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吴志良\主　编吴志良/主　编定价:188.00元出版社官方微信www.ssap.com.cn中国内地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澳门作为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窗口，一方面积极助力国家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内地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为港澳的回归、“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奠定了稳固基础，澳门由此得到更好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本书以历史发展进程为经，以“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澳门的行政法务建设、经济转型与起飞、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与繁荣、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九个领域为纬，理性而客观地展现澳门这40年来的发展变化、经验积累和政策变迁。参与撰写本书的的发展。这40年来，澳门既是见China’sRefoRmandopeningUpandthedevelopmentofmaCaU改革开放研究丛书主编：蔡昉李培林谢寿光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China’sRefoRmandopeningUpandthedevelopmentofmaCaU37位作者均是澳门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在相关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贤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达，他们透过认真总结澳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系统回顾澳门如何抓住众多的历史机遇，根据“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积极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为国家贡献力量。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吴志良\主　编吴志良/主　编China’sRefoRmandopeningUpandthedevelopmentofmaCaU主编：蔡昉李培林谢寿光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

吴志良/主　编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CHINA’SREFORMANDOPENINGUPANDTHEDEVELOPMENTOFMACAU本书由澳门基金会策划并资助出版

吴志良/主　编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CHINA’SREFORMANDOPENINGUPANDTHEDEVELOPMENTOFMACAU本书由澳门基金会策划并资助出版

出版者前言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社会各界都会举行一系列活动，隆重庆祝改革开放的征程。对40年进行总结也是学术界和出版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可以反映40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成就与发展经验，梳理和凝练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面向全世界进行多角度、多介质的传播，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改革开放研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该长期坚持并具有长远意义的重大课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是直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依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界丰厚的学术和专家资源，坚持“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的出版理念、“权威、前沿、原创”的产品定位以及出版成果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市场化经营道路，为学术界、政策界和普通读者提供了大量优秀的出版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改革开放研究丛书第一辑，内容涉及经济转型、政治治理、社会变迁、法治走向、教育发展、对外关系、西部减贫与可持续发展、民间组织、性与生殖健康九大方面，近百位学者参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九种图书后来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资助，由荷兰博睿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图书的英文版已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著名大

00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学收藏，进入了国外大学课堂，并得到诸多专家的积极评价。从2016年底开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次精心筹划改革开放研究丛书的出版。本次出版，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领域为抓手，以学科研究为基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为支撑，以国际视野为导向，全面、系统、专题性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经验积累、政策变迁，并辅以多形式宣传、多介质传播和多语种呈现。现在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这套丛书的中文版，我们希望借着这种形式，向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进程及其所开创的这一伟大时代致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2月10日　

主要作者简介吴志良198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1986年赴葡萄牙进修，1991年在澳门东亚大学完成为期两年的公共行政课程，1997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席、澳门学者同盟主席，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以及澳门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澳门历史与政治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澳门政治制度史》、《东西交汇看澳门》及《悦读澳门》等。

内容提要中国内地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澳门作为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窗口，一方面积极助力国家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内地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为港澳的回归、“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奠定了稳固基础，澳门由此得到更好的发展。这40年来，澳门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认真总结澳门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助力国家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向前推进，是澳门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本书以历史发展进程为经，以“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澳门的行政法务建设、经济转型与起飞、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与繁荣、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九个领域为纬，理性而客观地展现澳门这40年来的发展变化、经验积累和政策变迁。参与本书撰写的37位作者均是澳门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在相关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贤达，他们透过认真总结澳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系统回顾澳门如何抓住众多的历史机遇，根据“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积极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为国家贡献力量。本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改革开放40年来澳门发展经验的认知，并认为澳门在任何时候始终与全国人民一道，紧随国家的改革开放步伐，尤其是澳门数百年历史传承下来的和睦共处、守望相助的社会实践，以及“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文化经验，将为讲好澳门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创造条件，也对国家和澳门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行有所贡献。

序言吴志良今年是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自1978年起推动改革开放，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件大事，也是当代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了当代世界经济史的一个奇迹，不仅使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数以亿计的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并逐渐过上小康日子，也大大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并为全球化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一条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令数以亿计的人口获得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使一个古老的国家真真正正踏入了现代化的征途；中国改革开放40年，极大地创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也极大地释放了一个古老文明的动力、活力和创造力，使得一个伟大的民族完全恢复了自信心、自强力和自豪感，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重新融入了国际社会，而且在国际事务中担当越来越重大的责任、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央，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香港、澳门的作用举足轻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尚未回归祖国的香港、澳门扮演了非常积极而关键的角色，引进资金、人才，输入技术、管理，深度参与了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对改革开放的经验积累和所取得的成就居功至伟。港澳在改革开放中占得先机，又大大促进了港澳地区的发展和繁荣。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国家发展进步的进程，也是港澳发展进步的进程；改革开放的成功，促成了港澳的顺利回归和特区的繁荣稳定；港澳的顺利回归和特区的成功创建，又为改革开放

00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港澳回归本身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改革开放又是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最大推动力和最可靠保障。可以预期，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推动港澳特区的繁荣稳定，而港澳特区亦可以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适时提出和实施，为此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一澳门在祖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是世界风云变幻的时代。亚洲和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和非殖民浪潮此起彼伏，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推翻了独裁统治，开始了民主化和非殖民化的进程。澳门作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在葡萄牙新宪法中被列为“具有公权的法人”。1976年，《澳门组织章程》颁布，一直被视为葡萄牙海外帝国一部分的澳门，正式被视为葡管中国领土，开启了自治的时代，“享有行政、经济、财政和立法自治权”。同年，澳门进行了第一次立法会选举；1981年，澳葡总督开始对公共行政进行改革、重组和现代化，为建立本地自治的政治、行政制度奠定了基础。澳门政治、法律地位的明朗化和公共行政的现代化，以及大量移民的涌入，加速了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工业化进程。澳门低物价、低租金、低工资、低关税以及出口配额优惠，吸引了大量香港企业来澳门设厂，制造业快速崛起，从而带动房地产、金融业的发展，形成博彩业、制造业、建筑房地产业、金融业四足鼎立的产业格局，经济规模迅速壮大，市场欣欣向荣。澳门政治的发展、经济的腾飞，为参与祖国改革开放进程创造了条件、储备了动力，而祖国的改革开放，又进一步推动了澳门的发展速度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乘改革开放之东风，澳门同胞率先进入内地投资，开创了内地引进外资的先河。1978年，澳门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创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家内地与境外合资企业──香洲毛纺厂，这是中国最早以补偿贸易形式引进外

　序言｜009资来料加工的企业。1979年，澳门吴福先生投资石景山旅游中心，建设内地第一家内地与境外合资酒店。1980年，何贤先生投资400万美元，与珠海市旅游公司合作兴建拱北宾馆。同年，澳商林锦成先生在珠海兴建银海新村，为内地与境外合资经营房地产做出示范。吴桂英女士投资内地与境外合作建立客运汽车公司，打破了国营公司统一公共交通业务的局面，并首开出租车的先河。澳门商人的成功投资，带动了大批港、台地区和外国投资者前往内地投资兴业，投资区域也从珠海特区扩展到珠三角其他地区。虽然澳门的投资规模相比后来的外资不算很大，但对改革开放初期引入外资起到了带头、引领、示范的作用，功不可没。澳门本身的经济规模不大，但与内地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2.6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7.3亿美元，成为当时内地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至1999年，澳门投资内地项目6419个，实际投资3.1亿美元，在内地外商投资中名列第10位。同时，向内地输入技术、人才、管理经验和外资网络，为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做出示范、提供动力。澳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也成为内地改革开放的窗口，内地多个省市政府、企业在澳门设立公司，投资澳门的贸易、旅游、金融保险、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获取境外投资经验、培养相关人才，从澳门走向国际。与此同时，澳门利用与葡萄牙的特殊联系，推动珠海与葡萄牙的经贸合作，促成了丽珠制药厂等中葡合资企业成立，也促成了珠海与葡萄牙塞图巴尔（Setúbal）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不仅在经济贸易领域，澳门也在教育、文化、法律和社会诸领域为内地改革开放提供了协助、借鉴和经验，为内地摸索改革开放道路进行制度供给和人才补充。例如，澳门东亚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招收内地学生，旅业学校（今旅游学院）为内地酒店人员提供专业培训，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也为内地培养葡语人才……如今，澳门继续协助国家培养各方面的人才，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内地学生在澳门各高等院校就读；澳门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政策和经验，在法律现代化特别是刑法典修订中的实践以

01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及在社会治理、社会服务领域中的宝贵经验，都直接为内地有关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澳门国际机场1995年通航后，促进了内地与台湾地区就航权问题进行磋商，形成了“澳门模式”，为海峡两岸“三通”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回归之后，随着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常设秘书处在澳门的设立，澳门在中国与葡语国家的交流合作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开放，都直接助力改革开放的进程。正如习近平主席2017年6月30日在香港回归20周年欢迎晚宴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香港同胞一直积极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从未忘记。香港同胞不仅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把香港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而且能够继续在国家发展乃至世界舞台上大显身手。”这一段话，同样适用于澳门。2018年11月12日，习近平主席会见香港澳门各界人士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对港澳的贡献再次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和全面的总结：“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指出：“40年来，港澳同胞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作用是开创性的、持续性的，也是深层次的、多领域的”，一是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二是市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三是体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四是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五是先行先试的试点作用，六是城市管理的借鉴作用。“总之，40年改革开放，港澳同胞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港澳同胞同内地人民一样，都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香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补、一起发展的历程，是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同心协力、一起打拼的历程，也是香港、澳门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荣光的历程。”二改革开放推动澳门的繁荣发展40年的改革开放，直接推动了澳门的繁荣发展及其顺利回归祖国和特别

　序言｜011行政区的成功创建。1982年12月4日，中国修改宪法，专门为港澳回归增加了一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一规定，为制定香港、澳门《基本法》奠定了法理基础，提供了法律依据。1984年5月24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表述。1985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一国两制”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经过十个月的外交谈判，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并设立特别行政区。1988年1月15日，两国政府互换批准书，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澳门步入了过渡期。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正式颁布。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特别行政区成立，揭开了澳门历史的新篇章。“一国两制”是国家对港澳特区的基本国策，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自然结果。《基本法》是港澳特区各项立法的基础，是各种制度、体制和政策制定的根据，也是港澳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一国两制”政策和《基本法》的制定，确保了港澳政治制度发展的成功，也确保了港澳特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促进了港澳特区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事实也证明，“一国两制”是港澳特区经济、社会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是港澳发展的根本依归。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特区政府迅速扭转了社会多年来治安不靖的局面，继而对经济支柱产业──博彩业采取了适度开放的政策。在中央政府助推港澳发展的“自由行”措施的直接刺激下，特区的博彩开放政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澳门经济迅速从谷底回升并快速增长，为特区后续的发展创造了基本而必要的条件。正是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和“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澳门在过去4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门的土地面积从1978年的15.5平方公里增加到1999年的23.8平方公里，再增加到2017年的30.8平方公里；人口从1978年

01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的23.31万人增加到1999年42.96万人，再增加到2017年的65.31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69.8岁增加到1999年的77.9岁，再增加到2017年的83.4岁；医生从1978年的300名增加到1999年的845名，再增加到2017年的1730名；本地生产总值（2015年价格）从1978年的148.6亿澳门元增加到1999年的1025.5亿澳门元，再增加到2017年的3917.5亿澳门元；人均生产总值（2015年价格）从1978年的6.37万澳门元增加到1999年的23.44万澳门元，再增加到2017年的59.98万澳门元；公共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2.55亿澳门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43亿澳门元，再增加到2017年的1180.69亿澳门元；高等院校更是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的10所。这种变化的速度和幅度，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亮丽的数字上，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制度变迁和城市硬件、软件的发展上。因为国家改革开放，才有澳门的回归和“一国两制”政策，澳门才能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澳门居民才能当家作主，才有“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这样和平又稳定的政治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自国家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澳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令人期待的经济增长前景，又促进了城市硬件、软件的升级：新填海工程扩大了城市的规模，机场、港口和大桥的建设大大提高了澳门对内、对外交通的便利；路氹金光大道的落成，奠定了世界旅游休闲城市的基础；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社会和经济房屋制度、公共医疗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大大提高了澳门人的生活质量和保障；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文化领域大量资源的投入，大大提高了澳门居民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的设立，巩固了澳门与葡语国家的历史联系，提升了澳门特区的国际地位。因为国家的支持，澳门成功抗击了“非典”的侵袭，“天鸽”台风之后城市迅速恢复了正常运作；横琴开发、24小时通关的举措、85平方公里海域划归澳门管理、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以及参与粤港澳合作等融入国家发展的举措，拓展了澳门发展的格局和潜力以及澳门居民的工作发展机会和生活空间，为特区可持续

　序言｜013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澳门更好地助力国家新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结语国家改革开放40年，澳门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既是贡献者又是受益者。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澳门发挥了积极、关键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的巨大发展。改革开放40年生动地反映了澳门居民共担国家和民族复兴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荣光的全过程，也为澳门特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路径的选择。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港澳各界人士庆祝改革开放40年代表团时，对港澳特区发展提出了四点希望：一是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二是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三是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四是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这四点希望是在全面总结港澳过去40年参与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历史成就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高度提炼出来的，既为特区未来确立了定位，也指明了特区未来的发展方向。澳门是在助力国家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时拓宽了增长的空间，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中取得了“一国两制”的成功，也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中找到了自身的定位。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回归近20年来，澳门在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然而，在新的历史阶段，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因应周边地区的发展，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这些问题与挑战，部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部分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还有部分是由澳门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造成的。例如，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如何推进经济产业多元化发展？在人际关系密切、相当拥挤的空间里，如何厘清政商、政社关系的边界以及理顺其间的关系，使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在诉求日益

01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多元和复杂的当今社会，法律、行政如何改革完善和进行制度创新，以提振特区政府的威望和特区的整体运作效率？在世界特别是周边地区快速变化发展的格局中，澳门和澳门居民如何提高竞争力，以避免边缘化？澳门如何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和比较优势？如何进一步有效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增强其专业能力，使得“一国两制”伟大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促进经济多元发展，提升特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运作效率，推进社会公义公平，增进市民福祉，确保特区长治久安，是澳门未来发展亟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仅仅靠社会的内生动力是难以解决的，澳门必须搭乘国家发展的快车，更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全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在国家新时代发展中寻找自身的发展空间，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中寻找自身改革、自我完善的机会，充分调动社会内部各方的积极性，充分激发各社会领域的活力和创造力，从而拓展格局、释放潜力、增强信心、施展才能，逐步解决现存的问题，应对新的挑战，将澳门真真正正打造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再创辉煌。国家改革开放40年，不仅促进了澳门的多方位发展，为澳门带来根本性的深刻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落实“一国两制”的实践中，澳门居民得到了全面的历练，增加了能力和信心。中华文化在澳门的传承从未中断，澳门完好保存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基因，而这些基因至今还活生生地体现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澳门也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最持久与西方世界不卑不亢、平等互利、交往交流的前沿阵地，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的人们在这里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有着与众不同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社会实践，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社区精神，也形成了古今同在、中西并举、“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独特文化经验。这种社会实践和文化经验，使澳门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使澳门在参与国家改革开放中独得先机，使澳门在实践“一国两制”时树立典范。我们相信，这种社会实践和文化经验，能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极其肥沃的土壤，为

　序言｜015讲好澳门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创造良好的先天条件，也将使澳门在助力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助力国家“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建设，促进国际人文交流，以及构建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只要我们真正做到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四个“更加积极主动”，必将从中受益匪浅，创造一个全新的局面。

目录第一编“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杨允中003一　民族伟大复兴在路上二　怎么看“一国两制”及其成功实践三　确保“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步向升级版结　语全面准确理解和坚定不移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骆伟建023一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二　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和主要内容三　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一国两制”和澳门基本法结　语第二编“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一国两制”与澳门的政治发展冷铁勋049一　《澳门组织章程》与澳门地区有限自治地位的确立二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与澳门过渡时期的政制调整三　“一国两制”实践下澳门的政治发展结　语“一国两制”与澳门法制的发展与完善赵国强076一　“一国两制”与“原有法律基本保留”二　“一国两制”与特区法制体系的形成

三　“一国两制”与特区法制的发展与完善结　语改革开放与澳门公共行政的发展蒋朝阳096一　澳门回归前的公共行政：殖民管治体制下的“地方自治”二　澳门回归后第一个十年公共行政的改革：延续与变革三　澳门回归后第二个十年公共行政的发展：部门重组与效能提升结　语第三编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改革开放以来澳门经济发展的巨变与未来展望张作文129一　回归前（1978~1999），澳门参与和助力中国改革开放二　回归后（1999~2018），澳门与内地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三　回归以来澳门经济发展变化与未来展望改革开放与澳门经济演化关　锋　陈志诚155一　改革开放下的内地与澳门二　增长绩效三　产业与就业分析四　增长格局分析结　语改革开放和澳门旅游业的发展黄竹君168一　澳门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贡献目录

二　改革开放下的中国旅游发展三　澳门旅游业发展回顾四　澳门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及相关建议改革开放与澳门银行业的跨越式发展叶兆佳　杨燊荣183一改革开放，使澳门经济实现了两次腾飞二　改革开放，造就澳门银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三　澳门银行业回归前助力国家改革开放大业四澳门银行业回归后助力国家改革开放大业五　展望第四编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改革开放与澳门：回顾与展望柳智毅201一　澳门在内地投资发展的历程二　澳门在内地投资的特点三　祖国内地对澳门的支持与保障四　展望：融入祖国怀抱，共担责任、共享荣光改革开放中的桥梁──中资机构在澳门傅建国217一　中资企业推动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综述二　内地改革开放为中资企业带来的独特优势三　中资企业为澳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结语目录

改革开放推动澳门与大珠三角区域紧密合作杨道匡封小云230一　《安排》重新启动大珠三角新一轮的经济互动二　澳门与珠三角和香港经济互动的分析三　澳门与大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澳门“中葡平台”角色叶桂平250前言一　中葡平台建设的基本情况二　中葡论坛对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的效果三　中葡论坛对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四　中葡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五　优化中葡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结语第五编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改革开放与澳门城市建设发展吕泽强265一　1978~1988年二　1989~1999年三　回归后（1999~2018年）结语改革开放以来澳门的跨界（境）基建建设唐继宗282一　跨界（境）基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目录

二　改革开放推动货物与服务外贸活动，刺激跨界（境）基建需求三　改革开放以来澳门的跨界（境）基建四　总结与展望改革开放与澳门的科学技术发展陈震宇299前言一　奠定科学教育及研究体系二　科研培育及孵化三　深化科研基础建设四　代结语：改革开放的深化、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六编澳门社会变迁改革开放与澳门人口结构变化李嘉曾313一　人口结构概述二　近40年来澳门人口结构的变化三　人口结构变化的社会影响四　改革开放与澳门人口结构的关系五　澳门人口结构的未来展望与对策改革开放以来澳门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特点林广志娄世艳331一　澳门社会结构的变化二　澳门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目录

三　澳门社会结构发展的趋势与建议结语改革开放与澳门社团发展娄胜华350前言一　回归前内地改革开放对澳门社团发展的影响二　回归后澳门社团参与内地改革开放事业与澳门社会建设结语改革开放下澳门归侨的历史机遇邢荣发397一　归侨移居澳门的历史背景二　归侨成澳门建设的生力军三　改革开放为澳门归侨提供新的机遇四　澳门归侨地位的提升五　澳门归侨的桥梁作用结语第七编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吴志良411一　澳门学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现实取向二　澳门学取得的成果三　澳门学面临的挑战四　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结语目录

“一国两制”与澳门文学的文化自信李观鼎　刘群伟421一　澳门文学生态环境的优化二　澳门文学文化自信的建立三澳门文学形象的建构四“澳门文学形象”成型的几个标志结语改革开放与《澳门日报》的“解放”曾艺436一　去政治化，回到亲民初心二　解除束缚，版面内容突破三　风风火火的80年代四　风起云涌的90年代五　回归以后挑战机遇并存改革开放以来澳门语言运用的变化与发展程祥徽　刘景松452一　澳门人口与语言概况二　澳门的官方语文三澳门社会的语文运用状况四　回归前后的澳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改革开放以来澳门与内地美术界的互动陈继春478一第一个二十年（1978~1998）二第二个二十年（1999~2018）结语目录

第八编“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法治、公平与质量：澳门基础教育四十年来的发展陈志峰501一　回归前澳门基础教育发展概况二　回归后澳门基础教育发展概况改革开放与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梁文慧514一澳门高等教育的缘起与发展二　改革开放对澳门回归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三　回归后澳门高等教育和改革开放的互动发展四　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展望第九编“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改革开放与澳门青年发展庞　川　杨佳龙531一澳门青年内地就学机会大大增加二　澳门青年的就业渠道不断拓宽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澳门青年发展结语改革开放后粤澳医护交流合作的历程与意义尹一桥545一　交流合作历程二　成果总结和主要不足三　前景展望结语目录

把握历史契机发挥澳门独特优势建设国家崔维孝566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引言一　中葡经贸合作论坛推动了内地和澳门的葡语教学二　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三　澳门高等院校携手合作打造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四　教育暨青年局配合特区政府施政方针推广葡语教学五　行政公职局与欧盟传译总司合作培训高质素翻译人才六　澳门大专教育基金会致力于培养中葡双语法律专才结语附录统计资料陈震宇591表1　人口及劳动力表2　对外商品贸易表3　直接投资表4　人民币业务表5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施情况索引599目录

CONTENTSChapter1:AnExampleoftheSuccessfulPracticeof“OneCountry,TwoSystems”TheEpochofReformandOpeningUpandtheSuccessful003Practiceof“OneCountry,TwoSystems”IeongWanChongAComprehensiveandAccurateUnderstandingandUnwavering023Implementationofthe“OneCountry,TwoSystems”PrincipleandtheBasicLawLokWaiKinChapter2:“OneCountry,TwoSystems”andtheConstructionofAdministrationandJusticeinMacau“OneCountry,TwoSystems”andthePolitical049DevelopmentofMacauLengTiexun“OneCountry,TwoSystems”andtheDevelopmentand076EnhancementofMacau’sLegalSystemZhaoGuoqiangTheImpactofReformandOpeningUponthe096DevelopmentofMacau’sPublicAdministrationJiangChaoyangChapter3:Macau’sEconomicRestructuringandTake–OffProfoundEconomicChangesandFuturePerspectivesof129MacausinceReformandOpeningUpCheongChokMan

EvolutionoftheMacauEconomyundertheReformand155OpeningUpKwanFung,ChanChiShingReformandOpeningUpinRelationtotheDevelopmentof168Macau’sTourismIndustryVongChukKwanReformandOpeningUpandtheLeapfroggingDevelopmentof183Macau’sBankingIndustryIpSioKai,YangShenrongChapter4:Macau’sRoleandPositioninginReformandOpeningUpReformandOpeningUpandMacau:InRetrospectand201FutureProspectsLaoChiNgaiMainlandEnterprisesandInstitutionsinMacau–Actingasa217BridgeduringtheReformandOpeningUpFuJianguoCloserCollaborationbetweenMacauandtheGreater230PearlRiverDeltaRegionasStimulatedbyReformandOpeningUpIeongTouHong,FengXiaoyunMacau’sRoleasaChinaandPortuguese-Speaking250CountriesPlatformintheProcessofNationalReformandOpeningUpIpKuaiPengCONTENTS

Chapter5:Macau’sUrbanInfrastructurean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ReformandOpeningUpandMacau’sUrbanInfrastructure265DevelopmentLuiChakKeongMacau’sCross-Boundary(-Border)Infrastructuresince282ReformandOpeningUpTongKaiChungReformandOpeningUpandMacau’sScientificand299TechnologicalDevelopmentChanChanUChapter6:TheChangesinMacau’sSocietyReformandOpeningUpandMacau’sChanging313DemographicStructureLiJiazengTheChangesinMacau’sSocialStructuresinceReformand331OpeningUpandTheirFeaturesLinGuangzhi,LouShiyanReformandOpeningUpandtheDevelopmentof350Macau’sAssociationsLouShenghuaTheEpochalOpportunitiesPresentedtotheReturned397OverseasChineseinMacaubytheReformandOpeningUpIengWengFatCONTENTS

Chapter7:Macau’sCulturalDevelopmentandProsperityMacaologyandMacau’sPathwaysofDevelopment411WuZhiliang“OneCountry,TwoSystems”andtheCulturalConfidenceof421Macau’sLiteratureLeiKunTeng,LiuQunweiReformandOpeningUpandthe“Liberation”ofthe436MacauDailyNewsChangNgaiTheChangeinandDevelopmentofLanguageUsein452MacausinceReformandOpeningUpChingCheungFai,LaoKengChongInteractionbetweenArtsCirclesfromMacauand478MainlandChinasinceReformandOpeningUpChanKaiChonChapter8:“Education-drivenProsperityforMacau”:ReformandOpeningUpandMacau’sEducationalDevelopmentRuleofLaw,FairnessandQuality:40Yearsof501DevelopmentofMacau’sBasicEducationChanChiFongReformandOpeningUpandtheDevelopmentof514Macau’sHigherEducationLeongManWaiCONTENTS

Chapter9:“BuildingMacauwithCapableTalents”:ReformandOpeningUpandMacau’sTalentCultivationReformandOpeningUpandthePathwaysof531DevelopmentforMacau’sYouthPangChuan,YangJialongTheDevelopmentandSignificanceoftheGuangdong-Macau545ExchangeandCooperationintheHealthcareSectorsinceReformandOpeningUpVanIatKioSeizingtheHistoricOpportunitytoLeverageMacau’sUnique566Edge-BuildingMacauintoaNationalTrainingBaseforChinese-PortugueseBilingualsChoiWaiHaoAppendixStatistics591ChanChanUIndex599CONTENTS

第一编“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

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杨允中*导读：　40年改革开放强国力振国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国际通用词汇，中国取得民族伟大复兴的超预期成果，这不仅全面改写了中国人民当代发展史，全面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有力地加速了人类文明进程并为占全球2/3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思维、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划时代创新便是“一国两制”，它既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又是令特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20年来澳门的成功实践有力地丰富了“一国两制”理论与制度，成为当代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验证的可靠风向标。“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A*杨允中，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以及微型经济学。A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网，2018年4月10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410/c64094-29917187.html。

00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中共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已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A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项基本方略中，第十二项“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这“一个必须、两个确保”就自然构成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当前和今后正确实践“一国两制”的主体要求，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针对新时代、新形势，进一步调整各自的发展定位和发展理念，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担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一　民族伟大复兴在路上新时代要有新思维导航，新征程、新使命要有新理想激励。2017年10月顺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从理论和实践两大维度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变化、对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改革开放新态势、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权威性总结。它不仅事关国家“十三五”规划及第一个“一百年”预A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第9页。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05期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且也对随后30年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最终实现，做出了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科学设计。40年改革开放业已取得超出人们预期的成果，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40年前预期构想的核心部分业已提前实现，类似立论的成立应该受到高指标认同，对于经历40年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人士更不难做出符合实际的理性判断。（一）新时代“新”在哪里首先，中国发展有了新方位、新坐标。以中共十九大为标志，中国业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入国家全面“强起来”的历史发展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百年实践史上终于得到最具说服力的正确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走向成熟，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受到国际上的普遍认同。在决战“十三五”、全面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全面小康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实现高标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既具历史必然性又具现实可行性。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定型并写进中共党章和国家宪法，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东方化的最新最高标志。“八个明确”“十四项方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历史证明，拥有五千年文明积累且第一个“一百年”即将完成的中华民族，在崛起、复兴的路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再次，中国和平崛起的普遍意义备受认同。“崛起”是个多义词，不单经济、民生要崛起，法治、文化也要崛起。新中国成立近70年，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面貌同步发生着历史性巨变，这根本性地改写了当代中国发展史，也改变了人类文明史；改变了中国人的贫穷面貌，也改变了当代西方中心主义及其确立的国际地缘政治版图。最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国两制”事业已步入有高验证成效的实践新时代。走好有自身特点的新时代“一国两制”成

00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功实践之路，必然要求认真展现中国思维、中国智慧、中国坚守、中国探索。这是特定国情、世情下的新时代，是中国人大展拳脚、再创佳绩的新时代，是中华文化、东方文明备受认同的新时代，是力量对比、地缘政治重新洗牌的新时代。当然，进一步强化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思维，实干兴邦、居安思危、韬光养晦，保持清醒和冷静，也永远不可放松或淡化。因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A。（二）和平崛起与文明进程双提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推出新的理论，为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B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及其建设规律，正确认识共产党的性质及其建设规律，正确认识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中国发展及其基本规律，集中于一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C在改革开放关键时刻，邓小平关于社会主A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第10页。B《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C《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91、118页。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07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判断，关于“姓资”“姓社”的辩证认定，关于发达不是资本主义专利的明确主张，令中国这艘社会主义巨轮及时拨正航向，全速前行。中国和平崛起已成举世公认的事实。2001~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倍，其中“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30.5%，居全球第一。A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为83.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万亿美元），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外贸总值、制造业、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改革开放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B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1%，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GDP占世界总量比重提升至17.7%；同期，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4.3%。C与此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中国认知、中国思维、中国智慧的主权平等、和平和解、公理正义、开放包容等大国关系准则和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的新发展观、新一体化、新全球化，正展示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良好形象。这项巨变不仅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自身的山河面貌，也深刻地改写了中国人的思维常态；不仅空前地提升了国家形象和对外影响，而且也为提升民族自尊自信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正能量。（三）中国声音、中国影响前所未有“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品质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A《中国“火车头”拉动全球增长》，《大公报》2017年1月21日，第A3版。B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网，2018年4月10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410/c64094-29917187.html。C胡鞍钢：《这5年经济发展极不平凡》，《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2月22日，第1版。

00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民。”A在事实面前，全球舆论中已形成高认同、高赞扬，其中一些权威人士的肯定更具代表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最先倡导“金砖国家”概念的吉姆·奥尼尔（JimO’Neill）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之快令人难以置信。2010~2016年，中国GDP上升逾5万亿美元（由6.1万亿美元上升至11.2万亿美元），约为英国2010年GDP（2.43万亿美元）的两倍，即中国“每三年就创造出一个新的英国”B。《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共十九大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篇章，不仅释放出未来中国发展的信号，而且预示了世界未来走向。C2017年10月15日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出现“中国，强国崛起”六个醒目汉字，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世纪”。D“如果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拯救了中国，那么21世纪则是中国拯救了社会主义。”E这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突破性高端判断。根据对现存两大基本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深度思考和感性体验，人们似乎也可以推导出这样的认知：如果说19世纪、20世纪是现代资本主义代表的西方文明主宰世界，那么21世纪各国人民将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的东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导航与保障；如果说全球最大的中华民族巨轮有望在21世纪中叶驶达伟大复兴的胜利彼岸，那么全新设计的“澳门号”“一国两制”新船将会是编队同期抵埠、当之无愧的一员。当然，对于国际社会就中国和平崛起所做评论甚至赞扬，我们要保持足够的理性与冷静，而某些西方顽固分子肆意抹黑、丑化中国现实的行径，更应及时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以至反制。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深知40年来改革开放的每个成果、每一进展，都是举国上下艰苦奋进的产物，都是中华民A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网，2018年4月10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410/c64094-29917187.html。B《金砖国2035年将超越G7》，《大公报》2017年9月2日，第A6版。C《开启新征程，谱写新史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月2日，第2版。D《开启新征程，谱写新史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月2日，第2版。E王伟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体会》，《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第13页。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09族的创造力和智慧结晶，而更加远大、更加雄伟的发展前景还在昭示：前进脚步永远不可放缓，文化自信永远不可放松。（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澳门版认知在澳门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直接感受与获益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及其给澳门带来的深远影响感受至深，对新版中国国情的认知更是不容失控失据。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同时肯于自我完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它既是开放型社会主义，又是创新型社会主义。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东方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它是推行“和”文化，倡导互相尊重、平等交往、互利共赢并承诺永不称霸的社会主义。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并遵循普遍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创造奇迹最大，改变面貌最快的社会主义，它也是坚持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的国情，不回避现存矛盾并力求以客观理性思维加以回应的社会主义。其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最正统、最权威、最能在正反对比与左右干扰下站稳并大胆前行的社会主义。总之，回归后的澳门已同国家整体发展，即“一国两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正相关：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每一项发展与进步都含有国家关怀、支持、鼓励的积极因素，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同样含有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一份贡献。二　怎么看“一国两制”及其成功实践“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事

01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实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A这项判断具有很强的理论精准性，也具有很强的现实依据性。“一国两制”产生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是为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特定社会主题服务并在现实实践验证中凸显其强大生命力、科学性的一项战略抉择。它源于中国，却给世人以巨大启示；它实行于国家特定小块地区，却为伟大祖国主体发展目标和国家核心利益服务。这项崭新理论，其优越性、创新性极其深刻；这项崭新制度，其公平性、公信度正拾级而上。时至今日，虽然在特区的某些环节上仍存在亟待改进、完善的空间，但瑕不掩瑜，绝不构成对新政权、新制度心生疑点的依据；虽然依然可以听到、见到极个别的极端人士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同新社会、新人、新事唱对台戏，甚至把攻击矛头指向中央政府，但此类行径既代表不了时代潮流和发展大局，也远远脱离广大市民的意愿、要求和福祉，因而被时代洪流所否定是必然的。已经有港、澳两地四个五年实践期的“一国两制”事业，也应得到越来越清晰的解读。其一，“一国两制”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国策，其验证成效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和全民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最具代表性、最典型、最现实的集中展示。其二，“一国两制”是推动国家和平统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安排。其三，“一国两制”与国家主体部分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步构成殊途同归、异曲同工，是现代社会主义认同资本主义合理存在的前提下对其利用、改造、驾驭，使之为我所用、为我服务的成功演练。其四，“一国两制”是符合当代特别行政区居民意愿、利益与要求，同时A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第44页。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11也代表全国各族人民长远利益与共同期盼的关键性举措。其五，“一国两制”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重大突破，因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而必然的选择，是益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创造性决断。认定“一国两制”实践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令国人十分欣慰，也令世人难有异议。无论从逻辑理性还是从身心感受出发，深入观察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如日方中般的社会现实，可以进一步把认定成功实践的关键性要素做出下述归纳。一是国家恢复行使主权、全面管治权落实到位；二是特区新兴政权行使高度自治权有效不越位、以民为本不官僚；三是社会和谐、包容、稳定等文明指标常态化、有感化、可视化；四是经济持续走强，民生持续走高；五是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核心价值观形成社会主流判断；六是特区正面、积极形象被国人、世人普遍接受认可；七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新思维成为自觉追求，新作为成为常态要求；八是培育年青一代接班人受到重视并具有可比性成效。为了不失时机地推动“一国两制”理论的深化细化、普及化与接地气，提倡更多人士参与相关领域的推介与研究，早已成为特别行政区基本建设工程之一，这是一项有得无失、有利无害的民意建设工程，直接也好间接也好，这项工程的参与者成行成军是可以期待的，也是十分必要而有价值的。三　确保“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步向升级版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实践已有19年积累。社会稳定和谐，经济跨越发展，民生大幅改善，爱国爱澳文化稳固，公权力机关执行力、公信度拾级而上，国际形象有序提高。总之，作为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产物的“一国两制”事业，经过澳门近四个五年依法施政期验证，表明其科

01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学性和生存力不容置疑，可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话的一个智慧选择。当然，作为新生事物，在当下实践中进一步充实、完善亦不容忽视。为了提升验证标准，确保“一国两制”实践步向新的成功、步向升级版，倡导十大关系的补位补强应属必要。（一）正确处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从认识论、方法论视域观察，时间与空间永远是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两大基本维度。讲时间不能脱离具体的空间，讲空间不能不包括对时间的把握。在近180年前鸦片战争后的时空中，中国人民开始面对非正义非人道的悲惨命运，在70年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的时空中，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实现了“站起来”的梦想；在40年前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时空中，中国人民历史性地基本实现“富起来”的嬗变；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令中国人民进入一个全新的时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序的推进不可阻挡，同一空间的人和物都可能发生巨变，关键性因素就在于及时总结发展经验、精准探索发展规律。在当代中国，中国人做到了，因而这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一大飞跃。天时、地利、人和是国人千百年来总结实践规律的高度概括。天时、地利属于客观因素，人和主要是主观因素。毫无疑问，时序进入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发生在东方的巨变，可以称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大天时、大地利、大人和。认知到位、实践到位，就能继续创造出人间奇迹。其中，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这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及其丰富内涵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无论从历史见证人还是从命运主体观察，都要接受、都要认同，因为这是新时代新制度的黎明；是主动自觉适应还是消极观望，选择权在每个人手上，但结果的不同是十分清晰的。如今一个足以影响全球发展进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开启，同这个伟大时代同步前行是每个幸运的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使然。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13（二）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A很多现代人都受过不俗的教育和培训，尽可能多懂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尽可能根据客观规律进行观察、思考，这几乎是基本要求。而其结果必然是看得深一点、透一点、远一点，从而行动尽可能少一些盲动性、被动性。通常讲的理论，即“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B，它并非悬在半空无法捉摸，只能属于少数政治家、理论家的专利，正确的经实践反复验证的理论应是可以认知、可以理解、可以沿用的。事实上，每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时常直接或间接地接触某些方面理论，区别只在于实践中的自觉性、主动性有所差异而已。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中共十九大确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离不开作为执政党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各行各业的发展进步也离不开对发展规律的认知和践行。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对立统一观，还是否定之否定观、质量互换观，都是人们常见的观察分析方法，这些基本原则和规律就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C“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项重大原创理论和原创制度，历经20载两个特别行政区成功实践的有效验证，其巨大的生命力与科学性受到越来越广泛而A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第21页。B《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商务印书馆，2012，第795页。C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第21页。

01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深化的认同。正因为它是理论与制度创新，正因为它史无前例，故在实践中一方面要扩大宣传、加深理解，另一方面又要倍加爱护、扶植，使之进一步完善与成熟，这是发展所需、题中之义。总之，要端正视角、放平心态，以社会主人翁自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一国两制”实践中，使之更严谨可行、更务实有效，不仅为越来越大比例的特区本地居民所理解和把握，而且也力求越来越深入地为境外人士所认同和支持。这是求之不得的难得机遇，这是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大基本社会制度共生共存从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算起已有整整一个世纪历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因发展阶段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不同可以在不同历史阶段做出不同选择，也可以做出不同否定。人们不难观察到，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令人惊异的跌宕起伏，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政治制度也千差万别。在现代条件下，不同国家即使所选社会制度不同，相互间也存在实质性、基础性的某些共同属性：一是都要有效维权，既要维国权又要维民权，自身民族尊严不容忽视；二是都要真诚爱民、坚持政权民本性，既要开明开放、扩大民主，也要时刻关心广大民众的衣食住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国家最本质的区别是“公”与“私”的价值认定与行为取向间的差异：社会主义强调“公”字，即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运行机制，资本主义强调“私”字，即强调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运行机制。不容否认，两大社会制度之间曾经有过以敌视、对抗、斗争为主轴的交往历史，直到当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仍强调意识形态攻势，妄图以所谓“鲜花”革命来改写地缘政治版图。其实，现有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仅可以和谐共存、互利共赢，而且可以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让每一国家、每一民族、每一角落都能各展所长、各得所求，令相互间平等尊重、互信互利、共建共享成为新世纪新时代的文明生存法则。作为超大型社会主义国家，中国40年改革开放引起的历史性巨变，对于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15两大基本社会制度长期以来的竞争早已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性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可取代，但中国依然尊重各国各族自行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现在时和未来时留待人们继续思考、探索。生活在特别行政区的中国人，对于两大基本社会制度的观察、体会、理解更有别人难以相比的有利条件，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孰正孰邪，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特区拥有两大制度不同优势的综合利用条件，通过对两种制度积极因素的合理嫁接、集成、整合，可令特别行政区制度渐趋完善与成熟，这绝对是迄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尚难达致的境界。（四）正确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一国两制”及其中的“一国”和“两制”近30多年来已成为中国境内乃至国际范围的常用词、创新词。如今，“一国两制”理论不仅早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公认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而且也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大范围的理解与认同。“一国”指社会主义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主权管辖范围内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主权水域继续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为了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台港澳问题，国家适时制定“一国两制”国策。这项基本国策是从中国国情和未来发展目标出发的利在当前、益于长远的成熟举措。两个特区“一国两制”实践成功表明，这是“两个最佳”：既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一国两制”是中国推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一国”是根本、是基础、是前提，其基础性、前导性、决定性不容动摇，即这项方针不动摇、不能变的一面；“两制”是特殊历史与时空背景下基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长远奋进目标而适时推出的重大抉择。“一国”与“两制”在尊重国家核心利益的大目标、大前提下保障特区制度的差异性，从而实现两者的对立统一，故需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实行“两制”的

01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核心要求，一是在确保国家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香港、澳门维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不变；二是授权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即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与终审权。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政府认同、承认并尊重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有效性，让保留原有资本主义的特区继续成为当代最大社会主义国家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联系、接触、交流、合作的有效平台，从而既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有利于特区继续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特区文明指标和居民基本福祉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具有高可比性，一举多得。（五）正确处理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国家治理总章程。“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A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依法治国、全面法治已成国际社会惯例，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具龙头地位、最高位阶、最高效力的现代化宪法，其规范、导向功能与作用日趋明显。现行宪法于1982年制定，迄今已做5次修正，是当代国际上完备度、完善度比较高的一部宪法。其巨大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于：一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宪法，经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中国和平崛起的事例已受到并将继续受到国际社会日趋理性化的理解与认同，二是这是有占人类1/5的最多人口的国家宪法，其大国效应、国情效应、东方效应不容低估、不容扭曲。宪法第31条，是总结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与针对特定社会现实做出的十分精辟、深度前瞻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它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大大向前推进一步，而且也把关于社会制度悬而未决的争议、批判、斗争，采取平等尊重、理解协商、互利互补、共存共赢新思维付诸实践并已获举世公认的成功。宪法与特区基本法是母法与子法关系，两者一高一低、一上一下、一主一A《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41页。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17次的关系显而易见，基本法又是宪法原则特别是第31条授权的具体化、法制化，因而是国际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首创，故此，说“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就相当准确客观。当然，引申一步，强调宪法构成特区宪制基础，基本法体现了特区宪制规范体系的具体化与完整化，亦应成立。对于特区人来说，建立牢固的宪制意识，尊重宪法的最高性，认真贯彻基本法的自觉性、主动性永远是常备课目，永远在路上。（六）正确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这是一种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与宪法第30条中规定设置的其他地方行政单位一样都要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央管治权威。当然，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方行政单位相比也存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安排：国家为特区单独制定一部基本法，特区享有全国其他地方行政单位不能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一国两制”全面实践与基本法正式生效实施所引发的制度重构与再建，特别是体现在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方面的积极变化，其深刻性、震撼性更令人为之惊羡。从性质认定来看，这些变化雄辩地表明：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基本社会制度宏观上可以实现求同存异、对立统一；二是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可以达致上下协调、共创新猷；三是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特区长期繁荣稳定可以同步推进、相得益彰；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与特区永久性居民可以身份兼顾、保障充分；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一国两制”文明体系可以兼容并蓄、互为补充；六是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中国话语权与特区形象及扩大国际参与可以有序拓展、渐进提升；七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验证具“一国两制”优势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可以异曲同工、殊途同归。AA杨允中：《积极而融洽的中央与特区关系是“一国两制”正确实践的常态化要求》，载杨允中、冷铁勋主编《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规范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7，第69页。

01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七）正确处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这是中央与特区关系中的一项核心内涵。中国是单一制社会主义国家。依据宪法，中国境内主权与治权属于中央政府。中国也是迄今世界上唯一敢于并擅于推出“一国两制”基本方略的国家。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国家即中央政府对某些恢复行使主权的局部特殊地区直接行使防务、外交、任免高级官员、监督立法等权限，同时又将高度自治权即行政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授予特别行政区政府。这中间存在两大要点：一是根据国内法特别是宪法，以及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央对全国所有辖区包括特别行政区享有绝对的不容分割、不容扭曲的直接管辖权或全面管治权；二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其权力边界仅限高度自治所需的某些领域而非特区领域内所有管治权。事实上，这个界定早在港澳两地政权交接的那天起就已兑现，而绝不是2014年中央发表香港白皮书才开始落实的，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中央收紧或改变现状的问题。权力边界的大与小、高与低、上与下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作为下位法的执行者，特区公权力机关要心悦诚服、认认真真地接受中央政府的指导，贯彻中央政府的要求。当然，代表全国人民意愿的中央政府也要时时、事事竭尽最大可能爱护、关心特区发展。这是基于宪法、基本法所做的定位，同时也是共同目标、共同利益所使然。至于特区内依然存在今后也可能继续存在的某些异见人士及其某些意欲对抗中央管治权威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对其依法处置甚至严处，也是理所当然。（八）正确处理爱国与爱澳的关系在“一国两制”下新政权启动之后，港澳特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法律定位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享有特区居民权利和义务的行为主体，特区人真正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同时享有当代中国合法公民的同等权利。所谓共担、共享，这项转变必然要求认知与行动同步转变。早在回归之日起，两地绝大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19多数居民核心价值观，包括坚持爱国爱港爱澳、拥护“一国两制”已发生了深刻调整。这就是人们常讲的政权回归与人心回归的同步实现。20年“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一个主要因素便是两地居民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持续坚守。未来新时代新征程上更高水平实践同样离不开上述因素的有效发挥。历史证明，有国方有家、国强民可安，故爱国与爱港爱澳这“二爱”具有本质一致性、效益持久性、荣耀互补性。在特别行政区强调爱国者治港治澳，这已成新兴“一国两制”哲学的一项突出命题，这中间就包括理解与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国两制”的关系。20年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最具说服力的一条。在实现“两个一百年”、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历史进程中，“一国两制”这株鲜艳花朵将成为载入历史的时尚坐标。鉴于爱国爱澳这一份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的认知有待在广度、深度、前瞻度、创新度等维度拓展边界效应，故特区政府宜在顶层设计、政策导向、资源倾斜等方面抓紧把这项系统工程持之以恒加以推进，而社会各界特别是年青一代通过强化文化自信，时刻把提升综合素质、扩大参与空间、锻造竞争力摆在自身奋进的日程表上，中老年要继续走好人生旅程，青少年更应在时代洪流中加速身心健康成长，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九）正确处理特区公权力机关与社会各界的关系现代社会中公权力机关即政府的地位作用十分突出，特别行政区亦不例外。一方面，因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政策约束，新政权核心人物均来自民间、代表民间、受民间监督，也要吸纳民间智慧。这是“一国两制”下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国策所决定，甚至可以讲，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绝不可引申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资本主义化全面覆盖，社会各领域都同回归之前一模一样。新政权在政治领域实行的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而在文化领域，广大居民依法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爱

02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国爱港、爱国爱澳、依法施政、尊重中央等理念已成新型核心价值观。故在特区，特区政府与社会有条件也有必要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在特区政府推行科学施政、依法施政、民本施政，建立强政府的同时，社会各界则应坚持强社会、自我完善、自我转型的发展思维。“双强”机制、双轮驱动，这是建设发达经济、发达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进入高标准、高水平“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时代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澳门人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澳门的。”A这是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2004年12月视察澳门时做出的精辟论断。澳门是个微型社会，但“小舞台大剧目”、小社会大作为、小人物大发挥。为确保中央全面管治权精准到位、确保高度自治权正确行使，为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能变不动摇、“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人和事，如何选择、如何前进，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受到考验与检验。可贵的是，国家高度信赖，而澳门人十分珍惜，19年的开创性实践可以画上一个完满句号，未来征程亦应续写完满。（十）正确处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B新时代强调用高质量发展取代高速度增长。这意味着一要从长计议，二要弥补欠账、发展民生。这中间一项关键性举措便是抓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自信。这对进入“一国两制”实践新时代新征程的澳门特区，也具有很大共同性、普遍性。澳门历史不长、规模不大，但历史特殊性和现实特殊性十分明显。当A胡锦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暨澳门特区第二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编《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港澳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第156页。B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第33页。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21前澳门一些人士苦于思考改善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实际上“一国两制”优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来源，就在于会不会用。此外，发挥历史集结的文化领域巨大潜质正待认知与开发。毫不夸大地讲，澳门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人物均有十分密切的深度关联，透过表面覆盖的尘土层便可发现其中不可取代的价值。而当代拥有实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和制度保障，令澳门成为一座具有罕见的高开放度、高自由度、高和谐度，因而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的国际化城市。小城之美，美在中西合璧、古今汇集，美在人文和制度，美在传统和现实。这种依恋、这种传承、这种潜移默化，十分值得珍惜、值得重视。2017年7月1日，粤港澳三方行政首长与中央政府代表在习近平见证下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把强调文化开发的“一个基地”同原有“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并列提出，这是澳门未来持续协调发展的又一利好因素，尽快组织必要的深层论证与规划十分必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结　语澳门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或可比指标屡创高位的示范样板。作为传统博物馆式社会，澳门如今更是广受认同的“一国两制”天然博物馆。澳门回归19年来政治稳定、法制完善、经济繁荣、民生改善，爱国爱澳核心价值观调整到位。这里中央政府的管治权受到尊重，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到实处，中央与特区关系协调稳定，宪法、宪制等原则与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这里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民生福祉大幅改善，在全国300多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中，澳门人均GDP、人均GNI居于首位，也是人均GDP的全球三强之一（2017年为79564美元，仅次于卢森堡的107703美元和瑞士的80836美元）A，社会保障A《世界经济展望201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

02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充分。这里的居民庆幸生逢其时，对国家、对时代心存感恩的同时不忘守望相助、自强不息，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本身的精神面貌也在与时俱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澳门不会放松前进脚步，澳门人心里有祖国，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走好未来的“一国两制”实践征程，让祖国放心、让人民信赖、让时代生辉、让历史铭记，是具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的唯一选择。

全面准确理解和坚定不移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骆伟建*A导读：　“一国两制”从构想到具体政策，从政策再到法律，从政策法律再到具体实践，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一国两制”理论的形成，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为标志。第二阶段是“一国两制”理论的政策化和法律化。第一步是形成“一国两制”的政策，以国家解决港澳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即中国政府在中英、中葡联合声明中的十二条基本政策为标志；第二步是将“一国两制”的政策法律化，以国家制定了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标志。第三阶段是“一国两制”全面实施，第一步是“一国两制”制度化，以特别行政区成立，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为标志；第二步是依据宪法和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的各项政策和法律规定，全面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发展。　　　　回顾“一国两制”发展的历程，充分说明了“一国两制”的事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建设中国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很有必要对*骆伟建，法学博士，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02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国两制”的理论和事业进行回顾和展望，继续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向前发展。一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是“一国两制”事业的理论基础，也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理论基础，没有“一国两制”的理论就没有“一国两制”的事业，也就没有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只有全面准确地掌握“一国两制”的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才能坚定不移地搞好“一国两制”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它突破了以往的传统国家“一国一制”的学说束缚，突破了不同社会制度对立冲突的框框，提出了“一国”之下可以实行不同的“两种制度”，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同制度之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理念。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是“一国两制”事业的重要成果之一。今天，重温和研习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结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实践，深入理解以下几点尤为重要。（一）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需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首先回答了为什么要实现国家统一这个根本问题。1．国家统一是民族和国家利益所需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国家为什么要统一？这是由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决定的。邓小平明确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25的”A，“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B。所以，从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国家统一不是一党一派的利益，而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弃国家统一的目标，任何政党或者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人民没有理由对任何政党信任，任何政党都要下台。不维护国家统一，“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C从而，提出“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D的历史任务。港澳的回归只是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能力承担和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因此，每一个中华儿女有责任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一切形式的分裂国家的行为。2．“一国两制”的核心就是国家的统一邓小平指出，“问题的核心就是祖国的统一”。E国家统一，就必须坚持主权统一。国家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国家和主权的统一是国家的根本利益，而分裂国家和主权就是出卖了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国家统一乃是民族和国家大义之所求，民族和国家利益之所需。破坏国家统一就是损害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是民族和国家的罪人。今天，我们要牢记“一国两制”的初衷，在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时必须牢牢坚持国家统一这一点不动摇、不放松。（二）“一国两制”是实现中国统一的适宜形式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理论，回答了如何实现中国统一的问题。1．和平方式人类历史上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方法主要有两类，即战争与和平。将战A《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59页。B同上书，第170页。C同上书，第13页。D同上书，第362页。E《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125页。

02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争与和平两种方式做一比较，和平的方式更符合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战争不可避免会导致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邓小平指出：“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A“一国两制”恰恰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港澳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2．兼顾各方利益一方面，通过“一国两制”政策，和平实现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实施“一国两制”有利于保持特区繁荣和稳定。所以，这是一种较佳的方式。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B所以，解决港澳问题，既要考虑历史的原因，也要考虑现实的实际情况。历史原因是港澳被英国和葡萄牙长期占领，并实行管治，实行了英葡的资本主义制度。现实因素是港澳居民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希望继续保留。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考虑，在港澳实行“一国两制”可以用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港澳的利益，为各方接受。所以，“一国两制”的宗旨就是有利于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有利于港澳的稳定和发展。损害国家利益和特区利益的行为必须制止。今天，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始终要坚守这个目标不放弃，必须坚定不移地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三）“一国两制”的主要政策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理论，还构想了如何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邓小平在阐述了为什么要实现国家的统一，以及如何实现国家统一的“一国两制”方式后，重点构想了如何实行“一国两制”，并提出了一些重要A《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84页B同上书，第60页。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27思想和原则，今天仍然需要我们坚持。邓小平指出：“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A改革就需要重新确立一些新的制度，对此，邓小平做了一系列的论述，笔者重点探讨三个方面。1．“一国”和“两制”的关系首先，在港澳原有制度中并不存在“一国两制”，“一国”和“两制”是特区成立后形成的一个全新的关系。特区如何确立“一国”和“两制”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1）“一国”是“两制”的基础。邓小平说：“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B所以，两种制度存在于一个国家之中，不能脱离一个国家。没有了“一国”，也就没有了“一国两制”，一个国家原则是实行“一国两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2）认同“一国”是接受“一国两制”的基础。邓小平指出，在“一国两制”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府没有信任感，那末，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C也就是说，不认同国家，对国家没有信心，就不可能搞好“一国两制”。（3）“一国两制”下的“两制”有主次，对“两制”的关系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指出，第一，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国两制”的前提，这个前提是不能变的。没有这个主体，“一国两制”不可行。“‘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D第二，允许某些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特殊政策是国家在坚持社A同上书，第13页。B同上书，第49页。C同上书，第60页。D同上书，第103页。

02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会主义主体基础上制定的。“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A所以，“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既要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要维护特区的资本主义制度。（4）“两制”关系应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第一，两种制度，互相尊重，和平共处。邓小平说：“‘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B所以，“一国两制”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地区搞资本主义；另一方面，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不懂得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C第二，“两制”和平共处有利于特区的稳定发展。邓小平指出：“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D第三，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出发处理好“两制”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实行“一国两制”，“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E国家需要发挥和利用特区的优势为国家发展服务，但是，邓小平同时指出，“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F否则，国家发展战略难以实现。所以，对特区的作用估计要恰如其分。第四，在“一国两制”下，特区的制度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关键看是否变得好了。邓小平指出：“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A同上书，第217页。B同上书，第86页。C同上书，第219页。D同上书，第218页。E同上书，第267页。F同上书，第296页。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29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A因而，特区参与国家的发展而发生的变化是应该支持的，而不是拒绝。因此，实行“一国两制”，就必须弄清楚邓小平有关“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并按照邓小平思想正确处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2．高度自治港澳回归前在英葡管治下，并没有高度自治权。“一国两制”下港澳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如何规范高度自治权和行使高度自治权是特区制度面临的一个新问题。邓小平提出两项原则。（1）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首先，邓小平指出，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B所以，高度自治的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利益。高度自治不能超越国家主权的限制，高度自治必定有界线和范围。（2）高度自治不能排除中央适度参与和干预，在中央授权和监督下的自治，也不能完全与中央隔绝。邓小平指出：“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C当损害国家和特区利益的时候，中央干预是必要的。“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A同上书，第73页。B同上书，第30页。C同上书，第73页。

03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A“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B所以，高度自治是地方自治，是有限度的自治，是不能独立于中央管治的自治。3.“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港澳回归前，总督和政府高官分别由英国与葡萄牙直接委派，港澳居民没有管理权。“一国两制”下实行“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这同时是特区制度中的一个新问题。如何实行“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有什么样的“港人”和“澳人”治理必须清晰规范。邓小平对此提出三点构想。（1）爱国爱港澳是港澳人治港澳的基础。邓小平说：“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C爱祖国、爱香港（澳门）是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2）爱国爱港澳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D一是要相信中国人能治好香港（澳门），要有民族自信心；二是不能损害国家和特区的利益。（3）爱国爱港澳的要求是很重要的。邓小平指出：“选择好的政治人物来管理香港，就不怕变，就可以防止乱。即使发生乱，也不会大，也容易解决。”E爱国者治理港澳，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特区稳定是非常关键的条件。所以，“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需要以爱国爱港（爱国爱澳）者为主体。4．政治体制在“一国两制”下，特区是国家的一个地方行政区，是一个地方政府。A同上书，第221页。B同上书，第74页。C同上书，第61页。D同上书，第61页。E同上书，第75页。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31特区的政治体制当然也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治体制。它既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又要对中央政府负责。所以，在特区的政治体制中如何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的关系，如何处理行政长官既对中央负责又对特区负责的关系，以及由此诞生的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这些是特区制度需要处理的新问题。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1）特区政治体制一定要从“一国两制”和港澳的实际出发确定。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A具体涉及港澳的政治体制，“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B如果照搬西方的一套，“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C（2）循序渐进搞选举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必须确保选举爱国爱港澳的人来治理。邓小平指出，不能抽象地谈选举，如果选举不能保证爱国者治理就不是特区要采用的选举方式。（3）香港社会的稳定离不开政治上的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以后，香港人执政，香港也应该稳定。这是个关键。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D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严重问题。所以，特区的政治体制一定要符合“一国两制”的需要，符合爱国者治理的需要，符合政治体制稳定的需要。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既强调了“一国两制”的整体性，即一个不可分离的国家，又注意“一国两制”内在构成的两重性，即内地一制和特区一制，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的关系。坚持整体的完整A同上书，第221页。B同上书，第220页。C同上书，第267页。D同上书，第267页。

03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性，协调和平衡内在两个方面的关系。邓小平有关“一国两制”的论述，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性，我们应该坚持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论述作为我们实践“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指导思想。二　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和主要内容根据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在解决港澳历史遗留问题时，形成了国家对港澳的十二条基本方针和政策。1987年4月13日，中国政府在中葡联合声明中承诺“上述基本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所作的具体说明，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制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实践“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重要一步。1988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同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同年10月2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了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经过四年五个月的工作，完成了澳门基本法的草拟。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由一个序言和九章组成，即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四章“政治体制”，第五章“经济”，第六章“文化和社会事务”，第七章“对外事务”，第八章“本法的解释和修改”，第九章“附则”，共有145条条文。还有三个附件，附件一《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附件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正是澳门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先贤们的创造性工作，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方针政策与澳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法律的方式保障“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实现了“一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33国两制”的法律化。所以，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是“一国两制”事业取得发展的又一重要成果。澳门基本法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和国家对港澳的基本方针政策转化为法律规定，即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政策法律化。由于国家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基本法将取代港澳原有的宪制性法律，这必然对港澳的制度产生影响，除了经济、人权一些制度可以保留外，有些制度也必然要进行改变，对一些基本制度要做出新的宪制性安排。其中，“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中央与特区的关系、特区的政治体制构成了特区新制度的三个重要部分。（一）“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起草基本法文本时，根据邓小平有关“一国”与“两制”的构想，在基本法中明确规定了“一国”与“两制”关系的准则，确立了具体的制度。1．自始至终坚持“一个国家”的原则分析基本法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基本法从五个方面对“一个国家”的原则做了保障。（1）坚持国家领土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基本法第一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2）坚持主权的统一性和最高性。基本法第12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3）坚持宪法的最高地位和效力。宪法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据，是特区的宪制基础。基本法序言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基本法。基本法第1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4）坚持国家安全重要性，依法维护国家的安全，对危害国家统一和安

03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全的行为坚决依法罚处。基本法第18条规定，“因澳门特别行政区内发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基本法第23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5）坚持中央行使主权。在基本法第二章“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对中央行使的权力，包括外交、国防、任免、审查监督等权力做出了具体规定。2．维护特区实行“两制”在坚持“一国”的原则下，维护特区的“两制”。根据特区的历史和现实，对特区的制度从内容到形式做出了规范。（1）特区实行高度自治。基本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且在基本法的其他章节中做出具体的规定。（2）特区实行“澳人治澳”。基本法第3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照本法有关规定组成”。（3）特区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基本法第5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其他条文还规定了经济制度、财产制度、人权制度和法律制度基本不变。（4）特区可使用中葡文和区旗、区徽。基本法第9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第10条规定，特区除使用国旗、国徽外，还可使用区旗、区徽。正是在坚持国家统一、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同时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从而将“一国”与“两制”有机结合。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35（二）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将邓小平有关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的关系构想，结合“一国两制”的要求，从三个方面构建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并建立相应的制度。1．坚持中央的管治权起草委员会在基本法中不仅要保障中央处理中央管理的事务，以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的权力，而且要保障中央对特区自治权的监督权，为此，着重从七个方面做出规范。（1）确立中央的领导权，确保特区服从中央。基本法第12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明确中央与特区之间是领导关系、上下级从属关系。第45条规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负责。（2）确立中央的人事任免权，保障特区对中央负责。基本法第15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有关规定任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长”。第50条第12项规定，澳门行政长官“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规定的有关事务发出的指令”。（3）确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审查权，维护基本法的权威。基本法第1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制定的法律，“如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发回的法律失效。确保特区法律与基本法符合。（4）确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部分全国性法律在特区适用的决定权，保障“一国”原则的落实和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基本法第18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基本法规定，决定全国性法律在特区的适用，当特区出现危害国家安全的动乱，可决定特区进入紧急状态。体现了中央必须干预的要求和决心。

03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5）确立“国家行为”不受特区法院管辖，确保中央行使的主权行为不受特区的限制。基本法第19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对涉及国家行为的事务要受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证明书的约束。（6）确立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权，基本法第142条规定，“外国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领事机构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机构，须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7）确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和全国人大对基本法的修改权，确保基本法的正确实施。基本法第143条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区法院如要解释有关中央管理的事务和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第144条规定，基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综上所述，基本法从中央行使的权力以及对特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约束及限制等方面，保障了中央的管治权。2．规限特区的自治权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规范中央权力的同时，相应地对特区自治权做出规限。（1）明确特区的自治权来自中央的授权。基本法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实行高度自治。所以，特区的自治权不是特区本身所固有的。同样，中央没有授予特区的权力不能推定属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需要中央再授权。基本法第20条规定，特区可以享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授予的其他权力。（2）明确特区不能处理中央管理的事务和自行处理中央与特区关系的事务。基本法第17条、第18条明确规定“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不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均由中央负责。（3）明确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对基本法进行解释，但不具有最终效力。基本法第143条规定，如果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以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37款，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院需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进行审判。（4）明确特区在有关对区外事务方面，需要在事先得到中央的具体授权或许可下处理。特区的有关事务处理后需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备案，包括财政预算、终审法院法官任免、在外国设立官方或半官方机构。所以，特区的自治权是有一定限度和范围的，绝对不是完全自治。3．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的结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明确规定了中央管治权和特区自治权后，对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的关系处理也做出了规范。（1）规定了咨询协商的程序。例如，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对特区立法的审查权，如认为特区的法律违反了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可将法律发回，但在发回前需要征求由内地和澳门居民组成的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行使决定全国性法律适用澳门时，需要征求特区政府的意见和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行使基本法解释权时，需要听取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全国人大修改基本法时要听取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国家加入的国际公约在特区适用时，需要征求特区政府的意见。同时，特区在做出一些重大政策决定时，也要咨询中央政府的意见。例如，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提名并报请中央政府任命主要官员。提名就是咨询的环节，意见一致了再报请任命。再如，特区处理对外事务，需要向中央政府咨询和协商，取得一致后中央给予协助。（2）安排了基本法的解释机制。既要保障中央的权力，也要授予特区自治权。所以，在基本法的解释上，既要保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又要考虑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解释基本法。既要坚持国家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律的解释权，又参考了外国法院解释法律的做法，设计了基本法的解释机制。特区法院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下可以解释基本法，但是，在解释基本法时，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以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时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如果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有误，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最终解释权。比较好地处理了全国人大与特区法院在解释基本法上的关系。

03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三）特区政治制度的安排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将邓小平有关特区政治体制不能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应该从特区实际出发的构想变成了基本法的规定，确立了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并规范了与行政主导体制相适应的特区选举制度。1．行政主导体制（1）确立行政长官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行政主导就是以行政长官为权力核心，行政长官领导的政府在与立法机关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基本法第45条明确规定，行政长官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基本法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负责。一个代表，两个负责，集中体现了行政长官在特区政治体制中的独特地位。其他机关既没有这种法律地位，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更不可能承担这两个责任。对行政长官独特地位的设计，符合既能发挥行政长官处理与中央的关系，又能处理特区的行政与立法的关系的要求。（2）明确了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关系。行政主导不可避免地要处理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如何让行政发挥主导作用呢？基本法规定了政府在立法程序上的主导作用。首先，在立法提案上，基本法第75条规定，“凡不涉及公共收支、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的议案，可由立法会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的议案，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所以，政府在提案方面掌握了主动权。其次，立法会审议通过的法案不能立即生效，需要行政长官签署，如行政长官认为法案不符合特区的整体利益可以发回。这实际上是对立法会立法的一个制约。如果立法会再次通过原案，行政长官还有权解散立法会。（3）明确了行政机关与立法会的负责关系。基本法第65条规定，澳门特区政府对立法会负责：执行立法会通过并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会做施政报告；答复立法会议员的质询。明确了特区政府对立法会负责的范围，既让立法会对行政机关有一定的制约，又让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保持一定的独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39立性，保障必要的行政效率。所以，特区的行政与立法关系既不是西方议会制的关系，也不是总统制的关系，具有澳门特色的行政主导的独特性。2．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制度特区管治队伍应以爱国爱澳的人士为主体组成，如何实现这个要求，选举制度非常关键。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根据邓小平爱国爱澳的要求设计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制度。（1）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等既要得到中央信任，又要爱国爱澳。对此，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必须具备中国国籍，是中国公民，确保对国家的效忠。而且规定，就职时要依法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会议员也要拥护基本法，依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如果不能依法宣誓效忠，就要丧失当选的资格。（2）均衡参与，利益兼顾。基本法附件一规定，在组成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时，采用四个界别，分别由工商、金融界，文化、教育、专业等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的代表、市政机构的代表、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组成，兼顾不同界别的代表性和利益。基本法附件二规定，立法会采用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行政长官的委任三种办法产生。这种多元化的组成和产生方式，就是为了做到均衡参与。实践证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既有利于爱国爱澳者担任政治职位和组成管治队伍的主体，也有利于不同界别和利益代表参政议政。正是基本法做出了上述的制度安排，既落实了邓小平有关“一国两制”的构想，又保障了“一国两制”的实施，推动了“一国两制”事业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三　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一国两制”和澳门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通过并颁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澳门基本法

04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生效前，在基本法的引领下，澳门后过渡时期的发展需要与基本法的规定相衔接，以保障政权顺利交接，社会平稳过渡。对此，在中葡双方的努力和合作下，澳门重点解决了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正式语文化三大问题，以及其他与政权交接相关的问题，为特别行政区成立和顺利开展工作做好了必要的准备。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澳门基本法正式生效实施，在中央、特区与居民的共同努力下，首先解决了澳门治安问题，一举扭转治安不靖的局面，为澳门居民安居乐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制定了切合澳门实际的经济发展政策，改变了过去一个较长时期经济停滞的问题，步入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形成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的新局面。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成功实践中，不仅坚守了基本法的规定，维护了基本法的权威，而且在制度化和程序化方面深化基本法的规定，在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法律等领域取得新的发展。（一）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参与国家的发展与合作特区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宪制义务履行，不折不扣。对触碰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坚决抵制，依法处理，并且建立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一些具体的制度。同时，创造了“两制”互相合作的形式，积极参与国家的发展和区域合作，为国家、为特区发展做出了贡献。1．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法特区政府严格履行基本法的义务和承担特区政府的责任，在特区居民的支持下，落实了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法》。做到了维护国家安全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不久还将修改和制定具体落实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配套法律，从执法主体、执法程序等方面具体规范，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完整系统的制度。2．抵制了所谓的“民间公投”一些人总想挑战中央的管治权，意图在基本法和法律之外搞所谓的“自决”“公投”，冲击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突破基本法的规定。对此，澳门特区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41政府和居民对这种违反基本法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政府对违法行为进行了限制，不提供公共场所让违法行为使用，不允许收集居民的身份资料用于违法行为。最终挫败了违法行为，维护了基本法的权威，从而树立了处理此类行为的具体规矩，对今后规范这类违法行为提供了先例。3．限制政治职位人的双重效忠基本法规定，特区的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等要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还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上述人员在特区担任政治职位的同时，还可以在外国担任政治职位，变成在效忠特区时，还可以效忠其他国家，显然存在政治上的冲突，不能体现对特区的一心一意的忠诚。为此，特区选举法修改时明确规定，立法议员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外国的联邦级、国家级、地区级或市级议会或立法会议员，以及政府的成员或公共行政工作人员。同时，担任上述外国职位的据位人亦不得参选澳门特区的立法会选举。此外，还具体规定，参与立法会选举的参选人，必须向选举委员会提交声明，明确表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如果不做出表示，或事实证明口是心非，实际行动违背声明，则取消参选或剥夺当选资格。从而，建立了明确和规范的效忠制度。4．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在此背景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经济。这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也是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工作。特区作为国家的一个地区，应与国家共命运、同呼吸。特区政府发挥自身的制度和高度自治权的优势，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比如，中葡经贸合作论坛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经贸交往提供了平台，既发挥澳门特区的独特优势，协助国家对外发展，又能从国家与世界交往和发展中获益，促进特区的发展。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正逐步发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相通、民心相通的中介作用。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

04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的优势，利用“一国”的平台，与国家共同努力，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5．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在“一国两制”下，内地和特区各有优势，通过合作可以发挥各自所长，优势互补，达到双赢结果。澳门特区成立后，特区政府先后制定政策，参与珠三角区域合作，包括与广东的自贸区合作，为澳门发展拓展了空间，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创造了条件。最近，国家确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为澳门参与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随着澳门的积极参与，一定能够从中得到发展机遇和取得发展成果。总之，坚持“一国”之本，发挥“两制”之利，实现国家与特区共同发展。（二）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的有机结合在服从中央的管治权和保障特区自治权的前提下，中央和澳门共同努力探索了在互相尊重、互相协商、互相配合下，将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有机结合的方式。1．特区服从和落实中央的管治权中央的管治权不仅是法律的规定，而且应该将法律变成现实，保障中央管治权的落实。对此，澳门特区应服从并落实由中央管治权所做出的决定。（1）落实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的决定。澳门特区于2012年1月开展关于澳门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咨询工作，并于2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报告，认为有必要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做出了决定，同意启动修改，并提出了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规定不变。立法会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委任规定不变。2012年5月，特区政府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提出了修改的草案并经立法会审议通过。既推动了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发展，又遵从了全国人大的决定，将自治权与管治权有机结合。（2）落实经济适度多元的中央要求，特区努力搞好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一个基地的建设。澳门特区成立以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43但是，以旅游博彩业为龙头的经济发展，也隐藏着单一经济结构的风险。所以，澳门社会和中央政府希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地发展。特区政府近年来对中央政府的希望和要求认真落实，采取措施，提出了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葡经贸平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设目标，并取得了初步的进展。2．中央支持特区依法施政中央政府不仅监督特区的自治权行使，也积极支持特区依法施政，凡是对特区发展有利的，中央政府都大力支持。（1）中央向特区四次授权，扩展了高度自治的权限。随着特区的发展需要，中央政府及时做出决定，向特区授予自治权。特区成立18年来，中央政府已经向特区做出了四次授权，将自治权延伸到特区的行政区域外，包括关闸的边境大楼的管辖权、珠澳跨境工业区澳门一侧的管辖权、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管辖权以及明确85平方公里海域的管理权。中央的再授权，对特区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2）中央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中央政府积极采取配合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措施。18年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政策、粤港澳区域合作安排，无不体现中央对特区的支持。特区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中央采取措施解困，遇到瓶颈时，中央采取措施拓展特区发展空间。同时，采取措施让特区和居民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逐步为特区居民在内地学习、就业、居住提供便利。（三）坚持特区行政主导体制1．规范行政长官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特区成立后，在基本法的实践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关系。虽然基本法明确规定，立法会制定法律、行政长官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法律和行政法规调整的范围在基本法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遇到了实践上的困难。延伸出来的相关问题是行政法规能否修改原来的法令？对此，

04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必须依据基本法的原则规定，结合实际情况予以解决。首先，特区终审法院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在判决书中肯定行政长官有权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可以对部分原有法令做出修改。此后，特区政府提出法案，立法会审议通过了第13/2009号法律《关于订定内部规范的法律制度》，明确了行政长官可以制定独立的行政法规和补充性行政法规。独立的行政法规可以就法律没有规范的事宜制定初始性的规范。同时，法律也明确规定，原有法令的内容属于行政长官制定行政法规的事宜，行政法规可以对法令进行修改。从而，保障行政长官对澳门社会管理的立规权，有利于发挥行政主导的作用。2．落实政府的专属提案权基本法第75条规定，凡涉及公共收支、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的方案只能由政府提出。如何确保基本法规定的政府专属提案权？《立法会议事规则》做出了细则性规定。《立法会议事规则》第100条和第103条规定，特区政府享有法律提案权和随后提案权。即立法会议员可以对特区政府专属提案的内容提出修改的建议，但不能做出修改的决定；随后提案权，即是否要修改由政府决定。具体规范了政府专属提案权的制度，对行政主导在立法方面的作用做出了保障。3．保持立法会组成方式不变特区立法会的产生和组成方式必须考虑与行政主导的体制相适应。选举制度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因立法会的选举方式和组成方式影响行政主导的发挥，那么，不是应该改变行政主导，相反，是选举制度需要调整。特区选举制度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包括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人数需要增加。但是，基本结构不能大变，包括不能取消间接选举和行政长官委任部分立法会议员。客观和事实上，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和行政长官委任的议员，对平衡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与支持、配合行政长官的施政和发挥行政长官的主导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澳门修改基本法附件一《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时坚持了行政主导的原则，一方面适度地

第一编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典范｜045发展了民主的成分，另一方面又维护了行政主导的作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4．加强立法会对政府的制约行政主导体制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行政主导要主导立法，另一方面行政要接受立法的监督。所以，行政主导不是不受制约，要自觉接受立法会的监督，防止特区政府滥用权力。特区成立后，在立法会的实践中，也不断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包括通过立法明确行政法规不能涉及法律调整的专属事项的范围，明确法律的效力优于行政法规。过去，立法会的委员会审议政府的法案或对政府工作质询后，没有专门的委员会跟进，对政府监督不力。现在，立法会专门设立了几个监督政府工作的跟进委员会，包括政府批地和公共工程批给的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同时，政府也提高了接受立法会监督的主动性，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例如，行政长官加强与立法会的沟通，接受立法会的监督，除了每年一次的施政报告外，上半年、下半年各增加一次到立法会进行答问。以上这些制度化构建的努力，巩固了行政主导体制。结　语通过对“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回顾，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只要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坚定不移地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将澳门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融为一体，共同承担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责任，共同分享中华民族复兴的荣耀，“一国两制”的伟大事业一定能够成功，并能顺利达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以及特区稳定、发展和繁荣的目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

第二编“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

“一国两制”与澳门的政治发展冷铁勋*A导读：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在1849年前，中国政府在澳门设有管理机构，仍完全拥有澳门的主权和治权。1849年后，葡萄牙人趁晚清政府的虚弱改变了驻澳性质，实际掌握了澳门的行政管治权，但澳门主权仍属中国。澳门作为中国固有领土，虽然治权有所变化，但澳门从未成为任何形式意义上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葡萄牙人入据并占领管治澳门的四百多年间，华洋共处分治，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澳门历史。其间，澳门社会内部结构长时期并无大的变化，即使葡萄牙人管治澳门期间，中国对澳门的影响亦未完全丧失。澳门社会内部结构大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葡萄牙推行非殖民化政策、颁布《澳门组织章程》时才开始，澳门的政治体制也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但在葡萄牙管治澳门的很长时期内，广大澳门居民尤其是当地华人并无真正的公民权。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中国政府确立了对澳门的“一国两制”方针。根据“一国两制”方针，中国政府通过与葡萄牙政府谈判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于1987年签署*冷铁勋，法学博士，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澳门基本法。

05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了中葡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由此迈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澳门居民对澳门前途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才开始逐渐高涨起来。1993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为澳门的政治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澳门基本法开始实施，澳门进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历史新时期，澳门的政治发展也由此迎来了一个新发展，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以行政为主导的崭新政治体制，行政与立法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司法独立。这套政治体制既保留了澳门原有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也适应了澳门回归祖国后的现实需要，是实现“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为回归后的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一　《澳门组织章程》与澳门地区有限自治地位的确立1976年2月17日，葡萄牙国会通过《澳门组织章程》，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国领土，明确规定澳门地区为一公法人，享有行政、经济、财政、立法及司法自治权。1979年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对此予以正式确认。澳门地区有限自治地位的确立，被视为澳门迈向现代政治之始。A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澳门的许多新兴团体，尤其是华人社会团体，开始争取政治参与，令澳门的政治社会结构产生快速且比较大的变化。在《澳门组织章程》颁布之前，葡萄牙曾颁布了有关澳门的一些组织章程。其中1917年11月通过的《澳门省组织章程》在澳门政制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不仅直接导致了澳葡机构内部权力的再次调整，而且为后来A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13页。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51葡萄牙管治澳门期间的咨询会和立法会的产生奠定了制度性基础。虽然葡萄牙单方擅作的关于澳门的宪制定位始终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法律承认，但葡萄牙1917年通过的《澳门省组织章程》使澳门作为葡萄牙殖民宪制体系中的“海外属地”的“自治”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该章程规定澳门虽受葡萄牙中央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但“享有行政财政自主权”，且配有两个“本身机关”，即澳葡总督和政务委员会。总督直属葡萄牙殖民地部长，代表中央政府，拥有行政权、军事权、财政权和立法权，其立法权只能就地区行政划分、公务员编制及其权力、货币和税收等制度进行立法。政务委员会是总督之后首要和主要管理机关，依法协同总督运作，由公务员成员和非公务员成员组成。其中，非公务员成员包括澳门议事公局所有葡裔或加入葡籍的议员，以及总督在葡人或加入葡籍超过五年、居澳八年以上、能读写葡萄牙语的华裔人士中挑选出来的两位社区代表，以推动和维护居民的权益，表达其意见。在立法权分配上，凡涉及市民权利义务、司法组织、公共工程、举债等领域的事项，均属政务委员会的决议权限。从两个本身机关的关系看，该章程也试图建构一套现代型的分权制衡机制。例如，根据章程的规定，政务委员会不仅是咨询机关，且带有官方立法会的功能。不仅如此，政务委员会对总督有一定的制衡，它可要求总督解释有关政府管理问题，或对本地行政事务做出澄清。总督在施行某些政策前要听取政务委员会的意见，虽然这些意见对总督并无约束力。当然，总督对政务委员会也有制约，总督认为政务委员会委员不服从最高权威或其他权力机关做出的决定或法律，或对本身工作不关心等，可向中央政府提议解散其中非公务员成员部分的人员，重新选举。总督与政务委员会产生争议时，由葡萄牙中央政府进行裁决。A依据1917年《澳门省组织章程》所形成的澳门政治架构虽然显得简单和松散，但它毕竟使澳门基本具备了本地行政、立法组织，对日后澳门政制的形成影响重大。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了推翻独裁统治的革命。葡萄牙新政府A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168~169页。

05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发表声明，宣布“非殖民化政策”，放弃在海外的殖民地。由于中国政府早就声明港澳是中国领土，不属于“非殖民化”范畴，葡萄牙将澳门视为“特殊地区”。“4·25”革命后不久，葡萄牙派李安道少校担任澳葡总督。为适应澳门自身发展的政治需要，李安道决定草拟新的澳门组织章程，并争取以宪制法律的形式通过。1976年1月6日，葡萄牙执掌宪法权力的革命委员会审议通过《澳门组织章程》，并于2月17日颁布生效。在1976年4月25日颁布生效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中，该章程获得确认和维持。根据《澳门组织章程》的规定，澳门地区为一内部公权法人，享有行政、经济、财政、立法及司法自治权。葡萄牙除法院外的所有主权机关，在澳门由总督代表。澳门本身管理机关为总督和立法会，会同总督运作的还有咨询会。立法职能由总督和立法会行使，执行职能则由总督行使，并由政务司协助。章程对总督的任免、立法会和咨询会的组织及其运作、职责权限等都做出规定。同时，《澳门组织章程》规定澳门地区开始拥有自治且适应澳门特征的本身司法组织，澳门法院独立运作，只服从法律，检察院也获得自治，依法有其本身的通则。《澳门组织章程》还明确指出澳门法院将在适当时候，“被授予完全及专属的审判权”、脱离葡萄牙司法系统而独立自治。此外，《澳门组织章程》还对财政方面、公共机关及公职人员等做出规定。至此，澳门的内部自治以及现代政制开始得以建立。其中，澳门立法会的组成及其地位的变化最能体现澳门现代政制的特征。澳门的立法机关早在《澳门组织章程》颁布之前就存在。不过，澳门在葡萄牙政制内最初享有的有限立法权也是由总督行使的。无论是早期的政务委员会还是后来独立出来的立法委员会，虽然有不同程度的选举成分，并对总督的施政有一定的监察作用，但本质上仍是总督的咨询机关。直到1963年颁布《澳门省政治行政章程》后，立法委员会才开始拥有自己的有限立法权。此后，立法委员会的立法权逐步扩大。1976年《澳门组织章程》颁布后，立法会开始转变为澳门的首要立法机关。根据《澳门组织章程》的规定，立法会不再从属于总督而成为澳门地区另一个自身管治机关。立法会由17名议员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53组成，议员的任期为4年。其中，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议员各6名，总督委任的议员5名。《澳门组织章程》虽然保留部分立法权予总督，但立法会则完全独立于行政权，且保留广泛的立法权。总督虽然拥有全面行政权，但澳门地区社会、经济、财政和行政政策纲要由立法会制定，政府每年的施政大纲要获得立法会审议通过后才能实施。此外，立法会还有权审查总督和公共行政的行为，有权对行政当局的任何行政行为提出书面质询。《澳门组织章程》的这些规定都体现出立法会与总督之间是一种分权制衡的关系。由于澳门不是政治实体，总督不是由选民选举产生，也无须向立法会负责，且立法会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民意代表机关，不能简单搬用典型的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来分析澳门的政制。澳门的政制，只有分权制衡，而非三权分立。对此，澳门知名历史学者吴志良将澳门的这种政制特征简述为：澳门政制中行政、立法、司法虽有明确分工，但严格来说，不是西方典型政治理论中的三权分立，只是地方政权的三权分工，且只有部分民主成分。A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立法会部分议员由选举产生，立法会对总督也有制衡作用，但总督仍是澳门政制的核心，总督在澳门代表除葡萄牙法院以外的所有主权机构——总统、议会和政府。也就是说，葡萄牙在澳门的管治，是通过授权总督来进行的，只有司法权除外。B澳门政制的这种特征，并未充分调动澳门居民对政治的关心及参与热情。根据《澳门组织章程》的规定，第一届立法会的选举须于1976年4月25日举行。为此，澳葡总督颁布了第4/76/M号法令，以订定选举的细则性规定。第4/76/M号法令的颁布，为澳门居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然而，由于法令对选民资格的限制过于严格，澳门1976年的选举制度改革并没有为澳门居民带来普及而平等的选举权。根据上述法令的规定，在立法会直接选举中，凡葡籍市民不分性别，在选举宣传活动完结之日年满18岁而通常住址系在选举区内者，均有选举权，而华籍与外籍市民则除年满18岁外，还必须在选举地区有通常A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274页。B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259页。

05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住址且在选民登记之日已在澳门居住分别超过5年和7年才可以参加投票。因此，《澳门组织章程》颁布后的澳门首两届立法会选举中，投票选举6名直选议员的人数甚少。1976年第一届立法会选举中，登记选民为3647人，投票选民仅有2846人；1980年第二届立法会选举中，登记选民也只有4195人，投票选民为2600人。至于间接选举的投票资格方面，第4/76/M号法令规定，凡以道德、文化、救济及经济利益为宗旨而合法组成的社团和机构，其理监事会的成员均为立法会的选举人。每个社团或机构的选举人数目，最多不得超过各类别全体理监事人员的总平均数。由于立法会选举的法令存在上述限制，选举的结果是土生葡人基本上操控了立法会直接选举的全部议席，华人居民主要凭借间接选举和委任成为立法会议员。1976年第一届立法会选举中，直接选举的6名议员中，土生葡人获得5席，华人只获得1席，间接选举中土生葡人获得2席，华人获得4席。委任的议员中，土生葡人获得3席，华人获得2席。第一届立法会的17名议员中，土生葡人共获得10席，华人获得7席。第二届立法会选举中，直接选举的6名议员中，土生葡人获得全部6席。间接选举的6名议员中，土生葡人获得2席，华人获得4席。委任的议员中，土生葡人获得3席，华人获得2席。第二届立法会17名议员中，土生葡人获得11席，华人获得6席。这种状况直到1984年第三届立法会选举时才有所变化。1984年，因总督与澳门立法会的政治取向不同，尤其是关于公务员的薪酬、福利方面的取态相左，使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A同年2月23日，总督高斯达依据《澳门组织章程》的规定，基于公共利益提请葡萄牙总统解散立法会，并随后颁布了修订第4/76/M号法令相关内容的第8/84/M号法令，以及订定咨询会及立法会选举的选民登记事宜的第9/84/M号法令。上述法令修改了选民登记制度。直接选举方面，将原来对非葡籍居民居住年限的限制，修改为：“凡直至每年选民登记期截止日居住澳门”，持有葡萄牙认别证或澳门身份证且年满18岁的个人，均有投票权。间接选举方面，具有法律人格且A林园丁、张德荣等：《澳门特区民主发展前景研究──以选举制度为视角》，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0，第37页。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55成立文书在订定每年选民登记期开始的日期前已在宪报刊登的，并完成了选民登记手续的代表道德、文化及救济利益的组织及经济利益社团，为立法会议员间接选举的选民。此外，对立法会间接选举的界别划分办法也做了调整，将原来经济利益界别的代表3人，道德、文化和慈善利益界别的代表各1人，改为经济利益界别5个议席，道德、文化和慈善利益界别1席。由于放宽了选民资格，加之政府采取了鼓励华人投票的一些措施，如已登记为选民的个人，经任何以该登记为基础的选举，享有豁免因办理本地区有关行政机关发给身份证明文件及旅游证件所应缴付而属将构成本地区收入的征收部分之印花税票及/或手续费等，选民基数大大增加。1984年第三届立法会选举中，登记的选民激增至51454人，最终参加投票的人数也达到了28970人。经选举，第三届立法会6名直接选举议员中，土生葡人获得4席，华人获得2席。间接选举6名议员中，华人获得全部6席。委任议员中，土生葡人获得4席，华人获得1席。这样一来，第三届立法会的17名议员中，土生葡人共获得8席，华人获得9席。华人获得的议席第一次超过了土生葡人的议员，这是澳门政治生态的一个积极变化。这次选举提高了华人的投票意欲，也使他们开始关心澳门的政治生活，认识自己的政治权利。此外，这次选举也创造了首次有纯华人团队参加选举并且当选的历史，以及土生葡人与传统爱国爱澳社团合组的团队参选，且后者的团员首次当选的历史。A尽管1984年澳门第三届立法会选举中华人获得的议席首次超越了土生葡人，但由于澳门仍处于葡萄牙管治之下，占澳门绝大多数人口的华人的政治参与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澳门组织章程》在澳门开始实施后不久，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内地开启了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面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站在历史和全域的高度，以非凡的气魄和胆识，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A林园丁、张德荣等：《澳门特区民主发展前景研究──以选举制度为视角》，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0，第40页。

05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并首先运用于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继而又运用于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开辟了以和平统一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崭新道路。正是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政府通过与葡萄牙政府的外交谈判，两国于1987年4月13日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政府互换中葡联合声明及其附件的批准书，并共同签署了互换批准书的证书，中葡联合声明即日生效。从这一天起，澳门进入了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它标志着葡萄牙向结束管治澳门的目标迈进，也标志着中国向恢复行使澳门主权的目标与“澳人治澳”的新局面进发，还标志着澳门的政治发展即将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二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与澳门过渡时期的政制调整（一）“一国两制”构想是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产物现在香港、澳门实行的“一国两制”方针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按照“一国两制”这一科学构想的创立者邓小平的论述，“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如今，对港澳来说，“一国两制”早已从科学构想变成生动的现实，并且实现了法律化、制度化、具体化。“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有21年了，在澳门也有19年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一构想为什么不是产生于新中国成立的50年代，也不是产生于60年代呢？对此，邓小平有最具权威性的说明。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正是40年前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57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为“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生，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一国两制”，主要是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实际情况。一是香港、澳门、台湾的实际情况。这三个地区长期以来都实行与内地不一样的制度，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三个地区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当地居民早已习惯了当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如果国家统一后，人为地强求这些地区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而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动荡，严重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的正常生活，这既不符合广大港、澳、台居民的利益，也不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相反，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允许这些地区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则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繁荣。二是中国内地的实际情况。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需要从外部引进资金和管理技术，这其中就包括从香港、澳门、台湾引进资金和管理技术等。这样一来，港、澳、台与中国内地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经济上的互补互惠关系。一方面，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为港、澳、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来自港、澳、台的资金和技术又促进了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为中国内地加强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提供了桥梁和纽带。三是国际方面的实际情况。除台湾的情况较为特殊外，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直接涉及中国同英国、葡萄牙的关系。虽然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原则，但在具体对策上，则仍要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则既维护了国家主权，也适当照顾了英国在香港、葡萄牙在澳门的利益，符合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代世界的主题。中国政府正是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在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并把“一国两制”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一项基本国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两制”是实事求是的产物。

05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国两制”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要做到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特别是香港、澳门这样涉及外交层面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国家要有实力，这一点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正是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中国内地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力得到了增强，这为“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正如邓小平在谈到中英谈判为什么能取得成功时所讲的那样：“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香港、澳门回归以来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作为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产物的“一国两制”方针，符合澳门和国家的实际情况，符合澳门居民的福祉和利益，符合澳门特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二）澳门过渡时期的政制调整1988年1月15日，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澳门进入长达11年的回归祖国过渡期。中国政府在中葡联合声明中阐明了对澳门回归后实行的基本方针政策，即“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50年不变等，并表明这些基本方针政策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以澳门基本法的颁布为标志，通常将之前的过渡期称为前过渡期，之后的过渡期称为后过渡期。根据中葡联合声明的规定，在过渡期内，葡萄牙共和国负责澳门的管理，将继续促进澳门的经济发展和保持其社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给予合作。由于澳门政治法律地位的明朗化，过渡期内，澳门虽然由葡萄牙负责管治，但为适应澳门社会的发展需要，澳葡政府还是对澳门政制做了一些调整，包括修订《澳门组织章程》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等。1990年5月，葡萄牙国会通过第13/90号法律，对《澳门组织章程》进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59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澳门组织章程》第21条规定，立法会由23名成员组成，均在有选举资格的市民中委任。具体组成方式如下：7名由总督在当地社会上具有功绩及声誉的居民中任命；8名以直接和普遍选举产生；8名以间接选举产生。这样一来，立法会的议员数目共增加了6名，即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委任的议员各增加两名。这是澳门回归前关于立法会选举制度所做的一次比较大的修订，经这次修订后的立法会组成人数和议员产生方式一直维持到澳门回归之时。此外，这次修订《澳门组织章程》时还对立法会的权限以及咨询会的组成等做了适当修改。由于1990年5月《澳门组织章程》修订时澳门第四届立法会已于1988年选举产生，澳门于1991年3月10日进行了第四届立法会的补充选举。第四届立法会选举时，登记选民为67604人，投票选民为20049人，投票率为29.65%。第四届立法会补选时，登记选民为97648人，投票选民为18202人，投票率为18.64%。第四届立法会直接选举及补选中，登记的选民人数大大增加，但投票的选民数与前三届相比有所减少，投票率也较低。对此，有分析认为，登记选民人数增加，原因多样：居民对自己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认识加深，传统爱国爱澳社团的动员，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以及澳门进入回归过渡期而加强了居民对澳门的归属感等。至于投票的选民人数较少，与“或有的”贿选行为等可能有关。A这次直接选举补选中，传统爱国爱澳社团首次自行单独组织一份选举名单参选，取得补选的两个直选议席，这为澳门的政治生态打开了新的一页。B1991年，因应中葡联合声明以及《澳门组织章程》的规定，澳门立法会通过了第4/91/M号法律《澳门立法会选举法》。该法对直接选举中自然人选民资格做了规定，在澳门连续居住最少7年，年龄在18岁以上，并已进行选A林园丁、张德荣等：《澳门特区民主发展前景研究──以选举制度为视角》，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0，第43~44页。B林园丁、张德荣等：《澳门特区民主发展前景研究──以选举制度为视角》，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0，第41页。

06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民登记的居民，才享有选民资格。间接选举方面则规定，法人选民须取得法律人格3年以上，且获认可代表相关社会利益。此外，该法还为间接选举引入了新的界别设置和应选名额：雇主利益界别4人，劳工利益界别2人，专业利益界别1人，慈善、文化、教育、体育利益界别1人。第4/91/M号法律《澳门立法会选举法》还创造了澳门立法会直接选举中一直沿用至今的“改良汉狄法”。基本规则为，把每一参选名单所取得票数除以1、2、4、8直至议席数目，然后将得出的数字分配给该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候选人、第二位的候选人，如此类推，然后比较各候选人所获得的数字，高者为胜。1992年澳门进行了第五届立法会选举。这次登记选民为48137人，投票选民为28526人，投票率为59.26%。与第四届立法会相比，登记选民人数大大减少，但投票选民有较大增加，投票率也有较大提高。登记选民数目减少较多，与第4/91/M号法律《澳门立法会选举法》通过后进行选民资格的确认程序有关，许多选民可能没有办理确认手续等而被除名。尽管登记选民数目减少，但投票的选民人数大大增加，投票率较第四届及其补选也有较大提高。1996年，澳门立法会通过第1/96/M号法律，对第10/88/M号法律所核准的选民登记法以及第4/91/M号法律所核准的立法会选举法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针对选民登记和选举中的违法行为，以及关于选举尤其是贿选的特别刑事法，对选民登记和选举制度的其他内容没有做出修改，这些内容一直沿用至澳门回归前。根据修订后的法律，澳门于1996年进行了第六届立法会选举，也是回归前的最后一届立法会选举。这一届立法会直接选举中，登记选民为116445人，投票选民为75093人，均创下回归前的最高纪录，投票率也达到了64.49%。对此，澳门知名历史学者吴志良有过精辟独到的分析。他认为由于澳门政治法律地位逐渐明朗，加之1996年第六届立法会选举中的当选议员可依规定坐“直通车”过渡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这些都使得居民对社会的归属感和政治参与欲增加，选民人数大大增加，而这又大大改变了立法会的组成。由于澳门居民尤其是华人社会的更多参与，华人代表基本控制了立法会的直接和间接选举，传统土生葡人社团仅能与华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61人参选社团协商联合提名，方可获得部分直选、间选议席。葡人代表在立法会的议席通常要靠总督委任来保持平衡。A澳门第六届立法会选举中，虽然参与投票的选民人数大大增加，令立法会的民意基础有所扩大，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澳门立法会的性质。由于澳门仍处于葡萄牙管治下，立法会并非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它既不对澳门居民负责，也缺乏行之有效的权力来实质参与重大政治决策，重大政治决策权仍在总督。立法会和总督一样，都是为葡萄牙管治澳门服务的，立法会议员直选和间选机制的设立，仅在于使葡萄牙管治澳门时的政策更接近澳门的现实，以获得澳门社会团体和居民的认同，并方便贯彻执行。在立法会还没有成为一个需要对澳门居民负责的真正民意代表机构之前，澳门居民的政治参与还是有限的，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还难以有效释放。澳门回归前第六届立法会的竞争较为激烈，主要是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可按规定坐“直通车”过渡到1999年后。B澳门居民对立法会选举的参与热情要待澳门回归后，澳门真正迎来政治发展自然也就要待澳门回归后。澳门回归前除立法会的选举外，还有澳门市政厅和海岛市政厅两个市政议会的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以及澳门咨询会的间接选举。对于这两项选举，澳门居民参与的程度更低。澳门回归后，按照澳门基本法的规定，两个市政厅因具有政权性，只能过渡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临时市政机构，澳门回归后要设立符合基本法规定的非政权性市政机构。至于葡萄牙管治澳门期间的咨询会，伴随着葡萄牙对澳门管治的结束而自然终止。三　“一国两制”实践下澳门的政治发展（一）澳门基本法规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澳门回归祖国后，实行“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作为“一国两制”方针A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265页。B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265页。

06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政策法律化的澳门基本法，从中国国情以及澳门的历史与现实出发，为澳门特别行政区规定了一套有特色的崭新制度和体制，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确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行政与立法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司法独立。这套政治体制既保留了澳门原有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也适应了澳门回归祖国后的现实需要，是实现“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以行政为主导，表明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政权机构的设置和运作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官的双首长和双负责以及广泛的职权上。根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行政长官既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也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既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又对澳门特别行政区负责。行政长官依法行使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执行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法律、签署法律并予以公布、决定特区政府政策、发布行政命令、制定行政法规、委任部分立法会议员、任免行政会委员等职权。行政长官下设行政会协助行政长官进行决策。此外，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和审计署，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行政长官由年满40周岁，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满20年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澳门基本法附件一具体规定了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根据基本法附件一的规定，行政长官除第一任外，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依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选举委员会委员共300人，每届任期5年。选举委员会的具体构成为：工商、金融界100人，文化、教育、专业等界80人，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80人，立法会议员的代表、市政机构成员的代表、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40人。不少于50名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可联合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委员只可提出1人。选举委员会根据提名的名单，经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由司、局、厅、处组成。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63行使下列职权：制定并执行政策；管理各项行政事务；办理基本法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授权的对外事务；编制并提出财政预算、决算；提出法案、议案，草拟行政法规；委派官员列席立法会会议听取意见或代表政府发言。特别行政区政府须在以下方面对立法会负责：执行立法会通过并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会做施政报告、答复立法会议员的质询。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其职权包括：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制定、修改、暂停实施和废除法律，审核、通过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审议特区政府提出的预算执行情况、决定税收、批准特区政府债务，听取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并进行辩论，就公共利益问题进行辩论等。立法会由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委任的议员组成，其产生办法由基本法附件二规定。根据基本法附件二的规定，除第一届立法会由23人组成，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产生外，第二届立法会由27人组成，其中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委任的议员分别为10人、10人、7人；第三届及以后各届立法会由29人组成，其中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委任的议员分别为12人、10人和7人。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澳门基本法规定，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干涉。法官根据由当地法官、律师和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的推荐，由行政长官任命。法官的选用以其专业资格为标准。检察院独立行使法律赋予的职能，不受任何干涉。检察官经检察长提名，由行政长官任命。根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产生都有其特殊性，其成员并非通过选举产生，只有行政长官和多数立法会议员涉及选举产生的问题，因此，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讲政制发展，一般是指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澳门基本法在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时，希望澳门回归后十年内的政治体制保持稳定，因此，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在分别对澳门回归后十年内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

06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法做出具体规定后，考虑到随着澳门社会发展进步，可能需要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做出修改的情况，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分别规定2009年及以后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时应遵循的法律程序。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2/3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立法会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2/3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至于如何理解并确定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所规定的“如需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12月31日做出解释，是指可以进行修改，也可以不进行修改。是否需要修改，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基本法的规定，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制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政改“五步曲”程序。澳门基本法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基于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地方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其决定权在中央。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其政治体制是一种地方政治体制，不是国家层面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澳门特别行政区具体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决定权在中央，中央通过制定基本法对澳门特区的政治体制做出明确规定。同时，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改变，其决定权也在中央，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澳门特区政制发展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央的道理所在。澳门基本法关于政治体制的规定，为澳门居民参与澳门社会的公共事务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这主要体现在为澳门居民参与立法会选举以及行政长官选举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除此之外，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居民享有广泛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其中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这为澳门居民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法律上保障。因应澳门回归后的社会发展变化，澳门特区政府适时修订了行政长官选举法和立法会选举法，在规范选举行为的同时，有序扩大民主成分，不断推动澳门特区的政制向前发展。澳门居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程度也不断提高。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65（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法的制定及其修订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是澳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葡萄牙管治澳门期间，总督从来都是由葡萄牙派来的，根本不存在由澳门居民选举或协商的情形。澳门回归后，实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澳门同胞真正成为国家和澳门的主人，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这其中就包括了行政长官人选在澳门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而不是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单方面派遣。行政长官由当地选举或协商产生，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正好体现了“一国两制”原则，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顺应了特区高度自治的需要。由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产生，有关的选举规定并非由澳门特区制定，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澳门筹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相关决定来制定。根据澳门筹委会制定的相关规定，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由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澳门以提名的方式产生。推选委员会由200人组成，包括工商、金融界60人，文化、教育、专业等界50人，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50人，原政界、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40人。推选委员会委员由澳门筹委会委员按照报名人所属的界别，各自从中提出推选委员会的人选建议名单，最后形成一个约有300名的候选人名单，由澳门筹委会全体会议按规定从中选出200人组成推选委员会。凡获得推选委员会委员20人或20人以上提名者成为第一任行政长官候选人，由澳门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予以确认。推选委员会根据参选人名单，经过协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候选人得票超过推选委员会全体半数即可当选。如果没有一位超过半数，由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进行第二轮选举，得票多数者当选。经选举，何厚铧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

06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官人选。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何厚铧于1999年12月20日宣誓就职，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期五年。鉴于第一任行政长官任期至2004年12月19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须适时制定有关行政长官选举方面的法律规定。考虑到选举工作将包括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和行政长官选举两个方面，以及相关选举工作的细致性，澳门特区政府于2004年2月11日向立法会提交了《行政长官选举法》法案。2004年4月1日，澳门立法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第3/2004号法律《行政长官选举法》，4月5日特区政府公报刊登了《行政长官选举法》，4月6日，该法生效。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是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以下简称“选委会”）的当然委员；宗教界的选委会委员，由澳门基本法附件一所指的宗教团体各自以协商方式提名，由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确认和登记；选委会委员中立法会的代表和澳门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分别由该届立法会议员或该届澳门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自行选举产生后报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登记；基本法附件一所指的第一界别、第二界别各分组及第三界别中的劳工界和社会服务界，其选委会委员由该界别中具有投票资格的法人依照《行政长官选举法》的规定选举产生。具有投票资格的每一法人享有11票投票权，由最多11名已被登录于选委会选举日期公布日前最后一个已完成展示的选民登记册的投票人行使。根据上述《行政长官选举法》，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产生了第二任行政长官候任人何厚铧。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何厚铧于2004年12月20日宣誓就职，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任行政长官。由于2009年首次在同一年内对第三任行政长官以及第四届立法会进行选举，为确保这两项选举的顺利举行，特区政府在2008年对分别于2000年、2001年和2004年颁布的三项法律《选民登记法》、《立法会选举法》和《行政长官选举法》提出了修订的法案，其中，修订《行政长官选举法》的第12/2008号法律获得立法会通过。这次修订主要涉及选举活动的刑事法律的修改，以遏止贿选行为，以及选举的行政程序，如引入其他方法代替用笔圈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67选等。对于选举制度的改进也有所涉及，例如，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资格由年满21周岁降低为年满18周岁；法人选民资格由获确认能代表有关社会利益，并取得法律人格满3年，改为获确认属于相关界别至少满4年，并且取得法律人格至少满7年等。2009年，根据修改后的《行政长官选举法》，澳门特别行政区经选举产生了第三任行政长官候任人崔世安。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崔世安于2009年12月20日宣誓就职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鉴于2013年第五届立法会选举以及2014年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的临近，澳门特区政府决定把处理两个产生办法是否修改的问题作为2012年施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澳门基本法附件一第7条和附件二第3条的解释，在咨询澳门社会各界的意见后，2012年2月7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认为需要对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做适当修改，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做出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2年2月29日通过《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有关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任何修改，都应当符合澳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并遵循从澳门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利于保持澳门行政区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有利于行政主导政治体制的有效运作，有利于兼顾澳门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有利于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等原则。鉴于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做出如下决定：一是澳门基本法附件一第1条关于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规定维持不变，澳门基本法附件二第1条关于第三届及以后各届立法会由直接选举的议员、间接选举的议员和委任的议员三部分组成的规定维持不变；二是在上述两个维持不变的前提下，2013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

06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可按照澳门基本法第47条、第68条和附件一第7条、附件二第3条的规定做适当修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上述决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经立法会2/3多数通过并经行政长官同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修正案（草案）》法案。法案中提出将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由300人增加至400人。为配合2012年澳门特区政府循序渐进推进澳门政制发展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2年6月30日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修正案》（以下简称“附件一修正案”），从而完成了修改澳门基本法附件一的法定程序，为澳门特别行政区修改第3/2004号法律《行政长官选举法》的相关条文奠定了宪制基础。与此同时，澳门特区政府抓紧《行政长官选举法》的修改工作，以贯彻落实基本法附件一修正案的内容，并借此进一步完善有关的选举制度，以回应社会的要求。修改后的《行政长官选举法》于2012年9月11日正式生效，主要内容包括：选举委员会原来由300人组成，选举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的选委会增加至400人，进一步扩大选委会的代表性；适当分配选委会各界别或界别分组的委员名额，兼顾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以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并实现均衡参与的需要；在选委会人数增加至400人的情况下，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人数由50名选委会委员增加至66名，以维持原规定1/6的提名比例；将选委会委员选举中法人选民的投票人数由11人增至22人，以增强选举的代表性及民主参与成分；取消选委会委员选举中的“自动当选”机制，以体现选举的完整性，并提高选委会委员的认受性。根据这次修改后的《行政长官选举法》的规定，各界别的选举委员会委员人数如下：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共120人；第二界别共115人，其中文化界26人、教育界29人、专业界43人、体育界17人；第三界别共115人，其中，劳工界59人，社会服务界50人，宗教界中的天主教代表2人、佛教代表2人、基督教代表1人、道教代表1人；第四界别共50人，其中立法会议员的代表22人、澳门地区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69全国人大代表12人、澳门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16人。根据修订后的《行政长官选举法》，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崔世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候任人。2014年12月20日，崔世安宣誓就职，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三）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选举法的制定及其修订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产生，因此，有关立法会选举的规定同样不由澳门特区来制定，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来制定。根据澳门筹委会制定的有关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由23人组成，其中直接选举的议员8人，间接选举的议员8人，委任的议员7人。原澳门最后一届立法会通过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在符合拥护澳门基本法、愿意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条件，以及符合澳门基本法规定的其他条件，愿意过渡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员的，经填写规定的申请表格，并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澳门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审议后由筹委会全体会议确认，即过渡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如直接选举的议员出现缺额，由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并由推选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候选人进行投票，得票最多的相应缺额数目的候选人当选，票数相等时再行投票，得票多者当选。间接选举的议员出现缺额时，由产生该议员的原利益团体界别通过协商提名的方式提出候选人，由推委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经筹委会确认，原澳门最后一届立法会中通过直接选举的7名议员以及8名间接选举的议员过渡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而最后一届立法会通过直接选举的议员赵河畅（即陈继杰）未按要求提出申请，这个缺额按规定由推委会选举产生。这些议员连同行政长官委任的7名议员，组成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任期至2001年10月15日。

07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为保障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立法会的顺利产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0年11月初向立法会提交了《立法会选举法》法案。2001年2月21日，立法会举行全体会议对法案进行了细则性讨论和表决，并通过了第3/2001号法律《立法会选举法》。按照澳门基本法附件二的规定，《立法会选举法》规定透过普遍、直接、不记名和定期的选举，为第二届立法会选出议员10人，为第三届及以后各届立法会选出12人。间选议席按下列选举组别产生：雇主利益选举组别——相当于4名议员；劳工利益选举组别——相当于2名议员；专业利益选举组别——相当于2名议员；慈善、文化、教育及体育利益选举组别——相当于2名议员。至于委任的议员，一直保留7名。2001年第二届立法会选举及2005年立法会选举都是按照第3/2001号法律进行的。由于直接选举的议员在第二届立法会增加2名后第三届立法会再增加2名，间接选举的议员在第二届立法会也增加了2名，这体现了澳门民主政制循序渐进发展的进程，充分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热情，选民登记人数逐步增加，投票人数也逐步增加。2001年第二届立法会直接选举时，登记的选民人数为159813人，投票的选民人数为83644人，投票率为52.34%。2005年第三届立法会直接选举时，登记的选民人数为220653人，投票的选民人数为128830人，投票率为58.39%。鉴于2009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进行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澳门特区政府在着手进行《行政长官选举法》修订的同时，对《立法会选举法》也进行了修订。2008年5月13日，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了修改《立法会选举法》的法案。2008年9月22日，立法会以第11/2008号法律通过了修改《立法会选举法》的法案。修改后的《立法会选举法》于2009年1月15日重新公布。这次修改涉及选举制度的内容主要有：法人选民资格由获确认能代表有关社会利益并取得法律人格满3年，改为获确认属于相关界别至少满4年，并且取得法律人格至少满7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参选资格同步修改，将原来的21岁修改为18岁；修改前关于在等额选举的情况下需要进行投票程序的规定，改为在等额选举的情况下自动当选，省去了投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71票程序。A2009年澳门特区第四届立法会选举按照2008年修改后的《立法会选举法》进行。2009年澳门第四届立法会直接选举登记的选民人数为248708人，投票的选民人数为149006人，投票率为59.91%。无论登记的选民人数，还是投票的选民人数，比第三届有所增加，投票率也略有上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2年2月29日通过的《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随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经立法会2/3多数通过并经行政长官同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修正案（草案）》，草案第1条规定，2013年第五届立法会由33人组成，其中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14人、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12人、委任的议员7人。这表明从第五届立法会开始，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议员各增加2席，委任的议员则维持7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2年6月30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修正案》予以备案。2012年8月29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了第12/2012号法律，对第3/2001号法律《立法会选举法》进行修订。修改的主要内容除规定第五届及以后各届立法会增加2席直接选举的议席外，还规定增加2席间接选举的议席。其中间选议席按下列选举组别产生：工商、金融界选举组别产生4名议员；劳工界选举组别产生2名议员；专业界选举组别产生3名议员；社会服务及教育界选举组别产生1名议员；文化及体育界选举组别产生2名议员。修改的《立法会选举法》还规定每一具投票资格的法人享有最多22票投票权，由在订定选举日期之日在职的法人领导机关或管理机关成员中选出的最多22名具有投票资格的投票人行使。2013年澳门特区第五届立法会按照修改后的《立法会选举法》进行。第五届立法会直接选举登记的选民人数为276034人，投票的选民人数为151881人，投票率为55.02%。虽然投票率有小小的下降，但登记的选民人数和投票的选民人数均有所增加。A林园丁、张德荣等：《澳门特区民主发展前景研究──以选举制度为视角》，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0，第52页。

07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2017年澳门进行回归以来第六届立法会的选举工作。在保持澳门基本政治制度稳定的前提下，考虑到以往特别是2013年第五届立法会选举中所存在的一些有待规范的问题，特区政府认为应透过完善本地区选举法律、进一步优化选举环境、提高选举品质来推动澳门政制发展。为此，2016年5月6日，特区政府主动响应社会要求，启动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选举法修法咨询工作，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咨询活动，为2017年选举提供良好制度基础。根据政府提供的咨询报告，修订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完善竞选宣传活动规范、加强打击违法选举活动、改善选举组织工作、完善议员的参选条件及兼任规定。2016年10月，因香港立法会部分候任议员在宣誓仪式上故意违犯有关法律规定，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以及以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公然宣扬“港独”，侮辱国家和民族，不仅严重伤害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的感情，而且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底线，严重违犯了国家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鉴于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1月7日就香港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效忠等规定做出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明确说明，拥护基本法及效忠特区是参选立法会议员的一项法定条件与要求。考虑到澳门基本法第101条与香港基本法第104条的内容基本一致，澳门特区政府随后在向立法会提交的修改立法会选举法新文本中，加入了参选人需要签署“拥护澳门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声明的规定，以便未雨绸缪，完善有关制度。修改后的法案还建议，无被选资格包括拒绝声明拥护澳门基本法及效忠澳门特区或事实证明不拥护澳门基本法或不效忠澳门特区者。同时，法案没有设置追溯期，由实施当日产生效力。若参选人士过往曾做出不拥护基本法或不效忠特区的言论，选管会可在对方做出声明时，确认对方是否愿意放弃过往的这些言论。若参选人士对于选管会的决定有异议，法案亦设有上诉机制，最终可交由法院裁决。2016年12月16日，澳门立法会以第9/2016号法律通过修改《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选举制度》法案。该修订案有助于打击贿选、消除灰色地带、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73提升选举质素、夯实法制根基。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贯彻落实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规定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特区民主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实际行动。2017年9月,澳门第六届立法会按照2016年修改后的《立法会选举法》进行，其中直接选举的登记选民人数增加至305615人，投票的选民人数增加至174872人，均创下回归以来的历史新高。投票率为57.22%，比上一届有所提高，表明居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仍在提高。（四）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一条第1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该条第2款规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澳门选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依宪法和基本法规定享有参与国家管理职权。回归前，澳门没有自己单独的代表团，一直依附在广东省代表团之内，回归之后才独立成团。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的法规，从年满18周岁的澳门居民的中国公民中选举产生。第九届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由澳门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成员选举产生，选举会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中规定的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中的中国公民，没有参加推选委员会的澳门地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不是推选委员会委员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中的中国公民组成。在广东省的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已有5名，因此新选7名，一共是12名。2003年第十届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办法略有不同，其选举会议由参加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的人员，以及不是上述人员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立法会议员中的中国公民组成，一共203

07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人，共选出12名全国人大代表。此后，澳门特别行政区2008年第十一届、2013年第十二届、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都是12名。澳门回归以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秉承爱国爱澳的光荣传统，拥护并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澳门基本法，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为祖国繁荣昌盛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结　语澳门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符合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有利于特别行政区各政权机关行使高度自治权，保留了澳门原有体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兼顾了澳门社会各阶层利益。澳门回归后的实践证明，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是符合澳门社会的实际情况的。在这一政治体制下，澳门的基本政治制度保持了稳定，澳门居民享有了广泛的民主权利，并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管理澳门各项事务。得益于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澳门社会各方面都把力量真正凝聚到建设澳门、发展澳门、繁荣澳门的共同事业上来，这也是澳门回归后能够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澳门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规定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澳门的政制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澳门特别行政区严格按照澳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并结合澳门的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政制向前发展，澳门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以立法会的选举为例，选民人数从1999年的不足13万人，在2017年特区第六届立法会选举时增加到30多万人；参与投票的选民亦从2001年第二届立法会选举时的83644人，增加至2017年第六届立法会选举时的174872人。2001年第二届立法会的直选候选名单数目为15张，参加直选的候选人总数为96人。2017年第六届立法会选举时，直选候选名单数目为25张，参加直选的候选人总数为186人。投票人数及参选名单均不断增加，反映澳门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75正不断提高。得益于政制发展的稳步推进，澳门基本法规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功效得到了充分发挥。澳门回归以来，社会保持了整体稳定，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发展。2017年，特区本地生产总值累计达到4042亿澳门元，同比实质增长9.1%，扭转了一度出现的经济负增长局面。民生福利水准稳步提升，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失业率维持在2%以下，物价上涨幅度保持在较低水准。总体就业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从回归时的4950澳门元增至2017年的15000澳门元。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一国两制”方针和对澳门基本法的正确理解与贯彻实施，也与坚持政制发展应有利于特别行政区基本政治制度保持稳定的大原则密不可分。随着澳门特别行政区民主政治沿着基本法轨道持续健康发展，澳门各界人士爱国爱澳等核心价值观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一条符合澳门实际的“一国两制”实践模式正在形成中。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澳门的“一国两制”实践也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在未来的岁月，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前进路上可能仍会有风有雨，但依靠包括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在内的“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澳门一定会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通过谋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与国家的共同进步。

“一国两制”与澳门法制的发展与完善赵国强*A导读：　改革开放40年来，澳门从被葡萄牙管治到回归祖国怀抱，整个澳门社会可以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当然包括法制领域，而发生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改革开放催生了“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引领澳门走向繁荣与稳定。基于此，本文旨在以“一国两制”为视角，分三个阶段来考察澳门法制的发展与完善。第一阶段侧重阐述澳门回归前为落实“原有法律基本保留”原则而开展的法律本地化工作，指出法律本地化工作具体包括法律“过户”、法律翻译、法律清理以及本地法律人才的培养等多项工作。第二阶段侧重阐述澳门回归初期特区法制体系的形成，明确指出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是特区法制的宪制基础，原有法律仍然是特区法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午夜立法”和《立法法》的制定为特区法制的正常运作提供了充实的保障。第三阶段侧重阐述特区法制的发展与完善，指出澳门原有法律无论是在名称、词句的表述方面还是在法律内容方面，都必须与澳门本地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相适应，法律改革势在必行，法律改革必须紧紧围绕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法律，加快改革步伐，走出一条符合澳门实际情况的法律改革之路。*赵国强，法学博士，澳门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77一　“一国两制”与“原有法律基本保留”谈到澳门回归前法制领域的变化，就不能离开对“法律本地化”问题的考察。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明确自1999年12月20日起，中国政府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在法制领域，根据中葡联合声明附件一第3条第2款的规定，中国政府承诺，“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澳门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除与《基本法》相抵触或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A这就是“原有法律基本保留”原则。因此，正是为了确保在澳门政权交接时实现法制领域的平稳过渡，全面落实“原有法律基本保留”的原则，中葡双方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就过渡期促成“法律本地化”的问题达成共识，并为此展开了通力合作。在过渡期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议程中，关于“法律本地化”，中葡双方主要致力于以下几项工作。（一）法律“过户”所谓法律“过户”，就是指将适用于澳门的葡萄牙本土法律，在澳门回归前必须转化为由澳门本地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本地法律。法律“过户”之所以成为“法律本地化”的首要任务，乃是因为当时的澳门法律体系尤其是一些重要法典如刑法典、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和商法典，全部属于来自葡萄牙本土的葡萄牙法律。依据国家主权原则，这些适用于澳门的葡萄牙本土法律作为外国法律，一旦澳门回归后，在性质上显然不属于“澳门原有法律”的范畴，因而不可能予以保留，“澳门原有法律”只能是指澳门回归前由澳门本地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本地法律。基于此，为了防止在澳门回A《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

07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归时因这些葡萄牙本土法律被废除而产生“法律空白”，就必须在过渡期由澳门本地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本地法律填补这个“缺口”，以替代原来的葡萄牙本土法律，这就是法律“过户”的重要意义所在。因此，在整个过渡期中，中葡双方通过沟通与磋商，就法律“过户”展开了相关的部署，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比如，经过双方努力，1995年11月颁布了《澳门刑法典》，1996年9月颁布了《澳门刑事诉讼法典》，1999年8月颁布了《澳门民法典》和《澳门商法典》，1999年10月颁布了《澳门民事诉讼法典》。除此之外，中葡双方还相继完成了《澳门商业登记法典》、《澳门行政程序法典》、《澳门民事登记法典》和《澳门公证法典》等重要法律的“过户”工作。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在澳门适用的葡萄牙本土法律的本地化，使“原有法律基本保留”得以落实，并为澳门回归后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二）法律翻译所谓法律翻译，就是指凡是由澳门本地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件，包括澳门立法会制定的法律和澳督制定的法令A，都必须有中文译本。法律翻译之所以成为“法律本地化”的重要内容，乃是因为在葡萄牙管治澳门期间，中文长期以来在澳门并不具有官方语文地位B，这种语言状况不仅导致在澳门适用的葡萄牙本土法律均无中文译本，而且即便是由澳门本地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法令，也几乎没有中文译本。很显然，中文在澳门不具有官方语文地位的状况如果不加以改变，不仅不符合澳门回归后的政治地A根据澳门回归前的《澳门组织章程》规定，立法会和澳督都是立法机关，都享有立法权。立法会制定的法律文件叫法律，澳督制定的法律文件叫法令，两者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为此，《澳门组织章程》就立法会和澳督的立法权做了划分。B在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前，中文在澳门并没有官方语文的地位。在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由于联合声明确定了中文在澳门回归后的官方语文地位，在澳门过渡期如何确定中文的官方语文地位就成为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1991年2月，中葡两国外长在里斯本达成协议，葡萄牙政府承诺在1991年年底前使中文在澳门具有官方语文地位，而中国政府保证在1999年澳门政权移交后继续保持葡文在澳门的官方语文地位。1991年12月31日，葡萄牙政府在《共和国公报》上颁布了第455/91号法令，规定“中文在澳门具有与葡文相等之官方地位及法律效力”，1992年2月，该法令在澳门《政府公报》上刊登生效。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79位，而且也不利于中方对澳门原有法律是否抵触基本法进行必要的审查。为此，当澳门进入过渡期后，有关法律中译化的问题便被摆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在确定法律翻译范围时，考虑到在澳门适用的重要的葡萄牙本土法律如刑法典等大法典必然会经“过户”而成为本地法律，故不再纳入法律翻译的范畴。为了确保法律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澳葡政府于1988年1月成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即法律翻译办公室。1989年10月，为了适应法律翻译工作的需要，澳葡政府又对法律翻译办公室进行了重组，并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协助其工作。1993年6月，因葡萄牙已颁布法律将中文作为澳门的官方语文，且澳门本地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法令日趋增多，法律翻译办公室再次进行重组，并增加了编制。由于有了专门的翻译机构和翻译人员，法律翻译工作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在整个过渡期中，法律翻译办公室不仅使绝大多数由澳门本地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法令有了中文译本，而且还承担了重要的葡萄牙本土法律如刑法典等大法典在“过户”过程中由葡国学者起草的本地法律草案的翻译工作，为中方对“过户”后的本地法律进行审查及中葡之间就其进行磋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通过法律翻译，不仅使中文的官方语文地位在法制领域得到落实，而且也为中方对澳门本地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奠定了基础。（三）法律清理所谓法律清理，就是指由澳门本地区立法机关制定的尚在生效的法律和法令，由葡方做系统整理后，向中方提交一份明晰的有效法律目录清单。法律清理之所以会纳入“法律本地化”的范畴，乃是因为澳葡政府长期以来根本不重视对法律的清理，加之本地立法的随意性甚至不科学性，使澳门的法律体系相当混乱。当澳门进入过渡期后，澳门究竟有多少尚在生效的法律，成为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未知数。然而，为了贯彻“原有法律基本保留”的原则，中方必须对原有法律进行必要的审查，而审查当然要有一个确定的范围，

08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即中方要知道需要审查的原有法律究竟有多少。对此，葡方作为当时的管治者，就有责任向中文提交一份清晰的有效法律目录清单。经沟通与磋商，通过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机制，葡方应中方的要求，曾两次向中方提交有关的法律目录清单。第一次，葡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起始于19世纪中叶且不分法律效力的无所不包的法律目录清单，这份清单因明显不符合法律清理的要求而未被中方接受。1998年，葡方又向中方提交了一份起始于1976年（澳门开始享有本地区立法权）且由澳门本地立法机关制定的有效法律和法令的目录清单，这份清单基本符合法律清理的要求，为中方审查原有法律确定了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范围，故被中方接受，并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澳门原有法律的基础。（四）法律人才所谓法律人才，就是指在过渡期中，必须为适应澳门回归的需要而培养出一批必要的本地法律人才。法律人才之所以成为“法律本地化”的应有之义，乃是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制社会，仅有法律是不行的，还应当有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才，而澳门回归后基于“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这些法律人才的主体必须是澳门本地居民，尤其是中国籍的本地居民。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当时的澳门几乎是一个空白，甚至可以这样说，当澳门刚进入过渡期时，在澳门的中国籍居民中，找不出一个本地的法律人才，法官、检察官全部来自葡萄牙本土。除个别律师为土生葡人外，律师也清一色来自葡萄牙本土。至于法学教育，更是无从谈起，连法律课程都不存在。正是面对这样一种法律人才状况，为适应澳门回归的需要，有关本地法律人才的培养工作自然就成为“法律本地化”的应有之义。在培养本地法律人才方面，经过中葡双方的配合，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这些成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并发展本地的法律教育体系。比如，澳葡政府于1988年通过澳门基金会收购了澳门唯一的一座大学即私立东亚大学并进行重组，设立了相关学院，其中就包括以葡语进行教学的法学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81院。1991年，东亚大学改为公立并更名为澳门大学。为加快本地法律人才的培养步伐，1994年9月，经澳门大专教育基金会倡议，中国内地中山大学和汕头大学又分别为澳门开办了法律本科澳门专门班。1996年，澳门大学法学院正式开设了以中文进行教学的法律本科课程。必须指出，正是这些由澳门本地及中国内地法学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本地法律人才，为澳门回归后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人才保障，今天，这些本地法律人才已经成为活跃于澳门法制领域的栋梁。二是培养必要的本地司法官人才。比如，1994年澳葡总督颁布了一个关于司法官参事职位的法令，该法令旨在为本地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提供了一项协助法官和检察官工作的机会；1995年4月，澳葡政府又成立了司法官培训中心，为本地法律人才正式进入司法官队伍打开了大门。至澳门回归前，司法官培训中心共培养出34名本地司法官人才，这些本地司法官人才成为澳门回归后司法官队伍的中坚力量。今天，值此改革开放40年之际，抚今思昔，重温在“一国两制”指引下的澳门过渡期“法律本地化”的进程，备感澳门今天完整的法制环境确实来之不易。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一国两制”，没有“一国两制”，就不会有澳门的回归，也不会有“法律本地化”，当然也不会有今天澳门的法制。一句话，探讨澳门法制的发展与完善，不能离开对回归前“法律本地化”的了解与剖析。二　“一国两制”与特区法制体系的形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18条第1款规定，“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条规定的澳门原有法律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由此可见，澳门回归后，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特区”）的法制体系就适用的法律框架而言可分为三类，即基本法、保留下来的澳门原有法律和特区立法机关新制定的法律。从“一国两制”的角度考察，在澳门回归后，对特区法制体系的理解，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08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特区法制的宪制基础究竟什么样的法律是构成特区法制体系的宪制基础，在“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特区回归之初，人们普遍有这样一个共识，即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国家宪法”）第31条制定的，特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都必须以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特区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A。因此，基本法理所当然地是特区法制体系的宪制基础。应当说，这一看法本身并没有错，但显然是不全面的，尤其是有人以此为由，否定国家宪法在特区的效力，否定国家宪法也是特区法制体系的宪制基础，这种观点就不是不全面的问题了。众所周知，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宪法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这里讲的“至高无上”，除了指宪法的法律位阶要高于任何其他法律之外，尚包含作为一个国家的宪法，它必然会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块领土上生效。从“一国两制”的内在关系分析，“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两制”语境下的高度自治，必须服从于以国家主权为内涵的“一国”。特区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那么，无论其怎么“高度自治”，都不可能脱离国家宪法而自治，这是“一国”原则使然，无可置疑，天经地义。任何以“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来否定国家宪法在特区效力的观点，不仅在法律依据上站不住脚，而且也从根本上违反了“一国两制”的本义。正确的观点应当是：特区的高度自治决不能妨碍国家宪法在特区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国家宪法是特区法制体系当然的宪制基础，而且是高于基本法的宪制基础。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两制”，澳门特区实行的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国家宪法在性质上是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宪法。从“两制”的实际情况出A参照基本法第11条规定。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83发，国家宪法第31条做了适用宪法的例外性规定，即“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很明显，这一法条在国家宪法中属于一种特别法条，就立法技术而言，属于一种“但述”条款，是为特区实行“两制”提供直接的宪法依据，它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在特区终止国家宪法的效力。我们之所以说国家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的规定不在特区适用，也仅仅是从特别法条优于一般法条的法律适用原则进行考察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具体地说，因为经国家宪法第31条授权并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明确规定在特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实行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国家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的规定就不会在特区适用，但这绝不等于否定整部国家宪法在本国领土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当然的法律效力。宪法中关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的地位及权限、关于国家的象征等事关国家主权的规定，仍然在特区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正因为如此，基本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由此可见，国家宪法在特区的地位及效力是不容否定也不容挑战的。强调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共同组成特区法制体系的宪制基础，是对“一国两制”理论的深化和完善，也是确保“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保障。（二）原有法律的审查与保留如上所述，根据中葡联合声明附件一的相关规定，澳门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澳门回归时，只要不与基本法抵触或没有被特区立法机关修改，就可以得到保留，这一规定后来具体转化为基本法第8条规定。为了落实“原有法律基本保留”的原则，顺利实现法制领域的平稳过渡，中方对原有法律的审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审查权。在澳门过渡期，对原有法律的审查无疑是中方的权

08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限，具体地说，审查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组成人员名单；1998年5月5日，筹委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委会是由全国人大设立的一个权力机构和工作机构，其职责和任务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筹备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事宜，其中一项任务就包括对澳门原有法律的审查及处理办法。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澳门原有法律的审查权，实际上是由筹委会行使的。为了确保筹委会对原有法律的审查，国务院港澳办和原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做了包括提交法律清单在内的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1999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45条处理澳门原有法律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二，关于审查范围。就中葡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的相关规定而言，原有法律的范围可以包括由本地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法令、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从回归前的澳门法律体系来看，这里讲的行政法规主要是指由澳督作为行政首脑而颁布的训令或批示，以及由其他行政机关颁布的批示，前者的效力当然要高于后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主要是指其他因在原《澳门政府公报》上刊登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如原澳门市政厅以布告方式颁布的条例。考虑到澳门回归前的行政法规数量十分巨大，远远超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法令，葡方也无法向中方提供这方面的清单，且大量行政法规涉及人事问题，不具有规范性，因此，在实际审查过程中，审查的范围仅限于由本地立法机关在1976年至1999年上半年制定的尚在生效的975个法律和法令。第三，关于审查方式。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来看，审查方式采用的是“以少代多”的排他法，即《决定》只列出因抵触基本法而被废除不予保留的原有法律目录，凡《决定》没有列入被废除名单的原有法律，则自然被视为不抵触基本法而予以保留并被采用为特区法律。《决定》之所以采用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85“以少代多”的排他法，主要是从绝大多数原有法律被保留这一实际情况出发，这样做既简便又明确，不需要将被保留的原有法律一一列出。当然，考虑到原有法律跨越时间长，有些原有法律效力状况模糊等因素，为防止出现有错而无法弥补的现象，《决定》依据基本法第145条，明确规定如以后发现与基本法相抵触者，可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和法定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第四，关于审查结果。根据《决定》，被列入附件一的12部原有法律因抵触基本法而不予保留；被列入附件二的3部原有法律虽因抵触基本法不予保留，但在特区立法机关制定出新的相应法律前，可按基本法规定的原则和参照原有做法处理有关事务；被列入附件三的18部原有法律中的部分条款因抵触基本法不予保留。除此之外，《决定》还规定了对被保留的原有法律的变更与适应、澳门原有法律中的序言和签署不予保留、适用于澳门的葡萄牙本土法律停止生效等原则。对原有法律的审查与保留，是“两制”的必然结果，也为澳门回归后法制领域的平稳过渡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今天，这些被保留下来的原有法律依然是整个特区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诸如刑法典等大法典的保留，更是成为维护法制的重要法律保障。（三）“午夜立法”的意义与落实所谓“午夜立法”，就是指在澳门回归当日，由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因应政权交接后的第一届政府、立法机关以及司法机关运作的需要制定必不可少的法律，或为因抵触基本法而不予保留的重要的原有法律制定相应的替代法律，这些立法都是在当天凌晨进行并完成，故有人称之为“午夜立法”。“午夜立法”的前提是相关法案必须在澳门回归前草拟完毕，否则，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要在回归当天再制定并通过相关法律草案，这是不现实的。为此，筹委会成立后，于1999年4月10日在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根据全国人大的相关决定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具体产生办法》，规定特区第一立法会由23人组成，其中直接选举产生议员8人，间接选举产生议员8

08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人，行政长官委任议员7人。同时规定原澳门立法会通过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只要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特区并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其他条件，都可以过渡成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选举产生的议员如有缺额，由筹委会决定补充。1999年7月3日和1999年8月29日，筹委会又在第九次全体会议和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分别通过了关于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在1999年12月19日前开展工作的决定。根据后一个决定，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在其全部议员产生后，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审议在特区成立时须予通过的必备法案，以确保特区自1999年12月20日开始顺利运作。这就表明，须由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通过“午夜立法”方式制定的法律，其法律草案在澳门回归前已在筹委会的领导下，由提前成立的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准备完毕。在1999年12月20日，通过“午夜立法”方式由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制定的法律共有11个，分别为《回归法》、《政府组织纲要法》、《法规的公布与格式》、《就职宣誓法》、《国旗、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及保护》、《区旗及区徽的使用及保护》、《澳门特别行政区处理居民国籍申请的具体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及居留权法律》、《司法组织纲要法》、《司法官通则》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审计署》。这11个法律为确保澳门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尤其是在政权回归之初，确保“一国两制”的实施及各种政权机构的顺利运作，提供了充足、必要的法律保障。（四）立法权的变化与《立法法》的产生考察特区法制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不能忽视澳门回归前、回归后立法权的变化。如前所述，澳门回归前实行的是“双轨”立法制，原立法会行使立法权制定的法律文件叫法律，澳督行使立法权制定的法律文件叫法令，两者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那么，澳门回归后，除立法会享有立法权外，行政长官究竟还有没有立法权。换句话说，特区立法体制究竟仍然是“双轨”立法制，还是变成了“单轨”立法制。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87关于这个问题，澳门学界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基本法规定，特区立法体制已由“双轨”立法制转化为“单轨”立法制，行政长官只有制定行政法规的行政领导权，而无立法权。比如，根据基本法第8条规定，法律和法令之所以同行政法规分开规定，乃是因为只有法律和法令才是立法权的产物。再如，根据基本法第四章第三节关于“立法机关”的规定，特区立法会是唯一的立法机关，其中并无行政长官也是立法机关的相应规定。A另一种观点认为，澳门回归前因法令和作为行政法规的训令均由澳督制定，故相互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不少法令的内容实际上属于行政管理性质，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如果认为行政长官无立法权，澳门回归后行政长官就无法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来修改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法令，而通过立法会制定的法律来修订此类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法令，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不利于立法会的正常运作。所以，赋予行政长官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就可以用行政法规去修订相关的法令。这一理论上的分歧事关特区的立法体制，对特区法制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大影响，必须予以解决。为此，特区立法会于2009年制定了一部《关于订定内部规范的法律制度》（以下简称《立法法》）的法律，专门就特区立法会的立法权和行政长官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立法法》采取了折中的方法，首先充分肯定特区立法会依照基本法享有一般立法权，有权就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任何事宜制定、修改、暂停实施和废除法律，同时列明了某些事项必须由特区立法会制定的法律予以规范。在此前提下，《立法法》将行政长官制定的行政法规分为两类，即分为独立行政法规和补充性行政法规。独立行政法规可就法律没有规范的事宜设定初始性的规范，同时也列明了某些事项可由独立行政法规做出规定；补充性行政法规则可为执行法律而订定所必需的具体措施，包括可为具体执行相关法律订定的事宜做出规定。最后，就原有法律中的法令的修改、暂停实施或废止，《立法法》做出了明确A澳督之所以享有立法权，属于立法机关，乃是因为原《澳门组织章程》对此有明确规定。

08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规定，即若法令的内容属特区立法会专有立法事项的，此类法令的修改、暂停实施或废止须透过特区立法会制定的法律为之；若法令的内容属可通过独立行政法规来规范的事项的，此类法令的修改、暂停实施或废止可透过行政长官制定的独立行政法规为之；对那些法令的内容属需制定具体执行性规定的事项的，此类法令的修改、暂停实施或废止可透过行政长官制定的补充性行政法规为之。应当指出，《立法法》对特区法制体系的形成来说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法律。这部法律为确保特区立法体制的正常运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在不明确赋予行政长官立法权的前提下，将行政长官有权制定独立行政法规视为立法权的补充，这一做法是符合特区法制实际情况的。尤其是在对原有法律中的法令的修订权限问题上，《立法法》做出了明确的划分，客观上加快了对法令进行修订的步伐，这对于特区法制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三　“一国两制”与特区法制的发展与完善澳门回归近20年来，特区立法会开展了大量的立法工作，自1999年12月20日至2018年2月，共制定了257部法律，其中新制定的法律有170部，修订的法律有87部。回顾特区法制的发展历程，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原有法律的变与不变澳门回归初期，关于对基本法第8条“原有法律基本保留”的规定的理解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基本法第8条规定体现的是“原有法律基本不变”原则，以“基本不变”取代“基本保留”，并以此为由，甚至认为既然是“基本不变”，那就表明被保留下来并被采用为特区法律的原有法律就不能变，起码不能进行大改，否则就是违背了“原有法律基本不变”的原则。很显然，这种观点是对基本法第8条规定的曲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特区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89立法会依据社会变化对原有法律进行修订的进程。必须指出，从基本法第8条规定的内涵及澳门回归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该条文体现的是“原有法律基本保留”原则，这一原则是受时间制约的，也就是仅指澳门回归之时对原有法律的处理，它表达了两层含义。第一，澳门回归之时，凡与基本法相抵触的原有法律将不予保留。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实际状况是绝大部分原有法律因不抵触基本法而得到保留，如此才被称为“原有法律基本保留”。第二，澳门回归之时，对不抵触基本法的原有法律来说，如果未经特区立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做出修改，则可予以保留。很明显，事实上，澳门回归之时因特区刚成立，无论是特区立法机关还是其他有关机关都不可能即刻对原有法律做出修订，故实际上原有法律只要不抵触基本法，都可以得到保留，至于特区立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是否会对保留下来的原有法律做出修改，那就是以后的事了。由此可见，“原有法律基本保留”是实现特区法制平稳过渡的一项原则，与原有法律的变与不变，没有直接关系，原有法律是完全可以变的。在特区成立后，特区立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因应社会的变化或需要修改原有法律，这是在行使基本法赋予的职权，根本不存在抵触基本法第8条规定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原有法律即使可以变，但原有法律所包含的重要原则不能变，也就是说特区立法机关对原有法律所包含的重要法律原则不能做出修改，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基本法第8条的规定，也不符合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首先，基本法第8条明确规定特区立法会或其他有关机关有权修改原有法律，并没有规定原有法律所包含的法律原则不能修改。其次，世界上没有不变的法律，任何法律都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某个国家或地区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原则，必须考虑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国际社会对某些法律原则的共识，而对澳门原有法律的修改同样如此，必须“立足本地，放眼世界”。所谓“立足本地”，就是要从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去修改原有法律；所谓“放眼世界”，就是要考虑到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制，吸取他人先进的、合理的立法经验。因此，在原有法律的修改问题上，唯一受限制的是原有法律中涉及基本法规定

09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的原则不能改。比如，因为基本法规定特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就不能将原有法律中关于私有制的原则改为公有制；再如，因为基本法规定特区土地归国家所有，所以就不能将特区土地改为特区所有。除此之外，原有法律中涉及的其他原则，都属于可改的范畴，关键是看社会有无需要。正确理解基本法第8条的规定，对特区法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发展与完善特区法制的过程中，它既可以使特区立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放开手脚大胆地修改原有法律，也可以督促特区立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更自觉地关注社会需要，牢固地树立起“立法为民”的法制理念。（二）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事关“一国”原则的落实，在“一国两制”框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基本法第23条做了明确规定，即特区应当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特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基本法第23条规定无疑深刻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首先，根据这一规定，特区应当立法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应当”两字在中文中是肯定式，没有什么灵活性，这就表明，通过立法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对特区来说乃是一种宪制性的责任，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特区必须立法，不立法就是违犯了基本法，就是没有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关于这一点，正如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先生说过的那样，基本法第23条要不要立法，无须咨询。其次，根据这一规定，特区自行立法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自行”就是指究竟如何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由特区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酌情制定，并不要求照搬内地的国家安全法，以此来体现“两制”，最大限度地为特区实行高度自治提供保障。为了落实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特区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启动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立法程序。在法律草案的咨询过程中，尽管有极少数人士以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91莫须有的、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加以反对，但特区社会的主流民意一致认同并表示支持。2009年2月25日，特区立法会高票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法》，2月26日，经行政长官签署后，《维护国家安全法》于3月3日正式生效。这部法律共有15条，主要内容在于落实基本法第23条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了五个罪名，即“叛国罪”、“分裂国家罪”、“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煽动叛乱罪”和“窃取国家机密罪”。毫无疑问，《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制定与颁布，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坚决贯彻、全面落实基本法的一项重要举措，充分反映了广大澳门居民爱国爱澳的炽热情怀，也为澳门法制的发展与完善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光彩。目前，澳门有关部门正在为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起草必要的配套性法律，这是完全符合“一国”原则的，值得赞赏。（三）法律适应化的必要性与落实如上所述，澳门回归时，绝大部分原有法律因不抵触基本法而得到了保留，并被采用为特区法律，这些原有法律在整个特区法律体系中不仅数量多，而且占据着主导地位，如刑法典等大法典。虽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澳门原有法律的《决定》，这些原有法律中的序言和签署部分不予保留，但从原有法律的条款来看，仍然有不少名称、词句不符合澳门回归后的政治现状及社会变化，如原有法律条款中关于“葡萄牙”、“总督”、“澳门法区法院”和“审计法院”等表述，显然与特区实际情况不符。为此，《决定》的附件四专门为这些脱离特区现状的表述规定了一般的替换原则，但具体的替换工作则由特区立法机关负责完成。可见，所谓“法律适应化”，就是指将原有法律中不能适应特区实际情况的名称、词句按照《决定》附件四规定的一般原则进行替换。及时开展“法律适应化”工作，不仅是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决定》的替换要求，而且事关特区法制的清晰性和科学性，对于完善特区法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完成“法律适应化”工作，特区政府在2010年的施政报告中，明

09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确提出要用三年时间，对澳门回归后被保留的原有法律从名称、词句的表述、法律的效力性等方面进行适应化研究、分析和清理。此项工作极其复杂、繁重。有的原有法律因机构性质发生变化，如澳门回归前的审计法院在回归后就成为具行政机关性质的审计署，所以光替换名称是不行的，还必须在内容上进行适应化的修订；有的原有法律因年代久远，效力模糊，甚至相互重叠，所以首先要厘清法律效力。在整个“法律适应化”的过程中，特区政府负责此项工作的主管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立了专家小组，第一阶段首先针对1976年至1999年12月19日期间颁布的2123部法律、法令的生效状况做出技术分析和清理，列出“仍在生效的原有法律”和“不再生效的原有法律”的清单；第二阶段再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回归法》，对“仍在生效的原有法律”进行适应化处理，并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目前，第一阶段原有法律效力的清理工作已经结束，正在等待相应的立法程序对清理结果予以确认。（四）法律改革的实施与反思澳门回归后，特区法制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仍然是被保留下来的原有法律，这些原有法律不仅量多，而且不少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律，其内容基本上都是照搬葡萄牙的相关法律，尤其是刑法典等大法典，几乎是葡萄牙本土大法典的翻版，这些法律的起草者均为葡萄牙学者。面对这样一种法制现状，当时澳门学界产生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留下来的原有法律实际上反映的都是葡萄牙法律文化，再继续适用既不符合澳门回归后的政治地位，也与澳门本地社会现状不相适应，故有必要全盘否定，推倒重来。另一种观点认为，原有法律反映了葡萄牙法律文化，甚至是葡萄牙本土法律的翻版，这是历史造成的一种既成事实。澳门回归后，既然根据基本法规定保留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那么，将澳门回归前服务于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原有法律保留下来，让它们继续服务于不变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这是符合“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从特区政府的角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93度而言，显然倾向于后者，即要将原有法律全部推倒重来是不现实的，也是做不到的，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原有法律中的不少法律确实年代久远，不少规定已经严重“滞后”，与特区社会发展的需要相脱离，对这些“滞后”的原有法律，实有修订之必要。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有关对原有法律实行法律改革的呼声和要求应运而生。为了顺应特区民间要求实行法律改革的呼声，特区政府采取了相关的组织措施。2005年3月，特区行政长官颁布了设立项目组性质的法律改革办公室以及咨询性质的法律改革咨询委员会的批示。法律改革办公室作为一种中央机制，对重大法典、主要法律及其他重要法规进行检讨，以便对其进行评估及做出相关修订，并负责协调相关法规的草拟工作，为此，法律改革办公室还可设立工作小组或职能组，以开展其职权范围内的特定工作。法律改革咨询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就立法项目的设定与否、立法取向、法规文本等向公众及专业人士做出咨询，并研究有关的咨询结果，以及就特区法制建设与社会的发展提出意见。2011年1月，特区政府将法律改革办公室与国际法事务办公室合并为法律改革及国际法事务局，这一新设立的局级机构作为法律改革的中央统筹机构，协助特区政府统筹立法计划的制定和监督其执行，检讨并草拟重大法典及主要法律制度的修订法规，以及进行国际法事务方面的工作。2016年1月，法律改革及国际法事务局合并入法务局，其原来的职能由法务局行使。上述法律改革组织机构的设立，表明特区政府对法律改革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对于法律改革工作起到了积极的统筹与推动作用。法律改革的实施，对于特区法制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是在法律改革理念的指导及相关组织机构的统筹之下，不仅有关商法典、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大法典的修订工作被摆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对某些比较陈旧的或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法律做出了评估和检讨，并纳入立法统筹规划进行修订。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经特区立法会修订的法律数目就可以略见一斑。比如，从澳门回归至2006年，经特区立法会修订的法律有21部，

09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但从2007年到2018年2月，经特区立法会修订的法律则达到66部，增加了两倍。当然，从特区政府开展法律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值得反思。比如，在法律改革的思路方面，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探讨的。第一，关于大法典与其他原有法律的修订。大法典由于体系庞大，涉及范围较广，故对大法典的改革要以点带面，发现哪些条款落后了，或不合理，就改哪些条款，不能贪大求全，动辄就号称大法典的改革，这样做往往花费多年的时间却成效低微，甚至不了了之，浪费了人力和物力。第二，以民为重，将法律改革的重点放在与民生紧密联系的法律之上。大法典虽不能说与民生无关，但与直接涉及民生领域的法律如关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法律相比，其与民生的联系程度相对就小。因此，在法律改革过程中，更应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这些与民生直接联系的法律之上。否则，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法律改革如果久拖不决，民众就会失望，对政府的信任感就会下降。第三，重视理论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澳门回归前，出于政权交接的需要，对本地法律人才的扶持和培养比较侧重于实践操作型的法律人才，对于理论型的本地法律人才的培养则显得不够，澳门回归后，这一人才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无外乎有人对澳门法制做出了“澳门只有法律而无法学理论”的评价，这一评价虽不全面，但毕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法律人才培养的畸形状况。理论型本地法律人才的匮乏，客观上影响了法律改革的步伐，尤其是涉及大法典的改革，必须要有理论研究做基础。为此，要进一步深化法律改革，加快法律改革的步伐，特区政府应当重视对理论型本地法律人才的培养。第四，法律改革须放眼世界。在对原有法律的修订过程中，承认和尊重原有的葡萄牙法律文化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并不等于一切将葡萄牙法律文化作为判断如何改革的标准，而是应当将眼光投向整个法制世界，要尽可能地参照更多国家或地区的立法经验，尽可能地与世界先进的法律制度接轨，实现特区法制的多元化。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95结　语改革开放40年来，澳门法制在“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引导下，从“法律本地化”到特区法制的形成，再到法律改革，特区法制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我们相信，有“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保障，通过特区政府和广大澳门居民尤其是法律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特区法制一定会走出一条符合澳门社会实际状况的改革之路。

改革开放与澳门公共行政的发展蒋朝阳*A导读：　澳门公共行政在理论上有四种含义：一是指公共行政组织，二是指公共行政活动，三是指公共行政根据公法的管理活动，四是指公共行政组织制定规章、做出行政行为、签订行政合同等实体和程序行为。本文主要从组织意义上探讨澳门公共行政的产生与变革。　　　　国家改革开放对澳门公共行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82年国家制定了新的宪法，“一国两制”方针载入了宪法第31条。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过渡时期的澳门公共行政开始发生变化。1993年澳门基本法颁布后，对后过渡时期的澳门公共行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对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公共行政改革提供了宪制性法律的指引。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区成立以来，澳门特区公共行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新时代澳门公共行政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蒋朝阳，法学博士，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宪法、澳门基本法、行政法。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97一　澳门回归前的公共行政：殖民管治体制下的“地方自治”（一）澳门公共行政的历史澳门公共行政的雏形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期。1914年，葡萄牙开始依英国的殖民地管理模式对其海外属地进行管治，1917年通过了《澳门省组织章程》，总督直属葡萄牙殖民地部长，政务委员会是总督之下首要和主要管理机关，具有咨询机关和官方立法会的功能。1920年，葡萄牙宪法赋予殖民地自治权，在殖民地设有总督、议例局和行政局。此时澳门的公共行政简单松散，职能限于税收、工务、卫生和邮电，除官立中学，连负责教育的机构都没有，反而军政机关所占的比重较大。1926年葡萄牙制定《澳门殖民地组织章程》，恢复总督和政务委员会两个管治机构，1933年通过《葡萄牙殖民地帝国组织章程》，取消了各殖民地单独的组织章程，加强葡萄牙中央政府对殖民地的控制。A1952年葡萄牙通过《海外组织法》，原“殖民地帝国”一词被放弃，复称“海外省”，海外省的管治实行本地化。1955年，制定《澳门省章程》，第一次明确澳门为“公权法人，享有行政、财政自治”，总督和政务委员会也首次明确地被称为“自我管治机关”。在这个阶段，澳门的政府组织开始分工细化，有司法机关、民政机关、军政机关、自治机关和教会机关。华务专理局被降格为华务科，并入民政总局；监狱从法院移往检察官署；天文台从港务局独立升格为天文局，但水警队和政府船坞仍在港务局辖下；工务局变成了工务港口及运输厅；经济局变为经济统计厅。1960年后，在澳门法院系统下设立了司法警察处，警察厅也不再从属于民政厅，升为平级且附设移民局。增设新闻及旅游处，市政厅则将图书馆交回民政厅，但管辖消防队。民政厅增加认别证科。1963年葡萄牙又制定《澳门省政治行政章程》，澳门A吴志良：《20世纪澳门政治行政组织的变革》，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13~617页。

09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的政府组织开始进行明显的改革，职能进一步专业化，司法机关增设立契处，登记局分设民事登记处和物业及汽车登记处，公共救济总会和体育协会分别易名为“公共救济总处”和“体育行政委员会”，教育处从民政厅独立出来，升格为教育厅，财政厅下设公钞局。1971年，葡萄牙将其海外属地改称为自治地区，并于1972年制定了新的《澳门省政治行政章程》。在这个时期，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行政组织变化甚微，只将公共救济总处改名为社会福利处，官立学校从民政厅转属教育厅，新闻及旅游处下设澳门广播电台。A1976年葡萄牙制定了《澳门组织章程》，该章程规定，“澳门地区为一内部公法人，在不抵触共和国宪法与本章程的原则，以及在尊重两者所定的权利、自由与保障的情况下，其享有行政、经济、财政及立法自治权”。澳门公共行政组织得以开始自主设立。根据该章程，澳督和立法会成为自我管治机关，在行政架构中，设立澳门保安部队，统辖警察和消防部门，并设最高安全委员会协调地区防卫和治安问题。澳督将一些部门交由新设置的政务司负责监管，但仍保留对大多数重要政府部门如民政厅、财政厅、经济计划协调厅、港务厅、新闻旅游处、博彩合约监察处等部门的直接管辖。B1979年，澳督颁布第10/79/M号法律，将直属总督的政府部门分为司和厅两种不同级别，创立了“司”这种规模较大、担负较重要职能的部门，并确认了包括司长、厅长、处长和科长四个领导级别在内的行政架构体制。C行政系统仍基本上遵循葡萄牙《海外组织法》和《海外公务员章程》。1981年，澳督开始对公共行政组织进行改革、重组和现代化。将原先3名政务司增加到5名，重新订定各政务司的职责权限，并将各职能机构授权A吴志良：《20世纪澳门政治行政组织的变革》，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18~622页。B吴志良：《20世纪澳门政治行政组织的变革》，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22页。C许昌：《澳门公共行政组织架构──二十年间的演变及未来的平稳过渡》，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37页。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099给五位政务司分管，总督只直接管辖财政司。同时，将行政组织架构专业化。1984年，澳督颁布《澳门公共行政组织结构大纲》（第85/84/M号法令），试图理顺行政关系、简化行政程序、加强行政组织的灵活性和公务员对公共行政的参与感，提高行政运作的效率和效益，满足澳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A在《澳门公共行政组织结构大纲》中，明确了公共机关法定架构，规定组织单位是司（又称一级司）、司署（又称二级司）、厅、处、秘书处和科。司和司署是直接隶属于总督的组织单位；厅是司的附属组织单位；处是司署或厅的技术性质的附属组织单位，也可是司的附属组织单位；秘书处是司专设的行政性质的附属组织单位，每个司不得设立多过一个；科是行政性附属组织单位，可纳入任一高级别机关。这样实施的结果，司内只可设厅、处、科，司署内只可设处、科，最多只有三级至四级，限定了官阶的链条，形成了司和司署两种并行的行政部门架构模式。B而后，第67/85/M号法令对澳门公共行政部门架构进行了修改。其内容是：处作为自主性的技术性附属组织单位，设于司或司署之下，不能置于厅之下；在附属组织单位出现职责复杂和多样的需要时，可设立组或分组，组实际上设置于厅、处和科之间；司和司署内的行政官阶普遍维持于四级。其后，第8/87/M号法律又对澳门公共行政部门架构进行了修订。主要内容是：撤销“分组”，明确组作为执行性和技术性的附属组织单位，可设于司、司署、厅之下或直属于司或司署的处之下，在例外情况下附属于厅的处之下；司署之下可在例外情形下设置厅；处是技术性单位，组是技术性兼执行性的单位，秘书处是行政性单位，科亦是行政性单位。C随着《澳门公共行政组织结构大纲》颁布，澳督同时颁布《订定有关公职填补规则》（第86/84/M号法令）、《一般职程制度》（第87/84/M号法A吴志良：《20世纪澳门政治行政组织的变革》，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23页。B许昌：《澳门公共行政组织架构──二十年间的演变及未来的平稳过渡》，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38页。C许昌：《澳门公共行政组织架构──二十年间的演变及未来的平稳过渡》，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39页。

10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令）和《订定本地区行政当局政府机关督导及领导人员制度》（第88/84/M号法令），形成了澳门公职法律制度的初步框架。上述改革，奠定了澳门公共行政制度的初步基础。尽管这些法例后来经过多次修订和补充，有关行政架构也经历多次变化和改动，例如，1986年将旅游司划归经济政务司、将司法警察司划归行政政务司，但其基本原则和公共行政部门框架大部分得以维持。不过，在这个阶段澳门整个公共行政系统和制度仍然过于依赖葡萄牙《海外公务员章程》，远远不能适应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澳门过渡期的新形势。A根据《澳门组织章程》的规定，立法会制定公共行政制度一般性纲要，澳督则拥有一些专门权力，例如，批准有关行政权的架构和运作的法规，有权设立、重组或撤销公共机关，确定其法律性质、职责权限和运作规则以及对有关人员编制做出相应的修订。1988年，澳督颁布了第35/88/M号法令、第36/88/M号法令和第37/88/M号法令，废止了葡萄牙《海外公务员章程》在澳门的效力。1989年，先后颁布了《外聘人员章程》（第53/89/M号法令）、《领导及指导人员章程》（第85/89/M号法令）、《职程制度》（第86/89/M号法令）和《澳门公职人员章程》（第87/89/M号法令），检讨澳门公共行政尤其是公务员制度的法例，适应过渡期公务人员本地化的需要。1990年，澳门的政务司增加到7位，在《澳门组织章程》中也删除了有关澳门保安部队司令和保安高等委员会的规定。但在澳门过渡期内，行政架构以及各政务司的分工均处于不断的变化中。除司级和各种临时性特别项目办公室大量设置之外，还相继设立大型建设政务司（1987年）和过渡时期事务政务司（1990年），分别负责机场、港口和大桥等大型基建工程以及协调过渡期各项事务。B1991年，设立保安政务司和隶属其下的保安部队事务司。到回归前，澳门公共行A吴志良：《20世纪澳门政治行政组织的变革》，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23~624页。B吴志良：《20世纪澳门政治行政组织的变革》，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25页。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01政组织的基本架构由总督、7位政务司，33个司、办公室或司级机构，10个司署或同级常设办公室，12个其他署、局、办事处、委员会或基金会，2个市政机构，以及10个临时性办公室等组成，A每个司的内部还有厅、处、组、科等组织单位。所有层次机构的设立，都由澳督以法令、训令或批示方式确认并授权，对临时性机构还需规定存续期限。这样，到回归前，逐步形成了公共行政的基本架构。（二）回归前澳门公共行政的基本特点1．回归前澳门公共行政属于葡萄牙“殖民”管治体制葡萄牙宪法有关澳门的部分及《澳门组织章程》构成澳门公共行政制度的“宪制性基础”。尽管1974年葡萄牙“4·25革命”之后，新的宪法和新的《澳门组织章程》将澳门规定为一个“公法人”，但是，其权利的行使不得与葡萄牙宪法、《澳门组织章程》相抵触。1976年4月2日葡萄牙宪法第5条第4款删除了澳门的“殖民地”地位，仅将其规定为一个葡萄牙暂时管治地区。1989年葡萄牙修宪，废除了1976年宪法第5条第4款，增加了“澳门仍受葡萄牙行政管理时，由适合其特别情况之通则约束”的规定。这就表明，回归前澳门公共行政体制仍然没有脱离这种“殖民”管治体制的框架。从澳门公共行政组织的结构来看，它由澳督和其他公共行政组织组成。澳督为澳门地区本身管理机关，由政务司辅助，政治与行政不分。澳督和政务司属于政治性职位，前者由葡萄牙总统任免和授予职权，后者由澳督提请葡萄牙总统任免，由澳督授予职权，行使政治决策和组织执行职能；咨询会作为法定咨询机构配合澳督运作。其他公共行政组织根据组织法设立，直接或间接隶属于总督领导或监督，分别承担特定职能，内设厅、处、组或科等技术性和行政性附属组织单位，附属组织单位不具有机关的地位和对外职能。A许昌：《澳门公共行政组织架构──二十年间的演变及未来的平稳过渡》，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50页。又参看《澳门公共行政95》。

10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行政管理权限集中于总督，通过授权和转授权来实行管治。在整个公共行政组织架构中，总督居于至高无上的首长地位，领导整个公共行政。《澳门组织章程》将除立法会和司法机关外的一切权力赋予总督，而其他各级官员、机构及其首长的权力皆来自总督直接或间接的授权。“授权─转授权”的运用，将从葡国总统对澳门的所谓“管治权”，经总督、政务官、主管官员，传至从属人员，并通过立法使其合法化、稳定化。A2．回归前澳门公共行政具有葡萄牙宪法下“地方自治”的特点尽管如此，回归前澳门公共行政已形成相对自主性架构。根据《澳门组织章程》，澳门为地区“公权法人”，具有立法、行政、经济和财政自主权。“澳门公共机关为当地专属机构，得成为有或无法律人格的自治实体”，“公共机关的人员，不论职级，概隶属澳门地区本身的编制，只受其所属机关约束及监督”。回归前澳门人口不多，地域狭小，但公共行政组织架构较为完整，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贸易、旅游、财政、税收、工商、地产，到文化、卫生、教育、劳工、专业、社会保障和救济，再到航空、港口、邮电、气象、市政等。同时，公共行政架构中不设置负责军事防务和外交的专责机关，葡萄牙直接管理澳门的外交和防务。公共行政组织自主设立，分为“中央”行政和地方行政二级架构。“中央”行政指澳督领导和监管下的各行政机关与部门，地方行政则为市政机构。根据《市政区法律制度》（第24/88/M号法律）、《澳门市政区划分法律》（第26/91/M号法令）等规定，澳门地区划分为澳门市政区和海岛市政区两个地方行政区域，澳门市政区又划为风顺堂、大堂、望德堂、花王堂及花地玛堂五个堂区。B市政区是地区公法人，具有地方自治权。公共行政组织承袭葡萄牙行政组织理论和行政法学说。例如，构成行政A熊继宁：《澳门公务员系统结构初探》，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42页。B许昌：《澳门公共行政组织架构──二十年间的演变及未来的平稳过渡》，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31页。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03组织的元素为公法人和行政部门，公法人依公法或公权创设，具有公法上的法律人格，公法人由机关代表，表达公法人意志；行政部门则设于公法人内部，由机关领导。按照葡萄牙行政组织理论中“分权”和“权力下放”原则，公共行政分为直接行政和间接行政。直接行政组织由澳督领导和直接控制，包括隶属于总督的自身机关和部门。这些部门根据本身自主权的不同分为三大类：一般部门（简单机关），无自治权；行政自治部门，有执行特定职能的行政自主权限；行政财政自治部门，不仅拥有执行特定行政职能的自主权限，也拥有本身收入和单独预算并自行管理的权限。间接行政组织由澳督监督或者监管，实行间接控制，它承担独立工作，有行政、财政、财产和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权，包括有法律人格的行政部门和公共实体。它分为机构公法人、公共基金法人、公共服务法人和公共团体法人。在澳门，不存在葡萄牙法律中的公共企业法人。公共行政组织依据法律设立。既有《澳门组织章程》《澳门公共行政组织结构大纲》等基础性的组织法规，而且每一个司级常设机构和其他重要公共行政组织的设立皆有澳督颁布的专门组织法为依据，每一个临时性部门亦由总督批示设立。行政组织内各层次部门的设立、人员编制和管理、行政职权乃至办事程序、公共收费标准等，均通过各机构组织法予以规范和实施。A二　澳门回归后第一个十年公共行政的改革：延续与变革（一）澳门基本法关于澳门特区公共行政组织的原则澳门回归，标志着澳门特区的宪制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也不可能是葡萄牙宪法和《澳门组织章程》，而是从1999年12月20日起，正式纳入由中国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共同构成的宪制秩序和国家治理体制之中。这就要求澳门特区的政权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在内，均要依据基本法来建立。A许昌：《澳门公共行政组织架构──二十年间的演变及未来的平稳过渡》，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53~354页。

10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澳门基本法在多处尤其是在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规定了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的性质、地位、产生、组成和职权，规定了行政与立法、司法的相互关系，并且在附件一规定了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其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特区政府的组织原则，但从上述基本法的条文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中，可以归纳出澳门特区行政组织与活动的有关原则。初步分析，这些原则除合法性原则外，主要还有地方政府组织原则、行政长官制原则、行政长官领导特区政府行使中央授予的行政管理权原则、一级政权组织原则、行政管理权行使集中统一原则。从特区与中央的关系来看，特区政府是特区的行政机关，是享有高度自治权、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地方政府组织，是中央在“一国两制”下对澳门实施管治的政权组织架构的组成部分。从基本法规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来看，与原有制度中的“行政机关”的规定就有不同。例如，保留下来的1999年澳门《行政程序法典》第15条就规定，“公共行政当局之机关”包括：①行使行政职能之机关；②公务法人之机关及公共团体之机关。从基本法规定的政府组织来讲，不属于特区政府的公共团体和市政机构不在行政机关的范畴。从基本法规定的澳门特区的政治体制来看，澳门特区实行的不是议会内阁制，不是总统制，也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更不是以前的总督制，而是行政长官制。A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澳门特区政府的首长是澳门特区的行政长官，行政长官除行使作为澳门特区首长的职权外，还行使领导澳门特区政府、决定政府政策并发布行政命令、制定行政法规并颁布执行、提请或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免政府主要官员、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公职人员等行政管理职权。首先，行政长官领导特区政府。从基本法第50条的内容排列来看，“领导”一词的含义包括基本法第50条第1项其后的属于行政管理权的条文内容，包括组织政府、任免行政会成员、代表政府、决定政策、发布行政命令、制定行A萧蔚云：《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制》，澳门科技大学，2005，第2页。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05政法规、批准动议、决定作证，以及对特区政府的行政领导权。行政长官与所领导的特区政府是隶属关系，主要官员对行政长官负责，A按照基本法与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行使对行政事务的管辖权。其次，行政长官负责组织政府，报中央任命。基本法第50条第6项规定，行政长官“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员：各司司长、廉政专员、审计长、警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海关主要负责人；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员职务”。第8项规定行政长官可“任免行政会委员”；第11项规定“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公职人员”。1993年3月31日全国人大《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第5条规定，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由行政长官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负责筹组。1999年7月3日全国人大澳门特区筹委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在1999年12月19日前开展工作的决定》第1条也有同样的规定。按照澳门基本法的规定，结合澳门特区成立及后来政府组织的实践，由新任行政长官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组织特区政府，是特区行政机关组织的主要做法。再次，行政长官决定特区政府政策，拥有特区行政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基本法在多处授权特区或者特区政府自行处理特别行政区的有关行政事务或自行制定有关政策，并规定行政长官决定特区政府政策。这表明，特区行政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和行政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在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拥有具体行政事务的领导权。这就摒弃了原来的总督集权制。基本法规定的行政管理权是由行政长官及其所领导的特区政府来行使。按照基本法第61条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第62条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规定，在澳门特区，除了行政长官及其所领导的特区政府之外，其他实体不享有基本法赋予的行政管理权。从这个意义上，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澳门特区的公共行政体现了以“直接行政”为主的特点，体现了公共行政的统一性。A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纲要法》第8条第3款。

10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这就改变了原有的公共行政还包括“间接行政”的特点。当然，特区政府在行使职权时，也并不排除将某些“非政权性”的事务“委托”给法定机构来处理，有关行政机构也依法被赋予行政自主权或财政自主权。从政府管理层次上来看，在基本法框架下，特区行政机关是一级政府组织。这就表明，澳门特区的政府组织不再分为“中央行政”和“地方行政”两级。基本法第95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市政机构。市政机构受政府委托为居民提供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服务，并就有关上述事务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基本法在规定可设立市政机构的同时，突出强调其“非政权”性质。特区市政机构受特区政府委托，在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方面，一是“为居民提供服务”，二是“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与其“非政权”性机构的地位相一致。因此，基本法规定的一级政府组织原则，表明澳门特区政府组织只是澳门特区政府，没有在特区政府之下的地方自治组织，不存在地域意义上的“自治行政”。从公共行政内部架构来看，基本法第62条规定，澳门特区政府设司、局、厅、处，明确了特区政府的层次，以求行政机关的精简和效能。A特区政府成立后，依据基本法，按照《政府组织纲要法》和第6/1999号行政法规《政府部门及实体的组织、职权与运作》的规定，只是将原来的（政务）司、司、厅、处、组、科六级压缩为司、局、厅、处四级，原有部门及实体视情况分别划归隶属于行政长官或五个司长或由其监督的范围，赋予各司司长行使基本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职权，改变了原有公共行政体制中“政务司”不享有实质性职权的状况，也改变了原有行政架构过于繁杂、层次过多的规定。至于“科”的设置，第15/2009号法律《领导及主管人员通则的基本规定》第2条第4款规定，“科长”官职具例外性质，并只可在属行政性质的组织附属单位中设立。“组”在结构中被取消，具有临时机构性质的“项目组”则继续保留。基本法还规定了特区行政管理权由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集中统一行使的原A萧蔚云：《一国两制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89页。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07则。基本法不仅规定了行政长官的职权，也明确规定了特区政府的概念，改变了原有体制中不存在“政府”这一观念，同时赋予特区政府职权，政府各机关和部门的职权法定，不再依赖首长直接或间接的授权，割断了行政组织对首长个人的权力依附关系，有利于各个机关和部门各司其职，主动履行职责。A（二）回归后第一个十年公共行政变革1．依据基本法组建第一届特区政府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决定，B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根据体现国家主权、平稳过渡的原则产生。其中，第一任行政长官由推选委员会协商后提名选举产生，第一届澳门特区政府由行政长官依照基本法规定负责筹组。选举产生第一任行政长官。1999年5月15日，推选委员会在澳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1999年5月20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根据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人选，并签署国务院第264号令，任命何厚铧为澳门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组建第一届特区政府。根据全国人大澳门特区筹委会的决定，C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设5个司，分别为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和运输工务司。在组建统一的警察部门之前，原有各警察机构统归澳门特区政府保安司管辖，保安司司长兼任基本法所规定的“警察部门主要负责人”。D设立澳门特区廉政公署、澳门特区审计署和澳门特区海关。根据行政长官的提名，中央任命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澳门特A许昌：《澳门公共行政组织架构──二十年间的演变及未来的平稳过渡》，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58页。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有关机构和主要官员职位设置的意见》，1999年3月2日通过。D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警察总局》（第1/2001号法律）第3条的规定，从2001年起，警察总局局长为基本法所规定的“警察部门主要负责人”。

10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区政府各司司长、廉政专员、审计长、警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海关主要负责人，均为主要官员，由行政长官从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澳门特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中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1999年8月11日，国务院根据行政长官的提名，任命了澳门特区政府7位主要官员和检察长。当时，澳门尚未建立统一的海关，海关关长的提名和任命留待澳门特区政府成立后的适当时候进行。A1999年9月25日，行政长官根据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委任了行政会的10位委员，完成了行政会的组建工作。建立临时市政机构。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澳门市政机构问题的决定》，在澳门特区设立非政权性市政机构之前，将澳门原市政机构改组为澳门特区的临时性市政机构，经行政长官授权开展工作，并向行政长官负责，不再具有政权性。临时性市政机构的任期至基本法规定的非政权性市政机构产生时为止，时间不超过2001年12月31日。2002年1月1日，成立了民政总署，B原临时市政机构被撤销。2．按照基本法规定对原有公共行政制度予以保留与此同时，特区公共行政基本延续原有制度。根据基本法第5条“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规定，第8条澳门原有法律保留的规定，第16条“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依照本法有关规定自行处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事务”等规定，以及基本法第99条有关原有公务人员留用、第100条有关原有公务人员制度基本不变的规定，依据“体现国家主权、平稳过渡的原则”，澳门特区《回归法》（第1/1999号法律）做出了特区公共行政基本延续原有制度的有关规定。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公共行政延续原有关系，包括原有公务人员的职务关系、公共行政组织关系。《回归法》第5条规定：“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公务员及服务人员依原有法规确定的与公共行政A2001年8月6日，澳门特区公布了《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关》（第11/2001号法律）。B2001年12月17日，澳门特区公布了《设立民政总署》（第17/2001号法律）。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09当局的职务联系，以及各公共部门、公务法人、项目组、其他公共实体或其机关、公务员或服务人员获授予的权力及承担的责任，得予保留，但不影响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本法或其他可适用法规作出变更。”二是原有行政行为继续有效。《回归法》第6条规定：“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前依原有法规作出的全部行政行为，在不抵触《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本法或其他可适用法规的前提下，在该日后继续有效及产生效力，并视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应人员或实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三是原有行政授权继续有效。《回归法》第7条规定：“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前依原有法规对公共部门、公务法人、项目组及其它公共实体领导人的转授权，视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应官员所为，但不影响对该等转授权的收回、变更或以法规另行订定。”四是专营合同继续有效。《回归法》第12条规定：“政府对公共服务的被特许人或公益实体的权力，由行政长官指定的司长按照特许合同的条款或可适用的法律或其他法规的规定行使。”根据上述规定，澳门原有行政组织制度包括直接行政制度和间接行政制度，自治行政、项目组、公法人、公务法人、行政公益法人制度，以及原行政行为制度、行政授权制度和行政合同制度得以继续保留。3．针对原有公共行政存在的问题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应该说，一方面，澳门特区的成立使澳门特区政府宏观架构得以确立，但原有公共行政制度得以基本保留，使得原有公共行政存在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延续下来，一时难以清除。澳葡政府的公共行政被认为代表无所作为、封闭落后的行政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继承性缺陷”，包括整体性问题、适应性问题、自足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和参与性问题；二是“趋势性问题”，主要是全能化趋势、内地化趋势等问题。A另一方面，澳门特区公共行政的改革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宏观因素来看，主要是全球化、数字化与国际公共安全；从中观因素分析，主要是澳门与珠三角地区的联系和互动趋势的强化；从澳门内部因素来看，则涉及澳门的A娄胜华：《澳门公共行政存在的问题刍议》，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7~34页。

11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资源、产业、文化以及澳葡政府的行政遗产等。A有学者也将此概括为全球行政改革浪潮与澳门内部对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扩张的需求，具体表现为政府角色的根本性改变、经济发展、区域竞争加剧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波轮效应。B因此，澳门特区公共行政的改革既要清除原有公共行政延续下来的弊端，又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其方向和路径应以解决行政体制的参与性、政府组织的整体性与自足性（封闭性）、行政法律制度的适应性为重点，并警惕政府职能的全能化与行政体系的内地化趋向，改革取向应选择“以扩大参与为基础，以提高效率为导向”，针对既存问题的累积性特征，选择渐进式的增量改革，而以非激进式的存量改革为路径。C也有观点认为，深化澳门特区行政改革的基本路向，一是树立“权变的”和“可持续的”行政改革观；二是重塑澳门的公共行政精神和公共行政文化，确立和践行民主行政、服务行政、责任行政、高效行政、透明行政、廉洁行政等基本价值理念；三是打造澳门特区政府独特的国际竞争力；四是建立健全“次区域化”视野下的政府全面合作的制度安排。D从特区第一届政府开始，面对回归前夕澳门社会治安恶化、经济不景气、对公共行政及公务人员整体评价不高，就开始考虑公共行政改革的问题。但是，基于当时首要问题是尽快恢复治安、提振经济，加之回归初期中高级公务人员经验不足，对公共行政如何改革、何时改革并不清楚，E涉及公共行政的法律法规数量繁多且相互交错，修法费时费力且无适当人力，所以，公共A郑天祥等：《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改革：环境、特点及其思考》，载余振等编《双城记Ⅱ──回归后港澳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澳门社会科学学会，2003，第133~145页。B娄胜华：《实践导向与问题切入：澳门公共行政研究检视》，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页。C娄胜华：《实践导向与问题切入：澳门公共行政研究检视》，载《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行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5页。D郑天祥等：《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改革：环境、特点及其思考》，载余振等编《双城记Ⅱ──回归后港澳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澳门社会科学学会，2003，第133~145页；杨爱平：《简论澳门特区政府的行政改革》，《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31~35页；陈瑞莲：《澳门特区行政改革：特色与路向》，《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1期，第48~52页。转引自娄胜华《实践导向与问题切入：澳门公共行政研究检视》，第5页。E赵向阳：《澳门特区公共行政的若干观察》，载《公共行政建设与法制完善》，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7，第113页。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11行政改革首先从确立“以民为本”的新行政文化着手。A其主要做法是，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效率、加强投诉处理、推出服务承诺，以及推出多项电子服务，引入“品质管理认证”。同时，取消两个临时市政机构，设立民政总署，建立多个服务站和一站式市民服务中心；进行公职法律制度改革，取消公职人员职业税免税制度，建立新的退休保障制度，完善评核制度，修订职程制度、领导与主管人员通则，建立问责制度；完善公共政策咨询制度。上述改革措施具有比较强烈的管理主义色彩，试图借用私营部门管理中卓有成效又为其他地区政府改革广泛采取的管理技术和方法，来提高前线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外，澳门特区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开展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譬如解除管制、民营化等。B详见表1。表1　2000~2009年施政报告拟定的公共行政改革措施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要点20001．　透过人力资源评估、公务员职业培训的开展、组织结构的优化和重组、相关法例的修正及制定、资源及科技的合理运用等手段，努力达致公共行政现代化2．　建立新的公共行政文化，以及能回应市民诉求的公共服务模式，增强公务员的社会责任感20011．　“以民为本”，特区政府的施政充分体现本澳市民的整体利益。在全体公务人员中进一步强化服务特区、服务市民的公仆观念，是特区政府继续改进行政运作的基本出发点2．　就公共行政部门的设置、结构、职能及人员编制重新做出深入研究，为制定行政改革的整体规划做好准备，提出行政程序简化及合理化建议，广泛推行“服务承诺”计划，加强公共行政的问责性和提高服务效率；参考国际行政改革的经验，在个别部门尝试引入企业管理的先进模式，例如，ISO9000质量管理认证，逐步推广；积极听取市民的意见，检讨并完善投诉机制3．　开展集中招聘、入职考试及试用期等制度的可行性研究，推行有效的管理措施，提升人力资源的管理水平，全面检讨公职法律制度并提出相关修改，持续安排公务人员的培训，首先抓好中高层公务人员的培训，启动与新加坡达成的合作培训机制4．　建立客观、科学的绩效评核和奖惩制度，引入量化评核标准A赵向阳：《澳门特区公共行政的若干观察》，载《公共行政建设与法制完善》，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7，第115页。B曾军荣、吴帅：《澳门特区公共行政改革：动因、策略与难题》，“21世纪的公共管理：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澳门，2008年10月，第6页。

11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续表　　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要点20021．　全面开展政府架构的重大改革，务求达致精简架构的目标。解决部门内部架构的臃肿和职能重叠以及规范化不足的人员配置问题。责成政府各部门提出本身精简架构的建议方案，迅速落实各部门的架构重组2．　组建民政总署，除提供日常的市政服务外，还将大力推动各种社会民生工作，落实“以民为本”精神3．　在不动产买卖、公司注册等方面试行“一站式”服务，把同类事项集中在一个地点办理，节省行政手续4．　积极提升公务人员的素质，推动“电子政府”早日全面实现5．　加速检讨公职法律制度，尽快改善公务人员的评核、晋升和奖惩体制，推动整个政府服务文化向良好标准看齐，凝聚和巩固公仆精神20031．　推广和深化“一站式”服务，筹建功能高度集中的一站式民政综合服务中心，全面推广服务承诺2．　组成跨部门、跨范畴的专责小组处理市民投诉事项3．　完善内部运作，优化行政程序，促进各部门的沟通和合作4．　就民政事务加强管理层与市民的直接沟通，领导和主管人员前往各区服务站，实地了解情况，听取市民意见5．　加紧公职法律制度的修订，调整公务人员的职称、聘用和晋升的规定，达致知人善任、能者居之的目标。完成人员评核制度的修订，将评核范围扩大到主管人员。强化公务人员的培训，尤其是加强领导及主管人员的培训，提高其通才素质和决策能力20041．　对已有的改革给予必要的检讨、梳理和调整，把那些经过试验证明行之有效、副作用最少的改革措施，尽量加以推广2．　分散、不连贯的改革，需要提升到有系统的规范性改革；单一部门、单一范畴各自为政的改革，需要提升到跨部门、跨范畴的改革；冷冰冰、公事公办的改革，需要提升到工作更加细致入微、更加人性化的改革；某些工作范畴的改革，需要从被动等待市民上门的方式，提升到主动深入民间的方式3．　巩固公务人员荣辱与共的凝聚力，提升和磨炼公务人员的工作能力20051．　全面、多层次地倾听市民的声音，如实把握民意的各种流向。民间社团对民意的收集和提炼价值极高，政府要给予更大的重视、更多的了解。以更大的开放，让传媒以自由、深入的报道与评论，对政府施政做出有力的监督。各级官员需经常主动接触市民，取得第一手讯息，使有关问题获得准确和迅速的改善2．　设置有力机制，全面优化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跨部门合作，避免不同范畴的政策措施互相牵制和干扰。对有关部门进行科学的功能重组，让各种先进服务模式发挥更大能量，减省更多不必要的工作项目和程序，进一步清除部门架构优化的障碍，使更多部门加入合作的团队，形成满足市民多种服务需要的交叉协作。完善跨部门的紧急应变合作机制，确保对社会重大突发事件做出迅速、全面和持续有效的反应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13续表　　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要点20053．　加强各级官员履行职务的问责性，检讨现有的制度，制定适当的措施，促进整个施政团队更有力地承担起以民为本的施政重责4．　公务员评核方面，以民主和理性作为个人判断的基础，使新的评核制度充分发挥奖励先进、警惕后进的功能，并严防受到人为的扭曲。在培训领域，优化师资和培训模式；在技能培训的基础上，深化伦理哲学的培训，全面培养公务员的服务人格。对于表现优秀的公务员，需要提供深造机会，给予重点栽培20061．　在前线服务方面，在巩固集中化的中央服务的同时，发展分散式的社区服务，在巩固不同部门一站式服务的同时，发展一站式多部门的联合服务。进一步实现市民对公共服务的监督制度化、常规化，同时确保服务表现优异的人员和部门获得充分的肯定2．　跨部门合作，依然是行政改革的重镇。考虑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功能转让，使涉及同一事项的多种服务，取得集中运作和同时运作的条件，解决长期以来单个部门、环节服务的有序和多个部门、环节服务的杂乱之间的矛盾。先行推进个别项目和个别社区的跨部门服务，再把取得的经验进一步推广。对某些徒增市民不便的工作环节，予以过滤或取消。强化不同部门人员之间的沟通，以利于服务经验的传播3．　加强先进服务模式的协调和监管，使之充分发挥效能，名副其实。在正常服务程序之外，要主动提供情理上应有的协助，减少市民的不便。排除一些普遍的改革误区，例如，用服务态度的改善，来代替服务效能的改善；用局部服务环节的改善，来代替整体服务流程的改善；用服务形式的改善，来代替政策措施内容的改善；等等4．　公务员队伍建设方面，参考各种先进的文官制度，逐步改革政府官员的培养和任用模式，造就更多德才兼备之士。加强公务员培训的创意训练，同时发展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和道德伦理哲学等课程。注重培训的实效和弹性，提升师资的素质。鼓励公务人员个人自学，提升公职内外的综合知识素质。在入职、考核和晋升方面，严禁私相授受和任人唯亲，使正气在公职生活中获得伸张。公务人员要保持端正的操守，以身作则，秉公处事。卓有表现的人员，必须得到嘉许，以及享有优先提拔的机会5．　加快问责机制的建设。拟定一系列有关问责机制的法律法规，包括主要官员的退休和离任后的“过冷河”制度。使各级官员在不同性质的施政问题上，能恰当地行使应有的职权，更好地为市民提供服务6．　提高政府工作具核心性、细节性和持续性的透明度，鼓励传媒和议政人士做政府的诤友，将公共行政置于市民和舆论更加有力、更具实效的监督之下20071．　面对行政改革和制度改革新的更大挑战，提出“勇于变革、共同承担”的施政理念2．　加快行政改革步伐，强调行政改革的规划性，推出2007~2009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线图》涉及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能力以及结构方面的改革。明确行政改革的目标是使政府能更好地适应澳门快速发展的经济与社会形势，促使行政效率的提高

11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续表　　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要点20073．　全面提升“一站式服务”的质量，设置一站式“政府资讯中心”，推进分区“市民服务中心”的设立，发展跨部门、跨范畴的一站式综合服务4．　设立问责制度，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启动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进程，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建设5．　对现有咨询组织进行规模重整和功能重整，消除形式化的安排，强调实际效果的发挥6．　在法律改革方面，发挥中央机制的主导功能，注重提高改革的质量和效率20081．　按照2007~2009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线图》，全力推动公共行政改革和法律改革，促进改革的科学化、人性化，更加注重强化施政能力的建设。强化行政财政管理制度中涉及公共资源运用、涉及市场运作的廉政机制，全力打造一个品格更加健康的廉洁政府，修订和推行相关法律，全力打造一个向公众做出更大承担的责任政府2．　以建立高层次的公共行政改革中央统筹机制为起点和切入点，加快行政改革的进程，全面优化政策的统筹、咨询和评估机制3．　深入拓展社区化的民生服务，逐步扩展分区“市民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提高公共行政的透明度4．　以民意咨询为杠杆，加倍推动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民主参与。在加强整体性咨询的同时，强化中央与分区在民意咨询、收集的相结合。筹组以社会人士为主体、分区“市民服务中心”负责人员参与其中的“分区社区服务咨询委员会”，使之与“分区市民服务中心”紧密有机结合，更有效地发挥咨询功能。民政总署率先优化“社区座谈会”的功能，加强与市民的直接双向交流，逐步提高相关领域官员的参与程度5．　修订公务人员一般职程制度以及包括保安部队在内的各项特别职程制度，优化中央人事管理，加强公务人员的培训6．　配合公共行政的廉政改革，优化、推进法律改革20091．　继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公共行政的基础，在于民主与效率的统一、科学与人性的统一。在民主方面，进一步注重提高与公众的沟通、接受公众监督的主动性、广泛性和实效性。在效率方面，进一步注重行政程序的简化，尤其是从个别环节的简化提升为整体结构的简化，从量的简化提升为质的简化。在科学方面，进一步注重做出适应本澳情况，具有严谨理据的科学决策。在人性方面，进一步注重发乎内心的诚意和关怀2．　特区公共服务的改革，将分区“市民服务中心”和“政府综合服务大楼”以及“政府资讯中心”的运作，加上对涉及多个工作领域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以及相关法律的修订等，作为不同层次的切入点，加速跨部门合作的优化进程，实现政府服务质量新的突破3．　加强对公共部门的财务监督，加强对各级官员的廉政监管，完善公共工程的承揽制度，扩大公共工程项目运作透明度，拟定将监察范围延伸至私人领域的法案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15续表　　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要点20094．　在公务人员的团队建设方面，依据《公共行政改革路线图》，重新规范中高层人员的权责和义务，加强对他们的问责要求。改革职程制度，推动公务人员职程制度和专业人员特别职程制度的修订，为公务人员提供优质职业生涯。完善公务人员沟通，培育和谐的公职伦理5．　加强与社团、机构、市民的沟通互动，拓展咨询平台，推进公众参与，共同建设高质素的公民社会。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至2009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报告整理。到第二届特区政府任期结束时，公共行政改革在行政理念的确立、公职法律制度改革、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公务人员管理、廉政建设、政策咨询、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效，洗涤了回归前澳葡政府的“夕阳心态”，重塑了积极有为的公共行政精神，进而最大限度减少了“非典型肺炎”（SARS）危机与全球金融风暴给本澳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开创了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局面。A三　澳门回归后第二个十年公共行政的发展：部门重组与效能提升从2009年年底到2019年，澳门特区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所做的《澳门特区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研究报告》认为，特区政府成立第一个十年公共行政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政府职能关系有待理顺。一是在政府与社团的关系上，存在职能庞杂、角色不清、被公众舆论牵引等问题，影响了政府的导向与管治功能。二是在政府各部门间的关系上，体现为部分政府部门职能交叉、职责不清。三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如何发挥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在推动社会经济有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制定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企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和公共服A庞欣新：《澳门特区行政改革十五年成效分析》，《行政》2014年第27卷第4期，第809页。

11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务，同时对企业的经营依法进行监督的问题。A②公职制度改革有待深化。主要问题包括：原有公职制度中公共行政人员分类偏多，导致待遇不一、凝聚力不强；中央招聘机制存在聘用分配任用人员方式与用人部门的实际需要存在脱节、招聘成本过高、人员聘用标准不清、缺乏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机构、编制外人员的聘用不受编制约束；公职人员部门间的流动性差；新评核制度没有具体的评分标准，评核内容未能量化，分散考核，各行其是，评核结果难以反映员工的真实表现；职程晋升制度缺乏公平性，按服务时间而不是按工作表现来决定；公务员培训的针对性不强等。B③决策与执行中的沟通不畅。主要问题有：司与司之间无协调机制，如遇牵涉几个司级机构的事务时就难免产生决策延误或片面决策；同时，各局级部门之间缺少协调，或是较多地从部门利益角度考虑。C④官员代任制的修订和完善有待验证。回归后，代任制度出现了长期化和利益结构固化现象，通过第15/2009号法律，基本上回应了上述问题。但其实施效果，有待验证和监察。D⑤官员问责方面有待加强。对领导及主管的问责手段约束力不强，对主要官员没有政治问责，行政长官承担连带责任，影响管治威信。E⑥咨询机制有待完善。主要问题有：成员跨界别的重叠较多，大部分成员是政府官员和社团领袖，少有市民代表；委任过程和委任原则不太透明；决策过程和委员议决取向较为保密，委员间的利益和角色冲突，社会并不完全知情；尚未完善绩效评估制度。公民参与的公众咨询在机制、程序、途径和咨询结果的反馈等方面尚有很大改善空间。F上述问题也被概括为四个方面：行政机构叠床架屋、行政职能重叠、行政程序繁杂、政府绩效不高。GA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门特区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研究报告》，2009，第9~10页。B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门特区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研究报告》，2009，第11~14页。C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门特区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研究报告》，2009，第14页。D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门特区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研究报告》，2009，第14~15页。E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门特区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研究报告》，2009，第15~17页。F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门特区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研究报告》，2009，第16~18页。G鄞益奋：《政府善治与精兵简政》，《澳门日报》2014年8月27日，第F4版，“莲花广场”。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17针对上述问题，第三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上任时明确提出建立“阳光政府”的理念。2010年3月，行政长官在《2010年财政年度政府施政报告》中提出：“新一届特区政府将充分听取民意，集思广益，以澳门居民的福祉为依归，对澳门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负责，加强廉政建设，全面提升施政透明度；推动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政府执行力；提升广大市民对政府的信心；在良性的互动和监督下，全力推动阳光政府建设。”在2011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继续秉持“积极构建阳光政府”的理念，提出“除了巩固现有的公共行政体系，深化公共行政的改革措施，特区政府还将逐步确立更科学、更公开、更民主的决策模式，以公共利益为大前提，实现阳光政府的施政理念”。到了2012年，施政报告提出“落实科学施政、推进政务公开”的理念，明确“建设一支专业高效、廉洁奉公的公务人员团队，是特区政府落实科学施政、推进政务公开的重要保证”。“特区政府将在已落实建立问责制度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各级官员的问责意识。”在201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提出“强化政府运作机制，提升公共行政效能”的策略，强调“特区政府坚持‘科学施政’理念，贯彻科学决策，增加施政透明度。然而，经验表明，政府在推出政策后，因为执行力的问题，效果有时未能尽如人意。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彻底检讨并积极改善”。“将建立政府绩效治理制度，把部门的执行力和执行效果、对既定政策是否有具体且有效的行动回应、政策是否达到目标，作为评估绩效的重要指标。”在2014年财政年度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提高公共行政绩效，优化公共服务质量”的策略，表示“特区政府将稳步推进各项改革，努力提高公共行政绩效”，并要求“公务人员必须与时并进，增强自身综合能力，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尽管回归以来澳门公共行政改革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是，长期以来积累的公共行政深层次的问题则较少触及。有观点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关注的是管理技术、管理机制、服务模式和职能输出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之后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然而，这些针对前线公共服务效率与质量的公共行政改革措施，

11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较少触及澳门特区公共行政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即职能重叠问题。A2014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提出四点希望。其中第一点希望就是“不断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要求澳门特区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努力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加强公职人员队伍建设和管理。第二点希望是“继续统筹谋划，积极推动澳门走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也涉及特区政府公共政策的研究、统筹规划和制定能力的提高。为此，在2015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行政长官以“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社会善治”为目标，提出“精兵简政”的施政理念，表示“客观趋势和广大居民都对特区政府治理能力及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会乘大势、顺民意，在积极作为中改善不足，不断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16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则以“深化公共行政改革”为重点，并表示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决策”的施政理念，“一切从特区整体利益出发，听取民意，与居民之间建立良性互动。政府努力增强施政透明度，接受社会和居民监督”。2017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继续秉持“提升公共服务效能”的目标，并强调“坚持施政为民的服务理念，推动精兵简政，深化各项公共行政改革，提升政府施政能力和公共服务”，“推进政府架构调整，完善公职人员制度”。针对特区五年规划，还提出“落实特区五年规划的过程，是提高政府跨部门协同效应，增强施政执行力的过程”，“加强部门联合工作会议，检查特区五年规划落实情况，从而根据综合平衡、环境变化等因素适时作出调整”。2018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重新提出“深化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标，表示“落实优化公共决策系统的发展战略。秉持对广大居民负责的态度，积极有为、勤于施政、敢于担当，深入推动各项公共行政改革，全面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主要任务有两项：①革新公共行政，提升服务水平；②加强制度建设，推进社会善治。A曾军荣、吴帅：《澳门特区公共行政改革：动因、策略与难题》，“21世纪的公共管理：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澳门，2008年10月，第6~7页。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19从上述施政报告来看，第二个阶段公共行政改革的重点主要是构建阳光政府、优化和调整政府架构、落实科学施政、强化政府运作机制、优化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公共行政效能等方面。第二阶段公共行政改革情况见表2。表2　2010~2018年施政报告拟定的公共行政改革措施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要点20101．　强化廉政建设。实施《预防及遏止私营部门贿赂法律》，修订《财产申报法律制度》，引入官员财产资料适当公开的机制，完善“廉政公署人员纪律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强化廉政公署行政申诉职能，全力协助提高公共部门运作的透明度，并鼓励全体公务人员建立廉洁诚信的行政文化2．　加强审计监督。拓展政府账目审计、衡工量值式审计及专项审计的深度及广度，研究对大型公共项目进行追踪审计的可行性3．　建立官员问责的体制。制定有关问责制的规范性文件，理顺并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明确各级官员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形成完整的政府责任链4．　政务公开。建立政府发言人机制，并设立政府发言人办公室，协调各政府部门以有效及统一的方式，从各个层面加强政策解说力度，提升对突发事件的应变水平，提高政府的快速响应能力，与公众保持良好的沟通。启动《出版法》和《广播法》修订5．　检讨现有的咨询组织，使咨询组织的运作更加规范和透明。明确咨询委员的角色及责任，推进公众咨询的制度化，提升公众咨询的成效，在政府与公众的双向沟通中真正能够吸纳民意6．　决策的科学化。组成向行政长官负责的政策研究室，作为咨询、辅助决策的机构，协助行政长官了解民意和科学决策，协调特区政府各部门政策的制定。建立与政府各部门、各咨询机构、高校研究机构及民间社团定期的联络机制，加强体制内外研究机构的信息交流。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协调功能，组织相关部门和机构进行研究，对比并优化各种方案，以供科学决策7．　　遵循法治、透明、稳健等原则，决定建立符合澳门实际情况的财政储备制度8．　公务人员培训。弘扬“爱民为民”、“团结一心”、“勤政高效”及“清正廉洁”的精神，制定系统的公务人员培训规划，加大公务人员行政伦理及专业能力的培训。培养高质素的领导管理人才及专业技术人才9．　公职法律制度改革。构建公平合理的制度和体系，提高公务人员士气。构建公务人员和政府的沟通平台，畅通公务人员的申诉渠道，增设公务人员因在工作过程中涉及案件诉讼的司法援助制度，保障公务人员的合法权益10．　公共行政改革。检讨现有的组织架构设置，整合部门职能，从整体上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提升部门行政效能。检讨一些不合时宜的手续及程序，优化流程，简化行政手续

12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续表　　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要点20111．　深化及巩固官员问责制度。订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通则及相关守则、《领导及主管人员行为准则──义务及违反义务时的责任》等规范性文件2．　公职法律制度改革。积极推动人员中央统筹管理模式，实行中央招聘及晋升机制。修订《因执行公共职务的司法援助》法案、修订《年资奖金、房屋津贴及家庭津贴制度》，调整公务员福利制度3．　部门整合。合并法律改革办公室与国际法事务办公室，专责法律统筹机制的工作；社会保障基金划入社会文化范畴；退休基金会划入行政法务范畴4．　廉政建设。修订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律制度》5．　为加大咨询的成效，执行《公共政策咨询规范性指引》。优化政府与居民的沟通模式。继续完善现时政府各个咨询组织的角色，吸纳专业的建议和民间的意见，以制定或修订更符合社会实情的政策措施20121．　加强官员问责意识。在问责制度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各级官员的问责意识2．　公职法律制度改革。重点推进公务人员中央招聘及晋级培训。研究设立专责薪酬调整的评议会，以健全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建立一套公平、科学、独立的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3．　启动政府架构调整的研究，以理顺职能重叠的问题，合理配置资源，完善公共服务4．　落实政策咨询机制。全面实施《公共政策咨询规范性指引》，继续完善政府发言人制度，加强公共资讯发放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增进与新闻界的沟通5．　建立由行政长官领导的危机处理统筹机制。为了有效地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提升危机应变处理的能力，在现有的区域和国际应急合作、公共卫生、民防、旅游危机四大应对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行政长官领导的危机处理统筹机制，进行统一指挥和协调，采取应对危机所必需的各项紧急措施，确保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突发事件的情况，订定资讯发放与收集方式，调动应急所需的人力及物力资源，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分工与合作，以利稳定局面，全力保障居民及旅客的生命与财产安全20131．　建立政府绩效治理制度。特区政府坚持“科学施政”理念，贯彻科学决策，增加施政透明度。建立政府绩效治理制度，把部门的执行力和执行效果、对既定政策是否有具体且有效的行动响应、政策是否达到目标，作为评估绩效的重要指标，首先开始实行领导官员的绩效评审制度，促进和增强公务人员的责任感、服务意识和职业伦理修养，提升政府的施政效能。实施政策执行情况季度报告制度2．　公共行政组织架构调整研究。分析政府架构重叠和职能交叉问题，其中包括对民政总署的职能以及与其他部门之间关系的研究。审慎、客观地厘清确实存在的机构职能重叠和交叉情况，科学、务实地筹划公共行政组织架构的调整、重组和精简工作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21续表　　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要点20141．　整合和优化政府架构。修改文化局和体育发展局组织和运作的法规，以配合民政总署相关职能的转移。进一步调整民政总署的其他相关职能，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和优化政府架构2．　实行领导官员绩效评审制度。研究引入中立评审机构的可行性。政府高度重视“官员问责”，并将其与公共行政绩效管理，特别是已经实施的领导官员绩效评审制度结合起来，通过绩效管理、领导官员评审和官员问责三个不同层面的评价制度，实现政府接受监督、自我监督和自我完善。在适当时设立绩效管理的专门委员会，以统筹和领导有关工作3．　对现有的咨询组织进行检讨，限制咨询成员的重复任职，规范其委任年期。在保证咨询组织工作延续性的同时，增强其包容性与透明度20151．　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增强施政透明度，加强政策研究，提升政府回应速度和质量，增强政策解说能力，确保政府与社团和居民的良好互动。落实整合和精简咨询组织，所有咨询组织每届任期为两至三年，社会人士成员可连任两至三届，但最长不超过六年，最多可同时出任三个咨询组织2．　落实精兵简政。落实对整个公共行政架构职能重组和转移合并的综合研究，改善跨部门合作机制，提升公共行政效率。研究设立非政权性市政机构3．　全面检讨中央招聘制度的入职及分配，研究修订《公务人员职程制度》，适时推出相应的补助和福利措施，开展“公务人员分级调薪制度”的研究，优化培训工作的质量4．　落实建立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制，增强各级官员的责任意识。完善领导官员绩效评审制度，实现官员问责制度与领导官员绩效评审制度的结合，形成“绩效导向”和“权责相当”的行政文化20161．　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决策”的施政理念，增强施政透明度，接受社会和居民监督，推进各个范畴咨询组织的重组或整合，拓宽居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2．　继续理顺公共行政架构职能。两年内完成15项公共部门和组织的调整、职能重组工作，从而实施精兵简政。强化公共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加强政府内部跨部门合作，提高政策执行力。筹划设立非政权性市政机构，合理配置市政机构与相关部门的职能3．　电子政务。就“行政准照/牌照”的跨部门程序进行分析优化。推出更多的电子化便民服务措施，构建一系列的公共服务平台4．　对中央招聘制度进行改革，实行统一集中、两级考试。完成修订《公务人员的招聘、甄选及晋级培训制度》的有关工作。设立公务人员投诉管理机制，启动绩效评核制度改革，正式纳入第三方评价

12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续表　　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要点20171．　推进政府架构调整。实施为期三年的第二阶段重整规划，重点调整经济财政及运输工务范畴相关部门的职能。展开对公共行政组织架构设置标准、不同层级架构的权限划分及相关配套机制的研究分析。就设立非政权性市政机构开展具体方案的制定工作，并草拟有关法案。进一步优化咨询组织，推进经济产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及运输工务等政策范畴的咨询组织重组2．　完善公职人员制度。推进公职制度的优化，并对公务人员规模进行总量控制。继续推进领导官员绩效评核工作，落实并强化官员问责制度3．　发展电子政务，优化跨部门工作流程，提升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2018施政重点是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不断完善和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1．　启动为期三年的第二阶段职能重整，主要涉及经济财政、保安及运输工务范畴等17个公共部门。从组织架构的职能分工和运行机制两个方面，研究公共行政运作机制层面的改革方案。展开设立非政权性市政机构的立法程序2．　优化多项与经济民生相关的跨部门程序，增加全程电子化的项目，完善“一站式服务”3．　就《公务人员职程制度》第二阶段的修订方案，以及“分级调薪”制度的初步方案开展咨询。优化公务人员的晋升制度4．　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完善公共服务评估机制。检讨官员问责制，规范行政、政治、法律、道德四大问责规定，健全问责的配套制度。深化绩效评核工作，细化评核要素和标准，完善第三方评估。增强各级官员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意识，努力形成施政为民、权责一致的良好行政文化氛围5．　培养治理人才，推动咨询组织的优化和重组，强化咨询组织的年轻化和专业性。加强施政透明度，提升政策解说能力和执行力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至2018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报告整理。2010~2018年，结合这一时期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和行政法务范畴的公共行政领域主要工作安排，澳门特区公共行政改革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阳光政府”的建设取得了成效。从2010年起，强化廉政建设，实施《预防及遏止私营部门贿赂法律》，修订《财产申报法律制度》，引入官员财产资料适当公开的机制，完善“廉政公署人员纪律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强化廉政公署行政申诉职能，提高公共部门运作的透明度，建立廉洁诚信的行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23政文化。加强审计监督。拓展政府账目审计、衡工量值式审计及专项审计的深度及广度，研究对大型公共项目进行追踪审计。建立官员问责的体制。2011年订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通则及相关守则、《领导及主管人员行为准则──义务及违反义务时的责任》等规范性文件，理顺并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明确各级官员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形成完整的政府责任链。实行政务公开。建立政府发言人机制，设立政府发言人办公室，加大政策解说力度，提升对突发事件的应变水平，提高政府的快速响应能力，与公众保持良好的沟通，启动《出版法》和《广播法》修订。加强政策咨询和政策研究，促进决策的科学化。设立向行政长官负责的政策研究室，作为咨询、辅助决策的机构，协助行政长官了解民意和进行科学决策，协调特区政府各部门政策的制定。全面实施《公共政策咨询规范性指引》，加强公共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建立与政府各部门、各咨询机构、高校研究机构及民间社团定期的联络机制。公共行政组织架构调整和部门重组有重要进展。2010年就开始检讨特区政府的组织架构设置，整合部门职能，从整体上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提升部门行政效能，合理配置资源，完善公共服务。例如，2011年合并法律改革办公室和国际法事务办公室，设法律改革及国际法事务局；2016年1月，将法律改革及国际法事务局并入法务局，专责法律统筹机制的工作，并将原法务局的少年感化及社会重返职能分别纳入惩教管理局及社会工作局。与此同时，将社会保障基金划入社会文化范畴，退休基金会划入行政法务范畴，修改文化局和体育发展局组织和运作的法规，配合民政总署相关职能的转移。落实精兵简政理念，2016至2017年两年内完成了第一阶段共15项公共部门和组织的调整、职能重组工作。2017至2019年实施为期三年的第二阶段重组规划，重点调整经济财政及运输工务范畴相关部门的职能，主要涉及经济财政、保安及运输工务范畴等17个公共部门。2018年展开并完成设立非政权性市政机构的立法程序，市政署于2019年1月1日起设立并运作。咨询组织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2010年开始对现有的咨询组织进行检

12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讨，一方面，使其运作更加规范和透明，另一方面，明确咨询委员的角色及责任，推进公众咨询的制度化，提升公众咨询的成效，使得政府能够真正吸纳民意。2014年推出限制咨询成员重复任职的有关制度，规范其委任年期。2015年开始整合和精简各个范畴的咨询组织，规定所有咨询组织每届任期为两至三年，社会人士成员可连任两至三届，但最长不超过六年，最多可同时出任三个咨询组织，以拓宽居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2017年，进一步优化咨询组织，推进经济产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及运输工务等政策范畴的咨询组织重组。2018年，围绕咨询组织的年轻化和专业性、培养治理人才这个重点，继续推动咨询组织的优化和重组。公共行政运行机制得到了改进，行政效能进一步提升。围绕优化流程、简化行政手续，调整一些不合时宜的手续及程序。强化公共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加强政府内部跨部门合作，优化跨部门工作流程，提高政策执行力，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例如，优化“行政准照/牌照”的跨部门程序，以及多项与经济民生相关的跨部门程序，增加全程电子化的项目，完善“一站式服务”。同时，推出更多的电子化便民服务措施，构建一系列的公共服务平台。为提升行政效率，2013年推出政府绩效治理制度，把部门的执行力和执行效果、对既定政策是否有具体且有效的行动响应、政策是否达到目标，作为评估绩效的重要指标，并首先对领导官员实行绩效评审，促进和增强公务人员的责任感、服务意识和职业伦理修养。实施政策执行情况季度报告制度，深化绩效评核工作，细化评核要素和标准，完善公共服务第三方评估机制。检讨官员问责制，规范行政、政治、法律、道德四大问责规定，健全配套制度。通过绩效管理、领导官员评审和官员问责三个不同层面的评价制度，实现政府接受监督、自我监督和自我完善。建立了由行政长官领导的危机处理统筹机制。2012年，为了有效地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提高危机应变处理能力，在现有的区域和国际应急合作、公共卫生、民防、旅游危机四大应对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由行政长官领导的危机处理统筹机制。通过该机制，进行统一指挥和协调，采取各项紧急

第二编　“一国两制”与澳门行政法务建设｜125措施，确保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突发事件的情况，订定信息发放与收集方式，调动应急所需的人力及物力资源，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分工与合作，全力保障居民及旅客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因应2017年“天鸽”风灾，特区政府设立了“检讨重大灾害应变机制暨跟进改善委员会”，并在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团队的协助下，完成了《国家减灾委协助澳门“天鸽”台风灾害评估专家组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经验和教训、查找存在的问题、明确改善方向，增强大局意识和危机意识，提高应变能力，完善应变机制。为改善民防行动统筹协调制度和相关工作机制，更好地统筹、协调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和民间的行动，调动社会共同参与，2018年8月，特区政府完成了《民防纲要法》的公开咨询。公务人员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强，公职法律制度得到全面完善，行政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得到巩固。公职制度进一步优化，修订《公务人员职程制度》，并对公务人员规模进行总量控制。修订《年资奖金、房屋津贴及家庭津贴制度》，调整公务员福利制度，推出相应的补助和福利措施。设立专责薪酬调整的评议会，完成“公务人员分级调薪制度”的研究和咨询。这样，公务人员的薪酬制度得到了健全，公平、科学、独立的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得以初步建立。同时，推动人员中央统筹管理模式，完成《公务人员的招聘、甄选及晋级培训制度》的修订，优化中央招聘及晋升机制。在中央招聘制度方面，全面检讨中央招聘制度的入职及分配，实行统一集中、两级考试。在公务人员权益保障方面，构建公务人员和政府的沟通平台，畅通公务人员的申诉渠道，设立公务人员投诉管理机制，增设公务人员因在工作过程中涉及案件诉讼的司法援助制度，制定《因执行公共职务的司法援助》法律，保障公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在公务人员培训方面，制定系统的公务人员培训规划，加大公务人员行政伦理及专业能力的培训，培养高质素的领导管理人才及专业技术人才，优化培训工作的质量。在公务人员中，大力弘扬“爱民为民”、“团结一心”、“勤政高效”及“清正廉洁”的精神，增强各级官员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意识，努力形成施政为民、权责一致的良好行政文化氛围。

12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结　语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的改革开放迈入新时代。与此同时，十九大报告五次提到港澳并三处展开论述，把“一国两制”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之中，确立了“一国两制”的新定位。这必将对澳门特区公共行政的改革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澳门特区治理体制是国家统一的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自澳门回归那天起，就纳入了国家统一的治理体系之中。在新时代，如何把维护中央对澳门特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如何实现特区政府的“积极作为”，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进同内地的互利合作，如何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壮大爱国爱澳力量，就成为澳门特区公共行政发展所面临的课题。因此，在十九大报告所体现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引下，需要持续评估澳门特区近20年来公共行政改革的成效，不断推进澳门特区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一国两制”方针根本宗旨的实现提供保障。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

第三编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

改革开放以来澳门经济发展的巨变与未来展望张作文*A导读：　始于1978年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但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而且也极大地惠及了澳门，促进了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使澳门出现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中国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而开放是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及内陆地区逐步推进，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三来一补”到参与“大进大出”、与国际市场形成大循环，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出口导向到进口替代，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1978~2017年的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9.5%，2017年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实现小康水平，并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张作文，经济学博士，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顾问，研究方向为澳门经济及发展政策。

13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改革开放让百年中国告别积贫积弱，重拾历史荣光和大国自信。中国正昂首阔步地进入一个新时代，迈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从经济领域来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中国恢复发展市场经济并与世界市场对接，后20年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与这个时段大致相同，前20年，澳门回归前，澳门同胞参与内地改革开放，到内地投资兴业发展，与内地形成了“前店后厂”合作模式；后20年，澳门回归后特区实践“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并取得初步成功。同时，国家加大了对澳门经济发展的支持，澳门经济快速发展，澳门与内地经贸关系日趋紧密，澳门继续担当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和交流的桥梁与纽带，特别是发挥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展望未来，国家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澳门将充分把握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机遇，更全面、更紧密、更深入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总体来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澳门为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也促进了澳门的经济发展。没有国家改革开放，就没有澳门今天的发展局面。一　回归前（1978~1999），澳门参与和助力中国改革开放澳门属于海岛型微型自由经济体系、独立关税区、国际贸易自由港，但地域和市场狭小、自然资源匮乏、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人才缺乏。因此，澳门经济对外特别是对中国内地的依赖程度高。澳门与内地一直保持互补互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经贸关系。长期以来，内地为澳门提供主要的原材料、劳动力、农副产品和能源等，保障了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澳门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31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历史最为悠久、重要性仅次于香港的重要桥梁和窗口，是内地吸引境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获取国际经济和技术资讯的重要管道。尤其是澳门通向葡语国家和欧盟市场的特殊中介作用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替代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澳门利用其相对于香港来说低地价、低租金、低工资以及欧美国家在配额、进口关税等方面给予的优惠，加上实行国际自由贸易港政策，生产设备及原料的进口以及产品的出口全部免关税，不实行外汇管制，外汇可以自由进出等条件，大量吸纳香港资金来澳设厂。当时澳门的出口加工业主要包括制衣、针织、彩瓷、塑胶、手袋、玩具、人造花、电子制品等。但出口加工业企业的规模较小，多数是不足百人的小厂，人数在500人以上的工厂极少，所以澳门的加工企业大多经营灵活，产品更换方便。到80年代中期，工业发展鼎盛，工厂达2700多间，工人有8万人左右，产值高峰期约占全澳生产总值的36%，成为澳门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并带动澳门经济在70~80年代的高速增长，不仅为1/3多的劳动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而且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澳门的工业产品市场遍布世界各地，工业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70%以上销往美国和欧盟国家。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时代。也正是在这一年，港澳同胞拉开大规模投资内地的序幕。从此开始，澳门同胞积极参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既分享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累累果实，也同时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澳门同胞率先回内地投资建厂、设立公司，首先为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带动世界各地的投资纷纷进入内地。在澳门出口加工业向内地转移的同时，两地相互贸易投资不断增长。在内地1978~1999年实行改革开放的20年间，两地的经贸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已经形成互动频繁、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经贸关系，澳门已成为内地利用外资和出口的重要管道，成为内地重要的经贸伙伴。

13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澳门同胞到内地投资兴业和发展，与内地形成“前店后厂”合作模式，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1．澳门同胞率先进入内地投资，开启了内地引进外资的先河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了引进外资的大门，引进外资从“三来一补”企业开始。1978年，澳门永新企业有限公司与珠海合作签订第一个“三来一补”投资项目，创办了新中国成立后首家中外合资企业──香洲毛纺厂，开启了全国加工贸易及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吸引外资的先河，也是中国最早以补偿贸易形式引进外资兴建的来料加工企业。接着，澳门同胞创造了诸多标志中国改革开放重大进展的“全国第一”：1979年澳商吴福投资的石景山旅游中心是内地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1980年澳门拱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何贤投资400万美元，与珠海市旅游公司合作兴建“拱北宾馆”，同年澳商林锦成在拱北兴建的银海新村为中国中外合资经营房地产业起到了示范作用；澳门人吴桂英投资的中外合作客运汽车公司打破了国有公司统一经营公共汽车公司的局面，首开经营计程车的先河。澳门客商先行一步在珠海投资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香港、台湾及外国客商前来投资，并且投资区域由珠海逐步扩展到珠江三角洲以及内地其他地区。外资源源不断涌入，对内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为内地引进了资金、技术和人才，带来了对外贸易网络和先进管理经验经过近20年的发展，内地与澳门的贸易总额由1980年的2.6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7.3亿美元，当时内地是澳门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1999年年底，内地共引进澳门直接投资项目6419个，实际使用澳资3.1亿美元，澳门对内地投资在外商对中国内地投资中居第10位。澳门同胞不仅为内地带来了资金、技术和人才，而且为内地带来了广泛的对外贸易网络，输入了先进的发展理念和管理经验，为内地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为内地改革的启动和深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333．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理想的“桥梁”澳门长期与国际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回归前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经贸及文化交往关系，特别是与葡语国家有着传统的关系，澳门成为内地对外开放、联系欧盟和拉美的重要窗口和桥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内地有效地利用澳门这个对外窗口和桥梁，在澳门设立企业，参与澳门贸易、旅游、工业及基础设施建设，并进而走向世界大舞台。内地在澳门的投资领域涉及旅游酒店、进出口贸易、金融保险、地产建筑、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到1999年，内地已经在澳门开办各类企业200多家，中资在澳资产总值达450亿美元。1999年，内地在澳门签订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及设计咨询合同数共计670份，合同金额达1.27亿美元，营业额约2.5亿美元，内地在澳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18亿美元。（二）改革开放为澳门经济发展扩展了空间，为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奠定了物质基础1．为澳门优势渐逝的出口加工业提供了发展空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劳动力短缺和生产成本的上涨，澳门厂商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或需要大量厂房的产业迁入内地。因此，在珠海、中山、顺德、江门、新会等珠江西岸地区，澳门的投资占有重要的地位。开始投资主要集中于“三来一补”的制衣、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规模不大。之后逐渐向饮食、房地产、娱乐、度假、酒店等行业发展。1990年起，澳门有两家银行在广东开设分行和办事处。此外，澳门在内地公共交通和桥梁修建方面也进行了投资。澳门厂商投资的重点是与其相邻的珠海特区，其次是广东省其他地区，对内地其他地方的投资则主要集中于福建、浙江、江苏和上海等沿海地区。澳门出口加工企业把缺乏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工序及生产规模扩充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内地其他地方，而本地工业逐步转型，将原来粗放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半技术密集型及高附加值产业转移。澳门厂商一方面努力开发新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开拓新市场，另一方面增加投资，

13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引进新项目、新技术，增加新设备，改进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改善产品品质，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遵守产地来源规则的前提下，通过转移部分工序到内地，澳门工业又曾获得一段时间的发展。2．为澳门回归前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的支持内地在澳门地区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对澳门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到1999年末内地在澳门劳务人员达24895人。内地还应澳葡政府的要求，派出大量的工程技术和劳务人员参与建设澳门的多个大型工程，支持了澳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澳门的投资环境，促进了澳门经济的发展。3．为港澳同胞提供了无限商机，让他们分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中国改革开放，让澳门同胞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澳门同胞在内地投资创业、发展致富的传奇比比皆是，成为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澳门同胞通过利用内地丰富的土地、人力资源获得巨大的商机。4．驻澳中资企业为澳门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自1949年8月南光贸易公司在澳门正式注册以来，驻澳中资企业队伍不断壮大，实力不断增强，行业涉及贸易、金融保险、旅游、建筑房地产、酒店餐饮、航空、运输、纺织、印刷、机械制造、电子、商业零售、食品加工、餐饮、娱乐、电影及劳务等多个行业，在澳门各行业中占有较大比重。例如，回归前后中资的业务量在金融保险业约占五成，进出口贸易占三成，旅游酒店业占五成，建筑地产业占五成。中资成为当时澳门第一大外来资本，成为澳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二　回归后（1999~2018），澳门与内地经贸关系日趋紧密1999年回归祖国后，澳门与内地经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两地合作关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和澳门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因此，澳门的回归使澳门与内地的经贸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35关系变成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遵循“国际经贸关系”规则的一个国家内两个地区之间的经贸关系。两地经贸关系既要遵守WTO规则，又得到国际多边经贸体系的保障，内地和澳门分别作为主权国家和一个国家内的特别行政区及单独关税区与各国、各地区开展经贸往来。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十分重视加强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不断向外拓展发展空间，特别是重视加强与内地的经贸合作关系。在中央政府和内地各省份的支持和配合下，回归以来，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合作关系也日益密切，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在《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框架下，澳门与内地经贸关系日趋紧密2001年7月，“内地与澳门特区商贸联委会”成立，对加强两地政府经贸事务沟通和协商、促进两地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10月，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此后，2004年至2013年共签署了10个补充协议。《安排》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个经贸领域。之后双方于2014年12月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2015年11月又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并自2016年6月1日起在内地全地域实施。通过《安排》机制，在货物贸易领域，内地对原产于澳门的货物已全面实施零关税，至2018年3月已确定原产地标准的零关税产品达1535项。至2018年5月，内地累计进口澳门“零关税”货物超过9亿澳门元，共豁免税款6400多万澳门元；在服务贸易领域，内地对澳门共采取了383项开放措施，内地对澳门开放的服务部门为153个，内地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至2016年6月，内地共注册澳门个体工商户1263户，从业人员3279人，注册资金达9800多万元人民币。《安排》将两地经贸合作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两地货物、资本和人员更加自由

13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和便利地流动。《安排》的实施，密切了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关系，为澳门工商界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对澳门经济发展和稳定及经济适度多元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粤澳合作取得明显的成效回归后，粤澳即建立了行政首长会晤和粤澳合作联席机制。在联席会议机制下，设立了20多个合作专责小组。同时，澳门与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市也建立合作会议机制。回归以来，粤澳在经贸、旅游、青年创业就业、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口岸通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取得较明显的成效。在经贸合作方面，两地会展业、金融业、跨境电商等产业合作不断推进。其中，在会展合作方面，两地互相参展参会，合作创办“粤澳名优商品展销会”“澳门·广州名品展”“澳门·江门名品展”等展会。在金融合作方面，两地在金融机构互设、股权相互参与、清算系统联通、金融业务合作、粤企赴澳发债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澳门有两家银行分别在横琴和广州设立分行。2018年粤澳两地“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签约，澳门拨出200亿元人民币财政储备资金，参与粤澳合作建设项目。与深圳正在合作探讨在澳门建设人民币计价的证券市场。在合作平台建设方面，澳门与珠海合作在横琴建设5平方公里的粤澳合作产业园，其中珠澳合作建设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基建已基本完成，进入招商引资阶段。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目标是推动中医药产品和服务开拓国际市场，首先是开拓葡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此外，澳门亦推荐了83个项目到粤澳合作产业园，部分项目已落地。横琴是澳门投资者到内地发展的重要平台，至2017年年底在横琴注册的澳资企业累计1168家，注册资本达69.85亿美元，投资总额为90.71亿美元，已落地的澳门投资用地项目29个，总投资额近1000亿元人民币。与广州南沙在跨境电子商务合作方面取得突破，2017年成功落实先行先试检验检疫便利措施。翠亨新区“粤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正在有序地推进，特区政府成立澳中致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参与中山建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37设项目，与中山760文化创意产业园共同打造“澳门互动区”。在旅游合作方面，两地在对外联合推介旅游、“一程多站”精品线路开发、共同编制旅游合作规划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此外，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在广州设立了经贸代表处，为到广东尤其是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澳门中小微企业、专业人士和青年人提供服务。2003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第一个跨境工业区──珠澳跨境工业区，开创了跨境合作的新模式，2006年12月跨工区正式封关运作。设立跨工区对于协助澳门保留和提升传统工业、培育新兴工业、稳定就业市场，以及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化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澳门作为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为内地加强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服务回归以来，澳门充分发挥与葡语国家的传统和紧密关系的优势，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打造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由中央政府主办、特区政府承办的首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于2003年10月在澳门成功举行，中国与7个葡语国家签署了“经贸合作行动纲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地位从此得到认同和肯定。2004年论坛在澳门设立常设秘书处，同年4月澳门特区政府亦设立论坛常设秘书处辅助办公室，2011年在澳门设立了中葡论坛（澳门）培训中心。2006年、2010年、2013年和2016年在澳门先后举行第二届至第五届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汪洋副总理在2013年第四届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宣布支持澳门建设“一个平台、三个中心”，即中葡双语人才、企业合作与交流互动信息共享平台，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和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为支持中国内地和澳门企业到葡语国家投资发展及葡语国家企业到中国发展，2013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和澳门工商业发展基金共同发起的“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正式成立，2016年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迁到澳门。李克强总理在中葡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宣布支持在澳门设立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中葡企业家联合会、中葡文化交流中心、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中葡

13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青年创新创业中心。2016年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发展委员会，统筹协调推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澳门回归以来，中国与葡语国家间的经贸合作获得了新的发展，澳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平台作用，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和协助。中葡论坛在澳门创办以来，中葡经贸合作步入历史上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时期。2017年中葡贸易额为1176亿美元，比2003年论坛成立之初的110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14年间年均增长率达18.4%，大大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和世界贸易增速，中国成为葡语国家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在投资合作方面，随着中葡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不断增长。2003年中葡论坛设立以来，中国累计对葡语国家非金融类投资额已从5600万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50多亿美元，2017年葡语国家累计对华投资金额近10亿美元。（四）建立泛珠区域合作机制，深化区域合作2004年6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启动，在泛珠合作机制下，澳门积极加强与泛珠各省区的双向合作，特别是在经贸、旅游、会展、环保、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通过泛珠合作机制，澳门与泛珠各省区之间的合作逐步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澳门社会经济发展亦因此受益。澳门主要发挥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协助泛珠省区加强与葡语国家以及欧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回归19年来，澳门与内地经贸合作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拓宽，澳资在内地的投资领域从以制造业为主向制造业与服务业相结合推进，投资地域也逐渐扩大。两地合作由以民间、自发性合作为主向政府协调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更紧密经济合作关系推进。2017年内地与澳门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7亿美元，比1999年的9.3亿美元增长251.6%，年均增长7.6%。其中，内地对澳门出口额为31.6亿美元，比1999年的7.3亿美元增长332.9%，年均增长7.4%；自澳门进口额为1.1亿美元，比1999年的2.0亿美元下降45%。2017年内地共批准澳商投资项目843个，比上年上升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3924.7%；实际使用澳资金额6.4亿美元，同比下降22%。截至2017年12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澳资项目15917个，实际使用澳资142.4亿美元，比1999年回归前的3.1亿美元增长约45倍。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2017年澳资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0.8%。2017年内地在澳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21.5亿美元，较回归前增长17.22倍。2017年底内地在澳劳务人员达127302人，比1999年的24895人增长4.11倍。目前赴澳门“个人游”业务已扩展至内地22个省市共49个城市，2017年澳门来自内地的游客达22196203人次，比1999年的1645193人次增长12.5倍。三　回归以来澳门经济发展变化与未来展望（一）回归以来澳门经济发展变化澳门回归19年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特区政府凝聚各界力量，把握机遇，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国际贸易自由港以及博彩业合法经营等优势，实行“固本培元、龙头带动、扬长补短、稳步推进”的经济发展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的改革和开放举措。回归初期，特区政府明确提出“以博彩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各行业协调发展”的经济施政方针，以博彩旅游业为突破口，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2002年澳门开放了幸运博彩专营权，博彩业获得高速发展，并带动整体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特区政府提出“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打造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政策。2007年提出“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政策，并于2008年正式写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与此同时，坚持和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致力于完善营商环境，循序渐进地进行有关经济管理制度改革和市场开放，重点是进行博彩业专营和电信专营制度改革与市场适度开放。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强化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和融合。回归前，澳门经济持续低迷，其中，1996~1999年本地生产总值连续4

14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年负增长。失业率高企，1999年的失业率高达6.4%，2000年的失业率达6.8%。居民收入下降，1999年就业人口月工作收入比1996年还低，住户每月平均收入1998~1999年比1993~1994年下降约1.8%。营商环境恶化，治安不靖，投资者却步。回归后，澳门特区克服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后续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及2014~2016年三年经济调整，澳门特区经济基本保持发展的态势。回归以来，澳门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澳门本地生产总值2000~2017年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7.7%，比1999年增长2.8倍，其中2000~2013年的平均实际增长率约为12%，2014年、2015年、2016年分别下降1.2%、21.6%和0.9%，2017年恢复正增长，实际增长9.1%。2017年本地生产总值达4042亿澳门元，约合3193亿元人民币，高于青海、西藏等内地省份，亦高于太原、乌鲁木齐、兰州、银川、海口等内地省会城市。2017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约为7.8万美元，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三。2017年，澳门人均生产总值是1999年的2.5倍（按环比价格计算），年均实际增长率为5.3%。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特区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2017年，澳门公共财政收入约为1181亿澳门元（约合93万亿元人民币），是1999年的8.5倍，年均增长率为11.8%，超过内地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省份，亦超过长沙、厦门、济南、沈阳、合肥、西安、福州、昆明等内地省会城市。2017年，财政开支为777亿澳门元（约合614亿元人民币），财政盈余404亿澳门元。2000~2017年的累积财政盈余超过5000亿澳门元，而1999年回归时，澳葡政府移交给特区政府的财政盈余仅有26亿澳门元。居民就业状况明显改善，失业率逐步下降，近年来失业率都维持在2%以下。2017年的整体失业率为2%，比2000年的6.8%下降4.8个百分点，而2017年本地居民（剔除外地雇员）失业率也仅为2.7%。2018年7~9月的整体失业率为1.8%。近年来澳门极低的失业率在古今中外经济发展史上都属罕见，在国际金融海啸期间，澳门的整体失业率虽有所回升，但也在4%以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适度多元化也有所进展。在博彩业快速发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41展的同时，非博彩行业也有所发展，逐步形成了由博彩娱乐、酒店餐饮、百货零售、金融保险、建筑地产、物流运输、会议展览、文化体验等行业构成的产业体系。特别是百货零售、酒店餐饮和会议展览等行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例如，2000~2016年，批发及零售、维修、酒店业及饮食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5.0%，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8.2%提高至2016年的11.2%。2017年，澳门零售业销售总额达663亿澳门元，而2000年只有45亿澳门元。会展业作为特区政府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点行业，近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会展场所及有关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些会展场馆亦具备国际水平，会展场地面积已超过19万平方米，另有超过30间酒店提供设备完善的会展场地，适合举办各类会展活动。澳门在《2017年国际协会会议市场年度报告》全球城市排名由2015年的第93名跃升至第65名，亚太区域城市排名亦升至第16名，报告认可在澳门举行的39项国际协会会议活动。2017年，国际展览业协会《第十四版亚洲展览业年度报告》将澳门评为过去五年亚洲区域内表现最出色的展览市场。澳门的净销售展览面积由2012年的7.25万平方米上升至2017年的21.75万平方米，升幅近200%，为全亚洲升幅最高的地区，平均每一展览录得近210万美元的收入。2017年全年的会议项目有1381项，与会人数达190万人次，分别是2005年的约2.5倍和4倍。此外，澳门旅游博彩业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多个综合度假村聚集澳门。度假村内除博彩外，还有会展、购物、酒店、餐饮、娱乐、表演等综合旅游元素。综合度假村不但形成澳门旅游博彩业新特色，而且成为澳门经济发展新的独特优势。（二）澳门经济未来发展展望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给澳门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中国发展新时代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此，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此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在国家发展的新时代，澳门要实现新的更大

14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发展，融入国家发展是必然的选择。国家发展给澳门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一是国家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可在满足内地同胞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作用；二是内地进一步扩大开放，澳门作为内地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平台，特别是作为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和作为；三是国家支持澳门发展，为澳门发展提供了诸多机遇。中共十九报告提出的许多重大部署都与澳门密切相关，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等，是澳门应该抓住也必须抓住的重大机遇。澳门应根据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积极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精准务实参与区域合作，更加主动、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紧密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断提升澳门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澳门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休戚与共。澳门无论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是要实现新的发展，同样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澳门需要由主要依靠资源、劳动、资本等的投入来实现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和管理进步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实现增长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优化经济结构方面，澳门的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经济呈较明显的波动性及不稳定性。因此，需要通过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以培育和构建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应对外部经济变化的弹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转换发展动能方面，澳门同样需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管理和技术创新、扩大开放，发挥现有优势，创建新优势，形成新的发展动能，来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1．扬长避短，实事求是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总体方向是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发展定位，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与澳门特殊优势，在保持博彩旅游业等优势产业发展的同时，扬长避短，实事求是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培育适合澳门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提高相关服务业质量和水平，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形成符合澳门实际、具有国际竞争力、较为多元、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努力实现整体经济协调、健康及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43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优化和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做强做优“博彩+非博彩”的综合旅游业。博彩旅游业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保持博彩旅游业稳定健康发展，对稳定澳门经济发展基础至关重要。未来澳门应根据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目标，一方面按照“适度规模、规范管理、诚信优质、健康发展”的要求，切实加强对博彩业的监管，督促博彩企业依法营运，推动博彩业向“优质、诚信、规范、适度、有序”的方向发展，致力于提高博彩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调控博彩业发展规模的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和鼓励等，推动博彩业与其他产业的协调联动发展，发展综合旅游度假村，增加非博彩元素，助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同时，加强关注周边地区博彩业的发展动态和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澳门博彩业发展政策措施。在控制博彩业增速度和规模的同时，适当增加博彩牌照，增强博彩业的行业内部竞争性，并带动引进新的管理模式、新的旅游项目，提高澳门博彩旅游业的综合竞争力。通过发挥“博彩+非博彩业”的优势，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强发展会展业。加强培育品牌会展，引进和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品牌会展，提高会展业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充分发挥会展业的拉动作用，推动会展业发展效益辐射到周边行业及社区商户。在会展活动中融入更多“一带一路”、“中葡平台”和“粤港澳大湾区”元素，致力于将一些重要会展活动打造成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平台。加强对国际性会议和展览的鼓励，努力将澳门打造为亚太区域国际会展中心。加快发展特色金融。金融业比较适合地域狭小、土地和人力资源有限的澳门发展。澳门金融业的发展基础不算太好，目前的金融业本身的优势也不十分明显。但是，澳门可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国际贸易自由港、对外交流便利特别是中葡平台等优势，发展重点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体现中葡经贸合作和交流特色的特色金融，如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绿色金融平台、中葡金融服务平台等。为此，需要营造澳门金融业发展的优势环境，通过研究和比较邻近地区金融发展的优势和有利条件，

14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创建澳门金融业发展更有吸引力、更有优势的行政环境、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当前特别要加快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及金融基建，制定优惠政策，加强引进和培养金融人才等。发展中医药产业，推动中医药产品和服务拓展国际市场。虽然澳门的中医药产业基础比较薄弱，也缺乏中医药产业技术和人才，甚至连土地和人才资源等都不足，但是澳门居民有普遍使用中医药的习惯和传统，有“一国两制”及国际贸易自由港口、对外联系广泛特别是与葡语国家关系密切等优势。澳门发展中医药产业的方向是以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平台，以葡语国家为切入点，推动中医药产业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致力于将产业园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健康产业先行示范基地和中医药创新高地。为此，在继续完善产业园的软硬件环境、加大招商及推广力度、引进名优医药企业的同时，以葡萄牙、莫桑比克等葡语国家为突破口，开展国际注册等工作，拓展葡语和欧盟国家的中医药市场。加强发展教育产业。教育产业是关联度较大的产业，可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发展。澳门发展教育产业极具优势，对其他地区特别是对内地有较大的吸引力。澳门未来应该加强发展教育产业，建议将教育产业列入澳门未来经济适度多元的重点行业之一，尽快制定和出台教育产业发展规划、鼓励政策和措施，并请求中央政府给予澳门发展教育产业的政策支持，如增加澳门院校招收内地学生的名额，允许澳门填海造地来增加发展教育产业的空间等。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根据澳门的实际，适当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高、节能、低污染，以及与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配套的工业，可考虑以制药业、食品及保健食品制造业、高端服装制造业为切入点，支持制造业升级转型，推动建立澳门本地品牌。为此，制定工业发展鼓励政策，引进外来投资。结合《安排》的优惠措施，促进货物通关便利，协助业界开拓内地市场。同时，探讨通过与邻近地区合作或通过在内地设立“飞地”产业园区，利用澳门的资本优势和与国际联系广泛的优势，尝试和探索发展符合国家需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如芯片、新材料等产业。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452．做优做强主业，加快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是澳门未来发展的核心目标，2015年10月澳门特区政府设立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委员会，就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进行研究和顶层设计，并制定有关政策，统筹制定以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为基础的澳门未来五年发展规划。2016年10月澳门特区政府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这是澳门回归以来首次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澳门中西方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历史城区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博彩旅游产业也具有较好的基础。但是，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相比，澳门还存在不足和差距，主要是澳门地域狭小、旅游休闲元素较为单一、产品缺乏多样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旅游服务水平偏低、旅游管理和服务人才短缺等。为此，澳门需要调整和强化旅游休闲业的发展策略，加强培育和健全旅游休闲元素，促进旅游休闲多元发展，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美化澳门旅游休闲环境，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扩展澳门旅游休闲的空间，加快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增加休闲元素，促进综合性旅游发展。根据澳门的特点和条件，重点是培育和加强会展、商务、购物、餐饮、文娱表演、主题公园、休闲体育、健康检查及疗养等休闲元素，推动会展旅游、购物旅游、美食旅游、文化旅游、奖励旅游、体育旅游、健康旅游等多元旅游发展，特别是充分发挥澳门世界文化遗产的优势，加快加强发展文化旅游。通过增加旅游休闲元素，实现旅游休闲适度多元化，推动澳门旅游向集娱乐、度假、观光、购物、美食、健康、休闲体育、文化体验等于一体的休闲旅游发展。在促进购物旅游发展方面，特区政府应继续采取鼓励措施，支持建设较具规模的百货商场及大众购物场所，规划建设较集中的购物区。同时，加快修改法律法规，禁止和取缔非法购物场所，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建设诚信、安全、优质的消费市场，切实保障游客在澳门买到“放心货”“物美价廉货”，增强游客在澳门购物的信心。在推动构建美食旅游方面，澳门的餐饮也有一定的基础和知名度，中餐、西餐齐全，可谓集天下美食之大成。但是，澳门的餐饮业

14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缺乏较集中、较知名的场所，分散在各区内或赌场内。2017年年底澳门被正式评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范畴的新成员城市，成为“创意城市美食之都”。澳门应该借此契机，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澳门美食发展规划，例如，在适当的区域规划建设餐饮美食中心，让游客和本地居民有一个品味美食的好去处。在发展文娱表演方面，澳门可结合本身中西文化融合的特色，大力发展文娱表演，特别是展现中华优秀文化，可考虑在澳门循环举办中国56个民族特色文化的综艺活动。政府可拨出适当资源，举办或支持本地民间团体或企业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娱表演，增添澳门的文化氛围，让游客可领会澳门中西融合的文化特色，感受澳门的文化风采。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面，澳门要充分发挥有数百年中西文化交融的优势，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来改变和提高澳门的文化品位和形象，这也是澳门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澳门文化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特区政府除了适当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源投入外，更要营造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培养和引进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并加强引进有实力的知名文化创意企业。在打造主题公园方面，特区政府应该在新填海区规划打造两三个较大型的主题公园，引进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运用现代科技、有文化内涵、适合一家大小娱乐的主题公园或游乐场所，政府在土地溢价金、税收等方面给予适当支持。在有效开发世界文化遗产景点，推动文化旅游发展方面，要加强对外宣传澳门的世界文化遗产，引导游客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景点，并鼓励旅游公司带游客参观文化遗产景点。同时，加强导游培训，提高导游素质，让导游能向游客讲好澳门的故事。此外，鼓励博彩企业发展非博彩的旅游休闲元素。同时，政府可考虑拨出一定的财政储备，成立特区投资发展公司，投资公司重点投资有利于澳门经济多元化的项目，特别是投资发展一些旅游休闲项目及其配套设施。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影响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为此，澳门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美化市容市貌，保护生态环境。按照“特色化、整体化、绿色化”原则，建立一个兼顾环境保护与发展、促进人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47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将澳门建设成有文化特色、交通通畅、生态良好、环境优美、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近期重点解决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加快智慧交通建设，解决搭车难的问题。适当控制机动车，推广环保汽车，减少空气污染。二是有效利用有限的空间，加强城市绿化，特别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推行垂直绿化和立体绿化。三是美化市容。政府拨出适当资源，对城市街道建筑外墙进行装修、装饰，“穿衣戴帽”。根据建筑及历史，对城市街道外貌进行不同形式的改造，有的外墙可仿古，有的则展现现代风格。3．加快建设中葡平台，为国家开放新格局做出贡献李克强总理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澳门还有一座更长的‘跨洋大桥’，那就是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这是一座无形的桥梁。它以语言文化为纽带、以经贸合作为主题、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澳门的独特优势和平台作用，对推动中国与7个（现为8个，2016年12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与中国复交——作者注）葡语国家加强联系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都明确提出支持澳门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澳门官方使用葡语，法律与葡国有渊源，葡语人才也相对较多，且有一些涉葡商业机构，有关葡语国家的资讯也较丰富，澳门与葡语国家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官方和民间关系，澳门商界与葡语国家更形成了传统的贸易渠道和网络，且较熟悉葡语国家的营商环境。因此，澳门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开展商贸合作和交流方面可发挥独特的作用，其主要功能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中葡贸易投资促进平台、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和中葡人民币清算中心以及中葡联系交流和资讯网络平台等。回归以后，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推动中葡经贸合作和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葡平台建设也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总体来看，澳门中葡平台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还有较大的潜力。导致澳门中葡平台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的原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表层的，也有深层次的。概括来说，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平

14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台的配套功能不足也不全。作为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需要有相关的配套功能，既包括硬件，如港口、交通等条件，也包括软件，如法律、财务、语言翻译、贸易及投资顾问等中介专业服务。但是，无论是从硬件来看还是从软件来看，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功能都还不足不全，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二是平台的市场主体——企业的实力及动力不足。发挥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除了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及政府支持外，还需要依赖市场主体，即企业发挥作用。但是，澳门企业多为中小微企业，本身实力不强，参与中葡平台服务力有不逮。同时，由于澳门博彩旅游盈利高，企业对参与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兴趣不浓，动力也不足。三是平台的人力资源不足。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作用的发挥，其关键要素是要有专业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但是，澳门本身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制约了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作用的发挥。四是平台的网络还未健全。虽然广东、福建等邻近省市及沿海省市对澳门中葡平台的认识相对多一点，但内陆省市对澳门中葡平台的认识还不充分，甚至不了解，澳门作为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与内地的合作网络也未充分建立起来。打造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是澳门发挥自身特殊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贡献力量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在特区政府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和协调下，有效落实国家支持中葡平台建设的系列政策措施，巩固及完善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功能，努力使平台建设取得更加务实的成效。在继续推进中葡平台的“三个中心”（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建设的同时，应重点推动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提高中葡平台专业服务水平，完善平台功能。包括推动澳门财务、法律、投资、金融等专业服务领域提高水平，并建立健全具有国际水平的行业认证标准；引进相关服务企业，特别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专业服务企业；加快推进专业认证及与内地专业资格互认，不断提高澳门的专业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二是培育市场主体──企业，推动企业参与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业务。完善营商环境，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49在加强扶持和培育本地企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的同时，要加大力度引入更多具有实力和竞争力的外来企业。推动和鼓励更多企业参与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业务。政府可考虑设立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基金，资助和扶持参与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业务的企业。三是培养与引进相结合，增加中葡双语人才。澳门虽然有一些中葡双语人才，但总体上不能满足中葡经贸合作发展的需要。为此，一方面要在善用本地中葡双语人才的同时，加大力度培训和培养本地双语人才；另一方面根据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需要，适当引进外来中葡双语人才，包括中葡双语的法律、金融、财务、企业管理及翻译人才等，而在目前引进中葡双语人才更为迫切。四是加强对外宣传推介，扩展澳门中葡平台的网络。加强对外宣传和推介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特别是多渠道、多形式、多角度向内地尤其是内陆省市宣传和推介澳门中葡平台的优势以及葡语国家的营商环境。同时，特区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与内地省市联系，特别是就利用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与内地省市建立联络机制，建立健全合作网络。五是加大力度支持包括央企等内地优质企业来澳发展，以澳门为平台进一步开拓葡语国家市场。配合企业的需要主动在内地提供“送上门服务”，重点争取其落户澳门或把面向葡语国家的业务和资金清算等通过澳门进行。六是更好地发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的作用，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以及中葡青年创业投资开展双向合作提供更到位的金融支持。七是协助内地充分利用澳门的涉葡资源。协助内地透过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特区政府涉葡机构、涉葡商会及各种涉葡社团和机构，以及在澳举办的涉葡经贸文化交流活动，与葡语国家建立联系及开展交流活动。特别是内地可通过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葡语国家派驻官员，以及论坛常设秘书处举办的有葡语国家商界和政府官员参加的活动，包括举办的葡语国家官员研修班，与葡语国家商界或政府部门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和交流网络。持续丰富澳门会展活动的葡语国家元素，致力于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双向经贸合作。发挥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家联合会的作用，借助其联系网络优势，协助澳门和内地企业开拓葡语国家市场。加快推进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和中

15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葡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完善进出转口信用保险制度，为中国和葡语国家在贸易、投资、会展、文化等多领域合作提供支持。八是加强协助本澳业界和专业人士参与中葡平台建设，为本澳企业及专业人士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4．融入国家发展，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在国家发展的新时代，澳门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融入国家发展是必然的选择。澳门应根据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积极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有效把握国家发展新时代的机遇，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等，精准务实参与区域合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断提升澳门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澳门通过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国际贸易自由港、华侨侨眷较多等优势，把“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结合。例如，在“澳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和“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等会展项目中注入更多“一带一路”元素，特别是将“澳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打造为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同时，发展中医药产业以打造“一带一路”中医药及中医药产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等。澳门应重点加强与广东、福建等内地省区合作，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共同开拓葡语及欧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市场。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即将出台，澳门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定位，配合落实大湾区发展规划，从促进要素便捷流动及便利居民到大湾区创业创新和就业、创新合作模式、构建协调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发挥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优势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参与大湾区建设，与大湾区兄弟城市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澳门参与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挥澳门精准联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51系功能，为大湾区构建对外交流平台。重点发挥归侨侨眷资源优势，特别是利用澳门精准联系内地与葡语、欧盟及东盟国家的优势，助力大湾区“走出去、引进来”。二是发挥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优势，与大湾区共同打造世界旅游休闲目的地。三是加强中医药产业合作，与大湾区共同开拓中医药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四是发挥澳门中西文化交往历史悠久的优势，与大湾区共同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大湾区涉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澳门要加强对湾区城市的法律、管理制度和政策的了解与深入研究，了解其中的差异和障碍，协力解决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逐步推进合作。同时，要加强协助不同界别人士参与大湾区建设，提供服务和支援，为广大居民参与大湾区建设、分享湾区发展成果提供机会、创造平台。积极参与泛珠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地区对于澳门来说是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澳门应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和“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等优势，加强与泛珠省区双向投资和贸易，协助各界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寻找发展的机遇。澳门要充分发挥中葡平台的作用，积极组织泛珠企业与澳门企业家联合赴葡语国家以及欧盟、拉丁语系国家等考察和推介，共同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继续办好“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澳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等会展经贸活动，为泛珠地区与葡语国家及欧盟国家交流和合作服务。在《安排》机制下，积极推进与内地各省区深化合作。2017年12月，澳门与内地签署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投资协议》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使整个《安排》框架在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和货物贸易等领域组成一个全面涵盖两地合作的经贸安排，体现了内地对澳门的开放程度在广度、深度和力度上进一步扩大。为此，要协助各界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安排》的优惠措施。在《安排》框架下，加强与内地自贸区，特别是广东、福建自贸区及其片区的沟通和协调，协助澳门中小企业、专业人士及青年到自贸区创业、投资和发展。深化推进澳门与内地其他省份合作，努力发挥澳门中葡

15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平台的作用，为内地省份“走出去、引进来”服务。在地理上，澳门与广东，特别是与珠海紧密相连，人文关系千丝万缕。澳门要透过加强与广东特别是与珠海合作，扩展澳门的发展空间。消除两地之间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建立制度保障机制，促进人员、资金、货物、信息更加便捷、自由有序地流动，逐步实现两地市场一体、产业协同、社会服务共用、生活同城。同时，加强跨境基础设施对接，减少和消除边境障碍，促进珠澳通关便利化，简化通关手续，各口岸尽快全面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的通关模式及24小时通关。此外，继续与珠海等邻近地区协商，租赁或共同合作开发一些岛屿，拓展澳门经济发展的空间。5．凝聚共识，切实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人力资源是澳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和瓶颈。随着经济恢复发展、经济规模扩张、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整体经济素质逐步提高，澳门人力资源已出现严重的供求矛盾，现有人力资源的质和量都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澳门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善用，二是引进。善用，就是要充分用好澳门现有的人力资源，重视和加强就业转介与辅助工作，使本地有工作能力的劳动人口都尽量就业。同时，政府要投放更多的资源，开发本地人力资源，有针对性及前瞻性地为不同行业及不同阶层的居民开办职业培训课程，并鼓励居民参加培训，以不断提高就业人员的素质、技能和服务水平。职业培训要拓展多元化的学习支援及学习模式，灵活配合居民学习需要，为不同层次的人员提供向上流动的途径。同时协助各行业建立健全职业技能鉴定制度，积极推广职业及专业资格认证，不断提高本地居民的就业竞争能力。从中长期考虑，加强基础教育，加快改革和提升中小学以及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加强推动终身教育和持续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不断提高澳门人口的整体素质。引进，就是在切实保障本地居民就业权益的前提下，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适当输入外地雇员，以解决本地人力资源的不足。根据澳门城市容量及经济发展规模，修订移民政策和有关法规，如推行综合计分制的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53移民政策，引进澳门所需要的各类人力资源，特别是专业人才及澳门所需要的熟练技工。总之，在充分开发和善用本地人力资源的同时，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明的态度和更加开阔的胸怀，输入和引进澳门所需要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为澳所用，补其不足，突破人力资源形成的发展瓶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要尽快制定具有前瞻性、科学的人口政策和人力资源规划，使人力资源与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与此同时，各界要顾全大局，形成共识，从澳门长远发展和全局利益来协商解决澳门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6．正确处理经济领域里涉及“一国”与“两制”关系的问题，提高澳门综合竞争力“一国两制”是澳门特区发展的保障，也是澳门发展的制度优势。过去由于过于强调“两制”的区别和区分，一方面，基于澳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的需要，为确保澳门稳定和谐，国家无形中给澳门设置了一层“保护网”，从而形成“两制”的管理藩篱，对两地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形成某种程度的障碍和门槛。中央政府基于“两制”管理的要求，对澳门实行了一些保护性政策和管理措施，包括对澳门与内地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做出了较严格的规管，特别是对内地人员来往澳门做出了较严格的限制，对内地企业和机构到澳门发展或设立分支机构也做出了诸多限制。上述规管对内地与澳门经贸交流形成了一定的障碍和壁垒，如内地人员到澳门参会参展及从事商贸活动等都受到较大的限制。中央对澳门的适当保护和支持，本来体现了中央对澳门的关爱，但过度保护和宠爱，也“宠坏”了澳门，使得澳门逐渐丧失竞争力。主观上为澳门好，但客观上对澳门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澳门本身基于政治稳定优先的原则，为保障本地繁荣稳定以及保护居民原有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些法规和政策带有一定的“保护性”和“封闭性”。这种“保护性”和“封闭性”，在短期内可能让居民受益，也能赢得居民的掌声。但是，过度保护和封闭使

15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澳门缺乏竞争的压力和动力，抑制甚至扼杀了澳门的竞争力。长此以往，制约了澳门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影响了澳门竞争力的提高。中央在支持澳门发展的同时，也要检视现有“一国两制”的相关政策和管理措施，对其中不利于澳门提高竞争力，甚至制约澳门竞争力的政策和管理措施要调整与完善。根据回归以来澳门发展的情况，全面检讨澳门“一国两制”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找出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深入总结。在落实和完善《安排》的基础上，进一步检讨和消除两地经贸关系中的政策和管理障碍，促进两地市场对接，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有序流动，逐步实现两地市场一体化。在人员流动方面，适当放宽内地人员赴澳门开展投资、贸易、参展参会等商务活动，特别是对内地人员赴澳门从事商贸活动，要简化审批程序和手续，给予一年多次往返签证。在资金流动方面，适当放松内地资金到澳门开展投资及贸易业务，放宽澳门与内地银行间资金拆借以及金融产品销售方面的限制。同时，澳门银行及金融监管机构可予以配合，监管资金流向，防止内地资金不规则外流，以维护国家金融体系安全。在物流方面，加大力度促进通关便利化，提高澳门与内地之间物流通关效率，当前尤其要解决跨境电商的物流问题，努力争取澳门与内地所有口岸实现24小时通关。在信息流方面，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下，适当放宽澳门与内地之间的信息流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大趋势，澳门唯有打开大门，引入竞争，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才能实现持续繁荣稳定。澳门在坚守“一国”之本的前提下，要善用“两制”之利，全面检视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于不利于澳门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下决心修改与完善。同时，审时度势，着眼于全球发展的大势，着眼于澳门全局和长远发展，不受制于局部利益和狭隘的民粹主义，坚定、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制度和管理创新，以不断提高澳门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与澳门经济演化关　锋　陈志诚*A导读：　本文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的澳门经济发展情况。首先通过若干经济指标比较内地与澳门，指出两个经济体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都发生巨大变化；之后详细分析澳门的经济增长、产业与就业结构的情况。澳门作为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经济结构主要受外围因素影响，而政府政策亦有一定作用。澳门的第二和第三产业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维持在三七之比，90年代制造业的比例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例因为博彩业扩张而徐徐上升。踏入千禧年，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工序外移，产值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得力于日益精细的分工和专业化，在博彩业外需的强烈带动和政府政策鼓励下，产值比重不断提高。第三产业不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稳定劳动力市场方面也日趋重要。过去十多年澳门在经济总量增加与就业创造方面都取得一定成果，但增长的稳定与增长格局的优化却被忽略。而如何优化澳门增长格局，我们认为从现实来看，博彩业仍然是澳门经济发展的优势行业，因此以博彩业为中心，争取*关锋，经济学博士，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系代主任、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理事长、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顾问，研究方向是发展经济学、劳动力市场、生产力与生产效益。陈志诚，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应用计量学及区域经济。

15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旅客多元化并利用澳门本身的独特性吸引旅客，从而发展新的优势产业，将是优化澳门增长格局的重要思考。一　改革开放下的内地与澳门中国内地40年前开始实施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至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微小外向型经济体，40年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门与内地虽然差异很大，但发展路径与发展绩效还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比性。表1展示了40年来澳门与内地的经济指标比较。表1　中国内地与澳门主要宏观指标比较（1978~2016）年份GDP增长率（%）人均GDP（名义美元）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通胀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内地澳门内地澳门内地澳门内地澳门内地澳门内地澳门内地澳门内地澳门内地澳门1978~1985106213457631—45#24#67—19#14###1986~199088289718526—43#31#60#22#18#11.88.41991~19951264321478521—4516358456#22#22#13.17.81996~20009（0.4）8301674317—4613378750#233027671.80.72001~2005101213501943613—4610428948#222730701.4（0.2）2006~2010111233334006110—4711438940#271833782.94.72011~2016737153793909—435489531#301439802.75.1注：#表示没有数据。资料来源：澳门大学“澳门宏观经济模型”。综观分析当今经济增长成果，人均生产总值仍然是最常用的指标之一。改革开放启动时，由于内地初始经济水平远低于澳门，两地人均生产总值的差距是20.5倍（以名义美元计算）；到了2011~2016年，差距缩窄到10.1倍，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57这是因为后发经济体追赶效应比较强。此外，同时期内地与澳门的产业和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85年以前，内地67%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贡献31%的总产出；直到最近几年，约三成内地劳动力还在务农，但只创造9%的总产出。由于早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内地第二产业的比例一直维持在总产出的四成半左右。服务业在内地发展比较晚，但在2011~2016年，也占到48%的总产值。澳门的服务业则在过去40年维持占总产出的八成左右，而第二产业贡献余下的份额。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的物价水平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活质量的改变。数据显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地的通胀率均相对较高：内地在13%以上，而澳门在7%以上。而后，两地物价升幅跌至2%以下，上升压力变小。过去十年，内地和澳门分别把通胀率维持在3%以下和5%左右。二　增长绩效澳门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增长受外围因素影响较大。从百多年前的爆竹火柴等低附加值产品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规范博彩业，可视为澳门进入现代经济的第一个转折点。其后，香港部分厂商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转移部分成衣生产到澳门，开拓了金融和房地产等高附加值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20世纪80年代内地改革开放扩大了澳门制造业的生产，特别是和广东珠三角生产与劳动力的联动，促进两地发展；而澳门的实质增长相对稳定，维持在8%左右，名义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从1982年的27637澳门元上升至1990年的77128澳门元（见图1和图2）。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和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来自东南亚和香港的旅客迅速减少，澳门出现经济衰退和治安恶化，政府税收骤减，1996~1999年经济录得负增长。澳门回归后，在特区政府“固本培元”的策略下，经济从谷底慢慢回升。2000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反弹至125271澳门元。

15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澳门特区政府锐意改革博彩业，吸引世界著名博彩企业在澳门大展拳脚，此举成功带动经济再次转型，成为澳门现代经济第二个转折点。虽然2003年上半年邻近地区暴发“非典型肺炎”（SARS），令访澳旅客大幅下跌，经济收缩，但在疫情减退及中央政府推出“个人游”计划后，澳门经济重回正轨并持续至2007年。其间，2004年新博彩场所落成更让澳门经济当年实质增长27%，举世瞩目。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海啸使澳门经济增长放缓，连续两年只录得图2　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发展趋势（1982~2016年）资料来源：澳门大学“澳门宏观经济模型”。图1　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率发展趋势（1983~2017年）资料来源：澳门大学“澳门宏观经济模型”。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593.4%和1.3%实质增长。中央政府的大规模刺激经济措施使澳门的增长在2010~2013年维持在10%以上。但在包括反贪腐政策在内的因素影响下，2014~2016年内地访澳旅客下滑，澳门博彩业出现深度调整，本地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幸好2017年澳门经济增长总算稳定在9.1%。博彩业带动下的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从2005年开始的十多个年头里翻了2倍，2014年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710895澳门元（约87765美元）。三　产业与就业分析成熟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显示产业结构依次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业过渡：第一产业最先主导经济发展，随着产业化程度加深，第二产业规模渐趋扩大，进而发展出不同维度的第三产业带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去40年，澳门产业转型过程主要受外部因素和政府政策影响。作为一个小型而没有自然资源的经济体，澳门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出口带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制造业加工货物出口，自90年代开始博彩业和相关服务业成为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表2和表3分别展示了1998~2016年澳门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表2　澳门产出结构（1998~2016）单位：%　　年份制造业水电及气体生产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及零售业酒店及饮食业运输、仓储及通讯业金融业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务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家务工作及其他1998~20008333569158323242001~20036224558137323942004~20064274546135214442007~20092194535144214742010~20121135524103116232013~2016115552513421542资料来源：澳门大学“澳门宏观经济模型”。

16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3　澳门就业结构（1998~2016）单位：%　　年份制造业水电及气体生产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及零售业酒店及饮食业运输、仓储及通讯业金融业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务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家务工作及其他1998~20002144916117358421032001~20032040816117368521132004~200614301015117368521732007~20097141113135387422442010~201248913145287432562013~201624121214538743246资料来源：澳门大学“澳门宏观经济模型”。澳门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维持在3︰7左右，以1989年为例：两者之比为2.5:7.5。90年代随着制造业的比例下降，第二产业在总产值中的占比徘徊在12%和18%之间；同时期第三产业的占比因为博彩业扩张而徐徐上升。踏入千禧年，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工序外移，成长趋缓，产值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得益于日益精细的分工和专业化，在博彩业外需的强劲带动下，产值比重不断提高。从2009年开始，第二产业在澳门经济中的比重已少于一成：从2011年到2016年其年平均比例为5%。也就是说，超过九成不同性质的服务业缔造了当今的澳门经济增长。第三产业不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稳定劳动力市场方面也日趋重要。澳门的第二产业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制造业以纺织和成衣生产为主，大部分是加工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市场。在配额制度下，曾经被誉为澳门的支柱行业之一，此优惠制度在2005年取消以后，大多数厂商未能成功转型，产值比例下降更为明显：2006年后低于3%，2016年更低于1%。除了2006~2008年外，建筑业的比重在近40年来基本上维持在总产值的5%左右。澳门的第三产业向以博彩业为主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约占三成本地生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61产总值，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博彩业则在引入更大竞争后比例跃升至近六成，而过去十年更在此比例上下徘徊，2015年开始稍微跌至五成以下。房地产和相关商业服务是本地第三产业的第二大主体，一直贡献约15%的总产值，90年代中期的泡沫前它的占比更高达两成，可见房地产对澳门经济的重要性。和博彩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批发及零售业、酒店及饮食业和金融业各占约5%的总产值；余下的交通运输、教育、公共服务、医疗卫生各自为本地生产带来约3%的总产值。按就业结构观察，并聚焦1998年以来的数据，总体的变化趋势和产业结构大致雷同：制造业就业比例持续下降，释出的和新加入的劳动力，由博彩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吸收；制造业从1996年雇用约40000名员工到2016年雇用人数少于8000人；而同期博彩业的就业人数由少于20000人跃升至多于80000人，转变之大，反映出澳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部门间的快速流动（见图3）。图3　澳门主要产业就业人口（1998~2017年）资料来源：澳门大学“澳门宏观经济模型”。考察产出和就业结构转型的效应，可以透过计算平均每名就业者创造的产值评估生产力的变化，表4显示了不同行业的就业者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趋势。总体来说，1996年的全部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每年每名就业者

16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4　澳门劳动生产力（1998~2016）单位：澳门元　　年份人均增加值总额制造业水电及气体生产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及零售业酒店及饮食业运输、仓储及通讯业金融业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务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家务工作及其他1998~20002480289737912590736843114160541077722188196847548222642321501899442151917640683295302001~20032746577671010990137947516666721251392030246981556689432324991824132285669346083724382004~200638430096584131319027011823773421666762203779056428558942459931915022515669892535080992007~200951231211716114696304142623675206196883256543113380293625333630024165529874510006205090162010~2012871344114008138642731792068361582960133686411362607107711939481531762934577621484313864612013~2016101863925474318567583829868679523372733501002200934016769055086813882234247002279490393214资料来源：澳门大学“澳门宏观经济模型”。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63的名义增加值分别为272505澳门元、118713澳门元和335972澳门元；而在2016年则上升为920595澳门元、446150澳门元和996027澳门元。基于产业特性差异、企业规模不同和发展速度不一，各个行业就业者创造的平均产值明显互异。在2010年以前，水电气生产一直是澳门生产力最高的行业，这和此行业的高资本集中度有关。然而，博彩业迅猛发展，自2010年起取代水电气生产成为本地区劳动生产力最高的行业。以2013~2016年为例，平均每名博彩从业人员每年生产2279490澳门元博彩产品，比同期的平均生产力1018639澳门元高124%。生产力的差异也会促成劳动力的流动，澳门的博彩业从业人员数量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只占约一成总就业人口上升到2013~2016年的两成半，当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制造业转移出去的，这也解释了为何早期有20%澳门劳动力从事制造业，但在2013~2016年下跌至只有2%。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也是制造业劳动力转移的对象行业，两者在就业份额上显示有2%~4%的升幅。另外，专业程度较高的金融业、教育和医疗卫生业则未见明显的就业份额的增加。四　增长格局分析概括而言，改革开放首20年澳门的二次和三次产业发展相对均匀，后20年内地加深融入全球经济之时，澳门集中于博彩业的改革。以上的生产和就业数据与分析显示，过去10多年澳门的经济比较侧重于增加总量与创造就业，而较为忽略增长的稳定与增长格局的优化。经济总量的增加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制造业与博彩业并存逐渐发展到以博彩业为主、其他服务业为辅的增长态势。在这个过程中澳门相对成功地把技术水平不高的劳动力从制造业向同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转移，除1999~2003年外，劳动力市场并没有产生太大的震动，失业率维持在5%以下（见图4）。再者，因为强大的外部需求，澳门出现连年的劳动力供应不足且

16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依靠输入非本地劳工支持本地经济发展的局面。增长的稳定性反映经济的波动程度，波动越小则预期风险越低与可预测性越高，有利于经济活动。观察1982~2017年的澳门增长经验，可知平均实质增长率是6.4%（标准差是9%），当中有7年出现负增长，有9年增长在10%以上，有3年在20%以上，也有1年在-20%以下。如上文所述，波动大的主要来源是外部经济变化与政策因素。增长格局的优化可以理解为在给定的要素禀赋下如何利用比较优势促进生产投入的有效运用，进而改变产出组合，让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最大的社会福祉。换句话说，即如何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并在以市场机制为主的格局下争取产出最大化。从澳门的实际环境来分析，也就是如何在细小开放的经济约束下谋取合适的产出组合来降低波动的风险：多元化的经济活动明显有助于降低高波动的可能性。在澳门优化增长格局在20世纪末以前并没有一定的社会共识，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产业结构并不集中于某个行业，上面的分析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博彩业和某些服务业对澳门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等分。1999年以后澳门特区政府为博彩业发展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试图4　澳门失业率（1992~2017年）资料来源：澳门大学“澳门宏观经济模型”。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65图打破博彩业“一家独大”的局面，希望通过国际企业引入更多的非博彩行业元素。然而，实践表明从产出和就业层面来看，澳门经济的发展如今比过去更加依赖博彩业的贡献。诚然，博彩与非博彩的合适比例和如何由博彩业带动非博彩业的发展并没有约定的规律和国际发展经验可循。观察澳门博彩业的演化，早期的蓬勃发展是基于华人给博彩带来的强烈满足感，后期的发展是依靠政府特有的政策：澳葡政府利用博彩专营稳定税收和强化管治。也就是说，一定程度的产业独特性（经济和政策因素造成）使得博彩业在澳门具有优势，且能带动某些其他行业的发展；同理可以解释制造业的发展（低劳动力成本和配额制度）。因此，现在的博彩业和以前的制造业可以理解为主导澳门经济发展的行业——优势行业。优势行业的成长可以透过专业分工延伸其上游和下游的经济活动（例如，为博彩客提供的交通服务和博彩器材的生产等）；优势行业的发展也可利用协同效应拉动其他行业发展（如会展和旅游观光等）。基于每个行业的生存需要特定的生产规模与顾客群，在协同效应下，更多的不同经济活动将更有利于澳门催生新的优势行业，使经济多元发展。从澳门发展现实来看，博彩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优势行业。探求多元化的方向也就必须更深入研究博彩业发展的特征。它的发展主要依赖政策与旅客：中央政府的支持与澳门特区政府引导不同博彩经营者开展不同规模和不同水平的博彩设施发展建设可视为此行业发展的外生变数；旅客的数量与客源则是澳门可操作改变博彩业发展的内生变数。澳门博彩发展的现实是自2005年起中国内地旅客已经成为主要客源（见表5），这除了增加博彩业风险外，也可能不利于孕育新的优势行业。不同地域、不同收入、不同教育程度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旅客对澳门经济多元化的意义在于：①维持博彩业发展的旅客根基，使博彩业继续创造可观的收入，从而稳定经济增长；②不同客源的外溢效应将有可能为澳门缔造更多非博彩发展机会，特别是让本地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发展空间与寻找转型机会；

16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③当客源多元到一定程度时，旅客的规模效应将提高澳门产生新的优势行业的可能性。表5　澳门主要市场入境旅客人数（2002~2017年）单位：万人　　年份总数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非中国内地旅客总数200293128143515351453650200392438139410248425432004126763243112871275635200514296944791471217897352006168479559214316221519889200720629866971442230223810762008229311617021322837284311322009217510996731292038253310762010249713237471293341253411742011280016117581224040273211892012280816907081074440283011182013293218636771004729272910692014315221256439555302625102720153071204165399552828231030201630952045642107663029221050201732612220617106873331221041每年平均增长率（%）8.714.82.4-2.421.05.813.414.23.2资料来源：澳门大学“澳门宏观经济模型”。以澳门发展的前景来看，产品的独特性是旅客需求以外影响新的优势行业发展的条件。从服务业角度来看，产品的独特性主要是特殊的政策和特有的服务理念。除了“东方拉斯维加斯”让澳门博彩业扬名世界外，澳门特有的服务产品理念还包括“世界文化遗产”、“美食之都”和“中葡平台”；澳门特有的政策还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下澳门的角色和“粤港澳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67大湾区”等。如何利用这些特性发展新的优势产业将是优化澳门增长格局的重要思考。结　语就总量和增速而言，澳门在内地改革开放下走出一条以博彩业和相关旅游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在政策驱使和民间努力下，此发展模式取得一定成果，经济和社会民生走上一个发展的新台阶，居民福祉比以往大幅提升。目前澳门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理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旧问题和如何改变增长的格局，让澳门的长期增长道路走得更健康。

改革开放和澳门旅游业的发展黄竹君*导读：　改革开放40年见证了中国从封闭积弱变得开放富强，集结了几代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和辛勤付出，当中亦包含澳门的参与和贡献。澳门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处于殖民管治下，外联内通，把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引入内地，支持国家发展。在长达450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澳门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保存了独具韵味的历史建筑，使其有条件发展旅游业，更将此作为日后之经济命脉。改革开放后，中资驻澳企业在多方面支持澳门的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而澳葡、特区和中央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段实施关键的政策为旅游业注入新动力。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向小康，国民对旅游的需求亦带动了澳门的经济增长。澳门受空间制约，中央政府不断给予优惠政策及推动区域合作，为澳门谋划更广大的发展前景。今天，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澳门虽可搭乘国家发展的顺风车，但也须自强不息，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为国家未来更宏大的发展蓝图贡献所长。*黄竹君，商业组织及管理博士，旅游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旅游发展、旅游人力资源教育和培训。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69一　澳门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贡献澳门自开埠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担当着中国对外联系的重要角色，早在16世纪葡萄牙管治时期就已是贸易中心、中转港和中西文化交流平台。明、清政府通过澳门特殊的政治地位与西方进行贸易、文化和宗教交往，从澳门这扇窗口探究西方文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支援解放区人民所急需的物资和冲破外国的封锁，澳门成为转运物资到广州的货物转运站，而且很多香港货物也要从澳门转运，货量比香港还要多。A当时，叶剑英元帅领导华南分局负责港澳工作。1950年1月，他提出了“争取港澳工商界及各地华侨资本家回国投资，从事新广东的建设工作”，要求制定优惠政策，使港澳同胞、华侨有投资目标。B翌年，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成立，是全国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商人投资的公私合营公司，主要“开办各项实业和开展国内外贸易”。C即使处于殖民或殖民化管治时期，国家和港澳关系依然密切，澳门同胞们对祖国始终保持坚定的信任与支持，利用澳门的特殊政治环境，外联内通，支持国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多年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国家再次走向封闭之路。“文革”结束后，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要国策，邓小平之后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铺开了往后数十年推动现代化、设立经济特区、实施对外开放的发展大道。1985年，澳门位处的珠江三角洲，连同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获中央批准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向外招商引A《南光发展沿革》，南光（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amkwong.com.mo/namkwong/milestone/index.html。B陈雷刚：《叶剑英与港澳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http://www.hprc.org.cn/gsgl/rwcl/rwys/201510/t20151028_349276.html。C陈雷刚：《叶剑英与港澳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http://www.hprc.org.cn/gsgl/rwcl/rwys/201510/t20151028_349276.html。

17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资。在改革开放期间，澳门再度发挥窗口的角色，把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引入内地。港澳同胞是首批进入当时相对封闭的内地市场投资建厂，港澳地区亦是国家出口创汇的重要渠道。当时，到内地的第一家纺织品企业来自澳门，而第一家合营的酒店“石景山旅游中心”也是澳门的企业。A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资料，截至2017年年底，内地累计使用港澳资金达1.02万亿美元，约占内地累计使用外资的54%。港澳更是成为内地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同时，港澳还是内地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桥梁。截至2017年年底，内地对港澳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5504.9亿美元，占对外投资存量总额的52.2%。B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见证了国家从战争阴霾和成立初期的政策失衡重新上路，见证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起伏，见证了“发展才是硬道理”C的坚定立场。40年于人生是长是短，各有体会，但在大国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几番波涛。能在短短数十年从贫穷落后走向小康充裕，从封闭积弱变成开放富强，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大国风采，不少评论称之为奇迹，实在是集结了几代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和辛勤付出。当中亦包含澳门的参与和贡献，意义深长。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4%D，仅次于美国。虽说当今澳门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并不明显，但是依然保持其特有的中西方纽带作用，尤其是在中国与葡语系国家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旅游目的地，澳门既是引进国际客人的门户，也是为内地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提供国际旅游管理经验的一个交流学习平台。A《刘艺良答中评：改革开放40年澳门人有感受》，中国评论新闻网，2018年3月8日，http://hk.crntt.com/doc/1049/9/9/6/104999605.html?coluid=2&kindid=0&docid=104999605&mdate=0308001525。B《改革开放40年港澳对内地经济有何作用？商务部回应》，《星岛日报》2018年5月10日。C引自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D高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8年5月15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8/0515/c40531-29991341.html。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71二　改革开放下的中国旅游发展1978年以前，中国仅有中国国际旅行社和中国旅行社，主要承担政治接待工作。A改革开放之后，旅游的功能才从外交接待事业慢慢发展为经济产业。1964年中央改组和扩大中国国际旅行社为旅游事业管理局并在同年设立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1978年再改为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B1979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由当时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在会上讨论《关于1980年至1985年旅游事业发展规划（草案）》，这是中国最早的旅游业规划。C1986年国家“七五”规划正式将旅游业确立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支柱产业。中央政府对旅游发展的规划和管理思维亦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是资源导向型的旅游规划，后来慢慢转变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行业管理为重心。2000年起中国旅游业已呈现出大规模的发展格局和态势。1978年，中国国际旅游接待人数为180万人，居世界第41位D；2017年，入境外国游客人数达4294万人次（含相邻国家边民旅华人数），居世界第4位。E在40年间，中国旅游业发展迅速，除了国家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自然人文景观等旅游资源外，还归功于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把旅游从政府主导的行政事业推动发展为市场导向的产业，政府的角色由顶层规划改为创设产业发展条件和实施行业管理，加速旅游的产业化和行业规范化。此外，国民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大大提高了旅游消费欲望，小康社会的建设造就了庞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促使产业规模快速增长。2017年，国内旅游人数达50.01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A杜江：《中国旅行社业发展的回顾与前瞻》，《旅游学刊》2003年第6期。B姚延波：《我国旅行社业发展历程回顾和展望》，《中国旅游报》2017年9月5日。C范业正、胡清平：《中国旅游规划发展历程与研究进展》，《旅游学刊》2003年第6期。D《中国旅游发展历程》，2008年8月25日，https://wenku.baidu.com/view/781731848762caaedd33d4a7.html。E《2017年全年旅游市场及综合贡献数据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2018年2月6日，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802/t20180206_832375.html。

17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12.8%，国民出境旅游人数达13051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7.0%。A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现时中国是全球旅游第一大客源市场。国家的旅游发展与澳门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随着国民对出境旅游的需求日增，澳门作为拥有异国风情和独特旅游元素的中国领土颇受内地游客欢迎，内地游客已成为澳门的第一大客源市场。另一方面，内地的旅游基建、配套和接待能力的完善也为澳门提供有利条件吸引外国的连城旅游客源。三　澳门旅游业发展回顾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开始，在长达450多年的共融岁月中，澳门积淀了中西文化精粹和形成了包容的传统。小城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具韵味的历史建筑，为其后的旅游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澳门与内地的联系一向紧密，中资驻澳企业在多方面支持澳门的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澳葡、澳门特区和中央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段实施关键的政策为旅游业注入新动力。上述种种原因促使澳门成为当今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一）博彩旅游的主导地位19世纪中叶，清廷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后，英国占领香港，迫使清政府再开放五个通商口岸，澳门失去了作为中外贸易港口的优势，经济陷入困境。加上当时澳门社会赌博风气盛行，时任澳督亚马留于1847年批准白鸽票赌博承充专营以便开始向博彩经营者征税。B葡萄牙管治者的这个决定对后来澳门的旅游业发展影响深远。自此，澳门与博彩的关系从未间断。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葡萄牙就澳门回归问题谈判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亦表示继续允A《2017年全年旅游市场及综合贡献数据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2018年2月6日，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802/t20180206_832375.html。B赵利峰：《尴尬图存：澳门博彩业的建立、兴起与发展（1847~1911）》，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29~30页。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73许博彩业在澳门存在，以保持经济稳定。受惠于香港部分加工业的转移，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澳门形成了制衣、纺织、玩具、电子和人造花生产的工业架构。到90年代，基本形成了以旅游博彩业、出口加工业、金融保险业、建筑地产业为支柱的经济体系，其中旅游博彩业占主导地位。在近代的澳门博彩发展史中，较重要的持分者应是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创立于1961年，获得博彩专营合约25年，再于1986年获续15年，直至澳门赌权开放。公司还经营酒店、餐饮、娱乐场所等，以及开通了港澳之间的海上和空中客运服务，来澳旅客人数不断攀升。早在20世纪70年代，澳葡政府已在财政司下设置旅游单位，处理关于旅游的事务。A随后，澳葡政府于1980年1月1日设立新闻旅游司。1981年9月1日，原新闻旅游司辖下新闻厅升格为新闻署，而原新闻旅游司则更名为旅游司。两部门在澳门回归后改称新闻局和旅游局。可见旅游业在当时，也正值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已被视为澳门的重要经济活动。到了回归初期，经济低迷，澳门特区政府展开博彩业发展的研究。后于2002年开放博彩专营权，邀请国际营运者投标。政策的目标是以博彩业带动经济多元化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质素。这可谓澳门博彩史上最受瞩目、对现代社会和经济影响最为深远的新一轮发展。在往后十多年间，博彩业的兴盛为经济注入动力，本地生产总值在很多年间都以双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同时给社会带来挑战。新一轮的博彩业发展方式和规模与专营公司年代存在着强烈对比：博彩牌照六分天下，激烈的竞争推动服务质素提高；博彩活动注入娱乐休闲元素，不再是以前纯粹的赌博；营运商投入巨大资本兴建集博彩、娱乐、美食、购物、会展活动等于一身的综合度假村，把博彩形象娱乐化、大众化；度假村引入国际管理标准，不断提高对人力资源在量和质上的要求。随着赌权开放后的第一家娱乐场于2004年揭幕，新的博彩娱乐场和综合度假村如雨后春笋，纷纷开始A笔者与前澳门旅游局局长安栋梁访谈之内容，2018年5月21日。

17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营运。旅游配套设施增加，服务标准提高，娱乐休闲餐饮种类变得多样化。赌权开放和“港澳个人游”政策的叠加效应，形成旅游供求两端的急速增长。1999年回归祖国时澳门的总体旅客量为744万人次，2014年，首次超过3000万人次。纵使随后博彩业出现长达26个月的调整期，但旅客量没有出现大幅下降。2015年和2016年的旅客量维持在3000万人次左右的水平，2017年更创出32610506人次的新纪录。A从表1可看到澳门回归后的社会经济变化，由博彩旅游业带动的旅客量、就业机会、酒店建设和本地生产总值在17年间迅速增长。表1　1999年和2016年澳门的社会经济指标比较项目19992016变动（%）城市面积（平方公里）23.830.528.2人口（人）　劳动人口　　本地437455216200不详64490039720028440047.483.7—失业率（%）6.41.9-70.3批发及零售业就业人口（人）313004410040.9住宿餐厅酒楼及同类就业人口（人）2170057200163.6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就业人口（人）不详92700—访澳旅客（人次）　内地　香港　台湾744390016452004229800984800309503002045410064198001074500315.81143.351.89.1酒店（家）7410744.6可供应客房（间）946936278283.1酒店入住率（%）558350.9本地生产总值（百万澳门元）49071358200630.0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澳门元）113067554619390.5资料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澳门统计年鉴》1999年、2016年。A《总入境旅客（2008~2017）》，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澳门旅游数据+”网，https://dataplus.macaotourism.gov.mo/Indicator/VisitorsSummary/SummaryBar?periodtype=Y&start=10&end=19&place=C-CN&entrypoint=11&visitor=T&hotelclass=50&lang=T。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75近几年来，澳门的年均旅客量均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内地持续成为澳门的最大客源地，其次为香港和台湾地区。虽然旅客量多，但仍存在结构和质量的问题。澳门高度依赖大中华市场，占市场总份额约九成。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内地旅客源自广东省，很多属即日往返的访客，国际旅客只占总量的9%~10%。总旅客平均逗留时间仍很短，只有约1.2日。近年澳门旅游局不遗余力，在全球16个国家与地区设立驻海外代表或市场顾问，宣传澳门旅游品牌。较成功开拓的外国市场是韩国，2018年1月，韩国旅客首次超越中国台湾地区成为澳门第三大客源市场。近年来，澳门旅游局更是联同文化局与体育局等相关部门发挥旅游、文化和盛事的协同效应，丰富旅游体验，延长旅客留澳时间。当局开放博彩业的初衷是以博彩业带动旅游业和整体经济的多元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现在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特区政府目标清晰，于2016年9月发布《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发展的愿景为建成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宜居、宜业、宜行、宜游、宜乐的城市。A（二）中资驻澳企业的角色中资驻澳企业是澳门旅游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可谓开路先锋，为澳门旅游发展的初期打下良好的基建和物资供应基础。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中央直属企业。其前身南光贸易公司于1949年成立，是澳门最早的中资机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组织内地货源供应澳门粮油食品、土畜产品等，稳定粮食供应。而后于1961年6月创办了澳门中国旅行社（后来的澳门中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是澳门最早的中国旅行社和首批“内地居民澳门游”指定接待旅行社之一。B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发展为澳门地区规模较大的旅游企业。南光（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澳门中旅（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拥有澳门数间酒店，并受A《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16年9月。B参见澳门中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简介，http://www.cts.com.mo/index.php/about/。

17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业主委托管理内地多家知名星级酒店和提供酒店筹建策划、设计、管理等顾问服务，是澳门酒店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珠海市驻澳门的珠光集团1981年创立于澳门，自20世纪80年代起，承接澳门新口岸、机场、港澳码头等填海工程，填海造地近6平方公里，约占现澳门总面积的20%A，是澳门城市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驻澳门的南粤集团崛起。1997年，南粤集团与澳门政府签订了《澳门地区鲜活冷冻商品批发市场专营合约》，独家兴建和经营澳门唯一的鲜活商品批发市场，并在澳门兴建酒店、发展旅游业、开发房地产、承包工程、参与投资兴建澳门国际机场等。最新的项目为兴建粤澳新通道，拟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创新型通关模式，这将进一步促进两地居民和游客的流动。岐关车路有限公司成立于1927年，现为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直属全资驻澳企业。公司以经营粤珠澳跨境客运为主，为澳门居民和旅客往返内地提供便利运输，有利于旅游业发展。B（三）国家政策的推动澳门回归祖国后，中央政府不断给予优惠和倾斜政策以及推动区域合作，在保持特区繁荣稳定的同时，希冀突破澳门的空间资源制约，谋划更广大的发展前景。正因为澳门的经济命脉是旅游业，多个政策都聚焦于优化澳门的旅游发展。1．《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2003年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签订《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随后又签订6个补充协定，向澳门开放内地旅游业务和市场，包括投资旅游设施、旅行社设立、经营旅游业务、个人游、导游考试、出境A参见珠江集团的集团介绍，http://www.zhukuangroup.com/index.php/category/index/categoryid/53.html。B参见岐关车路有限公司网站，http://keekuan.com/about/overview.html。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77游领队证、一程多站等方面。A2．“个人游”政策2003年，“非典”疫情重挫澳门旅游业，澳门经济大受影响。中央政府为了保持特区繁荣稳定，在内地有关城市开放内地居民个人赴港澳旅游（简称“个人游”）。至今已有22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等49座城市的居民，可以个人身份到港澳旅游。内地年访澳游客从1999年的163.66万人次，跃升至2017年的2219.62万人次，占澳门入境游客的68.1%B，带动澳门旅游业蓬勃发展。由于内地成为澳门第一大客源地，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在《加强内地与澳门更紧密旅游合作协议书》的框架下，于2005年与澳门旅游业界建立了“内地与澳门旅游合作磋商机制”，就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处理突发事件、建设旅游资讯共用平台等事宜交换意见。3．推动区域合作自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发挥了试验区的功能，依托港澳的优势，带动广东省的经济发展。粤港澳合作的概念早在2008年就已提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9年1月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明确要“推进与港澳紧密合作、融合发展，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以及“建成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和游客集散地”。C纲要也提出要巩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D2009年完成的《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2010年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制定的《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2011年《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和《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基础，以及推动区域旅游发展。其实，粤港澳“大珠三角”的旅游合作机制，A《旅游局：近年旅游行业支持澳门发展成效与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9年12月14日，http://www.gov.cn/gzdt/2009-12/14/content_1487081.htm。B《旅游统计2017》，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18，第13页。C《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8，第5页。D《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8，第22页。

17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早在1988年就已启动，已形成共用资讯、联合促销、协调发展的格局。4．横琴总体发展规划澳门在发展中碰到的最大障碍是空间不足。作为旅游城市，在旅客量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在回归后首十年也只有约30平方公里的澳门，挤迫有余，休闲不足。除此，博彩业独大，缺乏家庭、休闲和大众娱乐的旅游元素。中央政府又再次为澳门想对策，利用毗邻澳门、位于广东珠海市南部的横琴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横琴拥有106平方公里的土地，可开发的有28平方公里，可为澳门提供空间资源和旅游产品来实现互补。2009年8月1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将横琴岛纳入珠海经济特区范围，要把横琴建设成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在产业发展策略和布局方面，重点发展商务服务、休闲旅游、科教研发和高新技术产业，以配合澳门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更好地支撑澳门发展。5．锁定澳门发展定位承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国家“十二五”（2011~2015）和“十三五”（2016~2020）规划继续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发展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广东省和内地政策部门积极响应，协助澳门向目标进发。广东省政府在贯彻落实国家《“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中提出要联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区，丰富粤港澳“一程多站”旅游精品路线。而原国家旅游局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15年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促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联合工作委员会的协议》，积极助力推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进程。联委会还推进实施了粤澳游艇自由行政策及推进市场监管。6．批给海域管理权2015年12月20日国务院透过第665号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明确澳门特别行政区陆域和海域的管理范围，澳门特区依法正式管理85平方公里的海域。特区政府随即筹备《海域管理纲要法》法律草案，建议设立海域管理的统筹机关，制定海域环境保护政策，制定海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79域环境质量管理标准，定期开展海域监测及环境状况评价，等等。法案建议由特区政府制定政策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坊间期待借此契机加快建设海滨景观廊道和开发海上旅游休闲产品，增添城市魅力。有关法律于2018年7月24日正式生效。四　澳门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及相关建议在各方努力下，改革开放取得了诸多成果，社会经济进步有目共睹。幸运的是澳门可搭乘国家发展的顺风车，但也需自强不息，大胆创新，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发展，为国家未来更宏大的发展蓝图贡献所长。（一）紧靠国家策略，融入大湾区旅游发展大局从改革开放至今，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一直持续不断，只是根据当时环境和时机，以不同方式和速度推动。在2017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把过去数十年的珠三角区域合作提升至国家级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策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出台在即，港珠澳大桥、粤澳新通道、澳门轻轨和内地城轨对接等基建的完善，将使融合的步伐更快、更大。同年12月，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协调发展出现新局面。广东省旅游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事务署、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共同发起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联合会”，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个地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的旅游主管部门组成。重点工作包括深化旅游市场合作及深入挖掘政策潜力，构建宜居宜游优质生活圈，携手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A澳门将以旅游业和旅游教育方A《大湾区城市旅游联合会召开首届成员大会三地落实推进重点工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网站，2018年4月20日，https://www.gcs.gov.mo/showNews.php?PageLang=C&DataUcn=124220。

18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面的优势为切入点，参与大湾区的发展，亦希冀借此契机寻求资源共享的合作空间。（二）发挥旅游业优势，促进“一带一路”之民心相通旅游业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也能促进“一带一路”“五通”之一的民心相通，对于维护地区稳定有着积极意义，为国家发展提供有利的对外环境。粤港澳大湾区现有人口约6600万人，生产总值1.3万亿美元，旅游消费发展潜力巨大，将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客源的潜在消费大军。中国亦是全球第四大旅游目的地，对外国旅客有强大的吸引力。“一带一路”建设布下了国际旅游的发展大格局，为国际旅游搭建了民心相通的桥梁，澳门需发挥旅游业优势，努力成为这座桥梁的重要支撑点，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为此，澳门需先打好底子，提升自身条件，透过优化城市环境和探索拓展空间的可能性、深挖文化资源丰富城市内涵，以及融合旅游与科技提高综合竞争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助力大湾区建设国际旅游品牌，推动“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三）优化环境基建，探索拓展土地空间在大湾区的发展中，大型区域性的基建项目不断落成，海路、陆路的运输网络基本形成，满足一小时生活圈的流动需求。但是澳门面积小，缺乏大自然环境和休憩空间，土地不足的制约仍未突破。而且城市的集体运输基建和游客分流措施仍未有效疏导高峰期排山倒海般涌至的游客。当局还需在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多下功夫。横琴近在咫尺，作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能否在澳门大学，5平方公里粤澳合作产业园，20万平方米集教育、居住、养老等综合功能的“澳门新街坊”外，进一步探索突破性的空间合作值得深思，如能探讨以共同开发、租赁土地等形式互补优势，必可更有力地推动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的建设。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81（四）深挖文化资源，丰富城市内涵《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要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和15项列入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项目。澳门拥有独具特色的海洋商业文化、传统民俗文化、民间宗教信仰、西方宗教文化以及华商与华人社会、社团及慈善文化等A，加上与葡语国家的联系，皆可在传承的同时，适当增添旅游元素，向居民和游客推广中华和澳门的多元文化。2017年澳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创意城市美食之都”，是继成都和顺德后的第三个中国城市。几百年的多元文化交融，形成粤菜、葡菜、澳门土生菜、东南亚美食与地道小食相辉映的美食天堂。“美食之都”的评定给饮食业界注入动力，但亦难敌租金昂贵、人资缺乏等问题。特区政府部门虽已设立扶持机制，但还需守业者和创业者在传承美食的同时，思考如何创新。政府的文化产业委员会倡导美食与文创双结合，希冀为特色老店注入时代气息，为传统美食增添艺术性和趣味性。政府宜增加扶持的力度、速度和方式，以及加快建设媒合饮食和文创界的合作平台与出台鼓励政策。另外，澳门的历史渊源离不开海洋，昔日的对外贸易中心和联系亚洲、欧洲、美洲三条航线的中心港口，如今获中央政府批给85平方公里的海域管理权，应借此契机重新勾勒城市轮廓，美化海滨，重现昔日海洋经济的历史点滴。政府部门曾表示将兴建海滨长廊和推动海上观光交通建设，坊间亦建议与珠海共同开发海上旅游产品，塑造珠江西岸的休闲滨海湾头。（五）旅游、文化创意与科技融合发展“十八大”提出文化科技融合这一基本战略思想。2016年的《“十三五”A《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举办“构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学术座谈会》，澳门科技大学，2017年7月27日，https://www.must.edu.mo/iscr/news/19249-article07270641。

18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5个产值规模10万亿元级的新支柱”。规划提出要深化互联网在生产领域的融合应用，包括旅游服务智慧化和推动分享经济发展，以及提升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服务设计的文化内涵和数字化水平，促进虚拟旅游展示等新模式创新发展。A这正好应用在今天的澳门旅游业上，互联网新兴产业和智慧化产业不断发展，特区政府和业界正思考如何把旅游和科技结合起来，发展智慧旅游。智慧旅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利用智慧化管理和运作，提高服务质素和效率；利用扩增实境/虚拟实境技术提供崭新的旅游体验和感知；利用区块链技术创建应用于旅游行业数据传输和加密货币的平台，促进旅游商业环境电子化；利用大数据分析市场需求和变化，主动调整和推广营销策略，加强旅游承载力管理等。旅游提供平台，科技使平台智慧化，但还需要丰富的内容支撑。这便是文化与创意在旅游方面的切入点。澳门缺乏土地空间，但不能缺少想象空间，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相辅相成，可活化文化旅游资源，在保留真实性的同时，以崭新手法展示，带来新鲜的感官享受，打造旅游体验的第四度空间。A《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6年12月19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19/content_5150090.htm。

改革开放与澳门银行业的跨越式发展叶兆佳　杨燊荣*A导读：　改革开放，不但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同时也造就了澳门经济及澳门金融业的腾飞。伴随着内地高速发展，澳门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亚太重要的经济自由港，以及进一步焕新为今天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全球最大的博彩综合旅游城市。作为澳门经济中的重要“一元”，银行业在内地及澳门经济高速发展的助推下，无论是经营规模、运作模式、服务区域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澳门银行业过去由小银行、小银号组成，局限于本地经营；现在已经突破地域限制，大大提高了跨境服务能力，促使澳门成为辐射内地、东南亚及葡语系国家的区域金融城市。在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是把澳门、卢森堡、摩纳哥、开曼、香港等一同界定为全球离岸金融中心（OFCs）。这彰显了澳门银行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取得的成绩获得国际广泛的认可。*叶兆佳，澳门银行公会主席、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副行长、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杨燊荣，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策略分析员。

18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改革开放，使澳门经济实现了两次腾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这个历史巨变中，澳门的发展成果、澳门银行业所取得的成绩，都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从澳门的角度看，国家的改革开放经历了多个时期。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8年），百业兴盛，百花齐放，澳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快速增长。在这期间，大量澳门企业进入内地市场，谋求更大的发展前景和发展空间。澳门金融业支持港澳企业到内地发展，为内地带来了宝贵的发展资金。澳门企业也为国家带来先进的管理及生产经验。改革开放是双向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大量中资企业落户澳门，大量地方国企在澳门纷纷设立公司。广东省的广州、珠海、中山等在澳门开设了进出口企业。中建等央企也陆续进入澳门市场。这也推动了澳门的持续发展。在改革开放规范及调整期（1988~1998年），澳门经济也在波动中向前发展。邓小平视察南方后，内地及澳门经济重新实现了较快增长，但不久之后，随着国内经济金融整顿，澳门经济增长也逐步走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回归前社会不稳的情况下，澳门经济经历了连续四年负增长。自国家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加速发展。国内开放自由行，人民币开始国际化，澳门自身也进行了开放市场的改革，赌权开放使澳门经济迎来了第二次腾飞。改革开放，使内地与澳门之间的经贸合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蓬勃发展。两地贸易迅猛发展。回归前的1998年，澳门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978年的12.8倍，内地当时已经成为澳门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017年，内地是澳门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二大出口市场。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85两地投资飙升。改革开放使得大批澳商赴内地投资。根据当时外经贸部数据，截至1998年，澳门对内地投资项目6164个，实际投入金额33.44亿美元，澳门位居内地投资来源地的第10位。以广东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79~1997年，澳门商人在粤投入资金156亿澳门元，年均增长25.7%，申请注册企业达5000家。其中，在珠海开办企业700多家，实际投资50多亿澳门元；在中山市开办企业288家，实际投资6.9亿美元，在江门市投资2.07亿美元。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16年底，内地累计批准澳门投资项目15074个，图2澳门GDP(按当年价格计算)图1澳门GDP实质增长率(按年)

18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实际使用澳门资金136亿美元。可以说，正是国家的改革开放，给澳门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澳门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GDP由不到70亿澳门元，飙升为4000亿澳门元，增长了近60倍。受惠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澳门在回归前经济腾飞，完成了工业化转变；回归后，在国家的强力支持下，改革开放的红利推动澳门经济实现了第二次腾飞，一跃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二　改革开放，造就澳门银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澳门银行业改革开放前后的规模对比改革开放以来，澳门银行业的规模实现了几何式增长。1970年以前，澳门在法律上只有一家葡资银行，它也是唯一的外汇结算银行，并且拥有澳门元的发行权，还承担特区政府公库行职责。虽然20世纪50~60年代，香港及广州两地有多家银行、银号落户澳门，但限于当时澳葡法例规定，这些中资经营的金融机构都不能取得银行牌照，只能以银号及兑换店的形式经营。直到1970年澳门第一部银行法生效，局面才得以改变。但直至1978年年底，澳门整个银行业的存款约80亿澳门元，贷款约9亿澳门元A，业务范围只有简单的授信、兑换、转账、国际结算等传统业务，服务基本局限于澳门本地。这代表了澳门开埠几百年银行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澳门银行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内地的发展、内地与澳门的经贸往来，为澳门银行业带来源源不断的业务和客户，澳门也通过自身的改革与努力，抓住了多个历史性机遇，使澳门银行业实现了惊人的发展。截至2017年，澳门银行业总资产规模首次突破1.5万亿B澳门元，存款余额10226亿澳门元，贷款余额8960亿澳门元，盈利为148亿澳门元，都创历史新高。存款余额是1978年的127倍，贷款余额是1978年的447A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1996，第304页。B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数据均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及金融管理局。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87倍。银行业近年来呈现出稳健发展的良好势头，行业继续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及优良的资产质量。（二）澳门银行业改革开放前后的机构数量情况对比1978年，澳门有银行11家，经营规模都不大，基本上都是香港银行业的延伸。随着澳门作为内地对外联系的窗口作用日益发挥，澳门银行数量大幅上升。截至2017年年底，澳门有29家银行（不含邮政储金局），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葡萄牙、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无论是银行数量、分支机构数量，还是从业人数与质量，都比改革开放前有了质的飞越。（三）改革开放对澳门银行业的重大影响及机遇一是国家实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问题明朗化后，内地与澳门的经济合作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蓬勃发展，并在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和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多个方位呈现爆发式增长。澳门在沟通内地与世界经济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实现了自身经济的腾飞。这段时间的澳门是亚太经济发展最快地区之一，实现了从小渔村到新兴工业地图3　澳门银行业总贷款与总存款的发展趋势资料来源：澳门统计年鉴、澳门金融管理局。

18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区的跨越。受惠于本地经济腾飞，银行业的经营发展和管理水平有了长足的转变和提升。1978~1998年，银行的存款、贷款分别增长了11倍与25倍。银行业也初步实现了产品多样化、操作科技化、业务国际化、管理现代化、经营多元化的转型。可以说，政治制度的保障和经济环境的改善，使得两地经济互补优势逐步显现出来，相互间经济需求不断为两地经贸合作增加新的内容。改革开放为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条件，内地经济贸易快速发展，促进两地经贸合作向深度和广度推进，金融业作为经济的润滑剂，为两地经贸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二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家推出一系列的深化改革重大政策，如港澳自由行、粤澳合作、人民币国际化等，推动澳门经济实现了二次腾飞。澳门从新兴工业地区跃升为全球的高收入地区。这促使澳门银行业全面与国际接轨，专业能力、业务范围、科技水平都得到质的提升。澳门银行业不仅服务于本地工商业，而且还走出澳门，辐射周边地区与葡语国家。澳门银行的公司金融、个人金融和金融市场业务全面发展。澳门金融业利用《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优势，通过跨境发展，努力拓展发展空间，大幅扩张规模。当前，澳门多家银行已经在广州与上海设立分行，未来将继续拓展内地的经营网络。澳门银行业的业务及客户遍布粤港澳大湾区、东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近年更积极拓展投行类业务、结构化融资业务、综合性跨境金融服务，为客户提供更多国际化专业服务。1999~2017年，澳门银行业总资产较回归时上升了11倍；存款余额较回归时增长了10倍；贷款余额较回归时增长了18倍。2016年银行业增加值占澳门GDP的7%。澳门银行业资本构成高度国际化，业务广泛分布在亚洲及欧洲地区。2017年年底澳门银行业的国际资产占总资产的84.2%，国际负债占总负债的79.4%。总体来说，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澳门经济快速发展，跨境贸易和投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89资不断增多，为服务经济发展的澳门银行业提供了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而澳门银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管体系，监管水平符合国际标准。2014年IMF对澳门进行考察评估，认为灵活的市场监管和审慎的财政纪律维持了澳门经济和金融的稳定。2016年IMF再次考察澳门，赞扬澳门特区具有稳健的金融部门和审慎的监管规章制度。评级机构穆迪维持澳门Aa3（2018年6月6日）的评级。亚太区打击清洗黑钱组织（APG）曾两次对澳门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澳门金融业反洗钱工作理想，认可澳门的有关工作。这些都说明了澳门银行业持续、稳健发展，而且发展质量及监管水平受到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可。三　澳门银行业回归前助力国家改革开放大业在国家的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在每个历史阶段，澳门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会有所不同。对澳门来说，1999年回归祖国，是国家及澳门历史上的大事，澳门与国家的关系，也在这一年发生了质的变化，是历史性的转折。此外，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开放的姿态全面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周边经济体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结合这两个时间段，澳门银行业助力国家改革开放大业，也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9年（回归前，入世前），第二阶段是1999~2018年（回归后，入世后）。在第一阶段，国家处于逐步开放过程中，重点是吸引外资流入，港澳资本由于地缘及政策原因较其他境外地区具有优势，随之大举进入内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在第二阶段，国家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对各国开放市场，深度参与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体系；另一方面稳步成长起来的中资企业，逐步谋求在国际市场上更大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布局和竞争。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人民币”以及中资企业逐步走向国际。在这两个阶段，澳门银行业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澳门银行业全力支持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澳门面积虽“小”，但作为国际贸易的平台以及离岸金融服务平台的作用却可以很“大”。改革开放初期，内地逐步放开了市场。在这一历史时期，港澳过于狭窄的生存空间在内地寻求到广阔的发展腹地，同时寻找到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广大的市场。同时，内地充分利用澳门自由港和高度开放的自由经济体制，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推动内地企业走向世界。可以说，在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中，港澳资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此，澳门银行业在支持港澳及外资企业进入内地市场发展上，也做出了自身应有的贡献。在这个历史大潮中,澳门银行业全方位、多渠道沟通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往来建设，全力支持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伴随着内地的开放，澳门的资金和制造业快速向内地转移，两地的经贸往来迅猛发展。在这期间，澳门银行业为大量澳门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也为内地带来了宝贵的发展资金。例如，早在1979年，澳门中银就支持澳门的企业家在珠海开设石景山旅游中心，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旅游企业。1985年澳门南通银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前身）在珠海开设珠海分支机构，注册名为“珠海南通银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外资银行之一，更是珠海特区的第一家外资银行。它不但让澳门中银实现了跨地域的综合化经营，也有力地促进了两地的金融交流。在澳门银行业的全方位支持下，澳门加速与内地的产业融合，不但提高了澳门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为内地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市场。（二）成为国家及中资机构在国际市场上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一是成为国家筹集外汇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地，改革开放初期，对当时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91仍处于封闭状态的内地来说，澳门是一个重要的对外窗口和桥梁，澳门银行业办理了大量的侨汇结算业务，为国家筹集了宝贵的外汇资金。二是澳门银行业积极为国家引进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例如，1987年，澳门中银联合大丰银行向珠海市贷款2000万美元。此外，积极支持澳门企业家在珠三角修筑通往广州的道路和桥梁，解决了当时珠三角居民出行时大量使用渡轮的问题。三是支持中资企业在海外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是双向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大量的中资机构登陆澳门发展。大量的中资机构、地方国企在澳门纷纷设立公司；广东省的广州、珠海、中山等都在澳门开设了进出口企业；中建等央企也陆续进入澳门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澳门银行业坚定支持澳门中资机构的发展壮大。这些中资企业，一方面在澳门开展经营活动赚取外汇，另一方面作为其母公司或者集团在境外的融资平台，也为自身集团在境内的发展筹集资金。澳门银行业的全力支持，不但使中资机构在澳门各大行业中成为澳门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使得这些公司在国内母公司获得了宝贵的资金与资源。当前，一大批中资企业，包括南光、南粤、中国电信、中交、中建等已经在澳门茁壮成长，成为澳门经济中各行业的中流砥柱。（三）承担社会责任，大力支持澳门经济发展澳门银行业长期以来广泛筹集资金，包括通过吸收本地存款、发行存款证、发行债券等，把资金重点投放在工商、贸易、基础设施等各行业，支持市民买房置业定居，大力扶持澳门旅游、博彩、房地产、建筑、出口制造等主要产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澳门的基础设施，包括机场、跨海大桥、码头、口岸、发电厂、污水处理厂等，都有澳门中银支持的身影。例如，澳门国际机场有限公司于1994年在香港发行12亿澳门元债券，由澳门中银提供担保。澳门中银于1987年1月7日在香港发行1亿港元存款证。1986年，大丰银行发行2000万澳门元的五年定息可转让存款证。这些都

19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反映了作为一家澳门本地的银行，澳门中银为澳门经济的建设、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做出了贡献，为改善民生、安定社会提供坚实的基础。（四）承担特殊历史使命货币发行权是一个国家主权、国家尊严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澳门回归前夕，中国银行为配合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于1995年10月16日首次发行澳门元钞票。这不但打破了历史上由葡资银行长期垄断发钞地位的局面，也是中葡双方落实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一个体现。中国银行发行钞票，对确保澳门货币制度的顺利过渡，以及对维护后过渡期的货币、金融政策的稳定、澳门顺利回归祖国，起着重要的历史性作用。此后，澳门中银陆续成为政府公库代理行、银行公会主席行、银行同业港元/美元票据清算行及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责，在多个重要历史时刻，对澳门经济金融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资金融逐步成为澳门金融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四澳门银行业回归后助力国家改革开放大业（一）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成为维护澳门金融稳定的坚实力量回归初期，澳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冲击，房地产市场萎靡，百业凋零。澳门银行业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发展经济、辅助工商的职责。在这期间，澳门银行业的经营虽然也面临不少困难，但仍然大力支持澳门的基础设施建设、龙头产业的发展、市民买房、工业及服务业升级、产业转移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呵护与扶持后，澳门的经济在2003年前后开启了新一轮的腾飞。在澳门新一轮经济大发展过程中，2008年出现了一个小挫折。美国爆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全球性信心危机波及港澳，香港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继香港某银行之后，9月24日澳门的两家中型银行均被传出财政困难而出现挤提。作为澳门实力最强、市场影响力最大的银行，澳门中银深刻认识到事态的紧急性和信心的重要性，担当起发钞行、银行公会主席行、政府公库代理行责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93任，于同业挤提事件第二天，率先召开记者会，宣布可向被挤提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援，安抚被挤提银行的客户。由于采取措施及时，澳门金融市场很快就稳定了。这充分显示了澳门中银在稳定澳门经济金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人民币国际化的积极推动者及贡献者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家推动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开放的重要一步。港澳地区是国家实施人民币国际化的试点地区和起步地区。2004年，国家率先对港澳居民开放人民币业务，并且在港澳指定人民币清算行，实现人民币资金的跨境清算。澳门的清算行成为首批人民币清算行。澳门的其他银行通过成为澳门人民币清算行的参加行，成功实现了与境内金融市场的链接。澳门银行业通过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在多个领域都持续实现了创新突破。1．搭建清算渠道，构建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平台2004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澳门清算行被中国人民银行选定为澳门特区唯一的个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是澳门首家向客户提供全面人民币业务的银行。人民币业务正式在澳门开展。2009年，澳门的银行受理并且成功叙办了澳门首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标志着该类业务在澳门正式启动。清算行模式下提供的业务种类不断丰富，从2004年的个人业务，逐步扩充到贸易、投资领域。2015年，澳门清算行获人民银行批准，可以为葡语系国家银行同业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2018年更成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参与机构。澳门清算行已经与三家央企签订了《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服务协议》。当前，澳门清算行已经与30多家葡语国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对葡语国家实现了全覆盖，发挥了“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平台”的作用。2018年，人民币清算行与葡萄牙BCP银行签订协议，成为首个位于葡语国家的人民币清算参加行。高峰时，澳门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626亿澳门元（2014年6月），年度跨境贸易人民币清算量高达2582亿元人民币（2015年全年）。

19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2．不断推动人民币业务创新澳门银行业全力支持港珠澳大桥建设。2009年3月30日，中国银行获得三地政府批准成为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唯一银团牵头行。2013年为推动大桥的顺利建设，澳门中银为港珠澳大桥项目发放首笔跨境人民币贷款，标志着在人民币跨境贷款模式上的创新突破。2010年澳门中银为“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提供了专项贷款，这是发挥“一国两制”优越性的重要性项目，也是粤澳紧密合作的示范项目。2018年，澳门中银在澳门成功完成40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也就是市场所说的“莲花债”。本次债券既是澳门地区发行的首笔人民币债券，也是“811”汇改以来离岸人民币市场最大规模的信用类债券发行。此外，澳门中银成功发行了18亿美元等值“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债券。这是全球第一笔“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债券，全球第一笔按照国际规则发行的澳门元债券，第一笔在澳门本地新成立的中华(澳门)金融资产交易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拟上市债券。（三）积极参与内地金融改革及自贸区建设自贸区的建设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新一轮制度变革的起点，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澳门是一个国际自由港，资金进出自由、货币自由兑换，金融体系和国际接轨，银行业市场化运作。而内地是实行资本管制的地区，正在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推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金融机构的各项业务也正朝着市场化方向改革。这些都为澳门银行业参与到内地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此，澳门银行业发挥“一国两制”的优越性，积极支持内地自贸区的改革与发展，投身内地金融改革的大潮中。澳门银行业与内地自贸区深入合作，参与内地改革，创造了多个第一，实现了多项突破。一是在2014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颁布《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通知》的第二日，澳门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95的银行率先向上海自贸区内的企业发放了人民币跨境贷款。这是上海自贸区历史上的首笔跨境融资业务，为日后相关业务的发展提供了示范。二是在2015年2月央行颁布跨境融资新政首日，澳门的银行又率先办理上海自贸区的首单自由贸易账户项下的跨境贷款业务。再次展现出澳门银行业的综合化经营能力。三是在2015年7月广东南沙、横琴新区的人民币跨境直贷政策正式落地当天，澳门的银行成功办理广东横琴、南沙首笔人民币“跨境直贷”。四是作为首家境外金融机构，澳门的银行成功叙办了全国首笔混合所有制改革跨境融资项目。五是澳门的银行成功开设办理了港澳居民内地购楼自住按揭贷款业务，满足了港澳居民跨境融资的需求，也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资金的进一步互联互通。六是澳门的银行以境外首批机构的身份，通过境外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进入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一方面丰富了澳门金融机构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也参与了内地金融开放的实践。七是澳门的银行叙做澳门地区首笔跨境人民币资金池集中业务，领先于其他境外地区。八是澳门的银行积极支持横琴新区的粤澳合作产业园区中的澳门30多个投资项目。粤澳产业园区作为粤澳合作的重点项目，澳门银行业有力地推动了两地深化合作。（四）发挥“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作用，大力服务“走出去”企业澳门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具有独特的地位，具备服务“一带一路”的能力。国家赋予澳门“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发展定位，澳门可以发挥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积极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中。具体来说，内地企业可通过葡萄牙走向欧洲市场，通过巴西走向南美市场，通过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及莫桑比克开发非洲市场，还可通过东帝

19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汶开发东南亚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澳门银行业发挥平台优势，全力支持内地企业“走出去”，累计已服务“走出去”企业约600家。这不但推动了自身业务的发展，而且是勇于担当国家责任的体现。一是澳门银行业发挥澳门地区的制度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国内“走出去”企业、葡语国家的业务提供项目融资和并购贷款等综合服务，赢得了市场美誉。作为新兴的、专业性要求极高的国际金融业务，自2012年至今，澳门银行业共成功叙做了60多笔并购贷款，批复金额超过190亿美元，其中包含了多笔市场上的标杆性项目。有如下这些例子。2013年，澳门的银行为中国最大肉类供货商“双汇集团”并购美国最大肉类供货商“史密斯菲尔德”的交易提供融资方案，这是中国对美国的最大并购案，也是中国民企在境外的最大并购案。2014年，澳门的银行帮助国内领先的“鼎辉投资”从宝洁公司（P&G）手上收购世界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之一的“南孚电池”设计收购方案，并提供融资资金，成功使中国第一大电池生产商“南孚电池”这一民族品牌顺利回归。此外，澳门的银行从众多国际投行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为知名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提供完善的跨境股权融资金融方案。2015年，澳门的银行支持综合性民营企业“复星集团”入股美国保险公司Ironshore的股权收购融资。这是该集团在美国最大的一笔收购项目。澳门的银行有效支持了中国大型民营企业“走出去”。2016年，澳门的银行牵头完成美国上市公司迈瑞医疗私有化并购融资业务。这是美国中概股私有化退市中金额最大的并购银团贷款项目。2017年，澳门的银行以全球协调行及代理行地位，牵头安排并购银团，成功协助中信财团收购麦当劳中国项目。2018年，澳门的银行成功为世界领先的私募股权机构华平基金领投蚂蚁金服提供4亿美元并购融资，助力该公司完成对蚂蚁金服的战略入股。

第三编　澳门经济转型与起飞｜197此外，澳门的银行在重重的竞争者中突围而出，成功争取互联网明星企业小米的ESOP项目（员工持股计划），顺利完成对该公司员工的跨境贷款。二是澳门银行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的建设。自2016年至今，澳门银行业先后为澳门本地企业、国内“走出去”企业及海外当地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累计发放相关贷款超30亿澳门元。2017年澳门的银行发行了首只高级债券10.5亿美元，募集资金主要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因此，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内地企业“走出去”，未来将有更多内地企业“借船出海”，以澳门为跳板到葡语国家、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并购、投资。澳门银行业将进一步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综合的金融服务。五　展望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这个历史巨变中，澳门的发展成果、澳门银行业所取得的成绩，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的。澳门由于自身的开放、包容，在支持国家建设、推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在中国的长期发展中持续受益，使自身经济、社会和产业也获得了飞越发展。在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澳门来说，“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粤港澳大湾区是澳门未来发展的重要机遇，澳门及澳门银行业，需要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姿态，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及竞争力，积极融入国家战略，从而继续扮演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未来，银行业将努力夯实业务发展的基础，紧抓历史机遇，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防范系统风险为底线，发展特色金融，努力成为重点服务珠江西岸的金融城市、辐射葡语国家的中葡商贸服务的金融服务平台、“走出去”企业的重要服务窗口，以差异化的优势、专业化的能力、国际化的视野，在国家的改革发展大潮中，继续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和贡献力量。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

第四编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

改革开放与澳门：回顾与展望柳智毅*导读：　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澳门居民始终与祖国内地血脉相通、骨肉相连。新中国成立后，澳门虽然仍在葡萄牙的管治下，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一直努力保持澳门经济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增进澳门同胞的福祉。内地不但为澳门提供主要的原材料、劳动力、电力和食用水，以及蔬菜、大米、副食品等农副产品，而且在澳门回归祖国后更透过推行“自由行”政策，有效促进了“非典”过后澳门经济的复苏。　　　　在祖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往来更紧密。一方面，澳门积极助力国家改革开放，从初期“三来一补”、产业和技术的转移，引进外资改善生产模式和生产力，以致居民回乡参与各种建设，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另一方面，祖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对澳门社会也影响深远，为澳门的回归以及“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奠定了稳固基础，澳门更是由此得到更好的发展。澳门回归祖国后，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澳门特区政府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柳智毅，行政管理学博士，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大学策略及规划办公室主任、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研究方向为澳门经济、澳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20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进步和巨大成就，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祖国的南海之滨。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让我们回望历史与前瞻未来契机，别具意义。一　澳门在内地投资发展的历程澳门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端，与祖国内地唇齿相依，有着紧密的地缘、人缘联系。澳门本地市场狭小、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缺乏，因此长期以来依赖内地所提供的原材料、农副产品和劳动力，方能满足经济发展和日常民生的需要。澳门在内地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可以说从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内地的改革开放为澳门同胞回乡投资创造了条件，为澳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依据形式、规模及发展趋势，笔者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A（一）第一阶段：澳门对内地投资的试探摸索阶段（1978~1984年）对于刚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内地来说，澳门相对有资金、有技术、有规范管理、有海外市场联系等优势，内地则有澳门所需的低廉劳动力、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外汇资金需求。1980年8月，为了发挥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中央政府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当时，深圳、珠海还是荒凉的边陲小镇，整个珠三角仍然是工业不发达地区。珠三角要走工业化道路，就必须对外开放，实行优惠政策，利用本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吸引外商进行直接投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澳门与珠三角的经济协作揭开了序幕。早期，澳门厂商作为广东投资的先行者，创造了多个历史纪录：1978年曹光彪先生兴办A《澳门与区域经济协作发展研究》，澳门经济学会，2012，第20页。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03“香洲毛纺厂”，成为中国第一家补偿贸易企业；1979年吴福先生在珠海投资“石景山旅游中心”，成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1980年林锦成先生兴建“银海新村”，澳门商人纷纷前往内地投资，为中国中外合资经营房地产起到了示范作用。澳门商人的投资热情和成功范例，对后来一大批香港、台湾以及外国客商前往广东投资做了先行一步的范例，并对广东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阶段两地的协作基本处于试探摸索的起步阶段，合作的规模较小，涉及的领域也较单一。（二）第二阶段：澳门对珠三角地区投资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1985~2003年）1984年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对特区的经济建设给予充分的肯定，并题词指出兴办特区的路子是正确的。根据邓小平指示的精神，国务院于1984年4月和1985年1月先后做出开放沿海14个城市和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的战略决策。这样，广东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三个层次的广阔对外开放地带，大大加强了对港澳投资者的吸引力。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中英两国和中葡两国先后签署关于香港、澳门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香港于1997年7月1日、澳门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中国，中国按照“一国两制”方针，维持港澳两地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联合声明的签署，使港澳地区的前途明朗化，投资者信心恢复，对内地的投资亦更趋积极。因此，从1985年起，在多种有利因素的推动下，香港、澳门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投资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主要标志是港澳厂商将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以广东珠三角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港澳制造业向内地的大规模转移基本完成，双方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据统计，自1979年至2002年，澳门商人累计在广东省签订投资项目10928个，合同金额达61.6亿美元，广东省实际利用澳门资金超过30亿美元，约占澳门在全

20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国各地投资总额的50%。同时，广东企业也积极开展对澳门的投资、工程承包及劳务合作业务，并在澳门建立服务型及生产加工型企业78家，完成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营业额14亿美元。A这一时期，粤澳进出口贸易每年平均增长10.4%，2002年的贸易额达到8.8亿美元，占澳门与中国内地贸易总额的86%。（三）第三阶段：澳门与内地在CEPA框架下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2004年至现在）澳门回归祖国前，澳门经济步入长达4年的衰退期，粤澳区域经济协作也进入了调整巩固时期。尤其是在“非典”事件发生后，中央政府为了尽快恢复港澳的经济，进一步加强澳门与内地经济协作发展，维持澳门经济社会的稳定繁荣，2003年10月，内地与澳门签署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下简称《安排》）。《安排》包括三个经济范畴，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贸易投资便利化，于2004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并按照“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及互惠互利的原则展开。《安排》的签署和实施，标志粤澳经济协作迈向了一个全面融合的发展新阶段。近年澳门资金对内地投资主要呈现稳定增加的趋势，但由于内地吸收外资的日益多元化，澳资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从图1可见，虽然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2013年澳门对内地的投资连续四年下挫至4.6亿美元水平，较2009年的8.1亿美元规模骤减43.2%，但近年投资已逐步恢复稳定，属于稳步发展阶段。截至2017年3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澳资项目15230个，实际使用澳资139.11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澳资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0.77%。A李炳康：《CEPA框架下的粤澳经济合作展望》，“CEPA香港澳门（内地）巡回推广周暨中国内地与港澳经贸合作发展研讨会粤港澳落实CEPA政策报告会”，2004年2月11日。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05表1　澳门直接投资内地情况（1979~2016年）阶段年份全国外资直接投资额（万美元）所占比例（%）总额来自中国澳门第一阶段1979~1983180200——1984125800——第二阶段1985166100——1986187400——1987231400——1988319400——1989339200——1990348700——1991436600——19921100700202821.8419932751500587562.1419943376700509441.5119953752100439821.1719964172500606281.4519974525700394550.8719984546300421570.9319994031900308640.7720004071481347280.8520014687759321120.6920025274286468380.8920035350467416600.78图1　2003~2016年澳门直接投资内地金额及占全国外资金额的比例

20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续表　　阶段年份全国外资直接投资额（万美元）所占比例（%）总额来自中国澳门第三阶段20046062998546390.9020056032459600461.0020066302053602900.9620077476789637000.8520089239544581610.6320099003267814710.90201010573235655240.62201111600985680430.59201211171614505560.45201311758620460200.39201411956156550570.46201512626555885400.70201612600142817560.65注：1991年前部分数据香港与澳门直接投资额被合并统计记入统计年鉴。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整理所得。二　澳门在内地投资的特点中国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吸引澳门资本进入内地的同时，也为澳门带来了许多机遇。在过去的40年，根据有关统计数据的分析，澳门对内地的投资呈现以下特点。（一）澳门对内地的投资集中在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广东省的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不仅毗邻澳门，与澳门人缘相近、资源互补性极高，而且也拥有政策优势，因为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沿海城市和地区开始的，初期所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中就有三个在广东，囊括了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在天时、地利的条件下，根据统计数据（见表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072）的分析，改革开放后的1979~2016年澳门与广东所签订的协定（合同）数共计10114个，同期实际利用澳门资金共计81.8亿美元。虽然所签订的协定（合同）和实际利用资金占广东省总体比例较低，分别为5.2%和2.0%，但已经是澳门对外投资的大部分。表2　广东与澳门签订协定（合同）数（1979~2016年）年份签订协定（合同）数（个）所占比例（%）总额澳门1979~2016194375101145.2201056411332.4201170351612.3201260431843.0201355202304.2201460162884.8201570294766.8201680785897.3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广东统计年鉴》资料整理所得。表3　广东实际利用澳门资金情况（1979~2016年）年份广东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所占比例（%）总额澳门1979~2016400849638183422.020102026098301891.520112179836204430.920122354911234651.020132495210384461.520142687144369891.420152687546737182.720162334921644342.8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广东统计年鉴》资料整理所得。

20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二）从小规模“前店后厂”向大规模“区域合作”发展回归前，澳门厂商在广东的投资虽已趋多元化，逐步从纺织、制衣、电子、机械、建材等拓展到房地产、旅游、娱乐等各个领域，但大多数投资仍属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加工项目。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地方缺乏资金、技术和技术人员，“三来一补”A项目占相当大比重，“三资”B企业中高精尖等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不多。据珠海市外经委统计，从1979年到1999年，珠海批准来自澳门投资的“三资”企业中，先进技术企业仅有6家，产品出口型的企业有101家，多数属进口贸易型企业。澳门企业对珠海的投资不仅产业层次较低，投资项目的规模也偏小。到1999年，珠海批准的澳门投资项目中，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三资”企业仅57家，占澳门投资项目总数的3.8%，投资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仅10家。C由于产业层次低、投资规模偏小，企业发展后劲小，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贡献有限，因而澳资在珠江三角洲经济中的地位不高，无法与港资相比。以珠海为例，早期澳资在珠海尚有一定影响，但随着珠海产业结构调整，澳资在珠海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期，珠海积极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从80年代的50%下降到30%，部分澳门资本的劳动密集型项目被迫从珠海转移到中山市，澳门与珠海的经济结合度进一步降低。两地的合作基本停留在以市场为主导的自发的、低层次的、民间的层面。由于缺乏高层次协调，许多问题往往得不到及时解决，致使两地经贸合作的范围缩窄，区域互补未能实现。D随着澳门企业对内地投资更为多元化，更大规模的产业合作的需求也逐步浮出台面。为了更好地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促进两地更紧密的经贸A“三来一补”的“三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而“一补”是指补偿贸易。B“三资”企业是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C张晓君：《珠澳经济合作回顾及发展路向》，1999年10月20日，第5页。D《澳门与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策略研究》，澳门经济学会，2005，第14页。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09往来，拓宽经贸合作的领域，2003年10月17日，中国内地与澳门签署了《安排》。此《安排》克服了两地经贸往来的制度性障碍，为两地经贸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动力，使澳门社会经济又一次得到飞跃发展的机会。为了更好地促进两地经贸发展，力图通过完善实施细则、扩大开放的门类、降低进入的门槛等方式，加快澳门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步伐，中国内地与澳门双方又于2005~2013年先后签署了十项《安排》的补充协议，扩大原有《安排》内容及深化其承诺，加深了双方经贸合作关系，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澳门与内地产业合作的规模和层次呈现出不断扩大和提高的良性态势。表4　内地与澳门签署《安排》及相关协议时间时间签署内容2003年10月17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004年10月29日《〈安排〉补充协议》2005年10月21日《〈安排〉补充协议二》2006年6月26日《〈安排〉补充协议三》2007年7月2日《〈安排〉补充协议四》2008年7月30日《〈安排〉补充协议五》2009年5月11日《〈安排〉补充协议六》2010年5月28日《〈安排〉补充协议七》2011年12月14日《〈安排〉补充协议八》2012年7月2日《〈安排〉补充协议九》2013年8月30日《〈安排〉补充协议十》2014年12月18日《〈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定》2015年11月28日《〈安排〉服务贸易协议》2017年12月18日《〈安排〉经济技术合作协议》2017年12月18日《〈安排〉投资协议》

21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根据2013年所签订的《〈安排〉补充协议十》A，内地进一步在服务贸易方面对澳门扩大开放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继续广东先行先试政策；二是进一步放宽地域限制至福建省；三是新增“合同服务提供者”内容；四是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的合作等。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对澳门采取65项具体措施，涉及法律、建筑、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房地产、市场调研、技术检验和分析、人员提供与安排、建筑物清洁、摄影、印刷、会展、笔译和口译、电信、视听、分销、环境、银行、证券、医院服务、社会服务、旅游、文娱、体育、海运、航空运输、公路运输、货代、商标代理等28个领域，在原有开放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放宽股权限制、经营范围和经营地域限制等。同时，新增加复制服务和殡葬设施服务的开放承诺。服务贸易领域累计总开放措施达383项。2015年11月28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以下简称《协议》）B在澳门签署。根据《协议》，自2016年6月1日起，内地对澳门服务贸易的开放部门多达153个，当中，采用正面清单开放的领域新增了20项开放措施，包括个体工商户开放行业由原来5个新增至135个。《协议》是首个内地全境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方式全面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对《安排》以往协议内容的重述，标志着内地全境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三）由民间投资到官方合作澳门博彩业一业独大，长期以来大量生产要素向博彩业聚集，使得澳门的生产要素配置相当不平衡。强势的博彩业对澳门其他行业产生了“挤出效A《〈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印务局。B《〈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印务局。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11应”，导致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不断萎缩。根据统计暨普查局于2017年11月底公布的“2016年澳门产业结构”数据发现，近十年博彩业占澳门经济的比重一度高达六成以上，自2013年起有所下降，但2016年的比重仍接近五成。博彩业的成功使其累积了更多优势，其他产业的相对不振，进一步加大了政府对博彩业的依赖，使得政策更加倾斜，各种生产要素更进一步集中于博彩业，导致澳门产业陷入“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恶性循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相比邻近的香港，澳门很多产业都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以教育为例，作为澳门唯一的综合性公立大学，澳门大学原有校园面积却仅有1/20平方公里，教学设施拥挤不堪，学校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直至2009年6月27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国务院关于澳门大学在横琴建设新校区的议案，澳门大学的发展才看到了曙光。全国人大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澳门特区法律对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实施管辖，并确保澳门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完全维持现状。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横琴岛澳大新校区的土地使用权，期限自校区启用之日起至2049年12月19日止，前后约40年，面积为1.0926平方公里。AA周波：《关于〈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的议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9年6月22日。图2　2007~2016年澳门博彩业占经济的比重资料来源：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

21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目前澳门特区与横琴澳门大学校园间建有一条24小时全天候运作的隧道，师生、职员、澳门居民及访客可通过隧道便捷进出校园，无须办理边检手续，横琴新区也因此成为“一岛两制”区。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可谓最引人注目的粤澳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让外界看到澳门在区域合作背景下更大的潜力。三　祖国内地对澳门的支持与保障（一）祖国始终是澳门社会稳定的最终保障面积狭小、资源严重缺乏的澳门回归祖国之前，虽然在葡萄牙的管治下，但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一直努力保持澳门经济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增进澳门同胞的福祉。内地不但为澳门提供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所需的原材料、劳动力、电力、食用水，以及蔬菜、大米、副食品等农副产品，而且中央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内地输澳农副产品的供应工作，近年在澳门的农副产品供应方面还建立了一批高标准生产加工基地，只有在国家检验检疫部门注册备案的种植（养殖）场才能对澳出口，合格率始终保持在99.9%以上，确保让澳门市民吃上安全放心食品。随着澳门经济的发展，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目前本地的总发电量根本无法满足发展需要，有关资料显示，本地的总发电量只达到整体用电量的10%左右，而澳门的供电主要依靠内地的输电网，约占澳门供电量的85%或以上。而食用水方面，澳门长期依赖内地供水，这样才能保障居民日常生活和各种工商业活动的用水需求。有超过九成以上的原水（即未经处理的水）是来自中国珠海巿的西江磨刀门水道，A只有小部分来自澳门收集到的雨水。（二）祖国始终是澳门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澳门回归祖国后，中央为了支持澳门发展，出台了许多支持澳门发展的A《供澳原水》，澳门自来水公司网，https://www.macaowater.com/frontend/web/index.php?r=/aboutus/index&purl=macao_raw_water。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13重要政策，包括签署《安排》、出台了“个人游”、开展人民币业务、开发横琴。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门大学在横琴岛建设新校园，用地面积为1.0926平方公里，并授权由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澳门特区法律实施管辖，解决了澳门大学长期以来“有校无园”的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澳门特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2015年明确澳门85平方公里水域管理范围和陆地界线等一系列惠澳政策，为澳门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拓展了新空间。澳门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在祖国改革开放发展和全球化潮流中把握了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数据，2017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以当年价格按支出法计算）为4042亿澳门元，约为1999年的7.8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2.1%。从人均数据来看，2017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以当年价格按支出法计算）为7.8万美元，约为1999年的5倍，高居亚洲首位，回归后澳门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见一斑。同时，博彩业的高速发展使澳门特区政府库房的财政盈余快速增加，而且在收支平衡的原则下，澳门财政储备累积了稳健的基础。2000年，澳门的财政盈余仅有3.14亿澳门元，占当年GDP的0.65%，只实现基本的收支平衡。在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带动下，澳门特区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澳门特区政府支出，财政盈余逐年扩大。图3　1999~2017年以当年价格按支出法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国民经济数据整理所得。

21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2000~2017年，澳门特区政府累积财政盈余已超过5800亿澳门元。不过，回归后澳门经济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和2008年美国次贷问题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全球经济盛极而衰，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陆续浮现。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发达经济体步入衰退，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放缓。澳门经济虽然在2008年上半年延续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趋势，但下半年随着外围形势动荡和内部政策调控，经济增速放缓，博彩旅游业、房地产等主要行业进入调整期。中央政府对此情况高度重视，多次召集相关部门商讨对策，并陆续出台了多项力挺澳门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2008年年底，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挺港”的7个方面14项措施和“挺澳”的6个方面9项措施，而且中央政府还明确表态，中央政府采取的支持香港的有关政策措施“原则上也适用于澳门”。A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进入2009年后澳门经济先抑后扬，在博彩收入大幅增长的带动下经济快速复苏。此外，从“十一五”规划B开始，中共中央逐步将港澳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格局中。后来在“十二五”规划C中更是专门设章讨论“支持香港、澳门充分发挥优势，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府支持与保障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努力方向和重点。另外，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把“扩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开放合作”D，作为全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予以统筹规划。从《安排》及其补充协议的实施，到“十二五”规划将港澳发展单独成章；从开放内地居民“个人游”、批准澳门银行机构开办人民币业务，到《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横琴总A《温家宝分别会见曾荫权何厚铧》，《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0日。B《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社，2006年3月16日。C《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社，2011年3月16日。D《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15体发展规划》实施……回归以来内地对澳门的支持措施不胜枚举，也让澳门居民对澳门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四　展望：融入祖国怀抱，共担责任、共享荣光2017年10月在北京隆重召开的十九大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报告更提出：“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祖国改革开放的40年，内地与澳门在经济领域从“加强合作”，到“深化合作”，再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更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粤港澳大湾区是“十九大”当中与港澳有关的重点布局，是澳门最直接、最便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载体，并能产生巨大效果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更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这“三个亲自”充分体现了中央和国家对港澳发展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行政长官崔世安博士也在2018年6~7月先后三次率领澳门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大湾区的九大城市，并多次公开表示，要发挥澳门的独特优势，与湾区兄弟城市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协调发展，将澳门五年规划、施政工作与大湾区建设有机结合，共同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充分体现了行政长官和澳门特区政府积极配合中央的统一部署。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四大中心城市之一，澳门-珠海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的三个核心发展引擎之一，是澳门未来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加上百年工程──港珠澳大桥连接大湾区的两大核心发展引擎，相信有助于改善粤东与粤西发展的不平衡，澳门在此过程中将大有可为，机遇多多。

21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共享荣光的同时也要共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由于历史的原因，澳门与葡语系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可进一步发挥其作为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独特优势，再加上中葡合作发展基金作为助推器，积极探索、加强合作，联合大湾区企业共同“走出去”“引进来”。此外，可利用澳门充裕的财政盈余，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项目建设，作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推动产业和金融合作，尤其是有利于两地经济民生的相关优质重点项目，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中，使澳门民众进一步分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成果。随着澳门特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步伐逐渐加快，澳门将不再局限于“弹丸之地”，未来的发展前景必定更加广阔。我们将是这个新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要不懈努力地磨砺和提升自我，做好承担责任的准备，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澳门特区长期繁荣稳定发展的美好愿望，在我们接力奋斗下得以实现！

改革开放中的桥梁──中资机构在澳门傅建国*导读：　内地驻澳中资企业进入澳门已有近70年的历史。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内地国有及民营企业不断深化改革，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同时，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中资企业，带着内地改革开放发展成果，走进澳门市场。　　　　40年来，中资企业与澳门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推动澳门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民生改善，带动澳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支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澳门经济繁荣、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　　　　全面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资企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继续促进澳门经济社会民生发展，努力开辟澳门“一国两制”实践的新局面。*傅建国，南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

21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　中资企业推动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综述驻澳中资企业（以下简称“中资企业”）进入澳门已有近70年的历史。1949年8月，南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南光贸易公司在澳门成立，标志着首家中资企业在澳门的诞生。随后，澳门南通银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前身）、中国保险公司澳门分公司、澳门中国旅行社、岐关车路有限公司、粤通船务有限公司等相继在澳门设立，为澳门产业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为保障澳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南粤集团、中国建筑工程（澳门）有限公司、振华海湾工程有限公司、中铁（澳门）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澳门）有限公司、澳门航空等中资企业开始陆续进入澳门市场，为澳门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资企业到澳门经营和发展，一方面繁荣了澳门经济，带来了高素质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填补了部分产业空缺，丰富了产业布局；另一方面还通过推动内地政企赴澳开展商务交流、举办展览和演出等活动，将改革开放后内地发展成就介绍给澳门。同时，中资企业利用澳门独特的优势，把大量的外资引进内地，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经济建设。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也对优化产业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这一需要，促进澳门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工银澳门、国际银行、人寿保险、广发银行等进入澳门，中资企业数量进一步增加，产业进一步多元，已有产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金融、民生保障、建筑等领域形成了独具优势的产业集群，成为澳门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他行业的中资企业也依托管理、人才、技术，以及多年本地化经营所积累的品牌和配套资源优势，不断改革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在促进澳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来澳登记的中资企业近280家，分布在澳门金融、贸易、建筑、交通、电力、石化、旅游、通信、科技等行业，员工总数2.1万人，资产总额达1.24万亿澳门元。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19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十九大报告在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同时对“一国两制”方针的落实、对澳门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资企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切实履行好自身职责，发挥好自身优势，着力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推动澳门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民生改善，带动澳门企业共同发展，支持澳门企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努力维护澳门社会繁荣稳定。二　内地改革开放为中资企业带来的独特优势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卓越成就。而这其中，内地企业40年的成长历程，更是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携手迈进，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发展新篇章，也是中国经济腾飞奇迹的一个缩影。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企业的经营机制得到转变，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发展理念实现了突破，制度创新取得显著成效，高素质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同时，也催生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内地企业带着企业发展成果“走出去”，走进澳门市场，助力澳门经济发展。内地改革开放为中资企业带来的优势，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中资企业有背后母体的强大支持和严格约束。其内地投资主体大多是内地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有近20家是世界500强企业，内地投资主体重视澳门市场发展，为企业注入优质资源。例如，南光集团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澳门的央企，其综合型业务结构，为澳门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银澳门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葡语国家银行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打造中葡贸易人民币结算平台；中国工商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总行的品牌、科技、网络、人才、资金等优势，逐步树立同业领先优势，成为总行拓展海外市场的成功典范；中建澳门公司成为中国海外集团辐射葡语国家市场的重要平台，将助力中海集团进一步拓展葡语国家市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22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有限公司在澳有振华海湾、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下属建筑工程企业，为澳门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资企业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推进，既有较强的进取意识，又有较好的风险控制机制。此外，中资企业可以通过注入新的优质资源，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与本地中小企业合作共赢等方式引领行业前行，推动多元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中资企业长期植根澳门发展，在社会各领域具有广泛影响，有着深厚的地缘、人缘基础。与外来企业相比，中资企业的本地认同度较高，可以建立与本地企业的合作共赢关系。同时，中资企业还可以发挥同时熟悉内地和澳门两种市场体系、两种法律制度的优势，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中着重带动本地中小企业参与区域合作，扩展发展空间。三　中资企业为澳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特别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在“一国两制”下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而中资企业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以来，中资企业始终高度重视“一国两制”方针在各项工作中的贯彻落实，始终把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资企业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不断加强学习，全面、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一国两制”方针。同时，深入把握中央对澳门工作的总体要求，充分认清自身肩负的重大责任，努力促进澳门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澳门回归前后，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喜迎回归的准备工作和庆祝活动，为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了向内地及澳门公众宣传普及澳门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21基本法，增进对澳门历史演变、社会现状、风土人情等情况的了解。在当时新华社澳门分社的指导协调下，以南光集团为代表的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在北京、南京、西安、石家庄、天津、广州、上海、重庆、武汉、合肥等城市举办“澳门宣传周”，以摄影展、书画展、图片展、邮票展等形式宣传澳门基本法，使内地居民更加了解澳门、关心澳门、热爱祖国。澳门回归以后，中资企业本地员工特别是青年员工不断增强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近年来，中资企业2000余名本地员工分批赴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陕西、广东等地参观考察。通过考察学习，不但开阔了员工视野，增长了知识，更使他们切身感受到国家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此外，澳门中国企业协会每年组织本地员工参加由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主办的专题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中企员工特别是青年员工对澳门基本法的理解和认识，增强了广大员工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二）全力保障澳门经济社会稳定中资企业始终秉承“根植澳门、服务澳门”的宗旨，在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稳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第一，中资企业全力保障澳门地区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稳定供应，全力保障供澳电力油气等行业平稳运行。如南光、南粤集团，常年保障活猪、活牛、蔬菜、瓜果、活鱼、禽蛋、面粉、粮油等供澳鲜活商品的充足和及时供应，严把质量安全关，成为澳门同胞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来源。同时，积极发挥主导作用，确保澳门电力油气等行业的平稳运行。第二，中资交通企业全力保障澳门公共交通正常运营，服务澳门市民。中资企业的业务范围涵盖了澳门海、陆、空运输服务，保障了澳门居民的日常出行，促进了澳门同内地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及人员往来。其中，南光集团积极参与澳门公共交通事业发展，保障和提高澳门公共交通服务的正常运营和服务质量；澳门航空于1995年首航台北，启动了以“一机到底”

22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经停澳门的中转航班，为两岸间接通航提供服务，创造了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海峡两岸民间机构在澳门进行事务性磋商并签署协议的成功模式；澳门中旅、岐关车路为大批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从香港取道澳门返回内地提供服务，搭建了一条便捷的返乡通道，同时还承担了政府、社会团体和重大社会活动的交通保障任务；粤通船务承担了内地与澳门海上客运业务，为两地旅客提供了海上交通的便捷通道。第三，中资金融企业稳健经营，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确保澳门金融形势总体稳定、风险可控。金融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中资银行促进澳门金融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澳门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推动澳门银行业不良资产保持低位，全力维护澳门的经济金融稳定。中银澳门承担着澳门币发钞行、银行公会主席行、澳门地区票据清算及人民币业务清算代理行、政府公库代理行等职能。此外，中资保险企业凭借雄厚的财务实力、良好的经营业绩、稳健的业务发展以及规范的风险管控，为澳门企业和居民提供一揽子综合保险解决方案和全方位的保险保障服务。第四，中资建筑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承建了特区多个重大工程项目。中资建筑企业承建了友谊大桥、西湾大桥、澳门国际机场、拱北口岸、北安码头等市政建设工程，新葡京、美狮美高梅、银河、新濠天地等大型酒店和娱乐设施。这些工程不但极大地改善了澳门的城市面貌，提升了城市形象，也为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硬件设施保障。同时，中资企业还承担了石排湾公屋等大量的公屋工程项目，为澳门居民的“居有其所，安居乐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五，中资电信企业提供优质的通信服务，担负澳门与内地通信保障的重任。其中，中国电信凭借内地网络和市场的优势，重点发展横跨澳门与内地、香港的“一卡两号”“一卡三号”业务，为澳门和内地、香港搭建了方便快捷的沟通桥梁，有效推动了三地间的交流合作和经济发展；澳门电讯为澳门居民提供全方位的优质电信服务，在澳门电信基建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有力地推动了澳门经济各行业发展。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23（三）大力支持“一个中心”和“一个平台”建设1．“一个中心”建设方面澳门中国旅行社、澳门中国国际旅行社等中资旅游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旅游综合服务，除传统旅游项目外，还大力拓展会议展览、政府商务、企业推广等新领域；澳门航空架起“澳门对外联结的桥梁和纽带”，采取了一系列与旅游休闲相结合的措施，包括与途牛、携程、阿里旗舰店等合作制定各类组合产品，推介美食、亲子、购物、摄影等特色旅游。此外，中资企业还不断加强与综合旅游休闲企业的交流合作，拓展旅游休闲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携手推动澳门“一个中心”建设。2．“一个平台”建设方面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在2015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复同意成为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行后，不断完善人民币支付清算服务，与葡语系国家30多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实现对葡语系国家清算网络全覆盖。2016年全年为葡语系国家银行办理人民币清算1600笔，同比增长33%。经过两年多发展，澳门与葡语系国家银行的人民币清算业务涉及的地区从境内与葡语系国家双边，扩大到东盟与葡语系国家之间，清算量超过150亿元，较两年前增长1倍。2017年11月，中建澳门、南光集团等中资企业在澳门中国企业协会的组织下，成立了中葡平台专委会。专委会成员企业于2018年6月在葡萄牙里斯本成立了中企协会葡语国家总部基地，将进一步发挥中资企业优势，推动澳门各类企业赴葡语国家拓展市场，凝聚更强的合力，助力澳门“中葡平台”建设。同时，中建（澳门）公司葡萄牙分支机构正式成立，并签约了多个投资项目。（四）努力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澳门博彩业一业独大。对此，中央高度重视和支持澳门经济的多元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出席澳门回归15周年庆典时，深

22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刻指出：“推动澳门走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关系澳门居民利益的大事，也是关系区域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大事。”经济适度多元是澳门经济的发展方向。近年来，中资企业进一步加快转型升级和创新步伐，以自身发展带动澳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发展。以中资行业比重较高的金融业、建筑业及运输通信业为例，从2011年到2016年，金融业占GDP比重由3.7%上升至6.9%，建筑业占GDP比重由3.1%上升至5.3%，运输通信业占GDP比重由2.1%上升至2.8%。同时，中资企业积极参与特区政府推动的多元产业发展，不断加大对特色金融、会议展览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其中，特色金融方面，工银以“融e购澳门馆”等互联网金融渠道和平台为载体，满足澳门中小企业在销售、支付、结算等环节的综合金融需求，帮助其适应互联网经济新形势，优化经营手段。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工银金融租赁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等知名金融机构相继落户澳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还计划引进内地大型设备制造商的融资租赁公司，在澳门组建融资租赁产业联盟。会议展览方面，南光集团自2011年以来成功打造了澳门国际车展、游艇展和公务机展，三项展会成为澳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参展知名品牌最广、观众人数最多的专业展会。此外，中资会展企业还成功举办了中医药文化发展高级别会议暨中国中医药产业展览会，打造出将中医药与会议展览相结合，以会展业带动其他多元化产业发展的新模式。中资会展企业作为会展服务商，先后承办了多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和活力澳门推广周等大型展会活动。（五）积极促进澳门与内地的交流合作长期以来，中企协会带领中资企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多种形式，积极促进澳门与内地在经贸、旅游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1．推动澳门与内地经贸交流合作中资企业首先是充分发挥了解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和发展规划，熟悉澳门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25经济特点和产业政策的优势，积极向国家和特区政府有关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努力促进两地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其次是利用到内地省市参观考察的机会，积极向当地政府和企业介绍澳门的经济发展情况，引导有关地方和企业开展对澳经贸交流合作；同时，全力支持内地省市政府及经贸团体在澳门举办的经贸活动，利用在澳门广泛的影响力以及与当地社团的良好关系，积极配合开展工作，为双方合作牵线搭桥。此外，还积极参与特区政府在内地举办的各类经贸交流活动，努力促进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合作，在配合和推动澳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澳门与内地共同发展方面，努力发挥桥梁作用。2．推动澳门与内地旅游交流合作中资企业首先是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大力推介澳门旅游市场和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宣传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思路，让更多的内地民众了解澳门的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为澳门旅游业发展拓展市场。其次是中资旅游企业不断扩大内地旅游市场，拓展旅游线路。此外，还积极参与内地省份来澳举办的旅游推介和项目洽谈活动，促进相互了解，推动深化合作。3．推动澳门与内地文化交流合作中资企业首先是大力宣传澳门，推介澳门，增进内地民众对澳门历史文化的了解。在澳门回归祖国前后，中资企业在内地各大城市举办“澳门宣传周”活动，为两地同胞架起了文化桥梁。其次是先后邀请中国歌舞团、总政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西藏自治区歌舞团等著名文艺团体来澳门举办专场文艺演出，把优秀的文艺作品带给澳门的民众，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在澳门的传播；同时积极组织中资企业员工参加内地文艺团体在澳门举办的文艺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了本地员工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了解。此外，还组织几千名中资企业员工赴内地参观学习，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期间，组织员工分批赴两地参观旅游，实地感受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增进了本地员工的文化认同感。

22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六）着力推动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不仅经济总量庞大、发展潜能巨大，而且区位优势明显、国际化资源丰富，其广阔前景为澳门提供了与广东携手创造世界级湾区的难得机遇，将助推澳门搭上国家发展快车，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此契机下，中资企业致力于促进大湾区资源要素更便捷、更有序的流动，为澳门在大湾区未来发展中注入动力。目前，中资企业推动的大湾区重点项目涉及跨境金融、交通设施、环保合作、民生服务、物流运输、建筑工程、经贸平台等多个领域。其中，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管理区项目得到中央及特区政府的高度关注，工期紧、任务重、要求高，南光集团、振华港湾、上海建工集团等企业充分发扬中资企业勇于担当、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优秀品质，精心组织、迅速行动，克服重重困难，昼夜施工，在做到安全施工的同时，创造了澳门媒体和社会所称道的“一年建筑奇迹”，向中央、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南粤集团积极开拓两地金融创新，组建粤澳基金管理公司，负责粤澳合作基金的投资及管理；加快推进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建设，有效纾解拱北口岸通关压力，促进粤澳共建优质生活圈；建设和运营广东省内废旧车辆综合处置基地，帮助澳门转移废旧车辆至广东进行处理，缓解澳门环境压力；开发澳门首家互联网与手机支付机构──“极易付”，致力于搭建一站式跨境支付平台，引领澳门电子支付新潮流。中银澳门、工银澳门发行粤港澳大湾区信用卡，配备多项创新增值服务，为大湾区具有跨境商务、投资理财、购物消费等需求的客户群体提供便捷服务。中建澳门投资建设珠海海龙绿色建筑产业化基地，致力于装配式建筑产品的研发、设计与生产供应等业务，覆盖大湾区全部城市，预计年产值达10亿元人民币。岐关车路投资建设珠海洪湾物流园区，着力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打造综合性高端物流聚集区，提高大湾区运输效率。澳门中旅、岐关车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27路参与港珠澳大桥口岸穿梭巴士营运项目，为旅客提供满足三地标准的优质服务。珠光集团与珠海商务局共同创立珠澳经贸合作平台，为国内科技创新、对外经贸、特色金融企业和机构“走出去”，以及澳门和海外产业“引进来”，提供行政办公、商务服务、业务合作、技术引进、人才引进和投融资等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国电信推出大湾区预付卡，满足大湾区用户在粤港澳三地的通信需求，实现三地一网衔接。（七）团结带领本地企业共同发展中资企业在非博彩行业内与本地企业不断加强联动，发挥了骨干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本地企业合作共赢。中资银行在融资方面加大对本地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其中，中银澳门设立了8个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在产品设计上合理放宽融资准入条件，专门开发了“周转通宝”“供应通宝”“会展通宝”等特色产品及“中小企万全保”推广计划等；在信息支持上，中银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类投资、融资和订单信息。至2016年年末，中银为澳门超过3万家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贷款额超过250亿元。南光集团在澳发展近70年，长期致力于推动澳门中小企业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目前，南光集团在各领域开展广泛合作，涉及贸易、电力能源供应、油气产品供应、公共交通服务、鲜活冷冻食品供应、机场航空服务、房地产建设、港口运营、文创会展等业务。中建澳门合作过的分判商达500余个，基本涵盖了澳门中小建筑企业。（八）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素质人才人才是一切发展的前提，推动澳门经济发展的根本依赖于数量充足的高素质本地专才。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以及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内地与澳门全方位合作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人力资源合作方面，具有天然的、历史形成的互补和互惠条件。长期以来，中资企业一直是澳门特区高素

22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质专才的重要孵化器。澳门回归以前，中资企业因其中资背景及行业主导地位，是爱国爱澳华人专才的就业首选。回归初期，为填补特区管治团队人才缺陷，许多中资企业专才进入特区政府，现多在重要岗位任职。还有许多中资企业专才自主创业或到高等院校担任教职，现已成为著名工商界人士或知名学者。此后，随着博彩业的快速发展，博企员工和特区政府公务员的就业吸引力不断增强，但经济效益较好的大中型中资企业仍是择业重要选择。截至2016年年底，中资企业本地员工有近万人。以中银澳门为例，该行本地员工占比九成，本地员工在中高层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占比也接近九成，企业本地化程度非常高。该行每年新招本地员工较多，为本地高素质专才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并通过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发展计划，选送优秀员工去国外学习或到内地挂职锻炼，不断丰富和发展企业文化。（九）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中资企业积极参与特区事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有的企业还通过设立奖学金支持澳门教育事业发展、加大澳门本地应届毕业生招聘力度、参与澳门义工活动及公益募捐活动等方式，积极投身澳门社会活动，树立了中资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澳门“8·23”特大风灾过后，中资企业响应号召、积极行动，本着守望相助、风雨同舟的精神，紧急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全力保障水电、油气、通信等生产生活必需物资的稳定供应，全力参与救灾清障工作和提供灾后服务，为澳门重建美好家园贡献了重要力量。这是对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好诠释。2018年5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中联办主任郑晓松赴贵州从江，签订帮扶协议，多管齐下帮扶从江脱贫攻坚。中资企业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分别开展了旅游合作、农副产品推介、资金资助、援建校舍、参展支持等方面工作，切实帮助从江实现产业扶贫。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29结语全面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过去40年来改革已经大有作为，新征程上改革仍大有可为。“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铿锵有力，传递的是信心，更是决心和勇气。未来，中资企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按照十九大对港澳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从支持“一国两制”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切实履行自身应有职责，继续促进澳门经济社会民生发展，努力开辟澳门“一国两制”实践的新局面。同时，深化改革、优化管理；发挥优势、迎难而上，着力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保障民生，服务市民，努力维护澳门社会和谐稳定；积极建言，敢于担当，团结带领本地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切实履行中资企业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推动澳门与大珠三角区域紧密合作杨道匡封小云*A导读：　澳门作为大珠三角中的一个微型经济体，历史上就一直与这个地区有着不可分割、紧密的经济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正在寻求经济转型的澳门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首先，内地引进外资和实行“三来一补”的出口加工方式，为澳门的制造业提供了一个有充足劳动力和有效降低成本的发展空间。继而，推动内地企业来澳设立“窗口公司”投资经营，以及开放内地居民赴澳个人游，为澳门经济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至2003年，与内地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年10月，国家商务部与特区政府签定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此后，在《安排》的指引下，澳门与内地，尤其是与广东省的合作逐步推进，在大珠三角区域逐步形成了国际都会区的雏型。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正在制定，并已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策略。未来，澳门通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将同时推进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杨道匡，工商管理学博士，澳门基金会研究所副所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顾问、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澳门经济、区域合作、城市规划。封小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特聘教授，曾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港澳经济、区域合作。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31澳门这座海岛型城市，因面积小又缺乏自然资源，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生产资料都需要从外部输入，除早期实行自由港和低税率政策吸引外来投资之外，通过区域合作带动经济发展就成为澳门的常态和必然的选择。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澳门借助低廉的土地、劳动力与经营成本在区域中形成的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吸引了香港纺织制衣业的迁移与港商在澳门的工商业投资，利用澳门享有的普惠制与纺织品配额，在澳门设厂生产及出口，从而带动了澳门以纺织品和成衣为主的加工制造业发展。与此同时，港资还带动了澳门的银行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而香港居民多年来一直是澳门旅游博彩业的最大消费群。由此形成了由加工制造业、旅游博彩业、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构成的四大支柱产业，并推动经济以双位数的比例高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加工制造业依靠低成本进行竞争的优势逐步减弱，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亦随之放缓，从政府到商界乃至社会的更多人士，开始关注经济发展路向和探讨经济转型的问题。恰逢此时，中国内地在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至80年代初期推出以市场开放和税务优惠为先导的政策，大力引进包括港澳资本在内的外来投资。内地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首先，为澳门的加工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具有充足劳动力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的广阔市场；其次，开放内地居民以参加旅游团的方式赴澳门旅游；最后，推动内地企业赴澳门开设公司投资经营。以上三项政策的实施，为正在寻求转型的澳门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由于广东与澳门邻近，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城市，成为澳门投资内地最为集中的地区。根据国家商务部和广东省外经贸厅的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3年，澳门在内地的投资项目累计7458个，投资金额为44.56亿美元，其中在广东的投资项目就有5341个，投资金额为30.8亿美元，分别占内地总投资项目和总投资金额的71.6%和69.1%。与此同时，广东省企业在澳门参与了基础设施、建筑工程、旅游、酒店、运输等多个行业经营，在农副产品和鲜活食品供应方面占有重要的比重。有关统计显示，1980~1988年，广东对澳门的出口占内地对澳出口总值达56.9%，由此可见粤澳两地经贸往来之密切。

23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当时正在寻求经济转型的澳门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此后，澳门与内地的合作逐步拓展，至2003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03年10月，国家商务部与澳门特区政府签订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标志着澳门与内地经贸合作一个新的历史开端。正如有关研究《安排》及其实施的人士所指出的一样，《安排》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更紧密”这个关键词。所谓的更紧密关系，其实就是在原有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政府层面合作，消除制度障碍，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两地经济互动、融合创造更便利的条件。澳门在《安排》框架下的一个大珠三角经济互动与全面整合的趋势开始启动。这个整合将决定澳门的经济前景——澳门在大珠三角区域一体化中的地位与角色。同年12月，澳门与广东省的政府合作方式从原有的“粤澳高层会晤”，上升至“粤澳合作联席会议”，由此建立了正式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一　《安排》重新启动大珠三角新一轮的经济互动由粤港澳三地组成的大珠三角区域的经济互动的历史发端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产业转移型的“前店后厂”区域合作格局在大珠三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果。由港澳的投资带动生产技术合作及中间制品的贸易，从而形成三地间行业内、企业内的垂直分工关系，并且把这个关系纳入经济的国际循环。以制造产业“扩散效应”为特征的三地产业的联动发展，其优点是转移成本低、产业成长周期短、技术要求低与易于进入国际市场。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把大珠三角的三个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合作格局也具有其发展的限制：产业扩展空间的局限（产业链短）、适用技术的局限（主要为标准化的适用技术，技术要求低）与产业循环的局限（生产与流通的环节在区内无法连接，必须借助外部才能使循环完成）。这些局限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步显现，而最先出现与这个合作格局松动趋向的就是澳门。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33（一）20世纪90年代大珠三角地区经济成长的走势分析20世纪90年代是大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逐步发生调整的10年。10年间大珠三角三地经济发展互为动力、互相促进的同步发展态势，出现了区域发散的状况。我们可以从大珠三角1990~2002年的三地经济增长变化看到这一趋向。由表1与图1可见，三地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与20世纪80年代的走势相同，一直保持同步的势头，尤其是广东与香港之间，其GDP增长率的差距不大，均维持双位数增长。三地更是分别在中国经济过热的1992年出现了高速的经济成长，充分体现了三地经济成长动力的共同性。但是，即使是在中国经济过热增长的推动下，澳门仍首先产生了经济走势的分歧。从1993年起，澳门的经济增长率开始逆势下降，与粤港两地拉开差距，其中1993年与1998年的差幅达14个百分点至15个百分点。并且自1996年出现了持续4年的负增长。直到2000年由于出现了新的增长动力，澳门才又重拾增长的势头。而香港则是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在1998年打断了增长的态势，并且出现了较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在1998年香港与广东同样拉开了14个百分点的最大差距，而在2002年则与重上增长轨道的澳门反向拉开了10个百分点的差幅。这个阶段中发展最为迅速与平稳的是广东，除了1992~1995年在整个中国经济过热情况下出现的超高速增长外，其他年份的增长率基本为9%~10%。表1　1990~2002年大珠三角GDP增长状况单位：%　　年度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广东10.113.519.52118151110.610.19.410.59.510.6香港11.313.915.813.713.69.310.211.1-4.3-2.73.2-0.3-0.8澳门8.03.713.35.24.33.3-0.4-0.3-4.6-3.04.62.29.5注：表1用广东数字代表珠三角。澳门数字采用1996年不变价，广东、香港则为当年价。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香港经济年鉴》《澳门统计年鉴》1990~2002年各年号。

23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图１1990~2002年大珠三角GDP增长率走势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香港经济年鉴》《澳门统计年鉴》1990~2002年各年号。大珠三角三地经济增长走势出现的调整与不同步现象，说明了三地之间互为发展动力的联动系统出现了松动，三地原有的经济成长的共同动力开始出现了转换。几乎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澳门就无法从区域的“前店后厂”经济联系中获取发展的动力，因为澳门既不能完全地承担珠三角“店”的功能，其制造业的“厂”也大部分迁移珠三角。而这个时期是大珠三角地区“前店后厂”升级的一个关键期。由台商首先牵动的全球性电子信息加工制造在大珠三角的集聚开始发端，并最终使大珠三角成为全球主要的电子信息产业的聚集地。这是大珠三角区域“前店后厂”的第二个发展期，而澳门并没能参与到这个新的区域经济整合的形成过程中，一直停留于旧有的合作格局。由此，大珠三角区域第一次经济整合（以轻型消费品为主体）中的成长三角——粤港澳三地的动力，转变为了第二次整合（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体）中新的成长三角——粤港台三地的动力。澳门滞后于这个新的整合。20世纪90年代后期，香港作为珠三角的“店”的功能仍然持续。不仅作为港商，而且作为台商在珠三角电子信息加工出口的主要服务基地，香港的“店”的功能得到了扩充。但是靠这种长期被排除在珠三角地区之外的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35“店”的功能，已经不能承担香港整体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香港也开始出现了与珠三角产业链脱节的苗头。已经成为国际性制造基地的珠三角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争取到台商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为已经动力不足的港澳制造业资本拉动的经济成长列车补气加油的同时，90年代后期更是争取到了国际资本，例如，日本汽车产业、美加的大型EMS厂家、欧洲的化学工业在海外布局的机遇，搭上了中国内地新一轮重化工业高速成长的快车，为这个地区的经济成长寻求到新的增长动力。这就是珠三角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能够持续成长的主要原因。珠三角新的成长动力形成的同时，也表明了在大珠三角区域的第二次整合之后，香港也面临着被排除在外的局面。（二）《安排》重新启动大珠三角的经济互动大珠三角长期以来无法突破产业扩散型的“前店后厂”的合作格局，其关键原因在于全面的高层次的合作格局需要大面积地突破制度上的限制，这是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区域合作所无法企及的。大珠三角的第一次与第二次经济互动取得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组合的结果，大珠三角也由此整合，成为全球的轻型消费品与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出口基地。这个互动决定了只要缺少了一方，另一方是不能单独存在的。这是一种战略性伙伴的关系，三者之间优势产业的反差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三地的经济互动在配置外向型生产基地取得成效以后就此止步，没有继续向前发展。大珠三角一直停留在“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上，这是三地互动最有成效的部分，也标志着三地互动的局限。这就表明，“一旦全面涉及到区域内外贸易、服务、基础设施的协调规划与投资时，便遭遇内内外外的限制，因为只有在政府间达成正式的制度性安排，才能为这些领域的准入或广泛合作开放绿灯”。AA冯苏宝：《CEPA与珠江三角洲》，《脑库快参》2003年第19期。

23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大珠三角的变动与长三角相反，并没有进一步地发展经济互动而实现区域整合，倒是出现了相互竞争而非合作与分工的局面。这种状况的产生无疑使区域中的各方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受损最大的是港澳。为此，港澳两个特区一直与中央政府协商，争取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的建立。力图通过此种经贸关系启动与内地更大范围的经济互动。虽然《安排》的签订是面向整个内地的，但是，最直接的面向者是珠三角。因此，我们可以说，《安排》的签订与落实将根本改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珠三角群体化竞争的局面，启动珠三角与港澳的又一次经济互动，使大珠三角重新走向合作与分工。二　澳门与珠三角和香港经济互动的分析澳门作为大珠三角中的一个微型经济体，历史上就一直与这个地区有着不可分割、紧密联系的经济关系。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使澳门的出口制造业首先参与到大珠三角“前店后厂”的区域分工合作格局之中。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的经济走势，标志着澳门与珠三角和香港的经济互动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澳门特区成立以后前期的变化，对掌握澳门与珠三角和香港经济互动的特点，预测其在《安排》框架中的发展前景尤为重要。（一）货物贸易互动中的澳门与珠三角、香港的关系澳门与珠三角、香港的经济互动首先体现在三地的货物贸易联系上。从澳门的对外贸易伙伴关系看，珠三角与香港是澳门最为重要的战略伙伴。但是，这种伙伴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对澳门经济成长的动力支撑有所弱化。我们首先关注澳门与珠三角之间20多年的双边贸易发展（见表2、图2）。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37表2　1981~2002年广东与澳门进出口贸易情况单位：亿美元，%　　年份进出口出口进口金额环比金额环比金额环比19811.0815.191.0317.90.06-19.5719821.123.61.00-2.80.12121.419831.2813.91.2020.20.08-37.719840.96-24.60.91-24.50.06-26.019851.5459.60.83-8.40.711144.819861.7413.61.3360.70.41-41.919873.3692.62.4079.90.96134.119883.9818.52.6610.81.3237.519894.4110.83.1317.71.28-3.019905.2719.53.7820.81.4916.419915.300.63.77-0.31.532.719925.544.54.036.91.51-1.319935.560.44.173.51.39-7.919946.7621.65.5332.61.23-11.519958.0619.26.8824.41.18-3.819966.02-25.34.85-29.41.17-1.119976.7211.55.5514.31.17-1.119987.258.06.3113.80.94-19.519996.05-16.75.21-17.40.83-11.720006.609.25.7510.30.852.320017.209.06.167.01.0422.320028.7822.07.4220.51.3630.9资料来源：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2003。从表2可见，改革开放以后，广东与澳门之间的相互贸易数额整体保持增长的势头。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1亿美元的规模发展到2002年的接近9亿美元，并在2003年达到12亿美元的水平，增长了11倍。在双方贸易中，澳

23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门是贸易的逆差方，即澳门的进口大于出口。从进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澳门从广东主要进口的是纺织品原料及其他的加工零部件，而澳门出口到广东的最大宗产品是纺织制品，但金额很小，一直维持在1亿美元上下的水平。这个结构反映了澳门与广东的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贸易，并不是互为产品市场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澳门与广东之间的经济互动以“前店后厂”方式为主。澳门从广东进口加工原料，在本地加工后出口第三方市场。因此，澳门从广东进口越多，则出口国际市场的能力就越强。在1995年澳门与广东的贸易就超过了8亿美元。但是，自此以后，澳门与广东的双边贸易整体呈下降趋势（见图2），一直到2002年以后，才出现恢复性的增长。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澳门与珠三角经济互动的松动，出现了经济增长的下降。由此也可以看出，澳门的加工出口工业对推动其经济成长的局限性。澳门当时的主要贸易市场是美国（48.4%）与欧盟市场（23.2%），2002年二者共占澳门对外贸易70%以上的比例。中国内地（15.6%）与中国香港（5.8%）排在第三、第四位，共占澳门对外贸易的21%（见图3）。这是澳门出口的市场情况。而从进口构成看，中国内地则是澳门的最大进口来源地（41.7%），其次是香港（14.5%），二者构成澳门进口总额中的56%（见图4）。从三地的进出口数额看，中国内地与香港对澳门是出口大于进口，内地与香图２粤澳进出口贸易变化走势（1990~2003年）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39图3　澳门出口市场构成（2002年）资料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图4　澳门进口市场构成（2002年）资料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

24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港是澳门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从三地贸易的主要内容看，内地与香港是澳门主要的原料、材料、零部件与设备的供应地。澳门的对外贸易与香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澳门虽然参与了大珠三角的“前店后厂”经济合作，但是，受制于缺乏从事远洋运输的深水港，澳门没有像香港那样，发展出一个完全依赖服务贸易的转口贸易的形态，在对外贸易中本地生产与出口一直维持着较高的比重。从1996年至2002年，本地产品的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由84%下降为78%，仅有6个百分点的变化。由此可见，澳门在“前店后厂”的格局中，与珠三角之间并不完全是“店”与“厂”的关系，而主要表现为“前厂”与“后厂”的关系，即产业的内地上游加工链与本地下游加工链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固然与澳门的纺织品配额所享有的优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澳门生产货品需要依赖香港出口及货运有直接联系。从发展的形态看，由于澳门制造业劳动成本优势的下降，制造业生产向珠三角转移，本地产品出口开始进入逐步下降的轨道。从1991年起，澳门的货物贸易出现逆差，标志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出口加工业为主导的澳门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变。在本地产品出口逐步下降的同时，以珠三角、香港为主要转口对象的转口贸易开始在澳门逐步增长，从1996年在总出口中占15%的比重，发展到2002年的22%。澳门这种贸易中介功能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珠三角与香港。据2002年的统计，澳门再出口的目的地中，内地占67.7%，香港占21.33%，二者合计接近90%。从货物贸易联系看，澳门与珠三角、香港之间一直以来并未形成互为市场的贸易伙伴关系，而主要是一种产业互补性的共同对外开拓国际市场的伙伴关系，即产业垂直分工中的“后厂”（珠三角）-“前厂”（澳门）-“前店”（香港）的经济合作关系。由此可见，鉴于澳门与珠三角地区以中间产品交易为主的互补性贸易关系，《安排》实施的静态贸易创造效应是有限的。零关税的主要作用在于把珠三角地区与其他内地地区变为澳门本地产品的主要出口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41市场，这需要根本改变目前澳门与珠三角之间的贸易结构，尤其是改变澳门制造的产品结构。不是复制原有的制造业，而是重新锻造一个新的制造业，否则零关税就无法实现其动态效应。（二）服务贸易互动中的澳门与珠三角和香港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澳门与珠三角和香港之间的“前店后厂”经济关系呈现调整之时，另一种形式的经济互动开始上升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珠三角地区人均收入提高的趋势下，从2000年开始，澳门从珠三角和香港之间新的经济互动中不断获取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由此改变了澳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成长的走势。从2000年开始，澳门与珠三角和香港经贸互动最密切的产业已经从制造业转向服务贸易，其中最为突出的领域是博彩旅游业。以往，香港一直是澳门最大的旅游客源市场。2003年10月《安排》签订之后，中国内地游客人数首次超越香港，排在第一位。由于中国内地的客源大部分是珠三角的客源，因此，从中可以观察三地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可以说，澳门回归祖国以后的经济调整和转型，动力来自与珠三角地区之间以旅游业为主的服务贸易合作。珠三角作为澳门博彩旅游业增长最快的市场，通过服务贸易中的境外消费方式，成为澳门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要解析这个扭转澳门经济成长走势的关键，我们首先从澳门特区成立后首三年的GDP变动原因来分析这一问题。特区政府统计显示，澳门在2000~2002年，GDP呈现持续的正增长，其中2002年的增长率达到了9.5%的高速度。从该三年的增长原因看，澳门的内部需求在2000~2001年均为负增长，2002年则出现轻微增长。可见，这三年的增长主要来自澳门之外的外地需求（见表3）。外地需求净值的增长不仅填补了内部需求对本地GDP向下拉扯的部分，并且还有剩余提供整体GDP的增长。例如，2000年内部需求把本地生产总值向下拉动6.3%，外地需求净值则将本地生产总值向上拉动了10.9%，二者相抵使得GDP增长了4.6%。

24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3　2000~2002年度澳门需求变动对GDP变动的贡献率单位：百万澳门元，%　　年度200020012002金额同期变动率金额同期变动率金额同期变动率本地生产总值内部需求对GDP变动贡献率外地需求净值对GDP变动贡献率5338133644197374.6-8.8-6.339.610.95456033567209932.2-0.20.146.42.35976134990247719.54.22.618.06.9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统计年鉴2002》计算而得，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03。外地需求净值是由澳门的货物与服务出口减去进口形成的。从这一点看，澳门经济之所以增长，其原因是澳门的贸易进出口的顺差，即净值。根据上一节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澳门的货物贸易从1991年开始一直呈现逆差状况，并不能为澳门提供外地需求净值。贸易顺差的唯一来源是服务贸易领域，即澳门的服务出口大于服务进口。从表4可以看出，澳门服务贸易顺差的唯一来源是外地人员在澳门的消费支出，其他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一样，均为赤字状况。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判断：澳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外部居民对澳门本地市场的需求，而体现这种需求的就是以境外消费为特征的旅游业和相关的服务业。表4　2002年澳门货物与服务进出口状况单位：千澳门元（1996年不变价）　　货物与服务出口货物与服务进口出口与进口平衡总值　货物出口　服务出口　　非本地居民在本地支出　　其他服务出口587597162041855738341159353177223023437总值　货物进口　服务进口　　本地居民、政府在外支出　　其他服务进口339890412643179675572452654066490317924770675-60132393078351432663256-1879742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统计年鉴2002》计算而得，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02。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43如果我们分析澳门旅游业近年来客源市场的结构与发展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支撑澳门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市场与动力，是中国内地的市场（见表5）。2000~2002年，澳门旅游市场（入境人次）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2.2%，而其中的中国内地市场的增幅超过36%。与此相对应的是，澳门过去最大的客源市场——香港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4%，并且在2003年其绝对数也落后于中国内地。中国内地居民在澳门的消费以年均43.6%的速度增长，在2002年占全部外地居民消费收益的67%，是澳门旅游收益的最大来源。表5　澳门旅游业主要市场的客源增长与收益增长原居地2000年2001年2002年年均增长率（%）总数（千人次）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9162.22274.74954.61311.010279.03005.75196.11451.811530.84240.45101.41532.912.236.551.48收益（千澳门元）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12524727.45461554.74627596.41234962142775317959093.64868745.71353077.616765783.2112582624882039.81508373.615.743.62.710.5注：收益采用旅游人数乘以平均每人数在澳门的消费金额计算。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统计年鉴》（2000~2002年）资料计算而得。综上所述，可以说，澳门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是由博彩旅游业带动的，而博彩旅游业的增长来自澳门与珠三角的经济互动。随着珠三角市场的绝对成长与香港市场的相对缩小，珠三角已经成为澳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澳门在大珠三角经济互动中发挥的是国际旅游中心的作用。随着《安排》的分阶段实施，中国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更加开放，澳门在旅游业的服务贸易效应将会大幅显现。（三）资本与投资互动中的澳门与珠三角和香港的关系资本与投资的互动是澳门与珠三角和香港之间形成贸易互动关系的基础。

24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大珠三角经济互动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产业转移的“扩散效应”上的，以港澳的投资为引导的一种“前店后厂”的区域合作格局。在大珠三角区域中，澳门是最早承接香港的出口加工工业转移的地区。随着珠三角地区的开放，澳门转向了一个成本更为低廉、资源更为丰裕、市场更加广阔的地区，由此带动了澳门资本向珠三角的转移，从而形成了粤港澳三地的经济贸易关系。统计显示，在澳门对中国内地的贸易关系中，对广东的贸易占了80%的比重，因此，澳门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关系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根据当时国家经贸部的资料，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2年6月底，内地共吸引澳门资本44.56亿美元（实际外资数，下同），投资项目7458个。其中，澳门资本投资于广东省内为33亿美元，项目5300个，分别占投资总额的74%和投资项目总数的71%。从澳门对广东直接投资的走势看，1992~1995年是投资增长的加速期，尤其在1993年达到13.24亿美元的高值，这一时期也是澳门投资在广东全省外资中所占比例的高峰。1995年以后，每年的投资流量开始收缩，到1998年投资流量仅为1600万美元，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从2001年起，才重新出现向上增长的趋势（见图5）。这个走势与澳门的经济成长和澳门与广东的相互贸易走势基本相同。澳门投资在珠三角的分布主要集中于珠江口的西岸至广州一线的地区，其图5　1990~2002年澳门对广东直接投资的走势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资料绘制。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45中接壤的珠海、中山、江门、肇庆与佛山等西岸地区占了全部投资的70.1%（见表6）。这与香港投资主要分布于珠江口的东岸地区形成对比。由于澳门与珠三角的经济互动主要是建立于投资的基础之上的，即澳门厂商的制造业转移引发地区间的产业联动与贸易活动，可以判断，澳门与珠三角经济互动的主要地区集中于珠三角的西岸。这个地区也是澳门对外投资的主要区域。澳门在珠三角投资的主要投向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所调整，即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在澳门累计的对外投资总额中，比重最大的是运输仓储及通讯业（4.08亿澳门元），其次为批发及零售业（3.06亿澳门元），工业仅累计0.21亿澳门元的对外投资（参见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直接投资统计2001》）。而从广东有关部门得到的资料佐证了这一事实。1997~2003年，澳门进入广东的投资额在4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共14个，其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项目为8个、公路与电力建设项表6澳门直接投资在珠三角分布状况（1997年1月~2003年10月）单位：万美元　　地区专案个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外资金额珠海市10675593143509广州市451764527206江门市1332347522730佛山市691065120841中山市1602577218900肇庆市2199575530汕头市1-5363826惠州市437832758湛江市53472384阳江市1212862374其他75113469114总计1592159657159172注：资金排序按实际外资金额。资料来源：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24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目为3个、工业项目为2个、金融业项目为1个。这个事实表明，澳门与珠三角的经济互动已经改变了以制造业合作为主的局限，向多领域延伸发展。表7　澳门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收益单位：百万澳门元　　澳门企业所经营行业境外直接投资收益工业批发及零售业运输仓储及通讯业27-34-2资料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直接投资统计2001》，2003。在澳门与珠三角和香港之间的投资互动中，澳门并不是资本的净流出地区，而是一个资本的净流入地区，这不仅体现在澳门与香港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澳门与珠三角的关系上。这是澳门与香港的最大区别。这个现象与澳门的人均收入水平不尽相符。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为4000美元以上时，就成为直接投资的净流出地区。究其原因，只能用澳门企业的规模、数量和所有权优势与周边地区相比还不突出来解释。2003年外来直接投资在澳门的投资累积额为287.6亿澳门元，而澳门在境外直接投资累积总额为37.8亿元，前者是后者的7.6倍。投资数额最大的地区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内地与葡萄牙。而投资的行业则主要有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其次是金融业与工业（见表8）。反映了澳门特区成立后，尤其是包括博彩专营市场开放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所在。表8　澳门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与行业构成（2003年）单位：亿澳门元　　外来投资主要来源地外来投资主要行业构成中国香港206.9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168.8中国内地35.6金融业66.6葡萄牙27.6工业29.9资料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03年直接投资统计》，2004。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47从澳门的外来投资与境外投资的现状看，澳门的服务业已经成为外来投资与对外投资的主导产业。但是，澳门对外投资的收益显示，澳门服务业与珠三角、香港企业相比，并未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同时，澳门服务业作为最大的吸引外资的行业，表明了服务业在本地的集聚过程仍在延续。随着博彩旅游业的扩大开放，《安排》及其补充协议的逐步落实，澳门仍有一个吸引积聚外来资本的延续期。《安排》虽然打开了澳门进入内地和珠三角的大门，但是，澳门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能够从中获取的静态效益是有限的。从澳门企业的经营优势与所有权优势分析，澳门经济的规模扩大与适度多元发展，需要继续从吸引外来投资以及对外投资两方面同时着手。只有在大量吸引外来资本并吸收其经营理念、方式和管理，以及努力开拓澳门企业的经营空间的基础上，才可能与周边地区的投资互动取得平衡，也才有可能在今后获取较大的动态效益。三　澳门与大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自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所在的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经历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和《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实施等各个发展阶段。在政策和市场引导之下已取得多项实际成果，以广东省珠江两岸城市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为核心的珠三角都会区也已经具备了雏形。目前，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区，正在形成三个世界级的中心，即广东省的创新制造和现代服务中心，香港的金融、航运和物流中心，澳门的旅游休闲和商贸服务中心。具有逐步完备的产业、服务、资金、基建和市场，拥有机场、港口群和正在建立的轨道与高速公路相互连接的交通网络，是中国经济向国际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最快并卓有成效的地区。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消除障碍、达成共识、加强整合，提出未来30年的新一轮发展规划，然后有部署地分阶段实现粤港澳更宏远的共同发展目标，争取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

24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市群和经济发达地区。为了更有效地落实《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提出的发展目标，在推进深化合作的过程中，需要以创新的思维与方式推动合作和解决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新一轮的粤港澳紧密合作对比之前由市场引导的合作模式，政府将由协助者变为主导者，政策的作用尤为重要。有研究分析指出，由于粤港澳合作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不同关税区内三个相连区域之间的合作，区域合作的难度增加。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不仅需要市场层面的自发推动，而且需要公共政策层面的改进与协调。2003年，国家商务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在签订《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定时，商务部官员提出其重点在于“更紧密”这个关键词上。在大湾区城市群合作的新形势下，推动粤港澳区域合作的过程中，要点仍然在于“更紧密和深化合作”。粤港澳三地在原有基础上要继续推动更紧密经贸关系和深化合作，必须进一步加强政府层面的合作，消除制度障碍，促进生产要素在大范围市场内自由流动，为区域内经济、文化、民生和社会服务的互动融合创造更便利的条件。长三角的区域合作推进较快，成效显著，其中三点起关键作用：一是社会、经济和行政制度相同；二是上海发挥中心城市的领导地位及作用；三是生产要素在市场自由流动。其中以杭州湾大桥和苏通大桥的建设为例，可以看到效率和成果。相比较而言，港珠澳大桥在建设、通行与利益协调方面就需要做更周详的安排和考虑。珠三角区域中的粤港澳三地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不同，政府机制与行政管理方面也存在差异，引领发展的统筹作用以及各方利益也有待整合协调。新一轮的粤港澳合作提倡“科学发展、制度创新、先行先试”，实际上为三地合作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需要在实行中动态地不断探索，逐步加以完善和发展。为此，需要解决在保持“一国两制”之下，粤港澳三地合作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在保持“两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49制”独特性的情况下，更多地考虑“一国”的共同利益，尽量减少和消除行政管理以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障碍，共同整合实力、提高竞争力并保持长远的发展动力，这些有待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与粤港澳三方的共同合作和努力。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澳门“中葡平台”角色叶桂平*导读：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澳门准备迎接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之际。回归后的澳门不但没有让葡萄牙的语言和文化渊源如预期般在民间消失，反而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澳门被授权和赋予担当“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事实证明澳门“中葡平台”有助国家改革开放，本文在深入地归纳梳理澳门所具有担当“中葡平台”优势的基础上，探讨在澳设立“中葡论坛”的主要功能，以及澳门建设平台所遇到的发展方向及问题，并提出优化澳门“中葡平台”的若干可行路径。前言2018年是内地推行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澳门准备迎接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之际。40年来，澳门凭着其自由港及中西文化交会的独特地位，为中国外资的“引进来”和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搭建了稳健的平台。回归*叶桂平，经济学博士，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葡语国家研究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葡语国家和澳门研究。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51以后，澳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也迅速搭上了内地经济发展的快车，依托内地的改革开放，成功转型，逐步迈向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建设目标。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更是形容改革开放是国家的第二次革命。A在此大机遇下，澳门如何发挥“中葡平台”作用，乘国家发展东风，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机遇，做好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前店后厂”，为葡语国家以及澳门企业尤其是澳门中小企业缔造更广阔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空间；如何发挥好中葡发展基金的作用，透过争取降低基金门槛及促进双向投资，惠及澳门企业并助力“中葡平台”的建设值得我们总结和思考。本文将重点就中葡平台建设的基本情况、中葡论坛对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的效果、中葡论坛对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中葡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优化中葡平台建设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一　中葡平台建设的基本情况回归以后，澳门特区政府结合自身的历史、语言和人脉优势，于2002年创造性地提出了要积极打造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中葡平台”）、“粤西地区商贸服务平台”以及“世界华商联系与合作平台”的构想，并将“远交近融”确立为澳门拓展对外关系的基本战略。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以下简称“中葡论坛”）落户澳门，于2003年举行了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并将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也设在澳门，由此确立了澳门作为中葡平台的地位。此外，中央政府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及“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赋予澳门作为中葡平台的定位，并期望由此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作为中葡平台，澳门过往面向葡语国家官员开展了各类培训、举办各类A《习近平为何把改革开放称为“第二次革命”？》，中国新闻网，2018年4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4-10/8487399.shtml。

25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会议展览活动、组织中国与葡语国家政界及商界代表互访。近年来，在这些基础上，特区政府努力强化中葡平台的优势及能力，集中建设“三个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和“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构建“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及人才信息网”，打造“中葡人民币清算中心”，探索建设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建设中葡商贸合作平台综合体，落实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落户澳门。应当说，经过各方多年来的努力，澳门作为中葡平台的作用越来越得到论坛各方的认同和肯定。二　中葡论坛对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的效果（一）推动了政府间合作中国与葡语国家政府高度重视中葡论坛，在论坛框架下不断加强政府间联系，通过推动政府高层互访和交流、高官磋商等方式，促进与会国在现有框架内的多边、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与葡语国家外交关系日益紧密，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共同努力，多双边关系得到全面提升。中国与葡萄牙于2005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巴西于2012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安哥拉于2010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帝汶于2014年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于2016年复交。此外，中国与葡语国家已建立了44对友好城市和20对友好省州。A（二）促进了经贸合作自2003年中葡论坛成立以来，中国和葡语国家双边贸易发展迅速。201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175.88亿美元，为2003年110多亿美元的超过10倍，其A《共创中国与葡语国家多赢合作的美好明天──在中葡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3年11月5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311/20131100392760.shtml。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53中中国自葡语国家进口810.0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8%；对葡语国家出口365.80亿美元，同比增长23.62%。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总额也从2003年的5600万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超过500亿美元。A除此以外，中国对葡语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也大幅增长。（三）拓展了多领域的合作第一届至第五届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均会通过未来三年的合作行动纲领，这些行动纲领列出了未来三年中国与葡语国家将要开展合作的领域。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合作正日益多元化，中葡论坛框架下的合作领域已经增加至18个。B通过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澳门特区政府和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成功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在文化交流、教育培训、基础设施与工程、医疗与公共卫生、民航、科技、农业与渔业、广播电视以及青年领域开展合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也受到了葡语国家的普遍欢迎，已形成在中葡论坛覆盖下多种机制交错互补的“伞形”架构。C三　中葡论坛对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一）提高了澳门的国际知名度回归后，澳门用好国家的政策以及发挥自身优势，参与了更多的国际事务。尤其是国家连续在澳门举办了五届中葡论坛，来自欧洲、南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葡语国家及地区代表齐聚澳门，向各自的祖国以及邻近国家宣传澳门。澳门从一个寂寂无闻的小渔村，到为世人所知，中葡论坛绝对是其中A《王成安：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成效显著　呈现五大亮点》，新华网，2016年9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6-09/18/c_129285826.htm。B《中葡论坛十五年：中国对葡语国家直接投资增90倍　贸易总额增11倍》，《21世紀经济报导》2018年3月27日，http://www.21jingji.com/2018/3-27/yMMDEzNzlfMTQyNzEyMg.html。C周志伟：《中葡论坛：大有所为的多边合作机制》，新华网，2016年9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6-09/28/c_129303604.htm。

25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个重要推手。随着澳门的国际知名度与日俱增，吸引更多的内地企业以及葡语国家企业进入澳门投资，或借助澳门作为跳板进入对方的市场。（二）奠定了中葡平台的地位在澳门刚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便提出了要注重开拓与葡语国家的联系，彼时更多的是一种构思。随着中葡论坛在澳门首次举行，澳门作为中葡平台的作用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澳门才能邀请到各葡语国家的首脑及高官来澳，澳门才得以参与国家的外交事务。在此基础上，澳门中葡平台的地位得到了确立，也受到了论坛各方的认可。在各次的中葡论坛中，均会推出一些措施来强化澳门中葡平台的地位。例如，在合作纲领中明确澳门的平台地位，在澳门设立中葡论坛培训中心，支持澳门建设“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和“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支持澳门成为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在澳门建设中葡商贸合作平台综合体，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落户澳门，等等。（三）增强了澳门参与区域合作的能力中葡平台地位的确立，使得澳门具备条件实施“远交近融”的策略以及发挥“+澳门”的作用，大大增强了澳门参与内地区域合作的能力。澳门与葡语国家的独特联系，吸引了众多的内地省市协同澳门开拓葡语国家市场。部分内地省市已透过中葡平台，初步建立与葡语国家地区间的交流和合作，有的甚至建立了恒常的合作机制，例如，中国-葡语国家省市长圆桌会、江苏-澳门·葡语国家工商峰会、福建-澳门-葡语国家经贸交流会、北京-澳门·葡语国家合作项目推介洽谈会、安哥拉-广东省-澳门贸易投资论坛，以及内地省市-澳门-葡语国家企业合作座谈会等。（四）增强了澳门与葡语国家的经贸联系中葡论坛成立15年以来，澳门与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渐趋频繁。澳门与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55葡语国家的贸易在澳门回归后至2003年中葡论坛建设前，呈轻微下降趋势；2003年以后，澳门与葡语国家间的贸易显著提升。澳门与葡语国家的进出口商品总值由1999年的1.92亿澳门元下降至2003年的1.59亿澳门元，随后大幅增加至2017年的6.49亿澳门元。A澳门的企业家也积极在葡语国家投资，分别有澳门企业投资佛得角的旅游项目、几内亚比绍的酒店、莫桑比克的银行等。（五）促进了澳门会展产业的发展透过筹办中葡论坛这一国际性的活动，澳门会展业界得到了锻炼和积累了经验，使得澳门会展业具备承办高层次会展活动的能力。例如，澳门在2014年成功举办了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旅游部长会议及第45次APEC旅游工作组会议。B澳门与葡语国家的联系，也吸引了一些大型的会展活动落户澳门。例如，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从2012年第三届开始移师澳门举行；2017年“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选择在澳门举行。这些活动选择在澳门举行，也是看中了澳门作为中葡平台的优势，希望借此提升活动的国际化程度。中葡论坛和中葡平台也提高了澳门自身举办的会展活动的吸引力，例如，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等。这些会展活动的参展商数量和质量、国际专业买家的数量等都显著提高。四　中葡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中葡平台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一个主要方向，中葡论坛又是中葡A《外贸数据库》，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网站，http://www.dsec.gov.mo/NCEM.aspx。B《第八届APEC旅游部长会议9月中旬在澳门举行，APEC第45次旅游工作组会议同在本澳举行》，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网站，2014年7月8日，https://www.gcs.gov.mo/showCNNews.php?DataUcn=80137&PageLang=C。

25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平台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由于当前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进展缓慢，社会有些声音认为中葡平台甚至是中葡论坛都未发挥作用，更有些极端的意见认为政府不应该再建设中葡平台和举办中葡论坛。笔者认为，中葡论坛对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合作、交流成效显著，对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澳门自身存在的问题，中葡论坛的作用得不到进一步扩大，未能带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因而使得中葡平台达不到澳门居民的预期。（一）特区政府重视不够及反应迟缓2003年中葡论坛首次举办，一直到2015年11月特区政府才首次提出设立“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发展委员会”，特区政府足足用了12年才有做好中葡平台的决心，才意识到需要对这项工作进行顶层设计。12年的蹉跎影响深远。特区政府缺乏顶层设计，发展中葡平台没有目标、策略、措施、保障机制以及评价指标等，也不注重对葡语国家的调研，部门在推动平台建设时只停留在举办活动的层面，所以构建多年成效不彰。长期以来平台的建设只是经济财政司辖下几个部门的工作，仍未成为整个特区政府的工作，其他部门的政策未能配合。以培养葡语人才为例，根据2001年与2011年的人口普查以及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2001年澳门可用葡语人口的比例为3%，2011年降至2.44%，2016年进一步下降至2.3%；A但同期可使用普通话及英语的人口比例皆显著增加。（二）中葡平台的政策优势并不明显中葡平台建设15年来，特区政府官员、学者目前在谈到澳门作为平台的优势时，仍是强调历史渊源、语言相通、互相了解等比较虚的东西。直至今天，宣传中仍无法提出一些实质性的政策利好吸引内地企业通过澳门平台打A《人口统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网站，https://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7bb8808e-8fd3-4d6b-904a-34fe4b302883。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57入葡语国家，或葡语国家利用澳门平台进入内地。一方面，中国已与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分别建立了“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在这些合作机制中，涉及的优惠、措施、模式，与中葡论坛相当类似，因此，中葡平台并不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另一方面，内地与葡语国家对于经由澳门进出口或中转的贸易没有特别的政策优待，尤其是内地对于经澳门进口的葡语国家食品也未提供特别优惠。对于来自葡语国家、在澳门进行简单加工出口内地的货物，内地未能放宽“制造或加工工序”、“税号改变”及“从价百分比”等认定标准。尽管有个别例子从葡语国家进口原料加工，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优惠出口内地，例如，从东帝汶进口咖啡豆在澳门加工，以符合CEPA的货物原产地标准出口到内地，但当中原产地要求与来自非葡语地区的安排和优惠无异。在工业已经式微的澳门，要实现对货物加工达至原产于澳门的认定标准，从而享受零关税出口内地，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三）澳门作为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不够平台的核心在于围绕平台而生、能够推动合作落地的中介企业。中介企业的专业素质及服务水平，是澳门作为中葡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传统上，澳门以旅游博彩业为支柱产业，除了少数几家博彩企业外，其他企业普遍规模小、专业能力弱，难以主动开拓葡语国家市场，也较难实现向中国和葡语国家的企业提供信息查询、技术创新、质量检测、法规标准、管理咨询、创业辅导、市场开拓、人员培训等各类具有竞争力的商贸服务及支持。另一方面，由于澳门旅游博彩业一枝独秀，中小企业依附于旅游博彩业便能带来可观的利润。相对而言，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提供服务难度高、风险大、利润并不特别多，难以吸引中小企业投入其中。此外，在澳门既熟悉法律、金融、航运、信息、国际贸易、投资和基建等专业领域，又懂得葡语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无法有效为中国与葡语国家

25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的企业提供双向服务。上述不足，导致澳门特区政府资讯中心在答复内地企业的咨询时，工作人员仅派发一些葡语国家的宣传单张及照本宣科，无法提供诸如当地税制、人资政策、出入口政策等有价值的信息，更无法就采取哪种公司类型有何利弊提供专业意见。（四）中葡平台的知名度不高不同层面对澳门平台作用的认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笔者2015年参与的课题调研中，受访的内地和葡语国家的政府（尤其是财金部门）及商会，基本都知道澳门中葡平台的存在及作用。然而，受访的内地和葡语国家的企业普遍反映中葡平台或中葡论坛在其所在国家宣传不足，它们对澳门的平台作用缺乏了解。从这个结果来看，澳门过去几年在内地与葡语国家举办的“葡语国家推介会”、“经贸合作洽谈会”及“投资环境介绍会”等尚未深入企业层面，效果仍未体现。中葡论坛成立15年以来，由于特区政府一直无法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中葡平台建设陷入了恶性循环：①长期企业规模小、实力弱，同时熟悉中文、葡语及专业知识的人才不足，政策优势不明显，服务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的能力不足，中葡平台吸引力不大；②政府长期不能有效作为，企业能力提高缓慢，相关人才未有增加，中葡平台吸引力未能提升，为澳门相关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限；③澳门企业服务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的意愿下降，学习葡语的热潮未能形成，政府又未能出台应对措施，进一步降低澳门作为中葡平台的吸引力。五　优化中葡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一）重视顶层设计特区政府应明确建设中葡平台是特区发展的目标，充分发挥“中国与葡语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59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发展委员会”的作用，确定建设中葡平台的目标、战略与统筹协调机制，协调财、经、金、法律、教育、人才、基建、旅游等各相关部门围绕目标推出具体的措施，并加强宣传，让各个部门、全体官员、公务员甚至是市民对建设平台的目标有更多了解，从而可以从不同层面给予支持和配合。（二）向国家争取承办更多论坛中葡论坛是中葡平台的基础，但并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不能因为中葡平台成效欠佳而否定中葡论坛的成效和澳门在其中的作用。鉴于澳门的历史地位、目前的国际知名度、旅游会展的基础以及在中葡论坛中所积累的经验和影响力，澳门是一个很适合推行“论坛外交”的地方，所以澳门除了要把中葡论坛做成拳头产品，还应向国家争取将更多类似的论坛放在澳门，将澳门打造为另一个“论坛之都”。（三）尽快做出有显示度的成果中葡平台建设多年，迫切需要若干有显示度的成果，形成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也提振建设中葡平台的信心，并形成一些成功模式及经验，进一步推展至其他国家或地区，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和“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是澳门构建中葡平台的抓手，也是主要的切入点。特区政府应集中资源在“三个中心”的建设中取得突破。具体来说，特区政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建设“三个中心”。第一，对“三个中心”的建设制定规划，设定短中期的目标，并制定评价指标，监控建设进展。第二，“三个中心”要互为联动、互相支持，会展中心和商贸服务中心可为食品集散中心提供支持。第三，对于食品集散中心，实体中心要提供品尝机会，线上展示的食品要保证内容完整、准确并及时更新。

26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四）全力塑造中葡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中介企业是打造中葡平台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虽然近年来出现了至善有限公司这类专注中国与葡语国家市场的顾问公司，但是总的来说仍非常不够。大力扶持本澳中介企业的发展，对在澳门注册成立、为中葡经贸合作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如法律咨询、商业配对、中葡翻译等，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在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划出空间供这类企业进驻，争取尽快形成中介企业集聚以带动商贸合作，塑造澳门中葡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五）大力建设中葡电商平台特区政府已经设立了“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及人才信息网”，并逐步将该信息网发展成电商平台，目前有超过400间获资助的澳门本地企业在认可的B2B电商平台推广近2.2万项产品／服务；B2C的平台则有超过170间澳门本地企业推广约430项产品或服务。电商平台在供销两端都非常讲求规模效应，为了加快中葡电商平台的建设，澳门也可以考虑与内地的知名电商平台（阿里巴巴、京东等）合作。例如，在阿里巴巴葡萄牙语版本中加入关于澳门中葡平台的简介、相关活动信息等宣传中葡平台的内容；与阿里巴巴在澳门举办面向葡语国家的网商大会、供应商大会及微商大会等，将澳门作为内地和葡语国家网商对接的地点。（六）增加中葡双语人才的储备人才是中葡论坛和中葡平台建设的关键。从澳门使用葡语的人口比例来看，特区政府过往忽视培养葡语人才。从中葡双语的人才来看，中葡平台建设在未来五年内难有突破性发展，只有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加大对人才培养的力度，中葡平台才能有大的变化。特区政府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加强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一是增加澳门学生学习葡语课程或到葡语国家留学的奖学金名额，并注重与奖学金获得者的联系；二是资助澳门居民学习葡语，鼓励民间

第四编　澳门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261机构开设葡语课程；三是支持本地的高等院校开设更多相关的学位及进修课程；四是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引进中葡双语人才。结语2018年是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打造“一个中心、一个平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区域融合的重要一年。“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虽然澳门中葡平台建设尚处于发展阶段，但我们相信，澳门在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格局里，必将能够继续发挥好“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用好自身与世界上8个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人口超过2亿人的葡语国家联系的独特优势；与内地兄弟省市建立更紧密关系，携手合作，为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做出贡献，也为澳门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

第五编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

改革开放与澳门城市建设发展吕泽强*导读：　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受众多因素影响，其中经济环境与政治决策均是不能忽略的因素。改革开放的40年间，随着逐步开放的政策，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地处中国南端的澳门亦受内地开放的影响，在过去的40年，不论经济环境还是城市面貌均发生极大的变化。　　　　然而，由于澳门在回归祖国之前受葡萄牙管治，澳门的城市发展有别于内地的城市。对于澳门的城市发展，本文将过去40年分为两个大时期：澳葡管治时期与回归之后的时期。澳葡管治时期澳门的城市发展同时受中国内地与葡萄牙的影响，而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政策下更直接因应国家的发展政策而做调整。　　　　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改革开放40年的视角，整理澳门的主要城市建设，展现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与澳门城市建设发展的内在联系。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受到经济和政策的直接影响。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政策从1978年12月开始分不同的阶段实行，每个阶段均对澳门城市的建设产生*吕泽强，澳门注册建筑师。

26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对澳门城市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段的发展进行归纳描述，本文将自1978年至2018年的四个十年分为四个时间段，其中，前两个时间段是澳门回归祖国之前，澳门城市建设发展除了受中国内地政策影响，亦受葡萄牙的政局影响；回归后虽然直接受中国政策的影响，但亦可将两个十年分为前后两个时间段。由于四个十年涉及大量的规划与建设，文章在每个时间段的概述后，拣选了一些代表性的项目做较详细的阐述，以便能够凸显每个时间段的建设特点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一　1978~1988年中国内地于1978年12月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实行对外资开放本地市场和允许本地企业家开创事业，在这样的政策下，一些港澳企业家开始进入内地投资。自从1974年葡国“4·25”革命之后，葡萄牙政府对澳门实施非殖民化政策，确认澳门为“葡管中国领土”，1979年2月中葡两国建交，澳门问题明朗化。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内地移民澳门的配额大增，使20世纪80年代的澳门人口剧增，带动了房地产和建筑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商业楼宇、民用住宅及基建设施，以及多项大型规划设计配合填海工程得到开展，新的规划区主要集中在庞大的社会房屋、经济房屋、大型商业及高级住宅的建设上。20世纪80年代初的主要规划项目有澳门半岛北区筷子基填海区社会房屋区规划、黑沙环金海山填海区经济房屋区规划、外港填海规划、新口岸区规划。AA《澳门城市建设》，台北《Dialogue建筑杂志》1999年第30期，第68页。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67除了对半岛的规划，20世纪80年代初亦开始对氹仔实行城市化开发，一方面，在氹仔北面近嘉乐庇总督大桥的沿岸兴建酒店和住宅楼房，亦建造东亚大学；另一方面，在旅游娱乐方面，在氹仔的西南部施行填海造地，兴建赛马车场。1987年4月13日，《中葡联合声明》签订，澳门进入“过渡期”，城市的建设计划得到进一步巩固。澳门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着力于现代建设，但由于受葡萄牙政策的影响，澳葡政府于1976年制定了澳门首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一部分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被评定为受保护的建筑文物，而其周边亦按法律设立保护区。1984年制定了新的文化遗产保护法规，除了评定的单幢建筑文物，还有建筑群和受保护地点，使澳门城市的发展出现建设与保护双轨并行。在1978~1988年的保护规划，包括“历史旧城中心新马路区保护和重整策略性研究”，澳葡政府还编制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澳门旧城中心”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报告书。能代表该时段的城市建设项目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国际银行大厦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澳门在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不少外来投资进驻澳门，国际银行大厦是当时澳门最现代化的商业写字楼，外形设计简洁，整个建筑物采用玻璃幕墙，大楼除了用作银行及写字楼外，还设有酒楼、展览厅，是当时南湾填海区的地标建筑。（二）筷子基社屋20世纪80年代内地移民澳门的配额大增，增加了住房的压力。除了私人屋宇，澳葡政府亦兴建了一些社会房屋。筷子基社屋是当时具代表性

26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的社会住房，由居澳葡人建筑师韦先礼（ManuelVicente）设计，整个建筑由两组平行的楼宇组成，并参考岭南民居的建筑特色而在楼房中间设置天井，一方面增强采光与通风，另一方面亦有助于增加住户邻里之间的相互关照。而楼房的地面层，设有商铺与服务中心，成为澳门社会房屋的设计典范。A（三）氹仔赛马车场1977年，商人叶汉与澳葡政府签署合约，引进当时欧洲流行的赛马车活动，在氹仔小潭山以南的一块填海地兴建赛马车场。1980年9月6日，海岛市赛马车场落成启用，并于同日举办首场赛事。可惜此港澳独有的赛马车赛事反应并不良好，以致后来投注额不断下跌。1988年1月30日，赛马车场举行最后一场赛事后停止运作，赛马车场后来改为赛马场。B（四）东亚大学1981年3月，澳门首间现代大学创立，当时设有五个学院。大学建筑群设在氹仔观音岩背后的小山岗上，建筑物依山而建，成为当时从大桥（嘉乐庇总督大桥）到达氹仔的地标建筑。大学行政及主要教学楼以“回”字形设计，中央为阶梯式花园。为增加建筑物的庄严性，入口设有长长的阶梯，而正面放置当时国家教育机构赠送的“九龙璧”。C（五）旅业学校为推进澳门旅游业的发展，1985年澳葡政府在望厦山昔日驻葡兵的营房地点兴建楼房，以开设旅业学校。建筑物设在通往望厦炮台的道路旁边，原建筑两层至三层高，依山势而建，较能融入山体的绿化环境。A《筷子基社屋》，台北《Dialogue建筑杂志》1999年第30期，第76~79页。B吴志良、杨允中：《澳门百科全书》，澳门基金会，1999，第563页。C《东亚大学》，台北《Dialogue建筑杂志》1999年第30期，第96~99页。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69二　1989~1999年这个时段澳门进入“过渡期”最后的十年，一方面，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政策对澳门的影响更加明显，香港和澳门成为外资进入内地市场的“踏脚石”，在澳门除了出现一些新型的商业写字楼，亦出现一些新型的住宅楼宇；另一方面，澳葡政府在“过渡期”最后的十年规模及实施了多项大型建设，加速了城市的发展，从而展现澳葡政府的政绩。这些大型建设包括连接澳门半岛和氹仔的友谊大桥、澳门国际机场、九澳深水港、外港港澳码头。而南湾湖填海规划（包括南湾湖、旅游塔和南湾湖广场）及新口岸新填海区（NAPE）是回归前最大规模的填海工程及城市规划。在大力推动发展建设的同时，澳葡政府继续对文化遗产（尤其是建筑遗产）的保护工作，于1996年对1984年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做出补充，将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街区划入保护区。除了单幢建筑的修复，议事亭前地、岗顶前地、亚婆井前地、妈阁庙前地等公共空间亦得到整治。议事亭前地一带更被辟作行人专区，铺上葡国碎石路面，增加葡萄牙文化对澳门城市空间的影响。为了保留澳门城市的葡国文化，该时段特别修复了一些代表性的历史建筑，包括大三巴遗址博物馆、玫瑰堂及圣若瑟修院教堂的修复，陆军俱乐部大楼重建，而代表葡萄牙资本在澳门的大西洋银行，亦保留原大楼的立面，改建为20多层的现代商务楼宇。澳葡政府还建造了一些大型博物馆，从而强调葡萄牙对澳门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包括由大炮台改建而成的澳门博物馆、位于妈阁庙前的海事博物馆，宣传葡萄酒文化的葡萄酒博物馆、赛车活动的大赛车博物馆。而为筹备政权交接仪式，澳葡政府首先建造了澳门文化中心，后来于澳门文化中心旁边的地段专门建造了举行政权交接仪式的临时场馆。代表该时段的城市建设项目主要有以下几种。

27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澳门国际机场20世纪80年代澳门的经济纵有长足的发展，但缺乏机场被视为澳门对外发展的一大障碍。1987年，在当时澳督文礼治（CarlosMontezMelancia）的推动下，选址于氹仔鸡颈山的机场航站区的开山填海工程于1991年年底完成，机场跑道原以填海加打桩混合方式建造，1992年最后定案以全填海方式兴建一个人工岛，全长3360米。客运大楼总面积45000平方米，地面层为入境层、一楼为离境层，夹层则作为服务部、航空公司、机场行政，登机室可瞭望停机坪及跑道全景。离境大堂设有由葡国艺术家爱德华多·内里（EduardoNery）设计的大型瓷砖画装饰，展现葡萄牙与澳门的历史文化。A澳门国际机场于1995年12月8日开幕。（二）九澳深水港九澳深水港是1987年澳葡政府的另一项大型建设，位于九澳水泥厂侧，首期的货柜码头基础工程于1988年动工，1990年6月完成，并于1991年12月16日投入运作，为澳门、珠海、香港三地提供货运服务。码头可最多堆放1500个标准货柜，每年可处理7万~8万个标准货柜。（三）第二条澳氹大桥——友谊大桥由于氹仔的发展，加上配合国际机场的落成，1989年澳葡政府选定了第二条澳氹大桥的方案。大桥兴建工程于1990年8月18日正式动工，大桥的桩柱在广州以预制件方式制造，于1994年4月建成启用，并命名为友谊大桥。大桥连接氹仔北安及新口岸水塘角，全长4700米，其中桥面长3900米，ACelinaVeigadeOliveira,ConstruiremMacau-ullmlegadoparaofuture,Macau:GabinetedoSecretário-AdjuntoparaosTransporteseObrasPúblicas,1999,pp.188-193.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71引桥长800米，桥面宽15米，设有4条行车线，两边还设有紧急服务行车线。桥身有两条航行通道，为进出内港及新口岸的船只而设，每条通道宽80米、高30米。大桥的设计采用吊索式钢桥，由马田士（JoséCâncioMartins）工程师设计［马田士是嘉乐庇总督大桥设计师贾多素（EdgarCardoso）的学生］。A（四）外港客运码头随着澳门20世纪80年代旅客流量的增加，原有的外港码头已不敷应用。新客运码头于1989年1月正式动工，于1993年10月31日启用。码头总面积470000平方米，大楼设计呈三角形，由垂直式两翼组成，大楼高3层，地面层及一楼分别是入境及出境区，每层均有电动扶梯及电梯方便旅客上落，并设有8部自动手扶运输带方便旅客携带行李。顶层设有餐厅及露天茶座，上盖有2个停机坪，其中一个可供4架直升机同时着陆停泊。码头共有6个船只停泊码头，可同时停泊12艘喷射船及两艘大客轮，二楼离境区共有14个登船室、贵宾室及辅助设施。码头每年可处理乘客2000万人次。码头周边亦兴建地下停车场、横跨友谊大马路的行车天桥、连接码头与当时“八佰伴”商场的行人天桥，以及赛车看台等配套设施。（五）南湾湖工程南湾整治计划早于1981年就已提出，直到1992年7月8日在争议中动工，整个计划当时投资达190亿澳门元，被喻为澳门玫瑰园计划。南湾整治工程包括在当时铜马广场至西湾半边橙围出两个人工湖，设有活门调节水位，并有渠道直接将城市污水排至外海域，保障人工湖的水质。而在新丽华酒店、当时的澳督府对开海面进行共50公顷的填海造地，计划兴建商住楼宇、酒店、停车场等综合设施。另外亦兴建新的道路网，以疏通市ACelinaVeigadeOliveira,ConstruiremMacau-Umlegadoparaofuture,Macau:GabinetedoSecretário-AdjuntoparaosTransporteseObrasPúblicas,1999,pp.186-187.

27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中心的交通。整个计划设计可容纳6万人口，并配合澳门21世纪的经贸发展。A（六）澳门旅游塔澳门旅游塔位于南湾湖的填海地，于1998年由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包括高338米的旅游塔（观光塔）、旋转餐厅及集会议、商业、娱乐的会展娱乐中心。澳门旅游塔会展娱乐中心由纽西兰著名建筑师高登•莫勒（GordonMoller）设计，会展娱乐中心楼高7层，总面积42000平方米。整个项目于2001年落成启用，澳门旅游塔是澳门的著名地标之一，也是中国第6位及全球第21位的独立式观光塔。B（七）立法会大楼立法会大楼位于南湾湖填海区，1998年7月动工，大楼共分3层及2层地下泊车库，地面层设有大堂，半圆形会议厅、视听室、会客室、新闻发布厅等。一楼作为行政、资讯管理、传译、图书室及档案库，二楼则为立法会主席、议员及助理的专用层。建筑由居澳葡人建筑师杜雅迪（MárioDuque）设计。C（八）终审法院大楼终审法院大楼兴建于南湾湖填海区，1997年10月动工，1999年3月落成。原为澳门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大楼共3层，并设有地下停车库，大楼地面层设有司法部门，法庭设在一楼，法官及律师办公室设在旁边的大楼，二楼作为法官、检察官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建筑由居澳葡人建筑师杜雅迪设计。DACelinaVeigadeOliveira,ConstruiremMacau-Umlegadoparaofuture,Macau:GabinetedoSecretário-AdjuntoparaosTransporteseObrasPúblicas,1999,pp.196-197.B《本塔概况》，澳门旅游塔会展娱乐中心网站，https://www.macautower.com.mo/zh-hant/tower-overview/。C澳门建筑师协会：《澳门现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第174~175页。D澳门建筑师协会：《澳门现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第172~173页。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73（九）澳门文化中心澳门文化中心兴建于外港新填海区，是举办文化及艺术活动的大型中心，包括澳门艺术博物馆。1999年落成，原计划用作举行政权交接仪式的场馆。澳门文化中心占地16000平方米，设有两个场馆，分别可容纳1300名及400名观众。整座建筑由居澳葡人建筑师苏东坡（BrunoSoares）设计，成为新填海区及海岸线的地标。A（十）海事博物馆落成于1993年、位于妈阁庙前地的海事博物馆，由居澳葡人建筑师马锦途（CarlosMoreno）设计。博物馆楼高3层，大楼外观仿似一排停在海边的帆船，内设有多个专题展览厅。博物馆前还设有码头，除了可展示实物船只，原本更可供乘搭观光船游览内港。（十一）澳门旅游活动中心澳门旅游活动中心落成于1994年，与综艺馆相连，以举办研讨会、展览和艺术表演，中心总面积10000平方米，共分3楼层，原设有大赛车博物馆及葡萄酒博物馆。（十二）澳门博物馆兴建于历史遗迹大炮台的澳门博物馆共有两座建筑物，分别是位于大炮台内的博物馆及在大炮台北面的行政楼，博物馆共3层：2层地库及1层地面层，设多个专题展览区。博物馆建筑设计由居澳葡人建筑师马锦途设计。BA台北《Dialogue建筑杂志》1999年第30期，第88~91页。B澳门建筑师协会：《澳门现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第34~37页。

27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三　回归后（1999~2018年）澳门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政策下继续发展，同时，城市的建设发展因应国家政策来进行规划。从1999年12月20日至今的19年间，可分为两个时间段。1999~2009年是回归首十年，澳门随着“赌权开放”、内地多个城市实施居民赴澳门自由行以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订，外来投资增加，加速了城市的建设。在新口岸新填海区，不少新型酒店落成，形成一片博彩娱乐酒店片区。在氹仔与路环之间的填海地段，亦建成一些集商业、娱乐、旅游的大型度假式酒店，使“金光大道”逐渐形成。除了新式酒店，该时间段澳门亦举办了国际级体育比赛，包括2005年举办第四届东亚运动会和2007年举办第二届亚洲室内运动会，为此，在澳门半岛、氹仔和路环均建造了一些新型运动场馆。交通基建方面，2004年12月19日，澳门西湾大桥落成揭幕，这座历时两年多建设、耗资5.6亿澳门元的澳氹第三大桥，是澳门回归以来最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对改善交通、推动澳门与氹仔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城市规划方面，特区政府提出在澳门与氹仔之间填海建造多块土地，以解决澳门土地资源缺乏的问题。同时亦研究“旧区重整”“轻轨系统”等计划。澳门特区政府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经研究和公众咨询，于2010年提出了《澳门城市概念性规划纲要》，对城市未来的建设提供建议。2009年6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决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与横琴岛其他区域实行隔离式管理，成为实施“一国两制”的新区域。澳门回归后继续推行文化遗产保护政策，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75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半岛南部大部分区域被划为保护区范围，2008年，在东望洋山周边地区，亦因应对东望洋炮台及灯塔的景观保护制定了保护措施，保护世遗城区及景观成为澳门城市发展及规划的重要考量。2009年至今的回归后第二个十年，之前的城市建设、规划和研究配合国家政策有序地得到逐步落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9年1月8日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包括：支持粤港澳合作发展服务业，巩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深度合作，重点发展金融业、会展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外包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总部经济和旅游业，全面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网络完善、布局合理、运行高效、与港澳地区及环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在城市规划、轨道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基础网络、城市供水等方面进行对接；深化落实《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力度，做好对港澳地区的先行先试工作；支持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港澳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向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实现转型升级；共建优质生活圈，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应急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开展合作，为港澳人员到内地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创新合作方式，加强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协调沟通，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合作。A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审议“十二五”规划建议草案，于2011年5月出台，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定位被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并建设“一个中心”和“一个平台”（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全力推进和落实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在该时间段的国家政策下，澳门城市在填海和交通基建的规划方面得到A参见《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https://www.economia.gov.mo/zh_TW/web/public/pg_eetr_prd_rd?_refresh=true。

27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重大发展。其中，澳门特区政府于2008年向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填海申请，国务院于2009年11月正式批复同意澳门特区政府填海造地约350公顷建设澳门新城区。1983年开始构想建造的港珠澳大桥，经多年的研究与规划，于2009年12月15日开工，是连接香港大屿山、澳门半岛和广东省珠海市的大型跨海通道，2018年2月竣工；设计寿命为120年，是现时世界上最长的沉管隧道及世界跨海距离最长的桥隧组合公路，通车后将加大香港、澳门、深圳及珠海的人流与物流。近期影响澳门城市建设的规划政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该构想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7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从而推动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的深化合作，研究和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以香港和澳门的独特优势，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围绕珠江三角洲伶仃洋，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惠州和江门的城市群组成，是继美国纽约都会区、美国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都市圈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GDP总量达1.34万亿美元，总人口6618万人，人均GDP为20255美元。A代表回归后的城市建设项目主要有以下几种。（一）东亚运动会场馆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于2005年10月29日至11月6日在澳门举行，这是澳门首次承办的国际大型运动会，为此澳门特区政府兴建了一系列的新型运动场馆，为日后举办国际体育比赛及发展澳门体育事业奠定基础。东亚运动A《关于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网站，https://www.bayarea.gov.hk/tc/about/overview.html。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77会之后，澳门于2006年承办了第一届葡语系运动会，2007年澳门亦承办了第二届亚洲室内运动会。运动会场地分布于三个赛区，包括：位于澳门半岛的澳门理工学院体育馆、综艺馆、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塔石体育馆、传媒及资讯中心；氹仔的曲棍球中心、奥林匹克游泳馆、澳门运动场及室内馆、澳门科技大学运动场；路氹填海区的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澳门国际射击中心、保龄球中心、网球学校。运动会的筹备，更新及优化了澳门原有的一些运动场馆，新建了一些符合国际标准的新型运动场，是特区成立首五年的大型建设，因而对城市一些区域进行优化规划。其中，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位于南湾湖填海而成的人工湖边，项目包括对湖边的优化改造，兴建比赛的设施，并对人工湖水质进行优化。而位于路氹填海区的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是澳门最大型的体育基建，巨型穹顶的设计给人气势宏伟的深刻印象，亦因此被俗称“澳门蛋”，加上户外大面积绿化区，使体育馆不仅成为澳门的新标志，也成为市民和旅客游览休憩的新热点。全馆分三个区域，主要由四个独立部分组合而成，分别是室内运动场、综合剧院、展览中心及澳门国际会议中心。体育馆是多个体育项目的集训基地，同时亦提供设备与场地以举办大型文娱、康乐、会议、展览等活动。A（二）西湾大桥为配合特区的发展，尤其是氹仔、路氹填海区及路环的城市化，2000年3月29日发表的澳门特区政府成立后首份施政报告，提出了开展研究兴建第三条澳氹大桥的可行性，最终于2001年11月14日宣布落实兴建第三条澳氹大桥计划。大桥于2002年10月7日奠基，2004年6月28日进行主桥合拢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4年12月19日在行政长官何厚铧的A《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体育局网站，https://www.sport.gov.mo/zh/vbs/searchvenue/type/show/id/23。

27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陪同下主持西湾大桥牌匾揭幕仪式，象征西湾大桥正式落成。西湾大桥采用竖琴斜拉式设计，是全球首座预应力混凝土双层主梁斜拉桥，西湾大桥贯穿澳门半岛以及氹仔，大桥总长2200米，宽28米，澳门半岛引桥与氹仔引桥分别为700米及400米。主跨距离为180米，是全球最大跨度的双层混凝土桥梁，也是三条澳氹大桥中最短及最宽的大桥。西湾大桥总设计师徐恭义是中国最年轻的桥梁设计大师、国家级桥梁专家，2018年获得约翰·罗布林终身成就奖。A西湾大桥的设计曾获多个奖项，包括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2005年度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2006年度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6年度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科技进步特等奖，以及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澳门科学馆澳门科学馆是以科学为主题的博物馆，由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科学馆位于澳门新口岸新填海区孙逸仙大马路，毗邻澳门文化中心。200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主持了新馆的开幕典礼。新馆于2010年1月25日对外开放。澳门科学馆占地面积约2285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2245平方米。主体建筑由斜圆锥体、半球体和菱形基座组合而成，外墙用银色铝钢板、玻璃幕墙搭配装饰。玻璃幕墙对馆内有自然采光功能，体现科学、环保的设计理念。整幢建筑由展览中心（即主体大楼）、天文馆、会议中心、裙楼组成，室外安装了扶手电梯。馆内硬件设施先进，在天文馆天象厅安装了放映三维效果的8000×8000图元影像球幕，为世界顶级的室内影像放映设备，比北京和香港的同类设备还要先进。BA《徐恭义获约翰·罗布林奖》，《澳门日报》2018年6月14日，第C04版，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8-06/14/content_1272749.htm。B《本馆介绍》，澳门科技馆网站，http://www.msc.org.mo/about.php?cid=53&lg=cn#.XBi_dNszapo。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79（四）横琴澳大澳门大学新校区位于中国广东省珠海市横琴口岸南侧，横琴岛环岛东路和十字门水道西岸之间，用地面积为109.26公顷，于2013年11月5日启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校区启用之日起，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该校区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校区以围墙及人工河与横琴岛其他区域隔离，透过一条人车两用的河底隧道与澳门路氹城连接，亦为校区的唯一出入口。校园的建筑物由内地著名建筑师何镜堂院士主持总体设计。校园整体规划强调“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现代化、信息化”“园林式布局”“糅合中西文化”五个设计原则和理念，校园建筑围绕人工湖和河道布置，建筑物设计体现岭南建筑与西方建筑的特点，是一个适意和高效节能的绿色校园。A（五）新城总体规划为配合“一个中心”和“一个平台”的发展目标，解决土地资源缺乏的问题，特区政府于2008年向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填海申请，国务院于2009年11月正式批复同意特区政府填海造地约350公顷建设澳门新城区。中央政府在批复文件中强调：“建设澳门新城区是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缓解澳门特区土地资源严重稀缺、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有利澳门特区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澳门特区2010年施政报告中就新城区建设提出：“政府依循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路向，在新填海土地的规划中将预留适量的土地，发展有利促进经济多元进程的相关产业，但不包括博彩业。预留土地建设公共房屋，增加文化康体、社会教育、交通基建等公共设施；增加澳门的绿化休闲空间，加强A《新校园设计》，澳门大学网站，http://www.umac.mo/new_campus_project/chi/planning/。

28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环境保护，美化海岸景观，扩大城市生活空间，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综合生活质素。”填海区共分为五块，分别位于澳门半岛东、南，以及氹仔的北面，总面积约为350公顷。为得到社会对新城规划的意见与构想，澳门特区政府于2009年12月至2015年8月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公开咨询。新城规划的填海地分别为：位于澳门半岛及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人工岛之间的138公顷用于住宅及公共设施的A区；位于孙逸仙大马路对开东由澳门科学馆至西澳门旅游塔的49公顷用于政法及综合旅游的B区；位于西湾大桥及嘉乐庇总督大桥之间32公顷发展低碳社区的C区；嘉乐庇总督大桥及友谊大桥之间58公顷海滨绿廊的D区；友谊大桥及氹仔客运码头之间、氹仔客运码头及澳门国际机场之间合计73公顷用于交通枢纽的E1区和E2区。A相关的填海工程，现时已部分完成，新的填海土地将给澳门未来的发展带来机会。（六）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合作综合大楼为加强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商贸平台角色，2016年澳门特区政府对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合作综合大楼设计及建造工程进行招标，于2017年8月进行第二轮开标，工程于2017年年底动工，预计2019年完成。项目位于南湾湖邻近立法会大楼的地段，共占地约14000平方米，综合大楼将提供“中葡论坛”的举办场地，同时可用作中国内地及论坛各与会国举办中葡平台相关活动，场地规划包括设置葡语国家产品展示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服务中心、资讯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关系及文化展览馆、中国与葡语国家培训中心等。BA《新城区总体规划》，城市规划资讯网，https://urbanplanning.dssopt.gov.mo/cn/new_city01.php。B《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合作综合大楼设计连建造工程开标》，澳门新闻局网站，https://www.gcs.gov.mo/showNews.php?PageLang=C&DataUcn=108868。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81结语改革开放40年来，澳门的城市发展在不同的时间段均受到改革开放政策不同程度的影响。首20年澳门虽然仍在澳葡政府的管治下，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对外资企业的逐步开放政策，加大了澳门在珠三角经济发展担当的角色，澳门的城市建设得到逐步的发展。而在“过渡期”的最后10年，澳门的城市建设更集中于多项大型的建设，使城市具备现代化的设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及国家总体发展策略下，澳门城市建设的发展更是配合国家政策，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乃至“一带一路”建设；同时澳门城市建设除了因应实现经济多元化外，亦积极配合打造“一个中心”和“一个平台”（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重要发展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澳门的跨界（境）基建建设唐继宗**导读：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各项社会事业显著进步。世界银行于2017年公布的2015年全球GDP总量达74万亿美元，当中，中国占比14.84%，排名全球第二，亚洲第一。　　　　澳门经济发展与国家发展密不可分。澳门属对外开放微型经济体，天然资源与生产要素匮乏，第一产业贡献为零，从日常民生所需，到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货物与服务贸易，皆需要通过连接内地与境外市场的跨境基建设施进出。本文将主要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澳门的跨境基建设施建设，以及其对推动本澳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和深化与内地经贸关系的作用。*在讨论一国之境内，澳门特区与内地不同关税区的货物及服务贸易，以“跨界”替代“跨境”较为合适。**唐继宗，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国际交流部部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旅游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航空政策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等。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83一　跨界（境）基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现今社会的生产模式建基于全球及区域供应链或价值链，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等货物贸易及各种模式的服务贸易，需要通过界（境）内或跨界（境）基建设施流动。跨界（境）基建设施有软和硬之分。软跨界（境）基建设施指的是货物及服务贸易合作制度与程序；硬跨界（境）基建设施有跨界（境）道路、铁路、通信网络、水电能源管道等。实证研究指出，提高跨境基建设施水平能创造更多经贸活动，有利于全球及区域经济发展。赫布尔等人指出若亚太经合组织（APEC）所有成员通关效率均能达到区域平均水平，则APEC成员间的贸易量可增加7.5%。A扎基指出随着亚洲地区贸易促进措施改革，将可令区内贸易上升16%。BWTO指出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促进协议（AgreementonTradeFacilitation）生效后，贸易成本将下降14.5%。CGravity分析模型估算，与贸易伙伴建立直接交通运输联系，将刺激双边贸易与旅游流动成倍增长。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有关报告指出，跨境基建项目可刺激区域贸易及收入增加，当中除了硬件基建设施，也需要建构合作制度予以配合。缔结双边或多边贸易与投资合作协议，以及降低跨境交通运输与通信成本，是推动近年经贸活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国际机场、港口或跨境大桥等跨境运输基建设施支持跨境交通运输服务运作，加强了区域合作与经贸融合。AMatthiasHelble,BenShepherd,JohnS.Wilson,“TransparencyandRegionalIntegrationintheAsiaPacific”,TheWorldEconomy,Vol.32,No.3,2009,pp.479-508.BC.Zaki,“AnEmpiricalAssessmentoftheTradeFacilitationInitiative:EconometricEvidenceandGlobalEconomicEffects”,WorldTradeReview,Vol.13,No.1,pp.103-130.CWorldTradeReport2015–SpeedingupTrade:BenefitsandChallengesofImplementingtheWTOTradeFacilitationAgreement,WorldTradeOrganization,2015,p.73.

28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受益于跨境交通运输服务及通信成本下降及效率提高，生产活动可以按不同地区的相对优势进行分工，同时，也带动了更多旅客进行跨境消费。二　改革开放推动货物与服务外贸活动，刺激跨界（境）基建需求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国家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经济特区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做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1996年4月1日，中国对4000多种商品进口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关税总水平降至23%。1996年12月1日，中国开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条款，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提前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条款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1999年3月5日至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杜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85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世贸组织成员在乌拉圭回合做出的所有承诺都是中方的权利，中国将享受多边贸易体系多年来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成果，享受多边的、稳定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中国享受的权利有助于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但入世也给中国政府和企业带来挑战，对政府加快转换职能、依法行政，企业提高技术水准、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2003年6月29日，国家商务部与香港特区财政司共同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总体目标是：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实施与今后修订的原则是：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顺应双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促进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繁荣；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同年10月17日，商务部与澳门特区经财司在澳门正式签署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六个附件文本。双方就全部内容达成一致，主要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三个方面。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内容写入宪法。它适应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客观需要，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加强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时，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他强调“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

28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讲时，又进一步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形成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是在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准、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加入SDR对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准，对于提高中国经济外向程度会带来持续的推动。SDR是国际公认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人民币加入SDR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综合国力和改革开放成效的肯定与认可，也是中国金融体系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承担新的责任与义务的起点。在2017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推动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的深化合作，研究和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以香港和澳门的独特优势，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惠州和江门的城市群组成。同年7月1日，在访港的习近平总书记见证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国家改革开放，参与全球经贸活动，建构区域合作平台，促进货物与服务国际贸易，深化了国家与澳门的经贸关系，并刺激跨界（境），基建设施建设需求。三　改革开放以来澳门的跨界（境）基建天然资源与生产要素较为匮乏的澳门属外向微型经济体，第一产业贡献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87为零，从日常民生所需，到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货物与服务贸易，皆需要通过连接内地与境外市场的跨界（境）基建设施进出。2017年，澳门对外贸易依存度为111.4%，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旅游服务贸易”。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占该经济体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按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对服务贸易的四种分类，旅游服务贸易属于当中的“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即原居在某一经济体的消费者（原居地旅客）前往另一经济体（旅游目的地）购买服务（旅游消费）。同时，澳门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并缺乏第一产业。2017年澳门三产的比重分别是0、5.07%和94.9%。由此可见，澳门经济民生有赖具有效率的跨界（境）基建，让本地居民与境外旅客便捷地进出本地区，同时能及时和以较低成本进口物资以供应各界所需。目前，澳门陆路跨境客、货运输口岸有关闸、路氹城及跨境工业区，皆连接珠海。海路跨境货柜运输口岸有内港和九澳港。海上跨境客运方面有外港客运码头和氹仔客运码头，提供澳门往来香港及深圳等大湾区城市群的海上航线。而内港客运码头则已于2016年年初终止营运。澳门国际机场提供跨境空路客、货运输服务，航线集中在中国内地及亚洲地区。同时，在澳门外港码头2楼也设有往来中国内地及香港的直升机空中客运服务。发展至今，澳门对外跨境运输所提供的多为集中在连接邻接地区和亚洲区内的服务，而连接中长线市场的跨境运输服务则有所欠缺。（一）澳门陆路运输主要跨界（境）基建建设2017年，共有169449443人次经澳门各口岸出入境，数字是10年前（即2008年）的153%。当中，经陆路的关闸口岸及莲花口岸分别占比75.8%和5%。1．关闸口岸1979年7月和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决定在广东省的深

28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厦门市创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以市场调节和外向型经济为主，发挥了对外开放的视窗和改革试验基地的作用。关闸口岸是澳门特区与广东省珠海市的陆路通道出入口之一，连接拱北口岸。另外，围绕在此口岸的地区及关闸马路一带也被称为关闸或关闸区。关闸原位于关闸马路中段，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由广东省香山县所建，为中式闸门城楼一座，楼高三层，门楣刻有“关闸门”字样，并派官兵驻守。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关闸重修，增建官厅，设关闸汛。位于关闸的原出入境大楼在1993年落成，关闸拱门原有边检功能成为旅游名胜古迹；验证大楼设东西两翼，东翼为入境大厅，西翼为离境大厅；另设中央大楼，并有一条直通拱门的观光走廊。随着社会进步及经济发展，每逢节日假期都有数十万人经过关闸前往内地，周边道路经常出现人车争路的情况。有鉴于旧有的关闸出入境验证大楼不敷应用，以及需对周边道路重新规划，澳门回归祖国后，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特区政府于2001年向珠海市租借关闸以北“三不管地带”地段，兴建新的关闸边检大楼，以及在大楼前建造新关闸广场及地下公共客运总站。于2004年2月启用的新边检大楼总面积为38000平方米，有71条出入境行人通道（下层为入境大厅，上层为出境大厅）和21条行车通道（西侧为出境通道，东侧为入境通道），设计人流量为每天30万人次。随着澳门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开放“自由行”政策，来澳旅客与日俱增，有鉴于此，关闸边检大楼于2008年6月11日起开展扩建工程，2010年竣工。关闸新边检大楼的进一步扩建，主要涉及东、西两边行车道的改建工作，改建后西边出境行车道由11条车道削减至10条，而东边入境车道亦由10条车道削减至8条，车道日处理车辆的数目下降至21600架次，当完成两边车道的改建工程后，大楼面积由原来的17880平方米增加至23120平方米。扩大面积后，新边检大楼透过增加通关设施，达至对出入境等候大厅的扩容目标，日最高处理量增加至5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柜台增加至98个。此外，自动过关系统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89的数量增至80条。2．莲花口岸路氹边检大楼，俗称“莲花口岸”，位于路氹城莲花路，为澳门特区与广东省珠海市的第二条陆路边境通道，实行24小时通关，边检站通过莲花大桥连接横琴口岸。路氹边检大楼于2000年3月28日随着莲花大桥通车启用，是第二个澳门与珠海市的陆上交通边境。当时旅客通关时间为上午9时至下午5时，货运部分则为上午7时至下午5时。路氹边检大楼的落成，分流了部分关闸边检大楼的客运、货运压力。2002年1月1日，边检大楼延长通关时间，旅客及货运通关时间为上午9时至晚上8时。2005年9月17日，由于珠海市横琴口岸旅客出入境大堂结构出现问题而关闭重建，路氹边检大楼也同步禁止非乘车旅客通行，但出入境的行车通道仍然继续运作，货运以及驾车过关没有受到影响。旅客出入境大堂直至2007年5月1日才恢复使用。2014年12月18日，路氹边检大楼开放时间改为24小时开放，是澳门特区与内地首个全天候开放的正式口岸。3．港珠澳大桥2003年8月，国务院批准开展港珠澳大桥专案前期工作，并同意成立由香港特区政府作为召集人，粤港澳三方组成的“港珠澳大桥前期工作协调小组”。2004年3月，港珠澳大桥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成立，全面启动港珠澳大桥各项建设的前期工作。为进一步加快港珠澳大桥专案前期工作，200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的“港珠澳大桥专责小组”，负责项目前期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协调。大桥工程于2009年12月15日启动，2018年2月竣工。港珠澳大桥东接香港特区，西接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区，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线的组成部分和跨越伶仃洋海域的关键性工程，将形成连接珠江东西两岸新的公路运输通道。港珠澳大桥为三地带来的估计直接效益，为香港、内地及澳门分别占

29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50.2%、35.1%及14.7%。A港珠澳大桥建成后，从香港到珠海的公路交通将从三四小时缩短到30分钟。港珠澳大桥工程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海中桥隧工程；二是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地口岸；三是香港、珠海、澳门三地连接线。根据达成的共识，海中桥隧主体工程（粤港分界线至珠海和澳门口岸段）由粤港澳三地共同建设；海中桥隧工程香港段（起自香港�石湾，止于粤港分界线）、三地口岸和连接线由三地各自建设。海中桥隧工程采用�石湾─拱北/明珠的线位方案，路线起自香港�石湾，接香港口岸，经香港水域，沿23DY锚地北侧向西，穿（跨）越珠江口铜鼓航道、伶仃西航道、青州航道、九洲航道，止于珠海/澳门口岸人工岛。全长约35.6公里，其中香港段长约6公里；粤港澳三地共同建设的主体工程长约29.6公里。主体工程采用桥隧结合方案，穿越伶仃西航道和铜鼓航道段约6.7公里采用隧道方案，其余路段约22.9公里采用桥梁方案。为实现桥隧转换和设置通风井，主体工程隧道两端各设置一个海中人工岛，东人工岛东边缘距粤港分界线约150米，西人工岛东边缘距伶仃西航道约1800米，两人工岛最近边缘间距约5250米。海中桥隧主体工程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采用100公里/小时，桥梁总宽33.1米，隧道宽度采用2×14.25米、净高采用5.1米。大桥的设计使用寿命120年。口岸采用“三地三检”模式，分别由各方建设、各自独立管辖，香港口岸区设置在香港境内；内地（珠海）口岸和澳门口岸在澳门明珠点附近内地水域填海同岛设置。内地（珠海）口岸和澳门口岸人工岛填海总面积约208.87公顷，分为四个主要区域，包括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管理区、珠海连接线衔接区、珠海口岸管理区以及澳门口岸管理区。三方共建的海中桥隧主体工程估算投资约381亿元。项目资本金为人民币157.3亿元。资本金以外部分建设资金由专案法人（即港珠澳大桥管理局）A香港立法会CB（1）407/08-09号文件。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91根据内地适用法律通过银行贷款解决。2018年10月23日上午，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大桥正式开通并巡览大桥。港珠澳大桥启用后将有利于投资者进行产业链或价值链在珠三角东西两岸全区域的跨界布局。随着大桥开通后，跨界交通条件与成本的改善，为本澳博彩旅游、零售、餐饮等行业的需求带来量与结构上的变化。港珠澳大桥属于标志性的基础设施，它的建成对吸引外来直接投资也可能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大量的研究已表明，过往的几十年外来直接投资（FDI）对各行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二）澳门海路运输主要跨界（境）基建建设2017年，经海路的外港码头和氹仔客运码头的出入境人次分别为15317998及8367339，比重分别是同期经澳门各口岸的出入境总人次169449443的9%和4.9%。1．外港码头外港客运码头，简称“外港码头”，俗称“港澳码头”，位于澳门半岛海港前地，是澳门重要的水路出入境口岸。码头原设于现时友谊巷和海港街位置，即现时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务厅大楼。鉴于设施不敷应用，1988年澳葡政府决定在水塘以南填海地兴建一个新客运码头，1989年开始动工，1993年10月31日由葡萄牙总统马里奥·苏亚雷斯揭幕启用。外港客运码头的主体建筑面积为65000平方米，设14间候船室、贵宾厅、海关和出入境设施等。码头可停航线分别由喷射飞航及金光飞航提供，由外港客运码头前往尖沙咀码头及上环港澳码头航程约为55分钟，而前往屯门码头航程约为40分钟。同时，亦提供至香港机场海天客运码头及前往深圳等海上航线。码头天台设有直升机停机坪，由空中快线直升机有限公司提供往来港澳的直升机服务，航程大约为15分钟。

29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2013年，为改善已经使用20年的外港码头的环境和设施，海事及水务局开展了外港码头的扩建工程以优化环境，也更新及重新布局码头设施。2014年年底，海事及水务局完成有关更新及重新布局码头设施的工程。2．氹仔客运码头2003年，为舒缓澳门外港客运码头的乘运压力及配合澳门旅游城市发展需要，澳门特区政府于2003年10月着手研究在氹仔北安地段透过填海造地兴建氹仔新码头，原设计为8个400人客船泊位。澳门特区政府于2006年年初将氹仔码头由辅助性质提升为对外的重要海上口岸，新增3个1200人客船泊位以及把400人客船泊位由第一阶段修订的10个增至16个，并增加了直升机坪、停泊车位及通关设施等空间。临时码头的兴建工程于2007年10月完工，并于10月16日启用后随即投入使用。“氹仔新码头扩建工程——基础施工”工程于2008年9月正式展开，2015年完工。2016年7月完成接收程序，交付使用单位。氹仔码头提供往来澳门与香港、深圳、江门的高速客轮服务，有助于澳门特区更紧密地与大湾区城市群联系。第三期扩建工程在氹仔北安临时码头完成拆卸后将随即开展，第三期工程包括建造消防船屋、燃油码头、燃料储存设备及加油系统、VIP通道及海空联运通道等。氹仔客运码头已于2017年6月1日启用，码头营运的首阶段会开放8个客船泊位，提供自助贩卖机、旅游咨询处等基本服务。（三）澳门空路运输主要跨界（境）基建建设澳门特区政府对区内民用航空活动制度的建立及管理权力是通过基本法第117条经中央政府授予；而澳门民航局、机场专营公司和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则根据本地法律所赋予的权限分层及分工负责和执行对澳门民航活动的监督与管理工作。澳门国际机场自1995年11月9日启用以来，肩负着两岸“三通”前的中转功能角色，以及助力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客源多元化目标。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932017年，经澳门国际机场出入境的澳门居民及旅客合计6682289人次，占同期经澳门各口岸出入境总人次169449443的3.9%。澳门国际机场专营股份有限公司（CAM）属一家私营机构，成立于1989年1月18日，注册资本为40亿澳门元。于2012年增资后，现时资本为49.6亿澳门元。它是澳门国际机场的承建商及业权人，由澳门特区政府委任为澳门国际机场的经营者，获授25年的专营合约，负责机场的兴建和营运。2001年3月获澳门特区政府延长经营权至2039年，主要负责机场发展、财务安排及市场拓展和推广。在股权分配方面，澳门特区政府占55.24%，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占33.03%，余下股份分别由中资及本地的商家和社会机构拥有。澳门国际机场于1995年11月8日举行启用庆典活动，并于11月9日开始商业飞行。机场全日24小时运作。配以二类仪表着陆系统，全长1.1万英尺的跑道乃根据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建成，可让远程直航客机升降。机场拥有全面之客运及货运设施，每年可处理600万名乘客及16万吨货物。据国家民航局统计资料，2017年，中国境内民用航空（颁证）机场共229个（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下同），其中定期航班通航机场228个、定期航班通航城市224个。当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当中位于广东省的机场有8个，加上位于港澳特区的两个机场，区内共有10个机场，为全球机场群分布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其中5个机场，分别是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揭阳潮汕机场、湛江机场、惠州平潭机场和梅县长岗岌机场。珠海金湾机场与香港国际机场均为香港机场管理局成员。此外，区内还有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佛山沙堤机场及澳门国际机场。2017年，大湾区10个机场共处理旅客输送量达2.09亿人次，前三位分别是香港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已超越澳门国际机场上升至第四位。

29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1　2017年大湾区机场群旅客输送量分析名次机场旅客输送量（人次）市场份额（%）1香港国际机场7286700034.82广州白云国际机场6580697731.43深圳宝安国际机场4561065121.84珠海金湾机场92168084.45澳门国际机场71658033.46揭阳潮汕机场48510152.37湛江机场20905681.08惠州平潭机场9568580.59佛山沙堤机场4714720.210梅县长岗岌机场3978570.2资料来源：根据国家民航局及大湾区内机场公布统计数据整理。（四）澳门水、电供应主要跨界基建建设澳门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水与电力供应一直以来皆得到国家全力支持，通过广东省和澳门特区的跨界水与电力配送基建设施获得充分保障。1．跨界供水澳门本地蓄水设施的有效蓄水总量为190万立方米，其中大水塘160万立方米、石排湾水库30万立方米，可供应本地现时约9天的用水需求。由于澳门境内没有河流，用于贮存雨水的设施亦十分有限，本澳日常95%的饮用水由珠海供应，水源来自西江。而本地水库在日常供水中主要是备用性质，起着压咸调节的作用。内地日常供澳原水的主要系统是由挂定角取水闸、洪湾泵站、蛇地坑、银坑及竹仙洞等水库组成南系统，总蓄水量约为348万立方米。而在冬春季节的咸潮期间，竹银水库、竹洲头泵站和平岗泵站等则会作为主力供水的设施。根据《粤澳供水协议》，本澳可使用竹银水源水库40%的总运作水量，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95即约1600多万立方米，约相当于南系统蓄水量的4.5倍。随着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使用，珠海和澳门的原水供应得到进一步的安全保障。澳门有超过九成以上的原水（即未经处理的水）是来自中国珠海市的西江磨刀门水道。原水经由洪湾泵站储存至竹仙洞水库。剩余的原水则会储存于蛇地坑水库、银坑水库及南屏水库，作为紧急及于干旱季节作调咸之用。竹仙洞水库于1960年建成，为澳门主要的饮用水水源，库容为240万立方米。原水得经由两条直径1米（可日供原水共约22万立方米）及一条直径1.6米（可日供原水约24万立方米）的输水管流入澳门青洲及大水塘水厂，以及贮存于外港大水塘水库内。竹银水库于2011年竣工，其总库容为4330万立方米，调节库容为4011万立方米。澳门可使用竹银水源系统的四成调节库容，即约1605万立方米。西水东调系统。负责向南系统、北系统供应原水。在咸潮期间起到保障澳门和珠海东区的供水安全的作用。一般在咸潮期间，西江磨刀门水道上游咸度较低的淡水，由竹洲头泵站和平岗泵站泵到竹银水库，经由原水管输送至广昌泵站，再泵到竹仙洞水库，在咸潮期间起到调节原水咸度的作用。南系统为对澳供水的主力系统，自西江磨刀门水道广昌泵站取水；原水由洪湾泵站泵到竹仙洞水库和南屏水库后，经由原水管输送到澳门各水厂进行处理。北系统。主要负责向珠海东区供水；同时亦承担起澳门应急供水的作用。2．跨界供电澳门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澳电）是拥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输送、分配及出售高压、中压和低压电力的公共供电服务专营机构。澳电亦拥有发电设施。澳门的输电网是由23座主变电站和7座客户高压开关站，以及长达299公里的66千伏、110千伏及220千伏高压电缆所组成。澳门电网通过两个110千伏联络通道和两个220千伏联络通道与中国南方电网互联，两个110千伏联络通道分别连接至拱北变电站与南屏变电站，两个220千伏联络通道分别连接至珠海变电站与琴韵变电站。

29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五）澳门主要软跨界（境）基建建设──国际与区域经贸合作制度建设软跨界（境）基建设施指的是通关合作制度与程序。澳门基本法第112条：“澳门特别行政区为单独的关税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于国际纺织品贸易安排等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定，包括优惠贸易安排。中央支持澳门特区参与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建立区域合作制度，有利于澳门社会经济保持繁荣稳定。1．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是目前最重要的国际经贸组织之一，拥有164个成员，成员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8%。澳门于1995年1月1日加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WTO于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它的前身是1947年订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关贸总协定相比，WTO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而关贸总协定只适用于商品货物贸易。WTO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并称当今全球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2．《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003年，受“非典型肺炎”（SARS）打击，澳门特区经济大幅往下调整，为支持特区繁荣稳定，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内地与澳门特区经贸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双方决定在一国之内的两个单独关税区间建立一个类似自由贸易的伙伴关系。《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框架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多个经贸领域。经双方磋商，《安排》于2003年10月17日正式在澳门签署，确认了自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2972004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其内容。由于《安排》是一个开放式的协议，双方可不断扩大开放以增加和充实其内容，双方先后于2004年10月29日、2005年10月21日、2006年6月26日、2007年7月2日、2008年7月30日、2009年5月11日、2010年5月28日、2011年12月14日、2012年7月2日、2013年8月30日，2014年12月18日、2015年11月28日及2017年12月18日，分别再签署了《安排》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补充协议四、补充协议五、补充协议六、补充协议七、补充协议八、补充协议九、补充协议十、《〈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投资协议》与《〈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经济技术合作协议》。2004年1月至2018年6月，受惠于《安排》制度的零关税，货物累计出口金额共908079499澳门元。同期，特区政府发出的“澳门服务提供者证明书”共628张。3．粤港澳大湾区为充分发挥粤港澳地区的综合优势，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高水准参与国际合作，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开放中的引领作用，为港澳发展注入新动能，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一致，于2017年7月1日在香港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框架协议》提出各方的合作宗旨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完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合作目标是要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当中：①广东省，强化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作用，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29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业基地；②香港特区，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③澳门特区，推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四　总结与展望2018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后于人民大会堂闭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重申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强调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澳门特区需不断同时推进软和硬跨界（境）基建建设，联通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东省的九个市，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加上香港，提升易达性（Accessibility）和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产业链、价值链，提高参与国际经贸市场的竞争力，并吸引国际资金和人才落户。今后，港澳特区须不断深化与内地各省市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并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全球经济发展布局中，发挥自身所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行稳致远。

改革开放与澳门的科学技术发展陈震宇*导读：　科学技术是发展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自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以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即落于发展科学技术上，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厚植国家自身实力、提高国际地位也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随着内地开展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落实“科教兴国”策略以及提倡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经济建设与综合国力不但显著地推进和提升，也使在当时处于政权交接过渡时期的澳门以及今天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受惠其中。本文主要从奠定科技教育和研究体系、科研培育及孵化，以及深化科研基础建设方面，论述改革开放对澳门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前言科学技术是发展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自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至以经济建设为*陈震宇，管理学博士，澳门基金会顾问高级技术员，研究方向为公共行政管理。

30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中心，确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以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即落于发展科学技术上。正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核心，唯有生产技术、应用技术和高新技术齐头并进、高速发展，才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厚植国家自身实力，提高国际地位也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澳门在改革开放初期，已开始为内地引进外地先进生产技术和应用技术，为促进当时内地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例如，商人曹光彪父女在1978~1979年投资700万港元（现值约3700万港元）在广东省珠海县（后升格为市）开设的香洲毛纺厂，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从境外引进投资的企业。厂方经当时仍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从西方引进了4套钢丝机和6套走锭机，用作生产高品质毛纱。与此同时，设在澳门的南光贸易公司（直属中央企业），以及在1981年和1982年先后成立的京澳有限公司（北京市对外贸易总公司与澳门商人何贤开设的澳门麟丰公司合办的经济机构）、南粤贸易有限公司（广东省人民政府派驻澳门的经济机构）和珠光贸易有限公司（珠海市人民政府派驻澳门的经济机构），也负担起为内地引进各种技术的任务，为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创造和奠定必不可少的条件与基础。而通过澳门的平台作用，中葡两国又于1986年在珠海开设幸福注射器制造厂，从意大利引进仪器，结合葡萄牙的技术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医用一次性塑胶注射器，是中国第一个专业生产一次性无菌注射器的厂家。随着内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展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并进一步通过制定“科教兴国”策略，落实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加上近年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进一步深入，不但使国家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显著推进和得到提高，对于从政权交接到回归祖国一路走来的澳门而言，也是受惠其中。本文主要从奠定科技教育和研究体系、科研培育及孵化和深化科研基础建设方面，论述改革开放对澳门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301一　奠定科学教育及研究体系在澳门特区成立之前的一段长时间，行政当局对科技的直接支持并不明显，直至1980年，当时新成立的“澳门国际大学”章程中明确提到以发展生物医学研究为其工作目标之一。而在1981年东亚大学（1991年易名为“澳门大学”）成立后，澳门才出现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不过，由于当时的东亚大学在课程的设置上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和工商管理，澳门学生要研读理科仍需赴外地求学，又由于市场条件等因素，学成之后再返回澳门工作者为数不多。直至中葡两国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澳门进入政权交接的过渡时期后，对多元化专业人才，包括科学技术人才的渴求才使情况开始有所转变。1987年，行政当局通过原澳门基金会收购东亚大学后，委托中国、英国和葡萄牙的顾问团队就东亚大学设立科技学院草拟研究报告，并为此在东亚大学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这可被视为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支持澳门科学技术发展的先例。而东亚大学在1989年成立科技学院后，先后开办了电机与电子工程、土木工程、电气机械工程和电脑软件工程等专业，所培养的学生以服务于澳门相关行业为主要目标。此时内地的科技教育工作者也获聘来澳任教，为澳门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之余，更使东亚大学科技学院成为当时澳门科研力量和活动的主要集中地，为澳门从单纯的技术转移提升至建设本身的研究和发展力量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除了东亚大学科技学院外，内地对澳门建立科技研究体系的支持还体现在1992年成立的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TheUnitedNationsUniversity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SoftwareTechnology，UNU-IIST。2014年易名为“UnitedNationsUniversityComputingandSociety”，UNU-CS，暂译“联合国大学电脑与社会研究所”）。联合国大学方面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及澳门中选择了澳门作为所址，由葡萄牙共和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葡总督三方提供经费成立的一个基金共同筹建而成。根据1992年签订的《中华

30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国大学、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和澳门总督关于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建立、运行和以澳门为所址的协定》，澳葡总督将为研究所提供所址、人员宿舍、膳食设施，并负责其主要维修，并可进一步提供资金，资助有与澳门有关的学者和受培训人员参加的特定项目。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国大学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的谅解备忘录》的条款，研究所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可以继续运作。后来澳葡总督委托原澳门基金会作为具体承担支援研究所职责的机构，并且于2001年新澳门基金会成立后，转由该会负责。研究所秉承联合国宗旨，着重拓展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主要通过大学计算机课程的开设、软件工业的发展和参与计算机方面的国际性合作研究三个方式协助发展中国家开发和获取计算机软件技术。研究所成立之初，即为中国内地的铁路系统展开控制软件的研究与开发，又与四川省成都市和广东省广州市的高等教育机构合作，成立资讯技术实验室，成功开发出各类教育软件。具体到澳门而言，研究所与澳门大学科技学院合作，逐步开设工程师与硕士生课程以及多项研究项目，以迎合澳门社会对更高层次的高科技人员，例如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大学讲师和教授的需要。该所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超过200项课程，培养来自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近500名学生。与此同时，研究所促进了更多软件方面的国际专才会聚澳门，在推进计算机科技研究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该所成立至今，已发表近700篇学术论文，完成了包括实时系统设计技术（DesignTechniqueforReal-TimeSystems）和软硬件协同设计等研究项目，开发了21世纪航空商业计算系统（AirlineBusinessComputingABC2000）、多方向多语种文字系统（Multi-directionalMulti-lingualTextSystem）、对象面向设计模式（Object-OrientedDesignPatterns）等项目，又与科学技术部和澳门基金会合作，展开“澳门信息网络中心”（INCOM）项目，通过互联网技术向外界提供澳门及内地的资讯。此外，研究所通过创办并举行多样化的座谈会、论坛及研讨会，例如，计算机科学理论、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软件工程及形式方法、形式化软件组件和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303医疗资讯工程及系统基础等方面，推动电脑技术和信息的国际交流，并为政府、研究机构和联合国机构担任技术顾问。由此，在内地科研人员的直接支持和参与下，东亚大学科技学院和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成为澳门科研体系发展的组织基础。这些机构为澳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科技支持，所培养的人才亦成为澳门后来科技进步的主力。如今，澳门大学科技学院拥有一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高学术水平的教师队伍，已建成了数十个实验室；某些领域，例如微电子、中药、物联网等，在重要国际会议和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在大中华地区已居领先地位。在科技学院的基础上，澳门大学先后成立中华医药研究院（2002年）、健康科学学院（2013年）、应用物理及材料工程研究所（2014年），以及协同创新研究所（2017年），科研领域有所扩张，实力有所增强。另外，于2000年成立的澳门科技大学，其资讯科技学院、中医药学院、健康科学学院、药学院等对强化本地科研能力、促进本地区乃至国家的科技发展也做出不少贡献。二　科研培育及孵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应澳门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内地的对外开放和市场需要的变化，澳门进入工业转型阶段，对技术转型和产品转型方面的需要日益迫切。科技水平与工业发展紧密相连，但澳门的科学技术较为落后，缺乏基础科学研究及应用科学研究。为此，原澳门基金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科委）研究、编写《澳门高技术产业发展之路——澳门科技发展规划》报告书，从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下，根据中国发展高新技术的实践，吸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从澳门的实际出发探讨和研究澳门科技之路，对1994年至1999年期间澳门的科技发展取向提出建议和构想，以推动澳门经济转型，促进澳门的繁荣。由国家科委组成的专家组于1993年10月成立，设计了课题研究大纲和

30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报告书的基本框架。同月，专家组访问澳门，访问有关机构、实地考察当地工业场所以及征求当局和社会各界意见。在经过综合分析后，专家组于1994年4~7月分四次召开座谈会，共邀请50多位海内外专家，听取报告书初稿的意见。8月，专家组携报告书的第五稿再度赴澳门，听取当地意见。整份报告书于同年9月完成。专家组于9月27日会见总督韦奇立（VascoJoaquimRochaVieira），向其呈交报告，后来由原澳门基金会出版。该报告以系统、科学和清晰的思路和方向，极具前瞻性地提出澳门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方向，尤其提到应借助高技术以营造新的经济支柱，作为澳门四大经济支柱——博彩旅游业、出口加工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补充。报告提出澳门可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并建议成立澳门生物技术孵化器、澳门生产力促进中心、在澳门大学设立相关学院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澳门高技术产业发展基金会等，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报告书内的部分构想，随着条件成熟也逐渐成为现实，例如，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的设立，以至特区成立后重点发展中医药产业、设立澳门创新科技中心作为高技术产业的孵化器以及在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设立“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另外，清华大学参与了建立澳门电脑与系统工程研究所（InstitutodeEngenhariadeSistemaseComputadores，INSEC-Macau）的工作。该所是当时澳门唯一从事科学工程实用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单位，于1996年与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葡萄牙电脑与系统工程研究所、原邮电司（今邮电局）、澳门电讯有限公司、澳门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和波尔图电脑集成制造中心等公共或私营机构联合组成，旨在引入先进的资讯、通信、电子及电力系统，参与建立澳门新型高科技企业和推动公共行政服务现代化，以及促进中国、葡萄牙、葡语系国家和欧洲联盟的科技合作，其研究重点在信息电力、资讯科技、智能系统和通信应用四个方面，具体项目包括尤里卡SIGORDE发电系统模拟项目和INOCOMPANIES商贸平台项目、“中葡通”翻译及双语发声系统、SIBAS血库管理资讯系统、电子信箱监视系统、老人遥距呼救系统、危情智能语音报警系统以及基于无线通信和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项目等，还有大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305型电脑网络测量分析及评估、外地劳工资料库系统、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的主网页和澳门虚拟图书馆的设计等，在推动澳门高科技应用和传统企业转型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澳门大学科技学院在资讯科技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日渐成熟，澳门电脑与系统工程研究所的工作于2012年结束。澳门也通过自身的资源鼓励内地的应用科技创新。自1994年起，原澳门基金会委托中国发明协会，在全国发明展览会或等同场合上颁发“澳门基金会专项奖”，2001年新澳门基金会成立后，改称“澳门基金会发明奖”，用于奖励最有可能在澳门使用的科学技术发明，或环保节能的发明项目，在扩大澳门在国际科技发明界影响的同时，也期望澳门能受益于国家的科学技术发明。表1　澳门基金会发明奖获奖项目（2000~2013）年份获奖者获奖项目2000盈基科技企业有限公司轻质盈基土（一种利用废弃轮胎再造的建筑材料）2001北京天路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施天亮全吸干式吸尘车2002没有颁发—2003福建丰泉集团有限公司陈泽峰LFW、LFL系列智能型垃圾焚烧炉2004华南理工大学高分子光电材料及器件研究所彭俊彪高分子发光显示屏2005中山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罗笑南“掌讯通”移动数据终端软件集成系统2006台中煜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翁翎华载运牲畜的空调车2007深圳鼎立照明有限公司温庆祥TOP灯条（一种发光二极管灯条装置）2008香港理工大学潘智生可净化空气的环保路砖2009山东聊城华天航标制造有限公司李建华一种高分子量聚乙烯航标2010上海餐厨余垃圾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一种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新方法2011威海华东数控股有限公司刘传金BZM-650博格式轨道板专用数控磨床2012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卓胡谊、黄文川、詹芳瑜、龚纬轩、黄耀霆风大时免停机的风力发电系统2013没有颁发—2014浙江围海技术公司淤泥快速固结技术2015武汉盛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开关电源的单相低功耗费控智能电能表2016上海宝钢发展公司许慧华消防设备在线安全监测综合技术2017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张锐、秦建峰中大型监控转台转动系统及其运行控制方法技术方案

30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三　深化科研基础建设虽然澳门行政当局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强对科技培训、研究和转化方面的重视，但仍长期缺乏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方针，以致欠缺这个领域的专责部门。为促成科学的应用转化，推动澳门经济多元发展，行政当局在1998年成立咨询组织“科学、技术暨革新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具体权限，主要是对澳门本地区科技发展及现代化政策提出意见书，并就解决方案做出提议，同时设立与其职责有关的专责委员会，具体的支援和技术辅助由原澳门基金会负责。原澳门基金会在1999年7月26日向该委员会提交设立政府科研基金、实施尤里卡计划和澳门大学多项研究计划的意见书，为日后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推动科学技术奠定基础。澳门特区成立之时，正处于全球化的大潮当中，亟须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方面急起直追。借助澳门的平台优势，发挥内地科研的综合潜力，推动国家科学技术长远发展，此时已成为澳门社会的共识。2000年7月，立法会通过《科学技术纲要法》，为特区成立后第一部政策纲要法，指明日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澳门特区政府于2001年成立科技委员会，取代原科学、技术暨革新委员会，又于2004年成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由澳门特区政府及澳门基金会平均分担其2亿澳门元的启动资金。2005年10月，科学技术部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成立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协议》，并于2007年6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集中在科学技术普及以及中医药、节能及环保、电子及信息的技术与产业领域展开交流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包括在澳门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推动澳门科学技术研究人员进入国家科技计划专家库，以及实施联合资助两地合作研发项目。2010年11月，科学技术部批复同意澳门设立“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307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由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合办，与北京大学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并由澳门基金会和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实验室是国家首个为中医药领域而设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从事科研项目，推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促进澳门经济发展适度多元化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已出版学术专著21部，发表论文500余篇，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0多项。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由澳门大学设立，与复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以从事集成电路电子系统前沿研究为主，涵盖数据转换和信号处理、无线通信、生物医学工程、电力电子控制器芯片等领域，近年又集中力量，展开28纳米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的研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值得指出的是，在该实验室从事研究并取得世界级研究成果的人员大多为澳门本地居民。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已出版学术专著7部，发表论文300余篇，并取得接近30项发明专利。在推动澳门科研专家进入国家科技计划专家库方面，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先后在2009年和2011年共推荐14名人士入库。这些专家来自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和澳门科技大学，具备参加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以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的评审、验收和顾问工作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关于开展联合资助两地合作研发项目的协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谅解备忘录》先后在2015年和2016年签署，通过展开研发项目恒常性年度申请和批给机制，推动内地与澳门在研究与发展领域的合作，鼓励促进澳门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运用科学技术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相比内地与香港在2004年推出“粤港科技合作资助计划”，这两项联合资助机制的起点和层次更高，而且为2018年制定《关于鼓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中央财政科

30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组织实施的若干规定（试行）》提供实质的经验，解决科研经费在过去不能跨境运用的问题。除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推荐入库和联合资助之外，澳门在贡献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方面还体现在创办国际中医药学报（ChineseMedicine）以及合作设立其他类型的实验室。ChineseMedicine由澳门国际中医药学会创办，澳门基金会提供财政支持，并以澳门大学为学术平台，于2007年创刊，是第一本以英文出版、由世界一流专家学者担任评审的中医药学报，至今已获近20个国家主要学术文献库收录，其中包括国际权威期刊文献检索工具SCI-E（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学报备受国际学术界重视，有助于推动中医药知识国际化以及澳门大学的国际化，以至促进中医药的研究质量评价的整体提升。至于澳门科技大学在2014年联同中国科学院设立的“月球与行星科学实验室”，是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重点实验室的伙伴实验室，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的支持下，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研究课题，专事月球与行星的地形地貌、地质化学、物理过程、构造与演化、行星大气与空间环境、巨行星与系外行星、太阳系小天体领域的研究，并致力于建设平行计算系统，以进行月表雷达散射数值计算、月球海量资料处理与分析以及行星物理过程模拟等。而澳门大学则在2018年与广州中山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将针对生物无机与合成化学领域设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　代结语：改革开放的深化、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自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取得空前的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以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为手段，加快建

第五编　澳门的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309设创新型国家，强调科技创新在提升社会生产力和引领全面创新的作用。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和战略关键。2018年以来，国际关系形势格外复杂和多变，特别是一些经贸关系事件，凸显出经济的发展水准与核心科技的掌握水准相适应的必要性，以及中国要坚持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性。因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指明要提升澳门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确立澳门要建设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等，澳门特区政府通过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委员会制定了《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增强创新发展观念，形成合作创新网络”，“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产业与互联网融合”，以及“优化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宏观政策效力”等与科学技术有直接关系的发展战略，当中又以建设智慧城市为切入点，利用大数据技术在旅游、交通、医疗和公共行政领域完善城市治理和营商环境，并将培育中医药业、发展中医药产业链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路径之一。国家改革开放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使澳门本身的桥梁和平台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近30多年来，国家以及澳门的科学技术已从过去侧重外来技术的简单移植，发展至今天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科技转移与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的新局面。根据统计，1985~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来自澳门的发明申请314份，属职务发明者219份，当中企业发明150份、大专院校发明56份、科研单位和机关团体发明3份A；从1976年至今，于美国注册、发明者申报住址在澳门的发明专利共149份B；而在2001~2017年，澳门特区A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统计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统计年报2016》，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2017。BUnitedStatesPatentandTrademarkOffice,USPTOPatentFull-TextandImageDatabase,http://patft.uspto.gov/netahtml/PTO/search-bool.html.

31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政府经济局受理的发明专利注册申请共1462份。A深化改革开放为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指明方向，而澳门特区五年规划已为当地的经济适度多元化提供发展纲领和路线图。具体而言，澳门现有的重点实验室以中医药、集成电路和航天科技为研究方向，并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构建智慧城市，正契合国家对增强文化自信、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掌握前沿引领技术，以及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要求。随着澳门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能力越来越成熟，发展和掌握更多核心技术的空间将越来越广阔，这将使澳门在推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再上台阶方面，能进一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A参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局网站知识产权统计数据，http://www.economia.gov.mo。澳门社会变迁

第六编澳门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与澳门人口结构变化李嘉曾*A导读：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澳门人口社会结构中的受教育程度逐渐提升，地域结构则逐步向离岛扩散，同时也出现了人口规模扩大与人均自然资源短缺、老龄化与民生负担加重、职业简单化与人力资源需求加大、地域分布不均匀与城市建设需要调整等问题。改革开放对澳门人口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促进澳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内地劳务输出发展有利于澳门人才引进多元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老龄化趋势促进澳门的民生进一步完善。因应国家改革开放再出发和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形势，澳门应调整人力资源政策以扩大人口规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老龄化趋势，在力求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人口地域结构，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目标，积极培养和大力引进具有特定专业背景、掌握特殊技能、拥有特殊才干的人才。*李嘉曾，东南大学教授、创造工程与创造教育研究所所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与创造教育、社会发展研究、文化产业管理。

31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　人口结构概述“人口”通常指居住在一定地域的常住居民总数。人口结构是体现一定地域内社会不同群体的状态、特征与相互关系的重要指标，又称“人口构成”。人口结构的主要功能是反映特定地区、特定时间段人口的总体状况，以及人口总系统内部不同质的子系统的规定性及其相互关系。人口结构通常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相关，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一）人口结构的空间与时间特征人口是一定数量人的个体的总和，必然同居住地有关。因此，人口首先具有空间性。讨论人口和人口结构，可以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洲，甚至全世界；但也可以小到一个省、一座城市，甚至一个镇、一个村。总之，人口结构具有明显的空间性，应当根据调查研究的目的来规定进行人口讨论的地域范围。人口不仅与个体的生命有关，而且与人生活的时代特征、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口及其各组成部分的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人口结构也具有时间性。讨论人口与人口结构，应当同一定的时间（时间段）关联，否则就失去意义，也难以获得可靠和有效的结果。（二）人口结构的稳定性人的个体是人口的基本单元，人口和人口结构是以人的个体为基础的概念。由于几乎所有个体的生命周期要用“年”作为单位来进行衡量，绝大多数生命要持续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非瞬息就会消逝。因此，人口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能够反映一定空间范围在一定时间（时间段）内人口的基本属性。（三）人口结构的可变性人口也是一个动态概念。由人的生理特征所决定，每个个体总会经历出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15生、成长直至衰弱、死亡的过程。由人的社会性所决定，不管在哪个地域居住的人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甚至迁居外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人口的总体状况以及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因此，人口结构也具有明显的可变性。正是人口结构的各种变化，能够反映一定地域在不同时间内社会状况的变迁，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基于上述基本概念，本文重点关注在国家推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澳门这片土地上人口结构的基本特征、变化趋势及其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进而印证国家推行改革开放给澳门带来的蜕变。二　近40年来澳门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种类不同质的规定性、内部各组成部分存在多种关系的复杂系统。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可以考察人口结构的不同属性。“就其性质特征而言，人口结构类别可以归纳为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人口地域结构三大类。”对澳门人口结构的考察也从这三种类型着眼。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末，澳门特别行政区总人口为65.67万人，其中男性30.86万人，占人口总数的47%；女性人口34.81万人，占总数的53%。本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由于目前可收集到的澳门关于人口的统计资料有一部分始于1981年，本文讨论的澳门人口结构变化的时间段主要是1981~2017年的37年。（一）自然结构人口的自然结构是依据人口的生物学特征划分的结构，主要是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1．澳门人口的性别结构1978~2017年，澳门常住人口中男性与女性人口数量如表1所示。

31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11978~2017年澳门人口的性别结构单位：万人　　年份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男性人口11.9912.1112.3012.5913.1913.8314.3714.4014.8815.31女性人口11.3211.6211.8912.1712.9813.8614.5114.6615.2715.91年份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男性人口15.6416.1116.5617.6018.2618.8719.4819.9420.0020.26女性人口16.3316.9317.3918.7819.5420.1320.8821.5621.5221.68年份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男性人口20.4420.6220.7220.9321.1121.4622.1723.3525.0526.25女性人口22.0722.3422.4322.7022.9423.2124.1025.0725.9426.93年份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男性人口26.5625.5925.8526.8028.0329.5231.4031.7030.5530.70女性人口27.7527.7328.2128.9330.1731.2332.2232.9833.9434.61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人口估计、出生及死亡统计、结婚与离婚统计》提供的数据编制。表1罗列的数据显示，在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初5年间，澳门人口中男性人数大于女性人数。1983年是一个转折点，从那年开始直至近日，澳门人口中的女性人数始终大于男性人数，且近年呈现出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2．澳门人口的年龄结构关于人口的年龄结构，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现有的资料中自1990年后方有逐年连续的数据，此前只有第12次人口普查资料中提供的1981年数据。现用表2汇集如下。表2　1981年及1990~2017年澳门人口的年龄结构年份小于15岁15~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55~64岁65岁以上千人占比（%）千人占比（%）千人占比（%）千人占比（%）千人占比（%）千人占比（%）千人占比（%）198155.52359.524.647.619.720.88.621.28.818.47.618.77.7199083.424.653.415.780.023.657.717.022.56.620.15.922.46.61993100.425.753.313.780.220.675.919.532.08.220.95.327.37.0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17续表　　年份小于15岁15~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55~64岁65岁以上千人占比（%）千人占比（%）千人占比（%）千人占比（%）千人占比（%）千人占比（%）千人占比（%）1996106.925.756.713.777.918.884.520.339.79.620.95.028.66.91999102.623.958.913.771.216.693.121.752.812.320.94.930.17.0200288.520.169.815.965.314.888.020.069.415.726.86.132.77.4200577.816.188.118.270.814.689.018.485.417.637.87.835.37.3200870.513.095.917.787.516.197.217.9103.119.051.79.537.36.9201166.011.892.816.6101.418.290.316.299.717.966.211.940.97.3201472.611.478.912.4135.521.3103.416.3110.317.381.912.953.68.4201783.012.771.110.9131.420.1102.815.7101.715.694.214.468.910.5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按岁组统计之期末人口》及《第十二次人口普查——1981部分结果》提供的数据编制。表2数据显示，近40年来，澳门人口的年龄结构中24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而中老年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二）社会结构人口的社会结构用以描述人口的社会特征，通常包括阶级、民族、教育、文化、职业、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等方面。鉴于澳门微型社会的实际情况，本文只对澳门人口的教育文化与职业特征展开讨论。1．澳门人口的教育文化结构澳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者长期保持在一半以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程度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图1选取了2011年和2016年的数据，对人口的教育结构进行了对比。如图1所示，2011年澳门只受过初中以下教育者占总人口的57.2%，受过高中及高等教育者占42.8%；而到了5年后的2016年，初中以下学历者的比重下降到50.8%，而高中及高等教育学历者的比重上升到49.3%，两部分人群的比例已经接近相等了。

31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2．澳门人口的职业结构澳门由于人口规模较小，社会状况相对简单，职业门类并不齐全，因此不可能按照国际或国家的有关规范来进行分类。根据历史沿革，在进行职业统计时一般分为：①“政府官员、企业社团领导人”，②“专业人员”，③“技术员及专业辅助人员”，④“文员”，⑤“服务及销售人员”，⑥“工匠及手工艺工人”，⑦“机器操作人员”，⑧“非技术工人”等主要类型，⑨其他职业。表3与图2显示了2016年澳门人口的职业结构，可见“文员”与“服务及销售人员”的数量在澳门的职业人员中最多，分别占到总人口的1/4和1/5强。表3　澳门2016年的人口职业结构职业类型123456789人数（千）27.116.842.3102.582.032.616.468.91.2比重（%）7.04.310.926.321.08.44.217.70.3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统计年鉴2016》有关数据编制。（三）地域结构地域结构是依据人口居住地进行划分的结构类型，通常包括自然地理结图1　2011年与2016年澳门人口教育结构对比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19图2　2016年澳门人口职业结构构与行政区域结构两种类型。澳门地域狭小，自然地理结构比较简单，只能分出澳门半岛和离岛两个单元。又因澳门的行政区划是在地理单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的，所以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讨论澳门人口的地域结构。表4　1981~2017年澳门人口的地域结构单位：千人　　年份人口总数澳门半岛离岛水域1区2区3区4区5区合计氹仔路环合计合计1981261.882.822.041.229.862.8238.65.64.29.813.41991355.7108.732.645.829.2126.2342.57.23.110.32.82001435.2104.226.942.834.2180.5388.641.82.944.71.92011552.5122.831.848.846.8218.7468.978.54.382.80.72016650.8137.233.354.250.0245.4520.1102.826.9129.71.02017653.1137.233.354.249.4246.6520.7104.726.7131.4—注：1区为花王堂区，2区为望德堂区，3区为风顺堂区，4区为大堂区，5区为花地玛堂区。由于进位的关系，各分项之和与总数可能有差异。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1981~2016年历次人口普查及2017年人口估计结果数据汇编。

32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4中数据显示，近40年来，澳门人口总数不断增加，各行政区域的人口亦然。但离岛的人口增速远大于澳门半岛，其中37年间氹仔人口增加17.7倍，路环人口增加5.4倍；澳门半岛人口总数仅增加1.5倍，其中增幅最大的花地玛堂区，人口增加近4倍，其余各区的增幅依次为：大堂区（0.7倍）、花王堂区（0.7倍）、望德堂区（0.8倍）、风顺堂区（0.6倍）。三　人口结构变化的社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人口的规模、组成以及系统内部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多种影响。就澳门而言，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人口规模扩大与人均资源短缺澳门人口结构的首要变化是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40年来，澳门的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不足25万人，迅速上升至近年的65万余人，现有人口约为40年前的2.6倍。其间作为澳门主要自然资源的土地面积虽因填海等因素阶段性地略有增长，但人均土地面积则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2017年人均土地面积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水平，详见表5及图3。表5　40年来澳门人口总数与人均土地面积对比年份197719821987199219972002200720122017人口（万人）—26.1731.2237.841.9444.0553.1858.2065.31人均土地面积（平方米）64.7459.2954.2049.0950.8360.8354.9051.3747.16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历年《统计年鉴》有关数据编制。表5及图3清楚地显示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澳门居民分享的土地资源日渐减少，两者大致上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他自然资源（如水域面积、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21图3　40年来澳门人口与人均土地面积变化趋势对比图绿地面积等）和公共资源（如道路面积、病床数、公共图书册数等）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二）老龄化与民生负担加重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一个地区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老人占到7%，这个地区便可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文表2的数据表明，澳门在回归祖国前夕即已经在老龄化社会门前徘徊，1999年回归祖国之后，则基本上持续进入老龄化社会（仅有个别年份例外）。由于特区对长者实施由政府财政支撑的特殊优惠政策，随着本澳社会老龄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特区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也不断增加。65岁以上可领取敬老金的人数逐年增加就是例证。表6　21世纪头10年澳门领取敬老金的人数对比单位：人　　年份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总人数43741478745243957142622426731972062≥85岁—183620112235241124942607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11~2016年《统计年鉴》有关数据编制。

32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三）职业简单化与人力资源需求上文介绍了澳门人口的职业结构，表3与图2反映了澳门人口职业结构的简单化现象。澳门劳动者选择的职业总共只有近十个大门类，而且将近一半的人（47.3%）集中在“文员”和“服务及销售人员”两个门类之中。一定的职业总是依托一定的产业而存在的，可以将职业视为产业的人格化表现。因此，澳门人口职业结构简单化现象的根源在于产业结构的单调。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中，共列举了农林、水利、煤炭、电力、钢铁、冶金、机械、信息产业、医药、轻工、纺织、烟草、金融、旅游、商贸等40多个大类、上千种产业门类，分别予以鼓励、限制或淘汰。对照这一国家规范，我们发现澳门仅有其中七八个大类的20多个小门类。由这样的产业基础所决定，澳门本地劳动者的职业取向简单化在所难免。也正因为如此，澳门对外来人力资源的需求才显得格外迫切。（四）地域分布不均衡性与城市建设澳门人口的地域结构明显地受到社会历史发展沿革的影响，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本澳居民主要居住在澳门半岛境内，而且在北部和西部与珠海接壤或隔河相望的花地玛堂区、花王堂区、风顺堂区尤为集中。离开边界稍远的其他堂区人口便相对较少。而在1999年回归祖国以前，特别是2002年赌权开放以前，两个离岛（尤其是路环岛）长期人烟稀少。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赌权开放和离岛开发的深入，氹仔和路环岛的人口不断增加。然而，尚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地域分布的不均衡状态。表7统计了进入21世纪以来澳门人口最集中的花王堂区、花地玛堂区和风顺堂区合计人口数及其在澳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23表7　21世纪以来澳门人口在花王堂区、花地玛堂区和风顺堂三个堂区的集中状况年份2001201120162017三个堂区人口总数（万人）32.7539.0343.6843.80澳门人口总数（万人）43.5255.2565.0865.31三个堂区人口占总人口比例（%）75.2570.6467.1167.06资料来源：根据本文表4数据计算编制。表7数字显示，在澳门回归祖国之初，约有3/4的人口集中居住在花王堂、花地玛堂和风顺堂三个堂区，至2011年时这个比例略降至七成，到了最近两年，居住在三个堂区的人口比例更有所下降，但仍占澳门人口总数的2/3。地域结构不均衡的这一状态给城市面貌造成深刻影响，致使澳门旧城改造的痼疾积重难返，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城市建设的后腿。四　改革开放与澳门人口结构的关系澳门人口结构是历史的产物，之所以发展至今日的状况，既受内因制约，又受外因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内地改革开放40年对澳门人口结构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经济高速发展与人口规模扩大改革开放40年的最显著成效，是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伴随着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主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特别行政区也产生了强劲的辐射作用，澳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就得益于内地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随着内地经济的迅猛发展，澳门的经济建设也高速增长。从内地来澳门就业的人数逐年增加，在澳门就业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逐年上升。在澳门持续逗留6个月以上的外来雇员被视为本地居民加入人口统计总数，因此就造成了经济建设—外来雇员—人口总量同步增长的态势。21世纪头10年以

32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来的情况尤其具有代表性。表8显示了最近7年来的统计资料，很好地印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对澳门人口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表8　2011~2017年来自内地的雇员人数及其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年份来自内地的雇员（万人）就业人口总数（万人）内地雇员比重（%）20115.5432.7616.920126.6834.3219.520138.7136.1024.1201411.0738.8128.5201511.6439.6529.4201611.3438.9729.1201711.3237.9829.8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统计月刊》有关数据编制。（二）改革开放深入与引进人才多元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内地对外（国外与境外）劳务输出迅速发展，“主要是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这两个渠道进行和展开的”。A对外劳务合作的重要形式是外派劳务人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派劳务人员的主要目的地集中在中东地区，海湾战争以后逐渐向亚洲各地转移，其中尤以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为主，数量和类型也逐渐增加。正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形势下，内地进入澳门的外劳无论是人数还是专业门类，都与时剧增，促进了澳门引进人才的多元化。澳门人才市场的招聘情况印证了上述观点。仅以澳门目前正常运作的多个招聘网站之一为例。2018年7月初的“澳门人才就业网”的招聘信息显示，有地产、金融、酒店、会展、物业、汽车、电器、IT、食品、化妆品、医疗、教育、电商、传媒等多个行业，招聘高级工程师、建筑师、技术员、文员、A尹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发展研究》，《人口学刊》2009年第1期，第27~32页。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25秘书、行政主任、营销顾问、接待员、驻场经理、工程助理、会计、公关、教师、司机、翻译等多种职位的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入，便没有澳门引进人才的多元化。（三）民生完善与社会老龄化改革开放的一个显著效果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攀升，民生也得以显著改善。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猛增到2017年的827000亿元，40年间增长了200多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断增加，2017年时已达到25974元，世界排名也提升至第72位。A随着国家主体的经济腾飞，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建设同样突飞猛进。由于特区政府始终将关注民生作为首要的施政理念，在经济总量逐年递增的同时，广大市民的收入不断攀升，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澳门的民生状况几乎可以用“完善”二字来加以形容了。长者在澳门尤其受到高度关注与悉心照顾。“一位65岁以上的普通澳门永久居民，在2013年可以从政府领取的津贴计有：每月3000元标准的13个月养老金共3.9万元，敬老金7000元，现金分享9000元，个人公积金7000元，以上各项共计6.2万元。对于一位不必为住房、医疗以及子孙教育操心的长者而言，每月5000多元的额外收入足够零花了。”B正由于长者在澳门无后顾之忧且得以幸福地安度晚年，澳门人的健康状况良好，人均寿命逐渐增加，这也是澳门进入老年社会且长期保持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五　澳门人口结构的未来展望与对策由澳门人口的现状、变化以及改革开放的影响所决定，可以对澳门人口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展望，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A《40年，改革开放与我们的生活》，百家号，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4869150210996453&wfr，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日。B李嘉曾：《越走越稳，越走越好——澳门回归十五周年的观察与思考》，《群言》2015年第2期。

32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人口规模与人力资源政策澳门的人口总量一直在增长，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澳门人口达到怎样的规模才比较合适？探索这个问题需要跳出特区自身的小天地，放眼国家战略的宏观背景来从长计议。仅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2017年7月1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证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广东、香港、澳门三地政府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正式做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部署。《框架协议》中明确规定了粤港澳深化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的目标：“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A可见国家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定位于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高水平上。为了有效地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珠江下游和珠江口地区责任重大。“理想的目标是北面的广州、珠江口东岸的香港─深圳、珠江口西岸的澳门─珠海（─中山）形成核心三角，再向外辐射扩展。可是现有的广州─港深─澳珠三角形是不均衡、不协调的。就人口而言，广州已有1450万人，香港和深圳共计1994万人，而澳门珠海仅有242万人，即使加上中山，也只有568万人，远不及北边的广州和东边的香港和深圳。在国内生产总值上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这一情况造成了粤港澳核心地区的不稳定现象，就像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两条腿长，另一条腿特别短，这样的桌子是不可能放平稳的。”B因此，为了承担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职责，澳门应当想方设法增加人口总量。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主要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大力鼓励生育；二是大量引进人口。一方面，针对澳门生育率比较低的状况，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奖励生育，在促成多生多育风尚的同时，从法律和政策上保证多A《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网，http://www.pprd.org.cn/fzgk/hzgh/201707/t20170704_460601.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0日。B李嘉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澳门人口政策》，《九鼎》月刊2018年第7期。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27生育的权益并使之得到优惠。另一方面，可以敞开引进外来人口的大门，制定特殊的法律和政策，通过多种渠道引进多层次、多规格的人才。只有在人口总量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澳门才有可能迅速增强整体实力，顺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区的均衡与协调发展。（二）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政策与人口总量持续增长的趋势同步，澳门社会老龄化的趋势也不可逆转。上文表2罗列了近40年来澳门人口年龄结构的有关数字，显示了澳门社会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长期保持这种状态，近年甚至出现了老年人口比重较快增长的变化趋势。老龄化现象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根据统计资料和预测，“澳门的年龄中位数在2011年是36.6岁，到了2036年将上升至42.3岁。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例也将迅速上升，从2011年平均每百名澳门居民抚养9.1位老人，急剧上升为2036年时每百人抚养31.2人，相当于每3位成年人就要抚养一位老人”。A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更需要特区政府承担责任，认真对待，从体制和政策的层面予以妥善解决。澳门特区政府在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设法解决老龄化问题方面确实尽力而为且有所成效。《2014财政年度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报告》中对此即有详尽叙述：“‘敬老护老’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特区政府关怀长者的晚年生活。今年（2013年）已完成把敬老金与养老金合并的研究工作，正展开相关的制度安排，以便简化程序。此外，明年将制订养老保障体系的政策框架，以及2016~2025年‘长者服务发展十年行动计划’，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养老保障。”B此后数年间，特区政府在敬老安老方面采取了众多的措施，如新建和加快扩建安老院舍、增强家庭和社区对长者的关怀、在公立医院A李嘉曾：《澳门人口预测与对策刍议》，《澳门日报》2012年11月14日，第F2版。B《2014财政年度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报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网，http://www.gee.gov.mo/downloads/cn2014-policy.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0日。

32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开设老人科等。2016年4月公布“2016至2025年长者服务十年行动计划”后，成立了由社会文化司司长任组长、13个公共部门组成的“养老保障机制跨部门策导小组”，遵循“医社服务、权益保障、社会参与、生活环境”四大范畴政策框架，积极推行上述“行动计划”中的421项短、中、长期措施。“总之，无论从制度上、政策上还是措施上来看，都能体现澳门特区政府对长者的关爱，老年人口在澳门能够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A过往的成功经验对今后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三）区域协同发展与地域结构调整澳门人口的地域结构是历史传统与社会变迁的产物，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澳门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同样取得长足进步，人口的地域结构也随之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离岛的人口显著增加，在澳门人口总量中占有的比例逐渐增大。表9收集了近40年来澳门半岛与离岛人口数量的对比数据。表9澳门半岛与离岛人口数量对比单位：万人，%　　年份澳门全区人口总数澳门半岛氹仔与路环人口数量所占比例人口数量所占比例198126.1823.8691.130.983.74199135.5734.2596.281.032.89200143.5238.8689.294.4710.27201155.2546.8984.888.2814.99201765.3152.0779.7213.1420.11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1981~2011年历次人口普查及2017年人口估计结果数据汇编。A李嘉曾：《澳门人口：现状、问题与对策》，载吴志良、郝雨凡主编《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58~277页。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29表9的数据显示，氹仔与路环两个离岛的人口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初只占本澳人口总数的不到3%，剧增至2017年的20%以上。这一过程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澳门经济发展、离岛开发程度加深而发生的。展望未来，澳门应当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区域合作的进程中进一步调整人口地域结构，使之更加均衡合理，适应粤港澳协同发展的新形势。在2017年7月1日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中，规定了三方的合作原则，第二条即为“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其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政策和规划协调对接，推动粤港澳间双向合作，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使合作成果惠及各方”。A根据这一精神，澳门尤其要认真考虑获得85平方公里海域管理权、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以及邻区横琴岛的开发态势等因素，将氹仔、路环两个离岛的深度开发与开放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要制定合理的政策，采取必要的措施，进一步增加离岛人口，调整人口地域结构，将经济建设的重心逐步向离岛转移，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四）国家发展大局与社会结构改善最近几年，国家主体对澳门和香港两个特别行政区提出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要求。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一提法可以视为国家主体对特别行政区未来发展的期望与要求，澳门应当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为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指导方针，在人口政策领域同样如此。“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对国家和对澳门都有利的双赢好事。这样做不仅能使澳门配合中央政府的战略部署，为国家主体的发展大局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且能使澳门更好地分享祖国发展带来的红利，促进本地的经济建设和A《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网，http://www.pprd.org.cn/fzgk/hzgh/201707/t20170704_460601.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0日。

33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社会发展，更有利于保持自身的长期繁荣稳定。”A从双赢的思路出发，澳门理当在兼顾自身发展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人口的社会结构，使之更趋合理化与增强优越性。从总体上看，澳门的人口结构要朝以下几个方向努力：阶级结构、民族结构趋向多元化，以促进社会和谐，在更大程度上调动全体市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教育结构要努力提高市民的受教育层次，通过大力引进高学历人才、推广继续教育等措施，减少低学历人数，增加受过高等教育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文化结构要保留和巩固多元文化特色，结合“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培养更多的多元文化人才；职业结构要在进一步多元化的基础上，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积极培养和大力引进具有特定专业背景、掌握特殊技能、拥有特殊才干的人才。总之，澳门人口结构的现状既是澳门本土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又受到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刻影响。为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跟随改革开放的潮流奋勇前进，澳门理当审时度势，调整优化人口结构，在进一步促进自身的经济建设与社会繁荣的同时，也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做出应有的贡献。A李嘉曾：《关于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思考》，《澳门日报》2017年11月15日，第E06版。

改革开放以来澳门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特点林广志娄世艳*导读：　从改革开放到回归祖国，从澳葡政府到特区政府，澳门职业认定与分类以及相关收入数据逐步得到统计和完善。以此观察，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尤其是“赌权开放”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由以制造业为主转向博彩业“一业独大”，澳门就业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社会中层比例降低、社会中偏低和低层比例提高，总体上形成社会中层比例偏低而社会低层比例偏高的社会结构。具体而言，本地居民就业人口中的社会中高层占比高于常住人口，而低层占比低于常住人口；教育水平与职业决定的社会阶层总体一致，但社会制度和技能状况也影响到部分就业人口所处的阶层。面向未来，应从区域合作、产业升级、引进外劳、社会公平和教育培训等方面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均衡和谐发展。中国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初，澳门正经历开埠以来的第二次经济转型，即由传统手工业主导走向以出口加工业、博彩业、金融保险和建筑地产*林广志，历史学博士，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澳门经济史；娄世艳，经济学博士，澳门城市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

33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业四大支柱产业为主。20世纪90年代起，澳门又完成了第三次经济转型，即产业结构由出口加工业转向以旅游博彩业为主。A2002年的“赌权开放”和2003年内地部分省市实施的“自由行”政策促进了旅游博彩业的迅速发展，最终形成博彩业“一业独大”的经济格局。上述转型带来澳门经济的快速增长，“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均迎头赶上”。B澳门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82年的468.97亿澳门元，增加至1995年的1118.11亿澳门元，随后逐年下滑至1999年的1034.57亿澳门元；回归以来则迅速上升，2013年达到最高值4717.29亿澳门元，2016年则下滑至3622.65亿澳门元。同期，澳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亦在波动中迅速提升，从1982年的184145澳门元增加至2013年的793155澳门元，增加了3.3倍。随着经济的发展，澳门就业人口的收入也水涨船高，1996年就业人口的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为4914澳门元，2006年增加至7000澳门元，2016年则进一步增加至15000澳门元，20年间增加了2.05倍。C经济结构的变动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合理演进同样是现代社会保持公平、高效运作的重要条件”。D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澳门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特点，以及引起此种变化的若干原因，对观察澳门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一　澳门社会结构的变化国内外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社会结构尚无确切的、统一的定义。从广义上讲，所谓社会结构，可以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多方面的结构状况；从狭义上讲，社会结构主要是指社会阶层结构。A柳智毅：《澳门中产阶层的崛起及其面临的挑战》，《澳门研究》2011年第3期。B杨允中：《“中产阶级”化──现代社会结构的一大特点》，《澳门研究》1998年第7期。C资料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D杨允中：《“中产阶级”化──现代社会结构的一大特点》，《澳门研究》1998年第7期。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33为方便叙述，本文采取社会结构的狭义界定。但如何划分社会阶层，学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职业、教育、收入和消费等是最常用的划分要素。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描述数十年来澳门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特点及其未来变化趋势，鉴于此目的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职业作为阶层划分的主要因素，而职业排序则以收入为标准，并且简要探讨教育与以职业为标准的社会阶层划分结果的关系。为了防止将收入差别很小的两个职业划分到不同的阶层，本文并未按照总体月工作收入中位数的固定比例作为划分标准A，而是尽量将收入相近的职业划到同一阶层，以尽量体现“阶层”作为一个群体的概念。如果以职业作为阶层划分的参考因素，可以看到，受相关因素的影响，从澳葡政府到特区政府，有关职业的认定与分类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澳葡政府有关职业的分类和统计不甚清晰。1980年，《澳门统计年鉴》所载就业人员职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及其分类十分繁杂，而且残缺不全，“若干种职业之数字并不完全，例如教师、翻译、导游、新闻从业员及其他”。B至20世纪90年代，相关统计才渐渐完善，至1996年采纳了当前的分类方法。之前虽有职业构成数据，但是分类方法不同而又缺乏收入数据，无法取用。从1996年的数据来看，澳门有就业人口19.38万人，其中，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占5.52%，专业人员占2.43%，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占7.07%，文员占17.03%，服务及销售人员占21.05%，渔农业熟练工作者占0.67%，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占13.62%，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占14.60%，非技术工人占17.96％。C占比最高的为服务及销售人员，显示了澳门社会阶层的某些本质性特征。至2001年，特区政府有关职业的分类和统计逐步清晰起来，较为完整的分职业的月收入中位数数据的整理为分析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方便。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01~2017年总体上就业人口月收入中位A例如，以相对收入作为划分中产阶层的标准的研究中，较多学者使用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即人均收入中位数的0.75倍和1.25倍之间为中产阶层。但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个体数据，收入是其划分标准。而本文是基于职业进行划分的，收入只是作为某职业相对位置的参考标准。B《澳门统计年鉴1980》，澳葡政府澳门统计厅，1981，第190页。C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官网，http：//www.dsec.gov.mo/。

33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数以及各职业的相对收入，可以初步显示各职业的相对地位及其变化。设以当年收入最低的职业之月收入中位数为1，其他职业的相对收入则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2005年及以前，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等职业的月收入中位数最低，而2005年之后，非技术工人的月收入中位数最低；月收入中位数最高的职业是专业人员以及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提供博彩投注服务的荷官、筹码兑换员（以下简称“荷官、筹码兑换员”）等文员比其他文员的收入高；2007年之前职业收入差距基本呈现缩小趋势，而之后则出现扩大趋势。表1　2001~2017年澳门就业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数及职业收入差异年份全部就业人口月收入中位数（澳门元）相对收入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专业人员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文员＃荷官、筹码兑换员等服务及销售人员渔农业熟练工作者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非技术工人200146584.246.573.482.21—1.702.021.511.001.15200246724.535.753.452.26—1.681.711.471.001.12200348014.365.193.382.16—1.581.581.601.001.08200451674.184.883.172.25—1.541.511.621.001.06200557734.504.593.022.41—1.511.681.811.001.07200670003.754.503.002.503.001.501.251.881.081.00200780004.444.002.672.672.891.331.331.781.511.00200880004.674.893.332.893.111.511.222.221.221.00200985004.445.113.332.673.001.561.562.021.331.00201090004.894.893.332.673.111.561.582.111.781.002011100005.204.803.002.603.001.601.502.001.801.002012113005.564.523.332.592.961.571.392.171.851.002013120005.265.263.512.632.981.58─2.112.111.002014133005.005.003.332.673.001.67─2.002.171.002015150005.835.553.833.003.171.67─2.172.331.002016150004.485.973.582.692.991.64─2.242.091.002017150005.085.713.973.023.171.75─2.382.381.00注：“─”表示无数据。“#”表示荷官、筹码兑换员等属于“文员”。资料来源：全部就业人口月收入中位数数据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其他数据为笔者计算得出。计算方法：某职业月收入中位数/当年收入最低的职业之月收入中位数。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35如表2所示，2001年总体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为4658澳门元，中位数最接近该值的职业是服务、销售及同类工作人员，与该值接近的文员、渔农业熟练工作者、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等职业均可看作社会中层；而专业人员，立法机关成员、公共行政高级官员、社团领导人员、企业领导人员及经理等为社会高层，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为社会中偏高层，非技术工人属于中偏低层，而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为社会低层。表2　2001年分职业月工作收入中位数单位：澳门元　　职业月工作收入中位数总体4658专业人员18158立法机关成员、公共行政高级官员、社团领导人员、企业领导人员及经理11715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9607文员6092渔农业熟练工作者5584服务、销售及同类工作人员4682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4176非技术工人3175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2762资料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按照当年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从低到高排列，各职业就业人口占比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社会中层大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50.93%），中高层呈塔尖状，中偏高层和高层共占16.71%，中偏低层和低层约占32.36%。2017年总体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为15000澳门元，其中，专业人员和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这两个社会高层的月工作收入中位数都在30000澳门元以上；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依然可被划分为中偏高收入阶层；文员（含荷官、筹码兑换员等），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和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属于社会中层；服务及销售人员为中偏低阶层；而非技术工人属于低收入阶层（见表3）。

33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3　2017年分职业月工作收入中位数单位：澳门元　　职业月工作收入中位数总体15000专业人员36000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32000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25000文员19000＃荷官、筹码兑换员等20000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15000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15000服务及销售人员11000非技术工人6300资料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同样按照当年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从低到高排列，各职业就业人口占比即社会阶层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文员作为社会中层的典型代表，其数量占就业人口的26.96%。另外两个隶属社会中层的职业——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以及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从业人员数量很少。总体上，图1　2001年就业人口阶层结构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提供的就业人口数量计算得出。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37社会中层比例为38.38%，低于2001年。由专业人员，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以及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组成的社会中高层呈塔尖状，共占22.4%，社会中偏低层为服务及销售人员，约占21.48%，社会低层为非技术工人，约占17.48%。社会中偏低层和社会低层比例提高。以上分析基于常住人口数据。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于2008年起提供的本地居民就业人口数据，2008~2017年，本地就业居民中，收入最高的是专业人员或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收入最低的一直是非技术工人，其他职业的相对收入基本保持稳定，因此，各职业从业人员所属社会阶层基本保持稳定。2017年，本地居民就业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为19000澳门元，比常住人口高4000澳门元；收入最低的职业为非技术工人，月收入中位数为10000澳门元，比常住人口高3700澳门元；收入最高的为技术人员，其月收入中位数比常住人口高1500澳门元，是非技术人员的3.75倍。从表4可以看出，由专业人员，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以及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组成的社会中偏高层和高层呈塔尖状，2008年和2017年各占17.32%和26.84%。文员，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为社会中层，2008年和2017年分别占图2　2017年就业人口阶层结构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提供的就业人口数量计算得出。

33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44.68%和45.54%。服务及销售人员可以看作社会中偏低层，2008年和2017年分别占21.70%和19.35%。非技术工人为社会低层，两年中的占比分别为15.96%和8.06%。可见，社会中高层占比提高，而社会低层占比降低。表4　2008年和2017年澳门本地居民就业人口职业分布单位：%　　职业（2017年就业人口月收入中位数，澳门元）2008年2017年专业人员（37500）3.705.63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33000）4.517.31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25000）9.1113.90文员（19000）29.6634.18＃荷官、筹码兑换员等（20000）14.8516.80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16000）9.116.13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15000）5.915.23服务及销售人员（13500）21.7019.35非技术工人（10000）15.968.06总体（19000）100100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二　澳门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以职业为基础研究社会阶层结构是大部分学者所采取的做法，A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其特点在于产业结构单一，一些职业缺失或者一些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少，导致社会阶层的不完整性。例如，渔农业熟练工作者作为社会中层的一部分，2001年就业人口数占比仅为0.62%，而2017年则因其从业人员数量太少而不再单独统计。这在一定程度A参见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20卷第7期；张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问题研究综述》，《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39上形成了较为独特的社会阶层结构。透过上述数据分析，从职业结构上看，澳门总体上是一种社会低层人口偏多、中高层人口相对较少，但基本符合“橄榄形”的社会结构。遗憾的是，由于未能获得就业人口收入的微观数据，不能进行进一步分析。以收入为标准来衡量具体职业所处的社会阶层，其合理性在于，经济资源的可获得性是划分阶层的重要标准。A依据该标准，处于最顶层的为专业人员。但是如果按照其他资源，例如权力、社会关系、身份地位等的获得性，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才是真正的社会顶层。综合而言，从收入来看，专业人员和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属于社会高层，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属于社会中偏高层；文员、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和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属于社会中层；服务及销售人员属于中偏低层；而非技术工人属于社会低层。（一）基本特征上文的分析结果显示，2001~2017年，澳门的社会结构有所变化：第一，中偏高层和高收入阶层的比例提高，其中，高收入的两个职业就业人口占比提高了3.12个百分点；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占比提高了2.57个百分点；第二，中等收入阶层中各职业变化不同，其中文员大幅增加，增幅达8.76个百分点，而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和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分别下降了5.04个百分点和10.44个百分点，总体上是中等收入阶层占比降低；第三，中偏低层和低收入阶层占比提高；第四，部分职业及其相对收入发生变化。例如，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和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的相对收入提高，而服务、销售及同类工作人员和非技术工人相对收入下降。无论是2001年还是2017年，总体上澳门的社会结构较为接近，被认为A张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问题研究综述》，《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

34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是理想的“橄榄形”，但是，还存在大量的低收入就业人口，例如，服务及销售人员和非技术工人，因此，澳门的所谓“橄榄形”，其底层及社会低层人口占比较高。澳门本地就业居民的社会结构与常住就业人口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本地就业居民的职业间收入差距小于常住人口。从2008年到2017年，本地居民中的社会中层和社会高层比重都上升了，而包括服务及销售人员和非技术工人在内的社会中偏低层和低层就业人口比重都下降了。可见，本地居民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社会结构得到优化。2017年的数据显示，与常住人口相比，澳门本地居民中社会中层和高层的比例都较高，而社会中偏低层和低层的比例都较低，尤其是非技术工人，前者比后者低9.42%。可见，第一，澳门引入了大量外劳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第二，即便是相同职业，外劳的收入也低于本地就业居民；第三，外劳主要是补充本地居民不愿从事、低收入、低社会地位的职位。（二）教育、职业与社会阶层鉴于常住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在分析原因时，可以常住人口为主要分析对象。由于澳葡政府实行“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而回归前澳门的经济较为落后，所以回归时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偏低。“赌权开放”后，受到赌业高工资、低学历的吸引，不少青少年为去赌场工作而辍学。近十年左右，特区政府重视教育的投入，澳门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2001年，澳门就业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例仅为12.34%，高达70%以上的就业人口为初中以下学历。2017年，就业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文凭者的比重提高至35.52%，高于其他任何学历层次的就业人口占比（见表5）。但是，前文以职业为标准进行的分析结果显示，社会高层的增长速度远远没有这么快。也就是说，受到产业性质、经济结构的影响，随着社会总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具有高等教育学历并不意味着高收入，也不意味着会成为社会高层。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41表5　2001年总体和2017年分职业就业人口学历构成及平均教育年限单位：%，年　　年份/职业总数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其他平均教育年限200110027.7232.4617.0112.3410.478.91201710011.6920.5929.7035.522.5011.88专业人员1000.000.532.1497.330.0015.88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1003.709.8823.0562.960.4113.96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1002.857.6020.1969.120.2414.34文员1006.2522.2734.2836.620.5912.37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10022.2633.9430.299.124.389.62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10025.6331.8830.636.884.389.31服务及销售人员10014.7122.6734.4425.252.9411.18非技术工人10020.1825.0032.5315.816.4810.09其他10030.0010.0030.0010.0020.008.50注：按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位次排序（除“其他”）。计算平均教育年限时，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别按照6年、9年、12年和16年赋值，“其他”按3年计算（统计数据中代替“从未入学”“学前教育”等）。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当然，按照职业划分的阶层与学历高度正相关，总体而言，学历越高，进入社会中高层的概率越高。例如，专业人员的收入最高，其教育水平也最高，平均教育年限高达15.88年，其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就业者占比高达97.33%。当然也有不相符的方面，例如，与收入水平相比，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以及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三个职业就业人口的教育水平偏低。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澳门的法律制度和就业人口的专业技能。长期以来，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公务员收入水平普遍较高；同时，立法议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等职业类别对个人能力的要求高于对学历的要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该职业的确具有较高的权力和社会关系，并帮助这些从业人员获得更

34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高的收入。而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和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具有特殊的专业技能，其收入水平相应得到提高。A（三）行业、职业与社会阶层职业的转变，并由此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变化，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关系密切。回归以来，尤其是“赌权开放”以来，澳门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2001年澳门以制造业为主，该行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为21.76%。其他主要产业包括批发及零售业、酒店及饮食业和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赌权开放”以来，澳门的制造业比重连年下滑，到2017年，其比重仅为1.71%，大约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博彩业的比重则迅速上升，从2001年的10.93%上升至2017年的24.30%，上升了13.37个百分点，并逐步形成博彩业“一业独大”的产业结构。另外，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下降了5.27个百分点，运输、仓储及通讯业和批发及零售业就业人口的占比也有所下降，而家务工作和酒店及饮食业获得较好发展，其他行业保持相对稳定（见表6）。表6　2001年与2017年各行业就业人口占比单位：%　　行业（2017年月工作收入中位数，澳门元）2001年2017年2001~2017年变化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务（37400）7.907.56-0.35水电及气体生产供应业（29000）0.490.29-0.20教育（25000）4.004.480.48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21000）2.493.400.91金融业（20000）2.982.980.00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19000）10.9324.3013.38运输、仓储及通讯业（15300）7.175.03-2.14建筑业（15000）8.348.610.27批发及零售业（13000）14.8812.06-2.82A缺乏“其他”职业的收入数据，故暂不考虑。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43续表　　行业（2017年月工作收入中位数，澳门元）2001年2017年2001~2017年变化制造业（12000）21.761.71-20.04酒店及饮食业（10000）11.0714.383.30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10000）5.270.00-5.27家务工作（4000）2.397.064.67其他0.340.16-0.18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相关数据计算得出。表6为按2017年行业收入从高到低排列，2001年与2017年各行业的就业人口占比。可以看出，收入最高的行业是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务，2017年月收入中位数高达37400澳门元；紧随其后的水电及气体生产供应业和教育业可看作高收入行业，而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金融业和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可看作中偏高收入行业，运输、仓储及通讯业和建筑业可看作中等收入行业，批发及零售业和制造业为中偏低收入行业，而酒店及饮食业、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和家务工作属于低收入行业。仅从数据上看，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很大，收入最高的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务业的月收入中位数是收入最低的家务工作的9.35倍。由于未能获得2001年和2017年各行业的职业结构数据，本文以2016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见表7），且可得出初步结论。第一，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中荷官、筹码兑换员的比例高达60%，博彩业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加了此类文员的数量。而荷官、筹码兑换员的收入水平高于其他文员。因此，在增加文员数量的同时，也提高了文员的收入水平，即博彩业的发展增加了社会中层的数量。第二，制造业衰落导致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以及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数量的大幅降低，从而降低了社会中层人员的比例。第三，教育和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业的发展，增加了专业人员这一社会高层人员的数量，以及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这一中偏高层人员的数量。第四，建筑业、酒店及饮食业、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特别是家务工作等行业，存在大量的非技能劳动力，这是导致当前澳门社会低层比重依然偏高的主要原因。

34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72016年各行业的职业结构单位：%　　行业总数立法议员、政府官员、社团领导人、企业领导及经理专业人员技术员及辅助专业人员文员服务、销售及同类工作人员渔农业熟练工作者工业工匠及手工艺工人机台、机器操作员、司机及装配员非技术工人总数1007.774.2412.0725.4021.160.538.303.9316.60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务1003.8511.9031.0014.8726.840.851.303.046.36水电及气体生产供应业及其他1008.3513.6220.1526.180.560.0022.664.653.83教育1003.3130.2042.3513.531.720.120.570.467.74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1001.4817.2645.507.8117.180.050.521.418.78金融业10022.031.2727.6044.931.660.000.210.731.58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1005.341.155.5460.1115.750.422.052.367.28运输、仓储及通讯业1009.622.008.6721.428.060.003.5037.589.16建筑业1007.115.284.986.670.480.0058.371.6915.41批发及零售业10012.490.937.9015.0751.650.024.242.595.11制造业10016.444.8010.1919.6013.590.1117.798.069.43酒店及饮食业10010.420.484.8415.3246.130.233.691.2917.59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10011.254.9821.4516.4016.620.081.850.8026.57农业、捕鱼业及采矿工业1002.920.379.922.410.4257.601.4817.936.95家务工作1000.000.001.550.080.910.000.001.7195.76资料来源：《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17。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45三　澳门社会结构发展的趋势与建议产业性质、经济结构是决定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因素。在国家的支持下，澳门的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而博彩业是休闲旅游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澳门当前的经济政策，是在促进博彩业这一龙头产业发展的同时，努力加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结合，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博彩业对其他产业存在挤出效应，非博彩业虽然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但是其发展面临政策、人才和技术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新兴产业发展尚需时日，博彩业“一业独大”的产业结构短期内不会改变。长期来看，一方面，特区政府提出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并相应采取了若干措施，当前会展、文创、中医药、金融等产业发展已初见成效，特区政府必将继续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以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外围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韩国、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陆续将博彩业合法化，澳门博彩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和风险。因此，博彩业内部适度多元发展，甚至结构升级发展势在必行。当然，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引起的相关要素之范围和流通速度的扩大与加快，给澳门经济结构，尤其是给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期待和观察。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澳门教育获得较快发展。得益于回归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澳门目前实行15年免费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81.27%，A只要有意就读高等院校的高中毕业生，基本上都能够升学。同时，教育规模快速扩大的时期已基本结束，以后将步入注重质量的时期。当前，由于澳门存在少子化现象，如果不改变收生政策，教育的规模基本不会扩大。当然，随着新一代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澳门就业人口A2016/2017学年数据。资料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

34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的受教育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鉴于以上对澳门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基本判断，可以初步分析澳门社会结构发展的趋势。第一，短期内澳门社会结构将保持基本稳定。博彩业是劳动密集型旅游服务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荷官和筹码兑换员仍然是重要的职业。新兴产业的发展虽然会产生较多技术人员和企业主，但是总体上这些产业仍然是服务业，同样需要大量的服务人员。因此，短期内澳门的社会结构不会发生巨大变化，文员和服务、销售及同类工作人员仍是最主要的职业类别。在当前政策下，只要澳门的产业结构不升级，仍然会需要大量的非技术外地雇员，以服务及销售人员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仍然会处于较低的水平。第二，长期而言，澳门社会结构将会发生变化，社会高层的比例可能会提高。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看，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数量减少将是长期趋势；从需求方面看，澳门的产业结构有可能实现横向和纵向的多元发展，会展业、中医药产业、特色金融业、滨海旅游等新兴产业将有发展机遇；包括博彩业在内的传统产业有可能获得升级，有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化为技术或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这种情形下，专业人员或技术人员的数量会增加，非技术工人的数量将会减少。第三，本地居民劳动力的社会结构较为合理的状态将持续下去。在当前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下，特区政府对本地居民劳动力的保护政策将会持续。因此，大量工资低和社会地位低的职业，例如清洁、安保、门童、家务劳动等，依然会雇用大量外来劳动力提供相应服务。因此，本地居民中低收入阶层的比例将持续降低，整体的社会结构越来越趋于合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回归以来，澳门经济社会获得了飞速发展，社会结构变化也十分明显，但也相应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即社会中层比例偏低，而社会低层比例偏高。针对澳门当前社会结构的特点，可从以下方面改进，以促进社会结构的合理发展。第一，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服务行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目前，澳门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47存在较高比例的社会中偏低层和低层，主要是服务及销售人员和非技术工人，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酒店餐饮业和家务工作行业。当然，这些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机器设备对劳动力的替代性有限，但是，可以适当鼓励这些行业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劳均资本占有量，配合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提高就业人口的收入水平，促进社会结构合理发展。第二，继续引进外劳作为有益补充。提高劳均资本占有量，必然会使这些产业部分劳动力失业，届时可以减少所雇用的低技能外劳。但是，产业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内尚需大量雇用非技能外劳作为本地劳动力的有益补充。第三，促进社会公平。高薪养廉的行政制度以及禁止外劳从事某些行业或者职业的劳动保护政策，在保护本地居民的同时，给予部分人特权，加大了收入差距，造成社会不公平。政府部门有必要提高效率、精减员工，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发展，让更多的人成为“生产性”劳动力。同时，逐渐放松对本地劳动力的保护，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批出外劳名额，逐渐改善本地劳动力所处的市场环境，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其收入，提高其社会地位。第四，持续发展教育和技能培训事业。以教育和专业技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就业人口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在社会需要的前提下所具备的技能越难掌握，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越大。从优化社会阶层结构角度来看，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技术或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经济与社会结构良性发展的基础。因此，特区政府应继续坚持“教育兴澳”策略，积极发展各级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技能培训，努力使就业人口掌握一技之长。结语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澳门以职业分类及其收入为特征的社会结构

34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发生了较大变化。受制于微型经济、产业结构、空间承载限制等因素，如何解决底层偏大、中层不足的问题，将是澳门未来社会结构优化的重点和难点。中产阶层被称为“政治后卫”“经济前卫”，是保证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一个理想社会应当有70%~75%的人口属于中产阶层，这样的“橄榄形”结构是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推动中产阶层占据社会的主体是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目标。A近年来，虽然特区政府实行若干措施，鼓励居民“向上流动”，但受到特殊的产业形态、经济结构的影响，其向上流动的空间有限。澳门的社会中层主要由文员组成，博彩业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荷官、筹码兑换员等文员的数量，提高了社会中层的占比。而荷官、筹码兑换员收入水平偏高，主要依赖于政府的保护政策和博彩业的垄断地位。但是，政府的保护，可能会降低居民的教育投资意愿以及努力程度，不利于居民教育、技能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国际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澳门博彩业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持续增加。在此背景下，澳门现已形成的社会中层并不稳定，不仅未能显示出扩大发展的趋势，还有进一步缩小的风险。显然，因应经济形态而存在的大量服务及销售人员和非技术工人，是导致澳门社会低层占比偏高的原因。澳门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而旅游休闲产业本身的特点就是劳动密集型。虽然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例如可以更为广泛地使用自动门、电子地图、网络点餐等，但是依然需要大量的“人”去服务旅客，机器人对人的广泛取代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或者至少短期内因成本过高而难以采用。因此，目前来看，澳门要减少社会低层，改善社会结构是较为困难的，最可行的办法，依然是持续引进外地雇员。目前，澳门外地雇员的比例高达全部就业人口的1/3，外地雇员最集中的职位是非技术工人和服务及销售人员，也就是说，外地雇员主要属于社会A柳智毅：《澳门中产研究》，澳门经济学会，2012，第1页。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49低层或者中偏低层。这种情况虽然使得本地居民的社会阶层相对较高，但也具有“不稳定”特征。外劳的数量受到本地产业发展需求和政府政策的影响，也受到澳门在区域经济中的整体竞争力的影响，如果周边经济的发展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对这些外劳有了较强的吸引力，外劳的供给就会减少，会对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特区政府在制定保护本地居民政策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外劳的利益。学界在分析澳门社会结构时也应将其作为整体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进行观察。

改革开放与澳门社团发展娄胜华*导读：　回顾与考察国家改革开放与澳门社团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澳门回归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回归前，内地改革开放引发了澳门社团数量、结构与活动的变化。而迎接澳门回归成为回归前各主要社团最重要的活动内容。回归后，“一国两制”的澳门实践成为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有机部分。作为特区的建设者，澳门社团直接参与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和澳门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建设事业。积极参与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培养澳门居民的爱国意识与爱国情怀，参与内地救灾减灾工作，开展扶贫、助学等慈善与社会服务。此外，澳门社团在推进澳门区域合作、融入内地发展与助力内地对外开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前言1978年，国家宣布实施改革开放新政。其时，澳门虽尚未回归，却因邻*娄胜华，历史学博士，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高等学校教授，研究方向为NGO与社会治理。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51近内地的地缘关系，强烈感受到内地改革开放带来的两地经济社会联系的显著加强，并成为促进内地改革开放的一个渠道与一支力量。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总政策的基础上，国家确定了以“一国两制”方针收回澳门政权并将其列入国家议事日程。经过中葡双方的谈判，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随后，澳门开始了回归的过渡期。1993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澳门基本法。1999年12月20日，澳门政权移交，从此澳门正式回归祖国，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因此，可以澳门回归为界将国家改革开放与澳门的关系分为回归前与回归后两个历史阶段。社团是澳门的重要社会特征，也是建设澳门的重要力量。澳门社团接受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并参与了国家的改革开放与澳门回归及特区建设的进程。一　回归前内地改革开放对澳门社团发展的影响（一）内地移民、工厂内迁与澳门社团数量、结构和活动的变迁从1978年起，中国内地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政治激进行为，转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主题。1980年，中国政府决定在沿海地区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之一为毗邻澳门的珠海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的设立加强了澳门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适应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内地放宽移民限制，鼓励对外交往，加强海外联系，广泛动员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内地的对外开放对澳门华人结社产生的间接影响，首先是来自内地的大量新移民涌入澳门，在澳门形成一个新移民群体，并推高了澳门的人口数量。从移民渠道看，有合法移居者，同时存在大量非法移民。从移民组成看，有部分专业人士，但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从移民来源看，体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分散性，但广东与福建是移民的两个集中性原居省份。可见，以粤、闽为原居地，循非法途径进入澳门，以体力为谋生手段，构成澳门新移民群体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对澳门的结社及其活动取向

35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一，推动了回归前澳门结社数量的增长。1982年，澳门人口数为261713人；至1999年，澳门人口数达到429632人。在不到20年间，人口数量增加了167919人，增长率达到64.2%。而同一时期内，澳门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吸引移民入澳，带动了人口增加。在新增人口中，移民数量占有相当比例。而脱离了原居地来到澳门的新移民，为了寻求就业与生活的保障，对于结社的需求较为旺盛，加上该阶段澳门实行自由结社法律，以及澳门处于回归的过渡期，各种因素共同推动了澳门结社运动蓬勃发展，社团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至1982年，澳门有社团370个；而至1999年年底，澳门的社团总数达到1722个，新增社团数为1352个，发展不可谓不迅猛。具体参见表1。表1　不同时段澳门社团的发展时段数量比重（%）增长（+、-、%）1979年之前27716.1–1980~1984年17310.0–1985~1989年24914.5+43.91990~1994年42524.7+70.71995~1999年59834.7+40.7合计1722100.0–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身份证明局、澳门基金会提供的社团登记资料统计整理。其二，促进了乡族类等社团的增长，并影响了社团结构的调整。首先，乡族类社团的增长。中国传统乡族社团所特有的秉承守望相助、重视亲情乡情的传统以及发挥扶贫帮困、调解内部纠纷的功能，尤为契合澳门新移民的需求，从而成为新移民结社的首选形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内地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各地招商引资中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对澳门等地的海外华人回国投资创业形成新的激励机制。由于华侨华人社团更容易被内地政府部门接受和认可，为便于回国参观考察、洽谈投资意向，组建地缘社团成为促进澳门与内地交流、保持与家乡密切联系、扩大个人影响和提高个人知名度、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53降低投资成本的有效方式。上述推力与引力共同推动了传统区域性乡族团体，特别是同乡会在澳门再度复兴。以移民相对集中的1980~1996年为统计时段，制成表2。表2　1980~1996年澳门移民与乡族类社团的发展年份内地移民乡族社团合法移民获合法化的非法移民*1980—510001981—304411982—465541983—393321984—327351985—384541986—426411987—656331988147852416198914933148119901493448641991157916754199214471675819931445167551994166716756199519211675619961857167515注：*包括1982年的大赦和1989年的“龙的行动”。资料来源：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司，1998，第223、225页；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身份证明局社团登记资料。从乡族类社团发展的时段A分析，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澳门未见新的乡族类社团注册，20世纪80年代新设立乡族类社团27个，20世纪90年代猛增到67个。在1981年到1999年的18年间，澳门新成立乡族类社团占A表2中未列年份（1980年之前）资料来源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身份证明局提供的社团登记资料。

35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全部同类社团的72.7%。如果把20世纪60年代视为新中国成立后澳门乡族类社团的第一次高潮期，那么，改革开放后是澳门乡族类社团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期。该时期澳门乡族类社团，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福建籍同乡会的集中出现以及细分化尤其引人注目。除了省、市、县的同乡会外，甚至出现以村镇为地域界线的地缘性社团。澳门地缘性社团在注意拓展与内地的经贸、文化交流外，开始突破过去不太过问澳门政治的习惯，积极支持和参与澳门立法会选举等活动，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动向。其次，慈善福利与社会服务社团的增长。由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社会对新移民剧增导致的社会福利诉求骤升的回应，一些慈善类社团也先后成立。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前，澳门有慈善类社团22个，而1980年至1999年新成立的慈善社团多达43个，其中，一些较大型的社会慈善社团也得以成立，如1984年成立的“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该会通过每年举行“公益金百万行”等方式，向政府官员及不分国籍、种族、年龄、宗教和职业的社会各界人士募集善款，用于社会救济与公益活动。与此同时，提供社会服务的社团组织也相应增加，如1983年成立的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作为联络各区基层坊会的民间社会服务团体，至1999年年底街坊总会属下发展出10多个社区服务中心和1间坊众学校。除直接提供社区、家庭、老人、青年和托儿等服务外，街坊总会还积极推动属会提供多元化服务，其属下基层街坊会共设有12个老人中心、10个学生自修室、3所小学、3间诊疗所、2间托儿所，它们相互联结成一个覆盖全澳的社会服务网，进行救灾扶贫、排难解困、治病济难、敬老慈幼等社会服务工作。再次，青年社团、专业团体与论政性社团数量有所增加。一方面，大量内地青壮年移民澳门，推动澳门整体人口的年轻化，同时，青壮年人口的旺盛生育力为社会增加了青少年人口。然而，由于澳门青少年的父母多为双职工，加上当时中学、小学学额不足，有些青少年特别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很早便弃学，青少年犯罪、吸毒、卖淫以及离家出走、逃学等不良行为，在澳门时有发生。除了完善立法和执法，预防和管制青少年犯罪外，透过鼓励青年结社，组织各种各样的体育、文化和娱乐活动，正面引导青少年充分利用业余时间，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55已被众多教育和青年工作者公认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志趣相投的青少年组成自己的团体，开展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青年社团不仅透过举办各类文体康乐活动和聚会联络会员感情，增进青年之间的友谊和了解，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挖掘青年的创造力，培训青年人的领袖才能，增加青年人对澳门社会的参与感、使命感和归属感。从而使澳门青年结社更趋活跃。至1992年，直接接受官方资助开展青年活动的社团有36个之多。另一方面，由于内地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与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内地高等院校大量向港澳地区招生；澳门本地的高等教育自1981年东亚大学成立后发展迅速，使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同时，政府大幅增加助学金名额，鼓励资助本地学生赴外地深造。助学金名额从1981年的39个增至1992年的1759个，由此前往中国台湾地区及欧美国家的留学生大幅增加，这些学业有成的人士回到澳门，从而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教育水平，也为专业与学术团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1985年成立的澳门社会科学学会。而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论政性社团的成立。例如，1992年成立的新澳门学社。其三，促进了社团活动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澳门制造业相继涌现，包括针织、珠绣、塑料、五金、假发等，形成制造业系统，几个行业工人合计8万人，占全澳就业人数的一半，仅制衣业工人就有4万多人。随着内地改革开放，1979年起，大量内地移民来澳。同时，由于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内地存在优势，故而原本澳门的制衣等厂商将工厂迁到内地或将某些工序外移内地，造成澳门本地的制造业开工不足，加上1984年政府允许输入外地劳工，因此，制造业工资水平下降。对此，工联与制衣等工会组织不断地向政府及相关方面表明对输入外劳的忧虑。1984年12月6日，工联议员刘焯华在立法会发言中反映和剖析输入劳工对澳门所造成的影响。1985年1月7日，工联负责人向到访的福建省政府代表团表明反对输入劳工政策的立场。1986年9月6日，工联代表访保安司，递交对劳工问题的意见书，反对输入外地劳工。1987年9月18日，工联代表拜会澳督，反映工人对输入劳工的忧虑。1988年2月8日，参与社会协调常设委员会的劳方代表在执行

35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包括制止工序外移等内容的提案。10月4日，工联负责人访政务司薛民信（AntónioGalhadoSimões），反映输入劳工造成的不良影响。1989年10月20日，工联代表再访薛民信，促检讨输入劳工政策和停止输入劳工。此前的8月，工联分两阶段，在户内和户外，收集各界人士反对输入劳工的签名，并将收集到的67000多个签名连同一封函件送交澳督，促停止输入外地劳工和尽快检讨输入劳工带来的各种影响。1990年6月，制造业系统的制衣、织造、手工业、珠塑、樟木杠、鞋业六个工会分三批向澳督和经济事务政务司递交请愿信，促停止输入外地劳工。与此同时，工联与各业职工一道，自1984年起，向政府争取劳工立法，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如每周休假、年假、节假日、女工分娩假、无理解雇补偿以及工伤保险赔偿等。而大量输入外劳，威胁本地职工就业，工会不断提出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要求。制造业经常停工，影响工友的基本生活，工会争取了长期停工补偿。工联关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萎缩可能出现的工人权益受损情况，努力监管劳工法的切实执行。进入20世纪90年代，澳门社会各方面都意识到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前景暗淡。面对澳门工业转型的趋势，工联积极推动有关方面加强职业培训，敦促政府及早设立职业培训的统筹机构，制订系统的职业培训计划。有效的职业培训不仅有利于把工人引导到一些新兴产业内，减少因转型而可能带来的严重失业情况和工人抗拒情绪，而且有助于提高工人的劳动质素，为工人生活质素的改善创造条件。例如，在制衣业方面，20世纪90年代，随着制衣厂大量北移与配额的取消，入行人数减少，澳门经济也开始转向以旅游服务行业为主，为使工友寻找到更多出路，制衣工会一方面继续提高工友的行业技术水平，鼓励工人参与劳工局合办的成衣万能工培训班，开展职业培训、车缝技术比赛，以提高行业技能与竞争力；另一方面，协助工友转业，进行职业转介服务，帮助介绍工友转往服务业、博彩业。面对内地改革开放后大量内地人移居澳门，以及新移民抵澳后对不同的社会制度、法律环境、生活方式、工作条件等产生的许多不适应情况，向社区居民提供综合服务的街坊总会，于1999年3月与政府社工司共同制定了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57“新移民综合服务计划”，其目标是：解决新移民遇到的家庭、个人生活困难；加强对澳门及新居社区的认识和归属；推动社区内各阶层对新移民的正面认识，减少偏见与误解，以开放的态度与新移民共处；鼓励新移民积极面对，并为社会做出贡献。该计划为新来澳居民提供综合服务，其服务项目包括辅导、个案处理、服务热线、职业介绍、技能训练、学生功课辅导、语言学习、组织互助小组、问卷调查、义工服务、探访等一系列活动。为了让新移民及时了解各项服务，总会将“新移民综合服务计划”及宣传资料摆放在出入境事务处，方便新移民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领取。街坊总会充分发挥扎根社区、深得居民支持的优势，由总会新移民综合服务部主办了“关怀互助展新颜暨服务推广”活动，借此加强澳门居民与新来澳人士的沟通和了解。该服务部设在总会祐汉社区中心，但为方便新来澳人士的需求，其他的社区中心均可以提供有关服务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至2003年的4年中，街坊总会为新来澳的39462位居民提供了多种服务。此外，1999年3月，澳门学联为新移民澳门的12岁至18岁青少年举办“欢迎光临——新移民青少年ABC”活动，协助新移民学生适应澳门的学习生活。（二）迎接回归、促进两地交流成为澳门社团新的活动内容澳门回归祖国，意义重大。它是继香港回归后实现祖国统一的又一次实践，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件盛事，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体现。对于素有爱国传统的澳门社团而言，推动与迎接澳门回归成为特区成立之前各主要社团的重要活动内容。1．参与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咨询与宣传推广1987年4月13日，中葡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翌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及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先后成立。对于关系着澳门特区长治久安的基本法律制度，澳门许多社团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积极参与澳门基本法的起草与咨询。作为澳门工商界最大的爱国社团，中华总商会即投入澳门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之中。中总负责人马万祺、崔德祺、何

35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厚铧等多人分别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与咨询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参与并推动相关工作。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工联总会与工会工作人员上街派发中葡联合声明及《澳门日报》为签署联合声明刊登的号外。工联属下四个系统的工会分别召开座谈会，学习“联合声明”。之后，工联又广泛参与澳门基本法的制定以及颁布后的宣传推广之中。1988年9月5日，工联副理事长刘焯华被委为澳门基本法草委。1989年1月3日，在工人康乐馆三楼举行全澳首个基本法研讨会。2月27日，工联派出6名代表参加澳门基本法咨委会。9月1日，工联、各工会、友会关注基本法小组举行劳工团体关注基本法联席会议。9月6日，与访问工联的草委秘书长鲁平及基本法结构起草小组座谈，反映澳门工人的情况和意见。11月2日，劳工团体关注基本法联席会议举办基本法结构研讨会。1990年3月8日，澳门基本法内地草委访问工联，听取工联与工会代表意见。3月11~17日，劳工界代表在多个专题小组会上与基本法内地草委座谈。1988年，中央政府着手起草澳门基本法，街坊总会副理事长李康于是年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任，成为起草委员会委员。1989年，街坊总会秘书长吴仕明被推选参加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工作。为了充分动员广大坊众对基本法的关注，街坊总会成立了专门的“关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其任务：一是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及时了解、掌握进展情况，并把掌握的情况向总会及街坊们通报；二是了解坊众对基本法内容有些什么希望，并通过有效途径反映给有关部门；三是基本法颁布后，组织宣传和学习基本法。其后，又成立了澳门居民权利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文化、中央与澳门关系5个关注小组。街坊总会还积极参加召开的各项咨询活动，在公众意见会上发表建议。1993年3月31日，澳门基本法颁布。街坊总会于4月3日召开理事扩大会议暨庆祝基本法颁布座谈会，要求各坊会认真做好基本法的学习、宣传工作。组织坊会人员向街坊宣传基本法，保证基本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此，街坊总会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持续举办多种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59形式的讲座、学习班、培训班学习基本法。1994年4月15日，邀请基本法起草委员、《澳门日报》社社长李成俊先生在总会礼堂主讲基本法起草过程、主要内容及推广宣传等三个问题。1998年3月26日，总会在坊众学校举办大型基本法讲座，吸引500名坊众参加。1999年1月19日，举办为期两周共设四讲的坊会专职工作人员基本法培训班。街坊总会历年都举办讲座、学习班、培训班，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领域介绍基本法。二是通过组织文化娱乐活动让坊众在参与中认识、学习基本法。1998年3月，街坊总会下属祐汉社区中心举办了“妇女美姿——澳门基本法问答比赛”，有12支队伍参加。1999年6月14日，总会属下组织青年事务委员会和青年中心，在议事亭前地联合举办了“迎回归齐来认识基本法”文艺联欢会。此外，街总宣传委员会与《华侨报》联合举办澳门基本法有奖填字游戏活动，在《会讯》上刊登30道有奖填空题目，收到坊众答卷719份。类似的填字游戏举办了多期。这些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街坊们的欢迎，吸引了众多街坊积极参与。三是在《会讯》上开设介绍、学习基本法的专栏。专栏围绕着“基本法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习、宣传基本法？”“基本法对澳门居民有什么作用”等问题，展开通俗易懂的、短小精悍的文字宣传。与此同时，学术与教育团体也发挥各自优势，以研讨会等形式关注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及宣传。1987年，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举办“澳门政制的现在与未来”研讨会及“澳门政制研讨会”。1988年，举办“香港基本法与澳门”研讨会。1990年，举办“澳门政制座谈会”。1997年，澳门中华教育会与教育暨青年司成教中心合办澳门基本法教材研习班。2．参与澳门特区成立的筹备工作在澳门回归的过渡时期，为实现平稳过渡、政权的顺利交接，促进特区政府筹备工作的顺利开展，澳门社团给予了积极支持与参与。中华总商会不遗余力地做好各项相关工作。1998年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中总负责人马万祺、何厚铧出任副主任委员，崔德祺、许世元等多人出任委员，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工作献策出力。为了关注澳

36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门回归祖国各项工作，中总成立了“关注澳门回归工作小组”，先后举行了团体会员、行业代表座谈会，推动做好澳门回归的各项工作，并在该会网页上增辟澳门回归专栏，广泛宣传澳门回归讯息。关注小组又将收集到的意见归纳整理，送交澳门特区筹委会。此外，中总又派代表出席筹委会政务小组举行的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组建咨询会议，就推委会如何产生的若干问题，提出意见。澳门回归前，街坊总会把支持特区筹委会和第一届特区行政长官的推选，作为贯彻澳门基本法的主要工作。1997年，街坊总会赴京访问国务院港澳办，反映居民对成立澳门特区筹委会的时机及公务员本地化等方面的意见。1998年5月，街总召开全体理事、监事扩大会议，做出决议：街坊总会及各区坊会将竭尽全力组织、动员坊会会员和广大居民，积极支持和配合特区筹委会工作。12月，街总第16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理事长吴仕明在工作报告中明确将积极配合、参与特区筹委会工作作为该会工作的重点内容，要求各区坊会和全体会员立即行动起来，投入贯彻基本法、迎接澳门回归的准备工作。1999年1月，特区政府第一届推选委员会接受参选报名，街坊总会立即召开各区坊会、各直属中心负责人参加的“积极参与推委选举座谈会”，会上介绍了“澳门特区首届政府推委会产生办法”和“澳门特区推委会委员守则”。街坊总会负责人第一批进入特区筹委办秘书处报名。4月，街坊总会在澳门坊众学校礼堂召开“关注澳门特区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大型座谈会，400多名代表与会。代表们就坊众普遍关心的基本法实施有关规定、回归后特区政府架构、居民的民主权利等发表意见。对于特区政府的筹备工作，教育、学术与公务员团体也予以积极关注。1998年，中华教育会向澳门特区筹委会秘书处递交《对澳门特区筹委会产生办法的意见》，以及该会举办“澳门现行政府架构及有关问题”专题讲座。1999年，中华教育会理事、监事会员代表共同就参选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交换意见。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也以座谈会形式关注特区筹备，分别于1998年6月及8月主办“特区政府筹备关注”座谈会与“齐来关注推委会”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61座谈会，以及于1999年6月参加“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主要官员应具备的条件”座谈会。成立于1989年11月30日的澳门公务专业人员协会积极参与特区成立活动。1990年3月，该会在报刊上发表对即将在立法会通过的“双语制”法案的意见，并在内地草委来澳听取对基本法意见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对基本法草案的意见。1995年6月，该会举行“三化问题”记者招待会，建议当局加强助理人员培训、解决晋升问题。12月，受到葡中内阁事务部长韦德霖接见，就过渡期事务交换意见。1998年，在“市政架构如何与基本法衔接”研讨会上，该会发表题为“现行市政架构如何与基本法衔接初探”的论文。同日，理事长等一行向筹委会政务小组提出关于推委会产生办法的意见。1999年，该会4位推委参与推选第一届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工作。3．组织庆祝澳门回归活动除了参与澳门基本法的制定与特区政府筹备工作外，澳门社团还组织各种活动欢庆澳门回归祖国。为庆祝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于1998年11月7日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在澳门成立“澳门各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活动委员会”（简称“庆委会”）。1999年3月27日，庆委会成立。庆委会由来自澳门工商、劳工、妇女、青年、文化、体育、教育、艺术等各界别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间社团组成，是澳门历来规模最大的一个综合性民间社团。成立初期，由902名委员组成全体大会，下设主席团、顾问团和执委会。主席团主席为马万祺，副主席为何厚铧等17人。顾问团名誉顾问为王启人、霍英东。执委会主席为吴仕明，执委会下设秘书处、宣传推广部、游艺演出部、文体汇演部、巡游部、公关联络部、活动协调部、交通部、服务接待部、总务部、筹募部、财务部等职能部门。庆委会有四大任务：①发挥澳门的回归优势，组织以澳门人为主力的欢迎祖国亲人和外国友人参加的大型庆祝活动；②推动和协调民间的庆祝活动，使之发挥良好效益，为“澳人治澳”、齐心协力、忠诚合作共奠第一块基石；③通过一系列活动，向外推广宣传澳门，让内地同胞和国际人士进一步了解澳门的面貌，争取更多的支持，为发展澳门经济、推广澳门旅游、

36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建设特区调动更多的积极因素；④通过庆委会工作的开展，凝聚澳门居民的力量。除全澳综合性庆祝团体外，澳门各界社团大多在内部成立了相关组织庆祝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例如，中华总商会专门成立“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活动工作委员会”，举办多项庆祝活动，包括发行纪念邮封、举行庆祝酒会、组织500多名工商界人士参加迎接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制作“百业兴旺庆回归”花车参加大巡游活动、在何贤公园内建造“澳门回归纪念亭”等。为了支持和配合“澳门各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活动委员会”开展全澳性庆回归工作，中总无偿借出会址7楼4个单位作为庆委会办公之用和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积极配合工作。更可喜的是，中总原任副会长何厚铧参选成功，获中央任命，成为第一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街坊总会迎回归的庆祝活动于1998年就开始了。6月，街坊总会召开理事、监事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①成立“迎回归工作委员会”；②街坊总会理事会全力发动会员支持筹委会的工作。11月，街坊总会在松山步行径举办有数千人参加的澳门回归倒数400天活动。活动内容有环山步行、舞狮、演唱、舞蹈等。印制10000张具有特别意义和保存价值的“回归纪念卡”派发给居民。12月19日，澳门回归进入倒计时一周年，街坊总会分别在议事厅前地举行“乐韵悠扬迎回归”庆祝活动开幕典礼。晚上，与舞蹈界社团在友谊广场举行“欢歌曼舞迎回归”大型舞会。20日，邀请云南民族艺术团在永乐戏院演出了民族歌舞。三项活动均吸引了众多居民观看，引起和增强了坊众对澳门回归的积极关注、对特区筹委会工作的支持。进入1999年，活动更加多样、热烈。9月8日，回归进入倒计时100天，街坊总会与澳门广州地区联谊会邀请广州海珠区“小海燕艺术团”来澳门演出。在总会的统一部署下，各直属机构纷纷行动起来，根据自身特点举办庆回归活动。9月4~19日，由街坊总会康体委员会主办、市政厅赞助的“乐韵悠扬迎回归”曲艺联欢晚会在翡翠戏院举行，连续10多个晚上演出，场场爆满。同时，由总会宣教委员会主办、澳门教科文中心和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协办的“爱澳门迎回归”系列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63活动图片暨获奖作品展览在澳门教科文中心开幕，众多居民前往观看。10月26日、30日两晚，总会基层委员会在翡翠戏院放映两场“话说澳门”电影，向各区坊会会员宣传澳门的历史和展望未来的发展，从中体会回归的重大意义。11月，总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千禧青年迎回归之夜”综合晚会在祐汉公园举行。12月，总会大厦工作委员会与澳门物业管理商会联合举办“庆回归迎千禧”大厦装饰比赛。临近回归时，迎接澳门回归日的工作也在街坊总会全面开展。在澳门庆委会的指导下，街坊总会设置了宣传部、布置部、演艺部、服务部、总务部、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组织部、摄影部7个特设部门，具体负责落实各项庆祝活动。12月18日，街总及其属下有联系的商号、学校等，把所属范围内的街道、门面、大楼挂上国旗、区旗和五颜六色的彩旗。为了使广大居民表达庆回归的欢快心情，19日晚，街坊总会组织了“北区坊众迎回归”专场文艺晚会。20日凌晨1时，街坊总会和坊会负责人前往综艺馆，参加澳门特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20日，是回归的第一天，为迎接解放军在中午12时进驻澳门，早上10时街坊总会及属下坊会、中心组织了3500名街坊冒着严寒天气，举着“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进驻澳门”的横幅，挥动着国旗、区旗和花束进入东北大马路现场，迎接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进驻澳门。下午入城仪式结束，团体组织的花车游行开始。街坊总会组织的“莲灯光耀庆回归”主题花车连同100名巡游队伍进入会场，参加庆委会组织的“迈向美好明天”花车巡游。教育界与学界同样举办了多种多样的庆祝澳门回归活动。1998年12月20日，中华教育会假松山庆祝澳门回归倒数一周年环山赛。1999年6月，举行“迎回归专题讲座”。1999年11月，教育界庆委会于圣保禄中学礼堂举行“澳门回归祖国后教育发展路向学术研讨会”。1999年12月19日，教育会与妇联、学联于议事亭前地联合主办“万众欢腾迎回归”晚会。20日，教育会组织50多所学校师生参加迎解放军驻澳部队进城及“迈向美好明天”大巡游。21日，推动8000多名师生参加庆回归大型文体会演“濠江欢歌”。31日，于圣若瑟中学体育馆举行“澳门教育界庆回归迎千禧除夕联欢晚会”，1800名

36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嘉宾、教师出席。而澳门学联作为全澳最大的学生组织，也特设澳门学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委员会，团结澳门各界学生，积极筹划一系列活动欢庆澳门回归。例如，1999年1月，学联开展迎回归首项活动——“迎回归佳句创作比赛”以及庆祝澳门回归征文比赛；3月，举办“诗书颂回归——第十八届学生书法比赛”，吸引了1700多名学生参加；4月，学联访京拜会全国学联、青联，京澳两地青年和志愿者在北京大兴县京九铁路沿线种植澳门回归纪念林；9月，举办庆祝澳门回归倒数100天硬笔书法比赛；10月，举办回归书签设计大奖赛及“迎回归，奔向二十一世纪——第29届学生环山赛”；12月，举办庆回归园游会与“走进新时代——澳门学界庆回归文艺晚会”。此外，1999年2月，学联向澳门特区筹委会办事处递交参选推委表格。6月，向澳门特区筹委会办事处呈交澳门市政架构意见书。澳门侨界也举办了不同形式的庆回归活动。1998年5月，归侨总会成立“迎回归”工作小组，举行第一次座谈会，由特区筹委梁雪予会长、黎振强副会长介绍特区筹委工作。8月3日，关注小组邀请特区筹委会社会文化小组召集人吴仕明先生介绍特区筹委会有关工作。22日，关注小组举行第三次座谈会，邀请特区筹委会经济小组召集人吴荣恪介绍特区政府成立后将按照基本法规定自行制定特区经济政策。29日，举行拥护国家决定澳门回归祖国后派驻适量精干部队座谈会。31日，关注小组举行第四次座谈会，邀请特区筹委会政务小组召集人唐志坚介绍政务小组有关任务和工作。12月20日，为表达澳门归侨与侨眷对澳门回归的祈盼心情，侨总在礼堂举行庆祝澳门回归倒计时一周年“澳门印象”纪录片首映。1999年2月，侨总发动会员，呼吁以主人翁精神积极参选推委，并向筹委会秘书处领取报名表格。2月23日，为隆重庆祝澳门回归，澳门侨界于澳门回归倒数300天在总会礼堂召开会议，通过成立澳门侨界庆祝澳门回归筹备委员会。10月30日，侨总举行“澳门回归祖国倒计时50天”座谈会，100多人出席。12月16日，澳门归侨庆回归迎千禧联欢宴会举行，500多人参加。19日，归侨总会举行“庆祝澳门回归”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65座谈会，与来自世界7个国家的数十名代表畅谈对祖国的情怀和对澳门回归的欢欣感想。20日，由归侨总会、缅华互助会等组成的200人侨界欢迎队伍，热烈欢迎来自祖国有“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之称的解放军进驻澳门，履行澳门防务职责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历史使命。4．加强两地联系与促进互相交流内地改革开放后，澳门民间社团加强了与内地的交流联系，特别是进入过渡时期，经由社团而进行的两地交流更加频密。作为澳门工商界的代表性社团，中华总商会与内地各省份的工商和各方面的机构及团体的交流随着内地改革开放而日益频繁。除了每年组团参加中国内地最大的对外商品交流会——广交会外，中总还于1987年、1992年、1997年前往广州，庆祝广州交易会第60届、第70届与第80届成功举办。交易会向中总颁发荣誉证书，表扬其一贯以来为发展双方经贸和友好合作而做出的积极贡献。此外，在回归前，对于内地各省份来澳访问的经贸代表团、考察团、商品展销会代表团等，中总都予以接待，积极宣传推介澳门，介绍澳门的投资环境等情况，为拓展商机，推动澳门经济发展和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还与内地多个省份的工商团体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作为澳门工商界的重要社团，澳门厂商联合会在内地改革开放后加强了与内地工商界的互助合作。1987年3月，厂商会组团到珠海市访问，了解当地的投资条件，参观工厂。6月，厂商会福建参观团到福州、莆田、厦门等市进行访问，就加强澳门和福建的经贸合作进行有益的建设性商谈。1992年3月，应珠海市总商会邀请，厂商会组团到该市开发区参观，了解该地的投资环境。1993年，厂商会与珠海市总商会签署《合作协议书》，从信息交流、工业促进、职业训练、友好访问、相互援助等多个方面，加强友好合作，为两会会员和两地工商界提供服务。5月，厂商会继与珠海市总商会签订《合作协议书》后，又与中山市总商会签订同性质文件，加强两地企业家的互助合作。1994年，厂商会分别与江门市总商会和深圳市签署《合作协议书》。基于此，厂商会与两地工贸界人士交往更为密切。4月，厂商会与中山市总商会

36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联合举办“商贸交流座谈会”，由中山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讲解国内的新税制、海关手续、商品检验制度和外地劳工在中山工作的居留手续等问题。7月，厂商会应新华社澳门分社邀请，与澳门出入口商会、澳门毛织毛纺厂商会，组成“澳门工贸界考察团”，前往北京、上海访问，向港澳办等部门，讲述澳门经贸近况以及澳门工业和外贸今后的路向，加强与内地科技企业的经济合作。11月，厂商会组团访问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除参观当地建设及与外贸机构座谈外，与呼和浩特市总商会签订《合作协议书》，结成友好商社。同月，第四次澳门工展会开幕期间，内地不少省市工商团体，组团前来参观，厂商会与其进行了座谈交流，并与浙江省总商会、南海市总商会、顺德市总商会签订了《合作协议书》。1998年4月，借着广州市总商会访问团来澳门考察，厂商会与该会签订了《缔结友好商会协议书》，将两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两地工业界的交往更为密切。1999年11月，广东省总商会到访，互相交流会务信息，厂商会与该会签订《合作协议书》。12月，与中山市总商会联合举办“国内加工贸易新政策简介会”，由当地政府官员讲解贸易新政策的具体含义，会员反应踊跃，参加人数众多。1997年9月，厂商会青年委员会成立。此后每年均举办一次组团外访活动，既谋商贸的拓展，也增进有关单位的友谊。1999年7月，青年委员会组团访问内蒙古多个城市，受到当地官商热烈欢迎，加强了与该自治区经贸界的联络。作为澳门最大的工会团体，工联总会以多种形式展开与内地的交流参访活动。1983年，工联理事长唐星樵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工联副理事长潘玉兰当选广东省政协委员，高振权当选广东省人大代表，工联当选的内地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加强澳门与内地的联系。10月，工联会长梁培率领澳门工人代表应邀参加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85年4月底，工联代表应邀赴京、穗两地，参加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60周年活动。9月，工人体育工作者代表团应邀赴京参加第二届工人运动会。1986年12月，工联代表赴深圳参加迎春茶话会。1988年2月，珠海、香港、澳门三地工会代表在珠海举行春节联欢。1990年9月，应邀组织澳门工人亚运会参观团赴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67京参观亚运会开幕仪式。此外，1980年1月，工联成立康乐旅游部，组织各业工人到内地参观游览。在与内地交流方面，公务界、社科界与教育界也通过各种渠道展开多种形式的活动。1996年，应国务院港澳办邀请，澳门公务专业人员协会访问了上海和华东地区。1997年，应新华社澳门分社邀请，访问江西省南昌市、庐山及井冈山。1998年，组团赴京出席国庆活动。1999年，该会组团前往珠海参观珠海市中医院和珠海农科所，并与珠海市中医院篮球队进行篮球友谊赛。同年，组团赴京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活动，并赴云南参加由该会会员捐资兴建的纪念澳门回归希望小学奠基仪式。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利用自身学术力量开展与内地的学术研讨交流。1988年8月，与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办“第一次粤澳关系研讨会：珠澳经济合作关系”。此后，直到1999年年底之前，澳门社科学会与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办了12次粤澳关系研讨会。其中，1988年12月，第二次粤澳关系研讨会的主题为“澳门的地位与作用的再认识”。1991年9月，第四次粤澳关系研讨会的主题为“澳门与珠江三角洲西部大型建设的合作前景”。1993年9月，第六次粤澳关系研讨会的主题为“澳门基本法与区域合作”。12月，第七次粤澳关系研讨会的主题是“粤澳第三产业的促进发展”。1995年9月，第八次粤澳关系研讨会的主题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与澳门的发展”。12月，第九次粤澳关系研讨会的主题是“两门（澳门、江门）经济合作的新思路”。1997年11月，第十次粤澳关系研讨会的主题是“粤澳携手迈向廿一世纪，粤澳关系研讨十年的回顾与展望”。1999年7月，第十二次粤澳关系研讨会的主题是“两岸四地社会科学界迎澳门回归暨区域合作”。1991年，社科会参加全国暨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广东粤港澳经济关系促进协会、珠海市政策研究室及澳门日报主办的“澳门未来十年发展前景与粤珠澳经济关系”研讨会。1999年，协办“珠澳经济合作问题研讨会”。除了合办研讨会外，社科会还组织会员赴内地考察交流。1987年，主办“云南历史文化名城考察之旅”，并向澳葡政府递交了考察报告。1989年，访问珠海磨刀门及珠海

36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高栏港。1990年，访问江门及新会。1993年，访问上川岛及考察圣方济各墓园。1998年，访问肇庆市。1999年，参加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交流活动。回归前，澳门中华教育会也与内地教育界展开学术参访与交流活动。1996年，中华教育会应国家教委《人民教育》编辑部邀请组织访问团赴京进行“携手跨入廿一世纪”学术交流活动、组织会员赴广东韶关参访、联同教育会及教育专业澳门班代表共31人前往广州华南师大参加庆祝活动，也组织澳门教育界代表团一行11人，应国家教委邀请，一连10天到北京、南京、扬州等地参观访问。1997年1月，澳门中学教师代表团一行11人访问汕头大学；2月，教育会访问团26人前往开封等地进行为期4天的考察访问。4月，来自澳门10所学校18名青年教师组成“青年教师清新扶贫访问团”，前往清新县桃源镇扶贫访问；组织澳门12所学校100多名中小学教师前往珠海参观、听课、取经。7月，组织18所学校学生50人赴京参加由国家教委、港澳办、新华社澳门分社共同倡议、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首届京澳学生夏令营；8月，教育会理监事访问团一行18人赴南京、上海进行交流活动。1998年8月，澳门小学教导主任山东访问团一行10人应教育部邀请前往曲阜、青岛等地参观交流；10月，澳门中学校长主任访问团前往泉州华侨大学及集美华文教育中心参观访问。1999年7月，教育会组织澳门中学生代表团一行62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以“高科技新视野”为主题的夏令营。11月，教育会组织团体会员中学、小学校长或主任共27人，赴上海华东师大国家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参加“教学管理”研修班。同乡会是因会员具有相同的地缘而成立的组织，因此，在与内地家乡的交流方面更加热心和频繁。成立于1985年10月21日的澳门潮州同乡会，自创会以来，坚持爱国爱乡爱澳原则，以敦睦乡谊、团结乡亲及服务社会为宗旨，不遗余力地加强与乡亲的联谊和相互了解。经常组团回乡参观访问，及参加联谊、联欢、恳谈、博览会、潮剧节、美食节等各种活动，让旅澳乡亲更好地了解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情况。同时，亦将旅澳及海外潮籍乡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69亲的爱国心、故乡情带回故乡。1986年，潮州同乡会组织赴汕头观光团一行42人到汕头市、潮州市、潮阳县、普宁县等地参观，并代表澳门潮州同乡会捐赠5万元港币予潮州市韩江大桥建设委员会。1990年2月，潮州同乡会参加汕头市、潮州市迎春联欢节代表团，一行53人返乡参加一连4天的联欢活动并参加汕头大学开幕典礼。7月，应汕头市政协邀请，由汕头市政协委员港澳组在香港、澳门地区发动组织的汕头市港澳潮籍青少年回乡访问团一行57人抵汕头访问。二　回归后澳门社团参与内地改革开放事业与澳门社会建设（一）推进“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区成立。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的有机部分，“一国两制”的澳门实践由此开始。澳门社团既是澳门回归的见证者，又是特区事业的建设者，因此，直接参与特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实践。1．积极参与特区政治建设特区政府成立后，各主要社团积极参政议政，直接参与特区政治建设。在特区的主要政治架构中，无论是立法会，还是行政会，以及政府不同政策领域的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多由社团代表出任。作为澳门工商界的代表性社团，中华总商会在澳门回归后积极参政议政及参与公共事务，配合和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为澳门社会稳定与繁荣，为“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在澳门的成功实践，发挥应有作用。中总多位负责人分别在立法会、行政会、经济发展委员会、社会协调常设委员会、社会保障基金、统计咨询委员会、职业税评定委员会、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及该中心属下的优质管理委员会、澳门物品编码协会、消费争议仲裁中心、民政总署、工业产权法制度关注委员会、澳门旧区重整咨询委员会、会展业发展委员会、物流业发展委员会、文化产业委员会、澳珠经济交流工作会议等机构和组织担任议员、委员和顾问等职务。

37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回归后，作为长期爱国爱澳的工会团体，工联总会一直思考与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身的角色和定位。2000年4月，工联总会举办新时期澳门工运研讨会，提出以“支持、配合、参与、监督”的态度处理好与特区政府的关系，推动各业职工以主人翁精神参与特区建设，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落实“一国两制”。而向特区政府输送人才成为工联总会参与特区政治建设的重要方式，透过参政议政、维护权益等工作为特区政权建设做贡献。工联总会和工会代表参与投票选出特区历届行政长官；选派代表参与特区历届立法会选举并获选成为立法会议员，工联总会负责人、议员刘焯华与林香生先后当选立法会主席与副主席；工联负责人或代表获委任参与行政会、社会协调常设委员会、社会保障基金行政委员会、各区社区服务咨询委员会等30多个涉及劳工事务、公共事务和社会民生等范畴的行政与咨询架构工作。积极参政议政成为回归后澳门街坊总会工作的重要内容。2001年，特区第二届立法会选举，由澳门街坊总会、归侨总会、妇联组成的群力促进会推举梁庆庭、容永恩参选，在广大选民的支持下，二人得以顺利当选议员。2005年，特区举行第三届立法会选举，梁庆庭、容永恩继续参选，再次当选议员。为了真正发挥立法会议员的作用，加强议员与选民之间广泛直接的联系，更好地为坊众服务，2001年，开办梁庆庭、容永恩议员办事处。办事处认真贯彻街坊总会“服务社群”的原则，真心实意为居民办事，得到居民的信任，每年接待上万人次来访，处理千宗投诉与求助个案。此后，历届立法会选举都有街坊总会的代表当选议员。此外，街坊总会也多次应邀派出骨干成员出任政府治安、人才发展、环保、医疗、教育、青年、长者、妇女、复康、都市更新、经济、统计、社区服务、交通与社会工作等多个范畴的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就社会事务反映民意。积极参加立法会选举是回归后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工作的重点之一。在回归后的前五届立法会选举中，妇联都与街坊总会、归侨总会一起组成群力协进会，提名委员会参选，至2017年，妇联首次组成“美好家园联盟”参与第六届立法会选举。通过全面动员家属、亲友、会员与广大市民，并联络各友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71好团体、单位和个人，形成共同支持力量，最终妇联副理事长黄洁贞以9496票当选。同时，副会长陈虹作为社会服务与教育界代表，通过间接选举进入立法会。妇联也从多个层面积极向特区政府反映施政意见，推选出30多位特区政府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在交通、房屋、医疗、妇儿、青年、长者、社会服务等不同领域积极建言。澳门护士学会作为护士专业团体，也选派代表参与立法会选举及相关政策咨询委员会。2002年1月4日，理事长尹一桥代表护士学会获委任，成为澳门医疗改革咨询委员会成员。2005年9月25日，立法会议员、护士学会副理事长梁玉华成功连任第三届立法会议员。12月29日，副会长尹一桥代表护士学会获特区政府委任，成为澳门妇女事务咨询委员会成员。2．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回归后，特区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上愿意以各种方式聆听社会意见，而澳门社团也乐意充当政府与居民沟通的渠道，向特区政府反映居民意见，积极为特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献计献策。澳门特区成立后，为了让特区政府进一步了解社情民意，中华总商会于2000年，分别拜访澳门20多个工商团体，了解各行业的营运状况和要求，并将之整理及汇编成册——《愿为特区建设添砖盖瓦——澳门工商团体意见汇编》，呈交行政长官何厚铧，为特区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做参考。为促进澳门工商业发展，每年春节过后，中华总商会都会举办工商业座谈会，邀请澳门行业代表、工商翘楚发表高论，借以了解各行业的运作情况、交流经营心得。近年，还邀请了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官员参加该座谈会。会后，又将会上各代表的意见汇集成册分送特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参考，要求择其善者而从之，得到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回归后，澳门工业面临成本上升等问题，特区政府拟于邻近珠海边境地区设立“跨境工业区”。2002年8月，厂商会举行“澳门边境工业加工区”临时会员会议，听取及收集会员对建立加工区的意见及制造业持续发展所遇到的困难。9月，鉴于会员对“跨境加工区”深表关注，厂商会将于8月召开的全体会员大会及多次专题研究会议形成的意见综合整理，

37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向经济财政司递交一份《关于建立“边境工业加工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工联总会和工会代表透过在行政、立法、劳工和其他社会事务等重要架构的工作，参与特区各项重要政策、法律的制定。在维护职工权益的同时，也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推动有关政策法律的制定适应社会实际和符合基本法要求；在不同层面的咨询架构中亦积极对特区政府的经济、劳动和社会民生事务建言献策；工联总会和各工会还通过调查研究、讲解会、座谈会等方式广泛收集各行业职工对特区政府各项政策法律的意见建议，为有关政策法律的制定提供民意基础和科学依据。作为民间社团的街坊总会将向特区政府反映居民意见、提出政策建议，视作参政议政的重要手段。由于部分商品价格特别是内地输澳蔬菜、禽类、副食品价格高企，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街坊总会负责人先后拜访民政总署等，就内地输澳商品的渠道、过程深入了解，探讨降低价格的可能性，推动特区政府部门重视解决问题。2004年11月与2005年1月，街坊总会两次拜访时任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就社会服务、医疗、福利及教育等事务的施政措施，反映街坊总会及居民们的意见和期望，特别是促请特区政府关注澳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2005年2月，特区政府有关旧区重整计划启动，街坊总会忧虑旧城区原有文化特质会在重建中消失，建议特区政府关注并适当支持和保留旧城区独有的文化特质。9月，街坊总会组织各区坊众代表向运输工务司反映，旧区重建应以“区区有特色”为设计理念，透过发掘该区的历史人文特色来带动旅游业，为地区经济注入活力，并促请特区政府以短期改善工程，暂时缓解如公共渠道排水力不足等工程问题，保障居民安全。同时，街坊总会及黑沙环新填海区、青洲区、新口岸区居民代表等，往工务局递交《改善澳门交通意见书》，并与局方有关负责人交换了相关的改善意见。2006年6月，街坊总会代表拜访房屋局，就公共房屋政策，包括社屋及经屋的规划及条例修订交换意见。12月，街坊总会促请特区政府关注老人问题，尽快设立安老事务委员会，希望特区政府制定长远的土地及房屋规划。2008年8月，街坊总会向社会文化司司长递交收集到的逾15000个争取学生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73一元车资优惠签名，并反映居民对巴士公司提供该项优惠结合特区政府适当资助的意见，让所有全日制学生乘搭巴士享有一元车资优惠，以减轻清贫家庭的经济压力。不久，该意见被特区政府接纳。2008年11月，街坊总会分别向房屋局递交《修订公共房屋相关法例意见书》、向能源办递交《澳门电力市场改革方案意见书》、向土地工务运输局递交《土地法》及《对构建现代化与科学化的城市规划体系的探索》的意见书。2017年，街坊总会分别就分层楼宇共同部分管理、的士客运、公共房屋、财政预算、海域管理、长者权益保障等法律制度的立法，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咨询工作，向特区政府提交居民建议报告。妇联会较为关注妇儿与家庭政策，要求特区政府就家暴问题立法以及修订性犯罪法律，提高托儿服务质量，争取有薪男士待产假立法，监督医疗服务发展，关顾长者安老需要，要求完善公共房屋政策，重开经屋申请，推广母乳喂养，关注食品安全，纠正家佣市场乱象等。成立于2008年9月4日的澳门仁协之友联谊会是由历届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发起的。该会关注澳门特区各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先后于2008年10月与2009年4月就澳门电力市场改革与澳门旅游业发展向特区政府相关部门提交建议和意见。2010年7月，该会举办澳门填海建新城和建轻轨座谈会，建议特区政府优先做好新城规划，突出新城区功能，致力于保持沿海生态和水流畅通，做好民生设施与景观规划，借建新城机遇加强与珠三角的合作。建议特区政府抓紧时间建设轻轨。公务人员及专业界团体较为关注与其会员相关的专业政策制定。2006年11月，澳门公务专业人员协会向法律改革办公室和行政暨公职局提交修订公职法律制度意见书。2007年6月，该会通过《澳门日报》表达对特区政府2007~2009年公共行政改革路线图的意见。7月，该会向法律改革办公室和行政暨公职局提交修订一般职程制度意见书。2008年9月，该会向立法会分析公职人员制度法案临时委员会提交对《公务人员职程制度》及《领导及主管人员通则》法案的意见及建议。近年来，澳门公职人员协会协助公务人员撤

37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销不合法的候命制度，撤销周末无薪工作，解决有关合约延续问题，争取开标竞投政府房屋问题，向政府反映轮更及夜间津贴问题，协助警队前线人员申请增补性津贴，争取改善民政总署稽查人员同工同酬问题，为全澳公务人员争取房屋津贴，为公务人员司机争取取消年度最高限额的超时津贴，促请特区政府解决海关执勤人员装备不足及前线人员的工作环境问题，协助公立和私立学校教师争取应有的福利，尤其是公积金问题。2000年3月，社会文化司约见澳门医务界18个社团，征求有关“2000年度施政方针——卫生领域”的意见。2003年6月，澳门护士学会与澳门护理人员协进会、澳门中葡护士会开会，讨论建议特区政府成立护士管理委员会相关事宜。会后，去函医疗改革咨询委员会主席，要求成立全澳护士管理委员会。2005年3月，护士学会向澳门医疗改革咨询委员会就《医疗事故法》提交书面建议。3．支持与配合特区政府施政澳门社团作为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合作伙伴，积极发挥自身功能，支持与配合特区政府施政。工联总会支持与配合政府推出的各项民生政策。回归初期，由于澳门经济疲弱，工人失业较为严重，工联总会于1999年11月至2000年8月，发起历时9个月的为失业工人筹款活动，合共筹得1023万元，分19批发放给4834户失业工人家庭。2000年，工联成立职业转介服务部，为失业工人和雇主免费提供失业登记与职位配对服务。2002年起，承办政府推出的有6000多人报读的失业工人文化班和就业辅导课程，至2005年8月全部课程结束。2003年，承办有5000人次报读的受非典型肺炎影响特困行业职工培训课程。承办相关课程，既为大批失业工人解决了生活需要，也及时舒缓了社会矛盾，为澳门经济转型与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2003年博彩专营开放后，澳门劳动力未能适应经济转型而出现结构型失业，为此，工联总会把工作重点转向开展职业培训、提升职工素质、增强就业能力方面。2003年，澳门幸运博彩业职工总会开设博彩操作培训中心，培训了数以万计、主要来自制造业等行业的失业人士，解决了博彩业大量的职位需求，通过培训，不少中年失业、学历不高的居民成功进入博彩业工作。此外，工联总会还及时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75把部分失业人士文化班转为就业辅导课程，开办了包含厨艺培训中心、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参与特区政府“以工代赈”计划，协助培训后的工人重新就业。建造业、制造业等工会亦开办各种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语言文化、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培训课程。在提升职工素质方面，在就业情况改善后，工联总会开始关注本地居民职业晋升前景和专业技能水平的提高，以配合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2009年，与澳门大学合办了面向博彩业从业人员的商业管理高级文凭课程，为博彩业员工提升素质、增强晋升能力创造条件。2010年，与旅游学院开办三年制英语培训，增强各业职工的国际语文能力。饮食服务厨艺培训中心、驿站等开办职业资格认证课程，澳门业余进修中心开设多媒体设计培训中心，迎合职工向上流动和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需要。此外，为鼓励企业聘用本地职工，推动特区政府和企业从2009年7月起实施“在岗培训聘用计划”，至2011年9月，共提供6847个职位空缺。此外，还积极协调劳资矛盾、处理劳动纷争，全力调解博彩专营权开放前大批澳娱员工向公司追讨假期补偿纠纷，积极介入调解巴士服务模式改变前后发生的重大劳资事件等。作为雇主团体的厂商会支持与配合特区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2000年5月，厂商会与劳工局、社会保障基金三方合作，共同举办失业工人的“转业培训活动”，由劳工局推介失业工人到工厂，厂方进行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基金发给受训者生活津贴，50多家厂商报名参与活动。2002年10月，首次于第七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上联合友会设立以澳门制造的产品为主题的“澳门制造展览馆”，主动将澳门具有代表性及特色的产品集合汇总，向外界推广及展示。2003年8月，为支持澳门基金会举办的“澳门情怀”系列活动，厂商会组织会员参加半天游活动。10月17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为使会员认识与把握由此而带来的机遇，厂商会举行“CEPA中货物零关税对澳门制造业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2004年4月，为充分利用CEPA给予澳门产品零关税进口内地的优惠，让更多产业受惠，厂商会向经济财政司提供了一份希望加入CEPA零关税的产品名单，

37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共25种产品类别，涉及686个税项。澳门特区政府把发展经济作为振兴澳门、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重大战略。街坊总会积极配合特区政府的决策，根据澳门各区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条件，投入振兴社区经济活动之中，举办了一系列活跃社区经济的活动。①三盏灯区的多种经济活动。自2000年开始，街总在三盏灯区举办“东南亚美食嘉年华”，致力于推动该区成为别具东南亚风味的美食区。每年农历除夕晚上都举行倒数迎新年的联欢晚会，举办时装表演。②与特区政府旅游局合办“火树银花嘉年华”。从2000年起，每年都会在中秋节、国庆日期间举办。③为期百日的大笪地活动。2000年11月11日，由街坊总会与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合办的大笪地活动，在海傍旧“皇宫”前地开幕。该活动尽显中华文化及澳门昔日风情，在原具本土特色的平民夜总会的活动场地，设置了两个大型传统牌楼作为出入口，设置145个售卖美食、工艺品、日用品、游戏的摊位。在连续百日的活动中，至少有900000人次光临。其影响扩展到外地，来澳门旅游观光、购物的游客把到大笪地作为首选，蜂拥而至的客人们带动了社区经济活动发展。④非常时期的“欢乐澳门街”。2003年3~4月，“非典”暴发。面对灾害，需要迅速恢复经济。街总配合特区政府行动，由属下社区经济事务委员会与旅游局在暑假期间举办了“欢乐澳门街”活动，组织、发动了1000多家中小商户、超市进场促销，发出购物抽奖券，仅在7月、8月，就推动市民消费不少于5000万澳门元。在此期间，街总与澳门基金会、旅游局在荷兰园二马路举办“活色生香泰国夜”活动，独具泰国风味的特色美食，面包车艺术表演，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前往购物和游玩消费。街总还发动各区坊会开展经济活动，一时间，举办了9个主题商业专项活动，形成了“区区有特色，处处有美食”。⑤组织会员参加经济活动。2003年9月，街总配合澳门基金会举办的“澳门情怀”半日游活动，组织各促进会员参加，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属下各区坊会、各个中心、大厦业主委员会共组织了483个团，14600人次参加了该项活动。为配合特区政府振兴社区经济的政策，2000年8月，由归侨总会、澳门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77缅华互助会等联合举办“东南亚美食嘉年华”，美食嘉年华内容丰富，活动主要推广东南亚美食文化及泼水节活动，使澳门与外地游客进一步认识澳门的东南亚美食。2003年2月，潮州同乡会与潮汕总商会在议事亭前地主办“潮汕美食节”，行政长官何厚铧、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等一行也前往品尝潮汕美食。潮汕美食飘香诱人，居民争相选购。2004年12月，潮州同乡会与潮汕总商会再次于议事亭前地举办“澳门潮汕美食文化节系列——汕头美食文化节”。美食节活动的成功举办有利于活跃澳门社区经济。4．向居民提供社会服务一直以来，澳门社团承担着向居民提供社会服务的功能。回归后，特区政府与社团合作，大量的公共服务继续通过社团向居民提供。不少传统社团都面向青少年、长者、特殊弱势社群、新移民提供包括医疗卫生、家庭、教育、文康、体育、环境、社区等多元化的社会服务，为维护社会和谐、提供社会关爱贡献力量。街坊总会是澳门提供综合性社会服务的大型社团。其现有2所学校、3间托儿所、30多个不同类型的服务中心、6间学生自修室及3间诊疗所等机构，提供涵盖老人、弱势社群、青少年、幼稚园教育、家庭、环保、卫生、文康、体育、新移民、大厦等社区所有范畴的多元化社会服务，形成一个覆盖全澳、颇具规模的社会服务网络。设于社区服务大楼的颐骏中心，为长期患病或患有认知病的55岁以上长者提供日间综合护理，通过巴士接送、膳食、护理、康复训练、家居支持、文康活动、功能小组等活动使长者保持身心健康，还能为中老年提供文化艺术服务、改善生活质素等。而乐骏中心，则透过外展手法，向街坊们推广互助互爱、睦邻友好，扩大社区服务，包括对家庭生活的教育，对单亲家庭的支持服务、青少年服务，以及再就业培训等。艺骏中心则通过举办文娱、康乐、体育活动，展现青年青春活力，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促进全面发展。2001年9月，街坊总会祐汉社区中心的职业介绍服务部举行揭幕仪式，开展职业介绍服务工作。2006年8月，街坊总会举行街坊节闭幕礼。一个月来，通过举办社区服务推广嘉年华、文娱活动以及义诊等

37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方式构建和谐社区。2017年，街总继续拓展各项服务，建立特色品牌服务及活动。例如，连续两年举办“关爱社区大行动”，超过250个社区组织、企业、商户及大厦业主会等加入“关爱联盟”，在公屋群中组织住户成为“爱心住户”，共同寻找社区内缺乏支持的长者。“街坊车”接送服务亦持续开展，数千人次获得服务。继续开设长者玩具图书馆、长者健康服务站、二手辅具捐赠计划等，为长者提供丰富的晚年生活及适切的服务。在推动民生方面，每年举办“街坊节”“敬老爱老同乐日活动”，丰富社区文化生活。2017年8月23日，澳门遭遇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天鸽”台风吹袭。面对“天鸽”风灾，许多社团自动投入抗灾救灾之中，向受灾居民提供应急服务。街坊总会第一时间参与救灾和自救。连续多日组织超过4000名义工奋战在第一线，参与清除路障、垃圾，为受灾居民派送水56600支，饭15700份，派发5600多份干粮。同样，在“天鸽”风灾中，妇联组织人力，投入抗灾。一是迅速部署，当日，即要求分布于各区的服务中心快速启动机制，深入全面了解居民所需，提供相关协助。二是设立热线电话，方便联络居民。灾后首日，利用热线电话，帮助有需要市民，同时，征集义工千余名协助灾后工作。三是协助清理工作。灾后首日，即派出600余人在全澳各区进行障碍物清除、垃圾清理。四是探访慰问。妇联义工队上门探访独居长者、行动不便人士，摸黑逐层逐户为缺水断电住客派发水、饭盒等，并向受灾商户派发物资。五是组织流动车辆巡回帮助市民解困。派出11部车辆在全澳巡回，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解决用水需要。六是设立站点，方便居民。在水坑尾、渡船街、下环街、青洲、石排湾等设立派发物资站点，供有需要的市民索取。七是成立修窗义工队。妇联属下北区家庭服务中心成立修窗义工队，为有需要的家庭修整受风灾破坏的窗户。八是发放物资及展开慰问。截至8月27日，妇联总会派出2215人，派发24995支水、1253个饭盒、1016盒饼干、1578包方便面。探访2271户居民、1100户商户，拨出电话慰问6376个，并协助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对受灾居民发放慰问金达200万澳门元。九是注重网络舆论正面宣传。妇联通过自身官方平台，及时转载官方信息，宣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79传市民自发赈灾行动，就善后工作向特区政府提供意见。妇联还利用现有众多社会服务设施开展日常化的社会服务，包括家庭服务（如亲子活动、关注弱势、救灾工作、推动家庭友善、“零暴力”支持服务等）、儿童及青年服务（如托儿服务、青年培训计划、认识两性知识等）与长者服务（如颐康服务、预防失智症工作、社区防跌计划、校园“SUN耆事”话剧巡回演出等）。此外，澳门还有不少向居民提供慈善社会服务的社团组织，包括镜湖医院慈善会、同善堂、仁慈堂、明爱，以及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等。2000年，澳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飙升，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拨出100万澳门元交予工联总会作为失业工人救济金，并对特别困难人士批出援助金，以助其渡过生活难关。多年来，该会的主要援助项目包括：①对因天灾或工伤意外而陷入困境的贫困人士或家庭，及时伸出援手，发放紧急援助金；②援助因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脱落的贫困人士进行手术的“重见光明”计划；③接受困难家庭或老弱病残的个案申请，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发放公益援助金；④为社会培育人才，推行助学计划，发放助学金和书籍补助金；⑤关注团体发展的需要，按实际资助增添相关文康设备，推动社会公益工作；⑥关怀贫困无依老人、智障者、伤残人士等，让他们分享到人间温暖与社会关怀，发放春节慰问金。各项社会援助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促进了澳门的社会和谐稳定。（二）促进爱国教育与培育爱国情怀特区成立后，为更加准确地理解与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需要不断培养澳门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爱国意识与情怀。作为联结澳门居民的社团组织通过组织会员到内地参访交流，以及举办不同形式的培训班、讲座、义教等爱国教育活动，使会员能够切身感受内地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对国情的了解与认识，激发会员的爱国热情。回归以来，特区政府通过社团组织“千人计划”、“航天科普交流活动”、“青年大学生内地学习实践计划”、“国家文博机构实习计划”、“爱我中华”、

38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国防教育营”、“京港澳学生交流夏令营”和“优异生内地参访团”等，持之以恒地组织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到内地参观访问，研修、了解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日新月异的进步，增强其文化自信心和国家发展的融入感与自豪感。中华教育会、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等社团通过举办中国文化常识达标工程考试等活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历史文化大使和澳门基本法青年推广大使，以他们独有的方式方法，传播弘扬历史文化和推广澳门基本法。2011年12月，工联总会借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组织57名人员前住武汉、南京和上海等地，展开红色学习之旅，以加强对工会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认识辛亥革命的意义，增加对党史和祖国历史的认识。访问团先在广州邀请广东行政学院教授叶和东讲解辛亥革命的历史与中国民主革命的意义和经过；其后，乘高铁前往武汉，参观纪念京汉铁路大罢工及“二七惨案”的“武汉二七纪念馆”；随后，前往南京参观中山陵、总统府和雨花台；到嘉兴南湖参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会址“红船”和为纪念中共“一大”胜利闭幕而修建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到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和纪念馆、上海世博会、外滩、浦东新区等，在上海期间还邀请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教授周正言讲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通过是这次的红色之旅，对祖国近代历史、党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深刻体会革命先驱们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努力和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奉献精神。此行由珠海到上海乘坐高铁、动车，沿途能够感受内地改革开放政策下，城乡居民生活变化和中国新农村建设。2012年8月，由工联、妇联、街总、公务员团体及纪念“五四”青年节活动筹委会合办的“情系中华——南京武汉爱国教育交流团”，一行165人前往南京及武汉两地参观交流。这次交流团团员包括获得由妇联、工联及街总所设“育苗奖学金”的大学生，纪念“五四”青年节活动筹委会成员，以及澳门公务员团体成员子女中获优秀成绩的中学生、大学生等。交流团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等，以及举行中国近代史讲座，感受缅怀革命先烈事迹，加深成员对祖国历史的了解。另外，还访问了江宁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81经济技术开发区，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成就。2013年10月，为了使员工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工联组织近50位人员，前往西安、延安进行参观学习。参观学习团前往黄帝陵祭祀轩辕黄帝，共同缅怀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在延安革命圣地，通过参观延安革命博物馆、王家坪、杨家坪、枣园等，了解党中央以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陕北艰苦生活战斗13年，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历程。同时，加强对延安精神、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在延安期间，还请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宋炜讲解“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通过教授的详细讲解，团员们对延安精神和老一辈革命家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15年11月，为让员工更好地了解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沿革，工联总会组织近40位人员，前往湖南韶山等地，展开学习考察之旅。在湖南韶山，访问团参观了一代伟人毛泽东故居、纪念馆和毛泽东广场，缅怀伟人革命历史的一生，从年轻时期追求知识、寻找真理直至为国家、民族终生奋斗的坚毅精神。学习团还参观了长株潭两型社会展览馆、远大空调机集团企业，认识到国家富强，必须有现代化建设，“中国梦”的宏愿才会得到逐步实现。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邀请，工联总会一行25人于2016年4月，参访了福建厦门、南靖、泉州以及北京四地，参加了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2016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这次出访让团员了解了国家工会工作，领略了全国劳模风范，吸收了优良传统，感悟时代理念，加深国情认识，增进爱国情怀，激发工作热情，投身澳门实践。2016年7月，由合群基金会主办的“澳门学生爱国教育团”一行150多人赴江门瞻仰陈冠时烈士墓并参观党史教育基地“桃荫别墅”。团员包括来自劳工子弟学校、工联职业技术中学、菜农子弟学校和氹仔坊众学校师生，以及工联总会和菜农合群社的青年代表。陈冠时烈士在国家危亡之时，不计较个人利益，勇敢承担责任，毅然投笔从戎，在抗日游击战斗中不幸被俘并壮烈牺牲，用鲜血和生命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通过此次参

38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访，澳门青年学生应以先烈为榜样，挑起爱国爱澳大梁，团结奋进，开拓进取，为祖国统一大业以及澳门的繁荣稳定努力奋斗。2000年10月，街总代表团一行9人，前往北京、保定、石家庄等市参观访问，代表团听取了城市工会的经验介绍，参观了数家大型国有企业，代表们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感到由衷高兴。2004年，街坊总会组织40多人的参访团，到广州市、佛山市参访。参访团参观了广州大学城新区、两市社区活动中心，听了“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广州市社区建设的特点及前瞻”讲座。2003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周年，街坊总会邀请广东省行政学院副院长陈鸿宇教授主讲，介绍祖国成立54年来社会各项建设的巨大变化以及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向和目标。10月，街坊总会举行“热烈庆贺我国载人宇宙飞船‘神舟五号’顺利发射成功”座谈会，与会各理事、监事及属下坊会和中心负责人，颂扬祖国航天科技辉煌成就。12月13~14日，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和载人航天代表团莅澳访问，街坊总会组织1600名坊众参加活动。作为直接面向青年与学生的社团，学联、青联及朝阳学会在加强青年爱国教育方面更是义不容辞。2000年6月，澳门学联、童军总会及澳门多间学校代表组成的澳门代表团应邀列席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月，广东省学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澳门学联代表应邀出席开幕大会。大会号召港澳学生组织应加强与内地学生组织之间的联系，开展广泛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交流。2001年10月，学联应香港新青年论坛的邀请，赴港参加“武汉、台湾、香港、澳门四地青年论辛亥”研讨会。2004年4月，为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澳门学联举办系列活动，包括“中港澳三地青年欢聚交流”、“鲁迅专题讲座”、“三地青年学生薪火相传竞技赛”和“五四星光夜——三地青年学生文艺晚会”等活动。9月，澳门学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筹备委员会组织“澳门学生领袖北京交流团”赴京了解祖国建设情况和社会面貌；10月，应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邀请，澳门学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筹备委员会组织150名学生参观解放军驻澳部队氹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83仔军营，了解驻澳部队的日常生活、工作情况。2006年7月，学联组建第三届澳门大学生暨青年企业家酒泉航天科技交流团，参观访问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与航科人员展开交流。2007年7月，学联承办的“第四届澳门中学生西昌航天科普夏令营”和青年企业家代表与中国航天员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会面，航天员们分享了经验。10月，学界发行“十元十美”水立方募捐行动，向全澳中小学生认捐，培养学生关心祖国发展，表达对祖国的关爱。活动共筹得善款13多万澳门元。而后，学联组织35人代表团赴京向北京奥组委送交捐款及参观奥运场馆。2008年5月，学联与澳门学界常设活动委员会组成“澳门学界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九周年——学界携手迎奥运”，吸引500多名学生参加。8月，学联与其他社团合办“2008年澳门青年学生内地支教文化交流团”，加深对祖国革命斗争历史的认识，增进澳门青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009年4月，学联应教育部邀请，举办“澳门大专学生领袖四川交流访问团”，拜访四川省学联，并到四川地震灾区德阳市汉旺镇探访灾民。5月，由澳门17个青年社团组织的“五四”活动筹委会与学联合办“飞跃五四青年音乐会”，吸引近千名青年参与，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联与7所大专院校学生会举办“四川大地震一周年——追忆和缅怀”纪念晚会，以“爱让我们在一起”为主题，让学生了解四川现状，呼吁继续支持四川重建工作。学联与学界常设活动委员会举办学界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系列活动之“回首·传承”联校文艺汇演。宣扬五四爱国精神，鼓励学生自强不息。澳门青年联合会自2006年起组织“红色之旅”活动，第一个五年的系列活动中，约500名澳门青年学生沿着建党、建国道路，先后走访上海、浙江、江西、贵州、陕西、河北、天津及北京等地，了解抗战救国的艰辛，体会胜利建国的辉煌。经过5年的历练，“红色之旅”也被打造成青联的品牌项目，深受各界青年和大中学生的欢迎。为了延续“红色之旅”的独特效应，青联于2011年联同澳门福建青年联会共同合办新一届的“红色之旅”活动，并将其命名为“红色之旅·复兴路”系列活动。顾名思义，“红色之旅·复兴路”是重温国家改革开放之历史，发掘改革开放之成就，探索民族复兴之道路，

38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希望澳门青年能借此忆苦思甜，从而培养自强不息、爱国爱澳的思想，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精神。“红色之旅·复兴路”首两年分别走访既是革命老区又是改革开放先锋的福建，以及祖国边陲、民族和谐，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交往中举足轻重的彩云之南——云南。有300名青年和大中学生参与其中。通过交流参访，澳门青年对中华文化、华夏文明有更深的体会，对国家的发展有更深的了解。这些体会和了解使他们更加坚定爱国爱澳、自强不息的精神。2010年12月，应全国青联邀请，由澳门青年联合会组织、2010年青年议政培训计划学员组成的“爱国之旅”交流团，前往北京和吉林交流访问。这次交流有32名青年议政成员参与，交流团在北京拜访了中央统战部，前往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通过交流参访，增加对祖国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加强内地和澳门青年之间的交流与沟通。2011年7月，由澳门中联办与井冈山干部学院精心组织、澳门青年联合会协办的“澳门社团骨干国情研习班”，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开班。通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及唱红歌等生动、活泼的方式，学员们深入学习中国革命史和基本国情，亲身体验井冈山丰富独特的人文景观，加深对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以及“一国两制”方针、澳门基本法的认识和了解，增进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感；通过学习交流，深入研讨，对国家的发展轨迹和澳门社会未来发展方向有更准确的把握，对当代青年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自身的人生定位有更清晰的判断，进一步坚定了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和建设好澳门的信心和决心。2012年11月，由澳门青联及广东青联主办，澳门创意产业协会协办的“中国心·粤澳情”深圳文化创意产业考察团，一行20名团员前往深圳进行考察。考察团首先前往深圳国家动漫产业基地参观，该基地是中国唯一一家完全以广播电视媒体市场运作的国家级动漫、游戏产业基地。而后，考察团前往华强科技集团与环球数码、迅雷网络及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参观。这次交流考察，使团员对内地蓬勃发展的文创产业大开眼界，对两地发展文创产业充满憧憬和信心。澳门朝阳学会成立于1985年。该会起源于新联集团、澳门日报及中天有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85限公司每年暑假所举办的大、中、专优异生旅行团，因为该会成员主要是由曾参加旅行团的人组成。优异生旅行团的目的是使澳门的优异生有机会欣赏祖国的河山风貌及与当地学生交流学习心得，借着参观访问，使澳门青年学生加深了解祖国的社会情况及改革开放后各方面的发展，培养青年热爱祖国的精神。进入2012年后，该会开办“关怀青少年成长计划”，组织澳门青年到内地贫困地区开展义教活动。2014年6月，相关计划招募的义工经过培训及活动实践后，出发前往广西南宁市上林县进行义教活动。在为期5天的义教活动中，除了在学校进行教学外，还探访了当地学生家庭。2016年6月，相关计划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改进，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义教实践，都增加了不少新元素，理论课表现优秀的学员前往广西进行义教实践活动及与广西优秀青年交流义务工作心得。同时，该会继续举办优异生参访团。同年，“第34届澳门优异生参访团”于8月到云南，以丽江为中心，在周边的自然、文化、民族景区展开5天的参访之旅，了解丽江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中转站的历史、文化及最新发展，体验当地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风情，并与当地学生交流联欢。该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开始，30年来坚持举办，不断引领澳门优异生亲身体验祖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力的富强，并促进了两地联系。优异生在参访学习期间团结守纪，守望相助，在投身社会后，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在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祖国及澳门发展做出贡献。（三）参与内地救灾慈善与社会服务改革开放后，内地政府接受与鼓励境外慈善公益组织参与内地的救灾、扶贫、助学等慈善和社会服务工作。作为国内境外的澳门社团每逢内地遭遇灾害需要援助时都会纷纷伸出援手，募捐善款，筹集物资，参与减灾、助学等慈善事业。自澳门回归十几年来，内地先后发生不少自然灾害。灾难发生后，不少澳门社团会迅速成立工作组，募集物资及组织热心居民成为志愿者，发起多

38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个大型筹款活动，希望通过活动向灾区人民表达澳门同胞的关爱。先后为四川、青海玉树、云南等地进行大型灾后筹款、探访与重建工作。透过这些活动，发挥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持”的传统美德与体现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2006年6月，湖南、福建、浙江、江西、贵州、广东及广西一带，受台风和暴雨影响，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灾情，大量房屋损毁倒塌，许多道路及设施被摧毁，千万同胞痛失家园。为援助内地受水灾影响的同胞，工联发动属下各行业工会、服务机构，向会员及工友募捐筹款。筹款活动期间，工联在台山社区中心、北区综合服务中心、北区职工服务中心、氹仔综合服务中心、工人体育场、工人康乐馆超级市场，以及各区办事处设立捐款箱，同时在中国银行开设了赈灾捐款专户，接受职工及会员捐款。此外，工联文委于9月一连四晩在工联文娱中心举行“风雨灾，濠江情”赈灾曲艺综合晩会，响应筹款活动，内容包括曲艺、舞蹈、大合唱、流行金曲、乐队现场演唱等。居民反应热烈，观众人数及善款数字屡创新高，四晩共筹得善款10万元。赈灾筹款活动至9月15日结束，共筹得善款380500澳门元。工联通过澳门红十字会将善款送交灾区。2008年2月初，内地南方多个省市出现罕见的持续低温雨雪天气。2月3日，响应澳门红十字会赈灾呼吁，街坊总会部署筹款赈灾工作，即日起发动“抗雪灾，送温情”筹款活动，各坊会及各社区服务中心均会收集善款。2月28日，街坊总会为内地雪灾灾民所筹得的善款253003.6澳门元送交澳门红十字会。同日，澳门公务专业人员协会为支援内地雪灾赈灾而发起的捐赠行动，得到了会员、公务员及亲友的积极响应，共筹得善款30000澳门元，转交中联办社工部跟进。内地雪灾发生后，面对严峻灾情，专门通过组织户外跑步筹款扶贫助学的社团——澳门乐善行决定展开“抗雪灾温暖行动”。在向中联办送交捐款10万澳门元代转内地救灾的基础上，又向国务院侨办汇款24万澳门元，支持“侨爱工程——抗雪救灾温暖行动”和用于紧急救灾，还汇款18万澳门元到南京市政协办公厅，支持“抗寒救灾募捐活动”。同时，用澳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87门永亨银行捐助的50400澳门元以及会员捐款，购置御寒毛毡1145张，于2月18日分别送往贵州教育局与广西桂林慈善会，分发居民使用。同样，为支援受雪灾影响的地区，2月5日，潮州同乡会向全体理事、监事发起募捐行动，共筹得22万澳门元，迅即通过澳门中联办转送灾区。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造成极大伤亡，灾情极为严重。街坊总会即时启动了救援行动。一方面，与所属坊会、中心和大厦业主会等发起募捐善款行动，19日，街坊总会联同多个坊会发起上街募捐，帮助四川地震同胞。仅在10天内就募集3157000澳门元，通过澳门红十字会转送内地灾区。另一方面，街坊总会了解灾民缺乏大量生活、医疗物资，立即与澳门红十字会联合实施了“认购物资大救援计划”，向商户和居民推出100澳门元的认购券，所得善款用于购买毛巾被、毛毯、饼干、奶粉、蚊帐和医疗器械，共50余吨，在特区政府和有关公司的支持下，运往灾区。5月，厂商会为支持四川地震灾区发起募捐行动，呼吁会员慷慨解囊，筹得2371503澳门元，全数送交澳门红十字会。除捐款外，会员更捐赠衣物及电筒等物资，合共744648澳门元。19日，澳门公务专业人员协会为四川地震赈灾而发起的捐款行动，得到了会员、公务员及亲友的响应，共筹得善款50000澳门元，转交中联办社工部跟进。7月11日，该会借举办“京澳青年艺术作品展”之机，为支持四川地震赈灾义卖参展作品，被认购的作品共16幅，加上会员捐款，共筹得善款134000澳门元，作为第二批善款交中联办社工部跟进。5月14日，为救助四川地震灾民，潮州同乡会特向全体会员发起募捐行动，得到广大会员的支持和参与，共筹得75万澳门元，交予中联办及澳门红十字会转送灾区。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严重地震。澳门各界纷纷捐款支持青海受地震影响的同胞。仁协之友于22日，将该会同仁捐出的善款1223500澳门元送交中联办，转往内地灾区。中联办主任白志健代表灾区同胞表示感谢，并表示每当内地同胞需要帮助时，澳门各界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充分显示澳门居民与内地同胞血浓于水的情谊。8月7日，甘肃舟曲县强降雨引发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为支持舟曲救灾，仁协之友同仁捐款22万澳门元送交中联

38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办，转送灾区。2012年9月，云南彝良县发生5.7级地震。地震过后，当地又遭泥石流侵袭，突降暴雨引发洪涝灾害。为支持云南同胞，澳门青年联合会、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工联青年委员会、学联、中华青年进步协会及中华新青年协会共同发起“青年正能量·云澳同胞情”筹款活动。活动中，澳门多家公司、企业捐赠16款逾2000件物品义卖，包括智能手机套、灯笼、计算机灯、环保购物袋及小风扇等。多名义工亦分成33队，在澳门中区、北区、南区等地筹款。其间，举行支票捐赠仪式，星河湾·名门世家捐赠5万澳门元、居民黄中原捐赠1万澳门元支持。此次筹款共筹得22万澳门元善款，送交澳门红十字会用作云南地震救灾。透过这次筹款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内地受灾同胞，也让本澳青年学习爱我中华之情，发挥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持”的传统美德。2013年5月，四川雅安地震。澳门青联、中华民族团结促进会、中总青委、学联、新青协及侨界青协合办“雅安平安，大爱无疆”慈善募款活动。这次慈善活动包括集合本地商户捐赠物资于仁慈堂前地举行的慈善义卖；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慈善乒乓球比赛和邀请本地乐团在议事亭前地举行的青春交响马拉松。这次活动筹得的善款经澳门红十字会全数转交给四川地区用于重建。为支持雅安地震受灾民众，5月，工联下辖的劳工子弟学校发起“四川灾区支持行动”系列活动，包括“雅安加油、千人拍照”活动和“支持雅安——爱心食品义卖筹款活动”，得到全校师生的广泛支持，共筹得善款11760澳门元，转捐灾区。除了灾害救助外，捐资助学也是澳门社团支持内地慈善的重要方式。自从内地“希望工程”实施以来，澳门不少社团给予重视与支持。1992年，街坊总会统一安排各直属中心、各区坊会多方募集，筹得善款438000澳门元，通过新华社澳门分社转交有关部门支持“希望工程”。2003年，街总决定再次发起支持“希望工程”活动，决定直接捐建希望小学。总会多方筹款300000澳门元，沙梨头坊会筹集了160000澳门元，经中联办联系，决定在革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89命老区江西宁都兴建一所希望小学。当年10月，街总赴宁都县进行了校址的实地考察。2004年3月，街总捐建的宁都县东韶乡中心小学1400平方米的教学楼，沙梨头坊会捐建的武朝小学900平方米的教学楼破土动工，经过几个月的施工，新学年开始，两幢教学楼正式启用。2007年，街坊总会又专程前往两所小学，向学生们赠送了文具和图书，也与沙梨头坊会在广西梧州地区各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2008年11月9日，街坊总会希望小学观礼团一行前往广西，出席由总会资助的“大新希望小学”新教学楼启用仪式，并向该校30位学生赠送助学金及一批教学、生活物资。2014年，工联新桥办事处与制衣工会组织48名会员及家属，前往广东省连南县香坪镇的澳门工联总会山口希望小学进行探访。该小学是工联总会于1997年捐资兴建，供周边居住的瑶族小孩就读。送暖团参观学校后，赠送书籍、文具及教学体育用品，得到学校校长、师生及家属的热情接待。而后，团友们分组探访6户贫困家庭。2015年9月，适逢工联成立65周年，为支持及配合云南省腾冲市五合乡佟家庄完全小学和新华乡龙洒完全小学校舍重建，改善当地农村小学贫困寄宿生学习和住宿条件，由工联主办、爱心育苗协进会协办的一系列“重建校园爱心募捐大行动”，筹得1213000澳门元善款，其中80万澳门元用于重建校园，其余善款计划捐赠给两所小学建设“爱心育苗图书馆”。1999年，澳门公务专业人员协会发动会员和公务员捐资在云南省凤庆县郭大寨乡兴建“纪念澳门回归希望小学”。2000年10月，该会一行13人赴云南省出席“纪念澳门回归希望小学”落成典礼。2006年8月，该会组成参访团前往郭大寨乡“纪念澳门回归希望小学”，跟进每年资助的70名贫困学生及奖学金的发放情况，向该校教师分送了慰问金及工具书籍，向受助学生派发奶粉及字典，以及向其他出席的学生赠送文具。2007年3月，公专会将2006~2007年度由该会会员捐赠的云南凤庆县郭大寨乡“纪念澳门回归希望小学”贫困学生的资助费（每名学生600澳门元）全数汇出，并由当地负责部门将款项送到103名学生手上。此后，每年都将相关资助费汇给当地负责部门，帮助贫困生求学。2009年6月，该会组成“庆祝纪念澳门回归希望小学建校十周年云南爱心之

39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旅访问团”，前往郭大寨乡“纪念澳门回归希望小学”举办建校10周年庆典，跟进资助的贫困学生及奖学金的发放情况，向小学赠送了4台电脑、乒乓球桌等设备。2005年至2012年，新青协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于广西、内蒙古、云南、贵州等地区支持偏远地区学校发展，兴建了4所新青协希望小学。澳门青联成立以来，一直关心内地农村教育事业，先后在河北、山西、贵州、甘肃、湖南等地捐建了32所爱心小学，捐款总计660万澳门元。2009年8月，该会组织的“红色之旅——澳门青年陕西行”一行赴华阴市参加青联捐助华阴市五方乡六合希望小学仪式。青联捐助20万澳门元资金将用于六合小学的修葺和扩建之用，修建后的澳门青联爱心六合小学拥有良好的教学设备和优良的学习环境，让当地基础教育得到更好发展。到贫困地区开展义教义诊与探访活动也是澳门社团在内地开展慈善活动的常见方式之一。2004年5月，公专会赴云南临沧、西双版纳考察访问，并展开扶贫助学及义诊活动。6月，澳门学联、中华新青年协会举办“澳门─广西教育无疆界”活动，组织澳门教师、医护界等专业人士及大专院校学生赴广西偏远地区开展义教，进行卫生讲座。2007年4月，公务专业人员协会与澳门中区扶轮会合办学生交流团，前往广东省高要市大湾镇访问当地贫困学生家庭，亲身体验内地学生在困难环境下坚持刻苦学习的生活。2008年8月，学联与新青协合组“彩虹计划——澳门青年及大学生赴甘肃陇南地区慰问团”，到当地医院和学校探访地震灾民。2005年至2012年，新青协每年组织澳门青年教师及医疗人员自费到广西、贵州等地进行义诊及义教。每次义教团都会探访一些当地的基层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通过义教活动，一方面，能够让澳门青年有机会了解内地的教育及贫困户的情况；另一方面，凝聚澳门义教团队力量，继续壮大义工团队，培养青年“爱心无疆界”理念，为山区贫穷孩子播下希望的种子。2018年，自从贵州从江县成为澳门特区对口帮扶脱贫的对象后，社团也加入帮扶队伍。3月，澳门红十字会派员到从江县10个乡镇20个行政村实地考察后，经过筹备，围绕旨在防灾减灾及生计扶持的“博爱家园”项目以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91及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受援方达成了1200万元人民币的框架性援建协议，澳门红十字会与贵州省红十字会签署《澳门红十字会援建项目协议书》。其中，含澳门归侨总会出资200万澳门元助力从江县九曰村重建小学教学楼、学生宿舍及食堂。项目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援助金额共700万澳门元，包括东朗镇苗谷小学、摆也小学、九曰小学、丙妺镇长寨幼儿园，高增乡和往洞镇的博爱家园，以及往洞、西山、翠里、谷坪四个乡镇的5所卫生站，项目自协议签署后2年内完成；第二期援助金额约500万澳门元，预计2023年完成。这次扶贫，透过博爱家园、博爱新村的方式，建设广场、服务站等公共设施及设立互助基金等，协助当地居民增强生产工作。实际上，在内地恤贫敬老、关爱妇孺、医疗健康等慈善活动中，是不难见到澳门民间社团身影的。（四）推进澳门融入内地发展与助力内地对外开放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区域合作、融入内地发展、助力内地对外开放战略，在此过程中，民间社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和扩大对外开放，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为此，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以来，致力于推行“远交近融”政策，积极推动、参与区域间的互利合作，努力将澳门建设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打造成“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澳门中华总商会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区域合作政策，通过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商会联席会议”、“泛珠三角区域贸促机构联席会议”以及“粤港澳主要商会高层圆桌会议”等会议机制，推动和深化区域间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合作，并利用《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和其各项补充协议的落实，《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和南沙开发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发挥中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澳门与内地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扩大澳门的合作发展空间。实际上，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和澳门回归祖国，澳门社团与内地各省份的工商

39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和各方面的机构及团体的交往日渐频繁。除了与内地展开合作外，中总还积极开拓对外合作渠道，争取加入国际组织，扩展澳门发展空间。自1991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首届世界华商大会开始，中总先后派出代表团赴新加坡、中国香港、曼谷、温哥华、澳大利亚、中国南京、马来西亚、韩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参加第1届至第11届世界华商大会，加深与世界各地华商组织的合作，促进澳门对外经济联系。2008年，中总正式加入属国际商会组织（ICC）的世界商会联合会（WCF），并去函国际商会世界商会联合会（ICC/WCF）报请加入世界“ATA单证册”体系，而特区政府于2009年11月23日，在政府公报上公布第441/2009号行政长官批示，指定澳门中华总商会为“ATA单证册”发证机构和担保机构。随后，获世界商会联合会同意于2010年11月1日起在澳门地区正式实施“ATA单证册”，澳门遂成为世界“ATA单证册”制度的第68个参与成员。为了适应澳门国际地位的提高，经国际商会组织一众成员的倡议和赞同，于2011年6月8~10日在墨西哥举行的第7届世界商会大会以及6月11日的国际商会理事会会议上，一致通过澳门中华总商会的会籍提升为国际商会的特别成员（ICCSpecialGroup），即地区代表成员（NationalCommitteeMember），等同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会籍地位，并获选为世界商会联合会理事会成员，从而为提高澳门国际地位及推动澳门经济发展发挥独特作用。在促进澳门对外合作，发挥澳门联结内地与海外的平台作用方面，青年组织、教育团体与妇女组织同样有其优势。2011年是“中欧青年交流年”，澳门青年联合会凭借澳门独有的优势及与葡语国家的联系网络，邀请葡萄牙青年代表团及内地青年代表团相聚澳门，举办中葡青年论坛。透过论坛、考察走访，除增强各方了解及交流外，还冀借着各地人才和经验智慧，以及青年人的创新意念为未来发展带来启发。这次论坛围绕中葡青年经贸合作主轴，透过与中国及葡萄牙的交流，促进各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互相学习成功经验。除了论坛外，澳门青联还安排中葡代表团在澳期间，拜访特区政府部门、参观澳门地标景点等，并安排葡萄牙代表走访横琴、南沙等与澳门关系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93密切的内地城市，了解《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为澳门带来的新机遇，同时寻觅商机。借此机会，代表团在参观期间加强交流，了解澳门及内地城市发展。2018年5月31日，“一带一路”国民教育澳门推广协会成立。该会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给地缘政治、国际经贸、基建、文化和社会等均带来深远影响，澳门要积极把握参与国家双向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机遇。该会将到澳门学校推广“一带一路”发展理念，宣扬“爱国爱澳”精神，设立推广中心定期展开推广活动，加强港台及海外侨胞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交流。澳门妇联在全国妇联推荐下成为澳门第一个加入“建立丝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的民间组织，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之间的友谊，促进沿线国家间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在经济日益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粤澳两地合作充满机遇与挑战。2003年9月，澳门厂商会与广东省工商联、澳门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等七大商会签订高层定期互访备忘录，促进互相之间的合作关系。2003年12月，重庆市、广东省代表团莅临厂商会，希望在CEPA下加强两地在经济领域的合作。2004年4月，为配合厂商会与重庆市签署的《关于在CEPA框架下进一步推动渝澳经贸合作备忘录》的后续工作，厂商会组团参加在重庆举行的“第九届中国重庆投资洽谈暨全球采购会”。副会长贺定一在“CEPA框架下推动渝澳经贸合作研讨会”上发表“把握CEPA机遇，推动渝澳合作新发展”的讲话。5月，四川省商务厅及江、浙省企业来澳进行考察，到访厂商会，了解澳门发展情况，研讨发展合作空间。6月，由广东省工商联倡议的“首次泛珠三角联席会议”在广州举行，同时，厂商会及澳门中华总商会陪同九省区及香港商会负责人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商会合作框架协议》。7月，厂商会与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澳门中华总商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联络和合作机制，促进内地与澳门交流及讯息互通。11月，鉴于自由行、CEPA、珠澳跨境工业区以及“9+2”的合作，货物经横琴口岸进出频繁，因此，厂商会陪同友会拜访横琴海关，反映澳门货物进出时所遇到的问题，争取解决关检

39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问题。2005年，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率浙江省代表团莅临厂商会，希望澳门与浙江能互设平台，为浙江民营企业打开葡语系国家市场和欧盟市场提供协助，而浙江亦可作为澳门中小企进入内地市场的平台。3月，为加强与内地各省市联系以配合“9+2”泛珠三角的合作，厂商会组织理事、监事到佛山市的南海进行参观考察，寻找澳禅制造业合作机会。6月，内地与澳门经贸往来密切，厂商会与拱北海关就澳门货物通关事项进行沟通座谈，建立海关与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2007年4月，厂商会参加第十一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并成为“2007年珠澳投资环境推介暨经贸交流会”的支持单位。10月，厂商会组织理事、监事到三水进行考察访问，行程中了解三水的经济发展概况、投资政策、地理、人民生活等情况，加深了对三水区未来发展计划的了解。2009年1月，厂商会向经济财政司提出在内地开设“澳门制造产品展销中心”的构想，并实时成立“内销市场可行性小组”。2月，向经济财政司递交相关建议书。澳门仁协之友关注、思考粤澳两地合作事宜。2008年11月，该会组织会员到珠海横琴参观考察，了解横琴新区的发展，以及广珠轻轨建设及轻轨与澳门的接驳计划。日后，澳门轻轨与广珠轻轨连接后，澳门就可以进入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澳门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可由此而大幅提升。2012年4月，该会赴广州南沙区参访。参观南沙龙穴造船基地的一家最大造船厂——广州中船龙穴造船厂，了解到南沙是中国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南沙的虎门水道是中国优良的出海水道，以及南沙的妈祖信仰与澳门同源同宗。该会认为，澳门利用珠三角绿道可扩展自身活动空间。珠三角绿道网建设连接珠三角主要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及城乡居住区等，既能优化区域生态格局，构筑绿色开阔空间，又能促进各地人流和物流的自由高效流动，形成一体化的生活休闲格局，成为推动珠三角城市一体发展的抓手之一。2011年3月，粤澳双方在中央见证下于北京签署《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粤澳合作迈向新里程。澳门仁协之友对粤澳合作寄予厚望。在中联办协助下，该会组织会员前往广州、佛山参访。在广州，了解了广州新区城市建设和旧区环境整治情况，参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95观了广州大学城与广州南站。获知广州市区范围迅速扩大，而佛山新城区正在往广州方向延伸发展，两市正朝着融合发展，反映出区域合作的潮流。在佛山，参访团探访了澳资企业——佛山市山湖电器有限公司，了解澳资在佛山市的合作情况。通过参访与考察，会员进一步认识到澳门要发展必须同广东省密切合作，必须认真落实《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建议加紧实施“协议”，以“先行先试”的创新思维和政策，打造新的合作平台，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以求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旅游合作方面，两地旅游企业先以“一程多站”作为起步，向旅客提供最有优势的旅游景点、路线和休闲产品，满足游客需求。同时，开拓更高端的旅游项目，如文化旅游、疗养旅游、休闲旅游等。还建议在横琴建设一个面向澳门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7年7月，《深化港澳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见证下于香港签署，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启动，社会各界尤其关注大湾区建设为澳门带来怎样的机遇。8月，工联认为，随着“协议”的签订，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澳门作为结构单一的微型经济体，限制了就业空间与人才培养，期望国家透过放宽政策及支持澳门居民到内地顶尖企业、科研及高等院校、公立医疗等机构实习和就业，做出更大突破。但是，观乎现状，澳门居民到内地工作有一定限制。建议有关方面可豁免澳门居民到内地就业时需办理就业证的要求，尽快出台澳门居民参加内地社会保险的政策，与内地居民同享就业权益。据《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澳门居民到内地就业、从事个体经营或澳门用人单位派遣到内地工作一年内累计工作3个月以上人士，需履行与外国人一样的义务，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否则会遭到处罚，如发生劳动纠纷或无法得到相应保障。有关手续经多年优化，比外国人宽松，但与内地居民相比仍受限制。珠海是澳门的近邻，澳珠合作是粤澳合作与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基础。2009年12月20日，200名澳珠青年共聚珠海海泉湾出席由共青团珠海市委、澳门教青局等合办的“珠澳青年论坛”，围绕“珠澳同城·青年先行”主题，就两地产业合作和服务一体，探讨珠澳优势互补方向，憧憬未来两地美好发

39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展前景。主办单位表示，珠澳同根同源、相互依存，互动共生从未停息。珠澳都是年轻、充满活力的城市，两地青年近年交往日益密切，青年组织经常交流。这次论坛围绕产业合作和服务一体，着重青年创业、文化交流、教育培训等内容，提出珠澳的优势互补和合理建议。结语回顾与考察国家改革开放与澳门社团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澳门回归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回归前，内地改革开放引发的内地移民增加与澳门工厂内迁对澳门社团数量、结构与活动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导致社团数量激增、乡族类社团等增加以及社团活动变化。而以“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澳门回归问题使得围绕迎接澳门回归而开展社团工作成为特区成立之前各主要社团的最重要活动内容。其中，参与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咨询和宣传推广，参与澳门特区成立的筹备工作，组织庆祝澳门回归活动与加强两地联系、促进互相交流成为该时期澳门社团的主要工作。回归后，“一国两制”的澳门实践成为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有机部分。作为特区的建设者，澳门社团直接参与国家改革开放事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事业。在推进“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方面，澳门社团积极参与特区政治建设，参政议政，反映居民意见，参加公共政策制定，支持与配合特区政府施政，与特区政府合作向居民提供社会服务。同时，通过组织会员到内地参访交流，以及举办不同形式的培训班、讲座、义教等爱国教育活动，使会员切身感受内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增加对国情的了解与认识，培养澳门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爱国意识与爱国情怀。而当内地遭遇自然灾害需要援助时，澳门社团都会义不容辞地募捐善款、筹集物资，积极参与内地救灾减灾工作。至于在内地开展扶贫、助学、敬老、恤弱等慈善与社会服务也是澳门社团常见的活动。此外，澳门社团在推进澳门区域合作、融入内地发展与助力内地对外开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下澳门归侨的历史机遇邢荣发*A导读：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翌年2月中葡建交，从此澳门与内地之间无论在投资、工作、人员交流等多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频繁。而此时距离东南亚大批华侨移居澳门之时亦不过十数年，他们大部分仍处于拼搏阶段。适逢国家发展经济，无疑为澳门侨界带来一个新机遇。　　　　据1987年的统计，澳门的归侨来自五大洲中的55国，共计29320人。其中来自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的归侨人数居前三位。这些归侨的购买力和消费力令当年澳门的各行各业呈现一片兴旺，他们更成为当年澳门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澳门归侨参与了澳门回归祖国的全过程，包括参与基本法咨委会、草委会，特区成立筹委会、特首推委会等，在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199名委员中就有17名为归侨背景。在政治议题上归侨总会一向旗帜鲜明，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反对“台独”，支持“九二共识”。　　　　在“一带一路”建设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时代中，澳门侨界得以有效助力与配合国家和澳门特区政府的工作，实应归功于*邢荣发，历史学博士，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产业基金项目评审委员、澳门归侨总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澳门历史文化、澳门建筑史、澳门城市地理等。

39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归侨”界别被载入《澳门基本法》，使澳门归侨能依法发挥“侨”的优势，推动侨务工作深化发展。一　归侨移居澳门的历史背景澳门的归侨大多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侨居地移居澳门的，当中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归侨，原因是当时在美国的干预下包括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等国的局势相继出现动荡；越南更因美国的军事介入而陷入十多年的战火蹂躏当中，民不聊生。世代移居彼邦的华侨，更成了亲美势力的“鱼肉”，受尽苦难。于是，他们纷纷离开了原来的侨居地。从那时起来自印尼、缅甸、柬埔寨等国的华侨陆续移居澳门，且大部分留了下来，生活至今已第三代。此外，澳门的归侨还有来自马达加斯加、秘鲁、美国、加拿大、帝汶、墨西哥、越南、老挝、马来西亚等国的；更有来自南非、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留尼旺、古巴、斐济、巴西、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等国的华侨，他们都是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选择了移居澳门。而这个时期移居澳门人数最多的华侨来自印尼、缅甸、柬埔寨三国，其原因都是排华、逃避战火。最先是印尼。1965年9月30日，苏哈托发动政变推翻了苏加诺总统后，为了转移视线而掀起排华运动，致使大批华侨外逃。1966~1967年就有5000多名印尼华侨移居澳门；另有数千人前往内地，被安置在华侨农场生活，当中大部分亦于1973年内地放宽归侨移民政策后陆续移居澳门。A故前后移居澳门的印尼华侨达到8000人之众。接着是缅甸，1962年缅甸军政府上台以后，推行狭隘的民族主义并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B翌年10月军政府首先颁令，将银行、进出口贸易、商业A许钧铨：《从内地移居澳门的缅甸归侨》，载林清风主编《缅华社会研究》（第三辑），澳门缅华互助会，2004，第350~351页。B郭济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后缅甸华文文学发展概况》，载林清风主编《缅华社会研究》（第三辑），澳门缅华互助会，2004，第169页。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399和工矿企业收归国有，而后又将私立学校、医院、报社和影剧院等国有化。三年间收归国有的企业达15000家，仅在仰光就没收了700家华人企业；私立学校亦有814家收归国有。A当时，缅甸华侨学生组织对军政府进行抗争。为维护其政权，军政府不惜鼓动缅甸人排斥和对付华侨，导致1967年6月26日，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同时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大批华侨被迫举家离开缅甸移居澳门，另有部分选择移居内地的华侨被安置在各个华侨农场生活。B数年后柬埔寨王国亦发生了军人政变。朗诺集团于1970年3月18日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权，改国名为“高棉共和国”。朗诺亲美集团上台后，立即下令封闭全柬所有华侨学校。由于新政权对华人极不友善，特别针对亲中的华侨，加上战事不断加剧，大批华侨唯有离开彼邦，选择移居澳门者亦有数千人。基于对澳门生活的不适应，其中部分华侨于20世纪80年代转而移居法国巴黎。以上是印尼、缅甸、柬埔寨三国华侨、华人来澳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由于当时香港接受移民的法例严苛，反观澳门人口却不多，澳葡政府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故对华侨的入境和居留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因而动乱地区的华侨便纷纷选择移居澳门。这个时期的澳门，人口近20万人；至20世纪70年代中以后人口增至近25万人。当中的数万人主要就是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归侨。澳葡政府对华侨入境澳门政策宽松的原因有三：其一，此间的澳门正逢发展新兴产业──旅游博彩业，这是在马济时总督上台后新的经济政策下推动形成的C；其二，其他出口工业如制造业、纺织业及针织业，以及继后兴起的制衣业等行业在澳门A林清风：《缅甸的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载林清风主编《缅华社会研究》（第三辑），澳门缅华互助会，2004，第228~229页。B当时广东籍的华侨主要安置到潼湖（惠来）、清远、奋勇（海康）、蕉岭（梅州）等华侨农场，福建籍的华侨则安置到武夷、竹坝、宁德、长龙等华侨农场，广西的武鸣、海南的兴隆及昆明附近的陆良等华侨农场也是当时的归国华侨安置地。C邢荣发编著《澳门历史十五讲》，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第146页。

40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蓬勃发展；其三，人口增加对房屋的需求殷切，促使澳门现代分层式登记楼宇的出现，故在港资、侨资与本地资金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兴建大型楼盘──祐汉新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澳门社会发展生机初现，正处于需要大量资金和劳动力的时候，这便为移居澳门的数万归侨提供了发展与就业的机遇。二　归侨成澳门建设的生力军这时一批又一批的华侨移居澳门，正好为澳门补充了劳动力。但这些华侨初来乍到亦遇到不少困难，面对着居留、住屋、语言、生计、子女教育等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幸得早在1968年一班侨领包括梁雪予、赵宣扬、陈若之、郑巩等为了团结归侨及维护侨界权益而各方奔走，在南光公司、南通银行、中国旅行社等中资机构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成立了“澳门归侨总会”。为了帮助归侨解困，侨总开办各类补习班，如粤语、英文、普通话、葡文、电脑等，以协助新移民消除生活与就业中的障碍。补习班大大提高了归侨子女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竞争力，促使他们加快融入澳门社会。十年人事几番新，由于澳门的制衣及针织业发展蓬勃，归侨都刻苦勤奋地工作，在澳门的生活也就渐渐稳定了下来。在制衣厂里，车衣、裁床、熨衫、包装、打钮……各部门都有归侨的身影；还有外发承包工序如剪线头、针织等也吸纳了众多归侨。由于当时澳门针织厂兴旺，很多归侨还开设了针织“山寨厂”服务大厂。A此后，其他出口工业如胶花业、丝印业、电路板等陆续投入澳门市场，就业率进一步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末，澳门兴起的玩具制造业亦吸纳了不少归侨员工。另外，当年澳门的建筑业更有不少归侨A针织“山寨厂”的模式首创者是曹其真打理的澳门针织有限公司。1968年，该厂欲辞退30名不适用之工人，厂方向该批工人提出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开小厂，由大厂方借出针织机和提供订单，按给工人的计件工资加30%付给他们，就这样该厂建立了下游的“山寨厂”。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401在从事扎铁工、水泥工、焊接工、木工（其时木工以缅甸归侨为最精）乃至杂工等各个工种。当然，携资金来澳的归侨经商者亦不乏其人。移居澳门的归侨除了为澳门贡献劳动生力军及带来大量资金外，还为澳门带来不同的文化及一批教育界工作者，促进了澳门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语文和英文教师，他们居澳后大多将毕生奉献给澳门的教育事业。例如，归侨总会筹备会发起人之一的林朗老师，莅澳后就先后在粮食公会学校、濠江中学、培正中学当老师，他是当时澳门知名的中学语文老师A；黄金凤老师于1989年主编了《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还有在濠江中学教了半辈子的纪玉华老师一直在归侨总会兼教普通话；还有马英华老师、曾文瑞老师；等等。三　改革开放为澳门归侨提供新的机遇根据1987年对澳门归侨团体资料的分析统计，澳门的归侨来自亚洲17国的有25800人，来自非洲8国的有1370人，来自美洲20国的有1880人，来自大洋洲5国的有180人和来自欧洲5国的有90人。以上五大洲、55国共计29320人。其中最多的是缅甸归侨，有20000人B，其次是柬埔寨的归侨，有2500人C，第三位是印尼归侨，有2000人D，第四位是马达加斯加的归侨，A胡培周：《归侨与澳门教育》，载《澳门归侨总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澳门归桥总会，1988，第54页。B20世纪80年代，缅甸的经济每况愈下，谋生困难，不少华人、华裔因不能向欧美国家移民，只好来澳门投亲靠友。据统计到1978年居澳缅华约有8000人，10年后又增加了逾万人，故居澳缅华的总人数在1988年应为20000人以上。资料来自秦西行《澳门归侨人口及社会影响》，载《澳门归侨总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澳门归侨总会，1988，第25~26页。C柬埔寨1970年政变当年即有870人来澳，翌年骤然激增至3459人。1969~1975年，来澳的柬埔寨华侨共5616人。据估计到1978年柬埔寨居澳归侨接近8000人；之后的近10年间有不少柬埔寨归侨迁移到法国去，到1988年留澳的仅剩2500人。资料来自秦西行《澳门归侨人口及社会影响》一文。D据统计1967年莅澳定居的印尼归侨约有5000人，随后因印尼局势又逐渐稳定，部分选择回侨居地生活，也有移民他国者，故1988年留居澳门的印尼归侨估计剩下2000人左右。资料来自秦西行《澳门归侨人口及社会影响》一文。

40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约1000人，第五位是秘鲁的归侨，有600人，第六位是美国的归侨，有500人。此后澳门归侨人口趋于稳定增长，是定居下来的20000多名归侨在澳门开枝散业，家庭成员按年增长的结果所致。归侨一般比较勤劳刻苦，并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故即使是赤手空拳来澳，经过几年的艰苦经营后，一般也薄有积蓄。在大量归侨涌来的20世纪70年代初，归侨的购买力和消费力，令澳门的百货服装、日用品、家具、粮油、食品、茶楼、酒家、建筑置业等行业都呈现一片兴旺。归侨在澳门既是消费者也是勤劳的生产者，对澳门社会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据资料显示，澳门的毛纺业、针织业在70年代中发展较快，与大批归侨青年投身到这些行业不无关系。而生活略感拮据的是80年代才从缅甸来澳的以及从内地华侨农场移居澳门的归侨。至于归侨带来的资金，在澳门发展中也扮演了促进社会繁荣的角色。早在1960年年初已有一群马达加斯加归侨集资200多万元成立“华侨投资公司”，从事建筑置业；70年代以后，归侨资金投入建筑置业的就更多了。此外，归侨资金投入的行业还有饮食、洋服针织、杂货、石油、百货、西药房、药材、钢铁、印刷、的士、旅游、家私、冲印、摄影等，澳门的三盏灯区就聚集了众多缅甸归侨开的店铺，大多至今已传至第二代继续经营，有的已开分店。72行中几乎都有归侨人士经营或合资经营。澳门在进入回归过渡期之前完成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当中归侨的资金、才智、劳力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即使数万归侨移居澳门，为当时的澳门发展补充了劳动力，但仍不能满足发展中的出口工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很多厂商纷纷向内地聘请外劳。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外劳持旅游证件来澳工作。自改革开放以后，更有大量来自福建、广东各地的内地居民以不同的方式抵达澳门，数年间澳门的劳动力过剩，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一些基层的归侨由于竞争不过年轻力壮的新来者，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一些工薪阶层的柬埔寨归侨再次选择离开生活了十数年的澳门，他们大多移民到法国巴黎。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403数年后澳门归侨迎来又一次的转变，但这次转变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时刻。在中、英政府完成了香港问题谈判并共同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以后，1986年中葡双方就澳门问题的谈判亦适时展开，经过四轮的谈判，双方于1987年4月13日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侨界代表梁雪予、邱成章亦在场见证了签署过程。从这时起澳门进入了回归过渡期。四　澳门归侨地位的提升回归过渡期只有12年时间，而其间需要完成的工作不但量大且艰巨，包括草拟基本法、筹备特区成立、推选首届行政长官等重大任务。包括基本法咨委会、草委会，特区成立筹委会、特首推委会等都有侨界代表的参与，在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199名委员中就有17名为归侨背景，他们代表侨界积极建言。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行动就是成功争取到将“归侨”写入基本法。为力争将“归侨”载入基本法，澳门侨界经过构思、提出、游说、力争到终成事实。经历数年的努力，最终成功将“归侨”作为一个社会界别写入《澳门基本法》第133条和第134条。A争取“归侨”这个界别获得承认，是为了在澳门未来的发展中发挥“侨”的优势，名正言顺地拓展澳门侨务工作，为特区建设服务。今天看来，这也是侨界前辈们极具前瞻眼光的举措。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内地领导、单位代表等访澳频繁。例如，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北京中央电影电视台代表团、致公党主席黄鼎臣先生，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庄炎林，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庄明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等等，在这一时期都先后到访过澳门归侨总会了解和关心澳门归侨的情况。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第四、第五届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亦肯定了归侨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做的贡献，更指示各省市侨联要继续发挥“侨”的优势，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贡献。此后澳门侨界更积极A黄奕瑞：《“归侨”载入〈澳门基本法〉》，载《澳门历史的巨变──纪念澳门基本法颁布20周年文集》，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2013。

40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地投入侨务工作中。澳门的归侨迎来另一新机遇，在协助国家的侨务工作上，在促统工作上的重要性与地位日益提升。这个时期的澳门归侨已融入社会，成为澳门人口的一部分；亦积极参与国家及澳门的建设，从服务侨众走向社会合作。1996年澳门立法会选举和1997年市政议员选举，侨总与街总、妇联、中总青委携手组成“群力促进会”参选，取得可喜的成绩。参选除加强了社团之间的友好合作外，也起了调动归侨、侨眷的积极性和参与感的作用。侨总在宣传基本法方面亦不遗余力，多次与澳门基本法协进会等到内地各省宣传澳门回归，宣传基本法。A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日的早上，澳门侨界组成200人的欢迎队伍，在极具历史意义的时刻挥动五星红旗，欢迎来自祖国有“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之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履行对澳门的防务职责及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历史使命。澳门的回归是大部分归侨盼望已久的日子。澳门回归过渡期是社会发展的大机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内地民间大量游资进入澳门房地产市场，澳门土地价格一再上扬。在房地产的带动下，建筑业、服务业、超市零售业、饮食业、旅游业等各行各业呈现兴旺景象。此时澳门归侨新一代亦已成长，自小在澳门受教育、生活的新一代，大部分已能独当一面，他们在学业有成后投身于社会各行业中，为澳门的社会建设贡献力量。五　澳门归侨的桥梁作用澳门回归祖国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侨”的独特优势更为凸显。在特区政府、中央侨务部门以及中央驻澳机构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澳门侨务工作进入21世纪的新征程，这个征程的核心战略方针就是“走出去”和A陈健英：《迈向新世纪　迎接新挑战》，载《澳门归侨总会成立三十周年特刊》，澳门归侨总会，1998，第29页。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405“请进来”。澳门侨界在归侨总会的带领下，紧贴国家发展大方向，推进“一国两制”实践步伐。依照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归侨团体依法与海内外的侨社、侨团展开交流合作活动以及促进台湾和平统一的工作。为此，归侨总会每五年一次在澳门主办“华侨华人聚濠江联谊大会”，还举办过“拉美华侨华人聚濠江联谊会”；又每年承办“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春节慰问演出活动等大型活动。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代表及两岸同胞莅临澳门，共襄盛事，并亲身感受澳门“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促使澳门成为开展对东南亚以及两岸侨务工作的前沿阵地，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凝聚侨心的作用。在政治议题上归侨总会一向旗帜鲜明，包括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保卫钓鱼岛，声讨印尼暴徒对华人的暴行，强力谴责、反对“台独”，支持及宣传“九二共识”，举办“两岸侨联和平发展论坛”、“两岸四地侨界青年年会”、“两岸四地侨界青少年夏令营活动”和“华侨华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型图片展”和“两岸侨界‘九二共识’20周年恳谈会”等活动，用于促统及对抗破坏国家言论。针对这些议题归侨总会都会召开大会讨论、座谈。近年更大力宣传国家赋予澳门的各种优惠政策及任务。例如，2015年年初举行“如何实现习主席对澳门的四点希望”座谈会；每年“两会”以后均会举办“传达两会精神”座谈会。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归侨总会除了接待工作更为频繁外，亦透过举办各种活动、外访、运动比赛等加强“走出去”的对外交流，借以宣传澳门，宣传侨界，促进侨务发展。基于新时期的发展需要，侨总将2003年定为会员拓展年，大力吸收新会员，以推动新一轮的侨务发展。自2008年第14届理监事会就职以后，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澳门归侨总会进行了大革新，进行了领导层年轻化的改革。先后成立了“澳门侨界青年协会”和“澳门侨界妇女协会”，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会务架构，以加强执行“走出去”和“请进来”战略方针的行动力。透过侨青协、侨妇协的活动，加强了对外联系与交往；而侨总每年一次的外访活动亦形成

40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了常态。这一切所做的准备，正好赶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时代，澳门侨界得以助力与配合国家和澳门特区政府的工作，侨界进入更加实务的时代。而这一切也应归功于“归侨”界别被载入澳门基本法，使澳门归侨能依法发挥“侨”的优势，推动侨务工作深化发展。近两年澳门归侨在总会的带领下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工作，澳门归侨在各方面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在社会事务上，澳门归侨总会积极参政议政，在历届特区立法会选举中均派代表支持“群力协进会”。在2017年第六届立法会选举中，侨总派出的代表排在团队第二位置，成功将“群力”代表以高票送入立法会。澳门归侨更热衷社会服务，参与各项公益活动，与特区政府保持密切的沟通以推动侨务工作的发展。2018年澳门归侨总会成立50周年，大多数归侨在澳门生活已逾半个世纪，适逢侨界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发展新时期，侨总举办讲座、论坛，邀请专家、学者，向侨界诠释国家大计、港澳政策的内涵和意义；进一步凝聚侨心，努力把理念和行动有机结合起来。邀请海外侨领、侨社代表和侨青精英参与在澳门举办“一带一路，创造未来”，“海外侨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高峰论坛”和“柬埔寨旅游、文化投资论坛”等一系列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相关的国际性会议。与此同时，也为印尼、缅甸、柬埔寨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来澳参展牵线搭桥，为搭建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经贸合作服务平台做出了实际行动。结语半个世纪以前，因侨居国排华或战乱而选择了移居澳门的归侨，适逢当时澳门处于社会发展的起步阶段，对这批移居澳门的归侨来说无论在投资、工作、重建家园等各方面都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时，部分努力工作的归侨刚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适时又扩大了他们的发展空间，

第六编　澳门社会变迁｜407为他们的事业拓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部分抵澳时还是少年的归侨子女亦已进入社会工作，时势又为他们对工作的选择创造了更佳的条件；凡此种种无疑为澳门的归侨提供了第二次发展的机遇。当澳门进入回归过渡期时，社会的发展更出现小飞跃，各行各业在包括房地产业、建筑业、旅游博彩业、零售业等的牵动下生机勃勃，在归侨多以从商为主，及侨界在澳门的第二代已具备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与行业发展经验的情况下，推动侨界人士的大发展，善于把握机遇的归侨在这一时期中多有创业成功者，大多数归侨的生活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此为澳门侨界发展的第三次机遇。澳门回归祖国以后，由于归侨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近20年来多已成为行业领军者或出类拔萃者，在澳门社会经济发展中形成一股主要力量，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方面发展。今天的澳门归侨无论在政、商、社、学、专等各方面，在社会上的表现都相当突出。澳门特区第四届政府社会文化司谭俊荣乃缅甸归侨，社文司顾问林韵妮等都是归侨，还有更多归侨在特区政府各部门供职，服务市民。商业方面如荣丰药房曾树之子曾旭明乃柬埔寨归侨，其所创建的“来来商场”市值达数十亿澳门元，今已传至第三代经营；侨总监事长刘雅煌是澳门旅游业界的杰出人士。侨总原会长黎振强、理事长王彬成都是印尼归侨，原街总会长姚鸿明是柬埔寨归侨，他们都是原澳区全国政协委员，也是澳门社团领袖中的佼佼者。还有更多澳门归侨第二代成为教授、建筑师、工程师、医生、教师等专业人士。今天“归侨”已然成为澳门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归侨在澳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有来自参与国家事务所获得的认同。改革开放以后因国家更注重运用“海外关系”的政策影响下，中央政府赋予澳门归侨代表的政治地位日高。如侨总会长刘艺良是印尼归侨，除担任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同时当选连任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还兼顾拱北关特邀监督员的具体事务；在澳区全国政协委员中澳门归侨就有两席；还有多位侨界代表担任省级政协委员、全国侨联委员、各省侨联委员等。澳门的归侨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有着多元的海外关系网甚至语言

40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优势，这也是澳门归侨的社会价值所在。澳门的归侨承传着爱国爱乡的传统，因为在国外寄人篱下，归侨心系祖国，渴望国家富强，有一种特殊的爱国情怀，国家的强弱他们的感受最深。到了澳门之后，他们没有文化上的差异，所有的归侨都感到自己是祖国的一部分，即使在回归前的数十年里，他们也是如此，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什么是“外国”，所以回到澳门，表现出爱国、爱澳、爱乡的自觉，也就是归侨本质的表现。AA梁燕丽：《梁披云评传》，三联出版（澳门）有限公司，2015，第225页。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

第七编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

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吴志良导读：　澳门当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跟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高度吻合，当代学术因经济社会发展而生，又反过来为后者提供智力支持。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直接推动了澳门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快速转型，也使澳门当代学术的形成和发展有了可能；与此同时，澳门学术的进步又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摇旗呐喊。在此过程中，“澳门学”概念应运而生，并成为探索澳门发展道路的助推器。最近十年来，在澳门学界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澳门学引起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以建设本土知识体系为核心任务的澳门学的学科建构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澳门学的聚焦点从偏重历史文化考察扩展至对澳门未来发展的高度关怀，回归倡导澳门学的初衷，总结澳门发展的实践经验并为澳门未来发展提供知识和智力支援。一　澳门学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现实取向20世纪70年代中、葡两国的政治转型和政策转向决定了澳门当代史的走向。1974年葡萄牙推翻独裁统治，实行非殖民化政策，确立了澳门作为葡

41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管中国领土的自治地位；两年后《澳门组织章程》颁布，为澳门的政治、社会自我治理创造了条件和奠定了基础。1976年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两年后提出改革开放，为澳门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促使澳门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1979年中葡建立外交关系，澳门政治、法律地位明朗化，发展前景更加清晰。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经过多轮友好谈判，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澳门从此步入政权交接的过渡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并在澳门推动成立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广泛征集澳门民意，动员市民为澳门平稳过渡、基本法起草、特区创建建言献策，深深触发了市民对澳门前途的思考和讨论及其对未来的憧憬，大大推动了澳门民间社会对未来发展的参与欲、积极性和归属感，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市民的家国情怀。就是在此波澜壮阔、激荡人心的历史背景下，陈树荣、黄汉强等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澳门学”概念，其基本出发点有三：一是澳门历史演变具有独特性，值得客观、全面、系统地进行研究和总结；二是这一独特性对澳门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三是总结和研究好澳门历史发展经验和规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香港问题比澳门早提出，《中英联合声明》也比《中葡联合声明》早签署。在香港，也有人提出“香港学”，出发点大致相同，只是香港学更强调保持与西方文明接轨，澳门学偏重如何顺利回归。事实上，澳门历史演变与香港相比有其明显特殊之处。首先，澳门并非割让地。16世纪中叶明朝政府默许葡萄牙人入澳经商居住之后近三百年时间，对澳门进行有效的管理，只是允许葡萄牙人社群进行内部自治，其自治权亦仅限于其族群内部事务，形成“华洋共处分治”的局面；其次，即使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希望仿效英国取得澳门的管治权（包括部分主权诉求），并通过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派遣亚马留总督推行强硬的殖民扩张政策、占领葡人原居住区之外的地区，以及在1887年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获允“永居管理澳门”，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13但因为勘界谈判失败、“澳门”界址不清而无法有效对澳门实行殖民统治；最后，因为香港崛起、“五口通商”，澳门经济快速走向衰落，逐渐被人遗忘了，在中、葡两国政治议程上也没有什么位置，直到葡萄牙推行非殖民化政策和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中葡就澳门前途谈判时才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纵观澳门历史，政界和公众对澳门的关注以及知识界对澳门问题的研究基本都处于澳门历史的转折点。例如，明代朝野对是否允许葡人居澳的争议，康熙下令迁海后耶稣会士在朝廷的操作，礼仪之争时期澳门对疏导传教士的作用，鸦片战争前后葡萄牙人寻找拥有澳门主权证据的尝试，亚马留被杀后中葡两国的交涉，勘界谈判期间朝野内外对澳门勘界问题的讨论以及各地民众的呼应，“巴黎和会”后收回包括澳门在内的租界、殖民管治地区的呐喊，“三·二九”惨案后对澳葡政府殖民统治的控诉，“一二·三”事件后中葡对澳门问题的再认识和新取态，等等。一方面，由于知识界对澳门问题的关注集中在中、葡纷争的时点，澳门历史研究不可避免染上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也解释了多年来人们一直将澳门历史写成中葡关系史甚至中葡交涉史的原因。另一方面，因为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澳门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并形成现实取向的传统。澳门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黄汉强先生于1985年推动成立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时，沿袭了这一传统，该会以“研究澳门、服务社会”为宗旨，坚持“面向社会，联系实际”的作风。1988年他在东亚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创刊的《澳门研究》，宗旨也是“研究澳门、服务社会”，1993年与澳门基金会合作复刊后再次强调“为了回应本澳社会发展的需要”。A澳门学的概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其现实关怀和现实取向是显而易见的。其后的发展历程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初衷未变，澳门学的中心思路和核心任务依然是为了说明和解释“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往哪里去”，换言之，说明和解释“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做”这几A《复刊词》，《澳门研究》1993年第1期。

41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个重大问题。这几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即在政治、行政过渡时期人们对个体和群体身份认同的某种焦虑以及向他人表达展示身份特征的渴求，反映了人们对个体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关注。此一现实取向，一直陪伴着澳门学的成长。二　澳门学取得的成果社会科学家的天职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社会科学的基础是一个社会的实践，其责任是解释一个特定社会的实践并以其研究成果反过来指导社会实践。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依赖该国家、该地区社会科学学者解释现实的能力和努力。我们不得不佩服澳门学早期倡导者的学术自觉、想象力、热情、创意和胆识，在人们（包括倡导者）对澳门历史和社会了解尚不深入、更缺乏整体研究的环境下提出了构建澳门学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澳门学倡导者对澳门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发展的抱负和理想，此一抱负与理想又折射到澳门学本身。社会科学来自社会，是对社会实践及其经验的总结、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过程。澳门学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澳门社会实践和经验的认识还非常有限的时候横空出世，无疑是一个“早产儿”。也正因为此，澳门学至今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其研究边界和研究范式仍在探索形成中，澳门学作为学科来建设的道路依然十分漫长。总结澳门学的成果，实际上是指广义上澳门研究的成果。对于澳门学研究的成果，我们近期从宏观上进行了总结。A从微观即不同学科看，如果将澳门学视为一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学问，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最为明显，其突出的标志是大量收录了主要历史档案文献的多种汇编、《澳门编年史》B，以及由中国内地、中国澳门、葡萄牙以及多位其他国家学者共A吴志良：《澳门学：历程、使命与发展路向》，《澳门理工学报》2018年第2期。B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共六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15同撰写的《澳门史新编》A的出版，不仅探明了有关澳门现存档案文献的大致状况并进行了梳理和编辑，还对此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在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上形成了初步的共识，这大大推进了澳门宏观历史叙事的形成；法学研究也以《澳门法律汇编》B、“澳门法律丛书”、“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丛书”和“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法律比较丛书”为主线，对澳门基本法、澳门法律史、法制史、五大法典、各部门法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系统的研究，尤其在澳门基本法（包括港澳基本法比较）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在政治领域，对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行政现代化也有众多著述；在经济领域，经济史、经济结构、公共财政、区域合作方面不乏成果，但略显实证不足；在社会领域，有关社团（社会管理）、教育、宗教、卫生、科技的研究深浅不一，社团和政治、社会关系研究较为深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显得零碎。整体而言，澳门学的学科研究并不平衡，水平参差不齐，跨学科的学术成果也明显缺乏。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澳门学从提出之时就有宏图大志，《澳门总览》C、《澳门百科全书》D、《澳门编年史》、《澳门史新编》和《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澳门卷》E的编辑出版明显带有从宏观构建澳门学，即建立澳门的宏观叙述的意图，尽管此一意图实现的难度很大，甚至有点理想主义色彩。澳门学术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兼有的现实取向和理想主义，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方面，不同学科一步一个脚印地夯实基础，稳步推进相关研究；另一方面，构建澳门学的意图又令澳门研究不着痕迹地有序规划，全局部署，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一个澳门宏观叙事。尽管此一宏观叙事还是有缺失、不平衡的，但主体已经明确、轮廓已经清晰，学界甚至公众对其总体思路、框架、路径选择和价值取向也大致认同。宏观叙事在任何后殖民社A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共四卷），澳门基金会，2008。B《澳门法律汇编》编委会：《澳门法律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C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澳门基金会，1994；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第二版），澳门基金会，1996。D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澳门基金会，1999；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修订版），澳门基金会，2005。E吴志良、郑德华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澳门卷》，中华书局，2014。

41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会都至关重要，对建立主流核心价值具有决定性意义。澳门建立宏观叙事的过程自然而相对平顺，可能跟其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有较大关系，特别是澳门没有经历过传统意义上的殖民统治，去殖民化的观念和阻力也相对薄弱。澳门宏观叙事获得学界内部认同和公众的外部认同，意味着将成为群体知识，既使得澳门历史话语权顺利确立，又令建立本土知识体系成为学术可能。澳门学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另一个始料不及的结果是，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学研究成功从以中葡关系史为重心转移至从澳门内部社会或从澳门本土视角来考察，并没有受到政治权力或经济利益太多的关注和阻挠。一方面，可能由于当代澳门学术处于初创阶段，主要推动者都从内地移民过来，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又没有太多的地方历史包袱；另一方面，也因为澳门学术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一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学术本身在初创时期也没有太大社会影响力，不足以引起关注，从而有了相对自由宽松的生存空间和成长环境。澳门学术由民间推动、放任（当然有自律）发展的历程，对澳门学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三　澳门学面临的挑战澳门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清醒又清晰的问题意识和正面又正确的价值取向，直接促成了澳门宏观叙事的建立，推动了澳门社会主流核心价值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澳门特区主导性话语权的确立。这体现了澳门学界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澳门学过去30多年的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成果，而且此成果还在持续扩大之中。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早产儿”，澳门学存在先天的缺陷，后天也发育不全。因此，弥补其先天缺陷，促进其全面发育，作为本土知识体系来构建澳门学便成为当务之急。所谓社会科学，社会是主体，科学是方法。作为知识体系来构建澳门学并将澳门学作为学科来建设，既必须继续抓紧基础档案文献整理和田野研究实证数据收集，为澳门学提供充足而源源不断的养分，又必须强调科学，必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17须注重理论，必须走专业主义的道路。而专业主义既包含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又包括了澳门学各相关学科的发展问题。近年来，澳门学出现了宏观理论过度拔高、微观转向历史考证式研究的趋势。宏观理论拔高而缺乏专业研究的支撑，可能会成为空中楼阁；微观考证式钻研而缺乏宏观的把握和现实的触觉，可能走进历史的故纸堆。这应该不是倡议澳门学的初衷，也不是澳门学追求的目的。澳门学应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探索现实社会问题，引领特区未来发展，为国家进步做出贡献。澳门学应该有宏观的视野、科学的方法、实证的研究，否则，很难得到健康的发展，很难获得国内外学界的普遍认同和社会的广泛支持。值得庆幸的是，推动澳门学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和参与机构已经意识到此一问题，并积极行动起来，协调步伐，调整方向。最近，主要参与者和参与机构代表举办了多次座谈会A，一致认为澳门学已从过去的一个学术概念，逐步过渡到学科建设的阶段。在过去，澳门学很大程度上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范畴，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澳门学所涉猎的范围需要有所扩展。澳门学的建设就是本土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澳门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及澳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互动，都应该是澳门学研究的对象。在澳门学的研究过程中，应该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的宏观叙述和解释体系，确立澳门的学术自主性，巩固澳门的学术话语权。座谈会参与者认为，在新时代下，澳门学的使命至少应该是：第一，建立正确的宏观历史叙述；第二，科学研究和归纳澳门现状；第三，高度提炼“澳门”的普遍意义；第四，推广澳门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沟通的传统功能。为此，澳门学应结合当今社会现实，配合澳门的发展、“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实施。同时，澳门学的学科建设有必要开辟新的领域，拓展研究的视野，特别是集中梳理和厘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而亟待解决的问题。A例如，2018年6月举行的“澳门学学科建设协调会议”。参见《历史文委讨论澳门学学科建设》，《澳门日报》2018年7月10日，第A02版；《就明年办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协调会议上达共识》，《华侨报》2018年11月19日，“澳闻版”。

41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澳门学不仅仅是历史文献研究，也涉及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文化、宗教、“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等问题的研究，为澳门未来发展提供知识的支撑与理论的指导，已经逐渐成为澳门学术界的共识。澳门学术界的另一个共识是，澳门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地区学问，需要构建适合澳门特点的学术范式和方法论。由于澳门学的研究对象是在“澳门”这个特定区域所发生的事情，研究的视角就不仅只有澳门的过去，也要包括澳门的现在和未来。又由于澳门的社会和经济规模细小，研究的手段应加强采用微观分析方法，并以注重质量和水平为导向，不强求宏观分析手段和研究成果的规模。以上述视角和手段为原则和基础，从时间、空间和结构三个维度全方位地开展研究，以丰富澳门学的研究内涵，使澳门学的研究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政策主张。另外，大家认同历史文化研究和当代精神提炼并不矛盾。由于建设澳门学学科的目的在于构建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提炼出澳门本土知识体系的全球意义，澳门学应该是澳门研究的核心，通过这个核心来凝聚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澳门研究人员对澳门学学科建设的参与感、向心力和认同度，并培养和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四　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构建澳门学的中心意义和核心价值在于客观叙述历史和科学解释现实，并对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之所以提出作为本土知识体系来构建澳门学，乃因为在我们看来，澳门学就是有关澳门的所有和全部学问，而知识体系的建立，一方面需要专业主义，需要科学方法和研究范式，使澳门学的发展更加规范，成为一门符合学术规范并获得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学科；另一方面，一个知识体系的建立，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更好地解释自己，更好地发展自己，更好地为国家新时期的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进入世界舞台中央、构建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为当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19今世界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这是澳门学应该做的，我们也相信是可以做得到的。澳门学源于澳门，因澳门而生，为澳门发展而成长。澳门学从提出之日起，就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现实取向，以研究澳门、服务社会为己任，天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情怀。在《中葡联合声明》谈判、澳门基本法起草期间和特区初创前后，澳门学充分吸收了有关澳门历史和前途大讨论的民间智慧，既表现了其开放性，又打下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获得了公众认同。30多年来，聆听市民呼声，紧贴社会脉搏，系统深入研究澳门现实问题，科学总结澳门历史经验，为澳门平稳顺利过渡和特别行政区的创建、发展出谋划策。换言之，澳门学本身就是澳门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的产物，汇聚了民间智慧，并且为社会实践服务，孜孜以求地探索澳门的发展道路。澳门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建基于澳门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即符合澳门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社会要求。而研究澳门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社会需求，又是澳门学的中心任务，如何选择澳门的发展道路，在相当意义上，有赖于澳门学的研究成果。澳门学既总结澳门独特发展道路与经验，又为澳门道路提供知识支持；反之，澳门发展道路践行又是澳门学成长的原动力。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互为依存，共生共荣，任重道远。澳门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港口，一度发展为远东最繁荣的城市，长期在中西经贸、文化交流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澳门开埠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果。研究澳门历史，一方面要解释清楚澳门城市的内部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又要解释清楚澳门与祖国、澳门与世界的关系。澳门是中国的，根植于中华文化，保存了中华文化最本真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扎根于民间生活和社会实践，充满了人性关怀和生命力；同时，澳门作为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交往的前沿阵地，与西方文化朝夕相处数百年，“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知己知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无融会贯通之处，又自然而然地沾染了相当的世界性。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

42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巨大包容性和开放性，也充分证明中国与西方价值是可以互补和协调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可以调和与解决的。澳门历史这种特殊经验，决定了澳门学的开放性，生成了澳门学与西方交流的平台和语言，赋予了澳门知识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的沟通能力，也是澳门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澳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政策。“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制定，照顾了澳门（和香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葡萄牙（和英国）遗留下来的某些制度，制别是法律制度与实践，也是中华文化巨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真实写照。澳门回归后，经济发展，族群和谐，制度兼容，居民家国情怀不断增强，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又与西方世界特别是葡语国家加强交流合作，努力在国家进步、民族复兴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澳门学应当主动投身于此一历史进程中，在构建本土知识体系的过程中积累经验，讲好澳门故事，为中国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尽心尽力，做出应有的贡献。澳门学以其天然的开放性及其沟通西方文化的特殊能力和语言，也一定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结语澳门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不同文明是可以对话、沟通、共生共存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过去19年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不同制度是可以兼容互补、共存共荣的。未来的世界，无论全球化的进程如何波折和国际形势如何诡异，地球村的观念已经深入民心，也必然是共存、共担、共建、共享的世界。澳门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有了这种意识、觉悟和责任、担当。我们相信，这种意识、觉悟和责任、担当亦将贯穿于澳门本土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澳门发展道路的探索及其践行之中。澳门学、澳门知识体系和澳门发展道路的成功构建、探索和践行，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国家进步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对话、沟通、交流、合作，也一定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产生正面的影响。

“一国两制”与澳门文学的文化自信李观鼎　刘群伟*导读：　澳门命运与祖国紧密相连。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其伟大进程和辉煌成就，全面鼓舞并引领着澳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在澳门人的心理上形成了一种与国家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民族认同感，大大提升和深化了“爱国爱澳”的价值观和家国情怀。本文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回望“一国两制”的践行推动澳门文学发展的历程及其呈现的个性和特点，由此说明改革开放40年对澳门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之一“斑”。改革开放40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而对澳门居民而言，举目仰视中最难忘的就是“一国两制”方针的伟大实践。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项硕果，“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祖国和平统一方针，由理论到实践大体经历了理论构想（由提出至中英、中葡谈判及发表联合声明）、实施准*李观鼎，文学博士，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学艺术顾问、澳门笔会会长，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澳门文学、中国传统文化。刘群伟，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创意文化写作、澳门学。

42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备（由过渡期至回归前）和正式实践（港澳回归）三个阶段。澳门文学始终跟澳门广大居民一起与祖国同行，并以自己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历程。一　澳门文学生态环境的优化澳门回归祖国，彻底结束了被外族统治的耻辱，在这历史转折和深刻变革中，澳门居民第一次成为澳门真正的主人。“一国两制”的方针，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又充分考虑到澳门的历史和现状，确保澳门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让澳门获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最大自由。回归19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引领广大居民致力于“和谐城市”建设，保持并发扬了多元文化形态和居民生活方式，这就为澳门文学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生态环境。其一，不同民族混居一地，而能和谐相处。长期以来，澳门的华人与葡籍，还有其他不同国籍人士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以和为贵，取长补短，分享不同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创造了和谐的社区生活，形成了融洽的社会氛围。据2016年中期人口普查，总数达11325名的土生葡人中，80%以上含有不同程度的华人血统，其中有些含华人血统已有四五代之久。其二，不同语言文字并行，而能不悖不弃。1999年澳门回归前，法律的解释以葡文为准，而社会上流通的却是汉语广东方言。官方学校采用葡语教学，而非官方学校则采用粤语教学，部分教会学校还采用英语教学。华人名字西化与葡人名字汉化并行；部分华人习惯于外文译名前面加一个洋名，或只用洋名加译名的姓；而葡人的中文译名也普遍中式化，通常取三个汉字，第一个字则与中国人的姓相吻合。证件上的名字、公司的命名、街道和建筑物名称，都是中葡文并用。汉语广东方言固然是社会主体语言，但长期以来作为官方语言的葡语和作为商业交际语言的英语也占有重要地位。澳门回归后，规范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得到推广，又形成了中、葡、英三文同列，粤语、普通话、葡语、英语四语并行，人称“三文四语”的语言流通的奇特格局。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23其三，不同建筑实体并立，而能珠联璧合。澳门建筑文化和谐，表现在多个方面。从建筑布局看，街道网络大体依地势而定，或为棋盘状，或为环状、半环状，前者恰是中国传统的方正、稳重的风格，后者则显示西方开放、动感的特点，二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映了一种巧妙的文化融合。从屋宇结构造型看，中西建筑更以各自鲜明的特点，成为彼此之间的交互补充和映衬。以庙宇和教堂为例，中式庙宇讲求阴阳对称的建筑传统，创造着庄严肃穆的氛围；西式教堂多为罗马式和哥特式，圆拱尖顶的建筑结构，给人以宏伟堂皇之感，两相比衬，构成了澳门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以中式庙宇和西式教堂为主题的包括20多个文化景点的“澳门历史城区”，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就表明，体现在澳门建筑上的文化和谐，已经得到世界性的确认。其四，不同风俗习惯通行，而能相容并蓄。澳门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地域。在长期的开放中，人们养成了一种互敬互重、互助互济、互融互进的宽松相容的襟怀。例如婚礼仪式，目前澳门婚姻登记分“中国习俗”、“天主教仪式”和“民事登记”三类，而实际上人们采用最多的是中西混合仪式：新娘既着中国旗袍又着西式婚纱；新郎既穿中式马褂，又穿西式礼服；白天，前往教堂举行结婚仪式；晚上，又在中式酒楼宴请亲朋。至于不同国籍人士相互通婚，则早已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多样宗教仪式并行的习俗也不只体现在老百姓的婚俗之中，在城市建设、飞航交通、节日庆贺、公益慈善等隆重典礼和仪式上，也能轻易找到他们和谐共处、别具风采的身影。以上四个方面所展示的澳门文化，也是澳门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那就是和谐——在澳门，言论可以自由发表，追求可以自由选择，见解可以充分坚持，想象可以充分飞翔。不论这些言论、追求、见解、想象多么千姿百态，它们都能在澳门这块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现和谐，实现多样统一。而这一切，得益于祖国开放，得益于“一国两制”对澳门的惠及。一方面是祖国崛起带来澳门物质繁荣昌盛；另一方面是“一国两制”的政治环境保护了澳门，使澳门特殊的历史演进背景和特殊的社会现实能够造就澳门和谐的

42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文化生态，和谐文化——这正是澳门人开拓未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澳门文化生态的优化，还与祖国内地的新移民息息相关。澳门回归后，《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实施，在旅游、文化、教育、科技、学术、体育、司法、警务等领域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尤其是澳门作为核心城市被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都有力地推动了澳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发展对人才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在中央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各种人才顺序进入澳门。19年来，澳门人口由43万人增长到今天的65万人，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是一种历史动力。一方面努力谋求个体或群体自身的生活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在这种谋求的努力中推动了所在地的发展变化。澳门社会稳定，民生安康，经济发展，百业俱兴，新移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文学而言，据统计，新移民作家占澳门作家总数的70%，如此这般的作家状况，直接影响到澳门文学的特殊构成。如果说，没有澳门文学及其研究，中国文学就是不完整的，那么，缺少了新移民和新移民文学，澳门文学的完整性也必将受到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正是新移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相融互动，才确保了澳门文学的流水不腐，波澜起伏，奔腾向前。我想，新移民文学的研究价值也正在于此。澳门在许多人眼里是一座“赌城”，却有着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澳门看起来很传统，甚至有些“守旧”，却有着十分开放的气度。澳门一向以中西合璧、多种文化共荣共存著称于世。四百多年特殊的历史成就的国际化品格，使它拥有一种包容各种不同文化的广阔视野和襟抱。这也是新移民文学得以在此迅速植入并茁壮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二　澳门文学文化自信的建立事实胜于雄辩。澳门回归19年来，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生祥和，百业俱兴。按照中央关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指示精神，澳门已进入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25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时期，其中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推动城市发展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已成为澳门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和特区政府施政的宏伟目标。所谓“世界”，不仅是一个空间范畴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品质、等级的概念。这里“世界”的含义，就是从城市设施到人格素养，全面体现人文关怀的“高品位”“第一流”。所谓“中心”，就是在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占有突出地位的所在，而这个所在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和体现，应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历史穿透力、文明渗透力和艺术感染力。这是一个崇高远大的目标，它连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取得的累累硕果，在小城唤起了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建设澳门的使命感，大大坚定了澳门文学的文化自信。数百年来，澳门虽曾长期为外族所占，但澳门儿女还是凭着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对传统文明的努力传承，保有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诸如淳朴善良的民风、平和自觉的心性、孝亲助人的操守、爱国爱乡的情怀等，早已融入人心，并作为深固的文化基因，贯穿于澳门文学发展过程，成为广大作家建立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如是，在为数众多的澳门文学作品中，不论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生活场景发生怎样的变化，也不论情感方式和叙事方式多么“个人化”“特殊化”，其间总会闪现出一个中国书写者的笔墨精神，中华文化始终都是其言说依据。这就是澳门文学的“根性”或“DNA”，故事是澳门的，审美精神底色则是中国的。澳门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内在结构的多元化以及由此体现的“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精神。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在澳门共处一域而相安无事，真正做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澳门人一向以此为“荣”，以此为“幸”，对中华文化在这里的延伸和扩展充满了自信。这种历史影响和文化积淀，培育了澳门文学真挚、平和、温婉、包容的品格，虽然所呈现的有许多生活情景“戏”，却也都是由外物回到内心，发自心灵深处的歌吟。澳门文学的文化自信，让它的生长和发展过程，始终充盈着一种难以遏

42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抑的书写精灵，一种不绝如缕的诗意执着。让它的书写者在精神家园的守护中，在自我实现的吟哦里，以一种可贵的人文气质和哲性思考，抒写生命体验，同时进行灵魂拷问。一面开放心性，一面自我启蒙；一面深情呼唤，一面真诚倾听。我们一直认为，澳门为数众多的诗人、作家，有两点最值得称道。一是从未因金钱而喑哑了自己的歌吟，糟蹋了手中的笔墨。他们尊重资本，但不屑于做金钱的奴仆；他们冀望畅销，却不肯为此而媚俗。他们拒绝精神的降解，在精神贬值处张扬精神价值；他们拒绝消费主义怂恿，于物欲喧嚣中坚守文学本真。二是未曾在五花八门的“浪潮”前花过眼、晕过头。现代“零度写作”的寒流，冷却不了他们生命探索的热情；后现代“深度消失”的喧嚷，窒息不了他们价值关怀的良心。女性写作浪潮汹涌之际，澳门女作家却没有“听风就是雨”，跟着表现强烈的“反叛”情绪；也没有陷入写作误区，什么个人隐私的自然主义展示，什么女性屈辱的虚假历史的任意编织，什么玩浪漫、玩语言、玩技巧的低俗套路呈现，等等，均未成为澳门女性文学的创作取向。在网络文化大发展、大众文化大崛起、大众传媒日益娱乐化，文学被“游戏化”“妖魔化”，价值混乱和价值虚无令人无所适从的时候，澳门的批评家却坚持着对文学应有的尊重、中肯的评骘和充分的肯定。在澳门批评的语境里，没有文学的负面新闻，没有肆意放大的批评声浪，所谓“酷评”流行不起来，“骂评”更难以引起共鸣，市场经济时代的畸形文化心理在这里找不到它的市场。这不是一个文化奇迹么？澳门文学在坚定的文化自信里，保持了自我，而保持了自我，也就保持了“个人话语”的纯洁性和自由度。如是，“自我”成为澳门文学言说的起结点：述录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体验，展露自己的良心，抒发自己的性情。而在说给别人听之前，先要说给自己听，过了“自我”这一关。在文学已经相当普遍地被边缘化的今天，澳门文学走向了自己的中心，守住了文学的本真，这是何其难能可贵的事。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27文化自信，说到底就是一种认同、一种情感、一种担当。记得王蒙先生曾经这样推介澳门文学：“在澳门，有一群为数不少的写作人，他们不慕荣利，不怕寂寞，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心甘情愿地挤出时间来，从事文学书写。这种纯业余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热爱，一种诗意追求的精神需要。惟其如此，他们的笔触是自由的，体现着一种充分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于社会人生和自身命运的思考，也是恳切的，流淌着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澳门众多的写作人，就这样从语言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里，坚守着文学，坚持文学书写，使文学的重要性在心灵深处保持不变，使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得以形成，从而表现了澳门人的自尊和自爱，真是弥足珍贵。这情形呼应着一个令人振奋的现实：在物欲喧嚣、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在视听信息量极大的网络、多媒体面前，学问、智慧、理念、心胸、情操与文学的全部内涵，并没有被取代，即便是在博彩业特别兴旺发达的澳门小城。”A王蒙先生多次莅临澳门，热心传授写作经验，指导文学创作，他对澳门文学的评议可谓知心贴己之语。三澳门文学形象的建构澳门文学形象的建构，可以说是澳门文学文化自信孕育和培植的花朵。早在1984年，在《澳门日报》、星光书店、三联书店和花城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中国当代作家画展”的开幕式上，被邀请出席“港澳作家座谈会”的澳门作家们，感受到祖国开放的腾腾生机，在广阔的比较视野中，看到了澳门必须建构自己的文学主体形象，从而立足于多元文化时代的祖国，在祖国腾飞中呈现澳门的形象。澳门作家韩牧做了《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的精彩发言，1984年4月12日的《澳门日报》发表了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A“澳门文学丛书”，王蒙“总序”，作家出版社、澳门基金会、中华文学基金会，2014年出版。

42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我是“马交仔”，在澳门出生，在澳门玩泥沙，在澳门受教育。吃吉大番薯，吃喳咋，吃蛋卷，喝澳门的咸淡水长大的。正如一个女孩子，嫁到香港27年了，这次是回娘家。我认为自己同时属于香港和澳门，是有双重身份的。也许，今晚我坐到对面去更为适当。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在全世界范围内，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除了内地和台湾的文学作品，还有散布在世界各国，如美国、英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裔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华文是官方承认的。之外，还有两个地区的文学作品：香港和澳门。……也许有人会认为，澳门地方小，人少。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使它失去独立性，把它当成沙田，或者长洲离岛，并入香港。澳门，从历史、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甚至语言、语音，都是与其他地方有异的。从1557年开始，澳门就受西方文化影响，比香港早了近三百年；而且是另一个西方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它原是香山县（即中山，珠海）的一部分。例如，澳门的方音受中山口音的影响最大。它是古今之间的，又是城乡之间的，自有它自己的特点。我爱书法，正如爨宝子碑、爨龙颜碑，这些隶楷之间的产物，自有一种奇美。人口不太少，人际关系不至于过分简单；人口又不多，还保存了人情味。这两点，对发展文学有利。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些感人至深的小说、话剧、电影、电视剧，就是以小城镇为背景的。现在，澳门正在迅速发展之中，正需要我们用文学为它造像，用文学来探讨它发展的方向。文学源于生活，生活不同，文学自然不同。就算作品质低量少，但如果在描写澳门生活，总是澳门人自己动笔来得真实、真切，谁也代替不了，谁也超越不了。我的所谓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包括两方面：发掘和发展。发掘、整理澳门文学史料，这是向后看，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鉴往知来，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29从而增加自信心并看清楚澳门文学应走的路向。当然，也为了尊重前辈文学工作者的劳绩。A在发言中，韩牧强调了澳门经验的独特性，它是历史的、中西交融的，也是城乡之间的，还具有语言的地方特征。作为作家的韩牧认为，“别人没有正视，有时不能完全怪别人，因为澳门的文学面目不清晰，形象不鲜明。正如一个作家，作品没有结集，只是星散在各地、‘各时’的刊物上，也难以给别人一个总印象。日子久了，自己的剪报自己也找不到，那就湮没了”。所以，不仅要发掘、整理澳门文学史料，还需要澳门作家拥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要建构“澳门形象”，用话语体系呈现澳门的独特存在。韩牧对当时已在筹备的澳门笔会满怀期待，认为组织文艺团体对于建构澳门文学形象至关重要。他指出在团体的运作下，出版年度文选，题材集中书写澳门，不仅有助于澳门作家成长，也有利于史家研究澳门和澳门文学。还提出举办文学奖，促进澳门文学于竞赛中获得长足发展。甚至提出发展儿童文学，使澳门文学后继有人。韩牧的“澳门文学形象”建构观念相当完整并有操作性，得到了澳门文学文化界有识之士的赞同支持和推广。自此，澳门文学文化界在澳门文学形象的建构共识中展开了系列建构工作。第一，展开各式各样的文学活动。例如，举办文学营、文学讲座、文学研讨会、文学创作比赛，邀请本澳和外地作家演讲，进行辅导工作，与外地的文学同行交流切磋等，以吸引更多有志文学的青年加入澳门作家的行列，补充新血，壮大队伍，提高水准。第二，繁荣创作，用作品支援《澳门日报》办好《镜海》文艺周刊，支援开放文学园地的澳门中文报纸办好有关的副刊版面，支持外地出版的文学A韩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1984年3月29日在《澳门日报》举办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也可参见韩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载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5页。

43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杂志。在条件成熟的1989年，创办了属于广大文学爱好者的澳门文学杂志《澳门笔汇》。第三，加强文学团体的组织作用。文学创作者、爱好者参加澳门笔会，通过团体的力量更好地开展文学活动和交流创作经验。先前的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后来的澳门大学中文系发挥优良传统，既团结校内同学，也积极参与和推动澳门的文学活动。第四，有条件的中学也成立文学小组，参照濠江、培道、培正、劳校、教业等中学，由教师对爱好文学的组员进行文学欣赏、写作等辅导活动，为文坛生力军培养和储备力量。第五，分批在澳门、香港、内地以至台湾，出版澳门作者的作品集或外地作者写澳门的作品集。第六，组织人员做澳门文学研究、展开整理澳门文学史料的工作。利用大学的优越条件，也团结其他有志之士，各就各位，一起分头动手。第七，特区政府有关部门拨款资助有关团体、学校、报社进行澳门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活动，资助出版澳门文学作品。这些工作均通过有品德、有资格、有能力、有劲头、熟悉澳门情况而长期为澳门文学献身的人士组成专门委员会稳妥地进行。第八，有经济力量的工商界人士，有舆论影响的新闻界人士，有培养职能的教育界人士，与文学有密切关系的文化界人士，都来关心支持澳门的文学活动。第九，澳门文学界通过澳门笔会以及其他适当的途径，加强与香港、内地特别是广州，以至台湾、海外的文学同行的联系，推动创作，交流经验。四“澳门文学形象”成型的几个标志虽然远自明清时代，澳门就有了弥足珍贵的文学，而澳门文学的现代踪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31迹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但是澳门文学形象的自觉建构，则在80年代以后。30多年来，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里，澳门文学写作人和爱好者的一个由衷的愿望，就是打造“澳门文学形象”，并以此列入中国文学方阵，成为大家庭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一员。30多年过去，今天当我们检视自己的业绩，应该说，这一愿望已经基本实现，澳门文学的整体形象已经初步成型，其标志包括以下几点。（一）形成了一个自觉从事文学书写的群落在澳门，没有专业作家。原因很简单，写作远远不能满足衣食之需。每一个人都要“打”一份工，甚至“打”几份工。大家都很忙，忙于应付繁重的工作和紧张的现代化生活节奏。只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情分、一种关切、一种爱，一些人才聚拢到文学的殿堂里，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又挑起写作这副担子，来“捧”文学的“场”。唯其如此，这种书写较少功利性，没有那种文坛常见的急功近利的浮躁，而较多亲切感，充溢着传统式的以文会友、以艺会友的真诚。没有为那些浅薄的商业文化和消费社会大唱赞歌，而是把目光投向纯正的文学，并由此投向人的生存本质，投向自我内心景观。在大众生活趋势已为商业社会所带领的情况下，在以消费为最高目标和普遍动力的文化氛围里，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背后，充满了贪婪、浪费、无意义虚荣、浅薄、短暂性、广泛模仿、违背自然、精神匮乏的当今，这种由诚挚和热情转化的写作，或者说由写作体现的诚挚和热情，是弥足珍贵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澳门的文学创作是一个证明。它证明澳门人在陷入自己的文明怪圈时所保持的清醒和沉着；证明澳门人沉湎于感性生活时对于灵性、想象力、永恒之物的维护和向往。而正是由于澳门文学创作的业余性，这种证明便显得更具说服力。（二）建立了澳门第一个作家组织“笔会”1987年1月11日，一群热心文学书写的澳门人在敦煌酒楼召开会议，宣

43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告澳门笔会正式成立，从此，澳门作家有了自己的组织。澳门笔会的宗旨是推动本土文学发展，在这个宗旨下展开常规性的会务工作，包括主办全澳性的文学创作赛事；出版文学会刊、儿童文学图书；接受澳门基金会和澳门文化局委托编辑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组织到户外及校园内讲故事、推广阅读；举行多种样式的文学座谈和学习班；组织作家外出访问交流活动，接待外地作家访问团来澳；组织会员采风及在澳门历史城区“写生”；开发澳门笔会的网页，建设推广文学的平台。因此，笔会不仅自己生产澳门文学作品，也推动澳门文学作品的生产，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澳门文学生产机制，是澳门文学形象品牌。澳门笔会的工作助力作家的成长，迄今已有13人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以澳门65万人口计算，平均5万人就有1名中国作协会员，比例是非常高的。这充分显示了体现国家关怀的中国作家协会对澳门文学的重视和爱护。2017年，澳门笔会荣获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文化功绩勋章。澳门笔会看似自由松散，却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它有浓浓的亲和性，创作群体年龄层次均衡，老、中、青三代人聚在一起，有如父母兄弟姐妹，彼此尊重，互相关爱，取长补短，共同进取。它有大大的包容性，主张各种风格流派，不囿于一，各种文学样式齐头并进，古与今、中与西、雅与俗，在这里热烈交流、亲切对话，呈现出一种多样统一的和谐之美。文友们带着各自的喜怒哀乐，带着对当下生活和自身命运的思考，带着成熟的或不成熟的、长篇的或短制的作品，来这里约会，与旧雨新知，与我们永恒的恋人——文学约会，在心与心的碰撞和感知中，突破心灵的狭隘本能和局限，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从而走向文学的本真。（三）出版了一套“澳门文学丛书”由澳门基金会与内地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澳门文学丛书”已出了两套。首套20部，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1999年11月出版，是为了庆祝回归给祖国的献礼；第二套首批22部、第二批21部和第三批13部，由作家出版社、澳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33门基金会和中国文学基金会合作，先后于2014年8月、2015年6月和2016年11月出版，共56部，大为可观。如此规模的创作成果，由国家顶级出版社一举推向全国，这在出版界并不多见，在邻近地区更是绝无仅有。“澳门文学丛书”试图勾勒澳门文学30年的创作历程，其间充盈着向古典和传统致敬的意味，又不乏对立体感和现代性的思考和追求。老、中、青三代作者在这里集体亮相，展示着澳门写作人“求真、向美、尚美”的艺术倾向。老一代如何呈现深沉稳重、淡定冷静的风骨，中生代如何致力于创作转型和审美追求的嬗变，新生代如何显示敏感的生命体验和大胆创新的锐气，整整三代人的创作状态和心理投射，或隐或显，在作品里大致可见。从某种程度上看，“澳门文学丛书”对澳门30年文学书写的梳理，既是对小城文学历史的归结，也是对现实和未来的静观；其归结固然带有一种回望的深情，而静观更具有现场感和前瞻意识。厚重的“澳门文学丛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一个有力的证明：虽然澳门文学还没有产生一流的作家作品，但基础确乎已经奠定。只要打开“澳门文学丛书”，看一看内里涌动着的生活激情和书写激情，感受一下那种急于表达人生幸福与痛苦、理想与挫折、矛盾与困惑的欲望，那种甘愿从事十分艰苦的语言劳作的用心，那种向着精神高度和深度不断进取的追求，那种因长期执着而升华为文化自觉的境界，我们就会对此确信无疑。澳门文学正在路上满怀自信地稳步前行，它指向内心，指向“回家”，也指向世界，指向远方。（四）举办了一个“澳门文学奖”两年一届的“澳门文学奖”，自1995年至今已举办了12届，历时23载。尽管时间不算长，规模也不算大，却堪称一桩澳门文化盛事。现在，这一奖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瞩目，其意义和作用正在日益彰显出来。一是营造了一种高雅的文化氛围。它所崇尚的人性关注、理想精神和美学价值，通过文学书写而形成的那种温馨的人文气氛和情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至少是一部分人源自生命内在需要的审美冲动，并让小城原有的绵绵

43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诗意得以更好地延续。二是推动了澳门文学队伍的建设。作为一个奖项，澳门文学奖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鼓励方式。在这种鼓励下，中老年作家百尺竿头，层楼更上；年青新秀孜孜以求，茁壮成长。与此同时，澳门文学奖还激发并强化了更多人的文学信心，从而使澳门文学队伍不断成长和发展。澳门文学奖以其对文学基本原则和标准的坚持，给了澳门作家一种面对逆境的自信和勇气，成为澳门文学保持自己的思想独立性，不断展示独特而具一定深度的思考的一个动因。三是参与了澳门文学佳作的筛选。澳门文学奖始终坚持寻找和阐释澳门鲜活的文学，从中发掘固有的文学经验和新的文学经验，这是我们对澳门文学的一种态度。通过评审过程中的“批评”，筛选出一批为人啧啧称道的优秀作品，建构起佳作系列，维护了文学价值，在现代传媒大发展、大扩张的当下，踏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并为澳门文学史的书写做了一份基础性工作，实在是值得感谢的。四是创造了一个政府与社团合作的成功范例。具体来说，每一届文学奖的举办，都成为一种澳门基金会和澳门笔会的共同创造，一个双方良性互动的过程。双方积极有效的合作，收获的是文化之花、精神之果。澳门文学奖23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政府与社团的合作，要有一个上好的项目，一种持之以恒的努力，一份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坦诚相待的真情，这是取得成功的保证。（五）有了一个纯文学的版面《镜海》1983年6月30日创刊的《镜海》，在《澳门日报》皇皇数十大张的篇幅中，虽然只是每周一刊的版面，却足以让人“以小见大”，看到报社和报人那种高度重视精神追求和人格生成的眼光、襟抱和境界。35年来如一日，《镜海》始终坚持以其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感慨、独特的心灵体验的生命形式，从一个特殊的维度，印证并延展着《澳门日报》“来自澳门同胞、属于澳门同胞、为了澳门同胞”的办报精神。正所谓“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东坡诗）。《镜海》在垦殖澳门文学春天方面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35在《镜海》这方文学园圃里，我们看到了与澳门人的语言、澳门人的生命、澳门人的精神并蒂同根生长着的澳门文学，她虽然还不够丰厚，却足以令人敝帚自珍，因为她充满良心、同情、关爱和真诚，每一个读者都可以真切地听到她的呼吸和心跳，看到她的眼泪和笑容，想见她的想象和憧憬。她不是一种轻飘浪漫的媚态，而是一种人的本真生命的闪耀；她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诗化的生命或生命的诗化。在海内外文学领域悲观失望的叹息声不绝于耳之际，在几乎所有新闻报刊无情压缩甚至取消文学栏目的时候，《镜海》以其稳定的收成做出回应：这里并未迷失崇高理想，文学仍有希望！结语“一国两制”以“一国”为本，是“两制”实施的前提和保证；以“两制”为用，是国家和平统一方略的具体体现。“两制”在“一国”前提下的运作中所呈现的“和合”精神，与澳门文学所追求的多样统一格局，其思想文化内核完全一致。这就让澳门文学与“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的呼应，有了天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澳门文学正在路上，它热切地企盼着以更多的“语言的意外”和“惊喜”，奉献给改革开放中的祖国，“一国两制”下的澳门。

改革开放与《澳门日报》的“解放”曾艺**导读：　从葡萄牙管治时期开始，澳门新闻界始终爱国。但早期爱国很难，除了国际政治气候使然，内地的政治运动、经济落后和对外封闭，也引起了外界不同看法。在当时的港澳社会，坚持爱国不但意味着要与澳葡政府、不同政治立场的境外势力抗衡，面对社会大众亦往往处于被动境地。这种局面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慢慢地有所改变。　　　　对于改革开放的感受，没有任何一张报纸会比《澳门日报》来得深刻。2018年正值创刊六十周年，《澳门日报》整理了六十年来具备时代象征意义的版面，从泛黄的昨日到色彩缤纷的今天，六十年发展历程呈现出一条鲜明的脉络──与国家发展共命运。其中，改革开放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一　去政治化，回到亲民初心改革开放40年，1978年为元年。*感谢《澳门日报》社长陆波、常务副总编辑蔡彩莲斧正。**曾艺，《澳门日报》副总编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37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会议。1978年12月24日，《澳门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其中一个副标题是“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明年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早在这一年的开端，1978年1月1日，《澳门日报》“食经版”创刊，紧接着1月7日“乐与声”创刊。“食经版”创刊头条是介绍前一年即1977年10月28日才开业的新马路碧丽宫大酒楼，右上角有一个专栏《金牌侍应》，作者“甘仔”，写了一班澳门饮食界名宿到广州试菜，里面提到南园、北园、泮溪等著名食馆，更盛赞“泮溪点心一流、广州侍应服务水准高”。寥寥数语可窥见获得改革开放先机的广州，商业气氛已经活跃；市场经济虽未在全国大张旗鼓开展，却已经在沿海地区跃跃欲试。同样是创刊号，《乐与声》主要介绍了一些高级音响，以及即将在本地举行的音乐表演活动。这两个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副刊，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澳门日报》来说，却是一个绝不简单的举动。比照1978年以前，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澳门日报》头版和主要新闻都是严肃过度的政治面貌，但在1978年这个历史性年份的一开端，两个“小资”情调副刊横空出世，宣告《澳门日报》正式修正办报路线，比改革开放正式启动的标志性时间点──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早了几乎一整年。2008年8月，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澳门日报》出版的五十周年特刊《我们》中，时任社长李鹏翥亲自执笔回顾半世纪报史，一开首就写道：从1958年到1978年，前二十年是创办探索期；从1978年到2008年，后三十年是成长发展期。前期正值祖国风云激荡的“大跃进”和“文革”年代，报纸反映时代，新闻记录历史，自然受到当时思潮的影响……我们有胜利的欢笑，有挫折的叹息，但毫不气馁，相濡以沫，经历过“12·3”反民族压迫、争办学自由的群众运动，报纸权威树立起来，发行量迅猛发展，每天印

43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刷到中午才关机；可惜迅即为内地“文革”风潮、报纸脱离群众所累，员工每一分努力都被抵消，陷于闷战阶段。后三十年，正值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祖国生机蓬勃，本报亦摆脱桎梏，解放思想，重新坚持创刊时的理念，“《澳门日报》是一张人民的报纸，爱国的报纸”，“来自澳门同胞，属于澳门同胞，为了澳门同胞”，刷新了版面，丰富了内容，令读者感到报纸可信、可读、可亲，办出了独家风格，具有强烈的特色……改革开放的核心精神，是中央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认识自己的不足和落后，去“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进而解放思想，开动脑筋。A正如前任社长、时任《澳门日报》董事长李成俊亦在《我们》中写道：“筹组时，对《澳门日报》的定位是明确的，‘来自澳门同胞，属于澳门同胞，为了澳门同胞’。但很多具体措施，由于教条照搬，不懂得结合澳门实际，因而走了不少弯路。”时间往前推移30年，即1978年8月15日，在《澳门日报》创刊二十周年酒会上，时任总编辑李成俊的致辞让人动容，这时《澳门日报》已经开始修正办报路线，但改革开放的号角还有几个月才正式吹响，李成俊在致辞中说道：“本报的发展远远未能符合读者的期望，诚恳地盼望各位嘉宾和广大读者不断给予批评、建议、督促和帮助，使本报今后继续为澳门同胞服务。”两位老人经历了《澳门日报》整个发展历程，在他们创办《澳门日报》的最初，可与澳葡政府抗争、可以生命和人身自由抵挡澳葡政府的新闻干预。但作为爱国报纸，却无法阻挡政治大气候左右办报方向。报纸一天天脱离群众，相信他们心里早已急切盼望着有所改变。在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序幕的前几年，机会确实一度来临。1974年到1975A傅高义（EzraF.Vogel)：《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第185、190、209页。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39年，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接替领导政府的工作。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是1965年1月以来第一次重新开展的工作，周恩来总理在这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中，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重提11年前首次宣布的发展任务──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邓小平会上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着手带领国家步入现代化轨道。A紧跟着内地政治气氛的转向，1976年3月8日，《澳门日报》的长寿版面娱乐版率先复刊。这个在《澳门日报》创刊不久的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面世的大众娱乐版面，在“文革”时期停刊了好长一段时间。复刊时“文革”尚未结束，改名“艺声”的娱乐版创刊时也只是小半版，只有三数条消息，占了版面将近一半的是电视节目表。但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的报馆领导多么渴望打破经营闷局，重新赢得读者的目光。但这一次试水后，过去了将近两年时间，到1978年1月“食经版”和“乐与声”才创刊，这两年间发生了什么呢？翻看史料可知，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1月8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去世，紧接着邓小平下台；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如果不是一连串的大事和波谲云诡的政局剧变，也许《澳门日报》在“艺声”复刊后，所有的改变都会陆续跟上。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到1978年，正是“三下三上”的邓小平酝酿第三次上台的时候。在邓小平1977年7月正式复出前，因为“四人帮”倒台，内地的政治气氛开始宽松，人们意识到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或许可以告一段落。更重要的是，华国锋当政时期有意识地减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更强调现代化，甚至开始派代表团出国学习现代技术，启动经济特区和试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一方面为邓小平复出后在改革开放道路上迈开大步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让国内外感受到国内发展形势的改变。BA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第83、84页。B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第162页。

44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与上述时序相对应，经过两年时间的酝酿，《澳门日报》在1978年一开端就推出了“食经版”和“乐与声”，从此也在贴近民生和民心的办报道路上，大踏步往前走。二　解除束缚，版面内容突破现任《澳门日报》社长陆波在《我们》中总述新闻采编五十年时写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内地全面改革开放。《澳门日报》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开始了自身的适应性改革，脱出教条政治窠臼，更多地融入社会，以更大的亲和力争取读者，其间几宗重大的政治新闻如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制订《基本法》、回归过渡期等，使我们的政治和议会采编趋于成熟。”长期负责国际国内新闻的时任常务副总编辑黎胜培，则在《我们》中写道：“我们早已摆脱了‘报喜不报忧’年代的影响，国家的成就、进步，我们与读者分享，内地出现的‘负面’新闻，我们一样端到读者面前，让大家分忧，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之风，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借着《澳门日报》的改变，逐渐吹向澳门社会。1979年2月18日，《澳门日报》头版头条和主要新闻内容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但其中有两条篇幅相对较少、标题较小的新闻亦颇为引人注目。一是新华社报道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在北京召开，叶剑英委员长主持会议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影响深远”，以及李先念副总理访问非洲四国和巴基斯坦“增进友谊”。二是中新社引述《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大力发展旅游事业，开动脑筋，放开手脚大干……要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尽快地把旅游事业办大办好。”社论还说：“在开展旅游事业方面，我们还是个后进者，很缺乏经验。我们要拜能者为师，请懂行的人来办，请专家包括华侨和外国人来当顾问。”这两条“小”新闻形象地描绘出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如何迈开，并且一步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41一步往前走。一个是积极“走出去”，广泛建立联系、虚心学习和知己之不足；二是大胆“引进来”，把国外的资金、技术经验和商业网络引进国门，成为推动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其中，港澳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而《澳门日报》不仅尽媒体之责，第一时间报道国家的政策动向，实际上，还借助本身在澳门社会的人脉资源，助推招商引资的改革发展大潮流。1979年11月，澳门商人吴福联手香港商人投资发展珠海市石景山旅游中心项目，采取“我方提供土地，外商负责资金”的合作经营方式，首先引进资金兴建涉外宾馆，这是广东省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旅游专案。这其中就有《澳门日报》的牵线搭桥作用。《澳门日报》版面上的改革更是迈开了大步。1979年3月3日“汽车”版面世，初期为双周刊，逢周六出版，篇幅较小。五年后，到了1984年改为周刊。20世纪90年代中期迈向彩色世界，2000年更扩充到三大版。曾经是那样“一穷二白”和“土气十足”的爱国报纸，随着改革开放走向市场化，多年来10多位编辑记者接到各国汽车厂商的邀请，走遍五湖四海测试新车。汽车版更是本地汽车消费市场的重要宣传阵地。紧接着1979年4月28日，时尚版“姿采”创刊。按创办人时任副总编辑李鹏翥当时的形容，“就是要开辟一个介绍时装、扮靓的专刊”。接下任务的记者蔡彩莲（现任《澳门日报》常务副总编辑）在《我们》中回忆：“七十年代末，澳门经济尚未发达，成衣业尚在萌芽阶段，那时候仍有不少人买布到裁缝店度身造衫，售卖成衣的时装店只是零零星星。后来澳门经济起飞，时装店成行成市，美容业也发展起来，‘姿采’版亦由红黑版转为彩版，由一个版扩至三、四版……见证了澳门近卅年的发展过程。”汽车和时尚等消费资讯版面的诞生，除了印证改革开放解放了《澳门日报》的办报思想，更预示了改革开放给澳门社会经济和民生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当时绝对没有人想象得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内地经济发展，社会富裕，四十年后的澳门，在政权回归、赌权开放以及内地“自由行”等政策的助力下，发展为云集世界顶级消费名牌的“购物天堂”，有着规模在全亚洲

44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数一数二的消费和娱乐场地。内地居民成了包括澳门在内的全世界各旅游城市最受欢迎和最具消费力的客源。澳门居民收入大增，社会财富积聚，这一切都得益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经济是改革开放的核心目标，“汽车”版和“姿采”版的创刊对于《澳门日报》来说，除了资讯内容更丰富，还担起了创收的重任。两个专版创办以来，广告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成功奠定了后来30年的市场化办报之路。三　风风火火的80年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在神州大地全面推进，虽然国门还没有大开，但经济效益已开始向外渗透。1980年2月22日《澳门日报》“经济”版应运而生，如同以上的副刊版面，“经济”版的创刊，印证了内地改革开放对澳门经济的带动作用，当日两大新闻都谈及内地经济发展对澳门的影响。头条探讨建筑置业十年发展，一开首便指出：“过去四年澳门经济有长足发展，尤以最近两年为甚。楼价地价急升，成交亦倍增长。”时任澳门建筑置业商会副理事长陶开裕分析原因，“一是中国安定团结，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二是中葡建交，促进澳门社会环境安定；三是本澳经济环境较好，工业出口及旅游畅旺，购买力增加；四是去年本澳人口大增，约增加了两成”。四个因素都与内地改革开放有关，包括大力发展经济，打开国门开展外交。而直接向澳门输送的，一是旅客，二是新移民。“经济”版创刊号另一则新闻谈及旅游，指1979年内地访澳旅客已近49万人次，较前三年均是翻倍增加。澳门人口大增，自1978年年底开始到1981年，大量内地新移民进入澳门，直接增加了对居住和生活上的各种需求，也为澳门社会充盈了劳动力和各种人才。陶开裕在分析建筑业前景时便提到：“中国采取开放政策，珠海开辟经济特区，相信对澳门的建筑业有刺激作用。”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43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寄望内地发展对澳门经济产生带动作用的言论，开始充斥于澳门各种经济新闻，至今不衰。其中内地发展对澳门建筑和地产业的刺激作用长达十多年，一直到了1993年内地宏观调控，澳门房地产泡沫破裂，进入长达十多年的低迷。到1999年澳门回归，2003年博彩市场正式开放，澳门房地产市场伴随着赌收连年攀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至今未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87年4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多番强调香港回归中国后会按基本法体现“一国两制”，对港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继续不变，“让那里（香港）马照跑、舞照跳，保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和“马照跑、舞照跳”从此成了邓小平的名句，成了中央对港澳政策的最形象概括。然而，早在1980年9月7日，《澳门日报》在第五版出了一个图刊，报道了澳门赛马车场的开幕盛况，这又是一个抢先走在历史潮流尖端的大胆举动。七年之后，有了“马照跑、舞照跳”的名句。九年之后，1989年9月11日《澳门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赛马会开幕盛典，时任港澳办副主任鲁平和三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内地委员出席了典礼。以上例子印证《澳门日报》一方面在版面和行动上践行解放思想，为内地改革开放添砖加瓦。但另一方面，拉近祖国内地与澳门居民距离这一点办报初心始终未变。重新回到群众路线的《澳门日报》开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从1980年开始，联同社会热心人士发起组织大学、中学优异生回内地参观访问，认识祖国，扩展视野。这是澳门社会最早一批有组织的国情教育活动，也是最长寿的国情教育活动。每年一访，一直坚持至今。借助版面宣传祖国新面貌，增强澳门居民的爱国爱乡意识，仍然是《澳门日报》的主要内容。1984年2月，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催生了“乡情”版，同年诞生的还有“特区建设”版，专门报道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一直到2001年始完成历史使命，宣布停刊。

44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随着版面的革新，内容更贴近读者所需，《澳门日报》重新被主流社会接纳。1984年12月2日，由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组织的“公益金百万行”首次举行，这是澳门社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益慈善活动。据当日新闻报道，包括澳督高斯达海军少将，作为中央政府驻澳组织的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以及担任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的港澳名人霍英东、马万祺、何鸿燊、崔德祺及会长刘衍泉主持剪彩，共有12000名中葡人士参加了活动，筹款高达240万澳门元。“公益金百万行”同样是《澳门日报》的长寿项目，发展到今天，仍然是澳门社会最大规模的慈善活动。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管是内地还是澳门，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社会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活跃，《澳门日报》在走向群众、走向市场的路上，也已经相对成熟，似乎就等待一个实现重大飞跃的时机。而机会终于来了！1985年5月20日，《澳门日报》头版又有一个惊人之举，头条是当时的当红艺人翁美玲的举殡消息，还破天荒地放了四张大照片，包括翁美玲遗照和其男友汤镇业手持玫瑰走向灵前的侧面照片。《澳门日报》共派出三名记者到香港采访这宗新闻，这在当时是创举，即便在今天，也只有每年一度的采访全国“两会”可相比。派出的三名记者，其中就包括现任《澳门日报》社长陆波、前任澳门艺术博物馆馆长陈浩星。老一辈《澳门日报》人喜欢把改革开放后的这段办报历史称为“打翻身仗”，而“翁美玲去世”就是其中最关键性的一仗，更是重要的转捩点。现任《澳门日报》社长陆波在《我们》中忆述：“1985年5月14日，香港著名青春派女艺员翁美玲在寓所中煤气毒身亡，由于翁美玲当时得令，主演的电视剧在全球华人社会热播，消息传来，轰动港澳，震动海内外。报社适时掌握社会脉动，不失时机，及时跟进此一热卖新闻。尤其举殡当日，派员赴香港现场采访，并开创性地以一宗娱乐新闻作为头版头条，创下了《澳门日报》开办以来的最高日销量纪录。”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45这宗创下销量纪录的新闻，在《澳门日报》人中至今仍传为佳话，是《澳门日报》在往后20多年销量冲上最高峰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彻底奠定了《澳门日报》在澳门人尤其年轻人心目中的贴近民心的新形象。随着经济民生顺利推进，政治议题也开始步向台前。在头版报道“翁美玲事件”的五天后，1985年5月25日，《澳门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换上了严肃且重大的政治新闻，记者陈树荣（退休前任《澳门日报》副总编辑）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报道，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会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开门见山谈澳门问题。新闻引述邓小平的话说，中葡在解决澳门问题上，“我们之前没有吵架”，“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澳门问题，但这个问题原则上在1979年已经解决”。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也回应：“问题是有的，但我们不会吵架！”正是这次会面，拉开了长达14年的澳门回归序幕。相对于香港，“澳门问题”亮相要和谐得多，至少没有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时的剑拔弩张，导致撒切尔夫人离开人民大会堂时，因为心神恍惚而在石阶上跌了一跤，成了极具隐喻的历史画面。友好气氛一直持续到翌年，1986年7月1日《澳门日报》头版头条内容是中葡澳门问题首轮谈判，仍然是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报道，记者是陆波，新闻以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在谈判桌上引述的盛唐诗人孟浩然诗句“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开首，暗示中葡两国伙伴关系应有的和谐感，而会谈亦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开始。但这仅仅是个开端，在往后长达10多年的过渡期，从基本法制定，到中文官方化、法律本地化、公务员本地化以及赌税收入的去留等，大大小小的政治事务和经济利益安排，关系到澳门人的长远福祉，处处体现着中葡两国的外交角力。加上过程中适时而起的本地政治经济和民生问题，吸引着社会大众的视线。如何全面展现各种利害关系，不失偏颇亦不被政治表象蒙蔽，让这个时期政治线记者颇为耗费精力。改革开放取得进展，外界逐步对中国改观，而中方在谈判过程中也处处

44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考虑到澳门居民的利益，作为一份爱国爱澳报纸和新闻界的爱国爱澳言论，自此逐步从边缘走向主流，爱国不再沉重，变得更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四　风起云涌的90年代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衍生的民生问题首先浮现，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出现微妙变化、矛盾开始尖锐，经济过热更引发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宏观调控，直接导致内地房地产泡沫破裂。随着内地资金紧缩，澳门也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地产业低谷，拖累整体经济陷入低迷、失业率上升。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回归进程的推进，澳葡政府管治威信渐失，治安严重失控，出现了澳门历史上的最黑暗时期，恶劣情况一直持续到1999年回归前。一连串的风起云涌，直接转化为新闻和版面上的惊心动魄。《澳门日报》脱离20世纪70年代的过度政治化，走过80年代的市场化，进入90年代，基于国际国内和澳门本土的时代风向，又在政治和市场之间摸索出两方兼顾的中间路线；当国家发展给澳门社会带来的帮助和影响越来越直接时，《澳门日报》爱国初心不变，但也更多地关注和思考国家发展如何关系到澳门人的当下、澳门社会的未来。事实上，很多问题和矛盾，是以一种激烈和冲击的形式出现在澳门人面前的。例如，发生在1989年1月10~13日的“龙的行动”和发生在1990年3月27~29日的“3·29”事件，整个20世纪80年代困扰着澳门社会的非法移民问题引发了一场澳门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据当时参与采访的记者李宝华在《我们》中的忆述：1989年1月9日，澳葡政府宣布在10、11日两天为澳门18岁以下的无证青少年进行身份识别登记，13日由治安警察厅派员到各校向曾于1986年和1988年接受调查的无证学生登记。消息传开，数以千计的父母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47立即携同子女涌往士多纽拜斯大马路治安警察厅旧总部登记，10、11两日逾2万人前往轮候，其中5611人获得登记。警方在澳门各私校、托儿所、收容所登记了3500名无证学生。是次行动名为“龙的行动”（1989年1月10～13日）。1990年3月27日，政府宣布向在“龙的行动”中获登记的无证青少年的无证父母登记发证，结果引起大批无证者不满，自发上街游行，要求一视同仁，发予身份证。游行者由初期的数百人激增至逾万人，聚集在澳督府（按：现政府总部）前不肯离去，还有大量无证者闻风从四方八面涌至，澳门“黑民”全部“曝光”，逼令政府承认其居留资格。为求一纸“护身符”的“黑民”人潮先后在关闸警察球场、特警总部、逸园狗场发生推撞践踏意外，大批无证者受伤。一场发证风波延续了72小时，最后，“黑民”如愿以偿，政府公布登记了45000多名无证者。是次发证风波被称作“3·29”事件（1990年3月27～29日）。在澳门开埠历史上，大规模的群众事件并不多。在此之前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可能要追溯到1966年的“12·3”事件，那是一场爱国爱澳人民群众对抗澳葡政府暴政的民族运动。但1990年的“3·29”事件则与内地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是改革开放之后，抢先走在回归制度安排之前的，国家与澳门之间第一场被动发生的“更紧密关系”。对于前者，作为爱国媒体《澳门日报》可以立场鲜明，严厉指责；但对于后者，偷渡客和澳门人都有同胞之情，关乎国家发展，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事实上，早在1977年邓小平视察广东时，有人提到每年有大量偷渡客进入香港的问题，邓小平当时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而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样人们就不会偷渡到香港谋生了。A确实如此，源于发展落差的问题，只能凭借着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彻底的A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第191页。

44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解决，受惠于改革开放的《澳门日报》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故始终坚定支持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希望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避免被国外的“和平演变”势力和国内保守力量拖慢步伐，甚至走回头路。1992年1月25日邓小平来到珠海，翌日《澳门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邓小平在珠海视察时的讲话：“广东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主导，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要稳定，必须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这方面，广东要起好作用。”非常凑巧但也充满寓意的是，紧挨着邓小平视察珠海、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头条新闻，有一则新闻报道了几天前的1992年1月21日，“北大方正彩色激光照排系统”正式在《澳门日报》投产使用。报道指出，这是由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设计成功的全世界首套中文彩色激光照排系统，是当时最先进的图文合一中文彩色激光照排系统，既标志着中国电脑科技走在国际先进行列，也使本澳新闻出版业写下了历史性的一页，掀起中文出版业进军彩色照排世界的一场新革命。从1978年随改革开放修正办报路线，到1992年率先用上最先进的中文激光照排系统，前后14年时间，《澳门日报》的发展变化可以用迅猛来形容。作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者，《澳门日报》一路走来深有体会，深信改革开放不是一道坦途，过程中有漫长的经济结构调整，也有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而澳门首先受到的是经济领域的深层影响。1993年时任副总理朱镕基推行宏观经济调控，为内地过热的经济降温，澳门地产泡沫随着内地资金紧缩而破裂。此时亦正值澳门经济结构转型，内地沿海尤其广东一带大力发展制造业，澳门生产线纷纷北迁。传统产业无以为继，新产业又没能及时萌芽，澳门经济发展何去何从，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重要议题。从这个时期开始，《澳门日报》经济版从周刊变为每日出版，从一般的经济新闻报道，逐步走向政策议论平台，成为澳门社会在经济领域“参政议政”的重要舆论阵地。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49在政治领域，《澳门日报》同样深度参与，1993年3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宣告澳门进入过渡期后半段。整个“后过渡期”，从最受关注的三化问题：中文官方化、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到东方基金会累积的大量赌业收益拨款，乃至于澳葡政府私下暗标开投新口岸七幅土地。《澳门日报》除了基于新闻专业认真完成报道工作，也积极配合中方为澳门人的长远福祉据理力争，持续透过新闻报道反映澳人呼声，配合社评形成舆论。整个20世纪90年代，澳门居民除了关注小城政治前途、内部经济民生，还要面临无日无之的严重治安事件。曾经因为采访被炸伤并上了国际媒体头条的本报前突发记者齐培东在《我们》中写道：“回归前绝对是澳门突发新闻的‘黄金时期’，那时本澳治安很差，暴力罪案接二连三，且越来越严重。一个特点是涉及赌场及有关圈中人士；另一个特点是矛头直指政府及官员……如此情形整整持续了三年，一直到1999年底回归前夕才平息。”与澳门的混乱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内地各省市乡镇出现招商引资热潮，澳门的乡亲社团、各行各业组织了大量参访团，深入内地沿海和内陆城市。内地改革开放的进程、各地政策推陈出新、家乡面貌日新月异，绝大部分澳门各界人士都有过亲身体验，所见所闻亦由随团记者带回澳门，呈现给广大读者。最初随团回内地采访的只有一两家报社的记者，后来慢慢增加。而这些深入内地的采访报道，除了增加澳门居民对国情的了解，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认同，亦增强了对澳门回归的信心和期待。澳门可以顺利回归、过程稳定，社会上下齐心努力发展经济，与回归前社会各界长时间和内地各方面紧密交流、讯息互通分不开。五　回归以后挑战机遇并存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人心所向、社会稳定，博彩业开放与内地改革开

45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放成果相结合，社会财富借着“自由行”大量流向澳门社会，媒体行业与各行各业一样，在这一波急速发展中迅速壮大。但治权回归和博彩业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澳门的政治经济生态，新闻采编因而也有了重大的改变。首先，“澳人治澳”意味着与管治者对立的民族立场消失了，因历史遗留、发展衍生的种种矛盾，变成了社会内部矛盾，而且日益尖锐。如何恰当反映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在“一国两制”下，如何在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反映民意、监督政府之间，在整体利益和局部诉求之间求取平衡，考验着媒体的政治触觉、全局意识和发展视野。此时，如前所述，走过二十年改革开放岁月的《澳门日报》，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完成了自身的适应性改革，对政治和议会新闻的采编趋于成熟，对国家立场和澳门利益有了清晰和理性的掌握，很快便适应了澳门社会的新形势，进入监督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发展的角色。但总有一些新事物不期而至，尤其是当澳门开放博彩业，引进外资巨擘，社会形态与以往相比有了急剧的转变。经济急速发展，一部分澳门人更富有，一部分人相对贫穷，社会矛盾深化；博彩业迅速膨胀，挤占大量社会资源，人手短缺，成本上升侵害中小企业，游客增加又令社会资源更为紧张，引发《澳门日报》乃至所有本地媒体有关平衡生活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思考。博彩业发展让澳门一夜之间成为国际城市，大量外来人口带来新的生活秩序和价值观，加上互联网资讯在这期间迅速萌芽和普及，外来讯息尤其是竞选政治渗透社会，令公众对权利、义务的认知提升，表现为主动争取和表达意见；对政府监督意识加强，表现为积极参政议政。当社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政治议题和诉求，对媒体行业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次，随着社会矛盾的深化，政治力量的多元化，澳门的媒体行业也开始有了更多元的立场。与此同时，新媒体的兴起也令传统媒体面临着经营和竞争的双重压力，对于《澳门日报》而言，未来的挑战跟40年前同样严峻。走过60年办报历程，见证40年改革开放，《澳门日报》如今再度走在解放思想和完善自身的道路上。一方面，要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积极拥抱新媒体；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51另一方面，以更多的经验积累迎接国家的新时代任务，为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助力国家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最后，引用前社长李鹏翥在五十周年特刊《我们》中的结束语：“《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套用在一个报业中，就是要认识工作的不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永远懂得谦卑进取，不断改革创新、提高质素，在新的起点上迈出大步，发展的机遇只给予时刻作好准备的人。”

改革开放以来澳门语言运用的变化与发展程祥徽　刘景松*导读：　澳门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语言博物馆”。澳门语言和方言种类繁多，不但有汉语、葡语、英语，还有西班牙语、马来语、印尼语等语种。汉语里有普通话、粤语、闽语、吴语，以及其他方言。澳门的面积和人口至多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这样一个地域狭小的环境里竟然容纳如此多的语言和方言，而且这些语言和方言之间面孔各异，差别巨大，这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这些语言现象鲜活地反映了澳门社会海纳百川、和谐宽容的城市特质。一　澳门人口与语言概况古时澳门是个偏僻荒芜之地，没有正式地名，也不见载于史册。《澳门记略》云：“濠镜澳之名著于《明史》。”《明史》修成刊行于乾隆四年（1739）。史载南宋末年，蒙古人入侵中原，宋军向南方逃窜，其中一支逃至澳门。*程祥徽，澳门科技大学顾问兼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澳门社会文化；刘景松，文学博士，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及澳门社会文化。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531271年，元朝建立后举兵南下，追赶南逃的宋军，追至澳门海面，宋军无路可退，依凭澳门半岛、氹仔和路环的几处高地做最后战斗，击败元军，始得以生存。他们就是澳门的第一批居民。由13世纪到16世纪中叶，澳门人烟稀少，只有少数往来船只偶尔停岸躲避风雨。随后慢慢发展为海上运输贸易作业的中转站，其中以福建漳州、泉州籍商人居多。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登陆澳门后，人口增长较快，而且开始有人口数字记载，但不精确，也不全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数据相对精确。澳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人口数记录见表1。表1　澳门不同年代的人口数调查记录单位：人　　年份人口数1970248636（华人240008，非华人8628）198027667319812982211991355693（华人237852，葡人101223，其他16618）199441053119964141282001435235200650211320115525032016650834资料来源：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澳门政府统计暨普查司，1998；《2001人口普查》、《澳门人口》和《2016中期人口统计详细结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01年人口普查是澳门回归后第一次大规模人口普查，采用方法与所得数据相对科学精确。相关材料显示，截至2001年8月下旬，澳门居住人口数目为435235人，其中常住居民414047人，流动居民21188人。此后基本沿袭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中期人口统计的做法，《2016中期人口统计详细结果》显示，2016年澳门总人口为650834人，较2011年增

45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加98331人，增幅为17.8%。A根据人口普查资料，结合人口分布、族群结构及不同方言使用等因素考察，有助于对澳门语言运用的现状进行宏观分析。不同语种主要指向汉语、葡萄牙语和英语。汉语内部，方言现象丰富多元但又复杂，主要是粤方言，其次还有闽方言、客家话、吴方言等。人口普查工作由特区政府组织展开，由于调查人员普遍缺乏语言学专业知识，对方言的区分不够科学合理，在人口的语言使用现状方面，不能充分发挥调查资料的作用。例如，调查中使用的“广东话”术语，指的是以广州话为典型的粤方言，不包括广东境内的客家话、潮州话；“福建话”指的是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方言，但实际上包括闽南话、闽北话、闽东福州方言和潮州话等。此外“双语”“语种”等术语也仅仅取它们的通俗意义而不做更加精细严格的学术区分，例如不同的方言有时称不同的语种等。澳门语言资源极其丰富，境内有多种语言和多种方言，这些语言和方言长期以来一直混杂使用。语言有汉语、葡语、英语以及泰国语、菲律宾语、缅甸语、印尼语、越南语、柬埔寨语等，汉语则有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客家话、普通话等。香港是“两文三语”社会，澳门则是“三文四语”社会。这种复杂的交际机制，使澳门成为研究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园地。二　澳门的官方语文由于特殊历史原因，澳门曾长期被葡萄牙人管治。回归前，澳葡政府实行重葡文轻中文的语言政策，致使澳门语言使用存在种种问题。为使语言使用政策更加合理平衡，开展社会语言学研究有必要对以往的语言政策进行归纳梳理，以及对以往的语言政策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澳门语言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制定科学可靠的语言政策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A详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统计资料”，https://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ee77eb29-fd1b-4f13-8a2d-3181e93adb05。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55澳门面积小、人口少，这样一个地域狭小的环境里竟然容纳如此众多的语言和方言，而且这些语言和方言之间面孔各异，差别巨大，鲜活地反映了澳门社会多元和谐的特质。语言的功能在于应用，语言研究的重点应当是“社会中的语言问题”和“人们怎样在实际环境中使用语言”。有必要对澳门语言体系中，中葡英三种语言的定位、普通话的推广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公文写作中的葡式中文、改进中文公文的写作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总结提炼澳门语言在现实使用中的各自特点与规律，进而为澳门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建设服务。（一）葡语曾经是澳门唯一的官方语文，但市民以华语华文为主要语文回归前葡萄牙语是澳门的官方语言，其使用率在澳门众多语言种类中仅次于汉语。1553年葡萄牙人来到澳门，葡萄牙语也就同时来到澳门，至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葡萄牙语在澳门的地位一路攀升，在距今100多年前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直至1992年，才有中文加入官方语言行列，形成双官方语言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20世纪最后20年，葡语在澳门的使用人数占有较高的比例。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政府是澳葡政府，总督和高级官员皆由葡萄牙政府任命，公务员队伍中的高层官员大都来自葡萄牙；中层官员主要由澳门土生人士担任，因为他们既与来自葡萄牙本土的殖民者有着血缘关系，又同时熟练掌握了葡萄牙口语和汉语粤方言，是政府高层与下层华籍公务员以及华人市民之间最好的沟通桥梁。1910年至1996年的多次人口调查数据显示，葡籍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910年的3601人升至1996年的112706人。以1981年和1991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澳门葡籍人数增长的比例，具体数据见表2。

45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2　澳门葡籍人数（1910~2001年）单位：人，%　　年份葡裔人数占总人口比例191036014.8192038164.5192738462.4193946241.9195040662.2196079744.7197074563.019814900720.3199110124528.5199611270627.2200187932.02资料来源：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澳门政府统计暨普查司，1998；以及根据《2001人口普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网站内容整理。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01年人口普查记录显示，1991年，在总人口355693人当中，3岁或以上日常使用葡语的人数是6132人，占总人口的1.72%；1996年的这一比例是1.82%；2001年，总人口435235人中，3岁或以上日常使用葡语的人数降至2813人，占总人口的0.64%。直至1999年回归以后，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的去留尘埃落定，葡语在澳门的使用人数渐趋稳定。1992年以前，葡语是澳门唯一的官方语文，因此，葡语的使用集中在行政、立法、司法事务和公务员队伍中，回归前澳门葡籍行政人员的人数见表3。表3　回归前葡籍行政人员人数（1985~1998年）年份总人数（人）葡籍（人）所占比例（%）19858433247929.419869027239926.6198710064286328.4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57续表　　年份总人数（人）葡籍（人）所占比例（%）198811499320127.8198913125343426.0199014664391123.0199115371378024.6199215111365324.0199315679357422.8199416415403724.6199516574406224.5199616992377722.0199717589361920.6199817772348519.6资料来源：《过渡期之澳门行政当局和官方语言》，澳门政府行政暨公职司，1999。在澳门的行政人员队伍中，领导及主管人员使用葡语文的最多，级阶低下的保安人员、工人及助理人员使用葡语文比例较低。如按高层人员和低层人员的分布看，葡籍人士所占比例却是两个极端，说明葡语主要在高层行政官员中通用流行。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回归时的语言状况具有历史意义。据《澳门公共行政之人力资源99》载：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现职人员在母语方面的使用情况如下：中文…………………………………15105—87.62%葡文…………………………………1946—11.29%其他（母语以英文为主）……………188—1.09%A数字的具体分布可见表4。A《澳门公共行政之人力资源99》，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暨公职局，1999。

45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4　回归前现职人员母语使用状况（1999年）单位：人，%　　职业组别母语总数及占比葡文中文其他人数占比人数占比人数占比人数占比领导/主管18028.2645771.7400.006373.70高级技术员34521.79122877.57100.6415839.18教师6913.3244585.5861.155203.02技术员6412.7743486.6330.605012.91专业技术员61319.72244378.60521.68310818.03行政人员42041.0259958.5050.4812045.94保安人员951.75524296.47971.78543431.52工人及助理人员1563.55422496.11150.34439525.49其他410.813389.1900.00370.21总数194611.291510587.621881.0917239100资料来源：《澳门公共行政之人力资源99》，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暨公职局，1999。以上数据显示，回归前的公务员队伍中，保安人员、工人及助理人员和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员多数说中文，而行政人员和领导层主管使用的语言从比例上看多数是葡文。例如，以葡文为母语的行政人员有420人，以中文为母语的行政人员有599人。从绝对数字看，使用中文的人比使用葡文的人多179人，但在澳门，说葡语的人数只占2%，使用中文的人数却占98%。如果按这个比例计算，那么，使用中文的有599人，使用葡文的应当只有12人，这就充分说明回归前的澳门以葡文为主要行政语文。回归后，使用中葡两种语文的公职行政人员的比例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行政暨公职局《澳门公共行政之人力资源1999年12月19日之有关资料》、《2000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2001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2002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2003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和《2017年澳门特别行政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59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列举的数据，可以看出，以葡语为母语的现职公务员人数逐年递减，而以中文为母语的公务员人数则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直到今天，葡萄牙语在澳门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交际语言。从绝对数字看，现职公务员中以葡语为母语的人数比以中文为母语的人数少；但是从人口比例看，以葡语为母语者的数目还是很大。回归前那种以中文为母语的华人身居低职、以葡语为母语的葡籍人士身居高职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暨公职局公布的《2003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报告》，2003年，113名局长、副局长中，母语为葡语的有22名，所占比例将近20%，而“在工人及助理员组别中，99.5%懂广州话，65.1%懂普通话，及99.3%懂写中文；懂讲及写葡文的分别为20.1%及18.7%”。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公务员总数为31279人A，从母语人数分布看，母语为中文者有29757人，占公务员总人数的比例为95.13%；母语为葡文者有1247人，占公务员总人数的比例为3.99%；其他语言为母语的人数仅为275人，占公务员总人数的比例为0.88%。尽管母语为中文者占据最高比例，但是，回归后直到今天，葡语使用人数在立法部门依然居于高位，不少法律文件仍然用葡文起草。这一现象值得思考。（二）澳门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与实现1991年2月23日，在里斯本举行的中葡两国外长会议达成了对澳门的重要协议，即中文从现实开始成为官方语言。1991年12月，葡萄牙部长会议通过并颁布中文在澳门的官方地位，并且于1992年2月在《澳门政府公报》上刊登，完成了中文成为澳门官方语言的立法程序。这一安排无疑具有建设性意义，因为宣布是一回事，付诸实践又是另一回事。要使中文成为事实上的官方语言，离不开践行具体措施。A不包括受私法制度规范的基金会及其他公共机构（包括澳门基金会、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澳门金融管理局、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及民航局）的人员。详见《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季度统计资料2017》，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公职局网站，https://www.safp.gov.mo/wcmpro/groups/public/@safp/@ext/@information/documents/web/wcm_007946.pdf。

46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1．基本法是中文成为官方语言的立论依据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列有三条条文可作为问题的依据。其一，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第12条）；其二，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第5条）；其三，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第9条）。由此可见，处理澳门的语文问题，制定本地区的语文政策，都必须考虑特区与中央之间具有“同”和“异”两种关系。只有对问题做切合实际的探讨，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措施。在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书面语言和口头语、普通话与粤方言、繁体字与简化字等关系的处理上，都应该贯穿可同则同、须异则异的原则。2．官方语言是政府、法庭和公务使用的语言据LongmanDictionaryofAppliedLinguistics和《英汉教学语言学词典》所载，官方语言（OfficialLanguage）是“政府、法庭和公务使用的语言”。在多语制国家如新加坡，就有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长期以来，澳门一直是单一的汉语社会，后因葡萄牙人侵占，葡文便逐步变成官方语言。1999年回归祖国之后，澳门仍然是中葡文并行的双语社会，特别行政区政府实行与之相应的双语政策。特区政府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故特区的官方语言要与中央的官方语言一致，这既便于地方与中央的沟通，而且体现主权的归属，确立以普通话为标准的中文官方地位，正体现中央政府对澳门的管辖关系。至于葡文在澳门依然具有官方地位，则是鉴于诸如葡人据居澳门数百年、澳门葡人葡裔人口数量约占澳门总人口2%等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原因。3．具官方地位的中文是中国的国语即普通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都会指定一种语言为全国通用的语言，这种全国通用的语言便是国语（NationalLanguage）。国语为一个国家内部的其他语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61言或方言提供共同遵循的标准或规范，用于政府行政、立法和其他事物上。因此，国语是官方语言，同时也是合乎规范的标准语。汉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语，汉语大家族中的方言颇多，不同方言区的人士相遇，不会迁就对方的方言，但会不约而同地使用普通话，这就是心理认同。普通话是中国的国语，也是中国的官方语言。它不仅在世界范围内使用，还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澳门市民使用的书面语汉字广泛运用于新闻媒介和文学作品、词典语法书、学校教材与实际教学。澳门市民熟悉汉语，也熟练地使用汉字语文体，他们驾驭语文体的能力比他们写方言文章的能力强，对于具有官方地位的中文亲切又熟悉。4．推广普通话有利于中文官方地位的实现在澳门推广普通话，目的之一是帮助写文章的人书写比较标准规范的书面语或语文体，即作为官方语言的中文。因为在港澳地区所说的“推广普通话”“学好普通话”主要指口头形式的普通话，书面形式的普通话就是白话文或语文体，这是但凡识字者再也熟悉不过的。学习口头普通话无非让书面语普通话的写作水平更上一层楼。需要指出的是，对以南方人士为主的澳门市民而言，学习并且掌握字正腔圆的北京音难度较大、考验也大，甚至可望而不可即，但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有必要尽可能地追求北京音模式，这也是对中文官方地位实现的重要步骤和内容。三澳门社会的语文运用状况（一）澳门通行的书面语在澳门，通用的口语是粤方言，通行的书面语是“语体文”。所谓语体文，乃港澳人士的称呼，相当于语文教学中所称的白话文，其实质是普通话的书面形式。澳门通行的语体文与普通话书面语接近，但掺杂着不少方言成分、文言成分和外语成分。在写作中，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掺杂（或并用）方式，有些是无意的掺杂，有些是有意的掺杂；有些是普粤掺杂，有些是文

46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白掺杂，有些还故意掺进外语成分。写作一般文章，作者有可能杂用一些方言成分；时下口语夹杂外语的情况反映在书面语的运用上，在澳门出现中英夹杂、中葡夹杂的现象。尤其是在公文写作中，半文半白的语体大行其道，同时中葡夹杂现象严重，成为澳门公文语体的显著特征。1．普通话与粤方言并用在澳门，运用书面语言的人如果没有特殊目的，总是希望尽可能避开粤方言的纠缠，写出脱离方言影响的纯净书面语，以显示自己受过正式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身份。但是由于受粤方言的深刻影响，在实践中不能完全把普通话当作习惯的思维语言来使用，普通话与粤方言并用的现象非常普遍。普粤并用的程度有深有浅，有些是无意流露出来的，有些是刻意追求而成的。无意流露的普粤并用是在语体文中夹杂粤方言的个别词语和句式，刻意追求的普粤并用是有意在文中穿插一些粤方言词语，借以增加文章的风趣，突出文章的地方性质或人物身份。有些文章还通篇用粤方言写出，性质上属于方言作品。普粤并用的性质不同，采取的态度和对策也应不同。一般来说，无意流露的普粤并用是语言的误用，应当明确指出并加以纠正，使其得到规范；刻意追求的普粤并用是创造性的语言运用，可以不加限定，但也不必加以提倡。2．文言与白话并用与普通话相比较，粤方言保留古代语言成分较多，尤其是在词语方面。例如“抑或”在北方话里是个文言词，却出现在粤方言口语中；“卒之”在北方话中十分古雅，但在粤方言中也是一个口语词；在港澳，表示“同样”“并行”意的“也”字多半换作文言的“亦”；系词“是”在粤方言中保留着古代的“系”。在行文上，港澳粤方言也比普通话地区保守，尤其是在书信写作和公文写作方面。在港澳写作人和阅读人心目中，几乎形成一个共识或风气：半文半白的作品或兼用文言词语的作品常被认为具有古雅风格，表明此类文章的作者是念过书、有文化的人。3．中文与英文并用中文文章中掺杂英语，掺杂的英文词句有多有少，少则几个词语，多则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63难辨文章的主体究竟是中文还是英文。这类文章的主体是中文，因为只有使用中文的人才会夹杂英文，没有看到使用英文的人夹杂大量的中文词语。例如：“你现在apply，sureyoucanenterCollegeatfallquarter，因为deadline会在六月，TOEFL500分便ok，SAT都有用，可以带过来，它会用SATorACT的score来judgeyourstandard。虽然我TOEFL有580分，可以直接applyU，但Collegesavemuchmuchmoney。”A这段文章中有英文的单词，如apply、deadline等；有英文的短语或句子，如sureyoucanenterCollegeatfallquarter、Collegesavemuchmuchmoney等；常用英文词语的第一个音节，例如“U”（大学，university之省），另如“Ma”数学（Mathematics之省）。粤方言的虚词也常用英文字母代替，如D代替“的”。4．葡式中文由于1992年以前葡文是唯一的官方语文，在立法、司法和政府行政运作中葡语一语独尊，以致中文公文的写作也模仿葡文格式，直译葡文的词语句式。大量的“中文”公文，其实先用葡文草拟，然后翻译过来；即使用中文起草公文，也摆脱不了葡文公文的语言模式。葡式中文是受葡语影响，在用词、造句、行文等方面近乎葡文的翻译作品。它既是普粤夹杂，又受葡语的影响，还有一些英语的借词。这种大杂烩的文体大量存在于公文中。阅读这类中文要反复做句法分析才能领略语句的意思，经常要凭猜测才能领悟文意，有时甚至不知所云。葡式中文主要存在于用中文写的公文文体中。这是因为在回归前的长时期内，法律是用葡文写成的，司法语言是葡语，政府行政语文也都是葡文。中国人参与立法、司法和政府行政工作，必须以掌握葡语文为前提，除非从事可以不具备葡语文能力的工作，例如政府部门的低层杂工等。但是，澳门毕竟是中国人为主体的社会，法律和政府行政不可以完全摒弃中文，葡文文件有必要翻译为中文，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葡两国政府确定了中文A黄翊：《澳门语言研究》，商务出版社，2007，第183页。

46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也是官方语文后，葡文法律和葡文文件加快了翻译的进度。限于法律文体的特点和翻译人员的语文水平，翻译常常采取硬译的方式，尤其是法律翻译，硬译是最保险的一种翻译，久而久之，法律式的硬译进入公文写作，以至于用中文写的文件也都带有葡文翻译的色彩，而且这种翻译式中文成了被认可的中文。在回归前的长时期内，公文的起草人习惯于用这种中文写作，各个层次的领导人也习惯于看这种语文的公文，进而要求用这种语文写作公文，或者说要求公文具备这种行文风格。回归后葡式中文还有很大市场，因为从旧政府过渡来的公务员没有摆脱过去语文的影响。（二）澳门中葡英三语并存以及此消彼长现象分析长期以来，在澳门社会，中葡英三种主要语言通行，但三种语言的势力并不均衡。澳门的语言状况及语言面貌体现在各种语言中主要指中葡英三语势力的此消彼长之中。1．中文势力的消长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是澳门人口的主体，汉语始终是社会的主要交际工具，但是汉语和中文长期不具备官方地位。回归前，中文的官方地位得到确立，回归后开始真正落实。其实，中文势力的增长经历了漫长历程，早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澳门华人就开展“中文合法化”运动。所谓合法，并非“合法”“非法”的“法”，而是指是否被规定为“法定语言”的“法”。“法定语言”就是后来所指的“官方语文”。“官方语文”在基本法中被称作“正式语文”，即英语的“OfficialLanguage”，意指“政府、法庭和公务使用的语言”。“中文合法化”的目标就是争取中文获得官方语文的地位。争取中文官方地位的努力是与澳门后过渡期的法律本地化、公务员本地化两项任务同时进行的。三大任务是紧密相连和有机结合的。中文官方地位贯穿在三大任务之中，因为法律本地化和公务员本地化都要体现为中文取得官方地位。1991年12月，葡萄牙部长会议通过并颁布中文在澳门的官方地位的法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65令，1992年《澳门政府公报》予以刊载，自此中文成为澳门官方语文的立法程序最终完成；同一时间澳葡总督韦奇立颁布第161/GM/92号批示，设立总督亲任主席的语言状况关注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教育、文化道德、立法司法、行政及社会事务四个专责小组，各自集中地评估各自领域内施行双语的状况。委员会工作包括分析实现中文、葡文在澳门具有同等地位所需的措施；评核已开展的普及使用双语的工作效率；对当局拟出的普及中文的法律草案、工作计划及其他重要事项发表意见；就当局行政、立法及司法范畴的语言状况定期编制报告等。1999年政权交接后，中文的官方地位得到落实并且得到不断加强。2004年10月26日，时任行政长官何厚铧在“澳门特别行政区2004~2005年司法年度开幕典礼”上的致辞中指出：“包括学术界和法律界的各界人士，积极协助司法机关，努力推进中文在司法领域内使用的进程；全体的司法官就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在确保司法素质和效率的前提下，进一步主动地使用中文，以确保中文在司法机关内的使用情况得以改善和普及。”2．葡语势力的消长语言使用的变化不是执政者的意愿所能左右的，而是取决于社会对这种语言的实际需要。回归前的葡语是一种谋生语言、通向仕途的语言，曾有立法会议员评估澳葡政府的人事政策是“任人唯语（葡萄牙语）”。因此，除了热衷于政府职务的市民之外，学习葡萄牙语文的人依然有限。回归后，葡语仍然是官方语文，但在中葡两种官方语文平等相处的原则下，葡语失去了以往一语独尊的地位。澳门特区全面落实中文作为官方语文的政策，虽然在政府公文写作方面还没有消除葡文的影响，但中文作为官方语文的大势已经确定。澳门理工学院设有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目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中葡翻译员不少毕业于这所学校。从回归前后报读该校中葡翻译课程的学生人数可以看到葡语势力的消长情况：1997~1998学年报读中葡翻译课程的学生有18人；1998~1999学年报读中葡翻译的学生有12人；1999~2000学年报读中

46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葡翻译课程的学生下降至5人；2000~2001学年报读中葡翻译课程的学生也只有5人；2001~2002学年报读中葡翻译课程的学生只有1人；2002~2003学年报读中葡翻译课程的学生有12人；2003~2004学年报读中葡翻译课程的学生有7人；2004~2005学年报读中葡翻译课程的学生上升至23人；2005~2006学年报读中葡翻译课程的学生有148人。澳门一所“葡文学校”从1998~1999学年开始办学。根据学校2003~2004学年的问卷调查，在600多名学生中，71%来自土生葡人家庭或长期在澳门定居的葡裔人士家庭，19%来自暂住澳门并在公共机构、法律、航空、医疗等领域服务的葡萄牙专业人士家庭，其余10%的学生则分别来自巴西、安哥拉、东帝汶、莫桑比克、美国、法国、南非、菲律宾等10多个国家。学校采用葡萄牙的学制，提供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课程，学生毕业后可以透过葡萄牙高考升读葡萄牙的大学。新办的这所学校改变了已往的课程设置，除了开设中文（普通话）这门外语科目外，也在地理、历史和社会等科目中加入与中国内地和澳门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葡萄牙人撤离澳门的前夕和离开的初期，以为葡萄牙语文在澳门不会再有多大用途和影响力。但中国在澳门实行“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的方针，官员从回归前的政府过渡过来，法律大多保留回归前的法律，行政运作虽然强调以中文为主，但政府部门依然习惯以往的运作方式，特别是中文水平并未有效提高，满足不了立法、施政等方面的需要。人们看到葡萄牙语文的需要依然十分殷切，于是学习葡萄牙语文的人数又开始回升。估计这种回升趋势还会延续多年，尤其是中央政府把澳门定位为联系葡语国家的发展平台，现在澳门多所大学都设有葡语专业或中葡翻译专业。3．英语势力的消长英语的情况与葡语相反，其使用人数一直处于增长状态。1991年三岁或以上日常使用英语的人数为1777人，占当时人口的0.5%；2001年三岁或以上日常使用英语的人数为2792人，占澳门总人口的0.6%，与使用葡语的人数不相伯仲。这是从单语种的情况看，如果看一看英语和葡语在双语中所处的地位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67（中英、菲英、泰英，中葡、菲葡、泰葡，等等），使用英语的人数比使用葡语的人数更多。在使用双语的人数中，与葡语组成双语的只有3418人，与英语组成双语的却有25390人，就是说，英语的双语人数是葡语双语人数的七倍半。与其他国际城市一样，英语国际通用语的性质在澳门表现得十分明显。英语适用于金融机构、国际贸易、高等教育、国际会议等领域或场合，其使用频率一直稳步向上，这是英语本身逐渐走向世界、走向市场的结果。由于澳门有两个赌牌由美资博彩企业取得，这些赌场完全建成并运营后，英语世界的游客和赌客势必增加，英语的使用范围必定会相应扩充。鉴于英文地位的变化，澳门教育部门日益重视英语培训工作。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于2000年9月创办了中英翻译学士学位课程，2004年培养出第一批中英翻译人才。五年来报读该课程的学生逐年增多：2000~2001学年报读中英翻译课程的学生有82人；2001~2002学年报读中英翻译课程的学生有152人；2002~2003学年报读中英翻译课程的学生有347人；2003~2004学年报读中英翻译课程的学生有508人；2004~2005学年报读中英翻译课程的学生有694人；2005~2006学年报读中英翻译课程的学生有715人。同时，“为提升澳门的国际竞争力”，2003年4月澳门理工学院和英国剑桥贝尔教育信托基金共同合办“理工—贝尔英语中心”，为不同程度、不同需求的人士开办英语培训课程。中心提供的课程包括：成人进修课程、行政管理英语、专业英语、博彩英语、社交英语、会话俱乐部、演讲技巧、学术写作、实用英语写作等。从2003年6月16日开始招收学员，上课的学员人数达800余人。除此之外，还与特区政府多个部门合作开办了多个英语培训课程，包括行政暨公职局、教育暨青年局、澳门司法警察学校等。该中心还与香港英国文化协会合办国际英语水平测试。从2004年年初至2005年3月12日，已有261位应考者参加了测试。学习英语的人数和规模一直呈上升趋势。4．粤普二言势力的消长回归前，澳门具有官方地位的汉语究竟是指普通话还是粤方言，曾经有

46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过争辩。澳葡政府虽没有明确表态，但不成文的规定是粤方言。回归后同样没有明文规定，但澳门人大多有一个共识：具有官方地位的中文是指普通话。因此，粤普关系在迅速调整，其基本态势是：普通话得到迅速推广，粤方言的势力依然强大。在特区政府行政运作上，回归后澳门属于中央政府领导，普通话是特区与中央沟通的主要工具，中央官员说的是普通话，澳门特区官员与中央联系也要说普通话。例如，特首宣誓就职、赴京述职、参观访问其他城市都要说普通话等。再者，公务员本地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公务员必须具备中文能力，而所谓中文，就是书面普通话。在经济生活上，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央推出“自由行”措施吸引大量内地游客前来旅游，普通话导游一时需求大增，供不应求。特区政府实行以博彩业为龙头的决策，吸引大量说普通话的赌客前来消费。虽然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普通话人才迅速增长，但仍然不敷市场需求。为了适应旅游博彩等行业的需要，无论是学校还是私人机构，都结合社会实际发展需要开设普通话课程。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等校都设有普通话课程。澳门理工学院属下六所专业学校2005学年之后都开设了普通话课程。国际学校、私人机构也都开设普通话课程，例如联国学校、葡文学校、国际银行、赌场等。四　回归前后的澳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澳门语言状况复杂多元，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理论方面，语言规划所面临的事项可谓千头万绪，这其中首先要明确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所谓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规划是“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词条］。就二者关系而言，政策是服从规划并为实现规划而制定的；规划则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和依归。规划重在设计与策划，政策重在具体执行。二者之间在运用上有时难以分辨甚至出现混淆，往往是在用“规划”的时候涵盖了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69“政策”。现代社会有必要制定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是因为存在着“语言问题”。语言本身也是问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部问题，二是外部问题。内部问题指语言本身的结构规律以及这个结构规律的演变方式和演变趋势。例如，汉语及其方言语音上声韵调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词语上的语素组成和构造方式，语法上语法成分与句式构成的关系，等等。外部问题指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包括语言与使用语言的族群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复杂关系。制订周详的计划解决语言的外部问题就是语言规划，根据规划的指标制定政策，从而使规划得以实现就是语言政策。在梳理了澳门语言的历史、现状及独特面貌之后，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澳门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发展前景的规划。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澳门存在不少语言问题，例如国语、官方语言和正式语文概念的混乱，立法语言和公文语言的艰涩难明，等等，无不减弱了法律和行政的功能与效率。制定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任务十分繁重，制定和实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将有利于语言问题的合理解决，更好地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和社会功能。（一）澳门的语言政策澳门的语文问题向来庞杂，回归以来，澳门的语言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文官方地位从回归前的纸上谈兵走向名副其实，特区政府和民间正在逐步落实“基本法”有关“正式语文”的条款，并且理清这样的思路：作为官方语文，只有中文和葡文，排序是中文在前、葡文在后。作为社会交际工具，则是中英葡三语共存。1．早期的澳门语言政策葡萄牙人登陆澳门，同时也把葡萄牙语带到澳门，自此澳门存在汉语和葡语两种语言。起初澳门的管治权属于中国，政府文件采用中文，葡文没有正式地位，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叶。在此期间，葡萄牙人不能主宰澳门的事务，他们被规定在“寨内”自治。那时，中文是唯一的官方语

47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言。葡萄牙人多次想把葡语列为官方语言，都遭到清廷反对。清代的一份档案记载，19世纪初澳门“一切夷禀务必率由旧章，专用唐字书写，毋许唐番并书”，表明当时官方语文只有唐字，没有番字，连唐番并书都不许可。直到后来葡萄牙语文才逐步成为官方语文。20世纪80年代以前，澳门邮电局摆放的电报纸上还只有葡文而无中文，用中文写的契约要通过政府指派的部门翻译成葡文才能生效，法院审案更是只用葡语而不用汉语。那时的语言政策是“葡语独尊”的语言霸权主义政策，其特征之一是殖民者向被殖民者推销他们的语文。1919年澳葡总督施利华（HenriqueCorreiadaSilva）颁布训令称：“本省（按指澳门）的官立、市立、传教士或其他政府津贴的小学必须教授葡文。”1927年澳葡总督巴波沙（ArturTamagniniBarbosa）颁布法规：“为在本殖民地小学完成课程的中国学生设立十项奖学金。除了懂得写读葡文外，这些学生必须懂得讲这种语言。”1931年澳葡总督柯维喇（JoaquimAnselmoMataOliveira）颁布法令：“向中文学校发放津贴，优先发放予中学及那些每月上葡文课学生的人数超过25人的学校。”1932年澳葡总督美兰德（AntónioJoséBernardesdeMiranda）颁布法规：“殖民地政府必须维护葡语的声望”，“所有招牌、海报、通告、节目表、广告以及酒店、餐厅、小食店及其他受政府及警察监管并设于会所或娱乐场所的同类场所的餐牌必须写上葡文”。违犯者给予“毁灭”（其设施）并“罚款”。1960年澳葡总督马济时（JaimeSilvérioMarques）批示：“所有将进入公职编制职位的人士必须懂得阅读及讲葡语。”A因此在以后的招聘人员考试中，未能符合上述条件者都被淘汰。由于澳葡政府推行上述一系列措施，葡语在澳门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20世纪70年代以后，华人开展“中文合法化”运动，反对官方语言仅葡语一家的局面。澳葡政府逐步改行“双语政策”。双语政策指的是个人双语，实际上是以往单官方语言政策在新形势下的翻版。A黄翊：《澳门语言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第273页。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712．回归后的语言政策基本法规定中葡两种语言都是澳门官方语文，两种语文的地位相等。1999年12月13日，即回归前七天，澳葡政府颁布第101/99/M号法令，该法令第1条规定：“一、中文及葡文均为澳门正式语文。二、两种正式语文具同等尊严，且均为表达任何法律行为之有效工具。三、以上两款之规定并不妨碍每一个人选择本身语文之自由，在个人与家庭范围内使用该语文之权利，以及学习与教授该语文之权利。四、行政当局应促进正式语文之教授及正确使用。”回归后这一法令得到真正执行，澳门特区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方针，保持既有制度五十年不变。语言的生存和语言的使用相应地保持原貌，依然是中葡两种官方语文并存。粤方言是澳门最广泛运用的民间语文，英文用于金融、高科技、高等教育等范畴，但在稳定之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现阶段还是量的增减，属于渐变性质。例如，中葡两种官方语文，回归前法律机构中只有葡文通行，回归后中文也有了运用的空间。又如，回归前普通话很少出现在官方场合，现在官方场合常常可以听到普通话。再如，社会的英文使用量慢慢在赶超葡语文。与香港相比较，澳门没有多少具体的语言政策和执行语言政策的政府机构，例如“两文三语”之类的政策，“官方语文局”（曾称“官方语文署”）之类的机构，但回归后特区政府没有偏离两种官方语文地位相等的精神，允许教学语言自由选择和大力发展英语等。双语有“社会双语”和“个人双语”之分。社会双语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两种主要的语言（一般是官方语言），两种官方语言的地位相等，例如加拿大的英语和法语。个人双语是个人具备两种语言的能力，双语人是个人双语的体现者，例如一个会说粤方言和葡语的澳门土生人士。分辨社会双语和个人双语十分重要。回归前，澳葡政府规定公务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葡语水平，民间递交给政府的文件必须翻译成葡文（否则不予接纳或者拖延处理时间），耗资送公务员短期赴北京学普通话和赴葡萄牙学葡语，结果公务员大都会说几句葡语和普通话，但两种语文的水平都满足不了立法（例如撰写法律文本）、司法（例如法院审案）的需要，以至于政府的行政运作仍然离不开

47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葡语。回归初期，葡语的使用量在立法部门居于高位，大多数法律文件是用葡文起草的。从1999年至2001年，用中文和葡文起草的法律法规文件数量大致相当，1999年用中文起草的文件甚至远远多于葡文。从2002年以后，数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2002年中文文件数是9项，葡文文件数多达36项，是中文的4倍。到了2004年，法律方面由中文立法的有3条，而由葡文立法的有7条；行政法规方面由中文立法的有12条，由葡文立法的有22条。中文立法的总数还不到葡文立法的一半。改变用“葡式中文”写公文的现状，有必要培训文件起草人用中文构思公文，或者说用中文打公文的腹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还必须通过“双语立法”，同时加大中文培训的力度。一方面，应该加大力度培养高水平的翻译员；同时鼓励现有的公务员积极参加中文进修；另一方面，要从中小学甚至幼稚园的基础语文教学抓起，全面提高澳门年青一代的语文基础知识与水平，从小培养他们正确规范地用现代汉语进行书面表达的习惯，最终提高全社会的中文写作水平，从而解决政府公文中存在的种种语言问题。回归前语文教学政策自由度低。当时凡官立学校都硬性规定必须进行葡语教育，中文反而未必是必修课。当时澳门一间私立大学规定英文为全校必修课，中文和葡文都不是必修课。该校教育学院受政府资助，则必须进行葡文教学。回归后，学习何种语文不再是政府意志，各校可以自由选择教学语言和语言教学，澳门科技大学率先规定中文为全校学生的必修课程，澳门理工学院因应社会需要大力发展英语教学、中英翻译和中葡翻译教学。澳门是一座旅游城市，游客来自世界各地。在英语逐渐成为国际通用语的趋势下，社会对英语的需求十分迫切。配合这一形势，政府提出发展英语培训。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等教育机构加强了英语教学，一些行业也加强了对员工的英语培训，例如的士从业员协会等。（二）澳门的语言规划澳门面积小，人口不多但语言复杂，三语四言（汉、葡、英三语，汉语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73分粤方言和普通话）分别处于不同的语用环境中。各种语言状况的形成是由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经济、人口等原因所造成。因此，处在一个社会中的各语言，其功能分布也不会是一样的。例如，粤语的使用人数虽然超过澳门总人数的95%，但从未正式进入政务、司法和政府机构。英语虽然不是官方语言，但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广泛通行。这些因素在语言规划时必须认真考虑。基本法第9条规定了中葡文的地位，这是中文进入澳门官方地位的法律依据。官方地位的中文，不是别的汉语方言，而是与国语（NationalLanguage）、标准语（StandardLanguage）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即汉语普通话。在澳门，粤语是人们交际的最主要工具，普通话目前通行的范围有限。粤语不仅通行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在正式的政府公务、文化教育、司法审判等场合仍作为主要语言使用。应该看到，随着普通话官方地位的落实，语际交流中各种语言的地位也在改变。普通话日益受到重视，不仅在华人学校里学汉语普通话者日趋增多，而且在土生葡人中也有不少人开始学习普通话。对普通话的认识，已由理智认识向感情接受推进。至于澳门语文规划的具体内容，主要涉及语言选择、语言协调和语言本体规划三个方面。1．语言选择所谓语言选择，是国家或地区以立法的形式对语言进行人为干预的表现，是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政策选择的结果，就是确定某一种语言或某几种语言为国家或地区法定的官方语言。至于选择何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则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澳门有粤语、福建话、普通话、上海话、英语、葡语、土生葡语等多种语言和方言，最后确立汉语和葡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就是一种语言选择的结果。在语言选择之后，执行语言规划任务的机构或个人面临着选择何种语言进行规划的问题。从不同的语种说，应是汉语而不是英语、葡语。汉语中是普通话而不是汉语的其他方言，之所以是普通话，首先是因为它的书面语而

47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不是它的口语。普通话的书面形式被列为澳门语言规划的首选，是因为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就是写作公文、草拟法律时使用的语体文，它充当澳门特区的“官方语文”和“正式语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在澳门的语言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当然要求使用纯正的葡语文，而规范葡文的任务主要应在葡萄牙本土进行。换言之，回归后澳门语文的地位应当是：中文具有国语地位，同时中文又是官方语文和正式语文；葡萄牙语文在澳门不享有国语地位，但它可以是正式语文。正式语文或工作语文是配合工作环境被选用的语文，需要使用葡文时用葡文，需要使用中文时用中文，无所谓主要次要。2．语言协调在澳门的语言选择中，选择葡语与汉语普通话作为两种官方语言，实际上是语言选择过程中语言协调的结果。语言选择之后，仍然存在不断的语言协调过程。例如，必须协调这两种官方语言在行政、司法等领域的相关性和公平性，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一致性。这种协调还表现在调动汉语和中文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尊重葡语和葡文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地位。即使在汉语内部，也有一个语言协调的过程，要协调好普通话与粤语之间的关系。由于人口、历史的原因，粤语在澳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普通话在澳门显得日益重要。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照顾各方面的实际要求，其中也涉及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问题。3．语言本体规划语言协调工作和规划对象的选择属于语言规划的外部工程，主要处理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此外还要对语言本身进行规范，解决语言本体的规划问题。语言本体规划的目的是对语言本身的语音、语法、词汇及书写系统进行改造。规范的目的是确定语言的正确用法，纠正和改进不正确的语言形式，保持官方语言的纯洁性。在澳门，语言本体规划主要针对在澳门流行的普通话而言。为引导居民正确使用普通话，一方面，必须引进普通话的各类教材，以及各类字典、词典；另一方面，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对澳门普通话语音、词汇和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75语法等现状进行调查，摸清普通话在澳门的变异程度和变异特征。进行普通话本体规划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普通话应用和教学中对“标准化”“规范化”等问题，不可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避免增加使用者和学习者的思想负担。例如对普通话的儿化、轻声这一类的语音问题就可以考虑降低要求。此外，澳门的语言本体规划也包括对粤语的规划，因为粤语是澳门大多数人日常使用的主要方言。文字改进也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在语言规划研究中，文字是主要的，言语是次要的。因为文字具有超时空传递信息的媒介功能，澳门具有官方地位的汉语主要指它的书面形式，改进文字也就是改进书面语。文字改进的另一含义是书写问题，对现阶段的澳门汉语说来，就是繁体字和简化字的关系问题。澳门通行繁体字，只有极少数学校试行简化字教学，面对这一情况，“繁简由之”原则似可适用。语文规划是一件涉及社会群体利益的事，既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从建设性方面看，它可以促进和扩大语言的各种功能；就破坏性方面而言，它可以遏制某种语言的发展，甚至采取强硬手段消灭某种语言。当然，语文规划不应事先承诺促进或防止语言变化，也不应该承诺在不同言语社团间鼓动统一或分化。它可以为语言纯洁化工作，也可以为语言混合服务，还可以提倡利用或限制语言资源，以保证沟通交流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三）语言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历史上澳门长期由葡萄牙人统治，葡萄牙语文长期居于官方地位，至今影响深远，对葡萄牙语文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值得深思。澳门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示范作用，语言规划的涉及面很广，要做的事很多。“一国两制”如何在语文规划上得到体现，同样值得思考。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确立了中文的官方地位，澳门中文的运用得到扩展，语文工作得到加强。特区政府行政语文、公文和法律文件都以中文为载体，公务员执行接待任务时以中文为工作语文；立法机构亦以中文为工作语文。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以中文为起草语文，政府官员用中文与市民沟通。立法会

47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会前发言和会议发言均可使用中文，法律文件尽量形成中文文本。各级学校不同程度地重视或加强中文教学，民间社团对中文的推广表现出高度热情与积极态度。但是，由于葡萄牙的长期统治，中文取得官方语文地位只有20多年历史，葡萄牙语文在法律、公文写作领域内对中文的冲击和影响依然存在。不规范的中文依然充斥于政府公文和法律文件中，“葡式中文”依然通行无阻，在澳门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载市民无法看懂的“通知”“通告”“公告”“布告”“告示”之类的政府文件；属于澳门自己的中文法律用语和公文用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公文格式也没有得到最后统一。没有专门机构协调两种官方语文之间、官方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没有机构在语文业务范围内与有关方面建立关系，如与立法会、政府各部门、报纸传媒、教学单位的文字工作者共享信息、彼此配合。没有一支用语言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足以胜任规划任务的团队；缺少必要的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和开展实际工作；社会上偶有语文问题的争论，但多偏重于语文的微观运用，缺乏宏观的视野，未能把澳门的语言工作放在社会和时代的大环境中开辟道路。为配合特区政府科学施政，推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解决语言文字方面存在的问题已是势在必行。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采取以下对策。1．加强语言规划理论研究理论是制定政策和规划的基础和依据，理论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政策的贯彻执行。从回归前到回归后，语言理论的宣传和培训在澳门都有所加强。回归前澳葡政府把公务员培训成同时能说几句葡语和汉语的“双语人”，其实质是以个人双语取代社会双语。执行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公务员虽然能说几句葡语和汉语，但其语言能力无法满足立法和施政的要求，给澳门的回归和回归后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葡式中文大行其道、在中文公文中普遍存在与回归前没有实行社会双语政策不无关系。问题不仅在于澳葡政府做了些什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77么，还在于澳门市民和政府官员能否认识它的动机与后果。澳门的语言培训应当实行精英政策，只有精通中文的人才、葡语人才、双语翻译人才，才能承担立法、司法和施政的重任。因此，在今后的语言规划中应当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2．建立语言规划机构语言规划是一项细致而浩繁的工作，政策性与学术性强，需要为此建立学术研究机构和行政运作机构。学术机构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以科学的结论供施政部门参考；行政机构据此制订行动计划加以推行。从20世纪90年代起到21世纪，有识之士一直呼吁澳门建立以语文研究为内容诸如“标准中文工作委员会”的机构。此类机构召集语言文学专家组成，广泛学习和参照世界各国各地语文规划的经验和最新理论，结合本地语言发展的历史和现时状况开展研究，制订各类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例如，长期语文规划及短期工作计划；公文写作规范；协同立法机构讨论法律语文通俗化；制定外来词语统一翻译标准及社会用语标准；研讨各级学校中文语文课本及教学问题；研究官方语文、双语、共同语与方言以及外来词语、网络语言等理论问题；收集、鉴别新词语，讨论用词规范化问题；正确处理语言培训与龙头产业的关系；全面规划母语教育、外语教育和双语教育；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澳门与内地美术界的互动陈继春*导读：　澳门的美术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良好，回归以后更有大发展，这表现在以民间美术团体为创作主体的澳门，透过与内地文化艺术团体的频密接触，相互引进展览，促使优秀的祖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美术亮相澳门，在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的同时，唤起其爱国热情。此外，缘于内地的改革开放，美术工作者比过往更方便探访内地的名山大川，扩展了题材，使描写对象多样化，而由此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澳门居民认识改革开放下内地新气象的媒介。而澳门的绘画，尤其是水彩画展示于南粤，在赢得“澳门画坛名片”之名的同时，也以新颖的媒材为内地观众和同行带来新的视觉体验与启发。对于年轻人而言，伴随内地改革开放和高考制度的恢复，增加了升读内地美术院校的新渠道，为迈向专业化开辟了新道路。而回归以来的20年，在“一国两制”政策的指引下，文博机构与内地紧密合作，高等院校开始设立艺术课程，本地美术作品比回归前更频繁地亮相内地及国际舞台，而且由过去以葡萄牙人为主体，转换成以中国人为主体的局面。*陈继春，美术学博士，现任澳门艺术博物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美术史、澳门美术以及中外美术交流史。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79　　　　本文以时间为序，重构40年来澳门较为引人注目的美术事件，认为展览频密、画家风格多元和官方积极介入是独特的现象，而最近20年更迈上新台阶。1978年12月内地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在此半年前，国家决定在澳门邻近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过去40年来，首20年管治澳门的是澳葡政府，回归后“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澳门美术在此大时代下获得不少的推进。一第一个二十年（1978~1998）分别于1953年、1956年形成和成立的“颐园雅集”（颐园书画会前身）和“澳门美术研究会”（“澳门美术协会”前身），1964年成立，囊括中西方人士的“天虹艺术人士”（GrupoArco-iris），1974年创办的“行隐画艺学会”，形成了以民间美术团体为创作主体，推动美术发展的局面。而这一局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依然保持，加上比之前更频密地与香港、内地的接触与交流，对提高澳门绘画水平甚有裨益。20世纪70年代末的澳门仍没有高等美术学校，从事美术创作的本地人，美术知识基本上来自中学、小学时期美术老师，香港、澳门或外地的美术展览。当然，也包括屈指可数的留学于外国就读美术学院的人。由此私人画室就扮演了在大众美术范畴内提供持续进修的角色。当中，谭智生的画室较知名，而且影响大。谭氏早在1956年就已于“澳门美术研究会”附设的美术研究班授画，60年代初设立画室授徒。缘于他在多所学校任教，若学生课余有兴趣深造，“智生画室”也是乐意接纳的，学生多由亲友介绍而来，甚少公开招生。截至1979年，随其习画者达五六百人之多。A“由于求学的都是职业青A唐沛然：《喜见画坛新苗成长》，《华侨报》1979年7月16日。

48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年，流动性必然很大。作为不断的总结与检讨，有必要经常的办师生联合美展，以广泛的汲取各界人士意见，提高教学质量……可是由于在此间办画展的困难条件相当大，所以多年来的愿望不容易实现。”A最终，由澳葡政府新闻旅游处赞助的“谭智生师生画展”于1979年7月13日至16日假具官方背景的南湾商业学校举行。一连4天的展览，首3天参观人数达4000多人次，展场拥挤且热闹。最后，“约六千余中外观众参观了这个画展……参展的作品原为非卖品，但在各方友好及爱画人士的一再要求下，作者唯有割爱，画展的受欢迎于此可见一斑”B。谭智生的画古朴、唯美，其风格传扬度也极高，这次展览更使他迅速蹿红和成功奠定其在澳门画坛的地位。如果说随谭智生习画的多是土生土长澳门人的话，那么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从内地移居澳门的人士众多，劳动力的增加无疑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当中学艺术专业的人不少，他们的移居和持续探索，为画坛注入新的动力，对随后的艺术发展有一定的刺激，最明显的是创作气氛渐渐浓烈，亦注重与内地的联系。1979年10月，由广东省文化局、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广东美术作品展”，展出了广东、香港和澳门的作品。澳门入选的画家25人，每人入选作品1张。中国画方面有关万里的《濠江帆影》、陆昌的《凝视》、冯萱泰的《降龙尊者》、招文峰的《岭南春色》；油画方面有郭士的《澳门海傍小景》、潘锦霞的《东望洋山下》、赵伟夫的《卢廉若公园一角》、梁煜辉的《小憩》、黄凤文的《西湾之晨》、李正刚的《妈阁船坞》；水彩方面有谭智生的《普济禅院》、张耀生的《夏日濠江》、潘仑山的《西望洋山》、黄耀华的《雨后西湾》；在水粉画方面，有黎鹰的《赛车》和廖文畅的《蒙》。C可以看到，入选作品主要是中国画，但对比香港入选的作品除有中国画、油画、水彩之外，也有版画及速写等画种，A他山：《祝“智生画室师生展”成功》，《华侨报》1979年7月14日。B《谭智生师生画展四天观众逾六千》，《澳门日报》1979年7月17日。C参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广东省美术展览”目录》，1979，第23~24页。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81这表明此时澳门画坛的多元化局面仍未出现。众所周知，艺术创作来自社会化的显现，且透过人们对艺术的欣赏和批评影响社会，让艺术创作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也就是说没有艺术创作，就不会有艺术鉴赏；没有艺术鉴赏，艺术创作便失去了意义。任何一种美术作品，如果仅为创作者所占有而不公之于世，那么它的社会作用就无从发挥。知乎此，1980年3月14日至17日，澳门美术协会与澳门颐园书画会合办的“第一届全澳美术作品展”假南湾商业学校举行就不会令人惊讶。130件展品中以中国画最多，达43件，油画38件，其余作品为木刻、水彩等。除了关万里、陆昌、谭智生、林近、崔德祺、梁雪予、余君慧、黄蕴玉、甘恒、郭士、潘氏姐妹、陆天赐、甘长龄等作者外，还有不少画坛新秀，以及葡萄牙籍人士，令人瞩目。A第二届（1981年6月1日）B、第三届（1982年12月4日至7日）C、第四届（1984年12月24日至27日）D及第五届（1984年11月2日开幕）展览，亦是由上述两个美术团体联合主办的。该项展览在保持组筹作品全貌的基础上，实现了美术品出品的普遍性，呈现一个较为真实的澳门地区美术状况。澳葡政府亦逐步在展览场地或筹备方面向艺术家提供支持。同在1980年，“智生画室师生联合美术作品展览”假南湾商业学校大堂举行，并由澳门文化教育司赞助。E而为配合新装修的贾梅士博物院展览画廊的落成使用，1980年12月10日，该院主办“六青年联展”。参展者有潘锦霞、姚丰、黎鹰、陆天赐、李志岳和黄耀华，展品大多数为新作，“展品丰富且具有一定水平”F，展期至19日。G作者是画坛的新秀，除李志岳新近由广州返抵澳门外，A《美协与颐园书画会合办首届全澳美展开幕》，《澳门日报》1980年3月14日。B参见《第二届全澳美术作品展览》场刊，1981。C参见《第三届全澳美术作品展览》场刊，1982。D参见《第四届全澳美术作品展览》场刊，1983。E参见《智生画室师生联合美术作品展览》场刊，1980。F《青年画友六人画展明日假贾梅士博物院画廊举行》，《澳门日报》1980年12月9日。G《访博物院长江连浩》，《澳门日报》1980年11月19日。

48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其余作者均在澳门长大且长期进行绘画创作。其后，1981年4月16日，澳门市政厅主办的“美集十六”画展假卢廉若公园举行。参展者为吴卫坚、吴卫鸣、林子恩、姚丰、郭永泰、陆天赐、黄凤文、黄耀华、张耀生、张兆全、潘锦霞、潘锦玲、潘锦碧、廖文畅和龙建年。A此展览于4月16日开幕，至20日为止。该展览也是政府购置卢廉若公园后所主办的第一个展览。展览期间“卢廉若公园取消平日购票进园的措施，全部免费进园”。B展览“人数多、展品丰、面貌丰”，有油画、水彩、速写、工笔重彩、钢笔画、版画、雕塑等，内容有人物、风景、静物及人体等。学者相信该画展是十分新颖的，作者或多或少地努力寻求新的表现方式、新的技法、新的构图、新的画种、新的尝试，而且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对于吴卫坚和吴卫鸣兄弟的画艺，甘长龄就曾说“徒弟好过师父”。C这批当时的青年，成了近30年来澳门画坛的主力。澳门的文化艺术领域发展多取决于新移民或逗留者的到来和带动，如此发展模式当与澳门的都市化进程、人口和相应的教育设施有关。从第一届“全澳书画联展”可见，作者中的70%为内地移居澳门的专业人才。D要知道，从中国绘画史可见，唐、宋的绘画，无不是循草创而写实，再到写意发展。以广东现存最早的绘画而言，“亦已超越草创写实之期，而达写意之阶段矣”。E这种超越性正是广东传统绘画的独特之处。不断发展的古典传统绘画是从广东以外传进来的，“融合中西”也是如此。正因为它是引进的，广东的绘画发展存在跨越性。F澳门的中国绘画发展也大致如此，虽然它不完全是从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出来，但书画家从各自不同的文化身份出发，在创A《十六画家作品展月中假卢园举行》，《澳门日报》1981年4月13日。B《美集十六卢园揭幕》，《澳门日报》1981年4月16日。C张兆全：《“美集十六”多风彩》，《华侨报》1981年4月18日。D李瑞祥：《澳门美术发展的四个时期》，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学报编辑部，1986。E李铸晋：《明清广东山水画之发展》，载《明清广东各家山水画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73。F李公明：《广东美术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423页。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83作中对澳门风貌、人文特征做种种艺术的投射，这与内地其他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城市一致。20世纪中叶以来澳门的中国绘画在题材上以花鸟、山水为主，而从事中国画创作的又很大程度上受到“岭南画派”的影响，这缘于高剑父和司徒奇等长时间留居澳门，对该派影响甚深，“要将风格扭转过来，非一下子能办到”。A同时，澳门美术界已开始在“请进来”的同时，也注意“走出去”和充实自我，让北京、上海、广州，又或是新加坡、葡萄牙及欧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市民接触澳门美术的特色。（一）请进来1981年6月中，阔别澳门32年的关山月来澳门访问。关氏在1939年至1940年居于澳门，蛰居普济禅院（观音堂）。除随高剑父习画外，也在妈阁龙头左巷的洁芳中学担任美术教师工作，以及在白马行的复旦中学举行过个人画展。在澳门期间，关山月时常与同门或门人朱锵及谭适于渔翁街、筷子基等地写生。过去的大炮台、东望洋山等地是禁区，没有机会入内写生，故关山月在普济禅院住持机修的陪伴下游览了这些早已解禁的地方，感慨良多。另外，澳门美术协会与颐园书画会在1981年12月翻开“粤澳美术交流”的第一页──“广东八画家作品展”在澳门举行。“八画家”是谁？是黄笃维、蔡迪支、陈洞庭、黄安仁、王玉珏、林墉、陈子毅及李国华。他们履澳被誉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黄安仁看来，“这是开放改革后国内第一次派出到澳门作艺术交流的活动”。在欢迎会上大家都说：“盼了32年了，这回才迎来你们，这一艺术活动是数十年来省澳两地书画界艺术交流一件罕有的盛事。”B展览于1982年12月29日揭幕以来，澳葡政府多位代表前来欣赏，并与画家倾谈，而且表示此后要加强穗澳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在他们看来，近30多年来澳门与广州在此方面的工作比较缺A《澳门画坛应加强地方色彩》，《澳门日报》1989年11月4日。B黄安仁：《达善为乐、誉满濠江──贺澳门美术协会成立35周年》，载《澳门美术协会成立35周年纪念特刊》，澳门美术协会，1991，第32页。

48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乏，通过是次展览，希望开辟一条新的“丝绸之路”，而“主持是次展览工作之主任委员崔德祺、副主任委员陆昌亦表示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A在1984年6月8日至11日，澳门美术协会与颐园书画会联合举办了“林墉、苏华访问巴基斯坦画展”。展品是1981年4月他们访问巴基斯坦三个星期的收获。其实，林墉于1978年已访问过巴基斯坦，“林、苏夫妇访巴期间，不但以其艺术造诣打动巴国人心──在中国画家笔下看到了自己国家原来是这样美丽和可爱，还看到中国画的表现竟如此神情（兼备），使他们加深了对中国画──东方艺术的认识和了解”。是次展览，汇集了包括林氏两次巴基斯坦之行以及苏华的作品。B（二）走出去1982年澳门美协应广东省美协的邀请，组织“澳门美术作品展”，该展览先后于广州、湛江、佛山、顺德和新会等地巡回展出10个多月。而广州海日书画研究会于1982年11月19日起在广州文化公园第一馆举办的有300多件作品的展览中，除了内地和香港艺术家的作品外，还有澳门艺术家的作品。C当然，大规模的澳门艺术家的作品于广州亮相是在1983年1月19日至2月12日，地点是广州文化公园第五馆。此时的澳门美术，其特征除根植于中国传统技法内涵之外，还吸收了外国优秀的表现方式，形成自己的地方色彩，使之于珠江三角洲独树一帜。这次展览名为“澳门美术作品展”，是应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的邀请，澳门组织了40位作者共126件作品参加的，作品包括国画、油画、水彩、速写、压克力、书法、篆刻等形式。送出作品参加的有王广才、甘长龄、甘恒、余君慧、沈培炎、李鹏翥、余泽彦、余国宏、李瑞祥、李志岳、吴卫坚、卓荦、林近、周湃云、邵燕梁、孙锡昆、袁家顺、梁雪予、黄蕴玉、崔德祺、郭士、陆昌、陈加逊、张兆全、郭桓、陈A《广东八画家作品展今日最后势必挤拥》，《华侨报》1982年1月1日。B参见《林墉、苏华访问巴基斯坦画展》场刊，1984。C《海日书画研究会举办书画展览》，《大公报》1982年11月19日。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85志威、陈晔、黄耀华、陆康、陆曦、劳泽生、曾宗景、邬锡华、叶泉、杨永光、廖文畅、刘天复、关万里、谭智生、谭允猷等。A文献表明，澳门有作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三十周年的全国美术展览，而“澳门美术作品展”，“这是30多年来内地举行的第一次澳门美术作品展览”，“略见澳门美术于一斑”。B1983年10月15日澳门美术协会组织执委及会员前往广州参观“法国巴黎春季沙龙美术作品展”，以期开拓艺术视野。同年12月23日起，澳门的美术作品在广东省的几个县市巡回展出结束后又于澳门向市民汇报。如果说上述参与展览的作者源自丰富的资历或高超艺术造诣的话，那么1983年何斌于上海的获奖可看作澳门青年孜孜不倦的追求。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杂志举行全国篆刻作品征稿评比活动。它是继全国书法作品征稿评比之后的又一重大创举。活动收到作品4027件。在以王个簃、沙孟海为顾问，内地多位名家为评选委员的评审下，是次全国篆刻征稿评比中获一等奖的有10名，优秀作品90名。当中何斌就是获得优秀作品的一员，是港、澳地区的两名入选者之一，时年25岁。C（三）内外兼修作为爱国文化团体，澳门美术协会在会员年展中加入不少“本土元素”。例如，1983年的展览就以“澳门风光”为题，48位作者所提交的130张作品内容几乎包括澳门特色街巷、历史文化古迹以及海岸著名景点，组成了卧游澳门、氹仔和路环的必要条件。同时，亦促进了居民加深对澳门的认识。活动于1983年6月15日假澳门中华总商会三楼揭幕，展期至19日。作者由老、中、青年组成，“大家在艺术上展开竞赛，求取进步，特别是年轻作者敢想敢做，表现突出”。由于在那个年代，绘画比摄影在创作手法上有更大的发挥，A《澳门美术作品展览假穗文化公园举行》，《澳门日报》1983年1月，日期待查。B《澳门美术作品展览假穗文化公园举行》，《澳门日报》1983年1月，日期待查。C参看《全国篆刻征稿评比揭晓》，《书法》1983年第4期，第18~19页。

48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故澳门旑旎的风光在艺术家的艺术处理下，展现出动人的一面。新、老作者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给是次画展带来浓淡不同的味道。此时，年青一代会员的艺术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其中“廖文畅的水彩渐臻化境，吴卫坚的水彩令人感到有大将之风，邵燕梁的写实流派风格更加突出，黄耀华水彩的朦胧意境更有深度”。A黎鹰的素描，乃至“其以粉彩为描写工具，虽然用色复杂，但却很调和，手法灵活，表现的内容又有一定的内涵，使人深思。郭汉泰的《赌埠》，用水墨中点染多少色彩，画意朦胧，构思特别，手法轻松。姚丰的《咸鱼铺》和廖文畅的《彩色市集》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惹人喜爱。老画人孙锡昆的四幅小品，用简练笔法描写本澳风景，清新流畅，画不在大，有内容是好”。B潘筱瑛的《黑沙湾远眺》写的是俯视下的北区一角，其图式是中国画的，她把实景如此转换，跳出了摄影的图式，别具一格。当然，展览中也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画。例如，李瑞祥的《镜湖医席──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将孙中山先生年轻时在澳门行医及从事革命活动的丰采呈现，气度沉毅。由于李氏“长期从事艺术活动，新近由穗抵澳定居”。作品初次于澳门亮相就被赞誉有深度。邵燕梁的《八、十三、廿七……》写的是某君专注于“六合彩”的形象，此画“像摄影般立体化”。C1983年9月，“美协八人斗门行水彩画展”自22日至25日在澳门市政厅地下举行。D此展览缘起于当年6月28日在陆昌的带领下，谭智生、余泽彦、张兆全、郭士、郭桓、黄耀华和姚丰等8位画家，在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省分会副秘书长黄安仁的陪同下前往斗门县进行为期两天的写生和创作活动。E展品中陆昌的《遥望黄杨山》，主题鲜明，含义深远；谭智生的作品采用了水彩特技法，用笔用色都老辣熟练，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余泽彦的作品布局完整，表现充分；郭桓及姚丰的水彩彰显坚实的写实基础；还有张兆全A《美协“澳门风光”画展今起展出欢迎参观》，《澳门日报》1983年6月15日。B江之北：《我看“澳门风光画展”》，《澳门日报》，日期待查。C沧浪：《“澳门风光画展”作品选介》，《华侨报》1983年6月18日。D《美协八人斗门行水彩画展将举行》，《澳门日报》1983年9月18日。E《八人斗门行水彩画展今假市政厅大堂开幕》，《澳门日报》1983年9月22日。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87的严谨、郭士的意境、黄耀华对水分的控制等。这次展览吸引了3000人次参观。A当然，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这表明缘于内地的开放，澳门的艺术家比过往更方便探访内地的名山大川，扩展了题材，使描写对象多样化，而由此创作出来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澳门居民认识改革开放下内地新气象和巨大变化的媒介。乘上改革开放的快车，澳门美术界在1984年9月获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全国美术展览”作为中国美术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展览，入选之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水平直接反映美术领域的时代面貌。因于展场的关系，名额只有20个，崔德祺、陆昌、谭智生、余君慧、黄蕴玉、郭士、甘恒、廖文畅、黄耀华、吴卫坚、余国宏、黎鹰、李瑞祥、甘长龄、周云、王健尔、王广才、杨永光、陈志威、陈加逊入选。自此，澳门艺术家与内地的美术主流相接。1984年9月12日至30日，贾梅士博物院首次主办“澳门书画作品联展”，而该展览也于1984年12月14日至1985年1月2日在香港艺术中心包兆龙画廊展出。B目的是促进澳门书画艺术的繁荣，以及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这个“联展”一直持续，从第一届至第四届旨在交流到1988年第五届开始分公开组、学生组，再分别划分国画、书法、西画，进而加入竞赛元素而产生得奖者。这种注重中西文化共存和不同群体存在的现实举措，获得艺术家的认同。如上所言，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出现澳门的作品，正如大家所理解的一样，这批人士均是经验丰富的大家以及艺坛新晋；初出茅庐者尚不在其中，不过到了1985年3月，此情况有一定的改变。澳门中华教育会、澳门美术协会和颐园书画会联合主办“澳门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展览中入选作品共63件，作者42人，年龄为15~35岁，画作种类有油画、水彩、素描、宣传画、钢笔画及雕塑等，内容有表达联合国“国际青年年”的宗旨──参与、发展、和平，有反映澳门风光，有描绘澳门青年生活，也有含义深刻的A刘树青：《八画家笔下的斗门》，《澳门日报》1983年9月26日。B参看《澳门书画联展选集》，贾梅士博物院/香港艺术馆，1984。

48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宣传画等，足可反映青年认真创作和关心社会的面貌。随之，主办单位在参展作品中的20张优良作品中选出8张优秀作品。再加上当年“全澳学生绘画比赛”的两帧作品送往北京参加“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展览”。这是澳门开埠以来首次获得选送青年作品赴北京参加展览的机会，与全国青年美术作品一起呈现于广大的内地观众面前，既是配合“国际青年年”的一份心意和实际行动，同时也展现了澳门的形象。熟悉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人都知道1984年、1985年出现青年美术思潮，它反映青年人要革新中国美术面貌的真诚意愿。A值得指出的是，缪鹏飞1982年移居澳门前已有20年研究康定斯基（WassilyKandinsky，1866-1944）和抽象画的经历。1985年，他成为第一位以现代抽象画在澳门举行展览的中国人。B对于现代绘画，当时政府或政府体制内的从业员对其的想象或接受是有的，但对中国书画情有独钟的一般人士对此仍比较陌生。而作为一位参展者，其可能考虑自己作品的展览效果，也就是考虑是否对现有的秩序产生冲突、挑战和碰撞。缪氏于1985年已有《佛面》参加1985年“颐园”的会员展，在油画方面，以《山水》和《纪游》参展，而郭桓参展的作品则为《悟》。中西绘画并陈于一个展览会上，在澳门画坛上，当时不可不说是一个异数。有缪鹏飞参与的澳门文化体于1985年创立，宗旨是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化生活。除画艺外，还举办和协办其他文化活动，如建筑文物、文学领域的交流活动。自1987年12月起，“澳门文化体·现代画会”正式开展一系列活动。首次是9位艺术家的画展，按展览画册上的宣言：“现代画会是本澳一部分中国、葡国艺术家的团体，她只是一少部分人，他们有着各自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在审美趣味，绘画风格、表现手法上显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生活A邵大箴：《我们走在前进的道路上──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美术历程回顾与思考》，载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编《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三十年美术理论与创作》，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第2页。B朱焯信：《缪鹏飞的边界漫游》，《澳门日报》2012年10月2日。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89在现代社会中，有着同样的思考和经验，深感到现代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以及人的价值所受到的严重挑战。”之后，该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葡萄牙以及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举行画展，还应邀参加了海外多个展览。1986年，澳门书法篆刻协会成立。此时，美术交流亦处于多元化的进程中，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美术就于1988年出现于澳门，A而在1990年，被誉为“澳门美术界代表性画展”──澳门美术协会会员作品展于广州举行，带来了轰动效应。1990年5月19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广州市文化局和广州雕塑院联合邀请澳门美术协会于广州举行“澳门美术协会会员作品展”。是次展览参展的作者有30多名，作品有50多幅。正如展览前言指出：“澳门美术协会成立35年来，一直和祖国的美术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广东省美协黄新波、关山月、黄笃维、廖冰兄等前辈对澳门美协的工作关怀备至，澳门美协的成长壮大，是与前辈们不断的帮助和支持分不开的……祖国改革开放十年以来，粤澳美术界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近年来，在广州和澳门都分别举行了两地画家的作品展览，今天，澳门美协会员作品展在广州举行，可以说是粤澳两地美术交流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关山月眼中，是次展览很有水平，而且画家作品风格多样但又很统一。而唐大禧觉得是次展览形式多样，其中以水彩画的水平较高，如廖文畅等人的作品，给他的印象甚深。是次展览中的水彩画及速写最令内地的名家欣喜。杨之光指出：“澳门地方虽然不大，但看来美术队伍比较齐全，各种画种各种风格的画都有人画。”他认为“澳门画家的水彩画比较有基础，是澳门美术界具有优势之处。澳门水彩画风格多样，但又重视传统”。在尹积昌看来，澳门画家的作品是“够放”的，各有一格，而且较有生气。他亦认为水彩画较为突出，速写亦然，尤其是速写加上几笔淡彩，甚有味道，而且不沉闷。A参见《天山风采喜迎春》展览场刊，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1988。

49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胡一川认为展品种类和表现形式多样，但仍保持写实的风格。“在画展上看不到过分脱离实际，令人看不懂的作品”。他相信澳门的画家有很多机会接触外界，但仍保持写实风格，作品从生活中来，又高于生活，其方向是正确的，因为画是给人看的。在广州的画人眼中，澳门的画作并不是无懈可击，如在创作技法上较为一般。A“一般”表示没有新意，不过，在媒材使用上，广州文化界不得不承认是有启示的。澳门画家善于掌握国际画坛上的新材料、新技术，“一般”只是相对而言的，至少澳门画家在压克力的运用上，比广州的同仁走快了不少，如余国宏的《综合媒材》，吴卫坚的《百老汇》就有强烈的装饰风格。在油画方面，“徐新先生的油画速写《澳门一青年》，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技法熟练；邵燕梁先生创作的《八、十三、廿七……》以细腻的笔调描绘了澳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侧面，颇有特色”B。同在1990年，“澳门绘画及中国书法展览”在葡萄牙埃什托里尔（Estoril）举行，62幅展品中来自美协的有35幅，而来自颐园书画会的有27幅。C透过官方支持，澳门作品系统地展示于葡萄牙。其实，自1988年起，经过艺术界人士的努力，澳门的民间艺术首次得到政府的赞助，使“澳门艺术节”首次举行；艺术社团能联合举办书画展。D1988年举办的“第五届全澳书画联展”更多设三个前往欧洲观摩的奖项，分别奖给中国画、西洋画及中国书法三组的优胜者；此举为本地艺术家提供了赴国外学习的机会，开阔视野；E此外，到20世纪90年代，政府除设立“澳门视觉艺术学院”，培养本地的艺术人才之外，本地的美术社团也重视培育青少年的美术爱好。可以说，今日澳门美术界成员是由国外留学回来、本地培养、内地移居以及定居本地的葡萄牙、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和中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家组成的。内地一群志同道合、酷爱艺术的老年人于1984年组成中国老年书画研究A张志明：《内地美术名家谈澳门画展》，《澳门日报》1990年5月20日。B牧笛：《粤澳美术交流谱新曲》，《羊城晚报·花地》1990年5月29日。C“PinturaeCaligrafiaChinesasdeMacau”,emMacau,no.25,Julhode1990，pp.48-49.D参见《华侨报》1988年3月4日。E参见《华侨报》1988年10月1日。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91会，1989年2月，“中国老年书画家作品联展”假澳门市政厅画廊揭幕，该会在澳门就有19名会员，其中包括马万祺和崔德祺等。A崔德祺无疑在内地的画名甚著。早在1986年，他已被聘为广州市政协书诗画室顾问，1987年应聘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广东分会名誉会长以及珠海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1988年，又被聘为上海画院名誉画师。在此前后，陆昌及朱锵等人的作品已被内地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1989年，澳门的美术社团依然是“经费来源主要靠开班授徒，帮助经费之余，亦替本澳培养艺术人才。会员本身需要出钱出力，会方经费需要自筹自足”。书画社团的成员“大部分成员本身都有正职工作，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写字画画，陶冶性情”。B他们从事书画诗文方面的活动，但不等同于只是依靠卖画谋生的职业画家，大部分在“衣食既有余”的状态下创作，书画家之间相互关系紧密，彼此都是朋友或师友。与此同时，内地高等美术学府中，已出现澳门青年的身影。例如，霍志钊于1989年6月19日到广州美术学院进修中国画，经一年进修后，于1990年参加全国统考，被录取为中国画系研究生；在导师梁世雄指导下，于1992年完成研究生课程，获文学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更被编入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材《中国画教学研究论文集》。继1995年获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士学位后，何沛珊又于1997年获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硕士学位。其他画种方面，澳门视觉艺术学院在1989年开设了版画工作室，在校长贝澧道（NunoBarreto）及王祯宝等人的努力下，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积极参与和投入现代版画的创作。稍后，葡萄牙版画家勃度罗（BartolomeudosSantos）到澳门主持版画工作坊，使本地的版画制作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艺术媒材进入多样化的阶段。1992年春，原澳门文化司署举办“澳门版画展”，A李宝华：《岁月韶华寸秒珍诗书激励老年身──记〈中国老年书画家作品联展〉》，《澳门日报》1989年2月24日。B林佩娟：《澳门画坛应加强地方色彩——陆昌余君慧谈绘画艺术发展问题》，《澳门日报》1989年11月4日。

49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它作为第三届澳门新春艺术节活动之一，受到观众欢迎，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A澳门视觉艺术学院后于1993年纳入刚成立了两年的澳门理工学院，现今正名为“艺术高等学校”。学校以培养专业艺术设计工作者、视觉艺术教育工作者，培训能以创造力回应社会挑战的专业人才为宗旨，在设计和艺术等专业领域以及艺术教育人才方面推动学科新的发展。例如，1994年毕业于该院版画专业的冯宝珠，后来到伦敦大学艺术研究院深造，1997年获视觉艺术系硕士学位后一直从事艺术教育，助力版画发展。同在1997年，艺术界人士成立了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以及澳门文化艺术学会。二第二个二十年（1999~2018）随着特区政府于1999年成立，澳门与内地美术的互动愈加紧密。在“一国两制”政策的指引下，美术有飞跃式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与内地的交往方面，博物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规模最大的文物艺术类博物馆──澳门艺术博物馆自1999年3月成立以来就与内地文博机构紧密合作，透过展品互借，在丰富人们视觉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提高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先后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西泠印社、浙江省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院等文博机构多次合办书画文物展。例如，2008年的“钧乐天听──故宫珍藏戏曲文物特展”，又或是明清人物、肖像画精品，甚至是反映当代中国抽象绘画的发展趋势的展览，以及于2009年11月揭幕的“东方既白──中国美术馆藏油画精品”展，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油画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近距离地与澳门观众见面。该馆与故宫博物院无间断地合作，先后举办了19个专题文物特展、6个明清书画展；每年举办一次专题文物大展，将珍贵的宫廷文物带到澳门，广受市民和游客欢迎，获A吴卫鸣：《澳门国际版画展·序》，临时澳门市政局澳门艺术博物馆，2000。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93海内外高度评价，至2018年已合办25个专题文物展及书画展，截至2018年1月，累计参观人数共624870人次。另外，2004年，林近的书法展于内地多个城市展出，展示澳门中国书法最高水平的风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暨澳门特区成立十周年而举行的“澳门美术界庆祝双庆美术作品展”部分展品于2009年12月移师北京续展。在非公营文化产业，尤其是美术范畴方面，不少内地的艺术品拍卖公司进驻澳门，而本地的如成立于2007年的“全艺社”在2008年年初于北京成立“北京全艺社”，为内地了解澳门艺术发展以及澳门与北京的沟通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其一度设立奖学金，鼓励澳门当地年青艺术家到内地和海外深造，为澳门培养优秀的艺术从业人员；而“赏心堂书画会”，除自2010年10月起发行覆盖内地和海外的《美术纵横》杂志外，更于珠海设立“赏心堂美术馆”，致力于澳门与内地的美术交流。第二，在与海外的往还方面，如上所云，“全澳书画联展”自一开始已在香港续展，从2005年起先后在北京及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亮相，让澳门艺术家的作品被内地及海外人士认识。这表明交流活动频繁。当然，还有如何沛珊于2008年获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蓬岱翁─索邦大学，UniversitéParis1-Panthéon-Sorbonne）造型艺术硕士学位，2015年获博士学位。杨大名自2013年起频繁亮相于巴黎等地国际级大型艺术展览中。2013年到2016年，在法国国家美术协会（SNBA）主办的“巴黎国际艺术沙龙展”中连获四奖，分别为绘画铜奖、绘画金奖、评审团奖及评审团特别大奖。而在2016~2017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中也膺殊荣。近20年来，市民对祖国的热情，也推动了对中国书画文化的热爱。同时不少澳门居民前往内地升读美术学院，除修读中国画、油画、书法等专业以外，也有钻研中国美术史的。澳门美术的专业化，至少在“学院化”方面得到明显的提升。陈继春于1999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修读硕士课程，后于2006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博士学位；刘富业在广州美术学院进修两年后于2002年考入国画系美术学专业硕士课程，他与李德胜、任慧文俱于

49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2005年获硕士学位；黎小杰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2006年获学士学位，2008年获同校油画硕士学位。吴卫鸣于2010年获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张可于2004年完成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课程后，2017年获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美术学系硕士学位等。这些折射出澳门美术界的专业化程度。而黎鹰于2016年被选为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张泽被选为广东省民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而陈继春即被选为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苏鉴良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这无疑体现出澳门与内地美术的相融。此外，建校于2000年的澳门科技大学，其人文艺术学院开设了艺术设计学士学位课程、设计学硕士学位课程和设计学博士学位课程，以及美术学硕士和美术学博士学位课程，面向本地及海内外招生。私人画室已转变为培养儿童对美术产生兴趣的地方。有必要指出的是，于本地、内地或海外接受高等美术教育的青年艺术家在回归以后积极参加美术活动，除了任教于本地的艺术高等学校外，也积极参与内地国家级或国际性的学术活动，融入内地的学术界。在贡献新知的同时，也参与内地的义务美术教育活动，普及美术知识，借此机会回馈社会。过去20年，缪鹏飞、黎胜瑛、关权昌、李德胜、刘富业、陆曦、伍沃江、谭植桓、麦光荣、廖文畅、陈继春、潘锦玲、孙蒋涛、吴卫坚、马锦强、曾国明、杨大名、邵燕梁、黄家龙、朱焯信及黎小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被吸纳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的有连家生、陆康、曹西强、何斌、萧春源及苏鉴良。此外，美术社团也呈现出多元化和细分化的特征，除了一直运作的颐园书画会、澳门美术协会和行隐画艺学会之外，澳门雕塑学会成立于2003年，宗旨为推广及策划本地的雕塑展览，推动本地与外地的艺术交流。2005年澳门视觉艺术协会成立；2009年有注重写生的澳门水墨艺术学会。而2013年成立的濠江印社，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宗旨，篆刻书画并重。截至2018年6月，其有社员58人，当中包括3名西泠印社理事和社员、3名中国美协会员、4名中国书协会员。印社每两月举办雅集，加强社员间互相研究和学习；每年举办社员作品展，让社员精心构思，促进创作。举办优质展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95览和讲座，强化交流，以及积极将篆刻艺术引进校园，让中学生感受印学魅力。很明显，澳门艺坛的佼佼者融入祖国艺术专业之中，大大有利于相互交流，共同进步。过去40年，澳门的美术界以书画参与义卖赈灾活动，一直秉持热心公益的理念。例如，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节目中心发起“彩虹路”活动，得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港澳台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澳门美术协会积极响应和参与。A上述机构于2013年共同发起了“彩虹路──民族青少年艺术教育公益行”，此公益专案致力于会聚内地、港、澳、台及海外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艺术创作活动，举行画展和义卖等，定向资助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艺术教育。2014年5月24~26日，港澳台艺术家“彩虹路”笔会及捐赠活动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举行。澳门的年青艺术家以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热忱，为当地开展艺术教育贡献力量。B“彩虹路”活动于2015年继续举行，地点是长白山。2018年，该活动更延伸至宁夏回族自治区举行。第三，透过政府的主导与支援，澳门的当代艺术发展迅速，这表现在与国际接轨的追求上。创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作为国际上最具规模的艺术活动之一，为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双年展，与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及德国“卡塞尔文件展”并列为世界三大艺术展，是十分重要的国际当代艺术交流平台，历届均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及艺术爱好者前往参观。2007年，澳门艺术博物馆首次组织参与“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澳门艺术家于此双年展首次亮相。自参展至今，曾代表中国澳门参展的艺术家共有15位，其中，2007年第52届、2009年第53届及2011年第54届，以公开征集作品方式选岀12位艺术家赴意大利参展；而2013年第55届、2015年第56届及2017年第57届，均选出1位艺术家参展。以西方媒材进行创作的澳门艺术家，如建筑师马若龙（CarlosMarreiros）A《彩虹路民族青少年艺术教育公益行2013作品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B《画家冀广播艺术种子》，载《澳门日报》，2014年5月31日。

49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和自1993年定居澳门的君士坦丁（KonstantinBessmertny），后者擅长通过荒诞幽默的手法，融合哲学、政治、神学、艺术史、电影及音乐等不同范畴进行探讨，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切入。他们长期以澳门为表现对象，以期更真切地反映出对人生、社会的关注和思考。除了关注现代绘画的流派之外，也注重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致力于扩展表现领域。资深和新一代的画家在风格上对比强烈，这在“澳门视觉艺术年展”上就得到显现。该展览是澳门美术界别具代表性的活动，2018年起更名“澳门视觉艺术联展”，每两年举办一次。以西方媒材创作为征选项目，包括绘画、摄影、版画、陶瓷、雕塑、装置、录像及相关的跨媒介创作，透过西方媒材创作结合创新的精神，探讨西方媒材类作品创新及发展的可能性，推动澳门美术的发展，致力于建立文化艺术交流平台。经过20多年的培育，文化局于2012年举办了首届“澳门版画三年展”，希望能持续发挥澳门作为版画交流平台的作用，希望吸引世界各地优秀作品来澳展出，以达艺术交流、互相激荡之目的。今天，版画已成为艺术表达的重要一环，同时与国际的交流亦日趋频繁。A第四，早在1992年2月，澳门美术协会与广州市政协书画室、广州宗教事务局、广州雕塑院、西藏昌都地区文化局在广州雕塑院的“荟萃画廊”举办“西藏昌都唐卡艺术展”。B同年，也与“西藏美协”于澳门举行“西藏画家雪域高原画展”，1994年4月，澳门美术协会与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在胡氏集团的赞助下，合办“西藏民间编织壁挂展”。到1999年12月，澳门美协、西藏美协及置地广场联合主办了“珠峰连镜海──西藏当代画家彩墨画展”，2012年11月，“西藏美术家作品展”又于澳门举行。后来不少美术界人士前去西藏采风、创作、写生，可见澳门与西藏的美术交流不少。内地少数民族美术与澳门的相遇，为市民及广大游客带来新的视觉体验。第五，艺术欣赏是人们以艺术形象为对象的审美活动，通过对艺术作品A吴卫鸣：《澳门版画三年展·献辞》，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5。B参见《澳门美术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画展会员作品集》，澳门美术协会，2006，第10页。

第七编　澳门文化发展与繁荣｜497的“接受”──感知、体验、理解、想象、再创造等综合心理活动，获得精神满足和情感愉悦。有了艺术欣赏，人们才能更深刻地领略到艺术的奥妙和艺术作品的魅力，从而受到濡染、熏陶、启迪、净化和影响。为活跃本澳文化艺术创作气氛，检视目前的美术创作水平，从而唤起广大市民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与支持，澳门基金会推出“澳门艺术家推广计划”，并自2011年9月起举行一系列展览活动，展示和出版本地资深艺术家的作品，传播澳门艺术。同时，亦致力于将内地优秀当代艺术引进澳门。结语澳门的美术工作者，无疑对中国文化有强烈的文化自信，有着爱祖国、爱澳门和放眼世界的情怀。澳门回归以后，在文化上而言可以看作对中华文化的“回归”，这从美术作品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元素及在创作中利用中国画媒材的普遍性可以证之。毋庸讳言，业余画家及美术爱好者是澳门画坛的主要组成部分，收藏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尽管国家艺术基金将向在内地工作学习的港澳台艺术工作者开放申报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但依然没有地区性的大型的“艺术基金”支援，他们在创作上的困难可想而知。因为民间美术团体与内地的交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江浙一带，虽然近年来有所扩展，但“走出去”仍需努力。除展览外，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不多。尽管如此，依然涌现出不少有代表性且活跃的艺术家。当中，澳门的水彩画在东南亚地区至今仍领先。究其原因是作者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功利性甚为淡泊，作品直抒心灵而更接近艺术的本质。水彩画美术民族化的艺术观进一步得到确立。由于当今活跃于该范畴的中年画家，回归以来增加了前往外国或内地考察的机会，比20世纪下半叶的水彩画家有更多机会开阔艺术视野，汲取外来的艺术营养，在丰富表现技法的同时，亦于画作中注入更深层次的内容。实际上，欧美当代艺术已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状态。先锋艺术、实验艺术及抽象的绘画、观念的绘画，

49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艺术表现当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澳门艺坛的新晋，钟情于当前的西方艺术潮流，因为不少人有着以艺术创作为终身职业的意志，职业美术工作者已渐渐出现。尽管美术的内涵与外延甚广，颇堪缕述之处甚多，但总体而言，美术展览频密，艺术风格多元，雨后春笋般美术类社团成立，官方积极介入美术展览是澳门近40年来独特的美术现象。也正因为澳门与香港、广州及深圳毗邻，并与葡语国家有深厚联系，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节点”的优势，又在“大湾区”11个城市中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与内地美术的互动和融合，当助力于让澳门饰演中华文化的展示平台角色，将国家及附近地区的文化展示给世界。“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

第八编“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

法治、公平与质量：澳门基础教育四十年来的发展陈志峰*导读：　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澳门一直与祖国发展同呼吸。基础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葡政府开始挹注公共资源。回归前，澳门基础教育经历了法治、公平和质量等发展的从无到有的阶段，虽然并不完善，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回归后，在澳门基本法的保障下，基础教育在法治、公平和质量方面都得到飞跃的发展，近年特区政府更把“教育兴澳，人才建澳”作为澳门的发展战略，而当中基础教育承担起保障和提升人均素质的重大责任。在可见的未来，澳门将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对人均素质将有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前提下，澳门基础教育将会迎来全新的考验和挑战，全方位提质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一　回归前澳门基础教育发展概况从教育发展的轨迹来看，澳门的基础教育所走的并不是由政府统一规划、全面推行义务教育的路线。从葡萄牙人在四百多年前入居澳门，以至于后来*陈志峰，文学博士，澳门理工学院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副教授，澳门中华教育会副理事长，研究方向为澳门教育史、澳门教育政策等。

50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葡治澳门百多年间，政府没有推行全民义务教育，仅对部分葡裔或土生葡裔子弟提供以葡语为教学语言的教育，而广大华人子弟的教育责任，则旁落民间社会。一些宗教团体和爱国社团肩负起华人子弟的基础教育责任，以营办非牟利学校为广大的华人子弟提供教育机会，保障了澳门整体居民的基本文化素质。由于澳葡政府对教育采用“放任自流”的政策，由教会和社团营办的私立学校变得十分重要。这些私立学校对于澳门中文教育和平民教育的普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正因如此，澳门私校逐渐形成了办校自主的传统，其教育质量保障并非源自官方的统一标准，而是私校自由竞争所产生的良性作用。办学团体在没有得到公共资源的挹注和保障下，仅靠低廉的学费和自筹经费充分发挥了民间社会的积极力量，为广大学生提供基础教育的学习机会，因而形成了澳门教育的特殊性，有别于邻近香港，以及中国内地、台湾地区等教育体制，自成特色。（一）教育资源：从绝无仅有到公共化建设过程澳葡政府于1974年葡萄牙革命后，在对澳门总体的教育政策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对澳门一些不牟利教育机构进行资助。在1977年10月22日，澳门立法会通过了第11/77/M号法律《对不牟利私校教育事业的扶助》，向不牟利私立学校提供各类税项的减免和补助金。当时符合条件而获批准成为不牟利学校的共48所，包括了绝大部分私立中小学及幼稚园。A澳葡政府的资助力度虽然微不足道，但对于一直采取“放任自流”政策的澳葡政府来说，这可谓一个澳门教育的里程碑。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正好就是祖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同一时期，虽然两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发展轨迹都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值得关注。及至80年代初期，澳葡政府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第11/77/M号法律的基础上，由澳督签署了第65/84/M号法令《给予不牟利私校若干资助方式》，在不妨碍实施第11/77/M号法A刘羡冰编著《世纪留痕——二十世纪澳门教育大事志》，编著者自印本，2002，第104~105页。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03律的前提下，还对教育及教学的援助、教学人员之培训及质素之提高、学校设备及物资之让给和供应、学校保险等方面的资助。同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非牟利私立学校的教学人员，被视为行政公益法人之工作人员而豁免其职业税，由此可见，澳葡政府进一步增加了对澳门私立教育的资源投放。直至1984年，澳门社会开始有免费教育的呼声，时任教育司司长施曼尧（ManuelCoelhodaSilva）代表官方，提出了免费教育的初步构想。1985年，澳门中华教育会致函澳葡总督高斯达（VascoAlmeidaeCosta），要求澳葡政府尽早制定并有序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规划，并同时提出增加不牟利私校津贴、改善教师待遇和减轻家长负担的建议。澳葡政府正面回应中华教育会提出的部分建议，并在1985年9月10日首届教师节庆祝会上，由澳督宣布将增加对私立学校的拨款，并接纳中华教育会的意见，向不牟利私校教师发放直接津贴。A1987年，中葡就澳门前途问题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澳门进入了回归过渡期，澳葡政府和民间都有进行教育改革的意愿，即使不同持份者的意愿未必相同，但就由政府提供公共资源保障实行义务教育基本达成共识，分歧在于是否透过法律制度来统一澳门的学制、免费教育的年数和中小学引入葡语教育等议题。这些有关澳门教育改革的争论，在1988年至1991年一直持续，直到1991年7月26日，立法会终于通过了第11/91/M号法律《澳门教育制度》，明确赋予私立学校行政、财政、教学以及教学语言的自主，并向纳入教育制度的不牟利私立教育机构提供财政上的资助，并推行十年的免费教育。法定免费教育分两个阶段，第一期包括小学预备班及小学教育，第二期包括初中教育。1995年6月26日澳门颁布了第29/95/M号《普及和倾向免费教育》的法令，意味着第一阶段的小学预备班及小学共七年免费教育在1995/1996学年落实；至于第二阶段初中免费教育则在1997/1998学年实施。在1977年以前，澳门并没有教育资源保障，到1999年回归前逐步实现教育资源公共化，A刘羡冰编著《世纪留痕——二十世纪澳门教育大事志》，编著者自印本，2002，第106~107、111~112页。

50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并形成了澳门特有的教育经费投入模式，基本完成了澳门教育资源的保障制度。（二）教育法治：从放任自流到制度化建设过程第11/91/M号法律《澳门教育制度》是历史上适用全澳的第一部有关教育制度的法律文本，在此之前，适用全澳的教育政策基本空白。不过，当中葡两国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建立全澳适用的教育制度是社会的共识。经过几年的酝酿和争议，立法会终于在1991年通过了《澳门教育制度》，这可谓澳门教育发展史上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澳门教育制度》共10章56条，而根据第53条的规定，还有10个补充法例以完善整个教育制度法律体制。该法明确规定了澳门教育制度由幼儿教育、小学教育预备班、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技术及职业教育所组成；也规定了学生的福利保障和医疗卫生保障，对于教育工作者也给予法律保障，视教育工作为公共利益活动，也明确要循序渐进赋予其专业资格和与其社会责任堪当的及相应的章程等；又规定了由公立学校及受资助的私立学校组成学校网，并以澳门总体做出学校网的全盘规划；法律又清晰界定了教育机构的性质，保障了教育自主，也规范了教育资助的原则和制度，制定了十年免费教育的政策，并分两期实施；对于教育制度的管理机关和教育制度的发展与评核，在《澳门教育制度》中也有明确的规定。总而言之，这项适用全澳的教育法律制度，虽然来得过晚，但总算填补了澳门教育制度建设长期的空白，是回归以前澳门教育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步。自1991年制定了《澳门教育制度》后，到1999年回归这几年间，澳葡政府经历了有关澳门教育法制建设的高速阶段，力争在回归前完成《澳门教育制度》第53条所规定的补充法例。在1992年12月21日颁布了第81/92/M号法令，订定教育制度管理机构教育暨青年司的组织架构；1993年7月26日颁布了第38/93/M号法令，制定了从事非高等教育之私立教学机构的章程；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051993年11月15日颁布了第63/93/M号法令，规范了非牟利私立教育机构会计格式的运用；同年12月27日颁布了第72/93/M号法令，规范家长及监护人协会活动；1994年7月18日，颁布了第38/94/M号法令和第39/94/M号法令，规定幼儿教育、小学教育预备班、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的课程组织指导性框架；同年12月19日颁布第62/94/M号法令，核准了学生福利基金及社会暨教育援助制度；1995年7月17日，颁布了第32/95/M号法令，订立了成人教育的组织和发展框架制度；1996年3月25日颁布了第15/96/M号法令，制定了私立教育机构教学人员通则；同年7月1日颁布了第33/96/M号法令，制定了特殊教育制度；同年9月16日颁布了第54/96/M号法令，技术及职业教育制度出台；1997年6月30日，颁布第26/97/M号法令，制定了学校督导活动的法律体系；同年9月22日颁布了第41/97/M号法令，制定了幼稚园及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制度；同年11月10日颁布了第46/97/M号法令，制定了高中教育课程组织指导性框架；1998年1月26日，颁布了第4/98/M号法令，制定了艺术教育相关的法律体系；1999年8月16日，颁布了第42/99/M号法令，对年龄为5~15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实行义务教育。总体来说，从1991年《澳门教育制度》的制定，到一系列相关的补充法例相继出台，除了教师职程的部分，澳门教育制度法律体系基本完成，接下来就是迎来澳门回归祖国的新一页。（三）师资队伍：从参差不齐到规范化建设过程在1977年及以前，澳葡政府对澳门教育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澳门华人教育主要由民间独力承担，由于社会资源匮乏，民办学校的教育经费十分紧绌，私校教师薪酬福利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甚至比社会上一些蓝领阶层的收入还要微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澳门经济起飞，就业机会增加，教师必须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而难以坚守在收入微薄的教育岗位，青壮年教师逐年流失，加上80年代外来人口骤增，班级人数大涨，社会发展使教育工作压力变大，教师队伍流失加快，严重影响当时的教育质

50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量。A以中华教育会为首的教育组织开始向澳葡政府争取资源来改善私校教师待遇。1981年，中华教育会向澳葡政府提出诉求，承认服务于不牟利私校教师从事社会公共利益工作，并豁免其职业税。而1985年澳葡政府在中华教育会的呼吁下，向私校教师发放直接津贴，提高私校教师待遇，稳定师资队伍。澳门教师队伍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学历偏低，根据统计暨普查司1985/1986学年的《教育调查》所载，全澳2249位教师中，只有约30%（689位）教师拥有高等教育学历。B教师队伍学历偏低，稳定性不足，人才培育的素质难以保障，尤其是1987年中葡两国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澳门进入回归过渡期，社会需要培育一批本地的治澳人才，澳门教师队伍的素质提升面临严峻的考验。有鉴于此，澳门教育暨青年司、澳门中华教育会和内地华南师范大学在1985年合作开办教育专业函授班。同年11月，华南师大又与澳门业余进修中心合办中文专业函授本科班，其后教育专业函授班又增办两年本科补充课程和五年教育专业本科课程，特别帮助在职教师提高学历。1987年私立东亚大学亦开设了教师专业训练二年制课程，其后1989年东亚大学成立教育学院，开设职前教育文凭课程和高级教育证书课程；1991年东亚大学正式一分为三，主体转化为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正式成立，提供在职教育学士课程、教育学士课程和学位后证书课程，为澳门培育具备高等教育学历的师资。C在整个回归过渡期，透过加强职前和在职培训，澳门教师队伍的学历得以大幅提升，在1999/2000学年，全澳4043位教师中，有约78%（3161位）教师拥有高等教育学历。D可以说，澳门教师队伍建设初见成效。值得一提的是，澳门教师队伍素质提升与教育制度建设密不可分，1991年颁布A陈既诒：《澳门师资训练的回顾与展望》，载黄汉强编《澳门教育改革》，东亚大学澳门研究中心，1989，第170~176页。B澳门统计暨普查司：《教育调查》，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87，第67页。C张红峰：《澳门教师教育的发展历程研究》，《教师教育研究》2015年第1期，第52~59页。D参见“教育统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官网，http://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nter_main_page.jsp?id=8525。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07的《澳门教育制度》第四章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澳门教师的培训模式：“应按照本地区的需求和资源，具备多种、灵活及多样的方式，并包括职前培训、在职培训及延续培训”，而“教师的所有培训应确保具有适当联系的科学─教学的知识及使更胜任，为反映将来工作，并增加适合有关教学及教育水平的课程需求的个人及社会培训的成分”A。根据《澳门教育制度》第四章，相关部门在1997年9月22日颁布了第41/97/M号法令，制定了完整的培训幼稚园及中小学教师的法律制度，意味着澳门师训制度化建设初见成形。二　回归后澳门基础教育发展概况回归初期，澳门经济仍然处于低潮，社会停滞不前，教育发展处于一个变化相当缓和的状态。加上少子化的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幼、小教育阶段，不少学校生源渐成难题，加上非典型肺炎疫情暴发，出生率跌至低谷，基础教育界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幸而，特区政府采取“保校”的政策，在教育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推动小班教学，应对幼、小阶段生源减少的危机，保住广大私校的生机。及至澳门开放赌权，经济向好，社会得以高速发展。特区政府把握机遇，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共同制定属于澳门特区的教育体制。2006年《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成功立法，以“持续进步，发展有度”的宗旨，为澳门回归后的基础教育政策定下了发展方针：透过法律体系的制定而落实澳门教育法治的精神，透过推动义务和免费教育落实澳门教育公平的精神，透过专业发展帮扶落实澳门教师队伍建设提质的精神。如今特区政府把“教育兴澳，人才建澳”作为澳门发展的重要战略，而基础教育承担起培育和提升人均素质的重大责任，而法治、公平和质量充分保障了澳门下一代的基本学术素养，也是澳门可持续发展最坚实的基础。A陈志峰、杨欣编《澳门非高等教育范畴常用法律法规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42~43页。

50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法治体现：教育法律体系制度化进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21条和第122条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且“依法推行义务教育”，“社会团体和私人可依法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而“澳门原有各类学校均可继续开办”，且“澳门特别行政区各类学校均有办学的自主性，依法享有教学自由和学术自由”。正因如此，在1991年立法通过的《澳门教育制度》法律明显不符合回归后澳门教育发展的需要，所以特区政府在2003年启动了新法的咨询工作，以求凝聚社会共识，订定符合澳门特区长远发展需要的教育法律制度。经过长达三年的咨询，数易文本，第9/2006号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以下简称《纲要法》）正式在立法会表决通过，可谓澳门教育发展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全法共12章55条，明确规定了澳门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总目标，特区政府“致力培养及促进受教育者爱国爱澳、厚德尽善、遵纪守法的品格，使其有理想、有文化及具备适应时代需求的知识和技能，并养成其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强健体魄”。该法也规范了澳门非高等教育的组成：正规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特殊教育；持续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回归教育、社区教育和职业培训等。《纲要法》也对年龄为5~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强制实施普及教育和免费教育进行了规范。同时，规定了课程框架和基本学力要求，作为澳门特区课程编制的法理依据，而对学生的评核必须依照多元评核模式进行。该法对于学生的学习辅助、心理升学就业辅导、行动受限者就学支援、学生福利和学生保健等都有明文规定。由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组成的学校系统，以及教学语文、学校管理制度和学校评鉴制度都得到法律保障。《纲要法》也明确规定了教学人员的专业发展和培训，物质资源如学校的兴建、校舍以及其他硬件资源的保障制度。还规范了特区政府的财政责任及其财政支援原则，也依法成立教育发展基金，支持非高等教育发展。透过订立《纲要法》，回归以后的澳门教育法律体系得以奠定基础，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09其后的一揽子补充法律法规都有了根本的依据，澳门非高等教育体系有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在《纲要法》之后，与私校教师相关的法律制度就成为澳门教育立法的焦点，其争议性较大，毕竟有关私校教师职程问题在澳葡时代无法得到解决，当时政府并没有兑现在《澳门教育制度》第53条i款订立“教师章程和职程”的承诺。相关法律咨询文本在2008年出台，经过两阶段的咨询，最终文本在2011年6月上呈立法会一般性通过，而细则性通过则要到2012年2月。《非高等教育私立学校教学人员制度框架》（以下简称《私框》）的通过，意味着澳门私校教师超过20年的盼望成真，为澳门教育发展和教师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A《私框》保障了教学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也规范了教学人员的职务内容，同时对于教学人员的薪酬福利以及其专业发展都有明文规定，从法理上为在澳门私校任职的教学人员提供了保障，补足了澳门教育法律制度长期的空白，是教育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在《纲要法》和《私框》的立法之后，接下来的一揽子补充法例陆续排上立法日程，如有关义务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学生评核制度等的立法。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澳门教育法律制度的建设将会完成，也意味着法治精神在澳门教育制度建设上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二）公平体现：义务和免费教育制度化进程回归之前，澳门的华人教育资源非常匮乏，教育经费往往要家长自筹，由教会和社团分摊。及至1991年订立《澳门教育法律》，明确规定了澳门要实行“免费及普及的基础教育”，提供免费教育包括小学预备班、小学及初中教育。不过，由于当时澳葡政府的公共资源紧张，到1995/1996学年才真正实施七年免费教育，这是第一阶段的免费教育，包括了小学预备班教育一年和小学教育六年。而第二阶段的初中免费教育，一直到1997/1998学年才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澳门在葡治时代快要终结时才能提供十年免费教育，也具备条件对5岁~15A陈志峰：《澳门私校教师法律制度之回顾与前瞻》，《“一国两制”研究》2017年第1期，第92~100页。

51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岁的澳门儿童和青少年实行义务教育。及至回归之初，由于澳门经济依然不振，公共资源匮乏，无力提高免费教育所涵盖的教育阶段。到了2003年，特区政府提出了修改《澳门教育制度》的咨询文本，免费教育的上延和下延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所谓上延是指免费教育延伸至高中阶段，而下延则指免费教育涵盖两年的幼儿教育阶段。当时社会普遍希望澳门能够实施15年免费教育，但教育界部分人士则忧虑特区政府的财政资源无法长期支撑免费教育所衍生的刚性支出，建议先下延两年，保证12年免费教育得以顺利实施。社会渴求15年免费教育的呼声较高，加上赌权开放，澳门经济持续向好，特区政府从善如流，承诺免费教育分两期扩大所涵盖的教育阶段，先下延两年至幼儿教育阶段，并争取在2009/2010学年扩展到高中阶段，向澳门下一代提供15年免费教育。而在2006年年底出台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明确规定了“免费教育在正规教育范围内实施”，但法律列明相关过渡性的规定，免费的幼儿教育第一年和第二年追溯至2005/2006学年生效，而“免费教育在高中教育各学级实施的部分，不迟于2009/2010学校年度全面实施”。不过，澳门并未等到2009/2010学年，特区政府在2007/2008学年就全面施行15年免费教育。回顾澳门免费教育制度发展进程，从1995/1996学年才实行7年免费教育，到2007/2008学年全面推行15年免费教育，澳门在12年间便落实了教育的公共化进程，从没有免费教育到15年免费教育，澳门在大中华地区实现了教育公共化的飞跃进步，成为首个真正落实15年免费教育的地区。正因为有了15年免费教育，充分保障了澳门学生入学机会和受教育机会，教育公平逐渐在澳门得到体现和彰显。从中学阶段毛入学率和中学阶段教育完成率两个指标可以体现得益于15年免费教育的实施而取得的持续进步：中学阶段毛入学率从1999/2000学年的78.8%，到2004/2005学年的93.4%，但2009/2010学年稍为回落到90.1%，最后达至2014/2015学年的101.0%；中学阶段教育完成率从1999/2000学年的58.8%，到2004/2005学年的66.0%，但2009/2010学年稍为回落到63.8%，最后达至2014/2015学年的79.4%，总体呈现较大幅度的进步，充分反映了教育公平得到逐步的体现。而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11组织（OECD）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SA）的结果也同样证明了澳门向年青一代提供了“持续优质且公平的教育机会”，具体理据为：“澳门在参与研究计划的72个国家/经济体中，以家庭社经文化地位来解释三项核心素养分数变异的百分比是最低的；同时三项核心素养表现与家庭社经文化地位（ESCS）坡度线的斜率小；未达合格基准水平的低表现生比例小，学业抗逆生所占比例大；学生之间的三项核心素养表现差距亦小于大多数国家/经济体。”A基础教育指标和国际评估测试的结果显示，澳门在回归以来，尤其是实行15年免费教育以来，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都得到逐渐的体现和提高，澳门教育的公共化进程后发而先至，在大中华地区后来居上。（三）质量体现：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化进程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对保障和提高教育质量至关重要。澳门自回归以来，特区政府除了着力进行教育制度建设和推动教育公平以外，师资队伍建设同样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社会深知没有稳定性、高素质、受尊重的师资队伍，教育质量就无法得到充分的保证。因此，在订定适用全澳基础教育的《纲要法》，以及落实15年免费教育的重要政策后，特区政府致力为澳门师资队伍建设投入资源，经过几年的咨询，备受各持份者的诸多争议，但最终《私框》在2012年正式通过。《私框》明定了教师的权利，包括：①取得与其专业地位相应的报酬和福利、免费卫生护理及退休保障；②享有职业活动上的安全保障，其中包括在职意外和职业病的保障；③行使教学自主权，开展教育、教学及课程研发活动；④评定学生学业成绩和品行；⑤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以及教育暨青年局的政策和工作提出意见及建议；⑥组织和参加专业机构及团体，开展教育研究及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发表相关研究成果及专业意见；⑦参加在职培训、进修课程及其他专业发展活A《PISA2015成绩全球同步公布澳门学生素养表现卓越基础教育系统优质且公平》，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网站，2016年12月6日，https://www.gcs.gov.mo/showNews.php?PageLang=C&DataUcn=106856。

51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动，并获得所需资讯、技术、财政和物质上的协助；⑧由学校章程、有关合同条款和《劳动关系法》所衍生的福利。同时又清晰规定了教师的义务，包括：①遵守法规；②恪守教学人员专业委员会订定的专业准则；③树立良好行为榜样；④落实法定的教育目标、课程框架和学生须达到的基本学力要求；⑤组织、举办面向学生的教育活动；⑥爱护、尊重和公平对待全体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⑦对教育教学革新持积极的态度，并与教育过程中的其他参与者分享自身的经验；⑧规划自身的专业发展，透过培训、进修等途径不断提升专业素养；⑨协助建立并发展教育过程中不同文化间互相尊重的关系；⑩履行由学校章程、有关合同条款以及《劳动关系法》所衍生的义务。除了权利和义务外，《私框》又保障了教学人员的薪酬福利和专业发展。法律规定了私校教学人员的工作时间，每周工作一般36小时，中学教师每周授课16~18节，小学教师每周授课18~20节，幼儿教育教师每周授课21~23节。在法规中，亦定明了夜间授课的定义和相关薪酬的计算方法，同时又规定了超时工作和超时授课，年假的日数亦在《私框》中有所规定。对于各校给予教师的薪酬，基于私校拥有办学自主权而无法统一规定，明确规定：“不牟利私立学校须保证每个学校年度教学人员的报酬及公积金供款支出占学校固定及长期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以上”，该条款保障了大部分私校教师均能获得基本接近的工资。至于专业发展方面，根据《私框》规定，透过成立教学人员专业委员会，为澳门私校教师制定专业发展时数的准则，让教师在一个公开透明的准则下规划自身的专业发展，同时又作为晋升的一个重要依据。特区政府也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津贴，支援教师进修，加上配套了脱产进修和休教进修计划，从法理上保障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多元性。A除了由特区政府主导的教师专业化进程外，澳门教师自身也充分体现其自律自约的专业精神。《私框》通过后，澳门中华教育会发起推动制定教师专业伦理信条的活动，参考英国的《教师专业团体伦理准则》、美国NEA《教A陈志峰：《澳门私校教师法律制度之回顾与前瞻》，《“一国两制”研究》2017年第1期，第92~100页。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13师专业伦理准则》和中国台湾教师会的《教师自律公约》而制定咨询文本。经过一年的宣传推广和两轮咨询，其间接触教师近5000人次，并在两轮咨询中回收1444份和1895份问卷，且在第二轮咨询的1818份有效问卷中，接近九成的教师认同制定《澳门教师公约》。基于此，澳门中华教育会在广泛教师认同的基础上订立了11条教师专业伦理信条。《澳门教师公约》的制定，体现了澳门教师“自下而上”订立教师的自律精神和专业精神，向社会展现澳门教师对自身专业的期许，争取社会对业界的认同，承诺尽心尽力教好澳门的下一代，为社会培育出多元化的人才，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专业地位。教师透过“自下而上”和“自律自约”的精神订立专业伦理信条，是澳门的首例，在中国境内也不常见，可谓澳门教师专业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A在特区政府和民间的合力下，澳门教师专业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对回归前，澳门教师队伍的学历偏低，工作不稳定，人员流失量大，更遑论有规划地进行专业发展。不过，自回归以来，教育界充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制度协助教师专业发展，成果有目共睹。《私框》立法前后，教师专业化进程有明显的进展，体现在不同教育阶段教学人员具有师范培训的比例和参与培训的人次两项指标。前者在2011/2012学年，幼儿教育阶段为93.2%、小学教育阶段为87.9%、中学教育阶段为74.3%，到了2015/2016学年，幼儿教育阶段提高至99.1%、小学教育阶段为97.6%，中学教育阶段为89.1%，进步明显；后者在2011/2012学年参加教育培训共24346人次，到2015/2016学年提升至45163人次，升幅显著。B澳门教师专业发展在回归以来得到明显的进步，无疑为澳门教育质量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保障，同时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SA）充分肯定澳门提供了“持续优质且公平的教育机会”也足以引证。A陈志峰：《制订教师公约，提高专业认同》，《教师杂志》2013年第43期，第47~53页。B参见“教育统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网站，http://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nter_main_page.jsp?id=8514。

改革开放与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梁文慧*导读：　澳门是一个弹丸之地，却在中国乃至亚洲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思想开放最早的地区。远东第一所西式高等学府──圣保禄学院，以及澳门圣若瑟修院见证了澳门高等教育曾经历的繁荣。这两个机构也标志着澳门在西式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面开创了中国的先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澳门现代高等教育开始起步发展，到回归前现代高等教育架构才雏形初现。1999年澳门回归后，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更是进入区域融合的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对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来看，改革开放赋予澳门高等教育发展机遇，为澳门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在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缓解生源不足以及优化师资队伍等方面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支持。澳门回归祖国后，本地高等教育的发展除了推动和服务澳门社会经济发展外，也承担了更多的历史使命，努力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和战略目标。目前，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深化改革阶段。在此背景下，澳门高等教育更应紧跟时代潮流，紧密配合祖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不断强化自身的实力，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梁文慧，教育学博士，澳门城市大学校董会副主席、博士生导师、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改革、高教发展和旅游管理。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15一澳门高等教育的缘起与发展澳门是世界上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和交流的重要视窗，这一定位早在400多年前就已经客观存在。而澳门的高等教育更是中国与外界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沿革可以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澳门开启远东地区西式高等教育的先河尽管澳门是一个弹丸之地，城市面积不大，但其在中国乃至亚洲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思想开放最早的地区，甚至在西式高等教育的引入与西学东渐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例如，远东第一所西式高等学府——圣保禄学院即诞生于澳门。早在16世纪末期，西方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澳门时，就将西方的教育模式和制度一并引入澳门。教会出于培养更多精通中文和外语传教士队伍的需要，于1594年12月1日将1571年创办的圣保禄公学升级为大学，并命名为圣保禄学院。该学院在综合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基础上，借鉴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的规章制度，并充分考量了中国的特色，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课程体系和管理制度。该院于1835年毁于大火，办学历经241年。据统计，从1594年到1805年的211年间，由圣保禄学院毕业而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就达到100人之多A，其中包括了历史上知名的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徐日昇等均出自圣保禄学院。可惜该学院因受葡萄牙国王唐约瑟驱逐耶稣会教士之命令的影响，于1762年关闭。B除了圣保禄学院外，1728年由耶稣会士创立的澳门圣若瑟修院也见A张晓京：《99回归前后的澳门高等教育》，《北京教育》（高教版）1999年第10期，第15~17页。B张红峰：《大学的自为与依附──澳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12期，第82~88页。

51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证了澳门高等教育曾经历的繁荣。在200多年的办学过程中，圣若瑟修院培养了许多中国和东南亚各地教会的人才，被老一辈的澳门人称为澳门天主教的“少林寺”。圣保禄学院比1877年创立的日本东京大学早283年，比中国内地最早于1879年创立的近代西式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早285年。可见，澳门在高等教育和思想开放方面走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前列。上述两所西式院校的设立也标志着澳门在西式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面开创了中国的先河，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二）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发展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从最初的内地人士办学举步维艰，到回归前的现代高等教育架构的雏形初现，历经了相对波折和艰难的道路。具体来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有一些内地高校和以岭南文化为主要特征的知识分子来澳门办学A，如开设了越海文商学院、中山学院、广州大学和华侨大学4所大专院校，但最终还是因澳葡政府对于学位认可问题和生源等困境而难以为继。B直到1981年澳门东亚大学的创办才使澳门的高等教育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东亚大学创立之初，就以英国的大学架构为参照，设立了本科学院、预科学院、公开学院、研究生院以及持续教育学院（后改为理工学院）。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澳门开始进入过渡时期，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东亚大学能够完成澳门回归过渡期的人才培养任务，1987年12月19日，澳葡政府与东亚大学的创办人签署了一份以1.3亿澳门元收购私立东亚大学的协议书，实现了东亚大学从私立到公立的转制。1991年至1992年，在澳门第一部高等教育纲要法颁布后，东亚大学通A胡伟泉、陈钦兰：《澳门高等教育品牌营销分析》，《科技和产业》2011年第11卷第3期，第64~69页。B张晓京：《99回归前后的澳门高等教育》，《北京教育》（高教版）1999年第10期，第15~17页。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17过资源的分拆和重组，分为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以及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1993年澳门理工学院中的酒店管理课程和旅游课程开始被分离出来，并于1995年成立了旅游学院。在随后的几年，澳门的私立高等院校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96年澳葡政府批准设立澳门高等校际学院，1999年又设立了澳门镜湖护理学院。至此，澳门的高等教育机构主体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公立院校为主、私立院校为辅的发展格局。其中，公立院校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1988年成立）四所。（三）澳门高等教育的区域融合发展1999年澳门回归后，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更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回归伊始，澳门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数量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新设立了三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如澳门科技大学（2000年）、澳门管理学院（2000年）、中西创新学院（2001年）。至此，澳门高等院校的总体数量增长为10所（公立院校4所，私立院校6所）。2009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澳门高等教育突破了澳门土地资源有限的瓶颈因素，在珠海横琴岛通过租赁的方式获得澳门大学的办学用地。此举除了让澳门大学有了更为广阔的办学空间外，也给其他澳门高等院校提供了发展机遇。近年来，澳门高等教育也逐步与周边地区深度融合发展，有力地提升了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准。二　改革开放对澳门回归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回归前，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就已经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内地的改革开放为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一）改革开放赋予澳门高等教育发展机遇现代高等教育的三大主要职能包括专门人才的培养、科学研究与服务社

51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会。因此，现代高等教育需要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前夕，澳门正处于社会经济产业大调整的阶段，从前具有竞争优势的远端贸易业在香港的替代作用下，日渐式微，由于自身也缺乏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澳门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彼时，恰逢内地改革开放，澳葡政府也察觉到内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商机，开始逐步规划发展外向型经济形态。然而，由于长久以来澳门本地的高等教育未能获得培植和发展，发展外向型经济所需的人力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品质上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在此情况下，才让澳葡政府与有意开办教育机构，却苦于没有寻找到合适办学地点的西部发展有限公司（RicciIslandWestLimited）一拍即合A，最终诞生了澳门第一所现代化的高等学府──东亚大学。（二）改革开放为澳门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人力和资源支持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为澳门高等教育发展，在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缓解生源不足，以及优化师资队伍水准等方面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支持。1．内地高校协助培养澳门本地紧缺人才东亚大学在设立之初，受到资源等多方面的限制，仅能涉及人文科学内部较小范围内的课程，因此开办的专业较为单一，在培养人才方面也缺乏多元化的基础。不少专业的人才培养均需要周边地区的支援，而内地改革开放也让澳门有机会借用内地教育资源培育所需的专业化人力资源。例如，1990年华南师范大学协助澳门培养学前教育专业人士；1994年华南师范大学与澳门业余进修中心合作，专门为澳门人士开设地籍测量与土地规划专业学士学位课程，招收澳门地籍测量、土地规划以及相关领域的人员；暨南大学也与澳门业余进修中心和澳门护士学会合作，举办澳门护理大专班；1994年中山大学与澳门相关机构合作，共同培养紧缺的澳门本地法律人才等。B上A张红峰：《大学的自为与依附──澳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12期，第82~88页。B冯增俊：《澳门教育概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19述澳门与内地高等教育之间的互动，在人才培养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成效。例如，截至1999年，在广东高校就学的澳门籍学生超过千人，研究生近300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毕业于暨南大学的澳门籍学生就达2000人。在澳门新闻界，有相当数量的记者毕业于暨南大学新闻专业。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高校专门组织教育资源开展面向澳门社会经济发展所急需人才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澳门现代高等教育在学科体系结构上的不足。2．内地移民为澳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源条件囿于澳门本地的人口规模有限，因此，就读东亚大学的本地生源并不足够，东亚大学早期以香港生源为主。不仅如此，当时澳门不少中学也面临生源不足的困境，长此以往，必定会影响澳门教育的持续发展。非常幸运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从中国内地进入澳门的移民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生源为澳门高等教育提供了支援。有资料显示，1979年的移民学生，差不多填补了1978年近万个空置的学额，使得部分濒临淘汰边缘的学校得到获取新生的机会。A从东亚大学1981~1987年生源的结构来看（见表1），中国内地学生也在其中具有一定的份额。表11981~1987年度澳门东亚大学学生来源及数目单位：人　　年度澳门香港内地马来西亚其他1981~19826787151982~198317770236231983~198431644724181984~1985419440972271985~198658542271025132571986~1987724507177613382资料来源：许国辉：《从私营到公营：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载古鼎仪、马庆堂编《澳门教育——抉择与自由》，澳门基金会，1994，第52页。A刘羡冰：《澳门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52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3．澳门本土师资培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内地资源的支持在师资培养方面，中国内地在改革开放后也加大了对澳门师资培养的支持力度，为澳门培养了不少师资和急需的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就曾要求华南师范大学以较低的收费和优良的师资，为澳门的教师提高专业水准。例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广州体育学院就为澳门中小学体育教师开办了短训班。1985年3月，由华南师范大学主办、澳门教育司（现为教育暨青年局）和澳门中华教育会协办的教育专业函授专科班（文凭课程）就招收了166名学生，全部为澳门中小学的全职教师。同年，澳门业余进修中心也与华南师范大学合作开办中文专业函授本科班，招收137名教师及社会各界相关人员。上述课程在1986年再度开办和招生，后来教育专业经广东省主管部门批准，续办为本科专业。相关资料显示，1985~1999年，澳门相关教育机构与华南师范大学一道，共招收1733名澳门在职人士，其中650名获得毕业。A上述为澳门居民开办的教育专业课程，使澳门已接受师范专业的培训师资从1985年的22.4%提高到1995年的66%。B这些教育专业的毕业生都成为澳门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基础。三　回归后澳门高等教育和改革开放的互动发展回归祖国之后，澳门高等教育和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在一系列增进区域合作的机制调整下，澳门与中国内地相互之间的协同和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此处，将回归后的澳门高等教育与内地改革开放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征进行归纳。A冯增俊：《澳门教育概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B丘志乔：《21世纪粤澳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初探》，《广州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9期，第5~9页。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21（一）回归后澳门高等教育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合作融合1．澳门与中国内地的高等院校间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竞争与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如何在竞争中开展合作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思考的战略问题。在澳门高等教育和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发展方面，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例如，澳门高等教育在经过快速的发展之后，2008年时已经拥有12所高等院校，而当时澳门本地居民的人口数量约为54.92万人。与近邻的香港相比，澳门人口不到香港的1/10，拥有的高校数量却比香港还多1所，可见，本地高校已经面临较为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内地院校也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大力拓展中外合作办学和异地办学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例如，珠海近年来就引进了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等近10所著名大学在珠海开办分校，也引入了不少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与此同时，2006年秋季中央政府出台政策，港澳台学生在内地高校就读，享受与内地学生同等学费的待遇，使得中国内地也成为不少澳门学生求学的选择之一。上述情形和政策变化激化了区域之间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同时也推动了区域之间创新合作的发展。2．澳门高校采取不同培养模式与内地展开合作在区域竞争与合作的情境下，澳门高等教育也努力尝试与中国内地进行深化融合与合作，例如充分运用不同教育途径和形式来培养人才、采取更为主动和积极的态度来整合与配置资源等。澳门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具有较高的弹性，也较早的引入远端教育和兼读制等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澳门高校较好地实现了分工合作。例如，从学制来看，全日制教学型的人才培养，主要集中于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而远端教学和兼读制的学生则主要集中于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据统计，2008年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全部在校注册生数有8003名，其中，兼读（非全日制的在职成人修读方式）外地生就

52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有7238名，占全部的90.44%，其中修读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有4441名，占55.49%。3．在政策和制度的支持下，推动资源利用方面的融合发展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的高等教育与中国内地之间，开展了更为深入的合作与交流。例如，2004年1月1日起生效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为内地和港澳地区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提供了非常理想的制度平台。不少学者也在《安排》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港澳地区高等教育与内地开展良性互动合作的建议和对策。2009年6月24日中央政府宣布，将与澳门仅隔200米之遥的珠海横琴岛的5平方公里作为粤澳横琴合作项目用地，其中澳门大学横琴校园用地面积为1.0926平方千米，拟设置6~9所学院，规划容纳1.5万人，采取隔离式管理。这个举措可谓在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模式下，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尝试，对于澳门高等教育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投入使用，一方面解决了澳门大学长期发展中的土地瓶颈因素；另一方面，澳门大学的原有校园也为澳门的其他高校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除了上述在土地资源方面的制度性创新举措外，在优秀的教学与管理资源方面，澳门也积极走入内地，开展深度合作。例如，2012年11月30日，中山市人民政府与澳门科技大学举行合作办学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合作创办大学，意在共建高起点、国际化、创新型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政产学研”合作平台。该合作办学项目是中山和澳门两地推进落实《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重要成果，也是两地落实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对中山和澳门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回归后澳门高等教育为改革开放输送更多人才澳门回归祖国后，因其较高的国际化水准和对外交流的便利性，澳门高等教育成为极具国际化特色的资源。再加上澳门近年来不断加强教育质素的认证工作，如澳门于2012年分别加入了高等教育质素保证国际网路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23（INQAAHE）及亚太质素保证网路（APQN），亦于2015年成为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辖下的高等教育质素保证国际组织（CIQG）的会员。上述举措使得澳门成为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外向型思维之创新人才的理想区域。2002年起中央政府就批准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澳门科技大学、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和澳门镜湖护理学院6所高校在中国内地14个省份招生，后来又将招生的范围扩大到全国31个省份。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内地学生在澳门高校的学习和深造。根据澳门特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的资料，2001~2016年，每年在澳门高校中注册的非本地生人数平均为14802人（见图1）。图1　澳门高校本地及外地生的注册人数资料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网站：www.gaes.gov.mo。在图1中，2011年非本地生人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在统计口径方面，外地生注册人数中，已扣除澳门高等院校与内地教育机构合作办学课程的学生人数。而此后的2012~2016年的非本地生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快速上升的特征。其中2012~2016年，中国内地学生在非本地学生人数中的比例平均达94.71%。由此可见，澳门高等教育在回归后，较好地发挥了自身开放性和国际化的优势，在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外向型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的

52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贡献。除了上述澳门高校为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培养人才外，澳门特区政府和各高等院校也积极推动澳门学生赴内地开展实习和锻炼，从而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内地的国情和社会，同时也能够增强学生和青年为国家改革开放贡献才智的意识与能力。例如，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得到国家、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以及内地企业的大力支持，于2009年开始推出《高等院校毕业生内地实习计划》，为从高等院校毕业的澳门居民提供在内地大型企业进行6个月或以上的工作实习机会。2009~2012年该计划共为近200名澳门学生提供在中国内地学习和实习的机会，提升了澳门青年学生对内地改革开放环境下职业发展机会的认知。（三）回归后澳门高等教育勇于承担新的历史使命澳门回归祖国后，本地高等教育的发展除了推动和服务澳门社会经济发展外，还承担了更多的历史使命，即更好地配合国家的发展大局和战略目标。例如，澳门在发展的总体定位中，将自身的发展目标设定为“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即“世界休闲旅游中心”以及“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交流和人才交流的重要媒介与载体，在打造“一个平台”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积极引入中外学位课程，推动学术交流百家争鸣例如，澳门除了本地院校开设的课程之外，还加大了非本地课程的数量，引入中国内地和国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课程，使得上述课程在澳门交汇与交流。澳门的非本地办学主体开办的229个课程中，有187个来自中国内地，约占全部课程的81.66%。而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开办的课程则来自美国、英国、葡萄牙、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LosAngeles）、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EdinburghNapierUniversity）、葡萄牙里斯本大学（UniversidadedeLisboa）、澳大利亚西悉尼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25大学（WesternSydneyUniversity）等。2．澳门高校积极配合参与中葡论坛的培训工作在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的主导下，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诸多领域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例如，人力资源的培养方面，澳门连续多年举办旅游管理领域人力资源培训和实习专案、促进基础设施公共管理机构的能力建设及其人员技术培训等。在这些培训中，澳门的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参与，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例如，2018年3月12日，来自安哥拉、维德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葡语国家旅游部门的30位人员到澳门参加相关培训，主要内容包括到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实习，参与旅游学院工作坊，以及考察澳门的世界文化遗产、旅游景点及基建设施等。除了3月的学院培训外，2018年还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学员分别于5月及7月来澳门培训。据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常设秘书处辅助办公室提供的资料，2012年至2017年，澳门特区政府已为葡语国家培训旅游人才130人。在其他领域的人才培养中，2018年6月澳门城市大学也积极承办了两期针对葡语国家政府官员的研修班，主题分别是“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研修班”及“葡语国家服务贸易研修班”。上述的研修班有助于增进葡语国家对中国内地和澳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贸易合作发展方面的了解，增加他们对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作用的认识，推动中国内地、澳门与葡语国家在基建和服贸领域开展交流合作，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3．主动开办中葡交流平台所需的人才培养和培训课程除此之外，澳门的高等教育机构也积极参与同葡语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各项事务。主要表现在澳门高校积极为葡语系国家培养人才，以及为澳门及内地培养熟悉葡语系国家环境的商贸人才等。例如，澳门科技大学就于2016年和2017年连续开办了两届专门针对葡语国家商业环境的相关培训课程。相关

52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课程对巴西和葡萄牙的宏观环境、经贸关系、商业法律、金融市场、劳工环境等商业环境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分析，同时还开展了基础葡语和对话应用学习。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等高等院校也积极引入葡语国家人才担任教职，并开设葡萄牙语等语言课程来培养更多有益于推动中葡文化平台建设的人才。澳门城市大学也成立了葡语国家研究院，着力培养对葡语系国家有深入研究的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以此支持澳门作为中葡商贸平台和葡语人才培训基地的角色定位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四　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展望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世界瞩目，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表述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招。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工作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即深化改革阶段。在此背景下，澳门高等教育更应紧跟时代潮流，紧密配合祖国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不断强化自身的实力，不断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之中。（一）澳门高等教育需要明确在深化改革开放中的功能定位1．澳门应继续扮演中西方思想交汇的角色“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欧洲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澳门扮演了桥头堡的角色，在未来的发展中，澳门应该继续承担这一历史重任，推动中西文化和思想的交汇。在新的发展时代下，澳门在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确定了“一个中心”的定位，在国际政治与经济方面，确定了“一个平台”的发展定位。因此，澳门高等教育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中，一方面应该继续保持与西方思想的接触与交流，并以此作为服务内地深化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和思想库；另一方面，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思想和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视窗

第八编　“教育兴澳”：改革开放与澳门教育发展｜527之一，加深葡语国家以及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2．澳门应成为大湾区高等教育的重要节点城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已经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根据国家的相关部署，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完善创新合作机制，促进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三地高校在办学体制、教育制度、方针、培养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广东高校基本都是政府主办的，主要由教育部、广东省、广东省教育厅主管；而港澳的高校办学体制是多元化的。澳门在高等教育方面具有较强的集聚性特征，无论是高等院校的数量还是专业学科的集中程度等都相对较高。为此，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过程中，澳门高等教育机构可以采取统筹或自发的模式，与大湾区内的高等院校签订相应的合作协议，实现优势资源的共用和专业学科建设方面的互补。例如，澳门可以借助自身在旅游管理和现代服务业管理等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为大湾区发展研究开发更具效率的服务业人才培养模式。（二）澳门高等教育需要制定能融入全面开放的策略路径1．从大湾区建设的角度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从长远发展的战略角度来看，尽管澳门高等教育具有较为明显的多元化优势，也应该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对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做出统筹计划和安排。其中以政府为主导，制定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规划就是可行方案之一。特别是在大湾区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澳门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重点、资源投放、发展模式等问题，都需要从大湾区发展的全域角度来加以协调和控制。为此，联合大湾区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以及海外智库，制定澳门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显得十分重要。2．着力打造具有澳门特色的优势学科和培训课程澳门要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全新环境中发挥作用，需要找到自身的优势和

52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相对竞争力之所在。为此，澳门可以依托自身在国际化和经济自由方面的基础，重点投放资源，着力打造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学科或专业培训课程，并以此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3．推动政策创新，减少区域人才流动和共用阻碍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储备作为支撑。澳门在旅游服务产业方面的雄厚基础，为旅游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环境。然而，目前粤港澳地区在人才联合培养的机制和人才流动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阻碍因素，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突破现有的对人才流动的限制。最终的目标是让澳门成为大湾区以及海外优秀人才的会集场地，并通过澳门这个平台，走入大湾区以及中国内地，为国家发展和建设服务。“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

第九编“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

改革开放与澳门青年发展庞　川　杨佳龙*导读：　改革开放以及回归以来，在国家的支持下，澳门与内地的关系日益密切，澳门青年对国家的认同不断加深。就青年发展而言，一方面，澳门与内地教育交流频繁，前往内地高校就读的澳门学生人数逐年上升，大幅增加了澳门青年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提高了澳门就业人口的专业素质，而在内地就读形成的交往关系也为其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十分重视澳门青年的培养，CEPA、“自由行”、横琴青年创业谷等政策的实施和平台的建设，既推动了内地与澳门经济的紧密合作，也为澳门青年前往内地创业、就业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平台。面向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澳门青年在内地发展，参与国家建设将迎来新的、更大的机遇。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央政府一系列开放性和鼓励性的对外政策，国内市场逐步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从1978年占世界的1.8%，到现在*庞川，管理学博士，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管理信息系统。杨佳龙，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博士候选人、研究助理。

53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A改革开放不仅仅对内地市场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样为港澳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正如前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先生指出，“没有国家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澳门的今天”。B澳门同胞对改革开放有着深切的感受，有很大的获得感，澳门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促进了澳门企业家前往内地投资，第一家海外纺织品企业进入内地，就是澳门的企业；第一家合营的酒店石景山旅游中心，也是澳门的企业过去的。C澳门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开展与内地的贸易和合作，也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澳门今天的成就，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制度的成功实践。而国家改革开放，尤其是给澳门青年的成长、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几代澳门青年受教育、求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某种程度上说，目前澳门的一大批成功的公务员、企业家及社会活动家，在其数十年的打拼、奋斗过程中，无不分享着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利好与恩惠。因此，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观察与讨论改革开放对澳门青年接受教育、就业发展方面的机遇，对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也是一种特别的纪念。一澳门青年内地就学机会大大增加在改革开放前，只有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少数传统侨校接收来自澳门的学生入读。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教育系统逐渐对外开放，澳门的青年学子获得了更多、更好的进入内地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最近几十年间，包括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在内的一大批内地高校纷纷开始接收澳门学生，为澳A《周若洪：希望为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贡献力量》，中国网，2018年6月8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8-06/08/content_5181387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9日。B《何厚铧：没有国家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澳门的今天》，搜狐网，2008年12月19日，http://news.sohu.com/20081219/n26132139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6日。C《刘艺良答中评：改革开放40年澳门人有感受》，中国评论新闻网，2018年3月8日，http://hk.crntt.com/doc/1049/9/9/6/104999605.html?coluid=2&kindid=0&docid=104999605&mdate=0308001525，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6日。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33门社会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推动了澳门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其中，暨南大学建校以来培养了约2万名澳门学生。暨南大学对港澳学生长期实行扶持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初，暨南大学为澳门学生的就学提供极大便利，包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校对澳门学生一律豁免学费。即使在今天，澳门学生的学费标准也与内地学生一样，而不是按境外学生征收。此外，在录取方面，澳门学生还享受比内地学生更大的优惠。至2015年11月，有1976名澳门学生在暨南大学就读，占澳门在内地就读学生人数的33.7%。A改革开放初期，澳门学子可接触的内地教育资源有限，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传统侨校对澳门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力巨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内地高等院校开始逐渐拓宽招生的政策，吸引澳门学生报读。中国内地高校综合实力、学术水平、教育水平的快速提升，使“到中国上大学”成为越来越多境外、海外学子升学的热门选项。B不仅如此，自2006年起，港澳台学生回内地升学享“国民待遇”，澳门学生在内地修读本科的学费与内地学生相同，每年仅需约6000元人民币，生活费每年约1万~3万元。C2017年，教育部为让澳门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更多机会入读内地名校，并配合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需要，调整了内地高校招收澳门保送生政策，根据历年澳门学生到内地升学的学校区域与专业喜好，大幅增加招收澳门学生的保送名额、保送高校数量、保送专业，并原则上对澳门学生开放所有专业（见表1）。D这不但使澳门学生到内地优质大学升学的机会大幅提高，同A《关于资助暨南大学校舍建设的说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网站，2016年5月7日，https://www.gcs.gov.mo/showNews.php?DataUcn=99489&PageLang=C，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5日。B《教育部大幅增加澳门保送生招收名额和高校并开放所有专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网站，2016年11月10日，https://www.gaes.gov.mo/news/3548-2016-11-10，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5日。C《如何往内地升学》，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网站，https://www.gaes.gov.mo/hemag/images/books/book3/pdf/P60_63.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5日。D《习主席关怀港澳居民国民待遇一家亲》，《新华澳报》2017年8月10日，http://www.waou.com.mo/news_a/shownews.php?lang=cn&id=22462，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5日。

53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时也使澳门学生享受到近年来内地大学快速提升的综合实力、学术水平、教育水平，有助于澳门学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包括返回澳门就业，参与管理与金融、旅游与娱乐、医疗与护理以及教育等热门行业。同时，在内地高校就读，一方面，加深了对国家、对同胞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锻炼，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能力，毕业后就业竞争力大幅提高，其职业发展前景良好。表1　近十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人数一览学年高校数目（所）保送名额（人）报名人数（人）录取人数（人）报名率（报名/名额）（%）录取率（录取/报名）（%）2008/200935195300210153.870.02009/201034244317253129.979.82010/201139296310259104.783.52011/20124135134929899.485.42012/20134150041934483.882.12013/20144150637232273.586.62014/20154249334730670.488.22015/20164554638836171.193.02016/20174858044139276.088.92017/20185792481372388.088.9资料来源：《内地高等教育朝一流发展成澳门学子升学热点》，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网站，https://www.gaes.gov.mo/images/hemag/images/books/book31/pdf/06-11.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5日。为了进一步培养澳门青年，教育部在2017年增加了内地高校招收澳门保送生的数量和名额，并且原则上对澳门学生开放所有专业。因此，2017年有57所内地高等学府（不包括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招收澳门保送生，并且保送生名额大幅增加，由2016年的580名增加至924名，增加了344名，增幅达59.31%。截至2018年7月，共有67所内地高等院校招收澳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35门保送生，较2017年增加10所；与此同时，保送生名额亦持续增加，由2017年的924名，增加至2018年的958名。A目前，澳门高中毕业生赴内地升学主要有两个渠道，即通过保送生选拔和参加“港澳台侨联考”。最近几年，保送生的比重逐年增加。B2017年，有来自澳门41所中学的1077名应届高中生参加考试，首轮考试有792名学生被录取。首轮考试“失手”的200多名考生通过报名参加“二次保送”，重新选择志愿及专业，159人叩开内地名牌高校的大门。与此同时，往年招生数量最多的传统侨校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的招生名额也大幅增至近千人。换言之，“内地招收澳门保送生总名额近两千人，大约每5名高三毕业生中就有2名可以保送入读内地优质大学”。C由此可见，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今澳门学生到内地优质大学升学的机会已经大幅提高。除此之外，在2017年新增的院校中，为满足不同类型的澳门学生的入读需求，教育部新增了北京电影学院、北京体育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广州美术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等10所别具特色的高校。其中，北京电影学院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专门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高校，为中国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影视人才。随着澳门学生的入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培育出一批卓越的澳门影视人才，为本地的文化产业做出突出的贡献。广州美术学院作为华南地区唯一一所高等美术学府，为有志修读艺术类专业的澳门学子提供了更专业、更广阔的机会与平台。A《教育部持续增加保送高校和名额澳生赴内地升大前景更广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网站，2017年9月20日，http://www.gaes.gov.mo/news/3918-2017-09-20-2，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5日。B雷蕾：《近千澳门学生保送内地高校》，《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月27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8-01/27/content_183300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5日。C《教育部大幅增加澳门保送生招收名额和高校并开放所有专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网站，2016年11月10日，https://www.gaes.gov.mo/news/3548-2016-11-10，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5日。

53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二　澳门青年的就业渠道不断拓宽改革开放使内地的市场逐步向外开放，中央政府一系列开放和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不断出台。改革开放不仅仅带动了内地资本向外流动，同时也推动了澳门和香港地区资本、技术与内地的往来，“三来一补”大大促进了内地改革开放的发展。虽然改革开放创造了澳门企业家走向内地的机遇，然而，这一机遇在最初并不是为澳门青年准备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囿于资本、经验及人脉，进入内地做生意的澳门青年较少，此一时期，对于大部分澳门青年而言，最常见的是在澳门本地的企业就业。“对青少年来说，选择恰当、合适的职业，往往是决定他们跨入社会第一步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A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在1978年至1999年，澳葡政府为青年提供的工作机遇和资源并不多。在此期间，澳门大部分青年的理想是进入赌场以及服装加工厂工作，某些家庭条件较好的青年学子则到海外求学，学成之后滞留海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才的流失。不仅如此，在澳门回归之前，澳葡政府鲜少关心澳门社会的未来发展及对青年的培养。B澳门回归祖国后，实行“一国两制”，澳门特区与内地的交流日益密切。“自1999年祖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之后，社会面貌因应经济的欣欣向荣而急速变迁，伴随时下青少年的需要、期望和发展等课题亦相继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当初更不断引起社会各界的积极讨论。”C与此同时，回归后澳门实施“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迫切需要青少年在政治上锻炼成长，在情感上秉承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在职业上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承担起建设和发展澳门的重任。D随着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在经济A杨雄：《后过渡时期的澳门青少年》，澳门基金会，1996，第61页。B梁启贤：《从殖民地市民到特区公民：对澳门青年工作的挑战》，载杨允中主编《社会发展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207页。C蔡昌：《青年全人发展的策略》，载杨允中主编《社会发展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90页。D赵文炎：《浅论应如何创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问题》，载杨允中主编《社会发展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第102、103页。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37贸易中与内地的联系和合作日益密切，这一趋势，为澳门青年创业、就业提供了新的机遇。2003年10月，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签订《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下简称《安排》），主要内容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三个方面，意在减少市场壁垒及政府管制等措施，加强澳门地区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贸易联系。2004年、2005年、2006年又分别签署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和补充协议三。A《安排》是国家支持港澳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通过拓宽与香港、澳门地区的贸易便利，加深内地与香港、澳门地区的联络，减少内地与香港、澳门在经贸交流合作中的各类障碍，加速两地之间的资本、货物、人员等要素的便利流动。自《安排》签订以来，澳门与内地的合作更加密切和便利，两地在七个领域加强合作B，尤其是对输往内地原产于澳门的产品实施零关税、内地拓宽对澳门18个服务性行业的准入C。从《安排》条款来看，第一阶段的内容似乎没有直接涉及青年，或者说与澳门青年群体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透过《安排》，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包括年轻人在内的澳门居民参与其中，无数的青年在此过程中得到创业、就业乃至发家致富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安排》政策的发展，2017年年底，在之前《安排》基础上，中央政府与澳门签订了《CEPA投资协议》《CEPA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两份协议又被视A《编者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台港澳司网站，2006年12月20日，http://tga.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0612/2006120408600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7日。B七个合作领域包括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商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中小企业合作，产业合作。《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台港澳司网站，2005年10月27日，http://tga.mofcom.gov.cn/article/zt_cepanew/subjectdd/200612/20061204086091.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7日。C涉及的服务业领域有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广告、会计、法律、仓储、医疗及牙医、物流、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分销、运输、旅游、建筑、视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18个行业。

53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为《安排》的升级版。《CEPA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共设8个章节和30个条款，包括对《安排》细节的补充、梳理和汇总，同时结合了现阶段内地与澳门各自经济发展的特色，突出澳门特色，满足澳门需求。与之前版本不一样的是，《安排》的升级版在多项条款中提及青年，并明确指出为澳门青年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对澳门青年的扶持主要包括支持两地孵化器，鼓励澳门青年创业，加强两地青年创业人才交流，推动澳门青年职业生涯发展的多样性等方面。A在以上各项协议中，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不仅重视内地与澳门的经贸合作往来，同时也重视对澳门青年的培养，大力打造适合澳门青年的创业、就业平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重大政策如何影响澳门青年的职业生涯？通过梳理《安排》的签订与实施，以及国家赋予澳门的战略定位，包括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一个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一个平台”），可以看到，一方面，《安排》政策不断得到更新及细化，为澳门青年带来了机遇和支持；另一方面，近年来，澳门参加国家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为澳门青年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铺开道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澳门主要扮演的角色是直接投资或者帮助引入外来资本到澳门或内地。目前，澳门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并为内地与葡语系国家的商贸合作发挥服务平台优势。B因此，《安排》的不A主要内容包括：《CEPA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第18条第4项：“支持两地孵化器、众创空间等的合作与交流，鼓励澳门青年人创新创业，推动创新科技产业化。加强两地青年创业人才沟通交流，推动澳门创业青年到内地考察参观，拓展‘双创’合作，为青年人提供发展空间。”第25条第3项：“推进粤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建设，支持澳门青年到横琴、南沙、前海发展创业，例如横琴青年创业谷、南沙创汇谷—粤港澳青年文创小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等。”第28条：“四、推动就业领域的实习交流，拓展澳门青年职涯发展的多样性。五、考察及交流两地青年创新创业的孵化及加速机构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并推动该等机构的合作……七、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两地青年创新创业直接交流与沟通，促进双方合作。八、支持和协助半官方机构、非官方机构在促进两地劳动培训就业和青年创新创业合作中发挥作用。”B《专家：改革开放40年港澳贡献大未来可继续发挥优势》，新华网，2018年1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gangao/2018-01/24/c_129797328.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6日。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39断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建设，都将成为当代澳门青年寻求向上流动和发展的利好政策。回归以来，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澳门青年的成长、成才和成功。2014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回归十五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继续面向未来，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澳门青少年是澳门的希望，也是国家的希望，关系到澳门和祖国的未来。要实现爱国爱澳光荣传统代代相传，保证‘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就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要高度重视和关心爱护青年一代，为他们成长、成才、成功创造良好条件”。A在与澳门社会各界代表人士会见时，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澳门长远还是要走适度多元发展的道路”，“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澳门特区政府实施多元化发展”，“相信横琴岛的开发会对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B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澳门期间，澳门青年横琴创业谷（以下简称“创业谷”）正式启动。创业谷位于横琴口岸附近，主要面向年龄为18~45周岁，在澳门学习、工作、生活的青年。创业谷配套总规模2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资金，发起设立横琴澳门青年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并为入谷创业企业提供至少一年的免费办公场地，还配套了专业的孵化服务。与内地许多创业园区不同的是，创业谷专为澳门青年而设。自2015年6月29日启用以来，创业谷通过打造“空间载体（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全链条）+创业生态（创投资本+创业项目+孵化服务+创新协作资源）+运营机制（共享+互助+社群）”的立体孵化模式，为港澳、内地青年创业者在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创业培训、投融资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创业谷累计孵化澳门项目131个，一些澳门企业在创业谷的成长初见规模。例如，珠海横琴跨境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规模已扩至150人，获3000万元天使投资；A《习近平：澳门要面向未来加强青少年教育培养》，搜狐网，2014年12月20日，http://news.sohu.com/20141220/n40712880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9日。B《创业谷是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站，2014年12月20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1220/c87228-2624379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6日。

54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谷内在孵企业如横琴云廷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澳门企业已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将各获100万元的奖励。A为了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目标，澳门亦需要一大批有为青年从事多元产业和领域。长期以来，澳门受限于狭小的土地面积，产业单一，缺乏经济多元发展的空间和资源，不少澳门青年的创业梦想难以得到实现。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的成立，为澳门青年搭建了创业平台，拓宽了澳门青年的就业渠道，相信可为澳门青年提供施展才能的空间，激发澳门青年的创造活力，同时也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澳门青年发展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列为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之一，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也成为新的国策。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与建设，是保持港澳繁荣稳定，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思维，是促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动力，是加大改革力度，实现粤港澳协同发展的新举措。目前，举世瞩目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即将颁布，对澳门青年而言，此一重大战略将带来“在内地发展”的一系列新机遇、新路径；大湾区的规划将带动粤港澳11个城市的联动发展，其主要着力点，将是突破制度限制，实现湾区居民的生活、贸易、就业便利化，将极大地促进和鼓励澳门青年去内地寻求发展机遇。根据世界级大湾区的发展历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人才会集和科技A《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已成珠海新名片》，《信息时报》2018年5月18日，第E03版，http://epaper.xxsb.com/html/content/2018-05/18/content_75462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9日。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41创新的聚合效应，将为湾区周边青年增加科技创新、商贸合作的诸多机遇。世界上主要湾区包括东京湾区、纽约湾区以及旧金山湾区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聚集了诸多世界级的企业和大学。例如，世界500强企业数目，粤港澳大湾区有17家、东京湾区有38家、纽约湾区有17家、旧金山湾区有16家；世界100强大学中，粤港澳大湾区有4所、东京湾区有2所、纽约湾区有2所、旧金山湾区有3所。AGDP分别为1.5万亿美元、1.9万亿美元、1.4万亿美元、0.8万亿美元。此外，粤港澳大湾区以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中国12.4%的GDP，是目前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实力最强和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之一。由此可见，在很大程度上，粤港澳大湾区与目前世界成熟的湾区基本具备平齐的水平。对澳门青年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世界一流的高校、世界级知名企业，以及高达1.5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将为澳门青年带来世界级水平的发展机遇和就业平台。除此之外，粤港澳大湾区的研发投入强度位居世界前列，在5G技术、人工智能、基因测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至2018年，大湾区内4所世界100强大学和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发明专利申请量高达17.6万件。B这些都为澳门青年创造了高级的产学研平台和利用科技创新创业、就业的机会。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包括粤港澳大湾区等向港澳延伸的新政策，激发了澳门青年前往内地生活和工作的兴趣与动力。最近，澳门青年联合会发布的《青年人前往内地工作或创业的意欲调查及研究》显示，接近70%受访者认为内地会有较好的工作前景；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内地在创业前景方面较澳门好。其中，18~24岁较其他年龄段更看好内地就业市场。看好内地的，主要是“工作机会”（40%）、“拓展人际网络”（32%）和“内地生活成本低”（30%）三个因素，“内地市场更大”（72%）、“内地创业成本较低”A《数据图说比较世界5大湾区经济！》，搜狐网，2018年2月4日，http://www.sohu.com/a/220810136_659692，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9日。B《改革开放再启程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和愿景》，华尔街见闻网，2018年6月28日，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347614，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8日。

54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45%）和“内地接触新技术机会多”（31%）等是吸引受访者前往内地工作及创业的主要因素。当中，澳门青年最感兴趣的前往创业、就业的城市为上海（53%）、广州（34%）、北京（32%）和深圳（27%）。A由此可见，包括广州和深圳在内的大湾区城市是澳门青年热衷的地点之一。横琴创业谷的设立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符合广大澳门青年的期望，一系列的政策为澳门青年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机遇和途径，使得他们有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正如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理事长李兆祖指出，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高速发展，不少高新科技企业选择在广东发展，包括世界500强的华为、腾讯均位于广东。广东的薪资水平已逐渐与澳门拉近。同时，大批的高新科技企业必然需求大量的高学历人才。因此，在大湾区良好的发展态势下，高新科技企业为澳门青年提供了到内地寻求发展的空间。相信在大湾区的大空间下，对澳门青年而言，不仅仅是发展自己的事业，包括职位晋升的空间以及技术发展的空间都会比澳门更为广阔。B此外，澳门青年来往两地之间，有助于带动澳门、广东两地的发展，使澳门青年能够更好地融入大湾区的发展之中。可以预计，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颁布与实施，粤港澳之间将突破制度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相关产业集聚发展，澳门及大湾区无疑将更加开放，将为澳门青年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当然，在面对更多机遇的同时，澳门青年的发展也可能面临若干新的挑战。例如，同世界其他大湾区一样，粤港澳大湾区属于世界级大湾区，定会吸引更高水平、更具竞争力A调查研究对象为18~45岁本澳居民，以街头访问和网上问卷的方式，成功收集629份有效问卷。其中，超过30%受访者年龄介乎18~24岁，约25%的受访者年龄介乎24~30岁，两年龄段占全体受访者比例超过一半。参见《八成受访澳青看好内地发展前景》，《力报》2018年3月12日，http://www.exmoo.com/article/5782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6日。B《学联认大湾区规划有利青年发展》，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网站，2017年5月8日，http://aecm.org.mo/%E3%80%90%E6%96%B0%E8%81%9E%E3%80%91%E5%AD%B8%E8%81%AF%E8%AA%8D%E5%A4%A7%E7%81%A3%E5%8D%80%E8%A6%8F%E5%8A%83%E6%9C%89%E5%88%A9%E9%9D%92%E5%B9%B4%E7%99%BC%E5%B1%95/，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6月26日。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43的人才，而人才的自由流动、多方争夺是未来湾区发展的大趋势。澳门是个小地方，加之经济结构单一，长期缺乏与外来资本、企业以及人才竞争的经历和经验。因此，当澳门青年走向粤港澳大湾区时，可能会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另外，由于制度不同，澳门青年进入内地就业、社保、医疗、保险等细则还有待与内地政府商定，还有在内地政府工作、考取公务员或者参军报国等同等国民待遇等诸多问题。因此，尽管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给澳门青年带来了机会，但也同时带来从未有过的挑战。澳门青年对此应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只有抛弃幻想，努力学习，提高能力，方能与湾区其他城市的青年一道，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繁荣的粤港澳大湾区。2018年7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在会见澳门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何嘉伦一行时指出，“相较于内地青年，澳门青年在专业和技术上仍有加强的空间。澳门年轻人不论在思想和知识上，应做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准备，澳门青年企业家协会就此可发挥更多作用”。崔世安强调，大湾区将有不少合作机会，要做到人通、货通、信息通，除了“走出去”，还要“请进来”，才能达至协同发展。他鼓励澳门青年要解放思想，抱着接受竞争和挑战的精神，装备自己并付出努力，才能通过竞争取得进步和更佳发展。A当然，从特区政府层面看，比较而言，澳门的人才政策相对保守，在未来城市之间的竞合关系中，最重要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如果澳门的人才政策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将难以适应未来的竞争形势，也不利于澳门青年的成长及其对大湾区建设的参与。结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青年的发展。同样，澳门青年的发展关乎澳门的未来。而对一个社会而言，青年的成长机A《崔世安冀澳门青年解放思想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国新闻网，2018年7月2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8/07-02/855426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9日。

54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遇、发展前景主要看他们所能接触的高等教育资源和职业发展的机遇与平台。改革开放40年，澳门跨过了葡萄牙政府管治，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回归祖国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历程和变化可谓沧海桑田。回归初期，澳门与中央政府签订《安排》，最近几年则大力发展“一个中心”和“一个平台”，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澳门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改革开放促进了面向澳门招生的高校从传统侨校到重点名校的转变，澳门学子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内地一流高等院校的教育资源。中央政府与澳门签订《安排》，为澳门青年走出澳门，走向内地打下了政策基础。现在，《安排》、“一带一路”、“一个中心”和“一个平台”、粤港澳大湾区的实施与推进，对澳门青年来说，可谓“多重利好”，更多的发展机遇及更高质量的平台摆在澳门青年的面前，这些都是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回归以来，澳门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地区生产总值从1982年的468.97亿澳门元，增加至1995年的1118.11亿澳门元；2013年达到最高值4717.29亿澳门元，2016年则下滑至3622.65亿澳门元。同期，澳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亦在波动中迅速提高，从1982年的184145澳门元增加至2013年的793155澳门元，增加3.3倍。随着经济的发展，澳门就业人口的收入也水涨船高，1996年就业人口的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为4914澳门元，2006年增加至7000澳门元，2016年则进一步增加至15000澳门元，20年间增加了2.05倍。A除了上述经济数据，澳门在社会发展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尤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密切相关。在国家的支持下，随着澳门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青年在澳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中，无论是学习、就业还是创业都获得了许多的机会，当然也对澳门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准确、全面评价国家改革开放与澳门青年发展的关系，应该从青年在本地、内地的发展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才能得到全面、深刻的认识。A资料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

改革开放后粤澳医护交流合作的历程与意义尹一桥*A导读：　本文对改革开放40年来粤澳医护交流合作分三个阶段进行历程回顾，对交流合作的成果进行总结。粤澳因空间地域、医药文化、历史基础使然，医护交流合作经历了“从弱到强、从民间到政府、从分散合作到搭建平台、从低度依赖到深度整合”的渐进过程，其在医护领域的成果，特别是回归以来的成果是突破性和令人鼓舞的，其影响意义亦是深远的。本文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历史时期粤澳医护交流合作契机需牢牢把握地域优势、国家政策优势，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原有联手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在专业互认、病历互通、资源共享和健康养老等范畴加大力度，共同携手推进医护领域的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朝向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健康中国”目标而努力。由于粤澳地理位置相邻，语言、文化相近，澳门与广东省的联系较其他内地省份更为密切。粤澳关系源远流长，自16世纪中期澳门开埠以来，“高*尹一桥，澳门镜湖护理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护理教育。

54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A，粤籍移民是澳门移民的主体，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高达54.1%的移民为粤籍。B澳门与珠三角基于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地缘关系，纵然政治环境有所差异，粤港两地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例如，清末孙中山先生应邀担任澳门镜湖医院义务西医的一段历史；又如，抗日战争时期澳门成为对外联络的窗口和桥梁，澳门医护人员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组成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赴战场救伤，粤澳医护人员已在此时期交往频繁。C澳门至今未有医学院D，但正规护士教育开展已近百年，澳门的初级医疗保健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认同。E澳门90%以上的市民为华人，中医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而据历史文献考证，澳门曾经是西医传入内地的集散地。F这个背景为粤澳医护交流合作奠定了空间地域基础、医药文化基础。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提出改革开放政策，随后，1979年4月广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让广东先行一步G，并于7月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在对外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原属广东省的澳门，从1887年中葡签订《和好通商条约》起，由葡萄牙“永居管理”，直至197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将澳门从“殖民地”名单剔除。H1979年2月中葡建交，并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I，1999年澳门终于回归祖国。这为粤澳医护交流合作奠定A傅衣凌：《明史新编》，云龙出版社，2016，第364页。B《2011人口普查详细结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12，第113页。C张量：《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初探──兼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D尹一桥：《经济社会发展与优质医疗服务供给：现状、问题与建议》，载吴志良、郝雨凡主编《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5~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79~298页。E《澳健康城市获世卫肯定》，《澳门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A07版。F李向玉：《澳门：曾经是西医传入内地的集散地》，《中国临床营养杂志》2004年第2期。G杜晓静、杨天英：《论广东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价值》，《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H董爱玲：《争取澳门回归的历史足迹》，《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I郑言实：《澳门回归大事记1972~1999》，澳门基金会，2000。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47了历史基础。空间地域、医药文化、历史基础，使得粤澳医护交流合作经历了“从弱到强、从民间到政府、从分散合作到搭建平台、从低度依赖到深度整合”的渐进过程。A在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方针下，粤澳两地的医护“合作意识不断加强，合作机制不断深化，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合作领域不断拓展”。B本文主要对改革开放40年来粤澳医护（西医、中医药、护士）的交流合作发展进行回顾，对交流合作的成果进行总结，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粤澳医护交流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粤澳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进一步把握地域优势、国家政策优势，借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粤澳医务交流合作的契机，共同携手发展医护等领域，为促进粤澳医务交流合作提供借鉴。一　交流合作历程按照粤澳医护交流合作驱动力、合作方式、合作特征，粤澳医护交流合作的发展分为自发合作阶段、政策引导阶段和全面合作阶段（见表1）。表1　粤澳医护交流合作发展历程阶段时期标志事件特点自发合作阶段2003年以前澳门回归分散合作，以民间合作为主政策引导阶段2003~2011年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搭建平台，官方合作逐渐增加全面合作阶段2011年以后制定《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多元合作，民─民、官─官、官─民合作百花齐放A姜姗姗：《回归以来的粤澳合作关系》，载吴志良、郝雨凡主编《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20页。B郑丹桂：《基于区域共生理念的粤澳间食品安全监管合作》，《行政》杂志2010年总第89期。

54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一）自发合作阶段：2003年以前1．合作驱动力1970~1977年澳门人口逐渐下降，从1978年起澳门人口稳步上升（见图2），加之1986年起澳葡政府为响应WHO发表的《阿拉木图宣言》提出的“21世纪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目标，开始实施一系列新的免费的大众保健政策A，这使得澳门居民医疗需求随之增加。然而，改革开放初期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只有两间医院：私立的镜湖医院和公立的仁伯爵综合医院（别称“山顶医院”），后者于1988年得到扩建。B至于医学培训机构方面，澳门从古至今未有正规的相关医学培训机构，当时只设有三所护士培训学校：镜湖护士助产学校（1999年11月5日以后改名为澳门镜湖护理学院）、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护士学校和澳门卫生司高等卫生学校（后纳入澳门理工学院），而前两所护士学校都以招收初中毕业生为主，毕业学历为等同内地学制的中专，三年至四年毕业，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护士学校更于1982年停办。C改革开放初期，澳葡政府没有为医护人员提供延续教育，也没有开办医学院校的计划，更没有考虑提升护理教育。医护人员和专业团体意识到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才有利于医疗卫生的发展，以回应社会的需求。为增加专业知识，医护人员和专业团体自发向毗邻的广东省相关专业人员和机构求援，进行交流合作，使得澳门医疗场所建设、护理教育层次得到提升，并逐步建立起澳门医护人员持续教育的体系。中医药发展方面，1871年澳门华人创办了澳门镜湖医院，以中医药为澳门居民服务。1892年，孙中山先生开创了镜湖医院西医的先河，使得镜湖医院西医服务日益受到重视，就诊人数也随之增加。1944年镜湖医院的中医药A吴喜光：《今日澳门卫生》，《国际医药卫生导报》1996年第10期。B梁玉华：《澳门护理发展：回顾与前瞻》，《中国护理管理》2004年第6期。C尹一桥、陆嘉燕：《澳门特别行政区医疗概况及护理学教育概况》，载《中华当代护理大全（第一卷）护理教育与科研》，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第425~431页。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49服务完全停止A，直至1998年恢复中医科。B仁伯爵综合医院至今没有开展中医药服务，中医药的地位在澳门处于“在野”派别之内。C由于澳门居民中有90%以上为华人，民间基层卫生护理服务的中医药人员比较活跃，中医诊所、中药店铺随街可见，但大部分没有经正规培训。为推动澳门中医药的发展，中医药专业团体纷纷成立，并与广东省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员进行交流合作，以提升自身的专业形象。粤澳的中医药专业人员及团体的交流合作，推动澳门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D2．合作方式这一阶段，粤澳医护交流合作以民间往来为主，官方组织角色缺位，合作的形式是引进来、走出去。这一阶段主要是澳门医护机构、专业团体和专A尹一桥、陆嘉燕：《澳门特别行政区医疗概况及护理学教育概况》，载《中华当代护理大全（第一卷）护理教育与科研》，第425~431页。B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庆祝澳门镜湖医院中医科复办20周年》，http://www.tgatcm.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4&id=475。C李春生、杨卫彬：《澳门医学简史》，《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1期。D程春松、陈伟谦、梁杰、王灿坚、张志锋、刘良、周华：《澳门中医药发展的历史特质及现状分析》，《澳门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图1　1970~2016年澳门人口发展趋势资料来源：“人口估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网站，http://www.dsec.gov.mo/TimeSeriesDatabase.aspx。

55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业人员为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积极培养人才，自发地前往广东省进行学习进修，聘请广东省专家来澳进行指导，解决人才不足问题。特别突出的是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做了大量相关的工作。（1）引进来这一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流在澳门引起极大的回响，加之澳门居民的医疗需求大增，澳门医疗水平亟待提高，澳门医疗机构、医药专业团体为提高澳门医疗水平，积极邀请国内专家来澳进行指导。广东省与澳门毗邻，借地域、语言、文化之便利，广东省医药专业来澳指导较其他省份频繁。当时澳门唯一的民办慈善医院──澳门镜湖医院邀请广东省一流医院的医生定期来澳为患者诊症A，为医院医生进行培训指导。B此外，澳门镜湖医院还引进广东省优秀人才，如1984年聘请中山一院副院长为院长，并于1985年与中山一院结为姊妹医院，邀请神经科、妇产科等科室的优秀医生来澳工作。C一方面，为提高护理水平，澳门镜湖护士助产学校于1989年起邀请校友——暨南大学李铁教授定期回校授课，面向全澳在职护士开办“行为科学与护理心理学”等继续教育课程。D另一方面，护理团体对于开展持续教育以提升学历的诉求未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因此，澳门护士学会与暨南大学于1994年合办护理大专课程。E中医药学术团体也积极邀请广东省医药专家来澳为澳门医药人员开展学术讲座、授课，以及进行短期培训。（2）走出去20世纪澳门的西医来自葡萄牙，澳门华人西医难以获得执业资格。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改变，暨南大学复办并招收澳门学生，随后中山医科大学亦开始招收澳门学生，澳门人陆续前往广东省进行医学学习，这使得澳门华人A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创办130周年纪念特刊》，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2001，第96页；李卫平：《澳门手外科的发展现状》，《实用手外科杂志》2013年第1期。B肖光莉：《澳门地区肿瘤放射治疗发展简史》，《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2016年第3期。C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115周年纪念特刊》，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1986。D澳门镜湖护理学院：《纪念李铁教授》，http://www2.kwnc.edu.mo/?p=12988。E梁玉华：《澳门护理发展：回顾与前瞻》，《中国护理管理》2004年第6期。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51西医日益增加。A改革开放初期，澳门中医师的学术根底大部分来自祖传或以师带徒，正规中医院校毕业者较少B，1998年澳门中医药专业人员到珠海中医院进行3个月的临床学习。C澳门镜湖医院在此期间亦派医生到广东省的医院、高等院校进行进修学习。3．合作特征广东省对澳门进行医护专业知识援助，医护专业人力培养是此阶段的概况。此阶段粤澳医护交流合作是以澳门民间机构、自发为主，政府机构鲜有参与和过问。该时期粤澳医护交流合作方式单一，合作层次以人员培训、引进专家为主，合作内容较少涉及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高层次合作。（二）政策引导阶段：2003~2011年1．合作驱动力2003年，内地与澳门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下简称《安排》）进一步明确中央关于扩大对澳门开放在广东省先行先试的政策，使得这一政策法律化和具体化。医疗服务是《安排》涵盖的服务贸易领域之一，《安排》于2003年签署后，陆续签署了多份补充协议，澳门在广东省开展医疗服务享受越来越好的政策待遇。D《安排》及补充协议的实施，使得粤澳医护交流合作有了政策的支持和便利，2003年起“粤澳高层会晤制度”升级为“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制度”E，2008年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广东省对澳门进一步扩大开放，大力推进粤澳医护交流合作。A吴润生：《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2001，第176页。B李宗友、孙国华：《澳门中医药发展概况》，《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0年第1期。C张浩：《加强交流，共同发展中医药──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澳门中医药界交流合作回顾》，《科技潮》1999年第12期。D《协议内容》，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局网站，https://www.economia.gov.mo/zh_TW/web/public/pg_eetr_cepa_t_hp?_refresh=true。E《粤澳合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局网站，https://www.economia.gov.mo/zh_TW/web/public/pg_rc_facgm?_refresh=true。

55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2008年发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出，要推进与澳门更紧密合作，深化落实《安排》力度，加大开展医疗领域从业资格互认工作力度，为其发展创造条件。A这使得粤澳医护合作政策涵盖的医疗服务从开始的西医、中医、口腔发展到2009年的药剂，医务人员从最初的可在内地考取相关执照到2004年在内地短期执业不需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澳门人从可合资在粤开办门诊部到2008年可独自开办门诊部再到2010年可独资设立医院。2004~2010年粤澳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协议涉及医药科研合作、紧急医疗、中医药合作、教育交流合作方面（见表2）。《安排》及补充协议、《纲要》、《规划》和协议，就医药科研、技术、教育、产业、人才、资本、服务等多个层面阐述了合作安排，有利于推动粤澳医护合作交流的工作进程。表2　2004~2010年粤澳政府签署的协定年份协议2004《粤澳科技合作协议》2006《粤港澳三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合作协议》2007《粤澳紧急医疗和消防救援合作机制协议》2007《粤澳中医药产业合作框架协议》2008《粤澳双方共同推进中医药产业合作专案协议》2008《粤澳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2008《关于成立珠澳合作专责小组的备忘录》2009《加强全面战略合作协议》2010《关于进一步做好粤澳合作框架协议起草工作的备忘录》2010《关于探讨粤澳双方共建中医药产业合作基地的备忘录》2．合作方式此阶段，政府政策规划发挥作用，粤澳医护交流合作不再局限于民间自A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2008。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53发合作，而是向有序化、规模化、多元化不断推进。“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制度”为粤澳医护交流合作加强政府参与搭建桥梁，2006年签署的《粤港澳三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合作协议》，推动粤澳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防治的官方合作交流，粤澳卫生相关部门进行联合重大传染病防控联合应急演练。A粤澳的医护交流合作从这阶段起，不再是澳门单纯依赖广东省医疗技术的支援，而是互相借鉴。澳门是少数被WHO认可的健康人口地区之一，澳门社区卫生服务人性化和多元化，吸引广东省的眼球。澳门护理高等教育理念及课程通过国内外专家的评鉴B，对广东省的护理教育起借鉴作用。此时期，广东省的医务专业人员纷纷到澳门学习。C为加强粤澳两地医疗技术、教学协作、人才交流等的合作，粤澳两地的医院互为临床教学医院。D粤澳两地护理高等院校优势互补，开展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开展交换生及合作开办学位后护理课程。E此时期，粤澳医护交流合作不仅仅限于教育及人才培养合作，双方合作更发展到科研项目合作。粤澳医药科研合作从医药高等院校间的合作F，到医院间的合作G，再到高等院校和医院的合作H，政府部门亦加入与A《“内地─港澳重大传染病防控联合应急演练”今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网站，http://www.gcs.gov.mo/showNews.php?PageLang=C&DataUcn=23048。B尹一桥、梁淑敏：《澳门镜湖护理学院建立素质保证的历程和机制》，《中华护理教育》2015年第10期。C王建辉、陈昕、石斌：《澳门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概况》，《中国全科医学》2008年第3期；薛青：《护理教育的价值所在——澳门护理教育对内地护理教育的借鉴作用》，《卫生职业教育》2003年第3期；《卫生局向广州中山大学肿瘤医院代表介绍本澳医疗卫生状况及癌症支援服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网站，http://www.gcs.gov.mo/showNews.php?DataUcn=56339&PageLang=C。D《镜湖与中大签署教学协议》，澳门镜湖医院网站，http://www.kwh.org.mo/news%20info.php?nid=740；《实习场所》，澳门镜湖护理学院网站，http://www2.kwnc.edu.mo/?page_id=2939。E尹一桥：《护理教育九十载——育“人─仁”之路》，https://www.gaes.gov.mo/images/hemag/images/books/book6/pdf/12-17.pdf。F徐辰、郭晶、黎秉富、吕俊华：《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对MPP+诱导大鼠PC12细胞凋亡的拮抗作用》，《中国药理学通报》2008年第1期。G马立恒、彭振鹏、张朝晖、陈应明、肖萍、孟悛非、刘斯润：《膝关节滑膜病变的MR诊断及鉴别诊断》，《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2017年第1期。H姚祚星、朱小佳、杨青、刘雪琴：《自我效能在老年糖尿病患者疾病认知与应对方式中的中介效应》，《护理学杂志》2014年第1期。

55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高等院校合作开展科研。A3．合作特征政策为此阶段的粤澳医护交流合作搭建平台，正式的官方合作通道得到建立，民间合作愈加频繁多元，两地合作规划逐步成形。此时期澳门医药逐渐壮大，在医药合作交流方面，粤澳双方实力相当。粤澳医护合作上升到新的层次，双方合作范围更广泛，合作内涵更丰富，合作形式更多元。此阶段粤澳医务合作得到质的飞跃，从学到产学研、再到官产学研模式的探索。（三）全面合作阶段：2011年以后1．合作驱动力为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和《安排》及其补充协议，推进粤澳更紧密合作，粤澳政府于2011年签署《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框架》是澳门与内地省份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从政府层面规划粤澳未来发展，确立“到2020年，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B《框架》明确指出粤澳合作共建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整合广东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产业的优势和澳门的科技能力和人才资源”；推进高等教育和科研合作，打造粤澳产学研合作平台；扩大开放医疗服务市场，开展医院管理、科研技术交流、医护人员培训等合作；“建立医疗机构互助机制，推动卫生资源共享和医疗服务标准化”。为充分发挥粤港澳的综合优势，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制定《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C在《框架》的推动下，粤澳每年制定详细、可操作、循序渐进的重A陈文诗、陈清、李春霞、陈霭君、吴凤霞、林卫华、许洁华：《澳门女职工对乳腺癌知识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护理学报》2012年第1B期。B《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1年。C《第40/2017号行政长官公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印务局网站，http://bo.io.gov.mo/bo/ii/2017/31/aviso40_cn.asp#cht。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55点工作，粤澳医护交流合作不断突破。截至2017年12月31日，港澳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申办的医疗机构共46家，其中港资41家、澳资5家，基本分布在珠三角城市。A2018年为了促进大湾区健康产业发展，广东省卫生计生委、香港食物及卫生局、澳门卫生局共同签署《粤港澳大湾区卫生与健康合作框架协议》B，粤澳两地资源得到整合，达致优势互补，使得粤澳医护交流合作进入新的里程。2．合作方式这一时期，粤澳医护交流合作进入全面合作时期，合作方式以政府为主导，多种合作方式并存。粤澳医护交流合作主要围绕中医药产业、人才培养、科研的合作，其他为辅（见表3）。澳门特区政府成立“澳门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横琴新区“珠海大横琴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建立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粤澳高等院校间、粤澳高等院校与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C，推进两地科研合作，推进联合成果转化，开拓了两地医护交流合作范围。粤澳两地进行器官移植合作，2016年澳门仁伯爵综合医院在中山一院的协助下进行了澳门首例亲属活体肾移植手术。D澳门仁伯爵综合医院、珠海市人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形成三院联网，开展远程医疗协作，在不同专科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人员培训和科研合作。E澳门企业在广东省独资兴办综合性医院，是粤澳两地落实《安排》及其补充协议、先试先行的医务合作项目。FA《粤港澳签协议建健康共同体》，珠海外事港澳网站，http://www.zhfao.gov.cn/ywgz/gjgaxx/201802/t20180207_25814371.html。B《粤港澳签协议建健康共同体》，《澳门日报》2018年1月10日，第A02版。C《联合实验室》，澳门科技大学网站，https://www.must.edu.mo/cbps/list/846-xueshu/skl/exchange/2781-hzhb-tw。D《两岸专家探讨区域器官捐献》，《澳门日报》2017年11月10日，第B02版。E《开展的远程医疗协作支持澳门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09308154_120967。F《广东银葵医院江门奠基澳企独资加强粤澳医疗合作》，《新华澳报》2014年9月2日。

55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3　2011~2017年实施《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重点工作──医护交流合作方面年份重点工作2011建设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展粤澳中医药人才培养计划，推进中医药职业资格培训、进修、考证和继续教育项目；推进中医药企业交流合作2012利用广东高等医药院校和中医医疗机构的优势，接收澳门学生进修和实习；加强卫生医疗合作，成立传染病疫情信息联络和专家小组2013利用广东高等医药院校和中医医疗机构的资源优势，发挥澳门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和人才优势，加强粤澳中医药科技合作，促进双方教学和科技人员的交流合作；以中山市国家健康产业基地为基础，积极引入澳门医疗机构和先进管理模式，推进医疗科研成果产业化；推动两地高校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建设2014发挥澳门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势，结合广东中医医疗机构的实践平台，加强双方中医药科技合作；推动落实中山市与澳门科技大学合作办学项目，搭建粤澳政产学研合作平台；推进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与澳门镜湖护理学院合作，加快实施学生交流、师资培训等项目2015加快粤澳合作产业园区、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建设及有关项目落地；支持广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与澳门在中医药、电子通信等领域开展科技交流合作；继续推动两地高校开展合作办学和科研交流2016充分发挥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载体作用，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葡语系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探讨共建粤澳中医药监管体系；推动粤澳中医药专利信息开发运用合作；进一步完善粤澳紧急医疗救援合作机制；鼓励更多澳门医疗机构在《安排》框架下在粤设置独资、合资医疗机构2017加强中医药科研、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合作，推动中医药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粤澳高等院校在中医药人才培养和科技项目方面合作；加强联合防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合作，派遣临床医学专家赴澳工作；探索便利澳门人士非紧急就医以及跨境运送转诊安排资料来源：《实施〈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1年重点工作》，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17/10/cn20110306-2.pdf；《实施〈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2年重点工作》，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17/10/cn_201208.pdf；《实施〈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3年重点工作》，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17/10/MajorTasksin2013forImplementingtheFrameworkAgreement_cn.pdf；《实施〈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4年重点工作》，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17/10/MajorTasksin2014forImplementingtheFrameworkAgreement_cn.pdf；《实施〈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5年重点工作》，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17/10/MajorTasksin2015forImplementingtheFrameworkAgreement_cn.pdf；《实施〈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6年重点工作》，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17/10/MajorTasksin2016forImplementingtheFrameworkAgreement_cn.pdf；《实施〈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7年重点工作》，https://www.gov.mo/zh-hant/wp-ontent/uploads/sites/4/2017/10/MajorTasksin2017forImplementingtheFrameworkAgreement_cn.pdf。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573．合作特征这一阶段粤澳医护交流合作以“政府指导、市场促进，先行先试、有所作为，发挥特色、互惠共赢”A为特征，这一阶段粤澳医护交流合作以中医药科研、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为主，粤澳两地政府合办医药产业园区，推动企业、高校、医疗机构的合作，两地联手建立联合实验室。受香港的辐射带动，粤澳的医药创新研发实力逐渐提高，粤澳医务合作向有组织、规模化发展。二　成果总结和主要不足自改革开放以来，粤澳医护交流合作从自发单一的合作发展到政策支持、政府主导的有组织、规模化的合作，使得两地医疗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见图2），获得突破性的发展。（一）成果总结1．西医改革开放前，澳门华人西医难以获得执业资格，改革开放后广东省高等医科院校招收澳门学生，澳门超过五成医生毕业于暨南大学医学院。B1985年，澳葡政府卫生司对暨大医学院毕业生进行第一次医生招募计划，1986年开展暨大实习医生计划。C1985年澳门镜湖医院与中山一院结为姊妹医院，邀请中山一院优秀医生来澳工作，两院的交流合作变得频繁。D澳门镜湖医院放疗中心E、手外科F、透析中心G等科室的发展也有赖于广东省专家的指导。A《粤港澳签协议建健康共同体》，《澳门日报》2018年1月10日，第A02版。B《张振荣：暨大为澳培养医护人才》，《澳门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A03版。C官世海：《澳门全科医学的建立与发展》，《中国全科医学》2001年第11期。D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115周年纪念特刊》，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1986。E肖光莉：《澳门地区肿瘤放射治疗发展简史》，《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2016年第3期。F李卫平：《澳门手外科的发展现状》，《实用手外科杂志》2013年第1期。G潘健涛、蔡宗仰：《澳门地区老年肾功能衰竭患者血液透析预后的分析》，《中华老年医学杂志》1999年第2期。

55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随着粤澳医护合作的深化与澳门医疗的发展，澳门的医院与广东省医学高等院校开展合作，建立教学基地，澳门的医院成为广东省医学高等院校的教学医院。A随着《安排》及其补充协议的实施，澳门符合资格者可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截至2016年，被授予国家医师资格的澳门居民共278人。B2010年，澳门企业在广东省开办诊所C，2014年澳门企业独资在粤建立综合医院。D随着相关政策的推动，特区政府医务相关部门与广东省的合作亦趋频繁。2016年，仁伯爵综合医院与中山一院合作完成澳门首例亲属活体肾移植手术。E2016年，仁伯爵综合医院、珠海市人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形成三院联网，开展远程医疗协作，在不同专科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人员培训和科研合作。F粤澳医护合作不断深化，医院与医院间开展科研合作。G2．护理改革开放前，澳门已有正规的护士训练，当时，护士学生的入学文化程度以初中毕业为主。H改革开放后，澳门镜湖护士助产学校邀其校友──暨南大学李铁教授来澳开办系列护士继续教育课程I，护理专业团体与暨南大学合办护理大专课程J，为后来正规护理教育的提升奠定基础。2010年，澳门镜湖护理学院与中山大学合办护理学专业硕士课程，将澳门护理教育的水平提升A《镜湖与中大签署教学协议》，澳门镜湖医院网站，http://www.kwh.org.mo/news%20info.php?nid=740。B《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澳门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网站，http://www.ssm.gov.mo/Portal/cepa/ch/main.aspx。C《一澳资诊所获准在粤开业》，《澳门日报》2010年9月10日，第A03版。D《广东银葵医院江门奠基澳企独资加强粤澳医疗合作》，《新华澳报》2014年9月2日。E《卫生局医疗团队成功完成澳门首例亲属活体肾移植手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网站，http://www.gcs.gov.mo/showNews.php?PageLang=C&DataUcn=105780。F《开展的远程医疗协作支持澳门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09308154_120967。G马立恒、彭振鹏、张朝晖、陈应明、肖萍、孟悛非、刘斯润：《膝关节滑膜病变的MR诊断及鉴别诊断》，《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2017年第1期。H尹一桥、陆嘉燕：《澳门特别行政区医疗概况及护理学教育概况》，载《中华当代护理大全（第一卷）护理教育与科研》，第425~431页。I《镜湖护校荣誉教授李铁逝世》，《澳门日报》2016年7月13日。J梁玉华：《澳门护理发展：回顾与前瞻》，《中国护理管理》2004年第6期。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59到更高层次。A粤澳两地护理高等院校优势互补，展开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开展交换生及合作开办课程。B随着政策的推动，粤澳护理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2017年，开展针对粤澳护理的学术研讨会C，粤澳护理高等院校共同开展研究。D3．中医药回归前，澳门中医药从业人员毕业于正规院校的较少E，199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前澳门卫生司、澳门中医药学会共同举办进修班，在珠海中医院进行3个月的临床学习。F2000年，澳门科技大学成立并开办中医学学士课程G，并与广东省高校形成教学协作单位，在广东省的医院设立临床实习基地H，这标志澳门中医药教学走向正规化、系统化。目前，澳门中医药教育已形成由学士到博士的完整教育模式。I澳门中医药的发展起步晚，但在政策的支持下快速发展，特别是《安排》及其补充协议、《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粤澳中医药相关联合实验室相继建立J，粤澳两地政府于2011年建立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推动澳门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提供了强而有A尹一桥：《澳门地区高等护理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华护理教育》2015年第7期。B尹一桥：《护理教育九十载──育“人─仁”之路》https://www.gaes.gov.mo/images/hemag/images/books/book6/pdf/12-17.pdf。C《我院主办粤港澳大湾区健康护理发展论坛》，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网站，http://www.zsufivehos.com/index.php?do=yyxwlist&ac=info&cid=4912。D《糖尿病项目交流收获丰硕》，澳门镜湖护理学院网站，http://www2.kwnc.edu.mo/?p=17836。E李宗友、孙国华：《澳门中医药发展概况》，《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0年第1期。F张浩：《加强交流，共同发展中医药——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澳门中医药界交流合作回顾》，《科技潮》1999年第12期。G赵永华、项平：《探讨澳门特区中医药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模式》，《中医教育》2007年第5期。H《教学协作单位及临床实习基地》，澳门科技大学网站，https://www.must.edu.mo/fh/programme/42-academic/faculty-cm/1773-clinical-base-fc。I《澳门中医药产业的发展——人才培养·科研交流·市场拓展》，《澳门高等教育杂志》，https://www.gaes.gov.mo/images/hemag/images/books/book20/pdf/06-11.pdf。J《联合实验室》，澳门科技大学网站，https://www.must.edu.mo/cbps/list/846-xueshu/skl/exchange/2781-hzhb-tw。

56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力的支撑。A改革开放后，随着粤澳两地医护交流合作的深化，澳门医疗水平得到提高，婴儿死亡率从1980年的18.2‰下降到2015年的3.1‰（见图3），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在改革开放的40年内提高了5~6岁（见图4）。改革开放后，医护教育交流合作不断推进和加强，澳门医护人力稳步上升，医生密度增加了3.3倍，护士密度增加了1.9倍（见图5）。（二）主要不足虽然政策的推动使得粤澳医护合作逐渐深化，但粤澳政府间合作的具体内容只能以“协议”“备忘录”等形式发布，还未上升到法律层面，导致双方的合作权益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合作内容的执行与落实容易流于形式。B在人才培养上粤澳合作办学法规亦缺乏，加之粤澳医药高等教育管理方式不A《澳门中医药迎来发展良机》，澳门网，http://www.macauzine.net/?action-viewnews-itemid-809。B黄洁：《“泛珠三角”背景下粤澳政府间合作》，《行政》杂志2010年第3期。图2　粤澳医护合作成果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61图３澳门婴儿死亡率的变化（1980~2015年）图4澳门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1987~2015年）图5澳门医护人员密度（1987~2015年）

56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同，这使得粤澳两地在联合培养医务人才方面有一定阻力。A中医药是粤澳医务合作主打领域之一，但广东省并无销售澳门生产的中成药。B两地医护合作除了相互招生、学术交流、合作办学等之外，还合作进行科学研究。但在粤澳医护合作科研上，广东省以投入人力为主，澳门以投入资金为主C，这种科研合作模式不利于互相促进。澳门的经济体系是微型开放式，人才培养是澳门长远发展的核心问题。澳门的医护人才问题早在回归前已存在，随着澳门高速发展，此问题日趋严重。澳门可借助粤澳区域合作来强化本澳医疗体系，但澳门在医护人才培养方面欠缺全盘思考。澳门病例少，广东省人口是澳门人口约170倍，澳门可与广东省医院合作发展及培训医护人才，这样才有利于长远发展。但实际上，澳门与广东省医院的合作只限于参观及短期学习，并未有恒常化的医护人员的持续教育考量与规划，反观粤港方面却已经签订联合培养认证专科护士项目及深港专科医师培训项目。D三　前景展望（一）专业互认《安排》及其补充协议允许符合资格的澳门医务人员考取内地相应的专业人员从业证，亦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粤开办医疗机构，但《安排》仍未就医务领域建立可操作的资格互认机制，这影响到粤澳医务人才的流动。《安排》及其补充协议有针对西医、中医、牙医及药剂师在内地考取相关从业证A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机制研究”成果报告》，《大学》（学术版）2012年第4期。B曾建武：《中国境内从港澳台地区引进中成药分析》，《亚太传统医药》2015年第11期。C陈昌贵、韦惠惠、吴艳云：《粤港澳高校科研合作现状调查与分析》，《高教探索》2009年第6期。D《粤港澳签协议建健康共同体》，珠海外事港澳网站，http://www.zhfao.gov.cn/ywgz/gjgaxx/201802/t20180207_25814371.html。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63的条文A，但并无针对澳门人在内地考取护士从业证的政策。2018年1月9日，在惠州开幕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卫生与健康合作大会”上，三地达成27个合作项目，其中包括粤港联合培养认证专科护士项目，以及深港专科医师培训项目B，但并无粤澳医务专业人员联合认证的项目。现时澳门医务专业人员的专业认证以文本确认为主，考试、进修等保持与时俱进的认证有待正式立法，医务专业认证制度还在落实之中。因此，亟须尽快落实认证制度，提高专业性和认受性，促使医务专业与国际接轨。澳门可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卫生与健康合作契机，建立澳门医务认证机制，探讨粤澳医务专业互认制度，以促使澳门医务专业与国际接轨，促进粤澳医护人才的流动。（二）病历互通智慧化是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发展战略之一是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医疗是重点领域。C但澳门电子病历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诊所还未有电子病历。广东省物联网发展起步早、势头好，早在2013年就制定规划建设“智慧广东”D，并于2017年建立生物医学大数据库、中医药大数据中心、智慧医院等。澳门可借鉴广东省的经验，借助其智慧医疗的人才，和广东省联手打造粤澳智慧医疗。共建粤澳智慧医疗的第一步是建立两地互通的电子病历，准确而全面的病例资料可在粤澳各个医疗机构中互通，让医疗服务提供者及时掌握患者的身体状况和过往病史，以避免重复接受检查，降低医疗成本，减少医疗失误。粤澳病历互通除了起到查询作用外，还可形成医疗大数据，利于临床效果分析，更有助于药物的研发，并可达致精准医疗的效果。在建立病例互通的基A《协议内容》，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局网站，https://www.economia.gov.mo/zh_TW/web/public/pg_eetr_cepa_t_hp?_refresh=true。B《粤港澳签协议建健康共同体》，珠海外事港澳网站，http://www.zhfao.gov.cn/ywgz/gjgaxx/201802/t20180207_25814371.html。C《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16年9月。D广东省政府：《广东省物联网发展规划（2013~2020年）》，2014年12月，http://www.szns.gov.cn/xxgk/bmxxgk/qfgj/xxgk/ghjh/fzgh/201710/t20171013_9371391.htm。

56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础上，可考虑医疗“一卡通”，实现粤澳异地挂号、看病、住院、缴费。“一卡通”兼备澳门医疗券及广东省社会保障卡的功能，实现医疗费用异地结算，简化报销程序。（三）资源共享粤澳医疗资源各有优势，为促进优势互补，先从资源共享开始。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实施医务相关专业联合招生、教师互派、学生互换、课程互补、学分互认、学位互授、学位联授，并整合与医护教育密切相关的学科资源。粤澳联手搭建医务继续教育培训平台，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地开展医护专业人员继续教育，提高医护人员专业水平，促进专业发展。粤澳共创医疗信息共享网络，促使医护教育、科研机构和医疗服务场所合作开展科研，共建学习资源库。为发挥资源共享的最大作用，粤澳医疗服务场所可建立联网，两地居民可联网挂号，医护人员可在线为患者看病，检查可在异地进行，并可异地取药。现时的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并没有医务合作专责小组，制定相关政策时未必能有针对性和专业性，因此希望成立粤澳合作联席会议下的医务合作专责小组，以推动两地医务合作，制定及落实跨境医疗措施，实现两地医疗资源共享。（四）健康养老为全面贯彻国家“健康中国”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由广东省护士协会和广东省中医院牵头成立的“粤港澳大湾区老年护理联盟”于2018年4月在广东省中医院隆重召开成立大会。该联盟会集了来自广东、香港、澳门等18省份、特别行政区的125家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护理院校、行业协会和相关企业。粤港澳大湾区老年护理联盟的成立对促进老年护理专业人才培养、老年护理专业发展和学科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为粤港澳大湾区老年护理打开了更广阔的局面。在联盟推动下，今后希望能充分发挥粤港澳三方优势，各联盟单位共建共享，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开展合作，推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65动老年护理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区域协作、行业发展，助力健康老龄化及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实现。结语自改革开放以来，澳门与中国内地的医护交流合作已逐渐成形，并以民间往来为主。及至澳门回归祖国，伴随着各种政策的推动，粤澳医护合作越来越紧密，并取得很好的成绩。粤澳医护合作取得辉煌的成就，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前瞻眼光、粤澳两地政府积极落实，还需要粤澳两地相关高等教育机构、医务专业团体、医疗服务机构的积极参与。2011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建成，可见粤澳医护合作还离不开两地相关企业的投入与参与。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快速落实，以及全面响应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粤澳合作健康养老事业也应在医务合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把握历史契机发挥澳门独特优势建设国家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崔维孝**导读：　澳门回归中国之前和之后一段时期，葡语教学发展一度陷入低潮。2003年中葡论坛的设立推动了澳门葡语教学迅速发展。重新审视历届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经贸合作行动纲领、澳门特区政府近几年的施政报告和《澳门中长期人才培养计划──五年行动方案》，大力培养中葡双语人才一直是澳门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为推进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计划，澳门特区政府审时度势，把握契机，及时调整政策，推动本澳高校和非高等教育机构采取具体措施，发挥澳门多文化和多语言优势，为把澳门建成国家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笔者在撰写此文期间，得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行政公职局、教育暨青年局、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和澳门大学法学院等机构负责人的大力支持，他们向笔者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数据，本人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崔维孝，历史学博士，葡萄牙语言文化硕士，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前任校长、教授，葡萄牙里斯本科学院文学外籍通讯院士，研究领域为中葡翻译教学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及文学翻译。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67引言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提出的“改革开放”方针作为国家基本国策正式确立下来，这标志着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国家建设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1979年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经过多年谈判协商，1987年两国政府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治理澳门的方针，得到葡萄牙政府的认同，同时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澳门，这个昔日在中国历史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历史名城，在国家改革开放浪潮的引领下，在回归祖国的进程中重新出现在世界大舞台上。（一）葡萄牙管治时期澳门葡语教育状况概述1987年以前，在葡萄牙管治澳门的四百多年间，占澳门社会绝大多数的华人社群和位居管治地位的澳葡政府官员以及少数葡萄牙人社群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交流和接触，各自处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按照自己传统文化方式生活，因为澳葡政府从未强行要求本地人使用葡萄牙语。A此外，“澳葡行政当局虽有对外推广葡语的政策和一些措施，但碍于人力和财政资源的不足、本地的族群关系等因素影响，推动澳门流通葡语的努力往往流于形式”B。中葡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后，为保证澳门平稳回归中国，双方就解决澳门法律本地化、公务员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化三大问题达成共识。澳葡政府因应形势需要，推出以华人公务员为主体的“赴葡就读计划”，旨在培养华人公务员，让他们学习葡语和葡萄牙文化，了解葡萄牙行政机构运作的A黎祖智：《澳门的葡萄牙语言和文化及其推广机构的现况与未来》，《行政》杂志1995年第4期，第921页。B陈震宇：《葡语教学和流通与澳门特区的发展战略》，载《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6~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320页。

56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原则、组织以及方式，加深对澳门行政和公职制度的认识。“赴葡就读计划（PEP）在1987年3月举办第一届，在已举办了的11个计划中共有326名以中文为母语的澳门公共行政高级技术员参加，而参加人数将于今年再增加40名。”A“赴葡就读计划”为澳门顺利回归中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二）澳门回归祖国后初期葡语教学概述澳门回归祖国后初期，随着中文官方地位的确立，葡语因其使用人数少而变得式微，澳门媒体与社会舆论普遍都不看好葡语的前景，这种社会氛围也影响到从事葡语教学的教育机构。1．高等教育机构葡语教学澳门回归后，从事葡语教学的澳门大学葡文系从2000年至2005年连续6年没有葡语毕业生，按照学士学位课程四年一个周期计算，1996年至2001年没有学生报读葡文系。2002年才开始有学生报考，而且人数很少，因为4年之后毕业的学生仅为8人。B澳门理工学院中葡翻译课程虽然每年都有学生报考，但“报读中葡翻译课程的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学生流失现象严重。比如2000年报读中葡翻译课程的仅有12人，次年便流失3人，仅剩9人。而三年级的16人仅有10人愿意升入四年级。中葡翻译课程正面临真正的危机”。C在澳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2000年在特区政府支持下，澳门理工学院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合作办学，接受16名葡语学生到澳门学习一年，开创了回归后澳门高校与内地大学合作培养葡语人才的先河。同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主动与澳门理工学院签署合作办学协议，于2001年至2005年送3批共55名学生来澳门学习葡语。A黎祖智：《澳门的葡萄牙语言和文化及其推广机构的现况与未来》，第925页。B陈震宇：《葡语教学和流通与澳门特区的发展战略》，第326页。C《百年老校，十年腾飞──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十年发展回顾兼纪念澳门回归十周年》，载李长森《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百年沧桑》，澳门理工学院，2014，第159页。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692．澳门非高等教育机构葡语教学澳葡政府管治时期，非高等教学机构的葡语教学主要集中在少数官立学校和个别私立学校。根据1990年澳门统计暨普查司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1988~1989学年澳门95所学校中，只有9所以葡语为授课语言，6所以中葡双语为授课语言。10年之后，该司公布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98~1999学年125所学校中只有5所以葡语为授课语言，13所以中葡双语为授课语言。A对比两组数据可以看出，1998~1999学年学校的总数增加了30所，但以葡语为授课语言的学校下降至5所，以中葡双语为授课语言的学校增加至13所。一　中葡经贸合作论坛推动了内地和澳门的葡语教学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应运而生的“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以下简称“中葡论坛”），自2003年成立之时就充满了活力。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投资葡语国家、葡语国家企业来中国发展，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一时间对中葡双语人才的需求激增。内地开设葡语专业的高校从2000年的3所增至2010年的14所，到2018年又猛增至38所。B作为中葡论坛所在地的澳门也出现中葡双语翻译人才供不应求的局面。2010年在中葡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支持在澳门设立“中葡论坛培训中心”。2014年在中葡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汪洋副总理宣布中方推出的八项新举措（2014~2016年）中，“教育与人力资源领域合作”依然占据重要位置，中方同与会国一致“鼓励葡语国家与澳门及中国内地的高等院校加强葡萄牙语教学，培养既掌握葡萄牙语又精A阎喜：《葡语在澳门：历史与现状》，《“一国两制”研究》2016年第2期，第151页。B该统计数字由澳门理工学院葡语教学暨研究中心提供。

57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通经贸、法律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A2017年在中葡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代表中方提出的其中一项新举措就是“在澳门建设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包括鼓励澳门参与援外学历学位教育工作，采取中国内地与澳门联合培养的方式，为与会葡语国家提供30个在职学历学位教育名额”。B从支持在澳门设立“中葡论坛培训中心”到提出“建设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充分说明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政府充满信任和期盼。中葡论坛在推动内地和澳门葡语教学发展的同时，亦利用“中葡论坛培训中心”，直接为葡语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截至2018年6月，中葡论坛为葡语国家中高级官员来中国内地和澳门研修交流，分享借鉴中国经济发展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经验，累计共举办38期研修班，葡语国家官员总共近1000人参与。C二　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为推进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发展，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特别强调要“大力推广葡语学习，培养中葡双语专业人才，着重储备中葡双语商贸人才和法律人才”。D2018年澳门特区政府施政报告又提出要“整合和优化葡语人才培训的各项政策措施，提升澳门作为‘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的综合实力”。A汪洋副总理在中葡经贸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葡经贸合作论坛官网，http://www.forumchinaplp.org.mo。B李克强总理在中葡经贸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葡经贸合作论坛官网，http://www.forumchinaplp.org.mo。C中葡经贸合作论坛常设秘书处（澳门），《中葡论坛成立十五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新闻稿，2018年6月15日。D《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16年9月，第19页。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71（一）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加强协调，携手高校培养中葡双语人才澳门回归以来，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为落实政府人才培养政策，在促进澳门高等院校发展、课程审批、师资培训和学生培养上做了许多工作。为配合各高等院校的葡语教学，高教办一直资助各高校学生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内和校外语言及文化活动。例如，2012年开始举办至今的“葡语达人──葡萄牙夏令营”受到各方赞誉，6年共为近1200名大学生提供葡语培训，其中400多人获资助赴葡参加夏令营活动。2013年起与澳门理工学院合办“第四届高校葡语辩论赛”，将赛事规模扩展至亚洲区域大学，后于2017年将赛事更名为“中国及亚洲区高校葡语辩论赛”，吸引了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多所大学的葡语学生参加比赛，为将澳门打造成亚洲葡语教学与研究中心迈出了第一步。2014年，为加大培养中葡双语人才的力度，高教办加强了自身的协调和助推职能，牵头成立由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澳门圣若瑟大学6所院校组成的“培养中葡双语人才工作小组”，旨在为本澳高等院校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协调和推动各院校整合人力及教学资源，推动葡语教学和科研同步发展。2017年，在收集整合各高校培养中葡双语人才工作计划的基础上，高教办制订了“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方案行动计划。该计划涵盖葡语师资培训、葡语实验室建设、编写和出版葡语教材、开发葡语网上课程、建立葡语研究资料库、对外汉语师资培训、中葡旅游专业人才培训等。2018年，高教办与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澳门圣若瑟大学签署成立“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协议，取代原“培养中葡双语人才工作小组”。根据协议内容，“联盟”将会推动各高校之间开展多方面合作，包括葡语及汉语教师培训、葡语教学与研究、各高校联合举办课程或合作开展科研项目等。“联盟”的成立是建设“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有助于汇聚高校力量，优势互补，办出不同

57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特色的课程，进一步发挥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所需人才。A（二）落实政府举措加大葡语教学科研资助力度为落实澳门特区政府关于加大培养中葡双语人才的政策，高教办及时整合优化葡语人才培训的各项措施，适时提出加大葡语师资培训和推动教学与科研并举的措施，借以提高澳门作为“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的综合实力。1．推出“澳门高校教研人才培训计划”目前，澳门高校葡语教研人员共有155人，当中73人拥有博士学位，57人拥有硕士学位。为开拓教研人员的国际视野，加深对葡萄牙社会与文化的了解，高教办于2017年举办“澳门高校教研人才培训计划──科英布拉大学暑期研修课程”，资助20人赴葡萄牙与当地专家教授一起围绕“语言及文化”与“法律及行政”展开研习和讨论。2018年获得录取的20名高校教研人员，已于暑假期间赴葡萄牙参加该研习课程。2．落实“澳门高等院校中葡人才培训及教研合作专项资助”2016年，高教办推出这一教研专项资助计划后，有3所院校共计22个教学及科研项目获得资助，金额约195万澳门元。2017年有4所院校共计27个项目获得资助，金额约220万澳门元；2018年有5所院校共计29个项目获得资助，金额约242万澳门元。相关教研项目涉及葡语教材研发与出版、葡语国家专题研究、举办葡语教学论坛或学术研讨会、葡语师资培训、学术研究著作出版、开发电子教材及网上课程等。3．为葡语国家学生提供多层次学历教育澳门回归中国之后，澳门特区高等院校继续接收葡语国家学生前来澳门接受多层次学位课程教育。表1显示了最近4年来澳门高等院校的葡语国家学生注册统计资料。A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升格联盟加强中葡双语人才培养》，《澳门高等教育杂志》总第22期，第60页。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73表1　澳门高等院校葡语国家注册学生统计单位：人　　学年博士学位课程硕士学位课程学士位后文凭课程学士学位课程学士学位补充课程小计2014/2015392671822015/201689156—742016/2017911—58—782017/2018713—137—157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葡语国家学生所修读的学科范围广泛，包括教育、人文及艺术、社会科学、商务管理、法律、力学、建筑工程、博彩管理和旅游及娱乐服务等。三　澳门高等院校携手合作打造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在高教办的协调和助推下，各高等院校根据其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推出不同特色的葡语课程，在注重葡语教学的同时，亦重视多领域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一）澳门大学整合人力与教学资源推动中葡双语人才培养澳门大学是目前澳门乃至全国唯一设有葡语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的大学，近15年来培养了数百名学士、硕士及博士毕业生。2010年之后，随着内地开办葡语专业大学增多，对葡语教师的学历要求也从学士提高到硕士，不少内地葡语教师和葡语毕业生都会选择到澳门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澳门大学葡语系师资力量较强，目前有教授1人、副教授3人、助理教授7人、高级讲师15人、讲师1人，客座副教授1人，共38人。其中双语教师5人，占教师总数18%。外籍教师多来自葡萄牙和巴西，亦有个别来自非洲葡语国家”，这对于学习多元文化，传授葡语国家不同语言文化特点

57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颇有补益。A澳大一年一度的“葡萄牙语言文化暑期课程”至今已经举办了32届，成为展示澳门独特多元文化和多语言社会的一张亮丽名片。在为期三周的教学和文化活动中，数百名来自本澳、内地与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生欢聚一堂，在学习葡语和葡萄牙文化的同时，亦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参观澳门历史城区，领略澳门中西文化荟萃交融的社会氛围。澳门大学法学院自1988年创办以来，多年来一直积极努力培养本地法律人才，截至2010年的22年间，共培养中文法律学士和葡文法律学士逾千人。在此之后，法学院为配合中葡论坛建设而加大了培养法律人才的力度，2011年至2018年的8年间，法学院每年毕业的学生近70人（见表2）。表2　2011~2018年澳门大学法学院法学士毕业生统计单位：人　　课程名称毕业生人数（包括2017~2018学年）中文法学士课程485葡文法学士课程67总数552资料来源：资料由澳门大学法学院提供。2014年，为落实澳门特区政府为加强中葡双语人才培养而制定的措施，特别是落实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行动纲领提出的培养更多中葡双语法律人才的举措，澳大法学院于2014~2015学年开办以中葡双语授课的五年制法学士课程。学生首学年将获资助赴葡萄牙修读葡语一年，第一批学生将于2019年毕业（见表3）。A李长森：《中国（澳门）高等院校葡语人才培养的现状与特征》，载《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发展报告（2017~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238页。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75表3　澳门大学法学院中葡双语五年制法学士统计单位：人　　学年注册学生人数2014~2015302015~2016292016~2017212017~201802018~201930总数110注：2017~2018学年，因学习计划有变，没有学生赴葡。资料来源：资料由澳门大学法学院提供。2017年5月，澳门大学建立“中葡双语教学暨培训中心”，时任校长赵伟在揭牌仪式致辞中指出，澳门大学拥有文化背景多元的教师团队，既有来自葡萄牙、巴西等国家知名学府的教授，也有教学经验丰富的中葡双语教师，更有在第二语言习得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该中心将以创新思维优化现有的葡语教学机制，在葡语教学和中葡文化方面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学术研究，以母语为中文的葡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制定“中国学生葡语学习参考框架”和资料库；为澳门和内地葡语教师开办培训课程；根据澳门学生特点编写葡语文本教材以及其他多媒体的教材；联合澳门基金会设立“中葡文学翻译奖”；编写和出版《葡语国家文化辞典》；与内地出版社合作开展“中葡书籍互译计划”，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培养中葡双语人才，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文化交流。A2017年12月，澳门大学获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设立“孔子学院”。2018年4月，澳门大学孔子学院举行隆重的揭牌仪式，国家教育部长陈宝生、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孙达，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马箭飞，澳大校董会主席林金城和校长宋永华等共同为孔子学院揭牌。澳门大学孔子学院将利用其独特的特区体制、地理位置、多元文化、A《澳门大学中葡双语教学暨培训中心揭幕》，2017年5月26日，澳门大学网站，https://fah.umac.mo/news。

57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多语教学等优势，面向葡语国家及其他与澳门邻近的国家，有针对性地发展一个有特色的国际汉语教学、培训与交流平台。应运而生的澳大“中葡双语教学暨培训中心”和“孔子学院”将会推动澳大葡语及汉语师资和教学资源的整合与优化，扩大与内地及葡语国家高校的合作，既为中国学生提供高质素的葡语课程，又为葡语国家学生举办具有特色的汉语课程。相信蓄势待发的澳门大学未来一定能够为将澳门建设成国家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做出应有的贡献。（二）澳门理工学院创新发展培养多领域中葡双语人才2005年在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理工学院与葡萄牙莱利亚理工学院（PolitécnicodeLeiria）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并参照欧盟委员会制定的伊拉斯姆斯计划模式（ErasmusProgram），本着互惠互利原则，双方学生于注册院校缴纳学费，第一年在当地学习，第二、第三年到对方学院进行交流学习，双方互免学费，并向对方学生提供奖学金。这一合作办学模式一推出，不仅受到澳门学生的青睐，亦受到葡萄牙学生的欢迎。2009年，澳门理工学院与北京大学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北大邀请澳门理工学院协助开办葡语专业，澳门理工学院派1名葡籍教师赴北大任教。另外，北大每一届三年级葡语学生会来澳门交流学习一年，澳门理工学院提供奖学金。A2009年5月，在时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白志健、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卢树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肇星和中国教育部前副部长吴启迪的见证下，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与孔子学院总部许琳总干事长，为澳门理工学院与孔子学院总部合作共建的“国际汉语教师澳门培训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至2013年，该中心共举办4届“葡萄牙语暨葡语国家文化研习班”，对孔子学院总部68位汉语教师A崔维孝：《充分发挥澳门语言文化优势打造国家培养葡语人才基地》，载魏美昌主编《全球化与澳门——澳门在亚太和拉美之间的对外平台角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澳门基金会，2017，第266页。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77进行强化培训，为他们赴葡语国家的孔子学院授课打下坚实的葡语基础。2010年7月，澳门理工学院与欧盟委员会传译总司合作，联合举办暑期“会议传译教师培训课程”。至2018年，一共举办了8届培训课程，参加培训课程的除澳门与内地葡语教师外，还有来自外交部、商务部和中联办的中葡翻译员。2011年，为配合北京外国语大学葡语专业创办50周年，推动内地和澳门葡语教学的发展，澳门理工学院主动将自己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葡语教学国际研讨会系列转变为“中国葡语教学与研究国际论坛”系列。第一届由澳门理工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澳门基金会联合举办，论坛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在澳门和北京进行，内地有14所大学的葡语教师出席，此次国际论坛推动了澳门高校与内地大学的交流与合作。目前，澳门理工学院为这一国际论坛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至2017年已连续举办了四届。2012年在对澳门与内地葡语教学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澳门理工学院成立了“葡语教学暨研究中心”（CPCLP），旨在加强澳门高校与内地高校的合作和交流，巡回为内地大学葡语教师举办培训课程和学术讲座，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组织编写和出版葡语教材与工具书等，支援澳门和内地的葡语教学。表4　澳门理工学院葡语教学暨研究中心开展的活动（2013~2018年）活动内容统计数字访问内地开设葡语专业的高校，加强交流与合作38所为内地教师举办葡语培训课程，提高教师质素25个，授课时数320小时在澳门举办葡语师资培训课程11个，授课时数249小时举办学术研讨会/论坛8个举办研习班与讲座6个举办葡语诗歌朗诵比赛/葡语辩论比赛8届（各举办四届）出版葡语教科书20本（册）推出手机APP学习葡语软件Dizlá!1个资料来源：由澳门理工学院葡语教学暨研究中心提供。

57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2016年，澳门理工学院联合中译语通科技股份公司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共建“中葡英机器翻译联合实验室”，同时又携手葡萄牙莱利亚理工学院和科英布拉大学共同开发“中葡/葡中机器翻译系统”。A为配合联合实验室的研究与创新，促进中葡翻译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澳门理工学院与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合作于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举行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世界中葡翻译大赛”，吸引了本澳、内地、葡萄牙和巴西等近百支队伍参加。澳门理工学院多年来重视发展与葡语国家高校的合作，先后与里斯本大学和科英布拉大学合办多个硕士、博士课程，与20多所葡萄牙高校签署合作办学协议，每年有数十名葡语国家学生来澳就读学位课程或交流学习。在开办中葡翻译及公共行政（葡语）课程基础上，最近三年又相继开办中葡经贸关系、国际汉语教育、博彩管理以及葡语教育多个学士学位课程。至2018年，澳门理工学院开办与葡语相关的课程覆盖了翻译、经贸、公共行政、管理、语言、教育等多个领域。澳门理工学院之所以能够推出上述不同领域的课程，主要是因为拥有一支多达45人的雄厚师资和科研队伍，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5人、讲师13人、实习讲师6人、语言教师1人，而谙熟中葡双语的教师就有14人。B目前，澳门理工学院正在根据2017年8月生效的《高教教育制度》（第10/2017号法律），筹划与欧盟传译总司合办中葡翻译与传译硕士课程（MTI）以及葡语研究博士课程，旨在为国家和澳门培养高质素、应用型的笔译和传译人才。（三）澳门科技大学构建独特葡语课程，培养多领域专业人才澳门科技大学是一所年轻、充满活力的私立高校，2012年开设葡语学士学位课程，虽历史不长，但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考虑到澳门与内地人才市A李向玉：《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与“一带一路”》，发表于“2018‘一带一路’与澳门发展国际研讨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政策研究室、澳门基金会、思路智库主办，2018年6月7日。B李长森：《中国（澳门）高等院校葡语人才培养的现状与特征》，第240页。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79场对不同专业葡语人才的需求以及澳门其他高校葡语课程的特点，澳门科技大学扬长避短，错位发展，以自己独特的模式构建葡语课程框架。葡语授课时数占67%，英语占20%，另外，要求学生从工商管理、国际旅游管理或传播学三个专业中选择一个为副修专业，以此为目标培养具有“双外语+副修专业”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拓宽了学生未来升学或就业的出路。从2012年开办至今，葡语课程已有三届毕业生共70多人。大部分毕业生都选择了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而所选学科基本上都是学士课程的副修专业。其中一半学生选择去葡萄牙，另一半则选择去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少数选择了就业。另外，澳门科技大学申请2018~2019学年开办葡语硕士课程计划已经获得政府批准，拟招收20名学生。硕士课程教学计划与学士课程相同，学生需完成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翻译、二语习得和研究方法等必修课，副修专业可以在工商管理、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及人文历史等学科中进行选择。这样的安排无疑使学生选择的自由度和范围更大了，有利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专长，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澳门科技大学葡语专业正在根据六年来的教学实践和经验，对教学计划进行修订，将会增加葡语授课时数，增加新闻视听说和葡语文书写作科目，提高学生葡语的听说和写作能力。新教学计划将于2019~2020学年开始实施。（四）澳门城市大学建立葡语国家研究院，推出研究生课程在国家给予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后，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澳门城市大学成立了“葡语国家研究院”，旨在重点开展葡语国家发展比较研究、葡语国家与全球治理研究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关系研究，并推出研究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通过聚焦葡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实务型研究人才。AA《葡语国家研究院》，澳门城市大学网站，http://www.cityu.edu.mo，2018年6月20日。

58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为开办硕士与博士学位课程，澳门城市大学招聘了十几位对葡语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有着深刻研究的全职学术人员，以及在海内外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特聘教授，建立了实力雄厚的教学及科研队伍。葡语国家研究院学术顾问委员会由来自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米尼奥大学、耶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等多所著名高等学府的知名学者组成。2017~2018学年，葡语国家研究学院迎来了首批来自内地和澳门的40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目前他们已经完成第一年的学习，开始撰写论文或选择专题进行深入研究。澳门城市大学期盼这批研究生未来能够成为研究葡语国家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关系的生力军。（五）澳门圣若瑟大学推出葡中翻译副学士学位课程澳门圣若瑟大学隶属葡萄牙天主教大学，其许多教师和管理人员都来自葡萄牙，由于其教学对象不仅面向澳门，而且面向亚洲国家，所以选择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葡萄牙语言文化学科并非其发展的重点。为配合澳门特区政府建设澳门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2016年春季，圣若瑟大学开办了“葡萄牙与中国研究（语言及文化）”学士学位课程。2016~2017学年在特区政府的资助下，又推出“葡中翻译副学士学位课程”，学制为两年，深受在职人士的欢迎。四　教育暨青年局配合特区政府施政方针推广葡语教学澳门回归祖国后，教青局在加强官立学校葡语教育的同时，一直大力支持私立学校推广葡语教学。为了能够激发青少年学习葡语的兴趣，吸引更多的学生从小开始学习葡语，教青局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活动。例如，2004年教青局推出“暑期语言学习之旅──赴葡萄牙修读计划”，赞助高一和高二学生赴葡萄牙参加为期三周的葡语及葡萄牙文化体验活动。至2017年，一共举办了14期，获赞助赴葡就读的学生达到351人。2007~2008学年，教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81青局委托澳门葡文学校为私立学校开办3年制课余葡语课程，为对葡语感兴趣的中学生进行系统培训，报读学生人数逐年增加，2016~2017学年达到200多人。（一）官立学校的葡语教育根据澳门特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官网公布的资料，截至2017~2018学年，澳门官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总共为122个校（部）A，其中官校为16个校（部），占总数的13%，私校为106个校（部），占总数的87%。B官校注重中葡双语教学，中文和葡文均为必修科目。表5反映了澳门回归后前三年官校学生和葡语教师人数，表6显示了最近三年的统计数据。对比两组数据，可以看到近三年报读官校的学生减幅超过一半。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随着澳门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收入的增加，2007~2008学年政府推出15年免费教育，减轻了许多家庭的经济负担，不少家长选择让孩子就读私立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其次，由于澳门已发展成国际化都市，送子女就读国际学校已成为不少家庭的首选。表5　官立学校学生及葡语教师人数统计表（一）单位：人　　学年学生人数葡语教师人数2000~20016201322001~20026175292002~2003622730资料来源：上述统计资料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提供。A这里的“校（部）”指同一所学校开办的分校，例如，有的学校分为中文部和英文部，统计时按2个校（部）计算；还有学校涵盖幼稚园、小学和中学教育三个阶段，统计时按3个校（部）计算。B《教育统计》之“学校资料统计表（2017~2018学年）”，澳门特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网站，http://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category/teachorg/Inter_main_page.jsp?id=8525#。

58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6　官立学校学生及葡语教师人数统计表（二）单位：人　　学年学生人数葡语教师人数2015~20162804252016~20172819262017~2018296224资料来源：上述统计资料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提供。（二）大力支持私立学校开办葡语课程由于私校占澳门中小学总数近九成，所以教青局一直把在私校开办葡语正规课程（即必修课程）和辅助课程（即选修课程或兴趣班）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推进，并一直无偿提供葡语师资。在教青局的大力宣传和资助下，申请开办葡语课程的学校逐年增多。从表7可以看到，自2011~2012学年以来，开办葡语课程的校（部）由17个增加至32个，学生人数也逐年增长。第一次有幼稚园小童开始学习葡语，虽然人数不多，但显示了幼稚园和小童家长对葡语的认可程度有所提高。另外，自2012~2013学年起，教育发展基金将开办葡语课程列为《学校发展计划优先资助项目》，私校可以通过申请资助自行聘请教师。表8显示了自2012年至今自行开设葡语课程的校（部）和就读学生的统计数据。表7　派往私校葡语教师及就读学生统计学年私校校（部）数目（所）派出葡语教师人数（人）葡语班的学生人数（人）小学中学小计正规课程辅助课程正规课程辅助课程2011~20121710—37*102332313832012~201317947120115931516412013~201419912310210993341658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83续表　　学年私校校（部）数目（所）派出葡语教师人数（人）葡语班的学生人数（人）小学中学小计正规课程辅助课程正规课程辅助课程2014~20152712234176124668523412015~20162715290246115667723692016~20172816296270128367325222017~20183216350303**15234822658注：*37名学生中，13名为小学生，24名为幼稚园小童。**303名学生中，266名为小学生，37名为幼稚园小童。资料来源：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提供。表8　私立学校自行开设葡语课程统计学年参与校（部）数目（所）参与葡语课程学生人数（人）2012~201366282013~201459302014~2015910002015~2016711452016~2017712352017~2018101499资料来源：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教育局提供。（三）统一教学纲要，制定相关标准在统一葡语教学纲要和编写中小学葡语教材的同时，教青局还参照《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制定了私校葡语课程授课时数的下限，中学正规课程每学年不少于70节，小学每学年不少于60节；辅助课程中学/小学每学年不少于50节。教青局编写的小学葡语教材第1册至第3册已于2018年9月出版，第4册至第6册预计2019年出版。

58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四）培养中葡双语师资应对未来发展需求为应对未来葡语教学发展对师资的需求，教青局于2013~2014学年推出“培养葡语教师及语言人才资助计划”，连续5年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挑选优秀者，资助他们赴葡萄牙就读学士和硕士双学位课程（见表9），第一批学生将于2019年返回澳门。表9　教青局“培养葡语教师及语言人才资助计划”统计单位：人　　学年葡西语学士/教育硕士应用外语学士/葡语硕士（二语）应用外语学士翻译硕士应用外语学士翻译课程总计2013~20148—5—132014~201512—62202015~20161980182016~2017—5—8132017~2018—10—717累计2124191781资料来源：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教育局提供。相信这81位具有中葡双语教育背景，经过五年教学及学术培训的年轻教师，未来不仅能够满足教青局推广葡语的需求，而且对于从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开始开展葡语“一条龙”教学将起到推动作用。（五）培养复合型中葡双语人才为配合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及“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定位，教青局于2018年4月又推出“培养多领域中葡双语人才计划”，资助2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于2018~2019学年前往葡萄牙修读工商管理、经济、社会工作、文物维护及修缮等学士学位课程。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85五　行政公职局与欧盟传译总司合作培训高质素翻译人才澳门回归前后一段时间内，由于政府机构不少中葡翻译员转向学习法律，会议传译人才出现短缺。另外，2003年中葡论坛建立以来，频繁举办各类大型会议和活动，对会议传译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为保证特区政府的双语运作，同时向中葡论坛提供高质素会议传译服务，2006年行政暨公职局（今行政公职局）与欧盟传译总司签署合作协议，举办为期一年的“会议传译培训课程”。入选学员在接受严格的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方法与技巧训练基础上，还将赴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及里斯本进行传译实践培训。由于该培训课程旨在培养高质素专业化同声传译员，所以按照欧盟传译总司的标准对报名学员进行考核和甄选，另外由于招生对象限定在公务员，故前两期符合标准的学员均未超过10人，第三期更因报名人数不足而未能开课（见表10）。2009年在总结“会议传译培训课程”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双方于2010年签署新合作协议，推出“中葡文翻译及传译培训计划”，并将笔译正式纳入培训课程。双方决定扩大招收学员的范围，现职翻译员、公务员、中葡翻译课程和葡文课程毕业的大学生都可以报名，学员报考合格率有所提高。表10　澳门特区政府与欧盟传译总司合作培养中葡翻译人才签署合作协议年份与培训课程名称开办课程期数课程起始年份合格完成课程人数（人）2006年“会议传译培训课程”3期（每期为一年）20068200862009因人数不足未能开课2010年“中葡文翻译及传译培训计划”4期（每期为一年）2010122011122012820139总计55资料来源：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公职局提供。

58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2012年，行政暨公职局与欧盟传译总司签署第三份合作协议，推出第一届“中葡文翻译及传译学习计划”，将培训计划改为学习计划，学习期限由1年增加至2年，并扩大了招收学员的范围，非中葡翻译或葡语课程学士学位毕业生，只要熟练掌握中葡两种正式语文都可以报读。这一改动吸引了众多不同学科的中葡双语精英，改变了原来翻译员单一的葡语与翻译学历背景，为培养新一代翻译员提供了新的思路。另外，新学习计划的教学内容经过重新设计，为配合笔译加大了汉语书面表达能力的授课时数。先后推出的3期课程一共培养了16名学员（见表11）。表11　澳门特区政府与欧盟传译总司合作培养中葡翻译人才签署合作协议年份与培训课程名称开办课程期数课程起始年份合格完成课程人数（人）2012年第一届“中葡文翻译及传译学习计划”3期（每期为二年）2013620145201552017年第二届“中葡文翻译及传译学习计划”3期（每期为二年）201720（现时在读）201822（现时在读）2019（预计录取22人）总计16资料来源：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公职局提供。2017年，为落实澳门特区政府培养更多中葡双语翻译人才的目标，推动澳门特区“一个平台”“一个中心”的定位发展，行政公职局与欧盟传译总司再次合作，推出第二届“中葡文翻译及传译学习计划”，第一、第二期报读合格的学员都超过20人（见表11）。纵观2006~2016年行政公职局同欧盟传译总司合作举办的10期培训/学习课程，前后共培养了71位高质素专业化的中葡翻译和传译人才。2017年推出的第二届“中葡文翻译及传译学习计划”到2021年结束时，将会再培养出60多名翻译和传译专才。

第九编　“人才建澳”：改革开放与澳门人才培养｜587另外，行政公职局在大力培养高质素中葡翻译人才的同时，亦为保障政府行政部门中葡双语顺利运作，先后与澳门理工学院、澳门大学和东方葡萄牙学会合作，资助公务员学习和进修葡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见表12）表12　2000~2018年6月公务员就读葡语课程统计资料举办课程种类举办课程数目（个）参加就读人次学习时数（小时）一般葡语课程535479074031专业团体葡语课程3921069512882葡文公文写作课程5712061846总数9841669188759资料来源：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公职局语言事务厅提供。六　澳门大专教育基金会致力于培养中葡双语法律专才澳门大专教育基金会是以“助学育才”为宗旨的一个非营利性教育福利团体，长期致力于资助成绩优秀而家境清贫的学生接受普通高中教育及高等教育。为培养中葡双语法律专才，自2004年起，澳门大专教育基金会与澳门基金会和教青局合作，推出“应届高中毕业学生赴葡就读计划”，获批学生会在葡萄牙天主教大学接受一年葡语强化课程培训，然后入读大学法学院学习。自2004年至2017年，有关计划已经资助178名学生。A结语在对澳门高等院校、中小学及社会教育团体培养中葡双语人才和政府机构培训高质素中葡翻译员的现状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到各方在落实澳门特区政府就建设“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出台的相关政策方面，已经开始组织A相关数据由澳门基金会提供。

58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力量，制订计划和采取措施。未来如何将这些计划和措施付诸实践，特提出如下几点看法和建议。第一，加强“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的协调和助推功能，借鉴澳门理工学院在培养中葡双语人才上的成功实践和经验，以及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城市大学根据各自特点，错位发展，举办独具特色课程的做法，朝着培养既掌握葡语又精通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第二，建议教青局加强官立学校葡语教育，不断提高葡语教学水准。另鉴于私立学校所占比例甚大，应加大对私立学校的资助，鼓励从小学开始普及葡语，并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小学生学习葡语的兴趣，为未来实行葡语“一条龙”教学打下基础。第三，建议行政公职局在与欧盟传译总司成功合作培养高质素翻译专才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对未来所需翻译和传译人才进行科学预测，做到未雨绸缪，适时储备人才，既保证澳门特区政府顺畅的双语运作，又为中葡论坛提供优质的笔译和传译服务。第四，针对目前澳门高质素中葡翻译人才短缺，掣肘“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发展的情况，希望澳门特区政府能够本着开放包容和海纳百川的胸怀，从内地来澳就读葡语或翻译课程的毕业生中挑选优秀者，让他们留澳为中葡论坛建设与发展提供服务。2018年是中葡经贸合作论坛成立15周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葡论坛正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顺应、契合了中国和葡语国家人民对发展、合作的共同历史要求，有效促进了中国与葡语国家各领域合作。澳门依托中葡论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进中葡平台建设，丰富了‘一国两制’实践。”A展望未来，相信澳门特区政府一定能够把握历史契机，充分利用澳门得天独厚的历史和语言文化资源，把澳门建设成国家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为中葡经贸合作论坛的持久发展贡献力量。A《商务部高燕副部长：在“中葡经贸合作论坛成立十五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致辞》，2018年6月15日，http://www.forumchinaplp.org.mo。

附录

统计资料*陈震宇**表1　人口及劳动力单位：人　　年份内地合法移民内地外雇期末结余在广东省珠海市及周边地区居住的澳门居民（11月）被递解出境的内地非法入境者197810000①197930000②198040000③198120000④19824500⑤19835000⑥19846000⑦1985178419861689*若无特殊说明，本部分统计资料主要根据以下资料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台港澳司网站，http://tga.mofcom.gov.cn/article/sjzl/macao/；澳门金融管理局，“货币金融统计时间数列”，http://www.amcm.gov.mo/zh/research-statistics/statistics/monetary-and-financial-statistics-time-series；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历年《人口统计》、历年《统计年鉴》、历年第4季《入境旅客》、历年第4季《旅客消费调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历年《澳门年鉴》。**陈震宇，管理学博士，澳门基金会顾问高级技术员，研究方向为公共行政管理。

59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续表　　年份内地合法移民内地外雇期末结余在广东省珠海市及周边地区居住的澳门居民（11月）被递解出境的内地非法入境者1987153319881478128101989146321303199014931030219911579134576106199214471672885761993144520096655419941667248615263199519212808965941996185723230687519971937229434756199825212493246411999498424895343420002919219802843200146212080721032002311018115119820032451187774962004688519215403200533352313951620062800373571085200722214710115752008228051950142420093121414611524201090564189513022011622255373126620124060668451151201333388710372111335

附　录｜593续表　　年份内地合法移民内地外雇期末结余在广东省珠海市及周边地区居住的澳门居民（11月）被递解出境的内地非法入境者201458891106709449140920158468116383121411778201663271134171339512902017420611320814030913注：①~⑦1978~1984年，持单程通行证的内地居民在抵达澳门后，应前往治安警察厅排期申领身份证。然而，由于每日可接受办理申领身份证的名额有限，当时市面存在大量未持有澳门身份证明文件，但实际上是合法来澳的内地移民。本表列出1978~1984年的数值，是根据历年《华侨报》有关申领身份证排期、自香港递解返澳人士（当时很多内地移民是利用本身合法来澳的身份，通过澳门作为跳板偷渡到香港）以及单程证配额限制的报道估计而出。表2　对外商品贸易年份从内地进口出口至内地总额（百万澳门元）占进口总额比重（%）总额（百万澳门元）占出口总额比重（%）1978330.0026.350.200.021979536.0529.490.730.041980730.9426.295.470.2019811331.7332.60146.853.7019821301.4729.31157.263.5119831531.0028.34212.003.7519841791.0028.05378.005.1719851314.0021.27479.006.6719861440.0019.68330.003.8219871919.0021.28429.003.8219882102.0020.26450.003.7519892323.0019.56446.003.3819902194.0017.78616.004.52

59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续表　　年份从内地进口出口至内地总额（百万澳门元）占进口总额比重（%）总额（百万澳门元）占出口总额比重（%）19913192.0021.521123.008.4319923204.0020.431402.009.9619933429.0021.251886.0013.2519943186.0018.821887.0012.7019953539.0021.761562.009.8219963818.0023.971267.007.9719974741.0028.551111.006.4919985092.0032.651157.006.7719995809.0035.641617.009.2020007428.8741.052073.3910.1720018164.7042.592154.9611.6720028477.1841.712948.1315.5820039489.9342.952844.1913.74200412394.2544.423140.4013.92200513515.2643.122946.0714.86200616469.5145.093035.3714.83200718378.4242.633034.0714.85200816926.1639.331968.2212.28200911571.1031.361117.4914.56201013718.2831.091102.3615.84201119120.9430.701097.9215.75201223199.4432.711368.9716.78201326411.0832.601606.1117.66201429836.8533.171554.0615.67

附　录｜595续表　　年份从内地进口出口至内地总额（百万澳门元）占进口总额比重（%）总额（百万澳门元）占出口总额比重（%）201531852.6937.621836.8017.18201625844.2936.221751.1117.43201725696.1333.882121.4018.80注：由于澳门对外商品贸易的统计方法曾多次改动，不同方法之间具有不可直接比较的特性。在本时间序列中，1978~1980年的进出口数值为“特别贸易”统计；1981~1995年的进出口数值为“确定性”统计；1996年起的出口数值为本地产品出口与再出口总值的和。表3　直接投资年份内地直接投资澳门（百万澳门元）澳门直接投资内地（百万澳门元）内地在澳门新成立公司内地对澳门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百万美元）累计总额流量收益累计总额流量收益数量（家）资本额（百万澳门元）1998130.331999118.24200097.89200110714.5464.112002308429638310663853415836.0479.342003355653234714913960272491.37170.412004371192671165119999369106.35217.7620053871442207215745212041463.90372.80200647077502465146730714146798.18792.272007666633591926146688191495546.481171.7320089384562419401559-1596740746.30879.002009102339611989215769222432759.62534.13

59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续表　　年份内地直接投资澳门（百万澳门元）澳门直接投资内地（百万澳门元）内地在澳门新成立公司内地对澳门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百万美元）累计总额流量收益累计总额流量收益数量（家）资本额（百万澳门元）20101350613102404220913531741872.421135.38201116207229344242331136194588135.32501.57201218465206345103090711192534185.35465.94201321288291559724603-57691739178.44418.45201426315452976424433372128121085.58797.9220153453072199582456112092815471.731477.1020163914551151029956111092-9686105.891815.382017457163556955510369427589815587.332790.00表4　人民币业务年份100元人民币兑澳门元人民币存款总额（12月，百万澳门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百万元人民币）总额出口至内地从内地入口1984290.961985253.131986216.031987215.051988216.361989170.311990153.851991147.471992138.591993137.18

附　录｜597续表　　年份100元人民币兑澳门元人民币存款总额（12月，百万澳门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百万元人民币）总额出口至内地从内地入口199494.36199595.76199696.02199796.40199896.39199996.69200097.06200197.04200297.05200396.62200496.77200598.972006102.442007109.992008116.782009116.982010121.036005393720682011126.196135536362249952012128.289802952612454172013131.7418091714956385577639862014128.521288952269781242491027292015121.5179156258190914611667292016114.734202012098275880451022017123.2739741670491314838355653

59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表5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施情况年份发出原产地证书零关税货物出口金额（百万澳门元）发出澳门服务提供者证明书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游内地旅客数量从业人员注册资金（百万元人民币）人次推算人均消费（澳门元）2004621.84182351875220051167.16435331419200614110.24675905477200722527.87547165203200810114.2216586403200925338.7322635155846.484809878201042365.2541725165640.115486173201149785.1910658872224382012465104.009897216156.52713190427212013543110.86980596272819201442694.256956643527452015412101.431481219304295.9595193172292201639097.182095794122260201754294.701618054446156.02106154712486

A爱国爱澳011，019~021，030，039，055，059，074，075，091，228，370，382，384，393，421，446，447，508，536，539澳门笔会421，429，430，432，434澳门城市大学250，331，514，525，526，571，579，580，588澳门大学023，043，076，081，096，110，111，155，156，158~162，164，166，180，194，201，211~213，274，279，301~308，375，383，430，459，468，506，517，521~523，526，531，536，566，568，571，573~576，587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211澳门的学术话语权417澳门发展道路411，418~420澳门归侨总会391，397，400，401，403~406澳门基本法020，032，033，039，040，042，049，050，058，061~064，066~070，072~075，096，103~105，220，221，296，351，357~362，367，380，384，396，398，403~406，415，419，496，501澳门基金会080，186，230，268，299，301~308，352，375，376，413，415，427，432~434，459，497，519，536，546，575~578，587澳门教师390，506，507，512，513澳门经济042，043，099，115，127，129~131，133，134，136，139~143，索引（按音序排列）

60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146，152，154，155，158~161，164，165，177，183，184，186，188，189，191~193，201，202，204，208，211~214，217~224，227，229~231，236，240~243，247，251，253，255，256，275，282，287，298，303，306，307，309，328，329，331，332，345，346，348，352，356，361，365，374，375，379，392，397，411~413，424，441~443，448，505，507，510，531，533，539，540，544，546，547，567，581澳门经验429澳门理工学院003，017，049，054，055，059，071，277，304，307，350，459，465，467，468，472，492，501，517，523，526，548，566，568，569，571，576~578，587，588澳门旅游发展175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173，293澳门美术478，479，481~485，487，489，490，493~496澳门美术协会479，481，483~485，487，489，494~496澳门青年260，355，382~385，388，390，392，485，487，491，524，531，532，534，536~544澳门日报117，278，327，330，354，358，359，367，373，378，379，384，417，427，429，434，436~450，480~483，485~488，490，491，495，546，555，557，558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145，175，181，308，309，563，570澳门文化146，181，269，273，278，409，423~425，432，433，481，488，491，492澳门文学421，422，424~435澳门文学形象427，429~432澳门学087，092，260，301，355，357，364，381~383，390，393，411~421，510，511，521，524，531~535，539，544，550，553，556，557，568，575，576澳门艺术博物馆273，444，478，492，495澳门银行业183，184，186~197，222澳门制造业157，240，355，375澳门中华教育会359，368，487，501，503，506，512，513，520澳门中银190~194

索　引｜601澳门资本206，208，244澳门组织章程049，050，052~055，058，059，078，087，098，100~103，412澳人治澳011，019，030，034，050，056，058，062，065，203，215，265，274，281，361，369，450，471，479，536B保送生政策533本土知识体系411，416~418，420博彩业043，139~141，143，155，157~161，163~167，172~175，178，210，211，213，223，228，231，257，279，331，332，342，343，345，346，348，356，374，375，399，407，427，449，450，468博彩专营权139，173，375C产业结构021，116，130，156，159，161，164，189，192，202，208，211，218，285，287，322，331，332，338，342，345~348厂商会365，366，371，375，387，393，394城市建设168，172，261，263，265~267，269，275，276，281，309，313，322，323，394，423，563创意城市美食之都146，181D大珠三角177，230，232~236，240，243，244，247邓小平006，023~033，035，038，039，055，056，058，169，170，184，203，300，437~440，443，445，447，448东亚大学080，081，267，268，301，303，355，413，430，506，516，518，519赌权开放173，174，184，274，322，331，332，340，342，441，510多元化039，094，136，137，140，143，145，146，152，156，164，165，173，188，204，208，223~225，251，253，255，256，281，292，301，307，309，310，313，324，325，330，354，377，425，450，481，489，494，513，518，527，539，553F法律本地化040，076~081，095，445，

602｜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449，464，567法律翻译076，078，079，464法律改革076，092~095，114，121，125，373泛珠三角138，151，215，326，329，391，393，394，540，560方言422，452，454，455，460~463，467~469，471，473，475~477非高等教育504，507~510，566，569非政权性市政机构061，108，122，123，125妇联363，370，371，373，378~380，393，404G改革开放003~009，014，016，023，024，041，049，055~058，075，076，081，095，096，129~134，155~157，163，167~171，173，177，179，183~192，194，197，199，201，202，206~208，213，215，217~221，224，227，230~232，236，237，244，247，250，251，261，265~267，269，281，282，284，286，297，299~301，308~310，313，315，316，323~325，327~333，338，339，346，347，350~352，354~356，365，369，379~381，383~385，391，396，397，401~404，406，407，411~413，421，431，435~450，452，478~480，487~489，499，501，502，514，517~522，524，526，527，529，531~533，535，536，538，541，542，544~548，550，551，557，558，560，565，567，569，588港珠澳大桥179，194，215，226，227，248，276，280，289~291，329高等教育152，213，301，302，313，317，330，340，341，345，355，467，471，504，506~510，514~527，532~535，544，549，553，554，559，560，562，565，566，568，569，571~573，578，587高等教育发展规划527高度自治004，011，016~020，029，030，033，034，036，041，043，050，058，062，065，074，082，090，104，203，220，460，479，536个人游139，158，174，176，177，213，214，230，243更紧密经贸关系043，135，151，176，188，204，209，210，230，232，

索　引｜603247，248，257，274，275，285，296，297，375，391，424，522，537，547，551工联355，356，358，366，367，370，372，374，375，379~381，386，388，389，395公共行政041，053，096~120，122~125，159，160，162，299，304，309，335，342~344，350，373，457~459，568，578公共行政改革096，110~120，123，124，373公务员本地化040，360，445，449，464，468，567官方语文078，079，454~456，463~465，469~471，474，476，477官方语言261，422，455，457，459~461，469~471，473，474，476官立学校098，472，569，580~582，588广东042，050，051，053，061，073，110，133，135~137，148，150~152，157，169，172，175~179，184，185，191，195，202~204，206~210，221，226，230~234，237，238，244，245，247，254，276，279，287~289，291，293，294，297，298，300，302，326，351，366~368，377，380，382，384，386，389，390，393，395，399，402，403，414，422，441，447，448，454，478，480，482~486，488，489，491，494，518~520，527，542，545，546，548~551，553~559，562~564，578归侨151，364，365，370，376，391，397~408国家重点实验室304，306~308，556过渡期050，056，058，059，077~081，083，100，192，267，269，281，351，352，361，402~404，407，412，422，440，445，449，457，464，503，506，516H海域管理权178，181，329横琴043，136，178，180，194，195，211~214，274，279，289，329，391~395，517，522，531，538~540，542，551，554，555横琴创业谷539，542横琴总体发展规划178，214，391，551，554华南师范大学491，506，518，520华人010，012，015，017，025，027，

604｜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032~034，039，041，049，050，054~056，058，060，068，069，071~074，077，081~084，108，165，169，171，172，177，178，181，182，214，228，252，284，298，301~303，307，309，351，352，382，399，401，405，422，444，449，453，455，459，460，461，464，470，473，480，485，487，493，502，505，508，509，520，537，546，548~550，557，567会展业136，141，143，224，255，275，346，369J基本法016~020，023~026，032~045，049，050，058，061~064，066~077，079，081~092，095，096，103~109，153，201，221，292，296，351，357~362，364，367，372，380，384，396~398，403~406，412，415，417，419，440，443，445，449，455，460，464，469，471，473，496，501，508基础教育152，390，501，502，507，509，511基建100，136，144，172，175，179，180，222，247，257，259，266，274，275，277，279，282~284，286，287，291，292，294，296，298，393，525继续教育330，550，556，558，564间接选举039，042，044，053~055，059~061，063，067，069~071，085，086，371健康养老事业565健康中国545，564，565教育法律体系508教育改革503，506，514教育公平507，510，511教育兴澳347，499，501，507教育制度503~511，527，578街坊总会354，356~360，362，363，370，372，373，376~378，382，386~389结社运动352经济适度多元化136，137，140，143，251，255，256，307，309，310经济特区129，169，178，202，203，206，284，288，351，439，442，443，479经济转型127，230~232，303，331，332，374镜湖医院379，546，548~551，553，557，558

索　引｜605就业结构155~157，159~161就业人口075，140，161，163，174，323，324，331~343，345，347，348，531，544K科学技术299~303，305~310，548跨界116，282~284，286，287，291，292，294~296，298跨境043，136，137，152，154，176，183，188，193~197，226，282~284，287，308，371，393，539，556，564跨境融资195L立法法076，086~088立法会032，035，038，039，041~045，051~055，058~074，078，084~089，091，093，094，097，098，100，102，105，107，183，201，272，280，290，306，354，355，361，369~371，373，404，406，465，475，476，502~504，508，509，531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301~303龙的行动353，446，447旅游博彩业043，141，173，231，257，332，399，407旅游业139，142，143，167，168，170~180，182，214，225，241~243，247，268，275，304，345，372，373，404，407，468M媒体226，375，384，427，441，447，449，450，568，575美术交流478，483，489，490，493，496免费教育345，503，504，507~511，581N南光贸易公司134，175，218，300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043，135，151，176，188，204，209，210，230，232，247，248，257，274，275，285，296，297，375，391，424，522，537，547，551P葡萄牙语051，260，261，454，455，459，465，466，469，470，474~476，526，566~569，574，576，580

606｜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葡语国家041，130，131，133，136~138，143，144，147~151，178，181，183，188，193，196，197，219，223，250~261，275，280，281，298，309，345，391，392，420，466，498，524~527，538，566，569，570，572~580，584，588葡语教学422，566~573，575，577，580，583，584，588葡语教育472，503，567，578，580，581，588葡语人才147，256，260，477，526，568，570，572，574，576，578，579Q前店后厂130，132，203，208，232，234~236，238，240，241，244，251侨界364，365，388，397，400，403~407青年创业136，149，260，396，531，537~540清算行192，193，195，223区域合作040，042，043，138，142，150，151，154，168，176，177，179，208，212，215，220，230~232，235，244，247，248，254，283，286，296，329，331，350，367，391，393，395，396，415，520，540，562全面管治权004，011，017，018，020，021，126R人才培养094，137，228，260，395，514，516，518，519，521，525，527~529，545，553，555~557，559，560，562，564~566，570~574，576，578，580，587，588人口结构313~315，320，323，325，330人力资源111，116，134，143，146，148，152，153，168，173，201，202，227，313，322，326，362，402，457~459，518，520，525，528，569人民币国际化143，188，193，197，286仁伯爵综合医院548，549，555，558S三个中心137，148，252，259三来一补129，132，133，201，208，

索　引｜607230，536三文四语422，454社会保障021，075，094，102，120，123，275，313，327，369，370，375，564社会阶层331~333，336~340，342，345，347，349社会结构050，313，315，317，329~333，338~340，345~349社团发展350，351，353，354，396深圳136，170，179，202，203，206，276，284，286，287，291~294，298，305，326，365，366，384，443，479，498，542圣保禄学院514~516圣若瑟修院269，514~516石景山旅游中心132，170，190，203，441，532世界旅游休闲中心043，130，139，142~146，150，151，175，177，178，180，183，222，225，251，275，281，292，298，309，345，348，375，391，425，538，584双语人才137，149，260，261，566，569~576，580，584，587，588私立学校374，399，502~504，508，509，512，569，580~583，588T特别行政区004，009~011，013，015~020，023，024，029，032~036，038~041，044，050，058，060~075，077，081，083~086，091，104~109，115，118，120，122，123，129，135，142，145，156，174，175，177~179，181，183，186，187，201，210，211，213，214，230，239，242，246，247，250，255，256，274，277，279，281，282，295~297，299，302，306~309，313，315~321，323~325，327~329，332~338，341，343~345，351~353，357，359，361，397，407，412，415，419~421，432，436，449，453~460，465，496，506，508，511，513，523，524，531，533~535，544，546，548，549，551，553，554，558，563，564，566，570，572，573，578，581~587同乡会353，354，368，369，377，387W外地雇员140，152，346，348微型经济体230，236，282，286，338，395

608｜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维护国家安全法040，090，091文化遗产145，146，166，181，267，269，274，275，313，423，525文化遗产保护267，269，274文化自信009，019，020，022，310，380，421，424~427，497文学生态422午夜立法076，085，086X西医546~548，550~552，557，562乡族类社团352~354，396香洲毛纺厂132，203，300新时代004~006，008~014，019，020，022，075，096，126，130，141，150，194，197，216，217，219，229，309，364，417，420，451新移民351，352，354，356，357，377，400，424，442，482新移民文学424行政长官031，032，035，037~039，041~045，062~071，074，086~088，090，091，093，104~109，116~120，123~125，215，228，277，278，360~362，370，371，377，392，403，465，475，532，543，554，576行政主导038，039，043~045，067Y阳光政府117，119，122一带一路041，129，136，142，143，150，166，168，179，180，188，195~197，259，261，281，286，298，330，345，393，397，406，451，498，524，526，528，531，538~540，544，556，566，570，572，578，579一国两制001，003~005，008~015，017~033，035，039~042，045，047，049，050，054，055~059，061，065，071，072，074~077，080~083，086，088，090，092，095，096，104，106，126，130，134，135，139，143，144，150，151，153，154，178，180，194，201，203，208，217，219~221，229，248，265，274，279，281，285，297，298，350，351，357，369，370，379，384，396，405，417，418，420~423，425，431，435，443，450，466，471，475，478，492，509，512，532，536，539，540，547，569，570，588医护交流合作545~547，549，551~

索　引｜609557，560，565优势行业155，165，166语言078，147，148，250，251，256，261，357，375，400，407，420，422，426~429，433，435，452，454，455，457~465，467~477，502，503，526，545，550，566~569，571~576，578~580，583，584，587，588语言规划468，469，472~477语言政策454，468~471，473粤澳合作136，144，177，180，188，195，212，214，226，232，247，391，393~395，522，547，551~556，559，560，564，565粤澳合作产业园136，180，195，556粤港澳大湾区042，137，142~144，150，166，168，178~180，188，194，195，197，215，216，226，230，248，251，261，276，281，286，293，297，298，313，326，327，329，330，345，395，397，406，424，451，527，528，531，540~545，547，555，559，563~566，572粤语400，422，452，473~475Z增长格局155，156，163，164，167政策优势206，256，258，545，547直接选举039，042，044，053~055，059~061，063，067，069，070，071，073，085，086智慧旅游182智慧医疗56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003~006，008~010，012，013，015，017，019，020，022，023，028，055，056，075，126，217，219，229，309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130，138，143，147，148，150，178，183，250，251，256，258，275，281，298，309，345，391，524，525，538，566，570，572，578，579，584，588中华总商会357，359，362，365，369，371，388，391~393，485中葡合作发展基金137，149，216，224，252，254中葡联合声明023，032，050，056，058，059，077，078，083，084，096，100，267，351，358，403，412，419，503，504，506，516中葡论坛137，138，149~260，280，525，566，569，570，574，585，588中葡平台143，147~151，166，223，

610｜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250~252，254~261，280，588中葡双语137，149，260，261，566，569~576，578，580，581，584，586~588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137，566，570~573，576，580，587，588中央管治权017，018，031，035，037，042中医药136，144，150，151，224，303，304，306~310，345，346，535，546~552，554~557，559，560，562，563，565中资企业134，184，189，191，217~229中总357，359，360，362，365，369，388，391，392，404，440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139，177，178，247，275，281，551，552，554自由行043，178，184，188，201，274，288，332，393，441，450，468，5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吴志良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2　（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ISBN978-7-5201-3507-8　Ⅰ.①改…Ⅱ.①吴…Ⅲ.①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澳门Ⅳ.①F127.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3133号·改革开放研究丛书·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丛书主编/蔡　昉　李培林　谢寿光主　　编/吴志良出版人/谢寿光项目统筹/高明秀王晓卿责任编辑/郭红婷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邮编：100029网址：www.ssap.com.cn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59367083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规格/开本：787mm×1092mm1/16印张：40.25字数：577千字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书号/ISBN978-7-5201-3507-8定价/188.00元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定价:188.00元出版社官方微信www.ssap.com.cn中国内地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澳门作为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窗口，一方面积极助力国家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内地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为港澳的回归、“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奠定了稳固基础，澳门由此得到更好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本书以历史发展进程为经，以“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澳门的行政法务建设、经济转型与起飞、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及发展定位、城市建设与科技发展、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与繁荣、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九个领域为纬，理性而客观地展现澳门这40年来的发展变化、经验积累和政策变迁。参与撰写本书的的发展。这40年来，澳门既是见37位作者均是澳门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在相关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贤达，他们透过认真总结澳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系统回顾澳门如何抓住众多的历史机遇，根据“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积极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为国家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