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祥徽著和平圖書有限公司面海三十年

面海三十年

八聲甘州敬呈程教授問征程，苦樂竟雖多，青海豁明眸。擬英姿漠北，雲中鵰影，慷慨洪流走牧長年落戶，《藏史︾獻新猷。豈料成奇案，莫悉其由。聲應同商邃密，共建方言學，語域遨遊。暢吟千百首，嘉會聚江樓。最牽情，回歸文化，播漢風，子夜喚金甌。天行健，自強不息，樂不留愁。 澳門譚任傑陳培福書於僑山舘

神來妙筆以大無畏胸懷寫盡人間鉛筆夢 賀程祥徽教授澳門從教三十年 香港胡百熙撰星洲陳培福書杏壇高手以法布施心境奉獻學界三十年

程祥徽教授 《面海三十年》 文集就要出版， 這是他此生又一個里程碑。三十年是一世， 一世比之萬世雖短暫如彗星忽過，起來， 這三十年還是很漫長的。 是長還是短？ 不在如何測量時間， 而在如何測量心情。 人在悲愁中總感到度日如年， 而在快樂中卻覺得日日飛過。但人生又有幾個一世？ 想王寧序 讀 《面海三十年》 很開心， 那十個標題的每一個都告訴我們， 這三十年， 祥徽教授是在緊張、 忙碌但卻快樂、 充實的心情裹度過的。 時間如白駒過隙， 一晃就是一世。 祥徽教授上世紀中葉身居高原， 算是依山； 這三十年從香港移居澳門，轉向面海。 從依山到面海， 地方一轉， 運氣也一轉。 這一轉當然首先是中國轉了， 但有一點也不能否認——看來澳門雖小， 還是養人的。 澳門雖養人， 也不是在澳門的人都很快樂， 要快樂， 還得自養。 這三十年， 濠江的雙橋、氹仔的潮聲、 南灣的燈影、 沙灘的雲月， 都連接着那片波濤起伏的海， 成為祥徽教授又一個親切故鄉的美景。 這三十年， 他從東亞大學到澳門大學， 走在澳門高校建設的隊伍中， 參與了也見證了澳門回歸前後教育的轉變與發展。 這三十年， 在澳門的最高學府， 他用自己語言學的學識， 開闢了為澳門 “中文回歸”設立的學壇， 從 “繁簡由之”的提出， 到對 “澳門華語生活”的關注。 這三十年， 他擬文賦詩， 著書立說， 為世間留下了多種可念可想的精神財富。 這三十年， 他參政議政、 組織會議、 創辦刊物， 立足澳門， 放眼全國， 發表了許多犀利但不失熱情的政論。 這三十年，他結交新友而不忘故交， 更沒有忘記恩重如山的老師， 他面對半島的碧藍大海卻沒有忘記賜給過自己豐富人生體驗的高寒青海， 心裹裝着的是兩個 “海”⋯⋯那十個標題告訴我們， 生活的無憂固然是快樂的基礎， 如果沒有精神的富饒， 真正的快樂也很難達到。 在 《面海三十年》 的文集裹， 我們品出了祥徽教授滿足的微笑——滿意

於自己的付出， 也滿足於自己的獲得。 盡力就是付出的最高尺度； 不貪就是獲得的最好心態。 看起來， 這兩點， 祥徽教授都做到了。 知足者常樂， 所以他有的是快樂。 說他快樂， 並不是說他沒有煩惱， 而是說， 一切煩惱最終會化為快樂。 美好的人生希望長久， 作為祥徽和黃翊的老友， 我衷心地祝願他們還能再擁有三十年， 並擁有再一個三十年的快樂。201 1 年 4 月 於北京

承學長程祥徽教授厚愛， 用電子郵件給我發送他的文集 《面海三十年》文稿， 並囑咐作序。 我誠惶誠恐， 立即回覆說， 文稿收到， 一定仔細奉讀，但作序真的不敢。 近二十來年， 我曾經不揣冒昧，為各地師友的論著寫過幾十篇序文， 都是在我所從事的專業範圍內有感而發， 心裹多少還算實在。 程張振興序祥徽教授的這個文集， 所涉及的方面既廣而博， 又深而專，敍述議論之間，處處都是學問， 遠遠超出我的學識、 經歷和境界。 恰好文稿有一篇文章是“讀書報告”， 於是我援其例而寫， 當是讀過文集後的感想吧。 文稿內容之豐富， 看其目錄分類就知道了。 第一部分是 “我愛濠江的橋”。 澳門三座聞名的跨海大橋， 成為澳門的一個重要標誌。 通過橋而寫澳門軼事， 可以說匠心獨具。 程祥徽教授1981年最後定居澳門， 在這裹生活、 工作了三十年， 自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懷。 澳門很小， 但是非常美， “寸土尺地盡堯封”， 在那裹經歷的那些事， 交往的那些人， 是值得書寫回憶的。 其中一篇是 “長江日報， 撫平我無限鄉愁”， 又把我們從濱海的澳門帶回到作者的故鄉長江岸邊的武漢。 第二部分是 “從東亞到澳大”。 這個部分寫的是澳門東亞大學到澳門大學從創建到演變的經歷。 程祥徽教授是在東亞大學創立的時候就到了學校， 又是在澳門大學中文學院院長的任上退休的， 所以， 他是東亞大學的一個創業者， 更是澳門大學變化的一個見證人。雲煙過往三十年， 程祥徽教授最輝煌的學術生涯和人生歷程是在這個時候創造的。 第三部分是 “忘不了老師和同學”。 記錄了程祥徽教授從王力、 呂叔湘、 張志公、 岑麒祥、 袁家驊等語言學大師或名家所承受的恩澤， 以及與賴紹祥等同窗摯友的難忘情誼。 是這些大師或名家的教育和培養， 再加上程祥徽教授長期的不懈努力， 使得他後來在語言文字學的許多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績。 第四部分是 “在那遙遠的地方”。 這裹寫的都是程祥徽教授在青海二

十年的故事。 從1958年落難， 到1979年離開， 程祥徽教授 “六十年間難忘的二十年”是在青海度過的。 不過， 我們在這裹看到更多的不是痛苦、 悲傷和哀怨， 而是一個與命運拚命抗爭， 仍然充滿希望和朝氣的青年程祥徽。 白雲、 草原、 羊群、 藏歌， 還有患難的朋友， 能夠盡力提供保護的領導， 一臉稚氣的民族學院學生， 這就是那個 “遙遠的地方”留給程祥徽教授的青海情懷， 它同樣也留給了我們。 第五部分是 “政協委員寫提案”。 程祥徽教授2000- 2007年期間， 擔任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 而且是澳門地區唯一的文化界代表。 他肩挑重任， 非常認真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每屆開會必有提案。 期間正是北京市申辦奧運成功， 準備奧運的時候， 所以他的提案多與此有關，並且充分發揮了他在語言文字方面的學問專長。 第六部分是 “興起而作千字文”。 從品嘗大閘蟹說到招待會的規矩， 從買房的故事說到中國的交響曲，從黃河的情愫說到黃鶴樓的詩魂， 大大小小說了十幾種好像是毫不相干的事情， 可是這些事情就發生在身邊， 是非常真實的故事。 程祥徽教授直指時弊， 一個坦誠直率， 富有道德良知的學者形象躍然呈現在我們大家面前。 第七部分是 “不曾想當了雜誌主編”， 第八部分是 “寫一篇好序不容易”， 第九部分是 “給自己寫的前言後記”， 第十部分是 “回答身邊的語文問題”。程祥徽教授是著名的語言學家， 是著名的學者和文化人。 我知道他曾先後主持或主編過澳門的好幾個重要的雜誌刊物， 並且都是親自寫發刊詞的。 其中最重要， 影響最大的大概是 《澳門語言學刊》 和 《九鼎》 兩份雜誌。 他也為很多重要的學術論著和文化作品寫過序文 他當然也為自己的很多專門著作寫了前言後記。 他很關注身邊常見的語言文字問題， 常常有感而發， 寫下很多並非艱澀的文字。 探討程祥徽教授在學術上的成就， 除了拜讀他的二十來部專著以外， 這幾個部分的文章也是一定要讀的。 從這幾個部分的內容可以看到， 程祥徽教授不但筆耕很勤， 而且都是大家手筆， 往往出手非凡， 無論是辦雜誌和刊物， 還是寫發刊詞、 序文或前言後記， 或是隨筆議論， 樣樣都

做得好， 篇篇都是珠璣文字。 從這些文字上可以瞭解程祥徽教授的嚴謹、 樸實、 求真的學風和文風。 文如其師， 也文如其人。 讀過 《面海三十年》 以後， 我很鄭重地想過， 這不是一部通常意義上的文集， 而是一部歷史。 把大大小小的故事、 遭遇， 眾多的人物、 事件， 直線地串聯起來， 大致從1958年寫到今天， 可以看作 “程祥徽五十年史”。 晚間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有好幾次把這部五十年史像電影一樣過了好幾遍。 歷史開始的時候， 北大未名湖畔， 一個青年學子正當年華， 才情橫溢， 滿懷抱負， 一腔報國之志。 他就是我正在拜讀的 《面海三十年》 這部文集的主人，年輕的程祥徽！ 但一場歷史社會的大災難， 卻把他從京郊的麥地裹， 發配到青海， 徘徊在白雲和羊群之間， 那是一個遙遠的地方。 他在白雪和山間跋涉， 在狼群和黑熊之間逃生， 遍嘗人間坎坷； 可是他有醇香的奶茶， 有淳樸敦厚的牧民作伴， 還可以悠遊在漢字語法之間， 自有飲酒吟詩之樂， 他永遠沒有失望。 他還有開明領導的保護， 有身邊的或遙遠的朋友的鼓勵， 有一批又一批藏區莘莘學子渴望求知的鞭策。 最後終於在1979年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折。 這就是程祥徽五十年裹前二十年的歷史。 新的一頁翻開了， 已到中年的程祥徽， 開始了新的生存和奮鬥的歷程。 不過他是幸運的， 憑着他的才華， 先有王力等著名大師的鼎力舉薦， 後有港澳眾伯樂的賞識， 終於在美麗之城澳門落地開花。 在澳門， 程祥徽教授如魚得水， 爆發了積蓄已久的知識動力， 譜寫了五十年歷史中後三十年的瑰麗人生。 他先後發表數百篇論文，出版了幾十部專著和詩文， 充分展現了一個智者的深邃智慧， 一個學者的廣博學識， 一個長者的博大胸懷。 電影過完了， 歷史並沒有落幕。 我好幾次淚濕枕邊， 無限感慨。 這個時候， 我一定會暗暗吟誦程祥徽教授的一首 《 自壽詩》 ， 詩中寫了他走東闖西、 南來北往的經歷：龜蛇二將鎖江喉 浪湧波推黃鶴樓

學步登峰攀五嶺 從師涉水闖幽州無端西去山間繞 有幸南來海上游人世悲歡任取捨 只留快樂不留愁 在我們這個時代， 有着這種經歷的人， 大概不難找到。 但是， 經歷過磨難， 能夠做到 “人生悲歡任取捨， 只留快樂不留愁”的人， 大概不多。 以我不多的閱歷， 也只見到程祥徽教授一個！ 這就是孔子說的 “貧而樂， 富而好禮”的境界。 《面海三十年》 很多篇章敍說了他在青海的坎坷日子， 他看到的身邊的荒唐事， 但我得告訴讀者， 這是一本沒有痛苦， 沒有火氣的書。 第四部分有一篇文章是 “六十年間難忘的二十年”， 其中一段文字感人至深 還有一位領導幹部必須提到， 她是人事處長、 政治部主任楊茂嘉。1978年底的一天夜半時分， 楊主任敲開我的家門， 興奮地通知我：右派問題可以甄別了！ 你趕緊準備材料， 提出申訴。 她關切地問我有什麼要求。 我一時痛哭失聲， 激動得不能自已， 說：我都不知道究竟憑什麼打我成右派， 申訴些什麼？ 第二天， 她派政治部幹部通知我到辦公室， 把當年劃我右派的結論摘要告知給我， 又特准我乘飛機回到北京大學處理甄別手續。 我對她的回報是買了一張電影票請她看了一場高倉健主演的、 以平反冤案為主題的日本電影 《追捕》 。 ⋯⋯現在回頭看去， 真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回味。 我有兩句詩說：西部叢山情義重， 年年咀嚼到如今。 這是因為青海給了我生活的勇氣， 奮鬥的決心， 給了我面對殘酷現實的能力和智慧。 行文至此， 我的眼眶又濕潤了。 這是需要何等寬闊的胸懷！我跟程祥徽教授往來有年， 平時難免說起歷歷往事， 凡是碰到那個 “難忘的二十年”的時候， 他總是淡淡一笑， 接着就會滔滔不絕地說起青海的趣聞軼事， 使你完

全被一種感恩的情緒所包圍。 記得還是十多年前了， 一次在北京茶餘飯後，我很坦直地問他： “你對青海那一段生活不怨恨嗎？ ”他還是輕輕一笑， 揮着大手說： “怨恨什麼？ 我的心裹始終感激青海。 沒有青海的那一段， 也就沒有我的現在！ ”這是真實的。 我知道他一有時間就會返回青海， 一回青海就會受到他的眾多好友和學生凱旋般的歡迎， 他感覺回家了。 他不止一次地說過：青海是他的第二故鄉。 程祥徽教授是著名的語言學家。 《面海三十年》 最後的幾個部分， 他為別人寫的序文， 為自己寫的前言後記， 討論身邊的語文問題， 都是跟語言學有關的。 我跟程祥徽教授有緣， 首先也是因為語言學的關係。 我好幾年前給他的夫人黃翊教授一部非常精彩的博士論文 《澳門語言研究》 寫過序文， 其中曾有一段文字， 是記錄與程祥徽教授最初認識的經過的。 不嫌繁贅， 抄錄於下： 借着這個機會， 我要在這�提到黃翊博士的先生程祥徽教授。 也是在好些年以前， 我應邀參加在澳門舉行的、 由程教授主持的一個“澳門語言規劃研討會”。 會議一開始， 他開宗明義做了一個主題報告， 是講澳門語言規劃的現實與發展的， 提綱挈領， 言簡意賅， 非常周到， 頗有讓人敬畏三分的一副大家氣派。 到了晚間宴席上， 我承厚愛也在主賓席上， 座位正好在程祥徽教授的斜對面。 客套話之後， 他腦門發亮， 頻頻舉杯， 談笑風生， 完全是一種杯中豪客的做派。 時間長了， 我才知道他是著名語言學大師王力先生的高足， 後來落難青海， 最後定居澳門， 回歸學術， 也成為著名的語言學家。 他能在一天之間給人兩種不同的印象， 正是他艱難的人生歷程的真實寫照。 我有幸拜讀過他的一些論著， 例如 《 中文回歸集》 （香港和平圖書 ‧海峰

出版社， 2000年 ） 、 《澳門社會的語言生活》 （ 《語文研究》 第1期， 2002年 ） 、 《新世紀的澳門語言策略》 （ 《語 文字應用》 第1期， 2003年） 等等。 他除了繼續音韻、 訓詁等傳統語言學方面的研究以外， 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關注澳門社會語言的很多現實問題，並長期挑起重任， 領導澳門語言學界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 《澳門語言研究》 正式出版時， 程祥徽教授謙讓， 就把這段文字刪節了。 這裹提到的論文和著作， 其實是很少的， 我當時讀到他的作品還不多。《面海三十年》 第九部分是程祥徽教授為自己的著作所寫的前言後記， 其中提到他獨著、 合著、 主編的著作多達二十多部， 大多是語言學的。 加上他所寫的其他數十篇語言學論文， 包括第十部分裹的論文， 堪稱洋洋大觀。 他的語言學研究涉及現代漢語、 方言、 音韻等傳統語言學的內容， 也涉及語言應用、 語言規劃、 社會語言等新興語言學的各個方面。 他尤其關注澳門的語言問題和中文在澳門的地位問題。 這一點我們只要讀一讀 《中文回歸集》 的 “前言”和 “後記”， 以及 《中文變遷在澳門》 的 “前言”就知道了。 “語文從來是民族文化的載體， 也是國家主權的象徵”， 為了爭取中文在澳門的合理地位， 程祥徽教授奮鬥三十年， 可以說是殫精竭慮的。 第十部分的內容是 “回答身邊的語文問題”， 也非常值得讀一讀。 澳門回歸當天發生的語文問題， “人士”的用法， “道歉”是什麼結構， 都是非常普通的語文問題，一般的語言學家是不屑於討論的， 但程祥徽教授關注了。 這使我想起了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的一本 “小書”《語文常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0年） ， 小32開本， 才六萬多字， 一百來頁的篇幅， 卻討論了幾十個常見的語文常識問題。 短的只有幾百字， 長的也就千來字。 這個 “小書”一再重版， 可見受歡迎的程度。 其實語言學並不深奧難懂， 它就在日常

生活之中。 程祥徽教授不僅是著名語言學家， 讀過 《面海三十年》 以後， 我得到的第一印象他是通才， 是很多人文社會領域裹的通才。 《面海三十年》 很多內容是記錄他在青海、 香港、 澳門各種學校的授業經歷， 他自己也說 “我一輩子除了讀書就是教書， 沒有離開過學校”。 所以說他是教育家名實相符。 程祥徽教授的書法十分了得， 高雅而峻拔， 清麗而不俗， 自成一體， 為澳門的很多出版物題簽， 我在青海親眼看到他應人之求， 連續揮毫的情景。 所以說他是書法家也實至名歸。 但我最為欽佩的是他的詩才。 《面海三十年》 幾乎篇篇有詩， 真正是 “無物不入詩”， “無事不成詩”。 杜甫有 《登高》 詩： “風急天高猿嘯哀， 渚淸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鬢， 潦倒新停濁酒杯。 ”借景抒情， 潦倒悲愁， 後人以為千古絕唱。 可是讀程祥徽教授詩作， 情景交融， 歡愉豪情， 全無落魄悲涼的痕跡， 卻是另外一番境界。 “島嶼三千充句讀， 文章大氣貫長虹”， “遙聽疆外石河子， 濁浪推舟過萬山”， 這是何等的氣概！ “詩言志”， 一個志不高或根本就沒有志向的人怎能如此言詩？ 記得還是好幾年以前， 程祥徽教授以長篇 《青海詩痕》 相贈 （ 《面海三十年》第四部分收入時改題為 “行走青海留下的詩痕”） ， 詩文相配， 讚美青海的湖山寺院， 讀來令人叫絕。 恰好過了沒幾天， 有一友人路過北京， 他1957年之後也有與程祥徽教授類似的經歷， 我便轉贈以《青海詩痕》 。 朋友讀後回信甚為感慨， 直說難得難得！ 程祥徽教授作詩， 隨興而發， 信手拈來。 我在 《澳門語言研究》 原來的序文稿裹， 也有一段是記錄他贈詩與我的。 轉抄原稿如下 程祥徽教授還是一位詩人， 出版過詩集。 去年 （當是2004年） 恰逢“六一”兒童節時， 他在北京開會， 我們抽閒在美術館附近的 “娃哈哈

大酒樓”便餐， 都點了一些菜豆之類， 雖無魚肉之鮮， 但卻不乏色彩之美。 席間談興正濃， 無所不至， 自然也有茶酒飲食、 生老病死的話題，程祥徽教授順手找到一張便箋， 賦詩一首， 名曰 《戲作四色歌贈振興》 ， 詩曰：流行怎奈長生曲 茶酒須分紅與綠日食莫忘小米黃 瓊漿豆製色呈白 朋友詩作相贈是常有的事， 但我對這首詩卻別有一番感慨。 人生歷盡坎坷， 還能如此豁達， 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說來非常慚愧， 我平素也偶讀詩詞， 但卻是從來不寫詩的。 詩人需要才情和感悟， 我於此二者都非常缺乏。 所以我不能以詩回贈， 常常以為憾事。 少時讀 《學而篇》 ， 子曰： “君子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 敏於事而慎於言， 就有道而正焉， 可謂好學也已。 ”怎麼都不理解食、 居、 事、 言跟好學是一種什麼關係。 經歷多少世事之後， 方略有所悟。 好學說的是修行與養性， 這是終身學問， 足以學一輩子的。 讀 《面海三十年》 ， 知道程祥徽教授 “好學也已”， 是為君子。 程祥徽教授方頤濃眉， 慈眉善目， 他說起話來輕聲細語， 走起路來四方踱步。 再讀 《面海三十年》 ， 還你一個真正的學者、詩人、 通才的程祥徽！ 這是現在很時髦的句法了。2011 年2月25 日 於北京康城花園

我於1981年8月13 日來到澳門， 至今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都幹了些什麼？ 除了教書， 還是教書。 細細數過來， 我先在東亞大學， 後隨私立東亞大學轉入公立澳門大學， 一直幹到2002年 “被退自 序休”。 退休後爲了找一個精神的平台， 主編過幾份雜誌， 最後還是回歸到教師隊伍， 在教學中找回失去的樂趣。 東亞大學時期， 我除了教本科課程， 還參與創辦中文公開學院（後來的亞洲國際公開大學、 今天的澳門城市大學） ， 擔任中國文史系主任。 同時我還代表東亞大學與深圳大學合辦中國文史學位課程。 澳門大學時期， 在我擔任中文系主任期間開設了與北京大學合辦的碩士課程， 講授語言學理論和語言學專題。 總計起來， 前前後後我教過：現代漢語、 古代漢語、音韻學、 修辭學、 普通語言學、 語言學專題、 古代散文、 論文寫作、 論語導讀、 孟子導讀、 中國文化， 還在東亞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客串過中國哲學。 我上課可謂上出了癮， 即使在擔任中文學院院長時， 也主動承擔教學任務。 教了一輩子書， 如今幾乎到了 “不教不歡”的境地。 我的本行是語言學。 1953年起追隨大師級的教授們學習語言學， 心無旁騖地從事語言學研究， 從一而終。 1958- 1979年， 我在青海教了二十一年語言學。 澳門三十年， 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語言生活出現許多新現象， 時代向語言學家提出許多新課題。 這三十年真是千載難逢， 躬逢這樣的時代是語言學工作者的幸運。 我有幸參加了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全過程， 迎來了中文堂堂正正登上官方語言寶座的新時代。 在這三十年， 我與志同道合者一起創立寫作學會、 語言學會， 發起和主持一系列立意新穎的研討會， 出版學刊和書籍。 第一次大型學術活動是1993年春天舉行的 “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其論文集 《澳門語言論集》 的編輯出版。 這部論文集被國家語委認定為 “為 ‘科學、 適用、 穩妥、 動態’地制訂澳門的語言計劃鋪設了路基”。 回望過去， 二十餘本書籍主要是語言學方面

的題材； 詩歌也是我翰墨生涯的一部分， 那是因為語言學中有先師了一先生開創的詩律學， 寫詩的初衷是爲了練習格律。 有個小插曲給了我大動力， 即我在中國文史系主任任上請來一位香港博士講授文學史， 博士在課堂上說，只有廣東人懂得平仄， 外省人是不會的， “像你們的系主任當然是不懂的啦， 哈哈哈哈！ ”博士的笑聲鼓勵我寫出格律嚴謹的詩歌。 到今年， 我出版了五本詩集。 三十年來， 偶爾也寫一點記事文章或應酬文字， 特別是受朋友之託， 寫些書刊的前言後語。 人生有幾個三十年？ 值此朋友們紀念我來澳門從教三十年之際， 選擇了一部分散置的文稿， 分作十類， 公之於眾， 以作為回味歷史的參考。 這些雜七雜八的東西彙集在一起， 給它一個什麼書名？ 突然想到 “面壁”這個詞兒。 佛教坐禪謂之 “面壁”； “面壁”還有一層意思是 “無所用心”或 “並不在意”。 我沒有坐禪的功力， 沒有面壁的�心， 但我確確實實 “面海” （面對南海） 三十年， “無所用心”於文學寫作， “並不在意”人們對它的觀感， “唯面海而已”。 這就是本書名稱的由來。201 1 年 8 月 於澳門

目 錄王寧 序張振興 序自序第一部分 我愛濠江的橋 我在橋上看風景 ——為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學生會刊物《橋》 而作/002 上去山頭聽海濤 ——澳門大學內地學生會刊物《潮聲》 卷首語/ 004 把家築在海島上 ——序《海島風華》 / 006 勤奮的推磨人 ——呈《磨盤拾翠》作者/ 009 為江畔的神仙歌唱 ——序鄧思平《臨江仙》 /010 燦爛的南灣燈影 ——序禤偉旗《南灣燈影》 /012 文章十二卷奮筆二十年 ——讀《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論文選》 /015

一路走來的語言翻譯學——序 《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叢書‧語言翻譯卷 》 / 020雕蟲小技登大雅之堂——序 《聯苑飛花》 / 024澳門人向五洲弘揚國粹/ 026門裹門外/ 030長江日報， 撫平我無限鄉愁——為《長江日報》 六十華誕而作/ 032鶴樓何處覓詩魂/ 035心繫湖北 情滿濠江——澳門湖北工商聯誼會獻辭/ 037第二部分 從東亞到澳大 我進東亞大學中文系 ——呂叔湘先生為我寫推薦/040 順之先生/ 045 雲煙過眼十三年/050 承接中文的薪火 ——序澳大中文系教師文集《薪火集》 / 052 小潭山上講法律/ 054 中文也該回歸/057 回歸前夕說人才 ——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六周年/ 061 我們的校董是散文家 ——序羅浩然《思維漫步》 / 064

真話 實話 本分話——序羅浩然《品味人生》 / 067不惑 知天命 不逾矩——序羅浩然《海闊天空》 / 069喚醒華人的 “祖語”意識——序胡百熙《四字真言》 / 072歪思所思不歪——李越陟《歪思讀論語》 《歪思集》 兩書序/ 074曇花一現的中文學院/ 079大學真格要搬走了/ 082第三部分 忘不了老師和同學 王先生到香港講學/ 086 王先生沒有名片/ 089 雕龍與雕蟲/ 091 龍蟲並雕齋瑣語/ 093 學者散文/ 095 了一先生賜我序文 —— 《繁簡由之 ‧序》 / 097 呂先生給我們寫序 —— 《現代漢語 ‧序》 / 099 志公先生如是說風格 —— 《語言與溝通 ‧代序》 / 100 志公先生如是說傳意 —— 《語言與傳意‧序》 / 102

感謝對我研究心得的理解——王均先生寫給 《中文變遷在澳門》 的序/ 104我們與師母同在/ 110師母來信閒話家常/ 115兩座語言學輝煌大廈——紀念岑麒祥、 袁家驊兩位老師百歲生辰/ 119一臉稚氣的賴紹祥——序 《螢火詩詞集》 / 121第四部分 在那遙遠的地方 行走青海留下的詩痕/ 128 草原憶趣/ 138 附：喜讀程祥徽散文（莫名） / 145 青海的藏族與藏戲 ——迎接青海藏族藝術團來香港演出/ 147 第一次醉酒前後/ 151 解不開的青海情結 ——張濟民著作的讀書報告/ 158 六十年間難忘的二十年/ 164 永遠健步行走的徐炜/ 172 種牙之旅/ 176第五部分 政協委員寫提案快樂的新丁——我是政協委員/ 182

附：新聞記者眼中的政協委員 （周家望） / 187中外國情 加強比較——2001年提案/ 192讓外國人學走幾句漢語——2002年提案/ 195培訓不同語種的導遊人員——2003 年提案/ 198堵車問題出在哪裹？——2004 年提案/ 203真話：要說， 更要聽——優化投資環境引出的話題/ 207城市規劃 定位為先/ 213“ 住台胞”！ / 218第六部分 興起而作千字文 從舟山到沙巴/ 224大閘蟹 滅鼠藥 登山的汽油/ 227招待會上誰招待誰？ / 229不信市長買不起房/ 231教師節是教師的節日/ 233伊拉克戰爭中的故事 （二則） / 235 給人換爸爸的瘋子 在噓聲中的比劍音樂是語言的藝術誇張——想起 “黃河大合唱”之一/ 237

歷史只有一個白毛女—— 想起 “黃河大合唱”之二/ 239小議 “中國”與 “中華” / 240“莊國榮現象”隨想/ 242文化策略：小而精/ 244第七部分 不曾想當了雜誌主編 寫作寫作學寫作學會 ——寫給《澳門寫作學刊》 創刊號/ 248 《澳門語言學刊》 發刊詞/ 253 《澳門民航學刊》 發刊詞/ 255 請來濠上觀魚 —— 《濠尚》 雜誌發刊詞/ 256 附：濠上觀魚（馮傾城） / 258 《濠尚》何處去？ / 260 《九鼎》 月刊發刊詞/ 265 《九鼎》創刊號編後記/ 267 警惕 “溫水煮蛙” ——訪《九鼎》 創辦人陳曉烽/ 269第八部分 寫一篇好序不容易語文園地的默默耕耘者——序冼爲鏗 《談文字說古今》 / 276不老的清泉——序冼爲鏗 《談文字說古今》 第三集、 第四集/ 279

“一千零一夜”的第五夜——序冼爲鏗 《談文字說古今》 第五集/ 287活生生的劉羨冰站立在我們面前——序劉羡冰 《學藝遊藝》 / 294輕鬆而不輕微的圖文結集——序劉羡冰 《獵影繪影二集》 / 298風格學走向成熟的一聲春雷——序黎運漢《漢語風格學》 / 300風格學史在德明手中誕生——序張德明《中國現代語言風格學史稿》 / 303《新編同義反義詞典》 序/ 306語言學需要雜家——序譚汝為《詞語修辭與文化》 / 309一個漢字一幅畫——序汪春鄭重慶 《一個漢字一幅畫》 / 312地名是一門修辭的學問——序馬鳴春 《地名修辭學》 / 316濠江新點狀元郎——讀 《世說新語新校》 寄李天華/ 318應用語言的可喜結集——序鄧景濱《語壇爭鳴錄》 / 320詩把我和家望捆綁在一起——賀周家望《茶月詩情》 出版/ 323無悔人生無悔詩——序林佐瀚 《無悔集》 / 329

踏實人的歌——序張卓夫 《松風竹韻》 / 332爲何得饒己處不饒己——敬悼江東才子沈思兼/ 334靈異是現實的寫照——序何婉鴻《八姑娘靈異歷程》 / 336澳門文化中的土生文化——序郭濟修 《飛歷奇小說研究及其它》 / 340情動而辭發的範本——序何瑪麗 《情滿人間》 / 343作家的筆 醫者的心——序何瑪麗 《筆游濠江》 / 345小有小的好——序丁楠 《 已涼天氣》 / 352未來特區的公關政策——序胡錦漢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關係政策研究》 / 356一個自認後知後覺者——序胡錦漢 《後知後覺》 / 358大白者， 天明也——序陳大白《天明齋文集》 / 360博聞 灼見 妙筆——讀曾坤 《蓮島閒筆》 / 364時代呼喚黃漢強——序 《黃漢強文集》 / 378醫治精神傷痛的良方——評介孫保平 《 中華至理名言》 / 382

寫作要講究方法——序楊興安 《中學作文與散文欣賞》 / 385作家出少年——序澳門濠江中學優秀作文選第六輯 《綠荷》 / 387第九部分 給自己寫的前言後記 《語言與溝通》後記/ 392 語言架起傳意的橋樑 ——《語言與傳意》代前言 / 396 《語言與傳意》後記/401 《中文回歸集》後記/403 附：程祥徽《中文回歸集》序（王寧） / 406《語言學：社會的使命》 後記/ 408中文運動我之參與在澳門—— 《 中文變遷在澳門》 前言 / 410第十部分 回答身邊的語文問題 港澳回歸當日的語文運用 ——紀念香港回歸十周年/ 418 說 “人士”/ 423 說 “道歉”/ 426 說 “報導”/ 430 說 “沐浴”/ 434 說 “泊車”/ 438

再說 “泊”字/ 441說 “紮根”/ 444說 “潮語”——答記者問/ 446說 “藍青官話”/ 451說 “繁簡”——訪問《繁簡由之》 作者程祥徽/ 455一個澳門人眼中的台灣語言現象——在第二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 研討會上的發 言 / 458法律問題體現在語言表述上——首屆兩岸四地語言學論壇致詞/ 462對照大陸台港 尋找澳門差距——讀報有感/ 465尊重官方語言 善待其他語文——粵語地位問題的啓示/ 470澳門：兩字三文四語——澳門的華語生活訪談錄/ 473維護共同語 包容繁簡字——辛亥百年兩岸語文狀況/ 479後記

第一部分我愛濠江的橋

我在橋上看風景——為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學生會刊物 《橋》 而作 從中葡大樓教室的窗口望出去， 可以看到海上兩座大橋， 一座在西， 單峰筆立， 直插雲天； 另一座在東， 雙峰並起， 像是行走在水中的駱駝。 橋，給我帶來許多回憶和聯想。 1980年代初我來澳門求職， 那時就有了單峰橋， 橋上車輛稀少， 坐的士過橋要交雙份兒車資， 另加5塊錢 “過橋費”。 記得見工的時候校長拿出剛剛設計好的校徽， 要我解說圖案上的意思——不言而諭， 這是在考我。 他要我特別解釋校徽圖案上那座橋的含義。 我的思緒一下子被牽往遙遠的過去：我生長在揚子江邊、 黃鶴樓下， 那裹有長江上興建最早的大橋； 中學畢業那年， 我報考藝術院校， 考題中有一道是遠足的夥伴在過木橋時摔倒了， 其餘的朋友扶他起來繼續前行， 主考官要求我現場編出情節並作肢體表演； 往後， 我所積累的橋的故事越來越多， 大多在我的文章和詩篇裹有所反映。 我的論文集 《語言與溝通》 的封面圖案是一座用語言學術語架起的小橋， 古色古香， 彷彿是江南水鄉的投影， 而爲另一本書寫的前言， 標題就是 《語言架起傳意的橋樑》 。 我答覆校長的提問， 解釋道：校徽上的橋不僅是澳門半島通往離島的橋， 而且還是通向文明、 連接未來的橋； 大學所要發揮的作用正是這樣一座現代化的橋樑。

此後， 我每天在單峰橋上來回， 從大學到市區， 從市區回大學； 同時也在知識的大橋上與年輕人同行， 一同走向文明的彼岸。 春去秋來， 我在澳門橋上行走17年了， 從單峰橋走上雙峰橋， 橋面越走越寬， 距離越走越長。 原來的單峰橋只不過是爲了連接半島與離島， 將不多的幾個島嶼連成一體； 新的雙峰大橋卻是 “北繫關山連故土， 南通雲路躍長空”， 內接大陸， 外通世界各地。 知識的橋也越走越寬廣， 今天的澳門大學名列亞洲千餘所大學的前30位。 錢鍾書先生描寫過門和窗的不同， 指出門的作用是讓人走出去看春天， “窗子打通了大自然與人的隔膜， 把風和太陽逗引進來”。 那麼， 橋的作用呢？ 無論是用磚石或鋼鐵砌起的橋， 還是用知識或精神架起的橋樑， 只要是橋， 都是在無路之中開闢出一條平坦的大路， 將破碎連成整體， 使貧乏變爲豐滿， 給大地和人類的精神領域織成 “血脈的網絡”， 披上 “錦繡的衣裳”⋯⋯從而 “引領人生， 通向蒼茫”。 中文學院需要有一座現代化的 “橋”， 以便聯絡各方， 建立友誼， 傳遞信息， 交流經驗， 共同進步； 把我們從無知引向有知， 使我們從貧乏通向豐滿。 對於中文學院的師生， 這座橋還有特殊的作用， 那就是把她當作傳意課程的實習重地， 將課程裹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辦報的實際操作中去。 現在這座橋已由中文學院學生會建造起來了， 讓我們都來加固她的橋基， 拓寬她的橋面， 使她成爲一條通向新世紀的康莊大道吧！（ 1998 年， 時任澳門大學中文學院院長 ）

上去山頭聽海濤——澳門大學內地學生會刊物 《潮聲》 卷首語 澳大位於氹仔山頭。 我在這裹工作了二十二年三個月零六天。 她是我難忘的精神家園，是我夢中揮之不去的故鄉。 1981年，幾位香港人來澳門創辦東亞大學，我也從香港來這裹應徵中文系教席。 當時中文系只有四名教師， 但卻有真人藏身其間。 名滿華人世界的饒宗頤教授與大詞人羅忼烈教授都在本科學院執教。 校園內九龍壁背面的“創校記”留下了這兩位教授的手筆。 那時我46歲， 算是中年教師； 還有一位曾在英國留學的年輕博士，除了教學，還負責系務。 當其時，全校師生，熱氣騰騰，齊心協力打造一所新興的大學。 東亞大學屬於私立性質， 要想取信於港澳社會， 必須進行創造性的努力，於是幾乎每個星期都在香港舉辦學術講座， 打開知名度； 又開辦以英語授課的公開學院和以中文授課的“中文公開學院”。 中文公開學院中國文史系由饒教授任顧問， 羅教授任教務委員會主席， 我任系主任。 “名師出高徒”， 饒羅二公推薦他們的弟子前來任教， 開設18門響噹噹的專業科目， 教學質量無可挑剔，爲澳門培養了大批人才。 除了公開學院，東亞大學還設置了預科學院、進修學院等等。 1990年私立的東亞大學轉變爲公立的澳門大學，我也過渡到這所公立學校，繼續教學生涯，直到2002年退休。 其間我曾擔任中文系主任和中文學院院長。 忘不了的是， 中文學院是在回歸前夕突破葡澳當局的阻力成立的，但好景不長， 回

歸後竟被莫明其妙地撤銷了。 這不能不是一樁憾事。 我爲澳門這第一所大學寫過不少詩文。 如今澳大內地學生會出版會刊《潮聲》 ， 勾起我對當年中文學院學生會創辦 《橋》 的回憶。 刊物名爲 “橋”， 是我的提議。 我想：立於氹仔山頭， 俯瞰大海， 澳氹大橋乃是一座通往文明的大橋， 濠梁之上彷彿見到莊惠兩位哲人在辯論 “安知魚之樂”的話題； 又彷彿見到現代詩人卞之琳在橋上看風景， 進行 “誰在看誰”的思辨； 橋下是駛向大千世界的船隊⋯ 澳門大學的學生們則在大豐樓上俯視古今， 《潮聲》 的出版更讓我聽到新的時代湧起的濤鳴。 （ 2010年11 月23 日， 受聘澳大內地學生會刊物 《潮聲》 榮譽主編，限字1000左右）

把家築在海島上——序 《海島風華》 1981年夏季， 我從香港隻身來澳門謀職， 計程車把我從新口岸碼頭一直送上氹仔山頭。 我與海島的淵源從此開始了。 那時， 汽車過橋是要交過橋費的； 如果坐計程車， 還得臨時與司機議價或者付給雙份車資， 因爲氹仔人煙稀少， 不大會有人乘的士去澳門半島。 人們都把氹仔當作郊遊或遠足的去處； 路環更是人跡罕至的荒野之地。 我在氹仔山頭上的學校裹教書， 學校周圍靜得沒有一點聲響； 我的朋友蕭慶威教授住在學校宿舍頂樓， 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 尤其是在風雨交加的夜晚， 他的住處就像荒山裹的古剎， 可怖至極。爲了驅趕可怕的孤寂， 他特地買來一隻小狗， 讓活着的人有一個動着的東西作伴。 那時， 緊貼學校的一座半截子酒店工地空置在那裹， 好像一個棄嬰， 無人過問， 傳說是起樓的人不信風水，硬將大門對正橋那邊的虎口， 結果給虎口吞噬了， 起樓人也一命嗚呼。 這類鬼故事更增加了我們住地的恐怖氣氛。 當時氹仔數得出的建築物只有菩提禪院等幾座廟宇， 還有氹仔郵局和辦公大樓以及後來稱之爲“龍環葡韻”的葡式住宅。 卓家村可真是名副其實的村落，氹仔市鎮也無非是半條售賣魚蝦、 蠔油之類土產的橫街。氹仔唯一熱鬧的日子是每年的清明， 孝子賢孫們絡繹不絕地來到墳場祭祖， 鞭炮聲此起彼落， 不絕於耳； 黃昏過後， 就又恢復了往常的平靜， 留下的是座座墳頭前

的祭品。 從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 澳門出現了經濟上的奇跡， 新口岸一下子變得像九龍的尖東，氹仔變得像一座花園城鎮！ 一次我乘船從香港返回澳門，將近碼頭， 看到澳門的萬家燈火， 情不自禁地吟出這樣幾句詩：春秋逝去又冬夏 大海西邊即我家今宵外港盡燈火 昔日荒津遍野花從此我打心窩裹把她當作我的家。 我來澳門不到一年， 過橋費取消了， 接着是坐的士不必交雙份車錢， 更神奇的是在一個春節期間， 一座享有國際聲譽的酒店突然矗立在氹仔海邊。然後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 直穿霄漢； 等到第二座跨海大橋和澳門機場落成， 你站在氹仔島上， 就會昇起 “北繫關山連故土， 南通雲路躍長空”的豪情。 路氹除了豪放的一面， 還有溫情的一面：清潔寬敞的馬路以及街心花園和道路兩旁的綠化工程， 給現代化城市抹上了豔麗的色彩。 那騰空躍起的蓮花大橋， 描繪着“漁舟駛處千層浪， 燈火搖時萬粒金”的畫圖。 我是因此而搬來氹仔居住的。 我以我是氹仔居民而自豪。 起初我一有空閒就趕赴香港。 後來一到香港就想趕回澳門。 現在我連澳門半島也不想去了， 總想留在 “入夜窗前濤滾滾， 臨晨廊外馬蕭蕭”的氹仔島上， 因爲氹仔充滿寧靜， 充滿神韻， 她給我樂趣， 給我靈感， 給我無窮的創意。 不管別人怎麼看， 我是認定自己是氹仔人的。 如果說生我養我的地方是我的第一故鄉， 那麼在苦難年代度過的地方就是我第二故鄉， 現在我又有了⋯ ⋯⋯ ⋯

第三故鄉， 她就是我在這裹生活了20個年頭的氹仔。 感謝一夫、 景濱、 業東、錦添諸君，他們著述了一本具有特色的《海島風華》 ，讓我從中認識到我的另一個故鄉的歷史、傳說和軼事； 同時我希望讀者朋友讀完這部文筆秀美的小品式的著作後， 也能愛上澳門， 愛上路氹， 愛上這難以尋覓的人間樂園。（文中引詩均見 《程遠詩詞三編》 2002年1 月3 日）

勤奮的推磨人——呈 《磨盤拾翠》 作者 鵬翥社長贈我 《磨盤拾翠》 ， 書名令人眼前一亮。 文字貴在、 亦難在 “搭配”， “拾翠”配上 “磨盤”， 妙意無窮， 在 “磨盤”上 “拾翠”， 該是一幅多有詩意的意境！ “磨盤”是什麼？ 是承托石磨的圓盤。 有手推的石磨， 有驢騾拉動的石磨。 一隻刻苦耐勞的 “磨牛”沿着磨盤不停地拉磨， 那就是鵬翥社長拉的文化之磨， 社長在磨盤上勞作了一輩子， 他拉的磨盤乃是研磨濃墨的硯盤。 我愛磨盤， 愛它的物質作用與精神力量。 磨盤在青海藏語裹叫 “勒濶”， 是牧民生活的必備品， 它把炒熟的青稞磨成粉末， 與酥油調拌成 “糌粑”做早餐。 我在 《草原憶趣》 中曾經提及。 另按先師了一先生的教導， “磨”分名詞和動詞。 名詞可寫作 “礳”， 讀作去聲； 動詞與 “摩摸”相通， 讀作陽平； “麼糜靡”則是 “研磨”產生的結果。 （ 《廣雅 ‧釋詁》 ：麼， 微也） 與 “磨”字相關的比喻刻苦精神的詞語尚有 “磨練” “磨礪” “磨切” “磨利” “磨究” “磨盾” “琢磨” “研磨” “磨穿鐵鞋” “磨穿鐵硯”等等。 “磨盤拾翠”乃是勤奮的推磨人 “磨穿鐵硯”留下的華章。（ 2005 年 5 月23 日）

爲江畔的神仙歌唱——序鄧思平 《臨江仙》 鄧思平博士是一位擅長理論思維的史學家和人文科學家， 並不經常從事形象思維的詩詞歌賦的創作。 現在澳門人文科學學會出版他的詩詞與歌詞專集 《臨江仙》 ， 一定會引起人們的驚訝與談興。 《臨江仙》 收入三方面作品： “名城去處”二十五首， 圖文並茂， 全屬舊體； “殘詩偶拾”十六首，亦依格律制成； “新詞入歌”則分海韻花情、 土生葡語歌曲以及其他歌曲共二十二首， 全屬新詩範疇。 綜而觀之， 三方面作品寫的都是澳門的風情、 人物和故事。 2005年澳門被聯合國授以 “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名城稱號。 然而澳門究竟有多少 “文化遺產”光耀於世呢？ 人們津津樂道的是澳門 “八景”或 “十景”， 然而八景或十景遠不是澳門文化遺產的全部； 鄧思平發揮他作爲史學家和人文科學家的專業優勢， 以其二十五首詩詞逐個檢點了 “名城去處”， 一一加以介紹， 加以描寫與渲染。 這一組作品寫盡歷史滄桑， 生動傳情， 令人神往。 例如一眼平凡的水井在他筆下深含故國情感， 寫盡西洋客把他鄉當故鄉的情懷。 《阮郎歸 ‧阿婆井前地》 寫道： “南洋沿岸小村莊， 濃蔭蔽日長。 一朝忽報鼓聲忙， 雲帆現海疆。 西洋客， 闖東方， 犯難兼斷腸。允得泉水建新房， 他鄉當故鄉。 ” 《浪淘沙 ‧鄭家大屋》 卻留下大屋的歷史光彩， 寫出了 “敢爲天下先”的澳門精神： “發瞆振聾篇， 盛世危言。 崇德厚施救時艱， 漫漫神州春報曉， 天下爲先。 ” 《江城子 ‧大炮台》 則表現出

另類風格， 寫得威武雄奇， 令讀者彷彿聽到百年前的隆隆炮聲： “危城屹立半山中， 炮姿雄， 幟迎風。 雷鳴電掣， 禦敵現奇功。 雲散煙消天地換， 遊客至， 問青銅。 ”十六首 “殘詩偶拾”可謂 “名城去處”的餘緒， 寫澳門的蘭展、 書展、 畫展， 寫濠江的茶樓與博彩， 寫孔子生辰， 寫節日盛會⋯⋯這些信筆寫來的篇什均屬隨筆一類， 應當還有許多， 故稱偶拾。 “新詞入歌”卻是另一氣概， 擺脫了語言格律的限制， 酣暢淋漓地運用白話表露作者對澳門多民族雜處社會形態的熱愛之情。 在詩人筆下， 澳門是 “美食天堂”， 粵式風味與葡國大餐任君選用； 這裹有 “美麗的土風舞”， 晚風中飄逸着動人的千層裙； 這裹有 “美麗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來自泰西， 給東方帶來新風氣； “澳門有了新民族”， 在中華的沃土上同飲阿婆井水。 澳門土生是澳門最具特色的人群， 土生語言是當今世界少有的克里奧爾 （Creole ）， 鄧思平爲這個族群編寫的歌曲像一團火， 點燃它們的心房， 溫暖着整個澳門人的胸膛， 這是唱給時代的歌， 唱給世界的歌， 這是團結之歌， 和諧之歌。 我與思平有二十八年的友誼。 1981年我從香港來到澳門剛剛建起的東亞大學執教。 來到澳門不久， 就認識了青年鄧思平。 他與我的處境相仿：來自大陸， 沒有任何社會關係可依賴， 沒有外面需要的博士之類的金字招牌， 連廣東話都沒有完全過關。 處境之艱難可想而知。 我雖有北大中文系的學歷以及1979年獲頒的教授頭銜， 但也不得不爲了立足高等學校而去念香港大學的哲學碩士， 以便拿到一個 “英聯邦學位”。 思平比我更有志氣， 念完了博士， 還以堅強的毅力學會了葡萄牙語文。 他一方面發揮中國史的業務專長，開展孔學的教育與宣傳， 做了許許多多傳揚中華文化的事情； 另一方面則利用手中的葡萄牙語文工具， 從事中葡文化交流的事業， 同樣做出了貢獻。 此次他的詩集出版，着我寫序， 我當然不能推辭， 故草草略書數語， 表達我的祝賀之心與敬重之情。（ 2009 年 5 月23 日）

燦爛的南灣燈影——序禤偉旗《南灣燈影》 中國人的“方向感”好像特別敏銳， 否則指南針不會在中國誕生。 人們聚居的城市， 差不多都有東西南北中的區劃。 不同的方位聚集着不同的人群， 形成某種相似的生活方式， 甚至不約而同地使用個別特殊的詞語或句調， 以顯示出不同於其他社區的特色。 殫丸之地的澳門也正如此：它的東區原是一片荒涼， 僅有一座往還於港澳的輪船碼頭孤零零地橫放其間， 那碼頭就像是野舟橫渡的避風之所。 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東區逐漸建起了一座新城， 高樓鱗次櫛比，道路縱橫交錯，儼然成了澳門的“尖東”。 澳門半島的北區緊接中國的母體，是新移民的集聚之地，巍峨的拱北海關用親情和鄉情鋪築了一條通道，供來往半島與故土的人流奔湧。 澳門的西區卻是休閒逍遙的去處， 那裹有蜿蜒的海灣， 登上聖地亞哥酒店的炮台遺址可以遠眺十字門海面的粼粼波光， 百年老樹下更有充滿歐陸情調的街邊茶座，達官貴人的園林別墅像星星撒落在密密的濃蔭之中。 南區和中區則連爲一體，呈現出現代化商業都會的風貌， 連空氣裹都塞滿了緊張激奮的顆粒。 這就是這本書的書名《南灣燈影》所標示的“南灣”。 據說廣東沿海許多城鄉都有“南灣”這個地名，然而南灣之於澳門， 雖不敢說天安門之於北京， 要說如同南京路之於上海恐怕並不爲過。 澳門南灣既是這座濱海城市的金融貿易的集中處， 更是聞名於世的博彩行業的所在地。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沒有南灣， 就沒有現

時這種形態的澳門， 也不會將地理面積如此之小、 城市人口如此之少的澳門留在世人記憶的版圖中。 《南灣燈影》 的作者正是選擇了這個典型的環境作爲他耕耘文藝的園田。 在這部散文集裹， 作者用藝術的筆觸勾畫出以南灣爲代表的澳門風情，描述了澳門人的心理流程與審美標尺， 傳遞着世上只有 “這一個”澳門的神韻。 書名上的 “燈”， 是萬家燈火之燈， 也是燈紅酒綠之燈； 書名上的 “影”， 是漫步於海灣林蔭道上情侶的身影， 也有出入各類場合的衣香鬢影， 甚至還不排除爭奪博彩利益的刀光劍影。爲了配合澳門回歸， 坊間出版了不少描述這座城市歷史與現狀的書籍與文藝作品， 這是好事； 但是恕我直言， 其中有些成品可能由於條件的限制， 或者流於道聽途說， 或者是想當然地生安白造， 不盡不實者有之， 張冠李戴者亦有之， 尤其欠缺的是 “澳門人”的感受和 “澳門情結”的紓解。 《南灣燈影》 的可取之處正是在於它是一個在南灣打滾了若干年的澳門居民的生活實錄， 是他所見所聞、 所思所想的藝術再現。 我們可以放心地讀它， 它給你的全是一個 “真”字。 寫 《南灣燈影》 的人不是專業作家， 最多只可以將他列入業餘作者的行列。 他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 擁有核數師牌照的金融人才， 同時還創辦文化社團， 參與政界活動。 寫作之於這位作者， 絕不是奪取功名的手段， 他不過是寄情於文藝， 閒時偶爾捉筆， 隨意取材， 發爲文章罷了。 但他文筆清新，想像豐富， 說起故事娓娓道來， 不亂方寸， 頗有小說家的工力， 例如集子裹的 《老金的故事》 等等； 抒發感情卻善於創造意境， 調兵遣將般地擇用詞語， 《夢幻大漠》 等等有如散文詩引人神往。 1999年 《人民日報》 海外版與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合辦澳門回歸徵文活動， 《南灣燈影》 奪得殊榮， 不僅被收入徵文作品的選集， 而且 “南灣燈影”四字赫赫然出現在這部選集第一單元的總題裹。 在澳門回歸只剩兩個多月的時候， 澳門出版社決定出版 《南灣燈影》 ，這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舉措； 然而社長李毅剛先生着我寫一篇序言卻叫我難

以受命， 因爲已有名家行文在前， 何必再叫一個 “最多只可以列入業餘作者的行列”的人續貂於後？ 但想到這位熱心澳門文化事業的社長先生與我近20年的友情， 又想到我與作者禤偉旗先生總算有一段師生情緣， 也就不知不覺寫了如上一些話語。（ 1999 年 10 月 6 日）

文章十二卷 奮筆二十年——讀 《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論文選》 2006年12月， 澳門基金會主辦 “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 會上形成一項共識：編輯出版由十二個分卷組成的 《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論文選》 叢書， 全方位展示近二十年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 反映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狀況， 總結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經驗。 叢書十二個分卷是：政治卷、 行政卷、 基本法卷、 法律卷、 社會卷、 文化藝術卷、 歷史卷、 教育卷、 文學卷、 經濟卷、 語言翻譯卷以及綜合卷。 決定編輯十二個分卷， 是因應客觀存在的實際狀況和實際需要。 在澳門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中， 已經客觀呈現出十二方面的文章著述， 並且已經湧現出一批優秀的成品。 這些文章寫澳門之事， 論人文社會科學之理， 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和地方色彩， 缺少其中任何一個分卷都會覺得在認識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全貌上有所欠缺。 學術研究的開展與完成， 取決於客觀與主觀兩方面因素：客觀上必需有研究對象即社會事實， 主觀上則要有研究的衝動或興趣， 確定研究目標， 還要有科學的研究方法與良好的表述能力。 研究者始終擺脫不了自身態度立場的糾纏， 從不同的專業立場與獨特的視角去考察事物， 得出結論。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尤其如此。 在澳門，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所以成爲可能， 之所以必要， 根本原因是存在着獨有的研究對象：自從葡萄牙人來到小島， 小島的

政治生態、 經濟生態、 文化生態， 整個社會形態都發生了變化。 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來到澳門， 19世紀中葉葡萄牙人轉變成澳門的統治者， 20世紀結束前葡萄牙人失去在澳門的統治地位， 這就是研究的對象或研究的內容。 面對這一客觀事實， 研究者或者認爲葡萄牙人來到澳門是因探險精神和航海興趣的驅使， 或者認爲來澳門的葡萄牙人早已包藏禍心。 持什麼觀點都大有人在， 但終歸有正確與謬誤之分， 於是需要開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葡萄牙人立足澳門不久， 明代詩人蒲龍即告誡中國方面的當局者：寸土尺地盡堯封一自庚郵頻貢雉徙戎策尚遲江統天險莫將甌脫例邸借蒲桃許駐蹤幾曾辛螫悟荓蠭籌塞人先學范雍西來市舶水中龍 這是一首用典偏僻、 風格蒼茫的七律詩， 也是一篇立場鮮明、 充滿憂國憂民意識的人文社會科學論文， 堪稱澳門學的開篇之作， 容我轉換成語體：寸土尺地全都是唐堯虞舜的封土，卻作爲客棧租借給葡萄牙人居留。自從遠夷頻頻進貢白雉表示臣服 ，可曾認清痛楚來自毒蟲咬了之後。領略江統的徙戎策遲了十年時間，戍邊人要把范雍的疏折提前學透。切莫將澳門天險當作邊境的棄地 ，提防西來的商船就是來侵的龍頭。歷史發展證明蒲龍當年的憂慮具有歷史遠見， 因爲澳門的確在 “16世紀

中葉以後被葡萄牙逐步佔領”。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序言） 這是歷史學、 政治學研究得出的結論， 而且以法律形式在基本法中得到肯定。 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還可以從不同專業視角進行考察， 開掘其他的研究課題。 澳門因外洋人口逐年增多， 很快形成商旅往來、 華洋雲集、 語言交匯的港灣， 成爲當時唯一連接東西方的咽喉。 世界航海史的經驗表明：商船行駛在前必有文化、 宗教、 政治的輸出跟隨其後。 果然， 海上絲綢之路， 行旅絡繹不絕。 利瑪竇、 湯若望、 朗世寧等等西洋人接蹤來到澳門或者取道前往內地。 他們辦學校， 蓋教堂， 把大三巴矗立在澳門， 把幾何原理、 油畫藝術輸入中國的皇宮； 同時又把中國的漢字、 漢語以及他們在中國的遊記、 見聞傳播到西洋⋯⋯澳門的交流港地位建立起來， 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中葉英國人強佔香港之後。 19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在澳門失去經濟上連接東西方樞紐的地位， 卻取得了佔據澳門的政治地位， 從此澳門總督由葡國政府任命， 澳門政府的行政運作採用葡國政府模式， 葡語成爲唯一的官方語言， 公文的格式與用語照搬葡萄牙陳例和方式， 教育奉行葡萄牙制度⋯⋯葡萄牙甚至宣稱澳門是它在海外的一個 “省”。 這一百多年來的風雲變幻， 吸引許多不同國籍的歷史學家、 社會學家、 人類學家、 文學家、 語言學家的注意力， 展開各自領域的研究， 展現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1999年澳門回歸， 歷史翻開新的一頁。 發生在小城的這許許多多的故事給歷史學、 行政學、 法律、 基本法、 經濟學、 社會學、 教育學、 語言學以至文化藝術注入了源源不絕的研究源泉，給澳門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提供了無窮無盡的研究課題。 叢書擬訂如下選文標準：原則上主要由已發表的學術論文中選取， 並以上世紀80年代以來至今出版、 發表在期刊內和論文集的論文爲主； 論文研究的範圍以澳門爲主體， 要反映澳門全貌； 論文的作者以澳門人爲主， 最少佔七成比例； 所選論文須具有較高水平， 在發表當時具代表性； 論文的發表語言以中文爲主， 外語發表的一概不收， 由葡文譯成中文的可嚴格挑選一些。

選文爲什麼從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即近二十年來的論文中甄選？ 這二十年， 即大致從澳門回歸進入後過渡期開始直至今天。 這裹有幾個歷史性的日期不容遺忘： 1987年4月13日， 中葡兩國政府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確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99年12月20 日恢復行使主權。 1988年1月15日兩國政府交換聯合聲明文本。 從此開始 “過渡期”。 1993年3月3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頒佈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 澳門從此進入 “後過渡期”。 叢書甄選近二十年來的有代表性的優秀論文， 大致就是從1987年前後以來的論文。 選擇這個歷史階段的論文， 原因在於， 這是一個非常的歷史時期。 回歸到了最後階段， 倒計時的鐘聲緊叩中國人民的心扉， 也警醒着觀點各異的各方人士。 政權交接在即， 各種矛盾尖銳地陳現在中葡兩國政府的面前， 也呈現在未來澳門特區政府和每一個澳門市民的面前， 並且要求即時作出答覆或選擇。 中國政府科學地將這些問題歸結爲三方面， 並將這三方面規定爲澳門後過渡期必須完成的三大任務：法律本地化、 公務員本地化、 中文成爲官方語言。 所有這些問題， 無不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緊密相關， 無不需要人文社會科學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澳門的學者沒有辜負歷史的重託，分別在這些領域付出過辛勤的勞動， 發表了大量的有關論文， 給三大任務的順利完成提供了參考。 四百五十年來， 澳門從漁村走向國際都會， 其間發生的故事和上演的活劇無不印證着人文社會科學的已有結論， 同時不斷提出新的研究課題。 人文社會科學是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 是社會生活、 社會現實的科學反映。 人類社會是這門學科生存的土壤， 是它永不枯竭的源泉； 人文社會科學以它的結論爲人類生活的需求提供經驗， 預測前景。 研究不同社會共通的社會現象，得出一般性結論； 發掘並研究一個社會獨特的社會現象， 將會得出獨有的結

論， 從而充實和豐富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寶庫。 有意義的是， 在世界城市的花名冊上， 澳門的土地面積小得不能再小， 人口也少之又少， 世界地圖的繪製者也太慳吝， 連一個小黑點的地位都不給澳門留下； 但是， 蘊藏在此時此地的極其豐富而獨特的社會現象卻值得學者們竭畢生精力去發掘、 研究。 因此， 澳門的確可稱爲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理想園地， 澳門的學者和研究隊伍確實沒有枉負科學研究的良好環境， 在許多個專業範圍內作出了成績。 今日的澳門， 是一座飽經歷史滄桑與經歷過時代巨變的現代化國際城市。 21世紀的澳門正加快前進步伐， 迅速與新世紀的現代化城市聯姻， 確立了城市定位。 在政治上， 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在經濟上， 它的博彩稅收超越美國的拉斯維加斯， 成爲世界博彩城市之最； 在文化上， 它榮膺 “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 ”的美譽。 澳門正在建設成一個定位於旅遊博彩的文化之都。 在建設文化之都的歷程中，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將可以發揮理論的威力， 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從來就是 “無冕顧問”， 客觀地爲決策者和施政者提供最好的無形的諮詢。 叢書規模宏大， 估計出版字數約三百萬； 從出版後將會產生的社會影響看， 它將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程：總結過去， 開赴未來。 在中國人的數字觀念中， 三和三的倍數是生命力極強的象徵。 三金爲盡， 三木爲森， 三水爲淼， 三火爲焱， 三土爲垚。 人文社會科學大師郭沫若說：作爲三的倍數， “十二”也有許多浪漫的寓意：一天十二時辰， 一年十二月份， 十二地支配天干， 五個循環構成一個周期， 六十花甲， 周而復始，運轉無窮。 叢書以十二這個吉祥數字起步， 預示澳門人文社會科學事業必將以其強大的生命力走向輝煌的明天。（ 2007 年春節 ）

一路走來的語言翻譯學——序 《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叢書‧語言翻譯卷》 澳門是一座語言之城。 在土地不足三十平方公里、 人口不足五十萬的瀕海小城， 流通着許許多多語言和方言， 有人稱它是 “語言拼盤”， 有人稱它是 “語言博物館”。 在澳門， 流通量最大的語言至少有三大語種 （漢、 葡、英） 、 五大方言 （粵、 閩、 吳、 客家、 普通話） 。 漢語流通量大； 英語流行面廣。 英語迅速加大流通量與賭業開放、 大量操英語的企業和人士湧入小城、 城市國際化程度提升的新形勢相適應。 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必要時使用葡語， 葡語也是正式語文。 澳門實行中文與葡文並存的官方語言制度， 但不實行 （也不應該實行）事事皆用雙語即所謂 “雙語化”政策。 回歸前澳葡政府推行的公務員必須是雙語人的 “個人雙語政策”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被否定， “社會雙語政策”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同。 粵語是口語交際的主要方言， 粵語與其他方言差異很大， 但方言的分歧不構成社會的分裂， 各種方言統一在書面形式的普通話 （即語體文）之下。 普通話享有國語的地位， 是國家統一的象徵， 正被越來越多的澳門人學習掌握。 人少地小語言 （方言）多， 產生許許多多 “語言問題”。 中文獲取官方地位的問題曾被列爲過渡期的三大問題之一， 而且貫穿在其他兩大問題中， 即 “法律本地化” “公務員本地化”都有賴 “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 至今語言使用問題還有待解決，尤其是在立法、 司法、 政府公文運作等方面， 人們希望這些文件能用市民看

得懂、 聽得明、 最好具備中國民族風格的漢語文表述。 目前， 法律語言、 公文語言仍然附着大衆所不能接受的 “葡式中文”的幽靈， 人們強烈要求儘快加以清除。 在語言學理論著述中， 語言問題分內外。 語言的 “內部問題”指語言結構中的問題， 例如歷時音變、 詞源考察、 語法辨正等等。 語言的 “外部問題”指語言與社會的關係問題， 例如多語社會中的語言交流、 相互影響、 語文地位協調、 語碼轉換、 語文翻譯、 語言規劃等等。 語言的內部問題多屬傳統語文學， 外部問題多歸現代語言學。 傳統語文學偏重於語言內部問題的研究， 音韻學、 文字學、 訓詁學記載了這門學科的豐功偉績， 文字學、 粵方言學、 詞義探源的研究在澳門至今還實力雄厚， 成績驕人。 現代語言學， 特別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現的社會語言學， 則醉心於語言外部問題的探討。 澳門語言學者因置身於得天獨厚的語言環境， 他們在社會語言學領域的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 得到內地與港台以及海外同道的熱情稱道， 是中國社會語言學大軍中的一支生力軍。 澳門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在澳門語言學與翻譯學領域表現了高度的熱情和勇氣。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澳門曾掀起 “中文合法化”運動的高潮， 參與者義正詞嚴， 發表許多高論， 極力爭取中文的官方地位。 1985年5月4 日《澳門日報》 闢專刊登載各界人士有關中文合法化問題的呼籲， 這天的報紙將作爲澳門中文問題的重要文物而存留史冊。 1990年代初開始， 配合形勢發展， 語言官方地位的討論再次掀起高潮， 1992年3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舉辦的 “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獲得巨大成功， 當時的主政者澳門總督派代表全程參加會議， 並發表實質性的而不是一般應酬式的致辭。 這些語言學事件或學術性活動， 在澳門社會語言學和法律翻譯的發展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翻譯是不同語文之間你來我往的雙向活動。 澳門的翻譯問題存在於中文與葡文之間， 主要是把葡文法律文本翻譯成中文的問題。翻譯作爲一種技巧或作爲一門學科， 在澳門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佔有特別

重要的地位。 根據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的原則， 澳門今天的法律多數還是沿用舊有的法律。 既然沿用原有法律， 就要把大量用葡文制定的法律翻譯成爲中文。 回歸前的澳葡政府和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在法律翻譯工作中都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很多成果。 法律翻譯不是日常生活的口語翻譯， 一般不採取意譯， 更不採取風格對應的翻譯。 法律文件是一種特定的語體， “準確”是這一語體的根本要求， “生動”不適用於法律語體。 法律文件對語言的要求只有 “說明”而拒絕 “描寫”， 名詞術語有固定的含義， 例如法律用語的 “消滅”不同於口語的 “消滅”， 法律用語的 “瑕疵”不是日常語言中的 “瑕疵”。 法律翻譯宜用單詞對單詞的翻譯。 這就難倒了澳門的法律翻譯專家。漢語與葡語分別屬於完全不同的語系， 詞語構造與語法結構幾乎一點共同之處都沒有。 漢語屬漢藏語系， 是分析語， 缺乏形態變化， 詞序是主要的語法手段； 葡語屬於印歐語系， 是綜合語， 形態特別豐富而不看重詞序。 因爲語言特徵的不同， 法律的中譯困難多， 問題也多。 平心靜氣而論， 法律翻譯中出現的問題， 不是葡文的過錯， 也不是翻譯人員的錯失， 是中葡兩種語文的民族風格完全不同而在翻譯法律文本時又不能採取風格對譯的手段。 回歸後的今天， 特區的法律還在用葡文草擬， 然後譯爲中文， 翻譯中出現的問題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 公文語言的使用狀況好一些， 但同樣殘留着葡文格式和葡文語言的痕迹。 這些問題一直困擾着翻譯界， 甚至困擾着整個社會。 法律本地化途徑將是首先完善法律的翻譯， 進而實現雙語立法。 在這方面作理論闡述或發表的意見很多， 本卷都有收錄。 本卷選編的論文主要是這二十年來具有代表性的優秀作品， 包括如目錄所記七方面， 從歷時語言學、 語用調查、 法律語文改革、 筆伐葡式中文到語文教學與語言規劃。 這二十年， 語言翻譯學在澳門跳躍着時代的脈搏， 鼓動着時代的風雲。 本卷作者群的主體是澳門人。 按照叢書制定的編選原則， 本卷的文章作者絕大多數都在澳門生活或工作， 親身投入澳門社會， 是語言翻譯生活的實

踐者， 同時也深切了解澳門市民對語言翻譯現狀的感受。 另有一些曾在澳門的大學任教的著名學者， 他們的論文不但寫的是澳門語言問題， 而且是寫於澳門或者曾經在澳門舉辦的各類研討會上發表， 例如葉輩聲、 蔣紹愚、 丁金國、 趙永新教授等。 他們的學術參與， 是澳門語言翻譯事業的一部分， 他們的研究成果是澳門語言學財富的一部分。 況且學術不分疆域， 只要討論澳門語言翻譯問題， 幫助澳門解決語言翻譯問題， 有助提高語文水平和翻譯水平， 叢書應當一體歡迎。 選入本卷的文章都是優秀文章， 但叢書不以優秀爲唯一標準。 一因同一主題文章多了， 不能盡數入選， 必需忍痛割愛； 二因文章長短不一， 體例各異， 叢書只能選取字數適中的篇目， 業已成冊出版的著作一般不收。 有鑒於此， 入選文章儘管優秀， 未入選的文章未必不優秀。 選編文章的目的只是爲了讓澳門人和澳門以外的人看到澳門語言學領域的面貌。 澳門人選編澳門人的語言及翻譯方面的優秀論文， 是一項意義非凡的舉措， 作爲本卷主編， 希望此類論文選繼續不斷地編選出版下去， 記錄澳門語言翻譯學發展的足迹。

雕蟲小技登大雅之堂——序《聯苑飛花》 中國人對 “對稱”現象似乎特別看重。 大約人體結構中有大腦對稱、 耳目對稱、 四肢對稱⋯⋯推及客觀世界， 宇宙有天地之分、 晝夜之別； 北京城裹， 天壇對地壇， 前門對後門， 世界憑藉相反相成的兩極來維繫， 人們總是在這種對立中追求心理平衡和穩定， 於是唱大戲少不了對稱的龍套， 大人物出巡少不了對稱的儀仗鳴鑼開道。 對稱必是兩兩相對， 於是語言中有了 “對偶”、 “對舉”、 “對仗”等詞語。 對仗現象分佈在漢語的各級層面， 例如 “朋友”是詞中有對偶， “山高水長”是語中有對仗， “下筆千言， 離題萬里”則是語間的對仗。 如果我們把視線轉移到詩詞創作上， 就不難發現對偶或對仗的運用更加豐富多彩， 甚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沒有對仗， 就沒有詩歌。 有些作品， 全首由對仗組成， 例如杜甫的千古絕唱： “風急天高猿嘯哀， 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鬢， 潦倒新停濁酒杯。 ” （ 《登高》 ） 兩兩對仗的語句構成 “對聯”或 “對子”， 形成特殊的藝術形式， 產生獨具風情的藝術效果。 對聯是中國的國寶或國粹， 不僅有所謂寬對嚴對， 人名對地名對， 當句對流水對⋯⋯還有因應語音特點、 文字特點的趣對、 怪對、 絕對等等。 舊時對聯歸屬於 “幼學”， 然而讀書人終生都未必能竟其功。 民間不知流傳多少以聯語爲話題的神童應對的故事， 才子們往往在聯語

的創作中顯示其文采情操， 甚至文字巨匠們也常常用雕龍之手遊戲一下雕蟲的小技。 這裹有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近代中國的頂尖學者曾用 “孫行者”三字考核一位後來成爲學術界大師的青年人， 青年當即以 “猢”對 “猻”，以 “何適何從”的 “適”字對 “行”， 全句以現代名人 “胡適之”對神話人物 “孫行者”， 真是文思敏捷， 匠心獨運。 當然那位頂尖學者也早已預設了答案： “祖衝之”。 “祖”對 “孫”， “衝”對 “行”， “之”對 “者”，更是精妙絕倫。 對聯做到這一步可說到了極致， 充分表現了學者的學識與情趣。 因此楹聯雖屬小品， 卻是一種充滿智慧、 特別是充滿急智的 “遊戲”，傳統文人少有不精此道的。 澳門承繼了這一傳統， 楹聯創作一直蓬蓬勃勃， 某些超群拔類的中學生還能駕馭楹聯創作的技巧。 在楹聯創作活動中， 澳門楹聯學會起着鼓吹、 組織、 推動和領軍的作用。 在歷次群衆性的楹聯創作比賽的活動中， 掄元的幾乎都是楹聯學會的會員。 人們不會忘記1994年澳門楹聯學會舉辦的 “絕對求偶”的活動， 即懸獎三萬元澳門幣徵求 “明月照紗窗， 個個孔明諸葛亮”的下聯。 那次活動撥動世界五大洲華人華僑懷鄉思鄉的心弦， 海內外華人向澳門的主辦機構投來七萬餘比應徵下聯。 熱情之高， 聲勢之壯， 令人熱血沸騰， 充分顯示了楹聯這一藝術形式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有人說， 楹聯不算文學， 不登大雅之堂。 楹聯算不算文學， 自可另行討論； 然而登不登大雅之堂， 那可是早有定論。 朝廷可謂 “大雅之堂”吧， 何處金鑾寶殿沒有楹聯裝飾？ 鑒於此， 我謹抄錄一副舊作， 表示我對楹聯學會同仁們的敬仰之心， 同時表達我對 《聯苑飛花》 出版的祝賀：雖說雕蟲小技可教陋室蝸居生色金鑾寶殿增輝揚國粹至大千寰宇且看寰宇大千直令黎民百姓牽魂遊子裔孫尋夢發神威由小技雕蟲（ 2002 年 1 月 3 日）

澳門人向五洲弘揚國粹 甲戌年，澳門楹聯界的朋友們以二百年前的一比孤聯徵偶。 起先只是在澳門本埠開展；繼而消息傳到鄰近澳門的地區，深圳、佛山、廣州等地陸續加入了澳門的徵聯活動；接踵而來的更有其他省市如湖南、上海等地的群眾和專家投稿響應；北起黑龍江， 南至雲南， 西到新疆，整個神州大地幾乎到處都有人投入這項徵聯活動。 徵聯之舉驚動了世界， 五大洲的華裔也都有應徵稿件寄往澳門。 徵聯活動的限期已滿， 然而欲罷不能，一再延期，直到延之不能再延的時候， 已經收到徵聯七萬餘比了。 澳門楹聯學會是個業餘性質的學術社團， 其成員均有正職在身，其組織並無分文經費，就是應付六七萬封回函的郵資也拿不出來。 然而小城卻不乏熱衷於傳統文化的 “熱心分子”， 他們爲這次徵聯活動捐贈了必要的經費，兩位醫生起初出資港幣六千元，後來一位女實業家加入，增至港幣三萬元作爲“佳偶獎”的獎金。 這究竟是一比什麼樣的孤聯？ 相傳清代乾隆時期《四庫全書》 總纂官紀曉嵐曾經狂稱天下無不可對之對， 其妻便出了這個上聯詰之， 曰：月照紗窗， 個個孔明諸葛亮。 這一聯果然難倒了文思敏捷的大才子。 後來又有人在 “月”前加一“明”字，更給撰寫下聯的人增添了難度。 “明月照紗窗， 個個孔明諸葛亮”寫的是一個古老的題材：月夜的景色。 明月照進紗窗， 每一個窗孔都被照明，許多個樓閣（葛諧閣音）都被照亮。 好一片月光照耀下的銀色世界。 就意境而言，這個五言加七言的句子只可算作 “一般”；就其語文運用的技巧而言， 卻可用“高難度”形容了。 其

高難之處主要在 “個個孔明諸葛亮”七字上。 “個個孔明”全等於 “諸葛（閣）亮”， 而“諸葛亮”係一人名， “孔明”乃是 “亮”的表字。 “明”與“亮”同義呼應，甚至可以相配成 “明亮”一詞。 它們之間的關係與排序可以表述爲：字＋複姓＋名， 而在字義方面， “個個”與複姓的第一字“諸”相當， “孔”與複姓第二字 “葛”同類。 “孔”在諸葛亮的表字中本爲表程度的副詞，與 “孔武有力”之孔同義，在聯中卻通過修辭學上的諧音或雙關手法用來指“窗孔”之孔； “諸葛”之葛也須作諧音理解，解之爲樓閣之閣而與窗孔相配。 這些關係可列如下圖：重 字 同 義明 月 照 紗 窗 個 個 孔 明 諸 葛 亮（諧音 ） （諧音 ）同義 同義 同義另外還有平仄相間的語音格局， 其要求是：明月照紗窗， 個個孔明諸 葛亮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 ， 平 平仄 仄仄平平 對於偶聯在音義方面的要求很容易求得共識， 澳門楹聯學會理事長鄧景濱先生提出的五條標準早爲同好者們接受。 這五條標準是：一、 符合對聯的基本要求 （字數相等， 句式相同， 詞性相對， 平仄相諧， 聯意相關） ； 二、運用重字技巧， 首字與第九字同； 三、 末五字運用諧音手法， 聯意相關；

四、 末五字爲“二二一”句式， 且具備一定的相應關係； 五、 聯意自然暢順， 能與上聯匹配。 應徵者們都以“孔明諸葛亮”作爲突破口，假如妙手對出了這五個字，佳偶不難問世。 詩有詩眼， 聯也應該有聯眼。 歷史人物之複姓乃是這副對聯的聯眼之所在。 當然偶聯（下聯）對應處不一定非複姓不可， 中藥材之本名與別稱，新潮人物之洋名與中國名， 凡有本名與別名之分的事物或現象都可在考慮提煉之列。 運用得最多的還是中國古今人物的姓氏，於是，複姓者紛紛登上了1990年代的聯壇，例如敬德尉遲恭、子長司馬遷、表聖司空圖、子直令孤綯、永叔歐陽修、元讓夏侯惇、子石公孫龍⋯⋯不一而足， 甚至單姓也不落後：香山白樂天、逸少王羲之、 畹華梅蘭芳、翔宇周恩來⋯⋯然而所有這些都是刻意之作，幾乎不見天成者。 歷時一年零兩個月的徵聯活動結束， 最終還是選不出“佳偶”，三萬元獎金依舊懸空。 評選活動的主事者們從七萬比應徵的下聯中選出十一比， 頒之以“鼓勵獎”，算是對徵聯活動作了交代。 十一比鼓勵獎作品中以此次徵聯發起地的聯家寫的作品爲首。 澳門潘崙山聯曰：艷陽懸繡戶， 朝朝莊艷慕容芳 這一比能與上聯配成較統一的意境，上聯描繪月色，下聯勒畫陽光， 你寫明月，我寫艷陽。 這一比的優勝之處是找到了一個比較貼切的複姓人物的名字與上聯相對， 藝術的效果不那麼牽強， （不像“敬德尉遲恭”中的尉遲簡直不可解。 ） “慕容”者， “慕其容貌”也， 因其容貌 “莊艷”而愛慕之。 吾友林佐瀚詞長着眼於另一境界，提議改“懸繡戶”爲“窺繡鏡”，並囑我闡發他的見解。 我以爲林氏果然點石成金，好一個運用了擬人修辭格的“窺鏡”！ 它賦予靜態的艷陽以鮮活的生命，連艷陽都要朝朝來窺這位鏡中的主人， 你說她的容貌值不值得愛慕？

澳門甲戌年徵聯活動至此塵埃落定了， 然而歷史的懸案並未了結， 徵聯活動必將繼續下去， 因爲這比孤聯以其特定的民族文化的內容牽動着億萬炎黃子孫的心弦， 而對聯這種具有獨特民族形式、 被譽爲 “國粹”的藝術品種又爲華裔子孫喜聞樂見。 澳門發起的這次徵聯活動與世界各地華裔的踴躍參與， 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這種極其強大的凝聚力。 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觀察， 徵聯活動吸引或調動了五大洲的華人投入對聯創作的實踐， 收到了預想不到的效果。 孤聯 （上聯）只有十二個字， 然而其藝術的蘊藏卻豐富無比：除了平仄相間完全合乎近體詩的格局， 詞義上還有人名與表字的同義呼應， 還有重字、 疊音、 諧音、 摹繪、 雙關等手法的運用。 總之， 十二字的上聯和二十四字一幅完整的上下聯是一件濃縮了多種修辭手法於其中的藝術精品。 澳門徵聯爲五洲華人弘揚國粹， 共同創造這一藝術精品提供了機緣與園地。 筆者以終審評判的身分有幸參與其盛， 受益良多， 曾有一絕贈與澳門楹聯界的賢達， 曰：一比孤聯千口 和弄潮不讓錢塘水九州競唱孔明歌鏡海情牽四海波

門裹門外 澳門是一扇 “門”， 一扇西方來到中國， 中國走向世界的門， 也是澳門走出漁村邁向世界的門。 這扇門敞開四百多年了。 門裹有深厚的文化積澱， 門外世界狂飆翻滾。 當今澳門， 已經變成世界上的小小都會， 成爲各國旅遊者嚮往的景點，同時也是中外投資者施展才能的熱土， 尤其是挾雄厚資金和豐富管理經驗而來的外國企業家的垂涎之地。 世界上任何地方博彩業的競爭程度都不如澳門這樣激烈。 在澳門， 一座座大型賭場沒等最後落成就投入營運； 昔日荒涼的滄海灘塗、 農田阡陌， 搖身一變爲“金光大道”； 形形色色的娛樂場， 足以與世界最大賭城拉斯維加斯媲美。 隨着社會生活的巨變， 不斷出現新情況、 新問題， 遠遠超出澳門社會的負荷。 政治氣候不再平靜， 人們紛紛以不同方式、 循不同途徑表達對民生、民主的關注， 以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 在衆多澳門社團中， 有這樣一群本地成長的年輕人運用集體智慧， 以理性的思維、 專業的水準分析時政， 研究探討經濟與民生等問題， 同時創辦刊物， 藉以表達自己的理念， 希望促進社會進步。 於是， 他們將自己的社團命名爲 “澳門社會進步協會”， 刊物命名爲《九鼎》 月刊。 澳門社會進步協會站在社會公義立場， 研究澳門社會政治、 經濟、 文化

等方面的狀況； 致力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促進 “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 開展學術活動， 增進澳門與內地及世界各地的學術交流； 募集基金， 協助社會弱勢群體， 促進社會和諧共生。 《九鼎》 月刊是體現澳門社會進步協會宗旨的載體， 傳達澳門人對社會生活、 社會事件的理解和態度， 表達澳門人的情操， 讓澳門人和澳門以外的讀者瞭解一個真實的澳門。 月刊開設的欄目有：九鼎論壇、 九鼎特稿、 本地話題、 博彩專題、 文化澳門、 特別視點、 台海點擊等。 此外 《九鼎》 還兼具人文性、 學術性，着意打造 “鼎”文化的平台。 澳門是一扇實實在在的門。 它的南端是十字門海面。 十字門是一個地理名詞， 同時正好寓意着澳門社會進步協會與 《九鼎》 所肩負的使命：把澳門的經濟、 文化、 政治等各方面訊息以及澳門人的追求和理念傳達到四面八方。（ 2008 年 3 月 ）

長江日報， 撫平我無限鄉愁——爲《長江日報》 六十華誕而作 我家住在蛇山下、 長江邊。 這裹彌漫着戰鬥的氣息：西側的閱馬場， 是問斬辛亥革命者的刑場； 南邊的彭劉楊路爲革命先烈留下英名； 北面的山洞有黎元洪的題字， 曾經成爲侵華日軍的軍火倉庫；東邊的首義路更是銘刻着辛亥起義的記憶。 1953年我從實驗中學畢業， 出走家鄉， 迄今56年。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與《長江日報》始終有解不開的情結。 1956年，我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寫了一首《龜蛇二將》投給長江日報，很快發表了出來。 這首80餘行的童話詩一直是我童年的記憶， 是我永遠的珍藏，直到去年編輯出版我的第四本詩集《泛梗集》 ，還把它收了進去。 詩的開頭說：在我的童年時代年老的祖母常講我們居住的地方原是一片汪洋——南邊接着洞庭東邊連着鄱陽主宰我們這裹的

是玉帝派來的龜蛇二將 大學畢業後， 我在青海一所大學教書， 一位老師講授舊體詩詞， 引用我的這首童話詩詮釋偉人的詩句： “茫茫九派流中國， 沉沉一線穿南北，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我在青海工作了21年， 1979年落實政策， 便南下港澳， 鄉愁從西邊帶到南方。 我在一首 《 自壽詩》 中寫了走東闖西、 北往南來的經歷：龜蛇二將鎖江喉學步登峰攀五嶺無端西去山間繞人世悲歡任取捨浪湧波推黃鶴樓從師涉水闖幽州有幸南來海上游只留快樂不留愁 1981年，我把流浪的足跡固定在澳門小島上，教書之餘參與澳門回歸祖國的全程。 澳門回歸前夕，我以澳門大學中文學院院長的身分主持了一個澳門文學國際研討會， 著名港澳台文學評論家古遠清教授從武漢前來出席會議。 家鄉來了親人，我專門到學者下榻的賓館探望。 會議結束古教授返回武漢， 寫了一篇《解字說文傳美譽——記澳門大學程祥徽教授》刊登在長江日報“江花”版上。這篇文章好似一則 “尋人啟事”，我少年時期的同學尋蹤紛紛取得聯繫。 1949年前後我在武昌大東門外的湖北省二中的同學匡裕從， 跟我一樣， 1957年⋯ ⋯

被劃右派，放逐到湖北山區改造， 後來鑒於他的德才，擔任十堰教育學院院長。 他專程來澳門出席會議，與我同溫少年友情。 我寫詩記載此事：揚子江花逐浪生 芳香飄入汽車城少年學步東門外 報效家邦齊請纓 （ 《呈古遠清教授並柬匡裕從》 ） 同時聯絡上了張方來、 陸先榮等少年同學。 1950年張方來初中二年級參軍， 七年後竟在部隊被打成右派， 我寫詩說：赤子從軍情最真 何來反黨反人民夢中仇敵原非敵 一枕南柯數十春 （ 《寄張方來》 ） 與張方來一起參軍的陸先榮命運也不怎樣，他在朝鮮戰場凍壞雙腿， 評爲二級殘廢軍人， 住院八年，終身與拐杖輪椅爲伴，然筆耕不懈， 屢獲寫作獎項，破格晉升高級編輯，更被評爲湖北省名記者。 我寫詩寄給他：少年十五遠從征 無悔人生第一程冰雪傷殘小戰士 蒼天還我陸先榮 （ 《寄陸先榮》 ） 值此長江日報60華誕之際， 我祝賀她的花甲之喜， 感謝她一次次給我聯絡故舊的機會， 給我撫平無限的鄉愁。（ 2009 年 5 月 23 日 《 長江 日報》 發表有刪節 ）

鶴樓何處覓詩魂 我在一篇文章中用了 “曇花一現”的成語， 突然想起寫一篇真有曇花開放的名城——我的家鄉武昌和她的名勝黃鶴樓。 我愛黃鶴樓， 因爲我生長在她的腳下。 18歲以前， 我在我住的那棟樓房裹推開窗即可見到黃鶴樓。 家的右側街道名叫 “首義路”， 家的左邊是辛亥革命時的 “閱馬場”， 至今還有孫中山先生的銅像矗立在那裹； 我家對面是 “抱冰堂”， 是曇花一現的盛地——每當曇花將現之時， 蛇山上的 “首義公園”便在全城張貼海報， 叫市民們都去觀賞。 我曾經無數次在舊黃鶴樓上遙看鸚鵡洲上的萋萋芳草， 在白玉 （其實是白石）砌成的孔明燈下細數江上的白帆。 1956年， 少年時期的我和家兄一起寫過一首以民間故事爲題材的童話詩 《龜蛇二將》 。 毛澤東在 “黃鶴樓”詞裹有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我們的童話詩寫的就是那 “鎖大江”的龜蛇。 後來爲了建造長江大橋， 舊黃鶴樓不幸 （抑或有幸）被選中橋頭的所在地， 大橋的南端就是架在蛇山頭上的。 （北端架在漢陽的龜山上） 舊黃鶴樓被拆掉了， 或者說黃鶴樓被後移到蛇山的中段了。 新黃鶴樓的特點是什麼？是它的 “現代化”， 設計出自工程師的手筆， 經得起分析而經不起玩味， 缺少的是那種歷史的滄桑感。 我常想， 黃鶴樓移址時別的都搬不走，爲何能移動的孔明燈不搬走呢？ 孔明燈與北京北海公園裹的白塔是一回事， 據說是蒙古人的墓。 既是古墓， 就予人以歷史的追尋。 我登過新黃鶴樓， 然而在新樓上再也找不到 “崔顥題詩處， 斯樓萬古

高” （清人趙輝璧） 的詩情畫意了。 在我心中， 呈現的總是那童年時代的黃鶴樓。 其實， 我心中的黃鶴樓也是偷工減料蓋起來的， “黃鶴高樓幾劫灰”， “鶴去樓燒磯已空”。 （清人詩， 前句洪德垿， 後句康有爲） 。 清人有清人的嗟歎， 時人有時人的嗟歎， 人人心中各有自己的黃鶴樓。（ 1994 年 7 月 17 日）

心繫湖北 情滿濠江——澳門湖北工商聯誼會獻辭 在一個充滿榮耀的歷史性時刻， 澳門湖北工商聯誼會成立了。 這“榮耀的時刻”當然是指發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整整走過一百年光輝的歲月。 非常有幸的是，這場翻天覆地的革命發生在我們的故鄉湖北武昌，海內外的湖北人因此而感到無比驕傲， 無比自豪。 一百年來，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夢想正在逐步實現，他所倡導的三民主義正在兩岸逐漸變爲現實。 兩岸對外同時堅持 “民族”的獨立和尊嚴，對內主張民族間的相互尊重與平等； “民生”問題更是兩岸執政黨人施政的重點， 竭盡全力提高經濟的競爭力， 努力提升民衆的生活質素； “民權”在今天的觀念中被理解爲發展民主政治，推進政治制度的改革， 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建立公平公正的公民社會。 國共兩黨的恩怨正在迅速地化解， 兩岸關係呈現出“潮平兩岸濶，風正一帆懸”的大好局面， 孫先生追求的國家統一、 民族復興的大業正在逐步實現。 澳門湖北工商聯誼會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 無疑應當承擔時代賦予的使命，發揮民間社團應有的功能。 那就是： 一、必須發揚湖北民衆當年支持革命、 參與革命的精神，爲家鄉的繁榮和現居地澳門的發展貢獻力量。 恰好湖北與澳門， 都是孫先生革命生涯的重要陣地， 孫先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實踐成爲聯繫兩地民衆心靈的紐帶。 我們應當像愛家鄉一樣地愛澳門， 同時也像愛澳門一樣愛家鄉， 充當兩地溝通的

橋樑， 搭建工商業和其他項目的互助合作的平台， 心繫湖北 情滿濠江，爲把家鄉建設成崛起的中部大省而出力， 同時爲把澳門建設成 “一國兩制”的楷模貢獻力量。 二、必須進一步擴大我們的境界，把愛國、 愛澳、 愛家鄉的情懷擴展到海峽的另一邊， 利用澳門有利的地理位置、政治環境以及傳統的澳台友誼，促進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在兩岸關係處於緊張的時候， 澳門曾經扮演過溝通兩岸關係的角色， 創造了備受好評和肯定的“澳門模式”， 現在兩岸關係結束了緊張狀態， 朝着有序、 穩定和良性的方向發展，我們應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揮新的作用，爲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和兩岸的最終統一做出新的成績。 值此澳門湖北工商聯誼會成立之際，我們全體鄉親心情無比激動，大家不僅“協力”， 而且“同心”， “同心協力”地規劃聯誼會今後的方向與具體事務， 創造性地開展各項活動，例如首先投入如火如荼的“百年辛亥”大慶，組織鄉友回到家鄉，與對口部門或機構商討合作交流大計， 溝通湖北與澳門兩地投資、旅遊、 文化、教育等項事務， 出版報道消息、 交流經驗、傳遞鄉音的刊物等等。， 我們的家鄉，位處中原腹地， 山河壯麗，物產富饒，唯楚有材，人文深厚。 揚子江橫貫全省，武漢乃九省通衢，秭歸是屈原、 昭君故里； 劉備從這裹借走荊州，張飛在三峽出口處領兵點將； 神農架等待人類學家去揭開神秘的面紗，武當山縈繞着道家的香煙； 三峽大壩俯瞰大江萬年流水； 黃鶴樓更是垂唱千古， 留下數不盡的詩篇。 當長江從白帝出發來到湖北境內的時候，偉大詩人李白興奮地唱道：“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澳門湖北工商聯誼會正是一艘時代的輕舟，迎風鼓浪地向前飛奔！（ 2010 年 12 月20 日）

第二部分從東亞到澳大

我進東亞大學中文系——呂叔湘先生爲我寫推薦 1979年6月，我離開青海到家鄉武漢， 取道上海走向人地生疏的香港。在江輪上我吟誦了一首七律， 只記得結尾的兩句了：“人生到底幾多路？ 浩蕩煙波又一程”。 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等待着我。 到了香港， 第一件事是找份工作養家活口。 那年月從大陸來到香港定居的知識分子要找到與專業對口的工作真比登天還難！天真的大陸學者臨時被邀來港訪問，接觸到的都是 “熱情有餘”、 “尊重有加”的表象， 因爲你不會在職業上給他造成威脅； 要是你真正定居下來， 他們的臉就變了。 我申請的第一份工作是一所要求用國語教語文的中學教師，全部履歷材料寄去，至今沒有回音； 接着我爲一家出版社編中學語文課本，條件是老闆的名字要擺在我的前面。 後經友人輾轉介紹，我來到香港大學語言中心任兼職語言教師，每週兩節課， 教一節拿一節的錢， 可稱計件工資吧。 也就是說，逢年過節放假，我的收入也得放假。 在港大，一名在日本念過目錄學的講師知我畢業於北大， 竟然傲慢地對我說：“北大中文系嘛，還可以！ ”我心裹真想把這話回敬給他：“港大中文系嘛，還可以！ ” 世界終歸好人居多。 我在香港遇到了四位， 他們當時是港大中文系主任馬蒙教授、英文系高級講師徐士文博士、語言中心副主任鄒嘉彥博士和中文系講師陳耀南博士。 馬教授是一位忠厚長者， 當時他即將榮休， 希望能找到

接替他講授 《現代漢語》 的人。 了一師爲我推薦， 寫了 “成績卓著， 教學效果很好”十個字。 據陳耀南博士告知， 我的申請材料報到英國， 英國方面的批語以我爲首選， 但又批示 “決定權在港大”。 港大增遴委員會趁馬教授病假緊急約我見工（interview）， 結果當然是選中了他們自己的人。 鄒嘉彥博士問我見工時的情況， 我告訴他一共問了我三個業務性的問題， 一問 “你在青海很長時間， 結合當地語言狀況有什麼研究？ ”我答： “作過西寧方言調查， 此其一； 調查、 編寫和出版過 《藏族文學史》 ， 此其二； 調查整理過漢藏雜處地區的語言資料， 發表過很受重視和好評的文章。 ”二問 “古今語法有何關係？ ”我答： “繼承和發展的關係。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語法結構古今一致； 然而又有發展， 如古代代詞沒有單複數之分， 現在卻有 ‘我’與 ‘我們’或 ‘我哋’之別。 ”三問 “你能用廣州話上課嗎？ ”答曰： “可以， 因爲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念過書， 同時專業興趣使我對廣州話有相當的認識。 ”我每說一條， 鄒博士都稱讚我答得好 “Wonderful ！”然而見工的結果是 “不合格” ！ 連鄒博士都生氣了： “叫他們公佈錄音帶！ ”我則表示： “你們可以在政策上不用我， 從業務上否定我絕對不行！ ” 鄒博士爲了解決我的工作問題向校方申請一個講師名額， 批覆下來的卻是一個相當於助教的demonstrator， 而且規定這個職位要分給兩個人， 兩個都是 “半職”， 性質上依然是 “臨時工”。 合同還規定兩年內必須升任講師， 否則證明沒有培養前途， 不再續約。 真是欺人太甚， 我只有漂洋過海到澳門謀生了。 澳門當時正在籌辦東亞大學， 馬蒙教授作爲大學的籌辦人引薦我去擔任中文系教席， 並且兼任行政。 但是沒有想到， 我去報到時校長只給我 “語言教師”的職位。 我十分詫異， 當時東亞大學沒有語言中心的建制， 連語言實驗室都沒有， 怎麼會有 “語言教師”的職位？ 校長通知我， 我雖身爲語言教師， 卻要給中文系上課。 那次見工的細節我在 《語言與溝通》 的 “後記”中有所交代。 我不想在這裹評述它的是非曲直， 只是想說， 一年過後， 我的出

色表現引起了主持校務的校董的注視， 人事部接受了我的應徵，聘爲助理教授。 事隔兩個月，校長在走廊過道上粗暴地通知我的聘約無效。 順便說說，這位校長是中國人，還算是我的前後同學哩！ 經歷過種種不公之後，我對這位中國人不抱任何希望了。 1989年私立東亞大學改組爲公立大學了，正副校長也都留任， 大學的政策不再明顯歧視中國大陸來的教師， 報紙上登出一個招聘中文副教授或助理教授的廣告，於是我又興起申請恢復教授職稱（我於1980年由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任命爲教授）的念頭。 我便寫信給曾經教過我《馬氏文通》 的呂先生， 請他作我的推薦人， 沒想到呂先生直接給校長寫了一封推薦信，並將底稿寄我作爲紀念（下圖）。 信的全文是：校長先生大鑒： 頃知貴校招聘中文系教授， 程祥徽先生已提出申請。 程先生與我相識多年，雖不常晤敍， 但深知其好學深思， 卓有建樹。 其所著《語言風格初探》爲最先探討漢語語言風格之著作， 發表後甚得好評。 其與田小琳女士合著之大學用書《現代漢語》 既吸收本學科之最新成就， 又加入針對港澳地區學生需要之知識， 在理論與實用方面均有所突破。 至於教學經驗， 則程先生在貴校任教已有十年， 成績卓著， 諒早在洞鑒。 謹此推薦。 順頌

崇安！呂叔湘 四月十四日 沒想到， 呂先生的信石沉大海， 校長好像壓根兒沒有收過任何信函一樣； 但我由衷感謝呂先生對我的關懷。 由呂先生的推薦信聯想到另外兩位大師給予我的同樣的關懷， 他們是與我同在文學院工作的饒宗頤教授和文學院長格林教授，他們也分別爲我寫過推薦。 饒教授的推薦（下圖）是： 程祥徽教授 ， 自東亞大學創校 ， 即在 中文 系擔任教學及研 究工作 。 講授 《 語 文通論 》 與 習作 、 《 古代 散文 》 、 《 專書選讀 》 （ 論語孟子 ） 等課 ， 復在社會科 學院兼授 《 中國古典哲學 》 ，卓著勞績 ， 甚爲學生歡迎 。中文校外學位課程之創設， 舉凡課程之編排、 校外學人之聯絡、 有關教務行政之實際事務， 胥由程君負責。 該部得以逐漸發展， 有今日之成就， 程君之力獨多。 程君過去在青海民族學院之教研業績， 關於青海方言之調查， 藏族文學之研究， 在其發表多篇論文中， 久爲人所熟悉。 程君在本校服務， 工作之積極， 與同僚相處之和睦， 任事之認真， 處處表現其優越能力及其對校務之貢獻， 故樂爲推介如右。 饒宗頤 一九八四年五月格林教授的推薦是：

Professor CHING CheungFai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testify to Professor Ching' s omplishmentsand contributions . His scholarship rests securely on his twenty years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Qinghai where his worth was ultimately marked bydepartment headship . Hongkong and Macau however were to be the gainerswhen he was called from Qinghai five years ago . Both the universities ofHongkong were able to profit from his teaching， and the University ofHongkong repaid him by awarding him an ably earned higher degree . In this university Professor Ching has made highly valued contributionto the teaching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n the Schools of Artsand Social Science . Recently he has had the academic supervision of theChinese External Degree Programme to conduct； and this he has done withdiplomacy and quick mastery. Professor Ching is very good- humoured and a willing worker . It hasbeen a real advantage to have him as a colleague and to have his readysupport and counael . A . W T .Green Dean， School of Arts1 6 May， 1 9 8 4 校長沒有理會這些大師們的舉薦， 副校長 （也是一位中國人） 則通知我：報紙上刊登的招聘文學院教授的廣告不包括中文系。 天哪！

順之先生 1979年北大甄別我的右派問題， 得到的結論是：“即使按1957年的政策， 也不應划右派分子”， 即是說， 把我打成右派是一樁冤案。 幸好北大承認曾經把我打成過右派， 否則連甄別、 改正的機會都沒有。 著名的編輯家范泉也因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是我在青海二十年的“難友”，等到1979年他要回上海文匯報社甄別， 人事部門的幹部說誰也不曾把他打成過右派， 因而也就不存在甄別、改正的問題，或者說根本 “無反可平”。 范泉哀求他們補給他一頂右派帽子， 否則將永遠不明不白地呆在青海！ 比起范泉我幸運得多。 右派問題順利地解決了， 接着就有解決我爲何在北大畢業後“分配”到青海、現在可不可以離開青海、 “離開青海”是否應當列入甄別的內容。 青海方面的人事部門負責人說服我：二十年的表現不錯，足以說明我沒有反黨罪行， 而且爲青海少數民族教育事業做了些好事， 留在青海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的思維邏輯是：我表現不錯是由我的本質決定的，本來就不是違禁犯科之人， 當然不會做出軌之事。 我因不公平對待而來青海，如果繼續留在青海豈不是如同囚徒平反了卻繼續蹲監獄！ 當然青海不是監獄，不等於來青海的人都是囚犯。 學院領導人拿我沒有辦法，還是動員我留下，甚至給我個什麼官兒當當； 還非常感性地說：你現在評爲教授了， 住房等等待遇會跟着改善，還可以有用小車的權利！我回答說：你給我的我不要，我要的你給不起。 人事部長問我要什麼？ 我說我要二十年的青春！ 說這話時我的鼻孔酸了，我看到部長的表情也有些沉重。 當時語言文學界有兩項學術活動等着我

參加：一是黃伯榮、廖序東在蘭州主持編寫全國高等院校通用教材《現代漢語》 ，我因與黃先生有師承關係而獲邀請；二是在昆明舉行全國民間文學專家會議，我因曾經編寫過《藏族文學史》 也得到邀請。 這些活動在1970年代末都堪稱學術界盛事，有幸參與實屬幸事。 我因辦理前往香港的手續， 《現代漢語》教科書編了一半就停下來了， 昆明會議壓根兒就沒去。 當時我心中想的不是這兩件事， 而是去不去香港。 當時流傳一句話：“在哪裹跌倒就在哪裹爬起來”，我好不容易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了卻要離開摔倒的地方，心中確實有些不甘， 同時我對所要去的地方完全陌生，一切將要從頭開始， 況且北京方面， 業師了一先生給我提出離開青海後的四個去向，我可以安安穩穩去到任何一處發展。 一是文改會（後發展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那時四人幫剛剛打倒，文改工作百廢待興，文改會非常需要人手， 了一師是撥亂反正後新上任的文改會委員， 問我要不要去？ 二是《中國語文》 編輯部。 三是曾經由吳玉章領導的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 還有一個去處是廣州暨南大學。 暨南大學校長王越教授對了一師的推薦非常重視， 親自寫信給我， 感謝了一師的支持，歡迎我去他那裹任職。 因爲家庭責任的捆綁，這四個地方我哪兒也沒去，只選擇了去香港一條路。 爲了去香港， 朋友們人前人後都大力幫我的忙。 青海師院的王寧（後來調回北京師範大學）悄悄在背後託人幫我， 那種對朋友的真誠令人感動； 青海省體育學校的英文老師小孫幫忙更大。 她爸爸是公安廳長， 她媽媽在公安廳負責信訪工作。 一天孫老師約我到她家吃飯，席上還有一位姓邵的處長。我不知道小孫爲何突然把我叫到她家去， 第二天她才告訴我， 那位邵處長正是管出境批件的人。 於是我很快辦妥手續， 取道武漢、上海奔赴香港，我預感這可能是我離開大陸的“最後的行程”， 心情十分茫然。 朋友們和學生們也都心照不宣， 臨別時紛紛與我作別，我爲此也寫下不少舊詩留別，例如：人生結伴渡江河 惜別時分應作歌

第二部分 ‧從東亞到澳大 ‧047待到酒醇茶釅後 漫將興致付吟哦 （ 《別詩》 ）又如：留影只爲留別情平生難得幾回醉沿街燈火萬家明慨語聲中到五更（ 《別西海題照》 ）再如：古道西疆左氏柳秋還再上北山寺何須折取伴漂游眼底寒霜代我收（ 《遠行留贈學生》 ） 尤其沒想到的是， 等我登車離開西寧的那一刻， “有近百人到車站去送老程， 只這個規模就可以使人意識到他是不會再回來了⋯⋯” （范亦豪《祥徽與我》 ， 載 《語言學：社會的使命》 ）於是我取道武漢、 上海乘火車南下深圳， 經羅湖海關進入香港， 到達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 到了香港， “北大中文系畢業生”的招牌也不管用， 因爲沒有喝過太平洋水， 沒有 “英聯邦學位”。 我和許多從大陸初到香港的學人一樣， 找些機構或個人教國語， 人家下班我們上班， 利用下班後的時間上課。 我教過美國AIA保險公司的老闆、美國陶氏化學公司經理等等名人， 同時教過一些年輕好學的朋友， 如銀行職員、 保險公司從業員等等。 不久有幸加入香港大學語文研習所任兼職教師，教港大自己的學生和一些學中國話的外國學生。 所謂 “語文研習所”， 就是 “語言中心”， 我在語言中心教過許多港大學生， 也教過不少外國人， 例如

韓國東亞日報記者、丹麥四海公司派往北京的高層職員，等等。 當其時， 香港大學中文系沒有一個能正正經經教現代漢語的老師，但絕對拒絕像我這樣與現代漢語有緣的人加入他們的教師隊伍。 同情我的人當然還是有的， 首先是值得尊敬的長者馬蒙教授。 馬教授字順之， 世代書香，其父馬鑑，擔任過故宮博物院院長，被譽爲香港母語教育的先驅； 其弟馬臨，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順之教授時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是唯一用普通話授課的教授。 1980年順之教授已屆榮休之年，他用普通話教的課目需要有人接替。 如果允許我公平競爭，我是一定能拿到這個位置的。 事有湊巧，那一年了一師接受香港大學和香港中國語文學會邀請訪問香港，我既在香港大學語文研習所服務，又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的學術部長，邀請單位就派我赴廣州迎接老師和師母。 我到廣州車站接到了老師和師母，陪他們下榻暨南大學招待所。 老師到達廣州引起學界轟動， 各大學紛紛邀請老師前去講學，肇慶的朋友也接老師前去觀光。 老師和師母到達香港後，行程更是排得很滿；老師臨時分派給我安排接待訪客的任務，說一切活動都交由我安排。 老師名重泰山， 來訪者絡繹不絕， 比如曾經聽過老師講課的武俠小說家梁羽生等等， 其中還有順之教授。 順之教授也曾聽過老師的課， 自認也是老師教過的學生。 大概因爲這層關係，我與順之教授的交往比較不那麼拘謹。 那時我正申請香港大學中文系教席，據說我的專業條件最好； 港大語文研習所的同事陳太也告訴我， 她在馬家聽到消息，我的申請幾乎有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並對我說：“ interview時別緊張， 肯定就是你了！ ”無奈正當面試我的時候，順之教授得了一種罕見的疾病，住進了醫院，不能出席面試，結果這個職位給了一位港大自己的畢業生。 我開始產生了盡快離開這個沒有公平正義的最高學府的想法。 這時澳門醖釀成立東亞大學。 1981年3月， 業師朱德熙先生路過香港赴美探親， 馬蒙教授在北京飯館兒松竹樓接風， 約我作陪。 接風會上就我們三個人， 談話自然輕鬆得多。 聚會結束，順之教授提議等他5月1號外訪回來再把酒暢談。

我以爲這不過是隨便說說的客套話了吧， 完全沒有想到， 5月1號， 馬教授依約又到松竹樓。 這次松竹樓相聚， 決定了我來澳門服務的命運。 這時馬教授接受各方邀請， 開始組建澳門的第一所高等院校東亞大學。 我因港大求職未能成功， 馬教授心有不甘， 覺得欠了了一師一份人情， 晚飯桌上朱先生又當面向順之先生力薦， 馬教授十分客氣地表示： “程先生如果不嫌棄，跟我到東亞大學去吧。 ” 順之教授開始拿我當東亞的人使用了， 佈置我設計中文系科目、 開列中文圖書的書名交與圖書館購置⋯⋯但沒等到正式上班， 馬教授又病倒了， 並且從此再不過問東亞事務， 但他一直關心我的處境， 始終覺得東亞對我不公， 曾經給他的後任寫過一篇力薦我的信件。 馬教授將信稿副本寄我存閱，從信中我看到一位忠厚長者的風采， 感到人間的友愛， 令我終身感動。 校長崇鑒： 日前承召宴， 以行走不便未能應命爲憾。 弟自去年以來纏綿病榻將 十月， 念及未能爲東亞大學服務無任抱歉。 近聞東亞大學徵聘中文系教 師， 因憶年前弟曾推薦程祥徽君， 原意爲充實中文系教師着想， 玆謹重 申前議再舉此人， 以彌弟未克赴職之憾。 弟於程君知之若素。 其修習及教授中國語言文學凡二十三年， 有所 論著， 具教學經驗， 且作風端正， 工作勤懇， 實爲目前擔任中文系工作 之難得人選， 倘予以適當教職， 發揮其所長， 於東亞大學師資之不足必 有所補， 尚乞賜予考慮是禱。 專肅 並頌 崇安 弟馬蒙敬上 三月二十九日 我被順之教授的真情深深感動， 也爲那位校長的無情感到心寒。 無言之中留下了馬教授的信函作爲永久的留念。

雲煙過眼十三年 1981年8月13 日， 我辭去香港大學教職前來澳門一間初生的大學服務， 希圖有新的發展。 當時這間學校有如墜地嬰兒， 一切從零開始。 校舍沒有建好， 於是向鮑思高學校租借辦公處所， 校長室、 各學院 （本科學院、 預科學院和進修學院） 、 總務部和圖書館， 都擠在一個大廳裹。 到了10月份開學時， 本科學生僅得51人。 學生們與教授們篳路藍縷， 飽嚐創業的甘苦。 七年過去了， 大學由政府收購， 從此條件比以往優越得多， 局面也發生了巨變，尤其是澳門本地師生有了大幅度增長。 到了今年， 學生數目達到創校時的五十多倍， 僅僅中文系教師就比當年本科學院的教授還要多， 而中文系所設科目也由最初的十幾門增至七十一門， 中文系教師要面對1,600名學生施教。 中文系的發展有多重因素。 首先是1990年代中文的官方地位得到確認，社會對中文的需求日益迫切， 因而報讀中文系和進修中文課的學生不斷增

加。 其次是四年前中文系即開始改變以往只重傳統忽視應用的保守觀念， 在 “中國語言與文學”專業之外創設 “應用中文與中文傳意”專業， 此舉適應了社會需要， 吸引了更多學生前來就讀。 雲煙過眼十三年。 大學的前程將更加燦爛， 中文系也將越辦越興旺。 此刻我想到的是， 要把我們的大學辦成澳門人自己的大學， 同時也要跟上國際化的辦學潮流。 當今世界著名的高等學府無不具有開放的性質， 他們重視本地專家， 延聘國際知名學者， 在教學和研究中引入學術的最新成就和最新課題， 培養高素質、 有創意的學生。 （今人鼓舞的是本校不少優秀的畢業生現在活躍在多間著名大學的校園裹）我們要以開敞的胸襟和遼闊的眼力爭取加入世界著名大學的行列。（ 1994 年 10 月 1 日）注 本文載1994年11月第一年第一期 《大學》 雜誌， 澳門大學公關部出版。

承接中文的薪火——序澳大中文系教師文集《薪火集》 當這部《薪火集》付梓成冊的時候，我的前任——名如其人的理論語言學家葉輩聲教授留下美好的祝願返回燕園了。 文集的編者要我再寫一序， 以示中文系的人事承接關係，我請辭再三，終歸無效，只得跟在葉序之後強作續貂。 葉公離澳後的這一年，澳門大學中文系又有新的發展。 1996年入讀中文系的新生成倍增長，教師人數也猛增了一半，碩士課程開辦成功， 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相繼成立——中文系大展拳腳的日子終於到來！獲得發展的動力在於中文的社會作用日顯重要， “沒有中文的官方地位的確立便沒有澳門社會的平穩過渡”已逐漸成爲民眾與官府的共識； 同時也因前任系主任與曾經任教過的北大教授以及另有高就的教師留下了頗具力度的火種； 而在校師生的合作與努力更是得以開創新局的主因。 1996年是中文系學術研究的又一個豐收年。 在這一年裹， 師生出版的著述有：首任系主任張鐘教授的《老舍研究》 ，施議對的《唐詩》 、 《宋詞正體》 、 《古詩今譯》 ，李觀鼎的《邊鼓集》 ， 鄭煒明的《論饒宗頤》 、考古報告《澳門黑沙》 （合作） ， 何廣中的《柳宗元的歷史觀》 、 《普通話津梁》 ， 陳頌聲的《陳頌聲書法作品》 ， 區仲桃的《論林徽因》 ，學生鄧駿捷的《澳門華文文學研究資料目錄初編》 ，程祥徽的《繁簡由之》 （第四版） 、 《語言與傳意》 （主編） ， 此外還有譚

世寶的多篇學術論文以及汪春關於澳門土生文學的研究成果等等。 今日之中文系， 誠如葉序所描繪的那樣， 是一個 “團結互助、樸實求和、奮發有爲”的團隊。 《薪火集》 便是這支團隊學業進修與學術研究的剪影。 集子裹包含文學、語言學、 史學、美學、 目錄學等方面的內容， 顯示了作者們多方面的研究領域與業務探求的深度。 作者群中的王堯教授雖不在澳大任職，然而曾訪問過澳門大學，爲中文系作過精彩的學術報告； 鄧國光博士和楊詠詩同學雖屬澳大教育學院， 然而校方不成文的規定是：該學院中文專業的主要科目自始即由中文系承擔， （本人當年有幸奉校長命制定教育學院中文課程創辦時的教育計劃，畧知其間的淵源）。 《薪火集》 收錄教育學院師生的作品，恰好反映了這種現狀。 《薪火集》 的命名旨在表現生生不息的意蘊。 在中國語言的語彙中， “薪火”的深層含義不在薪火本身， 而在學術的傳授不絕，亦即學術的傳播與傳承。 傳播是一種橫向運動， 《薪火集》 必會將所在的學術訊息播往四面八方， 溝通海內外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的同道； 傳承則是縱向的延承， 《薪火集》應當如一炬火把不斷地延續伸展。 《薪火集》 現在出版了，編者們也紛紛從中文系畢業， 加入到文學、傳意、教育等行業的隊列中，或者投入其他著名大學繼續深造； 希望他們的師弟師妹們源源不絕地跟上來，接過薪火，傳遞下去！（ 1996 年 7 月30 日）

小潭山上講法律 東亞大學屹立在澳門四面環海的海島市山頭。 立足於大學校園， 可以北望澳門本島的繁華景象， 南眺秀麗的農村景象。 八年前， 拓荒者們來這裹開山劈嶺，在荊棘中邁開建校步伐。 八年後的今天， 荒山變成青蔥的校園：拾級登入校門， 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贈送的九龍壁橫貫正中； 九龍壁背面， 鑲嵌着《東亞大學創建記》 ，石碑上鐫刻着建校歷程。 校園內有設備完善的行政教學大樓， 有宏偉劇院式的文化中心， 有配置即時傳譯設備的演講大廳，有園林式的噴泉花圃⋯⋯東亞大學的建立，成爲攝影師掠取鏡頭的新去處。 大學設五個學院：本科學院包括文學、工商管理和社會科學三個學院，設置三年制大學課程；理工學院有全日或部分時間的專業文憑課程； 預科學院爲準備報考本科學院或北美洲大學的中學畢業生開設預科課程； 公開學院以遙程教學方式爲社會人士提供公餘進修學位的機會； 研究院則舉辦周末上課的碩士學位課程。 中國法律文憑課程是研究院新設的一年制課程， 是在中國法學會鼎力支持下於1986年3月創辦的。 中國法律文憑課程爲有興趣瞭解和研究中國法律的人士而設。 目前港澳地區和世界各地與中國的交往日益頻繁， 企業家和財團在中國的投資和貿易關係日漸發展，港澳地區與囯內的法律關係亦日趨密切， 法律界和工商各界很多人都希望增進對中國法律制度， 特別是保障商業來往及投資收益等法律的瞭解。爲適應社會各界的需要，並且將中國法律的精要介紹給外國從事法律工作的專業人士，遂有中國法律文憑課程的設立。 這個課程採取遙程、面

授和函授相結合的教學方法， 課前先將講義和基本學習資料寄發給學員自習， 講課時只作必要的闡釋和補充， 同吋解答學員在自習中提出的問題。 授課重點是對中國現有法律作出系統的概括介紹，着重講授中國涉外經濟和貿易方面的立法和司法。 全部課程分爲十二次專題講座， 每講面授六小時， 由中國法學會推薦國內精通法律和熟悉業務的專家學者擔任講授。 他們講授的專題有：中國司法制度和經濟司法， 中國的開放政策與涉外經濟立法， 涉外保險的法律與實務， 中國海商法律與實務， 對外貿易的法律與實務， 中外合作企業的法律， 涉外經濟合同的法律與實務， 涉外信貸的法律與實務， 涉外稅法， 中國關於工業產權的法律， 涉外民事訴訟和商業仲裁， 涉外婚姻與繼承法等。 而在課程結束時， 則由香港法律專家作一次比較中港法律異同的總結。 中國法律文憑課程採用普通話授課， 並有粵語即時傳譯， 學員可用普通話或粵語提問或參與討論。 不克前往聽課的學員可以另約時間到校視聽上課實況錄像。 講授內容均由專家譯成英語， 不諳中國語文或在港澳以外地區的學員都可獲英文講義和英語錄像帶。 每講完畢， 學員需完成指定作業， 作業題可任選中文或英文作答； 全部作業合格者始獲頒授 “中國法律文憑”。 這個課程的60％的修讀者係符合資格的法律界執業人士， 他們在取得文憑之後， 可經東亞大學推薦， 申請加入中國法學會附屬機構中國法律諮詢中心，成爲兼職法律諮詢顧問。 東亞大學是一所國際性大學， 是國際大學協會會員。 它吸引世界各地著名教授學者前來執教； 它的學生除了來自港澳， 還有來自我國內地、 台灣以及東南亞各國； 中國法律文憑課程的學員有美國、 加拿大、 澳大利亞、 法國、 新加坡、 泰國等地人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匯編及索引》 的編譯出版， 乃是中國法律文憑課程的延伸， 中國法學會王仲方會長在該書出版典禮上說： “這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檢索工具， 可以幫助關心中國經濟建設、 法制建設和各項建設事業發展的人士， 及時全面準確地瞭解立法情況， 從而在促進國外、 港澳地區與中國的交往和合作中起到積極的作用。 ”此外， 東亞大

學與華南師範大學合辦的公開英語文憑課程亦深受內地人士歡迎； 與加拿大會計師公會合辦的專業會計師課程已經初見成效， 修畢者可以考獲加拿大公認會計師資格⋯⋯凡此種種做法， 表明東亞大學在加強與中國聯繫的同時，始終堅持國際化的辦學方向， 期望能與兄弟學府一道， 致力於消除太平洋兩岸人民的心理隔膜， 縮短兩岸學術水平的距離， 增進彼此之間的瞭解。（載 《 民主與法制》 1987 年 3 月 ）

中文也該回歸 1997 ， 將醮着中國人喜悅的淚水寫入史冊。 這一年的7月1日， “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這引號內的辭令， 是指一百五十五年前英國人用大炮架在中國人的脖子上搶去了香港； 一百年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居於戰勝國地位的中國國民政府乞求英方歸還香港， 得到的回應是人家睬都不屑於睬你！ 今天， 揚眉吐氣的中國人要從海盜手中奪回自己的土地了！ 如果說近代中國備受凌辱的歷史始自殖民者搶走香港， 那麼收復這塊失地無疑宣示着喪權辱國歷史的終結。 1996年除夕之夜， 莫名的興奮催促我寫點什麼獻給新的年份， 終於在子夜的鐘聲敲響之前， 吟成一首這樣的七律：一角金甌失復還虎門炮火驚仇膽不落殘陽成故夢望洋嶺上朝東望百年路徑險而艱鎮口 池煙喪敵頑盡滌國恥展新顏隔岸同修舊海山 今天， 香港回歸到了按分秒倒計的時候， 熱心的同事邀我參加慶祝回歸的徵文活動。 然而此刻我正在日夜兼程地批閱大學入學試的中文試卷。 改卷與徵文， 兩件事都是刻不容緩的， 於是我試圖將二者放在一起， 寫幾句香港回歸與中文回歸的感言。 大約是1982年，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剛剛開始， 我有幸參加澳門教

育界代表團訪問北京，遊覽承德、 西安。 在國務院港澳辦舉行的徵求香港問題意見的座談會上我提出一個看法：主權不僅體現爲領土、領空和領海的歸屬， 而且國家學位的認可問題也應考慮在內。 當時香港的情況是：外國教授來了仍然是教授，唯獨中國內地教授到了香港就不算數； 香港回歸後如果依然如此，那麼主權二字作何解釋？ 1980年香港教育司招聘兼職普通話教師，結果只有一名港大數學系的畢業生中舉。 幼稚如我者碰得頭破血流還不醒悟， 以爲自由社會真有職業競爭的公平機會， 滿懷希望跑去申請香港大學的教席。 大概因爲沒有“英聯邦學位”吧，這次找工作又告失敗。 事後我聽從友人的勸導， 利用假期寫了一篇論文取得了英聯邦的哲學碩士學位。 導師一再動員我再拿一個博士學位， 我想沒有多大意思， 也就沒有認真進行。 這些都是絕妙的小說題材， 留待以後再演繹吧。 其實不是香港人排“內”（內地之內） ， 而是港英政府的政策使然。 近日我幫助家人翻箱倒櫃大掃除， 發現了一份褪色信箋上的“歷史文獻”。1980年我在港大語文研習所作兼職語言教師， 結識了文才、詩才、 口才、 急才都了得的陳耀南博士。 在我心目中，他是第一流的教師， 也是第一流的演說家， 然而他的日子過得也不怎麼舒暢，原因是他的學士學位不是在港大拿的。 當時我真納悶：在香港中文大學學出的中文怎麼也受歧視？ 想到這一層，我這個北大畢業生的怨氣也就消了一半， 但我的確爲他不平，於是寫了一首七律寬慰他。 詩曰：久唱陽關曲未終池前萬卷評青史翡翠宮深承夏雨文章真偽誰人曉天涯路盡始相逢木下三分走飛鴻薄扶林廣坐春風試比琳瑯紙上功信哉“詩無達詁”！友人們以爲這首詩在寫我自己。 要說寫我自己，那

只有開頭兩句：我來自陽關之西， 到了天涯路盡之處才找到了故人。 以下三聯六句都是寫給耀南兄的：他的博士論文 《魏源研究》 以及他對 《文心雕龍》 的研究都卓有見地， 他彷彿用一池硯水評論青史， 又寫得一手 “入木三分”的好字。 我認識陳博士的當天他剛剛考到車牌， 深度近視的學問家第一次獨力駕駛就載着幾個朋友到翡翠酒樓飲茶， 還無論如何不讓別人付鈔， 理由是”感謝諸位的信任， 把高貴的生命全都託付於我！ ” “翡翠宮深”記的是這一細節； “薄扶林廣”自然是指港大校舍之所在地。 尾聯兩句最容易教人以爲是寫程某自己， 而實實在在是爲陳博士抱打不平。 第二天， 我收到 “次韻奉答”的和詩。 博士對我， 也有一腔不平的意氣：癲飆狂需幾時終廿載西寧藏霧豹牆稀薜荔遮秦雨真學漫嗟無雅賞此日荊州慶我逢一朝南島出雲龍術有師承播漢風且看邃密沉潛功 看看落款：“ 1980年5月28日未是稿”。 我不知將這篇文章寫到哪裹去了， 好在題目是回歸感言， 有“感”而發的“言”辭都可以入題， 況且我說的幾個小故事勉強可以歸到一個共同的主題：港英政府治下的中文地位不高， 中文先生的日子也不好過。 如今香港回歸在即， 中文是不是也該回歸呢？ 語文從來是民族文化的載體， 也是國家主權的象徵。 語文地位的高低從來都是人爲的。 我從不苟同所謂某種語言熱情，某種語言生動，某種語言優美⋯⋯的議論。 熱情的是人， 是人將語言運用得生動優美。 這跟寫字作畫是一個道理。 一個人字寫得好不是筆墨的功勞， 而是藝術家運用筆墨表現了非凡的工力。 有一次我和一位老闆聊天， 他說他的圓珠筆值兩千多元，是用來 “簽合同”的。 我說我的圓珠筆八塊錢一枝，是用來 “寫文章”的。 我自信

我的文章比他寫得好。 語言的性質與筆墨相當。 語言如果能分高低， 即等於人種或民族可分優劣。 那是多麼可怕的理論！ 有一位在外國教哲學的華人教授在香港刊物上長篇大論硬說漢語的詞匯“貧乏而不穩定”，其論證方法是無休無止的舉例，例如英文的一個詞在漢語裹找不到與之對應的詞， 必須用短語或句子才能翻譯出來⋯⋯我想， 如果倒過來說， 不是也有許許多多漢語的詞不能譯作英語嗎？ 記得著名作家茅盾說過，凡是翻譯不出的東西正是民族風格之所在。 不信請問那位教授， 能不能將中文的斟酌、 屈指、 漏夜、斡旋⋯⋯的韻味原封不動地譯成英語？ 說話要看場合，觀潮須揀時間， 真理總要符合特定的時空條件。 在香港主權即將回歸中國的歷史時期，爲了體現主權的所屬， 中文應當名副其實地提升到官方地位，學校教育則要責無旁貸地訓練學生使用純正的中文， 那種夾雜着英語單詞的港式中文實在須要休息了。 第二語言的選擇完全必要， 國際交往和社會生活要求有更多的雙語人。 第二語言的掌握也必須追求純正，例如純正的英語、純正的法語、純正的西班牙語等等。 香港過渡的航船經過十五年的風風雨雨， 現在即將平穩地靠岸。 主權回歸了， 中文也應該回歸。 航船靠岸再揚帆！在浩浩蕩蕩的船隊中， 有一葉不可小看的語文的輕舟！

回歸前夕說人才——紀念基本法頒佈六周年 澳門回歸祖國只剩下不足九個月的時間了。 在這不足九個月的日子裹，最重最急的事莫過於選出領航的船長——特區行政長官。 特首選出來之後，接着就要組織特區政府行政班底， 任命各級官員。 這些工作都是要解決人的問題。 俗話說 “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們說 “謀事在人， 成事也在人”。 只有把人的問題解決好了，建設好未來的特區才有希望。 中國有重視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傳統。 百里奚、 馮諼⋯⋯說的都是善於識人和用人的故事， 一部《三個演義》就是一部爭奪人才的小說。 古代有主見的文人但凡有政治抱負或想有一番作爲者， 也都會在人才問題上發表意見，提出主張。 例如孔子和孟子，他們其實一輩子都在推銷政治綱領， 從未間斷地向當時的執政者宣傳自己的人才觀念，提出自己的治國方略。 失意文人如屈原、 司馬遷、李白、蘇東坡⋯⋯也無不如此。 這些文人在他們的文章和詩篇裹或發發牢騷， 或借題發揮， 或向皇帝寫奏折，在人才問題上屢屢發表重要意見。 人才人才， 重在一個“才”字上，所謂“功以才成， 業以才廣”是也。才分大小， 重要的是善於識別與運用。 蘇東坡說：“夫人各有才， 才各有小大。 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 ”因此，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 ”

作爲特首， 應當是大才。 他要站得高， 看得遠， 善於識人與用人。 漢高祖劉邦既不能文， 又不能武， 靠的是他善於識人與用人。 他用了張良、 蕭何、 韓信這三個人， “此三者， 皆人傑也， 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劉備靠了一個諸葛亮才開創了他的事業： “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 ”諸葛亮一死， 三國故事就沒有什麼看頭了。 我們今天選特首， 要求於他的首先並不是他本人如何如何的超越凡人， 而是要求他有識人的眼光、 容人的胸懷、 用人的技巧； 不能像劉備的兒子阿斗那樣， 將個諸葛亮給他用他都不會用， 結果導致蜀國的覆滅。 政權的興廢在人， 社會的繁榮興旺也在人。 特區光有一個特首絕對不夠， 還必須有精幹高效的治澳班子， 必須有整個公務員隊伍， 有整個特區自強不息的民眾。 因此， 特區政府除了要選出好的特首， 還必須善於培養一支建設特區的人才隊伍。 與人才培養關係最密切的特區的教育制度。 基本法有一個總的政策規定， 即基本法第122條第2款：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 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 教學語言、 經費分配、 考試制度、 承認學歷和學位等政策， 推動教育的發展。 這一條款要求特區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門和官員認真調整現有學校結構， 根據特區發展的需要在教育體制、 教學語言、 經費分配、考試制度、 承認學歷和學位等等方面作出具體的規定， 並且加以實施。 例如在教育經費方面， 還是繼續以往那種學校經費分配不公平的方案嗎？ 例如在學位認可方面， 是否外地學歷都一律認可呢？ ——是否還是像以往那樣， 畢業於縣市一級的高等學校與畢業於北大、 清華都一體對待嗎？ 三年制的畢業生與四年制、 五年制、 六年制的畢業生都同樣是 “本科”學歷嗎？ 教學語言也要作適當佈局：中文學校、 英文學校、 葡文學校以及其他語種的學校要有適當的比例。 特區建設人才來源於幾個方面， 首先是白己培養出來的人才。 不庸諱言， 澳門高等教育的興起比較晚， 直到1980年代才有第一所較具規模的高等

學府出現， 嗣後陸續成立了一些大專學校。 這個大學群爲澳門社會的現實需要和未來的發展培養了一定數量的人才， 並且在不同的崗位上發揮作用。 我們應當重視他們、 重用他們， 因爲他們不像某些指手畫腳的過客， 只不過把澳門當作臨時的棲身之地或去到其他地方的跳板。 其次， 基本法第121條第3款還規定：各類學校可以繼續從澳門以外招聘教職員和選用教材。 學生享有選擇院校和在澳門以外求學的自由。 這就是說， 學術是不分國界的， 現代國家或現代化城市的大學都在把世界最先進的學術成果引進自己的教學中來， 一些有經濟能力的學校還把有真才實學的學者聘請到自己的國家或學校來執教。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一方面派遣大批的留學生出外求學， 一方面不惜重金禮聘外國專家到中國講學或工作。 國際化的辦學方向已成爲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 澳門以其有利的地理、 歷史、 政治、社會條件， 完全可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在聘請外來專家的問題上， 不應忽視中國大陸的專家在學術上的優良表現， 特別是在人文科學方面， 他們的研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外國的漢學專家不少是由中國專家或中國籍專家培養出來的。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 一些大陸學者來到澳門定居， 另外也請來了一些大陸學者， 他們給澳門的文化、 教育、 學術增添了活力， 他們與當地學人共同努力， 在許多領域作出了貢獻， 有些甚至擔當過政府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領導職務。 他們既有內地生活的經驗， 又熟悉了澳門的社會特點， 他們以澳門爲家， 願意而且完全可以爲澳門的學術、 文化、 教育等事業繼續作出貢獻。 因此， 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絕對有利於澳門的發展。（載澳門大學慶回歸活動委員會 《對明天的思考》 1999年5月）

我們的校董是散文家——序羅浩然 《思維漫步》 記不清浩然先生出版過多少本散文集了，只記得每當得到他的新著，我和我的家人例必爭相捧讀， 貪婪地吮吸其中的精神營養。 讀到新奇處，我們屏息思索； 讀到幽默處，我們會心微笑； 讀到精警處， 我們擊掌叫絕。 浩然先生的文章不拘一格， 隨筆有之，雜感有之，小品有之， 最新科技知識的介紹有之， 經濟形勢的分析與國際問題的議論有之， 特別是人生哲理的剖析亦有之——我們不要拘泥於所謂文章體裁的區別，一概稱之爲“散文”可也。其理由是，現代文體大致分詩歌、小說、話劇、散文四類， 浩然先生的作品顯然不屬於前三類， 自然應當歸入散文了。 這些散文至少有三個特點：一是傳遞着豐富的最新信息；二是充滿平實而深刻的哲理；三是學問深的讀者不嫌其淺近， 初識字的人不覺其深奧，能收雅俗共賞之效。 憑藉這些特點， 他的作品廣受讀者歡迎， 甚至想要封筆而得不到讀者的批准； 浩然先生也就因此而成爲名滿印尼、新加坡以至整個東南亞的著名作家。 浩然先生得到“作家”的雅號當然不是他的初衷， 而是俗話所說 “無意插柳”的收穫。 然而不能說他的文學成就來之偶然。 他之成爲作家， 完全因爲他在人生的戰場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又有不懈地追求新知的勇氣，還有善於思辨、 勤於思考的頭腦以及一副體恤他人、 引人爲善的心腸。 他的童年家境並不富裕，他是用自己的勤奮與智慧創造了財富與奇迹——物質財富與

精神財富， 企業界的奇迹與文學創作上的奇進。 《論語》 有這樣一段記載：子貢曰： “貧而無諂 ， 富而無驕 ， 何如？ ”子曰： “可也 ； 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也。 ” 羅先生的爲人正應了孔子師生的這一段對話， “貧而樂， 富而好禮”正是他爲人的追求， 也是他散文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爲文與爲人一樣， 說真話、 抒真情才會得到真朋友； 說真話、 抒真情， 把作者自己的胸襟赤裸裸地袒露在讀者面前才會出好文章。 浩然先生是這樣的人， 也是這樣的作家。 浩然散文所抒之情全都是真情。 1998年初， 我爲兩名學生寫的一本文字學的書 《一個漢字一幅畫》 作序。 正在苦苦思索如何下筆之際， 羅先生的散文集 《坐看雲起》 救了我的駕。 我在序中引用他對 “閒”字的分析寫道：“閒”是一個頗爲有趣的字——兩扇門中一鉤月是也。 這一扇門， 可能是前門、 後門， 也可能是窗門。 推開這度門， 舉頭一望， 便是清輝朗月。 得見明月當頭， 待步出中庭， 內心自然是一片清明舒泰。 文字學對於羅先生來說完全是馳騁於企業沙場之後的消遣， 然而他對漢字的領悟常常高出於文字學家。 這個 “閒”字， 不僅展現出一幅從門縫兒裹看月亮的畫面， 而且闡釋着一種達觀者的人生哲理： “眾人所忙的， 我不一定忙， 眾人所閒的， 我也不一定同樣視爲等閒。 ”只有當 “夜深人靜之時， 能夠內外一片祥和的人， 方算是一個閒人”。 羅先生的解說是有理據的， 宋人徐鍇在 《說文繫傳》 中解釋 “閒”字時說： “大門當夜閉， 閉而見月光， 是有閒隙也。 ” 浩然先生給朋友們的印象是：對他自己， 盡量追求心境的 “平” “和”， 保存 “平凡人”的本色； 對他人則盡力去 “爲善”與 “造福”， 熱心於社會的公眾事業， 特別是教育事業。 我只想談談我的親身感受。 我與浩然先生相識十八年了。 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澳門東亞大學的校車站。 當時他是這所大學的校董， 我是這所大學的教師。 學校創建之初， 篳路藍縷， 條件較

差， 連食水都要用馬車運到學校裹來。 他遠道從新加坡來校視察工作， 不住大學對面的五星級酒店而住學生宿舍地下 （廣東話的 “地牢”） 潮濕而且不見陽光的 “招待所”， 出入市區不乘德士 （的士、 計程車） 而坐大學的校巴； 用餐也不進著名的酒樓， 而是跟師生們一道排隊購票領取飯菜。 尤其感人的是， 他領了飯菜並不是自己食用， 而是首先親手送給等候用餐的教師們。 羅校董和其他三位校董都是這樣 “與民共苦” “與民同樂”的創業者， 於是這所大學很快打開了局面， 在亞洲乃至世界佔據了一席之地。 在他的祖籍， 羅先生更是充滿了鄉情和親情。 八十年代他給家鄉捐贈款項修橋補路， 開設醫院， 尤其創辦了以懷念周恩來總理命名的學校， 計有崇恩、 敬恩、 懷恩、 念恩等四所； 後來發展第五所， 命名時他客氣地徵詢我的意見，我隨口說了個 “緬恩行嗎？ ”但 “緬”與 “懷”同義， 顯然不甚適合。 事隔十幾年了， 如今這個學校群不知發展爲多少間了。 羅先生的新著又要問世了。 他囑我寫序， 實在使我惶恐不安， 因爲憑我這一支禿筆， 很難寫出他爲人的精彩與散文的精彩。 但是老校董之命難違，只好勉爲其難地寫下一些感受， 還請羅先生與讀者們指教。（ 2000 年 9 月 23 日）

真話 實話 本分話——序羅浩然 《 品味人生》 我先睹爲快地讀完浩然先生正氣叢書第27集 《品味人生》 ， 還來不及全面整理讀後感， 直覺地爲他在書中提出的三個觀點鼓掌歡呼： 第一， “生命不在於運動”， 而在於 “調節自身的生理平衡”。 我的朋友陳建民 （著名的社會語言學家）五年前當面對我說， 由於運動過量， 健康全面惡化， 痛恨 “生命在於運動”的誤導。 我爲他的健康擔憂， 希望他擺脫錯誤的理論指導， 迅速恢復健康。 沒想到年前卻得到他去世的噩耗， 我真難受， 他比我還要年輕啊。 我本人也有沉痛的教訓， 因爲迷信 “生命在於運動”， 總以爲運動量越大越有利於健康， 每天快步行走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 結果運動過度， 腿腳踝管堵塞， 必須接受B超和推拿手術， 至今還需醫治。 給我治病的醫生教導我：吃飯有營養， 但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 這個簡單的道理爲什麼我們不懂呢！ 於人、 於事、 於健康， 都要中庸一些爲好。感謝浩然先生爲我們找到新的結論：生命在於平衡。 第二， 方圓定律中的 “擁有定律”。 這是關於財富觀念的深刻解說， 富有哲學意味。 那年日本超市特價銷售掛鐘， 各式各樣的掛鐘好比玲瓏剔透的藝術品， 引起顧客心動， 價錢也便宜得不能再便宜； 我因剛剛換了新屋， 心想臥室、 客廳、 書房都有需要， 一口氣買了五座， 花了不足六塊美元。 初時覺得方便， 到處可以看到時間， 而且銀色的圓框、 金色的菱角框架、 藍色的

寬邊，給新屋添加活潑色彩， 後來這個鐘的電芯用完了， 那個鐘的時針負荷太重，只能下垂，不能上轉， ⋯⋯快的快，慢的慢， 有的甚至 “罷工”停擺了。 此時我是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 到頭來鐘是越多越是沒有鐘。 我幾次想把這個體驗寫成小品，浩然先生卻把它歸列到“定律”的高度，真是令人折服。 第三， 羅先生以不畏權貴權威的氣魄把某些學術論文列爲“不看的書”。 發表這樣的宣言是要有勇氣的， 因爲一些號稱具有學術性的論文好像是皇帝的新衣，越是不懂學術而要假裝有學術的人越是要說看到了那塊遮羞布。 浩然先生認爲：凡是“把小問題當大問題來寫”的學術論文，都屬可不看的書。 我完全贊同他的立場， 只是說不出他這樣宣言般的語言。 至少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就有許多人故意寫些凡人看不懂的文章， 以標榜自己的脫俗而高人一等； 也有一些人想在圈中立足，不得不寫一些小題大作的著作，而且逢人就送一本（或幾本） ， 以博得 “學者”、 “專家”的雅號。 殊不知獲贈者一出大門就把它扔進垃圾箱裹了。 其實著作的炮製者何嘗不知這些東西無非是些拿腔拿調的文字遊戲， 既浪費印刷廠的紙張又浪費看書人的時間呢！我對這種文風早已厭惡， 從來提倡用散文手法寫作學術文章。 浩然之文是可讀之文， 浩然之書是可看之書， 因爲他寫的是發生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發表的是在切身經歷中悟出來的道理。 他決不無病呻吟、故弄玄虛，行文也決不賣弄文釆、 故作高深。 在愛說假話、 空話、大話的今時今日， 你應當相信世上還是會有真話、 實話和本分話的， 這些話就在《品味人生》 的書中。（ 2007 年 1 1 月 1 日）

不惑 知天命 不逾矩——序羅浩然 《海闊天空》 人生是一次長途跋涉。 不同時期該做什麼，不同時期會有哪些感受，都是在冥冥之中由天來決定的。 孔老夫子十五歲讀書，三十歲立足社會， 四十不惑， 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聖人沿着這條軌跡前行， 浩然先生同樣經歷着孔子的生活道路：讀書，立足社會， 創造輝煌業績， 然後從心所欲地週遊列國， 享受人生， 發表怎麼說都不爲過的文章。 常常有學生問我何謂 “不逾矩”，我說，不逾矩可作“不會逾矩”解， 即修養已經到家， 怎麼說怎麼做都不會逾越規矩，這是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 浩然先生的文章就是 “不逾矩”的最好的詮釋。 人們愛讀他的文章，愛聽他娓娓道來的聲音， 就是因爲他的文章從不扭捏作態， 說的都是切身體察到的經驗， 都是經過提煉得出的精彩名言。 惟其如此，讀者一日聽不到他的聲音，一日覺得生活缺少了什麼。 浩然先生在生命之途的跋涉中是一位優勝者， 28卷《正氣叢書》 留下他一生之中階段性的足迹。 如果把叢書的一些書名排列出來，足可看到作者寫作的甘苦與心路的歷程。 他早期 “且行且看且抒”， “我思我想我寫”， “隨意隨心隨緣”， 在思索中一步步走來，不斷地 “知面知人知心”，終於 “百思有解”， 得到許多 “瞬間感悟”， 並且寫成文章與讀者 “共悟人間”。 近年來他更作 “思維漫步”， “慧眼旁觀”地 “品位人生”， 直達

“海闊天空”的境界。 叢書提供給我們的正是這樣一位智者的足跡。 在浩然先生的心中， 一切都是美好的， 人間給予他的是無限恩惠。 他從不怨天尤人，追求簡單而質樸的人生， 以感恩之心對待人世、對待他的讀者、他的親朋。 他祝願世上所有的人都健康長壽、 幸福美滿。 然而人類的幸福美滿從何處來？ 教育家、心理學家、政治家、 各種宗教教義都在爲這個人生的終極目標尋找答案。 浩然先生在他的正氣叢書中反覆告訴讀者， 幸福康寧來自簡單質樸的生活， 來自始終做一個常人或“閒人”的心態， 來自個人對社會的承擔， 還必須用最新的科技知識豐富自己的大腦，給思維注入新鮮的養料。 浩然先生富而不驕，富而有禮， 以完全平等的態度待人接物，但凡有他在場的場合， 都會充滿風趣與幽默。 有一年他以大學校董之尊與他所捐助的大學的校長不期而遇地下榻於同一間酒店， 校長大人住的是高級房間，換下來的衣衫都交由酒店服務生打理，我們的校董卻住一般客房， 內衣內褲全由自己搓洗。 平凡人的生活作風不用再多作說明了。又有一次他通過某地海關， 被檢察證件的海關官員“帶到辦公室問話”，原來這位官員曾經接受過他的獎學金，完成了大學學業，卻從來不知贊助者身處何方， 難得在檢查證件時發現了這位恩人，於是接往辦公室敍說感恩之情； 沒想到同一個辦公室的另一位官員也同樣受恩於浩然先生， 接受過羅先生提供的獎學金。 前不久，筆者突然收到新加坡佛教施教診所寄來的收據，感謝我 “捐來醫藥基金新加坡幣200元”，讚頌我 “慷慨的佈施，將會獲得極大的福報”， 時間是2008年11月8日。 天哪， 11月8日筆者正爲《九鼎》的事在北京奔走。 不用說，這樁善事一定是浩然先生所爲。 諸如這樣的故事常常發生在浩然先生身上。 還有一件每年在我生日那天必然會想起的事：浩然先生長我兩歲， 生日遲我兩天， 他年年給我祝壽， 卻從不接受別人的祝福。 我一再提及此事， 他來信說：“讓我們同喜吧，誕辰快樂！ ”人們常說施比受還要幸福，我想浩然先生每天都會生活在幸福的心境中。 我與浩然先生交往近三十年，深切感受到他的高潔人品，處事之中透露

着一種深刻的哲理。 他把這些心得寫成散文， 自然征服了廣大讀者。 浩然先生無意成爲文學家， 但他的28部正氣叢書卻奠定了他崇高的散文家的地位。這真是無意插柳柳成蔭。 值此正氣叢書第28卷付梓之際， 筆者有幸先睹爲快， 並在惶恐之中寫下這幾句讀後感， 聊應浩然先生之囑以爲序言吧。（ 2008 年 1 1 月 19 日）

喚醒華人的 “祖語”意識——序胡百熙《四字真言》 由胡百熙先生策劃主持的《四字真言》 即將付梓並製作光碟， 承他索序，惶恐之餘，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談談我對百熙先生的印象。 我認識百熙先生是在二十三年前。 1981年我應徵東亞大學教席， 他是東亞大學三位創辦人之一。 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這位馳名港澳和中國內地的法律專家怎麼撥得出精力從事首創大學的事業呢？ 後來我才明白，三水胡氏家族原來具有深厚的文化傳承和開創大學的先例。 百熙的祖父翼南先生身處辛亥革命時期， 曾奮起其如椽之筆論新政， 倡新學， 說宗教， 抒情懷， 留下煌煌大著六十卷； 翼南先生兼且關心教育事業， 參與香港大學的興辦。 百熙律師則克紹箕裘，把創建大學的事業從香港延伸到澳門，與友人合辦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所高等學府——東亞大學。 近年來， 百熙先生對於文化教育事業的興趣和追求有增無減，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越來越多。 1990年代初他發明漢字 “558檢字法”（漢字由5個筆畫組成， 分5步查檢， 合攏圖形8個） ， 並爲體現558檢字原理主編出版了《執筆忘字的救星》 。 他的檢字方法摒棄偏旁部首觀念， 改從筆畫、 圖形的視角分析漢字。 這是一種全新的析字方法。 百熙先生可能認爲， 人們津津樂道的“偏旁部首”固然有其科學的道理， 然而這些只不過是識字人的專利，不識字的人視偏旁部首卻與圖形無異。 對於不曾受過漢字形體規則羈絆或所

受羈絆不深的華僑而言， “ 558檢字法”和 《執筆忘字的救星》 名副其實地成了他們的救星。 難怪這套檢字法問世不久， 即被執筆忘字的海外華人接受， 在香港出版的朗文中文字典率先採用了這套檢字系統。 百熙先生從西方人的角度觀察中文現象，爲西方人設計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方案； 他透徹地瞭解那些隱約留存中文底蘊的華僑的文化心態，爲他們制訂學習方法， 喚起他們的 “祖語”意識。 這與他精通中文與英文、 具有科學的思辨能力不無關係。 他常常跳出傳統思維的圈子， 出其不意地表現出四兩撥千斤的功力。 比如世人難明的 “平仄”問題， 他會教你， 廣州話九個聲調之中， 調值最高和最低者爲“平”， 其餘都是 “仄”。 《四字真言》 同樣是這一思考方式的產物。 這本成語集除錄粵音外， 只對成語作出淺白的注釋， 而沒有列明其出處。 編著者相信， 通過反覆聆聽，便能喚起留存在聆聽者心中的印象， 啟發他們選用成語的靈感。 這就是說，這是一本爲粵籍華僑編制的漢語成語集， 書中的注音是粵音， 隨書並配置光碟。 方言成語與普通話成語絕大部分都是一致的， 但也有些少的不同， 例如粵語雖然也有 “百依百順”， 但說得更多的似乎是 “千依百順”， 又如 “過河拆橋”， 粵人是說 “過橋抽板”的。 百熙先生在多年來的研究中另闢蹊徑， 獨樹一幟。 中國語文學著作如果是爲本國同胞編寫的， 我們權且稱之爲“本土漢語”； 如果是爲外國人編寫的， 我們慣常稱之爲 “對外漢語”； 百熙先生連串著作的對象既不是生活在漢語社會的中國百姓， 也不是完全不懂中文的非我族類， 而是那些彷彿能操粵語， 但時時 “執筆忘字”、 “張口忘詞”或 “張口忘成語”的海外遊子。我們有理由相信， 海外華人將會隨著百熙先生在 《執筆忘字的救星》 、 《四字真言》 等著作中所作的指引而喚醒朦朧的記憶， 拾回自己的母語意識， 回歸到自己的祖籍文化中來。（ 2004 年 2 月 18 日）

歪思所思不歪——李越陟《歪思讀論語》 《歪思集》 兩書序 《歪思讀論語》和《歪思集》 的作者李越陟先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忠厚長者。 三十年前，他的同僚和部下叫他 “李公”， 從1980年籌辦澳門東亞大學時起， 師生們封他“陟叔”的雅號。 我是一個叫他陟叔的人。 那時陟叔背着家人，偷偷把房產作抵押， 支持大學的興辦。 我於1981年8月13日提前兩天從香港到澳門報到， 開始了從此在澳門執教的生涯。 進入這所大學之前，我於1979年即在青海拿到任命我爲大學教授的紅頭文件（那是我人生的一大驕傲， 因爲我沒有任何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 要說有， 那就是我曾經當過22年右派分子） ； 但在應徵東亞大學教席時我有 “自知之明”， 能申請到 “助理教授”就算不錯了， 正副教授是留給那些喝過太平洋鹹水的博士們的。 果然東亞大學的校長只給我 “語言教師”的頭銜但要給中文系上課。 過了幾年，東亞大學中文系招聘副教授或助理教授，我理所當然地提出申請。身爲大學財務長兼人事部長的陟叔通知我：從通知之日起，我由語言教師轉到助理教授，薪俸作相應調整，合同過一陣再補。 兩個月過去，校長在走廊裹遇見我， 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 對我說：“人事部給你助理教授， 我不給。 ”我當然要問理由，並且對他說，全校都知道我當助理教授已經兩個月了。 校長的答覆是：“如果給了你，法國語言教師、 日本語言教師會說我偏袒中國人！ ”我說這話不合情理，是不是我們三個語言教師永遠同進退？ 比

如其中一人當了大學校長另兩個是不是也要當校長？ 校長近乎蠻橫： “就這樣定了， 不給就是不給。 ”同時他將這事通知陟叔， 說明年提升我的職務。一年後陟叔給我一個通知：即日起改任助理教授， 明年的今天自動轉爲副教授。 這顯然是陟叔和主持校務的黃景強校董以及其他校董的決定。 我不無奚落地打電話調侃校長： “謝謝你啦， 謝謝你給了我助理教授！ ”電話中校長的聲音是： “應該的， 應該的！ 早就應該的。 ”轉頭又去質問陟叔爲何作出這個決定。 陟叔說： “不是你說明年給嗎？ ”校長說： “我沒說過明年給，我是說明年再說！ ”陟叔說這也太不公平了， 沒有執行校長的口頭命令。 我從這件事上看到陟叔的同情之心和對我的知遇之恩， 對他很是感激。聯想到我8月13 日從香港來澳門報到這件小事， 大家會奇怪地問我：人的一生中不知有多少個重要的日子， 有時連自己的生日也會忘記， 怎麼會把入職東亞大學的日子記得這麼牢？ 這事又與陟叔有關， 原因是我來到東亞大學第一個月多領了兩天的工資。 合同規定我應該在8月15 日報到； 8月15日之前， 我還不是大學的員工， 早來不關校方的事， 校方沒有補發工資的義務，是財務長兼人事部長的陟叔 “酌情”發給我的。 當時我就想， 人事部長的工作做到這個份兒上， 誰不感到溫暖， 誰不以這個新單位爲家， 誰不爲她效忠！ 陟叔並非待我一人如此， 對其他同事也一樣。 小時候家母教導我說： “莫看人對己， 要看人對人。 ”我是按照母親的遺訓看陟叔的。 一位從香港過來的圖書館職員認爲自己的待遇不夠合理， 陟叔說， 從下月起， 人工每月加一千元， 直接打進戶口， 暫時不必寫在薪俸單上。 大學的員工都把陟叔當作知己、 當作親人。 那時草創大學， 事務繁多， 陟叔常在周末加班， 管中央冷氣的工程人員寧肯打開整個辦公大樓的冷氣， 決不讓陟叔受熱； 其他校領導， 就算是校長先生， 如果也在星期六上辦公室， 對不起， 那是得不到這種待遇的。 別以爲陟叔的這種作派就能證明他是一個大大咧咧、 不拘小節的豪放型人物。 不是的， 陟叔用心極細緻， 凡事思考極周密。 他是象棋高手， 他的棋

藝全校無人出其右。 他在象棋的對陣中發現許多哲學與辯證法思想， 例如沒有任何一個棋子兒是絕對的強手， 一物降一物， 永遠相互制約、 相互鉗制。他對我說想寫一部這方面的著作。 日常生活中這類充滿哲理和思辨的小事給我留下許多深刻的印象， 例如東亞大學香港辦事處設在太古大廈中層， 你如果要下樓去， “凡人”是按往下的信號； “蠢人”更是會上行、 下行的信號都按； 陟叔既非凡人， 更非蠢人， 而是聰明睿智之士：他要從中層下樓， 幾乎從來不按下行的信號：如果當電梯正在自下而上向本樓層行運， 他是不按開門信號的， 梯門開了， 他就進入； 進入後即使繼續上升， 等它向下行駛也不必再在本層停留。 他從中間樓層向下， 寧肯按上行的信號也不按下行的信號。 還有一件事與此類似：1980年代中期， 陟叔住九龍， 如果乘坐中環去柴灣的地鐵， 得在金鐘站轉車， 車到金鐘， “凡人”都是在同層等候駛向九龍的火車， 唯有陟叔步行到下層登車， 因爲剛好有車到下層停站， 這樣可以節約幾分鐘時間， 長年累月積攒下來， 這筆節約下的時間可就多了去了。 這些小事說明陟叔對生活充滿了情趣， 使刻板的生活變得活躍起來， 同時表現了他善於觀察、 勤用思維的習慣。 因此之故， 我理解了陟叔何以會有《歪思讀論語》 及 《歪思集》 的製作。 在這兩部著作中， 他揭露社會的百病和人生的缺陷， 把觀察社會、 剖析人生的所得， 輕鬆地、 幽默地、 調侃式地、 不無辛辣地描繪出來， 有時讓你眼前一亮， 有時令你振奮精神， 有時教你笑出淚水， 更多時是給你一個警醒。 他啓用 “洞子”的筆名應對 “孔子”。 洞者孔也， 洞子是20世紀的孔子。 他又採用 “歪思”的筆名， 彷彿是說自己的思想不合正路、 不入主流。 他在他的著作中的確採取多種 “不入流”的手法發表他的觀感和觀念。 其實 “歪思”不過是他的大號 “越陟”的英文縮寫Y. C的音譯。 他是非常嚴肅地對待他的這兩部著作的。 出手輕快的作品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艱辛， 舞步越是輕盈付出的練功時間越多。 諧音取代法是歪思採用最多的手法。 孔子的 “里仁爲美”是說 “風俗仁厚的地方是美好的”； 洞子用 “理人”取代 “里仁”， “理人爲美”指斥當

今世界某些強國處處修理別國， 干涉他國內政。 諧音不僅諧標準音， 而且還諧廣東音。 論語有 “君子以文會友， 以友輔仁”， 表現了古人追求純淨高尚的友誼和情操； 洞子則說現代人是 “以銀會友， 以友輔銀”， 調侃式的揭露了現時社會 “友誼”與金錢的關係。 詞義別解也是歪思常用的手法。 孔子說： “道不行， 乘桴浮於海。 從我者， 其由與？ ”孔子說的是一個名字叫由的學生會不會跟隨他到海外去尋求真理， “道”學說或道理。 洞子說： “道不行， 無桴浮於海。 從我者， 其游歟！ ”說的是偷渡者不能從陸路通過， 是否以游泳的方式完成偷渡的願望， “道”字在洞子話裹是道路或途徑。 南轅北轍， 洞子說的與孔子說的毫不相干。 “道”字還有別的解釋， 孔子對真理的態度十分執著， 說： “朝聞道，夕死可矣。 ”在洞子筆下， 癮君子的執著不亞於孔子對真理的執著。 洞子是這樣刻劃癮君子的面貌的： “朝成道， 夕死可矣！ ” “道”是 “道友”之道。 此外歪思還採用詞序顛倒法、 反義替換法、 句式仿照法、 改換關鍵字等等手法。 歪思動用了一切語文轉換的手法來表述他的思想、 觀念和趣味。 詞序顛倒如孔子的 “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 ⋯⋯”被倒裝爲“爲謀人而不忠乎？ ” “爲人謀”與 “爲謀人”， 一字之倒置， 人格、 品德、 境界完全兩樣， 前者爲別人盡心竭力， 後者爲自己費盡心機。 反義替換可以收取鮮明對比的效果， 極富表現力。 孔子說 “巧言令色， 鮮矣仁”， 痛斥巧言令色者； 今論語 “巧言令色， 多矣人”， 說明世風日下， 不再以巧言令色爲恥了。 句式仿照如今論語的 《噩夢》 ， 仿照古論語的鄉黨第四章的句式， 描繪某國女首相在人民大會堂外跌跤的情景， 真是繪聲繪色， 令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精彩至極： “入公門， 怡怡如也， 容不改。 昂步中門， 直不回顧。 坐位， 色傲如也， 足曡如也， 開言似必得者。 會後離堂， 鞠躬如也， 屏氣似不息者。 出， 降一級， 視其色， 灰灰如也。 沒階， 趨退， 翼如也。 返其國， 噩夢如也。 ”在歪思手上， 關鍵字的改換具備點石成金的功效， 例如古人追求的是 “貧而無怨難， 富而不無驕”； 今人處處可見 “貧而無恥易， 富

而無驕難”， “難”“易”改換，極其鮮明地道出古今道德標準的不同。 《歪思集》是《歪思讀論語》 的姊妹篇，在寫作手法上兩書相通， 但根據內容、體裁的不同又各有一些特點。 《歪思集》在內容上可以大至國際大事， 小而至於一個官司的始末、一場球賽的勝負； 許多篇幅就是隨筆、 小品、議論、社會生活的速寫或素描。 然而在風格上兩書卻是一脈相承。 讀者盡可用讀此書的方法去讀彼書。 《歪思讀論語》 已是第三次修訂出版。 第一版在1986年， 第二版在1990年，這次第三版的編 纂已經到了2007年。 作爲東亞大學的老臣子、陟叔的老同事和老部下，我親歷了這三次版本的製作過程，爲它的每一個版本分別寫過序言。 這二十多年來，我也耳聞目睹了許多人事變遷、 滄桑變化， 對許多人、許多事、許多人際之間的恩恩怨怨都有新的體驗和看法， 但不變的是我與陟叔之間的忘年交的情感，是我對他健康長壽的祝福。

曇花一現的中文學院 1997年， 回歸的聲浪席捲十字門， 人們沒有選擇地都要接受即將到來的 “澳門回歸”的歷史事實， 各色人等懷抱不同的心情等待這一天的到來。 “平穩過渡”四字好像最時髦的歌曲響徹雲天， 但 “主權”之爭一點也看不出消逝的跡象， 反而是在暗潮洶湧， 爭奪激烈。 澳門大學就是這場爭奪的戰場， 是殖民者想在撤退之前留下殖民勢力或殖民幽靈的典型。 回歸前夕， 澳門大學校長是公派來澳的北京清華大學教授， 另外還有幾位主管被當局認爲具有所謂 “大陸背景”或 “親中立場”。 其實， 除了校長， 其餘幾人都是澳門永久居民， 連續在澳門工作了將近二十年， 只不過他們曾在大陸接受過大學教育而已。 這些人中有年齡超過65歲者， 還有只是接近65歲。 在澳葡政權眼中， 這些人都屬於非剷除不可的人物， 而要剷除這幾人， 最好辦法莫過於修改大學人事章程， 把退休年齡從原來的70歲降低到65歲。 離回歸只有四個月時間，爲什麼偏偏趕在這個時候修改 《澳門大學人事章程》 ？ 明眼人一看就知， 那是爲了清除 “親中勢力”， 給回歸後的澳門大學留下一個葡萄牙勢力的領導班底。 1999年8月25日《澳門日報》 披露：第34期 《政府公報》 公佈， 行政教育暨青年政務司核准修改過的澳門大學章程， 並即時生效， 其中最重要的是 “最大任職的年齡爲六十五歲， 這一規定與以前的大學章程比較有改變。 ”修改章程如此神速， 可謂史無前例， 並且 “即時生效”， 立即撤銷上述四人的職務， 換上新人登台， 然後 “平穩過

渡”到1999年12月20日以後。 此後， 在澳大領導層中， “親中——親葡”的比例由原來的5∶8變爲3∶10。 澳門《華僑報》 十分敏感地捕捉到許多相關新聞， 自8月中旬開始連續發文記載了這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此處不贅。 作爲當事人之一， 我只想說：任何國家或地區， 以至公私機構， 章程的修改都是常見常有的； 問題在於，按照中葡兩國協議，澳門應當採取平穩方式實現政權的過渡，不應當在臨近政權交接時提前修改章程， 然後讓回歸後的政權履行先前制定的政策。當時有個詞兒很形象，這種做法叫做 “偷步”。 澳葡政府在澳門回歸前四個月更改章程， 把自己人安置在校長、院長位置上， 然後交給回歸後的政權去使用。 用一句廣東俗語形容， 那不是要叫特區政府 “吃死貓”嗎！ 再者， 法律條文的修改總該有個“追溯期”吧， 澳大人事章程的修改是沒有追溯期的。 一位教師苦悶地說， 當年他有幾個去處，鑒於澳大教授按葡萄牙制70歲退休他才來到澳大，如果當年澳大退休年齡65歲， 他會有不同的選擇。 當時我在中文學院服務， 年齡不滿65歲， 工作成績與教學效果有目共睹。 在同事們的共同努力下， 學院在每年的評比活動中都拿全校最高分。 但因我所受教育的背景是大陸， 即所謂“出身不好”， 自然也在被剷除之列。1999年9月1日那天， 突然有人坐進了我的院長辦公室，我則被安排到一個兩人一間的辦公室上班；新院長沒經任何遴選程序就走馬上任， 帶着無端的仇恨前來清理、整頓中文學院。 新官上任三把火，肆無忌憚地辱罵教師， 還以通黑白兩道的言辭恫嚇教師，並且準備撤換原有教師的大部分， 學院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像是一個放滿炸藥的倉庫。 2000年3月22日，七名資深教授、 副教授和學術委員會成員聯名寫信給新科校長， 以大量事實， 從“行政違法”、 “根據個人好惡， 自定學術標準”、 “品德卑劣， 不搞學術專搞權術”等三方面投訴新上任的正副院長；兩個多月以後收到大學管理委員會的覆函，不痛不癢地表示， “期盼陰霾盡去， 重見清明”。 澳門特區廉政專員辦公室比大學負責任得多， 2001年3月2日發出“第154/DSPJ/2001號”文

件，通知我：“在查明針對中文學院院長鄧國光及副院長XXX行政違法的事實部分存在後已對鄧、 X二人提起紀律程序， 最終結果是鄧國光被罰停職十天， 而針對XXX的調查作歸檔處理”。 然而，一個在艱難歲月中經歷曲折爭取而成立的中文學院活生生地被摧跨了， 此後，連 “中文學院”這個名稱也給拿掉了，人事、財政的獨立權被取消， 回復到以前的“中文系”甚至“中文專科”。 人們至今懷念曇花一現的中文學院。

大學真格要搬走了 澳大真的要搬走嗎？ 開始，說什麼我都不信。 我的童年曾在鄉村度過。 那裹有一大片農田， 池塘點綴其間， 遠處小山矗立着一座寶塔。 家鄉的環境給我留下水墨畫般的景象，形成我追求恬靜與安寧的性格。 農田、 池塘和那座寶塔， 成了我魂牽夢繞的牽掛。 後來讀歷史， 知道茫茫戈壁上有一座座石窟， 珍藏着無數演繹佛經故事的畫卷， 前些年我真的到了那裹膜拜，終於明白那兒的月牙泉和鳴沙山造就了西北漢子的狂飆與豪爽， 也造就了我們整個民族的信仰與性格。 漸漸地我明白一個道理：一個城市，一座村莊，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自然景觀和社會景觀。 三藩市如果沒有斯坦福和加州兩所舉世聞名的大學， 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一定會大打折扣； 洛杉磯如果沒有了好萊塢， 沒有了通往好萊塢的星光大道， 她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吸引全世界電影愛好者的目光。 我念過廣州的中山大學， 她坐落在珠江南岸， 名稱就叫“康樂園”， 市民們把她當作城市花園遊覽。 武漢大學同樣是一座花園， 每年櫻花開放的季節， 傾城男女爭相前往觀賞； 曇花開放的時候， 有更多的人趕來體驗曇花一現的情景。 澳門大學本應打造成廣州人心中的中山大學和武漢人心中的武漢大學！這些大學都是她們所在城市的一部分， 是全城人心中的勝地， 也是全城人文明的驕傲！我佩服聰明的珠海人和珠海政府領導， 他們只不過騰出了有限的土地，引進全國各地最著名的大學前來落戶，極快地、極大地增強了自己的文化氣息，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品位。 因此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現代化城市文明

的標尺， 要看城中有無高等學府， 尤其要看這座學府的知名度高低。 澳門是一座什麼城市？ 以往叫鹹蝦埠， 後來叫賭城， 文明一點叫做東方蒙迪卡羅或東方拉斯維加斯。 好不容易1980年代興建了一座大學， 於是修改了澳門的別號， 如今更是在努力將之冠名爲文明之都、 文化之城。 現在平白無故地放棄這個名號， 無端送給河對岸的橫琴。 於是我驚訝， 我不信。 搬什麼都可以， 搬賭場， 搬工廠， 不會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 唯有搬走標誌澳門文明程度的大學， 實在令人不敢相信。 澳門大學校址問題是歷史遣留下來的問題。 當年的東亞大學是一所私立大學， 據說辦學目的是爲了炒地皮， 沒想到弄假成真， 真的把大學辦起來了。 聰明的地產商們深知大學周圍地價的可貴， 就在緊貼着大學的地方蓋起中福花園來， 大學入口處更是興起一座名叫 “神話”的賭場， 大學的東邊和北邊， 也修建起一座座住宅屋村。 於是大學被死死包圍在小潭山的山頭， 不可能有發展的餘地。 大片大片土地可以批給私人大學， 批給美國來的、 澳洲來的賭場，爲何不可批給代表城市形象的公立大學？ 誰也不反對發展自己城市的大學， 誰也不反對大學的搬遷， 問題是搬出澳門， 讓澳門人失去自己打造三十年取得成功的文明標誌， 誰敢相信呢！ 補記 但是事實勝於雄辯 ， 大學終於要搬 了， 不信也得信 ； 但我心中永遠珍藏着氹仔山上的那座大學。（ 2010 年 12 月31 日）

第三部分忘不了老師和同學

王先生到香港講學 1980歲末與1981年初， 香港語文學園地春意盎然：享譽世界的中國語言學家王力教授應香港大學中文系與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的邀請， 來港作爲期一個月的學術訪問，給語文界送來了一陣熏風。 王力先生的盛名對本港語文工作者、語文教師和語文愛好者說來並不陌生，大家從他那一千餘萬字的語言學著作、 翻譯作品和文學創作， 早已結識了這位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學者。 在香港和別的地方，儘管他的某些著作被人抹去或改換了著者的名姓， 但是他的著作的風格和學術的成就不可能抹煞， 讀者正是通過他的淵博的學識和獨到的見解知道它們的真實作者。 此次王教授來港， 更以他的學術演講和其他學術活動直接使香港語文界的朋友們加深對他的瞭解。 12月23日， 王教授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作了《漢語發展史鳥瞰》 的學術演講。 漢語發展史的研究，是王教授學術活動的一個方面。 在這方面， 前人的研究雖然有些成效，但是， 無論是音韻、文字，還是訓詁、方言的研究，都還只是局部的、零星的和孤立的，未能將漢語在語音、 詞彙、語法上的發展作全面的有機的考察。 將漢語的發展寫成一部書， 實在是自王力教授始。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分別寫的《漢語史稿》 和《中國語言學史》 ，提出了漢語研究的新課題，具有拓荒的意義； 即將出版的《同源字典》 和《漢語語音史》 ， 則爲漢語發展史的研究提供最新的成果。 如同 “漢語發展史鳥瞰”的講題所標明的那樣，王教授在港大的演講爲聽衆展開了一幅漢語發展

的概貌圖； 這幅圖畫不是一般人所能繪製的， 只有像王教授這樣的大鵬， 才能在紛雜的語言現象和浩繁的語言材料中 “鳥瞰”到漢語發展的線索。 元月3 日， 王教授作第二次公開學術演講， 講題爲 《粵方言與普通話》 。 這次講演是由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組織的。 關於漢語方言的研究， 王教授在方法上兼採中外之長， 獨創一種全新的體例。 早在1932年， 他就以《博白方音實驗錄》 的論文取得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的榮銜。 大家知道， 王教授的音韻學修養極深， 他透過 《漢語音韻學》 、 《漢語音韻》 以及許多關於漢語音韻學的重要論文， 把科學的語音學方法帶進了傳統的音韻研究。 正是因爲王教授既精於傳統的音韻之學， 又精於科學的語言理論， 所以他的方言研究別開生面， 獨具一格； 《江浙人怎樣學習普通話》 、 《廣東人怎祥學習普通話》 等著作成爲同類書籍的樣本。 王教授的 “粵方言與普通話”的演講， 寄科學的語言規律於生動的方言材料， 深入淺出， 雅俗共賞，爲語言（或方言）教學作了一次生動的示範。 元月12 日， 王教授以《關於漢語語法體系的問題》爲題， 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作學術演講。 世人皆知， 王教授於語法的研究着力最早、 功力最深、 成就最大。 五十五年前， 王教授即以 《中國古文法》 的畢業論文博得他的導師梁啟超的好評， 評語爲“卓越千古， 推倒一時”。 1930年代， 王教授致力於探索漢語語法的特點， 他的論文 《中國文法學初探》 、 《中國文法中的繫詞》 等論文，爲探索漢語語法的特點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1940年代， 他寫了《中國現代語法》 、 《中國語法理論》 等著名的著作； 1950年代， 他在漢語語法的論戰中繼續堅持必須探索漢語語法的特點， 同時致力於 “學校語法”的建立。 此次王教授在中大的演講中談的正是他在語法問題上的一貫主張。 對於語言學的探索與研究， 王教授稱得上是 “博大精深”， 是一位難得的通才、 全才。 他的研究工作的一個特點， 是視野開闊， 勇於開創。 他將傳統的語文研究與科學語言學融於一爐， 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傳統， 又用傳統的

結論充實科學的原理。 例如由於他的開創，漢語詩律學形成了一門學科， 正在寫作中的《京劇音韻學》又將爲語言科學提供一個新品種。 王教授不僅是語言學家， 而且還是翻譯家、文學家和詩人。 他曾翻譯過法國文學作品二十多種， 已出版十多種， 最近還將出版一本譯詩集《惡之花》 （法國詩人波特萊爾著） 。 收在這個集子裹的157首詩歌都是用中國格律詩的形式譯成的。 這除了表示王教授通於法文之外， 還表示他又精於中國格律詩的寫作。 《龍蟲並雕齋瑣語》是王教授的一部散文集， 曾由香港波文書局重印，受到讀者群的歡迎。 從年齡上說， 王教授已是一位老人； 但是老人並不意味着老化。 教授的心仍是年青的。 他曾稱六十歲只是生命的半數，又曾多次讚賞畫家劉海粟先生題款所用的 “年方八十五”。 王力教授高壽幾何？ 他說：“年方八十一”。 他在一首遣興的詩作中唱道：漫道古稀加十歲 還將餘勇寫千篇（載於 《 語文園地 》 1981 年 2 月 ）

王先生沒有名片 1980年與1981年之交， 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教授伉儷來香港講學， 洗塵接風與前往住地拜見者衆。 在一次宴會上， 大家紛紛向王先生遞送名片自然是不奇怪的。 王先生頗爲靦腆地表示沒有名片回敬大家。 那次宴會推舉我說幾句歡迎王先生的話，我的話題很自然地轉到這件事上。 我說：王先生名滿天下， 您的千萬字的著作就是您最好的名片！ 的確，學者、作家或藝術家們是大可省去印製名片的費用的。 就在王先生訪港的那段日子裹， 王師母找到了一張王先生的名片，一看， 名片上的頭銜只有“北京大學教授”一項， 簡簡單單，極之醒目。 其實， 先生的頭銜多着哩：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啦，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啦， 全國政協常委啦⋯ 王師母還補充說：他還是法國的文學博士哩！我想， 如果把所有這些頭銜都印出來，那種打摺的名片恐怕要打好幾個摺吧， 而且每一個頭銜都是響噹噹的！ 王先生的那次訪問在香港引起了轟動。 在一個月的時間裹做了三次學術報告， 其中一次是1981年1月3日在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舉辦的演講會上發表題爲《粵方言與普通話》 的演講。 因爲事前沒有準備好會議的橫幅，臨時由我用粉筆將演講會的名稱寫在黑板上，我在演講題目下大筆揮寫了這樣幾個字：“主講人：北京大學教授王力”。 現在回想起來， 倘若按時下的風氣盡列頭銜，恐怕那塊黑板還不夠用哩！ 學者、 藝術家可以不用名片之說並不是處處適用。 一次廣東一位“名作家”來澳訪問， 他說名片已派罄，深以未多印幾張爲憾。 我發自內心地寬慰

他：“作家是不需要名片的， 作品就是他的名片。 ”沒想到我說的這一句話對他造成了傷害，誤解我是在諷刺他， 因爲他實在沒什麼拿得出手的作品。我開始反省我那句“作家不需要名片”的話是否正確。 我絕對沒有否定名片作用的意思。 從功能上說， 名片提供聯絡的對象和方法，幫助收到名片的人憶起這位曾經打過交道的人。 我本人就曾經多次受惠於別人贈送的名片。 那年我赴新加坡公幹，就憑着一張名片上提供的電話號碼聯繫上了一群舊日的學生。 於是我養成了一個習慣， 但凡要去一個地方，就從名片盒�找尋在那裹的朋友的名片，好像在尋找酒店、導遊一樣。去年我就是憑着安徽大學一位教授的名片而得以登黃山一遊的。 從美學角度看，一張名片可以是一件藝術珍品， 如同晚禮服上一粒晶亮的鑽石，如同男士領帶上一顆畫龍點睛的扣針，給人以藝術的享受；一張名片也可以是叠床架屋的首飾，濃妝上再加以脂粉，給人俗不可耐的感覺。 我最愛我自己的兩張名片：一張是機構統一印製的有職銜、有辦公室地址、 電話號碼的名片， 它給我提供工作的方便； 另一張是自製的名片，上書某某校友會會員以及住址、電話號碼，全用中文， 沒有其他文字。（ 1994 年 7 月 1 日）

雕龍與雕蟲 “龍蟲並雕”是了一先生的齋名。 名如其人， 人如其名， 了一先生不僅以畢生精力雕鎸了語言學的巨龍， 而且也雕鎸了色彩繽紛的益蟲。 中國文人向以雕龍爲宗旨， “雕蟲”則要尾續 “小技”二字。 了一先生所雕之龍如“漢語音韻學”、 “中國現代語法”、 “中國語法理論”、 “漢語詩律學”、 “漢語史稿”、 “古代漢語”等等。 這些著作都可稱爲漢語語言學的棟樑， 支撐着一座宏偉的大廈。 然而先生從未忘記雕蟲的事業。 例如，龍有 “漢語音韻學”，蟲有“漢語音韻”和“音韻學初步”。 “初步”真是名副其實的通俗性讀物。 音韻學向有“天書”之稱， 了一先生響應葉聖陶先生的提議， 寫了這本解說天書的大衆讀得懂的小書， 呂叔湘先生甚至給它命名爲 “音韻一夕通”。 然而是不是 “蟲”的學術地位就低於 “龍”呢？ 不是的。了一先生說：“三書（按指《漢語音韻學》 、 《漢語音韻》 、 《音韻學初步》 ）不同之處， 應以本書（按即《音韻學初步》 ）爲準。 ”《漢語詩律學》 也是一部架構宏偉的巨著， 當屬 “龍”的範疇； 然而先生又寫了“詩詞格律”、 “詩詞格律概要”和 “詩詞格律十講”。 現在中國各地差不多都有 “某某地方的人學普通話”之類的推普讀物，其實這種體裁的發明者正是了一先生。 著名的“江浙人學習國語法”據說是獻給師母的， 寫於1936年，這大概開了此種體裁的先河； 1955年這本書易名爲“江浙人怎樣學習普通話”。 此外了一先生還有“廣東人怎樣學習普通話”等等作品。 先生雕龍時用大名“王力”，雕蟲時才用表字“了一”。 以往分辨龍蟲

較爲容易。 後來似乎不大用表字了， 連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 “音韻學初步”、 “詩詞格律十講”都署以大名。 “龍蟲並雕齋瑣語”在先生看來自然是歸入蟲的範疇，且是寫於四十年代， 當然是署以表字了。（ 1994 年 7 月 4 日）

龍蟲並雕齋瑣語 王師母寄來了一先師的遺著 《龍蟲並雕齋瑣語》 增訂本， 引起我對一件往事的回憶。 了一先生伉儷1980年來訪香港期間， 曾考核我有沒有讀過他的 《龍蟲並雕齋瑣語》 ， 我自信地說讀過。 先生說那是不可能的， 並指出我讀的是 《龍蟲並雕齋文集》 而非 《瑣語》 ， 因爲《瑣語》 早已絕版， 連他自己也找不到這本書作紀念， 並且問我 “香港有無翻版”。 我真爲我的孤陋寡聞而慚愧，同時抱着立功的心情到處尋找這個翻版書。 終於在波文書局的書架上找到了， 這就是了一師在增訂本的 “新序”中所說的 “1973年， 香港波文書局把它重印了， 事先並沒有通知我”。 先生的許多著作都在台灣、 香港被人翻印， 例如他的 《漢語史》 翻印後署名爲 “王協”， 《廣東人怎樣學習普通話》 （以往名爲《廣東人學習國語法》 ）連書名也改了， 署名爲史某某。 我對先生開玩笑說：您的大名在台灣多了十二個 “力”字—— “協”之於 “力”， 不是多了一個 “十”和兩個 “力”嗎！ 用現在的話說， 先生的知識產權遭到嚴重侵犯。 於是我找到波文書局的黃老闆， 要他補支 《瑣語》 的稿酬。 黃老闆答應請吃晚飯， 就是不給稿費。 黃老闆請吃晚飯後， 我仍然窮追猛打， 終於要來了一千五百元港幣的稿酬。 這筆錢實在少得可憐， 即使在當時， 隨便編寫一本中學生語文模擬練習也可收一兩千元。 師母頗爲不解地問我，爲什麼黃老闆不將請晚飯的錢當作稿費拿出來？ 我想， 這大概是老闆階級的金錢觀所決定的吧！ 我曾經聽人說：老闆們之間爲了一文錢可以爭得面

紅耳赤， 一旦生意做成了， 他可以一擲千金地請你大吃一頓， 因爲那一文錢是掙來的， 而那擲掉的千金卻是他施捨出去的， 前者代表他的本事， 後者表現他的氣派。 “施比受更幸福”是不是也符合老闆們的心理呢？（ 1994 年 7 月3 日）

學者散文 了一先生以 “龍蟲並雕齋”命名的著述計有三種：一是 《龍蟲並雕齋文集》 ， 二是 《龍蟲並雕齋瑣語》 ， 三是 《龍蟲並雕齋詩集》 。 “文集”收的是語言學方面的學術論著， 不過篇幅較短， 收在集子裹比較容易查閱。 “瑣語”原來收集的只是1942- 1946年在昆明所寫的小品文， 曾散登在昆明的《生活導報》 、 《中央日報》 、 《星期評論》 、 《中央周刊》 、 《獨立周報》 、 《 自由論壇周報》 等報刊上； 1949年， 上海結集出版了這部散文集；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再版時作了局部刪改； 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增訂本， 在 “增補拾遺”部分加入了十五篇文章， 時間從1935-1985年。 “詩集”收集的是先生數十年來的舊體詩詞， 並且是由先生手書印刷的； 我們在讀詩的同時， 還可以欣賞先生的書法。 《龍蟲並雕齋瑣語》 的散文取材於身邊小事或世人皆知而不會深究的現象， 然而立意之高雅， 行文之流暢， 比喻之巧妙， 都堪稱現代散文中的上品。 篇篇散文都表現了作者的情懷與童真， 反映了作者的智慧與幽默感。 先生在 “代序” （ “《生活導報》 和我”） 中說： “同是我這一個人， 要我寫正經的文章就爲了推敲一字嘔出心肝， 若寫些所謂小品， 我卻是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他是把散文寫作當作雕蟲小技來對待的， 然而事實上他的散文的確具有學者風格， 他的散文是學者散文。 讀了 《龍蟲並雕齋瑣語》 增訂本， 感觸極深， 情不自禁哼出了一首七律如下：

雕龍巨手亦雕蟲筆下有聲成泰斗散文何謂學人體五十載前滌硯處莊重之餘偶釋鬆滇邊無意到巔峰瑣語當爲一代宗長留鬱鬱萬年松（ 1994 年 7 月 5 日）

了一先生賜我序文—— 《繁簡由之‧序》 漢字簡化， 國內已經行用了二十餘年， 大家已經習慣了。 漢字簡化， 並不是隨便捏造的， 基本上是約定俗成的。 多數簡化字是民間行用已久， 有些是宋元以來的俗字， 不過現在政府明令承認它們的合法地位罷了。 簡化字大致可以分爲下列六種。 （一） 草書楷化。 例如 “书”、 “还”、 “环”、 “导”。 （二） 起用古字。 例如 “雲”作 “云”， “從”作 “从” ， “棄”作“弃”。 （三） 合併通用字。 例如 “游、 遊”合併爲“游”， “佑、 祐”合併爲“佑”， “并、 併”合併爲“并”。 （四） 同音代替。 例如 “餘”作 “余”， “徵”作 “征”。 （五） 省寫一部分或大部分。 例如 “業”作 “业”， “電”作 “电”，“習”作 “习”， “厰”作 “厂”， “廣”作 “广”。 （六） 延用宋元以來的俗字。 例如 “靈”作 “灵”， “罷”作 “罢”，“陽”作 “阳”， “陰”作 “阴”。 有了約定俗成的原則， 所以簡化漢字的推行就非常順利了。 程祥徽君這本書對漢字簡化問題條分縷析， 說理透徹， 講出了爲什麼

要簡化的許多道理。 這是一本好書， 所以我樂意給它作序。王力 1984 年6月6 日 北京大學燕南園 注 1984 年 9 月 ， 《 繁 簡 由之 》 在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出版 ， 作 者 程 祥 徽 ， 王力 序 。 1985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出 版 修 訂 本 、 199 1 出 版 增 訂 本 、 1996 出 版 第 4版 。 台灣 曉 園 出版 社 有 限公 司在 台灣 發 行 。

呂先生給我們寫序—— 《現代漢語‧序》 一門課程教學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所用的教材， 評價一種教材的優劣， 主要看它的時代性和針對性。 所謂時代性， 指的是它是否概括了這門學科的最新成就。 所謂針對性， 指的是它是否考慮到學習的人的歷史和地方背景。 程祥徽、 田小琳二位合編的 《現代漢語》 ， 一方面盡可能容納漢語研究和教學工作中的最新成果， 如採用最近推行的教學語法系統； 一方面特別注意到港澳學生的語言背景， 如着重說明粵方言和普通話的語音比較， 港澳地區的流行詞語， 以及漢字的繁體、 簡體等等。 無論從時代性或者針對性方面看， 這本 《現代漢語》 都有它獨到之處。 我預祝它在實際教學中取得應有的成功！呂叔湘 1988 年 10 月 1 日 注 1989年11月， 《現代漢語》 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作者程祥徽、田小琳， 呂叔湘序， 截至2009年， 已重印8次。 1992年2月台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在台灣出版發行， 截至2005年， 已重印5次， 並列入台 文史叢書第25種。

志公先生如是說風格—— 《語言與溝通 ‧代序》 我有一種看法， 任何一門科學， 包括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以至人文科學， 研究它的終極目的都在於應用。 我們常常把一門科學區分爲基礎知識基礎理論科學和與之相應的應用科學。 例如基礎知識基礎理論科學裹面有一門物理學中的力學， 另一端有一門應用科學建築學， 講蓋房子、 架橋等等， 這兩端是不是互不相干呢？ 不是， 關係非常密切。 只不過它們不容易直接聯繫起來， 要有一座橋樑把這兩頭掛起鈎來。 材料力學就是這樣一門橋樑性的科學。 它用力學的那些原理來研究各種與蓋房子有關的材料， 研究它們與力學有關的各個方面。 語言學也有同樣的情況， 它有基礎知識基礎理論需要研究， 例如語音學、 詞彙學、 語法學， 以至於帶有多科性的修辭學。 在語言學基礎知識基礎理論和語言應用之間， 也應該有並且可能有一些橋樑性的學科。 就目前我們做得到的來說， 又幾種交叉性的學科， 例如社會語言學、 心理語言學、 應用語言學等等。 在語言應用這一方面， 社會語言學是相當突出的一門。 語言本來就是一種社會活動， 自然同社會密切相關， 從而和社會學發生密切的關係， 於是產生了社會語言學這樣一門交叉性學科。 程祥徽教授著述甚豐， 而新近的這一本 《語言與溝通》 恰巧是一本以社會語言學爲基礎的實用性很高的著作。 不僅他論述青海語言和澳門語言的情況很明顯地屬於社會語言學的

性質， 就連他的語言風格學的論著事實上也帶有社會語言學的色彩。 所謂風格， 我們注意得比較多的是寫作的風格， 事實上風格涉及的方面是很廣的。 一個人說話有說話的風格， 有的是平實坦率， 有的是娓娓動人，這些都是風格。 實際上， 做人也有做人的風格， 單用性格脾氣之類的話來說是不夠的。 例如有人打籃球， 時間只剩兩秒鐘了， 自己一方還落後於對方二十分， 而他還是像剛剛開始比賽時那樣猛打猛拚， 不到最後鑼響決不認輸。有的就不是， 離終場還有三分鐘， 落後對方十來分， 他就洩氣了， 拚不起來了。 這就是兩種很不相同的風格。 一個人工作起來也同樣顯示出各種不同的風格。 同是作領導的有不同的風格， 無論是行政領導、 廠礦領導、 企業領導都會有不同的風格， 而這種不同的風格對他所從事的事業往往有或大或小的影響， 甚至於會影響到事業的成敗。 風格總是在社會活動之中， 尤其是和別人打交道之中才能更充分地顯示出來。 所以， 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話 “文如其人”， 法語也說La style c'et L'Homme （風格即是人） 。 歷來研究風格的不多， 而研究者往往多半只注意文章的風格， 對於文章的風格又往往只注意到用詞煉句修辭比喻諸如此類， 至多從整體上注意一下它是樸實的， 還是華麗的； 是粗放的， 還是細膩的， 諸如此類， 很少通過文章這種書面語言來認識到作者的多方面的風格。 程祥徽教授研究風格就相當全面， 這樣系統全面地論述風格， 因爲我讀書不多， 不敢說這是第一部， 不過， 我所見是不多的。 總之， 這部書對語言的運用是大有幫助的。 程祥徽教授本人也是以致用爲目的來寫作的， 這一點我非常讚賞， 因此就以這篇短文將它推薦給語言學界的同好者， 即以代序。1994 年 12 月 31 日 注 1995年2月《語 與溝通》 由澳門基金會出版， 作者程祥徽， 張志公序。

志公先生如是說傳意——《語言與傳意‧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人們痛定思痛， 十分珍惜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和平環境。 發展科學、 改善生活成爲這一時期人類最爲關注的問題。 在實用科技的推動下， 許多學科互相交叉， 大量的邊緣學科應運而生， 傳意學的產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傳意”作爲科學術語， 譯自英語communication， 指的是各種信息的傳播。 戰後電子通訊事業突飛猛進， 信息網絡廣泛建立， 信息傳播的手段日漸豐富， 如何增大信息的傳播量， 並使各種信息的傳播迅速、 準確， 達到既定的目的， 便成爲一個不得不研究的問題。 這一問題涉及的方面很多， 語言問題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語言學涉足傳意學， 既給傳意學增添了社會科學的研究內容， 又給語言學增添了科技應用的領域。 語言的基本功能是什麼？ 我以爲， 一言以蔽之， 日交流信息。 一切動物要生存都需要交流信息， 而語言是交流信息的最高級的手段， 人類就是因爲有了語言才成爲萬物之靈的。 在人類社會裹， 語言與傳意結下了不解之緣。從語言的角度看， 語言是傳意的樞紐：傳者通過語言傳遞信息， 受者通過語言接受信息。 語言是信息的載體， 傳受雙方只有對信息的載體取得共識才能進行有效的交流。 從傳意的角度看， 傳意給了語言生存的空間， 又給語言提供了發展的動力。 語言永遠以運動的形態存在於社會， 傳意就是語言運動的

目的所在。 語言因滿足傳意的需要而不斷調整自己的內部結構。 關於傳意與語言的關係， 值得研究的問題太多了。 《語言與傳意》 一書， 對語言與傳意的關係作了初步的探討， 它從以下幾個方面研究了問題並作出了結論： 一、 對語言的使用與傳意的效果進行了理論闡述； 二、 從傳意的需要審視新詞語的產生與規範； 三、 從文化背景的差異分析傳意中發生的障礙； 四、 從多個領域——例如禪問答、 詩歌、 戲劇、 佛經翻譯、 電視節目的主持、 無聲的書法等方面探討傳意的特徵。 我瀏覽書稿後覺得這是一部不無新意的文集， 它應當能吸引中國的語言學家及語言文字工作者去更深入地思考些問題， 因此我樂於爲它作序， 將它推薦給中國語言學界的同道們。一九九六年春節 注 1996年6 月 《語言與傳意》 在香港和平圖書 ‧海峰 出版社出版， 主編程祥徽 ， 張志公序。

感謝對我研究心得的理解——王均先生寫給 《 中文變遷在澳門》 的序 程祥徽教授是我國語言文學界的一位奇才。 我敬佩他處逆境而志益堅的豁達勤奮不斷進取而在語言文學方面均大有作爲的篤學精神。 青年學者張劍樺先生在一篇論程祥徽文學成就的文章 《程遠詩詞論析》 裹對程先生的生平有比較詳細的敍述， 容我摘抄幾行， 表示我完全同意張劍樺對程祥徽先生的評述： 詩人程遠， 即語言學家程祥徽教授。 ⋯⋯程遠的大半生雨雪風霜，可以說走過了一條荊棘之路。 難能可貴的是， 程遠在遭遇 “運交華蓋欲何求”的生活逆境中， 卻表現出一種蘇東坡式的 “君子坦蕩蕩”的精神風貌， 表現出一種樂觀、 曠達、 向上、 奮進的人生價值取向。 ⋯⋯遙想當年， 風華正茂、 躊躇滿志的青年程遠， 被命運之神無情地推向茫茫西海。 鑑於他的德才， 被安排在一所大學教書。 名義上在大學任教， 卻年年以帶罪之身被發落到荒僻的險山惡水之農牧區接受思想改造。 ⋯⋯程遠把一生最珍貴的青春年華獻給了青海高原的教育事業。 程遠用真知和真誠贏得了大家的愛戴。 1979年， 程遠離開他 “植桃栽李”21載的青海

高原時， 竟有100多人到車站送別。 ⋯⋯程遠44歲南渡香港， 等待他的是一個陌生的世界， 必須與往事乾杯； 在青海的豐富教學經驗和科研成果， 諸如 《藏族文學史簡編》 、 《漢語語音》 、 《 漢語風格論 》 、《青海口語語法散論》 等， 都成爲過去了； 諸如 “北大高材生”、 “王力教授的高徒”、 “青海民族學院正教授”等只能證明他過去曾爲事業燃燒過。 ⋯ 南渡香港不幾年， 即推出 《普通話課程》 、 《繁簡由之》 、 《語言風格初探》 、 《現代漢語》 等著作⋯⋯ 1981年， 47歲的程遠從香港來澳門。 澳門社會是一個多語言、 多文化的社會， 是一個語言、 文化接觸現象的少有的地方。 在澳門這十幾年， 是程遠事業輝煌的鼎盛歲月。 僅在九十年代， 學術著作 《澳門語言論集》 、 《語言風格論集》 、 《語言與溝通》 、 《語言與傳意》 等， 詩集 《初編》 、 《二編》相繼問世。 功成名就的程遠， 並沒有停留在原有的成績上， 而是爲澳門的文化、 教育事業仍在辛勤地耕耘着。 澳門語言學會、 澳門寫作學會等所創造的業績， 人們不會忘卻鋪路者付出的辛勞的。 （見澳門語言學會出版的《澳門文學研究》 113—144頁） 以上我所摘引的種種跟我所了解的程祥徽教授其人其事基本一致，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正是澳門回歸的過渡期， 程教授作爲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和澳門語言學會的學術帶頭人和主要負責人， 有計劃、 有步驟、 有針對性地召開了一系列專題學術研討會， 邀請海內外語言學家參加，會後及時主編出版了前引多種論文集和 《方言與共同語》 、 《語體與文體》 、 《澳門語言學刊》 （至2001年12月已出15期） 以及 《 中文回歸集》等。 這說明程教授不僅以其個人的不懈努力，爲澳門語言計劃和中文寫作的提高作貢獻， 而且表現了他非凡的組織能力和學術號召力。 我贊同上述的摘引， 有現成的文字敍述， 而且我也不能比這個表述更充分， 就讓它代表我的發言吧！

最近， 收到程祥徽兄給我寄來一部 《 中文變遷在澳門》 書稿， 是祥徽兄在澳門參與 “中文成爲官方語言”的全過程中寫下的論文合成的一本論文集。 他讓我有優先拜讀的機會， 這當然是我莫大的榮幸。 不過， 似乎也不好就此交差， 那就再說幾句。 其實， 早在程祥徽兄發表 《青海口語語法散論》 時， 儘管當時社會語言學在國內尚未行時， 但是， 無疑地這篇文章是國內較早發表的一篇研究語言相互影響的精彩的論文。 因爲， 這不僅需要對方言中的特殊語法現象有語言學家的敏感， 它還要求對漢、 藏兩種語言有清晰深入的語法知識， 才能一語中的。 當時， 我國尚無 “社會語言學”、 “語言規劃”或 “語言計劃”之名， 但是當時所謂的 “文字改革”實際就是幹的 “語言計劃”的事。 （否則， “文字改革”怎麼管到 “推廣普通話”這件事情上來呢？ ） 程祥徽兄在文改工作方面也早就表現了熱情參與的態度， 有他早期發表的文章爲證。 我注意到， 程教授以他在香港或澳門學術界的地位， 在推動語文統一方面的特點是因時因地， 善於提出當地群衆易於接受的口號和措施， 這是十分難能而可貴的。 例如：國內大陸通用簡化字， 港澳台繼續使用繁體字， 這是現實。在大陸， 絕大多數群衆都已習慣使用簡化字的情況下， 有人提出 “識繁寫簡”的口號， 即 “印刷體應以繁體字爲 ‘正體’ ” ， 包括小學教科書； 而僅在書寫上可以允許寫簡體字。 就是把全國通用的簡化字從法定的規範字降而成爲過去曾經有過的 “手頭字”； 就是說， 識字、 寫字得學兩套。 我們認爲不妥當。 特別是對小學生來說， 負擔太重了！ 程祥徽教授則在習用繁體字的香港提出 “繁簡由之”的口號， 即在香港這樣的地區， 應當容許人們既用繁體字， 也可以用簡化字。 顯然這跟某些人在大陸提出 “識繁寫簡”是有本質的不同的：一個是鼓動倒退， 一個是鼓勵前進。 “繁簡由之”是港人能夠接受的用字原則， 也是對大陸用字大局的靠攏， 大方向正確。 在推廣普通話方面， 程教授提出： “港澳人學習普通話， 不妨先說 ‘藍青官話’ ” ， 他稱之

爲“自以爲是地說藍青官話”， 首先得讓大家無拘無束地開口， 然後才是向規範目標提高， 就是程先生的第二句話： “自以爲非地追求純正普通話”，說得多麼好啊！ 我過去倒也講過： “首先要開口， 然後是提高”——但我說的多麼的乾巴巴， 哪比得上程公的風趣上口啊！ 無怪乎程公是修辭學家呀！ 本書共收學術論文二十多篇， 大體分爲五組： 第一組澳門語言生活的調查研究和語用分析以及特區政府應取的語言策略。 “正確地處理島上的語言問題， 並且把豐富的語言現象和複維的語言問題提升到理論層面加以闡釋， 一定會有利於這三座小島的經濟發展， 同時也會用它獨有的經驗豐富語言學的理論寶庫。 ”我深感作者對澳門中、 葡、 英三語之間影響的獨到見解， 不僅在於其觀察分析之嚴謹細密， 尤其見長的是作者視野的開闊和理論修養的深度。 “社會語言學以現實的、 發展的眼光看待語言交流中出現的新成分和新表達方式， 透過語言的交流去考察民族的交往， 社會的變遷， 反對以 ‘淨化’、 ‘純正’爲理由抹煞或排斥語言交流中產生的現象， 甚至可以認爲越是不純正的成分越有研究的價值。 ”這是很有見地的； 但是， “作爲官方語文的中文絕不應該是Chinglish式的中文”。 這應該是大家的共識。 作者1981 年從香港來到澳門。 1991 年， 中葡兩國外長會議達成協議：“中文從現時開始成爲官方語言。 ”對於澳門中文的官方地位， 作者不是旁觀者， 而是積極的參與者。 “重要的是拿出措施來！ ”措施何來？ 官民合作， 共同把這事情辦好。 “在官方語言與民間語言、 書面語與口頭語、 普通話與方言、 繁體字與簡化字等關係的處理上， 都應貫徹可同則同、 須異則異的原則。 ”這就是要考慮語言計劃的可行度。 這裹有歷史的與現實的觀察與分析： “現在的最低要求是做三語人， 社會現代化的水平恰與語言多元化的程度成正比。 ”而 “官方地位的中文不過是港澳人早已熟悉並須臾不曾停用過的現代語體文罷了。 ”誰能否認這樣的事實呢？ 而且， 請注意其前瞻性！

第二組文章論澳門後過渡期和回歸後的語言規劃。 從學術角度分析了澳門的語言現象。 講到葡萄牙人來到澳門已經四百年， 正式管制這個地區也有一百多年， 澳葡政府對於葡語文推廣可謂盡心盡力， 但是統治者的語言在此影響甚微。 其原因蓋在於 “語言的地位從來取決於它的社會價值——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乃至政治價值。 ”談到雙語政策， “雙語政策是政府對社會雙語的政策， 不是政府對個人雙語的政策。 ” “然而雙官方語言的政策並不一定非由雙語人來執行不可。 ” “沒有必要所有文件都要有葡、 中兩種語言的文本。 ”這是實事求是的論點。 第二組文章中《 中文也該回歸》 一文特別使我感動。 “一九九七， 將蘸着中國人喜悅的淚水寫入史冊。 ⋯⋯今天， 揚眉吐氣的中國人要從海盜手中奪回自己的土地了！ ”這正是一位愛國的 “異地”學者的心聲！ 作者提到他在1982年他在國務院港澳辦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提的一個看法， “主權不僅體現爲領土、 領空和領海的歸屬， 而且國家學位的認可問題也應考慮在內。 當時的情況是：外國教授來了仍然是教授， 唯獨中國內地教授到了香港就不算數了； 香港回歸後如果依然如此， 那麼主權二字作何解釋？ ”他講了他在1979年定居香港謀職時的不愉快經歷。 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 文章談到中文的回歸。 “語文從來是民族文化的載體， 也是國家主權的象徵。 語文地位的高低從來都是人爲的。 我從不苟同所謂某種語言熱情， 某種語言生動， 某種語言優美⋯⋯的議論。 熱情的是人， 人將語言運用得生動優美⋯⋯語言如果能分高下， 即等於人種或民族可分優劣。 那是多麼可怕的理論！ ”這一組講語言規劃的文章， 從澳門的語言文化環境講到語文教育， 反映澳門語言學會爲語言規劃所做的一系列工作， 理論層面和教育層面、 口語和書面語的問題都講到了， 說理清楚， 建議可行。 例如說到， “正式語文一定是規範的語文， 不是一種語文的任何變體都可以 ‘濫竽充數’的。 ”又說： “從現實需要看， 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不如能寫一手合乎規格的應用文更爲實

在。 ”這就說得很實在。 第三組文章 《澳門之推普策略種種》 等文， 生動地講述了怎樣針對不同對象進行普通話教學， 和怎樣把語言學理論自覺地運用於教學之中； 推普過程中政府支持與民間參與的關係； 承認 “藍青官話”地位和學好普通話的關係； 推普當中高素質教師隊伍的建立的問題； 口語與書面語的關係； 語言的學習怎樣全方位地加以考慮等。 例如， 他以香港回歸儀式上的普通話、 粵方言、 英語乃至有時特首還用上海話， 以及繁簡字運用的情況， 說明語言運用如何體現 “一國兩制”的精神， 真是妙不可言！ “‘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變’等等指的是社會制度， 語言文字的高度統一不僅不會妨礙特區的自治， 反而會推進特區各項工作。 ”現實證明， 作者的論證是很有說服力的。 第四組和第五組文章分別論述港澳新詞和用字、 地區和特殊行業用語問題亦即中文的回歸之路， 從而論述在澳門如何面對 “規範化” “標準化”的要求， 自覺提升使用語言文字的能力。 “我們的任務是順應語言文字的發展趨勢， 因勢利導， 加速這種發展的進程。 ⋯⋯我們盼望着在同一天空下， 漢語和漢字能夠早日統一起來。 ”文章的殷切期望反映作者的學術生涯和語文活動如何跟現實緊緊相連。 這正是程祥徽兄這部著作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 中文變遷在澳門》 是一部頗有深度的語言計劃專著， 文章中頗多閃光點。 它不單對澳門特區的語文發展提供了有充分理據的學術建議， 而且對其他地區的語文規劃也有借鑑的價值， 其現實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我的話說得不免囉嗦， 但這表明我對此書的由衷讚歎。 是爲序。王均 2001 年 12 月 15 日於北京

我們與師母同在 王師母走後不久，我讀到章詒和寫的《往事並不如煙》 ， 一種強烈的感受湧上心頭：師母出身非富非貴，但人品、經歷都屬於這群最後的貴族。 她人品高貴，氣質典雅，高尚的人格魅力吸引着每一個與王家往來的人。 西方俗語說，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有一個偉大的女性， 王師母便是王先生背後的一位偉大的女性。 1979年我結束在青海的半流放生活， 到北大辦理右派改正的手續，其實我回北大首先想到的是看望渴別了二十二年的老師和師母。 從傳聞中得知，老師在文革期間受了苦， 師母不知什麼原因失去了聽力， 他們受苦那陣我就想， 如能讓學生代老師受過該多好， 他們可是民族的財富、難得的國寶啊！現在老師的處境怎樣了？ 我從青海農場弄到兩斤黑木耳帶到王府， 當跨進燕南園60號時， 發現原來的主人被擠到樓上的一個小間，老師正在午睡，我怕驚動他們， 放下木耳只說青海的學生來過就走了。 晚上再去時， 從屋裹迎面走出來的師母喊出我的名字。 這時我心裹一熱， 師母連一個幾十年沒見的學生的名字都叫得出來，我感到一陣溫暖。 第二天師母操持了一桌好菜， 宴請唐作藩先生和我，還有當年我的同班同學。 現在不記得吃飯時誰打趣地問王先生， 您的成就是不是師母有一半功勞。 先生幽默地回答：全部功勞都是她的。 宴席上擺出茅台酒，王先生準備斟第二杯時師母不讓，王先生靦腆地說：這不遠方的學生來了嗎！那種家庭溫馨隨和的氣氛深深感染着每一位客人。 第二年即1980年老師和師母訪港，我爲他們拍攝了一些照片，其中一幅是師母正在給先生夾菜，我不禁想起年前燕南園的情景，就在

照片上寫了 “兩老無猜”幾個字。 訪港的故事很多， 一天王先生說要看電影， 問我電影院在放什麼片子。 當時上演的有 《北非諜影》 、 《亂世佳人》和希治閣的懸念片， 我問老師喜歡要看什麼， 老師不看那些打打殺殺的影片， 揀了《亂世佳人》 ， 可是放映時間恰好是午睡時間， 師母說：不看不行嗎？ 老師說：不看要死人！ 結果還是讓先生去看了。 一位學術的泰斗天真得像個孩子， 心靈純潔得沒有一絲塵埃。 老師和師母之間在平常的生活中充滿情趣， 學生們爲有這樣的老師和師母感到驕傲與幸福。 王家真是不能少了師母， 師母相夫教子， 把王家瑣雜的事務打理得井井有條。 從償還青年時代王先生 （家庭遺留下來的）債務， 到教育師弟、 師妹們個個成爲社會和國家的優秀人才， 都是師母一人在操心操勞。 遇到非常時期， 更是師母撐持王府這個衝不垮的大家庭。 文革後老師寫詩回憶一生的苦樂：甜甜苦苦兩人嘗七省奔波逃獫狁紅羊濺汝鮫綃淚今 日桑榆晚景好四十五年情意長一燈如豆伴淒涼白藥醫吾鐵杖傷共祈百歲老鴛鴦 師母待人的謙和體讓， 處事的恰當果斷， 禮節的周全大度， 都是後代人和同代人的榜樣。 我於1953年進入中山大學語言學系學習， 第二年隨老師遷往北京大學。從那時開始，我和班上許多同學一樣， 生命中多了兩位親人， 那就是敬愛的王先生和王師母。 1953年語言學系招了三十多名學生，我在入學時感到特別親切和溫暖的是：老師和師母像等候歸來的孩子一樣接待新入學的學生。 新生們都有回到家裹的感覺。 王師母陪着老師到宿舍看望我們，詢問大家的籍貫、年齡以及家裹的狀況， 很快叫得出學生的姓名， 並且指得出誰是什麼地方的人， 誰在班上年齡最小。 那時擔任系主任職務的王先生看上去十分興

奮， 我們估計大約他從來沒有在同一時間內招收過這麼多的學生。 我們入學時， 唐作藩先生那個班剛剛畢業， 唐先生留校給我們當班主任；剩下來四年級只有黎昌灝、胡瑞昌等學長，三年級只有楊耐思、溫永祿等幾位師兄， 沒有二年級， 另有民族班的幾位同學。 我們班一下子來了三十多個， 王先生終於等到了大力發展語言學的好年代， 可以大展拳腳地幹一番事業了。 王先生爲我們設計了《普通語言學史》 、 《高本漢上古音韻》 、 《漢藏語系語言概要》 、 《漢語方言學》 、 《古漢語修辭》 等很多新課程， 還爲我們親執教鞭，主講《漢語史》 。 憑着崇高的學術聲望， 王先生聘請岑麒祥、 商承祚、呂叔湘、 陸志韋、袁家驊、鄭奠等名師爲我們授課， 邀請羅常培等先生作學術報告。 王先生高興，來到這個世界彷彿就是爲了支持王先生事業的師母當然也跟着高興， 她親自安排我們全班同學到王府作客， 做了美味佳餚讓學生們分享。 由於師母母愛般的薰陶， 語言學系學生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顯得特別和睦，大家好像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裹。 這個大家庭的 “主婦”就是我們的師母， 師母是凝聚力的源泉，是團結的象徵。 右派改正後王先生推薦我前往暨南大學工作。 那時由地處邊陲的青海往大城市調動比由農村調往聯合國還要困難。 暨南大學出於對王先生的尊敬，破例主動寫信到青海西寧，歡迎我去他們那裹工作， 信上還感謝王先生對他們的支援。 我因家庭原因於1979年6月到香港定居， 未能前往暨大， 心裹一直感謝王先生的推薦。 我到港後第一件事是和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和香港大學的朋友們一道籌劃王先生和師母來港休假訪問。 1980年12月，老師和師母到了廣州， 住暨南大學專家宿舍。 先生原來是由廣州北上的， 文革期間一直滯留北方， 這次南下牽動許多故友和學生們的心， 暨大王越校長還專門賦詩迎接老師和師母（如圖）。 詩的前言

說： “了一同志南歸講學將有香江之行賦此以贈”， 詩曰：白首相逢歲月更斑斕漢語開生面羨君矍鑠奮鵬程瀛海蜚聲壯此行 老師分別給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等學校作學術報告，又去鼎湖山等地遊覽。 12月19日，我從香港到廣州接駕， 20日天不亮與先生和師母一起乘火車來到香港。 來港後老師和師母下榻於香港大學專家公寓。 老師和師母的到來引起轟動， 想一睹風采、親聆教誨的人特別多， 師母感到應接不暇，指派我處理先生在港的一切活動。 一個月內，我們安排老師主持四場學術演講：一次社會公開演講， 講題是《粵方言與普通話》 ，禮堂內座無虛席，連走廊過道都擠滿聽眾； 第二次在港大， 第三次在中大， 第四次在我當時服務的港大語文研習所。 正式的學術活動之外， 要求探訪的個人、邀請出席歡迎集會或宴會的單位實在太多，根據師母的指示，我們做了適當安排。 記得經師母同意， 老師接見過舊時的學生梁羽生。 梁先生見到老師一個勁兒地檢討，說是辜負了老師教誨， 沒有好好跟老師學習語言學，走上了寫武俠小說之路。 老師生於1900年， 是世紀同齡人， 來港之時已經是80歲的老人了，雖然身體非常健康， 但不可有絲毫疏忽。 在整整一個月的訪問活動中， 師母照顧老師的生活起居無微不至， 還爲保護老師的知識產權出面抗爭。 一件事是：在老師訪港之前，香港波文書局翻印過老師的《龍蟲並雕齋瑣語》 ，未經作者同意， 也未給作者版稅， 波文老闆想以請吃一頓晚飯的方式了結此事， 師母不同意， 結果波文象徵性地給了版稅。 另一件事是：有人聲稱以老師的著作爲教材， 出版《廣東人怎樣學習普通話》 ， 並且請老師爲新書寫序， 其實根本沒有採用老師的著作作教科書，只是利用老師崇高聲望牟取利潤而已， 師母對這種無異於欺騙和盜竊的行爲十分不忿，事後追討了部分的稿費。

1992年3月，澳門召開“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師母率王先生生前的許多弟子出席。 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紛紛拜會王師母，師母的光臨是對澳門語言學事業極大的支持。 二十多年來， 師母給我不少手書。 這些信件不是應酬文字， 而是在與一個晚輩說家事、話家常，飽含着長者對晚輩的關懷。 讀師母的信如同聽親人的傾訴，充滿溫暖與樂趣， 信上密密麻麻的鋼筆小楷說明師母是凡事都不苟且。 最有趣也最感親切的是，連洗頭不可用力過度以免傷害頭髮， 穿西裝要露出白色的襯衣袖口等等， 師母在信裹都寫到了。 往後，師母的信不再是一揮而就， 而是斷斷續續地分幾次寫成； 再往後， 信寫得很少了。 在理智上我明白，老人總有遠去的一天， 因此總是儘量多去看看老人。 我每逢有機會上北京， 都一定要去燕南園看望老人， 祝她健康長壽， 因爲王家需要她， 學生們需要她，語言學事業也需要她。 她是我們大家的精神支柱， 也是我們事業的精神支柱。 2003年9月30日，我約了少恭先生和田小琳學友前往北大校醫院探望師母，在病牀前還遇見探望師母的林燾老師， 當時師母精神旺盛， 頭腦清晰， 語言流暢，完全是一位健康的老人。 我們高興地對師母說， 今年師母剛剛百歲開一，等到百歲的時候，我們再爲她舉行盛大的生日會。 沒想到一個星期後，師母就捨棄我們而去了。 師母信仰基督，願師母的英靈在天國得到安寧，我們永遠與您同在。（ 2004 年 1 1 月 17 日）

師母來信閒話家常祥徽兄嫂： 謝謝你們來信祝賀我90歲殘辰的信。 我在7月上旬因病， 又急送入北醫三院， 住了三個科的病房——急診科、 呼吸科和消化科。 直到8 月中旬， 即我生日的前一天才勉強出院休養。 由於醫院不願要老人及久病的人住院， 因此打發出院的。 醫生只能聽從院方， 因爲醫院要得好名譽——周轉快， 死人少。 一位對我非常關懷的醫生爲我寫了兩大頁注意事項和應該如何愛惜我的晚年， 並不准我在節前離開燕南園， 特別不准我進廚房， 因爲油煙對我的肺非常不利。 這次我住院期間吃盡苦頭！ 非但各種檢查， 打點滴 （每天7- 10瓶藥） ， 而且病房中有一68歲的病友霸道不堪！ 她不准開門窗， 空調也不准開！ 我熱得要命！ 另一病友有七對兒女， 再加第三代， 川流不息的每時每刻有幾人， 弄得病房又悶又熱， 我實在受不了， 告訴了護士長， 請她把門開一開， 那也只三分鐘！ 護士長勸說也不聽， 後來護士長等旁邊病房的病人出院後， 把我搬到隔壁去住了三天， 才算能睡一覺， 可惜我的病又轉變爲腹水，在呼吸科的醫生用的藥不頂用， 雖然每天吊人血白蛋白和利尿藥， 還是不見效， 我也受苦。 經醫生們商量， 把我轉到消化科。 到了消化科， 半夜又犯氣喘， 馬上請值班醫生， 這位醫生很負責， 又馬上檢查血壓⋯ 馬上吃藥打針（不是點滴了！ ）很見效。 從此把手臂上的打點滴的長用針管取下 （已十多天了， 並且手臂有些腫） ， 我就被解放了， 可以翻身和自己拿筷子吃東西了。 可

是我的肚子卻大而硬了， 據說是腹水， 要抽， 我不願意抽， 我怕一抽就時時要抽， 我已90歲， 死也可以了， 沒有必要多受罪， 但醫生一定要抽， 我不簽字， 北京的三個兒女都不在， 緝思去了新加坡演講， 妻子隨去旅遊； 緝志正在住院換人工晶體切除白內障； 緝慈去了南非未回。 所以要我自己簽字， 我無論如何不簽， 他們說不簽也要簽！ 我說我要問問一向關心我的滿大夫， 因爲他也不主張我抽的。 誰知醫生是互相通氣的， 他做我的思想工作， 要我同意抽， 並說這不是 “手術”是 “醫療”。 那時小妹也自非洲回來了， 她同意， 她簽字了！ 我只好同意了。 幸虧他們要先做B超 （已經第4次了， 才做沒幾天的！ ）於是緝慈就陪我去做第4 次B超， 結果做B超的醫生說： “下腹沒有腹水， 上腹在肝周圍遊蕩， 不能定位抽， 如果要抽， 危險性大，爲安全起見， 以不抽爲好！ ”我知後， 就一塊石頭落地！ 高高興興回病房。 我的主治醫生也沒話說了， 只能吃藥。 幾天以後， 我肚子小了三寸， 也鬆了。 一天比一天好。 我不說要出院， 因爲我多病， 經常要住院， 如在醫院可等上帝來接我去天國。 但沒想到最近醫院也變了， 他們不歡迎久住的病人和老人， 因爲怕增加在醫院的死亡率和病狀的周轉率， 所以醫生開了藥讓我帶回家休養，我在8 月中旬回到燕南園60 號了。 回來後見到滿目淒涼⋯⋯心裹很不是味兒！ 有什麼法子呢？ 兒子翅膀硬了， 搬出去以後極少回來看看。 只靠女兒緝慈， 她工作太忙， 而且最近一年來， 她出差特多， 國內國外， 還經常爲我病忙， 每次都是她發現我病重， 送我入醫院搶救。 往往是她通知她的兄和弟兩家。 當然她也沒時間在我家打掃衛生， 回家後幾乎連飯都吃不上， 因我不能動， 當然更不能入廚！ 沒料到兩天後中文系古代漢語教研室的同志們及王先生的一些老學生們要爲我90歲生日祝壽， 你說我心中如何？ ！ 我激動！ 我感慨！ 我得安慰， 也更懷念王先生。 但我首先向唐作藩先生表示我的感謝並希望他說服同志們不要宴請我⋯⋯我不能久坐， 只能勉強坐10- 15分鐘， 而且不能自由行動， 非但走不動， 而且醫生在我出院時還寫了兩大頁 “須知”！

其中最主要的不許我在中秋節前離開燕南園， 每天要臥牀⋯⋯感謝唐先生做了工作， 我覺得高興。 但幾天後他們仍買了大量蛋糕和鮮花籃並有10 多人先後來祝賀！ 我當然很高興， 但更內疚， 因爲我受之有愧！ 我沒有爲你們和國家做出應做的工作。 那天我在客廳約15分鐘， 他們先後都吃了送來的蛋糕都離開了， 我又高興又慚愧， 那天也只得緝慈在旁， 招待不周， 有什麼法子呢？ 過了約一周 （？ ） 我的右腳中趾痛， 緝慈叫我去校醫院， 我不去， 我說沒關係， 她就打電話請教北醫三院的一位對我極好的外科滿大夫， 就叫自己買紅黴素藥膏包上即可， 三天後好了。 緝慈也出差去了。 誰知過了幾天， 中腳趾有發紫的現象而且痛得不能走了。 我打電話請教滿大夫， 他夫婦即刻就來 （星期天） ， 並帶了準備給我切除這腳趾的器材⋯⋯ 不料一剪開發現：我的腳趾骨和骨髓已壞死， 要馬上挖除， 好在他們帶來了手術刀之類， 於是馬上做小手術， 挖掉這些已壞死的東西保持這隻腳 （他夫人是護士長， 所以等於我請了外科醫生和護士） 。 打了麻藥劑後做手術時不痛， 保姆怕得幾乎暈過去（她在旁邊用燈照看做！ ） ， 醫生上午10 點半去了， 11 點麻醉藥過了， 自那時起我痛得極！ 呀！ 我真苦！ 痛得不知如何是好， 醫生不讓吃止痛藥， 因怕我腸胃出血更危險， 到晚上7 點緝慈自杭州回來了。 我鬆了一口氣。 但痛了兩天兩夜！ 痛時右腿自己會跳的， 所以也沒法睡！ 過了三天， 滿大夫來拆包， 又消毒⋯ 才不痛， 但仍要我睡兩周， 並把腳抬高， 可以稍坐， 大夫隔幾天來一次， 直到國慶節前夕他來拆線， 但不能洗腳⋯⋯所以中秋節、 國慶節我都在臥牀。 謝謝你來京後來了電話， 遺憾的是沒能見到你！ 那時我已寫了一信， 一直沒寫完。 所以緝慈告訴我你來了電話問候。 我急了， 我說： “我的信已經寫了幾次還沒寫完呢！ 怎麼他又來電話了？ ”我沒想到你來京， 因爲你前次說過： “來北京一定看你”這句話一直在耳邊！ 當然我不是怪你， 只是堅信， 你心中還存有我。

下次如果再來京， 希望給我買幾個擦鍋外變黑用的東西， 我不知叫什麼東西， 這麼大， 灰色的， 以前緝樂的母親在澳門住時常常帶給我用， 這種擦鍋的東西有很大優點， 能把已被大火燻黑的鋼精鍋或水壺都擦得乾乾淨淨。 在北京我已久找都買不到⋯⋯我估計不貴， 只是北京的確買不到。 我已多次到超市找都不見。（按：師母畫了一個圓形圖， 圖中文字：不厚的， 圓的， 可能你們不太用得着，只能請你們看看有沒有賣， 有就買， 沒， 就不管了。 如圖） 由於目前我們的保姆把我廚房的一切鍋都變成了全黑， 我看了很不高興， 但她一方面因在農村用的是木柴， 她不會用煤氣灶， 因此把煤氣灶也開得很大， 就把鍋都燻黑了。 聽說學校又將收回燕南園的房子了。 我也只能活一天算一天， 我一輩子房無半間， 地無一畝， 和王先生過了幾十年， 算他待我好， 可惜他比我早走， 否則不會如此。 我不窮， 所以不靠誰養活， 但精神上很不好過！ 這信寫了七次， 就停了。 祝 幸福蔚霞 2002 年 10 月 4 日 時年 90

兩座語言學輝煌大廈——紀念岑麒祥、 袁家驊兩位老師百歲生辰 今年是岑麒祥、 袁家驊兩位老師百歲生辰， 學生謹向兩位先師致生日祝福。 我於1953年入中山大學語言學系， 在岑先生等老師帶領下走上學習語言學的道路。 岑先生給我們教 《語言學引論》 、 《普通語言學》 和 《普通語言學史》 ， 岑先生的教誨給我打下了語言理論的堅實基礎， 終身受用不已。 1954年中山大學語言學系遷往北京大學， 有機會在袁先生教導下學習漢語方言學。 漢語方言學這門功課是袁先生首次專門爲我們班開設的。 這門課的講義後來整理出版， 書名爲 《漢語方言概要》 。 在袁先生的率先垂範下，全國高等學校這才增設了一門新學科 “漢語方言學”。 袁先生帶領我們考察豐富的方言現象， 教我們如何調查漢語方言以及如何整理方言的對應規律。在求學階段我們就進行過方言記音的訓練。 袁先生的教誨同樣使我受用終身。 1957年大學畢業後， 開始21年我在青海教書， 後來22年在澳門執教，我所憑藉、 所依仗的都是從岑、 袁兩位先生和其他老師那裹學來的語言學知識。 青海和澳門， 語言資源都非常豐富， 需要解答的語言同題也都特別多。岑先生的理論、 袁先生的方法使我們在繁雜的語言資源面前不至暈頭轉向，也有膽量提出一些解決當時當地的語言問題的意見。 如果沒有兩位先生的教

誨， 我們在繁雜的語言現象面前將會束手無策， 甚至會一敗塗地。 岑、 袁兩位先生不僅教學生做學問， 還以身作則地教學生做人。 他們二位都是忠厚長者， 淡泊名利， 謙虛好學， 和藹待人。 剛剛出版的 《澳門語言學刊》 （第22、 23期） 刊載岑先生的公子岑運華及其夫人苑雲英的文章《懷念我的父親》 。 文章最使我感動的是， 岑先生說： “我搞的是高層大廈， 不是小磚頭！ ”岑、 袁兩位老師確實在我國的語言學領域中竪起了 “普通語言學”和 “漢語方言學”兩座輝煌大廈。 今天紀念兩位先生百年誕辰，我們要學習他們的精神， 總結他們的成就， 發揚他們的學術思想，爲他們豎起的語言學大廈添磚加瓦， 把新世紀的語言學工作做好。（ 2003 年 10 月23 日）

一臉稚氣的賴紹祥——序 《螢火詩詞集》 賴紹祥， 一臉的稚氣和單純， 見了女同學肯定泛出羞澀的臉紅。 厚嘴唇說明他憨厚， 熱情的目光快要燒起火來。 他是我五十年前的同窗、 團支部的委員。 我們那個班是1949年後全國第一個語言學系， 國家對我們懷抱極大希望， 語言學泰斗王力先生、 著名語言學家岑麒祥、 商承祚、 呂叔湘、 陸志韋、 袁家驊、 朱德熙、 楊伯峻、 魏建功等教授親自給我們授課， 老師們趕上了語言學繁榮的新時代， 極其興奮地爲我們開設許多從未開過的課程。 例如因爲王先生給我們班開了漢語史， 此後其他高等學校才有漢語史這門課； 岑先生給我們班講普通語言學史， 此後別的大學也開起語言學史來； 袁先生首次在我們班開方言學， 此後方言學成了語言學專業的熱門課⋯⋯同學們深受當時整個國家欣欣向榮的氣象和老師們的專業精神的鼓舞， 抓緊難得的學習機會， 準備畢業後以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代語言學工作者的身分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剛剛踏進校門的時候， 全班團結得像一個大家庭， 同學們都曾到過王先生家做客。 王先生、 王師母就像是我們的長輩， 班主任唐作藩先生則是兄長。 然而踏進校園一年之後， 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攪亂師生們的心緒， 老師成了資產階級學閥， 王先生因爲提出少搞一點階級鬥爭， 維持學校的安靜氣氛險些兒被打成右派； 學生中開展的拔白旗樹紅旗的鬥爭更加如火如荼， 一直鬥到1957 畢業那年， 終於以抓出了幾個學生右派而宣告大學生

活的結束。 我們這個班的同學們本應當分配到國家急需的機構 （例如社科院、 文改會、 各著名大學）去發揮作用， 卻絕大多數限於政治條件而走上學非所用的地方， 只有學習成績不怎麼樣而在鬥爭中立了功的同學或稱打手留在大學裹，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學習成績最差的那位竟然留在母校的語言學專業當助教 （這個位置向來是由成績最好的畢業生佔領， 它是這個班級學習水準的象徵） 。 這個期間的賴紹祥收斂了羞澀的笑臉， 說了許多不中聽的犯忌的話， 因此他被視爲同情同學中的敵對勢力， 成了所謂革命運動即極左運動的絆腳石。 組織上沒有明確地給他一個以後可以申辯、 平反的處分， 卻是人人心中明白的內定的 “右傾”或 “中右”。 但是他的良知在， 人格在， 同學們心裹敬佩他， 也更加親近他。 他沒有留校， 也沒有被分配到家鄉廣東的高等學校， 而是帶着不愉快的心情去到無人選擇的去處四川。 在四川， 想來他的心情不會愉快， 先是下鄉， 後是與夫人分居兩地——一對年輕夫婦都不在自己的故鄉， 一個在大西南四川， 一個卻在大西北新疆， 而且長期分離， 不知何時才能團聚！ （今天的年輕人會說：有有搞錯！ ） 我和紹祥一起年輕， 一起入大學， 一起去西部， 後來他比我去得更遠——爲了夫婦團聚去到新疆石河子。 1978年， 知識分子所受的禁錮開始鬆動， 紹祥從石河子給還在青海服務的我寄去一封信， 還寄了一首滾燙的七律， 這可是分別21年後的飛鴻啊！ 看着來信， 尤其是讀着他的詩歌， 我彷彿又看到他那快要噴出火來的熱情的眼睛， 證明這麼多年以來誰也沒忘記誰，我迫不及待地給他寫去回信， 也寄去一首七律詩。 現在我把這兩首放在一起， 回味一下我們在那個動盪年代結束後如何總結過往以及如何憧憬未來，也許這會給今天的年青人增加一點感性的歷史常識：贈程祥徽過眼雲煙二十年華章捧讀心潮湧故人風貌一如前青史波瀾血脈丹

豈畏流言酬壯志人生幸福爲何事更攀峰頂續鴻篇攪海翻波捲巨瀾 答賴紹祥動地驚虺年復年 良師攜我勇爭前揚帆粵海春潮碧 舉步燕山秋葉丹赤子多情憐大漠 男兒有志著鴻篇遙聽疆外石河子 濁浪推舟過萬山 我詩中的 “良師”既指教課的老師們， 也指紹祥， 因爲他是我的益友，故也是我的良師。 第三句寫我們一起入廣州中大，第四句則是一起進北京大學。 大漠者， 紹祥當時所在地也。 紹祥到了大漠， 徹底放棄了語言學專業， 但我猜他的心情會比在四川好， 因爲他在 《石河子墾區》 中輕快地唱道： “油菜花開粉蝶旋， 條田金色望無邊。 潺潺渠水來天上， 突突機牛震地顫。 一派田園風景秀， 千行林帶觸雲端。 狼嚎戈壁今何在？ 說麗江南現眼前。 ”他在石河子寫的 《雜詠》 更是精彩， 那種豪氣令人想起唐朝邊塞詩大家的氣概， 例如 “狂風怒吼捲飛沙，蔽日黃雲噪晚鴉”， “凜冽北風徹骨寒， 飛沙走石樹枝彎”。 當收到內地親人的來信時， 他吟誦道： “今朝家信航郵至， 怒放心花兩手顫”。 讀到這些地方直教人想起岑參的 “北風捲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即飛雪”， “馬上相逢無紙筆， 憑君傳語報平安”等千古名句。 根據我的生活經驗， 年輕人如果有機會最好能到大西北去接受當地人情和大自然的薰染。 那裹的山川打開人們的胸懷， 你會把天山當作你的脊樑，把河水當作你的血脈， 那裹給人以純真、 熱情與豪放， 那裹可以把小家子氣的人改變爲胸懷大度、 氣量非凡的人。 紹祥 《旅途詩抄》 中的 “極目荒涼無草木， 駱駝大步往前跨”就充滿了這樣的奇氣。 這駱駝不是別的什麼， 端指

紹祥他自己。 我喜歡這樣的詩句， 它意境遼闊， 打開人們的眼界， 震撼讀者的心靈，起着其他方式無法起到的美學效應。 紹祥終於回到自己的故鄉了。 他一方面依依不捨地離別戈壁， 留下這樣多情的句子：“戈壁新城景色妍， 也曾揮汗建家園”， 他是把戈壁當作故鄉的； 但他同時又興奮地唱道：“闔家團聚喜淚流， 重九登高每一秋”。 這是多麼複雜、 豐富而又多麼純真、 高尚的情感啊！就像王維重九登高想起 “山東兄弟”一樣。 從戈壁回到南方， 紹祥如魚回歸大海， 有機會全方位地發揮他的才能了，其中包括他的文才、 詩才、 專業才能和領導才能。 此後他的詩歌創作達到高峰， 從他的詩作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行蹤，可以看到他的情懷，還可以透過他的作品觸摸到時代脈搏的跳動。 例如他旅美一趟， 得詩十二首，其中有個人的感受，有異國風情的寫真； 國內國際的新事、大事和趣事（新事如《歡呼北京申奧成功》 ， 大事如《慶祝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勝利閉幕》 ，趣事如《中國女足大勝挪威後，夜夢中國女足奪冠》 ） ，他幾乎都有詩記載在案。 令人深受感動的是追憶與歌頌先烈們的那些篇什， 其中特別包括對他親人的懷念，通過這些作品，我才知道紹祥出身於一個真正的革命家庭，他的父親“投身革命正華年， 農運方興烈火燃。 驟變風雲難覓黨， 從茲揮汗在鄉間”。 （ 《父親賴坤宏九十三冥壽追憶》 四首之一）母親 “持家儉樸嚥糟糠， 治隊精明稻米香。 兩袖清風徒破壁，一腔熱血薦家鄉”。 （ 《祝母親米壽》 ） 叔父 “慷慨悲歌上戰場， 嚴懲倭寇逞兇狂”（ 《詠賴坤蓮烈士》 ）⋯⋯這我才明白， 紹祥的人品、文品、詩品都是由來有自， 家庭的教育與薰染在他的人格成長中起到看不見卻至關重要的作用； 同時也讓我明白到， 何以他用那麼完整的篇幅歌頌、 追憶革命領袖，一個不少的描寫十大元帥、十名大將以及其他人物。 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仍稱林彪爲元帥，功罪分明地加以詠唱。 紹祥的詩對筆下的人物和事件不乏正直、 公平的描寫， 比如歌頌母校老校長馬寅初因“人口論”受到不公正的批評時的氣節：“泰山壓頂軀猶直，

鐵骨鋼筋硬骨樑” （ 《緬懷馬寅初老校長》 ） ； 稱頌羅榮桓元帥敢於公開反對接班人的人選而 “舉薦賀龍遭否決， 質疑林賊斥梟雄” （ 《敢傲冰淩綠葉濃》 ） 。 他對劉少奇的死表現了極大的義憤： “忠良摧折遭輕侮， 奸佞升官握重權。 元首悲哉誣害死， 共和國裹最沉冤”。 （ 《共和國裹最沉冤》 ） 紹祥在 《詩自序》 中說： “自古詩言志， 閒時寫幾篇。 無心追李杜， 有意讚英賢。 先烈頭顱擲， 神州碧血斑。 放聲歌正氣， 光焰遍人寰。 ”一部《賴紹祥詩詞》 全面地、 不折不扣地實現了自序中提出的綱領。 他確實是在閒時才寫詩的， 他完全是個業餘詩人， 不求名， 不求利， 甚至不求發表。 他用詩的藝術形式 “讚英賢”、 “歌正氣”。 文人的高雅不在遠離鬧市、 出世隱居或自命不凡， 而在興之所至， 意到筆隨， 以之爲文， 以之爲詩， 高唱低吟， 甚至可以舉杯揚盞， 放浪形骸， 像王羲之寫蘭亭序那樣。 王字寫得最好的一幅正是不經意而成的蘭亭序。 紹祥說的 “詩言志”， 這 “志”字誰都沒解釋透， 我們當然更是說不清， 所以古人又加了一句 “詩緣情”。 此後文學史上有人認爲“詩言志”與 “詩緣情”是雙峰並峙、 兩水分流。 其實詩言志是對的， 詩緣情也是對的， 雙峰並不並峙、 兩水也不分流。 世上沒有不緣情的詩， 那些分行押韻甚至平仄對仗都工整唯獨沒有詩人情感的東西不是詩，而是三字經、 百家姓、 湯頭歌訣之類的東西。 紹祥的詩詞很注重情的抒發。在茫茫戈壁灘上， 就連寫景他也是帶着情感的： “一覺醒來天大亮， 迷濛細雨柳絲長”（ 《旅途詩抄》 ）， 這樣的句子讓人聯想到 “渭城曲”的 “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意境和陸游 “細雨騎驢入劍門”的浪漫。 紹祥曾經官至嘉應大學校長， 對家鄉的高等教育多有貢獻； 2001年夏， 紹祥已經退休多年， 此時嘉應大學改制爲本科大學， 這已經與他這個前任校長無關了， 然而他依然興奮地 “喜賦”二首： “欣看桃李千層綠”， “馳騁天涯一代驕”。 紹祥對事充滿感情， 對人更是一往情深。 《紅寶石婚追思》 寫他與夫人四十年來的相識、 相知、 相戀以及婚後的相別、 相思， 情感真切。 像 “相思若問爲何物，一寸柔腸一寸愁”， “柴米油鹽無浪漫， 琴棋書報有因緣”這樣的句子是可

以當作唐宋詩長久地傳唱下去的。 紹祥寫給同窗的詩詞常常勾起我們對學生時代的美好回憶，例如寫給張勵今的“情深潭水憶同窗， 繫戀當年仲愷堂。勵志攻書圖報國， 今朝華夏百花香。 ”潭水顯然是李白的 “桃花潭水深千尺”的巧妙借用，讓我們想起中山大學求學時同學之間情深千尺的情景， 尤其精妙的是詩人運用鶴頂格標出“情繫勵今”四字。 紹祥寫給彭宏柏的步韻詩更是感人肺腑。 詩曰：“萬花寥落朔風狂， 噩夢十年悟一樁：自古忠良多苦難， 岳墳祭罷鬢如霜。 ”宏柏也是我的同班同學， 並且曾在一間宿舍住過， 1998年宏柏因病逝世，我們班因此又少了一位“疾風勁草真君子”，走了一位“正直忠誠鐵骨錚”的學長。 我和紹祥一起經歷年輕，一起走向年邁。 所幸他享有十分美滿的晚年生活。 歷史給他的任務應當是：休閒、漫步、太極、旅遊、弄孫爲樂、糊塗瀟灑、益壽延年。 紹祥有一首退休詩， 舉出退休生活中的這些內容：“發揮餘熱半休閒， 傍晚晨曦太極拳。 月下花前雙漫步， 報章雜誌審讀嚴。 孫兒繞膝天倫樂，老伴縈懷晚輩賢。 瀟灑糊塗多愜意，欣逢盛世益延年。 ”希望紹祥嚴格按詩中所說去做，並且減去其中“報章雜誌審讀嚴”那一條， 活出一個快樂的老人、 幸福的老人！ 收到紹祥寄來的詩集植字稿，一口氣讀完了全篇， 迫不及待地、 沒有過夜地想到哪說到哪， 竟然寫了不少字數。 會不會佔用太多篇幅呢？ 就此打住吧。 因爲是在聊天， 沒有章法， 沒有修飾（否則不叫聊天） ， 若認爲這也能算是序文， 那就向紹祥交功課了。（ 2003 年 8 月8 日）

第四部分在那遙遠的地方

行走青海留下的詩痕 青藏鐵路通車了， 這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鐵路， 是通向世界屋脊的鐵路。 地理書上說， 青海地大物博， 人煙稀少。 她的面積相當於七百個香港，人口卻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二。 但青海人引以爲傲的事很多， 例如她的民族成分多達四十三個， 其中有全國罕有的土族、 撒拉族， 她們分別居住在互助土族自治縣和循化撒拉族自治縣。 罕有的民族各有罕有的歷史淵源， 童話一般的民族遷徙史令人心靈陶醉。 例如傳說撒拉族是從撒馬爾汗移徙而來的， 我把這段民族遷徙史壓縮成三首小詩， 命名爲《駱駝泉》 ：上叔侄六人尋樂國駝鈴相伴家鄉水手牽兩匹雙峰駝迷路山腰遇火坡中火坡引路到河邊耗盡駱駝悲喜淚困乏難當且睡眠人間自此有清泉下兩株鬱鬱參天柏看罷六工山水秀四樹蒼蒼百尺柯復聽泉底湧歡歌

這裹須作幾點解說：撒馬爾汗有叔侄六人牽着兩匹駱駝出走， 駱駝馱負着家鄉的水土， 要找到一個與家鄉水土一樣的地方落腳。 當駝隊進入循化境內， 天色已經昏黑， 駝隊不知路徑， 於是點火照路， 繼續前行。爲了紀念這一事件， 後來把點火的地方命名爲“火坡”。 駱駝到了循化街市 （現在街名叫 “街子”） ， 再也走不動了， 叔侄們衡量水土， 原來與家鄉水土無異， 決定就此定居下來； 轉頭尋找駱駝， 駱駝已經安祥地躺在水中， 那水便是駱駝的眼淚， 至今從未乾涸， 而且永遠保持在一個固定的水平線上。 “駱駝泉”的美名由此而來。 什麼是 “六工”呢？ 六工是循化縣六個行政區， 傳說叔侄六人各領一工。 青海的自然風貌就更加引人入勝了。 她不僅是三江 （長江、 黃河、 瀾滄江） 的源頭， 不僅有最大的內陸鹹水湖， 不僅提供了入選下屆奧運會吉祥物藏羚羊形象， 不僅留下了 “青海長雲暗雪山”等千古傳誦的詩句， 今年更因青藏鐵路的開通讓她的美名傳得更遠。 鐵路修通了， 探秘者可以乘搭火車翻越海拔5,000公尺的唐古拉山口， 觀看窗外的草原、 雪山、 湖泊和民族村落。 早在近五十年前我就開始領略這番雄奇的景色了。一 河 口 20世紀60年代以前， 青海是沒有鐵路的， 小學生只能在書本上看到鐵路、 火車。 由內地赴青海， 火車抵達蘭州就告終止， 再向青海的方向進發就只有改乘長途汽車。 長途汽車站設在一個叫 “河口”的地方。 河口， 乃是湟水與黃河匯合之處， 湟水匯入黃河後進入甘肅， 甘肅與青海以河口爲天然的分界線。 我就是通過這條路線前往青海的。 旅客到了河口， 才有真正來到塞外的感覺， 會油然興起 “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慨歎。 1958年正是大躍進的歲月， 我在北京郊縣的農村參加麥收的時候， 突然接獲招去青海的通知， 於是打理行裝即時沿着這條線路進入青海。 有詩爲記：

引水修渠到麥秋西羌界接黃河口鐵龍怒吼下蘭州孤雁一聲過戌樓二 柳灣 進入青海沒多遠， 有一座4,600年前的原始社會氏族公共墓地， 現在命名爲 “柳灣公墓”。 經發掘， 已知有古墓1,730座、 彩陶37,925件。 如此大量的文物比咸陽的兵馬俑還要早兩千多年。 這些彌足珍貴的遠古文物至今好像沒有引起當局的足夠重視， 彩陶遍地散置， 有些竟被當地民眾抱回家中作爲腌菜的容器， 連區區不多的開掘費用 （據說只不過二百來萬人民幣） 都要從日本引進。 如今遊客多了， 會不會帶動這座群墓的發掘和保護？ 我拿柳灣古墓與兵馬俑相比， 寫了一首小詩：沿河十里見方圓此去咸陽兵馬俑墓寢成林陶彩鮮柳灣早了兩千年三 瞿曇寺 幾乎與柳灣同在一處有座瞿曇寺。 寺前是一條瞿曇河， 寺後是一座羅漢山。 瞿曇爲釋迦牟尼姓氏及尊稱。 瞿曇寺格局與北京故宮相似， 但早於故宮興建， 俗云 “到了瞿曇寺， 北京再別去”。 詩曰：瞿曇到此留真姓殿宇巍峨王氣盛暮鼓晨鐘檐馬聲不須北向望燕京寺內宗教人員也在 “與時俱進”，分享現代文明， 早已不是與時代隔離

的一群苦行僧。 在瞿曇寺門外， 我曾見一位年輕的喇嘛頭戴網球帽、 眼戴大黑超、 腳蹬回力鞋， 還開動日本進口的小綿羊呢。 我迅速把這一景象攝影下來， 並配上這樣一首小詩：僧侶着衫現代化手機還配太陽鏡菊黃球帽襯袈裟腳踏東洋摩托車四 峽群寺 喇嘛寺院大都門前有流水， 屋後有青山。 距離瞿曇不遠處的峽群寺便是山清水秀的地方。 那座寺院修築在陡峭的山腰， 煙霧縈繞， 碧綠碧綠的古樹覆蓋整個山頭， 彌漫着一股仙氣， 給人一種神仙居地的感覺。 遊客必需拾級登上陡直的山岩才能到達， 而進了寺門轉身回頭看， 真如同進入仙境， 原來她是藏區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修行的地方。 詩曰：山匯靈風谷聚霞懸崖洞穴雲蒸處峽群寺是大師家端坐當年宗喀巴五 塔爾寺 宗喀巴修行於峽群寺， 出生於塔爾寺。 塔爾寺位於湟中縣魯沙爾鎮， 門前一條深深的河谷， 寺後是連綿起伏的山巒。 有說塔爾寺是六大藏傳佛教寺院之一， 有說是四大佛寺之一， 距離中國夏都西寧只有25公里， 半小時車程即可到達。 塔爾寺氣勢宏偉， 門外一排八座巍峨的白塔， 院內金瓦鋪蓋屋頂， 號稱 “大金瓦”。 塔爾寺最負盛名的是 “酥油花”， 即用酥油揑製而成的藝術品， 內容有宗教故事、 民間傳說等。 寺內白旃檀樹下便是宗喀巴誕生

地，埋藏着他誕生時剪下的臍帶。 四十年前我曾多次騎自行車前往參拜。 當時遭遇不好，年輕氣盛， 留下一些誓與命運搏鬥的小詩，例如：白樹旃檀煙火纏嵯峨殿宇鋪金瓦只有天工隨眾手半生坎坷不知鬼近聽空谷遠看川挺勁塔峰擎碧顛何來地府勝桑田且去佛門自作仙四十年後重遊故地，環境變了， 心情也變了， 詩的內容也輕鬆了：泥地驅車憑腳踏樓群一改荒原貌喇嘛寺裹爲觀花巴士穿梭向魯沙此處首句中的 “腳踏”即腳踏車， 也就是上首詩中的自行車； 次句的 “觀花”是觀酥油花； 末句 “魯沙”即塔爾寺所在地湟中縣魯沙爾鎮。六 日月山 青海東部是農業區， 西部是牧業區。 農牧業以日月山爲界， 登上日月山頂，一邊綠草蔥蔥， 山清水秀， 另一邊黃土覆蓋，牧草豐美。 日月山是當年文成公主取道前往藏區的經過之地。 過了日月山，離中原越來越遠， 公主的思鄉之情一發不可抑制， 她的眼淚向西流去， 倒淌河因此而得名。 中國大陸的河水本來都是由西往東，只有 “一江春水向東流”， 日月山下的河水卻是由東流向西， 匯入青海湖。 日月山頭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山南綠水繞桑田 嶺北黃沙接遠天

倒淌河流公主淚 悠悠過去一千年七 青海湖 青海湖是我國最大的內陸鹹水湖， 她的面積相當於四個半香港， 繞湖一周爲360公里， 碧藍碧藍的湖水乾淨得直見海底， 在湖中的海心山、 海西山、 蛋島上， 候鳥成群， 這個鳥的天堂每年春季都會吸引聚集數以十萬計的天鵝、 斑頭雁來此相聚、 產蛋， 熱鬧非常。 湖邊遼闊的海灘上， 藏族同胞身穿彩色的民族服裝， 高歌狂舞， 有的縱馬飛奔， 有的在臨時架起帳篷中猜枚行令， 拳聲陣陣。 牧民每天趕着牛羊， 處處尋找草灘、 水源， 從事個體勞動， 難得有一次聚會， 更難有一次千人的大集會。 因此他們總是帶着歡度節日的心情走到一起的。 每逢有這樣的機會， 他們必定把最美的服裝、 最珍貴的裝飾品拿出來妝扮自己和自己的坐騎。 湖面上則客船揚帆而行， 遊客們任憑強勁的海風吹拂。 我到達那裹的時候， 陽光特別燦爛， 海水特別碧藍， 又恰逢一個貿易展覽會開幕， 一支數百人的藏族舞隊跳起歡樂的舞蹈， 更巧的是好幾對新人在湖邊舉行婚禮。 淨潔的湖水吐露愛情的誓言， 海灘上這麼多遊人爲他們祝福， 那裹真是一個歡樂的世界， 令人終身難忘的盛大的節日。詩曰：天公打破一缸綠雪壓冰封解凍日點染人間青海灣湖心島上鳥飛還八 金銀灘 青海湖畔有一個舉世知名的草原， 名叫金銀灘。 金銀灘是金灘和銀灘的合稱。 王洛賓的成名曲《在那遙遠的地方》 就是在這裹獲得靈感創作而成

的。 金銀灘上羊群如天上的雲團，一片片在草原上蠕動，牛群安祥地啃噬着牧草， 馬群卻嘶鳴着在牧場上奔馳。 金銀灘屬海晏縣， 是蒙古族集聚的地方， 草原上蒙古包如白色牡丹綻放，無怪乎作曲家甘心情願地做一隻小羊，任憑牧羊女用皮鞭輕輕地、不斷地打在身上。蒙古大營草浪寬牧羊少女鞭聲起氈房點綴金銀灘響遍祁連過賀蘭九 望祁連 金銀灘北邊緊連祁連山下， 翻越祁連山便是寧夏的賀蘭山。 賀蘭山不僅因岳飛《滿江紅》提到“賀蘭山闕”而傳頌今古， 而且更因那裹的原始岩畫而揚名中外。 賀蘭山岩畫共2,100多組， 表現遠古人類生殖崇拜、 自然崇拜、 圖騰崇拜的文化心理。 賀蘭山下位於大漠之中，然而具有江南景色，風光不讓蘇杭，銀川北部的沙湖更是一派水鄉氣勢。 這裹曾是大夏立國的地方。 大夏生存共一百九十年——公元1038年建國， 1227年爲成吉思汗所滅。 我用一首小詩記載了這一段歷史：東望長河落日圓江南景色來關外大夏安邦成往事賀蘭山口 夕陽好沙洲鑲嵌米糧川塞北湖煙迷渡船可汗滅國靠強權岩上畫圖十萬年十 黑牡丹 如果說草原上的蒙古包如白色牡丹， 那麼草原上藏族同胞的帳篷卻如黑色的牡丹， 因爲這些帳篷都是用牦牛毛編織而成的。 我在小詩中這樣描寫：

一馬平川百里寬狂風送走初秋雨白雲滾滾起波瀾洗淨莽原黑牡丹 牦牛是草原上的舟船， 如同南方農村的黃牛或水牛， 是牧民最忠實的朋友， 又是生活中最勤奮的勞動力， 還是牧民最美味的食品佳餚。 牧區生活是逐水草而居， 一年之內必得數度搬家， 尋找水草豐盛之地。 草原上沒有城市中的搬運公司和運輸車輛， 靠的只有牦牛。牦牛馱負着主人的全部家當， 在草原上四處遊蕩、 隨遇而安。 在這樣的生存條件下，牦牛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和運輸工具。 我對牦牛一直充滿崇敬的心情：航行戈壁一扁舟無淚無聲無雜想游向黃沙最盡頭埋頭趕路死方休十一 藏犬 生活在牧區必須留意藏犬的猛烈攻擊。 草原處處有藏犬， 藏犬是牧民的朋友，甚至是家庭的主要成員， 沒有藏犬的家庭是不可想像的。 人們說狼是羊群的天敵， 而狼的剋星卻是兇猛的藏犬。 在草原上，一群夜歸的羊群如果沒有藏犬的保護是很難安全度夜的。 藏犬高大程度超過野狼， 身手十分敏捷， 夜間從遠處奔來，兩眼如同閃亮的紅燈（一般警犬瞳孔呈綠色）。 客人進入藏區，首先須與藏犬搞好關係，通常的辦法是用吃剩的骨頭餵它，讓它熟悉你的味道， 從而建立友誼關係。 比起現時城中的寵物， 它是忠實勇敢的英雄，城中貴婦身邊的寵物卻是羞澀的嬌娃。 我有兩首描寫藏犬的小詩：

黑夜掃來一陣風劈雷閃電勢如火雙瞳赤燄賽燈籠驚醒客人酣夢中夜宿主人畜圈旁城中姐妹改名寵終身守護馬牛羊錯把鐵枷作嫁妝十二 高山反應 青海實在值得前去造訪， 但內地朋友初到青海， 必須適應當地海拔的高度， 做好控制缺氧的準備。 人們常說的 “高山反應”是一種什麼狀態呢？ 主要是呼吸急促， 胸口堵塞， 頭腦昏眩， 四肢無力， 睡眠時間短而不覺得睡眠不足。 內地人到了高原， 首先不要作劇烈的運動， 睡覺時不要覆蓋厚重的衣物， 以免壓迫胸口。 我在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牧區， 常常把被子疊作枕頭， 好似睡在能夠升降的病牀上。 詩曰：高原六月即飛雪錦被毛毯疊作枕最是煎熬空氣缺半眠半坐夜難徹十三 不盡的詩篇 青海是一個蘊藏着詩歌元素的地方， 只需把那裹的習俗、 生活方式、 牧民性格如實記載， 就是動人的詩篇。 我懷念青海， 懷念那裹的一草一木， 懷念那裹英雄的人民， 用兩首 “英雄往事”寄託我對他們的思情吧：上男奴女僕兩相愛 攜手奔逃免遇害

越嶺攀山過大河 依然未到雲天外下一粒彈頭一旱獺 田間覓食夜看家頭人追殺等閒事 雪嶺盛開並蒂花 詩的原注是：老格洛年輕時與女奴相戀， 遭到頭人破壞。 格洛攜女子出走， 頭人追殺。 走了三天三夜， 依然還在牧主領地內。 迫不得已， 只有武力抵抗。 格洛槍法了得，爲節省彈藥， 日間僅用一粒子彈獵取一隻旱獺供養妻子， 夜間端槍守衛帳篷。 頭人換了新槍， 派人通知格洛比武， 格洛亦變賣家當換得新槍與之對抗， 直到頭人喪失特權， 格洛才回到故鄉。 老格洛有二子：格洛任生產隊長， 多洛任獸醫兼會計。 我曾兩度住多洛帳篷。

草原憶趣 草原的黃金季節很短， 一年之中只有七、 八兩個月天色開朗， 氣候宜人， 有十個月脫不掉的老羊皮現在可以脫掉了， 更加可以摘下抵禦寒風的貂皮大帽。 夏季的天空， 比任何時候都遼闊，藍色的天幕就像澳洲太平洋的海水， 乾淨得跟雨水洗過似的； 團團白雲如同海上的浪花，蠕動着，在慢速的移動中改變着形狀。 牲畜在這個季節裹顯得特別活躍，好像從冬眠的狀態中甦醒過來， 重新獲得了生命。 要知道每年九月，草原就進入了冬季，牧草由綠轉黃， 以至枯萎，可憐的牛羊再也吃不上新鮮的牧草了，每天都只靠夏天儲存下來的草料充飢。 這種狀態要延續到第二年的夏季， 因爲按實際情況看， 草原壓根兒就沒有春天。 所謂春天， 無非是冬天的延續， 風仍然是那樣刺骨， 積水的坑潭依然結着冰， 不過冰層漸漸變薄， 冰塊上面慢慢潤濕起來；直到五月下旬，牧草生出新芽， 草原才開始鋪上綠毯。 到了七月， 春天和夏天同時來臨， 於是草原才充滿了生機。 這時， 羊群擁擠着在草灘上遊蕩， 牛群悠閒地在小丘上揀食，牧馬人常常面朝藍天仰臥在草地上， 雙手枕着後腦， 冥思遐想着什麼。 性情爽朗的年輕人可能挨不住草原的寂寞， 放開喉嚨高聲呼喚，希望得到別人的回應， 哪怕是山谷響起自己的的回音也好。草原上不時飄來那悠揚亢奮的藏族拉野的聲音。 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那些歲月我是在這樣的環境裹度過的。 我常常利用放牧的機會整理自己的思緒， 海闊天空地幻想未來； 更多的時候是捧着一本雜書消磨時光。 在那些日子裹， 我反反復復讀許慎的《說文解字》 ， 因爲手上

只有這一本書； 而這本書又與政治無涉， 不會被人懷疑到其他問題上去。 過去念大學的時候聽老師講過他在抗戰時的一段經歷， 他說他在逃難的小船上足足蹲了半個月， 沒有書看， 只得翻來覆去讀那本 《說文解字》 ， 由味同嚼蠟讀到味如甘脂， 後來居然對文字學發生了興趣， 慢慢成了語言學家。 我在草原上讀 《說文》 ， 雖然也是越讀越有興味， 卻最終沒有成爲文字學家。 我的興趣更多地放在語言的融合現象方面， 研究民族雜處地區的語言狀況。 這種雜交後的語言， 低者爲 “洋涇浜”， 高者是 “克里奧耳”或更高層次的混合語。 空曠的草灘上是難得遇上一個行人的。 如果你遠遠看到一個人影， 你必定會吆喝他停下來跟你作伴， 直到他不得不繼續趕路爲止。 放牧人清晨趕着牛羊出圈， 漫無目標地尋覓水草豐盛的牧場。 哪裹的草肥而又有水源， 牛羊就在哪裹駐足， 呆在那裹一整天。 寂寞的放牧人百無聊賴， 常常鑽進陌生人的帳篷， 找人聊天； 帳篷的主人例必歡迎任何一位來訪者， 因爲自己也常常扮演訪客的角色。 不速之客盡可以把人家的帳篷當作自己的家， 吃喝隨意， 起碼牛奶是不愁沒有供應的。 世界上最美的草原不是只有肥美的牧草， 還必須有充足的水源，否則牲口吃飽了草料而無水飲， 那是會脹死的。 牧業區不乏牧草豐盛的草灘而不見一隻牲口在上面活動。 像一望無際的 “三塔拉” （塔拉， 蒙古語草原） ， 牧草肥得流油， 特別是在微風吹拂下， 風吹草低卻不見牛羊， 因爲塔拉上沒有水 。 帳篷的選址因此而十分困難：水草齊備的山谷早就有人下了帳篷， 沒人搭帳篷的地方幾乎可以判定牧草已被先來的牛羊吃光了。 帳篷裹的食水往往要揹着木桶從十里路外揹來。 在牧區， 水比牛奶貴重， 牛奶的價值遠遠不及水高， 牧民們用牛奶下麵， 用牛奶熬粥， 用牛奶沏茶， 就是拿不出或捨不得拿水招待客人。 清晨是牧民最忙的時刻， 他們用勒闊 （藏語：石磨）的聲音迎接朝陽，把炒熟了的青稞磨成粉， 然後放進小龍碗裹與酥油拌成糌粑當早餐。 他們要

把牛圈裹的稀牛糞抹在地上， 等曬乾了當燃料。 他們要蹲在牛羊的腹下擠奶， 把擠下的奶一部分用來打酥油， 一部分用來做酸奶， 絕大部分卻是裝進木箱運進縣城的奶粉廠； 如果送得遲了， 鮮奶就會酸掉， 只好成桶成桶地倒掉。 時常發生這樣的事情， 運奶的車走到半路， 牛奶顛簸得變了質， 結成塊， 只得就地倒掉。 遇到狂風暴雨的日子， 牛奶運不出去， 隨處可以看到奶流成河的慘狀。 因此以牛奶待客就不稀奇了。 不過， 牛奶裹加進磚茶， 再加少許大粒大粒的粗鹽， 製成 “奶茶”， 那可是待客的極品了。 茶磚是牧民生活的高級日用品， 就像西方家庭的咖啡， 沒有它簡直就像正常的生活缺少了什麼一樣。 茶磚盛產於湖南， 以往交通阻隔的年代很難運到牧區， 投機商運往牧區可以用一塊茶磚換一頭牛； 現在茶磚不再那麼稀罕了， 但也不是任何一個家庭都消費得起的。 牧民待客還有更高級的食品， 比如現宰一隻活羊接待客人。 如果客人是初上門的準女婿， 主人定會拿出煮熟了的羊頭來招待。 準女婿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把羊頭骨卸成八塊， 像玩積木遊戲一樣把它們砌在一起， 討得丈母娘的歡心， 她才願意把女兒許配給你。 其實羊身上最好的部位是肋巴和頸項， 當然還有羊後腿。 把羊的肋巴、 頸項等部位分拆開來， 放進沸騰着的水裹浸一浸， 肉裹帶着血， 就可以大口大口地吃將起來， 這就是著名的 “手抓”； 羊的其他部位也都是好東西：腸子洗淨之後灌進羊血， 也是在滾水裹浸後就吃， 這是著名的 “血腸”， 血腸的上端進了客人嘴裹， 下端還滴着血哩！ 但就是這種火候的血腸才最香， 要是在滾水裹的時間長了， 那麼吃的不是血腸而是血渣。 羊腸裹還可以灌麵粉或肉末兒， 叫做 “麵腸”和 “肉腸”。 在牧區， 血腸是最珍貴的食品， 婦女生了孩子， 一隻羊的血腸給她吃了就可以恢復健康， 出外勞動， 哪有 “坐月子”的規矩！ 母親帶孩子， 是把孩子放進羊皮縫製的袋子裹， 袋子裹墊上乾羊糞， 乾羊糞的作用大概相當於文明世紀的棉花或尿布。 羊皮袋子隨身攜帶， 勞動時放在地頭， 隔一段時間需要換洗，便從袋子裹拎出一個赤條條的小生命， 抖掉袋裹摻和着孩子屎尿的羊糞， 然

後換上乾燥的羊糞⋯⋯牧民的接班人就是這樣長大的。 說到牛羊的糞便， 在牧民眼中， 它們絕不是髒東西， 因爲牛羊吃的是草， 排泄出來的也是草。 勤快人家的帳篷裹， 三五牌水壺、 刻着龍的圖案的茶碗， 都用乾牛糞擦得雪光鋥亮。 客人進了帳篷， 主人會用乾牛糞擦乾淨龍碗， 斟滿香濃的奶茶待客。 牧民都是好客的。 不速之客如果走進的帳篷裹有個妙齡女郎， 而且她又相中了這位訪客， 說不定在兩相情願之下產生了愛情； 有些負心的男子還有可能拋妻棄子， 連成群的牛羊也帶走， 住進新人的帳篷。 1959年 “民主改革”之前， 這種故事時有發生， 之後實行合作化， 牛羊不是私產， 政府又大力宣傳婚姻法， 推行一夫一妻制， 試行定居點， 逐水草而生的生產方式有所改變， 隨意組成家庭的事兒少了很多。 牛羊覓食的地方如果沒有住戶， 牧人就只有期待路人停下陪伴自己驅趕孤寂了。 小伙子如果有幸遇上路過的姑娘， 不是你挑逗我就是我逼着你對歌。 草原上常常可以遇到這種場景：兩山相對， 兩邊的男女一唱一和， 越唱越興起， 越唱越熱烈， 一唱就是成個兒鐘頭。 草原上的年輕人個個都是歌唱家， 他們的歌都是即景即興編出來的。 最狼狽的是我們這些臨時下鄉的漢族幹部， 語言不通， 唱他們的歌也不會， 時常受當地人的揶揄和戲弄。 成群的女孩子甚至會扒掉你的衣褲， 把你撂到草叢中， 逼得你求饒才把衣服扔還給你， 讓你出來見人。 我沒有遭遇這種尷尬的場面， 卻有幾次被藏族姑娘們強討糖果， 要是拿不出糖果給她們， 那將有被扒衣衫的危險。 於是， 我那個隨身揹着的小背包， 少不了要裝一些水果糖之類的零食在裹面， 以備不時之需。 其實， 那個背包最初是用來裝精神食糧和物質食糧的：精神食糧是一本紅色的小書， 在那個年代， 如果你被查出沒隨身帶有小紅書， 那你可要遭殃了； 物質食糧是夠一天食用的乾糧， 多數是些白麵饅頭和雜麵饃饃， 最好還有一頭大蒜——因爲牧區沒有蔬菜， 大蒜堪稱最好的佐食菜餚。 小背包多數是黃綠色的， 外

面還繡着一顆紅色的五角星， 這在當時是最時髦的打扮， 如同今時今日擁有一個沙其皮包一樣。 可是這時我的背包裹卻裝滿了鴨蛋大小的石頭， 用以防禦野狗的突然襲擊。 草原上有 “狗災”一說， 有些狗永遠都養不家， 見人就咬， 連主人也不放過； 特別是一胎生出來的狗兄弟、 狗姐妹， 那種團結對敵的精神更是令人恐懼。 它們一呼百應， 從四面八方圍着一個獵物狂吠， 一直吠得你心驚肉跳， 你只好用你背包裹的石頭來對付它， 一邊投石， 一邊呼叫：“阿烏 （阿哥） ， 看好你家的狗啊！ ”這可真應了 “投石問路”那句俗話。 這時， 好心的狗主就會追出帳篷， 截住狂奔亂叫的畜生們。 狗家族又是牧民的好幫手。 黃昏時分， 經過一天遊蕩的牲畜該歸圈了。如果有那麼一匹不聽指揮的小馬還在貪玩， 成群的親屬狗就會兵分幾路， 圍抄在小馬尾巴一直把它轟進馬房， 就像水鄉農民趕鴨子上岸那樣。 對於初進草原的造訪者來說， 草原上的狗確實是極難對付的。 你每到一處， 最先要做的事是跟狗搞好關係， 比方主人家請你吃肉， 你別忘了吐上自己的吐沫先餵給狗吃， 讓它熟悉你的味道， 認你爲自己人。 說到用石頭打狗， 那只不過徒有投石的動作而已， 很難擊中狗的身上。 投石的作用是與撲上來的狗取得對峙的局面：石頭扔過去， 狗停一停， 你就前進一步； 再扔，再向前⋯⋯直至驚動狗主出來救駕。 真正兇惡的狗你是無法應付的， 它根本不理會扔過來的東西——石頭也好， 肉包子也好， 它一概視而不見， 一往直前， 直向它認準的目標撲過來。 “肉包子打狗， 有去無回”的俗諺並非真理， 起碼用不到這些狗的身上。 這些狗多數被主人用鐵鏈子拴在帳篷外的木橛子上。 如果它們掙脫了鐵鏈， 直向客人奔來， 草原上難免就要演出一場殺聲震天的活劇。 我是曾經親臨其境的， 至今一想起還餘悸未消。 我常常笑話自己， 雖然屬狗， 但始終與自己的生肖建立不起感情。 不錯， 那年我單獨一人看守50畝菜地， 住在菜園子中央的地窩子�。 當地老鄉生性剽悍， 械鬥是家常便飯。

我爲了防禦他們爲偷菜而武裝襲擊， 在地窩子前門養了一匹 “小白”， 後窗餵了一頭 “小虎”， 人與狗相依爲命， 我用一句改造過的成語形容自己：“人仗狗勢”。 我每天從農場食堂的案板下揀一些肉骨頭餵養它們， 與它們頗有感情， 但想起它們那些可怕的同類， 僅有的一點稀薄的感情也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在無邊無涯的草原上， 狗是哨兵和衛士。 牧人之愛狗， 勝過愛一匹駿馬， 一匹良犬的價格比駿馬還要高。 “民主改革”之前， 莊園主任意放狗咬人， 奴隸們不敢還手， 任由惡狗傷人。 有些奴隸被咬斷腳後跟的筋， 有的甚至眼睛被咬了出來。 電影上描寫奴隸給狗送葬的情節， 絕不是虛構， 實際生活中這類事例多的是。 陌生人進草原， 窮人向你訴說的多半是 “狗害”的故事。 狗性是 “各爲其主”， 在牧人手中， 它們是牧業生產大軍中的重要分子， 如果沒有它們出沒， 野獸們將會肆無忌憚， 橫行千里， 使人畜日夜都得不到安寧。 夜晚， 牧人在帳篷裹睡熟了， 帳篷外的羊群畫地爲牢， 忠實的狗就睜大眼睛守衛在旁。 稍有一點動靜， 它會用撕破夜空的聲音叫醒主人， 趕走來犯的敵人。 來犯者以狼居多。 在草原上， 沒有任何一種動物有狼那麼狡猾的。 獵人打下一匹野馬， 一時搬運不走， 只要用繩子把它圈起來， 狼一定不會進入圈裹； 隨身沒帶繩索， 用白石灰畫圈或就在地上挖下痕跡， 狼也不會以身試法。 狼的狡猾莫過於在路途上偷襲行人。 它用前肢爪拍打行人的後肩， 行人以爲是追趕上來的熟人， 掉頭與他招呼， 就在這時， 狼會咬住你的咽喉不放， 直至你斷氣爲止。 因此， 草原上的人是不興拍人後肩的。 牧人小腿的外側多半別着一把鋒利的匕首， 只要感到有什麼東西拍在肩膀上， 他就會頭也不轉， 迅速拔出匕首， 用盡全力向背後插去。 有一次， 狼的前肢從背後拍人的肩膀， 閱歷老到的牧人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兒， 不露聲色， 雙手迅速抓住了狼的兩隻前爪， 同一時間縮低頭， 將狼的下巴殼兒頂到頭頂， 狼如何動彈得了？ 能動彈的只有兩條後腿。 它拚命地掙扎， 把牧人的後背抓得道道血

痕。 牧人飛快地往前奔走， 終於碰到草原上的路人， 那路人和受傷的牧人一道， 結果了這個畜生的生命。 狡猾得與狼齊名的還有狐狸， 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 關於狼外婆和狐狸化裝成美女的故事我們聽得夠多的啦， 但是你有沒有見過真正的狐狸呢？ 我可真的見到過。 那次我們幾個人進山， 身上揹着獵槍， 不巧遭遇上一大群狐狸。 狐狸們見我們人多勢眾， 不敢貿然下手， 竟然排成兩行夾道歡迎我們。它們唱着只有它們聽得懂的歌， 咿咿呀呀地， 淒慘無比， 好像送葬似的。 它們全都親善地坐在地上， 閃動着媚眼， 擺出迎賓的姿態。 有經驗的同行者告訴我， 千萬別上圈套， 它們坐在地上是爲了遮住它們的尾巴， 等你們鬆懈了警惕， 它們就會行動起來， 到時你們就還手不及了。 經過了狐狸的歡迎行列， 我們進入了深山， 突然一堵黑牆擋住了去路。 那是什麼牆啊， 那分明是一頭黑熊的背部！ 大伙兒驚慌得透不過氣來， 因爲大家知道， 野熊力大無比， 不用動手動腳， 就算用身子壓在你身上， 也足以把你壓死。 大家都等那位最有經驗的同行者拿主意。 他舉起獵槍， 從背後對準熊的心口兒⋯⋯ 大家屏住呼吸， 只等槍聲一響， 看看那個龐然大物應聲倒下。 誰知我們的領隊就是不摳槍栓， 等了足足五分鐘， 黑熊施施然移動笨重的步伐上山去了。 領隊吆喝了一聲， 叫我們全速向山下跑去。 事後我們問道：爲什麼不結果了那頭黑熊？ 又爲什麼要我們朝山下逃走？ 領隊回答道：一槍打得死黑熊嗎？ 打不死它， 它掉過頭來咱們誰都逃不了， 它只要用前掌往你臉上一抹， 你的小命就算報銷了！ 至於下山而不上山， 那就有個專業性的問題在裹面了。 野熊上山比下山快， 因爲發起脾氣往山上跑， 頭上的長毛豎起， 眼睛沒有遮擋， 徑向仇人奔去， 其快無比； 下山可就不利索了， 頭毛遮住眼睛， 連方向也難辨別， 哪裹還移得動步子呢！

附：喜讀程祥徽散文莫名 不久前， 在本版上讀到程祥徽教授的散文 《草原憶趣》 ， 篇幅較長， 約五千字， 分五次刊出。 寫他三十多年前在大西北廣袤萬里的草原的所見所聞。 這一段不尋常的難得的經歷， 恐怕本澳不會有多少人曾經有過這樣的生活體驗。 即使有， 也難能握管寫下洋洋灑灑的文字， 供廣大讀者共享。 因爲我沒有見過草原， 除了在電視或動物園裹見過狼、 狐狸、 黑熊等動物外， 從未真見， 覺其所寫的內容確實極有情趣， 引人入勝。 與外國拍攝的動物記錄片比較， 程文有更多的個人感受、 心理活動， 因此也更貼近我們的心。 文章沒有華麗的辭藻、 多變的句式、 複雜的結構， 彷彿是一位旅行家向你娓娓道出他在那人煙稀少的草原上的見與聞， 既無聳人聽聞的緊張刺激的故事， 又無浪漫撩人的艷遇， 它就那麼樸實、 自然， 向一群對草原嚮往而充滿好奇的朋友講述他那過去的故事， 他的朋友們——我們——都仰起頭聆聽他那繪聲繪色、 抑揚頓挫的講述， 聽着聽着， 我們眼前似乎出現了一大片無邊無際的草原， 耳畔響起那男高音渾厚的歌聲： “藍藍的天上白雲飄， 白雲下面馬兒跑⋯⋯”還有牛、 羊、 狼、 狐、熊、 鳥、 剽悍的牧馬人正喝着牧民端給他們的羊奶⋯⋯ 他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廣闊富饒的西北草原美麗的圖畫， 對生活在石屎森林的城�人來說， 這篇文章提供了大自然的美的享受。 謝謝您， 祥徽先生。 程教授在澳門工作、 生活近二十年了， 常有學術性文章或著作問

世。 如果我記憶沒錯的話， 如《草原憶趣》 這樣閒適、 輕鬆、 靈巧如流水的散文， 還是第一次讓讀者欣賞。 不知是否與他最近 “解甲歸教”、卸下繁重瑣碎的行政工作， 所以方能抽時間寫下積累於心已久的題材。曾記得， 中國著名作家王蒙卸下文化部長之職後， 全力投入寫作， 著述一部接一部， 今讀者大飽眼福。 真誠希望祥徽先生也能在教壇講課之餘， 把他豐富而深刻的人生流淌於筆下， 使讀者得到更多的享受。（載《澳門日報》 新園地版1999年10月17日）

青海的藏族與藏戲——迎接青海藏族藝術團來香港演出 近年來， 香港人興起一股西遊熱。 絲綢路上， 時有香港遊客往還； 尤其是暑期， 旅行者更是絡釋不絕。 遊罷西域尚有餘興者， 往往以蘭州爲中轉，取道蘭青鐵路， 去領略青海的雪山壯景、 草原風光。美麗富饒的青海 古人眼裹， 青海是 “古來白骨無人收”之地。 其實， 那裹有壯麗的湖山：青海湖上， 碧波蕩漾， 湖心鳥島， 是飛禽的樂園； 遼闊的草原有如一席藍天， 蠕動的牛羊是藍天上的白雲； 終年積雪的雪山， 則呈現另一派風光，威嚴、 壯美， 山腰盛開的雪蓮， 彷彿綻開笑臉迎接遠方來客。 那裹有豐富的蘊藏物產：柴達木的石油早在1950年代即已盛名遠揚，爲詩人反覆 歌； 青海湖的工業用鹽一邊開採一邊即有新鹽凝結， 幾乎取之不盡； 祁連山是一座寶山， 礦藏的品種與數量都還沒有確切的數字； 遼闊的牧區更是麝香、 鹿茸、 冬蟲夏草等珍貴藥材以及皮革、 皮草的故鄉。

青海的藏族 位於江河源頭的青海， 生活着世世代代和睦相處的各族人民。 若以當年文成公主攀登過的日月山頂爲界， 日月山東麓以農業生產爲主， 回族、 滿族及土族 （蒙古族的旁支， 土族語言屬蒙古語族）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 日月山西部則是牧人的天下了， 藏族、 蒙古族、 哈薩克族是這裹的主人。 青海省東南部的循化縣集居着民族大家庭的另一個成員——撒拉族。 全國僅青海省循化縣、 化隆縣甘都地區及甘肅南部臨夏縣有撒拉族， 人數總共三萬餘。其人種膚呈黃色、 鬚髮鬈曲、 凹眼挺鼻， 信仰伊斯蘭教， 語言與維吾爾語、蘇聯境內的烏孜別克語相通。 藏族在青海諸民族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 它與西藏、 四川、 雲南、 甘肅等地的藏族同是一個民族， 尤其是青海與西藏的關係十分密切。 例如今屆達賴、 班禪都是青海人氏， 卻到了西藏出任宗教領袖； 又如青海省湟中縣的塔爾寺是一座格魯派 （黃教） 寺院， 直接與西藏宗教勢力掛鈎。 在語言方面，青海湖周團的藏語屬於藏語的安多方言， 保存着較古老的藏語形態； 青海省玉樹州的藏語則接近西藏的藏語。 在文藝方面， 許多民間文學與藝術形式也是青藏相通的。 例如史詩 “格薩爾傳奇” （或稱 “格薩爾王傳”）就是以同樣的情節流傳在青海、 西藏的廣大地區。 根據香港報章報道， 導演李翰祥以及演員劉永將赴青海拍攝這部作品， 將之搬上銀幕。 近日來港的青海藏族藝術團將演出藏戲 “意樂仙女”， 這部藏戲是流傳在青藏地區的一個傳統劇目。 據青海日報女記者邢秀玲介紹， 參予該劇演出的全係藏族演員， 相信他們的演出必定能更忠實地表現藏族的精神與氣派。青海的藏戲藏戲是一種古老的藝術。 從它的誕生到現在， 至少有五百年以上的悠久

歷史。 藏戲的前身是羣眾性的跳神儀式， 最早用以祈求豐收與鎮魔酬神， 後來， 簡單的跳神儀式穿插了一些民間故事與佛經故事的情節， 藏戲才成雛形。 13世紀達賴執政時， 噶廈政府在覺木隆劇團申請演出的呈文上批示： “將今昔菩薩大師的故事表演出來，勸惡爲善。 ”由於執政者的推行，藏戲得以順利發展。 古典藏戲的表演形式以歌唱及舞蹈爲主， 以大鼓和鐃鈸伴奏， 對白較少。 曲調高亢豪邁， 舞蹈節奏剛健優美。 唱詞大都是應和曲體， 即一人領唱， 集體應和。 角色有旦、末、凈、丑等，面部化�， 有的帶面具，有的畫臉譜。 演出的場所多爲廣場或打青稞的場地， 沒有舞台佈景， 觀眾四周圍觀， 演員在中心表演。 其表演過程分爲“頓”、 “雄”、 “扎西”三段。 “頓”爲開場白， 向神祈禱和向觀眾祝福， 有時介紹一下正戲的內容； “雄”即演出正戲， “扎西”是戲終時的祝福， 是一種近乎宗教儀式的表演。 一齣戲的演出時間少則一天， 多則六七天，每年藏曆七月豐收時爲演戲的季節。 此次由青海藏族藝術團來港演出的“意樂仙女”， 則在傳統的基礎上接受了漢族戲劇的影響， 採取舞台形式演出，並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程式規範， 使古老的藝術形式煥發青春的光芒。 傳統的劇目有八九個之多，概稱 “八大藏戲”。 它們是： 歷史劇 文成公主 神話劇 諾桑（即“意樂仙女”） 卓瓦桑姆 蘇吉尼瑪 社會劇 朗薩姑娘 赤美滾登 頓月頓珠 此外還有“甲薩白薩”、 “日瓊巴”等。 1951年以後， 藏族戲劇家扎西頓珠曾主持改編“文成公主”、 “卓瓦桑

姆”、 “朗薩姑娘”等劇目； 1960年代江蘇省的地方劇團曾上演 “諾桑王子”， 今次來港演出的 “意樂仙女”想必作了更有成效的改編。 例如獵人用捆仙索捆綁仙女的情節沒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仙女下凡； 原劇有忌恨仙女的五百嬪妃， 現在換作五百受難的宮女； 藝術形式上的改革想必更大。 相信今次來港演出的 “意樂仙女”更具藝術的感染力， 給予觀眾美麗而神秘的藝術享受。 國內現在流行 “開發”一詞。 青海是一個在經濟上有待開發的省份， 省內各民族的藝術遺產也極待開拓、 發掘。 “意樂仙女”無疑是一個新的起點， 它的成功將引來傳統藏戲的全面革新， 吸引更多的人去認識青海， 開發青海。（載於香港 《 明報》 1985 年 1 月 19 日）

第一次醉酒前後 每當想起第一次醉酒的情景， 心頭就會湧起一陣苦澀、 無奈與迷惘。 文革前後， 報章和電台節目突然增加了耐人咀嚼的詞語：山雨欲來風滿樓， 樹欲靜而風不止⋯ 預示着一場狂風暴雨的來臨。 那年的勞動節， 校方取消了傳統的歌舞表演或電影晚會， 卻舉行了一場火藥味奇濃的教職員工大會， 宣佈 《海瑞罷官》 的種種罪狀， 動員大夥兒檢舉揭發， 投入批判運動。一位自命不凡的西北才子即場發言聲討， 說 “我爺爺垂簾聽政的時候”如何如何壓迫老百姓， 由此證明世上絕無所謂清官 （從此西北才子得了 “垂簾聽政”的花名， 那是後話） 。 也就在那前後吧， 一位文壇巨擘搥胸頓足地表示， 自己的全部作品都應當銷燬， 而要像某作家那樣 “滾一身泥巴”才能寫出好東西。 大才子和小才子們向世人提供了一種現代防身術：只要臭罵自己一頓便可消災免禍。 文人做到這一步也真夠悲慘的了。 報章繼續揭發武訓的 “奴才嘴臉”和三家村的 “反骨”， 我所在的大學亦步亦趨跟上來了。 想大躍進的年代， 我曾受命調查、 整理和編寫 “藏族文學史”， 立過功， 減過罪， 且在60年代第一年回到人民隊伍； 這時， 還是這部文學史卻成了再次犯思想罪和政治罪的鐵證。 文學史者， 偉大作品與偉大作家爲棟樑架構起來的文學材料的編年是也。 藏族文學史靠的是哪些文學材料呢？ 當然是八大藏戲、 史詩格薩爾、 達賴情歌、 蘊藏極豐富的民間歌謠與民間故事⋯⋯我是 “格薩爾”章節的撰稿人， 卻被這位 “愛民如子” “保衛國土”的 “英雄人物”害苦了！ 革命群眾用 “照妖鏡”一照， 質問我： “保

衛國土， 保的哪個國？ ”他們自設的答案是： “藏族獨立王國！ ” “英雄影射何人？ ” “叛國集團頭子達賴！ ”藏族文學史寫於1959年， 不正是爲達賴的叛國行徑張目嗎？ 再加上從牧區蒐集來的情歌中不乏 “討厭的東風啊”的句子， 罪證更加確鑿， 罪名是反對 “東風壓倒西風”的英明論斷。 這回又難逃劫數了。 “七八年再來一次運動”的規律在我身上得到應驗：1957年剛剛遭劫， 到現在都9年了， 還不該再遭一次罪？ 於是我被淹沒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的海洋中， 很快成爲勞動隊的第一批 “學員”， 加入了 “人”的隊伍。 這 “人”的隊伍是怎樣組成的？ 有一次播音員不小心險些兒犯了敵我不分的立場錯誤， 好在及時糾正， “人”的隊伍也就宣告成立了。 他在喇叭筒裹通告： “下列同⋯⋯下列人趕快帶上條帚簸箕到大禮堂打掃衛生：XX， XXX， 程遠， XXX⋯⋯”差點兒沒把牛鬼蛇神稱爲“同志”。 每天的工作是打掃衛生， 後來投入忠字化運動：先將當眼的牆壁和大型標語髹上紅漆， 然後再描上黃顏色的語錄。 這在當時是一項了不起的使命，可惜好景不長， 原因是牛鬼蛇神做這份工有辱領袖， 於是又打回原來的隊伍。 還有甚麼地方好打掃的呢？ 紅衛兵和革命群眾都出外串連了， 教室早己空空， 禮堂也沒人去開會， 操場上的枯枝敗葉早被提前到來的冬風吹得一乾二淨。 運動的方向好像也隨着季節的變化而生變化， 重點己不是犯有前科的“死老虎”了。 1966年除夕， 勞動隊的 “同學們”來了一個 “自己解放自己”， 扛着自備的鐵鍁、 大掃把回家過年去了。 那扛大掃把的樣子真像是 “芙蓉鎮”裹的秦瘋子。 黃昏前， 又像秦瘋子那樣偷偷地到小賣部提了一瓶葡萄酒回宿舍， 再從食堂領來一份打牙祭的年飯， 與勞動隊的一位 “同學”對飲起來， 好像是慶賀從勞動隊解放出來與迎接新年， 其實那酒充滿了苦澀與無奈。 人爲什麼會在迷惘的時候想起酒。 是生理需要還是心理需要？ 說不清楚。 兩人喝了一瓶比啤酒度數略高的水果酒， 我先醉了。 也就是說， 半瓶葡

萄酒竟然醉倒了一條漢子， 真是慚愧。 醉酒人似乎誰也逃不脫這樣的鐵律：醒後必發誓言， 再不花錢買難受了； 然而二次見到酒又會照喝不誤， 而且酒量一次比一次增加， 這有點兒像賭博。 據說初入賭場的人多數會贏錢， 贏了錢就不會放手， 直到最後輸得傾家蕩產也未必可以戒除賭癮。 喝酒也一樣， 真正能在第一次醉酒後就懸崖勒馬， 那不是凡人所能做到的。 自此以後， 高興了也喝， 不高興時也喝， 酒成了我下農村、 進帳篷的伴侶。 在那苦悶多於歡樂的年代， 我的酒量直線上升。 1960年代末， 我作爲 “定期固定勞動”簡稱 “雙定”人員被安置在農場勞動。 本來我從不挑剔人家的語病， 因爲我始終相信， 沒有學過語言學的人要比學過語言學的人會說話得多； 然而此刻涉及我的前途和命運， 我不得不咬字嚼字地問： “定期”總有個盡頭， 並非 “固定”， 若 “固定”還 “定期”幹什麼？ 沒想到這一問惹來了一場批判鬥爭， 理由當然是 “階級敵人不老實”。 在雙定農場我的職銜數度升遷：起初在大田作業組， 即在田裹幹活， 包括耕地、 播種、 拔草、 鬆土、 灌溉一直到收割、 打碾、 入倉。 接着改爲燒水。 燒水的任務十分艱巨， 每天黎明前要供應二三百人飲用的開水， 生水是駕着驢車從黃河裹車來的， 柴禾是從黃河上游的林區伐來的樹木。 樹木編成木筏從水上運到農場， 首先要劈開曝曬， 因爲它實在濕得燒不着， 而點火又沒有電動鼓風機， 要想將濕柴點着已是難事。 總之， 燒水看似簡單， 其實全屬重體力勞動， 還得巧幹， 否則爐灶不會起火， 水燒不開。 我每天半夜兩三點鐘起床， 否則五點之前無法提供開水。 在去開水房的50米路上， 那些養不家的野狗瞪着紅燈籠般的眼睛 （牧區的狗紅眼， 狼犬的眼才是綠色） 向你撲來， 真是驚心動魄。 雖然我的生肖屬狗， 從來對狗也沒有好印象， 因爲它給我帶來的恐佈實在太大了， 至今餘悸未消。 我挨過好幾次大字報的責問： “燒水的：爲何沒有開水， 是不是故意破壞？ ”從此我這個 “人”換了頭銜， 叫做 “燒水的”。

說實在話， 上司派我燒水是對我的信任， 因爲他們至少相信我不會在水裹下毒。 燒了一段日子的水， 上司又委我以更重要的職位：下馬圈圈長。 農場設有兩個馬圈， 上馬圈餵豬放羊， 那是極艱苦的工作， 每天爲豬備食真不簡單， 一桶豬食少說重百斤， 兩桶一擔， 挑得你腿腳直不起來。 放羊更難，羊一到山上， 牧羊人就無法控制， 尤其是羊們上了徒直的山坡， 你根本無法引它們下山。 只有與羊們具有共同語言的牧羊人一聲吆喝， 羊們才肯跟在帶頭羊的後面回到你的身邊。 大概是因材錄用， 我到了下馬圈。 下馬圈專管大牲口：馬、 牛、 騾、 驢四樣； 下馬圈工作人員八個：地、 富、 反、 壞、 右、漢奸、 特務， 走資派各一名， 大概我的政治條件最好， 當了圈長。 下馬圈的工作也不輕鬆， 比如餵馬， 半夜還得餵一次， 真的是 “人無橫財不富， 馬無夜草不肥”。 除了擔任圈長， 我還有一份兼職：農場小賣部賣煙酒的。 因爲“工作的需要”， 我這才與酒真正地親近起來。 有時我 “利用職權”， 套一輛驢車到縣政府所在地去辦貨， 心中存的是 “細雨騎驢入劍門”的意境， 現時卻是一個趕着驢車辦酒貨的小販。 驢車直奔酒廠， 遠遠即可聞到撲鼻的濃香， 聞多幾口就會醉倒。 釀酒的師傅每次見到我， 必定勸我品嚐最醇的青稞酒。 他用湯匙舀出一勺， 然後用火柴點着， 一縷藍色的火燄悠悠揚揚， 蕩漾開去， 等到火燄散盡， 剩下的清水不到半勺。 釀酒師傅於是告訴我： “看到了吧， 這酒正好65度。 ”師傅沉醉在自己的藝術傑作之中， 在他的苦勸之下， 我只要有機會進城， 就必然與他同臥醉鄉。 我的工作又有了更換， 換爲菜園的園長。 說是園長， 並無園員， 五十畝菜地由我一人打理。 我住在菜園正中央的地窩子裹， 一根樹枝撐起一塊三合板算是辦公枱兼餐桌， 搖搖幌幌， 始終不倒。 1958年達賴叛亂， 這個菜園子處於 “全叛區”， 鄉民的成分十分複雜。爲了預防刁民的突然襲擊， 我只得改變對狗的態度餵了兩匹狗——一匹叫小虎， 一匹叫小白——分別把守地窩子的前門與後窗。 人常說 “狗仗人勢”，我那時的心境是 “人仗狗勢”，菜園

子萬一出事， 狗吠即使不能嚇走偷襲者， 也可以用吠聲向農場本部報個信兒。 菜園離場部有二百公尺， 是農場的邊遠地帶， 除了農場幹部的家屬想買些便宜而新鮮的菜蔬， 誰也不會到那裹去。 因此， 那裹也就成了牛鬼蛇神偷偷聚會的地方。 我仍然在兼賣煙酒， 園中現成的辣椒、 大蒜頭泡進醬油裹即成至鮮至美的下酒菜， 貪杯自然成爲常事。 不少時候那些道貌岸然的農場幹部也會前來討酒喝， 不過在應付他們的時候必須保持清醒， 否則酒後胡言會招來意想不到的橫禍。 有一次三人同飲， 其中一人 （政策落實後調到中央做了大官） 口吐狂言： “我就像這地窩子裹的桌子， 你別看它搖搖幌幌， 可它就是不倒！ ”另一人雖然也是雙定人員， 卻爲了領功， 拿這話去告了密， 第二天農場牆壁上即出現了特大字標語：某某自稱 “不倒翁”， 必須老實交代！ 然而酒也真能壯膽， 調查組的人來地窩子調查這件事， 口吐狂言者又喝得差不多了， 狂稱： “你們是什麼人？ 是黨員， 咱們按黨性說話； 是派員，咱們就按派性說話。 要我交代什麼？ 交代沒有， 聲明現在就可寫一份！ ”他這樣強硬一番， 倒是沒有下文了。 文革中期， 我的飲酒經驗轉入另一階段。 林彪事件發生後， 我斗膽給省委書記寫了一封信， 請求答覆我究竟犯了什麼罪須要固定在農場勞動。 我據理爭辯：按照 “六廠兩校”經驗， 我屬於在使用中改造的知識分子。 我當時的處境已到了不能再壞的地步， 再壞下去就是勞改或判刑， 我相信我還不至於走到那一步， 而且就算進了監獄也不會比現在的日子差多少。 沒有想到，我的信起了作用， 很快收到返校通知。 到了要離開農場的時候我還真有些捨不得哩。 其實不是不捨得農場， 而是擔心不可能習慣返校後那擔驚受怕的日子。 我最終還是回到了城裹。 這時學校招了第一批工農兵學員， 他們全部來自草原和農村， 多數都是抱着口袋來裝學問的心情入學的。 從文革開始到這時， 六年沒有接觸專業書籍了， 現在重執教鞭， 感慨萬千。 教給學生的還是⋯⋯

六年前的那一套， 卻無端中斷了六年之久。 在學術界， 十年左右算作一代，六年至少損失了半代， 造成斷層。 一個教師是否盡心盡責了， 學生心裹最清楚。 我的教學工作受到學生們的肯定。 一個突如其來的令人無法理解的事實使我難以置信：黨委竟派我擔任七四級二班的班主任。 七四級二班有個諧音集體筆名叫 “齊思爾”。 齊思爾在壁報、 文藝、 籃排足球比賽等方面都名列前茅， 出盡風頭。 我這個班主任當然也與有榮焉。 齊思爾大多來自能歌善舞的牧區， 文格的笛子能喚來草原上的雲雀， 索立志的手風琴也排得上名次，昂尕、 拉毛等位的藏舞飄逸豪放， 跳起來可以帶出一陣風來。 每到節日， 食肉飲酒的少數民族學生必以青稞酒待客。 一次邀請了老師們參加的元旦聯歡會上， 全班31名學生購備了72瓶青稞酒， 平均一人喝了兩瓶， 真正稱得上是豪飲或狂飲。 但凡這樣的場合， 班主任不醉真是對不起學生。 學生們跳着藏舞敬酒， 最後一個動作是攤開雙臂， 一隻腳跟向前着地， 做出獻上哈達的姿勢。 學生的舞跳到這個份上， 你能不飲乾呈上的酒嗎？ 飲了這個學生的酒， 照樣得飲那個學生的酒⋯⋯因此沒有不醉的酒會， 好多次都由學生抬我回到宿舍。 最容易叫人醉倒的是摻合着多種不同的酒， 一會兒西鳳， 一會兒汾酒， 不用幾下就可以把人灌醉， 甚至度數低的啤酒與桂花酒混起來同樣會把人撂倒。 我的酒量是學生們培養出來的。 酒這東西是感情的紐帶， 只要能喝到一起， 感情就自然貼近幾分。 學生喜歡你才無拘無束地與你痛飲， 否則他們絕不浪費感情。 吹笛子的文格是齊思爾的班長， 畢業後當過省團委書記， 現在已經是省級領導幹部。 他就特別能喝。 有一次他來我宿舍說要喝酒， 我就到廚房去取， 他不慌不張從懷裹取出兩瓶白乾， 說道： “我帶來了， 您別去取！ ”我伏案批作業， 他一旁對住瓶口獨飲， 不到一個鐘兩瓶全都下了肚，起身道別： “老師， 我走了！ ”多真摯多戇厚的性子啊。 你到草原去也一定要有這種真情才能交上朋友。 牧民敬酒你是非飲不可的， 你若不飲， 他會以爲你心懷叵測， 害怕酒後吐出真言； 你只有敞開懷抱， 他才認你爲親人。 我

的學生個個都有牧人的性格， 每次不把我灌醉絕不停手。 有一次我帶學生到牧區實習， 畢業後已在當地工作的學生爲我接風洗塵， 飲得我嘔吐他們才鼓掌歡呼： “好了好了， 我們的敬心到了。 ” 我可以說是在酒海中泡過的人。 回首飲酒生涯， 酒有苦飲與豪飲之分。唐人飲高興酒， 所謂 “人生得意須盡歡， 莫使金樽空對月”。 宋人則飲苦酒或悶酒， 所謂 “濁酒一杯家萬里， 燕然未勒歸無計 “。 上海人勸客少飲， 不要飲醉； 西北人則飲痛快酒：飲前熱呼呼地吃飽麵菜， 然後騰出枱子開懷痛飲， 而且凡飲酒必有猜枚行令：三星高照， 四季發財， 五金魁首， 六連高升， 七巧相會， 八仙過海⋯ 一定要把酒場搞得熱熱鬧鬧。 在中國飲食文化中， 酒文化遠比茶文化、 煙文化、 賭文化豐富得多。 《紅樓夢》 如果沒有酒， 怎麼也成就不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 《水滸傳》 沒有酒， 魯智深打不成鎮關西， 武二郎也過不了景陽岡。 我真心敬佩那些酒不沾唇的詩人、 作家， 他們的激情和想像力不知是怎樣調動起來的。 說話之間光陰悄悄溜走了三十年， 如今到了不那麼年青的年代， 但是酒卻不曾戒絕， 而且認爲並無戒絕的必要。 我是從悶酒飲向歡樂， 直到今天，十全大補之類的酒我是從不沾唇的， 因爲飲酒不是吃藥， 不能讓苦澀奪去了快樂。 我永遠記得第一次醉酒的情景， 要爲第一次醉酒寫一篇祭文， 紀念它把我帶入酒海， 讓我在酒中領悟許多做人的道理。 1994年夏季， 我應國務院港澳辦邀請， 帶領澳門的教授代表團訪問雲南、 四川， 在攀登峨嵋山通往金頂的山路上口占了一首七絕：石級三千當路橫松間小坐酒旗下台高梯滑懶攀行眼醉心明腳步輕酒， 它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產生一種 “心明腳步輕”的感覺。

解不開的青海情結——張濟民著作的讀書報告 我手頭有張檢贈送給我的三套著作。 三套著作分別記載着他的人生的三個側面；三套著作合在一起， 則鮮明地展現出一個人物的整體形象——值得尊敬和學習的張濟民。 第一套著作是他主編的三卷本《藏族部落習慣法研究叢書》 ， 包括《淵源流近——藏族部落習慣法法規及案例輯錄》 、 《尋根理枝——藏族部落習慣法通論》 、 《諸說求真——藏族部落習慣法專論》 。 這套著作堪稱巨著，八十餘萬言， 200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它充分表現了作者作爲法學專家和法治工作者的才幹，表現了他在青海藏區如何貫徹實施國家現行法的高度熱情。 就我這個近乎法盲的門外漢看來， 習慣法是民族性、 時代性最強， 靈活度最大，理論敍述難度高的一種法律體系，必須掌握大量的案例， 才能整理出系統， 也才能依據國家現行法制訂出適合民族地區實際且兼收並蓄習慣法有用部分的變通法規。 沒有大量的典型案例和深入實際的調查資料， 要想對藏區部落習慣法提出改造意見是不可能的。 由於歷史的原因， 青海藏族較少這方面的文字資料， 特別缺乏用漢字記載的資料。 作者設計的這套叢書既有實例的輯錄，又有從通論到專論的論述， 充滿一位法律學者的智慧和創造精神。 作者畢業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著名大學法律系， 具有堅實的法學理論基礎，其後長期從事與法律有關的政法工作和檢察院領導工作。 理論與實踐的

有機結合， 使作者成爲這套叢書主編的不二人選； 從這套叢書的編纂中， 我們看到一位法學家的身影。 第二部著作名爲《歲月‧眷戀》 ， 2000年出版。 這部著作表明作者還是一位當之無愧的詩人、 政論家。 書中文字全部寫於青海， 內容分 “詩詞” “論文”兩編。 詩詞寫作時間由1960年至2000年， 寫作地點多在果洛， 還有仰望巴顏、 遠眺札陵、 攀登二郎、 飛越瀘定的篇什， 表現了詩人性格的豪爽和對生活的無比熱愛。 例如 《長相思》 ： “札陵湖， 鄂陵湖， 猶如明鏡掛天頭， 雪山湖中浮。 大河流， 小河流， 匯成巨瀾貫神州， 奔騰不回頭。 ”樂觀向上的氣概， 奔騰跳躍的節奏， 鏗鏘有力的韻律， 給讀者高度的藝術享受； 特別是結尾兩句， 表現了深厚的哲理以及歷史永遠向前的信念， 讀後讓人興奮， 給人鼓舞。 須知這首小令寫於1972年6月文革尚在進行的時刻， 那種樂觀的精神更是難能可貴。 在 “論文”編， 入選的文章多在省級刊物或國家級刊物上發表過， 內容有法學理論、 執法實踐、 民族幹部培養、 民族地區開發的論述等等。 其中最感人的是幾次對外地犯人的講話記錄。 這些講話不是訓斥， 而是諄諄教誨， 並且帶着真誠的感情， 充滿着期待， 例如對京滬江浙服刑犯人的講話開頭說： “你們是從江南水鄉、 大上海和首都北京來到青海服刑的， 對青海還比較陌生。 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道聽塗說， 把青海說得十分可怕， 什麼荒涼冷漠、 野蠻啦， 充軍、 發配、 流浪之地啦， 等等。 還沒有來到青海， 就產生了恐懼心理⋯⋯”接着他講了幾個子題：青海是個可愛的地方、 不要在一個地方跌兩跤、 再不能用 “尼古丁”燒掉自己的青春、 認真學法守法獲取明天的自由。 對犯人進行細心的教誨， 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只有真理在握、 充滿自信的執法者才會辦到。 我發現濟民書記特別喜歡用詩一般的語言描繪牧區風景， 把讀者或聽眾引入自己的話題， 例如 《到牧區建功立業——在青海民院代培的法律本科藏族班畢業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 “那裹有勇敢、 勤勞、 強悍的藏族人民， 有美麗的傳說。 夏季綠草如茵， 鮮花遍地； 到了秋天， 一片金黃。 立馬山顛， 遠眺：雪峰連綿， 玉龍飛

舞；俯視：川谷縱橫，牛羊成群。 其視野之闊， 心胸之廣把壯麗的山川盡收眼底，性情得到了陶冶，如此景觀城市是沒有的。 ”一位長期在牧區生活過的領導幹部，一條高大威武的外省漢子（張檢身高1.9米） ， 說出這樣柔情似水的話， 你能不爲之感動嗎！ 2006年夏季， 作者回青海主持第三部著作《零露集》 的出版， 並用特快專遞把新書從西寧寄往我在珠海的寓所。 遺憾的是，屋村管理處竟然拖延了一個月才把新書交到我手中。 我迫不及待地讀完全本， 情感起伏， 思緒萬千，又迫不及待地執筆寫下這篇讀後感言。 我最突出的感受是， 如果說作者的前兩部著作偏重於理性的闡述，那麼這部《零露集》 則加入了更多的感性成分， 使人感動、感奮，並在感動感奮之餘領受作者情感的豐沛、人格的崇高。 首先是書名引起我的好奇：爲什麼以“零露”爲書名呢？ 零露，一般是指零落的露水， 也可以指一顆一顆的露珠。 不管是露水還是露珠，都含有容易消失的比喻義。 我想作者會不會把自己比作大時代風浪中的露珠一滴，就像有些革命先賢， 從不邀功， 甚至把自己撒落到祖國的陸地海洋？ 在這個意義上說， 零露的含義就太深刻了。 讀完零露集， 我對作者得出四點印象：一是有情有義，二是學識淵博，三是指揮若定， 四是激情澎湃。 作者有情有義，情義綿長。 他在著作中多次提起引他走上人生道路的小學兩位老師。 1988年9月， 他訪大同（雲州）時特將闊別四十二年的老師同學請到一起吃家鄉飯， 暢敘友情， 他填詞唱道：“常念二師多啟蒙， 教誨同窗一班人， 山遠水長各西東。 ”“四十二年一晃去， 喜逢雲州相別愁。 相別愁， 明月關山， 萬里征途。 ”與大學同窗， 他也一直保持聯繫， 特別是對畢業後境遇較差的同窗， 更是給予幫助。 他那堅定不移的政治態度更值得那些風吹兩邊擺的人們學習。 文革期間， 多少人爲了一己之利，委過於人或出賣朋友，作者卻是堅定信念、 站穩立場， 寧死也不做出賣良心的事。 他在詩中記載了一樁可怖的遭遇：“一九六七夏月天，風暴席捲大武灘。 七月十九最爲烈，一死數傷難過關。 吾背被灌滾燙水，又勒脖頸氣難喘。 幸得一士急相

救， 本已氣絕又生還。 ” 作者學識淵博， 我們不再饒舌了， 藏族部落習慣法叢書的編纂早已顯示了他的才華。 面對錯綜複雜的客觀情況， 他思路清晰， 能從錯雜之中理出頭緒， 然後分別輕重緩急逐條解決， 使他成爲一名指揮若定的將軍。 1977年他在領導處理青川兩省之間的草場爭議事件中首先進行調查研究， 同時進行仔細的分析判斷， 然後提出方案妥善解決。 《巴顏情深》 一文對此有生動的記述， 我在看這一段記載時真的忘了是在閱讀歷史事件， 還是在欣賞小說的故事情節： 達 日縣上 、 下紅科兩鄉， 地處巴顏喀拉山以南， 這塊草場 ， 百年之前曾是四川色達大頭人的轄地 ， 因紅科部落大頭人無子 ， 招色達縣大頭人兒子祁姜宮爲婿 ， 繼承父業。 色達大頭人以六個小部落相贈 ， 企圖讓兒子將紅科部落吃掉 ， 併入 自己的部落。 不料祁姜宮掌權之後 ， 非但不理生父之意 ， 連六個小部落也不返還 ， 這就形成了地跨 巴顏喀拉山兩側的紅科大部落。 果洛解放後， 很快在紅科建立了基層政權。 他分析這次械鬥的原因是： “其一， 牲畜成倍增長， 而草場還是那麼大， 甚至退化和縮小， 放牧越界的事司空見慣； 其二， 對草場的歸屬， 引經據典， ⋯ 你排三代， 他排五代， 各說各有理； 其三， 先發制人， 實際佔領， ⋯⋯形成新的放牧線。 ”從這裹我們看到， 充分的事實依據和歷史依據給制訂決策提供了科學可靠的依據。 張檢不僅在真刀真槍的戰場上指揮若定， 表現了他的大將之風， 而且他把這種戰鬥作風帶到其他工作崗位。 1977年省委急調他到民族學院主持工作。 這真是民院的大幸。 他即時履新， 開展工作， 首先從制度建立和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作用做起， 把工作重點很快轉移到教學科研上來。 現任院長王作全教授一再感謝他在民院做了兩大好事：一是建立了青海民族研究所； 二

是大膽起用像李文實這樣有真才實學的老知識分子。 特別使我感同身受的是李文實教授的起用，那是非要有大無畏的精神才敢採取的手段。 文實教授在調進民院之前曾被錯定爲反革命而判無期徒刑。 在文革流毒尚未肅清的當時， 誰願沒事找事想到起用這樣一位老知識分子！文實教授的確學問扎實而淵博， 他的《西陲古地與羌藏文化》一書具有很高的學銜水準， 是一部難得的史學著作、語言學著作和文化學專著。 他師從名師， 具有漢、藏、撒拉、蒙古等多種語言能力。 王作全教授十分感佩濟民書記的做法， 並且正在發揚光大。 我要特別談談我對詩情澎湃的張檢的看法。 詩人不是懂得平仄押韻的人就能勝任的。 詩人必須要有詩人的氣質。 “詩言志”。 一個志不高或根本就沒有志向的人怎能言詩？ 張檢情潔志高， 他把他的人格和情操注入詩中， 從不無病呻吟，所有詩作都是有感而發、 即境而成。 他寫鄂陵湖：“遠眺鄂陵意悠悠，近觀急浪連天浮， 數騎賓士湖畔上， 驚奇一群野馬牛。 ”試想沒有遼闊的視野， 沒有遼闊的胸懷， 怎能寫出如此遼闊的境界。 即使在困難的環境中書記的歌唱也是積極向上的，如在1968年瘋狂歲月中書記唱道：“壯志酬未半，亦解平生願。 狂風驟雨過， 回首心地寬。 ” 讀罷三套著作， 閉目沉思， 作者的生動形象鮮明地浮動在眼前。 他9歲作爲一個山村的兒童團長投入了抗日戰爭的洪流， 16歲正式參加工作，24歲帶着豐富的實踐經驗考入當時第一流的人民大學法律系求學。 因爲他明白學習的意義， 在 “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下如飢似渴地提高文化、 吸吮知識。 大學畢業後即往青海草原工作， 從此與青海結下不解的情緣。 他在青海四十年：果洛工作十九年， 青海民院四年， 其餘時間擔任檢察院領導職務。經歷特別簡單， 但步履十分堅實， 幾乎不曾有過工作的錯失。 這裹有什麼訣竅？ 我想， 首先是他具有農民的善良品質。 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農民的兒子，但又超越了農民的局限， 他總是以善良的願望對待他的同事或下屬， 同時堅持他認爲合理的事物或信念。 文革期間他堅持正確的政治態度， 絕不說

違心的話、 做違心的 ； 他實行 “勝利大逃亡”， 鬥爭的勇氣和決斷令人欽佩。 高深的理論修養幫助他提高調查事物、 分析現象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青川兩省的草場械鬥的解決、 民院工作的很快恢復， 都因他首先把握了問題本質。 除了理論的思考， 心胸開闊、 性情豁達， 則成就了他的詩詞創作。 他不是專業詩人， 他說他的詩都是 “謅”出來的， 這 “謅”字極妙， 就像有人說自己的詩詞是在馬背上 “哼”出來的一樣。 張檢深情地表白： “說青海是我的第二故鄉， 一點也不誇張。 ”的確如此， 他把青海比作 “老巢”， 離休後已經四次回返青海老巢了。 據他夫人透露， 他們將會經常回青海， 因爲 “張檢到了青海， 就像魚兒回到大海裹一樣， 他和那裹的新朋故舊水乳交融的情感令我感動。 我理解了他對青海夢縈魂牽情⋯⋯”是的， 我從許多走出青海的人那裹也聽到類似的話語， 我自己也是一個以青海爲第二故鄉的人。 是不是青海有其他地方不可企及之處？ 不是。 是不是青海給了這些人特別的好處？ 也不是。 濟民檢察長就差一點客死果洛； 我在一本書的 “跋”中也曾說： “從剛剛立足社會的時候起就開始接受二十年之久的不公平待遇， 整個青春 （從23歲到44歲） 在壓抑、 無望的境遇中度過。 ” （ 《語言學：社會的使命》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我想根本原因是淳樸、 善良的人民遠離虛偽、 欺詐， 給了這些外來人以薰陶， 而這些外來人又把最美好的東西給了青海——聰明、 智慧、 青春乃至生命。 人間多情， 張濟民就是這群人中的傑出代表。

六十年間難忘的二十年 新中國誕生六十周年了。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 “六十”是生命的一次循環， 人活到六十， 即已取得生命的一次輝煌。 六十年間，值得慶幸和記憶的事件很多。 我想到其中的二十年， 即1957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前往青海生活工作的二十年， 因爲這二十年涵蓋着我整個的青春年華， 使我受到鍛煉和考驗， 然後又開啟了我移居香港、澳門的三十年生命旅程。 1957年，我還是北大學子， 沒有逃過反右之劫，在我畢業鑒定的時候被劃爲右派分子， 原來的那一股發揮青春力量、 描繪美好前程的憧憬化爲泡影。 畢業前說好了要我去的單位不要我了，於是留校 “等候分配”。 先在系裹參加刻印《雙反小報》 。 不是所有右派都能參加這份工作的，起碼條件是字要寫得像樣， 帶頭做這份工作的是高我兩班畢業留校當助教的金申熊（金開誠） ， 他也被劃右派， 後來加入民盟當了副主席。 刻了一陣鋼板被分配上歷史系陳芳之教授家中爲她抄寫一本書稿。 她的原稿已經十分清秀， 要我再抄一遍自然要比原稿更加工整，這就逼得我練就一手漂亮的硬筆字。 抄完那本書稿又爲新聞專業的洪一龍先生抄寫外交史資料， 每天起早趕往設在百萬莊的外交學院，在那裹度過一整天。 原本我有暈車的毛病， 由北大進城也往往步行，這會兒唯恐擠不上汽車以致遲到，哪還顧得上暈車不暈車！ 就那幾個月治好了暈車的毛病。 回想起來， 大學畢業後投入社會竟然與抄抄寫寫結緣。 我今天幾個字還算看得過去， 竟然有人求我的字作硬筆字字帖， 甚至題寫了不少書名楹聯，那是後話。 好多人問我何時練字，根據何體，我總是笑

答 “體尊百家”， 今天恍然大悟， 肯定與這段 “書記”生涯 （此書記非彼書記）經歷有關。 這時全國掀起幹部下放勞動的運動 （文革時期叫 “走五七道路”） ， 北大等候畢業分配的右派分子們跟隨下放教師到北大黨委書記史夢蘭打過遊擊的齋堂修水渠， 在勞動中接受監督改造。 說着說着到了1958年，一場狂熱的大躍進運動鬧哄哄地開展起來， 在全國範圍內， 高等學校如雨後春筍般辦了起來。 先是陝西師範學院到北大來要教師， 揀到了我， 通知我從齋堂返回學校面試， 結果沒有通過政治關， 又回齋堂接受監督勞動。 1958年6月終於被青海民族學院接納， 前往教書。 到北大來揀右派學生的是青海民族學院人事處長劉繼文， 一口陝北話， 肯定是個革命老幹部。 他問我願不願意去青海， 我想我已是一顆爛白菜， 有人要你就不錯了， 還有什麼個人的意願！ 從此開始了我在那裹二十一年的半受監督半教書的生涯。 青海民族學院與共和國同年誕生， 同步前行， 今年即將走過六十年歷程。 她的前身經歷過青幹班、 民族公學和民族學院多個階段， 2009年升格爲 “民族大學”了。 我是1958年6月加入民院教師隊伍的。 當時民院的校址還在湟水北岸。 我是因民院增設大學部而來到青海的。 來後沒多久， 民院整個兒地從河北搬往河南曹家寨， 即後來民院預科學院所在地。 那時全國趕美超英， 大煉鋼鐵， 學校正值假期， 留校教職工開赴海北鐵邁煉焦， 校內則熱火朝天地進行招收第一批大學生的工作。 這是我第一次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地方勞動， 初次感受到高原缺氧的滋味。 中秋節那天， 領導通知我連夜返回西寧， 準備給即將入學的第一批大學生授課。 登車前一刻， 領導給乘車人派發燒酒， 吩咐大家如遇特殊情況方可飲用。 果然解放牌汽車來到達板山頂拋錨，夜間竟然下起雪來。 我在一首小詩中記載此事， 曰：夜裹攀山壞引擎，停車就地且安營。 禦寒雖有羊皮襖， 取暖還需酒一埕。 那年開學遲了， 中文科學生來自本省高中畢業生， 內地來青的青年學生， 還有一批來自四川榮校的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退役軍人。 這批學生文化基礎、 政治興趣各有不同。 從榮校來的學生熱衷於政治生活， 儼然以爲他們就是所在班級的領導核

心， 甚至到中學進行教學實習， 他們也要背着指導教師另行招集實習同學開會， 審議教案、 聽試講， 被審查的同學說教案已獲指導教師與原任老師通過， 他們竟然說 “你們聽老師的還是聽黨的”； 從高中升學上來的學生， 特別是從外省來的青年以及年齡稍長的調幹生， 則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 學習特別刻苦。 畢業後因政治條件好而留校的劉總遠、 雷驚物、 馬金蘭等位加入學院幹部行列； 專業知識強的韓萍、 劉芙蓉、 黎大琦諸位則獨當一面地承擔教學任務， 成爲教學中的骨幹， 北京籍調幹生韓鳳昆成績特別優秀， 可惜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喪身， 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一份西寧方言調查報告， 那是他未完成的語言學作業。 從事政治工作的同學 （徐光遠除外） 始終政治掛帥， 根本不拿我們這些政治條件不好的人當老師， 完全採取敵視、 監督的態度， 面對面相遇也不會打聲招呼， 甚至揚言她的臭腳丫都比我這樣的老師乾淨； 倒是那些業務好的學生尊師重道， 與我們情同家人， 至今保持聯絡。 民院發展很快， 不久即一分爲三：曹家寨留給了民院預科， 幹訓部設立在樹林巷內的大教場， 大學部 “定居”於現在的八一中路。 家大業大的民族學院逐步走向成熟， 邁向繁榮。 在我看來， 早在文革開始以前， 民院即已具備升格大學的條件。 在全國所有民族學院系列中， 青海民院歷史最爲悠久，她的師資力量不比那些所謂正式大學差， 她所開設的課程、 採用的教材以及授課教師的水準， 都不在其他大學之下， 尤其值得考量的是， 民院是一所少數民族高等學府， 應當得到充分重視。 許多青海民院畢業生的優良表現就是最好的說明。 其他系科特別是藏文系師生的水準且不說， 就說我所在的漢文系師生吧， 走出青海也都成爲所在大學的業務骨幹而受重視。 漢文系1977屆畢業生張建華， 現任廣州大學中文系教授， 他取得澳門大學頒發的首個博士學位， 其35萬字的博士論文被視爲獨領澳門文學史風騷的著作。 解新邦， 土生土長的青海人， 直到現在還是一口 “青海普通話”， 民院1960年代學生，畢業後先到曲麻萊滾打， 後來調到省黨校任職， 1980年代遠走浙江舟山， 創辦浙江海洋學院， 歷任院長、 書記， 一個西部旱鴨子來到東海群島大顯身

手， 這也是青海民院的驕傲。 我曾兩次出席他主辦的全國海洋文化研討會，兩次大會都承蒙他安排作大會主題演講， 介紹澳門海洋文化的特點。 我曾有詩贈他：高原漢子意從容， 敢向汪洋建學宮。 海島三千充句讀， 文章大氣貫長虹。 我一生中最值得記憶的是在青海的二十一年。 那二十一年我由23歲成長到44歲， 那是我經風雨、 見世面的年代， 是我與命運搏鬥的年代， 是我儲備豐厚底氣的年代。 說老實話， 那二十一年我是在不公平的環境中度過的。 開始時受 “監督改造”處分， 不給我定工資級別， 只給僅夠一人生存的 “生活費”， 後來摘了右派分子帽子， 依然毫無理由把我的工資級別降低兩級， 而且從此與 “升職” “提薪”絕緣。 我在青海的課堂講台上站了二十一年， 卻連教師必備的手錶都買不起， 初時攜帶家中的鬧鐘上課， 後來養成善於估算時間與掌握時間的本領。 當年學習辯證法， 始終鬧不懂的是：事物是發展的、 變化的， 我由青年發展爲中年， 由單身發展成家庭，爲什麼工資卻違反辯證法， 永不發展變化！ 那二十一年對我而言的確十分艱難， 然而人的成長必須經過磨礪和煎熬。 我是民院的 “五朝元老”， 曾在郭若珍、 溫志忠、 戴金璞、 鄭長榮、張濟民等位領導人麾下工作。 五朝領導之上還有一位更高的領導。 在我的眼中， 馬萬里書記始終是民院最高領導人。 當時我雖然無緣與他接近， 但可以感受到他的慈祥和善與同情信任。 1979年， 他在領導崗位上極力支持我破格晉升爲正教授， 這在當時是震撼學界的大事。 文革十年， 沒有進行過教師的評級， 這次評級可謂一次破冰行動， 民院唯一一名正教授竟然給了我這樣一個 “摘帽右派”， 我猜想， 爭議一定會十分激烈， 沒有馬書記的支持， 教授桂冠是到不了我頭上的。 1980年， 馬書記率團訪問香港， 找到了我的住處，視我爲訪問團成員。 一次在海洋公園門前合影， 我知趣地站立一旁， 馬書記說：來來來， 你也是我們青海的！ 五朝領導中有些領導人內心深明五七年那場反右運動的真相， 也不把我當階級敵人看待。 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具體負

責全盤工作的副院長戴金璞（黨委書記李銘新是個養尊處優、 無所用心的官僚） ， 把我分配到教材編寫組爲牧區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積極分子訓練班（簡稱社教班）編寫教材， 使用的參考資料全是戴院長提供的當時尚未在社會公開只在軍內流傳的毛澤東語錄。 文革開始， 造反派批判他招降納叛， 重用右派分子， 要他認罪，他回答時總是同一句話：按毛澤東思想辦事！ 戴院長的結局是在一個放映電影的夜晚， 無人看管， 他便自殺於菜園角落一間空置的土屋中。 人們找到屍體時發現他的腳下堆放着一捧煙頭，顯然他是在把自己吊上用床單結成的繩索之前曾經進行過激烈的生死搏鬥， 最後爲了維護尊嚴而以生命作爲代價。 文革後張濟民書記從果洛來到民院， 他的開明作風和親和態度以及樸實的學者風範更具魅力。 他在人事上尊重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解放了一批身負各種沉重包袱的教師幹部，甚至從監獄中請出著名學者， 強化教學與研究力量；在學術上， 他創立了佔據全國前位的少數民族研究所和法學專業， 極大地提升了民院在學界的地位和排位。 他本人身體力行， 著有青海少數民族地區的法律專著以及抒發真情實感的詩集。 我受恩於張書記的地方很多，直到現在，我們之間還有親密的接觸。 我從他那裹經常受到教育和鼓勵。 還有一位領導幹部必須提到， 她是人事處長、政治部主任楊茂嘉。 1978年底的一天夜半時分，楊主任敲開我的家門，興奮地通知我：右派問題可以甄別了！ 你趕緊準備材料， 提出申訴。 她關切地問我有什麼要求。 我一時痛哭失聲，激動得不能自已， 說：我都不知道究竟憑什麼打我成右派， 申訴些什麼？ 第二天， 她派政治部幹部通知我到辦公室， 把當年劃我右派的結論摘要告知給我，又特准我乘飛機回到北京大學處理甄別手續。 我對她的回報是買了一張電影票請她看了一場高倉健主演的、 以平反冤案爲主題的日本電影《追捕》 ⋯⋯現在回頭看去，真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回味。 我有兩句詩說：西部叢山情意重，年年咀嚼到如今。 這是因爲青海給了我生活的勇氣， 奮鬥的決心，給了我面對殘酷現實的能力和智慧。 1979年胡耀邦主持組織工作，解放了我們這些本來無罪的“中年人”。

我帶着高原的風雪豪情由青海來到香港， 1981年輾轉來到澳門， 開始在另一個世界生活。 來到這個陌生的世界， 我原本擁有的學歷和教授頭銜都不被承認。 我從一名兼職的語言教師 （就是教港澳人說普通話和教外國人學中文，而且不是全職）做起， 一步步升爲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直至教授， 行政職務擔任系主任和學院院長。 這一路走來不憑半點人事關係， 也沒有什麼人事關係可供依憑。 好在這裹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地方， 法制比較健全， 沒有太多的政治考慮， 競爭十分激烈但卻比較公平。 我剛到香港， 寫了一首致香港大學友人的詩， 尾聯曰：文章真偽誰人曉， 試比琳琅紙上功。 我經過一番努力， 包括我爲了取得 “英聯邦學位”以便符合招工條件而攻讀香港大學的哲學碩士學位， 二十年間出版著作二十餘部。 功夫不負有心人， 我總算逐步站穩了腳跟。 在我前進的腳步聲中， 我耳旁始終響着草原同事們的聲音，他們在鼓勵我前行。 三十年來， 港澳許多報章刊登爲我寫的 “他從青海而來”等專訪。1980年代青海藏族藝術團來香港演出， 我在香港 《明報》 發表 《青海的藏族與藏戲》 文章， 邀請饒宗頤等大師級學者談藏戲， 提升演出效果， 打造青海形象； 但凡有青海人來港澳公幹， 我都熱情接待， 盡力配合， 提高訪問規格； 前年民院中文系申請語言學碩士點， 我向所有我熟知的全國各地的評審委員說項， 希望投給民院一票， 最後民院以高分獲得批准， 當然這主要是民院領導和同事們努力的結果， 但其中也有我的感情付出。 ⋯⋯ 1999年12月20 日澳門回歸， 不知文化爲何物的大學校長做了葡萄牙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撤銷了我參與草創的中文學院。 正在意興闌珊之際， 北京邀我出任政協委員。 2000年1月25日新華社通稿報道， 有十位港澳人士被增補爲北京市政協委員， 其中我一人爲文化界代表。 這是我的母校城市給予我的光榮， 是在失意之時給予我的前行的力量。 我在 《榮譽與責任》 一書中以 “快樂的新丁”爲題著文透露我的心聲： “當時， 澳門已經回歸。 但是想像不到的是：回歸前葡萄牙人有些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在回歸後卻被人利用

‘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的政策而公然做了起來。 我曾經參與奮鬥並且取得重大成果的中文運動面臨嚴峻的挑戰。 我清醒地知道， 身邊發生的這一切實際上都帶有後殖民主義的性質。 這類現象在許多殖民者撤退的地區都曾存在過或者繼續存在著， 特區政府和社會人士雖然程度不等地看到了事件的性質， 但要一下子改變過來是不現實的，還得 ‘慢慢來’。 這時北京市政協增補我爲委員， 的確給了我接受挑戰、面對困難的勇氣。 ”從此我有機會每年三次赴京參與各項活動。 每次到北京， 必與青海的老領導、 老同事聚會， 魂牽青海萬重山， 暢敘雪域高原的情懷， 都爲民院取得的進步感到振奮。 在這些青海故舊中，張濟民書記依然那樣熱情謙和， 有時把民院的同事請到他的“王府”（北京昌平區平西府鎮王府公寓）吃手抓， 有時出席在青海駐京辦事處舉行的聚會， 親切如待家人。 張國信是1949年就到了青海草創青幹班的老臣子， 省上許多重量級領導幹部都出自他的門下， 退休回到北京， 還駕駛摩托車到郊外垂釣，一副老有所樂的樣子。 孫文景、趙冰如伉儷則是專業能力很強的藏文專家， 現在孫氏還在爲翻譯事業繼續作貢獻，趙大姐卻學習國畫書法， 常將其畫軸墨寶贈與友人， 怡然自得， 安度晚年。 我家裹就掛着一幅她的牡丹畫作， 畫面上的篆書題詞是：燕子聲聲惠， 明年又歸來。 史孝石是位胸懷坦蕩、 思想開闊、極富鼓動力的人物， 1957年遭劫後由中央放逐到青海， 沒有死在祁連山伐木勞動中是他的幸運， 各路人等喜歡與他交往， 從他那裹取得樂觀自信，現在依然故我， 保持當年特色。 這種聚會總是五對夫婦出席，我常笑稱此乃十老相會，並作《十老歌》 ：茫茫塞外度寒冬笑語聲中憶苦樂夢遊西海心猶暖十老相加八百歲雪壓霜欺看勁松史家筆下辨蟲龍酒醉郭林情正濃明年約定又重逢

有時碰巧民院其他舊友在京， 也參與我們的聚會， 例如上京醫治眼疾的馮育柱， 還有一年賈晞儒伉儷來京就醫。 特別是老賈夫婦在京那次， 大家相聚在老史家談起編寫回憶文章的事， 一年後果然 《雪域留痕》 一書在張濟民書記和老賈的主編下定稿， 大家委託我拿到我所在的出版機構出版。 那本書留下了一群民院人彌足珍貴的記憶。 每年我上北京， 把與他們的聚會當作精神的盛宴。 我常想， 這些老民院的同事以及他們的聯誼活動， 乃是 “青海民族學院”， 不， 乃是 “青海民族大學”這六個大字把大家凝結在一起， 是退休後的教師幹部精神面貌的寫照。 六十年來青海民族大學和她的前身青海民族學院、 青海民族公學等創立了很好的學風與校風， 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 在青海各條戰線上發揮重要的作用。 值此六十華誕之際， 學院升格爲大學了。 這是歷史對她的肯定， 是時代付託給她更光榮的重擔， 我們爲之歡呼鼓舞， 也將爲之多做一些事情。（ 2009 年 6 月 ）

永遠健步行走的徐煒 1998年春節， 我和我的家人專程到老朋友范泉先生家給他拜年。 離別整整二十年了， 重逢時他那股興奮勁兒真是難以形容。 雖然因爲做過從舌頭到整個右肩的特大手術， 說話有些困難， 手也不完全聽使喚， 但他不停地講了幾個鐘頭， 送給我幾本新著， 親筆寫了 “留念”的字句， 還一定留我們在他家裹用飯。 臨了， 他堅持與吳嶠大姐一起把我們送出弄堂。 此後因爲隔得太遠， 只有通通電話， 報報平安。 後來得到一個不祥的消息， 說是他因前次手術不徹底， 又進了醫院； 我預感情況不妙， 因爲歲月不饒人， 畢竟是八十幾的人了， 再動一次手術怎麼受得住？ 過不多久， 果然聽到不願聽到的消息。我驚呆了好一陣， 這麼一位挺着腰桿走路、 腳力極健、 思維能力極強、 創作慾望極其旺盛的大好人， 怎麼會就這樣離我們而去？ 直到現在， 我腦海中的范泉仍然是在大西部的群山間健步行走的范泉， 仍然是從上海茅台路住所健步送我出弄堂的范泉！ 人們總是 “先聞其名， 後見其人”。 范泉之於我， 卻是 “先見其人， 後聞其名”。 我知道范泉的名字只有二十幾年， 但我與范泉這個人的交往卻有四十年之久。 1950年代中期， 我和范泉都太聽組織的話， 給領導提了點意見而被打成右派。 他從上海發配到青海省湟中縣去改造， 工作單位是縣文化館， 宿舍卻在塔爾寺的一間冰冷的土屋； 我1957年在北大中文系畢業， 畢業鑑定時突然被宣布爲右派， 組織分配不出去， 就派到北大教師下放鍛煉的地方京西齋堂勞動， 在勞動中接受下放幹部的監督。 1958年全國大躍進， 青海

本地原有的右派很多早都進了當地的勞教農場。 這個時候全國一窩蜂地辦大學， 像我這樣年輕的北京學生右派可就派得上用場了：一所大學的人事處長親自到北大、 北師大要了幾個 “學生右派”和 “助教右派”到青海去教書。我就這樣到了青海， 認識了幾乎與我同時到達的范泉。 可那時他已經不叫 “范泉”了， 而以他的真名 “徐煒”相見。 可是大家都把第三聲的 “煒”字念作第四聲的 “渭”字， 大概是想把他比附爲歷史上的那個 “徐渭”吧。 請原諒我的冒失， 我從來都是直呼 “徐渭”其名的， 沒有加附過什麼 “同志” “先生”之類堂皇的稱謂， 也不知他還有個名字叫范泉。 直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直呼 “徐渭”比叫什麼都親切。 我覺得徐渭的名字怪好聽的， 因爲他令我想到那個才華橫溢、 放蕩不羈的徐文長。 徐渭、 徐渭， 湟中縣政府所在地魯沙爾鎮的機關幹部甚至鎮民都這樣叫他， 還都有個 “共識”哩 （當其時還不大用 “共識”這個詞兒） ：那就是徐渭這個右派永遠不會鬧事、 永遠不會闖禍、 永遠翻不了天， 善良的人們不把他當右派看待， 或者說人們早已確認徐渭這個右派只知埋頭幹活， 而且只要是文化方面的活兒他都會幹得似模似樣。 他會刻鋼板、 會編文革小報、 特別會用油漆畫大幅領袖像——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正副統帥、 偉大領袖年輕時去安源， 他都曾畫過。 不是畫在紙上， 而是畫在牆上； 不是一張張地畫， 而是一牆牆地畫。 徐渭做這些事也真是全情投入； 不管他自己怎麼想（他確實想過：如果畫不好， 醜化偉大領袖的形象， 那是罪該萬死， 死路一條） ， 人們看上去總覺得他是那麼投入， 其樂無窮地沉浸在他的任何一件工作中。 他把他的工作做到公社和生產隊裹去了。 要說文藝下鄉是件新事物，徐渭可是創造這個新事物的先驅！ 他好像是專給老鄉送信的郵遞員， 經常揹着一個小書包行走在山間的小道上， 書包裹裝着他刻印的小報、 繪畫用的畫筆和油漆， 當然還少不了物質的食糧：饅頭、 鹹菜。 那時組織上要他畫領袖像是不給他油彩的， 要他用油漆而要取得油彩的效果。 嚴格地說， 徐渭是 “油漆畫家”而不是 “油畫家”。 也許因爲他如此行走了好多年， 他的腳力

特別猛健。 我在本文開頭說徐渭“挺着腰桿走路、腳力極健”可能象徵着他的性格和人品， 但確確實實也是真實狀況的寫照。 關於他繪製領袖像的情節，在他的《文海硝煙》 的題記《在硝煙中拚搏》 和《青海流放記》 中有詳盡的記載。 1978年， 中國右派的天快亮了。 這兒的 “右派”專指1957、 1958年被劃的右派分子，不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等偉大文獻中的“右派”。我因爲所在大學那位總支書記的迫害，不能在中文系裹立足， 找了個在校外兼職的機會， 到市裹的體育學校當代課老師。 體育學校在市區， 校長王先生特別珍惜人才，我以客卿身分去代課自然備受歡迎。 我在體校與社會的接觸比較多，得到的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都比較快。 當時的形勢是：右派的改正快要進行了，一些稍有遠見的大專院校領導人未雨綢繆， 開始從先前的右派中物色一些有真才實學的人充實自己的教師隊伍。 我向我的摯友王寧和倪復賢極力推薦徐渭。 王寧是大學者陸宗達的真傳， 現在在訓詁學界是數一數二的知名學者； 倪復賢在當時的青海師範大學擔任教務處長， 曾經跟夏承燾念宋詞， 當過中文系領導。 他們二人非常賞識徐渭的人品學問， 把他從湟中縣的鄉下招進省會，在青海師範大學中文系當上了教師，給他安排新的住房，後來又解決了高級職稱問題。 徐渭調到西寧市以後，我幾乎每個禮拜都去看他， 問候他的生活起居。 人們這個時候才知道，徐渭在解放前辦過《文藝春秋》等數十種聲名顯赫的刊物，與許多進步的大作家有直接的聯繫， 茅盾、巴金、 葉聖陶等人都曾經在他主編的雜誌上發表過文章，光未然還在他家住過。 他簡直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活字典。 徐渭在青海師範大學的那個時期，爲這所大學做了大量的工作， 編撰和出版現代文學史的書籍資料， 培養現代文學史方面的研究生，大大提高了中文系的學術水平和在全國的知名度。 1979年，徐渭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但他回不了上海，據說他在上海的住房早就容不下他了。 虧得作家吳嶠大姐給了他幸福的晚年生活。 作爲徐渭的難友，我是特別感激、 特別敬重吳嶠大姐的。 正在這時， 我的右派問題也

得到改正， 便到香港和澳門謀生， 與徐渭的聯繫也就少了， 只是從書刊上和朋友處得到他的一些消息， 特別得知他編纂的 《中國近代文學大系》 獲得國家頒發最高榮譽獎， 更加牽起我難以言表的心情——慨歎？ 驕傲？ 激動？ 快慰？ 我根本無法說清。 我從未忘記這位故人， 從未忘記在青海與他一起度過的苦難歲月。 我相信， 黃土可能會埋葬一些黃金， 但不能把所有閃光的東西都埋葬掉。 徐渭留下來的高貴人品和煌煌大著就是永遠掩沒不了的黃金！（ 2000 年 10 月 ）徐煒生平 徐煒， 筆名范泉 （ 1916- 2000 ）， 上海市金山縣呂巷人，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復旦大學新聞學系畢業後， 曾任上海永祥印書館編輯部主任、 上海市新聞出版印刷學校副校長、 復旦大學文學院講師、 新中國藝術學院和青海師範大學教授、 上海書店編審。 從1933年起， 曾編輯 《作品》 《文藝春秋》《文藝》 等半月刊、 月刊、 叢書十五種， 《星島日報 ·文藝》 等副刊三種，《文匯報》 等報紙四種。 創作有小說集 《浪花》 ， 散文集《江水》 《綠的北國》 《創世紀》 《翻身的日子》 ， 童話集 《哈巴國》 《幸福島》 ， 傳說集《神燈》 。 另曾翻譯小田岳夫的 《魯迅傳》 、 川端康成的 《文章》 等五種。1986- 1996年編纂出版 《 中國近代文學大系》 ， 該大系共二千萬字、 十二專集、 三十分卷， 獲授予國家圖書獎中最高一級的榮譽獎。 生前最後一部著作爲《文海硝煙》 。 他的伴侶、 作家吳嶠在該書《後記》 中說： “想不到在他編好這本書， 寫了《題記》 ， 交稿以後不久， 經醫生化驗確定， 竟患了癌症， 將在舌頭和頸胸部動大手術， 術後可能成爲殘廢。 這是意料不到的事。如果他術後蘇醒過來， 即使不能說話， 不便吃飯， 我相信他還是非常堅強，能夠盡他的可能，爲祖國和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

種牙之旅 青海草原流傳着這樣一句描寫牙齒的俗諺：年輕時三十二顆珍珠， 年老時三十二個魔鬼。 牙齒之成為珍珠， 是因為飲食中含有豐富的鈣質。 在草原， 想要喝一口清水比喝牛奶還難， 想要吃一口青菜更是難於上青天。 牧民們用牛奶煮茶、用牛奶熬粥下麵， 乳酪、酥油無一不是用牛奶製成的；所謂主食，除了一小碗糌粑之外，全是牛羊肉， 例如手抓、血腸等等， 而糌粑也少不了奶茶、酥油和從牛奶中提煉出來的曲拉。 牛羊身上的鈣質，給了牧民豐富的營養， 青少年時代的牧民個個擁有潔白、堅固、 晶瑩、如同珍珠一般美麗的牙齒， 招人羡慕、 妒嫉。 牙齒之成為魔鬼，是因為牧區世世代代缺乏醫療保健條件， 同時牧民缺乏必要的衛生常識。 三十年前， 草原上早就有了給牲口治病的獸醫而少有給人醫牙的牙醫， 更談不上有牙科診所。 帳篷裹找不到牙膏、 牙刷、 牙線等設備， 帳篷主人沒有求醫洗牙和為牙齒美容的習慣；年輕人血氣方剛， 還依仗牙齒的堅硬逞強， 比賽用牙齒開酒瓶； 牙齒甚至作為勞動工具廣為運用，例如咬住帳篷四角的粗繩釘木樁。 如此這般不知折騰了多少年， 珍珠變成了魔鬼。 牧區的老人很少保持整齊的滿口牙， 你看那些牧區老人的照片， 大多在陽光般燦爛的面龐上剩下一兩顆剛強的虎牙，其餘部位都是光禿禿地露在外面的牙牀。 我沒有數字作依據，只是感性地覺得，就先天條件而論，牧民的牙齒可能是質地最好的牙齒。 如果醫療隊伍能早些深入到草原的每一個角落， 每一頂帳篷都加入 “家庭醫生”的網路； 同時健康知識在草原上傳播， 使牧民明白保健的重要和方法，牧民的美牙必定

會從少年時代一直保持到老年。 1960年代末期， 我帶着牙病來到黃河岸邊的農場， 在勞動中接受改造，一去三年。 牙病是有苦自己知的病。 俗話說， 牙疼不是病， 疼起來要人命。勞動中我受盡牙痛的折磨， 得不到領導的諒解和夥伴的同情。 好不容易盼到“六二六醫療隊”從城裹來到草原， 在城裹任職醫生的朋友寫信關照我， 要我去找醫療隊中的牙醫瞧病。 我步行十里找到醫生治病的地方， 醫生熱情地叫我坐在一塊山石上，着我張開口， 不施麻藥就為我捉拿魔鬼。 因為沒有拍片檢查， 不知道牙根的走向， 一顆智慧牙應聲被拔斷了。 醫生急忙吩咐護士鑿開我的牙狀仔仔細細掏出牙根的碎塊。 護士用榔頭和鑿子敲得手軟， 實在不忍再敲， 醫生在旁惡狠狠地狂喊：敲！ 敲！ 敲呀！ 最後捧出四個顆粒交給我說：好了， 全弄清爽了。 我用藥棉咬住血肉模糊的傷口， 在夕陽西照下步行十里崎嶇的山路回到農場。 我有一首七絕記載了那次遭遇：醫生赤腳下鄉來滿口 珍珠魔鬼擾山石聊當手術台揮鉗舉剪頓消災 赤腳醫生面對牙病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療方案：一是認為反正醫不好，長痛不如短痛， 乾脆拔除； 二是儘量保住牙根， 以後鑲牙什麼的興許還有用處。 我碰到的醫生力主前一方案， 於是拔、 拔、 拔， 拔得我已經不知疼痛，反而鼓勵醫生 “別緊張， 放鬆些， 我不怕疼。 ”其實從肉中取物哪有不疼的道理？ 只是想到：病人喊疼， 醫生緊張， 最後更加受苦的還是病人。 我笑稱這是夜行墳場吹口哨， 自己給自己壯膽。 牙齒拔掉了怎麼辦？ 唯一的辦法是鑲假牙。 其實 “鑲”字用得不夠確切， 應當換作 “放”字， 因為假牙是擱置在空蕩蕩的牙牀上面的， 牙牀承托琺瑯瓷顆粒的重壓。 咀嚼食物與其說是用假牙， 倒不如說是用牙狀更加準確。 久而久之， 牙齦萎縮， 假牙失去依托，就會變得鬆鬆垮垮， 完全失去咀嚼的能力。 於是種牙技術應運而生。 種牙原

理很簡單：只不過是在空蕩蕩的牙狀上釘釘， 把假牙牢牢固定在釘子上， 使假牙與牙狀同進退、共存亡，不再是牙齦獨自萎縮，撂掉承托的假牙不顧。這是一項高新技術，能成功施行這項手術的醫生極少，在牙醫水準很高的加拿大， 也只能以個數統計； 能接受這項手術的病者也是有先決條件的， 即必須牙牀堅硬，適合釘釘； 骨質疏鬆或牙齦過窄以及牙牀不深者都是享受不了這種科技提供的恩賞的。 如今種牙術在美國加拿大大行其道， 成為當前醫療和美容界的熱門行業。 不僅歌星藝員爭相前往就醫， 更成為沒有患牙病、只是形狀不夠美觀的少女少男追求的新鮮事。 我在拉斯維加斯大街上看到一群少女， 她們個個都是滿口雪白整齊的牙齒， 令人羡慕。 美加百姓情願用幾個月的收入換取滿口珍珠。 對比之下東方人就沒有這種習慣或愛好。 我的外甥畢業於白求恩的母校麥基爾大學醫學院， 是一名成功的牙醫，他說他的兄長和家人寧可把錢用在美味佳餚上， 也不肯用於維護修復屬於自己的吃喝的工具。 這也不足為奇，一位東方巨人曾經論證過，老虎不刷牙， 照樣可以吃人。 在東方一些地區， 牙齒的缺陷竟然成為一種美， 歌星們以她們那坑窪不平的門牙在舞台上盡情表演“缺陷美”。 在加拿大執業牙醫的外甥前幾年就警告我：雖然我的牙齒表面上看還算過得去， 但含有深深的隱患，還是以未雨綢繆、提前修整為好。 今年我有幸預約到前往加拿大的卡加利接受種牙手術。 我對此事抱着種也好、 不種也罷的態度，反正牙齒還能用， 而且我也並不追求牙齒外形的美觀； 再說種牙費用實在驚人，足可買一棟簡易的樓房， 因此一直徘徊在可與不可之間。 這事反倒嚇壞了澳門的一位友人， 她擔憂的不是醫療費用， 而是 “種牙？ 想想都發抖，不過為了未來的幸福， 還真須要忍一忍！ ” 我做好了坐在山石上任憑敲打的心理準備上了手術台。 原來第一件事是做最先進的頭部掃描， 照出牙齒的部位、牙牀的深淺及牙根伸延的方向。 據說加拿大許多城市全城只有一台這樣的掃描機， 因爲價錢十分昂貴， 使用的

機率很低。 所有的專家和工作人員都圍着這台機器轉， 把統計出來的各種資料提供給釘釘子的醫生做參考。 釘釘子的手術在另一間診所進行。 這也是技術要求很高的一個流程。 醫生首先要確定哪些部位需要釘釘， 哪些地方可以釘釘， 還必須確定釘子在牙根軟骨中的走向與深度， 然後正式施行手術。 進入手術室， 護士小姐把我打發在手術台上坐定， 走進一個高大健碩的漢子，我想這大概就是給我施刑的壯士吧， 不是這樣的彪形大漢， 焉能完成拆骨剔筋的大業？ 就像行刑的劊子手， 必不是文弱書生所能勝任的， 他必須給人一種威懾。 我暗暗對自己說： “老夫與病牙搏鬥幾十年， 從未低頭求饒， 難道今天怕你不成！ 伸頭一刀， 縮頭也一刀， 來吧， 這裹正等着呢！ ”不曾想那洋人揮鉗舉剪， 極其純熟麻利地進行手術， 與我聊天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整整三個鐘頭過後， 我想該是挨最後一刀的時候了， 張大嘴巴等他給我的牙牀種釘； 此時他卻說手術己全部完成， 吩咐我兩小時內不要進食。 當時我聯想到侯寶林說過的一段相聲：北京人到上海理髮， 打 （上海話的 “打”即普通話的 “洗”， 方言字寫作 “汏”） 完了頭還問 “打過了怎麼不疼？ ”此刻我一點疼痛的感覺也沒有， 真的。 下一個步驟就是製作假牙的診所根據模型做假牙了。 這項工程技術含量高， 要找經驗豐富的技師操作， 他要考慮假牙套在釘子上自然妥帖， 色澤也要與原有的牙齒相同。 我在領略了種牙滋味、 領受到一口堅固的新牙後完成了這次長途旅行。 時下 “旅”風勁吹， 這個旅、 那個旅不絕於塵， 我這次從澳門橫跨大洋， 自賃一架旅行汽車， 沿美加西岸經加利福尼亞州直上俄勒岡州、 華盛頓州， 穿過美加國界進入加拿大的維多利亞、 溫哥華， 抵達目的地卡加利。 一路 上吸飲太平洋的風， 投宿於任何一家汽車旅店， 放浪形骸， 無所顧忌， 可謂穿州過省， 餐風露宿， 完成了一次種牙之旅。 長途跋涉中還意外地與少年時代的同學相聚， 慨歎時光之流逝， 回味顛簸起伏的人生， 一時興起， 口占一絕， 曰：

同遊康樂並燕園今世尚餘多少路風雨無常五十年垂西無語問蒼天 注 康樂村， 中山大學校址； 燕園， 北大校址； 垂西：Tracy， 三藩市東南一鎮。種牙之旅是一次夢幻之旅。（載於新加坡 《聯合早報》 2006年3 月31 日） 補記 回到澳門， 時不時還因牙齒問題求醫， 結識兩位名醫， 一位是珠海的余向陽， 我贈條幅曰： “余觀杏林樹， 向陽一株開。 ”不料想驚動大歌唱家胡松華伉儷， 專程來澳門相見， 結為好友， 時有唱和， 詳見拙作 《泛梗集》 、 《泛梗續集》 。 在澳門， 我還有幸結識黃立舒牙醫和植牙會長彭貴平醫生。 我給黃醫生的聯語是 “立馬三江口 舒繮萬里行”； 贈彭醫生的聯語是 “禍自口中出 春從手上歸”。

第五部分政協委員寫提案

快樂的新丁——我是政協委員 1999年12月20 日， 澳門回歸祖國。 一個月後， 2000年1月25日新華社發佈一則消息：有十名港澳人士增補爲北京市政協委員。 新華社電文說：“在新增補的十位港澳委員中， 有九位是港澳地區工商界知名人士， 一位是文化界代表。 ”我雖然 “叨列末席”， 但我感到無比光榮， 也感到責任特別重大， 因爲這時正好處在新舊世紀交替的歷史性時刻， 而新增補的港澳委員中文化界代表就我一人！ 報紙上的消息傳得很快很遠， 許多新老朋友都向我表示祝賀， 有的老朋友因此而得知我的蹤進， 遠在邊疆的一群過去的學生還專程到北京看望我， 延續中斷了將近三十年的師生之誼。 當時， 澳門已經回歸。 但是想像不到的是：回歸前葡萄牙人有些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在回歸後卻被人利用 “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的政策公然做了起來。 我曾經參與奮鬥並且取得重大成果的中文運動面臨嚴峻的挑戰。 我清醒地知道， 身邊發生的這一切實際上都帶有後殖民主義的性質。 這類現象在許多殖民者撤退後的地區都曾存在過或者繼續存在着， 特區政府和社會人士雖然程度不等地看到了事件的性質， 但要一下子改變過來是不現實的， 還得 “慢慢來”。 這時北京政協增補我爲委員的確給了我接受挑戰、 面對困難的勇氣。 我快樂地成爲北京政協的一名新丁， 因爲我在澳門從事高等教育二十年

所取得的成績， 我爲中文在澳門成爲官方語文而作出的努力得到祖國首都、我母校所在城市的承認。 澳門大學前身東亞大學校董羅浩然先生從新加坡來信說： “台端數十年任勞任怨， 以百年樹人大業爲己任， 臨事不苟， 最高當局慧眼識英才， 乃眾望所歸也！ ”校董的言辭有些誇張， 但以我與羅先生二十年的真誠交往， 相信他表露的完全是真實的感情， 說的都是真心話。 2000年2月12 日， 快樂的新丁快樂地進京了。 我對政協大家庭中所發生的一切都感覺新鮮， 甚至覺得陌生。 畢竟在港澳居住了二十多年， 不僅我在變， 內地的思維方式和運作方式也在變， 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大潮衝擊之下， 兩方面的變化都異常巨大、 異常明顯， 甚至用語的隔閡都不要小看。 對我而言， 急切地面臨一個重新學習、 重新習慣、 重新適應、 重新參與的過程。 學習必須先行， 而學習是一件十分快樂的事， 因爲它給我許多新的知識、 新的感動、 新的營養。 2001年會議期間， 政協委員旁聽了劉淇市長在人大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 受到極大鼓舞。 就在建國門的北京政協會議中心的會議室裹， 我一邊聆聽其他委員的討論發言， 一邊草擬自己的發言提綱，寫着寫着， 一口氣竟然寫出了一首長詩。 其中有這樣一些句子： 從白雪鑲邊的前窗望去/ 千頃皇城/ 銀雕玉鑿/ 彷彿出自象牙雕工之手/ 赭紅色宮牆/ 隱隱留下唐飛天的畫跡/ 以及作畫的周口 店的刀痕/ 售賣古字畫的斜巷/ 鑒賞家與旅行家攜手/ 辯論文物的/ 今天與昨天/ 考證作品的/ 現代與古典/ 十里長街/ 沒有一絲絲塵埃/ 車流與人龍/ 湧動着滾滾春潮/ 長街盡頭/ 新開十條大道/ 通往南國富庶的港灣/ 連接沉睡的西部邊陲/ 五條河流/ 環繞着公路鐵道延伸/ 從東去渤海的名江/ 到疏濬後的運河/ 織成水陸交錯的羅網/ 路兩旁/ 河兩岸/ 密不透風的綠樹/ 掩埋疾馳的車輛/ 高張的船帆/ 紅色旗幟/ 曾經喚醒億萬民眾/ 綠色海洋/ 正在掀起另一場革命/ 新的世紀/ 調色板將以綠色爲主調

於是我們回過頭去/ 從滿是塵埃的後窗顧盼/ 看能否找到希治閣的靈感/ 隱約中那厚厚的城牆/ 已被推土機剷倒/ 來不及清除的土磚/ 堆棄在古城牆根/ 一代建築大師/ 帶着未解開的疑惑而去——/ 青春與古老能無衝突/ 高樓與宮牆能否並存/ 城外的路坎坷不平/ 無風的日子/ 也會捲起三尺泥沙/ 人力車夫被散兵搶走了車輛/ 無意中與失散的駱駝作伴/ 車夫且用吆喝壯膽/ 駱駝用驚恐的哀鳴/ 刺破冬夜的天籟/ 王室的夏宮/ 海盜燒燬的庭園/ 與荒蕪的村落/ 形成反差鮮明的畫卷/ 輯成難得的影視教材/ 如今村中興建/ 聽不到轟鳴的廠房/ 見到的是/ 電子機器的不停運轉/ 成品罩進玻璃櫥窗/ 分不清是 “商品”/ 還是 “展品”/ 神州的矽谷/ 就這樣默默投胎/ 悄悄誕生 皇城建築物如此矮小/ 高樓卻如雨後春筍/ 一夜之間拔地生長/ 孵化器不只是小雞兒的產房/ 現在還是高新科技的溫床/ 平台也不只是用來晾曬衣物/ 投資平台/ 信息平台/ 交換最新的信息/ 人們用電子處理政務/ 與商務/ 數字地球/ 數字城市/ 才是二十一世紀的制高點 與其說這是一首詩， 倒不如說它是學習市長報告的心得體會或發言提綱更爲貼切。 我把 “五河十路”、 “投資平台”、 “資訊平台”、 “孵化器”、 “電子政務”、 “電子商務”、 “數字北京”等等新詞語一股腦兒地全都寫進詩裹面去了， 並且加進了我對它們的理解和詮釋。 我問我自己， 這份文字材料究竟算作什麼文體？ 我想， 因爲北京的發展是一首詩， 北京的遠景規劃更加充滿理想的、 浪漫的情調， 劉淇市長的報告也是一首詩， 只要有人把它忠實地記載下來， 它也就是一首詩。 回到澳門， 我給它加了個 “北京， 好大的雪！ ——政協會議留下的思緒”的標題拿去 《澳門日報》 發表。報社總編輯是我的老朋友， 他的確是把它當作詩歌發表的， 刊登在文藝版《鏡海》 上。 老朋友還友善地開我玩笑： “開會不好好開， 偷偷地寫詩！ ” 政協留給我的印象是新鮮而有朝氣， 她是一所大學， 給委員們提供了極

好的學習條件，教給委員們許多社會知識、理論知識以及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 然而政協又不是一個純粹學習的地方，委員加入政協還必須承擔社會責任，這責任就是常說的參政議政， 而參政議政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向政府部門提出各種提案， 發揮監督促進的作用。 記得我第一次以委員身分進京出席會議， 剛剛進駐北京飯店就受到記者們的包圍， 問我帶來了什麼提案。在此之前， 我連 “提案”這個詞兒都很少聽到， 想不到如今要我拿提案出來。 經過那次記者們的追詢， 我逐漸認識到一個政協委員必須重視提案工作，做好提案工作。 提案的數量和品質直接表現一個委員的責任心和參政能力， 是絕對輕視不得的。 我囿於生活面的狹窄和理論水準的不高，深知要想提出有關國計民生的有份量的提案是非常困難的，只能在我的專業範圍內提出一點設想。 加入政協以來兩年間，我寫過兩份提案，一份是《建議加強比較中外國情的宣傳教育》 ， 一份是《奧運期間讓外國人學幾句漢語》 。 第一個提案的出發點是考慮優秀的專業人才乃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應當留在國內效忠自己的祖國。 提案列舉了中國知識分子外流的資料以及他們在海外的遭遇， 勸告那些盲目追求出國的知識分子不僅要瞭解中國的國情也要瞭解外國的國情， 而且還要進行不同國情的比較，說明留在國內比在外國更有發展前途； 如今改革開放， 知識分子大有用武之地， 留在國內比到外國實在強得多。 記得1986年，我接受青海省長黃靜波的邀請前往訪問，在一個人才問題研討會上有人問我海外培養人才的情況，我脫口而出：“中國培養人才而不大注重使用人才，外面是使用人才而不主動培養人才，外面的人才都是個人因應社會需要而自己培養自己的。 ”前些年電視劇和電子傳媒的負面宣傳影響實在太壞， 《北京人在紐約》 、 《上海人在東京》 ， 還有香港的電視系列片《尋找他鄉的故事》 等等， 名義上都在說華人奮鬥史， 實際上說的是國家培養出來的專業人才出國後放棄專業，做點小買賣（最多的行業是開中國小飯館兒或小小雜貨店） ， 自己的同胞之間爾虞我詐， 甚至搶財奪妻，勝者就成爲所謂奮鬥的典型、成功的典型！這類故事有什麼值得宣揚的呢？ 好端端

一個文化人何不留在國內爲自己的國家貢獻專業才能呢？ 第二份提案的論點是語言是平等的，文化的交流應當是對等的， 沒有一種語言比另一種語言高的道理。 中國人學英語有其必要， 因爲英語實際上正在代行國際共同語的職能； 中國人學外語有利於國際交流和有利於改變歷史遺留下來的單語習慣。2008年外國人主動走進了我們的國門，爲什麼不利用這個機會讓外國人帶走一點中國的語言呢？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帶走漢語也就是帶走了中華文化。讓我高興的是，這兩份提案都受到表揚。 在政協隊伍裹需要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多，每次進京，都會接觸許多新事物，學到許多新知識。 政協是委員們參政議政的場所， 也是委員們學習交流的園地，特別是對於我這樣一個新丁。（ 2002 年 5 月22 日）

附 ： 新 聞 記 者 眼 中 的 政 協 委 員—— 記原北 京市政 協委 員 、 澳 門大學教授程祥徽 周家望 十多年前， 每年北京兩會一開， 什麼人在政協會議上最有範兒？ 最吸引攝影記者的鏡頭？ 兩撥兒人。 一撥兒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文藝界委員， 不是影星就是歌星， 能說能笑， 活蹦亂跳， 委員聯歡會上， 他們是最熱鬧的一群； 另一撥兒是滿頭華髮的老學者、 老教授， 書卷氣十足，發言有見地， 提案有水準。 那時候， 西裝革履、 油頭粉面的老闆董事長還只是零星散見， 沒現在這樣陣容強大。 我曾是個常年跑政協的記者，直觀感受大抵如此。 在這些飽讀詩書的老教授當中， 我有幸結識了澳門大學中文學院院長程祥徽教授。 那時候， 他的頭髮尚黑白相間、畧顯稀疏； 兩道濃眉，相貌堂堂。 在政協會議的走廊�遇見了， 他踱着穩穩的方步， 言談文雅， 笑容可掬。 這位老先生是何方神聖呢？ 接觸時間長了， 我才知道， 程教授是北大語言學家王力先生的高足， 是當今語言學界的翹楚， 著述豐厚， 學識淵博。 可以說， 是程教授改變了我對澳門的膚淺看法。 以前， 一提到澳門， 許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賭場， 就是花花綠綠的籌碼， 哪有什麼文化藝術可言？ 我也是。 其實，這是被澳門市井的表象障目了， 以至於我對澳門的認識以偏蓋了全。 在和程教授的交往中， 我才慢慢瞭解到， 澳門的有識之士、 飽學之士， 大有人在。 而飽經世事滄桑和人生磨礪的程教授， 是他們當中的代表性人物。

程教授是1999年榮任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的， 連續做了兩屆。 他做政協委員， 跟他當教授做學問一樣， 一絲不苟， 動真格的。 政協委員是幹什麼的？ 除了政治協商、 民主監督以外， 還要有參政議政的能力和水準， 說白了， 就是能給政府出謀劃策、 貢獻良方， 這既不太像古代的拾遺言官， 也不太像過去的資政參議。 我們的程委員不但有這樣的能力和水準， 還有很高的參與熱情。 他在政協會議上展露的才華和灼見， 爲澳門委員們增色不少。 我記得他提交的第一份政協委員提案是 《建議加強比較中外國情的宣傳教育》 。 這個提案的出發點是考慮優秀的專業人才乃是國家的寶貴財富， 應當留在國內效忠自己的祖國。 提案列舉了中國知識分子外流的資料以及他們在海外的遭遇， 勸告那些盲目追求出國的知識分子， 不僅要瞭解中國的國情， 也要瞭解外國的國情， 而且還要進行不同國情的比較， 說明留在國內比在外國更有發展前途； 改革開放20 多年， 知識分子大有用武之地， 留在國內比到外國實在強得多。 1986年， 程教授接受青海省長黃靜波的邀請， 前往青海訪問， 在一個人才問題研討會上有人問他海外培養人才的情況， 程教授脫口 而出： “中國培養人才而不大注重使用人才， 外面是使用人才而不主動培養人才， 外面的人才都是個人因應社會需要而自己培養自己的。 ”程教授之所以發這樣的感慨， 並非憑空而來。 前些年電視劇和電子傳媒的負面宣傳影響實在太壞， 《北京人在紐約》 、 《上海人在東京》 ， 還有香港的電視系列片 《尋找他鄉的故事》 等等， 名義上都在說華人奮鬥史， 實際上說的是國家培養出來的專業人才出國後放棄專業， 做點小買賣 （最多的行業是開中國小飯館兒或小小雜貨店） ， 自己的同胞之間爾虞我詐， 甚至搶財奪妻， 勝者就成爲所謂奮鬥的典型、 成功的典型！ 這類故事有什麼值得宣揚的呢？ “好端端一個文化人，爲什麼不留在國內爲自己的國家貢獻專業才能呢？ ”這

樣的聲音， 在世紀交替之時， 在出國大潮湧動之際， 可算振聾發聵， 實屬難得。 緊接着， 興致勃勃的程委員又提交了一份 《奧運期間讓外國人學幾句漢語》 的提案。 這跟他的老本行聯繫更加緊密。 程教授曾經爲中文在澳門成爲官方語文立過頭功， 這回， 北京要開奧運會， 程委員提出讓外國人學幾句漢語， 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程教授說， 他寫這個提案的論點是語言是平等的， 文化的交流應當是對等的， 沒有一種語言比另一種語言高明的道理。 中國人學英語有其必要， 因爲英語實際上正在代行國際共同語的職能； 中國人學外語有利於國際交流和有利於改變歷史遺留下來的單語習慣。 2008年外國人主動走進了我們的國門， 爲什麼不利用這個機會讓外國人帶走一點中國的語言呢？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帶走漢語也就是帶走了中華文化。 應該說， 這兩個提案是程教授作爲政協委員登上首都大舞台的 “炮戲”， 真就一炮走紅， 成了當時媒體記者們爭相追逐的 “明星委員”。說到底， 兩會上的記者追什麼？ 追的是有報導價值的新聞人物和新聞觀點。 什麼樣的政協委員才 “值錢”？ 就是您坐在這個位子上， 能憑着滿腔熱忱和真才實學提出利國利民的良策來。 程祥徽先生做到了。 當然，我們心裹清楚， 並非所有的政協委員都像程教授這麼 “實在”。 也有極少數的委員有其名無其實， 要麼開會請假缺席忙私活兒， 要麼出工不出力， 幾年也提不出個像樣兒的提案。 我覺得一個成功人士， 應該更加愛惜自己的羽毛， 珍惜來之不易的榮譽和社會地位， 在其位謀其政， 多給政府提建議， 多爲民生獻良謀， 才對得起政協委員這個稱呼。 從那兒以後， 程教授當政協委員漸漸輕車熟路了， 有分量的提案一個接一個。 2003年， 他提交了新提案一項 《奧運的前期工程：培訓不同語種的導遊人員》 ， 很有前瞻性。 這同樣是程教授發揮自己的語言學研

究專長， 提出的可行性建議。 這個提案和讓外國人學幾句漢語的提案遙相呼應， 彼此關照。 程教授認爲， 語言有外在的表述， 還有內在的思想。 所謂 “導遊的語言能力”既包括會說某種語言 （或方言） ， 還包括掌握該種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內涵 （歷史、 地理、 民族、 宗教、 建築、 繪畫、 雕塑等方面的知識） 。 旅遊， 無非是景觀加上導遊的引導。 導遊人員使用語言， 不僅要讓聽者聽得懂， 還要把 自然景點的文化蘊藏灌輸給遊客， 感染遊人。 北京是座歷史特別悠久的文明古城， 她的每一處景點都包含着十分豐富的文化內容。 爲什麼遊故宮三天也遊不完呢？ 不是故宮大得三天都走不完， 而是因爲故宮的文化含量實在太豐富了。 要想把北京的旅遊業辦出特色， 一定要在 “文化”二字上做文章、 下功夫；2008年奧運是一次 “人文”奧運， 突出旅遊的人文性質正好體現奧運的精神。 “面對相同的景點， 高明的導遊可以把外來遊客引進異域的文化境界， 使他們留下難忘的印象； 蹩腳的導遊只能把景點的軀殼傳遞給遊客， 豐富的文化內涵就欠奉了。 導遊的語言培訓工作做好了， 不僅利在2008年奧運， 而且功在提升整個旅遊行業的服務品質和旅遊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 促進北京旅遊業的更大發展。 ”程祥徽的話5年後變成了現實， 北京導遊的專業水準經過奧運會的歷練， 有了飛躍式的提升。 此外， 程教授在擔任市政協委員期間， 又陸續提交了 《奧運籌辦期間還可以做些什麼》 、 《城市規劃 定位爲先》 等提案， 字�行間都體現出一個學者嚴謹治學的一貫風格， 文中有理有據， 有細緻的分析， 有具體的建議， 絕不是敷衍了事， 應付差使， 因此也得到了媒體朋友的關注。 程教授舊體詩詞造詣深厚， 詩詞唱和成了他與友人交往的獨特方式。 記得十多年前， 報社要我采寫一篇關於港澳委員參會的新聞， 最好有和委員的互動。 在港澳委員座談會上， 我悄悄找到程教授， 請他爲北京晚報的讀者即興寫一首詩， 馬上要， 後方版面編輯等着哪！ 會剛散，

門一開， 我急着找程教授的身影索詩。 只見笑佛似的他， 手裹拿着一張便箋朝我走來。 我心頭大樂， 有老爺子相助， 我的任務完成了！ 2004年初， 我們首都記者團一行十數人趕在北京兩會召開之前， 到香港、 澳門採訪市政協港澳委員。 7天后臨別時， 程教授詩興大發， 當即在澳門國際機場做了兩首送別詩贈給我們， 這是我第一次讀他的詩作。 我當時很驚訝他的格律詩怎麼來得這麼快！ 可謂下筆從容， 倚馬而就。 反覆吟詠後， 我也技癢難耐， 顧不上自己才學淺陋， 就在飛機上給程教授步韻和詩了。 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唱和。 等程教授到北京開政協會時， 我和他就有了別人插不上嘴的新話題——聊舊體詩。 最有意思的是， 程教授還能用詩談政協工作。 2000年初， 他以 《北京， 好大的雪！ ——政協會議留下的思緒》 爲題， 在 《澳門日報》 文藝版 《鏡海》 上發表了一首長篇新詩， 記錄了他參加政協會議的所思所想。 當然， 我們的程委員也並非先知先覺或全知全能， 他又不是神仙！ 有些社會熱點問題他也關注， 也認真思考， 但由於缺乏系統研究，從實際效果來看， 難免有 “隔山打牛”的時候。 比如2004年， 程教授精心準備了一個 《也爲改變堵車現狀提建議》 的提案， 洋洋數千言， 立論生動， 條陳精彩， 但破解北京極端複雜的交通問題， 絕非畢其功於一紙提案， 亦非一朝一夕之事， 時至今 日， 我們也沒見到誰能把它圓滿解決。 誰知道， 白髮蒼蒼的程教授竟是個一條道兒走到黑的脾氣。 從市政協港澳委員退下來已經好幾年了， 他還是一直關注的北京的交通治堵問題， 沒完沒了， 矢志不渝。 據我所知， 眼下已近77歲高齡的程教授和他的夫人黃翊教授， 還在研究澳門圓形地對緩解北京交通擁堵的啟示， 這一課題已歷時數月仍在進行中。 程教授及至 “喜壽”， 其拳拳之心依然若此， 今我聞之動容。

中外國情 加強比較—— 200 1 年提案 中國人 （當然包括北京人） 現在仍有不知本國國情與外國國情者， 盲目追求出國機會。 前澳門東亞大學校董、 印尼與新加坡愛國華僑企業家羅浩然先生在一篇題爲《新移民的悲哀和給我們的警惕》 的文章中引述如下資料： 中國國防部最近一份報告： 國防科研院和軍工企業統計資料顯示， 九五年到九九年共五年間，國防科技人才流入， 每年以百分之十二遞減， 而人才流出， 每年卻以百分之十八遞增， 國防系統大學的畢業生， 也逐年減少。 而涉及國防軍事秘密的科技人才不辭而別， 到外資企業工作， 甚至出國不歸， 每年以數萬計。 最近離職的二位是：研製生產火箭核彈頭裝備的主任設計師和火箭技術維修主任。 西安飛機製造廠五年來有六十八人離開； 某航空研究院也有一百多人去職， 兵器工業部也有三十二人去向不明。 中國人出國後多數淪爲出賣體力的勞工， 絕大多數爲生活所迫放棄原有專業， 從事以裹腹爲目的的任何工作。 中國人在中國本來生活得好端端的， 他們一不是所謂 “經濟難民”， 二不是什麼 “政治難民”，爲什麼要傾其全部財產或借來巨額款項， 背井離

鄉， 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出國去呢？ 回顧建國後的歷史，八十年代以前一直宣傳的是外面的世界“水深火熱”， 現在卻走另一極端，把個人的物質追求當作正面的所謂 “奮鬥精神”來宣揚， 間接起着煽動出國的作用。 因此有必要進行中外國情的比較。 比較可從經濟、職業、人格與國格等方面進行。 中國人在經濟上的收支情況是與外面有很大差別的。 （此處的“外面”主要指西方大國， 香港也列入此範疇， 這僅僅是從經濟上考慮， 沒有任何政治含義， 因爲香港人的收支情況與外國相若。 ）中國人的絕對收入（即金額的數字）雖然不足外面的10％， 但並不等於生活水準也只有外面的10％。在中國， 月入人民幣一千元可以養活三口之家；在香港月入相當於人民幣一萬元恐怕最多只能養活兩個人。 在大陸，擁有幾十萬或幾萬元人民幣者，可以不愁吃住， 老年人擁有這筆錢財還大可安度晚年；爲什麼有人會拿這筆巨款付與 “蛇頭”作偷渡的費用？ 這完全是由於不明白中外國情所致。 在盲目宣傳 “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浪潮中，電視劇和電子傳媒起了極壞的作用。 《北京人在紐約》 、 《上海人在東京》 、 《歲月蒼茫》 （描寫北京人在匈牙利） ， 還有香港電視台的《尋找他鄉的故事》 等等， 宣揚的是同一個所謂 “華人奮鬥史”的主題。 這些文藝作品描寫的情節很多是很真實的， 即中國人在外如何能吃苦， 如何與自己的同胞鬥、與洋人鬥， 最後取得了成功， 當上了資本家。 這些東西絲毫不值得宣揚。 事實上我們的音樂家出去了好多是在大街上賣唱（例如周璇的兒子在溫哥華隧道口吹笛子） ， 好多畫家在廣場的一角爲遊客畫像（例如盧森堡廣場） ， 學有專長的專家蹲在酒樓廚房裹洗碗、端盤子更是不計其數，毫無職業的尊嚴。 看看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裹， 有沒有外國音樂家在街頭賣唱？ 有沒有外國畫家在公園裹爲中國遊客畫像？ 有沒有外國專家在中國酒樓裹端盤子、洗碗？ 有哪一部作品是寫外國人在中國忍辱負重、 求乞偷生最後取得了成功？ 進行中外國情比較的宣傳和教育， 要動員政府、 學校、 家庭、 新聞媒體、文藝創作尤其是電視劇製作等等部門來參與，把這件事當作素質教育、

人格教育、 國格教育去做。 具體做法可考慮： 1、 各級學校的政治課或有關課程加插中外國情比較的內容； 2 、 運用媒體舉行中外國情比較的宣傳， 如舉行以中外國情爲題的辯論會等； 3 、 組織創作力量製作有關介紹中外國情的電視節目； 4 、 對反映北京人在國外生活的文藝作品進行必要的審查， 尤其是電視劇節目； 5 、 注意引導讀者或觀眾正確對待某些反映北京人在國外生活的文藝作品尤其是電視劇集， 如 《北京人在紐約》 等等。 新千年開始了， 二十一世紀中國將有長足的發展， 北京將有長足的發展。 希望通過中外國情比較的宣傳和教育， 使北京人都成爲有人格尊嚴、 有民族自信、 有偉大國家國格的人。 這樣， 北京就會顯得更美， 中國也會顯得更加輝煌。（ 2001 年 1 月 31 日）

讓外國人學走幾句漢語 ——2002年提案 北京現已全面投入迎2008年奧運的活動， 無論 “硬體”方面還是 “軟體”方面， 都在進行創造性的工作。 在 “軟體”建設方面，一項很有意義的工程正在開始進行：爲了在奧運期間接待外國友人，在市民中提倡學習一些英語的日常用語。 這項活動的意義在於： 1、體現中國首都人民對世界友人的情意。 語言是情感的紐帶， 能用客人的語言致候，哪怕說得不精、不好， 也會把彼此間的感情拉近。 2、體現大國首都的精神風貌。 當今“國際大城市”的標誌之一是多語的存在。 倫敦兒童所講的語言多達307種， 其中以英語最普及，廣東話排名第11 （ 2000年1月23日香港《明報》 ）。 紐約的士司機除了會講英語，還有許多能操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東方的大城市新加坡、香港等處也是以雙語或多語爲特色；尤其是新加坡， 會三四種語言的人隨處可見。 北京也開始向多語城市發展， 2001年8月2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有文章讚揚一位“會講英語的北京 ‘的哥’”。 3、 適應時代潮流， 改變單語觀念， 建立雙語和多語觀念。 中國人以往在語言問題上比較保守， 忘記家鄉話好像忘了祖宗， 準被斥爲“忘了祖一

宗”、 “大逆不孝”； 老一輩中國人讚賞的是 “鄉音不改鬢毛衰”的單語現象， 而現今世界潮流卻是提倡 “雙語”或 “三語”。二 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半， 還有另一半是外國人到中國來也應該學一點漢語。 這是因爲： 1、 符合 “交流必需是雙向的”要求。 奧運宗旨是參與、 交流、 和平。參與是共同參與； 交流從來就是雙向的； 如果只是單方面的， 那就不叫 “交流”， 而叫 “來而無往非禮也”。 國外友人來中國， 很想初步認識一下中國文化及其載體語言的面貌。 2 、 中國需要宣傳自己的民族文化。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主動打開自己的大門 （區別於一百五十年前英國人用大炮打開中國的大門） ， 國外友人來華人數逐年增加， 但我國改革開放的時間不長， 國外對中國的誤解依然不少， 必需運用一切機會把我國的真相表現出來。 奧運就是難得一遇的大好時機。 宣傳民族文化的途徑之一便是學習漢語， 因爲漢語記載着中華文化。 我們所說的奧運期間外國人來華學漢語不是系統地、 全面地學習， 而是像北京市民爲接待外國友人學習幾句、 幾十句英語那樣， 學習一些最常用的、 最一般的漢語。 幫助外國人學漢語還可以同時向外國朋友學習英語。 這在國外是一種非常普遍的 “交換”方式（exchange）。三 現在距離奧運舉行還有六年半時間。 在這六年多裹， 可以一方面向在華爲奧運工作的國外友人教授一些漢語知識， 如果他們中間有人透過在華工作的幾年學會了漢語， 那將會成爲中外友誼的佳話和奧運佳話。 另一方面， 從

現時開始，我們要爲奧運期間來華參加比賽和參觀的國際友人學習漢語做細緻而充分的準備。 這些準備工作包括： 1、 制訂可行目標和原則。 目標要切實可行， 比如學會幾十句常用話語、幾十個常用漢字。 學話材料要有最大的適應性、可選擇性。 2、 組織專人設計教材內容。 例如編入日常問候（朋友， 你好，歡迎、早安，謝謝等等） 、 奧運口號（和平萬歲， 友誼萬歲等等） 、 中國傳統禮節以及不同國家的習俗等等。 3、可製作中英對照、 中X對照的課本。 4、可製作VD、 VCD、 圖文並茂課本。 5、 奧運期間有些（不是全部）標語、橫幅除有雙語對照外， 還可考慮漢字用中文拼音字母標音，使看標語的人讀得出聲音。 例如：Huanying laidao Zhongguo歡 迎 來到 中 國 ！Welcome to China. 6、 組織小教師隊伍。 例如組織中學生參加此項工作。 既可解決師資問題，又給學生提供與外國人面對面交流和學習的機會， 而且均爲免費。 7、建立獎勵辦法。 例如頒發各種類型的證書、獎勵下次來華機票等。 8、 各項工作可委託相關機構完成， 例如學話材料的編寫交由語言學校、外語學校、 音像製作部門承擔等等。 上述各項工作其實是在動員市民認識奧運、投入奧運。 許多事情都是在籌備過程中完成的， 正式開始之時就是已完成之時。 “奧運期間讓外國人學幾句漢語”的籌備工作一旦完成之日，也就是它取得成功之時。

培訓不同語種的導遊人員—— 2003 年提案 我國旅遊事業逐年發展。 2002年北京申奧成功，給發展中的旅遊事業再添動力； 可以完全樂觀地預測：奧運期間， 北京的旅遊業將會掀起新的高潮。爲了迎接高潮的來臨， 有必要未雨綢繆， 其中包括有計劃、有指標地培訓不同語種的導遊人員。 語言有外在的表述，還有內在的思想。 所謂“導遊的語言能力”既包括會說某種語言（或方言） ，還包括掌握該種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內涵（歷史、地理、 民族、 宗教、 建築、 繪畫、 雕塑等方面的知識）。 旅遊， 無非是自然景點加上導遊的引導。 導遊人員使用語言，不僅要讓聽者聽得懂，還要求把自然景點的文化蘊藏灌輸給遊客， 感染遊人。 北京是座歷史特別悠久的文明古城， 她的每一處景點都包含着十分豐富的文化內容。爲什麼遊故宮三天也遊不完呢？ 不是故宮大得三天都走不完， 而是因爲故宮的文化含量實在太豐富了。 要想把北京的旅遊業辦出特色，一定要在 “文化”二字上做文章、下功夫； 2008年奧運是一次“人文”奧運，突出旅遊的人文性質正好體現奧運的精神。 因此， 想要成爲北京的一名優秀導遊，提高文化素養顯得特別迫切和必要。 面對相同的景點， 高明的導遊可以把外來遊客引進異域的文化境一

界， 使他們留下難忘的印象； 蹩腳的導遊只能把景點的軀殼傳遞給遊客， 豐富的文化內涵就欠奉了。 導遊這種職業執行着接待外賓的職能， 導遊人員給外賓留下第一印象， 代表北京人民的風采， 代表偉大祖國首都的形象。 因此導遊的培訓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 然而語言和文化知識的掌握和熟練運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取得成效的， 到了急需的時候再來 “惡補”， 那就晚了。澳門的經驗值得借鑒。二一種語言 / 方言導遊數目二種語言 / 方言導遊數目三種語言 / 方言導遊數目葡文 1 普通話/ 粵語 1 普/粵/英 5英文 普通話/ 福建話53 13 普 / 福 建 / 英 1法文 普通話/英文2 7 普/ 福建/ 日 1日文 普通話/ 日文86 普/潮州/英5 1普通話/ 韓文粵語 14 9 1 普/ 葡/英 1韓文 12 普通話/ 德文 1西班牙文 1 粵語/ 英文 26泰文 2 粵語/ 日文 14普通話 160 英文/ 葡文 1英文/ 法文 1英文/ 日文 2小計 4 6 6 72 9總 計 ： 547 個 20 0 1 年 持 有 牌 照 的 導 遊 增 加 到 594 個 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後， 旅遊業獲得空前發展。 但回歸前澳葡當局對旅遊業的發展缺乏預見， 對導遊人員的語言培訓更是漠然處之， 致使回歸後導遊人員數量嚴重不足， 不同語種的導遊尤其是雙語導遊特別欠缺， 難以適應

旅遊業的迅猛發展。 2002年4月16 日澳門旅行社協會發表2000年和2001年導遊語言能力的統計資料如表。 這張澳門導遊從業員數目的表格告訴我們， 在九個語種 （包括粵方言）之中， 操普通話單語的導遊人數最多； 在雙語和三語中， 普通話與十個語種（包括粵方言、 福建話和潮州話） 組合成雙語和三語， 是組合雙語和三語的最活躍的成分。 如果沒有普通話的加入， 三語導遊將付諸闕如， 澳門的導遊將會缺少 “普粵” “普福建” “普英” “普日” “普韓” “普德”等雙語（雙方言）類型。 2000年澳門導遊人數爲547名， 2001至2002年澳門也只有594名持牌導遊， 而且還要打折扣。 這個數目嚴重地不能滿足實際需要。 “雖然目前本澳有五百多名註冊導遊， 扣除轉行、 退休和轉爲旅行社行政人員， 所餘無幾，故真正從事導遊工作的遠低於政府公佈的數字。 ” “與香港比較， 澳門入境遊客總量爲香港的74％， 但香港導遊有近七千， 澳門導遊只有五百， 只佔香港導遊數量的7.4％， 比率偏低。 又如2000年， 澳門接待的遊客有23％增長，導遊升幅卻只有3％ 。 ” （ 2002年4月23 日《澳門日報》 ） 導遊不足造成什麼影響呢？ 澳門在2001年中國國慶長假期和2002年五一長假期因爲普通話導遊不足而造成混亂。 政府一方面取締那些無證上崗的冒牌導遊， 一方面又不能滿足旅遊業發展的需要， 結果受損的是澳門的旅遊業， 以及澳門的形象和經濟。 2002年中開始， 澳門政府撥出經費， 委託旅遊學院、 理工學院等教學機構短期培訓導遊人員， 重點進行普通話和英語培訓， 增加持牌導遊。 澳門提供的資料對北京的旅遊部門以及相關部門有參考價值。 我們可做的事情是：三

1、 根據奧運期間首都旅遊將會有多國遊客湧來的預測， 有必要統一制訂或修訂導遊上崗的標準， 組織有關專家編寫導遊測試大綱和導遊應試課本， 內容包括語言能力、 文化知識以及待客禮儀， 制定等級標準， 組成負責考核的機構， 遴選主持考試的人員 （測試員） 。 上崗導遊要參加類似托福或普通話水平測試那樣的考試並取得合格成績， 取得合格證書， 憑證上崗。 北京的歷史文物特別豐富， 是其他許多城市所不具備的， 培訓的課程設計和教材編寫要充分注意到這一點。 2 、 全面盤點北京現有導遊的語言能力， 拿出具體而精確的資料： 現有單語導遊的數量； 現有雙語導遊的數量：統計時要注明何種雙語 （例如：中英、 中法、 中日、 ⋯⋯漢藏、 漢蒙、 漢維⋯ ） ， 雙方言也須進行統計， 得出資料 （例如：普滬、 普粵、 普閩⋯ ） ； 現有三語導遊的數量：注明是哪三語 （例如：中英日、 葡英法、 普粵英⋯⋯） 。 3 、 估計或預測奧運期間各種語言能力的導遊需要量， 其中主要是雙語導遊：估計中英導遊的需求量最大， 因爲英語目前已成爲事實上的國際通行語； 其次要有中法導遊、 中日導遊、 中韓導遊、 中X導遊等等。 4 、 根據需要由奧運組委會和北京市旅遊業最高領導機構通盤作出培訓規劃， 各有關部門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培訓指標。 “有關部門”包括旅遊專業學校、 導遊培訓中心、 大型旅行社 （如中國旅行社、 華僑旅行社⋯⋯） 、 大專院校 （如武夷山南平師專設有旅遊系）等等。 5 、 導遊的外語和外國文化知識的培訓可委託有關教學機構進行， 或與有關學校合作進行。 例如在不同語種的系科開設導遊課、 文化知識課等等。 6 、 開展與外地的合作、 交流， 其中包括專業人員的互派互訪， 例如可與澳門旅遊學院合作， 北京派導遊到澳門學葡萄牙語和葡萄牙文化， 澳門派人來北京學普通話。 （如上列表格所顯示， 澳門尚缺普通話導遊， 《澳門日

報》 消息： “近年兩岸遊客不斷大幅上升， 對能操流利普通話的導遊需求更殷切， 但目前本澳最欠缺的就是能操良好普通話的導遊。 旅遊學院雖然每年都培養出一批導遊， 但普遍都不能掌握普通話， 難派上用場。 例如有旅行社經營者女兒畢業於旅遊學院， 雖然是持牌導遊， 同樣因爲不懂普通話而未能幫手帶團。 ”） 導遊的語言培訓工作做好了， 不僅利在2008年奧運， 而且功在提升整個旅遊行業的服務品質和旅遊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 促進旅遊業的更大發展。（ 2003 年 1 月 8 日）

堵車問題出在哪裹？—— 2004 年提案 [回顧] 翻開老皇曆， 農業社會老牛拉着破車在泥路上行走， 不知堵車爲何事。 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 北京32路公共汽車在泥路上行駛， 從頤和園到西直門飛奔而至， 改乘電車丁零噹啷地直奔北海， 也從未堵過車。 《辭源》 《辭海》 《大詞典》 壓根兒找不到 “堵車”這個詞兒。 [現狀] 可是看看現在， 老牛破車進了博物館， 有軌電車早被拖看辮子的無軌電車取代， 馬路從二環修到五環、 六環， 據說一直要修到八環， 道路增多了， 車輛先進了， 堵車的事反而無日無之， 無時無之。 “堵車”是個進口的新詞兒， 港澳叫 “塞車”。 現在港澳上下班時間難免出現 “慢駛”， 塞車並不怎麼嚴重； 北京卻是後來居上， 堵車愈演愈烈， 2003年11月7 日晚上政協的車在警車鳴笛開道下也得用一個鐘頭才能由政協中心到達長城飯店！ [分析] 這真是奇了。 路在不斷新修， 自從 “十五計劃”提出 “五河十路”的具體目標後， 北京的道路天天都在延伸，爲什麼堵車現象反而越來越嚴重？ 無他， 路增長慢， 車增長快， 快慢不協調。 一天不可能修出一條路，卻可以輕而易舉地增加十輛車、 百輛車、 千輛車。 路的增長是永遠趕不上車的增長的。 打一個粗俗的比喻：車是美食， 路是腸胃； 美食難以抗拒， 腸道

無法消受。 換一句哲學的話說， 車、 路之間的矛盾透過 “堵車”顯現出來，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路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次要不等於不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矛盾就會迎刃而解。 [建議一]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不堵車， 改革開放前的七十年代也不堵車， 因爲車少。 那時一個機關難得有一兩輛或三四輛車。 連抓特務的公安部門或國安部門也難得有一輛汽車， 看看電視劇《誓言無聲》 中駱戰開的那輛吉普就知道。 一所大學有幾千師生員工， 只得一個汽車隊， 總共有那麼四五輛車——一輛小轎車，供書記、校長出外開會或迎送外賓用， 車子用完了停在車庫裹，病號急需， 也可以批條子使用； 小車之外是解放牌的貨車， 用在學校的總務上。 後來發展了，增加了一台大型客車， 用來拉師生外出參觀、學工、 學農。 現在了得，現在不存在沒有汽車的機關， 而且等級有別， 型號各異， 國產的、進口的，品牌齊備，進口車又分日本、韓國、德國和美國，據說英國車最貴。 車輛的增長得用乘法統計，道路的增長只能用加法。 一個單位擁有幾輛車太平常不過了，一個單位十輛， 十個單位一百輛，一百個單位一千輛， 一千個單位一萬輛。 道路呢？ 增加的是一條、 兩條、 三條、 四條。 因此，不堵車才怪呢。 減少堵車就得減少車。 [建議二] 減少車？ 好主意。 減誰的車？ 習慣思維是減老百姓的車。 然而，爲什麼偏減老百姓的車？ 自從人類發明了汽車，人們就在夢想有一輛屬於自己的小車；改革開放以前， 中國人連想都不敢想自己會成爲車主； 如今中國人買得起車了， 才開始圓小車的夢， 憑什麼剝奪圓夢的權利！ 世界先進國家或地區曾經用過這個辦法來消減堵車現象，但是沒能奏效。 用單日放行單號車、雙日行駛雙號車的辦法行嗎？ 也不行，非但不行， 反而車更加多起來， 因爲買得起一輛車的單位和個人通常買得起兩輛車，分別登記兩個車牌不就對付過去了！減誰的車？ 該減的是國家黨政機關的車。 現在一個機關主

管人員有專車， 副手有專車， 大大小小的部、 局級幹部有車， 還有機關公用的車。 參加一個聚會， 好傢伙， 小車浩浩蕩蕩， 會場門口展出的淨是名車。機關成了車輛氾濫的溫牀和囤積居奇的庫房。 如果真有決心爲北京的交通 “瘦身”或 “減肥”， 黨和國家機關就應該限定小車數量， 發展大車服務專案， 上下班用通勤車接送。 管理車輛的幹部多花點兒腦子， 把車廂搞得漂漂亮亮的， 讓乘客感到坐大車比坐小車舒服， 至少腿能伸直 （這是本人的體驗） ， 吸引大家坐大車。 一輛大車取代幾十輛小車， 北京地區成千上萬個機構， 能省去多少輛車？ 小學生用乘法可以算出來！ 韓國漢城的經驗是， 只限官車， 不限民車， 發展公車。 在政府機關內， 上下班坐小車的官員只有市長、 副市長以及中央各部長官， 約一百一十輛左右； 官員在上班時間外出辦公事， 往往乘計程車。 這一經驗， 香港正在參考， 北京是否可以考慮？ [建議三] 北京是國都，什麼事兒都得走在前面， 政府也提醒市民要樹立 “首都意識”。 首都意識，說白了就是什麼都得走在頭裹。 這可把北京的政府和市民累苦了：政治要走在前頭， 那是沒話可說的， 中央政府在北京，黨中央在北京， 外國使館在北京，許多國際機構在北京，北京理所當然要在政治上走在前面。 文化要走在前頭， 那也是義不容辭的， 因爲作爲八百年古都， 北京的歷史文物豐富， 古迹建築精美， 名副其實是文化名城， 也是旅遊勝地。 至於其他方面， 北京大可不必再往自己身上增加負擔了。 工業、 商業、高科技⋯ 當然都要搞， 但不一定要跟其他城市比高下，非把別的城市（例如上海）比下去不可。 王府井大街口不必蓋東方廣場，趕那時髦幹什麼！ 那廣場實在與王府井的古樸風格不協調， 好像穿長袍馬褂的古裝戴了一頂巴拿馬帽， 不倫不類。 北京近郊也不必起汽車城，難道還嫌北京的汽車不夠嗎， 汽車城可以挪到郊縣去。 中國的 “矽谷”也可以從中關園搬得遠一些， 例如長城腳下。 ⋯⋯這樣一來， 還有多少輛車非在北京的大街上氣喘吁吁地爬行不可呢？ 美國首都華盛頓只是政治中心， 人口是紐約的十二分之

一； 澳大利亞首都坎培拉， 人口大約也是墨爾本的十二分之一； 加拿大首都渥太華， 人口比多倫多、 溫哥華都少。 若把北京比作人， 應該讓北京活得瀟灑些， 除了搞一些必要的商業、 工業、 科技項目之外， 還是把重點放在文化、 教育、 科研、 旅遊等項目的提高、 創新上爲好， 例如已經完成、 十分叫好的元土城、 明長城的恢復， 各類博物館的興建， 體育設施的完整配套等等； 同時把一些發展的機會讓給其他兄弟城市、 姐妹城市， 使他們得到更多更大的發展空間。 兄弟城市好， 姐妹城市好， 也就是北京好， 因爲北京是國家的心臟。 [建議四] 作爲矛盾的次要方面的道路問題本身， 也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 “環”的概念把北京的路面像撒網一樣撒開了， 由二環撒到五環、 六環。 網是撒開了， 還得用 “綱”把網收起來。 是否可在環與環之間 “上修天橋、 下設地道”， 一層不夠修兩層， 兩層不夠修三層， 像巴黎地鐵那樣， 修它個三層四層， 把不同的環連接成一個放之即開、 收之即攏的路網。 中國早有 “四通八達”這個成語， 想必此之謂也！ [建議五] 說起地鐵， 北京早期的地鐵不知是不是受莫斯科影響， 觀瞻多於實用； 現在向實用方面改進了許多。 如果能夠改得像香港那樣， 地鐵真正成爲城市最有效的交通工具， 具有 “可控性”特徵 （即：使用者可以預計在什麼時間到達什麼地方） ， 相信也是克服交通困擾的途徑之一。 香港因地鐵線路幾乎無所不屆， 不少人棄小車而乘地鐵， 省錢又省時， 尤其是舒緩了馬路的堵車現象。 北京要做到這一步， 看來不會太難！（ 2004 年 1 月9 日）

真話：要說， 更要聽—— “優化投資環境”引出的話題環境 投資環境 優化投資環境 環境， 本來是個極普通的名詞， 意思是 “周圍的地方”或 “所處的情況條件”。 自從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 “環境”的含義有了很大擴展，產生了 “環境意識”、 “投資環境”等一大批新詞語， 並且出現了環境社會學、 環境心理學、 環境統計學、 環境保護法學等新學科。 投資環境， 是向投資者提供有影響的外部因素， 促使投資者下定投放資金的決心， 作出實際的投資行動。 投資環境這個 “外部因素”十分重要， 它是促使投資者決定把資金投向哪裹的重要因素。 投資者都在尋找資金的去處， 哪個地方能使他放心， 他就把資金投到哪裹。 優化投資環境， 就是從各個方面給前來投資的人提供最好的條件， 吸引他們把資金投進來。 這些條件包括城市建築規模， 氣候衛生程度， 交通方便水準， 政策優惠保障等等； 然而最重要、 最根本的條件是要讓投資者相信所說的一切是真話而不是假話。 只有投資者相信了是真話， 才會樹立起信心，把資金投放進來。 因此， 優化投資環境的首務是向投資者說真話， 給投資者以信心。

不說真話要付出代價 2003年早春開始襲來的 “非典”之所以迅速蔓延成一股狂潮（甚至是“一片汪洋”） ，除了非典這種疾病尚未被人類認識、 中國應付突如其來的病災缺乏經驗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以原衛生部長張文康爲代表的當權者困守所謂“保守國家機密”的舊思維，故意隱瞞事實真相，提供虛假情報， 不去領導群眾迎戰病魔， 打一場人民戰爭。 4月3日， 非典在北京已形成狂風暴雨之勢，疫情已經擴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張文康還在記者會上自欺欺人地宣佈：北京只有12例非典， 3例死亡。 不說真話的結果是延誤了戰機，致使災情愈演愈烈， 國際社會的批評和世衛組織的警告也愈來愈強烈， 嚴重敗壞了入世後的中國國際聲譽。 幸虧有“絕不說假話”的人致函國外刊物，終於揭開了被捂得嚴嚴實實的蓋子。 然而這時好像洪水已經決堤， “預防”的機會已經不復存在，要做的只能是收拾被破壞了的家園。 人們不禁要問，爲什麼不能像有些國家對付瘋牛症或香港特區對付禽流感那樣迅速公佈實情， 即時採取措施，把病毒消滅在萌芽階段？ 如果當初在廣州市民搶購板藍根、 白醋的時候如實報道病毒傳播的情況， 採取果斷措施， 勸阻或嚴令禁止在廣東的百萬民工回鄉過春節， 肯定會把病毒控制在廣州一地， 不至於擴散到其他城市農村； 也就不會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損失，不會給國家形象帶來惡劣影響。 就算是在春節（西元2003年2月1日）過後， 非典病毒已經擴散開了， 及時地 “亡羊補牢”也 “未爲遲也”。 人們不會忘記3月頭二十天， 一場非典的風暴步步緊逼， 果然3月16日北京接治了首宗非典病人，接着73人被傳染，影響最壞的是國際勞工組織的一名官員也在這個非常時期因患非典死在北京。 當時正值人大、政協會議在北京舉行， 如果當時利用兩會的大好時機， 作出部署， 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這些各行各業的精英在首都先期認識非典的性質與危害， 帶着中央抗擊非典的決心和決策返回自己的崗位， 領導當地人民對抗病魔， 肯定

會大大減輕病毒的危害， 縮小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 而國家政府部門的威信也必然會因爲處事的坦誠、 務實、 出自對人民健康的關愛而得到提升。 遺憾的是， 兩會期間連出席會議的代表們都不知道自己已被非典的陰影籠罩， 遑論領導百姓進行抗擊非典的戰鬥！不聽真話也要付出代價 不說真話要付出代價， 不聽真話也同樣要付出代價。 人性的弱點之一是聽話的人常常是真話聽不入耳， 淨愛聽些假話。 “苦口良藥” “忠言逆耳”這些古訓人人會說， 但不是人人都能實踐。 20世紀50年代， 我的母校北大校長馬寅初以經濟學家的深邃眼光提出節制生育的人口理論， 說的全是真話， 他的憂國憂民的情懷卻反遭批判， 貴爲副總理的李富春親臨北大主持批判大會， 給馬老的理論定性爲帝國主義戰爭販子的 “馬爾薩斯人口論”， 馬老從此實際上被打入冷宮。 時間過去不到30年， 即20世紀80 年代， 人口膨脹帶來的危害完全證實了馬老警告的正確， 人口問題從此不可逆轉地成爲中國永遠甩脫不了的社會問題。 中國的面積 （ 960萬平方千米） 比加拿大（ 997.6萬平方千米） 小， 人口卻比加拿大多得多， 中國人口是加拿大人口的43倍！ 也就是說， 43個中國人吃一個加拿大人的飯， 倒轉來說， 一個加拿大人吃43個中國人的飯。 顯而易見， 人家的日子易打發， 我們的日子難安排。 即使現在推行所謂一孩政策， 而且成效非常顯著， 但實行這項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一些副作用或後遺症。 “ 421綜合症” （祖父母、 外祖父母4人， 父母2人， 獨子1人） 把許多孩童嬌慣成家庭的王子或公主， 不會家務， 不知勤儉， 缺乏獨立生活能力， 不懂敬重老人， 甚至會說出類似 “電影裹那個孩子窮得沒有飯吃，爲什麼不吃蛋糕牛奶”的混賬話。 一孩政策推行五十年、 一百年以後， 中國人倫關係中的叔伯姨舅堂表等等都將消失， 親屬稱謂將受西洋語言同化：凡男性長輩都是uncle， 凡女性長輩都是aunt，同輩

男性稱brother，同輩女性稱sister。 當然這樣也並無不可， 而且也只能是這樣了， 誰叫當初不聽真話呢？ 不聽真話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說真話難！ 難在話是說給別人聽的， 而聽話的人總是喜歡聽好聽的話、奉承的話， 不喜歡聽不好聽的話、 刺耳的話。 上有所好， 下面就投其所好。下頭違心地說， 上頭違心地聽， 歸根結底問題還是出在上頭， 於是官場上形成了專揀好話說的傳統。 彭德懷因說真話而銀鐺入獄， 林彪因說假話而青雲直上。 大躍進時期青海德令哈農場竟出現一年畝產8,585斤的奇迹。 我因1957年大學畢業時戴上右派帽子， 1958年發配到青海工作， 親眼所見那號稱畝產8,585斤的德令哈地處高原， 天寒地凍， 一年只有一茬莊稼， 能年產800斤糧食就算好年成了， 8,585絕對是天方夜譚。 然而上頭相信， 中央大報報道宣傳。 後來證實德令哈農場說了假話， 然而拿說假話的人怎麼樣呢？ 他們的命運遠比說真話的馬寅初校長好得多， 他們至少不是 “帝國主義戰爭販子”。 多年來我們就是生活在這種愛聽假話、 不聽真話的氛圍中。 在這場抗擊非典的鬥爭中， 被貶的高官的共同點就是不但不講 “真話”， 而且連孔子提倡的 “慎言”都做不到。 所謂慎言， 無非是 “說話得謹慎點兒”！ 就像投票那樣， 不投 “真話”， 也可以不投 “假話”， 還有羞羞答答的 “棄權”票哩， “棄權”就是 “慎言”。 那些被貶的高官連 “棄權”票都不投， 可見其 “肆無忌憚”、 “無法無天”的狂態。到了該說真話的年代了 4月初， 網上登載一封署名蔣彥永揭發尚在衛生部長任上的張文康公開說謊的郵件。 對於像我這樣一個曾因說真話而獲罪的人說來，心裹佩服蔣軍醫說真話的勇氣， 並且相信敢說真話者絕不止蔣氏一人。 但同時我爲說真話的蔣軍醫捏一把汗：好傢伙， 寫信給美國的《時代周刊》 ， 不想活是怎的！慶幸的是他 “生逢盛世”， 用一句農民的話說， 遇到了好年景， 使得想壓制

他的人不能隨心所欲。 如果不是在今天， 不給他戴上一頂“裹通外國”的反革命分子帽子才是怪事！ 蔣彥永署名信的被認可是一個重要信號， 標誌可以說真話的範圍正在擴大， 雖然有些人不願意看到類似蔣軍醫的信函發表在帝國主義的宣傳機器上， 但是已經由不得這些人了。 國際交往的頻繁， 傳播媒介事業的發展，地球變得越來越小， 國與國之間幾乎沒有什麼重大的秘密可以隱藏，世界正在變成越來越透明的球體。 我們要把握這個難得的契機， 把 “說真話”的道理說深說透，造就一個“說真話”的政治環境、營商環境和社會環境。 這同時也是優化北京投資與發展環境的重要內容。 人民政府的職責是要爲人民創造一個能說真話的環境。 建議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政協開展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運用北京現有輿論園地（ 《北京日報》 、 《北京晚報》 、 《北京青年報》 、 《北京觀察》 、 “北京廣播電台”、 “北京電視台”以及辯論比賽、演講會、報告會等等）從理論層面、現實事例討論說真話的意義，梳理假話的種種表現形態， 指出說假話的危害。 政協刊物《北京觀察》可闢“說真話”、 “說真話的故事”、 “關於說真話的討論”之類的欄目，供委員們抒發己見。 2、着重從理論層面論證說假話的背景和滋生土壤， 以及如何才能剷除說假話的根源。 3、通過各種形式（報刊專訪、 電視採訪、 表彰會、 通報等）表彰或讚頌現實生活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敢說真話的人物和事例。 4、發動國家幹部、特別是負有領導職務的公務員反思一下，這些年來有沒有說假話、 言不由衷的話、抬轎子的話、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話。 不要採取 “運動”形式，不要搞 “人人過關”，絲毫不帶“強制”色彩，完全屬於總結經驗教訓的性質。 5、 以建言爲職責的政協委員要認識說真話的意義， 具備說真話的品

德， 這是由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政治角色決定的。 如果政協委員也說假話，那中國還要政治協商制度幹什麼？ 6 、 鼓勵文藝家創作以 “說真話”爲主題的文藝作品， 如報告文學、 散文、 電視劇 （包括現代題材和歷史題材）等等。 7 、 抗擊非典必將取得全面勝利， 而且現在已經看到勝利的曙光， 因爲整個中華民族投入了這場卓絕的戰鬥。 在經歷了抗擊非典的全過程之後， 總結我們的經驗教訓， 希望能夠得出這樣的共識： 說真話＋聽真話＝健全的民主生活。（ 2003 年 5 月 27 日）

城市規劃 定位爲先 一個城市制定發展規劃， 首先要給這個城市定位。 依據科學的定位進行規劃， 才切合實際， 才便於操作， 才有實際的意義； 如果規劃不根據城市的性質、 不依據城市的特點， 執行規劃的人必定會把事情搞壞， 甚至會演變到不可收拾的田地。 如同一個人， 你要研究了他的特徵才好對他制定培養計劃。 他的體質如何， 他的愛好是什麼， 他的發展可能會是怎樣， 客觀環境對他有些什麼影響， 這些因素加在一起， 決定他的未來發展的方向， 決定他對專業或行業的選擇。 天生音色好、 口齒伶俐、 音感強、 形象思維豐富的人，應當讓他在音樂方面發展， 憑此去規劃他的前程：爭取當歌唱家、 作曲家，還可以更具體地規劃成爲民族歌唱家或西洋唱法歌唱家⋯⋯而五音不全、 天生走調、 一首歌唱不到一處的人就不要去作音樂的嘗試了。 城市規劃也必須先給它定位， 例如香港， 假若把它定位爲政治城市， 那就壞事了， 目前所謂民主派把香港搞得 “港無寧日”， 就是因爲他們要把香港搞成政治城市。 香港分明是個金融中心、 購物天堂和經濟城市， 只有發展商業、 旅遊、 金融、地產才有出路。 中央爲了支援香港， 推出自由行措施， 讓大陸人到香港消費， 給香港旅遊業帶來生機， 連帶推動了酒店業和其他多種行業， 帶來了香港經濟的蓬勃向上。 這就充分說明， 有了正確的定位， 才有城市的快速發展。 澳門情況類似香港。 澳門被定位爲文化城市， 這裹沒人出版 （可以出售） 國民黨報刊， 沒人敢公開懸掛國民黨旗幟， 特區政府不允許法輪功從香

港來澳門鬧事， 還明確制定博彩業爲龍頭的經濟政策。 有了這個定位， 全澳市民眼往一處看， 勁往一處使， 社會穩定， 經濟繁榮。 澳門的士司機明白自己的工作緊連着政府發展博彩和旅遊的決策； 教普通話的教師也都明白， 自己的這份工作除了掙錢度日， 也適應了大量內地遊客來澳門旅遊博彩的需要。 北京的規劃， 首先要做北京基礎和特色的分析， 同時做國家需要和發展可能的論證。 即以北京人口規劃爲例， 假如規劃2020年北京人口發展至1,800萬， 首先得問， 1,800萬這個數字是怎樣得出的？ 如果北京既是政治文化中心， 又是金融中心、 經濟中心， 還是工業、 商業中心⋯⋯什麼中心都要佔領， 1,800萬這個數字恐怕還打不住； 如果減去北京的某些方面的功能，大刀闊斧地給北京來一個 “減肥”或 “瘦身”， 北京未來人口恐怕不是增加而是減少。 這就是說， 必須先有了城市定位， 然後才會有符合實際的可行的城市發展規劃。 今天人們在講科學發展觀， 這樣的規劃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那麼， 北京應當定位在什麼上面呢？ 北京輝煌的歷史、 北京現實的景觀以及整個社會發展的趨勢， 都在呼喚北京建成一個世界一流的政治文化城市。 北京的定位應當是政治文化之城。 這樣說不等於北京不要工業、 商業以及金融業等等。 作爲一個大國的首都， 在今天的世界， 不同時發展這些行業是不可能的， 但是應當有所側重。 實際情況是：建設一座文化城市比建設一座經濟城市要困難得多。 深圳、 珠海這些經濟特區用十年、 二十年的工夫就建成了； 如果興建一座文化之城， 十年、 二十年是遠遠不夠的， 新加坡就是一個例證。 而人們對於文化城市的需求又那麼殷切。 現代社會物質生活富裕了， 腦力的支出從來沒有這樣繁重。 人類開始不滿足於眼下煩囂的節奏， 追求舒緩肉體負荷和精神負荷的途徑， 還想回頭看過去， 發發思古之幽情， 把舊的東西想像成新的事物， 例如男士的西服、 女士的旗袍， 年年花樣翻新，無非是不同年代樣式的替換。 人們看到， 懷舊、 復舊、 獵奇、 尋根已經形成一股強勁的大潮， 旅遊業尤其是文化旅遊業隨之勃然興起， 甚至不可抑制

（而且毫無抑制的必要和理由） 。 此外由於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 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 交通設施的革命性改變， 已將世界變得越來越小， 變成一個小小的村落， 人們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命名爲地球村。 人們在村中走動， 走動最遠的的地方也不需要隔日到達； 人們還正在開闢通往其他星球的道路。 北京， 是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極想一到的地方。 它在三千年建城史和八百年建都史的漫長歲月中留下了數之不盡的歷史文物和歷史痕跡， 留下了人類文明的足印和足音。 人們瞻仰北京， 就是瞻仰世界文明， 就是瞻仰人類文明的一座高山。 然而人們所要看的北京是保留着一些四合院的北京， 是能喝到豆汁兒的北京， 是能買到盛錫福帽子、 瑞蚨祥馬褂的北京⋯⋯也就是說：是歷史悠久的北京、 文物豐盛的北京。 簡單地說， 是文化的北京， 不是滿街銀行的北京、 機器轟鳴的北京。 每個時代、 每個民族、 每個個人， 對 “文化”都有自己的理解， 文化學家很難拿出一個大家公認的定義。 有人說， 有多少文化學家就有多少個 “文化”的定義。 我們也不必在定義上糾纏， 因爲世界上最難做的事兒是下定義。 但文化有硬體和軟體之分， 恐怕大家都能接受。 文化硬體包括：建築、作品、 規章、 飲食、 娛樂、 儀式、 節令等等。 如巴黎以愛榭麗道爲中心的建築群——凱旋門、 鐵塔、 巴黎聖母院、 斷頭台、 歌劇院、 紅磨坊等等； 澳門有教堂、 石子路、 蛋撻， 廟宇、 大笪地等等。 文化軟體：語言、 道德、 宗教、 心理、 文藝形式、 作品主題、 題材偏向、 尊師敬老等等。 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 同是結婚， 各民族儀式不同； 同是飲酒， 中國西北部以飲醉爲敬， 南方則勸對方適可而止。 北京的文化有北京的特色， 這就要求北京市的領導和文化專家們通力合作， 發掘和保存好北京城市的文化特色， 善於把北京的特色發揚光大。 把北京建成文化城市， 在操作上可以先對它的硬體進行梳理， 例如梳理一下北京的歷史建築、 皇室建築、 皇親國戚住宅建築、 皇室公園建築、 寺廟建築以及民間住宅等等。 相應地， 修建世界上少有的皇家林園博物館、 宮廷

博物館、 寺廟博物館、 陵墓博物館、 城牆博物館、 作家住宅博物館、 衚衕博物館等等。 僅說作家博物館一項吧， 《紅樓夢》 作者曹雪芹就應該爲他興建一個博物館， 現代京劇大師梅蘭芳博物館也值得建造， 此外還有老舍博物館、 冰心博物館⋯⋯這些博物館分別處於不同的系列之中。 如果是買票參觀的話， 管理部門可以用聯票方式處理， 就像到了巴黎先看市區內的盧浮宮，再看城郊的凡爾賽宮那樣。 文化的硬體需要有文化的軟體配合。 軟體配合得好， 硬體才更顯出輝煌， 例如雍和宮有一位解說員， 他的解說詞歷史知識豐富， 用詞簡潔， 且能解答觀眾提出的問題， 觀眾從參觀中得到的不僅是一座寺廟的建築特點， 也不僅是一些宗教的常識， 而且對蒙藏民族的共處、 兩族文化的交融也得到一些認識。 這些看不見的文化財富是從文化軟體中得來的。 澳門也有相當的例子。 例如街道名稱， 初看和其他城市沒有分別， 細看學問不小， 它們幾乎可以形象地標示出數百年中葡交往的歷史和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生存特徵。 澳門有195條以人名命名的街道， 其中178個是葡萄牙人， 17個中國人， 沒有其他外國人名。 在一個屬於中國領土的城市， 以自己國家人名命名的街道還不足葡萄牙人名的十分之一， 而且洋人的身分不是將軍就是總督， 將軍之中又以海軍爲多， 中國人名中沒有革命領袖， 沒有古代詩人⋯ 街名活脫脫地道出葡萄牙殖民心理。 回歸以後， 街名向內地的命名方式傾斜， 用得最多的是用城市名稱命名， 例如北京街、 上海街、 蘇州街等等。 蘊藏在街名中的這些知識就是文化的軟體， 它必須由導遊人員提供。 爲了加快文化硬體和軟體的建設， 必須充分重視專家的作用。 專家的地位常常是不可取代的。 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偽造的假冒的 “文物”， 也看到不少陳跡之外的粗劣的補充建築物， 例如湖南白鹿洞前一隻水泥的白鹿， 腿粗脖子壯， 形態笨重無比； 山海關孟姜女住處一條瓜藤從孟家牽往姜家， 並在姜家結瓜， 瓜中跳出一個孟姜女， 也是形態粗俗， 毫無美感可言； 還有蘭州黃河邊的 “黃河母親”石雕， 真是一個婦女抱着一個繈褓中的嬰兒——那婦

女是黃河， 吃奶的是包括我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子孫。 這類 “藝術品”充斥神州每個角落， 想必是哪個旅遊部門的負責人憑着自己的藝術理解製造出來的。 這種糟蹋文物、 褻瀆歷史的行爲應當早點休息， 把美化古代文物的責任以招標形式交給真正的藝術家去發揮藝術才能。 歸納上述論述， 我的意思大抵有如下幾點： 1、 城市規劃， 定位爲先——這是進入城市規劃主題的前提或理論基礎。 在這一點上取得了共識， 才能進入具體問題的討論。 2 、 北京根據自身的歷史特徵和現實的首都功能， 應當定位在政治文化城市上。 要按政治文化城市的目標對北京進行規劃。 3 、 定位於政治文化城市並不排斥北京在其他方面的發展。 首都功能是多方面的， 但不要刻意追求其他方面的領先作用或中心地位。 4 、 文化有硬體和軟體之分。 建設文化城市要對文化硬體進行梳理， 同時進行文化軟體的檢討， 把文化軟體的品位提升一步。 5 、爲了提升文化的品位， 必須重視專家的作用。 6 、 文化建設與旅遊行業和其他某些行業密不可分，爲了把北京建設成世界一流的文化之城， 建議開闢多項旅遊景點系列， 例如皇庭系列、 皇家陵墓系列、 城牆系列、 現代作家住宅系列等等。 按此規劃， 北京將會建成充滿文化氣息和人文精神的大都會， 顯現中國古都風貌， 塑造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形象。（ 2005 年 1 月 24 日）載於 《港澳委員和海外專家學者爲北京經濟和社會發展建言獻策論文集》

“ 留 住 台 胞 ” ！ 我國在實行改革開放以前，對台宣傳幾乎都把台灣描寫成 “民不聊生” “水深火熱”的人間地獄⋯⋯台灣對大陸的宣傳也幾乎採用同樣的言辭。 人民的反應也似乎一樣， 大陸百姓和台灣民眾當時都對這些宣傳深信不疑。 大陸改革開放以後， 情況發生根本變化，甚至走向另一極端， 特別是大陸百姓以爲外面的世界一切都好，恨不得說連外國的月亮也比中國圓。 出國風、赴台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颳了起來。 經過一段時間的彼此接觸，人們慢慢地從狂熱中冷靜下來， 開始認真地思考一些問題。 在兩岸接觸日益增多的大環境、大氣候之下， 台灣每年都有百萬計的同胞返回大陸，據說在上海，數以十萬計的台胞置業、定居，甚至把上海的樓價都炒高了； 而在北京，每年至少有二十萬台胞抱着各種不同的目的前來這裹。 我們如果做好來京台胞的各項工作， 使他們認識一個真正的北京， 然後透過他們，相信能把今日北京的風貌、北京人的純樸好客以及國家的對台政策帶往海峽對岸， 帶去和平友好、統一祖國的資訊， 從而進一步加強台灣同胞的回歸意識， 促進祖國的統一。 我們作爲北京市政協的澳門委員，在此提出一些關於如何留住台胞的想法。 因爲我們身居澳門，在我們的發言中引用了一些北京以外的事例，這些事例也許並不適合於北京， 目的只是爲了說明我們的觀點。 台胞來到北京，動機是多種多樣的。 一是尋親。 北京是許多身居台灣的人的故鄉，他們和所有中國人一樣，

是具有思鄉情結的遊子， 生活在外的文化人更不會例外， “洛陽城裹春光好， 洛陽才子他鄉老”， 唱出了才子們思鄉的情懷。 身處台灣的著名文化人李敖、 著名歌唱家費翔都是這樣。 北京和台北兩地電視台同時現場播放李敖與北京中學母校舊同學、 舊師長交談的節目， 費翔被請來出席中央電視台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 聽他演唱懷念北京故鄉的歌曲⋯⋯這些活動都收到震撼性的效果， 比寫十篇八篇說理文章的效果好得多。 二是遊覽。 北京是八百多年來的中國古都， 她的文化風采和歷史意蘊深深扎根在中國人民心中， 北京以她悠久的歷史和傳奇般的古建築深深吸引海外遊子， 吸引一水之隔的台灣同胞。 對海外華人說來， 以前只在課本和祖輩的敍說中知道北京， 他們在歌曲中唱長城， 在圖片上看故宮， 從近代史中知道菜市口， 從五四、 一二九的歷史事件中知道紅樓、 天安門， 他們還從 《劉羅鍋》 《雍正王朝》 等電視劇中知道國子監、 恭王府⋯⋯今天他們有機會親身來到北京感受這一切。 三是經商。 這是台胞來京的一個重要的目的。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 北京的營商環境有了極大的改變， 法規的逐步建立和健全，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北京中關村高新產業基地的建立， 北京正在爲2008年奧運會的舉行進行各項準備工作⋯⋯所有這些都增添了台商來京投資的興趣。 此外還有其他目的， 例如升學、 求醫、 學習民間工藝等等。 最近報紙報道， 北京宣武醫院用中西結合的方法治療鳳凰衛視女主播劉海若的重病很有效果。 這則消息在台港澳產生好的影響。 返回內地求醫者絡繹不絕， 主要因爲中醫水準高超， 有些絕症也可得到醫治， 而且費用低廉。 在我們分析了台胞來京的各項動機後， 就要針對不同的動機制訂 “留住台胞”的具體政策， 採取 “留住台胞”的具體措施。 1、 入境手續須進一步簡化。 其中包括交通設施的改良與過關手續的簡化。 在台胞出入境的安排上， 澳門創造了較好的經驗， 發揮了無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做到台灣飛來的航機只要換了航機班次就可以通過澳門直飛內地。

所謂“三通”中的“直接通航”實際上已經在澳門率先實現了。 當然， 這種模式如果能夠擴大到其他地區， 那就更好。 至於過關手續的簡化問題， 主要是時間的長短。 不要小看這個問題， 有一年春節，一位幾十年沒來澳門的人由香港乘船來澳門，海上航行不過一個鐘頭， 過海關卻花了四五個鐘頭， 此人發誓從此再不會到澳門來。 當然這可能是一時的氣話，但很值得重視。 2、各項政策的寬鬆或寬限。 對於台商， 要制訂方便投資、 方便開設公司建廠等方面的優惠政策。 在房屋政策和地價政策方面， 資料顯示， 北京地產價格在亞洲排名第四，僅次於香港、 台北、 東京。 在大陸內部， 北京地價比上海高出50- 100％。 是否有調低的空間？ 在基礎教育方面， 中小學如何方便外商和台商也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澳門有一個例子：一名香港商人來到澳門準備長期發展， 隨帶妻子兒女，其中一個六歲的兒童無論怎樣都不獲任何一間學校接納。 我們直接找教育局長詢問原因， 也還是拖了半年之久才得以解決。 在這半年中，這個六歲小孩被送到深圳上學。 如果半年還解決不了問題，這個商人只好離開澳門去其他地方發展了。 因爲孩子不能入學而“趕”走一名投資者，是否太不值得？ 在教育事業特別是高等教育方面，北京具有很大優勢。 北大、清華等聞名海內外，希望來京入學的人很多， 要做好台胞入校的工作；在還沒有實現直接三通之前， 可以透過港澳地區的有關機構招收台灣學生。 澳門高中畢業生每年被內地的大學和台灣的大學招走三分之一以上； 澳門還有機構負責代理內地學校的招生工作， 北京方面可以與它加強聯繫。 3、採取有效措施制止胡亂定價和胡亂加價的風氣。 內地亂定價、 亂加價的風氣屢禁不止，嚴重影響台胞來內地旅遊和經商。 一些人總有一種不切合實際情況的主觀推測， 以爲外面什麼東西都貴得不得了，於是許多定價和旅遊服務收費都大大超過國際水準，達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 比如北京機場餐廳的紙包咖啡竟然要45元人民幣一杯，這種飲料在許多機場都是免費供應的， 因爲乘客交付了機場費。 深圳開往澳門的噴射船上乘客用紙杯沖一杯

紙包咖啡， 也要交付15元人民幣。 乘客問爲什麼這麼貴？ 得到的答覆是 “你可以不喝！ ”公園收費已經成爲盡人皆知的老大難問題， 連風景好一點的地方用一根繩子拉起來就要收費。 恭王府的門券連同一點點心竟收150元人民幣。 人們反應說， 這不是收錢， 而是搶錢！ 實例太多， 不再贅述。 人們有理由懷疑， 以後看一眼王府井是不是也要交錢！ 4 、 進一步加強北京各項建設， 其中包括硬體建設， 尤其包括軟體建設。 不要繼續做那些破壞自然景點的蠢事。 人們到北京來是要參觀考察 “本來面貌”的北京， 不是來看經過化�甚至 “偽裝”的人工化的名勝古迹。 不要先破壞歷史然後再偽造歷史。 保護硬體的同時， 城市文明程度也需要提高， 凡事都要顧及政治影響。 幾年前杭州岳王廟收費 “內外有別”， 外國人和台港澳同胞收雙倍。 一個台灣遊客不知規定， 買了內地門票進去了， 售票員突然發現， 竟像抓賊一樣高呼捉拿， 遊客瞻仰民族英雄的雅興一下降至零點。 的士司機的服務也至關重要， 澳門在這方面極爲重視， 因爲它牽涉到旅遊城市的形象問題和遊客會不會重來的問題。 “留住台胞”決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必須把這個問題提高到開展對台工作， 爭取早日實現三通進而實現祖國統一的高度來認識。 “留住台胞”，是要留住台胞的心， 不要貪圖眼前的經濟利益而忘記了長遠目標。 全國政協常委黃靜波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主政青海時大規模擴大機場面積， 廣邀海外朋友到青海參觀訪問， 當時不少當地幹部指責黃省長濫用資源， 甚至向中央告狀。 黃省長辯解道， 我請來的一百個外商只要有一個肯投資， 什麼費用全都解決了。 這才是政治家應當具備的遠見卓識和寬闊胸懷。 同樣的例子也發生在澳門回歸前的廣東珠海。 珠海特區西部橫琴鄉與澳門只有一水之隔， 多年前珠海、 澳門兩地政府商討修建一座跨海大橋的事宜， 然而長期不能得出結果， 原因是中方非要收取由澳門到橫琴的車輛入境費5元。 這樣一拖就是十幾年。 後經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論證分析， 指出只要大橋一通， 從澳門來的入境者只會源源不絕地給橫琴送錢來， 橫琴人不會拿人民幣進澳門消費。 那

過橋的5元錢費用又算得什麼？ 這座大橋終於在澳門回歸時建成， 名爲蓮花大橋。 目前澳門正提倡澳門人在澳門消費的口號， 減少澳門人到珠海消費。孔子有句名言是“既來之， 則安之”。 這個 “來”字是 “招徠”之 “徠”，你把人家招攬來了，就要好好安置人家。 春秋戰國時期誰能從外地招攬到人才、誰招攬得多，誰就是強者， 招徠人才成爲諸侯國強盛的指標。 在對待台胞態度上，今天的中國大陸， 今天的北京， 同樣面臨一個能否留住不論以何種理由來到北京的台灣同胞，這也可以被視爲開展對台工作、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成績的指標。 經濟上的利益要考慮，政治上的目標更應顧及。 我們的目標首先是實現三通， 最終達到海峽兩岸的統一。 這樣看來， 我們今天每做一件小事都牽連着一個偉大的目標。 作爲首都市民， 更應對自己嚴加要求，不要以一己表現敗壞首都形象，造成政治上的損失。 透過我們的工作， 留住來京的台胞，這就等於爲首都的建設和繁榮作出了貢獻。（ 2002 年 7 月 1 1 日）

第六部分興起而作千字文

從舟山到沙巴 假期到了， 又該計劃出遊， 藉以放空大腦， 呼吸新鮮空氣， 以便應付假期過後的緊張生活。 十年前出遊歐洲時在航機上口占過這樣一首小詩：一年又到暑難當破霧穿雲西去也收拾文房且歇涼休閒過後好秋忙 今年暑假到哪裹去休閒呢？ 剛好舟山舉行全國海洋文化會議， 有幸接到學會創辦人的邀請， 邀我作爲嘉賓在開幕式上作主題演講。 旅遊， 吾所願也； 演講， 吾所懼也。 但出於我與邀請人解新邦伉儷有近五十年的師生之誼， 考慮到澳門文化不也屬於 “海洋文化”嗎？ 於是抱定以文會友與交流領教的心情作一次東海之旅。 這是一次難忘之旅。 由三千多島嶼組成的舟山， 古名蓬萊。 名如其實，這裹風光無限， 海產豐富， 人傑地靈， 海洋文化氣息濃厚， 真是神仙境地。金庸筆下的桃花島是一座真實的島， 就在舟山群島之中； 普陀山仙氣彌漫，委實是一座仙山， 陪同我們前往拜謁的任教授說， 這裹的籤卦特別靈驗。 真的， 我爲兒女所求之籤都得到應驗。 世界級的沙雕比賽每一屆都在碧波蕩漾的海邊舉行， 燈台博物館收集世界各國的新舊燈台， 會議主持人別具匠心地把參觀時間安排在晚間， 給參觀者以親臨海上行船的真實感。 一位名叫趙行法的漁夫用特殊的方式表達他對家鄉的熱愛：個人籌資建立起一座博物館，

取名海曙樓。 那天前往參觀， 館長先生得知我們是出席文化會議的代表， 當然都是舞文弄墨的騷客， 硬要我們題寫幾個字作爲館藏， 我即興寫了這樣一副對聯：莫笑趙行法本係漁父且登海曙樓眼收全球 我們在旅遊途中正值舟山得到 “海鮮之都”的稱號， （中央電視台還做了一個專題文藝節目， 主持節目的那位小姐在沈家門夜排擋前說起捕殺魚產來何其津津有味！ ）對此我不敢十分恭維， 竊以爲“海鮮之鄉”已足夠， 何必升至 “海洋之都”的高位？ 因爲“都”之美名不一定 “美”， 它是靠狂捕海產得來， 一艘艘加快馬達的漁船拖着細密的漁網， 所過之處一網打盡， 所謂 “竭澤而漁”是也。 一年休漁一兩個月， 等待魚類剛剛緩過氣就再狂捕亂殺， 人類爲什麼如此殘忍！ 是否符合保護生態環境的要求， 在此我不作多論。 倒是奮戰在教育戰線上的同行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 土生土長在青海高原上的解新邦和他的戰友們硬是在海灘上建起一座輝煌的學宮， 成立了全國性的海洋文化學會。 我情不自禁地爲他寫了一首七絕：高原漢子到江東島嶼三千充句讀有志汪洋造學宮文章大氣貫長虹 別了舟山，我們乘亞洲航空公司的廉價飛機到馬來西亞的沙巴遊覽。 原來沙巴與舟山有很多相通之處， 兩地可比性很強， 許多方面都可以互相借鑑。 例如它們都是海洋城市， 都在旅遊方面尋找突破。 沙巴執行控制來訪旅客的政策， 連班機到達的班次都受限制， 並不追求遊客數字， 目的是保護本地的自然資源。 我們看到， 當地許多景點不事人工雕飾， 保留原始風貌。 遊

客日間可以看到長鼻猴在林間嬉耍， 入夜可以觀賞螢火蟲在岸邊的樹上閃爍。 神山聖河不輕易開發，一條條河流種滿紅樹林，直徑足有三公尺的紅花是世界上最大的花， 也是當地人的驕傲。 沙巴不僅保護自然資源， 同樣保護本地經濟和民生， 他們對外來食品或物品實行高價格政策，一包入口公仔麵的價錢是沙巴本地公仔麵的五倍。 人在沙巴，還在回望舟山的風景， 寫了這樣一首七律：重逢舊雨醉普陀只因雕飾人工少紅樹林生鹹淡水奇花三倍磨盤大半酣半醒到婆羅更覺天然古趣多長鼻猴唱合歡歌香似蓬萊萬朵荷 回到澳門，我細細品味丁亥年的舟山一沙巴之旅， 想得最多的還是澳門的旅遊業該怎麼辦。（ 2007 年 10 月 ）

大閘蟹 滅鼠藥 登山的汽油 每當蟹肥季節， 家人都會買些大閘蟹回家， 除了應節解饞，還想在大閘蟹的鮮甜中回味江南風情， 略解思鄉之苦。 買蟹的地方是一家名叫“三陽南貨店”的老字號店鋪， 總店設在九龍，港島銅鑼灣也有一家。 這家地道的上海商店， 貨品大多由上海直接運到香港， 可謂地地道道的南貨；大閘蟹也是來自洋澄湖， 連養蟹的水也都從洋澄湖運到港九，不會摻假。 每年大閘蟹上市，三陽還在上環街邊設置臨時攤位。 我們若到香港辦事， 回程總會路經那裹順便拎幾隻到澳門。 已經是多年的老主顧了， 賣蟹人總會揀黃兒滿、殼兒硬的給我們， 要價也不會太離譜。 今年我們照老習慣買了六隻，恰好小磊的爸爸從浙江紹興來澳門， 帶來幾瓶陳年花雕，正好配就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快朵頤之餘內子突然想起， 今天中午剛剛吃過兩個凍柿子。 柿子與大閘蟹相尅相衝， 兩者相隔時間不長絕對會鬧肚子， 也就是瀉肚， 以往有過幾次慘痛的教訓； 今年啖蟹， 忘了吃過柿子這一節， 會不會出事？ 提心吊膽過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 竟安然無恙！ 想想不對， 肯定是應了網上流傳的說法：大閘蟹有問題， 不是真正洋澄湖的產品。 我笑了笑， 引用一則網上故事說：一個老農買回種子撒在地裹，秋收時卻顆粒未收，原因是種子是假的； 絕望之下吞下滅鼠藥， 想要死個痛快； 沒想死沒死成， 因爲滅鼠藥是假的； 兒女們高興了， 擺酒宴慶祝老爹的有驚無險， 結果喝了酒全都死了， 因爲酒是假的。 說到這裹， 內子笑了， 笑的不僅是這個故事編得有聲有色、高潮迭起，還慶幸自己吃了冒充洋澄湖的大閘蟹而未喪命。

這世道不誠信的故事太多， 難道沒有誠信可言了嗎？ 話鋒轉到誠信方面來。 我們這個民族，誠信是傳統美德，是起碼的做人準則。 古書說 “誠者信也”；人言爲信，做人以信爲本， “言而無信，非人也。 ”普天之下畢竟誠信者居多， 否則世界成了“非人”的天堂。 餐枱上我們憶起一則難忘的故事。 那年陳博士在美國， 開車去到一座山頭，途中發現汽油快要用玩了， 山中沒有加油的地方， 怎麼辦？ 這時另有一輛汽車上山，於是攔截下來求助於他，希望借些汽油，支持到有油站的地方。 那車上的主人很是慷慨， 但卻無奈，說：我把汽油轉到你車上，我們兩輛車誰都到不了山頂，不如讓我先上山去，加足了汽油回來帶給你。 你就在這裹等待吧。 上山的車走了， 陳博士的車等在山腰。 整整一個鐘頭過去， 置身在荒無人煙的山間，上山無路， 下山無門，除非再有汽車路過， 而且車主發出善心， 否則不知要等到何時了。沒有宗教信仰的陳博士此刻心想， 只能禱告上帝，聽天由命！一個小時竟然沒有車輛再經此地。 快要絕望的時候， 那位上山加足汽油的朋友如約開下山來，爲博士捎來了救命的汽油。 於是博士的車向山頂開去， 下山的車一溜煙開下山去了⋯⋯ 這則誠信的故事發生在兩個素不相識的小人物身上， 但卻表現了人性的光輝！ 如今，在商品社會裹坑蒙拐騙的事時時發生、處處可見， 但人類的善良與誠信像不滅的火種， 總會發出照耀人生的幽光。 （ 2010年12月14 日）

招待會上誰招待誰？ 在一個盛大的節日， 一個市的領導， 傾巢而出舉行招待會， 款待來自海內外華人代表， 共祝節日， 共話友誼， 展現天下華人血濃於水的深情。 男女老少華人代表， 個個穿着華貴， 喜氣洋洋， 早早來到宴會廳， 會見舊朋友，結識新朋友， 笑語喧嘩， 交換名片。 約摸半小時， 招待會時間到了， 主人們列隊進入會場， 走在最前面的是書記， 接着是市長， 再後是退休的前任高官⋯⋯ 首長隊列在接待人員開道下直奔主席台就座。 規定的時間到了， 本該由主持人宣佈開會， 主席發表演說。 然而不見動靜， 原來主席正手拿電話機在通話。 招待會時間原定一小時， 這會兒已過去五分鐘。 終於可以進入正題了， 主持人宣佈出席招待會的主人名單， 叫客人們鼓掌歡迎。 主人中的一位高官發表演說了， 招待會開始了， 這時已經過去二十分鐘。 來賓們圍繞一位退休的前任高官， 希望寒暄兩句， 表達對她的敬仰， 如能合影一張， 那更覺得光榮； 不想這位離任高官只顧專心致志於烤鴨美餐， 一幅無動於衷、 置若罔聞的態度。 時間過得很快。 12點鐘開始的招待會1點鐘準時結束， 實實在在進行了四十分鐘。 此時幾十張客桌還正在上菜呢！ 主桌上的官員們在衆多服務人員、 保安人員的前呼後擁下匆匆走出會場。 主人都走了， 被邀的客人們自然跟着離場， 等待主人們的小汽車隊伍魚貫離去， 這才登上大型轎車回到下榻的酒店。 熱情好客， 美食款待嘉賓， 這是中華的美好傳統。 這裹說的招待會破費

不菲， 而且耽誤了領導們的寶貴時間。 主人的良好願望不容懷疑。 但似有幾點值得商量： 第一， 中國人請客都是主人迎接客人， 沒有先到的客人歡迎主人、爲主人的到來鼓掌。 第二， 主人遲到也是常有的事， 是不是在演說的時候該說兩句哪怕是假情假意道歉的話呢？ 第三， 客席的菜沒有上完就宣佈招待會結束， 當然是不禮貌的， 何不乾脆不再上了呢， 讓客人真以爲午宴結束了！ 第四， 客人送主人也是千古奇談。 我不願意聯想乾隆皇帝賞宴群臣的情節， 在那種場合被邀者是要山呼萬歲跪地接受賞賜的。 但這次招待會的主持人和操辦人如果多一點中華文化的素養， 肯定會更好地實現舉辦招待會的初衷。

不信市長買不起房 2009年12月29日貴報 “新園地”發表尤民先生《市長買不起房》 一文， 引發我對一件往事的回憶：那是八年前的2002年1月， 我即將從崗位上退休，於是傾多年的全部積蓄， 回到家鄉築窩， 以便解甲後有個安身之所。承朋友介紹， 看中了上海某區的一個剛剛動工的屋村， 面積大小適中， 而且是一個鬧中取靜的高尚城區， 價格我也承擔得起。 我興奮莫名， 幻想起將來在這裹安度晚年的情景， 就在樓盤工地上寫了一首很感性的小詩爲記。 詩曰：長橋飛舞走蛇龍還是舊時風景好誤把浦西當浦東瞿溪日夜水漴漴 當其時上海實行建築物封頂方可付款的政策， 現在距離樓房封頂還有幾個月時間， 我擔心因爲未能落定到時購房會成爲空談， 於是好說歹說請售樓部幫忙， 一旦可以付款我會第一時間辦理手續， 並將澳門幣調換成人民幣存於上海的銀行， 委託上海親戚辦理。 此後我從澳門每週至少一次致電售樓小姐， 請她務必不要忘了我這單買賣。 她被我的誠懇打動， 一再應承， 一再擔保， 著我放心等待。 越是臨近公開付款的日子， 我給上海的電話越勤。 5月7 日， 終於得到振奮人心的好消息：5月10號可以正式辦理手續了。 並要我準備好款項前往辦理手續。 沒想到5月10號那天， 得到的通知改變了：你要

的單位區委書記要了！ 我當然十分不解， 不過想到大陸的長官權威， 官商勾結， 惹是肯定惹不起的， 於是讓步說：那就下一層吧。 下一層？ 也不行， 下一層區長要了！ 我實在忍無可忍， 心想， 我如果要下低於以前的兩層樓， 成天被貪官踩住頭頂， 我的退休日子如何度過？ 於是有些埋怨售樓的人。 售樓人的另一句話更使我無法接受， 她說：誰叫你的官沒他大！ 天哪， 這是什麼世道， 貪官欺壓百姓到了何等地步！ 但有什麼法子呢？ 澳門幣兌換成人民幣了， 再想兌換成澳門幣， 銀行不辦這項業務， 只好拿着準備在上海買樓的人民幣胡亂在珠海買了一棟房子， 一場上海置業夢成了黃粱一枕。 這時我又寫了一首紀事詩曰：世間好事竟難功百姓呼天天不應無奈高官權勢兇回聲依舊水淙淙 事情還有個尾聲。 上海王陳良宇罷官後， 另一位書記上台， 我寫了一封信給這位新官， 試探這位新官是否會關心一下百姓疾苦， 並附上上面兩首詩， 讓他知道一下他前任的惡跡， 言明並不指望收到回信。 真的， 至今過去多少年了， 沒見一個字的回音。

教師節是教師的節日 今年教師節， 我沒有怎麼在意； 手機上和電腦上收到幾份祝賀的短信，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過了兩天， 南京大學一位教授轉來長江日報的報道， 說是教育部在教師節那天公佈了一百位名師， 其中書記、 校長等佔了九十名， 真正在教學一線上的教師只有十位。 這我才覺得教師節還真有點意思， 聯想到許多類似的現象， 例如出生入死的勇士們沒有得到應有的軍銜，唱了幾首歌卻當上了將軍； 百貨公司優秀售貨員的評選也有經理、 書記在那裹搶奪； 標記功績的勳章也沒有必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頒授給同一人。 一時興起， 接二連三寫了好幾首打油。 第一首：教授榮銜世所尊名師今日登金榜書生爲此苦終身榜上多非授業人這首詩寄給報紙朋友， 申明不一定刊出， 想不到9月19號那天卻登出來了，還引來幾首和詩。 9月21號星期一正好新學年開始， 我以教師節當做 “中國文化”課的開場白， 先講了大陸教師節和台灣教師節的由來， 講台灣教師節自然講到孔子， 講孔子自然會講他的教育思想， 講教育思想自然是尊師重道那一套。 我念了我的另一首打油的前三句： “作家無作品， 教授不教人。 徒有虛名在⋯⋯ ”， 說： “一首詩往往只有一個句子或一個字可取， 叫做詩句或詩眼。 人們記得的是這一句或這一字， ‘春風又綠江南岸’， 人們記得的

只這一句，前後句是什麼？ 不記得了，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 人們也只記得詩中的 ‘綠’字， 因爲形容詞當動詞， 既有色彩， 又有動感。 我這三句都不是詩， 只是敍述了一件事情， 說明了一種現象， 你們給補上一句詩的語言吧。 ”我的提議得到學生們回應，課堂氣氛活躍。 回答最快的一位學生用了一句廣東俗語：“生人霸死地”。 我覺得開始入意境之門了，孺子可教也；但沒有考慮韻腳的和諧，合轍押韻應當是寫舊詩的基本要求。 我於是拿出我的“謎底”：“無花也是春”。 同學們又討論了一番。 我以爲名師應當頒授給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們， 沒有教師上榜的 “名師榜”等於沒有花朵的春天。 書記校長們沒有必要跟教師爭奪這份榮譽，破壞春天的氣息。 名師靠教師自己的努力奮鬥， 也靠書記校長們的扶植配合。 名師榜上也記錄了書記校長們的貢獻。 須知， 可憐的教授們除了爭取得到“名師”的榮銜，還能得到什麼？ 台灣一位官僚當市長當得厭倦了， 宣佈退休後當全職丈夫， 並在大學當個教授。 “當個教授”，說來何其輕鬆！ 君不見教育戰線上的教師奮鬥終身也未必能拿到教授頭銜。 當官的爲什麼如此輕佻地看待教授職業呢？ 如果有一位教授說退休後去當個市長， 人們一定認爲這是瘋子的語言！漢語詞彙特別豐富，不同職業、不同職位的工作者大可從漢語詞庫中找到表彰的詞語， 有位同事提出一個好提議， 想當“名師”的書記校長們有個好詞等待他們：“教官”。 聯想到其他， 能夠替代 “唱歌將軍”的名詞也不少， 例如功勳藝術家、人民藝術家， 何必要在將軍的行列中擠來擠去呢！

伊拉克戰爭中的故事 （二則）給人換爸爸的瘋子 一個瘋瘋癲癲的人問一個小孩兒：“爸爸對你好嗎？ ” 小孩兒答道：“還可以！ ” “他不是常打你嗎？ ” “老子打兒子，天經地義！誰叫我是他兒子！ ” “不行，我得給你換個爸爸！ ” “說笑話吧， 父親哪能選擇！ ？ ” 問話人急了，聲嘶力竭地吼道：“我說換就得換，要是你爸爸不在四十八小時內離家出走， 我就打進你家， 把你解放出來！ ” 小孩兒走去問隔壁的叔叔，叔叔們都說：“那是個瘋子，別理他。 ” 大家都以爲瘋話說過就沒事兒了。 豈料四十八小時沒到，那人真的打進屋門， 高喊救星來也！小孩兒嚇得癱軟過去，這才相信大人的話沒錯兒， 也就認定那人真是個瘋子。（ 2003 年 3 月20 日）

在噓聲中的比劍 老劍客行伍出身， 年輕時曾經在海上犯過案， 後來佔山爲王， 當上了寨主。 位高權重， 想再回味一下武林霸主的滋味， 於是飄洋過海到沙漠地帶叫戰， 要和石油王子比試劍術。 那王子平時欺凌鄉里， 招人忌恨， 這回又去搶奪鄰居的石油， 給老劍客提供了出戰的藉口； 周圍三十八山頭的弟兄也都出於義憤， 齊給老劍客鼓勁兒。 雙方交手了幾個回合， 老劍客到底功夫了得，又屬師出有名， 很快就打敗了對手。 石油王子也實在不堪一擊， 不僅敗下陣來， 而且接受許多戰敗的條件， 不許再弄槍舞劍。 自此以後， 石油王子的精氣大大不如以前。 話說十二年後， 老劍客早已解甲歸田， 過他莊園主的逍遙日子。 不想兒子拾起他的衣缽， 登上武林盟主的寶座。 小劍客智商不高， 卻好到處惹事生非， 只是靠着老劍客的關係， 叔叔伯伯們才把他扶到台上。 不過小劍客倒是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是被人捧上台的， 人前人後總也抬不起頭。 於是想學他老爸的樣兒， 也去挑戰那個石油王子， 以爲拿下那個宿敵便可在衆人面前挽回一些面子， 同時搶些石油回來， 算是立功表現， 因而必將保住盟主地位。 智商有限的的小劍客能想到這些真是不容易的了。 實話實說， 老劍客那次比武雖然力量懸殊， 但也還算公平：雙方手上都握有利劍； 小劍客這次比武實在叫人笑話：他先要對方放下手上的武器， 然後與手無寸鐵的人交鋒。 小劍客的霸氣叫人看不起， 叔伯們都覺得面上無光， 有的甚至翻了臉，公開反對他的挑戰。 按武壇行規， 若是一方手中無劍， 對方會扔劍過去； 手刃無劍者肯定會貽笑武林； 而且這個規矩一破， 將來必定弊病叢生。 因此之故， 原先那三十八山頭合夥者走了一大半， 只剩下兩三個哥們兒跟他賣命。 比劍終於在一大片噓聲中開始了， 結果不知怎樣。（3 月21 日）

音樂是語言的藝術誇張——想起“黃河大合唱”之一 冼星海的確是一位能將歌曲與歌詞融爲一體的大師。 他的歌曲是日常語言的節奏化與藝術誇張， 是活的民衆口語的升華。 “我站在高山之巔， 望黃河滾滾， 奔向東南”， 這分明是散文式的結構， 但在星海的筆下譜出了明朗高揚的旋律； “紅日照遍了東方， 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這卻是新詩的格局， 星海爲它譜出了悠揚而抒情的基調； “張老三， 我問你， 你的家鄉在哪裹？ ”——詞與曲都饒富快板的風味。 他的歌你會百唱不厭， 就像一首好詩你會百誦不厭一樣。 語言學領域有一個不冷不熱的課題是 “語言與音樂”，這方面的論著多以 “詩言志， 歌永言”爲據， 解說一通 《禮記 ·樂記》 的有關文字： “歌之爲言也， 長言之也。 說之故言之；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 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引用的例證大體上都是最早的能唱的詩歌， 後來不能唱了便有楚辭、 樂府的出現； 詩不能唱了便由詞來代替， 詞不能唱了便轉換成曲。 當然， 這些議論都是不錯的；但是如果語言學家們詳盡分析了冼星海的每一個作品後， 我想一定會在 “語言與音樂”的論題上發現新的論據， 得出新的結論。 時下一些完全不顧歌詞聲調的國語歌的作曲人也應當以星海爲師， 以他的作品爲教材， 認真吸取有益的創作營養。 比如唱遍台港澳的國語歌 “大約在冬季”， 歌詞分明是 “在冬季”， 譜出來的效果卻是 “在董季”， 直到唱

完最後一句 “在冬季”你才鬆了一口氣， 因爲末句的 “冬”字才唱出了高平調， 回復到 “冬”字本來的高音。 說句不大客氣的話， 許多國語歌曲不土不洋、 不中不西， 更有甚者還夾雜着一兩個外國語的單詞， 歌曲與歌詞兩不相干， 各行其道， 有的還用錯誤的詞語影響聽衆， 真是應當認真檢討。 例如 “明明白白我的心”中的 “明明白白”是動詞還是形容詞？ 句式要求的是動詞， 而AABB的重疊卻是形容詞。 這個樣子的 “藝術品”如何能做到餘音繞樑、 長久傳誦？（ 1994 年 7 月 30 日）

歷史只有一個白毛女——想起“黃河大合唱”之二 文化革命初期， 家妹寫信告訴我， 她所在的歌舞團正在改寫 “黃河大合唱”。 怎麼改法呢？ 我想， 無非是加入一些 “東方紅”、 “國際歌”， 甚至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的旋律， 人爲地給它貼上時代的標籤吧！ 我給家妹潑了一盆冷水， 覆信對她說歷史是不容後人根據自己的好惡而更改的。 然而文革中任意改寫歷史已經成風， 連文藝作品都難幸免。 著名歌劇 “白毛女”由一個主角改爲兩個——一個白頭髮的白毛女， 一個灰頭髮的白毛女。 改編後的 “白毛女”不曾公演， 然而我 “有幸觀賞”過 “實驗”演出。 我問：歷史的名劇爲什麼變成了兩個主角？ 答稱江青有旨：一個白毛女不可能在深山裹單獨地活下去。 於是接旨人在劇中增多了一個白毛女⋯ 歌曲或歌劇亦遭肆意的改動， 連國歌也不例外。 文革期間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曾在全國範圍內徵集新詞， 理由是六十年代的中國已經不再是 “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時期， 況且原詞作者也因 “叛徒”罪名而成了階下囚。 修改工作當然十分艱難， 開頭的 “起來”二字換做什麼， 就已難倒了許多 “才高意廣”的文人； 而整首歌的基調如何由 “誓死如歸”變作 “陽光燦爛”， 更是使秀才們一籌莫展。 歷史就是歷史， 改了還算什麼歷史！ 修改過的 “黃河大合唱”不見登台演出， “白毛女”仍然是一個白毛女， “國歌”依舊由那些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在高唱！

小 議 “ 中 國 ” 與 “ 中 華 ”2001年寫過一首詩， 曰：萬里無雲火傘張蓮花山上觀前景遙想舊時野渡口回程競說主人好呼朋直赴荔枝鄉電子園中看激光盡成新式闊橋樑齒角還留鮮果香 2008年這首詩收入了一本詩集時， 其中第四句變成了“電子園中看鐳射”。 讀作“電子園中看激光”是押韻的， 讀作“電子園中看鐳射”則失去了音節的和諧。 用“激光”，詩就合轍押韻； 用“鐳射”，讓讀者知道它的詞源是英文的laser。 哪一個版本好呢？ 當然是要看文體的需要。 現在的“中華台北”與 “中國台北”之爭有點像這裹的“激光”與 “鐳射”。 原本已有一個磨合多年而成的“中華台北”，為何突然棄之不用而改作 “中國台北”？ 持 “中國台北”意見的人理直氣壯， 曰根據來自洋文Chinese ， Chinese既可譯為中華， 也可譯為中國， 以往說 “中華”， 現在說 “中國”有何不可？ 恕我愚鈍，所不解者乃討論中國的問題爲何總拿洋文做依據？ 說起Chinese， 它不止有 “中國”和 “中華”， 還指華夏、 神州， 更多的是解作中國人、 中國話、唐人、華人等等。 為何偏偏取一個敏感度最大的含義呢？ 這豈不是 “哪壺不開提哪壺”嗎？ 說到底， 兩岸最敏感的問題就

是對 “中國”的理解與認同， 所謂兩岸爭端從根本上說就是爭在 “中國”二字的表述上。 現在兩岸都說要 “擱置爭議”， 這才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和諧景象，爲何非要 “橫刀奪愛”地來一着新招把兩岸關係重新帶回以前的那種劍拔弩張的局面呢？ 筆者相信， 此文刊出之時， 也許這個 “一字官司”已經圓滿解決。（載於 2009 年 《 九鼎》 ）

“莊國榮現象”隨想 莊國榮， 台灣民進黨政府時教育部的一位官員。爲官時做人比較高調，特別是經台灣電視節目播放了他說過的一些有違中國人倫理道德的話而在華人社會中聲名大噪。 政權輪替後， 國民黨政府沒有延聘這位人物， 他於是請求回台灣政治大學執教， 重新去當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 沒想到政大校教評會依據教師法“行爲不檢， 有損師道，嚴重傷害校譽”的規定， 作出了“不續聘”的決定。 呈報教育部審批，本文截稿之日， 還未得悉確切的結果。 多數人認爲， 此乃一個學校的內部事務而已， 任何一所大學有權處理教師招聘的問題， 大學有比其他機構更高的學術自主權。 民進黨的一些人士則另有看法， 認爲這是政黨輪替後的報復行爲，是用政治手段處理學術問題。 竊以爲此事無關藍綠， 倒牽連到一個維護我們這些做教師的尊嚴的問題。 魯迅寫過兩句詩：有病不求藥， 無聊才讀書。 莊先生應當屬於魯迅筆下的這類人物。當其在政治上呼風喚雨之時， 絕想不到去做一名教師；一旦官場失意， 首先想到最好的去處就是大學， 用學者、教授的清水洗清自己身上的政治塵囂。我的教師同行說， 如此，大學豈不成了藏污納垢之所！ “無聊才讀書”是一種現象， 既是現象，就不止一樁。 大陸也有同樣的例子：部長當完了當教授，還當上了博士生導師， 然而據查這位博導一天也沒教過大學。 世上職業多得很，政客們爲什麼偏偏要與教師搶頭銜呢？ 當教師首先要耐得起窮， 下定一輩子不發財也發不了財的決心。 於是教師得到了許多美名：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照亮他人、毀滅自己的

蠟燭， 太陽下最崇高的職業⋯⋯於是教師登上了中國傳統的神牌：“天地君親師之神位”。 而政治大抵是一種污穢齷齪的職業， 沒有幾個政客能在 “有聊”之時尊重教師、主動轉行到教師職業上來的， 政客們大都是在失意之時才想到“讀書”和 “教書”的！ 莊國榮死乞白賴地要回政大任職，是“無聊才讀書”的又一新例。 他在政大絕食， 又上總統府前絕食， 完了上寺廟靜思，至死不渝地要回政大當教授。 政大校教評會拒絕續聘莊國榮，看來有些道理， 但不一定會得到行政上的批准。 因爲要清除一種 “現象”，不是那麼容易的。（載於 2008 年 《 九鼎》 ）

文化策略：小而精 第三屆特首選舉在即， 人們都在盼望新政府帶來新氣象，都在思考新政府要做哪些事情。 一個城市該做哪些事， 首先應當明確她的定位。 定位無非三個選項：政治、經濟、文化。 把澳門定位爲政治之城， 沒有必要。 事實上澳門除了那些自稱愛國愛澳的人之外，很難找到不愛國愛澳的人，除了歐文龍之外。 把澳門定位經濟之城， 沒有可能。 澳門不是金融城市， 更不是金融中心。 中央一直要求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說多元， 必先回答什麼是一元。 澳門的一元是賭業。 適度多元就是要打破這個一元。 多元究竟有幾多？ 多到哪裹去？ 把澳門定位爲文化之城， 這是澳門發展的唯一取向。 這是因爲， 澳門不是孤立的澳門。 在珠三角中， 澳門是一個小點； 在粵港澳中， 澳門是更小的點。 考慮澳門的發展要看到“小”的特色， 同時要提出“精”的要求。 小而不精， 如同一粒無用的泥沙； 小而精， 才是耀眼的珍珠。 在澳門這個小點中，儲藏著豐富的小而精的文化珍珠， 例如澳門現有二十間博物館， 其中紅酒博物館，海事博物館， 典當業博物館， 聖物博物館， 留聲歲月博物館等等都是小而精的典範，是澳門文化資源的無價之寶。 紅樓夢說，大有大的難處。 我們說小有小的好處。 要各得其所。 澳門不是擺酒宴的萬豪軒大酒樓， 澳門是坊間私家菜。 酒席在私房菜家裹擺不開。一定要定位正確，不要在私家菜房擺宴席。

澳門的問題正是出在不該大的大， 不該小的小。 舉例說罷， 學校環境（即校舍）該大， 那是人生最初活動的場所， 是培訓人才的聖地， 留給人生最難忘的記憶。 澳門的許多大學卻沒有足球場、 棒球場、 運動場、 游泳館、體育館， 一層樓房、 幾個房間就算一所大學， 這樣的環境如何培訓全面發展的人材？ 不少大學生竟然沒有碰過足球、 棒球， 體操、 滑冰更是只能從電視節目上看到⋯⋯一些大學生一到下午就牽掛著去給小學生補課賺取零花錢，而不去組織各種文藝社團或參加體育項目豐富自己的大學生活。 這哪裹稱得上現代社會的大學生？ 澳門雖然有巨型的體育館 “澳門蛋”， 卻是一座沒有自己體育項目記錄的城市。 哪些該小而不小？ 還是以大學爲例， 招生數目要小。 澳門五十萬人口，能消化多少大學畢業生？ 十二所大學， 其中一所大學規劃招生一萬五千名，十二所大學如果都無限膨脹地招生， 豈不是老幼婦孺都要入學充數？ 或曰把高等教育當作文化產業去辦， 那也是不實際的。 一所成功的大學至少得有六十年辦學經驗， 更重要的是擁有大師級的教授隊伍。 二十年前國際知名學者錢偉長受命創辦上海工業大學， 至今依然無法超越清華北大， 淪爲四等大學地位。 澳門不是英國、 澳洲， 不是教育大國。 澳門大學不足二十年歷史， 回歸後當政九年的校長本是一名學術平平的普通教師， 仕而優則學， 當了校長才當上教授， 把一所大學辦得氣息奄奄， 還奢談什麼創辦教育產業！ 總之， “小巧玲瓏”是澳門的特色， 規劃澳門的文化事業要立足於這個基本點。 值此新政府誕生在即， 盼望新政府按此原則在接班時做好規劃， 開創澳門文化事業的新局面。（載於 2009 年 《 九鼎》 ）

第七部分不曾想當了雜誌主編

寫作 寫作學 寫作學會——寫給《澳門寫作學刊》創刊號 寫作， 如果包括口頭的文藝創作， 那麼它是人類最古老的一種精神活動， 唱“杭育杭育”的人就是最早的寫作流派。 有了寫作，就會逐步積累寫作的經驗， 總結寫作的規律，研究寫作的方法——就會有寫作學的誕生。 先秦時代，說客是一種當令的職業，遊說人主是文化人伸展抱負的一條捷徑，也是政治家們實現治國理想的正途。 從寫作上說， 這些人便都是作家或寫手。 說句大不敬的話， 我們的至聖、 亞聖都曾做過磨破嘴皮說服人主的事情， 因而也都是作家或寫手。 他們憑藉言語技巧推銷白己的學說或主張， 而言語技巧便是寫作工夫。 我們不能簡單地以爲只有寫成書面東西才算寫作，事實上外交家在外交場合的口頭言語都具有書面語的韻味， 而一些徒具書面形式的流水賬之類的東西卻未必是真正的寫作。 因此， 孔子、 孟子的《論語》 、 《孟子》 雖爲口述， 卻具備書面寫作的性質——這恐怕不再有什麼異議了。 戰國時代的蘇秦想必也是一位在寫作和寫作的理論探索中極有成就的人物。 他始而以連橫說秦王， 書十上不行，於是回歸故鄉重讀兵書， 充實自己，然後另尋遊說的對象，終於 “伏軾撙銜，橫歷天下， 廷說諸侯之王， 杜左右之口， 天下莫之能伉”。 試想如果沒有以往遊說秦王的失敗經驗的總結和吸取，哪有後來的縱橫六國、不可一世！韓非在《說難》 中公開宣佈要對遊說活動作研究，提出遊說人主的有效方法， 他的“七危八難”之說也是一

份寫作學的綱領。 至於他的 《難言》 則是一篇總結寫作經驗的文章。 文曰： 臣非非難言也， 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 洋洋纚纚然， 則見以爲華而不實； 敦衹恭厚， 鯁固慎完， 則見以爲掘而不倫。 多言繁稱， 連類比物， 則見以爲虛而無用； 總微說約， 徑省而不飾， 則見以爲劌而不辯。 激急親近， 探知人情， 則見以爲譖爲不讓。 閎大廣博， 妙遠不測，則見以爲誇而無用。 家計小談， 以具數言， 則見以爲陋。 言而近世， 辭不悖逆， 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 言而遠俗， 詭躁人間， 則見以爲誕。 捷敏辯給， 繁於文采， 則見以爲史。 殊釋文學， 以質信言， 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 道法往古， 則見以爲誦。 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 故度量雖正， 未必聽也。 義理雖全， 未必用也。 大王若以此不信， 而小者以爲毀謗， 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 這些不都是非常精闢的寫作見解嗎？ 如果說先秦時代已經有了寫作理論的零星闡釋， 那麼中國古代寫作理論的系統發揮應該在漢魏年代了。 曹丕的 《典論 ‧論文》 被認爲是第一篇闡述文學理論的文獻； 嗣後的劉勰在 《文心雕龍》 中則更系統地建立了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 在中國古代， 寫作並不單指文藝創作， 這一點已爲今天的 “寫作學”所繼承。 中國古時純文學的東西不多， 嚴格地說只有 《詩經》 一類作品， 尤其是 《詩經》 中的十五國風。 至於所謂先民神話等等， 那其實該歸入哲學類， 只是因爲哲學的觀念附麗在射日的后羿與填海的精衛等等虛構的人物和情節身上， 才讓後人把它們當作文學。 中國古代的文、 史、 哲三者很難分家， 文是不單獨成立的， 文是用來載道的。 《尚書》 是古代政府的文件，直到今天， 我們仍然把它看作歷史文獻或古代文化資料； 其中 《秦誓》 、《無逸》 等篇因敍事完整或結構有條理而被視爲帶有文學意味， 姑且可以算作文學作品。 聖人孔子所著 《春秋》 則是純歷史文獻， 讀它是爲了領略其中

的微言大義， 並沒有多少人把 《春秋》 當作文學作品來欣賞。 《公羊傳》 、《穀梁傳》 、 《左傳》 ， 也只有 《左傳》 具備文學的性質， 因爲它從故事情節着手爲《春秋》 作注， 而前兩傳是從義理方面注解 《春秋》 。 《左傳》 開創了一個極重要的傳統， 就是將歷史與義理透過文學手法來敍述。 這個傳統一開， 《史記》 、 《漢書》 、 《資治通鑑》 也就跟上來了。除了歷史， 政論和哲學也都這樣做：用文學的手法表現政治的觀點和哲學的主張。 《孟子》 一書雄辯滔滔， 遣詞謀篇充滿文學的意味， 尤其是以大量的設喻與寓言生動地說明抽象的道理。 僅 《齊桓晉文之事》 一章就有 “君子遠庖廚” “明察秋毫” “爲長者折枝” “緣木求魚”等等設喻與寓言故事。 韓非的政論更是充滿文學的智慧， 像 《五蠹》 中的 “守株待兔”， 《難一》 中的 “以子之矛， 陷子之盾”， 《外儲說左上》 中的 “買櫝還珠” “郢書燕說”， 《外儲說右上》 中的 “狗惡酒酸”⋯⋯都已傳誦了兩千年。 莊子的哲學著作則幾乎難與文學分開， 他是中國古代第一流的哲學家， 也是第一流的文學家。 他的著作被讚譽爲“天下第一奇書”。 此外還有荀子、 墨子⋯⋯這就是說， 中國先秦的寫作沒有文學與文章之分， 純粹的抒情文章、 描寫文章還不多見， 即使有純文學的作品， 那也是在不自覺中的偶然所爲。 曹丕的 《典論 ‧論文》 第一次討論中國的文學創作問題， 它是中國寫作學的濫觴。 曹丕所論的 “文”也是 “文學”、 “文章”雜糅的。 此文前半部評的是文學作品， 後半部卻轉移到文章方面， 討論起 “奏議”、 “書論”、 “銘誄”、 “詩賦”等四科八體來。 曹丕此文的要旨是文體分類、 文氣學說以及文章的社會功能 （ “蓋文章， 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云云） 。 僅就文體分類而論， 他仍然依據傳統， 走的是文史哲不分的老路。 當然， 割斷傳統是很難的， 也是沒有必要的， 直到清代的姚鼐編 《古文辭類纂》 ， 文學與文章還是摻合在一起。 姚黨給文體劃分十三類：論辯類、 序跋類、 奏議類、書說類、 贈序類、 詔令類、 傳狀類、 碑誌類、 雜記類、 箴銘類、 頌讚類、 辭賦類、 哀祭類。 用今天的眼光看， 這十三類中究竟有幾類可以歸入文學的範

疇？ 我們今天的寫作學當然不應也不能揚棄傳統， 這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而且更是時代的需要。 在今天， 資訊事業發展極其迅猛， 行政學、 秘書學、文書學、 公共關係學、 輿論學、 傳播學、 採訪學、 廣告學、 語言美學、 廣告美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寫作所要承擔的任務越來越重。 學者們普遍認爲寫作學是跨部門的學科， 這個看法很有根據， 因爲上述新學科沒有任何一門可以脫離寫作而生存， 而寫作學如果不與這些學科聯繫也會喪失自身的生命力。 一句口號、 一首廣告歌可以打動億萬人的心弦， 也可以惹人反感， 失去號召的威力， 而成敗往往繫於設計者的寫作能力。 例如不厭其煩地使用同音代替法製造廣告 “雄財偉略” “從菱開始” “丐世英雄”等等不僅不會給人帶來新鮮感， 反而容易誤導小學生以假爲真； 又如叫春般地 “我要我要”宣傳某某理髮店， 又依法炮製地推銷某種冷氣機， 既缺乏新意， 又有肉麻當有趣之嫌。 再不就是長篇累牘地數說某某銀行的信用卡的優質服務， 類似一個語言乾癟的說教者， 令人煩膩。 至於宣傳環保的 “萬物有情， 愛護共賞”的字樣打在熒光屏上， 真叫人啼笑皆非。 “愛護共賞”明顯地套用了 “雅俗共賞”的句式， 然而兩者在結構上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類型。 寫作學與多門學科都有緊密的關係， 而關係最爲緊密的無疑是語言學，因爲語言是寫作的工具。 工欲利其事， 必先利其器。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寫作必須選用貼切的詞語、 規範的語法格式， 如果用口語表達， 還必須訓練標準的語音。 這些雖然是老生常談， 但卻是十分重要的。 寫作學與語言學的關係更重要的表現爲與風格學的關係。 風格學是語言學的一個新學科， 它在中國還正處於草創階段。 風格的本質是從動態的觀點考察語言的材料， 在運用中選擇語言的詞彙、 語法格式和語音成分， 用選擇來的成分最完美地表達語言使用者的思想感情。 風格學是一門活的學問， 它要顧及交際的環境、 主旨和氣氛， 語言是用來營造氣氛、 服務交際主旨的。風格學的功能是指導語言的使用者說得體的話、 寫得體的文章。 寫作學的終極目標也無非如此。 因此， 寫作學與風格學的關係至爲密切。

寫作學是一門古老而年輕的學科。 中國寫作學可以上溯至劉勰、 曹丕以至更古遠的時代，又應當具備當前資訊革命的時代特色。 澳門成立寫作學會當是應時之舉。 它是一個純學術的民間組織， 從事寫作的理論探討與寫作實踐的提高。 我們活動的方式大體是出版學報、舉行研討會以及開展學術交流三項。 我們希望得到本澳從事寫作研究與寫作教學的朋友們支持以及海內外寫作學者的協助。（ 1992 年 3 月 31 日）

《澳門語言學刊》 發刊詞 澳門是一座面積不過二十平方公里、 人口不足四十萬的小城， 然而小城的語言狀況卻頗具特色： 這裹與其他現代國際城市一樣， 語言種類繁多， 其中以漢語、 葡語、 英語流通最廣； 這裹有以葡語、 英語爲高語的雙言現象 （diglossia ）， 卻少有以漢語爲高語的外國人； 這裹與中國其他大城市一樣， 五音雜處， 漢語方言紛繁， 其中以粵語比重最大， 閩語、 客家話、 吳語的勢力不小， 普通話的地位正在提高； 這裹有數目近萬的以葡、 漢兩種語言爲母語的雙語人 （bilingual ）， 他們俗稱 “土生葡人”； 這裹實行葡、 漢雙官方語言政策， 中文的官方地位正處於落實的過程中。 1999年澳門就要回歸中國了， 目前正處於政權交接的前夜即所謂後過渡期。 後過渡期的任務有三：法律本地化、 公務員本地化和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 三項任務的明顯標誌是中文官方地位的真正確立：只有以中文爲母語的本地人佔了公務員隊伍的多數以及擔任了政府中上層職位才能叫做公務員本地化的實現； 只有實現了用葡中兩種文字立法並且可以用漢語直接審案才算完成了法律本地化的步驟。 官方語言者， 乃立法、 司法以及政府行政運作所用之語言也。 以此尺度衡量， 中文要達到官方地位的目標還需跋涉一段艱苦

的歷程。 時代就是這樣賦予澳門語言學工作者光榮而重大的使命， 一連串語言本身的問題和與語言相關的問題要我們作出科學的答案。 語言學者既要投身於社會， 刻苦地掌握語言素材， 又要虛心地學習與借鑑日新月異的語言學理論。爲了完成歷史的任務， 一群愛好語言學與研究語言學的志同道合者組成了 “澳門語言學會”， 開闢了這塊種植語言學成果的園地—— “澳門語言學刊”， 希望借此聯絡海內外的同道者， 溝通學術的往來。 語言本來不分區界與國界， 語言恰巧是不同人種、 不同民族、 不同國家相互溝通的橋樑； 語言學工作者同樣應有環抱世界的偉大胸懷！（ 1994 年 ）

《澳門民航學刊》 發刊詞 民航事業是通往藍天的事業。 藍天之上充滿神奇， 充滿奧秘。 航行者不異於獵奇者與探險家， 需要窺察天空的秘密， 鑿開通天的大道。 於是， 一群有志者組成團隊， 名之爲澳門民航學會。 學會宗旨是： 研究、 收集、 出版有關澳門以及國內外地區與民航發展有關的資料； 開展、 推廣有關澳門民航學術交流的各種活動； 團結澳門各團體， 集思廣益，爲澳門民航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學會重在學術， 沒有學術就沒有真正意義的學會； 而學刊是學會宗旨的忠實履行者和實踐者， 是體現學會精神、 學會水平的標尺。 創設本刊的目的正是開闢一個學術的田園， 提供一塊等待開發的處女地， 墾荒者在這塊荒原上盡情施展才華：發表著述， 討論與民航發展有關的一切問題。 園田屬於大眾， 需要大眾播種、 鋤草、 澆權與施肥。 其中第一道工序是播種， 種子撒在地裹才會長出莊稼。爲學刊播種就是給它提供稿件。 鋤草、澆灌與施肥則保障秧苗茁壯成長， 當然與播種同等重要。 而所謂大眾， 不僅是民航學會的每一位成員， 還包括每一位情繫航空事業的尋夢人或追夢者，因爲學術是不分界限的。 大潭山下填海而成一座現代化機場， 把第一架民航飛機送上藍天； 十二年間澳門民航和澳門機場創造的業績令世人稱奇； 十二年後誕生的澳門民航學會和它的學刊也一定會把成功的訊息傳送到雲蒸霞蔚的天空。 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天空等待着、 召喚着我們， 讓我們深情地擁抱它吧。

請來濠上觀魚—— 《濠尚》 雜誌發刊詞 雲南麗江，小鎮上石子鋪路，石橋、木橋橫接街道的兩旁， 家家戶戶門前懸掛着迎客的紅燈籠，給小鎮平添節日的喜慶。 街上沒有現代化車輛， 甚至電線都埋在地底， 市面不見一根電線桿。 納西族馬幫載着遊客招搖過市，摩梳族女子辛勤地勞作。 流水從玉龍雪山來到小鎮的鎮頭， 分作三股， 繁華的小街上一水三流， 清澈見底，水中游弋着一群群活潑的魚秧， 比公園裹的池魚還要自由自在。 河水經過居民的門前， 居民們食用、洗衣洗菜， 用的都是檐下的流水。 流水在哪段時間內食用， 在哪段時間內用來洗濯， 都有約定； 食用水道之外有處理污水的渠道。 人們常說世上只有在江南看到水鄉，殊不知水也成了麗江的靈魂。 雖然麗江海拔二千四百米， 跟青海西寧的高度相若，但你到了那裹，一點高原的感覺都不會產生， 它是高原水鄉。 眼前突然一亮， 一家納西族商店緊緊吸引着遊客， 招牌上寫着：子非魚！ “子非魚”，換作現代語是 “你不是魚”， 等於生活在高原水鄉的麗江人對遊客說：“你不是魚， 怎知道我快樂不快樂？ ”充滿了驕傲， 充滿了文學趣味。 世界文化遺產的雅號給了麗江，麗江實至名歸、受之無愧。 “子非魚”的故事來自莊子的一篇散文《秋水》 。 文中有這樣一段：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莊子曰： “儵魚出游從容， 是魚之樂也 ！ ” 惠子曰： “子非魚， 安知魚之樂？ ” 莊子曰： “子非我 ， 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 惠子曰： “我非子 ， 固不知子矣； 子固非魚也 ， 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 莊子曰： “請循其本。 子曰 ‘女安知魚樂’云者， 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 我知之濠上也。 ”濠梁，是濠水上的一道橋樑。 鯈魚， 是一種身子較長的白色小魚。 全矣，完全可以肯定了。 最後一句“我知之濠上”是主旨所在， 意思是說：“我在濠上快樂，所以推知水中的魚也是快樂的。 ” 澳門的航空人現在編了一本雜誌，取名“濠尚”， 濠尚就是濠上， 因爲上尚二字古代相同， 現在也相通。 《論語》說 “草上之風必偃”， 《孟子》說 “草尚之風必偃”就是證明。 今天我們說 “無上榮光” “無尚榮光”都一樣。 濠江是澳門的別名， “濠尚”的意思是濠江之上， 亦即澳門機場的上空， 澳門的機場事業、 民航事業； “濠尚”還有另一層意思，那就是濠江的時尚、濠江的風尚。 這個命名希望能引起你的聯想與共鳴。 “南華秋水我知魚”。 南華是唐朝皇帝封給莊子的號， 後世常稱莊子爲南華先生、 南華真經，這裹借來指稱 “南中華”， 即南國澳門。 南國澳門與高原麗江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美麗的城鎮有很多共通之處：民風古樸，經濟繁榮， 民心安定，社會和諧， 可巧的是石子舖成的小路也是澳門的一大景觀。澳門的確叫濠江， 濠江上的確有橋， 而且不止一座， 最早的一座叫嘉樂比大橋， 俗稱澳氹大橋， 第二座叫中葡友誼大橋， 第三座是年前修成的西灣大橋， 此外還有連接珠海的蓮花大橋。 澳門的景色怎樣，澳門人是否快樂得似江中的游魚，遊客們請來濠上觀魚， 請來橋上品評分享吧。 （ 2006年5月）

附： 濠上觀魚馮傾城 《濠尚》 雜誌創刊詞中引用了 《莊子 ‧秋水》 篇裹一段富有思辨性的對話。 話說是日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莊子曰： “鯈魚出游從容， 是魚之樂也！ ”惠子曰： “子非魚， 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 “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 “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 子固非魚也， 子之不知魚之樂， 全矣。 ”兩字沿着 “你又不是我， 你怎麼知道我不知道？ ”的圓形軌道來回賽跑， 最後， 莊子用了一招偷換概念的詭辯術， 割斷了這場沒完沒了的辯論， 曰： “請循其本。 子曰 ‘汝安知魚樂’云者， 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 我知之濠上也。 ” 所謂 “我在濠上感到快樂， 所以推知水中的魚也是快樂的”， 這句話不過是莊子爲了贏得這場舌戰的辯辭而已， 用朱光潛的話來說， 也就是含有移情作用的美感經驗了。 至於莊子認爲 “魚之樂”的真正原因，在對話開始時已作了清楚的交代： “鯈魚出游從容， 是魚之樂也！ ”因爲魚能自由自在地在水中暢遊， 所以他以爲這是魚的樂趣所在； 好比人們看到天上的飛鳥， 也爲它的不受羈絆而心生嚮往。 《濠尚》 中， 程百髮描述他四十年前在黃河岸邊種田的一段 “人仗狗勢”的往事， 也極堪玩味。 “我一人在菜地的窩子裹， 勞動事務之餘， 最擔憂的是 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 於是我想到了人類最忠實的朋友：狗， 要用它的忠誠保護我的生命。 ”在無比艱苦的境況中， 程百髮還難抑詩興， 吟詠了一首七絕贈予 “小虎”和 “小白”這兩位忠實的 “狗友”： “小虎雄偉小白嬌， 門前屋後度寒宵。 主人犒賞兩兄妹， 拾

取庖廚羹一瓢。 ”文末， 作者用了四個字總括那一段人生歲月：人仗狗勢。 “魚之樂”和 “鳥之樂”都是人眼中一種不受俗世束縛的自由之樂， 也是心中所嚮往的那份生命中永遠都得不到的幸福感。 因爲既不是魚， 也不是鳥， 故人所能做到的， 大多只是 “臨淵羡魚”式的 “觀魚之樂”矣。 像程百髮這種幽默豁達、 笑看紅塵的 “人仗狗勢”的體會， 又是另一種 “觀魚之樂”的境界了。 而一般人在江湖者的 “觀魚之樂”，卻都是在不斷追求夢想的過程之中。（ 《 澳門日報 》 2006 年 6 月20 日 ）

《濠尚》 何處去？ 昨天出行沒有翻查皇曆， 肯定不是吉日， 兇神一直纏繞在我身邊。 原來說好的， 香港的阿May帶攝影師來澳門拍攝 “島辰貴賓會”廣告， 澳門這邊由Alan接待，小磊客串畫面上的角色。 但是阿May好像忘了前天在珠海日強印刷厰做的這個決議， 也忘了她親自提出的由MIDP同事臨時客串廣告角色的建議； Alan和小磊昨天都被招前往珠海出席MIDP的規劃會議了， 卻又約了香港的David下午兩點半去談娛樂公司的廣告。 我不得不聯絡島辰的禤偉旗，又組織小磊、 Celia去竹灣酒店拍島辰廣告需要的照片。 中午一時過後，香港兩位編輯David和碧珊乘船來澳門了， 自然又是黃翊充當義務司機， 急急忙忙把他們送往竹灣拍照。 午飯大家都趕不上吃了， 黃翊叫小磊路過路環安德魯餅店時買些蛋撻給大家充飢。 因爲臨時趕到竹灣， 還沒選好景時間就到了， 必須趕在兩點半之前到達葡京酒店。 黃翊的車上坐着香港兩位編輯以及澳門的小磊和我，一行五人在竹灣馬路上行駛。 路經一個彎度不小的轉角迎面飛速奔來一輛26A公共小巴， 幸虧黃翊眼疾手快，一個急閃，躲過了一場血光之災！只是小巴的右前方受損， 我們的車子左後方毀得比較嚴重， 兩輛車上的人員全部安然無恙。 等了將近半個鐘頭， 交通警察來了，處理了這次車禍。 現在想起都後怕。 按當時的情況， 十之八九是躲不開迎面相碰的厄運的， 如果真那樣， 一定是一場血的悲劇， 第二天一定會亮相在各報的頭版。 黃翊賠了小巴的修理費， 再把自己的車子叮呤咣啷地開往車場修理， 然後再去島辰採訪禤偉旗。 就在島辰，我接到張美斯經理的電話， 被告知政府

部門答覆濠尚寫去的信件：雜誌是私人辦的， 不符合贊助條件， 贊助只給社團。 （奇了怪了， 澳門多少 “私人”機構得到政府贊助！ 例如所有的大報小報、 許許多多的大中小學， 還有那些澳門人和非澳門人的畫展。 ） 在此之前， 澳門基金會也曾答覆濠尚雜誌可靠廣告費維持， 因此不予贊助。 總之，一句莫名其妙的 “意識形態”， 各方都會找出各種蹩腳的理由加以配合， 共同堵塞一條文化的生路， 扼殺一個生機勃勃的文化產兒！ 我曾經不止一次地想：我是不是瘋了， 偏偏要 “私人”去辦一份雜誌，不辦就會死人？ ！ 經過昨天一天， 我明白了真的離死不遠， 車禍就是預兆。此刻我思前想後， 我爲什麼一定要辦這本雜誌？ 說穿了， 一是爲了友情， 一是爲了證明自己。 說實話， 去年在上海灘酒樓經亞利介紹認識了蘇寧， 蘇寧什麼都不問， 邀我加入機場公司與她共事， 還給了個受人尊重的頭銜： “中文顧問”。 這份信任， 這份友情， 含有水滸情義， 在現代的澳門是找不出第二個例子的。 偏偏我是一個重情義的人， 給學生講水滸時最津津樂道林沖殺陸謙的情節。 山神廟門口林沖殺了衆人才最後收拾陸謙， 並且不是乾脆一刀了結， 而是剖開心窩， 看看心是什麼顔色， 狠狠地說：殺人可恕， 情理難容。 看看我們的前人是如何看重 “情理”！ 對蘇寧的錯遇 （漢語詞庫只有 “錯愛”沒有 “錯遇”， 蘇寧是美女， 人呼 “劉美”，爲免誤會， 自創一個新詞） ， 我必定要雙倍報答， 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 所謂 “士爲知己者死”吧。 大膽地說， 這點傳統文人的品德我還是有的， 不然不會是五十年前的北大右派。 我到機場公司後， 幫傳訊部改改新聞稿、 講話、 簡報、 文字廣告。 我改這些文字比改大學生作文還要用心， 如果留下那些修改前的原稿與修改後的定稿， 絕對可以作爲很好的 “公文寫作”教材； 而且我修改或改寫的速度驚人， 公司的人說， 我這樣工作會促進他們寫更多的文件。 後來公司正式發了一個文件， 通知公司各個部門， 凡有中文文件都可以交給我修改、潤色。 我有充分信心：只要你寫得出我就改得出， 你寫多少我改多少。 那陣我心情特好， 只覺得活兒太少太小， 總想爲公司做多點兒事， 做大一點兒

事。 於是迫不及待地專門爲中文顧問的工作買了一部IBM手提電腦， 以便來往珠海或出差在外隨時溝通信息， 避免誤事。 自加入機場公司開始， 我有了一個新習慣：出門揹電腦。 上北京， 走美加， 都有電腦相伴， 每周出入珠海也不忘這部電腦。 其實我和黃翊已經有三部電腦了：在澳門家裹兩人各有一部， 珠海還有一部。 現在卻有了第四台， 加上學校裹的， 合共五台了。 然而我 “以機場公司爲家”的心情真是過於天真， 傳訊部經理就以我爲多餘， 對我的態度是必除之而後快。 當其時我真想撂下挑子揚長而去， 心想我究竟貪圖什麼？ 論職務， “中文顧問”無非是個錦上添花的空名兒， 這個顧問那個顧問我至少有十個以上； 真正拿實權的官兒我也當過， 誰稀罕！ 論收入， 也只不過聊勝於無罷了， 因爲拿了這份 “車馬費”， 我卻放棄了公費醫療的權利， 理由是政府財政部門規定， 退休後另有收入， 不得享受公務員家屬的醫療津貼。 我還決意把多餘的車馬費全都用於編輯工作上， 例如聯絡作者、 支付車船費用、 請作者飲茶吃飯， 你看我幾時向公司憑票報銷過一分錢！ 我稱這是 “取之機場， 用之機場”。 又是蘇寧想了個轍兒， 向主席建議留下我編一本民航學刊。 爲此我還加入了澳門民航學會， 成爲不懂民航學的學會會員。 這樣我不僅成了民航方面的顧問、 會員， 還是民航學報的主編。 誰都知道， 編一份學報不包羅責任編輯、 編輯助理等等三幾個人是搞不成的， 一個偌大的機場公司， 學報不設編輯部不怕人笑話！ 香港的阿May也鼓動過我好幾次：香港辦一份雜誌， 半年前人員就要到位， 都在各自崗位上籌劃。 我依然堅持不請僱員， 暫時依靠蘇寧的下屬做些雜誌的前期工作。 再者， 我在以往的編書過程中早已習慣， 事無巨細必須親自過問， 連標點符號都要自己過目才放心， 即使是已經定稿的清樣， 只要經我的法眼， 必定會捉出幾個錯處； 這種勞碌命加上爲了節省學會開支， 我堅持不請職員， 當上了 “一腳踢”主編， 只有黃翊做我的義工和義務司機。 後來要編 《濠尚》 ， 我更來勁兒， 認爲這是蘇寧主持的市場部的需要， 也給我提供了回報公司的契機。 雖然黃翊、 小凝等都勸我好好考慮一下體力、 精力是否可以承擔， 蘇寧也囑咐

過好多次， 不要勉力而爲， 不要太勞累， 我還是義無反顧地承擔了下來。 這當中當然也有個人因素， 就是想證明七十開外的老人生命力依然旺盛， 甚至比年輕人還有生氣， 黃忠不老， 老人還是有用的。 前人和時人喜歡在七十歲後標注年齡於字畫落款的地方， 例如 “時年幾何”等等， 大畫家劉海粟八十幾了還題 “年方八十”。 這個 “方”字可圈可點。 題寫年歲的目的， 大抵想說人雖老了， 但有活力， 或者說是老當益壯！ 我常對家人說， 老人能料理好自己就是對家庭的貢獻， 如果一旦成了家庭的負擔， 他就應當懂得如何解決自己的問題， （於是我是安樂死的擁護者）決不應當給家人帶來累贅。 經過濠尚的奔波， 我現在必須放棄人生不老的奢念。 事實上由於我的固執， 已經搞得家裹雞犬不寧， 再這樣下去會搞到家破人亡！ 這封材料由4月26 日淩晨兩點五十分寫起， 已經快兩小時了。 昨天一天的遭遇現在還像過電影一樣在腦中盤旋， 揮之不去。 我終於下定決心， 放棄我爲一本雜誌奮鬥了將近一年的野心。 濠尚何處去？ 第一， 第一期出版後停刊。 既然停刊何必出刊？ 出刊的目的是證明這份雜誌是一本好雜誌， 讓澳門人看看， 賭城不僅有馬經、 狗經， 還有高雅如《濠尚》 這樣的刊物。 澳門人需要這份雜誌。 出版第一期的另一個目的還拿它獻給一切爲它的誕生出過人力和財力的朋友， 特別是北京政協的幾位委員， 他們與澳門的雜誌毫不沾邊， 卻在財力上給了最大的支持。 第二， 妥善退還社會人士對雜誌的捐獻， 並致函道歉。 機場新大樓的辦公室也要盡快退租。 此時我在偷偷慶幸：好彩沒有聘請職員， 否則雜誌社散攤如何向他們交代。 第三，爲了濠尚精神繼續生存， 別的機構如要收走 《濠尚》 就放手讓人家收走， 如同自己養不活親生兒女就讓人家領走， 留給孩子一條生路。 最後我只想說這麼一句：數月以來雖然是在困境中前行， 但依然十分愉快， 精神也很滿足， 因爲我們在追求一個美好的願景。 我自信能夠編出一份

讓讀者一看就知道是澳門的雜誌， 同時讓澳門人看了以澳門爲驕傲的雜誌。就我的審美能力和知識水平乃至編輯能力，我至今還有這個雄心。 然而經過昨天一天折騰， 我真切地看到當權者正在剿滅這份雜誌， 我空有 “屢敗屢戰”的決心，但逃不脫“屢戰屢敗”直至最後覆沒的下場。（ 2006 年 4 月26 日淩晨 5 時整 ）

《九鼎》 月刊發刊詞 在繁星爭輝的社團天空， 出現了一粒新星。 澳門社會進步協會完成註冊登記手續， 見諸澳門特區政府公報。 澳門社會協進會薈萃各界精英， 尤其是青年才俊， 共同關心社會現象， 切實研究社會問題， 公開發表思考所得， 希望帶出人們的興趣， 引來社會的關注， 達到促進社會進步的目的。 爲了實現這一願景， 協會理事會決議設立編輯部， 出版學術刊物， 並給學刊命名為 “九鼎”。 對於一個學術社團說來， 學刊代表它的學術水平， 體現它的目標與追求； 猶如一支樂隊， 必須以演奏出來的樂章來顯現它的風格。 “九鼎”的喻意很明顯， 就是要求雜誌發表有個性、 有水平的言論， 努力用 “一言九鼎”這個比喻性的成語衡量自己的刊物。 孔子早就作出過 “一言可以興邦” “一言可以喪邦”的判斷， 說明言語的作用巨大無比。 我們借“九鼎”作刊名， 目的是警醒自己：說有份量的話， 寫有價值的文章。 孔子說的話並非句句都有 “微言大義”， 不必把他說的 “一言”解釋得玄乎其玄， 如果我們用平常心去理解， 他所謂一言無非是 “一言以蔽之”的一言罷了， 即 “一個字”、 “一句話”的意思， 沒有後世所謂 “說一不二”的含義， 不是 “一言堂、 不二價”的一言， 更不是 “只准我說、 不許你講”的語言霸權。 餐聚吃什麼菜餚各有各的選擇， 一個社會必定有各種各樣的訴求。 我們贊同孔子的 “和而不同”， 如同加過佐料的水才是鮮味可口的湯，不同聲音的組合才能收取和聲的效果。 和而不同的和諧是真和諧。 水加水還是水， 永遠不成湯， 單音永遠成不了交響。 同而不和的 “和諧”是水加水的

和諧， 即假和諧。 本會及 《九鼎》 編輯部秉持和而不同的原則， 視一言為“一家之言”而已。 我們重視各種不同的意見， 提倡群言， 讚賞 “各抒己見”， 不同的觀點盡可發表， 即使與本刊立場不同的言論也會受到尊重， 只不過希望言論如九鼎那樣言之有物， 不作泛泛之論。 學術自由是學術的生命， 也是學術社團的生命， 學術刊物不能成爲小圈子的擴音器或傳聲筒。 《九鼎》 辦刊原則已深深刻印在編輯人員心中， 就像青銅時代銘刻在銅鼎上的金文一樣。 本會及本刊創辦人陳曉烽先生計劃爲此給編輯部捐贈一座銅鼎， 上面鐫刻如下文字： 鼎者， 器也。 先民以為炊， 嚴吏以為刑， 鐘鼎時代用之於禮。 其上方象盆碟， 其左右有謂 “三足兩耳”者， 有謂 “從爿從片”即析木者，前者取象形之意， 後者乃會意之屬。 《說文》 讚其為寶器， 今人亦甚寶之。 鼎之為寶， 物質精神兼備， 其體態之沉因銅質鑄成， 其精神之重在鼎壁所承載之法則規章之權威性也。 “則”以鼎 （簡化為貝） 刀會意而成， 意指在鼎壁上以刀刻字， 所刻之字為則， 顯示我華夏古國， 早有法則、 規則、 章則、 準則， 文明之源久遠。 而九鼎云者， 取九牧之金製鼎， 莊嚴、 盛大而厚重也。 今澳門才俊創社會進步協會， 借九鼎之名為刊名， 豪氣干天， 壯志可嘉， 然社會進步非一日成就， 料必風雨滿程，前路崎嶇。 感於諸君意志堅定、 深情可掬， 而理想終將實現， 故不揣粗淺題辭為記。 值此 《九鼎》 創刊之際， 我們還想說些什麼， 都在編輯部的這座鎮山之寶的鼎文中了。（ 2007 年 9 月 9 日）

《九鼎》 創刊號編後記 2007年9月9 日， 《九鼎》 創刊發行。 創刊以來， 索取刊物者有之， 預訂者有之， 其中多是具備相當文化程度的政府公務員、 各行業人士、 高等學府教師等等， 原印製的冊數不敷需求， 曾採取加印措施。 載於創刊號的文章得到充分肯定， 編輯部還應讀者需求另加印三萬冊抽刊本。 我們意識到， 這是社會對本刊的認可與支持， 由衷地感受到鼓舞的力量。 從事編輯工作的同行專家問道：九鼎的對象是誰？ 九鼎定位何處？ 說實在話， 這些問題也是我們編輯人員特別是社長、 總編要問的問題， 我們很難清晰地作答， 如同一部電影或電視劇， 誰能說得出它是為哪一群人製作的嗎？ 我們簡單地覺得， 哪些人看這份雜誌， 哪些人關心這份刊物， 這些人便是我們的讀者， 就是我們要為之服務的對象。 在博彩業蓬勃發展、 經濟超乎尋常增長的大勢下， 澳門人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他們具有何種情懷， 在作什麼樣的思考？ 這不僅是澳門以外的人想要知道的， 也是澳門人自己所要知道的。 編輯人員努力地把澳門人的所思所想、 把他們對社會生活的理解和對社會事件的態度寫成文章， 放進九鼎這個園地。 九鼎是澳門的雜誌， 也是澳門人的雜誌。 說到辦雜誌， 人們特愛標榜 “學術性”與 “高雅”。 事實上做學問的人絕不是只知做學問； 不做學問的人未必不懂得做學問。 人都有左腦和右腦， 都有理智和情感追求， 學醫者可以成爲文豪， 學文的卻成了艦艇專家。 因此不妨作多角度、 多方面的探索， 《九鼎》 創刊號就是這樣一份刊物。 沿着這個格局， 《九鼎》 第二期繼續進行 “定位於澳門、 以澳門人以及

想瞭解澳門的人為讀者群”的嘗試。 應讀者要求，本刊從2008年開始，將由雙月刊轉變為月刊，希望得到讀者們更大的支持。

警惕 “溫水煮蛙”——訪《九鼎》 創辦人陳曉烽低調處世 陳曉烽，一個澳門人還不太熟悉的名字。 他今年四十剛剛出頭，是一位成功的實業家。 記者從濠江中學75周年校慶出版的《濠江中學校友精英錄》裹面看到這個名字。 名字下面只有兩行簡介：1984年的畢業生，澳門特區政府註冊工程師， 北京市政協委員、澳門�邦集團董事長。 記者帶着濃厚的興趣上網搜尋，赫然發現2003年3月7日北京《人民政協報》 “儒商情懷心繋祖國一澳門浩仕集團董事長、 青年企業家陳曉烽先生訪談錄”和2007年4月13日香港《大公報》 “自強不息與勢並進”成澳門企業發展之路一訪�邦集團董事長陳曉烽”兩篇宏文。 我想， 澳門之花豈可只在異鄉開放，於是前往設在皇朝廣場獲多利大廈的集團總部訪問這位低調處世的青年企業家。實幹起家 訪談從 “澳門人”話題開始。 陳曉烽自小在澳門成長， 小學學業在澳門完成後， 中學就讀於澳門一所最著名的愛國學校。 這段歷程對他的成長影響深遠， 對華夏民族的認識、 傳統文化、 人生哲理、 愛國情操都是在這一時期

吸取、 孕育、 成熟的。 中學畢業後考入國內大學深造， 獲華僑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清華大學碩士學位。 走出大學校門的陳曉烽是在澳門建築界開始創業歷程的， 他的第一份工在澳門的一家葡資建築機構擔任專案見習工程師， 經常在工地上摸爬滾打，把大學學來的書本知識融匯在實際工作中， 化為今後創業的本領。 有人問他， 他也自己問自己：什麼時候才可以儲得第一桶金， 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 三年後， 他毅然決定辭去專案工程師的職務， 開始他的創業生涯。 出道不久適逢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經濟繁榮時期， 建築業蓬勃發展， 這就給英雄提供了用武的機會。 他也從單槍匹馬的自顧攬活到了初具規模的建築工程公司。 這一時期， 他除了繼續做他的工程設計、 施工承建， 還投資樓宇買賣，逐步形成了他的營商風格及企管理念， 為今後的事業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然而， 一場春雨過後， 接着是綿綿不絕的黃梅天氣， 澳門回歸前， 經濟持續低迷， 地產市道蕭條， 陳曉烽轉而承接政府工程。 不久， 澳門回歸， 特區一片光明， 市民充滿希望， 大有 “百廢待興”、 “百堵偕作”的氣象。 政府大興土木， 工程項目比回歸前多， 規模也比以往更大， 然而陳曉烽卻一樁公共工程項目也不曾接到， 據他表示， 他名下的浩仕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六年間參予數十個公共工程公開競投， 卻是屢標屢敗。記者好奇地詢問是何原因， 他笑用 “君子隱惡揚善”作答。 這對決意在建築行業一顯身手的他打擊實在太大了。 所幸天路不絕， 天道酬勤， 此時特區政府對外開放賭權， 外資湧入澳門， 建築行業空前繁榮， 拉斯維加斯式的大型建築嫁接到澳門半島和氹仔島上。 陳曉烽憑着他的商業信譽和專業水準征服外來商人， 通過嚴格的資格甄選、 投標程式， 與甚至是國際級建築公司的公平競爭， 而屢屢中標， 業務持續增長。 他自2003年起成功參予承建了近十個國際及本地財團投資的娛樂設施及五星級酒店。 目前其名下建築公司已是本澳業界領先企業。

外資衝擊 外資來到澳門， 有人說這是外資 “入侵”， 是把在澳門賺的錢運回他們的祖家； 更有人說回歸前統治澳門的是葡萄牙人， 回歸後換成了美國人。 陳曉烽是如何看待外來經濟與外來文化的衝擊呢？ 他認為： 澳門最早是中國南疆的一個瀕海漁村， 傳統澳人素來純樸安分， 易於相處。 儘管數百年前葡萄牙人來到島上， 並且逐步攀居統治地位， 澳門人也很少發出反抗的聲音， 反而跟外來人和平共處， 相安無事。 1960年代澳門興起了賭業， 同時牽動旅遊業的發展， 逐步改變澳門的社會形態。 然而競爭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賭業的一枝獨秀不能有效推動社會發展。 回歸後三年，2002年澳門開放賭業， 外來資金進駐澳門， 改變了小城原來的社會生態。 外資財團的投資以數十億、 百億甚至千億來核算， 令博彩業有超前的表現， 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 同時還帶來文化的衝擊， 例如嚴謹的制度、 完善的管理、 充裕的資源和豐富的國際經驗。 因此， 吸引外資到澳門投資無疑是件好事， 反映了澳門政府的遠見和決心， 本地人須及時把握時機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 否則， 極有可能被外來者取代。 本地企業為免被邊緣化， 不能繼續原地踏步了， 必須發揮自己的熟悉本地市場和文化背景的優勢， 加緊裝備自己， 迎接外來挑戰。 外來資金的進駐， 亦給本地企業家擴闊了視野。 本地企業家應當看到自己的不足首先是欠缺高質素的專業及管理人才。 這也是本地其他產業裹足不前的最大障礙。 只有以博大的胸懷廣招世界各地的專業精英， 任人唯才， 產業和社會才會有長足進步。 有鑒於此， 陳曉烽領導的�邦集團近年從香港以及鄰近地區聘用了近二百位專業人才， 以把握眼前機遇開拓公司業務， 該集團目前外聘的專業及管理人員佔管理團隊總人數一半以上。 �邦集團正以寬大的眼光迎接未來的挑戰， 除了在本地承接了多項外資投資的大型旅遊、 酒店的建築及本地高端大型住宅項目， 還投資內地地產項目。 他決心在澳門的

土地上打造出有國際水準、 有卓越管理模式的企業。寄望政府 外資的進駐更向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戰。 回歸以來， 澳門得到前所未有的機遇， 經濟、社會發展一日千里。 然而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一些新問題。 社會財富、政府儲蓄雖然大幅攀升， 而本地企業得益有限， 於是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本地資金與外來資金的矛盾、行業之間的矛盾、 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矛盾等等。 在陳曉烽看來， 問題的出現不可避免， 因為澳門面臨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大家在建設一個從未有人建設過的社會。 用一句人們耳熟能詳的話說：澳門人與澳門政府正在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 由於發展太快，政府準備不足， 缺乏預見與前瞻，一時應付不過來， 以致弊端叢生， 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不及時扭轉與改進，將對今後的發展不利， 也會對歷史難作交代。 眼下等待政府去做的事情實在太多， 例如法律的完善與改革，行政機制的建立與強化，公務員素質的提高， 勞工、 專才、 各行業人力資源的優化配搭輸入。 特別是在外資大量湧入的現實環境中，政府在推動各類行業發展的同時，應傾力保護及扶持本地企業， 務必使本地企業分享商機。 在人力資源的輸入方面，需要優先解決的是專才的輸入。 外資來澳， 是帶同專才一起來的，一旦離去，連專才一齊帶走。 政府的扶持對本地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 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 因此陳曉烽寄望政府適當政策傾斜， 令本地企業能有較理想的生存環境。 他指出， 歐美等先進國家和地區， 都設有一定的經濟保護政策， 既防止外來資金過度控制市場， 也保障了本地企業家有較佳的發展空間。 即如祖國內地， 也在正式加入世貿前給予國內企業一定時間準備， 這些都是值得特區政府借鑒的。

儒商論政 訪談過程中記者強烈地感到， 這位溫文爾雅的年輕企業家個性真摯率直， 言語間流露出對傳統文化充滿獨特的感情和期待。 他涉獵經史子集、 詩詞書畫， 通曉國際關係、 地緣政治。 當記者問到澳門如何理解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時他滔滔不絕地談到：一國是前提， 兩制是在一國之下的兩制，澳人治澳依靠的是大多數擁護一國的愛國愛澳的人， 以及從這群人中選舉產生的治澳班子。 他贊同在澳門實行行政主導， 一定要健全行政機制與監管制度。 行政機制的不完善、 監管機制的不健全， 給行政腐敗的產生提供了溫牀。 目前澳門的法律法例不能應付社會經濟的發展， 必須加以完善及強化。法律建設、 司法資源補給至關緊要。 這是澳門社會、 經濟急速發展以及邁向國際化、 吸引國際資金來澳投資的必備條件。 與此同時， 傳媒監督、 第三種軟力量也必不可少。 社會上只有一種聲音不一定是好事， 和而不同才能聽出和聲， 才是真和諧， 澳門傳媒格局應健康地多元化。 澳門特區政府畢竟是個弱小的政府， 澳門產業一業獨大， 以賭為尊始終藏有隱患。 希望中央能多方面支持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化。延安學習 今年5月， 陳曉烽參加中聯辦組織的部分澳區政協委員到延安學習， 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使他深受震撼和懾服， 感受到當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那種艱苦卓絕環境下， 實行廉政民主， 艱苦奮鬥！ 共產黨人憑着憂患意識、 競爭意識， 以一個小政黨領導弱小的軍隊， 戰勝當時擁有絕對優勢的執政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強大軍隊， 從勝利走向勝利， 這絕非偶然， 而是歷史的必然。 他說， 眼下澳門開放賭業， 把澳門推向經濟高速發展的軌道， 這是澳門人的驕傲， 值得充分肯定。 但過去三年， 在經濟超預期高速發展的同時， 也

陸續浮現出一些社會問題， 隱藏着諸多深層危機。 這些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究竟賭業將把澳門帶往何處？ 這一嚴肅的課題，值得社會各界思考並得出共識。 目前澳門社會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分配不均、善惡不辨、是非顛倒的現象，原有的傳統價值觀念、 文化意識遭到破壞， 功利主義抬頭，憂患意識嚴重消失， 以為今天的澳門真成了拉斯維加斯。 陳曉烽介紹了這樣的一個實驗：將一隻青蛙放進沸水中， 它會即刻跳出來； 若將之放入溫水，慢慢加熱， 它就會安穩呆在水中，直到被煮熟。 因為青蛙體內感應生存威脅的器官只能感應出環境的激烈變化， 而感應不到緩慢、漸進的變化。 所以當溫度慢慢上升時， 青蛙身體將越來越虛弱， 直至被煮熟。 “溫水煮蛙”值得深思！事實上澳門社會危機早已潛伏並已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徵兆。 政府應及早防範以免“冰凍三尺”。 延安學習歸來後他最深的感受是，面對未來的艱巨挑戰， 澳門應增強主流社會凝聚力，傳承延安精神，樹立危機意識，鑄造優質文化， 才能永葆長治久安。 記者從他的辦公室走出來， 發現接待室裹懸掛着他自己撰寫的一幅對聯：百歲人生百歲夢， 萬里長城萬里空。 人生一夢， 可以因此而及時行樂；也可以是參悟了人生， 從而在有限的歲月中做些境界無限的事業。 陳曉烽的對聯留給記者長久的思索⋯⋯ 記者按 受訪者陳曉烽名下企業機構 “浩仕集團”於 2007年正名為 “�邦集團”

第八部分寫一篇好序不容易

語文園地的默默耕耘者——序冼爲鏗 《談文字說古今》 語言是人類社會須臾不可或缺的東西。 遠古時代， 人類用口頭的有聲語言就可以滿足交際的需要； 到了文明時代， 人與人的交往頻密了， 交往的內容擴大了， 僅僅口頭的有聲語言已經不敷應用， 於是產生了文字。 語言與文字雖有先後之別， 然而傳遞信息的功能卻相同。 人類若要有效地建立人際關係， 加速社會發展進程， 就必須磨礪語言文字， 使其工具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因此， 以語言文字爲研究對象的 “語文學”也就應運而生。 語文學的使命在於訓釋古籍， 辨析正誤， 總結語文規律， 指導語文使用。 中國是個文明開化得很早的國度， 以漢語漢字爲研究內容的語文學亦有悠長的歷史。 早在先秦時代， 訓詁學、 文字學即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緊接着又有音韻學的崛起； 及至清代， 訓詁學、 文字學和音韻學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而且誕生了科學的系統的語法學。 中國語文學的光榮傳統連綿至今， 從未中斷， 而港澳地區的語文學也一直呈現繁榮的景象。 大約因爲港澳社會的價值觀念特別重， 語文的運用也受價值觀的影響， 所以中文的地位遠不如英、 葡語文爲重， 中文的使用也就難免出現較多的謬誤， 尤其是書面語的文風更加顯得與傳統相悖。 於是， 有心人紛紛著書立說， 希望通過艱苦的耕耘來改變語文使用中那些未如理想之處， 增進駕馭漢語漢文的能力。 冼爲鏗 （思放） 先生的《談文字說古今》 正是一部說理兼析例的語文學著作。

語文學的意義和地位並不是盡人皆知的。 曾經有一位入學未久的學生提出， 他對漢字的六書說已經通曉，不如另做一番高深的學問爲好。 當時真想導之以理論與實例， 教他不可淺嘗輒止； 然而一時拿不出系統而充實的理由。 現在有了思放先生這部著作， 想必那位初學者可以從中認識到語文學其實既是基礎學科又是高深學問吧。 語文學是一門基礎學科。 傳統的中國語文學包括訓詁、文字與音韻， 舊時稱之爲“小學”。 既是小學， 當然是小時候就該學的，所以“周禮八歲入小學， 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 ”（許慎）可見包括六書在內的小學實在是讀書人學習知識的起點。 然而語文學又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相互求，舉一可以得二， 有古形有今形， 有古音有今音， 有古義有今義， 六者相互求，舉一可以得五。 ”（段玉裁）小學的這些內容是一個讀書人終其一生也未必可以窮盡的。 因此可以說：小學其實不小， 它是一門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學問。 若要做好這門學問，除了要探討語言文字本身的結構規律， 還必需連帶地去研究歷史學、考古學、文藝學、心理學、邏輯學以及其他有關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 從表層看， 有誰聽不懂自己的母語？ 有哪個讀書人不識得幾個漢字？ 語文可說是人人具備的淺近常識。 然而從深層考察，語文的研究需要有廣博的知識底層方能取得成效。 思放先生正是從表層進入深層， 以深層的原理去說明表層的現象， 而對表層的似是而非的地方作出了匡謬正俗的工夫。 他這部著作有學術性的商榷， 有知識性的談古， 有議論性的說理。 商榷如字的形音義， 詞義的訓詁， 史實的辨正； 談古如詞源之考證， 知識之趣談； 說理如克服語文使用中的弊端等等。 它稱得上是學術性、知識性與議論性並佳的小品薈萃， 而且取材近在身邊，行文如話家常， 因此具有濃厚的趣味性。 作者思放先生是一位教育事業的有心人，是語文園地的默默耕耘者，是從實踐中走出來的語文專家。 他留意社會流傳的語文現象， 嚴謹地考本溯

源， 滿腔熱情地指導學生正確使用語文。 《談文字說古今》 記錄了他二十餘年來的腳印。 他是有得才錄， 有思始放。 著者的名字正體現了他的風格與情操。（1987 年 4 月 ）

不老的清泉——序冼爲鏗《談文字說古今》 第三集、 第四集 一位學者在談到做學問時說：“打一口井， 把它挖出水來， 再向四外擴展。 ”冼爲鏗先生的《談文字說古今》就像一口井，井底愈挖愈深，井水愈湧愈清。 《談文字說古今》 第一集於1987年面世之時， 即以井水一般清新的風格博得讀者的讚譽。 當時， 承先生垂青，邀我作序，我在序文中說：“他這部著作有學術性的商榷， 有知識性的談古， 有議論性的說理，稱得上是學術性、 知識性與議論性並佳的小品薈萃， 而且取材盡在身邊， 行文如話家常， 因此具有濃厚的趣味性。 ”很多人都在預測， 這位 “教育事業的有心人”和“語文園地的默默耕耘者”將會不斷出版《談文字說古今》 的續編。果然1994年《談文字說古今》 第二集問世了。爲第二集作序的何九盈教授寫道：“冼先生這本論文集子的問世， 對澳門地區的語文研究以及整個人文學科的研究， 以及與內地的學術溝通，都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這兩個集子的出版確立了只屬於先生的學術範疇、學術趣味與學術風格，他從此更加自信地在自己開闢的學術道路上前行， 步子邁得越來越堅實，於是有了2004年《談文字說古今》 第三、 四集的同時面世。 這兩集洋洋大觀，共收426篇文章， 第三集178篇， 第四集248篇。 這些彌散着濃郁文化氣息的語言文字小品文， 臻於 “胸有成竹”和“手心相應”的境界，透發着“現代性”色彩。這兩個續集是冼先生隨着現代科技的發展和人文精神的進步而對語言文字應

用和對古今軼事的最新思考與闡釋。 “談文字說古今”這口深井擴展開來的是不老的清泉，它還將繼續深挖下去。 寫作是爲鏗先生生活的一部分。 李鵬翥先生在談到《談文字說古今》 時指出， 在現實生活中接觸到的現象和問題，冼先生往往能夠發而爲文， 令讀者藉以鑒古知今， 有助於處事待人， 認識事物的規律。 作者觀察敏銳， 表述鋒利，把學術性、 知識性、趣味性、現實性冶爲一爐， 讀者隨著他那古今中外的思想馳騁，一針見血的凌厲筆鋒，接受一點道理，一個見解。 文章篇幅雖短， 但內涵卻大， 以小見大， 含蓄雋永，正是這種文史小品體裁的長處；然而如果作者沒有正確的思想， 積極的態度， 豐富的知識，瀟灑的筆調， 是不能充分發揮其長處和誘人的魅力的。 《談文字說古今》 的字裹行間流露出作者對祖國文史寶藏的驕傲與自豪， 表現出作者對祖國語文在港澳社會的健康使用的關心。 冼先生著書立說的產量之高， 簡直使我驚異。 他是把全部精力和全副身心都用到弘揚祖國的文史事業上來了。 他已經有了不凡的成就，有了公認的研究成果。 但人們從未聽到過他自我滿足的話語，更沒有聽到過他褒貶他人的言辭。 他像一個只知耕耘的園丁， 在一塊不大的園田裹默默操作，躬耕不已。 值此《談文字說古今》 第三、 四集同時面世之際， 我不揣淺陋談幾點個人看法，意在說說自己的學習心得，並對它的出版表示祝賀之忱。 首先， 看《談文字說古今》 的選材。 《談文字說古今》 的選材既海闊天空，又十分精嚴。 當然， 宇宙之大， 草芥之微， 固無不可寫； 但亦需內涵豐富， 暗示深刻，在反映生活與抒寫情懷上，能夠“一箭中的”且又 “力透紙背”。 散文的選材極其寬闊， “舉凡國際國內的大事， 社會家庭的細故， 掀天之浪，一物之微， 自己的一段經歷，一絲感觸，一撮悲歡，一星冥想， 往日的悽惶， 今朝的歡快，都可以移於紙上， 貢獻讀者。 ”（周立波語）綜觀《談文字說古今》 的選材，做足了“談文字說古今”的文章之同時， 海闊天空， 內容相當寬泛。

在 “文字類”中， 我們可以看到， 冼先生隨時隨地都在關注、 留意語言文字的應用。 從報紙、 電視台、 辭書到期刊、 廣告、 標語， 以至中小學生的朗誦比賽、 商店門口貼的告白， 凡有讀音不正， 用字訛誤， 他都毫不保留地予以匡之正之。 例如： “內鬼”應爲 “內究”、 “台啟”能否寫成 “臺啟”？ “介蒂”還是 “芥蒂”？ 古樂器 “筑”不是 “築”、 “斥侯”應爲“斥候”、 “垂範”還是 “示範”？ “回復”和 “回覆”、 “刑天”還是 “刑夭”？ “副面”還是 “負面”？ “夷平”不是 “移平”、 “製肘”應爲 “掣肘”、 “氣慨”還是 “氣概”， 等等。 在 “文字類”範圍， 又派生出澳門 “葡式中文”類。 香港有 “港式中文”， 澳門有 “葡式中文”。 香港大學陳耀南教授的 《歪風卑格 中英夾雜——雞尾文體的檢討》 一文曾經撻伐過“港式中文”的種種表現及危害。 冼先生對 “葡式中文”也作了深入細緻的解剖與批評。 他直言不諱地說： “澳門市民過去對政府的通告、 批示之類意見不少， 如今澳門回歸之後， 中文還是葡式中文， 半通不通， 令人不忍卒讀。 我建議特區政府應設立中文進修課程， 讓一些官員就讀， 以提高他們的中文水平。 另外一些主要部門應聘請一些水平較高的中文人才執行文字把關工作， 不要再讓一些似通非通的葡式中文在政府文告中泛濫成災。 ” （ 《葡式中文半通不通》 ） 冼先生解剖了十幾例有代表性的 “葡式中文”個案。 這些個案， 有來自澳門 《行政》 雜誌上的司長批示， 有澳門勞工暨就業局的法律廣告， 有澳門財政廳佈告中關於房屋稅事宜的廣告， 有 《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 逗留及居留制度》 草案， 有 “法院通告專欄”登載的法院公告， 有旅遊局公告， 有澳門房屋局的廣告， 有澳門民政總署的法律通告， 等等。 冼先生提出批評的目的在於 “引起療救的注意”。 在 “文字類”範圍， 還派生出中小學生、 大眾媒體工作人員讀錯用錯漢字的現象。 例如， 在第十五屆全澳學生朗誦比賽中， 冼先生聚精會神地聽出了十四個誤讀字詞， 並即時予以指正； 在收看亞洲電視本港台的 《社論摘要》 時， 聽到播音員讀錯了 “否極泰來”的發音， 便立即撰文予以指正。

在 “史料類”中， 冼先生依仗着淵博的史學和文學功底和豐富的文化感悟力所寫下的一批文史小品， 以小見大， 窺斑見豹， 不但揭示了中國文化豐富的內涵， 而且也爲當代散文領域尤其是文史小品領域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範例。 試看在 《官威與失威》 這篇幾百字的小品中， 袁枚的平民意識、 某尚書的飛揚跋扈， 躍然紙上。 作者寫道 ： “眾所周知蘇小小是六朝時南齊的著名歌伎。 才高貌美， 家住錢塘 （杭州） ， 現在杭州西湖還有蘇小小的墓。 風流成性的詩人袁枚以 ‘錢塘蘇小小是鄉親’一印蓋在詩集上送給一品大員某尚書， 以清代官場正統的觀點看來， 自然是不識體統， 尚書呵責是意料中事。不過袁枚已經表明， 他用此印是一時大意， 並非刻意爲之， 經過一番道歉賠禮， 如果尚書接受袁枚的解釋道歉， 事情當然就此收場， 氣氛可以得以緩和， 無奈尚書 ‘得饒人處不饒人’， 大擺官威， 申斥不休， 結果被袁枚奚落一番， 舉座爲之大笑。 ”在這裹， 我們只要讀一讀文章標題， 就會引發許多聯想。 其他尚有 《 “打倒孔家店”的歷史懸案》 、 《有關 “趙四風流”的冤案》 、 《魯迅有沒有嫖妓？ 》 、 《阮玲玉的真遺書》 、 《王國維羅振玉爲何失歡》 、 《奇人辜鴻銘》 、 《包公的EQ及格嗎？ 》 、 《李鴻章是賣國賊嗎？ 》 、 《混世魔王希特勒》 、 《李自成當了和尚？ 》 、 《莊子是滑頭主義者？ 》 、 《誰是中國首個女皇帝？ 》 、 《 〈陋室銘〉 作者是誰？ 》 ⋯⋯ 在 “時事類”中， 冼先生斥責患有 “不服罪的武士症”的日本右翼分子否認對中國人民犯下侵略罪行的言論是 “荒謬絕倫， 無恥之極， 令人憤慨” ！ 通過德、 日對戰爭罪責態度截然不同的對比， 指出： “日本的首相、大臣和議員和德國領導人表現剛剛相反， 他們不但不向受害國家和人民賠禮道歉， 反而一個個到供奉二次大戰戰犯和軍人的靖國神社參拜， 向這些沾滿血污的戰爭罪犯表示崇敬之情。 ” （ 《德、 日對戰爭罪責態度截然不同》 ）對於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事件的不斷上演， 冼先生提醒人們認識 “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正在潛滋暗長， 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喪失警惕！ ” （ 《 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 ） 冼先生對震驚世界的 “9 · 11”事件也有自己的看法：

“恐怖分子襲擊美國世貿中心， 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 對於恐怖分子犯下的嚴重罪行， 人們紛紛譴責和強烈反對。 美國人民迫切要求反擊恐怖分子，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何反擊，這就大有探討的餘地。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有人統計， 自1968年以來，全世界發生過五百起劫持事件， 有記錄的恐怖分子爆炸事件就有四千多起。 其中美國在國外的設施被襲擊的，更爲數不少。爲什麼？ ⋯⋯如果美國以理性的態度， 以 ‘無罪推定’的原則， 以真憑實據爲基礎， 針對 ‘9 · 11’事件的罪魁禍首， 進行理性的、有目的、有限制的打擊報復，相信人們也會贊同。否則打着‘反恐怖主義’的幌子， 到處點火生事， 表面上是 ‘替天行道’，實際上是肆行霸權主義， 狂轟濫炸，殺害無辜， 不顧大量人命傷亡。 這樣一來，我相信世上的正義之士是絕不會同意的。 而且以暴易暴非但不能制止恐怖主義，相反只會激起更多的仇恨，掀起更大的恐怖浪潮。 ”（ 《不能以暴易暴》 ）對美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 冼先生認爲：“以美國的先進尖端武器對付長期受制裁的衰弱的伊拉克， 戰爭當然會取得勝利， 但失去的卻是全世界絕大多數的人心。 是勝是敗， 明眼人自會分曉。 ”（ 《失道寡助》 ） 其次， 看《談文字說古今》 的結構。 《談文字說古今》 的結構看似散漫如沙石、草叢之間的山溪， 曲、直、疾、徐、行、止、 隱、現， 自然賦形，似無結構可言， “只憑興感的聯絡”； 然而披沙撥草觀之，亦不難發現其來龍去脈， 有序而且互有聯絡。 此所謂“似連貫而未嘗有痕跡， 似散漫而未嘗無伏線”， “文無定法”而法度自在其中。 《談文字說古今》 的文章， 有短至二三百字， 有長至二三千言， 有話則長， 無話則短， 各盡其妙， 各擅勝場， 適可而止。 且看《 “射”應如何解釋？ 》 、 《 “大器鼎成”？ 》 、《 “野心”》 、 《能否 “投戎從筆”？ 》 、 《 “黎”字屬哪個部首？ 》 、《 “舍”字怎樣查？ 》 、 《 “發表致辭”？ 》 、 《 “大折省”？ 》 、 《 “當代農村十八怪”有感》 、 《美麗的誤會》 、 《有沒有外星人？ 》等等，大抵一篇不滿一個頁碼，短小精悍。 這種袖珍式的文章結構， 引發了我的一些聯

想。 比如我們有些學術上的個人論題， 相對都比較大， 很抽象， 個人力有不逮， 結果是大題小做， 空有架子， 少有血肉， 文章質量受影響。 不少優秀的著作、 論文， 就不是這樣， 一般論題小而具體， 論述方式是先從某部作品，引出一段文字， 或一個細節， 作爲一個引子， 然後圍繞引文中的思想， 旁徵博引， 展開闡釋， 以說明某個問題， 這種小題大做的做法十分討好。 中國的一些老專家多數受過這類訓練， 就是這麼做文章的。 稍遠一些看， 可以說是乾嘉學派的餘緒； 近一些說， 無疑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 冼先生的文章結構， 既是大題小做， 又是小題大做， 是二者辯證結合的產物。 再次， 看 《談文字說古今》 的文筆。 《談文字說古今》 的文筆常常是不事鋪陳， 不假雕飾， 自然樸素， 渾如天籟； 平易親切， 如同故友坐談。 然仔細品味， 便不難看出作者的苦心經營， 妙意刻劃， 其文似樸而美， 其味似淡實濃； 且時有神來之筆， 使人拍案擊節。 這使我想起孔子所說的 “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 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以及 “辭達而已矣”的名句。 把這兩段話放在一起， 才是孔子的真正用意， 那就是孔子是主張文質並重的。 蘇軾在 《答王庠書》 中， 從 “文”的方面對孔子的 “辭達”作了調整和發揮。蘇軾認爲， 所謂 “辭達”是說文章要充分表達作者的思想， 要準確揭示客觀事物的特徵， 所以 “辭達”是一個更高的藝術境界。 蘇軾雖重視 “文”， 但他同時也提倡樸實平和的文風。 冼先生在長期的文字工作中養成了良好的寫作作風：文筆嚴謹， 透明度高， 邏輯性強， 透發着一股理性力量。 冼先生文筆簡約， 往往點到爲止， 不枝不蔓， 給讀者留下大片的思考空間。 冼先生不故弄玄虛， 他的文筆明白如話， 不留疑竇， 沒有艱澀、 含糊、 囉嗦之類的 “語言大街”上的絆腳石。 在冼先生的 《談文字說古今》 中， 你根本看不到脫離實際的空論， 缺乏新意的重複， 煩瑣無歸的考證， 冗長乏味的思辨。 那麼， 冼先生的主體精神是什麼以及我們應向他學習些什麼？ 我讀 《談文字說古今》 第三、 四集， 有一種感覺， 就是全書充溢着濃郁的人文精神氣息。 在人的精神家園裹， 支撐着這無形大廈的就是人文精神， 就是使人何以

成爲人， 要成爲什麼樣的人， 確立哪種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種理想、 關係和準則。 人文精神是對民族、對人的關懷， 對人的生存意義、價值的追求與確認。 人文精神作爲精神文明底蘊， 應該具有普遍的人類意義。 各個國家、 民族的成員， 告別原始森林而步入社會群體， 必須找到共同的契約式的準則， 例如從動物脫胎出來最先形成的羞恥感， 隨後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相互同情、憐憫、血性、 良知、誠實、公正、正義感，等等。 各個國家、民族進入到今天現代化的階段，上述使人何以成爲人的精神，仍然是應予遵守的契約式的準則， 這就是人文精神的最基本方面。 在《熱誠推薦〈日知錄〉導讀》 、 《人性流露》 、 《堅持 “實事求是”不易》 、 《革命與改良哪個好？ 》 、 《從“失敗學”談起》 、 《如何提高民族文化素質》 、 《國民心態危機及其療治》 、 《儒家思想不是萬靈藥》 、 《五四運動不容否定》 、《勿迷信“天人合一”》 、 《 “精神勝利”好嗎？ 》 等篇什中， 都有一種樸素的耐人尋味的人文精神訴求。 冼先生的勤奮好學和爲人剛直是不少人所得知的。 勤奮，一向爲世人所讚揚。 囊螢、映雪、 懸樑、刺股等故事流傳了千百年，家喻戶曉。 韓文公的 “焚膏油以繼晷，�兀兀以窮年”，更爲讀書人所嚮往。 冼先生每每得到一部自己喜歡的新書，就像得到“福音書”一樣興奮。 比如，他寫道：“我收到四大冊《甲骨文字詁林》 ， 硬皮封面，裝幀大方得體，硬筆書寫影印，文字漂亮清晰， 令人賞心悅目。 我好像收到一份心愛的禮物， 大喜過望，興奮的心情久久不能平伏。 ”（ 《甲骨文字詁林》 ）從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冼先生的求知慾何等強烈。 諸如此類的“小花絮”，恰好說明了冼先生的活到老學到老的進取精神。 其他諸如 “射”字應如何解釋？ “致辭”能否用作名詞？ “黎”屬哪個部首？ “耑”字的音義？ “有孚，光亨”怎麼解？ “舍”字怎樣查？ “湛”字怎樣讀？ “尉”字怎樣讀？ 這些字詞都經冼先生認真考證， 即時提供給誤讀誤用者，促其改正。 做學問，冼先生有這樣一股 “韌”勁兒—— “山頭踩出平坦路，海底撈出繡花針”。 他的文章不乏冷靜的思索

與嚴謹的考證， 然而也不乏 “金剛怒目”和 “溫柔敦厚”的感性成分。 集子裹兩篇批評 “權威”拒諫飾非的文章， 痛快淋漓， 大快人心。 這兩篇文章說的是某權威拒不承認在自己的三本散文集裹出現的一百多處文史差錯， 反而把批評者說成瘋狂的 “攻訐”。 冼先生寫道：其 “態度惡劣， 百般狡辯⋯真是信口雌黃、 一派胡言。 對於 （批評者）指出的其他文史方面證據確鑿的錯誤， 他都百般狡辯， 絕不認錯。 不但此也， （某權威） 態度囂張， 常常向對方大潑污水， 倒打一耙。 ”而當發現中山大學一位碩士生的學位論文 《澳門輸入外地勞工政策分析》 時， 他則喜出望外， 當即撰寫文章， 熱情給以推介、 鼓勵。 從廣義散文角度看， 《談文字說古今》 是一部散文集； 從狹義散文角度看， 它屬於語文小品文， 或謂 “文史小品”。 何謂散文？ 確實 “很難說得恰到好處， 因爲實在太複雜， 憑你怎麼說， 總難免顧此失彼， 不實不盡” （朱自清語 ） 。 可是， 散文這一名稱本身， 卻隱隱約約透出了散文的特點：散者， 自由靈活， 樸素自然也； 而文呢？ 俗謂 “雲成章曰雯”； 紛繁的思想情緒， 遵循一定的章法， 嚴謹而有致地組織起來， 付諸精悍優美的文字， 才能構成文章。 一方面， 要求自由靈活、 樸素自然； 另一方面， 又要求嚴謹有致， 精悍優美。 《談文字說古今》 正是這種藝術形式的完美統一。 杜詩有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 凌雲健筆意縱橫”。 願先生身健筆健，談更多的文字， 說更多的古今，爲讀者湧出不盡的清泉。（ 2004 年夏 ）

“一千零一夜”的第五夜——序冼爲鏗《談文字說古今》 第五集 2004年9月， 《談文字說古今》 第三、 四集同時出版， 我有幸爲之作序。 在序言中我把它比作一口深井， 噴出清凌凌的不竭不老的清泉， 祝願並預測先生一定會身健筆健， 談更多的文字， 說更多的古今，爲讀者湧出不盡的清泉。 2009年5月， 《談文字說古今》 第五集書稿擺在案前， 承蒙先生垂青， 仍給了先於讀者學習的機會。 我讀完書稿， 腦海浮現一幅意象：年近八旬的冼先生， 像是耕耘不已的農夫在不大的園田裹不懈地耕作。 《談文字說古今》 第五集的主旋律仍是 “談文字”， “說古今”。 先生的文風依然是有話則長， 無話則短， 乾淨利落， 不枝不蔓， 情文並茂， 自成方圓。 這正是學術品格難能可貴之點。 做學問有 “照着講”和 “接着說”兩種方式。 冼先生避開 “照着講”， 尋找 “接着說”的話題。 “照着講”， 往往拘囿前輩的定規之中， 把講過的東西視作不刊之論， 當然只能亦步亦趨。 “接着說”， 則在尊重前輩學術研究成果的前提下， 總結出帶有規律性的學術研究通則。 冼先生積累深廣， 故而能夠融會貫通地 “接着說”。 《談文字說古今》 第五集正是 “接着說”的實踐範本。 “談文字”， 旨在推動祖國語言文字的正確運用和健康發展。 從淺層次上說， 冼先生是在進行語言文字的 “普及”工作。 書中有很多是三言兩語的 “超短篇”， 這種語言文字小品形式頗受讀者歡迎。 也許， 這

些語言文字小品， 前後是不連貫的， 看到什麼就說什麼， 想到哪裹就說到哪裹， 並不執著於給人以系統的知識。爲什麼許多人喜歡閱讀呢？ 原來， 不少讀者都有看 “普及”書籍， 乃至看 “閒書”的需要。 從深層次上說， 冼先生的研究屬於語用學範疇。 語用學又稱語言實用學或符號實用學， 是符號學中的實用學在語言學領域中的運用。 它研究人如何運用語言文字符號進行交際。 冼先生用嚴謹的態度， 追尋和探討語言文字的發展規律， 努力做到表面上輕鬆愉快， 骨子裹緊張嚴肅。 長期以來， 他把 “普及”當作主要工作。 人棄我取， 樂此不疲； 鍥而不捨， 持之以恆。 面對人們在語文運用中出現的用詞謬誤或不當的現象， 冼先生都能與之商榷並加以指正。 例如， 最近出版的第18卷第48期 《亞洲周刊》 中有一篇《柔性政變論選舉新解讀》 ， 內文寫道： “⋯⋯畢竟 ‘3 ‧ 19槍擊案’不是 ‘柔性政變’而已， 它更符合陳水扁的 ‘硬性政變’的定義， 只是民進黨一碰到 ‘3 ‧ 19槍擊案’時都變成 ‘柔性政變’， 處處都欲語還羞、 遮遮掩掩， 好不矯揉造作。 ”冼先生在 《欲語還羞？ 》 的短文中認爲： “看來， ‘欲語還羞’如改爲 ‘欲語還休’或 ‘欲說還休’應更貼切。 ‘欲語還休’意思是想把話說出來， 但到頭來沒有把話說出來。 要想體味 ‘欲語還休’或 ‘欲說還休’的內涵， 最好讀讀辛棄疾的 《醜奴兒 ·書博山道中壁》 ： ‘少年不識愁滋味， 愛上層樓。 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 欲說還休， 卻道天涼好個秋。’ ” 又如， 2月7 日《澳門日報》刊登了以 “群星彙聚踏上璀璨仕途”爲題的星際酒店招聘會的全版彩色廣告。 廣告詞最後寫道： “‘星際酒店’爲招攬人才， 將舉行大型招聘會， 目的爲各階層人士建立一個更完善的發展目標， 以誠懇、 真摯、 關懷、 和諧工作環境、 優厚福利待遇以及專業培訓計劃， 定必能爲您的將來創造卓越的發展前途。 我們期待您的蒞臨及參與， 共同踏上璀璨仕途。 ”冼先生在題爲《 “璀璨仕途”？ 》 的百餘字短文中首先指出： “仕”就是官， 接着援引《論語 ·子張》 “子夏曰： ‘仕而優則學， 學而優則仕。 ’”接着運用 “歸

謬法”風趣地說： “‘仕途’就是進入官場之路。 酒店的招聘廣告期待應聘者有璀璨的仕途， 這家酒店豈不成爲官員的培訓所？ 酒店招聘的不外是經理、 管家、 會計、 公關、 電腦技術員、 工程技術員等等人才， 與官員的培訓實在拉不上關係， 看來這則廣告應將標題改爲 ‘群星彙聚踏上璀璨前途’爲宜， 最後一段也應改爲 ‘我們期待您的參與， 共同踏上璀璨前途’。 ”再如， 某社團在新麗華廣場舉行共創百人舞蹈大匯演。 這個活動可能是配合反吸毒、 反濫用藥物運動而展開的， 十分有意義， 因此獲得社會工作局、 民政總署、 澳門基金會的贊助。 該社團爲了宣傳推廣， 在主要街道懸掛了醒目的橫牌標語， 以紅色爲主調， 用中、 英、 葡三種文字顯示。 中文寫道： “舞出毒害跳出色彩人生”。 中間是黑底白字分兩行： “凝聚青春活力發揮自我表演才華； 切勿濫用藥物齊齊互勉遠離毒品”。 宣傳牌匾的設計者花了不少心思， 中間兩行文字也能突出主題， 可惜 “舞出毒害”犯了嚴重的語病。 廣告的設計者可能想向觀眾傳遞這樣的主張：齊來跳舞， 會使人生活得更精彩，跳舞會使年輕人遠離毒品。 但是 “舞出毒害”這句話只能解讀爲：本來是沒有毒害的， 舞呀舞呀， 結果把毒害舞出來了。 冼先生指出： “本來標語可以寫成 ‘齊來跳舞遠離毒品讓人生更美好’之類， 但設計者往往爲了要有創意， 棄平實通俗的標語不用， 定要 ‘語不驚人死不休’， 往往因爲這種心態結果寫出了 ‘舞出毒害’之類的標語來。 ” （ 《 “舞出毒害”？ 》 ）冼先生還發現並指出人們習焉不察的錯誤和偏失。 諸如： “瓦鼓”還是 “瓦釜”、 “溢美”還是 “讚美”、 “羊祜”還是 “羊羖”、 “作賤”還是 “作踐”、 “不旨”還是 “不只”、 “沐足”還是 “浴足”、 “強虜”還是 “檣櫓”、 “止竭”還是 “遏止”、 “遺劄”還是 “遺札”、 “感自責”還是 “感內疚”、 “悄”字怎樣讀、 “埠”字怎樣念、 “正月”怎樣讀、 “神只”怎樣念⋯⋯。 由於歷史原因， 祖國的語言文字在港澳要想深入到 “普及”層面， 不很容易！ 對付那種無形的挫力， 是需要決心和毅力才能堅持下去的。 冼先生長

期生活、工作在澳門，奔走於香港等地， 深知其癥結之所在，爲了純潔祖國的語言文字，對“港式中文”、 “葡式中文”作了批判性評價。 他在《葡式中文出乖露醜》一文中， 談到《澳門日報》 刊登的三則初級法院有關離婚訴訟的公告， 都是女方爲原告， 男方爲被告。 三則公告要表述的內容基本相同， 但它們的行文各不相同，差異很大， 其中一則更充分表現了葡式中文的特點。 冼先生開誠佈公地說：“我建議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 有關離婚訴訟的案件， 是否可以擬定幾則通用的文字、通順的格式， 讓大家有所遵循， 而不要各師各法， 否則規格既不統一， 行文又出乖露醜， 令人摸不着頭腦， 這樣下去， 實在是特區政府的羞恥。 ”在《葡式中文第十一例》 一文中， 冼先生不厭其煩地大聲疾呼：“我不明白，爲什麼同樣是初級法院公告，行文和格式如此參差不齊，爲什麼不可以整理一套文字通順、格式規範的公文？ ” “說古今”， 旨在推進新理性精神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揚光大。 人有肉體生存的需要， 要有安居的住所， 因此他不斷設法利用自然與科技， 創造財富， 改善與滿足自己的物質條件； 同時人還有精神的需要， 還要在其物質家園中營造精神安居的家園， 要有精神文化的建構與提高。 人與社會大概只能在這兩種需要同時獲得豐富的情況下， 才能和諧與發展。 冼先生的“說古今”， 古爲今用， 大抵有感而發， 有強烈的針對性和時代精神。 他說出了“人人眼中有，人人口中無”的話語。 冼先生能從古代發生的實事、掌故中攫取現實意義。 《五硬精神》敍說明代萬曆年間一位正直不阿的廉吏知縣支大綸的故事。 由於生性耿直， 受到權奸的打擊， 這位知縣仕途非常坎坷， 但他並沒有向惡勢力低頭。 他在給兒子的信中充分表現了硬骨頭精神：“丈夫遇權門須腳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膚受之恥須心硬， 浸潤之贊須耳硬。 ”冼先生認爲， 時代雖然進步，但支大綸的五硬精神仍然值得學習和參考。 對比當代的官場， 對上司脅肩諂笑、吹捧奉承的多， 不卑不亢、 剛強正直的少；一事當前， 一聲不

哼、 力求卸責的多， 敢於發表意見、 勇挑重擔的少。 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斤斤計較個人得失， 聽到一些不利於自己的說話， 終日耿耿於懷， 愁眉不展， 距離 “心硬”的要求實在是太遠了。 至於一些好說是非的人， 東家長、西家短， 自己聽了不加分析就信以爲真， 這就不是 “耳硬”， 而是 “耳軟”了。 冼先生寫道： “我們現在常常說 ‘要與時俱進’， 這句話一點不假， 但如果能夠從歷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訓， 例如學習支大綸的 ‘五硬’精神， 對我們的人格修養也是大有裨益的。 ” 近期有關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話題尤爲豁顯。 冼先生在網上看到《聯合早報》 提供的一則新聞：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認爲 “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 後來他主張將 “也”字改爲“更”字， 變成 “更要綠水青山”。 冼先生十分欣賞這個觀點，爲文讚揚 “環保書記有眼光”， 認爲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兩者之間， 他寧願選擇後者。 冼先生在文章中列舉了令人驚駭的數字和現象：我國的環保問題其實非常嚴峻， 目前我國1/3土地被酸雨侵蝕， 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類水質佔41％， 1/3城市人口呼吸污染空氣。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 我國佔五個。 去年患支氣管炎病者有1500萬人， 每年有200萬人死於癌病。 我國的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的排放強度是經合組織規定標準的八倍， 是德國、 日本的數十倍。 造成這樣嚴峻局面的原因很多， 最主要的是從官員到老百姓， 大部分對環保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有些人甚至是無知。 廣東省東莞一個鎮曾收購一大堆舊膠鞋、 舊車胎， 他們就將這些舊東西作燃料， 請想想這造成的空氣污染將會多麼嚴重！ 浙江新昌一家藥廠將廢水隨意倒入河中， 造成嚴重污染， 以致食用無水、 灌溉無水， 結果引發萬名農民集體抗議。 冼先生認爲： “可持續發展的精髓， 就是強調不要將資源挖光耗盡， 破壞生態平衡， 造成環境污染、 空氣污染、 水污染、 光污染、 噪音污染等等。 ”他極力反對某些地方出現的官商勾結、 不顧老百姓死活、 肆無忌憚地破壞環境的現象。 冼先生號召各級官員學習 “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的遠見卓識。

近年假冒偽劣產品屢屢出現， 造成極爲不良的影響， 人們對此深惡痛絕。 《假冒偽劣產品》 一文談及報章揭露內地某些地方生產假冒偽劣產品的現象， 令人驚心怵目：用頭髮釀造醬油， 用死豬肉做香腸， 在臭水坑泡浸粽子， 用石蠟和染色劑重新打扮爛水果， 用隔年的發霉餡料製作 “新鮮”月餅應市。 假酒毒死人、 假奶粉害死嬰兒， 一幕幕喪天害理的悲劇不斷上演， 令人慘不忍睹。 這些奸商爲了賺錢， 膽大包天， 什麼壞事都敢幹⋯⋯他感喟地說： “假冒偽劣產品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 屢禁不止， 我們還要付出多少代價才能使之絕跡呢？ ” 反腐倡廉是內地人民經常談論的話題， 滋生貪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官員濫用職權。 《我國官員權力太大》 一文談到中央電視台播放的 “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節目。 出現在熒光屏上的是威海的崔市長和美國來得蒙特的艾文市長。 崔市長邀請艾文市長到威海訪問， 艾文很高興接受邀請， 但表示沒有訪華的費用。 因爲出訪經費不在辦公費用之列， 如果成行只能靠企業贊助，但把握不大。 崔市長隨即表示， 可以提供艾文市長訪華的一切費用， 包括來回機票， 住宿吃喝等等； 還主動表示向艾文贈送衣服禮品。 中央電視台播映這一期節目， 目的當然是宣揚中國市長的大方慷慨， 使美國的市長感受到中國市長的待客之道。 冼先生從這個事例卻看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 按道理， 美國的國民經濟收入、 財政收入以至市長的辦公費用都比中國豐足得多，爲什麼他們在外訪費用上卻如此計較， 是吝嗇還是規範嚴格？ 中國市長的大方慷慨是本來就有這樣一筆預算， 還是市長可以隨心所欲地慷公家之慨以示自己的熱情好客？ 1998年德國總理施羅德與家人乘坐他總理專機去丹麥過聖誕。 根據國家規定， 國家領導人的家屬乘坐專機一律要自付費用。爲此施羅德要爲妻子、 兒女和岳母共付3700美元的旅費。 國家給施羅德配備高級的防彈房車， 但假期時使用必須付費， 施羅德在周末只好自駕破舊的 “大眾”汽車出行。 對比威海的崔市長， 德國總理顯然會自愧不如。 我們要的是崔市長的豪氣還是德國的 “吝嗇”？ 冼先生深有感觸地寫道： “爲什麼我國

一個小小的鎮長、 企業董事長可以動輒提取數以百萬計的金錢來澳門賭博？各級的官員很輕易就可以席捲巨款外逃？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國官員的權力太大， 他們的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監管和約束。 怎樣向先進的國家學習， 學習它們如何在制度上、 程式上監管各級官員， 讓他們都能規規矩矩地當一個勤奮的公務員， 實在是今後一個重要的課題。 ” 此外， 《談文字說古今》 第五集收錄了一篇史料珍貴、 含量豐滿的回憶文字：《愛國愛澳向來是澳門青年學生的堅定理念——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早期歷史回顧》 。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1949年5月4日成立， 它的宗旨是發揚愛祖國、愛澳門、 勤奮積極及友愛互助精神； 主張參與社會、 服務社會， 舉辦有益青少年學生身心的活動， 出版半月刊 《澳門學生》 。 文章以三十四個小標題爲線索， 再現了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冼先生是那段歲月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他曾擔任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主席。 回憶錄還記載了許許多多今天依然活躍在澳門各條戰線上的領袖人物的歷史故事。 他的敍述是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無疑， 這篇長文對於研究澳門現代青年運動史， 乃至研究澳門現代史提供了豐富、 詳實和有力的佐證。 在冼先生筆下， 文字是談不完的， 古今是說不盡的， 《談文字說古今》第五集只是 “一千零一夜”的第五夜而已， 因爲冼先生勤耕不已， 豐收不已。（已丑流火之月於澳門）

活生生的劉羨冰站立在我們面前——序劉羡冰《學藝遊藝》 1981年， 東亞大學成立之初， 校舍尚未全部建成， 白天暫借鮑思高的會議廳作辦公室， 夜晚校車把教職工拉回先期竣工的大學宿舍。 回到氹仔， 如同進入深山古剎， 作伴的是山後的墳場和山腳下的望海觀音。 死寂籠罩着正在施工的山頭， 潮濕空氣中飛舞看驅之不散的蚊蟲。 一位教授爲了驅趕孤寂而餵養一條小狗， 說是找一個活動着的生命作伴。 我從香港遷居到澳門， 因與其他外籍教師存在文化上的隔閡和生活習慣上的差異， 所以比其他人更加思念親朋。 恰巧在這時， 中華教育會吸收我作爲大學第一個入會的會員， 校長也順水推舟地派我代表大學參加教育會的活動， 於是我幸運地成爲這個大家庭的一員， 並且加入理事會參與會務， 常常與會員們一同出訪、 參觀、 遊覽， 還隨代表團赴京反映澳門教育界對回歸祖國的期盼。 接觸教育會的朋友， 我強烈地感受到他們淳樸、 忠厚、 真誠， 全是可親可敬可信賴的朋友。他們熱愛澳門， 把自己家鄉的歷史、 文物、 廟宇、 勝迹、 教育、 文學、 語言 ⋯ 作爲終身研究的對象。 在他們心中， 有自己的歷史學家、 文學家、 教育家、 畫家、 書法家⋯⋯在近代歷史方面， 他們研究林則徐、 鄭觀應、 孫中山； 在文藝上， 他們高唱冼星海的歌曲和聞一多的詩篇； 在教育事業上， 他們以有白己的教育家陳子褒、 冼玉清爲傲； 在繪畫上， 他們把自己歸入嶺南學派； 大三巴、 媽閣廟、 觀音堂成了他們揮之不去的城市標誌； 白鴿巢、 主

教山、 大炮台世世代代都會佔據他們的畫卷⋯⋯我想， 學問是要帶着感情去做的， 對自己的家鄉熱愛到了這個份兒上， 還愁學問做不深嗎！ 他們做學問不浮躁虛誇， 不強詞奪理， 不淺嘗輒止， 不故作高深， 不好勝逞強。 例如關於澳門、 馬交這些名稱， 他們不懈地進行考證； 葡萄牙人登陸澳門的路線一直吸引他們去探尋； 每一座廟宇的牌匾和楹聯， 也是他們永遠研究不完的課題⋯⋯澳門學者如此鍥而不捨地研究生於斯、 長於斯的故土， 與其說是學術的追求， 不如說是故鄉情結的驅使。 本城人研究本城的學問， 這可說是澳門人文學科的一大特徵。 在澳門學者群中， 劉羨冰校長是一位成果豐碩的傑出代表。 她熱愛並熟悉澳門的點點滴滴， 對家鄉的人或事能夠如數家珍； 特別是在人文學科領域， 她擁有大量的知識積累和獨到的見解。 那年我出席在北京有二十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加的 “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 準備帶一篇富有澳門特色和學術份量的論文前往， 於是想到必須得到劉校長的指點才能完成任務。 果然我沒有猜錯， 她爲論文提供了極其有價值的語言資料， 並對所提供的資料作了精到的分析。 我帶着我們共同完成的論文 《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 上京， 先在北大作學術演講， 後來在研討會上作大會發言， 反應相當熱烈， 這大概因爲當時還很少有澳門語言交融現象的研究論文問世。 會後我們的文章除了被選入 《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集》 ， 還被 《中國語文》 等不下十種書刊轉載。 後來她還寫有 《澳門開埠前後的語言狀況與中外溝通》 ， 也是刊載於 《中國語文》 。 《中國語文》 是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的學術刊物， 是中國最高層次的語言學期刊， 在中國語言學界， 能在它上面發表文章實在是很高的榮耀。 劉校長不是專攻語言學的， 然而她的文章卻能一登再登龍門， 不得不令人欽佩！ 語言學的水平如是， 她在她的本行業務教育學和澳門教育史方面的表現就更耀眼奪目了。 總之， 她給了我一個印象：只要是做澳門的學問， 都得向劉校長請教， 向她討資料、 問觀點。 她是我心目中的澳門百科全書。

劉校長在澳門的土壤裹生長，在人文學科的園田中耕耘，把熾熱的愛全部撒向這片熱土。 她在青年時代曾經是風雲一時的文學青年， 創作過百萬字的長篇小說（惜乎文學史家忘了這一點） ； 她終身執教， 留下的散文大多以教學生涯爲題材； 她沒有一刻離開過教育戰線， 是澳門教育戰線上的中堅分子和領軍人物， 寫了大量的建議、聲明、信函、專論； 作爲《澳門教育》 的義務總編和政府教育委員會成員， 她寫了更多的社評、發言稿和官式文章；結合教育史的研究， 她對聖保祿學院的探秘、 對外國漢學家的研究等等， 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她虛心向學， 善與人交， 帶看敬佩的心情寫了文化界許多高層人物的專訪。 她在學術上的主攻方向是教育學、教育史， 著有大部頭的《澳門教育史》 、 《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 和論文集《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 ； 然而興之所至， 偶也發表一些輕鬆的文字：小說、散文、遊記、詩詞。 2000年劉羨冰從校長職位上主動退下來， 以爲可以專事舊稿的整理， 陪伴老伴享受一下清閒的生活。 然而事實上她退而不休， 還要負責教委會的工作以及應付海內外的頻頻邀請， 出席本澳的一些社會活動和各地的學術活動。 退休後的老校長不比以往清閒， 但日子過得同樣充實精彩。 要全面真實地描寫劉校長絢麗的人生， 旁人是很難代勞的。 現在她給自己編輯了一套 “系列”， 恰好彌補了我們的缺憾。 這套系列有機地將她生活的方方面面聯綴在一起， 展現出一個完整的、立體的人物肖像。 系列之一指她的學術方向：學習歷史和借鑑歷史， 特別是澳門教育史； 系列之二指她從事的職業崗位：教師工作和對教育方針政策的見解； 系列三和系列四指的是 “正業”之外的“偏好”， 即孔子所說的“行有餘力”之外的一些項目， 《學藝遊藝》即屬此也。 雖是偏好， 卻非偏門， 它們是劉羨冰豐沛人生的不可缺少的側面，缺了它們便不是劉羨冰。 因此，我們讀《學藝遊藝》 中的作品， 要把它們放在一個完整的人的背景下去讀。 她不是職業作家， 卻有小說、 散文之作； 她不是傳媒寫手， 卻寫了大量的報告文學、 人物素描； 她不以旅遊爲

業， 卻寄情於高山流水， 留下情景交融的遊記文字； 集子收集的詩詞作品不多， 但都合轍押韻， 顯見作者的舊文學的功底。 如果說其他姊妹篇記錄的是她嚴肅正經的一面， 那麼 《學藝遊藝》 記錄的則是輕鬆放縱的一面， 甚至傳達了她對閒雲野鶴生活的追求。 於是， 一個活生生的劉羨冰站立在我們面前。（ 2005 年 9 月26 日）

輕鬆而不輕微的圖文結集——序劉羡冰 《獵影繪影二集》 《獵影繪影》 第二集在讀者的預料中出版了。 借用紅遍大江南北的電視劇 《劉老根》 的歌詞說， 這本書的作者是個 “閒不住的人”， 寫作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要她停筆比要她放下雙箸還難。 她經常都有文字面世， 發表於報端或者存留在電腦匣子裹。 原以爲她退休後會好好調養一下身體， 打打太極拳， 跳跳健康舞， 度過晚年的快樂時光， 沒想到退休給了她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 盡情彌補她在退休前不得不放棄的愛好和追求。 於是， 煌煌四大卷《劉羡冰系列》 出版了， 三年後的今天又有系列中的 《獵影繪影》 第二集問世。 這樣的寫作速度和出版速度對專業作家而言已夠驚人， 對於劉校長這位業餘作家而言更可用奇進稱之。 我隨着這部新作遊歷五洲四海、 神州各地，又跟着作者的思緒回到濠江， 思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書中199篇作品是作者情懷的寄託， 是作者愛憎感情的抒發， 是作者審美觀的袒露， 是作者思考所得的結論， 是一個完整的人的寫照。 《獵影繪影》 第一集出版時已有著名澳門史家章文欽教授作序， 那是一篇情理並茂的好文章； 如今要我爲二集作序， 只能說說讀後的感想了。 獵影繪影， 這個 “獵”字、 “繪”字都下得好。 獵者， 獵取也， 犬字邊是指須有犬一樣的嗅覺， 方能取得凡人取不到的獵物。 作者的視覺、 聽覺和心靈的感應也特別敏銳， 觀察力、 鑒賞力都很強。 她善於在旅遊途中、 在日

常生活裹發現人所忽略的事物， 捕捉人們視而不見的鏡頭， 獵取大量的景物。 然而如何處置這些獵取得來的圖片和影像呢？ 劉校長搖動她的生花妙筆， 生動活潑地、 富於哲理地加以描繪， 即從“獵影”進入“繪影”，將圖文並茂的藝術品呈現在讀者面前。 圖與文交相輝映， 文是圖的解說與發揮，圖是文的附托和依據， 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形成珠聯璧合的藝術效果。 《獵影繪影》 第二集正是按照劉校長的思維邏輯演繹下去：首先呈現出來的是 “四海雲遊”，接着來到“神州採景”， 最後立足於濠梁之上而“凝思”。 她去過很多地方， 名副其實地作環宇之遊。 在亞洲、 美洲、澳洲和歐洲， 她看到各處綺麗風光和比水文更豐沛的人文。 她在神州採景，採得北京的國子監、魯迅故鄉、 山西的喬家大院、 台北的燈塔、 南寧的迷人夜景以及近在咫尺的伶仃洋、唐家灣。 回到濠江， 她進行廣泛深入的思考，環保、人性、城市規劃、旅遊賣點以及文化創意產業， 都進入了她的凝思範圍。 《獵影繪影》 第二集是一部輕鬆而不輕微的作品， 它 “獵”得細密， “繪”得精彩， “思”得深邃。 劉校長退休生活如此充實，文藝收穫如此豐碩。 《獵影繪影》 第二集是她全部創作的階段性成果， 用一句廣東話來說，我們期待她豐收的果實“陸續有來”。（ 2007 年 1 1 月 13 日）

風格學走向成熟的一聲春雷——序黎運漢《漢語風格學》 1998年11月底， 我邀請黎運漢教授來澳門大學中文學院主持語言學碩士生論文答辯會。 其中有一篇論文的題目是《現代漢語語體研究》 ， 答辯進行得非常認真， 結果那位碩士生得到了最高的等級：Excellent， 運漢和我都爲語體學和風格學增加了一名年輕的戰士而高興。 緊張的答辯會後， 他遞給我一沓子風格學著作的書稿，着我寫一篇序言。 接到這份沉甸甸的書稿，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運漢真是個勤奮好學的人，他曾是漢語風格學最早的探索者：“書如其人”， 《漢語風格探索》 曾經在漢語風格學的創建過程中起過 “探索”、 “拓荒”的作用， 現在他的這部新著必定是他播種、耕耘後的新收穫。 因此，我是不能不寫幾句祝賀的文字的。 而且我一直有一個感覺：搞漢語風格研究的人確實太少，但他們摒棄了“文人相輕”的陋習， 懷抱着共創事業的雄心， 這在學術界也是不容易見到的， 因此， 我多麼想借此機會寫幾句心中的感受！ 在遼闊的中國語言學原野中，風格學園田的景象並不茂盛。 原因有二：其一， “風格”是個多義詞， 誰也解說不清它的含義。 因爲詞義含糊，所以 “研究目標不明確”； 因爲研究目標不明確，所以“很難成爲一門興旺的學科”。 （托陀洛夫， 1971年）其二，腳踏實地研究風格學的人實在太少。 語言學家們只是在從事他們的“正業”之外偶爾對風格問題發表一些見解， 其

中包括不少 “想當然”的意見， 因此， 無從建立起風格學的理論大廈。 “研究目標不明確”沒有難倒運漢教授。 他用了將近四十年時間探索 “風格”的奧秘。 他出版過 《現代漢語修辭學》 和 《現代漢語語體修辭學》 ， 尋找風格學與相鄰學科的關係； 《修辭學 ‧語體學 ‧語言風格學》 的論文， 可說是對這個問題的最後答案。 明確了研究的目標， 1990年他出版了《漢語風格探索》 （商務印書館） 。 1993年12月， 澳門舉行 “語言風格學與翻譯寫作國際研討會”。 研討會除廣邀海外學者外， 運漢兄帶了一班內地風格學頂尖級人馬 “殺將過來”， 他們是 （以姓氏的中文拼音字母爲序） ：林興仁、 劉煥輝、 李熙宗、 王德春、 王希傑、 袁暉、 張德明、 鄭頤壽、 鄭遠漢、 宗廷虎等等。 那次研討全集中討論的課題是風格學研究的對象、 目標、方法以及風格學在語言學中的地位等等。 黎教授爲研討會做的總結， 全面歸納了各家的風格觀點， 同時也充分闡明了他自己的學術見解——這些意見可不是一時興起的 “想當然”， 而是風格學家們經過多年刻苦鑽研得出的真知灼見。 會後我和他一起編了一本 《語言風格論集》 ， 由希傑兄張羅在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1994年， 中國修辭學會海南年會充分肯定了這次研討會， 認爲它 “標誌着中國語言風格學的研究登上了一個較高的新台階， 在中國修辭學、 風格學研究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這中間， 運漢兄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 特定的研究方法以及與相關學科發生聯繫， 風格學作爲一門新興學科更加需要確定自己的研究對象。 不庸諱言， 風格學家們在這個問題上至今並未取得共識。 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 語法學家不是各有各的理論體系嗎！ 黎教授的風格體系屬於宏豐一類， 囊括多種類型的風格現象。 在這樣的框架下想要做出成績除了要有環顧四野的眼力， 還要有多方面的知識儲備。 這兩方面運漢兄都是具備的， 看到書架上他那些語體學、 公關語言學、 修辭學、 作家語言研究等等方面的著述， 我是對他充滿信心的。

我在一篇展望新世紀的漢語風格學的文章中說， 如果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是風格學的草創期， 那麼， 經過七十年代的春寒之後， 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風格學在學術自由的空氣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漢語風格學可望在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走向成熟。 黎運漢教授的這部新著，就是風格學走向成熟的一聲春雷。（ 1998 年 12 月6 日）

風格學史在德明手中誕生——序張德明《中國現代語言風格學史稿》 1993年12月， 我受中國修辭學會常務理事會委託， 在澳門籌辦一個漢語風格學的國際研討會。 與會者報到那天， 我領着一班朋友 “出城三十里”恭迎內地學者。 這些學者都是漢語風格學的 “頂尖人物” （于根元語） ， 我們特別感謝張德明教授的應邀， 這不僅因爲他路程最遠， 而且因爲他是自費趕來澳門的。 暨南大學的校車把學者們送到翠亨村， 澳門方面的汽車早已在那裹等候。 辦完了 “交接手續”， 大家興致勃勃地瞻仰中山先生的故居， 然後驅車直奔澳門， 下榻於旅遊娛樂公司 （即世界著名賭場） 贊助的豪華酒店。 第二天舉行研討會開幕式， 想不到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組長過家鼎大使、 新華社澳門分社宣教文體部副部長、 澳門政府文化司副司長前來祝賀並且發表學術性的講話。 志公先生則 “因身體一時欠佳醫囑暫無遠行故不克與會”而發來賀電。 當天的 《澳門日報》 發表我的一首 《恭迎語言風格學者》的七律：權將濠海比濠梁無意觀魚真苦樂啟航未遠曾擱淺今日盟師揚大纛踏遍雙橋覓惠莊有心會友假文章擱淺經年再啟航相逢笑說滿頭霜

詩的附記說：“六十年代語言風格學傳入中國，熱心者致力於漢語風格學之創立，惜啟航未遠即告停頓。 八十年代重整旗鼓，是次澳門舉行研討會， 與會者多屬當年佼佼者，故有笑說滿頭霜之歎云。 ”那真是一次難忘的盛會。鑒於德明兄提交的論文既有很高的質量，又完全適合會議主題， 於是只請他一人在開幕儀式上發表主題演講，題目是《風格學的基本原理》 。 這份演講立意高遠，邏輯嚴密，彷彿爲一部理想的風格學擬定了科學的綱領。 研討會論文集《語言風格論集》 由與會的王希傑帶回南京大學出版， 德明的論文列於首篇。 研討會後我們看到， 德明兄不僅繼續思考如何把漢語風格學的研究引向深入，建立屬於中國自己的語言風格學， 而且我們看到他帶領一群生氣勃勃的小將身體力行地履行自己的綱領。 他在錦州創建了以語言風格爲主要對象的語言應用研究所，不斷地發表論文， 出版文學語言描寫技巧的專著。 現在想不到他又來了一個更驚人的大動作——編著一部中國現代語言風格學的歷史！這是一項浩瀚的工程， 也是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任務的艱巨不言而喻， 因爲中國從來沒有一部獨立的語言風格學， 當然也就沒有一部系統的語言風格學史。 中國關於風格現象的議論大都散置在哲學著作、 文體論著作、作品的評點、 詩話詞話、 文藝理論著述以及語言學著作裹。 在1980年代以前， 語言運用的研究在許多學科中都是當作附庸而佔一席之地的。 孔子的《論語》 是一部人生哲學的經典， 也是語言風格學的先驅之作。 書中不少地方闡明了交際目的、 交際任務、交際內容與交際場合的關係， 強調語言的運用必需與特定的交際場合相配合， 營造出和諧的氣氛； 他把 “言語”科定爲入門弟子必修課之一， 要求學生具備達致專對與出使四方的能力。 實際上言語科就是今天的 “政府行政語言學”、 “公關語言學”、 “外交語言學”。 這些有關語言運用的闡述還可以統稱爲“辭令學”。 只可惜孔子這些閃光的東西欠缺詳盡的記載， 也沒有人將他的學說發揚光大， 以致閃光的東西還埋在地下。 孔子以後的哲學家、 語言學家關於語言風格的論述更加豐

富， 但也都限於零星的記載， 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 到了現代， 文藝學著作總是不忘在最後部分列舉幾個文學作品的語言特色的例證， 交代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這條定律。 修辭學的所謂辭格， 講語言結構多於講語言運用； 修辭學大師早已察覺辭格的研究不應該脫離具體的言語環境， 於是加入題旨、 情境等內容， 將修辭學既靠掛在語言學上又不離開言語學， 然而重點依然是作語言結構的分析。 志公先生說： “以往對風格學多作爲修辭學一部鄙意似可單獨研究或更妥切。 ” （ 《語言風格論集》 第292頁） 長期以來， 漢語風格學處於不冷不熱、 不疼不癢、 不生不死的地位， 至今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如今德明兄要編語言風格學的歷史， 就得將各類著作中有關語言風格的材料和論點過濾出來， 然後既要照顧編年的順序， 又要顧及理論的統一， 編成一部主線分明、 史論結合的 “風格學”著作。 也就是說， 必須面對浩如煙海的文字材料用一把 “語言風格”的標尺認真篩選， 沙裹淘金， 把真正屬於 “語言風格”的資料留下來， 把似是而非的東西剔除掉。 完成了這項工作， 具備中國特色的語言風格學的面貌也就大致描繪出來了。 因此， 德明兄所做的事情不僅僅是材料的收集， 而且這項工作的本身就是在創建漢語風格學， 至少是在爲漢語風格學的最終形成提供充分的資源和依據。 德明和他的夥伴們所從事的事業是十分有意義的。 有說 “文人相輕”， 我們風格界的朋友卻是 “文人相親”。 中原的鄭遠漢， 華南的黎運漢， 渤海之濱的丁金國⋯⋯都爲德明兄的壯舉感到振奮。 金國兄在給德明兄的信中說： “一門成熟的學科， 不僅要有本體理論， 而且還應有科學史。 倘能在先生風格論的基礎上， 再完善一部風格學史， 豈不是功德無量的事業， 在下翹盼着。 ”我還想， 如能將編著風格學史的副產品——風格學史的資料彙集成冊， 豈不更加配套成龍？ 我們一併翹首以盼。（ 2001 年 1 1 月 19 日）

《新編同義反義詞典》 序 語言的詞由音和義兩部分組成。 音是詞的外衣， 義是詞的內容。 詞是人發出的表達概念的聲音——哭聲和鼾聲不是詞， 因爲不表達概念。 漢語的詞從語音的角度看有單音節與雙音節（或多音節）之分， 有雙聲與叠韻之別；從義的角度分析有同音與多義之差， 有同義與反義之辨。 一種語言的音律效果體現在詞的語音結構上，一種語言的豐富程度要從它的詞義系統上考察。現在讓我們把話題縮小到詞的同義與反義上來， 比如說漢語的“深”這個詞吧：“從水面到水底距離大”是它的本義， 後來 “深”慢慢脫離了水， “井深”就不指水面到水底的距離了， “枯井”也可用“深”描寫； “深”的詞義繼而由水的距離延伸到陸地的距離，於是有了“深山”和 “深院”； 詞義的演進并未到此止步， “深”再由空間引申到時間， “深夜”、 “深秋”就是例證； “深”再進一步由時空引申到人的思維和認識能力， “深思”、 “深知”、 “深信”等等出現了。 據一部權威詞典稱， “深”有二十四個義項，含有“深”的詞組超過了二百五十個。 漢語詞義的豐富不僅表現爲詞的多義， 還有它那龐大的同義、 反義系統。 仍以“深”爲例， 與它同屬一個系統的至少有 “奧、 遠、 大”等等， “深奧”、 “深遠”等詞由此而來， “深謀遠慮”、 “深仇大恨”等詞組因此而產生； 與 “深”相反的是 “淺”， 其同義詞有 “顯、近、 小”等等， “淺近”、 “淺顯”等詞和 “深入淺出”、 “深厲淺揭”等詞組的出現也就不無因由了。 同義與反義之間還存在同步對應或同步結合的關係：“長、

奧、 厚、 遠”與 “深”組成語素並列的合成詞， “短、 顯、 薄、 近”與“淺”同樣構成語素並列的合成詞。 每個詞的內部是同義並列的關係， 兩組詞之間則有反義語素的嚴格對應：深 長 深 奧 深 厚 深 遠淺 短 淺 顯 淺 薄 淺 近此外， 漢語的常用詞組不乏同義、 反義交叉的現象：深 情 厚 誼 深 入 淺 出 深 識 淺 見同義 同義 反義 反義 反義 同義 附帶提一筆：許多深邃的哲理唯有透過同義、反義的重複或交迭方能得到充分表達， 例如 “深入淺出”—— “深入”之後才會有“淺出”的效果，四個字的容量遠勝一篇議論文章。 漢語詞彙的同義、反義系統的龐大、嚴密與豐富給語言的巨匠和語言的使用者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庫存， 人們可以用它描寫千差萬別的客觀世界與精微細膩的主觀精神。 一個真實的故事：五十年代甲國總理向乙國總理保證，絕不做丙國的“走狗”來對付乙國，聰明的乙國翻譯員將“走狗”換作“走卒”， 因爲後者的貶義色彩低於前者， 適合於甲乙兩國總理友好會談的和諧氣氛。 誰不爲這位翻譯員運用同義詞的能力拍案叫絕！運用語言（包括演說和寫作）非講究煉字的技巧不可。 這種技巧主要就是作同義詞的選擇或反義詞的配合。 一個人倘若不積攢或不善於運用同義詞和反義詞， 那麼他的語言不知會貧乏無味成什麼樣子， “拖、拉、扯、拽、挪、搬⋯⋯”可能都沒有

了， 剩下的該是個乾巴巴的 “移動”吧！ 因此， 同義詞和反義詞成了作家和語言使用者的恩物， 口頭談話和書面寫作一刻也離不開它的關照。 運用同義詞和反義詞的能力人人具備， 但是對它作深入的了解和系統的掌握以便自覺地加以運用卻非易事。 常常有這種情形：文章寫到要害處需要出現一個同義或反義詞語， 然而就是既不得心也不應手， 需要苦經思索或翻檢辭書才能覓到。 這正好說明編纂此類辭書的必要。 我們手頭上這部 《新編同義反義詞典》 的確是一部 “新編”， 新在同義詞與反義詞齊出； 它又新在解說簡明與舉例準確。 在中文地位日顯重要、 讀者學習中文的主動性正在提升的今天， 這部詞典的出版必將能夠滿足港澳社會以及世界其他華人社區的要求。 因此我高興地爲它作序， 並預祝它的發行的成功。1996 年 7 月5 日 注 《新編同義反義詞典》 （簡繁體對照）於1996年7月由香港和平圖書‧海峰出版社出版。

語言學需要雜家——序譚汝爲《詞語修辭與文化》 譚汝爲先生的手稿擺在我的案頭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總想早些完成爲他寫序的任務， 然而力不從心， 不知該寫些什麼。 我再一次想起以前在一篇序言中的一段話： “各種文體之中， ‘序’是最難寫的一種。 一篇好序要使讀者既能看到作者， 又能看到序者。 序者如不理解作者 （包括作者的情懷、 學養以及作品的內容主旨） ， 那就根本無法寫得好序文。 ”想起這段話， 我才開始有了寫序的信心， 因爲在性情與愛好方面我與汝爲兄有好些相似的地方。 那年暑期， 中國修辭學會在旅順、 大連開年會， 我有幸與汝爲兄相識。在年會上， 我發現他知識面廣、 記憶力強、 思路敏捷、 聯想豐富； 在遼闊的語言學田野裹他不分阡陌、 不顧疆界， 凡與語言運用沾得上邊兒的話題他都勇於探索、 善於研究。 酒興一來， 這位性情中人還會成首成首地、 一字不漏地朗誦詩文， 例如李白的 《將進酒》 、 《蜀道難》 等等。 他能誦詩， 亦能寫詩； 帶有遊戲性質的嵌名詩、 製謎猜謎等等， 他都無所不能。 旅大會後， 我開始留意這位自學成才的學人在語言、 文學等各方面的文章著述。 我讀他的 《古典詩歌的修辭和語言問題》 ， 所得印象與叔新教授一樣： “作爲學者， 兼通文學和語言學， 已屬不易， 又何況是自學地走過來的， 更讓人感到不簡單。 ” 《澳門日報》 也不斷有他的文章發表， 文字短小

精悍， 內容不拘一格， 有知識性的， 有考證性的， 文章充滿趣味性， 而且都少不了他那博採深思、 匠心獨運的特色。 隔了一年， 我因公赴京， 順道到天津與汝爲兄相聚。 他帶我騎着自行車逛類似北京琉璃廠售賣古書古玩的什麼街巷， 途中少不了天南海北地閒話西遊。 當聊到澳門開展過一場 “明月照紗窗個個孔明諸葛亮”的絕對求偶的活動時正好走進一家舊書店， 汝爲兄順手從書架上取出他的一本舊著， 書名是《 白話格言聯璧》 。 我當時的表情大概有些 “目瞪口呆”， 原來這位仁兄在楹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 從天津回到澳門， 我又收到由他校注的王國維大師的 《人間詞話 ·人間詞》 。 至此， 我內心給他封了個語言學 “雜家”的雅號， 而且堅定地認爲， 語言學實在太需要他這樣的雜家。 語言學的專題研究當然不可缺少， 我們要有甲骨文專家、 古韻學專家、 訓詁學家、 語法學家等等， 但是我們也要有更多的社會語言學家、 文化語言學家以及將語言和文學或其他學科交融在一起的什麼什麼學家， 因爲語言是供社會使用的， 語言學必須要能解釋語言使用中冒出來的任何現象， 回答語言使用中提出的一切問題。 語言學是一門理論學科， 更是一門應用學科； 理論與實用是不可分離的。 在這方面， 一代宗師王力教授爲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他以 “龍蟲並雕”爲齋名， 除了寫大部頭的學術專著， 還寫有 《詩集》 和 《瑣語》 ， 早年更有文學譯著和西洋文學的論著。 1994年我受國家教委邀請訪問雲南大學，專程到王先生當年工作過的地方參觀， 即景生情， 寫了一首 《恭讀 〈龍蟲並雕齋瑣語〉 感賦》 ， 序曰： “⋯⋯四十年代初， 先生在大後方雲南昆明執教， 寫作其學術巨著 《中國現代語法》 與 《中國語法理論》 等。 雕龍之餘，亦爲報刊寫作小品， 《瑣語》 即小品之結集也。 對先生言， 詩文之作， 不過雕蟲小技， 然詩文餘事， 亦登高峰。 ”詩曰： “雕龍巨手亦雕蟲， 莊重之餘偶釋鬆。 筆下有聲成泰斗， 滇邊無意到高峰。 散文何謂學人體， 瑣語當爲一代宗。 五十載前滌硯處， 長留鬱鬱萬年松。 ”

然而不必諱言， 語音詞彙語法的原理講得頭頭是道而作不出吸引聽眾的演說的語言學家不是絕無僅有。 人們要問， 學習語言學究竟爲了什麼！ 修辭學界也存在同樣的情形， 例如講 “對偶” “對仗”講得天花亂墜， 就是寫不出合乎平仄規律的對聯或律詩。 這實在令人不無遺憾。 汝爲兄的學術實踐和研究成果卻做出了一個好的榜樣， 也可以說給語言學界挽回了一點面子。 《詞語修辭與文化》 正是一部具有語言學雜家性質的著作， 它給 “雜家語言學”提供了一個樣板。 我贊成汝爲先生的學術路子， 希望在語言學的傳統研究項目之外， 也認可它的學術地位， 並且能在加寬它的路面的工程中出一點力， 至少作一番鼓吹。 我的這篇短文與其說是序言， 還不如說是一聲呼籲更爲恰當。（ 1998 年 4 月 1 日）

一個漢字一幅畫——序汪春 鄭重慶 《一個漢字一幅畫》 美國詩人龐德說： “世界上最易做詩的文字是中文。 ”另一位美國詩人甘明斯也說： “中國的詩人就是畫家。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 《一個漢字一幅畫》 是一本用文字說明、 用圖像描繪漢字形體的書， 當然也就是一部“詩集”、 一本 “畫冊”。 在中國， 文字和圖畫始終拉扯在一起， 很早就有 “書畫同源”之說。“書”字和 “畫”字的頭上不都是 “聿”， 即手中握着一管毛筆嗎？ “書”和 “畫”就是握着筆在運作， 它們都是動詞； “書”和 “畫”也指握筆運作得出的成品， 它們又都是名詞。 求證漢字與詩畫的關係並不困難， 我的朋友印尼華僑實業家羅浩然先生在他的散文集 《坐看雲起》 中說： “‘閒’是一個頗爲有趣的字——兩扇門中一鈎月是也。 這一扇門， 可能是前門、 後門，也可能是窗門。 推開這扇門， 舉頭一望， 便是清輝朗月。 得見明月當頭， 待步出中庭， 內心自然是一片清明舒泰。 ”文字學對於羅先生來說完全是馳騁於企業沙場之後的消遣， 然而他對漢字的領悟常常高出於文字學家。 這個 “閒”字， 不僅展現出一幅從門縫兒裹看月亮的畫面， 而且闡釋着一種達觀者的人生哲理： “眾人所忙的， 我不一定忙， 眾人所閒的， 我也不一定同樣視爲等閒。 ”只有當 “夜深入靜之時， 能夠內外一片祥和的人， 方算是一個 ‘閒人’。 ”羅先生的解說是有理據的， 宋人徐鍇在 《說文繫傳》 中解釋

“閒”字時說： “大門當夜閉， 閉而見月光， 是有間隙也。 ” 每一個漢字都有一個獨特的形體， 表示一個特定的聲音， 還代表一個（至少一個） 特別的意義。 這就是說， 每一個漢字都是 “形音義”的統一體。 一個漢字一個形體， 有多少個漢字就有多少個 “個體戶”：學漢字的人必須走訪每一個個體戶才能認識每一個戶主， 而每一個戶主又各有自己獨特的性格。 學漢語與學外語方法不同， 途徑各異。 學外語是把一連串的聲音囫圇吞棗地吞進肚裹， 如果把這一連串的聲音分拆開， 那就什麼意思都沒有了。 學漢語卻是要把詞語拆成漢字， 先學字， 後學詞。 比如學漢語的 “大學” ， 就要先學 “大”、 “學”這兩個字， “大學”是由 “大”和 “學”這兩個字 （或稱語素） 組合而成的。 在詞義上， “大學”與 “大”有關， 與 “學”也有關， 但 “大學”又不是 “大”與 “學”的簡單相加， 絕不是 “大的學校”、 “大人的學校” ， 也絕不是十年浩劫期間的所謂 “大學——大家來學”。 漢語的 “大學”就是英語的university， 但如果把university分散成u 、 ni 、 ver 、 si 、 ty五個單位， 用這五個單位的含義去組合成詞， 那就大錯特錯了， 因爲這五個孤立的音節壓根兒就沒有任何意思， 它們與 “大學”毫無意義上的牽連。 學漢語以字爲本位， 學外語以詞或句爲本位， 所以中國古代有那麼多的識 “字”課本， 例如 《千字文》 《百家姓》 等等。 漢語是以字爲載義單位的語言， 英語是以詞爲載義單位的語言。 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特點， 不同的文字也各具特徵。 人們總是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根據最初習得的語言文字的特點考察不同的語言文字， 對於漢字， 須要帶着一種剖析藝術品的眼光， 一個字一個字地、 一幅畫一幅畫地去認識， 去鑑賞。 體現在漢字身上的畫面有簡有繁， 僅以收入這本書裹的漢字爲例， 簡的簡到 “人、 口牛、 羊”， 繁的繁到 “雙、 涉、 義、 葉”。 無論是繁是簡， 它們都是圖畫， 都是詩篇。 當然， 對於一個一個具體的的漢字的解析不可能人人一致， 正如人們對同一幅畫、 同一首詩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或者可能完全不相同。 圖畫與詩歌問世之後， 物質的版權屬於作者， 精神的版權則屬於

整個社會。 不管作者同意不同意， 讀者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領會作品； 文字也存在類似的情形：造字權在你，解字權在我。 例如“章”的本義是 “完結”或“告一段落”， 《說文》說：“章， 樂竟爲一章。 從音從十。 十， 數之終也。 ”中國人以“十”爲眾多、齊全或完備， 故成語有“十全十美”、酒今有 “十滿大堂”； 樂曲告一段落也就可以說 “音”到了“十”、 因此 “音十爲章”才合造字者的初衷。 然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說 “立早爲章”，當代具有權威聲譽的辭書《漢語大字典》 、 《漢語大詞典》 都把它歸在 “立”部而不是“音”部或“十”部，連姓章的人也用“立早”自報家門。 還有一個最著名的例子 “東”字：東是 “橐”的初文，在甲骨文�它像兩頭紮起來的一個大口袋； 後來《說文》 把它解釋成 “從日在木中”， 也就是太陽剛剛從地平線上升起， 其高度還只在樹中。 如果太陽超出樹頂， 那就是日高升而明的“杲”； 太陽落到樹下，那就是日落而晦的“杳”。 “東、杲、杳”三字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系列。 由此可見“從日在木中爲‘東’”的解釋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不妨稱早期的解釋爲“正源”， 後來的解釋爲“俗源”。 正源和俗源是都可以用來描寫漢字的， 不一定非要批評 “立早爲章”、 “從日在木中爲‘東’”不可！ 但是 “俗”要俗得有個極限，不可以將測字先生的拆字把戲也當作科學。 《一個漢字一幅畫》在 “正”與 “俗”的分寸上是掌握得很得當的， 用時下的話說，這本小書既有“趣味性”， 也不失“科學性”。 長期以來語言學界流傳着一種理論， 認爲世界上的文字都要經歷 “表形→表意→表音”三個由低級到高級的階段。 這種理論認爲， 表音文字之所以 “高”，是高在它與意義脫節而直接與聲音掛鈎，於是用少量的字母就可以拼寫出所有詞語。 用這個尺度衡量， 停留在表意階段的漢字自然也不是什麼高級文字， 因此一位偉人曾經提出“文字必須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然而現在看來， 漢字的圖畫性質一下子是改變不了的， 特別是在電腦逐漸走進每一個機關、 每一間辦公室、 每一所學校甚至每一個家庭的時

代， 漢字的圖形特點顯示出了它的優越性。 成千上萬個漢字圖形正以與拼音文字同樣的速度 （甚至比拼音文字更高的速度）展現在電腦熒屏上， 不僅記載了漢族社會的昨天， 而且效力於維繫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今天。 漢字與中華民族同呼吸、 共生存。 要了解這樣一個民族， 要認識這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 不學漢字是難以達到目標的。 《一個漢字一幅畫》 是爲想要探索中國文化奧秘的國際友人編寫的。 這本小書好像是一份導遊指南， 列舉了一百多個應接不暇的文化景點， 它將帶領攬勝者透過漢字的稜鏡去觀賞中國文化的大千世界。 開始接觸中國文化的朋友如果還身處屋內的話， 完全可以從這本小書的門縫兒裹看到室外的清輝朗月， 以至滿天星斗。（ 1998 年 8 月23 日） 附記 澳門大學中文學院講師汪春、 研究生鄭重慶以中英文合著之 《一個漢字一幅畫》 經已由香港和平圖書‧海峰出版社出版發行， 本文爲此書之序言。

地名是一門修辭的學問——序馬鳴春 《地名修辭學》 記不得兩年還是三年前了， 我讀到 《地名修辭學》 初稿， 好像詩人獲得了靈感一樣， 立即寫了一篇短文以應鳴春先生索序之囑； 沒想到半年後收到覆信， 那篇短文竟丟失在郵遞的途中。 我記得好像留過複印件， 但遍尋不着， 也就把這件事撂下來了。 近日這部著作即將付排， 鳴春兄着我 “另補一序， 儘快寄來”。 我真有畫家絕難調出相同的色彩之歎。 不過我依稀記得，前面那篇文章舉過 “火坡”地名的由來， 證明地名修辭學其實與社會語言學、 文化語言學， 甚至民族學、 民俗學、 文藝學、 美學都有緊密的關係。 筆者曾在青海工作過二十多年， 踏遍當地的雪山、 草原， 編寫過藏族文學史、土族文學史和撒拉族文學史， 在調查蒐集文學史資料的旅程中， 撒拉地名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有一則撒拉先民的民間故事說：兄弟二人爲了逃避財主的壓迫， 率領四個子侄尋找樂土。 只要那個地方與家鄉的水土相同， 他們就在那裹安居。 六個人牽着兩匹駱駝， 捧着家鄉的水土上路了。 走了很長時間， 他們高興地停下了腳步； 但是很快發覺， 原來並未走出家園。 他們繼續前行， 來到一座山腰， 夜幕已經降臨。爲了照亮前行的路， 他們點起了火堆， 最後找到了與家鄉水土相符的地方。 叔侄六人興奮之餘， 駱駝卻靜靜地躺在自己的汗水和淚水匯成的泉中了。 後來， 子侄們分居各地， 兩位老人辭世後安葬在泉邊。 現在， 山腰點火處名曰 “火坡”， 駱駝躺下的地方叫 “駱

駝泉”， 子侄們的住地分爲四個 “工”， 老人安眠處長出幾人合抱的大樹。這是一則民族遷徙的古老傳說， 又是撒拉之鄉地名的由來。 每一個地名都像是一座礦山， 等待着發掘者開採。 鳴春先生正是寶藏的開鑿者。 他不僅胸懷地名的礦藏， 還懷抱着人名、稱謂的礦藏， 他的胸中有連綿起伏的群山。 地名修辭學不是孤零零的一本書， 而是整個學說系列的一個環節。 這個系列如何稱呼呢？ 可不可以叫 “命名美學”呢？ 一馬嘶鳴萬木春。 鳴春先生近函告訴我一個消息：有見識的語言學家們建議他聯絡港、 澳、 台、 新加坡等地學者， 就世界各地華人的稱謂舉行一次國際研討。 這就意味着：華文命名學已經開始走向世界， 而走在前頭的， 正是馬鳴春先生。（1994年 ）

濠江新點狀元郎——讀 《世說新語新校》 寄李天華十年磨劍不尋常 出鞘有聲志氣揚白話偏流傳統遠 文言正統源流長東西兩漢注經典 南北二朝采鄭王今 日何人品世說 濠江新點狀元郎 白話文言， 相互關聯， 但各有各的傳統， 乃至各自分流。 文言傳統悠久自不必說， 白話也有漫長歷史。 五四以後的白話並不直接由文言轉變而來，主要是來自古代白話。 文體是語言的載體， 古代白話主要靠小說文體保留下來。 從魏晉小說流傳到唐宋話本、 明清小說， 白話逐漸擠向主流。 然而對白話的研究歷來不受學人重視， 小說被視爲不入流即 “偏流”的東西。 《漢書 ·藝文志》 說：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小說不入 “可觀者”之列。 《世說新語》 一類作品被認爲是 “其語淺薄”、 “其言淺薄”的 “街談巷語之說” （ 《隋書‧經籍志》 ） ， 校勘小說者也遠不如校勘經典的多。 漢魏注經典成名的大有人在， 漢代鄭玄、 魏人王肅名聲顯赫， 都是校勘經典的大師。 在南北朝時代， 北方崇尚鄭學， 南方采鄭王， 還兼采玄學； 可是那時校小說而成名者不多。 《世說新語》 校勘較少， 恐怕原因在此。 近二十多年來， 尤其是伴隨社會語言學的興起， 社會口語現象受到重視， 有關 《世說新

語》 的著述慢慢多了起來， 研究它的語法、 構詞的文章大量湧現。 這些研究必須以一套校堪可信的版本爲前提， 而這樣的版本本身就是一項研究的碩果。 李天華的 《世說新語新校》 可謂這方面的一部力作， 必將受語言學界同仁青睞， 實在可喜， 故謹賦七律一首以賀。

應用語言的可喜結集——序鄧景濱《語壇爭鳴錄》 景濱与我都有一種潔癖：容不得出版物中哪怕是一個標點的錯誤。爲了製作一本 “無憾的書”， 他將 《語壇爭鳴錄》 的清樣給我，着我捉拿錯漏。我當然不敢怠慢， 的確從雞蛋裹挑出 “薛荔” “眨低”之類的骨頭； 然而我也從校對文稿中獲得了啟發和教益。 我總認爲， 語言這東西人人具備， 因而每個人都有資格談論語言， 都有可能成爲語言學家。 語言學家難做就在於研究的對象是人人都懂的東西， 而其研究的結果卻要使大家都肯信服。 如果不去接觸世人皆有的 “活語言”而去對歷史的陳跡做研究， 看來絕不困難， 因爲大眾不懂的東西可以任你亂說一通， 就像在根本不懂漢語的外國名教授指導下寫漢語方言的博士論文一樣， 這號論文肯定可獲通過。 語言學的實用價值就在於它與活生生的語言現象聯繫， 以研究所得的結論指導語言的應用。 《語壇爭鳴錄》 的可貴之處就正因爲它是一部審音、 正字、 考證詞義源流與正確解釋詞義的著作， 著者的目的是要在不同意見的爭辯之中尋求科學的結論， 以利語言的應用。 因此，它是一部屬於實用性與學術性相結合的語用學著作。 語用學研究人如何運用語言符號去進行交際。 中國語言學界從這個詞的構成語素上去理解和詮釋， 將它通俗地解釋爲語言運用的學科。 在澳門， 語言學的重要目標之一是要規範粵方言的語音紛繁的現象， 因爲粵音的紛繁和

變化實在大大， 大得幾乎令其他方言區的人無法相信， 僅一個“人”字，在 “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三個短語中就有三種不同的聲調。 在北方， “畫”字不管是動詞還是名詞， 都只有一個音， 也都只有一個聲調；然而在粵方言裹， “畫”的詞性卻要靠不同的聲調來區分。 又如“嶼”字，在粵方言裹有“魚”、 “罪”兩讀， 普通話只有一個相同的“與”音。 語言學家們如果不針對這種現象做一番鑑別、 審議乃至取捨的工夫，語文教學就會失去依憑， 語言運用就會莫衷一是，語言的交際功能勢必減弱。 然而如何着手於此項工程呢？ 景濱和他的同道們提出“從今、 從眾”以及盡可能向民族共同語靠攏的原則。 從理論上說，這些原則都是對的：語言有古今之分，古時的語言爲古人服務，今時的語言爲今人效力，只有從今，才能發揮語言的實際功用。 語言是大眾交際的工具。 用它， 它就存在； 不用它， 它就消失。 世界語（Esperanto）用最大公約數的方法提取印歐語的詞根和形態單位作爲構詞造句的依據， 設計得可謂“公平”“合理”，然而它不是活在民眾中的語言， 沒有多少人用它， 它的生命已是越來越委縮。 可見只有從今從眾才能延續語言的生命。 至於民族共同語， 那是超越方言之上的全民交際工具， 代表一種語言的發展方向， 因此方言向民族共同語靠攏才會有進步。 如果說制訂原則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 那麼可以說貫徹既定的方針卻是十分不容易的。 《語壇爭鳴錄》 正是一部宣傳原則、堅持原則、運用原則解說語言現象的著作。 貫徹原則， 最難決斷的是尺寸或標準。 不要說粵方言，就說規範程度很高的普通話吧， 也會遇到許多棘手的問題。 在我周圍的朋友中（都算是文化人哩） ， 十有八九將 “濟南”之 “濟”讀作 “救濟”之“濟”， 十有八九將 “心廣體胖”之 “胖”理解爲“胖瘦”之 “胖”， 當然也就讀作 “胖瘦”之 “胖”。 全非規範之音， 亦非規範之義， 那“從今、 從眾”的原則如何體現？ 又如“蕁麻疹”的“蕁”字， 你如果按正確的發音讀如 “前”， 恐怕連皮膚科醫生也不明白你所求診的是什麼病症。 （這是實例， 不是虛構） 《語壇爭鳴錄》在解答此類難題上傾注了作者的大量心血，

表現了作者的博學多思與嚴謹治學的作風。 語用學的目的是指導語言的應用，這話只說了一半； 另一半應當是：應用中出現的語言現象也要提升到理論層面加以解析， 找出其規律。 這個從現象中提煉出來的規律最能有效地指導語言應用。 《語壇爭鳴錄》不限於 “沖決”與 “冲决”的分析， 而且擴充至 “洌冽”之分、 “泠冷”之別， 以至於 “減减”、 “溧溧”⋯⋯乃至對偏旁相同而分從三點水和兩點冰的整個系列進行考察。 《語壇爭鳴錄》是景濱的第七本著作， 也是他自我感覺最得意的一部。這大概因爲《語壇爭鳴錄》 比較充分地表現了他多方面的才華，證明他不僅是楹聯界的傑出者（獲中國“聯壇十傑”榮譽提名） ， 不僅是提出“實業詩”新概念並將鄭觀應定位爲“近代實業詩人”的第一人， 而且在語用學的研究方面也應有他的一席之位。（ 1995 年 1 月 ）

詩把我和家望捆綁在一起——賀周家望 《茶月詩情》 出版 家望是我三日不見便翹首以待的年輕朋友。 我們之間在年齡上屬於兩代人， 但卻沒有 “代溝”， 更心似同輩， 情如手足。 維繫這種 “忘年交”的，除人品、 性格因素之外， 更深層的原因在於， 我們在詩詞識見、 審美趣味方面的相通。 多年來， 我十分關注家望的記者文字和詩詞創作， 還一再催促他出版詩集； 想不到引火焚身， 他真的出版詩集， 卻要我爲它作序。 我寫過的序文不下數十種， 偏偏遲遲不敢爲家望下筆， 因爲他寫給我的詩序 《無詩詞不快樂》 實在太好， 直有 “崔顥題詩在上頭”的困惑。 我所認識的家望， 正如他的名字一樣溫柔敦厚， 滄桑清雄， 引人聯想。他是一個見多識廣的所謂 “京油子” （不含貶義） ， 熟悉北京的地域特色和風土人情。 他的 《老北京的吃喝》 一書， 既有系統全面的概述， 也有具體的描述和作者的見聞。 它不是研究型的專著， 也不是資料性的集錄， 而是閱讀性很強的通俗讀物。 記者生涯使得家望天南海北到過很多地方， 不斷擴大視野， 豐富閱歷， 多見世面， 廣開視聽， 感性和理性的認識得到不斷的遞增，資訊儲存和材料積累也越來越豐富。 家望能以記者特有的敏銳入文、 入詩，且表現出國學 （主要是自學得來）基礎較爲扎實的一面。 家望發表在我主編的澳門 《九鼎》 月刊的 “北望奧運” “甲子稗談” “鼎邊絮語”等專欄文章以及他的詩詞作品， 讓人耳目一新， 不少讀者以爲他是一位思想開明的老學

究呢，其實家望還不滿四十歲。 誠如孔老夫子所云：“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 我和家望，興之所至， 唱和頗多；許多時不揣粗俗， 以詩代言， 打油傳意，表達一種放浪不羈的詩人性格。 他爲了支持我的工作， 在寫完九篇 “北望奧運”、十二篇 “甲子稗談”後開闢一個新欄目“鼎邊絮語”，我呈詩表示感謝， 曰：奧運鴻文著九篇宋明筆法說今古稗談轉瞬又周年絮語滔滔到鼎邊他即時 “步原韻奉九鼎老人”：習文侍坐學謀篇食精膾細夫子訓煮鼎拾柴歷數年淺嘗瓊液到唇邊詩詞成爲我與家望聯繫情感、 溝通心靈的紐帶。 一次家望寄來 “歪題 ‘世界’名畫”：智慧人間何處收千般名作皆油彩番邦女子畫中羞世界莫非僅一洲顯然這是一首爲水墨畫抱打不平的諷刺詩； 我這邊呼應：水墨山川不入流羅浮宮裹畫千幅歷朝仕女盡憂愁天下名家都姓油

特別有趣的是， 今年春節，北京取消了燃放炮竹的禁令， 家望來信說：今天窗外爆竹連天， 已非魯迅先生的魯鎮上的“幾聲鈍響”。 所以寫了兩首小玩意兒，呈您除夕一樂！詩曰：怒火填胸恨不休光明剎那彌珍貴人間憤懣鎖心頭暗夜撕開競 自由我剛好從大街上觀看鞭炮燃放回家， 乘興給他回信：劈裹啪啦難罷休驚天動地泣神鬼粉身碎骨不回頭無掛無牽得自由同年元宵節， 家望來信說：今年元宵， 北京白雪紛飛， 真應了 “八月十五雲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燈”的民諺。 放完鞭炮上樓， 想起了歐陽修的 《生查子》 ， 得了一首小詩呈上， 願老爺子上元一笑：月掩清輝雪滿肩柳梢非是無情物花燈顧影亦應憐擺動寒風久問天我也是從觀看元宵綵車巡遊現場回到家中， 回信曰：珠海元宵花車巡遊， 展示政府成就， 直可憐街心花草被皮鞋們踐踏， 我多次疾呼， 眾人照踩不誤，國人的環保意識怎麼如此之差， 令人嗟歎！ 詩曰：前擠後擁兒上肩街心躺倒花無數綵車遊覽惹人憐政績工程敢問天

家望又覆一首：道德從來難比肩疾呼夫子上元夜人間豈止是花憐仰肋撫膺徒歎天這簡直是在用詩的形式閒扯家常。 甚至北京二鍋頭， 也成爲我們爺倆 “貧嘴”的話題。 家望不煙不酒， 對酒後駕車遭罰款自然幸災樂禍， 來信說：白酒喝不盡醒來交罰款瓊漿順 口 流全賴二鍋頭我是在酒缸裹浸泡過的西北漢子， 自然不服， 回敬他一首， 曰：瓊漿千萬種問我真名姓款款盡風流二鍋不上頭 這回， 不煙不酒的家望要出詩集了。 這當然是值得高興的事。 我爲這部詩集題寫了一副對聯， 把詩集的名稱嵌了進去， 曰： “茶伴一窗月 情留四季詩”， 即 “茶月詩情”是也。 家望本不想出詩集， 理由是自己並非專業詩人。 是的， “記者”才是他的本行。 我是把家望看作 “記者詩人”和 “詩人記者”的， 因此他的詩具有雙重身分： “記者型詩詞”和 “文學型詩詞”。這兩種類型的詩詞相互照應、 相輔相成、 相得益彰， 逐步形成只屬於家望的風格， 鍛造了一塊天衣無縫的 “合金”。 “記者詩人”與 “詩人記者”的身分， 訓練了家望的觀察、 感受和想像的能力。 觀察是詩人必須掌握的最基本的能力， 它是搜集創作材料的重要途徑， 它能夠提高詩人的寫作素養， 激發詩人的寫作動機和靈感。 所以魯迅在

《給董永舒》 的信中說：“此後如要創作， 第一須觀察。 ”作爲“記者詩人”的家望，具有“蝸牛般的眼觀四方的目力， 狗一般的嗅覺， 田鼠般的耳朵”。 （ 魯樞元《創作心理研究》 ） 《茶月詩情》 展示出來的對事物的觀察， 可謂五光十色， 目不暇給：柳絮， 春分晨雨，懷北古長城，瘦西湖， 黃山迎客松， 怒江， 石林， 阿詩瑪， 武夷山的一線天， 威尼斯、 德國的豬肘餐， 日內瓦跛腳椅， 古羅馬集市廢墟， 梵蒂岡，大連港灣，奧林匹克公園，婺源月亮灣， 茨坪， 揚州八怪紀念館，灘江， 莫高窟， 西山大覺寺，艾思奇故居， 紹興老街， 奉化蔣氏故居， 普陀山普濟禪寺，雷峰塔， 閩鄉土地廟，客家土樓， 圓明園燈會， 塞納河， 科隆大教堂， 瑞士蒙坦納， 大雁塔， 碑亭， 嘉峪關烽火台， 埃菲爾鐵塔夜景，古羅馬鬥獸場，香格里拉普達措⋯都被家望觀察到了。 與觀察相伴的是感受。 觀察側重於客觀方面，着眼於捕捉客體的具體形貌； 感受則側重於主觀方面，着眼於主體的情感活動。 巴金就是 “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爲作家”的。 （ 《文學生活五十年》 ）家望在《茶月詩情》 中展示出來對事物的感受， 可謂信手拈來， 俯拾即是， 例如 “偷得浮生閒半日， 萬峰無語是禪心”。 （ 《遊石林》 ） “人生幾許閒滋味，盡在歌中卷裹藏”。 （ 《有茶有月人家》 ） “花兒唱徹三江水， 古道相交付熱腸”。（ 《隨程公啖青海羊排》 ） “光明剎那彌珍貴， 暗夜撕開競自由”（ 《詠爆竹》 ）等等。 詩所承載的正是詩人的感受所得。 在寫詩的人心中， 感受還必然會昇華到想像。 一點想像力也沒有的人可以做很多別的事情， 但不能寫詩。 想像是以現在的經驗引申到過去的經驗；以過去的經驗， 引申到“將來的經驗”。 《茶月詩情》有許多精彩的想像描寫：“鋼絲牽引鐵箍收， 抱病扶風千百秋。 前夜驚聞 ‘送客’死， 此生迎迓幾時休”（ 《黃山迎客松》 ） ， “峭石認作女兒身，玉頸輕揚問朵雲。 草木若非情意重，緣何寄予一城春”（ 《詠阿詩瑪》 ） ， “詩酒老人詩酒行，攜雲挽月笑風生。 碧潭水洌清如許， 一似心燈兩岸明”（ 《賀程公訪台

北》 ） ， “求生避亂百多年， 夯土築牆似鐵堅。 風物緣何能壽考， 深山煉就小周天”（ 《訪客家土樓》 ）等等。 《茶月詩情》還有一個“亮點”， 就是家望的新編 “市井打油詩”。 打油詩是內容和詞句通俗詼諧、不拘於平仄韻律的舊體詩。 在家望的“記者型詩詞”和“文學型詩詞”相交融的作品中， 從選材到形式， 沒有什麼清規戒律； 他的市井打油詩， 寫得更加樸素。 樸素是一種力量， 是以最明快的語言，把事物最本質的東西表現出來。 請看， “無照庸醫充內行， 科技拔牙早市旁。 勸君切莫開尊口， 留神吃嘛嘛不香”。 （ 《 “科技拔牙”》 ） “人生大事有三急， 當屬如廁稱第一。 二龍出水驕陽下， 牙關緊咬步步移”（ 《排隊如廁》 ）出現在家望亦莊亦諧的畫筆下的市井打油還有：跳樓秀、蟻力三輪、奧迪穿屁簾、專車、 出洋相、遊艇進京、移動廣告、 罐裝金魚、景觀 “盛宴”、輪椅 “華爾滋”、 山寨麥當勞、新發地即景、 啄木鳥覓食、 “麻團兒”、測視力以及《逛前門》 （新民謠） 、 《 “北京歡迎你”系列歌謠（九首） 》 、 《奧運賽場禮儀民謠》 ，林林總總，一幅幅京城新市井 “漫畫”， 惟妙惟肖， 躍然紙上。 在我看來， 無論從“記者型詩詞”的角度檢視，抑或是從“文學型詩詞”的角度賞析， 他的市井打油詩都是好詩， 因爲它們真誠地、充分地表達了詩人的感情、 感覺和感想， 完成了詩歌創作的使命。 讀《老北京的吃喝》 ， 你會發現家望是位民俗學家； 讀他寫的報刊文章， 你會認爲他是在文字海洋中遊刃有餘的記者； 如今讀他的《茶月詩情》 ， 你會驚歎他還是一位性情中的詩人。 這三重身份的相加，便是一位深受國學熏陶的憨厚樸實的周家望。（酷熱四十度的夏日於澳門）

無悔人生無悔詩——序林佐瀚《無悔集》 佐瀚先生終於答應交出他的詩稿， 由我們編輯出版了。 這位無意做詩人的老友極少公開發表他的作品； 詩詞於他， 不過是生活的伴侶， 情懷的依托。 四十年間， 他興起而作， 不知吟哦了多少沒有半點虛誇與偽飾的篇什。《無悔集》 收錄的， 絕不是他的作品的全部， 然而卻可以從中窺視其生命與心路的歷程。 我們在編輯這個集子的過程中加深了對這位朋友的認識和理解。 在港澳乃至世界華人社區， 林兄是一位 “天下誰人不識君”的 “公眾人物”。 然而人們對他的認識往往從香港的長壽節目 “每日一字”中得來， 只知其爲學養深厚的語文學家， 電視節目的金牌主持人。 誠然， 這些都是不庸置疑的事實， 但在我看來， 林兄更是一位氣質非凡的詩家詞人。 如果不作偏頗之論， 他是一位學者型的詩人或詩人型的學者。 林氏學養深厚自有來因； 他中學畢業於香港名校華仁書院。 1959年在香港大學獲英國文學學生學位， 旋即考獲英國文化協會免費獎學金赴英攻讀圖書館學， 取得英國國立圖書館協會會員資格。 放洋歸來， 又在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門下以 《詞之修辭學的探討》 的論文獲文學碩士學位； 林氏這篇論文頗有見地， 校外考試委員詞學大師趙泰教授以 “吾道不孤矣”的評語讚歎之。 1970年， 林氏再度獲英聯邦大學協會免費獎學金赴英研究。 人們常以

“十年寒窗”形容學者的勤奮， 林氏的寒窗生涯卻是一個十年再加一個十年， 而且在文學領域內， 他既精於傳統的中國學問， 又受過英國文學的薰陶， 因此，他的新詩作品和舊體詩詞同樣精彩。 在人生經歷方面， 佐瀚兄也是豐富多彩， 學界、 商界、政界、娛樂界都有他的足跡。 他曾任香港大學圖書館參考部主任、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創校副圖書館長、澳門東亞大學創校圖書館長、香港圖書館協會主席； 又曾任職香港壽星公煉奶有限公司市場經理， 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公關部主任；在政界他更有不俗的表現， 1974年至1978年間他出任香港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總主任。 若不是因患肺癌而退隱， 很難預料今日林兄的身價！ 也許是命運早作安排， 他畢竟還是回歸到文化人的行列， 在其養病期間，他擔任香港無線電視“每日一字”節目達四年之久， 這個節目至今還在重播，海外華人社區的華語電視節目也在不斷播放。 豐富多彩乃至戰勝死神的經歷，進一步造就了林兄瀟灑狂疏的性格， 用他自己的話說：“瀚乃狂生耳！任逍遙，吟哦自得， 俗隨人醉。 放眼雲舒雲捲處， 幾許辛酸滋味！ 想當日， 封侯得意， 偏值英年癌魔噬， 爭教人， 嚙血唱真諦！ ”他對父、母、妻、兒、 師、友無不充滿真情， 尤其對他的夫人，他說：“餘生但願能長久， 善作良人盡護卿”；他讚頌師長：“豈僅詩畫，難得懿行，瓢飲中甘飴趣”； 他對名利視若糞土：“功業得失蟲蟻事”； 他在與死神搏鬥中“昂步塵寰”， 表現了幾分禪意：“世間何處是蓬萊？ 心靜即靈台”。 他的一生是無悔的一生：“秉行一生無我， 成敗於心何愧。 ”所有這一切，都在他的《無悔集》 中表露無遺。 我在澳門生活的幸事之一是在陌路中交結了佐瀚兄這位摯友。 1984年我的小書《繁簡由之》 在香港出版， 幸蒙林兄賜序。 八十年代末和整個九十年代，我們又在澳門一起業餘從事文藝社團的工作。 林兄以無比的熱情支持與扶掖澳門的文藝社團。 他破天荒地接受我的邀請， 出任澳門寫作學會創會監事長，現在更出任會長； 他又是澳門中華詩詞學會的學術顧問， 對會務指導

和幫助良多； 我所在澳門語言學會開展的活動， 也多得他的鼎力支持。 此外， 他爲培養青年聽眾對詩詞的興趣， 堅持不懈地主持澳門電台的 “情懷總是詩”節目， 他說他是在 “濠江種柳”， 信哉此言！ 《無悔集》 記錄無悔的人生， 我祝賀它的出版。（ 1998 年 1 月 ）

踏實人的歌——序張卓夫 《松風竹韻》 卓夫的詩詞和楹聯作品結集出版了，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在澳門文壇上，卓夫的謙虛好學、 刻苦寫作是公認的。 他利用一切機會學習寫作， 但凡有徵文活動，他都積極參與，把應徵當作學習；得了獎金， 他就拿出來請客、 “謝師”。 他寫的許多首作品， 都曾與行家們討論過， 徵求別人的意見。 他的優點是踏實， 有時踏實得過了頭——這是專指卓夫早期的詩作而言， 比如對事物的描寫非要做到“與事實完全相符”的地步， 然而詩歌有時只是“跟着感覺走”的，落實不到具體的事物上去。 卓夫從來沒有停止過學習。 八十年代中期他報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 學習社會科學的同時修讀過許多中國文史科目，例如《現代漢語》 、 《古代漢語》 、 《修辭學》 、 《文學史》 、 《戲曲史》 、 《小說史》 、 《文化史》 、《古代韻文》 、 《古代散文》等， 取得文學士學位。 後來他又攻讀公共行政課程， 獲頒第二個學位，接着赴葡學習葡語， 葡文硬是給他掌握了。 從葡國回來，他報考澳門大學的中文碩士課程， 目前已經進入論文寫作階段。 熟悉卓夫的人還會有一個感覺，就是他參加的民間學術社團不少。 他在所參加的社團中絕不掛空頭銜， 而是腳踏實地做許許多多瑣碎的、 繁重的工作，例如主編《澳門楹聯報》 和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學報《濠鏡》 ， 出任社區詩歌比賽評判等等； 最可貴的是， 做這些工作時他一點也不勉強，完全出於

自願——他把做這些事當作學習， 不以爲苦， 反以爲樂。 踏實的人做踏實的事， 寫踏實的詩。 卓夫的這本詩集就是他的踏實作風、 踏實人品的記錄。 他用詩歌記載他的留學生活： “牙牙來學西洋語， 同是濠江過渡人。 ”他用許多詩和楹聯來敬師、 謝師、 別師以至悼師。 有一首《從諸賢學詩偶記》 ， 開首一聯就道出了他的學詩歷程和尊師的美德： “釀蜜功成賴百花， 吟哦當學衆名家。 ”接下去的三聯嵌入六位 “名家”的字號。 當風聞老詩人佟立章先生封筆時， 卓夫急不可耐地寫道： “何堪一日竟無詩？ 誦讀千篇未覺疲。 世味原知難遂意， 更須盡致寫歡悲。 ”詩中流露出尊師好學的情懷。 《送蔣紹愚教授還京》 也是一首意趣深長的好詩： “書關難越業難成， 幸賴吾師得辨經。 望斷雲天人去遠， 歸看卷冊尚留馨。 ” 《憶江南》 巧妙地嵌入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數字， 既表現了他的寫作才能， 尤其勾畫了卓夫參加社團活動的畫面： “朝前看， 科學路綿綿。 立足澳門瞻遠景， 關心社會著鴻篇。 道義共扛肩。 ” 踏實的人感情也是踏實的， 卓夫把真感情付與他的家人、 同窗、 朋友、家鄉以至他認爲值得尊敬的人們。 《留葡詩草》 有一首 “抒懷”： “何堪細看別時明？ 寒徹空齋夢不成。 檻外風傳桐葉語， 幾回疑是喚夫聲。 ”描寫在中秋夜的特定環境中思念親人， 情真意切。 卓夫還有一些寫鄉愁的詩， 如 “遙知鏡海春風暖， 鞭炮煙花竟夜燒。 ”他的 “返故里”的詩也寫得特別有感情： “車程新路近， 果味故鄉甜。 ” “欲睹新城騰瑞靄， 心隨飛雁過崖巔。 ” “舊識鄉關何處認？ 康衢新廈掩群山。 ”卓夫還有獻給老一輩國家領導人的詩篇： “可憐上國元戎體， 橫暴荒煙不敢名。 ”《車過北京中南海》尾聯寫得最有意境： “又看懷仁殿， 猶聞拍案聲。 ”⋯⋯ 文如其人， 詩如其人。 我們從卓夫的詩集中看到一位踏實的人。 這位在自學的路上走出來的詩人一定還會踏踏實實地寫出更多的作品， 因爲他年富力強， 勤奮謙虛。

爲何得饒己處不饒己——敬悼江東才子沈思兼沈夫人、 沈公子及女公子： 驚聞沈謙教授突然辭世， 萬分驚訝， 萬分悲痛， 我們共同失去了這位至親至愛的親人， 共同承擔此刻悲痛的煎熬！ 他是著名的作家、 語言學家， 是台灣文壇巨擘， 同時在澳門和大陸享有極其崇高的威望和榮耀， 是大陸修辭學界和學術界最真誠、 最值得信賴的朋友。 他是開啓台灣與大陸修辭學界溝通往來的第一人， 由於他的學術影響和廣泛的人脈關係， 形成今時今日修辭學界兩岸一家親的興旺景象， 因此他的去世引起大陸整個修辭學界的震動，引起同行的懷念和追憶。 沈謙教授的去世是台灣文壇、 澳門語言學界以及大陸學術界的重大損失。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 沈謙教授接受澳門東亞大學邀請， 出任中文公開學院中國文史系典試委員， 每年負責審閱十八門功課的抽樣試卷， 該系的成長與發展滲透着沈教授的的心血； 從九十年代開始， 他幾乎參加或主持了澳門語言學會、 澳門寫作學會舉辦的每一次學術活動，爲澳門語言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他的學術作風、 學術成果、 學術形象是一筆豐碩的遺產，給尚存者留下一座高大的豐碑和非常珍貴的回憶。 沈謙教授人品貴重， 靈魂高潔， 文思敏銳， 才學過人， 機智風趣， 語言生動， 而且十分謙和， 善於照料他人。 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一位真學者的風

範， 體驗到語言學的真正的魅力， 他是我們這一代人中的精英， 時代的精英， 民族的精英。 你們爲有這樣的親人感到自豪， 我們爲有這樣的朋友感到驕傲。 值此悲痛的時刻， 還望你們節哀。澳門語言學會會長 程祥徽 2006年1月4日 後記 思兼兄名言 “得饒己處且饒己”， 弟引爲座右。 不想吾兄元旦趕稿， 辛勞過度， 猝然辭世。 兄啊，爲何得饒己處不饒己呢！

靈異是現實的寫照——序何婉鴻《八姑娘靈異歷程》 五十多年前， 一位教 “文學理論”的教授上課時講， 人是有情感的動物，一旦有了愛慕之心，就會產生衝動， 文學就是人類情感衝動的產物。 因此“愛”成了文學永�的主題， 產生了抒發情感的文學藝術，又有了思考人生的哲學宗教，人最終具有了完整的“人”的概念。 《靈異歷程》 便是一部寫愛的作品， 書中寫了作者對親女之愛、 親人之愛、親朋之愛。 它是一曲愛的讚歌。 但是這首讚歌是在通往 “靈異”的旅途中完成的。 在 “靈異”的旅途上， 讀者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發生在另一個世界的故事， 看到陰陽兩界靈魂的溝通。 《靈異歷程》 如同一部短篇小說集， 它的每一則故事、每一個事跡，都是作者親眼所見， 親耳所聞， 甚至親身經歷的， 作者就是故事中當然的人物， 把它發表出來完全沒有嘩衆取寵的動機， 也沒有任何其他目的，只是爲了把她的感受講出來與讀者分享。 《靈異歷程》行文平白如話， 力求簡潔，富有可讀性，可以視其爲一部文學作品， 同時又是一部宗教哲學著作。 因此， 讀者諸君不妨先把它當作文學作品或社會學作品來讀， 舉其中一篇爲例， 《問米》就是一篇精彩的文學作品。 文章從母女二人在三藩市購買文柏克的《與上天通話》說起， 接着寫紹漣有意無意將其留下。 紹漣走後，母親從書中得到啓發，相信了靈媒的特殊能力，希望他能幫助活着的人尋找

故去的親人， 最後得知紹漣在 “另外的一邊”很是快樂， 慈母又開始飲泣起來。 文中作者寫了 “三驚”， 一驚佛教的 “心經”夾在兩張照片之間， 二驚靈媒說出睡房內有毛公仔， 三驚紹漣戴着色彩繽紛的項鏈離去。 如此娓娓道來， 引人入勝。 那簡直就是一篇精美的敍事之作， 情節跌宕， 人物生動， 作者的感情流貫其中。 據我的觀察， 八姑姐對陰間世界的事也是將信將疑的。 她似乎抱持着如孔子所說的 “祭神如神在”的態度。 所謂 “祭神如神在”是說 “祭神的時候就好像神真的存在”， 那麼， 不祭的時候有沒有神呢？ 孔子不說， 只說 “吾不與祭， 如不祭”， 意思是說 “我如果不能親自參加祭祀， 就不會請人代替”。 我以爲， 孔子既信鬼神又不全信， 當出席宗教儀式時一定虔誠地相信， 一定要親自出席， 因爲只有自己的參預才能感受到神的存在， 才能達到與神溝通的目的， 這時神也是人， 或曰人也是神， 人神是相通的。 唐人小說， 宋人話本， 《聊齋志異》 雖寫鬼神， 其實寫的不都是人間故事？ 當讀者從 《靈異歷程》 的描述中看到美國地方警察局經常找靈媒幫助破案， 一定會聯想到包公陰間審判的情節。 按中國人的道德標準， 陽間做了壞事的人會打入十八層地獄， 因此告誡人們積陰德的重要。 社會是需要這種道德倫理的，這是教人爲善、 維護社會公義的傳統手段。 八姑姐最親的人是女兒紹漣， 母親爲女兒傾盡心血， 把她培養成造詣極高的畫家、 雕塑家。 1996年澳門曾經舉辦何氏母女書畫聯展， 一時傳爲文壇佳話。 我有詩讚曰：驚鴻照影正秋涼泥塑木雕存血性多才慈母傳詩教骨肉情深斯作證水泛漪漣接遠洋素描彩繪散芬芳善藝嬌兒繼墨香文壇佳話又新章2003年母親爲女兒創設了一個博物館。 館藏也有一些母親的墨跡。 我有

小詩記其事：又見當年作畫坊蒼天不解別離恨鐫刀炭筆散幽香慈母詩畫堪斷腸 我常想，按照物質不滅定律，人走了之後總該有個去向， 陰陽之間沒有決然的界限。 這一點八姑姐也是同意的，她曾說：“我向來不大相信問米，因爲我所知道的中國式問米個案中， 靈媒要不是胡說八道，就是說些模棱兩可的話。 ”但我想， 日有所思， 夜有所想， 或者夜有所夢， 卻是符合實際的。 其實夢境即是另一世界。 世間萬物，唯一不能與人分享的是夢，是個人的經歷。 八姑姐如實地寫下人生許多個夢境， 許多十分個人的經歷。 我知道，爲了紹漣的離去，八姑姐痛不欲生，每次與她相聚， 她都會淚流滿面，陷於深深的苦痛之中，我們也同她一起分擔苦痛。 她隔海與當今首屈一指的著名靈媒通話， 實際上是一種排解苦痛的做法。 八姑姐出身名門，但具有“富而無驕”、 “富而好禮”的品德，不像時下一些望族子女那樣矜持、 自傲。 年青時她讀書力爭頭等， 即使患病也絕不請假休學，成績不僅名列前茅， 而且年年都要奪冠。 她具有很深的學養，琴棋詩畫樣樣皆精，亦曾追隨嶺南大畫家趙少昂弟子黃磊生學習國畫書法， 還畫得一手清淡潔淨的水彩； 粵曲也是她的至愛。 直到年近九旬， 她還堅持到班上學習普通話， 絕不無故曠課， 那種執着認真的態度令人敬仰。 八姑姐的芳名可能透露一些她的性格特點， 她的名字中既有何家女性排輩的 “婉”字，又有兄弟排輩的“鴻”字，彷彿命中注定要擔當男女雙重使命！八姑姐果如其名，一肩擔起家庭的“內政”與 “外交”。 她有一首起興之作， 可以充分表達她獨立蒼茫的情懷，我將其續貂完成， 即前兩句是她的， 後兩句是我續上的， 曰：

群山空佇立飲罷黃河水不見鳥飛急千思百感集 她生活得十分自信， 十分瀟灑， 十分豐富， 我衷心祝願她健康長壽， 天天生活在無憂無愁的藝術天地之中。（ 2009 年夏月 ）

澳門文化中的土生文化——序郭濟修《飛歷奇小說研究及其它》 濟修以《飛歷奇小說研究及其它》 示我，着我爲之序， 我當然不能拒絕， 因爲我們之間從東亞大學時期開始的友誼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深厚，可謂意氣相投的老朋友。 每當我從電視銀屏上看到他進行採訪的鏡頭， 每當我從報章上讀到他的文章和書評，我都爲他的進步和成就感到欣慰。 這次他又拿出了一部沉甸甸的學術著作，更令我感到無比興奮，我怎能不利用早於讀者讀到這部著作的機會說幾句心裹話呢！ 澳門蕞爾， 不足44萬人在不到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卻演出過並且正在演出一幕幕歷史的劇目和現實的活劇。 人們出於歷史的責任或個人的興趣研究它，除了本澳一些學者，上海、南京、北京、廣州、 香港乃至葡萄牙等地都不乏澳門問題的研究專家， 出版有大量的學術著述。 澳門之值得研究， 是因爲它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具備的特色。 然則究竟什麼是它的特色？ 政治方面由葡萄牙的統治回歸到中國， 經濟方面的博彩事業在亞洲獨佔鱉頭， 都是它的特點，然而更爲內在、更爲突出的地方卻體現在文化方面。 文化，很難界定它的外延。 時至今日， “文化”一詞幾乎到了“濫用”的地步，小可以小到把一本書稱之爲文化， 大可以大到與 “政治”“經濟”不分， 發明了什么“政治文化”、 “經濟文化”等今人費解的詞語， 幾乎一切社會現象都可以以“文化”冠之或 “尾之”， 例如台灣選舉有什麼 “選舉

文化”， 舉行世界盃期間 “足球文化”不絕於耳， 啤酒節一開鑼， “啤酒文化”又風靡一時； 今天的 《澳門日報》 又登出一個 “汽車文化”的新詞語。（ 2002年8月28 日特稿 《 “個性車牌”叫停內中原委》 ） 有多少文化研究者就有多少個 “文化”的定義。 濟修從根本上跳出學究式的定義的糾纏， 單刀直入地以一位在澳門的土生葡人作家寫的澳門土生葡人生活的文學作品爲切入口， 揭示土生葡人這個特殊族群的喜怒哀樂， 描寫他們的困惑或心理矛盾， 論證他們的文化特徵， 預測這個族群及其文學創作的發展趨向。 什麼叫文化？ 土生葡人的文化是個什麼樣子？ 郭濟修這部著作給了我們具體的、 生動的回答。 土生葡人是歷史地在澳門產生的族群， 他們是歷史的產兒， 是歷史的見證， 是與生俱來而不是 “學而知之”的雙語人， 是澳門特徵之所在。不管你和這個族群中的個別成員有過什么恩怨， 這些事實和這些特徵都是不能抹煞的。 濟修以這個課題開展他的研究可算是 “明智的選擇”吧。 土生葡人 “在澳門華人眼中是西洋人， 首先是葡人”； “在葡國本土，那裹的一些葡萄牙人認爲土生葡人是澳門人或東方葡萄牙人， 甚至認爲他們是中國人”。 “他們既認同葡國文化， 但又不大能融入歐洲葡萄牙人的生活； 既生活在華人爲主體的澳門社會裹， 但又與華人社會相疏離”。 他們既有殖民者的優越感， 又有與中葡兩個民族相疏離的失落感。 土生葡人的模糊地位或邊緣化地位帶出了他們的 “克里奧耳”式的特殊的文化身分。 “克里奧耳”（creole）用在語言學上指稱更高形式的 “皮欽語”或 “洋涇浜、 ”（pidgin）， 在中國， 經隴東、 青海、 川西到雲南、 貴州， 就有不少土漢式的克里奧耳語——混合語。 土生葡人在文化層面上就是一種克里奧耳現象。 無論從語言的視角還是心理的視角、 性格的視角乃至從他們在澳門社會所處的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看， 土生葡人族群都具有克里奧耳性質。 艾勒克 ‧博埃默在 《殖民與後殖民文學》 一書中認爲克里奧耳是 “殖民者的後裔， 但他又屬於殖民地本土”。 飛歷奇以小說的形式刻劃了生活在澳門小城中的這群克里奧耳人的性格， 描寫了他們的生活和命運， 表現了這個族群和作者本人的價

值觀念和是非觀念。 飛歷奇的作品把 “中國城”作爲 “基督城”的陪襯來抬高和美化生活在澳門的殖民者， 把 “基督城”作爲土生文化的歸宿。 在作者筆下， 高尚的、 美好的事物都存在於基督城裹， 落後的、 醜惡的東西則都在中國城內發生。 郭濟修從作品紛繁的情節和衆多的人物中理出了一條明晰的線索， 從理論的高度總結出一個族群的心態和特徵。 經此一番點撥， 讀者就能更準確地把握飛歷奇作品的認識意義和社會意義了。 在評析了飛歷奇作品後， 郭濟修展開更寬闊的視野， 回答什麼是 “澳門文化的主體” “澳門文學的發展方向”等問題。 他的許多結論應當引起澳門問題研究者尤其是澳門文學研究者的重視。 他認爲， “澳門文化應該是中華傳統文化和澳門化的葡萄牙文化及土生文化相容並立的區域文化”； “和而不同”是澳門文化的主旋律， “把其中一種文化排除在澳門文化之外， 都與澳門的歷史及現實不符”。 他預測， “將來隨着葡萄牙文化的影響漸漸減弱， 在澳門， 未來中葡這兩種不同文化是逐漸趨向相同而不是愈加差異， 這種交流和融合必然會漸漸趨向以中華文化爲主。 ” 《飛歷奇小說研究及其它》 以 “飛歷奇小說研究”爲上篇； 將其他一些論文和習作列爲中篇， 名之爲“一得之見”； 下篇 《澳門書話》 主要收錄一些讀書筆記和書刊評論。 這些文章顯示了作者多方面的愛好和參與， 也折射出澳門豐富的文化生活， 都有很高的可讀性。 濟修是一位勤奮好學、 默默耕耘、 涉獵甚廣、 作品甚豐的記者， 他在澳門完成大學學業後又在名師指導下取得暨南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他寫過無數新聞報道和採訪文章， 尤其是在中葡談判澳門問題的那些歲月和澳門回歸祖國的歷史進程中， 報章上更多地留下了他的墨迹， 希望他在 《飛歷奇小說研究及其它》 出版之後再接再勵， 將它們結集出版以饗讀者。（ 2002 年 ）

情動而辭發的範本——序何瑪麗 《情滿人間》 何瑪麗， 即陳逸梅，人稱陳老師。 其實她沒有把自己固定在 “教書”這一個行當上， 而是興之所至地願做一個真正的“自由”職業者：是老師，又是醫務工作者、社會義務工作者。 初時喜好中文，覺得其中有很多奧妙，就算是中國人， 也是畢終身之力難全數掌握。 但是另一種語文也讓她產生極大的衝動，於是把精力轉移到英語的學習上。 新西蘭的移民生活證明語文確實是一種帶入社會、服務社會的重要工具。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多一種語文多一種文化， 不同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相互溝通、彼此滲透，給學習者帶來新的知識、新的啟示。 逸梅在學習不同語文的過程中得到很多感悟， 從此與文字和寫作結下不解之緣。 她深愛自己的母語， 也愛學來的第二語文。 輾轉回到澳門， 中文用途更廣了， 她受邀到東南學校任教，全身心地從事中文教育和中文寫作。 世上常有這樣的事：想要成就一件事而成就不了，不一定追求的事反而得到成功，所謂有意栽花、無心插柳的故事太多。 逸梅不是固定在一台機器上的螺絲釘， 她那走南闖北的生活經歷，無羈無絆的性格特點，尤其是天生的善良心腸，給了她寫作文學作品的足夠條件， 使她掛上了作家的榮銜。 這些條件或優勢歸納起來，就是寫作必需的多方面生活的體驗，語文表述的能力或曰語文表達能力，還有專業知識的積累。 逸梅有意無意地憑藉這三方面

的優勢， 在創作中充分展現女性作家的特點：慈母般的愛心、 細膩的心理觀察， 對人對事的同情， 精妙的語文表達。 閱讀她的作品， 我感覺最深的一點是， 任何一篇文章都有真情的流露， 幾乎沒有客觀記述的篇章。 例如她筆下的新橋彩霞， 人美， 景亦美， “這裹有着盛開的玫瑰， 令人讚譽的彩霞”。她的愛心特別投向社會弱勢群體，爲殘疾人演出的 《千手觀音》 大聲喝彩；她呼喚澳門快些出現收養流浪漢的李俊民， 引用孟子的話說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呼籲人們對社會多作貢獻。 黃河大合唱我們聽得多了， 但是大三巴的黃河歌聲， 卻 “有異於劇院演出的效果”， 唱出了 “民族的吶喊”。 特別是她對學生付出的愛心， 更是感人至深， 她鼓勵 “被踐踏的苗兒啊， 你可別倒下”， 文中的這位少年深受鼓舞， 擯棄自卑， 以勇者姿態面對人生。 我饒有興味地閱讀她的 “情寄山水”篇， 發現她不僅妙筆生花地描繪各地景色， 把讀者引入勝景， 更特別的是以愛之心切的感情對旅遊設施、 旅遊管理提出批評建議。 中國是旅遊大國， 旅遊文化的建設起步不久， 旅遊資源的保護意識、 有計劃開發和保護措施極爲重要。 許多舊觀念要排除， 新觀念要建立。 例如不要單純以遊客多少定成績， 有些國家故意控制旅遊人數和航班次數，爲的是保護生態環境。 逸梅滿懷欣喜到大理旅遊， 得到的卻是遺憾： “此時此刻， 什麼蒼山洱海全拋腦後了， 有歷史還要有文明的管理啊！ ” 文學創作與文學欣賞都離不開一個 “情”字。 創作是把情化爲文字傳遞出去， 文學欣賞是發掘文字所蘊含的情。 劉勰說： “綴文者情動而辭發， 觀文者披文以入情。 ”陳逸梅充分理解文學創作的這個訣竅， 也就掌握了文學創作的奧秘。 相信她會繼續寫下去， 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因爲她是一個多情的人， 對生活充滿熱情， 對社會懷抱責任感， 對弱小者滿懷愛心。 把這些情感化爲文字， 不就是最真、 最美的文學作品嗎？（ 2007 年夏月 ）

作家的筆 醫者的心——序何瑪麗 《筆游濠江》 我曾爲何瑪麗女士的散文集 《情滿人間》 題寫書名並作序。 時隔二年，又一部十五萬字的散文集 《筆游濠江》 書稿擺放在案前。 承蒙作者垂青， 仍囑我爲其題簽並寫序。 也好， 面對何女士的提議， 我可以檢視一下書法有無長進， 同時使我獲得第一讀者的機緣。 鑒於此， 作序的任務也就推脫不了了。 文學和醫學似乎有相通的地方。 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 （Epikouro， 西元前341- 前270 ） 在談到 “幸福”一詞時說過， 靈魂上不受紛擾， 肉體上不受創傷就叫幸福。 看來， 文學可使靈魂不受紛擾， 醫學可使肉體不受創傷。兩者的完美結合才叫幸福。 中外文學史上， 學醫的人在文學上成了氣候， 不乏其例。 瑪麗白天在診所爲解除人們肉體上的痛苦而忙碌， 是一位稱職的醫務工作者； 晚上在書房爲追尋人們靈魂上的得失而筆耕， 且有 《鏡海雲鄉》 、 《情滿人間》 和 《筆游濠江》 面世， 可說已在文學上成了氣候。 她如此之努力， 是需要一種精神作支撐的。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 （Maslow，Abraham Harold 1908- 1970 ） 的 “需要層次說”把人的基本需要分爲五類：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 歸屬和愛的需要、 自尊需要、 自我實現需要。 其中自我實現的需要是人的潛能的充分發揮， 文學創作是自我實現的一種途徑。 何女士用散文筆調調劑自己的生活， 自謂寫作的過程是自我完善的過程， 完善

自我， 也是 “寫作的喜悅和收穫之一”。 是的， 那是一種內在的精神需要狀態， 一種只有自身才能體會到的快樂， 一種自由的、 從容的詩意美和創造美，一種精神的高級追求或自我拯救與完善。 《筆游濠江》是何女士創作生涯中的又一次成功，我只想從散文寫作的角度集中說說以下兩點。一 傾情於豐富多彩的普通人物 在繁複世態、火熱生活的激流中，作家必有所見， 有所聞， 有所採擷。但重要的是有所感， 有所思， 有所激動。 散文便是生活的博物館， 它所陳列的，哪怕是一皿一器，一幅短箋，一片碎瓷，無不揭示着深刻的社會意義。 《筆游濠江》 中“人物篇”一輯， 重點在於記敍人物的生平事蹟，描繪人物的肖像、 心理、語言、 動作等， 屬於記敍散文中的記人散文。 “人物篇”勾勒出澳門社會主體——人的某些片段和精神面貌。 何謂“社會”？ 人與人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 從“人物篇”的敍述和描寫中， 可以看出澳門人豐富多彩的生活內涵。 上至政府高官， 下至庶民百姓， 經過何女士篩選、甄別和提煉，形成散文筆調的文字提供給讀者。 在她的筆下， 活躍着一群這樣的人物形象：操持一口流利普通話， 辦事高調、爲人低調的政府官員何超明；血液裹流淌着中葡文化傳統中的精華元素的土生葡人建築師馬若龍； 刻苦學藝、慘澹經營、尊師重道的平民畫家曹長雄； 獻身護士職業、 南丁格爾護士獎章澳門得主羅少霞； 巾幗不讓鬚眉，張揚着個性魅力的澳門青年企業家吳皆妍； 讓歌聲給澳門小城帶來歡樂的土生葡人歌手菲朗民努‧佐治（ Filomeno Jorge ）； 紅街市旁售賣涼茶、 充滿傳奇色彩的婦人劉玫瑰；1949年10月就在澳門升起五星紅旗的東南學校校長畢漪汶； 首創“說文二分碼中國語文輸入系統”的梁崇烈⋯⋯何女士以樸實無華的敍述方式和描寫筆法，全方位地爲“澳門人”塑像，展示出生動、精彩的澳門普通人的創業故

事。 散文寫作是一點兒都不能有虛情假意的， 沒有深刻感受的思想是蒼白的。 沒有艱苦的思想和文化的“苦旅”，就沒有意境， 沒有散文的生命。 何女士筆下的這群“澳門人”，毫無疑問是澳門社會的芸芸眾生，但同時又是澳門社會的中流砥柱。 在何女士看來， 澳門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正是這些在不同崗位默默奉獻的平凡的“澳門人”創造出來的。 何女士爲力爭上游的 “澳門人”精心攝製群像， 恐怕只是爲了發表自己的思想見解， 表達自己對他們的崇敬之情。二 運用了夾敘夾議的散文筆法 在散文裹， 細密敍述和描寫， 固然十分重要， 它給人以 “雕琢工細， 光潤潔白”的感受； 但是， 倘若只是一味地敍述和描寫， 也往往會使文字顯得 “板滯”和 “繁縟”， 故而需要用議論、 抒情來加以調和， 形成一種夾敘夾議的體制， 增添自然、 靈活、 親切、 樸素的趣味。 冰心、 朱自清、 葉聖陶、郁達夫⋯⋯諸家的散文， 無不兼具細密敍述和描寫與夾敘夾議之美； 至於周作人、 梁遇春、 豐子愷等， 其筆墨則更是以夾敘夾議見長。 《筆游濠江》 中的 “議論篇”， 也包括上述 “人物篇”在內的字裹行問， 用文學語言發表作者對生活的見解， 表達方式較多地使用議論。 議論散文區別於一般議論文的地方在於：議論散文用作者直接感知的事實說理， 並結合文學語言和意象進行形象的、 側重情感感染的說理。 要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 它需要情理的融化， 知識的調和， 以及諸種語言文字因素的雜糅。 一曰情理的融化。 夾敘夾議的抒情， 是一種情理交織、 敘議結合的抒情方式。 《十年回歸感懷》 一文， 以一個漂泊海外十年， 終又歸鄉十年的遊子生活經歷， 前後對比， 把澳門回歸祖國十年的巨大變化， 情理交融地顯現出來。 “現在， 親眼目睹澳門回歸後， 居民生活比前更好， 2002年我和許多當年移居外國的朋友一樣， 決定回澳門生活。 回歸後的澳門令我有更廣闊的

人生舞台， 生活的充實令人生更有意義。 2006年更把在新西蘭的房子賣出，連根拔起回澳門。 用實際行動投了澳門特區政府一票。 ”《大風雪中的反思》 一文，敍述內地那場大雪災造成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南等14省區7786萬人受災，經濟損失超220億元。 然後寫道：“刺骨寒風吹醒我們的頭腦，不由清醒地反思， 反常的天氣是否與人類高排量的污染有關？ ”《心連四川》一文，敍述四川汶川8級大地震， 這頭埋於地層處的怪獸突如其來地怒吼， 吞噬了上萬人的生命， 今人肝腸寸斷， 天府之國變成煉獄。 接着議論：“在這次大災難中，表現了中國人的堅強意志， 澳門各界的心連四川，街頭巷尾，甚至茶餐廳的人們都議論紛紛，迅速的捐款和物質給災區，做他們的後盾。 向全世界人民展現了我們民族守望相助的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這也許是壞事中的一個好的方面吧。 ”此外， 《情牽奧運》 一文，對阻止奧運聖火傳遞的行徑， 發表了極大的憤慨。 《順德好人》一文， 認爲既有“順德好人”，澳門也可舉辦 “澳門好人”的活動， 把好人好事發揚光大， 傳媒應多宣傳好人好事， 讓好人隊伍不斷壯大， 才能在社會上樹正氣， 滅歪風。《圓夢之夜》一文， 認爲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用最先進的現代科技電光效果傳遞着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和文化， 北京奧運會向世人展示了這就是從古老到現代， 從落後到崛起的中國⋯ 諸如此類，情理交融，不留疑竇，筆法老到。 二曰知識的調和。 散文裹的夾敘夾議， 要“說得乾脆，說得親切”， 而不流於空泛與膚淺，還必須有豐富而新鮮的知識，來加以調和。 尤其是在知識小品， 散記一類文體裹， 豐富而新鮮的知識， 更有助於作者闡發事理幽微， 寄寓作者情懷， 使文字做到精悍，透徹， 引人入勝。 《日蝕的聯想》一文， 指出日蝕完全是一種天文現象，不要把民間傳說蒙上迷信色彩。 作者寫道：“通過觀看日蝕向民眾進行科學普及教育是一個好機會， 但據報導：現在還有人打鑼鼓去驅除 ‘食日的天狗’。 當人人都相信科學不迷信， 市面的 ‘祈福黨’便無計可施， 如果億萬富婆有科學頭腦，就不會被風水師以 ‘種生機’爲名弄走幾億金錢。 更不會一把年紀注射高劑量雌激素誘發卵巢癌致

死， 死後更被無恥按摩師公開受騙經過， 把肉麻當有趣。 假若億萬富婆真的泉下有知， 必使盡法術令騙子神棍銀鐺入獄， 而大快人心， 可惜這又是不科學的想法。 ” 《毒奶風波》 一文， 在揭露三鹿毒奶對人們危害的同時， 作者用醫務工作者的專業知識寫道： “嬰兒結石的治療， 由三聚氰胺造成的尿道結石大都結構鬆散， 大量飲水可助排石。 位於腎盂的大粒結石可用超音波碎石機治療效果不錯， 要手術取石的只是少數。 排石後， 只要不再進食含三聚氰胺或高鈣的食物， 也不會復發。 不必過度恐慌。 ” 《重讀 〈醫生宣言〉 》一文， 談及2400年以前古希臘最富盛名的醫學奠基人及被後人尊稱爲西方“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西元前460- 前377 ）， 提出了在醫神阿波羅以及埃斯克雷等神面前宣讀的誓言。 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並沒有停留在枯燥的醫學專業知識的介紹上， 而是強調： “新世紀醫師職業精神有三大原則：一、 將患者利益放在首位。 二、 患者自主的原則。 醫師必須尊重患者的自主權。 患者這種決定極爲重要。 三、 社會公平原則。 醫學界必須在醫療衛生體系中促進公平， 包括醫療衛生資源的公平分配。 醫師應該努力消除醫療衛生中的歧視， 無論這種歧視是民族、 性別、 社會經濟條件、 種族、宗教。 ”再如， 《淺談醫療券》 、 《醫學是科學還是藝術》 、 《攜手遏制青少年濫藥》 、 《願白衣天使永不用戴頭盔》 諸篇， 在行文中也都帶有相應的醫學知識的表述。 但何女士知道這是散文寫作， 不是編寫醫學教科書。 所以， 在她的有關醫學散文篇什中， 醫學的專業知識只是點到即止， 且行文儘量通俗易懂， 其目的是爲了詮釋她真正想要說的生活話語。 三曰語言文字之諸種因素的雜糅。 散文的夾敘夾議， 要在語言上具備較高的造詣， 單是所謂精煉、 清新、 優美這些要求， 顯然是不夠的； 它還需要由各種因素雜糅而成的一種獨特的滋味。 從現代散文來看， 一般都是以口語爲基礎， 吸收古語， 歐化語， 基本方言， 加以調和； 再加上短句、 奇句、 偶句等， 自然而有致的安排、 組合。 就一般而論：口語， 生動、 活潑， 富有生活氣息； 書面語簡潔、 雅致， 言簡意賅； 古語， 長於概括地表現， 凝煉而含

蓄； 歐化語， 則多分析地描寫，婉曲而流動；長句，氣勢舒緩；短句， 節奏急促； 偶句， 如雙峰對峙，嚴整、 停勻； 奇句， 以小溪奔流， 流利、瀟散；描寫句，文字優美；敍事句，筆墨乾淨； 抒情句， 情緒明妙；說理句， 思想深刻⋯⋯， 如此諸種因素， 被作者�熟駕馭，適宜調理， 便融合成功爲一種自由靈活、清澈雋永的筆調⋯⋯。 我敢說， 何女士的文學語言運用是在 “雜糅”上頗費心力的。 這裹不妨舉幾個例子，例一：“馬若龍這個中國化的名字令人想起南唐李後主的 ‘車如流水馬如龍’的詩句。 ”（ 《一個澳門建築師的故事——馬若龍》 ）例二：“當我們走進東南學校，就見到鮮花簇擁着畢漪汶校長的銅像， 她依然優雅而從容， 她離不開這個傾注了一生心血與感情的地方。 ”（ 《畢漪汶與東南學校》 ）例三：“眼前的費朗民努‧佐治Filomeno Jorge高大俊朗， 白皙的皮膚， 高鼻樑， 灰色瞳仁分明是歐裔人的臉孔。 在一次土生朋友的婚宴上， 聽到他在引吭高歌， 嗓音嘹亮而優美， 伴奏的是澳門人樂隊，這是一個由澳門土生組成的樂隊。 這樂隊爲宣傳澳門文化旅遊， 早已走出澳門， 到過上海、北京等內地城市， 更遠赴歐美、 台灣、日本、 韓國、 菲律賓等地表演， 菲朗民努‧佐治就是這個樂隊的隊長。 ”（ 《一個土生歌手的故事——菲朗民努‧佐治》 ）例四：“一首五言唐詩是忘年戀的寫照：‘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 恨不生同時， 日日與君好。 化蝶去尋花， 夜夜棲芳草。 ’據說白雲峰與何海瑩兩人的忘年戀情遭到了雙方家庭的竭力反對， 何海瑩爲此還跟家裹鬧翻， 來自家庭的壓力，可能是造成何海瑩自殺的一個原因，令她成了2008年版的祝英台。 ”（ 《人生自是有情癡》 ）例五：“看見美豔的夾竹桃， 可以有不同的觀感。 於我來說卻是 ‘昔來此花前， 時聞步履聲。 今日花自好， 茲人已遠行。 無與共幽賞，歎息淚縱橫。 ’”（ 《夾竹桃之憶》 ）借此篇幅，我還想摘錄一段何女士帶着深情描寫我的文字：“初夏的陽光灑在程祥徽教授位於澳門氹仔寬敞的客廳， 四周牆壁掛着許多字畫，是典雅的文人寓所。 ‘儒風滿室恰繽紛’，正是這裹的寫照。 程教授鶴髮童顏， 思維與行動敏捷， 如霜

的銀髮留着時代的烙印。 他氣定神閒地道出了七十個寒暑中驚心動魄的歷程。 ” 《筆游濠江》 中的“旅遊篇”的若干篇什， 乃何女士在工作和筆耕之餘， 遊覽世界各地的域外風光和神州大地的名城重鎮所留下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 朱自清先生說 “遊記裹滿是夢”。 這當然主要是說移情山水，陶冶性情的一種方式。 何女士的遊記並非純粹的“留戀山水”， 她的遊記背後往往有一種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有時甚至帶有一種沉重的話題和嚴峻的思考， 譬如：“藍天下這面黑旗在秋風中飄揚， 它呼喚着戰爭中的失蹤者，在向世人訴說戰爭的殘忍與不幸。 ” （ 《2008秋遊美國》 ）當然， 她筆下也有輕鬆俏皮的一面。 譬如：“參觀時我問導遊：文化大革命時， 天一閣可有受衝擊？ 她答曰：寧波的紅衛兵都比較有文化。 ”（ 《走進寧波》 ）也有女性散文作家特有的細膩。 譬如：“我在蘇軾像前， 那一千年的守候，一千年的風雨，一千年的詩句盡在腦海中翻滾。 ”（ 《四訪杭州》 ） 在寫作生涯中， 何女士採取的體裁形式主要是散文。 在散文筆調上，值得總結和探討的課題很多。 何謂 “散文筆調”？ 好的散文語言，很像好演員的念台詞，不但能精確地表達含義， 而且富有表情。 它從鮮活的口語中來，但要經過仔細的選擇和錘煉。 它可以是樸素的，那種耐人尋味的樸素； 它可以是單純的， 從複雜中探求出來的單純； 它可以是平淡的，經過極度絢爛而終於返樸歸真的那種平淡。 它是作者慘澹經營的結果，吸引讀者， 像磁石吸鐵那樣。（ 2009 年秋月 ）

小有小的好——序丁楠《已涼天氣》 世紀之交的當下， 人們生活在無邊無際的由“商品化”了的廣告、 電視、錄像、電影所構成的形象的汪洋人海中，生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這些形象的模仿和複製。 在這充溢着“後現代”意味的文化氛圍裹， 人們越來越少有耐心和時間去光顧那些反映時代的、優秀的鴻篇巨製， 而那些璣珠般的小作品， 與那些鴻篇巨製相比， 則好像散綴在銀河之外的星辰。 它們 “小”， 易與渺小混淆， “微”， 有微不足道之虞。 其實， 近年來，我們一方面從學界中聽到“呼喚大作品”的聲音，一方面看到更多的讀者對 “小作品”表示關切。 平心而論，衡估一部作品的優劣，在於質而不在於量； 作品的大與小，應該是相互完善和補充的； 評介一部作品的影響與價值，不僅僅要看它擁有多少研究者， 也看它擁有多少讀者； 真理和打動人心的文字，往往是一語中的、簡潔明瞭的。 文學發展史證明；一篇短文， 可以成爲干古名篇，一首詩， 可以成爲千古絕唱。 究其原因，是小中見大，納天地於須彌，微中含有精義，抑或勝破百卷書。 當年愛迪生主編小型日刊《旁觀者》 ， 文章短小精悍， 以親切流利的文筆， 談日常生活中的小問題， 以及文學、 哲學、歷史、政治上的一些大問題， 結果不但奠定了一代文風， 而且影響到當時社會的風俗習慣。 在澳門文壇上，別具風致的小品文的創作實績， 應該說是澳門文學發展

中的一種重要組成部分。 “小品”是隨梵文學一起輸入的名詞。 佛教經典中的小篇， 稱爲“小品經”。 這個名詞爲晚明文人所採用，於是後來有了所謂 “小品文”。 澳門是一座充滿溫馨意味的袖珍城鎮， 它不僅是詩城， 小品文也展呈着多姿多彩的景觀。 有人統計， 澳門文學除詩而外， 便要數小品文了， 甚至小品文的數量比詩還多。 澳門的小品文形式多樣，文筆精秀雋永，於夾敘夾議中，或簡明生動地敘述一件事情， 或深入淺出地說明某種道理。在別具風致的小品文中， 有的注重鄉土氣息， 可以從中體味出澳門特有的風土人情， 凌稜、 沈尚青、林中英、夢子、凌楚楓等的小品文即屬此類； 有的側重抒寫心中的頓悟與靈思， 如玉文、 凌鈍等； 有的較傾向於超現實主義手法， 有着更高的追求，如陶里、 沙蒙等； 有的屬於雜記，論說一類，這一類小品文的作者很多， 作品散見於各種報章副刊上，李鵬翥、 魯茂、胡曉風、阿二等皆爲此類小品文的高手。 事實上， 澳門小品文已經構成了澳門文學中的一道風景線。 近年來，丁楠涉足小品文創作， 以清新的格調， 細膩的文筆，敏銳的思考， 愈益引起澳門讀者的關注。 自1994年9月開始，丁楠在《華僑報》華座版內開設“已涼天氣”專欄， 每周三篇 “豆腐塊”式的小文章。 三年過去，得短文160篇， 現結集出版。 《已涼天氣》 共分七輯， 每輯22篇。 第一輯 “芸芸眾生”，說的是人性世相百態， 亦即隨處可見的社會生活現象。 作者像敘家常一樣， 娓娓道來， 談其對現代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問關係的看法。第二輯 “一半一半”， 似乎是個老話題， 但作者也談出了一些新意。 這世上， 有一半男人， 另一半是女人， 這一半和那一半之間所發生的事， 似乎都在人們想像之外。 作者本身是女性， 但絕無女權主義之嫌， 而是站在一個公允的制高點， 發表自己對 “一半一半”的見解， 想來男女雙方都可接受。 第三輯 “錢之爲物”， 無可否認，錢在社會上的作用非常大， 但是否絕對萬能呢？ 作者寫道：“沒錢的人渴望有錢， 因爲錢的確可以解決許多問題； 但有了錢之後， 卻發現很多事不由金錢作主。 ”（ 《債》 ）第四輯 “各自修

行”， 對於別人的某些觀點、做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 人生的路是需要自己走的，人生的價值在於創造一個有價值的人生。 “師傅領進門， 修行靠個人”。 第五輯 “舊調新彈”，一些舊有事物， 在今天可能有新的詮釋。太陽底下固然沒有永�不變的東西， 但太陽底下也沒有絕對全新的東西。 所謂新興舊，是相對而言的， 比較而言的。 不僅這樣， 而且離開了舊， 也就無所謂新。 “溫故而知新”，這就說明了，只有 “溫故”， 才能 “知新”。 第六輯“人微言輕”，是作者對某些社會現象的看法。 作者寫道：“中國人老有一套狹窄的省籍和地域概念， 會講家鄉話的才是自己友， 能操流利普通話和書寫端正中文字都不管用”（ 《中國人》 ） ； “世道人心若只懂向錢看，則肯定是教育失敗的結果。 很多東西並非必然，公民素質即其一， 絕非喊喊口號便可真的文明”（ 《喊口號》 ） ； “跟政府部門打過交道的人， 大抵會覺自身的尊嚴被挫折得七七八八； 如果有哪一次未被呼喝至三魂不見了七魄，直以爲恩賜， 差點要在報章上刊登嗚謝啟事”（ 《官民》 ） 。 第七輯， “百衲方塊”，是作者各類小文章的集合，題材多樣。 《已涼天氣》這部小品文結集， 乍看，就像一棵大榕樹， 虯枝蔓生； 細讀， 全書貫穿着一種特有的人生的感悟之神韻。 而且， 這種人生的感悟是形而上的、 較高層次的， 它包括生命、 生活、 人性、 世態、 人物、 事物、 愛情、親情等方面。 可以這樣說， 《已涼天氣》 中的各篇短文， 都凝聚着丁楠的深切體驗，展示了她大智慧、大悟徹以及對人、對社會的希冀、耿愛、 怨尤、憤懣等種種感情。 丁楠是大學講師、歷史學博士研究生， 但絕無矯揉造作的矜持之態， 倒真誠熱烈， 意境超拔。 她談論人性、世態，深刻深邃， 驚世醒人； 她剖析人物、 事物， 機巧別致， 蘊含致理常情； 她闡釋愛情、 親情、至真至熾， 動人心魄。 如果說， 大作品以廣闊地反映時代面貌和時代精神見長，那麼， 《已涼天氣》 則以簡潔地反映人類感情和人性品性見長； 如果說， 大作品的效果是給人以總體上一個特定時代的信息的衝擊， 那麼，《已涼天氣》 的效果則是給人以一個特定時代的特殊信息的衝擊——這一衝

擊通常更爲有效， 因爲它將整體上的文化信息具體化爲某一深刻獨到的觀念， 某一出類拔萃的見地， 某一標新立異的情趣， 某一動人心弦的靈思。 況且， 《已涼天氣》 中的文章， 每篇不過幾百字， 正是由於 “小”， 作者僅有一次打動讀者的機會， 在這 “一次性”處理中， 最能高度集中地展示作者的才華， 因此假如研究者或讀者尚未把它們當作 “試金石”的， 那麼作者卻是把它們當作 “試金石”的——古今中外無數優秀的文化人士都認識到這一點， 因此也都樂於作出認真的、 不斷的嘗試。（ 1998 年 2 月9 日） 附記 《 已涼天氣》 收入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之澳門文學叢書用名 《次等聰明》 。

未來特區的公關政策——序胡錦漢《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關係政策研究》 在蘊藏極富的漢語詞庫中， “公共關係”是一個歷史並不久遠的語詞，對公共關係作學術的探討更是後起的現象。 公共關係是現代化社會的一種必不可少的社會行爲， 對這種行爲作理論研究的 “公共關係學”也就必然應運而生。 那麼， 什麼叫做公共關係呢？ 英國公共關係專家弗蘭克 ‧傑弗金斯說： “公共關係就是一個組織爲了達到與它的公眾之間相互了解的確定目標而有計劃地採取的一切向內向外傳播方式的總和。 ”美國 《公共關係新聞》 認爲： “公共關係是一種管理部門的職務或功能， 這一職能在於估量公眾的態度， 使一個組織的政策與程序和公眾利益一致， 並執行有計劃的行爲以贏得公眾的了解和接受。 ”根據這些界說， 公共關係所能爲我們做的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其一， 替組織建立威信和創造優良的形象。 一個組織的信譽和優良形象是它的最大資產， 而信譽和形象的建立必需借重公關人員的創造性努力。 其二， 推介產品或方針政策。 商業組織必須運用種種方法教育公衆如何使用新產品， 機關或社團同樣需要推廣自己對公眾提供的服務。 其三， 消除公眾對組織的誤解與偏見。 須知謠言之能止於智者， 有賴公開人員傳播事情真相，消除不實之辭與偏頗之見。 其四， 引導輿論和改變公眾的態度。 一個組織之

能取得理想的生存空間、 受到公眾的認同與支持， 原因之一是公關人員極力引導社會輿論、 說服公眾接受自己一方觀點的結果。 其五， 協調組織與各類公眾之間的關係。 “人以群分”， 公眾是分類別的。 公關人員無時無刻不在收集和反饋各界公眾的意見， 促使組織調整政策， 以期適應公眾需要。 公共關係是一門面對公眾的學問， 具有守望功能、 參謀功能、 宣傳功能、 協調功能、 服務功能等等。 公關工作的效率直接影響組織聲譽的好壞和事業的成敗， 研究這一門學問不是茶餘飯後的閒事。 對於澳門這個既是商業城市又是旅遊城市來說， 公共關係的開展和公共關係學的研究顯得更有必要。 然而不必諱言， 對比新世紀來臨前的時代要求， 澳門的公共關係學的研究差距甚大。 不言而喻， 這種局面當然不利於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值得慶幸的是， 第一部有關澳門公共關係學的著作問世了， 它就是胡錦漢先生所著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關係政策研究》 。 胡錦漢先生的這部著作首次回顧總結了澳門公共關係的發展歷史， 向未來特區的公關工作提出許多有價值的建議。 胡先生是最有資格談論澳門公關學問的傳意專家。 他是地地道道的澳門人； 曾經在台灣接受過正式的新聞學專業訓練， 取得大學本科學位； 學成歸來， 在澳門最大的傳媒機構澳廣視既任記者、 主持人， 又任行政職務； 後來他又創辦廣告公司， 並且受聘澳門大學兼任中文系傳意學講師。 第一隻燕子總是報春的。 堅實的專業基礎、 豐富的實踐經驗與勤奮的學習精神彙聚而成的這部書恰似一隻報春的燕子飛到澳門屋檐上了。 這隻燕子必將 “贏得公眾的了解和接受”。（ 1998 年 6 月8 日）

一個自認後知後覺者——序胡錦漢 《後知後覺》 人有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不知不覺者。 先知先覺者善於將前番經驗用於後來發生的事上， 預見事件發展的前景， 甚至預知事件的結局。 先知先覺者是人類的英才， 令人羡慕， 受人尊敬，於是人們把許許多多自己的願望與想象附着在他們身上， 造就出許許多多天才人物，諸葛亮就是中華民族最著名的先知先覺者，是超越時空的人類奇才。 然而就人類的認知過程看，應當先有後知後覺者， 而後把後知後覺得來的經驗用於預測未來，這樣才有了先知先覺。 胡錦漢先生坦承自己是後知後覺者，他以此爲書名忠實記載了許多切身經歷的故事。 全書分作生活、旅遊、學習、 實踐、演繹、情感、 朋友、未來八單元凡85篇短文。 作者說， 以前寫理論文章寫慣了，而在《後知後覺》這本書裹， “不再有充滿枯燥的學理和程式化的規條”，換一種輕鬆的心情提供一場“用內心對話的心靈盛宴”。 《後知後覺》是一份心靈盛宴。 作者把他親自經歷的、親身接觸的或親身感受的生活小事編排成動聽的故事， 如同訴說家常那樣娓娓道來， 有時還總結出幾句充滿哲理、 發人深省的警句， 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 就說 “生活篇”的“蒙太奇”吧。 它實際上記錄了作者走上藝術之路的歷程， 寫了一部澳門影業史，讓讀者得知澳門電影事業的興衰：水坑尾的百老匯， 南灣的南

灣戲院， 民政總署旁的平安戲院， 提督馬路的麗都， 白馬巷的國華， 新橋的翡翠， 台山的明珠， 荷蘭園的柏蕙， 回力球場的UA 1和UA2 ， 祐漢的麗華， 還有更古老的域多利戲院和金城戲院⋯⋯時下已剩下不多， 僅以永樂、澳門大會堂和旅遊塔劇院最爲顯眼。 作者從兩元一張電影票的時代開始， 從一個小小影迷成長爲著名的傳媒人。 上了年紀的人一般都會津津樂道自己的經歷， 例如舊有的音樂、 舊有的戲劇， 甚至不忘以往的銀幕美男美女成群，如今的舞台卻被醜男醜女佔領， 發出 “今不如昔”的感歎。 錦漢與時俱進，非常公允地評析社會的變遷。 他精準地引用杜甫的名句 “隨風潛入夜， 潤物細無聲”， 描寫電影業逐步被電視藝術取代的過程。 在他的這部著作中常可看到令人耳目一新的雋語， 例如經過 “漁人碼頭開幕”的實踐後說：成功之所以光輝燦爛， 是因爲它是由晶瑩的血汗澆鑄； 一個人的成就不會從天而降， 只因爲他比別人更加努力⋯⋯ 有眼力的人常把目光投向不知不覺者身上。 許多智者大約經由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然後到達不知不覺， “大智若愚”是我們民族對智者的最高讚美， 鄭板橋就有 “難得糊塗”的經驗之談。 錦漢似乎正在走向這個境地。 二十年前的錦漢即已從事傳媒業。 九十年代中期， 我任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創辦應用中文與中文傳意專業。 當時傳意師資奇缺， 好在錦漢和他的摯友周道寧先生相助， 把剛剛開創的傳意專業撐了起來。 今天這個專業另起爐灶脫離了中文系， 但錦漢的草創之功不可抹殺。 錦漢孜孜向學， 早年畢業於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 後又繼續攻讀高級學位， 十年前的1998年我曾爲他的第一部著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關係政策研究》 寫過序文， 現在他把 《後知後覺》 定性爲 “告別之作”。 我想， 年僅四十有五的錦漢開始超越後知後覺階段， 透露出 “看化”人生的信息， 距離 “不知不覺”不太遠了， 錦漢真的不再著書了嗎？ 以後的著作會不會向不知不覺的境界再往前一步呢？ 人們關切地期待着。 （ 2008年10 月19 日）

大白者， 天明也——序陳大白《天明齋文集》 大白先生的 《天明齋文集》 即將問世了。 友人提議我爲這部綜合性的著述作序， 我的心情十分復雜。 一方面， 我從香港來到澳門只有十四個年頭，對於澳門的歷史尤其是現代史知之甚少， 而對於大白先生豐富多彩的生活歷程和文采紛陳的著述文章也知之不多， 序言 “從何作起”？ 另一方面， 我對大白先生並非完全陌生， 而且可以說神交卅多年了。 1991年4月， 筆者得到一部記述抗戰時期澳門廣大青年抗日救國事蹟的史書 《濠江風雲兒女》 ， 書中收錄了大白先生提供的大量歷史資料和圖片珍品， 再現了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戰鬥情景與歷史風貌， 尤其是大白先生執筆的重頭文章 《濠江風雲會， 赤子報國情》 更是洋洋灑灑， 以其飽滿的愛國熱情與磅礡的文采給予我很大的震盪。 我在該書圖片部分看到了二十年代後期拍攝的多幀照片， 青年時代的大白先生果然如我想像中的那樣：年青俊朗， 神采飛揚！ 後來終於在一次由我主持的應用語文學研討會上與大白先生見面了。 這時的大白先生仍然身體康壯， 言談滔滔， 充滿着生命的活力和對青年一代的關懷， 彷彿讓我看到了五十年前寫作 《老實人的書信》 時的大白先生。 同這樣一位資深的文化界戰士建立情誼， 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今天， 記載大白先生生活歷程的 《天明齋文集》 出版了， 我正可以從中加深認識這位尊敬的長者， 我怎能保持緘默呢？

我首先對 “天明齋”的取名產生了興趣。 原來 “天明”者， “大白”也， 因此《天明齋文集》 留下的是大白先生的足跡，是一部真實的記錄。 它所記錄的是作者自三十年代以來將近六十年間的生活經歷， 它所反映的， 也正是作者的抱負、情操、人格、 修養、 智慧與學術的心得和造詣， 它將讀者引入作者生活的多個領域之中。 集子裹的《老實人的書信》 是異常難得的歷史資料和現實教材。 它開筆於1936年西安事變的翌日，封封信函飽蘸着作者對青年的熱愛和對家國的深情。 其實作者當時無非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 他善於運用自由自在的書信體（歷史上不乏以書信體寫成偉大著作的例子） ，縱論社會生活的許多側面， 大而至於民族解放的大業， 小而至於年青入修養的各個方面，教給青年許許多多做人的道理， 包括人生的態度、社會的責任、生活的哲理、人格的修養、讀書的方法等等。 在所有這些方面， 作者表現的情操都極之高尚，信中所表現的人生觀、宇宙觀、道德觀、價值觀、 宗教觀、善惡觀、愛憎觀、貧富觀、情理觀、 治學觀等等， 無疑教育了當時無數的年青人， 即使對今時今日的青年一代， 它們依然是可貴的教材。 無怪乎《老實人的書信》 自見報後有不少讀者要求結集出版，此次文集的編纂可謂滿足了這些讀者的願望。 集子�的《回憶錄》 更加值得一提。 筆者曾在《濠江風雲兒女》 中讀過的那篇雄文又重現在《文集》 中， 不過作了重要的增補， 使全文的記述更顯全面， 而當年的時代背景和獨特的社會輪廓亦顯得清晰了。 此外， 幾篇回憶報業前賢的文章也是與時代的脈搏同跳動的，是澳門近五十年來一些歷史事件的旁證和注腳。 回憶錄部分除了上述內容之外， 尚有澳門新聞事業的業績與報業前賢的生平記載， 還有追記三十至五十年代的戰鬥歷程，這些都是極爲珍貴的史料。 大白先生屬於歷史記錄者的行列， 又是保留這份歷史資料的功臣， 他的勞作可謂功德無量。 而從史學的角度看， 《文集》 包括《圖片之頁》與《附錄》在內，將一大批美不勝收、饒有意義的珍貴圖片， 抗戰時期澳門廣大同胞 “救災”的感人事蹟與後期的苦難歲月以及記載完整的澳門報

業史和有關報刊資料等多個方面的史實，展現在讀者面前， 其史學意義尤其不可低估， 因爲這批珍貴的資料填補了澳門現代史相當部分的空白。 《文集》尤其是其中的《老實人的書信》與《回憶錄》 部分， 跳動着一位文化戰士火熱的心， 沸騰着一位愛國者的滿腔熱血。 這是一部德育教材，亦是愛國主義的生動教材。 作者在《自序》 中的“毋負國家， 毋負於人”與 “律己利人”的誓言，對今日廣大的青年仍有深刻的積極的教育意義。 大白先生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寫作才能的資深報人。 集子裹有政論， 有遊記， 有文化散文， 有書信體雜文， 有史家筆法的編年文字， 還有語言文字學的學術著述。 他有敏銳的觀察力， 善於過濾生活中的繁瑣事例，攫取重要的題材寫成文章， 同時又有一支善於描繪的彩筆， 將文章寫得生動感人。 文集裹的《旅遊散記》 就是明證。 這部分的文章可分三個時期：一是《回鄉雜記》 的三十年代， 寫的是舊中國農村的貧窮、落後與凋蔽的面貌；二是《祖國萬里行》 的六十年代， 那時城、鄉欣欣向榮，一片興旺景象； 三是八十年代的旅遊散記。 三組文章寫在一個不同的歷史年代，反映了三個不同年代的歷史真實。 假若人文科學有“比較歷史”一科，這三組文章堪稱範例。 《評論篇》 則表現了文集作者另一方面的才能。 大凡寫慣了文藝性作品的人要寫議論性的文章是有困難的， 反之亦然。 文體對一個作者的約束力是不可小看的。 文體不同， 寫法不同，甚至構思方法、取材手段都不一樣。 一般作者常常只精通某一種文體， 例如詩人不一定寫得好政論，評論家不一定寫得好戲劇或文藝作品⋯⋯大白先生運用不同文體的才能的確令人敬佩。 他的評論文章跟他的文藝散文一樣精彩。 筆者從他的《評論篇》 中學到許多歷史知識與政治常識。 例如四十多年前， 早在1949年1月， 大白先生就在評論文中提出“阿以民族和平共處之道”， “南非種族歧視必須徹底終止”⋯⋯各篇觀點都甚具遠見， 先生視野之廣闊， 學識之淵博， 結論之正確， 都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 最使筆者感興趣的莫過於關於語言文字學的論述了，這大約與筆者所修

專業有關。 五十年代， 內地開展漢語拼音方案的討論和研製， 海內外有志於此項事業者眾， 紛紛提交方案參與討論， 今日通行於國內外的 《漢語拼音方案》 即是眾多學者心血的結品， 其中也有大白先生的貢獻。 在當年全國性語文刊物發表的 《擬訂漢語拼音方案的八個原則》 一文， 可稱爲大白先生對拼音方案的綱領性意見， 這八個原則後來都在正式頒行的方案中體現出來。 無論是方案採納了大白先生的意見， 抑或大白先生與方案製作者心靈相通， 都可說明大白先生的研究是極具水平的。 序者當年還是個大學生， 亦曾參與方案的討論， 記得在雙字母等問題上的意見曾與先生的宏文刊於當年北京出版的同一本討論集中， 屈指計算距今已卅多年了。 今日憶起， 真有 “何處相逢非故人”之歎。 到了八十年代， 語文工作的發展呈現出新的局面， 新形勢提出了新課題， 大白先生又以洋洋兩萬多言的 《關於漢語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芻議》 一文全面表達自己的觀點， 並且科學地解答了 “雙文制”的各項學術性問題以及技術性問題。 在漢語拉丁化問題上， 大白先生堪稱擇善固執、 持之以恆的老將軍。 我常想， 各種文體之中， “序”是最難寫的一種。 一篇好序要使讀者既能看到作者， 又能看到序者。 序者如不理解作者 （包括作者的情懷、 學養以及作品的內容主旨） ， 那就根本無法寫得好序文。 本序的缺陷正是在於序者並未經歷過像作者所經歷的道路， 只不過是以一個先於讀者群讀完了文集的人的身分寫了如上文字。（ 1994 年 4 月 26 日）

博聞 灼見 妙筆——讀曾坤 《蓮島閒筆》 認識曾坤，是在我主編《九鼎》雜誌的時候。 當時有幾次急需得力的大稿， 曾兄有求必應， 隔日就寫了出來； 當然每得他的來稿， 都會刊登在最顯眼的位置。 由於曾坤的參與， 《九鼎》 的格調得到提升， 加之他的博客輻射面廣， 知道《九鼎》 的人越來越多。 開始，我欣賞的是曾坤的寫作才能； 後來我驚喜地發現， 他原來也算一條西北漢子！我對西北人或在西北生活過的人懷有特殊的感情。 在我的70歲生日的文集中有這樣幾句話：“經歷了高寒氣候不易傷風感冒， 牛羊肉吃多了讓人免生軟骨病，猛烈陽光的刺射可以避免色盲。 ⋯⋯知識分子最好能去雪山草地， 學一點自尊與自愛， 減少一點奴性與自私！ ”我見到曾坤不僅有相見恨晚的感覺，簡直可以說一見鍾情。 於是我們之間掏心掏肺的交往開始了。 近期曾坤繁體版《蓮島閒筆》 的付梓更加拉近了我們的心理距離。 20多歲時， 我曾經被命運之神無情地推向青藏高原，我最珍貴的青春年華是在那裹度過的，人到中年才在澳門定居下來。 曾坤算是共和國的同齡人，較爲幸運，在新疆成長，在新疆多年的記者生涯給他留下豐富多姿的生活記憶和文字鴻爪。 他是一位力爭上游的人， 後因工作出色調回北京， 又被《人民日報》派駐澳門當首席記者。 我與曾坤年齡雖有差距， 但生活經歷有少許相似的地方。 我們同是“西北人”，又同是 “澳門人”。 我們的人生轉折， 是在

經歷了坎坷與曲折的征途上呈現的； 在迎向燦爛前景的奮取中， 也必然有較複雜的現實與歷史因素綜合而生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我們的精神世界會投射出深沉的力量和憧憬未來的力量。 我爲結識了一位 “西北 ‧澳門人”感到興奮， 不揣冒昧地寫了一首七絕贈送給他， 曰：塞外天高共鳥齊人生驛站任君擇歸來遙望玉關西一路春風伴馬蹄 如今他的散文集 《蓮島閒筆》 即將出版， 我想蓮花是澳門的市花， “蓮島”當然指澳門； “閒筆”含有 “漫筆”色彩， 即既縱筆而談， 無所拘束，而又結構縝密， 脈絡清晰。 記者生涯造就了曾坤的見多識廣， 處事穩健， 貼近現實， 散文文筆不乏警策閃光的睿智。 現在在 《蓮島閒筆》 的閱讀單元中， “西北”和 “澳門”的人、 事、 物、 情、 景， 活脫脫地展現出來，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談點心得體會。博 聞 冰心曾這樣概括散文創作的特點： “排山倒海而來的建設事業和生龍活虎般的人物形象， 像一聲巨雷一閃明電在你耳邊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迅速過去了， 若不在情感湧溢之傾， 迅速把它抓回， 按在紙上， 它就永遠消逝得無處追尋。 ⋯⋯ 因此， 要捉住 ‘靈感’， 寫散文就比做詩容易多了。 ” （ 《關於散文》 ）其實， 正是這一特點， 更決定了博聞對於散文創作的特殊意義：它不僅爲作者提供了豐富而新鮮的素材， 使其構思謀篇左右逢源； 同時， 它還有助於靈感的引發和思想的深化。 作爲散文作者的曾坤， 有如記者的曾坤一樣， 見聞廣博， 視野開闊。 在他筆下， 舉凡國際國內的大事， 社會家庭的細故， 掀天之浪， 一物之微， 自己的一段經歷， 一絲感觸， 一撮悲歡， 一星冥

想， 都可以移於紙上， 貢獻讀者。 《蓮島閒筆》 所展呈的 “博聞”， 主要集中體現在 “新疆”和 “澳門”這兩個區域。 新疆的見聞以回憶方式爲主， 澳門的見聞則更爲貼近鮮活的現實。 在曾坤筆下， 你看：前年我國南方遭受低溫冰凍天氣， 造成極大災難。然而， 冰雪對於新疆人來說是一種習以爲常的事兒。 “新疆民眾更是在與冰雪搏鬥的漫長歲月中， 創造出許多行之有效的好辦法、 好經驗。 ⋯⋯只要下雪， 雪一停， 必須在第一時間內， 全城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幹部群眾， 不分機關企業學校， 全部停業、 停課， 傾城出動限時完成清理門前馬路積雪任務。 市政部門將每個單位門前馬路實行 ‘三包’， 規定凡門前積雪不及時清掃乾淨者， 必遭重罰無疑！ 與此同時， 所有機動車停止行駛， 以配合人們上街掃雪。 這一招， 一直延續今日。 ”這點見聞給南方人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參照。 （ 《想起冰錘雪煉的新疆人》 ） 1988年初春， 曾坤作爲隨行記者跟隨新疆自治區主席鐵木爾 ·達瓦買提， 到天山山麓瑪納斯河流域的牧區視察， 記述了頭一次勉強喝駱駝奶的經歷。 後來， 他才慢慢曉得， 比牛奶稍鹹的駱駝奶， 具有很高的營養價值。 駱駝奶的維生素C以及鐵元素的含量分別是牛奶的3 倍和10倍。 他又從一份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材料上得知， 在俄國、 哈薩克斯坦、 印度等一些國家， 駱駝奶被奉爲一種預防多種疾病的強效滋補品， 一種壯陽劑。 在非洲一些國家， 愛滋病患者被建議服用駱駝奶。 在索馬里， 人們堅信駱駝奶具有治療疾病的功能。 （ 《一次喝駱駝奶的難得經歷》 ） 1976年前後， 曾坤搭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汽一團九連的便車——解放牌卡車， 前往葉城縣最南端的克可亞公社採訪， 錯過了搭便車返回的機會， 欲攔車去縣城， 再轉乘班車回烏魯木齊。 攔了一輛又一輛， 司機根本不理睬。 “忿急中， 公社會計生出一計， 跑回公社找來一維吾爾姑娘， 十七八歲模樣， 穿一身寶藍色絲綢連衣裙， 嫋嫋婷婷。 烏黑的頭髮上繫一條紅色紗巾，格外的靚麗。 ⋯⋯只見這位姑娘將頭上的紅紗巾解下拿在手裹， 對着迎面而

來的汽車， 揮動着紗巾， 嘴裹用維吾爾語不停地高喊着什麼。 一輛簇新的解放牌油罐車， ‘嘎叱’一聲， 停在姑娘身邊。 ⋯⋯司機， 一個剽悍、 強壯的像一截松木墩子的漢子， 正色迷迷地與姑娘搭訕， 顯然對姑娘興趣正濃。 ⋯⋯ ‘紅紗巾’的故事卻從此刻骨銘心印在我的腦海裹。 ” （ 《 “紅紗巾”的故事》 ） 曾坤寫這段見聞， 驗證了日本作家渡邊淳一所說的話： “男人是女人難以想像和理解的具有強烈的性好奇心的動物。 ” 在散文創作過程中， 博聞、 新知識的獲得和補充， 常常使原來的主題思想進一步加深。 因爲， 思想深化， 離不開由此及彼、 由表及裹的聯想活動。在這種聯想活動中， 事物的特徵和本質， 愈益鮮明和突出， 作者的思想認識， 也不斷提高和加深。 在曾坤筆下， 你看：穿行於澳門老城區、 老街巷之中， 具有百年以上歷史的老店鋪、 老作坊比比皆是。 它們生產、 銷售的產品， 不僅保持着上百年以前的口味、 品質、 包裝， 甚至連生產用具、 經營模式、 經營理念、 技藝與工藝流程等等， 都一成不變保持着上百年前的 “格調”：不理時代變遷， 不管風雲變幻， 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 譬如位於蘋果欄街的一位陳氏所開的 “和昌醬園”店， 是其曾祖父留下的家業， 已傳承了三代人。 不僅製作醬油的手工方式仍延續曾祖父的， 甚至連記賬的一套程式都同一百多年前一模一樣。 “可以說， 它是澳門活的歷史， 是澳門歷經風雲變幻而矢志不渝的精神寫照。 澳門的 ‘老字號’還有一個奇特的地方， 那就是大都淡化了作爲商業功能的角色， 完全變爲一種純文化 ‘符號’， 成爲澳門獨特文化一個最耀眼的組成部分。 ” （ 《保護 “老字號”即保護獨有文化》 ） 曾坤寫道， 澳門本土文化的形成， 最初是來自移民的傳播、 培植。 他們將各地多姿多彩的中華文化帶入小島：溫婉哀怨的西湖靈韻， 奉祀天妃的媽祖情結， 四海爲家的嶺南精神， 融化成一種無處不在的氛圍、 空氣， 居家過日子， 門前要立個土地神牌位， 每日敬供， 香火不斷； 開張慶典， 要舞龍耍獅， 擺放供台， 點香乞祖保佑。 新船下海， 要燃放鞭炮， 求助平安； 傳統節日， 祭慶有加， 且不說春節、 端午、 清明、 中秋等大慶大祭的傳統佳節，

許多內地不過或不大看重的節日， 如冬至、春茗、浴佛節等， 也過得如火如荼。 走在澳門街頭， 如同遊弋於江南水鄉， “人和里”、 “聚龍里”、 “青洲坊”、 “和樂坊”，形形色色坊內和里內的房屋全是中式古老建築⋯⋯，始建於明成化二十三年（1488年）和明崇禎五年（1632年）的媽祖廟和普濟禪院，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立足於澳門的標誌性建築。 它具有閩、浙、粵多元化文化特質， 從而奠定了澳門本土文化的基礎。 （ 《中華文化乃支撐澳門文化之基石》 ） 作者描述了被喻爲“澳門王”的何賢逝世出殯時的情景。 在盛大的公祭儀式上， 澳門市民揮淚失聲， 上至皓首之輩， 下至三尺之童， 皆念何賢之好。 在澳門， 何賢逝世有如天崩地裂， 人們用不同方式表達哀思。 佈滿靈堂內外的花圈、挽聯中， 有一個巨大的花圈特別引人注目， 它沒有抬頭， 沒有落款， 正中唯書一個大字：“服”，濃墨淋漓， 力比千釣！ “這一幕深深觸動了我， 求索澳門上下幾百年， 能讓紅、 藍、 黃、 白、黑、三江、十六方無一不折服的人，唯何賢一人是也。 ”何賢是一位與人爲善、 助人爲樂者， 是一位只願給予、不願索取者。 他展示給人們的是不分貧富、貴賤的大愛、大仁， 展示給澳門社會的是以慈善爲懷、濟世爲本的大義、 大德！ “他更是一位氣吞四海、廣結善緣、摒棄了兩極思維（不是君子就是小人， 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不是朋黨就是賊黨等等）的巨人！試想，一個如此超然的奉獻者，一個擁有如此膽識和豪氣的大家，一個以行動作爲號召的示範者， 澳門民眾豈能不爲之仰目？ 他又豈能不成爲社會的 ‘重心’？ ”（ 《澳門一桿旗》 ） 近年來， 以博彩旅遊業爲主導的澳門經濟像插上雄鷹翅膀，穿雲駕霧，一日千里。 短短幾年， 博彩業年收益就超過世界博彩王位城市——美國拉斯維加斯金光大道； 短短幾年， 澳門人均GDP以211,907元（港元， 下同）排名亞洲第三名， 僅次於汶萊和新加坡， 高於香港和台灣。 人均最終消費67,160元，排名亞洲第五位。 澳門給人一種 “一夜暴富”的感覺， 行走在澳門大街小巷， 那停靠在狹小街巷兩旁的長龍般的轎車、摩托車隊， 望不盡，

數不完， 一個字：暈！ 然而， 曾坤在想， 僅有50多萬人口、 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人口密度已高達每平方公里19,350人的澳門，能這麼毫無節制、毫無限量地承載人流、物流的負荷麼？ 能僅僅爲了錢包鼓了又鼓而寧願讓澳門整天坐在四個輪子上麼？ 曾坤熟悉西北牧區生活， 自然聯想起新疆草原與牲畜。 新疆牧區有個形象比喻， 叫做 “羊鑷子、馬鏟子、牛鐮刀”， 用來刻劃羊、 馬、牛三種牲畜吃草時的動作。 羊吃草時上下牙形成兩片夾， 夾住草往上一拽，就如同用鑷子夾草吃。 馬吃草是用下嘴唇往上掀起草， 然後再用牙咬住草吃， 像用鏟子鏟草一樣，故叫“馬鏟子”。 牛吃草時先用舌頭將草捲進嘴裹， 就像鐮刀割草一樣， 再用牙咬嚼。 “開辦賭場， 吸引遊客， 與放牧、飼養牲畜同出一理。 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越客觀現實， ‘基數’是決定其承載力大小的不可逾越的前提。 ”（ 《羊鑷子、 馬鏟子、 牛鐮刀》 ）⋯⋯ 曾坤的廣博見聞， 是長期的記者生涯造就的， 積聚了堅實的思想 “電荷”， 隨時隨地都可以迸發出閃光的火花。灼 見 創作活動的展開、 藝術構思的產生， 必須有獨立的思想見解， 即對於事物千姿萬態的外部特徵、 複雜微妙的內部聯繫的獨特發現和深刻理解。 散文， 尤其是那些抒情小品， 往往是通過那看似微末但卻晶瑩， 似出偶然而實出必然的生活的一角：一景、一物、一場面或一剎那，去喚起人們對於生活的整體和內涵的認識與聯想。 因而在構思上， 作者總是努力去尋找這 “一角”與那“整體和內涵”的深邃、微妙， 有時甚至是曲折、 隱蔽的聯繫，並常常是 “托物言志”， 以物爲線， 巧爲穿織， 展示生活煙雲。 創作實踐表明：作者在遇到“動情的事”之後， 當他經過 “反復思索”， 從而找出這一事物同那深廣的社會生活之間的微妙而深刻的聯繫時， 他的胸懷便豁然開朗，原有的知識積累會光彩四射、 幽微畢現，立意隨之鮮明，構思也就初具

規模了。 所以， 灼見可謂是打開構思之門的鑰匙。 思想見解又是在不斷地思索之中得到磨礪的。 散文作者， 必須勤於思索， 而又善於思索。 思索， 有時如同登攀世界屋脊， 雖然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極大艱苦， 但是， 這每一步都會使人有新的發現和體會。 古人提出一個史學家應具備 “史才”、 “史學”、 “史識”三個方面的長處， 而以 “史識”最爲重要。 所謂 “史識”，也就是說要有見解， 要有真知灼見。 《蓮島閒筆》 所展呈的 “灼見”， 表現在作者善於思索， 就是用辨證方法去思索。 不僅看到事物的一般規律， 而且能看到事物的特殊規律， 從而能夠擺脫傳統的因襲的桎梏， 而以清新的眼光透視一切。 曾坤寫道： “在我看來， 用 ‘中西合璧’來高度概括澳門文化的特質並非十分貼切。 如果不得不借用 ‘中西合璧’這句流傳甚廣的詞語來形容澳門文化特色， 其準確內涵並非中西兩種文化的合二爲一或平分秋色。 而衍生於這片小島的本土文化， 也非一句 ‘中華文化’能夠涵蓋。 由於受不同於其他地區的自然條件、 社會歷史條件影響， 澳門本土文化實際上集吳越文化、 閩台文化、 嶺南文化於一身， 融會貫通， 攪拌而成， 充溢着異常鮮明的區域文化特徵⋯⋯一句話， 用 ‘中西合璧’來概括澳門文化的特色， 儘管可以挑出許多破綻， 但是我寧願爲這個形容詞詮釋出一種新的內涵， 即中學爲體， 西學爲用， 挾西促中， 中西互映。 ” （ 《 中華文化乃支撐澳門文化之基石》 ） 對待不同的人和事， 曾坤主張用 “牛眼”和 “鵝眼”觀察， 這種識見很有意味。 “鵝的眼睛看東西是縮小的， 因而敢於向比它大得多的人發起攻擊， 故常被人用來看家。 ⋯⋯牛的眼睛正好和鵝相反， 它看東西是放大的，所以在小牧童面前俯首貼耳。 ”曾坤認爲， “人活在世上， 總得藐視點什麼， 或人或事或物。 一個人， 一個頭腦靈活、 抓尖賣快、 投機取巧、 迫不及待的人， 平日裹拉幫結派， 結黨營私， 沒有一點真功夫、 實功夫， 唯拍馬溜鬚、 請客送禮功夫很到家。 然官升如飛， 好運連連。 不曾想， 最終竟成了 ‘領導’。 請問這種 ‘領導’值得你敬畏嗎？ 當然不！ 所以， 不妨用鵝的眼

光視之。 ”並進一步舉例說， 日前， 親友從新疆通過某物流公司捎來4箱伊犁特麯酒。 結果打開一看， 箱殼上標明 “6瓶裝”的其中兩箱， 卻只裝有5 瓶酒。 是酒廠裝箱的時候故意少裝一瓶， 還是物流公司在運輸過程中中飽私囊了？ 不得而知。 但這種發不義之財的蠅營狗苟之輩， 你絕對得用鵝的眼睛視之！ 還有， 某地發洪水， 急需援助。 一位名士慷慨解囊， 捐助了一百盒月餅， 災民無不感恩戴德。 誰知打開一看：綠毛叢生。 再掰開月餅一瞧： “絲不斷， 藕相連”。 原來是去年八月十五， 別人送給他的禮品， 吃不了，日子久了， 已經發霉了。 正好遇上賑災的機會， 轉送災區豈不兩全其美。 這種 “名士”的 “德行”， 你如果不用鵝眼視之， 就真有點虧待他了！ “然人生在世， 也得敬畏點什麼， 或人或事或物。 碰到真正心疼你、 惦念你的親人， 會爲一時見不到你而怨氣衝天， 摔你的電話， 甚至跟你大吵大鬧， 或數月不理你。 此時此刻， 你得換成牛的眼睛視之， 低眉順眼， 唯唯諾諾， 不急、 不爭、 不氣， 俯首貼耳。 ”這乃是曾坤歷練出來的 “處世金針”！（ 《不妨用牛眼與鵝眼觀世相》 ） 曾坤拿黛玉和寶玉相處關係說事， 兩人既是心有靈犀的戀人， 更是志同道合的知己。 因爲兩人太熟悉、 太親密， 感情太飽和， 豈不知事情恰恰就生變在這個 “太親密”上。 盈極生虧， 親極生隙， 物極必反。 “黛玉與寶玉的關係， 留給人的啟示大致有二：一則與人相處， 近者疏。 近者如朋友、 同事、 同學等， 總之周圍靠你很近的人。 疏， 即間隙。 從辯證的角度看， 本來關係就走得很近， 適當保持一點距離， 彼此給對方一點私人空間， 各自預留一點迴旋的餘地， 不想讓你知道的就別去打聽， 不該你問的就不去探問。 這樣， 近者有度， 才不易走向反面。 ⋯⋯二則與人相處， 遠者親。 遠者如不在同一單位、 同一地方的朋友、 同學等。 親， 就是要加強彼此間的聯繫。 本來就不在一起， 彼此天各一方， 再不聯繫， 再不想法交往， 關係就更疏遠了。故， 想方設法與遠方的朋友保持聯繫， 加強友誼， 更有百利而無一害。 他（她）不會和你發生利益衝突， 不會因你得勢或失勢而受到牽連， 故不需要

戒備他們， 他們永遠不會嫉妒你， 拋棄你， 所以不必顧及什麼。 ”這是曾坤研究錯綜複雜的人與人關係的辯證法。 （ 《近者疏遠者親》 ） 曾坤與一位剛退位的少數民族高級領導幹部聊天， 談到一個很有趣的情節：不少剛退下來的領導幹部出門乘 “的士”怕碰見熟人， 離目的地老遠就下了車， 怕暴露由過去坐專車變爲現在乘 “的士”的 “落差”， 人落位了，心態還留在 “官位”上。 對此， 那位少數民族高級領導幹部頗有感觸地議論了一句：雄鷹只會飛， 哪行？ 只有落下來才算飛起來過嘛！ 曾坤對這種睿智的說法大加贊同， 認爲他用極形象的比喻， 精闢地道出人生起伏的哲理。 曾坤說， 人的一生， 不可能也絕不會始終都處在一種狀態中。 有的時候壯闊一些， 有的時候低迷一些， 就如雄鷹一樣， 有時在天空翱翔， 有時在陸地棲息。 大千世界， 進之退之是相互伴隨的， 相互映襯的。 人的一生是進和退的矛盾統一體， 有進則有退， 有退方知進， 這才是完整人生。 “生活中應該學會放棄， 特別是當失去一些原有東西的時候， 一切固執的觀念都應該擯棄。當領導時配的汽車， 那是工作需要。 現在年齡大了， 或因其他原因， 從領導崗位上下來了， 自然附屬於 ‘領導’職位的東西就沒有了； 當領導時被眾人恭維着、 巴結着， 現在沒權沒勢了， 自然依附於權勢的勢利小人， 就會在你面前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一切， 都是順理成章的， 決不能爲了達到自我心理平衡而強迫自己忘掉或變得麻木， 必須是一種坦然的、 理智的、 真正的放棄。 放棄， 你就可以輕裝前進。 放棄， 你就可以擺脫煩惱， 整個身心沉浸在輕鬆悠閒的寧靜中去。 ” （ 《 “雄鷹只會飛哪行”》 ） ⋯⋯ 曾坤的真知灼見不是味同嚼蠟的說教， 更不是 “教師爺”式的高頭講章， 而是在生活的實踐中、 摔打中得到的鮮活的灼見。妙 筆散文是一種十分精粹的語言藝術。 每讀那些深刻、 雋美的散文佳品， 其

文筆給予人們的突出感受， 就是一個 “妙”！ 當然構成這一 “妙”字的因素是很多的， 如秦牧所說 “粗獷和細緻相結合， 意筆和工筆交錯運用， 節骨眼上的精心刻劃， 關鍵之處的感情奔注”， “妙語、 警語、 精彩的比喻， 貼切的描繪” （ 《散文創作談》 ）等等， 但是， 最突出、 最重要的一點乃是：精微傳神。 所謂精微傳神， 就是文字精簡， 落筆入微， 神髓畢現。 作者常常抓住事物的細處， 寥寥幾筆， 便再現出事物的神髓， 讀之使人身臨其境， 且又爲之情動神搖。 可以說， 這是散文筆墨的突出特色， 也是散文作者用筆的獨到功夫。 散文筆墨的精微傳神， 不僅表現在寫人、 狀物上， 而且也表現在抒情、 析理上。 許多複雜的感情、 抽象的思想、 深奧的事理， 對一般人來說，可以意會而難言傳； 然而， 散文作者卻常常能夠用精簡、 明晰的文字， 寥寥數語， 便撮其精要， 盡其情致， 析其幽微。 《蓮島閒筆》 字裹行間透發出來的筆墨功夫， 是曾坤在長期的記者生涯、 藝術實踐中刻苦磨練出來的硬功夫， 並且是同他的思想深度、 生活閱歷和詞彙積累關係很大的。 我們不能孤立地去追求文筆的 “傳神入微”， 而應該努力提高思想、 生活、 語言三方面的修養， 尤其是處理好 “意”與 “筆”之間的辨證關係， 既要看到 “筆”對於 “意”的依附作用； 又要看到 “筆”對於 “意”的反作用， 從而正確地、 積極地加強筆墨的磨練。 質言之， 《蓮島閒筆》 的語言是一種相當專業的散文語言。 我們在 《蓮島閒筆》 的閱讀單元中， 可以窺視出曾坤散文矯矯不群的語言技巧。 首先， 要細察、 精思， 煉出文章妙意。 文章的傳神妙筆總是得自作者身臨其境的反復體察中。 曾坤在 《永遠的格瓦拉》 一文中寫道： “而今， 切 ‧格瓦拉——頭戴黑色貝雷帽、 留着連鬢絡腮鬍子、 清瘦的臉龐、 凝視遠方的頭像， 已成爲20世紀最具象徵意義的招貼畫之一。 與麥當勞的畫像一樣， 成爲全世界的時尚符號， 被印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輕人T恤衫上和酒吧的牆壁上。 澳門也不例外， 在新口岸酒吧一條街上， 不少酒吧的門上或牆壁上， 貼有切 ‧格瓦拉的招貼畫， 十分醒目。 顯然， 這不僅僅是一種時尚的標記。 澳

門大學一教授說，這蘊含着一種文化現象， 因澳門和拉美國家同屬被葡萄牙及西班牙長期統治過的地區， 同一種文化之間的溝通迄今暢行無阻。 但不少澳門年輕人則另有看法，他們認爲， 切‧格瓦拉身上所表現出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精神氣質，恰好是當今這個時代所極度匱乏的。 人們對切‧格瓦拉的頌揚、崇拜和尊敬， 折射出對日益猖獗的物慾、權慾橫流的世俗社會的貶斥、憤怒和反叛。 ” 在《幸運的蘇曼殊》一文中寫道：“我專程拜謁了位於珠海市瀝溪村西街27號一間青磚土木結構的蘇曼殊故居之後， 才爲心中的這縷絲絲不斷的悲愴情調畫上了終止符。 ‘古今多少英雄骨，埋遍西湖南北山’。 或許是這句詩所描繪的場景撥動了敏感的神經， 的確， 綠綠的西湖水， 接納了太多美麗善良的生命； 青青的西子湖畔，散落了太多鴻儒雄才的冤魂。 長眠於此的，有被南宋朝廷連發十二道金牌從抗金前線騙回、 以 ‘莫須有’罪名殺害的岳飛， 有爲反對封建專制制度而慷慨就義的巾幗女俠秋瑾，有被譽爲‘清官代表’的明代名臣于謙，京劇大師蓋叫天， ‘梅妻鶴子’林和靖， 民國 ‘御前第一筆’陳布雷、外國友人衛匡國、學界泰斗俞曲園、 章太炎，還有辛亥烈士徐錫麟、 陶成章都長眠在西湖邊。 有癡情才女蘇小小、 馮小青、朱淑真，還有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中最爲悽婉動人的白娘子、祝英台⋯⋯再一個就是這位祖籍 ‘大澳門’的中國近代著名詩僧、畫家蘇曼殊！ ” 《 “上海支邊青年”最後的結局》 一文開篇寫道：“ 2009年4 月17日，楊永青從上海飛香港探視長期患病住院的弟弟之後，順道來澳門看我，這是我倆分別30年後的第一次重逢。 最初的一瞬間，我的確有點心酸， 這就是當年站在周總理身邊， 紮着兩條小辮， 圓圓的臉， 大大的眼睛， 露出甜甜笑容，充滿蓬勃英氣的楊永青嗎？ 眼前的她，一頭花白的短髮， 單薄的身子骨，歲月的年輪如斧跡刀痕般刻滿清臒的臉上。 說心裹話， 她比我想像中要蒼老許多。 楊永青卻樂呵呵告訴我： ‘我1941年生人， 虛歲已經整70了。 ’言外之意，她自視精、氣、 神遠在70歲之下。 ”曾坤又寫道：“說起

楊永青， 和我同年齡段的人， 特別是新疆、 上海兩地的民眾， 幾乎無人不曉， 她可是一位擲地有聲的楷模式人物。 1963年， 在社會上越來越高昂的革命激情的鼓動下， 已經24歲的楊永青， 先是拒絕和父母一道從上海移居香港， 接着又放棄剛剛獲得的工作崗位——無線電商店營業員， 毅然決然寫下血書， 申請報名去新疆： ‘衝破萬重關， 創業在新疆， 一心爲革命， 誓死不回頭！ ’”曾坤評價道： “上海支邊青年， 一個令同時代人無比敬慕而熱血沸騰的稱謂！ 遙想當年， 10萬上海知識青年聽從祖國召喚， 毅然決然放棄中國第一大城市的優裕生活， 告別父母親人， 浩浩蕩蕩來到西北邊陲的亙古荒原上， 拓荒， 披綠， 立志振興祖國的每一寸土地。 苦， 吃盡了千般； 累， 受盡了千般， 同屯墾戍邊的老戰士一道， 硬是把我們的祖先從未涉足的不毛之地， 開拓成綠洲！ 塔里木墾區、 準噶爾墾區⋯⋯ ， 人類新的居住點， 一個個出現在地圖上。 ”曾坤讚頌道： “共和國的歷史更應該記住， 上海10萬支邊青年奔赴新疆， 不僅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城市知識青年成建制、 大批量奔赴農村之先河，爲縮小城鄉差別，爲提高新疆人口素質，爲改變新疆的面貌， 作出巨大貢獻； 更是在共和國最艱難的時刻，爲共和國度過難關， 注入了一針艱苦奮鬥、 奮發圖強的強心劑。 其功績與歷史意義不能抹殺。 ” 《賭場內的 “大衛 ‧科波菲爾”》 一文記述賭王何鴻燊的外甥——孫鏡輝， “再細瞅他， 更不由得對他來了興趣：瘦挑兒身材， 一雙藍眼睛深邃發光， 高高的鼻樑， 兩隻扇風大耳， 配一張表情極豐富的胡腮臉， 怎麼看怎麼像 ‘鬼佬’。 這便是朋友推薦給我的 ‘澳門賭場的大衛 ·科波菲爾’。 ”曾坤描述道： “也許孫鏡輝覺得自我介紹該結束了， 不待我提出， 他將正在進行中的話語戛然截住， 然後從辦公桌拿出一塊特製的墨綠色絨布， 脫去西裝外套， 高高卷起襯衣袖子， 擺出一副要 ‘開戰’的架勢， 開始爲我們做魔術表演。 第一個魔術節目他起名叫 ‘四仙過海’， 即用四張塑膠撲克牌， 將罩在牌下的硬幣變換得時有時無， 神出鬼沒。 另一個魔術是用幾張畫報紙片，一翻， 瞬間就變成幾張1,000元的港幣。 他接連表演了六七個魔 ， 個個神

極了！我幾乎是貼着他身子觀看， 可看不出一點破綻來。 驚歎之餘， 我要求他再做一遍。 他又用慢動作做了一遍， 仍然看不出名堂。 我問其中的竅門，他笑而不答。 ”曾坤用精微傳神的語言， 把一位賭場魔術師描繪得像站在眼前一樣。 其次，也要勤學苦練，磨出文字硬功。 我們說， “意在筆先”，意善而文美； 但是，煉意的思維活動是離不開語言的。 無疑， 詞彙的豐富， 有助於作者思維活動的暢達而精微地展開。 在《一字之師》一文， 寫在澳門一家酒店與北京大學袁行霈邂逅的往事。 曾坤久慕袁先生大名，尤對其詞彩瞻富的國學造詣、 氣若幽蘭的學者風範俯仰多時。 當年， 袁先生審議《牲畜法》時， 從語言學的角度對法律草案中一句“牲畜福利”裹的 “福利”一詞提出異議， 認爲放在此處容易引起老百姓的誤解，提請修改， 得到人大常委會的採納。 曾坤因一篇批評報導讓被批評者告上了法庭。 批評報導中有一句： “到單位2年多總共上班才100來天”， 爭議就出在 “來”字上。 法庭說，此句失實：“100來天”就是不到100天的意思， 實際上班時間加起來150多天。 曾坤在法庭上慷慨陳詞：100來天， 就是100多天， 北方語言中“來”字都當“過了”講， 從沒聽說當“不足”或“接近”講。 難道我們平時說的 “ 30來歲”、 “ 50來斤重”， 這裹的“來”字都表示 “不到”或 “接近”嗎？ 最後法院依據語言學家呂叔湘出具的一紙 “證言”， 判曾坤 “用詞不當”， “有條件地”私下調解了此案。 儘管曾坤對呂叔湘的學養崇敬不已，但對呂先生關於 “來”字的解釋至今依然存疑。 語言本是人民創造的， 許多詞語都是約定俗成的產物， 比如“打掃衛生”，儘管搭配不對， 但人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說法， 也就這樣使用開來。 袁行霈認爲， 中國字有許多模糊結構， 像“來”就是， 它表達的是一種不確定的含義， 詞義更受當時語境的影響。 比如說 “100來天”這句話時再輔助向上揚的手勢， 就表示 “100多天”的意思， 如果配以向下的手勢， 就表示不到100天的意思。 如果都按語言學家界定的規範來使用語言， 我們搞文學的就沒有辦法創作了。 宴席上，

談笑風生， 回憶往事， 咬文嚼字， 錘煉語言。 在 《豈止 “錯了兩個字”》 一文， 談到四川省巴中市人民政府下發的一份 “關於2008年中秋節放假安排的通知”， 文件中將 “中秋”錯打成 “端午”。 只因 “錯了兩個字”， 四人被問責， 三人丟了官。 曾坤感喟地說： “看了這則報導， 真叫人哭笑不得。 本人差不多與文字打了半輩子交道， 按說， 行文中出現個把錯別字乃常有的事。 尤其如今電腦替代了筆紙， 打錯字更是烏鴉笑豬黑——自己不覺得。 將心比心， 這幾位巴中市府同仁只不過因爲 “錯了兩個字”的疏忽， 卻受到如此嚴厲的處罰， 乍一聽似乎覺得有點 ‘太那個’。 但是過後細想想， 深感莫大的悲哀， 四位同仁何止 ‘錯了兩個字’！ ”在曾坤看來， “錯的是公務人員責任心的缺失， 錯的是失去了支撐其公職行爲的道德羅盤。 這種責任心和道德羅盤一旦失去， 其可怕後果不可估量。 ”⋯⋯ 從 《蓮島閒筆》 的字裹行間， 看得出曾坤已經熟稔地掌握、 駕馭了散文語言文字的 “煉金術”， 逐步形成一種 “記者散文”筆調。 曾坤是一名出色的記者， 讀完 《蓮島閒筆》 後， 又知道曾坤是一位不俗的散文作家。 這是一種 “遲到的發現”。 我對這部散文集的總體看法是八個字：蓮島新花， 閒筆不閒！（ 2010年6月於澳門）

時代呼喚黃漢強——序《黃漢強文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澳門社會發展迅猛。 大陸實行改革開放， 影響至爲深遠， 極大地調整了兩岸四地之間的關係， 猶如挪動了一顆關鍵的棋子而帶動了全局。 在澳門， 回歸祖國開始進入倒計時的歷史階段， 人們的回歸意識越來越強烈， 經濟發展開始轉型， 文化生活比以往更加豐富， 中葡兩國政府加快了準備澳門政權交接的節奏， 標誌性的事件有：1981年成立的真正意義的現代化大學東亞大學， 改變了澳門文化的品位， 新移民潮湧般的到來則衝擊着這個原本寧靜的小島， 人們的思想陡然活躍起來， 迅速拉近了澳門與世界的距離。 原已存在的老問題和現實產生的新問題急切地等待社會科學家作出回應。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當時澳門有兩張大報：澳門日報和華僑報； 黃漢強任職於華僑報， 他因應付職務之需而撰寫社會經濟類的專欄文章， 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影響； 而華僑報老闆趙汝能先生也對政治生活頗感興趣， 後來還當上了人大代表。 他希望他的報紙能有一番作爲； 從他個人參預政治生活的需要看， 他還希望找到一個可以聽取諮詢意見的智囊團隊。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的籌劃成立正好與他的意念相投。 黃漢強聯絡內地來到澳門的一些學者以及澳門本地學人共同創立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以 “研究澳門， 服務澳門”爲宗旨， 自然得到華僑報的大力支持， 連會址也設在華僑報社內， 時任華僑報記者的徐新全面負責學會刊物的設計與出

版， 編輯部設在華僑報社轉角的一個堆滿書報的辦公室。 這就是最早的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今天回頭看去， 是時勢造英雄也好， 是英雄造時勢也罷，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確是澳門社會科學開始繁榮的年代， 黃漢強也因此成爲澳門社會科學研究的弄潮兒。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無疑是澳門最早一批 （甚或是最早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學術社團， 各方都非常重視學術圈子裹的這個新生事物。 文化學會會長（即文化局長） 彭慕治博士 （Dr. Jorge Morbey） 是一位學養深厚的文化學家， 是能平等對待華人社團的葡萄牙官員， 他給予社會科學學會很大支持，除了撥給學會辦公地址， 還親自參加中國籍官員都未必有興趣參加的學會的學術活動。 “研究澳門”， 實在有太多的課題可供選擇。 黃漢強敏銳地抓住了一次次機會， 開展與廣東學者的聯繫， 進行粵澳關係的探索， 後來擴展至港澳關係、 澳台關係的研討， 及時出版他主編的 《澳門經濟年鑒》 ， 並由社會科學學會另一員主將黃偉文將之翻譯爲英文， 擴大著作的影響。 1992年在黃偉文任會長期間主辦的 “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 更是學會早期學術活動的一個生動的剪影。 當時的澳門總督韋奇立將軍非常關注那次學術活動， 親派代表發表實質性而非純禮節性的演說， 參與研討會的全程。 這次研討會得到國家語委和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的充分肯定， 認爲它 “爲科學、 適用、 穩妥、 動態地制訂澳門的語言計劃鋪設了路基”， 在中文成爲官方語言的進程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也許是在社會科學學會的啓發或帶動下， 此後澳門社團有如雨後春筍般誕生， 或者說許多社團從社會科學學會這個母體中孵化出去， 形成澳門社團可觀的景象， 例如哲學學會、 經濟學會、 心理學會、 歷史學會、 語言學會、寫作學會等等。 “社會科學”是個可大可小的概念， 大如自然科學以外的所有部門， 小則只重點包含社會學、 經濟學、 法學、 政府行政學等等； 像我所從事的語言學大而言之屬於社會科學， 實際上社會科學很少把它作爲重點列入其中。 黃漢強所從事的研究課題屬於我所說的狹義社會學範疇， 因此如魚

得水，很有發揮專業能力的機會。 加之風雲際會， 東亞大學來了一位國際知名社會學家林達光教授，又逢此時澳門基本法的草擬提到議事日程， 時代呼喚黃漢強上馬出征。 林達光校長上任後所做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澳門研究中心。 1987年8月，林校長廣邀散佈各界的社會學精英座談，徵求成立澳門研究中心的意見，其中包括杜嵐、李鵬翥、 魏美昌、黃就順、楊允中等等， 黃漢強當然也在被邀之列。 史家若執着於考證確切的日期，這次集會可以算作東亞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的成立大典。 當時校長委託已在東亞大學服務的我和黃偉文操辦中心成立後的事務， 黃我二人都有自己的專業， 無意 “撈過界”去組辦屬於 “狹義社會學”範疇的研究機構。 爭取這個缺位的至少有三人。林校長徵詢意見，我們根據自己的觀感推薦當時尚在華僑報任職的黃漢強，理由很簡單：第一，他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是正經八百的科班出身； 第二，他是澳門人， 了解澳門社會並天然地精通澳門粵語， 如果連澳門粵語都不懂，如何研究澳門社會？ 最後花落黃家， 黃漢強走馬上任。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與東亞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實際負責人的雙重身分成爲黃漢強加入基本法草委的不二人選。 草委身分給予他極高的榮譽。 他愉快地、全方位地參與各項與草擬基本法有關的工作， 包括編輯草委們遊覽祖國山河寫下的詩詞隨感之類的東西。 所有這些文字性的成品，這次都彙總在《黃漢強文集》 中了， 其中包括 “研學流光”“草委心曲” “雨中彩虹” “鐵漢天涯”等四部。 我於1981年從香港應聘到剛剛成立的東亞大學任教。 來到澳門， 人地生疏，很快結識曾在北大求學的黃漢強。 我與他都是1957年的畢業生， 只不過他念經濟系，我念中文系， 畢業後各自分派到不同的邊遠地區受過苦， 80年代相逢於澳門實有 “他鄉遇故知”的感覺。 我發現漢強學長爲人忠厚，性情溫和，待人真誠， 家庭和睦， 還有難能可貴的忍辱負重的胸懷， 具備成大器的品德， 因此我由衷地支持他的事業：組織社科會， 成立校友會，幫他調整詩詞格律⋯⋯只是後來他地位變了，公務忙了， 聯繫也就少了， 但心中時時

牽掛他和他的家人。 令人感觸極深的是，在他過世四年之後，社會科學學會的後來者們不忘他們的老會長，在楊開荊博士的帶領下發掘、搜集、整理、編輯出版他的文集。 多情多義的舉措深深地感動着我， 感動着許許多多有情有義的人們。（ 2009 年 6 月22 日）

醫治精神傷痛的良方——評介孫保平《中華至理名言》 世界文明史告訴人們， 一個民族的興旺， 一種精神的長存， 不在於它的武力是否曾經強大過， 甚至也不在於經濟曾經如何繁榮， 而是在於它的文化是否具有普世價值， 是否鑄造了整個民族的靈魂。 在歷史的長河中， 許許多多的國度曇花一現， 不復存在了， 只有文化深厚的民族千秋萬代， 延綿至今。 中華文化是世界上四大古老文化之一， 中國是一個傳統深厚的文明古國， 先哲們留下的思想遺產源遠流長地孕育着一代又一代子孫， 引領我們向更加文明的高度進發。 當前， 伴隨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 中華文化的普及和推廣更成爲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文人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在國內， 人民經歷了百年貧困， 一部分人陡然富起來， 在突如其來的金錢誘惑和豐富的物質享受面前， 道德的重建比以往任何時期都顯得重要與迫切； 在國外， 中國的形象同樣需要用民族的精神去塑造， 讓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中華民族。 有了代表民族精神的文化， 人民才會團結， 社會才會和諧， 民族才會興旺， 國家才會發展。 近年來孔子學院在全世界的廣泛開設與中華國學的普及和推廣， 反映了時代的需求， 而且正在匯合成一股波濤洶湧的洪潮。 在這股洪潮面前， 一位治療身體疾病的醫生拿起筆來， 加入治理精神傷痛的行列， 從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中尋章摘句， 彙集了一部 “中華至理名言”。 他就是孫保平醫生。 孫醫生的努力是值得讚許的。 遠至易經、 尚書，

近至現當代的學者名人， 孫醫生一一加以盤點， 彙編一部格言體的巨著， 由澳門人文科學學會出版， 書名《中華至理名言》 。 這是一項意義非凡的舉措。 從事語錄編選工程向來運用兩種不同的手法：或按主題摘句， 或按時代編排。 兩種方法各有優長。 前者主題集中， 說道德的部分列舉與道德有關的語句， 說教育的都是教育的內容， ⋯⋯。 後者則重在歷史的延續， 一本書一本書地摘取成句， 一個人一個人地數說他的思想精華， 孔子說完說孟子； 國語說完說戰國策； 近人說完說今人， 孫中山說罷說魯迅， 一直說到溫家寶。 孫醫生是按後一種體例編排他的著作的， 其好處在於使讀者不僅吸收了許多精粹的語錄， 同時認識了國學的源流， 梳理歷史發展的縱線， 得知歷史上重要經典著述的精髓和各家的學術要點。 《中華至理名言》 “揮淚捨卻無數上佳名句” （該書作者 “前述”） ， 所錄都是經過千挑萬選的歷代名人名著的 “名言”。 例如對待孔子學說， 孫醫生將孔子學說中最精粹的部分選入書中。 拿人格修養來說， 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特別強調 “君子”與 “小人”之分。 無疑這一道德標準的分野起自孔子， 在孔子的言談中明確建立了 “君子”與 “小人”兩相對立的概念。 子曰： “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 又說 “君子成人之美， 小人反是” ， “君子坦蕩蕩， 小人常戚戚”， “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 ，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義、 利”之分，“和、 同”之別， 在孔子心中是非常明確的， 而這些概念又分別附着在 “君子”與 “小人”身上。 《中華至理名言》 就是按照這樣的思路收錄前人的名言名句， 讀者讀罷這些摘句無異於學習了孔子關於 “君子”思想的全部論述， 受到極之生動的國學教育。 通觀全書， 孫醫生成功把握了衆多先賢們的思想要義， 摘下他們的 “至理名言”， 例如大學之道， 中庸爲德， 管子的 “國之四維”， 孟子的 “民貴君輕”， 墨子的 “尚賢”， 荀子的 “性惡”⋯⋯ 人類生活在兩種類型的環境中， 一是自然環境， 二是文化環境。 作爲自

然人，人類與其他動物一樣； 作爲社會成員，只有文化環境才能凸顯人類的本色， 因而文化環境比自然環境更爲重要。 孫醫生提供給我們的養料是文化環境中的生活養料。 中國人吸取了這樣的營養， 活得更像中國人；外國人懂得了這些學問，也才真正了解中國人。 整部《中華至理名言》分爲八篇：四書五經篇、春秋戰國篇、 秦漢三國篇、兩晉南北朝篇、唐宋元朝篇、 明清朝篇、 民國近代篇、 其它名言篇， 其中歷代名著二十多部， 名人一百五十多位， 搜羅豐富， 資料齊全， 而且附有選編者的解說， 點出要領， 通俗易懂， 是一部難得一見的道德修養的教科書，值得推薦給各界朋友。 孫醫生從事這項工程 “花費了數十年光陰”（該書鄧思平 “序言”） ，除了這部出版的《中華至理名言》之外， 尚存沒有付梓的“三十餘冊之多”（該書作者“後記”）。 除此之外，他還寫得一手好楷書，真的稱得上是一位“儒醫”，一位酷愛傳統文化、熱心宣揚傳統文化的有心人。 我們期待着保平先生搜集整理更多的“至理名言”問世。（ 2010 年 5 月 ）

寫作要講究方法——序楊興安 《 中學作文與散文欣賞》 文學作品的表達手法不外四種：記敘、 描寫、 抒情、 議論。 記敘和描寫屬一類， 偏重於對客觀的錄述。 記敘是平白地述說事件始末； 描寫是對所述內容以形象詞語作繪聲繪色的表達。 記敍是白描或素描，描寫則是 “繪事後素”的繪描。 這兩種手法時時交叉運用， 其間並無不可跨越的鴻溝。 白描之中偶有形象詞語或繪描之中常出平白文句乃是常見的藝術現象， 於是文藝學中有了 “記敍式描寫”和 “描寫式記敘”這類術語。 抒情和議論屬另一類， 側重在作家主觀的發抒。 抒情是以帶感情的語言材料煩吐心中感受， 旨在以情動情， 引人共鳴； 議論則以邏輯語句發表對人對事觀點。 抒情重在情的抒發， 議論重在理的裁斷。 抒情到了極致， 常取判斷形式即論說形式； 論說不足即邏輯份量不夠， 則顯得仍然在作情的抒發。於是情理難分， 文藝學就只好發明 “抒情式的議論”和 “議論式的抒情”這類兩種手法摻合的用語了。 上述四法乃作文的根本之法。 倘能依作品所需與作家所想將此四法運用自如， 則作文至少可達中規中矩的田地； 倘若更有創新， 那就必定屬於上乘之作了。 興安君據多年閱讀、 寫作與教學的心得， 敏銳地捉住了作文的要害， 著成 “中學作文與散文欣賞”一書。 著者的觀念很明確， 那就是： “描寫文”旨在 “欣賞”， “記敘文”重在 “詞語文句”的配合， “抒情文”表

現 “語體和文章格調”， “論說文”則要在 “修辭”與邏輯上着力。 這部著作既有理論的闡述又有實例的印證——理論昇華了文學創作的經驗， 而實例又是理論的註腳。 理論與實例配合， 相得益彰。 著者寫作此書實在有過一番深刻的構想且注入了大量心血。 興安君勤於讀書、 勤於寫作， 他的著述與文章早爲讀者熟知。 著書人的最大滿足不是別的， 而是讀者能從他的文字中受到教益， 獲得啟迪。 相信興安君會從師生們和讀者羣對這部新書的讚歎聲中得到鼓舞。（1987 年 8 月 1 日）

作家出少年——序澳門濠江中學優秀作文選第六輯 《綠荷》 電視台不久前播放過一則新聞故事：一個13歲學生的假期就要結束了，然而十篇作文的家庭作業連一個字也沒有着落。 於是他只得利用假期最後幾天時間趕寫八百字一篇共八千字的文章。 誰都沒有料到， 連他自己也萬想不到， 就在這假期的最後幾天， 竟然完成了一部十五萬字的中篇小說。 不用說， 他的父母和老師爲此感到驚訝； 出版社也鑒於這部小說描寫少年生活特別真切、 出語天真無邪而很快將它出版發行了。 的確， 在文學創作的歷史上 “少年得志”、 “神童作家”的奇進屢屢出現， 這次又增添了一個二十一世紀成功的例子。 讀者討論這位小作家成功的秘訣， 認爲他的成功是因爲老師的 “嚴格要求”或 “強行規定”， 如果沒有這些外力的逼迫， 十三歲的少年絕有可能在嬉戲中送走假期的最後光陰而與 “作家”的頭銜絕緣， 何來作品的問世云云。 因此有句老話值得相信：嚴師出高徒。 作文水準的提高有賴學校的嚴格要求， 我是同意這個意見的。 在今天這個已經由電子通訊手段代替了書面寫作的時代， 文學知識的來源是鋪天蓋地的電視連續劇， 知識 （尤其是歷史知識） 的真偽和藝術手段的高下概以電視銀屏爲準， 日常生活中的 “電話粥”代替了書信往來， 連談情說愛都不用寫情書而能打開對方心扉， 還有多少空間需要用文字作爲橋樑呢！ 因此不規定學生抓住筆桿塗抹一下紙張， 那是不

可能使學生修煉出像樣的文筆的。 就像練武功的人那樣， 不腳踏實地， 不真刀真槍，怎能練就一身功夫！ 然而這只是提高寫作水平、造就作家的辦法的一個方面， 同樣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學生本人要有寫出好文章的本領。 這本領是什麼呢？ 當然是作文的基本功， 比如至少要能寫出通順的句子，再比如善於從雜亂的生活素材中提取作品所需要的題材， 還必須具備編造一個故事情節或安排段落、組織篇章的能力。 這些本領不是天生的， 必須由教師傳授給學生。 因此， 在 “嚴師出高徒”的後面，還應當加上一句：“名師出高徒”。 眾所公認，在堅持中文母語教學方面， 濠江中學是久負盛名的。 這所學校的語文教師質素一直很高，除了有本澳自己培養的師資， 還吸收了不少來自中文故鄉的教授、 學者， 他們不僅在課堂裹教學生如何寫， 而且他們本身就是詩人、散文家或小說家，有的還創作劇本， 擔任導演。 有這樣的語文師資隊伍何愁教學水平的提高！ 因此這所中學的中文教學質量一直位居馬首，經過他們調教的學生在許多作文比賽或徵文比賽中都名列前茅， 有些甚至還像那位十三歲少年那樣帶着生機勃勃的作品加入到作家的隊列。 這就是說，這所中學具備了培養青少年作家的外部條件。 然而最根本的必須有學生的自覺。 用一句哲學家的話來說， “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教師的催逼和引導是外因，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學生自己。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部作品集是青少年生活、理想的寫照， 是濠江中學作文水平的檢閱， 其中有在澳門社會乃至國際華人社區中文作文比賽中獲得獎項的作品， 有同學們平時習作的選篇。 這些作品無論是散文、議論、讀後感、 隨筆、詩歌，在體裁上都中規中矩， 也就是說， 散文寫得像散文， 詩歌寫得像詩歌， ⋯⋯文體是寫作首先面臨的選擇。 例如《街角》 的開頭第一句就把標題所需要的環境氣氛烘托出來了：“平靜的小城中有這麼平靜的街道， 平靜的街道裹活躍着不平靜的角落，錯亂交纏的燈泡串，在廣漠的黑暗中支撐着光亮的一角， 非法的擺賣在夜幕的掩護下進行着。 ”又如《回來

吧！ 回來》 短短十來行詩句所營造的意境既有時間的深度， 又有空間的廣度：“回來/從心湖底/八千公尺的深度/回來/從時空/八千年的老地方⋯⋯”它寫的可能是遊子的歸家， 也可能是港澳的回歸， 還可能是情感的回心轉意、生命的返樸歸真， ⋯⋯難得的是許多作品不是在文字上賣弄技巧， 而是追求思想的開掘。 例如《盡其用， 方可顯其能》 ，一反 “黔驢技窮”的陳說， 認爲“黔驢技窮”的責任不在驢而在好事者。 文章有如王安石那篇只有八十九字的著名的《讀孟嘗君》 ， 突發奇論， 令人震撼。 作品集中的作品都是寫青少年自己，馳騁着他們的理想，翺翔在語文的天空，例如《讓我當一天老師》 ； 對身邊的事物發表觀感， 例如《中學生兼職面面觀》 ； 對人生哲理進行探討， 例如《嚴與愛》 ； 還有生活的隨筆， 例如《百感交集的新年》 ； 以及與同齡人探討人生的信函，例如《寫給迷途的人》 ，等等。 作品集裹面的作品篇篇都是佳作，都有高度的可讀性。 筆者有幸提前讀到， 寫了如上感言； 讀者們在讀完這部作品後是不是也會得出我這樣的印象呢？（2002年4月14 日）

第九部分給自己寫的前言後記

《語言與溝通》 後記 《語言與溝通》是我的第十二本出版物。 以前的十一本是： 《藏族文學史簡編》 （合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60 ） 《漢語語音》 （青海民族學院， 1961 ） 《漢語風格論》 （青海民族學院， 1979 ） 《普通話課程》 （香港春田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2 ） 《繁簡由之》 （香港三聯書店， 1984 、 1985 、 1991 、 1993； 台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8 ） 《語言風格初探》 （香港三聯書店， 1985； 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1 ） 《現代漢語》 （合著， 香港三聯書店， 1989； 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2 ）《澳門語言論集》 （主編，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1992《程遠詩詞初編》 （澳門寫作學會， 1993 ）《語言風格論集》 （主編，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4 ）《程遠詩詞二編》 （澳門語言學會， 1994 ） 上列書目顯示出我的學術生涯可分青海期、 香港期和澳門期。 敏感的讀者可能質疑：爲什麼1961至1979年的十八年間隻字不見？ 其實， 這十八年是我生命力最旺盛的時期 （二十七歲至四十五歲） ， 也是我寫作最勤奮的時期， 然而數十萬字的幾部書稿卻不獲發表的機會。 這當然是社會因素和個人

遭遇所使然， 不必深究。 1979年我移居香港。 獨在異鄉爲異客，爲了賺取稿酬以謀生存， 我出版過 “中學語文課本”、 “高等程度會考中國文學”一類書籍近十種， 不過我沒有把它們列入上述書單， 因爲它們並不是學術著述；此外， 我爲東亞大學公開學院編寫成冊的 《現代漢語修讀指南》 、 《古代漢語修讀指南》 、 《修辭學修讀指南》 （其中 “漢語風格”部分） 、 《古代散文修讀指南》 也都沒有列入上述書單， 因爲它們用作教材， 其中有 “著”，也有 “編”。 1981年因爲業師王力教授和朱德熙教授鼎力推薦， 推辭不當東亞大學校長而改任文學院長的馬蒙教授邀我在他的麾下擔任助理教授， 協助他創辦中文系。 中文專業最早的課程設計和圖書目錄即是由我奉命起草的。 遺憾的是沒有正式開學馬教授即因健康欠佳而卸任， 文學院長交由另一位大好人Professor A. W. T. Green接替。 當年的校長先生沒有給我助理教授職銜， 只給我語言教師的職銜卻要教本科專業課 （在香港大學， 語 教師屬於non-teaching staff， 即 “非教學人員”是也 ） 。 一年後我再次應徵助理教授成功， 並獲大學財務長兼人事部長 （廣受大學上下同仁尊敬的李越陟先生）正式通知； 不料任職兩個月後又被校長先生在走廊裹口頭宣佈撤消。 一個在中文的故鄉教了二十多年中文的中國教授雖然在校長眼裹連學術人員都不算，但是他絲毫不敢因此而鬆懈對學術的追求， 並且從1982年起即不斷有所表現。 八十年代我在香港出版了四本書， 其中 《語言風格初探》 被同行們列爲 “研究漢語風格學的第一本專著”。 （袁暉、 宗廷虎主編 《漢語修辭學史》第496頁，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 ）這對我是有力的鼓舞。 到了九十年代，我來澳門已逾十年， 自信已被澳門社會接納爲本地人了， 於是學術活動便更集中地在此地展開。 這些年來， 我在學術上的 “主攻方向”是什麼？ 《語言與溝通》 幫我整理和作出了答案。 這個論文集分 “語言編”、 “風格編”和 “寫作編”； 三個編目是我學習興趣和探索目標的一個方面。 “語言編”的文章多屬 “社會

語言學”。 我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從不自覺之中開始， 而以 《青海口語語法散論》 一文爲起點。 這篇論文的素材是我於六十年代在青海漢藏雜處地區蒐集來的， 文成於六十年代而在八十年代始獲發表。 等到這篇文章發表之時我才驚喜地發現， 這篇 “散論”無論從資料、 方法和結論等方面看， 它都具備社會語言學的特徵。 此後我沿着這條學術路線走下去， 才有澳門語言現象的多篇論文問世。 風格學的研究從一開始便處於自覺狀態。 六十年代初我就寫出了五萬餘字的 《漢語風格論》 ， 也是因爲歷史的原因才在1979年正式出版。 在學術界， 研究成果的公佈和學術著述的刊行必須考慮時間的因素， 就像究竟是誰首先發現了新大陸或新行星之於科學家一樣。 因此且借這個 “後記”的有限篇幅略作交代。 恰巧就是這部文稿， 成爲我在1979年由講師破格晉升教授時審核學術水平的依據， 這彷彿是對它被禁錮了將近二十年的補償。 “風格編”所收文章代表八十年代以來我對 “風格”的新理解， 修正了我在 《漢語風格論》 中對風格外延的界定。 編中 《風格的要義與切分》 一文對此有詳盡的說明。 至於 “寫作編”中的文章則全屬不務正業的副產品。 文藝寫作原本是我自幼的愛好， 求學期間曾在 《長江日報》 發表過童話詩 《龜蛇二將》 ； 而在青海的二十餘年亦偶有吟詠， 但所寫的都成了雪上之霜， 統統被當作可怕的罪證。 我曾發誓不再涉足文藝創作的危險地帶， 無奈人是感情的動物， 興之所至， 依舊彆不住有所唱和。 值得慶幸的是，炜明將我的劫後餘灰收進了《程遠詩詞初編》 。 “寫作編”暴露了我那對文藝創作的難移的本性， 透露了一點我對寫作 （尤其是文藝寫作） 的觀感。 《語言與溝通》 只不過在我走過的語言學的雪泥上留下了幾道鴻爪， 然而對我而言卻有紀念意義。 因此， 在這本論文集編定付梓之際， 我由衷感謝爲它提供了方便和耗費了心力的叢刊主編吳志良先生和副主編馮少榮先生以及題寫書名的中央美術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朱乃正教授。 最後， 我要特別感謝贈我序言的張志公教授。 志公教授是我國第二代傑出的語言學家， 他在傳統語言學和現代語言學兩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 並且

能將二者熔入一爐， 合爲一體。 他在傳統語文教育方面， 在漢語語法體系的構擬方面， 在修辭學和風格學的創建方面都立下了卓越的功勳。 1994年11月， 我應邀前往蘇州參加 “漢語修辭和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滿以爲能見到志公先生， 當面向他求序。 沒想到先生身體一時欠佳不克赴會， 我便拜託參加會議的高平平講師返京代爲請求。 平平女史來信說： “回京後即遵囑將您的底稿送與張志公先生。 當時他才出院不久， 步履維艱。 我感到他很難親自寫序， 便提議請他先看底稿， 然後他口述序言， 我來記錄。 他同意了。 12月31日我應召前去張先生家， 他口述， 我記錄整理。 我們談了一個下午。 他的口述我是一字一句記錄下來的， 其中的法語是先生親自寫的， 我把它剪下來貼在我的記錄稿上。 記錄完畢， 先生讓我作一下修改， 我只是做了一些細微的詞語修飾。 我想， 您看後可作進一步修改， 這樣才好。 ”我倒覺得 “這樣不好”。 我希望保留先生所賜的原始面貌， 絲毫不可走了原樣，以便我們準確地領會先生的學術思想。 我感謝志公先生的口授， 感謝平平女士的記錄整理， 未敢更動一字， 謹此爲識。（ 1995 年 1 月 ）

語言架起傳意的橋樑—— 《語言與傳意》 代前言 傳意，是一個古已有之的詞語，唐成玄英注釋《莊子‧天道》 “而世因貴言傳書”句說：“夫書以載言， 言以傳意。 ”傳意指的是傳達思想內容或情意。 今天， “傳意”用來翻譯一門新學科的一個核心術語：communication。 作爲學科術語的“傳意”指人類借助語言符號或其他手段傳送信息的過程。 傳意過程以 “信號”（ signal）爲紐帶， 一頭銜接發出者，一頭通往接收者，雙方盡力排除傳意過程中的干擾或噪聲（noise ）， 求取對信號的一致的理解， 達到發出者 “講了個明白”、 接收者 “聽了個清楚”的境界。 否則不是對牛彈琴便是 “雞同鴨講”，不能使溝通的渠道暢通無阻， 甚至根本不能打開溝通的渠道。 然而信號用什麼東西或形態來充當呢？ 最主要的物質形態是有聲語言及其代用品文字， 當然也可以訴諸其他形態， 例如餐桌上的一碟炒熟了的魷魚可以是老闆辭退職工的信號。 發出者將所要表達的意思即信息（information）編碼（encoding ）， 並將編碼變爲信號，接收者則透過解碼（decoding）來接收信號。 當雙方對信號取得一致的理解， 即形成了共識， 接收者就會產生發出者所預期的反應， 進而作出反饋。 思想的傳遞、意見的商討、觀點的交鋒⋯ 便有可能真正展開。 這個過程可用圖表表示如下：

發出者→編碼→信號→解碼→接收者反饋 反應 由此可見， 在一個完整的傳意過程中語言的信號身分位居中央， 起着左右逢源的橋樑作用， 語言的正誤直接影響傅意的效果。 “語言與傳意”的論題就是爲論證這個公式而提出的。 人類有了傳意活動就有研究傳意規律的學科產生。 世界性的諮詢事業的發展推動傳意學成爲社會科學中一門獨立的學科。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世界不再是一個被分割的球體， 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往，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繫， 東半球與西半球的對話一天比一天頻密， 語言的傳意功能日顯重要。爲了因應傅意的需要， 戰後語言的發展變遷超越了以往任何時期， 例如新詞語的湧現有如雨後春筍， 語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不再是個別的現象。 電子通訊技術設備的日新月異促使傳意活動突破時空限制， 改變人類的距離觀：一次比閃電還要迅速的電鈕撥動可以將信息傳送到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 甚至可以傳遞到太空或其他星球。爲了扮演好傳意信號的角色， 語言正在加緊內部成分的調整。 妥善處理語言和傳意的關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 九十年代的傳意學已經發展成爲一門配合時代進步的學科， 它的前程將無可限量。 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傳意研究方興未艾， 港澳一些大專院校開設了傳意科目、 傳意課程、 傳意學系乃至傳意學院； 中國傳意學也正在突破舊有的 “新聞學”的範圍而擴大視野， 發展異常迅猛。 認識一門新學科要做許許多多的工作， 首先要理解的是學科的命名， 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特點， 相關學科之間的關聯等等。 傳意學的名稱不少，使用得比較普遍的是傳播學， 《社會科學新學科辭典》 （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 1991 ）和收錄了 “漢語最新詞語八千條”的 《新詞新語詞典》 （語文出

版社， 1993 ） 都只以 “傳播學”爲詞條，前者在釋義中有 “亦稱傳意學或傳學”的字樣， 後者則無任何別稱。 其實除了傳意學、 傳播學、 傳學之外， 香港還有 “傳理學”一說， 某間大學就是以 “傅理”命名一個學院的。 對於一個科學的術語， 特別對於一個學科的命名， 必須對它的詞面形式作咬字嚼字的推敲。 “傳意”這個名稱不一定是最佳選擇， 但 “傳送意思”的義項卻如實地表述出來了。 “傳播”的詞義重在 “播”字上， 用在報紙、 電台、 電視以及商品推廣等業務範圍比較適合， 因爲它們的確是將信息播往四面八方；然而傳播也要以傳意爲前提， 人們是將傳出來的 “意”再 “播”開去， 沒有傳意在先， 何來傳播於後？ 我們常說的 “新聞傳播”是一個科學的詞組。“新聞傳播”就是 “傳播新聞”， “新聞”是應當 “播”開去的。 如果將 “傳播新聞”代入 “傳意”的結構形式， “新聞”是 “傳”的對象， 也就是 “意”， “傳播新開”是 “傳意”的一種特殊形態。 “傳理”則在構詞方式和詞義類型方面都與傳教、 傳道、 傳經同屬一個系列， 使人易生聯想； 人們傳出去的是 “意 “， 至於傳出去的 “意”在不在 “理”， 卻是另一層面的問題。 “傳學”的出現大約因爲實在沒有更好的選擇， 於是乾脆只用一個 “傳”字。 本來這是一個很好的術語， 但在習慣於用雙音節詞作科學術語的漢語世界， 單音節的 “傳”字未必爲人們樂於接受。 相比之下， 在諸多詞語之中還是暫以 “傳意”作爲與英語communication相對應的術語爲好。 傅意是發出者將信息傳給接收者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之中， 傳意的渠道並非永遠暢順， 部分受阻或全部受阻是經常發生的。 發出者使用甲語 （或甲方言） ， 接收者使用乙語 （或乙方言） ， 如果彼此不懂得對方的語言 （或方言） ， 溝通的渠道自然會遭到堵塞。 即使收、 發雙方使用同一種語言 （或方言） ， 也有可能因某一方所用的代碼 （code） 出了錯而影響傳意的順利進行。 有時收、 發雙方誰也沒有錯， 只是文化程度不等、 文化背景有別、 思維方法不同、 所用文體有異， 或遇到某些特殊的情況， 都會影響信息的傳遞。帶着偏見投入傳意活動會犯 “忘鈇者”的錯誤， 嘈雜的環境使口頭傳意產生

噪聲， 潦草的字跡使書面傅意受到干擾。 相反， 錯誤的傳送引來正確的接收即 “歪打正着”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在傳意渠道出現的種種情況中， 語言所起的作用最大， 語言在傳意過程中架起一道橋樑， 言語的東來西往、 南征北戰都要從它的橋面上通過。 在傳意活動中， 無論你是信息的發出者還是接收者， 你都必須首先修煉本族語言的能力， 用正確的、 規範的語言去傳遞信息和接收信息。 在人類的交往已經打開了方言界限、 區域界限、 國家界限的今天， 人們更有必要盡量掌握多種方言和多種語言；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在追求語言能力的同時還必須盡量熟悉不同語言背後的文化特徵、 性格心理和生活習慣。 只有這樣， 才能排除主觀和偏見， 正確地對待語言發展中出現的新現象和新問題， 和諧地處理語言之間、 方言之間的關係。 因此， 當語言出現新情況或新成分時， 語言學家不應急於批評、 急於判斷， 而應從語言本身和語言背後去尋找原因，探求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 例如當前的一個現實話題是借詞問題， 這個問題應當從傳意的角度去剖析， 尋求有效的解決辦法； 大聲討伐於事無補， 因爲人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錯了， 如果真是錯了， 又該如何去改正。 從傳意學的觀點看， 借詞在語言交流中是一種古老而常新的現象。 一個詞在被借一方可能是語言中的珍品， 在借用者一方卻可能被語言學家斥爲污染物。 問題出在兩方面：一是在傳意過程中解碼與編碼出現了差距。 被借的詞有它特定的含義、 色彩、 情趣或韻味， 然而未必能被解碼者全部解開， 使用時也就無從表現它那特殊的內涵， 筆者在 《傳意需要與港澳新詞》 中提到的 “人氣急升”、 “飲茶”等即是例證。 二是語言使用者的語言能力本來就不高明， 他們可能連自己的本族語都不能運用自如， 遑論運用從外族語言借來的詞語！當然也有以借詞標榜特殊身分的現象， 那就另當別論了。 在語言學與傳意學的關係日益被發覺、 日益被重視的今天， 澳門語言學會接待了兩岸四地的一群具有開拓精神的語言學家， 專在 “語言與傳意”的論題上發表意見， 展開討論。 大家的共識是：傳意過程中的干擾或噪聲來自

多方面，例如發出者與接收者雙方文化程度不等， 文化背景不同， 生活經驗各異，方言影響有別⋯⋯而最大的干擾乃是語言本身的規範程度不足和雙方語言修養的參差。 這些因素都會拉開解碼與編碼之間的距離， 造成不能完全理解或不能正確理解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信號的內容， 阻礙傳意活動的有效進行。 語言學家要爲傳意提供精確可靠的信號，不斷以新的成分滿足傳意的新需要， 盡量減少傳意過程中的噪聲， 充分發揮語言在傳意中的橋樑作用。 當今的時代可供語言學家尤其是社會語言學家用武之地極其遼闊。 語言學一旦與傳意學攜起手來，必將開創出語言學的新天地。 這本《語言與傳意》 彙集了語言學家們探討這些問題所發表的意見， 倘若它能引起讀者的興趣與思考，我想文章的作者都會感到滿足。

《語言與傳意》 後記 《語言與傳意》 編輯完畢， 即將付梓， 還有幾件事情當作如下交代： 一是書名的由來。 語言與傳意的關係並非沒有不同的認識。 一種觀點認爲：語言是掌握專業知識 （例如統計學、 心理學等等） 的工具， 人們要學的是專業， 只不過通過不同的語言 （例如英語、 漢語等等）去學習罷了； 語言與傳意的關係也應作如是觀， 學傳意的人借助語言攻讀傳意學， 並不需要學習語言本身， 因此， 中文傳意與其他語文的傳意 （比如英文傳意） 並無分別， 彷彿傳意學是一門與具體民族的語言無關的學科。 《語言與傳意》 這部著作論證了與此不同的觀點， 即語言與傳意的關係不同於語言與其他學科的關係， 語言不僅是傳意的工具， 而且語言一經運用就在傳意； 語言永遠以傳意的形態表現出來， 因此語言與傳意結下了 “不解之緣”。 “語言與傳意”的命題也就因此而提了出來。 二是語言與傳意這個題目由什麼人去做答。 傳意界的專家是當然的解題人， 然而語言學界對這個問題也應做出積極回應。 本書側重於後者， 即主要立足於語言學去看傳意的過程、 過程中出現的障礙及障礙的破除， 進而創造性地運用有效的傳意手段和傳意技巧， 追求最好的傳意效果等等。 語言學家從滿足傳意需要的角度去研究語言， 獲取發展的動力。 語言學家要看到語言與傳意之間的互動關係或雙向關係， 自覺地調整研究的課題。 三是語言與傳意這個論題的意義何在， 我們今天爲什麼要研究它。 人們可以想像到， 自從原始人發出語言的第一個音節， 傳意活動就已經展開。 最

古年代的傳意方式想必只有簡陋的呼喚和貧乏的詞語； 經過數十萬年的漫長旅程， 人類才懂得用刻畫在石器或陶器上的簡單線條來傳達思想； 到了今天，傳意方式突破了時空限制，傳意的手段演進一日千里， 它的發展將永無止境。 在我們生活着的這個球體上， 傳意生活更加五彩繽紛：語言之間、方言（包括地域方言、 社會方言）之間彼此接觸、相互汲取、共同融匯已成爲勢不可擋的大潮。 儘管如此， 時至今日，人類的傳意手段仍然是語言以及語言衍生出來的代用品， 即使是最先進的傳意工具也無非用來替代語言的職能。 會說話的機器人、將語言轉化爲文字的科學儀器，其實都是人的奴僕、人的化身， 它們必須聽從主人的呼喚或指揮。 因此，語言與傳意的課題值得語言學家尤其是社會語言學家貢獻自己全部智慧與畢生精力。 四要由衷感謝與本書有關的各方面專家學者和朋友。 大陸、 台灣、 香港、澳門等地學者提供的高質量的論文， 從不同的側面或不同的視角論證了一個共同的主題； 著名語言學家張志公先生在休假期間爲本書作序， 將它推薦給中國語言學界的同道者們；本書作者群中的一位金文學家運用“無聲傳意”的高超技巧題寫了書名； 澳門畫家余國宏先生設計的封面是一幅星球上電波穿梭的構圖， 想是要表現資訊革命的時代氣息吧！ 此外， 澳門語言學會的朋友爲本書的籌備工作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勞動。 所有這些都爲本書的問世提供了可能； 而將可能變爲現實的更有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沈文玉女士和編輯部主任董海敏女士， 她們在 “學術何價”的今時今地支持這部著作出版，爲它的定稿、排版、製作乃至發行付出了大量心血， 表現了她們對學術的熱誠與扶掖。 作爲這部作品的主編，本人謹向上述各位致以深切的謝意， 因爲有了大家的參與和提供， 才有主編的整理與彙聚； 而作爲這部文集的參與者之一，本人謹賀它的出版問世並盼它在讀者群中引來回響。（ 1996 年元宵節 ）

《中文回歸集》 後記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回歸”這個詞兒着實紅火了好些年。 香港回歸，澳門回歸， 首先回歸的是領土和主權。 但我始終認爲，文化的回歸、人心的回歸也同樣重要。 事實上伴隨主權、 治權回歸的歷史進程， 中文回歸的努力從未間斷。 早在1985年， 《澳門日報》社召集澳門各界代表舉行過一次“中文合法化座談會”， 5月4日報上發表了會上的發言。 我在發言中說過這樣一番話： 一般人所說的 “中文”， 實際上是漢語文。 葡萄牙人來到澳門四百餘年， 但通行於社會的口 頭語和書面語 （報章書籍、 商業用字等） 仍然是漢語文， 甚至土著葡人亦掌握了本地的漢語； 葡國語文是政府的行政語文或官方語文， 是一種藉行政力量推動的語文， 是進入公務員行列的華人力求掌握的工具。 語文是大衆溝通的工具。 既然澳門人口的絕大多數是中國人， 作爲社會溝通的工具當然亦應是中文。 中文在澳門的通行早已是既成的歷史事實， 既 “合情”， 又 “合理”， 只是在一段時期內 “不合法”罷了。“法”是人爲的。 “法”只有合乎 “情”和 “理”才有生命。 從漢語的歷史考查， 從澳門社會的未來發展看， “中文合法化”是勢在必行的大勢。 希望各界人士着眼於這個 “勢”字， 努力做一番順應形勢、 因勢利導的工作。

到了九十年代初， 中文的官方地位問題才在葡中兩國政府層面上正式提出來：1991年12月， 葡萄牙部長會議通過並頒佈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的法令， 並於1992年2月在澳門 《政府公報》 上刊登， 算是完成了中文成爲澳門官方語言的立法程序； 但是真正執行起來卻遇到極大阻礙。 澳葡政府用所謂 “雙語政策”取代官方語言政策， 規定公務員都必須同時懂得葡語和中文， 於是輪番派在職公務員赴葡萄牙學葡語、 赴北京學普通話， 要求公務員都會說幾句葡萄牙語， 也會來幾句常用的普通話； 中文的官方地位呢？ 仍然是紙上談兵：立法依舊用葡萄牙語， 政府文件依然用葡萄牙文， 中文只是作爲裝飾品在某些場合起起點綴的作用。 可怕的不僅是澳葡政府採取的這些措施， 更可怕的是連中方處理澳門過渡期三大問題 （法律本地化、 公務員本地化、 中文成爲官方語言） 的主要官員也未能看出問題的癥結， 甚至公開表示三大問題之中， 中文官方語言地位處理得最好。 被人愚弄了還要感謝愚弄人的人， 我真是心有不甘。 作爲一個研究語言學的學人， 我必須爲實現中文的官方地位說幾句專業的話。 自1991年起， 我圍繞澳門的語言狀況、 官方語言的界定、 什麼是雙語現象， 特別是雙語政策是不是非雙語人才能推行等問題做了一些考查和研究， 發表了一些比較切合實際的意見。 1992年在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支持下我發起和主持 “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編和出版該研討會論文集 《澳門語言論集》 ； 我在一批論文中提出在澳門地區實行雙語政策不一定非要雙語人不可。 倘若不是雙語人就不能實行雙語政策， 那麼當時在任的澳門總督也沒有資格領導澳門這個雙語社會， 因爲他根本不懂漢語， 是一個不折不扣只懂葡萄牙語的單語人。 這方面的論文如 《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 《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 《雙語釋義與澳門雙語》 等大多收進了我的論文集 《語言與溝通》 （澳門基金會， 1995 ）， 現在這本 《中文回歸集》 收錄的則是在那之後陸續寫成的文章。 因爲寫在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中， 寫的又是中文回

歸的主題， 所以選用 “中文回歸”作爲這本論文集的書名。 《中文回歸集》 還收進了幾篇以前散置的文章， 例如 《論語音的符號》《漢語詞序》 《漢語風格論》 等等。 收進這些文章的目的一是怕它們失散，二是聊作一個紀念。 《論語音的符號》 是我發表在專業雜誌上的第一篇文章， 時間過去了四十多年， 今天看上去就像是童年的第一張照片； 《漢語風格論》 雖然同樣幼稚， 而且其中有些觀點已被自己否定， 然而它寫於漢語風格學的草創時期， 朋友們經常向我索取， 我也就不加更改地收入這個集子，目的是方便別人也方便自己。 書末的附錄 《程祥徽語言學研究述略》 是我以前的學生、 現在的同事應 《現代中國語言學家》 編輯部徵稿而寫的， 在此謹向二位執筆人致謝。 本書書名由曾經 “共難於西海”的當代著名畫家、 書法家朱乃正教授題簽， 封面由澳門知名作家、 藝術家徐新設計， 又承老友王寧教授賜序， 謹此一併道聲 “多謝”。（ 2006 年 6 月 ）

附：程 祥 徽 《 中 文 回 歸 集 》 序 王寧 祥徽兄的論文集即將出版。 這是他在澳門回歸以後的第一部論文集。 這部名爲 《 中文回歸集》 的論文集， 記載了祥徽兄在二十世紀的最後那些年， 對澳門文化的回歸、 人心的回歸赤誠的企盼與爲此而作的不懈的努力。 爲了這企盼和努力， 他付出了很多代價——利益上的和精神上的， 但他從來沒有後悔也不曾改變過。 有時候， 他用幽默迎接厄運；也有時候， 他用堅韌對抗蠻橫。 他不後悔也不改變， 是因爲他堅信， 爲一種全世界人都羡慕的燦爛文化在澳門這塊本來屬於祖國的土地發出光輝， 不僅是中國人的深切願望， 而且是順應世界進步潮流的。 我和祥徽兄是青海高原二十年的患難之交， 七十年代末他來到香港， 以後移居澳門。 他是帶着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相當純熟的語言教學能力步入這中文教育還是一片荒蕪的土地的。 他參與這片荒蕪土地的耕耘又是二十年了。 那艱苦， 比之青海高原的二十年， 別有一番滋味。 八十年代中期我首次去香港， 有位朋友對我說起程祥徽： “除了中文和語言學， 他還會什麼呢？ 也只有教教書吧！ ”當時我頗不以爲然， 但懶得和他辯論。 那時程祥徽正協助毛鈞年、 陳年同先生創辦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我是經程祥徽推薦應他們的邀請訪問香港的。 這件事足以證明程祥徽不是 “只有教教書”的材料。 此後十多年， 我多次去香港， 終於讓我看到， 祥徽兄從事中文教育， 爭取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的努力， 一如我們當初建設貧困的西北， 既不是單純爲了糊口 ， 也不帶有功利。 他不但是滿懷深情的， 而且是充滿自覺的。 生活艱苦時， 他在硬挺着幹； 衣

食豐足時， 他在自找苦吃地幹。 二十年間， 特別是這二十年間的後十年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他在澳門創辦 “澳門語言學會”， 出版 《澳門語言學刊》 ， 多次發起和主持富有前瞻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例如 “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 “語言風格學暨翻譯寫作學術研討會”、 “語言與傳意學術研討會”、 “語文規劃學術研討會”、 “語體與文體學術研討會”等等。 在他的帶領下， 澳門語言學會雖小，名氣可不小。 二十年間， 他已不是只熟悉內地， 而且同時認識了港澳。像 “繁簡由之”這樣富有智慧的口號， 也只有他這種有志、 有識又有心的人， 才提得出來。 中文在港澳受到歧視， 但歧視沒有磨損他的自尊，反而增長了他反抗歧視帶來的固執， 使他有了越來越深的中文和中文教育情結， 在這部論文集�， 是隨處可見的。 一九九九年， 我有幸在香港工作了半年， 這半年使我大開眼界， 我明白了祖國的語言文字在香港想要深入到教育中去， 是如何的不容易。香港的局面已經打開尚且如此， 澳門當然更加艱難。 主權的回歸， 並不等於 “祖國”二字都裝進了人們的心裹。 經濟發達、 生活富裕的驕傲，在有些淺薄的人群�， 遠勝過文化燦爛、 精神充實的自豪。 利益會使人自覺地去對抗一個合理的舉動， 習慣會使人不自覺地去反對一個正義的行爲， 對付那種無形的挫力， 是需要決心和毅力才能堅持下去的。 但是， 不論怎樣說， 中文是一定要隨着澳門主權的回歸而回歸的。祥徽兄的 《 中文回歸集》 是又一次的吶喊。 昨夜恍如一夢， 今日喜迎黎明， 中文的回歸是擋不住的！ 且看一葉語文的輕舟， 正沉穩地駛向彼岸！

《語言學：社會的使命》 後記 我和本書編輯在青海生活的年代就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建華現任廣州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寫得一手漂亮文章， 他寫的文學評論在澳門頗有一些影響； 朝陽愛好拍照， 特別喜歡到青藏高原取景獵奇， 現在澳門大學任教。 他們合作編書肯定會編出圖文並茂的東西來。 果然他們給了我一個驚喜：邀請著名學者撰文， 找我在青海時的難友林錫純題寫書名， 還從一大堆陳舊照片中挑選出反映不同主題的照片， 配以我自己的詩句。 他們別有創意地把幾篇感性文章作爲書的開篇， 不按陳規把它們置於書尾， 說是讀書先讀人， 讀懂了人才讀得懂書， 因此作了這樣的安排⋯⋯我謝謝這本書的編輯：你們給了我一份精美的生日禮物。 然而最應當致謝的是本書每一篇文章的作者， 因爲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沒有好文章， 再好的編輯也難施展自己的才華。 書中文章都有火燙的熱情，卓越的見解， 鮮活的文采。 我見到的祝壽文集大多是學術論文的彙總， 內容是否與壽星公相干倒無關緊要， 真沒想到師友們寫給我的文章都是專門爲我而作， 這使我深深不安。 師友們對我的肯定， 對我的褒獎， 對我的祝願， 都是真情的流露、 友誼的見證， 也都是對我的愛護和敦促。 我一輩子除了讀書就是教書， 沒有離開過學校。 從剛立足社會起就開始接受二十年之久的不公平待遇， 整個青春 （從23歲到44歲） 在壓抑、 無望的境遇中度過。 我當了二十年 “副助教” （工資比助教低兩級， 而且二十年不變， 故自嘲副助教） 。 次次提工資， 都沒我的份兒； 回回提職稱，永遠提

不到我頭上。 漫長的歲月培養了我永不羨慕別人而又永不求助於人的性格。我的哲學（有人說是阿Q哲學）是：人家享受高工資並不影響我的低工資，別人的學問再大也不會使我的學問減少。 凡具備條件提工資者我都贊成， 凡夠資格提職稱者我都舉手，儘管我的態度起不了什麼作用。 1970年代末， 漫漫長夜見到黎明，我從“永遠的副助教”破格升爲正教授，還讓我去擔任什麼領導職務，一個二十年生活在最低層的人居然就要成爲人上人，我沒有爲之心動， 還是繼續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俗話說，人爭一口氣， 佛靠一炷香。因此人必須養氣，這話孟子早就說過。 右派生涯讓我懂得了“義氣”和“骨氣”， 草原生活教我學會 “人”字的寫法。 經歷了高寒氣候不易傷風感冒，牛羊肉吃多了讓人免生軟骨病，猛烈陽光的刺射可以避免色盲。 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觀念， 尤其是憂患意識特別強， 絕大多數有“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的情懷，不然丁酉年不會有幾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 尤其是右派中不會有那麼多精英。 中國知識分子也有毛病， 那就是把自己的命運交付給什麼賢主明君或大大小小的單位負責人， 希望他們仁慈地、不要過分殘酷地統治自己。 經過一天的折騰，晚上才明白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一覺醒來又到處尋找大救星。 天天這樣， 年年如此， 一會兒得意忘形， 一會兒垂頭喪氣， 動不動傷風感冒，嚇一嚇腿腳發軟，一遇風吹草動，首先想到的是擇枝而棲， 必要時還會幹出點兒傷天害理的事兒來。 這樣的知識分子最好能去雪山草地， 學一點自尊與自愛， 減少一點奴性與自私！ 我與文章作者之間、文章作者與文章作者之間，平時很少聚會， 甚至書信往來也不多。 這次爲我的生日編文集， 同時也是爲意氣相投的朋友提供交流心得、 切磋專業的平台。爲了這層理由，我要再次感謝本書的文章作者、封面題簽、編輯、校對以及爲此書出過力的人們，還要感謝澳門基金會贊助本書出版經費。（ 2003 年 1 1 月 ）

中文運動我之參與在澳門——《中文變遷在澳門》前言 這個古怪的標題是仿照一本官方出版的書名 “葡語大學協會第九屆年會澳門之出席”而杜撰的。 仿照的目的是想提供一個 “葡式中文”的樣板； 同時告訴人們， 這樣的中文曾在澳門存在甚至泛濫； 還想警示人們， 如果不實現中文的官方語言地位， 澳門的讀者就要繼續受這種中文的折磨。 規範地表述， 我的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從我的參與中看澳門的中文官方地位進程。 在澳門爭取和實現中文官方地位有一條漫長的路。 現僅就我的經歷按時間的順序略加梳理， 希望提供一條中文發展的粗線條， 供專家們作進一步的研究。 我採取這種方式爲文， 只不過是以當事人的身分爲歷史作證。 爭取中文在澳門實現官方地位至少有二十年歷史。 在這期間， 中文官方語文地位的發展經歷了三個時期：輿論爭取期 （八十年代） ， 中葡政府談判定案期 （九十年代初） ， 中文官方地位落實期 （1999年回歸前夕至今） 。輿論爭取 1985年 《澳門日報》 發起中文合法化問題的筆談， 我的書面發言的中心意思是：中文的合情、 合理都不在話下， 但在葡萄牙統治下卻不合法。 所謂不合法， 是指沒有取得法定地位， 是人爲造成的。 從事物的本質和發展看，

合情合理的東西應當是合法的； 法只有合情合理， 才有生命， 因此中文合法化是勢在必行的大勢， 大勢所趨， 要做順應形勢和因勢利導的工作。 1987年4月13 日發表中葡聯合聲明。 聲明第5條說：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關、 立法機關和法院， 除使用中文外， 還可使用葡文。 ”條文的確定可被認爲中文合法化運動的一大成果。 1989年我出席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 我和劉羨冰校長提交論文《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 ， 此文除收入討論會論文集之外， 還刊載在1990年第1期 《中國語文》 、 《澳門語言論集》 、 《澳門：1999 》 等不下十本書刊中。 該文說：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 澳門政府官方語文是葡文， 書面的葡文比口頭的葡語重要得多。 過渡期內， 中文將逐步取得官方地位， 並於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以後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官方語文。 ”第九節說 “官方地位的中文應是健康的中文”， 結語說： “澳門過渡期的三大任務之一是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 而且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排在三大任務之首， 沒有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 根本談不上公務員的本地化、法律的中譯與本地化。 ”中葡政府談判定案 這一時期， 葡方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九十年代初澳門政府過渡期事務研究及計劃辦公寧主任林柏濤 （葡籍） 說： “這個問題主要是與其居民絕大部分是華族，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當然地使用中文； 而行政當局是葡國，公共機關及機構之間以及和市民之間長久以來都是主要地使用葡語有關。 這種情況維持了很長的時間， 直至最近數年， 人們才開始對本地區這方面的情況給予較大的關注。 ” “關注”的結果是 “2月20 日11/89M法令”的出台。 該法令規定在過渡期屆滿前， 中文的地位應以漸進的方式提高。 該法今具體規定： “凡本地

區自我管理機構以葡文頒佈具有立法及管制性質的法律、 法令、 訓令及批示時， 必須連同中文譯本刊登； 凡須聽取諮詢會意見之法律提案、 法令草案均應以中葡文本提出； 居民與本地區公共機關包括自治機關及市政機構， 或與有關的公務員及公職人員交往時， 得使用葡文或中文； 本地區公共機關包括自治機關及市政機構印製之所有印件、 表格及同類文件， 必須使用葡文及中文； 以及葡文與中文在澳門地區之官方同等地位， 將按照爲此所具備之條件以循序漸進方式實現之。 ” 1991年9月， 我寫了 《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 ， 後載於1992年第1期 《中國語文》 ， 還有不少書刊加以轉載， 如澳門政府的 《行政雜誌》 、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出版的 《澳門語言論集》 等等。 該文第一節子題爲“基本法是中文成爲官方語言的立論依據”， 第二節子題爲 “官方語言是政府、 法庭和公務使用的語言”， 第三節子題爲“官方地位的中文是中國的國語即普通話”， 第五節子題爲 “推廣普通話有利於中文官方地位的實現”。 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是：中葡兩國政府關於官方語文的談判接近完成， 隨時都有可能宣佈中文成爲官方語文。 文章寫成後三個月， 即1991年12月， 葡萄牙部長會議通過並頒佈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的法令， 並於1992年2月在澳門 《政府公報》 上刊登， 終於完成了中文成爲澳門官方語文的立法程序。 1992年3月28 日至4月1日，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舉辦 “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論文由本人主編彙集爲 《澳門語言論集》 。 論集分五個單元及 “研討會致詞”。 五個單元題目是：澳門多語編， 中文地位編， 法律語言編， 語言教學編， 漢語規範編。 在同一時期內， 澳門政府2月27 日16/GM/92批示設立澳門語言狀況關注委員會。 該委員會的性質爲直接輔助總督的機構， 職責是對加速中文在澳門使用的進程進行經常的評估， 並討論由澳門語言狀況所引起的各種問題。 該委員會由澳門總督韋奇立擔任主席， 立法會主席、 天主教澳門區主教、 三位政務司以及相關機構負責人出任委員， 委員中以中文爲母語的委員有澳門日報總編李鵬

翥、 中華教育會理事長畢漪文等， 本人作爲語言學學者也是委員。 連續開過八次會議， 至1999年回歸前宣佈結束工作。 1993年， 本人在澳門語言狀況關注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發言， 題目是 《什麼樣的中文才是官方地位的中文》 ， 發言主要針對當時有一些人 （主要是在澳門官方擔任高級職務的土生葡人， 他們會說廣東話， 是廣東話的既得利益者） 認爲官方地位的中文是廣東話的錯誤主張。 後來我發展了自己的觀點， 主張官方語文的形態主要是書面語而不是口頭語， 對方言繁多的漢語而言尤其如此。 從當今中國幾代領導人 （孫中山、 毛澤東、 蔣介石、 鄧小平等） 的語言狀況看， 只能從書面語的角度來審視官方語文。 1993年4月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舉辦 “澳門中文官語化研討會”。 會上發表 “關於澳門政府中文官語化進程的調查” ， 同時有人提出中葡雙語化的主張。 雙語化目標之一是 “以葡文爲母語者應學習中文， 以中文爲母語者應學習葡文， 力求達到精通雙語。 母語必須大學水平， 另一語言應達至能夠看懂和溝通的程度”。 結果把社會雙語偷換成個人雙語。 我在2002年第1期《語文研究》 的文章中談到這個問題， 說：澳葡政府動用大量的政府公帑送公務員到北京學普通話、 同時送公務員赴里斯本學葡萄牙語。 澳葡政府悄悄地將 “雙語”政策的概念偷換爲“雙語人”政策， 規定加入公務員隊伍的資格是必需略備葡中兩種語言能力。 推行這一政策的結果， 在政府部門和公眾機構造就了幾乎數之不盡的既能說幾句葡語、 又會來幾句普通話的所謂 “雙語人”。 還有人提出 “雙語化”口號。 “雙語化”者， 當然是要把雙語 “化”入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 至少要 “化”入政府行政運作、 立法和司法的領域。爲了與這種語文政策相適應， 各類學校都得進行 “雙語教育”。 然而這樣做有什麼必要呢？ 環顧一下周圍的世界， 雙語或多語的城市或國家多得很， 難道那裹的公務員都必需具備雙語或多語能力？ 是不是每一個加拿大公務員都必需同時會說英語和法語、 每一個新加坡職員都會講馬來語、 泰米爾語、 華語和英語？ 澳葡政府推行的雙語政策把市民的視線引向學習和掌握

兩種語言上面， 以便謀取一份公職， 並不關心中文官方地位的真正實現。 直到回歸後將近兩年的今天， 中文還沒有完全回歸， 特區政府的中文公文仍然像是葡萄牙語的譯文。 此外這一時期創造了 “中文官語化”的新術語。 它的提出多少是爲了與“公務員本地化”、 “法律本地化”配套， 以便合稱爲“三化”。 以往有人認爲“中文合法化”提法不妥， 要以 “中文官語化”來取代。 實際表明 “中文官語化”作爲語言學術語或政治術語都沒有沿用下來。 1994年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舉辦 “澳門三化學術研討會”， 出版研討會《澳門三化論文集》 。 論文集中有八篇關於中文官方地位的文章。中文官方地位尚在落實中 澳門過渡期從1988年1月15日兩國政府交換聯合聲明文本之日起至1999年12月20日澳門政權交接爲止。 1993年3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 開始後過渡期。 後過渡期期間，解決中文的官方地位問題更加緊迫。 1996年，本人寫作《中文在澳門後過渡期》 。 1997年， 澳門大學成立中文學院， 新華社消息報道 “澳門成立中文學院促進落實中文官方地位”。 1999年，本人寫作《澳門回歸與澳門語文的前景》 。 同年3月29日我在基本法頒佈六周年座談會上發表“中文官方地位具有不可侵犯性”的意見。次日《澳門日報》 發表消息詳加報道， 曾引來葡方勢力的反對。 4月7日，有人寫信給葡方， 密告本人反對政府的雙語政策，提倡單語政策， 並表示直到回歸之日， 他都會不斷報告小城中華人的動靜。 （告密信見《新世紀的澳門語言策略》 ， 載2003年第1期《語言文字應用》 ） 1999年12月20日， 澳門回歸。 大家都以爲回歸後的中文必定堂堂正正

地進入官方語文的殿堂。 的確回歸後的中文地位有很大提高， 表現在： 1 、 確立了中文的官方地位。 政府行政語文， 公文和法律文件都以中文爲載體， 公務員執行接待任務時以中文爲工作語文； 立法機構亦以中文爲工作語文。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以中文爲起草語文 （然後翻譯成葡文和其他語文） ， 政府官員用中文與市民溝通。 立法會會前發言和會議發言均可使用中文， 法律文件盡量形成中文文本 （儘管其中不少是從葡文翻譯成中文的） 。 2 、 各級學校不同程度地重視或加強中文教學， 輕視或忽視中文教學只佔極少數。 3 、 民間社團對中文的推廣表現出高度的熱情與積極的態度。 但回歸至今中文距離真正的官方語文地位還有相當距離。 宣佈中文具有官方語文地位與實際上落實中文的官方地位是兩回事。 2001年 《語言文字應用》 第1期登載我的 《澳門中文公文的回歸之路》 。 2002年 《語文研究》 第1期登載我的 《澳門社會的語言生活》 。 文章回顧歷史說：1992年以前澳葡政府執行的是單一的以葡語爲官方語文的政策。1992年中葡兩國政府確定中文在澳門也是官方語文以後， 澳葡政府改行一條葡中兩種語文都是官方語文的政策。 這個政策表面看似公平， 但在實施過程中卻由單方面代表葡語利益的政府操縱， 結果使葡語勢力進一步加強， 中文的力量微弱得難與葡語相比。 在當時， 葡語早已成爲強勢的官方語文， 中文作爲官方語文才剛剛起步。 如果要想中文真正具備官方語文的資格， 那就應該讓中文急起直追， 迅速追趕葡語的地位。 葡文在官方語文的軌道上提前跑了一百多年， 法律都是用葡文制訂的， 行政運作都是用葡語葡文進行， 澳葡政府讓兩種官方語言站在不平等的起點同時起步， 何來公平之有？ 加之在起步之後澳葡政府又有意偏袒葡語， 中文的官方地位不知比葡語的官方地位落後了多少里程！ 直到回歸前的最後日子， 法律仍然用葡文制訂， 法庭依然用葡語審案， 翻譯成中文的法律條款還是不知說了些什麼， 政府的行政運作還

是非葡語不能通行， 政府任命官員絲毫沒有改變對葡語的要求。 中文呢？ 仍然被關在法律的制訂和司法機關的門外； 當時的政府爲中文開了一扇窄門，但世世代代使用中文的市民無法從門中進出。 2003年 《語言文字應用》 第1期登載我的 《新世紀的澳門語言策略》 ，該文在第五節 “語言策略”部分從 “三語排序的調整” 、 “語言發展的預測”、 “語言態度”、 “語文教育”、 “機構運作”等五方面提出具體的措施。 其中談到對葡語的態度時說： “雖然葡語在回歸前後有很大落差， 但出於一國兩制的國策， 必須尊重這個語種的存在， 加強對它的保護， 促進它的發展。 中國需要通曉各種語言的專才， 其中包括精通葡語的專家， 把澳門建設成培訓葡語人才的基地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 ” 2003年7月10 日《正報》 等報刊登記者對我的專訪 《學者：中文未回歸》 ， 專訪說 “據議員反映， 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法律是用中文寫的， 政府的很多文件也是用葡文起草的， 再翻譯成中文， 不通順、 不符合中文習慣的地方太多了”。 專訪引用我的話說： “澳門回歸了三年多， 但中文回歸至今還是太慢了。 ” 2004年澳門語言學園地出現一個理論問題， 即澳門的官方語文要不要、能不能分別主次。 這個問題不但會影響澳門語文政策的執行和官方語文的發展， 還會連帶影響鄰埠香港對中文、 英文兩種官方語文的審視， 乃至中國國內漢語與各少數民族語文的地位分配， 最終還要提到語言學的理論層面， 對官方語言作 “等級”或 “層次”的闡述。 關於這個問題我在本書最後單元的《國語、 官方語文和正式語文》 中另作討論。 在澳門， 中文官方地位問題在主權層面和政治層面已隨澳門的回歸得到解決， 但是如何履行好官方語文的職責，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編輯本書的目的是讓我們回望一下走過的行程， 以便充滿信心地向更宏大的目標邁進。 （爲澳門語言學會舉辦的 “官方語文的理論探討學術研討會”而作，2004年12月12 日）

第十部分回答身邊的語文問題

港澳回歸當日的語文運用——紀念香港回歸十周年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 在香港舉行的回歸儀式上， 普通話、 廣東話、上海話和英語紛紛登場，簡化字和繁體字出現在不同的場合， 展現出色彩繽紛、 生動活潑的畫卷， 令人目不暇給， 同時鮮活地體現了語文範疇內 “一國兩制”的精神。 以時間先後排序， 回歸日中方、英方和新成立的香港特區政府舉行了如下幾項活動，相應發出過請柬。 它們是： 6月30日黃昏英方在添馬艦舉行告別儀式， 請柬由英國外交大臣和末代港督共同發出，請柬的中文版使用的是繁體漢字。 6月30日晚9時英方舉行交接前晚宴， 英國單方邀請， 請柬中文版用的也是繁體漢字。 重頭戲是6月30日晚11時30分的正式交接儀式， 中英雙方共同發出一份請柬， 請柬的中文版橫排， 中國國徽排左， 英國國徽排右， 使用的文字是簡化漢字。 因字體橫排， 從左至右，位左爲尊， 位右爲次。 交接儀式後是一系列特區政府成立的活動， 包括： 7月1日凌晨董建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宣誓就職， 使用的是普通話。 董特首的普通話相當流暢， 當然他說的是典型的上海普通話。 特首宣誓就職後，輪到政務司司長率領主要官員宣誓就職、行政會成員

宣誓、 臨時立法會議員宣誓， 這些宣誓活動的誓詞都用普通話誦出。 最後是終審法院大法官帶領司法人員宣誓。 因爲傳統上香港法官不少來自英國或英聯邦， 針對這些外籍人士， 故宣誓也可以用英語進行。 至此， 政權交接儀式和特區政府成立儀式全部完成。 在這些活動中使用的語言只有普通話和英語， 沒有地方語言如廣東話。 其實， 香港中國通訊社早在十天前作了預告， 該通訊社6月20 日電稱： “香港政府香港交接儀式統籌處副處長黃鴻超今日表示， 交接儀式正式使用的語言應是普通話及英語⋯⋯另外， 據香港 《文匯報》 報道， 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政策統籌局局長孫明揚表示， 行政長官董建華七月一日會用普通話宣誓就職， 然後用粵語發表就職演說。 ”在文字方面， 中方使用的漢字是簡化漢字， 英方在單獨簽署的請柬中用繁體漢字， 與中方共同簽署請柬時依然使用簡化漢字。 普通話和簡化漢字是中國的 “通用語文”， 也就是法定語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 “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涉及到國家層面的事， 必須運用通用語文。 例如地方官員向中央宣誓， 運用的就是普通話， 即使宣誓者普通話說得再不好， 也不能放棄普通話而改用方言或外語。 那位年長的行政會議成員鍾士元和那位中國籍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向中央政府宣誓就職時所說的普通話， 真的比外國人說的還要差， 但他們堅持用普通話宣誓， 因爲他們是中國人， 是一個中國人在向中國中央宣誓。 在這種場合說不說普通話是認同不認同 “一國”、 效忠不效忠 “一國”的大是大非問題。 政權交接儀式和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宣誓完成後， 餘下的是舉行香港政府成立典禮、 香港市民或民間社團舉行慶祝活動了， 那都屬於香港的事、 地方上的事， 不是中央的事， 更不屬於國與國之間的事， 運用何種語文不必作硬性規定， 普通話、 廣東話、 繁體字、 簡化字都可以。 這就是說， 官式活動以外， 運用任何一種語文都可以， 包括家庭用語、 情侶用語、 晚會用語、 鄉親聚會用語、 宗教儀式用語、 學校教學用語等等。 香港回歸時香港本地舉辦的許多活動主要用的是廣東話和繁體漢字。

香港語言問題是有其特殊性的。 由於歷史的原因， 回歸前香港不成文的習慣是口語以廣東話爲正宗， 漢字通行繁體字， 很多市民錯誤地認爲，所謂漢語母語不是普通話而是廣東話，所謂規範漢字是繁體而不是簡體，甚至認爲簡體字是錯字。 一個外來人說不好廣東話， 常常會被人嘲笑， 董建華的廣東話（其實說得很好）就曾被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譏諷爲“羞家”； 簡化字不僅被認爲是錯字，甚至在考試的評分上受到歧視， 學生在考試中使用簡化漢字會被扣分。 認識這一語文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何以特首董建華上任後要用廣東話對香港市民發表演說， 何以7月1日上午10時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典禮的請柬和下午4時特區政府成立酒會的請柬都是用繁體漢字書寫。 此外，董建華在出席外國記者會時使用的語言是英語。 過了幾天， 香港蘇浙同鄉會的鄉親們聚會，慶祝他們的老鄉當上了香港首屆特首， 董建華用一口地道的上海話接受鄉親們的祝賀。 出於專業的本能，我暗自驚歎董建華團隊真有能人，連語文的運用也設計得如此合乎法度，如此精彩絕倫。 香港回歸日的一場場語言“秀”， 讓我看到“一國兩制”精神在語文範疇內的運用。 但凡涉及 “一國”範疇， 必須使用普通話和簡化字； 但凡與 “兩制”相關，可以運用廣東話和繁體字； 特殊情況下還可以運用上海話、 英語或其他語言、方言。 “一國”的觀念不能含糊， “兩制”的觀念也很現實。 沒有一國，語文的尊嚴不存； 沒有兩制，語文的生動局面難以展現。 當前台灣當局在語文政策上“去國語化”， 貌似公平地把所有在台灣現存的語言都叫做 “國家語言”，提出所有現時存在的語言一律平等、一視同仁， 不分主次。 表面上看，這是提倡語言平等， 實際上是在人爲地取消民族共同語早已存在的事實，是歷史大倒退， 因爲共同語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產物， 是文明進步的表現， 不是取決於個人或一群人的意志的。 台灣領導人在正式場合一會兒國語，一會兒方言， 或者國語摻雜方言，不倫不類，如演醜劇，失去一種文明久遠的民族的尊嚴， 是一種沒有文化素養或“失格”的表現。

澳門於1999年12月20 日回歸， 比香港晚兩年多， 回歸儀式的安排當然吸取了香港經驗。 我至今保留着多份回歸時的請柬： 第一份， 12月19 日傍晚6時舉行的文藝晚會， 請柬由澳門總督 “謹以葡萄牙共和國總統的名義”發出， 中文版的文字是繁體漢字。 第二份， 12月19 日晚7時50分舉行的酒會及官式晚宴， 請柬也是由澳門總督 “謹以葡萄牙共和國總統的名義”發出， 中文版也是繁體漢字。 第三份， 12月19 日晚11時30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共同舉行的澳門政權交接儀式。 中文請柬仿照香港當年的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排前， 葡萄牙共和國國徽排後， 使用的文字是簡化漢字。 第四份， 12月20 日上午10時舉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慶祝大會， 請柬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發出， 中文請柬使用繁體漢字。 會上何厚鏵用廣東話發表演說。 比較而言， 澳門回歸日的語文運用應當比香港更完善一些， 但卻存在明顯的不足， 主要是派發給與會者手中的 “行政長官就職宣誓誓詞”、 “主要官員、 立法會主席、 終審法院院長、 檢察長宣誓誓詞” 、 “行政會委員就職宣誓誓詞”、 “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誓詞”、 “法院法官就職宣誓誓詞”、 “檢察院檢查官就職宣誓誓詞”等等， 均用繁體字印製， 連朱鎔基總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上的致辭”、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名義發出的12月20 日凌晨1時45分舉行特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的請柬也用繁體漢字， 這似乎不合時宜。 12月23 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組長韓肇康大使與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葡方組長安棟樑大使發出的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告別招待酒會請柬也不應該用繁體字印製， 因爲韓大使不是代表澳門特區， 而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語言文字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 也是國家尊嚴的體現。 雖說語言文字是沒有階級性的交際工具， 但處理語言文字問題時卻要看到政治的牽連和影響。 其實早期的澳門只有中文才是官方語言， 葡萄牙語想加入官方語言的行

列而不成功。 直到1803年， 一名在澳門的葡萄牙官員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 “嗣後所有呈詞， 俱用唐字番字合併書寫， 稟懇恩准”。 清代政府的答覆是： “一切夷稟務必率由舊章， 專用唐字書寫， 毋許以唐番並書， 致滋朦混”。 （嘉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諭 《香山知縣楊時行爲飭呈稟遵照舊章用唐字事下理事官諭》 ） 那時葡萄牙語想與中文組成雙官方語言而不成功； 回歸前一百多年來葡萄牙語在澳門卻逐步取得唯一的官方語言地位， 葡萄牙語一語獨尊的局面既不便於市民交際， 更重要的是中文被排拒在官方語言之外，不僅造成語言地位的不平等， 而且剝奪了作爲澳門社會主體的華人的話語權， 透過官方語言的菱鏡， 人們看到華人淪落到被統治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 在澳門生活的中國人爲了中文取得官方地位曾進行過長期的爭取。 二十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中葡兩國談判澳門回歸問題時首先談及中文地位問題，確定自1992年2月開始， 恢復中文在澳門的官方語言地位， 實行葡中雙官方語言政策。 我有幸參與了中文在澳門成爲官方語言的全過程， 寫出的文章彙成 《中文回歸集》 、 《中文變遷在澳門》 兩書， 前者於2000年由香港和平圖書 ‧海峰出版社出版， 後者於2005年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時至今日， 語言問題的處理越來越敏感， 越來越重要， 加拿大因英法兩種語言問題差一點搞得國家分裂， 許多國家地區因語言問題爆發語言戰爭。語言文字問題看似小事， 卻在特定的語境中體現着國家的主權和尊嚴， 因此它實在又是輕視不得的。 港澳回歸後， 香港實行兩文三語政策：兩文是中文和英文， 三語是普通話、 廣東話和英語。 澳門沒有明確地制訂語文政策， 但存在三文四語現象：三文是中文、 葡文和英文， 四語是普通話、 廣東話、 葡語和英語。 中文和葡文是並列的官方語文， 英語雖不具備官方地位， 但其實用性很強， 特別是在賭業開放的今天， 英語流通面很廣。 如何運用語言發展社會經濟， 促進社會和諧， 乃是一個現實的話題。 港澳現時的語言問題很多， 需要科學地加以解決。 港澳回歸時語言運用的經驗， 或可爲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一些參考吧。

說 “人士” 11月16 日《澳門日報》 新園地發表思放先生 《葡式中文又一例》 ， 批評 《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 逗留及拘留制度》 草案某些詞語搭配不當、 句子結構欠妥。 本文承接其後， 討論思放引例中的一個用詞問題。 在思放所引段落的一百九十七個字中， 八處用了 “人士”一詞。 八個 “人士”分別出現在兩類不同的語境中： 甲類：與犯罪的人連用， 例如 “被依法驅逐出境”的人士， “曾被判處剝奪自由之刑罰”的人士， “有跡象顯示曾進行或準備進行犯罪活動”的人士。 乙類：與性質不如犯罪那麼嚴重的人連用， 例如證件不全、 無維生資源、 無返回來源地的 “運輸憑證” （即車票、 船票之類的票證） 的人士。 在甲類語境中用 “人士”是錯誤的。 在甲類語境中， “人士”這個詞一定要慎用， 否則會把殺人放火的人都稱爲“人士”了。 很顯然， “人士”與 “人”的不同是因爲多了 “士”。 “士”是什麼？古時候士指次於卿大夫的一個階層； 後來指稱讀書人， 所謂 “士農工商”。士與人組合成 “人士”以後， 依然保留 “士”的意味， 因此 “人士”的義素至少包含 “有社會地位”、 “有影響”、 因而 “受尊重”等三項。 “人士”總是與有關的詞或語素組成含有褒獎、 讚美、 崇敬風格的詞組或新詞， 例如成功人士、 愛國人士、 民主人士、 各界人士。 在以往的用例中， “人士”與 “罪犯”絕不相干， 兩者根本不能配搭在一起。 確定了一個人是罪犯， 就不

能以 “人士”相稱， 而要稱之爲“分子”之類， 例如犯罪分子、 貪污分子。“分子”有好有壞， 好的不多， 例如優秀分子、 積極分子等； 分子多指壞的方面， 例如壞分子、 腐敗分子、 恐怖分子⋯⋯ 在乙類語境中用 “人士”不是很好， 但勉強說得過去。 在乙類語境中，與人士組合的成分雖然也是違法的 （例如違反居留法、 交通法） ， 但性質不比犯罪嚴重， 還沒有觸犯到刑法， 用 “人士”雖無不可， 但也不是太好， 通常換作中性的 “者”、 “人員”等字眼。 詞語的感情色彩分爲三個層級：第一層級是褒義， 第二層級是中性義，第三層級是貶義。 例如這裹的 “人士”屬第一層級， “者”屬第二層級， “分子”屬第三層級。 褒、 中、 貶三層還可以流動， 或者互相轉化， 例如 “錦上添花”由不好的色彩變爲好的色彩， 即由第三層級轉化爲第一層級， “老氣橫秋”卻由好的色彩變爲不好的色彩， 即由第一層級轉化爲第三層級。 “策劃”、 “炮製”本屬中性， 無所謂好壞， 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領袖人物常用它們指稱反革命的活動， 例如 “策劃於密室， 點火於基層， 炮製反革命綱領”， 於是 “策劃”、 “炮製”由中性變成貶義； 八十年代以後這兩個詞的感情色彩又向中性詞回歸， 現在可以說 “炮製一個計劃， 策劃一次晚會”等等。 “人士”的感情色彩在港澳台和東南亞華語圈中悄然起着變化， 主要是由原來單一的褒義擴展到中性義， 但還沒有囊括貶義在內， 還沒有人把 “殺人” “放火” “綁架” “搶掠”者稱之爲“人士”。 汪惠迪說： “《現代漢語詞典》 收 ‘人士’， 釋義是 ‘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人物’， 《國語日報辭典》 對 ‘人士’的釋義是 ‘泛指某些人的尊稱’。 新加坡 ‘人士’的使用範圍非常寬， 不論有無社會影響， 也不論是否需要用尊稱， 都可以用 ‘人士’， 幾乎到了無 ‘人’不是 ‘人士’的地步。 目前中國大陸 ‘人士’的用法也有這種趨勢。 香港、 台灣、 馬來西亞也這麼用。 ” （ 《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 聯邦出版社， 1999初版）

看來 “人士”正在突破以前的使用範圍， 即由褒義詞向中性詞方向擴展， 但至少在目前， “人士”如果與殺人放火組合成詞語， 大多數人還是難於接受的。 政府公文、 法令、 法律文本的語言具有權威性與莊嚴性， 要用規範的、 穩健的 “文學語言”表述 （此處文學語言不是文學作品的語言， 而是經過規範的全民語言） ， 不容混雜一些雖在民間流傳但一下子還未登大雅之堂的語言現象或語言成分， 這就是我們今天不贊成把 “人士”附着在 “被依法驅逐出境”， “曾被判處剝奪自由之刑罰”， “有跡象顯示曾進行或準備進行犯罪”、 “曾被判處剝奪自由之刑罰”後面的理由。 漢語是一種高度發展和十分豐富的語言， 同義成分的細膩差別幾乎世界無雙。 漢語到了有造詣、 有修養的人的手裹就像色彩把握在畫家的手中一樣， 可以任意揮灑， 繪出五色天空和七彩大地。 例如與 “人士”對照的除了有 “分子” 和 “者”， 還有 “人” （音樂人、 合夥人） 、 “師” （理髮師、 廚師） 、 “客” （水客、 偷渡客） 、 “手” （射擊手、 坦克手） 、 “腳” （國腳、 省腳） 、 佬 （ 口 水佬、 鹹濕佬） 、 “星” （歌星、 打星） 、 “盲” （法盲、 舞盲） 、 “徒” （ 賭徒、 教徒） ⋯⋯我們完全可以根據表達的需要對它們進行選擇， 以便最完美地表述我們的思想，爲什麼非要吊死在 “人士”這棵樹下不可呢！ 所謂語用水平， 所謂修辭技巧， 最重要的手段是對語言成分 （尤其是同義成分）進行明智的選擇， 而漢語的庫存給我們提供了這種選擇的無窮無盡的源泉。

說 “道歉” 10月20 日《澳門日報》 “新園地”刊載一篇文章， 對 “道歉”一詞進行結構分析。 文章認爲“道歉”是由 “副詞”和 “形容詞”合成的； “歉”不只是爲了 “道”， 然而 “歉”究竟是爲了什麼？ 文章語焉不詳， 叫人十分納悶。 文章刊載在澳門最大一份報章上， 而結論如此曖昧， 這會在語文教師和中小學學生中引起混亂。 本澳幾位語文界朋友聚在一起聊起這件事， 覺得玆事體雖然不大， 但還是應當寫一篇商討文字， 以便探索正確答案， 一則爲了端正文風， 二則有利於語文教學。一 “道”不是副詞 現代漢語以 “一詞多義”著稱， “道”就是一個典型的多義詞， 大型辭書收了近四十個義項。 它最早的意思是 “路”和 “領路”。 在金文裹，“道”字是 “行”字裹面有個 “首”。 “行”象街道， “首”爲人頭， 人在路上會意爲“道”。 王力先生認爲， 作名詞時寫作 “道”， 是路； 作動詞時寫作 “導”， 是引路。 “道” “導”同源。 因此， “道”字具有名詞性和動詞性。 後來由於詞義發展， 不斷引申出許許多多義項， 詞性 （即詞類） 也有增加。 作名詞的 “道”詞義引申的軌跡是：首先是陸路， 後來兼指水路、 各種各樣的路； 進而指路程、 棋路、 門路。 路是條形的， 於是 “道”字又與 “線條”掛上了鈎， 如 “利刃剌了一道兒”； 再往後 “道”由名詞引申爲量

詞： “一道白光”、 “一道風景線”、 “一道門”、 “一道圍牆”， 甚至虛化爲 “一道題目”、 “一道命令”、 “一道手續”。 道路以 “直”爲尚，所以 “道”與 “正直”、 “公正”等等發生關係， 出現 “道德”、 “道理”、 “道義”、 “仁道”、 “有道”、 “無道”等詞語。 作動詞的 “道”則發展出 “是”、 “看”、 “說”、 “料想”、 “以爲”等義， 其餘乾脆換了個寫法， 在 “道”字下面加個 “寸”寫成 “導”， “領導”、 “引導”、 “導遊”等等由此而來。 《應用漢語詞典》 （商務印書館， 2000 ， 北京）在 “道”字條下列舉二十一個義項， 其中作名詞十三個， 作動詞四個， 作量詞也是四個， 並無一個是用作 “副詞”的。 我們知道， 副詞用來修飾或限制動詞或形容詞， 表示程度、 範圍、 時間、 語氣、 情貌、 重複、 連續、 肯定、 否定或估量， 我們實在不知道 “道”字屬於哪一類副詞。 從古至今， 漢語的 “道”是名詞， 也可以是動詞， 還可以是量詞， 從來就不是什麼副詞。二 “歉”不僅是形容詞 主張 “道歉”是由 “副詞＋形容詞”組成的另一理由是 “歉”只具備形容詞性質。 這個結論也是沒有用發展眼光看待詞義 （包括詞性） 變化， 因而也是錯誤的。 早期的 “歉”與 “豐”相對， 歉、 豐都是形容詞； 但是漢語詞義的發展不僅表現在概念的引申上， 而且表現在詞性的轉變和增多上。 漢語的詞最初屬某一種詞類， 但客觀世界的萬事萬物是相互聯繫的， 動作 （動詞）與名稱 （名詞）往往緊密相連， 一個詞兼具兩個 （或三個）類別就是合情合理、 天經地義的事了。 例如 “言語”作 “說話”解是動詞： “他不言語了”； 作 “說出來的話”解是名詞： “他的言語這麼不中聽”。 “歉”字由形容性的詞義 “農作物收成不好”很自然地會轉移到 “對別人心情不好”的意思上去， 就像 “豐收”原本只指農作物， 但後來卻可以兼

指 “學習”的豐收、 “思想”的豐收， ⋯⋯形容性也可以同時具備動詞性或名詞性。 “心情不好”是形容性， “不好的心情”可就是名詞性了。 在漢語中， 這種轉換幾乎成爲一條規律。 “好”是形容詞， “叫好”的 “好”變成了名詞； “改革開放好了個體戶”的 “好”還變成了動詞哩！ “歉”不再獨守形容的性質， 而是同時具備形容性、 名詞性和動詞性， 這是漢語詞義發展規律所決定的， 是漢語詞義發展的結果。 到現在， “歉”具備了形、 名、 動三種詞性， 三種不同的詞性並不同時出現， 而是在具體環境中分辨得清清楚楚， 形成一種 “互缺互補”的關係。 例如 “覆函遲了， 深以爲歉”， 歉是動詞； “謹向閣下致歉”， 歉是名詞； 在 “以豐補歉”中， 歉是形容詞。 總之， “歉”的詞性有了發展， 不再只有形容詞一種性質， 而是早已具備形容詞、 名詞、 動詞三種詞性。 既然 “道”從來不曾具備副詞的性質， “歉”又不是僅有形容詞一種詞性， “道歉”由 “副詞加形容詞組成”的結論就很難成立了。三 “道歉”是動賓結構 然則 “道歉”究竟是什麼結構呢？ 漢語詞的結構主要有聯合、 偏正、 動賓、 動補、 主謂幾種方式， 此外還有重疊式和加前綴或後綴的附加式。 用“道”字組成的複合詞也不外這幾種：聯合式：道路、 道德、 道理、 道敍⋯⋯偏正式：道山、 道班、 道友、 道徒⋯動賓式：道別、 道喜、 道謝、 道罪⋯⋯動補式：道知、 道破、 道穿、 道定⋯⋯主謂式：道明（政治清明） 、 道高 （望重） 、 道祭、 道窮⋯⋯

此外還有附加式的 “道士”、 “道兒”， 重疊式的 “道道兒”等等。 用 “歉”字組成的複合詞也有聯合式：歉疚、 歉惜、 歉仄； 偏正式：歉意、 歉收、 歉年、 歉歲； 動賓式：致歉、 抱歉， 等等。 聯合式的詞有名素與名素的組合， 如 “道路”、 “道德”， 有動素與動素的組合， 如 “道敍”、 “道答”； 偏正式的詞大多是名素與名素的組合， 例如 “道友”、 “道班”。 漢語的詞語組合與西方不同。 按西方語法， 修飾動詞的必定是副詞， 形容詞只能修飾名詞； 漢語因爲缺乏形態標誌， 形容詞是可以直接修飾動詞的。 在詞的構成方面， 形素同樣可以修飾或限制名素或動素， 例如 “好”是個地道的形素， 除了可修飾名素 （ “好人”、 “好事”、 “好書”等） ， 還可以修飾形素和動素： “好難”、 “好熱”， “好辦”、 “不好惹”等等。 我們不把修飾形素和動素的 “好”稱作 “副素”。 如果真如10月20 日報紙文章所說， “道歉”是由副詞與形容詞組成的， 那麼這個詞或詞組應當歸屬入 “偏正式”； 機械地理解它的詞義， 應該是 “道一般地歉”， 這是誰都聽不懂的太空人的 “語言” （假如真有太空人而且太空人真有語言的話） 。 本來 “道歉”是個常見、 常用的動詞， 從字面就可以看出來， 道歉、 道歉， “道出歉意”而已， 說得再白一點， 就是 “講出對不住人的地方”； 從結構上說， “道”的是 “歉意”， 自然屬於動賓，毫無玄妙之處。 中國人民要日本當政者對侵華罪行 “道歉”， 日本當局只肯作所謂 “反省”， 懂漢語的人都明白， “反省”是你自己的事， “道歉”是一方對另一方， 中國人民要的是你向我道歉！ 這就是說， 人們對 “道歉”的結構、 詞義、 感情色彩以及語用份量都是把握得十分準確的。 如果要作比較， “道歉”在詞義與結構上與 “致歉”最爲接近。 簡單的道理到了有學問的人那裹往往變得複雜起來， 老百姓本來明白的事情反而變得糊塗了， “道歉”之由副詞與形容詞組成可算一例。（ 2002 年 10 月 21 日）

說 “ 報 導 ” 中文的 “報道”一詞有兩個義項， 其一爲 “報告”或 “告知”， 在風格上略呈雅意， 常常用在詩詞歌賦中， 例如 “梅花報道春消息”、 “報道敵軍宵遁”等等； 其二爲“利用報刊、 廣播等向大衆報告新聞” （動詞）或 “指發表出來的新聞稿” （名詞） ， 這第二個義項在風格上帶有濃厚的傳媒行業的氣息。 中文還有 “報導”一詞， 它是專指 “報道”的第二個義項的。 用不同的文字形體表示同一個詞的不同義項是漢字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文字是一種區別性符號， 只要需要區分而又有可能區分， 文字系統是絕不吝惜自己的形體的。 “益溢”之分， “梁樑”之別， “湧踴”之異， “采採彩綵”之劃分， “矇曨、 朦朧、 矇矓⋯⋯ ”之不同全都因爲需要與可能而生； “報道”的分工也是因此而來的： “報道”的第一個義項仍以 “報道”表示， “報道”的第二個義項不妨以 “報導”表達， 就像爲了識別學生的兩兄弟而故意在他們身上留下不同的標誌。 恰巧 “道導”二字同源， 人們憑藉他們的形體之差 （即 “寸”之有無） 即可識辨它們所代表的不同義項。 業師王了一先生說： “道是路， 導是引路。 這是名詞和動詞的關係。 ” （ 《同源字典》 ） 因爲同源， 借其中的一個替換另一個以區分詞的不同義項就完全成爲可能。 然而 “道” “導”同音不同調， “舊時道讀上聲， 導讀去聲。 今普通話讀音正相反。 ” （同上引）字調的不同影響到發音的聲調， 於是普通話逐漸將 “報導”讀爲“去上”， 與 “報道”的聲調分道揚鑣。 廣府話中的這兩個詞音同調同， 只是書寫上多了一個 “寸”或少了一個 “寸”。

詞的第一個義項常是詞的本義， 第二個義項是詞的後生義或引申義。“報道”與 “報導”的關係正是如此， “報道”早於 “報導”， “報導”由“報道”引申得出都是不必爭辯的事實。 “報導”一詞來到漢語社會只有百年上下的歷史， “報道”一詞的生命卻至少在千年左右了。 我們在唐詩宋詞中可以找到 “報道”， 然而我們只能在近百年的 “新聞報導”、 “採訪報導”、 “報導機構”等詞語中見到 “報導”。 中文的 “報導”有可能借自日本的 “報道”。 日文至今有 “報道”而無“報導”。 日文的 “報道”只有一個解釋： “將社會上的事情告訴大衆或讓大眾得知。 ”日文詞典在 “報道機關”條下稱： “報社、 電台、 電視台， 它們的目的是讓大眾知道社會上的事情。 ”非常明顯， 日本的 “報道”是個只局限在傳媒業務中使用的詞。 一種合乎邏輯的推理是：清末民初中國新聞事業的興起直接受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的影響， 日文的 “報道”一詞順理成章地隨着“社會、 政治、 經濟、 政府、 員警、 選舉、 自由、 請願⋯⋯”一大批新名詞傳入中國， 巧的是中國原來就有 “報道”一詞， 於是中文的 “報道”添加了一個新的義項， 而這個新義項又可用另一個同源字替換而收 “所指”（與 “能指”相對的語言學術語） 清晰之效， 於是中文出現了以 “報導”指稱日文傳媒用詞的 “報道”。 其理據正與 “梁”之變 “樑”、 “益”之變 “溢”相同。 中國的識字人很喜歡用逐字解義的辦法解詞， 但這種方法未必完全可靠。 比如許多人辨析 “報導”與 “報道”之不同都是着眼在 “道”字的有無 “寸”上， 認爲 “報導”之 “導”含有引導、 導入之類的意思， 因此 “報導”的詞義應是 “報而導之”。 “報而有導”是 “報導”， “報而無導”是 “報道”。 這是望文生義的做法， 其結論未必可信。 我們何曾見過一段新聞稿有 “引導”或 “導入”的意味？ 新聞講求客觀， 如果有所引導， 恐怕不能算作好的新聞， 因爲引導脫離不了主觀的意向。 一個個孤立的語素 （其書面

形式就是字）的確是有意義的， 但它一旦進入詞中， 它就與其他的語素組成一個新的意義，不一定完全是它獨立時的那個意義，複合詞（ “報道”“報導”都是複合詞）的詞義既與它的語素義相關， 但又不是語素義的簡單相加， 所以“大衣”不是大的衣， “人口”不是人之口， “手足”不是手和腳⋯⋯同樣的道理， “報導”不一定非有 “導”的意思不可。 “報導”只是以一個多了“寸”傍的“導”字作爲區分性符號來指稱 “報道”的後起的義項。 “報導”即“報道”，不存在前者“報而有導”， 後者“報而無導”的區別。 它們的分別只在前者是新聞行業的用語而後者屬於一般通用詞。 “報導”這個詞是有缺陷的， 因爲其中的 “導”字在普通話裹念上聲，與念去聲的 “報道”的 “道”字有異， 而在語言運用中 “報導” “報道”相通， 十部詞典有九部在 “報導”條下注明 “同報道”， 然而它們哪裹可以 “同”？ “道” “導”的聲調分明大不相同！ 於是口語中念 “報倒”報 “到”都有。 不知人們是否留意到一個現象：今日台灣電視的新聞節目仍用 “報導”一詞， 聲調讀如 “報倒”； 大陸中央電視台的新聞播音員一律讀如 “報到”。 大陸有一部詞條最完備的詞書 《漢語拼音詞彙》 ， 其中只列 “去去”聲的 “報到”和 “報道”， 不見有 “去上”聲的 “報導”。 也就是說，大陸普通話在規範化的進程中將壓根兒取消 “報導”一詞， 連詞典也將取消其生存的空間。 “報導”一詞爲什麼會如此收場呢？ 根本原因是它不能準確地記載活的語言的聲音， 活的語言只有 “去去”聲的 “報道”， 書面語卻造出了個 “去上”聲的 “報導”，書面與口語的脫節， 喪失生命的始終是書面。 白古以來語文改革的目標是書面語向活語言靠攏， 從來不曾聽過活語言要去遷就書面語。 “報導”在港澳地區的命運有所不同， 因爲粵方言的 “導” “道”同音且同調， 書寫形式的不同恰好起到區分詞的不同義項的作用， 因此並無必要結束不同書寫形式的生命。

天華先生日前以 “報道” “報導”質疑於我，着我發表意見。 因爲孤陋寡聞， 平素又不大留心此類現象， 姑妄言之， 言必有謬。 天華先生才是真正有功力的考據家， 其所著 《 “世說”辨誤》 便是見證。 此外本澳尚有許多長於解字說文的學者， 筆者謹此一併請教了。（原載澳門 《 市民日報》 1995 年 6 月8 、 9 、 10 日） 注 中日相互借詞有這樣一條途徑：首先是 日本借用中國的古詞翻譯西方的現代概念的詞語 ， 然後中國再向日本借用這些被借走的詞語 ， 這些借回來的詞語在詞面上是中國舊有的， 在含義上卻作了改變， 這些詞語在被 日本借走之前是古義， 在從 日本借回之時取其現代化社會學的新義。 不妨稱這些借詞爲 “物歸原主”， 但已 “貌合神離” ， 不過是 “舊瓶新酒”罷了。

說 “ 沐 浴 ” 人類生活不能沒有水， 水是生命之源。 水用於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裹只說人體的用水。 水用於人體， 有一個 “洗”字。 從字源上說， “洗”和 “水”同源， 它們的聲母是審心準雙聲， 韻母是微文對轉。 用國際音標標音， 水是[洗是[ ]。 水在古代可作動詞， “洗”和 “洒”是一個字， 洒在這裹不是 “灑”的簡化字， 而是本來就是洒。 針對人體的不同部位， 用詞是有分別的。 《論衡》 有一段經典的表述： “沐者去首垢也， 洗去足垢， 盥去手垢， 浴去身垢， 皆去一形之垢”。 所謂 “皆去一形之垢”是這段話的結論， 即清洗人體的不同部位各用不同的動詞。 《漢書 ‧黥布傳》 寫 “漢王方踞狀洗”， 意思是：漢王正坐在牀邊 “洗”， 洗什麼？ 坐在牀上當然是洗腳， 說明 “洗”是爲了 “去足垢”。《漢書》 另一處說： “沛公方倨牀， 使兩女子洗足。 ”一處是 “洗”， 一處是 “洗足”， 證明 “洗”就是 “洗腳”。 正因爲洗就是洗腳， 所以洗腳只用一個 “洗”字就可以了。 “盥”的動作施加在人體的哪個部位？ 施加於人的 “手”上， 這個意思至今還原封不動地保留着。 今天我們只能說 “盥手”，不能說盥頭、 盥腳或盥身。 同樣的道理， 沐、 浴所施及的部位也是各有側重：沐施於頭部， 浴施於全身。 古時 “沐巾”和 “浴巾”是分得很清楚的，就像今天酒店客房裹 “洗臉毛巾”是洗臉毛巾、 “沖涼毛巾”是沖涼毛巾一樣。 現在分不清沐巾和浴巾不要緊， 古時分別沐巾和浴巾卻是禮儀的上的要]，

求， 沐、 浴不分， 將有違禮儀。 現代漢語 “沐”字用得不多， 多數保留在一些既有的詞語中， 例如 “沐恩” “沐雨” “沐猴而冠”等等； 倒是 “浴”字在現代漢語出現較多， 例如 “浴池” “浴缸” “浴盆” “浴衣”等等。 “浴池” “浴缸” “浴盆” “浴衣”中的 “浴”都保留着原意， 現代漢語沒有 “沐池” “沐缸” “沐盆” “沐衣”， 因爲洗頭用不着池、 缸或盆， 池、缸、 盆是用來洗全身的， 浴衣則是穿在身上的， 不是用來遮頭的。 同是一個動作或一個事物，爲什麼分作多個詞語表示？ 或者反過來問，爲什麼多個動作或多個事物， 只用較少的詞語表示？ 這要從人的邏輯習慣、思維模式、 抽象能力、 社會生活、 語用需要等方面尋求原因。 比如很多人談到過的上古時期表述 “馬”的字特別多， 半歲的馬、 三歲的馬、 不同膚色的馬等等分別用專門的字詞代表， 那是因爲生產和生活的內容離不開馬， 馬的分辨十分必要。 後來社會形態變了， 馬在人們的生活中佔有的地位不如以前重要， 馬的分類也逐漸統合起來， 最終只剩下 “馬”、 “駒”等可數的幾個字詞； 其餘則用其他語言手段表述， 例如用中心詞 （語素）加修飾、 限定的辦法。 沐、 浴、 盥、 洗之間也存在這樣的整合關係。 它們無疑屬於一個同義的詞族。 詞族中各詞的核心語義彼此相通， 沐、 浴、 盥、 洗的核心義是 “用水（最初用水， 其後可用其他手段） 使對象乾淨起來”。 然而共處一個詞族的各個詞語始終是動態地彼此聯繫在一起， 互相牽制， 互相補充， 互相制約，詞義的範圍或勢力有消有漲， 有的甚至獨霸天下， 有的完全喪失地盤。 例如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顔色詞體系， 當一種語言沒有 “青”這個顔色詞時， 必然會用其他辦法表達青的概念。 漢語有 “紅”和 “赤”， 紅出現在紅糖、 紅包、 紅茶、 紅薯、 紅眼等詞中， 赤有赤子、 赤道、 赤字、 赤膊、 赤腳等詞語。 而且有趣的是 “紅小豆”可以是 “赤小豆”， “紅松”與 “赤松”是不同的松。 若把 “沐、 浴、 盥、 洗”列入一個詞族， 洗字的勢力擴充， 幾乎含括其他同義詞語， 其他詞語雖然依然保留原來的用法， 但也出現詞義參差、

相互交錯的情形。 例如原本使腳乾淨起來叫洗腳， 後來發展到使手乾淨起來叫洗手， 使腸胃乾淨起來叫洗胃， 使車輛乾淨起來叫洗車， 企圖使來歷不明的金錢擺脫來歷不明的罪名叫洗黑錢； 還可以洗更抽象的對象， 如洗心、 洗志、 洗冤、 洗髓等等。 在 “沐、 浴、 盥、 洗” （還有 “濯、 滌、 漱、 浣”等等——濯滌同源， 盥浣同源）這個小小的詞族中， “洗”字出現頻率最高，使用範圍最廣， 代表性最強。爲什麼會形成這個局面？ 這就要去問語言使用者了， 即是 “約定俗成”的結果。 洗字的演進過程說明詞的語義在不斷發展， 其他與洗字相關的詞也在相應地發生變化， 不斷地增減詞義。 詞族中每個詞的意義只是基本接近， 沒有絕對的相同。 所以有些語言學家認爲同義詞其實是近義詞。 如果詞義完全相同， 那就沒有必要讓它們同時並存， 詞義完全相同的詞語同時並存是語言的一種冗贅。 事實上看似相同的詞語並不真的完全相同。 “父母”和 “父親母親”是不是完全相同？ 不是。 “哲學之父”就不是 “哲學的父親”， “失敗爲成功之母”也不是 “失敗爲成功的母親”⋯⋯沐、 浴、 盥、 洗與此例相似。 即是說：沐、 浴、 盥、 洗基本義相通， 但又各有各的側重， 不能只留下一個洗字而排斥其他， 如果這樣， 語言就會陷於貧乏。 既有相同之處， 又有不同的地方， 這樣才給語言的使用者提供選擇的機會， 讓語言使用者發揮才能。 所謂語言學家或修辭學家， 無非是在選擇詞語時技高一籌而已。 語言成分的意義是在言語結構中顯現出來的。 這是現代語言學的理論精髓。 一個語言成分在孤立存在的時候是一個意思， 進入言語結構中可能是另一個意思。 單獨一個詞的意思是比較單純的， 而當它以語素身分進入詞語當中， 新組成的詞語的意義可能不是語素意義的簡單相加。 這類例子很多。 例如： 飢、 餓原有程度的差別， 飢是大餓， 餓是小餓。 成語 “飢不擇食”是說餓得不行了什麼都吃； 如果只是餓， 不一定會 “不擇食”的。 飢、 餓連在一起就沒有程度之差了。

疾、 病與飢、 餓同， 單獨運用時也有程度的差別。 疾是小病， 故只能說“偶染小疾”， 沒有 “大疾”的說法； 病是大病， 所以有 “病入膏肓”， 沒有 “疾入膏肓”， 疾是入不了膏肓的。 然而合成 “疾病”， 就不再分輕重了。 睡、 眠同理。 睡是垂閉眼皮的假寐， 即今天的 “打瞌睡”， 眠與瞑同源， 是閉眼的意思， 閉上眼睛睡覺才叫眠， 故有 “冬眠” “安眠” “長眠”等等。 古書說 “孝公時時睡”， 是說秦孝公聽彙報時忍不住一陣陣打瞌睡，即廣東話的眼瞓。 說回本題， 沐、 浴也應作如是觀。 沐、 浴單獨出現時保留原意較多， 合成一個並列複合詞時不再按語素義細分 “去頭垢”和 “去身垢”了。 合成詞“沐浴”的意思如許多詞典所標示的那樣：濯髮洗身， 泛指洗澡。 進而引申出 “蒙受”的意思， 比喻沉浸在某種環境中。（ 2006 年 5 月 25 日） 附記 珠海出現 “沐足”廣告詞 ， 有人贊成 ， 有人反對。 語言學家不是算命先生， 難以預測這個新詞的命運 ； 但有一點須知 ， “沐足”不是單純的“洗腳” ， 至少含有 “以藥水浸泡” “按摩”一類附加意義， 是否因此而流傳開去？ 未可知也。

說 “ 泊 車 ”一 歷史狀況在 《康熙字典》 中 “泊”字條下， 寫着： 《 廣韻 》 傍各切。 《 集韻 》 《 韻會 》 白各切 ， 並音薄。 止也。 舟附岸曰泊。 《 杜甫詩 》 漾舟千山內， 日入泊枉渚。 又水貌。 《 前漢 ‧郊祀歌 》 泊如四海之池。 又澹泊， 恬靜無爲貌。 《 老子 ‧道德經 》 泊乎其未兆。 又紛泊， 飛走衆多之貌。 《 張衡 ·西京賦 》 霍繹紛泊。 又漂泊， 流寓也。 《庾信 ·哀江南賦 》 下亭漂泊， 高橋羈旅。 又與薄同。 《 王充 ‧論衡 ‧率性篇 》 氣有厚泊， 故性有善惡。 又 《 集韻 》 匹陌切 ， 音拍。 ■岶， 竹密貌。 或作漠泊。 《 王褒 ·洞簫賦 》 密漠泊以■猭。 又小波也。《木華 ‧海賦 》 潣泊柏以迆颺。 《 注》 泊， 匹帛切。 歸納起來， “泊”字有動詞、 形容詞、 名詞三種用法； 發音也分三種：與 “薄”同音的 “白各切”； 與 “拍”同音的 “匹陌切”； 再就是 “匹帛切”。 《漢字大字典》 根據 《廣韻》 《集韻》 《六書故》 將 “泊”字發音整理爲三：傍各切， 入鐸並， 鐸部； 匹陌切， 入陌滂； 白各切。 用國際音標標示， 應當是：

康熙字典 漢語大字典1 . 白各 切 bak 1 . 傍 各 切 bak2 . 匹 陌切 p■k 2 . 匹 陌切 p■k3 匹 帛切 p■k 3 白各 切 bak 說來說去， 舊時 “泊”字發音就兩個：bak與p■k， 作動詞念bak， 作名詞用聲母爲清爲濁都可以。二 現實狀況 現代普通話發音分兩個：bo 和po。 現代粵方言發音也分兩個：p■k 、 pak 。 台灣國語、 新加坡華語與普通話發音相同。 問題出在近三十年出現了一個音譯詞 “泊車”的 “泊”。 這個 “泊”在香港、 澳門、 台灣、 新加坡早已成爲生活中的常用詞。 近幾年作 “泊車”用的 “泊”字進入了普通話， 個別字典收進了這個詞， 作增加一個新義項處理， 或注明爲方言詞。 然而從語源上說， “泊車”的 “泊”不是 “泊船”的 “泊”。 前者由英文park parking音譯演化而來。 與 “泊車場”相關的詞語還有 “泊車位” “停車場”。 應當留意， “泊位”這個詞早已有之， 指的是 “泊船位”， 不是 “泊車位”。 台灣詞典也收了 “泊車”一詞， 發音注爲boche， 見於何景賢總校訂的 《兩岸現代漢語常用詞典》 。 大陸詞典 《新華大字典》 在 “泊車位”前注明爲 〈方〉 。 最準確地收入 “泊車”的詞典是汪惠迪的 《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 。 它指出這個方言詞是 “英語park的廣州話音譯”， 並區分了 “泊車” （ parking） 與 “停車” （ waiting） 的不同。 最不可取的是

《港台語詞詞典》 ， 它說 “泊車”就是 “停車”， 注音爲bo 。 （這本詞典的錯誤解釋很多， 例如 “中巴” “打簿”等等， 早有另文論及）三 泊字如何定音 “泊”早已有之， “門泊東吳萬里船”的泊（bo）和 “梁山泊”的泊p o ）。 泊車之 “泊”來源於英語的音譯， 因爲是由香港首先借入，音譯爲“泊”（ pak） 字。 普通話從香港借走 “泊車”， 也只能使用現成的“泊”。 若是park由其他方言借入， 估計不會用 “泊”字而出現 “泊船”、 “泊車”兩個“泊”字的字音糾纏的問題。 按道理講， “泊船”之 “泊”應當念bo ，“泊車”之 “泊”應當念pa。 但語言現象沒有什麼 “應當”“不應當”的道理。 在港澳，老師教學生念 “門泊東吳萬里船”一定是念bo； 口語上也一定沒有人把 “泊車”說成boche，倒是可能把 “泊船”念爲pachuan。 而在大陸， 似乎從一開始就沒有boche與bochuan的分別， 管它 “泊車”還是 “泊船”， 大家共用一個bo音。 前幾年中央電視台播放一部電視劇《罪證》 ， 劇中一個角色（陳寶國飾演的羅培石）就是把“泊車”念爲boche的。 兩個“泊”字有沒有統一發音的必要？ 最好還是統一起來爲好， 否則一輛汽車開到碼頭， 先找個泊位泊起來， 然後等待海上開回來的船泊到泊位上。 按“道理”講， 前面的“泊位泊起來”念pa； 後面的“泊到泊位上”念bo。 如果碼頭附近張貼一張招租告示：“此處有泊位出租”，是車位還是船位？ 你說煩不煩？ 估計 “泊”字的發音跟大陸的可能性大些， 即 “泊船” “泊車”都念bo。

再說 “泊”字 “泊船”之 “泊”與 “泊車”之 “泊”是兩個完全不同來源的詞， 在字形上 “泊車”之 “泊”借用了 “泊船”之 “泊”。爲什麼 “泊車”之 “泊”要借用 “泊船”之 “泊”呢？ 因爲“泊車”與 “泊船”都有 “交通工具停止運轉”的含義 ， 它們之間似乎存在詞義的引申關係。 然而 “泊車”之 “泊”畢竟來自音譯， 所以原封不動保留原有的發音， 這就在 “泊車”之 “泊”的身上呈現出雙重性格：字形與 “泊船”之 “泊”一致， 字音與英語的“ park”相同。 然而人們在使用 “泊”這個字的時候是不是按它的來源發音呢？ 也就是說， 人們是不是把所有與 “船”有關的 “泊”字念bog， 而把所有與 “車”有關的 “泊”字都念pag呢？ 答案不是一句話可以說清的。 語文老師教學生讀 “門泊東吳萬里船”仍然是嚴格把 “泊”字念作bog， 人們稱 “尼泊爾”依然是Naibagyi； 但在口語中， 與 “車” “船”相關的 “泊”字的發音卻逐漸趨向統一。 單獨一個 “泊”字我們很容易看出它的來源， 因而很容易按其來源選擇發音， 例如大廈停車場門口張貼的 “此處禁泊外來車輛”的字條， “泊”字無疑念pag； 碼頭出現 “私人重地， 禁泊外來船隻”的告示， “泊”字也看得出是與船隻有關， 傳統觀念深一些的人念bog， 新潮思想重一點的人或許念pag。 單個兒 “泊”字的不同來源容易鑒別出來； 合成詞中 “泊”字的來源就很難斷定了， 例如 “停泊”， “停泊”可不是英語的借詞， 而是一個早

已存在的漢語詞。 這個詞在今天的港澳粵方言中支配着兩大類對象：一類是車輛， 另一類是船隻。 街頭常見“此處嚴禁停泊電單車”的標語，大廈停車場常見“不得停泊他人車位”的告示； 碼頭常見“此處嚴禁停泊任何船隻”的招貼， 這些個詞中的“泊”字念bog還是pag呢？ 與此相反， “泊位”之“泊”想是由英語的park那裹來的，起初指車輛停放的位置， 後來引申到船隻停放的位置上， “停車場泊位有限， 恕不接待外來車輛”指車， “泊”字念pag不錯， 但在 “本碼頭泊位嚴重不足”的通告中“泊”字是不是要改念bog呢？ 2002年3月10日《澳門日報》 B3版報道本澳遊艇活動前景樂觀的文章，提出“新的遊艇中心若有二百個泊位即可配合發展， 因爲除提供本澳遊艇停泊外， 也需留一些讓外來訪澳遊艇停泊， 這樣才可促進澳門遊艇活動”； 而目前的狀況是“泊位不足，阻礙遊艇活動發展”。 文中的“停泊” “泊位”都是用於船隻方面的。 這可就熱鬧了： 同一個“泊”字有兩讀：“pag車”與“bog船”； 同一個“停泊”也有兩讀：“停pag車輛”與“停bog船隻”； 同一個 “泊位”還有兩讀：街邊或停車場的車位叫“pag位”， 河邊或碼頭停船的位置叫“bog位”。 煩不煩啊？ 語言要是這麼煩誰還敢用？ 港澳的語用現狀是：停車之“泊”一概念pag，停船之 “泊”書面讀bog， 口語也都念pag了。 也就是說， 在口語中， 泊的是 “車”也好， 泊的是 “船”也好， “泊”字都念pag。 在語言學理論上， 是 “泊車”的“泊”字正在同化其他的“泊”字，甚至最終有可能同化到“門泊東吳萬里船”身上。 問曰“泊車”之 “泊”何以有這麼大的能耐？ 答曰在現代化城市的日常生活中， 泊車現象不會有一分鐘的停頓， 泊車已經成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反映在語言學和語用上， “泊船”和“湖泊”的“泊”也要跟着“泊車”之 “泊”起變化了，這叫做

語音同化現象和詞義同化現象。 “泊車”一詞已經進入普通話， 但 “泊”字的發音是bo 而不是pa， 筆者在中央電視台播放的電視劇 《罪證》 中已經聽到一個角色 （陳寶國飾演的羅培石） 把台詞中的 “泊車”念作boche。 在普通話裹， bo 、 pa兩音正在較勁兒， 看誰的勁兒大， 如果好像港澳粵方言那樣pag音佔上風， 它們就有可能統一讀作pa。 看來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是焉非焉， 只有等待社會和歷史來作答。

說 “ 紮 根 ” 這個“紮”字，十分扎手。 《說文解字》 裹只有 “札”， 解釋爲“牒也。 從木乙聲。 ”牒是小木片， 用作書寫的工具。 “書札”“信札”“手札”由此而來。 “扎”字是後來才出現的，與 “札”是兩個不同的字， 意思多與 “手”的動作有關，例如扎手、扎心、扎耳朵、扎針、 包扎傷口、扎辮子、扎猛子等等。 “扎”字意思多， 用途多，發音也不止一個。 大概受書法家的影響， “扎”還成了“札”的俗字。 “紮”是什麼意思呢？ 《廣韻》解釋爲“纏弓弝巴也”， 《集韻》 的解釋也一樣：“纏束也”。 後來出現了“紮”的俗字“紥”， “紮”和“紥”是一個字。 這個字的形符（絞絲旁）告訴我們， 它們的意思是與繩索、捆綁一類意義聯繫在一起的。 分析了上面四個在音義上都有一些關聯的漢字，我們來看一個立意可能很好，但用字、 用詞都不甚恰當的口號：“紮根澳門”。 在用字上應當是 “扎根”而不是 “紮根”。 “扎根”的本意是把植物的根植入土壤； 後來引申到其他方面， 均保留“深深打入基礎”“永遠留在這個地方”等意思，這個意思在當代漢語中產生了許多結構比較固定的詞組，例如“扎根群衆”“扎根基層”“扎根落戶”“扎根串連”“扎根農村”等等。 在這些詞語中， “扎根”與表示繩索捆綁意思的“紮”字沒有關聯。 如果真的用絲賤、 繩索之類的原料編織一個根狀的物品， 想來大概可以寫作

“紮根”吧。 “扎根”既然指植根於某處的意思， 從邏輯上看，根植的去處並非原來的地方，例如原來不在基層， 現在 “扎根基層”；原來不在群衆之中， 現在 “扎根群衆”。 這就像古人詩句說的那樣：早把他鄉當故鄉。 例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青年男女前往新疆、青海、東北安家落戶，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喊出的口號就是“扎根邊疆”“扎根農村”。 世世代代的澳門人早已在澳門“扎下了根”，還有什麼必要立下“扎根家鄉”的誓言呢？ “扎根澳門”是個可愛的口號， 多半是決心留在澳門的內地人提出的，因爲這四個字的後面還往往加上“背靠祖國，面向世界”作注腳。

說 “ 潮 語 ”— — 答 記 者 問 當代漢語發展很快。 我在 《語言與傳意 ‧代前言》 中說：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世界不再是一個被分割的球體，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往，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繫， 東半球與西半球的對話一天比一天頻密， 語言的傳意功能日顯重要。爲了因應傳意的需要， 戰後語言的發展變遷超越了以往任何時期， 例如新詞語的湧現有如雨後春筍， 語言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已不再是個別的現象⋯ 爲了扮演好傳意信號的角色，語言正在加緊內部成分的調整。 ” （香港和平圖書 ·海峰出版社1996 ）20世紀80年代開始， 國家語委經常發佈年度 “新詞語”， 編輯出版 《新詞語詞典》 ； 90年代以來， 由於電腦的逐步普及， 網路語言的興起， 漢語的發展更加迅速， 可謂迅速得日新月異， 應接不暇， 稍一停頓， 就會跟不上發展的步伐， 甚至會變成網路語言的文盲。 變化是全方位的， 涉及到語言的詞彙、語法、 語音， 原有的名稱 “新詞語”已經不能涵蓋語言發展的全貌， 不能確切地指稱發展的新情況了， 近幾年出現了一個新詞 “潮語”。 “潮語”包含了 “新詞語”的全部內涵， 而且還具有 “新詞語”沒能包含的內容， 於是 “新詞語”大有爲 “潮語”所取代的趨勢。 以前說的 “新詞語”只是 “詞彙”問題， “潮語”所指更寬泛， 除了指詞彙現象， 還指語音、 文字、 語用等等。 “語音”現象如 “886”代替 “拜拜囉”； “文字”現象似乎更多一

些， 如 “冏”或 “囧”， 我在一首 《網上字冏》 的詩中說：六書之外法無窮倒掛眉毛哭喪臉笑貌音容入畫中冏形窘義兩相通 還有orz， 描繪一個人跪地低頭哀求哀嘆， 網路語爲 “失意體前屈”；如果失意人是大頭人， 則是O大寫的Orz； 如果失意人瞪大眼， 則是☉rz；與 “囧”字結合成 “囧 orz”， 意思是 “囧得失意體前屈”； 類推下去， “冏orz”是 “冏得下巴都掉了”； “商orz”是 “戴帽人的冏”， “回orz”是 “沒有眼和鼻的人冏”， “四orz”是 “沒有口和鼻的人冏”， 沒完沒了。 “語用”現象則不單是語言結構成分的問題， 而是超越了語言範疇，直接與文化心理、 文化趣味掛鈎， 例如 “愛情送杯子”的 “杯子”表示 “一輩子”， “勤撈致富” “攻官小姐”則用諧音形式諷喻時政， “俯臥撐”、 “躲貓貓”以及無釐頭式的 “賈君鵬” （叫小孩子回家吃飯）之類的東西，也都是文化現象、 社會現象而非單純的語言現象。 潮流用語， 簡稱潮語， 是指年青人之間自創和使用的網語或社團語言。不同地區的年青人， 所使用的潮流用語也不盡相同。 這些潮流用語通常只有當地的年青人明白， 年長者或者外地的年青人則會覺得難以理解。 “潮語”一詞可能起自港澳， 然後迅速流傳到大陸。 潮語不是潮州語， 而是潮流語。 “潮語”具有調侃性， 輕鬆、 好玩、 幽默風趣， 詼諧而表意準確， 深受青少年歡迎， 很多出自青年人的 “出位”或 “叛逆”性格， 追求新鮮和一時的快感， 標新立異； 一時之間， “潮”字除了本來的名詞詞性之外， 又增多了形容詞性和動詞性， 有了 “潮文” “潮人” “潮物” “潮爆” “幾潮” “潮住你走”等等。 去年9月， 我到電話公司換手機， 看見大廳張貼一張告示， 寫着： “潮人之選；着數潮住你走”， 於是寫了一首日記體的 《潮人》 詩：

電話手機日日新 爭相購買盡潮人潮人不是韓江客 追趕潮流無主賓 （ 2009年9月22 日換手機）後來發現 “潮”字構詞能力強， 又寫了一首 《潮字構詞》 ：語言壽命賴流通潮語潮人聲在耳潮字構詞強似風又來潮爆與潮童潮語：潮流領先的話語。 潮人：走在潮流前端的人。 潮爆：言行品位走在潮流尖端。 潮童：以穿着證明與眾不同的年青人。 （ 2009年9 月24 日） 按照社會語言學原理， 既然存在追趕潮流、 創新潮流的社會現象， 語言自然就會產生相應的詞語或語言成分， 而青少年始終是時代的弄潮兒， 潮語產生的動力或主力軍當然也該屬於這些弄潮兒。 醬紫 （這樣子）說吧， 1 、 潮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產生。 2 、 潮語表現青少年的思維活躍、 創造性強、 想像力豐富等性格特徵， 反映他們的天真與童趣。 3 、 潮語主要應用於特定的社區。 4 、 潮語主要來源於網路語言，積極吸收多種民族語言材料。 5 、 潮語追求一時之快， 一旦感覺不再新鮮，壽命也就減退甚至消亡。 如何正確對待潮語？ 語言學中有 “方言”這個概念。 方言有地方方言，還有社會方言。 地方方言在一定的地區流行， 社會方言在一定的社團流行。它們都是全民語言的分支。 一個人如果有方言能力， 大可在方言流行的地區使用方言。 語言和方言的選擇是個人行爲， 一個國語人來到澳門， 如果能用粵語交際， 一般會使用粵語； 如果因某種原因不用粵語， 那也悉聽尊便。 對

待社會方言， 道理應當相同， 用不用某種社會方言也是個人的事。 在現代社會， 具有多種語言或方言的人即所謂 “雙語人” “多語人”越來越多； 還有所謂 “高低語人”， 即在工作環境中使用一種語言， 在私下的家庭環境或個人環境使用另一種語言 （一般指母語） 。 對待潮語， 人們的態度大概也是如此。 一個八〇後的青年， 在家庭與父母家人交流， 是斷不會運用潮語的， 他們是在與自己的同齡人一起的時候， 需要爭辯、 表述、 吶喊、 呼喚、 參與，才使用潮語的； 他們要以文海詩濤的形式在網路博客盡情傾瀉。 在網路語言世界頗有名聲的人物韓寒， 寫作時用的就是全民語言而不是網路語言。 記者還問了兩個間題， 一是潮語是否會對傳統文學造成衝擊， 二是大陸的潮語會不會對港澳語言造成影響。 我想， 潮語的出現並非針對中華文化傳統而來， 而是青年人的一種情感宣洩， 只不過這種宣洩運用的是語言材料以及語言材料的變體， 它並沒有形成另外一種文化， 也沒有形成另外一種語言， 延綿了數千年的中華文化哪裹那麼容易會受到損傷？ 反而可以從衝擊物那裹吸取一些有用的營養。 澳門的漢語在葡語百年衝擊下損失了什麼？ 不是反而從葡語那裹獲取了一些有益的養分？ 語言上的影響是相互的， 不單止大陸會影響港澳， 港澳也會影響大陸； 漢語與外語之間也會相互影響。 例如 “屈機”， 開始只在香港流行， 泛指任何使用建制上的漏洞而使事件得以達成的手段； 現在流傳到大陸去了。 再如我在 《網上語言》 詩中說到外語和數碼語言對漢語的影響：網上語言花樣多 英文數碼一淘籮EZ當作容易解 886是bye bye囉 （ 《泛梗集》 第74- 75頁）記者最後問到潮語的生命力如何？ 某些語言學家總是喜歡說 “規範”，

好爲人師地指導人們如何正確使用語言， 預測語言發展的未來。 但是事實卻總是不聽這一套。 作爲一種方言， 它的生命力完全由使用它的主人們決定。一些語言成分在使用中具有表現力， 它就會生存下去； 否則使用者就會棄之而不顧， 慢慢就會自動消失。 潮語追求刺激、 新鮮， 往往是拿全民語言的原料做些文字遊戲而已， 屬於 “次文化”檔次， 在得到刺激之後就會慢慢退隱或者煙消雲散， 過濾下來的有限， 事實上潮語的不少成分用不多久就被拋擲一旁， 例如盛行多年的 “酷”字現在開始降溫了； 去年用開的 “賈君鵬”現在也已經減低了頻率。 “潮”字有多強的生命力呢？ 很難預測， 也沒有必要去預測。 結論是什麼呢？ 語言的創造者和使用者是人民大衆， 人民選擇它，優勝劣敗， 有生命力的留存下來， 沒有生命力的被淘汰， 如此而已， 用不着語言學家操心。（ 2010 年 2 月 ）

說 “藍青官話” 漢民族共同語有許多別稱。 中國內地管它叫普通話； 台灣沿用舊名， 仍然叫它國語； 海外華人社會則稱之爲華語； 英文mandarin可能是 “滿大人”的音譯， 意指清朝官員使用的語言或處理公務所用的語言， 與明朝開始出現的 “官話”名稱多少有些淵源。 這種語言在中國境內和海外華人社會廣爲通行， 使用它的人口也最多， 且被視爲中國的國語。國語與基礎方言 國語對方言而言。 方言是全民語言的支派， 是在一個地區流通的語言；國語則超越方言的界限， 充當不同方言區的人相互溝通的工具。 其實， 國語的基礎也是一種方言， 國語不是用最大公約數的手段提取各方言的特點 （比如廣州話的韻母、 上海話和閩南話的聲母， 等等） 裝配而成的 “人工語言”。 充當國語基礎的那種方言因歷史、 文化等因素而得到操其他方言的人的認同， 最終取得國語的資格。 意大利國語在突斯堪尼 （Tuscany）方言的基礎上形成， 是因爲但丁 （Dante ）、 薄伽丘 （Boccaccio）等人用這種方言寫成文學作品， 借助文學的力量， 使方言的影響擴展開去； 中國國語以北方話爲基礎， 是由於北方一直是中華民族活動的中心地帶， 許多著名的文學作品如所謂四大部 （ 《水滸》 《三國》 《西遊》 《紅樓》 ）都以北方話寫成。憑藉這些影響， 北方話才取得充當中國國語基礎的資格。 在民族共同語的形

成過程中， 個人意志是無能爲力的。 有人曾主張武漢話爲國語， 因爲武漢處於全國地理中心； 有人主張廣東話爲國語， 因爲它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用的語言。 這些主張都行不通， 原因是人爲的構想取代不了歷史的選擇。 再者， 國語必須取得說不同方言的人感情上的接受和心理上的認同。 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兩個只會說自己方言的人相遇， 他們都不會遷就對方而說對方的方言， 而是另找一種各方都願意接受的語言， 那種語言就是普通話。 雖然他們說的都不是 “純正”的普通話， 而是 “自以爲是”、 “大體相像”或 “唔鹹唔淡”的北京話。 你接受我的不純正的普通話， 我接受你的不純正的普通話， 這就是感情上的接受和心理上的認同， 由於這種認同， 普通話才取得了民族共同語的資格。 不純正的普通話無處不有處處有， 它在不同的地方打上不同方言的烙印； 但是有趣的是， 正是這種非純正的普通話解決了交際的難題。 於是， 寧波國語、 湖南國語、 四川國語、南京國語⋯⋯通行全國， 聽者大體上聽得懂， 說者說得心安理得。藍青官話與標準語 附着方言色彩的北京話不是純正的普通話， 而是藍不藍、 青不青的 “藍青官話”。 “普通話”最早也是指稱這種話的。 藍青官話一方面不是純正的北京話， 另一方面卻使北京話得到補充， 使之更加豐富、 更有表現力。 今日中國各方言區流通的普通話、 台灣國語以及通行海外華人社會的華語， 正是這種更加豐富、 更有表現力的語言。 有人嘲笑藍青官話， 有人反對藍青官話， 但藍青官話的存在是不可抹煞的事實； 藍青官話不獨存在， 而且流通甚廣， 生命力旺盛。 藍青官話是一種向標準語靠攏的話， 是學習標準語但未達至純正階段的話。 語文教學的天職是將語文運用的不純正引向純正。 目標很難達到， 但標準不可廢棄， 否則失去目標， 藍青官話又有可能分裂成不同的方言。 如果說

標準語是大海， 那麼藍青官話便是奔向大海的千溪萬流。 大海是溪流的歸宿， 而溪流帶給大海不盡的水源。 能說純粹標準語的中國人和海外華人是極少的， 絕大多數人說的是能夠順利完成交際使命的藍青官話。 這種情況很像英語。 全世界使用英語的地方和人數何 其多也， 而所謂標準英語的發音是以受過教育的人說的南部英國英語的語音爲基礎的。 這種發音被認爲是一種實用的規範， 並且通常推薦給外國人作爲他們學習發音的模式。 Daniel Jones稱之爲 “標準英語” （ standardEnglish ）， 但這種語言形態只是一種理想， 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實現， 絕大多數人說的不是標準英語， 而是 “可被接受的英語” （ received English ）。 標準很難達到， 但不能因此而廢棄標準， 否則漫無標準只會造成語言的混亂與使用的困難。藍青官話的作用 如今有這樣幾個相關的術語： 一 普通話。 1955年北京給了普通話一個明確的界定， 甚至列入國家憲法， 即 “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 （憲法第19條）普通話是在語音、詞彙、 語法三方面都有明確規範的語言。 二 國語。 《辭海》 稱 “本國之固有語言也”， 又稱 “今我國以北平話爲標準國語， 亦簡稱爲國語。 ”文獻只是含混地說過於與普通話的標準略有不同， “注音符號”大體體現國語的語音面貌。 今天台灣通行的官方語言就是這種國語。 台灣國語實際上就是大陸普通話， 但沒有制定嚴格統一的規範。 三 北京話、 北方話。 北京話是地點方言， 普通話以北京音爲標準音。北方話是地域方言。 普通話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 主要指詞彙方面。

四 藍青官話。 帶有各地方言色彩的普通話， 也可以說是所謂 “地方普通話”。 結論：藍青官話流行面最廣， 使用它的人口最多， 是方言區的人通往標準語的必由之路。 理論上不必提倡藍青官話， 但在語言使用上不必反對藍青官話。 反對藍青官話只能使北京地區以外的人對標準語望而生畏， 喪失學習的信心。 香港人不妨以藍青官話作爲學習標準語的第一步驟或過渡階段， 以利日常生活的應用， 然後經過語言學的訓練、 傳媒的引導， 最後掌握純正的標準語。 語言學大師趙元任在他灌製的國語唱片上說： “你別笑我藍青， 我也不怕難爲情。 經過了藍青， 自然會說得純正。 ”看來這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 《藍青官話與普通話》 ， 原載1985年5月號香港 《 明報月刊》 ， 此處有刪節。 ）

說 “繁簡”——訪問《繁簡由之》 作者程祥徽 記者 當前全國語言文字界、 文化教育界甚至政界（個別全國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都在熱烈討論繁簡字問題， 有何背景？ 程祥徽 這是個多年積累下來的話題。 大陸改革開放前關起國門使用簡體字， 雖有一些問題， 但不嚴重， 也不突出。 後來國門打開， 大陸與世界交往多了， 特別是與使用繁體字的港澳台“互動”多了，繁簡字的衝突和矛盾跟着突顯起來。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初， 內地在許多方面趨港、趨台成風， 普通話帶一點港味粵腔， 顯得新潮；漢字使用也以運用繁體爲時尚， 但在繁簡字轉換中經常“矯枉過正”， 當前主要傾向是 “字字追繁”，“字字歸繁”。 例如范經理的名片印成 “範經理”， 余先生在報紙上成了 “餘先生”，還有姓於的改了姓 “于”，一位姓蕭的記者因爲護照上的姓改爲“肖”而過不了海關， 姜皇后在電視劇片名上改作《薑皇後》 ， 陝西出了新地名“鹹陽”， 紅底金字的春聯寫着“萬裹江山一片紅”，過去作詩“叶韻”， 現在卻要 “葉韻”。 我在一首《簡體漢字》 打油詩中說：“簡體常將繁體逗， 書家以此苦哀求。 光臨寒舍須捨手， 天上斗牛不鬥牛”。 詩所諷刺的是有人把 “寒舍”寫成 “寒捨”， 把“斗牛”寫成“鬥牛”⋯⋯在繁簡轉

換的程序中電腦漢字軟件起着推波助瀾的壞作用， 不信你查當、 羅、 家、局、 蘇、 欲、 舉等字， 它給出的準是儅、 儸、 傢、 侷、 囌、 慾、 舉， 全都是錯的或不規範的， 正確的躲藏在後面， 甚至只出現在詞語中。 2001年大陸出台過一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 規定簡化字是國家 “規範漢字”， 用錯了是不是違反了國家法律？ 違法該如何處置？ 如果不加處置要法何用？ 繁簡轉換錯了又該當何罪？ 這些都值得討論。二 記者 處理繁簡字問題各有不同主張， 你曾提出“繁簡由之”口號， 可以介紹一下有關情況嗎？ 程祥徽 簡化字自古就存在， 不是現代人的發明。 文字是漸變的， 簡化字是一個一個（我形容爲陰一個陽一個）產生的，積攒到一定的時候加以規範和認可。 這是很正常的。 其實反對簡化字的台灣也在那裹 “陰一個陽一個”地創造和使用簡化字， 例如 “臺灣”寫作 “台灣”， 甚至寫作 “台灣”， 最近風靡兩岸的 “海角七號”在台灣的海報上就是寫作 “海角七号”。 （哦，很多人在信封上寫某某先生“臺啓”， 那臺字用錯了，應當是 “台啓”）但是爲什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國務院頒行簡化字方案卻掀起一陣風波，至今沒有平息？ 因爲一次簡了兩千多， 不符合 “陰一個陽一個”的漸變原則， 使用者沒有思想準備，接受不了。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有些人愛把漢字簡化的學術問題牽連到政治上去， 不容學者發表反對意見， 甚至把提意見的文字學家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 以國法加以制裁， 罪名是反動階級企圖維護既得利益， 繼續壟斷漢字， 反對工農群衆在文化上翻身解放。 （ 1977年“二簡”之所以倉促出籠， 明顯地又是政治操弄的結果， 幸1986年國務院明令收回）台灣方面也有政治操作的老手， 把大陸簡化字說成毀滅中華文化， 揚言反攻大陸成功第一件事就是消滅簡體，恢復正體， 殊不

知1935年民國政府教育部早就公佈過 《第一批簡體字表》 ， 收字324個。 兩岸之間總是把學術行爲變成政治行爲， 你贊成我偏反對， 你反對我偏贊成。從此談繁簡字的不是真正的文字學家， 2009年兩會期間提出此事的也是幾個不懂語言文字學的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 1984年， 我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繁簡由之》 ， 王力先生作序， 饒宗頤教授題簽。 出版後邀約香港文化界名人座談， 出席者 （發言先後序） 有：羅忼烈、 司徒華、 毛鈞年、 何沛雄、 何景安、 姚德懷、 陳耀南。 大家的意見集中在一點：漢字可以簡、 應當簡， 但不能無休止地簡下去， 也不要爲簡而簡， 以爲少一筆少一劃就容易掌握。 要繼承舊的好的東西， 條件成熟時新的東西自然會取代舊的， 強行取代是不行的。 我的 《繁簡由之》 只是鑒於：香港身陷簡體字與繁體字的重重包圍之中——北來的 （大陸）和南來的 （新加坡、 馬來西亞） 的簡體字和東來的 （台灣）繁體字， 割不斷的經濟聯繫、 血緣親情決定香港必須實行 “繁簡由之”。 繁體、 簡體都是中國人的創造， 都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財富。 繁簡之間不是生死對立的關係， 而是一種文字體系內的兩種寫法。 《繁簡由之》 是一本暢銷書， 台北曉園出版社買去版權， 在台灣發行。 “繁簡由之”是二十五年前針對香港的語言生活提出的一家之言， 它的基本精神依然適應於今天。三 記者 那麼， 您今時今日的主張是什麼？ 程祥徽 澳門學者洗爲鏗先生主張： “簡化漢字：不應廢， 可微調”。這個意見與我的 “繁簡由之”理論依據完全一致， 十分適合現實社會語言生活的需要。 這也是我今時今日的主張。 （ 2009 年5月）

一個澳門人眼中的台灣語言現象——在第二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一 研討會爲什麼選在此時此地 去年6、 7月問， 台灣幾個政黨的領袖相繼訪問大陸， 人們從中看到和平統一的曙光， 於是想到在語言問題上作一些配合， 希望從語音的研究着手， 進而在詞彙、 公文行文等方面謀求整合。 應當說這一 “願景”是美好的。 上次會議決議， 第二次研討會移師澳門， 並委託澳門語言學會操辦。爲了提高規格， 澳門語言學會聯合澳門科技大學、澳門辛亥‧黃埔協進會一起承擔會議的組織工作。 研討會主題接承上屆話題， 訂爲“漢語詞彙問題研討”， 下分漢語詞彙的地區差異和社會差異、漢語詞彙的語用研究、漢語詞彙的變異研究等三個分議題。 我們把研討會時間訂在2006年11月12- 14日，是鑒於11月12日爲孫中山先生140周年誕辰紀念日， 澳門是孫先生第二故鄉。 時間、地點的選擇，表達我們對偉大革命家孫先生的敬仰和懷念。二 接觸台灣語言現象的一點體驗 生活在澳門地區的人北邊接觸大陸漢語， 隔海每時每刻接受香港語用的影響， 台灣語言的影響經香港傳來， 同時也直接接觸台灣的語言生活。

1 、 有些詞語構詞簡單， 語素意義明易， 語義簡單得就是語素義的直接相加， 構成的新詞一看就懂， 極富表現力， 語言生活又極之需要， 因而深受歡迎、 很快廣爲使用， 最著名的例子如 “互動”、 “雙贏”等等。 去年國、親、 新三黨主席先後訪問大陸時帶過去的 “願景”， 可以說一夜之間傳遍了天南地北。 這個詞兒把 “願望”和 “遠景、 前景”壓縮在一起使用， 令大陸人民眼前一亮。 2 、 有些詞語舊詞新用， 增加新義項， 例如 “修理”， 原用於物， 現增加義項用於人和事。 把人當作物， 不無幽默意味； 在修辭學上這種手法是 “比擬”中的 “擬物”。 3 、 人們接觸到一個不曾聽到過的詞語， 第一個態度是估摸它的詞義，第二態度是拿它與舊有詞語作比較， 然後採取肯定或否定的措施， 即決定是否採用。 例如近期台灣常用 “拒馬” “蛇籠” “快閃” “踩場” “翹課”“影舞者”等詞。 這些詞語， 有些大致估得出意思， 例如 “拒馬”是不是香港的鐵馬； “蛇籠”大概是帶刺的鐵絲網吧； “快閃”是人群迅速集中隨即散去， 不觸及聚眾鬧事， 不違反法律規定； “踩場”是不是親臨場地， 確切的界定很難作出； “翹課”大概是罷課， 因爲把課給翹了； “影舞者”是什麼？ 不很清楚。 4 、 有些新詞比較其他地區更爲合理、 具理據， 例如一則報紙消息說 “香港傷殘人出席上海殘疾人運動會”， 傷殘人和殘疾人是不是同一種人？ 香港的 “傷殘”在台灣叫殘障。 傷殘、 殘疾、 殘障， 此外還有殘缺、 殘廢等等， 想來 “殘障”爲佳。 最近看台灣電視， 看到用 “視障者”代 “盲人”或 “瞎子”，真是妙極了。 大陸也有類似的詞語， 例如不叫 “郵差”叫 “郵遞員”。 5 、 有些詞語來自外語或夾雜方言成分， 具有詼諧意味， 群眾喜聞樂見， 例如近期看台灣電視， 聽到很多個 “帕”和 “嗆聲”。 “帕”是百分之幾， 十八帕是百分之十八， 新加坡的 “巴仙”， 香港的percent ； “嗆聲”寫出來是 “聲”， 說出來是xia， 只有 出來是qiangxia才是那麼個意思。 語

言有一種類型叫“克里奧”， “克里奧”的本質是語言成分的混合。 借詞給語言帶來一些混合成分。 “帕”可算音譯， 但是 “變異”的詞形很多； “嗆聲”寫出來是 “聲”字， 念出來是xia， 因此 “帕”和 “嗆聲”都含 “克里奧”性質。 我寫過一首《 “克里奧”和 “百靈溝”》 的打油詩：語言難辨劣和優/ 能渡江河即好舟/ 處處遭逢克里奧/ 潮流爭作百靈溝（注克里奧，creole， 混合語； 百靈溝， bilingual雙語人） 。 現代語言幾乎都含有 “克里奧”或“百靈溝”的成分， 都不那麼 “純淨”了，但是不純淨並非壞事，甚至越不純淨越能表現該種語言的現代化步伐。 6 、 一些日本借詞經台灣傳到港澳、大陸， 也爲中國人鍾愛。 例如 “人氣急升”。 我也曾爲它寫過一首打油：人氣急升非漢語/ 借來日本舊名詞/用於歌唱演藝界/ 轉說新官上任時（注：人氣急升系日本借詞， 原來只用於演藝界， 後來香港報章用於政治人物的擢升。 再後普遍用於其他語境， 並創造出很多新詞語， 如人氣狂升、 人氣下降、人氣⋯⋯）三 語言學家該做些什麼？ 面對如此豐繁的語言現象，我們應當如何回應呢？ 1、 別忙於定標準、立規範。 人們的思維定式是要搞 “語言規範化”。語言規範當然是有必要的，規範有利於語言的運用和社會交際。 沒有規範就無所遵從。 然而規範化的標準在哪裹？ 誰來掌控這把規範的尺子？ 就現代漢語來說，一般認爲規範化的標準是：“音要北京音， 詞要北方詞，語法是名家們寫出來的句子”。 掌控規範標準的人是語言學家，語言學家彷彿就是裁判或法官。 如果真是這樣， “帕”呀、 qiang xia呀， 恐怕都有可能被規範掉。 我覺得， 語言學家既要搞規範， 又不能不看到語言中的 “克里奧”或 “百靈溝”，不能忙於定標準、 搞規範。 要緊的是先把不同的表述方式羅列出來，考察其中並存的成分、可被淘汰的成分以及可進一步創新的地方。 規

範不是只保留一個而排除其他， 不是不要並存和和諧相處， 例如的士、 德士、 出租車、 計程車、 taxi等等， 指的是同一個對象， 各有各的流行地區，幹嘛非統一不可， 真要統一， 統一到哪個詞上？ 事實是根本統一不起來， 那就讓它們各顯神通好了， 用慣 “計程車”的地區用 “計程車”， 用 “的士”、 “計程車”也都可以。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不妨參考一下英語的做法。 英語堪稱認同性很強的一種語言， 美國、 加拿大、 新加坡、 澳大利亞、印度、 菲律賓⋯⋯都有英語， 有所謂 “美國英語”、 “加拿大英語”等等。我在加拿大看到書店有這樣一本學生字典：《加拿大英語與英國英語》 ， 它的立場是英國英語是對的， 加拿大英語同樣也是對的， 只要別把英語寫成月球上的英語。 2 、 多做些理論探討和語言調查。 許多問題都是出在對語言理論的片面認識上， 因此必須在理論上求得認識的統一。 例如規範問題， 要認識到規範是有地區性的， 用科學一點的術語說， 規範是具體的。 具體不僅包含具體的時間 （時代） ， 還包括不同的空間。 北京音在中國大陸是標準音， 不代表它在其他地方也是標準音。 各地都要按標準使用語言， 但各地有各地的標準。在主張語言標準化的同時， 還要看到語言不可抗拒地要接受外來影響。 語言接受外來影響不是壞事， 而是語言得以豐富發展的必經之途， 應當用一種辯證的態度處理語言之間的接觸。 同時在理論指導下的語言調查和語言比較也是十分必要的。 語言學者既要研究本地語言現象， 同時也要研究不同地區語言的差異。 語言的比較研究是語言走向整合的必經之途。 一部科學的比較詞典， 是研究的必需， 也是整合的必需。 我對研討會一直抱這樣的態度：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故意提些不同的見解， 以便引起參與者的興趣， 就是對研討會的支持。 我嘗試着用這種方式支持這次在澳門舉行的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 2006 年 1 1 月 13 日）

法律問題體現在語言表述上——首屆兩岸四地語言學論壇致詞兩岸四地語言學專家： 澳門社會進步協會、九鼎月刊社和澳門語言學會聯合主辦的“首屆兩岸四地語言學論壇”在澳門舉行，這是給了澳門文化界、學銜界一個難得的學習和接受經驗的機會。 我謹代表論壇籌備組人員歡迎各位光臨， 感謝各位帶來學術研究的成果，推動澳門學術的交流和發展。 澳門回歸前， 過渡期所要解決的問題歸結爲“三化”問題：法律本地化、公務員本地化和中文合法化。 “中文合法化”其實就是爭取中文取得 “官方地位”。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 澳門只有葡萄牙語具有官方語言地位，我們叫“葡萄牙一語獨尊”。 早期連電報紙上的欄目都只有葡文而無中文，市民在空白的電報紙上注明每一欄說的是什麼， 以便發電報時填寫； 當時向政府遞交中文寫的文件必須要翻譯成葡文， 而且指定只有“華務司”的葡文翻譯文本才有效。 中文雖然是大多數澳門人使用的語文， 卻不是官方語言。 到了後過渡期，三化提上議事日程了。 三化之中， 中文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必然會影響其他兩化。 三化是相互牽連的， 用《紅樓夢》 的話說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中文官方地位貫串在其他兩化之中：所謂公務員本地化，其實就是公務員必須以掌握了中文、能用中文處理政府事務的人出任， 否則公務員本地化就會是一句空話； 法律本地化也以是否以中文立法、 以中文司

法爲標誌， 如果不能用中文立法、 中文進不了法庭， “法律本地化”也是空談。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在中葡兩國政府共同協議下， 在澳門語文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 中文的官方地位取得很大進展， 促進了澳門主權的回歸。 澳門回歸後， 語文運用、 語文教育、 語言規範， 尤其是法律語言的翻譯與應用以及用中文寫作公文時出現一些新情況、 新問題； 在兩岸四地的交往中， 語言的交流、 互動和整合有待解決的問題也很多， 例如繁體字與簡化字的問題、 方言與共同語的問題、 詞語對照問題、 不同地區詞語相互吸收借鑑的問題， 法律用語的規範問題等等。 再過兩個星期， 澳門回歸九周年， 這些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再不解決就會影響社會生活， 影響地區間的交往， 影響語文工具作用的發揮。 我們非常謹慎地審視了當前澳門語用情況， 在籌備論壇的過程中梳理了一下澳門中文運用中存在的問題， 發現問題最多的還是法律語言問題。 回歸前和回歸後最初幾年， 澳門法律是用葡文立法的， 然後翻譯成中文。 翻譯成中文的澳門法律充滿 “葡式中文”的特點， 普通市民讀不懂， 有較高程度的文化人也未必可以讀通， 因而削弱甚至失去法律的意義。 目前中文立法有一些改進， 有一些法律是用中文立法的， 但是 “葡式中文”的幽靈依然附着在法律文本上。 在思考改進法律語言的過程中我們想到：兩岸關係不斷改善，四地交往越來越頻繁， 法律的溝通必然相應增多， 因此必須把澳門法律語言的改進放在四地法律、 四地語言交匯的這個大環境中去考量。 光解決澳門法律語言問題還不夠， 而且孤立地解決一地法律語言問題未必能夠取得成功，於是想到不如廣邀四地法律工作者、 尤其是四地法律語言的專家們一起來討論， 以期取得改進法律語言的成功。 我們在籌備論壇的過程中首先想到一些在法律與語言學兩方面都有成就的學者。 恕我孤陋寡聞， 當初只想到較早從語言的視角研究法律語言的中國政法大學王潔教授、 首批獲得日本法學博士學位的藏族法學家青海民族大學

校長王作全教授、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米健教授等， 還有在座的澳門特區政府檢察長何超明博士。 現在我才知道， 原來有在座的這麼多成就卓著的法學語言專家。 從他們的研究中我們察覺到， 法律語言是領域語言學的一個分支， 屬於社會語言學範疇， 許多法律問題其實體現在語言的表述上。 最近台灣陳水扁 “絕食”， 施明德說那不是 “絕食”而是 “禁食”， 兩位律師好像說的都是法律語言。 陳水扁在土城看管所給妻子寫詩說 “高高的矮牆”，叫中天電視的名嘴批判得一錢不值， 其實 “高高的矮牆”不是法律語言而是文藝語言。 二十年前我從香港乘飛機到台灣， 有兩句詩跟它差不多， 叫 “路不遠， 卻很長”， 說的不是法律語言而是文藝語言。 於是我們籌辦這次論壇， 把法律專家、 語言學家、 特別是法律語言學家邀集在一起， 共同討論這樣三個問題：法律語言問題、 兩岸詞語互相影響和相互交流的問題以及四地之間求同存異、 共同發展的問題， 即共同規劃語言的未來發展的問題。 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的意圖和建議得到兩岸四地法律專家、 法律語言學家以及專事語言研究的專家們的熱烈響應。 因此有了今天的這個聚會。 這是兩岸四地語言學工作者、 法律工作者和法律語言專家初次的聚會，我們稱之爲 “首屆”論壇。 既有首屆， 就應當有接踵而來的第二屆、 第三屆⋯⋯這次論壇安排了時間討論今後如何展開進一步合作。 總之， 這次論壇將是一次內容極其豐富的學術活動， 預祝論壇取得成功， 同時祝願各位在緊張地討論學術問題之餘， 放鬆心情， 遊覽美麗的小城， 留下小城的美好記憶。（ 2008 年 12 月6 日）

對照大陸台港 尋找澳門差距 ——讀報有感 近日大陸、 台灣、 香港都有關於語文消息的報道。 對照這些報道， 澳門應當審視一下中文的教育問題， 進而思考中文是否真正回歸了。一 大陸討論該不該讀《說文》 2010年中央社5月11日電文報道漯河市民讀《說文》 的消息。 《說文》是《說文解字》 的簡稱，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字典，成書於公元100年，距今一千九百多年了。 這部字典開創了按部首排列、 從形音義三個角度解釋漢字的體例， 至今依然是漢字研究的圭臬， 被研究者們奉爲聖經。 《說文》作者許愼，籍貫汝南召陵， 即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區。 漯河出了這樣一位文化偉人， 自然是這個城市的驕傲。 漯河市宣傳部、 文明辦等六個部門日前發文，要求全市展開“讀《說文》 、識繁體、解漢字”活動。 這是一項很具創意的文化活動。 第一，現代漯河人讀一點家鄉古代人的語文著作，增進對自己城市文化的了解， 出於鄉思， 出於實用， 都是說得過去的； 否則， 你如何如數家珍地介紹自己的身世、證明自己的文化身分？ 別人不知道老舍、不讀老舍作品猶還可，老舍的後嗣卻不能一點不知， 老舍公子舒乙放棄原先的專業，轉而爲弘揚父親的業績作出了巨大貢獻， 贏得世人讚賞。 我這樣說不是要求

人人子承父業， 而是說後代對於前輩不能一無所知。 第二， 相信讀書人案頭都會有幾部字典詞書。 提倡讀 《說文》 ， 無非是提醒文人身邊多放一本 《說文》 而已， 不值得大驚小怪， 更不該編出些話題來議論。 的確， 沒讀過 《說文》 的人多得很， 即使是中文系學生， 也未必人人都通讀過。 我以爲， 對待《說文》 ， “提倡”之舉值得讚賞， “通讀”的要求值得商榷。 就像對待《論語》 那樣， 敢說所有中國人嘴裹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吐出其中一些語句， 然而有幾人真正通讀過這部經書呢？ 甚至沒有多少家庭備有 《論語》 這本書。 澳門人要不要讀 《說文》 ？ 我看悉聽尊便吧， 不過把它當作諸多字典中的一本推薦給讀者沒有什麼不妥。 漢字是現今世界唯一尚存的表意文字， 可以透過字形尋求字音、 字義， 領略漢字的文化意蘊。 例如前些天學生問我 “糞”字的理據何在？ 《說文》 的解釋是： “糞， 棄除也。 ”棄除什麼？ 棄除的是 “穢物”。 這穢物原來附着在稻禾上， 糞字指禾苗上的穢物； 後來外延擴大， 糞字除了指禾苗上的穢物， 還指其他穢物； 發展到現在， 糞的詞義縮小爲動物排洩出來的穢物即糞便。 從字形上分析， “糞”是會意字， 包含着三個構件： “米”表示 “禾苗上的髒物”， “田”是 “承接髒物的簸箕”的象形， “共”是 “拱起的雙手”， 連串起來顯示出它的原始意義：雙手托着簸箕清除禾苗上的髒物。 詞義擴大後的 “糞”字有 “糞土”， 糞土是混合穢物而成的 “穢土”； 因穢物可以肥田， 於是 “糞”字用作動詞， 如 “糞田”、 “糞田疇”。 如果沒有 《說文》 ， 我們會不會把孔子說的 “糞土之牆”當作糞便與泥土混合而成的混凝土呢？ 會不會把 《荀子》 的 “多糞肥田”中的 “糞”字當作名詞來理解呢？ 學習漢字最好能尋求到字的理據。 找到字的理據， 也就找到了字義的源頭， 找到古人造字的思維程式和審美標準， 並且從字中窺視當時的社會生活。 現代人找漢字的理據可以一直找到甲骨文， 但甲骨文字數有限， 今人對甲骨文的結構規律的認識還不成系統； 而《說文》 上接古文字， 下連今文字， 不敢說 《說文》 對漢字的解說都是正確

的， 然而在現存的字書中 《說文》 卻是較系統、 可靠的一部。 當然， 不是字字都找得出理據， 文字不過是語言的區別性符號， 很多時候是無理可說的。二 台灣教授呼籲莫做歷史的罪人 中央社記者5月4 日電， 台灣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召開記者會， 東吳大學教授劉源俊表示， 語文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礎， 授課時數必須高於其他課程。 他說大一學生回答問題常常言不成辭、 文不成章， 問題非常嚴重。 他直指國文時數減少可說是 “文化小革命”， 政府會是歷史上的罪人。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發起人公孫策說： “中國變強大， 連老外都在學； 台灣有中文優勢， 教育部反而減少國文授課時數， 弱化優勢， 是 ‘愚蠢的政策’。 ”這是一則台灣新聞， 如果抹去台灣二字， 好似說的是澳門的現實。 澳門回歸超過十年。 十年前愛國愛澳人士爲中文獲得官方地位奮力爭取。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 在中葡談判中確定中文加入澳門官方語言行列， 改變葡語獨霸天下的壟斷地位； 1997年， 更加突破重重阻力， 澳門大學創立了中文學院， 中文學院的成立具有標誌性意義， 新華社通稿昭示世界各地。 1999年澳門回歸， 必然的邏輯自然是中文進入大展拳腳的年代。 然而誰也想不到， 澳門大學回歸後的第一項 “德政”是不明不白地撤銷中文學院， 輕而易舉地做了葡萄牙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一位政治學學者說， 這是典型的後殖民主義現象。 時至今日， 澳門的立法和司法依舊不能實現雙語並重， 更不要侈談中文爲主導。 “葡式中文”至今充斥於政府公文、 法律文件中！ 中文教育的目標之一是改變學生 “言不成辭、 文不成章”的狀態， 更深層次的要求則是領會民族文化的精髓， 培養愛民族、 愛國家的感情， 學會爲人處事的道理。 中華文明中那麼浩瀚的國學珍寶全都寄放在國文教育之中。 目光短淺者以爲國文教育不過是 “文從字順”的教育， 殊不知國文教育其實包含了品德教育、 禮儀教育、歷史傳統教育、 民族自豪感教育以至人才教育等等在內， 誠如台灣教授所

言：“語文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礎， 授課時數必須高於其他課程”， “國文時數減少可說是 ‘文化小革命’，政府會是歷史上的罪人”。 台灣教授的這一番言論是否值得特區政府掌管文教的官員們參考呢？三 香港在爲中文教學撥亂反正 香港 《明報》 5月12 日特稿以 “港生中文差 教院助撥亂反正”爲題載， 城市大學曾研究香港、 上海及廣西等三地大學生的中文能力， 發現港生在三地的比較中最 “水皮”。 如今香港教育學院將研究改善學生語文的教學方法， 助學生撥亂反正。 教院新近增設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目的之一是爲升格大學鋪路。 該中心新上任的總監鄒嘉彥批評， 現時學校教中文的方式以課程發展出發， 並非由學者角度設計課程。 他將透過教院的兩個語言實驗室評估不同年齡學生的語言能力， 並定出各年齡層的學生的學習中文字數、差異標準等； 又會用古文強化中文教學基礎， 讓師生了解古文字的用法和分清語境。 這則消息對澳門的語文教學應當有所啓示。 第一， 澳門基本上是關起門來教語文， 不願意也不熟悉採用科學的調查方法開展專業研究， 也不善於運用數據統計方法進行城市之間的比較。 第二， “語言實驗室”的概念在澳門尚未形成， 學生掌握的中文字數、差異標準從無科學數據。 數年前澳門代表出席在香港舉行的兩岸四地文字會議， 港、 台、 大陸都公佈了本地 “通用漢字”的數量以及數據得來的程序，輪到澳門代表報告， 雖然也報了通用漢字的數目， 但回答不出數據是通過什麼程序統計出來的。 本來就沒有進行過頻率統計、 科學研究的程序嘛， 胡亂報個數字引來同行們暗地譏笑！ 第三， “強化古文”的意識淡薄， 個別大學的中文課程竟然不開任何一門古文課程， 沒有古典文學， 沒有古代哲學， 沒有古代漢語， 連古代歷史也

欠奉， 更輪不到文字學、 訓詁學、 音韻學以及諸子百家、 四書五經了； 傳統的文字功底不具備， 某些 （不是全部）猜謎式的 “新詩”卻走火入魔， 大行其道， 流通甚廣， 把正在接受中華文化傳統教育的青少年引入 “潮語普遍、中英夾雜、 忽略正字”的歧途。 （ 《明報》 特稿 《港生中文差 教院助撥亂反正》 中的小標題） 第四， 語言學是一門科學， 有它自身的操作規律。 但在某些人眼中， 最容易做的學問是中國語文， 任何人不經嚴格的專業訓練都可以想當然地大談語文問題和語文教育問題， 穩坐研究中心的領導位置， 擔起指導語文工作、制訂語言規劃的重任， 很少有如 《明報》 報道的按規律和科學精神辦事。 “以其昏昏， 使其昭昭”， 事情越辦越糟糕。 例如政府教育部門的主管人員發表關於繁簡漢字的意見， 竟然說繁體字與簡化字的差別大過葡萄牙語與西班牙語的差別， 應當分辨兩者的差異， 不可混淆。 殊不知葡萄牙語與西班牙語差別再小也是兩種不同的語言， 應當區分； 繁體字與簡化字差別再大也同屬一種文字！ 這裹存在着民族認同、 國家統一的問題， 開不得玩笑！ 專家學者發表的意見大多被拋擲一旁， 沒有政府部門加以搜集、 研究， 更極少見到政府部門反饋。 在研究澳門法律語言的討論會上很難見到法務部門的長官前來聽取意見。 回歸前有人曾就導遊的不同語種的能力問題進行過實地調查並提出數量指標和培養途徑， 一直以來無人過問； 十年後立法會某議員提及缺乏不同語種的導遊一事， 當局如獲至寶， 當作爆炸性新聞加以報道， 報道後也不見採取了什麼措施！ 其實那不過是一則遲到新聞！ 筆者由此想到， 管理澳門語文教育工作的政府部門不妨以香港爲榜樣， 學學他們如何運用現代化的方法研究語言問題和語文教學問題。 如此說來， 澳門的語文教育也有撥亂反正的必要。（ 2010 年 6 月 ）

尊重官方語言 善待其他語文——粵語地位問題的啓示 2010年7月中旬， 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美麗的夏都青海西寧舉行。 我在會上發表的意見得到同道者們的贊同， 7月21日《人民日報》“文化”版曾刊載我的發言要領， 其原文是： “普通話與粵語， 兩者都是全民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 它們彼此吸收有益的養分， 同步發展， 滿足社會需要， 促進社會和諧。 澳門面臨的問題是要制定和執行尊重官方語文、 善待其他語文和方言的政策， 切不可因爲政策的錯誤和措施的失當而導致語文之間的對立， 語文的對立有可能帶來族群之間的衝突。 ”日前廣州、 香港因爲粵語地位問題引發了一場激辯， 險些演變爲社會行動。 我以爲必須從語言學理論上加以探討， 從根本上尋找根源， 糾正錯誤的做法， 促進社會的和諧。 今天的世界是多元化的世界。 世界的多樣性帶來語言的多樣性。 今天的世界， 很少有單語環境了。 例如在不過三十平方公里的澳門， 大的語種有漢語、 葡語、 英語； 漢語中有粵語、 閩語、 客家話、 上海話和普通話。 這些語言和方言共處一堂， 要根據具體的語境來起用語言或方言， 沒有哪一種語言或方言是絕對重要或絕對不重要的。 語言的重要性要依交際目的與交際環境而定， 也就是依 “語境”而定。 例如兩個葡國人對簿公堂， 重要的只有葡語； 福建老鄉聚會， 家鄉話是取得身分認同的唯一依據。 如果在加拿大的法語地區強迫民衆講英語， 或者在英語地區強迫講法語， 其後果是可想而知

的。 澳門基本法沒有寫進中文是 “最重要”的正式語文的條款充滿了政治智慧， 是符合語言不分貴賤的基本原理的。 人們常說語文是交際工具， 就以工具作比， 鉗子是最常見的工具， 能說大型的老虎鉗比小型的重要嗎？ 當然不能， 修理手錶， 小型鉗子最重要， 在修理汽車時小型工具就不起作用了， 必須使用大型老虎鉗。 語言的選擇和運用因應需要、 各適其適罷了。 普通話與粵語的關係同樣， 一個廣東籍的人民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開會， 不用會議規定， 你會運用其他代表聽得懂的語言 （一般是普通話， 或自以爲是的普通話） ； 回到家裹， 你不會轉起舌頭跟家人講會議上的語言。 今天的社會既然越來越多、 越來越快地注入多種語言， 在多語社會中，語言的選擇和協調十分重要。 社會是一個整體， 各種語言組成一盤棋， 各就各位， 各自發揮自己的功能。 在中國， 五十六個民族， 一百多種不同的語言， 它們的關係是以漢語爲軸心， 與各種語言形成雙語組合 （漢藏、 漢蒙⋯ ） ， 像一個大型輻射網。 一個多語國家，爲了交流的便利， 或者說爲了使交流成爲現實， 不可能隨意用一種語言或方言與外界溝通， 例如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言， 不可能一會兒使用廣東的某一種方言， 一會兒使用雲南某一民族語言吧， 於是有了 “國語”的選擇。 國語是相對於外國語言的一種語言， 它的形成有它歷史的原因， 中國選擇的是普通話。 官方語言如果不止一種， 選擇何種語言對外， 同樣有歷史的原因， 例如新加坡有四種官方語文，新加坡人偏偏不用數量最大的華人語言而以英語代表國家與外界交流。 多語相處， 相互尊重是必要的。 中國內地有些省市提出 “說普通話， 做文明人”的口號似乎有欠考慮， 容易傷害方言區民衆的感情。 人們會問：難道說方言就不文明嗎？ 語言從交際功能上說是達意的工具， 在文化層面上，語言卻是族群傳情的載體。 “鄉音無改鬢毛衰”， 鄉情來自鄉音。 在實際運用上， 香港、 澳門多半是在處理與中央關係時使用普通話， 例如特區官員向中央宣誓、 特區官員赴京述職。 在這個特定的語境中， 說不說普通話是對中央的尊重和認同； 而在其他語境中用的卻是廣東話， 例如特首向市民拜年、

立法委員在議會發言等等。 語言學有 “高低語”概念， 高語用於正式場合（例如工作環境） ， 低語用於非正式場合 （例如家庭聚會） 。 留學歸來的學子從事大學教育， 多以學來的外語爲高語； 回到家中則用家鄉話 （低語） 交流。 在港澳， 高低語的地位不是固定不變的， 而是常常根據語境的不同而轉換， 例如電視台粵語節目以粵語爲高語， 記者在製作 “潮語”節目時本人就是以粵語接受採訪的。 作爲一名語言學工作者， 我有尊重高語的意識， 在我的心目中， 雖然我的粵語遠不如普通話純熟， 但爲了尊重電視台的語言選擇， 我還是採用它的高語回答記者的提問。 語言是平等的， 猶如民族和人種沒有優劣之分、 貴賤之別一樣。 澳門曾經被葡萄牙人 “逐步佔領”， 葡語也曾經逐步成爲澳門唯一的官方語文。 澳門在葡語 “一語獨尊”的年代社會出現不和諧的聲音， 廣大華人奮起爭取中文加入官方語言的行列， 因爲只有語言平等才有法律的平等與社會的和諧。澳門基本法在表述官方地位的條款時指出中文享有正式語文的地位， 同時承認葡文也是正式語文， 不是以牙還牙地將葡語打入冷宮。 國家採取雙官方語言的政策有利於法律的回歸以及公務員的本地化， 有利於社會和諧。 國人對待另一種外國語言尚能如此寬宏大度， 何況是對待自己的方言粵語呢？ 我的語言觀是：尊重國語和官方語言， 善待其他語文和方言。 有人將方言與共同語視爲對立的雙方， 我以爲是不正確的。 共同語的形成是一個民族走向成熟、 文明進入先進的標誌。 一個民族不是想要共同語就有共同語， 也不是想怎樣改變共同語就改變得了， 不是誰當了總統誰的語言就是共同語， 也不是議員們投票選誰是共同語誰就是共同語。 共同語是歷史和社會的產物， 普通話作爲中國的國語曾經經歷過近千年光陰， 地域因素 （使用地域遼闊） 、 文化因素 （爲文學作品所使用） 、 政治因素 （諸多朝代的都城）起了決定性作用。 因此我們要尊重之， 珍惜之。 地方語言或方言， 承載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經驗， 應當得到善待。 尊重共同語， 善待方言， 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 2010年8 月1 日星期日晨）

澳門：兩字三文四語——澳門的華語生活訪談錄 程祥徽教授， 澳門語言學會會長， 中國社會語言學會名譽會長， 澳門《九鼎》 月刊總編輯， 澳門大學原中文學院院長， 2010 年12月6- 9 日應邀到廣州出席第五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 會議期間接受了廣州大學梁滬東老師的專訪。 梁滬東 程教授， 您能向我們介紹一下澳門的語言使用情況嗎？ 程教授 澳門是多言多語社會， 概括起來就是 “兩字三文四語”。 “兩字”指的是繁、 簡字， 澳門對簡體字的態度正在轉變中， 原來認爲繁體字是正統， 所有書報都以繁體字印刷， 簡化字算錯字， 考試卷出現簡化字扣分， 現在書刊仍以繁體字編排， 但開始趨向於認可簡化字了。 有位官員以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不可混淆爲依據， 認爲應當嚴格分開繁體和簡體， 遭到反對。 有人問我的意見， 我認爲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差別再小也是兩種不同的語文， 繁簡字差別再大也是一種文字， 是一個文字體系下的兩種書寫形式， 而且造字方法也相通， 都可以用 “六書”說明， 如 “擁護”二字的繁簡體用的都是形聲法， 只是用了不同的聲符。 再者， 只是一部分漢字有繁簡之分， 數量不大。 我有個提法是 “繁簡由之”， 寫過一本 《繁簡由之》 專門講這個問題， 1984年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台灣買了版權， 印刷了幾萬冊， 在

港台算是一本銷量很大的書吧。 上星期澳門理工學院召開語言研討會， 許嘉璐先生說 “繁簡有溝， 有溝而不鴻”， 我覺得概括得很好。 “三文四語”在文字上是三文， 指中文、 葡文、 英文； 在口語上是四語， 指普通話、 粵語、 英語、 葡萄牙語。 這樣看來澳門語言資源比香港的 “兩文三語”更豐富。 四種語言在澳門的排位很有講究：澳門回歸前葡語獨尊， 是唯一的官方語言， 立法、 司法只用葡語； 回歸後基本法規定 “中文是正式語文、 葡文也是正式語文”。 除了兩種官方語文， 就是大多數本地居民使用的粵方言和英語。 英語適用於金融、 旅遊、 高等教育等範疇， 雖然不具備官方地位， 但適用面很廣。 梁滬東 怎樣理解葡語在澳門享有官方語言的地位？ “葡式中文”是怎麼回事？ 程教授 剛才說到， 在澳門， “葡文也是正式語文”， 這是基本法規定的。 葡語在澳門的地位和影響不可輕視。 作爲官方語言， 葡語在澳門有一百五十年歷史， 在法律的翻譯文本和政府公文中， 這種影響特別明顯， 也特別嚴重。 我國政府在澳門問題上制定了回歸後 “五十年不變”的政策， 社會制度不變， 公務員隊伍不變， 法律也不變， 語言更沒有改變的理由。 法律不變， 原有的法律要翻譯成中文， 但葡萄牙文、 中文的法律翻譯很難對應， 再加上法律翻譯不同於一般生活用語的翻譯， 法律翻譯不能搞 “風格對應”的轉換， 講究的是 “詞對詞”的硬譯； 加上漢語與葡萄牙語屬於完全不同的語言體系， 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出現了所謂 “葡式中文”， 更糟的是， 按照這種文體寫公文， 即使直接用中文寫， 也會寫出 “葡式中文”來。 你問什麼是 “葡式中文”？ 葡式中文就像喜劇演員趙麗蓉說的 “就是不讓人好好說話”， 看字面， 沒有不認識的字， 但就是彆扭。 梁滬東 您能舉例說明嗎？ 程教授 比如政府規定公務員在接待上訪者時應當佩帶用中葡兩種文字

書寫的名牌， 很簡單的一件事， 它要分幾層來說， 先說 “在執行接待職務時必須識別其身分”， 再說 “這種識別應至少透過工作人員的姓名爲之， 且爲以兩種正式語文登載其姓名”。 這還算好， 畢竟看懂了， 更多的是不知說了些什麼， 完全失去寫作公文的目的。 例如報紙上刊登一則政府部門的 “通傳告示”， 全文是這樣的： 勞工事務稽查廳廳長XX， 指令按照四月三日第二四/ 八九/M號法令第五十條二款， 結合十月十一日第五七/ 九九/M號法令核准之行政程序法典第五十八條及第七十二條二款， 通傳以下人士： 通傳人XXX是XX建築公司之持有人， 公司位於澳門宋玉生廣場⋯⋯E室； 由本告示刊登後第一個工作日起計算之八天之期限內，爲個案編號爲1865/98， 1870/98， 79/99， 156/99及232/99之勞資糾紛進行自願更正違例， 該個案由稽查廳提起， 及起源於工人XXX 、 XXX⋯ ⋯於本公司之投訴，爲有關被通傳人欠付薪金及停工等事項。 有關不執行罰則之付款之存款憑單及所欠工人三拾陸萬玖仟零捌拾捌元款項之計算表， 應於正常辦公時間內於稽查廳提取， 及可於本局查閱有關之個案。 在終止上述期限， 如被通傳人沒有出席本廳， 則將進行訴訟。 廳長XX你看懂了它說了些什麼嗎？ 估計似懂非懂。 它說的是：一個公司的老闆欠付工人們薪金， 還停止工人們的工作， 工人們向勞動事務稽查廳投訴， 勞動事務稽查廳接受投訴並向這家公司老闆罰款三十六萬九千零八十八元。 現在通知公司老闆前來領取罰單； 並可以查詢有關資料。 接此通知必須在八天之內自動承認觸犯了法例， 否則將提出告訴。 看看葡式中文把這件事說得何等糾纏不休！ 首先是 “通傳人”和 “被通

傳人”， 其實是一個人； 還有 “本廳”與 “本局”， 廳指勞動事務稽查廳，局指什麼局？ “本公司”指的是哪個公司？ 什麼叫 “正常辦公時間”？ 是不是另有 “不正常辦公時間”？ 最要命的是 “自動更正違例”， 這六個字是全篇主題， 可是誰看得明白呢？ 我曾經叫學生把它改寫成市民能看懂的文字，結果， 沒有一份滿意的答卷。 後來我請澳門法律翻譯辦公室的專家操刀， 改寫成這個樣子： 勞 工 暨 就 業 局 通 傳 告 示 （ 第 XXX / XXXX號 ） 自行 更 正 違 例 玆 按 照 四 月三 日第 二 四 / 八 九 / M號 法 令 第 五 十 條 二 款 ， 結 合 十 月 十一 日第 五 七 / 九 九 / M號 法 今 核 准 之 行 政 程 序 法 典 第 五 十 八 條 及 第七 十 二條 二 款 ， 通 傳 以 下人 士 ： 被 通 傳 人 XXX爲 XX建 築 公 司 之 所 有 人 ， 公 司 位 於 澳 門 宋 玉 生 廣場 ⋯ ⋯ E室 ； 自本 告 示 刊 登 後 第 一 個 工 作 日起 計 算 之 八 日期 限 內 ， 爲檔案 編 號 1865/ 98 ， 1870 / 98 ， 79 / 99 ， 156/ 99 及 232/ 99 之 勞 資 糾 紛 進 行 自行 更 正 違 例 情 況 。 有 關個 案 事 源 於 工 人 XXX 、 XXX ⋯ ⋯ 向 本 局 投 訴 被 通 傳 人 欠 付 薪金 及 停 工 等 事 宜 ， 由本 廳 立 案 。 被 通 傳 人 應 於 辦 公 時 間 內在 本 廳 領 取 有 關 不 執 行 罰 則 之 付 款 存 款 憑單及 所 欠 工 人 澳 門 幣 三 拾 陸 萬玖 仟 零 捌 拾 捌 元 款 項 之 計 算 表 ， 並 可 查 閱有 關檔 案 。 如 被 通 傳 人 未於 上 述 期 限 前 來 本 廳 報 到 ， 則 將 被 起 訴 。 勞 工 事務 稽 查廳 廳 長 X X XXXX年 XX月 XX 日

這種中文就是 “葡式中文”， 葡式中文充斥法律文本和政府公文中， 嚴重性到了 “澳門回歸了， 澳門的中文還沒有回歸”的地步。 解決辦法是應該加強中文教育， 儘早實行中葡雙語立法， 進而到達中文立法的階段。 梁滬東 多言多語並存， 自然會產生排位先後的問題和語言規劃的問題， 您能簡單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嗎？ 程教授 毫無疑問， 澳門是中國的一個特區， 實行 “一國兩制”的政策。 一國兩制， 首先是 “一國”， 普通話作爲中國的 “國語”自然排位最前。 澳門又是 “兩制”的地方， 本地民眾使用廣東話， 廣東話是當地民眾日常交際使用的語言， 擁有城市人口的最大多數， 當然排位在普通話之後。 澳門又是個袖珍型的國際城市， 旅遊業發達， 博彩業規模宏大， 英文流通廣泛。 英語雖不是澳門的官方語文， 但適用價值很高， 排位會逐步攀升， 估計會排在葡語的前面。 許嘉璐先生對 “四語”的排位做出這樣的預測：普通話、 粵語、 英語、 葡語。 我覺得他的預測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在中文內部，澳門流通多種方言， 從使用人數上看， 廣東話最多， 其次是福建話、 上海話、 客家話等等， 使用普通話的人數增長很快， 特別是回歸後， 澳門作爲國家的一個特區， 沒有理由不強化與中央的溝通， 因此普通話發展趨勢是越來越 “看漲”。 在澳門， 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語文政策十分重要。 澳門地方小、 人口多、語言種類豐富， 又是一個國際性的旅遊城市， 還是聯繫葡語國家的重要紐帶。 多語環境應有相應的語言政策， 首先應確立語言平等的原則。 雙語人才、 多語人才的培訓要有計劃地開展， 例如要培養能夠勝任立法工作的高水準的雙語人； 要有計劃地培訓不同語種的旅遊業導遊人才等等。 梁滬東 請問您對海峽兩岸的華語發展怎麼看？ 程教授 兩岸的關係大發展的形勢很好， 經濟的發展尤其好， 台灣農產品進大陸， 大陸遊客進台。 經濟問題得到長足發展， 其他議題會接踵而來，逐步解決。 所有問題的解決， 基礎應當是文化的認同與溝通。 文化的認同是

最重要的認同。 語言學家在這方面應當承擔起歷史的重任。 我常說， 兩岸三通未通， 但語言文化早已通了。 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研討會連續開了四屆：第一屆在天津， 第二屆在澳門， 第三屆在香港， 第四屆在台灣。 走完了第一圈， 如今第二圈輪到廣州， 明年又到澳門， 貴校廣州大學成功承辦了本屆研討會。 這個研討會系列已經形成品牌， 四地學者有責任把它越辦越好。現在兩岸的溝通在很多領域都取得了很大成績， 我們語言學界更不甘落後，在兩岸的文化交流上做出新的成績。 人心的溝通才是最牢固的溝通， 因此我們從事的事業是很有意義的。 梁滬東 非常感謝程教授接受我們的專訪！

維護共同語 包容繁簡字——辛亥百年兩岸語文狀況 人們常說，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 擁有相同的語言文字， 同文同種，文化的認同是兩岸和解共贏的基石。 因爲一直懷有這個理念， 我對兩岸和解共贏的前景充滿信心。 近年來兩岸在語文問題上出現令人振奮的景象， 一是民族共同語的認同，二是繁簡漢字的相互包容。 先說民族語文。 現代民族的重要標誌之一是擁有統一的民族共同語。 民族共同語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試想， 如果一個民族至今沒有共同語， 你說你的方言，他說他的土語， 出席國際會議也沒有一種代表自己國家的語言，這樣的民族稱得上是先進民族嗎？ 這樣的國家稱得上是現代國家嗎？ 因此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會對國語、 官方語言或工作語言做出規定， 制定用字的標準。 例如加拿大，規定英語和法語是官方語言； 例如新加坡，規定馬來語、泰米爾語、華語和英語是官方語言， 英語是使用最多的工作語言， 馬來語使用頻率遠不如英語和華語， 然而它是國語， 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們漢語，方言非常之多，八（十）大方言之下有成千上萬個次方言， 它們之間的差異遠一

遠超過歐洲一些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語言分歧， 到了不能相互交流的田地。 然而值得驕傲的是， 中華民族有一種高度統一的共同語， 這個共同語在大陸叫 “普通話”， 在台灣叫 “國語”。 “普通話”和 “國語”是同一種語言， 兩岸人民各自運用普通話或國語， 交流不會產生任何障礙。 大陸普通話和台灣國語標誌着我們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先進的民族。 尤其可喜的是， 兩岸政府和領導人都以實際行動極力維護民族共同語的權威， 將普通話或國語定爲官方語言， 並自覺地加以運用。 然而也有拿國語做文章的政客， 例如陳水扁。 他提出一個貌似平等卻非常具有蠱惑性的理論， 那就是凡台灣島上存在的語言都是國語， 原有的 “國語”只是其中之一， 運用島上的任何語言都是運用國語。 這個論調完全否定了作爲民族共同語的 “國語”地位， 把民族共同語降格到與一般方言平起平坐。 這是非常有害的理論。 正確的政策應當是維護民族共同語的權威， 保護方言的存在。 共同語和方言之間不存在對立的關係， 只存在相互補充、 相互借鑑的關係。 方言區的人民運用共同語， 有利於不同方言區的人民交往， 共同語又從方言中吸取語音、 詞彙和語法成分充實自己。 語文的統一是歷史發展的結果， 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在台灣島上， 政治主張可以不同， 所屬黨派可以不一樣， 但語言的統一卻客觀地存在。 不僅國民黨人連戰、 馬英九說台灣國語， 堅持台獨立場的李登輝、 陳水扁也在說台灣國語， 民進黨的主要人物蔡英文、 蘇貞昌等等， 哪個不說台灣國語？ 因此， 陳水扁提出的理論只會被人們用作茶餘飯後的談資罷了。 文字問題也一樣：兩岸擁有共同的文字，所謂正體、 簡體， 無非是一種文字的兩種變體而已。 1955年大陸通過了簡化漢字並大張旗鼓地加以推廣。 五十多年後的今二

天， 簡化字已成爲法定文字， 並得到法律的規定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簡化字或許在簡化的技術上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改進， 但台灣當局長期以來將大陸的簡化字說成毀滅中華文化， 表示將來反攻大陸成功， 第一樁事就是取銷簡化字， 回復正體字。 這裹有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一是文字簡化的技術問題， 二是純粹的政治問題。 技術層面的問題值得慢慢研討， 現在大陸正在做調整工作。 政治層面的問題是拿漢字問題說事。 現在局面大大改善。 文字是人類交流思想、 傳遞信息的工具。 繁體字是工具， 簡化字也是工具， 大家都用得順手了， 應當彼此尊重才是。 我曾經說過， 現在討論漢字該不該簡化， 等於孩子都生下來了還來討論應不應該出生。 國民黨人馬英九執政以來， 兩岸關係逐步改善， 現在台灣人絡繹不絕地來大陸投資建厰， 大陸人成群結隊赴台旅遊， 兩類文字的碰撞不可避免。 現在的情況是：大陸人從未抗拒台灣的繁體字， 倒是台灣方面不斷指責簡化字。 現在有了很大的轉機， 主要是台灣從領導到民間， 紛紛採取溫和的態度。 馬英九前年提出 “識正書簡”的看法， 目前國民黨立委吳育昇提出台灣人 “識簡書正”、 大陸人 “識正書簡”的建議， 非常務實， 台灣商家用繁簡對照的辦法張貼廣告， 吸引大陸遊客。 這就是說， 大陸人立足簡化字， 盡量吸收一些繁體字； 台灣人立足正體字， 盡量掌握一些簡化字。 前者 “執簡馭繁”， 後者 “執繁馭簡”， 不搞對抗， 相互滲透。 這就是說， 台灣已然承認了簡化字的合法地位。 這個承認非常重要， 首先是從抗拒轉變爲認可， 然後尋找交流融通的辦法。 我想， 這種積極的態度可不可以用在政治方面呢？ 透過近年來兩岸在語文問題上的態度轉變， 我對兩岸關係的和解與共贏進一步充滿信心。 作爲語文工作者應當在這樣的大形勢下做一些有利兩岸和解共贏的工作，爲兩岸最終走向統一作出貢獻。（ 201 1 年 6 月 21 日晨草成 ）

2008年， 《泛梗集》 作爲 “九鼎書系”七部著作中的一本詩集問世，兩年後， 《泛梗續集》 得到澳門基金會部分贊助出版。 今年是我喜壽之年（家望告訴我：草書 “壽”字由七十七組成 ） ， 科技大學副校長陳曦教授，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學院副院長徐傑教授、 中文系主任朱壽桐教授， 國後 記際漢語教育學會秘書長高海洋博士發起一項慶祝我來澳門從教三十年的活動， 委託澳門語言學會代行秘書職能。 倡議得到熱情反響， 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 檢察院、 澳門基金會、 高教辦、 教青局、 澳門大學、 科技大學、 城市大學、 澳門中華教育會、 北京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以及三十餘民間學術社團出任支持機構， 提供人力、 財力、 會議場地等方面的贊助， 許多機構的首腦還出任顧問。 我求學時的班主任老師、 曾經服務過的大學的校董和教學機構代表、 幾十年在業務上一起切磋共進的朋友， 我曾經的同事、 學生和難友，都熱心參與這次活動， 使我深受感動。 我是這項活動的唯一受惠者， 發自內心地感謝澳門社會和高朋們給予我的殊榮。爲了配合活動的開展， 我日夜兼程整理兩本拙著， 趕在活動開始前出版， 藉以向社會彙報我來澳門三十年間的所作所爲， 同時表達我對社會各界的感激之情。 這兩本書是增訂的 《泛梗續集》 和取名爲《面海三十年》 的散文結集。 增訂本 《泛梗續集》 編輯出版得到朋友們的熱心支持； 《面海三十年》 由澳門寫作學會理事長張卓夫籌措操辦， 得到文化局和澳門基金會部分贊助。 三十年前在青海結成師生之誼的董海敏爲了讓這兩本書走得稍遠一些， 安排在具備國際銷售網絡的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並得到貴公司王于濤總裁的鼎力支持。 一起走過半個世紀艱難歷程的老友王寧、 著名語言學家張振興爲《面海三十年》 所作序文， 忘年之交的周家望和與我有師生情緣的張建華教授爲《泛梗續集》 寫的序言， 都充滿真切的感情， 給拙著增添光彩。 在這兩本小書即將付梓之際， 我必須由衷感謝上面提到的機構和個人，

感謝曾經在一起創辦過刊物的廖顥， 他不分晝夜地精心設計、 逐字逐句編排， 竭力爲即將出版的書籍少留一些遺憾； 我還想借此機會感謝長期以來爲我的學術活動以及這次活動內外張羅的我的家人。 我的一生從中原出發， 北上， 西去， 南來。 幸運的是在每一個泛梗落腳的地方都遇到肝膽相照、 熱心助我的貴人， 當然我也湧泉相報地幫助過許許多多相識、 初識甚至不相識的朋友， 於是在我整理這兩本書的書稿時無愧無悔地留下詩一般的回憶青海湖心百鳥鳴南來西望留痕處伶仃洋外聽回聲泛梗一程又一程2011 年8 月於澳門

策 劃 董海敏作 者 程祥徽主 編 張卓夫編 輯 澳門寫作學會封面題簽 程祥徽裝幀設計 森 美版面設計 廖 顥植 字 盈河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出 版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發 行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12號百樂門大廈17樓 電 話：2804 6687 傳 真：2804 6409 電 郵：info@peacebook.com.hk 網 址：http:/ /www.peacebook.com.hk承 印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版 次 2011年10月初版國際書號 ISBN 978-962-238-799-7 UP-016定 價 港幣108元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讀 《面海三十年》 很開心，那十個標題的每一個都告訴我們 ，這30年 ，祥徽教授是在緊張、忙碌但卻快樂、充實的心情裹度過的。時間如白駒過隙，一晃就是一世。王寧序這不是一部通常意義上的文集，而是一部歷史。把大大小小的故事、遭遇 ，眾多的人物、事件 ，直線地串聯起來，大致從1958年寫到今天 ，可以看作“程祥徽五十年史”。張振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