard

to fulfil that wish without learning the characters.Chinese Made - Learning the Characters Through Illustration iswritten for those non-Chinese who intend to explore the secret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s somewhat like a guidebook, listing more than a hun-dred cultural sites. Like the looking glass in Alice in Wonderland, thecharacters depicted in this book will take the tourist into the kaleidoscopicworld that is Chinese culture. For people who are just beginning to haveany contact with China, imagine yourself still inside a room, but with thehelp of this book, you will see “through the crack in the door” the clear,bright moon outside, or even the stars twinkling in the sky.by C. F. Ching,Dea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acau, June 4, 1998

論語音的符號——音標和字母 語音是一發即逝、不能保留的東西，它不能使語言流傳得久遠。為了破除語音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限制，於是創製了語音的書面符號。 語音符號有兩類：音標和文字。文字從語音學的觀點去看，又可以分為音節文字和拼音文字兩種：音節文字是以字形代表音節，一個音節往往包含着若干音素（也有一音素作為一音節的）；拼音文字則分析了音節的音素結合，以字母的形式表現音節的結構單位。本文所要討論的是語音單位的記錄符號——音標和字母。 甚麼是音標？音標是音素的書面記載，是以物理學的觀點（而不是從音位學的角度）對於標音對象原封不動的表音的符號，它毫無選擇地記錄一切語言的一切語音（不管不同的語音有没有辨明詞義的功能）。“有甚麼就記甚麼”就是音標的職能。音標作為語音符號，是人們分析或描寫語音和歸納音位系統的工具。 甚麼是字母？字母也是音素的書面記錄，不過它是受着音位約束的表音符號，它以某種語言的音位（音位只有某種具體語言的音位）作為自己的標音對象。就是説，有詞義差别的音素，才有權得到表現自己的字母符號。

在記錄語音這一點上，音標和字母是相同的。字母趨向音素化，更是它們統一的地方。但是它們之間也存在着本質的差異，就是：音標不受音位的約束，只要是有差異——哪怕差異極其細微——的音素，就應當給以不同的音標；字母則不，字母的根據是音位，儘管音素間存在着差異——哪怕存在着很大的差異——只要不影響人們對詞義的正確了解，就只能給它們以相同的字母。例如兩元音間的[p]可能同化為[b]，在物理學上，[p][b]顯然是兩個不同的音素，就得用兩個音標來表示；但在漢語拼音方案裡只用了一個字母“b”[p]來書寫，因為儘管[p][b]確有差别，確是不同的音素，但由於在普通話裡它們没有辨義的功能，因而共用一個字母就夠了。不這樣，就會給文字帶來混亂，給使用者招致麻煩。所以，只能是一音素一音標，不能要求一音素一字母；只能是一音位基本上一字母，不能完全要求一音位只用一個音標表示（因為音位中往往包含着多個不同的變體，即多個不同的音素）。這就是説，音標與字母的不同在於：字母永遠不能記載語言的一切有差别的音素，最理想的字母也只能是某種語言的音位記錄；記載語言一切音素的是音標。主張有多少音素就給以多少字母①，顯然是把音標與字母混為一談的原故。 這説明了，音標和字母的不同，其關鍵就在於音位。關於音標、字母與音位的關係，我以為是： 音標→音位→字母 就是説，從音素的記錄（音標）中，抽象出音位系統（這是語音調查的必經之途）；針對不同的音位給以不同的字母（這是擬定拼音方案的必由之路）。 音標和字母之間，横着一道音位的鴻溝，所以我們有理由説，音位是區别音標與字母的唯一關鍵。 這裡附帶説明一點，字母記錄音位，可是它們之間也存在着矛盾。這矛盾表現為：“字母的數目不一定和音位數目相等，一般地説，字母數目應

該比音位數目少。”②比方普通話有二十二個輔音音位[p. p′. m. f. t. t′.n. l. k. k′.η. x. t■. t■. ■. t■. t■. ■. z. ts. ts′. s]卻用十九個字母表示就夠了：“b. p. m. f. d. t. n. l. g. k. ng. h. zh. ch. sh. r. z. c. s”.③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修正第一式提出[t■t ]三個音位用字母gkh[kk′x]來兼代，其所持理由，就在這裡。 總而言之，語音的符號有兩類：音標和字母。它們存在着統一和對立的關係：都要精確地記載語音；可是在記載語音時，音標是“有啥記啥”，不受音位的約束，而字母必須以音位作為根據。注釋： ①參看《拼音》一九五七年四月號第十一頁，楊一可先生的文章。 ②參看《中國語文》一九五六年五月號，傅懋勣先生的文章。 ③ng、zh、ch、sh是四個“雙字母”。 一九五七年

甚麼樣的中文才是官方地位的中文 中國有五十六種民族。漢族以外，其餘均稱“少數民族”。語言是民族的標誌之一。漢族有漢語；少數民族大多有自己的民族語言，例如藏族有藏語，蒙古族有蒙古語，維吾爾族有維吾爾語，等等。也有的少數民族並無自己的語言，如回族没有回語（個别地區在伊斯蘭宗教儀式上運用阿拉伯語，但只限於個别單詞和個别語句），有如美利堅民族使用英語一樣；或者原有的民族語正受漢語同化而處於逐漸消失狀態中，如滿族語，現在有人提出“搶救滿語”的口號。越來越多的民族實行雙語制，即本族語和漢語，這是因為漢語在中國歷史的任何時期都處於官方地位。 本來，某種語言形態成為官方語言是個簡單的命題，為甚麼對漢語的官方地位問題要頗費唇舌才能説清呢？為甚麼在澳門會出現官方中文是粵語還是普通話的疑問呢？這是因為漢語的方言現象特别複雜，漢語方言之間的差異遠遠超過歐洲語言與語言之間的差異。就在廣東省境内，廣州話、潮州話與客家話未必可以溝通，而歐洲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與意大利語之間卻未必不能夠交流。然而，漢語方言間的分歧儘管如此嚴重，依然只是“方言

間的差别”而非“語言間的迥異”。這是因為： 一、漢語各方言擁有共同的書面語。漢語方言間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語音上，詞彙的差别固然存在，但只是大同中的小異，尤其在基本詞彙（“基本詞彙”系語言學名詞，指具有穩定性及構詞能力極强等特徵的詞彙，如人、手、口、山、水等等）幾乎全部相同，語法的區别也是微不足道的。北方人來到澳門，口語不通，但憑藉書寫的紙條同樣可以乘車、購物、⋯⋯這説明繞過了語音的障礙之後，書面語完全可以通行無阻。而這種書面語在方言分歧現象特别嚴重的中國通行了幾千年，也正是這種通行無阻的書面語維繫了中國國家的統一。 二、分歧嚴重的方言語音有嚴格的對應規律可尋。從未出過家門的廣州人、潮州人、客家人相遇，他們即使用相同的詞語交際也不能達到溝通的目的，因為語音的差别實在太大了。分歧儘管很大，但是對應關係也十分嚴格。廣州話的g、k、h如與i、 ü相拼，在普通話裡全無例外地讀作j、q、x；廣州話收m的音在普通話裡全收n，如“臉檢儉險簽⋯⋯”。附帶説一句，這些在廣州話中收m、在普通話中收n的字都有一個“僉”的構件，説明嚴格的語音對應關係常常透過漢字的菱鏡得以折射。甚至於“甚葚湛堪勘斟墈⋯⋯”發音不同，但收音卻是m（粵）/n（京），因為它們都以“甚”為構件。今日取廣州、廈門、上海三地語音的最大公約數即可得到中古（唐宋）漢語的語音系統。 由以上漢語的歷史與現狀的簡單説明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官方地位的中文應是歷史上早已出現、澳門人早已熟悉（即為政府公文、報章、學校教科書、字典辭書所採用）的語體文。這種語體文就是書面形式的普通話。換言之，官方地位的中文應是書面普通話。至於口頭上的語音分歧乃是所有有方言現象的國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只不過漢語方言的語音分歧特别嚴重。在政策上，口頭形式的方言允其自由發展，書面形式的方言則不必提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

的普通話”。澳門在過渡期内亦可推行此一政策。 本人對於官方地位的中文的理解以及對官方語言政策的建議詳載澳門政府雜誌《行政》第十六期第四二九——四四二頁；五八五——五九四頁。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出版《澳門語言論集》第七九——九五頁。 （在澳門語言狀況關注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九三年）

澳門中文官方地位之顧往瞻前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葡萄牙部長會議通過並頒佈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的法令，一九九二年二月澳門《政府公報》予以刊載，自此中文成為澳門官方語文的立法程序最終完成。三年以來，中文的官方地位問題與法律本地化、公務員本地化同步推進，相伴而行。政府和民間都為三大問題的解決做了不少工作。單在語言問題方面，僅就筆者曾經接觸或聽聞過的就有： 一、一九九二年二月，成立了以澳門總督親任主席的語言狀况關注委員會，其成員包括立法會主席、多位政務司、澳門地區天主教主教以及學術性業務性機構的代表。委員會下設教育、文化道德、立法司法、行政及社會事務四個專責小組，分頭而後集中地評估各自領域内施行雙語的狀况，已召開七次全體會議。 二、調整政府機構，採取培訓專業人才和語言人才的措施，行政部門程度不等地以中文投入行政運作。法律翻譯辦公室是新設的政府機構，並且很快被提升至司級單位。該室已中譯《葡萄牙憲法》、《刑法典》等大型文獻，編輯出版《葡中法律詞彙》等。該室下設法律推廣部，利用報紙、電台、電視台以中文向市民普及法律知識。政府

為開設以中文授課的公共行政課程、語言培訓課程以及其他以中文授課的課程耗資龐大，赴京、赴葡學習普通話或葡語的人數不斷增加。政府部門採用中文的情况參差不齊，市政部門運用得較多，而立契機構運用得較少。 三、民間社團和學術界人士積極投入語言政策的研討和語言計劃的制訂。語言計劃（language planning）是語言學的術語，亦可譯為語言規劃、語言建設等，它是通過研究幾對語言或方言之間的關係，或創立新語言系統，來改進方言間和國際間交際的綜合努力的統稱。（見R. R. KHartmann, F. C. Stork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於一九九二年三月召開“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發表的主要論文刊於澳門政府雜誌《行政》第十六期。那次研討會的論文集《澳門語言論集》被認為“提供了有關澳門語言文字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珍貴資料，並為‘科學、適用、穩妥、動態’地制訂澳門的語言計劃鋪設了路基”。（中國國家語委刊物《語言文字應用》一九九四年第二期《一項引人注目的語言計劃——讀〈澳門語言論集）札記》）一九九三年四月，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主辦“澳門中文官語化研討會”，會上發表《關於澳門政府中文官語化進程的調查》；一九九四年九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召開“澳門三化學術研討會”，會上發表《Estatuto Oficial da LínguaChinesa》（林柏濤）等有關中文官方地位的論文共八篇，載於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學報第十三期《澳門三化論文集》。 上列資料倘能勾勒出中文官方地位推進的大致輪廓也就會令筆者滿意了，因為限於孤陋寡聞，掛一漏萬是在所難免的。 一九九五年將是制訂澳門地區語言計劃重要的一年，也是中文官方地位繼續推進的重要年份。要做好這項工作，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而所有各方面的問題都應在科學的語言學理論指導下才能納入正確的軌道而取得成績，否則甚有可能枉費精力或勞而無功。

語言這東西，人人具備，因此對語言問題人人都能參與解決，以至人人都可以提出有關語言的問題來討論，而且也都有能力按照自己的體驗或感受作出解決問題的答案。人言人殊，個個自以為是，不知真理在誰手上。唯一的辦法是把不同的感性意見提升到語言學的理論層面加以剖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例如所謂官方地位的中文究竟是廣東話還是普通話，大家各執一詞，似乎至今没有一致的答案。其實從語言學觀點看，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為普通話與廣東話之間只在口語發音上存有分歧（但有嚴格的對應規律可尋），它們擁有一種共同的書面語，這種書面語或稱語體文，或稱白話文；只有它，才是具有官方地位資格的中文。方言在語音上的差異是任何語言都存在的，無非漢語方音差别尤為顯著而已。在澳門，即使規定廣東話才是具有官方地位的中文，但在實行之中必然還是不理語音分歧，只認語體文為官方語言。中國對於方言的政策是提倡普通話而不强行制止方言，方言要在語言融合的進程中逐步自動消亡。 在中文官方地位問題上所要做的工作都必須在語言學理論的指引下進行。這些要做的工作是： 第一，科學地審議和制定語言培訓的目標。“雙語”這個名詞在澳門於八十年代“中文合法化”運動中開始流行，而在九十年代大行其道。“雙語”既可作一般的社會用語，又可作語言學上的專門術語。某人以粵語為母語，大致會説葡語或英語，老百姓可以稱他做雙語人；某人以葡語為母語，大體能説粵語或英語，老百姓也可以稱他為雙語人。某人在母語之外上京或赴葡短期學習第二語言，一般市民可以稱之為接受“雙語培訓”。但是用術語的尺度衡量，這些地方都不可以採用“雙語”這個術語。目前民間流傳的“雙語人”一詞至少可以指下列五種情形： a.具備兩種熟練程度相等的語言的人 b.日常生活使用第一語言、業務工作使用第二語言的人

c.母語之外大體可用第二語言溝通的人 d.母語之外學到一些第二語言的人 e.母語之外也會第二語言個别詞句的人 在語言學上，雙語人主要是指a項人，他們才是真正的bilingual，澳門的某些土生葡人才能摘走這頂桂冠。b項人也是雙語人，但他們是語言學上稱作diglossia的雙語人，澳門大學以英語授課的港澳華籍教師多屬之。diglossia可譯作“雙語”，可譯作“雙言”，也可譯作“高低語”。具有diglossia能力的人在從事業務工作時用高語或高級（H）語體，在日常生活中用低語或低級（L）語體。c、d、e項尤其是d、e兩項根本不應稱作雙語人。我們的“雙語培訓”究竟要培訓哪一項人呢？培訓a項人不大可能，因為a項人在社會生活中歷史地形成，是語言習得的結果。培訓b項人則不是一年半載便可見成效的，一個在中學讀了五年外語的學生進入大學，他的外語能力未必能夠應付大學的專業課程就是明顯的例證。然則培訓c、d、e項人嗎？培訓出這三類人尤其是其中的d、e項人對於澳門雙語政策之推行究竟能起甚麼作用呢？而事實上參與培訓計劃的卻正是這類人居多。許許多多的實例證明，毫無葡語或外語基礎的人員赴葡學習葡語，一年半載後返回澳門，他至多只不過成就為d項人，個别甚至不過是e項人而已。他們如何承擔推行雙語政策的重任呢？ 這樣説來，a、b、c項人在短期之内培訓不出來，d、e項人經短期培訓又無力挑起後過渡期翻譯工作的大樑，難道放棄語言培訓計劃不成！非也。 第二，宜將培訓雙語人才的精力和財力轉移至培訓翻譯精英和單語精英。 後過渡期葡中雙向翻譯的任務極其繁重。當然不是任何文件都必須擁有兩種文字的版本，何者要有兩種語文的文本，何者並不需要，應由有關機構盡早作出原則規定。儘管不必所有文件都出以葡文和中文，翻譯的任務依然相當艱巨。甚麼樣的人才能擔當如此重任呢？一種普遍流傳

的觀念是：雙語人。然而語言學的理論明明白白寫道：“會兩種語言的人未必天生就是翻譯人員（包括筆譯和口譯），因為兩種語言間變換（switching）的技巧必須分别學習和掌握。”（見上引《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更何况遣詞造句特别精密準確的法律文件，非同時精通兩種語言並且掌握了兩種語言間變換技巧的翻譯精英誰也不敢問津。這“變換技巧”四字份量很重，否則任何一位來自北京的家庭主婦都可以擔當普通話教師，任何來自葡萄牙的水手都可以教授葡語，而多少懂一些兩種（或多種）語言的酒店侍應都可以扮演翻譯的角色了。 在實行雙官方語言政策的澳門，語文的官方地位的標誌是以該種語言立法、司法和投入行政運作。目前澳門的所謂中文法律幾乎都是葡文法律的譯本，一九九五年應當嘗試用葡中兩種語文分别立法，而且逐步增多用中文立法的機會。説到中文立法，中文的培訓就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了，因為在今天的澳門街，究竟能找到幾位精通法律業務而中文的修養達到了立法程度的人呢？這些年來，澳門的中文和香港一樣，已被英語、日語侵蝕得“體無完膚”，甚至大學生的口語和文章已經很難找到純正的中文，更遑論準確、嚴密、優美的中文！因此，後過渡期語文培訓任務還包括中文單語精英的培訓。 第三，嘗試以中文直截處理中文文件與中文問題。當前澳門社會流傳着一種不成文的公式：雙語政策要雙語人執行，雙語人要透過雙語培訓才能產生。這段話倒過來説就是：培訓造就人才，有了人才才可推行雙官方語言政策。在我看來，這個公式未必可以成立，姑且不説實行四官方語言政策的新加坡，它的總統未必一定具備四語能力；就説實行雙語政策的加拿大吧，它的總理也未必非兼通英法兩語不可。這些國家並没有投人巨額資金去培訓四語人或雙語人，然而它們也並不因為缺乏四語人或雙語人而放棄執行四語政策或雙語政策；相反，人們看到的是這些國家在世界範圍内都堪稱實行多語或雙語政策的模範。

澳門社會的現實生活向我們提示，並不是所有公私文件都需要有葡中兩語的文本，不是所有的中文文件都需要譯成葡文，更加不需要將所有的葡文文件譯為中文。政府部門早已具備用葡文處理葡文文件的能力，現在何不嘗試用中文直截處理中文文件或中文問題？市政部門，税務部門，交通管理部門，處理民事糾紛的部門，立契部門⋯⋯一天下來，文書往來何止千宗，但相信其中大部份是無需葡中兩種語文並見的，政府行政部門完全可以用單語處理之：來文是葡文者以葡文處理之，來文是中文者以中文處理之，不必每一件都要有葡中對照的兩種文本。當然有些重要的文件需要葡中對照，那就交由翻譯人員去施展他們的才華好了。各級官員都是政府委任的。具備不同語言能力的公職人員既然已經受命於政府，就應有權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内用自己的所熟悉的和民眾所需要的一種官方語文處理行政事務。向上峰請示報告和與相關機構聯繫往來是公職人員的天職，當然是完全必要的。但那是政府内部行政運作的事，他們之間使用哪一種官方語言與市民並無直接關係，不應叫市民遷就政府内部的行政運作而凡事都要葡中對照甚至非葡文不可。舉例言之，一個中文的學術社團向立契部門登記註册，立契部門是絕對不收用中文書寫的申請文件的，必須將中文的章程譯成葡文上呈，批准後必以葡文在憲報上刊登。有了這份憲報，中文社團才可以開展活動。其實這個社團的成員根本不知憲報所云，因而還是按照中文的章程行事。人們不禁要問：為甚麼立契部門不可以接受中文申請並以中文簽署意見，為甚麼不可以簡化行政手續而又方便民眾呢？倘若政府部門展開一場打開以中文處理中文文件的大門的競賽，相信中文官方地位的真正實現又再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一九九五年

中文在澳門後過渡期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中葡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從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兩國政府交換聯合聲明文本之日起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這段時間稱為“過渡期”。所謂過渡者，即由此岸到達於彼岸也。如果把澳門比作一艘正在行駛的航船，它的歷史使命是要由葡萄牙政府的管治之下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管理。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别行政區基本法》，澳門從此進入“後過渡期”。所謂後過渡期，是指這種過渡已經進入後半段，渡船快要靠岸了，諸項工作必須加緊進行。全體澳門人今天都乘坐在這艘即將靠岸的航船上，要由我們自己搖櫓掌舵，準時駛向預定的目標。 澳門在後過渡期要加緊做些甚麼事？有三件大事要繼續做，做好了這三件大事，平穩過渡就算完成了。三件大事是：法律本地化、公務員本地化、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為甚麼要做這三件事？因為未來的澳門由澳門人自己管

治，與中國大陸實行的社會制度不同，也就是説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亦即基本法所説的“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澳門人自己管理自己就要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公務員隊伍，自己的語言文字。没有法律本地化、公務員本地化和中文的官方地位，所謂澳人治澳必然是一句空話。三項任務之間又存在甚麼關係？三項任務是相互聯繫、相輔相成的，缺一不會有其他兩項。三項任務是否完成用甚麼尺度去衡量？一眼就可以看到的標準是：法律是不是用中文寫的，法庭上可不可以使用漢語，公務員的大多數尤其是公務員的中上層是不是會説漢語的華人，老百姓可不可以用中文寫狀子，⋯⋯總而言之，中文的官方地位是檢驗三大任務完成的最顯而易見的標誌。 官方語言是立法、司法和政府行政運作所用的語言。立法語言就是寫法律用的語言，司法語言就是打官司和法庭審案用的語言，政府行政語言就是政府文件、老百姓與政府打交道用的語言。一九九一年以前，例如八十年代初，澳門的官方語言是葡萄牙語，連電報局的電報紙上的欄目都是用葡文寫的而無對應的中文。後來情况有所改變，大約在八十年代中期，電報紙上的文字就已有葡中對照了。至今為止，澳門的法律有兩種主要的形態：一是葡萄牙的法律，二是用葡文寫成的澳門法律。用中文寫成的法律只有六個，而且這六個法律都没有中文的解釋權；如果對它們的條文產生了疑義，仍以葡文文本為準。（立法議員吳國昌先生提供）在法律本地化的進程中，目前有許多原有的法律譯成中文，澳門政府法律翻譯辦公室在這項工作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司法方面，澳門法院判案至今仍是以葡語進行，但有即時翻譯。因為被審者之中大多為操漢語不同方言的華人，即時傳譯有很大困難，據悉法庭傳譯員正在學習普通話，努力改進工作。至於政府的行政運作，以往只有葡語爲唯一合法的語言，想要加入政府公務員隊伍的華人必須首先磨礪葡語，葡語成了走向仕途的工具。直至一九九一年政府正式宣佈中文具有官方地位之後，中文的文件

仍然不能在政府機構中通行無阻，例如民間社團申請立契，呈遞的文件必須用葡文書寫，你若與之辯論，立契機關可以收下中文文件而長期不予處理，甚至石沉大海。 葡萄牙人來到澳門已經超過四百年了，正式管治這個地區也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然而統治者的語言在這裡卻可以説影響甚微。八十年代中期，澳門一位著名報人預測葡萄牙人撤離澳門的時候葡語也會隨之帶走。（葡新社對此曾有報道）此論是焉非焉留待歷史證明，本文只是從學術角度分析澳門的語言現象。一個統治民族如果真的在它統治的地區經歷了百年以上的時間而留不下多少語言的痕跡當然是一種“不幸”。（一九一九年任上的澳門總督施利華語）語言的地位從來取決於它的社會價值——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乃至政治價值。據澳門的老居民講，以往有些（不是全部）天生會説葡語的人或多或少有一種葡語的優越感，他們僅僅因為懂得這種語言就能在政府部門供職，哪怕是收發員或郵局售票員都好；他們視精通葡語的華人為潛在的競爭對手。經濟起飛之前的澳門公務員領取的薪酬不高，没有多少有志向的人想加入公務員隊伍，他們寧可棄葡語而就英文，前往香港或世界其他地方發展。香港政界、商界、法律界就不乏從澳門過去的土生葡人。然而要説澳門政府不注重葡語文的推廣實在是冤哉枉矣。澳門政府《行政》雜誌一九九五年第八册第二十七期刊載了五位前任澳督所頒的訓令、法規及批示，顯示八十年來政府一直重視葡語文的推廣。一九一九年澳督施利華在訓令中開宗明義地認為“在本省（按指澳門）及位於東方其他城市的現存殖民地中漸漸出現葡語文化退化”的現象是一種“不幸”，對“導致這個可悲事實的重大及首要原因正是葡文教育不足及嘗試努力無效”表示“不能漠視”，於是訓令“本省的官立、市立、傳教士或其他政府津貼的小學必須教授葡文”。一九二七年任上的澳門總督巴波沙亦頒佈法規：“為在本殖民地小學完成課程的中國學生設立十項獎學金。除了懂得寫讀葡文外，這些學生必須懂得講這種語

言。”獎勵學生之餘還獎勵教師，尤其規定“需中國人服務的公共部門只能聘請懂葡語者並優先考慮曾獲獎學金者”。一九三一年，澳督柯維喇亦頒法規，撥款支付各項推廣葡語的津貼，並且特别規定“向中文學校發放津貼優先發放予中學及那些每月上葡文課學生的人數超過二十五人的學校”。再過一年，一九三二年的新總督美蘭德又頒法規，重申“殖民地政府必須維護葡語的聲望”，規定“所有招牌、海報、通告、節目表、廣告以及酒店、餐廳、小食店及其他受政府及警察監管並設於會所或娛樂場所的同類場所的餐牌必須寫上葡文”，違犯者除了“毀滅”這些設施之外還要繳付“罰款”。一九六零年，澳門總督馬濟時批示：“所有將進入公職編制職位的人士必須懂得閱讀及講葡語。因此在以後的招聘人員考試中，未能符合上述條件者將被淘汰。”這一批示還規定提供方便以提高公務員的葡語知識。由此可見，澳葡政府對於葡語文的推廣可謂盡心盡力了，然而政策未見推行，連最容易做到的“毀滅”那些不符規定的招牌、廣告也没有去做。原因何在？除了葡語利益的既得者並不熱心執行之外，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經濟上。試想你將招牌、廣告一律改寫為葡文，哪個市民會去問津？因為九成九的市民都是只懂漢語中文的華人！八十年代以來葡語文在澳門的地位有很大轉變，因為澳門經濟起飛，政府大幅度提高公務員的薪酬，語言政策也有明顯的轉變，不再執着於不懂葡語文的華人不能進入政府部門，例如文化司署就有全然不懂葡語文的華人加入。因為薪酬福利的刺激，近年來自覺學習葡語文的華人雖還不到趨之若騖，但實在是多起來了，甚至個别新移民還想通過語言的捷徑而一登龍門。以社會語言學的觀點考察，語文勢力的强大與這種語文所代表的文化吸引力極有關係。澳門地處南中國邊陲，與中國的本土有着千絲萬縷、不可切斷的關係，可以説任何一個澳門華人都有親朋在中國内地生活，加之中華文化具有極大的凝聚力與吸引力，所以葡國文化影響中華文化不大，反而是中華文化其中包括漢語粵方言吸引甚至同化了來澳門的葡國人。澳門土生葡

人的粵語水平比中國北方來的新移民高明得多。他們中的大多數具有熟練運用葡、漢兩種語言的能力。八十年代以來，澳門政府更進一步致力於葡國文化在澳門的留存，更加抓緊葡國語言文化的傳播與普及。葡語成為官立學校和受政府資助的學校的必修課，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受政府教育司資助，教育學院的學生必須修讀葡語，其他學院則以葡語爲選修。站在今天的政府的立場，這是無可非議的。（筆者倒是認為，只有在提高葡文水平的同時，切實認真地提高中文水平，透過高質量的翻譯才是保留葡國文化的有效途徑。）政府有關文件提出官校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私校也應以葡語為第二語言的對等選擇方案。近些年來，澳門政府實行普及葡、中兩種語言的政策，除在澳門本地開設多種類型的葡語班、中文班之外，還公費送公務員和學員赴葡萄牙學葡語，赴北京學普通話和中文。“雙語教學”的聲音在澳門響徹雲天，而且的確取得了一些成績。 澳門在後過渡期實行葡、中雙官方語言的政策。實行這個政策當然需要精通兩種語言的人才，雙語人才越多越便於政策的推行。政府大力推行雙語教育正是為了雙語政策的落實。然而雙官方語言的政策並不一定非由雙語人來執行不可。雙語政策是政府對社會雙語的政策，不是政府對個人雙語的政策。個人雙語者即雙語人固然有利於社會雙語政策的推行，單語人同樣可以成功地執行社會雙語政策。澳門總督不通中文，他照樣可以執行葡中雙官方語言政策。目前澳門急需的不是泛泛懂得葡、中兩種語言的人，而是應當改進立法的方法和政府行政運作的方式，合理使用已有的雙語人資源和單語精英。 現在流行着一句時髦的話，叫做“做實事”。在澳門語言問題上要緊的是腳踏實地做幾椿實事出來看看。例如立法，從此刻開始再不要單以葡語立法了，凡立法都用葡、中兩種語文。截至目前，澳門絕大多數的法律還都是用葡文寫成的，連道路方面的法律也要先訂葡文，然後譯為中文，所以必須照原文譯它為“道路法典”，而“法典”二字在中文裡面無論如

何用不到“道路”上面。“法典”在中文裡含有“經典”的意味，“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孔子家語·五刑》）道路問題無非是些章程、規則而已，在中國人的語感中，“道路”問題無論如何都與“法典”扯不上關係。好了，現在“道路”有了“法典”，“法典”又用“可以錯過某些時候，不可失去所有”的葡式中文的宣傳口號來加以推廣，搞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澳門居民一頭霧水，不知到底能收多少效果！“道路”問題的法律文件之稱為“法典”絕非法律起草人之過，也絕非翻譯人員之過，而是葡文立法之後譯成中文時所呈現的民族風格的差異。其實，類似“道路法典”這種無關宏旨的法律文件完全可以首先用雙語同時制訂，然後逐步過渡到全部雙語立法。司法問題同樣是這樣。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四日香港法院首次用中文聆訊案件，繼而於十二月十三日以中文宣判判詞，並未損害法律的公正與莊嚴，反而效果極佳，澳門法院何不也來一試！政府行政運作更加容易使用不同的語言，市民用中文呈上來的文件以中文處理之，市民用葡文呈上來的文件以葡文處理之，没有必要所有文件都要有葡、中兩種語言的文本。一個政府機構中有那麼幾個精通或粗通雙語的人作必要的通報就夠了。當然，重要的文件需要同時有兩種語言的文本，重要的法律也要有準確精當的對應，那就有賴精通兩種語言的人才去承擔。如果不將精通兩種語言的人用在兩種語言的互譯工作上，那就是人才的浪費。 表面看來，語言問題只不過是個技能問題而已；實際上語言問題與社會的安定繁榮和發展息息相關。一九九四年，法國宣佈法語為官方語言之舉曾令人費解，難道法國不以法語而以英語、德語⋯⋯為官方語言！法國的宣佈其實是對英語的抗拒，法國規定，本國的報刊文章、電視節目不得出現英語的詞語和字樣，力促法語的純潔規範。一九九五年十月，號稱模範雙語國的加拿大因為語言問題鬧得幾乎分裂成兩個國家，美國“希望看到一個統一的强大的加拿大”，法國表示加拿大法語地區一旦投票獨立成功則法國没有理由不率先予以承認。近年來漢語的“污染”實在嚴重到

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的地步，連中央電視台也要將“音樂電視”寫成和念成MTV，更何况毗鄰港澳的珠江電視台、深圳電視台和珠海電視台了。電視屏上分明是“國泰傢具”，播音員偏要用普通話將它讀作“國泰家私”，而且緊接“平通全市”四字！（“平”“通”在這裡是廣東方言，“平”義與“便宜”相同，“通”義與“全部”相同。全句義為“比全市的傢具都便宜”）⋯⋯這些都已見怪不怪了。語言的污染不是孤立的現象。幾乎在所有描寫改革開放時期商業活動的電視劇中，其人物個個都是西裝革履、洋裝洋服，穿英國的西裝打美國領帶者有之，在廚房裡燒飯着高跟鞋者有之，用白蘭地酒杯請客人喝礦泉水者有之，而且凡“董事長”都必打高爾夫不誤，⋯⋯語言中夾雜着幾個洋語洋詞算得了甚麼，洋涇浜不過是不中不西的經濟生活在語言上的反映而已。倘要清除語言的“污染”，看來必須首先剷除產生污染的土壤。中文本來是澳門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華人和土生葡人使用的語言，但是長期處於非官方的地位，因此後過渡期的重大使命和艱巨的任務是將它的官方地位真正樹立起來。我們這樣做並不排斥澳門人特别是澳門的青年人學習和精通第二種語言。單語人已很難適應現代社會的生活了。現代青年要在精通自己的母語之外學會和精通第二種甚至第三種語言。這是時代向我們提出的要求！ 一九九六年

澳門回歸與澳門語文的前景 二十一世紀來臨的前夜，是該認真討論澳門的語文問題的時候了。要解決澳門的語文問題，必須首先瞭解它的今天。澳門語文的今天可用一份澳門政府公佈的資料説明：語 種 人 數 比 重粵方言普通話閩方言吳方言其他方言葡語英語其他語種346082 495515975 1575 7352 7352 3189 506288.40％ 1.27％ 4％ 0·4％ 1.88％ 1.88％ 0.82％ 1.30％總數 391542 100％（轉引自黄翊等著《澳門：語言博物館》，一九九八，香港和平圖書·海峰出版社。 又據一九九九年四月四日《澳門日報》消息：統計暨普查司公佈一九九八年底澳門居住人口估計數字為四十三萬零五百四十九人，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

由上表可以歸納以下幾個要點： 一、三語流通。三語是：中文、葡語、英語。中文在民間流通，表格顯示，使用漢語的人口總數佔全澳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六；葡語是官場通行的語文；英語在金融、外貿、高等學校等領域中運用，是一種與世界接軌的語文。 二、兩種官方語文。首先是葡語，葡語在澳門至少有一百五十年的官方地位；中文的官方地位是一九九二年才開始列入的，目前正在積極落實中。 三、漢語方言複雜。粵方言勢力獨大，一百個澳門人中有九十六個人説漢語，這九十六個人中超過九十個人説粵方言；閩方言次大，福建人、潮州人、汕頭人、海南人都是閩方言的使用者；普通話地位正在急起直追，差不多所有初到澳門而不會説粵方言的中國人都以普通話為“過渡語”——由自己所説的方言過渡到粵方言，一旦會説粵方言就盡量使用粵方言，普通話成為他們的備用語言了。澳門語言的明天將是甚麼樣子呢？ 一、仍是三語格局。三語的排序可能由“中葡英”逐步轉換成“中英葡”。這裡主要是葡英地位轉變的問題。葡語地位將逐漸讓位於英語，其原因是英語的擴張力很大，甚至來自葡國的教育學家龔水桑·阿爾芙斯·斌多教授也驚嘆：“在澳門，英文教學的重要性值得考慮，在一個以中文為主要語言，葡國行政管理的地區，英文卻佔有特殊的地位，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澳門教育——對教育制度的探索》第八頁，澳門政府版權）雖然中葡兩國政府早已達成中葡兩種語文同為澳門的官方語文的協議，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大學的教授們在討論“中國歷史”和“葡語”科目的教學問題時既不用漢語，也不用葡語，而是用並不具備官方地位的英

語。幾年前，一家政府銀行在它的提款機上張貼使用須知，申明如葡、中雨種文字發生歧義，請以英文為準！ 二、語文官方地位將會此起彼伏。此者，中文也；彼者，葡語也。中文無疑將成為最重要的官方語文，因為官方語文是國家主權的標誌和象徵，政權回歸了，語文也會跟着回歸，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在澳門生活的中國人並不懂得另一種官方語文（葡文），只懂得自己的民族語文。因此之故，普通話將會有很大的發展。在澳門，不會出現香港回歸後中文與英文爭執不下的局面，以母語爲教學語言的問題在澳門不會引起爭論。在葡語的推廣或普及方面，正式統治澳門一百多年的葡萄牙没有取得成功，甚至可以説是失敗者。 三、保留葡語仍有必要。葡語之所以還會在澳門存在，因為一是“五十年不變”政策的保障，二是基本法的明確規定（葡文也是正式語文），三是事實上有一些操葡語的土生葡人和葡萄牙人在澳門工作和生活，葡語有其實際的需要。同時，中國是一個傳統的單語國家，民族的習慣是“父母在，不遠遊”，讚賞“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的現象，尤其不注重口語的表達。在今天的時代，改變單語傳統，掌握雙語、三語或多語直接與現代化相關。因此，即使把整個澳門都變成葡語社會，也可以視為對單一的漢語社會的補充。包括葡方和中方的人士在内，不少人有一種誤解，一提到官方語文問題，總以為兩種官方語文勢不兩立，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又以為為了繼承葡國文化非强迫澳門居民學習葡文不可。殊不知語文只不過是交際的工具，就如同工人手中的起子、鉗子一樣，解決甚麼問題就用甚麼工具，没有萬能的工具。保留葡國文化透過中文的工具同樣可以達到目的。一個連自己的母語都掌握不好的人如何能學到和掌握其他民族的文化？ 面對上述語文事實，我們要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語文規劃”。在世界範圍内，對語文規劃的理論研究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在中國，從事語文

規劃的實際工作雖然有非常久遠的歷史，但從理論上加以探索卻是近幾年的事。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澳門語言學會召開了一次“語文規劃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比較集中地討論了一些關於語文規劃的問題。在那次研討會上，既有語文規劃的理論探討，又有語文規劃的實踐文章。在理論探討方面，澳門大學中文學院語言學教授丁金國的《語文規劃研究述評》回溯了語文規劃研究的歷史，全面介紹了西方學者關於語文規劃的主張和流派，評述了中國内地以及澳門語文規劃的理論研究的情況，申述了他對語文規劃的許多問題的見解：語文規劃的内容、語文規劃的原則和標準、語文規劃的類型、語文規劃的程序等等。這些論述無疑打開了我們的思路，對於我們處理澳門的語文規劃問題起着十分重要的理論指引和借鑒的作用。 現代先進的國家和地區都十分重視語文規劃這項工程，原因是語文規劃雖然是一項作用於語言文字的社會活動，但這項活動所涉及的問題，不僅有行政、司法，還有大眾傳媒、國民教育。可以這樣説，語文規劃是現代社會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甚至可以説是牽一髮可動全身的問題。正因為如此，語文規劃這項工程多數是由政府出面主持的。 在中國，早在兩千二百年前就有過類似今天語文規劃的行動，例如秦始皇王朝統一文字的工作。秦始皇所採取的“書同文”措施是同他在政治上的“廢封建”“置郡縣”、經濟上的“統一度量衡”、行政交通上的“車同軌”相配合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辭書《康熙字典》是張玉書、陳廷敬等人奉康熙皇帝的命令編撰而成的；後來王引之等人又奉道光皇帝的命令作《康熙字典考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語言文字工作更加成為政府的自覺行為。有關這方面的問題，筆者已另有專文論述。這裡不再贅述。總之，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視語言文字工作的國家之一。中國之所以重視語言文字問題，當然是因為有實際的需要。中國地方大，人口

多，又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個民族有各個民族自己的語言；就是在漢語内部，方言數目之多、分歧之大，也可稱“世界之最”。為了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不以語文的統一來配合是不可能竟其功的。試想没有一種全國都能聽懂的普通話、没有一張各方言區人民都能看懂的報紙，中國還談得上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嗎！ 對照現代化社會的要求，澳門缺乏一個現代化城市必須具備的“語文規劃”。語文規劃是政府根據社會需要對現有語文進行有計劃的管理與改進的活動，具體包括語言選擇、語言協調、語言規範，甚至“語言立法”等等。 在語言選擇問題上，“官方語言”的確定與語文規劃中的“語言選擇”有關。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得到了解決。官方語言用於三個方面：行政、立法和司法。在行政、立法、司法三類機構之外，人們愛用甚麼語言就用甚麼語言，這是你的“自由”！然而在目前，中文在上述三類機構中還不能做到“通行無阻”，隨着過渡期的最後完成，這種狀況要盡快改變。用高標準衡量，即使中文在行政、立法、司法三類機構中通行無阻了，也還只是解決了應用層面上的問題，還有理論層面和教育層面上的要求。 兩種官方語言的地位問題與語文規劃中的語言協調有關。未來澳門特區將實行中、葡雙官方語言的政策。以往的歷史事實是，葡語曾經長時期地扮演單官方語言的角色，九十年代開始中文才取得官方語言的地位。現在這兩種官方語言的地位還没有到達“平起平坐”的地步，當然必須首先爭取平等地位，然後不可避免地將會出現“彼消此漲“和“此起彼落”的局面。在澳門這個雙官方語言的社會裡，必須從理論到實踐解決好雙語政策的問題。人們現在有一種誤解，以為雙語政策要求公務人員必須掌握葡、中兩種語文，一個人有了這兩種語文，他就可以成為公務員，甚至才具備進入政府高層的條件。其實這是對雙語政策的嚴重誤解或曲解。解決這個問題必需從解答何謂雙語、雙語的種類、何謂雙語人、何謂高低語

等理論問題入手。 澳門特别行政區基本法條文中提出一個正式語文的概念。正式語文一定是規範的語文，不是一種語文的任何變體都可以“濫竽充數”的。對中文來説，規範的語文在口語上是普通話，在書面上是語體文。澳門在推廣漢語普通話方面熱情很高，效果較好，應當持之以恒地繼續下去；但是與此同時，還必需提高書面普通話（或稱語體文、現代文等）的地位，因為官方語文主要是指語言的書面形態。從現實需要看，能説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不如能寫一手合乎規格的應用文更為實在。 語文規劃是一項有形可見的工程，政策、法規的制訂，字典、辭書的編纂，讀本、教材的出版，⋯⋯都要着手去做。透過有形，我們將會得到無形的影響，那就是人才素質的提高，澳門社會的平穩過渡，澳人治澳局面的出現。 一九九九年

程祥徽語言學研究述略——為《現代中國語言學家》撰稿 程祥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生於湖北省武漢市，一九五三年畢業於武漢名校湖北省實驗中學，考入廣州中山大學語言學系，師從語言學一代宗師王力以及岑麒祥、商承祚等教授。中山大學語言學系在當年是全國唯一的語言學系，一九五四年遷往北京大學，成為北大中文系的一個專業。北大語言學師資力量雄厚，除王力、岑麒祥等中山大學過來的教授外，還有魏建功、周祖謨、高名凱、楊伯峻、袁家驊、梁東漢等著名語言學家，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呂叔湘、陸志韋、鄭奠教授和少數民族語言所的金鵬教授也來擔任教席。程氏跟隨他們學習“漢語史”、“普通語言學”、“語音學”、“古代漢語”、“文學語言史”、“漢語方言學”、“文字學”、“馬氏文通”、“高本漢上古音韻學”、“古漢語修辭學”、“漢藏語系語言概要”等課程，成績優秀；三年級的學年論文《〈論語〉中“之”字的用法》得到導師楊伯峻教授的好評。評語説： 這篇論文寫得很好，⋯⋯所有論點全部正確，例證也很適當。雖是就前人的研究成果立論，但曾經作者的融化贯通。從此可以證明作者不但對於《論語》中的“之”字

之用法已經掌握住，即對於其他有關的語法現象都已經了解很多了。 揚伯峻一九五六年八月三日 程氏一九五七年大學畢業等候分配工作期間被指定為右派，先後被派往北大歷史系、中文系新聞專業謄抄教授的書稿和教師的備課資料；後又隨下鄉鍛煉的北大教師前往北京郊區齋堂勞動，接受監督。一九五八年六月，程氏被青海民族學院接受，前往參加工作，在該校中文系任教。二十年後的一九七八年定為講師，一九七九年破格提升為教授。（一九八零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發出編號“青政〔一九八零〕一百四十八號”批覆文件）。一九七九年二月程氏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六月到香港定居，開始在香港大學語文研習所任兼職教師，兩年後到澳門新成立的東亞大學（一九九零年改為政府大學，易名澳門大學）中文系執教至今，先後任語言教師、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一九九五年起任系主任，一九九七年起任中文學院院長。（初到澳門任職時兼讀香港大學碩士課程，一九八四年獲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學位。） 擔任澳門政府的職務有：澳門語言狀況關注委員會委員、澳門文化委員會委員；社會職務有：澳門語言學會會長、中國修辭學會常務理事；兼任一些高等院校客座教授、研究所研究員以及學術社團顧問；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海外聯誼會理事。 程氏學習語言學的道路是以語音學為起點的。他的辨音、記音和發音能力都較强，求學階段曾做過較多的記音練習，如“武漢方言記音”、“長沙方言記音”，一九五六年與同窗學友徐青、王宗孟以“孟祥楨”的筆名合著《語音學基本知識》；一九五七年六月在《中國語文》雜誌上發表《關於普通話音位》，十月在《語文知識》上發表《論語音的符號》，同時參加“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大討論，《單字母及其他》、《關於拼音漢字的字母形式》收入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討論集》第三輯和第四輯中。一

九五八年六月到青海工作後，即記錄過西寧漢語方言的語音。他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物是《漢語語音》（青海民族學院，一九六一），書中運用了許多以往記音的資料，如第九章“語音的對應”引用了武漢、長沙、西寧等地的方言材料。在説明語音對應必需要有條件一節，程氏説：“語音對應的條件是歸納語音對應規律的關鍵。”例如北京話的sh-與西寧話的f-對應，條件是北京話的sh後面必須帶-u或- u-：北京 西寧 對應漢字shu ～ fu 書叔舒輸疏屬數述術束樹⋯⋯shua ～ fa 刷耍shuo ～ fo 説朔碩shuai ～ fai 衰甩摔帥shui ～ f ei 誰水税睡shuan ～ fan 栓拴閂涮shun ～ fen 順瞬舜shuang ～ fang 雙霜爽礵 程氏從語音學開始他的學術旅程後即利用他觀察語言現象和記錄語言材料的能力較强的優勢，開展社會語言學的探討。他在《語言與溝通·後記》中説：“我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從不自覺之中開始，而以《青海口語語法散論》一文為起點。這篇論文的素材是我於六十年代在青海漢藏雜處地區搜集來的，文成於六十年代而在八十年代始獲發表。等到這篇文章發表之時我才驚喜地發現，這篇‘散論’無論從資料、方法和結論等方面看，它都具備社會語言學的特徵。此後我沿着這條學術路線走下去，才有澳門語言現象的多篇論文問世。”《青海口語語法散論》的語料顯示，青海漢藏兩種民族雜處地區的漢語方言呈現出一種交融的現象，當地的漢語

除了有許多藏語的借詞，還有不少藏語的語法格式。例如漢語標準語的格式是“動詞在前，賓語在後”，即所謂“動賓式”；藏語的格式卻是顛倒的：賓語在前，動詞在後，即所謂“賓動式”。“吃飯”成了“飯吃”，“喝茶”成了“茶喝”等等；但是遇到“我打你”“你打我”這種句子，雜處地區的漢語在賓語後面加一個虚詞“哈”。“我你哈打”是“我打你”，“你哈我打”也是“我打你”。“我哈一本書給”不是“我給一本書”，而是“一本書給我”或“給我一本書”，因為“我”的後面帶“哈”，所以處於“受事”地位。這個“哈”字地位就是仿照藏語的“na”得來的，程氏將它命名為“後置詞”，以區别漢語語法中的“前置詞”（或稱“介詞”， proposition）。又如藏語的“我”念nga，施動的“我”念ngei“他”念ko，施動的“他”念koi。這些音明顯地與客家話的“ ■ ”、廣州話的“佢”存有淵源關係。至於藏語的“二”念ni，“太陽”念作“尼瑪”，則與上海話“二”、“日頭”同源，因此藏語和漢語同屬一個語系。類似的語法規律在論文中一共歸納了十多條，這些現象都是前人没有總結過的，日本語言學家橋本萬太郎在其《北方漢語的結構發展》（《語言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中根據這篇論文得出中國古代存在過“一種混雜的北方漢語”的結論。 程氏大學畢業後主要在青海和澳門兩個地方工作和生活，他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對象也主要是這兩個地區的語言資源。一九八一年程氏由香港來到澳門，此後就再也没有離開澳門。他對澳門語言問題有比較全面的考察和論述。他首先認定澳門是一個雙語或多語社會，方言現象也十分複雜。在這個認識的前提下，程氏明確提出澳門是一個“三語流通”的社會，是一個以中葡兩種語文為官方語言的“雙官方語言”社會，科學地界定了“雙語”、“雙語人”的含義，比較系統地提出了雙語現象下的語言政策的構想。 九十年代開始，澳門的社會生活開始變得非常活躍，語言現象異常豐富和紛繁，這給語言學工作者提供了大可用武之地，也給程氏的社會語言

學研究獲得豐收創造了條件。論文《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與劉羨冰合作），分析漢、葡、英三種語言在澳門社會流通的情況以及三種語言相互影響的情形，批評一種漢語夾英語的“chinglish”現象，論文影響廣泛，《中國語文》（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總第二二零期）、《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澳門語言論集》（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出版，一九九二）等許多刊物都曾全文刊載。而《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則是在中葡兩國政府確立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前後寫成的，内容包括“基本法是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立論依據”、“官方語言是政府、法庭和公務上使用的語言”、“官方地位的中文是中國的國語即普通話”、“解開方言與共同語纏繞在一起的情意結”、“推廣普通話有利於中文官方地位的實現”以及建議“設立本地區的標準中文工作委員會”等等，該文也為多種刊物刊載或轉載：《中國語文》（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總第二二六期）、澳門政府《行政》雜誌第十六期（一九九二年第二期，一九九二年八月，中葡兩種文字刊出）、《澳門：超越九九》（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九三）、《澳門語言論集》等等。 在澳門確立了中葡雙語均為官方語言後，如何運用語言學理論觀察實際的語言生活、指導雙語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成為了急待解決的問題。對此程氏撰寫了一系列的論文。《雙語釋義與澳門雙語》發表的目的是界定一系列有關“雙語”的術語。澳門實行雙語政策，術語的界定非常重要。社會上有許多爭論其實是由術語的界定含糊或界定錯誤而引起的。他明確地指出，“雙語”有兩種：一種是“社會雙語”，澳門有漢語和葡語，“社會雙語”是就整個社會有幾種語言（首先是幾種官方語言）而言的；另一種是“個人雙語”，這是指個人掌握了兩種語言，會雙語的人又叫“雙語人”。按美國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Bloomfield. L）的意見，“如果學外語學得跟本地人一樣，同時又没忘掉本族語，就產生了雙語現象，即同時掌握兩種語

言，熟練程度和本地人一樣。”（《語言論》）他指出，許多澳門土生葡人是真正的“雙語人”（bilingual）。這些雙語人很實貴，能在雙語社會中起溝通不同語言的作用。一般所謂的雙語人其實是具有“高低語”（diglossia）能力的人，“高語”用於正式環境如工作、教學等場合；“低語”用於非正式場合如家庭聚會、生日派對等等。在澳門大學，大多數教師屬於擁有“高低語”的專家、學者，他們在授課、開會、寫文件的時候使用英語，下課或開完會之後卻用廣東話“傾偈”（聊天兒）。英語是他們的高語，廣東話是他們的低語。在澳門實行雙語政策，必須善於培養、合理使用不同專長的語言人才。他批評道，長期以來存在一種誤解，以為實行雙語政策就是公務員人人都會兩種語文，只有“雙語人”才能出任高職。其實任何一個雙語社會“雙語人”的數量都是有限的。雙語人固然可以推行雙語政策，單語人同樣可以執行雙語政策，澳門政府機構中不乏只懂單語（例如葡文）的高官。 此外，程氏針對港澳的社會現實，對港澳人學習普通話和簡化字提供理論的依據和實際的指導。首先是藍青官話的公開提倡，《藍青官話與普通話》一文，求證“標準漢語”與“可被接受的漢語”的關係，認為“規範”不過是個模式，人們永遠追求它而又永遠不能達到。一直以來，語言學界總是大談所謂“規範化”、“標準化”，批評别人的語言既不“純潔”也不“純正”，其實他們自己説的普通話一點也不普通。從語言學理論的層面分析，標準是要的，但是實際上只能奔往標準、貼近標準，“過渡語”是一種客觀事實，因此應該允許它的存在，而且它是通往標準語的可行之路。這一觀點對港澳人學習普通話起到了鼓勵的作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香港《文匯報》專訪文章説：“聽他這麼説，我們廣東人不妨對着北方來客放膽講‘廣東普通話’，不怕不純正了。”同時程氏在八十年代對港澳漢字的使用提出“繁簡由之”的口號，他的《繁簡由之》一書一版再版，成爲港澳地區語文讀物發行量最多的書籍之一。該書内容簡介指出：“書中關於‘繁簡由之’的提法，曾引起專家、學者們的注意，均認為適合港澳及海外環境，

有深遠意義。一九八四年本書初版後，頗受歡迎，印行多次。”此外，針對漢語在港澳的實際情況，程氏還撰寫有《傳意需要與港澳新詞》、《方言的離合與漢語在澳門的走向》等重要論文。 語言風格學與社會語言學有緊密的關係。程氏在風格學的研究方面起步較早，成績顯著。“風格”在中國語言學研究中用作一個專門術語是從本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開始的。一九五九年六月，著名理論語言學家高名凱教授在南開大學的一次學術報告中全面介紹了現代語言學的風格理論和流派，闡明風格的性質和特點，提出劃分風格類型的標準，呼籲在中國建立語言風格學。當時程氏剛畢業不久，學術探新的勇氣很旺，決心在語言學的這個新領域裡有一番作為，開始了向這個新學科進軍。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之前寫了五萬多字的《漢語風格論》，因為文革的衝擊，没有機會發表。一九七九年定居香港，又開始重拾舊荒，於一九八五年出版了《語言風格初探》（三聯書店香港分店）；繼而於一九九三年在澳門發起和主持“語言風格學與翻譯寫作國際學術研討會”，主編出版了《語言風格論集》。程氏對漢語風格學的貢獻有以下幾個方面： （1）在接受了前人的許多研究成果後，建構了自己的體系，於一九八五年出版《語言風格初探》。這是第一部漢語現代語言風格學的專著，主要提出六個方面的見解或方法區别於傳統的漢語風格研究，構建了漢語現代風格學的框架，使現代語言風格學同傳統的漢語風格研究有了質的分界。其後國内出版的風格學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影響。同時程氏在語言風格的理論探索中，比較重視中國傳統遺產的發掘和運用，先後撰寫了《孔子的言語觀》與《孟子的言語觀》等論文，從《論語》、《孟子》中找出一些與現代風格學相通的論述。在一九九三年的風格學研討會上，程氏發表《風格的要義與切分》，這是研究程氏風格理論的一份重要資料。 （2）中國的語言風格學的遺產大量地反映在那浩如煙海的“文體論”

的著述中。“文體論”研究“風格”，首先是把一種文體與一種風格掛上鈎，然後用一個字、兩個字、三個字、四個字或者一個短語把風格的特徵概括地説出來，例如“清淡”、“濃洌”等等。現代語言學的風格研究卻是要找出所謂“清淡”、“濃洌”的語言標誌，人們用了哪些詞語和句式使得言語作品“清淡”、“濃洌”起來？程氏的語言風格理論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求證，主要是運用了統計風格學的方法，通過統計作家對某些詞語的特殊使用情況，歸納出某位作家的個人言語風格。他認為，個人的言語風格是一個人的性情、思維習慣、用語習慣的綜合表現和自然流露，如果不是有意掩蓋，必然會在不同的場合不只一次地呈現出來。這種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論是科學而且可靠的，其貢獻在於消除了語言風格的神秘感。 （3）程氏於一九九三年在澳門發起和主持“語言風格學與翻譯寫作國際研討會”，主編研討會論文集《語言風格論集》。該次研討會學術氣氛十分濃郁，對語言風格的許多重要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提交大會的論文和在會上的發言質量都有相當的深度與廣度，這個研討會標誌着中國語言風格學的研究登上了一個較高的新台階，在中國修辭學、風格學研究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上述評價是在中國修辭學會第四屆理事會常務理事會工作報告中作出的。 九十年代以來，程氏在澳門發起和主持過多次重要的學術研討會。 一九九二年三月，他在擔任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副會長期間組織和主持“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主編研討會論文集《澳門語言論集》。這次研討會開得很成功，澳門總督派出代表出席會議，發表“獻詞”，表示“舉辦‘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它代表了社會關注和參與建設未來的任務⋯⋯深信大家提出的論文及所得出的結論，將會成為珍貴的材料，使政府在更深入了解語言狀況後，能推行正確的措施，令到在澳門中葡文能有着同等地位”。而《澳門語言論集》則被論者評為“翔實地反映了那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成

果，為廣大讀者提供了有關澳門語言文字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珍貴資料，並為‘科學、適用、穩妥、動態’地制定澳門的語言計劃鋪設了路基。”（《一項引人注目的語言計劃——讀〈澳門語言論集〉札記》，《語言文字應用》一九九四年第二期）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他以澳門寫作學會會長的名義主持召開“語言風格學與翻譯寫作國際研討會”，主編研討會論文集《語言風格論集》，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澳門語言學會”成立，程氏擔任會長至今。學會成立後，截至一九九八年，除已編輯出版七期《澳門語言學刊》以及《澳門：語言博物館》等書籍外，每年都由他召開學術研討會，並且出版研討會論文集。截至一九九八年，已出版的論文集有：《語言與傳意》（一九九五年研討會論文集）、《方言與共同語》（一九九六年研討會論文集）。一九九七年舉辦“港澳（暨海外）漢語探新國際研討會”，一九九八年舉辦“語言規劃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程氏主持的學術研討會得到學術界較高的評價，同時在他的帶領下，澳門語言學界的新人正在不斷成長。程氏還業餘從事文學創作，著有《程遠詩詞初編》、《程遠詩詞二編》。《程遠詩詞三編》正在編輯出版中，此外還有散文作品和序跋文章。他的文學創作常與語言學業務掛鉤，有些作品甚至是詩體語言學論文，如《詠詩韻改革兼賀全球漢詩詩友聯盟澳門年會並序》： 詩家最忌十三元戒律無端鎖藝魂 未死挺齋錄鬼語狂生季立論人言 地分南北調常異時隔古今音不渾 濠畔群賢修禊後中原聲韻出籠樊又如《方言與共同語國際研討會並序》： 輶軒留轍兩千秋異語殊方欲合流

吳越音柔遠百越瓊州韻古近泉州 詩書執禮雅言好 秦晉奠基凡語優 世界當今日變小 同聲相應共輕舟再如《恭迎語言風格學者》： 權將濠海比濠梁踏遍雙橋覓惠莊 無意觀魚真苦樂有心會友假文章 啟航未遠曾擱淺擱淺經年再啟航 今日盟師揚大纛相逢笑説滿頭霜程祥徽著作目錄【專著】漢語語音青海民族學院1961漢語風格論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79普通話課程香港春田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繁簡由之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4第一版、1985修訂版、1991增 訂版、1996第四版；台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語言風格初探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5；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991現代漢語（與田小琳合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台北書林出 版有限公司1992澳門語言論集（主編）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出版1992程遠詩詞初編澳門寫作學會出版1993語言風格論集（主編）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

程遠詩詞二編澳門語言學會出版1994語言與溝通澳門基金會出版1995語言與傳意（主編）香港和平圖書·海峰出版社1996方言與普通話（主編） 香港和平圖書·海峰出版社1997港澳通用普通話教材（上、下册）（主編之一） 香港和平圖書·海峰出版社 1998澳門文學研討集（主編之一） 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程遠詩詞三編澳門語言學會出版1999語言風格學（合著） 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風格與語體（合著） 香港三聯書店2000中文回歸集澳門語言學會2000【論文】1957年關於普通話音位 《中國語文》第6期論語音的符號 《語文知識》第10期1958年從發展中看基本詞匯的穩固性（合寫） 《語文知識》第4期單字母及其他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討論集第三輯》關於拼音漢字的字母形式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討論集第四輯》1961年漢語詞序973年將文字交給大眾 《光明日報》10月10日1979年語法學的民族性和實用性 《新晚報》（香港）9月2日

語法研究的一條新徑 《大公報》（香港）9月26日社會語言學與語義學 《新晚報》（香港）10月21日漢語教材的系統性問題 《中英語文學研》創刊號（香港）1980年青海口語語法散論 《中國語文》第2期評清末切音字運動（與林錫純合寫） 《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香港）1982年作文水準如何提高 《明報》（香港）6月19日1983年國語與中文寫作 《明報》（香港）3月31日1985年文學作品的風格問題 《華僑報》（澳門）10月28日藍青官話與普通話 《明報月刊》（香港）5月號序《標準普通話》（第一册） 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1985序《標準普通話》（第三册） 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19861986年《論語》有關言語風格的記述——孔子的言語觀《中國語文》第1期學習普通話 《澳門日報》1月26、27日試談王力教授的學術著作《澳門日報》6月23、24、25日序《古今論語》 香港晨采印刷有限公司19861987年序《每日一詞》序（中學作文與散文欣賞》1988年風格學與對外漢語教學 《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1990年

田園不再荒蕪——評介宗廷虎《中國現代修辭學史》《明報》（香港）11月 21日1991年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 《中國語文》第1期，又見《第三屆國 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孟子的言語觀 《澳門1990儒學國際研討會/澳門1991中西哲學研討會 論文集》1992年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 《中國語文》第1期，又見《行政》（澳門 政府雜誌第16期）、《澳門：超越九九》（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寫作和寫作學 《澳門寫作學刊》創刊號古代詩歌的格律源流 《鏡海詩詞》（澳門）第2期1993年雙語釋義與澳門雙語 《澳門日報》6月17日，又見《澳門：語言博物館》語體先行 《澳門寫作學刊》第2·3期澳門賭文化帶來的語言現象 《漢語修辭和漢文化論集》1994年風格的要義與切分 《語言風格論集》略論語體風格 《修辭學習》第2期語言與溝通 《澳門語言學刊》第1期，又見《澳門日報》9月25日序《地名修辭學》1995年語用研究的可喜結集 《語壇爭鳴錄》序（澳門基金會出版）1月澳門中文官方地位之顧往瞻前 《澳門1995》（澳門基金會出版）中文在澳門後過渡期《澳門教育、歷史與文化論文集》（廣州學術研究叢 書）

五洲華人弘揚國粹的盛舉 《語文建設》（北京）第10期，又見《修辭學習》 第6期題名《一次五洲華人參與的修辭實踐》成年人學話要有理論指導 《澳門語言學刊》第1期漢語詞庫中的一現曇花——説“報導”《市民日報》6月8、9、10日序《天明齋文集》 澳門歷史學會1995、81996年傳意需要與港澳新詞 《中國語文》第3期，又見《小學教學：普通話》（香 港公開大學指定讀物E808）語言架起傳意的橋樑 《澳門語言學刊》第2·3期蜉蝣不死 《蜉蝣體》第5期第一次醉酒前後 《蜉蝣體》第6期，《青海湖》序《新編同義反義詞詞典》 香港和平圖書·海峰出版社1996、71997年草原憶趣方言的離合與漢語在澳門的走向 《語苑擷英——慶祝唐作藩教授七十 壽辰學術論文集》，又見《澳門語言學刊》第4·5期、《許昌師專學報》 第2期中文也該回歸 《心聲集》（澳門大學出版）“繁簡由之”與港澳用字 《第四屆國際漢字研討會論文集》198年序《已涼天氣》 澳門華僑報出版社8月澳門之推普策略種種 《澳門語言學刊》第6·7期，又見《理工學報》1（2）， 1998、《澳門：語言博物館》語言學需要雜家 《詞語修辭與文化》代序，又見《修辭學習》第5期橋之歌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學生會序林佐瀚《無悔集》 澳門寫作學會

踏實人的歌 《松風竹韻》序（澳門楹聯學會出版），又見《澳門日報》基本法與語文規劃《華僑報》4月8日，又見《澳門：語言博物館》易題為 《澳門的語文規劃》，内文有個别變動。Each Character A Picture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 Preface) EachCharacter A Picture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Hai Feng Publish- ing Co. Hong Kong）.中文譯文《一個漢字一幅畫》，《澳門日報》8月23 日序黎運漢《漢語風格學》12月從反切到漢語拼音 《澳門日報》11月29日、12月13日 （鄧駿捷、邵朝陽執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99年基本法與澳門語文規劃 《澳門政策研究》第四期（名流政策（澳門）研究 所）2月，《比較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4月澳門回歸與澳門語文的前景提交中國人民大學對外語言文化學院、澳 門大學中文學院聯合主辦“迎澳門回歸，語言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 文，9月27- 29日1999與澳門回歸 《澳門1999》（澳門基金會出版）香港回歸儀式的語言運用給我們的啓示 在“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六週 年座談會”上的演説， 3月29日，《澳門日報》3月30日專訪回歸前夕説人才在“澳門大學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六週年座談會”上的 發言，3月31日，《澳門日報》4月2日專訪，《對明天的思考》澳門大學 慶回歸活動委員會5月傳統與現代聯姻——文體與語體之辨 《煙台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 （總第45期），4月15日出版

自以為是與自以為非——談港澳普通話教學的新挑戰在香港商務印書 館舉辦的“學好普通話99教學研討會”上的演講4月24日，《澳門日 報》5月30日、6月13日、6月27日2000迎接語言風格學的新世紀格律的形成與變革 2月詞序與政府機構的命名 6月

後記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回歸”這個詞兒着實紅火了好些年。香港回歸，澳門回歸，首先回歸的是領土和主權，但我始終認為，文化的回歸、人心的回歸也同樣重要。事實上伴隨主權、治權回歸的歷史進程，中文回歸的努力從未間斷。早在一九八五年，《澳門日報》社召集澳門各界代表舉行過一次“中文合法化座談會”，五月四日報上發表了會上的發言。我在發言中説過這樣一番話： 一般人所説的“中文”，實際上是漢語漢文。 葡萄牙治理澳門四百餘年，但通行於社會的口頭語和書面語（報章書籍、商業用字等）仍然是漢語文，甚至土著葡人亦掌握了本地的漢語；葡國語文是政府的行政語文或官方語文，是一種藉行政力量推動的語文，是進入公務員行列的華人力求掌握的工具。 語文是大眾溝通的工具。既然澳門人口的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作為社會溝通的工具當然亦應是中文。中文在澳門的通行早已是既成的歷史事實，既“合情”，又“合理”，只是在一段時期內“不合法”罷了。“法”是人為的。“法”只有合乎“情”和“理”，才

有生命。從漢語的歷史考查，從澳門社會的未來發展看，“中文合法化”是勢在必行的大勢。希望各界人士着眼於這個“勢”字，努力做一番順應形勢、因勢利導的工作。 到了九十年代初，中文的官方地位問題才在葡中兩國政府層面上正式提出來：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葡萄牙部長會議通過並頒佈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的法令，並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刊登，算是完成了中文成為澳門官方語言的立法程序；但是真正執行起來卻遭到極大的困難。澳葡政府用所謂“雙語政策”取代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政策，規定公務員都必需同時懂得葡語和中文，於是輪番派在職公務員赴葡萄牙學葡語、赴北京學普通話，要求公務員都會説幾句葡萄牙語，也會來幾句常用的普通話；中文的官方地位呢？仍然是紙上談兵：立法依舊用葡萄牙語，政府文件依然用葡萄牙文，中文只是作為裝飾品在某些場合起起點綴的作用。可怕的不僅是澳葡政府採取的這些措施，而且更可怕的是連中方處理澳門過渡期三大問題（法律本地化、公務員本地化、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主要官員也未能看出問題的癥結，甚至公開表示三大問題之中，中文官方語言地位問題處理得最好。 被人愚弄了還要感謝愚弄人的人，我真是心有不甘。作為一個研究語言學的學人，我必須為實現中文的官方地位説幾句專業的話。自一九九一年起，我圍繞澳門的語言狀況、官方語言的界定、甚麼是雙語現象，特别是雙語政策是不是非雙語人才能推行等問題做了一些考查和研究，發表了一些比較切合實際的意見。一九九二年在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支持下我發起和主持“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主編和出版該研討會論文集《澳門語言論集》；我在一批論文中提出在澳門地區實行雙語政策不一定非要雙語人不可。倘若不是雙語人就不能實行雙語政策，那麼當時在任的澳門總督也没有資格領導澳門這個雙語社會，因為他

根本不懂漢語，是一個不折不扣只懂葡萄牙語的單語人。 這方面的論文如《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雙語釋義與澳門雙語》等大多收進了我的論文集《語言與溝通》（澳門基金會一九九五），現在這本《中文回歸集》收錄的則是在那之後陸續寫成的文章。因為寫在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中，寫的又是中文回歸的主題，所以選用“中文回歸”作為這本論文集的書名。 《中文回歸集》還收進了幾篇以前散置的文章，例如《論語音的符號》《漢語詞序》《漢語風格論》等等。收進這些文章的目的一是怕它們失散，二是聊作一個紀念。《論語音的符號》是我發表在專業雜誌上的第一篇文章，時間過去了四十多年，今天看上去就像是童年的第一張相片；《漢語風格論》雖然同樣幼稚，而且其中有些觀點已被自己否定，然而它寫於漢語風格學的草創時期，朋友們經常向我索取，我也就不加更改地收入這個集子，目的是方便别人也方便自己。書末的附錄《程祥徽語言學研究述略》是我以前的學生、現在的同事應《現代中國語言學家》編輯部徵稿而寫的，在此謹向二位執筆人致謝。本書書名由曾經“共難於西海”的當代著名畫家、書法家朱乃正教授題簽，封面由澳門知名作家、藝術家徐新設計，又承老友王寧教授賜序，謹此一併道聲“多謝”。

書 名中文回歸集作 者程祥徽封面設計徐新題 簽朱乃正出 版海峰出版社香港中環德輔道中71號永安集團大廈 1502室版 次 二零零零年七月第一版規 格 （32開）142 × 210mm國際書號 ISBN 962- 238- 282- 7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