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研究團隊，作者 項目負責人： 葉桂平博士、思路智庫副理事長 項目組成員： 李淑冰博士、思路智庫副理事長 劉成昆博士、思路智庫副理事長 趙偉兵博士、思路智庫理事 朱佩儀小姐、思路智庫會員 項 目 顧 問： 林廣志博士、思路智庫副理事長 劉煒華博士、思路智庫理事
摘 要- 1 -摘 要自“一帶一路”倡議在 2013 年提出以來，該倡議逐漸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地區的踴躍參與，國際社會的總體反映熱烈。伴隨全球化縱深發展，智庫所蘊含的思想必定會給全人類提供更多更具理性的發展思路。“一帶一路”作為一種創新的制度安排，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共建“一帶一路”的形式和方法也是多樣的，這其中就包括了智庫建設，也迫切需要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實踐性的智力成果作為決策參考和行動指引。智庫作為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力量，為化解共建“一帶一路”中的難題和挑戰、順利推進“一帶一路”從倡議到落實，再到務實行動、建言獻策，為實現資源、信息、成果共建共享作出創新探索。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建設也為智庫能力提升、自身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廣闊舞台與研究載體，兩者可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調動全球智庫積極因素，充分發揮智庫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的智力支撐作用，是“一帶一路”倡議發揮提振全球經濟、推動全球治理、促進多邊主義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作用的必然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2 -求。開展智庫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也有助於深化互信、凝聚共識，確保智力服務更加“適銷對路”，為共建更好更高水平的“一帶一路”打下堅實基礎。澳門作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也應該要把智庫建設作為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著力點之一。因此，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要加快智庫建設的速度，提升智庫的水平，並讓智庫得以協同發展，以實現從多種途徑為“一帶一路”建設貢獻力量。本研究將系統地歸納澳門智庫目前的發展情況，結合“一帶一路”倡議的內容，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構建高水平智庫的成功經驗，對澳門建設高水平智庫進行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最後為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提出建議。關鍵詞：“一帶一路”；澳門；智庫建設；協同發展
目 錄- 3 -目 錄第一章 緒論 ........................................................................................ 7第二章 文獻綜述 ................................................................................. 12 一、智庫的定義及特徵 .................................................................. 15 二、智庫的分類 ............................................................................. 21 三、智庫的評價 ............................................................................. 25 四、智庫的管理與運行機制 .......................................................... 35 五、智庫的核心能力 ...................................................................... 42 六、智庫的協同創新 ...................................................................... 47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 54 一、澳門智庫發展歷程 .................................................................. 54 二、澳門智庫類型 ......................................................................... 61 三、澳門智庫運營機制 .................................................................. 68 四、澳門智庫特點 ......................................................................... 72 五、澳門智庫存在的問題 .............................................................. 74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4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 82 一、新時代賦予了澳門智庫新的使命............................................ 82 二、澳門建設世界級智庫的機遇與挑戰 ........................................ 94第五章 新目標：建設高水平的澳門智庫 ........................................... 108 一、澳門建設高水平智庫的必要性 ............................................... 108 二、澳門建設高水平智庫的可行性 ............................................... 112第六章 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 ..................... 117 一、“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要素 .......... 117 二、國外先進智庫的特點分析 ....................................................... 121 三、提升智庫核心能力 .................................................................. 130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 138 一、國內外知名智庫聯盟的對比分析............................................ 138 二、“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與其他地區智庫協同發展研究 ....................................................................................................... 160 三、澳門本地智庫之間的協同發展研究 ........................................ 169
目 錄- 5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 發展的建議 ............................................................................. 179 一、消除人才資源匱乏的“瓶頸” ............................................... 179 二、增加智庫數量並聯合智庫力量 ............................................... 182 三、明確智庫定位 ......................................................................... 185 四、正確處理全能化與專業化的關係............................................ 186 五、深入把握強化“內功”與擴大社會知名度之間的關係 .......... 189 六、加強“政產學智媒”的合作 ................................................... 190 七、提升智庫的國際化水平 .......................................................... 196 八、保障智庫的相對獨立性 .......................................................... 201 九、建立智庫評價機制 .................................................................. 204 十、提高對現代智庫的認識 .......................................................... 206
第一章 緒論- 7 -第一章緒論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以來，已經創造了許多的世界經濟奇跡，也成為了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特別是中國開啟改革開放的進程以後，不僅讓自身的經濟實現快速的騰飛，也讓世界其他的經濟體從中受益良多。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世界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FDI）目的地國和來源國，在融入世界經濟的歷程中取得了重大的發展，並對世界其他經濟體產生了重大影響。如今，中國正在進行新一輪的擴大開放、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是要在繼續鞏固提高硬實力的同時，提升國家軟實力。同時，中國也在增進國際交往，重視與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這是提升軟實力的應有之義。中國在“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文件、“十三五”規劃、“十九大”報告中都提出了相應的指導意見和措施，例如：“廣泛開展文化交流、學術交往、人才交流合作、媒體合作”，“強化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培養造就更多優秀國際化人才”，“構建官民並舉、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8 -多方參與的人文交流機制”，“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等等。當前，中國正在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並且已經得到 10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和積極參與，讓“一帶一路”成為了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合作倡議，代表著中國邁向世界大國的征程，同時也是中國對外開放與地區合作、全球發展的有機結合。1 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顯示，“一帶一路”倡議將使相關國家 760 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 萬人擺脫中度貧困，將使參與國貿易增長 2.8% 至 9.7%、全球貿易增長 1.7% 至 6.2%、全球收入增加 0.7% 至 2.9%。2“一帶一路” 倡議是中國在反全球化思潮下推動全球化 2.0 版建設、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方案，得到理論界、學術界的積極回應，產生了一批聚焦“一帶一路”建設的智庫，這個研究共同體應是一個學科、人才、信息、成果“互聯互通”的有機聯合體。在該大背景之下，在“一帶一路”建設不斷地在其他國家、地區逐步推進之時，澳門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城市，也在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關於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是有多種方式和途徑的。其中，習近平主席曾指出，智庫是共建“一帶一路”的1 門洪華：《“一帶一路”與中國─世界互動關係》，2019 年 8 月 26 日，https://www.ydylcn.com/zjgd/335952.shtml2 人民日報海外版：《禮贊 70 年 | 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強引擎》，2019 年 10 月 12 日，https://www.ciie.org/zbh/bqxwbd/20191012/18801.html
第一章 緒論- 9 -重要力量。開展智庫交流合作，有助於深化互信、凝聚共識，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向更高水平邁進。1 因此，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可以把智庫建設作為自身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著力點之一，在現有智庫建設的基礎上，對智庫建設投入更多的優質資源，加快澳門高水平智庫的建設，並且與其他國家、地區的智庫開展更多的合作交流，協同發展。除此之外，基於自身的發展所需，澳門也非常有必要加快智庫建設的進程。國家“十二五”、“十三五”規劃明確支持澳門“一中心、一平台”的定位，即“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在 2019 年 2 月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在“一中心、一平台”的基礎上，澳門再被賦予了一個新的時代使命，那就是建設“以中华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簡稱“一基地”）。在新的歷史時期，澳門以“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為發展定位，其發展遇到新的機遇，但同時也面臨著許多的內外挑戰。對外，中美貿易戰、貨幣匯率變化及鄰近地區事件等等；對內，資源有限、人才短缺、經濟結構單一等等。如何進一步切實發揮澳門“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作用？澳門如何更深入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並進1 郝多：《習近平向“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成立大會致賀信》，2019 年 4 月 24 日， http://www.xinhuanet.com/silkroad/2019-04/24/c_1124409188.htm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0 -一步發揮“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的作用？還有，澳門如何改變經濟結構單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要有效解答這些問題，僅僅依靠澳門特區政府的力量是不可行的，這需要全社會的參與。有學者認為，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智庫發揮著重要作用。縱覽當今世界，凡涉及重大國是問題，決策層都會積極徵詢各方智庫意見，而各類智庫也會通過不同的渠道積極參與，以名目不同的智庫成果表達自己的政策選擇偏好。1 因此，為了澳門的可持續發展，以及為了能有效地解決澳門目前所面臨的內外問題，澳門智庫應該要發揮其作用，有針對性地開展有關研究，及時為特區政府出謀劃策。同時，澳門各界也要重視澳門智庫的建設情況，提升澳門智庫的水平，才能保證智庫成果的質量。事實上，在“一國兩制”之下的澳門，擁有國際貿易自由港、獨立關稅區、財政穩健、與葡語國家關係密切、多元文化多元並蓄、社會包容和諧等多項優勢，應該說，澳門是具備了建設高水平且具有地方特色智庫的基本條件。然而現實是，長期以來，國際組織公佈的世界級智庫排行榜中，澳門從來沒有一家智庫上榜，也一直沒有澳門的一席之位。儘管澳門智庫在近年的發展中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政策、資金、技術等多方面的大力支持，數量上有了快速的增長，1 張翼：《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智庫作用》，2019 年 10 月 28 日，http://www.cssn.cn/zk/zk_rdgz/201910/t20191028_5022181.shtml
第一章 緒論- 11 -也有很多精妙的建言與中肯的獻策得到了特區政府的採納，為啟迪民智以及澳門社會方方面面的穩步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從實際需求去考慮，澳門智庫應該要發揮的效能仍是不足以與之相匹配的。究其原因，人才缺乏，尤其是智庫人才的短缺是造成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另外，從組織管理的角度而言，如果單獨由某一個智庫組織去研究如何解決澳門目前所面臨的問題，這實在是效率低下的方案。與此同時，由於澳門在國家整體戰略佈局中佔據了重要地位，澳門的智庫還需為國家的重大戰略服務，明顯地，僅僅依靠澳門本地的智庫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更為有效而必要的是，智庫應該要充分而有效地調動國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有效智庫資源，建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聯盟工作平台，以實現智庫的協同效應。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將在整理、歸納澳門智庫目前的發展狀況之後，結合“一帶一路”倡議，分析澳門建設高水平智庫所需要的核心要素，並就澳門建設高水平智庫及智庫的協同發展提出有關建議。這些問題的研究，有助於澳門建成更高水平，以至世界級的現代型智庫，有助於澳門智庫整合有關資源構建機制化智庫分享平台和網絡，更有助於發揮澳門智庫的協同效應與輻射效應，消除合作之路上的各種障礙，構建包容、開放、共用、創新、融合的智庫文化氛圍，為發展長期夥伴關係提供理論支撐，從而真正有效地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促進共同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2 - 第二章文獻綜述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全球的智庫數量呈現爆發性增長。美國著名智庫專家保羅 · 迪克森於 1970 年出版了《思想庫》一書，書中涵蓋了對“智庫鼻祖”蘭德公司、保守派的胡佛研究所以及反帝國主義者的政策研究所等智庫的研究。《思想庫》是智庫研究領域中，被公認為最早對智庫進行全面研究的專著。1 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美國的智庫研究呈現上升趨勢，更多研究者關注智庫的發展。在迪克森完成對美國智庫綜合研究的 20 多年以後，另一位歷史學家詹姆斯 · 史密斯則從實證研究著手，對智庫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許多詳實的資料性論證。他所編著的《思想掮客》一書深入地分析了智庫在美國政治和公共事務中不斷增長的影響力，並且闡述了智庫在美國得以興盛的兩大原因。2 在此之後，國外的智庫研究更加地具體詳盡，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愈發豐碩。例如，唐納德 · 阿伯爾1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第 10頁。2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第 11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13 -森所著的《美國思想庫及其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揭示了智庫近年來在美國外交決策方面角色變化以及作用加深的原因。他的另一著作《智庫能發揮作用嗎？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影響力評估》則對美國、加拿大的智庫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影響力進行了評估。1儘管在國外的智庫研究領域中，有多位資深的研究學者，但有一位學者不得不提及，他就是智庫專家詹姆斯 · 邁克甘。邁克甘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的創始人，其個人在智庫方面也有較多著作。2000 年，邁克甘與肯特 · 韋弗合作編撰了《智庫與公民社會：思想與行動的催化劑》，詳細地闡述和分析了智庫的增長、能力以及局限。其它著作包括了《思想與影響力：智庫、政治與公共政策》、《智庫與經濟權利》、《全球智庫：政策網與治理》等。在 2010 年，安德魯 · 里奇出版了《智庫、公共政策和專家治策的政治學》，揭示了智庫、公共政策和專家治策三者之間的矛盾，並闡述了它對於政策制定的實踐，對於議程設置的學術辯論，以及對於利益集團和立法的重要啟示，通過對 135 位智庫成員和官員的採訪，討論了智庫在多個領域內的作用。2從以上的內容可知，儘管國外的智庫研究熱潮興起的時間並不1 邸軼：《美國智庫的對外決策功能研究──以奧巴馬執政後美國智庫對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為例》，碩士學位論文，上海社會科學院，2013 年，第 1-2 頁。2 邸軼：《美國智庫的對外決策功能研究──以奧巴馬執政後美國智庫對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為例》，碩士學位論文，上海社會科學院，2013 年，第 2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4 -算早，但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經非常豐碩了。其中，以美國為首的研究學者，他們從不同的維度和視角，圍繞“智庫”這一問題進行了多層次的探討，而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中國的智庫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啟迪、借鑒意義。在中國，第一本系統性地介紹美國各大智庫的專著是由吳天佑、付曦所編纂的《美國重要思想庫》，該書在 1982 年由時事出版社進行出版。《美國重要思想庫》以梳理的方式介紹了六十個重要的美國思想庫，書籍的內容分為七個章節：第一章介紹民間研究機構，第二章介紹大學研究機構，第三章介紹營業性和半營業性研究機構，第四章介紹政策籌劃、諮詢和協調機構，第五章介紹以基金會為名的研究機構，第六章介紹民意調研機構，第七章介紹學術性研究機構。該書在每個機構的篇章中都注重對其歷史發展、政治傾向、人員結構、部門設置、出版物等各方面的介紹，填補了國內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為後人研究美國智庫提供了入門材料。1此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全球智庫的數量也有了一定的增長。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佈的《全球智庫報告 2018》，智庫數量排名第一的美國擁有高達 1,871 家智庫機構，位居第三的中國也有超過五百家。徐曉虎、陳圻認為，智庫的大發展源於信息革命和知1 邸軼：《美國智庫的對外決策功能研究──以奧巴馬執政後美國智庫對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為例》，碩士學位論文，上海社會科學院，2013 年，第 2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15 -識經濟的時代背景下傳統的決策代議制與日趨多元、複雜化的決策環境之間的衝突。1 通過提供思想產品、搭建交流平台、培養公共人才、引導社會輿論等活動，智庫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與提升治理能力的有力推動者，也是體現國家“軟實力”和“話語權”的重要組成部分。2事實上，隨著現代智庫的興起以及智庫研究的日漸增多，智庫研究目前已發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本章節擬對國內外的智庫文獻進行扼要梳理，以期對澳門的智庫研究提供借鑒。一、智庫的定義及特徵智庫一詞源於英文“Think Tank”，在文獻中亦有學者將其稱為“思想庫”、“思想工廠”、“智囊團”、“智囊機構”、“顧問班子”等。除了名稱及翻譯不盡相同外，學術界對智庫的定義也尚未統一。其中一個原因是，智庫的內涵和屬性過於豐富，導致了其概念、定義的模糊性。日本智庫研究專家 Takahiro Suzuki 曾經對智庫做出過一個非常精練的界定：“智庫是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機構”。1 徐曉虎、陳圻：《智庫發展歷程及前景展望》，《中國科技論壇》2012 年第 7 期，第 63-68 頁。2 錢再見：《論新型智庫的核心能力及其提升的創新路徑》，《江海學刊》2017 年第 1 期，第105-113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6 -智庫研究領域知名專家斯通則將智庫視為“相對獨立於政府、政黨和壓力集團，從事當下政策議題研究和分析的機構”；在政治科學百科全書中，拉迪將智庫描述為“有別於政府機構的，致力於運用專業知識和網絡活動為多元政策議題提供建議的研究機構”；瑞奇基於美國視角將智庫界定為“獨立的、中立的、非營利性的，以專業知識和思想觀點產出為基礎獲得資助並影響政策過程的研究機構”。1根據以上四位學者對智庫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有意進行特別的選擇和概念化的限定，因此，一個特定的概念將會放大或縮小判定智庫的範圍，並且，概念界定中智庫屬性的數量和該概念涵蓋的機構數量之間是成反比關係的，即就是說，在一個智庫概念界定中，給出的屬性越多，意味著框架越多，符合這一概念的智庫就越少。同時也可以發現：概念界定中的一些屬性本身存在問題，是有多維理解的。例如，全球的專家學者們向來對於智庫獨立性這一屬性就存在著多種解釋，英美學者傳統上將智庫限定為獨立於政府政黨的非營利的政策研究機構。具體而言，學界對智庫獨立性的界定主要有以下三個層面：其一，智庫是否有自主的知識產品，是否恰當把握與1 帕瑞克 · 克勒納：《智庫概念界定和評價排名：亟待探求的命題》，韓萬渠譯，《中國行政管理》2014 年第 5 期，第 25-33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17 -政府之間的距離和關係，即要保持研究的自由和思想的獨立性，不受利益驅使，不是只做政策的“傳聲筒”，智庫的獨立性體現在對政府與大眾的影響力和溝通力上；其二，在財務獨立性的維度，往往通過對智庫資金來源的模式和渠道、智庫的捐贈者是否干預智庫的學術研究、智庫研究的結果是否必須與捐贈者的政策導向相一致來判定給定的智庫是否獨立；其三，智庫組織運營是否具備獨立性，這就需考慮到智庫是否有自己的組織形式，以及觀察組織的隸屬關係，即便是依託大學而建立的高校智庫，也應該與大學保持“依而不靠”的獨立自主關係。以上分析只是展示了由於對智庫某一屬性的釐定而導致智庫概念劃定不明晰的一種情形，總之，智庫的概念界定存在模棱兩可和含糊不清的問題。因此，智庫概念界定面臨的挑戰在於既要盡可能的簡化又要盡力涵蓋智庫必需的屬性，同時也需要足夠的精準以便能夠劃清智庫和非智庫組織機構的界限。在表 2.1，本研究羅列總結了一些較有代表性的定義。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8 -表 2.1 智庫定義智庫定義 來源或出處開展跨學科研究、通過運用專業知識及調動資源網路對各種政策問題和產品提供建議的機構、企業或團體。Encyclopedia Britannica進行政策性研究和分析並對國內國際事務提出建議的公共政策研究分析管理機構。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智庫報告》獨立的、不以獲取經濟效益為主要目的非營利組織；通過提供思想創意和專業知識，從而獲得支持並影響政策決策過程。安德魯 · 里奇（2010）1非營利、非黨派的研究機構，首要目的是影響公共輿論和公共政策。唐納德 ·E· 伯森（2010）2專門為公共政策和公共決策服務，開展公共政策和公共決策研究和諮詢的社會組織。徐曉虎、陳圻（2012）3專門從事開發性研究的諮詢研究機構，其主要任務是為決策者提供諮詢、回饋信息、進行診斷以及預測未來。張海濤等（2018）4一種相對穩定的且獨立運作的政策研究和諮詢機構。 薛瀾、朱旭峰（2006）5以政策研究為己任，以影響公共政策和輿論為目的的研究機構。王莉麗（2011）6以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為基礎，以影響公共政策（有時也包括公司事務）為目標的研究機構。帕瑞克 · 克勒納（2014）7以戰略問題和公共政策為主要研究物件、以服務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為宗旨的非營利性研究諮詢機構。《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2015）致力於通過政策分析而影響和改進公共政策過程的政策研究與諮詢機構。錢再見（2017）81 安德魯 · 里奇：《智庫、公共政策和專家治策的政治學》，潘羽輝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 年。2 唐納德 ·E·埃布爾森：《智庫能發揮作用嗎》，扈喜林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年。3 徐曉虎、陳圻：《智庫發展歷程及前景展望》，《中國科技論壇》2012 年第 7 期，第 63-68 頁。4 張海濤、張念祥、王丹、張會然：《大數據背景下智庫情報的服務創新─基於協同理論視角》，《現代情報》2018 年第 9 期，第 57-63 頁。5 薛瀾、朱旭峰：《“中國思想庫”：涵義、分類與研究展望》，《科學學研究》2006 年第 24 卷第 3 期，第 321-327 頁。6 王莉麗：《旋轉門：美國思想庫研究》，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1 年。7 帕瑞克 · 克勒納：《智庫概念界定和評價排名：亟待探求的命題》，韓萬渠譯，《中國行政管理》2014 年第 5 期，第 25-33 頁。8 錢再見：《論新型智庫的核心能力及其提升的創新路徑》，《江海學刊》2017 年第 1 期，第105-113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19 -智庫業是現代諮詢業的一個細分行業。智庫工作是學術和諮詢的交集，一般為政府、公共機構和政治人物提供決策諮詢服務。李剛等（2019）1以公共政策為研究物件，以影響政府決策為研究目標，以公共利益為研究導向，以社會責任為研究準則的專業研究機構。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中國智庫報告》（2019）以咨政啟民為目標，以科學、專業的方式進行公共政策研究、分析、諮詢和評估，從事政策傳播、輿論引導和執行協調的非盈利性機構。王傳奇等（2019）2雖然上述定義僅佔諸多智庫定義中的很小一部分，但已能充分揭示出一些共通點和主要特徵。首先，有別於一般的理論學術研究，智庫研究的實踐導向十分鮮明，“參謀”的角色突出，追求研究建議的可執行性。其次，雖然智庫的服務對象類型多樣，但毫無疑問政府是其最重要的客戶，因此智庫研究大多圍繞公共政策及公共決策而展開，研究視角偏向宏觀、戰略性的議題。從道德規範的層面上講，這種濃厚的“咨政”屬性內在要求智庫必須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能以公共利益為先。此外，專業性也被廣泛視為智庫的要素條件之一，即能夠產出體現其價值的思想產品（政策、建議、公共知識等）。與任何研究活動一樣，智庫研究亦需要遵循嚴謹的研究方法及步驟，如邏輯推理、信息 / 資料處理、論證等，以保證研究結果與建議準確可靠。智庫的專業性還突出表現在其跨學1 李剛、甘琳、徐路：《智庫知識體系制度化建構的進程與路徑》，《圖書與情報》2019 年第 3 期，第 1-10 頁。2 王傳奇、李剛、丁炫凱：《智庫政策影響力評價中的“唯批示論”迷思 — 基於政策過程理論視角的研究》，《圖書與情報》2019 年第 3 期，第 11-19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20 -科的人員和知識結構，有利於突破單一學科以及獨立研究者的視野局限，產生更全面、更具創新性的思想產品。在表 2.1 中，有數個定義強調了智庫組織的“獨立性”。持有相同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認為獨立性是智庫得以保持生命力並發揮獨特社會作用的制度保證。儘管“獨立性”的重要性備受認可，但現有文獻對其內涵的解讀並不一致。進一步的分析顯示，“獨立性”並非是一個單一維度的概念，它可具體表現在運作過程、組織形式、資金來源、立場、財務等不同方面。1 理論上講，一個真正獨立的智庫理應在所有方面均展現出獨立性。然而，這樣的智庫組織在現實中可謂是鳳毛麟角，故對智庫獨立性的評價往往只是基於一個總體、相對的判斷，抑或針對某一特定方面而言。例如，針對性地考察智庫在立場方面是否能夠堅持客觀的研究成果，表達獨立的政策主張，或在運行過程中是否受其他主體影響，做出有違政策研究客觀性、有損公共利益的政策建議或宣導行為。在國家和地區層面，智庫的獨立屬性亦因應不同的社會政治環境而有所差異。例如，在全球智庫活動最為活躍的美國，智庫被視為獨立於行政權、司法權、立法權和公共媒體監督權之外的第五種權力。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大量中國的智庫附屬於政府部門，很多時候很難區分1 傅廣宛、張淩：《中國智庫的獨立性：價值、分布與強化—基於交易成本理論的解釋框架》，《行政論壇》2018 年第 2 期，第 126-130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1 -智庫的建議到底是基於獨立分析還是代表了政府意志。因此，“獨立性”對智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不能一概而論。二、智庫的分類隨著智庫業的日漸成熟和競爭加劇，過往簡單複製或模仿成功智庫的做法已難以奏效，而必須找準定位、轉向以目標客戶為導向的差異化運作。有見及此，有必要對智庫進行分類梳理，為進一步展開針對性的研究奠定基礎。按照組織是否以營利為目的可將智庫分為非營利性智庫和營利性智庫。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智庫產品具有正外部性，是一種公共品。這種內在的公益屬性決定了智庫通常以非營利性組織的形式出現；其運作除了有賴於內部成員的使命感和奉獻精神外，對政府撥款和社會捐贈的依存度很高。1 由於涉及公幣的使用，非營利性智庫的財政必須有較高的透明度，以利於政府和社會監督。營利性智庫則追求收入和利潤，多採用公司化的模式，自負盈虧；其核心業務是向客戶提供專業的顧問服務，一般面向企業，幫助解決經營性問題及戰略佈局。從政府的角度而言，將項目判給營利性智庫容1 譚銳、尤成德：《基於經費收支視角的智庫組織治理：中美比較》，《中國軟科學》2016年第11期，第 22-31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22 -易受到利益輸送的質疑。因而，在與非營利性智庫競爭時，營利性智庫需要在報價、團隊專業性、口碑等方面展現出更大的優勢，以令公眾信服。另一種重要的分類是將智庫分為官方和民間智庫。官方智庫是隸屬於政府部門的內參機構，民間智庫則獨立於政府，是由社會力量自發形成的智庫組織。智庫公認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咨政，其價值突出體現於能夠較為中立、客觀地為政府審時度勢和出謀劃策，並起到一定的社會監督作用。由於官方智庫本質上仍是政府體系的一部分，很難真正做到“旁觀者清”，功能發揮受限。不過，官方智庫在信息、資金、決策影響力等方面則具有明顯優勢。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智庫產業的結構相對簡單，即以民間智庫為主流，在組織形式上多是獨立運作的非政府組織。相比之下，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民間智庫則較為弱勢，在數量和規模上同官方智庫相距甚遠。以中國為例，其官方智庫居於絕對主導地位，以黨政軍智庫為典型代表，並存在大量半官方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庫。智庫亦可按照運行機制進行劃分。欒瑞英、初景利研究了國際上的知名科技智庫，發現存在四種類型：科學院型、大學附屬型、獨立自治型以及公司型。1 科學院型科技智庫通常設有學術委員會、1 欒瑞英、初景利：《國外典型高水平科技智庫運行機制剖析與啟示》，《中國科技論壇》2017年第 11 期，第 174-179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3 -評議會等學術和評審機構，同時下設若干研究所或諮詢中心，配置相應的行政管理崗位。大學附屬型科技智庫通常是大學下設的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或諮詢中心，依託大學豐富的人才資源和學術資源開展有關的政策和評估研究。獨立自治型科技智庫通常獨立於政府和利益集團，能夠通過多元化的資金來源保證研究的獨立性、客觀性和管理的自主性，實行總裁負責制。公司型科技智庫通常採用公司化運營模式，目標客戶清晰且提供全方位的個性化服務，運營資金多來源於某些企業或利益集團的捐贈。按照這類劃分標準，德國學者桃莉絲 · 菲舍爾把德國智庫劃分為學術型智庫、擁護型智庫及政黨智庫三種類型。學術型智庫儘管受政府資金資助，但是不受政府官員的管理，而由研究人員進行管理，對其研究結果的評估也是採取同行評議制進行的。擁護型智庫與學術型智庫的不同之處在於往往並不保持中立。相反，擁護型智庫通常都希望對民意產生影響，從而按照擁護型智庫的自身機構的目的做出決策。這些目的可能會專注於環境問題等某一專門議題、某一具體地區或者經濟、社會或政治問題等較為普遍的觀點。擁護型智庫一般不從政府獲得直接資金支持，依賴的是捐助和私人資金。德國政黨智庫是由六個與政黨有關的智庫組成的。政黨智庫90% 的資金都是由聯邦政府提供，其中一部分來自於總體預算、一部分來自於國際性研發合作預算。提供這種資金支援的理由是政黨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24 -有義務支援教育，此項義務大都通過其政治基金會加以履行。政黨智庫以往強調其共性，尤其是他們在德國的民主制度和國際合作中發揮的作用。這些智庫與某一具體的政黨之間的緊密聯繫對公眾是透明的，研究和政策建議也服務於引起公開辯論和多元化辯論這一目的。1楊尊偉與劉寶存結合美國學者肯特 · 韋佛（Kent Weaver）和加拿大學者唐納德 ·E· 亞伯森（Donald E. Abelson）的研究，把美國智庫分成 4 種類型：第一，“沒有學生的大學”，這類智庫很像大學，但他們主要針對政策制定者舉辦研討會和講座、撰寫研究報告，而不是為學生服務。塞奇基金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胡佛研究所、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和國際經濟研究所等是此類智庫的代表。第二，政府委託機構，他們的主要顧客和主要的資金來源是政府，也就是說這種類型的智庫主要依靠政府部門提供的資金維持運作，同時為政府提供研究服務。蘭德公司、美國企業研究所、經濟發展委員會和城市研究所等是此類智庫的代表。第三，宣導型智庫，在推銷和重新包裝思想方面更為出名。傳統基金會、卡托研究所和經濟政策研究所等是此類智庫的代表。第四，遺產型智庫，指由渴望成功競選公職的候選人或卸任的政府官員創立的，1 桃莉絲 · 菲舍爾：《智庫的獨立性與資金支持──以德國為例》，《開放導報》2014 年第 4 期，第 29-32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5 -是一種新的智庫類型。卡特研究中心、尼克森和平與自由研究中心等是此類智庫的代表。1社會對智庫服務的差異化需求也催生了眾多關注領域更窄但專業性更強的智庫。其中，行業智庫是一個大類，在教育、醫療、能源、環境、經濟、國防、外交、社會保障等諸多不同議題上均有智庫深耕細作。另一個大類是區域智庫。這一類智庫所研究的議題可能十分廣泛，但只專注於某一個特定地區，是名副其實的“地方通”，其所產生的政策建議往往更“接地氣”。此外，智庫的定位也會有所分別。比如，中國政府近年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即是按照功能定位將智庫分為高端智庫和專業智庫。高端智庫直接為黨中央、國務院決策服務，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而專業智庫則需在某一專門領域具備極強研究與諮詢能力，能為國家提供該專業領域的決策諮詢服務。2三、智庫的評價評價排名是保持組織有效產出的必需工具，良好的評價體系有1 楊尊偉、劉寶存：《美國智庫的類型、運行機制和基本特徵》，《中國高校科技》2014 年第 7 期，第 56-59 頁。2 周洪宇、付睿：《以習近平智庫論述為指導加強教育智庫建設》，《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8 年第 4 期，第 3-8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26 -利於推動智庫理性健康發展。與當下如火如荼的智庫建設一樣，智庫評價工作也在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智庫研究者、智庫工作者和智庫關注者投入智庫評價體系的建立、完善和建言中，促進評價標準和評價體系推陳出新。近年來，多個機構或出版商對智庫進行國家層面的評價排名，由此研創推出、影響較大的幾類評價報告，主要包括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每年發佈的《全球智庫報告》、上海社會科學院每年發佈的《中國智庫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自 2015 年開始發佈的《全球智庫評價報告》等。不過，對於現存不同的智庫評價標準體系，學界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爭議。當中，“全球智庫報告”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和公民社會項目”(TTCSP) 自 2007 年開始發佈的全球權威智庫排名，通過研究各國智庫的作用與影響力，對全球智庫進行跟蹤排名，並在全球 80 多個地點同步發佈。由於該報告在全球具備較強的影響力，作出相當的社會貢獻，備受世界矚目，一直以來，在該排名中名列榜首的智庫熱衷於在推廣媒體和他們的網站上炫耀其領先地位，例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在被該報告多年排名為“美國第一智庫”後，學會已把這項成績放置在網站的顯著位置；並且，由於這些評價排名有助於將公眾的注意力吸引至全球範圍的智庫發展，為智庫贏得不同程度的話語權，不失為宣傳及增大影響力的良好手段，因此受到廣泛的關注和歡迎。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個年度系列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7 -報告的評價體系並不完美，組織者也承認其本身存在的一些偏見和異議，比如可能沒有展示出諸如非洲和亞洲某些區域的智庫……所以也都飽受智庫研究學者或智庫成員的質疑和批評。好比德國漢堡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帕瑞克 · 克勒納就認為，這些評價排名基於或多或少的硬性指標，而更多是採用主觀性評價指標。1 然而，更重要的是，目前的評價排名存在著令人擔憂的問題，尤其普遍的是智庫概念界定含糊不清和評價排名方法論缺陷。因此，我們應該對現有的評價排名保持一種理性謹慎的態度。首先是智庫概念界定含糊不清導致智庫評價准入的問題。James Mcgann 和他的團隊成員將全球智庫的數量鎖定為來自 182 個國家的 6,603 家智庫，雖然這一數字已經很高，大多數學者也都認同美國、中國、英國、印度、德國等國家的智庫居多，甚至從國家智庫數量上也是這個排序。儘管全球智庫報告中對智庫的冗長的界定自 2007 年以來在逐步改進。但是，關於全球和國家層面智庫的數量，不得不引起人們的疑問：當全球智庫排名的組織者試圖識別全球範圍的智庫時，到底在多大程度使用它們自己對智庫所做的界定。比如拿到 2012 年排名“入場券”的智庫，包括：赦免國際、透明國際和人權觀察三個全球性倡議集團；世界經濟論壇（一個國1 帕瑞克 · 克勒納：《智庫概念界定和評價排名：亟待探求的命題》，韓萬渠譯，《中國行政管理》2014 年第 5 期，第 25-33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28 -際合作組織）；“馬克斯 · 普朗克研究院”（即：馬克斯 · 普朗克科學促進會，一個為德國 80 多家前沿基礎研究機構服務的學會組織）；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和開放社會研究所（兩個基金會組織）。其次是評價標準是否明確及評審專家對標準的把控問題。儘管指標對於評價排名的組織者而言是通用的評價標準，但對於全球智庫評價排名的參與評審者卻是一個冗長的評價指標體系，這一評價指標體系包括“影響決策者、媒體和學術界精英的渠道”、“作為決策諮詢者的職員數量”、“智庫學者所獲的獎項”、“成功突破政策制定者傳統思維或者產出創新政策觀點和項目的梳理”等指標。同時，大多數所列出的指標對於衡量智庫績效的效用存在較大爭議，評審專家如何把控這些指標也沒有給出明確的尺度。因此，無論評審者的評審程式多麼理想，無論這些評審者是普通提名者還是專家組成員，他們能否較好地運用這些多元的評價標準和指標體系，是智庫評價排名的關鍵問題所在。因此，儘管這些排名的標準選擇和指標設計給人的印象看似嚴謹，但在實際操作中，基本依靠直觀感知而非理性分析。1現存智庫評價體系中，無論從個人還是智庫整體層面來看，絕大多數指標傾向於評估智庫及其成員的產出結果和影響力，很少1 帕瑞克 · 克勒納：《智庫概念界定和評價排名：亟待探求的命題》，韓萬渠譯，《中國行政管理》2014 年第 5 期，第 25-33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9 -涉及智庫對政策制定過程的真實影響，不過，這點可以通過對政策制定者的問卷調查所獲得的對智庫及其專家團隊的評價來得知。例如，近年嘗試分析聲譽資料和學術期刊出版物和媒體傳播資料相關性的研究，可見近期德國全國性日報《法蘭克福匯報》發佈的德國“最有影響力經濟學家”和他們供職的機構排名；《韓國經濟日報》基於“公眾影響力”、“研究報告的品質”、“研究人員的競爭力”和“研究機構的規模”等指標的韓國智庫排名。但是，由於這些資料更多的來自於感知和偏向主觀的評價，較少涉及智庫對政策過程的真實影響，並且確立這些資料和其他資料相關性的可信度是非常困難的，所以這類排名常常引起大量方法論層面的質疑。總體而言，有關智庫評價的研究主要涉及兩個範疇以及一個核心指標。一是“外評”，即評價主體（一般為協力廠商研究機構）針對智庫機構進行整體的綜合評價。二是“內評”，即智庫針對員工、尤其是研究人員進行績效考核。前者事關智庫的受認可度和影響力，體現了智庫的總體成就，而後者則是必要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但不管是對智庫還是對智庫員工進行評價，兩者皆少不了對核心指標“智庫研究成果”的評價。“外評”的理念在於“以評促建”，也就是通過評價引領和促進智庫建設和發展。首先，智庫評價排名體系中諸如影響力、獨立性、研究質量等價值指標促進了智庫行業規范和行為準則的建立，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30 -能夠促進智庫之間的良性競爭。其次，智庫機構可以藉此了解自身建設水平，做到查漏補缺、不斷自我完善。不過，“智庫熱”導致智庫數量激增，品質良莠不齊；“庫多智少”、國際影響力不高、作用發揮不充分等問題已較為突出。1 所以，一個相對公認的價值體系下的評價結果是有必要的，將有助於客戶對智庫進行甄選，減低交易風險，智庫的資金資助機構也能夠通過參考智庫排名來評估資助資金的使用效率，並最終提高決策者對智庫的鑒別能力，而且，不得不提到的是，智庫評價排名報告本身也是一類智庫研究產品，多套智庫評價體系共存能促進智庫評價排名報告之間的質量競爭，推動智庫科學評價和智庫理論研究的發展。開展智庫評價工作的關鍵一環是構建一套科學、系統並具可操作性的評價指標體系，其複雜性在於：其一，智庫研究成果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難以測量；其二，智庫自身邊界模糊，評價物件難以選擇；此外，智庫類型與領域存在差異，評價標準難以統一。2 正是由於上述困難，目前並沒有一套被廣泛接納又適用全球的評價體系。較為常見的做法是僅對智庫進行局部評價，即只選取數項有數據支撐的指標予以測評；對於比較重要但又缺乏數據支撐的指標，則會將其簡單化或使用間接指標替代。例如，在評價智庫的影響力1 陳國營、張杰：《中外智庫評價研究與排名》，《高教發展與評估》2019 年第 7 期，第 1-10 頁。2 盧小賓、黎煒禕：《智庫評價體系構建研究》，《情報資料工作》2019 年第 5 期，第 27-32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31 -時，國內很多學者將這一指標簡化為“領導批示的數量和級別”。1 這些做法雖然簡便易行，但評價結果卻可能有失全面和準確。另一個較為普遍的問題是重比較和排名，而忽視對每個智庫之功能定位及實現程度的關注。在這一導向之下，大而全的智庫往往能獲得不錯的排名，成為業內標杆，小而專的智庫則在壓力之下被迫轉型，逐漸喪失特色。而且，當評價指標涉及不同權重時，會引導智庫將建設重點及資源聚焦於高權重的指標，造成不均衡發展。這些後果顯然與評價的初衷有些背道而馳。有學者對有一定影響力的智庫評價體系進行了對比，發現在指標選取以及研究方法上存在較大差異，各有優缺點。2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全球智庫報告》在排名時所依據的指標主要有資源指標、使用率指標、產出指標和影響指標。其數據來源於採訪、調查、問卷和焦點小組會議，讓非政府組織、政府和決策層官員對智庫影響力進行評估，是一種專家主觀評價法。中國社科院制定了全球智庫綜合評價 AMI 指標體系，包括吸引力、管理力和影響力三個大的方面。該套指標體系覆蓋面廣，分項指標較多，但不足之處在於許多指標的數據難以獲取。上海社科院圍繞智庫決策影響力、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國際影響力以及成長能力設計客觀評價指標，1 王傳奇、李剛、丁炫凱：《智庫政策影響力評價中的“唯批示論”迷思─基於政策過程理論視角的研究》，《圖書與情報》2019 年第 3 期，第 11-19 頁。2 陳媛媛：《智庫學術影響力評價研究》，《圖書館論壇》2017 年第 12 期，第 54-60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32 -並採取多輪主觀評價方法，就智庫的綜合影響力、分項影響力、系統內部的影響力、專業影響力等方面進行打分和排名。南京大學光明日報聯合課題組則採用結果導向型評價，通過 M（治理結構）、R（智庫資源）、P（智庫成果）、A（智庫活動）等指標，用資源佔用量、資源的運用效果兩大維度來測評智庫。為了更好地發揮智庫評價及排名的積極意義，相關研究需要更加精細化，並提高客觀性和可靠度。在對智庫進行分類的基礎上，有必要按類型設計評價指標。畢竟不同類型智庫的組織性質、角色定位、運行機制、研究領域、功能發揮等存在很大差別。1 而且指標要能夠更全面地反映智庫的多種功能，而現有的評價體系則過多地偏向影響力評價，但要找到反映不同國家智庫影響政策程度的普適性標準是很難的，由於各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運作存在很大差異，體現智庫影響力的直接證據在各國就有了更多分歧，例如：在美國，媒體影響力較大，所以智庫影響了媒體就能夠間接影響決策。相對地，中國智庫借助媒體間接施加於政府決策的影響雖然還比較弱，但正在逐漸增強。所以，為了克服單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應盡量採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另外，在數據處理上也要有所創新。隨著公共數據平台和大數據庫的日臻成熟以及新的分析技術的應用，之前未知或無法準確測評的方面會變得有跡可循。1 陳國營、張杰：《中外智庫評價研究與排名》，《高教發展與評估》2019 年第 7 期，第 1-10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33 -“內評”是組織管理的基本職能之一，故一般性的理論和實踐同樣適用於智庫。但與此同時，智庫在某些方面亦有其特殊的組織屬性，需要加以區別研究。總體上看，業內在“內評”方面的信息交流極少，各個智庫機構基本處於一種自我建構、封閉管理的狀態。1 對智庫人員考評體系的缺失或不完善會使得與之配套的激勵機制也難以到位；績效評定趨於主觀化，會人為製造不公平，打擊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同時，考評體系亦關乎選人用人和人才培養。員工應具備怎樣的知識結構、學歷結構、語言能力、思維和邏輯能力、成長背景、工作經歷等都應該在考評體系中有所體現，否則招聘時就沒有標準，員工的進修就沒有方向，最終損害的是組織的有效運作和目標實現。與“外評”類似，“內評”也並沒有統一的做法，面臨諸多挑戰或困難。許多智庫成立時間不長，員工和管理者都對智庫工作不太熟悉，因而考評體系多處於摸索階段，需要一定時間的“試錯”、調整和沉澱方能成熟起來。“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模式在行內非常普遍，即由於資源限制或出於優化資源分配的考慮，智庫的員工是從同一組織的不同部門借調而來，或直接在某一部門下加掛智庫的牌子。在這種安排下，員工身兼兩職，容易陷入多頭管理的窘境，1 張忠家：《新型智庫建設視域下地方社科院智庫體制機制改革的探討》，《湖北社會科學》2016 年第 4 期，第 35-39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34 -尤其是當原有部門和智庫的考評標準不一致時，會感到無所適從。以高校智庫為例，金志峰、楊小敏發現在員工考核實踐中存在雙重導向並存、年度考核與職稱評審分離、職稱評審與智庫職能脫節和背離等問題，其根源在於對智庫人員的身份、工作性質以及職業發展路徑定義不清。1 大量虛擬性智庫的存在也令智庫“內評”工作更加複雜。這些智庫的成員來自不同組織或部門，有項目時大家才一起合作，並非全職為智庫服務。此種情況多見於專業團體或協會。由於智庫對其成員沒有人事管理權，亦不會訂立績效目標，故考評往往缺位或只限於道德操守層面。對智庫研究人員的評價涉及眾多不同形式的研究或工作成果，既有公開出版物，也有諮詢報告或內部參考意見，觀點被媒體引用、接受媒體採訪、以專家身份出席各種會議等一般也會被納入考核。但這些成果因性質差異太大而無法糅合成綜合性指標。即便分項來考查，標準也不好確定。例如，對於公開出版物，雖然數量、出版社或刊物級別、引用率等傳統學術影響力評價指標仍有參考意義，但智庫最大的使命之一在於能夠影響政策制定和決策，因此智庫的聲音能否被決策者聽到甚至意見被採納實際上更為重要。然而，這些政策或決策影響力卻通常不會在短期內顯現；當發出同樣聲音的智庫和專家多於一家 / 人時，到底誰成功施加了影響也會較難確認。1 金志峰、楊小敏：《高校智庫人員考核評價》，《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9 年第 5 期，第62-69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35 -四、智庫的管理與運行機制智庫是思想與智力產品的生產者。根據全面質量管理理論，終端產品的質量是由成產過程決定的，因此質量控制的工作需要貫穿整個生產鏈。同樣地，為了保證思想與智力產品的高質量，不能只寄望於最後的評審把關，而是應從源頭抓起，將影響智庫產品質量的環節和因素納入質量管理體系，以過程的合格來保證最終結果質量的合格。1在許多西方國家，智庫和政府之間存在一種俗稱“旋轉門”的特殊人才交換通道，成效備受認可。2 通過“旋轉門”，思想者與行動者、學者與官員實現了身份的轉換；智庫可以為政府培養和輸送人才，同時也吸納卸任的政府官員到智庫任職，促成了學界與政界、思想與權力的相互滲透。其好處在於智庫能更精準地掌握國家的政治動向，保持研究的時效性和可應用性，所提出的政策建議也可以更順暢地被送達到政府部門手中，從而大大增強了智庫對政策的影響力。對政府而言，專業人士的到來也會極大地提高其科學決策和施政的能力。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旋轉門”並非是偶發的現象，而是已形成一個機制和傳統。中國的學界和政界其實也有不少1 宋忠惠、鄭軍衛、齊世杰、賈曉濤：《基於典型智庫實踐的智庫產品質量控制與影響因素研究》，《圖書與情報》2017 年第 1 期，第 128-134 頁。2 王莉麗：《旋轉門：美國思想庫研究》，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1 年。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36 -的交流，但基本只是單向的，如歷朝歷代都有“學而優則仕”的說法，却極少有官員轉向學界。在國內推廣“旋轉門”，首先必須要突破的就是觀念上的障礙。一方面，官員要摒棄“官本位”的思想，勇於“放下身段”；另一方面，學界亦要改變對官員“不學無術”的陳見，客觀公正地看待官員的綜合素質。在政策議程確立方面，智庫的組織結構、知識結構以及價值結構均是重要的影響因素。1 其一，智庫的組織結構能夠在價值性和技術性兩個方面影響公共問題進入政策議程。一個智庫的前瞻性主要體現為能夠在公共權力機關和其他競爭對手之前敏銳地感知到公共問題的價值。為此，智庫內部需要建立以亞結構形式存在的信息感知結構，以組織化的觸角和專業化的運作來發現公共問題，推動確有價值的公共問題進入政策議程而不至於被忽視。與此同時，智庫的組織結構還應該有利於信息輸送的確定性、有序化和及時性。顯然，只有將信息及時向上傳遞，讓政府意識到公共問題的重要性，才有可能進入政策議程。其二，解讀政策問題、遊說權力機關、推動公共問題進入政策議程等均要求智庫具有良好的知識儲備和結構。隨著智庫業的成熟，過往依靠純思辨、直覺和個人感受而開展研究的做法將越來越沒有市場。智庫需要更多地運用各種量化分析1 傅雨飛：《智庫結構在政策議程確立中的作用研究》，《中國行政管理》2017 年第 12 期，第101-105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37 -工具，將相關建議建立在堅實的經驗事實和數據之上。其三，在強調獨立、客觀的同時，智庫的價值規範也必須符合社會的基本觀念及基本政治原則。在多元主體互動的前提下，智庫需要嫻熟地利用各種政策工具整合多元價值訴求，提出能够兼顧各方利益並為主流社會價值所認同的政策訴求。只有這樣，智庫的價值結構才能得到公共權力機關的認同，其所提出的公共政策問題才能進入議程。楊尊偉、劉寶存認為美國智庫的管理體制、籌資機制、人才管理機制、成果推銷機制等共同構成了一套完善的運行機制，這種機制是美國社會政治文化的產物，強大的資金支援、獨立的商業化運作和獨特的“旋轉門”機制是美國智庫發揮作用的重要保障。美國智庫發展的經驗可以為我國智庫的發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1譚銳、尤成德從經費收支的視角分析了智庫的組織治理，發現中美存在較大差異。2 美國智庫的主要資金來源有三個途徑，即社會捐贈、項目合同和投資收益。由於它們一般是非營利組織的身份，根據法律可以享受免稅待遇和各種稅收優惠。向智庫捐贈的個人、企業和社會組織也可以享受稅收減免，這種制度設計鼓勵了美國富豪向智庫慷慨捐資。同時智庫也都會自覺地嚴格遵守信息披露制1 楊尊偉、劉寶存：《美國智庫的類型、運行機制和基本特徵》，《中國高校科技》2014 年第 7 期，第 56-59 頁。2 譚銳、尤成德：《基於經費收支視角的智庫組織治理︰中美比較》，《中國軟科學》2016 年第11 期，第 22-31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38 -度，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在資金配置方面，工資、獎金、福利、津貼等補償勞動的支出佔比最大，也有不少錢出於研究需要購買其他專業機構的產品和服務，顯示對人才及研究投入的重視；與之相匹配的則是嚴格的績效管理。然而，在中國非營利組織並不是界定組織性質的法律概念，智庫一般分為體制內智庫和體制外智庫。前者屬於官方或半官方性質，而後者為民間組織。體制內智庫的經費主要靠財政撥款，資金有保障，智庫免於籌款之苦，這是優勢。但另一方面，政府對資金的使用缺乏動力去監管，容易造成使用效率低下。簡單通行的做法是在項目經費的分配上加以指引性限制，勞務費一項所佔比例較低。其負面效應是固定資產投資過度，而研究人員積極性不足，影響到智庫活躍度及研究成果的質量。針對上述弊端，兩位學者建議轉變體制內智庫經費管理方式，基本思路是抓放結合。具體而言，政府可引入年度績效考核制度並將結果作為撥款的考量因素之一，同時對智庫的資金使用情況進行嚴格審計，讓智庫接受社會監督。對於資金的分配、使用、時限等則應給予智庫更多自主權。特別是支付給研究人員的報酬，應放鬆過於嚴苛的限制，以準確反映他們的智力和勞務付出價值，並激勵他們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體制外智庫的運營模式與美國主流智庫相似，但生存與發展環境大不相同。國內的民間智庫對政策的影響力較弱，而且在法律
第二章 文獻綜述- 39 -規管上，行政機關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雖然在資金使用方面具有高度的靈活性，但由於社會捐贈很少，又缺乏政府的財政支持，普遍面臨經費籌集不易、資金總量不足的困擾。相比體制內的官方和半官方智庫，民間智庫具有更強的問題意識，且獨立性使其能夠以較為客觀的立場提供決策諮詢服務，存在價值毋庸置疑。儘管如此，由於政府對民間智庫缺乏信任，對其能力認識不足，再加上購買民間智庫服務的制度指引不清晰，國內民間智庫所承接的政府研究項目數量遠遜於體制內智庫。1 這一狀況也與民間智庫自身的弱小密切相關。總體上國內民間智庫的發展仍屬於建設初期，高端智庫屈指可數。研究人員與智庫往往沒有正式的勞動關係，以兼職居多，導致團隊的專業性和穩定性都欠佳。此外，從政府的角度看，與私營機構打交道有一定的道德和紀律風險，容易受到利益輸送的質疑。在購買智庫服務時，政府一般會采用招標、競爭性談判、詢價等市場操作方式。但很多時候，有關項目信息並非完全公開，民間智庫沒有機會參與；在服務判給時，在同等條件下，政府亦會優先選擇體制內智庫。體制外智庫若想走出困境，最重要的是政府能夠認可它們在多元化決策諮詢服務供給體系建設方面的獨特作用，消除社會對民間智庫的偏見和不信任，為其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環1 任恆：《政府購買社會智庫服務：實現機制、運行困境及其推進策略》，《湖北社會科學》2017 年第 8 期，第 40-46、123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40 -境，這比直接的資金投入還要緊迫。為此，有必要出台專門的法規，明確民間智庫的法律地位，規劃化其運作，並增加透明度。在財政方面亦可仿效美國，利用稅收工具支持民間智庫的運營和鼓勵社會捐贈。研究人員是智庫思想產品的創造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相比之下，在智庫建設及研究中，管理人員這一群體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虞爽認為，智庫的管理需要更加專業化，在三大方面發揮獨特作用。其一，做好後勤和學術保障工作，這是管理部門的基本職責，包括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提供信息數據共享，組織各類學術調研，提高智庫的影響力等。其二，正確引導研究方向。雖然在研究事宜上應該充分尊重研究人員的意見和決定，但管理團隊也應參與其中，必要時也要勇於“糾偏”。研究人員強於專業知識和技術，但短板是不擅長與客戶溝通，對很多實操障礙和問題也可能認識不足，導致對客戶需求把握不準。管理部門則在這些方面經驗豐富，形成互補。另外，研究人員一般從個人興趣出發擬定研究議題，但管理部門則能以智庫定位為指揮棒，將分散的研究力量導向那些有利於增強或發揮智庫功能和特色的研究項目。其三，科學構建專家隊伍。研究人員習慣單兵作戰，但很多智庫研究項目卻需要多學科、跨領域的智力支持，組建多維立體的課題研究小組十分必要，有時還需要外聘專家。很顯然，沒有管理部門的穿針引線，統籌協調，
第二章 文獻綜述- 41 -這些工作將很難完成。此外，積極拓展智庫成果轉化渠道和平台、培育“思想產品”交易市場也十分關鍵。1，2 智庫的基本功能是獻計獻策，最終目標就是要產生價值和形成競爭力，如果有關研究成果無法付諸實施，知識實現無法達成，將意味著人財物投入的巨大浪費；對於智庫自身發展而言，這也不利於擴大影響力、提高社會認可度。而且，相當多的智庫依靠承接課題研究“生活”。由於“僧多粥少”，智庫不得不將很大精力放在爭取和申請課題上。然而，“強者恆強”的現象在智庫業同樣凸出，沒有資源和背景的智庫很難中標重大的研究課題，生存都面臨危機。智庫研究“課題化”的另一個弊端是智庫會逐漸失去存在的價值。因為課題研究一般都是“命題作文”，是針對“甲方”所提出的議題，但那些議題可能並不重要或緊要，抑或並不是智庫所熟悉、擅長的領域。相反，某些議題可能被認為極具價值，但由於沒有相關課題機會，智庫沒有動力去研究，成為變相的不作為。1 張忠家︰《新型智庫建設視域下地方社科院智庫體制機制改革的探討》，《湖北社會科學》2016 年第 4 期，第 35-39 頁。2 李安：《開放創新背景下高校新型智庫協同建設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安徽大學，2017 年。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42 -五、智庫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理論由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爾於 1990 年首次提出，是指企業能够長期獲得競爭優勢而使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綜合能力。雖然這一理論原本用於研究企業戰略問題，但近年在智庫建設中亦獲得一致推崇。目前的業態是智庫數量的爆發性增長並沒有相應的強勁需求與之匹配，使得智庫個體的生存空間日漸狹小。在競爭激烈的市場格局之下，智庫要想存活甚至是脫穎而出，就必須要建立起自己的核心能力。這對於那些成立不久、規模較小、獨立運營的體制外智庫尤其重要。智庫學者對“核心能力”這一概念的內涵存在不同解讀，不同文獻中所倡導的建設路徑也不盡相同。柏必成認為智庫研究中所指的核心能力是從工商管理和戰略管理領域引入的一個概念，其內涵來源於企業競爭力理論。1 企業核心競爭力由資源（如人才、資金、信息等）和能力（如制度和文化）兩大要素類別構成，它既反映在高品質和創新性的產品，也體現於顧客需求的滿足和企業利潤的實現。相應地，他將智庫核心競爭力定義為智庫通過資源要素與能力要素的有機結合以產出高質量思想產品、實現智庫影響力的競爭實1 柏必成：《核心競爭力視角下的新型智庫建設問題分析》，《河南社會科學》2016 年第 9 期，第 50-57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43 -力。根據智庫核心競爭力的構成要素及體現形式可以構建一個分析模型：智庫的資源和能力決定了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智庫的核心競爭力又決定了智庫思想產品的質量，最終智庫思想產品的質量決定了智庫的影響力大小。因此，培育智庫核心競爭力是智庫發揮功能、實現組織目標的關鍵所在。為推進智庫建設和培育智庫核心競爭力，智庫應著眼於長遠發展，明確自身專業定位，補齊資源要素和能力要素的短板。黃菲、史虹認為智庫核心能力是指在智庫的發展演變過程中，通過長期培育積澱而成的、使智庫保持可持續競爭優勢的能力系統，分為四個維度：創新能力、政府決策影響力、社會公共影響力以及國際化能力。1 每個維度包括數項較為具體的可測度指標。智庫的創新能力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即（1）提出新的思想和觀點；（2）發現新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3）產生新的知識；（4）擁有優秀的智庫人才。智庫的政府決策影響力維度包括兩項指標：（1）智庫成果獲領導批示；（2）智庫專家受邀參與政府決策諮詢。智庫的社會公共影響力維度有四項指標：（1）智庫成果在媒體上的曝光率；（2）智庫刊發出版物；（3）智庫專家應邀發表演講；（4）智庫舉辦新聞發佈會。智庫的國際化能力表現在：（1）智庫1 黃菲、史虹：《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核心能力實證研究》，《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16 年第 1 期，第 64-70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44 -業務和服務對象的國際化；（2）智庫組織機構的國際化；（3）智庫產品及其宣傳的國際化。這項研究通過實證數據檢驗了各影響因素對核心能力的影響程度及其重要性，結果顯示創新能力是影響智庫發展最重要的因素，其次分別是社會公共影響力、政府決策影響力和國際化能力。有不少學者直接將智庫核心能力等同於影響力，認為兩者並非前因後果關係。錢再見將智庫的核心能力或影響力細分為四種能力，包括知識生產與運用能力、政策研究與設計能力、政策諮詢與營銷能力以及資源獲取與增值能力。1 其一，知識和智力是智庫的基礎實力，智庫知識生產與運用能力的核心在於如何做到政策切合性，即產出能夠解決現實政策問題的“真知識”，並被決策者有效運用。其二，政策研究、分析與設計是智庫的中心工作。智庫除了能為決策者出“點子”，其實還在於發現並傳播那些短期內未必會轉化成為政策的學術思想。其三，智庫不僅需要有“向權力說真話”的勇氣和底氣，而且需要有能夠向權力說真話的通道和善於向權力說真話的藝術。其四，智庫的發展離不開各類資源的支撐和保障，包括人才、資金、信息資源等。提升智庫核心能力需要通過各種創新以克服知識有限性、交往片面性、專家自利性、資源依賴性等因1 錢再見：《論新型智庫的核心能力及其提升的創新路徑》，《江海學刊》2017 年第 1 期，第105-113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45 -素的制約。具體而言，以知識創新增進新型智庫知識生產與應用能力，以協同創新增強新型智庫政策研究與設計能力，以觀念創新提升新型智庫政策諮詢與營銷能力，以機制創新提高新型智庫資源獲取與增值能力。楊亞琴將智庫核心能力劃分為三個方面的因素，即智能質量、社會關係資本以及內部管理機制。1 智能質量的核心是人才和智力資本。社會關係資本是智庫藉以發揮作用的渠道，包括政府、企業、學界、媒體、公眾等組成的社會關係網絡。內部管理機制則重在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建立智庫高端人才隊伍、突出智庫專業化優勢方面，她認為智庫的核心人才一定要對現實問題有感覺，是能精準把握政府決策需求、有實際經驗的專家。在人才結構上要搭配合理，戰略型領軍人物、複合型研究人才以及專業型管理人才都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從國家層面而言，智庫建設不在多，而在精。智庫只有在熟悉的專業領域進行持續性跟蹤研究，才能有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度的分析能力。在加強與政府和媒體的互動方面，智庫要加強交流和信息連通，建立彼此間的信任。除了密切關注政府的決策需求、積極主動地為政府提供高質量的意見和建議外，還要建立媒體渠道，發揮引導公眾的功能。在建立高效有序的管理體制方面，1 楊亞琴：《中國智庫如何提升核心能力》，2018 年 3 月 25 日，http://www.cssn.cn/zx/201803/t20180325_3886683.shtml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46 -她建議加大改革力度，鬆綁對體制內智庫的限制，同時加強智庫間的協同創新。基於政策網絡理論，黃開木和栗琳構建了一個有關智庫核心能力的分析框架。1 作為重要節點之一，智庫與決策團體、利益集團、大眾媒體、社會民眾等政策參與者共同構成了一個政策網絡；各方圍繞政策過程充分互動，交換與決策相關的信息和資源，形成相互依賴的關係。通過逐一剖析智庫與其他政策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他們確認出了七種智庫核心能力，包括人才管理能力、學術研究能力、發現問題能力、政策設計能力、政策評估能力、輿論參與能力以及信息資源能力。徐寧同樣也強調了構築有機融合的互動體系對鍛造智庫核心能力的重要性。2 他概括了四大互動體系，即智政互動、智智互動、智社互動以及智媒互動，分別對應與政府、智力資源、社會組織以及媒體之關係。綜合來看，有關智庫核心能力的研究已經逐漸背離了最初所參考的企業核心能力理論，展現出泛化的特徵。文獻中所提及的核心能力組成要素可謂是包羅萬象，涉及智庫建設的方方面面，說明其指標體系還遠未達成統一。而且，總體上文獻數量不多，幾乎都是1 黃開木、栗琳：《基於政策網絡的智庫核心能力研究》，《智庫理論與實踐》2016 年第 4 期，第 27-33 頁。2 徐寧：《構築四大互動體系，鍛造智庫核心能力》，2018 年 8 月 1 日，https://kknews.cc/tech/qbbvkzy.html
第二章 文獻綜述- 47 -孤立的研究，實證研究尤其稀少，顯示在研究進程上這一方向的研究仍只處於探索階段。六、智庫的協同創新協同理論在研究多個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變化規律方面有著廣泛的應用。其總的觀點認為，當不同系統能夠彼此耦合、協同作業，所產生的總體效應將大於各個系統簡單相加的結果，即協同可以放大整體效應。一方面，協同效應是各個系統有機、有序互動的產物；另一方面，由於其價值增值作用，它又是激勵系統主動尋求協作的驅動力。根據協同理論的伺服原理，系統中存在某些關乎系統內部穩定、能主導系統變革的關鍵因素，被稱之為序參量。協同各方需要對這些序參量有清楚的認識，以便簡化對複雜局面的分析，掌握系統變革的主動權，推動系統朝健康、有序的方向演進。值得特別提及的是，序參量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隨著新的環境影響而變化。這要求各協同參與方需要密切關注形勢發展，適時做出調整。協同理論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自組織原理。自組織無須依賴外部指令，內部各子系統間能够默契地運作，完成既定目標或任務。與之對應的是它組織，是一種指令導向型的組織，受外界（上級）指控，根據命令採取行動。很顯然，自組織是比較理想的組織形態，更加有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48 -利於協同效應的發生。根據對系統和子系統的不同界定，協同理論可用於分析多個範疇的智庫發展問題，大致可分為內部協同和外部協同兩大類。一是可將單個智庫視為一個系統，其組織體系中的各個部門為子系統，此時協同的焦點在於如何讓內部不同組織部門之間的互動溝通更加順暢、有效，以及如何打破“小圈子”，讓智庫的整體組織利益成為它們的共同追求並自覺地為之付出，從而進化為自組織。二是將單個智庫當做一個子系統，與其外部的關係網絡共同構成一個系統。此時整個系統的目標會較為宏觀，著眼於行業、地區甚至國家利益。對於作為子系統的各個智庫而言，主要是扮演好支持與配合的角色，同時也應能夠從系統中獲得自身發展所需的各種要素資源，以維持系統的穩固並確保協同的可持續性。內部協同本質上屬於組織管理問題，有關研究在其他小節已有充分回顧，本節不再重複。對於外部協同，近年比較流行的做法是組建聯盟。智庫聯盟是由不同智庫出於發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以契約為保障，形成的優勢互補和利益共享的創新型合作組織。換言之，通過群策群力和集聚優勢，聯盟旨在實現“1+1>2”的共贏效應，不僅能產出更高質量的咨政成果，同時也會為成員智庫自身的發展提供外力支撐。智庫聯盟的成員一般具有某些共同特徵，如來自同一地域、屬於同一行業或行政管理體系、研究主題或功能
第二章 文獻綜述- 49 -相近等。這些共同特徵是智庫聯盟的“粘合劑”，也是成員智庫之間協同的基礎或條件。鍾曼麗、楊寶強認為，從外部協同和內部運行機制的視角來探討社會智庫創新建設。外部協同由官方智庫、高校智庫、國外智庫和企業構成，四類主體與社會智庫間形成了優勢互補的協同體系。在協同合作下，構建了社會智庫運行機制框架。運行機制內各子機制在社會智庫建設中具有較強的調節功能、動力支援功能以及聯繫與溝通功能。強化外部協同，完善內部運行機制可從整體上推進社會智庫建設。在此背景下，進一步推進社會智庫創新建設，一是要明確社會智庫定位；二是要完善人才結構，促推精細化研究；三是構建內部籌資機構，完善資金管理；四是避免形式主義，注重內容建設。1毛爽、林明珠總結了三個層次的智庫聯盟。2 一是“會”的層次，即成員智庫之間的合作限於研討會、論壇、理事會會議等形式的信息交流和思想溝通，互動並不頻繁，關係較淺。二是“聯盟”的層次。這個層次的聯盟能對資源、信息、智力、成果等進行整合、優化以及共建共用（如組建內部數據庫和成果庫），並有分工互助與激勵機制；此外，也會以“聯盟”的名義進行宣傳報導、產品研發、1 鍾曼麗、楊寶強：《社會智庫創新建設：外部協同及其內部運行機制的二維視角》，《情報雜誌》2018 年第 11 期，第 36-41、88 頁。2 毛爽、林明珠：《智庫聯盟探究》，《麗水學院學報》2018 年第 11 期，第 62-66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50 -學術支援、成果發佈等。三是“體”的層次。這要求聯盟各方能夠形成真正的命運共同體，有統一的價值追求（如目標、訴求和發展願景），並且是長期、全面、穩定的戰略合作關係。這樣的智庫聯盟對內應能夠培養智庫專家或團隊並具有自我學習能力，從而熟練地獲取、傳遞和創造知識；對外則能夠同步發聲，根據情況及時地修正聯盟的行為，以適應新的環境和知識。事實上，“聯盟”這一概念在國內智庫界並不陌生，20 世紀80 年代各地區建立的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簡稱“社科聯”）實際就是踐行建立所在地區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聯盟思想的產物。各地社科聯是黨委和政府聯繫廣大社科工作者的橋樑和紐帶，掌握著豐富的資源，可以為智庫聯盟的建立提供重要支撐。但是社科聯因為自身的局限性而不能直接等同於當地的智庫聯盟，一方面是由於社科聯涉及的成員單位範圍廣泛，其中很多機構並不具有智庫屬性，且成員之間的聯繫過於鬆散；另一方面在於社科聯的管理模式仍然停留在傳統智庫的層面，組織和運行模式中難免存在陳舊之處，不符合新型智庫的要求。因此，新時代的智庫聯盟應當是能真正實現聯盟資源分享，發揮合作共贏優勢的“新型智庫聯盟”，具有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及公共外交五大功能。11 吳田：《國內智庫聯盟發展實踐探析》，《中國國情國力》2018 年第 1 期，第 13-15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51 -智庫聯盟作為一種行業現象出現的時間並不長，在發展過程中已暴露出一些突出問題。1，2 其一，智庫聯盟在性質上仍是智庫，組建聯盟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履行智庫的使命。但在實際操作中，由於對智庫的範疇界定不清，又或者出於爭取更廣泛支持的目的，很多並非智庫的組織也加入到聯盟，導致聯盟的智庫屬性受到弱化，真正智庫成員間的協同會受到干擾而無法有效進行。其二，目前絕大多數智庫聯盟系由政府部門或有影響力的體制內智庫倡議或牽頭而成立，而非出於各個智庫成員內在的需求。由於被動加入的多，主動參與的少，聯盟成員之間的聯繫不太緊密。很多聯盟長期停留於“會”的層次，有的甚至有名無實，沒有充分發揮應起的作用。而且，民間智庫受到忽視，在各種聯盟中的數量極少，參與度偏低。其三，成立聯盟相對容易，但讓聯盟能夠順利運轉卻並非易事，需要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和運作機制配合。遺憾的是，當前眾多智庫聯盟缺乏制度建設，組織鬆散，各成員的責權利不清晰，分工協作有較大的隨意性。其四，聯盟大多是由同一類型的智庫所組成，雖然這有利於降低智庫成員之間的溝通協調成本，但同質性也會衍生出自我封閉的負面效應，無法實現跨學科、跨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導致聯盟的創新性和組織活力不足。1 吳田：《國內智庫聯盟發展實踐探析》，《中國國情國力》2018 年第 1 期，第 13-15 頁。2 李安：《開放創新背景下高校新型智庫協同建設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安徽大學，2017 年。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52 -吳田認為，目前國內已有智庫聯盟的成員機構中，有一些機構並非是真正的智庫，如有些是以一所高校的整體或者一個企業的整體加入聯盟，這在嚴格意義上都不屬於智庫範疇。其次，聯盟中智庫間的區域界線沒有打破目前國內的智庫聯盟或者是以所在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為天然界限，或者是全國性的，這與我國很多戰略定位需求不吻合。智庫聯盟需要打破區域的界限，建立起與這些國家戰略相匹配的智庫聯盟。同時，聯盟中智庫間的聯繫緊密度不強，尤其是社會智庫的參與度不高。部分聯盟徒有聯盟之名，卻無聯盟之實，結構鬆散，成員間聯繫少，歸屬感差。尤其是涉及範圍較廣、成員數量較多的聯盟，將聯盟內各智庫組織起來的困難度高。這種鬆散情況有時也與聯盟牽頭機構的領導力和號召力有關，如果牽頭機構不能夠盡到“盟主”之責，其他機構勢必更加沒有熱情組織和參與。另一方面，智庫聯盟的活動形式多以舉辦年會和相關主題論壇為主，在合作進行課題研究、共用人才和資源等方面的工作推進較少。聯盟中目前國內智庫聯盟鮮見社會智庫的身影，無論是參與到區域性的或者是主題性的聯盟中，還是組建社會類智庫聯盟工作本身都不盡如人意。1儘管存在諸多問題，智庫聯盟因其突破區域、學科、機構屬性限制，實現智庫人財物的優化配置，促成各智庫間的資源分享和聯1 吳田：《國內智庫聯盟發展實踐探析》，《中國國情國力》2018 年第 1 期，第 13-15 頁。
第二章 文獻綜述- 53 -動互通的獨特價值仍備受認可，未來在全球化深入融合的背景下會有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將會有更多智庫聯盟湧現。為了避免出現上文提到的類似問題，在聯盟組建之前牽頭人或發起機構需要認真思考和明確聯盟的定位和使命，切不可避實就虛，搞形式主義。在招募成員時，亦不可盲目求大，來者不拒；而是有必要進行嚴格篩選，並同目標對象進行坦誠溝通，以保證每位智庫成員有足夠的參與動力，在加入聯盟後有發揮所長的空間。同時，也要適當關注聯盟的多元性，吸納一些不同類型的智庫加入到聯盟中。聯盟建立後，推舉出一個有領導力、號召力以及責任感的“盟主”至關重要。“盟主”應能保持聯盟活躍度，定期或不定期地組織聯盟活動；團結大家，促進聯盟內成員間的交流互動。最重要的是，能夠激發各個成員智庫的潛力，善於配置組合研究力量，從而將整個聯盟的研究水準和建言獻策的品質提升到新的高度。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54 - 第三章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2019 年，澳門迎來了回歸祖國 20 週年慶。經過 20 年的發展，澳門在政治、經濟、文化、民生等多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這既離不開中央政府的熱切關懷和大力支持，也離不開澳門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這包括了澳門智庫的積極參與以及建言獻策。事實上，澳門智庫的發展與澳門的發展息息相關，本章將從五個方面來整理、分析澳門智庫的發展狀況。一、澳門智庫發展歷程儘管“智庫”一詞以及用“智庫”直接命名的組織或機構在澳門回歸後才有出現，但要探索澳門智庫的發展歷程可以追溯到澳葡時期，而在澳門回歸過渡期以及 2012 年之後，對於澳門智庫而言，是重要且具有標誌性意義的發展時期。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55 -（一）早期：澳葡時代在澳葡時期，政府就曾建立早期的澳門智庫。20 世紀 80 年代，澳葡政府開始向亞洲地區推廣葡萄牙的語言和文化，於是在 1982年設立了“澳門文化學會”，該學會的其中一個職能就是在亞洲地區推動葡語歷史、文化、語言的研究。後來，因應《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澳門文化學會改組，成為了如今的東方葡萄牙學會。在民間，澳門也出現了早期智庫的身影，那就是活躍在該時期的澳門社團。儘管當時的社團在社會中更多是作為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溝通橋樑，扮演緩衝二者矛盾的角色，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在政治、經濟、教育、勞工等問題上都有為澳葡政府建言獻策，甚至直接參與到政治當中，發揮了智庫的部分功能。回歸前，澳門在葡萄牙殖民統治時期，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即所謂“二元政治”，也就是“華洋共處分治”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特殊的社會結構中，澳門社團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社會組織，其功能超出一般社團的功能，兼有部分政府職能。1 澳門的傳統社團，如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廠商聯合會、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婦女聯合會、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等，都為澳葡時期的公共事務作出了很大貢獻，儘管它們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智庫組織，但無形中也發揮了智庫的功能。1 張元元：《澳門法治化治理中的角色分析》，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09 年，第 62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56 -例如，成立於 1920 年的澳門中華教育會，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文化教育團體之一，在澳葡時期就為政府提出教育方面的建議。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面對社會要求政府承擔公共教育的呼聲，澳門中華教育會開始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深入調研，撰寫報告，以向澳葡政府反映當時的社會意見。1983 年 9 月，澳門中華教育會廣泛收集世界各地教育財政數據和本澳教育財政現況，向教育界發出問卷《對教育當局津貼不牟利私校意見調查》，並於當年 12 月底公佈結果，全澳各大報章以顯著位置報導了此事。《華僑報》編者還作出評述，表示要把調查結果轉送有關當局參考。1 在澳門中華教育會的建議和協商下，澳葡政府開始對教育投注資源，並在回歸前逐步實現教育資源公共化、教育法治制度化、師資隊伍規範化的進程。2 另外，成立於 1950 年的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則在協調勞資關係、保障工人權益方面為本地工人發聲，向澳葡政府表達意見。在 1980-1999 年這一時期，澳門工會聯合總會與澳葡政府建立起溝通渠道，開始進入與澳葡政府既鬥爭又合作的階段。從 1981 年起，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推動和參與了澳門勞工法律體系和健全的全過程，包括澳門首部勞動法律。3 可見，澳葡時期的澳門社團儘管不1 劉羨冰：《澳門教師爭取權益的五十年──團結自救，破除“唔窮唔教學”的宿命》，2014 年11 月 6 日，https://www.um.edu.mo/fed/eduhist/paper/_04.htm2 《教育會講座談澳基礎教育發展》，《澳門日報》2019 年 6 月 20 日，第 B01 版。3 《工聯總會 65 年發展歷程》，2016-5-11，http://faom.org.mo/article-13990-1.html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57 -是真正以智庫的形式存在，但它卻承擔了智庫的部分功能。它們通過調研走訪等方式收集社會的意見，並以公共利益為依歸，向澳葡政府反饋公眾聲音，對當時的公共政策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二）熱潮：澳門回歸過渡期在回歸前後，澳門曾出現過一陣智庫熱。1 當時的這些智庫非常關注澳門過渡時期的各種事務，向政府及澳門社會各界提出意見，其中，澳門政策研究所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智庫之一。澳門政策研究所成立於 1998 年，是澳門第一間有多名專職研究人員和輔助人員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和民間智庫，其性質是非官方、非牟利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機構。澳門政策研究所通過開展研究、舉辦活動、編撰期刊、出版專著等方式，就澳門過渡時期社會事務、經濟發展、政府治理等方面收集、反饋民間意見，為政府的施政提供對策建議。例如，澳門政策研究所曾為澳門特區政府撰寫了題為《特區政府公共安全管理及其危機的預防》的研究報告，文中分析了當時澳門公共安全管理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危機，並有針對性地提出了預防的建議。除了澳門政策研究所這類民間智庫以外，高校智庫也在澳門回歸過渡期發揮著重要作用。1988 年，澳門政府收購了東亞大學，並1 陳觀生：《本澳應推動智庫發展百花齊放》，2015-10-7，http://www.waou.com.mo/news_g/shownews.php?lang=cn&id=4641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58 -把該校成立於 1987 年的澳門研究所改名為澳門研究中心，訂立其宗旨為“立足澳門，研究社會，為澳門發展服務”。澳門研究中心秉持著這一宗旨，與一眾社會領袖和各行各業的精英，為回歸進程中澳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出謀劃策，成為澳門回歸祖國過渡時期中最重要的學術力量。1 與此同時，前文提及的澳門傳統社團在回歸前後也在繼續發揮智庫的部分作用。例如，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了“關注澳門回歸工作小組”，舉行團體會員、行業代表座談會，把收集到的意見歸納整理，然後送交澳門特區籌委會。又如，澳門中華教育會在回歸前出版了《澳門基本法課本》，舉辦《基本法》培訓課程，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澳門回歸前後，處於政權移交的關鍵、敏感時期，對於澳門未來的政治、經濟、民生等問題的走向，有很多迷茫且迫切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因此不難理解為何在那個時期出現了一股智庫熱潮。當時，無論是智庫組織，還是以社團身份發揮部分智庫功能的組織，都為澳門的平穩過渡及回歸後的穩定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三）新機：2012 年至今澳門回歸以後，智庫有了新的發展，社會上出現了不同類型、性質的智庫，智庫的數量越來越多，其作用也越來越重要。而在1 澳門大學：《澳大〈澳門研究〉三十年！集學者推動學術發展》，2018-08-30，https://www.um.edu.mo/zh-hant/news-centre/news-and-events/news-and-press-releases/detail/45792/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59 -2012 年以後，澳門智庫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這與中央的政策有著重大聯繫。在 2012 年發佈的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到：“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健全決策機制和程式，發揮思想庫作用”。到了 2013 年 4 月，習近平主席對建設中國特色智庫作出了批示，同年 11 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在 2014 年 3 月，習近平主席出訪德國時，把智庫建設提上了國家外交層面，強調要加大中德兩國的智庫交往。同年 10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審議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隨後習近平主席提出：“要從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高度，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切實抓好。”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就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和指示，指明了我國智庫建設的定位使命、方向路徑、總體格局和發展理念，是我們在新時代推進國家高端智庫建設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1 十八大以後，國家積極推進新型智庫、高端智庫的建設，使中國智庫的發展以及對智庫的研究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國家在相關工作上所推出的政策，必然會對澳門產生重要影響。為了融1 馬建堂：《推進新時代國家高端智庫建設》，《人民日報》2018 年 11 月 13 日，第 07 版。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60 -入國家發展大局、配合國家發展戰略，同時也是為了促進自身的繁榮進步，澳門各界更加意識到智庫建設的重要性，並推動有關工作的開展，這讓智庫的發展獲得了新機遇。其中，澳門直接以“智庫”命名的社團也越來越多，而在此之前，澳門僅有“群力智庫中心”、“澳門文創智庫協會”這兩個成立於 2011 年，直接以“智庫”命名的社團。另外，2015 年是澳門經濟調整的關鍵之年 1，在該新的經濟形勢下，政府需要提出新的政策給予應對，這不是單憑決策者個人能力高就能解決的問題，這需要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並集思廣益，才能確保政策的全局性、前瞻性、科學性及可操作性，這就需要智庫的參與。同年，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粵港澳大灣區”首次在國家文件中提及，隨後灣區建設就如火如荼地開展了。由於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三個不同的行政體制，三地如何進行有效整合，協調機制如何構建等，應盡快形成共識，早日實現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願景目標。對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層次的“學術會診”，及時提出富有建設性意義的建議方案，澳門智庫義不容辭。2 在新的發展階段，澳門不僅要面對經濟調整時1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5 年財政年度施政方針》，2015 年，第 160 頁。2 劉景松：《重器無鋒：大灣區視野中的澳門智庫建設》，《澳門日報》2019 年2月20日，第E06版。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61 -期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挑戰，還要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合作，融入國家發展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方向，這為澳門智庫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讓其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同時，社會對澳門智庫有了更多的需求，也對澳門智庫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二、澳門智庫類型為加強政府決策科學性、民主性，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推動澳門經濟社會繁榮發展，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更加重視智庫的發展。澳門特區政府先後成立了政府型智庫，同時也鼓勵民間智庫發揮才智，此外還有幾大高校屬下的研究機構，這些智庫機構在豐富和發展澳門“一國兩制”實踐，提高特區治理能力建設，促進澳門與內地的經貿、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流合作以及推動澳門國際合作和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等提供了智力支援。1 從類型來看，目前澳門主要有政府智庫、高校智庫，以及社團智庫這三種類型的智庫。這些智庫創建時間跨度大，有的擁有三十多年的歷史，有的則因應時代發展需要如“回歸”而來，也有相當比例的智庫是近幾年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提出之後成立的。21 葉桂平：《智庫為澳門繁榮發展貢獻智慧》，《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 年 4 月 6 日，第 002 版。2 劉景松：《重器無鋒：大灣區視野中的澳門智庫建設》，《澳門日報》2019 年2月20日，第E06版。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62 -（一）政府智庫在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就成立了多個政府智庫，例如澳門基金會、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已撤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2018 年 9 月已升格為澳門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等，這些政府智庫會收集、整理、分析有代表性的數據，研究各種與澳門相關的事項，為特區政府的施政提出建議，輔助特區政府構思政策和措施。政府智庫所關注、研究的事項都各有所側重，例如綜合生活素質研究中心，對關於澳門居民綜合生活素質問題，尤其是就業、學歷及專業技能、工作報酬及條件、接受教育、衛生護理、社會保障及社會援助、公共安全、居住及環境素質，以及市民對文化、康體和公民活動的參與，開展或統籌研究及制定報告的工作。該中心後來被改組成為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以後，就推動、開展或統籌關於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現狀分析和未來發展的研究工作，尤其是關於人口發展趨勢及其對教育、衛生和社會治安所產生的影響，經濟和城市發展對生活和環境質量造成的壓力。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以下簡稱“研究室”）則是對澳門社會、政治、法律、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發展戰略規劃開展調查研究以及規劃制定，為特區政府大量公共政策和施政計劃提出了有益的政策建議。此外，研究室還就澳門公共行政組織架構特別是政府架構調整及民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63 -政總署職能調整、領導官員績效評審制度、涉及《澳門基本法》的若干問題、澳門特區政府在施政過程中遇到的具體法律問題等展開了深入研究並為行政長官以及政府其他部門提供了各種施政參考。1 研究室在升格為澳門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以後，特別地把區域發展的相關工作，包括與內地及其他地區的交流、合作和發展工作納入到職責當中。而在政府智庫中，澳門基金會是一個較為特殊的智庫。上文曾提及有基金會為名的研究機構，而澳門基金會就是這樣的智庫組織。澳門基金會的其中一個宗旨是研究澳門的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這是它作為智庫的職能及作用。同時，澳門基金會在有需要的時候，會依法對澳門的機構或實體給予資助，這當中就包括了眾多的澳門智庫、私人基金會等，這時它就作為資助智庫發展的政府機構。因此，澳門基金會這個政府智庫，具有雙重屬性。（二）高校智庫目前，澳門有 10 所高等院校，除了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和中西創新學院沒有設立專門的研究機構以外，其餘 8 所高等院校都有研究機構，圍繞科研、教學、出版、活動等方面開展工作。但澳門資源有限，高校智庫的數量、規模也是有限的，所以為了避免同1 葉桂平：《智庫為澳門繁榮發展貢獻智慧》，《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 年 4 月 6 日，第 002 版。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64 -行競爭，並實現錯位發展，澳門的高等院校在成立智庫時都會把辦學方針、發展方向、優勢學科、社會需求等作為重要考量，成立具有本校特色的智庫。現時，存在於澳門高等院校的智庫有澳門大學的澳門研究中心、中國歷史文化中心、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澳門理工學院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博彩旅遊教學及研究中心、葡語教學及研究中心，澳門旅遊學院的旅遊業研究暨科研中心，澳門科技大學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澳門城市大學的葡語國家研究院、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澳門“一帶一路”研究中心，聖若瑟大學的科學及環境研究所，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的護理及健康教研中心，澳門管理學院的設施管理發展研究中心等等。高校智庫有著天然的優勢，如學術能力較強、專業人才集中、研究領域廣泛、國際交流密切、教學科研結合等等，澳門的高校智庫同樣如此。在研究團隊方面，澳門高校智庫注重與國際及中國內地的機構合作，吸納優秀的專家學者成為智庫的成員，一些澳門高校智庫甚至是與內地著名高校共同建設的，例如澳門大學的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作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是與清華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共同建設的。在開展研究方面，澳門高校智庫除了會開展、承接學術性科研項目以外，也會受特區政府部門的委託，承擔一些政策諮詢調研的項目，就政府的施政方針提出建議。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65 -（三）社團智庫在政府智庫和高校智庫以外，澳門也有很多民間智庫。這些民間智庫通常會被稱為“社會智庫”。當今國際上最具權威性、最有影響力的全球智庫排名報告《全球智庫報告》，就把智庫的類型分為政府智庫、高校智庫以及社會智庫。但基於澳門是“社團社會”，且這些民間智庫大多數是以社團的形式成立，因此，本文把這些智庫稱為“社團智庫”。現時，活躍在澳門的社團智庫數量眾多，有匯賢社、匯智社、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學者同盟、澳門經濟學會、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等，而直接以“智庫”命名的社團將近有二十個，如思路智庫、眾智智庫、社會研究智庫、民聯智庫等。這些智庫多由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組成，承接政府或企業的課題、研發項目，以及撰寫時政報告。通過集聚並挖掘內部力量，發揮同仁慧識才智，在各自擅長領域努力耕耘，為澳門社會繁榮發展作出應有貢獻。1儘管澳門社團智庫的數量眾多，研究的領域也涉及多個方面，如政策、經濟、教育、法律、文化、藝術、環保、外交等等，但它們有一些共同點，包括弘揚“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以立足澳門、服務澳門開展研究，促進澳門與內地的交流合作等。例如，成立於1997 年的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其宗旨是積極擁護《澳門基本1 劉景松：《重器無鋒：大灣區視野中的澳門智庫建設》，《澳門日報》2019 年2月20日，第E06版。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66 -法》，致力參與“一國兩制”的實踐，以理性、客觀、持平的態度開展澳門發展策略的研究。另外，國家在“十二五”、“十三五”規劃明確支持澳門建設“一中心一平台”，因此成立於 2017 年的思路智庫，把“一中心、一平台”作為工作方向，研究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角色與路徑，形成具體諮詢建議和長期跟蹤研究的長效機制，為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建言獻策，促進澳門經濟、社會和文化事業的可持續發展。這些民間智庫機構在豐富和發展澳門“一國兩制”實踐，提高特區治理能力建設，促進澳門與內地的經貿、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流合作以及推動澳門國際合作和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等提供了智力支持。1（四）其他智庫本研究在第二章節探討智庫類型時，曾提及的企業智庫、科研院所智庫，目前在澳門是難以尋覓的。企業智庫是指企業創辦的關聯機構，可以是獨立法人實體，也可以是非法人實體，公開自己的治理結構和研究員信息，從事和企業所在行業有關的公共政策研究諮詢，並向社會無差別無償提供研究成果和事實資料的研究機構。2 澳門缺少企業智庫，與澳門的經濟結構有重大關係。首先，澳門的經濟結構十分特殊，主要以中小1 葉桂平：《智庫為澳門繁榮發展貢獻智慧》，《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 年 4 月 6 日，第 002 版。2 李剛、王傳奇：《企業智庫：範疇、職能與發展策略》，《智庫理論與實踐》2018年第 3卷第 5期，第 1-7 頁。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67 -微企業為主。在 2013 年澳門 57,188 家企業中，大型企業有 134 家，中型企業有 194 家，小微企業有 56,860 家，中小微型企業佔到企業總數的 99.77%。1、2 澳門的中小微企業的數量在企業總數量中佔比超過九成，而中小微企業對於建立企業智庫的需求非常小。其次，除中小微企業以外的澳門企業，基本就是博彩企業、與博彩相關的大型企業，以及中資企業，而這些企業並沒有在澳門建立企業內部的智庫機構。最後，澳門企業對建立企業智庫的認識及重視性不足，這也導致了澳門企業智庫發展停滯不前。因此，澳門目前基本是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智庫。至於科研院所智庫，由於受到澳門的教育體制、科研管理制度、市場資源有限等因素的影響，澳門目前沒有獨立的科研院所，因此也就沒有獨立的科研院所智庫。但是，澳門特區政府、高校或企業會與內地的科研院所合作，圍繞澳門發展問題開展課題研究。例如，因應 2019 年是澳門回歸祖國 20 周年，澳門特區政府為了認真總結“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實踐的經驗，因此與中國社科院開展了專項研究合作，通過社科院科研學術團隊的支持，有系統地梳理了澳門特區政府一段時間以來的施政經驗，藉此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1 梁海明、洪為民、洪雯：《“一帶一路”下的粵港澳大灣區藍圖》，台北：財經錢線文化有限公司，2019 年，第 62 頁。2 儘管這是 2013 年的數據，但由於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並沒有準確地公佈澳門大中小微型企業的數量，因此本研究只能以 2013 年這一數據作為參考。考慮到澳門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因此該數據不會與後文的內容產生重大的分歧。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68 -行穩致遠的學術研究和實踐提供參考借鑒。1三、澳門智庫運營機制如前文提及的，澳門智庫主要分政府智庫、高校智庫和社團智庫這三類，從運營機制上看，由於它們有的是官方智庫，有的是非官方智庫，因此在管理機制、用人機制、資金籌集機制、成果推銷機制這四個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一）政府智庫的運營機制澳門的政府智庫需要遵守澳門特區政府公職相關的法律法規，如《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公務人員職程制度》、《政府部門及實體的組織、職權與運作》等，或受到私法，如《澳門基金會章程》所規範，因此政府智庫在管理機制、用人機制上有規範、固定、公開的要求。目前，政府智庫並沒有專門為研究人員所設立考核、培養、升遷機制，因此政府智庫若需要招聘研究人員，基本上都是按照政府公共部門或自治機構的招聘程序進行公開招聘的，對應聘人員的學歷、研究經驗、學術成果等也沒有非常嚴格的要求，而且這些研究人員所享受的待遇基本1 政府發言人辦公室：《行政長官崔世安赴京拜會社科院》，2019 年 10 月 30 日，https://www.gov.mo/zh-hant/news/306098/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69 -與一般公職人員無異，還需要承擔研究以外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通常不會獲得“研究員”等類似能直接體現智庫研究人員身份的職位或職稱，而是冠以行政職位。例如，在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未升級成局級單位時，其研究人員是有“研究員”的身份的，但在其升級以後，相關的職位就基本取消了。在資金籌集上，大多數的政府智庫資金來源是特區政府的財政撥款，經費來源非常穩定。但是，澳門基金會的資金來源除了政府撥款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且特殊的資金來源，那就是來自澳門特區娛樂場幸運博彩專營承批公司及轉批給公司毛收入 1.6% 的撥款，這讓澳門基金會有充足的研究經費開展自身機構的研究課題，同時也有充足的研究經費去資助其他智庫。在成果推銷方面，對於政策性的研究成果，政府智庫一般不會特別重視成果推銷工作，甚至是不對外公開，而是把成果融入施政當中；對於學術性的研究成果，雖然會加以宣傳推廣，但基本都是以非牟利性質為主的。（二）高校智庫的運營機制澳門高校智庫受學院或學校直接管理，其負責人一般都是由所在的高校教職員擔任或兼任，研究團隊由國內外的專家學者組成，也會吸納在校優秀學生加入，因此，相對於政府智庫和社團智庫而言，高校智庫的人才儲備是較為充足的，具有明顯優勢。對於人才的招聘、培訓、考核、晉升等，澳門高校智庫沒有獨立的機制，主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70 -要跟隨學校的有關規定。高校智庫非常重視成果的發佈推廣，也注重智庫在各界心目中的口碑，會通過舉辦學術研討會、出版期刊和學術著作、向政府部門提交研究報告等方式，推銷研究成果，以此提升智庫以及所在高校的學術影響力，爭取更多的科研項目。至於在資金籌集方面，高校智庫會因所在的高校是屬於公立院校還是私立院校，其經費來源就有所不同。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是公立院校，澳門公立院校的經費投入以政府撥款為主，學費收入和其他收入為輔，而從比例來說，經費大部分由政府承擔 1，所以這三所院校的智庫的經費來源主要來自政府。設在私立院校的智庫，較為固定的運營經費主要來自大學或大學的基金會，如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澳門城市大學基金會。同時，私立大學與公立大學的智庫都會向澳門基金會、澳門科技發展基金會爭取研究經費，而企業或社團在尋求高校智庫合作時，高校智庫也能獲得一定的研究經費。基金會是推動智庫發展的一個重要社會因素，在智庫的發展過程中，基金會一直是智庫重要資金來源。2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主席馬志毅曾表示，基金從 2004 年至 2019 年 9 月底，共批出 1,243 個科研項目，資助總金額為 14.6 億澳門幣（約 1.8億美元），即平均每個項目約資助 118 萬澳門幣（約 14.6 萬美元），1 陳志峰：《澳門高等教育財政制度改革芻議》，《澳門理工學報》2014 年第 3 期，第 155 頁。2 夏春海、王力：《中美智庫的外部環境因素對比研究》，2014 年 12 月 27 日，http://www.tehua.org/article/index/id/240.html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71 -而且該基金資助最多的是大學科研機構，其次為企業，個人佔比較小。1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國家科技部、財政部發佈了《關於鼓勵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參與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組織實施的若干規定（試行）》，改變了過往港澳高校科研人員不能直接申請內地重點研發計劃的困局，這讓澳門高校智庫能通過競爭擇優的方式，承擔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並獲得項目經費資助。（三）社團智庫的運營機制澳門的社團智庫在管理上受到各自的章程所規範，領導架構一般由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組成。社團智庫的成員基本都是一班志同道合的人，或來自同一個專業界別，同時，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多個社團智庫的成員，甚至是一人身兼多個社團智庫的領導成員，因此社團智庫的人才機制較鬆散，沒有固定、專職的研究人員。在人才培養上，一些大的社團智庫會舉辦活動、課程培養人才，但一些小的社團智庫在這方面是不夠重視的，甚至是沒有任何舉動。由於社團智庫大多是非牟利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其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其他組織機構，特別是澳門基金會的資助，其餘是政府購買服務、社會捐贈等。與高校智庫一樣，社團智庫非常重視其成果的推廣宣傳，以此提升智庫的影響力，獲得更多項目合同。1 《科技基金科研資助逾十四億》，《澳門日報》2019 年 10 月 5 日，第 A06 版。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72 -四、澳門智庫特點（一）智庫數量急增，且多學科交叉澳門智庫的起步並不算早，甚至可以說是略遲，但智庫數量的增長速度卻很快，特別是社團智庫。除了有綜合性的智庫，也有專門研究特定領域的智庫，涉及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環保、健康、宗教、管理、社會服務等多個學科。澳門智庫形成這一特點，既與政府支持智庫發展分不開，同時也是回應了社會發展到不同時期的需求。在回歸前後的過渡期，社會各界對“一國兩制”缺乏認識，也迷惘回歸後澳門的去向，因此在那個時期出現了一批專門研究“一國兩制”的智庫。近年，國家提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支持澳門建設“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這些國家戰略、政策決策涉及到多個領域，因此一批新時代的智庫就應運而生，它們主要研究新時期之下澳門在某個領域的發展。所以，伴隨著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演變，以及澳門社會的變遷與發展，澳門智庫不僅在數量方面有所增長，其涉及的研究領域也在不斷增多。值得注意的是，澳門作為一個“社團社會”，社團在政治及日常中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同時，澳門成立社團不需要經過太多的審核，只要合法、守法，以公益為目的即可，而且成立社團的成本也非常低，因此也讓民間的社團智庫的數量迅速增長。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73 -（二）智庫表面競爭，實質私下友好“同行是冤家”這句話放在其他國家、地區的智庫之間是符合的，但如果放在澳門智庫之間就不一定了。儘管澳門智庫表面存在著競爭關係，但智庫之間私下的交往是非常友好的，也會經常有交流合作。究其原因，主要是澳門太“小”了，也就造就了澳門智庫圈子的“小”。所有的澳門智庫，包括政府智庫的成員都可以同時是其他多個智庫的成員，特別是在學術界或專業領域具有聲望的人，會同時在多個智庫身居要職，這無形中鞏固了智庫之間的友好關係，緩解了衝突矛盾。另外，澳門社會和諧，人心穩定，這種氛圍也深刻地影響到智庫之間的交流合作。（三）研究領域廣泛，具有澳門特性澳門在政治制度、產業結構、歷史文化等方面有獨特之處，這對澳門智庫的研究領域也產生了影響。在政治方面，自澳門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方針保障了澳門的經濟繁榮、長治久安，然而隨着“一國兩制”實踐的不斷深化，一些深層次的矛盾會逐漸凸顯，因此為了推動對“一國兩制”以及《澳門基本法》的正確理解和貫徹實施，就出現了專門研究該問題的智庫，如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在產業方面，眾所周知，博彩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所以在澳門智庫中有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旅遊教學及研究中心、澳門博彩研究學會、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74 -澳門城市大學旅遊博彩研究所等以博彩為主要研究領域的智庫。由於澳門近年在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努力解決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產業結構問題，因此，這些智庫會把博彩業和非博彩業的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其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在文化方面，由於歷史原因，澳門與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葡萄牙、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東帝汶這八個葡語國家有著深厚且廣泛的聯繫，所以澳門有很多研究葡語國家的智庫，如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東方葡萄牙學會、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文化推廣協會、澳門巴西研究學會等。澳門地方雖小，但地方特色明顯，需要研究以及值得研究的問題很多，既推動了具研究特色的智庫的成立，也豐富了澳門智庫的研究領域。五、澳門智庫存在的問題隨著澳門各界對智庫的愈發重視，澳門智庫的發展有了很大的進步，其社會影響力也在逐漸提升。然而，澳門智庫仍未成熟，還存在一些問題亟需解決、完善。（一）國際認可程度較低在澳門回歸以後，智庫的數量逐漸增多，但是儘管澳門擁有多個智庫組織，這些智庫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非常有限，未受認可。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75 -2019 年 1 月，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項目”（TTCSP）研究編寫的《全球智庫報告 2018》發佈了，該報告自 2006 年起每年發佈一期，至今已連續發佈了十三年。報告已建立了一套客觀公正的研究體系，其全球智庫排名也因評選過程的廣泛參與和過程設計的嚴謹與公正，成為當今國際上最具權威性的全球智庫排名體系。《全球智庫報告 2018》評選去年全球共 8,100 多間智庫，美國以 1,871 家智庫數量成為世界上擁有智庫機構最多的國家，而中國擁有 507 家智庫，位居世界第三。在一堆智庫名單中，澳門智庫是沒有任何排名的，缺少國際話語權，反觀鄰近的香港，則有幾家智庫出現在榜單中。例如，在“2018 亞洲大國（中國、印度、日本、韓國）智庫 90 強榜單”中，團結香港基金、獅子山學會、思匯政策研究所、香港政策研究所 (PRI) 這四家香港智庫都榜上有名。由此可見，儘管澳門有眾多的智庫組織，但其國際認可性較低，在國際社會缺乏知名度和影響力。（二）素質參差不齊這裡所說的“素質”，既指智庫團隊的素質，也指研究成果的素質。政府智庫、高校智庫的研究團隊都是經過篩選的，而且有學歷、專業、研究經驗等硬性要求，因此其團隊素質一般會比社團智庫的要好，而且研究團隊成員比較穩定。至於社團智庫，規模大的社團智庫，例如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澳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76 -門學者同盟等能把政府智庫、社團智庫的人員吸納進入團隊，這能提高社團智庫的團隊素質，然而一些規模小的社團智庫由於實力有限則無法保證團隊的素質。智庫團隊的素質會直接影響研究成果的質量，成為導致研究成果質量參差不齊的一個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由於澳門智庫研究的問題基本都是圍繞“澳門”開展，所以同一個研究領域的智庫所做課題項目的內容、結論、建議會有相似之處，這也降低了澳門智庫的研究成果質量。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智庫和社團智庫在承接特區政府的研究課題或者調研項目時，由於受到特區政府採購法律制度的限制，課題項目的實際執行很短，通常只有一年的時間，在如此倉促的時間內高質量地完成課題項目，特別是研究性課題，是非常難以確保研究成果質量的。（三）資源整合分配不到位前文曾提及，澳門智庫的運營機制是不一樣的，政府智庫、高校智庫獲得的人才資源、財政資源都比社團智庫多，如果同是社團智庫，規模不同的智庫獲得的資源也會有很大差異。根據《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第 30 期政府機關通告及公告》顯示，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澳門經濟學會向澳門基金會申請了 2019 年度的資助計劃，每個社團的申請都涉及十幾個項目，而它們最終獲批的資助金額都過百萬澳門幣，而一些小的社團只申請了一兩個項目，獲批金額只有幾萬元澳門幣。當然，申請項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77 -目數量、獲批金額是與智庫的實力以及本身具備的人力資源有很大關係的，但這也恰恰反映了澳門智庫資源的分配不到位。在資源整合方面，定位及研究方向類似的社團做的研究課題會類似，但由於缺乏資源整合和共享，導致重複做著類似的課題，造成資源重疊和浪費。（四）經費來源單一，影響智庫“獨立性”獨立性是智庫影響力與公信力的基石，前文已有提到，國外智庫的獨立性多體現為組織獨立、經費獨立與價值中立，當中的經費獨立尤為重要。國外智庫的經費來源是非常多樣的，包括政府撥款、固定基金、民間捐贈、服務收費等等，與之相比較，澳門智庫的經費來源就顯得略為單一了，資金來源及經營缺乏多樣性與獨立性，主要是依靠特區政府的撥款，以及澳門基金會的資助，這讓澳門智庫對特區政府以及澳門基金會產生了嚴重的依賴性，同時也影響其獨立性。有人認為，現時澳門智庫水平較低，不是因為缺乏資金，而是因為“缺鈣”，即缺乏獨立性，與自己的獨立見解。“拿人家的手短”，經濟上沒有獨立性，學術上就沒有獨立性。1 然而，一些澳門智庫，特別是民間智庫，沒有了特區政府和澳門基金會的資助，它們就缺乏了經費來源，影響研究項目的開展，甚至是智庫的1 陸峰：《澳門智庫需要補“鈣”》，2019 年 7 月 20 日，http://www.shangyindai.com.cn/441920.html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78 -日常運作。歸根到底，其根源還是澳門智庫無法拓展經費來源渠道的多元化，讓其在開展研究項目時，考慮太多、顧慮太多，影響智庫的獨立運作，也讓研究成果的質量大打折扣。（五）缺乏領軍人物及專門針對智庫的人才機制智庫組織的團隊構建需要把握以下兩個要素：第一是人才，人才是智庫研究工作成功的關鍵因素，美國的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PPIC）總結自身成功經驗，第一條就是“一流的研究者”，智庫不僅需要有這類高水準的專業型研究人才，還需要有綜合型運營人才，包括領軍人物是否具備足夠的影響力、研究人員是否有“旋轉門”式的多重經歷和團隊組織業績；第二是“獵頭”功能，善於“引進來”及“走出去”，即需要善於吸納人才和創造各類人才實現價值的環境，建立科學有效的績效考評和獎勵辦法，吸納各方高素質人才投身到智庫建設中，形成人才聚集高地。只有如此，才能保證知識的高額回報及貢獻者應得的報酬，以及思想行銷體系和智庫團隊的長遠發展。然而現時澳門智庫之間的關係較為鬆散，儘管日常有交流合作，但未能形成合力，也缺乏領軍人物和傑出人才。智庫的領軍人物，要同時具備扎實的理論知識、豐富的實踐經驗、卓越的領導能力、良好的社會聲望，但這樣的領軍人物在澳門是很少的，也就導致了在規劃研究方向、創造傑出成果、探索管理模式、建立智庫品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79 -牌、拓展傳播影響力等方面缺少了核心力量，嚴重制約澳門智庫的發展。與此同時，澳門沒有專門針對智庫人才的培養及考核機制，智庫人員在不同類型的智庫，有不同的評價和考核指標，政府智庫按照公職人員的評價指標，高校智庫按照大學教學科研人員的評價指標，社會智庫的評價指標是不固定甚至是完全沒有的，這樣難以培養智庫型的人才，而且人才也無法實現向上流動。（六）研究成果影響力有限智庫除了日常的運作以外，還要注重成果的輸出，因為智庫的作用之一就在於引導社會對政策問題的認識，在公共領域實際上還承擔著針對普通百姓教育和面向決策者和社會精英的引導功能，而知識行銷體系則是智庫成果輸出的重要渠道之一。為政府提供決策建議是智庫的核心業務，因此智庫就必須要明確市場目標。智庫可以提出有穿透力、有前瞻性的預測見解，提出技高一籌、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提出可以落地、有效力的實施措施，以幫助決策者更加清醒地施政，減少失誤，有助於提升政策水平，也有利於達成社會共識。與一般性研究不同的是：智庫產出並不是以發表文章、出版書籍為終止點，而是要與決策者形成供給與需求的連結，並對決策產生具有價值的影響。在相關工作上，智庫與決策者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智庫提供準確的資訊，可能性的依據，提供不同方案的利與弊、大與小、輕與重等，以供決策者考慮選擇；決策者則需要在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80 -各種可能中選其一，去拍板，確定是與否、進與退、上與下等問題。智庫組織的價值往往與其價值取向、知識加工水平、信息網絡通道、方法技巧等緊密掛鉤，以其所提供的資訊對使用者的可利用性來衡量。在政府和基金會的支持下，澳門智庫每年都會開展多個課題項目，相應地，也就會產生很多的研究成果。儘管在近些年，澳門智庫的影響力是在逐步提升，但是這些智庫及其研究成果的影響力始終有限，未能達到預期成效。究其原因，是因為智庫內部除了研究人員團隊外，普遍缺乏組建公共傳播、社會交往、會議籌辦等方面的專業團隊，由於研究人員的主要工作是調研和研究報告的產出，一部分屬於公共傳播的工作往往沒有辦法完全兼顧，加上對社交媒體的利用程度落後，不利於各種形式的成果發佈、宣傳和推廣，亦導致與公眾的溝通不多，獲取到的政策回饋不足。對內，澳門智庫的研究成果無法滿足特區政府的決策要求以及民眾的需求，而且成果轉化效率低。第一，澳門智庫的研究成果質量參差不齊，而且也存在重複研究同一個問題的現象，這不僅導致資源的浪費，也嚴重削弱研究成果的影響力。第二，澳門智庫缺乏包裝研究成果的能力。在西方智庫的管理者和學者們看來，成果的包裝與研究的內容是一樣重要的。與其他國家、地區智庫相比，澳門智庫對其成果的宣傳推廣方式較為單一，通常都是以提交研究報
第三章 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 81 -告，或者是以論文集、期刊等方式發佈研究成果，這對社會輿論以及政府的決策影響力是有限的。第三，澳門智庫大部分是從事理論研究，所以大多數的成果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以及理論層面，有的成果甚至由於與實際聯繫不足，與現實背離，出現“大而空”的現象。因此，澳門智庫的研究成果無法得到有效的轉化，無法得到實踐的驗證，對其研究成果的影響力也是不利的。對外，澳門智庫的研究成果正式出版以後，由於澳門與內地的出版制度有所差異，在澳門出版的書籍未必能合法地進入內地並公開發售，這極大地削弱了智庫研究成果的專業性、權威性和影響力。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82 - 第四章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一、新時代賦予了澳門智庫新的使命“一帶一路”倡議為世界提供了一份共用繁榮的發展方案，也為全球經濟復蘇與長遠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倡議契合葡語國家的自身發展願景，對於葡語國家根據各自國情制定和實施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澳門長期以來是中國和葡語國家之間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橋樑與平台，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又肩負著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的文化交流基地”的歷史使命，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澳門溝通中葡、連接灣區的獨特優勢，這成為各方關注的重要議題。澳門智庫服務於政府決策，為其建言獻策，同時還應在國際社會，尤其是葡語國家中提升自身的話語權與影響力，在澳門迎來重大歷史發展關頭之時，必須緊抓歷史機遇，勇於直面挑戰，努力尋求一條定位清晰、協同開放、深度合作的發展之路，以為澳門的繁榮興盛貢獻應有的力量。縱觀歷史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83 -與現實，不難發現，聯盟與協同是澳門智庫發展的必由之路。（一）“一帶一路”需要共商共建共用“一帶一路”建設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廣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重點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共商共建共用是其最根本的原則。作為咨政啟民和人文交流重要力量的智庫，以創新的合作形式，開展“一帶一路”政策研究、學術研討和國際交流，是助推“一帶一路”建設的獨特力量。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以“一帶一路”為研究主題的智庫類機構已超過 300 家。這些智庫不但“抱團出海”，而且攜手國際智庫，成為共建“一帶一路”的有力“行動隊”。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起成立的“絲路國際論壇”和“絲路國際智庫網絡”是在國際範圍內構建“一帶一路”智庫合作網絡的較早嘗試，經過數年經營，取得了顯著效果。2018 年 12 月，第四屆“絲路國際論壇”在法國巴黎舉行，通過展示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希臘比雷埃夫斯港、肯雅蒙內鐵路等“一帶一路”重大項目，用可視化的成果和翔實的案例數據向世界講述了共建“一帶一路”的精彩故事。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84 -2015 年 4 月 8 日，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牽頭的“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在北京成立，該聯盟旨在為各研究機構搭建信息共用、資源共用、成果共用的交流平台。在凝聚國內外各方力量，該聯盟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域外國家所有智庫開放，圍繞“一帶一路”建設開展政策性、前瞻性研究，為中國及沿線國家政府建言獻策，增進國家間政策溝通，推動各方將共商、共建、共用原則落到實處。不僅強調對內要加強交流、溝通、協作，對外更要加強與國際智庫的交流，為“一帶一路”倡議在沿線國家的順利開展發揮智庫的二軌外交作用，通過中外智庫共同發佈聯合研究報告等方式，增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眾對倡議的準確理解，增進民眾之間的友好感情，為“一帶一路”建設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打造堅實的社會民意基礎。截至 2019 年 3 月，智庫聯盟已擁有國內成員單位 138 家、國際成員單位 114 家，國外成員單位基本涵蓋了沿線重點國家和區域的重要智庫。1“一帶一路”倡議從 2013 年提出至今，受到了包括葡語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多個葡語國家紛紛對此作出了明確的積極表態，用實際行動支持了該倡議。2016 年 5 月，葡萄牙總統德索薩會見人民日報社社長楊振武時表示，葡萄牙贊同中國“一帶一1 王洋：《“一帶一路”，中國智庫“動”起來》，《光明日報》，2019 年 3 月 29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3/29/content_5377949.htm。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85 -路”倡議，並願與中國擴大在交通設施、港口建設等多領域的緊密合作；2018 年 3 月葡萄牙外交部長席爾瓦在里斯本舉行的“一帶一路”金融研討會表示，對葡萄牙經濟而言，“一帶一路”是不可或缺的機會，葡萄牙希望利用其在非洲以及葡語國家特有的影響力，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1 2016 年 5 月，莫桑比克在中莫聯合聲明中表示：“決心加強‘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與本國發展戰略和政策的協同與對接”；2017 年 5 月，莫桑比克副外長蒙德拉內高度評價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講話，特別是有關如何應對國際挑戰的問題。同時，他表示，對莫桑比克等非洲國家而言，“一帶一路”倡議的意義非常重大。2 2016 年，佛得角駐中國大使在“一帶一路”大使論壇上表示，“一帶一路”是一項著眼於未來、前景廣闊的倡議，將通過經濟合作、地區融合等方式加強各國之間的聯繫；2017 年 7 月，佛駐華大使塔尼亞·羅穆阿爾多在接受專訪時說，一帶一路是復活的古絲綢之路，佛得角很希望能融入這一框架。3 2015 年 3 月，巴西政府宣佈加入亞投行；2017 年 5 月，巴西聯邦稅務局秘書長伊爾伽羅·馬爾丁斯1 王仁宏、曹昆：《葡萄牙外長說葡希望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人民日報》 2018 年 03月 26 日，第 04 版。2 覃博雅、常紅：《莫桑比克副外長：“一帶一路”倡議可使各國優勢互補、共同發展》，2017年 5 月 15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515/c1002-29276512.html3 龍原、杜梅：《佛得角將融入一帶一路框架──訪佛得角共和國駐華大使塔尼亞 · 羅穆阿爾多》，2017 年 8 月 7 日，http://www.fmprc.gov.cn/zflt/chn/jlydh/sjzs/t1482847.htm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86 -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表示，巴西作為拉丁美洲大國願意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相關項目並加入各領域合作。1隨著“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推進，澳門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又作為聯繫中葡的重要紐帶和橋樑，澳門的未來大有可為，也必須大有作為。這就需要澳門智庫的參與，同時也需要各個智庫加強合作研究，特別是對各類涉及“一帶一路”問題的中觀和微觀層面的前瞻性研究，例如，“一帶一路”倡議與葡語國家區域合作機制之間的關係、“一帶一路”沿線葡語國家政治穩定與經濟前景研究、“一帶一路”進程中各類型企業的案例研究、合作項目的風險評估、輿情調研、各國各個領域內的法規研究等。這些研究涉及的地域面廣、學科領域跨度大、成果要求更嚴格，只有獲得相關國家或地區智庫的聯合、緊密、深入協作，才有可能取得更為理想的效果。（二）大灣區需要精準定位與區域協同粵港澳大灣區是世界第四大灣區，是繼美國紐約灣區、美國三藩市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後又一世界級灣區，是中國參與全球競爭，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載體。在 2017 年 3 月 5 日公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1 王瑞芳：《巴西官員：巴西作為拉美大國願加入“一帶一路”各領域合作》，2017 年 5 月 15 日，http://news.cri.cn/20170515/a211e102-efdb-8914-2f59-f5c4d348b9af.html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87 -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2017 年 7 月 1 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儀式，按照協議，粵港澳三地共同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這意味著香港、澳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新一輪改革開放中的地位和作用獲得前所未有的提升，廣東也迎來了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戰略機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是繼“一帶一路”、“京津冀經濟帶”、“長江經濟帶”等之外的又一新的國家發展戰略。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如何有效統籌以粵港澳為核心區，涵蓋由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肇慶內地九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的世界級城市群的優勢資源，做到既能精準定位各自的功能作用，又能保證區域及更高層面的高度協同，從而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灣區命運共同體，關於這一嶄新的時代命題，迫切需要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實踐性的智力成果作為決策參考和行動指引。這對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建設提出了高標準、高要求，也為大灣區智庫合作發展創造了廣闊空間。智庫須為粵港澳大灣區研究聚集高端專家資源，打造權威指數和頂級論壇，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88 -提供專業諮詢服務。“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種貨幣、三個不同法域、三個獨立關稅區”的粵港澳大灣區與生俱來的多元性、開放性和互鑒性賦予智庫組織以得天獨厚的發展土壤。但必須指出，大灣區智庫建設首先要全面準確理解並堅決貫徹“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立足現實、著眼長遠，做到“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與“規模適度、佈局合理”。規劃出台以來，灣區智庫紛紛就未來發展問題開展了深入探討。2019 年 2 月 26 日，粵港澳大灣區智庫高端論壇在香港舉辦。來自粵港澳的專家及社會各界人士 300 多人，就如何解讀及共同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如何為共建大灣區提供智力支持等方面進行了探討。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明匯智庫主席曾智明認為，對智庫來說，規劃綱要也提出了明確的目標，第十一章第四節指出“支持內地與港澳智庫加強合作，為大灣區發展提供智力支持”，今天這個論壇正是要發揮這個作用。他呼籲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形成三地智庫緊密合作的有效機制。12019 年 5 月 9 日，光明日報社、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廣州市社科聯和華南理工大學在華南理工大學聯合舉辦“搶抓大機遇 煥發新活力──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廣州智庫論壇”。來自北京、上海、1 姜晨：《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論壇在港舉辦》，2019 年 2 月 26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 02/26/content_5368755.htm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89 -廣東等省市的專家學者與會研討，為助推大灣區建設謀良策、出實招。2019 年 6 月 26 日，粵港澳三地智庫代表在廣州簽署框架協議，由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發起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聯盟的成立，有利於廣泛凝聚社會各界共識，促進完善三地智庫交流合作機制，促進共同開展重大課題研究，促進理論創新和成果共用，為大灣區建設貢獻智慧力量。12019 年 8 月 12 日，2019 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僑商論壇在深圳會展中心舉辦，論壇以“深度合作高質發展”為主題，吸引了來自海內外超過 1,500 名的專家、學者、企業家、僑商等報名參加。粵港澳大灣區僑商智庫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同期簽訂。多位知名學者在論壇的主旨演講環節解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整合三地資源，發揮各方優勢，搶抓發展機遇，達成跨界共識，促進深度合作，鼓勵並帶領廣大僑商積極投身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探索搭建政界、商界、學界、僑界溝通交流的互通平台，建立長效機制，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論壇還發起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僑商智庫聯盟，旨在聚合兩岸三地乃至國際智庫、企業智庫、僑商團體，1 《粵港澳三地智庫簽署大灣區智庫聯盟框架協議 歐陽衛民出席簽約儀式並致辭》，2019 年 6 月27 日，http://www.gd.gov.cn/gdywdt/gdyw/content/post_2524059.html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90 -打造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專家團隊，就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規則銜接、科技發展、產業建設等問題進行研究交流，積極建言獻策，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1顯然，智庫研究者們已經深深意識到要構建灣區命運共同體，僅靠單一智庫本身的力量是無法達到理想要求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走協同發展之路。”2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建設的主要障礙是三地智庫的合作機制匱乏，協同性不夠。對此，要創新體制機制，構建有行動力的三地智庫合作模式，實現港澳智庫與內地智庫的資源共用及三地智庫深度協同。宣導三地政府聯合設立“大灣區智庫發展基金”，由港澳和內地人員共同組成理事會，負責基金日常管理和運營績效。同時，遴選一流專家學者，組建“粵港澳三地智庫專家委員會”，在此基礎上打造三地智庫協同機構──“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共同建設大灣區智庫研究、協同、發佈和轉化平台，充分尊重大灣區不同的法律、制度，逐步破解體制機制障礙，推動資金、人員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形成協同一致的強大思想力與行動力。澳門回歸以來，一直保持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社會和諧，譜1 王楠、陳育柱：《2019 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僑商論壇在深舉行》，2019 年 8 月 13 日，http://sz.people.com.cn/n2/2019/0813/c202846-33243128.html2 林志鵬、孫海燕：《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建設的定位與路徑》，2019 年 01 月 21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9/0121/c40531-30579585.html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91 -寫了“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的成功篇章。目前，大灣區居民特別是港澳同胞對於大灣區建設的戰略意義和發展趨勢的認知、認同及共識尚顯不夠。作為灣區四大核心引擎之一的澳門，要認識好、理解好、闡述好這一國家戰略，更要緊抓歷史機遇，瞄準定位，爭取更大力度地得到各方支持。智庫要在中央以及特區政府重大課題研究方面形成合力，全面、客觀、精準地闡釋國家大政方針，並及時傳播、發聲引導。（三）中葡平台亟待創新與夯實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且國家明確地給予大力支持，具有橋樑優勢、旅遊資源優勢、歸僑僑眷的資源優勢和與內地聯繫緊密度強的優勢，且本身在歷史上就是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一站。2015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時強調，國家制定“十三五”規劃、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也應發揮澳門作用。中國與葡語國家以澳門為紐帶，建立了以中葡論壇（澳門）為主的成熟的合作機制，中葡論壇是以葡語作為語言紐帶，在經貿領域建立的多邊合作機制和國際性論壇，在促進貿易、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多領域合作，以及展開對話、達成共識、引導合作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另外，澳門建設中葡平台亦深入推動了中葡學者智庫交往與合作，提升了中葡關係研究水平，促進了中葡人文和學術交流，鞏固了中葡友好民間基礎，為中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92 -葡關係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目前，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合作涵蓋了貿易、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金融、法律、人員交流等多個領域，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和文化交流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得以更加高效地發展。展望未來，中葡關係發展前景更加廣闊，然而也面臨諸多新挑戰、新問題，有待中葡智庫學者進行系統的理論思考和深入的實踐探索，以使未來的中葡關係繼續在真誠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贏、相互借鑒的基礎上持續健康發展。澳門要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更好地發揮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作用，就必須加強智庫交流，實現更深入的機制體制層面的合作。2017 年 11 月 27 日，“中國與葡語國家智庫高峰會”在澳門舉行。來自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社科院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等內地和澳門專家學者以及巴西、葡萄牙、安哥拉、莫桑比克等葡語國家智庫的代表參加，共同圍繞“發揮智庫作用，建設好智庫聯盟和合作網絡”的主題進行研討。1中葡平台需要進一步夯實基礎。隨著中葡關係快速發展，特別是在“中葡經貿合作論壇”的支持和帶動下，澳門對葡語國家和地1 薛涛：《“中國與葡語國家智庫高峰會”在澳門舉行》，2017 年 11 月 17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11/27/c_1122019453.htm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93 -區研究都顯著升溫，這與中國和葡語國家和地區在全球戰略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密不可分。然而，從長遠的角度去考量，由於相關研究起步較晚，人才相對缺乏，研究視角相對狹窄，因此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應用性研究，亦或是實踐操作過程，都存在諸多不足，根基相對薄弱的問題進一步凸顯。有文章認為，“長遠來看，澳門的各類智庫需要提升整體研究能力與水平，否則難以滿足政府及公眾的期望與需求。”1 這對中葡平台的發展而言無疑是一個亟待需要改進的短板，而通過深入有效的協同合作與聯盟，以“聯盟平台”而非“單一機構”或“短期合作”的思維進行運營，能從根本上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從而達到合作各方的共贏。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區域合作需要創新。加強中葡學者智庫間的交流與合作是中葡實現各自復興，並得到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需要。歷史上，中國、葡語國家或地區都對世界文明的進步與發展作出過巨大的貢獻，形成了各自豐富的知識傳統與思想遺產。當前，中葡都在努力追求各自的夢想、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創新是共同的發展出路，而創新需要思想的交流與碰撞，智庫通過加強交流，互學互鑒，開展更廣泛的治國理政和經濟社會發展經驗交流，從而從對方的經驗中汲取智慧，形成自己的原創性思想體系、知識產品和話語形態，在創新的環境中實現各自文化與社會的復興。1 卜樂：《澳門：邁向一流智庫，誰人之殤？》，《澳門月刊》2015 年第 6 期，第 32-35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94 -因此，從中葡平台現階段發展的訴求而言，澳門智庫的學者應站在中葡關係發展的思想前沿，擴大思想與合作交流，大膽創新機制體制建設模式，為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提供組織與人才等資源保障。這些問題的研究，有助於澳門建成更高端的世界級智庫，有助於澳門智庫打造整合資源的平台和網絡，更有助於發揮澳門智庫的協同效應、輻射效應，真正地承擔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建設、中葡平台發展等重大歷史重任。二、澳門建設世界級智庫的機遇與挑戰新的時代背景賦予澳門智庫新的歷史使命，也使澳門智庫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巨大的發展空間，世界級智庫的建設任務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澳門具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地位、國際化的人才結構等優勢，也具有充足的資金實力、自由的研究氛圍，應該說，澳門已具備了建設更高端的特色智庫的基本條件。然而現實是，長期以來，在國際上公佈的世界級智庫排行榜中，澳門總是空白的。世界級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是思想創新力，清晰的角色定位與發展路徑、精準而具前瞻性的研究領域、國際化的學術與社會影響力能為思想創新力的形成與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推動能源。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95 -（一）機遇1、角色定位與發展路徑更為清晰誠然，目前澳門智庫仍存在基礎較為薄弱、影響力不足等諸多不足，但這不能成為其妄自菲薄的理由，恰恰相反，“船小好調頭”也正是其優勢之一。在面臨新的歷史發展機遇時，澳門智庫必能迅速調整定位，重新定義新的發展思路，架構新的發展路徑。在未來，澳門智庫應加快構建新的角色定位，即面向“一帶一路”、聯結粵港澳大灣區、溝通中國與葡語國家的智庫聯盟平台所在地，借助創新性管理思維和科技平台，以基於平台經濟的運營思維協同整合內地、港澳及葡語國家和地區的學術、媒體等各方力量，培育更為國際化的高端人才結構。就智庫發展路徑而言，人才與組織是最為基本的內部資源保障。智庫生存與發展的生命力、競爭力在於智庫人才，具體而言，是如何培育、凝聚、留住人才，以及才盡其用。澳門雖小，但收入與生活水平高，經濟社會穩定繁榮，國際開放度高，對內地及全球華人人才以及其他國際人才具有較強吸引力。此外，澳門擁有多所高等院校，研究氛圍良好，具備有效組織各方人才的基本條件。澳門今後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能通過智庫聯盟平台的有效運營，形成並保持一支穩定的、精良的、國際化的研究人才隊伍，實現研究資源的高效運作及研究成果的高效產出。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96 -2、研究領域更為精準而具前瞻性澳門智庫應該審時度勢，瞄準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積極對接，建言獻策。踴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是澳門對接國家“十三五”規劃的主要內容之一，也是澳門發揮自身沿海港口優勢、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依託，並且已經寫進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之中。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一戰略，如何充分發揮澳門作為核心引擎的重大作用，接軌中央對澳門的發展定位，也是澳門智庫的重大研究領域。而作為中葡平台，則需要澳門智庫著重對葡語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相關問題展開深入的持續性研究。同時，學者對作為政策宣導者、民眾觀念影響者的智庫也作出了導向正確原則的提醒，“一國兩制”是中國的偉大創舉，也是前無古人的創新，人們需要秉持共同繁榮的堅定理念探索，“摸著石頭過河”，其間發生的各種波折需要正確看待與理性解讀，而智庫在其間扮演重要的角色。澳門城市大學協理副校長葉桂平指出，澳門智庫應該自覺遵守《澳門基本法》，成為“愛國愛澳”的輿論平台，尤其在“一國兩制”等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以及社會民生議題上及時進行政策解釋，引導形成正確的社會價值取向。澳門智庫要在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前提下，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97 -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澳門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認真把握《澳門基本法》實施中的重大原則問題，以及特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面臨的老問題、新問題，為澳門“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提供更多體現澳門特色、體現以“愛國愛澳、包容共濟、務實進取”為核心內涵的“澳門精神”的思想產品和智力成果。13、決策、學術、社會影響力更為國際化建設世界級智庫，必然要求也必然帶來其影響力的巨大提升。澳門智庫面向葡語國家與地區，通過自己國際化的交互活動過程，進而影響和改變決策層、學術界、社會大眾的思想和行動。朱瑞博和劉芸認為智庫影響力是智庫賴以生存的根本和核心競爭力，因此提升影響力是智庫孜孜以求的關鍵目標。2 朱旭峰和蘇鈺基於社會結構理論，從西方智庫影響公共政策機理的層次結構入手，把智庫影響力分為決策影響力、精英影響力和大眾影響力三個層次。3 李安方等認為，智庫影響力的形成是其決策影響力、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輿論引導 ) 的綜合體現，智庫行銷能力也是智庫影響力形成的關鍵因素。4 評判一個智庫的發展品質，其中的重要指標一1 葉桂平：《智庫為澳門繁榮發展貢獻智慧》，《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 年 4 月 6 日，第 002 版。2 朱瑞博、劉芸︰《智庫影響力的國際經驗與我國智庫運行機制》，《重慶社會科學》2012 年第3 期，第 110-116 頁。3 朱旭峰、蘇鈺：《西方思想庫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基於社會結構的影響力分析框架構建》，《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 年第 12 期，第 21-26 頁。4 李安方、王曉娟、張屹峰、沈桂龍︰《中國智庫競爭力建設方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 年。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98 -定包括其影響力，而世界級智庫則必須具備在國際社會發聲乃至左右國際相關事務決策的能力。澳門一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站，如今在“一帶一路”特別是“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響力。通過澳門這個重要節點，“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不僅可以輻射到東南亞、非洲和歐洲，還可以走向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拉丁美洲。在這方面，澳門既有特殊的地理優勢，又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澳門是貿易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它的法律體系、商業運作模式更與境外一些國家和地區接軌。對於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澳門可以扮演獨特的角色，通過建設澳門的世界級智庫，則將更有利於講好“一國兩制”的故事，講好中國的故事，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得到客觀解讀，也使澳門的國際影響力得到進一步提升，為政治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二）挑戰要建設世界級智庫，以澳門的現狀來看，尚存在諸多挑戰，這些挑戰往往主要關乎智庫本身的行動能力。不解決這些困難及面臨的可能風險，這項任務就不可能完成。而通常建設的過程，也就是解決問題的過程，二者辯證統一，解決了問題即利於智庫的建設，智庫的建設也利於問題與風險的迎刃而解。主要包括以下幾大挑戰：1、籌資運作由於澳門智庫的發展受到籌資因素的制約，立場難以保持智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99 -庫所必需的中立與客觀，導致部分學者對澳門智庫是不抱樂觀態度的。如，鄧玉華認為，澳門是一個小規模的社會系統，其中高等教育發展只不過是 1/4 個世紀的事，學術底子薄弱，加上很多社團和民間組織的參與者絕大多數屬義務兼任，各種資源均缺乏，且不少正受到政府的資助，故澳門是否存在智庫成疑。1 智庫是政府與公眾之間進行理性溝通的重要渠道，是引領公共利益聚合與表達機制的核心力量。獨立、客觀、公正的智庫是社會的“安全閥”，是上下之間矛盾的“緩衝器”、“減壓器”，通過讓智庫發揮在多元利益表達機制中的關鍵作用，可以有效地防範和化解惡性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澳葡政府時期的諮詢體系是由政治性諮詢機構與政策性諮詢機構組成，諮詢機構成員的選任作為一種政治獎勵，可擴大社團參與政治事務的範圍與程度。回歸以後，除了設立行政會代替原有的輔助總督執政的諮詢委員會之外，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66 條“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可根據需要設立諮詢組織”的規定，特區政府不僅保留了回歸之前成立的絕大多數諮詢機構，而且出於加強政策公信力的考慮成立了更多的諮詢機構。21 鄧玉華：《探討澳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社團的社會功能》，程惕潔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 · 社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512 頁。2 婁勝華、潘冠瑾、林媛：《新秩序：澳門社會治理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30-32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00 -從具體的職能運作分析，澳門政府的諮詢機構大部分都只承擔政策諮詢職能，就其功能範疇內的事務向特區政府提出意見或建議。官方、半官方智庫由於經濟上無法實現獨立，研究課題由政府相關部門立項、指派，研究結果由政府部門來組織審核、評議等，因此容易受到政府或上級的影響，從而難以提供更為科學、更為合理、更為客觀的前瞻性創新成果。為了彌補現有諮詢組織的機制性缺陷，特區政府在 2006 年的《施政報告》中曾提出“將全面檢討政府現行的諮詢機制，革新、優化既有諮詢組織的功能，同時建立一個面向各個層面、各個階層的，具有廣泛的民意代表性和充分專業權威性的全新諮詢機制，對民意進行全面的吸納和提煉，使民意更為集中，從而有利於政府政策準確反映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有利於政府的施政得以進一步改善。” 資金獨立性是影響智庫獨立性、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重要因素。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和社會投入機制是歐美智庫發展的根基。這些智庫的資金來源既包括政府的委託、撥款和補貼，也包括企業和基金會的資助，此外還有個人的捐贈或其他經營費用等。為了鼓勵社會捐贈，美國等西方國家都制定了公司和個人對智庫的捐贈可從應納稅額中扣除的激勵政策。智庫在經濟上不受制於政府，更可能避免和克服被某些特定的部門利益所驅使的被動局面，使其研究者可以不受干擾地去獨立判斷，更好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方案。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101 -1 楊文慧、李宏、孔媛：《國外智庫研究人才組織與流動模式研究》，《智庫理論與實踐》2018年第 3 卷第 4 期，第 25-32 頁。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智庫資金籌措機制，實現資金來源的多樣化，健全信息披露和共用制度，這是智庫真正獨立於政府與利益集團的基礎。通過政府的直接補助和成果採購，有助於加大政府資金對智庫的支持。同時，也可通過制定稅收優惠等政策鼓勵民間資本對智庫的資金支持。公共決策部門的政策諮詢與課題研究更多地採取向全社會公開招標的方式，可以使得真正具實力、信譽好、影響力大的智庫得到更多發聲機會，更有利於世界級智庫的培育。2、人才瓶頸從人員構成與產生方式分析，澳門特區政府諮詢機構的組成人員包括政府官員、專業人士、社會人士或社會團體代表。澳葡時期，社團領袖的子弟有更好的受教育機會，並有機會得到提攜，從而形成過去澳門社會提拔人才的慣用規律。由於諮詢機制的目的在於使政府對社會的意向反應更為敏銳，而政府官員的委任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導致諮詢機構的代表性和公信力不足。楊文慧、李宏等通過對國外優秀智庫的先進經驗進行分析，總結出了 3 種不同的人才組織與流動模式，即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為代表的課題導向的靈活型人才組織與流動模式、以巴黎政治大學國際研究中心為代表的引領行業的積累型人才組織與流動模式、以美國蘭德公司為代表的全領域覆蓋的綜合型人才組織與流動模式。1 國外的優秀智庫案例表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02 -明，常駐人才的合理組織給予智庫穩定的研究能力，滿足了大多數情況下的研究需求；但當常駐人才不能滿足智庫需求，或某些短期需求不必通過改變人才組織形式來滿足時，流動人才招攬迅速、實力多樣的優點則凸顯出來。以澳門經濟社會發展規模來看，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採取蘭德公司這種人才組織模式的，智庫應想法設法保障人才使用需求的可即時充分滿足，而要建設有效的智庫聯盟，制定合理高效的合作機制，並輔以智庫網絡化平台，通過平台運營來使所需人才的數量與結構得到有效優化，最大程度啟動研究者活力，是目前最為可行的方式。智庫應對智庫內外領域相關人才時，應該以綜合實力各項要素作為評價標準，錄入人才庫並定期更新；充分利用人才庫的跟蹤和預測功能，發現人才發展需求。通過對智庫和人才的實力和需求的匹配，準備適合本機構的多種人才隊伍方案。根據本智庫的人才隊伍方案，與機構外研究人才保持長期的深度穩定合作關係，能夠在簡化手續、降低成本的前提下針對課題快速地召集人才隊伍，並能通過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手段保證研究人員對成果產出的嚴謹負責態度。在引入平台經營理念後，智庫將不僅是基於課題項目集結的研究團隊，更是互補互倚的命運共同體，來自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各類機構的不同人才在這一平台得到自我實現，更使智庫聯盟平台得到自身實力的巨大提升。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103 -3、內容建設智庫的核心能力還體現在內容建設方面。結合澳門實際，智庫的研究內容應根據中國、葡語國家和地區和世界發展的實際，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葡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努力掌握該研究內容方面的最大話語權。由於研究起步晚，定位尚不清晰，原始數據缺乏等，各智庫的內容建設存在較為普遍的不系統、不深入、缺乏特色及國際化視野等問題。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智庫須重點圍繞如何實現“一帶一路”合作構想、中葡互利共贏、共同發展，中葡務實合作中的具體問題及相關基礎性問題進行研究。針對研究選題較為分散的問題，智庫應從更高層面審視自身定位，結合自身優勢確定重點選題與支撐選題，構建研究立體網絡，兼顧學科基礎研究點、課題交叉學科線及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面。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具備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團隊能帶來更為寬廣的研究視野，也必能帶來更多的思想碰撞，利於特色和創新的形成。與此同時，為了保障研究過程中所必需的豐富翔實的信息資源，進一步加強文獻信息資源數據庫的建設迫在眉睫。通過分析上文提到的“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等新時代智庫聯盟，平台化趨勢漸顯端倪。這一趨勢具體表現在通過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實現智庫人才、資金、課題等各類資源基於網絡平台的優化運作。智庫通過平台的搭建，實現研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04 -究課題的網絡招標與任務發包，有效整合並充分利用互聯網智力資源，將研究相關問題的專家學者、社會大眾的智慧都集納到智庫平台上來，由基本的“集資”向更高的“集智”發展，同時也能擴大智庫的社會影響力。作為智庫聯盟，重要的不僅僅是整合資源，更在於“築巢引鳳”，即從平台運營思維出發，為資源的運作提供良好的配套服務與環境氛圍。在智庫網絡平台方面，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副主任、首席專家李剛在一次圓桌對話中提到，中國台灣有一種智庫叫作網絡智庫。網絡智庫設計了一套系統，用不同的介面分別向公眾、公務員和專家開放。在做政策議程設計的時候，不同的人可以通過不同的介面回饋自己的意見。這個系統還承擔著政策路演的重要功能，即在政策即將推出之前，將其放到這一系統中預先演練，徵求全社會的意見。1 在同一場對話中，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副主任丁元竹提到，智庫要積極認識和學習互聯網技術，緊跟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節奏，提升運用工具的能力。2 其中，大數據在研究中的應用，已有實例證明其重要性。丁元竹提到曾經做過的一個政策研究項目，研究人員利用座談會、個案、訪談、問卷等傳統方法收集到了 2,000 個樣本，但傳統方法樣本研究1 王琳：《網絡時代 智庫如何提升影響力》，2016 年 7 月 20 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6-07/20/content_38920001.htm2 王琳：《網絡時代 智庫如何提升影響力》，2016 年 7 月 20 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6-07/20/content_38920001.htm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105 -成本過高、抽樣難度大，後又利用互聯網平台在客戶端做了 300 萬的樣本基礎大數據分析，並對涉及該政策的數百個人進行訪談，印證了大數據分析的結果，從而大大提高了研究的信度與效度。因此，大數據的運用與互聯網平台的搭建，通過平台運營管理研究資源，實現資源的迅速整合與協同優化是當前澳門智庫往世界級水平發展的可行方案。4、成果轉化傳播智庫研究成果的有效傳播是提高其影響力的重要一環。長期以來，澳門優質文化出版資源並未得到應有的廣泛傳播，這與新聞出版政策限制、本地出版社缺位、缺乏良好的合作機制等原因有關。然而，作為優秀智庫，研究成果是其最重要的產品產出，無法做到精準又廣泛的傳播，影響力就無以形成，轉化也無法實現。在澳門文化界與內地出版社的合作方面，正在逐步取得更多的實質性進展。2019 年 7 月 5 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澳門分社揭牌成立，此舉為進一步回應國家文化發展戰略，更廣泛彙聚優質出版資源，完善和豐富全球發展佈局，作出了一次有益的探索。該社致力於澳門優質文化出版資源的發掘整理研究和出版發行傳播工作，同時依託澳門獨特的區位優勢和文化優勢，構建一個聯繫港澳台地區和全球葡語國家的文化發展平台，為全面深入認識和研究澳門提供一個更為豐富和有效的視角。該社將發揮版權互通共用功能，推動澳門與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06 -內地的文化出版交流傳播，促成本集團及內地優質圖書在澳門的出版發行，提升澳門優秀出版物在內地的出版發行傳播效果，推動以出版為中心的廣泛的文化交流傳播。1除了大膽創新與探索合作模式，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澳門智庫還必須確保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運作，具備“愛國愛澳”的家國情懷，在此基礎上充分利用互聯網平台，尤其是社交媒體來建立智庫與社會的溝通渠道，勇於直面熱點問題，及時以民眾喜聞樂見的信息傳播形式交流信息、傳播聲音，當好公共政策與民意之間的橋樑和紐帶。創新運營模式，高效配置智力資源，搭建“智庫 + 媒體”的良好合作平台，加強與輿論媒體的溝通，利用媒體的品牌優勢和公眾影響力，供給以媒體高質量的思想產品，大力配合媒體自身的發展戰略，實現雙方共贏，形成無間合作的命運共同體。基於不同國家與地區及不同研究學科領域的研究團隊的智庫聯盟，必然能在更為廣闊的範圍內取得成果傳播與轉化機會，而通過建立獨具特色、完備可信的專業資源庫，可使世界各地的互聯網用戶從智庫中獲得新的思想啟發、新的專業觀點和大量有效的數據資料，利於培養用戶習慣與黏性，從而提高智庫的影響力時效性。總而言之，新背景下，澳門迎來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1 出版社集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澳門分社揭牌成立》，2019 年 7 月 9 日，http://news.gxnu.edu.cn/2019/0709/c1330a156158/page.htm
第四章 新背景：“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的新發展- 107 -它站在更高的歷史高度審視澳門在歷史長河中的優勢積累，賦予了其更為明確而重大的使命，確定了澳門的中長期發展方向，必將為其走出當前面臨的經濟過度一元化等困境提供更具可行性的科學解決方案，亦為澳門智庫的高度發展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發展空間。澳門智庫必須緊抓歷史機遇，勇於面對困難與挑戰，積極大膽探索與創新，以平台思維運營管理智庫資源，以互聯網科技整合優化智庫資源，在充分深刻理解自身優勢與劣勢的基礎上，釐清發展特色，清晰界定自身定位，聯合政府、媒體、產業界等利益相關者，構建世界範圍內的智庫命運共同體，在建設世界級智庫之路上勇於作為與擔當，為發展“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葡平台持續推進作出應有的貢獻。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08 - 第五章新目標：建設高水平的澳門智庫一、澳門建設高水平智庫的必要性（一）落實國家關於建設高端智庫的方針政策智庫的功能和作用是為政府的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建議，從而使政府能制定並實施有效的政策。因此，智庫被認為是當地社會與立法、行政、司法並立的第四大機構。前文曾提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2013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這是中共中央文件首次提到“智庫”，可見在新時期，國家對智庫建設的重視。2014 年 10 月 27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審議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上強調，我們進行治國理政，必須善於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廣泛力量。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和
第五章 新目標：建設高水平的澳門智庫- 109 -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智庫，重視專業化智庫建設。當前，在大變革時代，高端智庫、專業化智庫的建設深刻影響著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同時也影響到澳門的發展。因此，落實國家建設高水平智庫的方針政策，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澳門需要推動有關工作的開展。（二）國家建設高端智庫需要澳門智庫發揮作用目前，國家正在建設新型智庫、高端智庫，澳門作為中國的其中一個特別行政區，積極落實國家建設高端智庫的有關工作是必要的，同時，國家建設高端智庫也需要澳門發揮自身的作用，給予一定的支持。有學者認為，近年來，中國智庫雖然發展迅速，但智庫建設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包括智庫發展未達到決策諮詢的需求和期望、智庫制度尚未形成、產權意識薄弱、市場化程度不足、國際化水平不高、供需銜接不夠等等。1 面對這些問題，澳門智庫可以根據“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原則，協助國家建設高端智庫。例如，澳門的國際化程度高，對外交流頻繁，因此澳門可以發揮該優勢，與中國智庫進行深入合作，為中國智庫提供“走出去”的平台與機會，助力中國智庫提升國際化水平的同時，也是助力澳門智庫完善自身建設的過程。總的來說，澳門建設高水平智庫，1 周宏春：《中國智庫發展現狀與促進建議》，2018 年 2 月 13 日，http://www.drc.gov.cn/xslw/ 20180213/182-473-2895608.htm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10 -能助力國家高端智庫建設，也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種體現，這也就證明了澳門不斷提升智庫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三）澳門的發展前景需要智庫發揮更大的作用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全國各族人民正在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鬥。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一國兩制”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完善。澳門回歸後，在“一國兩制”方針保障下，澳門特區政府團結社會各界人士，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傳承“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觀，始終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保持了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社會和諧、民生改善，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為確保澳門永久保持繁榮穩定與長治久安，澳門特區政府必須繼續有力地把國家的發展與澳門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必須制定和實施正確的、有效的和具有戰略眼光的政策。在這一過程中，澳門特區政府既要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又要充分利用智庫的聰明才智，使政府的頂層設計與智庫的建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如今，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為澳門的發展前景描繪了美麗的藍圖。澳門除了在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中發揮中葡商貿合作
第五章 新目標：建設高水平的澳門智庫- 111 -服務平台的作用以外，還通過《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框架，積極參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加大與內地，特別是周邊城市的合作。此外，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澳門作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假設。如要使上述發展機遇成為現實，澳門特區政府有必要聽取智庫的意見和建議。誠然，澳門在發揮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作用、落實 CEPA 和參與“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建設的過程中，成就是不容低估的。但是，與澳門特區政府投入的巨大行政資源和經濟資源相比，與澳門各界的期望值相較，這一成就是有限的了。其原因之一就是澳門的智庫未能發揮更好的參謀作用。例如，早在2006 年，中央政府就在國家的“十一五”規劃中希望澳門特區政府儘快實現經濟結構多元化。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 2018年公佈的《2017 年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顯示，2017 年，澳門博彩和非博彩業務稅收入比重分別為 89.6% 和10.4%。另外，澳門主要非博彩行業總收益超過 3,711 億澳門元（約459 億美元），按年上升 3.6%；主要非博彩行業增加值超過 1,573億澳門元（約 194 億美元），按年上升 6.3%。1 可見，澳門的經濟1 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2017 年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2018 年 12 月 28 日，https://www.dsec.gov.mo/Diversification/?lg=mo#s4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12 -適度多元化發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成效有限，與中央政府的目標也有一定的距離。這與澳門智庫未能提出有價值的政策建議不無關係。又如，“一帶一路”倡議問世迄今已有 6 年之久，澳門作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作出了多大的貢獻？從中獲得了多少早期收穫？今後如何獲得更大的成果？這些問題的答案無疑是澳門特區政府希望知道的，而澳門的智庫至今似乎仍未能提出精準有效的答案。中國通過智庫建設，不斷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邁向現代化，提升國家的軟實力。相對應的，澳門也非常有必要不斷地推進智庫建設工作，並且在質量上對智庫提出更高要求，這樣才能提升澳門的發展實力，保障澳門未來的發展找到合適的出路，擁有不斷前進的動力。二、澳門建設高水平智庫的可行性（一）“一國兩制”的保障與支持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經濟呈現蓬勃活力，民主政制穩步發展，社會治安良好，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升，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彰顯了“一國兩制”方針的科學性和巨大生命力。1 “一國兩制”不1 李志強：《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澳門特別行政區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2019 年 9 月 19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19/c_1125016276.htm
第五章 新目標：建設高水平的澳門智庫- 113 -僅讓澳門在經濟、民主、社會等多個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一國兩制”也為澳門建設高水平智庫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澳門的“一國兩制”實踐中，可以看到“一國兩制”既能保證澳門特區有“一國之本”，有強大的國家做堅強後盾和支撐；又能保證澳門特區有“兩制之利”，保持高度自治和地域優勢，這樣的制度十分有效地保證和推動澳門社會進步與發展。1 事實上，“一國兩制”讓澳門在建設高水平智庫的過程中，能“背靠祖國”，得到國家的幫助與支持，並能恰當地使用國家的多種資源，這包括了雄厚的科研資金、成功的智庫管理經驗、學術精深的專家學者等等，同時，也讓澳門能發揮自身的優勢，保持高度自治，獨立地建設具有地區特色的智庫。前文曾提及，“獨立性”能保持智庫的生命力，而且，這種“獨立性”並不是單一維度的概念，運作過程、組織形式等都是其表現之一。因此，“一國兩制”從根本制度上保障了澳門能獨立建設智庫，為建設高水平智庫奠定基礎。與此同時，建設高水平智庫需要一個和諧安穩的環境，而“一國兩制”也充分保證了澳門擁有這樣的環境去建設高水平智庫。1 新聞局：《崔世安：“一國兩制”在和平統一進程中起重要作用》，2019 年 9 月 27 日，https://www.gov.mo/zh-hans/news/264330/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14 -（二）澳門擁有構建高水平智庫的經濟實力智庫建設需要足夠的財力支援。在表面上，智庫應該為保持自身觀點的中立而在財力上不依附於任何一個公共部門或私人部門。但在現實中，國際上的許多智庫都將獲取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資助作為維繫自身生存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儘管財力並不是造就高質量的智庫的唯一條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缺乏足夠財力支援的智庫，既不能招募高水平的研究人員，也無法開展研究工作所需的調研或學術活動。澳門在推動構建高水平智庫的過程中，不必為財力不足而擔憂。2018 年，澳門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高達 666,893 澳門元（約 8.2 萬美元）1。另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統計數字預測，到 2020 年時，澳門的人均 GDP 將達到 14.3 萬美元，超越卡塔爾，成為全球最富有的地區。2 當然，人均 GDP 的數值高並不能真正說明澳門的經濟實力情況，但是，這個數值起碼能表明澳門是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能為構建高水平智庫提供雄厚的財力保障。（三）內地擁有巨大的學術資源眾所周知，事在人為。高水平的智庫必須擁有出色的人才。但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 (2018 年 )》，https://www.dsec.gov.mo/TimeSeriesDatabase.aspx?KeyIndicatorID=702 馬應龍：《2020 年澳門人均 GDP 將世界第一》，2018 年 08 月 9 日，https://www.wgi8.com/news/news_25802.html
第五章 新目標：建設高水平的澳門智庫- 115 -是，受自身人口規模的限制，澳門的人才極為匱乏。這是澳門在推動構建高水平智庫的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一大挑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佈的數據，除去港澳台高等學校的數量，截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中國內地高等學校共計 2,956所，其中包括了 2,688 所（含獨立學院 257 所）普通高等學校，268所成人高等學校。1 同時，內地還擁有大量高質量、高水平的科研機構。這一巨大的學術資源在一定程度上能解決澳門人才短缺的問題。當然，為了充分利用內地的人才資源，澳門必須制定特殊的人才引進政策，修改不合理或欠合理的人才政策。（四）澳門國際化程度高季羨林先生曾說：“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在時間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說就是澳門。”2 澳門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也是西學東進、東學西傳的重要“窗口”，這樣的經歷，提升了澳門的國際化程度。更重要的是，澳門這片彈丸之地，卻能同時包容東西方文化，讓各種不同的文化得以在澳門相互交流，融合發展，充分展現出多元文化的豐富多彩。建設高水平智庫，不能閉門造車，需要對外交流，融入世1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9 年全國高等學校名單》，2019 年 6 月 17 日，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201906/t20190617_386200.html2 季羨林：《澳門文化的三棱鏡》，《羊城晚報》1999 年 12 月 14 日，第 004 版。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16 -界，並能在國際上產生影響力，因此高水平的智庫一定是國際化的智庫。而澳門這座國際化城市，有助於本地智庫吸收來自世界各地的“養分”，通過自己的融會貫通，再與世界接軌，讓世界更容易聆聽澳門的聲音。（五）澳門擁有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就功能、運作方式及成果的形式而言，智庫不同於研究機構。但是，智庫的政策建議必須以學術研究為基礎。因此，營建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有利於推動學術進步，從而有助智庫開展研究工作。在“一國兩制”下，澳門既可以獲得國際上的所有互聯網資源，也能購買世界各地出版的不同政治傾向的圖書報刊；既能容忍不同意見和觀點，也能就各種不同的意見觀點展開爭鳴、辯論和討論。這樣一種思維活躍、開放、自由的學術研究氛圍是極為寶貴的，為各種層次、各種方式的學術交流提供了良好環境。
第六章 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 117 -第六章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一、“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要素（一）澳門特殊的時空位置智庫設立要以澳門城市定位為基礎，一是在宏觀層面要考慮澳門的政治定位，要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框架內開展工作，這是一切工作的前提；二是在中觀層面要考慮澳門當前的城市定位，即澳門世界休閒旅遊中心、中國和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一中心，一平台”的定位。同時，澳門不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城市，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但可以跟內地合作打造新增長點，而且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東南亞、“一帶一路”範圍去開拓；三是在微觀層面要考慮澳門的功能定位，當前澳門正在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會展業、金融業、中醫藥產業及文創產業取得明顯成績，要圍繞多元化的發展開展智庫建設。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18 -（二）智庫的理念水平理念是一個機構發展的前提，決定著機構的發展方向和水平，智庫的理念同樣是智庫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擁有先進的發展理念決定著智庫的發展高度和影響深度。在理念方面主要有：一是發展理念，這決定著智庫的發展方向，發展理念要符合當今國際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只有具備先進的發展理念，智庫才能生產高質量的智庫產品，提高研究水平，提升研究能力，提升智庫的影響，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二是規劃理念，這決定著智庫的發展高度，對於智庫而言，僅有理念是不夠的，只有制定詳細的規劃去付諸實施，理念才有可能變成現實，通過規劃理念把發展理念具體化，制定出時間表和路線圖，保障智庫理念順利實施。好比日本民間最早的智庫──野村綜合研究所，在創立之初就確定了國際化發展思路，在明確發展定位的基礎上，培養員工的全球化視野；通過在全球設立分支機構，研究海外市場動向，為日本貿易立國作出了重要貢獻，最終成為具有重大國際影響力的戰略型智庫。（三）知識生產與運用的能力智庫的基礎實力在於知識和智力，智庫影響力的競爭也是智力的競爭、知識的競爭，具體表現在知識生產、知識應用和知識傳播的能力和水平。通過多學科領域知識的交叉與創新，形成政策理念與主張，進而影響公共政策制定。在這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對問題
第六章 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 119 -意識的培養，研究的關鍵是確定“真問題”，其應用必須是能夠切實解決現實政策問題的“真知識”，從而促進智庫專家的知識在公共政策過程中被決策者有效運用。智庫知識生產與運用具體為政策研究、政策分析與政策設計，這是智庫的中心工作，因而也是智庫影響力的核心因素。智庫既是政策研究與政策分析實踐發展孕育的結果，同時也是現代公共政策研究成長的組織基礎和重要載體。智庫通過團隊的力量並且借助於組織化的路徑提升其政策研究與設計能力，從而不斷擴大其影響力。通過政策理論研究，發現並傳播那些短期內未必會轉化成為政策的學術思想。通過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張，並力圖使這些政策主張獲得公眾的支持和決策者的重視，將來被政策制定者採納。（四）政策諮詢與行銷能力強大的政策推銷機制和廣泛的推銷渠道是智庫提升影響力的重要條件。政府經常性地求助於智庫已經成為世界上各國家、地區的普遍現象，中國在改革開放和轉型發展過程中，決策層對於智庫專家的重視程度也是越來越高，中國近年來智庫的數量也在不斷增長。智庫的政策諮詢與行銷能力重在智庫的傳播，只有把政策傳播出去並且被制定者接納的智庫才有生產力、生命力。一是要有暢通的傳播途徑，智庫的研究成果成功地傳遞給決策者，需要在知識與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20 -權力之間打造一條穩固高效的通道，智庫既要有向決策者講真話的勇氣和底氣，又要有說話的藝術和溝通交流的通道。二是要有良好的傳播實力，從國際經驗來看，雖然說智庫行銷能力的提升跟政策思想市場的成熟密切相關，但是，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智庫自身建設水平，智庫自身運行機制的完善和智庫專家知識成果的不斷創新，能極大提升智庫的行銷能力和影響力。例如，英國“更安全世界”研究所是獨立的國際化非政府組織，該組織借助媒體和網絡平台宣傳自身政策及有效影響，提升了其國際影響力。（五）資源獲取與增值能力智庫的發展離不開各類資源的支撐和保障。一是人力資源，人才是第一資源，智庫的生命力在於創新能力，創新的關鍵是人才，人才是智庫的核心，人才及其智力是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智庫需要擁有來自不同學科領域和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研究人員，具有多學科性和跨學科性的特點；二是財力資源，資金支持是智庫發展的必要條件，是智庫吸引人才、開展研究和諮詢的保障，直接關係到智庫自身能否良好運轉，許多智庫屬於非營利性機構，決定著智庫資金資源需要多元化；三是信息資源，信息的獲取、分析和利用是智庫進行決策分析重要的基礎資源，並貫穿智庫研究活動的全過程，準確而全面的信息資源是研究成果品質高低的決定因素之一，信息資源獲取於增值能力也是智庫發展的關鍵能力之一。全美亞洲研究
第六章 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 121 -所是獨立於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非營利性智庫，憑藉美國知名大學的高水平研究團隊，基金會、公司和政府的充足基金支持，以及準確全面的信息保障，研究所逐漸躋身於國際一流智庫之列。（六）完善的自身管理能力智庫同企業一樣，同樣需要完善的內部管理機制，智庫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內部管理能力提升。只有不斷加強內部行政、人事、財務、公關、交流等管理，營造寬鬆、和諧、高效的工作氛圍，才能夠提升智庫的運營效率，才能不斷提升智庫自身影響力。一是健全的內部治理結構，明確內部機構職能，管理和科研合理分工，構建科學的智庫內部治理組織架構能夠直接影響智庫的運行效率。二是完善的激勵機制，合理設置獎懲分配、管理與監督等，是推動智庫高效運轉的重要條件。二、國外先進智庫的特點分析從世界範圍來看，國際影響力卓越的智庫集中分佈在美歐等發達國家，根據《2017 年全球智庫報告》，歐美智庫在全球智庫十強中佔了九席，其中美國智庫獨佔五席 1。而 2019 年公佈的《2018 年1 王輝耀、苗綠：《中國智庫的國際影響力提升路徑研究》，《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3 期，第 43-48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22 -全球智庫報告》同樣如是。通過對美國布魯斯金學會、比利時布魯蓋爾研究所、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等國外先進智庫進行分析，有以下特點：（一）專業化的研究隊伍一是專業多元化，研究團隊的專業分佈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綜合實力較強，並且非常重視人員配置的合理性和科學性，以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採取多學科交叉的矩陣研究機制，進行跨學科綜合性研究；二是行業多元化，研究團隊包括學者、官員和實業界人士；三是身份多元化，研究團隊包括專職和兼職兩種身份；四是人才梯隊多元化，有研究院、研究助手及輔助人員梯隊，人才培養通過在“幹中學”完成；五是人員國際化，智庫非常重視智庫研究人員的多元文化背景，一般秉承開放的思想，實施多渠道的人才招募機制，吸納世界各地的人才參與智庫研究，為智庫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資源，保證了智庫研究的國際性；六是人才評核嚴謹化，美國智庫都有一套嚴格的評價體系和晉升制度，根據考核結果決定研究人員的晉升、續聘或解聘，如斯坦福國際諮詢研究所 1973 年制定的評價系統包括專業成績、提升、委託關係、計劃領導和系統管理等 5 個方面的功能項目，每個項目分 6 個等級。蘭德公司的考核標準主要包括蘭德高品質研究標準和反映蘭德特徵的“蘭德特殊研究標準”兩個方面。同時也具備健全的人員激勵機制，智庫激勵
第六章 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 123 -研究人員的方式主要有：通過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待遇，給予研究人員物質方面的激勵；對考核優秀的研究人員知識激勵等。蘭德公司的近兩千名雇員來自全球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共掌握世界上的 70 多種語言。布魯斯金學會有 100 名研究員，100 名研究助手以及 200 名輔助人員。研究員中 50% 是純學術背景，35%兼有學術和政府背景，純官員背景 15%1。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則沒有聘用專職的研究人員，研究項目主要通過聘請外部人員組成研究團隊完成，人員通常由多樣化的專家組成，包括學者，對某個問題有深入理解，公共政策專家通常是官員或者政治家，了解政府的運作，以及實業界人士，也就是政策最終要影響的用戶。法國智庫的研究人員大多由退休高官和知名學者擔綱或組成，特別是非常重視退休高官的作用。這些官員經驗豐富、閱歷精深、人脈廣泛、熟悉政策操作流程，使決策諮詢更為合理，從而能夠更有效地影響政府決策，擴大智庫的影響力。美國智庫普遍實行實習生制度，實習生制度為美國智庫的繁榮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對於實習生而言，主要是鍛煉能力、增加閱歷，同時“美化”簡歷。對於美國智庫而言，實習生作出了重要貢獻，一是承擔會議組織與聯絡的工作；二是給研究人員當學術助手1 錢再見：《論新型智庫的核心能力及其提升的創新路徑》，《江海學刊》2017 年第 1 期，第105-113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24 -的工作，比如搜集資料等；三是其他行政工作，比如市場推廣、宣傳等；四是減少費用支出，因為是實習生，美國智庫基本上不用考慮提供費用的問題，實習生制度也是美國智庫既能保持行政效率與科研效率，又能節約成本的一個方式。在管理上，美國智庫對實習生的管理主要是項目制。美國智庫的研究工作分不同的項目，項目是隨著課題和經費的，課題完成或者經費枯竭，項目也就結束了。並且，每個項目都有負責人，負責人是科研人員。每個項目一般都有固定的行政人員，這樣每個項目的實習生就歸這個項目固定的行政人員調配使用。由於項目有長有短，所以招收實習生的時間就比較有彈性，可根據項目的需求招聘。（二）特色化的研究方向國際著名智庫的研究議題都有自己的特點。一是及時性，對國內外出現的熱點問題馬上展開討論和研究，國際智庫都把突發事件作為重要機會，緊抓不放；二是前瞻性，能夠引領對重要議題的話語權，如能源問題、社會轉型、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等；三是現實性，選出一到兩個領域深入研究，形成研究特色，形成權威；四是國際性，越來越多的智庫不再局限於研究國內問題，它們積極開展對全球性公共議題和他國問題的研究，以此提高對全球問題的影響力，確立對全球性議題的國際話語權。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課題涉及亞洲、歐洲、非洲、
第六章 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 125 -中國、中東、日本、朝鮮半島、土耳其、俄羅斯與泛歐亞等地域問題，還包括宇宙空間安全、人道主義援助、糧食安全、公共衛生等全球議題。比利時布魯蓋爾研究所關於歐洲宏觀經濟和全球經濟的研究，美國彼得森研究所關於國際經濟的研究，瑞士羅馬俱樂部關於可持續發展的研究。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傳統研究主要涉及經濟、外交與國防政策、社會與文化、健康衛生、公共輿論與政治、能源與環境以及教育等七個領域。德國阿登納基金會更加強調其政治型智庫功能，針對年輕人的公民教育，針對專業人士的熱點問題和新問題展開討論等，成為了自身不可替代的優勢。（三）多元化的經費籌措來源充足的資金是智庫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保障，美國智庫的資金來源一般分為兩部分，即固定收入或核心收入和變動收入。固定收入的形式主要包括固定基金收益、會員年度繳費、年度預算，變動性的收入主要包括各類捐贈、委託服務和其他活動或出版收入等，其中社會捐贈和委託服務是智庫的主要資金來源，美國智庫享受免稅的優惠政策，同時社會對智庫的捐贈也可以享受免稅待遇。一般而言，智庫通常以固定收入作為機構運轉和人員工資等的日常開銷，在此基礎上，設立或開拓各類項目和活動以籌集更多的資金。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國際經濟研究所、傳統基金會、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等智庫都有一筆固定的捐贈基金用於日常運營。比利時布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26 -魯蓋爾研究所的收入主要來源於其成員的年費，會員費用佔其年度預算的 80% 以上，但每家會員會費不超過 5%1，這可以保護智庫所追求的獨立性、專業性和客觀性。同時，智庫通過投資收益模式推動經費保值增值，加拿大亞太基金投資產生的收益可以用於基金會的日常運營和管理。（四）完整的評價機制智庫對機構的評價關注的是產出和影響，對個人的評價則關注已有的聲望和參與過程。智庫對於機構本身及其研究成果都有一套完整的控制和評估機制。通常會聘用第三方機構或人員，或者採用客觀的評估方法，對機構的研究工作和成果進行評價。評價既有 3-5年的長期評估，也有年度的評估，對出版物的質量，都有嚴格的評審機制。另外，同行評議也是智庫經常採用的一種評價方法，主要是同部門及跨部門同事互相對各自的研究成果進行評議。這一評估可以沒有固定時間，每當某一研究人員準備突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時，可尋求同行評議。對人員的考核建立了不同的考核評價機制。對於研究人員個人，很多智庫沒有設置複雜的考核和評估機制。關鍵是嚴把進人關，在引進和雇用的時候，要進行嚴格的評估。比如，現有的研究員一般都已經是某一領域的專家，具有一定的聲望和成就，或者在政界1 趙加英：《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核心競爭力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2017 年。
第六章 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 127 -具有一定的貢獻和地位。這樣的研究員已經具有了開展高質量研究的基礎，應該讓他們集中精力搞科研。另外就是看研究人員平時參與機構各種活動的積極性。如果一名研究人員很少參加各類活動、從不對相關議題發表意見和聲音，那麼，這種的研究人員在機構工作的時間不可能長久。有些智庫在個人評價方面則比較嚴格。傳統基金會為員工考核設立了統一的考核內容標準，分別為專業成績、提升、委託關係、計劃領導、系統管理等五個項目，每個項目又細分為六個等級，以此作為考核依據，決定內部人員的調動、升遷以及解聘等事宜。艾伯特基金會員工績效的評估是由各部門負責人每年召開一次評估會議，根據員工的崗位和級別進行考核。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採用的是一系列內部評估體系，但都屬於較為“軟性”的評估，而非嚴厲的考核。各個研究中心主任根據中心目標對研究人員的年度工作進行比照評估，並給出建議。布魯蓋爾研究所聘請外部著名經濟學家組成的委員會對研究成果進行評價，一般分兩個週期進行。每三年一次的評估主要針對研究所的研究戰略和長期發展，每年一次的評估主要分析學者研究的影響及其相關性。布魯金斯學會則規定只有研究員可以出版，而且在出版前必須要有會長親自審核，簽署意見，也只有高級研究人員才可以對外發表評論、舉辦講座等。德國艾伯特基金會採用了歐洲品質管理基金會的 EFQM 模型對項目操作過程進行監督評估。在實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28 -施過程中，定期對項目運作是否嚴格按照時間表進行、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目標、是否進行了有效溝通等方面進行控制，為智庫提供參考。（五）國際化的組織網絡國際知名智庫通過設立海外分支機構、聘用海外研究人員，與國際智庫、大學、研究機構等合作建立起國際化的研究網絡，以國際化視角開展研究，提升國際影響力。比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在北京、莫斯科、貝魯特、布魯塞爾設立海外中心，聘用當地學者和工作人員，以及有過當地工作經驗的政府官員、商界精英，憑藉他們對政策制定、實施的了解及熟練的語言能力開展研究，很好地實現了研究的“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結合。在海外成立研究中心是國際智庫的普遍做法，比如布魯金斯學會在北京、多哈、新德里設立研究中心。日本的野村綜合研究所在北京、上海、紐約、倫敦、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台北、首爾、馬尼拉、莫斯科等城市設立分公司，收集相關政治、能源信息，掌握海外市場動態。（六）國際化的傳播渠道國際知名智庫非常重視把研究成果推向思想市場，進行全球傳播，而這就需要採取一些行銷策略。第一，舉辦公共論壇和國際會議，定期邀請國內外政策制定者、媒體、學者和其他部門的代表討論各種內政外交問題，提高社會對內政外交政策的認知度，同時，
第六章 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 129 -到大學進行學術公開演講，進行頻繁的學術交流也是推銷智庫成果的一大途徑。第二，智庫自身積極發行期刊、雜誌、專著、簡報以及年度報告等出版物，向大眾宣傳智庫的政策研究成果，藉此推銷思想。美國智庫發行出版物主要有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外交》、傳統基金會的《政策評論》、布魯金斯學會的《布魯金斯評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外交政策》、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華盛頓季刊》等。同時，智庫也要善於同媒體合作。比如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與世界知名媒體進行深度合作，包括英國的《衛報》、《經濟學人》、《金融時報》，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法國的《世界報》、德國的《明鏡週刊》、比利時的《歐盟觀察家》等；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同多個國家的圖書館簽訂交流協議，將研究論著、出版物分送給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其中該研究所的軍備、裁軍和國際安全年鑒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出版。在互聯網時代，國際智庫紛紛花重金打造自己的網站，並通過博客、聊天室、現場訪談等各種社交媒體平台為公眾提供大量的資訊、資源，包括會議資訊、講座視頻以及重要資料庫的鏈接，從而實現研究成果的全球傳播，擴大智庫的影響力。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官網提供英語、中文、法語、俄語、阿拉伯語、德語，蘭德公司官網提供英語、中文及阿拉伯語等，以此來滿足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受眾需求。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30 -三、提升智庫核心能力“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建設世界級智庫應著重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國際視野的人力資源建設人才是構建新型智庫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是智庫競爭力的關鍵。世界級智庫要有人力建設的國際視野，加大國際化人才的培育。為此，需要抓好三類人才：一是戰略型領軍人物，他們是智庫“靈魂”。這類領軍人才不僅理論功底深厚，而且有戰略眼光、前瞻性思維，對實際問題的把握非常準；二是複合型研究人才，他們是智庫品質“壓艙石”，能夠體現智庫的實力，應由結構合理、各種專業各個領域專家組成團隊；三是專業型管理人才，他們是智庫“黏合劑”，提高智庫運行效率。管理人才主要在人事、經費、項目、宣傳、推介，會務等管理工作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智庫的品牌優勢提升發揮較大的作用。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一是增強團隊領導力，科學謀劃組織的發展願景，構建快速合作、快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有效做出跨部門決策的高績效文化。強化組織執行力，重視過程考核，加大對組織制度、流程和技術執行力的考核權重，強化執行意識；二是發掘人才內部生產力，因人制宜，將最優人才配置到關鍵崗位，加強
第六章 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 131 -培訓和回饋。提升工作勝任力，讓員工參與績效目標的制定，不斷提高下屬的工作自主權和參與感，提升個體組織能力，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特長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自我組織團隊管理的機構，共同研究制定團隊和自身發展方向和制度等；三是注重交流合作，一方面積極鼓勵人才對外交流，定期為不同研究領域人才到國外智庫開展合作研究，參加重要國際會議提供便利條件，增強智庫人員的國際交流能力。另一方面，應當適度聘請國外的專家學者交流、訪學，甚至是進行常駐性的研究，為國內的智庫人員創造多元的、國際化的工作環境。（二）專注自身定位的研究方向智庫是決策者的顯微鏡，顯微鏡就是對公共政策問題進行持續性、深入性跟蹤研究，形成特色專業領域。美國三藩市灣區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蕭恩 · 藍道夫認為，智庫專家應當對某一專業領域有長期的跟蹤研究，並且同教育部門、研發部門和實業部門等建立密切聯繫，專業智庫應當能夠為政府決策提供最基礎的分析資料，輔助其作出正確的判斷。1 因此，圍繞“一帶一路”倡議，澳門智庫應該要專注自身定位，確定研究方向，形成自身特色優勢，形成拳頭產品，實現運營品牌化，提升研究水平，提高智庫核心競爭力。1 中國社會科學網：《發揮智庫在現代治理中的關鍵作用》，2019 年 11 月 25 日，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51134252068370978&wfr=spider&for=pc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32 -至於研究內容，則要聚焦以下方面：一是咨政領域，智庫以專業、客觀和獨立的方式，幫助決策者對政策進行充分的論證與評估，進而體現政治決策機制的科學化；二是思想領域，智庫的最大作用就在於產生新思想並以此來改變決策者對世界的認知與反應，將最中肯的見解傳遞給大眾和決策者，為培養社會理性與思想解放作出貢獻；三是學術領域，學術產品體現了智庫工作者的洞察力、調研力、思辨力、表達力和群策力，也是智庫競爭力的重要表現。（三）國際視野的智庫傳播聚焦“一帶一路”區域定位和世界級智庫的發展定位，加強對外傳播能力建設，提升智庫影響力。一是依靠思想輸出厚植傳播實力。“一帶一路”倡議具有明確地域指向，基於“一帶一路”沿線眾多國家的風俗習慣、歷史傳統、合作態度的顯著差異，在深入細緻分析各國別的實際情況後，以相應符合的語境模式、國別語言向沿線各國闡釋“一帶一路”的科學內涵，及其所蘊含的中國哲學式思維，充分發揮智庫在“一帶一路”共建中議題上的釋疑、釋惑的作用。此外，還應針對當下某些西方國家對於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刻意歪曲予以回應，如“西南戰略大通道”、“橋頭堡”、“西進”等說法，這些名詞都極易被沿線國家與其他國際群體誤讀為中國在謀求區域性主導地位。對此應該予以積極回應，詳細闡述“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刻內涵與思維理
第六章 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 133 -念，為“一帶一路”共建提供良好的理論氛圍。二是依靠全球議程拓寬傳播途徑。目前聞名於全球的各類國際論壇，幾乎都是由歐美智庫或擁有智庫功能的、歐美人主導的國際機構運營的。每年年初在瑞士舉行的達沃斯論壇，幾乎能確定未來一年經濟評價的總體脈絡；每年夏季由英國智庫承辦的香格里拉論壇，則基本上主導了亞太地區甚至全球安全評估的總基調；還有每年下半年召開的 G20 會議、APEC 會議，許多議程的設置都有歐美智庫的影子。設置議程的背後，是壟斷國際話語的歐美霸權。要圍繞“一帶一路”建設內容設置全球議程，舉辦圍繞“一帶一路”建設為主題的論壇、會議，開設“一帶一路”理論專刊等正式的傳輸渠道，通過學者間的友誼關係、向留學生群體開展“一帶一路”相關專題講解等非正式渠道進行成果輸出。注重對社交平台與網絡的使用，透過沿線國家通用社交平台發佈關於“一帶一路”建設的相關信息。通過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名智庫網頁添加鏈接，增加雙方智庫間的互動。力圖以構建多層次、多維度的成果輸出渠道，全方位提升智庫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國際影響力，在國際話語上突破歐美霸權。三是依靠影響輿論提升傳播能力。歐美智庫通常會在各類話題上發佈全球評估報告，類似各國民主化程度的評估排名、各國廉潔指數、人類發展指數、全球發展水平評估、全球新聞自由度評估、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34 -全球人權報告等等數不勝數。這些研究報告均以公允、扎實、客觀的面貌出現，一經發表，就會令國際媒體爭相報導。從中國的角度看，雖然這其中不乏有客觀、優秀的研究成果，但不少仍夾雜著歐美意識形態的色彩，中國在這些報告中的排名通常都比較靠後，以至於國際形象常常受到損害。要圍繞“一帶一路”建設內容，發佈相關報告，建立與國際主流媒體的合作機制，積極爭取在國際主流媒體上定期發聲，在國際舞台上發出聲音，影響國際輿論，影響他國政策，提高自身話語權。（四）完善內部管理機制一是良好的准入機制，不拘一格吸引人才，加強學科建設和研究團隊建設，形成學科優勢，打造高素質研究團隊，重點建設一批能夠增強原創能力、推動理論發展的創新型學科團隊；一批有較強對策研究能力、對經濟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創新型智庫團隊；一批德才兼備、具有先進管理理念和較強組織協調能力的政策研究管理人才；二是開放的競爭機制，內部一律實行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體現機會均等、待遇均等、權利均等，深化科研考核評價體制機制改革、科研經費管理體制改革創新、科研項目管理體制機制改革等智庫體制機制改革，建立與承擔新型智庫科研任務和發展需求相適應、體現激勵與約束的收入分配體系，將評價重點放在決策諮詢服務的成效和成果上，不斷優化智庫內部管理，提高智庫運行
第六章 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 135 -效率。提升科研手段現代化和信息化水平，重點是建立健全單位內部科研、財務、項目負責人共用等辦公自動化信息平台，提高科研管理效率；三是科學的評價機制，智庫評價機制就是為實現智庫在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各評價要素及其持續聯動的運行系統和動態化、科學化的發展體系。評價要素包括智庫評價的主體要素、標準要素、指標要素、方法要素、程式要素及結果要素，這些要素相互聯繫與促進而形成運行系統和動態化、科學化的發展體系。任何評價都應是一種全方面全過程的系統評價，而不僅僅是事後評價和事中評價，按時間順序可劃分為前置評價、中置評價和後置評價三個階段。其中，前置評價的目的是實現功能匹配，主要包括確定評價原則，對智庫分類和進行功能測評等；中置評價主要體現為績效評價，包括評價主體（強化協力廠商評價、多元評價主體）、評價標準（包括智庫成果創新性品質性、智庫社會影響力、智庫團隊競爭力等）、評價指標體系（冰山模型）、評價方法（定性分析與定量評價、專家同行評價與協力廠商評估等相結合）、評價程式（程式公正、透明公開等）、評價制度（專家遴選、信息公開制度等）；後置評價的宗旨為智庫評價結果運用，主要包括評價結果回饋、評價激勵和績效改進等。通過上述三個過程實現對智庫的閉環評價，以促進智庫建設與發展的良性循環。11 鄭代良：《構建合理評價機制 推動智庫穩健發展》，2016 年 12 月 19 日，http://www.cssn.cn/xspj/zkpj/201612/t20161219_3350903.shtml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36 -（四）積極有效的外部互動社會關係資本是智庫發揮作用的有效渠道，包括智庫與政府、企業、學界、媒體、公眾所有的社會關係。一是加強與政府的互動，構建政府領導、資深研究人員與政府官員間的交流渠道，打通智庫對決策的影響途徑，保持與決策部門的暢通交流、有效互動，避免與決策需求脫節、與實踐需求脫節，這是智庫能夠找準真問題、提出管用建議、有效服務決策的前提和基礎。要與政府之間建立相互依賴、相互平衡、相互促進的新型夥伴關係，促進智庫與決策層的交流和信息連通，主動跟蹤政府的一些決策需求，為政府決策提供高質量的意見建議。建立有序的決策諮詢報送渠道，定期向決策層呈報智庫成果，讓有參考價值的調研報告、對策建議進入決策者視野。爭取政府信息和數據更多地向智庫開放，並及時將智庫成果被採用情況、產生的實際影響等回饋給研究人員，不斷強化智庫研究與決策需求的協同互促關係。只有這樣的互動才可以建立彼此間的信任，使智庫成為政策制定、執行與回饋中的重要力量。二是加強智庫與媒體的互動，智力是出思想、出思路、出思維的地方，媒體則是聯繫政府與社會的紐帶，是連接政府與民眾的橋樑，更是溝通輿情與民意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智庫應主動借助境內外媒體的宣傳手段，積極傳播自己的研究成果，善於主動設置議題，
第六章 新核心：澳門高水平智庫建設的能力體系分析- 137 -充分發揮引導社會輿論的功能，主動與境內外媒體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和合作機制，建立穩定的媒體渠道，合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刊物、網絡媒體等傳媒載體。智庫專家可以接受電視媒體等的採訪，在新聞網站開闢評論專欄等，拓寬成果轉化應用渠道，積極引導社會公眾。三是加強智庫與學術研究的積極互動，智庫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學術研究的理論支撐，學術研究的高度和厚度決定了諮詢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學術研究從概念導向出發，為智庫研究提供理論、方法和工具；智庫研究遵循問題導向，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針對實際問題提出思想觀點和對策建議。要把智庫建設、學科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改進和完善科研組織方式，鼓勵團隊化、開放化和集聚化研究，有效集聚和利用研究機構內外乃至境內外的優秀人才和學術資源，推出兼具學理支撐和應用價值的高質量智庫成果，提高在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對策研究方面的整體影響力。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38 -第七章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一、國內外知名智庫聯盟的對比分析迄今為止，世界各國智庫在一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產生了一系列國際著名智庫組織，尤其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世界主要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智庫發展處在明顯領先的地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分析老牌的國家 / 地區智庫及國內優秀智庫的建設歷程、發展狀況及運行機制等相關經驗，對於澳門智庫的建設和協同發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和啟示意義。2019 年 1 月 31 日，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項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研究編寫的《2018 全球智庫報告》（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在紐約、華盛頓及北京等全球 100 多個城市發佈。1 在這份報告中，一共有8,162 家全球智庫進入統計數據，其中歐洲智庫最多，高達 2,2191 全球化智庫：《最具影響力〈全球智庫報告 2018〉全球發佈，中國智庫上榜榜單分佈更廣》，2019 年 2 月 13 日，http://www.ccg.org.cn/Effect/View.aspx?Id=10696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39 -個，約佔全球智庫的 27.2%，北美洲智庫有 1,972 個，約佔全球智庫的 24.2%，二者智庫總和佔比超過全球一半以上。長期以來，歐洲和北美洲是最大的智庫運營地，但報告指出，美國和歐洲的智庫建立率在過去 12 年中有所下降，相較於 2017 年而言，2018 年北美智庫數量無變化、佔比下降，歐洲智庫數量和佔比在前年的基礎上均有所增加。與此同時，亞洲、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和北非的智庫數量和類型繼續擴大。其中，亞洲的智庫數量已增至 1,829 個，佔比 22.4%，中美洲和南美洲則擁有 1,023 家智庫，佔全球智庫的12.5%，增長緩慢，而非洲和中東的智庫數量共為 1,119 個，佔比13.7%。表 7.1 2018 年全球頂尖智庫排行榜名次 智庫名稱 國家 / 地區1 布魯金斯學會 美國2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法國3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美國4 布魯蓋爾國際經濟研究所 比利時5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美國6 熱圖利奧‧瓦加斯基金會 巴西7 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英國8 傳統基金會 美國9 蘭德公司 美國10 國際戰略研究所 英國資料來源：全球化智庫 11 全球化智庫：《最具影響力〈全球智庫報告 2018〉全球發佈，中國智庫上榜榜單分佈更廣》，2019 年 2 月 13 日，http://www.ccg.org.cn/Effect/View.aspx?Id=10696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40 -表 7.2 2018 年全球頂級智庫百強榜單（上榜中國智庫）名次 智庫名稱30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CICIR)39 中國社會科學院 (CASS)51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CIIS)60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DRC)81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 (IISS)94 全球化智庫 (CCG)96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SIIS)資料來源：全球化智庫 1從以上相關數據可以得知，在歐美地區比較有名的智庫有：美國傳統基金會、國際經濟研究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等。在中國內地，代表性智庫則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不過，中國內地智庫雖然數量眾多，但是由於發展起步較晚，總體的國際化水平和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還不夠高。2015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強調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要地位，是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的前提條件。習近平主席將智庫置於國家重要戰略層面，曾多次強調智庫建設的緊迫性、重要性及其在處理國際外交關1 全球化智庫：《最具影響力〈全球智庫報告 2018〉全球發佈，中國智庫上榜榜單分佈更廣》，2019 年 2 月 13 日，http://www.ccg.org.cn/Effect/View.aspx?Id=10696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41 -係中的重要作用。總體來看，相關出台政策為智庫發展提供了一個适宜的大环境，指明了智庫發展的大方向，促使中國內地各類智庫的建設發展進入一個新高潮。（一）美國智庫的概況及特點美國智庫起源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佔有絕對的優勢。在不同的時期，各類現代智庫在不同領域、因應各類議題在國家內政外交、政策制定中發揮著重大作用，為美國長期保持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作出重要貢獻。二十一世紀後，美國智庫穩步發展，數量眾多且研究涵蓋多方面領域，專業化程度高，新型智庫還在不斷湧現，形成了非常健全的體系，並高度重視自身國際影響力和知名度的提升，紛紛與世界各國智庫加強交流合作，結為戰略合作夥伴，甚至共建研究中心，這包括了由清華大學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在北京共同設立的清華 -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美國大多數智庫規模較小，內部人才結構呈多元化，研究人員擁有不同背景、學歷、職稱，在保持自身獨立性、學術性和客觀性的同時，其研究成果擁有相當強的政策影響力。在美國諸多的知名智庫中，布魯金斯學會是其中的代表，該智庫成立於 1916 年，在全球具備較高影響力，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社會科學方面，尤其是經濟與發展、都市政策、政府、外交政策以及全球經濟發展等議題，其成功的運營機制值得澳門智庫學習借鑒，這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42 -第一，高素質人才引進培養機制。學會在全球範圍招募優秀專業人士從事研究，注重人才培養，專家的研究能力和國際聲望為學會研究成果權威性提供保障，也確保了成果的高質量水平。第二，“旋轉門”（Revolving Door）機制。這也是美國盛行的一種機制，顯著特徵為：人才在行政、立法等公共部門與智庫、工商界等私營部門之間雙向流動頻繁。這種人才的流動使得研究人員的構成呈多元化趨勢，確保布魯金斯學會保持較高研究水平，並具有較強影響力。此外，通過與政府的接觸，讓學會能夠更加了解政府的需要以及存在的不足，使得學會的研究更有實際意義和針對性，也保證了思想研究與政治實踐之間轉換的可能性。美國的政治體制是多黨輪流競選執政，在四年一度的總統選舉後，一般都伴隨著大量政府官員的輪換，為美國智庫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高水平智庫研究人才。同時，新當選的總統也會在全國範圍內重新物色優秀人才，讓其進入政府機構擔任職務，使得美國智庫體系內又有一大批高素質人才進入政府部門出任重要職務。這種政府部門與智庫之間人才的雙向流動機制給雙方都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儲備。長遠來看，“旋轉門”機制給美國智庫直接滲入美國政府政策決策核心，提升智庫影響力提供了快捷通道，成為美國智庫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11 熊立勇：《國際比較視域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問題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2017 年。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43 -第三，相對成熟的質量評估和控制機制。這樣的機制保證了高質量研究成果的產出。布魯金斯學會設有評審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主席、各研究項目負責人、主管財務的副主席等管理人員組成。如果研究人員的直屬主管不能解決利益衝突問題，那麼評審委員會就會干預進去。這一機制確保了研究人員不被過多的外部利益所牽制，保證對自己的研究項目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能直接有效保障研究成果的質量。第四，全球化交流合作機制。學會重視跨機構合作，並與其他智庫組織建立緊密聯繫交流，設立分支結構、共建研究中心，所承接的項目和業務也開始覆蓋到世界各地，如清華 - 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這也是二十一世紀後美國智庫加快國際化進程的主要特點之一。另外，學會非常重視與各個領域專家、學者、智庫、組織、政府官員等的聯繫與交流，每年在世界各地召開 100 多次研討會，討論共同關注的議題，促進不同觀點交流，為研究的深度、廣度和多元化程度擴展創造條件。此外，布魯金斯學會還在資金籌集和成果推銷方面建立有獨特長效的機制。（二）歐洲智庫的概況及特點歐洲智庫普遍成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左右，伴隨著歐盟政治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在九十年代達到高峰。近年來，歐洲智庫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44 -總數仍在大幅增加，影響力也呈現出強勁的上升趨勢，在世界智庫排名上佔有一定的地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英國智庫、德國智庫和法國智庫。英國智庫是歐洲智庫的發源地，根據《全球智庫報告 2018》顯示，目前英國智庫的總數高達 321 家，居於全球智庫數量第四位，並形成了一個規模相對龐大、行業發展較為成熟的智庫體系，其典型代表如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又稱查塔姆研究所）、亞當·斯密研究所、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和英國國際發展研究所等。關於英國智庫的特點，有兩個方面是值得關注的：第一，研究的開放性與國際化程度高，跨國交流與合作突出。英國智庫關注全球發展問題，極其重視國際合作與交流，延攬全球智庫專業人才，配置全球智力資源，搭建全球研究網絡。如皇家三軍防務研究所在比利時、日本和肯尼亞都設有分支機構，與來自全球包括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多邊機構、軍事部隊、學術界、私營機構在內的各界組織形成合作關係。1 近年來，隨著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英國智庫積極、廣泛地建立與中國高端智庫的合作關係，開展交流與研究項目，如英國海外發展研究所曾在2010 年與甘肅省共同合作了“引水灌溉”研究項目。為更好地了解1 楊亞琴、李淩 ：《英國著名智庫運行特點及對中國智庫發展的啟示》，《當代世界》2017年第9期，第 46-49 頁。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45 -中國，英國智庫經常組織學術活動或設立項目訪問研究計劃，邀請中國專家赴英國開展中、短期訪問和研究。被邀請的專家多為在某一領域工作多年的中國高級官員或是某個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英國智庫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的學者中，華裔學者是其研究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如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教授就曾被邀擔任該研究所主任。1第二，完備成熟的組織架構和運作管理模式。英國智庫通常具備較完備的組織架構，理事會為智庫發展掌舵，每位委員會各司其職，確保智庫內部的高效運行與權力平衡。例如，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設有三位來自議會主要政黨的主席，互相牽制。兩德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統一後，德國智庫開始得到快速發展。據《全球智庫報告 2018》的資料顯示，目前德國智庫達到 218家。學術性智庫承接了德國智庫的傳統，仍為該國的主流智庫，但國際影響力有限。此外還形成了一批公共政策研究型智庫，這些智庫與各國政黨、工會、行業聯合會、學術機構、民間組織等都開展了多層級的合作，並積極投身於國內外的政治活動，國際影響力在逐步擴大。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主要有德國政治基金會、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和德國系統工程與技術革新研究所等。由於從1 田琳琳：《英國智庫的概況與特點及對我國智庫建設的啟示》，2016 年 2 月 19 日，http://www.waterinfo.com.cn/special/181/199/201/201602/t20160218_1879.html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46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德國新型智庫受到英美智庫的影響，並逐漸興起，因此德國智庫形成如下特點：第一，運作模式市場化。德國智庫一般採取公司化管理模式，以研究成果的質量和影響力為基礎，依託於市場的發展，滿足市場的需要，自下而上地影響決策和輿論，注重成果在國內外平台的傳播，使自己成為與學術界、新聞界、實業界、廣大民眾以及政府官方聯繫的紐帶，進一步擴大智庫的社會影響，提高智庫聲譽。第二，人才吸納及選拔機制。德國智庫對研究人員的篩選要求嚴格，能夠進入智庫組織的人員一般具備專家資格，同時，採用全球公開招聘人才機制，吸引多元研究領域的不同類型人才，幫助產出緊跟社會形勢的新觀點，對社會產生廣泛影響。第三，追求經費來源渠道多元化。德國智庫的經費既依靠公共資金，也需要私人資金的支持，其中包括了政府、歐盟委員會、個人、信貸支持、研究合同等，力圖保持機構研究的獨立性和客觀性。德國智庫界普遍認為，私人資金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企業捐助，而依靠企業捐助的智庫難以保證“公心”，與智庫的公共利益導向會發生衝突。因此，依靠私人資金運營的智庫的研究成果在德國往往缺乏公信力。另一方面，德國的民間捐助機制不夠發達，在支持智庫方面，成效有限。相較英國和德國而言，法國智庫起步較晚，興起於二十世紀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47 -八十年代，《全球智庫報告 2018》顯示目前發展到 203 家。法國智庫比較重視國際關係和國際市場等相關方面的問題研究，並產生了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法國國際與戰略研究所和法國可持續發展與國際關係研究所等國際知名智庫組織。總體而言，歐洲智庫發展迅速，大多數智庫在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上比較完善，人員管理機制、經費籌措機制、研究議題設置、課題研究各個環節都相對成熟完備，學術研究能力較高，研究成果質量較有保障，在世界上有一定影響力。同時，由於歐洲各國的地理位置靠近，而且國家之間的合作緊密，因此，歐洲智庫各國智庫的發展會受到彼此的影響，或互相借鑒學習。（三）日本智庫的概況及特點日本智庫與歐美智庫比較而言起步較晚，智庫建設的起源一般認定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達到高峰，對本國的社會、經濟、外交等重要領域影響深遠，在亞洲比較有實力。2018 年，日本智庫總數達到 128 家，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排名全球智庫第 14 位，是亞洲智庫在全球智庫排行榜中的最佳排名。此外比較有影響和地位的智庫還有世界和平研究所、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等。雖然日本的智庫有不同類型，但近年來對全球性問題、國際區域問題等研究關注較多，總體來說有如下共性特點：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48 -第一，組織形態多元，法制化程度高。日本法律對不同類型的法人團體有著組織管理結構方面的規定。就公益財團法人型智庫而言，其管理層一般由評議員會、監事、理事會、會長和管理團隊組成，彼此分工明確又相互制約，共同協作配合以確保智庫的各項事業的順利開展。日本智庫管理機制的共同點是行政管理工作、調查研究工作與日常事務三者之間相互協調。第二，資金來源趨向多元化。日本智庫的資金來源主要包括政府資助、企業捐助、社會捐助，以及通過承接委託研究等方式獲得收入，但受到日本社會資金管理機制的限制，存在資金瓶頸問題。第三，研究團隊項目化，人才構成靈活化。日本智庫的研究人員包括機構內專家和外聘專家，研究團隊通常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據研究項目組建而成，待項目研究成果產出後，研究團隊會自動解散。同時，日本智庫鼓勵人員交流互動，如智庫派駐研究人員到政府、高校、企業等機構學習鍛煉。1第四，重視宣傳，以多渠道影響政府公共政策決策。智庫在開展課題研究時會通過期刊著作、研究報告、政策議案等出版物來闡述智庫的觀點和提出政策建議。同時，還會就熱點議題舉辦及參與各類國內外會議、論壇，與其他機構展開互動。此外，媒體也是日本智庫宣傳觀點，影響輿論的一種方式。1 王志章：《日本智庫發展經驗及其對我國打造高端新型智庫的啟示》，《思想戰線》2014 年第40 卷第 2 期，第 144-151 頁。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49 -總體而言，日本智庫近年來在公共政策決策中起到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但其影響和地位從整體而言仍然無法與歐美國家的同類智庫相比擬。根據日本國際大學教授信田智人的分析，導致日本智庫的影響作用比較有限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政治層面上，日本官僚系統過於強大，而缺乏政黨輪替也造成智庫的“市場需求”不足；第二，體制層面上，外務省壟斷資源，從而導致智庫在籌集資金上遭遇到種種限制；第三，供應層面上，由於日本學界崇尚“史料至上主義”，智庫難以積聚足夠的人才從事公共政策研究。1（四）中國內地智庫的概況及特點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內地的智庫發展時間較短，但也是發展中國家裡發展最為迅速、發展規模比較大的新興智庫，並在近年來逐步實現智庫從數量式增長到內涵式增長。據《全球智庫報告2018》可知，中國內地智庫的數量從 2008 年的 74 家成長到 2018年的 507 家，2018 年智庫的數量是 2008 年的六倍多。從數量而言，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三智庫大國，僅次於美國和印度，而且與印度的差距非常少。當前中國內地的智庫主要可分為四類：黨政軍智庫、科研院所智庫（社科院和中科院等）、高校智庫、社會民間智庫。從數量來看，據國內不完全統計，中國現有各類智庫 2,500 多1 朱猛：《日本智庫的運行機制──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為例》，碩士學位論文，外交學院，2015 年，第 39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50 -家，其中官方智庫和高校智庫約佔 95%，民間智庫僅佔 5%。首屆中國智庫論壇評出的“中國十大智庫”都是官方智庫，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中國軍事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戰略學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1 可以看到，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的發展基礎和實力水平較為懸殊，是不平衡的。但各類智庫有各自的優勢和特點，政府智庫擁有更快捷、直接的渠道與決策者交流，在政策分析和提供資訊上比較有優勢；高校智庫具備扎實的學術研究基礎，研究實力雄厚，研究資源豐富，偏重於某一領域長期性、學術性的研究，專業性強，必將是新興智庫發展的主力軍；而社會智庫運作機制靈活，創新能力很強且自由度高，接近民生，也將是智庫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研究領域來看，內地智庫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經濟、管理等學科領域；從研究內容來看，中國智庫研究層次普遍較高，主題宏大，主要集中在戰略層面，如國家戰略問題研究、經濟發展問題研究和黨政理論問題研究，關乎國家大政方針，而承擔重大科研項目是中國智庫影響決策的主要途徑。從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來看，中國智庫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迅速上升是有目共睹的，不過有關智庫、智庫聯盟運作的法律1 李建軍、崔樹義：《世界各國智庫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51 -環境還有待完善。學者沈進建總結了中國政治法律環境對智庫發展的制約：首先，尚未對智庫形成內在的制度性需求；其次，尚無確保政府決策諮詢必要性的法律制度；第三，尚無相應的財稅方面的配套政策；最後，尚未形成完善的智庫評估和監督機制。1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以戰略問題和公共政策為主要研究物件、以服務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為宗旨的非營利性研究諮詢機構。十九大報告亦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可以說，中國的智庫建設方興未艾，已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並得到制度化建設的保障。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智庫的支撐引領作用更被提到了相當的高度。整合黨政軍部門、科研院所、學術團體、高等院校等資源，有效推動各類型智庫跨部門、跨地區聯合成為了必然，集結各方智慧，凝聚各方力量，服務決策，直接地促進了智庫的合作發展。（五）香港智庫的概況及特點與澳門鄰近，並同為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其智庫發展起步是較慢的。除大學附屬智庫較早成立，在 1997 年回歸以前，香港只有一所民間智庫，那就是於 1995 年成立的香港政策研究所。由於香港回歸前實行“英人治港”，因此香港的政策制訂一律由英國政府1 沈進建：《美國智庫的法律責任與法律約束初探》，《智庫理論與實踐》2016第 1期，第 75-80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52 -和港督主導，公務員團隊只是執行者，香港社會各階層亦較少有組織地參與公共政策的制訂。香港回歸以後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人當家做主，有關政策制訂交由香港特區政府主導，隨著民主化進程加快與公眾參與度提升，香港不同類型智庫在此背景下得到較快的發展，團結香港基金、智經研究中心、香港調查研究中心、思匯政策研究所、匯賢智庫等智庫組織逐漸為大家所認識熟知。據不完全統計，至 2018 年年初，香港智庫總數超過 50 個。但普遍來說，目前的香港智庫發展仍然不太成熟，規模小，社會價值及影響力較弱，香港特區政府對智庫發展的關注度也不足。按類型來劃分，香港智庫主要可分為四大類，分別是以中央政策組為代表的政府智庫、以中大亞太研究所為代表的高校附屬智庫、以匯賢智庫為代表的政黨背景智庫，以及以香港政策研究所、智經研究中心、團結香港基金、政賢力量等為代表的民間智庫。按政治傾向劃分，則可分為以中央政策組為代表的建制內智庫，以香港政策研究所、智經研究中心、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為代表的親建制智庫，它們當中部分曾經是不同時期特首的個人智囊，還有以匯賢智庫、利豐研究中心為代表的政黨或企業內部智庫，以及如中大亞太研究所、政賢力量等相對中立的智庫，最後還有非建制派智庫，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普羅政治學院等。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53 -（六）國外頂尖智庫的經驗總結1、多元靈活的人員結構智庫發展的核心要素是人才，合適的人才組織和人才流動機制，有助提升智庫的活力與研究能力。國外頂尖智庫的人員機構雖然不盡相同，但集聚的研究人員及管理人員基本具有國籍背景多樣化、學歷職稱高級化的特徵，這些專家的研究能力和國際聲望保證了智庫研究成果的高質量、權威性和持續性，也方便構建合作網絡，提升智庫的國際知名度。在優質智庫的研究人員中，常駐研究人員的合理比例能保障智庫研究能力的穩定性，滿足大多數情況下的研究需求，此外還有不同領域、實力多樣的流動研究人員，往往由兼職人員、與其他合作機構的研究人員、訪問學者、交流學者、引進專家等人員組成，他們之間互相調配組成強大的人才庫，共同提高智庫實力。以蘭德公司為例，該智庫 2018 年的年度報告 1 顯示，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共 1,950 名，來自 50 個國家和地區，涉及 75 種語言，人員組成國際化明顯；研究人員中 54% 的人員擁有一個或多個博士學位，36% 的研究人員有一個或多個碩士學位，高學歷高職稱人員比例高。又例如，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中，50% 以上的成員具備政府或國際組織的背景，亦具有非常豐富的智庫工作經驗，為智庫高1 2018 Annual Reports, RAND CORPORATION. https://www.rand.org/about/annual_report.html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54 -效運作、提升社會影響力創造了優越的社會和政治資源條件，這些是普通智庫無法比擬的。2、高效的管理組織機制以布魯金斯學會、英國查塔姆社為代表的國外頂尖智庫的創立背景、發展側重點雖有異同，但都形成了一套確保其獨立高效運行的管理組織架構。基於此架構，智庫對研究人員、研究項目、研究成果進行科學的管理與運作，保證智庫影響力的穩步提升，進一步推動研究成果的推廣與轉化，籌得更多資金，聘用或培養更多人才，形成良性循環，確保智庫的可持續發展。1（1）決策管理機構獨立性強國外智庫大多遵循理事會領導下的總裁負責制。理事會作為最高決策機構，負責主持智庫的運營與管理，與總裁等高層管理者共同提議和審批學術研究領域，保證學會研究的獨立性與真實性，維護學會的財務健康。例如：追求“高品質、獨立性、影響力”價值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其理事會成員來自商界、學界、政法界、傳媒界等不同背景的精英，2 工作經驗豐富，具備較高威望，不受政府或固定黨派的局限，獨立性高。也正是因為這種獨立性，布魯金斯學會能夠吸納不同政黨、不同學說流派的人才，避免智庫受到較1 楊瑞仙、權明喆、魏子瑤：《國外頂尖智庫發展經驗探究》，《現代情報》2017年第 37卷第 8期，第 167-168 頁。2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OARD OF TRUSTEES, https://www.brookings.edu/about-us/board-of-trustees/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55 -大資助商的影響和操控，較為客觀地作出決策，從而保證研究、諮詢項目的獨立真實性，讓學會的良好口碑和信譽得到保障。（2）充足的資金來源渠道資金的來源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智庫的研究項目及其成果的獨立性，財政的獨立可以較好地保證研究成果的客觀與中立，而不被政治及其他因素所左右。就美國大部分智庫而言，基金會資助和捐款是運營經費的主要來源，此外還有多種形式的經費來源方式。廣泛的經費來源以及充足的經費數額保證了智庫研究的高質量和智庫的獨立性，而智庫為了籌集經費也必須與企業、個人、基金會等多方面聯繫，需運營和推廣智庫形象，從而幫助智庫擴大自身影響力。1（3）靈活的研究組織形式國外頂尖智庫保持自身獨立性及其與政府建立密切聯繫是並行不悖的原則。學者和官員之間的雙向良性互動，使得智庫更加有效地與政治相結合，這不僅讓政治保持活力和政策的有效性，也使得智庫成為培育和儲備政府人才的基地，例如上文曾提及的美國智庫的“旋轉門”機制。在美國，智庫與政府之間的人員流動已成常態，智庫學者出任政府官員，以及政府官員卸任後到智庫任職，都1 楊思洛、馮雅、韓雷：《中美頂尖智庫比較分析及其啟示》，《智庫理論與實踐》2016 年第 1卷第 3 期，第 15-24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56 -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如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紮·賴斯（Condoleezza Rice），1980 年博士畢業後擔任斯坦福大學教員；1988 年，賴斯接受老布什邀請，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蘇聯事務司司長；1991年，重返教壇；1998 年，再次重返政界，出任美國國務院第 66 任國務卿。1 “旋轉門”機制使智庫裡面的工作人員可以在研究人員與政府官員之間進行身份的互相轉換，同時聯繫緊密，獨立於政府部門的美國智庫能更加客觀、科學地提出問題，分析並解決問題。（4）嚴格的質量保障體系國外頂尖智庫通常設有嚴格的質量管制體系來控制研究成果的輸出，以確保向公眾公開或向委託方遞交的研究成果具有較強的權威性，盡可能滿足科學決策需求。該套質量管制體系主要包含不斷修訂的高質量研究標準和成果質量評審機制兩部分，以前者為基礎。當然，各智庫遵循的高質量研究標準各有特色，內涵十分豐富，涉及問題的選擇和剖析、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與創新性、資料和信息的真實可靠、觀點和見解的新穎與獨到等。2 評審專家的選擇、具體的評審流程等都交由專門的部門按固定的章程組織開展工作，各智庫可以依據自身的專家團隊規模選擇內部、外部或內外部聯合的1 唐鈺瀅、鄭越、趙子劍、王校羽：《發達國家智庫特色比較研究》，《科教導刊 -電子版（上旬）》2018 年第 1 期，第 294-295 頁。2 張志強、蘇娜：《一流智庫戰略研究成果的品質管制機制》，《中國科學院院刊》2016 年第 31卷第 8 期，第 940-950 頁。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57 -專家評審方式，但都得遵循獨立性和利益衝突回避原則，即評審專家不能是待評審成果的研究參與者、專家人選不能由研究員推薦、評審過程不受任何一研究團隊的控制。1 國外一些頂尖智庫會在高質量標準之上制定更高的標準，如：蘭德公司的《高品質研究和分析的標準》給出了 10 條標準細則，《傑出研究與分析標準》進一步列出 3 條標準規定。23、有效的影響政府決策的途徑作為重要的智慧生產機構，智庫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思想創新的源泉，也是一個國家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的標誌。甚至可以說，智庫的發展程度正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隨著智庫在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事務處理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建設國際化、高水平且具有影響力的智庫已經成為趨勢。著名智庫如蘭德公司、布魯斯金學會、胡佛研究所等在國家內外政策的諮詢制訂過程中都曾經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3這些國外頂尖智庫影響政府決策一般有如下途徑：其一是通過紙質出版物、電子文獻、研究簡報，以及多媒體音像視頻，進行即時的現場採訪和消息發佈，例如蘭德公司非常重視自身出版物的1 張志強、蘇娜：《一流智庫戰略研究成果的品質管制機制》，《中國科學院院刊》2016 年第 31卷第 8 期，第 940-950 頁。2 Michael D. Rich, Standards for High-Quality Research and Analysis, https://www.rand.org/about/standards.html3 劉景松：《重器無鋒：大灣區視野中的澳門智庫建設》，《澳門日報》2019 年2月20日，第E06版。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58 -品牌塑造，推出了《蘭德評論》，其他諸如布魯金斯學會的《布魯金斯評論》、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華盛頓季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外交政策》、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主辦的《外交事務》等，不僅在社會上有較大影響力，也是向政府傳遞智庫觀點的重要平台。其二是舉辦面向政府和社會各個領域的論壇、講座、研討會和培訓活動，邀請專家人才參加會議，傳播鮮明觀點，有效加強智庫與政府、社會行業之間的聯繫。其三是借助運營網站及社交平台，通過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等網絡社交平台向大眾快速傳播消息觀點並與之互動。其四是積極與媒體互動，接受採訪並在主流媒體發表評論，宣揚政策主張，推廣智庫思想，提高公眾認識，進而引導輿論走向，最終達到影響政策辯論的目的。可以看到，在智庫體系發展較為健全的社會，智庫發揮著思想庫的作用，往往能通過深度研究，就重大的政經及社會發展等問題提出獨立性及具有前瞻性的見解和對策，打破信息在政府行政體系內部自我循環的回路，更大範圍地把更多精英見識和普通民眾的意見導入立法與決策過程中，而不是淪為政府政策的“解釋者”和“傳聲筒”。4、重視機構間合作與協同創新，做大智庫聯盟朋友圈從本質上來講，智庫是政治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的融合、交換、增值的場域，不單是政府政策的闡述者和宣傳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59 -者，也是政府政策的監督者和評價者。國外頂尖智庫非常注重政、產、學、智、媒之間的協同性，包括以各種交流活動為基礎的協同創新、基於開展聯合研究的協同創新，以及以共享知識數據庫為基礎的協同創新。國外知名智庫經常會積極與他國各類智庫、科研院所、企業等開展合作研究，以及與政府、企業、媒體聯合舉辦開放性論壇，持續加強深入社會和聯繫社會的能力，通過與其他機構進行合作，廣泛傳播智庫的觀點成果，擴大影響力，力求在整個政策共同體中佔有一定地位，發揮應有的作用。例如，美國智庫全美亞洲研究所（NBR）一直將自身定位為連接學界、商界和政界的“橋樑”，致力於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者，美國乃至國外的大學、研究協會的學者以及商業人士之間起到溝通的作用，因此該研究所擁有濃厚的合作取向。具體來說，全美亞洲研究所的合作單位有基金會、大學、智庫等。首先，全美亞洲研究所開展的項目合作十分廣泛。從其研究所承擔的項目來看，大部分為合作型項目，以此確保其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例如，全美亞洲研究所與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聯合組織了“全美亞洲研究”項目，以重振和提高與當代亞洲政策相關的研究。在這一項目的框架下，全美亞洲研究所與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以研究水平為標準共同挑選了兩年為一期的專家團隊，聯合舉辦年度亞洲政策集會、若干地區會議，並出版聯合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60 -署名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全美亞洲研究所還經常與其他國家的研究機構合作開辦研討會。在此過程中，全美亞洲研究所與其他的研究機構、研究和教育協會進行了戰略對話，建立了牢固的關係，並增強了它的國際影響力。1二、“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智庫與其他地區智庫協同發展研究作為獨立的研究機構，單個智庫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聯合多個智庫建立合作關係，能夠打破各智庫之間的工作壁壘，有助於集思廣益，開拓研究思維，提高研究效率，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與協同發展，在搭建平台、推動交流、咨政建言、深化研討等方面取得集成成效，在這樣的基礎上也有利於形成良好的研究氛圍，逐步建立起互助互惠互利的智庫市場。因此，在與其他地區智庫的協同發展上，澳門智庫可以在獨立發揮自身優勢的基礎上，加強與其他地區智庫的合作，尤其是要注重加強與國際智庫合作，取長補短，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澳門智庫的整體競爭力，滿足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決策諮詢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澳門智庫研究領域的國際化，提高澳門智庫的國際知名度。1 柯銀斌、呂曉莉：《國外智庫國際化成功經驗及啟示》，《智庫理論與實踐》2016年第1卷第5期，第 53 頁。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61 -放眼世界，經濟全球化和網絡時代的到來催生了智庫網絡，這是一種基於智庫並圍繞智庫發揮作用的網絡，由持有共同觀點的研究者、智庫成員、合作者組成，它保障著人才的彙集、信息的準確性、知識流的合作創作以及與智庫市場的溝通，能有效避免單一智庫“散兵作戰”的劣勢及“孤島”現象，克服“短板”效應，產生合作共贏的效果。歷史上第一個泛歐洲級別的智庫網絡是 1974 年聯合成立的跨歐洲政策研究協會 (TEPSA)，它嚴格遵守並實行“為每個會員國設立一個研究中心”的規則 1，又如成立於 1999 年的全球發展網絡，其定位是“產生和共享知識，建立研究能力，為思想和政策發展架設橋梁”。這一組織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經歷了快速發展，是政府機構、國際組織、跨國集團和國內團體的聯合，這一聯合取得的成果是單一機構所無法完成的，為國際事務的政策決策提供更強大的合作和參考。如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發起的“各委員會的委員會”（The Council of Council），旨在把世界各國的外交政策研究機構聯結起來，對全球治理和多邊合作問題共同展開討論，其成員包括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加拿大、法國、德國、印度、英國、中國等多個國家的諸多智庫。21 張駿：《歐洲智庫發展：新趨勢與新特色》，《雲南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 5期，第 148-155頁。2 王珩：《建立全方位、立體化的中非智庫合作網絡》，2019 年 07 月 22 日，http://www.npopss-cn.gov.cn/BIG5/n1/2019/0722/c405352-31247384.html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62 -除此之外，近年關注“一帶一路”倡議的中非智庫不斷增多，而且它們的研究成果數量增長迅猛，成立於 2015 年的“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其定位就是打造智庫網絡，截至 2018 年已舉辦了四屆年會。另外，2019 年 4 月 24 日，由新華社研究院聯合 15 家中外智庫共同發起的“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在北京宣告成立，1 積極回應了中外專家關於搭建合作平台、推動“一帶一路”學術交流機制化常態化的共同意願。以上這些智庫合作網絡不僅有效整合了不同國家地區的智庫資源，還搭建起新的公眾反饋渠道，在全球產生穩定廣泛的影響力。2016 年 6 月，習近平主席在“絲路國際論壇”開幕式上發表演講時指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智力先行，強化智庫的支撐引領作用。”2017 年 5 月，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致辭中指出：“要發揮智庫作用，建設好智庫聯盟和合作網絡。”2 2019 年 4 月 24 日，習近平主席給“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成立大會的致賀信中強調“智庫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力量。開展智庫交流合作，有助於深化互信、凝聚共識，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向更高水平邁進。”31 錢中兵：《“一帶一路” 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在京成立》，2019 年 04 月 24 日，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19-04/24/c_1124411891.htm2 李懿、張盈盈：《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智庫如何發揮作用》，《國家治理》2017 年第 19 期，第 43-48 頁。3 郝多：《習近平向“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成立大會致賀信》，2019 年 4 月 24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4/c_1124409188.htm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63 -（一）“一帶一路”下的澳門智庫對外合作近年來，“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戰略的落地，對於澳門及戰略涵蓋輻射的多個區域來說既是重大機遇也是重大挑戰。踴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是澳門對接國家“十三五”規劃的主要內容之一，也是澳門發揮自身自由港口優勢、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依託，並且已經寫進了《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之中。在接下來的具體規劃制定與實施中，澳門智庫組織可以通過自身研究與政策研製工作加強調研，為澳門特區政府以及產業界提出深度對接戰略定位、實施思路與對策方案，同時還可以開展“一帶一路”的宣傳，提高澳門社會對“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澳門參與對接戰略意義的共識和凝聚力。1在這種背景下，許多有關“一帶一路”的專業智庫和研究中心湧現，可以說是緊緊圍繞國家發展戰略需求的主動應對和實踐，值得肯定。這些智庫在“一帶一路”建設規劃制定、方案機制設計、政策諮詢研究上發揮重要作用，更在釋疑解惑、凝聚共識，促進政策溝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各地智庫的運作模式和發展狀態各有所長，互補性強，這項極具包容性和借鑒性的倡議制度創新為澳門智庫與其他地區智庫協同發展賦予了更豐富的內涵，更為智庫合作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空間，尤其為澳門智庫的協1 葉桂平：《智庫為澳門繁榮發展貢獻智慧》，《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 年 4 月 6 日，第 002 版。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64 -同機制創新贏得了新的空間和創造了新的條件，例如 2015 年 4 月7 日揭牌成立的港澳與內地合作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深圳大學中心，該中心由中山大學牽頭並聯合北京大學、深圳大學、國務院港澳辦港澳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中國法學會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研究中心等內地高校和研究院所，澳門的高校如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也有份參與共建。1 2018 年 5 月時，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論壇在香港舉辦，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理事長楊道匡出席，發表了《粵港澳旅遊合作新趨勢》的主題演講，並與其他專家一同參與互動研討。2此外，澳門智庫亦陸續與其他地區智庫聯合舉辦系列交流活動，加強與國際智庫和高端人才交流合作，智庫之間的人員往來、交流研討、課題合作越趨頻繁，積極營造了良好的學術氛圍和民意基礎。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增進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了解與溝通方面，澳門智庫與其他機構之間的互動往往通過學術會議、高端論壇、調研考察、拜訪交流等方式來進行，澳門智庫在當中體現的主體牽頭帶頭作用力不夠強，在戰略謀劃、科研立項、理論創新、人力配置、成果轉化等方面尚不足以形成合力，目前的交流合作還1 《港澳與內地合作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深圳大學中心正式揭牌》，《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2 期，第 123 頁。2 楊明、錢林霞：《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論壇在香港成功舉辦 三地智庫為大灣區發展建言獻策》，《新經濟》2018 年第 5 期，第 1-7 頁。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65 -處在零散、淺層狀態，缺乏深度合作機制，協同創新效益不明顯。就當前澳門智庫的發展狀況而言，與其作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來參與、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勢頭是不相稱的。究其原因，有如下四點：第一，由於當前缺乏高水平的聯合研究平台，澳門智庫與其他智庫在組織建設與資料共享共用方面存在壁壘，由不同智庫共同組建的聯合資料庫同樣較為罕見。資料保護主義不僅造成了各研究機構在資料收集中的重複性勞動，增加研究成本，同時產生了“資料孤島”效應，制約著資料的利用率，阻礙了對問題的深入研究。1 值得借鑒的是，社科文獻出版社依託中國社會科學院強大的研究實力和專家資源，聚焦於人文社科領域，建設了“‘一帶一路’資料庫 -國家前沿戰略支撐平台”，將基礎資料庫、學術理論庫、投資指南庫作為自身建設的基本“基石”，下設包括諮詢、理論、國家、省域、專題、指數、史話、專家在內的八個大庫和六大專題庫，將相關信息及時整合、細化和分類，整個框架展示既嚴謹又生動。2 第二是資金問題。澳門智庫與其他智庫缺乏面向“一帶一路”合作發展問題的專項共同科研基金，各地研究者只能通過所在地的常規項目渠1 余暉：《創新高校智庫協同機制 助力大灣區合作發展》，2019 年 9 月 12 日，http://www.shanxiwutaishan.com/article/show/id/10026.html2 張霄：《英國智庫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發揮的正向作用及影響》，《人文天下》2018年第 12期，第 77-79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66 -道開展研究。第三，智庫間的科研人員流動與聯合培養機制不夠健全，兼職與訪學的審批流程複雜瑣碎，聯合培養渠道單一，加上許多實力較強的智庫還持有傳統科研屬地主義，導致資料收集、實地調研、資料分析等跨境研究合作缺乏實效。第四，由於缺乏多地政府的聯合協調，不同地區的智庫共同合作的成果，在進行上報時，由於渠道尚未打通，大量涉及“一帶一路”議題的研究成果僅能在本地區範圍內產生影響。目前，“一帶一路”建設已成為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台，搭建“一帶一路”智庫合作網絡，成立“一帶一路”研究領域的組織、協同、發佈和轉化平台，在機制上實現智庫深度協同正是時候。那麼，如何整合研究資源，突破機制障礙，創新豐富智庫交流合作模式，促進澳門智庫與其他地區智庫協同發展合作走深走實，為“一帶一路”戰略下的各項子議題提供更大智力支持？如何借助澳門的特殊地域優勢，發揮自身價值，建立一支長期服務於“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智庫團隊，同時提升澳門話語權，講好“澳門故事”？這些問題是擺在澳門智庫眼前的重要課題。同時要看到，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也是參與、深化“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粵港澳大灣區智庫發展報告 2018》指出，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香港、澳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將進一步提升，廣東省也將獲得承接國家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67 -戰略落地、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戰略機遇。如何找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突破口和著力點，實現三地協同發展，合力建設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需要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的研究成果作為決策參考，這為三地智庫發展提出了內在要求，也為智庫合作提供了巨大空間。1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框架下，三地城市間的協同發展將催生大量新現象、新問題、新挑戰，對智庫間的協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日益增長的跨境流動人口對於住房、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需求，而此類問題的解決需要三地政府聯手，建立政策協同機制，並對各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作出調整。在這個新的歷史起點上，粵港澳三地智庫的主動參與、協同發展、互利共贏非常重要。只有進一步凝聚共識，創新模式，整合資源，明確定位，才能打造國際一流的粵港澳大灣區智庫平台，為深化粵港澳合作、引導灣區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撐。2何況現代智庫的發展方向就是走向國際化與全球化，建議特區政府將澳門的智庫建設納入進一步完善“一帶一路”工作框架中、積極開展智庫外交、加大對智庫專項課題研究的支持力度。3 澳門1 臧涵：《粵港澳大灣區智庫發展報告：合作引領未來》，2018 年 4 月 26 日，http://hk.crntt.com/doc/1050/5/0/0/105050064_2.html?coluid=93&kindid=15730&docid=105050064&mdate=05211503322 臧涵：《粵港澳大灣區智庫發展報告：合作引領未來》，2018 年 4 月 26 日，http://hk.crntt.com/doc/1050/5/0/0/105050064_2.html?coluid=93&kindid=15730&docid=105050064&mdate=05211503323 蔡少民：《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聚焦三通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新聞報》，2019 年7 月 24 日。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68 -智庫完全可以充分發揮自身與國際接軌的優勢及開放型區域特色，堅持全球化視野和視角，主動加強與灣區兄弟城市的智庫乃至世界各地高端智庫之間的互動、交流與合作，建立現代化智庫聯盟，努力探索和解決澳門“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的深層次問題、地方重大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問題，以及澳門與內地聯動發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等重大問題，在廣泛開展國際合作研究與跨境學術交流中提升自己的實力和影響力，提升灣區建設的參與度，探索並構建起全方位、立體化的智庫合作網絡，在戰略思維、政策規劃、理論創新和機制建設等方面作出具有時代特點的貢獻，以此提升合作的自覺性、科學性和有效性，提出前瞻性政策建議，打造更強大的聯合交流計劃，更好地為政府與社會提供優質的思想產品，為灣區建設提供強大智力支持，為民眾發展增添福祉，群策群力，最終在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基礎上對接“一帶一路”。總的來說，“一帶一路”倡議下要實現澳門智庫與其他地區智庫協同發展，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推進工作：第一，建立健全溝通聯絡機制，搭建數據資源共享平台，為聯盟成員智庫和用戶方提供及時傳遞信息的溝通平台，提升效率。第二，發揮聯盟這個開放機制的作用，切實深化合作研究，圍繞推進“一帶一路”合作中的重大項目或破解“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緊迫難題，倡導成員智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69 -庫之間及與相關成員智庫攜手，聯合開展重大課題研究，通過信息共享、資源共享、成果共享，充分發揮智庫聯盟“聯”的優勢，放大“合”的效應，這既有利於擴大智庫聯盟的影響力，也有利於真正推出一批管用好使的對策建議，更好地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第三，明確聯盟成員個體的責任和義務，制定規章制度，由此形成內部約束機制，有效保證各成員智庫的深度參與和大力支持，利於遏制聯盟有名無實的亂象。三、澳門本地智庫之間的協同發展研究澳門本地智庫呈百花齊放、蓬勃發展態勢，為加強政府決策科學性、民主性，更好地推動澳門經濟社會繁榮發展，澳門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也越來越重視智庫的作用。澳門特區政府在體制內部成立了政府型智庫，同時，也鼓勵民間智庫發揮才智。對於澳門構建高水平、世界級的智庫，上海大學的江時學教授指出，澳門的世界級智庫的建設不能僅僅依賴政府的力量和願望。澳門的高等院校和企業界都應該出力。只有整合官、學、商三方力量，只有整合這些力量，才能使澳門在世界級智庫排行榜中擁有一席之地。11 江時學：《澳門應該擁有世界級智庫》，《新聞報》，2018 年 2 月 28 日，https://www.themacaonews.com/political/201822818/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70 -如前文的分析，澳門本地智庫主要有政府智庫、高校智庫和社團智庫，所以，澳門智庫協同發展的主體主要圍繞這三類型的智庫。然而，目前智庫相互之間協同發展的意識與能力還很欠缺，從前面章節中所提及的國內外智庫協同發展的經驗和做法來看，在澳門進行智庫資源的整合並不容易，繁複的協同主體及其運行機制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這主要體現在智庫之間的數據資源共享性不高、智庫間的人才流動性有限、智庫間的項目協作程度不高。目前智庫聯盟大多數是簡單的聯誼性鬆散團體，數量上的“求大求全”不能真正實現智庫橫向合作，所以難以促進學者協同攻關合力、激發聯合研究的活力。目前澳門智庫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主要體現在各類智庫主體發展不均衡，未形成合力，導致研究力量和資源相對分散，另一方面，運行和管理機制與外界銜接不夠，存在“孤島”現象，再者，單打獨鬥的情況仍是普遍現狀，彼此之間的合縱連橫不夠。未來，在國家大力支持下，步入新時代的澳門，其發展將迎來嶄新機遇。無疑，也會對澳門智庫組織提出新的發展要求，這就需要各智庫摒棄零和思維，合作攜手解決面臨的共同挑戰，實現包容性發展、可持續發展、共融共用發展。澳門智庫如何做大做強，為澳門和諧、繁榮、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為與“一帶一路”建設有關的課題項目落地提供智力和軟實力支持，以有效地推動“一帶一路”建設？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71 -在推進智庫間的協同發展方面，澳門智庫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因素進行對症下藥。（一）智庫普遍缺乏全局合作意識導致協作程度不高的原因有多個方面，當中最主要的就是本地智庫機構的大局意識與合作意識不足。儘管澳門智庫的研究人員在私下的關係是友好的，也會有交流合作，但智庫之間的實際、深入合作並不多，同時，一些智庫還存在著固步自封、單兵作戰的傳統保守思維，導致智庫的數量不斷增多，卻很難建立起統一有效的合作體制。佔據大多數的社團智庫，是附屬於澳門的本地社團的，由於各大社團的定位有所側重，一些傳統的社團還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因此社團之間現時未能形成合力及資源共享。加上公共政策沒有專利，不存在競爭性，導致現有智庫所做的研究議題雷同性較大，造成資源重疊浪費。事實上，要想打破各自為政的狀態，建立起高度合作是不太容易的。對此，要通過制度建設和培訓、宣傳等方式轉變理念，讓協同發展理念成為本地智庫建設和發展的基本理念，樹立起全局意識，增強智庫之間的凝聚力。同時，要建立起統一管理平台，設計對口精準且專業化、特色化的研究課題，並將所有資源、成果及服務上傳整合到該平台，在構建公開透明的組織管理模式的同時，便於智庫聯盟各主體及時聯絡，實現信息互通和成果共享。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72 -（二）智庫間發展不平衡當前，本地智庫發展的不平衡也是導致智庫間協同性不高的原因之一。對一個優質智庫而言，充裕的資源、自由嚴謹的研究氛圍和高水平專職研究員，這三個條件通常是衡量智庫專業與否、運作穩健與否的重要參數，其中，專業化人才的吸納是智庫專業化發展的重要基礎。然而，澳門智庫的專業人才、高端人才分佈不均衡，高質素人才一般集聚在政府及高校智庫，不過，高校智庫的研究人員主要還是高校裡分屬各個院系的教師，智庫往往沒有獨立的編制，最多配備一兩名行政人員負責日常管理和協調聯絡。經驗豐富的教授或校外的領軍人才多是掛名作為顧問，或採取外聘形式加入研究，並非在高校智庫擔任專職工作。所以，這樣也導致了在人員管理、理念、團隊合作和積極性的調動方面不夠緊密，運營的效果和研究成果的產出因此會打折扣。與此同時，這些分佈在高校智庫的高素質人才也通常是社團智庫等民間智庫的研究人員，但他們在民間智庫中通常是以“兼職”性質進行研究的，因此智庫間人才實際的雙向流動交流渠道並不暢通。相比於官方智庫，澳門的民間智庫的資金來源較為固定、單一，儘管有的民間智庫會拿到政府的項目，得到政府資金開展研究，但它們通常都是依靠澳門基金、企業資助、社會捐贈或自費方式為主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73 -進行研究，研究經費不算充足，而且也不穩定。另外，民間智庫對資料與數據的掌握和分析能力較弱，導致研究的細緻性、科學性及權威性不夠高。可以說，澳門大多數的民間智庫由於在人才、資金、信息、交流渠道等方面的處境比較尷尬，與政府智庫、高校智庫之間產生了水平及地位的不對等性，導致智庫間的相互依賴難以普遍發生，合作難以形成並持續。至於官方智庫，它們雖然在開展項目研究上具備資源優勢，但存在民意反映不夠、運作透明度不高、獨立性較差等短板，而民間智庫恰恰具備能以“接地氣”的優勢和獨立的研究提供較為客觀中立的研究信息與資料。在澳門，有多所的高等院校，研究氛圍良好，具備較強的人才優勢，但實踐性不足也導致研究成果學術性過強，因此澳門的高校智庫缺乏了澳門的民間智庫深入社會民眾的平台。因此，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可以通過項目合作的方式整合學術力量，培養複合型智庫人才，優化研究隊伍的人才機構。總的來說，智庫聯合有助於形成一支相對穩定、水平較高、兼具學術聲望和社會影響力、能夠積極配合澳門工作大局的智庫人才隊伍。對於智庫間發展不平衡的情況，適度加大對智庫尤其是民間智庫的扶持力度非常有需要，這樣能普遍增強智庫的獨立性和實力，優化智庫間的相互依賴結構，推動本地智庫間的合作，促進優勢互補，攜手共進，在研究諮詢、學術活動、人才交流等領域展開務實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74 -合作，共同發出澳門的聲音。（三）智庫缺乏統籌規劃的核心力量在澳門本地的民間智庫中，群力智庫算是較早直接以“智庫”命名的社團智庫之一，該智庫由澳門本地議員何潤生聯合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士於 2010 年 12 月 30 日成立，全稱為“群力智庫中心”，屬於議政論政型、非牟利民間智庫，目的是為了匯集民智、培養人才，期望構建平台，讓更多青年及希望參與社會的人士能藉此渠道為澳門社會作出貢獻，現有成員分別是來自教育界、工程界、法律界、金融界及社會服務界等多個界別的專業人士 1。群力智庫發展至今已有 9 年時間，智庫副理事長陳家良先生表示，群力智庫作為民間的智庫，一直以來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工作目標，其一是做政府政策研究，其二是人才交流與人才培養，其三是政策解讀及宣講，起到溝通官民、減少政策阻力的作用。類似的本地智庫還有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屬下於 2015 年成立的政策研究室，該智庫主要圍繞女性身心健康、女性幸福感、兒童遊樂設施建設、家傭規管等婦幼事務課題展開研究，希望未來能夠成為政府政策研究的智力支持。但由於人才和人力資源有限，目前在專項主題研究方面做得還不足夠深入。這些智庫團體伴隨澳門社會結構與階級組成的變化而興起，它們在不同範疇開展調查研究為相1 群力智庫中心：《中心簡介》，http://wisdompolicy.org.mo/about/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75 -應群體發聲、爭取權益，因此在社會服務等貼近民生的應用型研究上積累了不少先進經驗，可謂是澳門社團智庫的一個縮影。現時，澳門本地智庫數量眾多，且涉及多個類型，但這些智庫缺乏一個權威性的組織機構或個人來做牽頭整合，缺少本地智庫協同發展的頂層設計。具體而言，針對“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的國家戰略及相關社會問題，澳門的智庫是完全可以發揮所長的，但這需要互相之間建立起更好更緊密的團結合作，不妨從一至兩個項目入手，以政府官方智庫為中心，承擔起智庫管理的功能，嘗試在正確處理政府與智庫之間的關係，保證保留各民間智庫的獨立性的前提下，集中統一指導，集結各智庫力量，共同為“一帶一路”建設出謀獻策。（四）智庫尚未建立健全協調運行機制同時還需注意到，政府體制內外的智庫間缺少信息、物資、人才等方面交流共享的通道，未能形成研究領域廣泛、結合緊密的智庫網絡，協調運行機制的缺位不便於集中和協調本地智庫力量。對此，可以建立不同類型智庫間的縱向聯合機制和不同領域智庫間的橫向聯合機制。例如，澳門特區政府要堅持頂層設計與逐級推進相結合，積極構建“一個官方智庫核心總部，高校及社團智庫分支網絡”的全方位智庫體系。在體系中，官方智庫承擔起智庫管理的職能，根據政府決策的需要來協調整合各方智庫資源，實現各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76 -層次、各領域智庫的要素互通，尤其是打通官方智庫與高校智庫、社團智庫在信息、物資、人才等方面交流共享的通道，以此形成研究領域廣泛、結合緊密的智庫網絡。並且，當今全球政治經濟環境變化加劇，澳門在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問題涉及多個領域，政策問題具有高度的交叉性、綜合性和複雜性，尤其是面對具備宏大性、綜合性、跨學科特點的“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戰略，官方智庫可以依據各個智庫的特色、協調各方智庫資源來合理部署子課題，系統細化分工，做好具體計劃政策，採取以項目合作的形式來促進官民智庫協作是相對而言可取的方法。例如：跨境養老服務問題、勞工問題、女性權益問題、青少年問題等。其他大型綜合性課題如民生、政府治理、融入大灣區等課題亦可採取此種方式來開展本地智庫的協作研究，只有加快建立起以課題項目為中心的協作機制，從課題的設計上就重視各領域智庫間的合作研究，這樣才能避免智庫的重復研究，提高效益，切實促進智庫協作常態化。（五）智庫間未建立起合理的溝通機制一個不可規避的現實是，政府與智庫尤其是民間智庫之間大多缺少合理坦誠的溝通機制，彼此之間的互動機制尚未完全形成，加上民間智庫無法及時掌握最新信息動態，信息失真不完善等諸多問題，整體上存在較大的有待提升和完善的空間。而澳門本地學者鄞益奮和陳慶雲曾指出澳門政府科學決策主要依託專家諮詢制度和公
第七章 新路徑：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研究- 177 -民參與制度的構建和完善，其中，專家諮詢制度主要著眼於各類智庫聯絡機制的建立與協調。1 因此搭建暢通的建言獻策渠道是非常有必要的。事實上，此前的官方智庫澳門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現已被撤銷）就經常針對一些政府施政的熱點問題，邀請各個高校的專家學者以及澳門各個社團的代表召開“集思會”，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的多元聲音，最終形成研究報告交付特區政府。2 這種政府智庫與民間智庫、高校研究機構的良性互動合作，有利於澳門特區政府作出科學決策。因此，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可將各類智庫納入到諮詢對象範圍內，邀請智庫學者參與政策討論會議，鼓勵他們發出不同的聲音，盡可能達到思想交鋒的效果。另外，智庫可以積極舉辦主題研討會或成果發佈會，邀請不同政府部門的決策者共同參加，為學者與決策者提供接觸機會，在面對面對話中實現思想的傳遞和雙方的交流互動。只有打通思想產品從智庫端到決策端的輸出鏈條，才能讓智庫真正成為連接知識與政策的橋樑。31 鄞益奮、陳慶雲：《科學決策及其制度依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啟示》，《中國行政管理》2010 年第 9 期，第 126-128 頁。2 鄞益奮、陳慶雲：《科學決策及其制度依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啟示》，《中國行政管理》2010 年第 9 期，第 127-128 頁。3 張穎：《智庫觀察──美國進步中心運行機制及對中國智庫建設的啟示》，2019 年 5 月 22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506860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78 -總體而言，雖然澳門智庫協同發展存在不少問題及困難，但只要找準優勢和方向，就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澳門智庫首先要立足澳門，在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前提下，把提升自身競爭力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機結合起來，認真對待澳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新舊問題，在研究過程中廣聽取民意，積極協作，使“一帶一路”倡議等有關政策落實到位，達成社會共識，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更多體現澳門特色的強大思想產品和優質智力成果。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179 -第八章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通過前文的整理分析可知，目前澳門建設高水平的智庫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相關工作也是刻不容緩的。然而，澳門智庫目前也存在不少的問題亟需解決。因此，為了構建高水平的澳門智庫，甚至是世界級的智庫，讓澳門智庫能協同發展，本研究結合前文的內容，提出以下十項建議。一、消除人才資源匱乏的“瓶頸”國際經驗表明，任何一個成功的智庫，都擁有充足的財力和人力，兩者缺一不可。對於智庫建設而言，人才隊伍是保證高品質產出的關鍵。一項分析中國智庫影響力的實證研究顯示，智庫研究人員發表核心論文數量、出版專著及報告等成果數量的差異，是影響智庫影響力大小的最直接因素。澳門智庫的財力基本是有保障的，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80 -特別是政府智庫和高校智庫，但從整體而言，澳門智庫的人才資源匱乏則是一個公認的事實。這是迄今為止澳門智庫難以有所作為、難以躋身於世界的根本原因之一。澳門智庫消除人才資源匱乏的有效手段不外乎三種：自力更生、從國外引進以及借助內地的優勢。自力更生是澳門自己培養智庫型人才，但這方法需要較長的培養時間，而且成本也很高，至於從國外引進或許會產生“水土不服”的難題。因此，最有效而快捷的方法就是從內地引進人才。應該指出的是，在利用內地的人才資源時，必須制定正確的引進政策，修改一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例如，澳門特區政府有關部門的政策規定，無博士學位的內地學者不得被澳門高校聘為特聘教授，不論其學術水平多高，這樣一種重學位而輕視真才實學的政策是不利於引進內地人才的。在通過移民措施引進外地人才方面，依據澳門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居留制度》對於“技術移民”的規定，獲本地僱主聘用的、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能申請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的許可。在 2015-2018 年，約有 460 多位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獲批臨時居留的許可。1 相對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四年間通過“技術移民”獲1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臨時居留許可數據資料》，https://www.ipim.gov.mo/zh-hant/services/investment-residency/news/statistics/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181 -得澳門臨時居留許可的專業人才的數量是顯得非常少的。由於澳門的就業市場、土地資源等都非常有限，因此澳門特區政府近年來對於移民政策的態度都非常審慎。儘管如此，但澳門目前的“技術移民”制度、評審標準以及優惠措施，都不利於引進外地人才，更何況是要求更高的智庫人才。澳門要建設高水平智庫，這離不開充足的人才資源，但按照澳門目前的狀況，就需要特區政府盡快完善當前的“技術移民”制度，用更多的“紅利”吸引智庫人才扎根澳門。當然，從外面引進人才雖然是快捷有效的方法，但澳門也是要培養本地的智庫型人才，特別是智庫領軍型、運行型的人才，讓這兩種人才慢慢成為澳門智庫發展的“主心骨”。同時，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所培養的智庫人才，應該要具備國際視野，也要藉著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機會“走出去”，積極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智庫組織、智庫人員開展交流合作。通過這樣的方式，也能把“一帶一路”沿線智庫人才以及建設高水平智庫的經驗“引進來”，這對於澳門提升智庫水平是非常有作用的。另外，在澳門培養、引進智庫型人才的同時，也要重視培養智庫人才的分析能力和政策研究能力，並且，要完善本地的智庫人才機制，實行合理的人才評價機制、激勵機制，例如：通過首席專家制、團隊滾動制、高級研究員、智庫行政助理、市場聘任制等制度創新，打造多層次的智庫人才梯隊，從而培養人才、留住人才，並實現人才的向上流動。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82 -無論是以上哪種手段，澳門智庫都必須建立健全人力資源管理機制，重視人才的招募、使用、考核和培訓這四個環節，尤其是通過內部學習、外部實習、訪問研究等方式，以及讓研究人員定期和政府部門的政策負責人和政策規劃小組進行接觸，保持智庫人力資源可持續發展，最終把智庫建設成為吸引一流人才的窪地，成為用好一流人才的高地，成為培養一流人才的基地。二、增加智庫數量並聯合智庫力量數量與質量有著密切的關係，就智庫而言，雖然數量上的增加並不意味著質量上的提高，但必要的數量有助於提高質量。毫無疑問，較多的智庫不僅有利於產出較多的成果，而且還有利於智庫展開必要的競爭與合作，提升智庫的水平。近年來，儘管澳門智庫的數量迅猛增長，但是真正意義上有作為、有成績的智庫在澳門寥寥無幾。有些智庫名存實亡，長期不能產出有價值的決策諮詢報告；有些智庫名義上是智庫，實質上是培養研究生的教學單位。這樣一種局面顯然是不利於智庫建設的。澳門有必要在近期內多成立一些有所作為的智庫，在數量上造就一定的優勢，而且要更加豐富智庫的類型，除了公共部門以外，私人部門、企業、社團也應該要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建立一些有用智庫。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183 -但在建立智庫以後，要嚴格管理智庫內部的運作，避免這些智庫只是披著一副好看的“皮囊”卻不幹實事、不幹正事。在擁有一定數量的智庫以後，澳門要聯合這些智庫的力量，成立澳門的智庫聯盟，促進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聯盟的建立是基於“1+1>2”的共贏理念，成員群策群力，集聚且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真正實現效用的最大化，為國家和地區發展產出高質量的諮政成果，同時也為智庫本身的發展提供外力支撐。聯盟的功能主要在於通過舉辦一系列的學術交流活動，開展聯合的專題調研和課題研究，搭建聯盟內成員間資源分享平台，互通有無，互惠互利。照這樣來看，儘管澳門的智庫之間關係友好，也會有一些交流合作，但是，目前澳門仍然沒有真正的屬於本地區的智庫聯盟。事實上，越來越多的智庫意識到建設智庫聯盟的重要性。例如，2014 年 4 月由新華社研究院聯合 15 家中外智庫共同發起的“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在北京宣告成立。該合作委員會是一個開放型學術交流合作機制，參與方主要是智庫和具有智庫職能的媒體機構，同時包括國際組織、高校研究機構以及以個人名義參與的知名學者。合作委員會的成立，讓“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邁上了新的台階，必將更加有效地推動共建“一帶一路”不斷走深走實，為促進各國繁榮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智慧和力量。1 又如，為了助力1 錢中兵：《“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在京成立》，2019 年 4 月 24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24/c_1124411474.htm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84 -探索粵港澳大灣區要素資源高效配置和便捷流動的新渠道新機制，提升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廣東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經協商一致，決定聯合三地智庫組織共同發起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1 對於該聯盟的成立，思路智庫理事長郝雨凡稱，智庫的協調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區域融合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的成立對澳門有重要作用，澳門可藉助多方面的智慧更快、更合適、更少成本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他又指智庫應該思考澳門如何在融入大灣區過程中減少成本、衝擊，在保護澳門的利益同時更大程度利用大灣區建設來發展澳門。2 可見，智庫聯盟的成立，有助於各智庫聯合力量，拓展合作網絡，增強智庫的影響力。借鑒已有的這些做法，澳門智庫要認真考慮如何建設本地區的智庫聯盟，聯合所有智庫的“智”力，分別在各自擅長的領域開展研究，進行有策略的合作開發，揚長避短，共同建設本地智庫研究、協同、發佈和轉化平台，形成協同一致的強大思想力與行動力，促進澳門智庫的協同發展。同時，聯合智庫的力量，發揮智庫1 喬一：《三地簽署框架協議 發起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2019 年 6 月 26 日，http://news.wenweipo.com/2019/06/26/IN1906260058.htm2 《智庫應思考澳融入灣區減成本衝擊》，2019 年 7 月 10 日，http://www.shimindaily.net/v1/news/macau/%E6%99%BA%E5%BA%AB%E6%87%89%E6%80%9D%E8%80%83%E6%BE%B3%E8%9E%8D%E5%85%A5%E7%81%A3%E5%8D%80%E6%B8%9B%E6%88%90%E6%9C%AC%E8%A1%9D%E6%93%8A/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185 -公眾輿論引導、公共外交推動、社會服務參與等作用，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三、明確智庫定位智庫建設的關鍵在於明確發展定位。世界各地的智庫數不勝數，應有盡有，其研究領域和專長也是多種多樣，無所不包。當以協同理論為指導開展澳門高水平智庫的建設工作時，會發現關於智庫本身的定位問題會讓大家開啟一個前所未有的想像空間。由於建構良好的智庫聯盟，通常帶來“1+1>2”的系統合力，在疊加效應和互補優勢的助力下，澳門智庫在定位上，完全可以較之以往更為大膽，更有作為，這樣才能激發來自不同地域和研究領域的智庫成員的熱情與興趣，同時，更高的定位能使智庫佔據思想高位，充分鼓勵並促使來源多元化的智庫成員產生思想火花碰撞，跨地區、跨學科、跨系統的學術研究能帶來廣闊的視野，從而使研究選題的開展具備更好的初始條件，智庫完全可以突破現有的選題界限，跳出澳門看澳門，以區域化、全球化、系統化的全域思維探索澳門的問題，提出講求實效、創新引領的優秀解決方案。依託自身優勢，明確功能定位是澳門智庫研究的起點和方向，智庫的功能定位應以時代的背景和自身的實力相結合，選擇具有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86 -獨特競爭優勢的領域，在相關重點領域精耕細作，以形成核心競爭力和廣泛影響力。根據當前澳門的現實條件，澳門智庫應該在全面準確理解並堅決貫徹“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前提下，立足現實、著眼長遠，其定位應圍繞澳門以下幾個問題，並開展深入的研究：澳門如何發揮中國與葡萄牙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的作用，如何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如何成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如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何早日實現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如何使澳門實現良政善治，如何使 CEPA 發揮更大的功效等等。基於澳門的優勢及發展定位，澳門智庫要找準自身定位，有所側重地開展研究、建言獻策，堅持家國情懷與國際化視野相結合，這才有助於澳門智庫展示出自己的特色及能力，並在本地區內的智庫中脫穎而出，受到更多國家、地區的關注。更為重要的是，智庫還要面向全球推介澳門的良好形象，講好澳門故事，共同服務國家戰略。四、正確處理全能化與專業化的關係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的《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早已提出：“要實施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規劃，加強智庫建設整體規劃和科學佈局，統籌整合現有智庫優質資源，重點建設 50 至 100 個國家亟需、特色鮮明、制度創新、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187 -引領發展的專業化高端智庫。”可見，國家對於智庫“專業化”的重視。在理論上，智庫應該是全能的，對所有問題都能提出自己的高見，可實際上，全能的智庫並不多，也不利於智庫展現自身的特點。而且，從成本考慮，建設全能的高水平智庫所需要投入的資源，往往要比建設專業化智庫所需要投入的資源要多。由於智庫的工作性質有強烈的實用性、前瞻性、戰略性和操作性，因此，智庫運行必須在專業化的基礎上，通過智庫文化、運作的基本準則、獨到的技巧方法和信得過的道德規範來實現。而根據澳門的現實條件，選題機制也需要仔細斟酌，除了澳門特區政府的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以外，其他智庫應該放棄全能化，走專業化之路。從近年來社會智庫的研究課題和研究成果方面看，呈現了追逐熱點，淺嘗輒止的多，系統研究者少，重複性研究多，創新性研究少，針對時事熱點詮釋性成果多，引領性成果少的現象。這種現象的產生一方面無助於社會智庫的建設，另一方面也影響其可持續發展。因此，社會智庫若要創新建設，應避免形式主義，注重內容建設。習近平主席也曾指出，“智庫建設要把重點放在提高研究質量，推動內容創新上。社會智庫雖在數量上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其核心價值卻是通過創新性的思想和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來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1 因此，加強社會智庫建設，要依託“接1 鍾曼麗、楊寶強：《社會智庫創新建設：外部協同及其內部運行機制的二維視角》，《情報雜誌》2018 年第 11 期，第 36-41、88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88 -地氣”的獨特優勢和非官方特點，突出研究特色，清晰功能定位，突出以問題為導向，注重研究的對策性。此外，在組織結構方面，社會智庫還需注重“小而精冶”，避免“大而全冶”。組織機構的“小而精冶”在降低社會智庫運行成本的同時也提高了研究的專業性，從而保障了研究成果的高質量。而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要走全能化道路，而且必須增加其全能化的能力，這是因為它是澳門特區政府制定大政方針的重要“智囊”，它必須站在統領全局、面向未來的角度，對澳門各方面的發展提出富有遠見的科學性建議。國際上，除蘭德公司等極少數智庫以外，所有的知名智庫都不是全能化的。就澳門的智庫而言，專業化之所以優於全能化，主要是因為：第一，專業化有利於規避研究力量不足的困境；第二，專業化更能提出面向澳門現實的政策建議；第三，專業化有利於減少智庫的重複勞動。若澳門的智庫能選定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適應市場、社會發展的多樣性，不斷提升研究水平，其產出的研究成果更能夠得到各方的認可，也更容易被特區政府、行業協會等所採納。因此，澳門的智庫應該在已有的基礎上，更加明確自身的定位，沿著“做細、做精”的方向對智庫的未來做規劃。例如，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有的澳門智庫可以專門研究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如何與沿線的國家和地區務實地開展合作。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189 -五、深入把握強化“內功”與擴大社會知名度之間的關係智庫的首要職能是為政府決策服務。因此，強化“內功”應該是澳門智庫的當務之急，在未來也應該是其生存的必由之路。所謂的強化“內功”，是指重視培養人才、強化團隊建設、提升成果質量、擴大影響力等等。例如，智庫要能夠充分體現團隊精神，其內部的上下級界限需淡化，沒有權威、沒有絕對的指揮或服從，只有在特定目標下多重角色的分工與共同的分擔，並且與外部形成和諧的知識與利益分享。要實現這一體制和機制建設，就要擁有團隊規範的概念、理念、技術和操作規程，使參與者有各自明確的工作目標，並以各自的學識做出獨特的貢獻，就像現代工業生產有形產品那樣去生產無形知識，並在運行過程中，把尋找共同點、構想與溝通、分工和技巧作為任務執行的組織有效性原則。在強化“內功”的同時，澳門智庫也要平衡其與擴大社會知名度之間的關係。這意味著，澳門的智庫不能把工作重點置於擴大自身的社會知名度，不能片面地追求媒體的“眼球”和社會轟動效應，而是要遵從“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道理，摒棄徒有虛名和“假大空”現象，扎扎實實地提出一些有價值的政策建議。而且，這些政策建議既要符合國家的發展戰略與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又要符合廣大民眾的需求，回應廣大民眾的訴求。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90 -然而，現實是，有的澳門智庫為了增加社會知名度，忽視“內功”，使用一些虛化、討巧的手法去博取大眾的關注。例如，有的智庫重視申請忽視建設，做事虎頭蛇尾，在創建智庫之時建立了遠大志向，信誓旦旦地立下了目標，但盛大的創立智庫儀式一結束，智庫就不了了之，無所作為。有的智庫為了標榜自己擁有強大的研究團隊，就拉上一堆研究人員和社會知名人士，為他們安排各種要職，用來裝點門面，博取社會知名度，實際上整個智庫卻只有一兩個人在幹實事。顯然，這些做法都不利於澳門智庫的建設。儘管高水平智庫需要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但前提是智庫要有足夠扎實的“內功”，也要明白到，智庫是有了“內功”，實質水平提升了，社會知名度才會不斷擴大，而不是擴大了社會知名度就能提升智庫的“內功”。六、加強“政產學智媒”的合作就目前來看，澳門本地居民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意義和發展趨勢的認知、認同及共識仍顯不足，澳門智庫理應要努力搭建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溝通橋樑。從澳門特區政府與智庫的合作而言，智庫可以通過參與競標或接受定向委託承接政策研究課題，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或備選方案﹔智庫專家學者則能夠通過參與政府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191 -決策機構召集的專題會議提供決策建議，以及面向政府官員提供培訓、講座等服務，這些都是智庫影響政府決策的有效方式。由此，澳門智庫一方面希望為民發生引導，向特區政府提出多多益善的政策建議，在決策過程中發揮黏合劑、催化劑的作用，為澳門的發展貢獻其聰明才智；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也應該最大限度使智庫了解其需求（包括特區政府的工作計劃和設想），加強政府信息公開，打破體制內外信息共享壁壘。換言之，只有在智庫全面而深入地了解特區政府的需求的前提下，它們才能“對症下藥”，提供精準的服務，對接決策層的需求，有的放矢地為政府提出實際、可操作性強的政策建議。為了加強政府與智庫的聯繫，澳門可效仿建立國外“旋轉門”機制，讓智庫人員在政府部門與智庫之間進行雙向流動。在為期一年或更長的時間內，特區政府部門的有關人員可在智庫從事研究工作，智庫的研究人員則在政府部門從事相應的行政管理工作。這一“旋轉門”機制不僅有利於雙方建立關係，讓雙方了解對方的工作性質，也可以讓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提高理論及研究能力，同時讓智庫的研究人員有足夠的實踐經驗，貼近現實，從而為智庫提供更多、更好的決策諮詢創造有利條件。從企業與智庫的合作而言，澳門智庫通過與企業的合作，能把研究成果有效地進行實體轉化，增強實際操作性，解決實際問題，為實體企業的創新發展提供高質量服務。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92 -輝耀在接受中國網“智庫中國”訪問時就曾說過：“中國的企業家需要啟蒙，捐錢做慈善還是很基本的模式。其實企業家的最高價值是做智庫，這是一種更加有發展意義的回饋社會的方式，美國有很多企業家都是如此。”的確，企業的發展需要智庫的指導。在澳門參與“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建設過程中，企業面對新形勢，該如何作業務發展的新抉擇呢？如何拓展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業務呢？這些需要智庫給予指導。另外，企業在作重大的決策時，也需要智庫給予它們一些關於國際形勢、政策把握的諮詢指導。從高校與智庫的合作而言，高校具有學科齊全、人力資源集中、基礎研究實力雄厚等優勢，是建設高水平智庫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澳門智庫通過與高校的合作，不僅能利用這些高校資源，形成高校智庫研究專業化、特色化的發展基礎，也能讓政府智庫、民間智庫提升學術能力，增強“內功”。特別在“一帶一路”研究中，通常會涉及到理論研究、多學科交叉問題研究，這就需要專業的高校師資隊伍從中提供協助。尤其是在人才資源方面，高校可以在 “一帶一路”智庫建設中做出有特色的貢獻：在人才選拔和研究隊伍建設上，善用高校內現有的教研力量，也需要更為靈活的制度以積極引入社會人才，從而實現與高校學者團隊的優勢互補。同時，高校應該在機制上給予更多的便利，引進國內外的精英人才，能給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193 -智庫的政策諮詢和研究工作提供更多元的視角，而且對於提升智庫國際化程度，增強國際影響力具有積極作用。此外，還要加強高校之間“一帶一路”智庫的協調合作，以及同政府智庫、民間智庫的聯繫，保持與政府、公眾、市場的良性溝通。1從媒體與智庫的合作而言，澳門智庫除了要重視與傳統媒體的合作，與它們建立起常態化的聯繫機制，形成良好的合作關係，也要重視運用新興媒體，構建自身的宣傳推廣網絡，從而更好地為社會大眾提供務實管用的思想觀點，有效引導輿論，教育和服務公眾。國外智庫向來都非常重視使用媒體宣傳自己，還會積極建設自身的媒體平台。例如，美國傳統基金會鼓勵學者參加廣播、電視的評論節目；又如，2001 年布魯金斯建立了自己的廣播、電視演播室，便於學者有更直接的途徑接受媒體的訪問。進入到互聯網傳播時代，一些國外智庫還建立了全媒體傳播平台。所謂的“全媒體”，是指信息、通訊及網絡技術條件下各種媒介實現深度融合的結果，是媒介形態大變革中最為嶄新的傳播形態。“全媒體”是在具備文字、圖形、圖像、動畫、聲音和視頻等各種媒體表現手段基礎之上進行不同媒介形態（紙媒、電視媒體、廣播媒體、網絡媒體、手機媒體等）之間的融合，產生質變後形成的一種新的傳播形態。2 簡單而1 陸洋、史志欽：《“一帶一路”高校智庫：發展策略研究》，《智庫理論與實踐》2019 年第 2 期，第 35-41 頁。2 羅鑫：《什麼是“全媒體”》，2010 年 03 月 22 日，http://media.people.com.cn/BIG5/40628/ 11194266.html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94 -言，“全媒體”就是通過多種媒介的深度融合而去傳播信息，而“全媒體傳播平台”就是利用全媒體手段去傳播信息的平台。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例，該學會投入了巨額的資金用於網站的設計、維護和更新，而通過瀏覽該網站，訪問者可以有多種途徑獲得信息。首先，網站有英語、西班牙語、中文、阿拉伯語 4 種語言供訪問者選擇，為使用不同語言的訪問者提供了更好的閱讀體驗，也拓展了網站的國際傳播影響力。然後，受訪者可以通過該網站瀏覽學會的政策報告、購買書籍，也可收聽、收看學會舉辦的會議及學者在各大電子媒體上接受訪問的錄音或錄影，還可以免費下載眾多的研究資料。接著，學會的網站上會有郵件資訊訂閱服務，還有多媒體和博客等，讓其打造成為“一站式”的服務媒體平台。其次，布魯金斯學會針對區域傳播設立專門的機構和信息發佈平台，例如，2006 年布魯金斯學會和清華大學聯合創辦“清華 - 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致力於在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等重要領域提供獨立、高質量及有影響力的政策研究，該中心結合中國網民經常使用的社交網絡軟件──微博，開通了自己的微博官方帳號，自 2011 年開通之後，一直持續發佈中心的研究成果，且受訪者可通過掃描二維碼的形式訂閱中心的電子郵件，讓其在第一時間獲取中心學者們的演講資料，中心還會不定期地推送來自布魯金斯學會的學術研究動態。與此同時，2009 年該學會推出了中文網，主要目的是提升學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195 -會在中國地區的品牌知名度和政策影響力。最後，布魯金斯學會的管理層、學者的名單、研究成果以及聯絡方式等資訊，都會主動地在該網站上公佈，人們可以根據這些資料與學者們直接聯繫。而且，研究成果和專家著作介紹旁邊還附有 Barnes & Noble（美國最大的實體書店）和 Amazon（亞馬遜）的購買網站，訪問者可以通過這些鏈接獲取更詳細的資訊資源，購買相關著作，這讓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成果得到更多的推廣宣傳。在中國內地，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喜歡並習慣使用網絡來表達自身對社會問題及政府政策的關注，同時也會通過網絡發表各自的看法與主張，這引起了智庫在信息採集、決策過程和思想傳播的過程中對該現象的重視。因此，大多數智庫都有自己的網站，其中部分還結合內地網民日常頻繁使用的社交媒體軟件，開設了自身機構的微博、微信、論壇等，來增強與群眾的互動性，以及提高群眾對智庫話題和論點的關注度。可是，澳門智庫在相關工作卻顯得重視度不足，有的智庫甚至完全沒有使用網絡手段來進行宣傳推廣，還停留在用傳統媒介發佈信息和推銷研究成果，這顯示出一部分澳門智庫的滯後性。此外，澳門智庫在使用網絡媒介進行推廣時，方式過於“死板”、單一，缺乏趣味性。例如，很多的澳門智庫在報導所舉辦的活動或宣傳研究成果時，只是以平鋪直述的方式敘述了該活動，表達過於學術性，而且多篇的新聞報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96 -導內容、結構非常相似，這難以引起市民的關注度，也難以讓市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澳門智庫在使用網絡進行宣傳推廣的時候，形式要更加“接地氣”，可以使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文字語言，生動活潑的圖片表格，貼近市民的溝通技巧，讓普通市民更加容易理解、明白成果內容，這也利於研究成果的普及。在當今數字經濟時代，澳門智庫要與媒體創新融合發展，這是智庫提高學術引導力和輿論影響力的必然選擇。智庫是傳媒的優質觀點和思想源，傳媒是智庫的輿論傳播的載體和推動器。所以，智庫與傳媒的社會功能是一致的，完全可實現融合合作和優勢互補。有專家認為，智庫本質上是政治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的融合、交換、增值的場所。如果智庫缺少深入社會和聯結社會的能力，無法建構自己的社會網絡，在整個政策共同體中就會被邊緣化。因此，政府、企業、高校、媒體等都是澳門智庫構建自身社會網絡的重要元素。澳門智庫應該具備開放性，既要開放思維，產出創新性、科學性的研究成果，也要開放空間，讓更多的機構參與到自身的建設當中，這就要加強與政、產、學、媒的合作。七、提升智庫的國際化水平在經濟全球化深入推進的背景下，智庫必須具有全球意識與國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197 -際視野，提升自己的國際化水平。事實上，國際的知名智庫在最初制定發展目標以及明確機構定位時，都會關注機構的國際影響力，它們希望能在國際上發揮積極作用，成為國際重要議題的設置與研究者、重要問題的權威話語主導者和引領者，其中，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就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伴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國對世界影響力的逐漸增加，中國問題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一些國家會成立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智庫，而一些已成立的著名智庫會專門組建研究中國問題的團隊。2006 年布魯金斯學會理事會主席約翰 ·桑頓捐巨款成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中心提供前沿的研究、分析、對話與出版服務，聚焦中國的崛起及其對美國、中國鄰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影響。此外，中國研究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研究重點，基金會設立了“卡內基中文網”，向政策制定者和學者介紹基金會的著作、雜誌、活動和其他信息資源，以增進中美之間國際政治和公共政策領域的學術交流及相互了解。《卡內基中國透視》電子月刊利用基金會的人力與信息資源，提供對當前中國問題的分析與思考。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在中國研究方面開設有基辛格美中關係研究所和中國環境論壇。國際戰略研究中心設有“費和中國研究講席”，主要研究美中經貿關係中出現的問題、中國軍事現代化對地區安全的影響以及中國國內變革對美中關係和美國利益的影響。這些針對同一重大問題的研究和有針對性的思想傳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198 -播，都顯示出智庫在一些重要國際問題上努力發表和傳播自己的觀點，試圖影響更多的相關人士，掌握一些重要國際問題的話語權。1 在智庫致力於擴大國際影響力，爭奪話語權的同時，一些智庫試圖通過扮演國家的“影子政府”，對國家的公共政策、對外事務產生影響，以此提升自己的影響力及國際地位。美國智庫素有“影子政府”或“政治旋轉門”之稱，尤其對公共政策或國家政策的制訂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2 因此，澳門要建設高水平，乃至世界級的智庫，提升國際化水平、國際影響力是必不可少的。迄今為止，澳門的智庫之所以在國際上默默無聞，既是因為澳門智庫未能產出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成果，也是因為它們所開展的國際交流規模、成效、影響力有限。這樣一種低水平、低質量的“自娛自樂”狀況必須迅速加以改變。當前，澳門政治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這為澳門智庫提升國際化水平帶來了重要契機。結合“一帶一路”倡議，澳門智庫要提升國際化水平，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第一，研究領域的國際化。前文曾提及，澳門智庫的研究領域都非常有澳門特色，基本都是圍繞“澳門”展開的，這是澳門智庫的特點之一，但同時也會制約到澳門智庫的國際化水平，較少參與1 張志強、蘇娜：《國際智庫發展趨勢特點與我國新型智庫建設》，《智庫理論與實踐》2016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9-23 頁。2 郭壽旺：《華府智庫對美國台海兩岸政策制定之影響》，台北：秀威資訊，2006 年，第 61 頁。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199 -國際性、全球性事務的研究，使其缺乏全球化視野以及多語言研究能力，以及讓智庫的研究成果無法與其他的國家、地區的智庫研究成果產生共鳴。因此，有的澳門智庫未來可以側重於國際關係的研究，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問題，並就國際關注度高的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不要僅僅局限於澳門，而是要與外部研究取得聯繫、產生共鳴。第二，研究視角的國際化。澳門智庫在開展研究時，要以國際化、全球化的視角，配之以國際化的理論和戰略去研究問題，在充分利用國內資源的同時深挖國際資源，與世界上先進的智庫進行學術人員交往、開展聯合研究、加強交流對話，關注重大研究課題，共同面對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在國際熱點問題上積極發聲，影響國際輿論，提出解決方案，共用人類智慧，共謀全球發展，從而提升智庫成果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作用，以及提升澳門智庫的國際話語權和地位。第三，人才隊伍的國際化。不同國家、地區的研究人員在同一智庫工作，基於不同文化的交流，能有更多的思想碰撞，從而產生更多的研究成果。而且，這些研究人員也能把研究成果帶進他們的國家與地區，從而提升智庫及其成果的影響力。因此，要實現智庫的國際化，首先要培養國際化的智庫管理人才。澳門智庫要秉承開放的、平等的、用人為賢的原則，增強國際化人才隊伍的建設，根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200 -據智庫國際化的需求，就不同領域、不同方向培養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專業研究人員，還包括吸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智庫人才，或者派員到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智庫組織學習，借鑒國際一流智庫的管理模式，提升智庫的整體水平。第四，影響能力的國際化。要提升澳門智庫的國際化程度及其國際地位，澳門要更加深入地參與全球對話，加強在國際傳播和交流中的話語權。例如，澳門可以在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等官方智庫的帶領下，整合現有的智庫力量，每年圍繞“一帶一路”建設等國際關注的議題，召開一兩次國際性的智庫大會。2017 年 6 月，當時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就與澳門基金會、澳門思路智庫聯合主辦首屆“‘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其後成為年度海內外學者學術交流活動，提升澳門社會各界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度和參與感，為澳門未來的發展提出了新的發展思路和對策，也為澳門參與“一帶一路”的具體路徑帶來新的多維思考，該研討會受到了與會者和社會公眾的熱切關注和高度肯定。1 另外，澳門智庫要提升研究水平，發表、公佈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並通過多種國際化的傳播手段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這需要在智庫內部建立起一套規範完整的國際化成果驗收與轉化機制，只有這樣，才能有利於塑造智庫的國際影響力，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的智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澳門基金會、思路智庫：《2018“一帶一路”與澳門發展國際研討會圓滿閉幕》，2018 年 6 月 7 日，https://www.gov.mo/zh-hant/news/243484/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201 -庫認識、了解澳門智庫，從而提升其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最終要達到認同澳門智庫的目的。八、保障智庫的相對獨立性美國作為當今世界上擁有最多智庫組織的國家，其智庫的競爭力、公信力和影響力也是領先於其他國家的智庫。其中，大多數美國智庫專家認為，獨立性是美國智庫具有公信力和競爭力的核心所在。同時，美國專家對於智庫“獨立性”的理解，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即保持政治中立、資金來源多元化、獨立經營管理、盡力公開透明、與政府“調子”不同。1 可以說，智庫的獨立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研究過程及研究成果不會受到利益相關方的影響，智庫本身也不帶有任何的利益傾向；第二，智庫人員在研究時，不會帶有任何的主觀情緒、個人偏見，同時也不會迎合利益方、權威機構的需要；第三，任何的權力、資金來源都不會對研究成果產生導向作用或影響；第四，智庫在搜集、選用各種信息時，要保證渠道的獨立，並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問題的本質，體現智庫的獨特價值。總的來說，智庫作為知識的“加工廠”，既要有足夠的1 蔣來用：《中美智庫獨立性考察與思考》，2017 年 7 月 6 日，http://www.npopss-cn.gov.cn/n1/ 2017/0706/c219468-29386242-3.html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202 -能力動員、匯聚智力資源，也要有足夠的客觀性、獨立性，做到旁觀者清。經過比較可見，澳門智庫的獨立性顯得差距甚大，這主要與澳門智庫的資金來源渠道過於單一有關係。前文曾分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澳門基金會是主要資助澳門智庫的機構組織，對於一些規模小的澳門民間智庫，澳門基金會甚至是其唯一的經費資助者，這就會讓智庫做研究時，不得不顧慮資助者的態度，影響到智庫成果的客觀性和獨立性。因此，澳門智庫要在已有基礎上，探索多元化、多渠道、多層次的智庫經費投入體系，健全競爭性經費和穩定支持經費相協調的投入機制，突破單一渠道獲取資助的困局。例如，在澳門地區內，澳門智庫可以主動地向企業推銷自己，爭取為企業做中長期的規劃的決策研究。另外，澳門智庫也可以考慮爭取獲得慈善團體、民間組織的捐贈。對外，澳門智庫可以爭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課題，從而獲得它們的經費資助，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葡語國家會是澳門智庫的理想選擇。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對於澳門的社會智庫，它們可以建立籌集內部資金的機制及其機構，通過與外部的合作拓寬籌集資金的渠道，為籌集資金提供更多的便利。這些內部機構一般會由智庫內的專業人員負責管理和運營，而且這些人通常需要具有豐富的社會籌集資金的經驗以及能準確研判能力，並且善於進行宣傳與推廣，通過對智庫理念的宣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203 -傳來獲得社會公眾的認同等。當然，這一機構還可以吸納智庫內部的主要負責人和權威專家，讓他們利用自身的關係網絡籌集資金。在社會智庫建立了機制及該機構以後，還需注意完善信息公開機制，將所有籌集而來的資金的用途明細以表格或圖例的形式公佈在社交媒體上，方便提供資金的人以及智庫成員查閱。同時也要嚴格資金使用的管理辦法，可以借鑒國家、特區政府資助項目的資金管理辦法，採取中期匯報和結項匯報的方式，邀請第三方機構對資金使用、結項內容進行評估，保障資金使用的有效性及真實性。1除了經費以外，影響澳門智庫獨立性的另外一個因素是澳門的“小”。本研究曾分析澳門的“小”影響了澳門智庫的規模、資源等方面，事實上，澳門的“小”也影響了澳門智庫的獨立性。具體來說，澳門的“小”讓圈子內的人更容易建立人際關係，但正是這樣的人際關係及網絡，會讓智庫在發表研究成果時，會受到人際交往的影響，有“不敢得罪人、怕得罪熟人”的心態，這也就影響了智庫的獨立性。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就需要澳門智庫的研究人員擺正自己的定位，要有堅定的共識，那就是不能把智庫這個平台用來為某一個人、某一個利益集團或黨派的目標服務，堅持以公正、客觀的立場公佈研究成果，並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及指正。1 鍾曼麗、楊寶強：《社會智庫創新建設：外部協同及其內部運行機制的二維視角》，《情報雜誌》2018 年第 11 期，第 36-41、88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204 -儘管獨立性對所有智庫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由於智庫要面臨許多的管理難題，事實上是很難做到真正的獨立的。智庫服務決策的屬性決定了智庫的獨立性是相對的，世界上不存在所謂的完全和絕對獨立的智庫。每個國家的國情不一樣，獨立性的內容會不同。1 因此，本研究是建議澳門智庫要保障相對的獨立性，而不是苛刻地要求其需要絕對的獨立。九、建立智庫評價機制高質量成果是智庫高影響力的根基。為保證研究的高質量，智庫一方面聘用那些具有高等學歷豐富學識的高級研究人員進行研究，一方面也會通過質量審查標準對研究成果的質量進行評審。大多數智庫通過組織學術顧問委員會的形式對智庫成果的質量進行評審與監督。2 在構建澳門的高水平智庫的過程中，智庫成果的質量也備受關注。然而，縱觀澳門智庫目前的研究成果，其水平實在是參差不齊，不盡人意。而要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並引導、推動澳門智庫健康發展、切實發揮其職能作用，建立具有合理、有效的智庫評價機制是必要的。1 蔣來用：《中美智庫獨立性考察與思考》，2017 年 7 月 6 日，http://www.npopss-cn.gov.cn/n1/ 2017/0706/c219468-29386242-3.html2 張志強、蘇娜：《國際智庫發展趨勢特點與我國新型智庫建設》，《智庫理論與實踐》2016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9-23 頁。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205 -智庫評價是激發智庫活力和研究人員創造性的重要支點，科學規范的智庫評價體系，對於完善智庫內部建設、提升智庫研究質量、規范智庫競爭秩序，對於從總體上把握智庫發展大局、指引智庫發展方向，都具有重要意義。1 澳門目前並沒有任何的智庫評價機制，無論是對智庫人員的評價，還是對研究成果、智庫質量等的評價機制都是缺乏的，正因為如此，導致了澳門智庫沒有一個客觀的評價指標作為參照，去反思自身所存在的不足，然後進行自我完善，同時也讓澳門智庫無法從評價機制中收穫成功與榮譽，並把其化為動力繼續提升自身水平。因此，為了能提升澳門智庫的水平，就要更好發揮智庫評價的作用，認真總結澳門智庫建設的實踐，深化對智庫評價的研究，逐步形成具有澳門特色的科學、合理、有效的智庫評價機制，促進本地智庫健康、有序和高端發展。當中需要注意的是，在成果評價實踐中，可建立用戶評價、同行評價、社會評價相結合的指標體系，兼顧智庫成果的定性與定量評價，充分考慮及時評價和延時評價，實行定期評價制度。2 此外，也要進一步提升智庫評價的專業化水平，緊緊圍繞決策貢獻、研究質量和體制機制創新等核心領域，拿出客觀權威的智庫評價產品。31 王欲然：《第二屆中國智庫建設與評價高峰論壇圓滿落幕》，2019 年 11 月 8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9/1108/c1001-31445569.html2 劉偉：《引導和推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學習時報》2017 年 8 月 16 日，第 A1 版。3 王欲然：《第二屆中國智庫建設與評價高峰論壇圓滿落幕》，2019 年 11 月 08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9/1108/c1001-31445569.html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 206 -十、提高對現代智庫的認識隨著國家對新型智庫提出新的要求、新的標準，同時，也伴隨著社會對現代智庫的需求及要求不斷提高，澳門智庫的研究人員需要加強對現代智庫的認知，不然會難以把握現代智庫的發展規律，也不能滿足新時代新時期下政府、民眾對智庫的要求。例如，與傳統的智庫不同，現代智庫對研究工具的使用是有更高的科學要求的。然而，部分人文社科背景的智庫研究人員在進行調研時，不太擅長現代數據採集的方式方法及其應用工具，這就制約了智庫研究採用數據科學思維、模型和方法的進程。現代智庫認為，研究成果要科學可信，就要重視開發和使用科學、嚴謹、多元的研究方法，其中蘭德公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蘭德公司在研究中採用的科學方法包括定標比超、案例研究分析、成本分析、經濟分析、建模模擬和最優化、績效評估、政策分析、項目評估、風險評估與分析、戰略規劃、調查研究、技術評價等。蘭德公司還首創了許多獨特的研究方法和模型，包括德爾菲法、模型和預測、博弈論、路線圖等預測方法；系統分析法刖有組合分析工具、探索性建模、離散選擇模型、健全性決策、長期政策分析等預測方法與模型；以及連續性質量改進方法（用於項目評價）、多方式調查能力系統（用於調查研究）、半結構化調查與焦點組方法（用於資料收集）、行動熱點
第八章 新方案：“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高水平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建議- 207 -方法（用於決策）、專家棱鏡系統（用於專家調查）、基於假設的規劃方法（幫助處理不確定性）等其他各種研究方法。1此外，現代智庫也重視積累、整理研究成果和研究數據，因此一些著名、規模較大的智庫會建立自己的數據庫，這些數據庫不僅對智庫內部人員的開放，也能供智庫以外的人員進行登入查詢資料，實現數據、信息的共享。還是以蘭德公司作為例子，該機構在業務研究中，開發和積累了大量的特色數據庫，包括統計數據庫、調查數據庫、案例庫等。很多數據庫還能開放使用，可開放使用的數據庫大多為統計、調查類數據庫，如 RAND State Statistics、RAND Texas Statistics、RAND California Statistics 等。2與現代智庫的標準、水平相對比，澳門智庫仍一定的差距。對於現代智庫，澳門智庫的研究人員還沒有足夠深入的了解，無論是在理論知識方面，還是研究方法、信息共享平台、宣傳推廣手段等方面，仍然有非常大的改善與進步空間。因此，澳門智庫的研究人員要加強對現代智庫的認知，緊抓當前趨勢，掌握現代科學技術，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1 張志強、蘇娜：《國際智庫發展趨勢特點與我國新型智庫建設》，《智庫理論與實踐》2016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9-23 頁。2 張志強、蘇娜：《國際智庫發展趨勢特點與我國新型智庫建設》，《智庫理論與實踐》2016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9-23 頁。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智庫建設與協同發展的研究出 版︰思路智庫編輯委員會︰馬志成、郝雨凡、李雁玲、葉桂平、蘇振輝、盛力、 王長斌、鄞益奮、林廣志、李淑冰印 刷︰嘉華印刷公司印 數︰200本出 版 日 期︰2020年1月ISBN 978-99981-938-3-3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