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文学丛书编委名单主  编： 吴志良（澳门） 吴义勤 黄宾堂     葛笑政 张 陵 李小慧执行主编： 李观鼎（澳门） 穆欣欣（澳门）编委委员： 黄丽莎（澳门） 张水舟 张亚丽统  筹： 梁惠英（澳门） 冯京丽
  • 001总 序值此“澳门文学丛书”出版之际，我不由想起1997年3月至2013年4月之间，对澳门的几次造访。在这几次访问中，从街边散步到社团座谈，从文化广场到大学讲堂，我遇见的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越来越多，我置身于其中的文学气氛越来越浓，我被问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澳门文学的建设上来。这让我强烈地感觉到：澳门文学正在走向自觉，一个澳门人自己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事实确乎如此。包括诗歌、小说、散文、评论在内的“澳门文学丛书”，经过广泛征集、精心筛选，目前收纳了多达几十部著作，将分批出版。这一批数量可观的文本，是文学对当代澳门的真情观照，是老中青三代写作人奋力开拓并自我证明的丰硕成果。由此，我们欣喜地发现，一块与澳门人语言、生命和精神紧密结合的文学高地，正一步一步地隆起。在澳门，有一群为数不少的写作人，他们不慕荣利，不怕寂寞，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心甘情愿地挤出时间来，从事文学书写。这种纯业余的写作方式，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热爱，一种诗意追求的精神需要。惟其如此，他们的笔触是自由的，体现着一种充分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于社会人生和自身命运的思考，也是恳切的，流淌
  • 002着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澳门众多的写作人，就这样从语言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里，坚守着文学，坚持文学书写，使文学的重要性在心灵深处保持不变，使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得以形成，从而表现了澳门人的自尊和自爱，真是弥足珍贵。这情形呼应着一个令人振奋的现实：在物欲喧嚣、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在视听信息量极大的网络、多媒体面前，学问、智慧、理念、心胸、情操与文学的全部内涵，并没有被取代，即便是在博彩业特别兴旺发达的澳门小城。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花朵，一个民族的精神史；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品位和素质，一个民族的乃至影响世界的智慧和胸襟。我们写作人要敢于看不起那些空心化、浅薄化、碎片化、一味搞笑、肆意恶搞、咋咋呼呼迎合起哄的所谓“作品”。在我们的心目中，应该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苏轼、辛弃疾、陆游、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曹雪芹、蒲松龄；应该有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马尔克斯、艾略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他们才是我们写作人努力学习，并奋力追赶和超越的标杆。澳门文学成长的过程中，正不断地透露出这种勇气和追求，这让我对她的健康发展，充满了美好的期待。毋庸讳言，澳门文学或许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或许还显得有些稚嫩，但正如鲁迅所说，幼稚并不可怕，不腐败就好。澳门的朋友——尤其年轻的朋友要沉得住气，静下心来，默默耕耘，日将月就，在持续的辛劳付出中，去实现走向世界的过程。从“澳门文学丛书”看，澳门文学生态状况优良，写作群体年龄层次均衡，各种文学样式齐头并进，各种风格流派不囿于一，传统性、开放性、本土性、杂糅性，将古
  • 003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色彩各异的“鸡尾酒”式的文学景象，这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这套作家出版社版的文学丛书，体现着一种对澳门文学的尊重、珍视和爱护，必将极大地鼓舞和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就小城而言，这是她回归祖国之后，文学收获的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和较集中的展示；从全国来看，这又是一个观赏的橱窗，内地写作人和读者可由此了解、认识澳门文学，澳门写作人也可以在更广远的时空里，听取物议，汲取营养，提高自信力和创造力。真应该感谢“澳门文学丛书”的策划者、编辑者和出版者，他们为澳门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建设，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是为序。2014.6.6
  • 贺越明·海角片羽001感悟小城人生不相见·003“回归”的外文表述·006“长寿”与“宜居”·009小城市有大创意·012《牡丹亭》、邮票和昆剧·015澳门这只水杯·018品字杂感·021“世界一流”之解·024古今“书院”·027梁漱溟经澳脱险·030“青楼”的前世今生·033英使日记中的澳门·036叶落归根写沧桑——读李烈声随笔集《冷月无声》·039街影与壁画·042节庆的烟花·045目  录CONTENTS
  • 澳门文学丛书002《太平轮》未呈现的人物命运·048黄似兰补忆往事·051中文报刊发源地·054青洲烟雨惹人思·057观潮邻岛有关虱目鱼的故事·063罗孚老人的书·066书店的命运·069书店、影视剧及其他·072也说陈凡·075“西泠”之子·079“包青天”何在·082富商本是嗜书人·084那一缕“民国”香火·087目迷神州芒果之忆·093从《蜗居》看房事·096“野鸡大学”是何模样·099理由三十年前的讲座·102名校·名人·105当杜甫回到成都·108
  • 贺越明·海角片羽003愿嫁金龟婿·111如意桶的“流韵”·114愧对书房·117逝去的偶像·120另类“书院”·123何必仰望院士·126名人手札·129师生之道沦亡的年代·132树人书店今安在·135何满子的一堂课·138征文遇上“文抄公”·141养狗这件事·144田子坊一瞥·146平遥牛肉·149骆玉笙的艺德·152单口相声·155回眸异邦加州政坛“不老松”·161旧金山的历史节点·164骆家辉“本色秀”·167“你究竟是男是女？”·170老侨团易帜·173“平权法案”不平权·176无需替洋人担忧·179
  • 澳门文学丛书004洋贵妃·184回望珍珠港·186“夏威夷独立”这话题·189这美国外婆要选总统·192漫步红树林·195动物权益·198阅识史事《赣南文存》的遗珠之憾·203也谈钱锺书与郭沫若·207辛亥，终结帝制之年·210名教授的身后名·214点将录与麻将牌·217如何阅读“诗圣”·220少小识鲁迅·223郭良蕙离沪赴台之前·226莎剧，一篇篇戏剧诗章·231赛金花·234古城的城墙·236苦旅途中绊脚石·239周氏兄弟的教职·242“梓园”勘遗·245还珠楼主的奇才·248钱锺书遗简·251
  • 贺越明·海角片羽005追怀先贤“第一山房”前的遐思——访邓拓故居·257咳唾随风生珠玉——怀念徐铸成先生·260与汪道涵的一面缘·264“告别铅与火”的民族功臣·267书缘·270山林似海，一帆远去——追忆林帆教授·273“宝礼堂”后人·376圣约翰精神·280君子之风，山高水长——我所感知的李鹏翥先生·282
  • 感悟小城
  • 贺越明·海角片羽003人生不相见北方有家出版社打算给我出两种文集，因我在中、美两国从事过新闻工作，阅人无数，其中一种专收状人纪事之文。为此，我将凡是有关人的篇什集中检读，发现最早的一篇，是刊登于1980年6月10日校报《复旦》的人物报道，写的是数学系讲师欧阳光中。那时，我还在新闻系念大三，课余兼当校园记者。校报总共四五名记者，都是同学；亦有分工，我主要联系理科各系。所以，那个配合校庆七十五周年的报道任务，便非我莫属。对欧阳老师的课，数学系的学生有口皆碑，而且成了他们的一个美好记忆。“文革”后首届考入该系的李源潮，曾在接受复旦校友网访谈时忆及大学生活：“我最喜欢两门课。一是数学分析。数学分析是最有用的学问。所有你能够感觉到的问题，用数学分析一分析，很多事情难的就变成容易的了。二是概率论。概率论是最奇妙的学问。”他特别提到：“欧阳老师教课教得最好，同学们第一爱听。他讲课清晰，吸引人，让你觉得不仅是进入了一个科学殿堂，也是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他把数学的美全部讲出来了。他的课，那不叫讲课，是讲课艺术。”这个描述准确又传神，可以说是表达了同学们的共同感受。那次采访，我怕提不出像样的问题，不便马上直接访问欧阳光中，而是先到数学系试点班找学生了解情况。这个班在苏步青校长关心下，于1979年下半年开设，班上有李骏、顾鸣
  • 澳门文学丛书004皋、徐幼予等全国数学竞赛的优胜者，人称“尖子班”。去到宿舍表明来意，立即获得良好的反响：“欧阳老师上课上得这么好，是应该宣传宣传。”随后，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讲了好几个事例，有的非常具体生动。比如，欧阳老师上课讲到“广义重积分”这个定理，不像通常那样进行条分缕析的论证，而是设计一个相当直观的例子，再提出一系列问题，让学生们自由思考。上课前，他们预习过这部分内容，概念已经明确，但对前后左右的相关性不曾想过，而这些问题像一块块磁铁，从不同侧面开启了大家的思索之门……采访结束时还有个小插曲：当我听说试点班只有一名女生时，随口问了一句：“那班里怎么开舞会？”一位学生说：“喏，开舞会时，仅有的女同学和一个个请她的男同学轮流跳得筋疲力尽，其他男同学只好抱着凳子转圈圈。”这个回答，令人忍俊不禁。我从学生那里获得丰富的素材后，与欧阳老师约定时间作了一次访谈，经过很顺利。记得他有一段话：“美国当代著名数学家哈尔姆斯说过，最好的教学方法不光是讲明事实，而且应该鼓励学生动手去做。我很欣赏这句话。这个‘做’，当然不仅仅指做习题，而是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在按质按量传授知识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使他们不仅成为知识的接受者，而且成为知识的创造者。”后来，这篇报道以《在第一台阶上精雕基石》为题，结尾写道：“如果说，数学是自然科学群峰下的台阶，那么，数学分析便是第一台阶，而数学中的微积分、级数等理论，则是这层台阶的一块块基石。欧阳光中，这位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中年教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正是在第一台阶上精雕基石的人。”文章发表时，配有欧阳老师备课的照片，还刊出了校报编辑写的短评，倡议全校“重视教学方法”。
  • 贺越明·海角片羽005自那次访谈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欧阳光中，但因为“欧阳”是个复姓，比较特别，所以一直存留在记忆中。六年前我到澳门不久，因工作关系结识了校友周平先生。他是60年代初数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被选送参与国家尖端科技项目的硏究。有一次交谈，他提及数学系几位名师，说他入学时欧阳光中还很年轻，但却以助教之职上大课了。“你不知道吗？他现在到澳门工作了。”原来，欧阳老师从复旦大学退休后，获此地新成立的一所大学聘请前来执教。这一讯息，真让人有“天下真小”之慨！但想想也不奇怪，像欧阳光中这样经验丰富、讲课出色的退休教授，能被延请到澳门的高校任教，恰好从一个小侧面反映了本地文教事业这些年来急速发展，成为不少专业人士的汇聚用武之地。自然，这也是得以聆听欧阳老师讲课的众多学子的福分。从前年起，我也被同一所大学聘为客席。因兼职授课，时间不是早上就是晩间，来去匆匆，从未有过与欧阳老师偶遇的机会。澳门不大，校园更不大，但就是吝缘一面。这正应了“诗圣”杜甫充满哲理的佳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其实，生活中像这样“不相见”的憾事，真不知凡几！能否“有缘千里来相会”，取决于各自出现在同一个时空的几率。常言道：三十年为一代。我与欧阳老师那仅有的一面，距今已逾一代之隔。如若有一天在哪个场合彼此相见，肯定都会感慨，他固然已是皤然老者，而我也从当年的大三学生，骎骎乎步入中年了。2011.1.29
  • 澳门文学丛书006“回归”的外文表述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常常迥然有别，甲看到的是这一面，而乙写出来的却是另一面；丙感觉到事件的表象，而丁却发掘出问题的本质。即使是对抽象的本质，也会各有各的看法，盖因立场、视角及观点不同也。即以澳门“回归”的表述为例，在中文里似不成问题，而若涉及外文的转换和表述，情况就有些复杂。对此，林守儒先生以《“回归”不是“handover”》一文（刊2月3日《澳门日报•新园地》），区分了中文与常见的英文、葡文翻译之间的意涵差别，理据充分，甚具说服力。实际上，该文所谈不单是若干种语言表述的问题，而且涉及如何看待澳门的历史定位，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人所周知，澳门曾经历葡萄牙的殖民管治达一百五十多年，在那个时期的里斯本看来，它无疑是其海外殖民地之一。但在法理上，这只是该国的一厢情愿。何以见得？有史为证：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主席萨利姆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是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民宣言中适用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该委员会随即作出决议，并于同年11月经第二十七届联大表决通过，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上剔除。十五年后，《中
  • 贺越明·海角片羽007葡联合声明》签署，宣布中国政府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不用说，中国政府恢复行使主权之日，即澳门回归之时。可见，“回归”一词，内涵丰富而重要。它表明：一、澳门一向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二、澳门不是一个非殖民化的独立国家。从中国来看，葡萄牙是将侵占、篡取的管治权交还；就澳门而言，是回到祖国的怀抱。所以，中文用“回归”表述，极为确切，无以替代。但正如林守儒所说，在翻译“回归”一词时，现今仍有人会译作英文“handover”或葡文“transferência”，而这两个词的本意却是“移交”，意指从一方“移交”至另一方，是对权力或对象转移的客观描述，与“回归”的意思并不相若。表面上，似乎没有主观立场，但用于澳门回归这一事件，其实是有立场的，即如前所述，使用者是将之视为殖民地的政权移交，可能是移交给大战结束后的战胜国，也可能是移交给宣布独立后的当地政府，与澳门“回归”祖国的涵义截然不同，反映译者对事件的看法与中国人民是不同的。这样的外文表述，确实“不应该在正式场合继续使用”，而所犯的毛病似不仅仅是“不合时宜”。那么，与“回归”对应的该用哪个英文或葡文词呢？林守儒举出“Reunification”（英文）和“Reunificao”（葡文），而且说明起首字母应大写，表示是“回归”的专有名词，无疑是正确的。除此之外，英文“return”和葡文“retorno”，同样有“回归”的意思，虽然不及“Reunification”和“Reunificao”那么严谨而有法律意涵，但明白晓畅，不失为“回归”含义的另一种正确表述。“回归”一词在外文表述上的误译，我认同林守儒先生的说法，是“一直以来，不少的翻译人员受回归时西方传媒报导
  • 澳门文学丛书008的用语所影响”。可是，澳门回归毕竟已经十二年了，对这种误译不该继续漠视，应做些切切实实的核查和纠谬的工作了。像林文提到被英文或葡文译作“移交贺礼陈列馆”甚至“主权移交贺礼陈列馆”，应属明显的译名错误，不知有关部门是否考虑加以纠正；若不纠正，等于自认澳门是一块被葡萄牙“移交”的土地了。在澳门，英文和葡文出版物中，用“handover”或“transferência”替代“回归”的，可说比比皆是。那当然与翻译人员无关，而是直接反映了出版人或撰稿者的立场和看法。想想也不奇怪，因为那本是沿袭“西方传媒报导的用语”，说明他们的立场与西方传媒并无二致。奇怪的是，那几本向来把澳门回归视为“移交”的出版物，不论是刊布广告还是举办活动，都能轻易获得特区政府某些部门支持和赞助，不知那些部门的主管是否也认可“移交”之说？人们在观赏姹紫嫣红时很少会想到，各种花卉千差万别，不仅仅在于形状、颜色以及美感不同，好比金莲花之雅洁、罂粟花之美艳，还在于后者那低垂的蒴果里藏着白色毒汁，生长路径也颇可疑。同样，今日赞赏异邦文化与本土文化在小城和谐相融之际，也容易忘却其远道移入的过程伴随着步步蚕食，甚而漠视和放任国土“回归”的本质被有意无意地曲解。特区政府成立后，国情教育提上议事日程，成效显著，本地居民对国家认同应无疑义。尽管如此，是否仍需补一补“区情教育”课呢？诸如祖先曾经蒙受的屈辱、父辈当家做主的欢欣，或许都该让青少年们深切知晓，以免被某些外文表述误导，懵懵懂懂地将“回归”混同于“移交”。2012.3.12
  • 贺越明·海角片羽009“长寿”与“宜居”前不久有两则不大不小的国际新闻，与澳门有关，也很给小城增光添彩。一则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刊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一项关于长寿地区的统计报告，发现摩纳哥人最长寿，平均预期寿命达89.68岁；紧随其后的是澳门，平均预期寿命为84.43岁，都远远超出了67.59岁的世界人口平均寿命。另一则是：有家名为ECAInternational的全球领先的发展及人力资源分配方案供货商，针对外籍人士居住条件的研究显示，澳门在亚洲宜居城市中排名第七，与去年相同，在全球则排名第六十三。又是长寿，又是宜居，全球有几个城市的居民能摊上这样的荣光？看了第一则新闻，不知澳门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会不会饮得杯落，半夜笑醒？澳门人何以长寿，报导指CIA将原因归结为经济繁荣，特区政府把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用于公共健康医疗事业，居民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延长了寿命。这个分析有无道理暂且不论，澳门人的“长寿”之说，其实并不新鲜。据统计，1999年，澳门居民平均寿命为77.9岁，2001年达80.3岁，2003年81岁，2005年81.1岁，到2007年和2009年，分别增至82岁和82.4岁。有关的数字一直呈上升状态，在全球人口预期寿命的排名中位居前列。去年7月8日，有位作者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揭示“澳门人长寿的秘诀”乃是“健身”。这位有心人实地观
  • 澳门文学丛书010察后说：“到澳门旅游的人，无论是起得最早，还是睡得最晚，都能看到马路边、公园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打太极拳，有人则骑着跑车一刷而过。”他描述了小城居民体育锻炼的几个场景后指出，相关资料显示，涉及体育活动的民间社团在澳门已经超过了一千个，从类别看非常细化，如钓鱼，就有台钓、手竿钓、投钓、深海钓协会，等等。细分细化圈子小，能让志趣相同的人们极易投入健身氛围。故而，他的结论是：“居民日见长寿，除了回归后人们的饮食营养、安居环境、免费医疗体系的改善和提高有着关联外，澳门人爱好健身，体质普遍增强，同样功不可没！”这样的结论，似比大名鼎鼎的CIA的统计数字更接近事实，也更为全面。至于第二则新闻，相信相当一部分居民看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澳门真能在全亚洲“宜居”之城中排第七吗？既是宜居，首先要有足够的居住空间，而澳门不足三十平方公里，人口倒有五十五万，其中黑沙环和佑汉两个区域，平均每平方公里住着近十五万人，人口密度之高，据说世界罕见。空间如此狭小、逼仄、挤迫，怎么可能是“宜居”之地？曾听内地来的朋友形容，路氹一带新区像欧洲，而关闸附近的旧区像非洲。不用细想，小城的面貌正是如此，不能怪见过世面的客人说话一针见血，毫不顾及主人颜面。总体上看，是地少、人多、路窄、车多，不仅楼价高企，交通日趋堵塞，空气质量恶化，相关的社会资源也欠缺。澳门之宜居，真不知从何说起！新闻称，ECAInternational一年一度的城市排名调查，涵盖全球四百多个城市，参考指标包括气候、医疗服务、房屋与相关设施、隔离程度、社交网络、休闲设备、基础建设、个人安全、政治气氛及空气质量等，旨在帮助各地人力资源部门制定驻外员工的薪金政策，补偿员工在外派城市适应新生活时
  • 贺越明·海角片羽011遇到的困难。原来，这份调查报告是以外籍雇员为对象，“宜居”与否，主要是从这个特殊群体的视角衡估，与本地居民关系不大。假如澳门人对这个“宜居”的荣衔敬谢不敏，想来亦属正常。对澳门这座国际化旅游城市，如若平白无故，再戴上一顶“宜居”的桂冠，外界观瞻上一定可以加分，但在普通居民心里，要么无关痛痒，要么感觉讽刺。的确，当大多数人的生活空间，既不如那些来自欧美国家的外籍管理层，更远不及居住山顶、海边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他们怎么能笑纳那一份“宜居”之城的荣光呢？不知特区政府官员看到这类“宜居”新闻时会作何感想。或许，会想到前些年提出的“旧区重整”皇皇大计居然至今还停留在纸上而感羞愧？会想到若不改善居民居住的各项硬件和软件，使城市对本地居民和外来专才具有同样吸引力，未来即使再列名亚洲或世界宜居城市，也不过是再度成为笑话？对于“长寿”与“宜居”，居民们的愿望一定超简单：前者应是真的，后者别是假的！2012.5.16
  • 澳门文学丛书012小城市有大创意应是上个月的某个周末，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李欧梵偕夫人到澳门欣赏音乐会，还在友人陪同下顺便参观了疯堂斜街一带的创意园区，引发了一番感慨。他看到的首先是“小”，是“各式各样的小博物馆和展览馆”，质疑：“在这个极有限的空间如何发展艺术？”稍加了解，又觉得：“原因不在空间有限，而是人才不足，澳门没有一个够大的艺术社团（所谓criticalmass），即使有资金和创意园区，又如何发展创意文化？”这两点疑问，恰好击中了小城创意文化发展的两处软肋：空间狭小，人才不足。这些所闻所感，见之于李欧梵先生在《亚洲周刊》的近作：《澳门创意文化的未来》。正文前，有一段提示句：“我因为早已爱上了澳门这个城市，也不禁为它的文化的将来有所忧虑。”乍一看，难免令人忧心忡忡。再读内文：“参观后，我顿然感到一份莫名的悲哀。也许澳门除了供人赌博消闲之外，已经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文化古城。虽然联合国曾经赋予‘世界文化遗产’的虚名，但似乎依然推动不了文化旅游业。它已经退居中国大陆的边缘，而其创意文化似乎又成了边缘中的边缘，可有可无？”忧虑加悲哀，这位著名学者对小城的创意文化前景是很不乐观的。但这种不无悲观的直言，看在澳门的多数读者眼里，不一定会产生多大的失落感。澳门本是一座小城，从来不敢托大；
  • 贺越明·海角片羽013自古处于中国大陆的边缘，谈不上退居；因被葡萄牙人管治多年，遗留殖民建筑的同时亦有某些风俗留存，其本土文化很难说是纯粹的岭南文化，而那种华洋融汇的别致之处，又非较长时间生活其中者容易体味。李欧梵先生走马观花，即能洞悉小城发展创意文化的先天不足，充分显示出人文学者的敏锐和睿智，已属难能可贵。至于中葡混血的本地文化，其独特的风格何在，本不是一位匆匆过客所能体察的，目前看不出来也很正常。李欧梵在文中说：“澳门的文化人更是少数，有创意的文化人恐怕又是少数中的少数，更遑论真正欣赏澳门文化的外地人。”这个判断很到位，小城人口不多，文化人肯定很少，有创意的更是极少，能够欣赏澳门文化的外地人则寥若晨星。倘论文化人之多寡，澳门与大城市绝对难以比肩，但当小城力求突破过度依赖博彩业的格局，要通过发展创意文化营造更多的旅游经济增长点时，有限的文化人才却可能发挥无限的创意。对于这一点，我在读毕《策划澳门——澳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时深信不疑，更感到有一种“意外的惊喜”。这份研究报告，由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的潘知常教授主持完成，本人因获邀请参与评审而有先睹之快。他前些年从南京大学来该校兼职，正是“真正欣赏澳门文化的外地人”之一，尽管才几年时间，已对如何整合和拓展小城的历史、地理、文化和商业等资源优势，进而塑造多元化的旅游城市形象，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究。如果说，李欧梵先生见到的疯堂斜街一带的创意园区，只能视为作坊式的有益尝试，那么，潘知常及其研究团队的这份报告，则力陈诸种元素有机结合以开拓产业空间的可能性，举凡节庆、婚礼、美食、养生、武术、影视和宗教等元素，均可借助独出心裁的创意进一步开
  • 澳门文学丛书014发、强化，成为旅游产业链上有别于博彩元素的其他分支，久而久之，当使澳门从一业独大的赌城最终演变为万众公认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报告中既有宏观分析，又有具体建议，还依据业态提供了颇具操作性的策划方案。倘若特区政府的文化、旅游和民政部门择善而从，制定导向性政策予以推动，而业界人士也积极呼应，投资布局，有关目标的实现不会是太遥远的事情。比之于香港，澳门的工作节奏相对较慢，执行力也不足，虽然特区政府两三年前已决定发展文化产业，还在2010年5月成立了文化产业委员会，但别说是外来客，就连本地人也感觉不出任何明显的变化。确实，疯堂斜街一带的创意园区也好，塔石广场的玻璃屋、大三巴的黄屋仔和南湾的C-Shop也好，都是本土创意文化的展示点，像点缀在夜空的几颗星星，还不足以让人看到更大的愿景。然而，上述研究报告的完成，显示小城正孕育着具有战略高度的大创意，孕育着对整个旅游经济产业链的重新结构和补充，未来将构成一幅由不同元素的繁星交相辉映的天幕。创意，基于发散式思维，源自脑力的激荡和知识的混搭，倒并不需要人多势众。常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在三国争霸中，诸葛亮的一个创意胜过千军万马，岂只三个臭皮匠？在澳门创意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潘知常及其研究团队的成果亮丽可喜，且非孤军作战。想到人虽少而创意多，城虽小而创意大，又焉能不对澳门创意文化的未来抱持一点信心？2012.11.12
  • 贺越明·海角片羽015《牡丹亭》、邮票和昆剧澳门邮政局上月杪发行了一组“牡丹亭”邮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继《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之后，“文学与人物”系列邮品第七次面世。以《牡丹亭》为题材的邮票，内地邮政部门早发行过数次了，但在澳门尚属首发，而且从图案设计看，哪一方面都不逊色。创作《牡丹亭》的汤显祖，是最早在澳门留下足迹的古代大文豪，据说其中的一出《谒遇》，以明代濠江之事为背景写成，还有几处唱词涉及此地景观风物。《牡丹亭》与澳门结缘已久，现今这缘分又在邮票上得以赓续。像这样通过邮品介绍经典文学作品，实乃巧思创意，有助于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一窥中华传统文化宝库。问世于明代的长篇剧作《牡丹亭》，演绎的是南宋时太守之女杜丽娘和书生柳梦梅生死离合的悲情故事，距今已有四百年历史。澳门是次发行的六枚邮票，包括“重游寻梦”、“写真遗愿”、“冥判回阳”、“幽媾圆梦”、“回生私婚”和“圆驾庆聚”，等于撷取了其中六个重要场景；另外的小型张“游园惊梦”，则展示杜丽娘私自游园，在梦中与素不相识的柳梦梅幽会的迷人幻境，恰是整个故事的关键，或者说是剧中“戏眼”。有幸获赠这套邮品后，我细细欣赏，觉得从整体构图到人物形象，从笔触线条到色彩运用，都很美很雅，耳畔好似响起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邮票上的精美画面，让人想到的正是这优
  • 澳门文学丛书016美、典雅的唱词。《牡丹亭》的美和雅与生俱来，以任何艺术形式表现都离不开这两个特征，更不必说昆剧舞台表演，容不下任何庸俗气息。换句话说，对于这部昆曲艺术的巅峰之作，庸俗即是丑陋。多年前发生的一场《牡丹亭》出洋受阻的风波，或可作为解说这番事理的例证。那是1997年，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与上海昆剧团经过洽商，以五十万美元买定全本昆剧《牡丹亭》赴美商业演出，作为翌年7月林肯中心艺术节开幕式的重头戏。依据合同，美方委派专攻现代戏剧的陈士争赴沪改编并执导该剧。岂料，这位美籍华裔导演在排演中别出心裁，添加了一些“噱头”，如把马桶放上舞台，设计出男女幽媾的场面，等等。尾声“大出殡”更加出位，演员们身穿素服，披麻戴孝，在哀乐声中抬着棺材从舞台上走下，徐徐经过观众席直到剧场前厅，随后点火烧纸钱，像是真的举行土葬。正是这场戏，在赴美前汇报演出时，使观众大为震惊、反感，不少人一边大叫“触霉头”（上海方言，意谓“晦气”），一边逃离剧场，路人见此情景也为之侧目。顿时舆情哗然，沪上媒体纷纷发表文艺界人士及普通观众的言论，批评这样演出是“糟蹋”老祖宗，“破坏”昆剧表演艺术。文化主管部门顺从民意，决定扣留已抵机场的演出道具及舞台装置，致使《牡丹亭》出洋之行泡汤。对《牡丹亭》演成如此俗不可耐的面目，常人自然难以接受，批评者无一例外地将此归咎于陈士争，称其导演手法是宣扬封建迷信和色情，不懂昆剧艺术。但我有点怀疑，这位专攻戏剧的导演并非对昆剧无知，而是有意为之。他应知这样一种浅吟低唱、做功精细的高雅表演，非有相当的文化素养而不能欣赏，其观众在中国已少而又少，又能在美国觅得几多知音？
  • 贺越明·海角片羽017他受命执导为票房考虑，唯有设法迎合西方观众对东方文化的猎奇心理，增加一些他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如舞台上的男女幽媾；或是闻所未闻的行为，如经过观众席的抬棺出殡，等等，以为这些在国人看来是“糟粕”的东西，很可能在纽约林肯中心的洋观众那里产生轰动效应。反之，如果把这出戏原封不动地搬上西方舞台，怕是没有多少观众能领略其雅致含蓄之美。至于把演出从台上延伸到观众席，是打破传统的舞台“三面墙”束缚，与观众直接交流，已成为现代戏剧常用的表现手法。导演的标新立异，原本为了哗“洋”取宠，只是这些试图增进与异域观众交流的道具和表演，实在不那么“吉利”，引发巨大的反对声浪。确实，如若让老外看了陈氏编导的《牡丹亭》，并留下“这就是昆剧”的印象，真对不起有“中国戏曲之母”雅称的昆剧，也对不起汤显祖之后对该剧在舞台表演上不断精益求精的历代祖宗。据说林肯中心当年因《牡丹亭》禁足，损失不菲，扬言要诉诸法律。我不知道这场风波最终是如何平息的。若干年后昆剧《牡丹亭》终于登上了美利坚的舞台，但不是上海昆剧团的五十五出全本，而是白先勇悉心打造的青春版。听观赏过的友人说，称得上姹紫嫣红，美不胜收。我想，昆剧《牡丹亭》这样的作品属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是必然的，为了让更多观众甚至是异邦人士也能欣赏和喜爱，如青春版那样的适度改编自在情理之中，而迎合有异于正常的趣味，夸大或添加某些流于低俗的玩意，便过犹不及而不足取了。2012.12.15
  • 澳门文学丛书018澳门这只水杯风水学上有句术语：“山管人丁水管财。”生活中，人们也大都知道“水为财”的说法，常常挂在嘴边，买住宅或租写字楼，最好是亲水或面水；即使没有水，请教风水师，通常会给你布水局，在某个方位置放金鱼缸或修个喷水池，以招聚财气。70年代中期，香港拍过一部电影，片名就叫《水为财》。为何与财相关的是水，而非山、树、花、草等自然物呢？据说其间的道理在于，水在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好比钱财能给人类提供丰裕的物质生活，故而以水喻财最贴切。若以风水师的眼光看，澳门岂止亲水、面水，简直身处水中，正是上佳的聚财宝地，自当财源滚滚。说及水与财，澳门更像一只水杯，存在着杯子的容积与水流、水喉的关系。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游客蜂拥，海关逼爆，街道阻塞，的士难搭，巴士拥挤，客房紧缺……让小城仿佛经受了一场洗礼，对居民的生活不无影响，节后报章、网络上议论纷纷，言人人殊。可是，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离不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把澳门看作一只水杯，就有了容积大小的问题。这座城市面积小得很，人口也很少，还不及内地一些大县。根据澳门旅游学院的研究估算，依照现有的海关通关、公共交通、酒店客房和餐饮服务等能力，每年能够接待的旅客上限为两千九百万人次。也就是说，这只水杯的容积十分有限。
  • 贺越明·海角片羽019水杯的容积不大，但近年来水却源源不断地注入。这是因为澳门是中华大地唯一合法博彩地区，尤其是2002年后，博彩经营从一家垄断变成六家竞逐，出现更多堪称一流的娱乐设施，加上城区多个建筑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更是声名远扬，吸力十足，各地旅客特别是内地游客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不是来看看景观，就是来试试手气，人数逐年增加，去年已逾两千八百零八万人次，今年可能超过这个数字。可见，水杯里的水接近上限，快溢出来了。那么，澳门这只水杯何以会水盈杯满呢？此地早有博彩娱乐，昔年人称“东方的蒙地卡洛”，为何远不及今日这般兴旺？这就不能不归功于“自由行”这个水喉。自从2003年内地开放赴澳门“自由行”，许多城市的居民不必报名参团，办理简单手续即能前来观光，加上近年海、陆、空交通更加完备，来往更加方便，于是客似云来，源源不断。正是有了“自由行”这个大水喉，游客像汩汩水流持续注入澳门这只水杯，使之充盈而近杯沿。从前些年被誉为“亚洲的拉斯韦加斯”，到这几年博彩收益节节上升，一跃而为世界头号“赌城”，特区政府税收大增，库房水浸，全民就业，福利增加，生活改善，资产增值……如果没有“自由行”，澳门这只水杯里的水很少，便不可能有现在这一切。对于澳门这只水杯，“自由行”是不折不扣的正能量，而不是负资产。换言之，可以比喻为“灵丹”，绝无可能是“毒药”。当下的问题是：在水杯里的水有可能溢出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水杯的容积与水流、水喉的关系？说到底，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减少或停止加水，这意味着把每年来澳人数限定在某个范围内，但难度较大而不可行。随着内地高铁、城轨相继通车，“自由行”放开异地签注，加上航空、海路开拓更多航
  • 澳门文学丛书020线、增加航班，来澳游客必定有增无减。除非澳门向中央政府要求收紧签注，而中央也采纳这一申请，否则水流只会越来越大。另一种是增加杯子的容积，这就需要应用一位美国管理学家提出的“短板理论”：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或全部木板的平均长度，而是取决于其中最短的那块木板。因为水的液面与最短的木板平齐，要提高木桶的整体效应，不是继续增加那些较长的木板的长度，而是下功夫补上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冷静分析可知，澳门这只水杯，平日接储水流没有大问题，只在春节这类长假期才乱象迭出，产生过关难、行路难、打车难、住宿难等困扰。所以，对旅游承载力的规划和提升，只需针对长假特别时段出现的“短板”予以改进和强化。比如，关闸口岸的通关压力最大，有无可能采取便利措施甚至提供优惠促使游客从湾仔、横琴口岸进出？又如，中区从喷水池到大三巴容易人满为患，是否可以应时进行一定的隔离避免寸步难行，并增加对其他商业区和景点的传播以分流游客呢？这方面，特区政府和业界可有更多的补救措施，把特别时段出现的水杯“短板”补长，使水最终不致溢出杯外。总体上看，澳门这只水杯毕竟不大，容量终究有限，要在未来真正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更是难度不小。设身处地想一下，让游客到此一游，享受休闲之感，回去还得承认你确实是“中心”，肯定不容易。好在澳门的连年财运，来自“自由行”的源头活水，应该是有足够保障的。2013.3.2
  • 贺越明·海角片羽021品字杂感那天看了《澳门日报》介绍周思言先生的文章，获悉这位沪上书法家前来展示作品，下班后即去澳门教科文中心观摩一番；意犹未尽，翌日午间又去品赏一阵。此乃澳门基金会举办的活动之一，题为“雅墨人生”，用于形容其人其字，名副其实，殊为贴切。位处街心花园的展厅不大，壁挂数十幅作品，楷体、行书、草书、隶书，一应俱全，其间以楷书居多。放眼华夏各地，可称书法家者，不说上千，也有逾百。周思言与那些同侪相仿处，是自幼握管习字，初筑根底；但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从插队务农的乡村回城，进工厂上班并成家得女后，竟毅然辞职，专攻书艺，且在连续九次获得全国性大赛一等奖后，闭关面壁，研墨十年。如此日复一日，积年累月，转益名师，博采众长，终至演化而创新出“刚楷”之体。有行家评议其字，“它以宋代书法家张节之的‘张楷’为基础，兼容颜体的刚劲、欧体的神韵、柳体的工秀，使其外秀内刚、柔刚相融，从而自成一家”。临过几年帖的人都知道，形似不易，神似更难，自成一家难上加难。我入读小学不久，即上书法课，语文老师在黑板上演示完横竖撇捺，就叫大家“描红”，先是在课堂上描，后改为课外作业。每天放学回家，把字帖垫在描红簿内近乎透明的宣纸下，一笔一画临摹。几本描红簿用完，书法课也就结束了。在隔邻的一位学长影响下，我继续练了几年字。他学柳
  • 澳门文学丛书022体，已有模有样，而我喜欢苏东坡，丰润、厚实，反复临摹其手书的欧阳修《醉翁亭记》碑帖。后来心有旁骛，迷上乒乓球，便半途而废，学书不成，但起首那段写景的文字，“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却早已烂熟。那正是举国大革文化命的年代，何以一度痴迷书法？回想起来，可能与当时随处可见的大字标语有关，尽管都充满政治味很浓的词藻，但大多写得粗重、遒劲，十分醒目，让人有些艳羡。即使在那个年代，书法，仍被公认为颇具文化“含金量”而不会贬值。这有一事为证：我家所居的弄堂，与海伦路上的儿童公园一路之隔，遥遥相对，鼎鼎大名的书法家沈尹默与公园比邻而居，其时年逾花甲，已被抄家归入“牛鬼蛇神”之列，要向革命群众认罪，不料他书写的“认罪书”贴出后，当夜即被人揭下拿走了。那位学长不光字写得好，懂得也多，讲起此事啧啧感叹：“伐晓得是啥人偷去了。沈尹默的字，宝贝啊！”哪怕是荒诞岁月里一纸有辱人格的“认罪书”，因为出自大师之手，也会被人以不雅之举珍而惜之，可见书法艺术的魅力。眼下，品赏周思言的书法，细部看笔画，整体观布局，亦可视若艺术品，应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如那副“茶到微浓无倦意，酒逢小醉有神思”的对联，看笔画，意趣盎然；观布局，格调大气，难怪早些年获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喜爱而收入囊中。还有两幅大字亦耐人细品，一幅是“寿”，用笔触顺势疾挥而成，硬朗中呈沧桑之气；另一幅是“酒”，以水墨点化漫染得之，柔斜间显微醺之态。原件长宽均达六十八公分，或因尺幅太大，或许已被人收藏，此次未见展示，是印在现场提供的图册里。这样运腕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笔底意象万千、字蕴画意，书法家的功力便臻于化境了。
  • 贺越明·海角片羽023在展厅品字，如尝佳酿，口齿留香。唯前后两次，仅我一人，恰似独酌。对现场之冷清原有些莫名不解，刚好读到香港《明报月刊》4月号上《书法联想》一文，心中为之了然。当地女作家胡燕青直言不讳：“香港人的中文书法难看到极点，众所周知。儿童如此，少年如此，大人如此，老师如此，博士教授也如此。”“为什么我们不会书法？我想到几个可能：第一，电脑输入取代了书写，练习减少了，水平下降乃意料中事。第二，在香港考公开试，答卷时文字要多、书写要极快，很多学生笔画尚未写好就胡乱冲锋陷阵。第三，小孩子执笔太早，手部大小肌肉均未发展成熟，就得拼命书写，最后握笔犹如执矛举盾，杀气腾腾，但‘势孤’而‘力弱’。”她谈论的是一般书法，而非毛笔的书写，但陈述的道理却是相通的。香港如此，那么澳门、台湾以至内地呢？书法水平普遍低下的现象，其实在大中华地区有目共睹。身处电脑、手机、微信的时代，书写越来越少，几乎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绝迹，还有多少人在意横竖撇捺，顾及甚至追求书法之美？久而久之，当书法家们的作品成为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只是拍卖场上竞价的奢侈品时，于书法这一“国粹”究竟是幸欤不幸？书法展在澳门属于寻常之极的活动，有时一个月就有两三场，不可能带来惊喜，更不会产生轰动效应。可是，一个名家的作品展览，观者寥寥，无论如何总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何不组织一些有兴趣的学生到场观赏一下呢？品字不易，书写尤难，不应企求人们都爱好书法，更不能奢望人人成为书法家，但我十分赞同胡燕青女士的看法：“一手好字不但是人之衣冠——无分中产或基层，更是真正优雅生活的特征。”2013.5.23
  • 澳门文学丛书024“世界一流”之解当今中国，可冠以“世界一流”的东西不少，如国家层面的尖端航天技术，三番五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充分体现了科学进步和国力强盛；又如袁隆平院士的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实现粮食大面积增产，解决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凡此种种，无可争议地可归于“世界一流”的范畴。追求一流，被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奋发有为的标志。具体到一个家庭，也会产生对“一流”的追求，最常见的，是报考大学的莘莘学子大都希冀能进一流大学，尽管通常仅有很小一部分人如愿以偿。这很小一部分人即使如愿，入学后见识广博一些，过段时间也会明白：自己所在的大学究竟是国家、地区还是世界“一流”？属于哪个“一流”的差别之大，实不可以道里计。拿北大、清华来说，在中国是响当当的一流学府，经高考而入学者，宛若天之骄子、人中龙凤。可是，6月11日发布的“2013亚洲最佳大学排行榜”显示，这两所大学虽然名列前廿名，但北大排在第五，清华位居第十四，而前四名分别是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和首尔大学。看了这个排行榜，相信原来心中只有北大、清华的部分学生及其家长会有些沮丧，因为跻身于亚洲一流的这两所大学，置于世界“最佳大学”排名榜，能否吊车尾都难说。人们在对一所大学评头论足之时，往往会谈论校园是否美丽，教学楼是否巍峨，学生是否众多，以为这些是评判优劣的
  • 贺越明·海角片羽025准绳，殊不知却是外行之见。上述那份排行榜，出自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对大学的评鉴有一定之规，即对学术声誉（占百分之三十）、师生比例（占百分之二十）、教职员论文出版情况、论文被引用数量、全球化程度、雇主评等、交换学生人数等指标，进行综合评比。至于校园大小、教学楼高低、学生人数多寡之类，并不作为考虑的要素。否则，以北大、清华的规模，比之香港、新加坡那几所大学，不是更有资格名列前茅？在抗日战火纷飞的年代，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后方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用今日的眼光看，无论校舍还是设施，因陋就简，乏善可陈，为躲避日机空袭，师生们还不时要跑防空洞，但几年间却培育出了不少英才，其中有些赴海外深造，以后成为国际知名科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八人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八十人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十二人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除此之外，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成名成家者也不少，如任继愈、朱德熙、何兆武、李长之、何其芳、马识途、汪曾祺、许国璋、王佐良、殷海光等。这所战时大学的陈年往事，如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被海内外学者当作一个传奇探究。奥秘无他，无非是其集聚了三所大学的科学大家和人文泰斗，承继了学术自由的传统，发扬了严谨求实的学风。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发表就职演讲时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到抗日战争时期，他又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主理校政。咀嚼他这句关于大学的论断，对西南联大作育人才的成就便不难理解了。撇开那些敛财牟利的野鸡大学不谈，任何正规大学的办学宗旨，首先是培育学有专长的人才，其次是从事有意义的科学
  • 澳门文学丛书026研究。为了这两个崇高目标，最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即使一时空缺，也会千方百计从各处延揽，甚至不惜高薪聘请。如果一所大学拥有数十位大师级学者，担当若干学科的领头人，自然就能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成为国家建设和管理的栋梁，进而可以造福社会。至于其他非本质的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游离于育人、科研这两大目标，一味追求校园、教学楼和学生人数，无异于本末倒置，所得有限。这就像今年7月20日长沙开工兴建八百三十八米的“世界第一”高楼，且不说必要性、安全性和建造速度颇受质疑，即使明年如期竣工，也不能改变这个省会位列三线城市的现状。比拟虽然未必恰当，但道理却有相通之处。澳门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公立大学，即将迁往珠海的横琴，获得了比现址大二十倍的发展空间。据媒体报导，新校区占地面积约一点零九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约九十四万平方米，包括十五个组团建筑、八十多幢单体建筑，道路面积达十六万平方米，并有配套的水电、燃气、通讯、信息、海关、警察局和生活服务设施等，规划容纳一万五千名学生。有关新闻的标题是“世界一流学府揭面纱”，令人有一窥堂奥的兴趣。很可能，校园建筑之崭新、宏大，比美国的名校也不遑多让。有幸踏足的人都知道，哈佛、耶鲁的校园建筑不过尔尔，马路边上的加州理工学院更不起眼，完全超出原有的想象之外，但正是这样的大学拥有一流的学者、一流的学生以及一流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横琴岛上的新校区虽然揭开了面纱，但此“一流”不是彼“一流”，尚未列名“亚洲最佳大学排行榜”，距“世界一流学府”更有十分漫长的路途。2013.8.3
  • 贺越明·海角片羽027古今“书院”珠海友人的千金考上澳门大学，开学后，即去横琴岛上的校园就读，兴奋之余不乏新奇感。这新奇感，不仅来自从珠海到澳门上大学，结果转回珠海的地界听课、自修、进餐和睡觉，但校园边上又高悬翻越围墙“属偷渡行为”的横幅，还在于她报读的学科本是从属某学院的，却要她再申请一所书院。学院乎？书院乎？做父母的有点不明就里，特地带上女儿，邀我上酒楼边饮早茶边聊个明白。讲起来，书院不算是新鲜事物，古已有之。据史籍记载，早在唐代即有其名，最初是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在东都洛阳设有官办的丽正书院；到宋代特别是庆历新政后，官办和私立的书院兴起，以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和商丘的应天府书院远近闻名，成为各地读书人向往的深造之地。以后历朝历代，随皇上的好恶各异，书院时盛时衰，或存或亡。那副广为人知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出自无锡的东林书院。直到清朝雍正当政十一年，改取鼓励态度，明令各省兴建书院，不分官立私立，均受政府监督，不复讲学自由，名声较大的有武昌的两湖书院、广州的越秀书院等。到庚子后开始新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改为小学堂。从此，新式学堂替代了书院。实际上，书院是古代的学校，尽管
  • 澳门文学丛书028程度不一。若用英文表述，不外College或是Academy。但若以为现今大学里的书院，是与此一脉相承的“土特产”，便犯下望文生义之错。友人之女入学时申请的书院，无关她上专业课，倒与自修、进餐和睡觉以及课余活动息息相关，乃是一种住宿式书院。清末民初，西方的现代大学被引进了中国，但可能为当时条件所限，住宿式书院没有伴随而来。其时，英美的不少著名高校都附有住宿式书院。不说英伦的剑桥、牛津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哈佛、耶鲁等美国名校也无不设书院。这种书院并非教学单位，却又不是单纯的宿舍，而是将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合二为一的小型共同体。不同系科、年级的学生混住一所书院，可以突破专业的界限，通过举办学术、导修、社交、文娱、竞赛等活动，在教师悉心辅导下取长补短，拓展潜能，促进全面发展。故此，这种英文名叫ResidentialCollege的住宿式书院，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以目前来看，在大多数的大学里，学生的宿舍还是教学与生活分离的产物，除了给学生提供住宿起居的设施，谈不上有其他的教育功能。住宿式书院则不同，通常既有学生的宿舍，也有院长、学生辅导长及部分教授的公寓，还有餐厅、课室、电脑室、研讨室、咨询室、联谊活动室、小型图书馆、康体设施、表演场地以及书院学生会或团体办公室等，是把大学生活中课堂学习、住宿、课外活动以及非形式教育融为一体。它给学生提供的，不光是住宿的空间，还是一个小社群、一个多元化的学术共同体。在亚洲，引入住宿式书院制度最全面的，应属香港中文大学，其别称就是“书院联邦制大学”。全校所有的学生和教师，除了属于各学科的学院之外，还各自隶属某一所书院，如崇基、新亚、联合、逸夫以及最新的和声等，由书院负责专业学
  • 贺越明·海角片羽029科以外事宜，如通识教育、奖学金、辅导、住宿等。台湾的东海大学、政治大学、清华大学等，也早已引入了这种住宿式书院。在大陆，上海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则实践经年，有逐渐推广之势。未迁往横琴之前，澳门大学已有两所书院，一曰东亚，一曰珍禧。新校区规划和动土之际，喜获港澳两地富豪慷慨捐赠一亿八千万，用于兴建六所住宿式书院，均以捐赠者本人或先人的名字命名，分别是蔡继有书院、郑裕彤书院、何鸿燊书院、吕志和书院、霍英东书院和曹光彪书院，每所书院提供约五百个宿位，可以满足大部分本科生的需求。这些善长仁翁当然清楚，他们捐建的是住宿式书院，而非教学单位。不知是否有过统计，我冒昧估算，在大中华地区，论大学里的书院之多，澳门大学即使不拔头筹，亦当名列三甲。絮叨至此，关于书院这个话题已讲得七七八八，那么它与学院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所知不足，只好“借花献佛”，向友人转述前些天从香港《亚洲周刊》上读到的一段话，是香港中文大学和声书院院长刘允怡教授的原创：“这个概念是让每个学生受到两方面的教育。一方面来自学院，比如读法律的学生，获得法律的专业知识。学院就好比你的爸爸，教你专业学问；书院就是你的妈妈，就照顾你日常生活，教你做人的道理。”哪知话音刚落，友人的女儿即以手指对着双亲，笑道：“爸，你是学院；妈，你是书院。呵呵！”做父母的先是一怔，随即省悟，也忍不住笑出声来。2013.9.21
  • 澳门文学丛书030梁漱溟经澳脱险澳门这个弹丸之地，僻处南国一隅，古往今来，却留下不少名人足迹，有的旅游南来采风观景，如汤显祖；有的代表朝廷办理洋务，如林则徐；有的著述纵论变法图强，如郑观应；有的策划推动民主革命，如孙中山；有的养疴疗体待机报国，如叶挺；也有的自幼埋下音乐种子，如冼星海。他们居停的时日，长短不一，但有迹可觅，供后人探幽索微，或历史或政治或文化，意义各异，唯对中华民族都属正能量，值得世代纪念，于澳门更是荣光均沾。历史上，还有些名人属匆匆过客，逗留时间极短，屐痕几难寻觅，若非他们留下文字记录，则今人无从知晓。偶读《梁漱溟全集》中《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一文，这位大学者叙述经澳门脱离险境的历程，即为个中一例。上世纪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梁漱溟先生与许多正在香港的文化人一样，顿时陷入困局。日军向英国管治下的香港发动进攻，始于1941年12月7日凌晨，而守军抵抗了十八天后终告不支，升起白旗投降。梁漱溟于翌年1月26日写下该文忆道：“香港战事于12月25日结束，我同几个朋友隐蔽在西盘一间小学的教室里，且觇日军动静如何，准备走出香港。但急切间得不到什么好办法，直至1月10日始得离港北来。”原来，“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们，说是有一只小帆船明天开往澳门，船主曾向日军行过贿，或可避免查问。船费每人港币六十元，此友已预定五个人的位子。我们当下付过钱，
  • 贺越明·海角片羽031约定次日天明于某处见面，有人领我们下船，并嘱咐我们改换装束，少带行李。”到现场才知，“船甚小，宽约一丈，长约三丈二尺，却有三挂帆。我真没想到这样小船可以航海。由香港仔驶出时，从海面看见有被凿沉的轮舰十数艘堵塞海口，如其不是这小船怕亦驶出不得呢！”这篇长文第二节题为“到澳门”。先写小船从香港驶往澳门的经过，“船行全赖风帆之力。风若不顺，或无风，那便走不动。所以一时风力好，则船上人都色然而喜；一时无风，便人心沉闷，都说今天到不了澳门”，并且，“在途中曾遇有敌机盘旋而过，又有敌艇自远驶来，好似追我们的。船上水手和客人均慌起来，各自将珍贵财物掩藏。实则始终没有碰到敌人，或伪军土匪。我们一路无事，于夜晚十时，便在澳门登陆”。继而记述，“澳门政权属于葡萄牙，而此时则全在敌军控制之下。我们登岸入旅馆，便见很多说日本话的朝鲜人。且传说敌军将接收澳门的警察权。我们到澳门还希望有轮船去广州湾，但轮船皆被敌人扣住不许开。有一次日本领事签字许开了，而他们海军方面又不许，到底不得开。我们因旅馆耳目太多，且不好久居，承澳门朋友冯柯两先生帮忙，移居到一间空房内，慢慢设法离澳”。从文中可知，一是香港沦陷后，澳门很快被日本人掌控；二是梁及同行者获两位澳门人相助，“冯”后文交代叫冯祝万，对“柯”则未提名字，很可能指参与了营救香港文化人行动的柯麟，是当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梁文继续描述：“此时澳门已甚恐慌。粮食来源不足。米、盐、油、糖，四项皆政府公卖，非有居民证不能买（所以我们皆靠冯祝万先生送来米吃）。各商家皆预备结束，市民多半要走。而香港跑来澳门的人亦一天比一天多，都是要再走的。这样多的人要走，而可走的路却不多。第一是没有轮船，只有渔船或使帆
  • 澳门文学丛书032的小货船；而海上多盗，谁亦不敢走。只有循石岐向内地走的一法。那却要经过敌人几道检查，才得通过。首先要在澳门的敌人机关缴相片，领取通行证、良民证，手续甚繁。澳门市民多走此路。香港来的人走此路者亦不少。我们几个朋友则不愿办这些手续，亦不愿经过沿路检查，只得另想办法。”结果，“最后想到办法，还是小船漂海，直奔自由中国的都斛（属台山县）。此路因海上多盗，无人敢走。但我们则因有友人介绍得识海上豪杰吴发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称‘吴发仔’的便是……此番他知道我们是文化界的人要返国，他愿护送我们到都斛”。在吴发仔派人引领下，梁漱溟一行于17日下午乘渡船到路环；黄昏时分乘几艘满载棉纱包的货船驶出，一夜后抵都斛海边；19日宿一夜再出发，20日赴台山县城。因梁曾任广州第一中学校长，当地有几位学生闻讯迎接，县长等官员以及记者随即前来慰问，“他们皆以为我是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最早的一人”。此后，一路道经开平、肇庆、梧州等地，终于到达属于大后方的桂林。据相关史料披载，那时从香港成功地逃脱日寇魔爪的约有三百位知名文化人，其中和梁漱溟一样坐走私船经澳门到台山，然后步行到开平、肇庆，又经梧州、柳州到达桂林的，先后有夏衍、金山、司徒慧敏、郁风、王莹、金仲华、蔡楚生、李少石、廖梦醒、范长江、萨空了、谢和赓、华嘉、千家驹等人，均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澳门地下党安排。这些匆匆过客中，一定还有人像梁漱溟那样，写下关于途经澳门的点滴记载，若能将之汇集起来，应可更多地见出那一时期的当局立场、市面情状以及民众心态。2014.1.13
  • 贺越明·海角片羽033“青楼”的前世今生因为福隆新街的修复问题，“青楼”这个词，近来不时地出现于澳门的媒体。本地一个专责文化遗产保护的委员会最近开过会，说听取街坊公众对该区建筑物保护和维护的意见后，为了保持建筑物的本来面貌，决定将墙身变回原有的绿色。有份免费报纸刊出的新闻，在此处以括号加注：福隆新街一带旧建筑物数十年前因墙身偏绿，故有“青楼”之称。这一来，对福隆新街略知一二的读者反倒疑惑了，那个地方究竟是因往昔“青楼”林立而出名，还是以建筑物墙身偏绿而得“青楼”之名？看上去，有点像遭遇“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令人莫衷一是。《澳门日报•新园地》去年刊有一篇《商女也知亡国恨》，作者李烈声先生回忆幼时跟营商的父亲到福隆新街酬酢的见闻，“30年代时，澳门有所谓‘花国三街’者，即福隆新街、福荣里和宜安街那一带，都称‘红窗门’。宜安街本来名福隆新里，因有个‘宜安公司’的俱乐部，故人称之为宜安街”；“广州沦陷后，澳门又添了一批来自珠江两岸的烟花女郞。花国三街中，美女如云。广州与香港的公子哥儿、殷商巨贾，都移玉到澳门重拾坠欢，花国三街两旁，不是妓院便是酒楼，正所谓‘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了”。老先生不愧是记者出身，观察细致，描摹入微，只寥寥几笔，就勾画出这个风月地的方圆及繁华。他还记得时称“红窗门”，似未提到绿墙壁。颜色是否
  • 澳门文学丛书034偏绿并不重要，妓寨亦称“青楼”，福隆新街那一带，昔年烟花脂粉，纸醉金迷，当不在话下。“青楼”一词，本指青漆涂饰的豪华楼房。古时有帝王居青楼，如《南史·齐纪下·废帝东昏侯》记载：“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又如唐朝诗人李白的《宫中行乐词》之五吟道：“绿树闻歌鸟，青楼见舞人。”不同于茅屋陋室，亦可作豪门高户的代称，如《晋书•麹允传》：“南开朱门，北望青楼。”又如邵谒《塞女行》：“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但自唐尤其宋、元以降，“青楼”多指花街柳巷，在历代文人骚客的诗词里频频闪现，举不胜举，其中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更成为流传近世的经典名句。这个早已嬗变且定型的语意，用之于福隆新街，含义为何是不用深思的。向来有“黄”的地方，必有“赌”和“毒”孪生相连。历史上，福隆新街是澳门博彩业的发源地之一，鸦片烟也流行一时，都是财源滚滚的行当，自然带动整个区域商业的兴旺，成为远近闻名的销金窟，但几番风雨，历经沧桑，随着商业重心的转移而逐渐式微，变成了相对清冷的老街区，只有若干手信店、中餐馆勉力维持。在外来游客眼里，自是平平无奇。据说有学者给它定位：福隆新街建筑群，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中国青楼建筑群，是青楼文化的唯一“化石”，还见证了澳门开埠几百年的历史。这样的认知，若是来自于对大中华地区的调查和研究，福隆新街的地位确实非同一般，毕竟北平的八大胡同、上海的四马路等，那些昔年闻名遐迩的烟花地，早被改朝换代的革命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不会再被当作文化的“遗产”维护或修复了。就像博彩合法化一样，在对待福隆新街的问题上，澳门或许可以有自己独到的考量和决断。
  • 贺越明·海角片羽035时移势易，福隆新街已不可能恢复往日的繁华景象，当年青楼林立的旖旎风光更不可能重现。老实说，只是将那个街区的建筑物外墙改成绿色，除了当地老住户会激发一点“思古之幽情”，并不能真正吸引更多的游客进而增加生意；即使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看，亦无多大的作用。有朝一日，福隆新街变色而成“绿墙区”，也不过是表面的青漆涂饰，一种聊供联想“青楼”的色彩而已，又能触发游客们多大的兴趣呢？倘若本该担当“白头宫女”的导游，所知与前述那份免费报章相同，告知来访的游客，福隆新街一带旧建筑物数十年前因墙身偏绿而有“青楼”之称，那么政府的那笔“改色”经费也等于白花了。对福隆新街的建筑物，无论是外墙“改色”还是修修补补，都有其必要性，但这些举措，还不足以揭示和发挥这个街区的历史文化内涵。政府有关部门更应该且可以做的，是干脆斥资辟室或盖楼，兴建一座小型或中型的“青楼文化博物馆”，通过文字、图片、影像和实物等手段，完整、系统地保存并展示这个青楼建筑群的历史风貌；同时，对这个街区有所规划，适当地在某些妓寨原址悬挂名匾，诸如“雅仙”、“咏春”、“留觞”、“红楼”、“京华”、“玉兰”，等等。一旦游客来到此地，入馆可增知识，出馆能访旧迹，而周边店铺也会相机经售与“青楼”相关的商品。假以时日，福隆新街作为独一无二的“青楼文化区”，很可能无需旅游局及旅行社出力推展，远近游客自会慕名而来，参观消费，变成又一个风味独特、举世无双的人文景点。2014.3.31
  • 澳门文学丛书036英使日记中的澳门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派出乔治•马戛尔尼伯爵（GeorgeMacartney）为正使，乔治•史但顿勋爵为副使，率团分乘“狮子”号战舰及“印度斯坦”号、“戛考尔”和“克拉伦斯”号，从普利茅斯港出发，以为乾隆皇帝庆寿的名义访问中国。整个过程，马戛尔尼随笔记述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留下三卷日记，后经著名诗人、学者刘半农译成中文印行，书名为《乾隆英使觐见记》。我有一册中华书局初版，民国五年4月印刷、5月发行。家父1973年在镇江船舶工业学校短期工作时，周末到一江之隔的扬州古旧书店闲逛，发现该书有不少涉及舰船及航海的记载，即以八角钱购得，如今已成纸张泛黄的“古籍”了。马戛尔尼的访华之旅，历时长达两年多，被视为中西外交史上首度官式交往，其日记内容极为丰富。尤其从英使的视角看待与乾隆及属下官员的误会、冲突和不快，充分显示中、英两国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及社会民情的巨大差异，可以见出以后爆发中英鸦片战争的间接肇因。多年来，已被中外历史学者深入发掘和反复研究，很难读出新意了。但若聚焦于“澳门”二字，倒能看到它在马戛尔尼的心目中作用独特，非同一般。日记始于1793年6月15日，而“二十日，礼拜四”即出现“澳门”一词，“晨六时，下椗于辣得郎海口，余命史但顿勋爵、密司忒麦克斯威尔、甲必丹麦金吐司三人，登陆报告吾
  • 贺越明·海角片羽037船抵埠之息耗。顾以此时一季中之商船多未抵埠，即欧洲各国商人之营业于东方者亦多在澳门”。马戛尔尼派人上岸，一是告知船队的到来，二是了解当地有何反应。到“二十二日，礼拜六”，“下午，史但顿勋爵回船，言得澳门消息，中国朝廷自得吾英特派使臣来行觐聘礼之确耗，而后文武官员均大为满意，乾隆皇帝亦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吾英吉利者使使万里东来，共睦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矣。”清廷官员已从洋商处获悉英使要来贺寿进贡，皇帝下谕各海口以礼迎接，马戛尔尼来华时虽与澳门擦肩而过，但从岛上所得消息颇佳。英使的船队一路行驶，途中日记有数处提及“澳门”。7月，“二十三日，礼拜二”，“黄昏时，吾船与‘勉励’号相遇。此船抵澳门时，东印度公司之主事者不知吾船抵澳门之时亦须暂泊，因以信札付‘勉励’号，令其径行北驶，俾于吾船未抵天津之前，在中途与吾船相遇。及吾船抵澳门，‘勉励’号已于数小时前北驶”。东印度公司先期来华并在澳门扎根，委托“勉励”号照应英使的船队，未料船队在澳门海域停泊数天，与前者失之交臂。到“二十五日，礼拜四”，眼看快到天津，马戛尔尼发现引航的清廷官员很看重礼品，对所备“为数无几”有些担心，“史但顿勋爵亦谓，囊在澳门之时，尝与一绅士闲谈。此绅士来华已久，熟悉东方情形，因问钦使此次东来携有礼物若干”。居澳已久的洋人深知在中国送礼很重要，澳门成了他们熟悉华夏习俗的窗口。澳门作为最重要的话题，是马戛尔尼去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后，回北京与中堂和珅晤谈之时。10月，“三日，礼拜四”，因对方提出将所有要求写成说帖，他“乃不顾病体之痛苦”提笔开具对清廷的六项要求，其中“第五，凡英国商货
  • 澳门文学丛书038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一千七百八十二年之税律从宽减税”。其他五项，也事关英国人在华经商的便利。其时，中英通商已十二年，每年从英国运来六十大船商品，但税费逐渐增加，故有减税等请求。此外，英使在正式递交的信中，要求允许选择广州附近一地作英商居留地，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等等，都比照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特权”尤有过之，但被乾隆以不符天朝体制予以拒绝。马戛尔尼此时尚未登陆澳门，但似有较深入的研究。10月，“二十日，礼拜一”上午，在离津返程中，他与清廷护送船队的松大人谈到外国传教士的问题，说：“英人虽笃信宗教，而传教之热度则不敌葡萄牙诸国。试观澳门、广州二处，他国人民之至其地者，恒有一二宗教家参错其间。吾英吉利则但有商人，终始未派一以传教为业之教士来此。”此后，10月“二十九日，礼拜二”，11月“十一日，礼拜一”和“十九日，礼拜二”的日记，也提到“澳门”，都为查询“狮子”号是否停泊澳门海域，以待马戛尔尼一行乘坐驶返英国。按日记所记，到1794年1月“十日，礼拜五”，马戛尔尼的船队“启椗。俟至澳门时略作勾留后，即径行回国”。他率使团于17日离开中国，在岛上待了七天。可惜，日记戛然而止，那七天里的见闻和感想付诸阙如。该书译者刘半农曾在英伦游学，能够准确体会日记主人的心理变化，但译笔半文半白，记述洋人的言谈难免有些不伦不类。不过在关键处，以其他著述或个人所知加注，交代背景，揭示内幕，评论得失，确有助于加深理解。2014.4.17
  • 贺越明·海角片羽039叶落归根写沧桑  ——读李烈声随笔集《冷月无声》文人雅集，有幸拜识李烈声先生，蒙以新著《冷月无声》相赠。这是老先生的随笔集，内分两辑，收文七十七篇，由澳门日报出版社印行。以字数论，这文集非宏篇巨制，但话旧闻、道掌故、忆故人、品诗赋、论时事、叹美食，古今中外，汇熔一炉，题旨广博，言辞精粹。尤其那些关涉昔日澳门的文字，独特地揭示出小城在历史上不同的面相。在大的时间概念上，李烈声先生结缘小城，是三度进“门”，可以说都受到时局变迁的驱动。第一次是他童年时，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人逃来澳门这个避风港，居住、念书达十年，到难民人满为患而粮食供不应求之际，不得不回到内地；第二次是他在广州的报馆当编辑，惊惧于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将致政权更迭，匆忙搭乘小客轮航行至澳门，在困顿中以数技之长谋生；第三次则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尽管他因在异邦创业成功，已开始了衣食无忧的退休生活，依然作桑梓之思，终于返回这个第二故乡安居，也因而报纸上有了他的专栏，月光清冷，笔耕无声，一篇接着一篇，像给读者展示一页又一页褪了色的小城历史图册。李烈声先生描述的不少情景，是他早年在澳门的亲身经历包括所见所闻，有些是战火环伺下的民生艰困，如《吃马肉》《长忆濠江烂鬼楼》《穷途裘敝感黄金》等；有些是动荡岁月
  • 澳门文学丛书040里的社会畸形，如《钨矿与澳门》《日本军票》《百鸟归巢话当年》等；有些是抗日氛围中的爱国心怀，如《难忘鸡公榄》《商女也知亡国恨》等；也有些是日常生活里的风俗习惯，如《炎夏忆澳门水井》《蚝油之思》《黄昏竹片声》等，无不视角独特，内涵丰富。如今能够从容写来，与他当过记者和编辑，具有超群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不无关系。更难得而重要的是，李烈声先生不仅对几十年乃至半个世纪前的耳闻目睹记忆犹新，因而写得活灵活现，恍如眼前，而且笔锋常带感情，足以引发读者的共鸣。例如，他以抗战为时代背景的《难忘鸡公榄》写道，有个卖鸡公榄的小贩来自内地，妻儿死于日军飞机的轰炸，带着女儿沿街叫卖，每次停下来兜生意时总是高声唱着：“打倒日本！打倒日本！杀汉奸！杀汉奸！”泪盈于睫，跟在身边的女儿也泫然出涕。“有一回，他没有出来卖公鸡榄，只由他的女儿出来卖榄，她吹不响大笛，只能吹横笛，指法既不熟练中气又不足，她奏《松花江上》吹到‘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吹不下去，我们这些孩子跟在她身后，高声唱着：‘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其时，天正下起雨来，我们脸上流着的是雨水还是泪水，无从分辨。”这篇往事回忆，前面有交代，有铺垫，到此处有场景，有气氛，仿佛一个进入了高潮的电影画面，令人难抑内心的激动和感慨。当然，书中另有一些篇什写的是澳门以外的人与事，近的如广州，远的如千里达与多巴哥、加拿大等，曾是作者在海内外的居停之地，同样有酸甜苦辣的回味，也写得生动有趣，不乏意涵。但作为一个部分比较而言，前面列举以及没有列出的那些与澳门有关的篇目，读来无疑更有亲切感，更具历史的价值。
  • 贺越明·海角片羽041上世纪初，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过：“太史公作《史记》，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他就此指出：“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无论从国家还是地区来看，一百多年前这位大学者批评的历史记载之弊病，还远远没有消除。通常从历史著作或历史教科书上所知悉的内容，不外是政治演变、政权兴替、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成就，至于那些“民间之事”，因往往不入历史学者的法眼，也就难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迄今有关澳门历史的各类著作，至少有十几二十种，但从那些大部头的书里基本上读不到“民间之事”，即使有那么几句蜻蜓点水式的叙述，也远不及李烈声先生所写的真切、详尽和生动。其实，任何一个地方要知往鉴今，都不能缺少“民间之事”。不论是有意抑或无意，像他这样对于澳门“民间之事”的忆述和挖掘，价值和意义都不可估量。我觉得，本地读者尤其父母辈也未经过历史风雨洗涤的年轻人，若有机会读到《冷月无声》这类书，或可更多地了解这座小城的往昔沧桑，知道老一代的生活并不安定亦不幸福，从而愈发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愈发憧憬和努力于更加美好的明天。2014.8.7
  • 澳门文学丛书042街影与壁画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幅摄影作品，取景于一条小巷，左侧墙壁映着不强烈的光照，右侧则一片乌黑，中间是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从头到脚甚至脸上的眼镜架半明半暗，形成反差强烈的对比。照片题名“街影”，呈现阳光是如何穿过建筑物之间的空隙，顽强地释放着光亮。“街影”这个词有点幽美，可以入诗，因为那斑斑驳驳的光影能引发不少遐想。然而无论怎样遐想，都不会想到街影与法律有关联。澳门有一部《都市建筑总章程》，其中的“街影条例”规定：任何楼宇以日照七十六度在街道上的投影面积，不得超过该地盘的长度乘以街道宽度的面积之一半。这表述很专业也很费解，有人在网上以澳门的街道举例，街阔约十三米，假设两旁楼高五十米，从街道中线起画一条七十六度线，限制楼宇必须缩入或以阶梯形设计，当可保障街道有足够的阳光进入，而不致漆黑一片。可见，有关的条例是为了控制街影，要求建筑物高度与街道宽度成正比，使城市空间、街道及楼宇单位之间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增加采光、透风、空间舒适度和视觉美感。法律上，“街影”承载的内容原来并不那么幽美，而是涵盖冷峻的现实：尽管阳光或日照是天然的，对人类一视同仁，但居家环境不同的人，获得阳光或日照的程度及感受却天差地别。如果不做硬性规定，在寸土寸金、高楼林立的城市，建筑物之间近到几乎触手可及，低中层住户大白天不见阳光，穿街过巷也
  • 贺越明·海角片羽043不能感受日照，会成为愈加见怪不怪的事情。围绕着“街影条例”，从特区行政长官、运输工务司司长到土地工务运输局局长，从地产商人、建筑工程师、街坊团体代表到普通居民，提议、承诺、解释、质疑、反对、要求，七嘴八舌，热闹至极。一个旧法的存废与否，很快变成了公众关注的民生话题，真是大长见识，颇受启发。最直接的启发是：艺术的美，大都来源于生活的美，但未必等同于生活的美。在摄影艺术上，那幅“街影”体现了光影、色调的对比之美，但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会喜欢画面上那种半明半黑的街道环境，更遑论忍受不符合“街影条例”的暗无天日呢。“街影”折射的这个道理，使我不由得想到与墙有关的一种艺术形式：壁画。上月杪参观了一个“澳门导入城市壁画应用研究”作品展，所见七十余幅作品，大都出自十多位大陆、台湾、香港或本地艺术家之手，但它们是壁画又不是真正的壁画。说是壁画，因画面都在建筑物的外立面，用大色块大写意的技法完成；说不是真正的壁画，因画面所在的建筑物外墙，实际上没有任何线条和色彩。展出的壁画作品，不少是以实地墙面为背景在电脑上创作的。然而，那些经常路过而习空见惯的墙壁，借助这些艺术家的奇妙构想，竟变幻出一个个主题鲜明、趣味横生、色彩斑斓的画面！例如，造型独特、金碧辉煌的新葡京酒店后侧，有几栋年代久远的唐楼，墙面破旧不堪，那新旧强烈的对比往往令居民怃然、游客感叹。但当墙面上出现色彩相宜的巨型壁画，唐楼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与豪华酒店的反差消失，而且看上去各具美感，相得益彰。可惜，这只是放大了的电脑效果图。真正的壁画目前在澳门还很少见，只在过马路的地下隧道内壁和建筑工地的围板上，有一些倡导节省用水和环境卫生
  • 澳门文学丛书044之类的壁画，像是中学生绘制的，构图相对简单，用色缺乏层次，文化内涵欠缺，艺术含量较低，谈不上有视觉冲击力，难以给人留下多少印象。据说本地有好几位喜好涂鸦的艺术爱好者，不时在小城某个僻静的角落，宣泄着他们的艺术诉求，与管理部门及警察玩着捉迷藏的游戏。这一近乎空白的现状，倒是为导入城市壁画提供了思考和践行的无垠空间。从事这项课题研究的几位大学教师，曾赴台北、高雄、台中、台南等地摄影采风，从中撷取了部分壁画代表作在澳门展示。尽管壁画在中国古已有之，但现、当代的发展则远不及欧美国家，到访过巴黎、里昂、巴塞罗那、纽约、费城和蒙特利尔的人，莫不对那里的城市壁画叹为观止，而台湾城市壁画所呈现的个性化、专题化和本土化，却一点也不亚于欧美大都市的壁画作品，而且使人隐隐觉得，这种艺术形式在亚洲城市尤其澳门这种地方很有用武之地。澳门经过十多年高速发展，兴建了不少全球顶尖的酒店及娱乐场，也遗留了许多一眼能看到颓败外墙的陈年老楼，新旧杂陈，不免让外来游客在惊奇之余发出叹息。若能导入城市壁画，悠长的历史、多元的文化、娱乐的定位，将成为主题内涵和表现形式都用之不竭的资源，有望化旧为新，改善面貌，提升形象，令人真正置身于新颖高尚的旅游休闲之地。“街影条例”是否会废除，有无替代法例，以后在建筑规划中如何控制街影保证采光，尚在未定之数。不妨考虑一下怎样导入城市壁画吧，让它们在美化小城整体外观的同时，也给那些被大片街影遮盖的深巷小道带去光亮和色彩。2014.9.22
  • 贺越明·海角片羽045节庆的烟花曾有友人询及：“上海有没有烟花节？”我当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不晓得究竟有没有，但脑海里倒是马上浮起有关那座大都市与烟花的片断记忆。小时候很喜欢过节，而各种节日中又以两个为最，一个是国际的，“五一”劳动节；另一个是国内的，“十一”国庆节。理由很简单，因为可以看烟花。烟花，有个学名称“礼花”，沪语叫做“焰火”。在上海，过去放焰火有固定的地方：市中心人民广场。所以，那时候很羡慕广场周边的居民，当五颜六色的烟花腾空而起时，他们只要站在二、三楼的窗前，或是走到马路上，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居住很远的就不行，要么专程去到人民广场“轧闹猛”，就近大饱眼福，要么待在原地不动，遥望市中心那片夜空闪闪烁烁的光亮，想象着焰火赤澄黄绿不断变幻，内心随之充溢节日的喜庆。我家在虹口，离人民广场不近，但又不算很远，从比较宽敞的弄堂望上去，还是能欣赏到夜空中散放的烟花。每当5月或10月头一天的节日来临，到了晚上，弄堂里总会忽地响起惊呼声：“放焰火了！”“快看，放焰火啦！”这时，会有一些男女老少走出家门，聚成东一堆西一群看烟花的人丛。烟花确实好看，千姿百态，引人入胜，有些刚上去时零零散散，下来却变成了一盏盏光华四射的红灯，再细一看，却又像一颗颗闪闪发亮的红五星；也有些如河底银鱼，前游后逐；还有些似百
  • 澳门文学丛书046丈瀑布，飞泻而下……最玄妙的是，有时候一束束散花若明若暗，飘飘忽忽，看看将要降落下来，又突然悬在半空，团团绽放，似有东山再起之势。凡是出人意料的奇观，往往会引出一声声啧啧赞叹。夜晚有了烟花，通明如昼，看不到月亮，找不见星星，最后，令人在阖眼后都有千变万化的色彩晃动中进入梦乡。从童年起，年复一年，在那两个节日之夜看烟花，倒没有失去新鲜感，也不曾感到厌倦，仿佛每年的烟花推陈出新，并不雷同。那时看有关节日的新闻纪录片，首都北京也放烟花，壮观和花样不亚于上海，其它大城市如天津、广州等地好像也有。记忆中，有两个国庆节无烟花可看：一个是1971年，国庆二十二周年，“副统帅”林彪偕妻、子于9月13日夜里乘机出逃在蒙古沙漠坠亡，导致那个节日在紧张至战备状态中度过；再一个是1976年，国庆二十七周年，毛泽东主席在9月9日去世，举国治丧隆重庄严，那期间哪怕弄出鞭炮声响，都可能当“现行反革命”治罪，更别说烟花了。作为表达喜悦和欢乐的一种活动，烟花的放与不放，有时也要从政治上考虑并定夺。在中学里，有一次不记得是语文作业还是自己择题，写了一篇有关烟花的散文，提到当年国庆节晚上放的烟花共有五十多种，还称赞上海礼花厂的一个工人，城隍庙爆竹店学徒出身，发动工友自力更生，攻克难关，试制成向国庆献礼的十六个新品种，等等。可是，上述素材从何而来、那个工人是否真有其人，如今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上世纪80年代末赴美后，求学檀香山、定居旧金山，都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看过烟花，但放的时间不长，花式也有限。听人说那些烟花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我马上想起那篇“少作”中写过的礼花厂工人，老美的烟花竟然毫无自家特色，于是兴味索然。
  • 贺越明·海角片羽047居停澳门，烟花重新进入我的眼帘，前后看了约十年。每年9月中旬至10月初，这里会举办一场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十多个国家以及内地和台湾的高水平团队，先后在某个周末呈献创意和绝活。届时，风格各异的音乐轮番响起，五彩缤纷的烟花此起彼伏，每每在旅游塔对开海面，营造出一个浪漫而绚丽的时空。最后两场烟花表演，依照主办机构安排，正是在“十一”国庆节，成为适逢其时的献礼和致敬之作。谁能想到，原先代表节庆的烟花，在澳门经过历史的沿革、不懈的张罗，本身也固化为一个重要的节庆活动，一年一度，今年已是第二十六届了。有一年，我曾在珠海家中观赏，虽相距较远而听不到音乐，但目光越过情侣南路望去，不是一团团直升云霄，就是一簇簇凌空炸裂，在彩带般蜿蜒的大桥灯火映衬下，真是美不胜收，令人惊艳、惊叹！我看着情侣南路沿岸驻足观赏的人群，若有所悟，澳门夜空的烟花，是邻埠居民忙里休闲喜闻乐见的一道景观，又是远道游客品尝小城别样风味的一席飨宴。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究竟上海有没有烟花节？今年国庆节期间我在上海，无意中从当地一份报纸上发现了答案：“上海国际音乐烟花节今年已是第十五届，时间为9月30日至10月6日，地点仍在浦东世纪公园。”从新闻看，此次烟花节分三天共三个专场，有法国、希腊、比利时和中国等六支队伍参赛，都是前几届获奖的国内外烟花公司。对了，入场是要买票的，今年的座位票从二百六十元降至二百三十元，站票还是七十元。不用说，上海是有烟花节的，年头蛮久了，但若论历史、规模、影响及开放度，似比小城的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略逊一筹。2014.10.16
  • 澳门文学丛书048《太平轮》未呈现的人物命运之前读过《太平轮一九四九》一书，很想知道电影《太平轮》的编导如何表现这个“东方泰坦尼克号”事件，看完后真是没有惊奇也无谓感动，无非船难中的爱情故事，只是从青年画家杰克、富家少女罗丝变成三对恋人：国军将领与豪门千金、通讯兵与女护士、台籍日军军医与日本女孩。当影片让这六人在国共内战的硝烟中，或办完婚事或无奈分离或初吐情愫，已消耗了大部分画面，搭乘太平轮遭难的镜头寥寥无几，唯有让观众翘首期待下集。看得出来，有名的导演加上大牌的演员，展示的是拍一部爱情史诗片的壮志，据说要通过影片告诉观众：“爱，可以救赎并战胜一切困难。”一般意义上，这个道理无比正确，但通过太平轮事件讴歌“永恒的主题”，就有些漠视它所含有的“中国特色”，特定时空发生的那场船难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岂仅爱情？从上海驶向基隆的太平轮，并非由英格兰前往纽约的泰坦尼克号。轮船在1949年1月27日即农历“小年夜”起锚时，国民党败局已定，开始退踞台湾，所以船上满载军公教人员、商人及眷属，还堆积了大量紧缺资材。当它在舟山群岛外海与一艘货轮相撞沉没时，除了少数幸运者获救，近千人被茫茫大海吞噬。其中，肯定有恋人阴阳相隔的，但更多的是全家蒙难，或大人罹难而子女在世，或情形正好相反。《太平轮
  • 贺越明·海角片羽049一九四九》作者张典婉，是台湾资深媒体人，2000年起写作这一事件，足迹远至大陆、香港、澳门和美国，遍查各种档案文件，访问幸存者和遇难者遗属，历经九年终于成书，拼接还原了较为完整的历史画面，也记录保存了相关人士的惨痛忆念。该书载录二十个人物故事，包括美国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台湾棒球评论家张昭雄、钢琴教育家吴漪曼等，还有已故香港女首富龚如心，竟都是太平轮事件遇难者的后人！若非亲人在船难中丧生，他们的成长之路有可能是另一种轨迹。这场船难，发生在国共两党的军事决战至政权隔海对峙之际，许多人此后的命运因而改变，有些还承受了原本无需承受的磨难。这当中，“失落的公主”那一节所写的黄似兰女士，经历最曲折受苦亦最多，读之最撼动人心。黄似兰生于上海，家境优渥，母亲陆淑影任东南日报社社长，又是市参议员。1948年春，母亲因战事吃紧，将她送上太平轮托人带往台北寄居姨家，但翌年母亲乘上的却是驶向死亡之旅的那班船。从此她成了苦命女，才上小学一年级，每天要做各种家务，晚上睡客厅走廊。性格暴戾的姨丈稍不如意非打即骂，还罚她大冷天跪在院子里。父亲早前已带哥哥另组家庭住在高雄，每月到台北看她一次，从不带她出门玩，而她在家里对所受的虐待不敢声张。为了让她以继承人身份争夺母亲的遗产，1950年她八岁时被送往香港，住了几个月后又到广州外公外婆家。这样，从一个政权转换到另一个政权控制的社会，她未能争得遗产，也没能享有家庭的温馨。舅舅在山区火车站售票，她随外公外婆迁去同住，一边艰苦求学一边干捡柴、挑水等体力活，还要照料生病的外婆。因她的父兄在台湾，同学都不与她来往，有时还骂她是“台湾来的特务”。从小到大，她生活里没有双亲，有的只是政治歧视和恐惧，一直延续至读
  • 澳门文学丛书050完护校到医院工作以后。她在佛山医院上班，二十四岁那年结婚，随后有了儿子。还是父兄在台湾的“原罪”，使她成为“文革”时期单位里批斗的对象，时常站在广场、大院交代思想，还被罚穿着裙子伏地爬行。有一天到医院上班，她看到大标语从四楼挂到一楼，大字写着“黄似兰叛国投敌”，顿时心惊肉跳。那年月，她最怕搞政治运动，一面要挨批判交代思想，一面还要承担繁重的护理工作。这种日子，总算在1976年年底随“文革”终止而结束。一年后改革开放，她因为父兄在台湾，申请获准离开内地到澳门定居，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初来乍到，她只带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三十元港币，为生计给人家帮佣，劳作辛苦，但不再担惊受怕。不久，丈夫和儿子也来到澳门。经过一番努力，夫妇双双领得医生和护士执照，正式执业。1986年，她和丈夫、儿子到台湾，探望暌违三十六年的父亲和大哥，算是了却一桩心愿。90年代，她曾和丈夫去纽约开过中药行，前些年回到澳门。这个独特的人生故事令人唏嘘，有几个略而未录的细节，是哪怕最有想象力的艺术家也虚构不出的。作者在故事“后记”说：“黄似兰前些年开始写自己的故事，可是每每写一些回忆，就哭得无法持续，儿子不让她再写，‘会把眼睛哭瞎呀！’”近世绵延不绝的政争、战事和运动，几乎波及每个家庭每个人，而黄似兰的人生始于那个大时代的悲剧，更是吞咽了较多的痛苦和辛酸。与其说她是依靠“爱”来“救赎并战胜一切困难”，不如归功于她那与大多数国人一样顽强的生命力。想到这一点，对明年上映展示爱情如何伟大的《太平轮》下集，或许不必期待了。2014.12.14
  • 贺越明·海角片羽051黄似兰补忆往事去年12月写下电影《太平轮》观后感，批评其未能呈现六十多年前那场大海难如何影响遗属们的命运，文中所举的事例，是转述澳门居民黄似兰的人生经历。她从《澳门日报•新园地》读到拙文，心情激动，四处打听寻找作者，而与她相熟的一位副刊老作者恰好认识我，特意作东邀她和我在餐馆茶叙。于是，我不仅结识了黄女士，还有机会听她补忆往事，一桩一件如烟似梦，不光那部影片里不会有，我之前引用的《太平轮一九四九》那本书也未提及。黄似兰说，“太平轮”海难的遗属，散居台湾、香港、大陆及海外数国，多年前已相互联络，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祭奠先人的活动。他们早听说筹备多年落实投资三亿元，由香港大导演在2013年7月正式开拍，将这一历史性灾难事件搬上银幕，也都对影片充满期待，但结果却大失所望。她认为：“那部电影与‘太平轮’没有关系，只是借用了那个事件，说的是另外毫不相干的故事。”她不掩饰对影片的不满，想来这也是其他罹难者后人的共同看法。或许可以这样说，影片编导对历史未存敬畏之心，屈服于市场也献媚于世俗，消费并浪费了这个原本能深切揭示罹难者后人不同命运的题材。正如俄国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起首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太平轮海难事件给数以千计的遗属带来不幸，而黄似兰的经历更是独特
  • 澳门文学丛书052和奇特。父母离异后，担任东南日报社社长的母亲陆淑影，经营百货行和广告公司，与继父一起抚养黄似兰，使她在上海度过童话般的幼年。不曾想，她被母亲托亲戚先乘船渡海，带到台北小姨家，却从此生死相隔，天人永别。偏偏姨丈是母亲早前在上海美术学校的同学，深知他性格暴躁，曾坚决反对小姨与他恋爱。这以后，姨丈不再顾忌，对她动辄打骂，当成了出气泄愤的对象。生父早在1946年奉派到了台湾，带着哥哥心坦在南部另组家庭，不能够对她悉心呵护。在这种困顿的境遇中，广州的外公外婆托人捎话，让她作为继承人争取母亲的遗产，少不更事的她便踏上了先到香港再返大陆的路途。黄似兰感慨道：“所以，我后来的人生经历，与那些在台湾、香港生活的遗属们很不一样。”她对我补充说：“你的文章里有句话，说这场船难使有些人还承受了原本无需承受的磨难，说得非常好。”因为国共两军决战及随之而来的改朝换代的大背景，黄似兰从大陆去台湾又回大陆，生活环境从一个政权转换到另一个敌对的政权，让她在成长过程中承受了其他人没有的政治歧视，轻则怀疑重则批斗，而这些对她前半生是一种本不该有的负能量，导致了深重的精神折磨和内心痛苦。讲起从大陆移居澳门七年后，第一次偕丈夫、儿子赴台湾探望父亲和哥哥的经过，黄似兰说分别了三十六年，彼此虽说有亲情，也没有多少感觉了。她一直保存着那次探视回澳后父亲写来的信，其中说道：“你这次来，我们多盘桓了数天，但遗憾的，我和你没法畅谈一切过去的事。不过我觉得为你欢慰，你有了一个爱你而又体贴你的丈夫，更有一个孝顺的儿子。人生复有何求？”“你又何必斤斤计较于过去所受的苦难，而念念不忘呢？”老父在台湾克难时期吃过粗茶淡饭，也经过白色恐怖，但毕竟属于官员，无从理解黄似兰多年积存的满腹
  • 贺越明·海角片羽053酸楚。与其说这是父女两代人的代沟，不如说是海峡两岸居民多年分离后的隔膜。黄似兰幼时有位义父，名叫郑用之，是母亲陆淑影投身抗日宣传的上司。她至今还有印象，这位义父非常喜欢她，视若掌上明珠，给她买过漂亮的衣服和好玩的玩具。郑用之系黄埔军校三期生，参加过北伐，先投身新闻工作，后转入电影事业，在汉口、重庆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主持拍摄了不少反映抗战的纪录片和故事片，被尊为民国官方电影的开创者。他很早从台湾移居美国，70年代末到访大陆时，曾设法打听黄似兰的下落而无果。黄似兰一家1986年才获准申请去台湾探亲，而郑用之却在四年前因一场车祸不幸离世。与这位义父竟也缘悭一面，她只能感叹人生无常。黄似兰女士在茶叙结束时，递给我一封信，是读罢拙文写下原打算请报社转达的。信上说，她因为失去母亲而改变了命运，“我曾经痛苦过，但在痛苦的磨砺中，让我建立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让我在逆境中学会了转化情绪，学会了换位思考，学会了原谅别人，学会了自强不息”；还说“毕竟寻觅童年生命的轨迹，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我已收拾起一颗破碎的心，走出阴霾，找到了自信”。她的这番体悟，得自近乎一生的经历，殊为可贵。人的命运确实难以预测，唯其如此，自强不息才能走出逆境，改变自身。2015.3.15
  • 澳门文学丛书054中文报刊发源地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都上过新闻史这门课，自然前者较简，后者更专。记得有两种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名字古怪，一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近代最早的中文报刊，在马六甲出版，传播区域也在南洋一带；另一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中国最先出版的近代中文报刊，地点是广州，时在1833年8月(道光十三年七月）。好像还见过其中一种的影印件，是直排的书本版式。探究中国近代中文报刊演进的源头，无论如何都要追溯到它们。这个认知在我来说，确立迄今已三十余年，近日读罢林玉凤博士的新著《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却被书中的论述刷新了。该书有副题“澳门新闻出版业（1517-1840）”，与正题互为补充，把澳门新闻出版业置于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框架内考察，并说明前者乃后者的“起点”，正是全书揭橥的主旨。这一点，不仅像我这样早已不在学术圈内的人，恐怕这个领域的学者也未必都知道。据著者考证，比《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早三个月，澳门在1833年4月29日有份中文期刊问世，名曰《杂闻篇》，由传教士马礼逊创办。此后，同年8月29日和10月17日，相继出版了第二、第三期，即无下文，可谓短命的不定期刊物。早期的不少报刊大都如此，受到其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或断断续续，或昙花一现。存世三期的《杂闻篇》，每期四页，篇幅不多，各有四则消息或文章，主要是介绍各国
  • 贺越明·海角片羽055宗教信仰、推荐宗教文献、解释某种教义等，也有传播西方医学知识、活字印刷术的文字，还提及“新闻纸”的概念。对于当时澳门的华人读者，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新知和信息。尽管《杂闻篇》的内容比较单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期刊，却已具备了早期中文报刊共有的基本特征。自有报刊史著述以来，将近九十年，一向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中国近代报刊之滥觞。新闻史家戈公振1927年在这领域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中，称“此报发刊于中国，故我国言现代报纸者，或推此为第一种”。后来的著述莫不因袭此说，已成定论。林玉凤的著作在这一关键问题上饶有新见，证明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报刊，不是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而是澳门的《杂闻篇》。历史上，因为有过这份早夭的中文期刊，中国近代报刊的发源地非澳门莫属。过去，通常将1893年创刊的《镜海丛报》视为澳门中文报刊的开端，而新发现的《杂闻报》，则使这个“起点”提前了整整六十年！这看似偶然，实乃必然。证诸于马礼逊在澳门面向华人的传教活动，如开设马家印刷所、编撰华英字典、出版中文教义、印行宗教宣传单张等，当可推知中文报刊最先在澳门发轫，像是早着先鞭，更如水到渠成。林玉凤在书中说明，最早提及《杂闻报》的，是台湾学者苏精出版于2000年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一书。但她写作这部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的专著时，并不停留于把它看作传教士的“中文出版物”，更没有在书中作为二手资料引证，而是远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在伦敦传教会档案中找到实物原件，得以从新闻出版史的视角钩沉抉微，比对考订，确定了《杂闻报》在中国近代中文报刊演进上的首创地位。这个结论，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中带有突破性的重要成果。
  • 澳门文学丛书056多年前选修近代报刊史课时，我曾有个粗浅的看法：学者从旧报旧刊中查找资料，可以参考写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著作，而报刊史研究仅属文化史的一个分支，不可能成为主流领域，也难有较大的学术影响。这是由报刊作为载体的性质决定的，想来现在也可算常识了。林玉凤早于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门下获得博士学位，又在澳门大学执教多年，计以十年时间对博士论文课题未竟之处继续研究，终于完成新著。这种对学问的真诚和坚韧，诚非心志高洁者不欲亦无力为，更是某些希图把博士方帽当成做官谋权敲门砖或沽名钓誉垫脚石者难望项背的。正因为她不把学术当阶梯，不将学位当摆设，才使我们知晓：原来，澳门还是中文报刊发源地。2016.8.21
  • 贺越明·海角片羽057青洲烟雨惹人思久居澳门之人，必定知道青洲，更可能去过那里，但未必都踏足青洲山，更不一定了解青洲的古往今来。不光是新移民，哪怕生活了二三十年，亦是如此。读过澳门日报出版社新近推出的《烟雨青洲四百年》，可知此言不虚。有多少人晓得，小小的青洲，竟会经过那么多的历史烟雨！该书著者李业飞先生，是生长于澳门的老报人，现任特区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兴许因为职业习惯，更可能出于职责所系，他既埋首故纸堆查找资料，又拿上照相机踏勘实地，终于完成了这本图文并茂的书，得以向读者揭示青洲的前世今生。今日的青洲，最早只是一座礁石岛，地域上并入澳门半岛之前，有过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其间发生了不少故事。当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以泊船晒物为由，登岸澳门借居后得寸进尺，发展到开始管辖之际，青洲岛还在清兵的护卫下。此前在明朝万历后期，1603年至1604年间，来自罗马教廷的传教士看上这荒凉小岛，建筑了一座小教堂和几间房子，用来给患病的神父及学生休憩静养。到清光绪十三年间，亦即1887年3月26日，葡萄牙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里斯本草约》；12月1日双方又签订《和好通商条约》，中国允准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青洲作为属澳之地，守界海域的清兵不得不撤离。此后，葡萄牙人开始扮演主人的角色，在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先修长堤后填两侧，终与澳门半岛连成一
  • 澳门文学丛书058片。与此同时，他们在青洲修筑炮台和战壕，与其他地方的设施构成防御阵地，同大陆一侧的清军遥相对峙。直至上世纪70年代，青洲山仍有葡兵守卫的军事禁区，居民凭编号牌或出入纸才可进出。对于青洲的往昔，若非读了书中的文字，有所了解的人恐怕极少；若非看了书中的图片，有所感悟的人一定更少。青洲的曲折经历，是整个澳门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澳门身世的一个缩影。青洲是个有历史故事的地方，因而也留下了一些历史的遗迹，诸如古旧的修道院、颓破的炮台碉堡、废弃的水泥厂、参天的老树……尽管性质不同，有的缘自西方传教士传播宗教文化，有的出自入侵者的军事戒备，有的来自企业主经营实业的需求，有的得自天然环境的荫庇，但从各个侧面构成了青洲的独特之处，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著者殚精竭力揭开青洲的神秘面纱，苦心孤诣就在于使这块土地得到保护。在李业飞的笔下，“保护”二字看似简单，内涵却很丰富。比如，修道院需修复恢复旧貌，中华首间水泥厂需立碑记载兴衰，炮台碉堡需竖牌教育后人，百年老树需注意精心养护，废旧车物需全部迁移清除，旅游设施需研究规划开发；还有，青洲山海拔不到五十五米，周边兴建高楼需限高以维护自然景观，都是保护青洲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有的可列入文化遗产的建筑物属于私产，也给保护带来一定的难度。其间，法律与情理、公益与私产、保育与发展、景观与利益，矛盾交织，问题颇多。过去一二十年里，有关该区的几份“整治计划”和“发展规划”，内容很光鲜，但似乎连问题都未发现，矛盾更无从解决，只能停留于“计划”和“规划”，整治和发展的脚步自然迈不出去。
  • 贺越明·海角片羽059青洲的裹足不前，也或多或少反映了整个澳门的状况。澳门并不大，土地仅三十平方公里，但历史故事很多，文化遗迹不少，整治和发展常会碰到如何保护遗产、推陈出新的问题，解决起来既需要眼光，也需要智慧，还需要操守，三者缺一不可。否则，稍不留神，还会发生如益隆炮竹厂土地弊案那样的怪事，打着从事文化保育的旗号，干着官商假公济私的勾当。在澳门，因为土地资源稀缺，有土斯有财，且为大财，早已是人人皆知的真理。也因此，能否依法处置土地问题，对特区政府及其官员是一大考验。在我看来，《烟雨青洲四百年》称得上是近年澳门地域文化个案研究的一个典范，因为读过之后，令人对某个区域知古识今而外，还油然生出由小见大、举一反三之思。2016.8.28
  • 观潮邻岛
  • 贺越明·海角片羽063有关虱目鱼的故事虱目鱼是一种什么鱼？过去吃过没有？真是一点感觉也没有，上网查“维基百科”，不愧为“自由的百科全书”，答案详尽得不能再详尽了。原来，此鱼有学名谓ChanosChanos，中文俗名则有海草鱼、安平鱼、国姓鱼、麻虱目、麻虱目仔、遮目鱼……它属东南亚一带的温水性鱼类，分布在亚热带或热带海域。在东太平洋，从南美洲北部延伸到加州中南部都有出没；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尤其由台湾南部沿海一直穿过巴士海峡延伸到印度群岛，行踪更为频繁。除了台湾养殖这种鱼外，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有养殖。我头一回听说“虱目鱼”三个字，是在台北。台北自然不会是鱼类的养殖之地，而是品尝之处。养殖虱目鱼较普遍的，是彰化至台南一带乡间。在蛤子池饲养，专以青苔、有机垃圾等为食，通常会控制在秋天变冷之前收成。在有民进党“票仓”之称的台南地区，有不少虱目鱼养殖户。也因此，先前去台湾观览当地领导人和民意代表的选战实况，在1月13日那天拜访大陆事务主管部门时，听副主管高长讲有关虱目鱼的故事，觉得特别有意味。说是在台南市学甲区有些虱目鱼养殖户，过去只能把养大的鱼运去高雄、台北等城市销售，数量不多，竞争不小，而且多是小本经营，养多了有运不出、销不掉的风险。2010年年初，
  • 澳门文学丛书064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英文简称）正式实施，其中将虱目鱼、石斑鱼等列入早收清单，和其他十多种农产品一样，出口大陆享有关税减免优惠。不仅如此，大陆商贸部门去学甲直接以保证价格契约方式，向当地虱目鱼养殖户下了大笔订单，每户均可获利二十五至三十万元新台币。养殖户大受其惠，一来市场扩大了很多，二来可按价格契约养殖，不用担心养少了不够赚，养多了卖不掉而亏本。一年多来，养殖户的虱目鱼生意好多了。按常理，养殖户应该感谢ECFA，感谢积极推动两岸经贸合作的马英九当局，也感谢使两岸维持和平稳定的“九二共识”。那么，这次“大选”中，养殖户是否会把选票投给为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国民党参选人马英九呢？高长先生说“未必”，有虱目鱼养殖户回应有关民意调查表示：我自己不努力，能做得到吗？在这些养殖户看来，虱目鱼卖得多，是因为他个人的努力，与ECFA没有关系，与马英九当局的两岸政策也没有关系。经济学者出身的高长分析道：“他不会想一想，如果没有目前这种和平的两岸关系，没有ECFA开拓的大陆市场，个人再努力，又怎么能做得像现在这样好呢？”他说，去年“五都选举”时，南部养殖虱目鱼的选民还是投民进党的票。所以，他推测这次“大选”，那些养殖户仍会把票投给民进党的蔡英文，而她上台后却是要废掉ECFA的呀！次日投票，尽管开票统计后，宣布马英九胜选连任，我还是留意了一下有无南部虱目鱼养殖户的投票取向分析。果然，报上有篇文章谈到此事，称学甲一地历年选举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得票约三比七，这次民进党得票率从2008年大选的百分之六十五增加至百分之六十八，国民党反从百分之三十四减至百分之二十九。这个吊诡的数字消长说明，在虱目鱼养殖户那
  • 贺越明·海角片羽065里，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完全不是一码事。他们虽然获利于大陆的保证价格契约订单，等于直接受惠于执政党的两岸政策，却不愿意改变倾向民进党的立场。那个党的相当一部分“铁票”，是在这类非理性选民的手上。后来再上“维基百科”查阅，竟发现关于虱目鱼之名有不少解释。比如，屏东人因其吃藻类和海草而称“海草鱼”；又如，一位林姓博士认为中南美的西班牙语系称其为Sabador，而台湾曾被荷兰占据，可能由此意译而来，也可能属原住民的语言；再如，另一位邓姓博士认为其眼睛上有一脂性眼睑，故称“塞目鱼”。鱼可以塞目，养鱼的人可不能“塞目”或“遮目”啊！还有一个由你信不信的传说：当郑成功到台湾时，老百姓献上虱目鱼作为贡品。郑成功用浓浓的泉州腔问：“什么鱼？”“什么”听起来像“虱目”，百姓便以此为鱼名。来自外语的诠释也不少，如说虱目鱼这个名称是西拉雅的语言，台湾通史记载：“台南沿海事以蓄鱼为业，其鱼为麻萨末，番语也。”至于它的其他外文名字，英文名为Milkfish，在菲律宾叫做Bangus，在爪哇称IkanBandeng，在澳洲称SalmonHerring或WhiteMullet。我仔细一看，Salmon，这不就是西餐里常见的鲑鱼吗？2012.1.31
  • 澳门文学丛书066罗孚老人的书去年下半年起，断断续续，获得罗孚先生赠送的新书，直到今年上半年，收到最后两册。至此，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罗孚文集”七种都齐了。其中最早获赠的三册，是《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和《香港人与事》，其时老人身在北京，直接寄来样书，扉页上都有他亲笔题签，字迹秀气极了。乍一看，真不敢相信是出自九旬老人之手。先收到的这三册，老人曾面赠过，均是港版，时在1998年7月间。那时我在旧金山一家华文报社工作，有天忽然接到一封信，是罗老写来的。信中说，读报知我在报社工作，“忽记起曾在徐铸成老先生之回忆录中，见过大名，猜想可能是你，因此冒昧写信求证”。他说：“我是徐铸老的老部下，私心以他的弟子自居。如果你就是他回忆录中提到的人，可能会听过我的名字。”罗孚之名，我最早是大学毕业那年从报纸上见到的，他是令人震惊的“间谍案”新闻主角。正好那时入徐师门下读研究生，从他口中知道他们二位早于40年代桂林《大公报》结缘，先是上下级，后来如同忘年交，而罗则始终执弟子礼。罗孚在信上说：“尽管我们还没见过面，如果我的猜想不错，也可以算‘他乡遇故知’了。”还告知，他自港来美已一年，住在硅谷，“欢迎你有空来舍下一叙”，并留下了地址和联系电话。信末顺便向我打听，报纸副刊上有谈黄宾虹画作的一
  • 贺越明·海角片羽067文，是本地作者所撰还是转载之作。他说：“我是所谓‘黄迷’，颇有兴趣结识同好也。”信之落款，是7月2日。记得没过几天，我即与罗老及夫人按约定的时间，在其住所附近一家中餐馆见面餐叙，聊得极为畅快。餐后，还去他们那书画盈壁的家中小坐。正是那一次，罗老拿出所撰所编的三本书，一一题签，赠我留念。岁月不居，一晃十多年了。我从旧金山来到澳门，而罗孚也早已从硅谷回到香港。老人很念旧，继续以书相赠，维持着这种难得的缘分。仅此一点，也使我一年里捧读老人这些旧著和新作，不时会生出几分感慨。这位后半生遭遇坎坷的老人，曾背负某种骇人的罪名，如若不是本性良善，心怀坦荡，不计荣辱，何以能孜孜矻矻，笔耕不懈，在迟暮之年完成那数百万字的诗文？在这套“罗孚文集”的腰封上，有两行文字介绍：“香港文学界的伯乐，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的催生婆；大陆文人眼里的两栖作家，董桥风靡大陆的推手。”现今新书上市围着腰封的不少，但大都充斥华而不实的吹捧之词。相比之下，对罗孚老人的这几句推荐辞，近乎笔笔落实的白描了。老人自50年代初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正是在他提议和动员下，分任这两家报社副刊编辑的陈文统（梁羽生）和查良镛（金庸），相继创作了《龙虎斗京华》和《书剑恩仇录》，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部接一部，成就了新派武侠系列小说，也成就了名震全球华人社会的两位大作家。事情的前后经过，不仅罗孚本人在《文苑缤纷》一书里记述甚详，也已在梁羽生、金庸的回忆文字中获得印证。自然，这一定会被（或是已经）写进香港的文学史。早在1989年12月，内地几乎还无人知晓董桥之名，罗孚在北京三联书店的《读书》月刊发表《你一定
  • 澳门文学丛书068要看董桥》，全面介绍了董氏散文的特色及其文字风格，称道：“用香港人的习惯语言，他的散文真是‘一流’，不仅在香港，在台湾，也在中国大陆。”自那以来，董桥散文集在内地出了一本又一本，拥有众多粉丝。从《南斗文星高》一书中重温廿年前的那篇文字，直觉语出惊人，而又不能不叹服老人当年慧眼识宝，兼具推荐之功。对香港文坛乃至文化界的人与事，罗孚下笔写来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其中既有独家之秘，又有独到之见。这原因，除了他是资深的报人和作家之外，还曾肩负在文化圈从事统战工作的特殊使命，因而交游广阔，阅人无数，不仅和许多同代或晚辈的作家、学者交往密切，与一些被目为“灰色”甚或反动的文化人也有往来，彼此微妙的互动中夹杂着政治因素，是今日非有相关背景知识或一定政治阅历的人恐难理解的。当然，罗孚见识之广，远远不限于文坛及文化界。他在《香港、香港……》一书中描摹的社会情状，从衣食住行到各行各业，直至黑社会江湖规则，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无不深得其味，入木三分，好似展现香港半个世纪人情世态的一幅长长的画卷。该书初版于1986年年底，据说是香港回归之前，不少京官赴港公干的“必读课本”。去年陆续收到赠书后，心心念念，打算年尾假期较多时择日赴港拜谢老人，不料却见广州一份报纸刊出罗孚“岛居”即止而去处未定的专访，说他要在一个月后搬出借住友人的房子，正为如何处置满屋藏书而发愁。对于耄耋老人，乔迁似非一喜，更不宜打扰。后来听闻老人在新居安定下来，又如常阅读和写作了，心中为之欣然。2011.12.24
  • 贺越明·海角片羽069书店的命运这个月中，一家书店悄无声息地关门了。那是老字号，香港商务印书馆设在澳门的分店，独此一家。哪一年开业，生存了多少年，不清楚，总要比我居留此地的年头久些。现在门一关，便成了众多购书人的一份记忆，成了拼掇小城文化史的一块碎片。好在同类消息本地近年绝无仅有，尚不致太令人沮丧、失落。不记得自己光顾过商务印书馆几次，印象中似乎没有购置过什么图书。说得俗一点，是从未帮衬过生意。原因很简单，从水坑尾到塔石广场，长长的一条街，它的前后各有一家规模颇大的书店，马路斜对面还有一家书店，正好将它夹在中间。尽管其门面不算小，还有二楼，但不少人可能和我一样，还未入室登楼，已经从它的潜在客人变成了别家的顾客。普通人也看得出来，这家书店因地理位置所限，在与同业竞争上已落了下风。光顾的客人不太多，铺租、人工、水电及其他杂费却只会有增无减，生意自然难为。据说租约到期，续签的话，租金涨幅近倍，书店方面难以承受，不得不清盘结业，作别濠江。其实，许多门店生意失败的原因相仿，苦撑待变之际，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不是别的，是租金。话及铺租的压力，肯定是香港的书店最大。我曾在周末过海淘旧书，抵埠后按图索骥，一连跑了六七家书店，算是开了眼界。街上大字招牌上的某某书局或某某书店，全都不是地铺，一概在楼上，有的是商厦，还有电梯可乘；有的是工厦，
  • 澳门文学丛书070乘的是货梯；还有的是唐楼，没有电梯，和居民一样爬楼梯上去。进得店里，要么没有窗户，要么窗对后巷，大白天开着灯也不亮堂，从大台面到一排排书架，图书堆得密密麻麻，有些就放在地上或墙角，过道狭窄得仅容一人通行。在这样的环境里，挑书和找书，不仅难度很大，而且即使偶有发现，也不会产生欣喜之感。后来赴港办事，途中看到书局或书店的招牌，想起曾经有过的体验，就再也没有登楼访书的兴致了。也难怪，那个城市充满“地产霸权”，寸土寸金，能为购书人留下多少散发书香的空间呢？比较而言，澳门的书店还算幸运，至少目前大多是地铺，即使在地下一层，也拥有较大的面积，购书人能在一个宽敞、明亮的空间巡梭、流连。可是，这座小城的地价、楼价正在节节上升，大有与港岛并驾齐驱的势头，现有的书店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也被逼上楼，在陈旧的商厦、工厦或唐楼栖身？或是如商务印书馆分店不堪铺租重负而执笠？今日的书店，古时称为书坊、书肆、书铺、书屋等，虽说承载着文化知识的流通功能，但都属小本经营，一买一卖，无非微利交易。即使在现代社会，这一行也无巨利可图，只有以量求存。随着电子网络技术成熟，网上书店逐渐壮大，青年人较热衷于网购，只要坐在家中，鼠标轻轻一点，即可等书送上门来，何乐而不为？还有更多的人满足于网读，对于纸质书的兴趣日渐下降，也导致购书的需求减弱。与网上书店或曰电子书店相对应，拥有店面的书店获得了另一个名称：实体书店，成为传统象征的同时，市场份额在新的购书方式冲击下不断萎缩。经受着地产经济和网络技术的双重挤压，书店未来的命运如何，不能不引人忧虑。这个问题，不是某个城市或地区独有的，也很难说是远忧还是近虑，因这些年各地不时有书店结业的消息。其中最震撼
  • 贺越明·海角片羽071的是，五年前全球著名的图书连锁业巨头贝塔斯曼集团壮士断腕，将旗下在华合资公司分布十八个城市的书店全部关闭，总共三十六家门店。还有，人称上海“文化地标”的季风书园，从鼎盛期的八家连锁店减少至两家，处于闹市地铁口的那家因租金上涨两度濒临关闭，在社会上引发“捍卫”和“抢救”的呼声，终于有新投资进入，兼售咖啡、鲜果和糕点增加收入，得以维持下来。但是，卖书的收益，怎能赶得上地价、楼价及店租的飞涨？若干年后，当租约到期、租金上涨时又该怎么办，恐怕谁也不敢乐观。香港一位老作家曾说：“书是生活中的盐。”这话的意思是，要成为一个身心健康、思维正常的人，读书是不可或缺的求知方式。人的生存、成长和发展，离不开书，自然也离不开书店，尤其在远离都市的地方。今年3月底，台湾文化部门主管龙应台女士提出了一个培养阅读人口、扶持独立书店的设想。她说，台湾三百六十八个乡镇中，有超过二百个乡镇没有书店，希望透过文创圆梦计划给年轻人第一桶金，鼓励回乡开书店，从无到有，从有到好，打造书店成为乡里思想与感情交汇的人文沙龙。也许因为自身是作家，龙应台对文化的境遇拥有一份悲悯的情怀，对如何扩展人文空间也有一种清醒的认知。在这个金权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文化产业确实需要当地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和资助。否则，就像娇嫩的花朵，因为缺乏足够的养分和精心的培育，在恶劣的气候中很快凋谢。经营书店是这样，文学创作、艺术表演等，莫不如此。可叹的是，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却不是每个地方的文化官员都懂的。2013.6.27
  • 澳门文学丛书072书店、影视剧及其他沪上一位文友读到拙文《书店的命运》，特意打来电话纠正：那家位于闹市地铁站的季风书园，已经关门了。我上网一查，果然，在上址持续营业了十五年后，季风书园终于迁走，4月23日在地铁上海图书馆站重新开张。为何乔迁呢？据媒体报导，这几年季风书园的营业额仅相当于辉煌期的四分之一，而房租、劳务支出却是最初开店时的上百倍，令其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去年，上海市政府给予实体书店的专项资金扶持，也未能纾缓它的财务困境，加上图书市场环境没有改善，物业租约到期，要继续经营就不得不另谋出路。原来的季风书园我乘地铁时顺路去过，新店尚无机会见识，据说投资人已变更，面积较原先略有减少，陈列与过去无太大差异，店内辟出约五分之一的区域，作为休闲区提供糕点、饮品和蔬果。之所以选择这个新地点，猜测一下，一是可能因为租金相对低廉，二是上盖即上海图书馆，来来往往多为读书人，当可提升图书销售额。新店开业那天，正是“世界读书日”，看来是有心选的“黄道吉日”，让人抱以希望。文友还在电话上与我商榷，台湾文化部门向年轻人提供创业资金，鼓励他们到乡镇开设书店，听上去很美妙，但恐怕难以为继。因为经营书店毕竟是商业行为，能否生存全靠市场，乡镇的读书人终究有限，如果亏了本，不可能由当地政府埋单，所以这一做法未必有效，也难持之以恒。仔细想想，这话
  • 贺越明·海角片羽073不无道理。宽泛地说，书店可以归入文化产业，地方政府如何扶持这种弘扬文化而又生存不易的平台呢？台湾文化部门资助青年开办乡镇书店，是一种方法；上海市政府对实体书店提供专项资金，也是一种方式；季风书园新店主透过媒体希望获得降低税收、新书限价等政策优惠，又是一种方式。诸如此类，成效如何，都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书店，在整个文化产业中，仅占有限的一席之地；至于文化产业各个门类的生存、发展，像是不同的舞台，政府该不该出场、如何扮演角色，更颇费思量。举例来说，7月20日，是李小龙猝殂四十周年，使人很容易想到对这位国际武打明星的各种纪念。其祖籍地是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兴建了李小龙乐园，规划以李小龙纪念馆为主体，另有演艺广场、雕塑广场、国际会议中心、文武学院等配套设施，最后形成集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特色休闲、教育娱乐于一体的旅游主题公园。在香港，李小龙早年的居停之处，经过邀请社会人士参加李小龙故居概念设计比赛后，也进行了全方位的修复。这类文化工程，都是由当地政府斥资或招商进行。几十年流金岁月，李小龙早已变成一个文化符号，任何带有李小龙印记的建筑或物品，都会构成独特的人文景观或纪念品，吸引万千粉丝前往观赏、膜拜。这是当地政府的深谋远虑，明显可以增加旅游收入，是稳赚不赔的长线投资。多年来，有关李小龙威水史的影视剧也出了好几部，有香港摄制的，有美国好莱坞出品的，都由私人影视公司投资，而没有一部是政府出资或赞助的。换句话说，与李小龙的人生经历有点瓜葛的地方，政府并不出头承担拍摄其传记影视的义务或责任。以佛山来说，即使有意要拍，除了纳税人的钱之外，不具备摄制影视作品的其他必要条件；以香港来说，李小
  • 澳门文学丛书074龙传记既是好题材，自会有私人影视企业投资拍摄，无需政府操心张罗，更不会轻易动用纳税人的钱。通常，某地某人的故事从不限于当地拍摄，而其他地方不能染指。不然的话，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电影《林则徐》《鸦片战争》，岂不应该由广州而非上海的电影制作机构完成？这显然不符合影视作品的创作规律。故此，政府文化部门大都明白，影视作品的制作，一向以出品方为“产地”，并不因为故事和人物出自本地，就要真金白银地赞助；更无必要罔顾客观条件，从无到有地用钱堆出一个影视基地，那实际上也不可能。任何一个地区尤其是小地方，优劣交汇，长短并存，发展文化产业也只能因地而异、因地制宜，不必对所有门类一起发力，否则必定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与各地政府有关书店、纪念馆、影视剧的对策相比，一个地方对文学期刊的资助与否，道理似乎更为简单。置身于商业社会，纯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都很可怜，这与刊物本身的水平关系不大。以上海大型文学期刊《收获》的水平之高、影响之大，也有政府的稿酬专项资金支持，得以向作者支付富有竞争力的稿费。至于水平，人口少的小地方出好作品、大作家的几率肯定不高，要比较的话，只能选择邻近差不多大小的地区，而不是北京、上海那样文才济济的通都大邑。在澳门这种以赌“安身”之地，许多年轻人以赌场发牌为就业首选，文学期刊恰似沙漠里的绿洲，经年累月编织着理想的色彩，满足人们精神“立命”的需求，不致迷失人生的目标。有没有这样一份期刊，对社会的作用非比寻常。每年即使全额资助，也不过笺笺之数，对财库水浸的政府来说，可谓九牛一毛。2013.7.17
  • 贺越明·海角片羽075也说陈凡前些日子港报和沪报刊文，记述上世纪60年代老报人陈凡遍访内地名家邀稿，使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版群星璀璨，高手云集，后来汇集佳作，编成《艺林丛录》十册，也留下一段文坛佳话。实际上，陈凡此举不仅仅为“艺林”，而是包括他负责的所有副刊，题材也不限于琴棋书画、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和文人掌故，如前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应邀撰写的，大都是民国时期的政坛秘辛。陈凡邀稿的经过，我在徐铸成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时听他道及。1958年，他被划定“右派”后，不光撤去所有职务，行政级别也降了六级，月薪从二百七十元减至一百四十元，加上调去出版局，不再享受报社每月百元房租津贴，只得退掉所租五间正房中的三间，由原单位分给他人入住，但仍需支付每月五十元房租，而家中还雇有保姆，家计一度非常拮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知悉后，趁陈凡到沪时关照其向徐铸成约稿，有心让他以稿酬贴补生活，但限定文章只能用笔名发表。说起来，徐铸成还是陈凡的老上司。徐从1927年起在《大公报》前后工作十八年，当过记者、编辑、编辑主任、桂版和沪版总编辑，其中1942年年初至1944年10月主持桂林《大公报》时，陈凡任记者、采访课副主任。以不同笔名给《大公报》撰稿这段往事，在《徐铸成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修订版）“1959年”一节有
  • 澳门文学丛书076简略记载：“我两年前‘戴帽’时，受降职降薪的‘宽大’处分，撤去《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并撤销全国人大代表等公职，薪给被降下六级。时我母亲尚健在，每月收入，辄赖出售旧衣补贴。后由石西民批准，为港报写稿，得以帮助。”这里，对陈凡邀稿未着一字。该书“1963”一节，涉及写稿之事又记一笔：“港友集我在《大公报》发表之轶事、掌故，在港出版单行本，并代取名为《金陵旧梦》。我仅得一册，后且为市政协某领导索去，迄未归还。”《金陵旧梦》系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屡次再版，收有《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阎锡山软禁冯玉祥》《阎老西反蒋从假到真的内幕》《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内忧外患中的两个“九一八”》《“十日主席”阎锡山》《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宁粤分裂的趣剧》《何成浚养蛇弄笛》等文。经手此事的“港友”是谁，徐铸成没有写出姓名，但无疑以陈凡的可能性最大。前不久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徐铸成日记》，内有多处给陈凡寄稿的记录，如1965年“十一月十日”，“下午，抽空写了稿子二千余字，题为《王国维之死》，估计可写五千字”；又“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又抽空写稿，迄午后二时，已将《王国维之死》写好，共计六千字，写作相当快，内容亦较充实而严紧（谨），回家前，购邮票五角，准备发出”；再如该年“十一月廿四日”，“上午未上班，在家写好《记三个张人杰》，两千三百字，连同前天写的《再谈王国维之死》（一千四百字）寄给陈凡兄”。据日记提及，徐在“大公园”发表的文章，还有《蒋介石的结婚和投降》《蒋介石、陈其美及陶成章》《曹汝霖与汪荣宝》《柳亚子两填金缕曲》《鲁迅与教育部佥事》《早年的孔祥熙》《唐天喜和李严青》《吴佩孚与张其锽》《记张自忠的转变》《记钱玄同》和《蒋介石与张宗昌》等。不光是写
  • 贺越明·海角片羽077作、邮寄，连领取稿费以至对经济状况的改善，日记也有记载。如1965年“十月十八日”，“《大公报》通知《曹汝霖与汪荣宝》一稿已登出，稿费五十六元，如此，下月家用补贴可以不成问题。希望今年还能登出两三篇稿子，则今年的经济情况不至窘迫了”。又如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大公报》通知，上月下半月登出短稿两篇（《早年的孔祥熙》《唐天喜和李严青》），稿费共十七元七角，拟为霖孙购大衣。本月分（份）别处无款寄来，赖此挹注”。然而，随着“文革”风暴匝地而起，徐熟识的一些文化人开始被批判、揪斗，邻居吴朴、老友李平心不堪凌辱自尽，所在单位也贴出针对他的大字报。他在1966年“六月廿六日”写道：“往事和今后事均不敢想矣。”稍早数天的日记，已没有任何关于撰稿的记录了。尽管这段撰稿经历纯属“为稻粱谋”，且不能署上自己的本名，徐铸成回想起来未必愉快，但又何至于在回忆录述及此事时对陈凡只字不提呢？其间的原委，是在他1985年3月开始写回忆录之前，与陈凡已心存芥蒂，或者说是“交恶”了。1980年，徐铸成的“右派”问题“改正”后，获任文汇报社顾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出版了《报海旧闻》《旧闻杂忆》等书，还在香港《新晚报》开设专栏“海角寄语”，又给《明报》写“上海书简”专栏。不知何故，这一切遭致时任《大公报》副总编辑的陈凡不满。他从1983年3月15日起，在“大公园”发表《〈大公报〉在港复刊的时候——劳生碎梦录之一》，连载了十多天，不料后半段的三篇脱离题旨，以他在桂林时期曾敬佩的“新闻界老前辈”指代徐铸成，大肆攻讦，指责其有关《大公报》的回忆及评价不符事实，嘲讽其为报老板的高稿酬而在《明报》勤写专栏，还转录其在《新晚报》“海角寄语”专栏的《他站在哪里》一文并揭斥有违“四项基本原
  • 澳门文学丛书078则”，更对1982年6月号北京《读书》月刊上有关《报海旧闻》的一篇书评加以批驳，甚至翻出历史上徐“几乎被《大公报》‘炒鱿鱼’”的旧事。最后，陈凡干脆让读者把该文“当作稽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或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以示与徐彻底绝交的立场。这三篇骂人文字，逻辑紊乱，语词粗鄙，徐铸成看到后既惊又气，认定陈凡是在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唆使下写的。有一天，他给我看写在《明报》专栏的《大地奔驰》一文的剪报。该文写他当月乘火车赴京的沿途见闻，却有一个相当突兀的结尾：“赶写这篇书简时，窗外传来一阵阵汪汪声，令人烦厌。推窗一看，有一个老妇，穿着洋装，妖里妖气，她正在逗一头吧儿（指小哈巴狗），掷给一块糖，它就摇动尾巴，汪汪几声。这类吧儿，这几年已不多见，是稀有品种了。”显然，他把陈凡比作哈巴狗，身穿洋装的老妇是谁呼之欲出。但读者看到这个明显虚设的场景，肯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幸好此事没有持续和扩大，徐先生不久后对我说起：“《大公报》的朋友带话来，讲陈凡精神上出了毛病，叫我不必与他计较。”以后，未闻他再提此事。2013.8.25
  • 贺越明·海角片羽079“西泠”之子适逢西泠印社成立一百一十周年，澳门塔石艺文馆展示该社历任社长的作品，我赶在闭幕前去观摩，名为“百年金石”，作品均出自一代大师之手，有吴昌硕、马衡、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和饶宗颐等。其间不乏书画俱佳者，如张宗祥，但名下的展品仅是书法，一为单幅，一为对联。细品两件墨宝，我不禁想起了往昔的一些人和事。年少时常去杭州过暑假，居处近西湖边的柳浪闻莺，曾由表兄引领沿湖边漫走。行经孤山脚下的西泠印社，表兄说是写字绘画治印的文人汇聚切磋之处。只见大门紧闭，一地残叶，早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了活动。再听到“西泠印社”这几个字，是在1984年6月，也值盛夏，在厦门大学的一间大教室，恰与张宗祥的大名一起出现。我那时在读研究生，导师徐铸成是老报人，应邀到厦大筹办新闻传播系，正由香港请了几位学者去兼职并讲学。他先从外地去了，写信叫我去听课并协助接待。等从上海乘飞机抵达时，客人们已经到了，但刚好赶上校方举行欢迎会。徐老为之一一介绍，有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前主任余也鲁、正在该系执教的美籍华裔教授郑惠和、香港无线电视前节目策划萧孙郁标、《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周毅之等。徐老风趣地说，客人正好是八位，又有女士，所以是“八仙过海”；其中有位姓张，是“张果老”，特意多讲了几句，大意是他出自书香之家，父亲乃著名书法家、藏书家张宗祥，前清举人，民国时任过浙江
  • 澳门文学丛书080省教育厅厅长，解放后出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文史馆副馆长、西泠印社社长，通文学、史学、考古、金石、书画、医学、戏曲等，对保护文物古籍、弘扬中华文化颇有贡献。就在那个场合，我结识了张宗祥哲嗣张同，头大、体壮，南人北相。交谈之下才知，张同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时在40年代前期“陪都”重庆的北碚，可算是老学长。这位“西泠”之子，并未承续家学渊源，朝文史方面发展。他中学时就爱好英文，大学二年级，当了系主任陈望道的英文秘书，为他起草英文书信、翻译文章。毕业后，在重庆、武汉、北平的美国新闻处任译员、处长助理，1950年转至香港美新处任职，后在当地几所大学、书院执教多年，两年前从树仁书院新闻系主任一职退休。三四天里，几位学者、传媒人都讲了课，张同讲的是广告学。厦大早年曾有新闻系，广告科目是重点，50年代初院系调整时撤销，举国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广告失去了用武之地。80年代改革开放，重新认识并发展商品经济，广告开始引起重视，有了培育人才的需求。张同的广告课，并非高头讲章，但适时适用，讲得也很生动。讲学结束后，我随徐老送香港客人去福州离境。从鹭赴榕的中巴上，张同与我同坐后排，几乎聊了一路。他讲了不少工作中经历的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7月的一天，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成功登陆月球，他和两位同事连夜编写有关登月及探索宇宙空间的英汉词汇，供港澳及海外华文媒体参考使用。面对spaceman这个新词，他不假思索地译为“太空人”。结果，“太空”这个译名很快流行开来，到处都是“太空”，有的无上装酒吧也自名“太空酒吧”。但他后来细想，“太空人”有误导之嫌，可能令人想到“太空来的人”，而非“从地球前往太空的人”。他表示，英文space与man合成，
  • 贺越明·海角片羽081还是译成“宇航员”为好，而spacetechnology应该译成“航天技术”。他不无遗憾地说，这是一个教训，翻译用词一定要小心，否则误人而后悔莫及。翌年9月是复旦大学创建八十周年，各系从暑期开始筹办校庆活动，广邀各地系友共襄盛事。张同也应邀前来，并约我在其下榻的招待所见面一叙。那一次，好像是他三十多年里头一回重返母校。我后来到美国留学，课余在校图书馆翻阅《明报月刊》，发现有几篇张同写的有关英文翻译的文章。其中谈到，英文的词序有其特殊性，翻译中有时需要加以颠倒。他举drugabuse为例，译成中文为“滥用毒品”或“吸毒”，是通过颠倒词序完成的。文章还说，英文的翻译既要忠实于原意，又不能拘泥于原文，有时要酌情用加法、减法，即添加几个字或减少几个字，以便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思。我到报社工作后，有段时间主管新闻编译，深感他阐述的颠倒、添字和减字等翻译技巧，确实是地道的经验之谈。在美国有一次与罗孚先生聚谈，无意中聊到张同。经他一讲才知晓，几十年里，张同于授课和译事之外，用“阿五”作笔名在不少报刊写专栏，有的谈英语学习，有的讲广告实务。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漫画家，有的专栏配有漫画插图，就来自他的手笔。其中《信报》上的“啡话”专栏，自创刊起持续逾三十六年，汇编出版了好几本文集。我从杂志上读到的那几篇，不过是“沧海一粟”。张宗祥育有九个子女，张同排行第五，这应是他笔名“阿五”的由来。他于2009年9月离世，享年九十一岁，是兄弟姊妹中最高寿的。他居港几近一甲子，读者遍港九，桃李满天下，平安、平淡，却不平凡。2014.1.28
  • 澳门文学丛书082“包青天”何在前些天YouTube出现英文版《包青天》，唱词搞怪，如“开封有个包青天”，变成“KaiFenggotoneBaoQingTian”；又如“王朝和马汉在身边”，变成“WangChaoadMaHansidebyside”。网友看后莫不哑然失笑，有的猜是泰国英语，有的猜是新加坡英语，当然都不对，应该是翻译软件的“出品”。我觉得，即使真有人恶搞包公剧，也不妨一笑了之，因并未亵渎神明。回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摄制的电视剧《包青天》占据黄金八点档，主题曲流传大街小巷，脍炙人口。随后，在香港播出又大为轰动，收视创下最高纪录。其时，内地舞台上的“包公戏”（包括同一题材的电视剧）也方兴未艾，久演不衰。对于黑脸包公的激赏，海峡两岸及港澳的国人，可谓不分彼此，有心一同。“包青天”这个艺术形象，实拜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历史之所赐。历朝历代并非无法可依，但奉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依照既定的阶级、等级区别对待，为皇亲国戚及官宦家族提供了保护伞。故此，老百姓不能享有公平公正公义，在公堂上难以获得法律保护，便把希望寄托在个别细察冤情、秉公断案的官员如“包青天”身上。历史上，“包青天”确有其人。但早有学者考证，《宋史•包拯传》记载的案例，仅有“盗割人牛舌”一宗，而经过民间演
  • 贺越明·海角片羽083绎和艺术加工，从元杂剧开始，出现《蝴蝶梦》《灰阑记》《合同文字》和《陈州粜米》等系列“包公戏”。于是，包拯成了敢向权势挑战、为苦主抱不平的执法者的化身，成了黑暗社会里老百姓头上的一片“青天”。时至今日，海峡两岸和港澳尤其大陆，“包青天”还时不时闪现于荧屏绣幕，令人感慨万分。内地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特殊政治时期，凭嫌疑捕人，以思想入罪，用刑讯逼供，致冤假错案堆积成山，“文革”结束后两三年里，改正、平反、昭雪，是媒体上天天出现的高频词。此后改革开放，推行民主和法治，制定通过了许多法律法规，似乎事事有法可依，也有一定成效。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现实中执法变枉法、有法也不依的事件屡见不鲜，民间仍有不平之气，上访上告无日无之。可见，不少老百姓对法制环境和官员素质的信心欠奉，祈求有幸遇见“包青天”，荧屏、舞台长期传输而沉淀的那种情结依然浓厚。2014.7.3
  • 澳门文学丛书084富商本是嗜书人约两年前在上海福州路逛书店，瞥见古籍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精装皇皇巨制，封面典雅大气，非常耀眼！看到该书编者署名“潘思源”，我心生好奇，进到店里要求将该书取出一览。店员告知另有一部姊妹书，名曰《施蛰存北窗唐志选萃》，我说不妨都拿到柜台一并检视。两书均系潘先生所编，售价不菲，各六百元人民币。略翻数页，可知编辑功夫扎实，图片制版精细，纸张质感上乘，堪称书中精品。两书都有潘思源所撰“前言”，“碑帖选萃”起首云：“余营商之余，尤嗜经史百家，遇所善之书辄购以珍藏之，二十年来所积遂多，逾一万二千余册，考镜源流，勘酌版片，乐于其中，以消永日……”那“营商”二字，透露出编者的身份：商人。然而，他不是普通的小商人，论资产可入富商巨贾之列。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他已到中国大陆经营化工、冶金、环保、地产诸业，其中西安、成都、大连、贵阳和上海都是商业地产。沪上三项目，有两个在北京路和西藏路口白金地段，前一个商厦落成时由连战偕夫人到场剪彩，后一个包括购物商场酒店写字楼的综合体还在兴建。这位重量级企业家何以会有编书的雅兴？1994年夏在旧金山当记者，我第一次去邻近唐人街商业区的泛太平洋集团采访，见大门上端两行中英文大字标示“中
  • 贺越明·海角片羽085国文化贸易中心”，奇怪这公司怎么还有一个中心的名义，难道还从事文化交流？不成想，那天该集团董事长潘思源出面发布的新闻，就是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合作，在美国举办兵马俑巡回展。过后，展览在位于金门公园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揭幕，其公司订制的两千只小兵马俑，以每只一百美元，几天就被老美观众争购一空。商贸与文化结合如此巧妙，不能不令人佩服！此后与潘先生接触日久，无话不谈，所知渐多。其公司所在街区一侧，过半楼房都为他所有并出租，办公占用当中一栋三层楼。有一层摆放着各种收藏，小到鼻烟壶大至恐龙蛋，还有清代的龙床、花轿，甚至有成吉思汗的宝剑，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另设私人图书馆，除了政经史哲分门别类，还有不少古籍珍本，是在各地搜集古董古玩同时访书的收获。说起来，他并非生于书香之家，祖籍福建，40年代末父亲携全家到台湾，朝鲜战争结束后，趁美军军舰大批淘汰之机涉足拆船业，数年后赢得高雄“拆船大王”之名。他本人入读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写成《高雄的拆船业》一书出版，填补了台湾产经研究的一项空白。后来，赴美国留学读硕士，未毕业先创业，用父亲给的一笔钱启动国际贸易，不断扩大事业版图。经商之际，他一直保持读报看书的习惯，不时把目光投向文化学术领域。有次对我说起与复旦大学研究民国史的教授交往交流，那视角和识见俨如学界中人。在早先这类闲谈中，潘思源似未提到施蛰存先生大名，与这位已故大学者可能无缘相识，但对其文学成就、学术志趣定有所知。施蛰存被称作“最后的金石家”，身后遗下历代碑帖拓片约二千件，时间跨度从汉代到民国，所藏仅次于国家级图书馆，若干藏品连上海图书馆也厥如。2006年秋，家属为免这些碑帖拓片天长日久潮湿、虫蛀，委托拍卖公司整体拍卖。
  • 澳门文学丛书086诚如“前言”所述，潘思源风闻“今北山楼藏品告急，令人扼腕心疼”，决定参与竞拍，斥巨资悉数购下，“辟专室储之宝之”。他深知“蛰存先生碑帖之研究，实絷中华学术文脉在焉”，不惟“日夕忻晤，如直面先生之聆教”，还耗费心力从中精选，终在2014年春辑成两部“选萃”印行。施蛰存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生前以“四扇窗户”比拟平生治学创作领域，“东窗”为古典文学研究，“南窗”为文学创作，“西窗”为外国文学编译，而“北窗”为金石碑帖整理。他毕生搜存的历代碑帖拓片，大都经各代知名收藏家辗转过手，属于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对研究文化史、古近代史甚具价值，幸由兼具眼力、财力、毅力的潘思源收入囊中，不仅转危为安妥善保存，而且精制传播共享同好。老先生地下有知，亦当欣慰！近时路经上海古籍书店我未留意橱窗，不知北窗碑帖选萃是否还在陈列，真希望它能吸引路人的眼光和兴趣，毕竟其承载着商业社会里一段难能可贵的佳话。2016.7.10
  • 贺越明·海角片羽087那一缕“民国”香火《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华社6月21日从北京发出电讯，海内外不少华文报纸、网站予以刊布。按行规，媒体发布时可自行标题，侧重点则各取所需，体现编辑的判断能力和文字功夫。《澳门日报》以“两岸合撰中国近代史”为题，突出的重点是“两岸合撰”，言简意赅，很有吸引力。不过，假如读者记住这标题，而阅读新闻不够仔细，会以为海峡两岸开始或正在合作撰写近代史。7月2日“新园地”有李烈声先生大作《历史是永久的》，表示“这是一则令人振奋莫名的好消息”，“报道内地与台湾准备共同编印‘中国近代史’，书分上下二册，由两岸学者分别撰写（内地三十四人，台湾二十一人），文责自负”。他振奋之余又担忧：“台湾近日出现新政权，代表台湾修民国史的二十一人，是什么货色，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执政的民进党的党章白纸黑字说明要‘脱离中国’（不管是什么政权）而分裂出去的。由它钦点的御用文人、御用学者，会不偏不倚秉笔直书吗？”按新闻所述，《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已出版发行，这计划早在2010年10月启动。春华秋实，五年半过去，是看到果实的时候了。故此，参与修史的台湾二十一位学者，应非民进党政府“钦点的御用文人、御用学者”。即便这些学者对于统、独各有立场，那一缕“民国”香火仍在缭绕，全书又在北京出版
  • 澳门文学丛书088发行，担心他们的笔墨渗入某种现实的取态，可能是过虑了。李烈声先生对两岸合撰近代史的民国卷有感而发，妙语迭出，比如，“因为自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今已逾百年，有人说，民国早已亡于1949年，也有人说，民国仍未灭亡。谁对谁错，那得看你站在哪个角度来说”；又如，“两岸分属不同政府治理，修史时大家站在不同立场而产生不同的看法，是非常自然之事，分别撰写，文责自负，也是无办法中的办法”；再如，“在某个时期，为了政治的需要，把对方某些人全力丑诋，肆意抹黑，甚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也是可以理解的。反之，把己方某些人吹捧成英雄神武、天兵天将，也是有其必要的。但是，政治目的达到后，就应该自动把谎言删除，回归事实，修史不是写游戏文章，是不容胡说八道的”。这些议论不为无因，那一缕“民国”香火闪烁不息，未曾中断，给历史书写或多或少添加了难度，两岸的学者之间难免会有纠结和矛盾。时间上，我的“振奋莫名”还更早一些，不以为两岸合撰民国史肇始于此。上述新闻称，《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撰写，分为上、下两册，上册通史，下册专题史。但之前南京大学发起编写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去年已经问世，是一套十八卷丛书，共计八百多万字，在大陆和台湾分别印行简、繁体版，有七十位历史学者参与，分属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四十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实开两岸同修民国史之先河。该书“总序”说明：“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的学术合作，无疑是两岸学术界的盛举，对推动两岸学术事业的进步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据新华社电讯所载，合作撰写《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的学者，除了三十四位大陆学者、二十一位台湾学者，
  • 贺越明·海角片羽089还有两位香港学者。其中，居然没有澳门学者！而《中华民国专题史》是一卷一专题，有从帝制到共和、观念和思潮、北伐战争、对外关系、经济建设、教育发展、地方政治、城市化进程、抗日战争、台湾光复、华侨与国家建设等卷，也有中共农村革命、国共内战，还有香港、澳门各一卷。澳门专题《革命、战争与澳门》系压轴之卷，由本地知名学者吴志良、娄胜华和何伟杰执笔，完整详尽地展示了民国年间处在葡萄牙治下的弹丸小城，未被革命风暴荡涤亦未经战争炮火蹂躏，但华人社会受到全面而深重的影响，始终与祖国呼吸相通荣辱相关的历程。修史便该如此，由占有资料最丰富、分析解读最准确的学者共襄。撰写民国史，台湾的学者自然不能缺位。他们守着那一缕“民国”香火，或知情或感念或虔诚。眼下，那香火似不能灭；若是灭了，缥缈虚无间宝岛与中华大地会变得隔膜隔离隔绝了。2016.7.24
  • 目迷神州
  • 贺越明·海角片羽093芒果之忆那天从《澳门日报•新园地》读到一位老先生的大作《闲话芒果》，心里不由一动。作者说，这种水果原产东印度，吕宋的甚负盛誉，印支一带的产品也佳。确实，芒果盛产于南亚国家，而在中国暴得大名是因一段特殊经历。那要追溯到1968年，“文革”方兴未艾，突然有一天，电波中传来“特大喜讯”：毛泽东主席把外宾赠送的芒果转送给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顿时，举国欢腾，各地庆贺，国人一下子集体性地知晓了这种水果。那时我在上海读小学，从新闻纪录片和图片上见识这种“政治水果”外，还被校方组织参观过蜡制的仿真品，并完成记述活动体会的课余作业。记得一两年后，食品店有芒果干出售，三五分钱一小袋，入口是醇厚的甘甜和馨香，越嚼越有味，过后还口齿留香。其他小朋友也很喜欢这一零食，但都无缘吃到真正的芒果，更没有谁见过实物。说来惭愧，直到二十多年后，我到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留学时，才在极偶然的情形下品尝了这种水果。从我租住的民宅到校园，是一条长长的斜坡大道，两旁有不少芒果树，树冠呈球状，郁郁葱葱，构成遮阳的绿荫。入夏的一日，下课骑车回家，发现路上有不少黄澄澄的东西，零零星星，迫得自行车左避右闪。我干脆下车推行，顺手拾起一颗，确认是当地超市里盒装的“Mango”，亦即早年已闻大名的那种水果。
  • 澳门文学丛书094与我租房合住的学长，已经毕业而不再去学校，说芒果成熟的季节到了，往后看到掉在地上而只擦破点表皮的，不妨带些回来。他还说，瓜熟蒂落，又掉在马路当中，如果不捡拾，有碍交通和观瞻，次日凌晨也会被清洁工装袋携走。于是，那个夏季我不时步行去上课，归途中留心拾几颗品相较好的芒果，与学长共享这免费的水果。由此，檀香山作为闻名于世的旅游度假胜地，留在我记忆里的，不光有金色的海滩、雨后的彩虹、土著的歌舞和纯朴的民风，还有那一颗颗香甜多汁的芒果。不过，路边那些芒果树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却一直没搞清楚。其他留学生也有在路上拾芒果的，还看到过老美参与其中，但不多见。前些年移居澳门后，曾与当地一位友人聊起芒果。据他说，芒果是在南粤极易生长的水果，但80年代前，果农只有在完成国家规定的收购指标后，才会留下多余的自家吃，也不允许拿到集市上公开贩售，外地人那时确实难得一见。自从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芒果早成水果档上一个季节性品种了，而且这里的人口福越来越好，还可以吃到外国进口的。的确如此，老先生文中说他吃的那种，形状大而圆，味道却偏酸，便是产自澳洲的“舶来品”。芒果这种水果，在气候适宜之地易于生长，却也易被视若“野生”，引发如内地媒体近日报导的奇闻惨事：5月30日零时，一名三十余岁的男子在广州先烈东路口爬树摘芒果，不料因脚踩的树枝折断而坠地身亡，原在树下接应的其子说芒果是摘来卖的；6月1日上午9时，深圳龙华陶下村内一名女子在偷摘芒果时被发现，芒果树的主人上前指责，她一怒之下竟脱得一丝不挂，随后手持一把菜刀在空中挥舞，后被多名治安巡防员制伏；中山早早喷药为芒果树“避孕”，城区主干道旁两
  • 贺越明·海角片羽095千多株芒果树目前基本没有挂果，当地园林部门认为芒果结不结果对绿化无影响，而私摘芒果却会给市民带来安全隐患……看到这些新闻，我不禁回想起在檀香山信手拾芒果的情形，恰似一幅人与大自然和谐互动的画面。芒果既解渴，亦果腹，对当地的贫民和乞丐或可解燃眉之急，但未闻有爬上树去摘芒果的。拾与摘，看似差别不大，却关涉是否攫取公共财物或侵犯私有财产、有无可能吃罢芒果吃官司，公德、法律的界线横亘其间，应是人人懂得恪守的分际。如今看来，国人之于芒果，像“文革”时的那种“喜剧”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像上述第一则新闻中的悲剧、第二则闹剧和第三则滑稽剧，能否不再重复上演呢？2009.6.22
  • 澳门文学丛书096从《蜗居》看房事《澳门日报•新园地》刊出《从人均四点五平方到十七平方》一文，起首说“从电视剧《蜗居》播出以后，关于老百姓的居屋困难、房价太贵诸多问题引起广泛讨论”，作者以亲身观感对比了改革开放前后上海的居住条件变化，称道“旧貌换新颜”，表示“应该感谢改革开放”。其实，《蜗居》中有多处暗示，甚至连剧情介绍也不讳言：故事发生地“江州”，影射的正是上海。作为一部虚构的文艺作品，故事发生于哪座城市并不重要。曾听深圳的友人说，去年《蜗居》热播时，身边有些青年白领看了几集就不敢看下去了，因为“真实得可怕”，剧中郭海萍和苏淳有关房子的对话乃至口角，几乎和那些小两口平时所讲的一样。一度有传闻称该剧被主管部门禁播，但听说有的地方电视台一年播了三轮，可见其涉及的“房事”很敏感，触及了民众最关注的几大热点之一，称得上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佳作。这篇文章提到，温家宝总理说他小时候在天津的家居艰难，五个人才住九平方公尺的陋屋。这番话记得是在一次与网民对话时讲的，表示他也曾“蜗居”，想必他知道这部电视剧及其所揭示的社会问题。三十多年前，除一部分官员和地位特殊的人士外，城市居民大都是“蜗居”一族，那时强调的是“抓革命、促生产”，是“先生产、后生活”，改善居住条件根本提
  • 贺越明·海角片羽097不上议事日程。问题在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人们又谈论“蜗居”，这个词还出现在总理的言谈中，是否仅仅为了抚今追昔？本人向来很少观赏电视剧，是读到沪上才女毛尖评论《蜗居》的大作《人民不怕贪官》，又知连黄裳先生也“甚为倾倒”后，才向同事借来影碟，“恶补”了几个晩上。如果对内地楼市稍有了解且认真看完该剧，定会对剧中人郭海萍、苏淳这样的名校毕业生奋斗数年却买不起房的窘境产生共鸣，也会为海藻因帮姐姐借款买房而沦为贪官“二奶”感到痛惜，还会对在迫迁时被天花板砸死的“钉子户”李奶奶深表同情，更会激起对大地产商陈寺福及其官场靠山宋思明的愤恨之心。一边是官商勾结巧取市区好地准备建造高价住宅，一边却是拿着较高薪水的白领阶层也买不起房，电视剧描述的这个故事，不正是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化以后的真实写照？尽管李奶奶在剧中被刻画成一个见过世面的“老江湖”，与当地政府及地产商的动迁博弈表现得像是“刁民”，但她死于非命的情节设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现实中因拆迁而引发的唐福珍引火自焚、刘线仰药自尽等悲剧，不是更加惨烈而发人深思吗？一位前上海市长撰文回忆其亲历的经济体制改革，说上世纪90年代初为筹措上海发展所需资金，市计委提出了土地批租的建议，“因为市中心的土地每平方米大约可以批租八千美元，而城郊接合部建居民小区的土地每平方米只有五十到六十美元”，于是“先在城郊接合部盖起一大批经济适用房，提供给搬迁的居民，且居住面积可扩大一倍”，结果“有差不多一百万居民从市中心搬出去”。政府利用土地差价，筹到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款项，“很快，一批大商场、大办公楼就在市中心建起来了”。他还说，当时没有产权的概念，是借助
  • 澳门文学丛书098了“舍小家为大家，共同建设新上海”的口号。但推进市场化后，类似陈寺福的周正毅之辈登场，勾结高官对黄金地段土地予取予夺，连拆迁补偿都拒不付出，导致民怨沸腾，直至后台垮掉，其本人“二进宫”吃牢饭。生活中“房事”的内里乾坤，似比电视剧的剧情更精彩，也更触目惊心。大上海一幢幢摩天高楼的崛起，是与《蜗居》叙述的故事或类似的故事演进同步的。当人口已经增长到约一千九百万时，人均居住面积从三十年前“不足四点五平方公尺”增加到“接近十七平方公尺”，确实是很大也很不容易的进步。可是，当你想到浦东七百多平方公尺的豪宅单位或是沪西超过一千平方公尺的别墅，想到某温州老板在市中心拥有多套高级公寓时，还会觉得这个数据是实际状况的确切反映吗？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是该由富的“人均”贫的，还是由贫的“人均”富的呢？所以，在西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涉及民生的数据极少或基本不用“人均”的概念，因为在统计上没有实质意义，还会因欺骗性而招致批评。幸好，中央政府并没有陶醉于“人均居住面积”这类数据，而是顺应民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对近年来高烧不退的房地产市场去火降温，一些地方政府也闻风而动，加码出招。虽然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相信一众《蜗居》“粉丝”都期盼亡羊补牢，未为晩也。毕竟三十年了，其中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是“摸着石头过河”走过来的，摸不准甚或摸错也在所难免。因此，对改革开放除了“应该感谢”，还应该反思。这也算是一位“老上海”从《蜗居》看“房事”的不同感想。2010.5.19
  • 贺越明·海角片羽099“野鸡大学”是何模样有感于唐骏的“学历门”事件，前些日子写过一篇《博士文凭的成色》，说明美国一些大学的博士文凭含金量不同，而西太平洋大学那种on-line博士文凭等同废铁。但限于篇幅，未就专发那种文凭的“野鸡大学”有所着墨。近日读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牛博选摘”陆谷孙先生的一段博文，引发了补叙几句的兴趣。陆谷孙在《又是一所“野鸡大学”》的博文中起首便问：“听说过‘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英文名是InternationalEast-WestUniversity）吗？总部在夏威夷檀香山（Honolulu，Hawaii96826）。”随后说了从网上查究这所大学的经过和发现，还幽默一句：“看到这里，我仿佛看到读者会心地笑了。”岂止是“会心地笑了”，我几乎要笑出声来。陆先生是复旦大学名教授、莎士比亚专家，浸淫英美语言文学多年，领衔编纂《英汉大词典》，数度赴美访学或省亲，但我敢断定，对“野鸡大学”究竟是何模样，他恐怕只能凭借想象力。凑巧的是，我曾无意中光顾他从网上捉出的那只“野鸡”的前身（很可能是“真身”），或可弥补想象力之不足。讲起来，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留学夏威夷大学时一则有趣的见闻。当时，留学生们除了公派的，自费的大都在校园附近赁屋而居，其中有位也是从上海去的，年岁较长，携妻女租住公寓，一厅一室，厨浴独用，且租金廉宜，很令人羡
  • 澳门文学丛书100慕。一日我有事造访，按门牌找去，是在一栋开放式公寓底楼的最右边。按门铃时，我瞥见门框一侧上方钉着块木牌，上面镌刻一行英文字，是FarEasternInstitutesofAdvancedStudies（译为“远东高级研究院”），好生纳闷，便问应门的这位校友：“这里怎么有个研究院的牌子？”他笑答，研究院注册在这套房子里，是他的房东亦即执教于夏大哲学系的一位华裔教授创办的，“我住在这里的一个额外任务，就是收取给研究院的邮件放在桌子上。”进门是约十平方米的客厅，左右各有一张写字桌，桌上放一台电脑，再里面便是卧室及厨浴。套用陆谷孙先生的话，“看到这里，我仿佛看到读者会心地笑了”。没错，就是这个隐身民宅的“高级”研究院，1995年摇身一变，成为“国际东西方大学”，那位研究中国哲学的知名教授也从院长变成了校长。对于这般脱胎而出的大学，谁能指望其有校舍，有常任教职员，有本地学生呢？兴许，那两张写字桌及电脑，就是全部家当了。至少在该大学网页上，你看不到哪怕是一张教学楼或校园的图片。说到网页，现在已经“无法显示”。据陆谷孙早前点击查证，注册地在美国的这所大学，居然只有中文而无英文网页。可见，它在当地大唱“空城计”，却扑扇着翅膀从西方飞到了东方，自80年代中期的研究院开始，即在中国与多所大学甚至中央政府下属机构合作，开班授课，其间获得MBA、EMBA学位证书的人不以万计，也有数千。从网页公布的不完整名单看，以上海及其他省市的处、局级官员和大小企业主管居多，校友遍布政、商两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去年被“双规”免职、今年进入司法程序的许宗衡，是该校1997年8月至1999年8月的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如果不是贪腐事发，这位深圳前市长说不定该从美国母校拿到“管理哲学博士”学位文凭了。
  • 贺越明·海角片羽101网上有热心者整理出评判美国“野鸡大学”的几条标准，如没有在该国联邦或州政府注册，承诺只需几百美元即可在短期（如七天）内取得学位，没有课程也没有校园，根据学生人生经历直接颁发学位，录取标准极低，等等。其实也不尽然，美国各州法律不同，有关开办大学的法规有紧有松，国际东西方大学和西太平洋大学一样，都在当地依法注册，但其设施、师资及运营像是正规大学吗？尽管其学位证书在入学一两年后而不是七天内就颁发，但这种时间的长与短有本质区别吗？鉴别是否“野鸡大学”，标准很简单，凡是不远万里地热衷来华合作办学，又以发“洋文凭”炫耀的大学，即八九不离十了。从另一方面看，国内80年代迄今未冷的“文凭热”，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给，使得域外“野鸡大学”纷纷前来扎帐收徒，你要“洋文凭”，他赚人民币，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唯让人不解的是，如陆谷孙先生在博文中指出，包括他供职的有些“名牌”大学，舍不得联合办学带来的经济和人脉效应，在并无商科的情况下，竟把这两年特别走红的EMBA项目办到哲学系去了，堪为儒林笑话。如此见钱眼开，唯洋是崇，不珍惜羽毛，甘与“鸡”毛同流合污，真是“夫复何言”！2010.10.4
  • 澳门文学丛书102理由三十年前的讲座翻阅一本《南风窗》，去年8月初出版，已是过期的旧刊，但其中“人物”栏那篇《理由：一个文人的逃遁》，让我读得津津有味。像我这个年纪且喜好写作之人，对“理由”这个名字自然不陌生，他曾以几篇报告文学佳作，成为中国锋头甚健的作家之一。看着杂志上刊出的照片，我不禁有些疑惑：端坐藤椅上的七旬老人，难道就是我当年见到的那位青年作家？岁月真是不饶人！早岁读大学时，校园内各种讲座不少，系里也举行过多次，主讲者既有本系或本校教师，也有从外面邀请的。请来理由讲“报告文学的写作”，是1980年10月末一天下午。他站上大教室的讲台，同学们就哗的一声，没想到这位声名鹊起的作家是如此潇洒倜傥，风度翩翩。他的开场白是：“让我来复旦大学新闻系讲课，实在是诚惶诚恐。在新闻界，我是新兵；搞文学，我底子薄，在大家面前是班门弄斧。”一口京片子，话又动听，立刻赢得了全场的好感。那时的理由，因报告文学创作暴得大名，先是刻画女击剑运动员栾菊杰为国争光的精神境界，题目借用1976年清明节民众悼念周恩来总理并痛斥江青一伙的诗句“扬眉剑出鞘”，一举成名；此后，又发表了描写生物学家童第周、数学家华罗庚、妇科专家林巧稚和名画家袁运生等人业绩的作品，还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他原在北京朝阳区科技馆工作，后来调
  • 贺越明·海角片羽103入《光明日报》当记者，但涉足报告文学领域两三年，已有了“独得之诀”，讲起来头头是道。他概括道，报告文学创作，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强调通过持久而繁琐的采访获得大量素材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文学样式的前提和生命是真实，要做到材料（形式）的真实与本质（艺术）的真实相结合。他还谈到作者与采访对象的关系、写作时选材和结构等问题，提及报告文学作家徐迟、柯岩，黄钢等人作品的不同风格，等等。他所讲的有体会，有归纳，还有实例，内容扎实具体，表达清晰易懂，反响颇好。由此，我也记住了他的形象：一个白净、干练且有才气的青年作家。当时有传闻，陶铸之女陶斯亮那篇祭父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写得情意真挚，催人泪下，是理由为之润饰加工的，而两人情投意合，不久结为伉俪。但到了80年代后期，这位作家忽然从文坛、从读者的视线中淡出了。直至这次读到《南风窗》的报道，我才知晓，原来他当年是肩负使命，赴香港见证回归前后的社会情状，又因某种不可预知的变化，导致人生轨迹大幅转向。下海经商，对他究竟算是“一个文人的逃遁”，还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据报道介绍，理由后来以港商的身份，到广州与友人合作开发房地产。不知道记者访问时有没有问一下：他未见过面的岳丈陶铸，生前曾任中共华南局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多年；岳母曾志80年代初复出担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种显赫的家庭背景是否为其从商带来一定的便利？这肯定也是许多读者希望知道的。文中提到，担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的陶斯亮“决意与理由的生意划清界限，当时向广东省纪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不管怎么说，二十年过去，理由的商人角色也很成功。现在，他已退出商场，平时“打打高球、玩玩美玉、
  • 澳门文学丛书104收藏手表，看样子就要这样怡然自得地终老了”。作家的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当年风光一时的报告文学，这些年逐渐沦为吹捧企业或老板以换取金钱的软性广告，是否市场化大潮荡涤文坛的必然结果呢？如今还有谁记得理由，记得与他齐名的那几位作家，记得他们那些关注社会和反映人生的优秀作品呢？幸好已成富家翁的理由，没有忘记报告文学。该文说，一年前他向广东一家小区基金会捐款，设立了一个“报告文学采访援助计划”；那些从事报告文学写作但又缺少选题实施费用的作者，可以向这个计划申请资金。基金会每年有三十万元专项预算落实到具体选题，由一个评审委员会对来自社会的申请选题按可操作性、社会意义等原则进行评估和筛选，确定入围名额及资金分配方案。今年，将有六位通过评审的作家获得资助。因为，“现在不同于我们那个时候，动不动什么都要钱。报告文学写作要付出成本，只要是你自己的选题，没人替你出钱。你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可以更深入地去采访一件事情”。理由想得很实在，也很周到。也许，借助类似慷慨的经济资助，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还会重放光彩。这当然是一种乐观的期待。我还清晰地记得他三十年前讲的一句话：“我们对待生活，应该有严肃而乐观的态度。”这是从那次讲座上听到的警句之一。2011.6.18
  • 贺越明·海角片羽105名校·名人南开大学澳门校友会成立，有位大学教授赋诗致贺，以遐龄校训发端，借两位总理砥砺，题旨确当，意境高远。唯篇末注释稍欠周详，如“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均毕业于南开”之句，乃一种流行但含混不明的说辞，易使读者误以为他们二位系从南开大学毕业。事实上，这里所谓的“南开”，仅能限定为周恩来的母校——南开学校，亦即温家宝的母校南开中学之前身。换言之，此“南开”非彼“南开”。在历史渊源上，南开学校及后来的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有着天然的关系，但不能画等号。近代教育家严修、张伯苓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的南开学校，是一所私立中学堂。少有大志的周恩来，1913年入该校就读，1917年毕业，于9月乘船东渡日本，准备考学深造。1919年3月，听说南开学校将创办大学部，他决定回国学习；当年9月，注册进入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学习。稍后大学部改名南开大学，即成为该校首届学生。但他当时已初具民主革命思想，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学生运动，无暇顾及学业。1920年1月29日，他在发起天津各校数千学生赴直隶省公署请愿时，和其他三名学生领袖被拘捕。在羁押期间，遭南开大学开除，其学籍在“西安事变”后由张伯苓校长宣布予以恢复。那时的周恩来，是举国闻名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恢复学籍之举于他并无多大意义。当年从
  • 澳门文学丛书106入学到被开除，一共只有四个月时间。周恩来作为学生，与南开大学的缘分大抵如此。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总理的周恩来曾数度视察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对母校表示了极大的关怀。1979年，在缅怀“人民的好总理”热潮中，南开大学的马蹄湖小岛竖起一块周恩来纪念碑，刻有他的手迹“我是爱南开的”。此后，纪念碑上的这句话，不知激动、激励了多少徜徉周边的莘莘学子！但有人考证这六个字的出处，确定周恩来指的是南开学校，因他在给校友的信函中写出此言之时，南开学校大学部尚未设立。所以，其更应出现在南开中学校园里。本来有明确指称的“南开”变成泛称，而被大学奉为至宝，是给名校锦上添花了。像这样借助名人效应，似乎也是“校”之常情，即便是名校也罢。80年代初，尝读一位老报人的回忆录，其中忆及他1926年借高年级学长的毕业文凭，未从师范毕业就冒名考进了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政治学系，不料读了第一个学期，就被母校的校长写信举发，结果在教务长劝说下无奈退学。但令我惊讶的是，从早年毕业于清华的一位世交长辈处偶见清华校友录，那老报人的名字，赫然列于政治学系，而且是其本名。当时心里便有疑问：倘若老报人遭受那次沉重的挫折后，不是发愤努力，一路从记者、编辑直到担任两家著名大报的总编辑、总主笔或社长，又有全国政协委员的名衔，而只不过是满打满算才读了一学期而又一事无成的肄业生，清华是否还会记得他，且在校友录列上大名呢？对于母校来说，那些学有所成、获得名望的校友总是较受欢迎，而另建功业且具显赫地位的则更是如此。所以，凡是名校的校庆之日，往往是名人汇聚校园之时，比的是校友的官
  • 贺越明·海角片羽107职、地位和名头。1983年，是武汉大学从其前身武昌高等师范学院创立算起的七十周年，我随研究生导师应邀参加该校的校庆活动时，就目睹了一幕令人发噱而经久难忘的场景：11月6日那天，校庆典礼上，群贤毕至，冠盖云集。最先获邀致辞的，是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伍修权。他一开口就说：“同学们、老师们，我也是武大的……”闻听此言，数千名师生当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紧接着又说：“不过我的程度很低，我是武大附中的。”顿时，全场响起了一阵哄笑声。老将军快人快语，告诉大家他当年进的是武昌高等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至此人人明白：他获邀作为校庆的首席嘉宾，就缘自与武汉大学这点“沾亲带故”的关系。在他本人，显然无意以校友自居；在师生心目中，也不会将他视为真正的校友。喜好攀龙附凤，原是国人文化基因的成分之一，这件事只不过说明：名校当局也难以摆脱根植于文化的世俗套路。然而，已然成名之人，在名不副实的情形下被尊为校友，恐怕也是勉为其难了。两年半前，南开大学喜庆建校九十周年，新华社报导时提及南开中学走出了新中国两位总理，措辞准确而得体，无懈可击。周恩来的中学经历，如前所述。温家宝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在那里完成本科生、研究生学业。他于去年10月25日到南开中学，以校友身份与母校师生见面谈心。2009年2月，他曾视察南开大学，尽管说过“我也是爱南开的”，但绝不会称之为母校。不管名校如何攀附名人，自己是否真正的校友，既关乎历史的本真，又涉及做人的底线，具大智慧者岂会含糊其词？2012.5.29
  • 澳门文学丛书108当杜甫回到成都看到这题目，读者或有似曾相识之感，想到前些天《澳门日报•新园地》刊登的《当成都遇到杜甫》。其实，当某地“遇到”某人与当某人“回到”某地，是大异其趣的两码事。凡是题为当某某遇到某某，不管哪一种文学样式，最后肯定喜剧式收场，你好我好，皆大欢喜。那篇文章也不例外，结语断言“杜甫遇到成都，是杜甫的幸运，也是成都的幸运”；而笔者的“当杜甫回到成都”则属假设，那情形无人可见，唯有猜测。成都，古称益州、锦城，是杜甫的人生驿站之一。这位唐代诗人，颠沛一生，云游四方，所居城埠少说也有十来处，之所以会有“遇到成都”的幸运，该文作者举出了几个理由，其中之一，“成都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当年，成都给了杜甫一家一段较为安定舒适的生活，因此，杜甫在此写作了不少富有诗情画意、温暖千百年读者心灵的诗歌作品……”这意思有点费解，既被称为“诗歌作品”，通常没有不“富有诗情”的；而且其代表作如“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大都描述社会动荡，揭露政治黑暗，诉说人民疾苦，总体风格沉郁顿挫，“画意”如何可想而知。那种“温暖千百年读者心灵”的鸡汤之作，应该不会出自杜工部笔下。“当年，成都给了杜甫一家一段较为安定舒适的生活”，难道诗人毫不领情，竟至忘恩负义？他没有低吟风和日丽，高歌
  • 贺越明·海角片羽109升平景气，反而唱起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首古风，写的是杜甫在成都西郊搭筑的茅屋。人生在世，衣食住行，乃最起码的生存需求。从诗句的描述看，杜甫一家即使没到缺衣少食的地步，住房也简陋不堪，难挡风雨。故而，他从自身境遇进而想及百姓，发出震撼人心的悲叹：怎么才能得到千万间大厦，让天下贫寒的人都得到庇护？什么时候能突然见到这样的房屋，哪怕自家的茅屋破漏，受冻至死也心甘情愿。据此推断，诗人的生活水平，恐难说“较为安定舒适”，离那种小康还差一大截。古罗马诗人尤维利斯说：“愤怒出诗人。”这句话，古今相通，中外皆然。假如杜甫不是身居简陋茅屋，没有遭逢秋风秋雨，而是锦衣玉食，豪宅大院，心中既无怨愤也无恼怒，怎能吟出这样脍炙人口的名诗？尤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句，千古流传，迄今还被用作提醒政府官员关注民生的箴言。成都是否杜甫心目中的“幸运”之地，大可存疑；但杜甫是成都的“幸运”之人，殊无疑问。被后世尊为“诗圣”的杜工部，在这里不仅写有上千篇诗作，还留下浣花溪畔那间茅屋的遗址。就因为“诗圣”在这茅屋住了三五年，历代后人不断重建、修葺、扩展，茅屋从“杜甫草堂”而“杜甫草堂纪念馆”至“杜甫草堂博物馆”，与时俱进，升级换代。许多游客
  • 澳门文学丛书110到成都，不管懂不懂诗，都会附庸风雅，赴草堂拜祭“诗圣”。至于当地成立研究学会，出版刊物，正如那位作者在文中提到的，更是不在话下。近年有些地方掘地三尺，也找不到历史文化名人的遗迹，连小说中恶贯满盈的西门庆都你抢我夺，要争为本地“文化名人”。相比而言，拥有那间茅屋的成都何其“幸运”！那位作者说得没错，“成都人民一直对杜甫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忘了道及这感情深化的最新进展：草堂博物馆将投入五百多万元，兴建四间五星级厕所。据馆方介绍，厕所的外观采用古建筑风格，清一色川西特色四合院，内设母婴休息室，方便母亲哺乳或给宝宝换衣服，休息区设置座椅、茶几、电视，屏风后面有鱼缸供观赏，还有无线网络覆盖，可以随时上网。从如此豪华的厕所规划，足可体会对“诗圣”的感情之深厚，普天之下何处可比？这规划一经披露，竟有不少人认为过于奢华而无必要。他们觉悟有限，不懂得此举是补偿历史上“诗圣”住茅屋的亏欠。馆方则理直气壮，解释这是为民办实事，“是一项民生工程”。听上去，让人觉得“安得广厦千万间”中的“广厦”，好像指的正是厕所，那四间还远远不够啊！再说，如今流行古人“穿越”，讲不定杜甫哪天静极思动，也“穿越”回成都，要看看“广厦”安在呢。真的，当杜甫回到成都，来到宽敞堂皇的草堂博物馆，依稀辨认出是盖在当年那间风穿雨漏的茅屋上，又听馆方介绍打算兴建五星级厕所，且很可能误把厕所当作“广厦”时，一时百感交集，不知是喜是悲，该笑该哭，谁能说得准？2012.8.4
  • 贺越明·海角片羽111愿嫁金龟婿这个月初，内地的众多报刊、电视和网站，不约而同地出现玛丽莲•梦露的玉照或影像。原因无他，8月5日，恰逢这位“性感女神”忌日五十周年，媒体要吸引眼球，这不失为一个题目。好莱坞的成名女星中，当数梦露最为短寿，诡异辞世时不过三十六岁，正是人生芳菲之时，应了“红颜薄命”的中华古训。她的从影经历不算长，或主角或配角，前后参演了三十部影片，有几部还成为足以传世的经典，《愿嫁金龟婿》是其中令她走红影坛的基石之作。该片的英文原名，是HowtoMarryaMillionaire，《愿嫁金龟婿》应系港译，意到而传神；若是直译为《如何嫁给百万富翁》，便过于直露，不够艺术了。当然，以直译冠名会有另一种好处，未婚女观众将大为增加，制作的影碟或一再脱销，供不应求。你想，“愿嫁”还只是表露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如何嫁给”却进入操作阶段，颇具教科书的指导性，哪个片名更实用而有吸引力，还用说吗？影片展示的故事情节，真有点教人择偶的意味。梦露、劳伦和贝蒂饰演三位俏佳人，在纽约曼哈顿合租一套高级公寓，齐齐实施钓金龟的人生大计。可是，她们结识的男性，不是收入平平的修路工，就是年迈而小气的富翁，还有就是英俊的穷小子。尤其在剧中高度近视而不肯戴眼镜的梦露，先认识一位独眼龙，又乘错飞机遇到破产躲债的近视男，却一见如故，陷入情网。编导
  • 澳门文学丛书112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含有隐喻之意：女孩择偶时如若金钱至上，定难带眼识人。“三个女人一台戏”，虽然她们屡屡失误，笑话频出，最终梦露和贝蒂还是有了美好归宿，尽管男方不是金龟婿；劳伦原定嫁给老富翁，不料对方洞悉其心思而自动退出，让她去追求自己的真爱，谁知先前放弃的穷小子竟是佯装没钱的富翁……影片的主旨，似在印证“金钱不能主宰爱情”的道理，若真有人抱着学得“如何嫁给百万富翁”的本领去观看，恐会大失所望。对这类“愿嫁金龟婿”的故事，今日的观众已不陌生，因生活中的现实版更加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今年5月下旬，在广州举办了一场“为十一名中国企业家征婚”的海选活动。据媒体称，报名者多达两千八百人，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56岁，除了本地佳丽，还有来自澳洲、新加坡的女子，其中有瑜伽教练、外企白领、大学教师、金融分析师、美国的大学在校生，甚至还有选美冠军。结果，三百二十名佳丽从中脱颖而出，到花园酒店展开激烈角逐。如何角逐呢？就是过五关：第一关，与形象顾问面谈，从形象上把关；第二关，与心理专家沟通，从性格及心理测试方面把关；第三关，与面相星座专家面谈，从面相和其他方面判断；第四关，才艺展示及文化测试；第五关，与爱情顾问沟通，深度了解个人情感及征婚要求。有记者到现场探知，把关者均非等闲之辈，把守第一关的形象顾问是广州某整形医院副院长，除了检测美貌，还要负责检查是否“原装”；文化测试关的把关者据说是经常做电视评论节目的学者，问题从天文地理到国际时事，漫无边际；一位某所商学院客座教授则是面相专家，他的评分可决定应征者的汰留。在最后一关，由顾问通过交流，让佳丽明白嫁入豪门是否适合，并探明其是否“真心”。“过五关”后，二十八名幸运女获选参加一个月后某私密五星级度假酒店的企
  • 贺越明·海角片羽113业家私人甄选派对。但千万别高兴得太早，“企业家”（即富豪的别称）仅有十一位，到时候还会更多地“斩六将”呢！据说广州只是富豪求偶海选的首站，该活动还会在深圳等多个城市举办，“愿嫁金龟婿”者定将趋之若鹜。类似的大戏其实好几年前已开始上演，最先是在上海外滩的豪华游船上，由一家专为钻石王老五做媒的网站举行“富翁VS美女征婚派对”，一度遭致质疑和物议，但此后这类活动日渐增多，人们见惯不怪，懒得议论了。甚至有些城市还有各种传授嫁入豪门技能的培训班，经过指点迷津而投身实践的学生也不少。哪里有社会需求，哪里便有专门供应，很可能延伸出一条不粗也不细的教育产业链。“愿嫁金龟婿”作为一种择偶心态，究竟是富豪高调征婚引致，还是部分待嫁女子本性使然？这问题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很难遽下结论。事实上，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拜金女，这并不出奇，真正让人惊奇的，是关涉婚姻的拜金行为似乎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在许多待字闺阁的女性看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是经过反复验证的真理，因而“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也就成为行动的准则。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愿嫁金龟婿，但金钱的砝码在婚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嫁个有钱人，爱上富二代，更被不少人奉为人生的最大目标。《愿嫁金龟婿》这部喜剧片，于1953年摄制完成并上映，距今已近一个甲子。然而，早年在美国电影中被讽刺的“金钱至上”的婚姻观，在现今仍有表现。2012.8.21
  • 澳门文学丛书114如意桶的“流韵”何谓“如意桶”？且看一位老报人在其随笔中讲述的轶事：光绪癸卯那年，芦汉铁路北段竣工之后，又增修由京至芦、由高碑店至易县的两段。修铁路和装电灯一样，都是西太后直接关心的“现代化”项目，但据说修铁路是为了方便她去西陵恭谒，装电灯则可以夜游颐和园。具体承办此事的陶兰泉很能干，在火车车厢里有些专门设置，其中“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为绣墩”。作者感叹，“那构思之奇妙，真是常人所不能了”，甚至“是连洋人也不曾想到的”。这则轶事，出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中《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乃经手者最先透露，自非虚构。那年代“垂廉听政”的西太后是何等人物，连皇上都奈何她不得，生活之奢糜无人可比，旅途中使用如意桶这种高级的排泄器具，没有什么出奇。不过，以此作为一个观察的角度，可见吃喝拉撒睡这类延续生命的活动也是分等级的，西太后享用的顶级设施，早已现代化了，是小民们难以想象更望尘莫及的。但话又说回来，一旦有小民发财致富，追求生活档次，难保不在便溺器上下功夫。听闻有些富豪的豪华居所，连厕所的水龙头和马桶都是镀金的，大概就与西太后的档次看齐了。香港有位已故的金饰业富商，生前为开拓市场别出心裁，在公司展厅展示巨资打造的金马桶，吸引游客前往参观，成为一个旅
  • 贺越明·海角片羽115游“景点”，据说还列入了健力士世界纪录。若论含金量，金马桶肯定超过了西太后的如意桶，不少游客愿与之合影留念，除了存下“到此一游”的记录外，应该总有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憧憬吧。走笔至此，想起一件与厕所有关的旧事。90年代初我赴美留学，先到洛杉矶一位世交长辈家小住，他带我去著名的西来寺参观，还特意嘱咐我去厕所见识一下，说建得像五星级酒店的。推门进去，但见金碧辉煌，美轮美奂，让我这当时连五星级酒店都没去过的人大为震惊。这位长辈是从台湾投资移民美国的殷商，也参与了建造西来寺的捐赠。他临走前对接待的法师表示，由于资金周转有些困难，原来承诺的后续捐款难以兑现，请寺方多多包涵。我不知这是否中止捐助的唯一理由，但他对西来寺把厕所盖得过于豪华不以为然，却是能感觉到的。可能这只是这位长辈的个人想法，也可能是不少人的同感，因为没有调查统计，很难了解这个问题上的民意取向。西太后的穷奢极欲表现在如意桶上，后人只能从野史笔记中知晓，而富豪的镀金马桶属于私人的生活追求，最多不时在亲朋间炫耀一番。当金马桶出现在公共场合时，便成为含金量极高的展品，游客参观的说不上是金钱还是艺术。然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旦遭遇豪华厕所，自然会引发一些思考和议论，即使其建造与他们毫不相干。对于成都杜甫草堂修建五星级厕所的非议，就属于这种情形。不用说，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既有人反对，也有人赞成，不会众口一辞。但只要基于公厕的功能，进一步分析其有无豪华的必要性，不难获得正确的结论。据规划，杜甫草堂年内投资五百多万元，按照五星级标准改建的四个厕所，有母婴休息室，方便妈妈哺乳和给婴儿换衣服；有无障碍蹲位和老
  • 澳门文学丛书116年人蹲位；还在休息区设置座椅、茶几、电视，屏风后面还有鱼缸，甚至还有无线网络覆盖。无可否认，其中有些设施如无障碍蹲位、老年人蹲位是必需的，而有些项目如茶几、电视、鱼缸甚至无线网络，显然有些多余。因为，人们是否有闲情雅致在如厕之处左近喝茶、上网、看电视，实在大有疑问。公厕就是公厕，其功能有局限性，延伸拓展为休闲场所，哪怕再豪华，也未必有人愿意流连、享受。在这个话题上，持支持立场者的理据，不外现状落后、经费足够、尊重游客、弘扬文化，等等，故而杜甫草堂的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这几个方面看，并不能让人认识厕所非要达到五星级的充分必要性。所以，有论者补充道，杜甫一家成都时期的生活，是今天绝大多数诗人、作家、教授望尘莫及的。这话让人遐想，老杜当年那茅屋的厕所也蔚然可观。既然其生活是现今的多数文化人比不了的，那他是否早已提前用上了电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呢？古今的生活条件可比性究竟有多大？支持者的话语既然如此玄乎，那理据又能有多少说服力呢？据成都市旅游局表示，除了杜甫草堂博物馆之外，黄龙溪、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街子古镇等多个景区也将陆续建设二十个这样的五星级厕所。以笔者浅见，这个计划显示：有关厕所的文化心理层面，多少承袭了一点如意桶的“流韵”。2012.10.27
  • 贺越明·海角片羽117愧对书房京城有家出版社推出一本新书，名曰《如此书房》，还没有机会拜读，不知它介绍的书房是何模样。这书名有点怪，写书房而“如此”，褒焉贬焉，让人难以捉摸。或许，这本来就是策划者的灵机所在，你觉得书名怪，产生好奇心，就会去买来看个究竟，至于里面的书房“如此”还是“如彼”，就无关紧要了。近世以降，冠题“书房”的文字，林林总总，已然不少，若汇编成书，该是厚厚一册。我有幸读到而又印象最深的，当属梁实秋先生“雅室小品”系列中的一篇，约两千余字，先后描述了宋春舫、周作人、闻一多和潘光旦的书房，从中多少可见这四位大知识分子的治学、习性及命运，也不乏作者对友人的怀念之情。文中述及戏剧理论家宋春舫的“褐木庐”，是作者见过的最考究的书房，“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尚未窥见藏书，只是想象一下那栋坐落山头的书房，就令人兴叹了。可惜宋氏短寿，未及半百即过世，这书房大概享用了没几年。梁实秋文中写的，都是民国时期学者的书房，在朝代更替中已不复存在了。政治上一度翻身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城市里的普通居民，住房大都狭小简陋，能安放一只书橱已属难得，哪还有专门藏书、读书的空间？记得少年时看电影，总要先看
  • 澳门文学丛书118毛泽东主席会见外宾的纪录片，一大间很有气派的书房，书架上是一排排线装书，显见他老人家博览古籍，传统文化根柢深厚。我的记忆中，除了这间与伟人有关的，几乎没有别的关于书房的印象。在那个年代，某些高官和文豪的居所肯定是有书房的，但在身居斗室的人看来，书房实属不敢奢望的奢侈品，而像“褐木庐”那样矗立山头的独栋书房，则近乎海市蜃楼了。如今，城市居民的住房大为改善，客厅、卧室之外另设书房，已是常见的家居格局。沪、穗有两份报纸每周末都有读书专版，推荐读书人的同时，捎带展示他们的书房面貌，不外藏书多少册、有哪些珍本、特色为何，等等。我经年浏览发现，其中的任何一位，藏书几乎都达万册，有些多逾十万册，书房里不是书架林立，就是书堆如山，甚至连走廊也成了书的夹道，人在书房，好似陷入书的海洋。自然，藏书多，书房必须大，有些学者的书房不止一间。但这种介绍文字看多了，也不免产生疑虑：书房如同小图书馆，那么多书能读得完吗？这个问题或许并非多余。十几二十万字的一本书，即使一目十行地读，一天一本，一年也就是三百六十五本。一个人哪怕每天光是读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无法消化上万册乃至数万册藏书，更不用说可能还要细读、摘录，或是思考、写作。所以，坐拥书城，固然是好事，但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如果不是古籍版本爱好者，家中藏书过多，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香港的刘绍铭教授曾撰文说道：“这该读而未读的书，看起来就像一双双讨债的眼睛。当你每天回家一进书房时，就有债主临门的恐惧感。”这种来不及阅读的心理压力，书房主人或多或少都有感觉，只是有的不那么敏感。刘老先生早从大学退休赋闲，不知是否仍会时时发愁：“书看不完，怎么办？”
  • 贺越明·海角片羽119本人虽非“狡兔”，却因生活所需而在三座城市置有物业，各处都有一个可称之为“书房”的空间，不大不小，收存上万册图书应无问题。但说来惭愧，这三处的书全部加起来，也凑不足千册。之所以少得可怜，是因我近些年极少购书的缘故。七年前下决心从美国“海归”，在旧金山卖掉房子前，把家里几乎所有的中英文书籍送人的送人，在网上寄售的寄售，只留下了几种工具书。想到处置大批书籍时的那种不舍和无奈，生恐以后又有那样的跨洋迁居，就踟躇着不敢轻易购书。另外，年岁增长，阅历拓宽，对书的内容和水准也愈加挑剔，每年数以十万种新书上市，那些涉及专业范围或知识结构的翻过不少，发觉东拼西凑有之，改头换面有之，错漏百出也有之，要觅得可一读再读而有收藏价值的，实在不是一桩易事。这几年，书橱里新添的成员，主要是文友的赠书，自己掏钱购入的寥寥可数。也因此，每处书房仅有的一只书橱都未塞满。毕竟，也早过了那种拿到书就读的年纪了。一家出版社有本休刊多时的季刊预定明年易名复出，具体筹措的编辑前些天发来邮件，希望能为之写些访书、读书或藏书之类的文字，使我感到难以应对。访书，几乎没有经历；读书，心得也很有限；藏书，简直乏善可陈。我猜想，编辑兴许是看到我出过一本名为《书里书外》的文集，内容大都与书相关，所以有此热诚邀稿之举。但他有所不知的是，敝舍的书房都空落落的，而我心里还正有点愧对书房呢。2012.12.1
  • 澳门文学丛书120逝去的偶像人的一生中，尤其青少年时期，总会有一个或数个崇拜、仰慕的人物，谓之偶像。通俗的表述，就是用心追捧的对象。回想自己的青涩岁月，能在心目中列为偶像的，则非世乒赛“三连冠”的庄则栋莫属。按时下流行的话语，我早年也跻身于这位球星的粉丝之列，是名副其实的“庄粉”。我敢断定，惊悉他在农历癸巳年正月初一病逝，终年七十三岁，连春节都没过完，老“庄粉”们辞旧迎新的喜悦会顿然消减，甚而难免有些唏嘘。余生也晚，知悉庄则栋的大名，是在小学四年级迷上打乒乓球以后。这之前他连续夺得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作为主力在男子团体赛立下赫赫战功时，我还在牙牙学语而不识方块字。到1971年，观看中国队参战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纪录片，才真切领略庄则栋挥拍打球的风采。只见他发球或接发球后，立刻起板扣杀，且是左右开弓，打出的球速度快、力量大，加之角度大，劈里啪啦，干脆利落，令对手防不胜防，招架不了几个回合。其实他当时年届三十，已过了乒乓球运动员的黄金时期，但这种正反手起板的两面攻打法占有极大优势，几乎无人可与匹敌。虽然影片呈现的只是片断镜头，但他比赛中所向披靡的斗志、领奖台上高举奖杯的神气，长久地为人津津乐道，钦佩不已。在当时的青少年心里，像庄则栋这样让五星红旗在国际体坛上一再升起
  • 贺越明·海角片羽121的球星，是与烈士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不同的另类英雄，更容易追慕、仿效。说起来，正是那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给相对封闭的国人开启了窥视外部世界的窗户，随之还掀起了一股“乒乓热”，从机关、学校、工厂、军营甚至乡镇，处处可见乒乓球桌，随时有人在练球、比赛。从小学到中学，我经过选拔加入了校队，课余常要练球，还不时与其他学校比赛。同伴们平时的话题，也多是有关乒乓球，有关庄则栋的。比如，庄则栋连夺三届男单冠军，屈居亚军的都是李富荣，后者究竟有没有让球呢？议论的结果，是李的左推右攻杀伤力有限，而庄只要竞技状态良好，不存在需李让球保庄的可能；又如，庄则栋的反手扣球，需在手臂、手腕同时发力时形成某种角度，实非常人所能达成，为掌握这难度极大的动作，走在路上谈得兴起，还会挥胳膊比划两下。那个年代，除了专业的国家队、省队和市队，还遍布业余的局队、厂队、社队、校队等，像我这样的“球迷”，在各地宛如芝麻绿豆，何止成千上万？要知道，乒乓球是“国球”，是一项风靡全国而最普及的群众体育运动啊！乒乓球能成为“国球”，除了其他球类在国际比赛中成绩不尽理想，无法振奋人心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庄则栋以举手之劳，把这项竞技运动与国家外交挂上了钩。事情的经过很偶然，在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期间，美国运动员科恩有次练完球要回住地，随意搭乘一辆大客车，不料车上全是中国运动员。由于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一时气氛有些尴尬。庄则栋主动走向科恩打招呼，并送给他一幅绣着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科恩很高兴，次日向庄则栋回赠了美国T恤，并说愿意到中国访问。日本记者报导了中美运动员之间这一非同寻常的
  • 澳门文学丛书122接触，而这正契合毛主席借助中美交往以平衡苏联压力的外交战略构想，遂果断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策，启动了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来往，进而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史称“乒乓外交”。当时，有个不知出自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之口的形象说法：“小球推动了大球。”意谓小小的乒乓球，影响了国与国关系的变化。由此，乒乓球染上了政治色彩，被毛泽东称道“有政治头脑”的庄则栋，也于1974年入仕，在四届人大获任国家体育部门主管。偶像，大都是青春期的产物，会随着粉丝的年龄增长、心智成熟而逐渐褪色。本来作为球星，庄则栋是万众瞩目、仰望的偶像，一旦踏入官场，就变得复杂而不再单纯，这种角色转换也使其偶像的光环不再。他的官运前后不过两年，就随着江青等人垮台而丢了乌纱帽。不仅如此，他还被讥为现代“女皇”的几大面首之一，成了街谈巷议宫闱隐情的男主角。直到多年后，这类流言才得以澄清，与江青的假发、假臀一样，均属无稽之谈。政治就是这样，从座上客一旦沦为阶下囚，很容易被妖魔化，浑身污泥浊水，可能终其一生都洗刷不掉。故此，法国哲学家、剧作家萨特曾借剧中人之口，给政治下了个“肮脏之手”的定义。政治本是政治家或政客的游戏，但三四十年前的中国是个典型的政治社会，你不想涉及政治，政治也会“眷顾”你，庄则栋这样的名人难免深陷其中。结果，他因犯有政治错误，在清寒、寂寥中度过后半生，最后五年还辗转求医，与癌症病痛抗争。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早年的日本粉丝佐佐木敦子与他终成眷属，始终陪伴在侧，将全部心力奉献给了自己的偶像。2013.2.25
  • 贺越明·海角片羽123另类“书院”一位学者友人与我闲聊时，对拙文《古今“书院”》谈了一点想法：若仅就事论事，介绍澳门大学住宿式书院的来历，该文可算“不辱使命”；但要把书院这话题讲得一清二楚，则需不惮辞费，再作补充。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留美后回港，又在这所“书院联邦制大学”执教多年，所言颇有道理，使我对有关书院的种种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以中文大学的书院来说，渊源和构成，就与澳门大学很不一样。中大之所以获得“书院联邦制大学”这个别称，主要因为它1963年成立时，建基于崇基、新亚和联合书院；而这三所书院先后于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问世，起初或是基督教专上学院，或是文商专科夜校，或是几所会计专科学校合组而成，在1957年组成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争取应有的学术地位及资助，1959年均成为政府资助的专上学院，直至后来正式合并成公立大学。由史实可以推断，崇基、新亚和联合当初冠以“书院”名头，是说明其时属于专科学校，在性质上并非“住宿式书院”。换言之，书院标志着一定的教学水平和学历程度。有亲历者回忆，新亚书院的前身是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开办时无固定校舍，只租用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三教室在夜间上课，校长由钱穆先生担纲。由于每晚上课只有三小时，所以课程都是一些公共必修科，计有钱穆的中国通史、唐君毅的哲学概论、张丕介的经济学、崔书琴的政治学，等等。除了伟晴街
  • 澳门文学丛书124的教室外，又在附近炮台街租用一层楼作为学生宿舍，钱穆也在这宿舍居住。夜校办了半年，投资人退出，经济失去了支持。幸得他人慷慨相助，再租用九龙深水埗桂林街六十一、六十三、六十五号三、四楼为校舍，三楼作办公室和师生宿舍，四楼为教室，并改组为新亚书院，钱穆续任校长。尽管主事者是大师级学者，其他教员也为一时之选，学生中后来还出了余英时等知名学者，但当时与正规大学尚有相当的距离。改名书院，据说出自钱穆的办学宗旨，即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至于基督教专上学院更名书院，我猜想就像更早以前传教士在华开办书院，与译名的选取不无关系。例如，50年代初在院系调整中撤销的圣约翰大学，前身为圣约翰书院，创建于1879年，英文名是SaintJohn'sCollege，系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圣公会原来的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设有西学、国学和神学三科，用官话和沪语授课。College一词，现今普遍译作学院，专指高等专科学校。为什么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这类现代学校，却称之为“书院”呢？这很可能是因时处晚清，从古代延续近代的书院制度尚未废除，或是通译只有书院概念，或是传教士入乡随俗，巧妙地将College译成“书院”这个中国固有的教育机构名称。1892年起，圣约翰书院开设大学课程；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和一所附属预科学校，并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这时候，中国的书院也走入了历史。同样是College，往往只译为“学院”而非“书院”了。同样的道理，中大成立后不断发展，按学科大类设立了学院，计有文学、工商管理、教育、工程、法律、医学、理学和社会科学等，原来的书院则演变成“住宿式书院”，并增添了更多新成员。由此可知，“书院”这个词，从古到今，指代
  • 贺越明·海角片羽125有所不同。当它用于不同的背景和对象时，理解上的差异也不小，可说是一词多义、一词多解。在多年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下，利益占有至上，社会道德弱化，人心愈加不古，于是有些人寄望弘扬传统文化，重建道德规范，现实中久违了的书院也随之走红起来。正规大学的“住宿式书院”不必说，大江南北新办的书院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无不打着传播传统文化的旗号。而且，有人干脆提出“恢复古代书院是亲近中国传统文化的上佳选择”。对于这类书院，恐怕已经不能再用原有的概念或标准来对应，以为是高等专科学校之类的教育机构。事实上，有些书院只有中、小学程度。如珠海有所容闳书院，其实是容闳学校的初中部，由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管理的大型国企开办，属于其名下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产业链之一环。为何不用人所皆知的初中而称“书院”呢？我想，大概是这名字古色古香，可以令人想到传统文化而认为该校底蕴深厚。像这样一所初中称为书院，还不算过于另类。有些地方开班招生，教小孩念念《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开蒙读物，竟也冠以“书院”之名，就很另类了。在某些生意人眼里，“书院”已经成了投资的项目、赚钱的平台，所谓“传统文化”云云，不过是用来吆喝的噱头。前些天，从明星李亚鹏与“歌后”王菲仳离的后续新闻中，看到他也搞了个“丽江雪山书院”，还顶着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的头衔，我吃了一惊。上网仔细一查，原来是个房地产项目，已经完成一笔两亿元的融资，但预估总共需要十五个亿，还将进行一期信托融资。明明是房地产开发，却美其名曰“书院”，实在另类得不能再另类了。2013.10.29
  • 澳门文学丛书126何必仰望院士院士，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专称，是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专家，不少人具国际影响。比之教授，分属教育部部属大学、省（市）重点高校或地方院校，学术水平参差不齐，院士的头衔是顶尖且终身的，不会有人置疑。可是，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9月10日法庭审理其涉嫌受贿案时供述，所收贿金四千七百五十五万元中，有两千三百万元是用于参选中科院院士的行贿，时在2007年和2009年。这令人大为震惊！院士资格的评选，照理极为严肃，竟也有用巨款“攻关”的可行性？上海《文汇报》11月14日发表《你还仰望院士吗》一文，对此作了一番省思。邵燕祥先生在文中说：“据我看到的有限的报导，有一些比围观者熟悉内情的人，说的话，提的问题，更逼近实际，比如现在推荐院士候选人的渠道，除了院士直接推荐外，还有当事人所在机构，相关的全国性科技学会，这些都是‘关节’所在；加上有投票权的评审委员会相关人士……若要行贿，名单也不会很短，然则动用上千万之巨的贿金，也就可以理解了。”然而，“我却因为早在1997年写过一篇题为《仰望院士》的杂感，不免怦然心动，仿佛听见有人责问：从今而后，你还‘仰望院士’吗？！”原来，他的旧文这样写道：“我们的百万科技工作者，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载体，也应该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载体之一（在他们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广
  • 贺越明·海角片羽127大从业者）。两院的院士自然应该不愧为推动社会前进的菁英。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之仰望的缘故。”因而，现在又感叹：“是的，如果在这之前，有人会跟着我‘仰望院士’的话，现在，他们对这个全称判断的百分之百肯定句表示动摇了，我也不能生拉硬拽非叫他们‘仰望’不可啊！”读罢此文，我很想问作者一句：“您何必仰望院士呢？”就在《你还仰望院士吗》见报同一天，广州《南方周末》刊出报道《“我怎样帮导师评上中科院院士”》，记述一个名叫王玉澄的人11月8日向中科院举报其指导教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一位专家级医生，以论文数目造假、专著抄袭以及临床试验造假等手段获得院士头衔。举报的证据真伪，尚待有关部门调查认定，但至少披露院士评选过程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和圣洁。当然，我的上述发问之念，绝非起自一早知悉院士也有不可“仰望”之处，而是觉得即便他们都是一流的科技专家，那种“仰望”也大可不必。这么说，并非对邵燕祥先生的诚心有何不敬，只是基于异邦生活经历浸染的一种平等观。上世纪90年代，我在旧金山初当记者时，租住附近小镇的一座公寓，楼下有位邻居名叫马克，大学毕业，供职移民局，有时上楼闲聊。因职业所系，我言谈中难免会讲到市长如何、州长怎样，谁知吃公家饭的马克并不热衷于这些高官的言行，总是一副“不过尔尔”的神情。有一次，我去灰狗巴士（Greyhound）创始人的家中参加派对回来，对马克讲到山顶豪宅的见闻，他居然仍是那种“sowhat”的反应。我留心观察，即使话及微软老板比尔•盖茨，他也没有流露出钦羡的目光，盖茨的巨大成功和惊人财富，还不如他想要求证的巩俐是否中国头号美女来得重要。
  • 澳门文学丛书128天长日久，我发现马克这个年轻人并非特例，美国的寻常百姓大都不崇拜名人、富人，更别说经他们投票选出的政府官员了。在这个国家，好像人人都有一种自信，即便不出自名校，又无事业成就，可能只是普通的打工仔，而且哪怕自己的身份卑微，也不会崇拜或仰望那些地位高、财富多、权势大的人。也许，不少人在青涩的少年时代，一度成为某个球星或歌星的粉丝，一旦过了那个年龄段，曾经狂热的崇拜就消失殆尽。这种不仰慕名人、不迷信权威的精神基因，应是源自他们乘坐“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的祖先，在经历独立战争后留下了一部《独立宣言》，给后代启蒙教育的第一要义是：人人生而平等。所以，小孩子也懂得人格平等的道理，不会相互拿父辈比拼谁的钱多、谁的官大、谁更出名。美国人信教的不少，上教堂作礼拜时，照例会在内心“仰望”上帝，这大概与国人仰望星空有些相似，所谓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不论富贫、尊卑、贵贱，既然来到这个世上时是平等的，便不存在谁仰望谁的问题。自然，人们对科学家、企业家这类有成就的人士会表示尊重，但这种尊重就像相向而行的路人彼此微笑，陌生的乘客进出电梯的礼让，不会逾越分寸，绝无可能产生莫名的仰望之心。依我所见，名人、富豪或高官也比较谦卑，那是人格平等意识的自然流露。什么时候中国的平头百姓对任何人都不再仰望，这个民族或许就真正成熟了，社会也真正进步了。2013.12.9
  • 贺越明·海角片羽129名人手札这是一个通胀的时代，百物腾贵，房价尤甚，但要说二线城市的一个独栋别墅，价格等同一张有鲁迅先生手迹的信笺，可能无人相信。然而，嘉德秋季拍卖会上，鲁迅的一通手札，拍出了六百五十五万多元。这封致陶亢德的信，共二百二十个字，平均一个字两万六千元，可谓“一字千金”。花费六百五十五万元，买一栋二百五十平方米的别墅，均价正是两万六千元。说起来有些俗，但不光是鲁迅，同一个拍卖会，名人手札明码标价，李大钊《致吴若男书札》以四百一十四万元拍出，陈独秀《致陶亢德书札》以二百三十万元成交。还有，毛泽东亲笔致傅作义且由薄一波递交的公函封，卖出六百五十五万五千元。起先看到这新闻，我还以为看花了眼。就算是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公函封，那上面有毛泽东的墨宝，说到底还是一只信封，想不到拍出了天价，也是二线城市一栋别墅的价钱。对于此中奥秘，每日为三餐辛劳的升斗小民，一定看不明白；就连我这成天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一时也无法理解。不像后来用自来水笔，如今又用电脑和手机，“五四”那一代文化人，毛笔字都写得好。鲁迅的字当然也好，秀逸而具古隶风，但终非书家之作。他的那通手札不是条幅，装裱起来悬挂客厅或书房，自我赏析或供人观摩，都不太恰当。其中的文字，是有关学习日语的一点意见，算不上名言谠论，且早在《鲁迅书
  • 澳门文学丛书130信集》和《鲁迅手稿全集》披载，也不是独得之秘。当然，花巨款拍得那通手札的，不会是清寒的文史学者，亦非对鲁迅的信函有特殊兴趣，也肯定不是买回家用来压箱底。据说，鲁迅致陶亢德的手札，现存共十九通，绝大部分已由公家收藏，流传在外仅此一通。这样看来，新的占有者若无意捐给公家，最大的可能是作为投资品奇货可居，待价而沽。这类名人手札，像是一种文化符号，无资产定价可言，但一旦进入拍卖市场，却可能出现奇迹。这个市场是按“物以稀为贵”的铁律，玩击鼓传球的游戏，参与者又是非理性的，在拍卖师主导的现场气氛感染下，压箱底的信函也会变成“无价之宝”，获利丰厚。试想，如若不是参与者的非理性所致，怎么会售出那么高的价钱呢？那位与鲁迅、陈独秀鱼雁往来的陶亢德，是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小同乡，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先后编辑《论语》《宇宙风》《人间世》等杂志。因此之故，他手上曾拥有不少文化人的手稿、照片、书简和字画。据一份港报最近刊文称，现居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陶亢德之女说：“我父亲是很早就把书信捐出去的。……但不能排除他让公家抄了以后还给他。”其中这一通比较特别，很可能在“文革”中抄家被抄走后没有发还，导致“流传在外仅此一通”，结果进入了拍卖平台。显见手札固然系书法的载体，而名人之名，则是载体的超高附加值，使手札在市场上得以流通，成为有价且可能暴涨的资产。然而，同是致陶亢德的一通手札，论成交价，鲁迅的又比陈独秀的多了不止一倍半。这能说明鲁迅的书法比陈独秀的好，抑或陈独秀的名气不及鲁迅？又或许，只是愿意出更多钱的买家比较喜欢鲁老夫子？在某种意义上，现今拥有名人手札和收存名家字画一样，
  • 贺越明·海角片羽131等于拥有了财富，有机会套现，用于享受富裕的生活。今年夏天，原由香港《广角镜》月刊前总编辑李国强存有的钱锺书、杨绛夫妇及女儿钱瑗的手稿和书信，拟以“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在北京拍卖，杨绛获悉又惊又气，聘请律师控告对方“侵权”，由法院发出诉前禁令迫使拍卖公司撤拍。这位年逾百岁的老太太打电话质问李国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又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后来，李国强对媒体解释原委时表示：“我不能奢求再得到她的原谅。她将永远不会再信任我。”的确，手札是极为私密的交流媒介，往往是一段情感和信任的记录，可能被后人当作佳话相传，无论书写者是否在世，一旦进入拍卖市场，拥有者便很难洗脱闻利而起、见利忘义的嫌疑。前些天从报上读到徐城北先生的两文，忆述他的“太老师”叶圣陶和沈从文。这两位文学前辈与其父母早有交情，亦师亦友，而且关爱和教诲又延续到他身上。文中提到，“我至今手中保存许多沈伯伯的信，有解放前给我母亲与父亲的，也有‘文革’期间写给我个人的。……目前，这些信都已收进了三十二卷的《沈从文全集》”。他还珍藏着结婚时沈从文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贺辞，“我想，纸片再贵重也是有价的，而他写上去的几句言语，难道不是贵重得无价？所以时至今天，电视台中寻宝藏宝节目搞得很热闹，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手中这些东西更加沉甸甸、金灿灿”。对忘年交的情谊珍视如此，便不会为了过上更体面的生活，把拥有的名人手札送去卖个好价钱。城北徐公守住心灵的纯真，不曾通胀。2013.12.24
  • 澳门文学丛书132师生之道沦亡的年代春节期间亲友相聚，谈资不少，除家长里短之外，也不免话及若干新闻事件乃至马路传闻。最令人感慨的，是陈小鲁、宋彬彬各自向中学老师道歉，社会反响不小，有赞有弹，评价两极，可能超出了当事人的逆料。说起来，前者作为元帅之子，在年长者中的知名度不及上将之女的后者，因在“文革”初期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是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给老人家戴上红卫兵袖章，报上大名后又奉谕“要武”，当即成为那个年代的标杆性人物，举国皆知。谁知道，1966年8月13日，亦即上百万红卫兵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前五天，宋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竟被一些女学生活活打死！时隔四十七年，宋从工作、定居多年的美国回到北京，和几位老同学一起，痛哭流涕地向矗立在校园里的卞仲耘塑像表示忏悔，也向依然健在的老师们表示道歉。这桩反响不小的道歉事件，小辈亲友有的从网上浏览过，视若天方夜谭，有的听到议论也不相信，惊叹：“女学生打死老师啊！真有这样的事？”不要说相差一代，就是比我小四五岁的人都未必知晓，他们懂事时国家开始走出动乱，所以很难相信共和国曾经历过那个残酷而荒唐的岁月，发生世上罕见的光天化日下女学生打死校领导的惨剧。但是，那种足以加载史册的荒诞行为披露于世人眼前，我并不感觉突兀和震惊，那不过
  • 贺越明·海角片羽133是冰山一角，只因为发生在皇城根下，有类似八旗子弟的“红二代”参与，置人于死地的凶手迄今未被确认，所以才格外引人关注。我告诉小辈亲友，学生（不论男女）批斗、殴打老师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里不仅有，而且是本人亲眼目睹。那一幕，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地刻印在脑子里，永远无法抹去。印象实在太深，缘于它发生的时间点，正在我入读小学之前几天。或许可以说，那是我正式接受学校教育前的第一课，奇异、惊悚的一课。与大多数生长在上海的孩童一样，我上的是弄堂小学，位于典型的石库门里弄——浙兴里。弄堂外的大马路上，步行不到十分钟，有一所用马路命名的第一小学，校舍宽敞，条件较好。父亲曾领着年满六岁的我去找校长，希望能够照顾入学，但女校长表示，按照区划就近入学的规定不能通融。我只好认命，报名上弄堂里的第三小学，定于1966年夏季入学。就近上学也有好处，出家门左拐、右拐、再左拐，用不了三分钟，就到小学门口。眼看要上学了，我心情很激动，怀着一种好奇和神秘的向往，在开学前那段日子，不时去校门口转悠、张望。一天下午，我又冒着炎热向小学走去，第二个左拐后，远远望见校门有许多男女学生围成一个大圆圈，走近一看，应是高年级的在校生，最大的也就十一二岁。他们围着中间一位弯腰低头的女教师，对她喊喊叫叫，搡搡扯扯。突然，有个男生走上前，一手揪住那女教师的衣领，一手举起一瓶红墨水朝她的头上倾倒，霎时流淌到她的脸孔和白衬衣上……我看得心惊肉跳，赶紧转身往回走。这时，耳边传来几声似是过路居民的议论：“学生斗老师！”“当中那个人是校长啊！”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产生一个单纯的疑问：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发疯了？
  • 澳门文学丛书134以后才知道，那个月，因毛主席首次接见了红卫兵而被称为“红八月”，各地的学生都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纷纷起来造学校的反，造老师的反，连小学生也不例外。上海市区这样的小学数以百计，我看到的不过是其中一例。学生斗老师，当时成为风气，从全国来说，这类事情多得恐怕难以计数。那是个师生之道沦亡的年代，连稚气未脱的小学生都患了“政治癫疯症”，更遑论中学生、大学生。我入学后，第一堂语文课的内容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第二堂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可是，学校门口三天两头贴出告示：因停课闹革命，今天放假一天。以后习以为常，我早上先去校门口看看有无停课告示，再确定当天是背书包上课还是去哪里玩。不久，第一小学的女校长调来第三小学当校长，我记得姓张，是单名，而那位被学生用红墨水从头上浇下的女校长，一直没有见过，也不知姓甚名谁。每当我想起在校门口看到的那个场景，总会揣测这位女校长会不会记恨批斗、羞辱了她的学生，而那些男女学生还是懵懵懂懂的小孩子。2010年上半年，沪上《文汇报》副刊“笔会”先后刊登四篇不同作者忆述浙兴里的文章，有三篇写到那所历史悠久的弄堂小学，其中一文提及的一位数学老师也曾教过我。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文字涉及“文革”对那所小学的校长以及师生关系的冲击。按我所见到的情形，那次批斗女校长的总有二三十人，应该大都还生活在上海。倘若他们也看到有关那所母校的文章，是否会对自己当年的愚昧行为产生愧疚之意，能否也像陈小鲁、宋彬彬那样向老师们表达歉意，即便只是默默地在心里？2014.2.24
  • 贺越明·海角片羽135树人书店今安在我与树人书店的邂逅，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距今二十多年了。那是秋天，受福州新闻专科学校之邀，我和一位同事从上海前去讲课。学校系当地一个新闻单位开办，专招高考落榜而喜好舞文弄墨的学生，因缺乏师资，专业课由我供职的大学新闻系承担，全天上、下午授课，一个半月完成一学期课程。校舍是借用的，位于市中心五一广场一侧。头一天上完课，我吃罢晚饭，朝广场溜达过去。当时正提倡发展商品经济，一路上有三四排长长的夜市摊位，从服装、鞋袜、盒带、佛具到海鲜、土产、茶叶，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我兴趣缺缺，信步前行，不知不觉到了广场的另一侧。那里有家书店，门面不大，人气很旺。我挤进去看了看，卖的大都是人文、社科类书籍，如《中国佛教研究史》《中国美术史》《南京的陷落》《长征日记——中国史诗》《赫鲁晓夫回忆录》《正义论》《性心理学》《裸体艺术论》《婚姻温度计》等，也有文艺作品，如《娜娜》《苍生》《无怨的青春》《七里香》《时光九篇》等，还有一些围棋书。图书摆放很随意，但都开架，可以从容翻阅挑选。当场听得有人发问：“有没有《血色黄昏》？”答复是：“订了，还没到。”店内的墙上，除了贴着几张新书介绍外，还有两行大字横幅：“书是光明的火炬，人类进步的阶梯。”前一句像是雨果说的，后一句应是高尔基的话，店主大概为了方便易记，将两句改写组合在一起。出门时，我
  • 澳门文学丛书136特意看了一下，店名“树人书店”高悬在屋檐下。归途中，我想这店名取得真是好，一语双关，既嵌有鲁迅的本名“树人”，又包含“百年树人”的涵义，看来店主是个有知识有志向的人。那年代，私营书店不多，我这常进新华书店和校园书店的人，对这家小小的树人书店，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在榕城授课的那些日子，我去过树人书店好几次，不记得买过什么书，倒是结识了店主郑忠贵。按那时流行的说法，他是个体户，不过经营的商品与大多数个体户不同，是传播文化知识的图书。说起这个选择，他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爱读书，所以开了这家店。没有雇人，他如果外出，就叫妹夫帮忙照看。话及经营状况，他说门市每天保持百把种图书，销量有限，但各地邮购的订单不少。我返沪前最后一次去，是他的妹夫在招呼客人，说郑忠贵上北京了。后来，有一家大报对树人书店作了报导，它一下子声名鹊起，成为个体户开书店的一个标杆，也是青年通过创业自谋出路的典型。我注意到，郑忠贵在记者采访时诠释书店的取名，除了纪念和学习鲁迅即周树人，向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百年树人”之外，还有第三层含义：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把自己“树”成个真正的人。从这份报纸上，我还看到了树人书店刊登的图书邮购广告，面向各地读者，忖度郑忠贵的书店生意有望做大做强。再后来，我出国留学、工作，没有机会再到福州，时间一久，逐渐淡忘了树人书店。大凡这种陈旧的讯息，除非缘于特定的需求，否则不会被触动，更不会被搜寻，宛如一缕天边的烟云不知飘向何处。早几年听说，国内的民营书店发展迅速，出现了不少连锁
  • 贺越明·海角片羽137店，有的在不同城市布局建网。可是，近年随着大、中城市的店租上涨，网上书店大行其道，又不断传来实体书店关门倒闭的消息，其中尤以民营书店居多。于是，我脑子里不时冒出个问号：树人书店今安在？上网一查，发现关心这家书店的，有媒体也有读者，远不止我一人。从网上讯息获知，就在那年我识荆树人书店前后，郑忠贵在北京创办了树人书店读者俱乐部，会员发展达上万名，他矢言要当中国的图书大王，并嘲笑一些书商层次低、素质差，只知道赚钱。然而，进入新世纪后，树人书店经受市场的冲击而消沉了一段时间。直到2007年，才以更大的店面、更精美的装饰重现福州，还设立了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名社专柜。郑忠贵表示，尽管图书事业比较艰难，但他终难割舍，愿到市场的风浪中再度一搏。可是，两年前，当地记者按址寻店，却再也找不到树人书店了。向很多业内人士打听郑忠贵的下落，只有无法证实的传说，有说书店亏得厉害，难以为继；也有说他觉得学术书卖不动了，关了福州的树人书店，又把南平和建阳的店盘给店员，自己转行了。“当您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遨游时，请相信‘树人’是您心心相印的伴侣；当您向坎坷的成功之路进击时，请记住‘树人’是您攀上顶峰的阶梯。”这是当年树人书店读者俱乐部印在会员卡上的承诺。很可惜，当它鼓励读者遨游知识海洋时，却没有能力抵御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2014.5.31
  • 澳门文学丛书138何满子的一堂课正在整理大学时代聆听各类讲座的笔记，读到《澳门日报•新园地》上的《何满子其人兼答冬春轩丈》一文，杨永权先生就冬春轩先生对何满子是笔名之疑，在文中有所解答：“正如曹禺（万家宝）、丁玲（蒋冰之）、秦牧（林觉夫）等著名作家的传世笔名一样，本名反而不为人们所熟悉。”其实，“冬春轩”也是“传世笔名”，数十年报纸专栏写下来，濠江谁人不识君？至于本名，所知的应在小范围里。不光是名字的来历，杨文对何满子先生的介绍，从经历到文事，详尽得很，有些是我过往所未悉的，尽管听过他的一堂课，他可以算作“一日师”。那一堂课，实际上是一次讲座。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内地就读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学生，大都有过教材少、讲座多的体验。有好几门课，如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等，课上完了，也没见教科书，考试全凭笔记，所以大家上课作笔记的本事很大。同时，各种各样的讲座很多，本系的不用说，很多是请外系的老师来讲，还有来自校外党政文教商等单位的，讲形势讲政策讲业务，不管以后是否用得上，反正于新闻专业的学生都是知识。四年下来，讲座的笔记也是很厚的一沓。那其中有几页，便是何满子先生的“言传”记录。讲题是《文学修养与新闻写作》，他一上来就说：“解放以后，报纸的腔调不那么好，文风没有清新之气，要改革。报
  • 贺越明·海角片羽139纸的文风影响到社会的风气，大家毕业后可以为改革文风而努力。文学修养与新闻写作，是个大题目，只好长话短说了。”这个题目，确实可以写成学士甚至硕士学位论文，但他讲来要言不繁，实在实用。先讲文学和新闻的关系。他说，现在世界上有四种新闻传播工具，包括报纸、时事杂志、广播和电视，其中报纸的历史最悠久。目前处于“报纸危机”时期，难以与电视、广播竞争。因此，美国在进行报纸革命，首先要求新闻报导速度快，这对记者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才能争取读者。今后，我国也会出现这种形势。因此，提高写作水平很重要。写得好，才能有读者，才能使报纸“洛阳纸贵”。这样，就必然要求记者、编辑提高文学修养。说到此处，他引用法国一份报纸主编的话：写好一条新闻有四个原则：一、新鲜；二、准确；三、概括；四、特色。随后，逐一解释：第一，我们现在的新闻太迟了，要层层审批，有的要经过中央政治局。慎重是必要的，但记者的能力会发挥不出来；在写作上，大都是“解放八股”，缺乏清新之气；还有结构不新，意境不新。第二，准确的前提是真实，否则谈不上准确。但事实准确而描写失当，也不能算准确，因为用笔的分寸不对。所以，真实未必准确，还要写得适当。第三，选择新闻是概括，写作新闻也是概括。现在西方国家的报纸还是这样，先在第一段把事实的主要内容概括出来，再写其他的，万一篇幅不够刊登，后面的可以删除。写新闻，可以少写过程或不写过程，做到有话则长，无话不谈。第四，解放前，出了一批有独特风格的名记者，解放后基本上没有了。记者如能对事物有独特的观察、独特的感受，写成新闻就有了独特的风格。再讲新闻写作依靠文学修养。他说，新闻是在当时发生作
  • 澳门文学丛书140用，文学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发生作用，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服务于政治。提高文学修养，就要向经过长时间检验的优秀文学作品学习。从语言来讲，有日常语言与诗的语言之分。诗的语言就是经过提炼的文学语言，千锤百炼，尽善尽美，多一字或少一字都不行。要学习文学的形象性，因为形象性是读者能感觉到的。为此，记者可以学习作家观察、体验生活的办法。此外，学习文学创作的统一、对比、矛盾、戏剧以及比喻和含蓄等表现手法，对新闻写作定有帮助。最后讲古典文学修养的重要性。他说，基本上，每个人都要沾点古典文学的边，作为记者，更应该重视古典文学的修养。有些很复杂的事情，在古人的笔下，几句话就讲清楚了。因此，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这些经典作品，必须一读。背诵古文古诗，当时看来没意思，但以后到写作时自会融汇贯通。书读得多了，自然就会写了，而且越写越好。据笔记所载，那天是1980年4月22日，何满子先生的职衔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获得编审的高级职称，是在若干年后了。记忆中，主持讲座的老师介绍时，似未提及他的老报人经历，其实正如杨文所说，他曾在几家报社当过编辑、特派员，后又研究古典文学，所以讲起这个题目来头头是道，游刃有余。冬春轩老先生说“何满子”是悲惨的一个词牌。的确，这位用作笔名者的人生也悲惨，从反胡风、反右到“文革”，厄运连连，直至1978年获得平反，回到上海开始正常工作。时间上，距我聆听他的讲座才两年多，难怪他在课堂上讲的，没有一句假话、套话和官话。2014.6.18
  • 贺越明·海角片羽141征文遇上“文抄公”为庆贺澳门回归暨特别行政区成立十五周年，我忝为主编的月刊去年与全国头号大报合作，举办了一场“与澳门特区共成长”主题征文活动。整整一年里，从许多应征文稿中择优录用，在月刊和日报各自开设的专栏发表，社会反响不俗。正当活动进入后期评选阶段，忽然收到一封邮件，直截了当地举报，有个作者是抄袭别人的文章参加征文，提醒主办单位引起警觉。征文遇上“文抄公”了？我赶紧回覆这位读者，请他提供证据。对方当即发来文本，比对之下，事实确凿。被点名举报的文章，题为《盛世莲花傲然绽放》，约十个自然段，连标点符号不到一千五百字，竟然抄了六七篇别人的作品，主要段落几乎一段一抄。这位热心的读者认真做了标注，各段抄袭的文字均有出处和原创作者，是分别在《浙江日报》、新浪博客、凤凰网、南方网等几年前已刊布的文字。这么一篇小文，居然对主题相关的其他文章整段抄录，东拼西凑，却天衣无缝，不露破绽，因而蒙混过关，在澳门的杂志“傲然绽放”后，又到北京的中央级报纸上“绽放”了一回。报刊编辑的“法眼”终究有限，不能不叹服那位“文抄公”的手法高超。幸好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读者又是如何发现的呢？原来那位“文抄公”名气不小，已是一些读者密切关注随时“打假”的目标。据发来邮件的这位读者说，此人是“一个
  • 澳门文学丛书142职业文贼”，抄袭了全国一百多位作家的作品，大部分原创作者是市级省级作协会员，连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他都敢抄了去参加征文比赛，真是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二字！读者还建议我到网上查一下，看看“文抄公”的斑斑劣迹。上网一查，方知“文抄公”是个中老手，多年来用“山寨”作品参加各地各种名目的征文比赛，屡屡获奖，甚至在广东、陕西的两次征文活动中获一等奖，可谓名利双收。既有斩获，食髓知味，故他不曾罢手，反而得陇望蜀，到处寻找机会，将之变成了一种获利的门道，“三百六十行”之外的新一行。常言道：“上得山多终遇虎。”尽管他从多篇不同文章分别照搬段落，再拼装组合成新的文章，就像从不同的机器上拆下零部件，又组装出另一台机器，不容易被普通读者甚至编辑发现，但入了有心人尤其原创作者的眼帘，必感似曾相识，最终识破。据《广州日报》报导，去年，深圳一位文学爱好者觉得某知名网站征文大赛获一等奖的作品很眼熟，便通过网上搜索找到原作，对比后证实那是篇抄袭之作。随后，继续搜集那位“文抄公”参加大大小小征文活动的文章，发现前后数十篇都是抄袭他人的作品，七拼八凑是最常用的手法，有的干脆只改个作者名字。而每当参加某地举办以当地特色为主题的征文比赛，“文抄公”就变成了当地人，其“故乡”先后是吉林长春、山东泰安、陕西安定、甘肃天水、福建永定……我从电子邮箱里找到“文抄公”的投稿函，标明的通讯地址，是江苏省如皋市一所乡镇小学。还好，没有因抄袭讴歌盛世莲花的文章应征，又胆粗粗冒充澳门人。那位“文抄公”从事的工作，理当为人师表。《广州日报》
  • 贺越明·海角片羽143记者通过调查得知，他确是一所乡镇小学的数学教师。但该校校长听记者讲述了其涉嫌抄袭的事情后很惊讶，表示不清楚他的文学创作和参加征文比赛的情况。记者还致电“文抄公”，但对方以否认手机号码是他本人的予以回避。这不难理解，用抄袭的文章参加各种征文活动，严格来说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既违背法律也有悖道德，当然不敢公开或承认。之所以会成为报上的新闻人物，是因为他太肆无忌惮太过分了。去年4月，有位广东作家发现“文抄公”用他的作品参加省内某重要征文活动还获得一等奖，便和其交涉并要求道歉，不料人家不但不道歉，反而贼喊捉贼倒打一耙，在博客上辱骂作家是“文贼”。这在网上引起了公愤，多家论坛都有网友揭发他的行径。去年10月，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联合《南方日报》举办“观音山环保宣言”征文评选揭晓，“文抄公”送去的《绽放绿色环保的礼花》名列三等奖，但经过读者举证揭发，主办单位重新公布获奖名单，剔除了涉嫌抄袭的“山寨”文章。“文抄公”古已有之。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说法，概括了某些心术不正之人的陋习，也显露了文坛无法禁绝的流弊。在现今网络如此发达和普及的年代，对公开发表的文字进行复制、粘贴、更改和传送，简直易如反掌，就使某些甘于不劳而获者有了可乘之机，充当“文抄公”比任何时代都便利万分。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网络也不例外。虽然“文抄公”可以利用网络轻易得手，但在网上被搜索抄袭证据的几率也很大，而且一旦被发现和确认，通过网络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更是前所未有的。换句话说，做“文抄公”容易，落得臭名远扬的下场，同样容易。2015.1.19
  • 澳门文学丛书144养狗这件事我家从未养过狗，自己对养狗这件事没有成见。尽管有研究称，养宠物狗有益身心健康，但总体来说，这只是一种个人喜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过，养狗的前提是有钱有闲，否则怎会有可能买狗食，还要去给狗洗澡、治病？基于这点认识，当看到澳门立法议员审议《动物保护法》新文本，社会人士为宠物狗出门是否都要戴口罩而争论时，我意识到这不光是澳门人喜爱饲养家犬的表现，而是社会跨越小康步入富裕的实证。这并非突发奇想。假如依据人口基数，对全国城市居民家庭养狗状况调查统计，澳门很可能是居民平均豢养宠物狗数量最多的地方，不仅超过内地，也超过香港和台湾。这类数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及居民的贫富差异。宠物狗的生存，会成为澳门立法殿堂内外的一个话题，正是近些年居民的收入提高、养狗的家庭增多引发的。不记得二三十年前“亚洲四小龙”摇身摆尾的时代，有哪个地方议员如此关心狗们出门要不要戴口罩，而眼下澳门认认真真议论此事，社会的富裕程度似已超过“小龙”。城市居民养狗，在内地早先被视为大逆不道，加之需有钱有闲，也没有多少家庭负担得起。长时期里，除了野狗和警犬“惊鸿一瞥”，街上很难听到狗吠。六十年代中期，上海某内部党刊发表《〈文学报〉的狗道主义》一文，系该市党报某位“笔杆子”所写，针对苏联文学界权威报纸谴责随意捕捉、枪杀家犬的行为，痛批这是提倡“人和狗是朋友”的“博爱精神”，
  • 贺越明·海角片羽145从中“嗅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尸臭”，还蛮横地给对方戴上“狗道主义”的帽子。到七十年代中，北京《参考消息》还刊文称莫斯科养狗成风，显示苏联的富人穷奢极欲，藉以说明那里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养狗与否，成了那个年代区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标志，现今回想实在有些荒唐！内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少，养狗也变成寻常之事。去年12月的文学期刊《当代》有篇已故作家汪曾祺的佚文《玉烟杂记》，其中“带狗的女工”一节描述参观云南玉溪卷烟厂的住宅区时，见到一位女工带三只狗出门的情形。他问厂里一男工：“工人养狗的多吗？”答复是：“多！下班之后，都出来遛狗！”于是有所议论：“工人养狗，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烟厂兴旺，工人富裕了。”随后，“我忽然想起契诃夫的小说《带狗的女人》。当然，中国的女工和俄罗斯的淑女完全不同，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女工会逐渐形成像契诃夫笔下的少妇的那份优雅”。从写于1997年初的这篇文字，可见老作家对社会的观察敏锐、细致，想象力丰富，但美好的愿望却迄今未能实现。同在去年末，互联网上流传一则“寻狗启事”称，走失一只白色的法斗公犬，这种狗智商极低，肯定是被人抱走的。主人陈女士表示：“我想对抱狗的人说，它的皮肤病还没治好，一直在打针、吃药，五天一次药浴，每个星期需要花一千元左右……你吃不消养的。”网上转载时，标题是“我的狗你养不起”。这说的是实情，小狗的开销超过了万千普通家庭的月均开支，原本无可厚非，但启事字里行间充溢的高调和张狂，哪有一点“契诃夫笔下的少妇的那份优雅”？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再多养几只狗，身上也滋生不出那份优雅的气质。2015.3.20
  • 澳门文学丛书146田子坊一瞥有谁如果去上海玩，抵达时上百度搜一下，当地推荐的几处必游之地中会有“田子坊”。这是一个名声在外的艺术街区。隆冬时节，我陪远道而来的友人，造访了位于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用上海话说，是几条蛮有艺术风味的小弄堂。泰康路是打浦桥地段的一条马路，田子坊在马路东端，有三个入口，全是石库门房子。那里原名“志成坊”，1933年建成，徐悲鸿、张大千等大师曾经居停，属于上海同类型民居的中档住宅，若不是变成田子坊，并无特别引人之处。“田子坊”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弄堂入口处的墙上有简介：据历史记载，中国古代有位画家名叫田子方。若干年前，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取其谐音，给这个里弄起了“田子坊”的雅号。一字之易，确切又风雅，使它平添了深邃的意味。黄永玉作为艺术大师给一个旧式里弄冠以雅称，自然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上世纪90年代末，卢湾区政府为了让那一带的马路集市迁入室内，对路面重新铺设，并规划为艺术特色街。先是一家名叫“一路发”的文化发展公司进驻，不久内地和港台知名艺术家陈逸飞、尔冬强、王劼音、王家俊、李守白等入驻，各自设立画廊或工作室，一些工艺品店和特色餐馆也闻风而来，开店设摊。短短几年间，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里弄，变身为一个远近闻名的艺术街区。走进弄堂，确有一股艺术气息扑面而来，两边不是画廊、书店、摄影展，就是工艺品
  • 贺越明·海角片羽147店、咖啡馆、餐馆，还有售卖传统小吃、时令花卉的流动车。总之，映入眼帘的都是艺术品或与艺术有关的物件、摆设，精巧别致，富有创意。刚好前一天，沪上有媒体报导：“十五个‘新天地田子坊’将依次呈现。”新天地是港资地产集团通过成片区拆迁，在原地从头建造的一个大型时尚地标性建筑群，而田子坊则完整保存了石库门里弄的格局和原貌，两者明显不同。田子坊所在地，过去有上海人民针厂、上海食品工业机械厂等数家弄堂小厂，搬迁后废弃的旧厂房、旧仓库，有一万五千平方米。其中一座五层厂房改建成都市工业楼宇，引进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艺术家，设立设计室或工作室。原来的厂门前，十面不同国家的国旗在旗杆上飘扬，显示那里如同一个小型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天天展示着带有异邦特色的各种艺术品。如果说新天地是拆旧建新，那么田子坊是变旧为新，不需要对民居进行较多拆迁，只在原址租用和改造。所以，弄堂里不少门上还挂着绿色的木制信箱，表明有老居民住着。这一来，里弄的居住功能和氛围得以保留，前来参观的人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原汁原味。这种环境下增添的艺术美感，反而更真实，也更有吸引力。田子坊的成熟和定型，大概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它获得了各种各样的称誉，如2005年“上海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创意产业集聚区”、2006年“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2007年“上海工业旅游年票”、2008年“国家AAA级旅游景点”，等等。有关的研究著述也不少，我随意搜一下，就见到《上海最隐最瘾的弄堂》《解读田子坊》《鲜活的上海弄堂：田子坊》和《田子坊的画家群落》。有人称它是“上海的苏荷”、视觉产业的“硅谷”，但从区域面积上说，当然是难以比拟的。
  • 澳门文学丛书148现今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专家和学者不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田子坊，我以为这是一个传统型住宅群推陈出新的成功案例，是通过释放一定的空间，借助创意为之添加艺术色彩，从而改善环境，美化生活，形成知名度和美誉度，加工成为城市里的一个著名旅游消费点。这种艺术街区的前期启动，需要政府在整体规划、功能定位、业态调整、环境改善和资金投入上，完成许多专业的铺垫工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田子坊这样的老式里弄，在上海数以千计，不可能全都改造成艺术街区，只有选择若干处，与周边人文景观搭配得宜，又无需兴师动众拆迁，才能恰到好处，事半功倍。我们去的那天，田子坊并不热闹，相反有些冷清，可能与不是周末有点关系。但毕竟陈逸飞去世已久，尔冬强也撤离了，多少会有些影响。这类由当地政府和艺术家、商家联手打造的艺术街区，怎样平衡艺术与商业的关系，如何持续经营下去，是应当认真探讨的。2016.1.31
  • 贺越明·海角片羽149平遥牛肉初尝平遥牛肉，是上世纪60年代末，在它的出产地。周详地说，随家母去探望平遥县城的外公外婆之时。生长在黄浦江畔的我，对那里的一切都感新奇，古旧的城墙，温热的炕头，还有就是那几天的午饭和晚饭，桌上都有一碗牛肉。那时，上海菜场的猪肉不限制购买，而牛、羊肉因为供应量少，只有回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居民才可凭票采购。家父也是山西人，菜场的营业员知道他喜以牛、羊肉下酒，总会卖给他一些，但真要打牙祭，就直接去回民清真饭馆了。所以，外公外婆家里顿顿有牛肉，让我感觉很奇特。饭前饭后，老人还叫我随意撕下一块吃，这样把大块牛肉当零食，在上海是不可能的。那里的牛肉确实好吃，表面红红的，不肥不瘦，咸淡适中，松软爽口，也不塞牙，入肚后犹有余香在喉，令人有吃了想再吃的食欲。回上海后，吃的机会少多了，只有当那里的亲友偶尔到访时才会带来几包。对当地人来说，牛肉是待客的特产，也是出门的礼物。去外地走亲访友，或是去省城机关和企业办公事，往往以牛肉作见面礼。据说外地人去了平遥，也会买些牛肉带回家，这就如同台湾人口中的伴手礼，澳门人常说的手信。牛为六畜之一、三牲之首。古时候，牛是很重要的生产工具和作战配置，照理不该是日常食物。而且，作为农耕文化的
  • 澳门文学丛书150一种图腾物，通常只会在重大的祭祀场合被宰杀。许多朝代都有禁止屠宰耕牛的法令，故有天子无故不杀牛之说。江湖上，绿林好汉、草莽英雄则以吃牛肉显示摆脱束缚、挑战法统的行为。一部《水浒传》，各路好汉大碗喝酒吃牛肉的情景随处可见；一些古诗词里，也有描写出征的将士分食牛肉的诗句。在大江南北的民间社会，牛肉早就登上餐桌进入食谱，只是风土各异，做法不同，入口滋味也不一样。平遥牛肉，据称源于西汉，立于唐宋，兴于明清，历史十分悠久。再早的恐难考证，说“兴于明清”当无疑问，因至清代已远近皆知。据地方志记载，清道光中期，平遥城有位名叫雷金宇的牛肉师傅，在文庙街经营“兴盛雷”牛肉铺，香飘邻里，名声在外。清光绪庚子年（1900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为避八国联军侵入京城，西逃途中驻跸平遥，第一顿膳饭上的第二道菜，便是一碟九片的“兴盛雷”熟牛肉。太后对牛肉美味大为赞赏，有道是“观其色而生津，闻其香而提神，食其肉而解困”。餐毕她吩咐太监，上路去西安时带些平遥牛肉。皇太后金口一开，平遥牛肉被封“皇家贡品”。从此，这牛肉进入紫禁城，驰名四方。在当今这个讲究品牌的时代，平遥牛肉也有了品牌：“冠云”。据一位在上海照看老人的亲戚说，90年代中期，平遥食品公司组建为牛肉集团公司，县商业局局长雷秉义辞官出任总经理。不知他是否“兴盛雷”老板雷金宇的后代传人，上任后明确经营方针：发扬传统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系列产品。说到传统工艺，那正是平遥牛肉味美可口的关键因素，秘诀为五个字：相、屠、腌、卤、修。“相”者，选择年龄不低于四岁的非病、残、乳、犊之牛；“屠”者，宰前禁食沐浴，
  • 贺越明·海角片羽151宰时平刀大拉，平静宰于午；“腌”者，划口撒盐，案板搓揉，分层入缸，冷窖腌藏；“卤”者，急火沸煮，慢火温炖，熄火闷炖；“修”者，去糟留精、整形。这套制作工艺，相传是两千多年来不断摸索，代代承袭，最后总结而成的。平遥牛肉作为山西特产还入了歌词，而唱诵的男女歌唱家都是当地人。先是五十年代郭兰英唱的《夸土产》，起首就是“平遥的牛肉”，半个世纪后阎维文又唱道：“品着多年的牛肉香，我在梦里梦平遥……”听到这样的歌声，我总会回想起小时候在平遥吃牛肉的情形。前年盛夏时节，“山西品牌中华行”澳门站活动在威尼斯人会展中心举行，我去观览时已经迟了。冠云集团的参展员工听说我是平遥人的后代，连声抱歉，因平遥牛肉太抢手，展位已空空如也。我笑言没关系，哪天嘴馋了，澳门和珠海的几家山西餐馆都有，方便得很！2016.4.17
  • 澳门文学丛书152骆玉笙的艺德骆玉笙这名字，现今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她是唱京韵大鼓的表演艺术家，艺名“小彩舞”，2002年5月高龄去世。曾听长辈说，上世纪她在京津一带极有名，因京韵大鼓与其他曲艺门类相仿，主要面向下里巴人，市民阶层及劳动大众都爱听。但由于唱词京味甚浓，南方地区知者不多。然而，1985年，根据名作家老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播映，收视率极高，骆玉笙之名随着她主唱的该剧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广为传扬，家喻户晓。前一个周末，央视四台“中国文艺”栏目播出专辑，介绍这位令人尊敬的艺术大师，到场嘉宾有骆派女弟子、作曲家、京剧名演员和传记作者等。其中，曲艺评论家常祥霖先生回忆道，《四世同堂》播出不久，骆玉笙坦率地告诉他，自己发现主题曲中有两个字唱倒了，还具体说明是哪两个字。她说：“在曲艺界，我一向以吐字归音为骄傲，但这两个字却唱倒了，对不起观众！”她关照常祥霖：如果写文章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失误写进去。看着荧屏上常祥霖先生讲述故事，我有一种如逢故人的小激动。因为，那年正是从报上获悉此事，我写了短评《闻骆玉笙遗憾有感》寄给《北京日报》，在9月7日该报头版“文明小议”专栏刊出。篇幅很短，不妨照录如下：
  • 贺越明·海角片羽153观赏时没有留意，读报方知电视剧《四世同堂》主题歌的演唱者，乃是早年就名冠京津曲坛的“小彩舞”骆玉笙；更没有想到的是，当人们对她那扣人心弦的声调倍加称赞时，这位年已七旬的名演员却自责道：“我唱倒了两个字，总觉着有点遗憾。一个是‘千里刀光影’的‘影’字，唱成了‘银’了，另一个是‘为雪国耻身先去’的‘耻’字，唱成了‘迟’了。”骆玉笙的遗憾，真叫人感触良深。老实说，能够听出这字音上细微差别的观众恐怕不多，况且为了短短几句曲词，骆玉笙巧妙引用昆曲、弹词唱腔，已经付出了不少创造性的劳动，而她在记者面前却毫不讳言自己的过失，真诚地向观众表示歉意。为什么呢？骆玉笙说得好：“观众会谅解，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多么严肃、认真的艺术态度！由此联想到文艺界的某些同志，由于作出了一定的成绩，说话、办事就不那么谦虚，对别人的批评也听不进去。有位年轻的电影演员在给某文学月刊写稿时竟要求人家“一个字也不能更改，哪怕是错别字”。这种工作态度、生活态度，对自己的进步和文艺的繁荣发展都是有害的。这些同志从骆玉笙的“遗憾”中不是应当得到些教益吗？读后可知，“卑之无甚高论”，只是略微称道了这位京韵大鼓泰斗级人物的艺德。三十年过去了，老一辈这种对艺术的严谨、对观众的谦卑，有没有被新一代承继下来并发扬光大呢？作为一名普通观众，我所知有限亦不敢妄作评议。只知道，今日的媒体上少见文艺界这个词，本该出现的地方多被演艺界或
  • 澳门文学丛书154娱乐圈替代。于是，文艺成了浅层的表演或纯粹的娱乐，欣赏文艺跟看马戏或去动物园没有太大差别，能够从中找到乐趣松弛神经就行了。导演有玩电影也有玩戏剧的，演员更不用说，演完古装剧就上时装戏，与角色若即若离，演来演去还是本色，反正只要好玩，有大批忠实的粉丝追捧即可。往往一个绯闻炒作开来，正是当事一方的新戏将要上演展映，需要借此吸引眼球，而粉丝们关心颜值超过演技，热衷绯闻远胜人品。为了达到目的，一方的工作室还预先知会另一方的经纪人，说明配合拉抬人气对双方都有好处。据说，这早成了界内圈中的一种潜规则。多年来，舞台上和荧屏里，有不少中青年演员已然成“星”，还出了号称“天王”的大腕，却没有几位当得起“表演艺术家”的荣衔。如要探究其中原由，缺乏老一辈严于自律、精益求精的艺德，当是主因。2016.5.29
  • 贺越明·海角片羽155单口相声相声，最初是在京津地区流行的曲艺品种，随着上世纪50年代推广普通话，也渐为其他地区的居民所熟悉，发展成国人大都喜闻乐见的娱乐节目。每年的央视春晚，定有几档相声节目，逗得电视机前的观众笑声连连。近来上海东方卫视的娱乐节目“笑傲江湖”，之所以很火，也因为其中的“笑”声，有不少是参赛的相声演员带来的。我最早知道相声，倒不是通过舞台或荧屏看表演，而是始于书本。约在60年代末夏秋之交，有位表兄临近中学毕业到沪一游，在家中小住几日。他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是读书。有一天家父下班回家，见他半躺在床上捧著书笑出声来，好奇地问他笑什么，他说“在看《张寿臣单口相声选》”。父亲一听也会心地笑了。那时我刚念完小学三年级，识字还有限，只牢牢记住了书名。后来，我从书橱里多次取出这本书，努力阅读。刚开始觉得是一个个小故事，接着发现是一个个笑话；最终明白：那是一个个相声段子。阅读的同时，自然也笑出了声，那些段子实在有趣。如今即便在相声界，大概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张寿臣其人了。他于1898年生于北京，七岁从父学相声，父丧后又拜他人为师，十六岁出道演出。至1970年去世前，他一生中除短时间改说评书，基本上全献给相声艺术，创作或改编了大量段子，绝对称得上这一行的大师。有行家撰文介绍，张寿臣早年
  • 澳门文学丛书156一面和搭档表演对口相声，一面刻苦钻研单口相声，十九岁成为少有能说单口的青年演员。我读过的《张寿臣单口相声选》，收录了他表演的二十多个段子，大都短小精悍，趣味横生。其中有个极短的段子说，窃贼进门偷东西肯定不会出声，更不会与主人交流，但有个窃贼盯上了一个表面穿着光鲜的人，夜里去他家偷东西，哪知家徒四壁连被褥都没有，两公婆睡觉靠穿衣戴帽御寒，但墙角有一坛米，想多偷点回去，脱下身上棉袄铺地准备倒米，不料老公已经发现，趁他转身顺手把棉袄拎去垫在身子下，老婆听见有动静说家里有贼，老公则说没有贼继续睡，于是窃贼开腔搭话：“没有贼？没有贼，我的棉袄哪去了？”故名《贼说话》，不禁令人捧腹。他的段子，大多从实际生活现象中提炼创作而成，“笑”果明显，阅读时会笑出声来，过后回想还会发笑。因为最初知晓的是单口相声，先入为主，我总觉得对口相声听来还不过瘾。可是，我这岁数的人通过舞台或荧屏欣赏到的，又都是对口相声。70年代中期，先是有马季、唐杰忠登台表演，说的是建造坦赞铁路支援非洲人民的主题，名为《友谊颂》；以后则有侯耀文、常宝华、姜昆、冯巩等人，还有现在较活跃的德云社班主郭德纲及其弟子，无不与相对固定的搭档合作。两个演员的好处，是言说空间大，角度和容量也较大，但一人捧哏一人逗哏，常会流于插科打诨的俗套，更难免过度丑化、挖苦搭档或其他对象的弊端，那样制造的笑料总有些生硬，让人笑得勉强。虽然就立意、主题而言，张寿臣的老相声段子可能不及今天的一些节目，但表演则蕴藉更深厚的艺术底蕴。可以想象，他独自往舞台或场子中间一站，从容不迫，平心静气，对各种“包袱”稳铺垫、巧抖开，让人在出乎意料中开颜而笑。所以，他的话语很平实，从不在包袱抖开、
  • 贺越明·海角片羽157“笑”果产生的一刹那，故作惊人之语，更无需大喊大叫，靠嗓音来发噱。相声作为一门语言表演艺术，讲究的就是这种艺术技巧。技巧愈高，就愈含蓄、雅洁，也愈耐人咀嚼，常想常笑。尽管以往没有机会欣赏单口相声，我这外行依然有一种成见：单口相声应比对口相声难度更大，也更能体现表演者的水平。前些天“笑傲江湖”第三季有位名叫方清平的参赛者，表演单口相声让人眼睛为之一亮。他从十三岁起学相声，早先演的也是对口相声，但四十岁那年，以单口相声获央视第五届相声大赛二等奖。我推想，他呈献给观众的单口相声，多多少少，该是承续了张寿臣等前辈的一些技巧吧。2016.9.18
  • 回眸异邦
  • 贺越明·海角片羽161加州政坛“不老松”美国加州州长布朗（JerryBrown）面对难解的困局：州府背负二百六十六亿美元财政赤字而濒临破产，房地产低迷，失业率高企，不少居民外迁；经济复苏遥遥无期不说，前不久竟有人提议：南加州十三个县脱离加州，另外组成一个州。“屋漏偏遭连夜雨”，不知这老头是否应付得过来，毕竟是七十三岁高龄了。这位布朗先生，我初抵美国没几天，就从一本旅美随笔集里“识荆”了。作者梁厚甫说他去快餐店医肚，赫然见到时任州长的布朗也在排队，规规矩矩，亦步亦趋，与其他顾客没有不同。我当时读到此处，将信将疑：一个洋省长果真这样与民众打成一片？这说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没错，布朗三十多年前曾任加州州长，而我读到梁厚甫先生的书时，则已是90年代初了。但颇有缘分的是，我离开校园到旧金山当记者，数年里经常驾车驶过海湾大桥，去奥克兰采访他的活动，因他在90年代末当选该市市长。照常理，“曾经沧海难为水”，但前州长布朗踏踏实实又去当了市长，而且事无巨细，处处操心，干得不亦乐乎。我每次见到他，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前辈记者对他在快餐店排队的描述，觉得与亲眼目睹的不带官气、形同平民的形象毫无二致。一众朋友每每议及此官，莫不啧啧称奇，感慨万分。想想也是，在亚洲尤其大中华地区，谁见识过这等公仆？
  • 澳门文学丛书162布朗从政迄今四十多年，可称加州政坛“不老松”，经历颇为奇特。他出身政治世家，从“政坛摇篮”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博士学位，1970年通过竞选成为加州州务卿，五年后当选为州长，连任两届。到2007年，两届奥克兰市长任满后，他又担任加州总检察长，直至去年重披战袍，再度竞选州长获胜。其间，他于1976、1980和1992年，三次问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982年有意进入联邦参议院，但均未奏功。他的公职生涯限于加州，而在该州如他历任这么多要职的绝无第二人。有趣的是，他1975年出任州长时，前任为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WilsonReagan），今年元月到州府“二进宫”，接替的是阿诺·斯瓦辛格（ArnoldSchwarzenegger）。似乎命中注定，他要为好莱坞影星执手尾。据闻布朗的宣誓就职仪式花费不到十万美元，这种低调而节俭，既体现了他的个人作风，也与眼下萧条的经济状况正相契合。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先生今年4月赴加州探亲小住，就近观察一番，7月初在《南方都市报》撰文称：“面对加州经济的恶性循环，政府财政问题影响到消费者信心，民众每一百元收入只消费五元，仅相当于1972、1973年的水平，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次低。”新上任的布朗有何良策妙方呢？一是开源，他设想三项加税措施（即销售税提高百分之一、汽车牌照费提高百分之零点五，个人所得税提高百分之零点二五）获全州公投通过，未来五年可增加政府收入约五百亿美元；二是节流，他下令没收一半公务员使用的“公务手机”，因为平均每份公务员的手机合同每月花费纳税人三十六美元，每年四百三十二美元，仅此一项每年可省下两千万美元。对前一项，居民们会极力反对？对后一项，公务员会大为不满？也许会，也许不会；而不会的理由，就是布朗本人使用公帑的故事
  • 贺越明·海角片羽163广为人知。文章说到，布朗上任后，和三十多年前一样，自己在州府附近租下一个顶楼单位，面积一百四十五平方米，月租金二千三百元，算是州长官邸。公寓楼下有一家中国餐馆和一家日本餐馆，不远处有汉堡包和三文治快餐店，他的吃饭问题很容易解决。还有，他到洛杉矶开会，不带任何随从独自前往，坐的是飞机经济舱，而且用老人优惠价买票，到洛杉矶后住朋友家，一趟公差只报销了一百美元来回机票，“此事得到普遍的称赞”。布朗不带随从搭机到另一城市出差这件事，又让我想起梁厚甫描述的他规规矩矩排队的情形……没有居民会喜欢加税，也没有公务员会乐意取消公务手机，但当他们看到州长如此以身作则，节省公帑，理解他所想所行是为了增加收入、削减开支，最终扭转财政危机，还有多少人会一味不满和抵触呢？王则楚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布朗州长的节俭执政理念》，结尾不无含蓄地发问：“这样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法，是否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呢？”其实，不用深思也能想到，布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任务既重且艰。在如今这个“地球村”时代，一地之经济景气，不光与周边地区、整个国家息息相关，甚至与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大势密不可分，加州能否在他的任期内再度振兴重放光彩，不仅仅取决于其个人的施政能力。也许当布朗离任时，这个全美“第一大州”还只是走出谷底，无法与昔年的黄金时期相比，但即便如此，他也不会被选民怪罪，相反还可能获得他们对“清官”的敬佩和叹服，而不是笃背脊。2011.7.20
  • 澳门文学丛书164旧金山的历史节点在美国，一位华人宣誓就任旧金山市长。读到这则新闻，我再三思忖：将来的史书，该怎样记载这一天？2012年1月8日，也许会被称为北美华人参政的一个里程碑式日子，或是用时下有些俗套的说辞，叫作“历史的节点”。用“历史的节点”来表述，当然不是说旧金山的历史会因此而拐弯，而是以华人进入这座城市的漫长历史为视角，将之看作一个“节点”，其涵义在于：美利坚国土上的华裔人士，通过自身长期不懈的奋斗，不仅能竞选出任一市、一州乃至国会山上的议员，而且能当选西部大都市的市长。这是“前无古人”，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在时间上，这个“节点”还可往前挪，挪到2011年11月8日。那一天，旧金山选民们投票选举市长等官员。经过对得票率的两轮统计，次日宣布李孟贤击败对手，荣膺此职。这之前，他在去年1月7日获市议会压倒性表决支持，在市府行政官任上被推举为代理市长，为期一年。后来，由选民为他“真除”，说明代理有方，不负众望。在那座起伏多姿、景色旖旎的海滨城市，我曾居停十载，且作为记者常跑新闻，故对有关它的任何消息都格外留意，哪怕是一则不起眼的花絮。新闻中提到，主持新市长就职仪式的，是前市长威利·布朗，引领宣誓的是联邦参议员黛安娜·范士丹。这两位是我多次采访过的当地重量级政界人士，而我反
  • 贺越明·海角片羽165反复复希图从脑海里打捞记忆的碎片，对那位英文名EdLee的华裔市长，还是只能拼凑出依稀而不清晰的图像。作为广东台山移民的后代，李孟贤于1952年在西雅图出生，1974年从柏克莱加大法学院毕业，担任民权律师十年；1989年获市长任命，进入市府道德委员会任调查员，后任雇员关系办公室副主任；1991年至1996年，担任人权委员会主任；1996年，获市长委任采购办公室主任；2000年，转任工务局局长；2005年，由市长任命为市府行政官；2010年12月起，再度担任同一职务。其间，应在他任职人权委员会后期，我去采访过一两次新闻发布会；他担任市府采购办公室主任时很低调，改任工务局局长时，我已离开新闻机构；而到他获任市府行政官的时候，更是远渡重洋，成了栖息在濠江的“海龟”了。我知道，旧金山政府的行政官管理十多个部门，权力很大，过去有另一位李姓华人担任此职多年。可以肯定的是，李孟贤过往在旧金山算不上华人参政的佼佼者。在他之前，前赴后继，在政坛上冲刺的有好几位。以1994年11月8日那次中期选举为例，同时竞选市参事（相当于市议员）之职的华裔人士，就有邓式美、关道进和王兆华三位。结果，挨家挨户敲门拜票的邓式美女士以高票胜出，另外两位则功亏一篑。其时有分析人士预测，尽管这个城市的华裔选民已占四分之一，但华人要出马问鼎市长一职，至少还需要二十年。然而，从那时起不过十六年，早先在政界“名不见经传”的李孟贤，却力挫群雄，选上了该市第四十三届市长。换言之，华裔参政的一个预定目标，提前实现了。当年亲眼目睹华裔人士参选公职的千重热情、万般艰辛，以及最后赢来不易的成果，我振奋不已，给香港《华人》月刊12月号撰写了一篇时评。文中说，旧金山是华人最早飘洋过海
  • 澳门文学丛书166踏上这片新大陆的聚居地，海湾外面的天使岛，则是早期移民遭受非人的歧视和欺凌的见证，“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里的新一代华人，不仅在科技、教育、文化、商业等领域取得了骄人成就，而且正在用政治上的努力，谱写着崭新的一页”。而且，“无论胜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政治勇气和自信，那种整体参选的力量，都具有划时代的特征，足以铸成旧金山湾区华人参政史上一块醒目的里程碑”。据说李孟贤初任代理市长时反复表示，不会谋求将来竞选市长，但他行使市长职责的表现广受佳评，当地人士发起多个社区活动呼吁他参选，而多位前市长也劝其改变想法，终于使之一改初衷，正式宣布参选。选战开打之际，竟有十五人角逐市长大位，竞争激烈，而其中华裔就有五位。可见，华裔参政甚至征战要职已蔚成风气。李孟贤的胜选，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也是华人社区的胜利，还是所有少数族裔的胜利。这一事件发生在旧金山，对族裔多元化的这座城市乃至号称“民族大熔炉”的全美各地，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必将在美国政治史、尤其是华裔参政史上，留下绚丽夺目而意涵深遂的一笔。2012.2.7
  • 贺越明·海角片羽167骆家辉“本色秀”骆家辉（GaryFayeLocke）搭乘公交车？前些天，一位北京网民在微博上载一张图片，爆料称早晨上班繁忙时段，乘搭126路公交车遇上了骆家辉。照片是一名男子的侧面像，平头，戴耳机，穿格子衬衫，肩上挎着包，与骆确有几分相像。但十小时后《环球人物》杂志澄清，此人是该杂志的一名主笔，美国驻华大使馆也证实骆家辉那两天正在吉林访问。众网友方知“虚惊”一场，照片的疯传、议论的升温，戛然而止。不能怪网民们过于敏感，说不定骆家辉哪天真会和乘客们挤在一辆公交车或地铁车厢里，一样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还不一定马上被认出来。的确，这位美国大使的行藏举止很平民化：去年8月抵京履新，下飞机后居然手提肩扛行李，和夫人、孩子步出海关；9月赴大连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被发现乘坐的是经济舱；今年4月去三亚出席博鳌论坛住的是一家普通酒店，而非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凡此种种，与其世界头号大国驻外使节的身份颇不相称，吸引了众多惊异的目光，也引发了不少见仁见智的议论。京城一家代表性大报，给骆氏的行为贴上了“平民生活秀”的标签，是属于“主动搅起矛盾漩涡”的一部分；而在不少百姓眼里，他又成了低调、清廉的象征性符号，几可为各级官员廉洁奉公的楷模。媒体和民众的那些议论，实际上既是对骆氏行为的浅见，也是对其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隔膜所致。美国的国力一度很强
  • 澳门文学丛书168盛，但并不反映在官员的消费行为上。上世纪90年代我初当记者时，居住报社所在的密尔布瑞市，那地方距旧金山不远，人口不到两万，市政厅是简陋的平房，公务员很少，也很难见到市长。不料有一次采访，正好与这位“父母官”同席，还有两位市长在座，分别来自邻近的柏林甘和红木城，都是两三万人口的smalltown。他们在名叫“香满楼”的中餐馆请到访的湖南省株洲市市长一行吃饭，商谈彼此结为姊妹市的可能性。邻座的“父母官”与我交谈了几句，掏出了另一张名片，小声说他正职是地产经纪，由于敝市人稀事少，市长职务是半工，只有一点车马费。我惊讶之余问道：“当市长没什么收益，但可以增加你从事地产经纪的信誉度，对吗？”他以“当然”二字作答。餐毕，三位市长送走赶着去旧金山观光的客人，就各自掏出五十美金，凑足一百五十元，付了这顿粤式点心的餐费及小费。另一位市长自我介绍是在五金店当经理，还有一位的正职为何不记得了，反正一市之长都是兼差。后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有说法，这三个城市太小了，与株洲市不太匹配，缔结姊妹市的事泡汤了。幸好没成，不然这种小城市哪有迎来送往维系“姊妹”之情的经费啊！小城市如此，大城市的官员也不财大气粗。旧金山有七十多万居民，游客很多，算是美西的大城市，市长对外宾讲起话来口气不小，称该市是从太平洋进入美国的gateway（门户），又喜欢用SanFranciscoBayArea（旧金山湾区）一词把南边并不近的硅谷地区捎带进来，好似权力很大，可宴客时却总是相关的商会埋单，因这类吃喝是不能用公帑开支的。有一年威利•布朗市长率团访问姊妹市上海，我随团采访获悉，市长这趟公务之旅没有经费预算，他本人和一名随从的来回机票和酒店住宿，由承办的旅行社用其他参访人多付的费用分摊解决。
  • 贺越明·海角片羽169在美国，民众不允许官员以任何名目用纳税人的钱去吃喝、游玩，为此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几乎没有公款消费的空间。官员如被发现用公款作私人消费，只有辞职回家，或许还要吃官司。这是美利坚国情的一部分，不了解这些，就很难理解骆家辉的那些行为，甚至会误解和曲解。骆家辉出任大使不满一年，已多次成为新闻人物，所获关注度之高，超出美中建交以来的历任驻华大使。这与他是中国移民的后代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他展现了简朴平易的平民化作风。这一点，当归之于他不同于职业外交官的多年民选官员经历，习惯成自然，应非事先彩排或临场发挥的作秀。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一位有点名气的央视节目主持人问骆家辉：“大使先生，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钱？”骆家辉答道：“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北京大使馆的，还是总统的内阁成员，一般的规则就是乘飞机时坐经济舱。”他提到的规则，是出公差的制度，坐经济舱正是按制度办事。那位主持人貌似调侃的提问，在这种场合很不得体，显得无礼又浅薄，真让人有恨铁未“成钢”之慨！有网民不愿做只是看“秀”的观众，搜寻到美国国务院的出差费用标准，与三亚的酒店房价比较后，说明骆家辉如若入住豪华酒店，超出报销规定的部分就要自掏腰包。可见，那不是作秀，只是遵守规章制度而已。假如硬要给骆氏贴上“作秀”的标签，他的那些行为不脱自身奉公守法的本色，可称之为“本色秀”。在官员们“三公消费”泛滥成灾的国度，这种“本色秀”该有点“洋为中用”的借鉴功效吧。2012.6.25
  • 澳门文学丛书170“你究竟是男是女？”古有《百家姓》流传下来，开首“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顺序据说依照皇权统治者的姓氏排列，宋代开国皇帝乃宋太祖赵匡胤，所以赵成为第一位；宋代建国之初，尚有在浙江称王的吴越王钱俶、定都金陵的南唐后主李煜，所以钱、李二姓也居前列。今日若按人口多寡排列，据2011年发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李姓达九千五百三十万人，是全国第一大姓。但前几天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公布新成果，称王、李、张姓分别有九千五百多万、九千三百多万和九千万人，无疑王姓最多。这些统计，不包括海外华人社会，倘加上东南亚，还有北美、欧洲等地华人，第一大姓是“李”是“王”还很难讲。“李”字的汉语拼音是Li，但同样姓李，在港、台地区却是Lee，因采用威妥玛拼音所致。但到国外，即使遇到洋名前冠以Li或Lee的华人，也不能断定人家姓李，说不定是黎或利，不能冒失地把别人老祖宗换了。如果对方是新移民还好，可说明其“尊姓”是木子李还是黎明的黎，或是利益的利；碰上有些第二、第三代移民，讲不清又不会写，到底中文姓氏是哪个字，颇费周章。尤其要把不知名的华人连名带姓译成中文，更是一桩苦事，究竟是“李”是“黎”还是“利”，往往只能靠猜，以括号加注“音译”，以备后患。论及汉姓洋化后的转换，李姓算是简单，比这复杂的更多。以Chang为例，回归到汉语，有可能是常、姜、章、张、程、郑
  • 贺越明·海角片羽171或陈，而所列这些姓氏又有不同译法，如Chang常用于张姓，但张姓另有Cheong、Cheung、Chong、Chung、Jeong、Jeung、Jong、Jung、Tchang、Tea、Tio、Trong、Truong和Zhang。同样，陈姓除了Chang之外，还有Chan、Chann、Chen、Chenn、Chern、Chhin、Chin、Chinn、Ching、Chun、Chunn、Dzung、Tan、Tchen、Tschen、Ting、Tjhen、Tran、Tren和Zung。这几个姓氏与一长串洋文对应，发音相近相似，还不至于太离谱。但像吴姓，在汉语拼音和粤语拼音里，分别为Wu和Ng，而Ng的祖上来自福建，却可能是黄姓，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刘绍铭先生写有《取名的艺术》一文，说他早年在西雅图留学时打餐馆工，一同“企台”的女同学也是港人，姓吴。老美顾客跟她熟络后，请教尊姓大名，她说名叫吴某某。顾客让她写在纸上，知道她姓Ng，但无论如何念不出来，只好将之一分为二，戏称她是MissNoGood，变成了“不好小姐”。于是，她赶紧取名Alice，才摆脱那个NoGood的称呼。的确，哪怕再有想象力，老外也发不出Ng的音来。因拼音不同，译法各异，海外华人姓氏的同音异字和异译同字，别说在老外眼里，当地出生的华裔子弟也感复杂和怪异，常常一头雾水，难以明白。直到1998年，ChineseAmericanNames，TraditionandTransition（《美国华人姓氏：传统与演变》）一书问世，才使缠绕于海外华人姓氏的那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该书作者雷胡友爱（ImmaWooLouise），乃华裔移民第二代，父母为广东四邑人。70年代初，她在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从事有关癌症患者的资料分析，其中一个项目涉及亚裔社群较为普遍的鼻咽癌，导师要求她依据患者姓氏整理数据，以便汇集亚裔病患的信息。好似灵光一闪，这工作激发她投入华裔姓氏研究的志趣，前后持续二十多年。为搜求华人的姓氏资料，她从家人、朋友开始，渐向学校、教堂、宗亲公所以及商业注册名录扩展。除了泡
  • 澳门文学丛书172在图书馆，她还遍访纽约、波士顿、西雅图和旧金山等地的华人墓园，从先人墓碑镌刻的文字中获取有用的讯息，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终于在退休数年后完成这部英文著作。记得该书正式上市那天，雷胡友爱在柏克莱一家书店的发布会上说，移民来美的华人姓氏，蕴藉华人的历史、文化、语言及家族等传统基因，而移民在新大陆生活久了，会逐渐远离这些传统，有些人虽然知道自己有个中文姓氏，却不知道其中所代表的传统意义。她希望能清楚地告诉子女，他们的姓Louise为什么是打雷的雷，而不是双口吕。这部人称“海外华人百家姓”的书，厚达二百三十页，欲对自家姓氏追根究底的华裔后代，当捧读一番。但对老外来说，除非与华裔通婚而对配偶的姓氏很好奇，不然肯定兴趣缺缺，即便勉强翻翻，会如啃天书，难以消化。之所以有此一说，盖因好似前述刘绍铭的那个有趣的见闻，敝姓在美国也有过奇特的遭遇，只是况味并不相同。入学之初，我未取洋名，老美教授见到“贺”的拼音，毫不含糊地称呼Mr.He，我明白这个“他先生”是指本人，但觉得需在发音上予以纠正：你称呼我的这个发音是男“他”的主格即he，但该字即我的姓在汉语里不发这个音。教授有点诧异：“那该发什么音？”我说如果发作女“她”的宾格亦即her，那就对了。不料他糊涂之下，半真半假地开起玩笑：“啊，那你究竟是男是女？”我知道这对老美较难解释，为免再因这个发音纠结于“男女不辨”的困惑，决定取个洋名。巧得很，偶从一部大词典看到Herman之名，源自德文，美国人很少用，又与“贺”字发音相同，还表明是个男性；况且，它变相记录着有关敝姓的一件趣事，佐证老外可能永远念不准某个华人的姓氏。2013.4.22
  • 贺越明·海角片羽173老侨团易帜在旧金山唐人街，道士德顿道八四三号，是一栋带有古色古香门廊的建筑，横匾上“中华会馆”四个金色大字尤显气派。初到的游客向人打听，年长的阿伯、阿婆会告知：这是个华人社团，不光在全美历史最悠久，亦是华人在海外持续时间最长的社团。了解较多的人知道：中华会馆对外行文，自称“驻美国旧金山中华总会馆”。美国不少城市都有中华会馆，唯独旧金山这个称“总会馆”，因它资格最老，是侨界公认的龙头老大。这个老得不能再老的侨团，最近爆出一桩新闻：5月27日，它撤掉了大厅内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这面“国旗”，我上个世纪90年代中亲眼见过，是插在该会馆大厅正面孙中山像的一侧。据凤凰卫视播报的新闻，在25日召开的商董月会上，以一票之差通过临时议案，决定撤下悬挂已久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提出撤旗议案的商董黄楚文说：“中华会馆是在美国注册的社团，宗旨是和谐侨社、服务侨社，不代表任何国家和地区，也不代表任何政党和政治团体。”虽然今年年初中华总会馆已将楼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换为美国国旗，但这项议案还是引发反对人士的不满。他们提出，十年前中华总会馆就通过议案，永久搁置撤旗议题，所以这次通过的议案不能算数。不过，主持会议的总董黄荣达回应，共有四十七名商董到会，四十二人参与投票，结果二十一票赞成、二十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程序合理合法。他还表示：“因为我们这
  • 澳门文学丛书174条议案是新提案，也都符合目前的潮流。各个都想和谐，不想有左右之分，我们是美国公民，我们要维护美国利益。”反对者称将就撤旗议案提起告诉，因此事件未来发展还存在不确定因素。新闻最后说，这是中华总会馆历史上第一次撤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空出的位置将挂上加州州旗。中华总会馆的这个举动，对当地侨社不啻一场政治地震，冲击波不小。此话怎讲？19世纪中叶，大批广东农民被卖“猪仔”，赴美国西部修铁路，开金矿，最初集中在旧金山一带。为了抱团互助，来自同一地区的侨胞先后成立了三邑、阳和、人和、宁阳、合和、冈州会馆，并于1862年（清朝同治元年）正式注册成立中华会馆。当时的华侨大都为广东籍，又以这几个地区居多，中华会馆便成为全侨性团体，后起的各地中华会馆、中华公所等，均唯其马首是瞻。这个比兴中会诞生还早三十多年的侨团，早年为孙中山发动民主革命出钱出力，与中国国民党结缘甚早，对中华民国建立也有一功，在国共对立、争战中的立场不言可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它被视作海外的“反共堡垒”，一言一行可以影响不少小侨团及成员。这一执传统侨社牛耳的社团，突然间撤掉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显示与台北分道扬镳的取态，筑成了自身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据台北《联合报》报导，自美国和中国大陆建交以来，旧金山中华总会馆为挂旗争论了数十年，也有人私自将会馆顶楼的中华民国国旗拿下来。保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商董和主席，曾提出议案永远效忠“中华民国”，云云。我估计采写这新闻的记者较年轻，对史实所知有限，至少上世纪90年代我在当地跑新闻，从未听闻该会馆有过任何关于挂旗之争。记得初登唐人街假日酒店最高层，从窗外俯瞰，只见四周房顶上多处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而五星红旗却寥寥无几，深感惊
  • 贺越明·海角片羽175奇、震动。国共内战的战火早已熄灭，但延续到海外侨界的争斗依然激烈，旗帜之多寡反映力量之大小；每年到10月更趋白热化，一方庆祝“十一”，另一方纪念“双十”，彼此比规模，比人气，楚河汉界，泾渭分明。有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打破、融化政治的坚冰，同样耗时费日。据我作为记者的观察，与中华总会馆有关的几件事，一步一步，显露出逐渐变化的轨迹。1994年9月20日，中华总会馆1992年主席团成员宴请中国驻旧金山历任总领事胡定一、唐树备、赵锡欣、郑万珍和时任总领事梅平，前任总董甄树灿致词时说他和主席团其他成员过去都是亲台人士，表明这几位会馆元老打消了与中国外交官互不往来的禁例；1996年5月，中华总会馆下属三邑、人和总会馆主席杨伯和、岑汉德等人，结伴去大陆游览、省亲，反响颇大；1999年2月，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举行春节联欢晚宴，前中华总会馆商董伍璇灿等获邀出席，引人注目；2002年10月，中华总会馆应国侨办邀请首次组团到大陆访问，完成“破冰之旅”，引起传统侨社震动……易帜之事发生在近日，乃是冰层最终消融的结果。旧金山另有一则有关升旗的旧闻：1994年9月17日，成立一百二十七年的萃胜工商总会升起了五星红旗，成为当地第一个升新中国国旗的传统侨团。据说早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该会高层已通过悬挂五星红旗的决议，但投票赞成这决议的人事后受到另一种政治势力的恫吓，致使决议延至二十二年后才得实施。唐人街上的旗帜，升降之间，有多少不为外人所知的曲折内情啊！2013.6.8
  • 澳门文学丛书176“平权法案”不平权高中毕业要进大学，在中国，是通过三天高考“一考定终身”。而在美国，学生除了展示高中学业成绩平均点数（GPA），另要参加学术评估测试（SAT）或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作为申请大学的成绩单。但对华裔学生来说，成绩再好，也不一定能够如愿进入梦寐以求的顶尖大学，因为他们前面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路障——“平权法案”。前些天，就在美国各大学即将发榜之际，有五万华人联署要求联邦最高法院重新考虑“平权法案”的设置，但这项法案的存废，对那几位大法官也是颇为棘手的难题。这个难题由来已久。“平权法案”，英语是AffirmativeAction，为美国首创，在上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背景下，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总统为落实《民权法案》，先后签署了几项总统令，防止以肤色、宗教、性别、性取向或族裔、出身对少数群体歧视，主要适用于就业、教育、工程承包和医疗领域。该法案规定：凡是受到联邦及地方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都有责任落实“平权法案”，在招生上采取配额或加分的方式，让少数族裔学生优先入学。表面上，这对来自少数族裔家庭的学生非常有利，但华裔却没有成为真正获益的群体，反而变成了牺牲品。此话怎讲？这二三十年来，移民美国的华人不断增加，在当地接受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在“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传统家教熏陶下，华裔学生念书勤奋刻苦，成绩普遍较好，每年中
  • 贺越明·海角片羽177学生“西屋奖”的入围名单，总以华裔最多。然而，依据“平权法案”，学校招生要让少数族裔学生优先入学，录取分数线必须按比例有所调整，于是华裔学生的录取分数要比非裔、拉丁裔高出许多。我在旧金山当记者时，1994年7月上旬参加过一个新闻发布会，是旧金山华裔民主党协进会代表华裔学生及家长，向联邦法院控告该市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及加州教育局，要求法庭撤销限制华裔学生申请公立学校的族裔配额政策。原来，该市有项行之多年的“法庭指令”规定：每个族裔在学校中的比例，最多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五。当地的“教育明星”洛威尔高中根据这个比例，设定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录取分数为五十三分，白人及其他非华裔为五十九分，而华裔学生则高达六十四分。分数的提高，将本可进入该校的不少华裔子弟拒之门外。类似的情形也存在于其他公立学校。那些没有达到特殊分数线的华裔学生都非常失望，他们所失望的，不全在于分数，还在于自己的族裔。因为假定不是华裔的话，他们本可如愿以偿。这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必定投下了一层阴影。更有甚者，有些学生因进不了洛威尔高中或其他公立学校，家庭若负担不起私立学校的学费，能否继续升学也成了问题。旧金山的“法庭指令”以“平权法案”为依据，通过对学生的族裔比例作出硬性规定来体现种族平等，其初衷有一定的合理性，无可厚非。但是，该市的族裔构成已不同于往昔，几乎每三名学生中就有一名华裔。因为华裔学生的成绩较好，要比其他族裔的学生分数高出许多，方有资格进入名校，等于必须以加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与别的族裔相同的权利，等于对他们形成了新的歧视。而且，华裔学生大都生于斯长于斯，本是美国社会的一分子，更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另设门槛。所以，在许多华裔家庭看来，时至今日，“平权法案”不平权，已经失
  • 澳门文学丛书178去了维护各个族裔平等的进步作用，反而构成对某一特定族裔的变相歧视，是难以容忍的。旧金山华裔民主党协进会的那场官司，最后结果如何，我已不记得了。没过多久，加州大学率先在招生和招聘中取消了将种族、性别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成为美国第一个不再执行“平权法案”的公立大学系统。其实，这也是大势所趋。在加州大学，像伯克利、洛杉矶、旧金山等分校，亚裔学生已经超过或接近百分之五十，其中又以华裔居多。可以断定，一旦全美各大学招生时都取消族裔比例限制，一流大学中将有半数学生是亚裔，而华裔人数会占据首位。孔子曰“有教无类”，主张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外，对谁都可以进行教育。颇为有趣的是，小布什总统2002年1月8日签署了一项“有教无类法案”（NoChildLeftBehindActof2001），旨在提升教师的合格率，解决贫困地区学生和黑人的受教育问题，故被译成孔子的箴言。美国本来就是个倡导“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自然奉行“有教无类”的政策。换言之，每个人受教育的机会也是平等的。但“平权法案”施行半个世纪，时移世易，却给华裔学子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所以，在恪守“有教无类”主张的同时，也要认可“优胜劣汰”的法则，否则就会扼杀竞争，扼杀人才生长的机制。“平权法案”从造福社会到遭遇挑战的历程，说明人的需求和认识随着时代变化而升华，在平等权利尚无保障时，要求通过法律至少保障形式平等，而当形式平等悖离现实时，又重新检讨法律的功效问题。人类对于平等权利，有个从形式到实质的追求过程；对于民主、自由等权利，不也同样如此吗？2013.8.24
  • 贺越明·海角片羽179无需替洋人担忧美国大学招生与捐款的关系，是个多元而复杂的话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法律、道德以及社会、人情等领域。本来，将丹尼尔·金（DanielGolden）的书名ThePriceofAdmission意译成《大学潜规则》已含有明显的贬义，而一位名叫冷哲的作者所写书介《钱、谎言与录取信》，举出那些有悖公平原则和普世价值的招生事例，更似掀开了笼罩在大学与资本互动表面的那层面纱，使人窥见其中赤裸裸的交易本质。然而，这并非一个值得展开论争的理论问题，更难辩出孰是孰非，而是大学当局如何作为而有兴趣的人士又如何认知的事情。这方面，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时写过报道，也曾有认知上的失误，均涉及已故的加大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在今年3月5日发布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周刊》2014年世界大学声誉排名中，加大伯克利分校位居第六。丹尼尔•金的书里揭示了不少东部长春藤盟校将招生与捐款挂钩的台底交易，而西部这所出色的公立大学在向校友及社会各界募款上，一点不比那些私立名校逊色。1994年2月16日中午，我在北加州福斯特市假日酒店听了田长霖一场午餐演讲。当天他是应扶轮社之邀，而讲题为《加大伯克利分校：“一个最佳投资点”》，正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那一期报道中的论点。他在演讲中说，该校招收的
  • 澳门文学丛书180全国名列前茅的中学毕业生，百分比高于斯坦福、普林斯顿和哈佛等大学，而且不论他们来自富裕、小康还是贫穷的家庭，保证每个学生都可在该校获得成功。另外，学校会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经济资助。该校建立一百二十六年以来，为社会各界培养了许多领袖人物，其中有政界的重量级官员，如时任加州州长威尔逊等；仅在当年，就有两位校友获得“诺贝尔奖”，总共有十五位教授获此殊荣。随后，他话锋一转：近年来，加州政府向伯克利和其他八个分校提供的经费大为缩减，三年里仅伯克利分校的经费就少了七千万美金。当年，州长提出为该校增加百分之三点二的财政拨款，但这仍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开支。经费少了，学校不得不依赖学费，但上涨的学费也不能填补短缺的经费。校方设法向慷慨的校友和其他友人寻求私人基金，可是仍然不能解除困境，于是只好紧缩财政开支，包括人力、薪资及其他供应。他一番“哭穷”后，便向在座人士求助：请告诉你们的朋友、同事、邻居及家庭成员，加大伯克利分校是一个最佳投资点，请来参观你们的投资之处，那是各位自己的大学。这是我头一回听田长霖演讲，此后又听过多次，在他任校长期间，基本上都与募款有关。田长霖生于汉口，在上海度过幼年，到台湾完成中、高等教育后赴美留学，讲英语的口音很重，但充满激情且很风趣，每每赢得良好的现场反响。在美、英这些国家，遴选校长的条件除了学术地位、管理经验之外，还要看交际手腕和公关能力，因为要与那些有成就的校友、大财团的法人和基金会的掌门打交道。田长霖得以雀屏中选，是因为他确实具备了这些素质。自然，他也需要对捐款与招生关系的种种个案进行平衡和处理。旧金山有位富婆，夫婿富可敌国，她本人年少时曾入读
  • 贺越明·海角片羽181私立贵族大学，闲极无聊，忽发奇想，萌生了重入大学进修的念头，而且看中享有盛誉的加大伯克利分校。她直接面访田长霖表示了心愿，田一口答应，但告诉她读书是桩苦事，一要有思想准备，二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意思是录取不成问题，但能否毕业全靠自己。富婆选修化学专业，校方先安排她补习了一段时间，后和其他学生一起上课、做实验。她曾有过一门课不及格的记录，又请了一位助教个别辅导，还把家里的地下室改成化学实验室。经过艰辛的努力，后来在考试中获得较好的成绩。她获悉田长霖把主要精力用于为学校筹款，就从第一年起每年捐赠五百万美金，就读五年直至毕业，共向学校慷慨捐出两千五百万美金，还请辅导她的那位助教免费旅游欧洲作为答谢。有位田长霖在香港偶然结识的富翁，事业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幼年失学，文化较低，一直想圆大学甚至硕士、博士梦。田知道了他的这个心思，鼓励他在安排好公司业务的前提下赴美就学。这位老童生在校园附近买下房子，一面到校上课，一面遥控生意，而田也不时与有关教授沟通，了解和关心他的学习进度。有一天，田与老童生在校园的汉堡店里不期而遇，后者主动提出要对学校有所表示。田向他表示感谢后，说等他有朝一日拿到博士学位后再捐不迟。又是几年过去，老童生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把一笔数额可观的款项捐赠学校。有一次田长霖从美国去香港、台湾，一去一回，在飞机上先后遇到两位素昧平生的华商，交谈后他们居然各自捐资一百万美金，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上述这几则故事，均非亲耳听闻，而是出自《田长霖传奇》（飞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但基于我对他曾经作过的几次访谈及了解，应属真实可信。他当校长时吸金成果之大，也是当时社会公认的。正如那一时期在加大伯克
  • 澳门文学丛书182利分校执教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所称道，田长霖为了筹款，能够想出让别人捐钱的名目和理由，说出让人信服的道理。前面所述的他把加大伯克利分校包装成“一个最佳投资点”，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至于与富婆、富翁的交流和互动，则把华夏老祖宗传下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处世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位华裔教育家、科学家的成功，绝非偶然。回想起来有些惭愧，也有些好笑。头一回听田长霖演讲时，我刚到报社工作不久，除了负责区域新闻采访外，还兼写一个评论专栏。那天听完后回去写罢田长霖发表演讲的新闻，又顺手写了一篇题为《但愿校长不再“化缘”》的短评，大讲道理：“举凡科学进步、技术更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在在离不开教育，离不开一流大学。美国以往对于教育非常重视，这也是她迅速达成现代化的重要原因。这些年经济不景，赤字庞大，导致教育经费的锐减，使得许多公立大学的校长也变成了募款专家。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合理的现象。”这番空话，流露出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的固有观念，是对美国国情尚不了解的“下车伊始，哇喇哇喇”，至今引以为憾。其实，大学校长筹款，在资本为王且充满竞争的社会，不存在才是不“合理”的。即使存有招生与捐款的直接交换，也不是什么奇怪而不可解的事情。如要说属于“录取交易”，也只是大学发展中筹措经费的一种举措，是市场化的必然现象。我也赞同借鉴美国大学招生政策的这些问题，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存在着某些“潜规则”，但名校（不管私立还是公立）的地位和声誉无可动摇，与西太平洋大学之类“学店”的区隔非常明晰，而且名校即使需费甚殷，也不会借助开办MBA或EMBA班向企业家滥发文凭敛财，更不会通过向高官奉送博士学位拉拢关系，谋取利益。倘若检视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过程中
  • 贺越明·海角片羽183未蒙其利、反得其弊，那是与人家毫无关系的。至于论断美国的教育不公正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则未必有多少说服力。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出身于不富裕也无地位的普通家庭，因自身的努力而分别在耶鲁、哈佛获得法学博士，又经过多年政坛历练当选总统，即系两个显例。谁又敢肯定现在大学尤其是名校攻读的平民子弟中，不会有人“向上流动”成为未来的总统或国务卿？更遑论州长、市长或其他领域的佼佼者了。故此，实在无需替洋人担忧。2014.4.6
  • 澳门文学丛书184洋贵妃今年2月杪，我曾就读的夏威夷大学传出新闻：英语京剧《穆桂英挂帅》在肯尼迪剧院演出，剧中的穆桂英、佘太君和杨文广等角色，全都金发碧眼，洋腔洋调，全场约三百位观众反应颇佳，预定连演八场。能让老美听懂看懂的这出京戏，不用说，编导正是“洋贵妃”。这位“洋贵妃”，在中国也小有名气，但限于中文名：魏莉莎。英文原名较长，ElizabethWichmann-Walczak，音译伊丽莎白•维克曼-沃尔扎克，知者可能不多。上世纪70年代末，她远涉重洋到南京大学留学，拜著名花旦沈小梅为师，专攻京剧艺术。沈乃京剧泰斗梅兰芳生前的嫡传弟子，名师高足，经验丰富，对魏悉心传授，而她则认真求教，吊嗓练功，唱念做打，渐入佳境。两年后，她担纲演出《贵妃醉酒》，因扮相俊美、唱腔圆润，一夜轰动金陵。从此，“洋贵妃”之名，不胫而走。魏莉莎学成回美后，以研究京剧音乐的论文，获夏威夷大学哲学博士，在戏剧系执教，致力于将英语京剧搬上舞台。稍懂京剧的都知道，念白符合音韵，唱段讲究板眼，都严格严谨，而经她译成英语，等于二度创作，却仍能朗朗上口，保持那股韵味，证实其深得其中三昧，已入化境。犹记1986年夏天，魏莉莎按照京剧的表演形式和音乐唱腔，用英语排演传统剧目《凤还巢》，在当地连演三十多场，
  • 贺越明·海角片羽185大获成功，随后又率团访华演出，广受赞誉。前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在《人民日报》撰文，“欢迎金凤凰飞回老家”。他回顾说，1930年，梅兰芳首度将京剧带到美国时，曾在夏威夷演过《凤还巢》，可谓历史的巧合。还透露，他本人年轻时在上海，为了观赏嘉宝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大饭店》，脱下上衣送进当铺换了一块两毛钱，用于买门票和付车费。不经意间，这位资深的文宣高官，揭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软实力，一如梅兰芳的京戏，一如好莱坞的电影，早年是如何在异邦造成社会影响的。90年代初赴美留学前，我已闻“洋贵妃”大名，入学后有次去戏剧系访友，见她坐在剧场后台的办公室，遂攀谈了几句。她烟瘾很大，嗓音沙哑，我有些奇怪。后来知道，她那时已专事翻译和编导，除了《凤还巢》，还完成《玉堂春》《四郎探母》《秦香莲》《铡美案》《杨门女将》和《沙家浜》等全本英语京剧，未必自觉地扮演着传播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主角，有声有色，形神兼备。看在国人尤其官方眼里，定有“无心插柳”的意外之喜。据《穆桂英挂帅》演出的报道，孔子学院总部及夏威夷大学孔子学院提供了部分支持。事实上，“洋贵妃”在美利坚推广京剧，披甲“挂帅”已逾三十年，“孔夫子”是否参与，无关紧要。2014.6.24
  • 澳门文学丛书186回望珍珠港珍珠港（PearlHarbor），成为一个历史纪念地，已有七十多年了。每年12月7日，那里照例会举行庄重的纪念活动。其实，这样的活动平时也在举行，那个军港的一角早已向公众开放，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游客，从世界各地前往参观、凭吊和省思。二十年前我留学夏威夷时，得地利之便，加上陪同友人，去过不下三四次。每去一次，都会感怀一番。因都在夏威夷瓦胡岛南部，从大学校区驱车沿H1高速公路西行，大约二十多分钟，就看见一个蜷缩在海岸线内的环形海湾，抵达中间那个福特岛，东侧便是著名的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地方——与美丽的威基基海滩遥遥相对。走近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迎面看到一座巨大的石墙，上面的字迹密密麻麻，全都是“珍珠港事件”中阵亡将士的姓名、牺牲的时间、地点。石碑上那些文字记载，可以使人确信，每个生命都得到最虔诚的尊重。随后步入展厅，陈列的东西很特别，都是士兵们的遗物，诸如《圣经》、领带、烟盒、打火机、家人照片和电影画报等，很容易令人想到，那一个个年轻鲜活的生命，有些可能在睡梦中就被突袭的炮火夺走了。这个猜测，很快在参观者们分批进入影院，观看一部纪录短片时得到证实。这部大约十五分钟的黑白片，用档案、影像和深沉的解说，真实地还原了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天：早
  • 贺越明·海角片羽187上七时五十分，日本不宣而战，从瓦胡岛以北约二百二十海里的航母上起飞的一百八十三架飞机，突然抵达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狂轰滥炸；一小时后，一百六十七架飞机接班继续轰炸；另有约三十艘潜艇抵近发射鱼雷攻击。美军猝不及防，不到两个小时，总共有二十二艘舰船被击沉或摧毁，包括大型战列舰亚利桑那号、俄克拉荷马号和犹他号，四百多架战机被炸毁，近四千名官兵伤亡……走出影院几步路，就是这艘战列舰的船舷。一身海军蓝的讲解员说，纪念馆的水下是亚利桑亚号及一千一百七十七名官兵葬身海底的地方。大家不由自主地朝下看，亚利桑亚号残骸的桅杆露出半截，水面上漂浮着游客们投下的朵朵鲜花，也可见到一片片油花。有比喻说，那油花是亚利桑那号及其官兵的眼泪，等到他们的眼泪流尽了，就再也看不到油花了。最后，是参观密苏里号战列舰。这艘战列舰1942年才下水服役，没有经历“珍珠港事件”，但它参加过硫磺岛战役、冲绳岛战役以及对日本本土的作战，多次遭受日军飞机自杀式攻击而安然无恙，终于在1945年9月2日，成为举行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密苏里号与亚利桑那号纪念馆的位置排在一条线上，据说是有寓意的，代表着战争从受挫开始到胜利结束。踏在密苏里号的甲板上，想到那是宣告日本战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所在，任何一个稍知历史的人都会思绪飞扬，有所感悟。作为现代史的一个重要节点，“珍珠港事件”导引着此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发展。不妨朝相反的方向假设，若不是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为获取更多资源南进而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美国很可能不会向日本宣战而成为中国的主要盟国；也就不可能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迫使日本缴械投降。那样的话，中
  • 澳门文学丛书188国的抗日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超过八年以至更多的年头。当然，对已成为过去式的历史，假设不再有意义。就这样，位于太平洋一个岛上的珍珠港，距中国大陆近八千公里之遥，彼此被仿佛一根丝线的历史连接了。令人回望珍珠港的，不仅是历史，还有现实，而现实正是历史的延伸。近几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言行并举，显示外交重心“重回亚洲”，甚至自称“太平洋总统”。这不算他的创意，只是承续了60年代以来，从尼克松、福特、里根、老布什到克林顿的国际战略取态，要保护和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美国为何可以称雄亚太地区，靠什么保护利益？军事上，驻扎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是最大的资本，曾经常游弋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仅系其一部。早先，夏威夷是波里尼西亚人发现并居住的岛屿，1795年建立夏威夷王国，1898年被美国吞并，不久开发珍珠港，1908年建立海军基地，三年后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进驻，30年代后期正式成为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陆续参与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诸多战事，也介入了台湾海峡危机。直到1959年8月21日，夏威夷才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个州。回望珍珠港，想到一百多年前的美国，自身不过百余年历史，又地处美洲，竟然把位居太平洋“十字路口”的夏威夷据为己有，还早早建立了军事基地，从此利用这个大洋洲与美洲、亚洲之间的战略要冲，影响了历史，也影响着现实，还将影响未来，真是感慨无尽！2014.12.27
  • 贺越明·海角片羽189“夏威夷独立”这话题2月10日，美国《华盛顿时报》网站披露，国防部顾问、《百年马拉松》（TheHundredYearMarathon）一书作者白邦瑞（MichaelPillsbury）说，中国的鹰派告诉他，他们准备为夏威夷的独立积极分子提供武器，以报复美国对台军售。他为此提供的背景是：“北京对美国的对台军售格外敏感，哪怕是一颗子弹或者是吉普车的一个备用轮胎，通常都会招致北京愤怒的谴责。”所以，“鹰派最喜欢的一个比较是：‘如果我们为夏威夷独立运动中的朋友提供武器，五角大楼觉得怎么样？’我当时表示怀疑，因为我根本没有听说过夏威夷有这样的团体，但是查证后，我遇到了几个”。三天后，北京《参考消息》及其网站据此报导：美媒称，中国已表示要武装夏威夷的独立分子以报复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而且最近还扬言通过声称这个太平洋群岛为其领土来挑战美国的主权。因留学时在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住过几年，我对涉及那个地方的新闻都较关注，但看到上述消息不禁哑然失笑：“夏威夷独立”这话题，怎么与中国扯上了关系？那位五角大楼的高参倒是坦诚，承认过去“没有听说过”夏威夷有谋求独立的团体，经查证才“遇到了几个”。夏威夷是旅游胜地，那里的阳光、海滩及土著的草裙舞，闻名遐迩，而行程匆匆的游客不会像常住的居民那样，知道当地土著族群中存有独立复国的愿望。1993年1月23日，是一
  • 澳门文学丛书190些美国商人在美军支持下推翻夏威夷王国一百周年的日子。当天，留学生纷传有人在马卡普滩公园举行独立示威活动。驾车过去一看，夏威夷州旗倒挂在公园入口处，在里面示威的不过一百五十多人，男女全是土著装束，拉开横幅，喊着口号，扬言将在公园长住下去，并宣布重建“夏威夷王国”。围观看热闹的人也不多，过不多久就散去了。第二天，连议论这个话题的人都没有，大概都觉得形同儿戏。记得当时夏威夷大学有位名叫卡奥的讲师是土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占据马卡普滩的运动是代表夏威夷人有进步的一个事例，我们已不再静默坐下来哀求政府机构发给居民的权利。现在，夏威夷人要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身为大学教师，他也只讲到这个层面，没有直接表达有关独立复国的政治诉求。那时夏威夷州人口不足百万，其中日裔最多，其次是白人，再次是波利尼西亚土著，约十三四万人，占总人口仅百分之十三左右。可想而知，土著居民要求独立的力量极其有限，大多在家门口示威一下，有时也集队飞往美国本土，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或洛杉矶等城市进行小规模示威游行，博取当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从对政府施加压力来说，也会有点效果。那年11月，克林顿总统签署过一项道歉令，就美国一百年前侵占夏威夷之举向夏威夷人（即土著居民）致歉。这是代老祖宗道歉，但仅此而已。法理上，已无可能将夏威夷物归原主。后来，该州政府曾有计划举行土著民意投票，以决定是否需要修改州宪，确定应当争取什么形式的主权。据说要求独立的团体酝酿三个方案：一是完全脱离美国独立，并成立独立的夏威夷国；二是成立国中之国，由联邦政府承认一个由夏威夷土著建立的新国家；三是暂时维持现状，但同时争取各种权益，
  • 贺越明·海角片羽191如联邦赔偿金和土著的建房权等。之后，没有了下文。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别的州如加利福尼亚等，同样存在一些要求独立的团体，有时也“搞搞震”，但那种声响微不足道，成不了气候。可是，美国那位军事专家竟说，中国支持这种独立运动将令人担忧。而且按照《华盛顿时报》报导，中国威胁要支持夏威夷的几个独立团体的说法，引起了人们对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太平洋中部群岛上的美国军事设施受到威胁的担忧，而当前正值奥巴马政府作为其军事和外交“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将重点转向亚洲之际。然而，中国支持夏威夷独立运动的具体证据，报道中未举一例，只援引了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回忆。她说，在她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的活动后，美国对夏威夷的所有权问题在与中方的会谈中被提了出来。“在我们有关这个问题的长时间讨论中的某个时刻，参与与我方对话的一个人说：‘好，我们可以声称拥有夏威夷。’我回答说：‘好呀，来吧，我们可以去仲裁，然后证明我们拥有它。这正是我们希望你们做的。’”这段引述的文字说明，中方外交官即便说过那句话，不过是外交谈判桌上唇枪舌剑时常有的气话，一定有某种前提或假设。如果当真的话，中国不光是支持夏威夷独立，而是要直接谋取该州主权了。这可能吗？同样的道理，中方将领表示“如果我们为夏威夷独立运动中的朋友提供武器，五角大楼觉得怎么样”，无非是希望美方在决定对台军售时能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谁知，却被解读成中国军方要以武力支持夏威夷独立了。呜呼！这样的“消息”，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2015.3.2
  • 澳门文学丛书192这美国外婆要选总统希拉里终于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她有问鼎白宫之心，并非什么秘密，也不是最近三两天的事，属于美国路人皆知的“常识”。既蓄谋已久，万事俱备，只待登高一呼，之所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是要等那些负面新闻烟消云散。这一年多里，不是先后有过丈夫的“拉链门”、女儿的“高薪门”，还有自己的“电邮门”吗？当它们逐一引爆，不再发酵，她就正式昭告天下，从纽约起步，踏上通向白宫的竞选征程。美国总统担纲的，是“世界领袖”的角色。所以，这四年一次的争角大戏，也就成了各国民众乐于观赏和评点的剧目。距投票选举不足一年，希拉里先声夺人，意欲代表民主党接掌白宫，一下子占据了全球各大媒体的要闻地位。她今年六十七岁，如果当选就职，任满将是七十二岁。正常情况下，女性在这个年龄，开始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已当了外婆的希拉里，却要挑战自己也挑战对手，期望在有过联邦参议员、国务卿的履历上，添加白宫主人的名分。“雌”心大志，举世罕见。说到白宫主人，希拉里曾经当过，但是女主人，妻以夫贵，随夫婿克林顿进去住了整整八年。她对那里一草一木都很熟悉，没有多少新鲜感，若重新入住，唯一的不同，是退休总统克林顿跟在她的身后，三进宫。这念头这荣耀，在希拉里的心里，一定孕育了很多年。
  • 贺越明·海角片羽1931993年，年轻的克林顿击败老布什，当选第四十二任美国总统后，媒体上出现有关这对夫妇的八卦，其中一则广为传播：他们俩有一天开车出门，途中停在一个加油站。希拉里指着加油站老板对丈夫说：“我曾和这个家伙约会过。”克林顿听后一笑，对她说：“如果你和他结了婚，那么你现在就是这个加油站的老板娘，而不是美国总统的夫人。”希拉里立即反驳：“不，你错了！如果我当年和他结婚，那么现在的美国总统是他，而不是你。”这个笑话显示，在美国民众看来，同是耶鲁法学院高材生，希拉里的智商比克林顿略高一筹。读法律，当律师，伶牙俐齿是先决或必备条件，而希拉里将这一优势发挥到了极致。1997年夏末，加州联邦参议员巴巴拉·鲍克塞在旧金山一大酒店举行午餐会，邀请希拉里为其竞选连任造势筹款，我陪一位有份出钱的商界友人参加，见识了这位第一夫人的风采和口才。希拉里的弟弟汤尼娶鲍克塞的女儿妮可为妻，故而彼此沾亲，但她“举贤不避亲”，在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讲鲍克塞有政治担当有责任心还有爱心，如果在国会山继续服务，定会为美国为加州民众带来更大的利益。她的演讲，不仅口齿清晰，中气十足，而且抑扬顿挫，恰到好处，连表情、手势也似经过精心设计，比训练有素的话剧演员不遑多让。大约二十分钟时间，她完全把握节奏以及现场气氛，甚至听众鼓掌的时间点也在其停顿的掌控之中。我暗暗惊叹，在美国当了几年记者，大大小小的政客见得多，长长短短的演讲也听得多，希拉里的口才堪称卓尔不凡、无与伦比。这么多年过去，希拉里的身姿不再矫健，体态已显臃肿，却仍以犀利的见解、犀利的眼光、犀利的言辞，活跃于美国政坛和国际社会。七年前，她已跃跃欲试，但在民主党内与奥巴
  • 澳门文学丛书194马争锋落败。当时，我与偶然结识的一位美国老人闲聊此事。他的看法是：“美国人心理上尚未准备好接纳一位女性总统。”不过，希拉里今次有可能如愿以偿。前些天，央视国际频道播出评论希拉里参选总统的节目，两位名校的美国问题专家担任嘉宾，竟不约而同将之与美国的家族政治挂钩，称2016年大选是克林顿家族与布什家族的对决。听上去，真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家族有世代传承的含义，至少两代以上，布什家一父二子都吃政治饭，可算政治家族；而克林顿、希拉里的上一辈没有从政的，亲戚也无政治势力，克林顿与奥巴马相仿，生长在父母离异的平民家庭，是“凤凰男”经过个人奋斗逆袭成功，美国版“寒门出贵子”的典型。假如希拉里明年竞选获胜入主白宫，“夫妻双双把家还”，那倒是创下美国总统选举的一项新纪录，说明除了出身、学历、年龄、职业和肤色不是问题之外，性别，也不是问题。2015.5.2
  • 贺越明·海角片羽195漫步红树林这个红树林，不是深圳南山区傍海的那片红树林，更不是珠海那个以“红树林”命名的住宅楼盘，而是印度尼西亚一座海岛上的原生态树林，是今夏与几位邻里友好相约同游漫步的一处人间胜景。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实际拥有岛屿大大小小据说逾万，只要踏足任何一岛，等于进入这个岛国。其中距离邻国新加坡最近的，是巴淡岛，乘船不过二十分钟；其次为民丹岛，航程约一个小时，比前者大很多，土地面积达二千四百多平方公里，是廖内群岛中最大的，超过新加坡和香港。若论知名度，它与首都雅加达和旅游胜地巴厘无法比拟，还是一个半开发的地区。从西北部的达丹那美拉渡轮码头上岸后，驱车向南疾驶，沿途一派山青水秀，除了公路一侧几处水果摊和来往的摩托车，很少见到人影。据安排整个旅程的导游说，岛上人口五十万左右，居住较为集中的是丹戎槟榔市区，全岛的行政中心，规模如同广东一个较大的镇。岛上绝大部分区域，还保留着百年甚至千年前的原始形态。我们此行所见的红树林，便是这样的自然景观。抵达岛南海岸，一眼望去，郁郁葱葱，像在蔚蓝的海水中浮起一大块深绿色地毯。当地一位华裔印尼企业家很有魄力，沿海岸购下十平方公里土地，大致相当于澳门的路环岛，规划和建造集居住商贸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新城区，岸边的大片红
  • 澳门文学丛书196树林也在其中。还在平地铺路的前期，建筑工人在树与树的空隙，借助树干的承载搭出了一条吊桥，蜿蜒绵长地穿过树林，直通海上。吊桥由木板铺成，两边用粗麻绳充作围栏，看上去简易得很，倒是与原始的树林浑然一体。有的树木从吊桥中矗立而生，那是在木板上凿出大洞后再铺的巧合。我们在吊桥行走，像是在红树林半腰上漫步穿行，感觉十分新奇，也有点刺激。走几步一抬头，瞥见小猴子在几棵树木间跳跃；再走几步朝下看，蜥蜴、蟒蛇在吊桥下的沼泽地爬行。吊桥到岸边又向前延伸七八十米到海中，尽头是用作憩息和瞭望的一座茅草盖凉亭，而正前方竟也是一大片红树林，不仅与此岸的遥遥相对，还在海上间隔出一道宽阔的海湾。大自然的造物主，真是鬼斧神工！导游告诉我们，观赏红树林，最好是乘船巡游。如在白天，从锡邦河穿过红树林，沿途可见许多野生动物，如陆地上的猕猴、青蛇和翠鸟等，水里则有珊瑚鱼、蜗牛等；顺流而下，还可看到建在水上的捕鱼屋以及传统的捕鱼工具，而渔船、木屋和捕鱼工具，甚至渔民每日的饮食，都直接取材于红树林。若选晚上，同样的路线，尽管看不清各种各样的动植物，但却能望到红树林里闪闪烁烁的萤火虫，与夜空的繁星交相辉映，更有凉爽的海风拂面而来，让人陶醉于一种神秘而舒适的感受。或许正因这种浪漫和美妙，锡邦河又称“思梦河”。遗憾的是，因为行程较紧，腾不出泛舟海上的空闲了。海岸的红树林，不光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道靓丽风景，还是保持空气清新的天然氧吧，对人类居住无疑是最有吸引力的区域。那里正大兴土木，建造大型住宅群，岸边的别墅和高层的公寓，可将一望无际的海景尽收眼底。同行的美国人麦克赞叹：“这是海上的香格里拉！”
  • 贺越明·海角片羽197投资开发的那位华裔印尼企业家Sunny，人如其名，很阳光，也有气魄。据他介绍，在建的除了住宅群，还有豪华酒店、高档美容理疗会所、购物广场和商贸批发市场，规划中的则有面向全球招生学费全免的国际大学、联合国会议中心等。他还说，有家美国投资集团曾来洽商购地，计划开办以美国富翁为对象的高级养老院；又说，打算在已购置的邻近小岛上，兴建一个顶级又私密的疗养院，专供中国退休的国家领导人前来居住养老……因为他讲的是英语，麦克听得明白，笑着对我眨了眨眼。大概，是觉得有些神奇而不可思议了。红树林给人们带来美观，有益健康，已经成为常识。这应是某些地产商用这三个字给楼盘取名，而不管所在地是否真有红树林的缘故。然而，真正的红树林所在地，是否又会产生过度消费这一生态资源的情形呢？红树林，属于大自然的美，恰如李白的诗句所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样的美，未经加工，不带功利，是最真实的。2015.12.20
  • 澳门文学丛书198动物权益拙文《养狗这件事》见报后，有位家里养狗的友人来电谬奖：“想不到，你不养狗，但对养狗的事想得蛮深也蛮广的。”我说：“澳门讨论《动物保护法》修订，焦点落在狗出门是否都要戴口罩，若在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情况会大不一样。”友人愿闻其详，我便讲了旅居美国时的一些见闻。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初抵美国居停于南加州橙县的一个小镇。有次逛街，不经意看见电线杆上贴着“寻狗有奖”启事，说走失了一只“迷你型”小狗，并注明身长多少、体毛何色，还留着失主姓名和联系电话，最后用大写字母来了一句“全家都很伤心”，失主的爱狗之心令人感佩！唯一的缺憾，是没有写上对送狗奉还者酬谢几许。随着居美时光久长，我对那里的人们与猫、狗之类宠物的深情厚谊有了更多了解。任何一家连锁超市，都有专为猫、狗提供的各种袋装或罐装食品。因为这些食品可能与人吃的食品混放在一起，有些新移民或留学生会错拿误买，不过误买了可以退还，“原先以为是给人吃的”便是最好的理由。在美国，猫、狗的地位不比人低，相反还“物以稀为贵”。有些较大的服装店专设柜台，出售狗衣狗鞋，盛妆的女士为心爱的小狗试装试鞋的那份耐性，丝毫不亚于教怀里的婴儿牙牙学语。有一份印制精美的《狗迷》（DogFancy）月刊，内容包括有关狗的最新科学研究、家犬的驯养技能、狗主的法律咨询、狗的食物和营养品介绍，还有狗的各种故事，
  • 贺越明·海角片羽199等等。猫、狗自身不会成立组织，而爱猫爱狗之人则有一个遍及全美各地的动物权益协会(AnimalRightsGroup)。顾名思义，这协会为猫猫狗狗担当了法律保护人的重任。1989年初，曾在耶鲁大学获得医学和哲学双料博士的克利斯托夫•安德瑞格，发动各地的动物权益协会成员对大学里用动物作实验的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大加挞伐，声称他们能从过去一年发表于各医学期刊的论文上，逐一评定每位研究人员的残忍度，如麻醉剂使用剂量不当、解剖过程处理过于剧烈等。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最先收到安德瑞格的一封毫无敌意的来信，表示他本人有双博士学位，对教授的研究颇感兴趣，接下来是询问请教一些实验的细节。这位教授不带戒心地回函答复。结果，再收到来信，就是充满“残酷”、“冷血”等字眼的谩骂，使他的工作情绪大受影响。动物权益协会还依据“信息自由法案”，要求国家卫生研究院出示所有的动物实验奖助档案，扬言要阻止该机构的“助虐”行动。同年5月，肯塔基大学生物系每个教授和研究生的信箱都塞进了一份传单，那上面劈头就说“动物实验是无可救药的罪恶”。6月里，该系从国家卫生研究院申请到一笔五百万美金的巨额奖助费，成为全校研究课题经费之冠，为此上了报纸又拍电视，系主任大出风头。不料，动物权益协会的人闻讯而来，恶语相向，系主任不得不四处求人说项，费尽口舌，才把事情摆平。该系教授不堪忍受骚扰，贴出标语称“动物实验对医学的贡献延长了人类20.8年的寿命”、“研究拯救生命”，昭示动物实验在医学研究中的重大价值。然而，那些对动物爱之入心的人，却对实验科学缺乏认识，更缺少理性的包容，始终认为基础医学的研究不足以阐释生命现象，动物的牺牲无济于人类的福祉。为了向动物实验的
  • 澳门文学丛书200“罪行”开战，他们极尽所能。一个自称“动物解放战线”的团体多次侵扰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实验室，该校不得不耗资百万美金增加警卫力量。其他类似的研究机构或接到恐吓电话，或收到谩骂信函，甚至被放置哑弹，不时搞得人心惶惶。动物权益协会的一些成员还举着标语牌，拿着扩音机，聚集到业余狩猎人的家门口叫骂示威。可是，在美国经过注册的狩猎人乃属合法，再说狩猎人也不会有生物学家那种涵养，往往二话不说先对空鸣枪，警告不许侵入民宅，否则打死话该。前去滋扰的人一听枪响，无不作鸟兽散。这些美国人实在天真得可笑，一门心思为动物争取权益，左争右争，好像“畜权”比“人权”更重要。那些地方的立法机构制定或修订保护动物法案，重点会是什么，又该如何平衡，由此可以推想一二了。2016.5.1
  • 阅识史事
  • 贺越明·海角片羽203《赣南文存》的遗珠之憾对于蒋经国先生的政治生命，与他稔熟的老作家曹聚仁称其中的赣南时期为“前半夜”，以1944年年初他赴重庆中央干部学校出任教育长为分水岭，并不无感慨地说：“从他在临川练兵到赣南任专员，那六年间，的确是一个革命的蒋经国。”小蒋其时未届而立之年，赴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充满朝气，奋发有为，留下了不少励精图治的事迹，展现了独当一面的干才，也为日后迈上更高的台阶打下了根基。由江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的《蒋经国赣南文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2月版），汇辑的正是他在那一时期的专论、时评、演讲、访谈、工作报告乃至训令等，若与前些年出版的《蒋经国日记》《蒋经国回忆录》（其实也是日记体）的有关记载相互参读，当可察知蒋氏的思想底色、施政理念以及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和举措，是了解和研究其事功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赣南文存》按年编次，共收文一百零三篇，其中有1943年的两篇悼亡文，分别是写周崇文的《用血汗灌溉了快乐之花》、写陈明光的《生•死•再生！》，通篇情真意切。周、陈生前的职级较低，前者是干事，后者任保长，说明蒋当年非常体恤下属，毫无“太子”习气。但读到这两篇文字时，我发现另有两篇悼亡之作刊落了，而它们在蒋的著述中似更重要也更有影响。
  • 澳门文学丛书204一篇是悼念南康县县长王后安的长文，发表于1942年桂林《大公报》，题为《一个县长的死》。据曾任该报总编辑的徐铸成先生回忆经过情形：一天下午，他接到一个电话，是素昧平生的蒋经国打来的，说路经桂林要去拜访他，徐以报馆所在地路况不佳，约定去蒋之下榻处见面。双方寒暄后，蒋取出一份手稿，说是纪念一位亡友的，问能否在《大公报》刊登。徐粗略看过，感觉文词清新、情意真挚，当即允诺及早刊出。他在《徐铸成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中写到此事时表示，蒋的文章不在赣州《正气日报》刊登，而交《大公报》发表，是因为后者影响更大。也许因为年代久远而当事人记忆力衰退，回忆录有关记述涉及的人名、任职地名及发表日期均有讹误。经我后来翻查旧报，确定该文是在3月17、18和19日《大公报》上连载了三天。江西当地的文史资料另有一种记载，称蒋亲自主持王后安追悼会，并撰写《赣江的水依旧在流》一文表示痛悼。奇怪的是，那一篇的题目没有多少感情色彩，而这一篇却带有深沉的诗意。究竟是一文两题还是完全不同的两篇文章呢？恐怕还需通过对原文比照才能得出结论。另一篇是悼念上犹县县长王继春的，蕴藉的哀痛显然更深。王任县长三年多，大力推行蒋经国提出的“新赣南运动”，提倡教育兴国，兴办上犹中学，创刊《上犹日报》，铲除“烟、赌、娼、匪”四害，为人清正廉洁，享有很高的民望。1942年底，他积劳成疾，住进省立医院，但因一贫如洗，只能变卖家当治病。上犹县政府曾汇去五百元治疗费，他得知后即令勤务员退回，而院方竟嫌他小气，不肯提供好药，终在1943年3月7日病逝。追悼会上，蒋声泪俱下，宣读了题为《哭王继春之死》的悼词。他说：“去年南康县长王后安逝世，等于断
  • 贺越明·海角片羽205了我的一只左手，今年上犹县长王继春病故，等于断了我的一只右手。”他指出，王继春不是因肺结核死的，而是被腐败的社会吞噬的。他痛斥道：“这个医院是腐败的，是今天一个腐败社会的缩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的死活……人与人之间没有感情，把人当作货物，这到底是什么世界？这到底是什么天下？”他对着死者哭诉：“你所留下来的东西，只有两件破的衬衫裤，一双破的胶皮鞋子，两双破的袜子和几本书，你所最爱的两双黄雀子也先后死了，但是你留了很大的产业——革命的精神。你临死的时候说：‘王继春可以死，上犹不应当死！’继春！你并没有死，你天天会和我们活在一起的！你可以相信新的上犹、新的赣南是永远不会灭亡的。”他最后疾呼：“让我们来接受你所遗留下来的革命锐剑，让我们拿起这把锐剑，去冲杀国家的公敌，去扫除革命的障碍，去开辟自由的血路，来创造人类的幸福！”据曹聚仁先生在《蒋经国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忆述：“我曾读过一篇蒋氏哭王县长继春的文字（原题为《让我们来接受你的革命利剑》，曾载东南各报），一字一泪，含蕴着超过伦理关系的爱。有如慈父哭子，爱侣悼亡，契友折翼那么深挚，出之于肺腑的哀号！友人V兄，他和王县长有点私谊，那时候也在泰和。蒋氏痛哭王县长那一刻，他也在场。他说：‘蒋氏嘶声啜泣，泪尽继之以血，骨肉之间，也不过如此！’”曹还引用一位当地友人的话：“士为知己者死，替蒋经国做事，死了也算有点意义，王继春可以瞑目了！”可见，哭悼王继春的文章，也存在一文两题还是两文两题的疑问，值得查证核正。文中提及“东南各报”，应指当时的《正气日报》、《前线日报》和《东南日报》等，而据前述徐铸成的回忆录，该文也经他之手在桂林《大公报》刊出，显然其影响超出了东
  • 澳门文学丛书206南各地。蒋经国的祭文，诚如曹聚仁所言，是“声情并茂，如泣如诉”。不仅在一个多甲子前，即使今时今日读后，也很难不令人动容。政协上犹县委员会今年2月专门编印了《王继春在上犹》一书，以资纪念。像这样廉洁奉公、鞠躬尽瘁的公仆，在任何朝代任何国度都堪为各级官员的表率。这两篇悼亡之作，既表达了蒋对两位优秀部属的痛惜和怀念之情，也反映了他对下属在道德品格上的期许和表彰，还流露出对社会环境及腐败风气的不满和愤恨，对了解蒋氏的赣南史迹尤其是与团队成员的同志情谊至关重要，然而竟未能收入《赣南文存》这一文献，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文存”固然不是全集，可以不必求全，但既然收入了有关周、陈的悼亡文，却遗漏了纪念二王的名文，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且令人不解的。还有让人不解的是，《赣南文存》作为一部历史性文献，参与编选者不少，但没有给各篇加上必要的题注，也没有注明文章发表、演讲举行的日期、刊物或场合等，这就索解为难，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不便。例如，1942年度有一篇《论舆论界的职责——勉本报同人》，既像是在报馆的演讲，又像是报纸的社评，通篇的“本报”是指哪份报纸，读者自然无从知晓。很可能是指赣南地区的机关报《正气日报》，但这只是我的推测，不敢遽下断语。这部“文存”似此缺乏应有的注释，其文献价值便打了不小的折扣。2011.6.15
  • 贺越明·海角片羽207也谈钱锺书与郭沫若大凡在两位名人或要人之间加个“与”字做文章，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钩沉和梳理彼此的关系，或亲或疏，或深或浅；二是评估并比较各自生前的事业成就、道德文章，以及身后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等等。可是，读罢谢泳先生的《钱锺书与郭沫若》（刊5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不仅于此两层皆无所获，反而陷入了“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更糊涂了”的混沌境地。钱锺书与郭沫若有何关系？作者没有举出任何他们生前相识或交往的事证，唯一可说的是：“钱锺书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钱锺书是科学院属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声望，钱锺书注意郭沫若的言行，在逻辑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很少发现钱锺书对他的直接评价。”如此说来，更可以推断钱听过郭在中科院大会上作报告，“在逻辑上”也算是“注意郭沫若的言行”，不仅仅“应当是没有问题的”，简直是顺理成章而无可置疑。但问题在于：钱、郭之间这种似有实无的关系，有任何值得探究的学术价值吗？不过，谢泳提请“注意”钱锺书与郭沫若的关系，是要发掘前者对后者的评价；直接的评价“很少发现”，苦寻无着，那就找间接的材料。结果发现，《围城》有一处讽刺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挖苦“骨子里只是个文人”的汪处厚时写道：“棺材店和殡
  • 澳门文学丛书208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于是，他便认为这个讽刺“也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对文章作者人格和学术的评价，不知这个理解有无道理”？好不容易找到这点“可能”，如获至宝，却又“不知这个理解有无道理？”显见这个判断底气之不足。有意思的是，谢泳该文写的是钱锺书与郭沫若，又称从网上看到绿原的回忆文字，说钱锺书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也写了文章，且发表在《人民日报》，“现在《人民日报》有电子版，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想来不是太难，我没有使用过电子版的《人民日报》，不知绿原的回忆是否有误？”其实，2008年第11期《博览群书》上，就有吴永平的《绿原〈几次和钱锺书先生萍水相逢〉失记考》一文，说在图书馆花了三天时间查遍那一时期《人民日报》，没有发现署名“钱锺书”的文章，却查到其堂弟钱锺韩批判胡风之文，其中有绿原记得的“美蒋特务”一词。可以说，“绿原的回忆是否有误”的问题约两年半前已“彻底解决”，对涉及钱氏之细枝末节极为留意的谢泳何以寡闻如此？他对自己悬想的类似疑问，还在文中有所“请托”：“《容安馆札记》中有没有提到过郭沫若？我没有细查，因为原书是手迹影印，一般的查阅很难发现，大连范旭仑先生专研此书，希望他以后能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或者他已有发现而我还没有见到。”看起来，这像是只管“捕风”，懒得“捉影”了。前些日子翻阅已故名记者曹聚仁的《采访三记采访新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看到记述共和国成立第五年的《“五年矣！”》中一段文字：“W君知
  • 贺越明·海角片羽209道钱锺书，那位学贯中西的文人，正在写毛泽东传，他很想知道，过去五年中，毛泽东的思想，其进步处何在？钱氏对这一方面，将如何交代？”迄今萦绕于心而未解：曹聚仁所写是否确有其事？如果并非虚构（似无可能虚构），能否说明其时钱锺书崇敬执政党领袖且有为之作传的举动（或计划）？果真如此，不正与谢泳曾发掘的钱氏对毛泽东“大不敬”之言有所抵牾？那样的话，岂不是也颠覆了钱氏多年来被称道的孤傲、超然而从不赶政治时髦的人格形象？可憾我非“钱学”专家，连研究者都算不上，只得借用谢泳的请托之法：“希望他以后能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或者他已有发现而我还没有见到。”惭愧，惭愧啊！2011.6.26
  • 澳门文学丛书210辛亥，终结帝制之年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年初以来，新出了不少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图书，使得相关研究更为深入。但粗略披览，可见其中论述“辛亥前”居多，而涉及“辛亥后”较少。这也不奇怪，对于这场革命何以发生的探究向来是关注重点，近年新材料的发掘和新视角的形成，引出了更多这方面的话题和见解。但如若总结和提炼这场革命的意义和教训，对“辛亥后”的深入观察和解析也同样重要。一百年前武昌城头的枪声，打落了溥仪头上的那顶王冠，也打掉了延续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统治。不过，这之后却发生过两次政体倒退的事件，一是袁世凯称帝，一是张勋复辟，均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究其原因，这是不成熟的革命党人发起的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他们先天的软弱性和局限性，注定不会从根本上触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新创立的民国徒具形式，原先的封建社会性质没有丝毫改变，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统治仍然根深蒂固，既然君主专制赖以生存的这一切依然存在，称帝、复辟就具有一定的操作空间。革命后共和取代帝制，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本是末代王朝手握政、军、财大权的内阁总理大臣，上任后野心膨胀，待机而动。他凭借手中的武力，镇压革命党人，废除国会，修改《临时约法》，形成大权独揽之势。这时，依据清室
  • 贺越明·海角片羽211优待条件，溥仪续住宫内，不仅保持前清王朝体制，还时常坐上宝座接见前去“朝拜”的官僚。与“小朝廷”为邻的袁世凯，一方面有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组成筹安会劝进，一方面获美、日顾问“高升一步”的鼓动，沉溺于恢复帝制之梦越来越深。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悍然宣布废除共和政体，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自称皇帝，并接受百官朝贺。但是，此举当即遭到各地通电声讨，有的直指这是“叛逆罪恶，已不容诛”。革命党首领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斥责其已经背叛了共和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原云南都督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战争”。不仅一些拥护共和制度而曾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的人反对他称帝，就连改良派中原来的帝党分子张謇、汤寿潜等担心帝制可能引起革命，也改变立场转而反对。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冯国璋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不愿出手相助，尤其当袁的部属陈宦、汤乡铭也通电独立时，更使他变成孤家寡人。从1915年10月到12月两个月里，日本政府联合英、俄等国，屡次警告袁世凯不要改变政体，并暗中扶植其他反袁派系。云南独立后，日本又拒袁之特使于国门之外。在内外交困中，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病逝，称帝仅八十一天，却遗下万世骂名。继袁世凯之后，张勋于1917年7月率三千多辫子军闯进北京，把末代皇帝溥仪吹吹打打地重新抬上宝座，也演出了一场复辟丑剧。这一行动同样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早在1912年秋，德国亨利亲王来华访问时当面向恭贤亲王溥伟表示，他的皇兄陛下和其本人将竭力支持清朝复辟。1916年，日本一个政客也经常往来于徐州与上海，敦促张勋“起义”。可是，溥仪重登宝座还没坐热，孙中山就在上海与各方代表议决
  • 澳门文学丛书212声讨，并准备成立新政府与之分庭抗礼。梁启超也接连撰文抨击张勋操办的复辟丑剧。当时有报纸评论指出：“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复辟。”虽稍嫌夸张，也多少反映真实情状。在复辟派内部，“武圣”张勋与“文圣”康有为对方案也意见不合，难以统一。结果，张勋只把溥仪重新供奉了十二天，就被冯玉祥发兵赶走，躲进了外国使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性质大体相同，都是封建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回光返照。若说有何不同，前者是自己要登基当皇帝，也是代表军阀和官僚集团；后者把已被推翻的皇帝重新送回皇宫，更多地代表以复辟清王朝为宗旨的遗老遗少。曾有学者比较这两次事件的主角，称一个是当权的帝制复辟派，一个是在野的帝制复辟派。的确，袁世凯从临时大总统、总统到终身总统，而终于想当皇帝，梦想建立传子传孙、“万世一统”的世袭统治，至于溥仪周围那些前朝遗老、王公贵族，自然仇视一切共和制度，对清王朝恋恋不舍。他们殊途同归，都企图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实现权力传承和财产世袭的目标。然而，时代列车开始驶上新的轨道，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辛亥革命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无论是当权的袁世凯龙袍加身，还是下台的溥仪重登皇位，除了很快一败涂地，不会有另一种结果。亲历那场历史巨变的革命老人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说：“从前皇帝自称为天子，如果有人说皇帝是强盗，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作疯子。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是一个被人家看作疯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别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作疯子。”这番素朴的话语，极为深刻地阐述了辛亥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身处“辛亥后”的袁世凯和张勋，不自量力，逆势而动，成了留下历史笑柄的
  • 贺越明·海角片羽213“疯子”。辛亥，是中国历史上终结帝制之年。此后，封建土壤并没有彻底铲除，帝王思想和作风更未绝迹，但民众对必须“三呼万岁”的皇帝大都具备本能的反感和厌弃。时至今日，尽管在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剧中，不时还会出现所谓“好皇帝”的形象，但现实生活里不再有人愿做“皇恩浩荡”下的子民了。2011.9.28.
  • 澳门文学丛书214名教授的身后名章培恒先生于6月7日病逝。我留意了一下媒体的报道，有的冠以“文学史家”，有的则称“文史学家”。同样四个字，排序变了，意思便不同，前者偏窄一些，后者博雅多了；有的前面加“著名”二字，有的未加，既已成“家”，必定“著名”，加不加关系不大。作为一所名校的首席教授，章先生是公认的名教授。章培恒之大名，我当年入读复旦大学即已听闻。那是“文革”落幕一年多，学术园地一片荒芜，而他却出版了《洪升年谱》，考据翔实，填补空白，广受好评，时有“十年磨一剑”之誉，其职称也从讲师直升教授，成为文科教师的一个样板。但对章先生，我始终闻其名见其人却不相识，更谈不上任何交谊。他任教中文系，当过系主任，该系有几位教师给新闻系开课，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但他从未来上过课。有关他的种种，大都得自于校园口耳相传。他在学术上新见迭出，著述不凡，是为其同事、学生一再称道的。春风化雨，桃李满天，当是章先生执教终身的莫大欣慰。数月来，报章上陆续有其学生的一些忆念文字发表，描述的是几个不同时期的先师形象，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其中最近的一文为《章培恒先生》，刊于8月4日《南方都市报》副刊。作者是陈四益先生，曾多年与漫画家丁聪作文配图，珠联璧合，堪称文章高手。他写1959年在课堂上初识章师，是后
  • 贺越明·海角片羽215者以助教身份讲授先秦文学史若干章节，第一堂课就被学生呛得十分尴尬。原来，章培恒上讲台开口便说“诸位”，对学生们打招呼。不料，有位同学站起来大声说：“不要诸位诸位咧，这样叫不好听咧。”章一时手足无措，喃喃地问：“那么，应该怎么称呼呢？”那同学答道：“叫同志、同学都可以嘛。”于是，章以“同学们”重新称呼。至于他为何以“同学”而不是“同志”相称，陈四益说自己“后来才悟出了些缘由”。50年代中期“反胡风”运动开始时，章培恒担任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正师从贾植芳教授研习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因与其谈论过胡风问题，结果被上面认定泄露党内机密，向“胡风分子”通风报信，审查一番后丢了党籍，改去资料室坐冷板凳。后来，尽管他恢复了上讲台的资格，但是戴罪之身，为免麻烦，自然不敢有与学生“同志”的非分之想。陈四益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度与章同事而相知较深，这个心理分析应属准确到位。然而，他在后文说：“‘文革’中，上海市写作组及其外围写作班子网罗各高校教师甚多。鲍正鹄先生在世时曾问我，如果还在上海，会不会也卷到‘石一歌’之类的写作组里去？那时正好一位名人矢口否认他曾是上海市写作组成员，闹得沸沸扬扬。我说，除非他们不找我，若要找，以当时的认知，恐怕难于拒绝……而章先生身在上海，好像也没有听说他曾参加到哪个写作组去……”因作者其时已离沪去京工作，所以只是“听说”，而这“好像”其实不确，章先生倒真是参加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1976年10月，江青等人被捕后，举国掀起揭发、批判的高潮，次年11月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一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炮队”——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其中讲到写作组各组长以下成员约五十人，列出姓名者十九人，章培恒也在其中。这
  • 澳门文学丛书216绝对是关乎政治名誉的大事，但他对此好像没有正式申辩，只是多年后在媒体采访提到此事时，轻描淡写地解释道：“我不是去写文章，是去搞注释，当时大概是毛主席交给上海写作班子做的东西，他们要我们去注释，这都是临时打工……”章先生打的那份工，并不完全是注释。在评《水浒》、批投降派的喧嚣声浪中，他和一位同事合撰小册子《宋江析》，1975年年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那个时期的过来人都知道，这应是当时权势甚大的写作组布置的一项“战斗任务”。翻检旧事，不唯是纠正陈四益文中的说法，也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50年代中因包庇胡风分子挨整与70年代中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都属于章先生的人生一部分，只讲前者而不提后者，乃至有意讳言或遮蔽后者，那他的人生经历便不完整，也不真实。相反，如实地披露后者并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未必会损及这位名教授的身后名。那个写作组的组长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当年广邀他熟知的同校教师参加写作组，实在正常不过。记得前年登门访谈，听朱老先生提及我所尊敬的两位师长曾给写作组当过“临时工”，自己并无惊讶之感，缘由即如上所述。无可否认，70年代的中共上海市委是党中央领导下的地方领导机构，章培恒乃一介书生，相信领袖相信党，又无洞悉内幕的法眼，怎能看出高层政争竟至你死我活的地步，后来还被称为“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恰如陈四益在文中自承，“以当时的认知，恐怕难于拒绝……”故此，对章先生的那段特殊经历无需刻意隐瞒，而一旦知晓也不必过度解读。2011.11.3
  • 贺越明·海角片羽217点将录与麻将牌对于《当代诗坛点将录》这样的书，不免见仁见智，但凡以一己之力，对一代或几代诗人或学者做“点将式”的论述和评判，虽说会被认为“值得做”，可最后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胡邻议先生在《苛择与酷评，源自不满》（刊2011年12月1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一文中说：“此书共收录前辈诗人一人，正榜八十五人，距一百单八将差了二十三人。当代诗坛竟然连一百零八人也凑不齐了，可见诗坛之寥落，以及作者择人之苛。”读到此处，我心里不禁生疑：怎么一百零八人竟然成了一个标尺？如若著者冯永军凑齐这个数字，岂非诗坛不寥落，或是作者择人不苛了？兴许既为“点将录”，则非要点够一百零八人，否则难脱“名不正、言不顺”之嫌。恰如胡邻议文中提及，撰有《现代学林点将录》一书的胡文辉先生不久前发表《当代诗坛点将录读后》，也很有意思。同为“点将”之人，均对这种“点将”式体例情有独钟，彼此惺惺相惜，有些过于褒扬的话当不为怪。而且，点“学林”的胡文辉对点“诗坛”的冯永军，毕竟专门提出了“一点批评性的意见”。什么意见呢？“首先，他没有点够一百零八将。”原来，也是嫌冯永军凑不齐那个标尺之数啊！接下来，是指点哪些诗人遗漏了，是该收而未收的；既是“点将”，座次排序、名号配搭也有讲究，据说刘太希剽窃易顺鼎诗作，应配那个“第一神偷”时迁的鼓上蚤名号；毛泽东维系旧诗风气有“苦劳”
  • 澳门文学丛书218且贵为领袖，配险道神郁保四比高阳更为恰当，云云。读这样的文字，读者脑子里或许会飞快地想到电视剧《水浒传》中“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场面。可是，这究竟是做学问还是在“戏说”呢？要在学林或诗坛“点将”，谈文论诗不算，还要将学者、诗人与梁山英雄的座次、名号一一对应。幸好冯永军明白因其设定标准严格，“故欲点足一百零八人似非易事”，否则硬要凑够数的话，除了如乔太守般“乱点鸳鸯谱”之外，还有什么更靠谱的办法吗？自古而今，选诗注词而成集者不计其数，因而诗坛点将有其渊源，尚可一试。相比之下，学林点将则难乎其难。道理很简单，社会人文科学领域不存在门门皆通的“全才”，能够涉猎若干科目已属罕见，点将之人即便博览群书，恐怕也没有足够的水准，对各学科的学者作出成就高下、学问深浅的评价和比较，况且学术上许多见解往往不易辨优劣，又如何给学者们尤其是名家、大师排座次呢？真要铁了心点将下去，就只能用“无知才无畏”来解释了。从《水浒传》的一百零八将，联想起有关麻将来历的一个传说。元末明初，有个名叫万秉迢的人很欣赏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欲让达官贵人也知晓这个故事进而爱民护民，便将水浒英雄融入所发明的麻将中。麻将之所以分为万、饼、条三类，据说是取自万秉迢的姓名谐音，每类从一到九各有四张牌，刚好构成一百零八张基数，分别隐喻一百零八将，如牌中九条喻为“九纹龙”史进，二条喻为“双鞭”呼延灼，一饼喻为“黑旋风”李逵，等等。所以，有些麻将牌上绘有水浒人物。在美国唐人街，麻将亦称“将军牌”，华人称一百零八张序数牌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这样来看，现今的有些诗文研究横覆中华、纵览几代，似乎点评的诗人或学者数目不达
  • 贺越明·海角片羽219标尺就不够力，构建不成可观的学术谱系，只好孜孜于一百零八将什么的，倒有点像是玩麻将牌了。莫非这也是一种“穿越”？从学术“穿越”到游戏，多了天马行空，少了脚踏实地，恐与做学问、求真知的目标愈行愈远。的确，“近来《点将录》忽然热了起来”。这种麻将牌似的“点将录”一热闹，真正的学术就冷清了。2012.1.1
  • 澳门文学丛书220如何阅读“诗圣”那天看到黄裳先生辞世的讣闻，不由得去书架前摩挲其系列作品集，随手抽出一本《过去的足迹》，巧的是其中有篇《浣花草堂》，写他踏访成都杜甫草堂的所见所感，撰于1956年10月，距今很久了。他描述当时的草堂，“环境清疏而幽峭，简朴却也不失规模。给人一种感觉，和杜甫当年居处的风格是近似的”。那个年代，斥巨资修建五星级厕所这种事，是草堂管理者做梦也想不到的。几十年过去，对“诗圣”解读以及尊崇方式今非昔比，真不能不令人感慨！前不久，读毕北京一位大学教师谈论杜甫与成都关系的大作，我有感于草堂近事而写一文，却遭对方以内行身份诘责，谓之“对有关杜甫的常识和基本史实都提出了空前的挑战”。这一论断的凭据如同虚设，因我对其文费解先是在于行文之奇，评述对象既为“诗歌作品”，怎能以“富有诗情”称道？更直白些，称赞“诗圣”的诗作具“诗情”，如同称赞名家的画作有画意、文学作品充满文学气息，无异于多余的废话。接下来，述及杜甫代表作“三吏”、“三别”等，认为“大都描述社会动荡，揭露政治黑暗，诉说人民疾苦，总体风格‘沉郁顿挫’”，与“那种‘温暖千百年读者心灵’的鸡汤之作，应该不会出自杜工部笔下”之语相同，都是整体上的判断，并不限于杜甫在成都的诗作。由此，违背了“三吏”、“三别”等不作于成都期间的“常识”云云，何所据而言呢？该教师称其将去参加杜甫诞生纪念大会暨杜甫学会学术年会，若是在会上讲一下
  • 贺越明·海角片羽221这个段子，估计得“绝倒”一大片。但在开口之前，若不弄明白笔者此处文意为何，这段子能否编成都是疑问，遑论“绝倒”一大片了。既然获邀参加学术年会，这位教师想已跻身于杜甫研究专家之列，故在《读杜甫诗，要读编年全集》文末谆谆告诫：“像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只读几首入选语文课本或《唐诗三百首》中的作品，是远远不够的，得通读全集，最好是编年的全集，例如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对吾等“对杜甫其人其诗缺少必要的了解”的外行，专家还告知，“诗圣”在成都相交于达官，获表弟周济，还当过小官，又在草堂种植不少果树，日子过得挺滋润。可是，他怎会写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充满愁苦和愤慨、丑化居住条件的诗篇呢？专家也有妙解：“茅屋为秋风所破，乃是偶发事件，并非长年如此。”看来，老杜不是装穷叫苦，无病呻吟，便是攻其一点，以偏概全，竟让偶发事件入诗，还流传了千百年博同情，实在是罪过啊！问题是不止这一首，还有《草堂即事》：“荒村建子月，独树老夫家。雾里江船渡，风前径竹斜。寒鱼依密藻，宿鹭起圆沙。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居然连喝点小酒的钱都没有，真叫人难以相信，专家说的官员、表弟的接济何以如此不到位？另有《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愁急求告之意溢于言表，这又作何解释？此外，他还写了些为盘中餐和果树苗不惜屈尊去攀交情、拉赞助的篇什，无不流露出生活所迫的无奈，想来专家不会漏读，恕不一一列举。这足以令外行如我大惑不解：该听信这位专家有关杜甫“衣食之资，相当丰厚”的说法，还是应从杜诗体悟其清寒且时感窘迫的生存状态呢？“诗圣”的物质生活果如专家所言是“相当丰厚”的话，他岂不更应乐而
  • 澳门文学丛书222居蜀，终老草堂吗？专家自是熟读那两部编年的全集，轻而易举地引了几首反映田园情趣、天伦之乐的诗歌，以证杜甫在草堂“居住环境够美”、“心情够悠闲”。这些当然是诗人作品的一部分，但穷人和富人都有欣赏或描绘自然风物的权利，而有无天伦之乐也不取决于生活素质的高低，与此有关的诗作难以说明诗人的生活水平臻于“衣食无忧”甚至“相当丰厚”，倒是显示他具有另一种情怀。正如黄裳指出的，“老杜是一个多么勤恳的诗人。他从不放过一切刻画现实的机会，他的诗里有丰富的人民生活的写照，可是也不缺乏自然风物的描写。因为这一切都出现在祖国的土地上，也都是诗人所挚爱的”。这个评断中肯又恰当，没有时下为文常见的过度引申或虚妄臆想。同样出自杜甫笔下，描绘田园情趣、天伦之乐的诗作，远不如其代表作那样广为人知，更没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不知专家读后温而暖之的感觉从何而来？杜甫草堂里有一副郭沫若先生手书的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黄裳在文中援引对联后，表示“这概括了诗人伟大成就的主要方面，是多少年来人民对杜甫一致的评价”，而这个评价无疑也适用于诗人的巴蜀岁月。对于如何阅读“诗圣”，这位老报人的旧作可谓展示了一个范例，尽管他从不以内行自诩、专家自居。很可能，上述专家已把编年全集读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但他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识见是否真的“内行”而正确，则又未必，因为通读不等于读通，读而未通的情形并不少见。2012.9.18
  • 贺越明·海角片羽223少小识鲁迅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认知鲁迅先生的？作为已入中年之人，即使打开记忆的闸门，也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这个问题，由中学语文教材不断删除鲁迅的作品而引发，在我心里盘桓了好些时日。但仔细回想，具体的时段虽不可考，初始的过程还是有迹可寻的。肯定是童年，去虹口公园玩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这位老爷爷的塑像：他高高地坐在藤椅上，面容安详，凝视前方，森森柏树环绕，萋萋芳草映衬，形成肃穆冷寂的氛围。灰黑色的塑像后方是墓地，一面高大的墓墙，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贴金大字“鲁迅先生之墓”，下方是安放灵柩的墓穴，以花岗石板覆盖。如若从不远处的儿童游乐场来到这里，此前的欢乐立刻消散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唯有缄默，加上一点惶恐和好奇。一个供人游玩的公园，为何辟出一角作为鲁迅的墓地？记得大人告诉我，这位大文豪生前就住在附近，常到这个公园散步、思考，所以他的灵柩迁葬于此。我入读小学后，集体去公园祭扫鲁迅墓，是一年一度的例行活动。鲁迅曾住在公园附近的史事，给我的童年生活平添了些许兴味，因为我家那时在溧阳路，离公园也不远。一个星期天，父母亲领着姐姐和我出门，走到四川北路，先去虹口公园正门近旁的甜爱路，到千爱里转了一圈。原来，50年代初父母在那里住过，是机关提供的住房。到一户门前指认了住处后，好像
  • 澳门文学丛书224是父亲说，鲁迅也在千爱里住过。出了弄口，再沿着山阴路一直走，不远处左拐是大陆新邨，进到其中一条短弄堂，就见有一户门口挂着木匾，刻有“鲁迅故居”四个大字。那天铁门关着，不对外开放，从外面看里头有个小天井，台阶上去应是客堂间。尽管没能入室参观，却给我留下了朦胧的印象：这里是鲁迅1936年10月19日病逝之处。以后读到有关他在家中接待客人或伏案写作的描述，脑子里便浮现出那个神圣而未目睹的客堂间。后来听说，鲁迅之前在宝山路横浜路口的景云里也住过，那里虽然属于闸北区，但从四川北路步行过去并不远。年岁稍长之后，又听闻溧阳路某处有个鲁迅的秘密藏书室，他在反动统治者的白色恐怖下，常常夜阑人静时去那里读书、写作。巧得很，姐姐有个中学同学就住在那栋房子，藏书室在二楼，那同学住三楼，而其母亲又是他们的数学老师，所以姐姐去过那房子。一切的一切，让我觉得鲁迅好像就在身旁不远处，从空气中都可以嗅到他的气味。其实时处文化大革命，纪念、学习和宣传鲁迅，正是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政治气候。真正从文字上结识鲁迅，大约是小学三四年级，始于语文课本上的《一件小事》。该文不长，内容浅显，鲁迅用第一人称写的，说他乘坐人力车途中，有个身穿破衣的老妇突然从路边碰上车把倒地，车夫立刻停下，扶她起身立定。“我”料定老妇没有受伤，也没有别人看见，怪车夫多事，但他却毫不踌躇，搀着她一步步走向巡警分所。此时“我”突然觉得车夫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对于“我”渐渐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当“我”掏出一大把铜元让巡警转交车夫后，想到“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文末说：“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
  • 贺越明·海角片羽225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个千字左右的超短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系鲁迅为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撰写。语文老师教这一课时，讲解透彻，还布置大家写了感想。通过如何对待跌倒在地的老妇，鲁迅描述了知识分子与车夫的两种不同想法及境界，从道义上针砭了前者的渺小，颂扬了后者的高尚。即使放在今天看，其教化作用也没有消失，甚而有切中社会时弊之力。进入中学，语文课本载有更多的鲁迅作品，不光是小说，还有杂文、散文诗。到70年代前期，读过陆续出版的鲁迅小说选、杂文选、散文诗歌选，才对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有了较多的认识。不过，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鲁迅被供上神坛，从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到开展文化大革命、批判林彪和孔子，直至反击“右倾”翻案，几乎无役不与，都被用作“批判的武器”，可能令人生畏和反感。说实在话，这不能归咎于早已过世的鲁迅本人。当鲁迅从“神”还原为“人”之后，语文教材何以反而容不下其作品的一席之地？改革开放后文禁渐除，周作人的著述也重见天日，我读后深感其识见、才情和笔力不在乃兄之下。但苦茶庵里的知堂老人，是决计写不出也不会写《一件小事》的，从其几百万字随笔小品札记里，不可能读到这种真诚感知普通劳动者的文字。我以为，在这个贫与富、民与官、贱与贵隔膜日甚的时代，语文教材若能收存《一件小事》这样的课文，让那些拥有富商、高官或类似著名歌唱家父母的孩童，尽早了解和体悟底层劳动群体的困顿和情操，对培育良善和正直的品德或有帮助。2013.10.14
  • 澳门文学丛书226郭良蕙离沪赴台之前若不是董桥先生写下《春尽》一文，知悉郭良蕙已在6月下旬去世的人，恐屈指可数。该文末尾，以明代诗人高启的“闭门春尽无人问”之句点题，道尽对这位台湾“最美丽的女作家”花落无痕的感喟，形象又贴切。终其一生，郭良蕙贡献了近七十部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大都先在报上发表，而台北的报纸对她的过世大都漠然而无动于衷。数十年间，报纸可从热炒一人使之红得发紫，到对其不闻不问，此中映射的世代交替、人情冷漠，不免令人感觉似有寒气袭来。就郭良蕙本人而言，与报纸之缘浅淡如此，或许正是其宿命。这位女作家著作等身，似未写过自传，亦无回忆生平的文字，除了喧腾一时的小说《心锁》被禁事件，读者对其早年经历所知甚少。我曾留意一篇旧文和一份学术报告，都提及她于1948年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在上海当过几个月记者，后与空军飞行员孙吉栋结婚，随之赴台湾。这段记者经历，不知出自她本人还是讹传，证诸一部沪上老报人的传记，可知此说并不确切。她踏上社会的起步，与报纸结缘，但并非当记者而是做校对。说起来，这件事有着一个小转折——时间过去一个多月或两个月，编辑部又来一个妖冶的小姐。她是由邓季惺亲自陪伴着来见赵超构、王健民的。姓郭，芳名良蕙，年纪大约二十多岁。据说
  • 贺越明·海角片羽227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后来休学，由陈铭德的朋友、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隆庆介绍，来报社作记者。赵超构一看那一身浓妆艳抹珠光宝气的装束，实在不像记者，更非《新民报》的穷酸朋友可比，心里有些为难。但何隆庆那边，无论公私两方面说，都无法拒绝。迟疑了一下，对那位小姐说：“现在记者够了，校对力量倒很缺，你刚来乍到，没有经验，还是先做几天校对试试吧，将来再调采访部，好不好？”郭良蕙原是准备到《新民报》沪馆当记者的，时在1948年下半年，因总主笔赵超构见到她的容貌及妆饰“有些为难”，随便找了一个理由，让她改做了校对。这段记载，出自《赵超构传》第十二章“刀俎间跳着的鱼”的开头。照理说，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是《新民报》老板，郭良蕙系由老板的朋友介绍，又在女老板陪同下到报馆，记者的职位如瓮中之鳖，不料未上班就被改换了。何以故？妖冶、浓妆艳抹、珠光宝气，这些形容词本来就无褒义，用在她身上显是贬损。赵超构眼里的郭良蕙，很容易使人想起《春尽》中转引的文字，是1963年4月老作家谢冰莹因不满其小说《心锁》中偷情、乱伦的出位描述，在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理事会上提议开除她会籍的说词：“提案人认为郭良蕙长得漂亮，服装款式新颖，注重化装，长发垂到腰部，既跳舞又演电影，在社交圈内活跃，引起流言蜚语。”这已是后话了。早在郭良蕙谋求第一份职业时，外表成为“罪过”，就开了先例。在郭良蕙的八十七年人生之旅中，校对的工作不过几个月，实在不足挂齿，但昔年同事为她描述的形象却色彩暧昧。
  • 澳门文学丛书228据那部传记说，郭良蕙次日就到报社上班。校对课原有三人，她是新手，课长没有马上派工作，“她就躲在里面向一个青年校对查问编辑部人员的情况”，也帮经理部做些文书之类的杂事。不出一个星期，她的来历被记者同事查得一清二楚，“她自称出身官宦之家，早年在西安一所教会学校读书，爱好社交，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复员后不知是什么因缘，与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隆庆成了朋友。何是大忙人，经常往来沪宁线上，在南京路外滩汇中饭店为她包了一套房间，‘金屋藏娇’，让郭小姐先住着”。到报馆来工作，“恐怕不过是为了排遣寂寞”。从传记可见，当时有些报人对郭良蕙有明显的防范意识。校对课的那位青年校对名叫王湛贤，是作家柯灵的外甥，思想单纯，爱好文学。“他听郭良蕙的谈吐不俗，发现两人有共同爱好，真是相见恨晚”；“郭苦于没有人理她，十分孤独，也对阿湛刮目相看”。由此，“两人喁喁细语，谈话愈来愈投机。下了班两人还一同到汇中饭店深谈”。于是，赵超构出面告诫王湛贤，说郭“身份不明”，叫他“不要上当”。但王坦然表示：“她什么都告诉我了，我不相信她是坏人。”赵又提醒王是否知道郭由谁介绍来的，王表示知道，认为彼此只是普通同事，“我不会跟她谈情说爱的；她也看不上我”。既然大家有看法，他说以后就不去汇中饭店了。可是，“他并没有做到，还是常去”。好在上班时，“郭良蕙绝不走出校对课办公室”，与国民党官方派进报馆的几个人并无来往，“大家也就释然”。书中对她最后从报馆离去也简述一笔：1948年年底之前，国、共军事决战期间，“这位小姐不告而别，首先离职。据记者们说，她早已去了台湾”。
  • 贺越明·海角片羽229郭良蕙进出《新民报》的短暂经历，在《赵超构传》里本属可有可无的内容，但这点侧写无意中提供了她离沪赴台之前的行迹。该书还专门交代，郭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是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六十年代后因作品中写性过于大胆，受到文学界批评。又说，她于1985年前后多次回大陆访问，受到上层人士的礼遇，报纸上登了专访，文学团体为她的作品开了研讨会。还有个脚注：郭良蕙于1998年12月趁出席上海某大学海外文学研讨会之便顺道到新民晚报社（前身为《新民报》）访问。这一来，“赵超构看得发了呆，有时谈起此事，只好说：‘我们也许错怪了她。’”何以会“也许错怪了她”呢？原因无他，有些报人当初看郭良蕙时，好似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左镜框是“政治”，右镜框是“道德”，左看右看，这位美貌的女大学生都像是有问题，“非我族类”而只能排斥或隔离。无怪台湾女学者应凤凰在论文《借问〈心锁〉怎么开？——郭良蕙与“心锁事件”》中说：“从表面看，《心锁》写了色情（官方用语是‘诲淫败德’），三十七岁当红作家郭良蕙则是‘写色情的女人’，两者结合才能产生这阵风波。解读‘心锁事件’整个文本，男性中心或‘长期以来父权体制’的潜在意识，应是第一个关注点——如果郭良蕙是男性作家，风浪可能吹不起来。”的确，处于“男性中心”或曰“父权体制”的社会，郭良蕙遭遇《心锁》被禁的人生波折，实为冥冥之中的必然。谁让她不幸而生于一个封建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偏偏外表出众，又走上极易出名招忌的文学道路？《赵超构传》1999年8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作者张林岚是老报人，与传主生前同事、交往逾四十年，所述自当真实可信。不过涉及郭良蕙的文字准确度似有不足，如写她“据说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应该是外文系。这可能是作者据当
  • 澳门文学丛书230时所闻而记，也未必是郭本人有意擅改专业，而是那位何姓处长为介绍她去当记者说成新闻系更为有利，不曾想竟因她的外表而功亏一篑。2013.11.17
  • 贺越明·海角片羽231莎剧，一篇篇戏剧诗章方平先生主译的十卷本《莎士比亚全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赶在4月23日前推出，因这一天是莎翁诞辰四百五十周年，又是“世界读书日”，颇具纪念意义。这位翻译家已去世六年，大半生从事英美文学翻译及编辑，但学历只是高中，属于这个领域鲜见的自学成才而有成就者，很不容易。有关报道专门点明，不同于之前《莎士比亚全集》的版本，该套方平诗体版《莎士比亚全集》是华语世界首部诗体《莎士比亚全集》，充分吸收了国际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我想，早年著名诗人、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孙大雨如若九泉有知，或会老怀大慰，当然也可能有不完全如意的遗憾。莎翁剧作的汉译，如果不算1903年上海达文社翻译出版的《澥外奇谭》、1904年林纾译成的《吟边燕语》，要数1916年4月《小说月报》第七卷刊载的林纾、陈家麟译作《雷差得纪》《亨利第四纪》为最早。尽管林纾在《吟边燕语·序》里明确称莎士比亚是“诗家”，而且“莎氏之诗，抗吾国之杜甫”，西方国家“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弦户诵，而又不已，则付之梨园，用为院本”，而他此前将所译莎剧故事也名之《莎诗纪事》，但他在直接迻译剧本时，却用不分行的文言散文体，并无一点诗词的格律和韵味。此后近百年里，先后从事过莎剧翻译的有田汉、邵挺、朱生豪、顾仲彝、孙大雨、曹未风、曹禺、卞之琳、林同济、梁宗岱、方平、英若诚等人，均为名家大师或高才俊彦。经过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除
  • 澳门文学丛书232邵挺之外，他们的译作全是白话语体文，在表达上更加自如、奔放。可莎剧本是以诗体创作的，而汉译大都出自散文体，这个现象令孙大雨极为失望，多次撰文批评，而他本人则自始对莎剧进行诗体翻译，并从学理上探索。1987年，孙大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外国语》发表长文，率直地批评莎剧翻译者，说他们有的不了解原作分行是有格律而不押脚韵的韵文诗，把原文一行译成中文也是一行，但并无格律；有的不明白莎剧原文基本上是用格律诗行写的，不知怎样用语体韵文传达原作的风貌，故根本不对原文的诗行作任何考虑，完全译成了散文的话剧。他特别提及梁实秋，称其懂得莎剧实为“有格律而不押脚韵的韵文诗”，曾在30年代出版莎剧译本的《例言》说明：“莎士比亚的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Blankverse）。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的排偶体’（Rhymedcouplet）。”但梁在翻译中，“凡原文为‘无韵诗’体，则亦译为散文。因为‘无韵诗’中文根本无此体裁；莎士比亚之运用‘无韵诗’体亦甚自由，实已接近散文，不过节奏较散文稍为齐整；莎士比亚戏剧在舞台上，演员并不咿呀吟诵，‘无韵诗’亦读若散文一般”。孙大雨对此并不苟同：“莎剧在英国、美国舞台上、银幕上演出，虽然并不‘咿呀吟诵’，但我们知道是用比较散文剧稍慢的速度从容朗诵出来，有协和声调节奏之美，并不‘读若散文一般’，因为有格律、有规则的节奏的韵文朗诵跟念散文是有微妙但显著的区别的。”他还指出：“莎剧是戏剧，同时又是诗，而且基本上是用有格律的韵文行所组成，所以古时叫做戏剧诗（dramaticpoetry），近今叫做诗剧（poeticdrama），是浑然一体的一种文艺作品。”又说：“莎剧精妙和正确的译文及演出，应当雅俗共赏；莎剧决不止仅仅是一个个故事，它们还是一篇篇戏剧诗章。”
  • 贺越明·海角片羽233依此来看，方平版《莎士比亚全集》作为首套以诗体形式翻译的莎翁全集，不正是实现了孙大雨的学术愿望吗？可以这么说，但并不尽然。在孙大雨看来，莎剧既然“还是一篇篇戏剧诗章”，汉译也应当呈现它们本来的面目，原文格律韵文部分每行可分为五个音步，译文也可分成五个音组，只有这样翻译“才是得体的忠实的翻译”。例如，那段著名的“王子独白”第一句，他早年所译的文字如下：是存在/还是/消亡：/问题/底所在：//要不要/衷心/去挨受/猖狂/的命运//横施/矢石，/更显得/心情/高贵呢，//还是/面向/汹涌/的困扰/去搏斗，//用对抗/把它们/了结？/……与莎剧原文对照诵读，可以看出译文讲究韵律，节奏感很强，更好地传达出缜密而深邃的内涵。不言而喻，翻译的难度也更大。孙大雨所译的《罕秣莱德》（即《哈姆雷特》）、《黎琊王》（即《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斯》、《暴风雨》、《冬日故事》、《罗密欧与居丽晔》（即《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威尼斯商人》等，无一不是以音组译音步，尽最大可能移植原作的节奏和气韵，以求准确而贴切地表达出原作的格律和诗意。孙大雨一生对莎剧用力之深、钻研之勤，为当年学界所公认。1941年10月，他给自己历经十载译竣的《黎琊王》作序道：“译莎作的勇敢工程近来虽不无人试验过，但恕我率直，尽是些不知道事情何等样艰苦繁重的轻率企图，成绩也就可想而知。”这么多年过去了，假若他健在，今日还会如此评断么？2014.4.30
  • 澳门文学丛书234赛金花北京有一出话剧赴美演出，名曰《风华绝代》，所到之处颇为轰动，幸好限于华人社区，主流社会并无反响，远不及早年梅兰芳访美巡演。因该剧演绎的是赛金花传奇，令人不禁疑惑：这是在展示“文化软实力”还是自曝家丑？赛金花一生，经历丰富，起伏多变。她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在徽州黟县，本名赵灵飞，随父移居苏州，稍长后成花船上的清倌人，下海接客，后被前科状元洪钧纳为三姨太。洪钧获清廷委派出使德、俄、荷、奥等国，她以公使夫人随行，周旋于欧洲上流社会，与后来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相识。洪钧任满回国，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病逝，她留沪以花名傅彩云重操旧业，人称“花榜状元”。五年后为避祸端，北上天津，改名赛金花另张艳帜。长时期里，她或妾或娼，是风头甚健的交际花。传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她主动与瓦德西重温旧情，趁机劝他善待平民，保护文物，促成和约签订和联军退兵，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是男儿”，唯赖这位名妓救民于水火。在她生前，已有文人骚客以其事迹写小说、编传奇。最早让赛金花登上舞台的，是资深文化人夏衍，时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创作七幕剧《赛金花》，发表于1936年《文学》六卷四号，而代表中共领导左翼文化界的周扬正推动“国防文学”，认为该剧亦属这一类作品。据老作家茅盾回忆，“鲁
  • 贺越明·海角片羽235迅见了哈哈大笑道：原来他们的‘国防文学’是这样的”。鲁老夫子并写下《“这也是生活”……》一文说，病中翻阅杂志发现，“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讥讽之意，跃然纸上。但赛金花究竟与瓦德西睡过没有，颇堪置疑。《齐如山文集》第十卷有篇《关于赛金花》披载，“在光绪庚子辛丑一年多的时间，我和赛金花虽然不能说天天见面，但一个星期之中，至少也要碰到一两次，所以我跟她很熟，她的事情也略知一二”，“赛之德国话稀松得很，有些事情往往求我帮忙，实因她还不及我，但我的德语也就仅能对付着弄懂而已”。而且，与赛交往的都是德国低级军官，“所以我测度她没有见过瓦帅，就是见过也不过一二次，时间也一定很短暂，至于委身瓦帅，那是绝对不会有的”。可见，红颜救国与红颜祸国一样，可能都是美丽的传闻。夏衍晚年“懒寻旧梦”时，坦承《赛金花》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戏作”，这个反省真诚而深刻。从效果看，无论赛金花与瓦德西是否上过床，颂扬一个近代妓女至“风华绝代”的高度，去外国演出所能展示的，无非是“笑贫不笑娼”的现实社会心理。2014.5.9
  • 澳门文学丛书236古城的城墙平遥县城，是母亲的生长之地，早先默默无闻，不过是三晋大地上一座普通的县城，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名声越来越响，竟至成了国际知名的华北旅游胜地之一。何以如此呢？有人认为，是因为余秋雨先生写了篇题为《抱愧山西》的散文，其中对平遥花了不少笔墨，称城里西大街早岁票号云集，是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源地、民间社会的财富中心；也有人认为，是因为那地方本身历史悠久，又很好地维护了古迹，能够吸引人们远道来访，流连许久。我较为偏向后一种看法，平遥城里的古迹确实完好无损，殊为难得，不用说城隍庙、县衙署、清虚观和九龙壁等，光是那远远便能望见的城墙，就足以令人惊叹了。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穆欣欣女士携子出京旅行，“初识山西”后在《澳门日报》副刊“美丽街”专栏写平遥，有近代票号的来历、管理及信誉，有旧式县衙门以及县太爷的生活，等等。我读后很想问她：有没有带“男一号”登上平遥的城墙？心里有此一问，是因为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迄今还有很深的印象。60年代末，母亲所在的机关，已从“文革”初的动荡、亢奋中平息下来。她请了假，去平遥探望双亲，也带着生在黄浦江畔的姐姐和我“初识山西”。我刚上完小学三年级，最远只去过杭州，这次乘火车长途经过几个省，已属一种新奇而兴奋的体验，等到了平遥看到只在电影上见过的城墙，真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 贺越明·海角片羽237在外祖父家住下第二天，我和姐姐跑到城门口，拾阶而上，到城墙顶部走了一遭，大开眼界。想不到城墙那么宽，顶部就是随城墙而延伸的青砖道路，隔十多步就有个垛口，放眼望去是个宏大的四方形，对县城形成坚固的护围。曾听人说，古时候城头上可以跑马传令，真是一点不假。后来才知道，早在周宣王时期已有平遥城，而现存的城墙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对西周的旧城重修而成，曾经数十次修葺，是全国为数不多保存最好的古城墙之一。我当时并不懂得它的历史价值，只是想到有这样厚实的城墙，配备充足的火力，就可以抵御外敌的进攻了。那时的平遥城里人口不多，也很冷清，但我从隔壁三舅家的几份旧报纸上，却约略窥见了这个小县城不久前经历过的喧嚣和恐怖。1967年，从“文革”开始后分成两大派的群众，为权力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其中有一派建立了军火制造中心，大量生产步枪、手枪和手榴弹，而另一派不甘示弱，也武装起来。终于有一天，两派狭路相逢，发生冲突，砖瓦横飞，刀棍相向，乱枪射杀，情势极为紧张。中央领导闻讯，委派陈永贵代表省革委会赶赴平遥，调解两派的武斗事件。谁知这位农民劳模的到来，并不解决问题，连他自己也陷入包围中。结果是周总理下令，由附近的驻军派兵乘大卡车冲进城里，硬把陈永贵抢出来换上军大衣，躲在车上的士兵中间才脱离险境。大人们都说听毛主席的话，相互间居然打成那样，实非我这个少年所能理解。平遥爆得大名后，影视剧里需要古城墙实景的，大都去那里取景拍摄，所以从银幕荧屏上，不时能看到那巍峨、古朴的城墙。母亲晚年喜欢守在电视机前，追看描述三晋军民抗击日寇的连续剧，像《亮剑》《杀虎口》那几部，连主要演员的名
  • 澳门文学丛书238字都能随口说出。她也知道影视作品经过艺术加工，甚而有不少夸张的成分，并不完全相信那些故事情节。有一次，母亲看完电视剧有感而发，讲起平遥城被日军占领的经过：“只有一小队日本兵，就打着太阳旗进城了，还有人列队欢迎呢。”我听罢暗吃一惊，真是那样吗？不料查阅史料，果真如此，只是史实比母亲的忆述更丰富。1938年2月，亦即“七七事变”的大半年后，国军早撤得无影无踪了，一小队日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大模大样地进了平遥城，确有一些士绅在城门口迎迓。这些日本兵大概有些心虚，进城后又出城，兜了一圈再入城，如此反复数次，虚张声势，其实来来回回，还是那几个兵。整个抗战期间，日军驻扎平遥的兵力很少，却有效地控制了县城。母亲说，自从日军来了后，规定不管男女老幼，进出城门都要向他们低头鞠躬。她那时七八岁，有次迟疑了一下，头上被日本兵打了一记，痛了好几天。想起往事，她说：“日本人很坏！”我有些省悟，母亲爱看抗战剧不是没有缘由的，那里面至少有她记忆中熟悉的东西。但难以理解的是，古城的城墙够恢宏，也够坚固，可真的当外敌入侵时，又形同虚设，没有机会起到任何抵御的作用，可是在一场听从领袖号召参加的政治运动中，城墙里的同胞们却会截然对立，刀戈相向，打得难分难解；而且，双方的矛盾可以牵动中枢，彼此的心结很可能十多、二十年都无法解开。过去正统史书上有句话“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专门形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但细想之下，觉得这也可以概括某些特定时期的国民整体心理和行为。古城的城墙，或可为此见证。2014.7.22
  • 贺越明·海角片羽239苦旅途中绊脚石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二十年前问世时，我身处美国也遥闻赞誉，托人从国内带去及时拜读。虽说后来不止一人指出，书里有史实硬伤和语词舛误，但总体上有学问有见识有文采，不失为公认的好书，多年的畅销亦可证明。但若未从《澳门日报•新园地》读到《新版〈文化苦旅〉的“新”》一文，竟不晓得旧版已弃新版发行，内有旧文改写和新篇增补。《寻石之路》是书评作者余仁杰先生推崇的新作，我也“反复读了多遍”，但体悟有所不同，不觉得有关“石一歌”的多年争议“自然明白，令人深思”，而是感到既惊讶又困惑。先说惊讶之由。《寻石之路》一开头，就给读者带来惊悚和悬念：20世纪最后那个冬天，余秋雨为考察人类古文明，从中东抵达南亚、中亚之间，“处处枪口，步步恐怖，生命悬于一线”。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的一个晚上，有同伴接到长途电话，说国内一个北大学生发表文章，指控他在“文革”时期参加过一个叫石什么的黑帮组织，但是“还没说完，几个持枪的男人走近了我们……”后来，他和同伴“终于活着回来了”，尽管没有说明从恐怖分子的枪口下如何死里逃生，但读者已经明白，这岂止是“苦旅”，简直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旅”啊！而且，余教授与恐怖分子几乎零距离的“亲眼所见”及认知，是在上世纪末，比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事件”还要早，所以他说：“各国的邀请函件多如雪片，要
  • 澳门文学丛书240我在世纪之交去演讲亲眼所见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义日渐猖獗的情况。”又说：“我考察人类各大文明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世界性恐怖主义的提醒，必须快速到各国发表，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名誉而妨碍大事。”以往对余秋雨关于恐怖主义猖獗的演讲和考察结论，可说一无所知，现在读了文章惊讶万分，对他甘冒“生命悬于一线”的危险考察人类文明的壮举更是无比钦佩。毋庸多言，有人用“石一歌”的历史问题，干扰正在深入研究反恐防恐大计的余教授，就是与文明社会乃至整个人类为敌，无异于全世界喊打的恐怖分子。再讲困惑之因。余教授为了应对某些人的揭发和质疑，先是电话求教继而登报悬赏最后质询报人，“穿过密密层层的藜棘，终于得到了与这三个字相关的文章和名单”，自证一度是《鲁迅传》编写小组的成员，而与“石一歌”小组毫无关系。他在文中开列了两份“暂掩姓名”的单子，一是《鲁迅传》编写小组，“组长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副组长是复旦大学教师，组内有复旦大学六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人，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人，华师大附中一人，上海戏剧学院一人即我，半途离开”，总共十二人；另一是“石一歌”小组，“组长仍然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师，不知道有没有副组长，组内有华东师范大学二人，复旦大学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二人，华师大附中一人”，共有九或十人。可是，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石一歌”作为集体笔名，众所周知是得自“十一个”成员的谐音，这样至少还缺了一个，那是谁呢？如果有人要追根究底，其间仍有文章可做。因此，套用余秋雨自己的话，“毕竟留下了一点儿遗憾”。令人不解的是，余教授为何不多花些笔墨描述与恐怖分子面对面的惊险场面，而要费尽心思去澄清“石一歌”的历史问题呢？
  • 贺越明·海角片羽241记得我读大二时，有一门课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由中文系的两位教师讲授，先讲的是江巨荣先生，个头矮小，略带口音，第一堂课开场白就“坦白”他是“文革”时期上海“石一歌”小组的成员之一，并对此解释了几句，全班同学当场报以会心的笑声，有的还在课后议论说能厕身于那个著名的写作组证明他“有料”，并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问题；后讲的是黄霖先生，对明清小说颇有研究，讲到《水浒》时也激动地检讨了两句，说在70年代中期评《水浒》运动期间写的文章有错误，大家也不乏理解地一笑了之。经历那个时代而又喜欢读书写作的人，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别说是“石一歌”这种外围组织，就是那时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众多成员，除了几个主管在“文革”结束后被以“政治罪”判刑坐牢，大都正常地工作和生活，现今安享晚年。因而，大可不必闻“石一歌”而色变、动气。在《寻石之路》末尾，余教授不无幽默地说他认真考虑了很久，“终于决定，把‘石一歌’这个署名正式接收下来”。他的设想是：用谐音开一间古典小茶馆叫“拾遗阁”，再用谐音开一间现代咖啡馆叫“诗亦歌”，或者干脆都叫“石一歌”，爽利响亮。这就对了！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已年近古稀，若是有人还要说你参加过“石一歌”的话，就应该以“我是‘石一歌’我怕谁”的姿态回应，不必也不宜想方设法搜证否认，那样太花时间太费力气，为此而撰写的文章也不漂亮不耐读。说实在，原本好好的《文化苦旅》，因为要移开“石一歌”这块绊脚石，骇人的“危旅”取代“苦旅”，浓郁的文化味道也淡了不少。2014.10.27
  • 澳门文学丛书242周氏兄弟的教职早先翻阅《鲁迅与周作人》一书，开篇有一段话：“显然，青少年时代，鲁迅对周作人影响深远，这位早熟的兄长，对周作人早期生活道路起了重要作用。”不仅于此，“可以说，周作人后来的成长与职业选择，鲁迅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他把弟弟带到南京，又携至日本，而后回绍兴，再调至北京任教，其间出力甚多，弟弟亦广为受益”。中国传统观念里，长兄如父，称鲁迅对周作人的成长起了作用，也合情合理。但先是“带”，继而“携”，直至“调”，周作人对乃兄亦步亦趋不说，还明示鲁迅在他到北京大学任教这件事上使用了权力，大概是为以后兄弟反目事件作铺垫，以证明周作人忘恩负义。该书作者当过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后主持一所大学文学院，系鲁迅研究专家。可我看到文中那个“调”字，总觉得有点别扭，半信半疑：这有可能吗？鲁迅究竟是如何把周作人“再调至北京任教”的，书中语焉不详。我曾依据所见的文字记载，获知周作人到北大任文科教授，讲欧洲文学和希腊文学史，时在1917年，好似没有也不必借助鲁迅之力。但未看到更详细的史料，对这一点仍是疑而未解。直到最近，读了汪兆骞先生的《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才找到答案：周作人到北大任教，与校长蔡元培不无关系。蔡与周氏兄弟同住一城，有同乡之谊。蔡住城内笔飞弄，为前清翰林。周作人年少时，无意中在书堆里发现蔡元
  • 贺越明·海角片羽243培的一册朱卷，皆为短章，非八股体，只觉新鲜。光绪末年，绍兴人请蔡翰林办学务公所，蔡邀周作人帮忙，因他正读书不愿辍学而谢绝。后蔡被朝廷排挤，到德国游学，而周作人则赴日留学，从此各自东西。1911年9月，留学六年的周作人偕夫人回到绍兴，先被委任浙江省视学，不久应聘省立第五中学教英语，平日里抄读古书，写作随笔，翻译小说，积累了不少文史成果。当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回绍兴省亲时，与他不期而遇，使其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这部全方位记述民国文化名流事迹、功业及相互关系的群体合传，内容丰富厚实，作者为此耗时十七年，搜集了三百多万字的资料，其中涉及蔡元培、鲁迅和周作人的全集、传记和回忆录等，分别都在两至三种以上。尽管描述不乏文学笔法，但叙事有根有据，出言客观公允，令人若有重临历史现场之感。约在1920年，鲁迅应蔡元培之邀，以讲师身份到北大开课讲中国小说史。兄弟俩一名“树人”，一名“作人”；一个讲中国文学，一个讲外国文学，各擅胜场，相映成趣。然而，又引出一个问题：何以周作人获聘教授，而鲁迅却是讲师呢？多年前武汉的一位杂文作家写有《鲁迅并无文凭》，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未拿到任何文凭，“到北京高等学府任教时，他的职称仅是讲师，而他的弟弟周作人却因为有‘红本本’是教授”，认为鲁迅的价值因此一度未被发现和承认。这个解读，是脱离了历史条件的“想当然耳”。我国的大学制度初创时期，教职分成教授、讲师和助教三类，助教不能授课，只在系科从事指定的助理性工作，而教授与讲师一样授课，没有学术地位高低之别，唯一的不同，在于教授是专任教员，领取的是薪资；讲师是在校外有工作而到校兼课的教员，按授课钟点计酬。教授如果从政或去其他机关任职，也须改任讲师。鲁迅在教育
  • 澳门文学丛书244部供职，按规定只能兼任大学讲师。继北大之后，他还受邀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世界语专门学校等校开课，名头都是讲师。当他离开教育部南下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执教，受聘的都是教授之职。至于周作人，获聘时没有公职，职位当然是教授。他们的教职差别，不是因为有无学历证书，而是受限于当年的大学人事规定。那时教授、讲师的涵义，与今日不同，这在近代教育史及早期几所大学校史均有记录。2015.11.29
  • 贺越明·海角片羽245“梓园”勘遗梓园，澳门皇都酒店里的一家中餐厅，供应地道的上海菜，也有粤式点心，每年我总有三两次与友人约在那里茶叙，也出席过本地文人墨客的团聚宴会。听说这家餐厅以及所在的酒店，是“海上名士”王一亭后人的产业，但对“梓园”二字不甚了了，以为只是餐厅的寻常名字，却不知大有一番来历。新年期间到沪上走访老同事，在其位于老城区小南门的居所晤面后，又听从建议去看周边的老房子。走进乔家路，迎面碰见一位花甲男子，同事马上打招呼说去他那里看看。没几步路，看到路边低矮的破旧房子中出现高大的骑门楼，门匾镌刻两个石鼓文字体：梓园。我脱口而出：这字与澳门那家餐厅的招牌字一模一样。老同事说，这是王一亭故居，吴昌硕给题的字。老同事与那位名叫文文的男子是中学同学，五十年前就来过这里，知道其母为王家打理杂务，后来子继母职，受托为王家后人照看这座宅邸。进门是大院子，左前方有栋陈旧的别墅，造型别致，希腊式廊柱、意大利式百叶窗、哥特式窗户和日本式房顶融为一体。二楼一侧有天桥，通往另一处中式楼房。文文引我们上二楼，进到客厅参观。近五十平方米，天花甚高，有老式壁炉。他从书橱取出一本《白龙山人王一亭传》，书中有不少图片。为何称“白龙山人”？他解释，王一亭是名画家，求画者颇多，但一向赠送，从不以此图利，自己常说这是“白弄”的，由此
  • 澳门文学丛书246沪语谐音而获雅号：白龙山人。王一亭自幼酷爱绘画，师从任伯年后技艺益进，特点是设色浓艳，阔笔写意，气势磅礴，自成一格，在清末民初海派画家中地位仅次于吴昌硕，两人时相过从，关系密切。客厅墙上挂着一本旧年历，选用的是王一亭的山水、花鸟作品。若论王一亭毕生事功，远远不止于绘事。那本厚厚的传记记载，他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清同治六年（1867年）生于上海周浦，名震，字一亭，别号梅花馆主、海云楼主等，法名觉器。十三岁那年进钱庄学徒，又入广方言馆修外语，后到经营海运的天余号当跑街，升任经理；转被日本日清汽船和大阪商船两家株式会社聘为买办；辛亥革命期间，他加入同盟会，参与光复上海的武装起义，出任上海军政府农工商务总长；他致力于工商业，担任多家企业董事和董事长，曾连任三届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民国元年当选上海总商会协理，后两次连任该会会董，还当过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与他人共办华洋义赈会、中国救济妇孺会、同仁辅元堂、普善山庄等；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发起组织难民救济会，筹设难民收容所，鼓励和援助抗日军民奋勇抵抗；日寇占领上海后，他坚拒就任伪职，避走香港；1938年11月病逝后，获迁重庆的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公葬。政治活动家、实业家、慈善家和书画家的称誉，于他是兼而得之且当之无愧。从客厅的侧门走到阳台，举目是那栋中式楼房和一些低矮的房子，已经看不出院子的轮廓。文文见我充满疑惑，说那栋中式楼房处早前为佛阁，王一亭每日从阳台经天桥过去点香拜佛、专画佛像，如今早已面目全非。这个院子最早是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由进士周金然出资构筑，院内有乐山堂、
  • 贺越明·海角片羽247吟诗月满楼、琴台、快雪时晴、归云岫、宜亭诸景，乾隆年间入乔光烈之手，咸丰年间又归富商郁氏。清末民初易主王一亭后，保留旧时园景，在侧旁新建别墅，因有棵百年梓树而改名“梓园”，此后政商名流、文人雅士时常到此聚会。1922年11月上旬，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偕夫人赴日讲学途经上海，还应王一亭邀请到梓园品尝河鲜，同时领略中华园林、民居和书画艺术之美。新中国建立后，王家后人陆续移居海外。可能是借着大办工业的名义，一家电机厂进驻院子，占用了佛阁及园林的所在，各种景观荡然无存。现在，院子堆满零乱的机器，墙边是低矮的宿舍，别墅的户外楼梯也被改成住房，到处是违章建筑，像住着七十二家房客的大杂院。有一堵墙上挂着一块“南市起重安装队”的牌子，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企业单位。出大门回眸看去，乔家路113号门牌下有块“梓园遗址”的木牌。“梓园”所承载的人文历史，大概因为不带红色，只能被当作“遗址”凭吊了。岁月沧桑，令人哀叹！2016.3.2
  • 澳门文学丛书248还珠楼主的奇才不论写小说还是编剧本，都属文学创作，文才是必不可少的。文才有大有小，大致可以决定文学成就的大小。有些作家的作品特点明显，风格奇诡，异于常人，往往被称为怪才、鬼才。早年的武侠小说大师还珠楼主，则是一位罕见的文坛奇才。他本名李寿民，生于1902年（清光绪廿八年）2月28日，1961年2月病故时不满花甲。从他三十岁发表第一部作品算起，创作生涯不过三十年，而正是在这有限的时光里，他显露出超乎常人的奇才。以武侠小说计，还珠楼主的首部长篇作品《蜀山剑侠传》，从1932年7月上旬起在天津《天风报》连载，一举成名。此后，他一直坚持创作直到1960年，共完成了三十九部中、长篇小说，大多为武侠题材，受到普罗大众的好评。无论先在报纸连载还是直接出书，均给报馆和书商带来较大的经济收益。当中最为人称奇的是《蜀山剑侠传》，先在报纸刊登，继由天津励力印书局和上海正气书局相继按集出版单行本，至1948年9月出至第五十集，达三百零九回、四百一十万字。据说其时迄未杀青，乃因政局发生巨变而中止。仅此一部作品，能够敷衍出那么绵延复杂的故事情节，描绘那么众多各式的人物形象，足见作家之功力深厚，才高八斗，绝非一般文人写手可及。以往略知还珠楼主以武侠小说名世，是上世纪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殊不知他的文学成就远不止此。穆凡中先生在2015
  • 贺越明·海角片羽249年12月号《澳门笔汇》撰文指出：“小说大家还珠楼主也是一位剧作家。”这篇长文爬梳考订，极其详尽地介绍了他生前编撰的所有剧目。原来，李寿民不仅少年习武，青年从军游历名山大川，熟悉风土民情，为创作武侠小说奠定了知识基础，而且幼时在家乡痴迷川剧，后到天津又欣赏昆曲和京剧，从而熟悉了戏曲艺术创作规律和手法。1933年10月，他结识“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应邀为之编写了京剧《汉明妃》，很快被搬上舞台而大获成功。从此，他持之以恒，为尚小云及荣春社还有尚派弟子续编剧本，总数不下三十五部。这又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放眼神州文坛，像还珠楼主这样游刃于小说和戏剧两端而又出奇的高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穆凡中在文中提及，40年代初，北平沦陷期间，李寿民因坚拒与日本人合作办刊物，被关进宪兵队。他在狱中受过不少酷刑，尤其是往他的眼睛里撒胡椒粉，损坏了他的视力，“小字看不见，大字看不清，许多说部都是他口述由两名秘书帮他记录的”。对此，文学评论家贾植芳在回忆录里有更细致的描述。1950年初，他从上海一度移居苏州，经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介绍结识了也在姑苏城的李寿民，并有了交往。据他所知，李寿民的写作时间是从清晨到中午，自己不动笔，由雇用的一个中学程度的青年代为笔录。通常每天早晨过足烟瘾后，他闭目静坐在藤椅上，一句一句地口述，书记员用小楷笔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他讲得很慢，记起来并不吃力。他同时为几家书局写小说，准确地掌握它们各自的内容进度和章节段落，凡是每一部作品告一段落就紧接着口述另一部。这用口述方式同时创作的几部题材不同的小说，每天由书记员分别记好后，再由他一一“过目”，便投邮分寄各书局付排，直至终篇再装订发售。贾植芳先生感叹道：“他的这种写作方式，颇使
  • 澳门文学丛书250我感到惊奇。”是啊，怎么能不令人惊奇呢！由于在日本宪兵队关押时经受的折磨，李寿民不到四十岁时，视力已经不济，那以后近二十年的文学创作，大体都是经由口述完成的。作为小说家和剧作家，他自然有生花妙笔，而当无法亲自执笔时，竟又能出口成章，而且每天口述几部不同题材的小说或剧本。且不说他的精神意志和工作毅力，就是那种严密的篇章构思和精妙的文辞表达能力，显然超乎寻常而达出神入化之境。还珠楼主拥有的这种奇才，今人恐怕只有追慕和研究的资格，而绝无仿效和超越的可能了。2016.5.15
  • 贺越明·海角片羽251钱锺书遗简两年前写过一篇《名人手札》，发表于港澳的报纸副刊，话题是由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名人书信，在北京嘉德秋季拍卖会上拍出天价而引起，也提及杨绛先生维护钱锺书遗简之事，文中还发了一通感慨：手札是极为私密的交流媒介，往往是一段情感和信任的记录，可能被后人当作佳话相传，无论书写者是否在世，一旦进入拍卖市场，拥有者便很难洗脱闻利而起、见利忘义的嫌疑。所议论的对象，自然是握有钱锺书手札的一方。那年夏天，香港《广角镜》月刊前总编辑李国强存有的钱锺书、杨绛及女儿钱瑗的手稿和书信，拟以“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在京拍卖，杨绛知悉既惊又气，遂聘律师控对方“侵权”，后由法院发出诉前禁令迫使拍卖公司撤拍。媒体报导称，年逾百岁的杨绛在电话里质问对方：“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显见书稿不成问题，杨绛先生最关切和焦虑的，是先夫的书信会被公开。前不久杨绛仙逝，有纪念文提到，“我们仨”里的女儿和夫婿相继去世后，她说自己“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这“应尽的责任”里，理当包括阻止流散各处的钱锺书遗简以各种形式公诸于世。尽管不同于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钱锺书遗简也有研究价值。他那一代文化人，与外界交流主要靠书信往来。《围城》
  • 澳门文学丛书252重印和《管锥篇》出版后，钱锺书名声大噪，据说从文化学术界中人到普通读者，去函向他求推荐求作序求题词乃至求这求那的，每天必有五六封，他并不一概回覆，但通常日覆少则一二件多则三五件。有人估计，钱锺书手书信函，仅80年代就达上万通。不过，其中泰半没有实质性内容，对那些不相识不熟悉甚至陌生人的回信，内里不无褒奖之言，对方若有著作“求正”，更会赞不绝口，但随之是“容当细读”。这类信函若公开，定给收件人脸上贴金，而深谙礼数之人看到满纸虚言夸饰，知道是钱先生客气客套，无需当真，也不宜拿出来炫耀。另一类是钱锺书与友人或熟人的来往书信，其中若关涉他人，很可能敏感而棘手，因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学者，对人对事批评起来不假辞色不留余地，是“不足与外人道”的。且举一例：2007年7月22日，王元化先生与其一位早年的博士生聊天，谈起一度流传的“北钱南王”之说时表示与钱锺书的关系不错，但“我始终不把自己跟他比。这我有一篇谈话在报上登过的，我说他是我的前辈，我的学问比他差多了，不能放在一起比”。不料这位学生告诉他，前一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史学九章》里影印了一封钱给该书著者汪荣祖的信，“就用比较不恭的话对你进行批评”。钱的原话是：“来信所言在沪交往四君，皆旧相识，王君尝化名XX作文痛诋拙著，后来则曲意结纳，美国俗语所谓‘Ifyoucan'tlick'em,join'em’者是，弟亦虚与委蛇。要之均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信中所言，涉及到1947年《围城》问世后，王元化以“方典”笔名撰写《论香粉铺之类》予以批评的旧事。王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当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在文化界颇具人望，但冷不防得悉钱锺书私底下对他如此评议，攸关人品有辱人格，其心境如何不问可知。有心人梳理发现，此后王元
  • 贺越明·海角片羽253化如再语涉钱锺书，不复过往褒多贬少而是相反，似亦在情理之中。早岁即与钱锺书相熟的老记者、藏书家黄裳先生，曾在题为《零感》一文忆述聆其高谈的往事：“他的妙论时出，臧否人物，绝无假借，口无遮拦，更是常事。”又说：“闲谈时听他评论别人，常常推想他在或一场合会怎样评说自己，想想也是很有趣的。”黄裳的推想是不无道理的。钱锺书议论他人时口无遮拦，写信时自然笔无禁忌，白字黑字，若是公开就难免得罪人，还可能招来对他本人的求全之毁。不再有杨绛守护，他的那些遗简，以后很难保证不被拥有者及其后人披露和流播，恐怕也只能“身后是非谁管得”了。2016.6.30
  • 追怀先贤
  • 贺越明·海角片羽257“第一山房”前的遐思  ——访邓拓故居到福州讲学，听人说邓拓故居就在城西的乌石山麓，我立刻产生了前往造访的念头。可是，周围知道确切方位的人似乎不多，直到辞别榕城的前一天下午，才有福州新闻专科学校的一位教师自告奋勇，与我结伴寻访。从五一广场西行至道山路，折入一条小路，然后踅了一道小巷、又一道小巷，询问了好几户居民，才见到刻有“天皇岭”的石雕匾额；再拐弯进去，终于找到了四号门。这里，就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邓拓的故居。叩开大门，里面是一个以山为屏的宽敞庭院。正中，一幢三开间两层楼房坐北朝南，面山而建。底层的中间是厅堂，左右为厢房。站在厅前，可以仰视对面山壁上清嘉道年间林材所书“第一山房”四个石刻隶书大字，显得气势不凡。楼房与山脚之间，置有石桌、石凳；山坡上则砌着花台，供设假山盆景；沿着山坡石阶拾级而上，又能登临长乐台、鳞次台，近观宋代书法家米芾所书“第一山”石刻，远眺千年古迹乌塔。庭院西侧门头房前有一棵粗大的老榕树，与山坡上无数株竹梅在微风中遥相呼应，发出轻轻的“沙沙”声，给这所院落增添了更多清幽、雅致的气息。据一位老居民介绍，“第一山房”在历史上是名流、隐士居住之地，清光绪年间为严家所有，邓拓的祖父与严氏之女成
  • 澳门文学丛书258婚后，便接受了产权。1912年2月26日，亦即农历正月初九，邓拓出生在楼房底层的左厢房，当时取名邓子健。由于中过科举的父亲时任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教子甚严，邓拓从小就开始了刻苦的自学生活。他本来睡在楼上左厢前房，楼下左厢房改作藏书室后，为了读书方便，又迁到与藏书室仅有一板之隔的门头房居住。他每天一早起床，不是坐在老榕树下的大岩石上背诵古文，就是站在庭院里的几块大城砖旁悬腕练字，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入读中学后，他还经常邀同学到家里聚会，或赌诗钟，或评文章，或议时事，每每尽兴而散。在大革命狂飙的影响下，邓拓阅读进步书报，关心社会问题，渐渐确立了寻求救国真理的志向。十七岁那年，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告别美丽的家园，赴上海踏上了革命道路。从此以后，除1933年到1934年间因参加闽变失败而隐居家中，邓拓再也没有回过故居。在庭院里，现今唯一能直接触发人们对故人思念之情的，是新近镌刻在一块巨大岩石上的邓拓作于50年代的诗篇：“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从滹沱河畔青纱帐到燕山脚下北京城，付出大量心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者，这样一位在史学、哲学、政论、诗词、散文、书法和绘画研究诸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博学者，却在一场历史性大悲剧拉开序幕时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吟诗怀魂，使人不禁遐思绵绵，感愤不已……离开时，我向“第一山房”那几乎没有什么标记的大门投去最后一瞥，脑海里又泛起层层涟漪。据悉，在邓拓蒙难二十周年的日子里，他的战友、同事和学者在榕城召开了“邓拓学术思想讨论会”，鼓楼区三山诗社举行了“怀念邓拓诗会”；此
  • 贺越明·海角片羽259外，《邓拓文集》也陆续出版。无疑，这是可以告慰于故人在天之灵的。那么，能否进一步将邓拓故居整修一番，在里面专辟邓拓史迹陈列室供人参观，作为对当地中、小学生进行“文革”史教育的课堂呢？我想，不论为故人还是后代计，这都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应当提请有关部门考虑办理。果能如此，则“第一山房”的价值该比现在要大得多吧。1987.2.21
  • 澳门文学丛书260咳唾随风生珠玉  ——怀念徐铸成先生去年圣诞节过后的一天，当我在位于太平洋中心的檀香山，从美国最大的一份华文报纸上看到《名报人徐铸成病逝》的黑框讣闻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几分钟前，我还在同一阅览室里一本港刊上读到他题为《我和香港》的回忆文章。晚上，我从越洋电话中证实了这个噩耗，并且得知老人临终前几分钟还在握管撰文。刹那间，往事历历，如潮的思绪将我带回当年在他身边受教的那些日子……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经考试被录取为兼职教授徐铸成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他正为《新民晚报》撰写长篇连载《哈同外传》。每当我在早上八点半左右到他府上听课时，总要先坐等几分钟，看他把刚刚写就的稿子校核一遍。从来没有草稿，通篇一气呵成，每次两张稿笺，字数不多不少，字迹工工整整，除个别笔误外，几乎没有改动。将近中午，照例会有晚报的通讯员上门来将稿件取走，在当日“夜光杯”副刊上刊出。我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写作情形，颇感惊奇。他的家人告诉我，徐老每天早晨醒来后，总是先拥被而坐，静思默想，一支烟的工夫，当天要写的故事情节、人物活动构思完成，烂熟于心，这才漱洗、早餐，而后伏案一挥而就。当然，有时也在前一天翻书查资料。稍后我了解到，徐老早年在《大公报》《文汇报》工作，
  • 贺越明·海角片羽261每天晚上是看完各版大样才写社论。他一边写，工人一边排，最后与新闻版上预留的地位和字数刚好相符，至多增删一两行而已。这种工作节奏和特性，早已使他练就了精密的运思能力，所以现在写来下笔有神，如同宿构。那时，徐老政治上已获“改正”，居住条件尚未改善，狭小的空间，一张八仙桌，保姆在那一角噼噼啪啪切菜，他在这一角全神贯注写作，眼前的嘈杂对他似乎毫无影响。这个闹中取静、照写不误的本领，正是他从长年在排字房、印刷间旁的写作生涯中磨炼出来的。在徐老指导下，我以“新闻评论”为研究课题。他是一位在海内外很有名望的新闻评论家，经验之丰富，技巧之纯熟，见解之精辟，是可以想见的。大约有一年光景，他每周向我讲授专题，内容从新闻评论的定义、类别、渊源和传统，到写作的选题、取材、修辞和文风，乃至新闻评论工作者的立场、取态、学识和修养，等等。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真知灼见，每每使我豁然开朗又浮想联翩。徐老曾问我：“平时看不看古书？有没有读过司马迁的《史记》和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我回答：“选读过《史记》的部分章节，大学毕业的学士论文题目与《史记》有关，但王船山的书没有读过。”徐老说：“《史记》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史著述，对汉武帝时的朝野大事，包括汉武帝腐化的私生活，以及宫廷秘闻如名将李广父子被压受害的内情，都大胆直书，忠实记载。司马迁还在每篇‘本纪’、‘世家’、‘列传’的后面，写下一段‘太史公曰’，对其人其事作简要概括的评议，可说是为后代的史论、今天的新闻评论开创了先例。明末王船山写的《读通鉴论》，就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的重要史事逐条加以评论，内容精当，文字简练，堪称史论的典范。学写新闻评论，像这样的文化典籍不可不读，从中可以领会许多知人论
  • 澳门文学丛书262世的真谛。”徐老在写作实践上，对我好似随时随地言传身教。读研究生的第二个暑期，徐老赴京在民盟中央举办的多学科系列讲座中主授“新闻艺术”，我作为助手随行。旅途中，只见他不时站起来，专注地观赏列车窗外的景色，像总是看不够似的，而这已是他那年第三次进京了。若干天后，他的旅京通讯在报上刊出，我惊异地发现：沿途某地大水过后的遗迹、某处拔地而起的农民新楼、某站个体户主叫卖水果的吆喝，等等，都成了他笔下着意描绘的对象，成了他赞颂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面貌变化的绝好材料。翌年深秋时节，我随他参加武汉大学七十周年校庆典礼。一天傍晚，我们漫步到东湖西北沿的九女墩前凭吊、流连。九女墩上，矗立着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记载着一桩鲜为人知的逸事：太平军攻克武昌时，许多妇女踊跃参军，以后清军卷土重来，九名女兵在这里英勇阻击，直至壮烈捐躯……在这座碑的前后左右，他细细地寻觅，慢慢地观看，不放过任何碑记、题词，仿佛浸身于那极简要的字里行间了。少顷，他对我说：“这景致，这传说，当地人已经耳熟能详，但对于外地报刊仍不失为很好的通讯题材，值得一写。同样的道理，我们昨天瞻仰的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如果要写成游记在湖北的报纸上发表，不必在孙中山的铜像、教堂式的望楼以及佳木、繁花这些外貌上多花笔墨，只要从特定的角度抒发一下内心的真实感受就可以了……”我忽然领悟：这番看似漫不经意的闲谈，不正是在讲通讯、游记的选题、选材问题吗？古人有所谓“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之辞，徐老的这些经验之谈，正可以此来形容。对于文坛长期流行的“党八股”、“帮八股”的遗毒，徐老深恶痛绝，屡屡为文抨击。他几次对我谈到，提笔作文前应该
  • 贺越明·海角片羽263想到，今天你面对的读者绝大多数都是同志，因此态度、语气乃至遣词造句，都必须是朋友式、知己般的，平等相待，通情达理，深入浅出，留有余地，才能赢得读者的同感和共鸣。如果态度上盛气凌人，语气上发号施令，文字上豪言壮语，效果只会适得其反。对像我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识得方块字，耳濡目染了不少大批判文章和姚文元语体的后学，徐老的这些谆谆教诲，无疑有着一种警诫作用。当我撰写第一本书时，就有意试着以与读者倾心对话的笔调出之。徐老看完书稿后，欣然为之作序，特地肯定了我在写作上所下的功夫，以后还对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的教师提及此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负笈海外求学的这些年，坚持在课余给国内外报刊写些见闻杂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徐老长期教诲的影响所致。海天寥廓，遥寄哀思。与徐铸成先生的殷切期望相比，我这做学生的长进实在太慢，成果实在太少，而今唯有汗颜。然而，他那种生命不息、笔耕不已的敬业精神，将永远是我在事业上奋力前行的榜样。1992.2.26-27
  • 澳门文学丛书264与汪道涵的一面缘从媒体上惊悉汪道涵老人在沪病逝，心中为之怅然许久，禁不住回想起与这位老人的一面之缘以及他的音容笑貌。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第四年，我在美西《侨报》担任新闻部主任。4月5日这天上午，我赶到旧金山国际机场，等待采访路经此地的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他此次美国之行，主要是代表上海市政府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商谈有关电子通讯合作事宜。经过谈判，上海邮电部门与美方签署了一项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合资生产电信设备、向上海金融业提供电脑及其他电子通讯设备。在出席了合作备忘录的签字仪式后，汪老又应邀赴檀香山一个世界经济研讨会发表演讲，旧金山便是他从佛罗里达转飞夏威夷的中转站。在出口处等了不久，就见到汪老和夫人孙维聪及秘书张志蛟一行，在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谈嘉伦陪同下，从贵宾通道缓缓步出。80年代初，我在报社实习时参与采访市人民代表大会，曾近距离地见到时任市长的汪老，但没有直接访谈；十多年后这次再见，觉得他依然脸色红润，神采奕奕，几乎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看到有几位记者端着相机等待，汪老体察人意地停下了脚步。当时正值新加坡“汪辜会谈”一周年，但由于“台独”势力作祟，海峡两岸的关系仍然阴晴不定，变化莫测。因此，我向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的汪老提出，希望能就海外华人
  • 贺越明·海角片羽265非常关心的两岸关系发展趋势谈点看法。他略作思考后表示，目前，海峡两岸在经济、科技、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交流有进展，趋势很好；而有些与政治有关的问题，还要从长计议，继续商讨。最后，他语气肯定说：“尽管两岸的会谈至今还未取得全部成果，但能够获得部分成果，也是一件好事。”他这番话要言不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高度概括，体现了政治家的气度和睿智，使人既明确了现状，又看到了前景。由于赴檀香山的班机下午四点起飞，而距旧金山-上海姊妹委员会的欢迎午餐还有一段时间，汪老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后，仍在原地逗留了一会。这时，我觉得汪老确实是一位温文尔雅、和蔼可敬的老人，便对他聊起了与采访无关的话题。家父和家母，建国初期都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工作，算得上是时任部长汪老的下属。记得曾听母亲数次提及：1951年，汪道涵访苏归来向部里的干部作报告。台上，年轻而儒雅的汪部长不用稿子，讲了整整四个小时，条理清晰，没有一句重复的话；台下，全都听得聚精会神，既无打瞌睡的，也无织毛衣的，更无交头接耳的。尽管母亲早已退休，讲起这一场景还是感慨万分：“汪部长的口才真是好！”当我把母亲讲的这件“轶事”转述后，汪老脸上先是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随之开颜而笑。他肯定不会想到，在美国，居然会有人知道并提起这样的陈年往事。老人笑着对我说：“那时，我才三十五岁，就跟你现在差不多大。”接着，他问起我父母的情况。当得知家母从十九岁起就在华东工业部一个部门从事文书档案管理，以后几经机构调整，名称数度变化，一直工作到退休时，他感叹地说：“很不容易啊！当年，华东工业部是整个华东地区工业和经贸的主管部门，包括你的父母亲在内的机关干部，都是为国家做出了
  • 澳门文学丛书266贡献的。”短暂的“私房话”结束时，我向汪老道别。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回上海时，到我家里来玩。”一旁的孙维聪也笑着邀请：“到家里来玩！”她是汪老前妻去世后的第二位夫人，刚才我与汪老的对话内容，显然在她也是闻所未闻。自那以后，我曾数度回国省亲，也将在机场访问汪老的经过告知父母，他们为我有机会将其留在记忆中的印象禀告老领导而高兴。90年代中期，父亲所在的学会准备庆贺成立十周年，他托人转请汪老题词，并特意送上一柄精心搜购的手杖，以表示对老领导的敬重和谢忱。很快，就收到了汪老给学会的题词。可是，我一直未去拜见汪老，几次想去，尤其是前些年在香港出版了时事评论集《中国人的世纪》一书，其中收有不少分析台湾问题的篇章，曾想去向他老人家求教，但不忍打搅高龄而又身负重任的老人，从而失去了当面请益的良机。于今想来，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令人尊崇的汪老，在我人生旅途上留下的仅是一面之缘，却是终身难忘的。2006.1.6
  • 贺越明·海角片羽267“告别铅与火”的民族功臣日前从《澳门日报》读到一则报社同仁向王选院士去世致哀的消息，董事长李成俊、社长李鹏翥诸先生联名发出的唁电中提及：“为弘扬中华文化，王选教授积极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拓展到海外，《澳门日报》有幸于1992年1月21日率先采用这照排系统输出，成为港澳及海外华文报业中第一张使用汉字图文合一彩色照排系统的报章。”这段史实，不仅道出了《澳门日报》与“现代毕升”王选的一段因缘，也值得在中国当代传播技术史上记载一笔。据我的记忆，王选向海外全力推展他主持研制成功的“方正”激光照排系统，始于他1994年9月那次美国之行。12日，他从北京飞抵旧金山，次日即举行了与传媒见面会，地点选在一个名叫密尔布瑞的小城，位于旧金山与硅谷之间俗称中半岛的地带。小城有个南海艺术中心，主持人施旭东女士，系早年从菲律宾归国的华侨，6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这个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的机构，与我所供职的《侨报》近在咫尺，距另外两家港台背景的华文报社也很近。假座这个文化机构向传媒介绍北大开发的文化科技产品，可谓适得其所。王选与传媒的见面会，由一位同事去采访，我没有到场。但因为慕名，倒是参加了由施旭东女士在17日主持的周末座谈会，聆听王选就方正这套系统与来宾们对话。之所以“慕名”，是因为王选当时已是国内少有的（可能也是唯一的）中
  • 澳门文学丛书268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双料”院士，也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但这位获有多项技术专利和国际国内大奖的院士，举止平易，言谈朴实，一点没有想象中的名人架子或科学家派头，而更像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记得王选在座谈会上介绍说，中文的激光照排系统，并不是只有大陆在搞，台湾和北美也有人在搞。“1988年，人民日报社从美国引进了一套系统，但其后证明并不合适，还要请方正的技术人员去改进。目前，方正这套系统在国内的应用范围，报社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出版社和杂志社则为百分之九十五。”他讲话时，不时手举北美最先使用该系统的《侨报》版样，以此示范说明激光照排技术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其时，《侨报》使用这套系统也不久，从纽约总社到旧金山以及稍后的洛杉矶分社，进行编排、传输和印刷的连线作业。从时间推算，比《澳门日报》至少迟了一年多。那次周末座谈会，当地两家港台背景的报社也有经理级人士到场，还提了几个感兴趣的问题。当时，这也算是有点“出格”了，因为那两家报纸在言论主张和新闻处理上，还抱持与中国大陆敌对的立场，除了必要的新闻采访之外，通常是不会出席这类活动的。何以如此呢？不久后答案揭晓：那两家报社也都购置、采用了“方正”这套系统。原来，政治归政治，要提升报社编排印一条龙的运作水准，唯有借助来自祖国的先进科技。的确，作为炎黄子孙，知晓刻版印刷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也知晓北宋时毕升创造更经济方便的活字印刷，那就不难理解方正系统使汉字从排版到印刷彻底“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是具有何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技术革命！曾几何时，人们还在为如何用电脑输入和储存汉字发愁，而这一系统的问世，使得汉字的编辑、排版和印刷的速度加快，质量提
  • 贺越明·海角片羽269高，不再让以英文为首的其他任何文字专美于前了。当年王选亲自赴美推展前后，方正集团在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美国和加拿大分别设有分公司或代理商，后来又进入日本市场。常言道：“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如今，凡是有华文平面媒体的地方，几乎都有“方正”激光排版系统。王选，是中国大陆的杰出科学家，但他也属于澳门、香港、台湾，也属于海外华人社会，如同毕升那样，是会被整个民族世代怀念的科技功臣。2006.3.10
  • 澳门文学丛书270书缘人民日报社澳门分社成立揭牌仪式，于11月11日在新竹苑迎宾馆隆重举行，我有幸躬逢其盛。四天前，分社社长傅旭女士致电热情相邀，我一口应允，《人民日报》是我青少年时期不懈捧读的两份报纸之一，在这家报社有包括同窗、学长在内的好几位熟人，而且还与她有着一段难得而不会忘怀的书缘。那天仪式结束后，傅旭女士把我介绍给专程从北京前来主礼的张研农社长，说我曾在《人民日报》出过书。张社长显然有些惊讶，似未想到在澳门会遇见这么一位作者。我告诉他，书名为《读报的学问》，于二十二年前出版，责任编辑是崔奇先生。他“哦”了一声，说：“他年纪大了，最近身体不太好。”闻听此言，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是呀，1927年出生的崔奇，已经年逾八旬。回想与他相识的经过，也像是“白头宫女说玄宗”了。1986年初春，我赴京出差，下榻人民日报招待所。学长谢国明听说我打算写本书探讨读报的学问，主动为我与出版社洽商。隔天晩上，他告知出版社对这一选题很有兴趣，当即带我到宿舍区拜访一位编辑。路上，他说了这位编辑的名字：崔奇。我一听，差点叫了起来，因我中学时代读《人民日报》，就不时看到署名“崔奇”的国际评论；后来又从一篇回忆文章得知，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出自他和乔冠华之手，分工是崔写内政，乔论外交。正是这篇不
  • 贺越明·海角片羽271断被后人提及的报告，首度向国人正式宣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可是，由于他在“文革”中是报社负责人之一，80年代便被“闲置”到出版社审看书稿。崔奇人很高，也很瘦，普通话带有东北口音，不疾不徐，条理清晰。他听我谈了写作这本书的构想，又看了一下草拟的各章节题目，很爽快地叫我按已定的思路和大纲写，完稿后直接寄给他。随后，不知怎么便聊起了他撰写国际评论的体会，顺便谈到他60年代初参与写作中共中央抨击苏共中央的系列政论（史称“九评”）的经历。我印象较深的是，他说当年对许多问题是先有立场和观点，再找论据，集体讨论，反复修改，最后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审定发表。他很感慨：“总之，那些文章都是磨出来的。”返沪不久，我利用暑假动笔。好在读本科和硏究生时，围绕这个感兴趣的课题搜集了许多资料，写来颇为顺手，到10月中完稿誊清。我邮寄书稿后，内心却有些忐忑：连像样的文章都不曾发表几篇，能在“中国第一大报”出书吗？到12月初，收到了崔奇先生的来信，说他从外地出差回京看到书稿，已读了一遍，“觉得写得很好，我们准备列入明年第一季度出版计划”。信中，还谈到定价和发行事宜。书稿是在报社的战备印刷厂发排的，当时尚无电脑排版，人工植字很慢且不说，还因学徒不慎丢失了一页。翌年1月23日，崔奇寄我一部分清样，在信中告知此事，并特意附上印刷厂给出版社的检讨。他说，清样中“丢失的那一页是空白的，不知你还能否记得这个地方所写的内容，可否设法把这一页补写一下？篇幅最好相等，这样可避免倒版”。他还幽默地说：“这实在是给你出了个意想不到的难题，无异于一份奇特的答卷。”好在我留有底稿，难题不难，马上补写并校毕寄回。2月16日，他又寄来全部
  • 澳门文学丛书272清样，让我再仔细校阅一遍。总共约十二万字，我花了几天时间校订，与底稿对照，发现居然一个字、一个标点都未作改动。这当然不是说写得多么出色，而是显示了这位前辈的充分理解、宽容和信任，无形中给刚步上写作之途的后学带来了勇气和自信。当年4月，该书发行，印数不俗，还被几所大学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用作教材。这段看似平常的书缘，令人感慨万千。那时候，没有书号买卖的运作，选题能否列入出版计划全凭内容及质量，发行也不需要包销和炒作，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一切早就俱往矣，成为了历史。或许，这也是尽管时隔多年，我还保存着崔奇先生当年那三封手札，藉此偶尔唤起这些美好回忆的缘故吧。记得十年前，崔奇先生主编了《周恩来政论选》上、下卷印行；今年6月，又出版了回忆录《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作为唯一健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以珍贵的一手资料记述了中苏两党及两国的关系演变和随之兴起的一场大笔战，具有极高的史实价值和深邃的反思意义。我还获悉，整个90年代，他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高级研究员，参与高层外事工作，还随国家主席江泽民九次出访。对他而言，这确实是人尽其才，余热发光。那天，听说他身体欠安，我郑重地拜托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捎去对他的怀念和问候，并在南粤一角遥祝老人健康长寿。2009.12.5
  • 贺越明·海角片羽273山林似海，一帆远去  ——追忆林帆教授闲暇时整理一厚沓名片，忽然翻到一张，是林帆教授的，上面印着三个头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他已于去年年尾猝然过世。当昔日同事在电话里告知噩耗时，追悼会已经开过，我失去了送别他的机会。此际，我回想有关这位老师的点点滴滴，追溯他的生平经历，发现其一生的轨迹以几座城市为站点：中山、澳门、香港、北京和上海。“有人说：1949年后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拨，是（一九）五五届的学生。”章诒和女士在一篇文章里不无骄傲地写道：“我的先生恰恰就毕业于1955年。他们这一班分别来自北大、清华和燕京。”文中提及该系的几位名师，还列数了其夫婿那些才华出众的同学。林帆比他们高一届，最初进的是燕京新闻系，院系调整后并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同样的名师高足，那是无需说的。不过，“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较为全面的传统教育”，而林老师的求学过程有所不同。1989年年初，我随林老师到闽粤两地出差，了解毕业班学生在新闻单位实习的情况。其中一段路途，是从福州乘大巴经汕头到珠海。记得车过中山时，他对我说了一句：“中山是我的老家，我就出生在这里。”抵达特区，之前调来主持传播
  • 澳门文学丛书274硏究所的一位老师，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其时还鲜见的高尔夫球场、花园别墅和免税商场，并乘船作澳门环岛游。船近半岛，林帆指着透过一根根渔船桅杆可见的旧厦说，他的少年时代是在那里度过的。他多年后给《羊城晩报》写过一篇《澳门孩儿梦》，说“后来成了上海人，每想到儿时的往事，依然梦萦魂牵”。此后我才了解，林帆于1930年出生在中山石岐孙文路弓箭巷，父亲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一名军官，参加过著名的淞沪抗战。为避战乱，他七岁时随家人移居澳门，居住荷兰园正街。四年后，父亲不幸病故，家中靠做小贩和吃救济粮维生，他一度失学，只能刻苦自学。幸好侨三中学膳费全免，使他得以续学。1948年，他读完高中，前往香港当打工仔，曾在一家小报任记者。大陆解放后，他到广州参加了大学考试，榜上有名，遂赴京攻读。毕业后，分配到复旦大学任教直至退休。我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入学，听过林老师教的两门课，一门是“语法修辞逻辑”，另一门是“杂文与杂文写作”。他讲课时，旁征博引，举例大都来自新闻报道，与专业结合密切。因是老广讲官话，不时会有意想不到的“笑”果。有一次，他讲修辞时批评报纸上有些广告夸张过度以致虚假，以自己用章光101生发剂为例，用手指着微低的秃顶，嘴里说着“周、周、周……”（普通话“就、就、就”），卡在那里，结巴了一阵，才最后憋出“是这样”。全班哄堂大笑，他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此情此景，恍如眼前。林老师笔头厉害，在全系教师中最先出版专著《新闻写作纵横谈》，在那个教材荒芜的时期极受欢迎，对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提高业务水平也有帮助。以后，又出了《门内门外文
  • 贺越明·海角片羽275谈》《杂文与杂文写作》《杂文九讲》《杂文写作论》等书。平时，他写作的点子很多，常在报刋发表杂文、散文，分别集为《老马咏叹调》《老马咏叹调·续调》和《长青未老是笔头》付梓，在读者中影响不小。不过依我看，林老师最大的学术成就，是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论文《新闻是“事学”》，深刻地揭示了新闻的核心价值。早年钱谷融先生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轰动一时。林帆的这个独到见解与之对应，指出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主要是写事而不是写人，真实性的问题都是“事学”派生的。此外，他还提出文笔、新闻笔、史笔的概念，认为新闻工作者要懂得文笔，但不宜使用，更要掌握的是史笔和新闻笔，它们都是写事，本质相同，只是时差不同。可惜这些观点提出时，新闻界尚未脱出典型宣传的窠臼，人物通讯之类还大行其道。当媒体回归新闻并充满各种事件报道时，再回想他廿多年前的见解，真令人不胜感慨！林老师原名林祖深，改名林帆，据说有一段来历：满周岁那天，父母和亲友按乡俗为他举行抓周仪式。众目之下，他向放着笔、钱币、印章、筷子等物品的竹筛伸出手，一抓就抓住了一支笔。他从小喜欢拿笔涂涂写写，行伍出身的父亲见此就说：“文曲星临凡！”到长大开始写作时，取了“临凡”的谐音作笔名。中文的字和音经过排列、组合，确实奥妙无穷，新意迭出。我想到，他的人生之路，是始于中山而终于上海，脑子里便跳出八个字：山林似海，一帆远去。2010.9.7
  • 澳门文学丛书276“宝礼堂”后人读黄裳先生的大作《鱼玄机诗》（刊11月1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见文中先引早年读书之跋云：“今冬，宝礼堂藏书归公，自海道运归，入京之先，徐伯郊氏招余往观，匆匆得见宋本三十许种，皆精绝。此册亦在，已裱成册叶矣。云烟过眼，未能忘情。今乃无意中获此景本，抚印精绝，与原迹不累毫黍，观之忘倦，漫书卷尾。”落款为“辛卯岁暮”。那个“辛卯”，当指公元1951年，至今恰好六十年轮回，前后已一甲子了。关于早年往观宝礼堂藏书之事，既是名记者亦是藏书家的黄裳曾在《断简零篇室摭忆》一文中忆述：“五十年代初，宝礼堂藏书从香港归来，徐伯郊在自宅中布置了一个小型展览会，邀友人参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宋建刻周美成集竟有两本，纸墨晶莹，夺人目睛。赵斐云（万里）正在身边，用臂肘推推我去看另一部宋版书。这是绍定严陵郡斋刻的《巨鹿东观集》十卷，却是残书，其卷四之六配的是元人补抄，写手精极，雅韵欲流。斐云小声对我说：‘这种抄配岂不比全本更妙。’彼此相视而笑……”（见《拾落红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该文撰于1999年12月，作者时隔十二年再写此事，落墨所在则是这批宋刊本中的鱼玄机诗，寥寥十数页的“书棚本”，由表及里，从此涉彼，道出了一番阅书识史的事理。从中也可推断，此批宋代古籍价值连城，而藏书归公之
  • 贺越明·海角片羽277举又透射出捐赠者拥有何等博大的胸襟！“宝礼堂”主人为潘宗周，字明训，出身广东南海茶商大户，受过良好教育，1919年到上海，由商而官，位至租界工部局总办，喜以雄厚财力收藏古籍，尤嗜宋元善本。他从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手上购得曲阜孔府世袭宝物——宋版《礼记正义》，认系海内孤本，极为兴奋，便将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680号）上花园新宅名之以“宝礼堂”。此后，又不断从袁氏和其他途径收入珍本，遂成沪上一大藏书家。1939年，潘宗周过世，“宝礼堂”由该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的儿子世兹承继。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潘世兹深恐这批珍稀古籍落入日寇魔爪，特向英国驻沪机构求助，获派一艘英国军舰将全部藏书运往香港，存入汇丰银行保险库。1951年，时掌圣约翰大学校务的潘世兹听罢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一次报告，心情振奋，去函表示愿将“宝礼堂”藏书捐给政府。据说郑氏接读此信时感动落泪，随即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委托在港的徐伯郊协助处理银行取书、运返诸事，终于将宋刊一百零四部、元刊七部（共计一千零八十八册）安全航运上海，再以专列车厢载去首都，存入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此即黄裳跋文所云“宝礼堂藏书归公，自海道运归”，而“入京之先”逗留沪上期间，有承徐伯郊邀约先睹为快之乐。潘世兹捐献“宝礼堂”古籍珍本的义举，表现了对建立伊始的新政权高度信赖，当可载入现代文化史册。忝为他晚年的“忘年交”，不妨再补叙一点有关他的往事，以免日久湮没而不为人知。我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偶然拜识潘世兹先生时，他已从复旦大学外文系退休，一人独居湖南路一栋花园洋房底层，不仅两个儿子先后赴美留学，原在同系任副教授的老妻也去了美
  • 澳门文学丛书278国。住房大致有四十多平方米，会客、进餐和睡眠均在其间，只有两排小书架上那厚厚的外文书、两张皮沙发以及咖啡壶具，还多少能表露一点主人的身份。印象中，老人居家喜欢穿一件米色开领羊毛衫，下身是一条烫得笔挺的西裤，修长的身材已不再挺拔，但还是能让人隐隐想见其年轻时的翩翩风度。后来交往日久，渐知老先生后半生坎坷不断，灾祸连绵。50年代初，即他捐出“宝礼堂”藏书没有多久，举国配合抗美援朝战争，在知识分子中发起清除恐美恐英思想的政治运动，早岁留学英国而后在美资教会大学供职多年的潘世兹，便成了上海高教界选定的批判对象之一，被迫检讨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思想及生活方式。到1957年，又因几句言论被戴上“右派”帽子，从此归入另册。“文革”爆发后更首当其冲，被当作“牛鬼蛇神”多次批斗，受尽难以言状的侮辱和折磨，还因有人诬告他和同为“右派”教授的王造时、孙大雨合谋组建“中国社会党”，图谋不轨，结果被定“反革命罪”，判刑入狱七年，出狱后发配校办工厂监督劳动。这种苦难经历，于他真是不堪回首！可能因为历经磨难，老人寡言少语，谈吐谨慎，但又很达观，并不消沉，晚年把千古流传的《三字经》译成英文，在新加坡出版，颇受李光耀总理称道，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儿童道德丛书”之一。作为“宝礼堂”后人，潘世兹在1986年夏天，将其父潘宗周生前汇编、出版家张元济纂订并作序的《宝礼堂宋本书录》译为英文，又以英文写下一篇介绍这批古籍来龙去脉及其文献价值的长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报发表。稍后，他将英文书目和序文寄赠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副总统布什及英、美文化界友人。过了不久，里根和布什相继覆函，感谢他为美中两
  • 贺越明·海角片羽279国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前者表示“我们将永远珍视你所赠送的古籍目录，以此作为对你的友情的回忆”，后者则说“这套书目将给我的图书馆增添光彩”。饶有雅趣的是，老人把这两封信分别装入两只镜框，悬挂在沙发上方的墙壁上。客人来访，入座时一眼就看到镜框里两张来自美国白宫的信笺，还有各自右下方“RonaldReagan”和“GeorgeW.Bush”的签名，莫不啧啧称羡。80年代末，我赴美留学前申请学府时，潘世兹为我手写一封文辞典雅的推荐信，用的竟是圣约翰大学的公笺。那所大学早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名实俱亡，三十七年后老先生居然还有信笺保存，这是我大感惊奇而不解的。1995年岁尾，我从美国回沪省亲，母亲知道我要安排时间去看望几位师长，低声告诉我：“潘世兹去世了，报上刊登过消息。”我心里一沉，不禁怅然良久。其时才知晓，老人三年前已谢世，想必身后也很孤寂。2011.11.27
  • 澳门文学丛书280·圣约翰精神我存有一笺短简，寄自潘世兹先生，仅寥寥数语：“本星期日（九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在我家放映圣约翰大学校友会在香港开会情况录像，如你感兴趣，请你一起来。”附记湖南路某弄某号，是他居家所在。其实，那两年每逢复旦大学发薪日，我都去外文系代领他那一份，送上门去，自然无需告知住址。也难怪，此函落款为1988年9月6日，老人其时八十有二，已步入暮年黄昏。他早就不出远门，那年3月中旬香港之行或是最后一次，毕竟意义非比寻常。我那天应邀去看了录像，当时摄像技术未普及，他在圣约翰首届全球校友联谊会上致辞的画面，看上去不够明晰，声音也不清楚。放完后，他取出致辞的英文稿给我看，大意是说：具有悠久历史的圣约翰大学，在中国消失了近半个世纪，圣约翰人也星散各地，难得一聚，但不管遭遇顺境还是逆境，圣约翰精神不灭，那就是校训“LIGHT&TRUTH”（“光与真理”）对我们的昭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会放弃对光明、对真理的追求。他引用的校训，是麦甘霖牧师（Rev.Dr.CameronMacRae）于1899年拟定，带有圣洁的宗教色彩。老人当时告诉我：“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想不到还有见面的一天。一些女同学听我致辞时哭了。”他的内心，比现场三百多位校友更激动。1939年，他从英国剑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回国执教于沪渎的圣约翰大学，在这所“东方的哈佛”
  • 贺越明·海角片羽281先后任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眼看着新政府主导高校院系调整，它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象征，从此湮入史尘。前两年，我曾撰写《〈三字经〉的英译者》和《“宝礼堂”后人》两文，详述潘世兹如何在抗战时期为免遭日寇掠夺，将家传上千册珍本古籍运到香港保存，中共建政后主动运回捐献；1957年却因直言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遭诬告获刑囚监七年；平反时已逾退休年龄，把《三字经》译成英文在新加坡出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然而，有个最能说明他后半生坎坷经历的细节，得自两位师长的回忆，我却不忍下笔述及：从1966年8月5日起，复旦大学连刮三天“斗鬼风”，数十位教授头戴高帽，脸涂墨汁，被积极投身“文革”的学生们喝令在操场爬行，他也在其中，竟被逼着从学生的裤胯下钻过去。那个年代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疯狂又荒诞，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抛却了最起码的道德和良知。老人身负高压，满怀屈辱，真难想象是怎样忍受而熬过来的！也许，他在心里，一直默诵着麦甘霖牧师从圣约翰校训化出的校歌尾声：“……soLightandTruthshallcome！”2013.9.12
  • 澳门文学丛书282君子之风，山高水长  ——我所感知的李鹏翥先生是礼拜天是下午六时，我心心念念记着追悼会举行的日子和时间，要去向李鹏翥先生告别。可是从珠海家里出门，过往缺乏这个时段过关的经历，随着汹涌的人潮一步步挪动，才发觉原以为充裕的时间根本不够，心急如焚赶到现场时，隆重的仪式已至尾声，我成了一个迟到者，真是惭愧不已！在大厅门口，向正在送往的陆波社长表示歉意，他轻声说：“心到就好。”对着李鹏翥先生的遗像，我深深鞠了三个躬；随后，凝望他仰脸舒展的笑容，猜想老人家知道有这么多各界友好前来悼念、追思，其中也包括我，一个算不上深交的晚辈，感觉心愿达成，周身放松。按通常的划分，我是新世纪开始几年后才来澳门，属于新移民群体的一员。虽然做着传媒本行，起初不认识李老，只听闻《澳门日报》有“二李”，乃筚路蓝缕、开辟草莱的前辈，很有名望，一是李成俊先生，另一便是李鹏翥先生。后来我换了工作，从做商业杂志改为编时政期刊，参加活动遇见李老的机会多了，经报社中人介绍得以拜识。他一开口就说，读过我那些刊登在《澳门日报》副刊的文章。刹那间，感到眼前这位老人对我并不陌生，像关注你的长辈，也似了解你的老师。记得三年前出席一家银行的春茗晚宴后，李老托人捎话邀我共进晚餐，随后定下了时间和地点。出乎预料的是，那天公
  • 贺越明·海角片羽283司开会直到下班过后，等我赶至六棉酒家，李老和作陪的汤梅笑、廖子馨女士已坐等了一会儿。我很过意不去，赶紧致歉并解释未能准时的无奈，李老微笑着说：“没有关系，我们只是随便谈谈。”轻轻一句话，马上消除了我的愧疚和不安。那顿晚餐吃了较久还喝了红酒，也是我与这位前辈仅有的一次长谈。餐毕天时已晚，我请主人坐车先走，那里距寒舍不远，步行和打车都方便，但李老执意让我上他的车要送到家。车到居所路口，我说不必进去再沿单行道绕圈子出来，李老坚持让司机驶到门前，看着我下车才离去。这个细节，令我经久难忘，因为从中感受到李老待人之真之诚。仔细体悟，此非一时一事之举，而是李鹏翥先生为人处世之道的寻常表露。那晚席间，谈及前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先生，我相识的报界前辈，曾于1983年以“间谍罪”获刑，在京羁留十年。李老说，上世纪70年代参加港澳记者团去内地采访，好几次与他同行，很熟的朋友。1993年，罗孚离京回港后，他和李成俊做东邀罗孚偕夫人到澳门玩了一趟。今年5月初罗孚先生高龄去世，我有次参加活动遇到李老讲起此事，他忆起两年多前看到《澳门日报》副刊所刊拙文《罗孚老人的书》，曾把这张副刊寄给罗的小儿子海雷让其转交父亲。在朋友顺风顺水尤其身居高位或手握大权时，与之交往不足为奇，而当对方一旦遇挫或落难，乃至陷入人生的低谷后，仍然能够维持那份友情，给予诚挚的关心关照关爱，就难能可贵了。况且，李老心细如发，连邮寄报纸这样的事也不忽略，自然会给老友送去如雪中之炭的温暖和慰藉。因为所学的专业，我过去结识了不少老报人；而报人这个职业使他们在青壮年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泰半容易养成自大骄矜、目空一切的习性，有的见面就讲当过多少家报纸的主
  • 澳门文学丛书284笔、总编辑，有的吹嘘访问要人、名人的“威水”经历，还有的像早先官场按参加革命先后论资排辈那样，以入行的早晚作为抬高自己、贬损别人的标准。说起来，李鹏翥先生50年代参与筹办《澳门日报》，先后担任采访主任、副刊主任、总编辑和社长，是地道的老报人，但他与人交往交流，哪怕如我这样的晚辈，没有丝毫倚老卖老的做派，而总是与人为善、平等相待，让人感觉到一种来自父辈和师长的和蔼、温润和亲切。他多年从事新闻工作，见识的人与事不知凡几，著有《澳门古今》《澳门古今与艺文人物》等书。我曾问他是否有写个人回忆录的打算，他想了想说：有些事情不是很方便写。我理解，写回忆录难免会臧否人事，老人家心存恕道，避免笔下褒贬。治丧委员会的悼词称道：“先生学养丰瞻，虚怀若谷，待人谦和，胸襟广阔。先生古道热肠，对朋辈关怀呵护，使人如沐春风；尤其热心扶携后进，每予机会，或赞誉或提点，谆谆诱导，令晚辈如执父之手，铭诸肺腑。先生德艺双馨，深受海内外文化界人士敬仰。”我对李老了解不算多，但基于自己的感觉和认知，可以确证这段表述准确地概括了这位前辈的修为、人品和作风。他故世后短短几天，有这么多文化人赋诗撰文寄托哀思表示追念，我想不仅是因为他从事文化事业长逾六十年，更在于大家都感染到他身上那种承续了传统道德的君子之风，而这在人际交往越来越功利的当今社会已很稀薄。李鹏翥先生往矣！祈愿他遗留的君子之风，山高水长，遍植人心。2014.11.2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海角片羽/贺越明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7（澳门文学丛书）ISBN978-7-5063-9024-8Ⅰ.①海…Ⅱ.①贺…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Ⅳ.①I267.1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5047号海角片羽作者：贺越明责任编辑：冯京丽装帧设计：棱角视觉责任印制：李卫东李大庆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邮编：100125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86-10-65004079（总编室）86-10-65015116（邮购部）E-mail:zuojia@zuojia.net.cnhttp://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印刷：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成品尺寸：133×214字数：220千印张：9.5版次：2016年11月第1版印次：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ISBN978-7-5063-9024-8定价：26.00元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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