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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德）普塔克（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著；赵殿红　蔡洁华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１（澳门丛书）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２１８－１３１９０－０Ⅰ．①普…　Ⅱ．①普…　②赵…　Ⅲ．①澳门—地方史—文集　②海洋—文化史—澳门—文集　Ⅳ．①Ｋ２９６５９－５３　②Ｐ７－０９２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８）第２１８９４５号ＰＵＴＡＫＥＡＯＭＥＮＳＨＩＹＵＨＡＩＹＡＮＧＳＨＩＬＵＮＪＩ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德］普塔克（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著　赵殿红蔡洁华等译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出版人：肖风华责任编辑：梁　茵　廖志芬封面设计：陈　毅责任技编：周　杰　吴彦斌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１０号（邮政编码：５１０１０２）电　　话：（０２０）８３７９８７１４（总编室）传　　真：（０２０）８３７８０１９９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ｐｐｈｃｏｍ印　　刷：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１６印　　张：２２７５　　　　字　　数：４２０千版　　次：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第１版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第１次印刷定　　价：８８００元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０２０－８３７９５７４９）联系调换。售书热线：（０２０）８３７９５２４０
  • ００１　　　读《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感言／金国平００１蜈蚣船和葡萄牙人０１６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０４７１６４０—１６６７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０６５澳门经济与人口的变迁——发展过程研究０８５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０９４《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１２０澳门：中国面向拉丁世界的窗口１３３一部现代版的“澳门实录”——《澳门编年史》序１３８澳门典籍的国际化——葡语版《澳门记略》评述１４３十五世纪香山地区的海外贸易１５６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１８３１６００至１７５０年前后的华南港口和亚洲海上贸易００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１９８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２１５北部湾：小地中海？２３２两个“地中海”之间的台湾岛：由分界标志变为桥梁２４９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２６８海神妈祖与圣母玛利亚之比较（约１４００—１７００年）２８３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３０１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３２７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３４８编译后记００２
  • 读《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感言金国平受普塔克教授和赵殿红博士之邀，为即将出版的《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写一个序言，作为该书整个编译、出版过程的参与者和第一位读者，本书给我的启迪良多，因而略作感言。首先，早期研究澳门学的专家学者，大部分不掌握外语，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学术界主要是通过普塔克等人的论著，来了解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可以这样说，在信息化时代来临之前，普塔克是中国学术界了解国际学术界之澳门研究进展的为数不多的渠道之一。即便到目前，他仍然是中国澳门学学界的重要信息源。而他本人的作品，兼具谟区查（ＣＢｏｘｅｒ）的广博、文德泉（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的高产和潘日明（ＢｅｎｊａｍｉｍＶｉｄｅｉｒａＰｉｒｅｓ）的扎实，可以说是澳门学的先驱者和扛旗人之一，是一位研究澳门史和海洋史不可绕过的里程碑式的大师级人物。普塔克对澳门历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他当时在颇有影响力的刊物《贾梅士学院院刊》上发表了论文，受到了文德泉神父和潘日明神父的注意与重视，开始在澳门学领域脱颖而出。１９８４年，我第一次访问澳门时，时任黎祖智（ＤｏｕｔｏｒＪｏｒｇｅＲａｎｇｅｌ）先生秘书的韦思理（ＤｒＬｕíｚＡｍａｄｏｄｅＶｉｚｅｕ）先生赠送我一本普塔克的成名作《葡萄牙在中国：十六至十七世纪葡萄牙与中国关系及澳门历史概述》（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ｋｕｒｚｅｒＡｂｒｉｓｓｄｅｒｐｏｒｔｕｇｉｅｓｉｓ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ｕｎｄ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Ｍａｃａｕｓｉｍ１６．ｕｎｄｂｅｇｉｎｎｅｎｄｅｎ１７．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Ｂａｍ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Ｋｌｅｍｍｅｒｂｅｒｇ，１９８２）。正是此次访问使我“认识”了普塔克，也与澳门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１９８６年我００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移居葡萄牙后，我们便开始了不间断的学术联系。自此，我与普塔克之间的学谊、友谊和酒谊经久不衰，至今已经３０多年。普塔克自称“葡萄鬼”，为其德文名字“Ｐｔａｋ”谐音，但还有更深的寓意：一位酷爱“葡萄藤茶”的“番鬼”。他现任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教授，为当代欧洲著名汉学家，主攻中西交通、郑和下西洋、妈祖信仰、海洋史及澳门学等研究领域，著作等身且质量上乘，久为中外学术界推崇。通常我们形容一部著作在长久写作后问世是“十年磨一剑”，普塔克的这本论文集也“磨炼”了十个春秋。一部译文集出版的难度，绝不在一部专著或论文集之下。它涉及四个方面：作者、译者、统稿者和编辑出版者。本集收入了普塔克２０篇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治学轨迹。其次，我要说的是普塔克学术生涯中一个不太为中国学术界所知的一面。如同伯希和先生一样，在自己的创作之外，他还撰写了大量学术评论文章。评，要评判被评论者论文的层次，指出不足；论，要有的放矢，提出己见，提供可能的研究途径和解决方法。因而，学术评论本身便构成了一篇独立的小论文，常常言简意赅，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公允而得当，且常常提供最新研究进展。这需要评论者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力，对某个问题的学术发展了如指掌，惟其如此，才能对存在的问题作切中要害的批评，才有可能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这样高水平的评论，对学术是一种积极的贡献，起到引导和监督的作用。某一学科的带头人，同时还要成为这一学科的监督人。在澳门史和海洋史研究领域，普塔克正是充当了这一双重角色。其学术评论的风采，从本集收入的两篇书评可见一斑。笼统算来，迄今为止，他以德文、法文和英文等语种发表了近百篇书评，监督和引领了他所从事的学术领域的健康发展。我有这样的体会：即使在今天，要想了解澳门学的发展现状，拿来普塔克的评论一读便知。我想，今后我们不仅要注意普塔克的著作，还要关注其学术评论。可以说，他总是行走在学术的前沿。００２
  • 读《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感言最后，也是我想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他著作中丰富的多语种注释。其特点是书目信息全面前沿，考辨翔实，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和更详尽的研究信息。澳门基金会支持出版这样的译文集值得称道。在我的印象中，在基金会策划或出版的众多作品中，它是第一部外国学者汉译论文集。从译文集收录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兴趣十分广泛，研究涉猎极广泛且有深度，几乎涉及了澳门学所有的领域。但相对于普塔克的大量作品来说，此次出版的也只是一个“选集”，希望不久后能有第二部、第三部的问世，这对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福气。非序，拉杂数语而已。金国平２０１７年初冬于北京００３
  • 蜈蚣船和葡萄牙人蜈蚣船和葡萄牙人一某些中文史料将所谓的“蜈蚣船”同澳门开埠之前葡萄牙人在广东中部的早期商业活动相提并论。本文撰述之目的，便是对这些船只以及相关史料进行考述。①最早描述蜈蚣船的中文文献是李昭祥记录南京龙江船厂的《龙江船厂志》。它刻于明嘉靖后半期。欧阳衢１５５３年为之作序，因此其成书时间大约是葡萄牙人计划在澳门半岛南部居留的时期。１９９９年，王亮功对《龙江船厂志》进行全文校点。本文所据，便是王亮功之点校本。②据《松江府志》，李昭祥生于上海地区。１５３７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通００１①②赵殿红译。原载信息：“ＴｈｅＷｕｇｏｎｇｃｈｕａｎ（Ｃｅｎｔｉｐｅｄｅ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Ｒｅｖｉｓｔａｄ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５（２００３），ｐｐ．７３－８３．西方近年对中国航海史和造船史的研究，主要有：ＪｏｓéＴａｓａｎＤｉｎ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ＦＯｌｅｓａＭｕｉｄｏ，Ｅｌｐｏｄｅｒｎａｖａｌｃｈｉｎｏ，ｄｅｓｄｅｓｕｓｏｒíｇｉｎｅｓｈａｓｔａｌａｃａíｄａｄｅｌａＤｉｎａｓｔíａＭｉｎｇ（ｓｉｇｌｏｓＶＩａｄｅＪＣ－ＸＶＩＩｄｄｅＪＣ）（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Ａｒｉｅｌ，１９６５），ｏｒＪｏｓｅｐｈＮｅｅｄｈａｍｅ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ＩＶ：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ａｒｔ３：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Ｎａｕ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ｐ３７９ｅｔｓｅｑ．．有些研究作品提到了蜈蚣船，如ＬＡｕｄｅｍａｒｄ，Ｌｅｓｊｏｎｑｕｅｓ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ｓ，ｖｏｌ１：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ｊｏｎｑｕｅ（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ＭｕｓｅｕｍｖｏｏｒＬａｎｄｅｎＶｏｌｋｅｎｋｕｎｄｅ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ｅｍＭｕｓｅｕｍ“ＰｒｉｎｓＨｅｎｄｒｉｋ”，１９５９），ｐｐ７５－７７，ｏｒ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ａｒｓ，Ｌａｍａｒｉｎｅ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ｄｕＸｅｓｉèｃｌｅａｕＸＩＶｅｓｉèｃｌｅ，?ｔｕｄｅｓ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１１（Ｐａｒ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１９９２），ｐ１０７．李昭祥撰，王亮功编：《龙江船厂志》，载《江苏地方文献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龙江船厂志》曾被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第１１７—１１９卷，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１９４７年）。西方对之最为重要的研究为ＨａｎｓＬｏｔｈａｒＳｃｈｅｕｒｉｎｇ，ＤｉｅＤｒａｃｈｅｎｆｌｕＷｅｒｆｔｖｏｎＮａｎｋｉｎｇ．ＤａｓＬｕｎｇｃｈｉａｎｇｃｈｕａｎ（转下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接上页）ｃｈａｎｇｃｈｉｈ，ｅｉｎｅＭｉｎｇｚｅｉｔｌｉｃｈｅＱｕｅｌｌｅ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Ｓｃｈｉｆｆｂａｕｓ，Ｓｅｒ．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ｅｒ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ｚｕｒ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ｋｕｎｄｅ９（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ｔ：ＨａａｇｕｎｄＨｅｒｃｈｅｎ，１９８７），共４１页。Ｓｃｈｅｕｒｉｎｇ研究所据版本即玄览堂版。①　Ｓｃｈｅｕｒｉｎｇ，ＤｒａｃｈｅｎｆｌｕＷｅｒｆｔ，ｐｐ１１－１３；《龙江船厂志》第２７５—２７６页；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ａｎｄＦａｎｇＣｈａｏｙｉｎｇ，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Ｍｉｎｇ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３６８－１６４４．ＴｈｅＭｉｎｇ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ｖｏｌ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ｐ８０４－８０５．②　《南船记》见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部丛刊第２７６卷，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③　Ｓｃｈｅｕｒｉｎｇ，ＤｒａｃｈｅｎｆｌｕＷｅｒｆｔ，ｐｐ３３－３４；《龙江船厂志》第１卷第１３页，其中一段描述，尤其是对大炮的记录亦见于《南船记》第１卷第８３页（总第７７９页）。过乡试，从而步入仕途，１５４７年成为进士。１５５１年后，他负责督办南京龙江造船厂，其职位隶属于工部。他的著述颇丰，惜仅有《龙江船厂志》得以存世。①《龙江船厂志》共八卷，详细记述了龙江造船厂的内部组织和制造各种船只所需的材料，同时描述了这些船只的结构，是记载中国早期船只和造船业的珍贵史料。书中还配有大量插图和描述，包括造船厂的规划和其他建造工程计划。其中的插图和描述，包括列举的造船材料，颇与更早期的沈启所撰的《南船记》记载相似，后者的序言撰于１５４１年。由于《南船记》很难找到，因此我在本文中主要依据《龙江船厂志》进行探讨，只是在必要的地方参照《南船记》的记载。②李昭祥在第一卷列举了大量关于造船的官方条例、皇帝诏令和行政规程，其中也有某类船只的相关资料，包括蜈蚣船。③又，嘉靖四年，为修武备以固畿甸事，南京内外守备衙门题准：铸造佛朗机铜铳六副，打造蜈蚣船一只。查系广东按察使汪軦奏，有佛朗机番船，长十丈、阔三丈（约３６米乘１１米），两傍驾橹四十枝，周围置铳三、四管，底尖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曰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千余斤（约５００磅），中者五百余斤，００２
  • 蜈蚣船和葡萄牙人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以铁为之。弹丸内用铁、外用铅，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铳一举发，远可百余丈（约３５０米），木石犯之皆碎。自古铳之猛烈，无出其右。上述介绍之后，作者继续讲述，同年（１５２５）造船木工梁亚洪和其他三位工匠（四人皆来自广东）受命到南京造船，同时收集材料，准备制造一种长７５丈、宽１６丈的“蜈蚣船”（这两个资料在《南船记》中也有记载）。最后，南京兵杖局制造了六门“佛朗机”炮，移交到新江口（扬子江沿岸，南京附近）的海军基地作军事演练之用。①《龙江船厂志》第二卷绘制了蜈蚣船的形制图（与《南船记》绘图相同），并附有图式说明。图式表明，蜈蚣船有两副桅杆，一侧有九根橹，说明它共有十八根橹，《南船记》所载与其相同。但图式说明表示，这种船长八丈，宽一丈六尺，与第一卷所述相异。从图式上看，船首为平底（这也是中国传统船形的常见特征）。②《龙江船厂志》第一卷关于蜈蚣船的记载说明，从１５２５年起，它用来装备大炮（但文中措词含糊）。汪軦上奏朝廷，请求南京制造这种船只，用于防御目的。第二卷图式按语表明，蜈蚣船之名得于其形；更重要的是，到了１５３４年，便停造此船（《南船记》中未载）。按语接着说，“壹百伍拾料战船”如果两旁置橹，也与蜈蚣船相仿。③对这些战船经过技术改造，不必称其为“蜈蚣船”，但也可以与蜈蚣船有着相同的功能和速度，因此，堂堂天朝，何必取法“小夷”，囿其异称呢？《南船记》中也有类似论调，只是语气略异，它描述了蜈蚣船的优良功用，随后赞扬了可以放置于船上的“佛朗机”铳的威力。它引述的另００３①②③《龙江船厂志》多次提到新江口基地，例如第６页；亦见张廷玉等：《明史》第８卷第９２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２６８页。关于佛朗机炮的资料，见《南船记》第８３页（总第７７９页）。Ｓｃｈｅｕｒｉｎｇ，ＤｒａｃｈｅｎｆｌｕＷｅｒｆｔ，ｐｐ６６－６７；《龙江船厂志》王亮功序第９页，第２卷第７８—７９页。《龙江船厂志》别处对这些战船也有所描述；Ｓｃｈｅｕｒｉｎｇ，ＤｒａｃｈｅｎｆｌｕＷｅｒｆｔ，ｐｐ５３，６６－６７，７１．对“料”一词有不同的解释，Ｓｃｈｅｕｒｉｎｇ在其书第６５页注释８及第１２０—１２１页注释４列举了不同的材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一条材料也证实了这种观点。①据上所述，可以引出以下有趣的论题：（１）蜈蚣船的制造技术，盖由广东传到南京。（２）两侧各有四十条橹的蜈蚣船显然是一种战船，因此与葡萄牙有关。南京所造蜈蚣船，是十八条橹的小型船。（３）这种船装备有先进的炮弹，远比当时其他炮弹威力强大。我将在下文对以上问题逐一探讨，首先分析其他相关史料，弄清中国人对蜈蚣船的认识过程。二首先，万历朝沈德符所撰《野获编》提到广东官员何儒。据载，１５３３年，在一场战役中，葡萄牙人被击败，何儒得到“蜈蚣船、铳等法”。②这里似指１５２１年和１５２２年中葡之间的冲突，葡萄牙人丢掉了一些士兵和船只。这些冲突发生于珠江区域，尤其是在西草湾附近。③《野获编》中的记载不易理解，首先，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敌对与００４①②③《南船记》第８３页（总第７７９页）。这条材料亦见于《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张海鹏等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２９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明季史料集珍，５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关于这段时期相关问题的中文文献信息，见ＪａｍｅｓＣｈｉｎＫｏｎｇ，“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Ｅａｒｌｙ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ｆｅｒêｎｃｉａｓｎｏｓ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ｓ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ＬｕｓｏＣｈｉｎｅｓａ，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０，ｐｐ３１７－３５６（ｈｅｒｅｐ３４８）．还有其他一些关于中葡关系问题的资料集，在此不一一列举。关于西草湾战役，详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ＫｕｒｚｅｒＡｂｒｉｄｅｒｐｏｒｔｕｇｉｅｓｉｓ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ｕｎｄ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Ｍａｃａｕｓｉｍ１６．ｕｎｄｂｅｇｉｎｎｅｎｄｅｎ１７．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ＢａｄＢｏｌｌ：Ｋｌｅｍｍｅｒｂｅｒｇ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０，ｐｐ２５－２６．对西草湾战役研究最为深入细致者是金国平的《１５２１—１５２２年间中葡军事冲突——“西草湾”试考》，载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濠海丛刊系列，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８页。关于其历史背景，可见Ｒｕｉ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Ｆｉｄａｌｇｏ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ｉｏｓｅ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ｓ．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ｎｏ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ｓ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ａ１，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０，第９—１１章。关于对《明史》中相关记载之考述，可见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６—２１页；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１９８４年，第１９—２５页。关于中葡早期冲突的其他中文史料，见张海鹏等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２—２０８页。
  • 蜈蚣船和葡萄牙人冲突早于１５３３年之前１１年之久，那么，１５２２至１５３３年之间发生的事情不得而知；其次，我们不清楚所谓的“法”（技术）指的是造铳之法，抑或造船、铳之法；再次，“蜈蚣船铳”如果标点不同，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装在蜈蚣船上的佛郎机铳，二是蜈蚣船和佛郎机铳。①其次，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１５７４）也提到了蜈蚣船，②与《龙江船厂志》所载非常接近，只是有一些数据不同：李昭祥提到三到四门铳，而《殊域周咨录》记为“三十四”门；《殊域周咨录》记录的是舷墙的长度和宽度为“十丈”和“三尺”（不是“三丈”），而不是船身的长度和宽度；何儒在一艘葡萄牙船只上收税时，碰到两位中国人，一曰杨三，一曰戴明，他们在葡船上服务多年，渐习其造船、制炮和炼制火药的技术。由此，得到汪軦授意收集“秘密”的何儒，便通过“杨三等”得到了相关信息。为了完成任务，何儒配备了一条小船，深夜将杨三和戴明带上岸，命其利用葡人技术制造火炮。随后，汪軦使用这些火炮击败了葡萄牙人，③还缴获了大小火炮数门。最后，他在１５２３年向朝廷上奏，从而引００５①②③张海鹏在“船”和“铳”之间加了一个逗号。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第９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２３３页；张海鹏：《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３１—３３２页；ＰａｕｌＰｅｌｌｉｏｔ，“ＬｅＨｏｊａｅｔｌｅＳａｙｙｉｄＨｕｓａｉｎｄｅ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Ｍｉｎｇ”，ＴｏｕｎｇＰａｏ３８（１９４８），ｐｐ１０７－１０８ｎ４２；Ｐｔａｋ，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ｐ２６－２７；ＧｅｏｆｆＷａｄｅ，“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Ｓｏｍ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ｎＡｌｖｅｓ，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ｐｐ２７１－２７２；ＫａｚｕｎｏｒｉＦｕｋｕｄａ，“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ｏｍ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Ｙｕｅｓｈａｎｃｏｎｇｔａｎ”，Ｒｅｖｉｓｔａｄ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ｅｄ．）１１（２００２），ｐｐ１００－１０５．葡萄牙人当时显然也深知中国军队的厉害，见ＭａｒｔｉｍＡｆｏｎｓｏｄｅＭｅｌｏＣｏｕｔｉｎｈｏ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日期是１５２３年１０月２５日，参见ＪｏｏＰａｕｌｏ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ｅＣｏｓｔａ，“Ａｃｏｒｏ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ｅａＣｈｉｎａ（１５０８－１５３１）!ｄｏｓｏｎｈｏｍａｎｕｅｌｉｎｏａｏｒｅａｌｉｓｍｏｊｏａｎｉｎｏ”，ｉｎＡｎｔóｎｉｏ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ｄｅ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ａｎｄＪｏｒｇｅＭａｎｕｅｌ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ｅｄｓ．），Ｅｓｔｕｄｏｓ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ｏ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ａｍｅｎｔｏＬｕｓｏＣｈｉｎêｓ，ｓéｃｕｌｏｓＸＶＩＸＩＸ，ｓｅｒ．Ｍｅｍóｒｉａｄ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６，Ｍａｃａ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ｄ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１９９６．在其中的第７７、７８页，我们得知中国人有威力巨大的火炮和装备精良的帆船。上述信件的中译文可见金国平：《１５２１—１５２２年间中葡军事冲突——“西草湾”试考》，载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３—４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起了朝廷对“佛朗机”和“蜈蚣船”的注意。他在奏文中建议制造火炮用于防御，获得采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殊域周咨录》所载只是制造佛朗机炮，而不是蜈蚣船。原因大概是制造火炮需时较短，而制造船只则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从杨三和戴明被带上岸，到汪軦取得胜利，其间的时间不足以制造一艘蜈蚣船。因此，显然杨三及其同伴们肯定告诉了他们的同胞如何制造蜈蚣船。再次，《明实录》嘉靖三年四月丁巳（１５２４年５月２５日）条载：“南京内外守备魏国公徐鹏举等疏请广东所得佛郎机铳法及匠作。兵部议：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架，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造之。诏可。”①《明实录》嘉靖九年二月丙子（１５３０年３月５日）条载：“兵部复提督沿江巡捕总兵官崔文所奏六事：……仿广中之制造蜈蚣船，置佛郎机其上。”②如果其说确凿，说明广东人早于１５３０年即已开始制造自己的“蜈蚣船”。《明实录》嘉靖十二年九月丁卯（１５３３年１０月７日）条载：“初，广东巡检何儒常招降佛郎机国番人，因得其蜈蚣船铳等法，以功升应天府上元县主簿，令于操江衙门监造，以备江防。……”③这里又出现了与上述《野获编》类似的模糊说法“蜈蚣船铳等法”。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在１６世纪２０年代初期的中葡军事冲突中，葡萄牙人丢掉了一些船只和人员，何儒在此之前抓获杨三和戴明。杨、戴教会中国人如何制造佛朗机炮，并可能告知他们制造蜈蚣船之法。１５２２年，中国军队使用新仿制的佛朗机炮在一次战役中击败了葡萄牙人，并缴获了更多的火炮。一年后，中国官员上奏朝廷赞扬佛朗机炮和蜈蚣船的威力（《野获编》《殊域周咨录》）。南京朝廷于是对这些新技术倍感兴趣，１５２４年，命令将铸造火炮的技术从广东传到首都００６①②③《明实录》（世宗）第３８卷；张海鹏：《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３１页；Ｗａｄｅ，“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ｐ２９４．《明实录》（世宗）第１１０卷；张海鹏：《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３１页。《明实录》（世宗）第１５４卷；张海鹏：《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３２页；Ｗａｄｅ，“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ｐｐ２９５－２９６．
  • 蜈蚣船和葡萄牙人南京，同时建议南京应当帮助广东制造蜈蚣船（《明实录》嘉靖三年四月丁巳条）。这很像是广东和南京互相支援而共同开发一种“发展项目”。这也表明广东并没有掌握制造蜈蚣船的技术。但《龙江船厂志》则另有说法：１５２５年，广东的工匠前往南京制造蜈蚣船。这说明广东已经掌握了必要的造船技术。在此，《龙江船厂志》的说法可能更为可靠，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人和葡萄牙人之间在１５２１—１５２２年的武力冲突这一事实，使当地的技师得到学习敌方军事技术的良好机会。事实上，上述《明实录》嘉靖九年二月丙子条就证实了杨三等人向其同胞传授了造船之法后，广东就已经开始制造“自己的”蜈蚣船了，其时是在１５２２年左右。根据李昭祥《龙江船厂志》所记，１５２５年蜈蚣船已经在南京装备大炮，我们也许可以缩短广东制造第一艘蜈蚣船、汪軦１５２２年取得胜利，到１５２５年蜈蚣船出现在南京之间的时间。考虑到这些技术的有效性在广东得到证实后，传到南京和龙江造船厂所需的时间，蜈蚣船在南京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即在１５２３或１５２４年。在此仍有三点需要考虑：第一，《明实录》嘉靖九年二月丙子（１５３０）条暗示，其时制造蜈蚣船的奏请尚未得以实施，或者至少尚未制造许多此类船。这与《龙江船厂志》第一卷所述亦相一致，其中提到只造一艘蜈蚣船。第二，《野获编》所记何儒在１５３３年获得蜈蚣船制造技术，显然是错误的；１５３３年是指何儒的升迁时间，这应是《野获编》对《明实录》嘉靖十二年九月丁卯条所记的误读。第三，据《龙江船厂志》，蜈蚣船在１５３４年已停造，显然是发现其他船只可以轻易地改装成功能、质量与蜈蚣船相类的船。这可能也是出于成本和时间的考虑。三还有一些材料可以对上述论证加以补充。首先，清代成书的《明史》记载，一位名叫潘丁苟的人，同其他人一道，在战斗抓获了几名葡萄牙人，并缴获了两艘船。虽然《明史》所记事件发生的时间是１５２３００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年，但这肯定是指１５２２年的中葡军事冲突。更重要的是，金国平认为潘丁苟是在何儒的安排之下转为中国人工作的工匠之一。确切地说，金认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所说“杨三等”，应该包括潘丁苟。①其次，１５２０年左右，一位被关押在广州的葡萄牙囚犯这样记录：“……有一名叫彼德罗（Ｐｅｄｒｏ）的华人基督徒……他一直躲到官员想办法找到他为止。他得到确实消息说官员只是想从他那里了解葡萄牙人在满剌加及交趾的实力，因为他了解一切，会配制火药、铸铳及造军舰。他说在满剌加有３００名葡萄牙人。在交趾的葡萄牙人则不足挂齿。他开始在广州造军舰。造完两艘后，请大吏来观看。他们认为耗费木材太多，下令不得继续建造。将其弃之南头。官员见到他略懂火铳火药的配制……”②显而易见，上引所指即１５２１—１５２２年的中葡冲突。不过其中提到的中国人是潘丁苟、杨三还是戴明，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位。奇怪的是，广州葡囚信记录中国官员对制造军舰根本不感兴趣，因为耗费太多材料。如果上述“彼德罗”所造就是蜈蚣船的话，这就使人颇为费解，因为事实上所有的中文材料都认为蜈蚣船功能精良，可以仿制。有一种解释也许可以说得通，就是葡萄牙囚犯得到的是错误的消００８①②《明史》第３２５卷，第８４３１页；张维华和戴裔煊亦有论证；金国平：《１５２１—１５２２年间中葡军事冲突——“西草湾”试考》，载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１５—１６页。译者按：普塔克原注所引为Ｆｅｒｇｕｓｏｎ的英译文：Ｄｏｎａｌｄ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Ｌｅｔ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Ｃａｐ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ａｎｔｏｎ，Ｗｒｉｔｔｅｎｉｎ１５３４ａｎｄ１５３６…．（ｒｐｔ．Ｆｒｏｍ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ｔｉｑｕａｒｙ；Ｂｏｍｂａ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ＳｔｅａｍＰｒｅｓｓ，１９０２），ｐｐ１１６－１１７．这里采用金国平《广州葡囚信》中译文，见金国平：《广州葡囚信》，载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１５１—１６６页。关于这份信件，又见：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ａｄＩｎｔｉｎｏ，ＥｎｆｏｒｍａｏｄａｓＣｏｕｓａｓｄａＣｈｉｎａ．Ｔｅｘｔｏｓｄｏ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Ｌｉｓｂｏｎ：Ｉｍｐｒｅｎｓａ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ＣａｓａｄａＭｏｅｄａ，１９８９），ｐ１９；Ｒｕｉ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ＣａｒｔａｓｄｏｓＣａｔｉｖｏｓｄｅＣａｎｔｏ：ＣｒｉｓｔóｖｏＶｉｅｉｒａｅＶａｓｃｏＣａｌｖｏ（１５２４？），Ｍａｃａ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Ｍａｃａｕ，１９９２，ｐ３８；Ｐｅｌｌｉｏｔ，“ＬｅＨｏｊａ”，ｐ１０８ｎ．４２；金国平：《１５２１—１５２２年间中葡军事冲突——“西草湾”试考》第１６页注１及《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１５９页；张海鹏：《中葡关系史资料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６８页。
  • 蜈蚣船和葡萄牙人息；或者他不想将真相告诉满剌加和果阿的同胞。他们希望葡萄牙人向华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从而获取自由。因此，他们将中国描述成一个可以轻易击败的弱国。如果他们葡萄牙人报告，中国不仅能够成功制造佛朗机铳，而且会制造葡萄牙军舰，那么将会有更激烈的声音反对对中国的进攻，这反过来也解释了上述引文所透露的信息。①无论如何，上述葡囚信表明，有一位中国人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开始在广州建两艘船只。这与中文资料相符。如上所述，他们认为蜈蚣船制造技术始于广东，随后传入南京。可惜的是日期不太明确。我们只能说这两艘可能造于１５２２年到１５２４年之间，而它们是否得以完成仍然不很清楚。最后，现代的编者与译者对原始材料有着不同的解释。例如“Ｃｏｃｈｉｍ”一词，既指交趾（安南），也可理解为南印度的科钦。葡囚信中的“ＬｌｅｖａｒｏｍｏｄａｏｂｒａｄａｓｇａｌéｓｅｂｏｔａｒｏｎａｓｅｍＮａｎｔó，ｇｅｌｆａ…”，英译文只是简单译为“ＳｅｔｔｏｍａｋｅｇｅｌｆａｓｉｎＮａｎｔｏ”，没有反映葡文原貌（译者按：金国平的译文为“将其弃之南头”）。上述葡文似乎表示在广州制造的两艘船被移到南头，后者当时是广东沿海的一个重要的小港口。葡文“ｇａｌéｓ”通常是指有两根桅杆的带橹帆船。所以葡囚信所指很可能是蜈蚣船。另外，“ｇｅｌｆａ”也有“一种秘鲁渔船”（ｄＩｎｔｉｎｏ）或“放弃”（Ｌｏｕｒｅｉｒｏ）之意。②前者在此毫无意义，后者则意味着放弃这两艘船或整个造船计划。由此人们也许会说，原文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也许继续了造船工程，只是地点改为南头而已。００９①②关于对上述葡囚信起到的军事“宣传”作用的分析，参见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Ｒｏｑｕｅｄｅ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ＡＣｈｉｎａｅｍｔｒêｓｌｅｉｔｕｒａｓｅｕｒｏｐｅｉａｓｄｏ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ＤａｓｎｏｔíｃｉａｓｄｅＣａｎｔｏｄｅ１５３４ｅ１５３６ａｏ‘ｐａíｓ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ｅｍ１５９０”，ｉｎＧａｒｃｉａｄｅＯｒ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ａ１５：２（１９９６），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ｐｐ２２ｅｔｓｅｑ．，ａｎｄ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Ｆｉｄａｌｇｏ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ｉｏｓｅ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ｓ，ｐｐ３５１－３５５．Ｐｅｌｌｉｏｔ，“ＬｅＨｏｊａ”，ｐ１０８ｎ４２．详见ＳｅｂａｓｔｉｏＲｏｄｏｌｆｏＤａｌｇａｄｏ，ＧｌｏｓｓｒｉｏＬｕｓｏＡｓｉｔｉｃｏ，２ｖｏｌｓ．（ｒｐｔ．ＮｅｗＤｅｌｈｉ：Ａｓｉ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１９８８），Ｉ，ｐ４２８，ａｎｄＹｕｌｅ，ＨｏｂｓｏｎＪｏｂｓｏｎ，Ａ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ｏｆ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ＡｎｇｌｏＩｎｄｉａｎ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Ｐｈｒａｓｅｓ，ｒｐｔ．Ｃａｌｃｕｔｔａ：Ｒｕｐａ＆Ｃｏ．，１９８６，ｐｐ３６１－３６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四上文所举材料表明，中国在１５２０年代早期在广州地区制造了第一艘蜈蚣船。它显然是模仿了葡萄牙船的“原型”。而进一步研究原始材料，新的问题出现了。例如，《龙江船厂志》第二卷说，其他船只可以轻易地改装成蜈蚣船式样，那么这种“改装”是否真正地如期实施？最早的改装始于何时？另外，什么是蜈蚣船区别于其他船型的典型特征？最后一个问题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与当时所有或大部分在中国制造的船只不同，蜈蚣船载有佛朗机铳。它有许多橹，比其他所有船只都多。而李昭祥《龙江船厂志》的图式表明，国内制造的蜈蚣船与葡萄牙原型相比，在规模上有所缩小，只有１８条橹。这种差别可能是采用所谓的“摇橹”系统的缘故。李约瑟对此亦有阐述。①此外，船的比例也有所改变。如果数据正确，那么葡萄牙船的长度和宽度比约为３５∶１，而中国船的比例为５２∶１。无论是比例的改变还是体积的缩小，都表明在中国制造的蜈蚣船上易于安装小型的佛朗机铳，而不易安装大炮。这反过来也减弱了这些船只的战斗能力，同样应是在１５３０年代停造的未指明的原因之一。或许我们可以继续推测：也许彼德罗在广州船的失败经历与技术上的改变有关，他造出来的船船身失衡，是否也是改变船身比例的缘故？《龙江船厂志》第二卷也提到蜈蚣船的船首和船尾与其他船有所不同，②但没有详指不同之处。但它说的应是船舵、船首斜桅及其他部件。众所周知，中国船通常船首扁平，与欧洲船相比更加明显。明代在设计上的改变——图式说明为“扁平的”船首——可能会碰到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因为他们要将欧洲的船型进行调整，以适应中国自己的造０１０①②Ｎｅｅｄｈａ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Ｖ：３，ｐｐ６２０－６２７，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ｐ６２６ｎｏｔｅｅ．李昭祥撰，王亮功编：《龙江船厂志》第２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９页。
  • 蜈蚣船和葡萄牙人船习惯。事实上，中国在首次提到蜈蚣船的时候，对于制造类似的船只，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只是船只的名称各异而已。《龙江船厂志》和其他较早的文献均有记载。从《龙江船厂志》的图式判断，其中的“安庆式哨船”和“轻浅利便船”都有数条橹或“摇橹”和一根桅杆，但这两种船都比蜈蚣船小得多。①还有一种更早期的船“海鹘”也与蜈蚣船相似，但图式说明太简单，不易判断。《南船记》则详细列举了建造蜈蚣船所需的原材料和基本部件。它还列出了制造其他船只的材料。《龙江船厂志》也举出了类似的资料，只是列举方式与《南船记》有异，但他没有列出“蜈蚣类”船只所需的材料，可能是因为他在编撰此书时，蜈蚣船已经停造。在此只能根据《南船记》所载加以说明：蜈蚣船有松木制的１８条橹，扁平船底（吃水线以下的部件也有列举），舷墙，各种船尾部件，各种船梁，大桅杆，头桅杆，舵柱和舵柄，绞盘，旗杆，系船柱等等。还有船舱、填缝材料和船帆等。②现在回到《龙江船厂志》。虽然李昭祥保留了关于蜈蚣船的最重要的史料，但后来的文献也对它有所记录。例如，李约瑟就举出了两份材料：一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１５７５年），二是茅元仪的《武备志》（１６２８年）。③《明史》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船舶”部分也提到了蜈蚣船，基本与《龙江船厂志》相同。④《龙江船厂志》以后，０１１①②③④Ｓｃｈｅｕｒｉｎｇ，ＤｒａｃｈｅｎｆｌｕＷｅｒｆｔ，ｐｐ７５－７６，１９１－１９５．《南船记》第８４—８５页（总第７８０页）。某些技术用语可见Ｓｃｈｅｕｒｉｎｇ，ＤｒａｃｈｅｎｆｌｕＷｅｒｆｔ，ｐｐ５６－６１，１６２－１６３；但是《南船记》中的有些术语仍然不很明确，应该编写出《南船记》和《龙江船厂志》中、德、英词汇表。Ｎｅｅｄｈａ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Ｖ：３，ｐ６２６ｎｏｔｅｅ；茅元仪：《武备志》第２２卷，台北：华世出版社，１９８４年；戚继光：《纪效新书》，百部丛书集成本，台北：艺文印书馆，１９６６年。《明史》第８部第９２卷，第２２６９页；陈梦雷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第９７卷，第１０页；关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又见ＫａｉＷｅｒｈａｈｎＭｅｅｓ，Ｎｅｕｅ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üｂｅｒｄｅｎｄｉｓｚｉｐｌｉｎｉｅｒｔｅｎＤｉｅｎｓｔｖｏｎＣｈｉＣｈｉｋｕａｎｇ，Ｍｕｎｉｃｈ：ＷｕｎｄＩＭＳａｌｚｅｒ，１９７７，未刊博士论文。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其他明代文献也绘有图式记载蜈蚣船，如《筹海图编》（１５６２年）、《虔台倭纂》（１５９５年）、《登坛必究》（１５９９年）、《三才图会》（１６０９年）等。所有绘图都引自《龙江船厂志》，并没有提供新的细节。只有两处略有异同：桅杆的高度和橹在甲板上的固定方式。图式说明也基本相同，都源自《龙江船厂志》和《南船记》。只有少数略有出入，如《虔台倭纂》记录，蜈蚣船乃据葡萄牙船原型而造。①在此对《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记载略加评述，因为它流传广泛，并且对蜈蚣船有一些不同的论点。②它盛赞蜈蚣船的速度之快和佛朗机铳的威力之大，但同时也叙述在１５２５年到１５３４年间，未见对这些武器的“实验”，它们的作用被忽视了。这里的说法有点自相矛盾，也许是因为它采自《南船记》而对原文有所曲解。因此所谓的“实验”是指在战争中对船和炮的使用，而不是单指船或炮。③接着，它又根据别处所记，称赞蜈蚣比蛇厉害，因此可以利用蜈蚣——蜈蚣船——驯服大海。《三才图会》与《南船记》也有类似的说法。最后，它再次提到蜈蚣船对风种没有依赖性，不易倾覆；它们在正常的环境中速度很快，在暴风雨中自然性能不佳。《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描述，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如果在１５２５至１５３４年间，再无对蜈蚣船进行“试验”，这就意味着１５２５年订制的那艘船（见《龙江船厂志》）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广东）命令之下建造的唯一的蜈蚣船。第二，我们不知道１５３４年之后的情况。据李昭祥的说法，蜈蚣船的建造工程在１５３４年停止。但其后可能再继续制造其他类型的船，在技术上有所改变（我没有找到１５３４年以后制造蜈蚣０１２①②③《三才图会》大概是这些文献中最为知名者，见王圻：《三才图会》第６卷，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年。谢杰：《虔台倭纂》，载《玄览堂丛书续集》第１卷，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１９４７年，第２５页。现代作品见王冠倬：《中国古船》，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图２０６、２４８、２７２、２８５、３１５、３３９；《中国古船图谱》，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１８７页图２０，第２５６—２５７页图３５５—３５９。《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说法与《筹海图编》（四库全书珍本）和《武备志》相同；其第一段的说法亦与《三才图会》相同。《南船记》中的相关记述见第８３页（总第７７９页）。
  • 蜈蚣船和葡萄牙人船的材料）。第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对蜈蚣船的褒扬，似乎与《龙江船厂志》第二卷较为务实的观点相矛盾。这说明对蜈蚣船的功用，中国官员内部曾有不同意见。显然赞成制造蜈蚣船的人，其意见最终未获通过。第四，上文所引广州葡囚信表明，在广州建造的蜈蚣船船体不平衡，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却说它们不易倾覆。莫非是最初的技术难题在当时已经得到解决？又或者是为了推动这种船只的建造而故意对其大加赞扬？五《龙江船厂志》又载，１５１８年，船厂造战船和巡逻船数减少到２５４艘，其中有两艘蜈蚣船。①如果此说准确，那么在１５２１—１５２２年战事之前，中国已经造有蜈蚣船。有意思的是文献中关于“佛郎机铳”的说法也早于这个时间，例如李约瑟就曾引用过相关资料。②显而易见，“佛郎机”和“蜈蚣船”的说法由来已久，甚至早在中国同葡萄牙人通过满剌加或其他渠道直接接触以前就已存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史料亦载，“蜈蚣船”的说法，源于“东南蛮夷”，《虔台倭纂》也作如是说。“东南蛮夷”的说法自然是不确切的，它既可以指葡萄牙人，也可以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事实上，也有一些现代研究者认为“蜈蚣船”来自东南亚。葡萄牙人就曾在亚洲地区首次碰到类似的船只。因此“蜈蚣船”０１３①②Ｓｃｈｅｕｒｉｎｇ，ＤｒａｃｈｅｎｆｌｕＷｅｒｆｔ，ｐｐ４９－５０；《龙江船厂志》第１卷第２８页。译者按：本注“第２８页”有误，应为第２６页。《龙江船厂志》原文如下：“裁革船数。正德十三年，裁革战巡船贰百伍拾肆只，内贰百料战船柒拾柒只、……蜈蚣船贰只。”按译者理解，这里的“裁革”，应指撤除掉的船数，而不是普塔克所言“减少到”的船数。Ｎｅｅｄｈａ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Ｖ：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ａｒｔ７：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ＧｕｎｐｏｗｄｅｒＥｐｉ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ｐ３６９ｅｔｓｅ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似乎表示配备葡萄牙武器的亚洲船只。①“蜈蚣船”的说法是否在满剌加陷落之前就已经存在，也用来称呼那些没有配备大炮的船，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在葡萄牙人征服满剌加之后才有此说法，那么其时间应该是１５１０年代中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蜈蚣船的“原型”是来自葡萄牙还是来自亚洲，有桅杆和橹的船只到处都有。例如东南亚东部岛屿的“科拉科拉”（ｋｏｒａｋｏｒａ）船，就与蜈蚣船颇为类似；其他类似的船只也有不少。②１５２５年的一份史料显示，当时处于葡萄牙统治之下的科钦也有各种带桅船，即著名的快桨船（ｇａｌéｓ）或小双桅船（ｇａｌｅｏｔａｓ）船等。两种船都有两根桅杆，每侧各有１５到３０条橹，船上装有大炮。稍大的船只有时被称为大三桅船（ｇａｌｅａｃａｓ），装备有２０门以上的大炮。这些船只在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是否经常出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确有史料提到过东南亚地区的基利船，也有史料记载了１６世纪２０年代早期中葡战争背景中的基利船。③最后，既然在中文文献中常常将“佛郎机”铳同“蜈蚣船”联在一起，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考虑：最初“佛郎机”一词专指葡萄牙人，那么“佛郎机”铳则指葡萄牙大炮。事实上，“佛郎机”或许还有“法０１４①②③Ｓｃｈｅｕｒｉｎｇ，ＤｒａｃｈｅｎｆｌｕＷｅｒｆｔ，ｐ３３ｎ２．关于东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群岛地区的船只，参见Ｒ．Ｐｔａｋ，“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ａｄｅＲｏ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Ｓｐｉｃ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ｕｌｕＺｏｎｅＮｏｒｔｈＭｏｌｕｃｃａｓ（１４ｔｈｔｏｅａｒｌｙ１６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４３（１９９２），ｎ５７ａｎｄ５８．ＲｏｄｒｉｇｏＪｏｓéｄｅＬｉｍａＦｅｌｎｅｒ（ｄｉｒ．），Ｓｕｂｓíｄｉｏｓｐａｒａ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ａ?ｎｄｉ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ｚａ，Ｃｏｌｌｅｃｏｄｅ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ｏｓＩｎéｄｉｔｏｓ…５，１ｓｔ．ｓｅｒ．：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ａ?ｓｉａ，Ｌｉｓｂｏｎ：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ａｄ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ＲｅａｌｄａｓＳｃｉｅｎｃｉａｓ，１８６８，“Ｌｅｍｂｒａｎａｓ”，ｐ２１ｅｔｓｅｑ．Ａｌｓｏ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ＫＭＭａｔｈｅｗ，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ｄｉａ（１４９７－１６００），Ｄｅｌｈｉ：Ｍｉｔｔ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８，ｐｐ２８４－２８８，３１３，ａｎ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ｅＣｏｓｔａ，“Ａｃｏｒｏ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ｐ７０，ａｎｄＡｒｔｕｒＢａｓíｌｉｏｄｅＳ（ｅ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ｏｐａｒａ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ａｓＭｉｓｓｅｓｄｏＰａｄｒｏａｄｏ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ｄ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Ｉｎｓｕｌíｎｄｉａ，ｖｏｌ１，Ｌｉｓｂｏｎ：ＡｇêｎｃｉａＧｅｒａｌｄｏＵｌｔｒａｍａｒ，１９５４，ｐ３５，５２，６３，７３，８３；ＪｏｏｄｅＢａｒｒｏｓ，ＴｅｒｃｅｉｒａＤéｃａｄａ，ＶＩ２．
  • 蜈蚣船和葡萄牙人兰克人的机器”之意。①中国人得闻其名，大概不是通过葡萄牙人，而是通过暹罗人或马来人等。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东南亚地区就在当地战事中使用小型火器和火炮，因此“佛郎机”铳可能用来表示某些类型的枪炮，而直到１５２１—１５２２年战事之后，才专指葡萄牙火炮。以此类推，在专指葡萄牙船只之前，“蜈蚣船”可能也是指亚洲本地的船只。但上述推论还有一个问题存在：没有史料证明东南亚的船只配备有东南亚的火炮，像蜈蚣船一样。因此，将大炮配备于适于远航的船只，这种做法可能源自中国本身，而不是受到了外来的影响。早在１５世纪初，郑和船队就带有“火器”，包括大炮或其他武器。②从技术上说，在大型航海船只上配备火炮并非什么难题。因此，中国在１６世纪２０年代应对新的军事挑战时反应迅速。毫无疑问，仿制外国的“蜈蚣船”，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尽管上引葡囚信对此有相反的记录。ＭａｒｔｉｍＡｆｏｎｓｏｄｅＭｅｌｏＣｏｕｔｉｎｈｏ在一封长信中报告１６世纪２０年代早期发生的事情时，他提到８０艘“大帆船……配备小型火炮……”，这些船也装有桨橹。这些船虽然只配备了小型火炮，也不会在一日之内造出。其中一些自然是典型的中国式战船，其他一些则类似于葡萄牙带橹帆船或神秘的“蜈蚣船”。③诚然，上文描绘的图景并不十分清晰，许多细节仍然模糊不清。但大致说来，蜈蚣船的事例表明，１６世纪初的中葡初遇，在中国引起了有趣的讨论。用现代的话说，这是“技术转移”的案例之一。另一个更为著名而重要的案例是“佛郎机铳”，它在中国军事史上成了一个热门话题。０１５①②③Ｎｅｅｄｈａ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７，ｐｐ３７２－３７３．巩珍撰，向达编：《西洋番国志》，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０页。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ｅＣｏｓｔａ，“Ａｃｏｒｏ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ｐ７６，７８．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一、航线与非葡萄牙贸易组织航线。澳门约于１６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埠，其确切时间和具体经过尚无定论。但是，澳门取代了较早的双屿（Ｌｉａｍｐó）、上川（ＳｏＪｏｏ）和浪白蟯（Ｌａｍｐａｃａｕ）等处，成为果阿—马六甲—日本贸易航线上新兴的中途停靠商港，这一点一直都不存在争议。澳门成为西自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即现代东南亚地区的西段）、再到华南这条长途航线上的重要联结点。中国称这条航线为“西航路”，是当时远东地区向西到“南洋”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西航路路途艰险，尤其是循越南海岸行驶时，西沙群岛（ＰａｒａｃｅｌＩｓｌａｎｄｓ）以西海域乃必经之路，船行至此必须避让无数浅滩和暗礁。而从马来半岛南端，或是越南东南沿海外侧的昆仑岛（ＰｕｌａｕＣｏｎｄｏｒｅ）以斜线向包括澳门在内的广东中部地区直航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必须穿越的中沙群岛（Ｍａｃｃｌｅｓｆｉｅｌｄｒｅｅｆｓ）一带大部分是未露出水面的珊瑚礁和暗沙。①０１６①原载信息：“Ｔｒａ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ｃａｕ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ｎＭ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５４（２００６），ｐｐ．４６５－４８９．中译文曾载《澳门史新编》第２册，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８年。关于“西航路”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参见，如ＰｉｅｒｒｅＹｖｅｓＭａｎｇｕｉｎ，ＬｅｓＰｏｒｔｕｇａｉｓｓｕｒｌｅｓｃｔｅｓｄｕＶｉêｔＮａｍｅｔｄｕＣａｍｐā．?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ｅｓｒｏｕｔｅ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ｔｌ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ｓ，ｄａｐｒèｓｌ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ｒｔｕｇａｉｓｅｓ（ＸＶＩｅ，ＸＶＩＩｅ，ＸＶＩＩＩｅｓｉèｃｌｅｓ）（《越南、占城海岸的葡萄牙人：葡萄牙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史料中海路与商业研究》），Ｐａｒｉｓ：?ｃｏｌ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１９７２；ＪＶＭｉｌｌ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ｓｉｎＩｎｓｕｌｉｎｄｅａｂｏｕｔＡＤ１５００”（《１５００年前后的中国群岛航海者》）中相关内容，载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１８（１９７９），第６９—９３页；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转下页）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接上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３９—１４８页；《福建海运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８０—９７页；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２０页。有关南海诸岛，参见韩振华编：《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韩振华编：《南海诸岛史地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西方研究成果有，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ＤｉｅＰａｒａｃｅｌｕｎｄＳｐｒａｔｌｙＩｎｓｅｌｎｉｎＳｕｎｇ，ＹüａｎｕｎｄｆｒüｈｅｎＭｉｎｇＴｅｘｔｅｎ：Ｅｉ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Ｇｒｅｎｚｇｅｂｉｅｔ？”，载ＳａｂｉｎｅＤａｂｒｉｎｇｈａｕｓ和Ｐｔａｋ编，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Ｈｅｒ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ｓ：Ｂｏｒｄｅｒｓ，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１０ｔｈｔｏ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中国及其邻国：１０到１９世纪的边界、视野和外交政策》），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７年，第１５９—１８１页及其中使用的资料。①　有关东航路，参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Ｓüｄ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ｓＭｅｅｒｅｎａ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Ｑｕｅｌｌｅｎ（ＳｏｎｇｕｎｄＹｕａ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５６（１９９８）中相关部分，第５—３０页（即ＬｈｏｒｉｚｏｎｎｏｕｓａｎｔａｒｉｅｎＭéｌａｎｇｅｓｅｎｈｏｍｍａｇｅＤｅｎｙｓＬｏｍｂａｒｄ，ｖｏｌ．１）；“Ｆｒｏｍ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ｔｏｔｈｅＳｕｌｕＺｏｎｅ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１４世纪早期从泉州到苏禄及更远地区诸问题》），载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９２（１９９８），第２６９—２９４页；及“Ｊｏｔｔｉｎｇ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ａｉｌｉｎｇＲｏｕｔｅｓｔｏ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ＲｏｕｔｅｉｎＭｉｎｇＴｉｍｅｓ”［《关于中国通往东南亚的海路之笔记（明代东航路为主）》］，载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主编，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ｆｅｒêｎｃｉａｓｎｏｓ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ｓ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ｌｕｓｏｃｈｉｎｅｓａ，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１，第１０７—１３１页。另一条与西航路毗邻的重要海上商业通道是从华南到东南亚地区的往返航线，即“东航路”。东航路开发成熟较晚，蒙古人统治时期和１６世纪的航海活动才使这条靠东的航线成为繁忙的“干线”。取道于此的大多是从福建出发驶往菲律宾群岛和苏禄地区的商船，而始发于广东中部沿海的商船并不常在这条航线上航行。但不久葡萄牙人就开始利用这条航线，从广州—澳门一带出发，通常绕过东沙群岛，渡过南海，前往吕宋北部或更远的马尼拉湾。①回头看西航路，我们会发现，它将澳门和马六甲（Ｍｅｌａｋａ，现马六甲地区）串在一条线上，使澳门成为联结果阿、欧洲的帝国生命线上的重要一环。这条航线途经现在的新加坡，或者笼统地称为柔佛海峡—廖内群岛（ＪｏｈｏｒＲｉａｕ）地区。人们对它在新加坡以南诸多岛屿之间的确切线路仍各执一词，也许在我们考察的这段时期中，多种线路都曾被采０１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用过。①此外，柔佛—廖内海域也将马六甲同东南亚其他目的地连接起来。一条线路是经过苏门答腊和爪哇沿岸向东行驶至小巽他群岛和摩鹿加群岛；另一条是从柔佛—廖内到加里曼丹岛（Ｂｏｒｎｅｏ，渤泥）北岸，沿这条航线很容易经过汶莱前往苏禄海，从那里可以或者继续前往马尼拉，或者穿过苏禄群岛进入苏拉威西海，然后经桑义赫群岛抵达摩鹿加群岛的德那地（Ｔｅｒｎａｔｅ）或是帝多利（Ｔｉｄｏｒｅ）。②后一条线路与东航路相接，因此也通往澳门。福建人。在这些航线上进行商业航行的当然不止葡萄牙人，他们的竞争者无处不在，有来自福建、广东及其他地区的华人，也有琉球、东南亚各口岸的商人，还有日本人、西班牙人以及１７世纪起加入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因此，当葡人在澳门落脚，他们就融入了一个由不同贸易通道织成的网络。它的形成主要由地理环境、风向、洋流等条件决定。葡人东来之前，华人等群体在这一广阔地域探路、航行已有很长历史。如果要对葡人的主要竞争者逐一分析，首当其冲的就是福建人。澳门开埠时，明朝仍然在闽、浙、粤等沿海地带禁止民间海外贸易。这些地区唯一受国家认可的对外贸易方式就是朝贡贸易。但行商获利是沿海居民的生存之需，因此各种形式的“非法”民间贸易在沿海省份禁而０１８①②关于伊比利亚人与新加坡地区的研究包括：ＰｅｔｅｒＢｏｒｓｃｈｂｅｒｇ，Ｉｂｅｒｉ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ｅｌａｋａ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１６ｔｈｔｏ１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新加坡—马六甲及邻近地区的伊比利亚人（１６到１８世纪）》］（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４）一书中有关文章；“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ｐａｎｉｓｈａｎｄＤｕｔｃｈＰｌａｎｓ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Ｆｏｒｔ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ａ．１５８４－１６２５”（《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荷兰人筹划在新加坡一带海峡建立炮台之考证，约１５８４—１６２５期间》），载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６５（２００３），第５５—８８页。关于从马六甲经汶莱道苏拉威西海和摩鹿加群岛的海路，参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ａｄｅＲｏ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Ｓｐｉｃ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ｕｌｕＺｏｎｅＮｏｒｔｈＭｏｌｕｃｃａｓ（１４ｔｈｔｏｅａｒｌｙ１６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通往香料群岛的北贸易海路：中国南海—苏禄—北摩鹿加［１４到１６世纪初］》），载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４３（１９９２），第２７—５６页及其中引用资料。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不绝。福建等地的商人不但相互竞争，还得在朝贡贸易的垄断之下捍卫自己的一席之地。１５６７年后，隆庆即位，之前嘉靖年间实行的海禁开始松弛，集中在漳州等港口的福建商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他们在上述贸易网络中迅速拓展，也不再彼此为敌，而是转向东亚和东南亚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史料显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福建商人逐渐进入了马尼拉和菲律宾群岛其他地区，以及“印尼”的许多港口，还加强了对暹罗和日本的贸易。事实上，许多已定居在东南亚大陆部分的福建人在此期间开始与来自故土的各类商业团体形成紧密联系，将日本和大城（Ａｙｕｔｈａｙａ）这样相距遥远的地方都织进了他们的贸易网络中。更早的史料还显示，福建人与葡萄牙人曾一度成为生意伙伴，尤其在澳门开埠前，但后来演化成竞争对手。随着澳门的开埠和日益繁荣，葡人成为广东中部市场上主要的外国商业力量；而明朝当局从１５６７年松弛海禁以后，福建人几乎包揽了漳州、泉州、厦门、福州这一范围内的贸易活动。①我们看到，这些商业力量在东方取得了新的平衡。０１９①关于福建人活动的研究成果有：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厦门：鹭江出版社，１９９１年；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西方有关著作有：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ｔｓｕｎ（张彬村），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ｕｃｈｉｅｎ（Ｆｕｋｉｅｎ）（《中国海上贸易：以１６世纪福建为例》），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３，未刊博士学位论文；ＥＢＶｅｒｍｅｅｒ编著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Ｆｕｋｉｅ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１７ｔｈａｎｄ１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１７、１８世纪福建省的发展和衰落》），Ｌｅｉｄｅｎｅｔｃ．；ＥＪＢｒｉｌｌ，１９９０中几篇相关论文；ＪａｍｅｓＫ．Ｃｈｉｎ（钱江），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ｏｊｏｕｒｎｅｒｓ：ＴｈｅＨｏｋｋｉｅｎｓ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１５７０－１７６０（《商人和旅行者：海外福建人１５７０—１７６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９９９，未刊博士学位论文。也参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ＴｈｅＦｕｊｉａｎｅｓｅ，Ｒｙｕｋｙｕａｎｓａｎｄ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ｃ．１５１１ｔｏ１５４０ｓ）：Ａｌｌｉｅｓｏ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明正德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赵殿红译，载《暨南史学》第１辑，２００３年，第３１９—３３６页），载Ａｎａｉｓ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ｅＡｌéｍＭａｒ３（２００２），第４４７—４６７页及“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Ｍｅｌａｋａ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ｓａｎｄＦｕｊｉａｎ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转下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接上页）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Ｅａｒｌｙ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重新看待马六甲和粤中：葡萄牙与福建对东南亚贸易的影响（１６世纪早期）》］，载Ｂｏｒｓｃｈｂｅｒｇ编著的Ｉｂｅｒｉａｎｓ，第１—２１页。②　关于琉球贸易的研究包括：谢必震：《中国与琉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徐玉虎：《明代琉球王国对外关系之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２年；ＪｏｓéＹａｍａｓｈｉｒｏ，Ｏｋｉｎａｗａ：Ｕｍａｐｏｎｔｅｐａｒａｏｍｕｎｄｏ．ＳｏＰａｕｌ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ｄｉｔｏｒ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ｄｏｓ，１９９３；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ＴｈｅＲｙｕｋｙｕ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１５到１６世纪早期的琉球贸易网络》），载Ｒｅｖｉｓｔａｄ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６（２００３），第７—２３页。另有多篇相关文章和著作可见中琉文化经济协会所出版的系列丛书（第１卷出版于１９９８年），以及大量日文著作。较早由石井米雄（ＹｏｎｅｏＩｓｈｉｉ）等人所著英文书籍也很有价值。琉球人。琉球群岛是当时福建人的活动范围之一，他们从那里进入琉球人在１５世纪形成的贸易网络，该网络以那霸为核心，琉球商船沿越南、暹罗和马来半岛一线航行，直到马六甲，有时——至少是偶尔——也会前往一些东南亚岛屿，然后取道西航路把从沿途港口搜罗到的各类东南亚商品首先运往冲绳岛，再行销到福建、日本、高丽等地。胡椒和苏木通过这种方式定期流入中国。澳门开埠之前，琉球船只也曾在香山一带停靠，但关于他们在广东的活动记载很少。琉球人的另一贸易活动地带是经东航路的北段到吕宋，１６世纪的西班牙史料对此有所提及，但其细节仍不得而知。琉球的贸易网络并不稳固，一些琉球商船曾从事贸易的地区后来被福建人占据，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１５世纪末到１６世纪，琉球贸易网络的某些部分被逐步“福建化”。琉球人是早期澳门葡人的潜在竞争对手，但他们部分被迅速扩张的福建势力兼并，而后者成功地阻止了葡人在琉球群岛获益。②日本人和暹罗人。从以上内容能看出，福建商人及一些浙江商人在日本也很活跃。但从１６世纪末到１７世纪的前几十年，获准经商的日本船只在海上与他们的中国竞争者比肩航行，前往东南亚大陆地区的越南和暹罗沿岸（也到吕宋）。他们从这些地方采购的货物与福建人及其他来头的商人带到日本的货物相似。在这个范围，至少在一段较短的时期０２０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内，日本人也跟澳门葡人形成竞争。①葡人到来之前，交趾支那和暹罗船只就已进入中国水域，但大多是在朝贡的名义下前往。在澳门未开埠、葡人尚利用周围岛屿与广东中部进行贸易的那一时期，仍有关于暹罗船只来泊的零星记述。有趣的是，早期葡人曾一度试图冒充暹罗人，这似乎能说明暹罗贸易此前的重要程度。然而，到了１６世纪后半叶，暹罗贸易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部分暹罗商业网络也被福建人占有和利用。②西班牙人。福建人也控制着从马尼拉到中国的贸易联系，这条路线在１６世纪最后几十年迅速崛起，成为吕宋至福建之间的轴线，是横越０２１①②关于日本在东南亚的贸易，常被引用的著作包括：岩生成一所著《南洋日本町研究》（Ｔｏｋｙｏ：ＩｗａｎａｍｉＳｈｏｔｅｎ，１９４４）和《朱印船贸易史の研究》（Ｔｏｋｙｏ：Ｋｂｕｎｄ，１９５８）。西方学者的成果包括：ＮｏｅｌＰéｒｉ，“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Ｊａｐｏｎｅｔｄｅｌ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ａｕｘＸＶＩｅｅｔＸＶＩＩｅｓｉèｃｌｅｓ”，载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ｌ?ｃｏｌ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２３（１９２３），第１—１３６页；ＩｗａｏＳｅｉｉｃｈ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１６ｔｈａｎｄ１７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１６、１７世纪的日本对外贸易》），载Ａｃｔ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３０（１９７６），第１—８页；ＲｏｂｅｒｔＬ．Ｉｎｎｅｓ，ＴｈｅＤｏｏｒＡｊａｒ：Ｊａｐａｎ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虚掩的门：１７世纪日本对外贸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１９８０，未刊博士学位论文。关于中暹关系，参见ＳｕｅｂｓａｅｎｇＰｒｏｍｂｏｏｎ，ＳｉｎｏＳｉａｍｅｓｅ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２８２－１８５３（《中国与暹罗的朝贡关系，１２８２—１８５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１９７１，未刊博士学位论文；吕士朋，“ＳｉｎｏＳｉａｍ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明代中国与暹罗关系》），载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中国文化》）１９１（１９７８），第１９—３２页；以及一些关于福建贸易问题的题目，如以上所引。此外，ＧｅｏｆｆＷａｄｅ，“ＴｈｅＭｉｎｇｓｈｉｌｕａｓａ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Ｔｈａｉ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ｔｏ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明实录〉中有关１４到１７世纪泰国历史的资料》），载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东南亚研究》）３１２（２０００），和Ｒｕｉ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Ｆｉｄａｌｇｏ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ｉｏｓｅ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ｓ．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ｎｏ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０，其中第３１９、３２０、３６９、３７０页尤其相关。相关的中文文献已由香港学者钱江（ＪａｍｅｓＫ．Ｃｈｉｎ）编纂整理。关于日本—暹罗关系可参见ＩｗａｏＳｅｉｉｃｈｉ，“Ｒ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ＳｉａｍｄｕｒｉｎｇＴｏｋｕｇａｗａＤａｙｓ”（《１６、１７世纪的日本—暹罗外交关系的恢复》），载Ａｃｔ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４（１９６３），第１—３１页及ＣｈａｉｗａｔＫｈａｍｃｈｏｏ和ＥＢｒｕｃｅ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编著的Ｔｈａ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泰国—日本关系之历史研究》），Ｂａｎｇｋｏｋ：Ｉｎｎｏｍｅｄｉａ，１９８８中的一些论文。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太平洋航路的延伸。由于横越太平洋的航线一直被西班牙人掌握，中国帆船就被局限在中国南海以及菲律宾群岛这个范围内进行贸易。所以，福建人手中的福建—吕宋航线就不仅是福建人的，也是西班牙人的主要获利来源。澳门是马尼拉与中国之间的另一枢纽，这条航线的发展变化比较特殊，其复杂的兴衰沉浮将在下文总结。马尼拉当然也与日本有贸易往来，只是持续时间不长，葡萄牙人总担心西班牙的介入会损害他们在日本的经济利益，因此对这条线路没有好感。有一个时期，西班牙的兴趣扩大到了东南亚的大陆部分，甚至企图染指广东中部地区，这在澳门引起极大担忧。然而，西班牙企图在东亚大陆上夺取一个永久性根据地的诸多尝试最后都告失败，它对台湾的利益几年之后也被荷兰人挫败了。①众所周知，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利益冲突集中在更南边的摩鹿加地区。西班牙和当地商船进入摩鹿加群岛的南北向通道属于东航路网系，葡萄牙人有时也走这里。从澳门开向菲律宾群岛较远的船只必须经过苏拉威西海才能到达香料群岛，这条航线的几条支线通往望加锡，这个位于现印尼东部的港口在１７世纪发挥过重要作用。越过望加锡还有最远的一站——檀香产地：帝汶。荷兰人。当然，整个东南亚群岛是马来人等东南亚人的世界，但他们几乎从不循西航路沿越南海岸向北到中国南缘，他们只在群岛范围内间接地跟包括葡人在内的外来人竞争或合作。而荷兰人不仅在群岛内大部分航线上航行，在西航路上的活动也很频繁，这让葡萄牙人更为关注。事实上，自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语缩写为ＶＯＣ）与日本建立０２２①论述西班牙与明代中国关系的著作不胜枚举，此处所列的新近论著将引出更多参考书籍：ＭａｎｅｌＯｌｌé，ＬａｉｎｖｅｎｃｉóｎｄｅＣｈｉｎａ．Ｐｅｒｃｅｐｃｉｏｎｅｓｙ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ａｓ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ｏａ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ａｎｔｅｅｌｓｉｇｌｏＸＶＩ．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０和ＬａｅｍｐｒｅｓａｄｅＣｈｉｎａ．ＤｅｌａＡｒｍａｄａＩｎｖｅｎｃｉｂｌｅａｌＧａｌｅóｎｄｅＭａｎｉｌａ．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Ａｃａｎｔｉｌａｄｏ，２００２，以及鲍晓鸥（ＪＥＢｏｒａｏ），ＳｐａｎｉａｒｄｓｉｎＴａｉｗａｎ（《西班牙人在台湾》两卷本），Ｔａｉｂｅｉ：ＳＭ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ｃ．，２００２．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通商关系并据台湾为基地之后，荷兰人在西航路上的航线就与福建人、葡人的网络重合。在很大程度上，荷兰人经营的品种和涉足的市场范围都与福建人和葡人相同。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之间展开了最为激烈的竞争，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削弱葡人的实力；澳门葡人也把荷兰人看作最危险的对手、最可怕的敌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福建人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单纯，某些时候在一些地区他们相互协作，但另一些时候在特定的领域内，他们又相互竞争，甚至发生暴力冲突。这种现象可以在活动范围的变化等因素中得到解释：总体上，在东南亚和西航路上活动的各个华人团体之间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再者，在对抗欧洲人或其他势力时，明朝当局很少出面支持其在国外的臣民；最后，葡萄牙人通过诸如为广东当局效力、尽量避免闯入福建人的势力范围等方式与华人和平相处，而荷兰人则姿态强硬，他们要么要求得到无条件的合作或服从，要么就对他们的华人“伙伴”以武力相逼。二、葡萄牙贸易机构与特许权航行体制澳门贸易的管理机构和职位。有几个机构和职位与以澳门为枢纽的葡国贸易有关，中日贸易舰队总司令（ｃａｐｉｔｏｍｏｒｄａｖｉａｇｅｍｄａＣｈｉｎａｅｄｏＪａｐｏ），或称巡航首领，作为葡萄牙国王的最高代表，指挥着一年一度从果阿到日本的航行，且由于这个航行必须经过马六甲，所以他也过问澳门—东南亚贸易。后来这个职位由常驻澳门的澳门总督（ｃａｐｉｔｏｇｅｒａｌ）取代，对澳门的各类对外关系负责。其他设在澳门的机构还有议事会（ＳｅｎａｄｏｄａＣｍａｒａ）和仁慈堂（ＳａｎｔａＣａｓａｄｅＭｉｓｅｒｉｃóｒｄｉａ）。议事会主管税收，并要维持来自税收和其他渠道的收入与市政支出的平衡。１７世纪４０年代，葡萄牙人丧失了对日贸易权，澳门—马尼拉交通又被切断，这个城市陷入贫困，议事会不０２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得不靠举借内外债务维持。我们对仁慈堂在澳门早期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知之甚少，它的主要收入来源可能是遗产，这些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又被投入贸易中仍待考查。议事会和仁慈堂并不总是听命于葡国国王所派总督，议事会尤其注重维护本地利益。这些利益往往与果阿或里斯本的利益不一致。即使是关于澳门的东南亚贸易，几方也都各有立场。①耶稣会士也参与商业活动。名义上，他们有权接受来自葡萄牙的资助，但由于资金短缺，他们很快便开始通过投资贸易来改善财务状况，但对他们在澳门—东南亚贸易中介入的程度我们尚不知情。耶稣会对日本和中国的传教活动以澳门为基地，而在东南亚的教会活动则以马六甲为中枢。不过，从澳门—日本这条利润丰厚的航线上赚到的钱也用到耶０２４①与澳门对外贸易涉及的机构和部门有关的内容可参见：ＧｅｏｒｇｅＢＳｏｕｚａ，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１６３０－１７５４（《帝国的幸存：１６３０—１７５４年在中国和中国南海的葡萄牙贸易和社会》），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第１８页及以后。其他有关制度的内容可参考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Ｂｏｘｅｒ，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ｓ．Ｔｈｅ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ｏｆＧｏａ，Ｍａｃａｏ，ＢａｈｉａａｎｄＬｕａｎｄａ（１５１０－１８００）（《葡萄牙社会在热带：果阿、澳门、巴伊亚、罗安达市政厅研究》），ＭａｄｉｓｏｎａｎｄＭｉｌｗａｕｋｅｅ：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ＡｎｔóｎｉｏＭａｎｕｅｌＨｅｓｐａｎｈａ，Ｐａｎｏｒａｍａｄ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ａｌｅｊｕｒíｄｉｃ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Ｍａｃａｕ：ＦｕｎｄａｏＭａｃａｕ，１９９５，或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１９９８年。又有ＶíｔｏｒＬｕíｓＧａｓｐａｒ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ＯｓｃａｐｉｔｅｓｍｏｒｅｓｄａｃａｒｒｅｉｒａｄｏＪａｐｏ：ｅｓｂｏｏｄｅｃ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ｏｓóｃｉｏ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载Ａｒｑｕｉｐéｌａｇｏ１（１９９５），第１４１—１５９页，和“ＯｑｕａｄｒｏｓｏｃｉａｌｄａｃａｐｉｔａｎｉａｄａｖｉａｇｅｍｄａＣｈｉｎａｅｄｏＪａｐｏ”，载其与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合编的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ｆｅｒêｎｃｉａｓｎｏＩＩＩｃｕｒｓｏｌｉｖｒｅ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ａｓｒｅｌａｅｓ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ｓéｃｕｌｏｓＸＶＩ－ＸＩＸ），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０，第６５—７８页；金国平：《Ｃａｐｉｔｏ－ｍｏｒ释义与加必丹末释疑》载《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３４４—３４８页；金国平、吴志良：《过十字门》，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２００４年，第１４９—１７０页（有关议事会文章）；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关于不同机构的内容散见书中。关于中国在澳管理机构，有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本书很有参考价值，见第１７４页及以后。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稣会所辖的其他地区去。①当然，澳门最重要的经济群体就是那些“普通”商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不仅来自广州和日本之间的丝银贸易，与东南亚的贸易联系也是他们的获利渠道。史料中有关于不同投资形式的记载，较为普遍的是从中国和其他地方借贷，许多情况下他们也靠贸易代理赚取佣金，例如，他们在广州的华人同僚不能从广东中部发船至马尼拉（至少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于是葡萄牙商人就可以为他们代办交易。许多以澳门为中转站或起点的贸易活动都不是葡萄牙在东方的官方行为，因此，这些贸易的规模和在澳门对外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都难以估算。关于其他航线上的私人海外贸易的认识也大抵如此，但人们总有一种印象，似乎对澳门—日本贸易我们知情更多。而巡航首领代表的葡萄牙官方贸易就留下了非常详尽的记载。常有外国商人随葡萄牙商船航行，前往葡萄牙占据的各口岸，澳门也不例外。但澳门并非完全敞开大门的自由商栈：西班牙船只并不总被接纳，穆斯林商人被彻底拒之门外，而气势汹汹的荷兰人则被视为敌人，日本士兵也不受欢迎——明朝政府不希望他们进入澳门，葡人因此也有所顾忌。出入澳门的葡萄牙航海体制。总体上，几宗固定由特许权所有人执行的航海贸易构成了澳门贸易的基础。这些贸易或以澳门为集散地或是途经澳门。这一官方体制与葡人基于马六甲等其他一些葡控港口的贸易有密切联系。同一航线上，私人贸易常与官方贸易并存，这对一段航路０２５①有关耶稣会士参与贸易，参见ＰｉｅｒｒｅＣｈａｕｎｕ，“Ｕｎｅｇｒａｎｄｅ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ｅｔｆｉｎａｎｃｉèｒｅ：ｌｅｓｄéｂｕｔｓｄｅｌａ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ｄｅＪéｓｕｓａｕＪａｐｏｎ（１５４７－１５８３）”，载ＡｎｎａｌｅｓＥＳＣ．５－２（１９５０），第１９８—２１２页；ＴａｋａｓａＫｏｉｃｈｉｒｏ，“Ｕ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ｂｙＪｅｓｕｉｔ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ｉｎＪａｐａｎ”（《耶稣会传教士在日本的未授权商业活动》），载Ａｃｔ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３０（１９７６），第１９—３４页。相关内容可参考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ＩｎｊｕｓｔｏｅｃｏｎｔｒａｏＣｏｎｃíｌｉｏＧｏｅｎｓｅ’．ＬｉｂｅｒｄａｄｅＣｏｎｔｒａＭｏｎｏｐóｌｉｏｎ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ｎｏＭａｒｄａＣｈｉｎａ（ｃ．１５４５－１５７０）”，载于其编著的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ｆｅｒêｎｃｉａｓｎｏｓ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ｓ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ｌｕｓｏｃｈｉｎｅｓａ，第１７３—１８６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上的势力可能有利，但也可能弊端丛生。①特许权的授予形式前后几经变化。很多情况下，这种权利都被转卖给第三方。不是所有的航行都能定期执行，而一个人往往可以同时拥有几条航线的特许权，有时这个人还能要求连续几年持有特许权，或者为了自己开发特许航线之外更远的市场而得到特别恩允。大体上，中日贸易巡航首领也负责几条支线的航行，比如：到巽他、柬埔寨、占城（Ｃｈａｍｐａ）、彭亨（Ｐａｈａｎｇ）、索洛（Ｓｏｌｏｒ）、北大年（Ｐａｔａｎｉ）等等，随年份不同而变更。不幸的是，有关这些贸易联系如何运作、收益如何等的记载都很少。最有可能的是在１５６７年中国放松海禁之后，这些航线都衰落了，因为福建商人开始占据以上提到的那些港口的一部分。早期的澳门—东南亚贸易几乎只走西航路，甚至绕道马六甲——严格说来，马六甲位于新加坡的西边，航行到马六甲再折回向东要耗费额外的时间。此外，有时不同特许权航行的范围有所重合，比如：马六甲城防司令（ｃａｐｉｔｏｄｅＭａｌａｃａ）有权发船前往巽他，与以上提到的中日贸易巡航首领的特许航线有一段是重合的，而后者主要负责一年一度的果阿—澳门—日本航行。②更重要的是，以马六甲为核心的各种小规模航行密集，这些航线辐０２６①②有关涉及澳门和马六甲的特许权航行体系，参见ＬｕíｓＦｉｌｉｐｅＦＲＴｈｏｍａｚ，ＤｅＣｅｕｔａａＴｉｍｏｒ（《从休达到帝汶》），ＬｉｎｄａａＶｅｌｈａ：Ｄｉｆｅｌ，１９９４，第５８５页及以后；ＰａｕｌｏＪｏｒｇｅｄｅＳｏｕｓａＰｉｎｔｏ，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ｅｍａｌａｉｏｓ，ＭａｌａｃａｅｏｓＳｕｌｔａｎａｔｏｓｄｅＪｏｈｏｒｅＡｃｈéｍ，１５７５－１６１９．Ｌｉｓｂｏｎ：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ａｄａＩｎｄｅｐｅｎｄêｎｃｉａｄｅ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１９９７，第３０页及以后；Ｒｕｉ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ＥｍｂｕｓｃａｄａｓｏｒｉｇｅｎｓｄｅＭａｃａｕ．Ａｎｔｏｌｏｇｉ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ｃａｕ：ＭｕｓｅｕＭａｒíｔｉｍｏｄｅＭａｃａｕ，１９９７，第４２页及以后；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ｂａｔｏ，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ｅ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ｄ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ｎａＩｎｓｕｌíｎｄｉａ：ＭａｌａｃａｅａｓＭｏｌｕｃａｓｄｅ１５７５ａ１６０５．Ｍａｃａ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ｄ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１９９９，第２４１页及以后。涉及巽他的航行参见Ｌｏｂａｔｏ，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ｅｃｏｍéｒｃｉｏ，第２５１—２５５页；ＬｕíｓＦｉｌｉｐｅＦ．Ｒ．Ｔｈｏｍａｚ，“Ｏｍａｌｏｇｒａｄｏｅｓｔａｂｅｌｉｃｉｍｅｎｔｏｏ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ｅｍＳｕｎｄａｅａＩｓｌａｍｉｚａｏｄａＪａｖａ”，载其（合著）ＡｑｕéｍｅａｌéｍｄａＴａｐｒｏｂａｎａ．ＥｓｔｕｄｏｓＬｕｓ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ｉｓｍｅｍóｒｉａｄｅＪｅａｎＡｕｂｉｎｅＤｅｎｙｓＬｏｍｂａｒｄ．Ｌｉｓｂｏｎ：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ｅＡｌéｍＭａｒ，２００２，第３８１—６０７页，关于１６世纪上半叶的历史。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射到孟加拉湾、暹罗湾、马来群岛的中部和东部，从马六甲到索洛的航行便是其中一例。澳门葡人也航行到索洛，一般经马六甲中转（马六甲—索洛这段航程是特许航线部分重合的又一例证），但澳门商船在回程时往往采取更直接的路线。澳门—索洛之间的交通有过间断，史料显示它在１５８０年左右曾一度衰落，但在１７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再度复苏，成为前往望加锡或帝汶的航线上的一站。①另一个澳门与马六甲触及彼此利益的地区是暹罗湾。从马六甲到北大年和暹罗有几宗特许权航行；资料又显示，在大城、澳门和日本这三点之间有一个三角形航线，由一些葡日混血人经营，与这条航线上的其他群体形成竞争态势。北大年则不同，西航路正好经过这个便利的港口，是胡椒贸易的枢纽之一。许多葡萄牙私商在澳门开埠前就在这里停靠。澳门开埠后，有些商人仍旧从这里直接航行到中国和其他地方，常常绕过澳门这一站，至１６世纪末，记载中也出现了从澳门到北大年的特许航行，但详情不多。②０２７①②有关帝汶与澳门，参见Ｊｏｈｎ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Ａｓｄｅｒｒａｄｅｉｒａｓｄｏｍｕｎｄｏ：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ｓｓｅｒＳｕｎｄａＩｓｌａ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载Ｌｕíｓｄｅ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与ＩｎｃｉｏＧｕｅｒｒｅｉｒｏ合编的ＡｃｔａｓｄｏＩＩＳｅｍｉｎｒｉ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Ｉｎｄｏ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Ｌｉｓｂ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ｏＣｉｅｎｔíｆｉｃ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Ｅｓｔｕｄｏｓ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ｅ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ｆｉａＡｎｔｉｇａ，１９８５，第５７１—６００页；ＲｕｉＭ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Ｏｎｄｅｎａｓｃｅｏｓｎｄａｌｏ．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ｅｍＴｉｍｏｒｎｏｓｓéｃｕｌｏｓＸＶＩｅＸＶＩＩ，Ｌｉｓｂｏｎ：ＧｒｕｐｏｄｅＴｒａｂａｌｈｏｄｏＭｉｎｉｓｔéｒｉｏｄａＥｄｕｃａｏｐａｒａａｓＣｏｍｅｍｏｒａｅｓｄｏｓＤｅｓｃｏｂｒｉｍｅｎｔ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１９９５；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ｆｒｏｍＴｉｍｏｒｔｏ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ａｃａｏ，ｃ．１３５０－１６００”（《论１３５０年到１６００年间从帝汶到中国和澳门的檀香运输》），载其编著的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Ａｓｉａ：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６ｔｈａｎｄ１７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葡人在亚洲：历史与经济史诸问题（１６、１７世纪）》］，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ＦｒａｎｚＳ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７，第８７—１０９页。有关葡萄牙人、澳门、大城及大泥，参见ＭａｒｉａｄａＣｏｎｃｅｉｏ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Ｆｌｏｒｅｓ，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ｅｏＳｉｏｎｏ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ＮｏｖａｄｅＬｉｓｂｏａ，１９９１，未刊论文，第１３０页及以后，第１４５页及以后。最近对相关更多问题的讨论见ＴｅｒｅｚａＳｅｎａ，“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ｌａｋａ，ＭａｃａｕａｎｄＳｉａｍ：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马六甲、澳门、暹罗之间的联系：比较研究述评》），载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９１－２（２００１），第８４—１３９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理论上，马六甲总督有权专门派船到日本。这种航行常被称作“香药之旅”（ｖｉａｇｅｍｄａｓｄｒｏｇａｓ），它跟以上提及的巡航首领所管辖的航行也有重合。另有两三条航线值得一提：一条是从马六甲到汶莱①，很容易与东航路上的贸易在菲律宾群岛衔接；另一条是从马六甲到摩鹿加群岛，作为王家直辖航线，其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一直都维持在与途经马六甲和澳门的果阿—日本航线不相上下的水平；最后，还有以越南沿岸为目的地的一些航行，到晚明它们的意义得以凸显。②前面提到，特许权贸易航行一般由特许权所有人执行，但普通商人也可以从这些航行中得到好处。比如，驻澳门的商人可以向开往马六甲的船舶委托资金或货物，要求其代理人将部分货物运送至东南亚群岛范围内的其他港口，或运往印度。可以说，澳门商人对东南亚贸易的参与呈现一种多层次的复杂状况，我们现在能弄清楚的只是一部分事实，很可能还存在我们闻所未闻的特许权航行，更不用说更多全无记载的私商民间贸易。因此，估算任何一条航线的贸易量，或评价某些商业活动的重要性，还无法完全确定。三、澳门—东南亚贸易史简述澳门—东南亚贸易的发展变化，无论是特许权航海贸易还是民间贸易，都由许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左右，对此我们现在还无法全部了解和清楚描述，但是，将一些叙述按时间顺序串联起来将有助于形成０２８①②这条航线的相关研究见Ｌｏｂａｔｏ，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ｅｃｏｍéｒｃｉｏ，第２８１—２８２页。有关葡萄牙人、澳门及越南，参见Ｍａｎｇｕｉｎ，ＬｅｓＰｏｒｔｕｇａｉｓ；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Ｍａｃａｕｅａｓｕａｄｉｏｃｅｓｅ．Ｖｏｌ．１５：ｒｅｌａｅｓ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ｉｓｄｅＭａｃａｕｃｏｍ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Ｍａｃａｕ：Ｉｍｐｒｅｎｓａ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１９７７；ＧｅｏｒｇｅＢＳｏｕｚ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ＭａｃａｏａｎｄＬｕｓ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澳门的葡人和葡越关系》），收于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ＬｕíｓｄｅＣａｍｅｓ，１５：１－２（１９８１），第６８—１１４页，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帝国的幸存》），第１１１页及以后；以及Ｉｓａ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ａＴａｖａｒｅｓＭｏｕｒｏ，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ｅｍｔｅｒｒａｓｄｏＤａｉＶｉêｔ（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ＴｕｎＫｉｍ）ｎａｐｒｉｍｅｉｒａｍｅｔａｄｅｄｏ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ＮｏｖａｄｅＬｉｓｂｏａ，１９９１，未刊论文。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一幅大致的图景，下一节则对其中的澳门—马尼拉关系做进一步叙述。促使澳门开埠的最直接的经济因素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丝银贸易。葡萄牙需要在中国沿海占据一块永久的立足之地，以便更好地保持他们在这项贸易中的优势。所以，澳门从开埠之日起就主要面向广州和九州各港口，尽管东南亚贸易一直占有份额，但明显居于其次。有观点指出澳门早期曾吸纳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东南亚人群，尤其是马来人。这主要指葡萄牙男性从马六甲等港口带到澳门的配偶，从语言中残留的迹象以及其他一些现象能说明马来妇女在澳门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的重要性已无从考证了。不过，随着中国人的逐渐涌入和对日贸易规模的扩大，相对地，东南亚群落所占比例就日渐缩小。①人们认为澳门早期也从东南亚进口很多商品，再转口到中国市场。因此，正如澳门曾是广州的主要白银供给者，它也在向广东中部输入珍稀木材、药材、香料和胡椒等贸易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从马六甲、北大年等地搜购的货物由执行特许权航行的船只带到澳门。但特许权航行体系外的民间私商也有承办，②他们有的以澳门为基地，有的则立足于马六甲等其他港口。向广东中部市场提供的东南亚商品大多价格不菲，在这些贸易中，葡人不得不与东南亚商人和各类中国贸易群体角逐，而澳门口岸的建立０２９①②关于澳门人口研究，参见郑天祥等：《澳门人口》，澳门：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４年，第２４—２７页；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ＯｌｄＭａｃａｕ，１５５５－１６４０”（《１５５５—１６４０年澳门人口研究》），载《明史研究》１５（１９８２），第２７—３５页；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帝国的幸存》），第３０页及以后；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２５４页及以后。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Ｂｏｘ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ｈｉｐｆｒｏｍＡｍａｃｏｎ：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Ｍａｃａｏ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ＪａｐａｎＴｒａｄｅ，１５５５－１６４０（《来自亚妈港的大船：１５５５—１６４０年澳门、日本早期贸易编年史》），ｒｐｔ．Ｍａｃａ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Ｍａｃａｕ；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ＥｓｔｕｄｏｓＭａｒíｔｉｍｏｓｄｅＭａｃａｕ，１９８８（第１７９页及以后）收录的资料常被引用，其中没有明确指出来自东南亚的进口商品，但其资料中涉及的许多商品是产自亚洲的这一地区。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似乎提高了葡人在其中所占份额。①当然福建市场不在此列，那里的供应由迅速扩张的福建贸易网络主导，琉球商人也逐渐退出。关于经澳门向广东销售东南亚商品所获利润的变化鲜有记载，也许利润无大变化。如果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在１６世纪后半叶，随着日本市场的重要性上升，澳门对于丝银贸易投资的增长快于对东南亚商品投资的增长。一些论据似乎能证明这个假设：白银的货币职能使中国对它的需求量变化无常；相反，高价的药材和其他的奇珍异品由于作用有限所以需求量不会大幅上扬。胡椒贸易的特点又有不同，当巽他、万丹、北大年和彭亨等主营胡椒的港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福建商人时，②澳门的兴趣却转到日本，福建人在胡椒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而相应地，他们在琉球等其他贸易网络中的参与程度有所扩大。自明朝当局弛禁以来，福建商人在东南亚各港口的贸易地位上升了，这可能影响了某些商品的贸易。大体上，可以认为在某些市场中，华商群体甚至挤走葡人商贾，后者可能转向日本，也可能转向将东南亚货物通过马六甲出口转到印度的贸易活动中。０３０①②葡萄牙人进口的商品中，龙涎香是比较特殊的，东南亚各地和印度洋沿岸都可觅得。近期研究包括：金国平、吴志良：《镜海飘渺》，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２００１年，第３８—５０页，有关澳门和龙涎香一文；吴志良：“ＡｍｂｅｒｇｒｉｓａｎｄＯｐｉｕｍｉｎＭａｃａ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ｙ”（《龙涎香、鸦片与澳门历史》），载澳门利氏学社编：Ｍａｃａｕｏ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Ｍｉｌｌｅｎｉｕｍ（《澳门新千年》），澳门：澳门利氏学社，２００３年。有关龙涎香的新近考察参见ＰｅｔｅｒＢｏｒｓｃｈｂｅｒｇ，“Ｄｅｒ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ＡｍｂｒａＨａｎｄｅｌｗｈｒｅｎｄｄｅｒｆｒüｈｅｎＮｅｕｚｅｉｔ（１５．ｂｉｓ１８．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载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ＣｌａｕｄｅＧｕｉｌｌｏｔ和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编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Ｐｒｏｄｕｔｏｓｒａｒｏｓｎ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ｍａｒíｔｉｍｏ．．．，第２卷，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５，第１６７—２０１页。有关巽他和班达的例子，参见曹永和：《明末华人在爪哇万丹的活动》，载其《中国海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０年，第２３３—２７１页；Ｌｏｂａｔｏ，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ｅｃｏｍéｒｃｉｏ，第２５２—２５３页及第２６２、２６４页。有关中国胡椒进口，参见曹永和：“ＰｅｐｐｅｒＴｒａｄｅ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东亚的胡椒贸易》），刊于ＴｏｕｎｇＰａｏ（《通报》），６８４－５（１９８２），第２２１—２４７页。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不过，苏木之类的商品从未成为澳门最关注的品种，①而福建商人、日本商人、暹罗商人和后来的荷兰商人都非常热衷于将它从泰国、交趾支那和其他产地运往中国东海一带的市场，因此澳门在这项贸易中的地位从来都无足轻重，所以福建商人扩大采购也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一些其他商品的贸易也类似，很多这类商品出现在张燮的名作《东西洋考》（１６１７—１６１８）收录的福建漳州地区进口商品的税收清单中。②总的看来，随着丝银贸易的繁荣，澳门—东南亚贸易联系的重要性——至少在１６世纪下半叶——下降了。福建商人占据了中国—东南亚贸易的主导地位，他们有可能也曾局部进入过广东中部市场，从漳州、泉州等港口由陆路向广州等地供应上等香料和其他热带珍稀。马尼拉的兴起丰富了这幅简单图景的内容，西班牙人从美洲运来的白银更刺激了福建商人在东南亚的活动。但是，如前所述，澳门也进入了马尼拉贸易体系，并且，１７世纪初的几年中，通过葡萄牙人贸易网络输入广州的西班牙白银几乎超过了他们输入的日本白银。此外，还在１６世纪末，越南、暹罗等地就有丝绸与白银的交换，这些交易对中国白银进口作用巨大，日本和其他商业集团深入广泛地参与了这些贸易活动，而葡人却并未太多介入。很明显，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非常大，这种需求产生的动力足以维０３１①②近期关于苏木的研究有ＧｅｏｒｇｅＢＳｏｕｚａ，“Ｔｉｎｇｉｒｄｅｖｅｒｍｅｌｈｏ：ｏｓａｐｏｄａ?ｓｉａｄｏＳｕｅｓｔｅｎｏｓｓéｃｕｌｏｓＸＶＩＩｅＸＶＩＩＩ”，载Ａｌｖｅｓ等：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第２１—２５页。曹永和的《胡椒》一文也提到苏木。也可参见有关琉球网络的著作。关于这份清单，参见张彬村：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ｒａｄｅ（《中国海上贸易》）第３６５页及以后；张增信（ＳｔｅｐｈｅｎＴｓｅｎｇｈｓｉｎＣｈａｎｇ）：“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ｃｈｏｕ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Ｆｕｋｉ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ＴａｘＬｉｓｔ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ｕｎｇｈｓｉｙａｎｇｋａｏ”（《晚明时期福建漳州地区的进口商品：〈东西洋考〉中税收清单初探》），载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ＤｉｅｔｍａｒＲｏｔｈｅｒｍｕｎｄ编著的Ｅｍｐｏｒｉａ，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ｉｎＡｓｉａ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ｒａｄｅ，ｃ．１４００－１７５０．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ＦｒａｎｚＳ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１，第１５９—１９４页。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４３—２４５页、第２５０—２５３页、第２９６—３０３页，以及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５２—１６３页有所涉及。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持几个贸易网络的运转。到１６世纪末，整个丝绸与白银的交换体系已覆盖了从东北亚到马来世界的几十个港口，形成一种“动态平衡”，除了一些局部的转移和变迁，中国的白银需求形成的巨大市场体系足够容纳葡萄牙人、福建人以及其他所有参与者。荷兰人的东来给取道中国南海的贸易网络体系带来了一些新变化。首先，在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葡人商船的袭击侵扰使葡人转而加强了以澳门—马尼拉为轴线的航行，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西班牙与葡萄牙同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之下。尽管实际上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外帝国一直都是彼此独立的，他们不得不联手对抗共同敌人。其次，荷兰人的封锁和海盗行为——最早在澳门一带，后来是台湾海峡，再到柔佛—廖内地区——起到了另一种作用，即促使澳门意识到，除了加强马尼拉的贸易投资，将力量集中到对日贸易上正是时机，这会比经西航路航行至马来世界等地的港口更加安全（当然也有例外）。①荷兰人在马来世界和东南亚大陆部分的活动也间接地推动澳门的商业兴趣逐步北移、东移（马尼拉）。当然，纯经济原因也起了一定作用，比如１７世纪２０年代以后，澳门商人在日本加大了高级丝绸和零售织物的贸易力度，因此避免了在生丝行业中的竞争。但是，总体上，这类纯商业因素没有荷兰人带来的武力威胁影响大。另有一些因素可以使这幅图景更趋完整。首先，在某些地区，荷兰人曾与一些华人合作，因为华商不是统一的组织，而是各自为政的商业团体（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长期侵袭劫掠中国沿海和福建商船，各支华商对荷兰人的扩张势必持不同态度）这会对在东南亚的葡人不利吗？其０３２①对于这些演变的概览，参见ＪａｍｅｓＣＢｏｙａｊｉａｎ，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ＴｒａｄｅｉｎＡｓｉ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Ｈａｂｓｂｕｒｇｓ，１５８０－１６４０（《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葡萄牙亚洲贸易，１５８０—１６４０》），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尤见第１５３、２３６页。也可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Ａ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Ｍａｃａｏ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ｉｒｃａ１５５７－１６４０”（《１５５７—１６４０的澳门经济发展概述》），载ＴｉｌｅｍａｎＧｉｍｍ、ＰｅｔｅｒＭＫｕｈｆｕｓ和ＧｕｄｒｕｎＷａｃｋｅｒ编著的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ＸＸＩＸ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２９届中国研究会议论文集》），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Ａｔｔｅｍｐｔｏ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８．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次，葡人私商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能灵活地趋利避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战略，移师新的市场。下面提到的望加锡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种背景下，葡商与华商局部性合作也是可能的。再者，有零星的资料似乎说明１７世纪早期澳门人口增长速度较荷兰人到来之前更快。这主要是由于华人的入迁，澳门的贸易可能是吸引他们的部分原因，但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还可以得到更多解释：广东中部经济繁荣程度有所下降，促使华人移民；或是澳门必须针对荷兰人加强其防务，因此雇用华人劳力；又或者一些先前活跃在马来地区的葡人私商选择撤至澳门—日本一线，而不再在东南亚寻求商机。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局部地区的发展变化汇聚起来，形成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政治、经济因素，对澳门—东南亚关系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在这场较量中，荷兰人的确是主要因素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众所周知，１７世纪３０年代末到４０年代初这段时间，澳门告别了它的鼎盛时期。几个灾难性的打击造成了这场变故：日本对所有葡人彻底关闭了它的市场；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葡国的结束使澳门—马尼拉贸易陷入暂时停顿；明朝与满人的战乱蔓延到广东，使葡人与他们在“内地”的生意伙伴之间关系变得微妙而棘手；荷兰人长期围困并最终于１６４１年初占领马六甲。最后这个事件给自１７世纪初以来的局势变化画上了一个句号，因此也至关重要。如前所述，荷兰人的到来打击了从果阿经马六甲、澳门再到日本的贸易，但受影响的主要是马六甲—澳门这一段航程。葡萄牙人曾通过各种策略回避正面遭遇荷兰人，比如：在柔佛—廖内海域的多个东西向通道间变换路线，或者取陆路横越马来半岛运输某些种类的货物，再或者在一年一度去日本的航行中采用多艘小而灵巧的船只取代一两艘满载的大型武装商船，因为后者在海上难调遣、易受袭。但不论是独力还是联盟，马六甲都是无可匹敌的战略要地，荷兰人一直没有放弃夺取马六甲，通过不断的封锁和胁迫，荷兰人逐步破坏了葡萄牙在这个地区的０３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①　关于马六甲１７世纪早期历史研究成果丰富，有关文章可见Ｂｏｒｓｃｈｂｅｒｇ，“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ｐａｎｉｓｈａｎｄＤｕｔｃｈＰｌａｎｓ”（《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三种蓝图》）及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ｂａｔｏ所撰，载ＡＨｄｅ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Ｍａｒｑｕｅｓ主编的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ｎｏＥｘｔｒｅｍ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Ｖｏｌ１２（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０）中的文章，第５５页以后。②　参见ＡｕｓｔｉｎＣｏａｔｅｓ，Ｍａｃａｏａｎｄ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１６３７－１８４２．ＰｒｅｌｕｄｅｔｏＨｏｎｇＫｏｎｇ（《澳门与英国人，１６３７—１８４２：香港的序曲》）（ｒｐｔ．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ｔｃ．：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第一章中的叙述。③　有关望加锡与葡萄牙人，参见Ｓｏｕｚａ的《帝国的幸存》第８８页及以后；Ｊｏｈｎ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Ｍａｋａｓｓ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望加锡与葡人的关系》），载其ＥａｓｔｏｆＭａｌａｃｃａ．Ｔｈｒｅｅ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马六甲以东：有关１６世纪、１７世纪早期的葡人在印尼群岛的活动》），Ｂａｎｇｋｏｋ：ＣａｌｏｕｓｔｅＧｕｌｂｅｎｋｉａ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５，第３１—５７页，和“Ｍａｋａｓｓａｒ：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ａｎＥａｓｔ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１５１２—１６６９”（《望加锡：东印尼海上贸易政权的兴衰１５１２—１６６９》），载ＪＫａｔｈｉｒｉｔｈａｍｂｙＷｅｌｌｓ和Ｖｉｌｌｉｅｒｓ编著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Ｐｏｒ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ｙ．ＲｉｓｅａｎｄＤｅｍｉｓｅ（《东南亚港口和政权的兴与亡》），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ＪｏｒｇｅＭＦｌｏｒｅｓ载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Ｍａｒｑｕｅｓ所著的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ｎｏＯｒｉｅｎｔｅ中之作品，第２２４页及以后；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ＤｅｒＨａｎｄｅｌ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ＭａｃａｕｕｎｄＭａｋａｓｓａｒ，１６４０－１６６７”，（转下页）贸易和交通，尤其是在１７世纪３０年代，澳门与果阿和印度其他地方几乎断了联系。①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出人意料的局面，比如有一两次葡人甚至雇用英国船只将他们的战略物资运送过马六甲海峡。②但当１６４１年马六甲最终被占领之后，远离葡属印度（ＥｓｔａｄｏｄａＩｎｄｉａ）的澳门只能自力更生，大大削弱了葡萄牙在东南亚的势力。但是，在东南亚一直存在的葡萄牙民间贸易联系灵活多变、适应性强，部分原本立足马六甲的商人遂迁往其他口岸，主要是望加锡。其实，这种“迁徙”在１６４１年之前就开始了，很多人是被帝汶的檀香等贸易的高利润所吸引。澳门也受到这些变故的影响：它一度吸纳了一些东南亚商人，日本市场的丢失和与马尼拉联系的中断使驻留在澳门的商人向南返迁，前往望加锡或其他地方，加强了澳门—望加锡的贸易联系，使澳门从“印尼”东部进口的商品形成了稳定的流动，其中最主要的是产自帝汶的檀香。③０３４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接上页）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Ｍｏｒｇｅｎｌ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１３９１（１９８９），第２０８—２２６页。目前有关望加锡篇幅最大的研究是ＪüｒｇｅｎＧ．Ｎａｇｅｌ，ＤｅｒＳｃｈｌüｓｓｅｌｚｕｄｅｎＭｏｌｕｋｋｅｎ：ＭａｋａｓｓａｒｕｎｄｄｉｅＨａｎｄｅｌｓ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ｅｎｄｅｓＭａｌａｉｉｓｃｈｅ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ｓｉｍ１７．ｕｎｄ１８．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两卷本，Ｈａｍｂｕｒｇ：ＶｅｒｌａｇＤｒ．Ｋｏｖａｃ，２００３，尤见第１卷第２６８页及以后。①　一些专题研究包括：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ＶｉｄｅｉｒａＰｉｒｅｓ，“Ａｖｉａｇｅｍｄｅ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ＭａｃａｕＭａｎｉｌａｎｏｓｓéｃ．ＸＶＩａＸＩＸ”，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ＬｕíｓｄｅＣａｍｅｓ５１－２（１９７１），第５—１２０页；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帝国的幸存》），第６３页及以后；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４年，第２１页及以后；Ｒｕｉｄ?ｖｉｌａｄｅＦｏｎｔｅｓＡｌｆｅｒｅｓＬｏｕｒｉｄｏ，Ａｒｏｔａｍａｒíｔｉｍａｄａｓｅｄａｅｄａｐｒａｔａ：ＭａｃａｕＭａｎｉｌａ，ｄａｓｏｒｉｇｅｎｓａ１６４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ＮｏｖａｄｅＬｉｓｂｏａ，１９９５；未刊论文，和“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ｔｈ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ａｎｄＭａｃａｏ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晚明时期的葡萄牙人、海上丝绸之路及澳门与菲律宾的关系》），刊于Ｒｅｖｉｓｔａｄ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２００２），第２４—４６页。资料统计方面内容参见ＰｉｅｒｒｅＣｈａｕｎｕ的早期作品Ｌ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ｅｔｌｅ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ｄｅｓＩｂéｒｉｑｕｅｓ（ＸＶＩｅ，ＸＶＩＩｅ，ＸＶＩＩＩｅｓｉèｃｌｅ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é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ｅｔｉｎｄｉｃéｓｄａｃｔｉｖｉｔéｓ．Ｐａｒｉｓ：ＳＥＶＰＥＮ，１９６０．不久，望加锡、马来世界、东南亚大陆部分的某些港口也开始供应少量西班牙白银，这些白银由西班牙商船或其他船只带到这些地方，澳门葡商因此得以继续向广东中部市场供给白银，当然，此时的数量已远不及前些年从日本获得的白银了。除了望加锡，交趾支那和暹罗对澳门葡商也日渐重要，它们的重要性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地位的上升，是长期变化累积的结果。但当澳门被北京新政权（清朝）严密监控、几乎禁绝其与外界的联系时，尤其是在郑氏政权（郑成功及其家族）与满人激烈对抗的年月里，与大陆东南亚、望加锡、帝汶的联系成了这座“天主圣名之城”的生命线。此时的澳门满目疮痍、人烟冷落，颓势难挽。萧条期一直持续到１７世纪８０年代，随着清政府收复台湾、松弛海禁，澳门才又重现生机。四、澳门—马尼拉贸易在澳门与东南亚的诸多贸易连线中，与马尼拉的贸易是最为人熟知的，这是因为有关这个问题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和较多的现代研究。本章就澳门—马尼拉轴线最关键的几点做一总结。①０３５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１５７１年，西班牙选定马尼拉作为其在菲律宾的活动中心。澳门葡人由于有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的束缚以及摩鹿加问题的前车之鉴，对此并未感到特别兴奋。当得知西班牙人迅速跟华人，尤其是福建人建立了贸易关系，澳门人更是不能确定其影响。中国从福建出口到马尼拉的丝绸越来越多，以至当它们被转运到美洲之后已经给当地的纺织品制造者造成了压力。除丝之外，福建人也带去蔗糖和铁，以及各种制造品，尤其是瓷器。①这些商品有的被运往菲律宾群岛，往往由华人自己经销，有的就在当地出售，还有些被带去美洲。福建人不仅经营中国产品，还提供胡椒、珍贵木料甚至从（现代）印尼东部获取的香料。总之，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出现带来了新的需求，福建人迅即对此做出反应，从而在与澳门、广州的竞争中巩固了自身地位，也使西班牙人悄悄萌生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不久，西班牙人就用行动表达这种愿望，西班牙方济各修士踏上中国大陆，个别像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ＡｌｏｎｓｏＳｎｃｈｅｚ）这样冲动的人甚至还建议立即武力征服中国，或至少将一两个省吞并为西班牙领土。西班牙人商议过几个此类计划，但由于资金、船只和士兵的缺乏，最终都没能实施，加上葡萄牙人成功地使西班牙人的热望降温，而西班牙无敌舰队又在欧洲被击败——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西班牙逐渐改变了政治策略。②０３６①②Ｌｏｕｒｉｄｏ，Ａｒｏｔａｍａｒíｔｉｍａ，第２２４页及以后，列有几十种广州出口商品，其中很多商品的目的地是马尼拉。福建人出口给菲律宾的商品与之类似。最近，ＭａｎｅｌＯｌｌé（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在他的两部著作ＬａｉｎｖｅｎｃｉóｎｄｅＣｈｉｎａ和Ｌａｅｍｐｒｅｓａ中讨论了这些计划，这两部书都与他未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关：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ａｓ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ｏａＣｈｉｎａ：ＡｌｏｎｓｏＳｎｃｈｅｚｙＤｏｍｉｎｇｏｄｅＳａｌａｚａｒｅｎｌａｅｍｐｒｅｓａｄｅＣｈｉｎａ（１５８１－１５９３），２ｖｏｌｓ．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ＰｏｍｐｅｕＦａｂｒａ，１９９８。Ｏｌｌé也发表了关于这一时期的论文，例如“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ａＭａｃａｏＭａｎｉｌａｅｎｅ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ｉｎｉｃｉａｌｄｅｌａｍｏｎａｒｑｕｉａｄｕａｌｉｓｔａ，１５８１－１５９３”，载ＩｌｌｅｓｉＩｍｐｅｒｉｓ（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ｅｓ）３（２０００），第５—２１页。葡西竞争关系也引起一些学术争论，比如地图绘制法和人类学角度的探讨，参见ＨｅｌｇａＧｅｍａｇａｈ，Ｄｉ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ｓｓｐａｎｉｓｃｈｅｎＪｅｓｕｉｔｅｎＪｏｓéｄｅＡｃｏｓｔａ（ｃａ．１５４０－１６００）üｂｅｒｄｅｎＵｒｓｐｒｕｎｇｄｅｒｉｎｄｉａｎｉｓｃｈｅｎＶｌｋｅｒａｕｓＡｓｉ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ｅｔｃ．：ＰｅｔｅｒＬａｎｇ，１９９９．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然而，澳门和马尼拉仍对彼此保持一定距离。葡萄牙人担心西班牙人会逐渐加强与日本市场的联系从而将日本白银经马尼拉转往福建和浙江，或是经马尼拉向长崎输送过多中国丝绸使日本丝价下跌，降低葡萄牙人的利润；还担心西班牙在日本的传教活动、这些岛屿与美洲可能建立的直接贸易联系等。①而另一方面，马尼拉这个新兴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对澳门又意味着新的商业契机，一些葡萄牙人开始试探吕宋的市场——尽管有法令禁止双方直接贸易。广东丝绸的多余存货有了销路，而澳门则吸收了更多的白银。很难确定这种交易在多大程度上是为抵消福建人的影响而特意采取的措施，但一些澳门商人肯定意识到了不能让福建人独吞马尼拉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之利。即使这样，马尼拉仍然是个很难对付的“伙伴”。尽管征服中国的计划已经搁浅，但很快，大约于１６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就有人致力于在华南和美洲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西班牙政策变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贸易基地虎跳门（Ｐｉｎａｌ）。②这对葡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葡人试图通过中国内部的“外交途径”对西班牙人的行为进行反击，对广东的同僚发出警告，又派葡萄牙船只尝试澳门到美洲的直航。不出所料，这些举动激起了西班牙方面的强烈抗议，最终迫使双方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福建与马尼拉的“老”航线和澳门与马尼拉之间“地下”联系并存。在荷兰人尚未对伊比利亚人在远东的财富发动任何袭击之前，马尼拉就对其有所防备，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实施一些与对葡贸易有关的新法令。这些法令主要有关武器和食物供给的运输，对一般商品交易也有规定。法律上，贸易向来都不是自由的，但自由贸易从未真正停止０３７①②马尼拉、西班牙和日本关系的近期研究，见ＪｕａｎＧｉｌ，Ｈｉｄａｌｇｏｓｙｓａｍｕｒａｉｓ：ＥｓｐａａｙＪａｐóｎｅｎｌｏｓｓｉｇｌｏｓＸＶＩｙＸＶＩＩ，Ｍａｄｒｉｄ：Ａｌｉａｎｚａ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１９９１．参见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帝国的幸存》），第６６—７０页。关于“Ｐｉｎａｌ”，见金国平的《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３２４—３４３页，金国平辨析了“Ｐｉｎａｌ”（西班牙语）和“Ｐｉｎｈａｌ”（葡萄牙语）的区别。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过（尽管有些年份贸易量很小或完全没有贸易）。在军事上，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尤其是在澳门有了枪械制造厂（能生产当时东方最精良的武器）之后。当荷兰人构成真正的威胁，马尼拉与澳门之间的协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为另一方提供大炮或是制造军火必需的原材料。荷兰东印度公司武力攻占澳门或马尼拉的企图从来没有得逞，足见这种合作是相当有效的。尽管有荷兰的不断威胁——以及各种官僚政治的阻碍——这两座城市还是成功地加强了商业联系，尤其是在１６２０年以后。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丝绸交换白银的贸易发生的，已有许多学者对这一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因而此处仅对其中的几个基本事实作一总结。首先，澳门早先对西班牙参与丝银贸易可能引起跌价的担忧基本消除了，因为荷兰人在海上的劫掠使数量惊人的货物不知所终。第二，荷兰人的袭击有时也针对福建商船，尤其是在１７世纪二三十年代，即荷兰人在澎湖列岛（他们最终不得不放弃这里）和台湾建立了根据地的那段时间。①在台湾海峡遭受的损失暂时性地阻碍了福建商船前往马尼拉，结果是美洲白银多有剩余，西班牙对中国货物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这种情况下，葡萄牙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加强与马尼拉的贸易，将更多的美洲白银带回澳门。另外两个方面也值得考虑：为了提高美洲白银的产量，澳门也向马尼拉输送水银，用于白银产地的合成工艺中。水银贸易大多发生在１７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几乎都来自中国，主要产自贵州，原本作药用或其他用途。在此之前，一直有少量水银进入亚洲市场，但不用以炼银。澳门对这桩生意的参与是当时少有的“技术进步引起市场需求结构性变０３８①有关这一时期中国与荷兰关系，参见ＬｅｏｎａｒｄＢｌｕｓｓé，“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ｓｃａｄｏｒｅｓ，１６２２－１６２４”（《１６２２—１６２４年间荷兰对澎湖的占领》），载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ｓｉｎＪａｐａｎ，１８（１９７３），第２８—４４页；曹永和：《澎湖之红毛城与天启明城》，载其《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续集》，第１４９—１８３页；ＪｏｈｎＥＷｉｌｌｓ，Ｐｅｐｐｅｒ，ＧｕｎｓａｎｄＰａｒｌｅｙｓ：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１６６２－１６８１（《胡椒、枪炮和谈判：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１６６２—１６８１》），第一部分，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化”的事例之一。①最后，为了保证他们在广州的垄断地位，葡萄牙人还设法打消了广东人自己发船前往马尼拉的想法，因而避免了广东与福建之间加强竞争的可能。因此，在维护澳门—马尼拉贸易的过程中，葡萄牙人再次证明了他们施展外交手段抵御威胁的能力。马尼拉也与自印度经马六甲—渤泥直接抵达菲律宾的葡人航行有关，这些商船将印度纺织品和东南亚商品运往菲律宾。我们不清楚这在多大程度上与澳门人、福建人等形成竞争，但１６３２年以后，以马六甲为起点或中转站到马尼拉的船次减少，而从澳门到马尼拉的商船数量则维持稳定，直到澳门—马尼拉关系暂时中断，这似乎印证了前面分析马六甲海峡地区荷兰人活动时得出的结论：荷兰人使葡人贸易重心逐渐北移、东移至澳门—日本和澳门—马尼拉一线。②１７世纪４０年代的各种事件不仅给澳门带来了压力，也影响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贸易中断之时，菲律宾也同时遭受着华人商船减少的打击，因为此时正值“郑氏政权”与满族人在福建沿海、台湾地区对抗之际，前往菲律宾相当危险。这期间，望加锡的地位上升，澳门和马尼拉都利用这个港口进行中等规模的丝绸、白银等商品的交易。马尼拉因此仍然是葡萄牙商人关注的市场，但直到１７世纪后半叶，双方才重新开始直接贸易。五、澳门—东南亚贸易涉及的几种商品檀香与其他珍贵木材。丝绸与白银在澳门—马尼拉贸易联系中的重０３９①②关于运往马尼拉的水银，参见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帝国的幸存》），第７１—７３页；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Ａｌｍíｓｃａｒ，ｃａｌａｍｂａｑｕｅｅａｚｏｇｕｅｎ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ＭａｃａｕＪａｐｏｅｎ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ｄａ?ｓｉ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ｃｅｒｃａｄｅ１５５５－１６４０）”，载Ｒｅｖｉｓｔａｄ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２（２００２），第５４—５６页。Ｃｈａｕｎｕ，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菲律宾》），第１４８页及以后；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帝国的幸存》），第８１页及以后。但是，不是所有的资料都支持这些假设。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方面的研究相当多，此不赘述。除了纺织品和金属——包括金和铜（对这两个品种也有大量研究），此处分析随意选定的两三种其他商品——檀香等珍贵木料、胡椒、麝香，尽管它们在澳门—东南亚贸易中的地位不算突出，关于这类商品的贸易可追溯至很早以前，因此应该把澳门商人对它们的经营放进一个长时间的大背景中，几乎可以用“长波段”的方法进行分析。首先是檀香——中国最受欢迎的外来商品之一。檀香是檀香科白檀香（Ｓａｎｔａｌｕｍａｌｂｕｍ）的生成物，可作药用，或用于宗教祭祀中，或用于提炼香精、熏香和沐浴，也可制成涂抹身体的软膏。此外，檀香也是制作小件木器的原材料，中国古称旃檀或真檀（由梵语名ｃａｎｄａｎａ得来），现在中国一般称作“白檀香”，这个名称也可以在中世纪或近代早期的中文典籍中找到。①檀香是宋朝（９６０—１２７９年）最多见的进口商品之一；在元代（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的地理书籍中也有提及，例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１３４９—１３５０年），书中有全世界最早的关于檀香产地帝汶的描述；在明代的朝贡中也提到这个地方。葡人进入东南亚地区后，仍然通过小巽他群岛获取檀香，尤其是帝汶。帝汶几乎成了檀香的代名词，因此也被称作“檀香岛”。到１８世纪，过度砍伐使自然生檀香几近枯竭，后来帝汶开始种植咖啡，因而檀香在出口中的重要性下降。早期的葡萄牙记载似乎说明在葡人定期停留于帝汶岛之前，大部分檀香被运往印度洋周围地区。很明显，各国商人都会前往帝汶从土著手中大量购买这种木材。它在当时亚洲许多地方都炙手可热。澳门开埠一段时间后，葡文记载中较多地谈到了檀香，这是指１７世纪的早期和中期，再往后，檀香就开始在澳门的经济中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葡人檀香贸易的增长与望加锡成为群岛世界东部首要贸易中心息息相关。望加锡处于前往帝汶的交通要道上，１６４１年以后这里逐渐兴旺，这主要得益于那些撤离马六甲的葡萄牙人，以及一些澳门人，他们认为０４０①具体内容及参考文献，见Ｐｔａｋ，“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一文。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它可以成为澳门理想的贸易伙伴。望加锡也是通往爪哇东部的必经之路上的主要港口，除檀香和玳瑁等贵重商品之外，这里还供应出产于（现代）印尼东部诸岛的肉豆蔻和丁香。葡人充分利用这种便利，将这里的各种货物运往澳门和印度。檀香也成为望加锡通过葡萄牙商船出口的主要品种，换取印度纺织品和中国黄金。纺织品在望加锡很有市场，它从这里销往摩鹿加群岛、班达群岛（Ｂａｎｄａｇｒｏｕｐ）、斯兰（Ｃｅｒａｍ）和其他更远的地方。１７世纪６０年代，望加锡被荷兰占领，为了获得檀香，葡萄牙人必须从澳门直接前往帝汶，或绕道其他港口。在帝汶附近，葡人保有几个小营地，比如索洛岛。帝汶岛沿岸也有一些地点受葡人控制，例如里弗（Ｌｉｆａｏ）。１７世纪中叶每年从这些地方运往澳门的檀香可能达到相当于１０００或１５００播荷（ｂａｈａｒ，每播荷约等于２０６公斤）。菩卡罗（ＡｎｔóｎｉｏＢｏｃａｒｒｏ）早在１６３５年就说过：“如今，为着檀香从澳门往索洛去的航海非常重要。”①返回澳门的船上所有的檀香都会被转运至中国。当然，中国也有商人为获取檀香而前往望加锡和帝汶地区，这在荷兰人，甚至一些中国人的记载中都有迹可循。但似乎华商与葡商在檀香贸易上的竞争只局限于东南亚的货源地，因为回到中国他们各有各的市场，葡商供应广东市场，华商则前往福建。１８世纪早期，中、葡在帝汶货源地的竞争似乎愈加激烈。许多华商返航途经爪哇时顺道在巴达维亚（Ｂａｔａｖｉａ）交易，向荷兰人提供大量的檀香等贵重商品。也有资料显示，这期间大量砍伐造成供给过大，一时价格下跌。葡人不愿看到这种状况，于是建议每年只获取一定限量的檀香，但巴达维亚方面不关心潜在的生态危机，依旧继续开发，产量持续减少，最终导致了帝汶—澳门直接航行的衰落。当帝汶完全停止向澳门输送檀香，这两地之间唯一一段贸易联系紧密的时期也就结束了。此０４１①引自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Ｂｏｘｅｒ，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ａｃａｕ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７世纪文献与图片中的澳门》），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ｏｏｋｓ（Ａｓｉａ）Ｌｔｄ．１９８４，ｐｐ３５－３６．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后各种振兴澳门—帝汶贸易的计划都只是良好愿望而已。澳门贸易涉及的其他珍贵木材还包括乌木和沉香，两者主要都产自交趾支那，并汇集在会安（Ｆａｉｆｏ）等港口。沉香非常昂贵，有制药等用途，在中药学著作和所谓“香谱”中处处可见，日本和高丽作品中也有收录。１７世纪，从交趾支那开往澳门和日本的商船上常有运载少量沉香和类似木材。据称荷兰和中国船只也有运载。另外，我们还从一些资料中知道沉香价比黄金。①乌木当然没那么昂贵。它可以用来制作筷子，做家具上的装饰材料，或者笼统地说是各类器物的镶嵌物，甚至可作药用。因此，在中国市场上有稳定的需求。运到澳门的乌木偶尔也被运往日本，中国进口这两种材料的历史都很长。②胡椒。从早期中国和欧洲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胡椒在中国需求量颇大。在葡人尚未东来的宋、明时期，朝贡呈单上尤其显示有大量的胡椒从泉州和广州各港进入中国；琉球贸易网络也向中国输送胡椒，１５世纪下半叶和１６世纪早期更达至高峰。中国进口的胡椒来源于东南亚的不同地区，苏门答腊是主要产地，岛东岸的诸港口以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著称。从马来半岛上的北大年、爪哇岛的万丹、加利曼丹岛的马辰等地都有出产胡椒。这些港口在不同时期繁荣过，吸引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人前往采买胡椒和香料。东南亚的胡椒主要运往中国、日本、高丽，或是在东南亚本地消费，而印度胡椒的销路则大不相同，它们在印度洋周边、近东地区和欧洲销售。我们也从中文史料中发现有少量的胡椒流向中亚。印度和东南亚胡椒的总产量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可能波动较大，也难以估算，但总的来说，中国应该是１５００年之前胡椒的一个重要（如果称不上“主要”）的消费国。在葡萄牙人刚开始从东南亚向中国航行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很快发０４２①②有关沉香，参见Ｐｔａｋ，“Ａｌｍíｓｃａｒ，ｃａｌａｍｂａｑｕｅｅａｚｏｇｕｅ”一文。有关乌木，参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Ｅｂｅｎｈｏｌｚ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ｒｍｉｎｉ，Ｖｅｒｗｅｎｄｕｎｇ，Ｅｉｎｆｕｈｒ（ｃａ．１２００－１６００）”，载Ｍüｎｃｈｎ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Ｖｌｋｅｒｋｕｎｄｅ３（１９９０），第１７—４０页。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现了胡椒对广东市场的重要意义，胡椒成了他们在苏门答腊与中国之间建立的贸易联系中主要的商品之一，葡人希望这类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可以进一步促进商业的扩张。但是，苏门答腊的八昔（Ｐａｓａｉ）地区与珠江口之间的贸易没有维持多久。在巽他等胡椒口岸的葡萄牙人又必须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竞争者，同时，琉球人向福建输入胡椒的贸易也趋于衰落，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福建商人逐渐掌握了从东南亚出产地到福建的胡椒生意。这也可能是葡萄牙在东南亚地区的航海贸易“停滞”的部分原因。对当时的澳门葡人来说，胡椒贸易不能跟印度经非洲、绕过好望角到里斯本的那条航线相提并论。然而，１６世纪头几十年和澳门开埠后一段时间的记载表明，胡椒在中葡贸易中仍具有一定价值，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到澳门的商船上搭载的次要商品。１７世纪中叶，由于丝银贸易的下滑，澳门胡椒进口贸易的重要性有相对增长。其时，胡椒大多来自望加锡，当地被荷兰人攻占之后，葡人又转移到马辰，与华人等贸易集团展开竞争。此时，荷兰人早已开始从巴塔维亚向欧洲大量供应胡椒，巴塔维亚成了东南亚胡椒贸易的集散地。葡萄牙人并没有忽视这一点。从１７世纪晚期开始，葡萄牙商人觊觎巴塔维亚兴旺的市场，加强了与这个港口的贸易联系，并且不得不再次跟福建人竞争。此后一些年份中，广州当地每年胡椒消费总量的一半甚至更多，都是由葡人供应的。这样，到１７世纪末，胡椒成了许多商船进口到澳门的赚钱品种。但后来，胡椒又让位于其他商品。①麝香。麝香（ｍｕｓｋ）是麝（Ｍｏｓｃｈｕｓｍｏｓｃｈｉｆｅｒｕｓ）的分泌物，这种０４３①关于胡椒的论著十分丰富，此处仅举最新成果两例：ＬｕíｓＦｉｌｉｐｅＦＲ．Ｔｈｏｍａｚ，Ａｑｕｅｓｔｏｄａｐｉｍｅｎｔａｅｍｍｅａｄｏｓｄｏ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ＵｍｄｅｂａｔｅｐｏｌíｔｉｃｏｄｏｇｏｖｅｒｎｏｄｅＤ．ＪｏｏｄｅＣａｓｔｒｏ．Ｌｉｓｂ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Ｃａｔóｌｉｃ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１９９８，主要论述胡椒贸易的印—葡部分，以及ＤａｖｉｄＢｕｌｂｅｃｋ等编著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１４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ｌｏｖｅｓ，Ｐｅｐｐｅｒ，Ｃｏｆｆｅｅ，ａｎｄＳｕｇａｒ（《东南亚１４世纪以来的出口：丁香、胡椒、咖啡和糖》）第三章，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８．关于早期（澳门开埠前）葡萄牙对中国的胡椒贸易也见Ｐｔａｋ，“ＴｈｅＦｕｊｉａｎｅｓｅ，Ｒｙｕｋｙｕａｎｓａｎｄ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福建人、琉球人和葡萄牙人》），第４５６—４５９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动物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部、西部（包括西藏的某些地区）以及东南亚的大陆部分。这些地方的麝香从陆路运到缅甸的勃固（Ｐｅｇｕ）或华南的一些口岸，再转销到亚洲各地。例如，巴尔博萨（ＤｕａｒｔｅＢａｒｂｏｓａ）和皮雷斯（ＴｏｍéＰｉｒｅｓ）的著作显示霍尔木兹（Ｈｏｒｍｕｚ）、亚丁（Ａｄｅｎ）及其他一些地方有麝香出售。在东南亚，通过马六甲也可以获得麝香。与福建有持续接触的琉球群岛商人也曾参与麝香的贸易。①１６世纪时，麝香也出现在中葡贸易中。例如，平托（ＦｅｒｎｏＭｅｎｄｅｓＰｉｎｔｏ）提到厦门有麝香货源，他的同胞曾在那里弄到了一些。澳门开埠后，克鲁斯（ＧａｓｐａｒｄａＣｒｕｚ）、拉达（ＭａｒｔíｎｄａＲａｄａ）等人也在中国市场上见过麝香。拉尔夫·费什（ＲａｌｐｈＦｉｔｃｈ）称１６世纪晚期有少量麝香从澳门带去日本。有关麝香的更多例子也可见于弗罗伊斯（ＬｕíｓＦｒｏｉｓ）和加勒逖（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Ｃａｒｌｅｔｔｉ）的记载。虽然与其他经澳门出港的货物相比，麝香的量很小，但它在日本市场上能产生接近１００％或更高的利润，运输和包装的费用可以忽略不计，是一种没什么风险的理想贸易品种。１７世纪期间，更多的麝香经由澳门中转，据估计每年运往长崎的麝香多达五到六担（每担约等于１３３磅或６０公斤）。我们从理查·库克（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ｃｋｓ）的日记和其他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国、荷兰和英国商人也将麝香销往长崎。荷兰公司的麝香可能来自越南或暹罗——或从中国船只上抢劫——然后被运往台湾或日本。不过，荷兰人的贸易量与葡萄牙人相比似乎要略少一些。一些麝香也从中国流到菲律宾群岛，有时澳门参与这宗贸易，即使到后期，文献中仍有少量麝香由葡萄牙船只从澳门运往东南亚的记载，但向南去的麝香也许没有早期那么赚钱，尤其没有先前在日本的那种０４４①有关麝香，见ＰｅｔｅｒＢｏｒｓｃｈｂｅｒｇ，“Ｄｅｒ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ｓｃｈｕｓｈａｎｄｅｌｖｏｍｆｒüｈｅｎ１５．ｂｉｓｚｕｍ１７．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载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ＣｌａｕｄｅＧｕｉｌｌｏｔ，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ｅｄｓ．，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Ｐｒｏｄｕｔｏｓｒａｒｏｓｎ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ｍａｒíｔｉｍｏ（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３），ｐｐ６５－８４．也见Ｐｔａｋ，“Ａｌｍíｓｃａｒ，ｃａｌａｍｂａｑｕｅｅａｚｏｇｕｅ”一文。
  • 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暴利。在葡萄牙人的贸易航海网络内部，麝香销售的主要目的地看来应该是印度，也就是马拉巴尔（Ｍａｌａｂａｒ）沿岸的港口，这里与在中国、日本等其他亚洲地方一样，麝香是制造香精或药物所需的材料。中国和日本的百科全书一类的典籍常提及它，其中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著名。六、结语澳门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无疑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澳门与马尼拉的关系主要建立在丝银交换的基础上，而与望加锡、帝汶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贸易联系则与一些“特殊”商品有关，其中一些堪称“奇珍”，例如：麝香、龙涎香、沉香等。当船只在大海中迷失了方向，与金属、纺织品、蔗糖、锌等沉重庞大的商品相比，少量这类昂贵货品往往可以免于损失。这些珍稀贵重的药材亚洲各地的药物都需要，所以它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出手，对商人来说，它们是利润的保证。由此看来，１６世纪和１７世纪早期澳门与东南亚贸易是多方位的，对它的探索不应囿于丝绸与白银交换的贸易。未来的研究也许将揭示这个课题中更深刻的意义。对始自马六甲和始自澳门的特许权航海体系的研究也应如此。当葡属印度总督诺罗尼亚（ＤｏｍＭｉｇｕｅｌｄｅＮｏｒｏｎｈａ）于１７世纪３０年代任命特使管理从澳门到日本和从望加锡到马尼拉的航线时，这个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类变化对澳门和东南亚之间贸易的总体影响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另一个需要更加深入研究的问题是一个老话题，即特许权航行体制是否抑制了更加成熟的贸易形式——即带有“资本主义”特点的贸易制度的形成。但葡萄牙人对于东南亚、中国东海、南海出现的政治、经济等变化应对得如此灵活，也许形式固定的体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或者可以说，葡萄牙在东方的生存，部分是依赖民间私商和他们面对时局变化表现出的极大灵活性，这在受到荷兰人的威胁时和丢失马六０４５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甲之后更是关乎存亡。在其他文章中我也提到，在葡人对澳门的管理中也体现出了同样的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尽管这种做法无法被量化分析，也无法在史料中找到直接的客观证据，我认为，直觉也告诉我：这也许就是葡萄牙人（以及澳门土生）在东方取得成功的奥秘所在。０４６
  • １６４０—１６６７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１６４０—１６６７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１６４０年前澳门的经济基本上取决于与日本和中国的贸易，但也与马尼拉、东南亚和果阿的贸易息息相关。葡萄牙人从广州购买大量丝绸，主要运往日本销售，较少量丝绸份额则流向马尼拉和其他地区市场。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日本人，都用中国大量需求的白银购买丝绸。当然，不是所有的丝绸—白银交易都有葡萄牙人的份。在马尼拉与福建港口之间，中国人独揽了丝绸与白银的直接交易。尽管中国实施海禁，但在日本长崎与中国沿海仍存在着活跃的私人贸易。荷兰人同样积极插手丝绸—白银贸易，他们从中国商人手上买入丝绸，或者从截获的葡萄牙船只或走私者那里取得丝绸；有部分荷兰人把从日本取得的白银通过同样的地下渠道带入中国。最终，为数不少的白银由欧洲流入中国。①０４７①冯令仪译。原载信息：“ＤｅｒＨａｎｄｅｌ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ＭａｃａｕｕｎｄＭａｋａｓｓａｒ，ｃａ．１６４０－１６６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Ｍｏｒｇｅｎｌ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１３９１（１９８９），ｐｐ．２０８－２２６．中译文曾载《海洋史研究》第９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关于１６４０年前澳门对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参见ＣＲＢｏｘｅｒ（谟区查），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ｈｉｐｆｒｏｍＡｍａｃｏｎ：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Ｍａｃａｏ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ＪａｐａｎＴｒａｄｅ，１５５５－１６４０，Ｌｉｓｂｏｎ，１９５９；Ｆｉｄａｌｇｏｓｉｎ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ｔ，１５５０－１７７０，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６８；“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ＶｏｙａｇｅｓｔｏＪａｐａｎＴｈｒｅ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１６３０－１６３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３１（１９３４），ｐｐ２２－７８；ＣＦＭｏｕｒａ，“Ｍａｃａｕｅ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ｃｏｍａＣｈｉｎａｅｏＪａｐｏｎｏｓｓéｃｕｌｏｓＸＶＩｅＸＶＩＩ．”，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ＬｕíｓｄｅＣａｍｅｓ７，１（１９７３），ｐｐ５－３３；全汉癉：《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５卷第１期，第２４５—２７３页；ＲＰｔａｋ（普塔克），“Ａ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Ｍａｃａｏ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５５７－１６４０”，载ＴＧｒｉｍｍ等编：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ＸＸＩＸ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０ｔｈ－１５ｔｈ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８４，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９８８，ｐｐ１６９－１８１；“ＤｉｅＰｏｒｔｕｇｉｅｓｅｎｉｎＭａｃａｕｕｎｄＪａｐａｎ：ＡｕｆｓｔｉｅｇｕｎｄＮｉｅｄｅｒｇａｎｇｄｅｓＦｅｒｎｏｓｔｈａｎｄｅｌｓ，１５１３－１６４０”，载普塔克编，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ｓ（转下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接上页）Ｗｉｒｋｅｎｉｎｂｅｒｓｅ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ｋ，Ａｆｒｉｋａ，Ａｓｉｅｎ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ｕｎｄＬａｎｄｅｓｋｕｎｄｅ，Ｂａｍ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９８５，ｐｐ１７１－１９６．关于明代经济与贵金属流通，可参考ＷＳＡｔｗｅｌｌ（艾维四），“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ｌｌｉｏｎＦｌｏｗ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ｉｒｃａ１５３０－１６５０”，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９５（１９８２），ｐｐ６８－９０．关于澳门与马尼拉的关系，可参考ＢＶＰｉｒｅｓ（潘日明），“Ａｖｉａｇｅｍｄｅ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ＭａｃａｕＭａｎｉｌａ，ｎｏｓｓéｃｕｌｏｓＸＶＩａＸＩＸ”，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ＬｕíｓｄｅＣａｍｅｓ５，１－２（１９７１），ｐｐ５－１２０；ＰＣｈａｕｎｕ（萧努），Ｌ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ｅｔｌｅ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ｄｅｓＩｂéｒｉｑｕｅｓ（ＸＶＩｅ，ＸＶＩＩｅ，ＸＶＩＩＩｅｓｉèｃｌｅ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é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ｅｔｉｎｄｉｃｅｓｄａｃｔｉｖｉｔé，Ｐａｒｉｓ，１９６０；全汉癉的三篇文章载于其《中国经济史论丛》第１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１９７２）。关于荷兰人与中国，参见ＷＰＧｒｏｅｎｅｖｅｌｄｔ，Ｄｅ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ｅｒｓｔｅＤｅｅｌ１：Ｄｅｅｅｒｓｔｅｂｅｍｏｅｉｎｇｅｎｏｍｄ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ｎｄｅｖｅｓｔｉｇ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ｓｃａｄｏｒｅｓ，１６０１－１６２４，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８９８；Ｋ．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１６２０－１７４０，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５８；ＥｉｉｃｈｉＫａｔō，“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Ｄｕｔｃｈ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ｏｎｔｈｅＲａｗＳｉｌｋＴｒａｄｅｂｙ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ｔＨｉｒａｄｏ，１６２０－１６４０”，Ａｃｔ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３０（１９７６），ｐｐ３４－８４；ＯＮａｃｈｏｄ，Ｄｉｅ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Ｎｉｅｄｅｒｌ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Ｏｓｔｉ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ｍｐａｇｎｉｅｚｕＪａｐａｎｉｍｓｉｅｂｚｅｈｎｔｅｎ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９７；ＪＥＷｉｌｌｓ（卫思韩），“ＤｅＶＯＣｅｎｄｅＣｈｉｎｅｚｅ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Ｂａｔａｖｉａｉｎｄｅ１７ｄｅｅｎｄｅ１８ｄｅｅｅｕｗ”，载ＭＡＰＭｅｉｌｉｎｋＲｏｅｌｏｆｓｚ编，ＤｅＶＯＣｉｎＡｚｉё，Ｂｕｓｓｕｍ，１９７６，ｐｐ１５７－１９２；Ｐｅｐｐｅｒ，ＧｕｎｓａｎｄＰａｒｌｅｙｓ：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１６６２－１６８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１９７４，尤见第１７页以后；ＣＲＢｏｘｅｒ，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ＳｅａｂｏｒｎｅＥｍｐｉ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６５．关于两个重要概况论点，参见ＧＢＳｏｕｚａ（索萨），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１６３０－１７５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６，尤见第４６页以后；曹永和：《明末中国海外贸易》，载ＣｈａｎｇＫｕｅｉｙｕｎｇ等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ｏｆＡｓｉａ：ＳｅｃｏｎｄＢｉｅｎｎｉ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台北中国历史学会，１９６２），第４２９—４５８页。①　关于澳门人口发展，参见ＥｕｓéｂｉｏＡｒｎｉｚ，Ｍａｃａｕ，ｍｅｄａｓｍｉｓｓｅｓｎｏＥｘｔｒｅｍ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Ｍａｃａｕ，１９５７，ｐ３６起；ＭＴｅｉｘｅｉｒａ（文德泉），ＯｓＭａｃａｅｎｓｅｓ，Ｍａｃａｕ，１９６５，ｐ１９起；ＡＬｅｓｓａ，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ｅｏｓｈｏｍｅｎｓｄａｐｒｉｍｅｉｒａ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ｄｅｍｏｃｒｔｉｃａｄ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ａ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ａｄｅｕｍａｉｌｈａｃíｖｉｃａ，Ｍａｃａｕ，１９７４，ｐｐ１５３－１５４；ＲＰｔａｋ，“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ＯｌｄＭａｃａｏ，１５５５－１６４０”，Ｍ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５（１９８２），ｐ２７－３５；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ｐ３１－３６．尽管有多方面的竞争，丝绸和白银生意以及少量的其他货物交易还是为澳门带来了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可观利润。新工作岗位产生，人口很快因中国内地人大量涌入而增加。与此同时，澳门对近邻广东的食品输入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加。①１６３９—１６４０年，与日本及三年后与西属菲律宾０４８
  • １６４０—１６６７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的贸易联系彻底中断时，澳门面临深渊。只有对外贸易才能保证获得食品输入所必需的外汇，也只有澳门经济的动力继续在适当的水平上发展，才能养活早已达到２５０００人左右（某些人估计甚至可能达到４００００人）的人口，何况保持中国内地对澳门的兴趣也利害攸关。只要广州方面一直从双方的交易中获利，那么在明政府眼里，虽然澳门跟中国内地会发生一些小摩擦，但仍有存在的价值。①当时澳门正处于困境，因此，它必须开辟新市场，通过其他进口渠道取代因中断与日本和马尼拉贸易而失之交臂的大量白银贸易，并非易事。在１６４０年后的若干年里发生多宗事件，导致接踵而来的危机：１６４１年初，长期被围攻的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荷兰人在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不断骚扰使几乎无法通行的果阿航线变得更加危险。②１６４４年，清军占领北京，澳门仍站在明朝一边，然而战线正势不可当地向南方推进。１６４７年，澳门与日本重新接触的尝试受挫。③同年，广０４９①②③关于对日关系破裂，参见ＢＶＰｉｒｅｓ，Ａｅｍｂａｉｘａｄａｍｒｔｉｒ，Ｍａｃａｕ，１９６５；ＣＲＢｏｘｅｒ，Ｔ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Ｊａｐａｎ，１５４９－１６５０，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１９６７；ＡｄａＳｉｌｖａＲｅｇｏ，“Ｍａｃａｕｅｎｔｒｅｄｕａｓｃｒｉｓｅｓ（１６４０－１６８８）”，Ａｎａｉｓｄ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ｄ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２４，２（１９７７）。关于澳门与马尼拉关系的发展以及澳门的“复苏”，参见ＣＲＢｏｘｅｒ，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ａｃａｕ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９８３；Ｂｏｘｅｒ，Ｆｉｄａｌｇｏｓ，ｐ１３９；Ｃｈａｕｎｕ，Ｌ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ｐ１６０起，２０４起；Ｐｉｒｅｓ，Ａｖｉａｇｅｍ，ｐ３１起。关于中国与澳门的政治关系，参见ＲＰｔａｋ，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ＫｕｒｚｅｒＡｂｒｉβｄｅｒｐｏｒｔｕｇｉｅｓｉｓ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ｕｎｄ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Ｍａｃａｕｓｉｍ１６．ｕｎｄｂｅｇｉｎｎｅｎｄｅｎ１７．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ＢａｄＢｏｌｌ，１９８０；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９４起。关于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参见ＭＤｕｎｎ，ＫａｍｐｆｕｍＭａｌａｋｋａ：Ｅｉｎｅ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Ｓｔｕｄｉｅüｂｅｒｄｅｎｐｏｒｔｕｇｉ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ｕｎｄｎｉｅｄｅｒｌ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ｉｎＳüｄ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１９８４．关于１６４７年使命，参见ＣＲＢｏｘｅｒ，ＴｈｅＥｍｂａｓｓｙｏｆＣａｐｔａｉｎＧｏｎａｌｏｄｅＳｉｑｕｅｉｒａｄｅＳｏｕｚａｔｏＪａｐａｎｉｎ１６４４－１６４７，Ｍａｃａｕ，１９３８；ＣＲＢｏｘｅｒ，“ＦｒｅｓｈＬ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ＥｍｂａｓｓｙｏｆＣａｐｔａｉｎＧｏｎａｌｏｄｅＳｉｑｕｅｉｒａｄｅＳｏｕｚａｔｏＪａｐａｎｉｎ１６４４－１６４７”，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３５（１９３８），ｐｐ１３－６２；ＣＲＢｏｘｅｒ，Ｔ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Ｊａｐａｎ，ｐ３８６－３８８；ＳｉｌｖａＲｅｇｏ，Ｍａｃａｕｅｎｔｒｅｄｕａｓｃｒｉｓｅｓ，ｐ３１６；ＡＬＧｏｍｅｓ，Ｅｓｂｏｏｄ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１５１１－１８４９，Ｍａｃａｕ，１９５７，ｐ１５３起。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州落入清朝手中。澳门的形势似乎暂时还算稳定。尽管有少数葡萄牙炮兵为明朝效命，但南方贸易大都会——广州的占领者李成栋却对海外贸易很感兴趣。于是，之前遭明朝阻挠的澳门—中国内地贸易又变得容易起来。然而没过多久，李成栋出人意料地投靠明朝，澳门又面临到底该跟谁合作的难题。１６４８年一场灾难性饥荒横扫中华大地，澳门也在劫难逃。１６５０年，广州再度被攻克，澳门只好重新向清廷妥协。①在一连串危机中唯一的一线光明是葡萄牙与荷兰的停战协定。其有效期为１６４４年至１６５２年，名义上有效，暗中依然摩擦不断。尽管形势紧张，但至少澳门与越南的贸易相当顺利。不过，其数额远远无法填补因失去日本市场而造成的损失。澳门与暹罗之间也有松散的贸易联系，０５０①关于这段时期华南政治发展，参见ＬＡＳｔｒｕｖｅ，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ｉｎｇ，１６４４－１６６２，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４，ｐｐ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９起；ＪＥＷｉｌｌｓ，Ｅｍｂａｓｓｉｅｓ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ｓ：Ｄｕｔｃｈａｎｄ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ＥｎｖｏｙｓｔｏＫａｎｇｈｓｉ，１６６６－１６８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１９８４，ｐ３９起，ｐ８３起；ＪＥＷｉｌｌｓ，Ｐｅｐｐｅｒ，ｐ１１起；ＣＲＢｏｘｅｒ，ＡｃｉｄａｄｅｄｅＭａｃａｕｅａｑｕｅｄａｄａｄｉｎａｓｔｉａＭｉｎｇ（１６４４－１６５２）…，Ｍａｃａｕ，１９３８（引自ＢｏｌｅｔｉｍＥｃｌｅｓｉｓｔｉｃｏｄａＤｉｏｃｅｓｅｄｅＭａｃａｕ）；ＣＲＢｏｘｅｒ，“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ｉｄ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ｇ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ｕｓ，１６２１－１６４７”，ＴｉｅｎｈｓｉａＭｏｎｔｈｌｙ７，１（１９３８），ｐｐ３３－３５；ＥｄｅＣｏｌｏｍｂａｎ，Ｒｅｓｕｍｏｄ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Ｍａｃａｕ，１９２７，ｐ３８；ＳｉｌｖａＲｅｇｏ，Ｍａｃａｕｅｒｔｒｅｄｕａｓｃｒｉｓｅｓ，ｐ３１７起；一些资料参见ＦｕＬｏｓｈｕ（傅乐淑），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ｏｆＳｉｎｏ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６４４－１８２０），共２册，Ｔｕｃｓｏｎ，１９６６，Ｉ，ｐｐ６－９。关于欧洲有关明清鼎革的报道，参见ＥＪＶａｎＫｌｅｙ，“Ｎｅｗｓ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Ｎｏｔ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ｕ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４５（１９７３），ｐｐ５６１－５８２。荷兰资料不时提及澳门的恶劣状况，参见ＪＥＨｅｅｒｅｓ，Ｄａｇｈ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ｇｅｈｏｕｄｅｎｉｎｔＣａｓｔｅｅｌＢａｔａｖｉａ（以下缩略为ＤＲＢ），共３１册，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ａｎｄＢａｔａｖｉａ，１８８７－１９３１，ＩＸ，ｐ１５，Ｘ，ｐ５７；ＷＰｈＣｏｏｌｈａ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Ｍｉｓｓｉｖｅｎｖａｎ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ｕｒｓ－ＧｅｎｅｒａａｌｅｎＲａｄｅｎａａｎＨｅｒｅｎＸＶＩＩｄｅｒＶｅｒｅｎｉｇｄｅＯｏｓｔｉｎｄｉｓｃｈｅ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以下缩略为ＧＭ），共８册，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６０－１９８５，ＩＩ，ｐ３９１，５１９；ＰＡＴｉｅｌｅ，Ｂｏｕｗｓｔｏｆｆｅｎｖｏｏｒｄｅｇｅ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ｉｓｄｅｒ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ｅｒｓｉｎｄｅｎＭａｌｅｉｓｃｈｅ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以下缩略为Ｂｏｕｗｓｔｏｆｆｅｎ），共３册，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８８６－１８９５，ＩＩＩ，ｐ３４１，４５５。中国（即使是广东）在１７世纪４０年代备受日常生活用品价格高昂之苦，如米价，有关资料参见ＭｉｃｈｅｌＣａｒｔｉｅｒ，“Ｌｅ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ｍéｔａｕｘｍｏｎéｔａｉｒｅｓｅｎＣｈｉｎｅ：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ａｃｏｎｊｏｎ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Ａｎｎａｌｅｓ，?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Ｓｏｃｉéｔéｓ，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３６，３（１９８１），ｐ４５７，４６４；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９１—３９２页。
  • １６４０—１６６７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少量葡萄牙船只也偶尔开往苏门答腊和爪哇的港口。①可是，失去日本市场、贸易额下降和中方食品供应不定时等问题使澳门病入膏肓，尚存的贸易联系也未能解决物资短缺和社会困境。如果说澳门的人口注定很快因瘟疫、饥饿和迁徙而萎缩的话，那么它在那些年代里还能生存下去，可能很大部分依赖于与望加锡（Ｍａｋａｓｓａｒ）之间的贸易。该市至今仍然是苏拉威西岛（Ｓｕｌａｗｅｓｉ，旧称西里伯斯岛，Ｃｅｌｅｂｅｓ）南部最大的伊斯兰城市。澳门与望加锡早在１６４０年前已经有往来。此地离檀香木和苏木产地小巽他群岛不远，望加锡是东印度尼西亚产品出口的理想中转站和储存地，而中国数百年来渴求的檀香木自１６２５年前后起便通过望加锡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运往澳门，还有胡椒、摩鹿加群岛（Ｍｏｌｕｃｃａｓ，今译作马鲁古群岛）丁香以及班达群岛（ＢａｎｄａＩｓｌａｎｄｓ）肉豆蔻流入南苏拉威西岛沿海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由葡萄牙商人带到广州。１６４０—１６４１年之后，一些葡萄牙商人因马六甲事件移居苏拉威西，望加锡这个蒸蒸日上的贸易大都会更可谓“人强马壮”。１６４０年后的危机年月里，很多０５１①关于葡萄牙与荷兰，尤其是两国在欧洲的关系，参见ＣｖａｎｄｅＨａａｒ，Ｄ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ｅｋｅｂｅｔｒｅｋｋｉｎｇｅｎｔｕｓｓｅｎｄ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ｅｋｅｎ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１６４０－１６６１，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１９６１，尤其是第１５页以后。关于澳门对越南、泰国和万丹的关系，参见Ｍ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Ｍａｃａｕｅａｓｕａｄｉｏｃｅｓｅ，ＸＩＶ：Ａｓｍｉｓｓｅ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ｓ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Ｍａｃａｕ，１９７７；Ｍａｃａｕｅａｓｕａｄｉｏｃｅｓｅ，ＸＶ：Ｒｅｌａｅｓ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ｉｓｃｏｍ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Ｍａｃａｕ，１９７７，ｐｐ２７，８４－８６，９１；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ｎａＴａｉｌｎｄｉａ，Ｍａｃａｕ，１９８３，ｐｐ３８－４０，１４０起，２９２起，还见附录；ＰＹ．Ｍａｎｇｕｉｎ，ＬｅｓＰｏｒｔｕｇａｉｓｓｕｒｌｅｓｃｔｅｓｄｕＶｉêｔ－ＮａｍｅｔｄｕＣａｍｐā．?ｔｕｄｅｓｕｒｌｅｓｒｏｕｔｅ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ｔｌ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ｓ，ｄａｐｒèｓｌ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ｒｔｕｇａｉｓｅｓ（ＸＶＩｅ，ＸＶＩＩｅ，ＸＶＩＩＩｅｓｉèｃｌ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９７２，ｐｐ１９９－２０９，２３２－２３３；ＳＶｉｒａｐｈｏｌ，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ｔ：Ｓｉｎｏ－ＳｉａｍｅｓｅＴｒａｄｅ，１６５２－１８５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１９７７，尤其该书第三章中泰贸易部分；Ｓｏｕｚ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ＭａｃａｏａｎｄＬｕｓ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５１１－１７５１”，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ＬｕíｓｄｅＣａｍｅｓ１５，１／２（１９８１），ｐ８９起；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１１起（越南北部），１２０起（万丹，特别１６７０年之后），１２４（马辰），１２８起（巴达维亚）。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葡萄牙“港脚商”（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ｒａｄｅｒｓ）甚至也获允许从澳门前往该地。①如果说澳门在１６４０年前是葡萄牙远东贸易枢纽的话，那么得益于荷兰—葡萄牙停战的望加锡已逐渐发展成为葡萄牙东亚贸易往来最重要的中心。这个地方因其地理位置的关系，与错综复杂的国际物流网络联结在一起，要了解望加锡与澳门的贸易关系，必须了解望加锡的其他贸易路线。对于澳门商人来说，输入运往中国的白银当然放在首位。这一点对中国本身也同样至关重要，因为进口白银锐减逐渐导致广州出现白银短缺。②约在１６４４年后，虽然一部分进口白银一如既往地透过越南贸易点③、与长崎日渐式微的直接货物交易及一直有争议的马尼拉—福建贸０５２①②③关于望加锡，参见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８８；Ｂｏｘｅｒ，Ｆｉｄａｌｇｏｓ，第三章；Ｍ．Ａ．ＰＭｅｉｌｉｎｋ－Ｒｏｅｌｏｆｓｚ，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５００ａｎｄａｂｏｕｔ１６３０，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６２，ｐｐ１６３－１６４；Ｊｏｈｎ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Ｍａｋａｓｓ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载其ＥａｓｔｏｆＭａｌａｃｃａ：Ｔｈｒｅｅ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Ｂａｎｇｋｏｋ，１９８５。当时的两份德语文件：ＪＪＭｅｒｋｌｅｉｎ，ＲｅｉｓｅｎａｃｈＪａｖａ，Ｖｏｒｄｅｒ－ｕｎｄＨ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ｉｅｎ，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Ｊａｐａｎ，１６４４－１６５３，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３０，ｐｐ９６－９７；ＪＳＷｕｒｆｆｂａｉｎ，ＲｅｉｓｅｎａｃｈｄｅｎＭｏｌｕｋｋｅｎＢｄ．２：１６３２－１６３８，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３１，ｐ６６。另见Ｗ．Ｆｏｓｔｅｒ，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ｏｈｎＪｏｕｒｄａｉｎ，１６０８－１６１７．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ｈｉ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ｒａｂｉａ，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ｌａｙ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０５，ｐｐ２９４－２９５。关于白银短缺，参见Ａｔｗｅ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ｌｌｉｏｎＦｌｏｗｓ，ｐ８９；“Ｓｏｍ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５，２（１９８６），ｐ２２９，２３４；“ＮｏｔｅｓｏｎＳｉｌｖ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ｈｉｎｇｓｈｉｈｗｅｎｔｉ３，８（１９７７），ｐ１０起；陈春声：《清代广东银钱比价》，《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１期；ＨＵＶｏｇｅ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１６４４－１８００”，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８，２（１９８７），ｐ１－５２；全汉癉：“Ｔｒａ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ｏｗ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ｉｌｖｅｒｉ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ｂｙＷａｙｏｆＭａｎｉｌａ”，载Ｇ．ｄｅｌａＬａｍａ编，３０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ｓｉａ＆Ｎｏｒ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７６，Ｃｈｉｎａ，共４册，Ｍｅｘｉｃｏ，１９８２，ＩＩ，ｐｐ３８３－３８８．关于在越南的白银贸易，参见Ｍａｎｇｕｉｎ，ＬｅｓＰｏｒｔｕｇａｉｓ，ｐ２３８；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１１，１１４（表格：越南葡萄牙船之进出港表），ｐ１１６（１６４０年后葡萄牙人竭力取得白银）。
  • １６４０—１６６７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易进入中国①，但是沿海地区政治形势的发展阻碍了数目庞大的进口商品进入内地，尤其是广东。明朝的支持者仍负隅顽抗，掌控着沿海地区大部分贸易并且肯定令为数可观的白银根本进不了中国内地，因而转往其他地区市场。中国丝绸和瓷器出口也受政治形势的破坏，仅有少量商品通过福建港口和广州运往外国。②进入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数量和西班０５３①②木宫泰彦（ＹａｓｕｈｉｋｏＫｉｍｉｙａ）：《日支交通史》，共２册，金刺芳流堂，１９２６，ＩＩ，第４６５，４８５—４８６页；陈荆和：《清初华舶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南洋学报》第１３卷第１辑（１９５７），尤见第３，９页；ＪＨａｌｌ，“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ＣｈíｎｇＣｏｐｐｅｒ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Ｊａｐａ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１９４９），ｐｐ４４９－４５０；Ｌ．Ｄｅｒｍｉｇｎｙ，ＬａＣｈｉｎｅｅｔｌ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Ｌ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ａｎｔｏｎａｕＸＶＩＩＩｅｓｉèｃｌｅ，１７１９－１８３３，共３册，Ｐａｒｉｓ，１９６４，Ｉ，ｐｐ１３７－１３８，ＡｌｂｕｍＩＩ．１。更多关于日本的白银输出资料，参见山?悌二郎（ＴｅｉｊｉｒōＹａｍａｗａｋｉ）：《长崎のオランダ商馆》，中央公论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０８页。关于开往日本之中国船只统计，亦可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２５９—２６１页。根据岩生成一的观点，１６４０—１６４４年中国向日本输出的丝绸仍有增加，参见ＳｅｉｉｃｈｉＩｗａ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１６ｔｈａｎｄ１７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Ａｃｔ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３０（１９７６），ｐ１３。葡萄牙人在这段时间通过著名的郑芝龙往日本运去丝绸，参阅ＧＭ，ＩＩ，ｐ１７６；ＣＲ．Ｂｏｘｅｒ，“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Ｉｑｕａｎ”，ＴｉｅｎＨｓｉａＭｏｎｔｈｌｙ１１，５（１９３９），ｐｐ４０１－４３９。后来中国丝绸供应量减少，澳门出现明显的丝绸匮乏，参见Ｄｅｒｍｉｇｎｙ，ＬａＣｈｉｎｅ，Ｉ，ｐｐ３９３－３９４；ＪＥＷｉｌｌｓ，Ｐｅｐｐｅｒ，ｐ１０；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０４；ＧＭ，ＩＩ，ｐ４６０。关于中国与马尼拉的丝绸贸易，参见全汉癉：“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ｉｌｋ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Ｓｐａｎ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ｉｄＣｈ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载Ｌ．Ｇ．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编，Ｓｔｕｄｉ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Ｆｅ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ｙ－ｆｉｆ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ＣｈｅｎＳｈｏｕ－ｙｉ，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１９７５ｐｐ９９－１１７。关于清初中国瓷器生产和出口锐减，参见Ｄｅｒｍｉｇｎｙ，ＬａＣｈｉｎｅ，Ｉ，ｐ３８８；ＴｓｉｎｇＹｕａｎ，“Ｔｈｅ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ｅｃｈｅｎ，１５５０－１７００”，Ｍ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１９７５），尤见第４９页。关于瓷器贸易，参见ＣＪＡＪｒｇ，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８２。鉴于中国沿海地区政治形势的发展，荷兰人试图通过越南市场来满足其对丝绸的需求，参见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ｐ１１６－１１７；ＴｅｉｊｉｒōＹａｍａｗａｋｉ（山?悌二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Ｔｒａｄｉｎｇ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ＣｏｃｋｓｉｎｊａａｎｄＨｉｓＳｏｎ”，Ａｃｔ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３０（１９７６），ｐｐ１１１－１１２；ＷＪＭＢｕｃｈ，“Ｌａ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ｄｅｓＩｎｄｅｓＮéｅｒｌａｎｄａｉｓｅｓｅｔｌ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ｌ?ｃｏｌ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３６（１９３６），ｐ１６４，１６６，１６９，１８０；３７（１９３７），ｐ１２１，１２４，１２８－１３２。荷兰人赚到的日本白银只有很少部分直接反输中国，参见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ｐ５９，这也对中国的白银短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牙对华贸易销售额也因此下降。①眼看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快要过剩，而澳门却正为如何弄到白银以满足广州方面的需求和自己获利而一筹莫展。于是，他们开始通过望加锡的中介贸易，克服１６４２年令双边关系无法继续下去的政权更替。不出所料，葡萄牙商人把中国丝绸带到望加锡，尽管广州方面货源有些阻滞，但他们在１７世纪４０年代至５０年代仍是当地最主要的供货商。他们将丝绸、土茯苓和其他中国商品运抵苏拉威西岛，这样不仅从马尼拉赚取白银、从帝汶购入檀香木，而且还买到大量种类繁多的其他商品。尽管如此，通过望加锡和其他地方直接或间接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仍然不足以弥补中国国内经济存在的“银荒”。②此处主要讨论从澳门输出到望加锡的商品。约在１６４４年后，中国的黄金已经在出口商品之列；③苏拉威西岛本身也开采黄金。此外，拥０５４①②③表格参见Ｃｈａｕｎｕ，Ｌ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ｐ１６０起，２０４起。关于马尼拉－望加锡－澳门之间的三角贸易，参见Ｐｉｒｅｓ，Ａｖｉａｇｅｍ，ｐ３３；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９９起。关于葡萄牙进出望加锡船只情况，参见同书第９４—９５页。关于葡萄牙人从澳门到望加锡的丝绸运输和西班牙人从马尼拉到望加锡的白银运输，以及西班牙人在望加锡购买丝绸，参见Ｂｏｕｗｓｔｏｆｆｅｎ，ＩＩＩ，ｐ２３８，３３４，３４１；Ｄ．Ｋ．Ｂａｓｓｅｔ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ｄｅｉｎＣｅｌｅｂｅｓ，１６１３－１６６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ａｌａｙ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３１（１９５８），ｐ２２。关于因三角贸易而相应增加了马尼拉销售额的情况，参见Ｃｈａｕｎｕ，Ｌ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ｐ１６０起（表格），ｐ２０４起。其中也有越南—马尼拉往来的资料，表明由于马尼拉—中国贸易处于低潮，西班牙白银中相当一部分流向越南。与之相反，澳门在越南贸易中可能只占很少份额，因为据Ｓｏｕｚａ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一书第１１４页表格所示，１６４０—１６４７年每年只有一艘葡萄牙船抵达该处。然而，可能越南贸易在某种程度上跟望加锡贸易一样，取代了澳门—马尼拉直接贸易。对此可参阅ＭＰＨＲｏｅｓｓｉｎｇｈ，“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ｅｂｅｔｒｅｋｋｉｎｇｅｎｍｅｔｄ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ｊｎｅｎ，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ＢｉｊｄｒａｇｅｎｔｏｔｄｅＴａａｌ－，Ｌａｎｄ－ｅｎＶｏｌｋｅｎｋｕｎｄｅ１２４（１９６８），ｐ４９７．关于从澳门到望加锡的黄金运输，参见Ｂａｓｓｅｔ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ｄｅ，ｐ２２；Ｂｏｕｗｓｔｏｆｆｅｎ，ＩＩＩ，ｐ３４１，４２５，４５４；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００，１０４，１０５。索萨认为，澳门竭力增加往望加锡的黄金输出，但枉费心机；中国人在这项生意上与之竞争，他们自己把黄金带到东南亚。可参见ＤＲＢ，ＸＩ，ｐ１１３．
  • １６４０—１６６７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有金矿的菲律宾，甚至帝汶，也有少量黄金流入望加锡。①不论是钱币形式（Ｍａｓ，马司币）还是金条形式的黄金，望加锡都是极受欢迎的转运站。相当一部分在望加锡流通的钱币和金条被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用以买入其他货品，譬如买入印度的纺织品或者香料。由于１７世纪５０年代望加锡的商品输入一直保持高水平，从望加锡流出的黄金很快便大大多于市场能得到的黄金。所以，当地黄金价格在１６５８年前持续上升，即使采用了新马司币也无法阻止。到１６６２—１６６３年，望加锡的黄金市场才重新稳定下来。②正因为如此，对澳门来说，把黄金运往望加锡非常有吸引力：黄金是理想的运载物，因为船舱短缺，黄金所占空间小，只需极少运费。可是，黄金的大量流出很快导致中国出现黄金短缺，何况同时还有可观的黄金经过其他沿海地区和台湾离开中国，譬如从台湾落入荷兰东印度公司（ＶＯＣ）手中。显然，这些黄金输出在中国造成的后果要比因白银输入量匮乏而产生的“银荒”更为严重，当地金银０５５①②Ｂａｓｓｅｔ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ｄｅｉｎＣｅｌｅｂｅｓ，ｐ２２（从菲律宾来的黄金）；Ｎ．Ｇｅｒｖａｉｓｅ，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Ｍａｃａｓａｒ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ｅｓ，Ｗｅｓｔｍｅａｄｅｔｃ．，１９７１，ｐ１２；ＬＹＡｎｄａｙａ，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ｆＡｒｕｎｇＰａｌａｋｋａ：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Ｓｕｌａｗｅｓｉ（Ｃｅｌｅｂ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８１，ｐ３６（以上二者均与南苏拉威西岛黄金有关）。ＣＲＢｏｘ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Ｖｉｅｉｒａｄｅ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ｒ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１６２４－１６６７，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６７，ｐ９６；Ｆ．ｄｅ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ＤｏｉｓｉｎéｄｉｔｏｓｓｅｉｓｃｅｎｔｉｓｔａｓｓｏｂｒｅＴｉｍｏｒ：ｌｉｇｅｉｒａｓｎｏｔａｓ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ａｓ”，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ａＡｇêｎｃｉａＧｅｒａｌｄａｓＣｏｌóｎｉａｓ５，５４（１９２９），ｐ８０；Ｊｏｈｎ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Ａｓｄｅｒｒａｄｅｉｒａｓｄｏｍｕｎｄｏ：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ｓｓｅｒＳｕｎｄａＩｓｌａ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载Ｌｄｅ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ＩＧｕｅｒｒｅｉｒｏ编，ＩＩ．Ｓｅｍｉｎｒｉ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Ｉｎｄｏ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Ａｃｔａｓ，Ｌｉｓｂｏｎ，１９８５，ｐ５８５．关于望加锡的黄金货币，参见Ｂａｓｓｅｔ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ｄｅｉｎＣｅｌｅｂｅｓ，ｐ２７；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０６．两书均列举黄金评价资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价值比率有利于黄金外流，①结果黄金在广州越来越贵，澳门葡萄牙人只能从广州市场与望加锡地区间不断缩窄的黄金差价中赚取微薄的利润。金、银两种金属在中国身价日升——黄金升得比白银快——可以从当时的铜估价中觉察出来，因为铜相对两者来说变得更便宜，而且，铜与黄金的比价可能要比其与白银的比价掉得更快。实际上，铜价下降不只是因为金银短缺，也因为铜流通量不断上升。这跟越来越多的铜从日本运抵中国大有关系，日本在１６４０年前已经是著名的铜生产国，并且大量出口。日本铜的买家跟白银的买家一样，最初是葡萄牙人、中国人和荷兰人，１６４０年后就只剩下后两者。②通过各种无法查证的途径——也许绝大多数通过与前明支持者的贸易——相当一部分的铜一如既往地流入澳门。在澳门，一部分铜进入著名的博卡罗（Ｂｏｃａｒｒｏ）铸炮厂，其他则用来制造“铜钱（ｃａｉｘａｓ）”，它们常常被当做船只压舱物带到越南。此外，越南同样有以日本等地之铜为原料生产武器的葡萄牙火炮生产商。武器产品无论是澳门制造还是越南制造的，在亚洲许多地区包括０５６①②关于上涨的中国黄金行情（以白银为单位），参见Ｙａｍａｗａｋｉ，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Ｔｒａｄｉｎｇ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ｐ１１０；Ａｔｗｅ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ｌｌｉｏｎＦｌｏｗｓ，ｐ８２．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０５，提到澳门的黄金荒。荷兰人有部分黄金通过台湾获得，然而不是发生在跟国姓爷之父（郑芝龙）决裂后；参见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ｐ６３．至于当时的德文资料，Ｗｕｒｆｆｂａｉｎ，Ｒｅｉｓｅ，ＩＩ，ｐ９３．关于在科罗曼德尔市场上从东亚运来的黄金，参见Ｔ．Ｒａｙｃｈａｕｈｕｒｉ，Ｊ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１６０５－１６９０．Ａ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１９６２，ｐｐ１８８－１９１．关于１６４０年前远东的黄金，参见ＤＭＢｒｏｗｎ，“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ｌｄｉｎｔｏＪａｐａｎｂｙ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６，２（１９４７），ｐｐ１２５－１３３；ＡＫｏｂａｔａ，“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ｓｅｓｏｆＧｏｌｄ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ｉｎ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ａｐａ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１８，２（１９６５），ｐｐ２４５－２６６；Ｌ．Ｒｉｅｓｓ，“ＤｉｅＧｏｌｄａｕｓｆｕｈｒａｕｓＪａｐａｎｉｍ１６．，１７．ｕｎｄ１８．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Ｓｏｃｉａｌ－ｕｎｄ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６（１８９８），ｐｐ１４４－１７１．关于日本的铜输出，尤其经荷兰人之手不断增加输出，参见Ｄｅｒｍｉｇｎｙ，ＬａＣｈｉｎｅ，Ｉ，ｐｐ４１１－４１２；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ｐ１７３．关于１６４０年前葡萄牙人在日本购买黄铜，参见Ｂｏｘ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ｈｉｐ，ｐｐ１１８－１２０，１３９－１４０．关于清初铜贸易概况及中国对日本黄铜的依赖性，参见Ｈａｌｌ，ＮｏｔｅｓｏｎＣｏｐｐｅｒＴｒａｄｅ，ｐ４４６．
  • １６４０—１６６７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望加锡在内都大受欢迎。望加锡不单进口澳门制造的大炮，而且同时从外国，如通过在东南亚的英商进口铁和硝。西班牙和其他人是这些商品的买家，他们对战争物资需求甚大，尤其在摩鹿加群岛战争时期。①１６５５年前后随着停战状态结束，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铜出口量骤然上升。望加锡市场是否因东南亚增加了铜流通量而饱和，甚至超饱和，以及达到何种程度，尽管有些荷兰资料提及，但对此未能明确地下定论，但当时葡萄牙人在望加锡的铜生意可能已经失去了以前的地位。②除了火炮和黄金，澳门商人还把众多商品带到苏拉威西岛，相关数０５７①②关于在澳门和越南的火炮生产及出口，参见Ｍ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Ｒｅｌａｅｓ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ｉｓ，ｐ２９起，ｐ６５起，ｐ１７０起；ＳｉｌｖａＲｅｇｏ，Ｍａｃａｕｅｎｔｒｅｄｕａｓｃｒｉｓｅｓ，ｐ３１７，３１９；Ｂｏｘ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ｈｉｐ（关于１６４０年前火炮出口）；Ｂｏｘｅｒ，“ＡｓｉａｎＰｏｔｅｎ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１６ｔｈ－１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Ａ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ｔｏＧｉｂｓｏｎ－Ｈｉｌ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３８，２（１９６５），ｐ１６４（关于向望加锡供货）；ＪｏｓｅｐｈＮｅｅｄｈａ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ＶＩＩ，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６，ｐ３９２起；ＭＣｏｏｐｅｒ，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ＡｎＥａｒｌｙＪｅｓｕｉｔｉｎ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ｏｋｙｏ，１９７４，ｐ３３４起；ＧＭ，ＩＩ，ｐ３５９（澳门出口火炮）；ＪａｎＮｉｅｕｈｏｆｆ著，Ｊ．Ｏｇｉｌｂｙ译，ＡｎＥｍｂａｓｓ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ｔｏ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ＴａｒｔａｒＣｈａｍＥｍｐｅｒｏ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３１（澳门用日本和中国内地的黄铜生产精良的火炮）；屈大均：《广东新语》，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４２—４４３页（关于葡萄牙火炮的质量）；Ｍ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ＯｓＢｏｃａｒｒｏｓ，Ｌｉｓｂｏｎ，１９６１（从Ａｃｔａｓｄｏ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ｏｓＤｅｓｃｏｂｒｉｍｅｎｔｏｓ选出重版）；Ｍ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Ｍａｃａｕｅａｓｕａｄｉｏｃｅｓｅ：ＯｃｕｌｔｏｄｅＭａｒｉａｅｍＭａｃａｕ，Ｍａｃａｕ，１９６９，ｐ２３５；ＤＲＢ，ＸＩＶ，ｐ７５（按荷兰人估计，１６６３年澳门有二百多门火炮）；Ａｎｄａｙａ，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４９（望加锡在１６６０年前后拥有超过６６门火炮，相信有部分来自澳门）。关于澳门从中国内地和日本获得黄铜，生产以及输出铜板，亦可见上述论著，还可参见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１６，１１８；ＧＭ，ＩＩ，ｐｐ６３５－６５６。关于主要由英格兰向望加锡提供硝和武器及西班牙在该处购买战争物资，可参见ＧＭ，比如ＩＩ，ｐ３５９，ＩＩＩ，ｐ４４６；Ｂｏｕｗｓｔｏｆｆｅｎ，ＩＩＩ，ｐ３３４，３６８；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ｐ７５－７６；ＳＤ．Ｑｕｉａｓｏ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６４４－１７６５，ＱｕｅｚｏｎＣｉｔｙ，１９６６，ｐ６起。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ｐ１７５；Ｇｌａｍａｎｎ，“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Ｔｒａｄｅｉ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Ｃｏｐｐｅｒ，１６４５－１７３６”，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９５３），尤见ｐ５２起，ｐ６４起（日本的输出）；１６６０年后葡萄牙人逐渐被排挤出越南的黄铜贸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量和价格都不详。譬如：糖不仅直接由中国内地和澳门的商人经中国大陆和荷兰的中间商，经台湾运至望加锡，但数量不大，相当多来自马尼拉。①中国和澳门的另一重要出口商品当数棉织品，②较之同期英格兰、荷兰、丹麦、印度、马来亚和葡萄牙船只满载印度棉织品涌向望加锡，澳门棉织品更值得注意。这里所说的葡萄牙船只大多是那些轮番途经苏门答腊和马六甲往返印度—澳门的船只，在文献中常常可以读到，印度棉花兑换黄金的交易在荷兰与葡萄牙停战期间盛极一时，所有参与者均有利可图。丝绸贸易中普遍的货源短缺，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向世界市场的丝绸供应包括澳门向望加锡的丝绸供应，可能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棉织品便能够逐渐取代价格过于高昂的中国丝绸产品，对这一取代的决定性推动力来自马尼拉，因为当地继续输出到南美洲的衣料需求缺口尚未得到填补。③印度棉织品在望加锡的利好发展无疑随着葡萄牙与荷兰再次陷入敌对状态而结束，船只损失和封锁使运抵０５８①②③关于在广州的糖输出，参见Ｄｅｒｍｉｇｎｙ，ＬａＣｈｉｎｅ，Ｉ，ｐ４２８；关于澳门运糖至望加锡，参见Ｂｏｕｗｓｔｏｆｆｅｎ，ＩＩＩ，ｐ４５４．关于荷兰在台湾购买糖，参见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ｐ１５６；Ｗｕｒｆｆｂａｉｎ，Ｒｅｉｓｅ，ＩＩ，ｐ９３．关于从马尼拉运糖至望加锡，参见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０２．关于英国人在望加锡买糖，参见Ｂａｓｓｅ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ｄｅ，ｐ２２。关于明末中国的糖输出，参见曹永和《中国海外贸易》，第４５１页；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２３６—２４３页。关于大量输出造成广州糖价不断上升，参见ＨＢＭｏｒｓｅ（马士），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１６３５－１８３４，共４册，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２６，Ｉ，ｐ３５．关于澳门输出棉织品，参见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００。关于中国的棉纺织业，参见Ｄ．Ｃｒａｉｇ，Ｃｏｔｔｏ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ａ．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博士论文，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７０．关于向东南亚输出印度纺织品，参见ＳＰＳｅ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３，２（１９６２），ｐ９９起（纺织品种类）。关于从印度输出纺织品，尤其以荷兰人角度出发，参见Ｒａｙ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Ｊ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ｐｐ９６－１０１，１６０－１６１，２２１－２２２．关于印度纺织品输入望加锡，参见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００，１０４－１０６，２４４注释６３。该处所列资料的补充，参见ＤＲＢ，ＩＸ，ｐ４５，５３；Ｂａｓｓｅｔ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ｄｅ，ｐｐ１３－１４，２０，２１．关于望加锡市场偶尔出现纺织品过度饱和，参见Ｂｏｕｗｓｔｏｆｆｅｎ，ＩＩＩ，ｐ４５４．葡萄牙人从望加锡输出黄金的目的在于获取印度纺织品，参见Ｂｏｕｗｓｔｏｆｆｅｎ，ＩＩＩ，ｐ２８２．
  • １６４０—１６６７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望加锡的棉织品减少，转运至马尼拉销售的数量也自然减少，因此，白银和黄金从菲律宾流入望加锡也相应地减少。①１６６０年，葡萄牙和荷兰的再次敌对状态终于在苏拉威西岛引发了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葡萄牙人失去了部分船只和大量货物，雪上加霜的是，获胜的荷兰人还要求当地掌权者把葡萄牙人驱逐出望加锡，这一要求即使在１６６２年《葡萄牙—荷兰和平条约》在欧洲正式生效后仍继续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件导致望加锡—澳门贸易关系的衰落。全凭手腕灵活且跟望加锡掌权家族有良好关系，葡萄牙人暂时还能坚守在苏拉威西岛，这多亏弗兰西斯科·维埃拉·德菲格雷多（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Ｖｉｅｉｒａｄｅ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的介入，他不单作为葡国使节和其他地区的代表，亦作为望加锡城中大概最富有的外国商人，并跟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保持着紧密的接触，但葡萄牙在望加锡贸易的衰败根本积重难返。不久，一部分商人迫于荷兰人的压力迁到小巽他群岛。１６６５年，最终连维埃拉·德菲格雷多也从望加锡撤出。１６６７年，荷兰人完全占据望加锡，从此结束了葡萄牙在苏拉威西岛南部的贸易，也结束了澳门跟这个地区的联系。但在这个城市里，说句公道话，葡萄牙人一向很受欢迎。②而在中国，１６５９年抗清势力攻打南京失败后，沿海地区的冲突日益加剧。由于对郑成功的坚决打击仍然未能奏效，清廷便决定对沿海地０５９①②参见Ｂｏｘ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Ｖｉｅｉｒａｄｅ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ｐ１１，１８．关于在望加锡发生的事件，参见Ａｎｄａｙａ，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４８起，５９起，７３起；Ｊｏｈｎ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Ｍａｋａｓｓ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ｐｐ４９－５０（１６６０年和１６６６—１６６７年危机）；Ｂｏｘ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Ｖｉｅｉｒａｄｅ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ｐ２６起，４５（１６６０年危机和维埃拉·德菲格雷多离开望加锡）；Ｂａｓｓｅｔ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ｄｅ，ｐｐ２９－３０，３２，３６－３７（危机和维埃拉·德菲格雷多的撤离）；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Ｒｅｌａｅｓ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ｉｓ，ｐ２８，３２（葡萄牙人在望加锡及其撤离）。关于葡萄牙人受欢迎的程度，参见Ｇｅｒｖａｉｓｅ，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３４．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区实行大规模的迁徙，这一措施自１６６１年起就非常残暴地强制推行，①澳门十分幸运地逃过迁海令，但严禁跟海外进行与澳门居民福祉攸关的任何贸易。清朝水军舰队为监察贸易禁令的执行，封锁澳门港口长达四年之久，澳门居民重陷饥饿之中，葡萄牙人想尽办法，才不时用小船从中国外海岛屿间下锚的大船处弄到货物。从１６６２年到１６６６年间，因小规模的交战和中方的惩罚行动，澳门就在离城不远处甚至经常就在港口里失去了一些船只。②清朝又禁止天主教传教，教堂被迫关闭，葡萄牙人由此失去他们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因为他们以往主要通过传教士不断获得中国官吏的好感，而这种好感对澳门的存亡至关重要。１６６６—１６６７年间，澳门的形势变得更加混乱。中方虽然一方面多次表示，只要澳门缴纳适当的款项，贸易禁令可以废除；另一方面又威胁对该市实行迁海令，把这个城市消灭。当时的中国官吏明争暗斗，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腐败横行，澳门便通过行贿，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广州官府的普遍腐败还带来一个好处：少量食品可以不时偷偷进入澳门。经过多年封锁，直到１６６７年６月中方才允许七艘帆船顺利驶入澳门港，０６０①②关于郑成功与清朝之间危机尖锐化以及迁海措施，参见Ｓｔｒｕｖｅ，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ｉｎｇ，ｐ１８５；ＪＤ．Ｓｐｅｎｃｅ，Ｊ．Ｅ．Ｗｉｌｌｓ编，ＦｒｏｍＭ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ｎ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９，ｐｐ２２６－２２８；Ｗｉｌｌｓ，Ｅｍｂａｓｓｉｅｓ，ｐ９２；Ｗｉｌｌｓ，Ｐｅｐｐｅｒ，ｐｐ１５－１７；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载《国学季刊》第２卷第４号，１９３０，第７９７—８２６页；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徐萨斯），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ｃａｏ，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９８４，ｐ１１６；Ｌ．Ｆｒéｄéｒｉｃ，Ｋａｎｇｘｉ，ＧｒａｎｄＫｈｎｄｅＣｈｉｎｅｅｔＦｉｌｓｄｕＣｉｅｌ，Ｐａｒｉｓ，１９８５，ｐｐ４８－４９；Ｌ．Ｄ．Ｋｅｓｓｌｅｒ，Ｔｈｅ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ＫａｎｇＨｓｉＥｍｐｅｒｏｒ，１６６１－１６８４，博士论文，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６９，ｐ３４起；ＲＣＣｒｏｚｉｅｒ，Ｋｏｘｉｎｇａ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ｙ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ｒｏ，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１９７７．关于葡萄牙船只的损失和中国方面的封锁，参见Ｗｉｌｌｓ，Ｅｍｂａｓｓｉｅｓ，ｐ９２；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ｃａｏ，ｐ１１９；Ｂｏｘ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Ｖｉｅｉｒａｄｅ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ｐ４６．关于贸易禁令及敌视教会措施的中文资料，参见ＦｕＬｏ－ｓｈｕ，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ｏｆＳｉｎｏ－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６４４－１８２０），Ｉ，ｐｐ２８－３０，３７－３８．
  • １６４０—１６６７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形势才开始缓和。①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在持续三十年（１６４０—１６７０年）的澳门存亡危机里，１６６０—１６６７年可算是最艰难的时期，同望加锡的贸易也相应地困难重重。从索萨（Ｓｏｕｚａ）汇总的这一时期船只进出港数量减少可见，澳门到该地的出口量也明显下降。②由于荷兰人故意造成货源短缺，望加锡的丁香价格早在１６６０年前已经成为天文数字，丁香生意仍处低谷。③另外，荷兰东印度公司把葡萄牙人从棉织品市场赶出去的念头一起，就立刻把大量印度棉织品塞进苏拉威西岛市场。这段时间跟马尼拉的往来遭受重创，只有极少量的棉织品运抵菲律宾。但东印度尼西亚的棉织品价格不断下跌，以致海上运输风险高和运输工具明显短缺的葡萄牙人几乎无法继续在棉织品生意中立足。加上印度棉织品相对于丝绸更便宜，望加锡对较昂贵的中国丝绸的需求锐减，澳门商人再次陷入困境。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做法与从日本不断增加铜、黄金出口量如出一辙，日本的白银输出便因短缺而下降，最终于１６６８年结束。一如１６６０年之前，可能仍有一部分铜、黄金抵达望加锡地区，使该地在１６６０年前总体上受到货源短缺困扰的黄金市场稳定下来。黄金价格相０６１①②③④关于这些事件，参见Ｗｉｌｌｓ，Ｅｍｂａｓｓｉｅｓ，ｐ９１；ＲＢＯｘｎａｍ，ＲｕｌｉｎｇｆｒｏｍＨｏｒｓｅＢａｃｋ：Ｍａｎｃｈ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ｏｉＲｅｇｅｎｃｙ，１６６１－１６６９，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７５，ｐ１５８；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ｃａｏ，ｐ１１７起。有一份重要的资料，即“Ｕｍａｒｅｓｕｒｒｅｉｃāｏ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ａ（Ｐｇｉｎａｓｉｎéｄｉｔａｓｄｕｍ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ｒｄｏｓＪｅｓｕｉｔａｓ１６６５－１６７１）”，载ＴａＳｓｉＹａｎｇＫｕｏ（大西洋国）（Ｌｉｓｂｏｎ，１８９９－１９０３），Ｉ与ＩＩ。参见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ｐ９４－９５（表格）。资料有时出现相互矛盾的数据，令人不容易评估这段时间望加锡与澳门之间的贸易；见Ｂｏｘ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Ｖｉｅｉｒａｄｅ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ｐｐ４１－４２和注释８６；还有ＧＭ，ＩＩＩ，ｐ４６６．关于丁香及其价格，参见Ｂａｓｓｅｔ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ｄｅ，ｐｐ１３－１７；Ｂｏｘ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Ｖｉｅｉｒａｄｅ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ｐ２１，２５；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０３；Ｋ．Ｎ．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Ｉｓｌａｍｔｏ１７５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５，ｐ８９．参见Ｂａｓｓｅｔ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ｄｅ，ｐ３４；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０６．必须补充的是，重要的丝绸买主——马尼拉在这段时间里越来越频繁地通过印度支那市场填补需求缺口。关于自１６６０年前后运往望加锡的纺织品，参见ＤＲＢ，ＸＩＩＩ，ｐ４０，４２，４６，４９，４１５；ＤＲＢ，ＸＩＶ，ｐ２５，６６，１３３，３９３，５２４．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对１６５７年的高水平稍有下降，由于棉织品供大于求，而且总体上葡萄牙、西班牙、英格兰市场份额日益减少，对黄金的需求也许停留在１６６０年前的水平线以下，但受铜流通量不断增加和黄金持续紧缺的影响，此时中国的黄金价格依然昂贵。因此在６０年代，把黄金从广州输出到澳门然后再转到望加锡，几乎不再有利可图。①在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关系中，澳门和望加锡之间始终存在贸易往来。其原因如下：澳门必须用它可支配的所有物资进行贸易，无论如何它得设法继续生存下去；②东南亚其他市场，对葡萄牙人来说形势更为不妙，根本不再有可能转移到别的替代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澳门—望加锡贸易还有两样东西尚有利可图，一种是主要在帝汶砍伐的檀香木，另一种是部分从马辰（Ｂａｎｊａｒｍａｓｉｎ）运至望加锡的胡椒。中国早在１６６０年前，甚至现在，对两者的需求都十分巨大。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澳门船队经过望加锡后继续前往索洛—弗洛雷斯—帝汶地区０６２①②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０６；ＧＭ，ＩＩＩ，ｐｐ４６８－４６９；ＤＲＢ，ＸＩＶ，ｐ６３（望加锡黄金价格下降）；ＧＭ，ＩＩＩ，ｐ４６６；Ｂｏｘ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Ｖｉｅｉｒａｄｅ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ｐ３３（１６６０年后葡萄牙人的黄金运输）；Ｋｏｂａｔａ，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２５６（由于白银过量输出改变白银对黄金的价格比率，日本输出黄金的可能性因而提高）；Ｄｅｒｍｉｇｎｙ，ＬａＣｈｉｎｅ，Ｉ，ｐ４１７；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ｐ５８（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日本输出黄金），ｐ６３（郑成功与荷兰人之间的危机使后者不再从中国获得黄金；为此荷兰公司从日本输出更多黄金作补偿）。一份当代德文材料论及郑芝龙围攻台湾以及有关该处黄金的资料，参见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Ｈｅｒｐｏｒｔ，ＲｅｉｓｅｎａｃｈＪａｖａ，Ｆｏｒｍｏｓａ，Ｖｏｒｄｅｒ－ＩｎｄｉｅｎｕｎｄＣｅｙｌｏｎ，１６５９－１６６８，ＤｅｎＨａａｇ，１９３０，ｐ５１起。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日本输出更多黄铜，参见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ｐ１７５．这些黄铜输出于１６６０年后也对越南产生影响，导致葡萄牙人在该处因竞争激烈而逐渐被挤出交易圈，参见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１１９．澳门１６６０年后灾难性的财政、政治和社会形势获相当多的资料证实，参见Ｂｏｘ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Ｖｉｅｉｒａｄｅ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ｐｐ４１－４２，８５，９３；ＤＲＢ，ＸＩＶ，ｐ６３１；ＧＭ，ＩＩＩ，ｐ６６７．中文资料也对此多有报道，参见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第８３卷，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第２９７７—２９７８、２９８０—２９８１页；田明曜：《重修香山县志》第８卷，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８（新修方志丛书１２１），第５３１—５３２页。但看来并非所有同时代的人都能理解这个城市的苦难，参见ＯＤａｐｐｅｒ，ＧｅｄｅｎｋｗａｅｒｄｉｇＢｅｄｒｙｆｄｅｒ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ｃｈｅＯｏｓｔ－ＩｎｄｉｓｃｈｅＭａｅｔｓｃｈａｐｐｙｅ，ｏｐｄｅＫｕｓｔｅｅｎｉｎｈｅｔＫｅｉｚｅｒｒｉｊｋｖａｎＴａｉｓｉｎｇｏｆＳｉｎａ，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６７０，ｐｐ３８５－３８６．
  • １６４０—１６６７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Ｓｏｌｏｒ－Ｆｌｏｒｅｓ－Ｔｉｍｏｒ），以便回程时载上檀香木。在这项贸易中，葡萄牙“港脚商”的竞争者主要是中国人。而荷兰人开始最多仅在生产地区进行骚扰，向爪哇华侨供货和往印度出口商品。他们相对少有真正参与向中国贩运檀香木的生意，反而在停战时期从葡萄牙人那儿得到少量商品。同时，荷兰人正力图巩固其在小巽他群岛的地位。并且，相当大部分的生意经由维埃拉·德菲格雷多之手进行，然而荷兰人对他的感情是爱恨交加。①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从帝汶或索洛通过望加锡往中国的檀香木贸易有利可图。尽管没有关于１６４４—１６６７年在中国的檀香木价格表，但以上所述足以说明盈利颇丰。虽然要考虑不少风险因素，却总是值得进０６３①关于１６４０年前的檀香木贸易，参见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Ａｓｄｅｒｒａｄｅｉｒａｓ；ＨＬａｉｎｓｅＳｉｌｖａ，Ｔｉｍｏｒｅ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ｄｏｃａｆé，Ｐｏｒｔｏ：Ｉｍｐｒｅｎｓ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１９５６，ｐ７起；Ｒ．Ｐｔａｋ，“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ｄａｌｗｏｏｄｆｒｏｍＴｉｍｏｒｔｏ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ａｃａｏ，ｃ．１３５０－１６００”，载Ｐｔａｋ编，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Ａｓｉａ：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８７），ｐｐ８７－１０９．关于葡萄牙船只从澳门经望加锡到帝汶地区的往返航路，参见Ｂｏｕｗｓｔｏｆｆｅｎ，ＩＩＩ，ｐ４５４；ＧＭ，ＩＩ，ｐ２３８；ＤＲＢ，Ｘ，ｐ１０６；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Ａｓｄｅｒｒａｄｅｉｒａｓ，ｐ５９６．关于荷兰人购买檀香木和维埃拉·德菲格雷多的生意，参见Ｂｏｕｗｓｔｏｆｆｅｎ，ＩＩＩ，ｐｐ９－１１，３４１，３６９，４１８－４１９，４５４；ＤＲＢ，ＩＸ，ｐ８９，１５１；ＸＩＩ，ｐ１２９，１６８，２２２；ＸＩＩＩ，ｐ１９，１３８，２２１，２２５，２９６，２９７，４５６；ＸＩＶ，ｐ２２１，２２９，３４０，３７８，３９３，４１５，４３６－４３７，４６０，４９６，５０５－５０８，５２２，５３９；ＧＭ，ＩＩ，ｐ２３９，４９７；关于后者，亦可参见ＣＲＢｏｘ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Ｖｉｅｉｒａｄｅ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ｅ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ｅｍＭａｃａｓｓａｒｅＴｉｍｏｒｎａéｐｏｃａｄａ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ｏ，１６４０－１６８８”，ＢｏｌｅｔｉｍＥｃｌｅｓｉｓｔｉｃｏｄａＤｉｏｃｅｓｅｄｅＭａｃａｕ３７，４３４（１９４０），ｐｐ７２７－７４１；Ｂｏｘｅ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Ｖｉｅｒｉｒａｄｅ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ｐｐ７－９，３３，３６－３９，４３，４７，还有该书所列文献。关于索洛—帝汶地区的发展，参见Ｂｏｘｅｒ，Ｆｉｄａｌｇｏｓ，ｐ１７４起；ＨＬｅｉｔｏ，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ｅｍＳｏｌｏｒｅＴｉｍｏｒｄｅ１５１５ａ１７０２，Ｌｉｓｂｏｎ，１９４８，ｐ１７３起；ＲＰｔａｋ，“ＤｉｅＰｏｒｔｕｇｉｅｓｅｎａｕｆＳｏｌｏｒｕｎｄＴｉｍｏｒ：ＥｕｒｏｐａｓＳａｎｄｅｌｈｏｌｚｐｏｓｔｅｎｉｎＳüｄ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ｉｍ１６．ｕｎｄｂｅｇｉｎｎｅｎｄｅｎ１７．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载Ｐｔａｋ编，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ｓＷｉｒｋｅｎ，ｐ２０７起。关于中国与巴达维亚之间的贸易，参见Ｌ．Ｂｌｕｓｓé，“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ｅｔｏＢａｔａｖｉ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ｙｓｏｆｔｈｅＶ．Ｏ．Ｃ．”，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１８（１９７９），ｐｐ２０５－２０６；Ｌ．Ｂｌｕｓｓé，Ｓｔｒａｎ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ｔｔｌｅｒｓ，Ｍｅｓｔｉｚｏ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ｉｎＶＯＣＢａｔａｖｉａ，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１９８６，尤见第５章和第６章。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行的必要投资。①也许在印度尼西亚的胡椒贸易情况也类似。尽管从马拉巴地区（Ｍａｌａｂａｒ）过量输出胡椒造成当时欧洲市场饱和，但澳门以及中国内地还是很合适的销售地区。葡萄牙人和中国人在檀香木、胡椒贸易中所占的运输额及营业额有多大，今天无法确证。不过在顺利的时候，葡萄牙人所占的檀香木份额可能达到总营业额的５０％。胡椒贸易则相反，它是跟巴达维亚荷兰人紧密合作的中国人的领地。②檀香木贸易加上小规模的胡椒贸易，对总是空空如也的澳门钱箱来说聊胜于无。１６６７年后，即望加锡事件后的时期也是如此。当时包括少量苏木贸易在内的木材生意大多通过直接贸易继续进入索洛—弗洛雷斯—帝汶地区，但是几乎所有其他东南亚商品的交易都不得不转移至爪哇岛、苏门答腊岛诸港。１６６９年，尽管跟中国关系稍有好转，澳门的状况还是不妙，以致其认为有必要向泰国借贷大量白银。③不过，曙光终于慢慢在地平线上出现：曼努埃尔·德萨尔达尼亚（ＭａｎｕｅｌｄｅＳａｌｄａｎｈａ）出使北京，迁海令自１６６８年开始废除，京城则有迹象显示中国人对欧洲人传教的态度渐趋缓和。０６４①②③荷兰资料中有对１６４０—１６６７年檀香木价格和数量的零散说明，参见ＧＭ，ＩＩ，ｐ１０５，１１８，１２４，１４９，１５５，１７２，２１０，２３８，２３９，３１４，６２１；ＩＩＩ，ｐ４１５．关于明末中国胡椒运输，参见曹永和：《中国海外贸易》，第４５１—４５３页；曹永和：“ＰｅｐｐｅｒＴｒａｄｅ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ＴóｕｎｇＰａｏ６８，４－５（１９８２），ｐｐ２４４－２４７．关于１６４０—１６４７年中国与葡萄牙胡椒贸易，参见ＧＭ，ＩＩ，ｐ１０５，２３８，２８４；ＩＩＩ，ｐ１２４．关于其后的贸易，参见ＤＲＢ，Ｘ，ｐ１０６，１５８；ＸＩＩＩ，ｐ２４４，４３６；ＸＩＶ，ｐ２８５．另见Ｂａｓｓｅｔ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ｄｅ，ｐ３３（澳门商人急需胡椒）；Ｇｌａｍａｎｎ，Ｄｕｔｃｈ－ＡｓｉａｔｉｃＴｒａｄｅ，ｐ７５，８０－８１（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胡椒购买以及不稳定的欧洲市场）；Ｓｏｕｚａ，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ｐ１２４－１２６（马辰、望加锡、中国的胡椒贸易；葡萄牙的人参）；Ｍｏｒｓ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Ｉ，ｐｐ３４－３５（澳门葡萄牙人偶尔从英国人处获得胡椒）。Ｍ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ｎａＴａｉｌｎｄｉａ，ｐ１４４起。
  • 澳门经济与人口的变迁——发展过程研究澳门经济与人口的变迁———发展过程研究一、导言澳门是第一块——在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也是最后一块——欧洲在中国海岸线上的“飞地”，有着始于１６世纪中叶的漫长历史。从那时起，已经有许多有关这座城市的记载，其数量之多几乎可以装满一整座图书馆，以多种欧洲文字及汉语写就的澳门著作，内容涵括了澳门政治、城市机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面貌。然而，虽然材料数量繁多，但仍然很难给澳门不同发展阶段给予定义和划分时期。笔者在此试图以经济和人口成分为论述重点，而且有意识地与纯理论模式保持距离。我们不能简单地只为列出两个关键词便把澳门归纳进珂丁（Ｃｕｒｔｉｎ）的“离散社群”（ｄｉａｓｐｏｒａ）概念，或者归纳进某些复杂的变换链中。所谓确定某些程式设计因素或者奢谈某些民族学的文化移入模式，似乎均华而不实并且与事实未必相符，我们虽然对澳门较早期历史和最近期事件略有所知，但对１８、１９世纪以及２０世纪前６０年却知之甚少。首先必须对原始资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大多数有关这个时期的阐述，不是只有西方的资料，就是只有中方的资料，只能描述出一０６５冯令仪译。原载信息：“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ｕｎｄ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ｒＷａｎｄｅｌｉｎＭａｃａｕ：Ｓｔａｄｉｅｎｅｉｎｅｒ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ｉｎＲｏｍａｎＭａｌｅｋ（ｅｄ．），Ｍａｃａｕ：ＨｅｒｋｕｎｆｔｉｓｔＺｕｋｕｎｆｔ（Ｓａｎｋ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Ｚｅｎｔｒｕｍｕ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０），ｐｐ．１５３－１８６．中译文曾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纪念文集》，香港：银河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个模糊的概貌，并没有双方同时观察互证的结果。简言之，我在本文中竭力从鸟瞰的角度作一个单纯的“展示”，也许算是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尝试把错综复杂的事件进行整理。为达此目的，我把澳门历史分成六个周期，最后一个周期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不久。我将在每一部分先描述澳门经济的轮廓，然后探讨当时的人口发展情况，中国内地等各种因素仅作为旁证参考。二、第一周期：１５５５／５７—１６３９／４０年澳门建立的详细情况——１５５５到１５５７年前后——并不明确，不过我们在本文也不必关心它。早在葡萄牙人和其他开拓者正式定居今天的澳门半岛之前，就有不少文字资料记载这个地方。当时从事远东贸易的葡萄牙人，跟他们的航海竞争者一样，以经营丝绸和白银为生，顺带兼营其他货物的买卖。白银绝大多数来自日本，由中国、日本、东南亚，当然还有葡萄牙的船只运往浙江、福建及广东等地的港口。丝绸，主要是生丝，则运往相反的方向，即从中国运往日本，不过同时也有运往东南亚，并从那里继续前往印度洋国家。以福建为起点，通过菲律宾为桥梁，连接拉丁美洲市场。于是，丝绸与白银的交换扩展成一幅跨越太平洋的贸易图景。１６世纪接近尾声之时，澳门、马尼拉、长崎、马六甲、越南海岸的会安以及福建的一些港口是由相互交错、互为补充的贸易航线结成的细密网络的重要节点。这些航线基本上总是运输同样的商品：丝绸和白银。澳门作为广东市场的附属，发挥着重要作用，除省会广州外，澳门是广东省份中部海岸线上最重要的港口，认为葡萄牙人还同时经营着中国的其他沿海省份的观点看来是错误的，这个任务在澳门建立后主要在福建和浙江商人身上。而日本的帆船则大多航行在越南－日本或日本－暹罗航线上，也有不少海外华人活跃在这些航线上。鉴于澳门仅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系统中的重要节点之一，葡萄牙人并非如过往经常误解的那样，在中国贸易中取得了垄断地位。其实正０６６
  • 澳门经济与人口的变迁——发展过程研究确的是，以中国的观点，除了来自琉球、越南和其他地区的不定期进贡使节外，澳门至少在１５６７年前是把南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唯一合法的贸易港口。因此，澳门成为丝绸、白银贸易的中间站，一种存在于广州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货栈”（ｅｎｔｒｅｐｔ），又可称为“存放地”或“转运地”。一般而言，这种地方的标志是较少贸易障碍，并且或多或少有稳定的供求关系。但是与所谓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ｅｍｐｏｒｉａ）不同，“货栈”并不对所有人开放。“商贸中心港口重镇”则是某些贸易航线的终点站，或者说，它们是许多航线集中到达的地方。由于并非每条商船都可以进入澳门港，所以澳门仅仅是在漫长的日本航线（ＣａｒｒｅｉｒａｄｏＪａｐｏ）上，也就是在从果阿经马六甲到日本的航线上的一个“货栈”而已，说它是一个葡萄牙“商贸中心港口重镇”是不恰当的。不过，就算把澳门列为货栈一类，也只能是相对而言。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澳门同样也被称为商品输出口岸（ｅｘｐｏｒｔｏｕｔｌｅｔ），因为葡萄牙人输出中国生产的丝绸，同时也在为中国内地服务。其次，澳门具备所谓“桥头堡”（ｂｒｉｄｇｅｈｅａｄ）的典型特征。譬如，作为桥头堡，澳门也出色地发挥了它的文化交流功能。它是所有赴日本传教团的出发地，也是进入中国的大门；是当时陷入困境的中国传教团的基地，也是首批西方汉学研究工作的基地，还有，当准许引进先进技术时，它也充当技术工艺转让的中间站。我们非常怀念那些给中国带来了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军事技术的耶稣会士们。从这个角度看，澳门也许与葡萄牙人统治的其他亚洲沿海地区稍有不同。再举三个港口为例，果阿、科钦（Ｃｏｃｈｉｎ）和马六甲同样是充当桥头堡的作用大于充当货栈的作用。它们各自控制的内陆地区最多局限在数公里，在这些内陆地区仅可以感觉到它们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受前面港口的影响。此外，真正的桥头堡或者货栈只生产保证其贸易必不可少的东西——船只配件、武器等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大部分来自周边地区。因此经常发生物质匮乏的情况——当内陆地区所在国的统治者实力强大，并向葡萄牙人施加压力时，这种情况屡见不鲜。０６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在这方面，身为葡属印度（Ｅｓｔａｄｏｄａ?ｎｄｉａ）一员的澳门亦不能幸免。诚然，与果阿和其他位于印度西岸的基地不同的是，澳门长期被视作非官方建城，是不完全统一于果阿体系的一块飞地。换言之，澳门是葡属印度非正式部分的一分子。若以通用的英语表达的话，是葡属印度“影子帝国”（ｓｈａｄｏｗｅｍｐｉｒｅ）的一分子。直到１６世纪末，澳门才仿照埃武拉（?ｖｏｒａ）的模式，正式获得城市的权利并牢固地一统于葡属印度。不过，丝绸和白银贸易左右澳门经济命运的事实，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改变。鉴于澳门行政管理架构在很长时间内与葡属印度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分别，因此深入思考这问题便显得多余了。值得深思的倒不如说是其政治上对内地的依赖性或不依赖的程度，这种程度决定了澳门特定时期的经济生活。商人们其实极少对当时笼罩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局势感兴趣；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是利润，而利润又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将在下文深入探讨这一点。现在，我们来简要看一下第一时期，即１５５７年至１６４０年期间，澳门人口的发展情况。几乎不出所料，贸易利润被投资到继续进行的商务活动中或者在当地支付社会所需，例如支付房屋建筑、要塞设施或者服务行业等，这些都亟须劳动力。因此，当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内。简言之，澳门经历了一个以出口为主的增长时期（ｅｘｐｏｒｔ－ｌｅｄｇｒｏｗｔｈ），它同时带来了人口的增长。不管是长期定居也好，或者只是白天进城，晚上返回邻近的内地村庄过夜也好，劳动力的大批进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澳门的人口结构。一些迹象表明，刚开始时，在澳门半岛北部居住的是渔民或农民，他们要么是从福建迁移而来，要么就是广东本地人，葡萄牙人则在半岛南部居住，跟印度人、黑人、马来人和一些原先在葡萄牙船上工作、现在上岸充当仆人或手工业工人的其他人种杂居在一起。半岛的南北部分因此形成两个不同类型的世界，除了生活必需品和劳动力从北部到南部流动之外，两者很少互相联系。与其说是欧洲人移居澳门，促成了半岛南部逐渐地城市化，倒不如说是比他们更多的中国人从邻近的内地迁入改变了０６８
  • 澳门经济与人口的变迁——发展过程研究澳门城市形态。在葡萄牙人管治的澳门半岛地区内部，没有管治不同种族组别共同生活的严格规章。不过，一般以划分为某种社会阶层作为管治出发点：葡萄牙人占据了上层社会，他们是商人、市政管理人员和教士；有些原先长期居住在马六甲的葡人还带来了他们的马来妻子，间中也有跟日本人结婚的葡人；相反，却鲜有葡萄牙妇女；居于社会下层的主要是非洲人，他们大多数来自莫桑比克海岸，有的来自佛得角（群岛）；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种族的人组成了中间阶层。此外，充当女仆或侍妾的华人妇女也很受欢迎。我们通过游记和其他资料粗略地了解到澳门内部人口结构。所谓其他资料，也包括呈现葡萄牙船只抵达长崎的日本屏风，其中一些屏风展示了在非洲仆人或奴隶陪伴下的葡萄牙商人。关于最后一次日本航程的报道同样是澳门人种多元化的标志，潘日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ＶｉｄｅｉｒａＰｉｒｅｓ）神父对这些资料素有研究。即使没有出自那个时代的可靠统计资料，在许多文献里零散提到的数字足以表明，澳门人口从建立时期的几百人上升到１６４０年的四万人左右，这可能是当时的最高估计值。同时，重要的是，中国人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原因当然是澳门当时正值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相反，葡萄牙人口数字似乎始终徘徊在四百至一千人之间。非洲籍人口估计有三千至五千人。通过葡萄牙人、中国人和其他人种日益频繁的交融，终于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混血人种，在文献中经常称之为澳门土生人。总而言之，在所谓六个周期的第一周期内，澳门可以被视作介乎桥头堡和货栈的混合体；对外贸易带来利润，利润用来继续投资，因此产生工作岗位；这种循环吸引越来越多中国人进城；刚开始时也许为数不多，到第一时期末，他们实质上已占澳门人口多数。三、第二周期：１６３９／４０—１６８３／８４年澳门经济和人口发展的第二周期始于对日本贸易的崩溃（１６３９／４００６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年）。虽然这种崩溃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但确实是突发的，澳门顿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白银和丝绸贸易停滞，商人们损失惨重。几乎同时发生的其他一些事件使形势更为恶劣：１６４１年１月，荷兰人夺走了葡属马六甲，这等于把澳门从葡属印度部分切除掉；１６４０年，葡萄牙—西班牙二元王朝分崩离析，导致澳门—马尼拉航线中断多年；１６４４年，满族人终于夺取了华北的广袤大地，溃败的明朝企图据守广州，然而没过几年，这一中国南方大城市也落入新王朝之手。令葡萄牙人一筹莫展的诸多危机带来了持续的恶果：虽然澳门在短时间内接纳了不少中国难民，但总体上，由于移居其他地方的人口众多，造成人口迅速下降。就连从前每天进城打工，晚上回村过夜的中国人现在也常常待在城外。原因显而易见：澳门的部分国际贸易联系中断了，葡萄牙人应继续支持苟延残喘的明朝，还是投靠清朝？这个问题还悬而未决。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退两难情形，使资本储备消耗，投资缩减，工作岗位锐减。遭受冲击的不单是中国人，同时也波及一些葡萄牙人和他们直接雇用的员工。于是，有些人迁往南苏拉威西的望加锡，当地同时还接纳了刚沦陷的马六甲难民，另外一些人则前往万旦、马辰（Ｂａｎｊａｒｍａｓｉｎ）或者帝汶（Ｔｉｍｏｒ）。１６５０年左右，清楚的迹象表明，清朝即将很快控制整个中国。明朝仅在帝国西南一些边远地区和福建沿海区域继续负隅顽抗。在福建，郑氏家族的追随者掌控了多处港口码头，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郑成功。当时，他与日本和东南亚建立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同时从台湾驱逐了荷兰海盗。由于清朝作为陆上霸权，海事不熟，仅拥有少量战船，所以直至１６８０年，郑家军仍能坚守在大陆的沿海据点和台湾。在这段时间里，清朝实施严厉的贸易禁令——禁海和迁界，甚至强制沿海地区内迁数十公里，希望借此切断对手从大陆获得物资供应的渠道。受多种因素影响，澳门陷入严重危机，一直延续到清朝政局巩固以后。虽然葡萄牙人凭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皇室有效地发挥其影响力等因，免受迁海令之苦，但诸多封锁仍然阻隔了珠江口的海上交通，因为清廷担心澳门会加强郑家军的势力。这一局势的发展，令澳门的经济停０７０
  • 澳门经济与人口的变迁——发展过程研究滞不前。澳门仍然发挥着一种桥头堡作用——传教事业在清朝统治下仍然继续，然而对第二周期来说，几乎不再有可能谈什么典型的货栈功能了。若干年后，澳门才成功地绕开中国的监视措施——多数用钱打通广东官吏——并取得了微薄的利润。当时，少数有助填补澳门严重财政亏空的主要对外贸易线路如下：与马尼拉的零星接触，多数通过望加锡和其他地区进行；帝汶－望加锡－澳门航线上的檀香木贸易；与暹罗的不定期交易；还有与邦旦、马辰以及１６７０年后与荷属巴达维亚和荷属马六甲也偶尔有一些贸易往来。虽然，丝绸和白银依然扮演着它们的角色，但在输出方面，我们听到更多的倒是黄金供应；在输入方面，通过各种各样渠道出售给中国买家的檀香木占据高位。总的说来，从这些贸易往来所得收入确实不足以使澳门的生活保持或接近１６４０年前的水平。光辉灿烂的“日本周期”过后的那些年，可以算是澳门空前艰难困苦的年代。四、第三周期：１６８３／８４年至１８世纪末中国政治形势的渐趋缓和，并因而克服了所谓“１７世纪中叶危机”，把澳门经济带进了第三周期。福建沿海地区的事件具有决定性意义：清廷很快把整个福建置于其控制之下，同时在台湾收复了最后的抵抗基地。郑家军在经过四十年不断抗争后终于向清廷屈服，这一切发生在１６８３年。与前朝不同，清廷很快便懂得贸易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因此，必须尽可能恢复他们的贸易自由。海禁成为多余，清廷担心会严重危害他们的外敌已不复存在。澳门的军事、经济实力衰弱，荷兰人势力在东南亚和日本已无关紧要，对中国几乎没有兴趣，西班牙人正在菲律宾跟盘踞在群岛南部的伊斯兰对手作战，西班牙人至少已经放弃了曾在１６世纪末考虑过占领福建的念头。英国东印度公司再次插手远东，但还完全处于初始阶段。清廷与琉球群岛保持着友好关系，没有威胁。充其量，海盗集团仍然危险，可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有限。０７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中国私营贸易的大规模解禁，宣告一个经济复苏阶段的来临。在长崎、马尼拉、巴达维亚以及其他地方，登记在册的中国船只进港数量上升。同时，无数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大大增加了已有的华人定居数，开始与欧洲殖民政权紧密合作。荷兰人首先从中获利。早就分崩离析的、受荷兰攻击而明显衰弱不堪的葡属印度的远东最后据点，除了帝汶，就只剩下澳门了。澳门从这一发展趋势中虽然也获利，但远远不如巴达维亚和马尼拉。其原因还有待更详尽的分析，但下列原因肯定起了一定作用：澳门在以往四十年间磨难重重，以致小城的经济一蹶不振；澳门缺少资金、船只、武器和外部推动力。一言以蔽之，匮乏所有重新建立大规模贸易关系网络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相反，荷兰人成功地在东南亚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增强了与在当地定居的华侨接触。第二个原因可在中国的繁荣贸易联系中找到，这些贸易往来基本上依靠福建人和海外华人进行。由于福建人越来越频繁地在广州经商，该市因此在这方面扮演了被动的角色。可是，福建人选择与巴达维亚和马尼拉合作，而非澳门。澳门地位衰落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葡属印度的无能。它没有在东南亚建立可以抵御荷兰人挑衅的机制，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绝对等级森严的体系，果阿完全束手无策。坚守在东南亚的葡萄牙人不是重新联合对敌，而是以小规模组合出现，作为港脚商（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ｒａｄｅｒｓ）进行贸易，即常常没有互相协调，与在果阿的中心也没有直接而有效的联络。换言之，１６４０年前，葡属印度的东部由正规据点和非官方分子混合体组成；１６４０年后，特别是１６８０年后，原来的据点失去了意义，非官方部分活下来了，但情况十分不妙，因为他们能够依靠而作贸易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的港口数目明显地萎缩了。第三周期最终表现为一个略有变化的国际商品流通格局，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澳门地位的回升。虽然中国仍然输入白银，但这项供应绝大多数与葡萄牙人擦肩而过。日本的白银储藏差不多已经枯竭，此外，对伊比利亚国家来说，日本仍然大门紧闭。因此，白银一般都是经过马尼拉运往福建，由福建帆船装载，然后，同样由中国人包办，再从福建运往０７２
  • 澳门经济与人口的变迁——发展过程研究广州。除此之外，福建人还通过跟西班牙人合伙做生意的第三方港口获得白银。同时，胡椒和黄铜对中国市场也很重要。葡萄牙人在这方面同样空手而归。东南亚的胡椒产品主要由荷兰人和中国人提供；澳门从胡椒生意中只有很短时间获得过较丰盛的利润。黄铜仍是来自日本，而且直接运往浙江和福建，因此通常也不容澳门插手。出口方面，同样也有所变化。福建北部生产越来越多的茶叶。产品的主要部分在中国本土消费，其余部分经由国内商路运往广州和福建的港口，英国人经常在这些地方购买茶叶，再用船只经过东南亚运往伦敦，比英国人购买量大得多的份额则由中国帆船运抵巴达维亚。荷兰船只接收了茶叶，再继续运往阿姆斯特丹。澳门也参与了茶叶贸易，然而澳门的货源来自广州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福建供应商，但福建人的首选生意伙伴当推西北欧人，而不是葡萄牙人。这有如下原因：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没有向茶叶消费大国方向发展；澳门的茶叶并非供应里斯本，而是随即运往巴达维亚。因此，同为巴达维亚供应商，葡萄牙人和中国人成了竞争者。这对福建人妨碍不大，尤其他们独占了产区，尽管如此，福建人对葡萄牙人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于是，葡萄牙人在广州只能拿到二等茶叶，在巴达维亚也就无大钱可赚了。１７００年后，欧洲茶叶的购买量飙升，而且这项买卖越来越集中到广州来。从而，东亚、东南亚国际航路的“分工”凸显了一个更鲜明的轮廓：福建人供货给广州，而且也一如既往地直接运往巴达维亚。欧洲人，在他们当中有斯堪的纳维亚人、法兰西人、有时甚至有比利时奥斯滕德公司（Ｏｓｔｅ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的商人则定期进出中国南方大都会——广州贸易。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广州仍然是被动贸易，但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前来寻找商机。对这些欧洲人来说，澳门开始变得有吸引力了。不过，他们并不是把它当成贸易伙伴，而是作为欧洲式的休闲乐土，作为与广州熙熙攘攘的商业氛围完全两样的世外桃源。于是，金钱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流入澳门：一些欧洲商人在１８世纪下半叶定居澳门，在此租下房子，建立贸易货栈，满足其类似故乡一样的生活需求。对某０７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些葡萄牙人说来，从在广州和澳门出现的英格兰及其他国家商人身上赚钱，当然比自己费尽心思坚持搞贸易轻松多了。澳门在１８世纪发展过程中只有一次机会，即１７２０年左右，由于中国重新实行贸易禁令，新禁令首先触及中国自己的商人，也就是福建商人，数年之间不被允许前往东南亚，以致巴达维亚茶叶的货源出现短缺。葡萄牙人利用了这一机会，增加在广州的收购量，一度逼迫荷兰人接受他们的茶叶价格。不久，中国解除禁令，福建商人得以重建他们原先的贸易联系，于是，与数年前同样的情况重现眼前。虽然澳门从短暂的额外收入获利并重新激活旧有贸易联系，譬如与越南的联系，然而，这有限的繁荣持续时间不长。中国方面试图通过税则和限制澳门在册船只等措施（即额船贸易制度）控制澳门的船运，原因之一是他们自己的海外贸易商人提出了抗议。在这段时间里，英格兰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从广州获取越来越多的茶叶，荷兰人也很快就直接航行广州。由于巴达维亚的局势动荡（１７４０年中国人被杀事件），严重损害了他们与福建人的贸易关系，他们不得不在广州直接购买，以保证能继续供应阿姆斯特丹的茶叶市场。广州城门外欧洲的商人日益增多，使澳门更加倾向于为欧洲人提供住所及在远东贸易期间的休闲去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１８世纪末。这段时期，澳门的外贸经济可以说再没有值得一提的转折点。在整个第三周期——自清廷解除海禁后（１７世纪８０年代），经过１８世纪２０年代短暂的再次海禁，直至１８世纪最后２５年，澳门的经济地位可以这样总结：一方面，葡萄牙人一如既往地努力在贸易中求生存但往往事倍功半；另一方面，特别是在１８世纪下半叶，澳门也向其他欧洲人开放，但不是作为典型的货栈，因为他们可以从邻近的广州取货，而是类似作为——以现代的表达方式——第三产业港。因此，在某种方式上，澳门是所有欧洲人在中国的桥头堡。如果我们同时把这个时期与欧洲人在广州设立代办处联系起来的话，至少澳门的桥头堡作用也该包括在内。这些情形对澳门人口的结构影响不大：１８世纪末，中国人数目有０７４
  • 澳门经济与人口的变迁——发展过程研究所增加，葡萄牙人数目却几乎无甚变化。跟以往数十年一样，同样有黑人和印度人，但数目上似乎减少了。新情况是英格兰人和其他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时以富有的上层人物的身份出现，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进入由葡萄牙人主持的市政管理机构的切入点。同时还有另一个新情况，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把他们的传教范围通过澳门延伸至中国，从而在１９世纪成为天主教传教士的竞争对手。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男女人口的比例。据一些资料的报道，澳门女性人口经常比男性人口多。这有如下原因：富人置教规于不顾，常常拥有许多侍妾，对外他们喜欢称之为女仆。这类情况也可以在第一、第二周期得到证实。中国内地的人口压力和贫穷状况，使中国商人不断把女孩偷运来澳门。多数情况下，澳门比内地有奔头，美好的未来在向她们招手，不过也有例外。许多时候，教会机构竭力与此类弊端斗争，譬如作出禁止人口买卖的决定，然而商人总能找到绕过障碍的新途径。此外，有些中国妇女经过澳门成功抵达印度和东南亚，进入荷兰、英格兰商人家庭的也为数不少，虽然物质上肯定不比在葡萄牙人那里差，但她们却彻底地远离了故乡。五、第四周期：１８世纪末至亚马留执政时期从第三周期到第四周期的过渡不能确定在某一年，不过，可以把它设定在１８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以下变化出现在这些年份里，并在１９世纪初叶得到了加强：英格兰作为贸易强国在远东逐渐变得举足轻重，虽然荷兰、法兰西等国在东南亚控制的地域范围扩大了，但他们的势力却不断衰减。中国的帆船交通虽然有所发展了，但其总体作用却不断减少。中国的船只如今主要向次要的港口供货，而且他们更多地活跃在大米和其他价廉量大的商品贸易中，不再经常在昂贵的奢侈品贸易中露面；还有，他们早就丧失了巴达维亚主要供货商的作用。帝汶虽然继续在葡萄牙手中，但帝汶与澳门的贸易关系在整个亚洲海上贸易网络中只起次要作用，原因之一在于帝汶的檀香木材量锐减，因而几乎不再可能０７５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大量地经澳门供货给中国。英国人成为在广州的主要买家，他们求购的茶叶量日增，为此他们必须付出昂贵的白银，但不久，他们想到一个既天才也卑鄙的主意：向中国出售鸦片，尤其是产自印度的鸦片。中国商人接受了这个主意。随着１８世纪行将结束，鸦片的供应量也不断增加。众所周知，１８００年后，这一现象导致了严重的对立关系。一方面，社会上鸦片烟瘾日益蔓延，干扰了社会的安定和平——主要在中国的上层社会；另一方面，广州的进口商很快就不再仅以茶叶，而且还必须以白银支付鸦片费用了。自１６世纪以来大量输入的白银，现在大量流出中国，价格结构失常，经济受创。为了控制形势，官方力图限制甚至完全停止鸦片贸易。然而，英国人坚持继续他们的生意，于是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并且英国的胜利，导致了香港被割让。澳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鸦片贸易的波及，但在这一贸易中从来只起从属作用，而且力图阻止鸦片贸易泛滥。跟在以往周期里一样，澳门从英国人的居留中获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属于典型收入来源的、有外国人的，尤其是英国商人的租金和投资。澳门在其他范畴同样积极，但这些对维持经济的帮助不大。对澳门来说，英格兰人在珠江口日渐增多的居留其实也潜伏着危机。早在１８世纪末，伦敦已经尝试从中国强行夺取一个地方当做自己的贸易基地。当这个企图落空时——马嘎尔尼使团活动失败尚历历在目——英格兰打起接收澳门的主意。在这段时间，中国一直支持葡萄牙人。然而，１８０８年，澳门被英格兰军队占领，借口是保护葡萄牙海外领地，抵御法兰西的侵犯。广东政府再次支持葡萄牙人，他们调兵压境，占领者不得不从刚刚登陆的土地上撤出。这段时间里，最重要的人物是雅廉访（ＭｉｇｕｅｌｄｅＡｒｒｉａｇａ），他扮演了聪明的“大卫”角色，成功地坐收两个“歌利亚”（圣经中的非利士勇士，为大卫所杀——译者）——中国与英格兰——相争的“渔人之利”，从而保证了澳门的自由。鸦片战争爆发前不久，类似的局面再次出现。澳门极其隆重地接待０７６
  • 澳门经济与人口的变迁——发展过程研究了广州方面的正式访问。对英格兰来说，这意味着不可能以一场战争把澳门收为己用，中国方面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英格兰的企图再次落空，葡萄牙人依然没有受到武装侵犯和外交伤害。然而，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带来严重的后果：随着香港落入英国人手中，葡萄牙人在自己家门口有了一个欧洲人的竞争基地。香港拥有天然的深水港——恰恰相反，澳门的水域却因淤积而逐渐变浅。此外，由于英格兰有先进的船只、武器和大量的资本储备，葡萄牙人又得为他们的小城的经济前景担忧了。因此，在亚马留（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ｄｏＡｍａｒａｌ）执政时期（１８４６—１８４９年），他们竭力改善自己的状况，努力与香港的地域优势竞争。不久前，里斯本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亚马留相应地调整了目标。紧接着，他关闭了“关部”衙门，铺设马路，把城区扩展到半岛北部。虽然中国居民从这些措施得到经济上的利益，但却发生了不少矛盾（因为亚马留不尊重居民的传统习俗），最终亚马留被刺杀。这再次导致军事后果：葡萄牙步兵攻击防守严密的中方边界地区，以此发出中国必须尊重澳门的信号，英格兰等国这回则站到葡萄牙人一边。从１８世纪末到亚马留执政时期，澳门经济和政治发展可以如下几点作标志：鸦片变得重要了，不过，澳门作为其他欧洲人的中转站的作用依然重要，起码在香港建立前如此。澳门表明自己对英国人保持中立，甚至常常显得好客，而且，即使在香港建立后，澳门作为旅游地仍颇具吸引力，因此，英格兰对葡萄牙人伸出保护之手，尽管多数只是象征性的，因为英国侵略者当然不想给澳门一个重新崛起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澳门在第四周期的生存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英关系。澳门也曾短暂地受到海盗的威胁。最后，多亏在外交上的长袖善舞，澳门渡过了这个总体上非常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澳门人口估计增长到三万人左右，人口结构改变不大。上文所述与１８世纪相关的趋势仍然继续发展，也就是说，人口增长主要是中国人的迁入。鉴于中国内地社会贫困日益加剧，可能再次出现更多难民涌向澳门的局面。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当地找到工作，于是０７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很多人又离开了。尚不清楚城区扩展到澳门半岛北部对人口结构发展方面的影响如何，但这一扩展肯定加强了中国人的人口成分。六、第五周期：亚马留执政至１９世纪末众所周知，１９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中央政权迅速崩溃，起义怒潮澎湃，造成了无数牺牲，耗费了大量钱财。西方列强趁此时机，成功通过条约打开了进入中国的大门，并且获得经济和其他特权。葡萄牙算是少数对清廷友好并且没提太多要求的国家之一。里斯本唯一深为关切的事情，是以条约方式确保澳门的合法地位，这其实只是表面文章，因为大多数局外国家都认为澳门属于葡萄牙。然而，一份确认葡萄牙主权的条约直到１８８７／８８年才得以完成。英国担忧葡萄牙王室因为急需金钱，可能把澳门出让给法国或者交换一个非洲地区，帮助促成了这份条约的签订。从经济学角度看，澳门在１９世纪下半叶逐渐落后于香港。香港的地理优势结满丰硕果实，因为港口水域潜滋暗长的泥沙淤积，使得较大的轮船几乎不再开进澳门。港口设施现代化计划直至１９世纪末才启动，实际的改善一直到２０世纪初才出现。这意味着，澳门在世纪交替之前越来越频繁地通过香港实现其对外贸易，在某种方式上成了英国殖民地的附属品。然而，澳门仍然直接与世界贸易接轨，尽管它跟从前一样，只能一瘸一拐地远远跟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后头，但鸦片生意还在继续。除此之外，澳门还经营米粮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原则上，这些商品来自城市边界外的产区，用近海船只运往香港。１９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生产出口产品的小型工厂也遍布澳门，但在经济全体和社会总收入中，它们在整个第五周期还没有发挥作用。在第五经济周期还有另外一个范畴颇具特色：苦力贸易，也就是迁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中国契约劳工贸易。人们把这一生意与跨大西洋贩卖奴隶相提并论，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运载数以千计劳工前往秘０７８
  • 澳门经济与人口的变迁——发展过程研究鲁、古巴、墨西哥或北美洲的船上，条件常常十分恶劣，以至不少人熬不完漫长的航程。尽管如此，苦力贸易与严格意义上的贩卖奴隶还是有所区别，因为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认为，出洋劳工贸易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也许把这种生意与打算到北美洲或拉丁美洲去的欧洲移民所经历的、同样乏善可陈的大西洋航程作比较更为合适。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德国“自愿”移民者的恶劣方法，也令人想到跨太平洋苦力贸易。在某些方面，苦力贸易滥用不正当手法，包括中国商人在内的当地商人向穷人以及消息不灵通的人们许诺，在目的地能过上天堂般的日子，诱使这些牺牲品签下契约，于是漫长而艰苦的旅程便不可避免。许多准备到美洲的契约劳工首先到澳门等候出发，对澳门来说，这意味着金钱，因为商人得付钱供候船者吃住。澳门教会竭力遏制滥用不正当手法，但商人却我行我素，教会几乎不可能对他们施加影响。于是，各国船只都参与了苦力贸易。同样的不幸也发生在中国沿海其他地方，究竟哪些港口占有苦力贸易的最大份额，仍然有待商榷。当澳门在第五周期继续发挥其原有的“货栈”功能时，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当明显。中国人口数目迅速增加，这跟澳门本身并不乐观的经济状况关系不大，倒是跟中国越来越严重的贫穷有关。１９世纪中叶的多处起义，使良田成为荒土，农民失去田地，只好拖家带口到处流浪，寻找工作、住处和粮食。太平天国起义是造成巨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广东省也受波及，于是不少人跑到澳门，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往美洲之旅，当上契约劳工；另一些人打算留在澳门，做点小买卖或者打工度日。虽然学界并不了解这一迁移行动的准确机理，但一致的看法是，这一时期在澳门定居的人大多数都是来自广东本地，不少来自今天的中山、佛山、珠海、顺德、番禺、江门和新会等地区。因此，澳门中国居民内部广府成分变得更为重要。譬如，粤语尤其是广州话，明显地受到重视。１９世纪，似乎客家人也同样大量迁入，有部分也是来自上述地区。相比之下，祖籍福建而迁到澳门的人口明显减少（福建人极可能部分已经在明朝来到澳门）。０７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涉及澳门居民的其他部分。葡萄牙人的数目稍有增加，主要由从经济更差的其他葡萄牙属地涌入的葡人造成。需要补充的是，一些迁入者很快就跟香港建立起良好的联系，并在通过英国人之手进行的生意中赚钱。后来（在２０世纪），我们在上海发现很多这种澳门葡萄牙人，或者叫香港葡萄牙人，在上海建立了自己与在当地定居的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关系网。简言之，对一些葡萄牙人来说，在１９世纪行将结束时，澳门成了他们通往香港的快速跳板。从这时开始，香港成为欧洲在远东最重要的桥头堡，澳门则差不多丧失了这个作用。最后，在香港定居的葡萄牙人肯定令人跟离散社群的概念联系起来，但我在本文不打算予以赘述。澳门的其余人口组别在１９世纪下半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这段时间，我们对澳门的印度人、日本人、东南亚人等的情况知之不详。澳门虽然与帝汶关系密切，但这没有给本城人口结构带来明显的影响。原先来自非洲的黑人数目减少了，但详情不知，很可能许多黑人迁往了能改善他们境遇的地区。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１６至１８世纪留居澳门的非洲人来说，他们在物质上过得应该并不特别差，尽管文献上时不时提到“奴隶”这个字眼，他们在澳门当仆人，肯定比在美洲当种植园工人过得好得多。七、第六周期：１９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我们探讨的最后一个周期，澳门发生了不少剧烈的变革。２０世纪初，澳门试图划定一直存在争议的边界，但其计划不成功。不久以后，葡萄牙和中国都建立了新的国家体制，因为两地的王朝都消失了。随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内乱不断的时期，保持国家统一已成问题。此外，日本人占领了部分中国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澳门保持中立，但从香港和广东蜂拥而至的难民使澳门人口在四年间骤然上升。从１９４２至１９４４年，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多的人在澳门逗留，其数量之多甚至可能超过被占领的香港人口。０８０
  • 澳门经济与人口的变迁——发展过程研究战后，大多数难民重返故乡。香港逐渐消除了战争后遗症，再度繁荣起来。相反，澳门有段时间却处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之下。在２０世纪５０和６０年代，澳门内部情况也不稳定。有人认为，如果澳门被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的话，必然给香港甚至给中国本身带来负面的结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澳门在这个第六周期几乎完全脱离了它旧日的货栈功能：苦力贸易早在１９世纪已经中断；鸦片生意虽然仍在继续，但规模已经大大缩减。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它已几乎不再起什么作用了。相反，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得到明显的扩展，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澳门生产并出口火柴、烟花、蜡烛、神香等等。此外，澳门上升为整个广东海岸线上最重要的渔业中心，香港和粤中一些地方都通过澳门满足其需求。虽然捕鱼业和家庭作坊式生产吸纳了许多难民，这些人跟从前一样，为逃避相互对立的军阀间的武装冲突，从中国内地一批又一批地涌到澳门；但是，随着向新的行业经济部门转型，澳门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逐渐丧失。现在，澳门向邻近的英国殖民地和其他一些买家提供相对便宜的货物，几乎没有生产较昂贵商品的可能性，旧式中间转手买卖日渐式微。因此，澳门远远地落在香港后面。从交通技术角度看，葡萄牙人也棋差一着。澳门的港口水域泥沙淤积越来越严重，虽然为了与香港再次一较高低，澳门制定了修建新港的计划，但缺乏资金，而且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也使得实施港口计划、填海造地措施和其他项目看来不大可行，而这正中香港下怀。同样，澳门铺设粤澳铁路的计划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直至２０年代中期，澳门才有稍为乐观一点的理由：澳门终于有了新港口，而且设在中葡从前有争议的水域之外。理论上，澳门因此重新具备了接纳中等吃水量的现代海船的能力。然而，重振与其他国家直接的海上贸易联系雄风却没有如愿以偿。澳门偶尔与帝汶、果阿和葡属非洲的一些地方有贸易往来，但极少与欧洲、美洲和日本的市场打交道。国际上的跨国集团继续落户香港；澳门生产量太少，购买量也太少，与０８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中国内陆的联系也不尽如人意。不过，新港口建设有一个积极的附加效果：与建港工程同时实施的填海造地措施，大大拓展了澳门半岛的地域范围。初时，新土地一直丢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用来做花园，今天，那里矗立着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和酒店。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积极的发展。首先，纺织工业开始在澳门逐渐扩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变得越来越重要，终于在７０年代上升为主要生产部门，直至今天它仍然占据出口领域的优势。其次，在４０和５０年代，澳门从事黄金贸易，我们对其细节尚知之不详，但是澳门确实赚了钱。第三，澳门曾一度成为定居香港的中国人喜爱的旅行目的地，他们主要为赌博而来，澳门的娱乐行业随即发展起来。围绕赌博这一行业，也逐渐延伸至娼妓业等臭名昭著的行业。直至７０年代，澳门才算进入现代旅游业的行列。如果说澳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避过了战乱，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城可谓劫难重重。成千上万的难民把政府推至最困难的问题面前，只是通过灵活的外交手腕和慈善机构的加入，才算保障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供给。日本人对澳门封锁了相当长时间，使传统产品的出口陷于停顿。澳门也曾一度陷入货币危机。因此，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５这几年给澳门带来的是一个很深的伤口，幸好只是很短时间，没有留下持续的后果。所以，似乎把这段时间作为一个单独的周期观察不大恰当。扼要地复述一下，整个第六周期发生许多经济变化：小型工业、渔业和黄金贸易短暂繁荣；货栈贸易没落，港口设施扩展；旅游业和纺织业方兴未艾。这些产业结构的变化与人口结构变化相伴而行。但人口发展的真正决定性因素却在澳门之外：由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和日本入侵香港造成的难民潮导致人口统计的强烈摇摆，主要跟中国人口有关。他们的数目一下子骤然增加，又突然减少，来来去去的大多数是广东人。这个周期还显示出另一种变化：迁入澳门的中国人中，商人越来越多，当中最成就卓越的一群逐渐上升为当地精英。因此，对肩负所有行政管理事务的葡萄牙人来说，这些人变得越加重要。澳门的中国本土商０８２
  • 澳门经济与人口的变迁——发展过程研究人很快就与香港的华商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于是，香港华商的钱也源源不绝地流入澳门。所以，从前主要掌握在欧洲人手中的两个殖民地的联系增添了某种中国元素。从长远来说，这对香港和澳门的关系大有裨益，它们相互不再以竞争者而是以合作伙伴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对方。在战争年代，也有比平时更多的欧洲人在澳门逗留。许多之前在上海和香港居住的葡萄牙人同样因战事来到澳门，有些人携来微薄的钱财。即使在１９４５年后，不少人也打算留在澳门。相反，如前所述，来自香港的中国人战后几乎全都回流到香港。要是当年澳门能够留住部分富有兼有学问的香港中国人的话，那么，香港和澳门两城之间的经济差距可能不会再次迅速扩大。此外，这批人回流香港，还对下一个因国共内战导致自１９４８年起的难民潮起了一个抽吸作用。许多希望逃离大陆的人觉得，到香港投靠那些刚在当地重新站稳脚跟并且在西方列强保护下已经稍有生活基础的同胞实为上策，结果导致香港人口增长更为迅速。有些难民则把资金和专业技能带到香港，具备人才和钱财的香港现在有能力对工业部门，首先是纺织业，有步骤地进行扩充。澳门则恰恰相反：１９４５年后，人口回复到战前水平，就算中国内战期间及随后几年，澳门也没有像香港一样接纳那么多人口。这一点首先使局势得以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那类严重缺乏生活必需品的情况结束了，同时也造成资金和专业技能的短缺，澳门没有获得那种把香港迅速往前推进的发展动力。澳门发展的第六周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结束。香港已经非常强盛，不断增加在澳门的投资。因此，作为初期发展国家特征的纺织部门开始在澳门兴旺起来，７０年代，纺织业已经雄踞澳门生产部门之首，与之并列的是旅游业的发展。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出现了另一个发展趋势的转折点：澳门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尤其是在邻近的珠海经济特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中投资。同时，澳门的第三产业部门譬如银行业，发展势头良好。珠海与澳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得以长期发展，甚至有规划设计者设想将珠澳两地在城市化范畴的完全融合。因此可以这样去理解，澳门可能有一天会成为通向拉丁世界的桥梁。０８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八、结语１６—１７世纪，澳门主要在发挥南中国与亚洲沿海国家之间货栈功能上建立其经济地位。丝绸和白银，后来则是檀香木、胡椒和黄金，属于通过澳门流通的最重要贸易商品。同时，澳门也是某种类型的桥头堡。１８世纪，澳门从英国人的居留中赚钱，有时也从茶叶贸易中获得利润。随着鸦片贸易的兴旺，澳门终于屈居英国人的压制之下。香港建立后，澳门作为推向世界市场的中国商品转运站的意义骤然下降。强有力的英国竞争者享有一个现代化货栈所必不可少的天然深水港优势，十分符合１９、２０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变化和交通要求。澳门的基础设施先天条件很差，几乎无法改善，港口的改建又过于迟缓。继续以上几个世纪的方式进行转口贸易变得不太现实，使澳门很早已经考虑维持其经济生活的其他可能性。由于土地狭小，自然资源匮乏，澳门开始投资生产并出口产品。这个逐渐由货栈社会走向城市型的生产和出口区域的过程，在１９世纪末开始启动，并保持到２０世纪４０或５０年代。这个过程终结于７０年代，其时澳门已经重新与世界市场接轨。澳门人口发展基本上由两个因素决定：中国内地的状况和在澳门获取利润的可能性。中国状况越差，或者说，在澳门发展越有利，中国人迁入澳门的数目就越多。从这一点可以解释该城人口结构统计上特别剧烈的摆动。然而，总体上，中国人在澳门人口当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大，相反，其他人口组合占的份额则不断缩减。因此，澳门可以说被“中国化”了。社会阶层内部根本的质变，随着中国商业精英逐渐在澳门崛起，逐渐在近代发生。这使人想起可与之相比的、新加坡和香港的发展过程，只不过两地在时间上早一些发生而已。对外，澳门向来表现为一个宽容的、近乎自由的社会。尽管有暂时的贫穷和困难，但严重的种族问题几乎没有出现，这一事实可能与澳门社会秩序的非正式特征有关。换句话说，历史上的澳门是一个多民族性的桥梁。０８４
  • 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１６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从广东当局获得在澳门半岛上定居的许可。当时，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居民，他们大都是来自福建。葡萄牙人并不是像人们随便想象的那样只身来到澳门的，随他们来的还有许多从里斯本经非洲、果阿、马六甲至日本这条印度航线沿岸诸国的人们，这条航线是葡萄牙船只最常航行的线路。这些同行者虽然种族、社会背景各异，但是他们与葡萄牙人有着紧密合作的关系，有的是神职人员，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手工业者，还有士兵、水手和奴隶。与其他殖民国家不同的是，葡萄牙设在亚洲地区的官方机构并不热衷于一种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是更倾向于一体化，甚至主张那些在葡萄牙保护下生活和乐意在此保护下生活的亚洲人、非洲人和欧洲人混合杂居。这与当时的历史情况有关：在与从南部威胁着欧洲的北非和近东的伊斯兰民族所进行的战争中，葡萄牙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同时他们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网。由于葡萄牙本土的人口不多，海路遥远以及后勤补给上的困难等原因，要想保住这些基地并非一件易事。由于缺少人口（特别是缺少欧洲妇女）、交通不便以及尽快在非洲和亚洲争取一些同盟者这种政治上的需要，就应当对其他有色人种采取一种开放和宽容的态度。综观葡萄牙海外政策的历史，在某些时期，葡萄牙最高当局甚至鼓励和要求欧洲人与非欧洲人混合杂居。那位因攻占了马六甲而为史学家所熟知的阿丰索·德阿尔布开克（Ａｆｏｎｓｏｄｅ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就是这种多民族政策的倡导人之一。当然，在这种自由主义思想的背后也有对经０８５关山译。原载《国外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６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又载吴志良、林发钦、何志辉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中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济利益的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葡萄牙的海外领地形成了一种多民族混合杂居的社会，与其他的殖民国家相反，这些地域里人种混合所遇到的阻力比较小，这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另一方面，这一多民族政策也为一层阴影所笼罩，即存在着所谓的奴隶制度，这是消极的一面。有一点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奴隶来自不同的民族。奴隶的地位绝不取决于他属于哪一人种或民族。这主要是与处于奴隶地位的那些人的文化、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相联系的，许多穷苦人不得不去当奴仆和陷入一种类似奴隶的劳动关系是屡见不鲜的。在中世纪，战俘沦为奴隶在大多数民族中是常见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葡萄牙人的奴隶大多数来自非洲，但是一些亚洲人有时也处于这种依附关系中，比如说，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为富有的商人所雇用，后来她们就成了这些商人的小老婆或与其姘居。由于这些奴隶制度的存在，当然也就带来了奴隶买卖。在中世纪，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从事奴隶买卖，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尚，葡萄牙人也不例外。就葡萄牙的海外领地而言，奴隶买卖这种陋习主要是在其非洲和巴西的殖民地上盛行，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一般来说比较低。在亚洲情况就不一样了，就人种而言，为葡萄牙人服务的奴隶是印度、马来西亚和非洲人，但是这些奴隶的数量不多。奴隶买卖是不人道的，但就其程度而言，亚洲的情况比在经济条件与亚洲完全不同的大西洋地区要好些。奴隶制度在当时并非为所有人接受，关于这一点，在葡萄牙与亚洲的关系史上可找到不少证据。果阿、马六甲以及其他地方的殖民当局，特别是天主教会，在不同的时期都曾试图阻止奴隶买卖和逐步废除这种制度。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法规和决定，从中可以看出某种自由主义的思想。①０８６①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Ｍａｃａｕｅａｓｕａｄｉｏｃｅｓｅ，Ｖｏｌ．２，Ｍａｃａｕ，Ｂｉｓｐｏ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ｄｏｒｅｓｄｏＢｉｓｐａｄｏｄｅＭａｃａｕ，１９４０，ｐ９２；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Ｔｈｅ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ＳｌａｖｅＴｒａｄｅｉｎＭａｃａｏ”，ｉｎＣｈａｎｇＫｕｅｉｙｕ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ｏｆＡｓｉａ（ｓｅｃｏｎｄＢｉｅｎｎｉ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台北，１９６２，第６３９—６４０页；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ＯｓｃａｆｒｅｓｅｍＭａｃａｕ”，ＢｏｌｅｔｉｍＥｃｌｅｓｉｓｔｉｃｏｄａＤｉｏｃｅｓｅｄｅＭａｃａｕ，Ｖｏｌ．７０，１９７２，第２６４页以下；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ｄｅｅｓｃｒａｖｏｓｅｍＭａｃａｕ”，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ＬｕíｓｄｅＣａｍｅｓ，１０／１－２，１９７６，第１２页以下；ＢｅｎｔｏｄａＦｒａｎａ，Ｍａｃａｕｅｏｓｓｅｕｓ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ｅｓ；ｒｅｌａｅｓｃｏｍＴｉｍｏｒ，Ｌｉｓｂｏｎ，１８９７，ｐ２１．
  • 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１５２０年，葡萄牙国王反对以任何方式将奴隶运往欧洲。１５６７年，在果阿通过了一项规定，按照这项规定，任何占有奴隶的天主教徒都要受到重罚。这一决定也是对１５３３年颁布的一项相应法令的印证。１５７１年，禁止购买日本奴仆，这项规定主要是针对澳门富商购买日本妇女一事而作出的。１５９５年，果阿的总督禁止在澳门购买奴隶，而且中国当局也禁止当地的人口买卖。从１５９９年开始，拷打奴隶成为非法行为，犯这种罪行的人将受到重罚。１６２４年，耶稣会坚决主张在澳门的华人不充当奴仆。此外，除了若昂·平托·德皮耶达德（ＪｏｏＰｉｎｔｏｄａＰｉｅｄａｄｅ）以外，绝大多数主教都反对贩卖奴隶。教会一直就照料着葡萄牙人居住地区的奴仆和穷人，并建立了一些专门机构。我们仍然可以列举下去，但是，让我们集中来谈谈澳门的情况。在上述基础上，澳门与葡萄牙大多数海外领地一样，形成了一种多民族混合杂居的状况。今天的研究倾向于这种观点，即在最初的时候，葡萄牙人在数量上还占有优势，①但是在澳门城市建立起来以后（约１５７０年）的１５至２０年的时间里，邻近村庄的中国人大量涌入城市，他们有的是早来晚归，白天在澳门做工；有的是来安家落户；有的来与０８７①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ＯｓＭａｃａｅｎｓｅｓ，Ｍａｃａｕ，１９６５，第７页以下；ＧｒａｃｉｅｔｅＮｏｇｕｅｉｒａＢａｔａｌｈａ，Ｌíｎｇｕ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ｏｑｕｅｆｏｉｅｏｑｕｅé，Ｍａｃａｕ，１９７４，ｐｐ２６－３０；ＡｌｍｅｒｉｎｄｏＬｅｓｓａ，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ｅｏｓｈｏｍｅｎｓｄａｐｒｉｍｅｉｒａ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ｄｅｍｏｃｒｔｉｃａｄ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ａ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ａｄｅｕｍａｉｌｈａｃíｖｉｃａ，Ｍａｃａｕ，１９７４，第１００页以下，第１５２—１５３页；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ＫｕｒｚｅｒＡｂｒｉβｄｅｒＰｏｒｔｕｇｉｅｓｉｓ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ｕｎｄ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Ｍａｃａｕｓｉｍ１６．ｕｎｄｂｅｇｉｎｎｅｎｄｅｎ１７．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Ｂａｍ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９８２，ｐｐ８２－８３；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ＯｌｄＭａｃａｏ，１５５５－１６４０”，载Ｍ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１５卷，１９８２年秋季号，第２７—２８页。除以上论著外，关于人口数字（除了Ｂａｔａｌｈａ的书之外），见ＥｕｓéｂｉｏＡｒｕｉｚ，Ｍａｃａｕ，ＭｅｄａｓＭｉｓｓｅｓｎｏＥｘｔｅｍｏＯｒｉｅｎｔｅ，从西班牙文译为葡文，译者ＡｒｔｕｒＡｕｇｕｓｔｏＮｅｖｅｓ（Ｍａｃａｕ，１９５７），第３６—４１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葡萄牙人或非中国人结婚，然后从这里前往葡萄牙其他的海外领地。澳门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国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换言之，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上说，澳门被逐渐地汉化了。根据现存的一些古代原始文献记载，对于这种变迁我们多少有一个相对清楚的了解。但是关于古代澳门那些既不是葡萄牙人，又不是华人，而属于其他种族的人口，文献中却鲜有记载。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些人种当中的一种──黑人——进行辨析。对于这些“黑人”，葡萄牙人称他们为“ｃａｆｒｅｓ”（黑种人）、“ｎｅｇｒｏｓ”（黑色的人）和“ｍｏｏｓ”（侍者）。①“黑人”这一概念和以上葡语的概念在这里都有可商榷之处，因为“ｃａｆｒｅｓ”不仅指非洲人，也包括其他深肤色人种的人在内，如孟加拉人。至于“ｍｏｏｓ”，一般也将所有的奴仆，特别是侍从和家庭佣人归到这一范畴中来，这些人大都来自非洲。一般来说，在澳门的所有人种中（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印度人、马来人、帝汶人、泰国人、西班牙人和越南人等等），黑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下的。他们大都来自非洲，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只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如做水手、手工业者的帮徒，或者充当“ｍｏｏｓ”。《广东新语》对此亦有记载：“其（即葡萄牙人）侍立者，通体如漆精……所衣皆红，多罗绒、辟支缎，是曰鬼奴……每晨食必击铜钟，以玻璃器盛物，荐以白毡布。”②在这些非洲人当中，大概许多人是来自莫桑比０８８①②第８６页注释①所列的文德泉（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的论文是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论述。屈大均：《广东新语》第２卷，“澳门”条。笔者将其译为英文，见“ＮｏｔｅｓｏｎＫｕａｎｇｔｕｎｇｈｓｉｎ－ｙü”，载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ＬｕíｓｄｅＣａｍｅｓ，１５／１－２，１９８１，第１４１页。在许多中文文献中也曾提及澳门的黑人，如张甄陶：《澳门图说》，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田明曜修，陈澧等纂：《重修香山县志》第８卷；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２９册，“广东下”。１６世纪有关澳门的文献中，绝大部分没有提及黑人，如《野获编》。在张汝霖、印光任的《澳门记略》中尚有一些有趣的记载，与本文所引证的章节类似，见该书卷下，１９ａ－ｂ，２０ｂ，２１ａ。有关葡文译文，见ＬｕíｓＧｏｎｚａｇａＧｏｍｅｓ，ＯｕＭｕｎＫｅｉＬｅｏｋ（Ｍｏｎｏｇｒａｆｉ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ｐｏｒＴｃｈｅｏｎｇüＬｍｅＪａｎＫｕｏｎｇＩｍ，Ｍａｃａｕ，１９５０，ｐｐ１６９－１７２．
  • 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克或佛得角群岛。说这些人来自莫桑比克，主要是因为它在地理上与亚洲十分接近。早在宋代与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就与东非有了接触。说他们大概是来自佛得角群岛，是以一些语言研究的结果为依据的。按照一些语言学家的看法，澳门葡萄牙人所讲的那种混杂的葡萄牙语（或曰澳门语）受到了佛得角群岛语言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知道马来语对澳门语言的影响，这种语言上的考察对社会学分析来说十分重要，尽管相当大的一部分黑人究竟是不是来自佛得角群岛的问题尚无法得到最后的证明。①在澳门工作的非洲人中只有一部分是奴隶，奴隶主是葡萄牙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澳门没有像南美洲那样有大面积的种植园，这个城市主要是靠贸易来维持。因此，没有太大的必要收养大批廉价和简单的劳动力。澳门的经济，特别是丝绸和银器贸易，主要是建立在有效地使用资本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劳动力基础之上的。从整体上言，澳门的经济是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这对黑人和奴隶的生活水平有着积极的影响，因为商人赚取的大量利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一位名叫彼得·芒迪（ＰｅｔｅｒＭｕｎｄｙ）的英国旅行家在１６３７年写道：那里的黑人身着锦缎，相比之下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织物，在欧洲，一些人是非常羡慕这种织物的。②０８９①②关于这些叙述见Ｂａｔａｌｈａ，Ｌíｎｇｕ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ｏｑｕｅｆｏｉｅｑｕｅé，Ｍａｃａｕ，１９７４，第２４、２７—３０页；又见Ｂａｔａｌｈａ，“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ｉｏｍａｌａｉａｐａｒａ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ｏｍａｃａｅｎｓｅ”，载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ＬｕíｓｄｅＣａｍｅｓ，第３卷，１９６８年，第７—１９页和第８９—１０８页。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ｃａｏ，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９８４年再版，原版为１９０２年，第５０—５１页和这两页上的注释。ＪＭｏｒａｉｓＢａｒｂｏｓａ，Ａｌíｎｇｕ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Ｃｏｌｏｃ．Ｐｒｏｖ．Ｐｏｒｔ．Ｏｒｉｅｎｔ，Ｌｉｓｂｏｎ，１９６８，第２卷，第１４７、１５７页（转引自ＡｌｍｅｒｉｎｄｏＬｅｓｓａ，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ｅｏｓｈｏｍｅｎｓｄａｐｒｉｍｅｉｒａ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ｄｅｍｏｃｒｔｉｃａｄ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ａ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ａｄｅｕｍａｉｌｈａｃíｖｉｃａ，Ｍａｃａｕ，１９７４，第１００页以下，第１４０页和注１１８）。ＣＲＢｏｘｅｒ，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ａｃａｕ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９８４，第５６页，原版为１９４２年，书名不同；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ｐ１０．关于黑人的服饰见《广东新语》，第２卷，“澳门”条；《澳门记略》卷下，２０ｂ；以及Ｇｏｍｅｓ的ＯｕＭｕｎＫｅｉＬｅｏｋ，第１７１页。两处均说“黑奴男女皆衣布”，但这段文字的出现晚于《广东新语》。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与其他种族的人一样，黑人往往也有信教和受教育的机会。在当时的澳门，入教和受教育是一个人社会地位上升的两项基本先决条件（从这点上说，黑人——其中不少是奴仆——的处境显然比其他国家奴隶的状况要好些）。根据耶稣会传教士克里斯托旺·达科斯塔（ＣｒｉｓｔóｖｏｄａＣｏｓｔａ）的说法，早在１５７７年，人们就开始教授黑人语言课程。１５６４年，黑人的子女（可能是在澳门出生的）可以在当地接受教会洗礼。①一方面，上层对澳门的不同人种采取了某种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关于奴隶的状况——主要是指黑人而言——在文献中也有一些反面的记载。②徐萨斯（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就认为，１５７３—１５７４年间中国人修建的那座把澳门与内地分隔开来的城门，不仅是用来检查从广东输往澳门的生活用品，而且也是用来阻止黑人逃跑。③前一点有据可查，第二点尚无凭证。但是，根据其他一些原始材料的记载，我们知道许多黑人下定决心要逃跑。④据说，有的黑人甚至逃抵朝鲜海岸，他们很可能是从一艘往返于日本和澳门之间的葡萄牙人的船上跳水而逃。⑤此外，一位名叫威德尔（Ｗｅｄｅｌｌ）的英国船长在试图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时（１６３７年），在珠江口曾遇到一些从澳门逃跑的黑人奴隶，他们显然已经在中国南部生活了很多年，由于这些黑人奴隶的语言知识丰富，他们甚至为英国人充当翻译。⑥在澳门，黑人与其他下层群众来往，其中不少是华人，通过这种交０９０①②③④⑤⑥两者均见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ｄｅｅｓｃｒａｖｏｓｅｍＭａｃａｕ，ｐ５．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ｃａｏ，第１９０页注。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ｃａｏ，第４１页。参见ＣＲＢｏｘｅｒ，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ａｃａｕ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第６３页，尚不能说明建立这座城门的原因。ＫｏｈＢｙｏｎｇｉｋ，“ＯｎＮｅｇｒｏＳｌａｖｅｓｗｈｏＤｒｉｆ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Ｓｈ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０１”，ｉｎＣｈａｎｇＫｕｅｉｙｕ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ｏｆＡｓｉａ（ＳｅｃｏｎｄＢｉｅｎｎｉ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台北，１９６２，第６４７—６５５页。ＣＲ．Ｂｏｘｅｒ，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ａｃａｏ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５３；ＡｕｓｔｉｎＣｏａｔｅｓ，Ｐｒｅｌｕｄｅｔｏ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６６，ｐ１３；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ｃａｏ，ｐ１１２．此外，《澳门记略》卷下，１９ａ－ｂ以及Ｇｏｍｅｓ的ＯｕＭｕｎＫｅｉＬｅｏｋ第１７０页都记载了当时黑人学习汉语的事。
  • 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往他们掌握了澳门各式各样的语言。此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些特点，例如，他们特别善战。１６０６年，黑人与葡萄牙人一起参加了在青州岛的战斗。由于某种误会，中国人攻打了这座岛屿。①１６２２年，在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战斗中，黑人对葡萄牙人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荷兰人企图攻占澳门，对此有很多材料记载。据一份荷兰文原始资料记载：“许多葡萄牙人的奴仆、黑人和其他的人都被灌醉了，他们毫不畏惧地向我们佩戴滑膛枪的步兵冲来，其中一位步兵被打断了气。”由于他们出奇的勇敢和可靠，后来葡萄牙人以及中国当局都配给了他们更多的口粮，以资奖赏。②在澳门，当时尚无通常意义上的警察，黑人则常常充当随身保镖和从事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不仅徐萨斯有过论述，而且安东尼奥·博卡罗（ＡｎｔóｎｉｏＢｏｃａｒｒｏ）在１６５３年对此也有过描述：“‘葡萄牙人家’平均每家都有六个适合佩戴枪支的奴隶，其中大部分是黑人，而且是最优秀的黑人……”③，他的这一段话被广为引证。古代澳门的黑人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我们已无法查考。这不仅因为一些数据资料残缺不全，而且也因为人们常常把黑人——就像前面所谈到的那样——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用同一个概念来表示，同时又把他们笼统地称为“奴隶”。除去澳门城市初建时期不说，根据莱萨（Ｌｅｓｓａ）对１５６３—１５８２年间所作的说明和上面引用的博卡罗的说法，０９１①②③关于这一事件，见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ｄｅｅｓｃｒａｖｏｓｅｍＭａｃａｕ，ｐ６；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ｃａｏ，ｐ７０；《明实录·天启实录》第６卷，天启元年，六月，丙子；《明史》第３２５卷，第８４３３页；戴裔煊：《〈明史·佛朗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８９—９４页。关于１６２２年的战争，见ＣＲ．Ｂｏｘｅｒ，Ｆｉｄａｌｇｏｓｉｎ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ｔ，１５５０－１７７０，ＤｅｎＨａａｇ，１９４８，第７２页以下，引文见第８５页；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ｃａｏ，ｐ８９；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ｄｅｅｓｃｒａｖｏｓｅｍＭａｃａｕ，ｐ６－９．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ｃａｏ，ｐ４７；ＣＲ．Ｂｏｘｅｒ，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ａｃａｏ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１５；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Ｍａｃａｕａｔｒａｖéｓｄｏｓｓéｃｕｌｏｓ，Ｍａｃａｕ，１９７７，ｐ１６．Ｂｏｘｅｒ指出，葡文的一些原始文献在这一点上有些矛盾之处。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估计当时澳门的黑人和奴仆的数目始终多于葡萄牙人。①１６４０年以后，随着澳门经济的衰落，黑人的数量大概也随之减少。但是，直到１９世纪，澳门的非洲人及其后裔的数目仍是相当可观的。对澳门的黑人，一些艺术作品也有反映。１６、１７世纪日本制作的南蛮屏风上就有一系列的描绘，②这些屏风大小不一，多至八扇，往往是按照某种统一的组合图案描绘了每年“黑船”从澳门抵达长崎的情景。在船的甲板上不仅有白皮肤的葡萄牙人和亚洲人，而且还有黑肤色、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水手。屏风的构图上往往还有一个刚下船的船长，他走向在岸上等待着他的那些同乡。当然他不是单独一人，而是被侍从簇拥着，其中也有一些黑人，他们撑着一把大伞，为他遮挡阳光。船长上岸的构图使人想起《澳门记略》中的描述。该书是地方志，成书于１７５１年左右，其中有两幅插图，描绘一些富有的澳门人在其侍从的陪同下在市区游览时的情景。这些侍从并未标为黑色，根据大约同时成书的《中国与日本》（Ａｚ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Ｊａｐｏｎｉｃａ）一书的记载，当时在澳门尚有许多黑人，其中不少是莫桑比克人。③如同那些存在着奴隶制度的城市和国家一样，在澳门这一多种族的０９２①②③ＡｌｍｅｒｉｎｄｏＬｅｓｓａ，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ｅｏｓｈｏｍｅｎｓｄａｐｒｉｍｅｉｒａ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ｄｅｍｏｃｒｔｉｃａｄ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ａ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ａｄｅｕｍａｉｌｈａｃíｖｉｃａ，Ｍａｃａｕ，１９７４，第１００页以下；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Ｍａｃａｕａｔｒａｖéｓｄｏｓｓéｃｕｌｏｓ，ｐ５；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ｃａｏ，ｐ５１．关于这些屏风的文献极多，在日本的其他一些艺术品上也有葡萄牙人和黑人的图案。这里只选出一部分：《近世风俗图谱》第１３册“南蛮”，东京，１９８４年；［日］越中哲也、大户吉古编：《江户时代图志》第２５册“长崎、横滨”，东京，１９７６年；［日］坂本满等：《原色日本の美术》第２５册“南蛮美术と洋风画”，东京，１９７０年；［日］武田恒夫：《原色日本の美术》第１３册“障屏画”，东京，１９６７年，第２１７页；［日］坂本满等：《日本屏风绘集成》第１５册“风俗画——南蛮风俗”，东京，１９８４年；［日］吉田光邦等：《日本の文样》第１７册“人”，东京，１９７４年，图１０、７９、８０、８７、８９、９０、９１、９５。此外，还可参阅ＣＲ．Ｂｏｘｅｒ，Ｆｉｄａｌｇｏｓｉｎ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ｔ，１５５０－１７７０，２０页以下；ＮＨＮＭｏｄｙ，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ｇａｓａｋｉＣｏｌｏｕｒＰｒｉｎｔｓａｎｄ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ｒｔｏｎｔｈａｔｏｆＪａｐａ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３９，图１、２１、２３、２９、８６１、１８７、２５０等。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Ｍａｃａｕａｔｒａｖéｓｄｏｓｓéｃｕｌｏｓ，ｐ２４．《澳门记略》中的章节也证实了澳门确有黑人，见６４２页注１的说明。
  • 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社会里也有奴隶的买卖，其中备受其害的是黑人。所谓的奴隶买卖在澳门历史上对于经济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这是葡萄牙在亚洲的领地与其在大西洋地区的领地明显的区别之一。属于奴隶范畴的有佣人和姨太太，在这些妇女中，华人、马来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比黑人要多。她们是作为年幼的小姑娘被富有的人家所收纳并在那里长大和受教育，其中一些女子后来成为自由人，不再侍候他人。另一些则被送往马六甲、马尼拉或果阿，那里没有欧洲妇女，那些富有的商人需要本地年轻美貌的女子。①１６００年以后，随着葡萄牙领地经济的衰落，这种妇女买卖，其中包括黑人妇女的买卖也大为减少。最后，让我们来谈谈１６４０年以前的那段时期。澳门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是澳门与日本关系的终结。在１６００年左右的那段时间里，葡萄牙人在日本这个东方国家遭受到官方和民众的敌视。１６３６年，这种敌对行为变得严重起来。澳门人决定，在１６４０年向日本派遣一个使团，希望这能使日本当局感到高兴，这一使团包括不同的人种和各阶层的人士，这一多种族的组织以其独特的方式反映出种族混合在当时的澳门是怎样受到欢迎的。然而，心胸狭隘的日本人对此却大为不解。根据皮雷斯的研究结果，这一使团中的６０多名成员惨遭杀害，其中有３名莫桑比克黑人、１３名华人、１８名葡萄牙人和２５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②这么多不同种族的人同时遭受到同一命运的打击，世界上发生这类事情的地方大概不会很多。从其职能上说，澳门是将东、西方联系起来的第一座大门，也是远东第一个种族杂居的社会。０９３①②耶稣会的一些神职人员曾敦促澳门的葡萄牙人遣散那些过剩的妇女，因此她们被送往别处。见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ｄｅｅｓｃｒａｖｏｓｅｍＭａｃａｕ，ｐｐ１１－１２；Ｍａｃａｕａｔｒａｖéｓｄｏｓｓéｃｕｌｏｓ，ｐ５；Ｔｈｅ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ＳｌａｖｅＴｒａｄｅｉｎＭａｃａｏ，ｐ６４４．关于在日本的葡萄牙人的问题，目前西方最好的著作是ＣＲ．Ｂｏｘｅｒ，Ｔ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Ｊａｐａｎ，１５４９－１６５０，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１９６７。关于１６４０年使团的问题，见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ＯｓＭａｃａｅｎｓｅｓ，ｐ２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一、导言明代及清前期澳门的地理、人口、历史及内部形势，在不少中文文献中都有记载，这些文献主要有历史地理材料和地方志材料。地方志，如不同时期的《香山县志》，主要记录今天珠海地区及澳门半岛的各种信息。现存最早的《香山县志》是１５４８年由邓迁和黄佐所编版本。其他版本于１６７３年、１７５０年等时期再度刊印。①《香山县志》，尤其是最早的三部，对我们了解早期澳门地区形势意义重大。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史料就是《澳门记略》了。这本书由印光任和张汝霖编于１７５１年，在国内外流传甚广，目前有十多个版本。与《香山县志》相比，不同版本的《澳门记略》在措词上差别不大，在现代出版的有关澳门的史料集中也可以找到其完整内容。在西方，《澳门记略》得以众所周知，归功于高美士（ＬｕíｓＧｏｎｚａｇａＧｏｍｅｓ）１９５０年的葡文翻译。金国平基于赵春晨１９９２年的点校本对其进行了重译，０９４①赵殿红译。原载信息：“ＴｈｅＡｖｉｆａｕｎａｏｆＭａｃａｕ．Ａ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Ａｏｍｅｎｊｉｌüｅ”，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５７（２００９），ｐｐ．１９３－２３０．中译文曾载《澳门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总第５２期）。关于香山县及广东省的地方志，可参见张世泰等编：《馆藏广东地方志目录》，第１、９３—９４、１８０页；李默：《广东方志要录》，第１—６、７１—７７页。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并由罗理路（Ｒｕｉ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ｕｒｅｉｒｏ）修订，译文已在澳门出版。①《澳门记略》依据原始资料及更早的史料而撰。现代对其进行的文献学解释和评论数不胜数，但《澳门记略》中的一些章节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本文则考察其中非常独特的一个部分，即《澳门记略》卷下《澳蕃》条下的鸟类名称。这些名称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澳门鸟类的中文目录，列举了十多种鸟类，并附有其习性等鸟类学介绍。尽管书中所记尚不足以确定具体的单个品种，但却提供了一种关于澳门早期鸟类的整体轮廓。②若要撰写一部澳门自然史，《澳门记略》无疑是一个起点。除了鸟类之外，其中还列举了哺乳动物、昆虫、鱼类、爬行动物及各种植物，有些属于华南地区本地所产，有些则由亚洲，甚至欧洲和新大陆不同地区传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一个文化交汇点，是连接不同大陆的桥梁，这在印光任和张汝霖的书中得到很好的反映。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澳门的禽鸟。《澳门记略》中记载的一些鸟类，也见载于屈大均的《广东新语》。③事实上，两种文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广东新语》的地理范围相当广泛，因为它包含了０９５①②③关于《澳门记略》的不同版本，可见张世泰等编：《馆藏广东地方志目录》，第１９３—１９４页；章文钦：《〈澳门记略〉研究》，第１３９—１７７页；赵春晨：《关于〈澳门记略〉乾隆原刊本的几个问题》，第１３９—１４１页。《澳门记略》的部分内容也被收入其他关于澳门的原始史料集中，例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所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尤其是第６卷第２８０页等；及张海鹏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尤其是上册第８８页等。高美士（ＬｕíｓＧｏｎｚａｇａＧｏｍｅｓ）的译文《澳门记略》则于１９７９年再版。本文依据的是赵春晨的点校本。《澳门记略》，第１６１—１６２页，高美士译本第２３３—２３７页。关于中国的鸟类研究，郑作新、钱燕文的诸多著作以及《中国动物志：鸟网》最具参考意义，与各个地区的鸟类名目和大量的网络出版物相比，内容更为权威。《广东新语》也有多个版本。最近的见于欧初、王贵忱编：《屈大均全集》第４卷。本文依据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关于《广东新语》与澳门有关的部分，可参见普塔克：《关于〈广东新语〉》（Ｐｔａｋ，Ｒ．：“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Ｋｕａｎｇｔｕｎｇｈｓｉｎ－ｙü”）。对《广东新语》进一步的研究，另见赵立人：《〈广东新语〉的成书年代与十三行》；吴建新：《〈广东新语〉成书年期再谈》；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汤开建：《屈大均与澳门》。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现在的广东和海南全省，因此，其中记载的鸟类品种数量远远超出《澳门记略》。屈大均书关于广东鸟类的部分来源于更早的材料，主要是１５６１年黄佐的《广东通志》，后者集中了更早期史料中的各种描述。①本书可以和广东各地的地方志相互参照。简言之，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编撰方志的传统追本溯源，找出《澳门记略》中鸟类记载的材料来源。但是，《澳门记略》中记载的鸟类，并非全部都能从《广东新语》中找到痕迹。有些则见于早期耶稣会士的记录，尤其是艾儒略（Ｇｉ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１５８２—１６４９）的《职方外纪》（１６２３年），南怀仁（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１６２３—１６８８）的《坤舆图说》（最早印于１６７２年），甚至南怀仁基于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１５５２—１６１０）的《坤舆万国全图》而创作的《坤舆全图》（１６７４年）。②《澳门记略》中的一些描述性文字亦见于王士祯（１６３４—１７１１年）的《居易录》（１７０１年）和重要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刊于１７２６至１７３５年），③后者是大型丛书，其中搜集了一些从远古到明清时期重要的鸟类学著作，而且有简单的图示，部分与《三才图会》（１６０９年）中的图示相同，或者直接取自其他著作如《坤舆图说》。清朝宫廷也有鸟类学的记载，１９９９年，一本名为《故宫鸟谱》的精美书籍在台湾出版。此书分为四册，汉满文字对照，每集有３０幅彩图。现存的四集图谱，以及遗失的另外八集，最初由余省和张为邦编０９６①②③本文使用的是大东图书公司的版本。关于艾儒略及其著作，可参见Ｍｅｎｅｇｏｎ，Ｅｕｇｅｎｉｏ，Ｕｎｓｏｌｏｃｉｅｌｏ．；Ｃｒｉｖｅｌｌｅｒ，Ｇｉａｎｎｉ，Ｐ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ＬａｔｅＭｉｎｇ，尤其是第１４４页等；Ｌｉｐｐｉｅｌｌｏ，Ｔｉｚｉａｎａ和ＲｏｍａｎＭａｌｅｋ（ｅｄ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ｓｔ”．Ｇｉ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职方外纪》完整的意大利译本已经出版。关于《坤舆图说》及相关的《坤舆外纪》，见参考书目。关于地图，参见ｄＥｌｉａ，ＰａｓｑｕａｌｅＭ．，Ｉｌｍａｐｐａｍｏｎｄｏｃｉｎｅｓｅ；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尤其是第１４３—１４７图；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其中列举了大量的二手文献。王士祯曾在广东逗留，见Ｈｕｍｍｅｌ，ＡｒｔｈｕｒＷ．，Ｅｍｉｎ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第１卷，ｐｐ８３１－８３３．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撰，两人都是乾隆朝（１７３６—１７９６年）宫廷画师，编撰工作始于或稍后于１７５０年，完成于１７６１年。显然，这本鸟谱直接参考了康熙时期（１６６２—１７２２年）的著名学者蒋廷锡的著作。①多数情况下，尽管有些条目明确注明参考了“经典”文献如《岭表录异》（９世纪末）或《尔雅翼》（宋代），《故宫鸟谱》中关于鸟类习性的描述与“传统的”中文材料明显不同，其中有些段落也可以在《广东新语》和《澳门记略》中找到，但这仅仅是例外。此外，仔细分析《故宫鸟谱》中使用的术语，发现许多新名词至少在当时的清宫已相当流行，像大部分鸟类画像一样，可以看出强烈的欧洲风格。由此，以动物画著称、供职于宫廷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Ｃａｓｔｉｇｌｉｏｎｅ，１６８８—１７６６年）等人，肯定会对余省和张为邦等的画作有所影响。除上述史料以外，本文也参考了其他书籍，包括大量的历史地理材料，其中散见一些明代或更早时期的鸟类学记录，并且一直流传到清代。在明代的相关材料中，１５世纪早期的记录尤其重要。众所周知，当时是郑和航海时期，因此中国经常会见到一些异域物品，包括在宫廷大受欢迎的奇禽异兽。下文将逐一列出《澳门记略》中记载的鸟类，并对其详细讨论，必要时参考《广东新语》《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及其他相关材料。目的是对《澳门记略》进行文献学释义，帮助读者判断其中的鸟类术语，并解释其中的某些描述性文字。二、绿红鹦鹉中国古代类书及地方志中，涉及鸟类时，有意将其按某种等级排列，比如，总是先以凤凰或其他“尊贵的”动物如鹤开始，其次是猛禽，并逐渐过渡到各种“低等”种类。在《澳门记略》中，没有提到０９７①《故宫鸟谱》见本文参考书目。西方对本书的研究，见Ｎｅｕｍａｎ，Ｄｉｅｔｒｉｃｈ以及Ｚｈｏｕ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ａｓＶｏｇｅｌａｌｂｕｍ”．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凤凰、鹰或其他食肉鸟，而是以鹦鹉类开始，其次是“倒挂鸟”、各种鸡类，还简短提及鸭子。最后则介绍了一些在中国不为人知的生物，按照传统的列举方式，这些鸟理应放在最后。《澳门记略》将鹦鹉类放在首要位置：“为鹦鹉，有大红者，毛内黄，大绿者，毛内赤，每抖擞其羽，则陆离炫目。”上述记载与《广东新语》所记大致相同，而后者在某些方面更为清晰。①首先，它指明两种鹦鹉都产自西洋，狭义来说即葡萄牙（当时常被称为大西洋国），广义来说包括印度洋及旧西航路所及的东南亚，而西航路即连接中国、越南、暹罗、新加坡海峡和爪哇海的航线。既然《澳门记略》中没有提到“西洋”，读者自然会认为这两种鹦鹉是澳门本地所产。其次，“毛”之“内”的说法模糊不清，而《广东新语》则更清楚：行文中加了“绒”字，即绒毛或羽下软毛之意。第三，《广东新语》最后还有一段有趣的补充：“每抖擞其羽，则赤者为黄，绿者为赤；表里"变”。“鹦鹉”之名，在传统文献中经常出现。有意思的是，屈大均以“”字代替“鹉”字。他随即介绍所谓的“鹦哥”鸟，解释说幼男幼女常将它们当成“哥”，遂由此得名。而且，孩童教这些鸟儿说话，“以其如婴儿之学母语”，因此，应叫“鹦”之名，“鹦鹉”则是讹称。如果说这些简单的词源学概念对我们意义不大，那么我们需要问的是，对现代动物学来说，《澳门记略》或《广东新语》中的简单描述，是否足以判断何为“大红”和“大绿”鹦鹉？在此可以参考一下《故宫鸟谱》，其中有“洋绿鹦鹉”，②所配画像则是一只墨绿色的鸟，翅膀下有红色斑点。并引《粤志》曰：“澳门有洋鹦鹉，绿者内绒毛赤。每抖擞其羽，绿者为赤；表里"变。”与屈大均说法如出一辙。根据图画和文字证据，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这种“洋绿鹦鹉”是雄性蓝翎南美小鹦鹉（Ｆｏｒｐｕｓｘａｎｔｈ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ｓ），产自拉丁美洲的一些地０９８①②《广东新语》第５１４页；Ｐｔａｋ，Ｒ．，“Ｎｏｔｅｓ”，ｐ１４３．《故宫鸟谱》第２卷，第２４—２５页。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区，但与现代对这种鸟的描述有所不同。因此，《故宫鸟谱》所绘应是不同的品种，如产自南美洲的红肩金刚鹦鹉（Ｄｉｏｐｓｉｔｔａｃａｎｏｂｉｌｉｓ）。①至于“大红鹦鹉”，我们不知其所指。《故宫鸟谱》中有一幅漂亮的金刚鹦鹉的画像，通体红色，翅膀黄蓝相间，但对它不寻常的长段描述并没有明确提到它在澳门出现过。而且，金刚鹦鹉在《故宫鸟谱》中又被称为“凤凰鹦鹉”。②而《故宫鸟谱》中又有两幅“红鹦哥”（不是“鹦鹉”）的画像，长有绿色的翅膀及略带黄色的羽毛。这些鸟应是紫头吸蜜鹦鹉（Ｄｏｍｉｃｅｌｌａｄｏｍｉｃｅｌｌａ）及雄性大鹦鹉（Ａｐｒｏｓｍｉｃｔｕｓｓｃａｐｕｌａｒｉｓ）。③《澳门记略》和《广东新语》中的“大红鹦鹉”，完全有可能是产自东部印度尼西亚的上述两种鹦鹉品种。这些拥有美丽羽毛的鸟类，让许多科学家为之着迷，并出版了大量的精美图书。④对于上述《澳门记略》的记载，我们无法解释更多。对于清中期澳门的鹦鹉，似乎没有其他的中文记录留存下来。至于记载中所说的鹦鹉抖动翅膀时的颜色变化，其实是一种常见现象，并不特指某一种鸟类，不可能据此判断所指何种鹦鹉。三、其他鹦鹉《澳门记略》接着说：“有纯白者，五色者，翅作翠缥、青黄里、白腹者。”《广东新语》中也有相同说法，但屈大均补充说明“皆来自海舶”。而且在“翅”后又有“尾”，“青”“黄”又以点断，即“翅尾０９９①②③④关于鹦鹉等鸟，有不少现代专著，其中的一部权威著作是Ｆｏｒｅｓｈａｗ，ＪｏｓｅｐｈＭ．和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Ｃｏｏｐｅｒ，ＴｈｅＢｉｒｄｓｏｆ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ａｎｄＢｏｗｅｒＢｉｒｄｓ．《故宫鸟谱》第２卷，第４０—４１页。《故宫鸟谱》第２卷，第４４—４７页。Ｄ．ｄｏｍｉｃｅｌｌａ：亦称Ｌｏｒｉｕｓｄｏｍｉｃｅｌｌａ，ｐｕｒｐｌｅ－ｎａｐｅｄｌｏｒｙ（注意：这里的名称和分类法有些混淆）。Ａｓｃａｐｕｌａｒｉｓ：亦称Ａｌｉｓｔｅｒｕｓｓｃａｐｕｌａｒｉｓ（产自东部澳大利亚）ａｎｄＰｓｉｔｔａｃｕｓａｍｂｏｉｎｅｎｓｉｓ（Ａｌｉｓｔｅｒｕｓ偶尔与Ａｐｒｏｓｍｉｃｔｕｓ混为一谈）．例如Ｈｏｙｏ，Ｊｏｓｅｐｄｅｌ等编：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ＩＶ，ｐｐ３４９，３９４－３９６．例如Ｌｏｒｉｉｄａｅ科，见Ｍｉｖａｒｔ，Ｓｔ．Ｇｅｏｒｇｅ，Ａ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ｈｅＬｏｒｉｅ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作翠缥青，黄里白腹”。①下面对上述三个品种进行评述。首先是“白鹦鹉”，可能是不同种类的美冠鹦鹉，大部分产自东印度尼西亚群岛。《故宫鸟谱》第二卷有四幅类似画像，都是黄绿鸟冠鹦鹉（Ｃａｃａｔｕａ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ａ）②，而且，其中两幅的图像说明也在《广东新语》中出现，后者的记录更为清晰，准确描述了美冠鹦鹉的鸟喙、鸟爪和鸟冠。而这些在《澳门记略》中只字未提。③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屈大均又提到产自广东中东部的一种白鸟：“其产罗浮者，大如母鸭。色玉雪，亦人舌能言。”《故宫鸟谱》也有类似说法，又补充道：“从海外飞至，遗种于此”。④罗浮地区有此类白色鹦鹉（鹦），又有更早的文献记载，例如５世纪竺法真的记述，后世文献多加引录，如黄佐的《广东通志》。⑤尽管有以上“证据”，但罗浮所产白鸟到底是何种鸟类，仍然无法判断，它有可能是唐代文献《北户录》（８６９年或稍后）中描述的“白吉了”，又可能是《广东新语》提到的白色“秦吉了”（或“了哥”）。⑥而这两种鸟又极可能是《故宫鸟谱》中的“白八哥”（图注中又明确称为“白鸲鹆”），《故宫鸟谱》的编者将“白八哥”确定为巴利八哥１００①②③④⑤⑥《广东新语》第５１４页；Ｐｔａｋ，Ｒ．，“Ｎｏｔｅｓ”，ｐ１４３．将《故宫鸟谱》第２卷第３６页和第３８页的图像称为Ｃａｃａｔｕａｇａｌｅｒｉｔａ应该更合适些。关于“白色鹦鹉”又见Ｓｃｈａｆｅｒ，ＥｄｗａｒｄＨ．，“Ｐａｒｒｏｔｓ”，ｐ２７７；Ｐｔａｋ，Ｒ．，ＥｘｏｔｉｓｃｈｅＶｇｅｌ，尤其是ｐ２２．现代动物学调查见Ｈｏｙｏ，Ｊｏｓｅｐｄｅｌ等编：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ＩＶ，ｐｐ２４６－２７９．《广东新语》第５１４页；Ｐｔａｋ，Ｒ．，“Ｎｏｔｅｓ”，ｐ１４４；《故宫鸟谱》第２卷，第３２—３９页。《广东新语》第５１４页；Ｐｔａｋ，Ｒ．，“Ｎｏｔｅｓ”，ｐ１４４，《故宫鸟谱》第２卷，第３５页。黄佐：《广东通志》第２册，第２４卷，第１０ｂ页（ｐ６２４）。关于罗浮山，见Ｓｏｙｍｉé，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Ｌｏｕ－ｆｅｏｕｃｈａｎ”．《广东新语》第５１４页；《岭表录异》的编者也提到“红白鸟”，译文见Ｇｕｉｇｎａｒｄ，Ｍａｒｉｅ－Ｃｌａｕｄｅ，Ａｕｆｚｅｉｃｈｎｕｎｇｅｎ，ｎｏ２２８．后世文献有时提及这份唐代史料，如李调元《南越笔记》；Ｐｔａｋ，Ｒ．，“Ｎｏｔｉｚｅｎ”．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Ｂａｌｉｍｙｎａｈ，又叫Ｌｅｕｃｏｐｓａｒ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ｉ；巴利鹦鹉（Ｂａｌｉｓｔａｒｌｉｎｇ）；罗特希尔德白头翁（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ｓｇｒａｃｋｌｅ）；罗特希尔德鹦鹉（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ｓｓｔａｒｌｉｎｇ）等］，并认为是Ａｃｒｉｄｏｔｈｅｒｅｓｔｒｉｓｔｉｓ的白化变种，但我不能确定这种说法是否正确。①现在回到《澳门记略》：既然文中没有具体描述其特点，那么所指“白鹦鹉”可能是一种外国传入的美冠鹦鹉，或者是《广东新语》中所说的南中国所产的一种白鸟。如果后一种猜测是对的，那么问题是，我们是否在寻找一种已经绝迹的鸟类？《故宫鸟谱》中的画像可以为这种假设提供佐证（广东的现代鸟类中没有类似鹦鹉的白色鸟种），但要得出最后结论，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其次是“五色鹦鹉”，更早的文献中也有“五色鹦鹉”的记载。但其本身概念模糊，也有可能表示几个品种。②但在《澳门记略》中有进一步的说明：“其五色鹦鹉常栖丁香树上，以丁香未熟者为饵，子既收，则啄其皮。能兼蕃汉语，性畏寒，然抚摩其背则喑。”最后两句亦见于《广东新语》，并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史料。③但屈大均在叙述五色鹦鹉的语言能力时，将它说成是另外一种鸟类，即产自琼州（海南）的“鹦哥”，并描述它为“绀绿”色，即紫绿相间，这显然是Ｐｓｉｔｔａｃｕｌａ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鸟，岛上唯一的Ｐｓｉｔｔａｃｉｄａｅ品种。④另外，屈大均还补充说它“触尾则颤”。《澳门记略》中关于丁香树的记述引起了另外的问题：首先，《广东新语》植物部分记有丁香树，指出最好的丁香树物种来自海外，很可能是原产地摩鹿加群岛，并补充说广东本地的丁香树高度丈余，这远远１０１①②③④《故宫鸟谱》第１卷，第５６—５７页。关于这些“鹦鹉”，见Ｓｃｈａｆｅｒ，ＥｄｗａｒｄＨ．，Ｐｅａｃｈｅｓ，ｐｐ１００－１０２和Ｐｔａｋ，Ｒ．，ＥｘｏｔｉｓｃｈｅＶｇｅｌ，尤其是第２１页。《广东新语》第５１４页；Ｐｔａｋ，“Ｎｏｔｅｓ，”ｐ１４３．早期的史料是陆佃《埤雅》第３辑第９卷第１１ａ页；李苏《见物》第１卷第１５ｂ页。又引自《禽经》。高锋等编：《海南岛的鸟兽》，第１２３—１２４页；又见史海涛、蒙激流等编：《海南陆栖背椎动物检索》，第１３３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不及哈马黑拉岛（Ｈａｌｍａｈｅｒａ）、特尔纳特岛（Ｔｅｒｎａｔｅ）、蒂多雷岛（Ｔｉｄｏｒｅ）等东印度尼西亚岛屿所产的普通的丁香树（Ｅｕｇｅｎｉａ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ｔａ）。那么，广东本地的“丁香”到底是何物？我们面对的是否是另外一种植物？或者正如屈大均所说，人们可以用这个词指称其他的替代品？①五色鹦鹉栖于丁香树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现代关于Ｐｓｉｔｔａｃｉｄａｅ鸟的报告表明，红色鹦鹉、摩鹿加（红）鹦鹉或者布鲁（Ｂｕｒｕ）鹦鹉，确是常在丁香树上进食。这种鸟见于东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地方，尤其是丁香树生长的地区，并成为古代国际间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但这种鹦鹉是不是“五色”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更愿意认定“五色”实际上只表示“红色”。②此外，鹦鹉等鸟类素来喜食各种种子和果类，如无花果，因此屈大均很有可能观察不确，或者混淆了一些基本事实。其他清代文献也记载了五色鹦鹉等鸟类的更多特征。《岭南杂记》说它们：“皆从洋中而来，洋货店中多有之。五色者少稍北行，即苦寒病。饲以红柑有愈者。”显然这种鹦鹉在南部十分常见，那么澳门也不例外。正如《南越笔记》（约１７８０年）所指，《岭南杂记》称这种鹦鹉为“红鹦鹉”，③但奇怪的是，这些鸟类未载于《澳门记略》。再次是其他地方罕有记载的“翅作翠缥、青黄里、白腹者”，《故宫鸟谱》中没有这种颜色特征的鸟，亦无法从现代动物学书籍中找到答案。能想得到的是巴西的白腹鹦鹉（Ｐｉｏｎｉｔｅｓｌｅｕｃｏｇａｓｔｅｒ），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的长尾小鹦鹉（Ｍｙｉｏｐｓｉｔｔａｍｏｎａｃｈｕｓ），或者波利维亚一个偏远地区的峭壁长尾小鹦鹉（Ｍｌｕｃｈｓｉ），但是否其中的一种，或者是类似种类，我们仍然不得而知。１０２①②③《广东新语》第６４６页；Ｐｔａｋ，Ｒ．，“Ｎｏｔｅｓ”，ｐ１４６．中国文献中的丁香村又见Ｐｔａｋ，Ｒ，“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丁香”一词若表示华南地区的土生植物，可以同时指代数种物质。Ｈｏｙｏ，Ｊｏｓｅｐｄｅｌ等编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ＩＶ，ｐ３４２（食）；Ｐｔａｋ，Ｒ．“ＥｘｏｔｉｓｃｈｅＶｇｅｌ”，ｐｐ２１－２２（红鹦鹉）。吴震方：《岭南杂记》第７４ａ页；李调元：《南越笔记》第８卷第３ｂ页。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四、倒挂鸟《澳门记略》这样记述“倒挂鸟”：“身嫩绿色，额青，胸前一朱砂点，顶有黄茸，舞则茸开，每收香翅中，时一放之，氤氲满室。又辄自旋转首足如环，以自娱（释今种诗：已食沉水烟，①复藏双翅内。时放烟氤氲，帏中香久在）”。释今种是屈大均的佛教法号，其诗文又见于《广东新语》，但《澳门记略》中的描述文字，在《广东新语》中又有不同的次序。而且，《广东新语》所记比《澳门记略》全面：首先是“入夜必倒垂笼顶；两两相并，亦间能言”；其次是“小如鹪鹩，出琼州”；再次是“其出西洋国至澳门者，以银十字钱四五枚，可易其一”；最后是“与秦吉了皆鹦之族也”。②上述特征见于《故宫鸟谱》中的两幅“倒挂”鸟图相同，但图像显示这些鸟基本为绿色，其中一种颈下还有红色斑点，而且配图文字与《广东新语》所述基本相同：晚间，这些鸟会倒垂休息；间或旋转娱乐；爪有四趾，两前两后，与普通鹦鹉相同。③《故宫鸟谱》的编者认定“倒挂鸟”为Ｐｓｉｔｔａｃｉｄａｅ系的Ｌｏｒｉｃｕｌｕｓｖｅｒｎａｌｉｓ科。大部分关于中国鸟类的现代作品认为这种又被称为“短尾鹦鹉”的鸟产于云南西部或国外，而与澳门没有关系，尽管今天可以在广州见到。④我们可以想象，在过去，这种鸟是许多广东家庭的“客人”，通常成对养在笼子里，而其当时的产地，要比现在范围大得多。１０３①②③④高美士（Ｇｏｍｅｓ）误译了“沉水烟”之意，“沉水”是“沉水香”之缩写，亦称“沉香”。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沉香”节中区别了许多种沉香，见《广东新语》第６６９—６７２页。《广东新语》第５１５页；Ｐｔａｋ，“Ｎｏｔｅｓ”，ｐｐ１４４－１４５．关于“秦吉了”，见Ｐｔａｋ，Ｒ．，“Ｎｏｔｉｚｅｎ”．《故宫鸟谱》第２卷，第６４—６７页。杨岚等编：《云南鸟类志》第１卷，第４４２—４４４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仔细阅读《广东新语》的记载，可以发现其中所述是同属一个种类的几种鸟，这些鸟有些来自海外，①有些据屈大均所记，是来自海南。而且，海南的“倒挂鸟”长有黄色的鸟冠。这并不是上述的Ｌｖｅｒｎａｌｉｓ，后者亦未见于现代的海南鸟类名录。费信的《星槎胜览》（１４３６年）“爪哇”也记载了倒挂鸟（也是五色），说它有收集和释放“烟”的能力，并在夜间倒挂而憩。②其他史料也曾提到这些鸟，但是描述内容各有不同，某些时期甚至有材料表示倒挂鸟是作为贡品献给朝廷的礼物。③它们在其他书中的名称各有不同，由于形态优雅，常与凤凰相提并论。不久前，王#试图解开这种复杂的“秘密”，结论是早先的记载所指应是太阳鸟（尤其是绿喉太阳鸟），产自云南、广西等地；而进口的“倒挂鸟”可能是来自新几内亚的蓝色和红色的极乐鸟。④后一种推论值得推敲。事实上，中国有可能见到极乐鸟的羽毛，但活鸟不可能到达福建或广东。长期以来，欧洲旅行家及研究亚洲的动物学家都无法知晓极乐鸟的起源，我们将在下文谈论“无对鸟”时继续讨论这些鸟类。因此，“倒挂鸟”系由中国从海洋世界进口而来，像长尾小鹦鹉、相思鸟及其他色彩斑斓的鸟类一样易被混淆。最后，只有两种太阳鸟（Ｎｅｃｔａｒｉｎｉｉｄａｅ）来自海南：一是黄腹太阳鸟（Ｎｊｕｇｕｌａｒｉｓ），一是叉尾太阳鸟（Ａｅｔｈｏｐｙｇ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它们与《广东新语》和《澳门记略》中所记特征相符，但头上没有黄色羽毛。⑤１０４①②③④⑤见Ｈｏｙｏ，Ｊｏｓｅｐｄｅｌ等编，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ＩＶ，ｐｐ４０４－４０７．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第４８页。《明太祖实录》第５卷，第１９６４页；Ｗａｄｅ，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Ｐ．，Ｍｉｎｇｓｈｉｌｕ，ＩＩ，ｐ６６；《广东新语》第４３０页提到倒挂鸟由渤泥（文莱）朝贡而来。王#：《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１—１２８页。高锋：《海南岛的鸟兽》，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６９—２７１页；史海涛等编：《海南陆栖脊椎动物检索》，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关于凤凰，《广东新语》记录了么凤，有时又叫“倒挂子”。《故宫鸟谱》所记与《广东新语》有重复，但《澳门记略》中却只字未提。①所有这些都使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不可能判断《广东新语》和《澳门记略》所记的“倒挂鸟”到底是何种鸟类，我们所能查找的种类，在形态上都无法与文中所记完全相符。五、各种鸡传统的中国文献对鸡、鸭、鹅的描述非常之多，但多数情况下无法判断具体种类。《澳门记略》也是如此：“鸡类不一。有头高尾跷、备黑白杂色者。有短足昂首、毛片如鳞、与孔雀仿佛者。”后一种鸡类也见于《广东新语》，又补充说这种是“西洋鸡”。②无论《澳门记略》所记是哪些种类，中国在很早时期就有本地鸡类则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有不少相关研究问世，如谢成侠和张仲葛的著作，而且有一些材料涉及广东地区。但是，如上所述，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判断个别种类。③六、驼鸡《澳门记略》接着说：“有驼鸡，高三尺许，花冠翠羽，背有双峰似驼，肉鞍可乘，能食铁石。”又有佚名者诗曰：“广南异物进驼鸡，锦背双峰一寸齐。只道紫驼来绝塞，鸡林元在大荒西。”相同的描述，包括诗句，亦见于《广东新语》中关于鸡类的长段记述。１９５０年高美士（Ｇｏｍｅｓ）提出将“驼鸡”认定为鸵鸟，鸵鸟在中国早有所闻，其名１０５①②③《广东新语》第５１０页；《故宫鸟谱》第２卷，第６７页；其他文献如李调元：《南越笔记》第８卷第３ｂ－４ａ页也有相关记载。《广东新语》第５２３页。钱燕文的《中国鸟类图鉴》为我们提供了判断《澳门记略》中鸡类的许多证据。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称源自波斯和阿拉伯语，常见于历史地理文献；“驼鸡”也见于贡品名录，如郑和航海背景下的贡品清单。《瀛涯胜览》（１４１６年）、《西洋番国志》（１４３４年）、《星槎胜览》及稍晚如《西洋朝贡典录》（１５２０年）都是郑和航海时代的文献，其中都有关于“驼鸡”的记载。①在此还可以列举更多的关于鸵鸟的文献，足以说明鸵鸟像单峰骆驼一样，只有一个驼峰，而不是双峰（像现代蒙古所产骆驼）；此外，鸵鸟当时的自然产地从非洲延伸到近东某些地区，②后者也许可以解释这种鸟类与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儿（Ｄｈｕｆａｒ）和亚丁（Ａｄｅｎ）的关系。但我们是否可以将《澳门记略》和《广东新语》中的“驼鸡”与产自非洲和近东的鸵鸟相提并论呢？前者的形体和色彩（翠鸟蓝）都有疑点：鸵鸟没有漂亮的鸟冠，成年后通常有约１７５～２７５厘米身高，羽毛也并不华丽。黄省曾在《西洋朝贡典录》中的记录较为符合事实：鸵鸟有两趾，脚长４尺许（约１２米）。而这些在《澳门记略》和《广东新语》中都没有说明。另外，《澳门记略》载有另一种鸟类，即“骆驼鸟”，一些历史学家也会将它当成鸵鸟。由此，同一种鸟类即有了两种名称，结论是《澳门记略》的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将在下文继续讨论这个问题。１０６①②见Ｍｉｌｌｓ，ＪＶＧ．，《瀛涯胜览》（译文）第１５３页；马欢撰，万明编：《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第７９页；龚珍：《西洋番国志》第３４—３５页；费信：《星槎胜览》第９９、１００页；Ｓｏｎｎｅｎｄｅｃｋｅｒ，Ｋｌａｕｓ，Ｖｅｒｚｅｉｃｈｎｉｓ，第１６５页注７５７及第１７９页；《西洋朝贡典录》第１０４页。亦见张之杰：《盐桥集：科学与美术的交会》第２５６—２５７页。关于西方视野中中文文献对鸵鸟的记载，可参见Ｍｏｕｌｅ，ＡＣ，“Ｓｏｍ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ｉｒｄｓ”，ｐｐ２４８－２５０．史前时期鸵鸟亦见于亚洲北部和中部的一些地区。见郭郛：《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９、２１、３５、４６页。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七、火鸡《澳门记略》中最难辨认的鸟类之一是“火鸡”：“又有火鸡，毛纯黑，毵毵下垂，高二三尺，能食火，吐气成烟。”《广东新语》也有关于“火鸡”的记载，只是细节略有出入：“火鸡大如鹳，多紫赤色……出满剌加国。春夜先鸡而鸣。粤间有之。”①今天，“火鸡”一词通常用来表示“ｔｕｒｋｅｙ”，又叫“吐绶鸡”。但赵春晨引《西洋朝贡通典》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火鸡”应表示“鹤鸵”，或者“食火鸡”，即是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食火鸡（Ｃａｓｕａｒｉｉｄａｅ）之一种。②赵的解释有些断章取义，他认为《澳门记略》中的文字应以“……（似）烟”，其后则是另外的意群。而高美士则将这句话与下文关于美国火鸡的部分相连，认为汉语“火鸡”就是指美国火鸡，他的这种解释很可能起因于《澳门记略》并没有给出美国火鸡的汉语名称。③“烟”之后的“又”字，以及《广东新语》中的记载，似乎支持了赵的观点，而不是高美士的翻译。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岭南杂记》中关于“火鸡”的记录几乎与《澳门记略》相同，但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补充：作者说，过去关于火鸡的翅膀可以防火（火布）的传说是靠不住的；它们的翅膀也是见火即焚；因此来自海外的“礼物”火鸡应与同名的本地鸟类是两回事。换句话说，进口的火鸡并不是相同名称的另一种鸟类。④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查找太平洋定期航线建立之前更早期的史１０７①②③④《广东新语》第５２３页。《西洋朝贡典录》第３５页；Ｓｏｎｎｅｎｄｅｃｋｅｒ，Ｋｌａｕｓ，Ｖｅｒｚｅｉｃｈｎｉｓ，尤其是第５２—５３页及注２４７。Ｇｏｍｅｓ，ＬｕíｓＧｏｎｚａｇａ，Ｏｕ－ｍｕｎｋｅｉｌｅｏｋ，ｐ２３４．吴震方：《岭南杂记》第７４ｂ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料，来排除“火鸡”即是美国ｔｕｒｋｅｙ的可能性。首先，《西洋朝贡通典》和同类的明代历史地理材料中的描述，最早都来自马欢的《瀛涯胜览》：“又出一等火鸡，大如仙鹤，身圆簇颈，比鹤顶颈更大。有软红冠似红帽子之状，二片生于颈中。嘴尖，浑身毛如羊毛稀长，青色。脚长，铁黑色。其爪甚利，亦能爪破人腹，肠出即死。好吃麸炭，遂谓火鸡。用棍打击，猝不能死。”①如前所述，有些学者将所记“火鸡”当成“食火鸡”，但没有指明食火鸡中的具体品种。最有可能是Ｃｃａｓｕａｒｉｕｓ和Ｃｕｎ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ｔｕｓ，因为它们拥有与马欢的描述相同的多数特征，但也有一些因素不相匹配：两种鸟的鸟冠既不柔软也不呈红色，而是某种硬物，多为棕色或蓝色，只有一些红点，如此而已。另外，脚也不一定是铁黑色；“二片生于颈中”之说，对食火鸡来说，应是“一两片红肉垂悬于鸡颈下”。“火鸡”产自何处？屈大均记来自满剌加，马欢记来自旧港（Ｐａｌｅｍｂａｎｇ），黄省曾记来自三佛齐（Ｓｒｉｖｉｊａｙａ）。《明实录》记载了曾向明廷进贡火鸡的外国使团，分别来自爪哇（正统十一年、景泰四年）、满剌加（成化十一年）、三佛齐（Ｓｒｉｖｉｊａｙａ，洪武四年和十年）②，皆是马来世界西部。因此，如果火鸡确实是食火鸡，那么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食火鸡今天的产地局限于新几内亚，不可能是产自爪哇和苏门答腊的所谓火鸡。为了解释这种矛盾，我们可以设想，当时食火鸡的产地还包括爪哇等地，或者是从今天的东印度尼西亚往西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等地贸易而来的。从上所述也可以清楚，《岭南杂记》和《澳门记略》记载的“火１０８①②马欢撰，万明编：《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０、３１页；Ｍｉｌｌｓ，ＪＶＧ．，《瀛涯胜览》第１０１页及注释。有意思的是，郭郛《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第４３１页也误认为马欢所记就是美国火鸡；张之杰《盐桥集》第２５４页则相对谨慎，认为是产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食火鸡（ｃａｓｓｏｗａｒｙ）。《明太祖实录》第３卷第１２７４、１８７９页；英宗第２７７０和５００８页；宪宗第２６２４—２６２５页；Ｗａｄｅ，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Ｐ．，Ｍｉｎｇｓｈｉｌｕ，ＩＩ，ｐｐ２８，２９；Ｖ，ｐｐ１４３０，１５４３；ＶＩ，ｐ１６７０．在《广东新语》第４３０页，爪哇和三佛齐都曾遣使朝贡火鸡。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鸡”在外形上与真正的食火鸡相去甚远，虽然对它们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瀛涯胜览》等书。在此我们仍然有必要解释“火鸡”喜食炽热物品的习性，早期的文献如《岭外代答》（１１７８年）记，“骆驼鹤”习性古怪：“食杂物炎火，或烧赤热铜铁与之食”。①类似的记载可以上溯到拓跋王朝（６世纪）的文献资料，以及历史上对石棉的各种描述。这里又涉及另外一种动物，即火蜥蜴，但地理背景完全不同，后者与阿拉伯历史上的马达加斯加岛（昆仑层期）有关。由此，鸟类以铁和火为食的传说便衍生出来，并进入文献记载，穿越历史的迷雾，直到明清时期。②等到此类描述出现于《澳门记略》及其他明代史料时，自然脱离了原始背景，虽然其后又有“骆驼鸟”的记载，但我们可以肯定，印光任和张汝霖并没有考证源流，查寻依据。但至此情况似乎更加复杂，人们会注意到“火鸡”一词也出现于其他史料，而且肯定不是食火鸡。《（正德）琼台志》（１６世纪早期）列举了生长于海南的一系列鸟类，其中提到：“火鸡红色，嘴翅"黑。春夜先鸡而鸣。俗亦谓之催耕。”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这种鸟类，或者至少可以缩小可能的范围。可以肯定的是，澳门的鸟类中没有此类“火鸡”。那么我们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澳门记略》中的“火鸡”不应视为美国火鸡（ｔｕｒｋｅｙ），而可能是进口的食火鸡。再务实一些，即使我们认定了它们是进口的食火鸡，那么其意义何在呢？关于“火鸡”的早期记载并没有提到它们的任何商业价值。最多，“火鸡”只是被当成一种奇异的（或危险的？）动物，而这些是不是足以认定澳门确有此１０９①②③周去非撰，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３页；Ｎｅｔｏｌｉｔｚｋｙ，Ａｌｍｕｔ，ＤａｓＬｉｎｇｗａｉｔａｉｔａ，ｐ４９．参见Ｎｅｔｏｌｉｔｚｋｙ，Ａｌｍｕｔ，ＤａｓＬｉｎｇｗａｉｔａｉｔａ，ｐｐ２３８－２３９ｎ５；Ｌａｕｆｅｒ，Ｂｅｒｔｈｏｌｄ，“Ａｓｂｅｓｔｏｓ”．《（正德）琼台志》第１册，第９卷，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ｂ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类生物，似乎仍然扑朔迷离。八、（美国）火鸡（Ｔｕｒｋｅｙ）虽然《澳门记略》对下面一种鸟类没有给出确切的名称，但依其描述可以清楚看出是美国火鸡（Ｍｅｌｅａｇｒｉｓｇａｌｌｏｐａｖｏ）：“又鸡大如鹅，羽毛华彩，吻上有鼻如象，上属于冠，可伸可缩，缩止寸余，伸可五寸许，嗉间无毛，有物如瘿，平时嗉与冠色微蓝，怒则瘿起而冠赤，血聚于鼻，垂垂自下，尾张如孔雀屏，雌者如常鸡差大，谓之异鸡，非绶鸡也。”类似的记载见于《职方外纪》《坤舆外纪》及《坤舆图说》，《坤舆图说》中还有插图，并配有文字说明，而这些记载都来自欧洲报告。①所有的耶稣会士文献都正确记录火鸡来自北美和墨西哥，只有《坤舆图说》中的图注提到其亦产自秘鲁。究其原因，一般认为火鸡是１６世纪早期经由秘鲁引入葡萄牙的，这也是其葡文名称“ｐｅｒｕ”之由来。②从语法上讲，《澳门记略》所谓“异鸡”，既可单指雌火鸡，也可泛指所有火鸡。这个词可能来自《坤舆外纪》，偶尔用来指称美国火鸡，但显然不算正式名称。“绶鸡”一词使人想起现代术语“吐绶鸡”，但并不出现于耶稣会士文献，只见于《广东新语》《广东通志》或更早期史料包括诗文之中。③但在这些文献中，其意所指并非美国火鸡，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１１０①②③《职方外纪》第１３１、１３３页注释２；《坤舆外纪》第５ａ页；《坤舆图说》卷下第３８ａ－ｂ、６７ａ－ｂ页。又见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Ｈａｒｔｍｕｔ，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ｐｐ２２５－２２６；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的“ＫｏｎｒａｄＧｅｓｓｎ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ｍＧｅｗａｎｄ”．美国火鸡及其图片又见于《古今图书集成》第５１９册第５３卷第３１ｂ—３２ａ页。另一种假设可以区分“ｐｅｒｕ”和美国本地名称：英语词汇“ｔｕｒｋｅｙ”有另外的背景，一个最近的观点是，火鸡最初常与几尼禽（Ｎｕｍｉｄａｍｅｌｅａｇｒｉｓ）相混淆，后者亦生长于北非的一些地区。在一些早期文献中，偶尔会见到“ｇａｌｉｎａｔｕｒｃｉｃａ”一词。黄佐：《广东通志》ＩＩ，第２４卷，第１０ｂ—１１ａ页（第６２９—６３０页）；《广东新语》第５１３、５２３页。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的动物。在此，印光任和张汝霖指出“异鸡”有别于“绶鸡”，是完全正确的。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澳门记略》是最早避免将“（吐）绶鸡”当成美国火鸡的史料之一。九、绶鸡《澳门记略》对绶鸡的描述很简短：“绶鸡曰旨$，其绶藏于咽下小囊，每吐之烂然文锦，谓之锦功曹，西洋亦时有之。”这段话需要某些解释。《广东新语》将“旨$”和“绶鸟”当成同一鸟类的不同名称；《澳门记略》中的“锦功曹”，在《广东新语》中作如下表述：“有真珠鸡，体有珠点文，能反哺。亦曰孝$……口中微出物如锦绮，长数寸，渐长覆胸，灿然眩目。顷之渐收入喉中……有锦囊在臆前，大如斗许。具五色。一名锦带功曹，一名吐绶，亦曰绶鸡。”①这说明屈大均将两种鸡进行了区分：$，又叫旨$，又叫绶鸟；真珠鸡，又叫孝$，又叫锦带功曹，又叫吐绶，又叫绶鸡。而《澳门记略》的作者将这些名称混为一谈。我们来看一下上述称谓：“锦功曹”或“锦带功曹”来自行政术语“功曹”，是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工部官员的称谓，亦是其后的朝代对吏部、宫廷卫队及其他行政部门官员的称谓，②它又可以泛称“有功的官员”。“绶”通常表示官印上绑的丝带，偶尔也是彩色斗篷上的丝带；“囊”表示官员制服上经常绑扎的小口袋，用来盛放官印或其他珍贵之物；“锦带”表示丝制的腰带。这种模拟刻画出“绶鸡”的形象：像一个有功的官员，口袋中装着官印，腰间缠着丝带，其“有功”，是因为“绶鸡”是一种忠诚不贰的（“孝”）鸡。官员会不时掏出印章，正如绶鸡常常炫耀它的华美。１１１①②《广东新语》第５２２—５２３页。Ｈｕｃｋ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Ｏ．，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ｎｏ３４８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郭郛曾经指出，“吐绶”（绶鸡等）常见于古代文献，如陆佃（１０４２—１１３０年）的《埤雅》（１２世纪早期）及《本草纲目》，其中常与“旨$”等同（最早见于《诗经》）。有些文献亦载这种鸡在晴天时会喷出“绶”样物，阴雨天气则闭口不吐；其他史料则说春夏吐绶而秋冬不吐。更有材料说，这种鸡有时头上长出“翠角”，长可两寸。《本草纲目》载，吐绶鸟会逐渐伸展颔下绶带，几乎有一尺之长，“乃徐舒其颔下之绶，长阔近尺”，并会闪闪发亮，呈现“红碧”之色。①《禽经》曰：“则颈出彩色作囊。”陆佃则说“囊如小绶”。②由此，又出现了另外两个名称：“吐锦鸟”和“锦囊”，这些名称来历也在《本草纲目》有载。最后，在《古今注》中，也将“吐绶鸟”说成“功曹”。③头生两角，彩色小囊，很有可能是角雉的一种或数种，最有可能的品种是（１）华南地区（主要是广西东北部和湖南南部）的卡伯特角雉或黄腹角雉（Ｔｒａｇｏｐａｎｃａｂｏｔｉ）；（２）中国角雉，或称红腹角雉（Ｔ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ｉｉ），头部呈蓝黑色，头顶有冠，身体有点像《广东新语》所说之珍珠鸡，产地主要包括今天的四川地区及其周围；（３）普通角雉（Ｔｓａｔｙｒａ），与红腹角雉貌似。其他的角雉种类则分布于西藏南部、印度北部和喜马拉雅地区。值得一提的是，红腹角雉在交配季节的表现感人至深，常为人称道：雄性会鼓起彩色脖颈，使脑袋上的羽毛形成两只小角形状，来吸引雌性伴侣。古代文献所指，应是这种独特的现象。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所谓“绶”和“囊”原意是指脖子以下的部分，而不是鸡喙吐１１２①②③郭郛：《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３、４３０页；Ｌｅｇｇｅ，Ｊａｍｅｓ，ＴｈｅＳｈｅＫｉｎｇ，ｐ２１１；陆佃：《埤雅》第３册，第９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李时珍：《本草纲目》第２册，第４８卷，第２６１７—２６１８页；Ｒｅａｄ，Ｂｅｒｎａｒｄ，“ＡｖｉａｎＤｒｕｇｓ”，ｐ４１（ｎｏ２７１ａ）．师旷：《禽经》卷２１，第１６ｂ—１７ａ页；陆佃：《埤雅》第３册，第９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ａ页。崔豹：《古今注》卷中，第５ａ页。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出的舌状物，也不是什么“口袋”。显然，将其比为丝带，是后期的发明，致使鸡的原貌和独特的习性不再被后人理解，屈大均和《澳门记略》的作者便是如此。①上述《澳门记略》的最后一句“西洋亦时有之”也值得我们注意。它在语法上有歧义：到底是“西洋之鸡也有绶”，还是“在西洋（如葡萄牙）也有这种鸡”？上文的翻译也许是错误的，但同类的史料并无助于确定其正确含义。十、鸭《澳门记略》对鸭的记述也很短：“鸭如小鹅，有冠，毛羽斑斑然。”无其他史料可资参照，又没有足够的细节确定品种。大概是《澳门记略》的作者有意为之，补充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以满足读者期望：既然澳门有这么多鸡，何故无鸭出现？十一、无对鸟接下来是一种很奇特的鸟：“有鸟无足，腹下生长皮如筋，缠于树枝以立，毛五彩，名无对鸟。”《坤舆图说》《坤舆外纪》《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南怀仁的世界地图都有类似的描述。南怀仁主要补充了“无对鸟”的习性：“不见其饮食，意惟服气而已。”②１１３①②关于中国的角雉，见钱燕文：《中国鸟类图鉴》，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８８—９１页。《坤舆图说》卷下第５３ａ—ｂ页；《坤舆外纪》第５ｂ页；《古今图书集成》第５１９册，第５３卷，第３１ｂ页；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Ｈａｒｔｍｕｔ，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ｐｐ２００－２０１；Ｉａｎｎａｃｃｏｎｅ，Ｉｓａｉａ，“ＬｏｚｏｏｄｅｉＧｅｓｕｉｔｉ”，ｐｐ７４５，７５４；Ｐｔａｋ，Ｒ．，“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ｐｐ１４０，１４８．Ｉａｎｎａｃｃｏｎｅ复制的图画没有显示左侧的树枝，由小鸟用皮肤样的肌肉包裹；《古今图书集成》的图画也是如此。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认定“无对鸟”毫不困难：它就是天堂鸟。早期的伊比利亚文献就介绍过这种永不停歇（因此没有脚）、以空气和露水为生的鸟类。ＭａｓｓｉｍｉｌｉａｎｏＴｒａｎｓｉｌｖａｎｏ曾这样描述：“……他们见到一种最美丽的小鸟，从来不落地歇息，也从不进食……”①以世俗眼光来看，这种身世神秘的鸟被视为神圣之物，又因其羽毛美丽，更受亚洲之人敬仰，因此被称为“上帝之鸟”，由此引出“天堂鸟”的名称。②天堂鸟的羽毛向来是摩鹿加群岛和亚洲其他地区之间贸易往来的常规商品，主要产自新几内亚和附近的一些岛屿。估计这些羽毛主要来自Ｐａｐｏｄａ，Ｐｍｉｎｏｒ和Ｐｒｕｂｒａ三个品种。耶稣会士们大概知道这种贸易，或者在澳门见到过天堂鸟的皮毛，所以才有《坤舆图说》等文献中关于“无对鸟”的记载；而Ｇｅｓｎｅｒ等人的记录又成为南怀仁等耶稣会士的材料来源。根据这些描述，天堂鸟独特的长线形羽毛是雄性用来与异性拥抱交尾的工具，也可以用来缠绕树枝，悬吊休憩。③但中文名称“无对鸟”也可以有多重解释：它既可以表示“没有配偶的鸟”（传说神鸟繁殖无需配偶），也可以表示“无与伦比的鸟”。同时，若用广东话发音，则可以理解成“每对鸟”（高美士就解释成“每对鸟”），乃ｍｕｉｔｕｉ或ｍａｎｕｋｄｅｗａｔａ（及拉丁文之ＡｖｅｓＤｅｉ，或上帝之鸟的意思）的音译。④我们可以断言，印光任和张汝霖根本没有考虑这么多，换句话说，他们也不明白笔下所记为何方物种。１１４①②③④详见Ｐｔａｋ，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Ｂｉｒｄｓｏｆ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ｐ８２０．亦见ＳｔａｎｌｅｙｏｆＡｌｄｅｒｌｅｙ，Ｌｏｒｄ（ｔ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Ｖｏｙａｇｅ，ｐｐ１４３，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８－２０９．关于天堂鸟，见Ｆｏｒｅｓｈａｗ，ＪｏｓｅｐＭ．，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Ｃｏｏｐｅｒ，ＴｈｅＢｉｒｄｓｏｆＰａｒａｄｉｓｅ，或Ｆｒｉｔｈ，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Ｂｅｔａｌ．，ＴｈｅＢｉｒｄｓｏｆＰａｒａｄｉｓｅ．最早的专论见Ｅｌｌｉｏｔ，ＤａｎｉｅｌＧｉｒａｕｄ，Ａ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ｉｄａｅ．及ｐｐｉｘ－ｘｖ（较早期著作）。关于１６和１７世纪的欧洲记录，见Ｓｔｒｅｓｅｍａｎｎ，Ｅｒｗｉｎ，“ＤｉｅＥｎｔｄｅｃｋ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Ｐａｒａｄｉｅｓｖｇｅｌ”，尤其是ｐｐ２６３－２６４，其“Ｗａｓｗｕｔｅｎｄｉ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ｓｔｅｌｌｅｒ”．见Ｐｔａｋ，Ｒ．，“Ｂｉｒｄｓｏｆ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ｐｐ８２２－８２４，“天堂鸟”亦载汪大海之《海岛逸志》。Ｇｏｍｅｓ，ＬｕíｓＧｏｎｚａｇａ，Ｏｕ－ｍｕｎｋｅｉｌｅｏｋ，ｐ２３７．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十二、厄马《澳门记略》接着记载的鸟类是厄马：“一鸟名厄马，最大，长颈高足，翼翎美丽，不能飞，足若牛蹄，善奔走，马不能及，卵可作杯器，即今蕃舶所市龙卵也。”《广东新语》中没有记录厄马，但在耶稣会士文献如《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及《坤舆外纪》中有载。《职方外纪》称这种鸟产自秘鲁（孛露），据说见于南美洲的荒野。其他描述与《澳门记略》大体相同，只有一条匪夷所思的例外，即说这种鸟类通体无毛。《坤舆图说》及《坤舆外纪》也提到秘鲁（白露），其余所记亦同于《澳门记略》。①中文名“厄马”可以直接认定为鸸鹋（Ｄｒｏｍａｉｕｓｎｏｖａｅｈｏｌｌａｎｄｉａｅ），体型巨大，身高可达两米。属Ｃａｓｕａｒｉｉｄａｅ科，是Ｄｒｏｍａｉｕｓ属现存的唯一物种。②鸸鹋今天产自澳大利亚的草地和半荒漠地区，奔跑速度极快，可以达到每小时５０公里。中文名称以“马”称之，亦与其不寻常之速度相适应。关于“厄马”之通称，尚有数种理论。有人认为源自东南亚语言，也有人认为来自印度。而在第一批耶稣会士到达中国的时期，这种鸟是否已被称为“厄马”，仍然值得怀疑。无论如何，艾儒略认为“厄马”产自秘鲁，在他的时代，人们对澳大利亚仍然一无所知。因此，他说的应该是美洲鸵（Ｒｈｅ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是美洲大陆最大的鸟类。③为了在此理清名称上的混淆，我们可以查阅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上面有一章提到一种巨大的鸟“有翅不能飞”，“其足如马，行最速，马不能及”，这种鸟叫“尼%”，产自“大泥”（即文莱或马来半岛东岸的北大年）。虽然利玛窦明确说明１１５①②③《职方外纪》第１２３页；《坤舆图说》卷下，第３４ｂ页；《坤舆外纪》第４ｂ页。其他文献如王士祯的《居易录》也有相同记载。见Ｈｏｙｏ，Ｊｏｓｅｐｄｅｌ，ｅｔａｌ．，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Ｉ，ｐｐ９０－１０３．也有体型略小的美洲鸵（Ｐｔｅｒｏｃｎｅｍｉａｐｅｎｎａｔａ）。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这种鸟常在秘鲁（孛露）看到，有人以为他事实上指的就是鸸鹋（只是转录错误），并没有将鸸鹋和美洲鸵进行区分，而艾儒略径自转述利玛窦的材料，跟着犯了同样的错误。①如前所述，１６００年前后，澳大利亚大陆仍然寂寂无闻，其动物世界自然不为早期耶稣会士所了解。因此名称之谜应作如下解读：利玛窦本人听说过美洲鸵鸟，但把它放到了错误的地区（可能因为当时秘鲁和文莱的中文名称发音相近，比如后者又被称为“婆罗”），或者他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物种，如Ｃａｓｕａｒｉｉｄａｅ科之Ｃｃａｓｕａｒｉｕｓ或Ｃｕｎ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ｔｕｓ。这两种鸟类现今都生长于新几内亚的热带森林，而在更早时期也可能活动于附近的岛屿，在形体和大小上都与南美洲鸵鸟类似（虽然在色彩上可能有所不同）。②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利玛窦所记应是我们在上文“火鸡”部分讨论的食火鸡的一种。接下来可以推测，《澳门记略》的作者对这些语言学问题一无所知，并没有意识到“火鸡”和“厄马”有可能是同一种鸟类。鸟卵或其他硬物如鸟类的角，有时可以制作成杯。屈大均专门记有“酒器”，但他没有提到“龙卵”。在印光任和张汝霖之前，“龙卵”一词早有使用，但无人能够说出“厄马卵”如何成了“龙卵”。十三、巨鸟“厄马”之后，《澳门记略》简短记述了“巨鸟”：“又有巨鸟，其吻能解百毒，一吻值金钱五十。”《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和《坤舆外纪》有类似记载，并说明这１１６①②见《西洋朝贡典录》第１２５—１２６页，ｎ５；及ｄＥｌｉａ，ＰａｓｑｕａｌｅＭ．，Ｉｌｍａｐｐａｍｏｎｄｏ，ＰｌａｔｅｓＸＸＩＸａｎｄＸＸＸ；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附录地图２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Ｆ３；Ｃｈｅｎ，Ｋｅｎｎｅｔｈ，“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３３５．有材料宣称即使在今天仍然可以在群岛和新几内亚附近的其他地区偶然发现食火鸡。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种鸟来自印度。①现代著作将“巨鸟”当成犀鸟科（Ｂｕｃｅｒｏｔｉｄａｅ），有几种分布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今天的云南和广西，但《澳门记略》中的简短记录无法让我们判断具体的犀鸟种类。中国人在很早的时期就知道各种犀鸟，只是名称各有不同，如“越王鸟”“&?”“&（童鸟）”和“鹤顶”等等。一些古老文献还记载了它们的药用和商业价值，以及它们不寻常的鸟喙。这种鸟在欧洲也很知名，Ａｌｄｒｏｖａｎｄｉ的著名作品（１６１０年）对它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述，②也许正是这本书激起了艾儒略和南怀仁的兴趣。但如果这里的“巨鸟”确实是犀鸟，那么《澳门记略》的作者很可能并不了解他们所记何物，因为他们本来可以从《广东新语》中转引更多的细节，后者从更早的材料引用了关于“&（童鸟）”的描述。③关于犀鸟鸟喙的价格，不同的材料记载颇有出入。进口的大部分鸟喙原材料，不仅用于药物，还用来制作酒杯和带扣。早期记载包括某些后期文献经常提到酒杯，如《广东通志》和《广东新语》。虽然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给出价格，但因为不断的进口导致犀鸟数量减少，价格的上涨在所难免。④十四、骆驼鸟《澳门记略》所载最后一种鸟类是“骆驼鸟”：“骆驼鸟，首高于乘马之人，行时张翼，大如棚，腹热能化铁。”类似的记载也见于耶稣会１１７①②③④《职方外纪》第４０页及第４３页注释１４；《坤舆图说》卷下第３ｂ页；《坤舆外纪》第１ａ页。关于这些鸟，见Ｐｔａｋ，Ｒ．，ＥｘｏｔｉｓｃｈｅＶｇｅｌ，ｐｐ３５－５８；杨騄之：《鹤顶考》；Ａｌｄｒｏｖａｎｄｉ，Ｕｌｙｓｓｉｓ，Ｏｒｎ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ａｅ，ｐｐ３９４，３９８－３９９．关于现代的动物学专著，见Ｋｅｍｐ，Ａｌａ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Ｗｏｏｄｃｏｃｋ，ＴｈｅＨｏｒｎｂｉｌｌｓ．《广东新语》第５１６、５２４页。其他清代文献也提到“&（童鸟）”，如李调元：《南越笔记》卷８第７ａ页。注意：“巨鸟”一词有时与棺材相关，有时又称“异鸟”。清朝之《海岛逸志》也提到巨鸟。《广东新语》第４５６页；杨和之：《鹤顶考》第１３—１４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文献，《坤舆图说》甚至配有插图，并介绍说这种鸟来自南美洲。①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是美洲鸵鸟。我们在上文讨论的“厄马”也与美洲鸵有关，但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其中之一就是利玛窦认为它是食火鸡。因此我们要返回文献年表，以进一步理清这个复杂的问题。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是近代早期的欧洲世界：ＫｏｎｒａｄＧｅｓｎｅｒ撰于１６世纪中期的动物学著作在当时流传甚广，自然也为前来中国的耶稣会士们所熟知，其中详细描述了非洲鸵鸟，与后来南怀仁的描述几乎相同，尤其是鸟的高度超过“乘马之人”及吞吃生铁的功能。Ｇｅｓｎｅｒ的记载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例如普林尼（Ｐｌｉｎｙ）就介绍鸵鸟极善奔跑；甚至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也知道这种鸟。②而这些早期文献所记，皆指非洲鸵鸟（Ｓｔｒｕｔｈｉｏｃａｍｅｌｕｓ），既不是大美洲鸵，也不是鸸鹋。如上所述，中国文献记载这种鸟类时有一种独立的传统，常称之为“鸵鸡”。利玛窦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可能是在Ｇｅｓｎｅｒ记述鸵鸟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国元素，而称之为“尼%”（“厄马”的讹称），并因某种原因称其产地为“北大年”。但艾儒略和南怀仁都对利玛窦的说法不甚满意。艾儒略决定将“尼%”改正为“厄马”，并将其产地改为秘鲁（可能是因为利玛窦在描述“尼%”时提到过秘鲁地区）。这样一来，他所说的自然是美洲鸵，而不是非洲鸵。南怀仁采纳了艾儒略的观点，但把名称恢复为“骆驼鸟”，也将其产地定于南美洲。所导致的结果是，后来的记述者不仅在名称上出现混淆，而且在对鸵鸟习性的描述上也出现分裂：有些专指“厄马”，有些专指“骆驼鸟”。“尼%”“厄马”之谜的始作俑者利玛窦是否知道新几内亚的食火鸡，我们不得而知。显然艾儒略和南怀仁对食火鸡缺乏了解，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认为“厄马”的产地与秘鲁有关。１１８①②《坤舆图说》卷下第７１ａ－ｂ页；《坤舆外纪》第８ａ－ｂ页。关于利玛窦地图上显示的“驼鸟”画，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插图ＩＩＩ至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Ｈａｒｔｍｕｔ，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ｐ２３０．
  • 《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屈大均没有记载“厄马”，也没有提到“骆驼鸡”，但我们知道他描述过“驼鸡”，并且提到这种鸡有吞咽铁石的能力，这点与欧洲文献的说法相同。而《澳门记略》的作者只是简单地将这些记载抄录进来，并没有考究出处，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记录的不同名称，有可能是同一种动物。十五、结语综合上述考证：第一，印光任和张汝霖的鸟类描述多与《广东新语》和耶稣会士所记极为类似；第二，许多情况下，后期的记录会偏离早先的材料来源，原意会因为不适当的增删而被歪曲；第三，《澳门记略》的作者并不总是了解他们所描述的鸟类；第四，《澳门记略》中列举的大部分鸟类与澳门关系不大，有些甚至从未在当地出现过，例如美洲鸵鸟（食火鸡或鸸鹋）和犀鸟；第五，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中文术语才能与某种鸟类名称相符，依靠中文记载鉴别鸟类通常是不可能的，在其他中文文献中也是如此；第六，显然，《澳门记略》的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列举与澳门有关的部分（或全部）鸟类，他们的兴趣在于宣扬这些动物的异域情调。在印光任和张汝霖心目中，鸟类似乎与奇迹有某种关联。当然，这种揣测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让我们用微妙的“异域主义”心理，来解释这份重要文献中对澳门动物世界的系统记录，或表面上的系统记录。１１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澳门：中国面向拉丁世界的窗口一、前言这篇短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一个很不完善的笔记式的观点集合和一些乌托邦式设想的说明文字（其中一些乌托邦式的设想最近已经被证实是失败的）。现有的这些观点是否合适提交给真正的学者们，必须取决于他们。如果学者们有各种复杂的不同反应，我也觉得不足为奇。在此，我希望能收集一些与澳门作为中国与西方之间桥梁的角色的一些看法，并描绘出一个充满想象的、我所愿意看到的及这个角色在未来的发展前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既不偏袒中国人，也不偏袒葡萄牙人；如果我能就此说点什么的话，它集合了一个“中立”局外人的不完善观点。我这位局外人相信，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朝英语霸权推进的速度有些太快了。二、语言我的第一个论点涉及语言的使用。回想起来，欧亚史走过了不同的周期。在每个周期中，各种不同的语言曾担当过主导作用。这些作用可１２０叶农译。原载信息：“Ｍａｃａｕ：ＣｈｉｎａｓＷｉｎｄｏｗｔｏｔｈｅＬａｔｉｎＷｏｒｌｄ”，ｉｎＡｒｔｈｕｒＨ．Ｃｈｅｎ（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ｉｎＭａｃａｕ．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ａｃａ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ｄｏＧｏｖｅｒｎｏｄａＲ．Ａ．Ｅ．ｄｅＭａｃａｕ，２００１），ｐｐ．３２７－３３６．中译文曾载《澳门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总第３１期）。
  • 澳门：中国面向拉丁世界的窗口与文化、商业和政治等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如果一个相信是蒙古时期所写的作品，而人们如对这些资料来源进行现代调查，那么人们就能发现，蒙古语或者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曾经广泛地用于商业领域和外交世界（且在外交世界的使用是最可确定的）。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是唯一在大可汗时期有一些影响的欧洲语言。大体上，这些观点是运用于欧亚陆上通道的；而在这个较早的时期里，海上通道较少被人们很好地了解。在１６世纪，葡萄牙语成为亚洲各沿海地区的通用语，但是，正如不同二手资料指出，葡萄牙语是否真的是一种通用语言，仍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通用语”。人们能够毫无疑问地确认：葡萄牙语具有影响力的地位，包括它的不同变体，维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在荷兰人的控制下，它亦能保持其影响力，直到其他语言取得更优势的地位。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荷兰语从未取代葡萄牙语的重要性。部分原因归究于强势的德语和葡萄牙语在巴达维亚和其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居留地通行。在荷兰人与加尔文主义者创业精神的理性作用与半封建、中世纪的葡萄牙人与天主教精神之间的对立当然确实存在，但是这个对立经常在文学中被严重夸大，就像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的地位几乎上升到了基督新教的圣人一样。与荷兰语相反，法语与英语取得了在亚洲和其他地方更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一切仅发生在１９世纪。现在法语被广泛认为已经过了其顶峰时期，其影响正在逐渐消退，而英语却成为了法语真正的对立面。在远东与世界一些其他地区，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现象：与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高出生率相比，除英语之外的语言的影响力应该在增加，但是由于英语在商业、军事、核技术和科学领域的广泛运用，英语不断渗透到大部分国家的文化“上层结构”中去，其他语言的影响力并未相应增加。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正在走向舞台。这个舞台是英语将变成环球精英界、知识界所用语言，还是走向相反的方向；或者英语地位是否会像法语和葡萄牙语一样，将在下一个千年，最终下降到一定程度，让位于其他语言。不同的思维与模式存在于这些问题，但这不是我来讨论它们或者进行另一次“长期天气预报”的初衷。在此，１２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我希望做的是，将澳门的未来放在某些全球化趋势的更大的背景中去，以推测其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三、观点如上所述，英语在包括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术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对于澳门来说，对其历史与该地区社会的研究，最常用的是汉语和葡萄牙语，而英语并不是经常使用的语言。在其他领域，我尝试着表达出语言的使用是完全与某些意识形态领域相关联的观点。总体上说，汉语使用者，通常是本土使用者，经常有意识地或者下意识地，故意或者非故意地，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澳门的过去与现在。以葡萄牙语为使用背景的葡萄牙历史学家在表达他们的观点时也是相类似的。这种“二分局面”被这种事实所加重：即中葡学者任何一方都没有使用过对方所主要使用的史料来进行研究工作。中国历史学家和葡萄牙历史学家亦同样经常注意到这种两难窘境。如果英语被考虑进来，问题变得更复杂。我的理解是英语使用者在写到澳门历史时，事实上是整个葡属印度的历史时，通常对在其他语言著作中找到的观点持有偏见。肯尼斯·麦克菲逊（Ｋｅｎｎｅｔｈ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曾经指出，在英美图书之中，“葡萄牙人被描写为最后的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狂热的罗马天主教徒、大海上的堂吉诃德、狂暴而生不逢时的拉丁人，他们成为了本质上是现代化的、行为符合规范的荷兰人与英国人的对照。……”然后，他继续说：“两者的对照，其实不全都如此严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英美人傲慢所导致的奇怪的产物，它是由英美人在１９、２０世纪取得的经济与政治霸权所打造出来的。”①虽然肯尼斯·麦克菲逊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有意煽动情绪，同样做法是将澳大利亚人从其他的英语历史著作中分离出来（肯尼斯·麦１２２①Ｋｅｎｎｅｔｈ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ａ（《印度洋：人民与大海之史》），Ｄｅｌｈｉ，１９９５，ｐ２６７．
  • 澳门：中国面向拉丁世界的窗口克菲逊在澳大利亚任教）。它果然煽动起情绪和引出了问题。我们最近阅读到了关于澳门的几部英语书籍和几篇刊物文章。对这些著作的仔细分析，确实揭示出“英国人”的意象形成（ｉｍａｇｅ－ｍａｋｉｎｇ）真的不是一件过去的事情。我在这里不会提到这些人的姓名，但会提到一个唯一有积极意义的例外。他就是乔纳森·波特（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Ｐｏｒｔｅｒ）。他称他所著关于澳门的书为《澳门：想象中的城市》（Ｍａｃａｕ：Ｔｈ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Ｃｉｔｙ），并承认他在这本书转达了一些观点与印象，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它告诉我们，英语作者通过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获取的信息，经过无穷尽的重复后，形成了一些关于澳门的意象。当这些意象从它所属的环境中肢解出来并进行负面描述时，一些与澳门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常以一种非常浪漫的色彩来表现。不可避免地，一些对澳门只有初步认识的读者，将发现他们因此在心中确立了关于澳门的正面看法或负面偏见。当他们谈到澳门的原罪和罪恶时，或许能唤起他们对地中海社会的思恋情绪。一些刊物作者，特别利用了这些机制，因为他们知道，英语读者们常常想听他们的故事。追溯英语中关于澳门的“意象”形成的起源是困难的，但是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的旧有的竞争。在那时，当英国人占领这块领土的努力失败后和澳门仍被认为是香港的竞争者时，这些事实就可能是问题的根源。在１９、２０世纪，两者的竞争表现出很奇怪的特征。澳门和香港都计划修铁路到广州，都在鸦片贸易中竞争，都从事苦力贸易。当这些贸易过程结束之后，它们都相互指责。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英国人在商业世界更加成功，并且在以后，当为他们犯下的这些罪恶寻找借口时，竞争就更严峻了。自我批评终于在自由思维与民主原则的名义下进行了，一些发生在澳门不太引人注目的事件通常被完全否认是在此发生的。对制度史的快速检验引导出一个很不同的事实。实际上，以这些时段的标准来衡量，澳门经常是比香港更自由。而且，与英国的殖民地相比，澳门的多元文化环境没有引起大的动乱和深刻的外来分裂。英国人不愿意承认葡萄牙式的处理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宽松方法，并开始发现一个他们所不１２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了解的新标签：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居留地现在被归类到“非正式”一类，与之相对的是英国人所掌握的“法律与秩序”一类。直至今日，仍有一些历史学家采用这种两分法。对于他们来说，澳门表现出的是海外散居模式中的一种非正式形式，一个奇怪的，由一个衰老的欧洲桥头堡、文化转口港、东方蒙地卡罗和正在上升的服务中心交汇而成的混合体。四、模式现在来看第二个论点。很明显，英语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原创性地注定要创始一些理论和模式。这些理论和模式，他们认为是对探索“真实”的世界大有帮助。同时，他们催促西方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废弃掉过时的“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模式，但是在他们采用的所有理论、模式、范型中的绝大部分，是来源于英语阵营。或许这样，人们应该将“欧洲中心论”换掉，重新插上“英语中心论”的新标签。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我们在此面临着一个基本的悖论：用英语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的原理去推翻英语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传统的哲学方法并不易受此批评，因为它们并不野心勃勃和自命不凡，但它们在英语领域并不受尊重。一般来讲，英语使用者一般不再愿意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事情，一部分原因是操控模式变成了一种时尚，部分原因是学习其他语言和研究古老手稿需要太多的时间和努力。英美关于澳门的模式设计的全面影响恐怕有待将来才能体现出来。这种影响输入的途径可能是双重的。第一途径是，在英语国家进行研究工作的澳门学者，不可避免地、直接和毫不迟疑地将带一些观点回到澳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第二途径将是通过中国的途径。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阅读英文书籍与文章，但是极少涉及其他的西方语言。到目前为止，他们采用了一种奇怪的混合理论来解释澳门的过去（和现在）。这种混合理论是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一个强势１２４
  • 澳门：中国面向拉丁世界的窗口的中国传统修辞术的混合物。如果这种混合物在不久的将来，能获得英语世界的模式设计者们的青睐，澳门的“特征”将会发展成其他东西。在这一点上的案例是，与离散社群模式联系在一起的“蕃坊”概念的组合。①组合这两者，历史学家可以得出结论：澳门只不过是宋朝与元朝外国人在泉州的居留地的另一变体而已。这是一个在意义上来说“非常可行的”结论。一些问题，例如主权问题，能够被吸纳进一些较大的“模式”。被汉语杂志与其他文学作品压倒性地灌输的、又受香港“亲英主义”深刻影响的澳门问题的读者，或许将考虑以此解答来作为最后的抗争。综上所述，带有英语标签的东西在东方确实卖得很好，并被认为是我“族类”。人们在此能够提出的问题是，走那条路是否代表了澳门市民的利益，澳门市民是否允许对澳门多元文化特征的扭曲得以实施。毫无疑问的是，英语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保持强势。作为东方商业中心的澳门将不得不为全球各地的英语市场供应一些服务。但是，单向认同英语学术机构所带来的副作用，可能会导致令人失望的结果。在澳门，各种机构正在以各种方法促进研究葡萄牙语言与文化。这些努力说明在“语言”与文化领域出现的危机已被人们所认识。但是，我们又能得到几成的肯定，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足以捍卫葡萄牙遗产在下一个千年里的地位？为避免澳门滑向英语世界，我们还能做些其他什么？五、古为今用在这一点上，是能方便地从一个不同的方面接触到语言问题，然后再进入其他的文化问题。很久以前，澳门是在中国与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团的后勤基地。所有的传教士活动都以拉丁语言为媒介进行。他们基本上都是和平的促进者，不会导致像鸦片战争或１９世纪末的中日冲突那１２５①吴志良：《澳门政制》（ＳｉｓｔｅｍａＰｏｌíｔｉｃｏｄｅＭａｃａｕ），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２２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样的大冲突。西班牙的修道士曾经真的抱有在日本与菲律宾的武士协助下用武力征服中国部分沿海地区的计划，但是，基于明显的原因，西班牙王室与澳葡当局都反对这些荒谬的东西，不允许任何西班牙的征服行动发生。总的来说，如果人们看到了诸如美士基打（ＶｉｃｅｎｔｅＮｉｃｏｌａｕｄｅＭｅｓｑｕｉｔａ）的勇敢行为一类的情节，那么，澳门显然没有无用的历史沉淀物。这使得珍贵的拉丁文化的“过去”，能够用许多有利可图的方法进行“开采”。鉴于许多关于这个专题的西方书籍与文章已经出版，在此，已无必要进一步的评论了。但是，为了澳门以过去为鉴而从中受益，中国为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同情的态度。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内地宗教自由问题缠绕在一起的观点。显然，北京的政治家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选择权。事实上，他们可能视拉丁文化为英美影响的替代品。在过去，当我们回忆起那句“以夷制夷”（ｒｕｌｅ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ｗｉｔｈ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的老话时，中国政府的官员们通常试图挑起一群外国人去对付另外一群外国人。人们可以看到，在中世纪王国的当今“国界”里，相同机制仍然被采用。因此，我们的困难将在于如何使中国信服而更靠近一些拉丁阵营。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澳门政府继续执行一种不冒犯政策，与之对照的是前香港当局严峻的政治进程，以及在华盛顿与北京间的诸多问题。这或许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澳门当局圆滑的政治手腕与调和的信息，被在广州的省级政府与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适当地认可了。调和的信息或许较少被珠海所接收，因为在过去几年里，珠海经历了一个与澳门争执的过程。这证明了经济合作并不是无条件的，一定程度的竞争存在于环珠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的城镇之间。这个城镇群是比较新的。在较早的日子里，澳门周围没有一个地方曾经比现代珠海在经济上更重要。珠海的案例是一个很特殊而复杂的案例，但是人们肯定能处理。我们将在下面作讨论。在此，我们必须重返葡英问题和遥远的过去。１９世纪初期，德路里海军上将（ＡｄｍｉｒａｌＤｒｕｒｙ）率军队在澳门的土地上登陆，雅廉访１２６
  • 澳门：中国面向拉丁世界的窗口（ＭｉｇｕｅｌｄｅＡｒｒｉａｇａ）便开始了在两方——中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其结果已为大众熟知：一枪不发，德路里撤走，葡萄牙人留下。以各种标准来衡量都是小型港口的澳门，成功地打出了极少数它所能打出的王牌。就像大卫智胜歌利亚，这很倒伦敦的胃口。①当今在澳门及其周围的政治——经济城镇群，当然已经与１９世纪初有了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１９９９年回归之后；但是要说服中国通过澳门来提升其与非英语世界的联系，将有点儿像是对雅廉访的外交努力的致敬。中国能够重新考虑澳门在长期发展远景的角色，掂量其在文化领域里合作的利弊。无声的协调存在于雅廉访时代，相信它能重新被唤醒，以延迟一个英国的永久基地的建立。六、珠海因素中国经济特区的未来形态是中国及港澳领导人和居民经常讨论的话题。众所周知，卫星居住区、肥沃的土地和山区分隔了香港与深圳的城市核心。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它们将不会发展到一起，而形成一个大城市。与香港和深圳的情况不同，澳门与珠海中间只隔着一条边界。珠海年鉴中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了其快速的发展。不仅是在珠海经济特区，而且是在大珠海的范围内，尤其是靠近澳门西部的、由珠海市管辖的斗门县南部边界的工业区发展蓬勃。在这种情况下，其发展涉及经济指标，也涉及人口数据。一些反映未来发展趋势的规划已经制定出来。如果行之有效，珠海与澳门将融合成广东沿海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事实上，近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已经颁布实施——译者）。澳门很有可能最终成为珠江三角洲西岸成长的百万级城市的组成部分。诸多桥梁、大堤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已经清楚地指明了这种发展趋１２７①例如，ＡｎｔóｎｉｏＧｒａａｄｅＡｂｒｅｕ，Ｍａｃａｏ，ＭｉｇｕｅｌｄｅＡｒｒｉａｇ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ＦａｉｌｅｄＢｒｉｔｉｓｈ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ｃａｏｉｎ１８０８；ＳａｂｉｎｅＤａｂｒｉｎｇｈａｕｓ＆Ｒ．Ｐ．，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ｈｅｒ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ｓ．Ｂｏｒｄｅｒｓ，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ｈＰｏｌｉｃｙ，１０ｔｈｔｏ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１９９７，ｐｐ１８３－１９８．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势。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从澳门转移到珠海，为内地服务的澳门服务业日渐上升，其重要性的提升是地区间长期合作与资源共享的标志。笔者认为，香港将不会与深圳一起成长。甚至两者如果被置于同一个地区管理之下，它们也将保持为两个不同的地区实体。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什么？一个区域包括现在的澳门、鱶仔岛和部分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的、居民超过百万的巨大城市？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珠江口西岸将无疑增加其与传统的对手香港竞争的权重。让我们进一步设想，不久的将来，上海将发生什么？一些人相信香港的地位将弱化到与上海一样。如此，在权重上的变化能够导致澳门与珠海地位的进一步强化？未来不易预言，负面的发展同样可能发生。试想一下，如果香港引进博彩业，澳门与珠海将会怎样？广州将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些平衡，或者它会偏爱香港、深圳更胜于澳门、珠海？经济学家经常考虑使澳门更加吸引投资者及改变市场组成，以降低其脆弱性的可能性（比如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译者）。本文在此并没有篇幅来评论地区外贸结构及过去为克服其对纺织及成衣业的依赖所做的努力，但是或许要就澳门与珠海的联系说几句话。珠海和澳门之间经历过许多竞争与合作的过程。机场的争执仅是其中一例。事实上，两地结构性合作的潜能不断出现，并且更有效地分配资源的信号已经清晰可见。我不敢说这些变化的范围将有多大，其一致性将达到什么程度。但是可以说，在长期运作之后，它们可为进一步增加本地的投资机会作出贡献。所有这一切的预先条件当然将是两方要“正确出牌”！现在，澳门正忙于改变它的景观，希望新旧合一，使在东方的文化与商业中心的形象鲜明起来。如果珠海亦参加进来，通过几座大桥和一些其他标志性建筑物与澳门半岛联结起来，那么一个有吸引力的双子城将会出现。这座双子座将具有中国其他沿海地区所找不到的独有特征。但是，如果如此组合只是通过复制香港与上海的生活方式，只加强它与英语世界的联系而去走“英国式道路”，而不认同其拉丁“基因”，它将肯定会落后于竞争对手。所有多元文化性与包容性的健康成分将因此而牺牲给“新秩序”。如果这样的话，或许整个远东将最终被拖入旧金１２８
  • 澳门：中国面向拉丁世界的窗口山与洛杉矶的港口。而中国在总体上，将失去用自己的优势去影响澳门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机会。七、全球化中国的政治原则之一，是不使自己与某个大型的国家集团或某种异质文化靠得太近。帝国朝廷遵循了这个规则，现代中国政府亦萧规曹随。而且，中国经常倾向于将自身置于超越地位，在处理与其他国家事务时，将其他国家视为“夷人”。在历史上，中国人在表述自身文化成就时，就经常使用这样的词语。实际上，中国也会经常有选择地引入外国因素，以适应当时的需求，通常是统治精英们的需求。英美价值观对中国新生代的影响就是此类案例中的一个。英美文化提供了许多东西，但并不是每一样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过去的数十年，香港扮演了一种过滤器的角色，它允许某些东西通过，而另外的一些却行不通。然而，过滤的过程并没有在深圳边界结束。中国官僚们要定期检查其过滤的物质，被称为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被过滤的东西是在太平洋对岸的自由世界生成的。中国从里斯本、澳门和其他拉丁地区输入的东西数量少，刺激亦不明显。在西方世界的部分地区，崇敬一种新“三位一体”论变成了习惯。在这个三位一体论中，至高无上的神被称为“全球化”，另两位神灵则是“创新”与“效率”。所有的民主团体都将他们自己交给了这些新神，甚至非民主团体也不能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这些变化。被暴露在“法律与秩序”炼狱下的中国“布丁”，将最终变成一个半透明的和完全同性化的东西，以获得跨国企业和公司的满意。如果允许存在不同的精神与价值体系，那么，拉丁体系能以比英美全球化的计划更佳的方法来服务于中国的需求。至少中国能够设法试验它。澳门与珠海一道，能想出办法来促进这种试验。拉丁美洲市场有巨大的潜力；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法国的组合市场并不太落后于北美大陆。为什么中国总是希望上海与香港合作开发这些资源？人们为什么１２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不想到，在满足英国人的好奇心之外，在澳门与珠海采取更多的行动？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至少是在中葡早期接触的年代，即澳门成形之前，早期葡属印度的“影子帝国”（又一个英国人的发明）在曼纳（Ｍａｎｎａｒ）湾、环孟加拉湾等远东地区兴旺发达。与之相似，中国的“影子帝国”也能在拉丁世界成长。共同市场将因此获利，澳门、珠海和广东能使中国通向外界的道路多样化。香港通常被称为以“法治”为特征的社会，而大陆中国却与“人治”联系在一起。《论语》中有一处著名的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①香港将作出调整以适应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大陆以传统的“庇护”机制适应香港的“法治”？在这个组合中，澳门的位置在哪里？哪里是拉丁世界？澳门是否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价值结构？八、文化乌托邦我的评论不应该与最近关于“文明冲突”的各种论断相混淆。诸如此类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表面化的，在其他方面又是令人讨厌的；最好不相信任何此类启示性观点，它们常常麻醉了一些西方人的大脑。具有其文化外观和传统的澳门证明，在微观层面，它远比人们所想到的简单和宽松得多。将珠海加入澳门的油箱里（反之亦然），然后驱车通过内华达的沙漠，人们完全不会有任何感觉。澳门不必非得向“弗吉尼亚人”学习。据本人的观察，从长远来看，应该是将澳门、珠海及中国内地的文化、语言和商业利益整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的支持将是决定性的。如果达成一致，能大大影响到东方、拉丁世界及欧盟的利益。设想一下，未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将提供优惠的投资机会、远低于１３０①《论语》之十三《子贡》，第１８章。
  • 澳门：中国面向拉丁世界的窗口一般水平的税率、特别的咨询服务给拉丁美洲、法国、意大利、伊比利亚和其他地区的企业；澳门的培训中心和研究机构，包括澳门大学在内，将与海外的拉丁同伴共同编织出一张密集的网络；珠海和澳门双子城将吸引到一批拉丁国家的领事进驻，外交联系将不必安排在香港、上海和北京……那将是一幅怎样的场景？这些听起来像是幻想，但是却非常有趣。以我更为熟悉的学术领域当中的人文科学为例，那些希望得到“快速回报”、立即获得承认和快速升职的人们可以“绕道”英语世界，以最少的代价获得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最终在澳门获得一个合适的职位。然而传统的中国学者，其目标所向，远远高于仅仅是与实践相关的学习，他们的目标是对复杂事物的广泛理解与人类心灵的净化。像波伦亚、萨拉曼卡、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前身）一样的地方能为这些学者提供适合的环境（他们或许同样会收取较低的学费）。澳门大学可以考虑派出学生前往这些地方，以唤起他们对历史与文化的感受。同时，还可以建立大型的专门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本地教学机构，最终发展成为南中国具有领导地位的关于“拉丁事务”的研究机构。此外，澳门亦很适合创办一个研究巴西与非洲葡语国家的学术机构。在意大利和法国，有足够的汉学家和其他专家能够作为翻译、研究人员、顾问等，在东方至少工作一段时间。东方学研究机构，如法兰西远东学校，可以获邀来澳门开设有规模的分支机构。葡语汉语双语刊物可以接受法语与意大利语的文章，并以此来在欧洲开拓新领地。可以要求从这些国家来的学者加入刊物的编委会，以优惠的条件邀请“拉丁”学者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法国接受培训的大学职员，可以在澳门得到一个教席，用以代替有英语国家学位者。为这些措施服务的各种基金应该长期有效。珠海和广州应相信这些建议的可行性，而且行动越早越好。在珠海及珠江三角洲西岸，并没有合适的学术机构，澳门因此能够成为这些地区的学术中心。１３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九、经济乌托邦很显然，中国首要重视的是澳门的经济发展。考虑到南欧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一些经济指标确实比英国与北欧地区好——澳门可能在吸引这些国家的资金用于建设中长期设施方面具有优势。没有与任何国际经济及政治集团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很愿意引进这些投资机会。如果澳门给拉丁地区提供很多的优惠，这将在中国沿海地区引入额外的竞争优势。过去澳门的货币与港币一起浮动，而后者又与美元挂钩。一些分析家预测，港币最终将脱离美元而被贬低。在这种情况下，澳门币会怎样呢？或许，可以考虑将澳门币与欧元挂钩，并在下一个千年的早期逐步将其流通领域扩大到珠海。货币的稳定性需要加强，这样才能吸引第三产业，尤其是银行业。而且如果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金融基础，珠海与澳门的企业也能获得进行金融活动的更多空间。十、结束语我们有理由提出建议：澳门，联合或者不联合珠海，有许多好的机会发展成为中国的“拉丁特区”之类的地区。精神的、历史的、经济的和其他因素能够被运用来支持这个未来的发展。或者，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将减少其发展过程中对英语国家的依赖。作为回报，这将增加中国作为一名全球参与者的权重。澳门在过去几十年里，在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成效显著。它找对了方向，但它足以搅动整个中国“布丁”吗？人们或许应该对此保持乐观。中国政府因其谨慎的政策而著称，它将理解到，在博物馆与教堂之外，澳门的拉丁文化层面必须持续保持其鲜活的生命力。简而言之：“澳门，何其与众不同！”１３２
  • 一部现代版的“澳门实录”——《澳门编年史》序一部现代版的“澳门实录”———《澳门编年史》序中国有悠久的修史传统，撰史则有诸种形式，如纪事体、编年体、纪传体等，内容涵括制度变迁、城乡发展、军事沿革、商业沉浮、文化兴衰等。有些历史记载简短明晰，就事论事；另一些则兼容并包，集为大成。这套《澳门编年史》①当属后者，受邀作序，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是一部编年体巨著，由细小的历史片断甚或每日的历史事件，连缀而成宏观的历史叙事。此类手法虽然并非首创，但以其独特和广泛，必将成为研究澳门史和中葡关系史的权威之作。简言之，本书对于相关广泛领域的深入研究，包括广东史、香港史、传教史及欧亚交通史等，均有无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同类作品中，较早者为施白蒂（ＢｅａｔｒｉｚＢａｓｔｏｄａＳｉｌｖａ）的《澳门编年史》（Ｃ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ａｄ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ｅＭａｃａｕ），原为葡文，后被译为中文，但其远远未及本书之丰满，且多依据西文史料，尤其是葡语文献。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所编本书与施白蒂书形成鲜明对比，兼顾中外文献档案，收纳了各语种的原始或二手材料，包括未刊文件、学术著作、专题论文、翻译材料、报刊内容以及各种报告、信件等等。加之施白蒂书已出版多年，许多新材料和新作品不断涌现，本书编者有鉴于此，将其１３３①赵殿红译。载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又载《澳门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总第５６期）。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六卷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尽收新作之中。但这本全新的《澳门编年史》并非只是“修订”而已，它同样采撷某些特定时间段中的每月、每周甚至每日纪事，例如费茂实（ＭｏíｓｅｓＳｉｌｖａ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的作品。在此意义上说，本书更像一本现代版的《澳门实录》，讲述重要史实，有时只是简单总结，有时却插入大量注释，包括原始文献及早期的二手资料，并对所用史料时有评述。对于大量史事，必须先做基础研究，而后方能提纲挈领，清晰而简练地表达出来。这种“背景”研究自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充分而细致的学术钻研。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三位先生是澳门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熟知不同语种之史料，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葡早期接触的文章。因此，在汉语世界的学者中间，恐怕没有另外一个团队，能够完成这样一部令人钦佩的里程碑式巨作。下文就全书内容略谈几点观感。首先，如前所述，本书注释繁多，令人不由倍加关注其所用材料。许多编年体史书根本不加注释，本书并没有机械照搬史料，而是另辟蹊径，选择了一条创新之路。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存疑之处，或是观点有争论之处，作者总是将材料或观点一一罗列，以求备考。关于妈阁庙和妈祖的说法即为显例，学界对澳门妈祖信仰的某些早期事实存有不同看法，也许辩论仍将继续，但本书铺陈众家之言，乃为读者之幸。其次，多数情况下，对于某个专题或特定时期，作者力图展现所有的（或大部分的）权威专著和主要论文。例如，对于１８世纪下半期，再三参考和引用了瓦莱（ＡｎｔóｎｉｏＭａｒｔｉｎｓｄｏＶａｌｅ）的《葡萄牙人在澳门（１７５０—１８００）》（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ｅｍＭａｃａｕ，澳门，１９９７年出版）及索萨（ＧｅｏｒｇｅＢＳｏｕｚａ）的《帝国的癰存》（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Ｅｍｐｉｒｅ，剑桥，１９８６年出版）。这样说是因为早期甚至最近研究澳门的一些作品，并不总是令人信服，中文论著常常曲解某些欧洲作品，而欧洲和美国学者又总是忽略重要的中文专著及论文。本书则以一种高度调和的姿态，为这种隔阂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位主编的贡献确实不同寻常，他们提供了如何使用、选取和过滤中欧史料的新标准。１３４
  • 一部现代版的“澳门实录”——《澳门编年史》序再次，本编年史的内部编排十分清晰，并且厘清了许多问题。这引出一个重要的话题：如何将澳门的漫长历史分离出一个个别有意味的周期？没有人质疑这样一个事实：结束于１６４０年之前的澳（门）日（本）贸易，是澳门遥远历史上的大事件，与荷兰侵占马六甲（满剌加）、葡萄牙脱离西班牙的统治、明清鼎革易代相呼应，但其后的历史却难以描画出清晰的脉络，并不是所有的学者对时间如何分期有一致的看法。本书所暗含的时间断面，或许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种新鲜的“模型”，甚至可以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接受。最后，同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可以在本书中很容易地循着时间的踪迹发现其始末。编年史如同日记，以时间顺序严格排列，但必须使读者能够确定叙事线索的开头和结尾，找到一连串“松散组合”潜在的内部结构。换言之，读者自己一定能够不太费力地发现特定的历史（或主要事件）何以展开，何时开始，何以结束，何时结束。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历史学家面对的是多维空间的历史舞台和千头万绪的历史情节，必须谨慎小心地选择材料，专注于主要事件而不失却章法。对于研究较为成熟的历史时期，这或许并不复杂，但对于存在丰富的文本证据、需要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加以选择和组织的历史时段来说，事情就变得非常棘手了。对于中葡关系史和澳门史，可以说早期的历史比较易于把握，但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历史则存在无休无止的问题。我认为本书编者相当得体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使不甚了解特定事件的读者，也能轻易理解这本巨著所提供的“影像”，抓住不同事件及行为发展的线索。换一种说法，本书的“叙事”一直是清晰的，这对一本历史著作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而这种清晰的叙事在此又是可资参考的真正史料。同时，本书又发掘出新的研究范畴，尤其是后期的几卷，因为这些时期较少全面论述可资参照。颇负声望的东方基金会（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出版的马葵士（ＡＨｄｅ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Ｍａｒｑｕｅｓ）编撰的标志性作品，虽然对这些历史片断颇有见解，但因它不是编年史，不可与吴、汤和金之大作比较，而前者不包含如后者这么多的历史细节。虽然如此，澳门史专家仔细浏览这本编年史，会感觉某些至今仍被１３５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历史学家忽略或处理不当的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例如一个颇为复杂的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被日本军队占领，澳门官方虽守中立立场，但面临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我们知道澳门的确幸免于难，但它为什么能够成功避险？它是怎样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这些很值得我们认真讨论。再次回到史料问题：英美国家关于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澳门史料经常带有偏见，并不十分可靠。事实上，如果不是用英美国家的眼睛观察，近代史上的澳门会更好些。从这个意义上说，编年史“清后期”及“民国时期”卷的编撰令人振奋，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包罗万象的体系参考，从而激励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这正是权威可信的通论性作品应当具备的品质：略述我们已知的东西，同时提供一个可资深入探究的广阔平台。我在此转换一下视角来总结上文：中国有悠久的修撰编年体史书的传统，这些史书有的反映个人见解，有的呈现传统立场或支持官方观点。二十四史的本纪卷、地方志及年鉴多是史事的列举，而本书既遵循了这些传统体例，又有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具有典型的“澳门特色”。主编们小心照顾各方需求，力图形成一个能反映“澳门独特性”（Ｍａｃａｕ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综合体。简言之，他们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体例，为未来编年体史书的编撰提供了一个突出的范例。必须承认，没有历史学家可以重现历史的真实图像，我们的意识受制于各式各样的外部影响。我们常受他人左右而不自知，受观念导引而不自明，受复杂理论的迷惑而不自觉，受某些“史料过滤器”的摆布而无可奈何。社会状态、政治力量、经济因素所组成的母体生发出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我们对过去的判断则依赖于对这些事件的综合分析，同时又加入了研究者的个人喜好。相应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文和葡文著作中所反映的澳门历史图像也是千变万化，常常是悄无声息，有时又喧闹异常。本书主编吴、汤、金三位先生常年发表讨论、演讲和论文，多数成果扎实而富于说服力，他们所做的历史修正工作意义非凡。他们深切明了撰写历史的困难所在，并努力寻找新方法，开拓新观点，１３６
  • 一部现代版的“澳门实录”——《澳门编年史》序以解决历史研究固有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正是不断提高和丰富我们的认知，探索潜在的历史结构，推开紧闭的历史门窗。本书是他们多年钻研的重要成果，当之无愧为近期史学研究的里程碑。探索历史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毫无疑问，本书是一份精工细琢的时代全景图，我们当为编者们的巨大功绩而喝彩。１３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澳门典籍的国际化———葡语版《澳门记略》评述编者按：《澳门记略》为世界上首部系统介绍澳门的专著，亦为研究澳门早期史最重要之汉语文献。《澳门记略》自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成书后，历代广为流传，曾多次翻刻，各种版本多达十余种。包括赵春晨点校之１９８８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排印本及１９９２年澳门文化司署刊印之《澳门记略校注》；澳门土生汉学家高美士（ＬｕíｓＧｏｎｚａｇａＧｏｍｅｓ）之《澳门记略》葡语全译本（１９５０年澳门第一次印刷，１９７９年里斯本第二次印刷），其中又以赵注本最为实用。金国平积十年之功，所作之葡语新译本于２００９年由澳门文化局刊印。金译以赵本为基础，新增千余条注释，连同原注，总数达１９０８条。《澳门记略》所记葡人种种，不无误解失实之处，甚至多有荒唐不经之说。金译葡文本针对涉外事务，逐一详考，乃最新、最全面系统考证的版本，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重视与好评。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洛瑞罗（Ｒｕｉ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ｕｒｅｉｒｏ）修订之《澳门记略》（ＢｒｅｖｅＭｏｎｏｇｒａｆｉａｄｅＭａｃａｕ）为一涉猎甚广的著作。译者以葡萄牙语为媒介，对《澳门记略》一书作了完整的翻译。该书被认为是中国传统著作中，关于澳门记载之最重要者。同时，亦为首部１３８罗莹译。原载信息：“ＹｉｎＧｕａｎｇｒｅｎ，ＺｈａｎｇＲｕｌｉｎ（ａｕｔｈｏｒｓ），ＪｉｎＧｕｏｐ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ＲｕｉＭ．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ＢｒｅｖｅＭｏｎｏｇｒａｆｉ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Ｍａｃａｕ２００９）”，ｉｎ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５８（２０１０），ｐｐ．４２４－４２６．
  • 澳门典籍的国际化——葡语版《澳门记略》评述成书的、以澳门为研究主题的中文专著（１７５１年）。大凡涉及澳门之早期中文著述，均甚简短。《澳门记略》的作者印光任与张汝霖，曾担任香山县前山地区官员，这使他们能够深入地认识澳门。该书材料丰富，引用古文献适宜，比之同时代某些著述，颇有其自身优点。《澳门记略》有诸多中文版本，但内容大同小异。早在１９５０年，因其对澳门历史所具有的无法估量的意义，被全本译成葡文。译者高美士（ＬｕíｓＧｏｎｚａｇａＧｏｍｅｓ）将其定名为Ｏｕｍｕｎｋｅｉｌｅｏｋ，ＭｏｎｏｇｒａｆｉａｄｅＭａｃａｕ并付梓。当时，译者不具备我们今天拥有的如此之多的辅助汉学资料，因而，在其译文中所作注释数量不多。１９７９年，该译著在澳门再版（澳门半月出版社），成为澳门古代史研究中，最常引用的经典文献。数年后，赵春晨对《澳门记略》一书产生兴趣，先是对该书加以标点，出版了简体字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之后，他又作了校注，并以《澳门记略校注》为题，出版了繁体字版（澳门文化司署１９９２年）。时至今日，该校注本在澳门研究的汉语学术界，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赵校注本解释了书中诸多名称、术语、事物，皆为高美士版本所无。而金国平的葡语新译本，是以１９９２年的赵氏校注本为底本。新译本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仅翻译了《澳门记略》原文，亦将赵春晨所作注释及所有附录一并翻译为葡语；二是针对赵本注释中需要修正的部分，提供了一些新的补充说明。因此，金国平的葡语译本堪称《澳门记略》一书现时最为完善的版本。金国平译本正文之前，录有吴志良先生撰写的前言，文字优雅流畅；吴氏因其深厚的澳门研究学养而为人称道。前言之后为一简短译者引言，旨在说明：《澳门记略》一书，不应归入“通常的”地方志一类（迄今为止，该书几乎总被视为“普通”地方志），而应隶属于“方略”或“纪略”类。此类著作一般在重大军事行动后成书，通常带有政治目的或其他意图。自然，书中包含了许多地域性信息，“《澳门记略》一书中不乏此类信息”——金氏引言之后的洛瑞罗序如是评价。接下来为葡语翻译正文，包括以下几部分：赵氏前言（１９９０年）；原作者前言（均为１７５１年）；原书上卷：由主要介绍地理情况的篇章１３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形势篇）和重点介绍管理细节的篇章（管守篇）构成；原书下卷：主要涉及在澳门生活的外国人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事务（澳蕃篇）；原书插图；最后是众多附录，如《广东新语》一书对澳门的描述，乾隆《香山县志》对澳门的描述，以及张甄陶所写的两篇文章中与澳门有关的部分；除了跋语以及印光任、张汝霖二人生平外，还有一标注了汉字的索引清单，长篇文献参考目录（译成西文的中文论文及著作）以及中国历代王朝表。如前文所说，该译本在总体上超越了高美士的旧译本。金氏葡语译本采用的是汉语拼音系统（高美士使用的是粤语系统），而且文字翻译通顺流畅。文中穿插多首诗作，其中一些出自屈大均、尤侗（尤氏作竹枝词）及其他著名文人。这些诗作的翻译，并不仅仅是出于历史学家对有关澳门古代诗歌研究的兴趣，更是出于文学以及文化研究方面的整体考量。对于澳门研究的学者而言，最有帮助的莫过于那些对地名、人名、官职、建筑以及不寻常的事物所做的注释。某些注释是精心整理而得，其他的也多在必要时加注，以免注释过多反而遮蔽原文自身的描述。倘若对高、赵、金三人的版本进行比较，可精确地看到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高氏对文本中大部分的表述都未进行评论，赵氏也只是提供了少量注释，而金氏则明显致力于提供一个基本解释，甚至对书中下卷所提及的动植物如“乙狗满”之类的罕见词汇也进行了注释。高氏对此只保留了原文，未能进行翻译；赵氏表示，还未弄清究竟指哪一种“鱼”（该表述出现在一海洋生物的列表中）。金氏则特别指出，据《职方外纪》与德保罗（ＰａｏｌｏＤｅＴｒｏｉａ）提供的意大利语新译名，可知该词应该是ｉｃｈｎｅｕｍｏｎ一词的变形，意为猫鼬（通常被称为Ｈｅｒｐｅｓｔｅｓｉｃｈｎｅｕｍｏｎ）①。另一例如“般第狗”一词，高氏由该词的尾字，猜测其意系指一种狗；赵氏对此语焉不详；金氏则给出了注释：援引《坤舆图１４０①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澳门记略》，澳门：澳门文化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１页，第２７７页注释５１９。
  • 澳门典籍的国际化——葡语版《澳门记略》评述说》，该词是指水獭。①在这里，或许有必要补充一句：根据魏汉茂（Ｈａｒｔｍｕｔ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的考证，该词其实是对拉丁文ｃａｎｉｓｐｏｎｔｉｃｕｓ的翻译。②金氏凭借自己多年的积累和考证，对《澳门记略》加以注释，譬如：南澳地名的问题；③对一些人物亦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比如富争议的英国船长安森，应该是一位西班牙官员。④对许多官阶头衔，他同样也进行了考辨。当然，并非书中所有的术语及名称都能全部解释清楚，因此，金氏在译文中有些地方也只是提出建议。比如，在吕武鷓名字问题上，他认为此人可能是Ｄ．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ｃａｒｏｚ，⑤这样讨论为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保留了空间。当然，对《澳门记略》的校注内容可以扩大为专门的研究。譬如：位于广州的著名的南海神庙⑥，夏德（ＦＨｉｒｔｈ）和柔克义（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ｏｏｄｖｉｌｌｅＲｏｃｋｈｉｌｌ）在他们著名的《诸蕃志》译本中，就已经提到过，金氏在译文中也标注了同样的文献出处。当然，对于不同的主题，都在历史的长河中产生许多各式各样的文献材料，那么对《澳门记略》所作的注释，究竟做到何种程度为宜？这些注释将发挥多大的作用？对此要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并非易事。鉴于该书原文的篇幅及其复杂性，目１４１①②③④⑤⑥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澳门记略》，澳门：澳门文化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０页，第２７６页注释５０２。魏汉茂Ｈａｒｔｍｕｔ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德国知识：南怀仁神父〈坤舆图说〉》［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ｄ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ｂｉｓ１８７０）：ＮｅｂｓｔｅｉｎｅｍＥｘｋｕｒｓüｂｅｒｄｉｅ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ｆｒｅｍｄｅｒＴｉｅｒｅｉｍＫｕｎｙüｔｕｓｈｕｏｄｅｓＰＶｅｒｂｉｅｓｔ］一书中所载外国动物的附录，科隆：１９７２年。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澳门记略》，澳门：澳门文化局，２００９年，第８６页，第１４０页注释９６。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澳门记略》，澳门：澳门文化局，２００９年，第９６页，第１４１页注释１３２，第１４２页注释１３７。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澳门记略》，澳门：澳门文化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５页，第２６０页注释１５７。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澳门记略》，澳门：澳门文化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１６页以及相关注释。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前对注释篇幅和内容的处理基本是正确的。但从读者的角度考虑，有时候研究者需要冷静克制地处理材料，避免过于注重细节而导致译文细碎化。换句话说，对于个别事件、名称或术语所做的长篇注释，只应出现在专门的研究著作中。毫无疑问，有了金氏葡语译本，对西方学者来说，进行澳门问题的研究可以变得更加轻松。这一译本质量上佳，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它将成为澳门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也将很快取代高氏旧译，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可以替代赵氏校注本。我们应该向译者及其葡萄牙同事表示感谢，他们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花费了漫长的时间从事此项工作，完成这一浩瀚工程实非易事，对学术研究的贡献和影响则是既深且远。１４２
  • 十五世纪香山地区的海外贸易十五世纪香山地区的海外贸易一珠江三角洲原来是一个多岛屿的海湾，不同的江水从西面支流汇入其中，而海湾最终形成了广东最大的平原。其地区面积约有一万平方公里，有几百余条河流和水渠交错，可见水道密度极大。西、珠两江之水系错综复杂，其支流分别由不同之处入海，而今日的珠海市，即以前的香山地区，也在其间。很早以前，香山县的地形与今天并不一样。宋元时期，水流比现在更急更快，因此并没有造成很多的泥沙沉积。我们在古代地图上可看出香山等县地区多小岛，且水道宽度较大。１６世纪起，一般地图上所记载的情况与此不一。由于水流变得缓慢，沉积泥沙使河道变得更容易淤浅，因此扩大了岛屿面积。珠江三角洲的水道开始变弯变窄，排洪变得困难，因此当地不断加强堤围建设。有关堤围的最早记载见于北宋时期，最初多是私属小围堤，主要分布于珠江三角洲西北部。元明以来，珠江堤围迅速发展，逐渐扩展到东江至滨海地区。清中叶后，今顺德、新会和香山等县的滩地进入高度开发时期，当时还采用了修筑丁坝、种植芦苇等工程措施。①这些地理变化基本上对农业是有利的，因为一来可增加耕地面积，此外产量也会随之得到提高。但这些变化并不一定利于内河航运，并迫１４３①蔡洁华译。原载《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关于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发展情况，有很多的综合性的资料，如珠江水利委员会编纂的《珠江水利简史》（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等书。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使其发生很多的变化。香山县部分地区也属同样的情况：位于东南方，丘陵起伏的郊区地带初时仍保持原来地形，但香山的西南方及北边地区逐渐形成新地势，如西南方的海岸线已经稍微往现今的磨刀门（位于斗门）方向移动。与此同时，澳门对面的岛屿在明朝时期大致上仍保持原来面貌。这样，与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其他一些区域情况正好相反，香山县的地理由于以上所述原因，受到两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一种具稳定性，而另一种则具转变性。这两种特点也可能对该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的“稳定”因素：海滨地带以及对面的岛屿，因它们在长时间都没有发生很大的地形变化，此对海上贸易来说可能是非常有利的：例如海湾能够保护船舶，使其不受风暴侵害，森林的树木可以被充分利用来修补船只；该地区拥有可供应淡水的泉源；位于岩石和山丘之间的隐藏地可用于存放货物；位处偏僻的山谷则适用于建造小房子等等。一般来说，在县内，虽然有人口增长，可是在海滨地带和岛屿定居的人不多见，偶尔有些渔夫会上岸，但也仅是临时性的。这说明：由于大部分海岸地区相距省城和其他小城镇比较远，不值得对此采取昂贵的监视措施，因此该地带没有受到严格的政府监控。这里，我们可以用简短的一句话来概括：移迁海面的香山这一部分地区对进行私人贸易活动来说是最理想不过了。该地区的贸易需求逐渐增长，这不仅取决于在香山和广州之间的内陆地区供求有所发展，还因为通过所谓“西航路”的商品运输量持续扩大。西航路，即国际贸易之路，该路线起始于中国的东海和黄海，通过台湾海峡，沿着福建、广东及海南的海岸，经过越南，最后抵达马来西亚半岛和印度洋，该航线与香山之间的距离很短。在绘述１５世纪航海情况的《郑和航海图》上可看到，西航路位于北尖岛、上川岛和乌猪洲之南。香山因而可说是处于一个有利的边缘地理位置，这使它从早时期，用现代的表述方式来说，显示出很大的发展潜力。１４４
  • 十五世纪香山地区的海外贸易二在１４或１５世纪以前，人们对香山县的内部地理结构还不是非常了解。最早可查证香山地区的地方志为于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年）所编制的《香山县志》，①书中记载了大多数的地名可能已经于明朝早中期使用。这表明地名描述了葡萄牙人建立澳门前的情况，也即是１５世纪和１６世纪早期的形式。那时香山县的东部海岸分为两“都”，即“大字都”和“恭常都”。属于“恭常都”的今九州一带，时被称为“九星洲山”等名。今天的鱶仔岛，那时分为两个小岛屿，一个叫做“小吉山”，一个称“大吉山”；而今天的路环岛则是当时的“九澳山”；澳门半岛用“蚝镜”或“砐镜”等名称。②邻近“九星洲山”与“九澳山”之东面的海域名为“九州洋”。位于“九澳山”的西面为“小横琴岛”与“大横琴岛”，这两个岛名沿用很长时间。“三灶岛”亦如此。位于该岛之西面则于明朝时期被称为“连湾山”与“文湾山”等小屿，后者也称“浪白”。“浪白”一名亦指此两岛之间的浅水澳，其水域很早就变成沙滩，使两岛与大陆相连。原来大横琴岛、三灶岛之南面，现今老万山之西面则为“乌沙海”。从东南亚来前往广州的船只常常行驶于这一海域，然后到“九州洋”与“零丁洋”。也就是说，他们有机会在经过香山县南面和东面的各海湾和岛屿时靠岸，并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在宋、元和明中叶时期，除了这条航路外，还有另外的路线连接广１４５①②嘉靖《香山县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０５—３０５页。所有印证都来自此书。香山最早的县志在永乐年间纂修，第二部县志在１４８４年修成，两者今已不存。香山县的地理发展情况，例如王#：《明代香山陆海形势与澳门开埠》，载《中国历史地理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辑，第２０７—２２６页，亦载《澳门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辑。关于地名亦可见：广东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省海域地名志》，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广东古今地名词典编纂委员会编：《广东古今地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州和南海。为了能更好了解其具体的情况，应该知道的是，当时位于香山北面的区域形成了一个大面积的海湾，在文献资料中，该海湾通常被称为“石岐海”，关于这块海域部分还有其他相关名称，例如“分流海”“浮虚海”等等。香山的西面以水为界，因此形成了香山县，更确切地说，这是由不同的岛屿堆积而成的。而在嘉靖《香山县志》上也有所记载：“石岐海在县西，北接浮虚，南入洋。”在《郑和航海图》及其他早期的地图上都把香山地区正确标明为一个岛屿世界。①县区西面的边界地带大致由两条运河划分出来，船舶通过这两条运河可以从公海到达“石岐海”，这样可以继续从那里往广州方向航行。前往第一条运河的入口名为“虎跳门”（靠近现今的崖门），第二条运河的入口在其东，常被称为“鸡啼门”（离今天的磨刀门很近）。这两条运河在北面数公里处交汇，然后分开，流经“龙眼都”（属香山县）的北边，最后流到刚才所提及的“石岐海”。除了通过“九州洋”这条航线之外，在县西的两条水渠很可能早被船只使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然而不久以后，这两条位于西面的运河便失去了其意义，原因是淤泥沉积物导致水流变浅，但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１６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因此放弃了上川和浪白的临时基地，转换至澳门半岛。不久，“石岐以北，无数沙洲淤积连成一大片，圈筑小围成田，把原来宽阔的‘石岐海’变成一望无际的沙田”，这点也降低了香山西边航路的意义。三在１５世纪葡萄牙人还没到达前，往“石岐海”运河变浅的情况还不甚重，因此货物运输未曾出问题。当然，该县南面和东面的海湾与岛屿都被同时用作进行贸易活动的地点，其中也有许多外国人参与这些贸１４６①关于往广州的水路可以见很多的著作，比如金国平、吴志良：《东西望洋》，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２００２年，第５９—６４页。
  • 十五世纪香山地区的海外贸易易活动。关于这一点，在以下的文献资料中也有所记载：（１）嘉靖《香山县志》：“三灶山，三石形似名，与横琴相对，皆抵南番大洋。”（２）同书云：“九星洲山，九峰分峙，多石岩、石屋、灵草。石上溜水甘美，为番舶往来所汲……”（３）此外：“大吉山、小吉山……九澳山（上东南，西对横琴，中水，曰外十字门），其民皆岛夷也。”（４）在后来的万历《广东通志》亦曰：“夷船停舶，皆择海滨地之湾环者为澳。先年率无定居，若新宁则广海、望峒，香山则浪白、砐镜澳、十字门，若东莞则虎头门、屯门、鸡栖。”（５）同样的记载还有：“成化中（１４６５—１４８７），番舶自乌沙海（鸡啼门）侵扰，岁令官军守之。”①在明末和清代的资料里，类似的记述很多，例如在《虔台倭纂》：“又必历峡门、望门、大小横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灶山、九星洋而西，浪白澳为最深，乃番舶等候接济之所。”②另一例在《广东新语》：“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贿当事求砐镜为澳。砐镜在虎跳门外，去香山东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湾，海水环之，番人于二湾中聚众筑城，自是新宁之广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门，东莞之虎头门、屯门、鸡栖诸澳悉废，而砐镜独为舶薮。”③上面所提及的地方中，其中大部分都可以很清楚地识别出来，而关于另外一些地名，在各学术文献中则有不同的意见。同样，也出现了不同的用字。这里不能对以上所述难点一一进行探讨，④我们在此仅可以１４７①②③④万历《广东通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１４卷，第３５７页，第６９卷，第７００页。关于海舶经过香山入境的情况亦可参见：胡波：《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载林有能等主编：《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８、３９页。《虔台倭纂》，《玄览堂丛书续集》本第１８号，下卷，第４４页上。《广东新语》，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卷，第３６页。一例为九星洋。在韩振华的《宋端宗与七洲洋》中对其有详细研讨，载《南海诸岛史地论证，韩振华选集之四》，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６—１５８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对其中一著名例子进行说明：在一些文献里经常出现“濠镜”“蚝镜”或“壕镜”的写法，而不是“砐镜”。①对此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传统的说法可参看《澳门记略》载，“（澳门半岛）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环……二湾规圜如镜，故曰濠镜……是称澳焉。”显然，由于二湾均能停泊，故称为澳，而“濠镜”乃两湾之名。②其他文章的解释是：“濠镜”（“壕”等写法）是指整个澳门半岛，不仅是指半岛东岸的一两个“澳”。如《明实录》载：“澳夷所据地名砐镜，在广东香山县之南，虎跳门外海誑之一隅也。”此外还可以找到如“濠镜诸澳”及“濠镜澳”等说法，而对此人们当然也有不同见解。有的学者认为，在澳门开埠之前，这两个名称不仅指今澳门半岛之地，似乎还包括今鱶仔、路环等地在内。③此外，我们还不清楚其他一些情况，例如是哪一些海澳给相关岛屿或地方作为锚地来使用的，譬如：九澳山（路环岛）南面的长沙滩，该岛西北面都很适合船只停靠（邻接名为外十字门的地方）；浪白的情况也很相似。贸易船只在此岛的哪一些海湾抛锚停泊，这个问题到现在恐怕还不能完全解答。④不过，这个细节也只是次要的。现在让我们回到外交这个问题上。在１５及１６世纪早期，官方禁止私人性质的海上贸易活动，只允许朝贡贸易。为了能够迎接外国的贡舶，当时在不同的港口都设有市舶司，而香山县则没有制定市舶结构。１４８①②③④关于“砐镜”等词在明初和更早的资料里（如《永乐大典》１１９０７卷引《永乐广州府志》），见王#：《名同蛎镜——“海月”与澳门的'称“砐镜”》，载其《西域南海史地考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赵春晨校注：《澳门记略校注》第１１卷，澳门：澳门文化司署，１９９２年，第２４页。《明实录·熹宗实录》第１１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１年，第５４９页。外国船可能泊到浪白之南水村，见王元林：《澳门兴起前明代初期广东沿海贡舶贸易港考》，载《中国历史地理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辑，第２１９页。关于“浪白”的著作很多，可参见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１９８８年，第３０５—３１３页。
  • 十五世纪香山地区的海外贸易然而香山地区的一些海湾和岛屿有官员对其进行监管，关于这点也有一个例子：“往年"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于久驻。守澳官权令搭篷栖息，迨舶出洋即撤去。”①当时香山究竟有多少个守澳官，我们很难去查证，可能其人不多。不过，被称为守澳官的人员，可能是负责许多小澳的管理工作，而其任务“由下级武官担任，隶属海道副使”。②此外，很多地方还设有汛地岗哨和哨船。香山县亦设置一种小型的军事机构，并拥有一个千户所。详情在嘉靖《广东通志》及其他文献都有所记载，③在现代研究资料中也多次讨论到这一点。除了香山地区以外，在１５世纪和１６世纪早期，广东沿海其他地区当然也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一个地方是电白，④很显然，省政府试着暂时性地通过这些港口来操纵贸易。如《明史》所说，“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縨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⑤关于电白所起到的作用，在这期间有许多种猜测，但究竟电白和香山是否属于竞争对手的关系，这点还是很难说明。整个电白和上、下川岛之间的海滨地带，或是前面１４９①②③④⑤《百可亭摘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１卷，第１３１页。亦见《澳门记略校注》“官守篇”，第６６页。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７５—７６页；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７—２４８页。嘉靖《广东通志》，香港：大东图书公司，１９７７年。当然香山的军师不多，也不够，因而有很多小澳与海岛不能防御。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１６、８６—８８页；金国平、吴志良：《东西望洋》，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２０００２年，第５１—７６页；王元林：《澳门兴起前明代初期广东沿海贡舶贸易港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２２３—２３１页；赵立人：《电白古港钩沉——兼谈明代的海丰港》，载叶显恩等主编：《“泛珠三角”与南海贸易》，香港：香港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９—２７３页。《明史》，第３２５卷，第８４３３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所提及的屯门，还有南头同样都属于上述情况。①四１５世纪中期，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刚刚结束以后的时代，在香山县的岛屿和海湾登陆的外国人究竟是谁呢？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在嘉靖《广东通志》找到注释：“布政司案查得递年暹罗国并该国管下甘蒲?、六坤州与满剌加、顺塔、占城各国夷船，或湾泊新宁广海、望(，或新会奇潭、香山浪白，砐镜、十字门，或东莞鸡盝、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泊不一。”其中大部分的外国地名，大家都很熟悉，只有两三处附加简短的注解：“甘蒲?”（“甘不察”“甘孛智”等写法），即指柬埔寨；“六坤州”指泰国的那空是贪玛叻（ＮａｋｈｏｎＳｉＴｈａｍｍａｒａｔ）或北大年（Ｐａｔａｎｉ）及其附近一带；“顺塔”为Ｓｕｎｄａ的译音，指爪哇西部的万丹（Ｂａｎｔｅｎ）。②因此可以说，往香山的外国船只来自马来亚地区，现今的泰国，柬埔寨及越南。其中可能有一些开往广州的贡舶（在前面的明史引证出现过），路经香山在那里稍作安顿，其他的海舶乃被私人或客商所拥有。由于朝贡贸易在１５世纪下半叶有所减少，而私人贸易却愈加频繁，因此，可推断多数的船舶（尤其是六坤与顺塔的船只）都属于第二类。③１５０①②③值得注意的是：屯门在１５及１６世纪早期经常有葡萄牙人来访。关于南头，可参见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６０—２６１页。关于地名，见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２１—２２２、２５０—２５２、６００页。关于历史上的“顺塔”“万丹”，见曹永和：《明末华人在爪哇万丹的活动》，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二），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１９８６年，第２１９—２４７页。关于历史上的“六坤”“北大年”，见金国平、吴志良：《东西望洋》，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２００２年，第７０—７２页。关于１５、１６世纪的中外贸易结构及其变化，可参考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尤其是第３章第５节。
  • 十五世纪香山地区的海外贸易当然我们不会知道那时从东南亚来到香山的船只次数，连在广州海商进行贸易的具体情况，我们也不能确知。《明实录》和各种县志里的资料虽然很多，但是未能清晰描绘出１５世纪航海的每个方面。在另外一个地区，即琉球群岛也属同样情况。嘉靖《广东通志》有如下的记载：“正统十年（１４４５），按察副使章格巡视海道，时流求使臣蔡璇等率数人以方物买卖邻国，风漂至香山港。守备当以海寇，欲戮之以为功。格不可，为之辩，奏还其赀而遣之。番夷颂德。”《殊域周咨录》一样：“正统十年，琉球国陪臣蔡璇等数人以方物贸迁于邻国，漂至广东香山港被获。守备军官当以海寇，欲尽戮之。巡视海道副使章格不可，为之辨奏，还其赀而遣之。国人颂德。”①值得注意的是，成书于１６世纪初的托梅·皮雷斯（ＴｏｍéＰｉｒｅｓ）的《东方诸国记》（Ｓｕｍ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其书亦涉及１５世纪末的东方诸事）中有载：“在广州港的那边还有一海港，名叫Ｏｑｕｅｍ，从陆路而往需走三天，若取水路则一天一夜。此港口是琉球人及其他民族的泊所。”②这里必须要再次进行一些解释说明，我们先看皮雷斯的“Ｏｑｕｅｍ”。关于这个地名学者各有看法，一些学者把它解释为福建省（“Ｏｑｕｅｍ”应该读“Ｆｏｑｕｅｍ”或“Ｆｕｊｉａｎ”），因为琉球贡舶平常往那边航行，其他人认为，Ｏｑｕｅｍ应当是“濠镜”的译音，用广东话读“Ｈｏｕｋｅｎｇ”。按我个人所见，“一天一夜”此句话更适合第二个论点。假设这是正确的，就像《东方诸国记》所提到，琉球船舶经常前往濠镜，而如前面所说，这个名字有可能指澳门半岛，或指一个特别的海湾，甚至还有可能指一个比澳门半岛更大的地区。③上面印证的《明史》章段（“先是，……琉球、縨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似乎可以证１５１①②③嘉靖《广东通志》第６６卷，第１７８２—１７８３页。亦见同书第７卷，第１７４页。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第４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３０页。ＡｒｍａｎｄｏＣｏｒｔｅｓｏ，ＡＳｕｍ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ｄｅＴｏｍéＰｉｒｅｓ，Ｃｏｉｍｂｒａ，１９７８，ｐｐ３６８－３６９．关于Ｏｑｕｅｍ一名，见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１５—１６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明这个推断：琉球船只有时前往广州，因此可能也经常停靠濠镜或香山。另两段引文是关于蔡璇的使节之行，从《历代宝案》及其他文献可知，琉球船舶定期往东南亚航行。这些船舶偶尔也会在海南及其他中国海岸地区停泊，大多靠岸情况据说是由于风暴的原因。琉球商人从东南亚国家购买胡椒、苏木、锡及各种香料等等，一般来说，这些货品最先抵达那霸，然后从那里继续往福建、朝鲜和日本航行。①在这种贸易来往中，琉球王国对明朝渐渐形成了一种贸易依赖，所以往往一年之内前往明朝进行多次朝贡，这其实是普通性质的贸易。明朝政府虽对此感到厌烦，但却不能拒绝。琉球也吸收了明朝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可以说大大提高了其文明程度。此外，琉球海船每次遇到暴雨而漂至中国海岸时，明朝政府给朝贡的使节团提供了很多的物质援助，并帮助他们回国，因此蔡璇的使节之行不算特例。然而中琉交流并不那么简单，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琉球使节如想前往中国，在普通情况之下必须从福建入境，这是当朝政府的规定；第二，广州和福建之间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两地都需要进口货物；②第三，对琉球商人来说，航行不仅花费巨大，所需时间也很长，首先要从东南亚往那霸航行，然后把东南亚所购货物运往福建，而更快速又经济的方法是直接从东南亚前往广州；第四，明朝和琉球之间通过福建省的官方贸易在１５世纪期间慢慢减少。这表明琉球商人开始尝试把商品销售给中国其他地区，这也是合乎逻辑常情的。因此这样看来，他们当时违反了中国条规，更频繁地在广州及香山停泊。当时对广东地区来说应是非常有利的，但对福建来说却是一种损失。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点：从东南亚经海南往琉球的直通航路途经广东中部以南的海域，选择这条航线的船舶没有原因要在海岸附近行驶。１５２①②ＲＰｔａｋ，“ＴｈｅＲｙｕｋｙｕ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载Ｒｅｖｉｓｔａｄ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２００３年第６号，第７—２３页。关于广东与福建在外贸上的区别，可见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等书。
  • 十五世纪香山地区的海外贸易例如日本船舶也有同样的情况，１６世纪晚期，他们从泰国或越南直接往长崎航行。然而从东南亚至东北亚的直通航路很长，因为这个原因，葡萄牙人寻找在马六甲（或北大年）及日本之间的中途基地，最后选择澳门半岛作为定点。对琉球商人来说，情况也很相似：香山及广州都位于东南亚与那霸的途中。如果资料文献中提到，风暴把琉球船舶逼迫至中国海岸，那我们应慎重看待这种观点。更大的可能性是，商人有目的地往这些地方航行，香山则被暂时当作从南至北之间的中途站。最后一点，在文献中还可找到的有关论据是：从１５世纪中期或后期起，琉球贸易网的一部分已经“福建化”。①如果该观点正确，那么早期在香山出现的福建航海者也应与琉球航海有着某种联系，可能这也使妈祖信仰在香山地区得以传播。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葡萄牙人并未与琉球有过任何联系。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１５１１年）后，再没有琉球船舶抵达马六甲，并且在葡萄牙人进入香山地区后，琉球船只也远离该地。这里我们可以推论：葡萄牙人可能替代了在香山的一些琉球（福建）商人，但同样的，这也只是一种假设。五香山县的许多岛屿和海湾在１４和１５世纪及更晚时期为海盗形成了一个理想的藏匿处，关于该点，文献只提供到很少的细节，但却说明了问题。在一些事件里，甚至把)户牵涉入刑事犯罪中。《香山县志》卷三：“由香山至廉州，寇之西路。每岁夏四月，南风至，倭船易于北来，１５３①Ｒ．Ｐｔａｋ，“ＴｈｅＦｕｊｉａｎｅｓｅ，Ｒｙｕｋｙｕａｎｓａｎｄ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ｃ．１５１１ｔｏ１５４０ｓ）：Ａｌｌｉｅｓｏ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载Ａｎａｉｓ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ｅＡｌéｍＭａｒ，２００２年第３号，第４４７—４６７页，中译文载《暨南史学》２００３年第１辑，第３１９—３３６页。亦见“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Ｍｅｌａｋａ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ｓａｎｄＦｕｊｉａｎ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Ｅａｒｌｙ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载ＰｅｔｅｒＢｏｒｓｃｈｂｅｒｇ，Ｉｂｅｒｉ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Ｍｅｌａｋａ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１６ｔｈｔｏ１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４，ｐｐ１－２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谓之风迅。官军以是出海防守，毋得先期而扰，亦毋得后期而缓。获倭贼一人，赏银五十两。守把者始于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广东都同知花茂上言：广州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蛋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出没劫掠，殊难管辖。请徙其人为军，庶革前患。仍请于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拨军屯守。诏皆从之。于是三灶等地方民之通贼者徙去，而香山濒海多置营堡……沙尾营，在县南一百六十里……东洲营，在县东麻子村……”①类似的信息见于嘉靖《广东通志》卷七：“洪武二十四年夏五月，指挥同知花茂收集民兵。……上言：广州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蛋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殊难管辖。请徒其人为兵，庶革前患。又奏：添设沿海依山碣石，神电等二十四卫所城池，收集海民，隐料无籍等军守御，仍于要害山口，海汊立保，拨军屯守。诏皆从之。”②当时偶尔会有海盗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他们甚至还袭击了军事重地。在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六有一例：“天顺二年（１４５８）三月，广东副总兵都督同知翁信奏：海贼四百余徒，犯香山千户所，烧毁备边大船。”又有关于严启盛一案，其事亦载于嘉靖《广东通志》等文献：“天顺二年七月，海寇严启盛寇香山、东莞等处。巡抚右佥都御史叶盛讨平之。先是启盛坐死，囚漳州府。越狱，聚徒下海为患。敌杀官军，拘留都指挥王雄。至广东，复杀总督备倭都指挥杜信。至是，招引番舶，驾至香山沙尾外洋。盛，廉其实，会同镇守广东左少监阮能，巡按御史吕１５４①②该处印证及以下一处都出自：郑梁生编校：《明代倭寇史料》第４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２４９、１２５２、１２６１、１３５５—１３５６页。嘉靖《广东通志》第７卷，第１６２页。
  • 十五世纪香山地区的海外贸易益，命官军驾大船冲之，遂生擒启盛，余党悉尽，海患始平。”①最后这个引证说明，海盗早在１５世纪就偶尔与外国人勾结在一起；这里还应该注明沙尾即指南屏一带（在对面山）。此外，按明代著作，很多次分不出强盗和走私商人的区别，这自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如：香山在１５世纪时期被罪犯袭击过多少次，哪一些罪犯最经常到香山，附近地区是否比其他海岸发生过更多违法活动等等，但恐怕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一一找到确切答案。六以下作一总结：１５和１６世纪期间，香山地区与外国人保持多方面的联系。大部分人大约在４月至１０月间从南方来到这里，其中也包括返回那霸的琉球船只。普通贡舶，有的从香山继续往广州航行，但私人商贩和罪犯则继续停留在香山。在这个季节里，要偏离西航路，顺着东南风往珠江口航行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此外，香山属于广州“前方”的地带，可能是早在葡萄牙时代前好几十年就已经被用于与外国进行联系的最重要地方之一。然而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外国船舶在某时间阶段也往来于电白、南头、东莞等地，这些地方究竟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对海上交通起到重要的作用，又是什么时候被其他地区所代替，失去其作用，这些都是另外一个主题，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对此进行探讨了。１５５①嘉靖《广东通志》第６６卷，第１７８７页。亦见同书第７卷，第１７０页。郭蓒《粤大记》第３卷亦曰：“天顺二年，海贼严启盛寇香山、东莞等处。巡抚右佥都御史叶盛讨平之。先是启盛死囚漳州府。越狱，聚徒下海为患。敌杀官军，拘留都指挥王雄。至广东，附杀总督备倭都指挥杜信。至是，招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盛廉其实，会同镇守广东左少监阮能，巡按御史吕益，命官军驾大船冲之，遂生擒启盛，余党悉平。”亦见万历《广东通志》第７０卷。两段载郑梁生编校：《明代倭寇史料》，第３辑第１２８７页及第４辑第１３５８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一、满剌加的福建人当葡萄牙人抵达印度之时，郑和的著名探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中国的船舶和舰队远航斯里兰卡、卡利卡特（古里Ｃａｌｉｃｕｔ）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地的故事，在１６世纪初依然广泛流传，但郑和下西洋到底有何收获，仍然语焉不详。这样的结局令人颇为费解，因为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在葡萄牙人东来之前，中国人是否可能早已经活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在永乐和宣德年间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福建人的航海技能和传统对明代中国的海上扩张曾做出重大的贡献。人们通常认为，福建人在中国历史的这一关键时期，曾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广府人在远海的活动，则远不如前者活跃。广府人因广州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历来获益匪浅，因为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又是外国贡舶频繁往来的港口，或许渐渐地因此令广府人形成一种所谓的“守株待兔”者心态。①１５６①赵殿红译。原载信息：“ＴｈｅＦｕｊｉａｎｅｓｅ，Ｒｙｕｋｙｕａｎｓａｎｄ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ｃ１５１１ｔｏ１５４０ｓ）：Ａｌｌｉｅｓｏ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Ａｎａｉｓ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ｅＡｌéｍＭａｒ３（２００２），ｐｐ．４４７－４６７．中译文曾载《暨南史学》第２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普塔克：《１３６８—１５６７年间明代对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对贸易体系的看法》（“Ｍｉｎｇ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ｒａｄｅｔｏ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１３６８－１５６７：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ｙｓｔｅｍ”），载ＣｌａｕｄｅＧｕｉｌｌｏｔ，ＤｅｎｙｓＬｏｍｂａｒｄａｎｄ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合编：《从地中海到中国海论文集》（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Ｎｏｔｅｓ，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８），第１５７—１９１页。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至于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初次相遇的经过，发生在郑和最后一次航海结束后约七十年，时值１５１１年满剌加沦陷前后。关于这一点，诸多论著均已述及，无需赘述。①不过，有几个问题应该提出讨论。１５００年前后，中国人在满剌加已有了他们自己的居住区，其位置就在贯穿城市的那条河流的西岸。如果稍后年代画就的一些地图和草图靠得住的话，那么，这个当时叫做ＫａｍｐｕｎｇＣｉｎａ（中国村）的地方，应包括一、两条街道，或许还有几个街区。在华人区的北面，有一座ｔｒａｎｑｕｅｉｒａ，即一道类似防御工事的围墙。当地华人的事务由“ｓｈａｈｂａｎｄａｒ”或称港主（ｈａｒｂｏｕｒ－ｍａｓｔｅｒ）负责，港主同时还负责管理来自琉球群岛、占婆（Ｃｈａｍｐａ）、Ｃｈｉｎｃｈéｕ（漳州）等地的商船。很显然，当时一些居住在满剌加城内或其附近地区的华人，以及那些至少定期往来于此港口的中国商人，与当地的马来人政府关系不睦。葡萄牙人抵达满剌加后，中国商人就立即站到了他们的一边，一位名叫Ｃｈｅｉｌａｔａ（谢喇哒）的华商甚至帮助葡萄牙征服者阿丰索·德阿尔布开克（Ａｆｏｎｓｏｄｅ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与暹罗建立外交关系。②关于Ｃｈｅｉｌａｔａ（谢喇哒）其人的情况，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他的“头衔”ｌａｔａ（喇哒）显示他是一名身拥巨资、地位显赫的大商人。１５７①②关于满剌加沦陷对中国的影响，见金国平：《１５１１年满剌加沦陷对中华帝国的冲击——兼论中国近代史的起始》，载金国平、吴志良：《镜海飘渺》，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３７页。参见ＬｕíｓＦｉｌｉｐｅＦＲＴｈｏｍａｚ：《早期葡属满剌加》（Ｅａｒｌｙ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Ｍａｌａｃｃａ，Ｍａｃａｕ：Ｃｏｍｉｓｓｏ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ＭａｃａｕｐａｒａａｓＣｏｍｅｍｏｒａｅｓｄｏｓＤｅｓｃｏｂｒｉｍｅｎｔ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ＰｏｌｉｔéｃｎｉｃｏｄｅＭａｃａｕ，２０００），第７７—７８页；同著者：《从休达到帝汶》（ＤｅＣｅｕｔａａＴｉｍｏｒ，ＬｉｎｄａａＶｅｌｈａ：Ｄｉｆｅｌ，１９９４），第５２４—５２５页；以及同著者：《十六世纪初叶的满剌加及其商人群体》（“Ｍａｌａｋａｅｔｓ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ｓ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ｓａｕｔｏｕｒｎａｎｔｄｕ１６ｅｓｉèｃｌｅ”），载ＤｅｎｙｓＬｏｍｂａｒｄａｎｄＪｅａｎＡｕｂｉｎ合编：《亚洲商人在印度洋及南中国海：１３至２０世纪》（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ｓｅｔｈｏｍｍｅｓｄａｆｆａｉｒｅｓ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ｓｄａｎｓｌＯｃéａｎＩｎｄｉｅｎｅｔｌａＭｅｒｄｅＣｈｉｎｅ，１３ｅ－２０ｅｓｉèｃｌｅｓ，Ｐａｒｉｓ：?ｃｏｌｅｄｅｓＨａｕｔｅｓ?ｔｕｄｅｓｅ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１９８８），第３８—３９页。所有这些著作均在托马斯教授本人于１９６４年提交的未出版的论文《葡萄牙人在马六甲（１５１１—１５８０）》（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ｅｍＭａｌａｃｃａ（１５１１－１５８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ｄｅＬｉｓｂｏａ１９６４）之基础上修订而成，尤其是论文的第１卷，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Ｌａｔａ”这个词偶见于中文（即喇哒，不同的拼写形式为ｌａｄａ），更常见的拼写形式为ｎａｋｈｏｄａ。在Ｃａｓｔａｎｈｅｄａ、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ｄｅＦａｒｉａ以及其他的一些葡萄牙人的记载中，曾出现有“Ｃｈｕｌａｔａ”或“Ｆｕｌａｔａ”等姓名，这些姓名显然都是同一名字的不同读法。①无论如何，在葡人记载１５０９年、１５１１年、１５１３年及１５１７年的贸易活动情形时，常常简略地提及Ｃｈｅｉ／Ｃｈｕ／Ｆｕ喇哒其人。当时，这位著名的华商甚至还自己装备了一艘帆船，随同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ＦｅｒｎｏＰｅｒｅｓｄｅＡｎｄｒａｄｅ）的船队前往中国。既然他曾以多种形式帮助过葡萄牙人，可以肯定，他是一位交游广泛的人，不仅与中国、阿瑜陀耶王朝（暹罗）的关系良好，而且与其他地区的关系也很密切。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正如上文所示，早期的葡文文献中经常会出现“Ｃｈｉｎｃｈéｕｓ”（还有其他拼写形式）这个词。与此同时，早期葡文文献中还常提及“Ｃｈｉｎｓ”“Ｃｈｙｎａ”等称呼。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Ｃｈｉｎｓ”用于指（所有的？）中国人，“Ｃｈｙｎａ”代表整个中国，而“Ｃｈｉｎｃｈéｕ”则主要指福建的人和地。根据金国平的说法，葡文文献中的“Ｃｈｉｎｃｈéｕ”可以用于称呼许多不同的对象：（１）漳州府，（２）福建全省，（３）厦门附近的浯屿，（４）月港和安平港之间的地域，（５）九龙江口，（６）闽南人，尤其是来自漳州和泉州的闽南人。②毋庸置疑，１６世纪早期满剌加的“Ｃｈｉｎｃｈéｕｓ”肯定来自福建南部，并偶而被葡人看作是一个有别于“Ｃｈｉｎｓ”的独立群体。谢喇哒（Ｃｈｅｉｌａｔａ）也很有可能与福建及福建人有关，谢喇哒与暹１５８①②关于这个头衔及其不同的中文名称，见聂德宁：《明代嘉靖时期的哪哒》，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研究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５４—３６７页。亦有较早期的日文著作探讨过此头衔名称。关于其姓氏Ｃｈｅｉ／Ｃｈｕ／Ｆｕ：“Ｃｈｕ”可能就是许姓四兄弟其中的一位，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８５—８７页，以及书中引用的材料。尽管根据记载，这些人物的活动是属于稍晚一些的时期（关于此问题的看法，来自与钱江、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在新加坡会议期间的私人讨论）。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７３页。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罗的良好关系，以及满剌加的中国人与当地苏丹的交恶，表明谢喇哒与其许多同胞一样，并不信仰伊斯兰教。一个非常普通的理由可以证明这一假设：在１６世纪早期，伊斯兰教的传统在福建已经成为历史。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泉州曾经拥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外国商贾侨居社区，元明更迭之际该社区遭到破坏，许多中国穆斯林扬帆前往南中国海的其他港埠，很可能因此大大增强了文莱（Ｂｒｕｎｅｉ）和苏禄（Ｓｕｌｕ）地区的伊斯兰势力。①由此可见，与谢喇哒（Ｃｈｅｉｌａｔａ）同时代前往东南亚的福建人，已经与上述的伊斯兰社会脱离，而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换言之，他们所崇拜信仰的，可能只是中国民间的道家神癨与儒家思想。不过，在１６世纪的东南亚，还有一批福建人，他们的先辈在更早的时期就离开了福建，他们因此而保留着伊斯兰信仰，并定居在不同的港埠，尤其是聚居在爪哇岛的北岸。在满剌加沦陷后数年，据说这些第三代及第四代的中国穆斯林曾支持土著军队将葡萄牙人从其新建立的据点中驱逐出去。②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这批福建人可能也曾到满剌加１５９①②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伊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载《海交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４期，第１１３—１１９页；普塔克：《从泉州到苏禄地区及远方：有关１４世纪初之航海问题》（“Ｆｒｏｍ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ｔｏｔｈｅＳｕｌｕＺｏｎｅ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９２（１９９８），第２７７页；苏基朗：《刺桐梦华录》（ＢｉｌｌｙＫ．Ｌ．Ｓｏ，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Ｆｕｋｉｅ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９４６－１３６８，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第１２２—１２５页。参见ＨＪｄｅＧｒａａｆ与ＴｈＧＴｈＰｉｇｅａｕｄ译，ＭＣＲｉｃｋｌｅｆｓ编：《１５—１６世纪在爪哇的中国穆斯林：三宝垄与井里汶的马来纪年》（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ｕｓｌｉｍｓｉｎＪａｖａｉｎｔｈｅ１５ｔｈａｎｄ１６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ＴｈｅＭａｌａｙ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ＳｅｍａｒａｎｇａｎｄＣｅｒｂｏｎ，Ｎｏｒｔｈ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Ｒｕｓｋｉ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第３０、３２页；ＭＡＰＭｅｉｌｉｎｋ－Ｒｏｅｌｏｆｓｚ：《１５００年至１６３０年前后印尼群岛的亚洲人贸易与欧洲人的影响》（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５００ａｎｄａｂｏｕｔ１６３０，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６２），第１１２、１４７页。有关对１５００年左右印尼群岛诸港埠的最新研究，参见ＵｋａＴｊａｎｄｒａｓａｓｍｉｔａ：《印尼港埠与葡人之东来》（“Ｔｈ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Ｈａｒｂｏｕｒ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载ＩｖｏＣａｒｎｅｉｒｏｄｅＳｏｕｓａ与ＲｉｃｈａｒｄＺ．Ｌｅｉｒｉｓｓａ合编：《印尼—葡萄牙关系史５００年》［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Ｆｉｖ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ｉｎｃｏｓéｃｕｌｏｓｄｅｒｅｌａｅｓ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ａｓ，Ｌｉｓｂｏｎ：Ｃｅｎｔｒｏ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ｄｅＥｓｔｕｄｏｓｄｏＳｕｄｅｓｔｅＡｓｉｔｉｃｏ（２００１）］，第４３—６５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进行贸易，其中的一些人甚至长期在当地居住，直至满剌加最后沦陷。满剌加被占领后，他们大概是迁往宾坦岛（Ｂｉｎｔａｍ，又称民丹岛，古长腰屿）、柔佛（Ｊｏｈｏｒｅ）等地。如果上述说法站得住脚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中国人群体：一个是与葡萄牙人合作的、非穆斯林的福建人群体；另一个是由大部分具有穆斯林背景的福建商人组成的群体，他们则支持葡萄牙的敌人。属于后一个群体的许多福建人，看来当时已经与他们的泉州老家断绝了联系。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肯定曾协助落难的满剌加王室向中国寻求援助，对付葡萄牙人。与此同时，来自福建南部的商人却在做着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当葡萄牙人和马来人在１５２０年左右分别向明廷派遣官方使团时，这两个海外华人群体或许确实互为竞争对手，都曾试图影响明朝对满剌加的看法。不过，这是另一段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的历史，其中涉及火者亚三（或称ＫｈｏｊａＨａｓｓａｎ及其他不同的称呼）在一系列复杂事件中所扮演的暧昧角色，所有这些均不可能在此用极短的篇幅交代清楚。①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早期葡属满剌加时期的“Ｃｈｉｎｃｈéｕｓ”这个话题上。在阿尔布开克征服满剌加之后的最初几年，葡萄牙人和福建人都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到满剌加港。后至１５２０年，在满剌加到彭亨（Ｐａｈａｎｇ）的一个葡萄牙使团中，有一些中国人随行，这些中国人１６０①西方对此的研究主要有：伯希和：《明史上的火者及写亦虎仙》（ＰａｕｌＰｅｌｌｉｏｔ，“ＬｅＨｏｊａｅｔｌｅＳａｙｙｉｄＨｕｓａｉｎｄｅ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Ｍｉｎｇ”），载ＴｏｕｎｇＰａｏ３８，１９４８，第８１—２１０页；张天泽：《满剌加与葡萄牙首次出使北京之失败》（ＣｈａｎｇＴｉｅｎ－ｔｓê，“Ｍａｌａｃ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ＥｍｂａｓｓｙｔｏＰｅｋｉｎｇ”），载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３，１９６２，第４５—６４页，亦载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ＬｕíｓｄｅＣａｍｅｓ１５１－２，１９８１，第１４９—１６３页；韦杰夫：《明朝文献记载中的满剌加》（ＧｅｏｆｆＷａｄｅ，“Ｍｅｌａｋａｉｎ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ｅｘｔｓ”），载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７０１，１９９７，第４９—５３页；Ｒｕｉ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ｕｒｅｉｒｏ：《托梅·皮雷斯使团出使北京之失败》（“ＡｍａｌｏｇｒａｄａｅｍｂａｉｘａｄａｄｅＴｏｍéＰｉｒｅｓａＰｅｑｕｉｍ），载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编：《１６—１９世纪葡中关系史论文集》［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ｆｅｒêｎｃｉａｓｎｏＩＩｃｕｒｓｏｌｉｖｒｅ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ａｓｒｅｌａｅｓ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ｓéｃｕｌｏｓＸＶＩ－ＸＩＸ），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１９９９］，第３９—５５页。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可能也是来自福建，他们希望能够说服其在马来半岛东岸的同乡迁往半岛的西岸。但是，这些计划最后未能实现。在葡萄牙统治时期的满剌加历史记载中，关于１６世纪２０年代或３０年代之后满剌加中国人的详细情况，几乎是空白，似乎当时很少有中国人迁往该港埠。很显然，在１６世纪，尤其是１６世纪的后半叶，满剌加的中国人（或称满剌加的福建人？）的人数越来越少。①下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此处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在１６世纪１０年代晚期及２０年代早期，彭亨及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显然不太愿意与葡萄牙人合作。彭亨是华南与马来世界的众多港口进行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但究竟是何种原因促使这些中国商人寓居在马来半岛的东海岸，迄今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至少在目前的研究阶段还不得而知。②上面的论述表明，满剌加的葡萄牙人和福建人之间的合作，似乎只局限于少数几个像谢喇哒（Ｃｈｅｉｌａｔａ）那样的福建商人。如前所述，这些福建商人与暹罗的关系良好，因此，我们必须也来关注一下暹罗。从年代稍后的资料可见，许多福建人曾定期前往暹罗贸易。此外，还有的记载提及，在更早的时期，一些代表暹罗王国前往明廷朝贡的使臣就是海外华人，很可能其中大部分人就是福建人。由此看来，暹罗人与福建人的关系相当密切。所以，谢喇哒（Ｃｈｅｉｌａｔａ）及其乡亲有可能在满剌加形成暹罗—福建贸易网络的一部分。这一点十分重要，在以下的进一１６１①②参见ＰａｕｌｏＪｏｒｇｅｄｅＳｏｕｓａＰｉｎｔｏ：《１６世纪上半叶至１７世纪满剌加的中国人》（“Ｔｒａｏｓｄａｐｒｅｓｅ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ｅｍＭａｌａｃａ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１．ａｍｅｔａｄｅｄｏ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Ｉ”），文载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编：《１６—１９世纪葡中关系史论文集》（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ｆｅｒêｎｃｉａｓｎｏｓ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ｓ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ｌｕｓｏｃｈｉｎｅｓａ，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６页。关于彭亨，Ｗ．Ｌｉｎｅｈａｎ的早期著作《彭亨史》（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ａｈａｎｇ，ＫｕａｌａＬｕｍｐｕ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ｒｅｎｉｅｒＳｄｎＢｈｄ，１９７３；该文原载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ａｌａｙ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４２，１９３６），亦是一部富参考价值的好书。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步讨论中应该谨记。①二、琉球之谜中暹贸易网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北大年（Ｐａｔａｎｉ）港，该港埠也位于马来半岛的东岸，在彭亨以北两、三百公里处。关于１５００年之后头一、二十年内，中国商人在北大年的具体活动情况，史籍语焉不详。但是数年以后，有关中国商人在１６世纪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期间的活动状况，便可在葡萄牙文的材料中找到清晰的证据。②从葡文记载中我们得知，中国的商船经常来到这个港口，并由此前往柔佛、廖内群岛、邦加岛、苏门答腊和西爪哇等地。既然北大年港与其他地处马来半岛东海岸线上的港埠及海湾的距离不远，那么，所有这些港埠很可能都在为对中国、阿瑜陀耶、包括满剌加在内的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各港埠、以及如今属于印度尼西亚西部的诸多港口之贸易而相互竞争。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北大年也吸引了来自琉球群岛的商人。《历代宝案》的纪录显示，在１５世纪晚期就有船只从那霸驶往北大年。在１５１４年前后至１５３０年间，这种航海活动更为频１６２①②西方对中暹关系研究的主要著作包括：ＰｒｏｍｂｏｏｎＳｕｅｂｓａｅｎｇ：《１２８２—１８５３年中暹朝贡关系研究》（Ｓｉｎｏ－Ｓｉａｍｅｓｅ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２８２－１８５３，未出版之博士论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１９７１），尤其应参阅第１４９页及该页以后数页，第２２４页及该页以后数页，以及韦杰夫：《从明实录记载看１４至１７世纪的泰国历史》（ＧｅｏｆｆＷａｄｅ，“ＴｈｅＭｉｎｇｓｈｉｌｕａｓａ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Ｔｈａｉ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ｔｏ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１２，２０００．关于葡暹关系的研究，可参阅ＭａｒｉａｄａＣｏｎｃｅｉｏＦｌｏｒｅｓ：《１６世纪的葡萄牙人与暹罗》（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ｅｏＳｉｏｎｏ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Ｌｉｓｂｏｎ：Ｃｏｍｉｓｓｏ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ａａｓＣｏｍｅｍｏｒａｅｓｄｏｓＤｅｓｃｏｂｒｉｍｅｎｔ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Ｉｍｐｒｅｎｓａ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ＣａｓａｄａＭｏｅｄａ，１９９５），尤其应参阅该书的前几章。Ｒｕｉ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Ｆｉｄａｌｇｏ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ｉｏｓｅ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ｓ．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ｎｏ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０），第３１９、３２０、３６９、３７７页。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繁，而最后一次有据可查的航行发生在１６世纪４０年代。①１５００年前后琉球商人在北大年的出现，表明早在福建人到来之前，琉球商人已为北大年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福建商人则在１５２０年之后，方活跃于这个地区的商贸活动之中。当时该地区的航海贸易还有另一条支线，该支线使我们转回到了满剌加这个主题。在１４６３年到１５１１年间，每年有一、两艘或更多的琉球船只航行到满剌加。②然而，１５１１年之后就再也没有琉球船只前往满剌加了。很显然，琉球人对满剌加港的新主人不满意，于是，他们便转而投向北大年，将北大年作为他们在东南亚区域的贸易中心。１６世纪３０年代时，瓦斯科·卡尔沃（ＶａｓｃｏＣａｌｖｏ）曾亲眼见证这一变化。他记载说，从前他们（琉球人）航行往满剌加进行贸易，可如今“（他们）却将货物卖到北大年（Ｐａｔａｎｅ）去了……”③琉球人将其贸易活动从满剌加转向北大年，或许意味着琉球人与福１６３①②③张彬村：《中国海外贸易与１６世纪的福建》［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ｔｓｕ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ｕ－ｃｈｉｅｎ（Ｆｕｋｉｅｎ），未出版之博士论文，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３］，第３５３—３５４页。另可参阅小叶田淳与松田贡合著：《琉球与高丽及南海诸国的关系：历代宝案档案译注》（ＫｏｂａｔａＡｔｓｕｓｈｉａｎｄＭａｔｓｕｄａＭｉｔｓｕｇｕ，Ｒｙｕｋｙｕ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Ｋｏｒｅａ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Ｓｅａ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ｋｉｄａｉＨａｎ，Ｋｙｏｔｏ：１９６９），第１７７—１８２页；ＪｏｓéＹａｍａｓｈｉｒｏ：《冲绳——通向世界之桥梁》（Ｏｋｉｎａｗａ，ｕｍａｐｏｎｔｅｐａｒａｏｍｕｎｄｏ，ＳｏＰａｕｌ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ｄｉｔｏｒ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ｄｏｓ，１９９３），第１５７页。张彬村：《中国海外贸易与１６世纪的福建》，第３５３—３５４页；小叶田淳、松田贡：《琉球与高丽及南海诸国的关系：历代宝案档案译注》（ＫｏｂａｔａＡｔｓｕｓｈｉａｎｄＭａｔｓｕｄａＭｉｔｓｕｇｕ，Ｒｙｕｋｙｕ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Ｋｏｒｅａ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Ｓｅａ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ｋｉｄａｉＨａｎ，Ｋｙｏｔｏ：１９６９），第１０１—１２９页；ＪｏｓéＹａｍａｓｈｉｒｏ，《冲绳——通向世界之桥梁》（Ｏｋｉｎａｗａ，ｕｍａｐｏｎｔｅｐａｒａｏｍｕｎｄｏ，ＳｏＰａｕｌ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ｄｉｔｏｒ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ｄｏｓ，１９９３），第１５１—１５４页。可参见ＧｅｏｒｇＳｃｈｕｒｈａｍｍｅｒ编辑的论文集：《１５４３年葡萄牙人对日本的发现》（“１５４３－１９４３：ＯｄｅｓｃｏｂｒｉｍｅｎｔｏｄｏＪａｐｏｐｅｌ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ｎｏａｎｏｄｅ１５４３”，译自德文），载Ａｎａｉｓｄ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ｄ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２．ｓｅｒ．，ｖｏｌ．１，１９４６，第６７页，或参阅Ｄｏｎａｌｄ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１５３４—１５３６年广州葡囚书信集》（Ｌｅｔ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Ｃａｐ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ａｎｔｏｎ，Ｗｒｉｔｔｅｎｉｎ１５３４ａｎｄ１５３６，Ｂｏｍｂａ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ＳｔｅａｍＰｒｅｓｓ，１９０２；该文原载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ｉｔｑｕａｒｙ），第９４、１００、１５６、１６３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建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竞争。如果双方合作一致，琉球人自然会像谢喇哒（Ｃｈｅｉｌａｔａ）那样留在满剌加。所以我们推测，琉球人与福建人的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这一点十分重要。事实上，早在１５世纪初，部分福建人就举家迁居琉球群岛，而琉球人的贸易网络之所以能够在技术和商业等方面得以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得益于福建人的不断贡献与渗透。①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琉球群岛是明朝的一个忠实的藩属，彼此之间的官方关系始终热忱友好。这里的问题是，这种官方之间的亲善友好是否为那些在东南亚贸易的琉球商人和福建商人所留意？如果没有的话，那么部分福建商人可能十分乐意见到琉球人退出满剌加，并进而在北大年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在满剌加沦陷前后，琉球商船几乎定期航行到暹罗；瓦斯科·卡尔沃对此亦有记录。因此，那霸—暹罗贸易便意味着琉球商人与福建商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作。如前所述，福建人在阿瑜陀耶王朝对外关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真实的或所谓的暹罗人与福建人的“联盟”，或许还应该包括部分琉球商人。除此之外，在珠江口的香山和今天的澳门一带，亦可见到与福建私商携手合作的琉球商船。②１５世纪时，琉球商船出现在这个地区，其他的记载则提及琉球人曾到过海南岛。为了躲避狂风和恶浪，来自暹罗和那霸的船只偶尔会在海南１６４①②参见ＧｅｒｈａｒｄＭｕｅｌｌｅｒ：《宽宏大量与信任：１５３４陈侃的册封之行与中琉关系》（Ｗｏｈｌｗｏｌｌｅｎｕｎｄ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Ｄｉ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ｕｒｇｅｓａｎｄｔｓｃｈａｆｔｖｏｎＣｈｅｎＫａｎｉｍＪａｈｒ１５３４ｖｏｒｄｅｍＨｉｎｔｅｒｇｒｕｎｄ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ｕｎｄ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ＭｉｎｇＲｅｉｃｈｅｓｚｕｄｅｎＲｙｋｙ－Ｉｎｓｅｌｎ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１３７２ｕｎｄ１５３５，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Ｅ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ｍ，１９９１），第４４—４７页。对于琉球和福建的早期关系以及所谓的三十六姓，有许多研究著作，在此无法一一列出。《海交史研究》（例如１９９７年第１集）中收有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此外，还有一些中文或日文的论文，见于定期举行的中国—琉球关系研讨会论文集中。最近的一本中琉关系史论文集出版于２００１年（第八次研讨会）。关于琉球人在澳门附近的珠江区域的活动，见汤开建：《明清士大夫与澳门》，澳门：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８年，第５—６页；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６７—６８、７２页。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岛的一些港口暂时逗留，或被迫登陆。①简而言之，虽然琉球人和福建人在满剌加和北大年地区的关系不佳，但彼此之间在阿瑜陀耶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却合作良好。有意思的是，自从葡萄牙人来到珠江口以后，便鲜有琉球船只再来此地。葡萄牙文献中有关琉球船只最后出现在珠江口的记录，约发生在１６世纪１０年代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ＦｅｒｎｏＰｅｒｅｓｄｅＡｎｄｒａｄｅ）出使中国之时。②因此，琉球人似乎是在１６世纪初期的某个时候，从广东中部突然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暹罗人（与其福建伙伴一起？）则带着贡品与货物，继续前往广州。很显然，他们受到了广东人的热情欢迎。这也是为何当中葡最初的交往破裂之后，葡萄牙人经常要假扮成暹罗人，以躲过中国水师哨所检查之原因。③琉球人退出香山地区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葡萄牙人，还是暹罗人或福建人，恐怕永远不得而知，但人们总的印象是，琉球人在某些方面无疑是落败而去。换言之，我们现在讨论的可能是另一种场景。第一种场景指的是葡萄牙人和（或）暹罗人或福建人在满剌加的活动，曾对琉球人的贸易造成一定的冲击，之后因为广州在１６世纪２０年代暂时封港，对后者的贸易圈造成一定的影响。然而，仍然有一个问题还不清楚，那就是，在１６世纪１０年代，琉球人为什么要避开满剌加和葡萄牙人？第一，可能纯粹是出于经济方面１６５①②③参见小叶田淳：《海南岛史》（中译本），台北：学海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６４页。亦可参见普塔克：《明朝初年海南的对外关系》（“ＨａｉｎａｎｓＡｕｅｎ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ｗｈｒｅｎｄｄｅｒｆｒüｈｅｎＭｉｎｇＺｅｉｔ，ＨｏｎｇｗｕｂｉｓＨｏｎｇｚｈｉ”，载沙尔梦、普塔克合编：《海南：从中国到东南亚》（ＣｌａｕｄｉｎｅＳａｌｍｏｎ与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Ｈａｉｎａｎ：ＤｅｌａＣｈｉｎｅｌＡｓｉｅｄｕＳｕｄ－Ｅｓｔ．ＶｏｎＣｈｉｎａｎａｃｈＳüｄ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１）；普塔克：《１０００年至１５００年海南在海外贸易中之地位》（“Ｈａｉｎａｎ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ｒａｄｅ，ｃ．１０００－１５００”），提交２００１年７月香港大学举办之“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巴罗斯：《第三旬年史》（ＪｏｏｄｅＢａｒｒｏｓ，ＤéｃａｄａＩＩＩ），第２册，第８章。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第３２１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的考虑，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进一步讨论。第二，琉球人决定离开满剌加，或可被视为是对当地福建人不满的一种举措，因为满剌加的福建商人站在葡萄牙人的一边，琉球人因此瞧之不起，并认为这些福建人比以前更加危险。第三，一些来自那霸的琉球商人可能受到穆斯林族群的影响，从而反对葡萄牙人。１５１１年之前，琉球的船只经常前往东南亚的一些伊斯兰教势力颇为强大的港口贸易，这种传统本身或许就排斥了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的任何合作。第四，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即早期就介入琉球海上贸易网络的福建人具有泉州伊斯兰教的文化背景。这一点当然纯属猜测，未必正确。不过，在１４世纪发生的所谓伊斯法罕（Ｉｓｆａｈａｎ）暴动事件中，部分留在泉州的中国人和其他穆斯林确实设法躲过对他们的清洗，并竭力藏身于福建沿海地区。其后，１５世纪时，这些人的一些后代便逃往冲绳群岛。有趣的是，１５世纪那霸与明代中国的朝贡贸易由市舶司所掌管，而市舶司之驻地一开始就设在昔日伊斯兰教的“大本营”——泉州，直到１４７４年市舶司才迁址到福州。①因此，可能正是这种被忽略的伊斯兰教因素，将泉州和那霸联系了起来，从而造成琉球人对葡萄牙人抱有成见。第五，较为简单的猜测是，在１５世纪，尤其是在１５世纪的末期，福州的某些家族与那霸之间的密切关系，导致部分琉球商人站到了闽南商人的对立面，进而成为葡萄牙人的对手。这个猜测的前提是，福州地区的中国人与闽南地区的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竞争。最后，前文已经提到，满剌加负责管理福建人和琉球人商务的港主（ｓｈａｈｂａｎｄａｒ），同时也得管理寓居满剌加港的占婆人的事务。绝大多数来自占婆的商人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而且这些商人与海南岛南部的三亚地区也有关系，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当时，这种１６６①关于市舶司的研究，参见ＲｏｌａｎｄＬｏｕｉｓＨｉｇｇｉｎｓ：《１５２３年至１５４９年的明代海盗与海防》（Ｐｉｒａｃｙ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Ｃｏａｓｔａｌ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１５２３－１５４９，未出版之博士论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１９８１），第５３—５５页。关于泉州在中国—琉球贸易中的地位，见庄景辉：《泉州在明琉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１期，第４３—４８页。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伊斯兰教的联系纽带甚至一直延展到泉州。①显然，占婆人在满剌加也与其来自那霸的同行有所接触，只是此类接触罕有记录。另外，大越于１４７１年强占了占婆王国的大部分领土，迫使大批占婆人流离失所，逃亡东南亚各地，亦使满剌加和占婆的关系得以逐渐加强；②占婆人的海外大流亡或许还强化了寓居满剌加的占婆人与琉球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桃木至郎（ＭｏｍｏｋｉＳｈｉｒｏ）所收集到的证据表明，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满剌加、占婆和琉球王国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类似于“联盟”的关系。③因此，很可能正是这一点，方可最令人信服地说明琉球人（和占婆人）为何在１５１１年从满剌加撤退。满剌加、占婆和琉球人之间的“联盟”关系，闽南商人和大越之间的密切商业关系，这两组关系之间是否有关联，尚难以断言。在某些时期，交趾（或如中国史籍记载中常常称呼之“安南”）与占婆向明朝争相邀宠，以求保护。与此同时，大越显然也在与琉球相互竞争。至于闽南民间海商对大越所可能采取的态度，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尽管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可能，但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不排除有关各方确实１６７①②③参见桑原骘藏：《蒲寿庚考》（ＪｉｔｓｕｚｏＫｕｗａｂａｒａ，“ＯｎＰｕＳｈｏｕ－ｋêｎｇ，ａＭａ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载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ｏｙｏＢｕｎｋｏ７，１９３５，第４、２１—２２页，注释１８；ＰｉｅｒｒｅＹｖｅｓＭａｎｇｕｉｎ：《占婆考ＩＩ：伊斯兰教之传入占婆》（“?ｔｕｄｅｓＣａｍ：ＩＩ．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ｌＩｓｌａｍａｕＣａｍｐ”），载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ｌ?ｃｏｌ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６６，１９７９，尤其是参阅第２５９页；陈达生、沙尔梦：《海南岛穆斯林墓碑发现初步报告》（ＣｈｅｎＤａｓｈｅｎｇ、ＣｌａｕｄｉｎｅＳａｌｍｏｎ，“Ｒａｐｐｏｒｔｐｒéｌｉｍｉ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ｌａ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ｄｅｔｏｍｂｅｓｍｕｓｕｌｍａｎｅｓｄａｎｓｌＩｌｅｄｅＨａｉｎａｎ”），载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３８，１９８９，第７５—１０６页；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１１页及之后。ＤｅｎｙｓＬｏｍｂａｒｄ：《南方人眼中的占婆》（“ＬｅＣａｍｐａｖｕｄｕｓｕｄ”），载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ｌ?ｃｏｌ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７６，１９８７，第３１５页。桃木至郎：《黎朝初期（１４２８—１５２７）的大越是否成为明朝朝贡贸易体制中琉球的竞争对手？》（ＳｈｉｒｏＭｏｍｏｋｉ，“ＷａｓＤａｉＶｉêｔａＲｉｖａｌｏｆＲｙｕｋｙｕ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Ｔｒａｄ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ＬêＰｅｒｉｏｄ（１４２８－１５２７）？”），载ＮｇｕｙêｎＴｈêＡｎｈ、ＹｏｓｈｉａｋｉＩｓｈｉｚａｗａ编：《１４—１９世纪东南亚的贸易与航海》（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ｔ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ｎＡｓｉｅｄｕＳｕｄＥｓｔＸＩＶｅＸＩＸｅ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ｅｔｃ．：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１９９９），特别是参阅第１０５—１０８页，以及论文中的参考文献。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形成了一种短期对峙的格局，亦即福建人与越南人为一方，对抗由满剌加—占婆—琉球“集团”组成的“同盟”。较为保险的推测应该是，琉球人与福建人的“分道扬镳”大致上只局限于满剌加地区，而在其他地区，这两大海商“阵营”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关于这一点，目前只能讨论到这个地步。三、胡椒贸易上述论证表明，葡萄牙人与福建人在最初的阶段，基于共同的利益而达成共识，相互合作。而其他的中国商人集团及琉球人则不同意这些闽南商贾的立场，他们当然希望明廷能够最终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恢复满剌加昔日的地位。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若一切按照逻辑发展，一旦满剌加回到被流放的苏丹手中，他们（即琉球人、占婆人等）就可以重返满剌加港，而且，在中国恢复对满剌加的保护之后，他们可以比以前享受到更多、更大的特权。除了这些“纯粹的”政治考虑之外，我们在评判上述各贸易族群在满剌加陷落前后的表现时，也要注意到经济方面的因素。其中，胡椒和苏木是与满剌加贸易相关的重要物品，中国对这两种商品的需求量很大，朝鲜和日本也各自收购产自热带东南亚的各种香料和其他物品。①在１５世纪到１６世纪，外界对胡椒的需求急剧膨胀。有关那霸贸易的资料表明，中国通过琉球贸易网络进口了数量可观的胡椒。②毫无疑问，福建人也将胡椒大量地输入中国，他们与竞争对手一样，在东南亚的各１６８①②曹永和：《东亚的胡椒贸易》（ＴｓａｏＹｕｎｇｈｏ，“ＰｅｐｐｅｒＴｒａｄｅ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载ＴｏｕｎｇＰａｏ６８，４—５，１９８２，第２２１—２４７页。至于较早时期的胡椒贸易，可参见田汝康：《郑和远航与胡椒在中国之分配》（ＴｉｅｎＪｕ－ｋａｎｇ，“ＣｈêｎｇＨｏｓＶｏｙ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ｐｐ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载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８１，第１８６—１９７页。张彬村：《中国海外贸易与１６世纪的福建》，未出版博士论文，第３５５—３５７页。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个港口大肆进行采购。１５００年前后，胡椒主要产自下列地区：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各港埠附近，尤其是在帕赛（Ｐａｓａｉ）和亚齐（Ａｃｅｈ）地区；苏门答腊岛东南部靠近巽他海峡一带；以及马来半岛的东海岸。中文古籍有关海外历史地理的记载中，有许多关于东南亚不同地区胡椒生产和贸易的记述。葡萄牙文献中也有大量的相关记录，例如，卡尔沃（Ｃａｌｖｏ）就曾提到过帕赛、陂堤里（Ｐｅｄｉｒ）、北大年和“班达（Ｂａｎｄａ）”地区的胡椒产量甚丰，至于班达，无疑指的是万丹地区。①早期东来的葡萄牙人很快就明白并开始满足中国对热带香料的无止境的需求，葡萄牙人占领满剌加之后不久，曾几次派船队到珠江水域探索，很快便了解到胡椒销售在中国的利润丰厚。②于是，葡人建议发展东南亚各港口与中国之间的胡椒贸易。葡萄牙人曾打算在沙慕德拉—帕赛地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胡椒贸易站。乔万尼·达埃波里（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ｄａＥｍｐｏｌｉ）、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ＦｅｒｎｏＰｅｒｅｓｄｅＡｎｄｒａｄｅ）及其他名字，都与这些早期的胡椒贸易有关。③１５２０年之后，葡萄牙人勉强在顺塔（Ｓｕｎｄａ）—万丹地区开始实施建立贸易站的计划，但该地区１６９①②③Ｆｅｒｇｕｓｏｎ：《广州葡囚书信集》，第９９、１６２页。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第１５９页。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苏门答腊北岸：沙慕德拉—帕赛、亚齐苏丹国及其与葡萄牙人的关系史（１５００—１５８０）》（ＯｄｏｍíｎｉｏｄｏｎｏｒｔｅｄｅＳａｍａｔｒａ．Ａ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ｏｓｓｕｌｔａｎａｔｏｓｄｅＳａｍｕｄｅｒａＰａｃéｍｅｄｅＡｃｈéｍｅｄａｓｓｕａｓｒｅｌａｅｓｃｏｍ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１５００－１５８０），Ｌｉｓｂｏｎ：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ａｄａＩｎｄｅｐｅｎｄêｎｃｉａｄｅ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１９９９），第３章，尤其是第１０４页的注释１７１，以及第１２６页；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ＡＮｏｏｎａｎ：《约翰·埃波里及其与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的关系》（ＪｏｈｎｏｆＥｍｐｏｌｉａｎｄＨ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ｆｏｎｓｏｄｅ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Ｌｉｓｂ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ｏＣｉｅｎｔíｆｉｃ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１９８９），第９５—９６页；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第１９８—２００页；亦可参阅ＭａｒｃｏＳｐａｌｌａｎｚａｎｉ编：《佛罗伦萨商人乔万尼·达埃波里》（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ｄａＥｍｐｏｌｉ．Ｕｍｍｅｒｃａｎ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ｅｆｉｏｒｅｎｔｉｎｏ，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ｏＰｅｒＥｄｉｚｉｏｎｉＳｃｅｌｔｅ，１９８４），第５１—６７页；以及他的另一本书：《１５００—１５２５年葡属亚洲的佛罗伦萨商人》［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ｆｉｏｒｅｎｔｉｎｉｎｅｌｌＡｓｉａＰｏｒｔｏｇｈｅｓｅ（１５００－１５２５），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ｏＰｅｒＥｄｉｚｉｏｎｉＳｃｅｌｔｅ１９９７］，第９０、１３０、１３３页以及之后数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远离满剌加，他们无法在那里维持一个稳定的商业“基地”。①葡萄牙人向中国运送大量的胡椒，不可避免地要掂量他们插手此项贸易后与福建商人的关系，孰轻孰重。有无可能继续同闽商保持良好的关系？抑或双方注定要在胡椒贸易上成为对手？如前所述，早在满剌加陷落之前，中国船只就已经驶往东南亚的多个“胡椒产区”，包括沙慕德拉—帕赛、陂堤里、彭亨、甚至是顺塔—万丹地区。换言之，在葡萄牙人开始涉足东南亚胡椒贸易时，无论在胡椒采购的地理范围上，还是在采购的数量上，中国的胡椒商人都正处于业务扩展的中期。上述的推测可能同样适用于苏木贸易，苏木主要产自印支半岛，例如今天的泰国，并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１５世纪末至１６世纪初，在经历了１５世纪中期的衰退低潮之后，明朝的经济总体有所增长，而这种新的增长又导致了闽南人贸易的向外扩展。在此，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些有关上述贸易扩展的“具体”资料，然后再回头评述葡萄牙人和福建人的关系。１５世纪早期，马欢曾经称苏门答腊为“西洋之总路”。②显然，在郑和航海结束之后，有一大批中国私商留在了当地，并且像在满剌加一样，形成了一条中国村（ＫａｍｐｕｎｇＣｉｎａ），与由其他“国籍”的商民组成的贸易区相伴为邻。但是，直到１５世纪末，对沙慕德拉—帕赛地区的中国人，就再没有其他任何记载，③他们可能是在经济低迷时期或者政治危机时期离开此地１７０①②③ＣｌａｕｄｅＧｕｉｌｌｏｔ：《１５２２年葡萄牙与巽他条约之重新解读》（“Ｌａｎéｃｅｓｓａｉｒｅｒ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ｄｅｌａｃｃｏｒｄｌｕｓｏｓｏｕｎｄａｎａｉｓｄｅ１５２２”），载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４２，１９９１，第５３—７６页；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１５２２年葡萄牙在万丹竖立之石碑碑文考》［“Ｌ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ｕｐａｄｒｏｐｏｒｔｕｇａｉｓｄｅＢａｎｔｅｎ（１５２２）”］，载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４７，１９９４，第２３—３３页；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第２９５页。ＪＶＧ．Ｍｉｌｌｓ译注：《马欢：瀛涯胜览》［ＭａＨｕａｎ：Ｙｉｎｇｙａｉｓｈｅｎｇｌａｎ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ｓＳｈｏｒｅｓ（１４３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第１１５页。有关沙慕德拉地区的最新研究，可参阅Ａｌｖｅｓ：《苏门答腊北岸：沙慕德拉—帕赛、亚齐苏丹国及其与葡萄牙人的关系史（１５００—１５８０）》一书，尤其是该书的第３章。Ａｌｖｅｓ：《苏门答腊北岸》，第１１６、１２２页。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去了满剌加，或干脆是已融入了当地社会。陂堤里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陂堤里位于沙慕德拉—帕赛的西面，与亚齐毗邻。当第一批葡萄牙人抵达东南亚时，便在陂堤里港碰到了中国商人。①１５００年前的中文文献提到了顺塔—万丹地区，例如赵汝适的《诸蕃志》（该书序言之年代为１２２５年）。满剌加陷落之后，这个地区的贸易继续繁荣，②许多葡文材料都提到有中国商船在当地贸易，尤其是在１６世纪４０年代，其中一份较早期的材料（１５２７年）称，曾有三十艘商船来自福建，其中的大部分驶往顺塔。这份材料还指出，中国商人在顺塔是琉球人的竞争对手，但是后者从来没有派出很多的船只前往顺塔。更晚些时候，当荷兰人在当地出现时，中国商人可能早已是这些地区胡椒的主要买主。③至于北大年，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提及。我们对北大年的早期历史所知不多，但在１６世纪４０年代，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变得突出。此外，通过中国商人的贸易网，北大年也与日本建立起了联系。在倭寇猖獗之时，北大年曾一度成为何亚八贸易“集团”的活动地点之一。④至于福建商船偶尔停留的其他泊靠地，应为从潮满岛（ＰｕｌａｕＴｉｏｍａｎ）到西爪哇沿岸的许多岛屿。林我铃最近发表的一些草图和详细的分析表明，这个区域航路上有巴淡岛（Ｂａｔａｍ）、龙牙岛（Ｌｉｎｇｇａ）、新及岛（Ｓｉｎｇｋｅｐ）、邦加岛（Ｂａｎｇｋａ）等泊地。⑤上文粗略的描述表明，从福建前往北大年、彭亨及顺塔—万丹地区１７１①②③④⑤Ｓｐａｌｌａｎｚａｎｉ：《乔万尼·达埃波里》，第１５０页。韩振华著作整理小组编：《诸蕃志注补》，《韩振华选集》第２卷，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２０００年，第４７、５５—５６、６３、７５—７７、１０２、１１０页。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第３１７、３７７、３８４页；Ｐｉｎｔｏ：《１６世纪上半叶至１７世纪满剌加的中国人》，第１３７页，以及注释１４。至于比较全面地论述中国和万丹的关系，可参见曹永和：《明末华人在爪哇、万丹的活动》，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２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１９８６年，第２２１、２２６页等。林我铃：《龙牙门新考》，新加坡：南洋学会，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４—１１８页。参阅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第３６９页；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９８页。林我铃：《龙牙门新考》第４章，新加坡，南洋学会，１９９９年。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一带胡椒产地的中国贸易势力，在１６世纪早期确实有所扩张，但同时在柔佛以西地区（如沙慕德拉—帕赛）则有所衰退，或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如满剌加）。中国将对东南亚的贸易重新定位于柔佛以东诸港埠，或许出于两个原因：其一，考虑到季风影响和运输成本，前往北大年、彭亨、巴淡、顺塔等地收购胡椒和其他土特产，远比穿越廖内群岛周围那些狭窄的海道前往满剌加和苏门答腊西北海岸的港埠，要快捷、安全和低廉得多；其二，那些曾经在苏门答腊贸易的中国人，正如那些定居于爪哇北部沿岸港口的华商一样，大部分可能是穆斯林。而那些在１６世纪早期前往北大年、彭亨和顺塔的中国商人，则大部分来自福建南部。我们推测，这些福建人或许并没有与葡萄牙人发生摩擦，但是他们已经不愿再去满剌加市易，这或者是因为闽商内部存在着相互竞争，例如有谢喇哒（Ｃｈｅｉｌａｔａ）之类的商人；更有可能是因为，满剌加港在１５１１年之后的贸易额全面下降，已经不像昔日那样具有吸引力；或者干脆是因为满剌加的地理位置远离“胡椒航线”的主航道。换言之，中国对东南亚贸易区域的东移，与其说是政治原因，倒不如说是出于成本考虑。如果可接受这些结论，那么，我们在上文对福建人—暹罗人（葡萄牙人）之间关系的描述就可以成立，至少在中葡接触的最初阶段是如此。在此高度推理的研究构思中，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设想，例如：许多闽商可能考虑要专门经营北大年—彭亨—顺塔为“轴线”的胡椒贸易，他们希望葡萄牙人经由满剌加收购苏门答腊的胡椒以补充船货，或者完全从胡椒贸易中退出，转而集中经营其他进口货物，尤其是那些来自印度洋国家的高价值商品。此外，在闽南商人的眼中，早期东来的武器装备精良的葡萄牙人，或有可能被视为是自己潜在的保护势力。最后，那些曾经协助葡萄牙人攻打满剌加的中国人，可能不敢再前往苏门答腊西北海岸的港埠，担心当地的穆斯林民众或许会与之为敌。在此，可以将前面的论述做一番小结：首先，葡萄牙人并没有将福建人排挤出胡椒贸易的圈子，至少在满剌加沦陷之后的最初数年是如此。其次，在这段时期，福建人没有理由要与葡萄牙人分道扬镳。最１７２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后，满剌加沦陷之际，正是福建人海外贸易迅速扩张之时，这更促使许多闽商要在东南亚的其他港口巩固自己的地位。闽南商人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葡萄牙人，而主要是出于他们对实际利益的考虑。因此，葡萄牙人东来，间接加速了福建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反过来，这一变化又促使其他方面做出反应，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就是，闽商不得不终止原来与琉球商人在北大年等地的合作关系，并逐渐地将之转变为竞争关系。四、中国沿海前面所描述的场景，不可完全脱离另一种场景而独立存在：即１６世纪１０年代晚期至２０年代早期的广东中部沿海。在此时期内，托梅·皮雷斯（ＴｏｍéＰｉｒｅｓ）出使中国失败；西蒙·德安德拉德（ＳｉｍｏｄＡｎｄｒａｄｅ）据说劣迹累累；中葡两国的船只发生激烈冲突，许多研究著作已多次论述这一连串事件，在此无需赘述。①重要的是，珠江口的骚乱最终导致了广州港的暂时关闭。明朝禁止葡萄牙商人再次踏足中国领土，皮雷斯使团中的一些葡人则被扣押。在其后的一二十年内，葡属印度政府（Ｅｓｔａｄｏ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ｄａ?ｎｄｉａ）仍然不断关注中国，认为那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巨大市场，可以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再行动。眼下，果阿的注意力已被吸引到马鲁古香料群岛。麦哲伦横渡太平洋后，西班牙对菲律宾和苏禄地区的兴趣日增，使葡萄牙人的这一贸易重心“转移”势在必行。此外，马鲁古群岛盛产丁香，而丁香是胡茶辣商人（Ｇｕｊａｒａｔｉｓ）的重要商品，胡茶辣商人则是葡萄牙人的敌人。加强对当时丁香的唯一产地——马鲁古群岛的控制，可以削弱胡茶１７３①关于这些事件，最近有了更详细的研究，如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以及金国平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见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８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辣商人及其穆斯林盟友的地位。①最后，葡属印度政府也实在没有足够的人力、船只和财力来同时应付两个主要的“麻烦”地区，即广东与印度尼西亚东部岛屿。在中国，广州港的暂时关闭与珠江口沿岸日益严密的军事戒备，使各贸易团体的活动大受干扰。但是，明朝的控制并非无缝可钻，部分商人依旧可以设法随心所欲地出入。估计在这些出入珠江口的中国商人中间，混杂许多暹罗人，而且与往常一样，他们与福建人密切合作。与此同时，琉球人则被排挤了出去（如果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被排挤的话）。我们当然无法估计广东中部地区在这段时期内的对外贸易量，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广州的进口额当时一定急剧下降。在１６世纪２０年代的中葡军事冲突中，西洋炮大显身手。因此，导致许多福建人开始害怕葡萄牙人，人们并不愿意见到这个结果。全副武装的葡萄牙船和福建人的商船均曾沿着同一条航线，往来于马来半岛和中国。这条航线是一条颇为狭窄的海道，尤其是在越南海岸附近，当航道经过西沙群岛（ＰａｒａｃｅｌＩｓｌａｎｄｓ）西侧时，就更为狭窄。因此，福建人和葡萄牙人的船只很容易在南中国海相遇，谁也无法预料双方相遇时是心平气和，还是剑拔弩张。②但是，福建人的恐惧并没有持续很久。如前所述，葡属印度政府的领导层对马鲁古群岛的兴趣越来越大。事实上，自从１６世纪２０年代中１７４①②普塔克：《１５００年前后亚洲的丁香贸易：贸易额与贸易航路》（“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Ｃｌｏｖｅｓ，ｃｉｒｃａ１５００：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Ｒｏｕｔｅｓ－ＡＳｙｎｏｐｓｉｓｏｆ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ｓ”），载ＦｒａｎｃｉｓＡＤｕｔｒａ、ＪｏｏＣａｍｉｌｏ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编：《葡萄牙人与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９５），第１４９—１６９页。对这条航线最详尽的研究，仍然是ＰｉｅｒｒｅＹｖｅｓＭａｎｇｕｉｎ的著作：《葡萄牙人在越南与占婆沿海：根据１６—１８世纪葡萄牙史料对航路及贸易关系所作之研究》（ＬｅｓＰｏｒｔｕｇａｉｓｓｕｒｌｅｓｃｔｅｓｄｕＶｉêｔ－ＮａｍｅｔｄｕＣａｍｐ．?ｔｕｄｅｓｕｒｌｅｓｒｏｕｔｅ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ｔｌ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ｓ，ｄａｐｒèｓｌ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ｒｔｕｇａｉｓｅｓ，ＸＶＩｅ，ＸＶＩＩｅ，ＸＶＩＩＩｅｓｉèｃｌｅｓ，Ｐａｒｉｓ：?ｃｏｌ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１９７２）。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葡之间发生那些灾难性的冲突事件之后，就再没有听到有关葡萄牙人和中国船只发生冲突的报告。另外，从福建人的立场来看，这些冲突所涉及的主要是广东的人员和船只，福建人基本没有卷入。因此，现实地来看，还是应该抓住与葡萄牙人继续合作的机会，只是这种合作必须比以往更为小心谨慎。我们回头来看看广州的经济状况。１６世纪２０年代初之后，闭关政策对广州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两广巡抚林富曾经在１５２９年抱怨资金匮乏。①林富上疏主张，如果恢复安南、真腊（柬埔寨）、彭亨、占婆和其他国家对广州的朝贡贸易，则地方收入可以再度增长，但其奏折中并没有包括葡萄牙人。更重要的是，林富还提到，广州港的关闭使得海上贸易转移到了福建南部的漳州地区。福建的地方官和商绅为了顾全漳州和月港等地的利益，对中央政府的贸易禁令（最初由洪武帝时期开始颁行）明显执行不力，而广东人则严守朝廷法令，不敢从中谋取任何利益，以至于当时被关押在广州的葡萄牙囚犯克里斯托旺·维埃拉（ＣｒｉｓｔóｖｏＶｉｅｉｒａ）也评论说，广州因为没有船只和货物进入，“现在非常贫穷”。②换言之，葡萄牙人在广州的所作所为导致当地对外贸易发生制度上的变化，使广东中部的经济一度受挫，这种形势转而促使闽商将更多的货物运往福建，进一步繁荣了福建的商业和沿海城市。因此，福建人从满剌加事件和广州附近的事件中，双倍受益。林富的奏请使广州港得以重新开放，只有葡萄牙人被排除在外。我们推测，福建人会很快做出反应，在对东南亚贸易的大背景下恢复他们１７５①②吴振强：《贸易、海禁与佛郎机：１５１３—１５５０》（ＮｇＣｈｉｎ－ｋｅｏｎｇ，“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Ｓｅａ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ｌａｎｇｃｈｉ’，１５１３－１５５０”），载ＤｕｔｒａａｎｄＳａｎｔｏｓ：《葡萄牙人与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３９０—３９１页；霍启昌：《澳门模式：１６世纪中叶至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对西人管理之研究》（ＦｏｋＫａｉＣｈｅｏｎｇ，ＴｈｅＭａｃａｏ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ｉｄ－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ｏｔｈｅＯｐｉｕｍＷａｒＰｅｒｉｏｄ，未出版之博士论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１９７８），第５２—５４页；普塔克：《１５１３／１４—１５５０年前后的中葡关系》（“Ｓｉｎｏ－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ｒｃａ１５１３／１４－１５５０ｓ”），载Ａｌｖｅｓ编：《１６—１９世纪葡中关系史论文集》，第２４—２５页。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１５３４—１５３６年广州葡囚书信集》，第７６—７７、１３１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对珠江流域的贸易。既然不再受葡萄牙人的干扰，而琉球人又从中撤出，那么，从这种新形势中获利最多的很可能还是福建人。１６世纪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早期，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福建人在北大年和东南亚的其他港埠已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马鲁古群岛的问题也由于１５２９年《萨拉戈萨（Ｚａｒａｇｏｚａ）协议》之签订而获得解决。葡萄牙新国王若昂三世（Ｄ．ＪｏｏＩＩＩ）开始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大约在此同时，葡萄牙人获得消息，一些中国商船开始返回满剌加进行贸易，这些商船均来自福建。显然，原先满剌加和中国双方对可能发生公开冲突的担忧，现在已经消失。①福建人希望与葡萄牙人之间达成某种默契，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贸易，因为他们要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１６世纪２０年代，一些葡萄牙人曾偶尔前往北大年，葡属东印度政府也曾努力在顺塔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据点，当然主要是担心西班牙势力向东进一步渗透，同时支持葡萄牙人较早前所声称的对马鲁古群岛的拥有权。②虽然顺塔“插曲”只是一个短暂事件，但它涉及福建人的切身利益。总的来说，福建人需要同葡萄牙人达成默契，不仅是为了寻求与葡人的合作，也是为了避免在西爪哇、北大年等地与其发生摩擦。葡萄牙人相信中国的态度开始有好转，遂重新开始寻求在广州地区进行贸易的可能性。葡人文献中记录了他们的几次尝试，但鲜有具体细１７６①②可参阅ＪｏｏＰａｕｌｏ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ｅＣｏｓｔａ在其论文中所作的简略描述：《１５０８—１５３１年间的葡萄牙王室与中国：从曼纽埃国王的幻想到若昂国王的现实》（“Ａｃｏｒｏ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ｅａＣｈｉｎａ（１５０８—１５３１）：ｄｏｓｏｎｈｏｍａｎｕｅｌｉｎｏａｏｒｅａｌｉｓｍｏｊｏａｎｉｎｏ”），载Ａｎｔóｎｉｏ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ｄｅ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编：《１５—１９世纪葡中关系史研究》（Ｅｓｔｕｄｏｓ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ｏ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ａｍｅｎｔｏｌｕｓｏｃｈｉｎêｓ，ｓéｃｕｌｏｓＸＶＩ－ＸＩＸ，Ｍａｃａ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ｄ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１９９６），第５２—５５页。该文章较早的一个版本刊登在Ｓｔｖｄｉａ，５０，１９９１．并参见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第１２章。关于西班牙人在巽他地区活动的情况，可参见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ｅＣｏｓｔａ：《１５０８—１５３１年间的葡萄牙王室与中国》，第５１页。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节的描述。①不过，以下几点需要说明：第一，葡人的这几次记载含糊不清的航行并不一定是得到了其在满剌加的官方机构的支持，通常是半官方半私人的性质，或纯属私人冒险之举。第二，在中国人看来，葡萄牙人已不再是一个危险的整体，他们现在势力分散，各自为政，有着不同的利益，比以前要容易对付。第三，尽管如此，对一个葡萄牙商人来说，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在广州和珠江地区自由活动，仍然是不可能的。相对来说，福建商人则比较开放，准备欢迎他们的葡萄牙同行。第四，当时人们认为福建省是一个富裕的省份，用卡尔沃（ＶａｓｃｏＣａｌｖｏ）的话说，是一件“好事情”，与广州形成鲜明的对比。甚至于福建以北的浙江，也比广州城的名声好。②葡萄牙人于是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继续将注意力放在广东，而福建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最后，他们选择了福建，也就是说，葡萄牙的私商选择了福建，而葡属印度政府仍然保持着观望的态度。对那些“漳州人”（Ｃｈｉｎｃｈéｕｓ）来说，这可是一个理想的结局。明朝不许葡萄牙人踏足广州地区，从而使得这个地区的贸易落入福建商人及其贸易伙伴的手中（如果这个说法不算夸张的话）。葡萄牙政府当时正在忙于对付穆斯林，并再次重视马鲁古群岛的香料贸易，在１６世纪４０年代下半期，当西班牙派出新的使团横渡太平洋时，这种情形尤为明显。其次，如同１６世纪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的情况，闽商通过在北大年与葡萄牙人合作，可以使更多的胡椒运往福建。③最后，虽然部分葡萄牙人曾在东南亚的其他港埠出现，例如彭亨，他们大部分时候仍然集中于北大年活动，这就给了福建人一个绝好的机会，趁机向新的地区扩展自己的贸易，而不１７７①②③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第１２章。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１５３４—１５３６年广州葡囚书信集》，第９９、１６３页。关于葡萄牙人利用北大年经商的事例，参见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第３１９—３２１、３６９、３７７、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８页。需要注意的是，在稍后的年代，北大年不仅被用来向福建贸易，而且还被用来向广州地区甚至日本贸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必担心受到葡萄牙人的干扰。五、形象描述前文已经提到，葡萄牙人和福建人的良好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１６世纪４０年代。因此，自谢喇哒（Ｃｈｅｉｌａｔａ）与他的同伴们开始，双方便形成一种长期的互通有无和互利合作的传统。与这种传统相关的一件早期的事件，是１５１８年若热·德马什卡雷尼亚什（ＪｏｒｇｅｄｅＭａｓｃａｒｅｎｈａｓ）的航行。马什卡雷尼亚什航行的目的地原本是琉球群岛，但他却在福建登陆。在福建逗留期间，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这很容易使人想象，他是故意绕道到福建，从而将葡萄牙人的利益和琉球人的利益相分离。当然，这纯属猜测，福建人有没有在这件事中施以“援手”，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根据巴罗斯（ＪｏｏｄｅＢａｒｒｏｓ）的描述，马什卡雷尼亚什发现，在福建的贸易远比在广州有利可图。福建在许多葡萄牙人心目中所留下的美好形象，正是在此早期的岁月中开始形成的。此后，卡尔沃及其他葡萄牙人继续对福建大加褒扬，显然因此促进了葡萄牙人与福建人在１６世纪３０年代及后来的良好关系。甚至在更晚的时期，在加莱奥特·佩雷拉（ＧａｌｅｏｔｅＰｅｒｅｉｒａ）和加斯帕尔·达克鲁斯（ＧａｓｐａｒｄａＣｒｕｚ）的描述中，也经常对福建赞誉有加。佩雷拉在１６世纪４０年代沿中国海岸航行，在他所描绘过的所有中国省份和城市中，福建和福州首当其冲，广州却因为“不够繁荣”而屈居次要地位。此外，虽然佩雷拉在福建遭监禁，却显然对当地士绅的印象良好：“这些绅士对陌生人彬彬有礼，所以我们任由他们裁夺”，看来葡萄牙囚犯在福建受到了优待。佩雷拉还颇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的各种刑具，克鲁斯在１５６９年对此也有所叙述。两人的游记都列举了福建官府一般用来对付犯人的各种１７８①巴罗斯：《第三旬年史》（Ｂａｒｒｏｓ，ＤéｃａｄａＩＩＩ），第２册，第８章。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残酷的刑罚方式，但以他们所处时代的标准来说，其描述算是相当“中立”的。①至于被关押在广州的卡尔沃和维埃拉所描述的形象，则是另一副样子。这两个葡萄牙人都极其恼火和沮丧，以致于极力鼓吹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相信，像广州这样的城市甚至于海南岛都完全可以用武力征服，他们还建议将北大年和其他非中国统治的区域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②毫无疑问，当时的广东中部既微弱又贫困，而福建沿海却既富裕又先进，广东对葡萄牙人态度冷淡，福建的地方官绅和商人则思想开放，并没有追随中央政府反对海外贸易的偏激观点。为使上述的画面更为完整，还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林希元的事例。当１６世纪４０年代末期倭寇在福建和浙江猖獗之时，林希元大声疾呼，公开为葡萄牙人辩护。林希元的故事十分著名，③其中最重要的是，１７９①②③吴振强：《贸易、海禁与佛郎机：１５１３—１５５０》，第３９７页及该页之后数页（有关中国情况的描述）；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第４３５—４３７页（有关法律制度的观点）；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Ｂｏｘｅｒ编：《十六世纪的华南》（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ＧａｌｅｏｔｅＰｅｒｅｉｒａ，Ｆｒ．ＧａｓｐａｒｄａＣｒｕｚ，ＯＰ，Ｆｒ．ＭａｒｔíｎｄｅＲａｄａ，ＯＥＳＡ．，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Ｈａｋｌｕｙ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５３），第３—４、１７—２５、１７５—１８５页。许多现代的学者对此有所讨论，最近的研究则主要有：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ＲｏｑｕｅｄｅＯｌｉｖｅｉｒａ：《十六世纪欧洲人观察中国的三种不同的角度：从１５３４—１５３６年广州葡囚书信集到１５９０年的描述》（“ＡＣｈｉｎａｅｍｔｒêｓｌｅｉｔｕｒａｓｅｕｒｏｐｅｉａｓｄｏ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ＤａｓｎｏｔíｃｉａｓｄｅＣａｎｔｏｄｅ１５３４ｅ１５３６ａｏ‘ｐａíｓｖｉｓｉｔａｄｏｅｍ１５９０”），载ＧａｒｃｉａｄｅＯｒ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ａ１５２，１９９６，尤其应注意第２２页及该页之后的数页；Ｌｏｕｒｅｉｒｏ：《葡萄牙贵族、传教士与明朝官员：１６世纪葡中关系史》，第３５１—３５５页；普塔克：《维埃拉与卡尔沃书信中所记载的海南》（“Ｈａｉｎａｎｉｎ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ｂｙＣｒｉｓｔóｖｏＶｉｅｉｒａａｎｄＶａｓｃｏＣａｌｖｏ”），提交２００２年６月于里斯本举行的研究国王若昂三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之论文。吴振强：《贸易、海禁与佛郎机：１５１３—１５５０》，第３９７页及该页之后数页；苏均炜：《十六世纪明朝中国的倭寇》（ＳｏＫｗａｎ－ｗａ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ｉｒａｃｙｉｎ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ａｓｔＬａｎｓｉｎｇ：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第６８—７０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在中央政府向沿海省份施加巨大压力的时候，他出面表态支持葡萄牙人。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哗众取宠或其他方面因素的考虑，林希元的介入表态还是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大多数的福建商人评论葡萄牙人时采取的立场。第二点涉及琉球王国。大多数葡萄牙作者提到这个地方时，都对琉球的居民和土地赞不绝口，他们赞扬琉球人整洁而有教养，并相信他们拥有金子和其他财宝。①有意思的是，极少葡萄牙人能够有机会亲自到琉球群岛一游。虽然琉球人不再到满剌加贸易，因而避开了葡萄牙人，但在北大年、暹罗、甚至可能在中国沿海，他们彼此都会相遇。于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一方对另一方印象良好，但后者却不愿意与前者合作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在葡萄牙人的眼里，琉球人的外貌比较符合伊比利亚人对诚实、可敬的人的判断标准，即琉球人肤色白皙，举止优雅。由于绝大多数葡萄牙人没有机会亲临琉球岛，于是，他们最初获得的良好印象便基本不加修饰地对外传开。琉球人对葡萄牙人的态度少有人研究，至今未进行过认真的调查。大体上来说，琉球仍是一个神秘的王国，地理位置远离葡人前往中国和日本的航线，却拥有着一些令人称赞的特征。福建人虽然与琉球人在某个方面关系密切，但正如前文所述，闽商却在其他方面将琉球商人取而代之。因此，双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而且，福建人很可能竭力企图使葡萄牙人和琉球人相分离，上述的马斯卡伦阿思之航行便是一例。葡萄牙人若加强对琉球的贸易，势必给福建人的贸易带来困难。福建人当然不愿意见到这种局面，所以，葡萄牙人对琉球王国记录之匮乏，应归咎于福建人的商业“伎俩”，从而也可以解释上述看起来自相矛盾的问题。降至１６世纪４０年代至５０年代，无需赘言，琉球人几乎完全退出了东南亚贸易。暹罗是琉球人仍然扬帆前往的唯一地区，自然而然地，中国通过那霸的胡椒进口也因此而渐趋萎缩。当然，其中也有朝贡体系１８０①Ｓｃｈｕｒｈａｍｍｅｒ：《１５４３年葡萄牙人对日本的发现》，第６２页及该页之后数页。
  •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在制度上改变的原因。①虽然部分琉球商船游离于朝贡体制之外，但它们可能数量较少且混迹于不同的倭寇集团，而当时大部分的倭寇势力，已处于中国商人集团的控制之下。六、结语本文是一篇杂乱无章的读史笔记，并且主要基于二手材料。不可否认，有许多问题在此没有得到讨论，例如，１６世纪早期中国商人在孟加拉湾、苏门答腊岛西北海岸、以及在前往吕宋、棉兰老岛、文莱等地的东部贸易航线上的活动情况。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重新进行研究，收集相关的原始材料，尤其是关于琉球群岛的资料，以证实上文所提出的一些假设性的观点。在此，对全文论述的要点进行简要的总结，相信会有一些用处。本文认为，在１５１１年，葡萄牙人面对着几个不同的华商群体，福建人（或至少是部分福建人）乐于同葡萄牙人合作，而其他的华商群体则从中退出，例如琉球人，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暧昧不清的地位。葡萄牙人之所以与福建人合作，部分是因为双方都希望推动对中国的胡椒贸易，而这种合作在１６世纪２０年代初期中葡冲突后曾一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双方都快速地进行自我调整。在整个１６世纪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早期，我们发现个别的葡萄牙商人以私商的身份在福建地区、北大年及其他东南亚的胡椒港口进行贸易，并且经常与福建人一起合作经营。胡椒贸易中只有一个失败者：琉球人。此外，与福建形成对比的是，广州在１６世纪２０年代亦遭受重大损失，很明显，主要的赢家是福建人和葡萄牙人。满剌加的沦陷事件和１６世纪２０年代早期的中葡冲突事件，削弱了广州的地位，却间接使福建人受益。两起事件导致了两个迅速的反应和调整：第一个反应是将贸易活动转而集中到马来半岛的东１８１①关于制约琉球与中国关系之朝贡体系及其变迁，参见张彬村：《中国海外贸易与１６世纪的福建》，未出版博士论文，第１８４页及该页之后数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海岸，进行“流线型”的胡椒运送；第二个反应是加强了葡萄牙人对福建的直接贸易，而且这种贸易往往是绕过广州来进行的。与此同时，福建人保持着同暹罗人的密切合作关系，并设法削弱琉球人贸易网络的势力。到了１６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和５０年代，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此时，倭寇危机日益严重并逐渐失控。闽商已不能再被视为是一个“整体”，或者是几个商业群体。事实上，当时有许多闽商群体或团伙，他们一面彼此厮杀，一面对抗明朝在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军队。虽然倭寇问题也波及广东甚至是海南，葡萄牙人还是决定逐渐地与这些闽商群体分手，返回广东中部的市场。为了广州的利益，葡萄牙人需要调整对日本的贸易，因为广州需要白银。于是，调整对日本的贸易，帮助广东人抗击海盗，成为葡萄牙人的新举措，并因此而获得香山地区的地方官及后来广州和朝廷方面官员的好感，葡萄牙人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福建人的不满。不过，这些已是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了。１８２
  • １６００至１７５０年前后的华南港口和亚洲海上贸易１６００至１７５０年前后的华南港口和亚洲海上贸易一、主题介绍展现１７、１８世纪间东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概貌，应该兼顾亚洲和欧洲两个方面，而不该得出以欧洲为中心或者只以中国为中心的结论。这就是说，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如果在某个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及其后方地区的发展情况对其他地区相互影响关系重大的话，必须把其他地区也包括在内。这一观点主要适用于福建省和广东省，尤其是厦门和广州；也适用于澳门，澳门一方面是广州市场的附属，另一方面又是葡属印度的一员；还适用于荷属巴达维亚；也在某些方面适用于长崎和马尼拉。选出这些地方作为重点难免有些武断，尽管上述城市肯定构成了那个地区海上航线最重要的贸易点，选择用来陈述的事件当然也有其局限性。被选为陈述的事件，最先必须考虑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变量如价格、数量、利润、利息、关税以及其他行政机构的因素，还有来自印度洋、拉丁美洲和欧洲地区的宗教、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势力，这些都对东南亚和东亚贸易的影响甚大。东亚和东南亚内部贸易关系网最大的支柱是南中国，较小的支柱则有澳门和巴达维亚，以及略为次要的支柱是长崎和马尼拉。不管如何简１８３冯令仪译。原载信息：“ＳüｄｃｈｉｎａｓＨｆｅｎｕｎｄｄｅｒ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ＨａｎｄｅｌｉｎＡｓｉｅｎ，ｃａ．１６００－１７５０”，Ｏｒｉｅｎｔｉｅｒｕｎｇｅｎ，Ｎｅｕｅ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Ｓｅｍｉｎａｒｓｆü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ｃｈｅＳｐｒａｃｈｅｎｄ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Ｂｏｎｎ２（１９９１），ｐｐ．６５－８８．中译文曾载《海洋史研究》第１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化和省略，这都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以下的阐述中，我将展示一种时间分段，在相当程度上为鸟瞰式分段。根据这个分段——这同时也是我的论纲——１６００至１７５０年这个时期，也就是明末清初时期，可以分成四大海上贸易周期，由某些举足轻重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决定其开始和终结的时间点。由此，第一周期（约１６００—１６４０年）受明朝统治的日渐衰落、荷兰人的出现和在日本发生的后果严重的事件影响至深；第二周期（约１６４０—１６８５年）则是由荷兰人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地位巩固和中国沿海出现的多个危机表现；第三周期（约１６８５—１７２０年）以稳定和普遍繁荣开始，却以中国贸易内部结构转移为结束；第四周期（约自１７２０年起）主要表现为广州地位上升和英国贸易扩展。第四周期在厦门重新加入贸易圈后结束（１７６０年），也就是在鸦片输入独占中国贸易渐见端倪的阶段开始之前。早在１７世纪前，亚洲海上贸易就通过具备各种各样功能和鲜明特征的众多港口进行。今天在文献中把其中一些港口定义为所谓“商贸中心港口重镇”（ｅｍｐｏｒｉａ），即外来因素在该地没有持续扰乱供与求的自由博弈，能较长期地在相当稳定和可预测条件下提供商品让本土和外国商人购买。然而，贸易并非在所有这些港口都是真正自由的，因为行政机构有时设置很多障碍和政策规定，例如长崎有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制定价格的监督和规章，此外，当地充满对所有外国人极端的不信任情绪。琉球群岛的港湾和锚地在一定程度上只有东亚人才有资格使用，相反，欧洲人控制的地方，尤其是澳门、马六甲和马尼拉，却极不欢迎当时其他的欧洲竞争者插足。除此之外，与本质上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相反，这些欧洲属地无一不属于一个贸易网络，都由遥远的总部操控，因此只算得上是桥头堡（ｂｒｉｄｇｅｈｅａｄ）而已。只有印尼、泰国和印度支那的许多商品集散地，看上去给贸易提供了较大的自由，因为不单其本国的，还有印度、中国和欧洲的船只可以在此贸易。中国自己的港口虽然有的允许与外国进行商品交易，以及让贡品上岸，然而对私人贸易不一定开放，如对日本商人。另外一个例子，葡萄１８４
  • １６００至１７５０年前后的华南港口和亚洲海上贸易牙人获允许在广州贸易，但不能够在广东省的其他港口寻找任何商品。福建仍然主要把目光放在菲律宾，但是往返马尼拉的航线几乎全由中国掌握，而不是西班牙。从福建和浙江出发的中日直航贸易也绝大部分由中国船只进行，日本和琉球群岛的船只似乎在这条航线上只占少数。总之，中国沿海形成了不少为某些地区发挥进出口贸易港作用，但极少显示出有典型“商贸中心港口重镇”特征的港口。有欧洲人往来贸易的、可以归类为“商贸中心港口重镇”的港口大多数离华南大陆很远，恐怕真正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在这时多数都在东南亚人的手里。另外一个题目是商人。在１６世纪，在中国海岸线上进行走私活动的还有一部分倭寇，倭寇有的是海盗，有的是普通的非法商人，偶尔也有一些日本人在内。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水域的走私活动绝大多数都在经济陷入困顿的背景下产生。追根溯源，这种困顿往往是政府不顾，或不全面考虑沿海居民所需而制定的法令造成的。二、第一周期（约１６００—１６４０年）在１７世纪初期，以中国和葡萄牙的角度来说，除海盗集团外，还多了另一个不安全的因素——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荷兰人很早便开始派遣船只通过好望角航线从欧洲来到远东，是谋取印尼财富的第二个欧洲国家。在中国海岸线上获得一个固定贸易基地，同时为自己开辟中国市场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然而这一企图落空了，于是总部设在爪哇岛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单攻击其对手澳门和葡萄牙，而且也对中国船只发动攻击，还占领今天台南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攻击危及东亚贸易的心脏：广州、澳门和马尼拉之间的三角贸易航线。广东通过这个贸易系统主要往日本输出丝绸，返程则满载大量日本白银；中日的直接贸易也同样交换丝绸和白银。还有马尼拉和福建之间的贸易航线，通过这条航线，中国丝绸最终运往美洲并从那里再转道至欧洲，而拉丁美洲的白银则运往中国。１８５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中国不光购进白银，而且还购进大批其他产品。运抵广州、漳州、泉州等地的东南亚商品有胡椒、檀香木、象牙、玳瑁、各类布匹、药材、珍稀动物、毛皮等等。一言以蔽之，中国船只直接从产地或暹罗、印度支那、印尼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和其他地方买到不少货物。荷兰人同样企图从这些贸易流通当中分一杯羹，然而中国的贸易网络，总体上看来是如此细密，如此庞大，以至技术上占优势的西欧和北欧人根本无法阻止中国，尤其是福建的进口，更谈不上如荷兰东印度公司许多高层人士最希望的那样迫使中国屈服。今天已难以评估荷兰人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船只的攻击如何具体地影响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形势，有些人认为１６世纪２０年代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显示出倒退的趋势，然而，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也许只能较少，甚至不能归咎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而更多的应该由中国内部发生的事件和郑芝龙不断骚扰福建地区海上交通的行径承担责任。譬如，１６世纪２０年代马尼拉—福建的贸易联系较１６１０年前后少得多，可能因此从马尼拉流入福建的白银变少，于是在福建出现相当程度的贵金属短缺，这对金融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不过，这些说法丝毫经不起论证，因为福建其实都是通过从日本获得白银，同时与其他地方也有贸易往来。同样不清楚的是，通常由马尼拉流入福建的那部分白银，在１６世纪２０年代是否转而流向澳门，因为澳门—马尼拉销售额的确稍有上升。不管怎样，约从１６３０年起，中国沿海似乎进入所谓恢复期。其中一个原因是荷兰人把他们对葡萄牙人攻击的重点转移到马六甲地区；此外，他们减少了袭击中国船只。前者的影响是葡属马六甲作为果阿与澳门的中间站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来往于印度与东亚之间的葡萄牙船只数目也减少了。为补偿澳门—果阿贸易的部分损失，澳门加强了与日本和东南亚的联系。于是，澳门设法绕过某些控制当地的输入障碍，不断补充运送昂贵的丝绸到长崎，以此获得了更多的白银，当然这同时也给向来欢迎白银的广州市场带来好处，而葡萄牙人用白银可以购买几乎所有澳门需要的东西。１６世纪３０年代，福建似乎出现了缓和。郑芝龙在此期间投靠明１８６
  • １６００至１７５０年前后的华南港口和亚洲海上贸易朝，对局势缓和大有帮助。此时，中国对日贸易也更顺利了，同时，来往马尼拉与福建之间的船数稍有增加。由于同样可以用丝绸交换白银的福建与印度支那的贸易日益繁荣，那么，与之前十年相比，可能在１６世纪３０年代有更多的白银流入福建。另外，１６２９年日本人在暹罗境内与泰国人发生冲突，使日本与该国的直接贸易严重受挫，这也许反而对中国，尤其是对福建有好处。习惯到泰国去的福建商人现在可以较容易地介入在六坤港（Ｌｉｇｏｒ）或大城（Ａｙｕｄｈｙａ）的贸易中，而日本人在泰国—长崎航线上几乎完全消失。在较长时间里，中国的海上贸易没有面临什么重大阻碍，相反，日本的海上贸易发展却不太顺利。日本人长久以来十分抵制外来文化的进入和传播，尤其是葡萄牙人带来的天主教。排外性已经导致了迫害天主教徒事件和颁发严格限制日本人与外国人接触的规章，并且还实施了针对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封港令。１６３３年，日本禁止其国民前往外国。因此，日本海上贸易几乎全面崩溃，他们几乎可以说是退出了海路，把这个领域拱手让给中国人和欧洲人。中国的港口没有受到日本排外性的多大干扰，因为即使日本方面自１６３６年起便局限在长崎进行贸易，中日直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仍按既定轨道继续运作。不言而喻，这项贸易的绝大部分掌握在福建人手上，据说光是投靠了明朝的郑芝龙就控制着一千多艘船只。也许正因为如此，福建尤其是厦门周边地区对外经济活动的频繁程度，大大超越中国所有的其他沿海地区。与巴达维亚的贸易比从前更为顺利，有助福建的地位继续攀升。在此期间，荷兰人意识到不可能封锁漫长的中国海岸线，今后也不可能企图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结果，跟从前的马尼拉一样，巴达维亚也在寻找途径把中国船只贸易逐渐纳入自己的政策中，而不再与之作对。长期以来，中国船只为印度尼西亚许多地方提供了包罗万象的商品，如今荷兰东印度公司打算把这种商品流通改变流向，也就是说，把它们改为运往巴达维亚。荷兰人影响商品流向的意图，譬如努力减少中国船只由１８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巴达维亚运送白银至中国，说明按荷兰人的想法，中国人最好以胡椒或珍贵木材代替白银运回大陆；当然荷兰东印度公司希望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巴达维亚计划筹措更多白银资金。然而，看来这一类措施和建议只有极少部分转化为行动，因为中国船只一如既往穿梭在东南亚各个地方：福建人主要在万丹、旧港（Ｐａｌｅｍｂａｎｇ）、望加锡（Ｍａｋａｓｓａｒ）和帝汶地区购买檀香木、玳瑁、丁香、胡椒等货，在大城（Ａｙｕｄｈｙａ）和北大年（Ｐａｔａｎｉ）为自己和日本市场搜罗苏木、毛皮、药材等物，当然也在马尼拉装上心仪的拉丁美洲白银；而广东船只则更喜欢到印度支那、苏门答腊（Ｓｕｍａｔｒａ）北部海岸和勃泥（Ｂｏｒｎｅｏ）的北部海岸。几乎所有这些东南亚地区、岛屿和沿海地带均有一个共同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接纳了越来越多由于不断高涨的人口压力和因此导致的经济困境而离乡背井的中国移民。这些海外华人对繁荣他们的新家园贡献良多，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很快就定居在巴达维亚及其周边地区，他们充当手工业者或种植园工人，在当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地方都有中国医生、中国商行、中国食品店、中国餐馆，总而言之，有不少中国文化和社会机构。在一些东南亚“商贸中心港口重镇”，似乎中国居民比本地居民或欧洲居民要多。因此，这些地方的历史，如果愿意这样认为的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中国居民对东南亚城市生活拥有广泛的影响，有时甚至完全垄断了某些市场——例如在马尼拉，几乎所有食品生意都掌握在中国人手上，因此他们不时会招来猜忌，甚至出现过多次冲突，譬如：１６０３年和１６４０年在马尼拉就引起流血冲突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对当地中国人的贸易活动有不好的影响，也使当时通向中国的贸易航线受到损害。情况正是如此：福建—马尼拉贸易在１６４０年事件后随即出现衰退。三、第二周期（约１６４０—１６８５年）马尼拉贸易崩溃后的那些年月，形势变得更为恶劣，因此我们可以转入到第二阶段，即１６４０至１６８５年间。在１６３９—１６４０年，排外的日１８８
  • １６００至１７５０年前后的华南港口和亚洲海上贸易本以残酷的方式终结了与澳门的关系，葡萄牙人因而被剥夺了他们最重要的白银来源。作为日本白银最后接收站的广州，在随后的年代里陷入白银短缺状况，接着马尼拉受到冲击。紧接着，澳门—马尼拉之间的联系也几乎中断，因为葡萄牙在１６４０年与马德里解除了君合国关系。里斯本重获自由，使澳门群情激昂。从这一刻起，在较长的时间里与西班牙不再有任何瓜葛。持有这种极端态度的葡萄牙人却抵挡不了灾难性事实的到来：１６４１年，荷兰人夺走马六甲，等于把澳门与设在果阿的葡属亚洲总部切割开了。受到失去日本、马尼拉和马六甲的严重打击，陷入困境的澳门力图促进与泰国、印度支那、望加锡及帝汶地区的贸易。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中国人也同样这样做，因为从马六甲陷落和澳门孤立当中获益的望加锡在随后的２０年间上升为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总体上，望加锡的统治阶层对葡萄牙人的事业很友好，然而，他们也容许荷兰和丹麦船只，以及自１６３０年经常来往于苏拉威西（Ｓｕｌａｗｅｓｉ）和苏门答腊之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前往贸易。黄金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带到望加锡的货物之一。在中国，受白银短缺影响，黄金失去了相对价值，从此更经常地运往外国。流往相反方向的商品主要有胡椒、帝汶檀香木和西班牙人在望加锡出售的一些马尼拉白银。于是，因政治原因而中断了的澳门—马尼拉直接贸易联系继续间接进行着，正因为如此，澳门的葡萄牙人才得以熬过日本贸易终结后的那些黑暗年份。而通过与望加锡的贸易，英国人也获得了他们的印度市场所需商品，还有巴达维亚——直接取得或由中国人提供——也获得香料以及其他可以立刻装船继续运往西方的货物。与望加锡的欣欣向荣相反，中国的形势却变得更为糟糕。１６４６—１６４７年间，满洲人攻入沿海省份，在这些地区燃起熊熊战火。没有受澳门的日本贸易崩溃牵连、继续派遣他的船队前往长崎的郑芝龙向清朝投降，但他的儿子郑成功则决心抵抗。于是，中国沿海多地战事不断，这种局面首先使贸易瘫痪。在马尼拉登记的中国船只数目锐减，厦门的巴达维亚贸易因此也一落千丈。然而，抗清的郑成功懂得建立自己的贸１８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易网络，控制了沿福建、浙江和粤东的大多数贸易线，唯独与荷兰人的关系依然紧张。鉴于此，缺乏船只的清廷企图用严酷的贸易禁令来削弱抵抗者的影响。这激怒了郑成功，使他更大规模地向大陆发起进攻。此外，他把可能的退却点转向台湾。１６６１年，他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西南部的热兰遮城（ＦｏｒｔＺｅｅｌａｎｄｉａ）。这么一来，他严重破坏了巴达维亚的对日贸易联系。郑成功之所以坚持抗清，除了很大部分缘于其个人与日本的家族关系，还因为他与暹罗和其他国家有贸易往来。这些关系一般说来均获得高额利润，这些利润可以投资贸易或者用于加强防御力量。于是，郑氏从越南购买丝绸产品，尤其在因清廷封锁而得不到中国大陆补给时，在日本用这些产品交换黄铜或白银。此外，郑氏一方增加台湾产糖的销售量。另外，似乎锌也赢得了作为中国输出产品的地位。为了阻止郑氏力量的进一步壮大，清廷在１６６１年颁布了大规模的禁海迁界令。以残酷暴力执行的迁海令虽然在一些地区确有成效，但却严重削弱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力量。譬如：贵金属与其他物资的输入明显下降。不过，这回郑氏一方也深受其害。并且，郑成功在１６６２年去世，其儿子郑经虽然继续抗清，但他不得不在１６６４年放弃在福建的最后一批基地，完全退守台湾。清廷因而控制了大陆所有重要港口——起码有一段时间如此，而清朝严酷的闭关政策令福建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减少。尽管如此，严酷的贸易禁令仍然有空子可钻。在深夜或大雾笼罩时，不时有船只开往免受迁海令之苦的澳门，它们多数来自帝汶或望加锡。此外，广州仍容许与暹罗进行官方的贡品交易。一些海外华人和大胆的沿海省份商人或明或暗地破坏贸易禁令。因此，就算中国实施了严厉措施，但贸易并没有陷入完全停顿。另外，中国的动乱对国际形势也有影响。早已在扩张势力范围的巴达维亚就决定利用对手（特别是葡萄牙人）衰落这一有利时机。于是，荷兰人加强对印尼一些地方的控制，在帝汶地区袭击葡萄牙人。更重要１９０
  • １６００至１７５０年前后的华南港口和亚洲海上贸易的是，他们在１６６７年控制了望加锡，对自由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贸易来说，最重要的基地已被摧毁。这打中了所有人的要害，譬如英国人从此退到万丹和苏门答腊；丹麦人立刻缩减贸易范围，只剩下特兰奎巴—阿齐贸易航线。望加锡事件当然也祸及这期间转向直接与帝汶进行贸易的澳门，不过，与此同时，清廷自１６６８年起放宽了海禁，确实给葡萄牙人带来某些补偿。借此东风，澳门才得以逐渐消除建立新的贸易关系的后顾之忧。万丹位于盛产胡椒的西爪哇岛上，是望加锡事件发生后仍然可以自由进出的东南亚“商贸中心港口重镇”之一。在万丹除了有英国人和其他人口之外，也可以找到中国人的踪影，而万丹在随后一段时间里更上升为马来世界港口的领头羊。与万丹走向繁荣，同步出现的还有两个互不关联的发展趋势：其一是郑经在１６７４年从清廷手中再次夺回厦门，并且在较短时间里把其控制范围伸展到其他的中国沿海地区，疲弱的福建贸易也因此重新获得短暂的繁荣，一些外国商船也可以重新停靠厦门。这对暹罗人有利，甚至对英国人也很有利。简单地说，在这几年，厦门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中国船只联系到万丹，也因此成就了一项新的业务——把茶叶送进国际贸易网络。其二是日本：日本由于数十年来一直输出白银，导致当地对白银的内部需求增加，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结果，１６６８年，日本禁止白银输出。因此，在１６３９—１６４０年灾难后主要出现在广东的中国白银短缺，逐渐也蔓延到福建。总的来说，１７世纪７０年代，拉丁美洲的白银对福建帮助不大。在中国，白银渐渐变得更加昂贵。在中国沿海地区，推行铜制货币可以算是一种补救措施。其中部分铜币是以进口日本黄铜为材料铸造的，可是这些铜币显然添加了过多的铅和其他成分，早就失去其质量和价值。此外，由于沿海防卫政策的原因，运抵福建的黄铜数量太少；简单地说，黄铜无法作为白银的足值替代品。有人认为，日本禁运白银、福建的连年战事和中国的贸易禁令导致中国沿海地区发生重大经济危机，其突出表现为粮食价格骤降。这场１９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１７世纪６０年代和１７世纪７０年代的危机，虽然因郑经统治时期的厦门短暂开放稍有改善，但对中国来说，可能比１６３９—１６４０年后澳门和广州所经历的崩溃严重得多。荷兰人对这一切几乎毫不关注，眼看茶叶、胡椒和其他商品的贸易在万丹进行得如火如荼，可是利润并没有落入荷兰东印度公司囊中，反而进了别人的腰包，巴达维亚烦恼不已。于是荷兰人想方设法控制万丹大局，１６８２年，他们终于成功把英国人和其他人等从西爪哇清除出去。同时，征服万丹使巴达维亚的环境更加安全，也使更多中国船只驶入巴达维亚，而巴达维亚的中国城再次崛起，中国人进行的贸易也随之增加。占领望加锡和万丹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根本上巩固了对马六甲以东岛屿世界的控制。对于自由海上贸易来说，虽然仍然保留着个别重要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譬如马辰（Ｂａｎｊａｒｍａｓｉｎ）——一个主要由中国人前往的、备受欢迎的胡椒贸易港口，但是原则上，无论在销售方面还是在商品多样化方面，一向超越荷兰东印度公司船运的中国船只现在可能更加紧密地依靠荷兰人的势力。这些形势与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在时间上叠合，正因为如此，以上述那些年代作为下一个贸易周期的开始似乎是可取的。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舞台，１６８０年，清军占领了厦门，郑经只好退守台湾，于１６８１年在当地去世。两年后，清军攻占郑家军最后一批海岛上的据点。从此，清朝把福建和台湾控制在手上。由于清廷意识到，沿海地区居民确实离不开航海，因此在１６８４年开放了越洋贸易和沿海贸易，当然从此在其保护伞下进行。大部分与海外贸易有关的管理、监督机构都迁往厦门。因此，自１６８５年起，厦门重获开海权，甚至扩展为福建海外贸易总部。四、第三周期（约１６８５—１７２０年）现有资料表明，清朝把门户打开以后，国际贸易关系迅速扩展，因１９２
  • １６００至１７５０年前后的华南港口和亚洲海上贸易为各地进港船只数目均快速上升，马尼拉、暹罗、长崎和巴达维亚都是如此。还有，中国移民也随之增多，同样集中通往厦门的沿海交通也随着国际贸易走向繁荣。从福建始发的海外贸易往来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两个相互交错的体系：一个是不断扩充的沿海贸易，很快就从今天的辽宁伸展到海南，包括广州在内；另一个是国际航线网络，通过这个网络，福建主要与日本、马尼拉、巴达维亚、印度支那和泰国建立了联系。广州也正式开放对外贸易，澳门的贸易从前只是广东市场的一部分，此时也慢慢地恢复。不过，两者在很多方面与厦门有所区别：它们拥有的地区性沿海销售网不大。另外，澳门也不与日本贸易，倒是与那些跟福建没什么关系的海外港口贸易。总体上说，现在驶入澳门和广州的外国船只比开往厦门的多。中国重新开放以来到达广州的船只——包括海外华人的船只——主要来自暹罗、越南或柬埔寨。从１７世纪末起，还有法国和英国船。前者主要带来胡椒和其他热带产品，也有动物的毛皮，其中部分货物也通过福建沿海贸易网络先运到厦门，然后继续前往日本。后者则主要带来白银，后来还加上锡和铅。以往困扰广州的白银问题因而得以缓和，这一切以及外国方面需求的商品——瓷器、锌、水银、土茯苓、大量糖和越来越多的茶叶——日益增多的事实，对广州的繁荣兴旺功不可没。可以肯定，广州的繁荣景况一点不比厦门差。那些年里，巴达维亚同样得益于中国的开放，例如，中国船只运来越来越多的茶叶，然后转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上，继续运往欧洲。有一点很重要：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本可以自己参与茶叶采购，但巴达维亚却尽可能减少派遣自己的船只前往中国，反而把这个领域让给了中国船只，因为运送茶叶、瓷器以及其他中国货物的运费比用荷兰船更为便宜。当然，荷兰人因其保守谨慎，错过了在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时间点切入中国贸易。此外，巴达维亚还在另一方面吃大亏：以中国船为主的爪哇贸易徘徊在一个相对低下的价格水平，意味着在广州市场上，蜂拥而１９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至的英国人会以比巴达维亚支付（或准备支付）的更高的价格购入茶叶和瓷器，结果英国东印度公司经常得到质量更好的产品，相反，荷兰东印度公司只能退而求其次。然而，澳门的葡萄牙私商也应该受到重视。他们早在１７世纪中叶便时不时在巴达维亚从事贸易活动，１６８０年以来，也就是葡荷在远东关系稍有好转之后，在荷兰人的总部所在地可以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１６８４至１７１７年间，他们甚至构成了在巴达维亚仅次于中国商人的第二重要的外国人组别。此时，葡萄牙人一方面与中国人在生意场上竞争，另一方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的正是中国人的资本和仁慈。让我们继续关注葡萄牙人：在印度支那，他们遭受接二连三的打击；在帝汶，贸易也不尽如人意；而在马六甲，自从荷兰人占据此港之后，当地根本元气大伤。虽然１６４４—１６４５年起仍有零星葡商前往该处，但后来却因高额关税而几近绝迹。１６８６年后，澳门—马尼拉贸易航线依然几乎未被利用，然而到１７００年左右，这条航线的贸易曾一度活跃起来。因此有一段时间，比以往有更多的白银运抵澳门，对该城的经济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葡萄牙商人更热衷于在巴达维亚、暹罗和菲律宾之间进行三角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马尼拉没有直接贸易关系，使得充当西班牙和荷兰世界之间的中间商的葡萄牙人大受欢迎，其受欢迎的程度仅次于中国人。当然，西班牙的白银也同时通过这个贸易网络抵达巴达维亚。另外，通过这种贸易，马尼拉获得肉桂。这在东南亚和东亚市场上差不多算是新产品，主要产自荷属锡兰，原则上经巴达维亚进入贸易网络。１７００年后，该地肉桂的销售额甚至经常超过胡椒。朝北看，１６８５年以来，尤其在１６９０至１７０５年之间，中日之间的船只运输也增加，使越来越多的黄铜涌进中国，同样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繁荣发展。然而从１７００年前后起，这个局面却有了重大变化。在日本，黄铜价格上涨，很快便以配额限制其出口量。结果，不单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长崎的黄铜购买量锐减，而且使从当地至浙江和福建的黄铜运输大幅减少。刚在１６８４年后的开放中蓬勃发展的中日航线便因而丧失了其１９４
  • １６００至１７５０年前后的华南港口和亚洲海上贸易原来的意义，日本同样受此影响，其通过福建开展的对华贸易，伸往暹罗和东南亚各地的“加长手臂”也受到遏制。因此，到１７１５年左右，到达长崎的中国船只只有１７１０年前后的一半。如果说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１６３９—１６４０年）和白银禁运（１６６８年）严重打击了中国一些地区的贵金属市场的话，那么这次出口限制对中国大陆并没有造成深重的危机。中国早就开始在中国各地，尤其在云南扩大黄铜的生产，从而能够抵消对日贸易产生的赤字。随着日本贸易的衰落，福建和浙江港口的相对意义减弱，而广州的相对意义则逐渐增加。１７００年起，欧洲人越来越频繁前往广州贸易，加强了这一重点转移的趋势，这是第四周期开始之际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广州的生意如今具备井然有序的轮廓，比从前呈现的轮廓清晰得多。康熙皇帝在１７１６年１２月再次下达贸易禁令，使广州的繁荣再度受挫。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关于茶叶价格的纠纷、具有反清倾向的中国人移居巴达维亚和马尼拉、违法的粮食运输，似乎都是导致这一禁令颁布的事件。但是澳门的葡萄牙人却从这一禁令获得好处，由于几乎再也没有中国船只抵达巴达维亚，他们支配了茶叶价格，同时按他们的条件接过供应广州市场的胡椒货源。然而好景不长，１７２２年，广州重新开放，不久厦门也重新开放，茶叶、瓷器生意又转回到英国人、法国人和中国人手上，巴达维亚贸易再度兴旺起来。五、第四周期（约１７２０年起）虽然荷兰人从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吸取了教训，现在力图积极插手与中国的贸易，但是，巴达维亚航线仍然是中国船只的天下。由于中国人口的压力不断增加，成千上万人跟随船只前往爪哇。与从前多次在马尼拉发生的情况一样，持续增长的中国人潮导致与统治当地的殖民政权关系紧张。１７４０年，在巴达维亚及其周边地区引发了杀戮华侨的“红溪事件”。屠城过后，移民数量大减，连中国与爪哇之间的航线也明显１９５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萎缩。这条对福建无比重要的航线的萎缩，意味着其所承载的中国贸易的黄金岁月一去不返，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彻底退出了中国贸易伙伴的角色。现在，中国船只重新加大力度前往其他港口，譬如到苏门答腊与英国船进行贸易。一时间马辰也变得对中国船只十分重要，而且许多中国人移居该地。属于中国商人目的地的还有柔佛（Ｊｏｈｏｒｅ）和主要生产锡的邦加岛（Ｂａｎｇｋａ）。另外，中国帆船仍一如既往地扬帆暹罗、柬埔寨和越南，从当地收购的大米量日渐增加，尤其暹罗在１８世纪中叶前后大米生产过剩，而一些中国沿海省份由于人口增加和其他因素，自郑成功年代起便不断受到粮食短缺的困扰，从而暹罗成了那些地区仅次于台湾的重要大米供应者。因此，清朝政府很快便鼓励人们从暹罗运送大米，１７５０或１７６０年前后达到每年十万担。随着往中国输入粮食，传统航线经历了某种转型：第一，这种航运比以往更直接关系到沿海地区的民生；第二，中国船上非压舱物和奢侈品份额越来越少。后者的运输早被英国人接手了，中国人越来越多投入便宜的大众货物运输以及运送移民往外国去的生意中。总而言之，这些因素，包括巴达维亚贸易溃败、日本限制黄铜输出、欠缺技术更新、地理上只局限在东南亚一些地区以及英国人在广州贸易等，导致中国船运滑落到二等水平；尽管贸易规模并不一定缩减，但从厦门始发的贸易已丧失其意义。可以说，这一发展趋势的得益者主要是英国人。他们逐渐超越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广州把茶叶、瓷器和其他贵重货物装上他们那些航速更快、装备更好的船上。得益者也包括一些在广州经商的中国人，他们组成同业商会和利益集团。相反，荷兰人可说是错过了在广州的这个发展机会，同时还因巴达维亚事件损害了他们与福建人和海外华人本来相当不错的关系。而同样坐在中国大门前的葡萄牙人一副隔岸观火的样子，他们错误地认为，英国人在广州的日子屈指可数；也可能因为澳门一穷二白，没有资金，没有船只，没有在第三方国家获得更好市场的可能１９６
  • １６００至１７５０年前后的华南港口和亚洲海上贸易性，只能望洋兴叹。因此，除了巴达维亚，澳门是广州市场“战役”的第二个大输家。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第三个输家是中国本身。广州虽然繁荣，在发展中比其他中国港口超前了许多，但正因如此，英国人转向大量运进鸦片时，广州不得不首当其冲，承受欧中冲突的主要灾难。这段悲惨的历史是另外一个题目，此处暂且不表。六、结论上面讲的四个周期到这里大概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总结。东亚和东南亚海上交通的结构经过了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跟政治因素有关，当然也跟不少经济发展过程有关系，黄金、白银和铜的价格和运输数量是几个很好的例子。福建商人是最重要的贸易组织，他们的贸易网络不断扩大，但来到福建的外国船只并不多，广州刚好与此相反。也可以这样说，福建通过在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的海外华人与外国人保持一定距离；广州则不同，它甚至容忍殖民政权的移民点澳门就在自己的家门口。换过来说，广州显示出一种被动的特征，厦门则是主动的。另外，在其他贸易组织方面，最初荷兰人与葡萄牙人，包括澳门在内，位置极为重要。然而在第二个周期，随着郑氏与清军的战争，澳门进入一个困难的时代。台湾被收复之后，大约从１６８５年起，福建船只在东南亚各处都有。从福建角度看，南洋贸易变得比中日贸易更重要，这也是茶叶贸易的起点。在第四周期，福建商人对广州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英国人逐渐成为广州市场上最重要的外商。广州最终占据中国海外贸易的首要地位，而这同时也是一个悲剧的开始。１９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一、港口、商人、货物以往有关亚洲海洋史的研究常常集中于以下主题，如港口与网络、商人类型、商品流动、海盗、制度变化、区域贸易体系中的政府参与及移民等。在许多案例中，比较的方法屡屡被采用，其目的或是定义类型，或是确立类型。例如，有人认为某些港口与现代的出口商品口岸类似（即这些港口主要提供某类特定的产品或者某一种源自其港口腹地的主要商品），而其他一些港口则几乎与其内陆腹地分离，全靠交换从遥远之地船运而来的产品为生。一些港口向所有商人开放，而另一些港口则只有某些商人群体才能进入。所谓的商贸中心应当与相当稳定的、可预测的市场条件相联系，这关系到供求动力、价格、税收以及贸易所嵌入的制度框架。成为商贸中心的港口常常位于更大的商业区域的交汇之处，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商人及不断增长的投资流量，驶往这些港口就意味着商人可以减少贸易风险和运输费用。相比之下，一些货物集散地则主要作为某个相当封闭的网络的中间位置。据说，荷兰所属的“热兰遮城”仅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和某些中国船所用，而伊比利亚的船只和其他船则不可用此。随着岁月推１９８罗邁英译。原载信息：“ＳｏｍｅＧｌｏｓ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ａＳ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Ａｓｉ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Ｗｏｒｌｄ１－２（２０１０），ｐｐ．７９－９８．中译文曾载《海洋史研究》第２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 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移，一个港口的功能也会在变化。比如，在１５世纪下半叶，作为典型商贸中心的马六甲几乎向每一个人开放，可是在葡萄牙的统治之下，情况却并非如此。那时马六甲也不是那么重要，基本上只是作为葡属印度（其行政中心位于果阿）的一个据点，而其主要任务就是控制葡人航海交通体系中的一些贸易线路（即所谓的ｃａｒｒｅｉｒａｓ）。工商业者和商人群体是有关海洋亚洲的著作已然涉及的另一主题。史学家通常对长途贸易商与主要活跃在沿海地带的商人加以区分，而此二者或为个人或属小型网络。不过，亦有其他类型存在。有时机构、商行甚至政府也会涉足海洋贸易。一般而言，当我们进入近代早期，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就会显现出来。由国家主导的郑和航行是一个例子，它具有商业和政治的双重特性。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则又是一个例子：它不仅是一家拥有具备其时代标准的独特组织结构的大型公司，也是一个政治组织。尽管流动小商人继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然而，随后的时期常常被赋予大规模经营、更高程度的市场组织以及更复杂的贸易工具等特征。这一时期出现了某种发展趋势，即从个人或小团体从事的小规模、且通常不带有政治意愿的谋生贸易，趋向不断增长的资本流动复杂态势、政治实体利用经济机遇的兴趣增强态势。最终，小商人总是设法获利，但他们可能并不像那些以物质收入最大化为主要存在理由的大公司那样具有强烈的赢利意识。从港口到港口的商品越海流动也带动了无止境的学术潮流。这涉及某些贸易品的确认和使用，涉及供求的改变，涉及价格、税收、一个产品替代另一产品的作用、制度因素以及其他类似的决定因素。而且，一些学者对昂贵奢侈品的流通与散装或日常消费的廉价产品贸易已加以清晰区分，并常常将前者与长途运输相联系，将后者与沿海贸易相联系。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而且我们可以在很多例子中发现混合的类型。１９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二、地中海模式、海洋共同现象和丝绸之路除了商品，无法量化的“事物”——最广泛意义上的宗教、风格、文化模式——也在进行越海交换。这样的现象经常持续数个世纪，并确实被划分为长时段的项目。而这与布罗代尔（ＦｅｒｎａｎｄＢｒａｕｄｅｌ）以及其他人的思想相联系，他们试图将欧洲的地中海定义为一个交换区域，这一区域从文化意义、自然环境的角度以及其他诸多方面来看都是以某种程度的内在同质性为特征。在最近有关非欧洲世界的著作中，布罗代尔模式或者至少这一模式的某些方面常常被应用到亚洲的个别区域，如南中国海和中国东海，甚至印度洋也偶尔被称为堪与国际海域的地中海原型相当的模式。笔者已另文试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探讨其中的某些思想，并论证指出，从东部日本海到远西波斯湾的各种亚洲海域，可以被视为一连串独立的而又相互联系的海洋实体，每一个海域都具有其特性，同时也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因素。这些共同因素在每一个海域都是显而易见的，并经历了连续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可以称之为“海洋共同现象”（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这与其他模型构建案例的各种普遍特性类似，或者更普遍而言，与其他学科的各种普遍特性相类似。由此，我们可以将其他海域如南海定义为“原型”，旨在揭示若将其用于一个非亚洲的背景之中，这一模型该如何运作，而不是直接将布罗代尔的例子转换到亚洲。不管这些理论如何，某些功能特性在每一个场景中似乎都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及其他“事物”的流动、参与可量化的和不可量化的“事物”交换、商人和团体的不同类型、长途运输、沿海网络等。然而，正如前文也提到过的，海域彼此间也有区别，这不仅是从静态的角度来看，也是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因为某些特性只有随岁月推移并在不同的时期中才变得易于察觉。换言之，Ａ区复杂的交流机制会比Ｂ区相应的模型更早或更晚出现。２００
  • 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如果把亚洲海洋视作一系列相互连接的空间，即从日本延伸至巴士拉和西奈半岛的海上大通道，那么我们的讨论正移向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然而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出现的，而是逐步建立起来，并且是以更早时期逐个形成的单独海域为基础。因此，即便前基督时代红海及波斯湾周边地区的沿海交流和区域间贸易成为常规之事，同样的事情却不会必然地出现在安达曼海。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印度洋东北部，尤其是斯里兰卡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开阔水域，变成了东西方交通的通道，印度文化因素开始在马来世界出现。亚洲诸多海域就这样共同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变成具有众多地区分支的国际路线，变成一个高度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它连接了远东和埃及、黎凡特。如前所释，每个区域各自在这一结构内发展其自身的特征，而另一些具有长时段特性的因素却可以与所有地理分部相联系。在好几个例子中，新现象的出现也会引起质的变化，也就是说现存的“系统”开始减弱，或者从一个“演化”阶段移向另一个发展阶段，而这样的转变在其他例子中却不能真的被确认。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发现，限于一个海域的变化后来也可以在其他区域中出现，或对整个系统本身有很大的影响（即在整条海上丝绸之路中或在其所有子段中）。当然，这些想法尚需加以合理化，并建构成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此外，“变化”的固有观念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当研究者考虑到著名的“前欧洲时代亚洲海洋世界并没有太大变化”的观念之时。本文不拟继续谈论这些老话题，而是要讨论海洋史的一个小方面——海峡的问题及其可能的功能特性和其他方面。三、以何种角度研究海峡？亚洲海域由若干重要海峡而联系起来。如果这些海峡不存在，那么海上丝绸之路也不会诞生，而其诸多分段则仍然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正如地中海那样，东边与黑海相连，经由直布罗陀海峡则可以从大西洋进入其中，丝绸之路的每个海域也都可以经由各种海峡或者至少通过一个２０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这样的通道而到达。如果某个特定区域是在其自身范围内来分析，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框架之内来考察（即如果重点在于所有成员和分支构成的整体），那么通往一个独立海域的入口数目应具有某种意义。不过，对于此类进入通道的分析而言，其数目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大体而言，若要进行一次主要关注海峡本质而非某个相邻交换区域的内在机制的理论争论，那么，观点的问题应予以考虑。相对大陆史家而言，海洋史家通常是从海洋看向陆地，就像他位于海洋中央，并试图发现其空间周围的对岸如何借助越海贸易和运输而彼此连接。由此，在地理学意义上，他将不仅考虑海洋交换，也考虑各种类型的港口或者可能更大的濒海地区，并在合适之时考虑其与至少两种“领域”即公海（纯粹海洋的特性）以及沿海腹地的相互作用。当然，对于后者是有所限制的。与海洋交换相脱离、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对海洋史家而言是无关紧要的。换言之，海洋史家观察“他的”区域的边缘地带，也包括进入特定空间的海上路线。在海洋史家看来，由于海峡位于交换区域的边缘位置，因此海峡正是进入交换区域的一类“门户”，可与河流、港口等并列。更为普遍的是，海洋史家倾向于将所有相关的海峡置于一个“纯粹”的海洋中心观之下。“传统的”学者主要关注更大的内陆空间。确实，他们间或会将其视角从陆地转向沿海，即转向其研究区域的边缘地带，但并不必然会转向毗邻海洋的空间。当涉及陆路交流的历史，或者涉及帝国、城市、商团、网络等的兴衰时，他们肯定会倾向于将所有海洋活动置于其陆地中心观之下。这同样也适用于单个海峡的“命运”，或者适用于根据定义将大陆块分为两个“独立”实体的区域的“命运”。对于“传统”史家而言，从海峡一岸穿越到另一岸的移动可能与穿越一条河流或一道狭隘山口并没有太大不同，他们或许认为山口连接了两处陆地空间，而海峡就像连接一个海域与另一海域的空间。以上所述暗示海域具有陆地与陆地、海洋与海洋之间的特殊“小型带”或节点的功能。现在又回到开始时提出的问题：我们真的能够独立２０２
  • 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地研究海峡吗？能够将其视为特殊类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将其作为海域或大陆块边缘的附属实体来进行研究吗？有可能从“海峡的视角”而不是从海洋中心或陆地中心的视角来描述海峡的特征吗？答案可能具有某种混合性质，因为既不存在没有邻海的海峡，亦不存在没有相邻陆地的海峡，换言之，海峡不能与其各自的小型边缘地带（即其自己的海洋和陆地边界）相分离。而乍看之下，较之海峡与其相邻陆地的联系，似乎海峡与其邻海的联系更为密切。至少部分而言，这纯粹与语义学原因相关。在英语里，复合词ｓｅａｓｔｒａｉｔ（海峡）以明确无疑的方式表明两个海域之间存在联系，然而，似乎它亦不甚明确且略带否定地指示出陆路交通的障碍（甚或是终点区域）。若此，当涉及海峡的性质和历史时，较之海峡的“与陆地相关的”特征，或许需要给予海峡的海洋特性更多的关注。这也许可以与“河流历史”的书写相比拟：一条长的内陆航道具有连接沿河岸分布的、从河口至上游地区之间分隔遥远地点的功能；同时，它也将一个口岸与另一个口岸加以分离，关注河流历史的史家可能更倾向于强调第一个方面。四、海峡的语义学特性上一段已经触及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在回顾过去时，不仅对观念与“现实”（若现实能被如此理解）加以清晰区分是重要的，而且甄选那些我们用以指示某些现象的术语的语义学特性也是重要的。例如，传统的中文文献对“海”与“洋”就加以区分。这两个字皆可译成“Ｏｃｅａｎ”或者“Ｓｅａ”，都代表了广阔的海域。然而，却没有一处清楚说明多大的一个空间可以被称为“海”或“洋”。相似的问题出现在“海峡”的语境中，我们将会采用何种标准与“海峡”一词及其“真实”现象相联系？而且，在其他语言中，我们并不能总是碰到跟英语复合词“ｓｅａｓｔｒａｉｔ”完全一样的对应词。例如，在荷兰语中，常用词“ｓｔｒａａｔ”不仅可用作“海峡”，而且可用作“城市中２０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的一条普通街道”。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德语单词“Ｓｔｒａｅ”，正如其荷兰语的对应词那样，“Ｓｔｒａｅ”可以出现在陆路、海路两种语境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丝绸之路”翻译为德语，得出来的表达是“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ｉｄｅｎｓｔｒａｅ”，因此，“Ｓｔｒａｅ”一词亦用作另一种现象。在法语中，单词“ｒｕｅ”和“ａｖｅｎｕｅ”意指陆地上或城市里的“街道或道路”，而“ｄéｔｒｏｉｔ”才代表“海峡”。说葡萄牙语的人则对“ｅｓｔｒａｄａ（公路）／ｒｕａ（街）／ａｖｅｎｉｄａ（大街）”等（陆上的／城市里的）和“ｅｓｔｒｅｉｔｏ”（海峡）加以清楚区分。除了这些重要单词外，上述几种语言还提供各种不同的表述——多是意指运河、陆上路线、航道等的表述。例如，在英语中，“ｃｈａｎｎｅｌ”和“ｐａｓｓａｇｅ”二词常常被用于冀以表达“海峡”之处。在德语中，“Ｍｅｅｒｅｎｇｅ”一词或可作为“Ｓｅｅｓｔｒａｅ”一词的替代词。就概念而言，许多术语都反映了两点或两大海域之间的狭长连接线的观念，但并非所有这些术语皆是如此。在亚洲，英语的“ｓｔｒａｉｔ”一词似乎更频繁地被用指一条狭长通道，而“ｃｈａｎｎｅｌ”一词则常常意指一条短的通道，一般位于两大岛链之间。不过，这也有例外，如吕宋海峡、巴林塘海峡、巴布延海峡皆位于台湾和吕宋岛之间，而且都相当短。再加上，菲律宾群岛内的其他区域也被划分为“通道”。在汉语中，“海峡”一词可以与一个更为复杂的意象相联系，尤其是如果这两个字被分别考虑时。如前所述，“海”字表示海洋，而以“山”为部首的“峡”字则与“狭窄”相联（就像英语单词“ｓｔｒａｉｔ”那样），这也让人联想到“山谷”甚或是“峡谷”的概念，如“峡口”一词。除了考虑这些语义的细微差别外，探究每个词在何种条件下形成也是很重要的。“海峡”一词常写作“海硖”，这在早期中文文献如断代史中已有出现。其他诸如“渠”（水渠等）或“门”（字面意义上的“门”）之类的字在词义上有所不同，后者（“门”）常用作水路的出口，此类水路多次出现在华南沿海地区。而且，诸如“台湾海峡”这样的海域最初并不必然被视为一个由其自身形成、不同于“一般”的海或洋之类的独特地理实体。许多地理学家或许认为这一地区属于一个２０４
  • 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更大的整体——东海或南海，而另一些地理学家则注意到这一地区的独特性。换言之，只有在这一地理空间被定义为“海峡”之时，它才成为“海峡”。在早期的马来世界之中，意指“海峡”的“ｓｅｌａｔ”一词也已出现。与此有关的事实是海洋在东南亚岛屿地区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其他地区的地理学中，海洋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更为普遍的是，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时期基于不同原因发展出不同的专门用语。同样，“海洋的”术语和概念就像外来词或外来观念那样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这些涉及多种语言的语言学变化及概念转变的细节甚少为海洋史家所关注。五、回到现实：军事方面作为心理建构，海峡的“创造”并非一夜之间完成的。一些航海群体或民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也能生存，只要他们能够达到他们的目标即可。而在其他例子中，作为特殊海洋实体的海峡图景则与政治和军事预期相联系，这把我们从观念的世界带回到现实世界之中。在帆船时代，控制更大的海域是不可能的。当两支船队在海岸地区或空旷地区发生冲突，士兵最终会爬上敌人的船，用刀剑与敌人作战，就如同他们在陆地上战斗一般。虽然我们听说中古时期的战船上安置有小型的大炮，但是直至这些新式武器开始改变海战的特征为止，其间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火器在早期现代变得更为重要。然而，普通大炮射程所及的范围仍然非常有限，船只能够轻易地逃离配备重型武装的葡萄牙大帆船或者“快速的”荷兰帆船舰队，枪支和其他武器真正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区域限于狭窄的海澳、港口、河口以及海峡。早期中文资料提及出没于现代新加坡所在地区的好战团伙的活动，据推测，这些团伙拥有小船，并装备有原始武器。他们在黎明或雾天接近商船，杀害船员，掠走相当大的赃物。当郑和的舰队开始航行通过马六甲海峡时，形势似乎有所改善，这不仅因为中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船队，而且因为中国使节知道如何有效运用和平的外交手腕。按现代专２０５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门术语，这是一个海权在促使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实现和平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例子。在阿丰索·德阿尔布开克（Ａｆｏｎｓｏｄｅ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征服马六甲后，葡萄牙也努力控制这个港口与新加坡地区之间的整个水域，然而，政治对抗突然再次爆发，几场地区战争也在此时打响。这些战争牵涉到柔佛、亚齐及其他地区势力，包括一些海盗团体。荷兰人也遇到类似的困难，甚至于直至今日，我们偶尔还能听到某些由犯罪团伙发动的突袭。所有这一切表明狭窄的海上通道（如马六甲海峡或新加坡海峡）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它们致使以抢掠为生的暴力团伙或团体对其他人进行打击，这也转而迫使后者实行某种先行控制。但是，这些控制机制在很多时候是无效的，其中部分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武器。马来半岛沿岸的形势随着欧洲国家不和而变得更为复杂：就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出现在这一地区后不久，荷兰人显露出他们的本性：他们开始追逐和平的葡萄牙商船，而且与后者相比，他们的行为就像海盗。二者皆在亚洲建立了各种贸易站，并十分自然地认为马六甲地区是他们各自的远东殖民地与环印度洋附属国之间的关键连接线。因此，围绕着马六甲、麻坡、柔佛、现代新加坡以及苏门答腊北部不同地点的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被逐步推入环球竞争的背景之中。换言之，外部力量利用优势的军事装备，逐步（部分地）控制了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远离其政治中心的“陌生的瓶颈地带”。在马六甲和现今称之为新加坡海峡之间的长通道上发生的海上冲突，其中多半是发生在水路相当狭窄的位置。在决定何处最易攻击敌船时，应考虑到大炮的有限射程、暗滩和礁石的位置、风型、洋流系统以及其他“变量”。这给葡萄牙人带来了重大损失，从而迫使他们开辟替代航线，尤其是在现代新加坡南部的岛屿世界中开辟航线，或者通过陆路横穿马来亚半岛、从一个海岸到达另一海岸运送有价值的货物。众所周知，前欧洲时期也曾出现这样的陆上运输，不过它们是否与海峡地区的海盗和区域事件有关，或者是否主要基于资金原因而被组织起来，这就很难说了。“马六甲故事”只是海峡问题在军事方面的一个例子，另一例子是２０６
  • 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曼德海峡及其邻近港口，尤其是吉布提和亚丁。即使在更近的时代里，旨在取得这一战略性水道的控制权的各种计划仍被人提起。不管怎样，上述内容表明了两点：其一，狭窄的海峡比宽阔的通道更容易被封锁或控制。新式军事技术在这个方面尤其重要，然而，在帆船时代，这种控制从来都不是完美的，船只总是可以找到“逃脱”之路。其二，在一些例子中（但肯定不是所有例子），沿着其他航线、陆路行进或穿越大海本身，从而避免陷入危险海峡的风险，这是可能的。最后，并与第二个观察结果相关的是，如果有机会定期地且以最少额外支出的方式利用替代航线，整个商业网络就会发生转移，并引向新的贸易和商业中心。因此，当马六甲被葡萄牙人所占领，许多穆斯林群体开始移向其他商贸中心，并常常利用巽他海峡到达他们在马来世界的目的地。六、转变观点和限制本文第三部分已提出，海洋因素（而非“陆地中心”观）对本文主题更重要。那些在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袭击商船的海盗和歹徒在附近的村落有据点，有时其据点位于遥远的岛屿，或者位于隐蔽海湾的沼泽海岸。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仅在新加坡海峡没有主要港口，而且在马六甲地区亦如此。苏门答腊的阿鲁、南巫里和巴赛相距遥远，而马六甲本身也只是在中世纪晚期才建立起来。对于三佛齐属下的小型沿海定居点或者马来半岛早期王国的内在结构，人们知之甚少。不过，据推测，所有这些实体都会特别注意海峡地区以及通过这一地区的商船。基本上，他们依靠一小撮“微型港口”来监控沿海地区的事件，收取税收和粮食，但他们很少考虑征服超出其“自身世界”的大区域。他们的“海峡”（ｓｅｌａｔ）视野是从“内部”看的视野，而很少是从“外部”（即从遥远地区或者从海峡的遥远腹地）看的视野。这并不适用于长途贸易者的角色，如波斯商人和印度商人就是从印度洋来看海峡地区的。当中国人及后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进来后，这幅图景变得更为复杂。他们过多地采用一种外部的观点，这种观点更多２０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地与海洋或巨大的区域想象相联系，而较少与附近陆地的小世界相联系。更甚者，由于先进的技术，依靠若干远道请来的现代战船变得可能。确实，马六甲对中国和欧洲而言皆起到重要作用，不过，或许这些势力即使没有固定的基地也能对这一区域的贸易和交通施加影响。那么，更普遍而言，海峡可以从内部或从远方加以控制，这取决于局部条件及其他条件。不同的观点亦相应存在，这些观点与权力的不同层面、军事能力、意识形态、经济考量以及其他预期相联系。随着时间推移，观点与条件并不会总是保持稳定不变，亦即由于商业、政治或其他原因，起初并不重要的狭窄海峡在后期可能作为一条重要航道出现。换言之，描绘海峡的艺术从一个艺术家到另一艺术家发生变化，并且不可能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一直保持不变。不过，当然也有例外，而这再次取决于局部条件和普遍观点。七、不同种类的海峡：地理状况无论是从“内部”看海峡还是从“外部”看它，有关航道的观念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因此也可以说，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海峡，尤其是如果考虑到其自然环境，如洋流、邻近岛屿、天气状况、各种海岸或者水深。这些条件对于一个海峡的功能而言很重要。霍尔木兹海峡是深的，而且从航行方面来说也不太困难，而斯里兰卡西北与泰米尔海岸之间的水域却不是如此。在这些被称之为“保克海峡”的浅水区域里，船只很容易搁浅，而且除了伊本·克达比（ＩｂｎＫｈｕｒｄāｄｈｂｉｈ）外，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很少提及通过这一海峡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在自科摩林角到孟加拉或相反方向的航行中，大型船只更倾向于绕行靠近斯里兰卡岛南端的栋德勒角（ＤｏｎｄｒａＨｅａｄ）。海南和雷州半岛之间的琼州海峡则是另一个特例：船员对琼州海峡甚为恐惧，主要是由于危险逆流和不可预测的大风。在有关马尔代夫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观察资料，马尔代夫可以“横向地”穿越，但只能在某些选定的地点，例如：五度海峡、费曼杜海峡（Ｖｅｉｍａｎｄｕ）２０８
  • 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等，并且在当地经验丰富的引航员的帮助下才能穿越。如前所述，现在划分为“海峡”的其他地区在更早的时期里并不总是被如此认知的。台湾海峡是如此宽阔，以至于一条传统的小帆船到达对岸常常要花一两天的时间。而且，在许多（但不是所有的）中国地理学家看来，过去正式称呼为“（小）琉球”的台湾岛是一个毫无所出的遥远之地，未开化的人群居住其上。葡萄牙人同样对这个地方不感兴趣，也并不扰乱台湾邻近的商业交通，但是，当咄咄逼人的荷兰人进来后，形势开始转变。荷兰人在现在的台南附近建起了一座设防的哨所，并多年试图拦截通过台湾海峡的船只，平静的海域因此变为危险的“海峡”或战争之地。毋需多言，一些中国人进行了抵抗，并最终成功地将荷兰人从其据点驱逐出去，从而恢复中国在这个地方的主权。台湾海峡的例子由于几个原因而引人注意：第一，当它首次分裂成军事敌对双方之时，这个地区开始被视为某种海峡。第二，几乎与此同时，或稍早时，越过海峡的中国移民增加，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第三，由于澎湖群岛的离岸位置，台湾西岸附近的水流系统相当复杂。从澎湖群岛以南越过海峡航行是一回事，而从澎湖群岛以北越过海峡则要求不同的技术。换言之，台湾海峡虽然宽阔，但是领航员们仍然需要注意天然障碍物的存在。毫无疑问，在前欧洲时代这一点就已为人所知，而且这无疑也是当时中国在澎湖设立一个小据点的重要理由。第四，至少在理论上，如果船只沿台湾岛的太平洋沿岸前进，那么无论是从东海到南中国海的航行还是相反方向的航行，皆可避免穿越台湾海峡。不过，需要再次指出的是，由于强大的洋流和强风，这也不是可以轻易实现的，而且据我们所知，在前欧洲时代，这样的航行鲜见尝试。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台湾海峡的例子很大程度上由位于大陆前的一个主岛，即台湾岛（或几个岛，如果澎湖群岛也包括在内）所界定。没有这样一个岛，这条海峡也就不会存在。离中国大陆有一定距离的岛屿很多，然而在现代人的书写中，并非所有类似的情况都叫“海峡”，在西沙群岛和海南／越南之间的空间并没有其特有的名称。在古代，这就有所不同：海南以南、以东的海洋在中文文献中被称为“七洲洋”。２０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而且，当航行在中国南部和昆仑岛（越南东南端的外海）之间时，领航员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他们希望保持其船只航行在东南亚大陆与一连串想象中的近岸浅滩和岛屿之间的安全航道上，这一串浅滩和岛屿常常被认为是从西沙／中沙群岛向下延伸到昆仑岛，作为一个星罗棋布的区域，它出现在著名的《郑和航海图》上，随后也出现在葡萄牙人的地图上。无疑，位于二者之间的整个水道应该获得其自己的名称，因为在传统的水手看来，它类似一条长的海峡。相对于这一无名地区和台湾海峡，其他“海峡状”的通道是相当短的。印度洋东北区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之间的十度海峡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海峡已经出现在早期阿拉伯人的著作中（作为“ＰｕｒｕｎＳｈīｒ”“Ｆａｒｓｈīｒ”等出现），而且它对印度东侧与丹纳沙林（Ｔｅｎａｓｓｅｒｉｍ）沿岸的各种港口（如墨吉Ｍｅｒｇｕｉ）之间的贸易非常重要，当然也对老个罗国（Ｋａｌａｈ）吉打（Ｋｅｄａｈ）的进出口贸易非常重要。另一条非常短的海峡是安达曼群岛里面的邓肯海峡（ＤｕｎｃａｎＳｔｒａｉｔ），它可能在早期已为人所用，特别是被阿拉伯和印度的航海家所使用，这些海峡与其他海峡亦可与上述穿越马来半岛的陆上运输线的观点相联系。据推测，在大多数情况下，海峡／航道／通道的物理形态连同风与水流的相关形态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不过，这一规则也有例外。马来半岛南部边缘廖内地区的海上航线的复杂系统可作为佐证：地震、珊瑚界的移动、沉积矿床、隐藏的堤岸和扩张的红树林似乎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外貌——在某种程度上，某些航道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不可通过，或者只是对普通船只过于危险，因而逐步被其他航道所替代。这也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何早期欧洲地图——甚至是书写文本——偏离现在的地理环境。显然，地理和环境的变化不应被高估，不过，问题在其他环境中亦有出现。几个古老的港口位于河口处。随着海岸线逐步向海洋推移，由于三角洲地区的沉积矿床，这些港口丧失其最初作为贸易中心的重要性，而不得不在新的地点重建。印度南部的加异勒城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另一个经历着持久变化的地区是广州以南地区。古时，这一地区包２１０
  • 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括几个小海湾和平坦的岛屿，现在它是一个拥有运河和肥沃土地的大区域。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海峡的主题，或许可以认为，诸如新加坡海峡这样拥有众多隐藏的浅滩、礁石和小岛的地区无法提供促使一个主要商贸中心出现的理想条件，至少在帆船时代无法提供，那时现代港口和拖曳设施尚不存在。而相较于拥有既深且能在任何时候航行的红海入口，或者相较于类似条件占优势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加坡海峡只是不存在足够的“地理连续性”。对于以贸易为生的移民而言，为了建立港口，如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地区是最好的候选。更抽象地说，海峡里面与海峡周围的地理连续性是一个类型，人类介入海峡而创造长时段现象则是另一个类型。在二者之间应存在一种积极联系：第一种类型越长，第二种类型就越强。下面我们将回到这一观点再作讨论。八、不同的功能：海峡与航线正如刚才所述，许多因素影响了海峡的“功能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对于进一步解释这一方面有所助益。如果视这条线路为一条长的通道，或者一个相互连接的海上航线系统，一个海域借此连接另一个海域，那么无论从模型的“整体观”来看，还是从其众多子段的角度来看，至少某些亚洲海峡具有中间航道的功能，这适用于霍尔木兹海峡、朝鲜海峡、巴拉巴克海峡及其他海峡，但不适用于墨吉附近群岛世界、朝鲜半岛西侧外海以及其他高度碎片化地区的众多从属小航道。此外，某些海峡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到达特定的目的地，船只从一个海域航行到另一个海域不得不采用特定的航线，通过特定的“海峡”。在其他情况下，则有可能在两条或更多的替换航线之间选择，尽管这常常是以额外增加时间和成本为代价。因此，为了从科摩林海角或印度西南端航行到摩加迪沙，船只不一定必须航行通过九度海峡或者马尔代夫群岛，它可以沿着印度西海岸，然后穿过阿拉伯海到达阿曼，再航经索科特拉岛到达东非。不过，这条航线比通过马尔代夫群岛的直接２１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路径需要更多的时间。同样，如果马六甲海峡被封锁，交通路线将会转向巽他地区，这也需要增加投入成本。另一个例子则与苏禄海、苏拉威西海有关。这两个区域由几条并行的海峡连接——巴西兰海峡、塔皮安塔海峡（Ｔａｐｉａｎｔａ）、西布尔古海峡（Ｓｉｂｕｌｇｕ）等等。然而，此处航线的选择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除非海盗集中在某一特定的海峡，从而迫使船只航行通过替代的通道。尽管进入红海和波斯湾都只有一个入口，但是如果这两个海域都被嵌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即如果它们都被视为北非／黎凡特与印度洋之间的“竞争”航道，那么“替代”海峡的概念亦可延伸至二者。据推测，历史上某些时期航行通过曼德海峡的船只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要多，而在其他时候，霍尔木兹海峡则占领先地位，这取决于大量的政治、经济因素。同样的情况并不必然适用于马六甲海峡与巽他海峡“这一对搭档”，至少没有达到同样的强度，而且也不适用于台湾海峡与台湾岛的太平洋沿岸（正如我们所指那样）。诚然，这些想法还是不明确的，因为没有统计数据可以量化前欧洲时代两条替换航线之间可能的替代作用；然而，这一系列事物影响了商品的流通、某些地区的贸易环境、思想的传播、人员的流动等，牢牢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另一个“主题”与外在视角（而不是与“海峡视角”）相关，所关注的是区分更大的海域及其附属海域的事实。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属于一类空间，相对地，渤海可被视为东中国海（黄海）的附属，东京湾则是南中国海较小的附属部分。因此，或许可以认为，琼州海峡与渤海海峡在类型上区别于朝鲜海峡，后者具有两大主要区域之间的通道作用，前者则并非如此，而且商人可以从钦州取道现在的南宁地区，沿西江航线前往广州，以此取代通过琼州海峡的海上航行。至于天津与南方江苏、浙江富饶的稻米之乡的贸易，大运河常常被选以取代海上航线。在某一段时间里也曾存在一条贯穿山东半岛的短运河，这就意味着谷物运输不需绕道山东东端北上。上述内容说明海峡与航线存在密切联系，事实上，前者只有通过后２１２
  • 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者才能获得某种“原动力”。没有航线，海峡仍然只是一个孤立的自然现象。其次，航线的特征也有很大关系。上述最后两个例子与沿海运输密切相连，尤其是稻米船运，而与国际贸易则没有太大关联。这在本质上区别于霍尔木兹海峡，后者几乎一直都是长途贸易的通道，而不是沿海运输和小贩生意的通道。总而言之，两个重要区域之间的海峡与国际世界密切相连，尤其是长途贸易；其他海上通道，主要是那些位于主要地区与次要地区之间的、或是两个次级区域之间的通道就像用于地区交通的乡村道路。当然，在这两极之间也有几种混合的类型。九、不同的港口和海峡：极限？以“航线定义”排列的这样一种海峡类型学当然不同于其他类型学（如港口城市类型学），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那样，迄今为止，港口城市从未专门由航线来定义，而是由大量的人类及环境因素来定义，尽管如此，仍有可能在不同类型的海峡和不同类型的港口之间创造某种关系，尤其是如果置二者于更大的海洋背景之中。主要的商贸中心往往出现在主要的海上通道附近。霍尔木兹、亚丁、马六甲、万丹（Ｂａｎｔｅｍ）和广州就是很好的例子。印度南部的几个港口亦被提及，因为从阿拉伯海到孟加拉湾或者相反方向的航行，船只不得不绕行科摩林角，似乎这一海角具有一条狭窄（无名的）海峡的功能。不过，航线与海峡对于国际性港口及其兴衰到底有多重要？港口、航线与海峡之间的“三角”关系具体如何？有可能构建一幅全景吗？众所周知，中古时期商贸中心的增长与海洋贸易区域的出现齐步。朝德胡瑞（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和其他学者已经试图发展“划分的”海洋世界的概念。或许，彻底讨论海峡的性质和功能可丰富这一模式，海峡似乎变成理解转变的关键。然而，这一争论的结果是开放的，因为总会存在规则的例外，从而使类型学难以建立起来。事实上，其中一个例外确实适用于商贸中心本身的问题：邻近海峡并不是商贸中心繁荣的必要条件，有好几个位置远离主要海峡的重要商贸中心易于辨认。２１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其他模式，如布朗森（Ｂｒｏｎｓｏｎ）提出的一个模式，则暗示不同类型的港口（包括商贸中心）在主要河流的河口附近兴旺繁盛。内陆产品通过地区交通供应给这些港口，然后将这些产品提供出售。其中一些港口肯定是作为“出口口岸”，而不是商贸中心（但并非所有港口皆如此），原因在于这些港口是因其他地方难以获得的某种特定商品或者某组固定的货物而闻名。然而，布朗森模式中的港口与海峡问题之间并不存在清楚的联系。因此，不可能述称这些港口与次要海峡的存在有所关联，而商贸中心在主要海峡附近增长，理顺相互纠缠的种种问题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模型。十、结语正如文章开篇所言，有关个别亚洲港口功能和文化的主题已经得到众多关注。没有这些港口，海洋史家将会茫然无措。各种网络取决于港口的兴衰，没有沿海地区的城市市场的存在，海洋交换是不可想象的。除了用“港口中心”的方法来研究海洋世界以外，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一种新的“模式”，以海峡为其中心的一种“海峡中心”观。有人主张，马来世界的海上通道至少与港口一样重要，那么，为何不转换为另一种观点呢？同样这也适用于菲律宾、墨吉地区以及相似地区。换句话说，如果有城邦国家，我们也可以考虑是否有“海峡国家”。理论上，有关研究海峡问题应该有不同推理手法，这样一种研究取决于抽象的“海峡模式”，即取决于“海峡共同现象”的定义。如果某种海域能满足这些共同标志的一大部分，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主要／次要）海上通道，或者海峡。如前所示，对于海峡模式的建构，观点非常重要，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例如武力控制交通的欲望）二者都需要加以仔细考察，专用词汇亦应加以考虑。最后，这可以使布罗代尔的概念的某些层面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相一致，而后者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海上分段型复杂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海上通道起到了关键作用。没有它们，海洋史将真的无法被人所理解。２１４
  • 北部湾：小地中海？北部湾：小地中海？一、海洋视角、交流和海陆二分法近年来，费尔南·布罗代尔（ＦｅｒｎａｎｄＢｒａｕｄｅｌ）的欧洲地中海概念常常被应用到亚洲，尤其是东海、南海和印度洋的情境中。龙巴尔（ＤｅｎｙｓＬｏｍｂａｒｄ）在诸多国际会议上也早已就此发表看法，他特别坚信应当撰写一部以此为主题的综合性专著，但迄今为止，系统运用地中海概念研究亚洲的西方著述尚未出现，我们只看到大量的微观研究和若干篇直接考察个案或间接讨论欧亚海域比较可能性或可行性的论文。本文亦莫能外，只想谈谈亚洲整体海域的一小片——北部湾的某些特征。历史学者一般对帝国或者像印度次大陆这样更大区域的历史感兴趣，考察它们的自然环境等等。假如他们将研究区域延伸至深海或沿海的话，也大都从陆地的角度出发，将大陆架和海洋视作其附属。在他们看来，海洋的特征与功能主要是由内陆某个政治或文化中心形塑的。海洋史学者则不同，就像是置身孟加拉湾的大海中间观察海湾沿岸，他们的视角是从海洋到陆地，而非其他。对海洋史学者而言，至少在理论上，隔海相望的海岸之间可以经由许许多多或虚或实的海上航线彼此联系，其中一些只是潜在的，无法给出具体的答案；另外一些则可以通过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２１５周鑫、赵振江译。原载信息：“ＴｈｅＧｕｌｆｏｆＴｏｎｇｋｉｎｇ：ＡＭｉｎｉ－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ｉｎＡｎｇｅｌａ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ｅｄ．），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８），ｐｐ．５３－７２．中译文曾载《海洋史研究》第５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的证据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些联系甚至网络——如果能够发展为更复杂的网络——可以说是交流系统的特征。而交流在布罗代尔的概念中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通常跨越时间较长。也就是说，海岸间大众商品的转输买卖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且不受政治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可以看见其间的文化交流，比如宗教、制度观念、技术及设备等。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对特别的港口来说，海岸之间的海路交流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比其与内陆腹地的陆路交流重要得多。的确，如果海洋掌控了大多数的外部联系，那么自然可以视海岸为海域的一部分，因为毫无疑问它更依赖海路而非陆路交通。举例来说。如果广东沿海的中心区与东南亚的海上联系远比其与北部山区及中国内陆的陆上交通更加紧密，那么澳门，甚至广州，都可以看作南海海域或“南洋世界”的一部分。上述观点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适用于海岛，除非某个岛屿完全依赖一个单独的或数个相邻的陆地政权，由其提供大部分从港口中转而来的海上进口——无论是间接或直接，还是物质或其他。以斯里兰卡为例，假如它降格为印度大陆的附属，那么就很难在马纳尔湾、孟加拉湾甚至整个印度洋的海洋历史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二、地中海、印度洋和其他海域的异同我们首先从空间上讨论亚洲海域世界，即如本节标题所示，将印度洋、亚洲其他海域与欧洲的地中海进行比较，欧洲地中海和亚洲海域有根本的不同。第一，地中海是一个封闭区域，只有直布罗陀海峡一个自然出口。黑海可以看做是地中海的从属，亚得里亚海亦可作如是观。与此相反，印度洋的东西边缘却拥有几个宽阔的出口。第二，在大航海时代，印度洋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是未被开发的处女地，没有参与国际贸易，贸易与文化交流也仅限于其西部和北部沿岸，从莫桑比克经由哈德拉毛省、阿曼海岸到古吉拉特邦、马拉巴尔海岸、斯里兰卡、泰米尔纳德邦和孟加拉湾沿岸的其他地区，安达曼海及其西部边缘的马来世界；２１６
  • 北部湾：小地中海？南非和澳大利亚此后很晚才卷入这一海域。地中海则是另一番情形。其沿岸四周都早已汇入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大潮。几个世纪以来，地中海就像是罗马的内湖，沿海地区处在同一政权的控制下，海域中心便是地理空间的中心——罗马。印度洋在这方面显然不能与地中海相比：印度洋沿岸的政治控制是四分五裂的，印度洋也没有像罗马那样的城市中心构成整个海域的中心。第三，海域空间也存在重要的自然差异：亚洲海域的贸易和交通很大程度上由季风和洋流操控，地中海的船只则主要靠桨和帆推动，也就是说它们在一年的大部分光景中几乎可以在任何两点之间穿梭。仅综上所述，印度洋和地中海就根本没有可比性。二者之间肯定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过，如果我们稍微调整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或者选取印度洋、东南亚和西北亚的某一小片海域，将其逐一与欧洲地中海比对，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避开空间差异的问题和另外一些（并非所有）“矛盾”的地方。比如，我们可以拿地中海概念来分析渤海。渤海只有一个出海口，沿岸文化异同参半，洋流和季风的影响也没有像南海那样重要。而从历史分期看，它在某一段（如忽必烈）时期归同一政权元朝统治，而在另一段如１１世纪，沿岸的山东、辽东半岛和河北分别为敌对的宋、辽帝国管辖，但渤海从来没有一个可以与罗马城相提并论的海洋中心。因此，历史学者大都很自然地将其视作华北腹地的附属，或者整个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实体。三、海洋共同现象（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突破地中海模式我们还可以用相同的方法举更多的例子，变换深度和广度展开各种讨论。不过，最后的结论很可能都是一致的：并不存在一个与欧洲地中海完全相同的海洋空间，从沙姆沙伊赫（ＳｈａｒｍＥｌＳｈｅｉｋｈ）到巴士拉皆然。尽管如此，还是能够从另外一种相对不那么严苛的角度来讨论“地中海问题”。简言之，我们可以去定义一套符合“地中海”或者“准地２１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中海”基本要素或条件的最低标准。一旦这套标准确立，便能找出可以适用任何海洋空间的“海洋共性”，那么某些（肯定不是全部）亚洲海域就可以归入“地中海”模式。或者至少，它们可以构成一个相同音乐主题的变奏，就像是从一个主分子（ｍａｓｔｅ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ｅ）中复制生成的衍生物，无论何种特性都是由主分子赋予的。当然，我们还需要解决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该怎样确定基本要素的类目，评估某一海域的标准又是什么等等。而且，并非人人所见略同，尤其是文献和考古都提供不了翔实资料的时候。对“海洋共同现象”的抽象定义和将其应用到具体个案都是非常武断的，可是无法打破这种困境。搜集海洋基本要素的类目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化偏见的限制。我们可以将其与对单词语言成分的识别问题比而观之。依照语言学理论，单词的心理意象由不同的成分构成。有些成分是共通的，在其相近的所有语言中都有踪迹，但有些却只出现在某一特定语言的语境中。要识别这些稀有的成分很困难，而操某一种语言的人也很容易将共通的错解为特有的，或是将特有的错解为共通的。因此，回到我们的研究上可以说：海洋空间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确实存在，其历史亦与各种商业与文化交流有关。而且根据布罗代尔的看法，有些空间完全可以被“直观”而非“客观”感知，因为大区（ｍａｃｒｏ－ｒｅｇｉｏｎｓ）是由一定程度的内在同质性形塑的，反过来似乎也可以通过研究个案验证海洋空间的存在。四、从独立的空间到连贯的海域：海上丝绸之路如果能够接受上述既模糊又主观的观点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亚洲的海岸遍布在一连串海域的边沿。它们从日本海的东部一直散布到好望角的西南部。这中间的海洋空间有黄海、东海、南海、苏禄海与今印度尼西亚东部诸海、马六甲海峡、安达曼海、孟加拉湾、马纳尔湾、阿拉伯海等等。波斯湾和红海某种程度上是印度洋的从属或附属，正如泰国湾通常被归入南海。大体而言，这些空间差不多形成了一２１８
  • 北部湾：小地中海？个巨大的“身体”，一条具有多重支线的海洋通道，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经由东南亚、印度，连接远东与黎凡特、东非。仅从定义上便知，直线是将大量的点连接起来，就像街道引领司机穿过不同的街区。而空间或地域并不一定是同一类型的。这也适用于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构成这条令人印象深刻的“干线”的诸海域，可以看做是连接各区域的一长串链条。它们有的与欧洲的地中海相似，有的则完全不同，皆取决于参照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到的是一串在地中海、亚地中海或非地中海空间中以不同方式连接起来的链条。据说不论情况如何，它们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可我们也只能在整体结构的说辞下从一两个案例中辨识出其中较为明显的特征。当然，并非所有的海域都符合这些特征。显而易见，没有人能够建构出这一结构的精确模式，尽管它确实存在过。且如前文所述，某些海域与地中海原版相似，有些则迥异。倘若有人将地中海的“替身”——南海定义为所有海域的典型，或尝试查明包括欧洲地中海在内的其他海域如何偏离出南海模式的话，那样的图景有可能重现或得到修正，不过我们的西方同行们似乎并不特别喜欢用亚洲的标准来衡量“旧大陆”。五、界定人为空间上述观点还意味着要清晰界定空间的地理维度和适当考虑其时间维度，地中海的自然边界很容易划定，亚洲海域则没办法做到。尽管波斯湾、红海与地中海相似，都是几乎封闭的区域且各自有一个（自然）出口，可像南海和爪哇海却是共享了一段既漫长又有些开放的边界。边界的确切位置或者“边界区域”是一件人为主观的事情。如果从纯粹的地理学标准出发，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界定孟加拉湾与马纳尔湾的南部边界。　类似的问题在传统的地理学中也能碰到，古老“涨海”就是其中一例：涨海南部和东部的边界都不清楚，一些学者确信，它是指今天南２１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海的西部海域；另一些则认为它涵括比南海还宽阔的海域；还有些学者主张有两个涨海：大涨海及其中的小涨海。即便如此，我们都知道南海历史上并存着两条海上要道：西航路和东航路，这两条航路对南海的空间认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与元明至清初的“西洋”“东洋”也颇有关系，更一般地讲，理解和定义海洋空间的方法各式各样，其中的变化亦常常因时而异，除非是像欧洲地中海那样地理环境分明的海域，其自然边界才很少或不曾引起争论。六、定义时间和长时段接下来要审视时间维度，布罗代尔对所谓的长时段现象特别感兴趣。毫无疑问，在他看来，一些要素比另外一些持续时间更久，这些长久的要素在大部分情况下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有关。一般而言，风型、大区的动植物群、潮汐、洋流都归入此类。它们历经几百万年几乎甚至根本不变，尽管可能会遭遇不可预测的突发灾难，如地震、洪水等。与之相反，海滨帝国、港口和网络的兴衰常常都是短暂的“事件”。货物与观念的交流则处在二者之间：它们有时会持续数百年甚至更长，有时则迅速消亡。而且，人们不时会观测到上上下下的周期运动或是从Ｘ到Ｙ的线性增长轨迹。至于是否应该将短时段的突出事件列入“海洋要素”或区域的基本特征，自始至终都聚讼不已。比如，我们应当将中国中古文献中隐约提及的海南布出口一事当做南海长时段的现象，还是仅仅因为它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中不太重要便只视其为短时段的事件呢？当然，由于缺少可资征引的直接史料和可供比较的分析框架，这类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其实都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再者，我们至多能用一种常规而主观的方法处理此类问题，即假设某一现象无论是自然静止还是瞬间即逝的，在给定的环境中都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只要有足够数量的新生事物或事件在特定空间中长期出现，它们肯定能被识别出来。换句话说，如果数据库中选取的元素记２２０
  • 北部湾：小地中海？录太少的话，那么其本身便是不足的。此外，更不必说每个人的看法都有不清楚和主观的地方。显然并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而一组层次分明的长时段要素的图像——从海洋史角度观察到的——也总是有偏见和不完整的。但吊诡的是，有时我们似乎还是认为这些图像反映的就是“现实”本质，无论这现实可能如何。七、北部湾：再议空间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主题北部湾上，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北部湾。今天的北部湾的西部、北部和东部边界相对容易界定：简单讲包括越南北部海岸，中国广西海岸、广东雷州半岛西岸及海南岛自琼州海峡西出口至乐东县莺歌海的海岸。而在北部湾与琼州海峡的边界上可能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倾向将琼州海峡的西边划入北部湾，而另一些则选择将整个海峡视作一个独立的整体。笔者以为，这两种划分方法从历史上看都是可以接受的。穿越海峡几乎总是被认为异常凶险，这主要是因为其间变幻莫测的风和洋流，但史料无征，历史学者没有办法二选其一。北部湾的南界亦不易划定，早期北部湾的南部海域并不与古老的交趾（址、?）洋等同。事实上，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古代的交趾洋（这一地名宋代才流行开来）的南界比现在的还要更南，但它到底有多大，仍然不清楚，而且后来它的边界好像又有不同。另外像“交?界”等历史地名也必须考虑，这些地名出现在古代，特别是明代的典籍和舆图中，尤其是地图学的证据表明这一海洋空间呈三角形，其中的红河三角洲岛屿众多。有意思的是，１６世纪的葡萄牙地图也有相同的描述，它们很可能源自更早的中国地图。那么，今天我们该把北部湾的南界确定在哪里呢？笔者参阅的现代著作大多相当含糊地提出，在海南与越南沿岸之间沿着北纬１８度或１９度划出一条假想的水平线就是边界线。当然如果起止点选在莺歌海与越南顺化附近，那么这条线便有可能是一条对角线。尽管如此，本文并不２２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打算在这些可能的现代划法中选择一种，而是提出一个融入某些传统划法的新划法。众所周知，西航路是沿着海南东岸下到现在的万宁县，越过现在的大洲岛的东边，再从那里航向会安古港。但如果一艘自珠三角下抵越南中部的海船选择另一条捷径的话，它可以不经海南海域直达会安的近岸海岛。那意味着，这条西航路要沿对角线越过现在北部湾的南界渡海。尽管如此，经由西航路，海船都能轻易从其北端会安或海南南部的三亚进入北部湾。或许从这个意义上，应当将会安和三亚两点之间更准确地说是两点之间的整片海域，即北部湾内各支线与国际性西航路相连的海域视作本文讨论的北部湾的南界。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边界就不是自然的、被自然现象决定的，而是人为的、从航行需求和人类经验中得来的。“我们”北部湾的空间就很可能接近旧交趾洋的范围，尽管不是完全等同。中国古代文献中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古地名——“七洲洋”——海南岛西北部海域临近七洲列岛的一部分。按照古代的地理知识，一艘从广东出发、向南开往占城沿岸的海船在进入越南中部海岸之前，首先要经过七洲洋，越南中部海岸与七洲洋的精确边界亦无处划定，何况它已不在“我们”北部湾之内，故与本文无关。但作为古代南海内或者完全独立的一片海域，七洲洋可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与北部湾发生联系：其西北边界与琼州海峡的东出口相连，因此成为北部湾的东北海域。八、北部湾：风和洋流大体而言，北部湾的风型与南海相同。尽管北部湾三面环山——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广西南部的丘陵与红河盆地周围的山地——但夏季多南风，冬季则盛行从广西刮来的干燥的大陆性季风。因此，理想情况下，东南亚过来的船只四月至八月间进入北部湾，十二月至来年三月返棹南还。２２２
  • 北部湾：小地中海？琼州海峡虽然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可以通航，不过还是有些限制，要勾画出更翔实的图景，必须懂得洋流。琼州海峡过去通常被描绘成季风洋流区，潮汐反应强烈；最近研究表明，其洋流模式的确非常复杂，这里我们只能举其大要。冬季海峡的表面洋流自东向西涌动，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临近海南岛不远的西航路上，南下的船只因此可能会遇到两股并行的动力：对船只有利的风和洋流。但是当其从海口进入北部湾继续开往合浦、钦州或广西沿岸其他港口的时候，就很容易因冬季盛行的大陆性季风搁浅。从海南儋州到现在三亚附近海岸的航程也遇到些阻碍，因为尽管风向北吹，洋流却向南涌。相形之下，沿越南海岸驶往泰国或更远的地方就要轻松许多。北部湾内亦有气旋流（ｃｙｃｌｏｎｉｃｃｕｒｒｅｎｔ），冬季时逆时针流动，很可能会使得从儋州沿水平线直航越南北部海岸的航行困难重重。夏季则是另一番景象，由越南海岸涌来的主洋流（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ｃｕｒｒｅｎｔ）推动淡水注入北部湾。大量表面洋流顺着广西海岸东流，再沿雷州半岛西岸南流，最后进入琼州海峡或海南西岸。由此在北部湾内再次形成（半）气旋流。受南风影响，雷州半岛沿岸可能就是夏季航行最困难的一段。所以，如果一艘商船想在海防做点生意再驶往海口的话，可能不再往北越过红河三角洲，而是尽量循直线东行（当然只有在不刮东风的条件下才能办到）。当地某些特定现象亦必须考虑，例如：夏季在今天的罗斗沙附近会有一股逆时针的气旋流往海南西北部移动，并与穿过琼州海峡东行的水流汇合，常常使得西渡琼州海峡非常困难，无论南风或是东南风多有利。而如果在同一季节东渡琼州海峡时碰到南风突然转为东南风，也是相当危险，船只在南风的助推下能顺利驶入琼州海峡，但如果在接近海峡东出口时突遇强烈的东南风，便很容易搁浅。最终在所有的季节里，船长驾驶海船穿越海峡时都要确保风向，一旦风是从那个方向吹来，船只都要就近泊岸。综上所述，风和洋流——周去非和其他人早有记述——对横渡北部２２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湾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一般而言，沿越南海岸往返广西不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当然越南北岸外的礁石区和广西某些沙滩区除外。而一旦驶入海南、雷州半岛和琼州海峡，行船通常复杂得多，在这些地方航行不像越南海岸或西航路那样可以预测，肯定更为费时。前文已经提及，亚洲某些海域可以理解为是其自身特殊的、无需与地中海相同的“长时段”自然环境的产物。北部湾的风与洋流表明，我们正在考察的是一个与其他许多海洋空间截然不同的案例，由此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从紧贴越南海岸的主航线进入北部湾非常容易，而在越南与海南的直航中穿过北部湾或跨过琼州海峡都相当困难，那么我们真的是在处理一个“独立”的实体吗？还是应当将北部湾视为南海北部的一部分，正如其现在的中文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呢？人们仅凭直觉都会选择后一种理解。因为在大航海时代，某些关键的因素看起来更有利于北部湾往南的外航路而非其内航线。当然在下结论之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九、北部湾及其海岸“带”地中海像许多其他海洋空间一样也是由许多重要的河流哺育而成，譬如：尼罗河、波河、罗纳河或者埃布罗河。流入安达曼海最重要的河流是伊洛瓦底江，而在北部湾，引起我们注意的毫无疑问是红河。钦江、南流江、九州江和海南的大部分河流与之相比都要逊色，河道和红河三角洲的几条陆路将海防与遥远的内陆连接起来，可能比广西口岸与其北部内陆的联系还要密切。当然这一假说并无数据支撑，而且很容易会遇到反证：经广西港口，大量货物在华北、华中与东南亚之间稳定流通。合浦自汉代伊始便已成为中国和马来世界沟通贸易的主要港口，笔者在后文中将讨论这点。另外一个问题与雷州半岛有关：既然越过狭窄的琼州海峡不可避免遭遇风险，那么可否改道陆路穿过半岛到达东边的海康或者湛江？当２２４
  • 北部湾：小地中海？然，还有一条从古老的贸易中心——邕州（今南宁附近）出发，经过藤县、梧州和肇庆，跨越西江的东西商业路线也应该考虑进去。总之，越南北部的货物可以直接通过陆路运至广东，或半路改循海路，如先由陆路运抵钦州，再从钦州装船北上最后运抵珠三角，或完全经由海路。更概括地说，我们可以合理假定某些陆路与穿越北部湾的海路紧密相连，如同穿过马来半岛的地峡一样。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与那些地峡通常被归入印度洋一部分相似，这些陆路可被视为南海的一部分。在对北部湾的认识上，海洋史学者必须要问，从海上看陆地应该是多远，或者说海岸带在哪里结束，哪里是大陆的范围？但这些问题都很难找到确切的回答，因为某些货物产品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交易，贸易也并不单靠海路进行。马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匹经陆路从现今云南（古代大理／南诏）运抵红河地区，之后再卖到越南中部和广西。马匹是安南和占城都渴望得到的军用必需品，因此如果安南切断占城的供应线，占城会想尽办法经海路从中国内地甚至海南购买。海南当地产马，在明代曾将其作为贡品进贡到内陆。而在广西似乎是由邕州和其他的马市收购东南亚的马匹，再上贡或分卖他处。总的来说，直接经过北部湾或在其周围进行的区域间的马匹贸易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灵活的体系，受政治和其他因素影响；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沉香、伽南香、乌木等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中。因此，将几个陆上商业中心纳入，对北部湾商品流通的讨论似乎是很合适的。欧洲地中海则是另一番情形：从利比亚沿岸运往意大利的货物总是通过海路，因为经过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或伊比利亚半岛的陆路交通不仅太复杂而且太昂贵，而选择陆路将货物从雷州送达越南北部或走其他路线，其运费很可能超过直接穿过北部湾的花费。不过，即使考虑时间与距离的微小差异，北部湾陆路与海路运输费用的差距肯定没有地中海的悬殊。从数据上看，在稳定的条件下，北部湾内从海路改道陆路的倾向比地中海要高。如果这点属实，那么我们更有理由将广阔的内陆带放入“我们”北部湾海洋空间的讨论之中，或许我们２２５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可以将其名之为“大北部湾”。十、长途贸易：历史变迁及其启示上文已经揭示，长途贸易与港口贸易是可以区别开来的。港口贸易的某些环节可以归入“行商”（ｐｅｄｄｌｉｎｇ），典型的零售商人没有固定的公司和机构可以依靠，通常是沿港口巡回兜售。他们处处寻找机会，竭力低买高卖。据推测，在一些特定的时代和时期，可能会在北部湾周围碰到这样的商人，其中有些人被称为“小商小贩”，但在我们的文本中却很少见到他们。仅从字面可知长途贸易需要更复杂的组织形式，在西航路上通常可以发现长途贸易商人或商团。如果朝贡贸易或官方贸易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纳入长途贸易的话，那么明初郑和和其他宦官主导的下西洋也应当算作长途贸易，他们的航行虽然大都绕过海南和今天的北部湾，但肯定到过占城沿岸。这并不是说旧的西航路贸易等级较高，或北部湾的内部贸易相对低端；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一定时代和时期内，马来世界、泰国湾和华南之间的长途贸易都非常有规律且直接进入北部湾，特别是在番禺（广州）崛起之前，合浦等地是进入中国的主要港口。当时广西南岸与华北联系紧密，南北陆路贸易成为北部湾向南直航的海路贸易延伸。这也可能表明，西航路东段的长途贸易始终不发达，甚至根本不存在。随着广东中部沿岸、福建诸处港湾商业地位的逐次提升，越来越多的船只直接航向这些地方及现今浙江和长江下游地区；而在吴国（３世纪）航运增长、唐代华东城市中心兴起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早期以合浦为终点的长途贸易转移到东海沿岸。如果这幅图景描绘正确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北部湾历史上重要的功能性转变：起初是长途贸易的北方终点，后来逐渐衰落。现在再回到国际海洋航道——连接东方世界和遥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显而易见，这条“干线”的不同分段在不同时期出现，又随时２２６
  • 北部湾：小地中海？间推移一步一步连接在一起。上文勾勒的渐变过程可以看作是整个进程的一部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从学术上来讲，北部湾的功能作用至少某种程度上不是完全依赖内部运作，还有赖于其外部条件。十一、微观视角的重要议题：北部湾内部的自然条件再次回到洋流和风的议题上，据上文可知，沿海南西岸穿越琼州海峡并没有从广西南部沿南北陆路到达越南顺化那么容易。假如这样的话，那么“更容易的”（更易预测的）航路可能参与长途贸易，而“困难的”（更大风险的）航路则仅供小规模贸易和零售商人贸易。这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然条件是否部分造就了这种双重贸易模式？我们能否将移民和港口的增多同自然条件联系起来吗？海南的例子可以帮助回答这一问题：秦汉时期，随着汉人军队和移民进驻海南岛，因此一些小港口在现今海口、临高和儋州地区出现了。这些地方面朝北部湾和雷州半岛，海南岛的东岸和南岸则几乎保持原样——或者可以说是在非汉人族群的控制之下，这似乎可以证实我们先前的设想，即最初北部湾的内部贸易要比西航路贸易重要。即便到后来西航路非常发达的时候，海南的东岸和南岸在国际贸易中仍无足轻重。现今三亚、陵水、万宁和文昌等地及其附近的移民点都没有发展成为像泉州那样的国际性城市港口中心，这可能有一个简单的解释：西航路在远离海南沿岸的地方穿过远海，如果要停靠岛内任何一处海湾，船只必须要乘南风绕过主航道从东边或南边驶入，这本来没有问题，但是要再回到西航路上，这些船常常不得不花数周的时间坐等风向转变。这种情况再加上海盗肆虐、经济不稳、基础设施不佳等某些其他因素，使得海南东部相对吸引不到国际贸易商人。上文可以证实先前的构想——自然因素对小规模海域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寻找北部湾内相似的显例，如钦州和廉州作为地方贸易中心的出现，不仅受益于可预测的风和洋流，而且还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天然的避风港，这些都有助于海洋贸易的增长，其他的则不然。宋２２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人曾在书中抱怨广西和安南沿岸诸多危险地带——“钦廉海中有砂碛”“广西海岸皆砂土”及“钦廉之西南，海多巨石”等等，这使得从广东沿岸航行至雷州东部要比北部湾内北边的航行低风险。而在其他时期，我们则知道安南和广西之间定期进行地方贸易，这可能表明早期的恐惧有被夸大。有关清除沿岸障碍，特别是暗礁的报道和传说，也必须放在这种情境中去考虑，尽管很难一一解释清楚。还有些问题与北部湾内的许多小岛相关，如距今天北海大约６５海里的斜阳岛，在明朝之前的史料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原因很可能是经过一定的时间，其自然样貌发生了改变。笔者担心的是，历史学者很少从他们的角度研究这样的问题，显然，如果不能从微观视角了解更多北部湾内部的自然条件，要描绘一幅完整的北部湾仍然相当困难。十二、外部条件的改变及其对北部湾的影响上文揭明，某些“静态”的特征，特别是地理因素，可能与许多不那么“持久”的因素相连。风和洋流属于“静态”的一类；大概在三国南北朝时期长途贸易由广西南部转到西航路，则属于第二类。当我们更深入历史的时候，还能看到更多“人类程序”（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ｇｒａｍ）的转变，比如，我们过去知道唐朝广东沿岸附近的长途贸易、宋代依旧绕过北部湾的长途贸易航线的增长，但现在又发现许多新的、涉及北部湾内零售商人贸易的材料。这些发现和其他因素吻合。早在唐朝，某些甚至大部分西航路的国际贸易已由西亚或者他处的穆斯林商人主导，这就是所谓波斯商人的故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代，并出现新的变化：当时穆斯林的贸易网络从占城经海南南部和广州拓至福建泉州。严格来讲，如果依据地理和航海知识，将这一网络中海南部分归入长途贸易并不很恰当。不过，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其为整条长途贸易航线中的支线，就像是一小段靠近四车主干道、拥有加油站（三亚）的公路。２２８
  • 北部湾：小地中海？宋元易代，广州的外国人数量出现暂时性减少，泉州的地位却得到进一步巩固。据推测，这很可能反映出西航路沿线各地重要性的升降，但对北部湾内部贸易没有直接影响；影响北部湾内部贸易的是其他的变化：安南与占婆之间几场大规模海战对地方贸易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甚至还可能影响了此后几十年间的西航路贸易，当时商人加强了他们在东航路的贸易活动，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经台湾南部到达菲律宾、印尼东部，很可能部分（或暂时）取代了西航路。随着蒙元统治的结束，泉州开始衰落，大部分穆斯林商人离开中国港口；雪上加霜的是，明洪武帝禁止私人海上贸易，结果在海南和广西南部的各种地方志中几乎再也没有与北部湾内部海洋活动有关的消息。朝贡贸易是唯一合法进出的途径；有一些证据表明，海南曾偶尔充作占城、马六甲和暹罗朝贡使团的中途驿站，但是到大力发展官方贸易的郑和时代，朝贡使团都绕过海南直达广州。郑和时代之后，海南再次作为南行路上的一站而被提及，当时还有记载说，倭寇和琉球的海船会临时在海南登岸。因为当时北部湾内的零售贸易仍然非合法，明朝又发动了征安南的战争，我们可以假定经过北部湾的地方贸易没有像宋朝那么突出，但这一假设同样没有数据证明。总之，上文展示了政治、军事和其他“人为”因素对北部湾的决定性影响。如果推断合理的话，甚至当地零售贸易连续数十年的萧条也可归结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气候”。北部湾有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时其大部分港口由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一统之，比如汉唐时代；有时则是由不同的政权分别控制，这些变化与前文勾画的自然长时段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诸多的外部变量在发挥作用，北部湾的交流并非稳定不变的，因此，还可以称其为小地中海吗？十三、移民和文化的同质性不过，我们可能应该更小心、更开通。首先，再次强调，不能因为２２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缺乏某些时期有规律的、小规模交流的翔实文献，就自动假定穿越北部湾的船运没有发生过；其次，民族学家和其他人已经证实大陆和海南岛之间有时发生的迁移情况。比如，从语言学上来看，临高话和北部湾其他一些地区是有联系的。由此可见，临邑（占城）与海南常有往来，还有证据表明，小群占族人居住在海南沿岸村镇里。华人带来的儒家文化也可以看做是另一种具有某些“标准化”（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功能的文化因素，准确地说，海南岛上和广西、安南沿岸小镇里的统治阶层都同中国的生活与统治方式息息相关。地方史料也指出，佛教和道教在北部湾周围逐渐传播开来。严格来讲，所有这些因素都不是从海洋的南边或北边传入的，但都有助于我们区域内一定程度文化同质性的形成，至少在某些时期如此。我们可能要指出的是，大部分的希腊——罗马文化层是在地中海内部形成的，并没有从外部世界吸收太多。因此，这可能是欧洲地中海与北部湾另一个不同之处。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低估像海南礼仪专家非常熟悉的黎母等地方神灵的祭祀仪式。北方传入的汉文化影响固然巨大，但也不能忘记较之更早的越文化。众所周知，越文化是与海洋、沿海运输密切相关的。而且，如果承认今天被称作的汉文化并没有亦步亦趋早期（包括考古时期）的“旧”标准，那么我们的观点可能需要进一步地调整。换言之，我们可以在吸收大量的北方文化与少量马来及其他南方文化的本土文化基础上建构起一个“南方”岭表（交趾文化），并宣称这一文化结构足够证明北部湾文明模式——小地中海概念的合理性。十四、结语笔者希望，上面的讨论能够说明，如果历史学者想将一个海洋实体定义为拥有自身文化的交流空间，他们就必须克服概念的及其他困难。正如前文已解释，既然一套可靠的“（海洋）共同现象”需要在更安全的水域中停泊，那么我们很容易陷入“语义”的困境。矛盾的是，“定２３０
  • 北部湾：小地中海？义”——唯一的解决之道——本就是很直观的。如果某些抽象模型以“地中海”和其他海域为标本能够建立起来并应用到全世界的不同海域，那么毫无疑问北部湾就是其中之一，其节奏是由一组自然现象控制的，主要是季风和洋流。这些因素是可以观察的、直接的、客观的。与欧洲地中海相比，它的其他特征——常常是人为和只能从特殊的视角才能看到的——是不稳定的，并一定程度受外来影响。因此，作为标准的长时段在北部湾的例子中可能需要调整。直观的结论是：历史上这片小小的海域构成了自己的空间，但它又如同锡兰（斯里兰卡，ＳｒｉＬａｎｋａ）与注辇国（Ｃｈｏｌａｌａｎｄｓ）之间的马纳尔湾与其他区域紧密相连，因此并不像波斯湾或其“亲堂兄弟”欧洲地中海那样是“独立”的。２３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两个“地中海”之间的台湾岛：由分界标志变为桥梁一、前言南海或东海（后者还与“附”在它北边的黄海与渤海）有时被人比作欧洲的地中海。虽然我无意考察这种类比的细节，更无意评论费尔南·布罗代尔（ＦｅｒｎａｎｄＢｒａｕｄｅｌ）的分类法是否适用于亚洲的情况，但这篇短文把南海与东海作为两个比较独立的交流空间来分析。①这里可２３２①肖文帅译。原载信息：“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ｚｗｅｉ‘Ｍｉｔｔｅｌｍｅｅｒｅｎ’：ＴａｉｗａｎａｌｓＢａｒｒｉｅｒｅｕｎｄＢｒüｃｋｅ”，ｉｎＢｉｒｇｉｔＨｓｅｕｎｄ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ｔｏｒｍ（ｅｄ．），ＥｒｏｂｅｒｕｎｇｅｎａｕｓｄｅｍＡｒｃｈｉｖ．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ｄｅｎＫｕｌｔｕｒｅｎ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ｓ．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ＬｕｔｚＢｉｅｇ（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９），ｐｐ．１４９－１７０．中译文曾载《国家航海》第７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关于地中海与亚洲的问题，可以参考以下著作：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Ｄｉ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ｉｄｅｎｓｔｒａｅ，Ｋüｓｔｅｎｒｕｍｅ，ＳｅｅｆａｈｒｔｕｎｄＨａｎｄｅｌｉｎｖｏｒ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ｅｒＺｅｉｔ，Ｍｕｎｉｃｈ，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０７；ＦｒａｎｏｉｓＧｉｐｏｕｌｏｕｘ，ＬａＭéｄｉｔｅｒｒａｎéｅ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ｓｐｏｒｔｕａｉｒｅｓｅｔｒéｓｅａｕｘ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ｓｅｎＣｈｉｎｅ，ａｕＪａｐｏｎｅｔｅｎＡｓｉｅｄｕＳｕｄ－Ｅｓｔ，ＸＶＩｅ－ＸＸＩｅ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ｉｒｓ，ＣＮＲＳ?ｄｉ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９，遵循了一种不同的方法；ＨａｎｅｄａＭａｓａｓｈｉ，ＡｓｉａｎＰｏｒｔＣｉｔｉｅｓ，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Ｌｏｃ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ＮＵＳＰｒｅｓｓ与Ｋｙｏ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合作出版，２００９年，该书的导言部分把相关的理论范围扩大了。其他的作品包括：ＤｅｎｙｓＬｏｍｂａｒｄ，“Ｕｎｅａｕｔｒｅ‘ＭéｄｉｔｅｒｒａｎéｅｄａｎｓｌｅＳｕｄ－ｅ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ＩｎＨéｒｏｄｏｔｅ，Ｎｏ２８，１９９８，ｐｐ１８４－１９３；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ｅＨｏｒｄｅｎａｎｄ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Ｐｕｒｃｅｌｌ，Ｔｈ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ｎｇＳｅａ：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２０００；Ｐｔａｋ，“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Ｅｄｇｅｏｆ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ＩｎＡｎｇｅｌａ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ＴｈｅＥｍｐｏｒｉｕｍ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１０００－１４００，Ｌｅｉｄｅｎ，Ｅ．Ｊ．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１，ｐｐ３９５－４２７；ＲｏｙＢｉｎＷｏｎｇ，“Ｅｎｔｒｅｍｏｎｄｅｅｔｎａｔｉｏｎ：ｌｅｓｒéｇｉｏｎｓＢｒａｕｄéｌｉｅｎｎｅｓｅｎＡｓｉｅ”，ＩｎＡｎｎａｌｅｓ，Ｎｏ１，２００１，ｐｐ９－１６；Ｈｅａｔｈｅｒ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Ａｎａｌｏｇｙ”，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１，２００３，ｐｐ１－２０．
  • 两个“地中海”之间的台湾岛：由分界标志变为桥梁以假定两海域的周边地区各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大部分共同点可说是天然形成的，是稳定的长久性现象；除了自然形成的现象之外，还有一些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形成的特征也曾起过某些影响作用，例如在货品交易或思想交流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与文化发展导致的结果不受统治者和朝代更迭的制约。由于台湾岛处于南北海域间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不过它的作用并不稳定，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转变。这一点正是我想在此简述的主题。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将在文章中提到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新观点，以及一些或许会引起争议的看法。二、地理分界标志关于台湾的早期历史我们知道得并不太多，考古发现的文物只给予了很模糊的提示，中国的文献资料也写得不太清楚，比如在早期文献里，台湾被称为“琉球”，可是这个地名有好几种写法，而有时候还加定语“大”和“小”，所以经常不能搞得很清楚，这个地名可能指台湾岛和今天的琉球群岛，还可能单指台湾岛或琉球群岛。总体看来，早期的中国地理学家对于本土海岸前的岛屿知之甚少，而且皇室宫廷对岛屿也基本上不太感兴趣；台湾岛似乎被看做一块不重要的荒野地，岛上只生活着一些文明程度较低的部落。①从某种角度看，这个岛直到唐末宋初都不太闻名，而它的边界作用却受到了关注：台湾岛因它的面积和地理位置划分开了上文提到的两大海域——南海与东海。当然，这两个海域是通过台湾海峡互相连接在一起的。然而，按照布罗代尔“地中海模式”的观点，这两个海域曾经２３３①中文和外文相关资料很多，比如曹永和主编的《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０年）提供了许多有关台湾岛的早期记载；ＬＧ．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ｙｅｗｉｔｎｅｓ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ｅｓ”，Ｉｎ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Ｎｏ２３，１９６４，ｐｐ１６３－２０４；徐晓望：《隋代陈眣、朱宽赴流求国航程研究》，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８０—８５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是比较独立的空间，与其他海区的交流较少。换言之，日本、朝鲜和中国的东部通过东海与黄海相连；现今中国的海南、广东与福建，以及东南亚大陆的东岸、部分马来地区和菲律宾则通过南海连接。台湾岛不曾对这两个区域之间贸易和文化的传输起过什么作用——至少在文献资料中很少有相关报道。它既没有被纳入当时的国际海路网络，也没有重要的贸易港口。虽然出土文物可以解释台湾与其他地区偶有联系，但可以说，早期的台湾岛基本上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简直就跟某些年代也被遗忘的海南岛一样。甚至可以说，台湾岛差不多成了两个海域间的地理障碍，即上述的北方海域和遥远的南方海域。需要补充的还有：文献资料中也没有关于绕台湾岛外侧，即沿太平洋一侧从该岛东边驶过的航线的报道，这似乎也可反映出该地区与世隔绝的状态。三、与世隔绝状态的结束与国际航道元朝之初，台湾岛依然是“外地岗哨”，可是不久有关中国人沿台湾岛西海岸活动的报道便慢慢有所增加。当时，远在大都的朝廷对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地区更感兴趣，把“琉球”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的尝试十分短暂。此外，“琉球”这个词究竟是指今天的琉球群岛还是指台湾岛，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尽管大多数论据对台湾岛有利。①明初时变化也不大：在１４世纪末期，洪武皇帝对大海持有保留态度，郑和、王景弘及另一些人的航海活动是１５世纪初的壮举，其中，可能来自福建漳平县的王景弘，是否如有些人估计的那样曾经去过台湾２３４①关于“琉球”一名以及它的别称可以参阅：徐晓望：《台湾：流求之名的失落——关于琉球与台湾历史的一种假说》，载陈小冲：《台湾历史上的移民与社会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７页；徐晓望：《元代?求及台湾、彭湖相关史实考》，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４９—５７页。至于《元史》中记载的历史事件，有一些学者认为涉及现今琉球群岛。一个例子是ＪｏｓéＹａｍａｓｈｉｒｏ，Ｏｋｉｎａｗａ：Ｕｍａｐｏｎｔｅｐａｒａｏｍｕｎｄｏ，ＳｏＰａｕｌ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ｄｉｔｏｒ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ｄｏｓ，１９９３，ｐ７５．关于琉球、冲绳的地名也可以查阅日文的资料，如下中直人发行：《冲绳县の地名》，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２００２年。
  • 两个“地中海”之间的台湾岛：由分界标志变为桥梁岛，还很有争议。①１５、１６世纪私人海上贸易从福建普及开来之后，台湾岛与琉球群岛才明显跟中国大陆“靠近”起来。有关航线指南方面的文献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它们记录了台湾北端和南端上的一些显著标记，例如，福建的船只离开家乡海岸行驶到琉球群岛时，几乎总能看见台湾岛的西北侧，然后经彭佳屿、钓鱼岛到达冲绳岛，最终驶向鹿儿岛或者种子岛。②往北的那条福建—冲绳岛航线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为人知晓了，例如，当金人统治北方并控制山东海岸时，南宋政府不得不选用海路与朝鲜和日本继续交往，③这个局势很可能促进了福建人与台湾岛的接触。此外，我们还知道泉州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曾经生活过不少大陆以外的人，很可能还有一小批来自台湾岛的原住民。更有意思的是那些从福建取道澎湖和台湾岛南端到达吕宋，即菲律宾北部的航路报道。这条“东航路”从明朝中期开始越来越重要，不过，有关它的报道在南宋与元的文集中已经出现了。周去非（１１７８年）和赵汝适（１２２５年）曾经叙述过现今菲律宾境内的岛屿和国土情况，汪大渊（１３４９—１３５０年）不仅描写了苏禄群岛，而且还提到东印度尼西亚包括帝汶岛在内的一些岛屿；穿过苏禄海通往南方的“东航路”则一直延伸到西里伯斯海（苏拉威西海），并且从那儿一直通向在中世纪末期已经很闻名的香料群岛。于是，作为整条航路一部分的台湾岛西南可以说是日渐频繁地纳入到国际航海活动中，同时慢慢地走出了与世２３５①②③一些现代作者认为，王景弘有可能曾经与郑和平起平坐，参阅朱明元等编：《王景弘与郑和下西洋》，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还有《王景弘研究》（２００５年）；黄瀚：《游仙绝唱——解读王景弘》，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明朝时期往彭佳屿、钓鱼岛与琉球的航线出现于陈侃、郭汝霖、肖崇业、夏子阳等人的作品中。关于航线的历史有很多资料，比如章巽主编：《中国航海科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１年。这使人想到路允迪之行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此书被多次研究过。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隔绝的境况。①除了“东航路”之外，还有另一条重要的线路，即所谓的“西航路”。它从中国福建通往西南，沿着中国广东海岸和中国海南的东侧抵达现今越南的中部（当时的林邑或者占城国），船只可以从那儿继续扬帆去往越南的南端，然后进入暹罗湾或者前往加里曼丹（婆罗洲）的西北角，越过加里曼丹的西海岸或者马来半岛的东海岸之后，最终可以抵达爪哇及其东面所有的岛屿。如此说来，“东航路”与“西航路”都是在中国南海的边缘上行进，原因很简单：因为南海的中部有许多沙洲、暗礁和珊瑚岛（比如中国的西沙群岛等），这使船只几乎无法从南北方向直穿海域，连欧洲的帆船都避免穿越南海中部。近代前期，这些区域依然被视为难以预测和危险的地带。上文已经提及，使用“东航路”与“西航路”的中国人主要是福建人。台湾岛北边一些连接中国福建与琉球，以及最终通往日本的线路２３６①关于“东航路”有很多论文，最新的研究有ＬｉｕＹｉｎｇｓｈｅｎｇ（刘迎胜），“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Ｓｔｒａｉ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ｅｌｆｔｈａｎｄ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ＲｏｕｔｅｔｏＬｕｚｏｎ”，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ｏ２，２０１２，ｐｐ１６７－１８０．其他资料有：ｗａｄｅＳｅｉ，“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ｓＫｎｏｗｎ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Ｍ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ｏｙｏＢｕｎｋｏ，Ｎｏ４，１９２９，ｐｐ１５１－１６６；黄重言：《东西洋考中的中菲航路考》，载《学术研究》１９７８年第４期；ＪＶＧ．Ｍｉｌｌ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ｓｉｎＩｎｓｕｌｉｎｄｅａｂｏｕｔＡＤ１５００”，Ｉ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Ｎｏ１８，１９７９，ｐｐ６９－９３；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Ｊｏｔｔｉｎｇ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ａｉｌｉｎｇＲｏｕｔｅｓｔｏ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ｅａ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ｆｅｒêｎｃｉａｓｎｏｓ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ｓ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ｌｕｓｏ－ｃｈｉｎｅｓａ，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１，ｐｐ１０７－１３１．另外一些与“东航路”有关的作品如下：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东航路”出现于很多明代针经资料中，《顺风相送》是这些作品之一。有关的新著作如下：张荣、刘义杰：《“顺风相送”校勘及编成年代小考》，载《国家航海》第３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８—９６页；钱江：《一幅新近发现的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图》，载《海交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７页；郭育生、刘义杰：《“东西洋航海图”成图时间初探》，载《海交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６７—８１页。
  • 两个“地中海”之间的台湾岛：由分界标志变为桥梁上，也频繁地有福建船只出没。这样一来，就有许多航线在福建交汇，台湾海峡的使用率自然也增加了。①可以说，福建商人从此比任何人、任何时期都更多地把这两大海域（南海与东海）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台湾岛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古时候扮演的障碍角色消失了，与福建这个“增长型市场”的接触使得岛上留下了首批“商业痕迹”。四、福建人的势力范围让我们先讨论一下福建人，他们在国际海上贸易中的崛起可以回溯到唐宋时期，崛起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看起来，内在原因是福建境内的因素——人口、金融及其他要素，它们曾经促进过移民活动和海上贸易；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福建人很早就与中世纪时曾经统治印度洋某些海域的伊斯兰贸易组织建立了联系。许多伊斯兰商贾、印度人及其他国家的外国人曾经生活在福建，并经营自己的生意、建立宗教机构等。②２３７①②关于海峡的理论问题，可参考普塔克：《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载《海洋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辑，第５—２２页。通常海域在晚期才被称为“海峡”，台湾海峡也是这种情况。关于福建的伊斯兰教以及外国商人有很多资料，比如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ＨｕｇｈＣｌａｒｋ，“ＭｕｓｌｉｍｓａｎｄＨｉｎｄｕｓｉ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ｅｎｔｈｔｏｔｈｅ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ｒｌ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ｏ１，１９９５，ｐｐ４９－７４；ＪｏｈｎＧｕｙ，“Ｔａｍｉｌ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Ｇｕｉｌ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ＴｈｅＥｍｐｏｒｉｕｍ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１０００－１４００，ｐｐ２８３－３０８．此外，以泉州为研究重点的作品有：苏基朗：《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中国航海学会与泉州市人民政府编辑：《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Ａｎｇｅｌａ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Ｄａｓｓｏｎｇｚｅｉｔｌｉｃｈｅ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ｉｍＳｐａｎｎｕｎｇｓｆｅｌｄ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ｕ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ｍ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ｅｒｗａｒｔｅｔｅＫ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ｚｅｎｄｅｓｚｅｎｔｒａｌ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ｎＺｕｇｒｉｆｆｓａｕｆｄｅｎＲｅｉｃｈｔｕｍｅｉｎｅｒＫüｓｔｅ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ＦｒａｎｚＳ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２．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１４世纪，伊斯兰商人被节节胜利的明政府驱逐（亦思巴奚战乱），①导致中国许多港口的海上贸易衰退下去，雪上加霜的还有明朝的海禁政策。然而，福建人逐步接手了伊斯兰商人的事务，掌握并且利用了他们带来的大量科学技术、航海技能以及其他知识，使福建的海上贸易得到飞速回升，就连郑和都在福建的崛起中得到过好处。明朝政府下令建造的船只中有一部分是在福建船厂制造的，同时福建还要提供有经验的海员，可以说，福建曾经是中国十分重要的经济支柱，或者说是明朝永乐年间官方航海的“顶梁柱”。有趣的是，明朝官方贸易的中止（约１４３３年）客观上却促进了福建的进一步发展。本来为大明皇朝服务的船员、造船师及其他人才，现在转为从事私人海上贸易，虽然这是非法的（因为当时只有衰退中的朝贡贸易得到官方允许），然而这种私人贸易在隐蔽中壮大，甚至吸引地方官员加人并且“乐”在其中，这些人很快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益，便不再顾忌中央政府的贸易限制。大约从１６世纪开始，东南亚地区的很多港口、琉球群岛沿海和台湾岛诸港湾都可以看见福建的船只；台湾岛西侧有大陆渔民出入更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段时期里，可能有少数大陆移民迁入台湾岛。福建人当然不是那个年代唯一“主宰”着东亚与东南亚海洋世界的人，直到１５世纪初还分为三个部分的琉球群岛不久之后便被统一了起来，并且建立了国际贸易网络，北抵朝鲜和日本，南达吕宋岛，“西线”则利用台湾海峡直至今天的越南、马六甲（当时的满剌加）、爪哇等地。福建人与琉球人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竞争，因为琉球船只（不管是中国许可的朝贡贸易之内的，还是秘密的）运输的货品中有一部分与福建海船上所载的是一样的。于是，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利益冲突出现了。当然，琉球的贸易网络后来被福建船员逐渐分化瓦解，即所谓“福２３８①关于亦思巴奚战乱，可参阅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载《海交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４期，第１１３—１１９页。
  • 两个“地中海”之间的台湾岛：由分界标志变为桥梁建化”了，这或许导致了福建商人队伍的壮大。不过在１６世纪初期又出现了另一股势力——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在１５１１年征服马六甲之后开始探索通往中国的航路，并且多次尝试在中国海岸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在这个过程中，很有意思的是葡萄牙人并不怎么关心台湾岛，也不在琉球群岛上积极拓展自己的地盘。琉球群岛位于从中国去往日本的途中，理论上，在冲绳或者相邻岛屿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据点应该会给发展葡日贸易带来一些好处。①为什么葡萄牙人最终能够“满足于”只占有属于广州商业范围的一块很小的领地——澳门半岛呢？除了许多其他原因外，可能还有一个迄今为止在文献资料里没有提到的特别原因：葡萄牙人与福建人之间的竞争。把琉球群岛与台湾岛视为自己贸易范围的福建人也许曾作出努力，以使葡萄牙人远离自己的地盘，还有一点：让葡萄牙人停留在广州的门前，服务于广东中部，使得他们忽略其他的市场。这对福建人来说，可以避免与葡萄牙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这样一来，福建人才可以高枕无忧，一方面可以专心经营“自己的”地盘，另一方面继续“操纵”琉球地区，还可以发展那条没被外国人抢夺的“东航路”并且保持对台湾岛的控制权。②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岛作为障碍的旧角色已经演完，新的纪元即将到来。２３９①②关于葡萄牙人与台湾，可参阅陈宗仁：《ＬｅｑｕｅｏＰｅｑｕｅｏ与Ｆｏｒｍｏｓａ：１６世纪欧洲绘制地图对台湾海域的描绘及其转变》，载《台湾历史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１期，第１０９—１６４页；Ｒｕｉ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ＦｏｒｍｏｓａｂｕｔＵｎ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ＩｎＡｎｇｅｌａ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Ｔａｉｗａｎ－ＡＢｒｉｄ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２０１１，ｐｐ４５－５５．关于“福葡”竞争可以参考普塔克著，赵殿红译：《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载《暨南史学》第２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１９—３３６页；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ａｋ，“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ａｎｄＲｙｋｙｉｎ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ｏｆＣｒｉｓｔóｖｏＶｉｅｉｒａａｎｄＶａｓｃｏＣａｌｖｏ”，ＩｎＡｎｇｅｌａ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５，ｐｐ３０３－３１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五、在全球事务中听任摆布然而，新的纪元给台湾岛带来的好处并不多，因为１７世纪后台湾岛海岸的一些地方被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占领了，而且日本人也打算“捞一把”。让我们先看一下荷兰人的情况，贪婪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先是尝试侵略和平的澳门，但没有成功，接下来他们占领了澎湖群岛，继而在台湾岛西岸的“大员”（那时候荷兰文献中称台湾为“大员”）驻扎了四十年左右，不久后又占据了几个小村落，他们还把“大员”用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基地。此外，台湾岛也被用作残暴攻击中国大陆和伊比利亚船只的据点。跟葡萄牙人比起来，荷兰人的行径很像是海寇。①与此同时，荷兰人又跟一些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合作，准确说来，荷兰人利用了一些中国人对台湾岛进行经济掠夺，所以毫不奇怪，这个荷属东印度公司对待岛上非汉族出身的原住民常常很残暴，有时甚至屠杀他们。另外，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一次大屠杀就是由所谓信奉基督教的荷兰人所做！②除此以外，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台湾造成了首次生态灾难——为了做毛皮和肉的生意，他们把当地的赤鹿几乎全部２４０①②至于“荷葡”比较论（包括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历史与荷兰人在台湾的活动），可参阅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Ｓｏｍ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１７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ａｃａｕａｎｄＦｏｒｔＺｅｅｌａｎｄｉａ”，ＩｎＭａｃａｕ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５１２００９，ｐｐ１－１１．关于大屠杀的情况，可参考连横：《台湾通史》第１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１６页；徐晓望等编著：《福建通史》第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６４—４６５页；戚嘉林：《台湾史》，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１—７２页；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Ｈｕ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ｔｔｌｅｒ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ｈｅ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ＬｅｄｂｙＫｕｏＨｕａｉＩｏｎＴａｉｗａｎｉｎ１６５２”，ＩｎＥｄｕａｒｄＢＶｅｒｍｅ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Ｆｕｋｉｅ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Ｌｅｉｄｅｎ，ＥＪＢｒｉｌｌ，１９９０，ｐｐ２６５－２９６．
  • 两个“地中海”之间的台湾岛：由分界标志变为桥梁灭绝。①鉴于这些情况，当我听到某些台湾学者自豪地谈及台湾岛的“荷兰时代”时，感到十分惊奇。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个片面的看法，当然跟西北欧与美国关于台湾岛的一些历史论述的影响有关。直到今天，１７世纪荷兰人在亚洲的殖民活动（特别是其殖民结构）还常常被看成“进步的”，而对欧洲天主教国家的殖民活动（有时也包括其在亚洲的传教活动）则评价很差；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基督教新教的世界观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有关。这些片面的看法之所以能在台湾岛站得住脚，很可能与一些台湾人对自己历史的认知以及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经常受到英文书写的限定有关，使他们至今还没有接纳世界上其他人的观点。在伊比利亚关于台湾岛的文献资料里，可以见到西班牙人在台湾岛上活动（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影响，但绝不像荷兰公司那样猖獗。②荷属东印度公司感兴趣的只是物质上的东西，而西班牙人则专注于传教事业，所以，跟在菲律宾一样，西班牙人竭力想吸收台湾当地的居民加入他们的宗教组织。当然西班牙人也有糟糕的一面：众所周知，根据１４９４年的托尔德２４１①②关于狩猎以及与此相关的信息，可以参阅中村孝志：《１７世纪台湾鹿皮之出产及其对日贸易》，载《台湾研究从刊》１９５９年第７１期，第２４—４２页；ＴｈｏｍａｓＯＨｌｌｍａｎｎ，“Ｆｏｒｍｏｓａ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ｅｎｉｓｏｎａｎｄＤｅｅｒＳｋｉｎｓ”，Ｉｎ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ａｎｄＤｉｅｔｍａｒＲｏｔｈｅｒｍｕｎｄ，Ｅｍｐｏｒｉａ，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ｉｎＡｓｉａ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ｒａｄｅ，ｃ．１４００－１７５０，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ＦｒａｎｚＳ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１，ｐｐ２６３－２９０；ＰｏｌＨｅｙｎｓ，“ＤｅｅｒＨ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ｏｓ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ｕｔｃｈ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ＫｕＷｅｉｙｉｎｇ，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ａｉｗａｎ，Ｌｅｕｖｅｎ，Ｆ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ｕｖｅｎＵｎｉｖＰｒ，２００１，ｐｐ５９－１００．关于西班牙人在台湾的情况，参见李毓中：《西班牙人在艾尔摩莎》，载《历史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２２２期，第２４—３５页；李毓中、吴孟真译：《西班牙人在台湾（１６２６—１６４２）》，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２００６年。英文作品包括：ＪｏｓｅＥｕｇｅｍｉｏＢｏｒａｏＭａｔｅｏ，ＴｈｅＳｐａｎｉｓｈ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１６２６－１６４２：ＴｈｅＢａｒｏｑｕｅＥｎｄｉｎｇｏｆａ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Ｐｒ．，２００９；ＭａｎｅｌＯｌｌé，“Ｃａｓｔｉｌｉ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ＩｓｌａＨｅｒｍｏｓａ”，Ｉｎ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Ｔａｉｗａｎ－ＡＢｒｉｄ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ｐｐ５７－７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西里利亚斯条约（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Ｔｏｒｄｅｓｉｌｌａｓ），世界被分为了两个利益范围。西班牙人便开始探索从美洲通往东亚的太平洋航路，使菲律宾北部和马鲁古群岛的某些地点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１６世纪末，甚至有一些西班牙人想效法南美洲征服者去占领中国，比如有人打算从吕宋岛出发，带些日本人、菲律宾士兵及其他一些人进攻中国福建；这些头脑发热的人炮制的、可能不在哈布斯堡皇室（ＨｏｕｓｅｏｆＨａｂｓｂｕｒｇ）兴趣之中的计划最后都没有实施。由于马尼拉缺少相应的军事力量，所以中国没有遭殃，台湾岛也没有被充作军事“跳板”，①但由此可见，全球贸易大国的利益冲突突然出现在中国海岸前的岛屿间。不仅荷兰人与西班牙人梦想着扩大地盘，１６世纪末，日本人攻入朝鲜前后，也开始考虑进攻中国和马尼拉。在这些人的计划中，台湾岛或许能作为南海行动的基地（这使人马上想到著名的林凤事件），②不过人所共知，这些计划同样没有付诸实行，直到１９、２０世纪才以残酷的形式出现。那个时代，在远东活动中唯一没有真正打过台湾岛主意的贸易强国是葡萄牙，因为葡萄牙人对形势有现实的估计，对东亚情况有广博的知识，所以他们不听从西班牙人的提议，同时努力防备荷兰人的进攻——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并且尽量避免与福建人发生冲突，也不让日本人牵２４２①②有关西班牙人的侵略计划，可参阅ＭａｎｅｌＯｌｌé，ＬａｉｎｖｅｎｃｉóｎｄｅＣｈｉｎａ．Ｐｅｒｃｅｐｃｉｏｎｅｓｙ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ａｓ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ｏａ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ａｎｔｅｅｌｓｉｇｌｏＸＶＩ，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２０００．关于日本人在台湾的早期活动，可参阅岩生成一著，许贤瑶译：《在台湾的日本人》，载《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２００１年，第１５５—１８５页；ＴｏｎｉｏＡｎｄｒａｄｅ，ＨｏｗＴａｉｗａｎＢｅｃａｍ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ｕｔｃｈ，Ｓｐａｎｉｓｈ，ａｎｄＨａｎ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Ｐｒ．，２００８，ｐｐ４８－５３；徐晓望：《论郑成功复台之际台湾的法律地位》，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第１１９页。关于日本人侵略马尼拉的计划，可参考ＪｕａｎＧｉｌ，Ｈｉｄａｌｇｏｓｙｓａｍｕｒａｉｓ：ＥｓｐａａｙＪａｐóｎｅｎｌｏｓｓｉｇｌｏｓＸＶＩｙＸＶＩＩ，Ｍａｄｒｉｄ，Ａｌｉａｎｚａ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１９９１，ｐ３６．关于马尼拉和马尼拉的华人，菲律宾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关系，可参见ＪｕａｎＧｉｌ，ＬｏｓＣｈｉｎｏｓｅｎＭａｎｉｌａ．ＳｉｇｌｏｓＸＶＩＹＸＶＩＩ，Ｌｉｓｂｏｎ，ＣｅｎｔｒｏＣｉｅｎｔíｆｉｃｏ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Ｍａｃａｕ，２０１１，ｐ９８．
  • 两个“地中海”之间的台湾岛：由分界标志变为桥梁着鼻子走。六、收复与独立管理：郑氏统治１６世纪到１７世纪初，台湾岛还不是区域文化之间的桥梁。正如我们所见，其作用更像是全球列强在博弈中的一块“多米诺骨牌”，但这个情况在１７世纪中期发生了变化——以郑氏家族（郑成功等）摧毁荷兰的据点作为起点。①西班牙人与荷兰人虽然控制了台湾岛的某些地方，但是没有控制台湾岛的内陆。与此相反，郑家军成功扩展到台湾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在那里按照中国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当时看来很现代的政权机构。在经济与贸易方面，郑氏集团也十分强大，比当时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占有更多的船只和资本。新的政权机构担任了特殊的角色，一方面继承被消灭的南明政府，另一方面又是台湾的一个独立政体。换句话说，郑氏集团在台湾岛实施的管理不同于在中国内地的管理方式；另外，由于郑氏集团中大多数的臣民来自福建，郑氏“政府”便开始“汉化”或者“福建化”台湾的部分地区。当然，这些人偶尔与岛上的原住民发生矛盾，因为从大陆来的移民需要在岛上开发新的土地、建立基础设施等，可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大陆移民对台湾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可以说，台湾岛的这段历史与海南岛的历史有点相似。其实，海南岛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实现部分“汉化”的，之后便出现了地区性的２４３①关于郑成功消灭荷军一事，有不少研究作品，如江树生：《郑成功和荷兰人在台湾的最后一战及换文缔和》，台北：汉声杂志社，１９９２年；汤韵旋：《郑成功收复台湾》，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ＴｏｎｉｏＡｎｄｒａｄｅ，ＬａｓｔＣｏｌｏｎｙ．ＴｈｅＵｎｔｏｌｄ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ＦｉｒｓｔＧｒｅａｔＶｉｃｔｏｒ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ｅｓｔ，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Ｐｒ．，２０１１．另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ＺｕｒＢｅｆｒｅｉｕｎｇＴａｉｗａｎｓｖｏｍｈｏｌｌ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Ｊｏｃｈ：ＤｉｅＶｅｒｔｒｅｉｂｕｎｇｄｅｒＮｉｅｄｅｒｌｎｄｅｒｄｕｒｃｈＺ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ｏｎｇｖｏｒ３５０Ｊａｈｒｅｎ”，ＩｎＳａｅｃｕｌｕｍ，Ｎｏ１，２０１２，ｐｐ１１３－１３４．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冲突。不同之处在于，台湾岛的郑氏“政府”以海洋贸易为主，开拓新地为辅。郑氏集团还曾经多次以武力对抗大陆，并且与那些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从事贸易的英国人结成临时同盟①，同时也像从前的琉球王国一样建立起从日本延伸到东南亚的商业网络。从这个功能看来，台湾岛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以前福建起过的作用，与大清皇朝的利益相违背。于是清政府出台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其中包括１７世纪６０年代的“迁界令”，使大陆沿海地区的村民被迫内迁，导致的后果是：海事中心不再位于台湾海峡的西部，而是暂时位于东部，也就是台湾岛的西岸。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台湾岛的政体把其“福建特点”一直保留到最后，但是郑氏集团与商业利益的种种结合（如上所述是在国际布局里）也给这个政体印上了独特的记号。在台湾岛的历史上第一次看到了其桥梁作用：郑氏以海上贸易为生，即依靠原本各自独立的两个海域（东海与南海）之间的商品交易为生。简单说来，就是把北边的货物卖到南边，把南边的货物卖到北边。与此同时，也尽量保持着与家乡福建、澳门以及其他地方的联系。②从前的那些海路“西航路”“东航路”和往北去的海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不一定在福建的海岸前，而是在台湾岛的西侧交汇。虽然澎湖群岛的地理位置把台湾岛西岸分为两个部分——台湾西北与台湾西南，但是该岛对这两个部分之间的贸易完全没２４４①②关于英国人与郑氏之间的合作，可参阅ＣｈａｎｇＨｓｉｕ－ｊｕｎｇ，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ａｃｔｏｒｙ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１６７０－１６８５，Ｔａｉｐｅ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ｉｗ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５；蔡石山著，黄中宪译：《海洋台湾：历史上与东西洋的交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１１年，特别是第９５页之后。从澳门逃跑的黑人有的为南明皇帝工作，郑芝龙手下就有一支由黑人组成的军队。关于郑芝龙有许多文章，早期作品中有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Ｂｏｘｅｒ，“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Ｉｑｕａｎ”，ＩｎＴｉｅｎＨｓｉａＭｏｎｔｈｌｙ，Ｎｏ１１，１９４１，ｐｐ４０１－４３９．关于当时的澳门，可以参阅ＪｏｒｇｅＭａｎｕｅｌＦｌｏｒｅｓ，“ＣｈｉｎａｅＭａｃａｕ”，ＩｎＡＨｄｅ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Ｍａｒｑｕｅｓ，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ｏｓ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ｎｏＥｘｔｒｅｍ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０，ｐ２１５．关于郑氏集团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也可参阅郑瑞明：《台湾明郑与东南亚之贸易关系初探》，载《认识台湾历史论文集》，台北：台湾师范大学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８１页。
  • 两个“地中海”之间的台湾岛：由分界标志变为桥梁有什么影响。①无论如何，台湾岛变成了一个“海洋贸易平台”。七、不重要的中介物：在清朝统治下郑氏集团虽然在军事上成功驱逐了荷兰人，却仍然是个脆弱的政体，最多只知道在海域间活动，基本上没有全球概念。清政府不久就赶了上来，强化了海上的军事力量，并且和外国人有短暂的合作，最终除掉了内部虚弱不堪的郑氏政权。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因为郑军消灭荷兰人从根本上讲只是在一小块海岸地区的胜利，而清朝取代郑氏集团是在全岛质的飞跃。当然，清政府这个年轻的政权跟其前任一样，没有从一开始就占领整个台湾岛，而是逐步实现。地方政权的逐步变化、随之而来的逐步发展以及台湾的多种功能特色都成了新统治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文献资料中按照不同的看法都有着不同的作用。为了理解这一点，得先作一点说明。大清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居住的地区现在只是庞大帝国的一部分。清政府致力于分别治理国家的各个部分，并且尽量同等对待。不过，来自寒冷北方的皇室很自然地把南方视为边缘地区；福建固然属于核心地带，但是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特色。那么台湾岛呢？从人口、经济与文化角度看，台湾岛尤其台湾岛西部像是一个具有福建特色的地区（虽然有大量的客家人迁入）。福建可以说得到了一个东部“经济区”，而在北方的中央政府看来，福建仍然算是边缘地区。２４５①关于澎湖群岛的研究亦很多，见蔡平立：《澎湖通史》，台北：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５９年。关于荷兰人在澎湖群岛的情况也有专著，如林伟盛：《荷兰人据澎湖始末》，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１６期，第１—４５页；村上直次郎著，许贤瑶译：《澎湖岛上的荷兰人》，载《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第１—２１页；王耀华、谢必震主编：《闽台海上交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５—３０页；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０年，第６—２１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清朝初期，中央政府对台湾岛的兴趣不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海盗与反清活动的威胁。虽然清政府有意控制迁往台湾岛的移民数量，但是福建移民却不理会国家规定，依然大批迁入台湾岛，①所以从福建的角度看是另一幅图像：人们认为台湾岛得到初步开发，与中国的其余部分融合了。以同时代人的眼光来看，可以说台湾岛只是福建移民较多的地区之一，因为当时在长崎、马尼拉、棉兰老岛或者爪哇等地也生活着福建人——当然还有广东人、云南人等华人。他们在那里生产劳动、经营市场、从事服务性行业等，其中，有一部分人成为殖民者和其余民众之间的衔接阶层。从这点上说，想往海外迁移的中国人认为台湾岛只是移民地之一。吕宋岛、宿务岛以及其他地方提供的土地空间，从某些角度看与台湾岛提供的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是可能仍有一个不同点：如果去别处生活，比如在马尼拉，就可以由外来的欧洲殖民者带来经济利益，而这些情况当时在台湾岛是没有的。大陆移民与大陆官员依照福州的规定，最终是依照远方清政府的指令处理台湾岛上的所有事务，所以说，台湾岛在清朝初期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八、结束语然而，大清帝国也有不足的地方，它几乎不做任何努力去保护海外２４６①关于清初迁往台湾的移民和移民在岛上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持有不同的看法：ＷａｎｇＧｕｎｇｗｕａｎｄＮｇＣｈｉｎｋｅｏｎｇ，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１７５０－１８５０，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２００４．关于这个主题还可以参考：ＧｕｄｕｌａＬｉｎｃｋ，ＥｉｎＫａｐｉｔｅｌ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ｒＧｒｅｎｚｇｅｃｈｉｃｈｔｅ：ＨａｎｕｎｄＮｉｃｈｔｈａｎｉｍＴａｉｗａｎｄｅｒＱｉｎｇＺｅｉｔ（１６８３－１８９５），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ＦｒａｎｚＳ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９．
  • 两个“地中海”之间的台湾岛：由分界标志变为桥梁华人，例如，对于１７４０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对中国人施行的大屠杀①，清政府几乎是无动于衷。当时的清廷对海洋世界兴趣不大，对它来说，北方重要得多。而对台湾来说，久而久之这就变成了一个厄运，因为后来日本渐渐上升为军事大国，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保护台湾，先是几个平方公里被“荷兰化”，之后是被“日本化”。不过，我不想继续讨论这些晦暗的篇章。现在我要对１７００年之前的历史作简短的归纳：前面已经讨论过，台湾岛最开始是两大海域（即两个“地中海”，或者说类似欧洲地中海的两个区域）之间的分界标志。这两个区域由台湾海峡相连，但南北交通主要沿福建海岸进行。后来逐渐开发并系统地使用了主要从福建出发的海路：往东北去琉球群岛和日本，往东南到达吕宋岛。许多不同的因素使得台湾岛越来越紧密地与大陆相连接，这主要开始于宋朝，而后强化于明朝。台湾岛首次成为不同文化间的桥梁，其中起主要中介作用的是福建人，他们的贸易网络从明朝隆庆时期开始得到特别的扩张。１６００年前后，台湾岛在国际舞台上露面。荷兰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暴力地把台湾岛纳入他们的扩张计划，荷兰人一方面干扰福建人的交易，另一方面偶尔也会彼此合作；葡萄牙人却对台湾岛一直保持着距离，可谓态度中立。之后，台湾海峡西侧与东侧两边都有国际船只航行。以前没有使用过或极少使用的台湾岛太平洋一侧的航路（这就是直接从马尼拉到日本的航线）开始重要起来，不过依然属于次级海路。两个“地中海”——中国的东海和南海，通过这些来自外部的发展被强行开放，并由此失去了以往拥有的和平状态。台湾岛是所有这些变化过程中的一个元素，意味着它在以开发太平洋航路为出发点的全球化舞台上扮演了一２４７①关于巴达维亚的大屠杀（红溪惨案）可以参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Ｔ．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ＤｅＣｈｉｎｅｅｚｅｎｔｅＢａｔａｖｉａｅｎｄｅｔｒｏｅｂｅｌｅｎｖａｎ１７４０，Ｌｅｉｄｅｎ，Ｎ．ＶＢｏｅｋ－ｅｎＳｔｅｅｎｄｒｕｋｋｅｒｉｊＥｄｕａｒｄＩｊｄｏ，１９３８；ＷｉｌｌｅｍＲｅｍｍｅｌｉｎｋ，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ｏｆｔｈｅＪａｖａｎｅｓｅＳｔａｔｅ１７２５－１７４３，Ｌｅｉｄｅｎ，ＫＩＴＬ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当然，这些著作中表达的观点都有些片面；ＡＲＴＫｅｍａｓａｎｇ和其他学者也对该主题提出了个人观点。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个重要的角色。接下来论及郑氏“政府”。随着郑氏集团地位的上升，自宋朝就开始的福建贸易网络扩张有增无减。有一段时间，郑氏政府治理台湾岛像治理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郑氏的支持者把自己看成明朝的后继人。在这段时期里，台湾岛建成了类似１５世纪琉球商业网那样的大规模国际贸易网络，当然在琉球与郑氏两系统之间也有差异。另外，台湾岛当时只是南北间的桥梁，还不是东西间的，不过台湾岛在历史上第一次积极主动地施行了政治。不久，台湾岛获积极开发，这首先得归功于中国人的勤奋。台湾岛与大陆进一步紧密连接；这方面最好的体现大概是妈祖崇拜。１７世纪下半叶几乎没有外国人的影响，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已经走了，当时澳门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英国人开始对其他地区感兴趣，而日本除了长崎外差不多全国闭关自守。这些条件导致中国东海暂时（至少有几十年之久）回归到从前的节奏，中国的航海人员重新在国际贸易中获得领导地位，其余的商业集团几乎都不重要了。与此相反，在南海和马来世界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全球化过程正在这里快速推进。台湾岛作为大清帝国领土的一部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成为一个新的“边界标志”：它的一边是有点封闭的东海，另一边则是被多种竞争力量和殖民野心充斥的南海。这个“新”台湾已经是一座桥梁——作为中国一个可靠的前哨，并曾与福建、广东的港口以及中国海外贸易网络一起给区域间的相互交流作出杰出贡献。２４８
  • 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一、引言《妈祖文献史料汇编》是一部流传甚广且十分有用的史料汇编专辑，史家无人不知。该书收录了许多有关明朝中期中国人航海活动的文献资料，①其中有些文献描述各种类型的海盗及走私贸易集团，而这些团伙在１６世纪中叶曾袭扰中国的沿海乡镇地区。②从这些记载中可发现，当时的一些抢劫犯与海盗头领曾经供奉过中国的女性海神——妈祖。本文无意以详细的文献学方式探究这种现象的历史背景，而是着重２４９①②蔡洁华、钱江译。原载《海交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这套文献（以下简称《妈祖文献》）共３辑：第１辑共４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辑共５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辑共７册（福州：海风出版社，２０１１年）。西方学者研究海盗和走私者的部分论著如下：ＢｏｄｏＷｉｅｔｈｏｆｆ，Ｄｉｅ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Ｓｅｅｖｅｒｂｏ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ｋｕｎｄｄｅｒｐｒｉｖａｔｅｂｅｒｓｅｅｈａｎｄｅｌｖｏｎ１３６８ｂｉｓ１５６７，（Ｈａｍｂｕｒｇ：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ｆüｒＮａｔｕｒ－ｕｎｄＶｌｋｅｒｋｕｎｄｅ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ｓ，１９６３）；Ｋｗａｎ－ｗａｉＳ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ｉｒａｃｙｉｎ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１６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ａｓｔＬａｎｓｉｎｇ：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ＰａｏｌａＣａｌａｎｃａ，ＰｉｒａｔｅｒｉｅｅｔｃｏｎｔｒｅｂａｎｄｅａｕＦｕｊｉａｎ：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ｆａｃｅａｕｘ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ｓｄｉｌｌéｇａｌｉｔé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ＸＶＩＩｅ－ｄéｂｕｔＸＩＸｅ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ＬｅｓＩｎｄｅｓＳａｖａｎｔｅｓ，２０１１）；ＣｓａｂａＯｌｈ，Ｒｕｂｅｒｉｓｃ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ｕｎｄｔüｃｋｉｓｃ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ｒ．Ｄｉ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Ｊａｐａｎｉｍ１５．ｕｎｄ１６．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９）中的部分章节，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ａｐａｎ，以及ＲｏｌａｎｄＨｉｇｇｉｎｓ、ＰａｔｒｉｚｉａＣａｒｉｏｔｉ、ＥｄｗａｒｄＲｏｃｋｓｔｅｉｎ等专家的博士论文和其他论著。葡萄牙学者中也有一部有关１６世纪倭寇的博士论文，ＡｎａｂｅｌａＬｅａｎｄｒｏ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Ｐｉｒａｔ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ｂａｎｄｉｓｔ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Ｗｏｋｏｕ）ｎｏｓｔｅｘｔｏｓｅｕｒｏｐｅｕｓｄｏｓéｃｕｌｏＸＶＩ（１５１０－１５６０），（Ｌｉｓｂｏｎ：Ｕｎｉｖ．Ｃａｔóｌｉｃ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２００９，尚未公开出版）。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于对此进行概括性的评论。首先，我会引用两个例子来说明；接着，本文的第二部分会概述非法贸易活动的特点和所谓的“倭寇”问题；第三部分将用一些简单的理论模式来解释罪犯崇拜妈祖的原因，并说明妈祖信仰对于沿海地区和朝廷来说意味着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第四部分用几张勾勒简单的图表来说明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与地方妈祖信徒之间的复杂关系。浙江省的舟山群岛在当时属于违法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其中的一个走私贸易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就是双屿（港）。双屿港其地，大家一般认为是在今宁波港口附近，也就是说，当时应该是商舶在舟山群岛的一个停泊处。许多专家学者已对双屿做过研究，而我们也知道，一些具有商人和走私贩子双重身份的葡萄牙人在１５４０年间亦曾到过此处。费尔南·门德斯·平托（ＦｅｒｎｏＭｅｎｄｅｓＰｉｎｔｏ）在其著作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ａｏ（《远游记》）中曾多次提及此地。一般说来，在葡萄牙文的地图上和其他资料中，双屿通常被称为“Ｌｉａｍｐó”（这一名称在西方文献中有不同的拼写法）。①这个名字的发音来自宁波，指浙江的东北地区，包括宁波市和舟山群岛。当时，走私商人和海盗在舟山群岛建造了商栈、住所和定居点，可惜的是，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记载这一走私据点具体规模的大小。２５０①关于双屿的代表性文章可参考：郭万平、张捷编：《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以及《舟山双屿港国际论坛文集》，舟山，２０１１年（未载编者和出版社）。葡萄牙人平托的游记有很多版本，现在较好的一个版本是：Ｊｏｒｇｅ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ｅｄ，ＦｅｒｎｏＭｅｎｄｅｓＰｉｎ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ａｏ．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ｓｔｏｒｅｄ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Ｔｅｘｔ，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ｅｓ，４册，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１０．中译本：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金国平译者：《远游记》，２册，澳门：葡萄牙航海大发现事业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９年。关于Ｌｉａｍｐó的葡文文献，可参阅金国平、张正春：“Ｌｉａｍｐó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ｄｏｌｕｚｄｅｆｏｎｔ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ａｓ”，载于Ａｎｔóｎｉｏ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ｄｅ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Ｊｏｒｇｅ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编：Ｅｓｔｕｄｏｓ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ｄｏ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ａｍｅｎｔｏＬｕｓｏＣｈｉｎêｓ，ｓéｃｕｌｏｓＸＶＩ!ＸＩＸ，Ｍａｃａ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ｄ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１９９６，第８５—１３５页；汤开建：《平托“游记”Ｌｉａｍｐｏ纪事考实——兼谈〈甓余杂集〉中的佛郎机资料》，载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２７—５７页。
  • 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①　欧洲方面最近的研究成果，参阅Ｏｌｈ写的相关章节，载于其Ｒｕｂｅｒｉｓｃ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②　关于朱纨，可参阅：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与ＣｈａｏｙｉｎｇＦａｎｇ合编：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Ｍｉｎｇ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２册，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年，第１册，第３７２—３７５页。有关朱纨的研究论著甚多，一般多为论文，如廖大珂：《评朱纨事件兼论东亚海域上贸易体系的形成》，载澳门《文化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６８期，第１５７—１７５页。在明朝的文献中，有关明军将葡萄牙人驱离双屿事件之描述有夸大之嫌，即使到现在，人们有时还会以夸张的手法来描述这一事件。参阅ＳｔｅｐｈｅｎＴｓｅｎｇｈｓｉｎＣｈａｎｇ（张增信）：ＦｒｏｍＭａｌａｂａｒｔｏＭａｃａｕ：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Ｌｕｓ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Ｕｎｉｖ．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２００２（未出版博士论文），第４章第２节。此外，在朱纨的著作和其他文章中（转下页）不过，当时的双屿却是内连中国沿海各地，外通海外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诸港埠的主要贸易商品集散地。许多从事走私贸易的船只在双屿繁忙地进出往来，也有不少商户似乎决定永远居住在那里。大致上来说，１６世纪４０年代宁波双屿的情况便是如此。那么，走私商人和海盗在舟山群岛之盘踞对浙江沿海地区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威胁呢？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１６世纪２０年代，日本的浪人攻击附近的宁波港口。自从发生了宋素卿争贡之“宁波之乱”以后，明朝官员显然开始顾虑重重，担心双屿和日本九州之间这些非正常的往来会导致问题恶化。①因此，朝廷加强了海岸的守卫。降至１６世纪４０年代，双屿成为官府戒备和军事防御的主要对象。闽浙海防提督朱纨（１４９４—１５５０年）发起了扫荡双屿走私据点的战役，并在文集中给后人留下了相关的记载，从记载中可以看到，官兵在１５４７年４月间抵达双屿，烧毁了“双屿贼建天妃宫十余间”，二十多所房子和二十七艘走私商船。从建筑物的数目来看，双屿岛上的这所天妃宫应该是当地一个颇为重要的场所，历时数年方建造竣工，并且平时的修缮肯定也需要花费数目庞大的金钱。天妃宫很可能在精神层面满足了许多走私商人的需求，因此，这所庙宇成为了舟山群岛上的主要宗教场所之一；其他的一些文献资料亦记载了这次捣毁天妃宫的行动，提及一位名叫卢镗的都指挥佥事下令拆毁这些建筑物，但这点与本文没有关联。②２５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接上页）也曾提及妈祖，参阅《妈祖文献》，第１辑，散文篇，第３５—３７页。有关朱纨之转述原文摘自朱纨：《甓余杂集》，第２卷，第４９ａ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７８册，第４０页）；胡宗宪：《筹海图编》，共３册（四库全书珍本第５辑，第９２—９４册），第１册，第５卷，第２５ａ页；谢杰：《虔台倭纂》，共２册（玄览堂丛书续集，第１７—１８卷），下卷（倭绩），第３ａ－ｂ页；亦见金国平、张正春：“Ｌｉａｍｐó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ｄｏ”，第１１７—１１８页和注解８８。有关朱纨的一些早期的研究，包括ＪｏｓéＭａｒｉａＢｒａｇａ：“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ｉｏｎｅ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Ｍａｃａｕ”，载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ｄｅ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９４９年第２期，第６—２１３页，以及第７０页和第１６７页注释５４。部分学者认为，引文中的“十余间”即意味着“一些或十多间庙宇”，并不是指同一所庙内的建筑物数目。其他学者对此数量的解释态度则更为谨慎，参见钱茂伟：《双屿港（ＰｏｒｔｏＬｉａｍｐó）历史新探》，载《舟山双屿港国际论坛文集》，第２７９、２８２页，第２８８页注释８５。另有一些文献记载妈祖和其他在舟山群岛的神灵。资料汇编中也引用了当地的方志。相关文献还出现在《妈祖文献》，第３辑，“方志下”，第３１４—３３０页（关于宁波和附近地区的地方志），特别在第３２１页（引用１５６３年的《定海县志》记载不同的细节）。至于最近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参阅上海海事大学与中国海洋学会（时平等编）：《中国民间海洋信仰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此外，还有一些经常被引用的文章，如黄盼盼等：《妈祖文化在舟山的传播及分布格局》，载《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２８期，第７页及其后数页。另有一些相关主题的研究，如汤力维的论文，此处恕不详述。①　陆晓敏：《何亚八相关史料辨析》，载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编：《明清广东海运与海防》，澳门：澳门大学，２００８年，第３２１—３２８页。陆晓敏在其论文中引用了部分古代和现代的文献记载，指出有关记述在许多细节上不准确。②　在广东，有许多地方都使用这一地名，例如在东莞就有一个“海南栅”，学者们还没有确切地考证出此处所说的“海南栅”指的是哪一个地方。第二个例子涉及广东地区：当时，当地活跃的海盗头领中有个叫何亚八的人，他的名字也常常在香山和早期澳门的相关文献中被提及。对这个海盗人物、以及葡萄牙人在面对这个危险人物及其手下时究竟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学者至今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①不过，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一段记载明确说明了何亚八对妈祖的信仰。确切来说，相关记载提及何亚八与“海南栅”（海南门）②妈祖庙之间的关系。扬帆远航的商贾在出海前，往往会到这个地方来祈求妈祖的护佑，占卜自己的旅行是否顺利，会否遭遇不幸。何２５２
  • 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亚八因此也到海南栅的妈祖庙来烧香拜祭，而他当时的目的是准备袭击广州。显然，何亚八认为，妈祖会支持他的这个计划，或至少会告诉他，这次行动会成功还是失败。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带上两个小男孩来协助占卜仪式，在一般的占卜过程中，灵媒（即乩童）会拿根树枝在沙地上写一个字，可是，当何亚八祷告时，却久久不见妈祖的任何答覆。“亚八躬拜告祷，乃降书一“死”字。亚八大怒，断神首，并执二童子杀之，其党知其必败矣。”①从《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记述中人们获悉，何亚八偷袭广州之行动果真一败涂地。何亚八的行径无疑是非常恶劣，令人不齿，他也因此而受到了惩罚；在早期的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有类似的描述。②那么，上述的这些描述是否可靠？故事中有关妈祖的这一小插曲是否后人为了丑化何亚八这个海盗的恶劣形象才在他“死后”添加上去？不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以上引用的这一记述给读者的感觉是，何亚八当时也是妈祖的信奉者，因为这段史料清楚地说明他曾向女神妈祖祷告。除了上面概述的这两个例子外，人们还可以找到其他有关妈祖与著名海盗首领和走私商贾发生关联的故事。因此，我们应该先总结归纳出有关海盗问题的一些主要特征，然后再大致地去探究妈祖与海盗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二、倭寇问题关于明朝中叶海盗与走私贸易商人的活动，历史文献中已有不少记２５３①②许多当代的研究参考文献中都引用了这一则史料，如张海鹏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共２册）第１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３７页；《妈祖文献》，第１辑，散文篇，第４５—４６页。这段文字来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部丛刊三编，第１３３—１８２册），第２８０８册，“尚书吴桂芳复政府书”，“广东下：海寇”。参阅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共４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１９７７年，第４册，第６６卷“海寇”，第１７８９页。这段史料胪列出了一系列发生在广东、海南沿海烧杀掳掠的海盗活动。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载，可是，海盗与私贩贸易的问题在此之前早已出现。早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统治的时代，朝廷就已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性法律来限制私人海上贸易活动，①这主要是因为朱元璋担心沿海地区某些颇有权势的巨商大贾有可能会与北方的蒙古人联手反抗朝廷。虽说蒙古人已不可能再犯北京，但对明朝来说，蒙古人始终是盘踞在北方边境地区的一个强大军事威胁。总而言之，在整个１５世纪，朝廷在中国的沿海地区都实施了严厉的海禁政策，这一政策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时期，上述的两个事例就都是发生在嘉靖年间。朝廷对海上贸易加以限制，规定唯一合法的进出口贸易途径只有朝贡贸易。在朝贡贸易体系下，少数私商获准在某些特定的港埠参与市易活动，但必须受到一些特定条件的限制。毋庸置疑，这些交易活动通常无法让沿海地区的商民满足其经商生存的需求。降至１５世纪至１６世纪初，随着中国内部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商品量的大幅提升及海外需求量的增长，部分商人、沿海省份的乡绅豪门与地方官员开始无视现存的朝廷法律，进行走私贸易活动。从１６世纪初开始，这个“黑市”经济圈的成长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到１６世纪中叶时，一个颇为复杂的走私贸易网络开始形成。这个贸易网络的许多节点延伸至日本和朝鲜半岛，以及南中国海的沿岸国家和地区，部分商埠远至南方的马来半岛北大年（Ｐａｔａｎｉ）和爪哇岛北岸的锦石（Ｇｒｅｓｉｋ）。来自浙江、福建和广东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使得早已扎根于这些边远地区的华人社区人数激增，愈加活跃。如此一来，进一步鼓励中国大陆地区的商贾积极参与到外部世界的贸易互市活２５４①关于明代的海洋活动，已有诸多研究论著，这些著作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明朝的海洋活动。有两本写得很好的著作值得推荐，一是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一是ＬｉＫａｎｇｙ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ｇ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１３６８－１５６７（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０）．至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海洋政策，可参阅曹永和：《试论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载曹永和：《中国海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９—１９０页。
  • 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动中。与此同时，中国内部的各种因素，包括人口压力，也推动着海外贸易活动的迅速发展。于是，大批舵手、伙长、造船工匠、手工艺人和一般的劳工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个“黑市”经济圈。经过一段时间，一些走私商贩的团伙变得非常富有，势力强大，甚至有能力武装自己，迅速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明朝政府再也无法忍耐，决定进行干预。朝廷派出了士兵和战船，然而，局势已经失控，朝廷的正规军不得不经常与非法走私团伙激战。与此同时，不同的走私贸易团伙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降至１６世纪５０年代，形势愈发严峻，部分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走私贸易团伙甚至发动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袭击，沿着河流航行，一直杀入内陆。来自日本九州及附近岛屿（尤其是那些来自朝鲜海峡一带）的日本浪人也参与了这些烧杀掳掠的海盗活动，他们不仅活跃于中国近海地区的岛屿，还在沿海内陆肆意掠夺；这就是为什么在中文的档案文献中不仅仅是把这些团伙称为“海盗”或“海贼”，而是称为“倭寇”。若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倭寇”指的是“日本强盗”，但实际上当时的这个称呼也同样用于称呼中国人及其他参与海盗活动的外国人。这些走私商贩的团伙并不都是冷血的暴徒，他们中的部分人其实就是走私商人，或是地道的商贾，他们也想象正常的商人那样和平地通商贸易，并没有明显的意图要蓄意掠夺沿海的村镇，攻击明政府的设施；①这些充满冒险精神的商贾（或是亦盗亦商的走私商贩）看样子是２５５①关于不同类型商人之研究，可参阅Ｗｉｅｔｈｏｆｆ，Ｓｅｅｖｅｒｂｏ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ｋ．至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海外贸易及倭寇的本质，可参阅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ｏｔｅ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ｉ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ｓｉａ，ｃ．１３５０－１６００”，载ＫａｒｌＡｎｔｏｎＳｐｒｅｎｇａｒｄ与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编，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ｓｉａ：ＰｒｏｆｉｔＭａｘ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１３００－１８００（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４，第２９—５９页。此处，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一个新的理论研究。作者用一种回归测试的理论框架来确认海盗袭击和预期所获得的利益（即从富裕地区掠夺到的财物）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参阅ＪａｍｅｓＫａｉＳｉｎｇＫｕｎｇａｎｄＣｈｉｃｈｅｎｇＭａ，“Ａｕｔａｒｋ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Ｐｉｒａｃｙ”，载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４年第７４卷第２期，第５０９—５３４页。较早的理论模型，可参阅Ｗｉｅｔｈｏｆｆ，Ｓｅｅｖｅｒｂｏ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ｋ，第２０５页（图表），以及第２１０—２１２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但是，由于朝廷早已有明确的禁令，他们自然只能被贴上非法分子的标签，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因为，当时不存在自由贸易的空间，他们也就无法合法地经商。至于其他一些倭寇的头领，则较为野蛮，他们亦盗亦商，疯狂地掠夺自肥，毫不顾及穷人的死活。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随时会起兵反抗政府，或与自己的同伙厮杀。历史学家曾试图将以航海为生的不同海盗团伙进行分类，这些海盗有的在公海作恶，有的在沿海区域活动，他们要么靠走私贸易为生，要么靠抢劫度日。不同类型的海盗似乎均受命于一个远方的政府，例如，臭名昭著的弗朗西斯·德雷克（ＦｒａｎｃｉｓＤｒａｋｅ）就是著名的“官方罪犯”之一，他受英国委派去袭击西班牙人的商船。某些海盗则是因为生活习俗或宗教礼仪的传统进行海上掠夺，诸如此类的海盗活动在东南亚的岛屿地区常可见到。在欧洲的语言中有不同的专用名词来称呼海盗或海盗活动，如：“ｃｏｒｓａｉｒｓ”和“ｂｕｃｃａｎｅｅｒｓ”。这两个称呼海盗的名词带有政治动机的含义，但有时也可用于指海盗自发的掠夺行为，即无需用政府或上级权威作为自己海盗行径的挡箭牌，把自己的掠夺行为合法化。在此，让我们回到倭寇这个主题上来。显然，中国沿海地区非法贸易活动之迅速发展是当地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结果，也是法制不健全所导致的结果。历史学家曾经指出，如果没有人为设置的障碍，通商贸易将会更自由地发展，进而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换言之，倘若经济形势较好，抢劫和暴力的行为会受制止，或降低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说，１６世纪中叶活跃在中国沿海的走私商人和频频发生的海盗活动并不是因为政治因素的驱使。与欧洲的海盗不一样，中国沿海地区的海盗并不效劳于某个国王或王后，他们完全是自发性参与走私贸易活动。在朝廷的眼中，这些人当然是冒禁犯法，毫无合法性可言。当然，倭寇的头领十分清楚，他们的盗寇行径对朝廷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可是，他们也必须生存。为了给自己的同伙或更多的乡民提供谋生的机会，他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为他人提供暂时的好处。尽管史书中可以找到类似何亚八这样的海盗传记资料，但我们还不能真正地了２５６
  • 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解海盗的想法。因此，我们无法描述这些人计划袭击某个村落或城镇时的想法，比如说，他们是否真的只热衷于掠夺财物，对花天酒地的享受很感兴趣？抑或是他们也曾想到要为他人服务？这种心理层面的探究或许也适用于其他许多不同类型的“暴徒”头领，他们中的一些人刚入江湖时是一般的罪犯，逐渐地开始他们的盗寇生涯，后来却因为真正的（或自我声称的）革命抱负而最终成为受人尊敬的社区领袖。对许多倭寇头领来说，合法化的问题很可能是他们的事业及个人发展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他们认为政府禁止自由贸易是错误的，那么这个政府就失去了其合法性。抱有类似想法的并不仅仅是造反者和叛逆团伙的头领，也有普通农民、工匠和商人，而且肯定还有一些地方乡绅，这些人都抱持同样的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可能会产生几种不同的反应：刚开始对朝廷的不满表现为轻度的不服从，随着不满程度的日益加深，朝廷的反对者开始利用公众的不满情绪滋事；而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反叛者认为他们有权进行革命，到了这个时候，叛逆团伙的头领们当然会认为他们可以合法地公开攻击腐败的国家政府机关和冷酷无情的朝廷官员。换句话说，合法性的这种意识开始逐渐地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影响十分深远。人们可以随意质疑道德标准的合法性和传统的权威性，造反的民众可能也会声称，因为国家的行为偏离了正道，所以他们有权利起来造反，恢复原来的传统制度。三、妈祖与倭寇的关系：概括性的讨论对上述这些倭寇及走私商人的团伙来说，信奉妈祖对他们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首先，我们没有任何对海盗心理进行全面细致描述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因此我们无从了解当时的倭寇头领是如何看待这位女神，也无法知道倭寇在与其他海盗团伙冲突厮杀或袭击朝廷的正规军时的感觉如何。然而，就抽象的层次而言，关于合法化问题的讨论或许会有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众所周知，妈祖是一位护佑众生的女神。恰如其他神癨所拥有的类２５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似功能那样，妈祖崇尚正义，普修善行，她会保佑那些虔诚的、坚信她无边法力的男女信徒。不过，如果遇到某个罪犯请求获得她的帮助，她是不予回应的，除非这个祈求妈祖护佑的罪犯已经悔改。这或许就是当时中国沿海地区普罗大众眼中的妈祖。倘若这样一种简单的妈祖形象能够被大众接受，那么，从上文转述的故事中可以推论出，只有那些已获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化的倭寇头领，才会期待得到妈祖的帮助。进而言之，如果一个类似何亚八这样的走私商人或海盗希望获得妈祖的护佑，他一定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合法的，有权利这么行事，他甚至可能会“问心无愧”，坚信自己的这个决定是正义的。倘若如此，便可解释为何海盗首领何亚八敢在准备攻袭广州前专程焚香求询妈祖。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某些罪犯与海盗团伙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们在犯罪之前寻求妈祖的护佑时，对当时社会和道德标准的看法其实是扭曲的。何亚八焚香求助时，并没有从妈祖那里得到自己所期待的回答，这一事实可能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换言之，妈祖之所以拒绝回应何亚八，正是因为她认为何亚八不值得获得自己的护佑；这很可能就是《天下郡国利病书》这段记述引文所要表达的信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则故事的相关描述文字恰恰反映出了作者的用意，即通过质疑何亚八这个海盗的合法性来有意地诋毁、丑化他。不过，妈祖并没有直接地对何亚八施以“惩罚”，而是通过发出警告来回应何亚八的要求，仅此而已。文献记载中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妈祖是否曾积极地介入，导致何亚八战败。事实上，关于妈祖信仰的文献中无法找到这位女神有意识地去惩罚犯错之人的记载。在《天妃娘妈传》中，妈祖确曾在追赶妖怪，但这仅仅局限于神妖的世界。①在人间，妈祖从来只限于除恶助善。其他与海洋有关的神灵，例如欧洲的神灵，她们的表现就不一样。即便是在基督教的传说中，也偶尔会见到某些水手２５８①关于这部小说，蔡洁华对此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参阅ＪｉｅｈｕａＣａｉ，ＤａｓＴｉａｎｆｅｉｎｉａｎｇｍａｚｈｕａｎｄｅｓＷｕＨｕａｎｃｈｕ（《吴还初之〈天妃娘妈传〉》），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４．
  • 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由于害怕上帝的惩罚而忏悔自己的罪过。这里，我们应该再回过头来讨论何亚八的问题。尽管上面引用的故事可以推论出几种不同的解释，但其包含的基本信息很清楚，即某些倭寇头领显然认为他们应该、或至少有权去质疑国家所拥有的权威；让公众知道妈祖可能会支持他们的做法，就是其实力和领导力的象征。这类具有进取心的海盗集团要么相信自己的做法是合法的，同时也相信妈祖的神力，要么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妈祖这位女神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招募更多的追随者；很可能后面的这一种解释更说得通，因为海盗并不认为祭拜妈祖和反抗朝廷之间是矛盾的。诚然，如果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深信这样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妈祖便会帮助他们，从护佑朝廷的立场转变为反抗朝廷。但也可能出现例外，例如好几个团伙同时向同一位神癨祷告求助。事实上，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转折时期，妈祖首先是台湾郑氏集团的护佑神，数年之后又成为了施琅的护佑神。众所周知，施琅为清政府攻占了台湾岛。不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地方性的认同。妈祖的“老家”位于沿海地区，当郑和扬帆前往印度洋航行时，朝廷非常积极地参与对外贸易活动，由此可看出当时的明朝政府官员非常关注沿海地区和妈祖信仰。①降至１６世纪中期，这样的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嘉靖皇帝特别执着于自己的观点与宗教信仰，这使他与一些崇尚传统儒学观念的士大夫产生了冲突，其中一位大臣名叫朱膌（１４８６—１５５２年），卷入了一场有关帝制礼仪的“大礼议”之争，后受辱逃生，之后朱膌写了一篇《天妃辩》（约１５３６年）。②令人惊讶的是，朱膌出生于福建的莆田县，而这正是妈祖信仰的起源地，毫无疑问，他应该非常熟悉妈祖。然而，因为朱膌非常关心明帝国的一致性，以至于他对地方宗教神癨毫无好感。他害怕这样的神灵信２５９①②关于郑和与妈祖的研究论文已有许多，此处仅需强调一点，朝廷赐予妈祖封号，显然是要表彰她护佑众生的功德。参阅胡宝柱与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ＡＭｉｄＭｉｎｇ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ｉａｎｆｅｉ：ＮｏｔｅｓｏｎＺｈｕＺｈｅｓＴｉａｎｆｅｉｂｉａｎ”，载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３年第６１期，第５１—７２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仰会破坏中央的权威以及官方信仰和礼仪的传统结构。朱膌的《天妃辩》虽然要比倭寇活动的全盛时期要早好几年，却已经说明了当时妈祖在民间的影响力很大，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倘若某个被朝廷视为是非法的地方性团体能轻而易举地在社会上获得意想不到的影响力，特别是如果这个团体有一个强大的宗教性纽带来强化该团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则可增强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的倭寇来自海岸地区，他们非常依赖海洋。作为水手和渔民的保护神，妈祖有能力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让他们对抗朝廷。既然如此，朝廷便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必须尝试杜绝一切宗教活动，要么接受这种地方性的民间信仰，将之纳入自己的“礼仪制度”中，例如，官方正式认可妈祖的功绩，或者奖励那些负责地方宗教仪式等事务的人。当明朝军队进入双屿时，他们不仅烧毁了倭寇的船只，而且还摧毁了一座大型的妈祖庙。恰如上文提到的，明朝军队选择了第一种做法。显而易见，妈祖信仰在明朝官府的眼中被认为是危险的，所以明军对妈祖出现在倭寇盘踞的舟山群岛之现象无法容忍；官府的这种态度在朱纨于福建发动的一些小战役中似乎也显现了出来。这些扫荡倭寇的事件均发生在１６世纪４０年代，我们并不知道当地居民和倭寇头领对朝廷采取的这些反妈祖的措施有什么反应，但可以想象得出，类似事件肯定增强了他们反抗朝廷的意识。从当地乡绅等社会领袖的观点来看，朝廷此举犯了大忌，削弱了其自身的合法性，更何况妈祖在历史上曾拯救了无数奉朝廷之命出洋远航的军士之生命。在福建和其他沿海地区的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朝廷不再承认这些自宋朝宣和年间就已代代相传的传统？作为政治中心的朝廷和沿海边缘地区之间的“宗教差异”之所以会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因素值得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妈祖的社会功能不断扩大，最初，妈祖仅仅护佑出海的船舶和水手，后来发展到还可保护堤坝、预防疾病，帮助军士等等。有时，人们甚至会为了某些非常私人的原因而向妈祖祷告求助。因此，当妈祖显灵的传说越来越多，官府不断地赐封她各种不同的称号，其社会功能与日俱增时，妈祖在沿海２６０
  • 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地区也自然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可和信仰。朝廷无视地方习俗，反应比以往更加严厉，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愈加疏远。在历史上，早已有一些官员劝阻民间信仰的活动，他们将那些非法祭祀的寺庙斥为“淫祠”，把那些非法的民间祭祀说成是“淫祀”。①然而，不管是口头斥责或是使用暴力行为阻止，压制民间崇拜异端信仰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并不能使其完全绝灭。此外，由于妈祖在商人和水手的眼中是最“灵验”的神灵，所以这位女神反而能因祸得福，可能从朝廷反对民间宗教信仰的举措中获益。人们因为害怕自己最喜爱的神灵在官方的迫害下不能“生存”，转而开始崇拜妈祖，因为妈祖的地位非常高，尤其是她可以为民众提供多种不同层面的护佑。换言之，当时在沿海的民间社会中很可能还有一些具有相同特质的神癨，彼此之间能够互相替代，明朝采取的压制民间宗教信仰的措施促使一些沿海居民投入到当时已被尊称为“天妃”的妈祖的怀抱中。明朝的编年史中记载了十八起朝廷官员曾试图压制某种民间信仰的事件，其中有六起事件发生在嘉靖皇帝统治期间。②从《天妃辩》中也可看到，妈祖天妃的崇拜在某些地区受到了负面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妈２６１①②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涉及明朝的这些问题，此处只列举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罗冬阳：《从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权与民间社会》，载《求是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３３期，第１３１—１３８页；赵献海：《明代毁淫祠现象浅析》，载《东北师范大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２５—３０页；赵克生、于海涌：《明代淫祠之禁》，载《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１２６—１３０页；高致华：《正统与异端：浅谈明代之淫祠》，２００１年，电子版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ｏｒｙｕｏｒｊｐ／０８＿０８＿０３＿０１＿ｍｉｄｄｌｅｎｓｆ／２ｃ１１ａ７ａ８８ａａ１７１ｂ４４９２５６７９８０００ａ５８０５／５６２２０ａ９３６５６ａ３６ｂ４４９２５６ｂ４４００２ｂ４ｄ７９／＄ＦＩＬＥ／ｋａｏｃｈｉｈｈｕａ２ｐｄｆ（阅读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３日）。至于用英文撰写的相关论著，可参阅ＨｕｂｅｒｔＳｅｉｗｅｒｔ：Ｐｏｐｕｌａ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Ｓｅｃ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３．关于对明朝时期反对妈祖等文献之讨论，参阅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７８—２８２页。有关事件的详细列表，请参阅罗冬阳：《从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权与民间社会》，载《求是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３３期，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祖庙似乎被迫暂时关闭或用于其他目的，例如改建为学校。①但是，基本上，妈祖的信徒是不会轻易退却的，他们很自然地便选择反朝廷的力量这一边。四、妈祖与倭寇的关系：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式这里并不是要对朝廷反妈祖民间信仰的一系列措施进行详细的讨论，也不是要去逐个地研究个别的寺庙及其历史，或提出一些与地方社会有关的问题，而是要尝试总结上述所讨论的内容，特别是进一步阐述上一节所提及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都会用一组简明易懂的图表呈现出来。此处展开的讨论之起点是一篇笔者从前发表的论文，该文包括图一的一幅略加修改过的版本。②图一这幅图试图解释两方面的定量关系：一方面是政府打击走私商人和海盗的情况，另一方面表现了当时从事非法走私贸易活动的严重程度。２６２①②胡宝柱与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ＡＭｉｄＭｉｎｇＰａｍｐｈｌｅｔ”，第５９—６０页，以及注释４４。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Ｐｉｒａｃ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ｗｏ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ａｓｅｓ”，载ＡｒｔｕｒＴｅｏｄｏｒｏｄｅＭａｔｏｓ与ＬｕíｓＦｉｌｉｐｅＦ．ＲｅｉｓＴｈｏｍａｚ合编：Ａｓｒｅｌａｅｓｅｎｔｒｅａ?ｎｄｉ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ａ?ｓｉａｄｏＳｕｅｓｔｅｅｏＥｘｔｒｅｍ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ＡｃｔａｓｄｏＶＩＳｅｍｉｎｒｉ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ｄｅ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Ｉｎｄｏ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Ｍａｃａｕ，２２ａ２６ｄｅＯｕｔｕｂｒｏｄｅ１９９１），澳门与里斯本，１９９３年，第２５５—２７３页。
  • 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这里的基本假设非常简单，即朝廷认为，随着官府采取打击倭寇的措施，类似的非法贸易活动将会大幅度减少。通过ａ线可看出这一点。然而，事实上却是很不一样：官府加大打击非法走私贸易活动的力度会引发更多的抵抗阻力（ｂ线），结果：朝廷必须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来减少阻力的程度（ｘ点）。用这样一种简单的理论模式来解释问题显然会忽略一个事实，即倭寇是由各种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团伙组成的。可以说，独立性恰恰是这些倭寇团伙的优点。与此同时，他们还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以及在困境中迅速转移的能力，以躲避朝廷军队的追捕。可以说，他们就像一支游击队。然而，这些倭寇团伙没有能力形成一个统一的、具备军事架构与力量的组织，这也成为了他们的弱点。很显然，明朝廷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朝廷试图挑拨离间，用一个海盗团伙的头领来对抗另外一个海盗头领，导致他们彼此之间不信任。这意味着，上面这幅图中所展示的曲线需要加以调整，以适应地方性的情况变化。例如，通过改变两个函数的斜度以及（或）与０Ａ之间的距离，因为０Ａ标志着非法走私贸易活动的自主性程度的高低。通过总汇各地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概括性的图像。不过，本文在此不具体分析这一类型的情况，而是试图找出其他一些抽象的变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这些变量的情况可参阅图二。图二２６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图二的绘制基于以下的假设：即海盗“各单位”只要预期能够在付出代价之后获得胜利，他们就会愿意通过参与非法的贸易活动来公开抵制朝廷。当然，期待值越高，加快背叛的决心（ｃ线）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背叛的决心意味着海盗愿意冒更大的风险，采取武力或以其他手段来获取胜利。成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既可指预期的物质利益，也可指其他形式的利益。在这里，我们可加入妈祖信仰，把它作为一个附加因素。如果某个海盗团伙或走私商贩团伙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相信妈祖站在他们的一边，那么，曲线将向ｄ线转移，这种转变意味着背叛朝廷的决心值增加，因为额外附加的信心来自于“恒定的神灵保佑”。同样，这里可以找出可使ｃ线下降到较低水平的其他因素（ｅ线），例如“良心不安”，因此害怕妈祖可能会不帮助他们，反而去支持他们的敌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那条线的斜度则可能需要调整。实际上，如果走私商人和倭寇不再期待获得收益，曲线将会变得非常平坦。显然，这样的模型过于简单，因为期望值是难以衡量的；可另一方面，这允许我们可以“模拟”许多假设的情况。例如，一支朝廷的军队或许会向某些神灵求助，同时，倭寇那一边也会依赖妈祖的护佑。倘若倭寇团伙预计双方拥有等量的“神灵保佑”，那么，附加的抵抗动机很可能会因为害怕敌方动机的增加而抵消。在这样的情况下，ｃ线可能会保持不变。我们也可假设另一种情况：ｃ线表示一个初始阶段。这样的话，人们可以考虑第二阶段，即在反叛力量的眼中，朝廷失去了合法性，此外，妈祖的保护角色开始有所转变，从保佑朝廷转变成为支持“非法”的一方。这就可能会把ｃ线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ＡＢ之间的距离表现出反叛者不断高涨的“动力”，令其变得积极活跃（无须补充说明，这种动力很容易转变成“军事”行动）。此外，如果官府对此开始做出反应，采取一系列的抵抗倭寇的措施，那么，我们甚至可从ｄ线移动到ｆ线。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到变化斜率（ｇ线和ｈ线），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定义不断增长的期望值。２６４
  • 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为了完成这些假设推论，现在，我们可以把以图二为基础而得出的观察结果与图一的初步推论相结合，最终画出图三。图三图三的ｃ线告诉我们，妈祖很可能鼓励走私商贩和海盗去反抗官府。或者说，如果人们认为妈祖选择站在朝廷这一边，则我们就可以下降到ｙ线。这条线有一个正斜率，因为造反的海盗和商贩非常绝望，并且会更加固执地对朝廷抱持着反抗的态度，尽管他们“知道”妈祖已站在了朝廷这一边。于是，妈祖得到的重视越多，ｙ线也就会变得越平坦。负斜率（ｚ线）表明海盗与走私商贩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合法性的信心。他们觉得妈祖或其他因素肯定会支持官府，因此他们被迫减少非法的走私贸易活动。预期的结果与在图一中通过ａ线所展示出的情况相似。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有或没有妈祖或其他保护神，似乎都反映出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有可能是人们再次接受了地方官府，或是朝廷实际上已掌控了当时的局势。如上文所述，这些简单的理论模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合法性的问题。双屿和何亚八这两个例子都表明了某些从事非法贸易活动的团伙都认为他们有“权利”这样行动，并相信妈祖会帮助他们。从这点出发，可假定我们经常要面对一些与ｃ线情景大致相符的现象；也许在更早的时期，例如在明朝初年郑和远航的那段时间，当时的情况更接近ｙ线，２６５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甚至可以发展到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即随着０Ｂ距离一直接近到零点。五、结论上面提供的图表描述了一些大致的想法，当然，我们还可想出更多的理论模式，或修改每张图表。但是，现实却不会允许我们去量化这些场景。不管我们是应用函数，或是以复杂的矩阵模型，无论我们是用同时性的角度还是用穿时性的角度，都没有相关的统计数字让我们去定义妈祖和非法分子之间复杂的精神层面的关系。很有可能，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团伙到另一个团伙，这些关系都在年复一年地改变之中。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妈祖在沿海地区是社会构成的一个“要素”，她在商贾、走私商贩、海盗和其他人的生活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妈祖还影响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最后，上述讨论还告诉我们，如果朝廷严厉地压制包括妈祖信仰在内的民间崇拜，将会引发更多的反抗。这与朝廷所期待的结果完全相反，并会因此导致严重的结局。事实上，甚至可以这么说，看似不利的条件其实也能助长某种信仰崇拜，例如：通过增加合法性，或是由一种信仰代替另一种信仰。因此，明代中期沿海地区和朝廷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像是一种催化剂，不管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它都赋予了妈祖新的活力。不过，目前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假设，它需要通过文献分析研究来查证。当然，还可以看看在不同的方式下，妈祖与海盗头领之间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首先，也许这种关系并不像本文讨论的那么重要。实际上，文献方面的证据还是非常缺乏，其次，我们可以避开合法性这个问题，这样便可使妈祖信仰成为一种“普通”的地方现象。这样便可忽略妈祖在决策过程中所占据的分量，而且这个分量比预谋叛乱带来的预期（物质）利益，或是与计划抢夺拥有丝绸和昂贵商品的某个沿海小镇所带来的利润相比，那肯定是少得多了。不过，假设所有的走私商贩和海盗头领是为了获得财富而祈求妈祖２６６
  • 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了解朱膌所想表达的立场：朱膌试图降低妈祖崇拜的影响力，他认为，妈祖只是一个次要的神灵，在“德州模式”这样一种凶狠拼杀的情境下，把叛乱者妈祖工具化了。我们知道，有某些神灵和女神是专门满足妓女、赌徒和其他“非正常”职业人士的需求，但若把妈祖也带入如此黑暗和危险的处境，并声明妈祖已成为各种“暴徒”的支持者，这势必会引发许多质疑。在明代中期，如前所述，贫困和人口压力是当时的主要问题。而在这些悲惨的境况下，妈祖信仰到底能从中获益多少，我们恐怕永远不会知道。但是，这种情形有一个关键因素，就像其他的研究一样，本文的结论是，一个不合适的朝廷政策应该是当时倭寇兴起的主要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走私团伙的犯罪行为必须要从某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来解读方可理解，这也意味着人们应换个视角来审视妈祖身上所赋予的角色。２６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海神妈祖与圣母玛利亚之比较（约１４００—１７００年）一、前言世界各国的海神数量实在是很难确定，许多沿海文化在历史的变迁中加上了与水有关的宗教色彩，原则上我们应当将神秘的和纯宗教性的因素分开，譬如：许多神话人物只是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他们没有经历由人升格为保护神的过程。这些文学作品使许许多多与水或海有关的神话人物家喻户晓，水一般都被视为生命之源或者常常和水灾联系起来，而水神在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都有阻止洪水和保护生命安全的超能力。然而，只有少数具备超能力的人物升格为民间的神，并且为寻求帮助的人们膜拜。本文不涉及神秘的故事，而是民间的信仰；信仰还被理解为对宗教虔诚的表现，中国的妈祖信仰便是一佳例。①在历史的长河中，关于妈祖的传说千变万化，妈祖庙和妈祖的祭祀是妈祖信仰的主要内容，妈祖不仅仅是不同于中国早期历史中“先帝”文学中的人物，而且，从宋朝开始，妈祖文化就在不同的层面得到发展：地区性的、跨地区性的、官方的、海外的等等。同时，妈祖也被道教和佛教吸纳。妈祖的神力不但体现在护航、击退海盗、保护堤坝等方面，还体现在满足求子等愿２６８①肖文帅译。曾载《澳门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总第６３期）；又载《海洋史研究》第４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又载上海海事大学、中国海洋学会编：《中国民间海洋信仰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关于妈祖文化的书籍很多，此处仅提两本基本论著：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１９９５年，译自日文；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 海神妈祖与圣母玛利亚之比较（约１４００—１７００年）望。类似的信仰在其他文化中也有，例如：欧洲的圣母玛利亚信仰、非洲西部的ＭａｍｉＷａｔａ女神与南美地区的Ｉｅｍａｎｊａ信仰等，她们常常让人想到妈祖；①接下来的描述主要是比较近代初期的妈祖信仰和圣母玛利亚信仰。二、祈求与祭祀仪式众多海神肩负着两个使命：（１）保护信众；（２）实现超凡的愿望。保护范围一般涉及某个职业或者某个群体，譬如：海上商人、海员和渔民。早期，人们认为海洋是变幻莫测的。由于他们害怕风浪危及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所以他们尝试寻求能够通过超能力制服海洋的道路，最普遍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得到神的保佑，神能够从心理上给人以安慰和勇气。为了能够一帆风顺，民间通常有祈求仪式，甚至祭神习俗，譬如：将食物投入海中，表明人们愿意通过某些形式来祈求神的保佑。祭神仪式通常包括三个部分：（１）在启航之前祈求神的保佑；（２）在航行过程中继续祈求或者通过官方的祭司执行祭典；（３）顺利回程之后向神献上匾额以表感谢，甚至立庙纪念神的恩德。这三部曲不仅仅用来祭拜妈祖，欧洲的圣母玛利亚信仰中也有类似的形式，例如：从欧洲行驶到格陵兰岛和加拿大东部的沿海一带的渔民，启航之前会举行祭神仪式。整个祭祀过程有时候很奢侈、很豪华，主要祭祀圣母玛利亚；这种祭祀仪式依然延续到现在。渡过大西洋的时候，渔民和留在家中的家属会为对方祷告，祷告不仅仅是为了渔民在北大西洋不平静的海面上遇到灾难时能够脱险，而且也是为了渔船能够满载而归，回程之后的几个月内渔民们便会向神献上感恩祷告。祷告的内容不管是源于欧洲，还是源于中国都是可以想象的。这里２６９①参见ＥｍｉｌＶａｌａｓｅｋ：ＫｌｅｉｎｅｓＭａｒｉｅｎｌｅｘｉｋｏｎ，Ａａｃｈｅｎ：Ｂｅｒｎａｒｄｕｓ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９；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Ｂｅｉｎｅｒｔａｎｄ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Ｐｅｔｒｉ（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ｒＭａｒｉｅｎｋｕｎｄｅ，Ｒｅｇｅｎｓｂｕｒｇ：Ｐｕｓｔｅｔ，１９９６；ＲｅｍｉｇｉｕｓＢｕｍｅｒａｎｄＬｅｏＳｃｈｅｆｆｃｚｙｋ（ｅｄｓ），Ｍａｒｉｅｎｌｅｘｉｋｏｎ，Ｓｔ．Ｏｔｔｉｌｉｅｎ：Ｅｏｓ，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引用一段１８世纪中期一个税吏在一艘法国渔船上向圣母玛利亚献上的感恩祷告：伟大的神啊，……你们是天与地，风与海的主宰。命令你们的所造之物善待我们吧！你们使挪亚在洪水到来时免受损害；……你们让圣徒彼得在海上行走没有下沉；你们还使圣徒保罗在三次沉船事件中保住性命。在风暴来临时拯救我们吧！……圣母玛利亚！海洋之星（ＳｔｅｌｌａＭａｒｉｓ）！……我们发誓，每天都呼求你们。被上帝赐予力量的天使，住在天堂的神灵，指引我们的船舶和生命吧！……防止我们被攻击；赐给我们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免得狂风暴雨使你们发怒。……①在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中有一段向妈祖祈求的类似祷告，这个剧本大概创作于１５世纪末。剧中有一段祝文由天妃庙的庙官受郑三保（郑和）委托念出：“维永乐十七年，岁在戊午四月癸卯朔，内直忠臣郑三保等，谨以清酌庶品之莫，敢昭告于天妃神圣之前。今遵敕命，漂海乘舟，西洋和番，顺浪长流，神灵护佑，异品多收，早还本国，满载回头，三献酒礼，众拜相求，伏惟尚飨！”启航之前随行者也虔诚祈求此次航行不但一帆风顺，而且还能够“和番取宝”。②这个祝文，虽然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可是与官方人物（郑和）有关，并且与其他的祝文一样随着祈求祷告的固定模式。与此相反，法国渔船上向圣母玛利亚献上的祷告涉及个人，而且感情丰富。２７０①②参见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Ｃｈｒｅｓｔｉｅｎ，“Ｅｎｑｕêｔｅｄｕｄéｌｉｃｅｄｅｓｊｏｕｒｓｍａｉｇｒｅｓ：ＬｅｖｏｙａｇｅｄｅｐêｃｈｅｄｕＳａｉｎｔＡｎｄｒé（１７５４））ｄａｐｒèｓ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ｂｏｒｄｄｕｐｉｌｏｔｅ，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ｎｌｅＲｏｙ”，ｉｎＲｏｂｅｒｔＢＫｌｙｍａｓｚａｎｄＪｏｈｎＷｉｌｌｉｓｅｄｓ．，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ｉｍｉｌｌｅｎｉ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ｔｔａｗ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１１５－１１６．《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第二折，载《孤本元明杂剧》，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４年。关于这个剧本，参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ＣｈｅｎｇＨｏｓＡｂｅｎｔｅｕｅｒｉｍＤｒａｍａｕｎｄＲｏｍａｎｄｅｒＭｉｎｇＺｅｉｔ．ＨｓｉａＨｓｉｙａｎｇ：Ｅｉｎｅ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ｕｎｄ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Ｈｓｉｙａｎｇｃｈｉ：Ｅｉｎ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ｖｅｒｓｕｃｈ，ＦｒａｎｚＳ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ＧｍｂＨ，１９８６．
  • 海神妈祖与圣母玛利亚之比较（约１４００—１７００年）第二个使命是帮助实现祷告的愿望。如果一个神因为挽救生命而受传扬，并且被官方认可，那么，信众常常希望，这个神在保护范围之外也能够展示神力。因此，妈祖的信众也向妈祖祈求能够去除恶魔、使家庭幸福美满、求子保婴、共同抗敌等等，譬如：在１７世纪台湾的问题上，清政府和郑氏家族的军队同时向妈祖祈求支援。控制大海的情绪本来不属于圣母玛利亚的使命，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圣母玛利亚信仰得到多方发展，因此，圣母玛利亚也承担了这份使命。另外，圣母玛利亚信仰在地区与地区之间不一样，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也不同。在中世纪末期地理大发现开始时，妈祖信仰已经在福建以外广泛流传。与此同时，圣母玛利亚在欧洲的许多天主教领域也被视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时中国和欧洲的沿海文化处于平行状态。三、共同之处除了妈祖和圣母玛利亚被视为航海保护神之外，她们还有其他共同点。在古代，海上航行是以天上的星星来辨认方向，另外，船长和领港员十分关注天气和其他自然现象，属于物理学现象的“妈祖的红灯”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在明朝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就有关于郑和夜晚跟随天妃的红灯的描写。①在天主教信仰里有一个类似的标志：ＳｔｅｌｌａＭａｒｉｓ（海洋之星）。Ｓｔｅｌｌａ是拉丁语中的星星，Ｍａｒｉｓ是海洋的意思；在上面提到的祷告中已经出现了这个复合词，这个词汇表达的愿望是：闪烁的星星或者圣母玛利亚能够保佑祷告者并且指引他前方的道路。至今为止在许多关心海员的天主教组织中还使用ＳｔｅｌｌａＭａｒｉｓ这个词汇，甚至梵蒂冈也在１９９７年的一篇使徒公文中表示：在海员中圣母玛利亚是最受欢迎的名称，同时２７１①参见ＣａｉＪｉｅｈｕａ，ＸｉｙａｎｇｊｉｕｎｄＴｉａｎｆｅｉｎｉａｎｇｍａｚｈｕａｎ：Ｅｉｎ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载时平、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ｍＲｏｍａｎＳａｎｂａｏｔａｉｊｉａｎＸｉｙａｎｇｊｉｔｏｎｇｓｕｙａｎｙ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研究》），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１，ｐｐ１３９—１５４．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也证明：圣母玛利亚一直是海员的精神支柱。虽然ＳｔｅｌｌａＭａｒｉｓ这个词汇来路不明，但是从九世纪开始这个拉丁语词汇就被习惯性地理解为“海洋之星”，通常出现在赞美诗和其他文章中，譬如：“Ａｖｅ，ｍａｒｉｓｓｔｅｌｌａ，Ｄｅｉｍａｔｅｒａｌｍａ；ａｔｑｕｅｓｅｍｐｅｒｖｉｒｇｏ，ｆｅｌｉｘｃｏｅｌｉｐｏｒｔａ．”这句话的意思是：“万福玛利亚，海洋之星！基督的母亲！永远的圣母！天堂的幸福之门！”海员在面临风浪的时候得到“海洋之星”的保护而顺利脱险的画面在公元前的文化中就出现了，譬如：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Ｖｅｎｕｓ）和阿芙罗狄蒂（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还有伊什塔尔（Ｉｓｈｔａｒ，又译作伊师塔等）与伊西斯（Ｉｓｉｓ）等别名与“海洋之星”很相似。虽然海洋在这四位女神掌控的范围里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方面的神迹似乎普遍存在。事实上，结合相关文化可以觉察到航海在早期已经十分重要；和四位女神相关联的通常还有北极星、天狼星、昴宿星群（Ｐｌｅｉａｄｅｓ）等等。然而，这些思考只是属于早期，不属于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妈祖信仰和圣母玛利亚信仰之间还可以比较宗教仪式的规模，有些地方为了纪念重大的或者当地的节日会举行宗教仪式，一般都是伴随着吹拉弹唱将神像从庙宇或者教堂抬出，然后巡游社区，信众一般都是尽全力跟随着长达数小时的巡游队伍。整个仪式通常需要较高的开销，而且大多数时候相对比较贵。因此，捐款是受欢迎的。而且，捐赠者一般都受人尊敬；这些在其他海神信仰中也能见到。在纪念妈祖的游行队伍中，被修饰过的神像是重点，雕刻得惟妙惟肖的神像从一个庙宇被运到另外一个庙宇；①而远一点距离的有存在于台湾和东南亚庙宇的妈祖分灵。在纪念圣母玛利亚的宗教仪式中，神像也被赋予了重大意义。通过２７２①关于纪念妈祖的巡游队伍，参见《林智信迎妈祖版画图版导引》，台北：历史博物馆，１９９６年。亦见ＣｌａｕｄｉｕｓＭüｌｌｅｒａｎｄ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ｅｄｓ），Ｍａｚｕ：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ＧｔｔｉｎｄｅｒＳｅｅｆａｈｒｔ，Ｈｉｒｍ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９．１９世纪的欧洲文件里也有关于巡游与宗教仪式的描写，其中一个例子参见ＪＪＭｄｅＧｒｏｏｔ，Ｌｅｓｆêｔｅｓａｎｎｕｅｌｌｅｍｅｎｔｃéｌéｂｒéｅｓ?ｍｏｕｉ（Ａｍｏｙ）．?ｔｕｄ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ｔｌ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ｄｅｓＣｈｉｎｏｉｓ，Ｐａｒｉｓ，ＥｒｎｅｓｔＬｅｒｏｕｘ，１８８６．
  • 海神妈祖与圣母玛利亚之比较（约１４００—１７００年）突出地区性特色以及不同的衣着打扮和附加的装饰品，可以看到形式多样的圣母玛利亚神像，有些神像甚至有自己的发展史：一个著名的传说将我们带到葡萄牙一个著名的渔业城市，即拿撒勒（Ｎａｚａｒé）。这个城市的名字在传说中源于巴勒斯坦的拿撒勒，因为４世纪一个圣母玛利亚神像从那里运往西班牙，后来这个神像多次保佑老百姓在灾难中脱险。几个世纪之后，它被运到这个葡萄牙小城市，“拿撒勒圣母”（ＮｏｓｓａＳｅｎｈｏｒａｄｅＮａｚａｒé）一名从此就在葡萄牙出现了，而圣母玛利亚在拿撒勒也特别受到敬奉。妈祖也和一些地区关系紧密，譬如：随着时间的流逝，妈祖逐渐成为了福建莆田重要保护神，甚至台湾人有时也视她为整个岛屿的守护神。和圣母玛利亚的情况一样，偶尔可以在个别地名上找到妈祖的踪迹。然而，这种情况很少见，有一个例子就是：福建沿海的妈祖列岛。其他共同点涉及航海工具：比如说，欧洲的航海者偶尔把星盘称为“海洋之星”，因为星盘对当年的航海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类似的，“神旗”“神灯”等词很容易让人想到妈祖。在１８世纪中期的《琉球国志略》中可以看到画有“神旗”与“神灯”的帆船图片。①四、女神角色与以上所提到的象征、标志、名称等方面相比，从宗教历史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妈祖和圣母玛利亚作为女神更加重要；在其他神中也有这种情况，但在所有海神中不全是女神。波塞冬（Ｐｏｓｅｉｄｏｎ）就是一个特例：他被视为宙斯强壮的兄弟，而且和雅典娜（Ａｔｈｅｎｅ）一起被供奉为雅典的保护神，海员向他祷告并且向他献上马作为祭品。然而，波塞冬不只是提供帮助，他还会发怒，他会用他的三叉戟插进地面，使人间发生严重的地震或者水灾，在他偶尔满腔怒火的时候，海上的船舶会２７３①周煌：《琉球国志略》，载于《聚珍版丛书》（《百部丛书集成》本），图绘第３３ｂ—３４ａ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消失。中国的南海神也是一位男性，唐朝的时候称他作“广利王”为人民所熟悉；南汉时期他得到“昭明帝”这个封号，他的伴侣也被封为“明顺夫人”。总而言之，南海神是平和的，至少没有什么可怕的传说与他有关联，不像波塞冬或者与他类似的罗马神话的尼普顿。①许多神最初的使命是保护老百姓，而女神的出现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迎合大众的需要。然而，这方面暂时不去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女海神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神一样在罕见的情况下诞生，而且，她们在人间不婚、不育、短寿；或者她们作为童女生子，譬如：圣母玛利亚是一位“无染受孕”的母亲，她的主要任务虽然不是保护海员，但是仍然和航海有密切的关联。妈祖原名“默娘”，意思是说：矜持缄默，这也体现了当时女性具备的美德。除此之外，妈祖对家人的关心和照顾体现了中国人的孝道。然而，她一直未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她为理想女性的形象代言人，只是她没有孕育下一代；民间还有一些女神也是这样。圣母玛利亚却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艺术家通常将她设计为一位怀里抱着婴儿的生命赐予者。妈祖和圣母玛利亚还有一个相同点：她们都升天了；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信仰中也可以找到。圣母玛利亚升天的说法可以追溯到５世纪，并且她升天的现象与她显的神迹有时还与水或海洋等因素有关联。譬如：德国博登湖边的一个城市——林道（Ｌｉｎｄａｕ）每年八月都会举行一次特殊的巡行，即所谓的“Ｆａｔｉｍａ仪式”，仪式中许多船只在博登湖上同时运行；这个仪式让人想起圣母玛利亚曾经显现在葡萄牙圣地法蒂玛（Ｆｔｉｍａ，又译作花地玛等）。在妈祖的祭祀仪式中，也经常让人想起和这个信仰有关联的事件，这当然要从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同性去观察。除此之外，还需要看到当２７４①关于南海神及广州南海神庙，参见黄淼章：《南海神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 海神妈祖与圣母玛利亚之比较（约１４００—１７００年）中混合了某些庙宇的因素和其他民间信仰。总而言之，和圣母玛利亚的宗教仪式一样，纪念妈祖的仪式也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和庙宇的传统来举办。五、地理发现时期上文已经提到：妈祖信仰以及圣母玛利亚信仰都和地理发现时期有关联。妈祖显现的神迹清楚记载在《天妃显圣录》，在这本书里记载了宋朝时期路允迪的高丽之行，此行不是“发现之旅”，而是一次普通的公差。然而，书中详细描述了从中国经过东海直接到达高丽的行驶路线。此外，经过东海的其他航行，比如去琉球，也和妈祖有关联。①碑文也有记载：明朝时期郑和船队在妈祖的保佑下最远到达阿拉伯半岛的沿海地区和东非。郑和下西洋使妈祖信仰和其他信仰平起平坐，并且，郑和作为一位穆斯林不仅仅推动了妈祖信仰，同样也为伊斯兰教和佛教，以及道教之间的关系出了一分力。可以想象，这当中一定存在着许多原因。值得一提的是：郑和奉朝廷之命作为船队的负责人，必须在宗教方面小心行事，也许是因为明朝船舶上许多水手来自福建，他们很可能是妈祖的信徒。所以，郑和需要顾及到这一点。还有当年移居东南亚的华人，其中很可能也有妈祖信仰的维护者。２７５①关于路允迪往高丽之行，参见ＳａｌｌｙＫ．Ｃｈｕｒｃ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ｉｎＸｕＪｉｎｇｓＸｕａｎｈｅｆｅｎｇｓｈｉＧａｏｌｉｔｕｊｉｎｇ”，ｉｎＡｎｇｅｌａ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ａｎｄ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ｅｄｓ．），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６，ｐｐ７９－１０７．关于《天妃显圣录》的德文译本，见ＧｅｒｄＷｄｏｗ，Ｔｉｅｎｆｅｉｈｓｉｅｎｓｈｅｎｇｌｕ“ＤｉｅＡｕｆｚｅｉｃｈｎｕｎｇｅｎｖｏｎｄｅｒ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ｉｅｒｔｅｎＨｅｉｌｉｇｋｅｉｔｄｅｒＨｉｍｍｅｌｓｐｒｉｎｚｅｓｓｉｎ”．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ｕｎｄＳｔｅｙｌ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２．关于中国去琉球的航线与妈祖信仰，参见ＭａｒｉａＳｃｈｒｅｉｂｗｅｉｓ，“ＤｅｒＳｅｅｗｅｇＣｈｉｎａＲｙｋｙａｍＢｅｉｓｐｉｅｌｄｅｓＧｅｓａｎｄ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ｂｅｒｉｃｈｔｓＳｈｉＬｉｕｑｉｕｌｕ使琉球录ｖｏｎＣｈｅｎＫａｎ陈侃（１４８９－１５３８）”，ｉｎＡｎｇｅｌａ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ｅｄ．），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５，ｐｐ１１－７４．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与妈祖信仰一样，圣母玛利亚信仰在地理发现时期也得到官方的支持，可是她在欧洲人的船上是另外一种情况：圣母玛利亚几乎不需要和非基督教的信仰竞争。一般来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上不同宗教共存的情况是根本没有的。第二个不同点是：郑和不是带着宗教任务出行，也就是说，不是去海外宣教或者与宗教敌人斗争。葡萄牙和西班牙却在地理发现时期之前压制伊斯兰教的领导者，虽然伊比利亚半岛被解放，但是，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认为临近的北非地区还是很危险。因此，在欧洲发现之旅的最初阶段宗教的容忍几乎不可能。１６世纪中晚期出现转机：在葡属印度（Ｅｓｔａｄｏｄａ?ｎｄｉａ）的很多港口里，不少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开始和非教徒共同合作。恩里克王子（ＩｎｆａｎｔｅＤＨｅｎｒｉｑｕｅ）在葡萄牙发现之旅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我们不知道恩里克王子的宗教观点，但是船舶的名字向我们表明，童贞圣母玛利亚早在１５世纪便被很多海员尊为保护神。因为，“玛利亚”这个元素出现在这些名字中。而且，在记载了发现之旅的文献中描述了葡萄牙船舶上醒目的十字架，至今依然作为一艘名为“萨格雷斯”号（Ｓａｇｒｅｓ）葡萄牙训练帆船上的风帆装饰。发现者随身都携带保护神，就像中国的海员日复一日对保护神妈祖的崇拜一样，譬如：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ｕＤｉａｓ）在去暴风角（ＣａｂｏＴｏｒｍｅｎｔｏｓｏ，之后改称为好望角）的路上随身携带十字架；瓦斯科·达伽马（ＶａｓｃｏｄａＧａｍａ）也一样，他第一次航海的经历同样涉及供奉船上的圣母玛利亚。①当年船上的祭神仪式是什么过程很难说，葡萄牙的船舶上常常有修士和神父随行，他们会在船上举行弥撒和照顾海员，但是，他们最终的使命是在目的地宣教。在郑和的船队里估计也有祭司，虽然他们没有宣教任务，但是他们必须照顾船上的同胞。２７６①参见Ｎｅｖｅｓ?ｇｕａｓ，ＲｏｔｅｉｒｏｄａｐｒｉｍｅｉｒａｖｉａｇｅｍｄｅＶａｓｃｏｄａＧａｍ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ｅｓＥｕｒｏｐａＡｍéｒｉｃａ（出版年份不详），ｐ５１，６５．
  • 海神妈祖与圣母玛利亚之比较（约１４００—１７００年）西班牙人和其他发现者的圈子中也时常有人信奉圣母玛利亚，这体现在一些名称和建筑上，譬如：巴塞罗那建于１４世纪的世界著名海之圣母玛利亚大教堂（ＢａｓíｌｉｃａｄｅＳａｎｔａＭａｒｉａｄｅｌＭａｒ），它是一个体现西班牙教堂建筑和圣母玛利亚信仰紧密结合的典型例子。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这个名字是为了感谢“顺风圣母玛利亚”。在属于加那利亚群岛（ＩｓｌａｓＣａｎａｒｉａｓ）的兰萨罗特岛屿（Ｌａｎｃｅｒｏｔｅ或Ｌａｎｚａｒｏｔｅ）上，至今依然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仪式中保佑海员和渔民的卡门童贞圣母（ＶｉｒｇｅｎｄｅｌＣａｒｍｅｎ）驶向大海，这样做也是为了缅怀她１５世纪的导航功绩。①最后一个例子转到画作上：“航海者的圣母”（ＬａＶｉｒｇｅｎｄｅｌｏｓＮａｖｅｇａｎｔｅｓ）是西班牙画家阿莱霍·费尔南德斯（ＡｌｅｊｏＦｅｒｎｎｄｅｚ）著名的油画作品；可以在塞维利亚（Ｓｅｖｉｌｌａ）欣赏到这部作品。该画创作于１６世纪初期，被视为发现美洲的最早描绘；油画呈现耶稣的母亲、卡洛斯五世皇帝（ＣａｒｌｏｓＶ．）、阿美利哥·维斯普西（ＡｍｅｒｉｇｏＶｅｓｐｕｃｃｉ）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ＣｒｉｓｔｏｆｏｒｏＣｏｌｏｍｂｏ），后者站在云中，在圣母玛利亚之下，似乎是她的保护对象。图画方面的描绘同样体现在妈祖身上，主要内容是关于她显现的神迹，比如在《天后圣母事迹图志》中有相关的图片；而且，和一些圣母玛利亚的描绘一样：为了保护航海者，妈祖也偶尔在云中飘动。当想到郑和立下汗马功劳的时候，自然也让人想到宗教仪式中的感恩匾和神像，这些都是为了纪念光辉的航海历史。可以断言，著名的基督王塑像也是纪念物，它们建在里斯本特茹河（Ｔｅｊｏ）南岸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ＲｉｏｄｅＪａｎｅｉｒｏ），象征着美洲的天主教穿过大西洋，并因此和欧洲有了关联。就像妈祖信仰，我们可以看到郑和使它和东南亚产生了紧密关联。２７７①卡门圣女也是西班牙海军的守护者。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六、宣教方式当然，在妈祖信仰和圣母玛利亚信仰之间也有不同点，后者常常与宣教因素有密切联系。为了争取海外的信徒，天主教使用了善良的童女形象，她能够保佑老百姓、安慰他们和实现他们的愿望。因此，在使用葡萄牙语的地区，圣母玛利亚的变身比如：受孕圣母（ＮｏｓｓａＳｅｎｈｏｒａｄａＣｏｎｃｅｉｏ）与玫瑰圣母（ＮｏｓｓａＳｅｎｈｏｒａｄｏＲｏｓｒｉｏ）被成功推出。①然而，对于妈祖信仰却没有相同的期望，其中的原因是：妈祖信仰涉及的是私人生活，不属于任何宗教体系；圣母玛利亚信仰的魅力却归功于无数出于罗马教廷的责任而去宣教的机构。这意味着，圣母玛利亚信仰还对向外扩张的国家和殖民系统发挥作用；妈祖信仰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和国家权力拴在一起，但是，中国政府却没有计划将妈祖信仰扩张、推向全世界，朝廷的兴趣只是在中国以内宣传妈祖信仰。其实，如果得到朝廷的认可，一个地区性的宗教信仰很快就会升值，前提条件是涉及的神能够为国家利益服务。妈祖的神迹最初体现在路允迪的高丽之行，这似乎使妈祖具备了有利于国家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朝廷的赐封能够使得某个神备受关注，此外，在指定的庙宇举行祭奠使信众希望这个神能够一如既往地善待老百姓。换句话说，妈祖受到中央政府的扶持，所以，她“必须”护国庇民。而圣母玛利亚信仰基本上是通过神职人员维持，即使国家偶尔对此有兴趣。然而，很难说在信众表示敬意和神提供大力帮助之间有长期的、可衡量的相互作用。除此之外，圣母玛利亚帮助富人还是穷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个人还是政府官员等并不重要。中国早期的文献资料很少记载，如果妈祖没有满足祈求的愿望，信２７８①参见ＪｕｌｉａｎａＢｅａｔｒｉｚｄｅＡｌｍｅｉｄａＳｏｕｚａ，“Ｖｉｒｇｅｍ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ＮｏｓｓａＳｅｎｈｏｒａｅｉｍｐéｒｉｏｍａｒíｔｉｍｏ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Ｌｕｓｏ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４５１（２００８），ｐｐ３０－５２．
  • 海神妈祖与圣母玛利亚之比较（约１４００—１７００年）众会如何反应。欧洲的文献却常常提到，遭遇不幸有时候是上帝的惩罚。例如：１８世纪的《海难史》（Ｈｉｓｔóｒｉａｔｒｇｉｃｏ－ｍａｒíｔｉｍａ）中的报道，里面记载了许多船舶遇难的事件，其中有一次涉及保罗·德利马（ＤｏｍＰａｕｌｏｄｅＬｉｍａ），报道中提到：保罗·德利马原本被认为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次不幸是罪的惩罚，并且通过这次遇难他的罪被赦免。他似乎不再是之前那个不管多危险多恐惧都不会失去力量和勇气的天国成员，现在他的力量和勇气都彻底失去了。……无疑这是上帝的惩罚。因为，所有在船上的人都应该可以通过最简单的方式得救。……”①这本汇编中还提到：许多灾难都是用习惯性的方式解释，例如：船难是因为有问题的船舶没有办法承受风浪、船舶超载或者是在错误的季节出海；错误产生的原因一般是由于商人和官员过于贪利造成的，因此，上帝的惩罚是合情合理的。这些却在有关妈祖的报道中找不到，妈祖虽然帮助正义的一方对付强盗和坏人，但是在文献里提到妈祖惩罚贪得无厌的人不多见。总之，可以推断：关于妈祖显灵的报道一定受到官方的重视，而在西方国家的文献中个体因素却扮演一个重大角色。七、灰色地带妈祖信仰使东南亚的海外华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同时也促进了他们与家乡情感上的联系。现代的说法是，妈祖信仰有确认身份的作用。在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地这个作用归因于天主教，特别是圣母玛利亚形象；在澳门也是这样，从１６世纪开始就有许许多多的宗２７９①参见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Ｐｇｌ，“Ｂｅｉｓｐｉｅｌｅｚｕｅｉｎｅｒ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Ｓｃｈｉｆｆｓ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ａｕｆｄｅｒＯｓｔｉｎｄｉｅｎｒｏｕｔｅｉｍｐｏｒｔｕｇｉ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ｔｕｍｄｅｓ１６．ｕｎｄ１７．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ｉｎ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ｅｄ．，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Ａｓｉａ：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ＦｒａｎｚＳ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７，ｐ１８６．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教和信仰在这个城市共同存在，并且它们彼此相互容忍，没有竞争，竞争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在台湾却是另外的情况：与天主教敌对的荷兰人由于贪利，对当地居民与移民进行了剥削和血腥屠杀。澳门除了因为庙宇而出名（比如著名的妈阁庙），还因为它有许多教堂；在这些教堂当中可找到圣母玛利亚的名字，澳门的学校和其他机构也是这种情况。文德泉（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收集了当地圣母玛利亚信仰的重要文献资料，提到很多例子，其中一个是ＥｓｃｏｌａＥｓｔｒｅｌａｄｏＭａｒ（海星中学），就是“海洋之星学校”的意思。①同样有趣的是，圣母玛利亚与这个城市受到的唯一一次危险的攻击有关联。１６２２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士兵从海上预谋占领澳门，但是失败了。传说那时候领航圣母教堂（ＮｏｓｓａＳｅｎｈｏｒａｄａＧｕｉａ）里的女神离开小教堂（位于澳门东望洋山山顶上），展开她的双臂，用自己的大衣抵挡敌人的子弹。同样还提到，一般用来装饰圣保罗（ＳｏＰａｕｌｏ）教堂门面的童女神像从神龛中慢慢地走出来，展开双臂保护城市居民，并且带着耀眼的红光将敌人驱逐出去。从此，这一天定为战胜荷兰人的纪念日每年庆祝。②圣母玛利亚神像作为大三巴教堂门面的装饰至今依然存在，圣母玛２８０①②参见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Ｍａｃａｕｅａｓｕａｄｉｏｃｅｓｅ，第９册ＯｃｕｌｔｏｄｅＭａｒｉａｅｍＭａｃａｕ，第９９页（澳门，ＴｉｐｏｇｒａｆｉａｄａＭｉｓｓｏｄｏＰａｄｒｏａｄｏ，１９６９年）。关于澳门圣母玛利亚与妈祖信仰，也可参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ＭｉｕＢｉｎｇＣｈｅｎｇ（郑妙冰）：Ｍａｃａ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Ｊａｎｕｓ，第四章，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关于澳门的教堂有很多资料，如ＭａｒｉａＲｅｇｉｎａＶａｌｅｎｔｅ，ＩｇｒｅｊａｓｄｅＭａｃａｕ，澳门的教堂，ＣｈｕｒｃｈｅｓｏｆＭａｃａｕ，（三语），澳门文化司署，１９９３年。另外，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尚有Ｍａｃａｕｅａｓｕａｄｉｏｃｅｓｅ，第１１册ＡｓｃｏｎｆｒａｒｉａｓｅｍＭａｃａｕ，Ｍａｃａｕ，ＴｉｐｏｇｒａｆｉａｄａＭｉｓｓｏｄｏＰａｄｒｏａｄｏ，１９７５年，及其Ｔｏｐｏｎíｍｉ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２册，Ｍａｃａ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Ｍａｃａｕ，１９９７年。参见ＧｏｎａｌｏＣｏｕｃｅｉｒｏ，ＡＩｇｒｅｊａｄｅＳＰａｕｌｏ，Ｍａｃａｏ，Ｌｉｖｒｏ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ｅ，１９９７，ｐｐ１１６－１３４．关于大三巴教堂，亦可见ＣéｓａｒＧｕｉｌｌéｎＮｕｅｚ，ＭａｃａｏｓＣｈｕｒｃｈｏｆＳａｉｎｔＰａｕｌ－ＡＧｌｉｍｍｅｒｏｆｔｈｅＢａｒｏｑｕ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ｏＧｏｖｅｒｎｏｄａＲＡＥｄｅＭａｃａｕ，２００９．
  • 海神妈祖与圣母玛利亚之比较（约１４００—１７００年）利亚站在中间，象征着她在当地处于中心地位，高于她的只有耶稣；用来装饰宏伟教堂的还有其他人物。另外，除了一些让人联想到海洋的元素，还有一艘帆船和一条龙；呈现中国民间的信仰、航海和天主教逐渐融为一体。在刚刚提到的妈阁庙入口处设有一块画有一条小船以及有“利涉大川”四字的岩石装饰。①总之，艺术家用了类似的方式来表达海洋、航海和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许多妈祖庙中有用碑文来纪念捐款建庙修庙的人；为圣母玛利亚信仰作出贡献的人也会在宗教节日和教堂里被人们想起。②纸钱被视为简单的祭品，中国信徒在庙宇里面烧纸钱同在圣母玛利亚的纪念日捐钱是类似的宗教形式。而且，同妈祖庙和其他庙宇相结合一样，圣母玛利亚信仰在澳门通过多种方式与葡萄牙相结合。还有无数到过澳门的船舶之名字都与圣母玛利亚信仰有关联。③显而易见的是，妈祖信仰和圣母玛利亚信仰之间存在灰色地带。徐晓望提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踏入圣方济格堂时，却被一幅《天后圣母像》震惊——她是一位气度雍容华贵的古代中国女性，身着红色斜襟相掩的上衣与黄色宫裙，大袖飘飘欲飞，左手抱着一个穿着中式服装的幼童，右手舞着一条长长的红绸。如果没有文字说明《天后圣母》，人们会以为她是中国古画中常见的瑶池仙女，或是航海保护神像——妈祖。……圣方济格教堂的主要信众大都是渔民，教士们向渔民宣传天主教，遇到一个文化差距问题。中国的渔民大都是天后的崇拜２８１①②③“利涉大川”出于《周易》。关于“洋船石”，可见徐晓望：《闽澳妈祖庙调查》，澳门：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２—１８３页。关于捐款，已有记载，参见ＣＡＭｏｎｔａｌｔｏｄｅＪｅｓ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ｃａｏ，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６８－６９．中译本参见徐萨斯著，黄鸿钊等译：《历史上的澳门》，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Ｍａｎｕｅｌ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ＯｃｕｌｔｏｄｅＭａｒｉａｅｍＭａｃａｕ，ｐｐ１９１－１９８．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者，而且，这种信仰是祖辈以来相传的，当教士们向他们宣传福音与圣母时，他们经常将她与天后混在一起，分不清其中的区别……①２８２①徐晓望、陈衍德：《澳门妈祖文化研究》，澳门：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８年，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 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三十多年来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海神妈祖（天妃或天后等）的研究文献，①这种现象与中国沿海特别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妈祖信仰复兴有着很大的关联，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浙江、山东、海南以及其他地区。至今，仅台湾一地，估计就已拥有将近两千万名信徒。天妃庙里有两尊特别的塑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般这两位神灵分别安放在妈祖这位主神旁边，画像中两神的位置亦如此。他们的造型也各具特色，容易分辨。千里眼的身体为红色（也有例外），他的一只手挡在额前，眺望前方；他的名字告诉我们，他可探知远方的信息。顺风２８３①蔡洁华译。原载《海洋史研究》第８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又加以扩充，发表德文版：“ＱｉａｎｌｉｙａｎｕｎｄＳｈｕｎｆｅｎｇｅｒｉｎｘｉａｏｓｈｕｏｕｎｄａｎｄｅｒｅｎＴｅｘｔｅｎｄｅｒＹｕａｎｕｎｄＭｉｎｇＺｅｉｔ”，ｉｎＢａｒｂａｒａＨｏｓｔｅｒ，ＤｉｒｋＫｕｈｌｍａｎｎａｎｄＺｂｉｇｎｉｅｗＷｅｓｏｌｏｗｓｋｉ（ｅｄｓ．），ＲｏｏｔｅｄｉｎＨｏｐｅ：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ＩｎｄｅｒＨｏｆｆｎｕｎｇｖｅｒｗｕｒｚｅｌｔ：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ｔｕｍ．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ｉｎＨｏｎｏｒｏｆＲｏｍａｎＭａｌｅｋＳ．Ｖ．Ｄ．ｏｎｔｈｅ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６５ｔｈＢｉｒｔｈｄａｙ／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ＲｏｍａｎＭａｌｅｋＳ．Ｖ．Ｄ．ｚｕｓｅｉｎｅｍ６５．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Ｓａｎｋ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Ａｂｉｎｇｄｏｎ，Ｏｘ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７），ｖｏｌ．２，Ｓ．５７１－５９６．关于妈祖的研究书目，有郑丽航等编：《妈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福州：海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Ｇ．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ｒｅｎｃｈ，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１９８０，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８５；ＰｈｉｌｉｐＣｌａｒｔ，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９９５ｔ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ｉ－ｌｅｉｐｚｉｇｄｅ／～ｃｌａｒｔｐ／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ＰＲ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研究妈祖文化的综合性代表著作包括：李献璋：《妈祖信仰の研究》，东京：泰山文物社，１９７９年及其中译本《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１９９５年；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目前最大的文献资料集即《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１、２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第３辑，福州：海风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耳可听到所有声音，任何细微的声音都无法逃过他的耳朵。大部分情况下，他的手靠在耳旁，因为他要窃听到风从远方带来的所有信息；顺风耳的颜色一般是绿（青）色。千里眼经常手握一支戟，顺风耳则手持斧头，如其他守护神塑像一样，他们的神情凶恶狰狞，有时甚至是古怪的样子，比如头上长角或显现出令人畏惧的特征。艺术史学家确信，如果他们想要找出地方特色和不同类型，可以确认出更多的基本造型。互联网上的许多图片可提供一定的帮助，但对我们的研究作用并不大。那么本文的主题是什么呢？千里眼和顺风耳并不总是只站在妈祖的旁边，偶尔也会守护在其他神灵旁边，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可是本文不是考察关于“三人帮”，即千里眼、顺风耳与主神这种组合，也不是进行统计调查或研究祭祀活动等问题。在此，本文只展示古代文献中的相关叙述，以及小说中关于千里眼和顺风耳或其他与此相关的造型描写，并总结出简单的文学背景。当然本文不可能涉及所有的文学记载，所选文献都是元朝和明朝时的文献资料，以及妈祖研究专家常引证的知名段落，结论是以这些资料文献为前提而提出来的。此外，明朝曾有人不断尝试把儒释道三家结合在一起，尤其在该时期的小说中可看出这一特点。那么，千里眼和顺风耳到底是属于哪种宗教呢？一、《天妃显圣录》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清朝的《天妃显圣录》是一部基于明朝时流传的妈祖故事所创作的作品，但今存版本与以前的资料不完全一样。不管如何，对许多妈祖信徒来说，这可算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因为里面详细叙述了妈祖的生平及其相关神迹故事。此外，书中还记载了宋代以来妈祖得到的封号。①据《天妃显圣录》记载，天妃降服了两只邪恶的妖怪，后来他们成２８４①关于赐封妈祖的情况，参见蔡相辉：《妈祖信仰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３—１７６页；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表一，福州：海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 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为天妃的手下，即现在的千里眼和顺风耳：①先是西北方金水之精，一聪而善听，号“顺风耳”，一明而善视，号“千里眼”。二人以金水生天，出没西北为祟，村民苦之，求治于妃。妃乃杂迹于女流采摘中，十余日方与之遇。彼误认为民间女子，将近前，妃叱之，遽腾跃而去，一道火光如车轮飞越，不可方物。妃手中丝帕一拂，霾障蔽空，飞扬卷地。彼仍持铁斧疾视。妃曰：“敢掷若斧乎？”遂掷下，不可复起。因咋舌伏法。越两载，复出为厉；幻生变态，乘涛骑沫，滚荡于浮沉荡漾之中，巫觋莫能治。妃曰：“江河湖海，水德攸钟，彼乘旺相之乡，须木土方可克之。”至次年五、六月间，络绎问治于妃。乃演起神咒，林木震号，沙石飞扬。二神躲闪无门，遂拜伏愿皈正教。时妃年二十三。该段落中天妃降伏妖怪的方法符合五行学：天妃生火，火可中和铁斧，因为火克金；在第二次对抗中，通过木与土（森林、沙石）来拦阻水。同时水与金属北方和西方（引文的开始部分），金星和水星则适合这个方位，这种星宿论诠释了道教的思想观念。二、非文学背景的庙宇守护者更早以前的文献中能找到上述引文的一些元素，然而其背景并不总是一样。以下文段将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一些文献，其中记载有千里眼和顺风耳，或是与他们相关的人物形象。这些资料出自不同文体种类，但仍以小说为主。２８５①《天妃显圣录》有德译本：ＧｅｒｄＷｄｏｗ，Ｔｉｅｎｆｅｉｈｓｉｅｎｓｈｅｎｇｌｕ．ＤｉｅＡｕｆｚｅｉｃｈｎｕｎｇｅｎｖｏｎｄｅｒ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ｉｅｒｔｅｎＨｅｉｌｉｇｋｅｉｔｄｅｒＨｉｍｍｅｌｓｐｒｉｎｚｅｓｓｉｎ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Ｓａｎｋ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Ｎｅｔｔｅ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ｕｎｄＳｔｅｙｌ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２．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让我们先从非文学世界出发：从宋朝或更早时期开始，许多庙宇门神便已广为人知，比如招宝七郎，他和千里眼一样，会把一只手放在眼睛前面，因此他有时也被看做千里眼的前身。①关于南海神的信仰崇拜，其最重要的庙宇是广州的波罗庙。波罗庙里竖立着两尊巨大的神像——千里眼和顺风耳，这两尊神像并未摆出以往常见的姿势。不过，在波罗庙里，还能看见达奚司空的神像，摆出了门神的姿势；据说达奚司空是在６世纪从印度来到广州。②除了达奚司空和招宝七郎外，还有许多向远方遥望的神像，或者像顺风耳那样把手放在耳朵旁的神像；日本亦有相应的例子。此外，宋代时镇江有一座妈祖庙，据１２５９年的《灵惠妃庙记》记载，庙里有魁星神像，在其旁边的两尊神像被称为青衣师和朱衣吏。这很有可能就是顺风耳和千里眼的前身或化身。③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灵惠妃即妈祖，“灵惠”是１１９２年妈祖所得的封号。总而言之，有几点需要说明：（１）顺风耳和千里眼早期知名形象是侦查员或情报员，在不同的寺庙归属于不同的神灵，现今被看成是妈祖的随从。（２）某些神像被认为是千里眼和顺风耳，然而并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能说明这种比附是从何时开始的。（３）妈祖的角色非常模糊，较晚时期才开始对此有比较具体的解释。三、《武王伐纣平话》元朝出现了一本无名氏平话小说——《武王伐纣平话》（１３２１—２８６①②③奈良行博：《海神／伽蓝神とレての招宝七郎大*修利》，《白山中国学》１３（东洋大学中国学会），２００７年，第４３—５４５页。关于南海神庙，参见黄淼章：《南海神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１１、４８—４９页。亦可参见王元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以及《海交史研究》２００６年所载的几篇文章。蒋维琰编：《妈祖文献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妈祖文献》Ⅱ《史摘卷》第６页（注）。魁星即奎星、大魁星君、大魁夫子。
  • 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１３２３年）。纣是商朝的统治者，常被塑造成一个负面人物。他的手下有两名将军离娄和师旷跟随他打仗。在战争中他们取得了一次胜利，但最终被姜尚（姜子牙）击败。①文中说道：“此二人，名离娄者是千里眼，名师旷者是顺风耳。二人别无一能，只除远近皆闻皆见。”两人被逮捕后本应被杀，但“忽见一阵大风，起沙走石，似吹飓尘，屋瓦翻飞，对面不能相见。忽于法物上不见二人，不知何往”。最后他们被当做守在轩辕黄帝前面的门神：“轩辕皇（黄）帝庙门前两壁厢，有千里眼、顺风耳。”从此，姜尚不再追拿他们，而是重新投身于军事任务。②西周军队没有对千里眼和顺风耳采取进一步的应对措施，很有可能是因为黄帝在神仙庙中的职位太高，以至于没有人想尝试去惹怒他。另外一个问题是离娄和师旷的来源及其在小说中的角色，在古代文献中常常可找到关于这两位神的相关记载，比如说《孟子》。他们通常拥有正面的品质，维护社会安定。但后来为什么有文人描述离娄和师旷在战争中对抗的是好人，仍待考究。我们能确认的是，《武王伐纣平话》这部作品中最早出现了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相关叙述，但是这里面没有关于妈祖的故事。两神在此具有很特别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支持反方，另一方面他们由于与正面形象黄帝的联系而躲过了灾祸。四、《正统道藏》的记载《正统道藏》（１４４５年）中有许多关于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文段，其２８７①②关于姜子牙的研究，参见ＢａｒｂａｒａＷｉｔ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ｕｎｔｅｒＪｉａｎｇＺｉｙａ，ｇｔｔｌｉｃｈｅｒＢｅｉｓｔａｎｄｆüｒＪｉｎＢｉｆｅｎｇ：ＤｅｒＨｉｍｍｅｌｓｋｎｉｇＬｉｉｍＦｅｎｇｓｈｅｎｙａｎｙｉｕｎｄＸｉｙａｎｇｊｉ”，ｉｎＳｈｉＰｉｎｇ＆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ｅｄｓ．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ｍＲｏｍａｎＳａｎｂａｏｔａｉｊｉａｎＸｉｙａｎｇｊｉｔｏｎｇｓｕｙａｎｙｉ，Ｂｄ．２（《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研究》第２辑），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３，ｐｐ１４１－１６３．参见《妈祖文献》Ⅱ《史摘卷》第５—７页。亦见《武王伐纣平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７０—７１页。英译本：ＬｉｕＴｓｕｎ－ｙ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ａｎｄＴａｏｉｓ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ｏｖｅｌ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ＦｅｎｇＳｈｅｎＹｅｎＩ，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Ｏｔｔｏ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１９６２，ｐｐ６３－６４．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中包括《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１４１６年）①，另有一部与此类似的经文《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１４２０年）②则附有插图，图上绘有妈祖和她的侍从；③后来不同版本的故事是在该经文原型基础上出现的。在《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的经文中，老君赐予妈祖封号，并赠她相应的衣袍、用具以及侍从，她的助手还帮助她“千里眼之察奸，顺风耳之报事”④。《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的经文则是“千里眼之神，顺风耳之将”；这是否说明了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特质，或是由其名字而总结出来的，皆要看如何理解。不过，还有一些应该注意的地方：在这两部作品中，出现了青衣童子和水部判官，他们也是妈祖的助手。青衣是来自东方威力无穷的神灵，而判官的名字则说明他是来自地下的神灵。妈祖有不同“职能”的助手，意味着她在神仙世界里的地位高且重要。另外，青色（通绿色）这种特征也让人联想到顺风耳的颜色。除了这两部经文外，千里眼和顺风耳也出现在《正统道藏》的另外一些经文中，如《大惠静慈妙乐天尊说福德五圣经》及《太上洞玄灵宝五显观华光本行妙经》。⑤第一部经文介绍妙乐天尊，他也经常被称为灵观大帝，其实是（太上）老君的学生，后来也出现在《北游记》中，经文中有“千里顺风”一句。第二部经文的中心人物华光对于《南游记》来说非常重要。关于此点，下文还会提及。２８８①②③④⑤《妈祖文献》Ⅲ《经忏卷》第１—８页。亦见《正统道藏》第１１册洞神部本文类，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０８—４１０页。此经收入《藏外道书》第３册，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２年。《妈祖文献》Ⅲ《经忏卷》第９页；《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亦见《藏外道书》第３册，第７８１—７８６页；ＪｕｄｉｔｈＭａｇｅｅＢｏｌｔｚ，“ＩｎＨｏｍａｇｅｔｏＴｉｅｎ－ｆｅ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０６，１９８６（１），ｐｐ２１４－２１５；任继愈等编：《道藏提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６４页。《妈祖文献》Ⅲ《经忏卷》第５页；Ｂｏｌｔｚ，“ＩｎＨｏｍａｇｅｔｏＴｉｅｎ－ｆｅｉ”，ｐ２２６．《大惠静慈妙乐天尊说福德五圣经》，《正统道藏》第２８册正一部，第３６４—３６７页；《太上洞玄灵宝五显观华光本行妙经》，《正统道藏》第３４册《续道藏》，第７４９—７５２页。
  • 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五、《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等杂剧现在我们的讨论从宗教文学转到明朝的杂剧上，《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简名《下西洋》）作者不详，很可能是１５世纪末写于太仓之地；从题目来看这是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故事。①启程之前，郑和在庙宇里祈求妈祖的护佑，妈祖在他的梦中出现，并承诺会保佑他。从文中还可看出，虽说只是依照舞台设计，安排妈祖与两个侍女在舞台出现，但假如这部作品真是出自１５世纪末，它将不仅是除了纯宗教文学外迄今最早一部关于妈祖的文学作品，还是戏剧中关于妈祖随从的最早记载。不过，这部杂剧却没有提供名字或其他线索来让我们辨别这些女侍从是谁。剧中也有一些突出之处，即海员除请求妈祖保佑外还希望得到更多，即“和番取宝”。这使妈祖以及她的侍女脱离了纯粹的宗教范围，而为国家所利用。《下西洋》这部杂剧在妈祖研究领域几乎没有受到重视，因此，我们并不清楚剧中妈祖有女侍从的原因。不管答案如何，千里眼和顺风耳在《下西洋》里都没有被提及。但千里眼和顺风耳在其他杂剧中出现过，我们在此重新回到前面提到的华光。华光是《双林坐化》中的主角之一，此剧被归为明朝时期的作品，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在剧中，千里眼和顺风耳是华光的侦察随从。②虽然他们对情节的进展并没起到推动作用，但这证明了华光与两神的联系在当时应该是普遍的，而且并不仅限于纯宗教范围。在此要着重强调的是，这是充满佛教氛围的杂剧，之前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则属于道教领域。２８９①②关于《下西洋》杂剧（版本、结构、成书年代等问题）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ＣｈｅｎｇＨｏｓＡｂｅｎｔｅｕｅｒｉｍＤｒａｍａｕｎｄＲｏｍａｎｄｅｒＭｉｎｇＺｅｉｔ．ＨｓｉａＨｓｉ－ｙａｎｇ：Ｅｉｎｅ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ｕｎｄ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Ｈｓｉ－ｙａｎｇｃｈｉ：Ｅｉｎ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ｖｅｒｓｕｃｈ，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ＦｒａｎｚＳ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ＧｍｂＨ，１９８６；周运中：《明代杂剧〈下西洋〉成书地点考》，载《郑和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８１期，第５３—５６页。《双林坐化》第三折，载《孤本元明杂剧》第４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５８年。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此外，作为杂剧《西游记》的剧作家，杨景贤在书中描述了“千里眼离娄”和“顺风耳师旷”。①杨景贤生活在元末明初，这说明千里眼、顺风耳和西游资料之间的关联应有较长历史，后文还会再次论及西游这个主题。六、《薛仁贵跨海征辽》明成化时期（１４６５—１４８７年）出现了许多说唱词话的作品，其中一部题为《薛仁贵跨海征辽》（简称《跨海征辽》），完成于１４７２年。由永顺堂印刷出版的这部作品里有关于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描述，②这是一个关于唐太宗征伐高丽的故事。由于其他通俗文本如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张国宾撰）以及清朝另一无名氏小说《薛仁贵征东》，该题材家喻户晓。此外，《永乐大典》中还有一部名为《薛仁贵征辽事略》的作品，③辽在此指辽东，海为东海。帮助唐太宗伐高丽的将军是张士贵（？—６５６年）和薛仁贵（６１４—６８３年），这两位都属于历史人物。让我们来看一下说唱文本中的描述：薛仁贵身穿白色衣服，属金，位向西方，被称为“西方白虎神”或“白袍”。此外，他被视为出色的勇士。“西方白虎神”这一称谓暴露了他的星君身份，即二十八星宿之西方七星。在征伐过程中，张士贵变成了薛仁贵的敌人，他在其他文学２９０①②③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第２册第十二折鬼三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６６４页。朱一玄编：《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３页。研究妈祖文化的专家很少提到《薛仁贵跨海征辽》一书，唯有罗春荣《妈祖传说研究：一个海洋大国的神话》（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１页有所提及。关于薛仁贵的故事见ＷｉｌｔＬ．Ｉｄｅｍａ，“ＴｈｅＲ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ａｎＵｎｆｉｌｉａｌＨｅｒｏ：Ｓｏｍｅ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ｄａ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ｓüｅｈＪｅｎｋｕｅｉ”，ｉｎＥｒｉｋａｄｅＰｏｏｒｔｅｒｅｄ，ＡｓｔｈｅＴｗｉｇｉｓＢｅｎｔ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ＨｏｎｏｕｒｏｆＦｒｉｔｓＶｏ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ＣＧｉｅｂｅｎ，１９９０，ｐｐ８３－１１１；“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ｉｎＫｏｒｅａ：ＴｗｏＥａｒｌｙ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ＸｕｅＲｅｎｇｕｉ”，ｉｎＲｅｍｃｏＥＢｒｅｕｋｅｒ（ｅｄ），Ｋｏｒｅａ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Ｋｏｒｅ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ＨｏｎｏｕｒｏｆＢｏｕｄｅｗｉｊｎ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Ｌｅｉｄｅｎ：ＣＮＷ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７，ｐｐ３４１－３６８．
  • 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作品中也是这种反面形象。《跨海征辽》里的张士贵深信可以用火烧死薛仁贵，但千里眼和顺风耳看到这种危险，马上通知玉皇大帝。结果，玉帝派遣大批神灵到人间帮助薛将军。这是文中千里眼和顺风耳的作用。有趣的是，二者都在充满道教色彩的文中出现，并且他们的警示似乎使情节发展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尤其是他们的君主即玉帝觉得应该介入干涉。在古代小说世界里，千里眼和顺风耳直接作为玉帝随从的这种描写，可能从《跨海征辽》开始。如果上述无误，那么《跨海征辽》应与《下西洋》的创作时间差不多。此外，千里眼和顺风耳出现在１５世纪不同的故事，例如：商周故事以及关于华光、西游、妈祖和薛仁贵等的故事中。七、《列国志传》与《封神演义》元朝作品《武王伐纣平话》的题材在后世的小说中一直被引用，比如《列国志传》和著名的《封神演义》。前者创作于１６世纪末，作者余象斗撰写了许多小说，很有可能参与了这本书在１７世纪初的印刷工作。与《列国志传》不同，《封神演义》属于１７世纪早期的作品；①千里眼和顺风耳出现在这两部作品中。一些相关文段取自《武王伐纣平话》中的描述片段，不过，这些片段都被文饰过，并加入了复杂的情节。②２９１①②关于《列国志传》与《封神演义》两书的研究，参见ＬｉｕＴｓｕｎ－ｙ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ａｎｄＴａｏｉｓ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ｐｐ７７－７８，８０．此处所用版本乃余邵鱼：《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载《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１—９７页；许仲琳：《封神演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８８６—９１４页。简略英文本：ＧｕＺｈｉｚｈｏｎｇ，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ｏｄ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３５９－３８５．法文本：ＪＧａｒｎｉｅｒ，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ｔｕｒｅｄｅｓＤｉｅｕｘ，Ｐａｒｉｓ：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ＹｏｕＦｅｎｇ，２００２．德文本：ＷｉｌｈｅｌｍＧｒｕｂｅ，ＨｅｒｂｅｒｔＭüｌｌｅｒ，Ｄｉｅ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ｎｄｅｒＧｔｔ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ｒＲｏｍａ，Ｌｅｉｄｅｎ：ＥＪＢｒｉｌｌ，１９１２，ｐｐ６２１－６２３．关于《列国志传》与《封神演义》之比较，参见ＬｉｕＴｓｕｎ－ｙ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ａｎｄＴａｏｉｓ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ｐｐ１０１，２０８－２０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尽管这三部作品有一些基本的相似处，但在《列国志传》和《封神演义》中，皆可看出某些创新之处：千里眼和顺风耳是两兄弟高明和高觉，他们的名字暗示出人物原有的超凡洞悉力，两兄弟都支持商朝，是周武王的敌人。《列国志传》通过一面神奇的镜子来揭示高氏兄弟的本性，重要的是，他们与神荼、郁垒联系在一起，这两位是古代有名的神灵，住在度朔山的一棵桃树下，专门捉拿妖魔鬼怪。除了他们外，《列国志传》还提到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他们的任务是侦察他人，并且要捉拿妖魔鬼怪。进攻队伍与“侦察好手”紧密合作，书中提及黄帝还把这四位守护者的画像安置在一个寺庙的入口旁边，通过某种方式，高明和高觉用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力量来攻击西周军队。姜子牙识破了这一切，用法术降服他们，后来便有了这个说法：在寺庙的这两个木头塑像少了两个头，邪恶也就被驱走了。《封神演义》的情节安排与《列国志传》非常相似，文中说道：“棋盘山（有）桃精柳鬼。桃柳根盘三十里……今棋盘山有轩辕庙，庙内有泥塑鬼使，名曰千里眼、顺风耳。二怪托其灵气……将桃柳根盘掘挖，用火焚尽；将轩辕庙二鬼泥身打碎，以绝其灵气之根……如此，则二鬼自然绝也。”就这样，高明和高觉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最终被制服并被杀死，他们“一灵已往封神台去了”。①此书中有许多值得注意之处，《封神演义》的作者把高氏兄弟描述得既丑陋又令人畏惧，而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找不到叙述高明、高觉或千里眼、顺风耳具有威慑特点的文段。此外，《封神演义》中指出高明／高觉、千里眼／顺风耳和离娄／师旷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点体现在第九十回的标题“子牙捉神荼郁垒”上。另外，该书描写了许多声势浩大的战斗场面，不同的将军和神灵参与进去。在以前的作品中，高明／高觉、千里眼／顺风耳都并不显得有多２９２①关于封神台，参见许仲琳：《封神演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５４、１５６、２８５页。
  • 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危险且有威力。不同作品中的结局也有所不同，平话版本并没有对此特别说明；在《封神演义》里，他们的身体被毁灭，只有灵魂还存在。但还要注意一点，此处我们分析的是两个人物，他们只拥有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本质，正如之前所说的，高氏兄弟与千里眼和顺风耳并不一样。这一点很符合主题，因为许多中心人物，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渐渐都会“变质”，然而具体的变化都已经注定。他们被天命紧紧地安排在一起，看起来似乎充满浓厚的佛教色彩，但同时因道教的元素而被冲淡。《封神演义》的故事版本非常复杂，《夏商野史》是较少人知道的一种“衍生”。其作者不明，可能与明末名人钟惺（１５７４—１６２４年）有关。①这里再次出现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其中许多文段与《列国志传》相同。或许可以这样假设：描写商周战争的小说把“千里眼”和“顺风耳”这两个名字与反面形象结合起来。在这些作品中两位都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以不同的方式与神荼／郁垒、离娄／师旷和高明／高觉互相联系在一起。最古老也最简短的文本《武王伐纣平话》是关于离娄／师旷的，将他们描述得较好，可能是作者非常了解两者的古代历史背景。在更后期的版本里，离娄和师旷被高氏兄弟代替，每次姜子牙在对抗他们后都会变得更强大，亦即正方会暂时为邪恶压制，但最终正方会战胜邪恶。还要补充的是，许多作品都提及神荼和郁垒，例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②较早的作品《风俗通义》一般常作为出处而被引用，③由于２９３①②③版本见于艺术中国网，ｈｔｔｐ：／／ｇｕｊｉａｒｔｘ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４９５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关于钟惺，参见李先耕：《钟惺著述考》，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国古书刊印社，１９３５年，第４１页。亦见《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５年。关于《封神演义》中的神与鬼亦可见ＬｉｕＴｓｕｎｙ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ａｎｄＴａｏｉｓ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卫聚贤：《封神榜故事探源》，上海：说文社，１９６０年。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第８卷《祀典》，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６１—３７４页；亦见王充：《论衡》第１６卷《乱龙》及第２２卷《订鬼》；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６９３—７０６、９３１—９４７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这个传统，不同的门神以及桃符都可用来驱赶妖魔，相应描述在很早以前便广为人知。八、《北游记》与《南游记》《北游记》和《南游记》因被收入《四游记》而有名，《北游记》记载的是真武的故事；离娄、师旷出现在第二十三回，他们在书中被称为“聪明二贤”。①《南游记》的中心人物是华光，也被称为马灵官。②华光三次化身救母这个主题使我们联想到著名的故事目莲救母，故事情节包含道教与佛教元素，华光遇到许多神灵，包括千里眼和顺风耳，其中一些片段和人物让人联想到《西游记》《西洋记》和其他小说。千里眼和顺风耳出现在第六回。他们生活在离娄山的芙蓉洞中，名叫离娄和师旷，但是他们也是会吃人的恶魔。最后他们被华光用“降魔伏鬼枪”压制并被迫吞食“火丹”，进而被制服；此外，华光还废除了人葬的陋习。故事情节与千里眼和顺风耳没有直接的关联，他们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给华光提建议，并主动支持他。如此这般，他们推动了事情的发展，尤其在第八、九、十一、十二回和第十七回。在第九回中，他们协助捉拿敌人的“火鸦”；在第十一回中，他们告诉华光怎样取回丢失的“金砖”；在第十二回中，他们警告华光有一个女对手。２９４①②这里所用的版本乃余象斗：《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载于《中国学术名著》之《四游记》本，台北：世界书局，１９６２年。这里所用的版本即台北世界书局《中国学术名著》之《四游记》本，第６７—６８、７３、７５、７７、８４—８６、９５页。关于《南游记》，亦可见ＵｒｓｕｌａＡｎｇｅｌｉｋａＣｅｄｚｉｃｈ，“ＴｈｅＣｕｌｔｏｆＷｕｔｕｎｇ／Ｗｕｈｓｉｅｎ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Ｆ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Ｒｏ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ｄ），Ｒｉｔｕａｌａｎｄ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Ｆ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５，ｐｐ１３７－２１８，ｐ１４９，ｐ１８９（ｎ２２１）．关于华光，参见《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第５７—５８页以及前引《正统道藏》里的不同经文。
  • 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与一般情况不同，《南游记》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角色较为独特。开始的时候，他们以反面形象出现，虽说作者把他们和离娄及师旷相提并论，而离娄和师旷其实应该算是正面人物，后来被华光制服。围绕他的故事有一个复杂的叙述结构，和神仙天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许多人物的结局都是由天命注定的，善与恶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就像华光的助手一样。华光还出现在其他的小说里，一般都是关于其他题材的。①此外，如前所述，我们还可以在杂剧中找到他。可是在这些作品里，华光和千里眼／顺风耳的联系并不像《南游记》里那样复杂，而在其他明朝小说中，千里眼和顺风耳也没有那么广泛的活动范围。九、西游题材如前所述，千里眼和顺风耳与西游题材联系紧密。在１５９２年由吴承恩撰写的小说《西游记》中，他们向玉皇大帝报告孙悟空最早的情况。②朱鼎臣的简短版本则有所不同，即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千里眼和顺风耳才作为侦察人员出现；杨致和的版本里则没有这样的情节描述。③关于这三种版本的故事结构与内容的关系已有很多研究，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千里眼和顺风耳出现的场景有时很具幽默感，创意颇新。２９５①②③④参见二阶堂善弘：《通俗小说里元帅神之形象》，ｈｔｔｐ：／／ｋｕｉｒｊｍｋａｎｓａｉｕａｃｊｐ／ｄｓｐａｃｅ／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１０１１２／８６８／１／ＫＵ－１１００－２００７０９００－５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吴承恩：《西游记》第１册，第１回、第３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英译本：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Ｙｕ，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１９８４，ｖｏｌ．１，ｐ６８，ｐ１１４．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与杨致和的《西游记传》收入陈新编：《中国小说资料丛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ＧｌｅｎＤｕｄ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ＣｈａｐｔｅｒＨｓｉｙｕｃｈｉａｎｄＩｔｓＥａｒｌｉｅｒ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ＡｓｉａＭａｊｏｒ，１４（２），１９６９，ｐｐ１４１－１９１；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ＡＫｏｓｓ，Ｔｈｅ“Ｘｉｙｏｕｊｉ”ｉｎｉｔ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ｇｅｓ：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ｉｎｇ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不过，还不止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在所谓的《朴通事》（１５世纪的朝鲜作品）中看到这两位神灵。简而言之，其故事记述了三藏和孙悟空在一次比赛中一起对抗他们的道教敌人。这个场景的描写非常诙谐有趣：孙悟空在比赛中召唤来许多神仙，其中就有千里眼和顺风耳，他们负责把高傲的鹿皮大仙放在沸腾的油锅里炸死，佛教人物赢得了这次比赛。①关于《朴通事》和其他作品的关系亦有很多研究，但与本文无关。十、出现妈祖的明朝小说与《西游记》结构相似的小说是罗懋登撰写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其序言写于１５９７年）。②这两部作品都可解读为“寻宝”类型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郑和率领一支声势浩大的船队下西洋，目的是寻找丢失的皇帝玉玺，并且征服番国。这部作品和《西游记》一样，把儒道释三教合为一体。妈祖作为守护神出现在小说里，保护着明朝船队一路从中国到天方（Ｍｅｃｃａ），同时她的红灯笼也为船队指明方向。两部小说都把佛教推崇为三教之首，而从作品的哲学思想来讲，佛教的“矛盾性”变成了全书的主题，书中所提到的空间与时间都是虚２９６①②关于《朴通事》及其英译本，参见ＧｌｅｎＤｕｄ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Ｈｓｉ－ｙｕｃｈｉ．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ｏｖｅｌ，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ｐ１８２，ｐ１８７．关于这篇小说，参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ＣｈｅｎｇＨｏｓＡｂｅｎｔｅｕｅｒｉｍＤｒａｍａｕｎｄＲｏｍａｎｄｅｒＭｉｎｇＺｅｉｔ．ＨｓｉａＨｓｉｙａｎｇ：Ｅｉｎｅ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ｕｎｄ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Ｈｓｉ－ｙａｎｇｃｈｉ：Ｅｉｎ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ｖｅｒｓｕｃｈ，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ＦｒａｎｚＳ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ＧｍｂＨ，１９８６；ＳｈｉＰｉｎｇ＆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ｅｄｓ），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ｍＲｏｍａｎＳａｎｂａｏｔａｉｊｉａｎＸｉｙａｎｇｊｉｔｏｎｇｓｕｙａｎｙｉ，Ｂｄ．２（《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研究》第２辑），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３；ＳｈｉＰｉｎｇ＆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ｅｄｓ），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ｍＲｏｍａｎＳａｎｂａｏｔａｉｊｉａｎＸｉｙａｎｇｊｉｔｏｎｇｓｕｙａｎｙｉ，Ｂｄ．１（《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研究》第１辑），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１．
  • 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无的。同样，所有的现象和人物也是虚幻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他们的命运都由上天注定。在这样的安排下，妈祖也只是扮演了其中一个小角色。《西洋记》在１６世纪末出版，此时妈祖信仰已经广泛传播开来，但在小说中妈祖并没有随从帮助她。我们可在书中其他地方找到千里眼和顺风耳：在第三回，他们出现在请神列表中。在第四十四回，千里眼和顺风耳被玉皇大帝派去询问。这一场景很重要，小说对此有一段简短的描述。①千里眼和顺风耳报告称金碧峰与骊山老母之间产生了矛盾，前者是书中佛教的代表人物，没有他，郑和不会完成任务；骊山老母则属于道教。情况紧急，玉皇大帝请观音出主意，②两位最后握手言和，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天上佛教与道教之间的一场大争斗。这是情节发展最基本的要素，因为金碧峰是燃灯古佛再世，假设他和骊山老母之间出现战争，在精神层次方面就会下降，将不能完成原来的任务。千里眼和顺风耳在这个事件中虽然只是短暂出现，但他们出现的时间点是非常关键紧急的。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这部小说一样，把这两个人物安排在这么重要的事件里，罗懋登的叙述在这里起到了特别的作用。此外，在第四十四回，千里眼和顺风耳被称为“菩萨”。他们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更高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个头衔归属于佛教。换言之，道教的最高领袖玉皇大帝任命了两位本属外教的神灵。以下两种解释在此都是可能成立的：一是作者并没有准确区分菩萨的类型；二是他希望通过这样的结构来平衡局面，从整体结构来说，金碧峰（佛教）２９７①②这里所用的版本乃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２、３５８—３５９页；亦见第３７回，第３０１页，郑堂有“千里眼的眼”一句。关于《西洋记》与骊山老母，参见ＫａｔｒｉｎＷｅｉｓｓ，“ＬｉｓｈａｎｌａｏｍｕｉｎＸｉｙａｎｇｊｉ”，ｉｎＳｈｉＰｉｎｇ＆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ｅｄｓ．），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ｍＲｏｍａｎＳａｎｂａｏｔａｉｊｉａｎＸｉｙａｎｇｊｉｔｏｎｇｓｕｙａｎｙｉ，Ｂｄ．２（《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研究》第２辑），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３，ｐｐ１０７－１２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要比骊山老母及其群队（道教）位于更高层次，但在玉皇大帝（道教）和千里眼／顺风耳（佛教）在这方面刚好相反。当然，我们还应该更多地研究观音的作用，但这会使我们远离原来的主题。吴还初的《天妃娘妈传》是一部鲜为人知的小说，其主人公是妈祖。出人意料的是，千里眼和顺风耳在这部小说里完全没有出现。该作品附有简单的插图，于明万历年间在福建印刷出版。①内容简要如下：关于妈祖前身，妈祖在人世间的出生，最后对抗妖魔，保卫好人。与其他后来的天妃宗教传说相比较，这个故事题材明显不同。蔡洁华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对这些不同之处有所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妈祖在吴还初的小说中“比早期作品中更具威力，虽说她是高高在上的观音的弟子”。至于书中未出现千里眼和顺风耳，“我们可以这么估计，天妃不需要他们的帮助，她可以自己解决难题。香火取代了眼睛和耳朵的功能，作为相应的媒介，它向天妃传达警告讯息。”这种解释应该可以说明这两位神灵不出场的原因。②十一、结语前文只是一种初步的分析，并没有考证所有的文献出处，但是许多情况在此变得清晰。先从妈祖开始；如今妈祖和千里眼／顺风耳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明朝我们仅可以从很少的文献资料中看到他们三人的关系；两部来自１５世纪的道教经文在这方面几乎是孤立的。杂剧《奉２９８①②新的版本有吴还初《天妃娘妈传》（黄永年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全文亦载于《妈祖文献》Ⅱ《著录》上卷。此外还有《古本小说集成》本。关于《天妃娘妈传》，参见ＣａｉＪｉｅｈｕａ，“ＸｉｙａｎｇｊｉｕｎｄＴｉａｎｆｅｉｎｉａｎｇｍａｚｈｕａｎ：Ｅｉｎ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ｉｎＳｈｉＰｉｎｇ＆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ｅｄｓ．），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ｍＲｏｍａｎＳａｎｂａｏｔａｉｊｉａｎＸｉｙａｎｇｊｉｔｏｎｇｓｕｙａｎｙｉ，Ｂｄ．２（《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研究》第２辑），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３，ｐｐ１３９－１５４．亦见同氏ＤａｓＴｉａｎｆｅｉｎｉａｎｇｍａｚｈｕａｎ天妃娘妈传ｄｅｓＷｕＨｕａｎｃｈｕ吴还初，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４．关于引文，参见该书第２３—２４页。
  • 元明小说与其他文献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天命三保下西洋》中没有提及妈祖随从的名字，除此以外，妈祖的随从还是女性。《天妃娘妈传》里的妈祖是重要人物，千里眼和顺风耳在书中根本没有被提及。在《西洋记》里，他们则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西洋记》的作者博览群书，还曾撰写过搜神作品①，如果当时除了纯宗教文学外，妈祖在文学传统中与千里眼／顺风耳有紧密关系的话，他肯定会在小说中有所描述。有研究者认为，小说为宗教信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②这就寺庙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艺术造型来说可能有道理，但是不能用于说明他们与妈祖的联系。明朝小说完全没有推广这样的“三神灵”产物。在其他方面，上述论点也不能成立。在古代文献中，千里眼和顺风耳站在不同神灵的旁边，而这些主神几乎是完全不同的。此外，不能忽略的是《天妃娘妈传》对妈祖有自己的诠释，这对信仰的发展并没有多大的推动作用。在没有妈祖出现的作品中，关于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故事并不多，基本限于商周、华光、西游和薛仁贵的故事。重要的是，千里眼和顺风耳是怎样被归类到离娄／师旷和神荼／郁垒这个组合中的？此外，他们有时会主动攻击，但大部分时间他们只是通过传递信息而推动情节发展。从叙述技巧来看，他们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南游记》中，他们的有效范围最为宽广。在《西洋记》中，他们和关键场景联结在一起。没有他们的警告就会有天上佛、道两教的争斗，而这会直接毁坏整个小说结构。明朝的小说作品以“三教合一”题材而著称，有时是佛教、有时２９９①②参见罗氏之序，《正统道藏》第３６册《续道藏》之《搜神记》，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影印，第２５０页。Ｂｏｌｔｚ，“ＩｎＨｏｍａｇｅｔｏＴｉｅｎ－ｆｅｉ”，ｐ２１９，ｎ４７；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ＣｈｅｎｇＨｏｓＡｂｅｎｔｅｕｅｒｉｍＤｒａｍａｕｎｄＲｏｍａｎｄｅｒＭｉｎｇＺｅｉｔ．ＨｓｉａＨｓｉ－ｙａｎｇ：Ｅｉｎｅ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ｕｎｄ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Ｈｓｉ－ｙａｎｇｃｈｉ：Ｅｉｎ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ｖｅｒｓｕｃｈ，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ＦｒａｎｚＳ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ＧｍｂＨ，１９８６，ｐ１６９．ＭｅｉｒＳｈａｈａｒ，“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ＧｏｄｓＣｕｌｔｓ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ｈａｈａｒ＆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ｅｄｓ．），ＵｎｒｕｌｙＧｏｄｓ．Ｄｉｖ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１８４－２１１．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是道教占主要地位。这对千里眼／顺风耳和其他相似的人物形象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只是作为下级人物出现，决定权在命运手中。特别是当时间／空间或存在／不存在变得相对时，他们便会退回一个想象的世界中去，可是他们比较近于玉皇大帝，而不近于佛教范围。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的前身（即离娄和师旷）具有支持社会团结的精神，这同样也属于儒教范围。总的来说，千里眼／顺风耳就像其他的附属人物一样，摇摆于不同的观点之间。关于观与听的能力，我们再次回到“观音”这两个字，但是观音并不依赖于千里眼和顺风耳。此外，千里眼／顺风耳属于不同的类种，他们是以鬼、精、神或者菩萨的身份出现。关于妈祖的一些研究作品被染上佛教色彩，这些作品中也有“天眼”和“天耳”的说法。相关资料可参看古时文献，比如说《华严经》。①其他学者认为，妈祖／千里眼／顺风耳这“三神灵”必须分开来观察研究，他们已经独立地发展，离娄／师旷和相关人物同样也来自独立的传统，②很可能这样的讨论在未来会延伸开来，特别是随着妈祖信仰不断扩大，人们对海洋主题的兴趣也不断增强。３００①②参见蔡相辉：《妈祖信仰研究》，第８６页；罗春荣：《妈祖传说研究：一个海洋大国的神话》，第１８９—１９０页。释厚重：《观音与妈祖》，台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一回顾动物进口这一方面，中国已具有悠久的传统。这其中包括异国鸟兽及“普通”动物，它们都来自不同地方——从西域的沙漠地带和北方草原直到西南山区和东南亚的热带森林。一般这种类型的动物或作为贡品或作为普通交易“物品”被运送入境。此外，这些动物的进口数量经常是很大的，通常用以交换丝绸、茶叶以及其他物品。马匹交易算是这类进口动物的最典型的例子，明朝政府每年都会得到几万匹马，其中最多的是来自朝鲜和今天的蒙古地区。从数量上来说，例如在唐朝和元朝时期，骆驼可排在第二重要的位置；但与马匹不同的是，它们主要被使用在北方地带，在淮河和扬子江领域则很少出现。①当时一般中国人熟悉马匹、骆驼、大象、狗、不同类种的鹿、牛和某些鸟类，但显然对很多生物还并不了解。相关记载文献中提到富人和３０１①蔡洁华译。原载珠海市委宣传部等编：《韦卓民与中西文化交流：“第二届珠澳文化论坛”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发表英文版：“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Ｚｏ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ｏｔｉｃＡｎｉｍａｌ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ｅｓｕｉ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ＬｕíｓＦ．Ｂａｒｒｅｔｏ（ｅｄ．），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１６ｔｈ－１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Ｌｉｓｂｏｎ：ＣｅｎｔｒｏＣｉｅｎｔíｆｉｃｏ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Ｍａｃａｕ，２０１２，ｐｐ．１８９－２１８．关于马匹可以见ＢｅｒｔＧＦｒａｇｎｅｒ，ＲａｌｐｈＫａｕｚ，ＲＰ和Ａｎｇｅｌａ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编，ＰｆｅｒｄｅｉｎＡｓｉ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Ｋｕｌｔｕｒ．ＨｏｒｓｅｓｉｎＡｓｉ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ｉｅｎ：Ｖｅｒｌａｇｄｅｒ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ｅｈｉｓｃｈｅ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２００９．关于中国的骆驼，外文研究也很多，如：ＥｄｗａｒｄＨＳｃｈａｆｅｒ，“ＴｈｅＣａｍｅ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ｏｗｎｔｏｔｈｅＭｏｎｇｏｌＤｙｎａｓｔｙ”，载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１９５０年第２辑，第１６５—１９４、２６３—２９０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①　关于中国文献里的秦吉了、白鹦鹉等，见普塔克：ＥｘｏｔｉｓｃｈｅＶｇｅｌ：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ｅｎｕｎｄｌｍｐｏｒｔｅ，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６；及普塔克：“ＮｏｔｉｚｅｎｚｕｍｑｉｎｊｉｌｉａｏｏｄｅｒＢｅｏ（Ｇｒａｃｕｌ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ｉｎａｌｔ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Ｔｅｘｔｅｎ（ＴａｎｇｂｉｓｍｉｔｔｌｅｒｅＭｉｎｇＺｅｉｔ）”，载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７年第５５辑，第４４７—４６９页；普塔克：“ＷｅｉｓｓｅＰａｐａｇｅｉｅｎ（ｂａｉｙｉｎｇｗｕ）ｉｎｆｒüｈ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ＱｕｅｌｌｅｎｂｉｓｚｕｒＴａｎｇＺｅｉｔ”，载普塔克编：Ｔｉｅｒｅｉｍａｌｔｅ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Ｋｕｌ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ｒ：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９，第３１—４８页。②　关于明初通过海上贸易进口动物的情况，见普塔克：“ＰｆｅｒｄｅａｕｆＳｅｅ：ｅｉｎｖｅｒｇｅｓｓｅｎｅｒＡｓｐｅｋｔｄｅ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ｓｉｍｆｒüｈｅｎ１５．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１９９１年第３４辑，第１９９—２３３页，与普塔克：“ＺｈｅｎｇＨｅｉｌａｉｍｐｏｒｔａｃｉó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ｅｓｉａｎｉｍａｌｓｅｘòｔｉｃｓｃａｐａＸｉｎａ”，载ＤｏｌｏｒｓＦｏｌｃｈ编，ＥｌｓｇｒａｎｓｖｉａｔｇｅｓｄｅＺｈｅｎｇＨｅ：ＬｅｓｅｘｐｅｄｉｃｉｏｎｓｍａｒíｔｉｍｅｓｄｅｌａＸｉｎａｄｅｌｓｅｇｌｅＸＶ，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Ａｎｇｌｅ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ｕｎｄＭｕｓｅｕＭａｒíｔｉｍｄｅ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２００８．明朝的历史地理书也记录不少动物的名字，几个例子：张之杰：《盐桥集：科学与美术的交会》，台北：章杰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５ｌ—２６０页（长颈鹿：第１０７—１１３、２４４—２５０、２６１—２６９页）；张箭：《下西洋所见所引进之异兽考》，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ｌ期，第１５２—１５８页。关于罕见的一本载有动物插图的书，见ＡＣＭｏｕｌｅ，“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ＩＹüＴｕＣｈｉｈｏｒ‘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转下页）朝廷常常拥有小型的庭园，甚至大规模的度假胜地，在那里饲养着许多各种各样的外国进口的稀有动物。在这方面特别著名的例子是汉朝时期盛行帝王狩猎。唐朝文献中也大量记载了多种珍稀动物，例如凤头鹦鹉（古称白鹦鹉）、八哥（或鹩哥，更早称为秦吉了）以及其他不同种类的鹦鹉等等。可以模仿人说话的鸟类在当时非常受欢迎，人们把它们作为宠物来饲养。①有很多故事和传说都围绕着这些异国生物，并且还添加了许多宗教色彩。南宋时期的情况也差不多，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此外，在文献里也谈到不少利用动物制成的物品，而这些物品可用在药方里或当做工艺品。异国动物也在明朝早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郑和的船队把一些“世上罕见”的动物作为贡品运回中国，其中包括斑马、长颈鹿、鸵鸟等等。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动物在从非洲到中国的这段漫长航行中的待遇是怎样的，但很显然它们安全抵达了目的地，并得到皇帝和众臣的赞美。关于长颈鹿的记载已经闻名于世，就不在此一一重述②（图一）。在其３０２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接上页）ｏｆＳｔｒａｎ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ｄ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载ＴｏｕｎｇＰａｏ１９３０年第２７辑，第１７９—１８８页，与其“Ｓｏｍ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ｉｒｄｓａｎｄＢｅａｓ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ｏｏ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２５，第２４７—２６１页。关于长颈鹿也可以参见：ＳａｌｌｙＫ．Ｃｈｕｒｃｈ，“ＴｈｅＧｉｒａｆｆｅｏｆＢｅｎｇａｌ：Ａ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ａ”，载Ｔｈｅ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年第７辑，第１—３７页。①　见张之杰：《盐桥集：科学与美术的交会》，台北：章杰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２—７３、２５７—２５８页，也见第６３—７１页；另见张箭：《下西洋所见所引进之异兽考》，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１５４—１５６页；ＲａｌｐｈＫａｕｚ，“ＰｏｌｉｔｉｋｕｎｄＨａｎｄｅｌ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ｕｎｄＴｉｍｕｒｉｄｅｎ．Ｃｈｉｎａ，ＩｒａｎｕｎｄＺ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ｅｎｉｍＳｐｔ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Ｒｅｉｃｈｅｒｔ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５，第２３６页；ＴｈｏｍａｓＴ．Ａｌｌｓｅ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ｎｔｉｎｇＬｅｏｐａｒｄｓｉｎＥｕｒａｓｉａ（Ｓｅｖｅｎｔｈｔｏ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载ＶｉｃｔｏｒＨＭａｉｒ编，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第１１６—１３５页。图一　郑和下西洋时代的长颈鹿图他的一些例子中，我们还不清楚文献里所指的是哪一类物种，这产生了分歧意见，并导致了饶有趣味的学术争论。所谓的哈喇虎剌（或“黑虎剌”）在此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可能是指沙漠猞猁或者狞猫。①当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在远东地区建立教会的时候，中国学者（特别是在北京的）首次接触到美洲动物。他们都是通过澳门，以及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１５５２—１６１０年）、艾儒略（Ｇｉ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１５８２—１６４９年）和后来南怀仁（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１６２３—１６８８年）的著作来认识这些动物。传教士也提到欧洲各种各样的动物种类，这些都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者知之甚少的。在郑和时期，中文资料中记载的“异国”生物数量因此而３０３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剧增，然而对动物世界或动物研究方法的认知并没有发生质的转变。在明末清初，中国“动物学”仍然落后于其他学术学科。与此相反，鸟和动物的绘画方法却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可能比当时欧洲还要先进。也许在这里，有人会联想到清朝中期郎世宁（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Ｃａｓｔｉｇｌｉｏｎｅ，１６８８—１７６６年）的精彩画作（图二），还有乾隆时期美妙的鸟类指南（今天叫做《故宫鸟谱》，图三），这些及其他作品的艺术非常写实，以近乎于摄影的精确手法描述了动物世界。①图二　郎世宁所画的马图之一　　图三　《故宫鸟谱》里的凤凰鹦鹉如上所述，与动物相关的清朝文献资料并不像艺术画作那么引人注目，文献作者经常很简单地直接引用早期的资料记载，而且大多数时候没有把真实和虚构的部分严谨清楚地区分开来。一般说来，关于新动物学细节方面的进步很小，除了个别例子以外，绝大部分作者极不情愿打破原有的文学传统方式。这点也适用于对某些来自远方进口兽鸟的描写，亦包括从传教士文献里所知道的欧洲、非洲及南北美洲的动物。在３０４①关于郎世宁有很多资料，如陈浩星等编著：《海国波澜——清代宫廷西洋传教士画师绘画流派精品》，澳门：澳门艺术博物馆等，２００２年。关于鸟谱，见秦孝仪等编：《故宫鸟谱》（Ｔｈｅ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Ｂｉｒｄｓ）共４册，台北：故宫博物院，２００５年。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类书、笔记以及方志等文献里都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其中一些作品的印刷量非常大，并且在学术界也享有名誉。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是关于这类动物的描述，即耶稣会文献里的“原型”。为此，我将从中挑选出一些例子来指出文献是怎样对动物世界进行描述，以及为什么不能完全把这个世界与其他领域（如地理学）区分开来。二当耶稣会传教士开始与中国学者合作时，他们也考虑到中国人对番人的传统观点以及中国人的“宇宙观”。在一些例子中，神父们入乡随俗地找到了绝妙的“解决方法”，例如地图绘制法。在他们对世界的描述中，传教士把中国移至地图的中心位置，以此表现出他们对“中央帝国”说法的尊敬。利玛窦也对地名的选择非常谨慎小心，在可能的地方，他对海洋、岛屿、国家和庞大区域都使用常规的中国名字。南怀仁也遵从同样的原则，在东南亚的很多地方也因此用传统中国名称来命名。①３０５①关于利玛窦与南怀仁的地图，有很多的文章与书。这里只提几个例子，如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ＰａｓｑｕａｌｅＭＤＥｌｉａ，ＩｌｍａｐｐａｍｏｎｄｏｃｉｎｅｓｅｄｅｌＰ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ＳＪ（Ｔｅｒｚａｅｄｉｚｉｏｎｅ，Ｐｅｃｈｉｎｏ１６０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ｐｒｅｓｓｏｌａ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Ｖａｔｉｃａｎａ，ＣｉｔｔＤｅｌＶａｔｉｃａｎｏ：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ａＶａｔｉｃａｎａ，１９３８；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图５７—５９，图７７—７９，及有关中文与英文解释；《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图１４３—１４７；ＪｏｈｎＤ．Ｄａｙ，“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ｏｆ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ｓＭａｐｓ”，载ＩｍａｇｏＭｕｎｄｉ１９９５年第４７辑，第９４—１１７页；Ｈａｒｔｍｕｔ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Ｆａｔｈｅｒ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ｒｌｄＭａｐ（１６７４）”，载ＩｍａｇｏＭｕｎｄｉ１９９１年第４３辑，第３１—４７页；ＬｉｎＴｏｎｇｙａｎｇ（林东扬），“Ａｐｅｒｕｓｕｒｌａｍａｐｐｅｍｏｎｄｅｄ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ｌｅＫｕｎｙüｃｈüａｎｔｕ”，载ＥｄｗａｒｄＪＭａｌａｔｅｓｔａ与ＹｖｅｓＲａｇｕｉｎ编，Ｓｕｃｃèｓｅｔéｃｈｅｃｓｄｅｌａ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Ｃｈｉｎｅｅｔ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ｄｕＸＶｌｅａｕＸＸｅｓｉèｃｌｅ，ＴａｉｐｅｉａｎｄＰａｒｉｓ：ＴｈｅＲｉｃｃ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９３，第１４５—１７３页。关于地图里的东南亚国家，见普塔克：“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Ｍａｐｏｆ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ａｎｄ（转下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接上页）ｉｔｓＫｏｒｅａｎＶｅｒｓｉｏｎ”，载《南洋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２年第５６辑，第１２２—１４８页。①　普塔克：“ＴｈｅＳｉｎ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ａｐ（Ｓｈａｎｈａｉｙｕｄｉｑｕａｎｔｕ）ｉｎｔｈｅ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Ｓａｎｃａｉｔｕｈｕｉ”，载ＡｎｇｅｌａＳｃｈｏｔｔｅｎｈａｍｍｅｒ与普塔克编：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６，ｐｐ１９１－２０７．中国人的理念是：世界被分成不同的部分，并可依次与“四方”联系在一起，从耶稣会地图可看到“小西洋”“小东洋”“大东洋”等区域的划分。明朝时的地理学家和航海员都没有对这些名称产生疑问，当时他们对东洋、西洋两条航路及其相应的“范围领域”都很清楚地区分开来。这种传统被加入耶稣会的地图中，这样一来，新的混合材料融合了引进的欧洲思想及传统的中国概念，我们可以在１７世纪早期的《三才图会》中找到一个很突出的例子。①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故事，耶稣会士非常清楚他们的中国读者，与当时欧洲读者群相似，都对罕见事物很感兴趣。在早期的历史地理文献，即关于历史地理的书籍或民族志学中，通常都描述了虚幻国家、奇异植物和陌生动物。这样的叙述内容也出现在一些传教士的报告文献中，甚至在地图作品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图上的亚洲东北部有一个“狗国”，高加索山脉地区有一个“女人国”，伏尔加河口附近有一个“一目国”，等等。这样的描述很显然激起了中国精英们的好奇心，因为相似或一致的“实体”也很容易在传统中国文献中看到。《山海经》《博物志》《事林广记》《异域图志》《异域志》以及其他作品里也提供了许多相关例子。至于传教士在哪些出处中选择异地的中文名字，这一点并不总让人明白。很显然的是许多事物都具有装饰作用；此外，这种常见的想法有其欧洲背景，但陈述方式则按照中国标准来进行调整，有时这点甚至可在事物安排方面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形式对称性。利氏的地图可再一次被作为例子来进行说明，其《坤舆万国全图》的一些版本展示了动物和船只，它们都被非常均匀地分布在全图各方（图四）。然而，有三种动物被分置在图右边沿地区，另外三种则分置在图左。这六种动物都分布３０６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在大西洋地区；位于太平洋处也有六种动物，在印度洋和邻近的南海（在ＪａｖａＰｅｑｕｅｎｏ附近，或称小爪哇）只有三种，原因很可能是这些区域是较小的海洋领域。此外，在南方大陆（被称为墨瓦蜡尼加Ｍａｇｅｌｌａｎｉｃａ）有八种靠陆地生存的动物，地图的每一半都有四种。有趣的是，南京版本的《坤舆万国全图》上，图左的两种动物是浅灰色展①　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图４（书目之后）。②　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４７—１５５页。示出的——显而易见是用来平衡海洋生物的概貌，其中两种位于右部（太平洋地区），也属于类似情况。①至于船只，可发现三种在大西洋，六种分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有一个附加装饰元素位于“中部”船只附近，即直到菲律宾东部，也可包括在内。如果是这样，那么会有五艘船位于赤道北部，五艘在南半球。如果一种动物可代替该附加元素，那么会有十二种生物位于地图的左半部，十二种在另一半。②图四　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此种分布方法，不管是利玛窦本人有意识这样做，还是其他地图编辑者也这样考虑，可能都不是出于偶然。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国或欧洲的动物象征及传说与此没有任何关系。类似的动物也作为装饰元素出现在１６世纪晚期不同版本的欧洲地３０７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图上，①一种屡次出现的动物是鲸鱼，在利氏地图上的很多地方都出现过这种海洋巨型动物。人们觉得遇到鲸鱼是危险的，因为海员认为这些“怪物”会用水淹没船只，并使其下沉。传统的中国文献中也提到一些巨型鱼类，它们具有极大的破坏潜能，可吞噬其他生物甚至整条船。许多不同说法的主题在世界神话里属于一种典型元素（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也可在其他文化中找到。更概括来说，广阔的大海对许多中国人是一种可怕的“液体物质”，因为那里有不可预知的暴风雨和水流、漩涡和暗礁、海盗、神龙和鬼魂，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危险的鲸鱼轻易地证实了大家本来对此的认知。②在《坤舆万国全图》上所提及的陆地动物显然与南极没有任何关联，它们被安置在这个偏僻区域，以此填补空缺。然而，在此或可补充一个有趣现象：与南非相对的沿海地区被称为“鹦哥地”，即鹦鹉的陆地。“鹦哥地”为“ＴｅｒｒａＰｓｉｔｔａｃｏｒｕｍ”的翻译，这是偶然在当时欧洲地３０８①②关于耶稣会中文文献与地图里的动物，可以查Ｈａｒｔｍｕｔ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ｄ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ｂｉｓ１８７０）：ＮｅｂｓｔｅｉｎｅｍＥｘｋｕｒｓüｂｅｒｄｉｅ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ｆｒｅｍｄｅｒＴｉｅｒｅｉｍＫｕｎｙüｔｕｓｈｕｏｄｅｓＰ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Ｋｌ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ｚｕＫｌｎ，１９７２；同著者，“ＫｏｎｒａｄＧｅｓｓｎ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ｍＧｅｗａｎｄ：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ｅｎｆｒｅｍｄｅｒＴｉｅｒｅｉｍＫｕｎｙüｔｕｓｈｕｏｄｅｓＰＶｅｒｂｉｅｓｔ”，载Ｇｅｓｎｅｒｕｓ，Ｖｉｅｒｔｅｌｊａｈｒ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Ｍｅｄｉｚｉｎｕｎｄｄｅｒ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Ｒｅｖｕｅｔｒｉｍｅ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ｍéｄｉｃｉｎｅｅｔ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ｓ，１９７３年第３０．３／４辑，第８７—９８页；ＩｓａｉａＩａｎｎａｃｃｏｎｅ，“ＬｏｚｏｏｄｅｉＧｅｓｕｉｔｉ：ｌａｔｒａ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ｄｅｌｂｅｓｔｉａｒｉｏｒｉｎａｓｃ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ｅｕｒｏｐｅｏａｌｌａＣｉｎａｄｅｉＱｉｎｇｉｎＫｕｎｙｕｔｕｓｈｕｏｄ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１６７４）”，载ＳＭＣａｒｌｅｔｔｉ等编，ＳｔｕｄｉｉｎｏｎｏｒｅｄｉＬｉｏｎｅｌｌｏＬａｎｃｉｏｔｔｉ，共３册，Ｎａｐｏｌｉ：Ｉｓｔｉｔｕ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ｒｉ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ＤｉｐａｒｔｉｍｅｎｔｏｄｉＳｔｕｄｉＡｓｉａｔｉｃｉ等，１９９６，第２册，第７３９—７６４页；ＥｕｇｅｎｉｏＭｅｎｅｇｏｎ，“Ｎｅ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ＳｔｒａｎｇｅＴｈｉｎｇｓ：ＥｘｏｔｉｃＡｎｉｍａ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ｓｔ”，载《古今论衡》（Ｄｉｓｑｕｉ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２００６年第１５辑，第３９—４８页。关于古代欧洲文件里的动物图，可以查很多资料，如Ｂｉａｎ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Ａｎｔｏｎｉｎｏ编，Ａｎｉｍａｌｉｅ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ｓｔｒｕｏｓｅｄｉＵｌｉｓｓｅＡｌｄｒｏｖａｎｄｉ，Ｍｉｌａｎｏ：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ＭｏｔｔａＥｄｉｔｏｒｅ，２００４．此本具代表性的书有不少罕见的图片，可以与Ｇｅｓｓｎｅｒ等１６世纪学者的书中图片比较。大鱼在中国的小说中也有，见ＷａｌｔｅｒＧｏｏｄｅ，ＯｎｔｈｅＳａｎｂａｏｔａｉｊｉａｎｘｉａｘｉ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ｄＳｏｍｅｏｆＩｔ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７６，未刊博士论文，第８５—１０７页。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图发现的一个术语，其起源比较复杂，也可能与企鹅有关，或是该名错误地与南方的冰冷区域联系在一起，并由后来的地图制作者错误沿用下去。地图上南方大陆的动物图像也有其特点，例如：犀牛为什么被描画得那么丑陋？很显然，把犀牛像加入地图的艺术家并没有真正了解犀牛的形体和外貌。也许是由于他并没有完全查阅所有资料，或是由于他没有可靠的描述文章可以作为参照。较早时期，在中国的许多地区还有这种动物，但到明朝时期，已经很少人知道它的样子如何了。①与此相反，大象被描绘得非常形象，并且很容易被鉴定为属于印度的种类。另一种在中国人眼里不完全陌生的动物是鸵鸟，此鸟在很早期的作品里就已经被提及，同样它也出现在郑和航海历史背景中，并且在《异域图志》上也有它的画像。此外，由于它的卵蛋体积不同寻常地大，有时人们把它与“龙卵”相比较。毫无疑问，在中国动物研究方面，鸵鸟是重要的“异国”元素，这点也被利玛窦注意到。总而言之，在《坤舆万国全图》里的动物世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体，其基础是欧洲“原型”，但以一种必定会适合中国人期望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和安排。三耶稣会在明朝晚期所创作的最显著的作品之一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艾儒略生于１５８２年，１６１０年来到澳门，即利玛窦去世的那一年。三年后，他到达北京，他也曾经去过中国的其他城市，特别是杭州，最３０９①见Ｍｅｎｅｇｏｎ，“Ｎｅ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ＳｔｒａｎｇｅＴｈｉｎｇｓ”（图片）；张之杰：《盐桥集：科学与美术的交会》，台北：章杰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９４—１０６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后定居在福建。①他在中国长期旅居时，与李之藻（１５６５—１６３０年）、杨廷筠（１５５７—１６２７年）及其他与当地耶稣会互相交流来往的学者关系密切，杨廷筠还协助艾儒略编译《职方外纪》。②《职方外纪》的正文包括几篇序言，其中一篇是艾儒略在１６２３年所作。《职方外纪》的编撰历史非常复杂，并且可看出文章内容受到了几个作家的影响。其中一个主要来源是庞迪我（ＤｉｅｇｏｄｅＰａｎｔｏｊａ，１５７１—１６１８年）和熊三拔（ＳａｂａｔｉｎｏｄｅＵｒｓｉｓ，１５７５—１６２０年）所做的一系列笔记，他们对利玛窦的地图作出了一些解释，但许多在《职方外纪》中的地名以及某些描述细节与利氏本人所用的字名不同，意味着一种复杂背景。更详细来说，学者可能参考的是由谢方编辑、附加注释的中文版本以及德保罗（ＰａｏｌｏＤｅＴｒｏｉａ）翻译的意大利新版本。③《职方外纪》包括五个章节，第一卷至第三卷各叙述了一个大陆：３１０①②③关于艾儒略有不少作品，如ＥｕｇｅｎｉｏＭｅｎｅｇｏｎ，Ｕｎｓｏｌｏｃｉｅｌｏ：Ｇｉ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ＳＪ（１５８２－１６４９），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ａ，ａｒｔｅ，ｓｃｉｅｎｚ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ｅｄａｌｌＥｕｒｏｐａａｌｌａＣｉｎａ，Ｂｒｅｓｃｉａ：Ｇｒａｆｏｅｄｉｚｉｏｎｉ，１９９４；ＧｉａｎｎｉＣｒｉｖｅｌｌｅｒ，Ｐ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Ｌａｔｅ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Ｊｅｓｕｉｔ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ｉｓｔｆｒｏｍ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ｔｏＧｉ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ＴａｉｐｅｉａｎｄＢｒｅｓｃｉａ：ＴａｉｐｅｉＲｉｃｃ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ｎｄＦｏｎｄａｚｉｏｎｅＣｉｖｉｌｔＢｒｅｓｃｉａｎａ，１９９７，从第１４４页以下；ＴｉｚｉａｎａＬｉｐｐｉｅｌｌｏ与ＲｏｍａｎＭａｌｅｋ编，Ｓｃｈｏｌａ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ｓｔ：Ｇｉ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ＳＪ（１５８２－１６４９）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Ｎｅｔｔｅｔａｌ：Ｓｔｅｙｌ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７，主要从第４７０页以下；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ｕｎｇＫａｙＬｕｋ，“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Ｇｉ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ｓＣｈｉｈｆａｎｇＷａｉｃｈｉ”，载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７７年第４０辑，第５８—８４页。关于杨廷筠，可参考Ｎｉｃｏｌａｓ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ＹａｎｇＴｉｎｇｙｕｎ，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ｎＬａｔｅ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Ｈｉｓ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ｅｉｄｅｎ：ＥＪＢｒｉｌｌ，１９９７．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亦见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４—１１９页。《职方外纪》有意大语译本，见ＰａｏｌｏＤｅＴｒｏｉａ，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ａｄｅｉｐａｅｓｉｓｔｒａｎｉｅｒｉａｌｌａＣｉｎａ，Ｚｈｉｆａｎｇｗａｉｊｉ，Ｂｒｅｓｃｉａ：ＦｏｎｄａｚｉｏｎｅＣｉｖｉｌｔＢｒｅｓｃｉａｎａ，２００９年；及艾儒略全集第１册。《职方外纪》的一些部分也翻成英文等语言，见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ｕｎｇｋａｙＬｕｋ，“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Ｇｉ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ｓＣｈｉｈＦａｎｇＷａｉｃｈｉ”，载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７７年第４０辑，第５８—８４页。在某些地方，《职方外纪》的内容与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ＡｎｔｏｎｉｏＭａｇｉｎｉ（１５５５—１６１７年）的Ｍｏｄｅｒｎｅｔａｖｏｌｅｄｉ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ａ（１５９８年）很相似。另外的重要欧洲资料也包括Ｏｒｔｅｌｉｕｓ的地图在内。传教士把这些作品都带到了中国。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亚洲（被誊写为亚细亚）、欧洲（欧逻巴）以及非洲（被称为利未亚）；第四卷包括两个美洲大陆（亚墨利加），还有一个关于南方大陆的简短章节。每一卷都以一种“总说”为开头，接下来是简短段落，描述不同的国家、岛屿和区域。第五卷则是介绍“四海”，其中有一些部分是关于海洋名称、海岛和海产等等。更重要的是，该章节还包括“海族”的叙述部分。《职方外纪》的全局安排可用来与一些中国历史地理记载相比较，然而，这些资料并没有提及美洲和其他当时在远东不为人知的遥远地区。此外，还把已知领域分成一小簇地方，或是分成地理方位，它们都遵循着不同的标准。然而，绝大部分这类型的叙述也提到了动物，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黄衷的《海语》（１５３６年），甚至还包括了关于禽兽的单独章节，此外还包括了稀有品种以及奇异现象等等。①简短说来，尽管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由于其欧洲背景，《职方外纪》与传统中文历史地理作品并非不同，而其中的某些章节也属于笔记一类。艾儒略在自己的书中提到几十种动物，其中有真实存在的，也有虚构的——大部分是鸟、鱼、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一些动物当时在中国很有名，但并没被赋予具有中国传统的名字，其他的则是新起的。在大部分例子中，对于它们的描述都是简短的，或是作者只提及它们相关的“特性”。当读者阅读这些段落时，会产生一种印象：艾儒略受到同时代（或中世纪后期）欧洲习俗的启发，希望能提供新颖且“不寻常”的事物。的确，在他的文章中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物都是关于动物世界的。可以这么说，至少在一些章节内，在那个时期和地区的动物描述都被当做一种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工具。绝大部分动物出现在讲述海洋生物的特别章节以及讲述各个国家的段落部分，但是在关于欧洲南部和西部的叙述中这种内容并不多；这里的焦点是“动物文化”主题、宗教、历史和教育等等。欧洲北部和东部、北美洲、南美洲、非洲，还包括亚洲章节的一些段落并不是这样。３１１①关于《海语》资料不多，见段立生：《黄衷及其海语》，载段立生：《泰国史散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这些地区是广阔的，有一些甚至还“未开发”，并且因此而充满“异国风情”的动物（以及动物制品），与更“文明的”地中海世界完全相反。首先看一下亚洲部分：在关于渤泥（ＢｒｕｎｅｉＢｏｒｎｅｏ）的简短章节中，可发现关于一种动物的简短介绍：“有兽……名把杂尔，其腹中生一石，能疗百病。”它的名字当然与被称为ｂｅｚｏａｒ（胃石）的石头有关系，ＧａｒｃｉａｄｅＯｒｔａ等１６世纪的学者对此有所描述。下面一个关于吕宋的段落则提到一种巨型的捕食鸟（鹰王），而在马路古（今马鲁古群岛）的章节，有人也意外地发现一种巨型海龟：“有大龟，一壳可容一人，或用为盾以御敌。”①爪哇国有许多大象，其中白色的大象非常受人们尊敬。苏门答腊“多海兽，海鱼；时登岸伤人”。在对度尔格（今天的土耳其）的描述中出现了其他生物，例如凤凰（文中有“弗尼思”，即ｐｈｏｅｎｉｘ）。②与此相反，忽鲁谟斯海峡（霍尔木兹）部分的内容则非常贫乏，以至于完全没有提及任何植物或动物。１５世纪早期的中文文献在这一点则不同：它们记录了这一波斯湾入口的重要地理位置所出现的山羊和其他野兽。③艾儒略也提及印弟亚（印度），这里随处都有不寻常的事物和生物，例如：“地产象，异于他种，能识人言”，也有毒蛇以及鼯鼠（蝙３１２①②③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６２—６４页。关于胃石，见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Ａｐｅｄｒａｂｅｚｏａｒ—ｒｅａｌｉｄａｄｅｅｍｉｔｏｅｍｔｏｒｎｏｄｅｕｍａｎｔíｄｏｔｏ（ｓéｃｕｌｏｓＸＶＩｅＸＶＩＩ）”，载ＪｏｒｇｅＭｄ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Ａｌｖｅｓ，ＣｌａｕｄｅＧｕｉｌｌｏｔ与普塔克编，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Ｐｒｏｄｕｔｏｓｒａｒｏｓｎｏｃｏｍéｒｃｉｏｍａｒíｔｉｍｏ／Ｐｒｏｄｕｉｔｓｒａｒｅｓｄａｎｓｌ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ｌｔｅｎｅＷａｒｅｎｉｍＳｅｅｈａｎｄｅｌ，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Ｌｉｓｂｏｎ：ＦｕｎｄａｏＯｒｉｅｎｔｅ，２００３，第１２１—１３４页。亦见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６页。关于渤泥、吕宋与马路古见普塔克：“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Ｍａｐｏｆ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ａｎｄｉｔｓＫｏｒｅａｎＶｅｒｓｉｏｎ”，从第１３５页以下。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４９、５９—６１页。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４６页。亦见ＲａｌｐｈＫａｕｚ与普塔克：“ＨｏｒｍｕｚｉｎＹｕａｎａｎｄＭ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ｓ”，载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ｌéｃｏｌ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２００１年第８８辑，第２７—７５页。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蝠大如猫）等物。从对“全身皮甲甚坚”的犀牛的描述可确定，这一部分受到了欧洲资料的启发。在关于莫卧尔（Ｍｕｇｈａｌ）帝国的单独章节中再次强调该地有许多大象和马匹，很明显地展示了该国军队的力量，因为这两种动物都可用于战争。类似的内容早在宋朝的《岭外代答》中已经可以找到：南印度注辇国就拥有六万头战象！①非洲和美洲的章节中包含了更多的动物叙述，这里将提及一些例子。孛露（秘鲁）章节中介绍了南美羊驼和美洲鸵鸟（文中称“厄马”），此外补充说明当地可能还有许多天鹅、鹦鹉以及毒蛇。很有趣的一点是，这里还指出“其鸟兽之多，羽毛之丽，声音之美，亦天下第一”。伯西尔（巴西）是另外的地区，其动物亦非常多。这一章节里可以发现最早关于树懒（“懒面”）的中文描述。关于墨是可（墨西哥），据说那里有许多马生活在荒地，但原来是从国外引进的：“百年前无马，今得西国马种野中，生马甚众，又最良”。墨西哥也拥有大批牛羊作为家畜，还有特殊种类的“鸡”，即火鸡，这里也有简短描述。②纽芬兰岛为北美洲领域之一，被提及当地丰富的鱼类。这个地区的人是“愚”的，他们的土地被称为“拔革老”，是“ＴｅｒｒａｄｅＢａｃａｌｈａｕ”（鲈鱼的陆地）的音译。在另外的地区，“农地”——很明显这里是指拉布拉多半岛——“屡出异兽”，其皮草被当地人使用。③加里伏尔泥亚（今天的加利福尼亚）以及北美西部也因其丰富的皮草、蜜蜂、大３１３①②③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３９—４５页；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９２页。《岭外代答》有德语本：ＡｌｍｕｔＮｅｔｏｌｉｔｚｋｙ，ＤａｓＬｉｎｇｗａｉｔａｉｔａｖｏｎＣｈｏｕＣｈüｆｅｉ：ＥｉｎｅＬａｎｄｅｓｋｕｎｄｅＳüｄｃｈｉｎａｓａｕｓｄｅｍ１２．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ＦｒａｎｚＳｔ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７；亦见ＨｅｒｍａｎｎＫｕｌｋｅ等编：ＮａｇａｐａｔｔｉｎａｍｔｏＳｕｖａｒｎａｄｗｉｐ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ｏｌａＮａｖａｌ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９，第３０４页。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１２２—１２９、１３１页。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４—１３５页。关于“拔革老”与“农地”，亦见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８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雉和蜂鸟而受到赞美；关于中美洲的岛屿和其他地方的章节中则出现更多生物。第四章里最后一部分介绍南方大陆，可是依艾儒略所说，当地居民的习俗、山川河流以及动物世界都没有被记录下来。①关于海洋生物的章节在书中的最后一卷，这里面混合了与海洋相关的奇异事物和各种各样的生物，其中有海女、飞鱼、其他鱼类以及各类危险生物。第一种是“把勒亚”（葡萄牙语为ｂａｌｅｉａ，拉丁语为ｂａｌａｅｎａ），也就是鲸鱼：“身长数十丈，首有二大沉，喷水上出，势若悬河，每遇海船，则昂首注水舶中，顷刻水满舶沉……”（图五、图六）。另外的怪物身长二十五丈，但不吓人，甚至可以保护渔民、抵抗“恶鱼”。“剑鱼”有一巨大的嘴，并“有龉刻如锯”，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击败鲸鱼，但可能也会破坏船只。还有一种生物非常庞大，以至于可以直接从海底往上吞噬一艘船，“其鱼竟以头尾抱船两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惟跪祈天主，须臾解去”。在该章节里的另外部分还提及鳄鱼、巨型鱿鱼、海鸟等等。②３１４①②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５—１４３页。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１４９—１５３页；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ｄｅｒＣｈｉｎｃｓｅｎ，第２３１—２３４页。关于“巴勒亚”，亦见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８页。为了描写海洋生物，艾儒略看过不少资料，其中可能也有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Ｒｏｎｄｅｌｅｔ（ＧｕｌｉｅｌｍｉＲｏｎｄｅｌｅｔｉ）的ＬｉｂｒｉｄｅＰｉｓｃｉｂｕｓＭａｒｉｎｉｓ，ｉｎｑｕｉｂｕｓｖｅｒａｅＰｉｓｃｉｕｍｅｆｆｉｇｉ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ｅｓｕｎｔ，１５５４．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图五　《坤舆图说》里的鲸鱼图六　ＡｎｄｒｅａｓＶｅｌｌｅｉｕｓ冰岛图上的鲸鱼另外一种动物在此也值得一提，原因出自它奇特的中文名字“仁３１５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鱼”。据说“此鱼尝负一小儿登岸，偶以触伤儿。儿死，鱼不胜悲痛，亦触石死”。这个故事的背景似乎来自欧洲，但该名字让人联想到道德行为。中文文献中提到其他的例子表明：动物的举止行为经常与人类传统道德联系（一个例子是所谓的“孝鸟”）。①换言之，“仁鱼”这种概念很适合中国读者，能够附加这样一种象征，也可看出艾儒略本人很理解中国人的思想以及儒家的价值体系。四下文是关于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初版，１６７２年），此书包含了不同的章节，其中有天气现象、海洋、地质学和其他主题，第二部分篇幅很长，里面描述了世界上不同的地区。这一部分内容与《职方外纪》几乎一致，其章节的段落也出现在南怀仁著名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１６７４年）中，亦出现在一简短文章里的标题《坤舆外纪》（１７０５年）里。②南怀仁的作品经常被学者研究或在现代作品中被引证，大量关于动物的信息或描述都出自《职方外纪》，然而亦有一些新作，并不以艾儒略的作品为参考基础。接下来我会提及这些部分，它们都出现在《坤舆图说》的结尾章节，并与一些简单插图一起作为附录。一般而言，这些动物图片从一个版本转换到另一个版本，几乎保持了原有的形态，变化３１６①②见ＷｉｌｔＬ．Ｉｄｅｍａ，“ＴｈｅＦｉｌｉａｌＰａｒｒｏｔｉｎ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Ｄｒｅｓｓ：ＡＳｈｏｒ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ｉｎｇｇｅｂａｏｊｕａｎ（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Ｓｃｒｏｌｌ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ｒｏｔ）”，载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２００２年第３０辑，第７７—９６页；ＲｏｅｌＳｔｅｒｃｋｘ，“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ｎｔｉｎＰｒ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Ｃｈｉｎａ”，载ＪｏｈｎＫｎｉｇｈｔ编：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ｉｎＡｓ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Ｃｕｒｚｏｎ，２０００，譬如第２０页；普塔克：“ＮｏｔｉｚｅｎｚｕｍｑｉｎｊｉｌｉａｏｏｄｅｒＢｅｏ（Ｇｒａｃｕｌ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ｉｎａｌｔ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Ｔｅｘｔｅｎ（ＴａｎｇｂｉｓｍｉｔｔｌｅｒｅＭｉｎｇＺｅｉｔ）”，载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７年第５５辑，注２７。《坤舆图说》与《坤舆外纪》：这里用《百部丛书集成》的《指海》与《龙威秘书》版本。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较小，人们也可以在《坤舆全图》上发现几乎一样的动物，其中有的也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的图片相近，但是大多数还是与此不同。①南怀仁的动物插图旁附有简短解释，其中一些与《坤舆图说》里的章节有关联，里面有真实的部分也有虚构的部分。这些插图解释大部分都是以欧洲原始资料为基础，甚至有的与艾儒略所使用的资料文献相同。一个相当令人费解的例子是关于“独角兽”的描述（图七）：按照南怀仁的说法，人们可在印度发现这种生物，其形状像马，但在前额有一只长角，其长度约为四至五尺（约１５米），可用来制作酒杯，也可作为解药来抵抗有毒物质。另外，“角锐，能触大狮”。然而，“狮与之斗，避身树后。若误触树木，狮反啮之”，所有这些都与Ｇｅｓｓｎｅｒ著作里的“ｍｏｎｅｃｏｒｏｓ”有关。②独角兽也出现在《坤舆图说》的印度章节里，在《职方外纪》里也有类似的描述。其文如下：“额间一角，极能解毒……此兽来以角搅其水，毒遂解，百兽始就饮焉。”谢方考虑到此描述是指犀牛，可是“真实的”犀牛在两文献的印度章节中都已有所描述③，而南怀仁的插图也很明显地显示出这是一种虚构生物。３１７①②③ＬｉｎＴｏｎｇｙａｎｇ（林东扬），“Ａｐｅｒｕｓｕｒｌａｍａｐｐｅｍｏｎｄｅｄ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ｌｅＫｕｎｙüｃｈüａｎｔｕ”，载ＥｄｗａｒｄＪＭａｌａｔｅｓｔａ与ＹｖｅｓＲａｇｕｉｎ编，Ｓｕｃｃèｓｅｔéｃｈｅｃｓｄｅｌａ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Ｃｈｉｎｅｅｔ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ｄｕＸＶＩｅａｕＸＸｅｓｉèｃｌｅ，ＴａｉｐｅｉａｎｄＰａｒｉｓ：ＴｈｅＲｉｃｃ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等，１９９３，第１５９—１６１页。《坤舆图说》下卷，５４ａ—ｂ；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ｄ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ｎ，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坤舆图说》下卷，３ｂ；《职方外纪校释》，第４０—４１页，第４３页，注１５。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图七　《坤舆图说》里的独角兽《坤舆图说》的另外一幅插图也确切展示出“真实的”犀牛，然而，图旁的解释与印度章节里对犀牛的描述不一致，称犀牛为“鼻角”，其“有鳞介，矢不能透。鼻上一角，坚如钢铁。将与象斗时，则于山石磨其角，触象腹而毙之”。①《坤舆外纪》重复了《坤舆图说》中的描述，首先是独角兽，然后是鼻角，几乎字句不差，但是此书并没有插图；有关印度的章节段落也可在此找到，但却以省略形式被安置在不同的条目下。②南怀仁神父所提到的昆虫不多，其中可发现“大懒毒辣”，就是狼蛛（图八）。这种蜘蛛出现在《坤舆图说》里，其描述也可在《坤舆外纪》中找到；它的毒液会使人的行为变得诡异：“受其毒，即如风狂，或嬉笑，或跳舞，或仰卧，或奔走。”“大懒毒辣”出于意大利（在欧洲文献中有Ｔａｒｅｎｔｕｍ城，以该城为名），③另一种动物是海狸，生活在３１８①②③《坤舆图说》下卷，５５ａ—ｂ；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第２０３—２０５页。《坤舆外纪》，１ｂ，５ｂ—６ａ。《坤舆图说》下卷，５９ａ—ｂ；《坤舆外纪》，６ｂ：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ｄ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ｎ，第２０９—２１１页；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ＫｏｎｒａｄＧｅｓｓｎ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ｍＧｅｗａｎｄ”，载Ｇｅｓｎｅｒｕｓ，Ｖ０１，ＸＸＸＩ，１９７４，第８９页。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意大利巴铎河（Ｐａｄｏ）的口岸，《坤舆图说》里作“般第狗”（从拉丁文ｃａｎｉｓｐｏｎｔｉｃｕｓ衍生而来，图九）。在“热尔玛尼亚”（德国）的冷湿地区可以发现蝾螈（“撒辣漫大辣”，图十），它“力能灭火，毛色黑黄间杂”。这种动物很明显属于北方领域，此也符合中国传统思想，因为它深暗的颜色与“水”有关。①图八　《坤舆图说》里的大懒毒辣图九　德国学者ＫｏｎｒａｄＧｅｓｓｎｅｒ（１５１６—１５６５）著作里的海狸　　图十　《坤舆图说》里的撒辣漫大辣所有这些和许多其他生物——非洲、亚洲、美洲和“海洋”的——在《坤舆外纪》中亦有所提及。有一些对明清时代的人来说很熟３１９①《坤舆图说》下卷，５８ａ－ｂ，６１ａ－ｂ；《坤舆外纪》，６ａ，７ａ；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ｄ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ｎ，第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３—２１４页。亦见ＢｅｒｔｈｏｌｄＬａｕｆｅｒ，“Ａｓｂｅｓｔｏｓａｎｄ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载ＴｏｕｎｇＰａｏ１９１５年第１６辑，第２９９—３７３页，特别是第３４５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悉，例如：长颈鹿和狮子，其他的动物则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我并不打算一一呈现所有的动物；我宁愿把焦点放在一些普通点上，对此加以说明，使得以上所述内容更加完整。首先，如前所说，在艾儒略的著作中，大部分的陆地动物都出现在美洲、非洲、印度、东南亚等章节中，这似乎是指两个世界之间的内在区别：一个是欧洲（主要围绕地中海地区）“文明”部分，另一个是海外“荒地”。南怀仁的书则没有那么“细致”，而他也指出在意大利及别处生存的各种“异国”生物，这个微妙的区别可能不是偶然的。艾儒略是欧洲南方人，而南怀仁是北方来的，两个人的观点会不会因此不完全一样呢？其次，艾儒略和南怀仁都提到许多动物的出现是具危险性的，或是怀有恶意的。它们都威胁到海员的生命，其行为也不可为人预知，一些动物被描述成非常强大有力的野兽，在其他情况下，它们相互打斗。这看起来反映了动物王国是按等级来划分系统的意识。传统的中国作品里有许多内容丰富的笔记都是关于鸟类和野兽，但并没有把关注点放在动物世界的“残酷”方面。虽然也有“恶”兽，其“古怪性格”可从它们的身体外观作出推断，但是一般来说，大部分动物身体的特征都显示了和平的思想。此外，我的印象是，在这样的记录里，人类和动物领域的界限如流水，并不明确。就这点而论，两个领域在这个伟大的自然体系中通过无形的凝聚力相互制约着。①相反，在耶稣会的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动物和人类世界之间产生了绝对性的差别。但是人们不应该因此对艾儒略和南怀仁有不公正的评价，两位作者也记录下了一些“积极”元素，这些与自然“阴暗”面没有关系。无论他们是从哲学观点出发，还是只想通过提供“所有事物”的混合体３２０①Ｓｔｅｒｅｋｘ，“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ｎｔｉｎＰｒ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Ｃｈｉｎａ”，载ＪｏｈｎＫｎｉｇｈｔ编，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ｉｎＡｓ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ｄｅｄｇｅＣｕｒｚｏｎ，２０００，特别是第２０页（动物形象）。关于动物的残酷行为与相斗，亦见Ｓｔｅｒｅｋｘ，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ｅｍｏｎｉｎ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ａ，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第１３７页以下。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其意图都难以言明。并且，当时阅读过《职方外纪》和《坤舆图说》的中国学者对此的反应如何也很难说。例如：他们对不寻常之事感兴趣吗？惊讶吗？不管他们怎样看待耶稣会和他们的“动物园”，事实是许多描述，甚至其中的一些插图都传入了后来的中文作品，这点会在下一节有所说明。五这些作品之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是《古今图书集成》（１７２６—１７３５年印制完成），其中的动物部分完全使用了耶稣会的材料，同时也引用许多传统中文资料，例如《三才图会》。《澳门记略》（１７５１年）亦是如此（作者是印光任和张汝霖），书中收集了对澳门“地域”的植物和动物的描述。①传统的地方志经常会把要描述的动物世界分成不同的部分（遵循一般习俗），也就是说，群聚的鸟、哺乳动物或是“四肢动物”、有鳞动物（绝大部分是鱼）以及昆虫——“禽兽鳞虫”；《澳门记略》中也是遵循这样的记载。我已经说明该作品中的鸟类描述有一部分是来自耶稣３２１①关于《澳门记略》的版本：张世泰、冯伟勋、倪俊明：《馆藏广东地方志目录》，广州：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历史文献部，１９８６年，第１９３—１９４页；章文钦：《澳门记略研究》，载其著《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澳门基会会，１９９５年，第１３９—１７７页；赵春晨：《关于澳门记略乾隆原刊本的几个问题》，载黄晓峰、邓思平、刘月莲编：《首届澳门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文化研究会，１９９５年，第１３９—１４１页。这里用赵春晨编的《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澳门文化司署，１９９２年，关于动物的部分见第１６１页以下。《澳门记略》有两个葡文译本：ＬｕíｓＧｏｎｚａｇａＧｏｍｅｓ译：Ｏｕｍｕｎｋｅｉ１ｅｏｋ：Ｍｏｎｏｇｒａｆｉ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Ｍａｃａｕ：Ｑｕｉｎｚｅｎ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１９７９；金国平与Ｒｕｉ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ｕｒｅｉｒｏ基于赵春晨的校注本又出了新的译本：ＢｒｅｖｅｍｏｎｏｇｒａｆｉａｄｅＭａｃａｕ，澳门：澳门文化局，２００９年。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会的文献资料，一部分则以其他资料作为基础，①后者包括某些历史地理著作，还有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这些与《广东通志》（特别是嘉靖版本）都可一一作比较。②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当《澳门记略》的作者在抄写早期资料时，并没有把澳门的本土动物和与当地无关联的动物区别开来，却通常与“外面的”世界——以艾儒略和南怀仁的书籍作为基础——互相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澳门记略》中的动物章节把各种各样的动物——欧洲的、美洲的和其他地方的生物——都合在一起，表明作者对事物的来源并没有深究。这里有一个例子可很好地说明印光任和张汝霖造出来的混淆，就是“厄马”一条，将之描述为：“厄马，最大。长颈高足，翼翎美丽，不能飞。足若牛蹄，善奔走，马不能及。卵可作杯器；即今番舶所市龙卵也。”③一般关于厄马的表述可与“ｅｍｕ”（Ｄｒｏｍａｉｕｓｎｏｖａｅｈｏｌｌａｎｄｉａｅ）直接联系起来，即鸸鹋，也叫做澳洲鸵鸟。这是一种巨大的鸟，差不多两米高，属于鹤鸵科（Ｃａｓｕａｒｉｉｄａｅ），而且是鸸鹋属（Ｄｒｏｍａｉｕｓ）唯一的现存成员（注意，一些资料指出鸸鹋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科：Ｄｒｏｍａｉｉｄａｅ）。鸸鹋生长在澳大利亚的草地和半干旱地区，跑得飞快，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文名称里人们使用了“马”这个字，从这里可看出其非凡的速度。然而，印光任和张汝霖很可能对澳大利亚和其动物世界一无所知或３２２①②③普塔克：“Ｂｉｒｄｓｏｆ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ｉｎＭａｃａｕ？Ａ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Ａｏｍｅｎｊｉｌü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ｓ”，载其著ＥｘｏｔｉｓｃｈｅＶｇｅｌ：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ｅｎｕ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ｅ，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６，第９１—１０３页；又见普塔克撰，赵殿红译：《〈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载《澳门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５２期。《广东新语》的版本很多。如屈大均：《广东新语》，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特别是第２０卷；欧初、王贵忱编：《屈大均全集》，共８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册就是《广东新语》。关于屈大均的文章也很多，这里就提一个例子：ＴａｎｇＫａｉｊｉａｎ（汤开建），“ＱｕＤａｊｕｎｅＭａｃａｕ”，载Ｒｅｖｉｓｔａｄ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１９９７年第３２辑，第８７—１０４页。另见黄佐：《广东通志》共４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１９７７年，特别是第２册，第２４卷。《澳门记略校注》，第１６１—１６２页。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所知甚少。“厄马”条，就是以早期耶稣会的著作为基础。可是问题不能这么简单地解释，因为在利玛窦和艾儒略等人的时代，澳大利亚还是一个“基本属于未知地域”的地方。既然如此，我们该怎样去解开“厄马”这个谜团呢？其中一个可能性是，利氏世界地图上有简短的文字，其所提到的巨型鸟“有翅不能飞”，可是“其足如马，行最速，马不能及”。这种被称为“尼%”（而不是厄马）的巨鸟与“大泥”一地联系在一起。“大泥”是马来亚半岛东岸之北大年（Ｐａｔａｎｉ）的简称，也可以指婆罗洲（Ｂｏｒｎｅｏ）。虽然如此，利玛窦明确地补充说明，在美洲的“孛露”（秘鲁）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鸟。另外，在地图上亦有“波尔匿何”大岛及婆罗洲。显然，这一切都出了一些矛盾。为了解释其谜，有人说，利氏实际上指的是鸸鹋（他转写错误），或是没有清楚地把这种鸟和美洲鸵鸟区分开来，可是北大年地区和婆罗洲都不产鸸鹋。《职方外纪》出了类似的问题，因为艾儒略专门引用了利氏的描述内容，而后来《职方外纪》也成为《澳门记略》等书的基础。①无论如何，利氏可能听说过美洲鸵，但把这种鸟放置在错误的地区（或许是因为秘鲁和婆罗洲两地的中文名称发音相似），或许他是指完全不一样的物种，例如新几内亚的双垂鹤鸵和单垂鹤鸵。南怀仁也把“厄马”和秘鲁（白露）联系在一起，他的描述与《澳门记略》中所述内容几乎一致，但并不仅如此，自相矛盾的是，《坤舆图说》提供了３２３①普塔克撰，赵殿红译：《〈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载《澳门研究》总第５２期，２００９年。关于地图见ＰａｓｑｕａｌｅＭＤＥｌｉａ，ＩｌｍａｐｐａｍｏｎｄｏｃｉｎｅｓｅｄｅｌＰ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ＳＪ（Ｔｅｒｚａｅｄｉｚｉｏｎｅ，Ｐｅｃｈｉｎｏ１６０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ｐｒｅｓｓｏｌａ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Ｖａｔｉｃａｎａ，ＣｉｔｔＤｅｌＶａｔｉｃａｎｏ：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ａＶａｔｉｃａｎａ，１９３８，图ＸＸＩＸ，图ＸＸＸ；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图版２９，分图１１（Ｅ３，Ｆ３）。亦见ＫｅｎｎｅｔｈＣｈｅｎ，“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Ｃｈｉｎａ”，载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３９年第５９辑，第３３５页。另见《职方外纪校释》，第１２３页（孛露）；ＤｅＴｒｏｉａ，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ａｄｅｉｐａｅｓｉｓｔｒａｎｉｅｒｉａｌｌａＣｉｎａ：Ｚｈｉｆａｎｇｗａｉｊｉ，第１５５页，注３０１（其看法跟随ＤＥｌｉａ的解释。见后者的作品，第２１７页，注２１９）。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骆驼鸟”的插图（通常指鸵鸟，即非洲鸵鸟），而图旁说明，此鸟（像厄马一样）也居住在南美洲（图十一）。①上面所述听起来非常费解，而故事内容就更加错综复杂。除了“厄马”说明外，《澳门记略》还描述了“鸵鸡”“骆驼鸟”和“火鸡”。其中某些段落是指鹤鸵（食火鸡），其他的则指美洲驼和（或）鸵鸟。此外，这样的叙述部分例如鸵鸡“能食铁石”或是火鸡“能食火，吐气成烟”都可与中国的传统知识联系起来，也即是耶稣会之前的资料。②中国和欧洲记载合成之间的奇特混合也在《澳门记略》的其他部分有所体现，一般结论为：这部作品的作者阅读了大量不同的早期资料，但他们都不能清楚地把类似的（或与原文相关的）动物区分开来。图十一　《坤舆图说》里的骆驼鸟３２４①②《坤舆图说》下卷，３４ｂ；《坤舆外纪》，４ｂ。其他一些清朝著作如王士祯的《居易录》（１７０１年）有类似的信息。普塔克撰，赵殿红译：《〈澳门记略〉中的鸟类记载》，载《澳门研究》总第５２期，２００９年。
  • 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六上述和其他在许多清代资料中碰到的“混杂故事”一样有些费解，此外，耶稣会士作品的痕迹很明显，例如屈大均《广东新语》中的动物章节。《古今图书集成》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情况，不仅如此，里面也有许多从早期资料遗传下来的错误。简言之，虽然耶稣会文献很受欢迎，可是它们关于动物的信息极少被人了解；在澳门没有狼蛛，没有“巴勒亚”，也没有“独角兽”。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确实是非常“成功”，因为他们将真实的情况与不寻常的事物混在一起而创造出的奇妙“元素”，或是很简单地从欧洲文献中摘抄下的“东西”，在中国学者的思想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可以说，利氏等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致力于把中国的新面貌体现出来，并通过描述具异国风情的混合体对其赋予特色。清朝的不少文人曾到澳门游览，并写下了许多著名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都反映出相似的想法和观点。因此，不管他们制造过多少动物学方面的误解，印光任和张汝霖毫无例外地同样受到耶稣会的影响。耶稣会士作品的影响力并不限于中国境内。卜弥格（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Ｂｏｙｍ）的《中国植物》（Ｆｌｏｒ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１６５６年）一书包括一些真实和虚构的中国动物插图，在欧洲享有盛名（图１２）。②传教士在北京制作的各种地图和书籍都被传播到朝鲜。在当地，宫廷研究这些书籍地图并精心对其进行重印，绝大部分都为内府当地所使用，而朝鲜对天文学和３２５①②见《澳门记略校注》，第１６２—１６４页。关于卜弥格的文章很多。其Ｆｌｏｒ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亦有新的电子版，ＨａｒａｌｄＦｉｓｃｈｅｒＶｅｒｌａｇ出版，有ＨＷａｌｒａｖｅｎｓ的序文。另见ＥｄｗａｒｄＫａｊｄａńｓｋｉ，ＭｉｃｈａｌａＢｏｙｍａ，Ｏｐｉｓａｎｉｅｗｉａｔａ，Ｗａｒｓａｗ：ＯｆｉｃｙｎａＷｙｄａｗｎｉｃｚａ，２００９；张西平：《中国文化早期在欧洲的传播——论波兰汉学家卜弥格的学术贡献》，载珠海市委宣传部等编：《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届珠澳文化论坛”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２８—２４９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地图制法特别感兴趣。利玛窦和南怀仁的地图为此变得非常有名，有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不需要在这里重复。①然而，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人描述的鸟兽范围之广，使朝鲜在动物世界的认知方面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则是另一个应该单独探讨的话题。图十二　卜弥格《中国植物》里的海狸３２６①关于朝鲜与地图学历史，见ＧａｒｉＬｅｄｙａｒｄ，“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Ｋｏｒｅａ”，载ＪＢＨａｒｌｅｙ等编，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ｓｔ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ＭｉｎａｋｏＤｅｂｅｒｇｈ，“ＬａｃａｒｔｅｄｕｍｏｎｄｅｄｕＰ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１６０２）ｅｔｓａ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ｒéｅｎｎｅ（１７０８）ｃｏｎｓｅｒｖéｅＯｓａｋａ”，载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第２７４辑，１９８６，第４１７—４５４页；ＳＭＨｏｎｇＳｃｈｕｎｋａ与普塔克：“ＤｉｅｋｏｒｅａｎｉｓｅｈｅＷｅｌｔｋａｒｔｅｉｎＳｔ．Ｏｔｔｉｌｉｅｎ：ｅｉｎＢｅｉｔｒａｇｚｕｒＫ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ｄｅ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ｅｒｂｉｅｓｔ”，载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Ｍｏｒｇｅｎｌｎｄ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第１５４辑，２００４，第２０１—２１８页。
  • 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一、关于史料来源在现存的鸦片战争前编纂的香山县志中，以下重要文献最具代表性①：（１）《香山县志》８卷，［明］邓迁修，黄佐纂，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年）刻本；（２）《香山县志》１０卷，［清］申良翰修，欧阳羽文纂，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刻本；（３）《香山县志》８卷，首１卷，［清］暴煜修，李卓揆纂，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刻本；（４）《香山县志》８卷，首１卷，附录１卷，［清］祝淮修，黄培芳纂，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年）刻本。这些文献后来被收入丛书，近年来又录制成光碟。②除香山的方志以外，其他一些介绍广东的文献对当地历史也具有重大意义③；（５）《广东通志》初稿４０卷，首１卷，［明］戴瞡修，张岳纂，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年）刻本；（６）《广东通志》７０卷，［明］黄佐纂，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年）刻本；（７）《广东通志》７２卷，［明］郭蓒纂３２７①②③蔡洁华译。原载《澳门理工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关于香山县的地方志，参见张世泰、冯伟勋、倪俊明：《馆藏广东地方志目录》，广州：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历史文献部，１９８６年，第９３—９４、１８０页；李默：《广东方志要录》，广州：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７年，第７１—７７页。葡萄牙的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ｔａＣｏｌｌａ也撰写了关于香山县地方志的博士论文。广东省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中山百科》光盘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张世泰、冯伟勋、倪俊明：《馆藏广东地方志目录》，广州：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史文献部，１９８６年，第１—４页；李默：《广东方志要录》，广州：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７年，第１—１５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修，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刻本；（８）《广东通志》３０卷，［清］金光祖修，莫庆元纂，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年）刻本；（９）《广东通志》６４卷，［清］郝玉麟修，鲁曾煜纂，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年）刻本；（１０）《广东通志》３３４卷，首１卷，［清］阮元修，陈昌齐、刘彬华纂，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刻本。关于县志和通志这两种形式的文献，后出的版本都源自古时文献，而早前的文献段落经常在后来的版本中被重复记载或仅略作改动；这里特别引人关注的是最初的三部香山县志（一至三）及黄佐的《广东通志》（第六卷）。①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序１７００年），②在风格和结构上与典型的方志有所偏差，可以说更接近笔记或类书形式，内容包括其他地方或者通志里所不能找到的大量信息。此外，由于澳门半岛是古代香山区域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同样应该重视《澳门记略》（１７５１年）。《澳门记略》版本众多，但文字与内容几乎一样。③上述作品以及其他诸多文献，包括后来编写的，都是用以分析一般历史问题的宝贵资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引用它们研究香山区域的博物史。这涉及自然空间的发展、沿海地区的形成以及其他主题，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动物界，上述的一些作品中包含关于香山地区动物的长篇章节，这些段落按照不同类种划分，譬如：兽、禽、鳞、虫等等。动物３２８①②③本文所据版本为黄佐：《广东通志》（４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１９７７年。欧初、王贵忱编：《屈大均全集》（８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本文所据版本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关于《澳门记略》的版本，章文钦、赵春晨、骆伟、邓骏捷等均有所考证。校注本有：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注：《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澳门文化司署，１９９２年。译本有：高美士（ＬｕｉｓＧｏｎｚａｇａＧｏｍｅｓ）：Ｏｕｍｕｎｋｅｉｌｅｏｋ．Ｍｏｎｏｇｒａｆｉ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Ｍａｃａｕ：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９年再版；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校注，金国平译，Ｒｕｉ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ｕｒｅｉｒｏ修订：ＡｏｍｅｎＪｉｌüｅ．ＢｒｅｖｅＭｏｎｏｇｒａｆｉａｄｅＭａｃａｕ（ｖｅｒｓｏａｎｏｔａｄａ），Ｍａｃａ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Ｍａｃａｕ，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印光任、张汝霖、祝淮等编纂的《澳门记略》。
  • 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名称有时只被列表记录，有时在相关的名称后附有简短的解释。本文研究的内容与鸟类有关，为此，尤为重要的是志（一），因为在里面可以找到相当多的注解，而按今天的分类学可以引用它们来鉴定一些类种。与此相反，志（二）仅仅包括了鸟类列表，并没有加注任何解释；志（三）基本也如此，但至少有三四处作了说明。我的论述将再次列出志（一）中的鸟类部，同时尝试对类型和品种作出识别，为此不仅追述现代鸟类学目录，如郑作新的许多作品以及大量相关网页，而且会参考志（六）、《广东新语》及其他书籍。①查阅汉代及先秦时期的作品也是必须的，如《诗经》《尔雅》和《说文解字》等。②关于志（四），我只会稍加引用，该文出自后来的时期。此外，文中的间短描述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１９世纪（或更前期）一些品种有了新的名称；因此，须对该文献进行分开研究。《广东通志》的嘉靖版本和志（一）源于同一时代，并且是在黄佐的大力协助下完成的。黄佐曾长期生活在香山地区，因此他对当地的植物志和动物志应该非常熟悉。此外，志（一）和（六）的部分段落内容也属一致，这些出处对自然历史的观察当然是特别重要的。二、嘉靖《香山县志》的羽属部黄佐在《香山县志》的前言中提及一些古文出处，例如《越绝书》和《华阳国志》。此外，他还写道：“自永乐中，邑人容君悌，与迄成３２９①②郑作新的作品很多，如《中国鸟类系统检索》，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ＡＳｙｎｏｐ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ｖｉｆａｕｎａｏｆＣｈｉｎａ，北京：科学出版社；ＨａｍｂｕｒｇａｎｄＢｅｒｌｉｎ：ＰａｕｌＰａｒｅ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７年；《中国经济动物志·鸟类》，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名录大全》，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另见钱燕文：《中国鸟类图鉴》，郑州：河南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中国动物志：鸟纲》数册，北京：科学出版社，等。关于《诗经》里的鸟类，参见颜重威：《诗经里的鸟类》，台中：乡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关于《说文》，这里用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尔雅》则用百部丛书本。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化甲辰，庠生黄君经增损，以为新志，详于鸟兽草木，而名宦人物则略，至是贤令文岩邓君复延，县文学齐君启和……开局纂修，补其未备，俾予裁定。”另有前言称：“今郡邑之有志，即古者列国之有史也。周礼太史氏掌之，以诏邦国职时事昭法鉴示将来，非徒文则焉耳也。香山有志，其来尚矣，而或详于鸟兽草木之名异端曲技之末，而于大经大法，所以关世教裨政体者顾多略焉。”以上记述表明，这些作者一直试图进入悠久的篇章传统行列中，自然界在他们的记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将逐一阐明嘉靖《香山县志》卷二羽属部中的鸟类，首先引证原文，然后加以简要解释。如果情况明确，动物分类会加入现代科目，但这并不常见。另外还会提到古代文献。１．鹤：灰白二种，皆丹顶。按：属于鹤科。“灰白二种”可能指灰鹤与白头鹤。两者丹顶，丹顶鹤头顶也是红色，最为有名，但目前在广东已不多见。白鹤等类亦在广东不多见，分布于别地。①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云：“南方之鹤皆灰色，白者则小，去顶二寸许毛始丹，亦能鸣舞。有水鹤，亦小，状类白鹭。其性通风雨，有风雨则鸣而上山，否则鸣而下海，寻常多在榕树。广人以其顶丹可贵……”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四有类似记载。②２．鹳：灰白二种，翅尾黑。按：属于鹳科。“灰白二种”应指黑鹳与白鹳两种（迷鸟），也可能指白头+鹳（夏候鸟）或秃鹳（旅鸟）。黑鹳、秃鹳两者上体飞羽为黑色，下体白色，灰色部分少或无。应该注意的是，+科之下亦有几种黑白色鸟，与一般鹳相似，但比鹳稍小，而+之嘴曲。３３０①②关于丹顶鹤，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Ｋａｉｓｅｒ，“Ｕｎｓｔｅｒｂｌｉｃ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Ｇｒｕｓｊａｐｏｎｅｎｓｉｓ．”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Ｔｉｅｒｅｉｍａｌｔｅ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Ｋｕｌ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９，ｐｐ３－１６；冯逸清、李晓民：《丹顶鹤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屈大均：《广东新语》第２０卷，第５１１页；黄佐：《广东通志》第２４卷，第１４ｂ页。
  • 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３．鹬：似鹭苍而脚短，鸣则雨。按：鹬科。中国鹉种很多，主要属于鹬、杓鹬、塍鹬三属。很多学者以为古书中之鹬极有可能是指鹳鹬；“鹭苍”概与“苍鹭”同。后者脚长，而全身长约一千毫米，鹳鹬全长约三百二十毫米。“鸣则雨”：《说文解字》云，“知天将雨鸟也”。４．雁：群居北海。其至以时，其飞以序，故月令季冬之月，雁北乡。《礼记》兄弟之齿以雁行，皆此意也。①鸿雁由南往北飞时，排成“人”字形，最年长的在前头领航，然后长幼有序地跟在后面。按：鸭科。鸭科之下有雁属，其下有很多种，有的在江南过冬，而夏天在中国东北等地区。这里可能指鸿雁、豆雁、白额雁、小白额雁、灰雁等种。５．鸥：居涨海中，随潮上下。常以三月风至，乃还洲屿。预知风云，飞至峰必风。②按：鸥科。鸥属，浮鸥属Ｃｈｌｉｄｏｎｉａｓ，燕鸥属Ｓｔｅｒｎａ。历史上的“涨海”指南海，但其空间概念在不同时代有所改变。“三月风”应指东南风，就是说，从春天起，此鸟从南方过来。有的鸥也在海南等地过冬，季风改风向后即往北飞去。６．鹭：水鸟，洁白。齐鱼之间谓之春锄。顶上有毛十数一，然可观。按：鹭科。应该指白鹭或黄嘴白鹭。两者全身白色，头后有一簇冠羽，此与“顶上有毛十数……”相合。但有学者认为，古书中之鹭字，可能多指大白鹭。这与此处记载不合，因为大白鹭顶上无冠羽。其他鹭类颜色不全白，或者亦无冠羽。《尔雅·释鸟》云：“鹭，一名舂?。”郭注：“白鹭也。头、翅、背上皆有长翰毛。今江东人……名之曰白鹭。”《尔雅注疏》引吴国陆玑《疏》云：“鹭，水鸟也。好而洁白，故谓之白鸟。齐鲁之间谓之春?。辽东乐浪吴扬人皆谓之白鹭。……头上有长毛十数枚。”可见，县志中“鱼”字应作“鲁”。７．鸳鸯：善思人得其一，其一思而死，故谓之匹鸟。按：鸭科，有名的Ａｉｘｇａｌｅｒｉｃｕｌａｔａ之一种。３３１①②黄佐：《广东通志》第２４卷，第１５ａ页。屈大均：《广东新语》第２０卷，第５３０页（引自南朝宋沈怀远所撰《南越志》）；黄佐：《广东通志》第２４卷，第１４ｂ—１５ａ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８．画眉：眉白长。似鸯而文不及也。按：,科。画眉亚科之下画眉或白类噪鹛。两者的眉真如鸯眉，有白有长。可是白类噪鹛，眼先和颊亦白色，此与鸯不符。其他噪鹛种无此眉纹，或其分布在别处。另一种，红翅鹛，其眉纹白色而伸颈侧，但体色不完全如鸯，可能不多见于广东。画眉亦见诸其他明代方志。①《广东新语》卷二十有山鹕鸟眉条。山鹕鸟一般认为是黑喉噪鹛。《新语》曰：“山鹕青紫，画眉红绿，形色小异，而情性相同。畜之者雌雄必异其舥，异之则弄声相唤，同则否……异之则雄见雄，雌见雌，必隔舥而斗，虑其雄其雌之为所夺也，同则否。鸟之最妒，斗以色者也。……其……善斗……画眉则两眉特白，其眉长而不乱者善鸣，胸毛短者善斗。欲其善鸣，以生鸡子青调米饲之。欲其善斗，以马螳螂、蚱蜢兼嚼肉饭饲之。又必越两日一浴，使毛衣光泽，身不生鷌，则其音流丽。二鸟皆然。然画眉喜盝山，自调其声，与岩石相应以自娱。……画眉尤善转声，转转不穷，如百舌然。……画眉嘴爪最利，其斗至三四百合，胜者羽毛不动，曼声长引，以鸣得意。败则羽毛蓬松，伏而无响矣。……二鸟者，盖伉俪之敦笃者也。阳春、东安人喜斗此鸟及黄头，购以重金，致有以骏马易之者。美食雕笼，视若娇子，家家皆有之。画眉性燥，山鹕性静，尤易畜。一名珊瑚，珍之者。予诗：‘人家尽养珊瑚鸟’是也。翁源有画眉村，以多画眉鸟，故名，亦贵之也。自化州至石城，一路深林邃谷，画眉尤多。予尝过之，有诗云：‘野花含笑满，山鸟画眉多。’”②可见画眉是南方有名的斗鸟。翁源即广东北部的翁源县，“自化州至石城”指广东西南部廉江地区。９．凫：食蚬。俗名蚬鸭。按：鸭科。这里很可能指绿翅鸭，其别名之一鸟“小蚬鸭”。１０．：生溪涧中。俗名湖鸭。一种项纹似芦花，曰芦鸭。按：３３２①②正德《琼台志》第９卷：“画眉：白眉褐质，善鸣好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６４年。屈大均：《广东新语》第２０卷。
  • 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乾隆《香山县志》云：“俗名凫鸭而大”。凫鸭：一般认为是水鸭之俗名。水鸭是否与湖鸭、芦鸭同，尚无定论。亦见第３９条。《尔雅注疏》云：“，山鸟。”郭云：“似乌而小，赤嘴，穴乳，出西方。”郭郛以为是山鸦。①今天有红嘴山鸦和黄嘴山鸦两种，但这两种不在广东，并且与一般水鸟无关。总而言之，（湖鸭、凫鸭等）的名字源于他处。１１．：出沙浦中。飞则鸣，行则摇，以比兄弟急难相救之意。按：科。广东今天叫，有黄、白、灰等种。有的盝于山区。“兄弟急难相救”一句出自《诗经·小雅·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尔雅》曰：“，雍渠。”《禽经》引《尔雅》与《诗经》，亦曰：“友悌，雀属也。……水鸟也，大雀高尺，尖尾，长喙，颈黑青灰色，腹下正白。飞则鸣，行则摇。”又曰：“诗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１２．鸬鹚：皂羽。修顶入江海，捕鱼食之。俗呼为水老鸦。按：鸬鹚科。鸬鹚这里应该指普通鸬鹚或者海鸬鹚。两者全体黑色，普通鸬鹚眼周上喉白色，海鸬鹚眼周红色。普通鸬鹚分布于沿海个别地区，后者夏天往南来，主要在福建和台湾。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四对鸬鹚有细节性描述。②利用鸬鹚捕鱼起源于商代以前，但早期香山可能没有。③１３．鹰：眼急，爪锐。起则凌空，见物则下，攫之。相传云：“飞鸣则风，蹲鸣则雨。”按：鹰科。广东今天有五种左右，另外有闎等鸟。按道光《香山县志》，鹰应该指隼丑。此书亦引《尔雅》“鹞”条等资料。１４．鹘：星眸，剑翮，利喙。老拳刚悍遇鹰，乃鸷禽也。按：隼３３３①②③郭郛、李约瑟、成庆泰：《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８页。黄佐：《广东通志》第２４卷，第１５ｂ页。郭郛、李约瑟、成庆泰：《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４２—４４４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科。广东今有白腿小隼、游隼、燕隼、灰背隼、红隼等种。这里可能指游隼，此鸟分布最广。鹘的俗名很多，《琼台志》有鸦鹘。而且在方志里，很多次先提鹰，后提鹘。①１５．鹞：苍、黄、白三种。北人谓之题肩鼠鹰也。按：鹰科。广东今天有乌灰鹞、白腹鹞、鹊鹞三种。很多鹞种，雌雄不同颜色，如乌灰鹞，雄的上体、颈与胸深蓝灰色，腹及尾下覆羽白色，而雌的不是。又说鹞指鸢，如黑鸢。“题肩”，一般认为与普通闎同。“鼠鹰”，《说文》“”条（在“鹞”条之后）云：“，白，逗，王雎。”按段注此说不对，因为《尔雅·释鸟》把白与王雎分为两种。段注亦引别书，如吴国陆玑的作品，云：“白似鹰，尾上白。”总而言之，“”应该指一种鸷鸟，但不知是何种。道光《香山县志》“鹞”条引《说文解字》与《尔雅注》。《尔雅·释鸟》曰：“，负雀也”；郭璞注：“，鹞也”。段玉裁注《说文》曰：“鹞即，以其善捉雀，故亦为鸷鸟”。１６．鹊：巢背太岁。《说文》，鹊知太岁之所在，是也。其脑尤熟，三伏之际，拔毛以泄。按：鸦科。即喜鹊。分布在全国。鹊鸣兆喜的观念，来源于古人对鹊具有预知风向、晴湿的能力的认识。《淮南子·缪称训》：“鹊巢知风之所起。”《淮南子·人间训》：“夫鹊先识岁之多风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周易·统卦》：“鹊者，阳鸟，先物而动，先事而应。”类似说法颇多。１７．杜鹃：一名子规。夜啼连旦，血渍草木。闻其声，则有别离之苦。惟田家候其鸣，则兴农事。故其声仿佛云锄耨。俗以锄耨雀名之。按：杜鹃科。一般认为，大杜鹃分布最广。这里很难确定指何鸟，因为鹃类很多。亦见第１９条。古书中常可见“子规”“子”等名。“”字今读ｇｕｉ或ｊｕａｎ。另一名“子鹃”（“鹃”亦读ｊｕａｎ）最早见于常璩《华阳国志》（约四世纪中叶）。此名与蜀望帝的故事有关，望帝亦名“杜宇”。“杜鹃”来源于“杜宇”和“子鹃”两名。关于“夜啼……３３４①正德《琼台志》第９卷，第３ｂ页。
  • 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血渍草木……有别离之苦”，可见于杜甫有名的《杜鹃行》一诗。另李时珍《本草纲目》第四十九卷“杜鹃条”集解部分引《蜀王本纪》：“杜宇为望帝，淫其臣鳖灵妻，乃禅位亡去。时子规鸟鸣，故蜀人见鹃鸣而悲望帝。”《本草》亦引《荆楚岁时记》：“杜鹃初鸣，先闻者主别离，学其声令人吐血，登厕闻之不祥……”另引刘敬叔《异苑》卷三（约五世纪）：“杜鹃始阳相催而鸣，先鸣者吐血死。常有人山行，见一群寂然，聊学其声，便呕血死。初鸣，先听其声者，主离别。厕上听其声不祥。厌之法，当为大声以应之。”①“锄耨雀”一名是模仿农民耕作的节奏，在明代以前很少见。１８．伯劳：不孝鸟也。一名博劳，一名伯赵。仲夏之月始鸣。按：伯劳科。广东今有几种，如虎纹伯劳、红尾伯劳、棕背伯劳。另一种主要在海拔一千二百至两千米的森林内，于珠海可能很少见。一般认为伯劳与“”同，见《尔雅注》、道光《香山县志》、《琼台志》等书。②关于“伯赵”等名亦可见《尔雅注疏》：“伯赵，也。以夏至来，冬至去。”此书亦引陈思王（曹植）《令禽恶鸟论》：“伯劳以五月鸣，应阴气之动。阳气为仁养，阴为杀残贼，伯劳盖贼害之鸟也。”也引《月令》：“仲夏之月始鸣。”另云：“《左传》‘伯赵氏’者，案昭十七年云：‘伯赵氏，司至者也。’杜注云：‘伯赵，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不孝鸟”：按《说文解字》等书所谓的“不孝”指枭。因为伯劳是“贼害之鸟”，所以把它称“不孝鸟”也可以。两者都属于“恶鸟”。１９．鸠：《尔雅》江东呼为拨谷，又名鹘谷。其声缓则雨，急则晴。黄山谷诗云：“报晴报雨，总同声言，其声同而缓急异也。”按：杜鹃科。广东的鹃类很多，一般大杜鹃分布最广，可是在这里也可能指别种。鹃鸟的传统名称很多，有“拨谷”“布谷”“获谷”“鹘谷”等３３５①②参见ＡｎｎａＭｅｙｒ，ＤｅｒＫｕｃｋｕｃｋｉｍａｌｔｅｎＣｈｉｎａ．ｌｉｏｎｄｅｎＡｎｆｋｎｇｅｎｂｉｓｚｕｒＳｏｎｇ～Ｚｅｉｔ，Ｍｕｎｉｃｈ，２０１０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３１章。Ｍｅｙｒ也谈及《华阳国志》里的故事和其他资料。正德《琼台志》第９卷第４ａ页：俗名作“马伯劳”。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名。另外，一般认为“布谷”与“鸠”“-鸠”同。《尔雅》郭璞注云：“-鸠……江东呼为获谷。”《诗经·曹风·-鸠》：“-鸠在桑。”陆玑《毛诗注疏》云：“鸠，-鸠也。今谓布谷。”①布谷的异名大抵与农耕有关。亦出现于古诗，如杜甫“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蔡让“布谷声中雨满犁，催耕不独野人知。荷锄莫道春耕早，正是披蓑叱犊时”；陆游“时令过清明，朝朝布谷鸣，但令春促驾，那为国催耕，红紫花枝尽，青黄麦穗成，从今可无语，倾耳舜弦声”。另见第１７条。古书中之杜鹃、鸠、拨谷等鸟类大约都属于杜鹃科，但某一名称指何种类，尚难断定。２０．莺：羽毛纯黄，鸣则蚕生。又名曰仓庚，曰商庚，曰黄鹂，曰楚雀。幽州谓之搏忝。按：黄鹂科。有名的金黄鹂今天分布于新疆，唯黄鹂在广东。其他的种类不在广东，或者其羽毛不纯黄。莺之别名很多：“仓庚”一名最早见于《诗经·豳风·东山》：“仓庚于飞，熠耀其羽。”《豳风·七月》《鹿鸣之什·出车》亦有仓庚。《诗经》也提到黄鸟。仓庚与黄鸟是否同类，无法确知。关于“商庚”可见《尔雅·释鸟》：“仓庚，商庚。”第三个名称“黄鹂”见于陆玑《诗疏》：“黄鹂，一名仓庚。”第四个名称“楚雀”亦见于《尔雅·释鸟》：“黧黄，楚雀。”另见《禽经》：“仓，黧黄，黄鸟也。今谓之黄莺、黄鹂是也。野民曰黄栗留。语声转耳，其色黧而黄，故名黧黄。《诗》云黄鸟，以色呼也。亦曰楚雀，北人呼为楚雀。亦曰商庚，夏蚕候也。”亦有“黄莺”“黄袍”“黄金莺”“金黄鹂”等名。“鸣则蚕生”一句，见段玉裁注《说文》“离部”引《月令》。２１．春鸬：大如鸲鹆，色苍白，首黑，项鸣则首尾俯仰。按：秧鸡科。广东有两种秧鸡：普通秧鸡与蓝胸秧鸡。“色苍白”与蓝胸秧鸡雄３３６①ｈｔｔｐ：／／ｎｉａｏｌｅｉｏｒｇｃｎ／ｐｏｓｔｓ／７５９５．关于“布谷”“鸠”“-鸠”等鸟名的来源，参见Ｍｅｙｒ，ＤｅｒＫｕｃｋｕｃｋｉｍａｌｔｅｎＣｈｉｎａ，第３２章。亦有ＣＭＬａｉ的两篇文章：“Ａｖｉａ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ｉｕ’鸠ｉｎｔｈｅＳｈｉｊｉｎｇ诗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１７，１９９７，ｐｐ３５０－３５２；“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ＣｕｃｋｏｏＬｏ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１８，１９９８，ｐｐ５３０－５４２．
  • 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鸟符合，雌鸟色纹黑白。“首黑”与普通秧鸡雄鸟符合。“大如鸲鹆”与普通秧鸡和蓝胸秧鸡两者都符合。乾隆《香山县志》中“状如鸲鹆”一句不确，因为鸲鹆之外形与秧鸡不同。《尔雅·释鸟》曰：“春，。”“春鸬”与“春”同。康熙与乾隆《香山县志》皆作“春”。２２．百舌：能反复其舌，随百鸟之音。按：,科。,科之下有鸫亚科。广东的鸫类有四五种。一般认为百舌指乌鸫。宋代王十朋曰：“百舌者，反舌鸟也，能反覆其口，随百鸟之音，春啭夏止。”其他很多资料有类似记载。梅圣俞即宋朝著名诗人梅尧臣，其《百舌之一》云：“苍毛无文章，尖啄苦腾说。晓升高高树，百鸟言漏泄。”２３．啄木：绿足，背皆青色。舌长寸，抄有刺针，能穿木食虫。按：啄木鸟科。在广东啄木鸟有十种左右。“背皆青色”符合黑枕绿啄木鸟、黄冠绿啄木鸟与大黄冠绿啄木鸟三种，但后两者的分布情况不明。其他的啄木鸟颜色不符合，或者分布于别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提头顶有深红色的羽冠。中国唯一的“背有青色”而无红色羽冠的啄木鸟，是大黄冠绿啄木鸟。２４．山燕：黑而健疾，鸟畏之。按：一些字典以为山燕应该指白喉针尾雨燕。此鸟属于雨燕科。中国雨燕种类很多，分布较广者为白腰雨燕。“黑而健疾，鸟畏之”一句可见于《广东新语》卷二十“石燕”条：“香山有山燕，黑而健疾，众鸟畏之，隼也。”①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八所记相同，后面还加上一句：“与此二类。”见然，石燕是一种，山燕（隼）是另一种。道光本《香山县志》先引《广东新语》，后云：“按《说文》，隼为之重文，非鸷鸟也。鹰隼之字，本作，后人以声近借隼耳。”亦见段注《说文》“”条。其实，隼与雨燕的问题比此更复杂。比如，在空中飞行之时，两者的翼形相似。另外，燕是祥瑞之兆，此与“鸟畏之”不符。２５．-鸠：食予以序。按：鸠鸽科。很多学者认为-鸠指山斑鸠。３３７①屈大均：《广东新语》第２０卷，第５２０—５２１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此鸟在各处都有，但在广东也有另几种斑鸠，它们与山斑鸠相似。另见第１７与第２８条。２６．白头公：头白。按：白头鹎科。白头公，亦作白头翁，一般认为指白头鹎。雄鸟头顶黑，颏与喉白色。其他的鹎种，头的颜色不一样。《广东新语》卷二十云：“白头公者，似瓦雀而尾稍长，头有白毛。”一般认为瓦雀是麻雀之别名。瓦雀与白头翁在《琼台志》也有记载。①２７．啸山：声如长啸，则旱。按：“啸，则旱”一句亦见于黄佐《广东通志》。②不知是何鸟。与主要分布在浙江省的萧山鸡大约无关。２８．鹘.：春则多声。按：鸠鸽科。如上所说，鹘.分布很广，在岭南也有（见第２５条）。“鹘.”可能指灰斑鸠。《尔雅》曰：“鸠，鹘.。”郭璞注：“鹘.似山鹊，短尾青黑色。秋盝、春鸣，谓各得其性也。”又曰：“，鹘.类也。”郭郛以为灰斑鸠与鸠同。《香山县志》道光本无鹘.条，但提到鹁鸽、、斑鸠等鸟，郭郛以为都指鸠鸽科下的斑鸠、斑鸠两属。③《香山县志》嘉靖本有鹁鸽，见下面第４３条。所以鹘.与鹁鸽应该指两类。２９．鹧鸪：臆前有白圆点，背上间紫色，毛形似母鸡，多对啼。《南越志》鹧鸪。按：雉科。应该指中华鹧鸪。为雉科鹧鸪属的岛类。“臆前……多对啼”，此与唐代《岭表录异》卷中所说者略同。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四亦引之。两者也引《南越志》。④鹧鸪常为人们饲养作为斗禽或食品。⑤《广东新语》卷二十云：“鹧鸪，随阳越雉也。天寒则口舌。眗则对啼，啼必速转数音。……其飞必向日，日在南，故常３３８①②③④⑤屈大均：《广东新语》第２０卷，第５２９页；正德《琼台志》第９卷，第３ｂ—４ａ页。黄佐：《广东通志》第２４卷，第１２ａ页。郭郛、李约瑟、成庆泰：《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４页。黄佐：《广东通志》第２４卷，第１５ａ页。郭郛、李约瑟、成庆泰：《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３５—４３６页。
  • 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向南。……其志怀南，故谓之南客。飞数必随月，正月一飞而止，十二月则十二飞而止。山中人辄以其飞而计月，人问何月矣，则云鹧鸪几飞矣。……一雄常挟数雌，各占一岭，相呼相应以为娱。有侵其地者则斗。猎以礭诱之，鹧鸪闻礭声，以为据其丘阜也，亟归与斗，遂陷堕网中。……畜久驯?亲人，然不鸣。鸣必在万山丛薄中，鸣多自呼，其曰行不得也哥哥，声尤凄切，闻者多为堕泪。古诗云：‘山鹧鸪，尔本故乡鸟。不辞巢，不别群，何苦声声啼到晓。’噫！亦古之羁人思妇所变者欤。”①３０．竹鸡：声若云姑恶。相传懒妇死，妗姑而化。按：雉科。应该指灰胸竹鸡，为雉科竹鸡属的鸟类，俗名华南竹鹧鸪、泥滑滑、山菌子、竹鹧鸪、普通竹鸡。分布在台湾以及福建、广东等地，北达陕西南部，西至四川盆地西缘，主要盝息于山区、竹林、草丛以及平原。广东鸡类很多，黄佐《广东通志》等书多有提及。《广东新语》卷二十云：“有竹鸡，形如鹧鸪，褐色斑赤文，居竹林中，见俦必斗，以礭诱其斗，网之。性好啼，啼曰泥滑滑，白蚁畏之。谚曰：家有竹鸡啼，白蚁化为泥。”道光本《香山县志》所记引自《广东新语》。另见《琼台志》：“自呼泥滑滑。俗传，白蚁闻之，化为水。”②“懒妇死，妗姑而化”一句之来源不晓。３１．桑飞：肖鸡，绿衣，/眼。按：桑飞，一般认为是“鹪鹩”。鹪鹩科之下，中国只有一种，即鹪鹩。今天此鸟不见于广东。桑飞一名在文献里少见。《广东新语》卷二十有鹪鹩条，可是不提此鸟有“绿衣，/眼”。③３２．禾鹄：肖雀，稍长大。按：《广东新语》卷二十“鹪鹩”条载有几个俗名，其中之一为“和鹄卦”，不知此鸟是否与“禾鹄”有关。另有“和花雀”。一般认为后者指0属下之黄胸0（又名“黄胆”），形３３９①②③屈大均：《广东新语》第２０卷，第５１６—５１７页。屈大均：《广东新语》第２０卷，第５２３页；正德《琼台志》第９卷，第４ｂ页。屈大均：《广东新语》第２０卷，第５１９—５２０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似麻雀，体长约一百五十毫米。除黄胸0外，中国的0类很多，都属于雀科。另见第３５条。３３．鸣春：小鸟也。正月鸣，草莱间，呢喃如燕。按：燕与“呢喃之声音”在文学作品里经常被一并提及，但不知“鸣春”其名与此有何关系。总而言之，鸣春为何鸟，目前无法查证。３４．练雀：似鹆黑褐而小。按：一些辞典谓练雀与寿带鸟同。寿带鸟全长一百七十至四百八十毫米，部分为黑色，但并不“似鹆”。寿带鸟尾羽特别长，而鸲鹆不是。３５．雀：小鸟也。南人谓之禾雀。食粟，巢砃。飞则千百为群。按：文鸟科。此科下的雀种很多。树麻雀与山麻雀两种在南方分布特别广。“雀”，这里该是一般名称，属于文鸟科、山雀科、雀科等科之类种，很多次被混淆而分不清楚。关于后者亦见第３２条。“禾雀”一名大约与上面的“禾鹄”等名无关。３６．燕：玄鸟也（《说文》）。作巢避戊巳日，春来秋去，每至，必寻旧家营巢。按：雨燕科。广东有白腰雨燕、小白雨燕等种。亦见第２４条。《广东新语》等书都提及各种各样的燕，但其细节描述不一定让读者明了它们是何鸟。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十四云：“燕有三种。……乳于岩崖者为土燕。”此不知指何种。①道光本《香山县志》云：“春社来，秋社去，巢于屋宇。”类似的情况亦可见于《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玄鸟至……仲秋之月，玄鸟归。”《广雅》亦云：“巢于梁间，春社来，秋社去，故谓之社燕。”燕子是忠实的鸟，因此“必寻旧家营巢”，秋去春回，不忘旧巢，诗人多次抓住此特点。３７．鸲鹆：色纯黑，金眼。午月午日，少剪其舌尖，以蒲酒饮之，教之久，能作人语。按：?鸟科。此科之下有鹩哥、家八哥、八哥、林八哥等种，皆在南方，而今天八哥分布最广。鸲鹆一般指八哥，古书里面亦可见其他俗名，如1鹆、鹦鹆。八哥与其他鸟类相似，有时很难分３４０①黄佐：《广东通志》第２４卷，第１５ａ页。
  • 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辨。而且鹩哥与八哥一样，都“能作人语”。鹩哥又有一古名“秦吉了”。①乾隆《香山县志》鸲鹆条云：“秦吉了能言。”道光本鸲鹆条曰：“《幽明录》亦名秦吉了，即了哥也。《唐书》作结辽鸟。”可见八哥与鹩哥（了哥）经常被混淆。《唐书》指《旧唐书》卷一百七与《新唐书》卷二百二下，两者称结辽来自临邑（今属越南）。《唐会要》卷九十八亦有载。②关于“少剪其舌尖……能作人语”，可见于《本草纲目》等文献。《香山县志》道光本亦曰：“鸲鹆俗名八哥。……五月五日，翦其舌端使圆，教令学语，能人言。”“色纯黑”：鹩哥、八哥通体黑色，两者的最重要差别在于眼周部分：前者眼下后方有黄色裸皮，而后者没有。关于“金眼”两字可见于《广东新语》卷二十“鹦”条。此条主要谈澳门的鹦鹉，而秦吉了为其中之一。鹦鹉，包括秦吉了，可以按“眼为别。眼黄者金了，白者银了，黑者铁了。铁了品最下。一名了哥，亦曰2哥，亦曰22。”2哥及22两名出于阿拉伯语或其他外文，葡语亦有之，即ｐａｐａｇａｉｏ。金了、银了、铁了早在宋代已见诸记载。杜绾《云林石谱》以石层颜色等自然特点把端州石矿分为不同地方，即“鸲鹆眼”、“鹦哥眼”、“了哥眼”等。③３８．翡翠：形小不盈握。丹嘴，翠翎。人采其羽以为饰。深崖断岸皆有之。按：翠鸟科。“丹嘴，翠翎”盖指普通翠鸟、蓝胸（翡）翠、白胸翡翠三种。普通翠岛全长一百八十毫米左右，在广东分布最广。自汉代起，中国开始大量进口翡翠羽毛，主要用于妇女装饰金钗，供给地３４１①②③黄佐：《广东通志》第２４卷，第１４ａ—ｂ页。王溥：《唐会要》第９８卷；刘籧等著：《旧唐书》第１９７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５２７０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２２０卷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６２９７页。见屈大均：《广东新语》第２０卷，第５１４—５１５页。另见杜绾：《云林石谱》（百部丛书本），下卷。ＥｄｗａｒｄＨＳｃｈａｆｅｒ，ＴｕＷａｎｓＳｔｏｎ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ＣｌｏｕｄｙＦｏｒｅｓｔ，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ａｎｄ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１，ｐ８２．关于端州石磺亦可见于其他史料。祝穆《方舆胜览》（四库全书本）第３４卷为较早的例证。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大部分在东南亚，《明实录》等资料均有载。①３９．：水鸭之雄也。纹颇类鸳。按：一般认为指鹭科下之池鹭。池鹭产于中国南部，头、颈为赤褐色，身体上部为黑色，下部为白色。胸背有疏松的毛。或称为、赤头鹭。此与“纹颇类鸳”不完全符合。另外一种即草鹭，亦产于南方，两颊有一条蓝黑色纵纹向下至胸侧，颈的余部为栗棕色，额与枕蓝黑，上体灰色，背栗棕色，两侧栗红色，可以说“颇类鸳”。但一般鹭嘴长脚高，而鸭就不是。显然，应该指另一种。其实，“纹颇类鸳”者有花脸鸭与螺纹鸭两类，均属于鸭科，是广东的旅鸟。雄鸟之眼周和一般色纹与鸳的眼周和颜色相似。《尔雅·释鸟》曰：“，。”郭注：“似凫。”段注《说文》本有三条：、、。每个单字都有说明：“也。”段注本亦提及“交精”、“鸬”等名。４０．鱼狗：似翠而小。食鱼，其臭腥臊。按：鱼狗科。广东有班鱼狗、冠鱼狗二类，两者全体黑白色纵纹。“似翠而小”不一定对。冠鱼狗全长约四百毫米，比上面的三种翡翠大（见第３８条）。班鱼狗长度与一般翡翠大致相当。４１．鸟头：肖雀，身灰，顶黑，尾长。按：可能指鸟鸫，或者另一种鸫类。也可能是一种鹪莺，或者,、山雀、卷尾。另外，宋代《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均有“鸟凤”条。“鸟凤”可能指小盘尾或者大盘尾（两者今天广东均无），但恐怕与“鸟头”无关。②４２．山鹧：毛俱五彩，尾长尺许，最奇。按：山鹧可能指山鹧鸪。广东今天有白额山鹧鸪，亦名白眉山鹧鸪，但此鸟盝于海拔七百米以上的阔林和杂草之中，所以在古代香山地区可能不多见。山鹧鸪属于雉３４２①②关于翡翠与羽毛贸易，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ＥｉｓｖｇｅｌｕｎｄＥｉｓｖｏｇｅｌｆｅｄｅｒ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ｅｎｕｎｄＥｉｎｆｕｈｒａｕ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ｎＬｎｄｅｒｎ（ｃａ．５００－１５００）”，ＥｘｏｔｉｓｃｈｅＶｇｅｌ：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ｅｎｕ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ｅ，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２００６，ｐｐ８５－８６．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志禽”，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８１—８２页；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９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３６９—３７０页。
  • 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科。此科之鹧鸪、鹌鹑、角雉种类很多，难以分辨。有的种类羽毛真可谓“五彩”，但它们尾巴很短，并非“长尺许”。因而《县志》所载的山鹧不一定与雉科鸟类有关，或者“长尺许”一句有误。４３．鹁鸽：形颇类鸠，以铃系其尾，飞则冲风而响。按：鸠鸽科下之几种。《尔雅》等古书都提到“佳其”、“”（或“??”）、“斑鸠”、“鹁鸽”、“鸽”、“鸠”、“鹁鸠”等鸟名，亦见上述第２５与第２８条。鸽的家化很早即已开始。明清时期，广东很多地方都有家鸽。《广东新语》卷二十云：鸽之高下在目。目有黑底天青者，黑底插黄者，黄油白气者，焦油者，以此四种为上。其睛清而深，有重晕，以日照之，精光四闪，晕边复有血粒，如石榴子，则极聪慧者矣。其头宜小，尾宜短，翼宜与尾齐。翼与尾齐则飞高，飞高则可免鹰击之患。故鸽之佳者，价之重轻与金等。……广人有放鸽之会。……每一鸽出金二钱，主者贮以为赏。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内主者，一在会场曰外主者。……某日某时某人鸽至。……一日自飞来而归……。越数日，分所贮金，某人当日归鸽若干，则得金若干。有一人而归鸽数十者，有十人千鸽而只归一二者。当日归者甲之，次日归者乙之。是为放鸽会。”另外，“鸽之大者曰地白。广州人称鸽皆曰白鸽，不曰鹁鸽。地白惟行地不能天飞，故曰地白。人家多喜畜之，以治白蚁，亦以其多子可尝食。”①三、结论以上所述表明：迄今为止，对每一类型“种”的区分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很少的例子可以区分种类，比如第７号。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仅可判断其种类“属”。有时这些描述让仍存有疑问的各式种类缩减到两或三种，比如第８号和第１２号。另一些相似／同源的种类（或族群）不被连续引用，如第４号和第７号即是如此，这两种同属鸭科，但在列３４３①屈大均：《广东新语》第２０卷，第５２７—５２８页。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表中被分开。这里可以假定：作者没有识别出动物学上的相似度。最后还可以说：有时候查证俗名对确定种类也可起到很大作用。如第９号，也属于鸭科，这里很可能指Ａｃｒｅｃｃａ。此外，还可以观察到有趣的现象：一些段落描述中会引用古代文献或谚语，如第１１号。这并非不寻常，因为这些古代文献，尤其是《诗经》《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直被视为经典作品。如果人们研究其他地区的地方志，肯定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总之，如果分析里面包含动物列表，即可发现相似的问题。这里亦会提及另外两种观点。在土贡制度或自由贸易的范围内，动物和动物制品在香山区域经济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原来所有的贡品都在当地制造，后来（如在明代），从别处进口的货品也可作为贡品。《香山县志》卷二“土贡部”记载：“宋制土贡不及香山。元制贡用药物，香山惟蛤蚧七十对。民已不胜其扰矣。国初定制贡鸄鹿牛等皮二百张。里长派大户收解翎毛三万三千一百九十根。后革去。今于均平钱内解旧额皮张而已。其后增翠毛、生漆、马牙等香、黄白等滕、胖袄珍珠、枝圆皮硝、铜铁、香鱼、细布、鱼子、禽鸟等物。俱非土产，咸出自均平钱近，又有鱼牙科派里甲，扰无虚日。”另谓：“按古者任土作贡，必以土物，物非其土产，则不贡也。今则令民买之，他所以输京师，大贾往往设高价以待之，耗尽均平，连累里甲亦多矣。”《澳门记略》同样包含动物列表，但所提到的动物与《香山县志》并不完全相同。书中记载的有关澳门的动物多为进口品种，其记述或属文学类型，或源于古代文献，有些则摘自耶稣会士的描述。关于鸟类的记述也是如此，如《澳门记略》提到“骆驼鸟”和“巨鸟”（后者大概属犀鸟科的一个品种），但这些鸟类并非澳门所有。另外，许多“鹦鹉”是进口的，而“无对鸟”是指天堂鸟（极乐鸟科）的羽毛。同样，３４４
  • 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广东新语》里提到的一些鸟类也来自外国。①迄今对此仍缺少细致的研究。在１９世纪的文献（如道光《香山县志》）中可以找到补充说明，其中一个例证为：“蕃鸭：又名洋鸭，种出西洋，邑人多畜之，小榄乡尤多。”当然，关于香山进口动物的主题，尚需另作研究。附一：康熙《香山县志》物产，卷三，羽属鹤、鹳、鹬、雁、鸥、鹭、鸳鸯、画眉、、鹰、鹘、鹞、鹊、鸠、莺、、鸬鹚、杜鹃、雀、燕、伯劳、春、百舌、啄木、山燕、-鸠、白头公、啸山、鹘鹅、鹧鸪、竹鸡、桑飞、禾鹊、鸣春、练雀、翡翠、、鱼狗、鸟头、山鹧、鹁鸽。附二：乾隆《香山县志》物产，卷三，羽属鸡、鸭、鹅、鹁鸽、雁、鹤、凫（俗名蚬鸭）、鸳鸯、鸥、鹭、鹳、（俗名凫鸭而大）、燕、莺、鹰、鸲鹆（秦吉了能言）、鹘、鹞、鹊、鹧鸪、鹌鹑、鸬鹚、脊令、禾鹄、麻雀、伯劳、画眉、杜鹃、斑鸠、春（状如鸲鹆，色苍白，鸣则首尾俯仰）、白头公、百舌、啄木。附三：三本《香山县志》中之鸟类对照与其科学名（以下数字与各《县志》的排列相应）嘉靖本康熙本乾隆本科学名１鹤１鹤６鹤鹤科。灰鹤、白头鹤等种。２鹳２鹳１１鹳鹳科。黑鹳、白鹳等种。３鹬３鹬鹬科。鹬、杓鹬、塍鹬等属下之几种。可能指鹳鹬。４雁４雁５雁鸭科。雁属下之几种。３４５①见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ＴｈｅＡｖｉｆａｕｎａｏｆＭａｃａｕ．Ａ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Ａｏｍｅｎｊｉｌüｅ”，Ｓａｎｋ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Ｎｏ５７，２００９，ｐｐ１９５－２００．中译本（赵殿红译）载《澳门研究》总第５２期，２００９年。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嘉靖本康熙本乾隆本科学名５鸥５鸥９鸥鸥科。鸥属、浮鸥属、燕鸥属等属下之几种。６鹭６鹭１０鹭鹭科。白鹭、黄嘴白鹭两种。７鸳鸯７鸳鸯８鸳鸯鸭科。Ａｉｘｇａｌｅｒｉｃｕｌａｔａ之一种。８画眉８画眉２７画眉!科。画眉亚科之下画眉与白颊嗓鸭两种。９凫７凫鸭科。鸭属。和可能指绿翅鸭。１０９１２不知为何鸟。１１１６枞２３脊令科。广东今叫者，共有五六种。１２鸬鹚１７鸬鹚２２鸬鹚鸬鹚科。普通鸬鹚或者海鸬鹚。１３鹰１０鹰１５鹰鹰科。广东今有五种左右，另外有闎等鸟。１４鹘１１鹘１７鹘隼科。广东今有白几种。这里可能指退游隼。１５鹞１２鹞１８鹞鹰科。广东今有乌灰鹞、白腹鹞、鹊鹞。１６鹊１３鹊１９鹊鸦科。即喜鹊。１７杜鹃１８杜鹃２８杜鹃杜鹃科的一种。１８伯劳２１伯劳２６伯劳伯劳科。广东今有几种，如虎纹伯劳、红尾伯劳、棕背伯劳。１９鸠１４鸠２９鸠杜鹃科。广东的鹃种类很多，这里可能指大杜鹃。２０莺１５莺１４莺黄鹂科。盖指唯黄鹂。２１春鸬２２春３０春秧鸡科。广东有两种秧鸡：普通秧鸡与蓝胸秧鸡。２２百舌２３百舌３２百舌!科。!科之下有鸫亚科。百舌最可能指乌鸫。２３啄木２４啄木３３啄木啄木鸟科。可能指黑枕绿啄木鸟。２４山燕２５山燕雨燕或者隼。２５"鸠２６"鸠鸠鸽科。可能指山斑鸠。２６白头公２７白头公３１白头公白头鹎科。可能指白头鹎。２７啸山２８啸山不知为何鸟。２８鹘#２９鹘#鸠鸽科。这里可能指灰斑鸠。２９鹧鸪３０鹧鸪２０鹧鸪雉科。应该指中华鹧鸪。３０竹鸡３１竹鸡雉科。应该指灰胸竹鸡。３４６（续表）
  • 香山动物历史一瞥：嘉靖《香山县志》里的羽类研究嘉靖本康熙本乾隆本科学名３１桑飞３２桑飞不知为何鸟。３２禾鹄３３禾鹊２４和鹄可能是雀科下之一种。３３鸣春３４鸣春不知为何鸟。３４练雀３５练雀一般说与寿带鸟同，可是不一定对。３５雀１９雀２５麻雀文鸟科、雀科或等下之一种。３６燕２０燕１３燕雨燕科。广东有白腰雨燕等种。３７鸲鹆１６鸲鹆?鸟科。最可能之八哥，也可能是鹩哥。３８翡翠３６翡翠翠鸟科。指普通翠鸟、蓝胸（翡）翠或白胸翡翠。３９３７可能是鸭科下之花脸鸭或者罗纹鸭，也可能指一种鹭。４０鱼狗３８鱼狗鱼狗科。班鱼狗、冠鱼狗二类。４１鸟头３９鸟头!科下的一种鸫？４２山鹧４０山鹧可能指山鹧鸪，也可能指别种。４３鹁鸽４１鹁鸽４鹁鸽鹁鸽科下之几种。２１鹌鹑普通鸟名。１鸡普通鸟名。２鸭普通鸟名。３鹅普通鸟名。３４７（续表）
  • 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编译后记在以澳门为重心的南中国海洋史研究领域，有几位外国汉学家的名字在学界耳熟能详：谟区查（ＣＲＢｏｘｅｒ）、卫思韩（ＪＥＷｉｌｌｓ，Ｊｒ．）、包乐史（ＬｅｏｎａｒｄＢｌｕｓｓé）、普塔克（ＲｏｄｅｒｉｃｈＰｔａｋ）、滨下武志（ＴａｋｅｓｈｉＨａｍａｓｈｉｔａ）、松浦章（ＭａｔｓｕｕｒａＡｋｉｒａ）、萨安东（Ａｎｔóｎｉｏ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ｄｅＳａｌｄａｎｈａ）……他们的卓越成就自然是世界汉学研究的华章，连他们的名字，也已经在语义学和心理学上深刻地中国化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研究与中国有关，另一方面，他们与中国学术界的来往非常密切，毫无疑问，这种来往已成为中国学术史的一部分。作为这些汉学群星中的一位，普塔克教授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澳门史及海洋史，其视域之开阔、论述之细密已为学界共识。如果说，我们今日已经充分意识到以全球史的角度研究澳门史的重要性，那么事实上，普塔克等人从全球贸易史和经济史出发看待澳门史，已经为我们展现了澳门世界性、海洋性的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普塔克戏称自己为“葡萄鬼”，表面上虽然是其德文名字（Ｐｔａｋ）的谐音，学术上也并非没有更深层次的因素：葡萄牙、中葡关系、中国葡萄、番鬼在中国、聪明鬼……当然，还有他无比钟爱的葡萄酒。编译普塔克的论文集，始于２００７年澳门基金会吴志良先生的提议。现在看来，这个提议极富远见，十年时间，普塔克的作品从当时的零散译介，到现在已是蔚为大观。最初计划用一到两年的时间，编译论文１０篇左右；而目前呈现给读者的，则有２０篇重要作品，近３０万字，占普塔克中译论文的一半以上。这些论文多数已在不同的刊物、论文集当中发表，主要有《海洋史研究》《澳门研究》《海交史研究》《国家航海》《澳门理工学报》《广东社会科学》等，本次编录做了大量的统稿３４８
  • 编译后记工作，对行文、格式、误译等处作了修订和统一，对成文较早、现时已成定局的建议和评论作了部分删减。从吴志良先生提议，到与普塔克商议编选目录，再到组织译者翻译、讨论、修改，又经钱江教授、金国平教授逐字逐句审订、校改，以及澳门基金会黄丽莎小姐、梁雅桃小姐、梁惠英小姐及邝嘉敏小姐的全文校读，最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肖风华社长、曾莹原社长、柏峰副总编辑、梁茵主任、张贤明编辑、廖志芬编辑等的认真审读编校，他们都对这部译稿倾注了长期的心血、热情，奉献了学术及出版上的专业知识。还要感谢上述刊物及论文集的负责人对编译工作的支持，特别是《海洋史研究》主编李庆新教授、《澳门研究》原执行主编林广志教授、《澳门理工学报》副总编辑陈志雄博士等，该书翻译、审读、出版周期如此之长，每位参与者和关注者都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最终能以较为理想的面貌问世，对国内学术界有所助益，大家的努力总算没有浪费，对其终于付梓也乐见其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各位辛勤而默然的译者，无论是专业水平还是责任感，对他们都无可挑剔。普塔克的论文，原文以英文与德文为主，按照翻译的篇幅，依次是赵殿红、蔡洁华、冯令仪、肖文帅、罗邁英、关山、叶农、周鑫、赵振江、罗莹，其中德文部分主要由蔡洁华、冯令仪、肖文帅负责，译稿由赵殿红收集、整理后，请钱江教授、金国平教授审订，并经澳门基金会提出修订意见，最后由赵殿红统稿后完成定稿，并交普塔克教授审阅认可。金国平教授与普塔克教授相知多年，不仅一直关注书稿进展，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译稿进行详细的校订，而且欣然为书稿撰写前言，大家风范，令人敬佩！研究无止境，翻译更是如此，个中滋味唯有亲历者方能体会。虽经反复修订，译文不足之处尚有不少，敬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待未来重印或再版时再作改进。赵殿红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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