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以改革促發展的視角 - 在線閱讀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以改革促發展的視角謝四德著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出版

I目錄第一章引言一、問題提出與思考………………………………………………1二、研究動機與思路………………………………………………3三、全書內容鋪排…………………………………………………6四、研究特點與意義………………………………………………8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一、改革、發展的內涵與內在關係………………………………12二、利益是改革的根本動力………………………………………17三、尋租、壟斷對發展產生的影響………………………………21四、影響改革的主因………………………………………………29五、制度是改革的方向……………………………………………38六、發展是改革的目標……………………………………………45小結…………………………………………………………………59第三章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一、條件假設………………………………………………………63二、利益壟斷………………………………………………………65三、有為政府………………………………………………………68四、制度變遷………………………………………………………71五、企業家精神……………………………………………………75小結…………………………………………………………………77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一、動力機制………………………………………………………79二、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90小結………………………………………………………………103

II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一、秦國變法……………………………………………………105二、晚清洋務運動………………………………………………106三、英國工業革命………………………………………………109四、新加坡的經濟改革…………………………………………110五、美國新政……………………………………………………118六、中國當代改革開放…………………………………………122七、澳門博彩業改革……………………………………………127小結………………………………………………………………132第六章發展不平等的代價一、不平等的內涵及發展折射…………………………………136二、不平等的發展代價…………………………………………143小結………………………………………………………………149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一、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原因與衝擊…………………………152二、衝擊引發資本管控改革……………………………………154三、改革全球化…………………………………………………165小結………………………………………………………………177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一、澳門當前發展的主要矛盾…………………………………179二、矛盾的產生及影響…………………………………………185三、國際金融危機對澳門經濟的衝擊…………………………191小結………………………………………………………………198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一、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200二、澳門的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25小結………………………………………………………………231

III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給一、改革需求……………………………………………………234二、改革條件供給………………………………………………276小結………………………………………………………………288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一、國家“十三五”規劃……………………………………290二、“一帶一路”建設…………………………………………292三、“中國製造2025”……………………………………………302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303五、重大發展機遇倒逼澳門以改革促發展……………………312小結………………………………………………………………317第十二章澳門如何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一、優化目標……………………………………………………320二、改革什麼……………………………………………………323三、如何改革……………………………………………………327小結………………………………………………………………329第十三章結論後記……………………………………………………………………341參考文獻………………………………………………………………343

1第一章引言一、問題提出與思考發展是人類在生存基礎上不斷追求的永恆主題，歷史一再證明發展才是硬道理。應該承認，經濟發展是整個發展主題中最重要的，因為經濟活動中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是構成整體發展的基礎。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經濟學家一直在探尋影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一直試圖解釋導致經濟發展的最終動力。然而，自政治經濟學被馬克思批評為庸俗化後，19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制度已牢牢地取得世界統治地位，確立資本主義世界政治體系，純經濟學佔主導，經濟增長分析擠佔了經濟發展規律及矛盾研究，成為主宰經濟學的制高點，順理成章把經濟增長解釋為經濟發展動力的泉源。可是，經濟增長並不必然促使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也並不必然促使整體發展，例如恩格斯所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說明了英國的工業革命一方面加速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人數更加迅速地增長，工人階級失去一切財產，失去獲得生計的任何保證。即使來到21世紀的今天，經濟增長促使經濟發展也未必經得起實踐的檢驗，不少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在經濟增長同時卻帶來中產下流、貧富差距擴大和發展不平等問題，如美國、中國等。為什麼不同經濟體在長期經濟績效上存在巨大的差異？為什麼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在長期經濟增長上都出現發展不平等？為什麼普遍國家存在產權制度、產業政策無效率？西方經濟學未能對此提供一套較完整和合理的解釋，歸咎於它放棄了探尋經濟發展的動力，摒棄了經濟發展規律與矛盾的研究。根據馬克思有關生產力－生產關係－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得出生產力是根本動力的結論。為什麼不是上層建築才是根本動力？答案顯然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凌駕於上層建築所致，即代表生產力的資本凌駕於代表上層建築的政治，政治為資本服務。只有在這前提下，才能解釋當時勞動力受到資本家巨大剝削時，為什麼上層建築放任不干預、不改革？反而要鼓吹人們以風險極大的革命方式消滅它。一方面說明當時的政治被資本凌駕，只有革命才能重塑政治打破資本壟斷；另一方面說明增長未能促進發展與政治力量弱化有關。同理可得，不同經濟體在長期經濟績效上存在巨大的差異、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在長期經濟增長上都出現發展不平等、普遍國家存在產權制度、產業政策無效率都與政治力量弱化有關，因為政治力量弱化程度不同，導致發生產權制度、產業政策無效率的機率不一樣，從而導致不同經濟體之所以在長期經濟績效上存在差異化，同時因為政治力量弱化導致改革缺位再導致發展不平等。歸根到底，增長未能成为發展與改革缺位有關，如果政治力量足夠強大，改革是能讓增長促使發展的根本動力。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功是典型的例子，自東歐解體，資本主義泛全球化，中國堅持奉行社會主義制度，確保了國家政治力量強大並推行經濟增量改革，將增量改革所得通過分配改革促進了社會發展，經過30多年的改革努力，中國基本上消滅了貧窮，讓13億人走上了小康生活。當代世界經濟的矛盾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促使我思考如何以改革促發展。為什麼澳門擁有政府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過去16年，都無法通過產業結構優化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新古典學派證明了經濟增長源自資本積累、勞動力增加和技術進步長期作用的結果，屬於一種內生增長的解釋；而從新古典學派中派生出來的新制度經濟學認為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與其說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如說是經濟增長的本身，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變化，屬於一種外生增長的解釋。不管是內生增長抑或外生增長，理論

第一章引言3上，澳門具有政府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它是具備條件通過資本積累、制度創新，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產業結構優化，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實際上，過去16年，澳門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但沒有實現產業結構優化，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績效不顯著。這促使我們必需去思考：第一，什麼因素導致特區政府沒有從資本積累向技術進步過渡，而只限於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增加？第二，博彩業一業獨大衍生的結構性風險凸出，而2014年6月開始賭收下跌持續26個月，更敲響結構性風險警鐘，事件也沒有倒逼特區政府的產業政策改革，為什麼？第三，什麼因素促使特區政府沒有充分發揮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二、研究動機與思路為什麼提出以改革促發展的研究視角？理由有二：第一，因為壟斷。壟斷與發展之間存在伴生關係，即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有不同程度壟斷發生的可能。壟斷的存在不利於公平競爭，從而扼殺創新發展，產業結構最終無法實現優化。從歷史的發展規律看，人類經歷了奴隸制－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每一個時期代表着一種制度壟斷，如奴隸制伴生出極權壟斷；每一次制度變遷代表着一次反制度壟斷，如資本主義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反的是君權壟斷，社會主義制度冒起反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資本壟斷。可見，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壟斷，人類為追求發展也必然反壟斷。當今，在資本主義制度泛全球化下，全球經濟正面臨資本壟斷的威脅，全球化不但沒有削弱資本壟斷的力量，而且還增加了壟斷的空間和強化了壟斷的方式，使到資本壟斷跨國進行，無孔不入，已威脅到全球經濟的創新發展。如果讓資本壟斷一直下去，它必然影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了讓人類享有更自由、更公平的發展機會，我主張反壟斷，因為只有反壟斷才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4能真正實現個人的發展。過去的反壟斷幾乎都是以暴力實現的，從經濟學角度看，這種做法成本高，代價巨大，不合符經濟原則，故不贊成以革命方式反壟斷，而應該考慮以改革方式反壟斷。第二，因為發展不平等。世界上只有相對平等，而沒有絶對平等的，故一些發展不平等是必然存在的，再好的制度也無法消弭。而目前所看見的全球發展不平等並非一種必然和合理的存在，大多情況下是權力組織或個人因一己之私而造成。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權力因尋租助長了資本壟斷，而壟斷則製造了收入不平等和機會不平等；其次是權力組織或個人因一己之私推行利已的改革或政策，導致資源配置不公或不合理，最終形成發展不平等。當然，壟斷只是產生發展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根本原因在於公權力的扭曲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TheWorldBank)等權威組織都近年相繼發表全球發展不平等報告，當中涵蓋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如美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OECD)、拉丁美洲等，強調發展不平等將加劇社會的實質成本，如社會出現仇富、社會失去疑聚力、廣泛地對主流經濟和政治系統產生不滿。發展不平等帶來危害是顯然的，輕則造成社會分化、對立和引發政治危機，重則引發戰爭。我們要以史為鑒，歷史上的每一次社會制度變遷除了說明人類追求發展而反壟斷之外，也道出了人類因發展不平等而反制度壟斷。為避免因發展不平等而重蹈革命覆轍，應以改革促發展而防患於未然。第三，因為澳門存在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產業結構失衡問題。這個問題經過了16年一直未有得到有效的解決，2014年6月開始澳門賭收連跌26個月，賭收持續下跌導致了澳門經濟各種矛盾的浮現。事實上，學界的經濟主張以及政府的產業政策並未能有效克服產業結構失衡問題，這促使本人思考以改革促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主要考慮到：一方面，產業結構失衡問題是由於博彩業一業獨大造成，而博彩業一業獨大屬於一種制度壟斷的結果，如果要打破或削弱這種壟斷，只能通過改革法律制度；另一方面，產業結構失衡可

第一章引言5以通過產業結構優化平衡，而產業結構優化主要依依賴產業政策有效供給，若產業政策發生無效率，問題主要出現在政府政策部門，只能通過改革政府部門来改善。在探究如何以改革促發展時，本書研究的主要思路是權力─壟斷─改革─發展，思路主要來自：第一，生產力是根本動力的啟發。根據馬克思有關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得出生產力是根本動力的結論。然而，這個結論的背後反映資本凌駕於政治的前提。要使生產力服務於國家利益、社會福利最大化，就要強化政治力量，要強化政治力量就要政治革新，使政治凌駕於資本，壟斷才能被打破。第二，發展離不開改革。在發展過程中必然伴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壟斷。經濟學理論一再證明，壟斷不利於競爭，只有奉行自由競爭，才能促進發展。如果要促發展，必須有競爭，要有競爭，必須打破任何形式的壟斷。可見，在發展過程中離不開改革，離開了競爭性改革，壟斷將產生。到底發展如何離不開改革，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是什麼，這是研究的關鍵點。第三，改革離不開權力。改革是權力的產物。這是法律賦予權力的責任，但權力推行的改革可以利己，也可以利他，這取決於權力推行改革時是受法定責任約束或利益激勵。如果受利益激勵，權力有可能因一己之私而被扭曲，改革供給不是基於市場發展，則必然利己；反之，如果受法定責任約束，權力不會因一己之私而被扭曲，改革供給自然基於市場發展需求，則必然利他。在思考如何以改革促發展時，除了針對權力被扭曲，還要針對什麼因素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利他改革。這將是整個研究思路的關鍵點。第四，制度改革不可或缺。新制度經濟學已證實了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要想以改革促發展，經濟制度改革是整個改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為經濟增長是整體發展的基礎，沒有增長，就沒有發展。然而，經濟制度改革的有效供給並非必然的，它取決於權力運作。如果權力運作不公，經濟制度改革將是無效率。歷史上，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6不少國家存在產權制度無效率證明這一論點。要使經濟制度改革有效率，大前提下是確保權力制度的有效供給，因為政治經濟是分不開的。如果權力制度本身存在缺陷(權力壟斷或權力尋租)，那什麼因素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有效率的制度改革？這是研究中要破解的一個難點。第五，澳門的發展制約與改革需求。目前，澳門的發展制約之一是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歸根到底還是一個壟斷問題。首先，在“一國兩制”下，澳門是中國境內唯一博彩業合法化的地方，這是一種制度性壟斷。其次，澳門博彩業合法化沒有去掉特殊化問題，其產生的負外部性影響不但影響國家利益，而且還對澳門自身產生結構性風險。再者，博彩業的“擠佔效應”扼殺澳門新產業和科技創新的機會。澳門的發展瓶頸突顯出一種改革需求，這正好給本書作為一個案例分析。三、全書內容鋪排全書共分為13章，大概劃分為五個方面的分析，分別為：思路、理論、實踐、案例、結論。第一章是前言。針對問題的提出與思考，簡潔地介紹了問題導向下的研究動機與思路、內容鋪排和研究特點。第二、三、四、五章合成的是理論部分，主要闡述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改革與發展的內在邏輯、改革動力機制和改革的歷史對照。第二章綜述了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由於改革內涵相當廣義，沒有特定理論，所以本章特地選取一些與改革、發展之間關聯度高的理論串聯起來，主要梳理幾個問題：一是利益是改革的根本動力，什麼利益促使改革？二是尋租、壟斷在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它們對發展產生什麼影響？三是改革必然涉及利益博弈，理論上有哪些博弈論可以解釋？政府作為改革的核心部門，它如何通過博弈進行競爭？四是現代改革肯定建基於制度之上，改革什麼制度

第一章引言7能夠促使經濟發展？五是本書主要研究對象是產業結構優化，有必要介紹理論上如何優化產業結構？第三章結合了第二章的改革理論，論述了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指出了利益壟斷是整個內在邏輯的起點。在一定假設前提下，通過邏輯演釋，解釋了：什麼因素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反壟斷？什麼因素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建立有為政府？什麼因素促使有為政府如何推行經濟制度改革？經濟制度改革如何促使經濟創新發展？內在邏輯把改革與發展之間的主要環節串連起來，形成一種改革思維。第四章論述的是改革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基於改革是權力的產物，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所以在構建改革動力機制時，嵌入政治經濟學的權責利理論作為改革動力機制的機理分析。這樣，我們就能夠找到改革動力產生、合成、耦合的原因，為以改革促發展的可行性分析提供機理。基於傳統經濟學沒有把改革納入變量分析，而改革一直被看作政治的手段，目前並沒有研究把改革看作一種發展假說。然而，若干經濟理論，如古典經濟學的自由競爭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競爭理論、馬克思學派的反壟斷學說和中國當代改革學說告訴我們如何追求增長與發展。從理論與實踐和知行合一看，這些主要的經濟學理論將成為改革方向的理論依據。第五章主要是改革對照分析，內容圍繞古今中外的改革，如秦國的商鞅變法、晚清的洋務運動、英國的工業革命、新加坡的經濟改革、美國新政、中國當代改革開放和澳門博彩業改革，說明改革的重要性，人們要以史為鑒。第六、七章針對當前發展問題，指出改革乃大勢所趨。第六章主要通過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就業、機會不平等分析，得出發展不平等的代價之一是倒逼政府改革；第七章主要分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倒逼改革全球化。應當說，2008年的一場國際金融危機，其衝擊深遠，不但促使IMF重提資本管控的做法、修改《巴塞爾協議III》，而且促使G20的成立，並達成全球反洗錢、反腐敗的共識。同時通過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8大國博弈分析認為中美兩個大國正為改革全球化通力合作。不平等代價和經濟危機衝擊將促使當代改革的必然性。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章合成的是案例分析部分，基於以改革促發展的視角針對澳門產業結構優化作為研究對象，第八章主要指出了澳門當前經濟正面臨的發展矛盾，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加劇了各種矛盾的出現。這章主要用作針對澳門改革不足的一種背景分析，構築以改革促發展的立論基礎。第九章結合第四章的改革動力機制，主要針對澳門改革動力機制的機理和績效分析，同時指出澳門在經濟層面的改革出現好壞參半與改革動力有關。第十章主要是分析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給，面對改革需求澳門是否具備改革供給條件？在改革需求方面主要圍繞政策無效率、產業結構失衡、發展不平等；在改革供給條件方面主要圍繞政府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更好地說明澳門具備以改革促發展的必要條件。此外，利用澳門的動力機制分析過去16年產業政策改革發生局部無效率的原因，同時指出澳門的改革依賴和路徑選擇。第十一章是介紹一個有利澳門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這個發展契機主要來自中國的“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工業製造2025”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第十二章主要闡述澳門如何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思路。首先指出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目標是什麼？其次，澳門該改革什麼？最後，如何改革才能實現這個優化目標。最後第十三章是研究結論。主要針對全書研究進行了總結性闡述，歸納了主要的研究成果。四、研究特點與意義研究特點主要有四方面：①突破性。本書研究的是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主要研究思路是政府如何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由於涉及政治、經濟層面，分析過程牽涉很多環節，如利益、尋租、壟

第一章引言9斷、發展不平等、倒逼、權力再平衡、有為政府、制度改革、自由市場機制、企業家精神、產業結構優化，結合了政治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並嘗試把它們的結論串聯，進行了突破性分析。②必然性。這裏的必然性是指改革是發展的必然選擇。構成這種必然選擇與兩種關係有關：一是因果關係，二是共生關係。因果關係可以由供求理論加以說明，如因為發展需求，所以有改革供給，或因為發展供給，所以有改革需求。共生關係可以由利益博弈加以說明，在發展過程中必然伴生不同形式的壟斷和發展不平等，在利益博弈下必然產生不同形式的改革，不然，壟斷長期存在將變成另一種“公地悲劇”，而人類社會也不會發生從奴隸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制度。③邏輯性。以改革促發展的基本邏輯是發展離不開改革，改革離不開權力。改革的邏輯起點是利益最大化。權力作為改革的驅動力量，在權力組織或個人中，既存在經濟理性人，也存在有限理性行動人，意思是指在權力組織或個人中，改革存在個人利益的追求，也存在集體利益的追求。什麼因素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集體利益的利他改革？本書提出的內在邏輯分析指出，因為利益壟斷問題，所以倒逼權力組織或個人中形成反壟斷力量，經過重覆博弈，實現權力再平衡，建立有為政府，推行經濟制度改革，從而促進創新發展。為了加強權力推行改革的內在邏輯分析，本書還結合政治經濟學的權責利理論嵌入與權力有關的改革動力機制分析，構建出改革動力的機理。該機理認為，從權責利一致性看，權力的行為受到責任、利益影響。在進一步解釋什麼因素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集體利益的利他改革上，其中一個解釋是法定責任、政治責任約束凌駕於利益激勵之上。什麼因素促使權力接受責任約束而拒絶利益激勵？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利益風險的權衡。二是政治信念驅使。④針對性。針對澳門如何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第一，提出了改革博彩業的發展思路。針對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而衍生結構性風險，必須以改革促博彩業結構優化。第二，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0改革什麼。針對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產業結構失衡與政府產業政策發生局部無效率，而產業政策發生局部無效率與改革缺位有關，而改革缺位則與有權無責有關。根據改革動力機制的機理分析，因為權力的改革動力由個人利益激勵推驅動，因此推行的是利己改革，從而導致產業政策局部無效率。改革的重點是責任，如政治責任、高官問責制、高薪養責、反腐機制設立等，使到權力的改革動力受到法定責任、政治責任約束，從而推行的是利他改革，從而導致政策供給有效率。第三，如何改革。改革有四種方式：強制式、誘導式、漸進式、激進式。針對有權無責可以採用強制式，針對有為政府可以採用強制式和誘導式，針對制度改革、產業政策可以採用漸進式和誘導式。研究意義有三方面：①一種以改革促發展再利創新增長的思維。主流經濟學一直認為以增長促發展，本書則反向提出以改革促發展利創新增長的思路。②提出打破壟斷(權力或資本)和發展不平等的方法。純經濟學分析框架不容易做到，因為理論上忽視政治因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力。而客觀上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因此壟斷、發展不平等的產生必然與政治有關。只有通過改革才能使政治對經濟產生正面影響，也只有政治正確，才有可能打破壟斷和發展不平等。③解釋了為什麼澳門具有政府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和“一國兩制”的制度的制度優勢，16年來，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仍未有突破性發展，相反結構性風險與日俱增，歸根到底是與改革缺位有關。

11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關於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主要有三種關聯性：第一，改革與發展的關聯性是每個人都具有自身發展的需要，這種需要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之爭，而利益之爭構成改革的根本動力；然而，改革是公權力的產物，因此，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在於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的一次又一次的利益重覆博弈。第二，改革與產業結構優化的關聯性是打造一個技術創新的制度環境，經濟是發展的基礎，技術創新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在發展過程中，往往發生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尋租和壟斷；當尋租和壟斷達致一定規模時，它們會擠佔技術創新；一旦沒有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則無法優化；因此，改革與產業結構優化的關聯性在於尋租產生的壟斷。第三，產業結構優化與發展的關聯性在於經濟發展的本質，所謂經濟發展本質是指經濟發展本質上是一個技術、產業不斷創新，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產業結構優化是構成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更好闡述這種關聯性，除了對改革、產業結構優化、發展的內涵作出界定之外，還在以下方面進行綜述。如：利益是改革的根本動力。尋租、壟斷對發展產生的影響。影響改革的主因。制度是改革的方向。發展是改革的目標。這五個部分的理論梳理主要反映出改革與發展之間的其中一種必然關係，理論上具有高度關聯性的關鍵詞：利益、壟斷、博弈、改革、制度、政策。如利益最大化必然產生尋租、壟斷，而尋租、壟斷必然產生利益博弈，而利益博弈必然以發展為依歸，而制度創新、產業結構優化是發展的路徑依賴和必然選擇。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2一、改革、發展的內涵與內在關係(一)改革、發展的內涵改革是指把事物中舊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適應客觀情況的。1在古語中，改，更也2，具有轉變之意，如《國語•魯語下》提到的“執政未改”；革，改也3，具有除去、消除之意，如《鹽鐵論•非鞅》提到的“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在中國，改革思想源遠流長，例如《賈誼集‧新書‧過秦下》的記載：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意思指治理國家，要借鑒上古，參驗當化，根據時勢加以變化。《莊子‧天運》的記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什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雄雌，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意思指只有掌握了因時而變的大道，才能無所不通。《商子‧開塞》的記載：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意思指形勢變化了，治國之法也應不同。《繫辭傳下》的1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第365頁。2《說文．三篇下．攴部》。3《玉篇》。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13記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改革不同於革命，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1革命是超憲法(extra-constitutional)的政府變革方式，它有別於政治真理和社會改革之外，不能達到其他目的2，其實質是政治意識的迅速擴展和新的集團迅速被動員起來投入政治。3改革的本質是追求先進的生產和公平合理的分配，應從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中尋找。4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新調整5，是不同利益取向的人群之間反覆博弈之後的產物6，也是落後國家追趕的途徑。7新制度經濟學更指，改革介乎權利和權力之間，在授權與監督中由博弈產生8，同時是一種信念結構的變化，在穩定增長的過程中，建立在先前存在的制度框架基礎上並對其作出修改，同時受當時居於主導地位的信念結構的制約，由參與人感知的變化或外部力量所引起，如不斷發展的民族國家之間無處不在的競爭也是變革的潛在根源之一。9改革不但追求經濟正義，而且能夠解決促進發展，讓全球化造福全球10，但不可以忽視，它勢必改變人們的思想習慣，不但在與直接問題有關的方面，而且在整個結構的其他方面，發生深刻影響，當中少不了有閑階級的干擾。11一般而言，改革的屬性1[美]撒母耳‧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紀出版社，2014年，第303頁。2威廉‧葛德文：《政治正義論》，商務出版社，1980年，第184-185頁。3胡聯合、胡鞍鋼：《繁榮穩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392頁。4“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4-425頁。5王偉光：《利益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430、438頁。6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年，序言II。7“狹義而言，現代化不是一個自然的社會演變過程，它是落後國家採取高效率的途徑（其中包括可利用的傳統因素），通過有計劃地經濟技術改造和學習世界先進，帶動廣泛的社會改革，以迅速超上先進工業國和適應現代世界環境的發展過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8[美]約拉姆‧巴澤爾：《國家理論──經濟權利、法律權利與國家範圍》，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3頁。9道格拉斯‧諾思：《理解經濟變遷過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23、124、126、129、130頁。10[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讓全球化造福全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15、222頁。11[美]托斯丹·邦德·凡勃倫：《有閑階級論》，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39-141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4主要有激進、循序之分，而激進的代表是休克療法。改革的方式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一般是指權力干預，自下而上一般指市場演變。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促進人的生存和發展。從發展經濟學看，改革的主要對象是產業結構優化和工業化；從新制度經濟學看，改革的主要對像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從政治經濟學看，改革的主要對象是權、責、利；從凱恩斯經濟學看，改革的主要對象是就業。發展(development)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的變化。1發展意味着人類福利在規模擴張、組織變革和制度創新的過程中得以持續改善。2熊彼特認為，“發展”從本質上說是經濟體系內部各種因素自行變化的結果，這種經濟體系內部運動的最終推動力量正是創新。3綜觀有關文獻，發展有四個基本維度：①總量增長；②結構演進；③制度變遷；④福利改善，也有三個基本要素或核心價值，即生存(life-sustenance)、自尊(self-esteem)、自由(freedom)。4從廣義經濟角度看，發展不同於增長，經濟增長(economicgrowth)是指經濟變量的數量擴張，特別是指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統計中量度的國民收入總量和人均國民收入；經濟發展(economicdevelopment)不僅包括可量化因素的數量擴張，而且包括支配經濟運行的制度、組織等非量化因素變化的過程5，經濟發展的實質在於人的發展，以人的生存、發展和為享受依據去審視以經濟增長、結構優化、制度演進和福利改善為基本內容。成功發展的“底線”最終體現在減輕貧困、收入分配的調整以及改善人類生活質量的貢獻，一般來說，經濟發展除了包括經濟增長之外，它還包括經濟結構的變化。若從狹義的經濟角度看，經濟發展也就是指經濟增長。兩者分別在於，增長只是手段，發展才1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第310頁。2李寶元：《人本發展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7頁。3郭熙保編著：《發展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98頁。4三個核心由經濟學家鄧尼斯‧古雷特(DenisGoulet)提出的。5[日]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發展經濟學──從貧困到富裕》，社會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頁。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15是目的。就此而言，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但經濟增長不一定促進經濟發展，換句話說，經濟增長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歸根到底，發展始終是以民為本，以民為本最終是保障民眾的自由發展。正如阿馬蒂亞‧森指出，發展可以視為擴展人們享有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自由既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1從經濟角度看，發展本質是是一個技術、產業不斷創新，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二)改革與發展的兩種內在關係應該說，由於改革、發展內涵相當宏觀，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因此，改革與發展的內在關係是多元的，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存在也相當廣泛，如社會改革影響政治發展，經濟改革影響社會發展，文化改革影響政治發展等。從經濟角度看，改革與發展之間的內在關係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因果關係和共生關係。從因果關係看，主要表現為：因為發展，所以改革；因為改革，所以發展。這種關係產生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由倒逼產生，因為發展問題倒逼改革；二是由權力產生，因為權力促使改革。歷史上，發展問題倒逼改革的因果關係較明顯，如人類社會經歷了由奴隸制－封建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變遷，每次制度演變一再證明，人類是通過不斷的反制度壟斷追求生存、發展的權利。另外，在發展過程中必然伴生的各種形式的壟斷，導致發展不平等，從而倒逼改革。理論上，這種因果關係可以理解為需求產生供給，即發展問題產生需求導致改革供給；當然，也有供給產生需求，即改革供給促使發展需求。從共生關係看，主要指改革離不開發展，改革永遠是增量的，它一定是滿足整體發展的需求，這是永恆的主題；發展離不開改革，因為發展離開了改革，發展必然不能滿足一種動態需求，產生發展不協1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4、255-260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6調問題。(三)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一種發展思路理論上，有很多經濟模型能夠解釋如何優化產業結構。但經濟模型往往局限於相當嚴格的前提假設而未能對政治影響經濟作出較系統的解釋。客觀上，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因此，政治因素影響經濟發展的可能性是高度存在的。一旦發生這種情況，純經濟學下創建的模型是不足以破解這個難題。而最常見的一種情況：當發生尋租產生的利益壟斷，因為利益關係而導致政府產業政策供給無效率，結果導致技術創新不足，產業結構得不到優化。因此，本書嘗試提出一種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即以反壟斷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簡而言之：第一，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利益壟斷，一般情況下，權力尋租產生的既得利益壟斷在法治化水平低的地方發生率較高，且會擠佔創新發展。第二，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即是說經濟發展離不開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優化。因為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利益壟斷而擠佔創新發展，從而導致產業未能升級，產業結構得不到優化，所以要促使產業結構優化，必須要技術創新；要實現技術創新，必須推行反壟斷改革。從整個發展思路看，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必然涉及這些關鍵點，如利益是改革的根本動力；尋租、壟斷對經濟產生的影響；影響改革的主因；制度是改革的方向；發展是改革的目標。這些關鍵點構成了由政治到經濟，由實踐到理論，由宏觀到微觀的路徑選擇。從政治到經濟看，由於改革是政治手段，產業結構優化是經濟目標，因此，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則構成政治影響經濟。與政治有關的是利益是改革的根本動力，而改革是權力的產物；尋租、壟斷對經濟產生的影響，而權力尋租容易產生行政壟斷；影響改革的主因在於政府間競爭和利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17益博弈。與經濟有關的制度是改革的方向，而制度是創新的根本動力；發展是改革的目標，而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產業結構優化是經濟發展本質的集中體現。從實踐到理論看，這是指由改革實踐到經濟理論創新。改革實踐方面主要來自利益是改革的根本動力；尋租、壟斷對經濟產生的影響，過程中必然產生利益博弈和權力再平衡。經濟理論創新則主要來自制度是改革的方向；發展是改革的目標，過程中必然需要理論創新以符合自身發展所需。從宏觀到微觀看，改革屬於宏觀操作，如權力再平衡、反壟斷改革、經濟制度改革等；產業結構優化屬於微觀操作，如產業高度化、產業結構合理化等，但同時離不開產業政策的中觀操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具有一定的內在必然性。第一，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利益壟斷。第二，必須以反壟斷改革促創新發展，因為壟斷擠佔創新空間和資源。第三，產業結構優化必須推行經濟制度創新，因為經濟制度創新能使產權制度有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勵企業家精神，也因此激勵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是促使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高度化的必然選擇。二、利益是改革的根本動力利益是指“人們通過一定的社會關係表現出來的不同需要。需要是人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利益是需要引起的。”它構成主客體之間的一種關係1和涵蓋一切生產活動的利益體系(systemofinterest)。2利益是推動人們進行歷史活動的決定性力量，是歷史變更的槓桿、利益是人類歷史活動的“永動機”，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最根本體現。實際上，維持個人生存的那部分個人利益，就是在已經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即已經取得的社會集體利益的基礎分配給個人、直接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1《中國大百科全書》第14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69頁。2[意]安格魯‧帕尼比昂科：《政黨：組織與權力》，上海世紀出版社，2013年，第16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8物質財富，而維持個人發展的那部分個人利益，就是通過不斷發展社會生產、提高生產力水平、改善生產關係，即發展社會集體利益達到的，在此意義上，社會集體利益是長遠的個人利益。沒有自私性與非自私性、善與惡的區分，人們不應該也不可能對它進行任何道德評價。從歷史的跨度看，利益是社會歷史變遷的內在動力。1利益有正當與不正當之分，以合法手段取得的利益是正當，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利益為不正當。按利益的主體差別劃分為個人利益2、群體利益3和社會整體利益。4從總體上來看，可以劃分為兩大類利益，即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荀子“今人之性，生而好有利焉。”5司馬遷“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6霍爾巴赫在《自然政治論》中認為“人們聯合起來是為了滿足本身的利益”。17世紀英國唯物論者霍布斯認為“對於每一人，其目的都是為着他自己的利益。”7利益支配着我們的一切決定。8愛爾維修認為“為了國家利益而犧牲個人的暫時福利幾乎永遠是他們的正確理解的利益所在。”9梯葉里認為雙方都為現實的利益而進行戰爭。其他一切是外表或藉口。10黑格爾認為“熱忱、熱情”是一種以私人利益的特殊目的，或者簡直可以說是利己的企圖而產生的人類活動。11馬克思指出：“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熊彼特在其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1王偉光：《利益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6頁。2個人利益指每一個單獨個人的利益，由生產勞功實現，是構成共同利益的基礎、生存和發展基本形式之一。3群體利益是指特定群體都有其相對的共同的利益，其中集體利益是特殊的群體利益。屬於共同利益的一種形式。4社會整體利益是指整個人類社會作為利益主體的利益，屬於共同利益之一種形式。5荀子：性惡篇。6《史記‧貨殖列傳》。7霍布斯：《利維坦》，載於《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譯》(上卷)，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667頁。8葛力：《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457頁。9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536頁。10《新華月報》第366-368卷，1975年，第129頁。11黑格爾：《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年，第62頁。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19論》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企業家創新模型，指出為了獲取創新成功可能帶來的超額利潤，企業家不斷冒險進行創新活動，尋求相對的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當潛在利潤大於為獲取利潤而支付的成本時，將產生制度創新的有效需求，使制度從均衡走向非均衡。利益是行為的動力，行為是追求利益的實踐。沒有利益不可能有行為，沒有行為也不能有利益，利益與行為是相輔相成的，既互相促進又互相制約。利益的思想動機產生來自：利益欲望、利益興趣、利益認識，利益欲望是最原始的思想動機，反映人的初級的主觀形式，如最簡樸的“意向”、“願望”、“念頭”、“目的”等；利益關心是持久的思想動機，在利益欲望基礎上產生的持久的意願，表現為一定的需要、印象和觀念相互維繫。利益認識是更高級的思想動機體現，產生於利益基礎之上。從人類發展史看，利益欲望、利益興趣和利益認識是構成文明衝突的根源，根本在於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之爭。一般來說，在權力主體追求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相互關係中，經濟利益是基礎。首先，經濟利益是產生政治利益的根源，正是經濟利益決定了社會集團或政治代表要求維護或改變一定的社會關係、社會結構，從而形成政治利益，導致各種不同的政治活動、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其次，政治利益以經濟利益為轉移。當不同的人或集團的經濟利益發生變化以後，其政治利益也必然發生相應的轉變。最主要的是經濟利益的變化，導致追求的政治利益的改變。政治利益的這種轉變，不僅有質的變化，而且還有量的變化。質的轉變是由根本對立的經濟利益矛盾的解決所造成的，表現為政權由落後的腐朽的階級手中轉移到先進的革命階級的手中；量的變化則表現為政權在同一階級內部不同階層或集團之間的易手。最後，個人追求政治利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整體經濟利益。在社會科學領域，自然存在的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本質就是一個客觀存在、性質已知卻無法改變的原子核。1個人利益肯定論中1李寶元：《人本發展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45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0不乏有否定，瑞士經濟學家西斯‧蒙第就認為，個人利益乃是一種強取的利益，個人利益常常使他追求違反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甚至歸根到底可以說是違反全人類的利益。1西方經濟學一直以經濟人作為理論研究的基本假設，但經濟學家普遍也意識到道德在經濟中起着中心作用，經濟人的道德觀念本身(在道德規範約束下的自利追求)對正常的經濟運行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市場信息不對稱下，更需要道德的出現。不難理解，自利(self-interested)不等於自私(selfish)，在特定條件下，追求自利也不等於沒有利他；反過來，在特定條件下，追求利他(altruism)不等於大公無私，也不能說沒有利己動機。人類歷史反覆證明，利己動機與利他行為區別於迂回程度和顯隱之間，今日的利他有可能便是明日的利己。經濟人2在西方經濟學定義中指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但經濟人不等於沒有道德標準、沒有利他想法，往往在理性約束下，為實現利益最大化，它時刻準備為改善個人與他人的利益關係做某種妥協；道德，在經濟領域中與其最有關係的是“公平交易”，狹義上可理解為守契約，廣義上可理解為不損人利己的一般性意願。道德者也不等於沒有自利，也不等於完全利他，如捐血是道德行為，是利他的，但也是利己的，因為捐血後可以促使體內血液新陳代謝。綜上所述，利益是構成人類生產活動的根本性力量，當中也必然成為推動改革的力量。1[瑞]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原理》，何欽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43頁。2“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對他們有好處。”參見亞當‧斯密：《國富論》，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4頁。之後，西尼耳定量地確定了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約翰‧穆勒在此基礎上總結出“經濟人假設”。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21三、尋租、壟斷對發展產生的影響在發展過程中，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尋租、壟斷現像是必然存在。經濟學對尋租、壟斷現象已有較深入的研究。大致認為，尋租、壟斷現象不利於自由競爭機制的發展，也會增加不確定性交易成本。(一)尋租尋租(rentseeking)，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利益論中的不可或缺部分。它有其他叫法，如卡特爾化、壟斷化或尋求非直接生產性利潤(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DUP)，也有合法尋租和非法尋租之分，合法尋租是指通過游說以爭取政府的政策傾斜，非法尋租是指通過行賄等違法方式取得壟斷特權。尋租的本質是壟斷化過程1，在《現代經濟辭典》被定義為政府官員、企業或個人憑藉特殊的壟斷地位或特殊手段追求超常經濟利益的行為。2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間接指出尋租行為“同業中人甚至為了娛樂或消遣也很少聚在一起，但他們談話的結果，往往不是陰謀對付公眾便是籌劃抬高價格。”開創了尋租的思想。而馬克思運用超經濟強制這一概念指出政治性權力介入經濟活動可以“通過如任意徵稅、沒收、特權、官僚制度加於工商業的干擾等等方法來捉弄財產”3認定尋租與權力有關。尋租理論指的是對尋求生產要素收益這種非生產性活動的經濟分析，由經濟學的“租”的基礎上延伸出來的。在古典經濟學中，李嘉圖提出租金的概念──完全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主要是土地收益)。後來，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MarshallAlfred,1842-1924)把那些由暫時缺乏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所獲得的額外收益稱為“准地租”。4此後租金的概念不斷擴大，有1肯尼士‧J‧柯福、大衛‧C‧柯蘭德：《馴服尋租者》，載於[美]大衛‧柯蘭德編：《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尋租和DUP行動分析》，長春出版社，2005年，第219頁。2劉樹成主編：《現代經濟辭典》，鳳凰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9頁。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30頁。4A‧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2不同意見認為“經濟租金的生成、結構和分配是權力、權利、不對稱交易成本體系和其他變數的函數”。11966年，萊賓斯坦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論文《配置效率與X-效率》，提出了X-非效率理論，當某一產業內企業數量越少，市場壟斷力量就越大；當壟斷企業在不存在市場競爭機制約束的狀況下，就會放鬆內部管理和技術創新，從而導致X-非效率。1967年，弋登‧塔洛克(GordenTullock)在《西部經濟雜誌》發表《關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提出如果“沒有政府幫助的私人集團除了提供價廉物美的商品外，別無他途獲得壟斷。1994年在《尋租》一書中把尋租定義為“利用資源通過政治過程獲得僅構成對他人利益的損害大於租金獲得者收益的行為。”這個定義有兩個側重點：第一，尋租為損害其他人的福利為前提，並且對其他人的福利損害要大於尋租者的福利所得；第二，他主要分析“人們如何操縱民主政府，通過損壞別人而使自己獲得租金的行為”。21974年安妮‧克魯格(AnneOsbornKrueger)在《美國經濟評論》的論文《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提出尋租的概念，明確指出尋租行為是政府干預經濟使租金形成的直接結果，並且尋租活動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浪費等。1980年，布坎南(JamesM.Buchanan)在《關於尋租的理論》一文中以政府發放計程車牌照限制為例指出尋租活動存在的前提條件是政府權力對市場交易活動的介入。租金和尋租的產生是由於政府實行了市場進入限制而造成了有租可尋的稀缺機會。而尋租活動內涵三個層次：一是牌照數量管制；二是有權決定管制的職位；三是牌照費的轉化形式。目前而言，尋租泛指要素在一種制度或權利安排下能夠獲得的收入與它在另一種不同的制度或權利下獲得的收入的差額，又或在最大化行為既定的情況下，制度的結構改變了尋租和‘生產活動’的相對收益。31沃倫‧J‧賽明思、尼古拉‧莫卡洛：《尋租理論批判》，載於[美]大衛‧柯蘭德編：《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尋租和DUP行動分析》，長春出版社，2005年，第51頁。2塔洛克：《尋租—對尋租活動的經濟學分析》，李政軍譯，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7頁。3DouglassC.North.1987.Rent-Seekingand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tics.INRowley,C.K.,(ed).DemocracyandPublicChoice:EssaysinHonorofGordonTullock.Oxford:BasilBlackwell.163.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23這種差額收益大致有兩類來源：一是通過權力部門獲取特權；二是通過創新性生產方式而獲得壟斷。1理論界普遍認為造成尋租的原因歸咎於：①資源稀缺；②體制轉軌的路徑依賴；③漸進式改革；④產權不清晰；⑤監管機制失靈。而尋租對經濟活動產生的X-非效率、浪費、壟斷化和福利水平損失等負外部性影響，當經濟糟到一定程度時，以改革促使減少尋租將變得可能。肯尼士‧J‧柯福、大衛‧C‧柯蘭德在《馴服尋租者》一文中提出阻止尋租活動建議：①提供關於尋租活動的信息；②創造一種反對尋租的道德氛圍或意識形態；③改進調整產權的過程；④創造夕陽條款，使尋租活動創造的不合意的制度性限制自然消失；⑤贖買壟斷地位；⑥對特定的尋租活動徵稅，對摧毀尋租和反尋租的活動進行補貼。詹姆士‧貝內特、湯瑪斯‧狄洛倫佐在《政治企業家和尋租社會的改革》一文中提到尋租社會持續生長顯然是預算外而不是預算內，因此認為憲法限制對尋租作用不大，除非一種法律的或憲法的限制只有不被這類手法殲滅，才能產生走向改革的修正行為，大前提是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2中國的學者大多將尋租的根本原因歸咎於權力個人任性所致，經濟人向權力個人行賄是中國常見的尋租方式，稱之為權力尋租，1887年，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LordActon)在給曼戴爾‧格雷夫頓主教(BishopMandellGreighton)的信中指出權力傾向於腐敗，絶對的權力產生絶對的腐敗。3權力尋租大致有三類4：一是權力對市場自由競爭均衡的干擾所產生的尋租；二是集權經濟體制下權力壟斷所產生的尋租行為；三是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期間形成的制度空隙而出現大量尋租行為。最好的治理尋租是建立良好的反腐機制，從制度上抑制腐敗、打擊腐敗、消除腐敗。1劉樹成主編：《現代經濟辭典》，鳳凰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9頁。2詹姆士‧貝內特、湯瑪斯‧狄洛倫佐：《政治企業家和尋租社會的改革》，載於[美]大衛‧柯蘭德編：《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尋租和DUP行動分析》，長春出版社，2005年，第233-234頁。3魏宏：《權力論》，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第3頁。4伍裝：《權力經濟的發展邏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71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4(二)壟斷壟斷(monopoly)，又稱“完全壟斷”、“壟斷市場”、“獨佔市場”，完全排斥競爭的一種市場結構1，特定經濟主體為了實現特定目的通過構築市場壁壘從而對目標市場所作的一種排他性控制狀態。壟斷不過是競爭的產物，不是競爭的對立面，結構的壟斷(完全壟斷)只能是完全競爭的對立面，卻不是競爭本身的對立面；即使是壟斷本身也不是競爭的對立面，因為壟斷的實質是具有市場勢力，競爭則與稀缺性相伴隨而總是存在的，壟斷並不能消除競爭。壟斷產生着競爭，競爭產生着壟斷，壟斷只有不斷投入競爭的鬥爭才能維持自己。2古典經濟學一早就對壟斷行為和壟斷價格作出深刻描述，“壟斷者使市場存貨經常不足，從而使有效需求永遠不能得到充分供給。這樣，他們就能以大大超過自然價格的市價出賣他們的商品，而他們的報酬，無論是工資或是利潤，都大大超過其自然率。……壟斷價格在各個時期都是可能得到的最高價格。”3費雪就把壟斷簡單地定義為“競爭的缺乏”。馬克思認為壟斷是由在一定的生產方式下資本積累形成，並認為“歷來受人稱讚的自由競爭日暮途窮，必然要自行宣告明顯的可恥破產。這種破產表現在：在每一個國家裏，一定部門的大工業家會聯合成一個卡特爾，以便調節生產。”4列寧也認為，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生產集中引起壟斷，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規律。馬歇爾對於壟斷的效率特徵是持不能定論的態度的。5一方面，他認為壟斷者追求純收入最大化，供給價格小於需求價格，因而經濟不會自然達致社會福利最大化；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壟斷經營能夠獲得大規模生產所帶來的各種經濟，因而不一定是壞事。之後被理解為“馬歇爾1劉樹成主編：《現代經濟辭典》，鳳凰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75頁。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6頁。3[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6頁。4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5頁。5馬歇爾：《經濟學原理》，陳良璧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25衝突”──規模經濟與完全競爭之間的衝突，也可理解為壟斷與競爭是企業之間利益博弈面臨的一個永恆矛盾。1940年，英國經濟學家克拉克提出有效競爭概念以破解“馬歇爾衝突，中國學者王俊豪於1995年在此基礎上界定出有效競爭標準。1哈伯格(Harberger,1954)證明與完全競爭相比壟斷導致產量減少，價格上升，存在資源配置低效率。萊本斯泰因在1966年出版的《配置效率與X效率》中證明由於缺乏競爭，壟斷企業平均成本比完全競爭企業要高，存在“X效率”損失。塔洛克證明企業爭取壟斷利潤的尋租行為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由於自然壟斷存在定價悖論、效率悖論和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產生政府管制需求。公共利益理論的代表理查‧波斯納(RichardA.Posner)假設：一個是如果讓市場任其發展，那它將是極端脆弱的，並容易出現運行缺乏效率和不公平的情況；另一個是政府的管制行為幾乎沒有成本。這意味着政府管制的目的是通過糾正市場失靈來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因此，政府管制具有潛在的合理性。由於現實世界的大量被管制產業既不是自然壟斷產業，也不具有外部性這一事實2，Gaitsgori,V.G.andPervozvanskii,A.A.在1988年運用次優理論指出了公共利益理論以市場失靈和福利經濟學為基礎的狹隘性。他指出在自然壟斷部門，經濟受到某些競爭方面的限制，零星地制定一些能夠確保競爭得以運行的管制政策，可能並不一定會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實際上這些政策會使經濟背離而不是趨於競爭限制下的最優化。3管制俘獲理論(capturetheory)指的是管制者被生產者俘獲而獲得壟斷地位，它最貼近客觀現實但卻被質疑什麼管制是被生產者這個利益集團所俘獲，而不是被消費者或其他的利益集團所俘獲。管制經濟理論創始人斯蒂格利茨在1971年發表的《經濟管制論》一文中指出管制是經濟系統的一個1王俊豪：《市場結構與有效競爭》，人民出版社，1995年。2Viscusi,.W.K.,J.Vernon,andJ.Harrington,JosephE.1995.EconomicsofRegulationandantitrust.MFTPress.2ndedn.3M.A.UTTON.1986.TheEconomicsofRegulationIndustry.NewYork:BasilBlackwellInc.244.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6內生變量，管制的真正動機迎合管制者與生產者對管制的供需均衡，讓各自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時他通過完整的研究得出了受管制產業並不比無管制產業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價格。佩爾茲曼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基礎上提出斯蒂格勒──佩爾茲曼模型，該模型指出當某一產業在缺少規制之下實現的均衡價格接近於規制之下的價格，則規制不可能發生。當可能從規制中獲益的利益集團因價格相對不變而不能獲益較多時，該利益集團不會投入資源以獲得規制。貝克爾模型不認為管制僅產生於市場失靈之時，指出任何決定規制活動的是利益集團的相對影響，這種影響不僅由管制的福利效應所決定，而且由利益集團向立法者和管制者動用壓力的相對效率所決定，規制主要是用來提高更有勢力(更有影響)的利益集團的福利。隨着技術進步與經濟全球化活動增強，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開始放鬆管制做法，斯蒂格勒(Stigler)與梯若爾(Tirole)在對批判傳統管制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管制失靈”理論，該理論認為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最初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目的是為了提高市場效率，但由於管制中存在不當干預，最終扭曲了市場自由配置，不但沒有達到提高市場效率的目的，反而降低了市場效率。特別是在既實行價格管制又實行准入管制的自然壟斷部門，由於缺乏競爭的刺激而使低效率問題更加顯著。由於政府對自然壟斷企業的市場准入進行管制，新企業難以進入，受管制的企業實際上避免了市場競爭的壓力，這些企業的激勵機制自然無法與無管制企業相比，結果造成企業內部資源配置效率和動態效率的低下(配置的X效率性“X-efficiency”)，同時提出激勵管制，如最高價格上限制(pricecapregulation)1、區域間競爭(yardstickcompetition)2、特許權投標(franchisebidding)3等規制方式。1982年，芝加哥學派的鮑莫爾、1它是指企業能在最高價格下這個範圍內自由變動，從而激勵企業改革創新。2是指將受管制的企業按地區劃分，鼓勵區域間競爭，從而刺激企業提高效率。3指政府在一定時期內給企業以特許權，特許期結束後重新競爭投標，從而消除企業長期特許權下的X-無效率現象。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27潘札爾(Panzar)、威利格(Willig)在《可競爭市場與產業結構理論》提出可競爭市場理論(ContestableMarketTheory)，當市場存在完全競爭時，市場周邊就會潛伏競爭對手，而競爭對手的潛在壓力會對市場佔位者行為施加有效約束，使現有市場佔位者不敢獲取超額利潤和限制其採取低於成本的定價反應，從而使市場一直處於競爭狀態。西方經濟學對壟斷的研究主要圍繞自然壟斷、經濟性壟斷，很少關於行政性壟斷。這不代表西方發達國家沒有行政性壟斷，而很大程度上被法治、自由競爭、市場主導等價值體系埋沒了，只是沒有明顯讓人發現。可是，在發展中國家，行政性壟斷凌駕於自然壟斷和經濟性壟斷。什麼是行政性壟斷？它泛指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濫用行政權力限制正當競爭1，借助自然壟斷為由而變成的法定壟斷2，屬於一種濫用權力的非法行為3，與行政權力有關的一切壟斷4，具體表現在競爭者憑藉國家經濟主管或地方政府濫用行政權力所形成的強大力量或控制性安排，使自己在一定的經濟領域內控制或支配市場、限制或排除競爭的狀態5，又或者使企業以實現壟斷和限制競爭的一種狀態和行為。6然而，學界一直對壟斷主體、壟斷方式、壟斷效應、壟斷範圍、壟斷合法性等存在爭論，有學者為避開這些概念上的爭論而轉移關注行政性壟斷的內涵，將行政性壟斷內涵界定為：政府機構運用公共權力對市場競爭的限制或排斥。學界普遍認同行政性壟斷主要分為行業性行政壟斷和地區性行政壟斷。行業性行政壟斷是指少數企業或企業聯合運用政府所賦予的排他權力對某個行業的生產和流通進行控制的獨佔行為，如電力行業、電信行業、鐵路行業和石油行業等，屬於典型的行業性行政壟斷。地區性行政壟斷是指地方政府運用權力對市場及其競爭關係1問清泓：《行政性壟斷之定義研究》，載於《理論月刊》，2004年，第6期，第142頁。2趙卓：《利益集團、行政性壟斷與規制改革》，載於《理論探討》，2009年第3期，第84頁。3曹士兵：《反壟斷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4胡鞍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反行政性壟斷也是反腐敗》，載於《經濟參考報》，2001年7月11日。5劉劍文等：《競爭法要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6漆多俊：《中國反壟斷立法問題研究》，載於《法學評論》，1997年第4期。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8進行限制甚至是替代的行為或狀態。有研究發現，造成地區性行政壟斷的根本原因是官員政績、地下經濟收益激勵、地方官員有限任期制1。平新喬2004年的聯立方程計量模型證明：地方政府在某個產業實施的行政壟斷越強，資源配置效率越低。陳林、朱衛平於2012年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二階段最小二乘法估計和動態面板廣義矩陣估計，結果發現：地區性行政壟斷損害了4個方面的區域經濟績效──生產效率、資本配置效率、技術創新能力以及國際競爭力，會對區域經濟運行產生顯著的負面作用。Cowling和Mueller提出DWL公式分別對內部生產率損失、尋租成本、社會福利淨損失進行估算得出結果是行業性行政壟斷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福利淨損失、內部生產效率損失以及資源浪費，而實際上，這還不是行業性行政壟斷造成的全部負面影響。行業性行政壟斷還會造成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企業技術進步緩慢及重要企業缺乏國際競爭力等諸多不良後果。于良春、張偉在ISCP分析框架下，對具備行業性行政壟斷特徵的典型行業內的行政壟斷強度進行了實際測算，分析結果顯示，在電力、電信、石油及鐵路行業內，石油行業中的石油開採領域行政壟斷強度與鐵路行業行政壟斷強度最高，而在放開進入限制的電力行業的發電環節及石油煉化領域內行政壟斷強度則較低；同時發現無論是在微觀層面上，還是在產業以及宏觀層面上，行政壟斷均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損失，而且跨期考察發現這一損失額佔GDP比重有不斷增長的趨勢，還顯示行政壟斷強度與行政壟斷造成的效率損失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線性正相關關係。陸銘、陳釗通過Barro經濟增長的實證模型指出，分割市場對於當地的經濟增長具有倒U型的影響。除了地區性行政壟斷外，還有全球化下國際資本壟斷現象。范愛軍、孫寧(2009)運用邊界效應法證明在排除了自然市場分割因素後，地區性行政壟斷因素導致的國內市場分割仍然嚴重。1陳林朱、衛平：《中國地區性行政壟斷的成因與治理》，載於《系統管理學報》，2014年第2期，第229-237頁。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29許開國曾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指出地區性行政壟斷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損失。而學界普遍認為破解行政性壟斷的途徑是消除歧視性限制，完善《反壟斷法》，降低行政性進入壁壘和提高規制效率，徹底實現政企分離，政府減少對市場的不當干預。在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尋租和壟斷，它們對發展的影響是顯然的。學界從微觀層面提出不少反腐理論和反壟斷的管制理論，以促進公平競争，這些理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它至少能讓我們在微觀層面上如何克服尋租、壟斷。然而，在發展過程中，有些時候，尋租與壟斷的產生並非理論缺位造成，而是宏觀層面的利益驅使所致，即人為造成。例如：當權力組織受到尋租後，利益最大化會促使它排斥一切可行的理論，結果壟斷問題依然存在。當發生這種情況時，我們不是在理論上鑽牛角尖，而是從根源上找出破解的方法。當然，影響壟斷的因素很多，如技術產生的自然壟斷、政府干預產生的行政壟斷。如果是由於政府因受到尋租而作出不適當干預繼而產生的壟斷，那麼，破解壟斷的治本方法是宏觀改革。當宏觀改革成功後，再採用微觀規制治理。四、影響改革的主因(一)利益博弈博弈，泛指一種遊戲的對弈行為，如下棋、玩樸克等，從發展角度看，博弈就是代表一種競爭，而競爭是制度變遷的關鍵，通過競爭使知識不斷增長，從而引發創新(改革)。現代博弈論指的是一套取決於數學方式的理論決策。所謂利益博弈是指運用博弈論方法對利益之爭以數學方式表達。在現實中，由於人類欲望無窮與資源稀少性，因此利益之爭必然存在的。上面提到的尋租、壟斷，都是利益博弈的產物。利益是推動改革的根本動力，而利益博弈則是影響改革的主因。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0鄭京輝以1956年河南省工資改革為例，指出工資改革領導機構成員構成、工資改革實施方案的制定，以及工資改革方案的評估等都體現了這一利益博弈過程。參與主體之間的合作博弈是推動熱計量改革的關鍵，合作博弈的充要條件是主體之間建立的約束協議及合理的利益分配。在改革進程中，要想達成多主體的合作博弈並非易事。劉桂蓮、溫鵬莉於2014年指出，在阿根廷的養老金國有化改革過程中，執政黨和工會的目標不謀而合，極力推動改革，但由於國內重要否決點的缺失，反對力量相對較弱，使得國有化改革方案比私有化改革方案更易通過。李名峰、曹陽、王春超在2010年的研究指出中國土地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分兩步進行，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經過利益博弈、相互妥協的結果。燕繼榮也認為正是由於利益集團的博弈，利益集團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讓很多改革的成果被吞噬，使人們對改革失去耐心。綜上所述，利益博弈是影響改革的主因。顯然，利益博弈是一種複雜的行為，這種行為混合了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思想。儘管如此，也可以把利益博弈簡單劃分為利己改革產生的博弈和利他改革產生的博弈。我們知道，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完全理性/有限理性)，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利益博弈的最高考慮。然而政治學、社會學在自身利益最大化並非完全的一種剛性考慮，這就會出現利他改革的結果。如政治家鄧小平、李光耀提出的改革是一種利他改革。理論上，利益博弈包含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或稱為聯盟博弈)與非合作博弈的根本性差異就在於合作博弈是有一個類似強制性的協定的保障聯盟存在。1944年VonNeumann與Morgenstern合著的Theoryofgameandeconomicbehaivor一書出版，正式提出了合作博弈(cooperativegame)的概念，其後，隨着研究的深入，合作博弈理論得到了較快的發展。納什於1950年、勞埃德夏普利於1953年提出和討論的“討價還價”模型，吉利斯和夏普利在1952-1953年間提出的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31關於合作博弈中的“核”的概念。當然，合作博弈理論在這一時期同樣有着最為重要的研究成果當屬夏普利提出的“夏普利值”這一合作博弈解的概念並對其進行的公理化闡述。湯瑪斯‧謝林(ThomasC.Schelling)在1960年的《衝突的戰略》一書出版，開創了非完全合作博弈理論研究。這個年代是博弈論得到極大發展的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建立了非合作博弈理論，合作博弈理論也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博弈論的許多重要的理論和概念都是在這一時期被提出的。例如：納什是最早對合作和非合作博弈行為進行研究，其提出的納什均衡界定了非合作博弈──“假使其他局中人不變換其策略，則任何一個局中人都不能以單方面變換自己的策略來增加其效用”。在博弈論理論發展的鼎盛時期，非合作博弈取代合作博弈成為主流。儘管合作博弈佔下風，AumanannR.J.,MaschlerM.認為合作博弈事實上是一個談判過程，把談判集作為合作博弈的解。11965年達維斯和馬斯克萊從聯盟的不滿程度的角度提出以內核(kernel)作為合作博弈的解。1965年合作博弈的解應用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是合作利益分配，1969年斯克梅德爾以超出值(excess)表示聯盟的不滿程度，從而提出聯盟的最小限度合作博弈的解，稱為核仁(nucleolus)。有關理論為利益博弈提供了科學依據，當然這種科學依據也局限於新古典經濟學的嚴格假設。目前沒有研究直接用於改革與利益博弈分析，這可能與改革是權力的產物有關。因為政治是變色龍，衝突與妥協隨時發生。由此可見，利益博弈下產生的改革很難界定它是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考慮到改革是一種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博弈的初期必定是非合作的。從純戰略的納什均衡看，可以採用協調賽局、囚陡困境和獵鹿賽局。本書選擇相對簡單的囚陡困境對改革與利益博弈進行分析。如1AumanannR.J.,MaschlerM.1964.TheBargainingSetforCooperativeGamesAdvancesinGameTheory.DresherL.,ShapleyL.S.,TuckerA.(eds).Princeton:PricncetonUniversityPress.AumanannR.J.,MaschlerM.1985.GameTheorecticAnalysisofaBankrupteyProblemFromtheTalmud.JouralofEconomicTheory.Vol.36.195-213.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2圖2-1為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對抗與合作博弈。如果從一個單期博弈(博弈進行一次就結束)來看，(對抗，對抗)是必然的結果。但是，如果改革派、保守派具有長期關係(政治利益關係長期存在)，那麼合作確有可能達成。理由是：圖2-1所示，如果選擇一直對抗，那麼大家每次只能得到1個單位的利益；相反選擇合作，則每次都可得到5個單位利益。更關鍵的是，如果給定改革派合作，而保守派現在選擇對抗，那麼保守派雖然在這一次可以多得5個單位利益(10-5=5)，但自此以後改革派選擇不再合作，保守派將會損失以後所有的得到5個單位利益的機會，因此從長遠利益來看保守派選擇對抗是下策，對於改革派也是同樣的道理。現實中，改革博弈是一種無限重覆博弈，分析上需要做一些假設：1.假設利益存在時間上的貼現，下一個時期的1單位利益只能等於現在這一時期的S單位利益，0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33圖2-1對抗與合作的博弈改革結構的博弈主要是牽涉利益結構的重建，其必然一次又一次地通過利益博弈，從競爭到合作的產生。目前博弈論無法脫離簡單化與不符現實的固有缺陷，使得國家間的合作是隨機的而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說，被推翻的只是現實主義的衝突決定論，但取而代之的只是衝突、合作隨機論，其最終結果是，在國家間關係中，衝突與合作都存在可能性。當然，囚陡困境的分析只適用於博弈初期，它不能涵蓋整個改革與利益博弈的過程，它一般是一種非合作博弈，因為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的壟斷利益最大化，它又必然導致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競爭起來。有研究認為，利益博弈初期必然產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非合作博弈。1囚徒困境只預測非合作行為，忽略了現實生活中國家間的合作性行為，也忽略了國內政治在對外決策中的作用，並且囚徒困境中的制度環境也要比國際層次的制度環境稀薄。劉根榮在2005年指出信譽機制可以解決囚徒困境問題。假設兩個交易者重覆相遇，彼此對交易的未來收益不變，那麼受騙方採取終止未來所有與對方交易機會的威脅策略有可能遏止雙方的行騙機會。1丁煌、定明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案例分析與博弈啟示》，載於《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第805-809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4(二)政府競爭利益促使博弈，博弈促使競爭，而政府競爭的利益是人民福址，因為政府是政治的集中體現，而政治的本質是為百姓謀福址(為人民服務)。政府要競爭，改革是必然的選擇，因為在發展過程中，尋租、壟斷的發生會構成政府的不正當競爭，從而導致政策方向偏離社會需求。時至今日，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政府有興趣和有義務來促進經濟增長，並且防止或抵禦經濟衰退1，任何經濟都是在政治力量設計和維持的秩序內運行的2，而政治和經濟市場的演化結構是解釋經濟績效的關鍵3，這是構成政府競爭理論的基礎。學術界把政府競爭理論中主要分為三塊：一是財政學中的政府競爭理論；二是制度經濟學中的政府競爭理論；三是中國轉軌時期地方政府間的競爭理論。由於本書研究需要，故側重的是制度經濟學中的政府競爭理論。在新制度經濟學中，他們提出一個相當關鍵且核心的命題：“國家(政府)”被界定為具有合法暴力的壟斷者，又是公共服務的供給者；既具有生產性，又具有分配性和掠奪性。在有限理性下，統治者大部分時間想的是如何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可信承諾”對研究政治家在經濟發展中的決策行為至關重要。政府如何堅定不移地信守承諾而致力解決制度長期安排下無效率問題？新制度經濟學代表諾思的壓力模型認為：促使國家間的競爭壓力有兩方面：一是國家之間。正如諾思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指出“統治者總是存在對手，與之競爭的國家或本國內部的潛在統治者，……，在與更有效率的鄰邦相處的情形下，相對無效率的產權將威脅到一個國家的生存，統治者面臨着取消或者修改基本的所有權結構以便社會降低交易費用和提高增長率的選擇。”1[美]理查‧拉克曼：《國家與權力》，酈菁、張昕譯，上海世紀出版社，2013年，第79-79頁。2[美]肯尼士‧華爾滋：《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50頁。3[美]道格拉斯‧C‧諾思：《理解經濟變遷過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頁。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35二是有勢力的選民。有勢力的選民是指誰？諾思明確指出是企業家。他在《理解經濟變遷過程》寫到“當組織中的企業家面臨着來自稀缺經濟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競爭時，就可能引起制度變遷。當他們發現新的或已改變的機會，就會通過以下兩個方式引起制度變遷，一是改變規則(通過直接改變政體，就會通過經濟或社會組織對政治組織間接地施加壓力)；二是有意(有時偶然地)改變規則的實施方式和實施力度。”上述壓力都可以促使國家(政府)推行改革，供給有效率的產權制度，從而促使經濟增長。但壓力模型始終沒有解釋誰真正動了改革結構的乳酪，畢竟制度是由人設計的，改革是由人推動的。諾思解釋了認知、信念、意識形態會影響參與人的決策行為，這些決策行為不一定有利社會利益最大化。其中之一是諾思認為政治組織與企業組織同樣是理性人，政府有強烈的動機來做出機會主義行為，最大化變成那些能夠參與政府決策過程的人的租金，政府其實就是一個“盜賊統治者”(kleptocracy)，當然，諾思並沒有否定政府中存在利他心的權力個人，但在經濟人假設下，盜賊統治者的解釋更為合理。不過，這種解釋存在一定局限性，至少在中國的歷史上發生不少因為政治家的個人信念而作出史無前例的有利社會進步的改革，如古代秦孝公的商鞅變法、當代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改革，他們都是政治家，其改革決定都以國家利益為先，個人利益次之，所以才有秦統一六國，中國實現37年持續的高速增長。故政府競爭理論不能忽略政治家信念的一個非正式因素約束，尤其在集權國家體制下，這種非正式因素在正式制度環境壓力下產生改革的動力更為明顯。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明確了信念的重要性，但具體沒有指政治家信念的重要性並納入壓力模型解釋，這很可能受到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約束。從《理解經濟變遷過程》中也明確提到“在某些極端情況下，政府才會設計和實施有利於生產活動的一套規則。”“社會決定的決策規則在確定誰的選擇重要和如何重要的問題上起關鍵作用。人類構建決策過程的方式決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6定着誰的信念是重要的。……但我們仍然對這個問題的動態特徵缺乏瞭解。”在我看來，這種極端的決策情況有可能取決於政治家的堅定信念下的個人意志為轉移。儘管這種看法不符合“任何變化、發展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但理論上沒有排除政治家在關鍵時刻上作出重大決定而發生重大轉折和突破，尤其在權力相對集中的體制下。另外，伍裝在《權力經濟的發展邏輯》一書中提出另一個政府競爭理論──原始國家競爭力。所謂原始國家競爭力是指一國經濟發展走向起飛和崛起之前那個階段的經濟發展實力和水平。它的要素包括：政府的自主性、生產力的擴張和制度變遷，以及社會的穩定性和意識形態的凝聚力三方面。並認為政府自主性對國家競爭力最為重要，因為政府自主性就意味着一國政府權力不受別國權力威脅、左右和不被其他權力利益集團通過尋租行為所購買，競爭力的背後來自不同國家政府壟斷權力之間的競爭，促使政府採用正確經濟運行方式和經濟發展道路。而政府自主性對於原始國家競爭力作用主要表現在，政府能夠獨立地整合社會資源在短期內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目標，通過稅收等最大限度地汲取國家能力，直接和有效地解決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瓶頸，調整產業結構，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權力經濟的競爭力具體表現在兩種經濟發展模式上：一是常規經濟發展，它是指一國經濟自發的發展，按循序漸進的路徑前進。一般情況下，政府採用隱性干預經濟方式，會取得較好的經濟績效。原因：①常規經濟發展是一個自發過程，政府顯性干預會打斷這種自發過程的秩序，扭曲市場自由調節功能，從而不能達致帕累托最優；②政府顯性干預會切斷經濟漸進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經濟關係和非常複雜的“神經網絡”，造成發展低效率。③政府顯性干預不僅由於打斷常規經濟發展自發過程而造成低效率，而且也會造成風險性增加，導致更低的經濟發展速度和績效。什麼是隱性干預？它是指界定和保護產權，規範市場經濟秩序，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盡量讓市場在整個社會經濟資源配置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37中起基礎性作用，充分利用市場經濟來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二是非常規經濟，它是指一國經濟的跳躍式發展。一般情況下，政府採用顯性干預經濟方式，會取得較好的經濟績效。原因：①非常規經濟發展是一個人為的發展過程，如果欠缺政府權力對經濟的顯性干預不僅會使這種發展缺乏應有的動力，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甚至造成經濟中斷和停滯發展。②非常規經濟發展需要政府顯性干預以確保有足夠的動力推進跳躍式發展。綜觀人類經濟發展史，一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和發展奇蹟的出現或多或少與政府權力的干預有關。什麼是顯性干預？它是指政府企圖在整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中貫徹自己的意圖，如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或制定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性計劃，在國際貿易中盡量採用有利於自身利益的保護主義，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維護政府或國家利益，制定並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確定合理而有競爭力的產業結構，利用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投資政策扶持弱小的對國民經濟有戰略意義的產業等。當中更指出，典型的權力經濟更加強調強顯性干預與弱隱性干預、弱顯性干預和強隱性干預的相結合。也有相關研究認為，政府的經濟職能主要是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節經濟，基本目標是為了實現：國有化(主要部門國有化)、福利國家(收入再分配政策)、市場經濟(改進競爭、反壟斷化)三者的混合物。1二戰後，發展經濟學家鼓勵欠發達國家政府採取干預政策，加速資本積累，追求“內向型”重工業優勢發展或進口替代戰略，直接瞄準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差距。伊文思(Evans,1995)認為韓國發展的“嵌入性自主”(embeddedautonomy)不但使國家與工商階層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繫，而且還防止了官員採用自利和掠奪性的政策。2由於改革涉及利益再分配，因此它必然產生利益博弈和政府競爭，1胡代光、厲以寧：《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北京：商務印書館，第190-191、238-243頁。2Evans,Peter.1995.EmbeddedAutonomy:StatesandIndustrialTransform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8因為改革是權力的產物，政府作為權力的合法掌控，其生產性、分配性和掠奪性的特點，又必然促使政府間的潛存對手參與競爭和利益博弈。顯然，相關理論對利益博弈和政府競爭的解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影響博弈和競爭的因素是相當複雜。如果結合利益最大化、尋租、壟斷的分析，那麼，促使利益博弈與政府競爭的主因將是一場反壟斷利益改革。五、制度是改革的方向制度(institution)是集體行動控制個人行為1、一種行為規則2、人類事務安排3、權力與義務的集合4、決策或行為規則5，它不但是個人和資本存量之間的篩檢程序，也是資本存量和經濟績效之間的篩檢程序6，更是一種遊戲規則和作為共有信念和均衡概要表徵7。由於制度是人制定的規則8、因此它常在佔統治地位的經濟框架下作出解釋的內生變量9，其功能的反映往往是協調性知識或共用信念的總和。10制度一般劃分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泛指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是外在強加給共同體的，也是統治者之間相互關係演化的結果，非正式制度泛指道德、習俗、習慣等，是指人類自發的互動過程中形成和轉化的，非人類設計的結果。制度論最初起源歷史學派，之後演變為舊制度經濟學，再發展為1Commons.JohnR.1934.InstitutionalEconomics:ItsPlaceinPoliticalEconomy.Macmillan.Descriptionandpreview.2SchultzW.T.1968.EconomicGrowthandAgriculture.NewYork:McGraw-Hill.3Neale,W.C.1987.Institutions.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21(3).1177-1206.4Bromley,D.W.1989.EconomicInterestsandInstitutions:TheConceptualFoundationsofPublicPolicy.Oxford,UK:Blackwell.5Elsner,Wolfram.1989.AdamSmith’sModeloftheOriginsandEmergenceofInstitutions:theModernFindingsoftheClassicalapproach.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23(1).189-213.6[美]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232頁。7[日]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周黎安譯，2001年，第8、14頁。8[德]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64、167、387頁。9[美]埃里克‧弗魯博頓、[德]魯道夫‧芮切特著：《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分析範式》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7頁。10[美]道格拉斯‧諾思：《理解經濟變遷過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7頁。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39新制度經濟學，它主要論述制度變遷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德國歷史學派代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98頁指出了制度與發展的關係。“缺少了自由制度以後，公民個人方面無論怎樣地勤奮、儉約、富於創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有所彌補。歷史還教導我們，個人的生產力大部分是從他所處的社會制度環境中得來的。”直指制度應該按照它們的發展程度來改進，第一階段的改進是對比較先進的國家實行自由貿易，以此為手段，使自己脫離未開化狀態，在農業上求得發展；第二階段的改進是用商業限制政策，促進工業、漁業、海運事業和國外貿易的發展；第三階段的改進是當財富和力量已經達到了最高度以後，再行逐步恢復到自由貿易原則，在國內外市場中進行無限制的競爭。堅定當時的德國須通過貿易保護制度、地區之間設立關稅同盟把幼稚工業培養、發展起來。托斯丹‧邦德‧凡勃倫(ThorsteinB.Veblen)，舊制度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在《有閒階級論》指出制度由思想和習慣產生，制度的發展也就是社會的發展，社會的演進實質上是個人在環境壓逼下的精神適應過程，變化了的環境，同適應另一套的思想習慣已經不能相容，這就要求在思想習慣上有所改革。並認為對社會經濟和制度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本能：一是父母的天性；二是工作的本能；三是隨便的好奇心。羅奈爾得‧科斯(RonaldH.Coase)在1937年的一篇名為《企業的性質》中提出交易成本概念，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在科斯看來，企業制度存在的交易成本主要由簽定合約成本和執行合約成本構成。對大多數經濟學家而言，交易成本仍然不具有充分的“可操作性”1。科斯(RonaldH.Coase)在1960年《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正面論述了產權的經濟作用，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的產權制度下，交易的成本可能是不同的，因而，資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也不同，所以，為了優化資源配置，產權制度的選擇是1理查‧N‧蘭格勞斯：《交易成本、生產成本和歲月流逝》，載於斯蒂文‧G‧米德瑪編：《科斯經濟學──法與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上海三聯出版社，2007年，第7頁。中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40必要的，被稱為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大於零的現實世界，產權初始分配狀態不能通過無成本的交易向最優狀態變化，因而產權初始界定會對經濟效率產生影響──權利的調整只有在有利於總產值增長時才會發生，而且必須在調整引起的產值增長大於調整時所支出的交易成本時才會發生。科斯所指的產權來自交換，而馬克思則認為來自生產方式，所有制或產權制度發生變革的根本原因在於生產力的發展。1威廉姆森將交易成本納入資產專項性分析，並首次把它作為一個解釋縱向一體化的變量，當缺少適當的合約保障，交易雙方可能選擇專用性小──從而專業化程度低，生產率低──的技術；相反，如果交易雙方準備投資於他們聯合持股的企業，則非生產性尋租的激勵就會受到抑制，一體化組織會選擇生產率更高的專門技術，促使合約締結而形成競爭組織。2North在1973年認為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產權，而私有產權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Torstensen論述產權保障如何促進經濟增長，當產權受到保護時，從而避免了以尋租方式從事再分配活動，繼而有效地促進人力資本而影響增長，同時當經濟維繫於競爭性市場和產權實施良好時，投資將集中於資本社會收益效率較高的部門。舒爾茨(T.W.Schuzlt)在1968年則認為，制度變遷能夠促使人力資本積累，當人力資本上升至具有經濟價值時，便能促使經濟增長。然而，私有產權制不一定能促使經濟增長，原因是國家並非中立的，它會基於產權制度的交易費用高昂而選擇提供一個低成本的產權保護安排3，產生所謂無效率產權制度現象，諾思稱之國家－產權悖論。為了解答國家－產權悖論，諾思在《經濟史上結構和變革》提出制度變遷理論，該理論由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1“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我們已經看到，交換本身在它看來是偶然的事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頁。2Willamson,OliverE.1986.TheEconomicsofGovernance:FrameworkandImplications.InR.N.Langlois,ed.,EconomicsasaProcess:EssaysintheNewIns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3Posner,R.A.EconomicAnalysisofLaw,2nd.Ed.Boston:LittleBrown.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41意識形態理論組成，當中以國家理論為核心。諾思提出的國家理論1試圖把國家置於一種“矛盾狀態”中來分析國家在制度變遷，以及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並界定“國家”既是暴力的合法壟斷者，又是公期服務的供給者；既具有生產性，又具有分配性和掠奪性。在有限理性下，統治者大部分時間想的是如何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可信承諾”對研究政治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至關重要；故把這種交易成本引入國家理論。由於權力和意識形態在政治過程中作用及不確定性，“兩難問題”2使政治家的“可信承諾”沒有被吸收到國家理論模型中，因此解釋力有限。如何使政治家的“可信承諾”發揮作用？馬克思指出由於國家是階級不可調和的產物，因此它不具有“可信承諾”。諾思在《理解經濟變遷的過程》中建立了制度演化的一般模型，即共用心智模型(sharedmentalmodel)。假設：①在人格化交換3向非人格化交換4轉變的過程中，隨着交易規模的擴大，交易費用不斷上升。②人類社會充滿不確定性和新奇性；③個人知識(信息)是有限的，協調分散的知識將產生成本(交易費用)；④在非人格化交易條件下，制度創新改變人們的收入，有利實現人類的合作；⑤制度變遷是一系列關鍵因素作用的結果，包括人口數量和質量的變化、人類知識存量的增加；⑥心智基於推理模式進行工作。當事人是依靠某種心智模式進行決策的，而環境回饋在決定心智模式的穩定和創造方面起着主導作用，當面對環境不確定性、認知不足、信息不對稱時，當事人將通過反複試錯的學1諾思的國家理論基於斯密分工和專業化理論、弗里德曼的國家理論、奧爾森的利益集團理論、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和巴澤爾困境理論發展出來的。2“兩難問題”產生國家界定產權的動機，如果國家界定和行使有效率的產權，它將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這叫國家契約論；反之，如果國家界定的一套產權，使權力集團收益最大化而無視它對社會整體福利的影響，它將促使經濟衰退，這叫國家掠奪論。理論上認為，兩難之處一方面有效約束國家權力不在掠奪上，另一方面激勵國家權力有效執行國家契約。3人格化交換指依賴於互惠、重複交易以及傾向於從發達互惠關係中演化而來的非正式規範之類的東西。道格拉斯‧C‧諾思：《理解經濟變遷的過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5頁。4非人格化交換要求發展經濟和政治制度以改變交換中的支付，回報合作行為。道格拉斯‧C‧諾思：《理解經濟變遷的過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5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42習過程，形成新的預期和判斷。如果環境回饋被同一個心智模式反覆認可，那麼該模式就趨於穩定，產生相對穩定的“信念”心智模式。1該模型同時指出，在經濟與社會變遷的時間維度中，人類的學習過程形成了制度演變的軌跡，即現實－信念－制度－政策－結果(一種新的現實)──在既有信念支撐下，通過制度來實現，並規範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從結果到新的現實過程中，回饋機制貫穿了人類的心智過程，信念結構通過制度轉化為社會和經濟結構，進而影響長期經濟績效。理論上，心智模型與現實之間有可能存在偏差，甚至錯誤，如果當事人只根據不完全信息回饋來修正其心智，那麼，心智模式中錯誤有可能因為信息不完全而得不到修正，結果，當事人運用心智模式推行制度創新時，有可能作出非效率的選擇，致使非效率的制度安排長期存在。為解答心智因為不完全信息而產生不成熟，North將意識形態納入制度變遷模型，以解答心智模型有可能發生的無效率制度安排。諾思借鑒了人類學家格爾茨2的研究指出意識形態是人們關於世界的一套信息，是使個人和集團行為合乎規範的智力成果，並假設：①個人行為；②實施合作基礎的規則存在交易成本；③意識形態改變了行為最大化。當意識形態適應經濟基礎時，它能減少機會主義，降低交易費用，將得益於專業化收益；反之，當意識形態不適應經濟基礎時，既得利益會恪守原有意識形態，新舊意識形態未能實現交替，共同的道德信念將缺失，導致機會主義盛行，交易費用上升，直接影響經濟發展。在諾思眼中，意識形態具有自己“價格”，而且，一個人在追求財富與奉行價值觀之間，存在某種替代關係(負斜率函數)。當一個人1Denzau&North:1994.SharedMentalModels:IdeologiesandInstitutions,Kyklos,Vol.(47).3-31.North&Denzau&North,Mzntzavions.2004.Learning,InstitutionsandEconomicPerformance.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1).75-84.2Original:“whatevertheirotherdifference,bothsocalledcognitiveandsocalledexpressivesymbolsorsymbol-systemshave,then,atleastonethingincommon:theyareextrinsicsourcesofinformationintermsofwhichhumanlifecanbepatterned—extrapersonalmechanismsfortheperception,understanding,judgment,andmanipulationoftheworld.”GeertzC.1973.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NewYork:BasicBooks.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43表達自己的信念需要付出很高成本時，他將減少甚至放棄這種信念的追求；反之亦然。由此可見，人的行為受到不同程度的價值觀影響，具體表現在價值觀追求的成本上。當這種成本越高，價值觀對行為的影響越小，反之越大。意識形態在制度變遷理論作為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於克服搭便車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馬克思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巴澤爾於2016年在產權理論上引入博弈分析回答了諾思的“兩難問題”，建立法治國有利集體行動約束個人權力的暴力和掠奪，最終使權利和權力服從合約實施上，從而產生規模經濟。制度變遷理論走向博弈均衡觀，進化博弈論認為參與人的行為習慣可以自我形成，不需要協力廠商實施或人為設計；當慣例(convention)演化時，參與人在進化選擇的壓力下，傾向於發展某些適應性更強的特徵(如環境認知、偏好、技能等)，而慣例和參與人的特徵同共演化最終產生法律條文(正式制度)，從而節約因變異和錯誤帶來的失衡成本。2比較制度學代表青木昌彥提出制度是共有信念、均衡的概要表徵，透過主觀博弈模型的假設：每個參與人的主觀認知是有限的；域的環境(技術、外部制度、成文法)在一定時期是穩定的；當滿足4個條件3時，那麼，參與人的主觀博弈模型達至一般認知均衡，制度是可再生的。制度的可再生性不要求參與人的主觀博弈模型必須完全重覆地再生產。儘管制度論者反覆證明制度作為一個內生變數並強調制度變遷乃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然而，學界對此也有質疑。如Snooks4認為基本的經濟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序言第2頁。2[日]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周黎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第8頁。34個條件：①每個參與人的技術可行策略的客觀集合可以由一個無限維度的空間代表，但在任何時點上，只有一個有限維度的子集處於啟用狀態；②每個參與人共用一個公共信念系統；③每個參與人都擁有一個主後果函數；④每個參與人都是在私人剩餘信息和環境認知的主觀推斷下根據其策略的啟用集合選擇策略。4Snooks,GraemcDonald.TheDynamicSociety.ExploringtheSourceofGlobalChange.1996.131.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44力量決定着社會進步及其制度變遷和意識形態變化。弗蘭克也認為“與其說制度是經濟進程及其各種變動的決定因素，不如說是他們的衍生物；制度僅僅是利用而不是決定經濟進程及其變動。”1普熱沃斯基更認為由於制度的“內生性”問題導致我們無法區分制度的作用和產生特定環境的作用，因此，任何對制度作用的簡單看法都是站不住腳的。2但制度論者仍堅信制度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性。V．W．拉坦通過建立一個誘導制度變遷模型的檢驗揭示了技術在地區及國家間的轉化實質上是對誘導由新知識演化而來的技術變遷的同一自發進程的回應，而制度在技術變遷的形成與擴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林毅夫在拉坦研究基礎上把制度劃分為誘導性和強制性，而意識形態和國家在制度變遷中是重要的。3制度論發展至今，基本上圍繞在有限理性、不完全競爭、不確定性、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費用存在的假設下，力證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制度屬於內在變量的重要性、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三大命題，但馬克思卻認為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於現有的各種法權關係或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我們應該相信，新制度經濟學派提出的制度增長論是構成由增長到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部分和理論供給。不管是需求創造供給抑或供給創造需求，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必然通過制度變遷理論獲取進步空間和技術創新，否則，發展將因制度落後而停滯不前。然而，制度畢竟是由人去制定的，並以法律條文支撐。新制度經濟學代表North曾指出歷史上大多數國家普遍存在產權制度無效率問題。這不得不讓我們1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的東方》，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84頁。2[美]亞當‧普熱沃斯基：《制度起作用嗎？》，載於《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年第3期。3林毅夫：《中國經濟專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86-289頁(附錄一：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45思考，當一個地方發生產權制度無效率時，其影響因素可能是多方面，有可能是理論的生搬硬套造成實踐的水土不服；但也有可能是利益驅使導致權力組織不作為、不改革所致。如果是因為權力組織不作為導致改革缺位而發生產權制度無效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發展，那麼，我們的發展思路是不該在理論上不停地鑽牛角尖，而應該跳出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約束，從源頭找出什麼因素促使政府會推行無效率的產權制度。如果因為尋租而導致政府不作為，那麼，我們應該優先提出反腐改革。通過反腐改革，促使政府從不作為變得有作為。當一個有為政府產生時，其制度改革才避免X-非效率發生。六、發展是改革的目標從經濟角度看，經濟發展本質上是一個技術、產業不斷創新，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因此，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優化是改革的目標。但有一點需要指出，改革只是一種手段，目前並沒有形成改革與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優化的模型或系統理論，主要因為改革源自政治系統，而政治一直被西方經濟學定義為不確定因素，從而被納入其他因素不變之中，一直掩埋政治對經濟的影響作用。因此，談及發展目標時，有必要從理論上梳理出如何實現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優化。根據經濟發展的本質，改革的目標就是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優化，從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一)促進技術創新1.技術創新的內涵熊彼特認為技術創新是企業家為了獲取潛在的利潤，把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即“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技術創新是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生產條件、生產組織進行重新組合，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46以建立效能更強、效率更高的新的生產體系，獲得更大利潤的過程。1技術創新的內涵具體有：一是科學的應用行為，也是發展所需。技術創新除了會產生負外部性效應(破壞性行為)，如環境污染，還會產生壟斷行為，如發展不平等。二是可持續性。技術創新可以產生短期的市場壟斷行為，但不可能削弱技術創新的可持續性，因為利益最大化促使技術不斷創新以打破短期的壟斷行為。三是轉換的過程，將技術成果促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過程。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技術創新對於經濟的增長與發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不同深度和廣度的技術創新，往往會帶來生產力的飛躍發展，引起社會方方面面的深刻變化。2.如何促進技術創新？目前的研究主要圍繞政府政策的干預作用，Pavitt研究認為，國家間技術創新能力的差異源自於各國技術創新政策的不同，政府在建立技術創新激勵機制、資助技術創新及引導企業培訓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平衡技術創新之後的短期壟斷利潤和來自模仿的競爭壓力。2Lundvall認為政府干預主要是通過對教育部門和大學、科研機構加以影響，促進學習和知識溢出，從而推動技術創新的發生。3波特認為政府影響技術創新過程的方式有很多種，但政府最應該追求的目標是為企業創造一個適宜的、鼓勵創新的社會環境。4Edler指出了政府採購對於歐盟以及歐洲範圍內所有國家的創新政策戰略的特殊意義。5李偉紅對國際上政府干預技術創新的政策進行分析後發現，政府採購是各國促進技術創新政策中一個共同的重要手段。Birgit1傅家驥、姜彥福、趙軍、雷家馱：《技術創新與我國經濟發展道路的選擇》，載於《改革》，1990年第6期，第64頁。2TiddJ.,PavittK.,BessantJ.2001.ManagingInnovation.Sussex:WileyChichester.89-91.3LundvallB.2010.NationalSystemsofInnovation:TowardaTheoryofInnovationandInteractiveLearning.London:AnthemPress.68-71.4PorterME.2011.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s:CreatingandSustainingSuperiorPerformance.NewYork:SimonandSchuster.245-246.5EdlerJ.,GeorghiouL.2007.PublicProcurementandInnovation-ResurrectingtheDemandSide.ResearchPolicy.Vol.36(7).949-963.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47Aschhoff和WolfgangSofka將政府採購嵌入由管制、研發補貼和大學基礎研究三個部分組成的刺激創新公共政策模型之中。1冒喬玲、許敏依據2007-2010年創新型上市公司相關數據，以R＆D經費支出強度為技術創新的替代變量，從企業市場成長和利潤成長兩個維度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技術創新與公司的市場成長速度、成長效率正相關，卻與公司利潤成長速度無關。在如何推進技術創新問題上，學界幾乎一致地認為與金融發展密切相關2，也認為與制度相關。然而，諾思的研究指出大多數國家出現產權保障無效率。技術創新是一種理論主張，且經得起實踐的檢驗，我們應該相信這種理論。然而，在現實中操作起來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必須接受大多數國家產權保障無效率的客觀事實。當一個國家發生產權保障無效率時，即使動用再多的政府補貼，技術也未必得到應有的創新。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要考慮的不是理論創新，而是改革創新，通過改革供給滿足技術創新的需求。理論上，技術創新一般與制度環境有關，其中包括私有產權的保障、制度的績效(公平/效率)。如果制度環境未能有效保障私有產權和建立一個相對公平和效率的機制，則不能夠激勵企業家創新精神；如果沒有企業家精神，則發生技術創新的效率相對低。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滿足技術創新所需的制度充要條件。(二)優化產業結構1.產業結構優化的內涵《現代經濟辭典》的產業結構是指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各產業之間、各部門之間、各行業之間以及產業部門內部各企業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結構關係和比例關係，包括供求結構、資產結構、1AschhoffB.SofkaW.2009.InnovationOnDemand-CanPublicProcurementDriveMarketSuccessofInnovations?ResearchPVol.olicy.38(8).1235-1247.2龔強、張一林、林毅夫：《產業結構、風險特性與最優金融結構》，載於《經濟研究》，2014年第4期，第5-16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48技術結構、區域佈局結構、進出口結構等；產業結構優化是指主動地採取措施調整和改善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產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結構關係與比例關係，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經濟的高速發展。1范德成、王曉輝認為產業結構是由許多相互關聯的要素所組成的一個有機結合的系統，具有層次性、相對性和相關性的特點。影響產業結構變化的因素：一是消費者需求結構的變動直接拉動生產結構的轉換；二是重要的技術革新突破對生產結構產生直接影響；三是反映各國間的產品生產相對優勢變動的各國進出口結構的不斷變動，也會促使一國國內生產結構的改變。產業結構優化對現代經濟增長十分重要，如果離開了結構分析，我們將無法解釋增長為什麼發生和怎麼發生。產業結構優化的內涵是一個產業結構不斷完善的過程，其最終的目的是要求主導產業合理化、高度化得到不斷提升，優化並協調產業結構升級、轉型，以建立更具競爭力的主導性產業為重心，形成優勢互補、發展協調的生產機制，促進產業中專業化分工與協作以及規模化效應的實現，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但同時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實現資源環境的損耗最小化的目標。2.如何優化產業結構？嚴格來講，產業結構優化不是一個絶對概念，而是一個相對概念；它不是一個“最優”問題，而是一個“次優”問題。在如何優化問題上，主要來自發展經濟學的解釋，而發展經濟學主要圍繞要素和結構兩方面來優化。1940年，克拉克(ColinG.Clark)在《經濟發展條件》一書中，通過對4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同時期三次產業勞動投入和總產出數據的整理和比較，指出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中的結構變化與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存在着一定的規律性，由於在配弟的研究成果上研究，故稱之為配弟－克拉克定理。該理論表明：隨着全社會人均國收入水平的提高，1劉樹成主編：《現代經濟辭典》，鳳凰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7頁。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49勞動力首先由第一次產業向第二次產業轉移；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向第三次產業轉移，而國民人均收入和勞動力比重也因應產業轉移而增加。他主張通過勞動力的有序轉移優化產業結構。1941年，庫茲涅茨(SimonS.Kuznets)在《國民收入及其構成》一書中闡述了國民收入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重要聯繫。通過大量歷史經濟數據的研究得出重要結論：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的部門結構將隨着經濟增長而不斷發生變化；勞動收入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趨於上升，財產收入的比重則趨於下降；政府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趨於上升，個人消費比重趨於下降。1966年、1971年庫茲涅茨相繼出版了《現代經濟增長：速度、結構與擴展》、《各國經濟增長》等重要論著。在繼承克拉克的研究成果基礎上，不但運用勞動力的部門分佈指標，而且還利用各產業所創國民收入的比重指標，揭示出隨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產生的產業重心轉移過程，以及三次產業產值變動與就業構成的相關變化。依據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分佈得出如下結論：第一，隨着時間的推移，農業部門的國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和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的比重均處於不斷不降之中。第二，工業部門的國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體上是上升的，但是，工業部門勞動力中的比重則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第三，服務部門的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的比重基本上都是上升的。然而，它的國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卻不一定與勞動力的比重一樣同步上升，但綜合地看，其比重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依據各國不同的發展階段，以勞動生產率為主要基準得出如下結論：第一，隨着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第一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基本上呈下降趨勢，而第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則出現上升的勢頭。第二，越不發達的國家其國民經濟越多以農業為主，農業的勞動力相對比重較大，這意味着在這些國家的農業部門中存在着大量的潛在剩餘勞動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50力。庫茲涅茨對各國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產業之間分佈結構的變化進行統計分析，得出了產業結構演變規律，被後人稱為庫茲涅茨法則。庫茲涅茨還指出，經濟增長本質上是一個總量增長的過程，因為只有總量的高增長才導致生產結構的高變換率，沒有總量的足夠變化就會嚴重限制結構變化的可能性。其中有三種情況促使結構變化的可能：一是消費者需求結構的變動直接拉動生產結構的變化；二是某個部門的技術重大創新將對產業結構產生直接影響；三是在開放條件下，各國間產品生產相對優勢變動連帶各國進出口結構的不斷變化，將促使一國生產結構的變化。1959年，錢納里(H.B.Chenery)與克拉克合寫的《產業關聯經濟學》一書中，就第一次運用投入─產出模型系統地論述了產業間的結構關聯問題。這一分析方法共兩個步驟：第一，用於投入產出方法來細化行業分類，建立起全面的產業結構轉變分析框架，用以克服傳統的統計方法在分析結構轉變方面的缺陷。他們通過對中間產品使用比例wi和中間產品投入比例uj進行計算，將產業結構中的各行業細分為四種類型：中間產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產業、中間產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間產品投入比重低的產業、中間產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卻偏高的產業、中間產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產業。wi值和uj值的高低代表着產業關聯程度的強弱。1979年，錢納里的《結構變化與發展政策》一書中，將人均GDP與人口作為外生變量，得出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標準模式，提出了著名的“發展型式”理論(表2-1、2-2)。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51表2-1錢納里三次產業產值結構模式人均GDP(1980年美元)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30048213130039.428.232.450031.733.434.6100022.839.237.8200015.443.441.240009.745.644.7>400074647表2-2錢納里三次產業勞動力結構模式人均GDP(1980年美元)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3008171230074.99.215.950065.113.221.7100051.719.229.1200038.125.636.3400024.232.643.2>40001340471958年，霍夫曼(WaltherC.Hoffmann)在《工業經濟的成長》一書中，根據以後的工業化實踐數據，進一步闡述了工業部門間結構變動的一般類型。他認為，工業化過程中各工業部門的成長率並不相同，因而產生工業部門間的特定結構變化，而且具有一般傾向。不同的成長率由以下不同的因素作用引起：①生產要素(自然資源、資本、勞動)相對數量；②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資源配置；③技術進步；④勞動者的技術熟練程度、消費者偏好等。透過20多個國家分析比較，得出工業化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消費品工業佔主要地位；第二階段：資本品工業快於消費品工業增長，達到消費品工業淨產值的50%左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52右；第三階段：資本品工業繼續快速增長，並已達到和消費品工業相平衡的狀態；第四階段：資本品工業佔主要地位，認為這個階段實現了工業化。他指出產業結構優化的一般規律。1941年，里昂惕夫(W.W.Leontif)的《1919-1929年美國經濟結構》一書中，對美國的經濟結構進行了深入和系統的分析，是產業結構理論的經典之作。1953年、1966年分別出版《美國經濟結構研究》、《投入產出經濟學》，建立了靜態的投入產出模型，研究了經濟的動態發展和各產業部門生產技術變化對經濟產生的影響。其後，美國馬蘭大學將投入產出模型與計量經濟學模型結合應用，建立了宏觀經濟多部門動態模型──inforum模型。他通過投入與產出的比較來界定產業結構優化的標準。1954年，路易士(W.A.Lewis)在《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著名論文《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提出了用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理論模型──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即整個經濟由弱小的現代資本主義部門與強大的傳統農業部門所組成。該理論認為，由於農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近乎於零，農業剩餘勞動力對城市的供給價格低，且工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遠遠高於農業剩餘勞動力工資，因此，工業發展就可以從農業中獲得無限量的廉價勞動力供給，在勞動力供給價格與邊際勞動生產率中獲得巨額利潤。又由於工業利潤中儲蓄傾向高，由此產生一種積累性的效應。結果是，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提高，工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下降，以致工、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相等。這時，二元結構消失，二元經濟轉變為一元經濟。按照路易士的理論，經濟的發展就是要擴大現代資本主義部門，縮小傳統的農業部門。1958年，在《經濟增長理論》一書中，全面分析影響經濟發展的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包括資本積累、技術進步、人口增長、社會結構、經濟制度、宗教、文化歷史傳統、政治等。1958年，赫希曼(A.O.Hirschman)的《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指出，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53在發展中國家，有限的資本在社會資本和直接生產資本之間的分配具有替代性，因而有兩種不平衡增長途徑：第一，“短缺的發展”，即先對直接生產資本投資，引起社會資本短缺，而社會資本短缺將引起直接生產成本的提高，這迫使投資向社會資本轉移以取得兩者平衡，後再對直接生產承辦的投資引發新一輪的不平衡的增長過程。“第二，過剩的發展”，即先對社會資本投資，降低直接生產活動的成本，從而促使人們對直接生產資本進行更多的投資，使兩者達到平衡後再重覆這一過程。在進行程序的選擇時，“有效程序”是按各備選產業部門的“誘發投資”大小來進行的。如果首先投資於“誘發投資”效應較大的產業部門，將可帶更多產業部門的發展，因而在投資有限的情況下，應集中資源首先投資於“直接生產活動”，以“短缺的發展”來刺激進一步投資，從而達到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的目的。他主張集中投資優化產業結構。周振華在《產業結構優化》一書中最新提出了產業結構調節總體模型(圖2-2)和產業結構優化模型(圖2-3)。如圖(2-2)所指，當產業結構面臨滯後、不合理時，通過調節技術結構、固定資產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可以促使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發展，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具體的邏輯為：第一，在合理的技術結構變動下，調節的重點是需求結構1，引導和刺激某些與技術結構相適應的需求。而創新是有效促進需求結構變動的核心要素。第二，在合理的固定資產結構下，調節的重點是需求結構，促使需求結構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動。在不合理的固定資產結構變動下，調節的重點是固定資產本身，主要通過投資結構的合理變動和資產存量的轉移重組。第三，在合理的中間要素投入結構變動下，調節的重點是需求結構，在原有需求範圍內作某些需求調整。在不合理的中間要素投入結構變動下，調節的重點是其本身，1按照恩格斯的劃分，需求包括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需求結構是人們需要等級的先後次序排列的有機構成。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54按照現有技術關係內在規定的投入產出比例配置勞動和中間產品。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關鍵在於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關鍵是協調產業間的聚合質量。如圖2-3所示，產業結構合理化是一個不斷調整產業間比例關係和提高產業間關聯作用程度的過程，產業結構高度化是指產業結構從低度水平向高度水平的發展，具體反映：三次產業的佔優結構比重演進。產業結構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金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演進。產業結構中由初級產品向中間產品、終端產品演進。在整個產業結構優化過程中，政府政策是關鍵，政府通過改革經濟體制模式，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建立創新機制和協調機制，可以提升產業結構聚合能力，加強結構轉換能力，以產業結構合理化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以產業結構高度化帶動產業結構合理化。圖2-2產業結構調節與優化產業結構不合理固定資產結構要素投入結構產業結構高度化產業結構高度化：：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55圖2-3產業結構優化與產業素質除此之外，也有相關研究指出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進程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徵，當中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高度化則表現出較大的不確定性1，高度化的不確定性有可能是一種存量與增量高度化的非均衡發展2，取決於社會需求結構3，而合理化的穩定性除了產業間的聚合質量因素外，還與產業間發生關聯作用。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產業具有關聯特徵，並在區域間產業關聯與經濟增長產生溢出效應，但張亞軍、1干春暉、鄭若谷、余典範：《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載於《經濟研究》，2011年第5期，第4-16頁。2魏建農：《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判析》，載於《上海經濟研究》，2000年第3期，第38-43頁。3高遠東、張衛國、陽琴：《中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因素研究》，載於《經濟地理》，2015年第6期，第96-108頁。產業結構高度化產業結構合理化結構轉換能力結構聚合能力協調機制創新機制經濟發展戰略經濟體制模式產業素質產業結構優化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56干春暉、鄭若谷在2014年通過區域投入產出模型的結構分解技術應用於生產性服務業與製造業的關係研究得出，產業自身機制建設的重要性大於產業之間的關聯作用，這在製造業部門表現尤為明顯。儘管學界在產業結構高度化、合理化的路徑上仍有探討的空間，但有一點可肯定，技術創新是產業結構高度化、合理化的有效途徑選擇。周明、喻景在2015年採用因數分析方法對中國五大中心城市的產業結構轉換能力、速度和方向進行了對比，得出影響五大中心城市產業結構轉換能力的主要因素為技術創新能力、需求供給能力以及對外貿易水平。但有認為轉換過程主要是通過信息技術嵌入和改造傳統產業來實現，並最終體現在產業結構轉換值、結構熵指數和摩爾結構轉換值等方面。1綜上所述，我們大概瞭解到理論上如何實現產業結構優化。應該說，技術創新、創新機制、政策創新是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依賴，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說，通過技術創新、機制創新能夠實現產業結構優化並促進經濟發展的。但現實中，理論與實踐還是有很大出入。以產業結構優化而言，不管是遵循技術創新、機制創新抑或政策創新，它都需要一個具激勵性的制度環境支撐，而這種支撐只能靠改革去實現。因為在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尋租和壟斷，它們會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它們會排斥創新，抗拒改革；如果沒有改革，制度變得僵化或被鎖進一種導向，在既得利益格局下難有空間資源釋出創新，從而窒礙技術創新和機制創新。改革的目的是為技術創新、機制創新、政策創新掃除阻力，以滿足產業結構優化的充要條件。產業結構難以優化的兩種情況：一是政府作為的但因市場壟斷而擠佔技術創新，這可以推行反壟斷改革；二是政府不作為而產生產業政策無效率，這可以推行反腐敗改革。1吳福象、朱蕾：《技術嵌入、產業融合與產業結構轉換效應——基於北京與上海六大支柱產業數據的實證分析》，載於《上海經濟研究》，2011年第2期，第38-44頁。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57(三)經濟可持續發展1.內涵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作為一個明確的概念，是1980年在《世界自然保護策略：為了可持續發展的生存資源保護》中第一次出現的。該書指出：“(可)持續發展依賴於對地球的關心，除非地球上的土壤和生產力得到保護，否則人類的未來是危險的。”在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ECD)於1987年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中，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後代滿足其需求的發展。”1隨後，也有權威組織分別從自然屬性、經濟屬性、科技屬性等方面闡述了可持續發展。世界自然保護同盟、聯合國環境署和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1991年共同發表的《保護地球──可持續性生存戰略》一書中提出的定義是：“在生存不超出維持生態系統涵容能力的情況下，改善人類的生活質量。”2希克斯•林達爾提出，表述為“在不損害後代人的利益時，從資產中可能得到的最大利益。”3美國世界能源研究所在1992年提出：“可持續發展就是建立極少廢料和污染物的工藝和技術系統。”4可見，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已由環境保護發展到經濟生產方式。從其概念延伸的內涵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涵主要體現在增長不等於發展，可持續增長不等於可持續發展。佩魯(1987)認為經濟增長只不過是實現人的發展的手段，而經濟、政治、社會各種制度的演變相互改進，也是為了結合人的發展創造一種更好的社會環境。中國學界在繼承發展經濟學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內涵的三種觀點：第一種，人類與自然界共同進化的思想、世代倫理思想、效率與公平目標的相容；第二種，可持續發展包括生態持續、經濟持續和社會持續，它們之間相互聯繫不可分割；第1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2世界自然保護同盟等编：《保護地球——可持续性生存戰略》，，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2年。3HicksJ.1946.ValueandCapital.Press:Oxford.4美國世界資源研究所：《世界資源手冊(1992-1993)》，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3年。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58三種，可持續發展就是可持續的經濟發展。2.如何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目前的主流觀點：第一，文化。可持續發展的文化的主要內容是可持續發展觀，思想的核心是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倫理觀、財富觀。因為文化內化為人的信念，潛移默化地支配着人的行為方式，建設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才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靈魂和嚮導。第二，技術。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等認為“科學能夠發揮的力量變得如此巨大，以至於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為因素的天災。因為地球上的經濟制度和生物生態體系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如果不能妥善管理生態系統，那麼最終經濟體系將告崩解；反之，如果經濟體系瓦解，則窮途末路的人類也會最終摧毀生態系統。”1第三，制度。制度的功能除了約束(增進秩序)之外，還有激勵創新，如果沒有制度約束(增進秩序)，公地悲劇的不斷重演必然使生態環境不可持續；同樣，如果沒有制度激勵，就沒有企業家精神，如果沒有企業家精神，就沒有技術創新，如果沒有技術創新，地球的自然資源存量就無法供給人口增長壓力，最終的結果是破壞生態可持續發展。恩格斯也指出“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所引起的自然後果以及間接的、較遠的社會影響，因而我們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調節這種影響。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僅僅有認識還是不夠的。為此需要對我們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與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2從制度演變的角度來看，生態環境問題的形成是人口增長與資源稀缺性之間矛盾加劇的結果，而深層次的原因是由於人們行為和制度安排上的缺陷而形成。因而要推動可持續發展，有效解決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降低決策過程中的風險，就必須選擇合適的制度安排來規範人們的行為，通過制度的激勵和約束功能的發揮來提高環境保護的效果，結合1Cookep.,Boekholtp.,TodtlingF.2004.TheGovernanceofInnovationinEurope.RegionalerspectivesonGlobalCompetitiveness.12-15.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929頁。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59科學的制度安排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儘管理論上的研究接近系統化，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或社會矯正，市場機制的局限性之一表現為外部性負效應，很可能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和公共資源的破壞，影響環境的可持續性。特別是在政府行為經濟化，金錢和權力勾結起來以後，政府官員就會成為破壞可持續發展的支持者和帶頭人。1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產業結構優化的一個過程，因此，要追求經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從本質上追求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優化。理論界提出有關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優化和可持續發展的理論，都具有極高的參考和應用價值。然而，理論與實踐之間往往存在偏差或離地，這不一定是理論的生搬硬套問題，而是受到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各種尋租、壟斷影響所致。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各種尋租、壟斷會擠佔競爭機會、技術創新的資源和空間。如果技術無法創新，那麼，產業結構則無法優化，直接傷害到經濟發展的本質。因此，當我們追求經濟可持續發展時，我們相信經濟學的理論供給在微觀層面上能夠指引一種切實可行的方法和減少重覆試錯機會，但很多時候經濟不可持續發展並不是經濟理論供給不足，而是受到宏觀的政治因素影響。例如：因尋租而產生的行政壟斷，繼而導致制度改革無效率。面對這種情況，如果我們要追求可持續發展，那麼只能通過以改革促發展的路徑選擇。通過權力再平衡，建立有為政府，從而推行反腐反壟斷改革，繼而實現制度改革和政策執行有效率供給。小結首先，改革作為政治手段，產業結構優化作為經濟發展的目標，顯然，以改革促產業結構的路徑是具有多重性的。本書只梳理出其中一種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反腐反壟斷改革－打破利益壟斷－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優化－經濟可持續發展。當中1馮華、陳廣春：《市場機制的微觀局限性及其政策彌補》，載於《山東經濟》，1995年第6期。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60必然觸及以下幾個關鍵領域：第一，利益是改革的根本動力。可以說，改革是利益催生出來的。在利益激勵下，不同的權力組織會產生不同的改革，有的改革是利己的，有的改革則利他。第二，尋租、壟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一般而言，它是權力與市場交織的一種運作，因為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即政治力需要生產力支配，生產力需要政治力支配；在發展過程中，它必然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尋租和壟斷；一旦發生權力組織因尋租而產生既得利益壟斷，它必然會擠佔創新發展。第三，利益博弈與政府競爭。一方面，利益會激勵權力組織尋租和壟斷，另一方面，責任也會約束權力組織反尋租和反壟斷，在利益激勵與責任約束之間，必然產生利益博弈與政府競爭，從而形成改革派與保守派。第四，制度是改革的方向。新制度經濟學已告訴我們，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我們要追求創新發展，那必須推行制度創新，這可以說是必然的選擇。如果不推行制度創新，產權保障無效率和交易成本高都會打擊企業家精神和技術創新，最終因技術落後而導致發展停滯不前。第五，發展是改革的目標。經濟發展的本質已指明，我們必須通過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優化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其次，發展離不開改革。在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尋租與壟斷。當尋租與壟斷達致一定規模時，它們必然會擠佔創新發展。如果一個地方缺乏創新發展，它必將失去競爭力，經濟必將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因此，任何追求經濟可持續發展，它必須與時俱進地推行反腐反壟斷改革，以確保經濟公平、自由市場機制不受影響，讓創新空間不被擠佔。此外，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受純經濟因素影響，也有的是受政治因素影響，更有的既受經濟因素，也受政治因素影響。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政治與經濟已由“分不開”發展至“密不可分”，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很大程

第二章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綜述61度與政治因素有關。當然，並非一切政治因素干預都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例如：反腐反壟斷改革是一種政治手段，但它不但不會阻礙經濟發展，而且更會促進經濟創新發展，因為它打破壟斷產生的擠佔效應，能騰出足夠的空間和資源讓創新力量發展起來。所以，當我們面對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時，我們的發展思路首要是分析它是否政治因素影響，如改革缺位等，如果是，則謀求以改革促發展；如果不是，則分析經濟理論是否生搬硬套，造成實踐上的水土不服。另外，在可見的未來，隨着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度調整，經濟一體化的深化，以改革促發展的思路必將更為突出。但要強調的是，儘管政治與經濟是密不可分，但它們之間的邊界仍是清晰可見。改革只是一種手段，它的作用在於解決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優化所需的充要條件。改革，作為有形的手，它不能隨意對自由市場作出不適當的干預，否則，容易產生改革後遺症，必然導致自由市場機制失靈，市場因此而無法合理配置，而市場供求失衡引發的價格信號混亂也必然制約企業家精神，從而窒礙產業結構優化。所以，反腐反壟斷改革是確保自由市場公平競爭，制度改革是激勵資本流動、人才集聚、企業家精神創新發展，改革的邊界應到此為止。

62第三章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改革是指把事物中舊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的變化。本質上，它們內涵着改變的共同點。而共同點產生兩種關係：一是因果關係。因為改革，所以發展，如果用邏輯方式表述“因為發生A，而產生B的結果”。二是共生關係。如果用邏輯方式表述“A必然產生B，反過來，B必然產生A”，意指發展離不開改革，改革離不開發展。因此，因果關係、共生關係構成一種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由於改革、發展的內涵廣義，結合本書的研究方向，因此有關內在邏輯限於經濟上。這個內在邏輯是什麼？因為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壟斷，所以制約經濟的創新發展(遞進的因果關係)；因為壟斷需求，必然產生改革供給(橫向的共生關係)。邏輯的起點是既得利益壟斷，邏輯的終點是創新發展。因此，整個內在邏輯是指如何以改革既得利益壟斷促使創新發展。基於改革是政治的手段、權力的產物；改革的對象是反壟斷；改革的方向是制度；改革的目標是經濟發展；結合政治經濟分不開和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壟斷等客觀條件約束，這需要從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理論進行梳理和在邏輯上串聯起來。找到了以改革促發展的其中一種內在邏輯：利益壟斷－有為政府－制度變遷－企業家精神－創新發展；具體理解為：以改革打破壟斷，以改革打造有為政府，以改革推行制度變遷，以改革促進企業家精神，以改革促進創新發展。由於改革與發展涉及利益博弈，邏輯的內在關係會受到兩個基本條件

第三章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63約束：參與性約束條件與激勵相容約束條件。1參與性約束條件指經濟人能夠在改革中或新的制度安排中獲利，至少不受損害，否則，就會反對任何改革和新的制度安排。因為經濟活動中所體現的是個人理性決定，當一個制度安排下個人的收益不少於其保留收益(不接受該制度)時，個體才願意根據這一制度安排進行生產、交易分配和消費(田國強等，2013)。2激勵相容約束條件指的是改革帶來新的制度安排或政策措施可以激勵個人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使得個人最大化選擇與決策者的目標決策客觀上相一致，從而推動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這兩個條件也成為現代經濟學的機制設計理論的一個分支，最優機制理論中委託人(如改革者)選擇制度安排時所必須滿足的兩個基本條件。3因此，在內在邏輯分析過程中，在內在關係(因果、共生)上加入參與性約束條件與激勵相容約束條件。一、條件假設正如諾思指出“人類讓自身的環境易於理解─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的努力無處不在”。改革、發展本身牽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的變化的不確定性，要梳理出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需要在給定的人與環境條件假設上進行。畢竟改革是由人去做的，而改革必然涉及權力，故需要針對權力個人進行特定的條件假設。不然，我們將無法解釋什麼因素促使權力個人以改革促發展。1.行動人。行動人假設認為人會自己選擇目標，也會自己選擇實現目標的手段。雖然說，這些目標和手段在當時都不一定是最優的，也就是說，人未必總能選擇出最理想的目標，也未必總能發現最有利於實現其目標的手段。但人會學習，會在學習中不斷調整自己的目標1Hurwicz,L.1972.OnInformationallyDecentralizedSystems.R.Radner;andC.B.McGuire,eds.DecisionandOrganizationinHonorofJ.Marachak(NorthHolland).297-556.2田國強、夏紀軍、陳旭東：《富民才能強國的經濟學內在邏輯》，載於《學術月刊》，2013年第45卷，第66頁。3MyersonR.1981.OptimalAuctionDesign.MathematicsofOperationsResearch.Vol.6.58-73.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64和手段，使自己在下一次做得更好。與經濟人不同的是，經濟人是使市場得以變動的人，且精於計算、創造性、不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經濟人有三方面的特點：一是追求最大利益；二是進行行為的成本收益分析；三是自願交易，互惠互利。將權力個人假設為行動人而非僅限於經濟人，因為它能夠為供給側改革提供更合理的解釋。2.有限理性。根據西蒙在1989年的定義：“理性是指一種行為方式，其特點是：一是適合實現指定的目標；二是在給定的條件下和約束的限度之內。”而有限理性介乎於完全理性與完全不理性之間，反映經濟人在特定環境約束下的自身能力。將具有改革權力的人假設為有限理性，更符合客觀需要。3.個人偏好內生性。偏好內生於人的認識過程，本身具有內生性。不過在新古典理論中個人偏好被認為是外生和既定的，而新制度經濟學把它納入經濟系統分析，認為個人偏好所受到經濟系統的影響是來自社會經濟系統的影響與決定。將假設權力個人具有個人偏好內生性，既利己也利他。4.環境的假設，社會學的研究充分肯定環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然而由於環境的複雜性，故需要條件假設使其簡單化，才容易解釋環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①封閉性。它是指與外界切斷關係，不受任何外部性因素影響。儘管封閉性假設脫離客觀現實，但若採用開放性假設，既外部性因素增加環境的複雜化程度致使無法對人的行為產生進行解釋。②制度資源稀缺性。資源稀缺性的假定是一切經濟學流派所公認的假設前提，在此基礎上，新制度經濟學將制度納入分析，視制度為一種有形資源並與其他資源一樣具有稀缺性特點。制度的稀缺性在邏輯起點上是源於其他有形資源的稀缺性，而制度本身具有在特定時間或地點消除或減緩稀缺性的功能，且需要支付費用的，因此形成一種重要的稀缺性資源。制度資源稀缺性假設將進一步將大環境簡化至制度環境。③市場失靈。泛指市場機制不完善，即由於存在壟

第三章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65斷、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公平等問題。市場失靈的假設將有效約束行動人採用經濟學的改革思路。④正交易費用。它屬於新古典傳統的交易費用為零假設的延伸，它是指任何交易中都存在交易成本的支付費用。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提出了正交易費用的制度運行問題，接着威廉姆森對正交易費用進行決定因素分析，認為市場的不確性、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都會增加交易時的談判、合約、執行成本，這必然導致交易費用上升。正交易費用的假設將約束行動人的改革動力。綜上條件假設得出：在一個封閉的經濟系統下，當發生利益壟斷時，利益衝突將產生利益博弈。假設博弈方有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假設代表政治力量的權力個人在行動人、有限理性、個人偏好內生性的條件約束下，當法定責任約束凌駕於個人利益激勵時，權力個人將推行改革；反之，當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法定責任約束時，權力個人將推行利己改革。二、利益壟斷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各種形式的壟斷，而壟斷必然產生利益最大化，利益壟斷形成改革的邏輯起點。從激勵相容約束看，利益最大化激勵經濟人參與壟斷，如果壟斷來自權力尋租產生的行政壟斷，則顯示利益最大化相容權力組織，使權力組織與經濟人在利益最大化目標上相一致。從參與性約束條件看，利益壟斷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但造成集體利益最小化，大多數人在壟斷下利益受損，從而反對利益壟斷。(一)壟斷追求利益最大化隴斷的最早用例見於《孟子》，明代以後“壟斷”逐步取代“隴斷”、壟斷意為“把持和獨佔”。如今，壟斷泛指一種經濟現象──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66一種完全排斥競爭的市場結構。1列寧認為，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生產集中引起壟斷，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規律。正如黑格爾認為“熱忱、熱情”是一種以私人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簡直可以說是利己的企圖而產生的人類活動。馬克思也認為“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2足見，壟斷為了追求更多利益。預期效用理論認為，利益最大化驅使經濟人追逐壟斷，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利益壟斷的邏輯起點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較常見的兩種途徑：一是權力尋租產生的行政壟斷；二是科技創新產生的經濟壟斷。從權力尋租產生的行政壟斷看，經濟上的權力尋租是指通過向權力提供租金回報獲取特殊利益。它有合法尋租和非法尋租之分，合法尋租是指正當方式獲取政府的政策傾斜，非法尋租是指以不當方式獲取政府的政策傾斜。對經濟人而言，選擇合法尋租抑或非法尋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地方法治化的程度高低而進行的成本－收益計算，當中包括窺避政治、法律風險。如果面對一個法治化程度相對低的經濟體，基於政治、法律風險容易窺避，在收益大於收成本下，經濟人有可能選擇非法地尋租；如果面對一個法治化程度相對高的經濟體，基於政治、法律風險不容易窺避，經濟人選擇合法尋租的可能性較高。利益壟斷激勵權力尋租行為產生，但政治不確定性風險也約束權力尋租行為變得小心行事。有限理性的行動人假設並沒有排除權力個人的利己心，當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法定責任約束時，將促使權力尋租。權力尋租產生的行政壟斷而實現的利益最大化將促使短期的權力尋租向長期的權力尋租過渡，形成既得利益壟斷集團。從科技創新的自然壟斷看，這種壟斷對整體發展是有效率的，它不是改革的對象。科技創新的激勵條件主要在於技術領先和1《中國大百科全書》第14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第444頁。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頁。

第三章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67專利制度的有效保障，容易產生短期壟斷利益最大化，不容易產生長期壟斷利益最大化，因為壟斷產生的利益最大化將激勵市場潛在競爭對手在短期內通過技術再創新打破壟斷。其約束條件主要在於前期研發投入成本巨大產生的經濟風險和潛在競爭風險。如果短期壟斷產生的預期收益小於投入成本，經濟人將有兩種選擇：一是約束條件促使放棄科技創新；二是利益最大化激勵經濟人由科技創新產生的自然壟斷走向行政壟斷，試圖以行政壟斷獲得長期壟斷利益最大化。這種情況是存在的，利益相容激勵促使經濟人與權力個人的目標達成一致。例如抗癌藥的研發無效率與癌藥企業的長期壟斷。50年前研究出了第一個癌症分子，為何抗癌藥研發達半個世紀，至今癌症仍是絶症？當然，這可以解釋為一個技術性難題，但如果只是技術性難題，癌藥企業可以無條件開放有關藥物研究技術及鬆綁專利限制，從而激勵世界各地共同研發，破解技術性難題。癌藥企業沒有這樣，說明主因不在於技術性難題，而是癌藥企業已由科技創新產生的壟斷走向依賴制度保護的行政壟斷。當利益壟斷產生於少數人身上，而大多數人卻在利益最大化剩餘下競爭最小化利益時，必然產生發展不平等，也必然產生利益博弈。(二)利益博弈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形式的壟斷，在壟斷過程中必然產生利益博弈，因為利益壟斷產生的利益最大化具有激勵性，利益壟斷產生的發展不平等具有約束性(約束性產生於對政府的倒逼)。激勵性、約束性是構成利益博弈的內在邏輯，利益博弈的邏輯起點是利益最大化的角力，利益最大化的角力主要來自個人利益最大化與集體利益的矛盾。在利益不變下，當產生個人既得利益壟斷時，則反映集體利益被擠佔(發展不平等)。一方面，集體利益損害程度倒逼社會力量促使政治力量推行反壟斷改革；另一方面，利益最大化一定激勵資本力量向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68政治力量尋租，以阻止任何反利益壟斷改革，從而產生博弈。利益博弈由三方力量組成：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根據上面權力個人的條件假設，反覆博弈的結果有兩方面：一是接受資本力量的尋租，成為利益壟斷的既得者，推行利己改革；二是接受社會力量的倒逼，成為反利益壟斷的推動者，推行利他改革。什麼因素促使權力個人推行利己改革或利他改革？這取決於權力個人的信念、意識形態和環境回饋。正如諾思(North)指出當事人是依靠某程度心智模式進行決策的，而環境回饋在決定心智模式的穩定和創造方面起着主導作用，當面對環境不確定性、認知不足、信息不對稱時，當事人將通過反複試錯的學習過程，形成新的預期和判斷。1如果在預期收益大於風險判斷下，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法定責任約束，則權力個人推行利己改革；如果在預期收益小於風險判斷下，法定責任約束凌駕於個人利益激勵，則權力個人推行利他改革。人類社會由野蠻到文明，歷史發展一再證明，權力個人並非總是自利的，也有利他心，利他改革是存在的。歷史的結果確實既依賴握有權力的人的動機和自利行為，也依賴他們的道德和性格。2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法治化程度越高，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利他改革的機會較高；反之，在專權制度下，法治化程度越低，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利他改革的機會較低。從當代看，也有經過反覆博弈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利他改革的成功個案，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李光耀的法治化改革、奧巴馬的醫療改革等。三、有為政府倒逼理論認為，當發生權力尋租的利益壟斷時，利益博弈中的社會力量，因為集體利益受損必然向政府力量施壓，改變發展不平等。1Denzau,NorthKyklos.1994.SharedMentalModels:IdeologiesandInstitutions.Vol.47.3-31.C.Mantzavinos,DouglassC.NorthandSyedShariq.2004.Learning,InstitutionsandEconomicPerformance.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2.75-84.2[美]奧爾森：《權力與繁榮》，上海出版社，2005年，第2頁。

第三章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69反映權力從屬關係的授權與監督機制設計將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權力再平衡，建立有為政府。正如伍裝所指“政治利益集團的腐敗行為會導致一個利益集團被另一個利益集團所替代，那些居於統治地位的利益集團由於腐敗和慣性的增加，會逐漸衰亡，而那些具有創新性的利益集團由於其強大的生命力而最終會戰勝腐敗的利益集團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居於支配地位，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一種政權交替現象。”從激勵相容約束條件看，社會的倒逼將激勵權力組織中的潛在競爭對手在反壟斷目標上形成一致，因為反壟斷既能滿足社會倒逼需求，又能產生新的政治力量供給，目標相容將激勵新的政治力量與社會力量進行合作。從參與性約束條件看，社會力量倒逼產生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政治壓力，但因為反壟斷改革促使原有政治力量失去權力尋租的機會而選擇與社會力量對抗性博弈。歷史上，人類社會經歷了由奴隸制－封建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變遷，每次制度演變一再證明，社會力量倒逼能促使政治力量有所作為。什麼叫有為政府？簡單而言，有為政府即是政府要有所作為。如何界定有所作為？經濟學上，阿當‧斯密認為放任不干預的政府是有為的表現；薩伊認為政府主動供給去創造需求是有作為的表現；凱恩斯認為政府因應需求變化作出干預是有作為的表現；諾思認為制度變遷是政府有為的表現。1997年，世界銀行發表了《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變革世界中的政府》，以“變革世界中的政府”為副題指出，變革的世界需要一個有為政府。得出有為政府在於推行務實的改革。一些研究認為，政府有所作為是指與時俱進地改革以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約束政府的隨意干預和腐敗行為；增強政府的回應性1，並有激勵、有能力保護私有產權、確保市場有效運行，為民富提供有效的1吳開松：《有效政府理論與當下中國的選擇》，載於《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第75頁。

第三章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71度效率和動態效率。1然而，這些方面未必可以成就經濟上的有為政府，因為忽略了經濟發展的本質──技術創新，產業高度化，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經濟上的有為政府，其經濟改革必然要合符經濟發展的本質。新加坡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上的有為政府離不開政治上的有為政府。為什麼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形式的壟斷？原因之一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不作為干預。當代政治經濟學認為，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政治上不作為必然影響經濟上的發展。由此得出，經濟上有為政府的改革內在邏輯：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的目的是約束權力組織或個人的權責利相一致，不會因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法定責任約束而產生權力尋租。經濟改革的目的是符合經濟發展的本質，打造一個具競爭性的自由市場機制。市場機制包括產權保障、經濟自由、充分競爭三大基本要素，其邏輯起點是通過競爭消除壟斷，而邏輯終點是創新發展。自由市場機制效率的根本體現在於如何通過制度改革使市場機制在自我調節下起到自我約束、激勵、協調、信息的功能。四、制度變遷從整個人類社會變遷的歷史來看，利益衝突是導致社會革命和社會制度變遷的根本原因。當利益壟斷產生利益衝突時，利益博弈將倒逼權力再平衡，建立有為政府，推行經濟制度改革。從利益相容約束條件看，利益激勵將促使新經濟力量與新政治力量在目標上形成一致，從而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經濟制度改革。從參與性約束條件看，既得利益壟斷集團因為經濟改革而利益受損，它們將構成經濟改革的阻力。制度變遷將產生新的利益博弈。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制度變遷是決定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所謂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代替、轉換與交易過程，也可理解為效率更高的1毛壽龍：《有效政府，效率何在？》，載於《城市管理》，2005年第3期，第8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72制度對另一種制度低率或無效率的取代。制度變遷的過程實際上是各個組織之間的利益博弈驅動所致，當中包括政府、決策者、意識形態、組織文化和學習機制。由於制度是一種共公產品而非私人產品，因此制度變遷是多個行為主體重覆博弈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當各個組織的談判力量及構成經濟交換總體的一系列合約的談判給定時，如果當時並沒有新的力量介入，那麼，新的制度變遷產生且達致均衡。然而，由於制度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組成，且兩者的變遷方式不同，正式制度的變遷常常是非連續的，而非正式制度一般是連續的、緩慢的，所以制度均衡某程度上屬於局部均衡，這主要受到非正式制度緩慢的影響，同時也決定了制度變遷是漸進的。到底制度變遷的起點是什麼？熊彼特認為制度變遷的起點是從經濟“迴圈流轉”狀態開始的，因為在沒有創新的前提下，經濟只能屬於“迴圈流轉”的均衡狀態；諾思認為制度變遷的起點是制度無效率，即不發展狀態；奧爾森則認為制度變遷的起點是消除利益集團的壟斷。制度變遷的邏輯起點是消除利益壟斷和制度無效率。從消除利益壟斷看，經濟學一直主張消除行政性壟斷產生的利益壟斷，不主張消除經濟性壟斷產生的利益壟斷。經濟發展規律一再證明，利益壟斷不容易被消除，因為壟斷、競爭是一種相生相剋的規律，競爭必然產生壟斷，壟斷必然倒逼競爭。當產生權力尋租的利益壟斷時，消除利益壟斷是有為政府改革的必然選擇。如果不消除利益壟斷，則新生產力無機會得以發展；如果新生產力沒有產生，新政治力量將難以形成，因為生產力決定上層建築；如果新政治力量沒有形成，政府難以有所作為；如果政府沒有作為，經濟制度改革將無效率。權力再平衡只會產生新的既得利益壟斷，而不會產生新的自由市場競爭機制；如果沒有產生自由市場競爭機制，它將窒礙創新發展。相反，如果消除利益集團的壟斷，新的制度安排將釋放出新的生產力，機會、競爭將促使新生產力產生；而新生產力的產生將填補舊生產力的市場地位，從而

第三章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73鞏固新政治力量；當新政治力量得以鞏固後，激勵相容約束條件將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有效率的制度改革；有效率的制度改革將激勵創新發展。制度變遷如何消除利益壟斷？其內在邏輯是：政治上制度改革防止權力尋租；經濟上的制度改革是完善自由市場機制。從制度無效率看，制度無效率相當於一種不發展狀態。不發展狀態的產生，歸根到底是制度本身沒有發揮激勵、約束、信息、協調的基本功能。從激勵看，制度的設計不能滿足產權保障需要，因而沒有激勵出企業家精神，從而導致創新無效率。從約束看，制度沒有約束經濟人信守承諾和遵守契約精神，也沒能約束機會主義和恣意行為的出現，而發生不正當手段謀求利益最大化(壟斷)從而增加交易風險。從信息看，制度沒有提供一種簡化識別負擔(cognitiontask)的信息數據，使人不容易解決超負荷識別(cognitiveoverload)問題，而發生信息不對稱的成本高，從而失去競爭力。從協調看，制度沒有讓市場機制發揮自由調節和資源配置，一旦市場機制失靈更導致價格信號錯誤而扭曲，影響供求關係失衡，從而降低生產力水平。制度變遷如何消除制度無效率？其內在邏輯是：完善自由市場競爭機制，使市場機制自由調節和配置，充分發揮其激勵、約束、信息、協調的功能。由消除利益壟斷到消除制度無效率的邏輯起點可以發現，在有為政府的假設下，經濟上的制度變遷的邏輯終點是市場機制的有效性。經濟史上不少經濟學家提出了市場最優的經濟思想：洛克從私有權論證了市場機制的有效性。1亞當‧斯密從看不見的手論證了市場機制的有效性。諾思從產權制度論證了市場機制的有效性。2那麼，市場機制的有效性是什麼？答案是明晰產權、經濟自由和充分競爭。結合1[美]史蒂文‧普雷斯曼：《五十位經濟學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15頁。2諾思指出：“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中普遍存在一個偏見，即無政府的干預是一個特定市場有良好經濟績效的充分條件，所以我們有必要強調任一市場的績效是制度(正式規則—包括政府制定的—非正式規範及其實施特徵)施加的約束集合的函數，制度決定著那個市場的激勵結構。”而在制度框架中，產權結構確定了正式的經濟激勵。參見諾思：《理解經濟變遷過程》，2013年，第46、70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74制度變遷理論看，政府的有效供給是通過制度改革，完善和明晰產權保障制度。所謂產權是管理人們的法律規則，也是一種權利約束，具體包括對財產使用、轉讓和在未來取得收益的權利，具有排他性。1諾思在1997年指出“正是排他性產權所引起的激勵的變化創造了農業”；並強調產權是構成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Eucken(1952)強調了私人所有權在生產方式中的重要性，它是競爭市場和個人自由不可缺少的一個前提條件。不管怎說，產權制度畢竟由人去制定及保護的，因此其激勵作用始終通過有為政府供給才能實現，否則，有可能發生公地悲劇或國家產權悖論。如果經濟活動主體給產權明晰的界定，那麼它就界定了經濟活動的選擇集合，並且使複雜多變的行為有了穩定的預期。有效的激勵就是讓主體看見收益預期，並充分調動積極性，通過創新精神致力創造出預期收益。反之，如果產權的界定不明晰，那麼，它就變成一種約束──一種逆向的、限制性的阻力；此外，產權的約束除了體現經濟活動之外，還體現在其空間、功能相對狹窄的邊界和高昂的交易成本上。權力組織或個人要從市場壟斷向市場競爭有效過渡，並在這種過渡中激勵創新產業發展，產權的制度變遷是關鍵一環，因為它存在激勵和預期，可以充分調動個人的積極性。但若想通過制度改革滿足經濟發展的本質，如產業高度化或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目的。產權只構成了充分條件，還需要結合經濟自由和充分競爭的必要條件，這樣才能發揮出自由市場機制的有效性。一旦自由市場機制有效運作，便能發揮配置資源和價格調節的作用，再通過機制本身的激勵與約束，在市場秩序中提升專業化分工水平。而專業化分工水平的高低則決定產業結構優化的程度(合理化/高度化)。1劉和旺：《諾思的制度與經濟績效理論研究——兼與馬克思制度分析之比較》，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年，第111-112頁。

第三章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75五、企業家精神創新是可持續發展的硬核，也是改革的產物，沒有改革，就沒有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可持續發展。以改革促發展歸根到底是尋找創新動力。理論上，創新是一種經濟行為，因此其邏輯起點始終圍繞着經濟人，因為經濟人對經濟活動密切相關。而創新的關鍵在於要從經濟人身上發展出一種企業家精神。如果沒有企業家精神，即使政府能提出產業發展戰略，也無濟於事，因為政府在創新經濟上不及企業家有效率。本書假設權力組織為有限理性的行動人，在授權與監督機制下，權力組織通過權力的有效供給，使經濟人在自由市場機制下發揮企業家精神。何謂企業家精神？法國經濟學家J.B.Say被認為是第一個企業家精神的提出者，他把企業家精神稱為資本主義世界的軸心。P.Drucker早在1970年認為企業家精神是指冒險。1Schumpeter在1965年將企業家精神定義為企業家個人通過技術或組織創新開拓市場機會。2BoltonandThompson將企業家定義為圍繞感知機會下習慣地以革新打造公認價值的東西。3ThomasandMueller認為企業家精神應該具備擴大到國際市場的特點，鼓勵在不同國家地區進行創業活動。4傅家驥、洪後其5則認為具有的洞察性和素質，也有極強的機會意識，且很重視並善於尋找、利用外部機會去改進企業的操作。概括而言，企業家精神是指在不確定性下產生的一種冒險、進取，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正因為指不確定性提供了運用想像力和意志的範1Drucker,P.1970.EntrepreneurshipinBusinessEnterprise.JournalofBusinessPolicy,Vol(1).2SchumpeterJ.A.1965.EconomicTheoryandEntrepreneurialHistory.In:AitkenHG(ed).Explorationsinenterpris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3BoltonW.K.andThompsonJ.L.2000Entrepreneurs:Talent,Temperament,Technique.ButterworthHeinemann,Oxford.4ThomasA.S.&MuellerS.L.2000.ACaseforComparativeEntrepreneurship:AssessingtheRelevanceofCulture.JIntBusStudSecondQuarter.Vol.31(2).287–299.5傅家驥、洪後其：《企業家精神的培養與技術創新擴散》，載於《管理評論》，第2期，1990年，第4-11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76圍，所以激勵着智力和企業家精神1，這顯示企業家精神是一種從無到有，從有到優的追求，內涵着創新。產業結構優化需要企業家(entrepreneur)，更需要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理論上，在市場機制、政府制度的有效約束下，良好的制度環境構成激勵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條件。然而，要促進企業家精神成長，仍需政治方面的充分確定性。假設政治方面沒有不確定性存在，那麼，市場不確定性會激勵企業家的智力和勇於冒險，但若政治不確定性存在，具有經濟人特點的企業家，他也必然會理性地分析國家暴力因素，儘管政府有利他的價值取向，但畢竟政府身上也有經濟人的特點，利益最大化容易使公權力入侵私有財產權領域。可見，政治方面的不確定性會制約企業家精神。所以，政府要促進企業家精神成長，大前提下是建立一個法治化政府，使公權力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至邊界限定上並處於一種穩定狀態，即是把權力關進法律的籠子裏。只有這樣，市場的不確定性才有激勵企業家精神的作用。即使這樣，市場上的經濟人也非所有被激勵的，有些經濟人會因為理性選擇而放棄冒險，或者在學習過程中選擇投機而放棄創新。所以說，因為不確定性因素，制度變遷只能滿足激勵企業家精神的必要條件，卻難滿足充分條件，甚至認為這樣的必要條件約束在現實中是否存在。新加坡的改革正具備這樣的必要條件，新加坡的成功經得起實踐的檢驗(見第五章)。另外，一些實證研究發現國家文化對企業家精神有明顯的影響2，它是否可以構成激勵企業家精神的充分條件，不得而知。但從制度角度看，文化因素上屬於非正式制度範疇，而非正式制度對正式制度的影響在新制度經濟學而言是顯著的，文化－智力－價值觀－意識形態－制度變遷。歷史上，不同文化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特點，這突顯了文化的內在功能1布萊恩‧J‧洛比斯：《企業家精神、演化與人類心智》，載於[德]烏韋‧坎特納、[意]弗朗哥‧馬雷爾巴主編：《創新、產業動態與結構變遷》，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49頁。2OsmanEROĞLU,MuratPIÇAK.2011.Entrepreneurship,NationalCultureandTurkey.InternationalJournalofBusinessandSocialScience.Vol.2(16).146-151.

第三章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77與作用。正如猶太民族擅於經商一樣，如果一個猶太人擅於經商可能是巧恰，但大多數猶太人同樣擅長經商，這一定不是巧恰，而是一種民族特質的折射。當正式制度變遷未能實現企業家精神產出時，政府不妨選擇改革非正式制度，如文化、習慣等，一旦在不同人身上產生同一價值觀/信念，假設價值觀是傾向冒險，那麼，文化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是顯著的，並形成低成本、可持續的特點。一旦市場上充滿企業家精神，技術創新將使經濟可持續發展。圖3-1改革與發展的內在邏輯小結改革離不開發展，因為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壟斷，必須以改革促發展。通過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梳理出這種內在邏輯：利益壟斷－有為政府－制度變遷－企業家精神。在權力個人的有限理性行動人的條件假設下，權力個人具有利己心和利他心。當發生權力尋租產生的利益壟斷(壟斷集團)時，利益衝突產生利益博弈，新政治力量結合社會力量倒逼取替舊政治力量實現權力再平衡，建立有為政府，在利益相容約束條件下，利益激勵將促使新經濟力量與新政治力量在目標上形成一致，推行反壟斷改革和制度變遷。制度變遷的邏輯起點是消除利益壟斷和消除制度無效率，制度變遷的邏輯終點是確立自由市場機制和產權保障；當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環境產生時，政治的穩定性與市場的不確定性，利益最大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78化將激勵企業家精神和技術創新，最終會促使產業結構優化。構成整個內在邏輯的激勵條件是權力個人/組織的利他選擇(政治價值觀的驅使)，企業家的利己選擇(冒險精神與利益最大化的驅使)；構成整個內在邏輯的參與行動的約束條件是利益博弈，當中包括權力博弈和經濟博弈。普遍持有的信念體系與政治制度、產權和法律結合在一起，產生了一個非常有利於分散的(decentrailized)競爭性市場體系。當這一體系與這個地方傳承下來的有利的要素稟賦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結果就是快速的經濟發展。

79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為什麼世界會出現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差異？資源稟賦(自然)只能解釋一種短期的差異化發展，但不足以用作長期解釋，因為大多數自然資源是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要更好地解釋世界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化發展？答案還是要從人與制度方面尋找。如果人與制度耦合的好，它就能產生改革動力機制，那麼，就能解決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的瓶頸問題，如資源稟賦不足和制度無效率，使到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反，如果人與制度耦合的不好，它就不能產生改革動力機制，那麼，就不能解決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的瓶頸問題，如資源稟賦不足和制度無效率，使經濟不可持續發展。可見，改革的動力機制對一個國家地方的發展起着決定性作用。世界各地出現差異化發展格局，其產生很大程度上與自身的改革動力機制有關。當中，由於改革動力機制失靈，導致改革動力不足，繼而法律滯後，發生制度缺陷，無法發揮制度應有的約束、激勵、協調、信息功能，致使政府政策無效率，最終引致創新不足、競爭力下滑。當一國具有改革動力機制而另一國是不具有的或只出現明顯的程度差別，這必然會發生這種差異化發展格局。基於這種認知，我們有必要瞭解改革的動力機制及其背後追求發展的理論供給。一、動力機制(一)定義動力源於物理現象(重力加速度)，屬於動力學研究範疇，它是指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80力對物體之運動所造成的影響。如果將動力用在人類身上，那麼，動力的根源是生存和發展。如果進一步將動力用在發展上，那麼，動力的根源是壓力，利益是根本。所以，本書中提及的動力是發展產生的壓力，而改革動力主要來自發展過程中各種利益產生的激勵和約束。什麼是動力機制？目前有關經濟發展方面的動力機制研究成果不少，王軍在2009年依照理論分析將動力機制分為宏觀動力(投資、消費、淨出口)；中觀動力(三次產業的結構轉換效應)；微觀動力(資本、勞動、技術、制度、人力資本、管理創新)。1金芳從技術、制度和企業戰略三維視角揭示影響當代世界生產體系變革的動力聯繫，指出跨國企業的全球化經營根本地改變了各國企業間組織和生產的傳統聯繫，從而引發了世界體系的多重變革。2姜文仙運用利益主體與多委托—代理關係，構建區域協調發展動力機制模型，該模型主要由內生動力模型和外生動力模型構成，兩者之間形成複雜的混合約束動力網絡而產生耦合動力。3鍾清流認為經濟發展方式的動力機制來源於激勵制度的創新。4學界對動力機制的分析較多集中於微觀層面，而本書研究的是以改革促發展，較強調宏觀層面。從改革看，動力機制是指利益驅使權力作出的運作模式，正如馬克思指出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動力機制一般由主動改革和倒逼改革構成，例如權力組織或個人會基於個人利益而主動改革，也會基於社會壓力而倒逼改革，可見，動力機制會因權力組織或個人的內外博弈而發生變化。自19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被建立，改革的動力機制從集體利益向個人利益推進，例如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價值強調私有財產和個人1王軍：《完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動力問題研究》，載於《理論學刊》，2009年第9期，第54-59頁。2金芳：《世界生產體系變革的行為主體與動力機制》，載於《上海經濟研究》，2009年第10期，第3-8頁。3姜文仙：《區域協調發展的動力機制研究》，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5月25日。4鍾清流：《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動力機制分析》，載於《理論導刊》，2010年第4期。

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81自由。經過200多年，在個人欲望與利益最大化條件激勵下，資本成為動力機制的硬核，推動着資本主義制度實現了由初級走向高級的嬗變，一方面，生產力提高了，物質豐富了，社會整體發展進步了，另一方面，世界卻面臨糧食危機、貧富差距擴大等發展不平等問題。踏入21世紀，隨着信息革命(互聯網技術)普及，一方面，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發展，再一方面，由於信息對稱，世界發展不平等將倒逼各國政府改革，而干預學派的抬頭促使改革動力機制發生變化。(二)改革動力的基本原理從物理學角度看，動力由壓力產生。然而，經濟改革的動力機制由什麼產生？答案是改革是由人推行的，它必定涉及物質和精神，所以同樣由壓力產生，但卻包含物質壓力和精神壓力，前者是物質影響人，後者是人影響人。如果把壓力的抽象化概念具體化，應用到改革的動力機制當中，那麼，根據改革是權力的產物、政治與經濟分不開的基本原理，改革動力的基本原理與政治經濟學的權、責、利密切相關。其中，利益構成改革動力的激勵條件，責任構成改革動力的約束條件，權力構成改革動力的必要條件，三個條件合起來將構成改革動力的充要條件，若缺其一，都會構成條件不充分，從而影響改革動力機制。從利益角度看，利益構成改革動力的激勵條件。因為利益是推動人們進行歷史活動的決定性力量，是歷史變更的槓桿、是人類歷史活動的“永動機”，是社會歷史變遷的內在動力。正如馬克思指出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荀子“今人之性，生而好有利焉。”司馬遷“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霍爾巴赫在《自然政治論》中認為“人們聯合起來是為了滿足本身的利益”。17世紀英國唯物論者霍布斯認為對於每一人，其目的都是為着他自己的利益，利益支配着我們的一切決定。理論上，當預期收益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82大於成本投入時，將產生制度變遷；實踐上，當貧富差距擴大時，將產生倒逼改革；不同的是，前者涉及生產，後者涉及分配，相同的是利益發揮着激勵作用。從歷史改革發展經驗看，利益激勵權力改革不僅是條件下的行為反射，而是形成一種客觀發展規律。對權力組織或個人而言，利益激勵改革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個人利益激勵下產生的利己改革。所謂利己改革是指改革以個人或組織的利益為出發點，改革有利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權謀私使權力個人或組織變成既得利益集團，公權力異化的一種現象。利己改革者具有經濟人完全理性的特點，改革動力也容易受到尋租的影響，自古以來就有“絶對的權力，絶對的腐敗”的說法。諾思更認為在沒有制度限制下，自利行為將妨害複雜的交換，因為很難確定對方是否會為自利就會遵守合約。說明人的自利性具有不確定性，即使法定責任也未必約束自利性行為。事實上，即使在法制下，權力部門的以權謀私的現象屢見不鮮。激勵權力推行利己改革的動力是個人回報(物質財富最大化)。二是集體利益激勵下產生的利他改革。所謂利他改革是指改革以集體利益為出發點，權力個人或組織運用權力推行以民為本、大公無私的改革。利他改革者具有行動者有限理性的特點，其信念、認知驅使他們追逐公利而非私利，也避免了權力尋租的影響。諾思能夠解釋制度的存在以及(較不確切地)解釋行為者的動機如何協助促成制度和導致選擇範圍裏包括利他心與其他非財富極大化之價值。智力模型解釋了一個有效率的決策行為是如何產生，證明利他心是存在並在社會產生影響。事實上，許多情況的人類行為並非財富極大化的行為，而是基於利他心以及自我約束。激勵權力推行利他改革的動力是非財富利益最大化，如個人名譽、社會地位、精神價值。從權力角度看，所謂權力，A.S.麥克法蘭認為“力的觀點本質上是一種推動的動因，權力的界定基於一種力與另一種力作用與反作用時產生的力的差異。較強的推力或較強的力量，就是較強的動因，也

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83可以說是更有力量的行動者。”1應當承認，它是構成改革動力的必要條件。第一，法律賦予。因為法律賦予，權力才有正當性，所以權力組織或個人提出的改革才有公信力和執行力。反之，如果權力超出法律賦予，那麼，權力就沒有正當性，所以權力組織或個人提出的改革將失去公信力和執行力。對一個完整的國家而言，沒有法律賦予的權力，改革動力就不存在，但對一個剛被推翻的政權而言，權力可能無需法律賦予而直接構成改革動力。第二，國家暴力。一般認為，國家暴力只產生於威權國家或集權國家，這是對國家暴力程度過分解讀，實際上，任何國家，不管奉行社會主義制度或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有法律滯後和缺位的問題，這必然提供權力組織或個人通過走法律邊界(法律罅或灰色地帶)一個國家暴力的機會，而權力組織或個人基於利益激勵(利己/利他)而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國家暴力的機會。所以國家暴力並非都是凌駕於法律之上，也有不少是遊走於法律灰色地帶。可見，國家暴力是構成權力改革的彈性供給條件，意思指權力組織或個人可以因應發展需要而調節改革力度與速度。第三，資源調動。法律賦予的權力可以調動國家一切可調動的資源。權力本身不會產生動力，它之所以可以產生改革動力完全因為權力背後可以調動資源，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制度資源等，通過資源有效配置才產生改革動力。這好比如戰場上的將軍，若手下無兵，即使有指揮權，但也沒有作戰力。可見，資源調動是構成權力改革動力的基礎條件。第四，權力博弈。有權力存在就有博弈發生，政治上稱權力鬥爭，一般發生於政黨之間。從狹義上看，權力博弈發生於建制內，從廣義上看，權力博弈既發生於建制內，又發生於建制外。權力博弈對當權者是一種潛在威脅，它會促使當權者推動改革以鞏固其權力地位，例如菲律賓新任總統杜特爾特推行反毒害改革，韓國總統朴瑾惠因崔順實涉嫌干政而面臨下台威脅從而推行權力改組。建制內的權力博弈是爭權為1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95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84主，而建制外的博弈是逐利為主。建制外的權力博弈更多的涉及階級對立，主要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利益分配不均促使它們倒逼權力組織或個人改革，如工會法、私有財產保障法等。可見，權力博弈是構成權力改革動力的必要條件。第五，國際組織。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快速推進，國際組織的權力在不斷加強和推陳出新，如聯合國(UN)、聯合國科文(UNESCO)、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貿易組織WTO、G20等，它們具有制定國際化規則、標準、秩序的權力。如果某個國際組織推行改革，它將促使成員國改革，如果成員國不遵從，有可能面對國際制裁。制裁力度視乎該國際組織的正式制度安排是硬約束或軟約束。可見，國際組織是構成權力改革動力的共同約束條件。上述五大條件中，任何一項都足以構成權力組織或個人改革動力的必要條件。從責任角度看，責任是構成權力改革動力的約束條件。法律賦予權力的同時又明確規定其相關責任，這叫權責。權責之間是對稱的，正所謂有權有責，有多大權就有多大責。法定責任一方面要求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實現民富國強，另一方面約束權力組織或個人不能以權謀私和推行利己改革。政治上，法定責任構成的是政治責任，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的任何改革，除了要負法定責任，還要負政治責任，這就決定權力的改革動力程度。現實中，責任是否構成權力改革動力約束，它取決於一種制體的安排。如果一種體制的法治化程度較高，那麼，一些監管部門的效率相對也會高，權力組織或個人依法履責亦會高，不容易發生有權無責問題，反之亦然。此外，本地的公會組織和國際組織也會構成權力組織或個人履行改革責任，約束來自集體倒逼。可見，責任能夠促使權力改革動力，也能夠約束權力進行利他改革。由圖4-1可見，從政治經濟學的權責利看，權力構成的必要條件、利益構成的激勵條件和責任構成的約束條件，構成了改革動力的基本

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85原理。在三個條件的相互作用下，產生博弈在所難免，改革動力都是經過多重博弈才產生的。當中，權力組織或個人是改革動力的關鍵，因為改革是由人去推行的，所以構成必要條件，如果沒有法定權力的賦予，改革將無從入手。即使有了法定權力，如果沒有法定責任約束和利益激勵，也將構成權力改革的條件不充分，從而影響改革動力的效率。圖4-1改革動力與權責利的利益博弈改革動力利益責任權力代表利益博弈關係(三)改革動力的機制改革動力機制是指利益驅使權力作出的運作模式，其機理包括改革動力產生、改革動力合成、改革動力耦合。1.改革動力的產生。動力是由壓力轉化的。由圖4-2可見，若從改革角度看，壓力主要來自個人利益、集體利益的選擇。當中個人利益的壓力產生於權力欲望的膨脹，集體利益產生於社會對權力的倒逼。無疑選擇會構成一種利益博弈，如果選擇符合個人利益的利己改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86革會產生社會倒逼壓力，如果選擇符合集體利益的利他改革會產生與權力個人欲望相違背。我們假設權力組織或個人為經濟人，完全理性，那麼，個人利益凌駕於集體利益，權力組織推行的利己改革1；我們假設權力組織或個人為行動者，有限理性，那麼，有可能出現集體利益凌駕個人利益，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利他改革。2當然，也有可能出現第三種情況混合利益改革，意思指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一種既符合個人利益又符合集體利益的改革。不管是經濟人或行動者的假設，權力組織或個人的改革動力是一種利益(利己或利他)的計算，它將計算改革所得與法定責任、政治責任的風險承受。當然，亦不排除權力組織或個人會因風險計算而選擇不改革的可能。圖4-2改革動力的產生個人利益利益博弈改革動力集體利益權力組織壓力2.動力合成。圖4-3是一個描述性的直觀模型。橫軸表示時間，縱軸表示利益水平，E1表示動力質點，它所對應的時間為T1，利益水平為P1。在單一區域的發展過程中，抽取其中任意一個質點，它受到的作用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分別是權力、責任和利益。其中，A代表權力、D代表責任、I代表利益，各個作用力呈現不同特徵(包括大1利己改革是指利益激勵下驅動下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一種偏向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改革，如改革有利既得利益集團、改革獲取尋租機會等，它對應的是個人利益。2利他改革是指責任約束下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一種合符整體(集體)利益的改革，它對應的是集體利益。

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87小、方向、作用點)均和利益主體自身的特點緊密關聯。在相互作用下，形成動力合成R，推進到另一個動力質點E2，如此類推，在反覆相互作用和博弈下，動力質點會因應作用力E1、E2、E3的作用特徵發生前後左右移動。理論上，改革動力的合成集中體現在權力、責任、利益的相互激勵與約束上。情況大致有兩種：一是責任約束權力改革。假設權力不變下，責任約束(包括法定責任和政治責任)凌駕於利益激勵，隨着改革時間的推移由T1→T2，那麼利益水平由P1→P2，動力質點由E1→E2，R代表的改革方向向上移；因為法定責任決定了改革的公共利益最大化，所以改革動力合成的是利他改革。二是利益激勵權力改革。假設權力不變下，利益激勵凌駕於責任約束，隨着改革時間的推移由T1→T0，那麼利益水平由P1→P0，動力質點由E1→E0，R代表的改革方向往下移；因為利益激勵與個人利益最大化有關，所以改革動力合成的是利己改革。圖4-3改革動力合成3.耦合動力。楊屹等(2008)運用動力耦合模型的技術躍遷模式對鐵路企業進行實證分析，得出動力因素之間的耦合不僅關係着企業技術躍遷的實現，而且直接決定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他指出，在某一制度競爭環境既定時期i內，設優化躍遷狀態為Oi，外部動力因素、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88OXZYT(X,Y)T(Y,Z)T(X,Z)T(X,Y)內部動力因素、機會動力因素分別表示為Xi、Yi、Zi。各動力因素之間的合度函數為：Oi=f(Xi，Yi，Zi)…………………………………………………(4.1)優化躍遷狀態的實現是由Xi、Yi、Zi三維變量所決定(圖4-4)。其邊界條件為：圖4-4改革優化躍遷狀態邊界條件優化動力耦合模型的建立。將優化躍遷各動力因素間的相互耦合關係作為一個複合系統來考慮，即：Xi=dTx/dt=f(xi)Yi=dTy/dt=f(yi)………………………………………(4.2)Zi=dTz/dt=f(zi)Xi、Yi、Zi相互影響，任一子因素xi、yi、zi的變化會產生Xi、Yi、Zi的變化。反之，xi、yi、zi的任一變化也會導致Xi、Yi、Zi的變化以及優化躍遷狀態的變化。由上分析可見，任一動力因素的變化都依賴於任一子因素，而最終表現為優化狀態的整體提升。因此，動力因素間的耦合為：

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89O1=dXi///dtO2=dYidt………………………………………………(4.3)O3=dZidt單一區域實現改革躍遷的動力耦合Oc可視為O1、O2、O3的函數，即Oc=f(O1,O2,O3)。由於O1、O2、O3是相互影響的，任一動力因素的變化都將導致優化躍遷的變化，這樣就可以把作為耦合變量，通過分析Oc的變化來研究動力因素之間的耦合關係。從改革的動力機制看，Xi、Yi、Zi代表的是權力、責任、利益，即是說，Xi、Yi、Zi都會導致xi、yi、zi的變化。例如：權力不再集中，意味着受到更多制衡和制約，從而影響責任的約束和利益的激勵；責任增加，假設權力不變，那麼利益激勵也會發生變化；利益減少，同樣可能減少權責推行改革的激勵。然而，要實現改革躍遷的動力耦合Oc，它是內部動力Xi、外部動力Yi、機會動力Zi構成的一個動力質點E，也稱為耦合點。從改革發展規律看，重大事件發生將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所謂重大事件沒有具體的定義，它是指事件發生會產生的廣泛關注和影響情緒波動。一般情況下，重大事件會促使政府改革。例如，1945-1949年台灣發生惡性通脹，促使當局於1949年6月推行幣制改革，以4萬元舊台幣兌換1元新台幣；2001年的911恐襲促使美國政府推出《情報工作改革法》；2001年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促使政府取消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制；2003年初廣東出現的SARS疫情促使中國政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2014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而受到西方國家制裁；2016年香港樓價再度飊升，促使行政長官梁振英改革修訂《印花稅條例》，除首置客及換樓客外，全面提高買賣住宅物業印花稅的稅率，無論交易的價格，稅率將會劃一調高至交易額的15%。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90二、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所有改革動力源於一種對發展的追求，而在發展過程中，理論指導實踐，反過來實踐也加強了理論的探索，以謀求更豐盛的發展。由此而言，改革動力背後是受到追求發展的理論約束。談及近代或當代以改革促發展理論，當數西方經濟學理論，其次是馬克思理論和中國當代改革學說(通過馬克思理論結合中國實踐檢驗而產生)。它們給人類追求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人類社會因此也獲得了長促的發展。比較而言，這三種理論的發展主張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強調是自由市場(政府放任不干預)；馬克思則強調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係、上層建築之間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中國當代改革學說大致上混合了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理論，形成一套以改革促發展的混合理論。相同的是，這三種理論都反對壟斷，當然，反對壟斷不等於追求放任不干預，例如中國當代改革理論，它反對壟斷，但不奉行放任不干預。自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確立至今，經過了200多年，資本主義制度實現了泛全球化發展，歐美等地受惠於資本主義制度下最早成為發達國，其發展背後的理論正是西方經濟學。而欠發達國家為了追趕歐美發達國，改革的動力離不開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即使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改革的動力也離不開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只是在追求發展的理論供給中結合了自身的發展狀況，沒有生搬硬套而已。(一)理論源於實踐歷史上，人類經歷了由奴隸制－封建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變遷，制度演變一再證明，人類的發展規律是通過不斷的反壟斷追求生存、發展的權利，同時說明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壟斷。奴隸制反映的是奴隸主

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91對奴隸的一種極權壟斷(人與人之間極不平等)，奴隸是人下人，不但沒有自身權利，而且沒有人身自由，是徹底被剝削的一群。封建主義制度反映的是君權壟斷──所謂的君權神授，不可侵犯。中國古有所雲：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內，皆是王臣。11727年，德‧布蘭維利耶的《議會歷史文書》將feudalité這一18世紀法庭行話寫進歷史著作，出現‘封建政府’(gouvernementfeudal)和‘封建主義’(feudalité)用語，‘封建’被賦予政治制度意義。布洛赫在《歷史上的封建主義》一書指出“封建主義不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而是一種統治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封君封臣關係。作為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封建主義正如官僚、專制這些概念一樣，並不單單為西歐所獨創，而在不同地區、不同時間都可以出現了。”從一些研究文獻可見，封建制度代表的是一種君主形式的政治權力壟斷。什麼原因使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學術上認為是生產力的發展與這種生產關係不適應，導致奴隸主與奴隸的利益矛盾衝突而被推翻。封建制度之所以取代奴隸制，因為奴隸制沒有讓人享有最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奴隸主忽視人是有意識的高等動物，戰爭暴力不足以長期壓制極端不平等現象，相反封建制度下至少讓人獲得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所以得到奴隸的擁護，並推翻奴隶制。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現反映的是資本壟斷，什麼原因使資本主義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正如恩格斯在《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中指出“這一聯盟幫助王權取得最後勝利，而王權則以奴役和掠奪報答了它的盟友。”2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能夠取代封建制度，關鍵在於封建社會中形成了一種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形成了由這樣的異己力量所組成的體制外權力中心。3隨着社會形態的演變和生產力的提高，人們追求的不僅是生存權，而是更多發展權，而封建1《詩經‧小雅‧穀風之什‧北山》。2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54頁。3厲以寧：《資本主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10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92制度產生的君權壟斷只維護皇室宗親、莊園地主的少數人既得利益，而不能滿足大多數人的發展需要，這促使資產階級力量與哲學家結盟，發動資產階級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社會。為了使大多數人的發展權得到保障，資產階級力量建立三權分立的資本主義制度，政府的權力源自人民的委託(選舉決定)，徹底打破封建制度下權力壟斷。社會主義制度主張的是反資本壟斷，強調公平分配、平等發展。資產階級力量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後，基於經濟人的思維，開始摒棄哲學家主張的“自由、平等、博愛”。通過資本輸入，技術創新，專利壟斷，謀求利益最大化；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發展模式輸出，建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繼而促進經濟全球一體化，使資本成為發展的重要力量。事實上，經過資本主義制度400多年來的實踐，儘管人的生存權、發展權有所進步，但資本壟斷也導致各國發展不平等，貧富差距擴大。儘管社會主義制度出現，但目前未能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相反，因1991年前蘇聯解體引發社會主義制度國家骨牌倒下效應，剩下奉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寥寥無幾，目前，僅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發展獲得世界認同。未來，社會主義制度是否能夠取代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未知數。即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也存在壟斷及發展不平等問題，它不足以改變大行其道的資本主義制度模式。然而，隨着世界性的發展不平等、貧富差距擴大，相信反資本壟斷的力量已集結，形成一股推動全球性制度再次變遷的力量。從人類發展歷史的長河中，可以簡單歸納為，阻礙人類發展的是壟斷，如奴隸制的極權壟斷、封建制度的君權壟斷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資本壟斷。而歷史發展規律一再證明，人類不斷地通過反壟斷促進生存權、發展權的進步。人類反壟斷不會停下來，因為權力組織或個人、資本家之間會不斷地製造新的壟斷，這必然是周而復始的重覆博弈，意思指人類反壟斷後，新制度也會產生新的壟斷。列寧認為，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生產集中引起壟斷，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的和

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93基本的規律。從過去反壟斷經驗看，制度變遷大都以革命方式完成，成本是巨大的，人類應吸收教訓，不要重蹈血的教訓。(二)直接有助持續發展的若干經濟學說改革並沒有形成自身的一種經濟學說，無論是西方經濟學或馬克思資本論中都沒有改革經濟學這一說法。然而，西方經濟學一向主張的自由市場競爭，實質上有反壟斷的一面，而馬克思資本論中指出資本壟斷對人民的剝削，最終被革命推翻，也帶有反壟斷的哲理。可見，改革的主要經濟學說中應包括自由競爭與反壟斷。1.古典經濟學的自由競爭理論亞當‧斯密是自由經濟主義者，其反壟斷學說是由特權論、獨佔論、壟斷價格論組成，而這些理論的建立背後是反重商主義。在特權論中，亞當‧斯密指出“英國那些最初想在北美殖民的人，為誘使國王給與他們特許狀，都以所發現的金銀五分之一獻於國王。”1這說明商人為了得到開挖金礦的特權而向國王尋租。同時，亞當‧斯密也指出奬勵金形式的特權，批評這種做法只不過迫使一國商業，不向自然方面發展，而向大大不利的方面發展。2在獨佔論中，亞當‧斯密指出“英國統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確切地說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維持獨佔。……其主要利益，據說就是這種專營的貿易。”3他批評“獨佔乃是良好經營的大敵。良好經營，只靠自由和普遍的競爭，才得到普遍的確立。自由和普遍的競爭，勢必驅使各個人，為了自衛而採用良好經營方法”；4“獨佔妨礙了這個國家一切其他階級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國家一切階級的利益”；5“獨佔對人民是一種“不合理的負擔”，同時指出“如果把足以在一鎮交易的資本，分由兩家雜貨食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136頁。2同上註，第76-77頁。3同上註，第185頁。4同上註，第140頁。5同上註，第183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94品店持有，則競爭的結果，將趨使二者的售價，比資本由一家持有的情況便宜；如果把它分成二十家商店所持有，則他們之間的競爭將趨於更為激烈，並因而使他們勾結在一起提高價格的機會減少。”1亞當‧斯密提出通過自由市場競爭產生自然價格秩序反對壟斷，並主張政府以守夜門的角色存在，不能對市場作出干預。亞當‧斯密之後的學說，大都是沿着思斯密的主張，李嘉圖(Ricardo)主張的競爭，即是指巿場處於沒有限制下的運作。2重要的經濟學者密爾(Mill)同樣的也特別強調防止限制競爭的重要性，他說：“關於地租、利潤、工資、價格，是由競爭來決定，法律也許是為它們而設。如果競爭可以排除限制者，則廣泛一般性的原則和科學性的前提，也許根據它們可能被限制的地方建立起來。”古諾對完全競爭的定義是：“當每個部分性產量Dk的大小，不僅對總產量D=F(p)而且對導數F'(p)都是微不足道的，以至可以從D減去部分性產量Dk，仍不至於使商品的價格有察覺到的變化。到了這時，競爭的效果就已達到了他們的極限。”2.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競爭理論新古典的競爭學說是建立價格接受者、產品同質、廠商自由進出、資源自由調節、信息對稱的假設上，其競爭概念取決市場結構的狀況，而結論是唯有處於完全競爭市場的結構，社會才能獲得配置效率與生產效率的至善效果。新古典競爭概念的支持者──結構學派學者，乃主張若實際市場的廠商人數減少，以及市場進入障礙提高時，市場上廠商便有較多的協調機會，最後將產生價格大於長期平均成本和長期邊際成本的現象，廠商因而可獲得較高的利潤，這就是所謂的高集中市場結構，而結構學派的解釋是由於①絕對成本優勢(absolutecostadvantage)；②規模經濟(economicsofscale)；③產品差異化(product12他說：“談到商品，和它們的交換價值，以及規範它們的相對價格，我們經常是指這些商品，是處於沒有限制的競爭下運作(competitionoperationswithoutrestraint)。”SeeRicardoD.1955.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London:J.M.Dent.6.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342頁。

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95differentiation)；④資本需求(capitalrequirement)等四項市場進入障礙因素所致(BainJ.S.,1951)。新古典競爭概念取代古典的競爭概念為世人接受，於1930年代發展成結構—行為—績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的理論，實證研究的結果又大致支持該理論的假設，同時指出政府採取解除集中(deconcentration)的管制政策，將有降低市場價格的效果，增進市場的配置效率，而又不會犧牲生產效率1，並得到各國政府引用，紛紛推出比《謝爾曼法》2更嚴厲的法案，1969年Neal委員會所提出的集中產業法案(TheConcentratedIndustrialAct)，1973年參議員哈特(Hart)所提出的產業重組法案(TheIndustrialReorganizationAct)，以及參議員甘迺迪(Kennedy)所提出的反合併法案(AntimergerBill)，要求政府部門直接對市場結構進行管制，以符合市場競爭的要件。1940-1950年代，經濟學者乃針對實務上的需要，提出可運作競爭(workablecompetition)的概念，從而建立可操作的準則(norm)，包括有結構標準3、行為標準4、績效準則5。我們可以發現，古典學說基於重商主義影響，他們反對政府干預，而新古典學說基於資本壟斷影響，他們提出政府管制，但要調強這種管制必須建基於自由競爭之上。在新古典發展過程中，不得不提1936年出版的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干預理論(政1CarterJ.R.1978.CollusionEfficiencyandAntitrust.JournalofLawandEconomics.Vol.21.435-444.21911年，標準石油公司案是《謝爾曼法》通過後的首次實施反托拉斯的判決案例。標準石油公司建立了石油精煉的大型托拉斯。一方面，為消滅小的競爭者，它實行在孤立的本地市場上低價格排擠對手的掠奪策略。另一方面，它又用其他不受競爭市場的高價格定價獲得利潤對前者損失進行彌補。這種行為被最高法院判定為壟斷化行為，判定標準石油公司違反了《謝爾曼法》。3交易者人數至少要和規模經濟所允許的一樣多。對移動與進入應當沒有人為的阻礙。對於提供產品的品質差異應當有適度(moderate)的價格敏感度。買方應當對產品價格、質量及其他相關信息有所瞭解。4價格開始變動是否會被跟隨，在對手的心目中應存若干的不確定性。廠商應當獨立的努力達成他們的目標，沒有勾結的情事。應當沒有不公平、排他性、掠奪性或者強制性的策略。無效率的供給者和消費者，應當無法長久被隱瞞。促銷應當是信息性，或至少不致產生誤導。持續而有害的差別取價，應當不存在。5廠商生產與分配的運作應當有效率，沒有資源的浪費。產出水平與產品質量，應當反應消費者的需要。利潤應訂在正好足以支付投資、效率、和創新的報酬。價格應當鼓勵理性的選擇，引導市場趨向均衡，而不會增加迴圈的不穩定。引進技術較優的新產品和新制程方法的機會，應當被善用。促銷的支出不應是過多(excessive)。成功將落於最能提供消費者需求的生產者身上。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96府通過利率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調控下以需求創造供給)，其干預理論不涉及反權力資本壟斷，也不認同權力資本壟斷，因為他在略論重商主義中指出“如果保護有一件做不到的事，那就是不能醫治失業……保護主義有可能取得一些利益，但它們是難於實現的，從而，關於後果為何，並不存在着簡單明確的答案。然而，某些支持保護主義的論點卻以此作為依據。儘管如此，宣稱可以醫治失業卻是保護主義謬論中的最赤裸裸和粗劣的形式。”由此而言，凱恩斯仍是奉行自由競爭主義的，干預理論只是古典主義(放任不干預)長期擠佔下的鐘擺效應。當然，有研究指凱恩斯干預理論某程度是鞏固了國家壟斷資本制度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以後，經濟學界出現芝加哥學派，反對國家干預，倡導市場自由競爭，代表新古典主義的再次回歸。3.馬克思學派的反壟斷學說馬克思認為壟斷是由在一定的生產方式下資本積累形成，並認為“歷來受人稱讚的自由競爭日暮途窮，必然要自行宣告明顯的可恥破產。這種破產表現在：在每一個國家裏，一定部門的大工業家會聯合成一個卡特爾，以便調節生產。”1恩格斯也指出在這種規模龐大的壟斷組織的出現表明“自由競爭轉為壟斷，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無計劃生產向將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生產投降。”2拉法格是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後較系統研究壟斷資本問題的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美國托拉斯及其經濟、社會和政治意義》一文中，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特殊階段，各個壟斷資本集團之間在世界範圍內展開激烈的競爭；托拉斯不僅統治經濟領域，而且還控制政治、文化、宗教等領域；壟斷資本集團既掌握管理國家的全部財富，又操縱國家的對外政策；資本的集中和壟斷組織的出現激化了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同時他也強調壟斷是由自由競爭所導致的“否定之否定”3。希法亭是從金融資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5頁。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9頁。3《拉法格文選》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2頁。

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97本的角度研究壟斷的，他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資本》一書中指出金融資本是經濟和政治的權力在資本家寡頭手中集中的最高階段，資本巨頭的獨裁將最終被無產階級專政所取代。布哈林是從世界經濟的角度來研究壟斷問題。他揭示了戰爭與壟斷資本的內在聯繫，認為世界大戰的根源在於國家資本主義與托拉斯之間的戰爭。隨着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形成，壟斷資本競爭幾乎完全轉向國外，國家政權成為國外競爭的工具，當世界範圍內競爭愈緊張，戰爭不可避免。然而，戰爭的原因和動力不在於軍備的存在，而是不可避免的經濟衝突。列寧繼成馬克思資本壟斷研究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寫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他指出帝國主義或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壟斷的最高階段，又叫國家壟斷資本。1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實質就是私人壟斷資本同國家政權的結合，是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企圖借助於國家機器調節社會經濟以獲取高額利潤的一種形式。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產生時，它將為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作了準備，它是社會主義的前階。2馬克思學派基於歷史唯物主義分析，他們沒有提出任何的改革理念，而高度肯定這種壟斷形態最終被社會主義制度取代。4.中國當代改革學說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3促使中國走上以改革促發展的道路，應當承認，中國是以改革促發展的成功典範。鄧小平曾指出“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化的實現。”4“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1《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64頁。2《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71頁。3中國奉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屬於民主集中制的一種，人民作主，權力相對集中於一黨上，構成權力改革動力的必要條件。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003年，第176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98我們，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1“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是解放生產力。”2從鄧小平的說話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顯露出固化，甚至僵化的特點。理論上，制度固化、僵化，實際上與壟斷有關，而鄧小平提倡的改革實際針對的是一種舊制度壟斷。當然，我們有必要說清楚，打破制度壟斷不是反社會主義體制，而是要打破社會主義體制下各種制度的固化、僵化問題，鄧小平稱之為束縛生產力。在鄧小平的大力推動下，中國在1978年正式推行改革開放，之後經過江澤民、胡錦濤在改革道路不斷深化下，34年的改革已使中國大多數人走上小康生活。2012年，是中國改革開放躍遷的一年，十八大選出習近平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他提出反腐反壟斷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可以稱為中國改革開放2.0。習近平指出“腐敗是社會毒瘤。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我們黨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提到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是深刻總結了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的。中國歷史上因為統治集團嚴重腐敗導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當今世界上由於執政黨腐化墮落、嚴重脫離群眾導致失去政權的例子也不勝枚舉。”3“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要堅持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誰，都一查到底，決不姑息。……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形成不敢腐的懲罰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4從習近平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中國將大力推行反腐反壟斷改革。為什12同上註，第370頁。3《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3年4月19日)。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88頁。《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003年，第266頁。

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99麼習近平如此重視反腐敗？因為反壟斷是反腐的一部分，而腐敗的根源是政府對資源配置的壟斷1，它已對目前中國的創新發展構成阻力。我們可以發現，由鄧小平改革到習近平改革，都呈現出改革先行、發展跟上的規律。如果將鄧小平的改革稱為改革1.0，習近平的改革稱為2.0，那麼，1.0與2.0的區別，1.0屬於制度創新(解放生產力)，2.0則屬於法制建設(束縛權力)，突顯出一種階段性的制度躍遷，其一。其二，從1.0到2.0，屬於改革路徑依賴下的必然選擇。鄧小平的改革1.0主要激勵權力制度創新，而權力在一個增量改革開放中作出蜜蜂貢獻，也必然產生寄生蟲破壞，如改革初期發生蜜蜂貢獻大於寄生蟲破壞，但到了改革中後期，改革促進了發展與利益溢出，利益激勵一部分權力發生以權謀私，這可以說是中國發展史上常見的現象。這是解放生產力的改革代價，正如鄧小平講過先讓一部分人富起的道理一樣，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犧牲大部分人依然暫時不富為代價，這是改革的利弊，是必然存在的。習近平的改革2.0主要通過法制建設約束權力，應該說，是承前啟後的改革路徑依賴。因為權力腐敗已形成既得利益壟斷集團，如果不推行反腐改革，權力產生的寄生蟲破壞大於權力產生的蜜蜂貢獻，將產生新的改革阻力。如果改革阻力大於改革動力，那麼，中國的改革2.0不可能成功躍遷，中國以改革促發展的動力將無法發動。中國的3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在實踐與理論的交雜下，也變成一種改革學說。理論界在以改革促發展的方式(漸進式)上基本上產生共識，主要在改革什麼促進什麼發展存在不同看法。經濟學家吳敬璉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一書結論中指出，在一個按照增量改革原則漸次成長起來的新經濟體，存在舊體制的遺產是一種完全正常的現象。問題在於它向哪一個方向繼續發展：是逐漸消除舊體制的遺產，向規範的市場經濟過渡，還是鞏固乃至擴大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1張維迎：《市場的邏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7-109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00預，形成一種扭曲經濟體制。……國家應採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行政權力在改革過程中蠶食和鯨吞公共財產，避免出現財產初始佔有的兩極化；……除極少數屬於特殊行業的企業可以作為特別法人由國家壟斷經營外，絶大多數企業都應當改造為股權多元化公司。他們作為企業，不應享有任何壟斷權力和得到政府的特殊政策優惠；……對在行政權力仍然多方面干預市場交易的環境中成長的私營企業家而言，特別要教育和支持這一群體抵制個別人結交官府，權力尋租的不良行為；……要充分運用自己掌握的多種政策工具來幫助社會弱勢群體，防止貧富的兩極分化，保證共同富裕的逐步實現；……厲行法治，建設民主政治；……堅決不管那些不該也管不好的事情，努力管好那些應該管而沒有管或者沒有管好的事情。”從吳敬璉的研究可以看出，他的反壟斷觀是以權治權，如取消特權、防止權力尋租和保障人民權利。經濟學家厲以寧在《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書中指出雙軌經濟體制是新舊經濟體制交替時期客觀存在的一種體制；當傳統經濟體制的缺陷暴露得越來越明顯，從而必須對之進行改革之後，經濟中有可能出現一系列新問題，這是因為舊經濟體制只可能逐步退場，新經濟體制也可能逐步建立，新舊體制的交替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無可避免一部分經濟活動受到舊體制的制約，又受到新體制的制約，或者在一些經濟領域內，新舊體制都不起作用，最終引致資源配置失調；目前，中國在雙規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是非均衡的；要解決經濟非均衡問題，通過深化改革，從新舊經濟體制的交叉、並存的過渡狀態迅速建立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適應新經濟體的一套經濟行為規則，即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鄒至庄在《中國經濟轉型》一書闡述了他的改革論，他認為中國發起改革的原因是文化大革命，而改革只有向市場經濟，除此之外別無他路。中國改革的成功是由於開放產生的市場經濟新思維方式和中國政府領導人在改革路上採取實用主義和漸進主義。從中國經濟改革中得出六個經濟命題：一是私人所

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101有制並不一定產生管理效率；二是市場刺激手段對於經濟迅速發展並不充分；三是政府的形式與經濟發展速度無關；四是不同的經濟體制均可以為市場經濟服務；五是政治上的可行性是經濟轉型中的一種重要因素；六是中央計劃下的官僚主義經濟體制難以消除。郭熙保在《發展經濟學》一書中指出他對中國改革的若干看法，認為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因為傳統經濟體制的固有缺陷所致；中國選擇漸進式改革除了因為前蘇聯和東歐的激進式改革失敗之外，還因為中國的改革方向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不變下，由共產黨領導下推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在於體制外率先改革、體制內的增量改革、先試驗後推廣；未來中國改革仍要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國有企業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加快財稅體制改革等等。張維迎在《市場的邏輯》一書中指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欠缺規劃，將中國的改革稱之為“零碎的”比“漸進式”更為確切一些；中國過去30年改革中的前15年，基本上完成了價格自由化，後15年基本完成了國有企業改革，未來30年，中國改革的重點將轉向政治體制的改革；他又指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應該是通過改革，把計劃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通過導入市場機制，建立一個具有自動調節功能的計劃經濟的新制度，以保證經濟系統在正常的軌道上正常地運行，此外，改革的目的是創造機制，但改革本身也需要機制，這卻是多數人沒有注意到的，經濟改革的實踐已經證明，能否找改革本身的機制，關係到改革能否順利進行，從而關係到能否為經濟系統提供機制，問題在於找到改革本身的機制，再通過機制創造機制。綜上比較，國內經濟學界對中國未來改革，改革什麼，發展什麼有不同的看法。歸納來看，不外乎兩種主張：政治改革下的完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或不政治改革下的完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此外，2016年11月9日於北京大學朗潤園，舉行張維迎與林毅夫有關產業政策的辯論，表面上看與改革無關，但實際上辯論背後關係到改革的主張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02(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一是什麼是產業政策？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促進某種產業在該國或該地區發展而有意識地採取的政策措施，包括關稅和貿易保護政策、稅收優惠、工業園和出口加工區、研發工作中的科研補貼、壟斷和特許、政府採購及強制規定等。雖然一些具體的產品創新是由企業家完成的，但產品創新背後基礎層面的研發成果是不會有企業家願意花巨大成本投入的，必須要靠政府資助的各項科研項目來完成，而這一部分研發投入理應算作產業政策。張維迎則認為產業政策是指政府出於經濟發展或其他目的，對私人產品生產領域進行的選擇性干預和歧視性對待，其手段包括市場准入限制、投資規模控制、信貸資金配給、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進出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土地價格優惠等。政府在公共產品上的投資不屬於產業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屬於產業政策。二是產業政策是否該存在？林毅夫認為，大多數成功的經濟體均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使用了產業政策，他沒有見過不用產業政策而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也沒見過不用產業政策而繼續保持其領先地位的發達國家。……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在國際上領先的產業早期的研發基本都是靠政府支持的。基礎科學的革命不受企業家精神的影響。張維迎則認為產業政策是披着馬甲的計劃經濟，在這個年代復活了。二者都體現了政府對經濟生活、資源配置的干預。產業政策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鳳毛麟角，“中國經濟持續存在的結構失調，產能過剩，哪一個不是產業政策主導的結果？……正確的產業政策過去沒有，現在沒有，今後也不會有。”接着辯論是否應該補貼“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如何發揮比較優勢？等等……這些從根本上涉及未來的改革趨向──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調整。

第四章改革的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103可見，無論基於上層建築的實踐意志或基於國內理論界的研究，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成功某程度已構成一種發展學說，並且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小結本章的分析結果有兩方面：第一，改革動力機制。改革動力機制的機理來自政治經濟學的權責利一致性原理，權力推行改革的動力同時受到責任約束和利益激勵的影響。在一定前提的假設下，當權力運行受到責任約束時，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的改革是利他的；反之，當權力運行受到(個人)利益激勵時，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的改革是利己的。不論改革是利己或利他，權力推行改革的動力機制的產生是經過多重利益博弈、最終產生動力合成、動力耦合。動力合成的產生取決於內生動力和外生動力的利益博弈，動力耦合則產生於重大發展機遇和重大事件發生的利益博弈。第二，當下追求發展的主流理論是自由市場競爭和反壟斷。資本主義制度泛全球化基本上確立一種發展模式，即追求自由市場競爭。如西方經濟學的教條是奉行自由市場競爭；馬克思的《資本論》一般假定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主張反壟斷，而當代馬克思學說更主張通過自由市場競爭實現從資本主義制度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中國的當代改革學說總的而言是奉行市場化改革，而過去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成功促使中國堅定了這種發展理論。改革動力機制與追求持續發展的理論供給的關聯在於理論與實踐和知行合一的體現，如理論指導着實踐，而實踐則倒逼對理論的追求。從以改革促發展看，它是指改革動力受利益驅動，而改革方向受主流發展理論影響。例如：如果要追求發展，那麼必須朝着自由市場競爭改革。儘管壟斷只是競爭的產物，不是競爭的對立面，結構的壟斷(完全壟斷)只能是完全競爭的對立面，卻不是競爭本身的對立面，所謂競爭中有壟斷，壟斷有競爭。然而，在發展過程中，往往受到強大壟斷的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04影響而導致自由市場競爭機制失靈繼而倒逼改革。然而，改革什麼？如何改革？權力組織或個人在推動改革時，必定審時度勢和在主流經濟學理論指導下，結合自身發展所需推行改革。如果主流經濟學主張自由競爭和反壟斷，那麼，在主流理論的影響下，也會促使權力組織推行反壟斷改革以維持自由市場競爭的發展優勢。即使奉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也不例外，為了追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轉型，也必須通過市場化改革供給(反壟斷)以適應資本主義制度泛全球化的發展需求。這可以說是政治現實下的利益最大化考量。如果不遵循這種發展理論，在資本主義制度泛全球下會被擠出國際市場，如果不想被擠出國際市場，那麼，你的改革必然要與資本主義制度泛全球化接軌。

105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發展離不開改革，改革離不開歷史的路徑依賴。歷史就是一面鏡，它反映出人類社會以改革求發展的客觀規律。通過歷史上改革的對照，讓人們意識到改革的重要性。我們要以史為監，從過去的改革對照中找到符合自身改革需要的路徑選擇，一方面可以避免重蹈覆轍，另一方面可以減少試錯機會和增進改革績效。一、秦國變法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為秦國左庶長，推行第一道變法。根據《商君列傳》記載，內容主要有：一是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即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一家犯罪，四家受株連。二是奬勵軍功，禁止私鬥。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軍爵制度有兩條重要的政策：第一，“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意思指貴族宗親如果建立半寸軍功，則收回爵位，取消特權，重新分配給戰功顯赫之人(平民百姓)；第二，“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軍功，無論出身貧賤或富貴，都可以封爵。三是重農抑商，奬勵耕織。商鞅頒佈的第一條變革法令《墾令》，目的是使國民歸心於農，在《墾令》中有二十項具體的辦法鼓勵及資助農耕；而針對經商則以重賦稅抑制，《商君書》墾令篇“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商鞅升任大良造，公元前350年推行第二道變法，主要內容有：一是遷都。把國都由櫟陽遷至咸陽。二是實行縣制。全國設縣，縣置令、丞、尉，分管民政和軍事，皆由國君任命，不得世襲，各地方官於每年秋冬向朝廷申報一年的治狀，朝廷會先考核再奬功罰過。四是廢井田，開阡陌。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06五是頒佈標準的度量衡器。統一鬥、桶、權、衡、丈、尺。六是初為賦。規定按戶人口徵收軍糧，凡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加位徵收。七是革除戎翟陋習，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商鞅的兩次變化使秦家給人足，鄉邑大治。賈誼在《過秦論》中說：“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當時是也，商君佐之，內力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橫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去西河之外。”李斯曾言：“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富，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附。”1變法為秦一統六國打下夯實的政治、經濟基礎，秦國的歷史可以證明這一點，雲夢出土的竹簡秦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正如後人所言“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2商鞅變法成功的關鍵是權力集中的體現，秦孝公既是權力集中者又是變法堅定不移的支持者。其變法績效主要打破傳統世襲制度，建立了耕戰制度，重構了社會結構，樹立了法治觀。《史記》記載：“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意思指變革初期，百姓會怨聲載道，但三年之後，百姓就開始得益。在經濟模式上，商鞅改革屬於典型的“命令型計劃經濟”，即國家控制幾乎所有重要的生產資料，排斥或部分地方禁止商品易貿，壓制或消滅唯利的商人階層，從而使國民經濟完全地服務國家的目標。3二、晚清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同治維新，發生於1861-1895年，它是中國封建史上第一次的輸入式改革。由於英國工業革命思潮廣泛影響、西方列強入侵、清政府意識到西方技術的重要性、太平天國運動，二次鴉片戰爭戰敗的導火線和清政府在不平等下簽署1842年的《南京1姜正成主編：《商鞅變化先鋒》，海潮出版社，2014年，第2頁。2王充：《論衡‧書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吳曉波：《歷代經濟變革得失》，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9頁。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07條約》1和1858年的《天津條約》2而激起民憤。面臨內憂外患困境，清政府在“兩害相權取其輕”權衡下，於1860年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改革意向，恭親王奕訴連同改革派官員乘機提出“借師助剿”策略，洋務運動才獲得權力核心認可而正式啟動。1861年1月20日(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政府批准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設三口通商大臣及五口通商大臣，負責處理對外通商(包括外交)事務。1861年夏咸豐帝死去，其五歲的幼子載淳繼位。在封建專制時代，皇帝年幼意味着最高權力出現了真空。經過一翻權力博弈，最高統治權落入慈禧、奕訢集團。在“借師助剿”策動下，恭親王奕訢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於1864年成功鎮壓太平天國，更借機提出仿製外國船炮以“自強”。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李鴻章等人建議被接納。洋務運動的開展涉及政治、軍事、工業、教育、文化等領域。1865年年9月，由兩江總督李鴻章牽頭成立江南製造局。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京師同文館”，主要目的是培養外交和翻譯人才。1866年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創辦的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製造輪船的專業工廠，馬尾船政局。1867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督辦的北洋機械局。1870年由李鴻章接管，改名為總理北洋機械局等；1872年8月11日，清政府派送50多名幼童進入美國的大學學習。1873年1月，李鴻章在上海成立輪船招商局，規定官督商辦，招商集股。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發生之後，清政府即開始認識到“海防一事，為今日1英國強逼清政府簽署的不平等《南京條約》主要條款：一是賠款2100萬洋銀元，當中1200萬為軍費賠償，600萬為銷鴉片賠償，300萬為償還行商拖欠英商賠償；二是廢除公行壟斷貿易制度；三是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通商口岸，供英國領事、商人及其家眷通商及居住；四是割讓香港；五是兩國官方平等交往；六是核定關稅。參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冊)，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86頁。2英國、法國、俄國、美國強迫清政府在天津分別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主要條款：一是開放十個新口岸；二是外國人持領事館發的護照並經中國官憲的副署即可在中國境內各處遊歷，但在十個新口岸周圍100哩以內旅行則無需護照；三是對外國進口商品徵收的厘金不得超過其價值的5%；四是賠償英國400萬兩，賠償法國200萬兩；五是無論舊教還是新教的傳教士在中國全境享有行動自由。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冊)，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06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08切不可緩之計。”1李鴻章指出“今之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1880年，李鴻章派李鳳苞出使德國，以三百萬兩白銀，向伏爾鏗船廠訂造鐵甲艦定遠號、鎮遠號。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緒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爆發中法戰略，清政府進一步推行強軍的改革目標。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軍正式宣告成立並於同日頒佈施行《北洋海軍章程》，可見北洋艦隊很大程度上是因日本侵略而建的。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7月25日爆發甲午戰略，最終清政府戰敗，於1895年4月17日被逼簽署不平等的《馬關條約》2，洋務運動因此失敗告終。洋務運動的失敗有研究認為是缺乏制度上的頂層設計、自上而下的由中央指導、規劃和協調，而是反過來由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自行建設和督辦，加上推動者本身對現代化認識膚淺，“自強”的努力僅僅觸及了現代化的表皮，而沒有獲得工業化的突破，所以最終經不起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略的檢驗3，並受制於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洋務運動缺乏內的新生活力4，同時帶有濃厚的封建性5，主要體現在洋務派是從頑固派中轉化出來的一個統治派別，是集軍閥、買辦、官僚成分於一身“與頑固派平分政權的統治者”；洋務派推行“新政”的目的在於壯大本集團的力量、鎮壓人民革命；他們所謂的“自強”，一個是“滿洲自強”，一個是“軍閥自強”，“實際上是分裂割據”。6黃國耀指出，“中體西用”的局限性是洋務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洋務派的封建性是洋務運動失敗的基本原因；新的階級和新的1《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訴等奏》，《洋務運動》(一)，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44頁。2日本強逼清政府簽署不平等的馬關條約主要條款：一是清政府承認朝鮮國獨立自主，不再向中國朝貢；二是向日本賠款白銀二億兩；三是割讓台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開放重慶、蘇州、杭州和沙市為商埠；五是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開設工廠、從事工業和各種製造業。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冊)，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48頁。3參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冊)，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85頁。4劉曙東：《如何從近代化角度評價洋務運動》，載於《常德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第17頁。5戚其章：《從甲午戰爭看洋務運動的性質及其失敗原因》，載於《社會科學輯刊》，第99期。6邱志紅：《60餘年來國內洋務運動史研究述評》，載於《蘭州學刊》，2014年12月，第4頁。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09知識階層的興起是洋務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1三、英國工業革命18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英國工業革命產生，這是人類近代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偉大變革。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沒有發生在法國又或德國等歐洲其他地方？這個問題至今仍沒有定論，但有不少研究認為英國實行專利制度有關，正如斯蒂芬‧布勞德伯利、凱文‧H‧奧巴克於2015年在《劍橋現代歐洲經濟史》書中指出“關於工業及其在各國擴散的解釋的關鍵在於技術變革。技術變革的背後是科技進步。科技進步的決定因素難以確定，Mokyr在這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我們所瞭解的是，明確專利權對科技進步有影響。”如果專利制度屬於決定性因素，為何沒有發生1474年就有專利法的威尼斯？德國歷史學派代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指出“英國的力量以及它生產力這樣的突飛猛進，並非完全是出於它的商業限制政策、航海條例和商業條約之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它在科學上、技術上的勝利。”由此可見，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不但因為專利制度，還取決於當時英國政府的一連串政策改革。錢乘旦在1988年的《第一個工業化社會》書中指出“光榮革命克服了專制，這就為18世紀經濟起飛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保證。”2此外，錢乘旦在一次訪談中指出，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主要因為制度創新：第一，政治制度的創新使君主立憲制實現了政治現代化；第二，經濟制度創新實現了新的生產力；；第三，文化創新則出現了自由放任和功利主義思想當英國進步時，法國仍在革命中，而德國在四分五裂中。3這較合理指出工業革命發生的原因而沒有發生在歐洲其他地方。事實上，在工業革命產生之前，英國的政治、經濟改革已跑在歐洲最前1黃國耀：《洋務運動失敗內因初探》，載於《傳承》，2014年11月，第140-141頁。2錢乘旦：《第一個工業化社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3錢乘旦：中國英國史研究會2012年學術年會，陝西師範大學崇鋈樓學思堂，2012年11月3日。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10面。1624年，英國制定《專利法》；1628年的《自由權利法案》，法案不但限制了國王的權力，而且保護了國民的財產權1，更發明蒸汽機、機械紡織設備、焦炭冶鐵技術。1688年發生的不流血“光榮革命”以妥協而結束，確立了君主立憲制；1651年的《航海法案》；1689年的《權利法案》，進一步削弱國王的權力；1698年的倫敦證券交易所(LondonStockExchange)；1733年，機械師約翰‧凱伊首先發明飛梭，提高織布效率1倍；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發明了手搖紡紗機，同時紡16-18個紗錠，提高了工效15倍；1779年賽米爾‧克隆普頓綜合了珍妮機和水力紡紗機的優點，發明了騾機，同時能轉動300-400個紗錠；1785年，工程師埃地蒙特‧卡特萊特製成了水力織布機，提高了工效40倍；1769年，詹姆斯‧瓦特製成了第一台單動式蒸汽機；1814年史提芬遜發明一台蒸汽機車，1829年發明蒸氣火車。工業革命一開始時，技術變遷發展了紡織業，繼而轉移發展鋼鐡業和機械製造業，再到19世紀後期的航空業和電子IT產業，說明了技術變遷可以通過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化而作用於經濟增長。2四、新加坡的經濟改革自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立新加坡共和國，短短50年，它從昔日的一個小漁村、貿易站和海軍基地發展成為一個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高度現代化國家。新加坡在最近的《全球競爭力指數2015-2016》(GlobalCompetitivenessIndex(GCI)2015-2016)報告中名列第二。3此外，在《世界競爭力年監2015》1自由權利法案規定：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強逼國民承擔或繳納貢物、捐助、賦稅和其他類似負擔；非根據國家法律和法庭裁決，不得逮捕關押任何人或剝奪其財產；政府軍隊不得佔據民忎；不得根據軍事戒嚴令任意逮捕公民。閻照祥：《英國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9頁。2林毅夫：《中國經濟專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71頁，(附錄一：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3Source:MinistryofTradeandIndustrySingapore(MTI).Website:https://www.mti.gov.sg/ResearchRoom/Pages/Global%20Competitiveness%20Report.aspx?cat=Competitiveness%20Rankings.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11(TheWorldCompetitivenessYearbook2015)中，新加坡基於經濟表現、政府效率、商業效率和基建名列第三。1無可否認，新加坡取得的經濟成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廉潔、高效、強勢的政府，一直致力於經濟管理與政策改革。1952年，成立肅貪局，直屬於總理的獨立的監督機構，負責調查和遏止公共部門和私人機構的貪污行為。1960年，新加坡議會制定了非常嚴格具體的《防止貪污法》。21967年3月18日，時任總理李光耀在律師公會晚宴上講話時指出“新加坡的進步，新加坡的精力和魄力能夠保全下來，因為我們的行政機器是有效的。這機器當中沒有砂礫，你不必給別人一些油水來發動這機器。”31989年通過《貪污(利益沒收)法》，此法於1999年9月由憲章第65(A)的《貪污、販毒和其他嚴重罪行(利益沒收)法》所取代。2016年1月27日，透明國際組織發表的一份有關2015年167個國家廉潔指數排名，新加坡名列亞洲第一，全球第八。這就是為什麼新加坡能讓一黨長期執政並保持活力和強勢，致力於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答案顯然離不開依法執政、廉潔政治文化建設等各種改革。41959-1965年：進口替代發展。1959年之前，新加坡的經濟幾乎依賴馬六甲海港發展起來的畸型單一結構，轉口貿易產值比重超過80%，製造業僅8%左右，服務業更少3%，失業率高達15%。為應付失業帶來的衝擊，1959年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負責制定和實施工業發展計劃，同年11月，該委員會頒佈《新興工業法案》和《工業擴展1Source:MinistryofTradeandIndustrySingapore(MTI).Website:www.mti.gov.sg/ResearchRoom/World%20Competitiveness%20Yearbook.aspx?cat=Competitiveness%20Rankings.2經過多次修改：主要內容：法庭可以命令違法者以交罰款的方式交出賄贓。控方無需證明受賄者是否有能力、權力、機會或者有沒有去實行受人所托的事項。調查員可命令受調查的公務員以宣誓書的方式呈報本人與其家人的財產。權總檢察長要求國稅局提供嫌犯的所得稅資料。收入與財富不相稱的情形可作為呈堂證據。沒有佐證的同謀證據可以接納為證據。被貪污調查局調查員問話的人有法律上的義務提供情報。可調查新加坡人民在國外所觸犯的貪污罪。向貪污調查局提供虛假情報的行為被列為可逮捕的罪行。參見謝立功、董顯惠：《新加坡反貪法制簡介》，載於《台北市政府主計處廉政電子報》，1994年第2期。3新加坡聯合早報編：《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4年，第327頁。4呂元禮：《新加坡為甚麼能》，江西出版集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1-78、219-228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12法案》和《新興工業(裕廊)免所得稅法》。1960年制定“工業化計劃”，1961年成立經濟發展局(EDB)，同年建成裕廊工業園(JurongIndustrialPark)，在裕廊地區興建大型工業區，重點發展食品、印刷、紡織、服裝、木材加工等，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替代進口產品；1961年經濟實質增長達8.5%，1962年為7.1%，1963年則高達10.5%。這段時期，新加坡的加工製造業發展迅速，據統計，雇用10名工人以上的工廠數目由1959年的531間增加到1965年的1000間，製造業產值從1960年的2.28億新元增至1965年的4.03億新元，解決了高失業問題；GDP(產出法)由1960年的76.09億新元增加至1965年的100.47億新元1，產業結構由轉口貿易向進口替代調整。1965-1985年：出口導向發展。新加坡經歷了由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轉變，期間產業結構出現三次調整：①勞動密集型(1965-1973年)。1964年，經濟出現4.3%負增長。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發展進口替代工業隨即失去馬來西亞這塊腹地市場而喪失優勢，新加坡政府決定將進口替代戰略調整為出口導向戰略。1965年以徵收進口稅取代了進口配額制。1967年再修訂《經濟擴展奬勵法案》，對出口廠商提供減免所得稅的優惠，縮小進口商品的徵稅範圍和進口限額範圍。1967年底，政府頒佈《經濟擴展(豁免所得稅)法》，規定新興工業企業、出口外向型企業可2-5年免交所得稅；若企業20%產品用於出口(或價值超10萬新元)的，優惠期限進一步放寬；輸出新產品到非原有市場者，可享受優惠稅率；外國公司或個人貸款給本地企業購買設備數額達20萬新元者，免徵貸款所得稅；付給外國公司專利費、研究費的企業，所得稅降為20%。1968年，新加坡國會通過《勞資關係法》、《就業法案》和修改《工業關係法案》，同年成立裕廊工業區管理局，管理範圍不限於裕廊園區，而涉及全國工業。1969年，實施“自由貿1Datasource:M013831-GrossDomesticProductAt2010MarketPrices.ByIndustryAnnual.Accessedfromhttp://www.tablebuilder.singstat.gov.sg/publicfacing/createDataTable.action?refId=1424.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13易區”(FreeTradeZone)制度。70年代初，修改了《銀行法》和《外匯管理法》，同時頒佈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和新加坡規定銀行之執照核發及規章之條例》。11971年正式成立金融管理局。1973年加入GATT及多邊貿易談判(MTN)。經一系列法規、政策出台，加上廉價勞動力、土地優勢，石油冶煉及化工行業、電子電器行業和以修造船為主的運輸機械行業得以迅速發展，成為製造業的三大支柱。1965-1973年的GDP(產出法)由1965年的100.47億新元增加至1970年的260.25億新元，當中製造業產值由1965年的14.31億新元升至1973年的54.24億新元，金融保險業產值由1965年的2.71億新元增加至1973年的10.03億新元。2新加坡依靠勞動力密集型比較優勢進入了工業化發展階段。②資本密集型(1973-1979年)。1973年，遭受石油危機打擊，傳統的石油化工行業一定程度受到拖累，經濟出現收縮，增長速度由1973-1975年分別發生遞減為11.13%、6.47%、4.6%。為克服能源危機對經濟帶來的衝擊，新加坡政府在本土發展煉油業，1973-1979年，新加坡已經擁有荷蘭皇家蜆殼公司、美孚石油、埃索石油、新加坡煉油公司等四座煉油廠，煉油業佔製造業總產值超過30%，新加坡成為全球三大煉油中心之一。1976年制定“小型產業融資方案”，1979成立貿工部(MTI)，協助中小企解決資金短缺問題，同時亦制定多項政策措施吸引外資發展面向出口的船舶製造業、電器製造業和精密工程製造業等，實現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1973-1979年，GDP(產出法)由260.25億新元增加至398.13億新元；石油製品出口產值由1976年的35.94億新元增加至1979年的71.41億新元。3③技術密集型(1980-1985年)。進入80年代，全球經濟不景氣，貿易保護主義日盛，加上亞太地區加入勞動密集型工業競爭，使原本勞動力短缺、工資上1蔡磊：《新加坡共和國經濟貿易法律指南》，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103頁。2Datasource:M013831-GrossDomesticProductAt2010MarketPrices.ByIndustr-y.Annual.Accessedfromhttp://www.tablebuilder.singstat.gov.sg/publicfacing/createDataTable.action?refId=1424.3Datasource:M451041-DomesticExportsByCommodityDivision.Monthly.Accessedfromhttp://www.tablebuilder.singstat.gov.sg/publicfacing/createDataTable.action?refId=1944.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14升、租金昂貴的工業生產成本問題更加突出，抑制出口工業的發展，新加坡政府提出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目標，並於1979年7月制定新經濟政策，亦稱“第二次工業革命”。1980年，推行第二期經濟計劃，實施《國家電子化計劃》(TheNationalComputerisationPlan)，並實行“高工資政策”，通過“高工資政策”倒逼企業生產技術升級和員工技能增值，以解決勞工短缺和生產力下降問題；1982年，推出“小型企業技術協助方案”(SITAS)，以促進中小企產業升級轉型；1983年，成立貿易發展局；1984年制定《新科技方案》(INTECH)，以提供科技升級誘因，並在國立大學附近又建立了肯特崗科技園，吸引許多跨國公司在園內建立了高科技企業，向電子、化學、機械以及運輸設備製造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同時與日本、法國以及德國等發達國家合作建立技術中心，培養電子等領域的專門技工，實現第二次工業革命。1980-1985年，GDP(產出法)由438.05億新元增加至609.43億新元增長率39.12%，信息及通訊業產值由3.37億新元增加至7.05億新元1；石油製品產值由114.78億新元增加至128.57億新元。1986-1998年：經濟多元化。全球經濟大衰退陰霾未散，1985年第二季，新加坡出現20年來第一次經濟負增長(-1.6%)，這引起新加坡政府高度警惕。1985年8月和1986年2月，全國經濟委員會分別發表《中期經濟報告》和《經濟報告書》，同年，打造跨國企業總部經濟、《國家信息科技計劃》(NationalITPlan)、地方產業升級計劃，其中《國家信息科技計劃》涵蓋信息、製造、媒體、配售、金融、交通、建築、房地產、教育、培訓、醫療保健和旅遊休閒11個領域，提出15年內將新加坡建設成一個“智慧島”。1987年制定“員工訓練方案”。1989年建立Productivity2000、關貿網絡(TradeNet)。1991年，國家科技局主持制定新加坡第一個《國家級科技計劃》，重點發展信息技術、微電1Datasource:M013831-GrossDomesticProductAt2010MarketPrices.ByIndustry.Annual.Accessedfromhttp://www.tablebuilder.singstat.gov.sg/publicfacing/createDataTable.action?refId=1424.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15子、電子系統；1992年制定《信息科技2000計劃》(IT2000)，擬2000年前投入12.5億美元，在全國打造世界最先進的信息中心。1993年推出《全球貿易商業中心計劃》、《區域營運總部(ROHQs)計劃》。1994年4月15日，簽署了《服務貿易總協定》，它標誌着新加坡在全球性服務貿易自由化步代的加快。1995年2月23日《專利法》出台，同年推出2.78億美元的《創新發展方案》，同年12月，與東盟簽署了《東盟服務貿易框架協定》。1996年實施《全國科技計劃》(NSPT)2000、Manufacturing2000、InternationalBusinessHub2000、Regionalization2000；1997年成立“競爭力委員會”，實行《工業用地計劃》、《新加坡21計劃》，同年又達成了3項重要的服務貿易領域的協定《基礎電信協定》、《信息技術協定》和《金融服務貿易協定》。據統計，從1986-1998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8.4%，金融及商業服務業佔GDP比重由20%升至26%，科研人員和工程師合共有1.27萬人，增長13%，高科技產品出口產值由1990年的240億新元增加至1998年的620億新元，服務業佔GDP比值亦由1986年20%增至1998年26%。1999-2008年：向知識密集型發展。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2001年全球經濟大衰退、2003年的SARS危機，使新加坡經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1998、2001年錄得經濟實質增長為-0.9%和-1.9%；面對着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新加坡政府在這段期間緊緊地抓住機遇和挑戰，推動產業結構由經濟多元化向知識密集型升級。1999年，制定了《21世紀工業計劃》，Infocomm21StrategicPlan、成立“科技創業委員會”、舉辦SingaporeExpo；2000年通過了《設計登記法》(RegisteredDesignsAct2000)1，使新加坡建立了一套豐富和完善的工業設計保護體系，對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和保障作用。2同年實施“Trade21Plan”和“SME21Plan”、推動4.07億美元的科技計劃(2001-2005)。2001年成立1在新加坡設計除了能受到設計登記法的保護之外還有可能享受其它的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參見蔡磊：《新加坡共和國經濟貿易法律指南》，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341頁。2同上註，第337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16智慧財產權局，負責管理專利、商標和版權等智慧財產權事務。2003年推行“ConnectedSingaporePlan”。2005年4月18日，新加坡政府宣佈籌建濱海灣綜合渡假項目，包括博彩元素。2006年2月14日，通過《博彩監管法案》；同年4月3日，通過《國家研發基金法案》，同年更制定“iN2015計劃”。2007年5月27日，通過修改《競爭法案》。12008年通過修改《新加坡憲法》2由於各種計劃與改革相繼出台，使新加坡經濟再現生機。1999-2008年，GDP(產出法)由1683.96億新元增加至2814.27億新元，增長率達67.12%，製造業產值324.9億新元增加至523.28億新元，信息通訊業達47.62億新元增加至97.64億新元，金融保險業154.94億新元增加至294.22億新元，其他服務性產業產值由177.74億新元增加至270.87億新元；3外來直接投資由1999年的581.4億新元增加至1053.22億新元。2009-2015年：創新發展。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新加坡GDP(產出法)由2008年的2814.27億新元下跌至2009年的2797.29億新元，出現-0.6%的負增長。2009年4月13日通過《公共秩序法案》；同年6月成立了國家經濟戰略委員會；同年8月18日通過修改《法律專業法案》；同年9月15日通過修定《博彩監管法案》和《版權法案》4；2010年2月推出《七大經濟戰略》5該戰略計劃在未來十年內在繼續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同時，力爭把新加坡打造成一個更具活力的國際大都市；1Source:https://www.parliament.gov.sg/publications/bills-introduced.2修改憲法第21、142、144條。資料來源：新加坡議會網站：https://www.parliament.gov.sg/sites/default/files/080025.pdf。3Datasource:M013831-GrossDomesticProductAt2010MarketPrices.ByIndustry.Annual.Accessedfromhttp://www.tablebuilder.singstat.gov.sg/publicfacing/createDataTable.action?refId=1424.4Source:https://www.parliament.gov.sg/publications/bills-introduced.5七大經濟戰略歸納起來主要有三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提升各行業的職業技能，在全國範圍內推廣繼續教育和培訓，讓每一位國人都有機會提升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其二是進一步增強新加坡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把握未來亞洲地區所呈現的任何商機，在繼續吸引大型跨國公司來本國投資的基礎上，在未來的五年至十年內吸引一大批中型全球企業來本地創業，以促進和帶動本地企業的發展，使之成為亞洲的行業領先者；其三是努力把新加坡打造成一個獨特的環球都市，以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同時繼續加大投資，以爭取為新加坡人才發揮作用提供最好的機會。資料來源：https:www.mti.gov.sg/ResearchRoom/Documents/app.mti.gov.sg/data/pages/885/doc/ESC%20Full%20Report.pdf。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17同年4月26日再次修改《新加坡憲法》；同年4月27日修改《總統選舉法案》；同年5月19日通過《電子交易法案》；同年9月16日通過《國家生產力法案》；同年11月22日修改《經濟擴張激勵(減免所得稅)法案》1；2011年4月11日，通過《新加坡大學的技術和設計法案》；同年11月1日新加坡政府發佈《研發、創新與發展2015》(Research,InnovationandEnterprise(RIE)2015)2，報告提出打造新加坡成為創新之都，創新驅動經濟體；21日修改《電信法案》；2012年1月18日修改《經濟擴張激勵(減免所得稅)法案》；同年4月9日通過《能源儲備法案》；2013年1月14日修改《經濟擴張激勵(減免所得稅)法案》；同年3月15日分別修改《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案》和《金融制度法案》；同年10月21日修改《裕廊鎮企業法案》；2014年1月21日修改《進出口規章法案》；同年7月8日修改《版權法案》；同年10月7日制定《遙距博彩法案》；同年11月4日修改《新加坡憲法》；2015年5月11日修改《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案；同年7月13日修改《新加坡憲法》；同年8月17日修改《就業法案》。3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代表政府作出承諾，從2011-2015年，新加坡政府將把國內生產總值的1%，也就是相當於190億新元，投入到研究、創新與創業方面的發展。42009-2015年，新加坡的GDP(產出法)由2009年的2797.29億新元增加至2015年的3913.48億新元，增長率為39.9%；其中製造業產值由501.56億新元增加至696.27億新元，增長率為38.82%；信息通訊業產值由102.61億新元增加至155.57億新元，增長率為51.6%；金融保險業產值由295.13億新元增加至500.72億新元，增長率為69.66%。5此外，博彩收益由2010年的28億美元增加至46.47億美元，增1Source:www.parliament.gov.sg/publications/bills-introduced.2Source:MinistryofTradeandIndustrySingapore(MTI).Website:www.mti.gov.sg/ResearchRoom/Documents/app.mti.gov.sg/data/pages/885/doc/RIE2015.pdf.3Source:www.parliament.gov.sg/publications/bills-introduced.4Source: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business/singapore/govt-commits-s-19b-to-new/2409426.html.Posted08Jan2016.Accessedfrom25thMay，2016.5Datasource:M013831-GrossDomesticProductAt2010MarketPrices.ByIndustry.Annual.Accessedfromwww.tablebuilder.singstat.gov.sg/publicfacing/createDataTable.action?refId=1424.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18長率為66%。1五、美國新政從1789年憲法產生，美國獨立開始，至今不足230年，然而美國已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對全球都有廣泛的影響力。美國的強大崛起必然與其自身改革不無關係，當中以羅斯福、奧巴馬的新政最具改革色彩。根據《美國經濟史》(第十版)記載，佛蘭克林‧D‧羅斯福的新政(1933-1941年)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新政(1933-1934年)：救濟與復甦。1933年3月，成立民間資源保護組織(CivilianConservationCrops，簡稱CCC)，這項措施在大蕭條期間幫助超過300萬人參與國家森林保育工作。21933年5月，通過《農業調整法案》(AgriculturalAdjustmentAct，簡稱AAA)，法律下產生的農業調整署的責任是通過限制農產品的供給提高農產品的價格，結果1935年的農民收入較1932年高出50%。31933年，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Act)，立法目的在於停止通貨緊縮，擴大聯邦儲蓄系統為更多財產形式如政府公債和商業票據提供再貼現，法案最終使公眾回復對金融系統信心，從而使股票和債券市場增長。41933年6月，通過《全國工業復興法》(NationalIndustrialRecoveryAct，簡稱NIRA)，立法目的是通過提高價格和工資，通過減少工時來增加就業，以及通過競爭者試圖維持產量來防止降價。此法案生效初期促使製造業產量增長，但維持一段時間後工業生產指數卻回落，反映大多數製造企業在遠低於其產能的水平上經營；後來更遭遇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這一法案違憲。儘管這1Source:CasinoNewsDaily.Website:www.casinonewsdaily.com/2015/05/26/singapore-gross-gaming-revenue-analysis/.2GeraldW.William.TheCivilianConservationCorpsandTheNationalForests.Website:www.fs.usda.gov/Internet/FSE_DOCUMENTS/fsbdev3_004791.pdf.Accessedin16thMay2016.3WayneD.Rasmussen,GladysL.BakerandJamesS.Ward.1976.AShortHistoryofAgriculturalAdjustment,1933-75.EconomicResearchServiceUnitedStatesDepartmentofAgriculture.4.4CorinneCrawford.2009.TheRepealOfTheGlass-SteagallActAndTheCurrentFinancialCrisis.JournalofBusiness&EconomicsResearch.Vol.9.128.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19一法案遇到滑鐵爐，但卻促成了被勞工視為他們的大憲章的《瓦格納法案》和《公平勞動標準法案》。第二階段新政(1935-1941年)：福利國家。1934年6月28日，羅斯福的“爐邊談話”說：“我們要保證我們男女老少的安全感”，政府要“運用政府的機構來幫助提供一種手段，以作為防止現代生活興衰多變的可靠的和充分的保障。”11935年1月17日的國情諮文中說：“最重要的是：先不要使有關經濟保障的聯邦立法的運用範圍過於寬廣，以防這項健全和必要的政策無可挽回到喪失信譽。”21935年8月14日，《社會保障法》(SocialSecurityAct)3生效，其中之一規定以工人支付收入的1%到最高3600美元的款項為基礎的聯邦養老和遺囑保險計劃。而1933-1940期間，聯邦、州、當地政府每年共支付20億美元用作每個月救濟2百萬家庭。4二次新政不但使美國社會走出大蕭條廣泛影響，失業率由1933年的20.6%下跌至1943年的1.8%，GDP由1933年的-3.9%升至22.7%。5此外，改革遺下的貢獻：一是確立了美國經濟生活制度；二是激勵年輕的新政人物富有創造性理想主義精神；三是它創造了一個假定，即人們可以指望華盛頓想出解決他們的經濟困難的辦法。6更有指新政不但打破胡佛一直固守的強美元、金本位制的意識形態7，而且有效抑制因救1關在漢編譯：《羅斯福選集》，商務印書館，1982年中譯本，第65-66頁。2同上註，第77-78頁。3該法律摘要：“AnacttoprovideforthegeneralwelfarebyestablishingasystemofFederalold-agebenefits,andbyenablingtheseveralStatestomakemoreadequateprovisionforagedpersons,blindpersons,dependentandcrippledchildren,maternalandchildwelfare,publichealth,andtheadministrationoftheirunemploymentcompensationlaws；toestablishaSocialSecurityBoard;toraiserevenue;andforotherpurposes.”簡而言之，本法案旨在增進公共福利，通過建立一個聯邦的老年救濟金制度，使一些州得以為老人，盲人，受撫養的和殘廢兒童提供更為可靠的生活保障，為婦幼保健，公共衛生，和失業補助法的實行作出妥善的按排。4JohnJosephWallis,PriceV.Fishback,andShawnKantor.2006.Politics,Relief,andReformRoosevelt’sEffortstoControlCorruptionandPoliticalManipulationduringtheNewDeal.CorruptionandReform:LessonsfromAmerica'sEconomicHistory.UniversityofChicagoPress.343.5GDPandOtherMajorNIPASeries,1929–2012:II.Website:https://search.usa.gov/search?affiliate=usagov&query=GDP+1933+1941.Accessedfrom17thMay，2016.6加里‧M‧沃爾頓：《美國經濟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18頁。7PeterTemin,BarrieAWigmore.1990.Theendofonebigdeflation.ExplorationsinEconomicHistory.Volume27,Issue4.October.483-502.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20濟項目而產生的貪腐和政治操控等利益問題。1在2008年的一場次貸金融危機徹底暴露了美國經濟中的結構性矛盾下，巴拉克‧奧巴馬打着“CHANGE”口號於2009年1月20日當選美國第44任總統。奧巴馬在就職演說中說：“Onthisday,wecometoproclaimanendtothepettygrievancesandfalsepromises,therecriminationsandworn-outdogmas,thatforfartoolonghavestrangledourpolitics.”(這天，我們宣示，氣量狹小的牢騷、虛假的承諾，長久以來讓政治窒息的互揭瘡疤和陳舊教條，一切到此為止。)“CHANGE”使奧巴馬踏上一條艱巨而富有色彩的改革之路。2009年2月17日，奧巴馬簽署了“美國復甦與再投資計劃”(AmericanRecoveryandReinvestmentActof2009)2，計劃涉及創造就業、緩解衰退影響、投資科技與健康、投資交通和環境、減赤和加稅。同年6月17日公佈了名為《金融監管改革——新基礎：重建金融監管》(FinancialRegulatoryReform—ANewFoundation：RebuildingFinancialSupervisionandRegulation)的改革方案。該方案主要針對銀行家的冒險行為，並要求他們限制交易風險的程度，高風險衍生產品透明化和減少信用評定機構在體系中的作用，同時建立一個新機構保監管投資金融產品以保障消費者利益。3同年6月26日，眾議院通過《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AmericanCleanEnergyandSecurityAct)，目的就是要通過新能源產業方式再造美國經濟增長。方案將對充電式混合動力汽車、風能、太陽能、核能等進行資金支持，對於鄉1JohnJosephWallis,PriceV.Fishback,andShawnKantor.Politics,Relief,andReformRoosevelt’sEffortstoControlCorruptionandPoliticalManipulationduringtheNewDeal.CorruptionandReform:LessonsfromAmerica'sEconomicHistory.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6.343-372.2Original:(1)Topreserveandcreatejobsandpromoteeconomicrecovery.(2)Toassistthosemostimpactedbytherecession.(3)Toprovideinvestmentsneededtoincreaseeconomicefficiencybyspurringtechnologicaladvancesinscienceandhealth.(4)Toinvestintransportation,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otherinfrastructurethatwillprovidelong-termeconomicbenefits.(5)TostabilizeStateandlocalgovernmentbudgets,inordertominimizeandavoidreductionsinessentialservicesandcounterproductivestateandlocaltaxincreases.Source:www.gpo.gov/fdsys/pkg/BILLS-111hr1enr/pdf/BILLS-111hr1enr.pdf.3DanielCarpenter.TheContestofLobbiesandDisciplines:FinancialPoliticsandRegulatoryReformintheObamaAdministration.InSkocpolandJacobs(eds).Obama'sAgendaandtheDynamicsofU.S.Politics2011.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21村的清潔能源產業也會有一定的信貸支持。福特將獲得59億美元的貸款，日本的日產將獲得16億美元，而Tesla將獲得4.65億美元。美國政府在2007年為“高科技車輛製造激勵計劃”(ATVM)專項撥款250億美元。低息貸款旨在幫助汽車製造商達到更苛刻的節油標準，並讓美國電池技術相比亞洲供應商更具競爭力。12010年2月1日通過《雇員自由選擇法案》(EmployeeFreeChoiceAct)。2010年3月通過《中小教育的再授權法案》(TheReauthorizationoftheElementaryandSecondaryEducationAct)。2法案為了對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好支持，要求各州地區發展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通過表彰和奬勵卓越表現而提升行業質素，並確保每一所學校都有一個稱職的校長和老師。3聯邦政府將在教育領域投入1000多億美元，這樣做不僅可以挽救或創造出數十萬個幼稚教育、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就業機會，對經濟復甦產生直接刺激作用，而且通過實施學校現代化建設項目，額外產生數千個建築業就業機會。此外，法案還將通過提高助學金和學費稅收抵免等政策來滿足更多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願望。4在50個州中，有32個願意改革。2010年3月23日，奧巴馬在白宮簽署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平價醫療法案》(PatientProtectionandAffordableCare)，法案通過將建立全面的醫療保險改革向所有美國人提供更好的健康保障。如擴大醫保覆蓋範圍、由保險公司負責、減低健康保障成本、確保每個美國人都享受到醫療質量。5政府將對中產階級提供稅收減免，擴大針對低收入群體救助計劃的覆蓋範圍，使目前3200萬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獲保，將醫保覆蓋率提高到95%左右，並對年收入低於43,320美元的個人及年收入低於73,240美元的三口之家給予醫保補貼。62011年8月2日，1Source:http://aceee.org/topics/american-clean-energy-and-security-act-2009.2Source:https://www.whitehouse.gov/issues/education/k-12/reforming-no-child-left-behind.3Ibid.4AmericanRecoveryandReinvestmentActof2009[Z/OL].5Source:https://www.medicaid.gov/affordablecareact/provisions/eligibility.html.6Source:http://obamacarefacts.com/affordablecareact-summary/.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22為了應對美債危機，奧巴馬促成《2011年預算控制法案》通過。2013年1月1日奧巴馬簽署《2012美國納稅人救濟法案》，法案規定：收入超過400,000美元的稅率為39.6%，涉及45萬個家庭；資本收益和股息稅率調至20%；房屋遺產稅調至40%。1外界一直認為，能源、醫療健康、教育、移民、財政和金融是奧巴馬的六大主要改革。目前，改革成功的只有醫療健康、教育和金融，而能源、移民、財政仍在改革的博弈中。然而，一些重大改革也產生不少經濟績效，2009-2015年，美國的實質GDP(以2009價格計算)由2009年的14,4187億美元增加至163,489億美元，產值增加13.39%。2失業率由2009年1月的7.8%回落至2016年1月的4.9%。與改革相關的行業也發生變化，按產出法計算，行業總產出由2009年的24,657,235百萬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31,386,507百萬美元，當中金融保險業由2009年的1,854,314百萬美元增加至2,274,836百萬美元；創新科技業由2009年的1,548,738百萬美元增加至1,979,325百萬美元；教育、醫療和社會援助業由2009年的1,975,163百萬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2,566,588百萬美元。六、中國當代改革開放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毅然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左”的錯誤方針，把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從此開啟了中國當代改革的進程。1979-2012年，中國經濟實現了年均9.8%的經濟增長3，史上罕見。有研究把中國當代改革以階段性劃分：1978-1984年以農村改革為重點；1984-1992年以城鎮改革為重點、1992-2005年建立新體制框架；2005-2020年完善新的經濟。4也有以改1Source:http://www.taxpolicycenter.org/laws-and-proposals/major-enacted-tax-legislation-2010.2Datasource:BureauofEconomicAnalysis.Website:https://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3中國國家統計局：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變化，網站：http://www.gov.cn/jrzg/2013-11/06/content_2522445.htm，2016年6月11日。4吳群剛：《變革與繁榮》，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96頁。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23革性質劃分：1979-1993年為增量改革；1994-2010年“整體推進”1。由於不同研究而產生時間差問題，為了與時俱進，本書嘗試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整合為：第一階段(1978-1984年)，改革促進了農村發展。根據世界銀行的分析，按PPP國際美元值(現價)計算，1978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為340美元，還低於低收入國家平均數660美元，僅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13.6%2。1978年，產糧大省安徽省因旱情嚴重導致夏糧失收，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民在走投無路下，推行包產到戶改革，翌年小崗村糧產豐收，改革績效顯著，小崗村的大包幹經驗在安徽境內遍地推廣，它成為中國當代改革開放的突破性標誌。同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正式宣佈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工作人員談話中，明確肯定了一些地方的“包產到戶”和“大包幹”試驗。同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專題座談會紀要(中發[1980]75號)：《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並強調“凡是有利於鼓勵生產者最大限度地關心集體生產，有利於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責任制，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應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於一種模式，搞一刀切。”1982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於農村經濟政策的第一個“1號文件”中更明確地指出：“一般地講，聯產就需要承包。”使包幹的存在有了正式的政策依據。兩份中央文件下達促使“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的改革迅速蔓延全國。至1984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突破40,731萬噸，1978-1984年，糧食產量年均增長達4.95%，棉花產量年均增長達19.3%，油料總產量年均增長達14.7%，糖料總產量年均增長達12.3%。對三次產業1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上海遠東出版社，第47、63頁。2胡安鋼、胡聯合等著：《轉型與穩定—中國如何長治久安》，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2-223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24構成的國內生產總值而言，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由1979年的30.9%增加至31.8%；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由1979年的46.8%降至42.8%；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由22.3%增加至22.5%。第二階段(1984-1992年)，改革促使了城鄉發展。“包產到戶”改革除了提高了糧食生產之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影響，就是促成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大大加快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1984年4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又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這14個港口城市。逐步興辦起經濟技術開發區。同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中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1985年起，又相繼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開闢經濟開放區。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啟動，同年12月5日，國務院作出《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規定》的出台是推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步驟，對於進一步簡政放權，改善企業外部條件，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促進企業內部機制改革，具有重要意義。1987年“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提出。1988年增辟了海南經濟特區，海南成為中國面積最大的經濟特區。1990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長遠戰略着眼，又做出了開發與開放上海浦東新區的決定。這個階段的國內生產總值由1984年的7226.3億人民幣增加至1992年的27,068.3億人民幣，增幅高達2.75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697元人民幣增加至2324元人民幣，增長2.3倍。對這個階段三次產業構成的國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25內生產總值而言，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由31.8%降至21.4%；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由42.8%降至43%；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由25.5%增加至35.6%。第三階段(1992-2012年)，改革促進新體制建立。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提及“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對的就堅持，不對的就趕快改，新問題出來加緊解決。”1同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中共基本路線寫進黨章。1993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同年1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1993年12月15日，國務院作出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作出《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1994年1月11日，國務院作出《關於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建立適應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的運行機制；1994年7月18日，國務院作出《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實現“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域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同年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中國人民銀行法》。1999年3月5日至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年提出西部大開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26發戰略。2000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八部委的《關於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俗稱醫改“十四條”。2001年11月10日，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2002年“十六大”確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2003年提出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2004年推進資本市場發展的“國九條”頒佈。2004年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革，同年保護私有財產入憲。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同年經過國務院批准，中國證監會發佈了《關於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2006年作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大決定。2007年《物權法》出台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2007年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2008年2月25日至27日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召開，通過《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和《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2009年國務院發出《關於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明確將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現代國際大都市。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召開，通過《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同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2012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同年8月6日國務院批復《國家海洋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同年8月27日國務院印發《關於大力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若干意見》。有研究指出，自中國改革以來，強制型變遷持續不斷的以0.695%的速度推進，即是說公共權力以一個0.695%年增長率修改既有制度、引入新制度，從而相對平穩地對外在制度進行修正、補充、擴展和完善，並對總的制度積累做出貢獻。從1978-2000年，中國持續的改革產生的總制度積累由18.39升至52.01，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27累積升幅高達1.82倍。1國內生產總值因此由1992年的27,068.3億人民幣增加至2012年的534,123億人民幣，增長率達18%；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324元人民幣增加至39,544元人民幣，增長16倍。對這個階段三次產業構成的國內生產總值而言，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由21.4%降至9.5%；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由43%增加至45%；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由35.6%增加至45.5%。無可否認，因為改革促使了中國經濟增長。改革成功的關鍵是打破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2、採用增量改革3、漸進式改革4、強制型制度變遷5。不管如何，中國的改革經驗及其改革績效已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與研究。七、澳門博彩業改革澳門博彩業的發展可追溯至16世紀，澳門開埠初期。那時的博彩業主要是由中國內地移居澳門的建築工人、碼頭工人及傭僕所帶動。由於當時沒有法規監管，大大小小，由莊家自行開設的賭檔、賭枱便遍佈大街小巷。6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9月20日葡萄牙女王瑪利亞二世(D.MariaII)以政令難行為由，頒佈了一項命令，宣佈澳門脫離印度總督的從屬關係，與帝汶(Timor)和索洛(Solor)合併組成一個自治海外省。7當時省會設於澳門。時任澳門總督彼亞度(JoseGregorioPegado)以總督訓令准開設番攤賭館。1829年，澳門增多一項賽馬賭博活動。81847年，繼任澳督亞馬留(JoaoFerreiradoAmaral)把番攤、闈姓、白鴿1吳群剛：《變革與繁榮》，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12-314頁。2林毅夫：《中國的奇跡》，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9頁。3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上海遠東出版社，2010年，第38、47、407頁。4郭熙保：《發展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35-437頁。5吳群剛：《變革與繁榮》，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76頁。6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博彩監察協調局網站：http://www.dicj.gov.mo/web/cn/history/index.html。7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澳門基金會，第95頁。8[葡]RogerioMiguelPuga：《從哈麗特‧洛(希拉蕊)的日記看19世紀澳門性別的社會生活》，載於《澳門行政》，2002年第2期，第460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28票、賽馬等合法化。1當時澳葡當局公佈法令，由政府開設，賭商專營賭業。從而奠定博彩合法化基礎。以此計算，較香港1867年才賭博合法化2早了20年。1847-1911年，澳葡政府番攤專營收入由84澳門元增加450,000澳門元；1847-1911年，澳葡政府的白鴿票專營收入由1000澳門元增加119,061澳門元；1868-1911年，澳葡政府的闈姓專營收入由1600澳門元增加10,500；1850-1911年，博彩專營收益佔澳葡政府財政收入比例由1950年的34.4%增加至1910年的54.4%。3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鄭觀應稟兩廣總督岑春寕，要求勒石永禁小闈姓(鑿石碑禁止賭博)，獲接納。曾在1894年編著《盛世危言》的鄭觀應在《上粵督張安帥請禁賭書》中他說到：“查中國大害不外鴉片、賭博二事，而廣東受賭博之害為獨深。破民人之家，殺民人之命，以民人殺民人，皆出賭博也。”1896年，澳葡當局對博彩營運採取立法管制，由澳葡政府發出牌照，由民間競投，價高者得的專營批給方式。1908年，1924年，澳門萬國賽馬會獲得賽馬專營權；1930年，以霍芝庭為首的“豪興公司”歷史性地投得全部博彩遊戲的專利權；1937年，澳葡政府頒令，將博彩活動集中管理，統一承投，最後由傅德榕及高可寧合組的“泰興娛樂總公司”投得。20世紀40-60年代，澳門政府發揮漁港、廉價土地勞動力、資本優勢，發展捕漁業、傳統手工業、黃金轉口和賭博業，形成以傳統出口貿易為主導的產業結構。1961年2月13日，葡萄牙政府根據澳葡政府建議頒佈第18267號法令，准許澳門以博彩業作為一種“特殊的娛樂”存在，第一次將“賭博”改稱為“博彩”，使澳門賭博業納入政府法律規範之下，正式進入完全合法化階段，並特准在澳門開設博彩娛樂業；同年7月4日，澳督馬濟時以立法性法規第1496號批准澳門為“恒久性博彩區”，採用低稅制；4同年7月81胡根：《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廣東省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頁。2魯言：《香港賭博史》，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8年。3《澳門史新編》，第三冊，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741、745、751頁。4澳門政府印務局，網站：http://bo.io.gov.mo/bo/i/99/41/desp196_cn.asp?mobile=1。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29日，澳門政府在第27期《憲報》上公開博彩業專營招標；同年12月31日，因泰興賭博娛樂合約屆滿，澳葡政府開展專人博彩競投；最後，由葉漢、葉得利、何鴻燊及霍英東等組成的財團投得賭牌，後改名為“澳門娛樂有限公司”，博彩業從此進入獨佔營運年代。1962年3月30日，新澳督羅必信代表葡萄牙政府與何鴻燊所屬的專營公司簽署合約；同年5月26日，何鴻燊的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並開始專營的博彩業務。1從澳門娛樂有限公司到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專營時代的博彩業已成為了澳門經濟增長、政府稅收的重要來源。1982年5月12日，澳門政府通過《新博彩法》(第6/82/M號法律)，明確界定幸運博彩2的概念，首次允許海上幸運博彩區域，同時打破了專營博彩制度，根據該法律第二章第5條第2項“按照特別准照制度批給的最多數目為三個。”幸運博彩特別准照最終只批給了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一間，澳門旅遊博彩娛樂有限公司繼續了博彩專營，合約期少於20年，而根據該法律第11條第2項(B)“每一民用年度計得博彩經營總收入百分之二十六。”意為博彩專營稅為26%。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從1977-1985年，博彩業總收入由4.2億澳門元增加至18.42億澳門元，特別博彩稅由1975年的689.7萬澳門元增加至1991年的2.68億澳門元，而1982年的博彩稅佔當時澳門政府財政收入比重為13.2%，1991年為35%；1991年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有3510人(佔總員工數的57.8%)任職賭場工作。31991年官方開始公佈以產出法計算的行業產出統計，當時澳門已沒有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值為55.28億澳門元，第三產業產值為214.02億澳門元，當中公共行政、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的產值為112.2億澳門元(注意：此值非純博彩產出)，佔澳門生產總值41.66%；到1999年，第二產業產值為63.49億澳門元，第三產業產值為324.74億澳門元，當中公共行政、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的產1黃啟臣、鄭煒明：《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244頁。2根據該法規第2條第1項指出：“凡博彩，其結果系不可預料且純粹靠碰運氣者，概稱為幸運博彩。”3同註1，第250-255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30值為170億澳門元，佔澳門生產總值41.8%，其中博彩業產值為94.38億澳門元。11999年12月20日，澳門特區成立，正式結束澳葡管治時代，針對2001年“澳門娛樂有限公司”賭約屆滿，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頒佈第120/2000號行政命令，成立博彩委員會，就博彩專營權制度改革進行研究審議；2001年8月，《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16/2001號法侓)獲立法會通過，同時廢除第6/82/M號法律。新法律刪除了“範圍”限制之外，還增了多項標的限制，這是舊博彩法從沒有過的。根據該法律第一章第1條第2項規定“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之主要標的為確保：①娛樂場幸運博彩之適當經營及操作；②參與娛樂場幸運博彩監察、管理及操作之人為具適當資格擔任此等職務及承擔此等責任之人；③娛樂場幸運博彩之經營及操作在公正、誠實及不受犯罪影響下進行；④澳門特別行政區從娛樂場運作收取稅項之利益受到應有保障；及⑤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旅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新標的明確了博彩合法化，更明確博彩責任化。該法律更細化幸運博彩的定義，包括：互相博彩2、娛樂場3、幸運博彩4、互動博彩5、向公眾提供之博彩活動6、博彩中介人7。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博彩中介人的正式引入與界定，回歸前被稱作沓碼仔，主要活動於貴賓廳賭博，本地有研究指出澳門成為亞洲的拉斯維加斯是因為沓碼制度的創新結果8。然而，回歸前沓碼仔沒有受到任何的法律規範，1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1998年才把“公共行政、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中的文娛博彩業與公共行政及其他服務業剝離處理。2指以動物之速度競賽或體育賽事作為投注對象，而當中的獲勝者在扣除佣金、費用及稅項後，按個別投注額之比例互相分取總投注金額之博彩。3指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許可及定為開展此類業務之地點及場所。4指結果系不確定而博彩者純粹或主要是靠運氣之博彩。5指同時以下列方式進行之幸運博彩：(a)按有關規則之規定，給予或贏取一項金錢或其他具價值之獎品；(b)博彩者透過電訊工具如電話、電話傳真、互聯網、數據網或錄影訊號和數碼資料傳送而進入或參與博彩，並為此支付或同意支付金錢或其他價值；(c)指該博彩為亦在澳門各娛樂場提供或經核准之幸運博彩或電動或機動博彩機之博彩。6指向公眾提供之博彩活動——僅靠運氣贏出之博彩活動，諸如彩票、獎券、泵波拿及抽獎等。7博彩中介人——在娛樂場推介幸運博彩者，其工作系給予博彩者各種便利，尤其是有關交通運輸、住宿、餐飲及消遣等，而收取由一承批公司支付之傭金或其他報酬。8王五一：《一國兩制與賭權開放》，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09年第1期，第168-171頁。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31但卻在法律灰色帶上高度活躍。此外，新法律以限制發牌數目的方式(最多3個)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同時提高博彩稅至35%，更要附帶兩項社會義務條件：每年撥出不超過其博彩經營毛收入2%之款項予一個以促進、發展或研究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為宗旨之公共基金會；及每年撥出不超過其博彩經營毛收入3%之款項，用以發展城市建設、推廣旅遊及提供社會保障。而根據第93/2002號行政長官批示澳門基金會為博彩毛收入的1.6%撥款之受惠人，第94/2002號行政長官批示博彩毛收入的1.4%撥款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中央管理之預算收入。換句話，獲賭牌批給的博彩企業將要支付博彩總收入的38%。2002年，澳門特區政府宣佈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權批給中標者：“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永利度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2002年3月28日、6月24日、6月26日與賭牌中標者簽署《澳門特別行政區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合同》；2002年制定第6/2002號行政法規訂定從事娛樂場幸運博彩中介業務的資格及規則。2003年，制定第34/2003號行政法規，加強監管博彩企業和中介人。2004年通過第5/2004號法律娛樂場博彩或投注信貸。2005年，在原有3個正式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權批給合同上，再以轉批給方式與“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簽署。2006年，澳門特區在第6/97/M號法律有組織犯罪法基礎上再通過第2/2006號法律，主要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2009年，特別政府公佈第27/2009號行政法規，主要修改第6/2002號行政法規關於博彩中介人的佣金或其他報酬的支付的規定。2012年，澳門特區制定第10/2012號法律，主要禁止未滿二十一歲的人在娛樂場內從事職業活動(包括進入賭埸)。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下，博彩業的開放改革，促使了博彩規模迅速擴大，博彩收益呈蛙跳式增長。博彩毛收入總額由2000年的234.96億澳門元增加至2013年的最高產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32值3618.66億澳門元，2014年6月開始出現持續調整，當月博彩毛收入總額為272.15億澳門元，錄得同期-3.7%增長，之後跌勢持續，錄得23個月的負增長，至2016年4月博彩毛收入總額為173.41億澳門元，較2015年同期下跌-9.5%，較2014年同期下跌-80.6%。儘管博彩業出現從蛙跳增長到持續下跌的倒V發展趨勢，但博彩業一業獨大、博彩財政的格局形成。至2014年，按產出法計算，澳門博彩業的增加產值為2391.94億澳門元，佔全行業總產值59.56%；同年博彩稅收為1367.1億澳門元，佔澳門財政收入1618.61億澳門元1的84.46%。小結綜上有關改革經驗的描述，我們通過歷史對照進一步比較發現，如表5-1。秦國的商鞅變革使當時秦孝公主政下的弱秦在30多年成為強秦，公元前330年，一舉收復被逼割讓給魏國的河西地區，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夯實的政治經濟基礎。其成功的關鍵是採用了法治改革方式，而一連串法改是分階段推行的，所以改革呈現漸進式、激進式(連坐法、打破世襲制度)、強制式(禁止私鬥)、奬勵耕戰(誘導式)相結合的特點。英國工業革命催生了多項技術發明創造，大大提高生產力，其成功的關鍵歸根到底是光榮革命(漸進式)、專利法(誘導式)相結合而產生的制度創新。晚清洋務運動沒有完成軍事現代化生產，最終失敗收場，清政府的封建政權也因此在不久被推翻。其失敗的關鍵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一場行政改革而非法治改革，儘管改革呈現漸進式、誘導式的特點，但洋務運動自始至終都是由地方操辦自下而上的改革運動，權力核心沒有發揮必要的主導作用，這決定這是一次漸進式改革，由於缺乏激進式、強制式改革，這又決定了新的生產力在權力無法保障下在1《2014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審計署報告》。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33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利益壟斷集團)被扼殺，這與英國工業革命構成鮮明的對比。此外，洋務運動上升至權力核心是因為“借師助剿”策略利誘所致而非權力核心自發的改革意識，這又回應了為什麼權力核心沒有激進、強制的改革念頭。新加坡在短短50年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成功的關鍵是採用了強制式為主、誘導式、漸進式、激進式相結合的法治改革。新加坡獨立之初，社會動盪不安，當時的總理李光耀不是以法律先行而是以秩序先行，為了迅速使社會回復秩序而使用特殊的拘留權力，以公共安全法令扣捕政治犯，以刑事法律(臨時條款)法令對付私會黨徒，採用的是一種激進式、強制式的秩序改革。李光耀曾對秩序與法律辯解“在一個穩定的社會裏，只有在秩序已經確立，條規能夠施行的時候，才有可能依照預先確定的法律條規，制定國民與國民之間，以及國民與國家之間的人際關係原則。”1當新加坡有了秩序時，它便以時俱進地立法、修法，這體現其漸進改革的一面。而強制式改革來自一種“託管式民主制度”2而非西方的放任式民主制度，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從來都不是由民意調查或人民投票來決定的，新加坡政府一直以來的強勢主導、主動負責、鐵碗反腐是構成了新加坡強制式改革。誘導式改革主要體現在政府高薪養廉政策上。美國新政，從羅斯福到奧巴馬，一場跨世紀的改革延續。從改革績效看，似乎兩位致力於改革的總統都未能在任期內完成他們渴望的改革，如羅斯福任內推行了《全國工業復興法》、《社會保障法》，但幾乎所立之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憲法挑戰；奧巴馬任內推行《中小教育的再授權法案》、《平價醫療法案》、《金融監管法案》，但《移民法案》、《新能源法案》、《槍械管制法案》等仍然在國會中遇上強大阻1新加坡聯合早報編：《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4年，第320頁。2“託管式民主制度”是指政府像人民的信託人，一旦在選舉中受委託以負責看管人民的長期福利時，它就以獨立的判斷力來決定人民的長遠利益，並以此作為它的政治行動的根據。呂元禮：《魚尾獅智慧：新加坡政治與治理》，經濟管理出版社，2010年，第182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34力而未獲通過，有的也遭遇憲法挑戰。所以說，羅斯福、奧巴馬的新政不能算是完全成功，只能說是局部成功。在美國三權分立體制下，這決定了他們的改革是漸進式和誘導式而非激進式和強制式，儘管有時看見奧巴馬會繞過國會強行簽署行政命令，但這是行政改革而非法律改革。中國的改革開放被喻為最成功的改革案例。自1949年建國，在戰後的滿目瘡痍和一窮二白下，1978年，中國領導人提出改革開放發展戰略，實現34年經濟實現了年均9.8%的經濟持續增長，不但解決13億人饑餓問題，而且把中國建設成小康社會，無可否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其改革路徑是體制改革──建設中國有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呈現出漸進式、誘導式和強制式的改革特點。這從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的“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號召開始，緊接着“先行先試”、“增量改革”，“放權讓利”、“國退民進”等改革述語來看，這決定了中國式的改革開放主調是漸進式和誘導式。當然，我們不能認為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沒有激進式改革發生，但即使有，這也是改革過程中的小插曲而已。此外，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也決定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強制式特點，同時中國政府需要強而有力的政策去解決改革開放過程中產生的不均衡問題，這與新加坡的“託管式民主”有點類似。澳門博彩業改革績效顯著。2006年博彩收益超越美國拉斯維加斯，2013年達至頂峰為3618.66億澳門元。從量的角度看，澳門博彩業改革是成功的，這歸咎於澳門在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澳門基本法》確立了博彩業合法化地位，第16/2001號法侓《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打破了本土博彩業一家壟斷的格局，引進國際競爭，形成6大博彩企業競爭的寡頭壟斷格局。其改革路徑是法律，呈現漸進式、誘導式的特點。具體體現在：首先，特區政府沒有從獨佔壟斷直接向完全競爭市場開放，而是向寡頭壟斷

第五章改革對照：以史為鑒135過渡；賭場沓碼(中介)由回歸前的灰色地帶走入法律規範，這說明是一種漸進式改革。其次，特區政府通過廉價劃地方式吸引國際資本投資賭牌競投，這說明是一種誘導式改革。從質的角度看，特區政府沒有與時俱進地對博彩特殊化問題立法監管，從而產生合法化下特殊化問題，有可能抵觸全球資本管控及中國反腐反壟斷改革，無獨有偶，澳門博彩業總收益自2014年6月開始連續23個月錄得負增長，這是不是與改革缺位有關，仍有待實證。然而，特區政府沒有及時去掉博彩業特殊化問題，使其正常化，單這一點也足以說明澳門博彩業改革在質方面並沒有到位。表5-1有關改革經驗的對照案例改革績效改革路徑改革特點商鞅變革打敗了最強大的魏國並收復河西法治激進式、強制式、誘導式、漸進式相結合英國工業革命發明了騾機、蒸汽機、蒸氣火車等制度創新誘導式為主晚清洋務運動沒有完成軍事現代化生產行政漸進式、誘導式為主新加坡經濟改革亞洲四小龍之首法治強制式為主、誘導式、漸進式、激進式相結合美國新政簽署了《全國工業復興法》、《社會保障法》、《中小教育的再授權法案》、《平價醫療法案》法律誘導式、漸進式中國改革開放實現34年經濟實現了年均9.8%的經濟增長，中國建成了小康社會體制漸進式、誘導式、強制式相結合澳門博彩業改革超越了美國拉斯維加斯，成世界上博彩收益之最的地區法律漸進式、誘導式為主

136第六章發展不平等的代價為什麼改革？答案確鑿無疑是為了發展，且因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不平等問題，如收入不平等、機會不平等……等等，所以必須通過改革手段解決。尤其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不平等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收斂，反而加速了發展不平等，全球化已成為彰顯重大社會矛盾的地方，可見，發展不平等已成為一個世界性難題。理論上，改革因問題倒逼產生。由此可見，發展不平等的代價將倒逼政治家們推行改革，促平等發展。一、不平等的內涵及發展折射(一)內涵不平等(inequality)，它是社會發展的常態性現象1，意指社會群體中呈現不同程度的不公平2，缺乏一種收入流動性、機會的信號，將一個國家的窮人與富人區分開來3，但它不同於貧困但與貧困有關。4它是人為製造成而非偶然形成5，是由非市場制度因素引起的6，馬克思把它視為資產階級的產物。持續不平等會加速社會不平衡發展，如發達國家中較常見的貧富差距，或新興市場或發展中國家較普遍的受教育機會、健康衛生和財政盈餘。7當中過高的收入不平等會威脅到1[美]安格斯‧迪頓：《逃離不平等》，中信出版社，2014年，序言。2OxfordAdvancecdLearner’sEnglish-ChineseDictionary.The7thVers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8.1042.3[法]湯瑪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序(1)。4AndrewMcKay.2002.DefiningandMeasuringInequality.InequalityBriefing.Vol.1.1-6.5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價》，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年，第27頁。6AmartyaSen.HowtoJudgeGlobalism.Website:http://prospect.org/article/how-judge-globalism.7EraDabla-Norris,KalpanaKochhar,NujinSuphaphiphat,FrantisekRicka,EvridikiTsounta.2015.CausesandConsequencesofIncomeInequality:AGlobalPerspective.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2015.4.

第六章發展不平等的代價137一國的政治穩定從而增加投資風險，限制重要的市場工具使用從而使低下階層被剝削，鼓勵經濟中間人不信守承諾從而增加交易成本，最終影響經濟增長。1當然，不平等不只產生這些負面影響，也有可能影響發明創造，如20世紀70年代，口服補液療法在孟加拉的難民中被發現，因為這種療法廉價，所以數百萬遭受痢疾折磨的兒童因此得救。2(二)發展折射不論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不平等現象，可以肯定沒有一個國家不存在不平等。而在不同國家中同一折射出來的不平等，當中折射出來的以收入不平等、機會不平等影響最廣泛，最為人關注。1.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的一個普遍性現象“貧富差距”，意思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在不公平制度環境下，富人越富，窮人越窮。Unicf(2011)發佈《全球不平等》3工作報告中指出，1990年136個國家的堅尼系數，亞洲0.36、東歐和中亞0.26、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0.47、中東和南非0.39、撒哈拉以南非洲0.49、高收入國家0.27，到2008年時，分別為亞洲0.4、東歐和中亞0.35、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0.48、中東和南非0.39、撒哈拉以南非洲0.44、高收入國家0.3。顯示大部分地區堅尼系數都上升，並指出收入不平等正面向貧窮、婦女、孩子。貧困最終成為全球的一個心病。TheWorldBank(2013)發表一份名為《中國高不平等的挑戰》(TheChallengeofHighInequalityinChina)4中指出，儘管中1Worldbankreport.Website:http://www.worldbank.org/depweb/beyond/beyondco/beg_05.pdf.2[美]安格斯‧迪頓：《逃離不平等》，中信出版社，2014年，XXIII。3IsabelOrtiz、MatthewCummins.2011.GlobalInequality:BeyondTheBottomBillion.UnicfSocialandEconomicPolicyWorkingPaper.26.4TheWorldBank.TheChallengeofHighInequalityinChina.InequaliytinFocus.Vol.2.2013.1-2.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38國政府採取了農業補貼、福利社會調配、針對性的稅收減免、提高最低工資和增加扶貧等措施，但中國的不平等仍維持剛性增加，其堅尼系數由1980年初的0.3增加至2008年的0.49，之後雖有輕微回落，但仍處於0.45水平，其原因主要不是貧窮階層收入停滯或減少而是有錢階層的收入急速增長，其次是城鄉差距擴大，最後是私有財產權的出現，這導致長期潛在不平等來源。但有學者認為中國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集體的因素，比如區域、戶籍、工作單位、社會關係、村鎮、家族、家庭等等，加上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不平等是“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必然過程和代價。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OECD)在2014年發表的一份名為《聚焦不平等與增長》1報告中指出，在經合國家中10%富人的收入較10%窮人的收入多9.5倍，貧富差距在過去30年達到最高水平，而能夠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則由1980年的0.29增加至2011年12月的0.32，所增加的堅尼系數3個點將拖低每年經濟增長0.35%。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在過去10年收入不平等也有顯著的上升，其堅尼系數由2000年的0.43上升至2012年的0.452，原因是貿易全球化、技術改變對工資的影響和本地政策因素，過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會加劇社會的實質成本，如社會出現仇富、社會失去疑聚力、廣泛地對主流經濟和政治系統產生不滿。2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於2013年發佈一份名為《人類分歧：對抗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報告中指出全球收入不平等處於很高水平，世界人口的8%富人所得相當於全球總收入的一半，意思指剩下92%的世界人口所得的是世界總收入的另一半。3StandfordCenter在2014年發表一份名為《貧窮與不平等》(ThePovertyand1OECD.FocusonInequalityandGrowth.2014.1.2ManuBhaskaran,HoSengChee,DonaldLow,TanKimSong,SudhirVadaketh.YeohLamKeong.2012.SingaporePrerespective2012—InequalityandtheNeedforaNewSocialcompact.2,5-10.3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HumanityDivided:ConfrontingInequalityinDevelopingCountries.2013.

第六章發展不平等的代價139InequalityReport2014)1報告中指出，美國的不平等在40年前已開始上升，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至今，這段期間的不平等加劇並不使人陌生，堅尼系數由2007年的0.463上升到2012年的0.477，這歸咎於這段期間採取了稅收轉移政策，但該政策對一些群體(較其他人而言)起到抑制不平等增長作用。GregJ.DuncanandRichardJ.Murnane(2011)2指出在過去30年，美國經濟增長成果沒有被廣泛地共用，反而加大貧富差距，而NathalieBaptiste(2016)3認為目前的差距是100年來最高。EMPLCommittee在2015年發表的一份名為《歐盟工資與收入不平等》(WageandIneqaulityintheEuropeanUnion)4中指出，2006-2011年，歐盟中有2/3國家發生不平等增加，而剩下的1/3則有所減緩，但這種變化是牢固的，這因為以月薪或時薪工資來衡量的，根據其他國家研究所得，年收益的不平等水平高於月收益或時收益不平等水平，此外，更發現大部分國家的不平等發生在低收入層的低工資發生率而非文獻所指的高收入層，這歸咎於歐盟工會討價還價能力下降，其次受到貿易全球化和技術改變的影響，再者，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拖低最低工資和實質購買力，最後，工資、資本的收入影響。IMF在2015年的《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與影響》(CausesandConsequencesofIncomeInequality)5報告中指出收入不平等擴大是我們這一代的最典型的挑戰，在發展國家中貧富差距在過去幾十年達至最高水平且正朝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蔓延，造成不平等擴大的原因是技術改變、貿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金融深化、勞工市場制度改變、政策扭曲，最終影響經濟增長動力、損害投資、政策失靈、扶貧救助。也有研究指出導致收入不平1DavidB.Grusky,CharlesVarner,MarybethMattingly,MichellePoulin,AliceChou.2014.ThePovertyandInequalityReport2014.StandfordCenter.30-35.2EditedbyGregJ.DuncanandRichardJ.Murnane.2011.WhitherOpportunity?RussellSageandSpencerFoundations.3NathalieBaptiste.Report:‘RacialRules’WidenEconomicInequalityforAfricanAmericans.June22th,2016.website:http://prospect.org/article/new-inequality-debate-0.4EMPLCommittee.2015.WageandIneqaulityintheEuropeanUnion.8.5EraDabla-Norris,KalpanaKochhar,NujinSuphaphiphat,FrantisekRicka,EvridikiTsounta.2015.CausesandConsequencesofIncomeInequality:AGlobalPerspective.IMF.4.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40等的原因之一是工資水平的增長幅度，尤其是首席執行官收入增幅、高級經理收入增幅明顯過高。MishelandSabadish，Piketty1通過有力的證明指出，公司間的工資水平在過去30年幾乎呈維持扁平增長，1982-2012年，收入分配中位數在實質工資方面增長了20%，但同一時期1%的最高層在實質工資方面卻增加了94%。原因之二可能是公司間的生產力增長不同所致，高技術工人會流入高生產力公司，反之低技術工人會留在低生產力公司，如果可替代工人對他們的公司有強烈依附，那麼他們將不會重新再分配，而他們的工資水平也取決於公司的生產力。這一判斷仍存有爭議，Abowdetal.採用法國不同行業的公司與員工的面板數據分析，得出結果是公司對個人的影響有時是重要，有時不重要。22.機會不平等機會不平等(opportunityinequality)是指歸咎於環境狀況的不同超出個人控制，諸如性別、種族、出生地和家庭背景3，或是由於因素(環境)超出個人能力職責範圍，如種族、社會經濟背景等所造成。4一般體現在經濟、社會、政治等資源的限制上。性別不平等是指男女間在傳統、性別角色制肘、偏見限制下不能自由地發展他們的能力和自由地作出選擇，男女間的不同行為、願望和需要沒有受到公平對待，當然不能理解為男女都必須是相同，而是他們的權利、責任和機會不能取決性別，他們的各項權利、福利、義1Mishel,LawrenceandNatalieSabadish.2013.CEOPayandthetop1%:Howexecutivecompensationandfinancial-sectorpayhavefueledincomeinequality.EPIIssueBrief331.EconomicPolicyInstitute.May2014.Piketty,Thomas.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HarvardUniversityPress.2Abowd,JohnM.,FrancisKramarz,andDavidN.Margolis.HighWageWorkersandHighWageFirms.Econometrica.March1999.Vol.67(2).251–334.3EraDabla-Norris,KalpanaKochhar,NujinSuphaphiphat,FrantisekRicka,EvridikiTsounta.2015.CausesandConsequencesofIncomeInequality:AGlobalPerspective.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4,18-22.4GustavoA.Marrero.2010.JuanG.Rodríguez.Inequalityofopportunityandgrowth.ECINEWorkingPaperSeries.3.

第六章發展不平等的代價141務和機會應該受到公平對待。1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經濟與社會委員會(ESCAP,UnitedNations)在一份名為亞太地區的性別平等與賦予婦女權利(GenderEqualityandWomen’sEnpowermentsinAsiaandthePacific)2指出了婦女仍受到貧窮、教育培訓、健康、暴力、武裝衝突、經濟、自決能力、改善婦女機制、人權、媒體以及女孩成長環境都存在不公平對待。如生活在貧窮線下的婦女人口比率東蒂汶佔70%、吉里巴斯佔48.5%、孟加拉佔31.5%、蒙古佔27.4%，而中國澳門佔1.7%；此外，東亞及東北亞地區女性的傭用率由1995年的66.4%下跌至2012年的59.8%，南亞及西南亞地區女性的傭用率由1995年的32.9%下跌至2012年的28.1%。聯合國兒童組織發佈一份名為《改善性別平等》報告中指出“明顯地，女孩面對不同形式的歧視限制了他們的發展潛能、享受不被侵犯的自由、影響他們的生命歷程和享有公平社會地位。”32010年的歐洲委員會的一份調查指出，有62%的受訪者相信性別不平等是一種普遍現象；然而，他們的性別不平等看法程度與年齡增長有關，介乎15-24歲的年青一代較55歲年老一群趨向關注性別不平等較不普遍；此外，侵犯婦女和性別收入差距被歐洲人認為最優先行為，分別佔62%和50%，大多數歐洲人認為要緊急處理，侵犯婦女佔92%，性別收入差距佔82%。4世界經濟論壇在2014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142個國家中，賦予政治權利差距由2006年的14%收窄至2014年的21%；2006年經濟參與機會由2006年的56%收窄至2014的60%；受教育程度差距由2006年的92%收窄至2014的94%；健康生存差距有小惡化，由2006年的97%擴大至96%。5儘管性別差距從2006-2014年有所收窄，但政治、經濟領域仍存在很大差距。美國作為全球最發達的國家同樣存在1ABCofWomenWorker'sRightsAndGenderEquality.ILO.Geneva.2000.48.2ESCAP,UnitedNations.GenderequalityandWomen’sEnpowermentsinAsiaandthePacific.2015.3UniteforChildren,UNICEF.2011.PromotingGenderEquality:AnEquity-FocusedApproachtoProgramming.4.4EuropeanCommission.Strategyforequalitybetweenwomenandmen2010-2015.2010.9.5TheWorldEconomicForum.TheGlobalGenderGapReport2014.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42性別收入差距的不平等現象，20世紀70年代末，女性收入為男性的60%，之後一直增加至2009年的80%，2005達至高峰，但自2005年後就沒有再增加過。此外，女性一般從事低收入職位，如清潔、僕人、保姆、收銀員、小學教師、秘書等，佔80%以上，而機械工程師、電腦工程、首席執行官，平均比例不到20%。12016年瑞士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發佈年度《全球性別差異報告》指出，要到2186年才能在職場實現男女平等。2因種族、出生地、家庭背景而產生機會不平等現象，由此產生的各種歧視問題更沒有因為21世紀的到來而消失，只是稍有減緩，問題依然突出。例如：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依然嚴重，尤其針對黑人，儘管馬丁‧路德‧金於1963年8月28日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發表的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想》，提倡種族平等；又儘管有黑人血統的奧巴馬成為了當今的美國總統，但他所推行的移民政策至今仍未獲國會通過。這說明經歷半個世紀的美國依然存在種族不平等問題。事實上，白人學生在高中的輟學率是很低的，而西班牙裔的輟學率是很高的；當升大學時，白人的比例很高，相反黑人的比例很低。此外，在勞動市場中，即是履歷表相同，而白人姓名的面試機會也高於黑人，一般是10：6。3中國發表的一份關於《2015年美國的人權紀錄》指出“美國種族矛盾尖銳，種族關係處於近20年來最差時期。61%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的種族關係糟糕。88%的非洲裔美國人相信自己受到警察不公正對待，68%的非洲裔美國人認為刑事司法體系存在種族歧視。”4歐洲的一些國家，如希臘、馬其頓、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奧地利、1CenteronPovertyandInequalityStanfordUniversity.20FactsAboutU.S.InequalitythatEveryoneShouldKnow.Website:inequality.stanford.edu/publications/20-facts-about-us-inequality-everyone-should-know.2“男女經濟平等？世界經濟論壇報告：再等170年”。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10-31/8048181.shtml。3CenteronPovertyandInequalityStanfordUniversity.20FactsAboutU.S.InequalitythatEveryoneShouldKnow.Website:inequality.stanford.edu/publications/20-facts-about-us-inequality-everyone-should-know.4中國國務院：《2015年美國的人權紀錄》，網站：http://www.scio.gov.cn/zhzc/8/4/Document/1474440/1474440.htm。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44的利益為代價，他更以日本東京電力公司核電廠和印度博帕爾的聯合碳化合物公司的洩漏事件為例。為什麼法治被侵蝕？他將此歸咎於美國的法律法規的實施和執行都反映的是社會上層群體的利益而不是中下層群體利益，加上一個有缺陷的競選捐助制度，使美國的司法制度置於歪曲正義的風險之中。斯蒂格利茨從經濟角度解釋了不平等侵蝕了法治，無可否認在法律角度更容易解釋。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結合法治的核心價值──公平、正義看，不平等現象便是法治被侵蝕的結果。反過來，為什麼權力組織或個人總是制定出不平等政策？其中一個根本原因是尋租所致。然而，法治卻無所作為，任由公權私用，某程度也可以說是法治被尋租侵蝕而造成的不平等。按斯蒂格利茨的論述，不平等將激發外部性問題，並侵蝕了法治。然而，它侵蝕了哪些法治？而這些法治被侵蝕後會產生什麼影響？不平等突顯的是法治精神被侵蝕，反過來，如果法治沒有被侵蝕，那麼不平等在一般情況下可以通過法治得以解決。應該承認，不平等現象總是存在的，其嚴重程度取決法治力度。當法治被侵蝕得嚴重時，不平等問題也會變得嚴重。理論上，法治也不可能完全消滅不平等問題，因為法律具有滯後性的特點，所以法治永遠發生在不平等現象之後。此外，不平等還侵蝕了政府、社會的守法意識。因為政府的不守法，所以導致不平等的產生，社會也直覺地認為不平等是政府不守法所致。從“上樑不正下樑歪”邏輯看，社會也定跟隨不守法。如果一旦政府、社會都發生不守法，法治將有可能由局部被侵蝕發展至完全被侵蝕。法律人對法治的一個共通理解是法治起源於自然法思想，基於自然法學的契約觀，要求保護民權，限制政府權力，與憲政有着天然聯繫。由此推斷，一旦法治被侵蝕，它將置政治於風險之中。第一，管治成本增加。法治被侵蝕會增加政府管治的兩大成本。一是顯性成本，

第六章發展不平等的代價145指的是執法成本，政府不守法，連帶社會不守法，會有可能造成屢罰不改或抗拒執法現象，直接增加管治成本。二是隱性成本，指的是對政府管治威信受損、不信任而產生的成本。在民主體制中，如果發生對政府不信任，管治成本有可能為：輕則政策受阻，重則政府換閣。商鞅在最初在秦國推行法治改革時，通過“徙木立信”方式取得百姓信任，這未必是構成商鞅變革成功的關鍵因素，但的確降低政府推行改革時被社會質疑的成本。第二，政府濫權。法律與權力的關係，正是金光圈與權杖的關係，即是法律賦予權力，但也套住權力。所以，當法治被侵蝕時，預味着法律約束不力，法律套不住權力，從而發生政府濫權。一般情況下，濫權容易產生政府暴力，對市場造成干預，甚至扭曲，更甚的是侵蝕公共利益和私有財產。此外，濫權很容易走向極端。當權力走向極端時，就會發生絶對的權力、絶對的腐敗。權力腐敗會進一步腐蝕整個法治系統，使不平等問題尖銳化、激化階層之間的矛盾對立，最終會動搖政府的管治根基，甚至被新政治力量取替。(二)弱化經濟影響經濟的變量主要有土地、勞動力、資本、制度、科技等。當中影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條件是制度，Hume1認為至少有三項制度對人類進步和文明社會是具有根本性，即法治、保護產權和締約自由。經濟人對法治的一個共通理解是確保市場有秩序、交易成本低、公平自由競爭。不平等侵蝕了法治，助長了尋租，有可能導致市場失靈，使市場無法自由調節，最終發生市場資源錯配致使經濟弱化。OECD(2014)2指出當不平等上升時，經濟增長將下滑。張春安、唐杰在2004年運用跨國數據分析得出收入不平等本身對經濟增長起正面作1VictoriaEdwards,LouiseEllison.2004.CorporatePropertyManagement:AligningRealEstateWithBusinessStrategy.95.2OECD.2014.FocusonInequalityandGrowth.1.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46用，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其正面作用會越來越小，甚至轉化為較弱的負面作用。當中不平等致使經濟弱化的因素有兩方面：第一，不平等減少外來直接投資(FDI)。影響外來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是教育程度1、政治穩定2、有利的稅收和補貼政策3、營商環境、較好的政府政策和低水平的貪腐4。可見，不平等會減少外來直接投資，從而弱化經濟。大量實證研究指出，外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故減少外來直接投資將弱化經濟增長。第二，損害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企業家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者，企業家的責任就是推動創新並將創新活動引向市場5，將新知識轉化為知識經濟的源泉6，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和源泉7。而企業家精神不但是一種善於發現、創新和整合的能力，以及將這種能力付諸於企業實踐的行動集合8，且具有敬業精神、道德標準9，也包括對風險、失敗、新信息、新發明和陌生人的態度10，更內涵一種敢於冒險、創新，致力於盈利的一種管理傾向。顯然，不平等是會損害企業家精神。因為不平1JasonLewis.1999.FactorsInfluencing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LesserDevelopedCountries.TheParkPlaceEconomist.Vol.VIII.106.2Ghurra,D.andG.B.2000.DeterminantsofPrivateInvestmentAcrossRegionalEmpiricalInvestigation.AppliedEconomics.Vol.32.1819-1829.Root,F.andAhmed,A.1979.EmpiricalDeterminantsofManufacturingDirectForeignInvest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Vol.27.751-767.DeMello.1997.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andGrowth:ASelectiveSurvey.The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Vol.34(1).1-34.ChengandKwan.1999.WhataretheDeterminantsoftheLocation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TheChineseExperienc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51.379-400.SchneiderandFrey,1985.EconomicandPoliticalDeterminants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Worlddevelopment.Vol.13(2).161-165.3DeMello.1999ForeignDirectInvestment-ledGrowth:EvidencefromTimeSeriesandPanelData.OxfordEconomicPapers.Vol.51.133-151.4Loots,E.2000.ForeignDirectInvestmentFlowstoAfricanCountries:Trends,DeterminantsandFutureProspects.RandAfricansUniversith.Vol.13.1-14.GhurraandGoodwin.2000.DeterminantsofPrivateInvestment:AppliedEconomics.Vol.32.1819-1829.5Schumpeter,J.A.1934.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OxfordUniversityPress:London.6Acs,Z.&Varga,A.2005.Entrepreneurship,AgglomerationandTechnologicalChange.SmallBusinessEconomics.Vol.24(3).323–334.7莊子銀：《企業家精神、持續技術創新和長期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世界經濟》，2005年第12期。8Schumpeter,J.A.1934.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OxfordUniversityPress:London.9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西安：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10LynnR.1991.TheSecretoftheMiracleEconomy:DifferentNationalAttitudetoCompetitivenessandMoneyLondon:CrowleyEsmondeLtd.

第六章發展不平等的代價147等正是反映一種不公平的制度環境，越不平等的地方，則反映其制度環境越不公平。而企業家精神產生的必要條件包括公平競爭環境，自由市場機制和產權保障。所以，不平等產生的不公平必會損害企業家精神。尤其是由尋租產生的壟斷而造成的不公平，它對企業家精神的損害更大。李後建基於中國30個省級區域1998-2009年的面板數據利用Hansen門檻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腐敗會打擊企業家創業和創新精神。1當一個地方發展缺乏外來直接投資和企業家精神，即使說它缺乏了資金和技術創新動力，必然會弱化經濟增長與創新發展。(三)社會分化社會分化是指社會各部分在其形態、特點、結構諸方面逐漸發生變異、不斷地系統化和專業化，從而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等級的過程。2湯瑪斯‧皮凱蒂在《不平等經濟學》中指出“自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從卡爾‧馬克思(1818-1883)的研究起，社會不平等與再分配問題，被作為資本與勞動之間、利潤與工資之間、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對立提出。”這裏所指的對立實際上就是指社會上的一種階級對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而階級對立是通過社會內部分工、勞動工具的分化和行業日益分化形成的3，客觀上屬於社會分工的產物。由此肯定，不平等會產生社會分化，社會分化又會加劇發展不平等。我們更發現，分工、階級、不平等、分化、對立具有邏輯一致性。簡單而言，在知識增進和技術水平提高下，社會必然出現分工現象；由於分工的種類不同(由簡單到複雜；由勞動粗放到資本集約再到技術集約)，因此產生不同階級(階層)；在一個制度安排下，一切經濟活動經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後，不同階級(階層)之間必然產生不同程度的不平等；當發展1李後建：《市場化、腐敗與企業家精神.經濟科學》，2013年第1期，第99-111頁。2《大辭海》，第386頁。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5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48趨向不平等時，利益分化又必然產生不同階級(階層)之間的對立。為此，馬克思批判蒲魯東有關分工是實現條件上和智慧上的平等的方法。1從各國發展不平等的經驗看，貧富差距擴大是就業不平等、機會不平等的結果，也是社會利益分化的集中體現，更是造成社會分化的主因。2有研究指貧富差距擴大會促使社會不穩定，如治安惡化、社會抗拒、社會糾紛、社會衝突等現象。當不平等促使社會利益分化和不同階級(階層)之間對立時，利益訴求趨同必然促使低下階層團結起來形成一種倒逼力量，要求政府以改革促平等發展。(四)倒逼改革毛澤東指出：“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32013年9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發表的講話要點中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社會矛盾倒逼社會發展，主要是通過兩種變革性的途徑實現的：一是通過社會矛盾倒逼“改革發展”的方式，即：社會矛盾催生了改革，社會通過改革這種相對“溫和”的“漸進”方式來“革故鼎新”、“除舊佈新”，從而推動社會發展。二是通過社會矛盾倒逼“革命進步”的方式(吳忠民，2005)。總的而言，改革或革命都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的。當前，社會矛盾主要來自發展不平等。綜上所述，發展不平等是一個世界性的發展難題，其產生的代價是法治侵蝕、經濟弱化和社會分化。在正常情況下，這些代價必需由改革支付，這叫倒逼改革。根據改革動力機制，一種徹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頁。2EraDabla-Norris,KalpanaKochhar,NujinSuphaphiphat,FrantisekRicka,EvridikiTsounta.2015.CausesandConsequencesofIncomeInequality:AGlobalPerspective.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4.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HumanityDivided:ConfrontingInequalityinDevelopingCountries.2013.IsabelOrtiz,MatthewCummin.2011.GlobalInequality:BeyondtheBottomBillion.UnicfSocialAndEconomicPolicyWorkingPaper.3《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02頁。

第六章發展不平等的代價149底的改革需經過利益博弈、合成、耦合階段，倒逼改革也不例外。問題在於，這些代價是否足以倒逼改革動力產生耦合。理論上，重大事件發生或重大發展機遇能夠倒逼改革動力產生耦合。如果法治侵蝕下產生重大的權力腐敗，或經濟弱化產生的大量失業，又或社會分化產生的暴動，它將倒逼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小結本章回答為什麼要改革，因為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且代價將是巨大的。以收入不平等、機會不平等為例，在發達國家或欠發達國家都有發生，並一一折射出來，形成一個世界性發展難題。它們產生的代價除了侵蝕法治之外，還會弱化經濟、分化社會，甚至激起社會反抗。理論上，這些代價足以倒逼政治家推行改革。實際上，人類進入21世紀依然產生着發展不平等的世界性發展難題，全球化經濟一體化不但沒有使發展不平等收斂，還擴大了不平等的影響範圍，這一定程度上說明不平等的代價並沒有倒逼政治家們推行改革。應該說，這不是理論的錯，而是政治家們沒有正確認識不平等的代價。如果政治家們不思進取，不以改革促平等發展，那麼，發展不平等的代價就是革命。歷史上，因發展不平等而促使農民揭竿起義的革命例子不勝枚數。政治家們要以史為鑒，為避免革命而勇於改革。

150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2008年發生的一場全球金融危機，所產生的衝擊與影響至今仍未消停。2011年春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意識到在金融市場採取應對的必要性，於是採取了資本控制的形式，即限制資本跨國界的不穩定運動，尤其在金融危機期間。1有學者更指資本管控回來。22010年就有144個國家參與資本管控。3所謂資本是指人們通過一定的投資活動而獲利的手段或通過任何政策限制或改變資本交易4，主要管控資本流出流入。狹義上稱為實體性資本，廣義上稱為生產資料，而這裏資本所指的是流動資金。從文獻看，資本管控研究基本上在新古典下以技術管控分析為主，針對流出、流入相關的數量和價格，而針對金融危機衝擊的資本管控改革分析並不多見。Ostryetal指出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資本管控的運用要避免經濟增長最壞和金融脆弱性聯繫起來。5傳統資本管控一般針對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管控資本流入的手段為限制貸幣錯配、稅收、準備金要求等；管控資本流出的手段為外資對本地借貸能力的限制、匯率管控、資本交易流出額證明等等。6MichaelM.Hutchison以離岸無本金交割遠期交匯交易市場對印度進行實證分析，證明資1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價》，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年，第55頁。2BarryEichengreen,AndrewK.Rose.2014.CapitalControlsinthe21stCentuty.PolicyInsight.Vol.(72).4.3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201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Washington: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4ChristopherJ.Neely.1999.AnIntroductontoCapital.Review.15.5OstryJonathanD.,AtishR.Ghosh,KarlHabermeier,MarcosChamon,MahvashS.Qureshi,andDennisB.S.Reinhardt.CapitalInflows:TheRoleofControls.InIMFStaffPositionNote.Washington: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2010.6Gallagher,KevinP.LosingControl:CapitalControlsandTradeandInvestmentTreaties.DevelopmentPolicyReview(forthcoming).2011.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51本管控是有效的。1國際貨幣組織在1995-2010年通過37個新興經濟體進行實證得出，不管什麼條件下，收緊資本流出有助減少資本淨流出，且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收緊有利於匯率和利率的穩定，並允許決策者重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2資本內涵投機資本應被詳細審核3，以減低金融波動並有助經濟平穩增長和實體經濟表現4，儘管資本管控會帶來傷害，但產生的成本也較沿用任由資本自由造成的經濟危機低。5但不排除資本管控為了防止泡沫風險，而緊急煞停反過來變成另一種風險，達不到預期目標。6顯然，這次的國際金融危機，由美國爆發後直衝歐洲，再輻射至其他地區，這種衝擊路徑在過去並不多見。而值得關注的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是否導致國際金融秩序的改變或重構？不少研究認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的政策回應，這樣會否導致一種非常態的資本管控改革出現？改革全球化乃大勢所趨？1MichaelM.Hutchison,GurnainKaurPasrichaandNirvikarSingh.2012.EffectivenessofCapitalControlsinIndia:EvidencefromtheOffshoreNDFMarket.IMFEconomicReview.Vol.(60).395-438.2ChristianSaborowski,SarahSanya,HansWeisfeld,andJuanYepez.2014.EffectivenessofCapitalOutflowRestrictions.IMFWorkingPaper.WP/14/8.3Abdelal,Rawi.2007.CapitalRules:TheConstructionofGlobalFinanc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4Ostry,JonathanD.,AtishR.Ghosh,KarlHabermeier,MarcosChamon,MahvashS.Qureshi,andDennisB.S.Reinhardt.2010.CapitalInflows:TheRoleofControls.InIMFStaffPositionNote.Washington: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5Gourinchas,Pierre-Olivier,andOlivierJeanne.2006.TheElusiveGainsfromInternationalFinancialIntegra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73,715-741.Coeurdacier,Nicolas,HélèneRe-yandPabloWinant.2013.FinancialIntegrationandGrowthinaRiskyWorld.Manuscript.LondonBusinessSchoolandSciencesPo.Obstfeld,Maurice.2009.InternationalFinanceandGrowthinDevelopingCountries:WhatHaveWeLearned?NBERWorkingPaper.No.14691.Rey,Hélène.2013.DilemmanotTrilemma:TheGlobalFinancialCycleandMonetaryPolicyIndependence.PaperforFederalReserveBankofKansasJacksonHolesymposium.August,forthcominginproceedings.6LaurenceKotlikoff.LimitLeverage,notCapitalFlows.Website:TheEconomist.2011.http://www.economist.com/economics/by-invitation/guest-contributions/limit_leverage_not_capital_flows.20thJan2015.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52一、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原因與衝擊(一)原因：美國引起2008年9月，由雷曼兄弟申請破產等促使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歸根到底是美聯儲的忠誠錯誤1、超低利率政策2、監管松綁3和自由市場全球化的急速發展4所致。SherVerick，IyanatulIslam認為雷曼兄弟倒閉歸咎於抵押按揭的複雜度，美國房屋部門也不知道債務的真實程度最終導致急速惡化，結果是償債能力迅速被榨乾，使全球金融系統跪下。OuardaMerroucheandErlendNier認為次貸危機之所以榨乾全球金融系統，曝露了不少發達國自身的金融不平衡，典型的特徵通過大規模籌資渠道上產生過渡信任，通過銀行系統發生住宅房地產市場泡沫。5陳美菊指出2008年9月中旬以來，雷曼兄弟宣佈破產、美林投資銀行被美國銀行並購、美國國際集團(AIG)向美國聯準會(FED)申請緊急融資之效應持續擴大與深化，不但衡量市場恐慌程度的泰德利差(TEDSpread)及用來保障銀行債務不致違約的信用違約交換(creditdefaultswap,CDS)利差均創歷史新高，市場流動性壓力陡增，形成金融海嘯。6余嶺指出美國的超低利率政策源於2000年開始美國聯邦儲備局的連續降息措施所致。7Rodrik的研究指出長期低息環境，會加速資1[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價》，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年，第222-223頁。2Taylor,JohnB.2009.TheFinancialCrisisandthePolicyResponses:AnEmpiricalAnalysisofWhatWentWrong.NBERWorkingPaper.No.14631.RetrievedNovember17th2009fromhttp://www.nber.org/papers/w14631.3RichardA.Posner.2008.AFailureofCapitalism:TheCrisisof'08andtheDescentintoDepress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4Rogers,Paul.2008.TheFinancialCrisisandSustainableSecurity.InternationalSecurityMonthlyBriefing.OxfordResearchGroup,RetrievedNovember1st2009fromhttp://www.oxfordresearchgroup.org.uk/publications/monthly_briefings/pdf/Sept08En.pdf.5OuardaMerroucheandErlendNier.2010.WhatCausedtheGlobalFinancialCrisis?—EvidenceontheDriversofFinancialImbalances1999–2007.IMFWorkingPaper(MonetaryandCapitalMarketsDepartment).WP/10/265.6陳美菊：《全球金融危機之成因、影響及因應.經濟研究》，載於《臺灣》，2009年第9期，第261-296頁。7余嶺：《國際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對策分析》，載於《財貿經濟》，2009年第6期，第41頁。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53本流轉，而高度流轉的國際資本會導致銀行業危機。1(二)衝擊：影響全球無庸置疑，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將大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不難想像這是全球性與區域性的分別。一方面，衝擊全球經濟，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減速2，海外發展協會指出衝擊帶來的影響在各國之間不同，經濟方面的影響：①削弱出口收益；②增加經常賬及平衡支付壓力；③拖低投資及增長率；④增加失業。社會方面的影響：①拖低增長轉而推高貧窮；②更多的罪惡、脆弱的醫療系統和困難出現在千禧年發展目標。3SherVerick,IyanatulIslam在2010年指出，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使實體經濟崩潰，已對家庭造成災難性影響，導致失業上升和貧窮衝擊。4陳美菊指出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是金融面，主要包括房貸違約率攀升、房貸抵押擔保證券價格暴跌、流動性風險升高、全球股市巨幅震盪等；二是實質面，主要包括經濟成長下滑、工業生產急速萎縮、貿易成長減緩、失業率攀升以及通貨緊縮。5劉鶴指出出口和信息兩個渠道擴散着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影響，使經濟長期賴以增長的兩個迴圈都受到很大阻尼。第一個迴圈是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順差到收益分配和國內就業及消費之間形成的迴圈，另一個迴圈是住房需求拉動的房地產開發產業鏈條和以地租分配為主要內容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及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迴圈。在兩個迴圈中，前者影響後者，因為住房終端需求受前者影1RODRIK.Supra.note53.at110.2SebastianDullien,DetlefJ.Kotte,AlejandroMárquez.2010.TheFinancialandeconomiccrisisof2008-2009anddevelopingcountries.UNITEDNATIONS.2.3ODI.2008.TheGlobalFinancialCrisisandDevelopingCountries.BackgroundNotes.4.4SherVerick,IyanatulIslam.2010.TheGreatRecessionof2008-2009:Causes,ConsequencesandPolicyResponses.IZADPNo.4934.PP.12.5陳美菊：《全球金融危機之成因、影響及因應.經濟研究》，載於《臺灣》，2009年第9期，第261-296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54響更大。兩個迴圈受阻，使經濟增長下滑、國內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下降、失業率上升，這反過來又使高度依賴股市的中等收入者們的財富性收入受到影響，從而引起消費增長速度趨平。1另一方面，衝擊引發資本管控。AndrewYianni、CarlosdeVera認為國際金融危機已使資本管控回歸應對危機的焦點。2PhilipJ.MacFarlane則在2015年指出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經開始支持資本管控的使用；2012年，IMF在資本管控上正式表態，從不鼓勵實踐到在特定情況下接受。不過有研究指出在後金融危機復用資本管控因缺乏分析工具而具爭論性。3二、衝擊引發資本管控改革傳統理論一直認為一國實行資本管控針對的是貨幣政策獨立性4、全球化金融衍生風險5、匯率風險6，以技術性管控為主，相對忽視了地緣政治風險，這一貫合符新古典經濟學的政治因素不變假設。具體有以下幾種形式：禁止；需要事先批准；涉及資本內在和外在流動的認可和歧視性賦稅下允許的資本流動。7(一)從巴塞爾協議到大國監管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在2013年法蘭克福金融峰會上表示：“歷史證明，金融危機通常能夠改變金融行業格局。這一1劉鶴：《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和中國的政策應對》。網址:http://www.aisixiang.com/data/98361.html。2Original:“Theglobalfinancialcrisishasalsobroughtcapitalcontrolsbackintofocus.”asameansofrespondingtoacrisis.AndrewYianni,CarlosdeVera.2010.TheReturnofCapitalControls?LawandContemporaryProblems.(73).357.3ManuelaMoschella.2015.TheInstitutionalRootsofIncrementalIdeationalChange:TheIMFandCapitalControlsaftertheGlobalFinancialCrisis.BJPIR.Vol.17.442–460.4Magud,Nicolas,andCarmenM.Reinhart.2006.CapitalControls:AnEvaluation.InWorkingPaperSeries:NBER.5[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價》，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年，第43頁。6林毅夫：《國家有必要對資本進行管制》，觀察者網站：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3_07_02_155153.shtml，2015年1月11日。7AndrewYianniCarlosdeVera.2010.Thereturnofcapitalcontrols?LawandContemporaryProblems.Vol.73.358.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55形勢通常能夠突顯出資產負債表的重組，一個更強而有力的監管制度，並且對銀行業的數量重新洗牌。”12010年9月12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推出《巴塞爾協議III》，修改最大突破是從巴Ⅰ到巴Ⅲ，總資本充足率水平要求從8%提高到10.5%，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提高到11.5%甚至更高，再加上0-2.5%的逆週期資本。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ct)，簡稱《多德—弗蘭克法案》。法案最大的看點是引入“沃爾克規則(VolckerRule)”和成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Bureau,CFPB)，前者限制銀行和控股公司從事自利性交易；限制銀行擁有或投資私募股權基金和對沖基金，其投資總額不得超過銀行一級資本的3%；為了避免利益衝突，禁止銀行做空或做多其銷售給客戶的金融產品，後者致力保障消費者的投資權利。2010年9月7日，歐盟成員國財政部長通過泛歐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法案由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架設，最大看點是對金融衍生的賣空行為限制。2012年12月，英國金融服務法生效，採取準雙峰監管模式，主要成立金融政策委員會以取代舊有的金融穩定委員會，其次撤銷金融服務局，其職能分別由審慎監管局和金融行為監管局承擔。2012年6月，中國銀監會正式頒佈了《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2013年7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一項關於成立統一金融監管機構的法案，未來俄羅斯聯邦金融市場局對金融市場的主要監管職能將劃歸中央銀行。綜上所見，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已促使國際間加強資本管控改革，大國之間也因應自身發展情況作出立法或推出相關監管政策。1《全球金融監管改革中的亞洲方向》，中國金融新聞網：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gj/hqcj/201304/t20130402_30056.html.2015年4月2日。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56(二)反洗錢、反腐敗與反衝擊？進入後金融危機時代，尤其在2012年之後，中美分別對反洗錢、反腐敗高調打擊(表7-1)，這是偶合抑或耦合1？還是對金融危機的反衝擊？從政治邏輯上看，這是一種正常的耦合現象，也是對抗金融危機的一種回擊。第一，反洗錢與反腐敗的內在關聯。反洗錢(anti-moneylaundering)，是指反對將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通過各種手段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為。狹義的反洗錢是指打擊蓄意掩蓋犯罪收入的真實來源和存在，並使其合法化。這些犯罪活動主要包括：販毒、走私、詐騙、貪污、賄賂、逃稅等。廣義的反洗錢主要包括：①防止把合法資金洗成黑錢用於非法用途，即把白錢洗黑，如把銀行貸款通過洗錢而用於走私；②防止把一種合法的資金洗成另一種表面也合法的資金，以達到佔用的目的，即把白錢洗白，如把國有資產通過洗錢轉移到個人帳戶；③防止不合法的資金洗成合法資金，即把黑錢洗白。反腐敗(anticorruption)，反對濫用所賦予的權力謀取私人利益。2腐敗的主要類型有：賄賂、侵吞、詐騙和勒索。從定義界定看，反洗錢中就包含反腐敗的內容，說明它們之間屬於一種包含的內在關聯。如果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發生反洗錢、反腐敗，從經濟角度看，這是反常，因為按照經濟邏輯，金融危機的衝擊已拖低實體經濟增長，失業、貧窮影響着社會穩定，政治上既然已作出更嚴格監管措施(非合作博弈)，那麼正常的後續步伐該是與金融機構協商以振興經濟(走向合作博弈)；從政治角度看，金融危機的衝擊對政治構成威脅，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跨國金融公司，政治打擊的慣用思維是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之身，通過國家暴力反洗錢、反腐敗，以1偶合與耦合的含義不同的，耦合是指物理學上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體系或兩種運動形式間通過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以至聯合起來的現象，而偶合是指無意中恰巧相合。2透明國際(領導國際打擊腐敗的非政府組織)給腐敗下的定義。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57切斷金融機構的非法收入來源，防範金融霸權，做法符合政治與資本的博弈取向。第二，美國的反洗錢、中國的反腐敗是耦合而非偶合。如果同一時間產生同一行為，或有偶合成份，但同一時間產生不同行為，且不同行為之間具有內在關聯性，這可是耦合。從政治上看，尤其是國際政治博弈，從來都是“預則立”的理性狀態，即是同一時間產生同一行為，這也不能說是偶合。目前世界政治勢力基於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劃分，美國是當中的老大。當美國發起反洗錢時，英法俄沒有高調跟隨，只有中國以反腐敗高調回應。此舉在重大政治場所上不太可能是一種偶合現象，因為政治博弈在於預則立，不預則廢，在政治上因混沌而發生偶合行為有可能付出沉重代價的。可見，英法俄的反應是政治上的預判而不是偶合，而中國的舉動也是預判而非偶合。然而，中國突出反腐敗而沒有突出反洗錢，可以看作是一種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場。它既不能說明中美站在同一陣線上，但又能暗示中國支持美國改革金融霸權。由此認為，在同一時期中國高調反腐敗回應美國的反洗錢是耦合而非偶合。無獨有偶，自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同年成立G20國際組織，11次G20峰會宣言中，11次提及金融監管、10次提及反腐敗、9次提及反洗錢(表7-2)。當中，多倫多峰會宣言中指出“反腐合作的關鍵領域包括但又不僅限於：制定並實施嚴格有效的反賄賂規則，公私部門均開展反腐敗，防止腐敗人員利用全球金融體系，對腐敗人員拒發簽證，開展遣返涉腐人員和返還資產的合作，保護腐敗行為檢舉人等。”華盛頓峰會宣言指出“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應繼續防止洗錢及恐怖分子集資的重要活動。”首爾峰會宣言提出“為防止腐敗官員通過全球金融體系對腐敗所得進行洗錢，我們要求G20繼續加強力量預防和打擊洗錢行為。”杭州峰會宣言中提到“金融透明度和所有國家對透明度標準的有效落實，特別是落實法人和法律安排的受益所有權方面的透明度標準，對保護國際金融體系的完整性，防止將這些實體用於腐敗、逃稅、恐怖主義融資和洗錢活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58動至關重要。”G20作為當今最重要的一個討論全球性經濟發展峰會，至杭州峰會為止，帶一個相當明確的信息，反洗錢、反腐敗與金融監管關係密切，必須共同行動和切實執行。同時，也間接說明中美之間高調反洗錢、反腐敗並非完全基於自身利益出發，而是基於全球金融監管和治理作出大國應有責任的表率。由此更加肯定，美國的反洗錢、中國的反腐敗並非偶合而是高度耦合下產生的一種默契並共同執行着G20的決定。第三，反洗錢、反腐敗的反衝擊。反衝擊是指受到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的一種回擊。反衝擊產生的必要條件是美國主導，充分條件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支持。這是一個政治現實。美國在軍事、政治、經濟上具有全球支配力和影響力，目前而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挑戰其全球主導地位，如果沒有美國的主導，則欠必要條件；即使由美國主導，但得不到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的支持，只滿足了必要條件但條件也不充分。顯然，在條件必要且不充分下，反衝擊力度也將因大國之間博弈而受到掣肘。這次反洗錢由美國主導，同時得到中國反腐敗的回應，這已構成反衝擊的必要條件，儘管條件並不完全充分；然而，對中美同屬大國，具有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地位和影響力而言，中美合作構成一定程度的反衝擊是值得置信的。至於反衝擊會否比資本管控有效？眾所周知，資本管控的傳統手法是通過利率政策結合法規限制資本流出流入，如果資本管控有效，那麼，為什麼從1970-2008年間，發生124次系統的銀行危機、208次貨幣危機、63次主權債務危機、42次共生危機、10次三重危機，而全球經濟衰退的週期大概10年一次。1實踐是檢驗的唯一真理，說明資本管控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產生X-無效率，又或者受到自由市場的排斥；若資本管控有效率，那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次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至於中美1Laeven,L.andValencia,F.2008.SystemicBankingCrises:ANewDatabase.IMFWorkingPaper.No.224.November.Krugman.(2009b).TheReturnofDepressionEconomicsandtheCrisisof2008.W.W.NortonandCompany.NewYork.Reinhart,C.andK.Rogoff.2009.ThisTimeisDifferent:EightCenturiesofFinancialFoll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rincetonandOxford.PollinR.2009.ToolsforaNewEconomy:ProposalsforaFinancialRegulatorySystem.BostonReview.January/February.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59之間的反洗錢、反腐敗是否有效對國際金融危機構成反衝擊，關鍵要看反衝擊的目標是什麼和條件是否構成充分。如果反衝擊的目標是重構國際金融秩序，不管條件是否完全充分，它都較傳統的資本管控來得有效，其中之一反衝擊將砍掉金融機構的非法渠道收益。一般而言，非法收益一定高於合法收益，如果反洗錢、反腐敗能夠成功推行，它將削弱當中金融霸權的非法洗錢、融資操控等。或許有人會認為，美國反洗錢並非因為國際金融危機而是因為恐怖活動威脅。這可能與問題觀察的不同時間切入點有關，如果反洗錢是恐怖活動威脅的結果，那麼，2001年的美國發生“911”恐襲，為何當時美國政府沒有高調打擊金融機構洗錢活動。此外，不排除是一種政治技倆可能性，借恐怖活動之名打擊金融霸權。也許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反腐敗並非國際金融危機而是因為中國自身發展問題的倒逼，這未必是配合美國反洗錢的耦合行動。我們知道，改革是由問題倒逼出來的。中國的反腐敗改革基於自身發展的發展需要，這是客觀事實；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衍生的一種利益的交叉複雜關係，中國自身的發展問題實際上可以看成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問題的一部分；由於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說，中國與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含關係，這也是客觀事實。因此，在這種利益關係複雜的關係下，不是說中國想改革就改革，也不是中國如何改革就如何改革，這很大程度取決於全球的政治格局、經濟格局的利益博弈。也可以說，今天中國的反腐敗改革不是完全的以中國政治家的意志為轉移的，它必定受到全球經濟一體化下一些佔據主要利益的政治實體影響；無可否認，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它對中國改革的影響是存在的，至於影響有多大，這取決於兩國利益博弈的結果。如果說這不是中美在反腐敗、反洗錢上的耦合行動，那麼為何中國的腐敗問題已積聚多年，但沒有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進行改革，而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的2012年十八大後展開？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60表7-1美國反洗錢與中國反腐敗(2010-2015年)美國反洗錢：2010年8月18日，巴克萊銀行(BarclaysBank，PLC)被罰款2.98億美元；2012年6月，因為讓客戶轉帳至古巴與伊朗等受到美國經濟制裁的荷蘭國際銀行(ING)被罰款6.19億美元；2010年5月11日，美國司法部根據OFAC制裁和反洗錢法對蘇格蘭皇家銀行罰款5億美元。12012年12月，因違反美國《銀行秘密法案》(BankSecrecyAct)、《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nternationalEmergencyEconomicPowersAct)和《對敵貿易法案》(TradingwiththeEnemyAct)2，滙豐銀行(HSBC)被當局指控幫伊朗轉帳數十億美元，同意與美國聯邦及地方主管機關和解，繳交創紀錄的19.2億美元和解金；2012年底，渣打銀行同意繳交3.27億美元和解金，事由是涉及處理數千筆金融交易。2013年6月，以貝魯特為總部的黎巴嫩加拿大銀行與美國紐約州南區聯邦地區法院達成和解協定，並同意支付1.02億美元罰款；被指在2002-2007年，通過其紐約分行為伊朗、蘇丹、緬甸等受制裁的國家和實體提供美元結算，共涉及28,000筆近1000億美元的資金交易，東京的三菱東京日聯銀行則是在2012年底向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支付約860萬美元罰款後，2013年6月再次與紐約州金融服務局達成和解，並支付2.5億美元罰款。2014年6月美國監管當局對巴黎銀行的罰款金額高達160億美元；2014年6月30日，法國巴黎銀行(BNPParibasS.A.)因違反美國經濟制裁法而被罰款89.736億美元；2014年中，渣打銀行又支付了3億美元罰款；2015年7月，花旗集團繳交1.4億美元罰款，事由是與主要經營美國與墨西哥雙邊銀行交易市場的老牌銀行BanamaxUSA，在反洗錢作為上有缺（續表）失。1Source:https://www.sullcrom.com/sc-represents-the-royal-bank-of-scotland-in-ofac-and-money-laundering-case-the-am-law-litigation-daily.2Source:http://www.bbc.com/news/business-20673466.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61中國反腐敗：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調查局共對1038起重點可疑交易線索實施反洗錢調查3602次，向偵查機關報案911宗，涉及金額1177.9億元。12011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1,345,814件(次)，立案137,859件，處分142,893人。其中，受處分的縣處級以上幹部共計4843人，移送司法機關的縣處級以上幹部共計777人；共查處商業賄賂案件169起，涉案金額高達4231.76萬元，289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及其他處理，75人被追究刑事責任2；各地公安機關、人民銀行及外匯管理部門嚴厲打擊地下錢莊違法犯罪活動，成功偵破了海南“1·29”、北京“4·28”、重慶“3·25”、四川“4·12”等40餘宗重大地下錢莊案件，抓獲100餘名犯罪嫌疑人，搗毀窩點70餘個，有力地震懾了地下錢莊等違法犯罪活動。32012年人民銀行共發現和接收4800宗洗錢案件線索，對其中30宗重點線索實施反洗錢調查2235次，向偵查機關報案490宗；捕涉嫌貪污賄賂犯罪案件12,705件共14,331人，提起公訴25,049件共34,354人。2013年共查處違反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2.4萬宗，處理3萬多人，其中給予黨紀政紀處分7600多人；從9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2566人，其中國家工作人員410人，“百名紅通人員”37人，追回贓款86億元人民幣。2014年“獵狐專項行動”緝捕歸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其中上述通告發佈後投案自首332人。當中涉案金額達千萬元以上的208名，超過億元的74名。2015年“獵狐專項行動”成功抓獲各類外逃人員857名”，其中有477人是被緝捕歸案，366人投案自首，另外14人異地追訴，涉案金額超過億元人民幣的有58人。1宋寒松：加強預防職務犯罪的國際合作，網址：http://www.spp.gov.cn/site2006/2012-07-31/0005441224.html.2015年1月22日。2資料來源：中國社科院發佈第二部反腐倡廉藍皮書，網址：https://www.cov.com/files/Uploads/Documents/CASS_Publishes_Second_Anti-Corruption_Blue_Book_Chinese.pdf。3中國反洗錢報告(2011)(摘要)，網址：http://www.fullgoal.com.cn/UserFiles/File/201306131143082011nzgfxqbgzy.pdf。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62表7-2G20公報中有關金融監管、反洗錢、反腐敗的宣示(2008-2016)時間地點金融監管反洗錢反腐敗2008年11月華盛頓√√×2009年9月匹茲堡√√√2010年6月多倫多√√√2010年11月首爾√√√2011年11月坎城√√√2012年6月洛斯卡沃斯√√√2013年9月聖彼德堡√√√2014年11月布里斯班√×√2015年11月安塔利亞√×√2016年9月杭州√√√資料來源：G20官方網址：http://www.g20.org/hywj/lnG20gb/index.html。(三)反洗錢、反腐敗的衝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IMF(2010)重提資本管控，顯然，在歷次的G20峰會宣言中沒有提到“資本管控”字眼，反而更強調IMF的國際金融監管功能，G20(華盛頓2008)峰會宣言中提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具有廣泛代表性，在宏觀金融領域具有專長，應履行自身職責，與金融穩定論壇和其他機構一道，在吸取危機教訓中發揮領導作用。”G20(首爾2010)峰會宣言中指出“應提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系統性風險和金融脆弱性的監督能力。”G20(坎城2011)峰會宣言中指出“我們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定期監督跨境資本流動及其傳導渠道，並就各國採取的資本流動管理措施提供更新信息。”G20(杭州2016)峰會宣言中指出“我們期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年底前完成關於應對資本流動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63的個別經驗和新問題的審議。”不難看出，G20對IMF在國際金融監管方面並不高度認同，由此對IMF提出的資本管控更沒有認真看待，反而取而代之的是反洗錢、反腐敗。嚴格而言，反洗錢、反腐敗不屬於傳統資本管控的常規手段，然而，為什麼它們在G20宣言中成為一項重要的行動主張？應該說，國際社會意識到金融危機與洗錢、腐敗有關。所以說，中美之間高調的反洗錢、反腐敗行動並非偶合而是一種耦合安排，可以說是G20宣言最具影響力的行動回應。假如中美一直共同貫徹反洗錢、反腐敗行動，它將產生什麼衝擊？1.管控非法資本。事實上，美國司法部對跨國金融機構作出的檢控，不少跨國金融機構對此作出上訴，但大多數最終選擇以巨額罰款了結，這證明它們確實涉及洗錢。我們有理由相信，中美高調打擊反洗錢、反腐敗將有效截斷跨國金融機構的非法所得。如果跨國金融機構斷了非法所得，那麼最後倒逼它們選擇合法謀利，不排除它們會加大資本流轉率，在法律灰色地帶上游走，衍生層出不窮的各種借貸陷阱。至於回歸合法謀利是否影響其資本全球化操作，這主要看跨國金融機構在國際化的壟斷程度，如果壟斷程度高，那麼，壟斷收益將保持其規模經濟；如果壟斷程度低，那麼，壟斷收益將有可能發生規模不經濟。其次還要看合法謀利是否影響其資本霸權，因為資本霸權是以資本雄厚為基礎，如果相信非法所得大於合法所得，那麼斷了非法所得，必定大大削弱國際金融機構的資本力量，如果資本力量下降，自然水退船低，最終衝擊其資本霸權地位和影響力；如果衝擊最終能促使資本權力化剝離，相信有條件阻止金融危機的頻密發生。這其一。其二，截斷恐怖組織資本傳導鏈。21世紀恐怖活動如此倡狂，這與非法資本高度活躍成正比。如果有效截斷國際金融機構洗錢，一般而言，在沒有國際金融機構傳導鏈供應下，恐怖組織的非法資本不能便利地四處遊走；如果非法資本不能便利地遊走，相對增加其交易成本和運送風險，有助減少恐怖活動在各地發動恐襲。其三，當有效管控國際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64金融機構洗錢時，有可能迅速衍生地下錢莊的替代品，使洗錢行為更趨隱蔽，這與一邊禁煙與一邊產生走私煙的道理一樣，只要有利益誘因，就一定有人願意冒風險供給。由於地下錢莊具有隱蔽性、流動性、分散性的特點，所以打擊起來會較金融霸權難度更高。2.衝擊各國改革。中美作為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兩個大國，他們高調反洗錢、反腐敗將發揮示範作用，在一定前提下會促使其他國家仿效，然而，我們不能忽視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博弈過程。儘管G20的宣言代表與會國、與會組織的一致性決定，但決定是否最終經得起行動的檢驗，關鍵看中美管控各國分歧的能力。從目前看，聯合國五常任理事國中的英、法、俄三國，在反洗錢、反腐敗方面，看不出有什麼實質行動。不難想像，如果聯合國五常任理事國中有三個消極應對，那麼，G20也至少有一半採取消極應對，這對於國際政治博弈而言一些參與性約束條件是必然發生的。對中美而言，就需要通過自身行動及影響力，充分發揮激勵相容條件，鼓勵其他國家朝着反洗錢、反腐敗目標一致性改革。中美至少要跨過三個門檻，一是聯合國安理會；二是G20；三是WTO世貿組織。其中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G20是博弈的關鍵，如果中美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G20佔壓倒性改革優勢，即使WTO門檻未能跨過，中美可以通過“一帶一路、TPP繞過WTO，引領各國改革。關鍵在於中美如何在聯合國五常委、G20中佔壓倒性改革優勢？利益再分配將是破解之道，如果中美選擇利他改革，利益將激勵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G20支持反洗錢、反腐敗。毫無疑問，中美不會因為一己之私而放棄一次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的機會。那麼，是什麼激勵中美這樣做？從政治上看，美國可以獲得新的政治力量，從而鞏固其世界領先地位；中國則獲得金融地位，從而鞏固其世界經濟地位。從G20將在中國設首個追逃贓研究中心看，說明中美在G20博弈中取得階段性勝利。儘管阻力未消除，仍未達壓倒性階段，但預期中美在反洗錢、反腐敗上將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65衝擊各國改革。儘管反衝擊的阻力很大，但也不能認為沒有成功的可能。主要因為世界走向了發展不平等，貧富差距突出，顯然形成問題的倒逼，中美借勢改革全球化將事半功倍。三、改革全球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不但喚起IMF對資本管控的重視，而且催生了G20對反洗錢、反腐敗的主張，中美分別高舉反洗錢、反腐敗的大旗，且在杭州峰會確定在中國設首個追逃贓研究中心。G20沒有採用IMF的資本管控建議而選擇反其道而行，推出針對性的打擊，這顯示國際社會意識到全球化的問題所在，如果繼續被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各個國家安全將受到威脅。(一)全球化的衝擊全球化突顯20世紀末社會意識在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1，連帶政治、經濟、社會與技術在不同國家間的貫穿2，其本質是資本全球化3，或作為現實中的人類經濟生活的全球化，其本質是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4，形成壟斷資本全球化5和金融資本全球化。6由此看，全球化的衝擊實質是指資本輸出而對全球產生的一種泛發效應(far-reachingeffects)。至今為止，理論界對全球化的衝擊對全球是有利抑或損害仍是一個具爭議1JanAartScholte,JanAartScholte.1995.GlobalisationandModernity.Paperpresentedatthe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Convention,SanDiego.2Hamilton,L.,&Webster,P.2009.TheInternationalBusinessEnviroment.NewYork:OxfordUniveristyPress.3陳廣亮：《以資本全球化視角略論近代中國社會轉型》，載於《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3第1期，第61頁。4葉險明：《“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與全球化的本質及其發展趨勢》，載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第29頁。5齊蘭：《壟斷資本全球化問題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年。6銀鋒：《金融資本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載於《理論探討》，2013年第2期，第88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66性的題目。理論上，不管馬克思的資本論抑或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資本對提升生產力、經濟增長，都是一個重要的解釋變量。按常理，資本由地域性走向全球性，理應可以造福全球，那為什麼要改革全球化？1.資本全球化資本全球化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展的必然產物，是指資本向全球的一種擴張。如果假設資本全球化在自然法則下流動，它可以發揮高山流水，恩澤萬物的功能，其現實意義是可以通過資本全球配置補充資本匱乏之地，使它們有充足資本發展生產，促進就業，改善生活。顯然，這種假設在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經不起檢驗，因為資本的流動更多是基於叢林法則下。在叢林法則下，資本成為資本家手中掠奪的武器。在資本操控背後，資本有如洪水猛獸地衝擊世界各地金融、貨幣、商品市場，輕則爆發通脹、通縮危機，重則重創環球經濟，引發全球性經濟衰退。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正是一個典型的衝擊，具體包括貿易就業1、發展不平等。2根據全球化社會層面世界委員會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1990-2002年間，除去南亞、美國及歐盟，世界其他地區的失業率都在上升。截至報告發表之時，全球失業人數已經創下了近1.859億的新高。世界上59%的人口生活在不平等日益嚴重的國家，只有5%的人生活在不平等逐漸降低的國家中。3根據樂施會研究報告《1%人的經濟》指出，全球最富有的62人，已擁有相當於世界最貧困半數人口(即36億人)的財富總和。4有研究估計到2016年，全1ArchanaGaur,2015.ImpactofGlobalizationonTradeandEmployment.InternationalJournalofmultidisciplinaryApproachandStudies.Volume02,No.5.110-113.2[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價》，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年，第58頁。3WorldCommissionontheSocialofGlobalization.AFairGlobalization:CreatingOpportunitiesforAll.44;GiovanniAndreaCornia,TonyAddisonandSampsaKiiski.2003.IncomeDistributionChangesandTheirImpactinthePost-WorldWarIIPeriod.WorldInstituteforDevelopmentEconomicsResearchDiscussionPaper.4香港樂施會：“世界首62名富豪擁有相當於全球最貧困半數人口的財富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較其餘99%還要多”，網址：http://www.oxfam.org.hk/tc/news_2918.aspx。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67球最富的1%人口累積的財富將超過其他99%人口的財富總和。1由於利益最大化是資本擴張的邏輯起點，在資本全球化大肆擴張下，一方面，資本溢出帶動了個別地區繁榮，但卻同時也增加了當地資產泡沫的風險，使很多發展中國家跌入“資本陷阱”，例如冰島破產、希臘債務危機；另一方面，金融市場一直在推動全球化，儘管那些金融市場中的人不斷談論效率增益，其實他們心中真正想要的是另外的東西──有利於自身並且增加他們自己而非工人優勢的一套規則。顯然，全球化是人為操作的。資本家通過資本輸出獲得全球交易規則(貿易自由化)和產權保護制度，接着通過FDI渠道在廉價的發展中地區獲得技術創新；當技術研發成功時，一邊利用產權制度把創新專利保護起來並擁有定價權，一邊利用貿易自由化實現市場規模經濟；專利保護、定價權、市場規模的串連促成資本壟斷化操作，謀求利益最大化。資本家一直被外間認為是貪婪的吸血鬼，我們不認為這是指所有的資本家，但當中不乏資本家的確如此，他們除了謀求利益最大化直到專利保護期限到了為止，還會把生產最大化的成本(外部性問題)直接轉嫁給全球化的生產鏈。當下，世界各地發生不同程度的溫室效應、環境破壞、疾病威脅，儘管原因複雜，但箇中原因與資本全球化息息相關。正如一些研究指出“人們對待全球化的態度，以及與全球化相伴而生的失敗、挫折和不平等，正好對國家和其人民進行了一種羅夏檢驗(RorschachTest)。2如果再任由資本全球化的肆意衝擊，那麼金融危機、發展不平等的問題將是一個計時炸彈。2.權力資本化權力資本化又叫資本控制力，它是指權力被資本依附、滲透、控制等，通過政策槓桿助長資本利益最大化。而權力經濟是指一種權力(國家權力、政治權力或政府權力)構成了一個社會經濟體的核心部分，1“全球貧富差距惡化：最富1%人口財富將超其餘99%”，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1-20/6984471.shtml，2015年1月20日。2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讓全球化造福全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6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68並且左右着經濟運行方式、經濟發展及其動力機制的一種經濟形式和經濟形態。1而資本控制力具體表現在對資本、勞動力、國家政權、生產資料、意識形態等方面。2在資本全球化過程中，資本對國家政權的支配或操控，理論上有稱為國家壟斷資本，也可以理解為權力資本化。比較資本全球化，權力資本化的衝擊顯得更為深入，區別在於衝擊範圍，顯然資本全球化的衝擊主要圍繞在經濟邊界之內，而權力資本化明顯超越了經濟邊界而越過政治範圍。權力資本化影響資本全球化大概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依附強大政權。意思指通過強大政權的影響力打開全球化的枷鎖；二是衝擊弱勢政權。意思指通過資本向弱勢政權尋租取得全球化的門匙。從全球化的擴張如此迅速看，權力資本化依附強大政權的可能性較大，原因在於：如果向弱勢政權逐個擊破，最終會面對強大政權的博弈，過程是先易後難；反之，如果依附強大政權，最終面對弱勢政權的博弈，過程是先難後易。顯然依附強大政權較有效率。從全球化擴張如此迅速看，資本家採取了依附強大政權滲透戰略，而這個強大政權正是當今的超級大國美國。斯蒂格利茨指出“在過去30年裏，美國的金融機構強烈主張資本的自由流動。事實上，它們已經成為資本權利的衛士──超越了工人權利甚至政治權利。”3斯蒂格利茨的觀點使我們有理由相信資本依附世界超級大國美國從而獲得全球化迅速擴張的快捷方式，而代表美國金融資本力量的華爾街資本家們正是幕後推手。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明確指出“在全球化的當前階段，美國發揮着核心作用，這是由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美國的匯合文化(syncreticculture)，市場規模、某些機構的有效性及其軍事實力。”4更能佐證資本依附美國的強大政權發展全球化。一個具爭議的問題是，政治力量是否如此輕易地被資本駕駛或依附？以美國為例，代表最高1伍裝：《權力經濟的發展邏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頁。2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讓全球化造福全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4頁。3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85頁。4同上註。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69權力的總統選舉明文規定可以向參選人捐獻，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1月裁定，企業和工會可無限制地在大選期間向支持且獨立於候選人競選團隊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這決定了美國總統選舉是鈔票而不是選票。美國總統奥巴馬在發表第一次國情諮文中也提及特殊利益的政治捐獻正威脅美國的民主政治。香港報章評論直指“昂貴的競選費用以及無節制的政治捐款，已成為美國民主制度的癌症，不僅消耗大量財富，也使選舉成為財閥代理人的遊戲”1這能為資本依附強大政權提供一個非常合理的解釋。此外，在理論界也有資本與權力的論證，新制度經濟學代表諾思的國家產權悖論，他從歷史考察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存在產權制度無效率，他解釋其原因是政府也是理性人，政府的決策也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考慮。很明顯，公權力容易受到尋租影響決策，經濟學稱為權力尋租。這也是權力資本化具有的理論基礎。當權力資本化泛全球化時，其衝擊對國家利益、政治力量而言肯定是一種硬傷。在資本凌駕於政治上，資本家的無窮欲望、貪婪、野心，將促使世界發展更不平等，而公平、正義在政治黑箱中變得虛擬。(二)倒逼改革1.反全球化抬頭資本全球化、權力資本化的疊加衝擊必然導致世界發展失衡，階級矛盾對立，具體集中體現在發展不平等和貧富差距擴大上。事物的發展規律具有物極必反的內在邏輯，以資本為主導的全球化衝擊必然導致反全球化運動。例如：1994年1月1日，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薩帕塔(Zapatista)動亂，衝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揭開反全球化運動序幕；1999年11月，來自世界各地的反貧窮激進分子、環保人士、女權主義者、人權與和平主義者以及支援第三世界發展的組織成員約5萬1“金權政治盛而衰，美式民主遇挑戰”，《東方日報》：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60421/00192_001.html。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70人，衝擊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第三屆部長會議；2004年1月21-25日，示威者聚集反對瑞士達沃斯召開世界經濟論壇；2016年6月英國脫歐。反全球化思潮開始從周邊國家滲入到中心國家，當中的民主主義夾雜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正在世界各地發酵。2.改革全球化這裏要反覆強調，反全球化與改革全球化有本質上的區別，反全球化是指去反自由化、反西方化、反後殖民化，而改革全球化不是反全球化，而是通過改革當前全球化的不合理方式和弊端，促進世界共同、平等發展。反全球化明顯是一種倒退的訴求，一旦反全球化泛政治化，它有可能使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減少區域合作，從而削弱或限制資金流、商品流、人流、信息流的自由流動，從而影響全球資源合理配置，繼而影響生產、分配、交易、消費的過程，顯然是弊大於利的。所以，無論基於世界發展不平等、抑或反全球化泛政治化的衝擊，這必然倒逼大國領袖們作出改革全球化的決定。3.大國博弈在改革全球化問題上，必定牽涉大國博弈。從當前世界格局看，中美在這個問題的表態格外關鍵，儘管中美在改革全球化看法上略有所同，但中美之間的博弈一直沒有停止過。理論上，改革是利益推動的。到底什麼利益促使中美改革全球化？答案是中美在利益博弈分別找到既合符自身利益，且又能普惠世界的平衡點。而這個平衡點正是構成中美管理世界的中軸。美國的改革需求。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始，美國社會結構及問題浮現，如中產階級被挖空了、堅尼系數上升至0.47、教育不平等，內部已基本形成改革需求；美國推動的全球化，利益幾乎被資本家私有化，沒有在美國社會中溢出，這使美國社會對政府全球化政策不滿，形成內在改革需求。2009年，以“change”理念贏得總統選舉的奧巴馬，早已意識到美國改革的時間到了，他在就職演說中指出“但是，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71維持現狀、保護狹隘的利益集團、推遲困難的抉擇的時代無疑已成為過去。”2016年，奧巴馬的最後一次國情諮文提到“首先，我們如何在新經濟中給每個人公平的機會和保障？其次，我們如何讓技術為我們服務，而不是與我們對抗——尤其是面臨氣候變化這樣急需應對的挑戰的時候？再有，我們如何保障美國的安全，同時，在不充當世界警察的前提下，引領整個世界？最後，我們如何制定政策，使其反映出美國的好，而不是美國的惡？……要實現這一期盼，我們必須解決政治問題”。從一開始就職演說到最後的國情諮文可以洞見，顯示了奧巴馬的改革決心，包括想改變美國的政治現實，想改變全球化的不合理安排。其中，奧巴馬特別強調要解決上述四大問題“必須先解決政治問題”。美國的政治問題是什麼？奧巴馬在國情諮文回答了“但在過去七年裏還有其他難以達成一致的領域，比如，政府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才能保證制度不向最富有的財團和大公司傾斜。在此，美國人民需要做出選擇”。美國的政治問題正是資本問題，包括資本影響總統選舉和資本操控全球化。基於奧巴馬的政治主張和信念，美國似乎已走上改革之路，並推開了改革全球化的大門。美國之所以推行改革，也非以奧巴馬的個人意志為轉移，而是以美國整體利益為轉移的，也可以說是美國在世界的領先地位受到挑戰和美國社會內部矛盾激發倒逼而成的，但也不容忽視奧巴馬這位政治家的非凡影響力。然而，即使美國具有強烈的改革需求，但要實現需求創造供給，還是要經過連番博弈，因為美國總統的權力受制於三權分立的體制。所以說，美國的改革具有需求側的特點。中國的改革供給。由1978年開始，中國一直堅持以改革促發展，並實現了經濟奇跡。改革對中國而言，它既是問題倒逼，也是體制優勢決定的。改革對中國從來都不是被動接受的，因為改革構成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中國的改革具有供給側的特點。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外部消費需求疲弱，打擊需求帶動出口增長；疊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72加霧霾衝擊，中央政府堅持改革，關停落後產能、高污染行業、無效益的僵屍企業；在關停轉併下，促使中國經濟走向新常態，經濟增長由較高速通過換檔減速調節為中高速，同時換檔衍生結構性矛盾，在去產能的同時未能及時加入新產能，正面臨產業結構優化、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國際社會正高度關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會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路易斯拐點”1和發生“巴拉薩－薩爾繆森效應”2。在內外壓力下，中國政府由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改革。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帶有頂層設計規劃意義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承上啟下開啟中國改革2.0，目標是打造現代國家治理、現代市場制度和現代財政制度。由於改革2.0目標宏大、涉及面廣、風險阻力大，這倒逼中央政府不得不全力深化供給側改革以破解瓶頸難題。同年3月14日，當選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的習近平在重要的場合上不斷強調改革對中國發展、全球發展的重要性。他認為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3，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4。在供給側改革中，使國際震驚的是反腐反壟斷改革──中國政府的表現如此堅定和有效率。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強硬指出“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嚴肅查處腐敗分子，着力營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圍。”顯示中國政府意識到供給側改革的根本之道。中國一方面不斷為自身發展努力改革，一方面也為世界發展作出開創性貢獻，如“一帶一路”建設。2014年11月4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順應了時代要求和各國加1路易斯拐點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rthurLewis於1950年代提出。它指的是發展中國家的二、三級產業不發達，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務農收入低，城鎮工作的收入略高，大批農民因此湧入城鎮，而在農村勞動力耗盡後，城市勞工市場需要大幅加薪才能請到新工人。這個時點就稱為“路易斯拐點”。2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簡稱巴薩效應)是指在經濟增長率越高的國家，工資實際增長率也越高，實際匯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現象。3這是2012年12月31日習近平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要點。4這是2014年2月7日習近平在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答問的一部分。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73快發展的願望，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台，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人文基礎，能夠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上述都說明了中國在大力推動供給側改革。G20峰會的反洗錢、反腐敗突顯中美的合作博弈。國際政治上的相互之間博弈是習已為常，不是選擇合作便是選擇對抗。G20峰會作為21世紀崛起的一個重要的國際政治平台，其重要性基本已蓋過G7、G8峰會，其相互之間的博弈更趨激烈。中美高調回應G20峰會的反洗錢、反腐敗並非偶合而是耦合，顯示中美之間的選擇是合作博弈。中美是如何實現合作博弈？第一，龐大的貿易基礎。1972年中美建交年，當年的貿易額為470萬美元，2015年的貿易額為5583.9億美元，43年增長11.88萬倍。龐大的貿易額決定了中美合作的基礎。第二，互補的大國政治。中美具有大國的版圖，分別位於太平洋分隔的地緣政治帶。美國在發達國家具有主導地位，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具有影響力，發展差異決定了彼此的互補需求。第三，互補的改革優勢。中國具有供給側改革優勢，它可以填補美國改革供給不足；反之，美國具有需求側的管理優勢，它可以填補中國供給側改革的需求，畢竟改革如分蛋糕，去掉一塊的同時必須填補一塊，中美之間正好形成互補優勢。理論上，標準式博弈(囚徒困境)是政治博弈的基礎，我們可以從囚徒困境博弈中解釋中美之間的一種合作博弈。在囚徒困境博弈中，選擇美國政府為行為主導者，中國政府為行為參與者，假設他們是有限理性的行動人，戰略行動不僅受到自己偏好等因素的影響，還受到整體利益的影響。由圖7-1可見，在完全信息和重覆博弈下，美國選擇與中國合作的原因，第一，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13億人市場，內部消費力足以拉動美國經濟，從而扭轉美國中產下流現象；第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其政治、經濟、軍事都不足以對美國構成威脅；第三，中國作為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美兩個常任理事國合作在政治上能產生骨牌效應，有條件構築管控世界的中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74軸。第四，美國要從反洗錢、反腐敗切入改革全球化，美國的軍事力量可以完全管控國際反洗錢，但未必可以反腐敗，因為發達國家的腐敗都是走法律空隙的，且資本都傾向體制不發達地區進行尋租。在聯合國五常任理事國中，中國的文化底蘊及體制決定了其反腐敗的後發優勢，而這種獨特的優勢是其他三個常任理事國中不具有的，中國可以發揮自身反腐的後發優勢影響體制不發達國家。如果中美選擇合作，則中美共同合作的利益(3，3)；如果中美選擇對抗，則中美共同對抗的利益則為(-3，-3)，對抗除了使美國失去一個中高速增長的中國消費市場和改革全球化的有效切入之外，結果是美國中產下流、資本凌駕政治的格局無法扭轉，還在於中美同屬大國，其政治、經濟已不同程度地影響着世界，對抗必然損害雙方的政治與經貿往來，也必然阻礙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所以中美對抗必然是一個雙輸的結果。在完全信息和重覆博弈下，中國選擇與美國合作的主要原因：第一，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它可以拉動中國國際地位上升；第二，美國是當今科技創新大國，彼此可以以市場交換美國先進技術；第三，美國政府改革全球化，合作能讓中國抓住全球頂層設計的機會；第四，幫助美國解決中產下流問題，美國經濟因此而復甦，中國貿易也因此得益。事實上，最近杭州G20峰會達成有關反洗錢、反腐敗的共識，以及在中國設立反腐敗研究中心，某程度可以說明中美正在選擇共同合作。正如基辛格在2009年指出“中國在新世紀的某個時候最有可能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不過我認為前四分之一世紀不太可能。”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12年訪美時說：“一個良好、穩定、富有成果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於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發展。中方願同美方一道，牢牢把握共建合作夥伴關係大方向，不斷增進互信和合作，妥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推動中美關係持續健康穩定向前發展。”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則在2014年9月8日至10日進行的中國之行裏同中方具體協調籌備奧巴馬訪華事項時告訴中方，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75“奧巴馬總統優先看待美中關係”。有研究提出“有償推車論”，指出“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與“共生”關係日益加強的情勢下，美國把中國當作最佳的“推車搭檔”，而“助美推車”也是中國的理性選擇。圖7-1中美的利益博弈4.權力再平衡在現實生活中，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已經超過了政治全球化的速度。1這話意味着什麼？這某程度反映當前的政治力量管控不了資本力量，形成國際政治與權力失衡局面。因為國際政治與權力失衡，所以導致全球發展不平等。隨着全球發展不平等的加劇，反全球化運動正在加速改革全球化的主張，大國之間的博弈也會發生變化，改革全球化是大趨所勢，這意味着全球化下權力將產生新的平衡。關於權力再平衡，有幾個問題要說明一下。第一，如何理解權力再平衡？一般來看，它是指一種權力結構的調整或重置。國際政治的權力由國際性組織產生及運作，例如聯合國、G20、IMF等；權力再平衡指對這些重要的國際性組織進行結構性調整或重置，如IMF2008的改革，中國的投票權比重由4%升至6.39%，由此促成人民幣特別提款權(SDR)獲得通過。當然，我們還可以參照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所得對權力再平衡進行新解釋1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讓全球化造福全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6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76──政治全球化的速度大於或等於經濟全球化的速度。簡單而言，在政治與資本的博弈中，如果資本凌駕於政治，可以界定為權力偏離或失衡；如果通過改革，使政治回歸本質，權為民所用，可以界定為權力再平衡。此外，也可以理解為權力在集中與分散之間的嬗變，例如，改革導致集權或分權，也是權力再平衡的體現。第二，什麼因素促使權力再平衡？答案顯然是發展不平等產生的倒逼。當前，世界發展不平等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不管是發達國家或欠發達國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發展不平等問題，其中貧富差距更是不平等問題的關鍵所在。貧富差距問題會加促國家政治力量的壯大，從而成為支配權力再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第三，目前的大國博弈能否促使權力再平衡？如果單單針對政治全球化的速度大於或等於經濟全球化的速度的權力再平衡而言，目前中美在反腐敗、反洗錢的合作，假如這種合作能夠持續的話，在大國博弈下有可能促成新的權力再平衡。但不容忽視的是，政治的複雜性與其變幻莫測往往在大國博弈中容易發生變數。以中美合作反腐敗、反洗錢及改革全球化為例，這種合作並非必然的，它容易受到政權交替影響。以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為例，假設民主黨的希拉里是繼成奧巴馬路線，若她當選，那麼，中美在反洗錢、反腐敗上將得以繼續深化，反之，有可能發生變數；如果由特朗普勝出，不排除由奧巴馬、習近平打下的中美合作基礎有可能發生變化，除非特朗普延續奧巴馬路線，否則改革全球化的步伐因路線主張不同而受阻。儘管中國的政治穩定性相對較美國高，但政治不確定性因素同樣存在。如果中國在政治上發生任何變化，同樣會對中美合作產生影響，繼而影響全球化下的權力再平衡。因此，未來全球化下權力再平衡關鍵取決於中美合作是否一種可持續的態勢。

第七章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與改革趨向177小結2008年的一場國際金融危機，其衝擊深遠，不但促使IMF重提資本管控的主張、推出《巴塞爾協議III》，而且促使G20的成立，並達成全球反洗錢、反腐敗的共識，世界各地發起的反全球化運動也在倒逼改革全球化。從當前格局看，全球化的問題核心是金融資本全球化操作，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合法的資本槓桿操作；二是非法的洗錢操作。資本家們通過全球化洗錢操作實現利益最大化，同時製造了一個發展不平等的世界。要解決全球化下發展不平等問題，歸根到底要阻止這種非法的洗錢操作，主要關鍵在於改革全球化。預期改革全球化將是國際組織的核心議題，中美正擔當着改革全球化的重要角色，這從近年美國高調反洗錢、中國高調反腐的耦合舉動可以說明。如果中美合作大於對抗，這將增加改革全球化的動力。當然，改革全球化是一場牽動全球性的利益博弈，不但大國之間較量，小國也牽涉其中，G20將是一個改革全球化重要的博弈平台。G20(2016)峰會在杭州舉辦，決定在中國成立一個國際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除了對中國自身反腐改革成績的高度肯定之外，還想借中國反腐經驗引向世界。這是一個改革全球化信號，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將出現深度調整，並通過新的國際政經組織產生新的國際秩序，並實現新的權力再平衡。一旦國際上發生權力再平衡，改革全球化將指日可待。

178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矛盾，乃反映事物內部或事物之間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獨立又統一的關係。1經濟矛盾，指的是經濟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活動過程中，產生的一種複雜利益關係集合。關於經濟矛盾研究主要基於政治經濟學分析。自19世紀初，西歐和美國等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後，哲學與政治經濟學分離，矛盾揭示分析逐漸被純經濟的各種量化與實證分析替代，馬克思稱之為“政治經濟學庸俗化”。為此，馬克思創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並在社會主義國家實踐與發展。經濟矛盾的產生主要是利益。王偉光在2010年指出“經濟利益是引起一切社會矛盾和衝突的根本原因和最終根源”。2而揭示經濟矛盾的有效分析是政治經濟學。劉永佶指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經濟矛盾是政治的基礎”。3可見，以政治經濟學分析揭示更深層經濟矛盾是當前理論界研究中不可或缺。2002年的一次賭權開放，實現前所未有的經濟高增長，博彩業一業獨大衍生的各種經濟矛盾被受關注。學者們相繼指出博彩業獨大對其他行業和人力產生擠佔矛盾；陳廣漢在2010年指出了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與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矛盾、博彩業資本國際化與市場內地化的矛盾、適度多元化與人力資源短缺的矛盾；王五一在2012年進一步梳理出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了“龍頭”與“龍身”的矛盾、設賭地與客源地的矛盾、經濟與政治的矛盾、新潮與傳統的矛盾。有關研究成果對揭示澳門經濟發展矛盾有一定啟示，但沒有完全揭示出來。此外，1《中國大百科全書》第15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375頁。2王偉光：《利益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46頁。3劉吉發：《政治學新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179更值得關注的是，2008年的一場國際金融危機，其衝擊對澳門當前的經濟矛盾又帶來什麼影響。一、澳門當前發展的主要矛盾經濟矛盾說到底是一個利益關係問題。從利益矛盾看，主要劃分為利益客體的內在矛盾、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和群體之間的矛盾。從澳門當前發展來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矛盾。(一)博彩業獨大與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矛盾矛盾主要來自博彩業獨大對其他行業發展的合法性“擠佔”，當中包括人力資源擠佔、土地資源擠佔、政策資源擠佔。由於資源具有稀少性，當資源被博彩業擠佔後，被犧牲的必定是其他行業，當中以規模小、財力小的中小企為主，一些新興行業也因資源被擠佔而無法發展起來，從而窒礙了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這種擠佔現象學術界一般稱作“擠佔效應”。從人力資源擠佔看，主要矛盾是大型博彩企業憑藉資本雄厚對中小企進行高薪挖角，由於中小企財力薄弱，根本無法與大型博彩企業抗衡，導致中小企人力資源被擠佔，從而產生人力資源短缺的生產危機。例如，從2004-2008年，澳門6間大型博彩企業先後開業，屬於擠佔高峰期。有關統計顯示，這段期間從事博彩業的就業人口由2.29萬人增加至6.53萬人，增長率185%。其中，荷官人數為18,106人，當中至少有15,000人通過非博彩行業擠佔出來的，因為特區政府作了相關規定，荷官必須聘用本地人，這僅荷官而已，賭場相關職位未計算在內。如果將所有從事博彩業相關職位計算在內，被擠人就業人數估計高達50,000人。從土地資源擠佔看，2014年的澳門土地總面積僅29.2平方公里，可開發用地不超過2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有58萬，土地稀少性問題更為突出。主要矛盾來自直接擠佔和間接擠佔兩方面，直接擠佔是指大型博彩企業的批給用地，在路氹金光大道上共擠佔了5.6平方公里，約佔澳門土地總面積18.73%。此處原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80是亞洲稀有的紅樹林濕地，結果因為要發展大型賭場而將整片紅樹林濕地鏟平。它的代價不但是窒息其他行業發展空間，而且犧牲的是一個不可再生的生態空間。間接擠佔是指大型博彩企業擠佔大量可供開發用地後，土地由稀少性變成稀缺性，引發市場供求失衡和產生骨牌效應，推高地價及地租。租金昂貴推高生產經營成本，不但阻礙行業拓展和創新發展，而且更影響外來技術投資，甚至導致大街上不少本地傳統老店被國際連鎖店擠出，退到小巷經營，當中更有因租金昂貴而被逼結業。從政策擠佔看。主要矛盾來自特區政府對博彩企業的政策傾斜。由於政策資源有限，如果政策傾斜博彩業，那麼就犧牲了發展其他產業的機會。自賭權改革以來，特區政府政策傾斜博彩業十分明顯，當中以賭牌轉批給、外勞批給、土地批給、豁免博彩企業利得稅、放寬監管賭場巴士等。這些政策對促進博彩業規模經濟化立桿見影，卻犧牲了澳門發展創新產業的機會。事實上，自2001年特區政府施政報告開始提出產業結構優化，至今16年，但成效並不明顯。人力資源擠佔可以說是一種自由化市場化行為。博彩企業作為利益客體，通過高薪挖角擠佔實現企業利益；跳槽者也是利益客體，通過轉職實現個人利益；那些被擠佔行業自然不是利益客體，是矛盾的一方。從利益矛盾看，這屬於利己性的內在矛盾。土地資源擠佔可以說是一種政府行為，根據《澳門基本法》第7條，澳門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委託特區政府管理。特區政府作為利益客體，通過特定方式將土地批給博彩企業從而實現稅收目的；博彩企業也是利益客體，通過政府土地批給實現了規模生產；那些受土地制約發展不起來的行業群體自然不是利益客體；理論上，政府行為不存在利己性，因此這屬於個別利益與一般利益的利益客體內在矛盾，或者說是特殊利益與一般利益的矛盾。政策資源擠佔可以說是一種政府行為。特區政府作為利益客體，通過政策傾斜博彩企業從而實現稅收目的；博彩企業也是利益客體，通過政府政策傾斜實現了高產出；那些因政策不到位發展不起來的行業群體自然不是利益客體，而是矛盾一方；從利益矛盾看，

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181由於政府行為一般上利他的，因此這屬於利益客體的內在矛盾──個別利益與一般利益的矛盾。(二)博彩財政與國家利益的矛盾矛盾主要來自資金非法轉移上。在“一國兩制”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國境內唯一博彩合法化地方。自回歸後，特區政府相當積極地推行賭權改革，其中之一是將博彩稅由原來的29%調至35%。從2002-2015年，博彩稅由77.65億澳門元升至895.73億澳門元，升幅高達10.5倍。以2012年為例，博彩稅為1133.77億澳門元，特區政府整年財政收入為1294.98億澳門元，博彩稅佔特區政府整年財政收入高達87.55%，形成博彩財政。眾所周知，博彩稅高與博彩收益增加成正比，當中來自國內賭資達八成。這正是博彩財政與國家利益的矛盾所在──資金非法地從國內經澳門博彩合法化轉移出去，又名“洗黑錢”。2005年美國指控澳門匯業銀行涉嫌協助朝鮮洗黑錢；2007年，亞太地區反洗錢組織公佈的一項評估發現，澳門的反洗錢政策與國際認可的多項反洗錢措施不符。1矛盾之一，博彩財政意味着國家利益受損，換而言之，澳門博彩財政建立在國家利益損害上，當中包括國有資金和私人資金流失。但不論是國有或私人，大量資金非法轉移，重則危及國家安全，輕則擾亂金融秩序，加大國企、私企債務危機和風險乘數，同時難免觸及政治腐敗現象，長遠有損國家發展利益。關於澳門博彩合法化會影響國內賭博風氣，長遠會損害國家發展利益，這對中央政府而言是信息對稱的，為何中央政府堅持讓澳門博彩業合法化？這不能從矛盾對立看而需從矛盾統一論分析。從中央政府角度看，澳門博彩合法化或帶來國內部分經濟利益損失，但換來的是政治大局利益──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對和平收復台灣產生示範作用。不1“亞洲電視對黃少澤的專訪”，亞洲電視網站：http://www.hkatv.com/zh-hk/atvnews/12769/2013-08-18。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82管如何，澳門博彩財政有損國家利益的矛盾存在是客觀事實，中央政府基於政治考量容忍博彩財政短期發生，長期恐怕未必如此。此外，博彩財政下的利益掛鈎有可能助長特區政府寬鬆執行國際反洗黑錢條約，導致澳門成為國內外洗黑錢的渠道。如果澳門成為洗黑錢天堂，這一定不利中國在全球反洗黑錢的利益博弈。除此之外，博彩財政有損國家利益也加速中央－特區之間的授權與監督矛盾。根據《澳門基本法》第12條澳門特區是中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15條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及檢察長，在憲法層面上已構築中央－特區之間的授權與監督關係。簡單而言，特區政府必需向中央政府負責。綜上博彩財政有損國家利益來看，說明特區政府未有完全負責代理中央委託；如果完全負責代理，則博彩財政應該是“利澳利國”，而不是“利澳損國”。矛盾的焦點是特區政府未有完全站在“先一國、後兩制”立場代理中央政府委託博彩業發展問題，致使博彩財政有損國家利益。澳門博彩財政有損國家利益，從政治制度上看，它們屬於中央地方關係。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通過賭權改革獲得博彩財政利益，它是既得利益群體；中央政府作為國家主權唯一代表，屬於利益主體。在“一國兩制”下，中央委託特區政府發展博彩業，如果賭權改革只實現特區政府利益，但沒有實現國家主體利益，甚至反過來有損國家自身經濟利益，沒有創造雙贏結果，矛盾一方顯然是中央政府。從利益矛盾看，澳門博彩財政有損國家利益的矛盾屬於個別群體和國家構成的縱向利益主體矛盾。(三)利益最大化的矛盾利益最大化的矛盾主要來自剝削、壟斷和轉嫁。歷史上，澳門經歷了葡萄牙460多年的侵略統治，澳門因此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由於侵略色彩濃厚，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使經歷數百年，仍然停留在

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183初級發展階段，私人資本壟斷色彩也濃厚，政府守夜人角色更明顯。1999年12月20日，澳門特區成立，在“一國兩制”下，澳門繼續沿用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基本法第5條)，當時不少報章標題形容為“馬照跑、舞照跳”。儘管在特區政府成立時，不少具澳葡統治色彩的法例被刪除，但五大法典中大多數條例被保留下來過渡至特別行政區制度，至今五大法典仍是澳門特區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重要法律支撐。過去三屆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基本上不約而同地以提高經濟總量為導向而忽視相關制度的改革制度，因此，澳門特區現行資本主義制度大致上保留着澳葡時期特點。儘管賭權改革為澳門特區創造了驚人的經濟總量，但由於博彩業的特殊性和制度本身的缺陷性，因而產生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經濟總量越大，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也越深。當前，利益最大化的矛盾集中在三大方面：剝削、壟斷、轉嫁。剝削方面：矛盾主要來自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公佈，澳門居民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由2002年的4672澳門元增加至2015年的15,000澳門元，同一時期，澳門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由2002年的128,221澳門元增加至2015年的510,741澳門元。我們知道，月工作收入中位數代表工薪階層，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包括工薪階層和雇主在內，假設雇主與工人沒有額外投資，如果按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月工作收入中位數*12個月計算，2002年一名本地雇主年平均收入約為72,155澳門元，較一名工人年收人中位數(按12個月計)56,066澳門元高出16,089澳門元，到2015年則高出330,741澳門元，雇主擴大20.6倍，而工人工資增幅只擴大3.2倍，反映出工人和雇主收入差距擴大。此外，由於至今沒有工會組織法，即使工人被剝削，法律上無法保障工人進行反剝削，因而產生利益矛盾。壟斷方面：澳門特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市場規模細小而且缺乏反壟斷法規管，制度環境本身容易滋生壟斷行為，如博彩業一業獨大。除了博彩業之外，澳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84門有部分行業也存在合謀壟斷的可能，如房地產、能源、醫療、煙酒等。房地產方面，由2004年的8295澳門元/每平方米升至2015年的86,826澳門元/每平方米，價格基本呈現剛性上升；能源方面，無鉛汽油由2004年的8.84澳門元/每公升到2015年的10.05澳門元/每公升，與國際油價變動比較，“加快減慢”現象十分明顯；醫療物價指數由2004的62.45升至2015年的106.75；煙酒等物價指數由2004的56.27升至2015年的117.99。這些行業的產品價格都呈現長期剛性增長的特點。理論上，價格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在正常情況下，價格因應供求變化而產生高低起伏。價格剛性的發生顯然不符合由市場調節的規律。當然，影響剛性價格的因素複雜。但經濟學總是將此歸咎於有形的手在擾亂價格信號。一般而言，價格剛性由壟斷產生。如果不是壟斷所為而是自由競爭所致，為何價格不跟隨經濟週期變動，這其一；其二，如果不是壟斷所為，為何政府放任必需品價格(除煙酒外)長期剛性增長而不干預。所以，這種價格剛性增長不是由市場調節造成而是市場背後有一隻有形的手在干預，容許市場上合謀定價。壟斷產生的利益矛盾在於消費不平等，其中之一是消費者被逼以高價消費，而高價消費的結果是家庭儲蓄減少。如果一個家庭儲蓄長期沒有增加，它就沒有可支配收入改善自身的生活質素，矛盾因而產生。以房地產為例，有一定事實證明澳門的房地產商通過屯積土地1、合謀訂價等手段推高樓價，致使私人樓宇的每平呎定價嚴重超出一般市民的購買力。以2015年的私人樓價每平方米是86,826澳門元，而居民每月收入中位數是15,000澳門元，名義上說明了樓價超出一般居民購買力。高樓價產生的利益矛盾在於，住屋由必需品變成奢侈品，除了倒逼高價消費之外，也逼使借貸消費。結果是房地產商富了，但一般居民窮了，貧富差距因而擴大，矛盾因此對立。從轉嫁來看，矛盾主要來自企業生產的負外部影響。由於制度缺陷，企業基於經濟人考慮選擇低技術1至2016年底，有多幅大型土地因超過25年未開發使用被政府宣佈批給無效。

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185生產，而低技術生產往往產生高外部性成本，直接轉嫁社會，從而增加社會發展成本。在澳門，較常見的轉嫁矛盾有：①博彩業產生病態賭博。這是澳門當前最大的轉嫁矛盾，博彩業收益最大化必然伴隨病態賭博風險擴大化。由於制度缺陷，博彩業產生的病態賭博問題幾乎很大程度轉嫁給政府和社會，包括負責任博彩宣傳和病態賭徒治療等。轉嫁矛盾在於“先發展，後治理”上。儘管政府在博彩業上獲取高額稅收，但如果病態賭博成為澳門的一種城市病，博彩收益未必足以長期支付城市病產生的成本負擔，從而形成當前厚利，長遠透支的矛盾。②汽車數量急增產生空氣污染和城市病。由於政府汽車政策管制寬鬆，從2000-2015年，澳門汽車由113,067輛增至249,040輛，增長率為120%。一方面汽車進口商實現了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汽車產生的空氣污染和城市病，汽車供應商不用承擔空氣污染和城市病治理費用，成本直接轉嫁社會，導致居民生活成本上升。③建築工地產生高噪音。這是發展中地區十分常見的經濟矛盾。在先發展後治理的主導下，由於政府對建築工地產生噪音監管寬鬆，造成建築商為了增加利潤採用較低級的生產技術從事粗放生產，最常見的是打樁工程，其產生的高噪音成本直接轉嫁社會。剝削、壟斷、轉嫁明顯屬於利己不利他的利益客體內在矛盾。例如，剝削是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對立；壟斷是市場對消費者的矛盾對立；轉嫁是企業與社會責任的矛盾對立。從利益矛盾看，這些矛盾可以歸納為個人、群體、國家利益的垂直主體利益矛盾。二、矛盾的產生及影響說到底，一切矛盾源自利益衝突，而利益衝突必然對生產力、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之間產生影響。然而，利益衝突如何發生？這與不同制度下的利益分配方式有着因果關係。從政治經濟學看，經濟矛盾可以影響政治變化，反過來，政治矛盾可以影響經濟變化。澳門當前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86三大主要矛盾的產生及影響，離不開利益衝突，避不開政經之間的相互影響。(一)澳門經濟矛盾的產生經濟矛盾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衝突。然而，什麼根本原因導致這種利益衝突，造成當前的經濟矛盾？答案是制度不協調。1.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根據基本法第5條“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有關研究指出，資本主義制度發展至今已370多年，當中經歷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1640-1871年)、私人壟斷資本主義階段(1872-1945年)、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1946-1974)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1975至今)。根據1845年，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單方面宣佈澳門為自由港、葡萄牙在1888年6月28日頒佈律令核准之《商法典》第1-480條，並於1894年4月27日第16期《政府公報》副刊之1894年2月20日命令延伸至澳門適用。1自由港在《商法典》前設立，突顯葡萄牙資本侵略的重商主義色彩十分濃厚。而有關《商法典》直到1999年8月2日總督韋奇立根據《澳門組織章程》第13條第1款之規定進行修改，相隔足足超過100年。對應資本主義階段的發展年份，1888年產生的《葡萄牙商法典》屬於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葡萄牙自己作了多次修定，而澳門的卻繼續抱殘守缺。儘管《澳門商法典》在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前有作過一些修定，但絶大部分是被保留下來，故當下澳門特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實質是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制度階段。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制度屬於初級，其特點是自由競爭、私人財產權保護、容易助長資本壟斷。2.澳門特區實行的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是“一國1楊允中主編：《澳門特別行政區常用法律全書》，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2年，第471頁。

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187兩制”的產物，由《澳門基本法》145條構成，涵蓋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政治體制、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對外事務等。特別行政區制度是一項制度創新，主要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相容並蓄、取長補短，具有行政主導的特點。以經濟為例，它不但具有自由競爭(基本法第110、111、114條)、私人財產權保護(基本法第103條)的特點，還為政府干預提供法理依據(基本法第106、107、115、117、118、119條)。3.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與特別行政區制度之間存在不協調。第一，時間不協調。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屬於19世紀末的產物，特別行政區制度是20世紀末的產物，兩種制度混合使用必然產生不協調。簡而言之，以採用20世紀末的一項創新政治制度執行19世紀末的經濟制度，並用於管理21世紀的澳門經濟發展，時間差距決定了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幾乎不可能發生耦合作用。須知道，政治、經濟是分不開的，如果制度不能耦合，這預味着制度之間存在摩擦、衝突，將削弱制度的激勵、約束、信息、協調功能，制度供給因此滿足不了發展需求，由此衍生各種利益矛盾也是必然的，例如博彩業獨大與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矛盾。第二，制度本質不同。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制度是主張自由競爭、私有財產保護和助長資本壟斷的，而特別行政區制度既奉行自由競爭，也奉行政府干預；既保護私有財產，也維護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更不容許資本壟斷。它們之間有共通之處，也有對立的地方。以博彩業一業獨大為例，現行的《澳門商法典》具有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制度的特點，法律上不存在任何規範一業獨大的條文，但《澳門基本法》第118條明確要求澳門特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政策；顯然，博彩業一業獨大不符合澳門整體利益和國家利益；作為特區政府，到底是根據《澳門商法典》還是根據《澳門基本法》？從法律位階看，《澳門基本法》是澳門憲制性法律，而《澳門商法典》只是操作性法律，兩者位階顯然不同，特區政府必須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88根據基本法依法治澳。致於《澳門商法典》中沒有管理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相關反壟斷條文，這有可能形成一種操作上不協調，即使特區政府想對博彩業反壟斷改革也無法可依。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澳門在政府財政豐裕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下，依然發生博彩業獨大與經濟適度多元矛盾、博彩財政與國家利益矛盾、利益最大化的各種矛盾。4.為什麼存在制度不協調？第一，與制度嵌入方式有關。澳門特區成立之初，特別行政區制度嵌入澳門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方式相對簡單，只在法律高階上進行，而沒有涉及實際操作層面。所以，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澳門原有資本主義制度沒有產生實質性融合，而是一種相對簡單的合併與疊加。正因如此，一方面，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在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下得以維護，所以才有和平過渡的局面；另一方面，由於嵌入方式相對簡單1，這也產生制度不協調問題。第二，與“澳人治澳”有關。在“一國兩制”下，基本法賦予“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如果制度產生不協調，澳門特區可以通過高度自治重新立法、修改、廢除法律滯後問題，畢竟制度是由人制定的。當然，特區成立之初，基於和平演變之需不作任何改革是政治考量，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特區成立16年，時間足以讓制度以漸進方式改變。如果今天的制度依然存在不協調，並逐漸衍生各種利益矛盾，這不是制度問題，而是人為問題。因為權力組織或個人的不作為，導致改革缺位，才引致制度不協調。為什麼權力組織或個人知道制度不協調而沒有與時俱進地推行相關改革？原因有兩方面：第一，沒有固守“先一國，後兩制”的發展原則。博彩財政損害國家利益是顯然的，信息是對稱的，如果有固守“先一國，後兩制”的發展原則，則以國家利益為最高考量，就不會高度依賴博彩稅；如果不高度依賴博彩稅，就不會產生博彩財政，在沒有利益掛鈎下，政府就會大刀闊斧地推行博彩業特殊化改革，從而減低博彩業對國家利益產生的負面影響。相反，博彩財政的產生1回歸前只掃除了與基本法有明顯抵觸的法律法規。

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189正好說明澳門特區沒有固守好“先一國，後兩制”的發展原則。第二，沒有正確理解基本法。基本法第5條是指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它沒有說不能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形態。不排除權力組織或個人誤以為不能變，所以《澳門商法典》至今屬於私人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第三，沒有正確認識高度自治。基本法賦予澳門特區高度自治，不只是權力高度，還有責任高度，利益高度，即是有權有責利國利澳。澳門當前產生的經濟矛盾說明澳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在“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上的認知不足，不然，怎會發生該改革而不改革，從而產生制度不協調問題。(二)澳門主要經濟矛盾產生的影響如果任由制度不協調下去，經濟之間的矛盾激化必然會產生更深層的影響，因為經濟是發展的基礎，生產力的任何變化必然對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產生影響。澳門當前產生的經濟矛盾，主要影響有兩方面：1.損害國家利益從博彩財政與國家利益矛盾中可見，特區政府稅收高度依賴博彩業，而博彩業高度依賴國內客源，即是說，特區政府財政穩定是建立在國家利益的損害上。第一，經濟上的損害。賭博不屬於再生產行為，因為它沒有實質產出，充其量是一種服務性消費行為。如果這種服務性消費行為過度，則反過來影響實質性生產行為。巨額賭資大多數來自企業生產資本的積累部分，無論是合法得來抑或非法所得，資金一旦用於賭博，其犧牲的機會成本必然是生產再投資，投資促創新的迴圈發展，這不但削弱企業自身競爭力，而且還可能因賭博失敗而導致資金斷層，最終釀成企業倒閉，工人失業，經濟上的損害是直接的。此外，中國迄今是實施外匯管制的，由於人民幣的持續貶值，不排除國內資金為逃避外匯管制，利用澳門博彩合法化渠道流出。如果因特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90區政府監管寬鬆，導致大量資金經此流出，政府稅收雖得益，但將損害國家經濟利益，除了引發資金外流之外，還會徒增內部資金斷層的壓力。一旦資金斷層衍生經濟風險，它將不利中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更會窒礙“一帶一路”建設和“2025中國製造”。第二，社會上的損害。經濟上的損害必然導致社會上的損害，其中之一是企業倒閉產生的失業。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大量人口失業，恐怕有社會動盪的風險，而社會動盪將破壞穩定壓倒一切的國家最高政治考量。即使社會上的損害不是來自經濟上的損害，但博彩業長期向國內社會的滲透，也容易產生病態賭博問題。一旦病態賭博在社區形成，除了引發家庭問題之外，也會引發社區暴力問題，更會引發社會不穩問題。如果社會不穩，必然影響中國的政經發展。第三，政治上的損害。如果巨額賭資來自政府部門中的權力個人，這說明政治上發生權力尋租。一旦權力個人成為病態賭徒，權力尋租必以滾雪球方式運作以滿足賭博欲望；當雪球越滾越大時，它將衝擊政府管治威信。即使政治上沒有染賭，然而，賭博造成經濟上、社會上的損害，也會對政治上造成反傷害。如果國家利益受損，它必然影響中央與特區之間的政治互信；如果政治互信不鞏固，那麼，它也將影響“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2.損害特區自身利益從博彩業一業獨大與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矛盾、利益最大化的矛盾看，主要有可能造成澳門產業結構失衡、發展不平等兩大問題。前者涉及經濟層面，後者涉及社會層面。從經濟層面，如果放任博彩業一業獨大不改革，產業結構失衡將衍生結構性風險，當中包括政府財政結構、就業結構、產值結構等，將不利經濟可持續發展。此外，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也會窒礙澳門發展新產業和技術創新。如果沒有新產業和技術創新，除了制約生產力之外，也會阻礙人才、資金來澳門發展，更會削弱本地居民發展機會。如果吸納不了人

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191才、資金，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從社會層面看，如果放任利益最大化矛盾不改革，這必然產生發展不平等，如剝削產生收入不平等、轉嫁產生消費不平等、壟斷產生機會不平等。人類發展經驗一再證明，為什麼奴隸制被封建制度取代，為什麼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取代，因為這些制度存在不平等，人類為追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的自由而作出反抗，所以才有一次又一次的制度演變。理論上，發展不平等必然存在貧富差距，而貧富差距也必然產生階級對立，社會矛盾由此而生。如果澳門因為社會爆發深層次矛盾而變得不和諧，這說明澳人不能治澳，中央肯定不會坐視不理的。這當然有可能影響“一國兩制”五十年後的變與不變。不能排除五十年後，中央將奉行“一國一制”，政治上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制度優勢，澳門要和其他省市競爭，恐怕不那麼容易。如果特區自身利益也受損，它將影響“一國兩制”下“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優勢。三、國際金融危機對澳門經濟的衝擊由第七章可見，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衝擊是顯著的，不但促使IMF重提資本管控，而且促使中美合力改革全球化。澳門作為一個外向型的微型經濟體，基本上是不可能獨善其身，澳門在經濟上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一)直接衝擊由表8-1可見，勞動力失業率2007年為3.2%，2008年為3%，2009年為3.5%，2010年為2.8%，時隔一年才受到影響，但一年後又回復低失業率水平；公共財政收入2007年為537.1億澳門元，2008年為622.5億澳門元，2009年為698.7億澳門元，2010年884.8億澳門元，沒有受到影響；本地生產總值(實質變動率)，2007年為14.4%，2008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92年為3.4%，2009年為1.3%，2010年為25.3%，顯示產生即時衝擊，但影響僅2年；外來直接投資(FDI)2007年為733.2億澳門元，2008年為840.7億澳門元，2009年為840.5億澳門元，2010年1090.3億澳門元，時隔一年才受影響，且影響極為輕微，僅下跌2千萬澳門元，而影響僅一年。數據顯示，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澳門經濟有產生直接衝擊，但影響時間相對較短。表8-1澳門的勞動力、公共帳目、國家經濟、直接投資的實質變動年份失業率(%)公共財政(千澳門元)國民經濟實質變動率(%)外來直接投資(百萬澳門元)20073.253,710,49514.473,3262008362,259,3433.484,07720093.569,870,8781.384,05220102.888,488,05425.3109,03620112.6122,972,32221.7119,26320122144,994,5439.2153,32020131.8175,949,33111.2189,47220141.7161,861,048-0.9218,86720151.8116,111,468-20.3~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二)間接衝擊在後金融危機時期，2014年6月至2016年7月間，澳門的支柱產業博彩業連續26個月下跌(圖8-1)，澳門博彩業沒有在2008年發生連續下跌，而是相隔了6年才出現，這是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次間接衝擊。其間接衝擊的邏輯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12年中美高調反洗錢、反腐敗→2014年6月澳門博彩業連續下跌26個月。

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1931.博彩業涉及洗錢不少權威報告指出，博彩業合法化滋生洗錢問題(GamblingCommision,20161;TheEligoNationalTaskForce,20162;FATF,20133)。FINTRAC(2015)在一份名為《加拿大賭場的洗錢及恐怖融資特徵及趨勢》(MoneyLaunderingandTerroristFinancingTypologiesandTrendsin1GamblingCommision.2016.ThePreventionofMoneylaunderingandCombatingtheFinancingofTerrorism.GuidanceforRemoteandNon-remoteCasinosThirdEdition.2“Thereispotentialforthemoneylaunderertousegamblingateverystageoftheprocess.Theland-basedgamblingindustryisparticularlyvulnerableduringtheplacementstageastheuseofcashisprevalentandtheprovenanceofsuchcashisnotalwayseasytodetermine.Althoughtheremotegamblingindustrymightappearlessvulnerableaselectronictransfersarerequiredforplacements,identitytheftandidentityfraudcanenablethemoneylaunderertomovecriminalproceedswithanonymity.Furthermore,theuseofmultipleinternettransactionscanfacilitatethelayeringstageofmoneylaundering.”Source:TheEligo2NationalTaskForce.2016.Moneylaundering.website:https://www.acic.gov.au/about-crime/organised-crime-groups/money-laundering.3FATF(金融行動特別組織).2013.Anti-MoneyLaunderingandTerroristFinancingMeasuresandFinancialInclusion.website:www.fatf-gafi.org.圖8-1澳門博彩(月)毛收入與增長率-60.%-50.%-40.%-30.%-20.%-10.%0.%05,00010,00015,00020,00025,00030,000201406201407201408201409201410201411201412201501201502201503201504201505201506201507201508201509201510201511201512201601201602201603201604201605201606201607百萬澳門元博彩(月)毛收入增長率(與上一年同月比較)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94CanadianCasinos)指出賭場佔洗錢及恐怖融資的20%。1自2002年賭權開放，澳門迅速成為全球最大的博彩中心，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數據公佈，2002-2015年間，澳門博彩業整體毛收入高達22,263億澳門元。一個賭資如此活躍地區，洗錢似乎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2003年12月19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和公安部在浙江聯合破獲了一起特大境外賭資洗錢案，當中就涉及澳門賭場洗錢。22011年英國《經濟學人》指澳門博彩業是中國大陸洗錢的天堂。32013年1月，美司法部調查澳門永利及金沙賭場，涉嫌獨犯美國《海外反貪污法》4；同年3月，金沙總裁艾德森(SheldonAdelson)首次承認涉嫌賄賂外國政府官，金沙的審計委員會及獨立會計師認為“公司對《反海外腐敗法》(ForeignCorruptPracticesAct)中有關帳簿、記錄及內部控制條款的規定可能有所違反”5。同年8月，金沙集團遭美國當局罰款約4700萬美元，以換取中止調查一毒販懷疑透過金沙洗黑錢。2013年底，美國國會公佈的美中經濟及安全檢討委員會報告警告，有證據顯示美國三家博彩企業在澳門經營的賭場，未能規管貴賓賭廳沓碼仔不法活動，包括洗黑錢及黑社會罪行。62014年4月，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中國業務為美國監管當局打擊洗黑錢，金沙賭場不再允許客戶國際轉移資金和限制使用商業帳戶的支票或匯款，同時，金沙也限制了現金客戶每天在賭場帳戶提取的金額。據2014年3月6日香港報章報導，一份羅兵咸永道的2014年全球經濟犯罪調查指港澳兩地面對洗黑1FINTRAC.2015.MoneyLaunderingandTerroristFinancingTypologiesandTrendsinCanadianCasinos.website:file:///C:/Users/stche/Desktop/Money%20Laundering%20Typologies%20and%20Trends%20in%20Canadian%20Casinos.html.2資料來源：“央視：我國破獲一起特大境外賭資洗錢案”，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4-10/19/content_2110520.htm。3TheEconomist.2011.AwindowonChinaMacau'sgamblingindustry.4資料來源：美派員赴澳門查黑錢，東方日報網：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30208/00176_005.html。5Source: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30304/c04adelson/zh-hant/.6資料來源：《澳門日報》，2014年9月19日，第A10版。

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195錢犯罪活動的威脅，為亞洲區之冠。1同年12月17日，中央推出重大措施以打擊數十億美元非法資金透過澳門賭場流入，新措施讓經濟罪行調查官員有權流覽銀聯的交易紀錄。2根據澳門特區政府金融情報辦公室2015報告指出，澳門存在清洗黑錢和恐怖融資主義風險“威脅”3，但報告並沒有具體指出威脅來自哪一方面。2015年8月24日，央行和澳門金管局簽署防洗錢備忘錄。儘管澳門特區政府只承認澳門存在洗錢的風險卻一直回避與博彩業有關，但綜上所述，澳門的博彩業也不能獨善其身，當中涉及境外賭博4和洗黑錢5。2.賭收持續下跌與中國反腐有關2014年6月至2016年7月，澳門賭收創下連續26個月下跌記錄，引起政經學界高度關注。到底什麼因素促使澳門賭收26個月持續負增長？當中較流行的觀點與中國反腐有關678；曾忠祿則認為內地反腐與內地經濟放緩的解釋都不成立，其主要原因來自貴賓廳危機、限制國內遊客過境停留時間和銀聯卡監管的影響。9王五一認為賭收下滑原因來自制度性因素、長期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劉毅認為賭收連續1Source: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40306/00176_022.html.2資料來源：《南華早報》，2014年12月17日。3《澳門特區政府金融情報辦公室2015報告》，第四章第17頁。4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最新發佈的報告顯示，2013年度全球博彩產業盈利4400億美元，中國人在境外賭博中輸掉740十億美元，僅次於美國人的1190億美元，成為全球的“第二大輸家”。資料來源：《澳門日報》，2014年12月3日，第A4版。據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公佈的數字顯示，每年有將近6000億元的人民幣流向國外及港澳地區的賭場和賽馬場，北京週報網：http://www.bjreview.cn/Cn/05-Cn/No7-05/china-1.htm，2015年1月23日。5美國國會去年底公佈的美中經濟及安全檢討委員會報告警告，有證據顯示美國三家博彩企業在澳門經營的賭場，未能規管貴賓賭廳沓碼仔不法活動，包括洗黑錢及黑社會罪行。《澳門日報》，2014年9月19日，第19版。6陳文鴻在“博彩業健康發展與澳門經濟新常態”圓桌會議的發言。參見楊允中主編：《博彩業健康發展與澳門經濟新常態》，澳門學者同盟出版，2015年，第158頁。7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與中國經濟新常態”座談會，2015年1月22日。8AaronFischer：亞洲國際博彩娛樂展會(GlobalGamingExpoAsia)的發言，網址：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5/150519_macau_game_expo，2015年9月8日。9曾忠祿：《新常態下的澳門博彩業》，博彩業健康發展與澳門經濟新常態學術研討會，2015年8月14日。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96下跌的原因主要是受到國內打貪所致。1庄金鋒2則認為賭收連續下跌的主因和導因均在澳門自身內部──貴賓廳制度。也有認為博收下跌現象正常。3澳門賭收連跌26個月，且平均跌幅為21.9%，從經濟學看，這屬於短期衰退現象。然而，這個時段，國際經濟和國內經齊並沒有處於衰退狀態，充其量說是消費需求疲弱引致經濟增長乏力。澳門作為一個高度外向型微型經濟體，如果外部沒有發生衰退，從傳導機制來看，根本無法解釋什麼因素衝擊導致澳門賭收連續26個月下跌。所以，這不是一個市場自然現象，也不是一般經濟規律可以總結出來。從政治經濟學看，撇除了市場因素後，剩下的解釋只有循政治上尋找。從政治因素看，毫無疑問，澳門賭收連跌26個月與中國反腐有關。當中的邏輯起點是：因為要管控非法資本擾亂全球化問題，同時防止中國內部資金非法外流，所以中國高調反腐；因為中國反腐，所以由腐敗產生的非法資金流入澳門博彩業數目減少，從而導致澳門賭收連跌26個月。這邏輯是經得起推敲的，因為澳門博彩資金保守估計有70%來自中國，當中大部分屬於腐敗所得，而這些腐敗所得傾向選擇貴賓廳作為洗錢的對象，除了因為貴賓廳提供的是大額博彩的個別性服務之外，更重要的是澳門特區現行法例對博彩中介人監管缺位，沒有硬性要求資金背景審查及資金流動追蹤，變相降低洗錢風險，增加洗錢需求。所以，貴賓廳生意大跌是造成賭收連跌的結構性因素，但並非主因，真正的主因是中國的反腐，中國的自身改革和改革全球化的逐步推進。1劉毅：《澳經濟新常態，調結構正其時》，2015年3月4日，第E06版。2庄金鋒：《澳門博彩業連續下跌的主因及其對策思考》，博彩業健康發展與澳門經濟新常態學術研討會，2015年8月14日。3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澳門與中國經濟新常態”座談會，2015年1月22日。

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197(三)賭收連跌倒逼改革？理論上，改革因問題倒逼而產生。賭收連跌會否倒逼改革？關鍵看賭收連跌的問題嚴重性。如果問題嚴重，則能倒逼一種強勢改革，如果問題不嚴重，則只能倒逼出一種弱勢改革。博彩業作為澳門的經濟命脈，它有任何風吹草動，容易牽一發動全身，甚至產生蝴蝶效應1，博彩業對澳門整體發展重要性由此可見，因此，賭收連跌26個月可定性為重大事件。根據重大事件發生與改革耦合的產生機理，賭收連跌26個月應可以倒逼特區政府作出一種強勢的改革。實際上，在賭收連跌期間，特區政府沒有推出大刀闊斧的改革，意思是賭收連跌並沒有倒逼澳門特區政府一種強勢改革。第一，2015年、2016年的施政報告都沒有出現“改革博彩業”或“博彩業改革”的字眼。第二，行政長官在分別宣讀2015年、2016年施政報告時沒有專門論述賭收連跌的原因、衝擊和應對，取而代之的是輕描淡寫。如2015年的施政報告當中提到“去年下半年博彩業開始進入調整鞏固期，雖然經濟發展遇到較大的困難和挑戰，但整體經濟基本面良好，發展大勢未變”。22016年的施政報告當中提到“博彩業經歷持續十年的高速增長後，進入調整期，博彩業收益持續下降；在澳門經濟高速增長期間，特區政府按照《澳門基本法》的規定，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強調收支平衡，並在有盈餘的基礎上建立財政儲備制度”。3第三，緊縮政策應對。2015年07月2日，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持向媒體指出“七月賭收低於183億則採取緊縮政策”。由於2015年8月博彩總收入未達標，9月首次開啟緊縮，涉及金額約為14億澳門元。第四，開源政策應對。《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指出“爭取非博彩業務收益佔博彩企業總收業的比重增加1博彩業的蝴蝶效應描述為：博彩業吹冷風，澳門整體社會發生感冒。2《澳門特別行政區2015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2015年3月23日，第10頁。3《澳門特別行政區2016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2016年11月17日，第7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198至9%或以上”。1可見，賭收連跌26個月只倒逼特區政府推行一種較弱勢的改革。為什麼會這樣？原因有可能是：①豐裕的財政儲備完全抵禦了賭收連跌26個月的骨牌效應衝擊；②博彩業獨大下產生的博彩財政沒有發生“一籃子風險”；③澳門博彩業具有中國市場的壟斷優勢，預期這種可持續增長態勢能夠克服短期連跌風險。所以，賭收連跌26個月的重大事件發生並未倒逼特區政推行大刀濶斧的改革。賭收連跌只能倒逼特區政府推出相對弱勢的改革。可以說，特區政府錯過了一次以大刀濶斧改革促發展的機會。可預期，博彩業一業獨大衍生的結構性風險因改革不到位、缺位而繼續積累。當風險積累至一定程度時，將有可能產生結構性危機；一旦結構性危機爆發，最壞的情況是促使澳門經濟衰退。小結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經濟矛盾是必然的，這是一種發展規律。即使實施“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區也不例外，也在經歷各種經濟矛盾的發展過程。但唯一例外的是澳門特區可以借助“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優勢自行破解當前的主要經濟矛盾。博彩業一業獨大與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矛盾涉及產業結構問題，博彩財政與國家利益矛盾涉及“一國兩制”中的“先一國，後兩制”發展原則問題，利益最大化的矛盾涉及制度缺陷問題。歸根到底，這些矛盾的產生是由於特別行政區制度與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協調所致。可見，改革是化解矛盾的唯一選擇。澳門特區只有通過改革，使到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與特別行政區制度協調並產生耦合作用，就能減少制度衝突，從而化解當前的經濟矛盾。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的衝擊已引起各國對經濟治理的高度重視和反思，並採取資本管控和更嚴格的反洗黑錢立法。儘管它對1《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戰略篇，2016年9月，第12頁。

第八章澳門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與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199澳門沒有產生直接性衝擊，但也產生了間接性衝擊，主要與澳門作為全球最大的合法博彩中心有關。從2014年6月至2016年7月，澳門賭收連跌26個月，造成賭收連跌的原因與中國反腐有關，也可以延伸至近年G20在反洗錢、反腐敗的決定，更可以理解為改革全球化推進的結果。預期，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將加劇澳門當前的各種經濟矛盾的發生，其中之一是國家利益與特區利益的矛盾，而這個矛盾的產生與澳門的博彩資本主要來自中國，而中美兩國在反腐、反壟斷上產生深化合作的需求，必然導致中國資本流入澳門博彩市場的機會減少有關。面對這種矛盾與困境，澳門需要跟隨世界各國做法，通過改革提高經濟治理水平。澳門賭收連跌26個月，它所釋放的一個重要信息是世界政治、經濟環境正發生深刻轉變，澳門是時候要推進改革。澳門當下要思考的是，在改革全球化趨勢下，澳門如何通過改革創新化解當前的各種經濟矛盾。從目前的情況看，改革博彩業營運模式是一個值得探究的方向。

200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根據第四章分析，改革動力機制結合了政治經濟學中的權、責、利一致性的分析。然而，每一個地方的改革動力機制都是不同的，那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是如何產生？任何動力機制的產生都需要機理，澳門也不例外，其機理來自權責利一致性原理。然而，澳門特區實行的是“一國兩制”，有關制度安排是世界首創的，且相關的權、責、利安排是《澳門基本法》賦予的。因此，權責利之間的對稱與否在於“一國兩制”下的制度激勵與約束，它直接影響改革動力機制的產生和運作。此外，通過澳門改革動力機制的因素分析，並檢視澳門改革動力機制運作。如果澳門要以改革促產生結構優化，那必需結合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的分析。一、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一)改革動力機制的產生、合成、耦合從第四章的分析可見，改革動力機制的機理是由政治經濟學的權責利原理構成，得出責任約束、利益激勵能構成權力推行改革的動力。權力推行改革的動力是來自責任約束或利益激勵，是重覆利益博弈的結果。如果經過利益博弈後，責任約束凌駕於利益激勵，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利他改革的可能性較高；如果經過利益博弈後，利益激勵凌駕於責任約束，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利己改革的可能性較高。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但改革動力的機理也離不開權責利一致性的基本原理。除此之外，也受到社會倒逼、中央對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的因素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01影響。改革動力的運作情況可以通過改革動力合成和動力耦合程度反映出來(圖9-1)。1.權力相對集中澳門特區實行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具有權力相對集中的特點。《澳門基本法》第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澳門基本法》第64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使下列職權：①制定並執行政策；②管理各項行政事務；③辦理本法規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的對外事務；④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⑤提出法案、議案、草擬行政法規；⑥委派官員列席立法會會議聽取意見或代表政府發言。”《澳門基本法》第52條“行政長官的權力涉及政府主要官員提名；委任部分立法會議員；任免各級法院院長、法官和檢察官；提名檢察長。”權力的相對集中在改革動力上是一種制度優勢，主要在於改革是權力的產物，權力相對集中能使政府有效率地調動更多資源推行各種改革，甚至大刀濶斧地推行更深層次的改革。權力相對集中是構成改革動力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構成改革動力機制的基本要素，澳門在特別行政區制度下產生權力相對集中的特點，可以說，這種權力供給本身就是為了滿足改革需求。從權責利一致性看，權力組織的改革動力受到法定責任約束與利益激勵影響，當權力組織受到利益激勵時，它會偏向利己改革；當權力組織受到法定責任約束時，它會偏向利他改革；當然，也不排除同時受到利益激勵與法定責任約束的影響，這將是一種利益混合改革。2.責任約束責任約束由法定責任和政治責任構成。一方面，《澳門基本法》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另一方面，《澳門基本法》也明確澳門特別行政區履行權力責任和政治責任。基本法第12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02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基本法第45條“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基本法第47條“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上述三條中的“直轄”、“負責”、“任命”字眼構成了中央與特區之間的授權與監督關係。在這種授權與監督關係下，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須嚴格按照基本法相關規定履行法定責任和政治責任。基本法中的“負責”一詞，有兩個理解：一是指分內應做的事；二是指沒有做好分內應做的事，而承擔的後果或強制性義務。在法律意義上，權力主體甲對權力主體乙負責，一般而言也有三層含義：一是甲對乙承擔職責或義務，即有義務作為或不作為；二是乙有權對甲實施義務的行為進行監督、向甲發出指示或直接予以干預；三是甲需要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若違背義務則需要受到相應的追究或制裁。1權力責任方面：除基本法規定的外交、國防、對外事務之外，幾乎都涉及權力責任；如管理土地(基本法第7條)；社會治安(基本法第14條)、立法和修法(基本法第50條第2項)；主要官員及公職人員任免(基本法第50條第6、11項)；保障居民的私有財產權、其他權利和自由(基本法第4、6條)；保護工商企業的自由經營，自行制定工商業政策，改善經濟環境並提供法律保障(基本法第114條)；行政長官不得從事私人贏利活動(基本法第49條)等等。政治責任方面：主要體現在國家利益，如基本法第23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入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判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自行立法”的表述使它更多傾向一種政治責1江華：《論行政長官對中央和特區負責──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例》，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3年第2期，第48頁。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03任。此外，政治責任除了基本法的規定之外，還體現在權力組織或個人的政治意識。例如“一國兩制”的政治意識是什麼？答案是先一國，後兩制。何謂先一國，後兩制？簡單而言，它是指以國家利益為先，特區利益為後。明白這點，我們就能明白權力責任與政治責任的區別，權力責任是指基本法賦予的高度自治權所對應的責任，即權有多高，責有多大；而政治責任不但包括基本法的權責規定，還涵蓋政治意識。儘管澳門實行的“一國兩制”，而“一國兩制”屬於世界首創的制度安排，不過責任約束還構成權力推行改革的動力。第一，來自法定責任約束。2007年8月時任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指出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來自中央，中央授予特區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儘管言論針對的是香港特區，但箇中道理同樣適用於澳門特區。意思指，在中央對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下，如果特區政府未能切實履行基本法相關規定，未能通過改革管理好特區，那麼，中央就會向特區政府或行政長官問責，可以收回授予的一些權力，或可以罷免行政長官、政府主要官員和檢察長(基本法第15條)。這種自上而下的法定責任約束屬於剛性，一定程度上確保特區政府不會採取消極自治並會履行權力責任和政治責任。第二，來自社會的倒逼。基本法作為特區的小憲法，它對特區政府的權責規定應該說是一種剛性約束，在社會裏普遍是知道的，社會大眾及組織亦會以基本法相關規定作為監督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施政的準則。如果特區政府或行政長官改革不公或利己，在信息對稱下，社會便向改革說不，從而形成一種社會倒逼；如果特區政府無視社會倒逼，社會便會選擇向中央政府倒逼。政治責任的剛性約束將逼使特區政府推行符合公共利益的改革。政治責任伴隨着政治風險，如果特區政府不想冒上政治風險，它必須履行政治責任，推行改革。法定責任約束和社會倒逼構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責任約束，而法定責任是構成改革動力的剛性約束，社會倒逼則構成改革動力的彈性約束。不管剛性約束或彈性約束，當中離不開權責利之間的重覆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04利益博弈。3.利益激勵法律上有明確關於權、責、利的規定，但這個“利”指的必定是“公利”而非“私利”，因為公權力代表着公利(無私奉獻)，所以促使權力推行改革的利益激勵是法定責任或政治責任，正所謂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利益激勵產生的改革動力一般有兩種：要麼利己改革，要麼利他改革。如果是利己改革，則說明改革不受法定責任約束，因為一己之私而推行改革；如果是利他改革，則說明改革受法定責任約束，因為貢獻社會而推行改革。利益激勵澳門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情況的有三種情況：第一，利益歸邊激勵。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下，利益大部分歸屬於澳門特區。《澳門基本法》第7條“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外，屬於國家所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部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第104條“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收入全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支配，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可見，澳門特區基本上是沒有稅賦負擔。在沒有稅賦負擔下，利益歸邊激勵來自多勞多得。當利益溢出時，社會上就產生利益博弈，澳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有可能推行利己改革，也可能推行利他改革，這取決於風險計算與重覆博弈的結果。第二，個人利益激勵。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說明人有私心，有私心必謀私利。個人利益是構成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的主要因素。什麼因素促使個人利益產生而又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理論上，如果以權謀私的收益高、風險低，那麼，在收益大於成本下，它將促使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法定責任約束。實際上，澳門也存在權謀私的風險。過去16年，澳門相繼發生兩位主要官員涉及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05以權謀私被檢舉證明了澳門存在權力尋租的風險。這種權力尋租的風險有人為因素影響，但主要來自特別行政區制度的高度自治與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落後而產生的不協調。目前來看，個人利益的確構成澳門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的誘因。第三，集體利益倒逼，它一般由政治責任、法定責任的約束產生，因為政治就是解決眾人之事，而眾人之事就是一種集體利益。“公天下”、“民貴君輕”“為人民服務”都是代表集體利益的一種主張。歷史發展一再證明，人類之所以由野蠻走向文明，是集體利益倒逼權力推行改革的結果。什麼因素產生集體利益而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理論上，制度一方面有效約束權力尋租，另一方面有效激勵改革為民。實際上，澳門現行的制度不足以約束以權謀私或倒逼改革為民，主要因為制度缺陷致使權力尋租的風險低，個人利益很多時候凌駕於法定責任之上。可見，利益激勵是構成澳門改革動力機制的主因這一。比較利益歸邊激勵、個人利益激勵和集體利益激勵而言，這肯定是一個利益博弈的過程。從澳門當前情況看，責任約束不力，導致利益歸邊激勵和個人利益激勵構成改革動力的機會較高。當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授權與監督機制發揮作用時，政治責任將凌駕個人利益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利他改革。4.社會倒逼從權責利看，社會倒逼產生的原因之一，情況較多是與因政治上有權無責利己有關。在授權與監督機制下，社會倒逼卻有“水能覆舟”的政治內涵，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歷史上，社會倒逼的原因基本上與有權無責利己有關。因為有權無責利己，導致發展不平等，所以產生倒逼。社會倒逼能否促使權力推行改革，主要取決於是否身在民主政治。例如，過去的封建制度不是民主政治，因而社會倒逼權力推行改革可能性相對低，因為皇帝認為皇權神授，而非民授。如今的民主體制(社會主義制度或資本主義制度)，社會倒逼力量相對增強，這與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06權力源自人民有關，因為官員的權力是受人民委託而代理的，所以官員要向人民負責。如果官員未能向人民盡責，那麼，社會可以集體倒逼或通過手上投票權逼使權力推行改革。澳門具有社會倒逼的條件。首先，澳門屬於民主政治。根據《澳門基本法》第26條“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其次，澳門享有遊行示威的權力。根據《澳門基本法》第27條“澳門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基本法對居民權利的相關保障是構成社會倒逼的法治條件。什麼因素產生社會倒逼而促使澳門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理論上，社會倒逼是一種生產關係的調整，涉及利益博弈。一般而言，重大事件發生和發展不平等都可以產生社會倒逼。至於能否倒逼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這取決於社會倒逼能否衝擊政治臨界點，如果能，則可以。實際上，過去16年，澳門也有重大事件發生和發展不平等的問題，社會上也產生過倒逼力量，但大多數是沒有倒逼成功的。如主要官員因貪腐被檢舉沒有促使政府改革反腐機制；博彩業連續下跌26月沒有促政府改革博彩業營運模式；澳門外勞和黑工氾濫沒有促使政府推行外勞退場機制和反黑工機制；私人樓價嚴重超出居民購買力沒有促使政府有效推行壓抑樓價政策。目前看來，社會倒逼促使澳門權力組織或個推行改革的影響有限。但有一種情況除外，當澳門的社會倒逼引起中央關注時，政治責任有可能或很大程度上能促使澳門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利他改革。5.中央對特區的授權與監督機制無論從政治制度或權力關係看，中央對特區之間形成授權與監督機制。有兩點可以說明，一是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二是《澳門基本法》的法源是《中國憲法》第31條。這構成了中央對特區的授權與監督機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07制的法理基礎。行政長官每年的12月都會親身到北京向國家領導人述職，是說明中央對特區的授權與監督機制的運作。有研究認為運作是禮節性安排，也有認為運作是具實質性安排。從制度本身看，中央對特區的授權與監督機制是一種實質性安排，不存在禮節性安排。外界有這種看法，主要因為澳門實行的是“一國兩制”。這是一種扭曲的看法，“一國兩制”在政治上不存在禮節性安排，之所以讓人感覺是一種禮節性安排，這是“此一時”的政治需要，根據不同的政治需要作出弱化的實質性安排供給。此外，政治上的授權與監督是一種權力從屬關係，即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授權澳門特區政府高度自治權，並監督“澳人治澳”。從權力從屬關係看，中央對特區的授權與監督機制與地方省份在政治本質上是一樣的，但在“一國兩制”下是有所區別的，而區別在於責任上。中央對地方省份的委託雙重責任的，既要承擔法定責任，也要承擔政治責任。中央對澳門特區的委託主要在政治責任上，主要因為“澳人治澳”，中央相信澳門人能夠治理好澳門。中央對特區的授權與監督機制產生的政治責任是構成澳門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的動力之一。什麼因素促使中央對特區政府產生政治責任？答案是國家利益，因為國家利益是政治責任的高度體現。如果澳門特區的做法有損國家利益，那麼中央對特區便產生政治責任。如果澳門特區不受政治責任約束，那麼政治責任就會構成政治風險，而政治風險的代價是不確定性的。一般情況下，政治責任的產生必定凌駕於任何的利益激勵，從而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對澳門特區而言，國家利益是什麼？從目前的政治現實看，答案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眾所周知，“一國兩制”主要針對和平統一台灣而提的，是每一屆中國領導人必須繼承的重大政治責任。可見“一國兩制”的國家利益是和平統一台灣。澳門特區的政治責任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通過“一國兩制”成功示範加速和平統一台灣。如果澳門特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08區因為改革缺位而不能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即未能起到示範作用，不利於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台灣，那麼說明政治上失責。中央政府基於國家利益的最高考量，必然發揮政府對特區政府的授權與監督機制作用，向澳門特區問責。政治責任結合權力從屬關係，在利益博弈下，必定凌駕於任何的利益激勵從而促使澳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相關改革以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如果澳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仍以個人利益至上，甚至不受“一國兩制”的重大政治責任約束，那麼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矛盾將變成政治風險，中央可以通過授權與監督機制更換政治代理人履行政治責任。6.改革動力合成改革動力合成指的是時間與利益水平的博弈結果，受內在動力和外在動力影響。改革動力合成的結果要麼合成利己改革，要麼合成利他改革，要麼合成既利己又利他的改革。澳門特區的改革動力合成主要受到權力集中、責任約束、利益激勵、社會倒逼和中央政府對澳門特區政府授權與監督機制的因素影響，權力集中、責任約束、利益激勵、社會倒逼構成內生動力，中央政府對澳門特區政府的授權與監督機制則構成外生動力(排除國際協議或條約的影響，因為澳門涉外事務由中央負責)。無論是內生動力或外生動力，都能促使改革動力合成。至於合成的結果，這取決於內生動力與外生動力之間的利益博弈。什麼因素促使澳門改革動力合成？理論上，澳門改革動力合成很大程度上由內生動力(利益激勵)凌駕於外生動力(中央政府對澳門特區政府的授權與監督機制)所致。原因在於：“一國兩制”實踐下產生了政治互信。因為政治互信，使到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沒有從實質中體現出來，一方面歸咎於對“一國兩制”貫徹，另一方面政治互信使中央無須啟動授權與監督機制加大對澳門特區的實質管理。這除了澳門一直強調“先一國，後兩制”的發展原則和守護“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之外，還在於實際行動方面：如2008年《澳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09門基本法》第23條1立法；最近因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宣誓問題促使全國人大釋法，澳門特區政府也立即作出反應，推動立法會參選聲明書立法，以防患於未然。第218/2008號行政長官批示於2008年8月12日成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項目組)，其宗旨是促進政府及各界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理解和貫徹實施，經過多年研究與推廣，澳門市民普遍相信“一國兩制”，認同基本法2；國家認同度高。3此外，澳門亦不存在香港特區普選爭議及什麼自決議題。由於來自中央的政治責任減少，因而導致澳門的改革動力合成來自內部動力。而內部動力主要來自權力集中、責任約束、利益激勵、社會倒逼之間的利益博弈。利益博弈的結果有三種情況：一是利己改革。澳門特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不受到責任約束和社會倒逼約束而受到利益激勵，推行有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己改革。二是利他改革。澳門特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受到責任約束和社會倒逼約束而不受利益激勵，推行利他改革。三是利己利他改革。澳門特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既受到責任約束和社會倒逼時，也受到利益激勵，推行利己又利他的改革。7.改革動力耦合改革動力耦合是指在改革動力合成基礎上，結合重大發展機遇和重大事件發生而產生的改革動力躍遷狀態。什麼因素促使澳門改革動力耦合？理論上，利益是推動改革的根本動力，所以重大利益關係能夠促使澳門改革動力耦合。根據第四章論述，重大事件發生和國家發展機遇被定義為重大利益關係。從重大發展機遇看，主要來自中國的國家發展機遇。如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中國1《澳門基本法》第23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判國、分裂國家、煽動判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2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6年5月的一次民調顯示，有81.47%澳門回歸16年來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是成功的。《“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2016年5月)》，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6年第3期，第130頁。3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6年5月的一次民調顯示，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排列第一、二位分別是“一國兩制”、愛國愛澳，分別佔67.93%、64.66%。《“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2016年5月)》，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6年第3期，第131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10製造2025”、“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產生的發展機遇。耦合情況大致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壓力下改革動力耦合。在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製造2025”、“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當中需要通過頂層設計調動國家的各種資源才能推進的，澳門成為當中的一個資源點不是沒有可能的。當澳門成為一個資源點時，它就構成國家改革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支點；當國家改革發展發生任何變動時，支點必然跟着變，以適應大局發展的需要，政治上必然要求特區政府配合改革。由於涉及國家重大利益，政治責任的產生變得突然其來，將促使特區政府不得不配合國家發展需要而作出改革，從而產生改革動力耦合。例如中國管控非法資本流出，澳門也是管控中的一個支點。澳門作為一個傳統自由港，資本自由進出有可能影響資本管控的成效。澳門特區基於國家對資本管控的需要，即使資本管控會對澳門經濟產生影響，但澳門特區也必須為配合國家資本管控而改革，從而產生自上而下的一種改革動力耦合。另一種是發展供求均衡下的改革動力耦合。意思指中央的供給側改革正好合符特區的發展需求，又或者中央的需求側改革正好符合特區的供給側改革，由此產生的供求均衡、互利共贏，促使改革動力耦合產生。例如中央政府推動高鐵經濟，它正好符合澳門打造國際旅遊休閒城市的需要，互利共贏促使改革動力耦合產生。從重大事件發生看，所謂重大事件發生一般是指政治腐敗、經濟衰退、社會衝突或自然災害等。如果重大事件發生，一般而言它能夠促使改革動力耦合，因為利益博弈會產生社會倒逼，政府為了避免社會倒逼的衝擊，會加大改革動力，從而有可能達致耦合。至於重大事件發生、國家發展機遇促使改革動力耦合的程度有多高和效率如何？一般情況下是具效率的，具體情況取決於事態的發展和各方的利益博弈。即使改革是利國利民的，我們不能說改革的動力耦合程度和效率一定高，因為利益博弈之間總會產生阻力。例如中央提出一項利國利民的改革，但地方也經常發生“上有政策，下有對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11策”的現象，使改革寸步難行。此外，澳門具有促使改革耦合的制度優勢。在“一國兩制”下，基本法賦予澳門特區高度自治權，如立法自主、財政自主和政策自主。這種制度優勢使澳門在改革動力耦合上能當機立斷。上述5點，即權力相對集中、責任約束、利益激勵、社會倒逼、中央對特區的授權與監督機制的機理構成了澳門改革動力機制。而改革動力機制的運作很大程度上與“一國兩制”的機理密切相關。歸納來看，主要有兩方面：第一，當中央對澳門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不產生實質性運作時，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將受到責任約束和利益激勵影響，其中責任約束來自法定責任和社會倒逼，利益激勵來自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和特區利益)，法定責任、個人利益激勵構成改革動力的主因；經過多重利益博弈後，如果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法定責任，改革動力合成的是利己改革。第二，當中央對澳門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產生實質性運作時，那麼法定責任必然凌駕於個人利益激勵，改革動力合成的是利他改革。其中責任約束來自政治責任、法定責任和社會倒逼，利益激勵來自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和特區利益)，政治責任構成改革動力的主因，因為權力從屬關係促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經過多重利益博弈後，政治責任一定凌駕於個人利益激勵，改革動力合成的是利他改革(集體利益)；反之，如果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政治責任，則改革動力合成的是利己改革，但容易衍生政治風險。結合第6、7點，理論上，重大事件與重大發展機遇會促使改革動力耦合，而針對澳門而言，這還取決於重大事件、重大發展機遇是否構成倒逼壓力。

212圖9-1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二)改革動力機制的檢視從經濟角度看，過去16年，澳門改革動力機制的運作情況，大致上有的有效率，但也有無效率情況。1.博彩業高速增長說明賭權改革有效率。有三點可以說明：一是反壟斷改革。回歸前，博彩業在澳門是獨佔形式營運的，回歸後隨即打破獨佔壟斷變為寡頭壟斷，儘管仍存在壟斷，但博彩業市場開始形成競爭，應該說，改革是到位的。二是博彩業作為澳門支柱產業，回歸後不到三年就立法通過《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16/2001號法侓)，法律與時俱進的改革，其力度和速度是前所未有。三是博彩業實現高速增長。博彩業實現高速增長既有內生性增長因素(制度變遷)也有外生性增長因素(國家政策)的影響，不管是內生性增長抑或外生性增長主導，博彩業實現高速增長，這說明政府在對內、對外改革上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表示利益博弈關係中央對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13取得增量改革的成功。說明反獨佔壟斷、相關的法律改革、博彩業高速增長在改革上是有效率的。2.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並衍生結構性風險，說明了改革缺位，導致產業政策供給局部無效率。博彩業作為澳門的支柱產業和經濟命脈，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並衍生結構性風險在本書第十章的已作出分析，政府該改革的沒有改革。有兩點可以說明：一是“擠佔效應”的無效率之一來自創新產業政策無效率、產業結構失衡。造成創新產業政策無效率的原因是政府產業政策因為博彩業一業獨大而被擠佔，政策只傾斜於博彩業而沒有向創新產業產生“鐘擺效應”，其無效率表現有二：第一，扼殺澳門創新產業發展的機會。理論上，培育創新產業離不開政府政策的支持，由於產業政策傾斜博彩業，因此造成對創新產業資源投入的減少，從而扼殺澳門創新產業發展的機會；由於沒有創新產業，因此造成產業結構失衡。第二，削弱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力。一方面，政府沒有遵從經濟發展的本質(技術不斷創新，產業高度化，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作出相應的改革，另一方面，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擠佔效應”下的放任不干預，該改革的沒有改革；再一方面，特區政府具有改革的制度優勢和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有條件改革卻不改革。以上說明了政府的改革缺位和產業政策在產業結構優化發展上存在局部性無效率。二是博彩財政衍生結構性風險。2015年澳門稅收的87%來自博彩稅，形成博彩財政。博彩財政產生的“一籃子”風險會容易引發“蝴蝶效應”，意思指博彩業一旦着涼，政府財政就感冒。因為無效率，從而增加經濟管理的風險。由以上兩點看，澳門改革動力機制在經濟運作上存在差異，如對經濟增長(博彩業增長)的改革是有效率的，但從經濟發展本質上看，因為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優化改革缺位從而導致產業政策供給局部無效率。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14(三)改革動力缺位的原因過去16年，澳門的發展可以說增長有餘，改革缺位來形容。增長有餘是指博彩業呈蛙跳式增長，並產生一業獨大；改革缺位是指沒有對博彩業一業獨大進行改革，也沒有為優化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進行改革，而這些對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某程度，我們可以把這種改革缺位看作是一種利己改革。因為政策資源傾斜於博彩業，而博彩業在澳門屬於一種寡頭壟斷，屬於既得利益集團；不管權力組織在政策傾斜上有沒有尋租，這都視為一種利己改革。或者有人認為博彩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由於整個澳門發展都依賴博彩業，因此傾斜博彩業應視為利他改革。當然，我還是堅持認為政策傾斜於既得利益壟斷集團是一種利己改革，因為政策扼殺了澳門普遍居民創新發展的機會，所以它是犧牲普遍居民創新發展的機會來維持這種壟斷優勢，從而使普遍居民，甚至整個澳門的發展受制於這種壟斷擠佔之下。什麼因素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利己改革？1.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法定責任約束。什麼因素促使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法定責任約束。第一，責任約束不力。從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看，責任包括政治責任、法定責任和社會倒逼。責任約束不力與政治責任、法定責任和社會倒逼有關。從政治責任看，因為高度自治，所以中央對澳門特區的授權與監督機制的責任主要在政治責任上，很少體現在法定責任上；因為“一國兩制”，中央政府對澳門特區政府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很少發生實質性運作，所以政治責任對澳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的約束並不明顯；因為政治責任約束不明顯，所以使到澳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沒有硬約束的改革壓力。從法定責任看，根據《澳門基本法》第114條“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工商企業的自由經營，自行制定工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15商業的發展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改善經濟環境和提供法律保障，以促進工商業的發展，鼓勵投資和技術進步，並開發新產業和新市場。”第118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的政策。”第25條“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國籍、血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受到歧視。”基本法明確要求澳門特區有責任發展新產業和新市場，並制定符合整體利益的旅遊娛樂政策1，保障每個人平等的生存和發展權。政府沒有嚴格按照基本法第114、118、25條有關規定的責任約束推行有利經濟整體發展的改革，原因有二：一是沒有受到政治責任的硬約束；二是權力相對集中沒有受到現行法律有效約束，主要在於現行法律制度缺位從而產生有權無責利己的漏洞，例如沒有高官問責制，官員不履行責任的成本過低。從社會倒逼看，社會不容易產生倒逼力量。理論上，社會倒逼力量是構成內生改革動力的之一。即使中央對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不產生實質性運作，但如果社會倒逼力量能夠衝擊政治臨界點，它同樣會對澳門特區的權力組織造成壓力從而逼使它改革。過去16年，儘管民間組織通過集會對特區政府在經濟方面表達多次訴求，但未能仍引起政府高度重視，這可以說明社會倒逼力量不足以對特區政府改革構成壓力。什麼因素促使社會倒逼力量不足？一方面，法律缺位。澳門現時仍沒有工會法，法律缺位直接削弱社會力量與權力組織的博弈。另一方面，社團政治力不足或社團功能異化。澳門特區不存在政黨政治，客觀上屬於社團政治。按理說，社團政治與社會倒逼力量是形成一致，同出一轍的。為何發生社會倒逼力量不足？這很大可能與政治性社團2少有關。根據有關研究指出，2010-2012年的政治性社團只有37個，佔當時總社團數1所謂娛樂政策就是博彩業政策。2根據澳門第2/99/M號法律結社權規範第二章第13、14、15條的規定，澳門的政治社團定義為協助行使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以及參加政治活動的具長期性質的組織，其宗旨：參加選舉；提出施政及管理上的建議、意見及大綱；參加管理機關的活動及市政機構的活動；批評公共行政的活動；促進公民、政治教育及認識。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16不到1個百分點(婁勝華，2013)1，政治性社團數目少當然難形成與政治博弈的倒逼力量。但需要指出的是，回歸後的澳門社團政治不是由政治性社團引領的，而是由工會、工商、專業、教育、文化、學術、慈善、社區、鄉族、聯誼、體育、宗教和其他大大小小的非牟利組織組成。2016年的澳門社團總為6040個2，這些被定性為非牟利社團，當中有帶政治性質，也有不帶政治性質。然而，這麼多社團都未能形成社會倒逼力量，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這除了政治性社團力量不足之外，關鍵在於非政治性社團的功能被異化，即是披着非政治性社團的外衣卻包着政治性社團的身軀。在這種衣身不對稱下，功能被異化3是可想而知，即是以非政治性社團獲取政治利益，但沒有遵從政治發展規律，突顯其政治功能。由於社團功能異化，加上社團利益由政府支配，在利益博弈下，因此未能凝聚一起產生社會倒逼力量。正因為責任約束不力，所以產生有權無責。第二，權力相對集中、法律漏洞激勵個人利益追求。從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看，如果權力組織或個人的改革動力受責任約束，則改革利他；反之，如果權力組織或個人的改革動力受個人利益激勵，則改革利己。當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責任約束時，這說明權力組織或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什麼因素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容易受個人利益激勵？一是權力相對集中或權力絶對集中。在法治化不足下，權力相對集中或權力絶對集中都容易產生個人利益激勵。相比之下，權力絶對集中較權力相對集中更容易產生個人利益激勵，正所謂權力絶對集中的結果是產生絶對的腐敗，而腐敗正是權力受個人利益激勵的結果。從澳門目前情況看，由於法治化水平不高，因此澳門存在權力1婁勝華：《挑戰與變革：澳門社團可持續發展分析》，載於《行政》，2013年第2期，第245-263頁。2社團急增破六千大關。參見《澳門日報》，2014年3月12日，第A2版。3異化是一種各取所需的現象，有的是為政府資助，有的是為立法會選舉，有的是為建立社會關等各種性質都有，但作為NGO，嚴格而言，該以公利至上，而無私利可言，但澳門不少社團因私利而異化了。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17相對集中的個人利益激勵，但不存在權力絶對集中的個人利益激勵，因為《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中，除了賦予行政主導之外，同時也對立法、司法各權力作出界定，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二是現行法律漏洞激勵權力追求個人利益。理論上，法律是確保權責利一致性的根本體現，即有權有責利他。當法律發生漏洞時，權力個人作為一個有限理性行動人，如果能窺避法律上的政治風險，或者法律漏洞產生的違法風險相對較低，這必然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利用權力相對集中遊走法律罅(法律灰色地帶)，通過推行利己改革，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推斷，權力相對集中、責任約束不力、法律漏洞，導致澳門產生有權無責利己的不一致性。2.重覆利益博弈的結果。因為利益是驅動改革的根本動力，所以利益博弈是改革動力機制的重要機理組成。改革動力由產生到合成再到耦合，是經過多次重覆利益博弈的結果。澳門在經濟整體發展上發生改革缺位和政策無效率，產生的是利己改革，這必然是經過無數次利益博弈的結果。從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看，博弈對象有權力(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資本、社會，當中主要涉及權力組織、社會力量和中央政府。從博弈看，在責任約束不力下(包括來自中央的政治責任約束和本地法定責任)，能促使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責任約束之上，推動利己改革，是重覆博弈下利益計算和風險衡量的結果。理論上，當改革收益大於風險成本時，改革動力便產生。從利己改革看，澳門權力組織或個人的改革收益是有權無責利己，無責是構成改革收益之一，不作為使權力組織或個人少勞多得。什麼因素促使這種不作為的博弈結果？原因：第一，少了中央的政治問責。中央對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沒有產生實質性運作，從而減少政治問責的機會，主要因為：一是澳門特區取得中央的政治互信，這取決於“先一國，後兩制”的發展原則和“愛國愛澳”的價值觀確立；二是香港特區近年的政治化問題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18突出轉移了中央視線，使中央一直聚焦於香港問題，而澳門因為沒有香港方面的泛政治化問題，所以中央對澳門的關注度也沒有香港那麼明顯。在政治互信和香港問題的視線轉移下，所以政治上一直未形成政治責任約束。在沒有政治責任約束下，由於減少國家利益、特區利益而帶來的改革壓力，所以澳門權力組織或個人的改革動力主要由法定責任約束和利益激勵構成。第二，社會倒逼力量、現行法律規定未能有效約束權力相對集中。一方面，特別行政區制度具有權力相對集中的特點，但卻缺乏與權力相對集中相適應的責任約束制度。因此，在重覆博弈下，權力組織或個人在利己改革有兩種選擇：一是不改革。不改革的收益大於改革的收益，這正好印證坊間對特區政府官僚作風──不做不錯，少做少錯，多做多錯。二是改革。因為尋租而推動改革。另一方面，即使社會有過不少訴求，但一直未能產生一種倒逼力量能與政府博弈。印象之中，只有一次因為社會力量成功倒逼促使特區政府徹回《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律草案。可見，由於社會倒逼力量的不足，導致權力組織或個人沒有把利他改革放在首位。再一方面，現行法律規定未能有效約束有權有責利他，例如，現行法律並未構成高官問責任制，在沒有問責制下，官員就不會主動提出與時俱進的改革，也不會認真研究有效率的產業政策，所以發生有權無責利己的不一致性。3.個人利益激勵促使澳門改革動力合成。從澳門改革動力機制看，澳門改革動力合成由內生動力和外生動力構成。由於中央對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沒有產生實質性運作，政治責任約束不力未能構成一股外生動力，因此，澳門的改革動力合成在沒有外生動力產生下由內生動力主導。理論上，改革必然發生在權力運行中，也就是說它也必然存在於改革動力合成，而合成的利益取向取決於權力組織、社會倒逼、資本之間的利益博弈。由圖9-2可見，當中央對特區授權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19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沒有產生實質性運作時，而政策無效率、產業結構失衡、發展不平等沒有產生社會倒逼力量的臨界點，則導致博弈的結果是利益激勵凌駕於責任約束，形成利益激勵為主的改革動力內部合成，而不是責任約束下產生的改革動力內部合成，更不是政治責任約束下產生的改革動力外部合成。這不難判斷，我們假設，如果是法定責任約束下的改革動力合成，那麼它不會發生該改革而沒有改革的現象，因為一個受法定責任約束的權力組織或個人，它會依法辦事，履行權責，所以不會發生不作為的行為，至少它有所行動，至於成功與否，則另當別論；如今發生該改革而沒有改革，這證明權力組織或個人沒有受到法定責任約束，依法辦事，履行權責；從改革動力機制看，如果不是由法定責任約束的改革動力合成，那必然是利益激勵的改革動力合成。如果再尋根問底，什麼利益激勵改革動力合成，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容易，原因政治上的利益相當複雜，邊界難以劃分，有的表面為的是公利，但實際為的是私利；有的表面為的是個人，但實際的是為了集體。所以，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理論上，利益激勵偏向個人利益為主，如果偏向集體利益為主，它就屬於公利，而公利的話，它屬於法定責任約束下的利他改革，因為法律的本質是朝向公利的。由此認為，澳門改革動力的合成由個人利益激勵的可能性較大。其一，法治化問題。如果一個地方發生法治化問題，這說明法律制度未能有效約束權力有效履行法定責任，甚至會產生政府暴力。過去，澳門相繼發生了2006年公務運輸司司長歐文龍貪腐案、2016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被起訴以權謀私，它足以說明澳門存在法治化問題，現行法律制度未能有效約束當權者依法辦事，履行權責，反變本加厲利用政府暴力尋租。由此可見，法治化問題容易讓澳門特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窺避法定責任，從而產生不作為。其二，改革缺位。改革缺位是指該改革的沒有改革。什麼因素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該改革的沒有改革？理論上，因為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法定責任約束，所以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20個人利益取代了集體利益，導致該改革的沒有改革。而個人利益激勵的產生有兩方面：一是權力尋租。權力因接受外來的尋租而產生個人利益激勵。二是有權無責。權力因不作為，有權無責而坐享其利，因而產生個人利益激勵。由第十章的分析發現，特區政府在產業政策局部無效率、產業結構失衡，可以說明不作為產生個人利益激勵下促使改革動力合成。過去16年，不少問題的發生能夠說明為什麼改革動力有如此合成。第一，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並衍生結構性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且影響是深遠和廣泛的，為什麼政府沒有改革博彩業一業獨大並促使博彩業由特殊化走向正常化。1第二，澳門的博彩賭收接近77%來自內地，大量資金流入澳門賭場已損害國家利益，為什麼政府沒有基於“先一國，後兩制”的發展原則設立嚴格的資本審查、資金流出流入機制，以防止來內地的資金借澳門博彩合法化渠道流出？第三，為什麼每年花50多億澳門元用於現金分享計劃而不考慮將這些錢用作傳統工業升級轉型或用作R&D或用作推廣純電動車？第四，為什麼特區政府在每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了產業結構優化目標，但十多年來，產業結構依然失衡，新興產業依然沒有實質產出？這些問題道出了改革動力合成之一是該改革而沒有改革。原因之一正是不作為下產生的個人利益激勵導致政府該改革的沒有改革。4.重大發展機遇、重大事件發生沒有促使澳門改革動力耦合。從改革動力的耦合程度看，改革動力耦合是指時機牽引產生的改革動力躍遷，主要受重大發展機遇、重大事件發生影響。從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耦合看，理論上，重大發展機遇、重大事件發生能夠促使澳門改革動力耦合。實際上，過去16年，澳門基於國家重大發展機遇和地重大事件發生產生的改革動力耦合程度並不明顯。1博彩業由特殊化走向正常化指的是由貴賓廳增長的特殊模式轉為中場消費的正常化模式，小賭怡情為主。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21第一，重大發展機遇。中醫藥被視為國家發展戰略之一，2016年2月22日，國務院公佈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年)，綱要指出“迫切需要繼承、發展、利用好中醫藥，充分發揮中醫藥在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的作用，造福人類健康。”2011年時，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澳門特區可以發展中醫藥產業，而特區政府早在2004年的施政報告中已提出發展中醫藥。時至今日，中醫藥在澳門的發展仍處於探索階段，過去12年，既沒有相關的法律制度改革(專利)，也沒有相關的政策配套(如R&D、專才引進)，特區政府只是落實了2011年3月簽訂的《粵澳合作框架協定》，通過成立“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並於2011年11月與橫琴新區“珠海大橫琴投資有限公司”攜手出資組建“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2016年2月26日，政策才取得一些突破：允許產業園使用澳門的產品進行各種劑型的生產線的藥品生產管理規範認證(GMP)，同意澳門企業的產品在產業園生產，但所生產的產品要全部銷往境外；允許產業園的檢測中心同時向園區內的企業提供檢驗服務。小企業可以直接使用產業園的檢測中心，不需自建化驗室。2016年9月，澳門特區政府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中“政府加緊推動中醫藥理論的進步和技術上的創新，不斷完善中醫藥標準體系及監管體系，努力建立國際認可的中醫藥產品質量標準，加快建立澳門中醫藥註冊體系，建立中醫藥海外中心，促進與葡語國家中醫藥的全面合作發展。”從政策研究本身來看，不在乎政府說什麼，而在乎政府做了什麼。關鍵在於特區政府有沒有一些大刀闊斧的政策出台(實質行動)，如從每年GDP的4%用於中醫藥R&D；引進國際級研究員的配套措施等等。然而，十多年來，這些關鍵性的政策都沒有出台，這說明國家“十二五”規劃並沒有促使特區政府在中醫藥發展上發生改革動力耦合。其二，“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在21世紀打造的重中之重的國家發展計劃，計劃本身不但關係中國的自身發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22展，也關係到世界發展。2016年公佈的國家“十三五”規劃中第51章第4節“辦好‘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發揮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等作用。廣泛開展教育、科技、文化、體育、旅遊、環保、衛生及中醫藥等領域合作。”面對如此一個重大發展機，2016年9月，澳門特區政府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提及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並充分發揮中葡平台的功能優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接。2016年12月23日，上京述職中的行政長官崔世安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中央已正式批准澳門特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並認為澳門目前有三個方面可以着力參與，一是旅遊，二是金融，三是人文關懷。首先，在時間上目前不足以判斷“一帶一路”建設能否促使特區政府發生改革動力耦合，因時間尚短，不足以作出檢驗。其次，如果將來特區政府確定以旅遊、金融、人文關懷作為對接“一帶一路”建設，而排除了中醫藥，我認為這是不完全改革動力耦合。如果是一個完全的改革動力耦合，它該是國家利益與特區利益的高度整合，約束條件是既符合國家利益，又符合澳門利益。從國家“十二五”規劃到國家“十三五”規劃再到“一帶一路”建設看，中醫藥發展戰略都被貫徹其中，這凸顯了中醫藥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而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提到由澳門特區發展中醫藥，這可以解釋為中央給特區的一項重要經濟任務，也可以解讀為中央給予澳門參與國家重大發展的機會。由此可見，中醫藥發展可以定性為重大發展機遇，理論上它足以促使澳門特區政府的改革動力耦合，但實際上它並沒有促使澳門特區政府的改革動力耦合，原因很可能與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責任約束有關。第二，重大事件發生。理論上，當維護現狀的組織被差績效、腐敗的曝光或者有關其他地區更好績效的信息所削弱時，重大事件發生促使政府改革，正式規則的變遷就可能發生。首先，政治上的重大事件發生，主要官員涉權力尋租被檢舉。澳門特區成立至今，相繼發生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23了2006年公務運輸司司長歐文龍貪腐案、2016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因以權謀私被檢舉，其中歐文龍、何超明被判罪成。從權力關係看，主要官員被檢舉足以定性為重大事件。然而，類似重大事件發生並沒有促使特區政府的改革動力耦合，意思指重大事件發生後沒有促使政府作出重大的改革，例如沒有提高權力尋租的罰則，也沒有優化權力監管機制。事件說明，政治上的重大事件發生沒有促使澳門改革動力耦合，所以一而再有主要官員涉權力尋租被檢舉。原因很可能與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責任約束有關，因為政治事件暴露了權力相對集中的弊病，如果事件能促使改革動力耦合，則權力有可能被關進制度的籠子裏，權力將受到更大掣肘不利於權力組織或個人的自身利益。基於自身利益考慮，權力組織或個人因此沒有促使改革動力耦合。其次，經濟上的重大事件發生，澳門經濟支柱產業博彩業賭收連續下跌26個月。博彩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和經濟命脈，可以說，博彩業的任何變動都會對澳門整體發展產生“蝴蝶效應”。賭收連續下跌26個，已產生一定程度的蝴蝶效應，特區政府也因此急推財政緊縮政策、零售業生意也因此下滑等。應該說，賭收連續下跌產生的影響足可以定義為重大事件，經濟上的重大事件發生沒有促使澳門改革動力耦合，原因有可能與不作為產生的個人利益激勵有關，也有可能是政府對博彩財政的高度依賴。回歸以來，隨着社會福利改革構成特區政府的巨大剛性支出不斷增加，漸漸形成單一財政應付多元剛性開支的結構性風險。如果採取大刀闊斧改革，有可能觸動博彩稅收下跌，將產生入不敷支的結構性風險，社會矛盾和經濟矛盾必定要求政府有所作為，從而損害政府不作為的個人利益激勵。事實上，賭收連續下跌產生的經濟重大事件只倒逼特區政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只提出促進博彩業與非博彩業協同發展，力爭2020年，非博彩業務佔收益佔幸運博彩企業總收益的比重由2014年6.6%上升到9%以上。這顯然是不到位的改革，也說明了澳門的改革動力沒有發生耦合。如

圖9-2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績效檢視(由產生、合成到耦合)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25二、澳門的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不同的國家，由於奉行的體制不同，致使它們對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的不同。澳門屬於微型經濟體，實行“一國兩制”，客觀上已決定了澳門的改革依賴程度和路徑選擇。例如：歷史轉變下產生的制度融合，澳門由澳葡管治過渡至特區政府高度自治，在基本法框架下，它需要通過改革把原有資本主義度的法律在符合基本法框架下有效運作。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歷史路徑約束與客觀條件決定了它需要博彩業獨大模式，但隨着世界格局的深度調整、中國發展的變化，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澳門需要獨大的博彩業，但也需要通過改革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壟斷方式以適應新的發展需要。(一)改革依賴1.政制大轉變下產生的制度融合需求澳門，由澳葡管治到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由於歷史源由，這種制度變遷客觀規律已產生改革的路徑依賴。第一，特別行政區制度與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協調。從經濟學角度看，特別行政區制度產生的行政主導從屬於社會主義體制，與其相適應的是計劃、干預理論；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市場主導，與其相適應的是市場調節、放任理論。眾所周知，放任理論、干預理論的主張是涇渭分明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制度創新，原有資本主義制度是歷史產物，兩者共存，短期內必然會產生制度管理上干預與放任的不協調。或許有人指出當今不少發達國家已過渡至混合資本主義制度，即指政府既有干預也有放任，理論上不存在不協調問題。須知道，發達國家的混合資本主義制度是內生演變的，它沒有受到外力作用，而澳門的特區行政區制度並非是在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上演變或沒有內生演變至更高階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由一種強大政治力的嵌入。嚴格而言，它不能說是混合資本主義制度，也不能說是混合社會主義制度。這兩種制度的共存，尤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26其在特別行政區制度主導下，從混合到融合的過程中，必然產生生產力、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之間的摩擦與不協調，所以制度融合已構成改革的路徑依賴。其次，《澳門基本法》與澳門五大法典《澳門刑法典》、《澳門刑事訴訟法典》、《澳門民法典》、《澳門商法典》和《澳門民事訴訟法典》之間的法律不協調。澳門五大法典是澳門回歸前支撐資本主義制度的法律基石，大都有百多年歷史，且大都沒有與時俱進的修改，大都變成歷史遺留的產物，而《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特區新制定的憲制性法律，在位階上，《澳門基本法》凌駕於澳門五大法典之上，並不存在位階相同的矛盾，但卻存在不同位階而法律銜接問題。儘管回歸前，特區政府已清理五大法典與《澳門基本法》有抵觸的條文，我相信這種清理基於意識形態居多，至於法理意識的清理，短期內不容易清理掉，因為只有經過長期的實踐才能知道原有法律與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摩擦問題。由此可見，法律有效銜接則構成改革的路徑依賴。而制度融合和法律有效銜接非依賴改革不可，是必然的選擇。2.增長不等於發展的經濟缺口澳門特區經過16年的“一國兩制”實踐，政治上的成功是肯定的。但經濟上是否如政治上這般的成功？則見人見智。主流意見有兩種：一種是認為經濟也是成功的，主要依據來自澳門經濟持續多年的雙位數高速增長、政府財政儲備豐裕、人均GDP亞洲第一。另一種是我的看法，經濟增長只是成功了一半，另一半還未成功，主要依據是增長不等於發展，經濟增長只反映了土地、資本、技術組成不同生產力方式的增加產值，而經濟發展的本質強調的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優化的過程。過去16年，只看見澳門經濟增長，但看不見澳門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優化，所以經濟增長不等於經濟發展。因此，澳門形成由經濟增長向經濟發展的需求缺口。這種經濟發展需求缺口必然產生對改革的高度依賴。理論上，技術創新、產業升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27級或產業結構優化取決於制度環境、政府政策的有效供給，例如技術創新所需的產權保障制度和一個低交易成本制度。而產業升級所需的產業政策，都需要由政府供給，而有效率的供給必然依賴改革去實現。事實上，澳門的政治、經濟狀況，如果要促使經濟增長向經濟發展推進，對改革的依賴程度或更高。此外，經濟增長本身也產生改革需求。澳門的經濟增長主要由博彩業推動的，而強勁增長背後更多是一種博彩業固有的特殊化操作，這種特殊化操作產生的特殊化問題，正對國家和特區帶來負外部性影響。根據《澳門基本法》第118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這條的關鍵是政策要符合整體利益；當然，整體利益包括國家利益和特區利益在內，整體利益是構成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澳門特區政府有高度責任去貫徹和落實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第118條產生了博彩業的發展需求，同時也產生了對改革的依賴，原因在於博彩業的特殊化問題已到了非改革不可。(二)改革目標及其路徑選擇理論上，改革的路徑選擇是多方位的，它不一定是單向的，有可能是雙向，甚至是立體的。比較歷史上的改革路徑選擇，主要集中在權力再平衡、反腐反壟斷、法制和政策。針對澳門當前的客觀狀況，那麼，改革目標是什麼？其路徑選擇又如何？1.改革博彩業一業獨大博彩業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澳門的經濟支柱和經濟命脈，但博彩業一業獨大也是鐵一般事實，其產生的經濟壟斷並衍生的結構性風險越來越高，且日益擴散至政治、社會層面。如果不改革博彩業的壟斷致使最後發生結構性風險，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它將難以克服。目前，博彩業衍生的結構性風險主要有兩方面：第一，財稅單一的結構性風險。由表9-1可見，澳門博彩稅佔政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28府收入由2000年的37%升至2015年的78%，短短15年升幅高至2倍，這遠高於內地土地財政的35%。結構性風險主要表現在“一籃子雞蛋”，意思指澳門政府的所有公共開支都依賴博彩專營稅。如果一旦賭收下跌，那麼稅收也將水退船沉，有可能出現一種收不抵支的赤字財政現象。從目前看，澳門特區政府的財政比較豐裕，它足可以應對一年的博彩稅零收入局面，但經濟整體發展不是簡單的加減法，而是混合乘除法，如果發生一年的賭收持續下跌(負增長)，它會對整體產生負乘數效應，也會引發本地資金外流和外來直接投資流入。事實上，2014年6月開始，賭收連跌26個月已促使特區政府採取緊縮措施，這也能說明財政單一的結構性風險存在。第二，產業結構的風險。這主要指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和骨牌效應。博彩業產生的擠佔效應，理論界有相當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土地、人力、科技創新的擠佔上，結果是創新產業無法成長。經濟發展史一再說明，如果沒有創新產業和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將失衡，最終引致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的不協調、不合理配置，從而衍生結構性風險。博彩業產生的骨牌效應，理論界較多指出，主要與澳門產業體系屬於垂直多元有關，例如：與博彩業垂直相關的行業有旅遊業、酒店業、運輸業、零售業、餐飲業，如果賭收下跌，必然對垂直相關的行業產生直接的影響；從產業體系的關聯性看，如果與博彩業垂直相關的行業受到直接的骨牌效應，那麼與博彩業橫向相關的行業也有可能受到間接的影響，而受骨牌效應影響，整體經濟容易受博彩業波動影響。此外，產業結構的風險還在於博彩業自身的營運模式，目前的博彩收益模式主要以貴賓廳為主，中場為輔，由於法律對貴賓廳的監管不夠嚴格，導致貴賓廳運作衍生不少風險，如高利貸、非法禁錮、協助洗錢等。顯然，這些非法活動必然構成經濟活動的風險，而澳門博彩業主要依賴貴賓廳模式，自然也要承受這種模式帶來的風險。應該說，這種風險的不確定性比起財政單一、擠佔效應、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29骨牌效應更加難管控，風險泡沫的機率更高。面對博彩業壟斷產生的結構性風險，澳門需要改革博彩業，這正因為博彩業的重要性，必須通過改革博彩業的結構性風險，以維繫博彩地位的重要性。當下，澳門要思考如何通過反壟斷改革，使博彩業發展能適應當前的發展需要。如果能適應和滿足當前的發展需要，則博彩業獨大及重要性地位不但能夠維持，還能為澳門產業結構優化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表9-1澳門政府的博彩稅佔政府收入百份比年份政府收入(百萬澳門元)博彩稅(百萬澳門元)博彩稅佔政府收入(%)200015,338.556470.37200115,641.662930.40200215,226.977660.51200318,370.610,5790.58200423,863.515,2370.64200528,200.817,3190.61200637,188.520,7480.56200753,710.531,9200.59200862,259.343,2080.69200969,870.845,6980.65201088,48868,7760.782011122,972.399,6560.812012144,994.5113,3780.782013175,949.3134,3820.762014161,861136,7100.842015116,111.489,5730.77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302.改革博彩業的路徑選擇從改革博彩業看，所謂改革博彩業並非是把寡頭壟斷改革為完全競爭，而是要打破博彩業在政府稅收比重、產值比重的高比例，以及它的營運模式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滲透性影響。改革的路徑選擇有以下三情況：第一，權力再平衡。要改革，大前提下必然通過權力再平衡，因為改革是權力的產物，如果權力固化，則改革必然無效率。過去16年，博彩業一業獨大，某程度說明權力結構固化或發生過度均衡，否則，理論上難以解釋為何在權力相對集中下容許博彩業一業獨大問題的長期積累。因此，要改革博彩業，就需要權力再平衡為改革提供動力。從澳門目前政治現實看，由自身內部實現權力再平衡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權力束縛。澳門被認為是一個社團政治，其權力基本上產生於相當複雜的社會關係上，利益關係重疊使政治人物無法跳出各種束縛實現權力再平衡。其次，沒有政黨政治。縱觀世界政黨政治都是涇渭分明的二元政黨政治，例如美國政治由共和黨、民主黨操控，權力再平衡可以則通過政黨輪替實現；由於澳門是一種社團政治，因此它不能夠通過輪替實現權力再平衡。所以，澳門要實現權力再平衡，唯一有效率的路徑選擇是中央安排。理論上，利益是推動改革的根本動力。什麼因素能促使中央政府權力再平衡的安排？我認為有兩種情況有可能發生：一是博彩業一業獨大損害國家利益；二是特區政府未有配合國家發展戰略(如“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行與時俱進的改革，從而影響國家發展戰略的全面部署。第二，法律改革。當澳門出現權力再平衡時，權力組織可以通過法律手段改革博彩業。從目前看，有關法律改革的路徑選擇有：①設立反壟斷法。至今為止，澳門仍沒有反壟斷法，而博彩業參與者卻以寡頭壟斷方式經營，這明顯是法律缺位的現象，沒有法律供給約束博彩業壟斷行為。因此，相當有必要進行反壟斷立法。當然，反壟斷法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31並非要打破現時澳門博彩業的寡頭壟斷競爭，而是打破兩方面：一是使寡頭壟斷程度減至最低；二是弱化博彩業的擠佔效應，不但針對經濟層面，還防範其對政治、社會層面的滲透和擠佔。②加大反不正當競爭法修定。儘管澳門博彩業具合法化，但合法化不能去掉其特殊化的本質。自賭權開放以來，博彩業的特殊化問題越趨嚴重，如非法集資、高息借貸、洗錢等。問題在於澳門現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博彩業特殊化問題發揮不到約束作用。因此，澳門需要通過加大反不正當競爭法修定以便改革博彩業的特殊化問題。③禁止澳門居民賭博立法。儘管特區政府禁止未滿21嵗人士進入賭場，但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人口基數相當小，因此有需要通過立法禁止澳門居民賭博，以確保勞動力供給不受病態賭博影響。一旦澳門居民染上病態賭博，澳門的勞動力供給將受影響，從而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第三，政策調整。改革博彩業，除了法律改革之外，政策調整也是一種路徑選擇。從目前看，改革博彩業的政策調整是取消對博彩業的政策傾斜，例如土地、人力資源、發財巴等專項批給。另外，特區政府也應該調整病態賭的政策，由目前的政府治理轉移至企業治理，要求博彩企業自行設置病態賭博治理中心。此外，把博彩業政策傾斜的資源投向技術創新和培育新興產業上。小結本章基於第四章、第九章的分析結果，對澳門進行改革動力機制分析。分析顯示，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由權力、責任、利益、社會倒逼、中央對特區的授權與監督機制五大因素產生，其機理來自政治經濟學的權責利一致性。當中央對澳門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不產生實質性運作時，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將受到責任約束和利益激勵影響，其中責任約束來自法定責任和社會倒逼，利益激勵來自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和特區利益)，法定責任約束、個人利益激勵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32構成改革動力的主因；經過多重利益博弈後，如果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法定內部責任，改革動力合成的是利己改革；當中央對澳門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產生實質性運作時，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將受到政治責任約束，那麼責任約束凌駕於個人利益激勵，改革動力合成的是利他改革。自特區成立至今，檢視澳門改革動力機制在經濟上的運作績效可以說好壞參半，好的方面是在博彩業增長改革上是有效率的，差的方面是在整體經濟可持續發展上改革缺位，尤其在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方面表現出無效率。主要有兩大方面：一是沒有推行反博彩業壟斷改革，使到澳門正面臨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財政單一、擠佔效應+骨牌效應疊加的結構性風險，一方面擠佔了澳門創新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削弱了澳門通過產業結構優化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機會。此外，結構性風險是顯而易見和信息是對稱的，但政府卻沒有與時俱進地進行改革供給，導致改革缺位(該改革而沒有改革)，最終令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衍生結構性風險；二是重大事件發生、重大發展機遇都沒能促使澳門推行重大改革，由於改革滯後，導致澳門未能前瞻性地把握國家發展機遇優化澳門的產業結構，同時也沒有優化自身的制度功能，使到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交易成本上升，不利於外來直接投資，也不利創新發展。而造成改革缺位的原因是改革動力合成主要由內生動力產生，而內生動力產生的原因除了政治責任約束不力未有構成外生動力之外，還因為內生動力下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法定責任約束之上，致使重大發展機遇或重大事件也沒有促使澳門改革動力發生完全耦合，這是經過多重利益博弈的結果。當下，世界經濟格局深度調整、隨着中國經濟發展的變化，澳門需要通過改革以應對信息萬變的環境。此外，澳門對改革的依賴既來自歷史轉變下產生的制度融合，也來自經濟增長不等於經濟發展的需

第九章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233求缺口。澳門有必要及時地推行反博彩業壟斷改革，因為博彩業對澳門的極其重要性，還因為博彩業一業獨大衍生的結構性風險與日俱增。改革越早，越能使澳門經濟軟着陸。澳門可以從三個路徑推行改革：一是權力再平衡；二是法律改革；三是政策調整。

234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給理論上，問題的倒逼與改革需求存在相互影響關係，意思指重大事件發生、矛盾激化都會產生改革需求，反過來，改革需求取決於重大事件發生、矛盾激化的倒逼。一般而言，改革需求會因為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發生新的問題而增加。當改革需求增加至臨界點時，它會倒逼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現實中，也有重大事件發生未能倒逼改革供給。例如，美國的槍擊案長期存在，可以定性為重大事件或矛盾激化，但美國政府無法對憲法進行改革，也無法在國會通過控槍法案，這是典型的問題未能倒逼改革，這可能與利益博弈還在進行中，因而沒有觸及倒逼改革的臨界點。澳門需不需要改革？這是偽命題，任何國家都因發展而必須作出改革，它不存在需不需要的問題。澳門通過改革維持經濟可持續發展，這是必然、必要的選擇。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澳門要找出改革需求是什麼？是否具備改革的條件？這才是真命題。一、改革需求改革需求涵蓋領域無處不在，簡單可劃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大領域。由於本書是研究方向是經濟，所以分析的是經濟領域的改革需求。經濟發展本質上是一個技術、產業不斷創新、結構不斷變動的過程。1因此，經濟改革需求必然來自經濟發展的本質(核心價值)，即來自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優化的改革需求；除此之外，由於政治經濟是分不開的，因此改革需求也包括發展不平等和結構性風險。從澳門的發展情況看，改革需求主要來自政策無效率、發展不平等和1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重構發展經濟學的框架》，載於《經濟學》季刊，2010年第1期。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35結構性風險。(一)政策無效率有效率(efficient)一詞是指既成限制的組合會產生經濟成長的狀況。特別是，能夠促成交換的雙方得到更大的貿易利益的制度相對地比那些不能發揮潛力的制度得以擴張。1顯然，諾思指的有效率是報酬遞增，那麼，無效率是路徑分歧和落後現象。2由此可見，無效率是指報酬遞減現象。又或是指不具有帕累托效率。3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經濟增長不等於經濟發展，因此產業政策有效率不僅是取決於報酬遞增(經濟增長)，還取決於政策本身是否能滿足經濟發展的本質，甚至在長期發展上是否衍生結構性風險。如果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本質並衍生結構性風險，那麼，產業政策應視為無效率。過去16年，澳門的產業政策在報酬遞增、經濟增長上是有效率的，但在符合經濟發展本質和窺避結構性風險方面顯得無效率。1.博彩業一業獨大由圖10-1可見，博彩業的產值由1998年的95.54億澳門元增加至2015年的813.3億澳門元，增長8.51倍；其產值比重由0.22增加至0.31；博彩業的就業比重由1998年的1.96萬人增加至2015年的9.42萬人，增加了4.8倍，其就業比重由1998年的0.1增加至2015年的0.24。從產值比重、就業比重看，反映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澳門基本法與特區發展”專題講座時直言，博彩業一業獨大不符合澳門1[美]道格拉斯‧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熟》，台北：時報出版，1994年，第111頁。2“有了報酬遞增，制度就有作用並且決定長期經濟體系的路徑，但是只要其中的市場是競爭的，或大致接近零交易成本的模型，則長期的路徑是有效率的。在合理的偏好假設之下，既不會產生分歧的路徑，也不會發生持續低落的成果。”[美]道格拉斯‧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熟》，台北：時報出版，1994年，第115頁。3張延：《中國經濟是動態無效率的嗎？——世代交疊模型對1994-2008年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載於《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第56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36地整體利益”。1此外，也可以從兩方面闡述博彩業一業獨大的政策無效率問題。第一，政策的前瞻性。所謂政策前瞻性是指政府預期賭權開放將導致博彩業一業獨大而事前作出的政策部署。回歸前的博彩業已經是一家獨大，2002年賭權開放時，如果政府政策具有前瞻性，它應該在賭權開放當初作出積極干預，想方設法限制博彩業一業獨大。事實上，特區政府在政策上不但沒有積極干預，反而積極配合博彩業擴張。“3+3”賭牌的產生可以說明這一點。根據第16/2001號法律規定，特區政府只能發出三個正式博彩牌照(又稱賭牌)，但不知為何特區政府在沒有任何諮詢下於2004年又再發出3個非正式博彩牌照，學界稱為“3+3”賭牌事件。特區政府不但沒有積極干預限制博彩規模，相反增發在法律上不存在的3個非正式博彩牌照。如果單從博彩業一業獨大問題看，政府的“3+3”政策顯然是有違法律原意，在奉公守法上是無效率。第二，政策的後續性。政策的後續性是指政府預期博彩業一業獨大後將對經濟、社會、政治層面產生外部性衝擊而作出政策部署。但特區政府不但沒有後續政策應對“3+3”產生的博彩業一業獨大問題，也沒有後續政策應對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博彩特殊化問題和博彩財政問題。第三，該改革的沒有改革。博彩業一業獨大實質上反映的是一種壟斷，至於它屬於自然壟斷、經濟壟斷抑或行政壟斷，因為澳門具有歷史性、制度創新性、微型經濟性的特點，所以很難界定博彩業一業獨大屬哪一種壟斷，因為獨特性，所以博彩業一業獨大有其客觀性。然而，客觀性不能一直凌駕於合理性，博彩業合法化也不等於合理化，合法化不等於沒有特殊化問題。理論上，壟斷，不管是什麼性質，從長期看，它是不合符經濟發展本質的要求，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建立在自由競爭之上；事實上，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衍生的擠佔效應、結構性風險和特殊化問題，其信息是對稱的，問題是顯性的，這說明政府該改革的沒有改革。1李飛出席在“澳門基本法與特區發展”專題講座上的發言，2014年12月3日。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37圖10-1博彩業的產值比重與就業比重變動第一，擠佔效應。它是指博彩業一業獨大對其他行業發生擠佔，包括政策、土地、勞動人口等資源。學界幾乎一致認為博彩業一業獨大將對澳門整體產生擠佔效應。1陳文鴻等(2009)則認為澳門產業結構單一問題，博彩業獨大直接地擠佔或排斥其他行業以至其他產業發展空間，一是擠佔勞動力，二是排斥外資投放其他行業；間接地帶動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矛盾。2然而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是否構成學者所説的？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擠佔其他產業發展空間。表10-1顯示的是1999-2015年澳門各行業的產值比重變動的逐年比較，當中可見，與博彩業產值一致呈正變動的行業有：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公共行政、酒店業、批發及零售業。其中，受1王五一：《澳門博彩業的成就與問題》，載於《澳門研究》，2009年，第55期，第9-11頁；馮邦彥：《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路向與政策研究》，載於《港澳經濟年鑒》，，港澳經濟年鑒社2010年，第344頁；陳廣漢：《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面對的困難與政策選擇》，載於《港澳經濟年鑒》，港澳經濟年鑒社，2010年，第346頁；陳文鴻、鍾民傑：《澳門經濟結構優化及在珠三角洲都會區的定位》，載於《當代港澳研究》，2009年第29期，第125-140頁。2陳文鴻、鍾民傑：《澳門經濟結構優化及在珠三角洲都會區的定位》，，載於《當代港澳研究》總第29期，2009年，第125-140頁。0.000.050.100.150.200.250.300.350.400.450.50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博彩業產值比重博彩業就業比重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38影響產值變動最大的是批發零售業和酒店業，其次是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公共行政。從行業性質看，由於博彩業與批發零售業、酒店業之間具有垂直相關性，因此變動合理；由於公共行政和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的性質是提供公共服務，儘管它們與博彩業不具有垂直相關性，但由於博彩業的龐大需求，從而倒逼公共服務供給增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與博彩業產值呈一致或呈負變動的行業是沒有的。有關數據大致上反映，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或蠶食效應，似乎在產值方面並不明顯。例如：2010年是博彩業產值正變動值最高的一年，然而，只有4個行業(水電、建築、銀行、保險)發生負變動，其他11個行業都呈現不同程度的正變動；如果博彩業發生擠佔效應，在合理區間內，至少有一半行業是負變動，但結果只有4個行業(不動產業務、保險及退休金、建築業、製造業)，所以，博彩業一業獨大在產值比重變動上未形成完全的擠佔效應。此外，2011-2013年間，發現博彩業產值與所有行業產值發生一致性的正變動。雖然發生的時期僅3年，但至少可以說明這3年不存在擠佔效應，相反有機會發生滴涓效應。而值得關注的是，2011-2013年所有行業產值呈一致正變動是繼2006年再度發生。不但年期長了，而且行業變動位置也改變，不動產業務產值變動首次超越批發零售業，成為博彩業以外最大增加產值行業。從行業性質看，它應該是被擠佔對象，但結果不但沒有被擠佔反而成為最大增加產值行業，這只能說明博彩業一業獨大在產值上並沒有對不相關行業產生擠佔。2014年6月開始至2015年12月，澳門賭收持續下跌，2014年跟隨博彩業下跌只有採礦業、飲食業和保險及退休基金；2015年賭收跌幅擴355.96億澳門元，跟隨博彩業下跌只有批發零業、酒店業、飲食業、不動產業、租賃業，除了與博彩業垂直相關的行業跟隨下跌之外，一些投資性行業也跟隨下跌。從整體來看，未能找出博彩業產值變動對其他行業影響的規律。但有一點值得關注，自2014年6月賭收開始下跌，當產值跌至一定程度時，其他行業受影響的機會增加。由於數據時間序列有限，目前未能找出博彩業的跌幅與其他行業受影響的臨界點。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39表10-1博彩業產值變動對其他行業的影響(1999-2015)(億澳門元)註：1998年對應的數據為該年產值，1999-2013年為變動產值，以1999年為例，1999年的博彩業產值為95.5億澳門元，2000年的產值變動減少了(5.1)億澳門元(1999年的產值減1998年的產值)；另，括弧內的數值表示產值減少。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年份採礦業製造業水電及氣體生產供應業建築業批發及零售業酒店業飲食業運輸倉儲及通訊業銀行業保險及退休基金不動產業務租賃及向企業提供的服務公共行政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博彩業其他團體、社會及個人服務及雇用傭人的家庭19980.138.913.313.514.98.713.929.332.78.163.512.538.613.110.395.517.41999(0.0)(1.1)(0.0)(1.1)(1.4)(0.3)(0.0)0.2(6.2)5.6(10.4)1.6(1.5)0.7(0.4)(5.1)1.32000(0.0)2.1(1.5)(2.8)2.40.50.71.14.00.1(11.5)(1.5)0.30.30.317.6(1.2)20010.0(7.4)0.6(1.4)0.80.62.0(3.3)(2.5)0.2(6.4)2.71.41.00.34.40.620020.0(1.8)(0.5)2.84.20.62.31.81.5(0.9)1.80.91.01.20.315.91.620030.0(0.6)0.98.13.4(0.5)0.6(3.0)(0.0)3.02.11.31.60.60.326.1(1.1)20040.00.7(0.1)7.84.03.111.54.20.9(2.7)4.29.71.61.20.844.98.12005(0.0)(0.8)0.435.83.01.4(0.6)3.115.81.519.27.14.41.31.615.93.82006(0.0)3.91.456.36.81.44.73.911.53.58.615.93.22.01.019.45.620070.0(3.2)(2.3)41.98.87.55.05.35.42.823.713.712.12.42.882.828.82008(0.1)(6.9)1.4(0.2)6.619.25.8(3.4)3.9(0.7)11.25.17.53.43.221.27.52009(0.0)(6.9)1.0(66.6)15.27.4(1.9)2.10.20.75.94.44.53.22.531.20.820100.0(4.5)0.8(13.8)33.218.25.412.33.2(0.3)(7.3)14.55.12.41.8248.65.920110.10.50.411.935.623.17.97.816.91.220.86.011.45.74.4225.413.220120.02.61.512.032.810.710.14.512.93.937.06.112.63.34.9152.97.92013(0.1)0.51.412.533.418.29.86.733.14.868.325.211.74.83.9230.18.72014(0.03)2.382.8763.98.6324.65(7.71)15.3737.84(3.3)109.2136.8616.1810.144.30(57.49)0.5920150.002.031.2952.22(23.11)(14.02)(6.62)9.0316.128.04(1.86)(16.29)17.676.815.46(355.96)3.17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40擠佔勞動力。由表10-2可見，1998-2015年間，只有1999年、2009年博彩及其他服務業人數出現下降，其他年份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增長，增長的高峰出現在2005、2006和2007年。2005年，博彩及其他服務業人數增加9500人，而出現就業人數減少的行業是製造業和運輸、倉儲及通訊業；2006年，博彩及其他服務業人數增加11,500人，而出現就業人數減少的行業是製造業和水電及氣體生產供應業；2007年，博彩及其他服務業人數增加20,200人，而出現就業人數減少的行業只有製造業。由此說明一種現象，製造業就業人口有可能被博彩業擠佔。為什麼說是一種可能性？因為在博彩業就業人數增加的同時，其他行業也在增加就業人數，行業間出現了一種交叉就業流動，我們很難確定哪個行業擠佔哪個行業；但是，由於博彩業的的工資水平相對高出其他行業，因此博彩業可以說是擠佔勞動力的源頭，而製造業的工資水平相對較低且屬於夕陽行業，最終被擠佔的機會較大；而可能性反映在博彩業對製造業的一種間接擠佔，例如，博彩業擠佔輸運業，輸運業再擠佔製造業。我們還發現，一些行業就業人數減少不等於另一些行業的就業人數增加，這說明有一些行業雇用了外勞。以2012年為例，博彩及其他服務業就業人數增加了7500人，但只有製造業釋出了2500人、批發零售業釋出了1100人和不動產業釋出了3700人，除了博彩及其他服務業之外，其他行業就業人數同時增加了13,400人，因此得出就業人數缺口為13,600人，這說明了外勞替補了這個缺口。根據澳門特區政府勞工局的統計資料顯示，直到2012年12月為止，博彩及其他服務業750間實體企業的外勞人數達11,161人。由此可見，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確存在擠佔現象，並產生了二次擠佔：一是內部擠佔，它是由行業間以高薪挖角產生，主要發生在博彩企業的前期投入階段；二是外部擠佔，它是由行業間輸入廉價勞工產生，即同工不同酬，主要發生在博彩企業的後期營運。在整個擠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41佔過程中，一次擠佔的對象是行業，二次擠佔的對象是本地居民。由於澳門現行法律漏洞，未能促使自由市場機制合理配置和有效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權利，不少本地小型傳統老店被一次擠佔後，因缺乏人手而倒閉；不少本地工人(40-60歲的技術工人)被二次擠佔後而失業，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現象。1排斥其他資金投入其他行業。由表10-3可見，2002-2015年，博彩業佔外來直接投資總額分別為：49%、49%、57%、61%、67%、54%、66%、38%、69%、-80%、66%、77%、46%、66%。除了2011年和2015年發生外來直接投資流出博彩業之外，其他年度都是流入。14年外來直接投資總額為2123.6億澳門元，涉及各個行業，按資金大小排列分別為：博彩業的1129.27億澳門元、銀行業及證券業的370.84億澳門、批發及零售業其他服務業的115.04億澳門元、建築業的111.97億澳門元、保險業的48.96億澳門元、倉儲及通訊的42.32億澳門元、酒店及飲食業的13.92億澳門元、12.35億澳門元。博彩業一業獨大是否會排斥外來直接投資其他行業？理論上，同行業因競爭在市場上才形成排斥或擠佔。如果說是博彩業一業獨大排斥外來直接投資其他行業，由於缺乏同行競争的因素，所以理論上難以解釋它們之間存在排斥關係；其次，即使博彩業之間也末必存在這種排斥關係，因為博彩市場屬不完全競爭市場，設有市場准入門檻和政府審批限制，企業不具有這種排斥力，只有政府才具有。表面上看不存在博彩業一業獨大排斥外來直接投資其他行業。事實上，由表10-4可見，2003-2015年各行業吸引外資同比變動的情況，看不出它們之間存在排斥關係，相反存在替1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李靜儀：“這批工人2016年9月12日起陸續入場，但工作數日後被公司通知中秋翌日放假，部分員工十七日返工時，發現入閘紀錄被取消，不解為何被停工，遂到工會求助，總數涉及近百人，從事雜工、清潔等。由於該地盤目前聘用三千七百多名外雇，當中亦包括雜工、清潔等外雇仍在上班，情況不正常，一家公司請本地人短短幾日就停工，甚至冇任何停工原因，祇叫等電話通知，說明人力資源非常充裕，若地盤不積極解決問題，不履行優先聘用本地人的責任，政府就應該縮減他們的外雇額。”資料來源：《澳門日報》，2016年9月20日，第A7版。上述案例自2004年開始每年至今時有發生，顯示澳門存在劣幣驅逐良幣現象。而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是否能夠說明博彩業一業獨大的擠佔效應，我認為，目前不能足以說明，但能間接反映。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42代關係，以2011年、2015年為例，博彩業發生外來直接投資流出46.47億澳門元，但沒有影響外來直接投資批發及零售、建築業、銀行業及證券業和其他服務業。但不排除一種可能性，由於政策傾斜博彩業，博彩業因而一業獨大，而博彩業的一業獨大擠拈了政府投放於創新產業的資源，使外來直接資金沒有機會投資在創新產業上。按照澳門擁有政府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和“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背靠中國的地緣優勢，澳門有條件提供相當優厚的創新產業政策誘導外來直接投資。過去16年，資本積聚越雄厚，但創新政策卻越是保守。當下所見中國互聯網+、大數據、新能源產業；美國的信息產業、頁岩氣和生物工程發展迅速時，澳門電子支付仍在起步階段，大多數停車場仍採用人手收費，澳門通(MacaoPass)只能用於巴士和一些便利店，的士也不可以使用，街上咪表泊車位更不能使用，微信支付更是聞所未聞，大數據更是空中樓閣。即是中醫藥在2003年施政報告已提出，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要澳門發展中醫藥，但至今年仍未見中醫藥創新產業政策出台。如果這些不足以證明澳門創新產業政策無效率，那麼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至今沒有把新興產業的產值納入GDP產出法計算，這足以證明澳門的創新產業政策失敗。由此可見，博彩業一業獨大沒有排斥外來直接投資其他行業，但有可能擠佔外來直接投資創新產業的機會。這是一種間接擠佔的結果。為什麼？由於創新政策受到博彩業擠佔所致，因此市場上沒有形成創新發展的空間，導致沒有外來直接資金投資於創新產業上，例如互聯網+、大數據、新能源汽車、中醫藥等，這些都是引領未來發展的趨勢產業，如果澳門政府能為這些產業提供有效率的產業政策支持，利益最大化會驅使外來直接資金投資於這些產業上。由此可見，博彩業一業獨大間接擠佔了政府創新產業政策的有效供給，使到外來資金沒有投資這些創新產業的機會，博彩業一業獨大本身不構成對創新產業的直接擠佔，因為產業政策是直接源於政府的決定。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43表10-2澳門博彩業就業變動對其他行業的影響(2005-2015)年份製造業水電及氣體生產供應業建築業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倉儲及通訊業金融業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千人千人千人千人千人千人千人千人千人千人199841.41.320.532.322.613.35.77.916.119.619991.3-0.2-4.3-1.9-1.61.20.11.40.2-0.32000-4.7-0.30-0.30.10.11.11.20.12.220016.60.20.90.41.60.1-0.80.3-0.20.92002-2.60.2-1.80.90.9-1.60.20.21.21.12003-4.30.11.11.8-1.21.3010.70.42004-1.6-0.21.721.70.6-0.10.607.42005-0.80.14.80.10.8-0.20.41.70.79.52006-5.9-0.37.91.14.820.31.91.711.72007-8.70.30.334.30.31.23.9320.220083.6-0.46.5-0.56.8-1.5-0.83.3-4.14.72009-7.90.1-5.81.92.40.601.90.3-3.72010-1.20-4.70.6-0.4202.21.71.72011-2.40.41.123.3-2.20.80.51.66.62012-2.50.24.1-1.16.900.1-3.72.17.52013-1.3032.41.3-0.11.13.30.63.92014-1.6-0.417.20.50.53.31.42.8-0.20.62015-0.50.12.3-0.20.2-1.70.1-0.63.90.2註：1998年對應的數據為該年就業人數，2004-2013年為變動就業人數，以2004年為例，2004年的就業人數為2.29萬人，2005年的變動人數增加了7900人(2005年的就業人數-1998年的就業人數)；另，括弧內的數值表示就業人數減少。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44表10-3澳門外來直接投資(FDI)流量(2002-2015)(百萬澳門元)年份總計工業建築業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倉儲及通訊業博彩業銀行業及證券業保險業其他服務業2002303415145324102517147736651~2003330715912455-653051617703122~200438886523508127425222842984~2005996099360680112819360291099246127200613,88819475079617058693151621345112200718,519-925873332-103669510,029256926884200820,779122642407-82413,64054735452820096803-22183716371388472567944212-158201022,6572091301305621214215,6131536581720115818-852283773393300-46471870-2614247201231,111-471113777483-83020,67939983892551201336,16925792113481289727,8093722992895201427,32135986391145714012,594495944537962015910630623943893-763811-60237795877-185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表10-4澳門各行業吸引外資同比比重變動(2003-2015)年份工業建築業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倉儲及通訊業博彩業銀行業及證券業保險業其他服務業20030.05-0.730.40-1.64-0.410.090.921.39~2004-0.590.920.12-2.950.390.38-0.39-0.31~20050.5214.650.347.88-0.551.711.561.93~20060.961.080.17-0.852.040.550.470.40-0.122007-1.052.453.19-7.090.190.080.58-0.22-0.252008-14.56-0.75-0.88-0.92-0.990.361.131.03-0.672009-2.810.303.02-2.68210.75-0.81-0.83-0.61-6.642010-1.950.550.870.54-0.835.080.631.74-1.042011-1.41-0.820.230.851.11-1.300.22-1.45605.712012-0.45-0.510.000.23-3.77-5.451.14-2.49-0.402013-6.477.30-0.64-0.73-1.120.34-0.071.55-0.652014-0.860.071.902.570.44-0.550.33-0.553.2420157.741.430.00-2.674.79-1.480.570.97-1.05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45間接拉升通貨膨脹。根據統計局數據顯示，自1998-2015年，澳門的通脹率分別為0.17、-3.2、-1.61、-1.99、-2.64、-1.56、0.98、4.4、5.15、5.57、8.16、1.17、2.81、5.81、6.11、5.5、6.05、4.56(圖10-2)。通貨膨脹的成因相當複雜，有成本推動也有輸入性影響，尤其發生在一個外向型的微型經濟體澳門特區，導致通賬的原因更加複雜。要檢視通貨膨脹是否因博彩業間接擠佔所致，這需要實證分析證明它們之間的相關性。除此之外，也可以基於一些客觀因素判斷。2002年，博彩業外來直接投資累計總額(年末)為151.1億澳門元，佔全澳外來直接投資累計總額58.4%，2013年，博彩業外來直接投資累計總額(年末)為1150.6億澳門元，佔全澳外來直接投資累計總額60.7%，如此龐大資金流入如此不足30平方公里的微型經濟體，直接導致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是完全可能的，所謂一石激起千層浪，諸如固定資產價格、薪酬價格等一定會不同程度地被推高，所以說博彩業一業獨大對間接擠佔通貨膨脹是存在，理論上可以通過總需求與總供給解釋。由圖10-3可見，龐大的外來直接刺激需求增加(D1上移至D2)，在供給不變下，它將拉動價格上升(P1移至P2)。由於需求包括不同生產要素的變量，所以整體推高通貨膨脹。理論上應該構成直接拉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共發生了兩次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第一次是在1985-1988年，通貨膨脹率維持在7%以上，期間FDI增長率均超過30%，分別為66.6%、32.7%、33.1%和38%。第二次發生在1993年-1995年，這是中國通貨膨脹率最高的時期，通貨膨脹率均超過兩位數的增長，同時也是FDI增長最快的時期，如1991年和1992年FDI增長率為161%，1993年的FDI增長率仍然達到84%。對澳門而言，大規模外來直接投資於一個微型經濟體，且投資於一個具壟斷性的博彩業，在短期內，的確發生貨幣數量的增長快於產量的增長，從而產生通貨膨脹。例如2004-2008年為賭權開放的投資高峰期，這段時間的通脹率為0.98、4.4、5.15、5.57、8.16，這說明FDI會對通貨膨脹構成直接影響。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46圖10-2澳門通脹率(1998-2015)圖10-3外來直接投資博彩業引發需求量與供給價格變化PQD1D2PQSP1P2擴大貧富差距。根據澳門政府關於堅尼系數分階段公佈：1998/1999年度的堅尼系數為0.43；2002/2003年度的堅尼系數為0.45；2007/2008年度的堅尼系數為0.4；2012/2013年度的堅系數為0.38，顯示澳門的收入不平等處於收斂的趨勢上，但不容忽視的是，2007/2008年度的堅尼系數屬於警戒水平。貧富差距屬於政策分配、制度公平問題。理論上，在勞動力市場自由競爭下，博彩業一業獨大是不太可能-4-20246810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47直接擴大貧富差距，它有可能促使富者越富，但不太可能促使貧者越貧，除非博彩企業採取極剝削的管理方式。根據有關數據顯示，2002年賭權開放，該年文娛博彩人員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5965澳門元，低於公共行政及社會事務、金融、教育及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2015年文娛博彩人員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18,000澳門元，超過金融，僅低於公共行政及社會事務、教育及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由此可見，博彩業人員的工資收入是遞增的，且遞增的較快，否則它不可能超過金融的收入水平，說明博彩業並沒有採取剝削的管理方式。也許有人會認為博彩業收益龐大、行業之最，員工收入中位數該排在第一位。即使這種看法是對的，但也只能說是博彩業一業獨大沒有實現增富最大化，卻與增貧無關。有沒有可能博彩業一業獨大間接擠佔政府分配政策而擴大貧富差距？在資本主義制下，大財團影響政府政策是存在的，但在擠佔分配政策上澳門是不存在。首先，過去16年，特區政府投放資源最多的是民生方面，這已否定了政府民生政策被擠佔的可能。其次，資本家和工人在爭奪政府資源上是存在競爭的，因為資源有限性並產生機會成本。然而，博彩業企業無需要，也無必要向政府爭奪資源，因為博彩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對博彩稅的高度依賴已使特區政府主動地向博彩企業政策傾斜。因此，對博彩業一業獨大間接地擴大貧富差距的看法似乎還需深入論證。刺激房地產泡沫。由表10-5可見，自2004-2015年間，樓價由每平方呎8259澳門元升至每平方呎86,826澳門元，飊升10倍；以2015年本地居民每月收入中位數18,000澳門元計算，在沒有任何支出下，需要工作4.9個月才能買到1平方米，已明顯脫離本地居民實際購買力。理論上，經濟泡沫是由投資促成，由投機引爆的。房地產泡沫也不例外。博彩業一業獨大是否刺激房地產泡沫？博彩業一業獨大既然可以直接拉高通貨膨脹，當然也可以有拉高樓價的可能。至於它是否刺激房地產泡沫，視乎博彩業每日龐大的博彩毛利收入是否投機房地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48產市場。由於信息不對稱，難以找到數據證明六間博彩企業的資金流入澳門房地產市場。由於沒有數據支撐，所以只能在邏輯上認為博彩業一業獨大存在刺激房地產的可能。只能說，它是構成房地產泡沫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且不一定是主因，因為澳門是一個自由港，任何資金可隨時進出澳門而不受到管制，所以很難確定那一股資金在主控房地產價格。但無庸置疑，龐大外來直接投資進入博彩業產生需求拉動本地租金、樓價上升的影響是存在的。表10-5澳門住宅價格變動(2004-2015)年份住宅(每平方米/澳門元)20048259200511,621200613,881200720,729200823,316200923,235201031,016201141,433201257,362201381,811201499,795201586,826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通過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具體擠佔問題進行分析，認為一些擠佔現象大致上存在，但仍有個別擠佔的看法存在不完全發生或沒有發生。例如：政府公佈各行業的產值數據顯示博彩業一業獨大不但沒有對各行各業的增長構成擠佔，反而有可能發生滴涓效應；博彩業一業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49獨大不存在直接排斥外資進入其他行業，除了不具有理論支撐之外，有關數據顯示外來直接投資在博彩業與其他行業之間沒有較明顯的競爭性排斥；博彩業一業獨大擴大貧富差距，有關數據顯示它只擴大了富，並沒有增加貧，此外，貧富差距問題屬於政策分配，事實證明特區政府投放民生方面的資源是最多的，這排除了博彩企業影響政府民生分配政策的可能。然而，博彩業一業獨大對澳門整體發展產生擠佔效應也是不争的實，當中包括直接擠佔或間接擠佔。從直接擠佔看，首先，擠佔創新產業政策。如擠佔了中醫藥產業、互聯網+、新能源汽車等創新產業政策。其次，擠佔勞動力。外勞以及黑工泛濫，從而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再者，擠佔拉高通脹。當中商鋪租金和住宅樓價飊升最為突出。從間接擠佔看，主要是擠佔交通。博彩業一業獨大對交通的擠佔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免費賭場巴士；二是建築工人，根據勞工局2016年1月的數據公佈有42,755人從事建築工作，保守估計六間博彩企業的建築工人至少有3萬人，每日上下班都對澳門公交服務形成巨大擠佔；三是大量遊客，一個不足30平方公里，人口65萬的微型城市每年要接待旅客，2008年是2300萬人次，2015年是3070萬人次，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是因博彩而來澳門旅遊的，從而對公共交通產生不堪負荷。可見，博彩業是擠佔了政府政策資源和社會資源而使自己獨大的。而當中不少擠佔看來，政府政策該調整而沒有調整，該協調而沒有協調，該創新沒有創新，導致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負外部影響成本)直接或間接地轉嫁給社會，這顯然是政策無效率的表現。第二，博彩特殊化。由於博彩業的行業本質相對特殊，博彩業的高速增長，繼而衍生貴賓廳吸存、放高利貸、侵吞等非法問題已構成博彩業政策無效率。貴賓廳被學界認為是澳門最成功的制度創新。貴賓廳內生的制度和營運方式稱為貴賓廳制度，又稱為賭廳承包制。2001年9月25日，第16/2001號法律正式生效，澳門博彩中介人在法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50律中有了明確的定義和法律地位，中介人即為貴賓廳廳主。2004年7月1日第5/2004號法律生效後，博彩業中介人向賭客放貸合法化，不過法律規定的具有從事信貸業務資格的實體，至於與貴賓廳(中介人)相關的合作人仍受到第8/96/M法律規範，不能放貸，否則觸犯高利貸罪。由表10-6可見，由2011-2014年，博彩罪案整體上有所趨減，由2028宗降至1553宗，降幅率為23.4%，但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亦即非法禁錮罪，則由2011年的20宗升至2014年的65宗，增長2.25倍；放高利貸罪則由2011年的175宗升至204宗，增長率為16.6%。而2011-2014年博彩罪案佔整體罪案總數分別為16%、16%、19%、11%，反映與博彩相關的整體罪案有上升。正如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實際運作中，博彩中介人可以多種模式出現，包括：在博彩公司轄下娛樂場內開設一間貴賓廳的廳主，也可以是在某個時間承包博彩公司一張賭枱的經營者，可以是衛星娛樂場或衛星角子機的合作者，可以是賺取佣金的沓碼仔。他們的角色及功能各有不同，且一個中介人可以同時有多個角色。”1正是廳主、中介人、沓碼的角色重疊，利益邊界不清，引發利益衝突。由表10-6可見，2014年4月發生的黃山夾巨款私逃事件和2015年9月“多金事件”，涉及金額龐大，以億為計算單位，事件被證明涉及非法吸存問題。此外，還有涉詐騙和非法刷銀聯卡等，事件涉及金額也相當高。1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澳門幸運博彩經營權開放中期檢討：經濟、社會、民生影響及承批公司營運狀況》，2016年5月11日，第237頁。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51表10-6澳門博彩非法活動一覽年份事件金額進展2014年4月貴賓廳人士黃山夾款私逃近100億元已報警2014年5月11日沓碼騙賭廳1500萬澳門元拘捕包括主腦在內的沓碼2015年8月25日新口岸五間珠寶店及電訊店破獲非法刷銀聯卡涉不法交易逾3.5五億澳門元，銀聯損失70萬拘捕17名包括主腦的店東、職員以及賭場“扒仔”，檢獲11部改裝的“有料終端機”及1300多萬現金。2015年9月多金貴賓廳管理人員卷款潛逃5.2億港元已報警2016年1月6日賭廳高層涉吞款1億澳門元已報警2016年7月18日投資公司非法吸存3138千萬元已報警2016年7月19日集團非法吸存(初步認為與賭廳無關)5600萬元已報警上述的博彩業非法活動情況，這並非2002年賭權開放之後才發生，而自從澳門博彩業合法化開始已存在。可以說，它是一個長期積存的問題，而賭權開放產生的利益溢出暴露長期積存的特殊化問題。關於博彩非法活動，特區政府可以從兩方面作出應對：第一，先發制人。特區政府可以結合博彩業歷史發展的路徑依賴對博彩非法活動的發展態勢作出有效率的預測、判斷，並具備條件供給可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下作出先發制人的應對，包括立法、修法和加強政策監管等。第二，後發制人。面對“黃山事件”、“多金事件”時，由於事件重大，影響到法治和經濟秩序，特區政府具備條件供給可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下作出後發制人的應對，如果事因法律漏洞則修法，如果事因監管缺位則加強監管。顯然，特區政府沒有做到先發制人以防患於未然，而事後也沒有做到強而有力的後發制人應對，嚴格而言，說明政府在應對博彩非法活動上手忙脚亂，不知所措。至今，特區政府既沒有推行反壟斷法立法，也沒有修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52改不正當競爭法的修改(目前仍採用第40/99/M號法令的版本1)，更沒有修改博彩監察局職權或擴大其職能，這些本該理所當然政府該做的卻沒有做，這說明政府改革缺位，管治上產生無效率。表10-7博彩業罪案(2011-2014)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新聞局第三，博彩財政。博彩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但支柱產業與博彩財政並不存在必然關係，而真正促使澳門發生博彩財政的是一項制度改革。根據第16/2001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三章第27條規定“承批公司必須繳納博彩特別稅，該稅款系按照經營博彩之毛收入計算，博彩特別稅之稅率為35%。”澳門特區自2000年開始，博彩稅佔政府收入比重由37%一直增加至2015年的77%，已完全構成博彩財政。或者有人認為，博彩業佔政府收入比重77%對澳門這麼一個微型經濟體而言是有效率的。首先，這是稅基問題，它與大國、小國、微型經濟體無關，稅基太窄同樣對大國、小國、微型經濟體產生“一籃子雞蛋”風險，最常見的情況是一旦遇上經濟逆境，會發生入不敷支問題，所以，決定其是否具效率主要看稅基構成的財政收入風險程度。理論上，將雞蛋放在不同籃子上是較具效率的做法。其次，博彩稅佔政府收入比重77%，從投入產出看，表面上看政府是少勞多得或少投多產，看似有效率，實際上是不具效率。2004年6月至20161第40/99/M號法令的不正當競爭規範對象：混淆行為、欺騙行為、詆毀行為、侵犯秘密、促使或利用他人違反合同、虧本出售等等。而沒有非法資金操作、聯合訂價等界定，有關法律顯然適應不了賭權開放下澳門經濟的新發展特點。年份博彩罪案剝奪他人行動自由罪高利貸罪罪案總數201120282017512,512201220702315012,685201325993916113,685201415336520414,016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53年7月，賭收連跌26個月，期間促使特區政府實施緊縮措施1，這是經濟風險倒逼而催生的政府舉措，因此不能說明博彩財政是具效率的。最後指出，任何一個政治家都不會讓一個行業佔整個財政收入達77%，也不認為77%是一個合理的財政結構安排，因為誰都不想冒一籃子雞蛋的風險。一個行業佔政府財政收入達77%否構成風險？理論上，沒有人否定這個風險的威脅存在，但具體也說不出博彩稅佔政府財政多少比例才是合理。然而，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它應該明白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特區政府具有財政豐裕2的比較優勢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具備擴闊稅基、推動產業升級、創造高附加增值服務的條件，但16年來沒有充分發揮這兩項優勢改善財政結構，使博彩稅佔政府收入比重由37%一直增加至2015年的77%，這也說明在財政政策供給上不具效率。2.。經產業政策供給缺位窒礙新興產業發展濟發展的本質是一個技術、產業不斷創新、結構不斷變動的過程，而新技術、新興產業就是這一過程的集中體現。所謂發展是硬道理，當中內涵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因為經濟是發展的基礎，所以政府最重要的職能之一是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理論上，政府要推出經濟可持續發展政策，其政策必然要合符經濟發展的本質，簡單而言，它必須推行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優化，以合符經濟發展的本質，才能做到發展是硬道理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過去16年，特區政府在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不少優化產業結構和培育新興產業的政策，如會展業(2002年)；離岸服務、物流、中藥(2003年)；製造、離岸服務、中醫藥、環保中介(2004年)；傳統工業升級轉型(2005年)；中醫藥、航空物流、商務中介服務(2006年)；會展、文化產業(2007年)；傳統工業升級轉型、會展、文化產業(2008年)；會展、文化產業(2009年)；文化產業、中醫藥、物流、教育(2010年)；1該措施以平均賭收183億為臨界點，低於183億即時實施。2015年9月特區政府啟動緊縮措施。2截至2015年9月，特區財政儲備中的基本儲備為1318.8億澳門元，超額儲備為2113.81億澳門元。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54會展、文化創意、中醫藥、商貿服務、高附加值工業(2011年)；會展、文化創意、中醫藥、商貿服務、傳統工業升級(2012)；飲食、會展、中醫藥、文化創意(2013年)；會展、文化創意、中醫藥產業、信息科技、物流(2014)；文化創意、中醫藥、環保產業(2015年)。但至今，上述施政報告中所提及的新興產業仍在培育中，未有實質產出，因此沒有納入GDP產出法統計指標。此外，嚴格而言，政府施政報告中所培育的大多數產業不能說是新興產業1，因為這些產業在其他地區發展已相當成熟及極具規模，而只能說它們是澳門的新產業，差別在於從無到有，而非從有到優的技術創新。不少經濟學家指出，21世紀的末來產業主要有新能源開發、純電動車製造、互聯網+、3D列印、數碼通訊、智能機械人、高速鐵路、太空探索等等，而澳門政府的產業政策中無一涉獵。16年來，擁有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下，政府政策既未能成功打造新產業，也沒有涉獵末來產業，創新產業政策可以說幾乎無效率。從世界各國發展創新產業的經驗來看，其中一個關鍵是非常重視科研(R&D)的投入，根據OECD和UNESCO的統計資料，2013年美國的科研投入/GDP比例在全球排第11位，以色列和韓國均以4.2%排世界首位，日本的為3.5%排列第三，芬蘭(3.3%)、瑞典(3.3%)、丹麥(3.1%)、台灣(3%)、瑞士(3%)、奧地利(3%)、德國(2.9%)分別排在全球第四至十位，後面有法國(2.2%)、中國(2%)、英國(1.6%)、俄羅斯(1.1%)、印度(0.8%)。2反觀澳門，由表10-8可見，2013年批准科研金額(機構與個人)為1.07億澳門元，佔該年GDP4105億(產出法計算)的萬分之二點六，遠低百分之二的合理水平。而申請與批准比例低於50%，如2004/2005的批准只有申請的9.8%；2015年的批准佔申請的41%，唯一一年的批准超過申請的一半是2014年為52%。數據反映特區政府不重視科研投入。更甚的是，政府寧願每年向每位澳門居民1新興產業(emergingindustries)新興產業是指隨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興技術的發明，應用而出現的新的部門和行業。2參見《世界各主要國家或地區科研投入與產出的比較分析》，中國科學基金，第3期，第283頁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55派錢(現金分享計劃)，也不願加大力度科研投入。根據本人的統計，由2008-2016年，政府的現金分享計劃總支出為373.65億澳門元，如果將每年的現金分享用作科研投入，以2013年的現金分享為48.85億澳門元，其R&D的比例將是1.2%，超過俄羅斯和印度。澳門在科研投入佔GDP的比重之低以及現金分享計劃多次實施，都反映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管理低效，窒礙了創新發展。表10-8專項資助申請所屬學科及批准金額(2004-2015)(億澳門元)年份機構個人申請批准申請批准2004/20053.890.40.330.01520060.640.223.340.1220071.240.330.00990.002120081.320.570.20.001620091.530.330.310.002820100.920.360.460.001120115.060.530.130.003120121.930.70.0190.0045201331.060.250.0120143.061.60.0180.001720152.761.130.0140.0085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網站(二)產業結構失衡本地學界分析澳門產業結構問題一般基於博彩業的產值比重和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這種分析符合澳門實際情況，但未必可以反映出產業結構失衡問題。近年，發展經濟學在世界各地興起，在中國學術界更受到重視，其中之一是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產業結構失衡、優化上理論更趨系統化。以產業結構失衡分析而言，主要有勞動生產率變動分析、產業結構偏離度分析和產業結構失衡度分析。我們知道，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56這套分析方法主要針對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和勞動力比重的協調上。由於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且只有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結構分佈，有可能分析的結果未必可以全面反映澳門實際情況，故採取兩步分析：第一，嘗試採用勞動生產率變動分析、產業結構偏離度分析和產業結構失衡度分析，作為理論基礎分析；第二，結合博彩業一業獨大問題，作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1.整體勞動生產率的變動比較勞動生產率指標是指某產業產值比重與就業比重之比，它反映1%勞動力所創造的產值比重，如果產值比重越高，說明該產業勞動生產率越高。一般認為，比較優化和協調的產業結構應該是各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均接近1。但如果產業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很大，就容易產生經濟二元結構問題。比較勞動生產率的計算公式：lylyciii//……………………………………………………(10.1)其中，ci表示第i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yyi/表示第i產業產值佔總產值的比例；lli/表示第i產業勞動力佔整體勞動力的比例。從圖10-4可見，1998-2013年，整個勞動生產率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98-2005年過於分散(結構不協調)、二是2006-2008年趨緊(結構相對協調)、三是2009-2013年趨散(結構不協調)。數據顯示，澳門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徘徊在0.42-0.9之間，平均值為0.65；最接近1的是2006、2007、2008年的0.85、0.9、0.87；2013年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為0.45，較去年的0.49下跌了0.04；說明澳門工業在過去15年大多數時間處於低效率生產局面。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則徘徊在1.03-1.26之間，平均值為1.24，最接近1的是2006、2007、2008年的1.04、1.03、1.03，2013年的勞動生產率為1.08，與去年相同；說明澳

0.000.200.400.600.801.001.201.40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第二產業第三產業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58其中，P為產業結構偏離度，li第i次產業勞動力所佔的比重，gi為第i產業產值所佔的比重。如果偏離度較大說明勞動力結構與產值結構之間的一種不對稱，產業結構的效益低下；偏離度越小說明勞動力結構與產值結構相對應，產業結構效益高。通過圖10-5可以看出，1998-2015年的澳門整體結構偏離度由1998年的0.33下跌至2015年的0.1，顯示產業結構偏離度向低調整，說明整個產業結構的不對稱狀態得以協調和優化。從第二產業結構偏離度看，由1998年的0.18一直下跌至2015年的0.1，顯示第二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勞動力結構不對稱狀態持續優化中，以2000年為例，其偏離度是0.13，而當年的產值比重是0.15，勞動力比重為0.28，顯示28%的勞動力只創造13%的產值，說明勞動力生產效率低，有被倒逼遷出的壓力。2013年的偏離度0.06，而當年的產值比重是0.06，勞動比重為0.13，即13%的勞動力創造了6%的產值，顯示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與勞動力比重不對稱情況有所緩和，而勞動力被擠佔遷出的壓力也略為減少。從第三產業結構偏離度看，由1998年的0.17一直下跌至2015年的0.05，顯示第三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勞動力結構不對稱狀態持續優化中，以2000年為例，其偏離度是0.14，而當年的產值比重是0.85，勞動力比重為0.72，顯示72%的勞動力只創造85%的產值，說明勞動力生產效率高，勞動力有遷入的壓力。2013年的偏離度0.07，而當年的產值比重是0.94，勞動比重為0.87，即87%的勞動力創造了94%的產值，說明勞動力生產效率較2000年略低，舒緩勞動力遷入的壓力。

0.000.050.100.150.200.250.300.350.40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整體產業結構偏離度第二產業結構偏離度第三產業結構偏離度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60這種方法通過計算各產業增長率偏離最佳增長率r*的加權平均值衡量產業結構失衡度，這個平均值越大，說明產業結構失衡度越高。現實當中，各行業的增長率不可能同時大於最佳增長率r*，或同時小於最佳增長率r*，這樣在計算平均值時會出現正值和負值相互抵消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一種較好的方法，是用標準差進行計算，稱之為結構失衡度2。1nirripiin12)*(2112結構失衡度…………………(10.5)在衡量產業結構失衡度時，首先，計算出1998-2015年澳門經濟年均增長18%，以公式(10.4)計算出最佳經濟增長率r*的在1998-2010年間的加權平均值為15.25，所以，用15.25作為1998-2015年r*的估計值，運用公式(10.3)、(10.5)，我們可以計算出澳門第二、三產業間的產業結構失衡度。通過圖10-6所示，1998-2015年間，澳門產業結構失衡度呈M形走向，結構失衡度較高的年份是2005年、2007年、2010年和2015年，分別為8.16、5.42、9.96、4.5，俗稱波峰；結構失衡度較低的年份是1999年、2001年、2006年、2009年和2014年，分別為0.97、0.84、2.76和2.46，俗稱波谷。我們發現，澳門產業結構失衡度變動與龍頭產業博彩業變動有直接相關。自2001年的波谷後，2002年開始反彈，這正好是賭權開放之年，之後走向一個又一個波峰，而波峰的時間點正好是6間博彩企業相繼投入營運，至於2009年的波谷現象影響因素複雜，少不了與博彩業增長放緩有關，但主要還是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較大，大致上符合整個發展現狀。當中值得關注的是，澳門產業結構失衡度呈M形走向，反映澳門產業結構失衡問題嚴重，失衡問題之一是波動(參見表10-9波峰與波谷的變動)，波動太大容易產1原毅軍、董琨：《產業結構的變動與優化：理論解釋和定量分析》，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第14-16頁。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61生結構性風險。然而，導致這種M形結構風險的主因是什麼？從產業結構的產值、就業比重看，博彩業一業獨大是主因。圖10-6澳門的產業結構失衡度(1998-2015年)表10-9列出了1998-2015年澳門第二、三產業間結構失衡度中有關波峰和波谷的具體數值。波峰最高值為2010年的9.96，平均值是6.08，標準差為3.01。波谷最低值是2001年的0.84，平均值是1.64，標準差為0.9。這些數字說明什麼？這都反映出澳門這些年的產業結構失衡度呈M形走向，波動情況超出合理區間，容易產生結構性風險。這帶出另一個問題，澳門產業結構失衡度的合理區間是多少？而衍生結構性風險的失衡度是多少？採用產業結構失衡度計算，目前只能探索到它的波動性，如1998-2015年澳門產業結構失衡度呈M形走勢，通過失衡度的波峰、波谷的分散程度說明澳門產業結構發生波動情況，但不足以說明結構性風險問題。同時，由於經濟運行週期尚短，因此失衡度計算難以界定出它的合理區間和結構性風險，例如，澳門賭收自2014年6月至2016年7月26個月發生持續的負增長，但博彩財政的結構性風險、特殊化問題和擠佔效應都沒有較明顯的發生。0.002.004.006.008.0010.0012.00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62表10-9波峰和波谷時期的產業結構失衡度波峰年份產業結構失衡度波谷年份產業結構失衡度19982.3519990.9720058.1620010.8420075.4220062.7620109.9620091.1820154.520142.46平均值6.08平均值1.64標準差3.01標準差0.94.澳門產業結構存在失衡根據勞動生產率變動分析、產業結構偏離度分析和產業結構失衡度分析結果，澳門產業結構是存在失衡的。但若結合微型經濟體的約束條件分析，澳門產業結構是否存在失衡？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個客觀的事實。澳門的產業結構只有第二、第三產業的分佈。按照克拉克、錢納里的產業結構描述，一個完整的產業結構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由於澳門缺少第一產業，理論上，屬於一個不完整的產業結構。從產業結構的發展規律看，第一產業是必經的發展階段，它的先天存在決定其他產業的後天形成。以澳門為例，據歷史統計，1940年，向澳門港口登記出海的漁船有2000艘，漁民作業人數達20,000人，另有20家漁船維修廠和4家魚食品加工廠，1946年，魚及魚產總值250萬澳門元。這說明澳門過去是有第一產業(捕漁業)，而且形成了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縱向生產(魚類加工產品)。自澳葡政府開展產業產值統計工作開始，已沒有把第一產業納入產值統計。這說明澳門是存在過完整的產業結構，之所以後來演變為二次產業結構完全是後天不足產生的一個客觀事實。缺少第一產業，這構成了澳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63門產業結構失衡的基礎條件。而導致澳門第一產業淘汰的原因：一方面，第一產業的生產比較優勢喪失，意思指澳門選擇向外進口農產品和魚類產品較自己生產的成本低；另一方面，也反映澳門第一產業的生產技術落後，導致生產成本過高，失去競爭優勢而遭淘汰。從產業結構演變角度看，產業結構未能與時俱進朝高度化、合理化發展，這也是構成失衡的一個客觀事實。微型經濟體約束下的產業結構失衡問題。微型經濟體是否存在產業結構失衡問題？由於微型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小，未能在國際貿易產生影響力，所以很少專家學者研究。且由於微型經濟體一般具有海島型、面積小、人口少、自然資源稀缺、對外開放的特點，這些特點形成的條件約束是否構成不同的產業結構失衡標準？理論上，克拉克、錢納里、庫茲涅茨等對產業結構的研究沒有指出三次產業結構不適用於微型經濟體，也沒有指出微型經濟體不存在產業結構失衡問題。我們也不妨做一個簡單的模型假設：假設一個完全封閉的經濟體(不管大國、小國或微型經濟體)，如果沒有第一產業，它將產生什麼影響？結論是：沒有第一產業的原材料供給，將直接影響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投入產出需求，形成供不應求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可見，在封閉經濟系統下可以清楚三次產業間涉及的環環相扣的供應鏈問題，當中包括橫向生產、縱向生產、上游生產、下游生產。微型經濟體的自身條件約束不但不能優化三次產業間的環環相扣生產問題，相反會制約生產資料供給，導致生產斷層，容易產生結構失衡，形成結構性風險，應當說，它衍生產業結構失衡的風險程度較大國、小國高。當然有人會質疑這是偽命題，因為現實中不存在完全封閉的經濟體。的確，現實中不存在完全自我封閉的經濟體，但不排除完全被外力封閉的可能，如果受戰爭、恐怖活動的孤立等，儘管發生的機率低，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其發生的可能性。以朝鮮為例，由於私下發展核計劃，違反聯合國《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遭聯合國制裁。儘管這些外力制裁未有構成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64完全封閉狀態，但也足以對朝鮮經濟產生結構性風險，2016年4月28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指北韓因降雨減少影響農物收成而面臨糧食危機。1如果有人認為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地方細少且陸地資源匱乏，地理條件的約束決定了澳門二次產業的均衡結構，不存在產業結構失衡問題，這種看法還有討論的空間。這除了上述所指微型經濟體存在產業結構失衡問題之外，澳門的產業結構不完整，更加容易促成新的結構性失衡。儘管當下，在“一國兩制”下，澳門將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奉行自由港政策，這決定澳門不會是一個自我封閉或受外力封閉的經濟系統，但我們也不能就此認為澳門的二次產業結構是均衡的。儘管博彩業為澳門帶來資本積累，且政府擁有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通過向外購買維持第二、第三產業的生產所需，從而達至一種均衡狀態，但這種購買構成一種對外高度依賴，且只會構成短暫的均衡關係。當某一生產要素發生稀缺時，購買替代生產的方式將變得被動，因為市場上或技術上的壟斷在非常時期即使有錢也未必買到。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生產配置不合理。根據錢納里產業結構合理化模式2，第二產業的特點是產值貢獻，第三產業的特點是就業貢獻，這是產業結構的一種特點。按照這個理論來衡量澳門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生產配置是否最優？由表10-10可見，2000-2015年，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由0.15跌至0.11，就業比重由0.28跌至0.12；第三產業的產值由0.85升至0.89，就業比重由0.72升至0.88。有關數據顯示，澳門的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持續下跌至2015年的0.11，與錢納里的46%相差甚遠，顯示第二產業不具有產值貢獻的特點，而產值增加轉移至1聯合國警告北韓旱災或面臨糧食危機。載於《星島日報》，2016年4月28日。網站：http://vancouver.singtao.ca/545345/2016-04-28/post-%E8%81%AF%E5%90%88%E5%9C%8B%E8%AD%A6%E5%91%8A%E3%80%80%E5%8C%97%E9%9F%93%E6%97%B1%E7%81%BD%E6%88%96%E9%9D%A2%E8%87%A8%E7%B3%A7%E9%A3%9F%E5%8D%B1%E6%A9%9F/?variant=zh-hk。2當人均收入>4000美元時，第一產業產值比重為7%，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為46%，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為47%；第一產業就業比重為13%，第二產業就業比重為40%，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為47%。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65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就業比重持續升至2015年的0.89，顯示第三產業具有吸納就業的特點，超出錢納里的47%標準，如果結合沒有第一產業和產值增加轉移至第三產業的情況看，就業比重超出錢納里標準也合乎常理。但從整體看，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生產配置卻不合理。這合符勞動生產率變動分析、產業結構偏離度分析和產業結構失衡度分析。以產業結構失衡度為例，從2000-2015年，反映產業結構失衡度的曲線呈平緩向上，但2005年開始至今，反映產業結構失衡度的曲線呈M型陡峭走向，這種走勢也反映第二產業產值持續下滑和第三產業產值持續增加的此消彼長步調，不合理程度與產業結構失衡度一致，意思指第二產業產值比重越不合理，產業結構失衡度越高。資本密集沒有向技術密集過渡。大量的產業結構分析統計顯示，產業結構演變過程中會出現明顯的階段性和有序性，並表現出每一階段的演變特性，尤其在工業化階段更為明顯。從工業化階段演變特性看，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由輕工業向重工業的演變，即所謂的重工業化；二是無論在輕工業還是重工業階段，都會以原材料工業為中心，發展以加工、組裝為中心的高加工度化。而工業化的演變也相應帶動資源結構(主要是勞動力、技術和資本的結合)的重心改變，即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再向技術密集型轉變。根據本人所著的《一國兩制下澳門產業結構優化》中的研究指出，20世紀60年代末，澳門先後成為歐美“普惠制”(GSP)成員，而香港則失去這種優惠，加上澳葡政府逐步推行開放政策，配合廉價土地和勞動力，於是大量香港廠商選擇澳門作為生產基地，從而促進了澳門紡織成衣製造業的進一步發展，儘管經歷1973年石油危機，經濟在1975年出現復甦。據統計，1972年，澳門工廠已有949間；1974年又增加1037間，工廠工人數目達38,000人，生產項目包括開採、加工、食品、煙草、紡織、製衣、皮革、制鞋、木類、傢俱、紙品、印刷、化學、橡膠、塑膠、陶瓷、玻璃、非金屬、金屬、機器、運輸器材、器具及儀器、電力氣體燃料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66及用水、其他加工等；1980年，工業生產總值29.55億澳門元，其中製衣業產值為15.94億澳門元，佔工業生產總值53.96%，紡織工業產值為7.59億澳門元，佔工業生產總值25.7%，製衣和紡織的合共產值佔去工業生產總值的79.66%，剩下不到20%來自不同的加工產業，20世紀80年代中期工業生產走下坡。而這些加工產業大都屬於低端技術的加工，當中沒有涉及諸如電子設備、精密儀器、汽車零件和石油提煉等高加工度化行業。再說，一般而言，高加工度化行業的收益大於低加工度化行業的收益，正常情況是高加工度化行業的產值應該佔整個工業生產總值的多數，而不是少數。但事實上，澳門加工行業的產值比重一直都低於製造業和紡織業，這某程度折射出澳門的加工行業屬於低度(低技術)加工，其收益不足以促使大多數廠商放棄具有“普惠制”制度優勢的製衣業和紡織業投資。可見，澳門的工業基本上屬於一種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密集型的模式。嚴格而言，澳門只走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未有走完工業化過程，更沒有進入後工業化。澳門的廠商在工業化初級階段靠着廉價勞動力和歐美的“普惠制”優勢，獲得資本積累。然而，資本積累並沒有促使澳門工業結構呈合理化、高度化的升級轉型，而是跟隨博彩業的崛起而投資旅遊娛樂和房地產等服務性行業。由於資本密集沒有向技術密集過渡，這說明澳門的產業結構在演變過程中沒有出現明顯的有階段性和有序性的特點，說明澳門產業結構存在階段性缺陷和無序性問題，理論上可以界定為產業結構失衡。製造業空心化。廣義上可稱工業空心化，它是指工業資本因生產成本而選擇將生產基地轉移而產生工業生產部門的產值比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明顯下降，同時也造成國內物質生產部門與非物質生產部門之間嚴重失衡。過去，理論上有梯度轉移、雁型發展模式和國際產業轉移等論述製造業空心化問題。一般而言，判斷是否出現產業空心化，應該同時滿足三個標準：一是製造業等物質生產部門地位降低，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67產出比重降到服務業之後；二是製造業迅速地轉移到了國外；三是服務部門與物質生產部門之間結構失衡、失調。澳門是否發生製造業空化？由表10-11可見，一方面，製造業產值由2000年的40.49億澳門元一直跌至2014年的18.45億澳門元，跌幅達54%；製造業產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0.08一直跌至2011、2012、2013、2014年的0，2015年的為0.01，說明製造業對本地生產總值貢獻值極低，幾乎到了沒有任何貢獻程度。另一方面，貨物進出口自2001年開始發生貿易赤字，金額為6.97億澳門元，到2015年的貿易赤字為740億澳門元，貿易赤字擴大了106倍；而對應的服務出口2000年為288.89億澳門元，服務進口為101.53億澳門元，順差187.35億澳門元，當中博彩業的服務出口額為112.6億澳門元；2015年服務出口為2662.29億澳門元，服務進口為315.76億澳門元，順差2346.53億澳門元，當中博彩業產生的服務出口額為1818.91億澳門元，佔服務出口的77.51%。有關數據顯示，澳門製造業在物質生產部門地位降低，產出比重大幅度被服務業拋離；服務出入口部門與貨物出入口部門之間更形成強烈對比的順差與逆差；至於澳門製造業轉移問題，大致有兩種現象：一是梯度理論可解釋製造業生產力轉移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內地，二是工業資本轉向現代服務業，如房地產、飲食、運輸、電訊媒體等。無論從數據上或理論上，都能說明澳門發生製造業空心化現象，部分原因與博彩業一業獨擠佔勞動力成本上升有關聯，也有部分與經濟人受利益驅動的自行組織安排有關。製造業空心化是否構成澳門產業結構失衡，是否構成結構性風險？回答第一個問題。理論上，製造業是第二產業的核心部門，如果第二產業發生製造業空心化，除了產生與第一產業、第三產業之間的產值比重不協調，還會削弱產值比重貢獻度，甚至會動搖一國的經濟基礎，這意味着喪失技術自主生產力，形成對外高度依賴。制造業的核心地位，正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68書中指出，製造業創造財富的能力是國民財富的基礎。他為了突出製造業的重要性，而使用了“製造力”一詞。應該說，理論的解釋不會不適用於微型經濟體。回答第二個問題。製造業空心化在澳門經濟增長上並未衍生結構性風險，例如從2008-2015年，製造業產值比重佔本地生產總值僅為0.1，幾乎等於零，但經濟增長由2008年的1632億澳門元增加至2015年的3567億澳門元，增長1.18倍。但在長期的經濟發展上，會否因為生產力缺乏技術創新動力而衍生結構性風險，這需要更多經濟週期的觀察才能作出判斷。表10-10澳門第二、三產業的產值、就業比重(2000-2015)年份產值就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20000.150.850.280.7220010.130.870.310.6920020.120.880.290.7120030.130.870.270.7320040.120.880.250.7520050.150.850.250.7520060.200.800.230.7720070.190.810.210.7920080.170.830.200.8020090.110.890.160.8420100.070.930.140.8620110.060.940.130.8720120.060.940.130.8720130.060.940.130.8720140.080.920.120.8820150.110.890.120.88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69表10-11澳門貨物進出口、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2000-2015)百萬澳門元年份貨物出口貨物入口貨物貿易餘額本地生產總值*製造業產值製造業產值/本地生產總值1(比重)200020,380.4218,097.562282.8650,10140490.08200118,472.9519,170.36-697.4150,56033090.07200218,925.4120,323.39-1397.9855,77631270.06200320,700.1022,097.23-1397.1262,57830720.05200422,561.0827,904.02-5342.9377,72431620.04200519,823.3431,340.29-11,516.9590,99230420.03200620,461.2736,527.30-16,066.04109,73934100.03200720,430.5743,113.86-22,683.29143,12030910.02200816,025.4043,034.22-27,008.82163,24223980.0120097672.5436,901.98-29,229.44166,45616970.0120106959.9544,118.40-37,158.45223,25612460.0120116970.9362,288.89-55,317.96296,23613490.0020128159.6770,927.78-62,768.11343,72915930.0020139093.9281,013.55-71,919.63410,51816420.0020149,914.7689,952.16-80,037.40436,0051,8450.00201510,692.0584,663.23-73,971.18356,72520470.01*本地生產總值是指以當年生產者價格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結構性風險。理論上，均衡的產業結構較失衡的產業結構能夠抗風險，而均衡的產業結構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工業化程度高，具有相當的產值比重，因為工業化屬於實體經濟，是一國國民經濟的支撐，也是一國經濟指數良好運行的保障；相反，如果產業結構失衡，它將產生結構性風險，經濟容易出現動盪並不利可持續發展。由於澳門的產業結構不完整，加上微型經濟體的條件約束，客觀因素已構成結構性風險。而易衍生結構性風險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製造業空心化產生的1以當年生產者價格按生產法計算的主要行業的增加値總額。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70結構性風險，由於製造業空心化直接造成實體經濟基礎薄弱，一旦受到外來經濟危機衝擊，將無法抵禦外部性衝擊。此外，工業製造一般屬於第二產業，工業空心化使第二產業失去產值增加貢獻，易衍生產值比重失衡的結構性風險。二是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產業結構失衡，具體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博彩業的特殊化衍生的不確定性風險目前難以窺避，它正阻礙澳門產業結構向正常化調整、發展，如果澳門產業結構不能正常化發展，特殊化問題長遠必定影響澳門經濟健康、穩定發展。二是博彩業一業獨大擠佔政府的創新政策，因為沒有政策支持，所以沒有技術創新，沒有技術創新等於沒有新興產業，沒有新興產業等於依賴傳統產業。由於傳統產業消耗大量資源而技術相對粗放，因此投入與產出的不對稱容易衍生結構性風險。三是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蝴蝶效應風險，意思指如果博彩業遇冷，那麼澳門的各行各業就患上感冒。例如2014年6月至2016年7月，賭收持續下跌26個月，可界定為博彩業遇冷期。儘管在遇冷期中，沒有發生完全的蝴蝶效應，但有個別行業、公共機構患上感冒，如樓價回落、零售業生意大跌(尤其奢侈、高級餐飲)、政府實施財政緊縮1，個人消費開支減少等。之所以影響沒有進一步擴大，其中一個較合符理論解釋的原因是澳門政府財政豐裕決定了市場信心，從而抵消了一部分蝴蝶效應。四是博彩財政衍生的結構性風險。這是博彩業一業獨大造成的，而博彩業一業獨大正是導致澳門產業結構進一步失衡的關鍵因素。然而，導致博彩財政結構性風險，除了制度因素外，如法例規定博彩企業向特區政府繳納35%的特許專營稅，還有稅收政策的影響，如調升中小企免稅額由30萬澳門元至60萬澳門元，使稅基收窄。當一邊收窄稅基時，另一邊卻高度依賴博彩稅應對公共開支和各項社會福利，這一加一減下，形成了政府開支與博彩稅全面捆綁，產生博彩財政的格局，這與內地土地財政相似，容易產生“一籃子風險”和蝴蝶效應。在博彩財政條件1行政長官崔世官在2015年9月1日指出政府內部實施14億澳門元緊縮措施。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71約束下，政府政策必然受到博彩業一業獨大左右、甚至發生擠佔和傾斜，從而使到政府不會投放更多資源做研發和培育新興產業，結果是博彩業繼續一業獨大，製造業等實體經濟因政策缺位而無力研發技術而遭淘汰，最後是加劇產業結構失衡和結構性風險程度。綜上所述，通過一個客觀的事實、微型經濟體約束下的產業結構失衡問題、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生產配置不合理、資本密集沒有向技術密集過渡、製造業空心化、結構性風險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再結合勞動生產率變動分析、整個產業結構偏離度分析和產業結構失衡度分析。除了整個產業結構偏離度分析未能對應澳門產業結構失衡的一個客觀事實和微型經濟體約束下產業結構問題之外，勞動生產率變動分析能夠對應第二產業和第三產生產配置不合理；產業結構失衡度分析能夠對應資本密集沒有向技術密集過渡、製造業空心化、結構性風險，因此綜合分析所得，澳門產業結構存在失衡問題(表10-12)。儘管這一結論尚欠充分的實證過程，但理論上和數據上大致上能夠解釋博彩業一業獨大下產生的各種結構失衡問題，同時也合符澳門產業結構偏離度、澳門產業結構失衡度的解釋，兩者之間具有明顯內在邏輯性，當中並沒有產生明顯的悖論問題。表10-12勞動生產率變動、產業結構偏離度、產業結構失衡度的分析結果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72(三)澳門發展不平等在現實的世界裏，永遠找不出烏托邦的理想國，總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發展不平等。當然，澳門也不例外，儘管2014年的人均GDP59.76萬澳門元，財政儲備總額為4324.27億澳門元，但澳門也發生世界普遍存在的發展不平等現象。1.收入不平等衡量工資不平等程度的一項實用指數：收入最高層的下限(P90)/收入最低層的下限(P10)1。根據澳門特區政府公佈的2002/2003、2007/2008、2012/2013年度的居民收入調查顯示，把住戶數入分為五等份。D1代表工資最低的20%住戶，D2代表緊跟其後的20%住戶，如此類推至D5。表10-13列出3個年度的五分位住戶的平均工資，2002/2003年度的D1為3316澳門元，其住戶最高收入不會超過D1、D2之的平均值5200元界限，以P1表示；而D5屬於最高收入住戶，其收入至少不會少於D4與D5之間的中位數27,500，以P5表示。同理可得，2007/2008的P1為12,700元，P5為51,500元；2012/2013年度的P1為17,000元，P5為67,000元。表10-13澳門收入不平等情況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公佈的2002/2003、2007/2008、2012/2013年度的居民收入調查1[法]湯瑪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頁。收入級別2002/2003年度住戶收入五等劃分平均工資2007/2008年度住戶收入五等劃分平均工資2012/2013年度住戶收入五等劃分平均工資D13316811511,509D2722017,32124,436D311,07415,30425,84530,89136,74241,423D417,12036,84051,031D537,79266,33383,397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73以澳門為例，2002/2003年度住戶不平等指數=P5/P1=27,500/5200=5.29；2007/2008年度住戶不平等指數=P5/P1=51,500/12,700=4.06；2012/2013年度住戶不平等指數=P5/P1=67,000/17,000=3.94。這意味着：2002/2003年度要想成為工資最高的20%住戶，所掙工資至少要達工資最低20%住戶所掙工資的5.29倍；2007/2008年度為4.06倍，2012/2013年度為3.94倍。因2002/2003年度D5住戶平均工資是總體平均的2.47倍(37,792/15,304)，並且根據定義，D5指的是所有雇員中工資最高的20%雇員，這就意味着他們掙得各類工資總額的49.1%；同理可得，2007/2008年度D5住戶的平均工資是總體平均工資的2.14倍，這就意味着他們掙得各類工資總額的42.8%；2012/2013年度D5住戶的平均工資是總體平均工資的2.01倍，這就意味着他們掙得各類工資總額的40.2%。而對照1995年聯合國經合組織發表的一份收入不平等的國際研究報告中有關成員國不平等指數(表10-14)，如果不考慮時間不一致、方法差異(澳門的是5分法，經合組織的是10分法)和稅收轉移(澳門沒有把它計算在內)，那麼，2002/2003年度澳門的不平等指數跟在意大利、加拿大之後，排在美國之前；2007/2008年度澳門的不平等指數跟在意大利、加拿大之後，排在美國之前；2012/2013年度澳門的不平等指數跟在英國之後，排在意大利之前，顯示目前澳門特區的不平等指數大概處於20年前的意大利、加拿大水平。如果把稅收轉移計算在內，由於澳門的職業稅由7%(由120,000.01至13,666.67元)累進至12%(35,333.33元以上)。因為歐美採用的是高稅制，而澳門低稅制會加大不平等指數。表10-14歐美國家的不平等指數比較(1995)資料來源：[法]湯瑪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7頁。國家P90/P10國家P90/P10比利時2.8意大利4挪威2.9加拿大4德國3美國5.9法國3.5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74此外，根據澳門政府關於堅尼系數分階段公佈：1998/1999年度的堅尼系數為0.43；2002/2003年度的堅尼系數為0.45；2007/2008年度的堅尼系數為0.4；2012/2013年度的堅系數為0.38，顯示澳門的收入不平等處於收斂的趨勢上，但不容忽視的是，2007/2008年度的堅尼系數屬於警戒水平，而2007、2008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4.45%、3.4%，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分別為44萬澳門元，屬於經濟增長的跳躍階段，顯示發生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脫節問題。2.機會不平等從性別平等看，根據《2014澳門年鑒》數據顯示，當時的男女人口的比例為49：51，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為3931人，男性則為2630人，女性高於男性1301人，顯示男女獲得高等教育機會相對較平等；在職業方面，較高級的如立法議員、政府官員、社團領導人、企業領導及經理的職位中男性佔1.87萬人，女性為8700人；專業人員的職位中男性佔1.25萬人，女性為7000人；較低級的文員男性佔3.89萬人，女性則為6.95萬人；非技術工人男性佔1.79萬人，女性佔4.05萬人，顯示女性較多從事低級職業，較少從事高級職業，說明澳門社會仍發生職業上的性別不平等，社會內部仍有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此外，澳門還有政策、行業壟斷產生的機會不平等。政策不平等：第一，博彩政策傾斜產生的就業機會不平等，正如立法會議員何潤生指出“事實上，自2002年本澳制定賭權開放政策至今，特區政府不論從土地資源、人力資源等各方面均給予博彩業極大的政策傾斜，致使博彩業發展規模得以不斷擴大，為本澳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卻也為本澳社會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1儘管他沒有具體指負面影響是什麼？但從發展的角度看，這些負面影響中包括政策產生的不平等，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策傾斜博彩業的機會成本是專業錯配。由於政府政策傾斜於博彩業而犧牲了發展其他產業的機會，從而1何潤生：“應避免博彩業單一傾斜”，載於《澳門日報》，2011年，第A10版。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75導致修讀不同專業的人士因無法找到自己專業對口的工作被逼投身博彩業。二是政策傾斜擠佔了本地居民向專業化流動的發展機會。首先，高中畢業生因賭場工作放棄升讀大學而犧牲專業化發展。由於特區政府現繼續奉行博彩業的莊荷1職位不能輸入外勞政策，加之莊荷的高薪酬、低技術、低門檻，引致不少學生因為受到家庭壓力或考慮就業前景，選擇賭場工作而放棄大學學業2，也由於失去黃金機會的大學學習階段，因而嚴重局限了向專業化的流動機會。其次，大學畢業生由於不容易找到自己專業對口的工作從而選擇了賭場的莊荷，即使找到相關專業工作，由於薪酬供給偏低而被逼選擇莊荷工作；也由於長期在一個低技能的博彩環境下工作，容易發生溫水煮青蛙效應，專業化知識因長期不用被荒廢而無法再向專業化流動。第二，房屋政策傾斜產生的住屋不平等。在房屋政策放任不干預的傾斜下，澳門樓價從2004年至2015年上升了20.8倍，而同期居民每月中位數收入則只上升2.9倍，樓價飊升嚴重脫離居民購買力，導致本地居民既買不起樓也租不起屋。第三，行業壟斷下的不平等：一是博彩業一業獨大對其他行業產生的擠佔效應。博彩業由回歸前的1家獨佔到回歸後的6間寡頭壟斷，非市場自然形成，而是特許批給制度的產物(行政壟斷)。正如有研究指出博彩業獨大蠶食其他產業的發展(industrialcannibalization)3和擠佔人力資源和外資投放其他行業4，同時也擠佔政府政策資源投放於創新產業上，從而扼殺了社會上創新意願的機會。二是地產商蓄意屯積。由於土地供給沒有類似博彩業般的特許批給制度，所以它不存在制度下的壟斷。但從144幅閒置土地看，在《新土地法》下，正面臨25年限期被政府收回的風險。如果這不是屯積居奇，為什麼25年仍處於閒1莊荷(dealar)，在賭場負責派牌工作。2吳偉東、郭騰軍：《產業結構與青年的就業選擇》，載於《中國青年研究》，2012年3月，第98頁。3王五一：《澳門博彩業發展》，載於郝雨凡主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08-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55頁。4陳文鴻、鍾民傑：《澳門經濟結構優化及在珠三角洲都會區的定位》，載於《當代港澳研究》，2009年第29期，第125-140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76置狀態而沒有發展起來？即使樓價由2004到2015年飊升20.8倍也不為所動，這至少證明這種閒置土地行為並非市場決定的，而是追求利益極大化的蓄意所為。如果這不是一種壟斷的狀態，而是一種競爭的狀態，任何企業都不會冒着被法律規管的屯積風險，因為在新土地法下，土地逾期不發展的信息在地產商是對稱的。立法會議員吳國昌在給特區政府的書面質詢中指出“南灣湖C、D區有14個地段已超過土地發展利用期逾10年，至今仍是爛地一塊，質疑當局為何一直沒有將上述土地列入閒置土地清單。2006年，特區政府突然廢止了南灣湖區的發展限高，並悄悄調整南灣湖Ｃ、Ｄ區多個地段的街道準線圖，把多個地段建築高度限制由原有的3至50米增加到140至150米。而根據地籍信息網資料，南灣湖Ｃ、Ｄ區原本批給發展商的十四個地段(C1，C3，C4，C5，C6，C7，C8，C9，C10，C11，C12，C17，D2，D5)，發展商原本依約應在2005年8月18日土地發展利用期滿之總共應建造的197,945平方米住宅、1222平方米商業場所、156,850平方米酒店場所及47,790平方米停車場，至今過期逾十年，連個一方米的指定用地都沒有建造出來。”1可見，澳門土地屯積問題非常嚴重。土地屯積加促房地產市場供求失衡而導致價格飊升，逼使居民高價買樓，損害居民置業權。二、改革條件供給改革並非易事，因為改革牽涉利益，利益牽涉權力，權力牽涉博弈，博弈牽涉集體與個人。此外，改革過程中既受到成本收益約束，也受到既有制度的束縛。所以，要成功推動一場改革，改革供給的必要條件是必不可少的。面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產業政策局部性無效率、產業結構失衡問題、發展不平等問題產生的改革需求，澳門是否1吳國昌：就南灣湖C、D區的閒置地段及該區的建築高度限制提出書面質詢。2019年9月24日。澳門特區立法會網頁：http://www.al.gov.mo/interpelacao/05/2015/list2015-c.htm。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77具備改革供給的必要條件滿足改革的需求？(一)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只要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它就能為澳門特區的改革確立一個有利的大前提。在中央與特區之間的授權與監督機制下，一個有利改革的大前提下，它產生的是一種改革激勵而非制度約束。從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經過江澤民、胡錦濤的推進，再到習近平的深化，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不但不變，而且深化至改革2.0。中國人民普遍相信改革是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改革產生的紅利惠及社會福址，使中國走向小康社會，這是經得起實踐的檢驗，這也是不能以個人權力意志隨便轉移的發展態勢。在這個有利改革的大前提下，儘管澳門是“一國兩制”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隨着改革信息對稱、國家改革政策滲透與覆蓋，這種改革氛圍都會激勵澳門特區對改革的探索、認知。當這種認知在社會上形成共識時，澳門就能生成改革的土壤，這可比作一種高山流水的灌溉。此外，澳門作為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當然，它可以自行決定改革取向。如果特區政府想奉行積極的改革政策時，因與中央政府的改革取態一致，理論上可以減低政治協調成本，從而對澳門特區大膽改革、創新起到激勵作用。如果澳門想奉行保守的改革政策時，因與國家改革取態不一致，在“一國兩制”下，短期內未必會產生因改革步調不一致而抵觸的政治壓力；但長期而言，隨着國家的宏觀經濟改革(頂層設計)漸進推行，它必然影響到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例如國家“十二五”規劃、國家“十三五”規劃，不同程度地把港澳納入國家規劃，而這些規劃都與國家改革政策息息相關；如果澳門特區沒有與時俱進的啟動相關改革，過於保守或消極應對，那麼，澳門有可能因為改革滯後而跟不上整個宏觀經濟改革的步調；如果因為澳門特區的改革缺位而影響到國家的宏觀發展，在政治上必定產生倒逼，中央會通過明示或暗示要求特區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78政府改革步調與中央一致。以中國管控資本外流為例，不少內地資本選擇通過澳門博彩業外流，但由於澳門特區政府沒有與時俱進地推行資本管控改革，致使不少內地資本經澳門流走。去年，特區政府突然地提出反洗黑錢和遏止恐怖主義犯罪法規。2016年11月4日，行政會討論完《修改第2/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及第3/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法律草案，同月11日在立法會獲一般性通過，這是在沒有公眾諮詢下的一次突發性的行政主導修定，與上一次相關修改前後隔了10年。這種火速立法的例子極為罕見，相信改革動力很大程度來自中央對特區委托－機制下的責任約束。為什麼特區政府不選擇在博彩業增長高峰期前修法而選擇在博彩業連續下跌26個月後修法？原因這段時間中國資本外流情況嚴重，已威脅到國家利益，而澳門的制度存在漏洞未能有效配合由中央的資本管控，因此，時間、空間的耦合決定這次火速立法。不管怎樣，只要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它都有利於特區政府走上以改革促發展的道路。(二)“一國兩制”下的改革優勢改革是一件相當複雜的事，因為既涉及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政策，也涉及習俗、意識形態和權力再平衡。世界上不同的國家的改革效率不同，除了因為改革極其複雜之外，很大程度上決取於一種制度(體制)。從廣義看，世界上有兩種不同體制，一是資本主義制度；二是社會主義制度。相對而言，社會主義奉行的民主集中制下行政主導模式較資本主義奉行的三權分立模式在改革方面較具效率。無庸置疑，當今世界中國的改革步伐是最快的且發生改革斷層的機會最少，大量研究指出這與中國的體制是權力集中制有關，例如2012年開展反腐反壟斷改革至今，其效率及效益是舉世矚目的，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對崇尚改革的政治家而言是激勵的，具有推行大刀闊斧改革的制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79度優勢。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效率相對較低，尤其是成熟的資本主義體制，改革更不容易，不但會受到國會阻撓，還會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違憲)，這與行政權力因三權分立的制衡而被分散有關。以美國為例，奧巴馬提出的能源、醫療、教育、移民、財政和金融的六大主要改革。只有醫療、教育、金融的法案通過，成功率只得50%。即使通過的法案也有可能發生斷層，除了有可能面臨司法覆核的挑戰，還有可能因政黨輪替而遭廢。可見，改革牽涉權力，權力牽涉制度。此外，任何改革都有成本，如交易成本、機會成本等，所以改革成功與否也取決於政府財政豐裕程度。“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使澳門享有改革的制度優勢。《澳門基本法》序言中提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明確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是“一國兩制”。《澳門基本法》第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儘管澳門特區繼續沿用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沒有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不但沒有削弱澳門自身的改革優勢，相反更加強了。澳門特區實行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原有資本主義體制上嵌入了權力相對集中的制度優勢，起到行政主導的功能，但同時不失司法、立法制衡的特點。1.特別行政區制度：權力相對集中特別行政區制度產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它主要是用來解決台港澳的和平統一問題。特別行政區制度分別於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建立，於1999年12月20日在澳門建立，其實質內涵的集中體現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它在通常的情況下比普通行政區擁有更多權力，其自主性更強1，是由憲法確定框架，由基本法加以具體規1王禹：《論恢復行使主權》，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3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80範的新型社會政治制度或“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制度。1從世界兩大體制看，特別行政區制度屬於一種混合制度，因為它既保留了資本主義私有產權、自由市場的特點，同時也吸納社會主義權力集中制的功能。由於這種混合制度非自然演變的，而是政治上長期打算的結果，由於《澳門基本法》的地位高於本地法律，而所有與基本法相抵觸的本地法律都在回歸前已被廢除，這決定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附屬產物，這也決定了澳門特區實行的是權力相對集中的特別行政區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權力集中體現在行政長官制。基本法第45條“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官。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基本法第50條“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以下職權：①領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②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③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佈法律；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④決定政府政策，發佈行政命令；⑤制定行政法規並頒佈執行；⑥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員：各司司長、廉政專員、審計長、警察部門主要負責人和海關主要負責人；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員職務；⑦委任部分立法會議員；⑧任免行政會委員；⑨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院長和法官，任免檢察官；⑩依照法定程序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檢察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檢察長的職務；⑪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公職人員；⑫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⑬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⑭批准向立法會提出有關財政收入或支出的動議；⑮根據國家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或其所屬的委員會作證和提供證據；⑯依法頒授澳門特別行政區獎1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1年，第69頁。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81章和榮譽稱號；⑰依法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⑱處理請願、申訴事項。”基本法第62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設司、局、廳、處。”基本法第64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使下列職權：①制定並執行政策；②管理各項行政事務；③辦理本法規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的對外事務；④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⑤提出法案、議案、草擬行政法規；⑥委派官員列席立法會會議聽取意見或代表政府發言。”由基本法的第45、50、62、64條可見，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和責任制是對等且密切相關的。從政治學看，這是權責相一致的政治任命，意思指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此外，行政長官既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同時又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雙重的首長地位決定其要兼顧國家與特區之間的發展利益和關係協調。另外，行政長官的權責涉及政府主要官員提名；委任部分立法會議員；任免各級法院院長、法官和檢察官；提名檢察長。權力集中程度除行政直接涵蓋之外，也間接涉及行政、立法、司法方面。理論上，這種制度設計有條件讓行政長官以國家暴力方式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2.“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凝聚共識與改革自主澳人治澳較易凝聚改革共識。《澳門基本法》第3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照本法有關規定組成。”第46條“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年滿四十周歲，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擔任。”第47條“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上述三條明確了“澳人治澳”精神，一是澳門特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作為核心單位由澳門永居性居民組成，體現了“澳人治澳”的核心價值；二是行政長官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最高領導人必須由澳門永久性居民擔任；三是通過由400人組成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澳人治澳”的優勢在改革上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82較易凝聚社會共識。理論上，改革是一場無休止的博弈，過程中必然發生諸多掣肘或阻力，改革家要想贏得一場改革，一方面，他需要機靈地採取國家暴力，另一方面，他需要牢牢地凝聚社會對改革的共識。特別行政區制度產生的行政主導創設了國家暴力的使用條件，“澳人治澳”則創造了凝聚共識的社會條件。如果行政長官是一個崇尚改革者，那麼，他通過挑選與其志同道合的人士加入政府團隊，出任主要官員，相對容易凝聚政府內部改革共識。根據基本法規定，主要官員必須為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他們長居澳門，理解民情，且在社會中享有一定社會威望和地位。如果通過他們在社會中凝聚改革共識，一般情況下，較非澳門人在凝聚改革共識方面有效率。高度自治有利改革自主。改革需要權力集中，也需要高度自治，這對地方性改革而言尤其重要。如果只有權力集中而沒有高度自治，權力集中將無法用到改革上，反之，如果只有高度自治而沒有權力集中，權力因分散而無法用到改革上。在特別行政區制度下，根據《澳門基本法》第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澳門特區政府既享有權力集中又享有高度自治，這種獨特的制度優勢是中國一般內地方政府所沒有。高度自治使澳門享有多項改革自主性：第一，政策自主。所謂政策自主是指特區政府享有自行改革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的權力，這是中國一般地方政府不具有的。根據《澳門基本法》相關規定，澳門特區享土地政策(基本法第7條)、稅收政策(基本法第105條)、貨幣金融政策(基本法第107條)、自由貿易政策(基本法第111條)、旅遊娛樂業政策(基本法第118條)、工商業發展政策(基本法第114條)、勞工政策(基本法第115條)、航運政策(基本法第116條)、教育政策(基本法第120條)、科學技術政策(基本法第124條)等政策自主。可見，基本法賦予特區政府的政策自主空間很大，自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83主程度很高。政策作為改革內容的一部分，政策自主使特區政府在推行重大改革時可以發揮彈性作用和協調功能。例如，當改革遇上陣痛時，政策自主能夠讓特區政府推行短期的懷柔政策，以化解因改革而激化的社會矛盾。另外，政策自主在反壟斷改革上也十分重要。經濟上的反壟斷是指打破行業壟斷，反壟斷會使市場發生迅速萎縮的陣痛，而政策自主可通過激勵新興產業迅速填補市場萎縮。如果沒有政策自主，改革產生的陣痛或缺失得不到及時的緩解或填補，這很可能形成改革真空，輕則影響經濟增長，重則影響社會穩定。此外，政策自主可以發揮產業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需求側改革的動能作用。政府如果想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或想通過供給創造需求，又或想通過需求創造供給，在政策自主下可以通過政策傾斜或政策輔助實現。所以說，政策自主在應對改革陣痛、反壟斷和調整結構等方面都能發揮獨到的改革功能。第二，財政自主。所謂財政自主是指特區政府的收入所得歸自己使用，而不用向國家繳付任何稅項。《澳門基本法》第104條“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收入全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支配，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第104條強調的是澳門特區對本地區的收入和支出將自行決策、自行管理，中央政府不向澳門特區規定財政上的各項制度和政策，其財政運行與中央政府的財政完全分開，互相獨立；通過財政獨立，澳門特區政府就可以自行決定資源和資金的合理利用和分配，不承擔向中央政府納稅的義務，中央政府也不向澳門特區政府居民徵稅。這說明澳門特區享有財政自主。財政自主構成改革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足夠的財政儲備，改革將舉步為艱，相反，財政儲備越豐裕，它越有條件推行重大改革。財政自主的制度優勢是因為不用向國家繳稅而獲得財政積累的機會。但根據《澳門基本法》第105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84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量入為出的規定約束了澳門特區政府在財政上不能輕易發生赤字，理論上它應該可以產生財政盈餘。但條例也使用了“力求”、“避免”字眼，顯示這並不是剛性要求量入為出，在一定情況下也允許不量入為出。但再根據《澳門基本法》第106條“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澳門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澳門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專營稅制由法律另作規定。”特區政府在財政自主、量入為出、財政盈餘上就有保證。如果因突發事件或重大事件而未能避免財政赤字，那麼，特區政府可以在獨立的稅收制度下擴大稅基或調高稅率(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增加財政收入，根據第2/78/M號法律對所得補充稅(純利稅)的規定，稅率僅為2-15%，較香港為低，與東南亞國家相比更加低，低稅制環境有利特區政府擴大稅基或調高稅率。如果擴大稅基和調高稅率都未能達致財政預算的量入為出要求，特區政府也可以調高專營稅制率；由於專營稅基於法律另作規定，所以要調高專營稅要通過法律修改，其難度相對較直接稅、間接稅高。目前澳門專營稅總計逾十種，包括各種博彩，以及供水、供電、通訊、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務事業。以博彩法為例，稅率規定為35%，為澳門特區稅收支柱，可作優先考慮。綜上基本法第104-106條看，財政自主、量入為出、獨立稅制產生的條件激勵與約束決定其財政盈餘的基礎，而財政盈餘的基礎也將決定特區政府改革的動力。這種改革動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源自政府的卓越管治而產生的改革供給；二是因政府財政盈餘而導致社會增加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而產生的倒逼改革。不管如何，財政自主為改革創設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第三，立法自主。所謂立法自主是指澳門特區可以自行立法，這也是中國一般地方政府不具有的權力。從正式制度改革看，法律改革的重要性僅次修改基本法，高於行政法規和政策制定，它在改革中起着非常關鍵的作用。基本法作為澳門的小憲法，理論上它不易作出修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85改，也不好隨意作出修改，故法律改革就成為澳門改革的重心。根據《澳門基本法》第17條“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這說明澳門特區享有立法自主。在立法自主下，特區政府可以選擇一步到位的法律改革，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而避免行政法規因個人權力變動而產生不確定性風險。澳門特區的立法自主不但可以自行立法，而且特區政府還有立法提案權(基本法第64條第5項)，當中不少提案權是立法議員不具有的；此外，立法草案在立法會通過後還須經行政長官簽署後才生效(基本法第50條)。政府的提案權有利在法律改革上有所側重及優先處理，如果議員享有同特區政府同等的提案權，政府的提案有可能被擠佔，也難以優先處理，它直接影響政府改革鋪排和效率。而法案須經行政長官簽署方能生效，這是行政主導的體現，也是行政制衡立法的體現，行政長官有權不簽署法案，使法案不能生效，從而使立法提案與政府改革路向一致，減少改革走彎路。可見，基本法第17、50、64條產生的立法自主對改革是有效率的。第四，繼續實行原有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根據《澳門基本法》第5條，澳門回歸後，將繼續實行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至少五十年保持不變。這決定了澳門特區的未來改革方向朝着更高階的資本主義制度發展，而特別行政區制度產生的行政主導將構成資本主義制度高階化發展的根本動力。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價值是私有產權保障和追求自由市場競爭，在繼續實行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路徑依賴下，它將有利特區政府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價值，致力私有產權保障和自由市場競爭的改革。從西方經濟學看，如果一個地方致力私有產權保障和自由市場競爭的改革，它將獲得經濟增長的保證。特別行政區制度產生的行政主導、政策自主、財政自主、立法自主，已構成完善私有產權保障和自由市場競爭改革的必要。而《澳門基本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86法》的相關規定中也涉及這些方面，如私有產權保障制度(基本法第6條)、自由港地位(基本法第110條)和自由貿易政策(基本法第111條)。依據中央對特區政府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規定施政的要求看，有關規定將構成特區政府改革的目標約束。3.目前政府財政豐裕任何改革是有成本的，越是重大改革，成本越高，這歸咎於改革本身衍生的利益衝突，成本高不僅在顯性方面還包括隱性方面。如果一個政府財政不豐裕，即使它具有權力集中、高度自治的改革必要條件，但也可能缺乏財政豐裕而使改革條件變得不充分，由此引致改革流產。根據《澳門特區政府2017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指出，截至2016年9月底，特區財政儲備中的基本儲備為1328.24億澳門元，超額儲備為3061.15億澳門元。2015年財政年度的預算結餘為292.99億澳門元，待完成有關結算程序後，超額儲備總額將達3354.14億澳門元，即財政儲備總額達4682.38億澳門元，外匯儲備則達1549.76億澳門元。根據澳門特區第8/2011號法律《財政儲備法律制度》的一項規定“基本儲備的金額相當於立法會審核並通過的最近一份財政預算所載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中央部門開支撥款總額的一倍半。以2016年為例，當年政府的預算開支為850.38億澳門元，按照有關一倍半的規定，即基本儲備須有1275.57億澳門元。根據2016年9月底，特區財政儲備中的基本儲備為1328.24億澳門元，那麼，特區政府可以推行改革治理的資金為52.67億澳門元。如果發生重大改革需要，也可以動用超額財政儲備的3354.14億澳門元，至於外匯儲備不到萬不得已是不能隨便作轉移支付的。儘管如此，澳門目前財政豐裕程度，結合財政自主的制度優勢，足已讓澳門特區政府推行全方位的改革。在特別行政區制度下，澳門特區具有財政豐裕的制度供給優勢。根據《澳門基本法》第7條“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外，屬於國家所有，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87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部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第104條“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收入全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支配，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第13條“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澳門設立機構處理外交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第14條“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防務。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上述可見，因為土地管理獲得收入、不用向中央繳稅、不用支付國防外交，這決定了澳門財政自主，也決定財政豐裕供給的基礎。4.國家政策支持國家領導人曾在多個重要場合中多次強調，中央政府將繼續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澳門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支持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全力支持澳門加強同祖國內地的交流合作，全力支持澳門擴大對外交往，堅定不移維護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中央政府要傳達的信息十分明確，國家是澳門特區發展的堅強後盾，中央政府會透過強政策支持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澳門回歸16年，國家對澳門的政策支持是相當給力的，如澳門特區舉辦了世界旅遊組織部長級圓桌會議、第八屆APEC旅遊部長會議、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會議、第四屆東亞運動會、第54屆亞太旅遊協會年會、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第31次會員大會等，這些會議的舉辦對於加強澳門產業結構多元化和城市形象國際化起到積極助推作用；中央給予的地方自由行政策、CEPA、一個平台一個中心，不但成就了賭權開放的規模經濟，而且克服澳門微型經濟體市場空間狹獈的發展缺陷，擴大了市場邊界和規模；中央通過人大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88常委會決定在橫琴劃出1.096平方公里建設澳門大學新校區，該政策有利提升澳門大學教研水平與國際接軌，也為澳門未來發展提供所需人才的保障；中央在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設立國家實驗室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該政策有利澳門發展現代中醫藥產業；中央授權澳門特區85平方公里水域管理，該政策有利澳門克服因土地資源匱乏而產生發展瓶頸問題；水電和鮮活食品供應保障，該政策有利社會穩定。可以肯定說，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這與國家強而有力的政策支持是分不開的。而國家強而有力的政策支持對澳門推行經濟改革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以賭權開放為例，這是澳門特區成立初期最重大的經濟改革，如果沒有中央的自由行政策支持，澳門的六間博彩業企業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規模經濟並產生豐厚利潤。又例如特區政府想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沒有國家強而有力的政策支持，其績效可能產生事倍功半，相反，得到國家強而有力的政策支持，其績效可能產生事半功倍。從整個澳門特區對國家認同度高、特區政府也嚴格遵照《澳門基本法》施政來看，它與目前香港形成鮮明的對比，澳門能讓中央政府放心，且能成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典範，這必然有利國家加強對澳門特區的政策支持。在國家更強而有力的政策支持下，澳門就有了強大的改革後盾，能夠推行以改革促發展的目標策略。小結發展離不開改革，然而，改革也離不開供求關係，一般而言，改革需求與改革條件供給決定改革的進度與力度。綜上分析所得，澳門改革需求主要由政策性無效率、產業結構失衡、發展不平等構成。當中，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特殊化、博彩財政所衍生的產業政策局部無效率是整個政策無效率的集中體現。顯然，正是產業政策局部無效率，導致產業結構失衡和發展不平等。毫無疑問，這種連

第十章澳門的改革需求和條件供给289帶關係已構成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三大難題。例如：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特殊化、博彩財政構成經濟單一結構性風險；產業結構失衡構成經濟不可持續性風險；發展不平等構成整體性不穩定性風險。同時也指出，澳門具有改革供給的條件，如政府財政豐裕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具體表現在：政策自主、財政自主、立法自主、澳門沿用原有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等等。理論上，不管是薩伊定理的供給創造需求或凱恩斯的需求創造供給，澳門都具備改革的供求均衡關係。然而，為什麼在產生改革需求和具備改革條件供給下，澳門卻因為改革缺位而衍生出政策無效率、產業結構失衡、發展不平等產生等結構性風險，這值得社會反思。

290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從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製造2025”看，中國的深化改革正在為世界經濟注入新的動力，創造新的發展契機。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如何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近水流台的地緣優勢，借助中國的改革動力和新的發展契機，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這是當前最值得思考的問題。而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的改革帶來的發展契機能否促使澳門改革動力耦合。理論上，國家的改革帶來的發展契機而產生的外部動力應該能夠促使特區改革動力耦合。實際上，這也要取決於澳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的改革動力機制的運作和在“一國兩制”下如何貫徹“先一國，後兩制”原則。一、國家“十三五”規劃比較國家“十二五”規劃，國家“十三五”規劃更加強調以改革促發展。第二章的指導思想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佈局，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擴大有效供給，滿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堅持深化改革。改革是發展的強大動力。必須按照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健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體系，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加快完善各方面體制機制，破除一切不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為發展提供持續動力。”那麼，國家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291“十三五”規劃中主要強調的改革是什麼？大致上是行政管理制度(第十四章)、財稅體制(第十五章)、金融體制(第十六章)、社會保障制度(第六十四章)，而今次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指出了中央政府將通過供給側改革解決發展進程中各種結構性矛盾，這是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沒有提及的；國家“十三五”規劃中主要強調的發展又是什麼？可以說，整份國家“十三五”規劃基本上都圍繞着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從宏觀角度看，規劃強調持續發展，但從微觀角度看，則主要強調的發展是以創新促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第二篇第六、七、八章)，如推動農業現代化(第四篇)、優化現代產業體系(第五篇)、建設現代能源體系(第三十章)、發展綠色環保產業(第四十八章)。國家“十三五”規劃除了提出國內重大發展戰略之外，還把兩個特別行政區納入規劃。其中，第五十四章明確支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展，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當中明確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積極發展會展商貿等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支持港澳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鼓勵內地與港澳企業發揮各自優勢，通過多種方式合作走出去。加大內地對港澳開放力度，推動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升級。深化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加快兩地市場互聯互通。加深內地同港澳在社會、民生、文化、教育、環保等領域交流合作；支持內地與港澳開展創新及科技合作，支持港澳中小微企業和青年人在內地發展創業；支持共建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圈，加快前海、南沙、橫琴等粵港澳合作平台建設；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92國家“十三五”規劃向全球展示出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發展主調，結合供給側改革一定可以為全球、澳門帶來一種新的發展契機。二、“一帶一路”建設國家“十三五”規劃第五十一章明確指出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秉持親誠惠容，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開展與有關國家和地區多領域互利共贏的務實合作，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當中包括三個環節：第一，健全“一帶一路”合作機制。圍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健全“一帶一路”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推動與沿線國家發展規劃、技術標準體系對接，推進沿線國家間的運輸便利化安排，開展沿線大通關合作。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項目為基礎、各類基金引導、企業和機構參與的多元化融資模式。加強同國際組織和金融組織機構合作，積極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建設，發揮絲路基金作用，吸引國際資金共建開放多元共贏的金融合作平台。充分發揮廣大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的橋樑紐帶作用。第二，暢通“一帶一路”經濟走廊。推動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新亞歐大陸橋、中巴、孟中印緬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建設，推進與周邊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共同構建連接亞洲各次區域以及亞歐非之間的基礎設施網絡。加強能源資源和產業鏈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轉化率。支持中歐等國際集裝箱運輸和郵政班列發展。建設上合組織國際物流園和中哈物流合作基地。積極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支點建設，參與沿線重要港口建設與經營，推動共建臨港產業集聚區，暢通海上貿易通道。推進公路、鐵路、水路及空路的多式聯運，構建國際物流大通道，加強重要通道、口岸基礎設施建設。建設新疆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福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打造具有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293國際航運影響力的海上絲綢之路指數。第三，共創開放包容的人文交流新局面。辦好“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發揮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等作用。廣泛開展教育、科技、文化、體育、旅遊、環保、衛生及中醫藥等領域合作。構建官民並舉、多方參與的人文交流機制，互辦文化年、藝術節、電影節、博覽會等活動，鼓勵豐富多樣的民間文化交流，發揮媽祖文化等民間文化的積極作用。聯合開發特色旅遊產品，提高旅遊便利化。加強衛生防疫領域交流合作，提高合作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能力。推動建立智庫聯盟。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出台《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落實“一帶一路”建設；2015年3月28日國務院授權、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名為《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一帶一路”建設正式啟動。(一)“一帶一路”建設內涵當代新國家主義1.什麼是當代新國家主義？根據《大辭海》的闡釋，新國家主義是由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的一種旨在加強國家權力，宣揚國家至上，主張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利益的理論。……主張聯邦政府進行積極干預，以伸張社會正義，並增進下層社會的經濟福利。要極大地增強聯邦政府調整州際工業的能力，廣泛推行社會改革。1我把當時這種新國家主義的內涵概括為“改革為民，國家至上”。然而，此一時，彼一時，當代的新國家主義是什麼？有研究指它是權威政治加自由經濟的現代社會形態2，法治社會集中體現3、國家政治優於市民社會。4然而，有關研究都忽視了當代1夏征農、陳至立主編：《大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第167頁。2郭洪偉：《新國家主義的淵源及超時代特徵》，載於《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第26頁。3姜劍峰、陳乃新：《試論統籌國民經濟和諧發展的經濟法保障—以“新國家主義”對抗“新自由主義”的競爭武器》，載於《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第122-123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94全球化下發展不平等問題。如果不考慮經濟全球化下衍生的發展不平衡矛盾的發展特點，而僅僅圍繞改革為民、國家至上，這似乎未能客觀反映當代新國家主義的內涵。我嘗試把當代新國家主義拆解，即為當代+新+國家主義。當代指的是當下的發展特質；新指的是新思維；國家主義指的是國家政治力量的集中體現。所以當代新國家主義指的是國家政治力量的新思維與新發展觀。羅斯福的“改革為民，國家至上”反映了當時的新國家主義，但未能反映出當代新國家主義發展觀。那麼，當代新國家主義發展觀又是什麼？由於全球化促使發展不平等，導致全球各地出現反全球化情緒，因此當代新國家主義發展觀不是反全球化而是反發展不平等，而反發展不平等的根本是追求共同發展(縮窄貧富差距追求與發展平等)。當全球化下世界已漸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時，才能共同發展、普惠世界；否則，仍堅持傳統的零和博弈，非贏即輸，你中無我，我中無你，那麼，貧富差距與發展不平等只會繼續擴大；當貧富差距擴大與發展不平等的矛盾積壓至臨界點時，對立讓它隨時變成一種革命手段的導火線。因此，當代新國家主義的內涵可表述為“改革為民，國家至上，普惠世界。”分別在於，當代新國家主義強調的是世界共同發展，而不是羅斯福時期強調的自身發展。2.“一帶一路”建設內涵當代新國家主義由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它不僅是一種發展主張，而是超越國界的一種新全球治理模式，它內涵當代新國家主義，並以此掃除政治障礙，促進共同發展。第一，“一帶一路”建設的目的是普惠世界，改善發展不平等。2015年3月28日國務院授權、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名為《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4藺偉偉：《轉型社會中的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新國家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載於《太平洋學報》，2013年第2期。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295動》寫的是“一帶一路”建設，並沒有使用戰略一詞。顯然，“建設”與“戰略”在政治層面解讀是不同的。當然，建設背後也許有戰略目標，戰略背後也許有合作建設。但官方文件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沒有採用戰略字眼，顯示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是強調互惠、雙贏，而非是一種零和博弈的戰略行動。二是“一帶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用、共贏的發展原則，堅守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發展理念。正如習近平於2015年3月28日在出席博鼇亞洲論壇時指出“‘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用、共贏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一帶一路’建設不是要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制和倡議，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理論上，共商、共建、共用、共贏將產生共生，意思指彼此都產生發展生機。1這些發展原則和理論的提出，目的就是構成共同發展，達致普惠世界的目的。三是“一帶一路”建設沿線國家大多為欠發達國家。“一帶一路”沿線有64個國家2(大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總量為30.8億，約佔全球總人口的44%；而GDP總規模僅12.8萬億美元，佔全球經濟總量的17%，而TPP的GDP涉及的經濟體將佔據全球一半的GDP和40%的貿易份額，但目前覆蓋國家只有12個(有一半以上為發達國家)，約8億人。這說明什麼？這說明“一帶一路”建設和TPP發展取向不同，而不同的發展取向不可能形成對抗，1德國生物學家德貝里1897年提出“共生”概念，指共生單元之間在一定的共生環境中按某種共生模式形成的關係，其要素包括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GloriaRobinson.1897.DeBaryHeinrichAnton.DictionaryofScientificBiography.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s.611-614.2發達經濟體(12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以色列；發展中經濟體(35國)：土耳其、伊朗、敘利亞、伊拉克、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卡達、巴林、科威特、黎巴嫩、阿曼、也門、約旦、巴勒斯坦、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汶萊、菲律賓、緬甸、東帝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馬爾代夫、蒙古、埃及；轉型經濟體(17國)：塞爾維亞、黑山、馬其頓、波黑、阿爾巴尼亞、白俄羅斯、摩爾多瓦、亞美尼亞、格魯吉亞、亞塞拜疆、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96相反互補的可能性較高。如果“一帶一路”建設成功，它能夠解決30.8億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足以改善世界發展不平等。巴基斯坦總理納瓦茲‧謝里夫2016年8月29日說：“投資460億美元的中巴經濟走廊對巴基斯坦乃至整個南亞地區而言，都將是改寫遊戲規則的項目。我們這個地區過去經歷了很多衝突與剝奪。現在是時候翻開新的一頁了，造就和平與繁榮，解決貧窮、失業與欠發達難題。”第二，“一帶一路”建設帶出當代新國家主義的一種全球治理模式。當代新國家主義的核心價值是由國家至上走向普惠世界。當下，經濟全球化下產生的發展不平等已變成世界性難題，矛盾對立產生的民粹風險在世界各地越來越不受控，世界需要一種新的全球治理範式化解這種矛盾。由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是帶出當代新國家主義的一種全球治理範式──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組成命運共同體－實現多邊共建共贏──以縮窄發展不平等差距。這種發展模式的性質與歐盟不同。表面上，“一帶一路”在陸地上通過不同基建建設(如高鐵)把歐亞國家連接起來，這看上去像歐洲之星列車把歐盟成員國連接起來一樣。實際上，與歐盟有實質的分別：①建設先行，沒有政治審查。“一帶一路”建設沒有任何政治審查，海陸兩路的沿線國家，不管奉行社會主義體制抑或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不管什麼意識形態都可以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它們可以根據自身發展需求作出選擇，共同建設並不影響一國之主權地位，共建產生的利益是共享的。而歐盟在整合歐洲過程中，它不是建設先行而是政治先行。政治先行的前提政治審查。任何一個歐洲國家要加入歐盟都經過政治審查，當中包括意識形態(資本主義)與制度模式(萊茵河模式)，東歐有不少國家是從社會主義制度演變過來的，但至今大多數仍是北約成員非歐盟成員，而政治審查是其中一道障礙。即使政治審查通過，還必須達到哥本哈根標準所要求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也就是說要有一個民主、自由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297市場的政府，有相應的自由制度、成文的法律；申請國還必須承認歐盟已經存在的法律，並得到已經存在的成員國同意。如果不合符歐盟條款的規定，則要改革至合符歐盟條款的規定才能加入。加入歐盟後的國家在主權地位某程度上會被剝削，因為它要服從歐盟的集體意志決定，如歐盟決定執行收容難民政策，即使破產後的冰島也要執行有關決定。②向發展中國家出發。“一帶一路”涵蓋歐亞兩洲，沿線64個國家(大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總量為30.8億，約佔全球總人口的44%；GDP總規模僅12.8萬億美元，只佔全球經濟總量的17%，可以說“一帶一路”是向發展中國家出發的，相反歐盟是向發達國整合的。從理論上看，如果這種治理模式得以實踐，它是能夠實現普惠世界、改善發展不平等的目標。(二)“一帶一路”建設的契機與阻力1.潛力無窮的區域大整合發展契機如果認為加入歐盟是一個發展機遇，那麼，加入“一帶一路”建設將是一個更加大的發展契機。有研究通過拓展的引力模型，驗證了貿易便利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貿易的促進作用大於區域經濟組織、進出口國家GDP、關稅減免等。貿易潛力研究表明，“一帶一路”沿線亞歐國家之間的貿易潛力巨大，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可以進一步擴大貿易潛力，地區之間的貿易潛力要大於同一地區國家之間的貿易潛力。1“一帶一路”建設將促進內陸地區形成若干個大都市經濟區和內陸、沿海開放型經濟高地，同時，強化與“一帶一路”水陸國際大通道相對接的國內開發軸線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國土空間格局。2“一帶一路”建設實現經貿流、金融流、1孔慶峰、董虹蔚：《“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測算與貿易潛力研究》，載於《國際貿易問題》，2015年第12期，第158-167頁。2劉慧、葉爾肯‧吾扎提、王成龍：《“一帶一路”戰略對中國國土開發空間格局的影響》，載於《地理科學進展》，2015年第5期，第545-553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298智慧流、信息流、人文流等五個大流通。1香港《南華早報》於2016年12月15日指出，“一帶一路”已經極大地推動了貿易和投資，中國與陸路、海路沿線國家的貿易額2015年接近1萬億美元，佔到了中國貿易總額的約四分之一；此外，“一帶一路”已使人民幣的國際化，中國已經與21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向7國機構投資者發放人民幣額度，並在8個國家設立了人民幣清算行。在這些措施的推動下，2015年人民幣貿易結算已經佔到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5%。從供求角度看，因為世界發展不平等需求創造“一帶一路”建設供給，因為“一帶一路”建設需求創造了亞投行供給，因為亞投行供給創造了基建需求。在供求相互影響下，最終國家政治力量促使資本集聚，通過基建投資，實現區域間互聯共通、共同發展。具體而言，“一帶一路”建設供給創造了以下幾方面需求：第一，融資需求。目前亞投行的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是不能滿足“一帶一路”建設需要，預期它將在海外以債券方式進行融資。第二，基建需求。水陸統籌，兩圈對接，它涉及鐵路、公路、碼頭設施、橋樑、油氣輸送管等，這些基建必定產生大型裝備基建技術和電力需求，預期需求十分巨大。第三，貿易需求。當“一帶一路”基建建設完成後，它必定迎來巨大的電商貿易需求。當中包括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如能源、原材料、食品加工、生活用品、旅遊、金融等。第四，文化需求。從歷史的發展規律看，路通必然導致民心相通。預期民心相通會產生巨大的文化需求，當中包括教育(如孔子學院)、語言教育、出版等。2.不容忽視的阻力實踐一再證明，機會與風險並存，有多大機會就有多大風險。由於“一帶一路”屬多邊合作產物，由於牽涉多國的政治互信，所以政治不確定性風險是在所難免。趙敏燕、董鎖成、王喆、程昊、覃方銘、1夏立平：《論共生系統理論視閾下的“一帶一路”建設》，，載於《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第39頁。趙敏燕、董鎖成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安全形勢評估及對策》載於《中國科學院院刊》，2016年第6期，第689-696頁。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299李宇、李澤紅、李飛根據國家恐怖主義與反恐研究聯盟、經濟與和平研究所、國際海事組織發佈的數據，採用核密度估計法和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恐怖主義事件空間集聚區的時空格局特徵：從空間格局上看，1970-2014年恐怖主義事件分佈整體呈現出“北非—中東—西亞—中亞—南亞—東南亞”的弧形震盪地帶，南亞和中東是陸上恐怖主義集中區域，東南亞則是海上恐怖主義的熱點區域；從時間演化上看，1970-2014全球恐怖事件發生數量及死亡人數逐年增多，在2014年達到頂峰，並呈現四大主要特徵。此外根據恐怖主義指數進行安全形勢評估結果顯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40個處於和平狀態，15個處於危險狀態，11個處於震盪狀態，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敘利亞5個國家處於高危紅色區域。1于津平、顧威認為“一帶一路”沿線分佈的是全球高風險國家，利益紛爭、恐怖活動將構成高風險。2如周五七指出周邊國家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認同存在差異；易受大國博弈的政治牽制和戰略擠壓；中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發展不均衡。3東盟學者在研討會上指出以陸路為主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與俄羅斯競爭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當下的烏克蘭動盪局勢有可能迫使既定運輸路線發生變更。4此外，也有學者指出“一帶一路”挑戰來自恐怖主義活動5；外國家的投資具有風險性。6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指出，“一帶一路”將面臨安全(security)、政治穩定(politicalstability)、政府影響力(governmenteffectiveness)、法制與監管(legalandregulatoryenvironment)、1趙敏燕、董鎖成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安全形勢評估及對策》，，載於《中國科學院院刊》2016年第6期，第689-696頁。2于津平、顧威：《“一帶一路”建設的利益、風險與策略》，載於《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第65-70頁。3周五七：《“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分佈與挑戰應對》，載於《中國與全球化》，2015年第8期，第39-47頁。4“新絲路發展框架下的中國-東盟”摘要，2014年3月和9月。5葉劉淑儀於“一帶一路”戰略與港澳發展機遇國際學術研討會頒奬禮暨《紫荊》雜誌創刊25週年慶典演講，2015年10月24日。6張蘊嶺：《大戰略下的“一帶一路”建設》，載於《中國國情國力》，2015年第3期，第9-10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00宏觀經濟危機(macroeconomicsrisk)、對外貿易支付(foreigntradeandpaymentsissues)、勞工市場(labourmarkets)、財政危機(financialrisks)、稅收政策(taxpolicy)、地方基礎建設標準(standardoflocalinfrastructure)。13.“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在於中美關係第一，“一帶一路”建設離不開中美合作。不管是G20提出的反洗錢和反腐敗，還是《巴黎氣候協議》的簽署，或推動新能源革命，這都離不開中美合作。如德國洪堡大學國際關係學者胡博爾2013年6月3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習奧會’對美中關係及兩國的內政都非常重要，同時也會決定今後五年世界政治的中軸。”2他道出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事實上，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美國作為發達國家中的大國，同時中美作為聯合國兩個常任理事國，全球第一、第二大經濟體，陸地面積全球排行第二、第三，無論政治影響力、經濟實力或地緣優勢，中美合作的力量足以影響全球化發展格局。因此，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更離不開中美合作。第二，美國沒有反對“一帶一路”建設。至今，美國是沒有加入與“一帶一路”建設密切相關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但不代表美國反對由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儘管主流研究大多從戰略角度認為“一帶一路”建設是對抗美國TPP的產物，屬於反西方包圍中國島鏈的戰略部署，而美國則利用TPP遏制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3，從而認為奧巴馬政府是反對“一帶一路”建設。一個事實證明奧巴馬政府默認由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這個事實就是美國默許中國在南海建島，並讓中國取得南海地界的實質控制權。從政治博弈看，如果美國奧巴馬政府真的反對“一帶一路”建設，可以肯定中國不可1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2015.ProspectsandchallengesonChina’s‘onebelt，oneroad’:ariskassessmentreport.Website:http://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29fcf02e4b0aa09f5b7ff67/t/5544c9cee4b06fc215162cb4/1431062990726/One+Belt%2C+One+Road.pdf.Accessedin18thNov,2015.2中國新聞網：http://big5.chinanews.com/gj/2013/06-05/4893912.shtml.2015年11月8日。3李曉、李俊九：《“一帶一路”與中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的重構》，載於《世界政治與經濟》，2015年第10期，第30-59頁。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301能這麼輕易地在南海築島，因為南海除了是中亞、南亞、東南亞、東北亞重要的海上運輸樞紐之外，也是“一帶一路”海上絲路的必經之地。由此可見，美國沒有反對“一帶一路”建設，而美國軍艦駛入南海純屬向外界說明中國在此建島並不影響南海航道自由。第三，中美合作能夠管控“一帶一路”建設風險。無論從什麼角度看，“一帶一路”建設之路肯定是不平坦、風險不確定性與挑戰並存，不少研究分析也指出了當中的問題所在。然而，這些問題的揭示大多基於一種對抗性的戰略思維──中美之間一直處於對抗。他們看不見世界對合作建設的需求，也似乎忽略了國家政治力量的發展壯大，更沒有察覺當代新國家主義思潮正在產生，甚至沒有看見中美一直走在合作的道路上。而這些正面影響促使大國之間的合作博弈多於對抗博弈，結果是政治分歧與地緣風險都因中美合作而得到有效管控的。什麼因素促使中美合作？第七章根據利益博弈分析說明了中美合作大於中美對抗；此外，共生理論也認為，在科學和技術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裏，在人們之間的交往越來越密切的同時，具有高度知識的人與生產工具的結合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密切；因此，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而“一帶一路”建設中提及的命運共同體正好迎合這個理論主張。當中美之間的關係處於合作時，那麼，“一帶一路”建設風險就能夠得到管控；一旦“一帶一路”建設的風險得到管控，那麼，“一帶一路”建設將產生有效率。什麼因素促使美國願意幫助中國管控“一帶一路”建設風險？第一，在改革全球化上，尤其改善發展不平等問題上，美國需要中國，而幫助中國實質是一種利益交換。第二，“一帶一路”建設的原則與理念能夠改善發展不平等問題，而解決發展不平等問題符合美國領導世界的利益。第三，“一帶一路”建設內涵的當代新國家主義適用於當前世界發展需要，不但促使中美合作，而且促使更多國家自願加入，因此會降低管控的難度，美國也因此無需增加額外的管控成本，但卻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02獲得雙贏的局面。三、“中國製造2025”國家“十三五”規劃中的第五篇優化現代產業體系中的第二十二章中明確指出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當中包括全面提升工業基礎能力、加快發展新型製造業、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加強質量品牌建設、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2015年5月8日，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製造2025”的通知指出，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國際產業分工格局正在重塑。必須緊緊抓住這一重大歷史機遇，按照“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要求，實施製造強國戰略。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製造業大國地位進一步鞏固，製造業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掌握一批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優勢領域競爭力進一步增強，產品質量有較大提高。製造業數位化、網絡化、智慧化取得明顯進展。重點行業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明顯下降。到2025年，製造業整體素質大幅提升，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全員勞動生產率明顯提高，兩化(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邁上新台階。重點行業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形成一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和產業集群，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明顯提升。包括重點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農業機械裝備。通過推進10大領域的智慧製造和綠色製造，打造中國製造業升級版。新一輪工業革命和產業變革，以製造業的數位化、網絡化、智慧化為核心，促進製造業正在發生重大變革，引發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的產生和加速更迭。德國工業4.0戰略的推出展現了一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303個應對新工業革命的全新規劃藍圖，引起全球關注。1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製造業深陷大而不強、增長快而不優、製而不創的困境，這倒逼中國也提出“中國製造2025”。有研究認為德國“工業4.0”、美國“工業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三個名稱雖不同，但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就是通過CPS(Cyber－PhysicalSystem，信息物理系統)融合原子和比特，形成一個高度柔性、個性化、數位化的智慧製造體系。海爾集團案例告訴我們，實現智慧製造，不單是將信息技術融入製造流程那麼簡單，企業的資源觀念、生產流程、組織邊界都要進行相應的變革。2也有研究指出，“中國製造2025”的頒佈，加速高鐵“走出去”的步伐3；直接促進汽車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從傳統汽油車向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燃料電池汽車、節能汽車和智能網聯汽車轉變。4不管是發展倒逼抑或戰略追趕，中國正為打造一個製造強國而努力。我相信，中國不會再與第四次的工業革命失之交臂。憑藉中國改革的制度優勢和市場巨大優勢，中國能夠實現“中國製造2025”目標。從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的轉變過程中，由於政策的調整、結構的優化、資源的再分配，它必定釋放出新的發展機遇。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以下簡稱為框架協議)在香港正式簽署並生效。有關框架協議主要由總則、合作重點領域、體制機制安排、其他組成。在框架協議簽1蘇波：《〈中國製造2025〉支持中國民族偉大復興》，載於《中國裝備》，2015年9月，第54-63頁。2王欽、張隺：《“中國製造2025”實施的切入點與架構》，載於《中州學刊》，2015年第10期，第32-37頁。3錢玉楠、梁芬、李玉瑩、應紅宇、成立薇：《“中國製造2025”下高鐵產業“走出去”問題研究》，載於《經營者管理》，2016年12月上期，第73頁。4趙福全：《〈中國製造2025〉促進汽車產業轉型與升級》，載於《金屬加工》，2015年第23期，第8-10頁。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04署後，廣東省省委書記胡春華先後與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分別會面，並為框架協議落實交換了意見。這是胡春華自上任廣東省省委書記首次踏足香港、澳門，顯示廣東省對大灣區建設的重視程度。框架協議的敲定為大灣區建設邁出關鍵性的一步。框架協定的簽署後產生的操作性需求將為澳門發展帶來機遇，尤其在產業結構優化方面。(一)大灣區建設的內涵界定由於框架協議中格式限制，因此沒有界定大灣區建設的內涵。但對於區域合作而言，內涵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內涵充實，且具合理化和高度化，便能起到集聚效應，尤其在政治層面上能夠促成一種共同發展的信念。然而，目前學界少有探究大灣區建設的內涵。框架協定的簽署，後續應該是要界定大灣區建設的內涵。大灣區建設內涵的合理化在於“一國兩制”下的區域合作，兩制在一國下存在互補和融合的必然合理性。高度化在於大灣區建設已上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大灣區建設已融入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和“中國製造2025”的發展目標中。具體而言，大灣區建設的內涵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一帶一路”建設的載體。根據國家“十三五”規劃中的第54章第2節──“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提到“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第6點明確提到“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報告中提出大灣區建設，顯示大灣區建設已上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因此，大灣區建設的第一個內涵表現在國家利益上。大灣區建設就是要通過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載體來實現國家利益。從“一帶一路”建設看，主要由海陸兩路組成，大灣區具有的港口集聚優勢可以成為“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的載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305體。二是“一國兩制”的發揮。大灣區由廣東省的9個城市(廣州、深圳、東莞、珠海、佛山、江門、惠州、中山、肇慶)加上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大灣區與世界三大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有所不同，主要表現在制度、貨幣。廣東省的9個城市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港澳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即使港澳實行的都叫資本主義制度，但各自制度設計與發展進程存在差異，且分別流通著人民幣、港幣和澳門幣。因此，大灣區的第二個內涵是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如港澳可以發揮市場化的比較優勢，廣東省則發揮政策引領的後發優勢，通過有機結合，優勢互補，產生1+1+1>3的聯動效應，從而體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三是“中國製造”的引領。2015年5月8日，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製造2025”的通知指出，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國際產業分工格局正在重塑。必須緊緊抓住這一重大歷史機遇，按照“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要求，實施製造強國戰略。今天的中國製造與20世紀80年代顯然不同，從粗放型向技術集約型的躍進，強調自主創新。因此，大灣區建設的核心是技術創新的引領，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把中國製造向世界引領便構成第三個內涵。四是普惠世界的橋樑。“一帶一路”倡導的大前提是構建命運共同體，所謂命運共同體實質是普惠世界的高度概括。大灣區建設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載體，它自然要成為“普惠世界”的橋樑。因此，大灣區建設的第四個內涵是通過技術創新、中國製造的引領，拉動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起來。由此可見，大灣區建設就具有高度化和合理化，一方面可以匯集各方人才；另一方面可以獲得國家政策支持；再一方面可以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可以說，大灣區建設內涵了合理化、高度化的特點，這一定有助粵港澳三地在區域合作中找出合作最適切入點和凝聚出合作的信念，從而鞏固合作的基礎。如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內涵只有合理化，沒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06有高度化，即沒有國家利益至上的考慮，這便成是一個地方性質的區域合作，大灣區建設難以在“一國兩制”下獲得成功。反之，如果只有高度化，沒有合理化，大灣區建設就沒有特色，也沒有潛力，它之所以具有合理化，因為兩制差異化可以形成互補，形成一個混合的生產體制，衍生出創新發展模式，最重要是國家利益至上(高度化)會促使港澳政府作出積極配合，以“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克服“一國兩制”的制度障礙。(二)大灣區建設的操作性需求大灣區建設存在哪些操作性需求？框架協議中提到“合作重點領域”和“體制機制安排”。其中合作重點領域包括七大方面：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一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設。而七大方面包含不少於35項的行動綱領。體制機制安排設有三大方面：完善協調機制。健全實施機制。擴大公眾參與。而三大方面包含不少於10項的行動綱領。這些行動綱領便產生出操作性需求。以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例，當中最重要的操作性需求是創新科技合作。它存在哪些操作性需求？理論上，區域合作下的科技創新關鍵在於人才、資金、制度的集聚效應。具體來說，粵港澳三地如何把人才、資金、制度集聚起來，通過三地優勢互補構築科技研發高地。1.制度的操作性需求理論上，科技創新的制度需求是產權保障、經濟自由和充分競爭。1大灣區與世界三大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有所不1田國強、夏紀軍、陳旭東：《富民才能強國的經濟學內在邏輯》，載於《學術月刊》，2013年第45卷，第66、70頁。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307同之一是存在制度差異化。制度差異化是指廣東省的9個城市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運行的，而港澳是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這是廣義的差異，而狹義的差異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運行的9個城市的自身制度也是有差異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運行的港澳特別行政區的自身制度也是有差異的。制度間的差異化既是一個優點，也是一個難點，優點在於在區域合作上產生互補，難點是制度差異化容易產生制度性障礙，使區域合作難以產生集聚效應。這是大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所產生的制度操作性需求。具體有以下方面：第一，市場一體化水平。市場一體化水平的高低取決於粵港澳三地的市場機制的銜接程度。如果市場一體化水平高，則市場產生的集聚效應大，反之亦然。如果市場產生集聚效應，則科技創新所需的人才、資金、信息將能以較低成本獲取，從而形成比較優勢。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了2016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香港連續22年登頂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位置，這說明香港的自由市場機制運行得到認可。因此，市場一體化水平的操作性需求自然是以香港為目標。當中的操作性需求是粵澳兩地如何通過自身改革市場機制，把市場一體化水平與香港看齊。澳門特區政府享有立法提案權，且立法會的建制力量佔優勢，因而可以通過後發優勢加快立法銜接。廣東省也有地方立法權，但受到地方性、複雜性和從屬與自主兩重性的多重約束，立法的結果有兩種情況：一是立法不允許與香港的市場機制看齊；二是立法允許與香港的市場機制看齊。如果發生第一種情況，則港澳可倒過來立法與廣東省大灣區銜接；如果發生第二種情況，則廣東省加快立法供給以適應三地市場機制一體化的需要。可見，市場機制一體化在“一國兩制”下如何有效銜接存在必不可少的制度操作性需求。第二，產權保障。Torstensen論述產權保障如何促進經濟增長，當產權受到保護時，從而避免了以尋租方式從事再分配活動，繼而有效地促進人力資本而影響增長，同時當經濟維繫於競爭性市場和產權實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08施良好時，投資將集中於資本社會收益效率較高的部門。1由於粵港澳三地經濟與法律一直有着較大差異和差距，因而形成了各自獨立的智慧財產權法律制度，在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上保障有所不同。2如商標搶註3和技術盜取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果粵港澳三地的產權保障存在差異，則會影響三地的集聚效應，從而減低科技創新的激勵性。如何使三地的產權保障趨同發展，這對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是“一國兩制”下產生的一個制度操作性需求。具體操作性需求在於粵港澳三地是要定出以哪一方的產權制度為準則抑或三地共同協商出一個新的產權制度？第三，經濟自由、充分競爭。在“一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的經濟自由、充分競爭的程度是不同的。程度不同主要源自一種制度下的意識形態主張，如港澳兩地是奉行資本主義制度，它們更多主張經濟自由競爭；廣東省則是奉行社會主義制度，它更多主張政府干預。要打造一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經濟自由、充分競爭是基石，但政府適當的干預也是必要的。如果只講自由競爭、不談政府干預，市場自由調節一旦失靈，將產生不正當競爭或惡性競爭，從而阻礙創新；如果只講干預，不談自由競爭，同樣會窒礙創新。這就形成了粵港澳三地的另一個制度操作性需求，即如何通過制度創新實現三地經濟自由、充分競爭？有兩個明顯的制度操作需求：一是經濟自由。深圳目前是大灣區城市群中最具科技創新的優勢的，而香港是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第一的地區，但當下香港的科技創新優勢不及深圳，假設深圳是未來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主導城市，那麼三地的經濟自由邊界如何界定，三地政府有沒有需要在適當干預上達成共識？二是充分競爭。理論上，充分競爭表示每個人都享有同等機會從事競爭。然而，1TorstensenJ.1994.PropertyRightsandEconomicGrowth:AnEmpiricalStudy.Kyklos.Vol.(47).47-231.2李廣輝、張曉明：《粵港澳智慧財產權法律制度研究比較》，載於《國際經貿探索》，2009年第6期，第28-30頁。3易在成：《粤港澳合作機制中突破知識產權地域性的探討》，載於《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第18-19頁。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309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壟斷現象，從而影響充分競爭。目前，粵港澳在充分競爭上的法律執行是存在差異的，例如：中國設有《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香港只有《競爭條例》，當中包括反不正當競爭和反壟斷；澳門沒有制訂反不正當競爭法，競爭條例來自《澳門商法典》第153條之規定，當中不包括反壟斷。由於“一國兩制”，中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不能覆蓋港澳兩地，而產生三地對充分競爭的不同理解，必然產生一種制度操作性需求。其中之一的一個制度性操作需求是制度不一致，如澳門沒有反壟斷法，從市場一體化水平看，澳門存在制度漏洞有可能成為日後窺避反壟斷法的地方。其二，法律嚴謹程度不一。顯然，中國的反不正當競爭和反壟斷法是最嚴謹的，澳門可以說是最不嚴謹的。如果法律嚴謹程度不一，則影響三地市場一體化融合和弱化集聚效應。粵港澳三地如何使反不正當競爭、反壟斷的法律對接起來，趨同發展。由於經濟自由、充分競爭是構成科技創新的充要條件，所以形成制度的操作性需求。2.人才的操作性需求發展建設始終靠的是人才，尤其是發展科技創新，人才的操作性需求更為突出。框架協議只提到促進人員流動便利化，但沒有提到如何集聚人才。當中至少存在兩方面的操作性需求。第一，制度障礙需要政治人才打破。制度障礙主要在兩方面：一是法律不銜接(正式制度)。粵港澳之間的制度障礙很大程度是法律不銜接，主要來自成文法與普通法的不同實施，比如香港實施的是普通法，而國內實施的成文法。法系的不同和法律條文的不同，受到法律規範的成本或多或少會影響人才集聚的考慮。例如：三地互聯網監控的法律不銜接，就可能發生信息不對稱，從而窒礙人才的集聚。二是意識形態不同(非正式制度)。不同的制度自然形成不同的意識形態，比如社會主義制度一般重視政府干預，而資本主義制度一般主張市場自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10由調節，過去這種意識形態的對立已成為一種教條。從非正式制度看，意識形態影響人的行為習慣。在“一國兩制”下，港澳保持了資本主義制度，這可以說是意識形態產生的結果，如果不保留資本主義制度，意識形態的對立會使人才流走。因此，大灣區建設存在意識形態的操作性需求。綜上兩點可見，制度性障礙和意識形態的不同會影響三地之間的人才集聚，從而產生操作性需求。而解決制度障礙和意識形態不同的操作性需求是政治人才，因為“一國兩制”是政治產物，它需要超越傳統意識形態的政治人才，在法律制度上創新、協調，破除制度障礙。第二，科技創新需要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之一崇尚冒險、創新。Schumpeter將企業家精神定義為企業家個人通過技術或組織創新開拓市場機會。1而企業家精神的產生在於一種自由競爭、產權保障、交易成本低的制度環境。大灣區要從事科技創新，它存在企業家精神的操作性需求。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有不少企業家，如深圳華為的任正飛、深圳騰訊的馬化騰、香港伯恩光學的楊建文，他們都是極具創新精神的著名企業家。即便如此，大灣區仍存在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需求，因為發展需要創新，而創新是永無止境的，所以企業家精神任何時候都需要培育。具體操作性需求有兩方面：一是培育一個可孕育企業家精神的制度環境，如自由競爭、公平機會、產權保障和交易成本低等；二是如何通過制度創新促使大灣區11個城市培育出企業家精神。(三)資金的操作性需求從框架協定的合作重點領域可以看，大灣區建設主要包括七大目標：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一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打造國際1SchumpeterJ.A.1965.EconomicTheoryandEntrepreneurialHistory.In:AitkenHG(ed)ExplorationsinEnterpris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311科技創新中心。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每一個目標都存在資金的操作性需求。以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例，從目前的發展態勢看，以深圳為主導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可預期的，資金的巨大需求是顯然的。資金的操作性需求主要在兩大方面：一是流動性；二是籌集性。從流動性看，在“一國兩制”下，資金從港澳流入廣東省9個城市是允許的，但從廣東省9個城市流出港澳是受到國家外匯管制的。如果資金在大灣區內流動性受局限，這會影響資金的籌集力度。資金的操作性需求是粵港澳三地政府如何通過“先行先試”能夠使資金在大灣區建設中自由流動，從而增加資金的籌集力度。從籌集性看，科技創新的R&D前期都需要巨額資金投入。科技創新的資金籌集渠道主要來自政府財政、金融機構和私募基金。這裏涉及的資金操作性需求中有可能涉及國家戰略需要的科研項目，而這些項目需要由大灣區11個城市的政府共同籌集。當中涉及的操作性問題不是來自商業層面，而是來自政治層面。比如香港特區政府是積極參與國家戰略的科研項目，但法律規定資金需要得到立法會的同意才能運用，而香港特區的立法會中過去對香港特區政府財政預算開支都是採取不合作態度，這形成政府間資金籌集的不確定性。或許有人認為即使沒有香港的參與，資金要籌集並非難事。如果大灣區中少了香港的參與，大灣區的集聚效應將大打折扣，因為香港的價值不僅在於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還在於法制和專業知識。因此資金籌集的操作性需求之一，它不但是一個政府的內部協調，還是政府間的外部協調。資金籌集的操作性需求之二是三地政府能否為科研企業背書，即在深圳、香港的其中之一創業板上市申請獲批，則可以兩地上市，這不但增加資金籌集的效率，而且擴大資金籌集的規模。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12五、重大發展機遇倒逼澳門以改革促發展綜上所述，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製造2025”、“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在頂層設計下的一項“走出去”發展戰略。例如：國家“十三五”規劃為“走出去”裝備自己(深化改革與國際接軌)；“一帶一路”建設為“走出去”製造機會(普惠世界與改善發展不平等)；“中國製造2025”為“走出去”提供動力(高鐵、核能、新能源汽車、互聯網+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則是“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製造2025”走出去搭建平台。毫無疑問，這項“走出去”戰略將對世界各地產生重大發展機遇。面對如此重大發展機遇，澳門至少有兩方面可以做：一是以改革抓住重大機遇促發展；二是跟着“走出去”。(一)以改革抓住重大機遇促發展理論上，重大發展機遇能夠倒逼澳門改革耦合。反過來理解，澳門必須促使改革耦合才能抓住國家重大發展機遇。1.結合“走出去”戰略需求，推動供給側改革。正所謂發展離不開改革，中國要實施“走出去”戰略，也要通過改革以適應國際經貿遊戲規則；世界各國要想抓住中國“走出去”戰略的發展機遇，同樣也要通過改革結合中國“走出去”戰略的需求；同樣道理，澳門要想抓中國“走出去”戰略的發展機遇，也得以改革抓機遇。澳門如何以改革抓住重大機遇？由於“一國兩制”關係，澳門一直享有參與國家發展戰略的機會，如國家“十二五”規劃、國家“十三五”規劃中都是獨立成章地把港澳兩地納入國家規劃，說明中央政府很重視港澳兩地參與國家發展。然而，納入國家規劃不等於抓住國家發展機遇。澳門要想抓住國家發展機遇，必須結合“走出去”戰略需求，推動供給側改革，正所謂機會予以有準備的人。也由於“一國兩制”關係，制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313度差異性使到澳門參與國家發展戰略相當被動，如果澳門要想抓住國家“十三五”規劃中的“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製造2025”、“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發展機遇，必須通過供給側改革，在強化“一國”之本的同時，大力降低制度差異性產生的摩擦成本、交易成本，從而化被動為主動，充分發揮兩制之利，在制度上有效對接，在政策上有效配合。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抓住國家發展機遇。例如：“一帶一路”建設沿線覆蓋多個國家，不同國家之間的制度差異性決定了中國必須通過制度創新把他們有效連接起來，改革是制度有效供給的必然選擇，澳門要參與其中，也然跟上改革的方向。“中國製造2025”必然會產生新技術，如目前新四大創新支付寶、共享單車、高鐵、網購；將來更會有新能源汽車、3D打印、5G通訊、航天科技等，而技術需求一定是伴隨着制度供給，因此，澳門要參與其中，也必須通過制度改革滿足技術變化需求。以支付寶為例，由於法律滯後，限制了澳門居民使用支付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關鍵是在“一國兩制”促使市場水平一體化，若澳門要參與其中，抓住區域合作機遇，那麼必須通過改革以適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制度需要。由於澳門只是一個微型經濟體，經濟規模相對小，因此，澳門要想抓住國家發展機遇，必須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政府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推行供給側改革。須知道，“一國兩制”的優勢在於相對優先獲得參與國家發展的機會，然而，機會能否為澳門帶來發展進步，關鍵在於如何以改革抓住重大機遇。2.牢牢抓住中醫藥發展機遇促澳門產業結構優化。在“走出去”戰略發展機遇中，最有可能促使澳門權力組織的改革動力發生耦合的是中醫藥。原因：中醫藥在國家“十三五”規劃的第51章第4節明確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其中一個方向；同時，在“中國製造2025”明確指出發展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而關鍵在於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第57章第2節“支持澳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加快發展休閒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14旅遊、會展商務、中醫藥、教育服務、文化創意等產業。”與此同時，澳門特區政府最新發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第61頁指出“隨着‘一帶一路’建設，將為中醫藥的國際發展帶來新機遇，通過與沿線國家和地區進一步加深合作交流，透過文化先行、以醫帶藥、發展服務貿易等方式進一步推動中醫藥文化和技術走向世界。”可見，中醫藥是澳門可以抓、能夠抓、必須抓的一個發展機遇。一方面，中醫藥已是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製造2025”、“澳門五年規劃”的最大公約數。從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看，這個最大公約數應當能夠約束澳門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供給側改革，並實現改革耦合，而大前提下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發生實質性運作，在政治壓力下產生改革動力耦合；二是發展現代中醫藥的預期收益激勵改革動力耦合。一旦改革動力耦合，一方面可以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澳門五年規劃”有效對接發展中醫藥產業。另一方面，只要抓住改革，就能抓住中醫藥發展機遇；只要抓住了中醫藥發展機遇，澳門的產業結構就得以優化。(二)搭上“走出去”高速列車“走出去”戰略之一是高鐵驅動“一帶一路”建設，而“中國製造2025”、的十大重點項目承載着第四次工業革命列車的到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則肩負起打造“走出去”的平台。歷史告訴我們，第一次工業革命成就了英國，第二次工業革命成就了美國，第三次工業革命成就了多個發達國家。如果中國此次“走出去”戰略能夠成就中國擠身第四次工業革命，那麼，中國將從中大國崛起到大國形成，它最終成就整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如果澳門有機會搭上“走出去”高速列車，那麼，澳門也像日本在第二次工業命中乘搭了美國的高速列車一樣。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315然而，澳門要搭上“走出去”高速列車，關鍵是不能搭錯車，也不能搭便車。搭錯車將使澳門無法在目標站下車，而搭便車無法讓澳門搭上這躺高速列車，因為世界沒有免費的午餐，企圖不買票搭車是不可能的。“一國兩制”不能確保澳門特區不會搭錯車，也不能保證澳門特區可以搭便車。澳門特區能否在不搭便車下不搭錯車，這取決於“先一國，後兩制”的發展原則和澳人如何治澳，如何高度自治。從目前中國的發展競爭力優勢依次排列看，在“走出去”戰略的列車中，頭班車是高鐵，緊接其後的可能是太空飛船、新能源汽車、民用飛機等，其搭載的是信息技術(互聯網+)、機器人、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農業機械裝備等。澳門要搭對車，就必須進行有限理性選擇，因為機會成本不能夠讓澳門搭上不同班次的列車。從行業的發展潛力，結合澳門實際情況看，澳門應該搭上高鐵頭班車，搭載的是中醫藥。首先，搭上高鐵頭班車，有利澳門共享高鐵經濟的旅遊成果。從“一帶一路”建設中可預期，未來高鐵將貫穿東南亞。目前，廣州市發改委已經研究起草了《廣州綜合交通樞紐總體規劃(2016-2030年)》，如果“一帶一路”建設順利，東南亞遊客都可以通過高鐵(350km/h)在8小時內實現互通，而隨着高鐵技術改良(不停站設計)或提速至500km/h1，那麼，東南亞遊客將以更短時間到達廣州。搭上高鐵列車，將有利澳門打入東南亞經濟圈，鞏固旅遊娛樂業的發展。其次，發展中醫藥產業，除了利國利澳之外，也有利改善醫療貧窮造成的發展不平等。世界不平等不但反映在收入機會上，也反映在健康權利上。世界上不少個人或家庭因病患治療昂貴而變成醫療貧窮。導致醫療貧窮的其中一個根本原因是西藥在重大疾病治療上形成壟斷(性價比低)。近年，中國大力提倡中醫藥發展，其中一個原因是讓1中國南車株洲基地建造的國內首條8英吋絕緣柵雙極型電晶體(IGBT)晶片生產線，通過專家鑒定後將全線投產。這意味着中國打破了國外技術壟斷，掌握了高速列車最核心的技術，中國高鐵將用上“中國蕊”。中國南車生產的高鐵列出採用自主開發的8英吋晶片，在試驗中跑出了600公里以上的時速。鳳凰新聞：中國高鐵時速600公里打破世界紀錄。網址：http://share.iclient.ifeng.com/auto/fun/qutu/sharenews.f?aid=107918744。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16世界人民在重大疾病治療上有多一個廉價選擇，以減少醫療產生貧窮的機會。2013年8月20日，習近平在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時表示中醫藥學凝聚着深邃的哲學智慧和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深入研究和科學總結中醫藥學對豐富世界醫學事業、推進生命科學研究具有積極意義。2016年12月6日，國務院發表《中國的中醫藥》白皮書，中醫藥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眾所周知，中醫藥是中華文明瑰寶，是5000多年文明的結晶，自古以來，中醫藥在全民健康中發揮作用的是養生、保健和一般性疾病治療，很少涉及重大疾病治療。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表示“中醫藥要發揮在治未病中的主導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療中的協同作用、在疾病康復中的核心作用，這既是健康中國建設的明確要求，也是滿足人民群眾健康需求的根本要求。……目前，中醫的很多優勢、特別是在重大疾病治療中的優勢還沒有充分發揮”。1可見，發展中醫藥其中一個重要目標是重大疾病治療，這也是習近平所說的對生命科學研究具有積極意義。由此可見，澳門發展中醫藥將是一個相當明智的選擇，不但是國家“十二五”規劃到“一帶一路”建設再到“澳門特區五年規劃”的對接安排，而且是宏揚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集中體現，更是改變醫療貧窮的積極舉措。如果澳門特區發展中醫藥成功，尤其在重大疾病方面，它將成為“走出去”戰略的不可或缺部分，澳門特區也因此成為中國“走出去”戰略的重要載體。澳門不但在自身經濟獲得發展，而且對國家，對世界作出重大貢獻，是一舉多得的選項。當然，是否能搭上“走出去”高速列車，這取決於澳門特區如何參與“走出去”戰略。從搭上高鐵頭班車和發展中醫藥看，特區政府唯一可以做的是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政府財政豐裕的1王國強：中醫藥發展不能自我封閉，要兼收並蓄，2017年1月13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網址：http://www.satcm.gov.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40&id=23627。

第十一章一個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317比較優勢，一方面，主動向中央政府提出參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另一方面，加大中醫藥的科研(R&D)，中醫藥理論體系構建和中醫藥國際標準和檢測制度。小結1978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香港把握了改革開放的發展機遇，奠定四小龍中的龍頭地位，澳門並沒有好好把握改革開放的機遇，未完成工業化道路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博彩業的崛起隨即凌駕加工製造業，成為澳門支柱產業；2012年十八大後，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改革2.0)，預期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製造2025”、“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頂層設計遞進下構成“走出去”戰略將通過供給側改革產生史無前列的發展機遇。目前，香港正受政治問題困擾，香港特區政府因泛政治化問題而影響其抓住“走出去”戰略機遇；台灣也因政黨交替而令兩岸關係停滯不前，也將影響其抓住“走出去”戰略機遇。在兩岸四地中，唯一一個不受政治困擾的是澳門特區。對澳門而言，這是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在“一國兩制”下，如果澳門能夠把握這此發展機遇，一方面促使澳門走上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澳門將能夠搭上“走出去”高速列車。近水樓台的地緣優勢使澳門有機會通過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平台而搭上一列“走出去”的高速列車。當然，機遇是巨大的，但把握好也不是容易的。澳門能否把握好這次國家發展機遇和搭上“走出去”高速列車，這取決於澳門特區如何充分發揮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優勢，通過改革裝備自己，主動壯大自己。例如：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製造2025”、“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其背後支撐的動力是供給側改革，若澳門要抓住這些國家發展機遇，澳門必然要與時俱進地推行供給側改革，只有步調一致時，中央與特區的改革才可能產生耦合作用、才能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18抓住供給側改革的紅利。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例，若大灣區打造為世界級水平，港澳兩地在改革上必然要同步跟上，否則“一國兩制”下產生的是各自為政的門檻而非深化合作的跳板。可見，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製造2025”、“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構成澳門以改革促發展的契機。但要強調一點，任何的守株待兔和搭便車想法必定讓澳門錯失這次發展機遇和搭不上車。從當前看，搭上高鐵列車可以鞏固澳門旅遊娛樂業優勢，發展中醫藥可以優化澳門產業結構。因此，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發展中醫藥是可行的選項，澳門應為此準備好供給側改革，以最少的摩擦成本、交易成本抓住國家發展機會。

319第十二章澳門如何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從第二章的發展思路綜述中大概可見，產業結構優化的動力來自政府產業政策有效供給。通過產業政策有效供給，調節技術結構、固定資產結構、要素投入結構等變量，從而實現產業結構高度化、合理化的優化目標。一旦產業結構優化，高度化促使結構轉換能力以實現創新機制，合理化促使結構產生聚合能力以實現協調機制；一旦創新機制與協調機制達致均衡，形成一種經濟體制模式，而這種經濟體制模式最終促使產業素質提升。因為產業政策有效供給並非必然發生的，所以產業結構優化的關鍵不在於什麼政策是有效率，而是在於如何確保一個有為政府。本書第三章論述了有為政府如何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內在邏輯，當一個有為政府產生時，它會推行反腐反壟斷改革，從而擠出資源和空間推行與時俱進的制度變遷和產業政策供給。在有為政府的假定下，法定責任約束將激勵政府推行有效率的制度改革和產業政策，從而培育出企業家精神，最終通過創新技術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問題關鍵在於如何促使政府變得有為？答案是改革。由第十章可見，澳門發生產業政策局部性無效率是因為政府不作為而導致改革缺位，而導致改革缺位的原因是有權有利無責的不一致。因此，澳門如何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是：第一，建立有為政府。通過改革確保特區政府權責利一致性，即有權有責利他，從而建立一個有為政府。第二，優化產業結構目標，並結合改革與政策同步進行。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20一、優化目標目前澳門經濟主要問題是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而衍生的結構性風險。理論上，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目標可以設置為兩方面：(一)結構合理化由博彩業衍生的結構性問題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貴賓廳為主中場為輔的營運結構模式。這種營運結構模式會衍生放高利貸、暴力禁錮和洗黑錢的風險，儘管帶來高賭收，但引發負外部性影響。結構合理化之一是以中場為主貴賓廳為輔的營運結構模式或完全以中場為主的營運模式。這種營運模式會減少賭收，但能促使博彩業由特殊化走向正常化，同時減少負外部性影響，從而減少結構性風險。澳門博彩業要走正常化道路，必須改革貴賓廳為主，中場為輔的營運模式，否則博彩業特殊化問題無法去掉。第二，博彩財政。歷史上，澳葡政府因為解決政府財政危機而將博彩業合法化，今天，卻因博彩業合化法而產生博彩財政風險。公共財政與稅收理論早已論證過於單一化的稅制必定對公共財政構成風險。博彩財政產生的結構性風險在於：當博彩業衰退時，稅基狹窄無法填補博彩稅收，從而引發財政危機為其一；其二，政府財政對博彩業稅收的高度依賴，利害關係將導致政府產業政策將被博彩業所擠佔，博彩業可以繼續獲得政策傾斜，維持寡頭壟斷的既得利益，創新產業因政府政策傾斜於博彩業而失去發展的機會。結構合理化之一擴闊稅基，減低博彩業稅收在政府財政中的比重。第三，寡頭壟斷。不管是獨佔或寡頭的壟斷，其結構性問題是少數既得利益集中與整體利益分散1的對立上。1這裏的分散內涵分薄，被瓜分。

第十二章澳門如何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321因此，澳門結構合理化目標之一是以改革打破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除了優化博彩業的營運模式、政策不再傾斜博彩業之外，還要降低政府對博彩稅的高度依賴，也要打破寡頭壟斷以促使自由市場競爭；目標之二是促使第二、三產業產值比重合理化。根據第十章指出，澳門產業結構失衡的其中一個方面是第二產業產值比重與第三產業產值比重的嚴重不協調。儘管克拉克定理認為這是產業結構演變的必然過程，但從德國工業化成功抗擊國際金融危機看，澳門需要優化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尤其製造業產值比重的合理化。至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中提及的“促進博彩業與非博彩業協同發展”也是一個結構合理化的目標。它更強調的是一種垂直相關的共生發展，即龍頭產業博彩業拉動龍身龍尾非博彩業均衡發展，不會發生龍頭大、龍尾小的不對稱發展，正好與本書提出的結構合理化目標形成互補。但從結構合理化的必要性看，政府應當首要考慮優化博彩業衍生的結構性問題。(二)產業高度化高度化指的是知識、技術集約程度，專業化的集中體現。澳門產業結構失衡問題一方面是由博彩業“一業獨大”造成，另一方面可以說是產業高度化不足。當然，產業高度化不足也可以說是由於博彩業產生的“擠佔應效”所致，即產業結構不合理造成。因此，澳門產業高度化的目標之一是產業結構合理化；目標之二是促進現有行業轉型、升級。目前，澳門第二產業分佈：製造業、水電及氣體生產供應業、建築業；澳門第三產業分佈：批發、零售、維修、酒店、飲食、運輸、倉儲、通信業、銀行、保險、不動產、租賃、顧問、公共行政、醫療、教育、博彩業。表面上看，當中有些行業可以實現高度化發展的，如通信業、醫療等。《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中有兩方面涉及產業高度化發展，一是傳統加工業升級轉型，形成一批“澳門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22製造”、“澳門創意”的工業品牌；二是拓展特色金融。工業製造高度化取決技術集約程度，其集約程度則取決於創新環境；金融業高度化取決於知識集約程度，其集約程度則取決於人才吸納。如果特區政府能促使這兩個產業高度化發展，即使不能克服博彩財政的結構性風險，也能夠局部克服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有利產業結構優化。目標之三是打造創新產業。如發展現代中醫藥、研發海水化淡技術。依據有五：第一，發展現代中醫藥、研發海水化淡技術可以做到人無我有。第二，發展現代中醫藥、研發海水化淡技術能夠促使產業高度化一步到位，且具有相當競爭力，而毋需通過後發優勢追趕。第三，需求剛性。眾所周知，全球暖化已導致淡水短缺危機，隨着全球人口增加，淡水資源減少，未來依賴海水化淡技術生產淡水是可預期的；從目前全球人口75億計算，每日所需淡水量則無法估量(不包括灌溉用水)。同時，全球暖化也不斷製造出新的病毒和絶症，如癌症、愛滋病等。自二戰後的半個世紀，西醫治療技術的壟斷性供給致使絶症治療價格高昂，由此產生醫療貧窮。水、疾病都與生命相關，而與水、疾病相關的產品都具剛性需求，其中水由於短缺而產生剛性需求，而疾病由於生命延續產生的剛性需求。如果澳門能夠研發出通過中醫藥治療絶症的藥物技術和海水化淡技術，預期市場上將供不應求。第四，產業高度化可以破解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結構性風險，如擠佔效應和博彩財政。以海水化淡、現代中醫藥醫療為例，如果技術研發能夠治療癌症，海水能夠化淡(飲用)，可預期，龐大的剛性需求將產生巨大的產值，不但可以增加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使到第二、三產業的產值比重趨向協調；而且還可以擴濶政府稅基，減低博彩財政的高度依賴，從而降低結構性風險。第五，澳門有條件發展現代中醫藥和研發海水化淡技術。首先，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有現代中醫藥和海水化淡項目，發展它們將得到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其次，澳門具有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政策自主

第十二章澳門如何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323的後發優勢，如通過比較優勢吸引研發人才，通過制度優勢推動制度創新和激勵企業家精神，通過後發優勢追趕產業高度化目標。二、改革什麼要想實現上述的產業結構優化目標，理論上必須要有政府產業政策的有效供給。如何確保政府產業政策有效供給？由圖12-1可見，要想產業政策有效供給，就要打造一個有為政府──通過激勵保護私有產權、確保市場有效運行，為民富提供有效的制度環境。要打造一個有為政府，關鍵在於改革。因為政策是權力運作的產物，產業政策的有效率或無效率必定與權力有關，所以改革的對象是權力，使權力受到責任約束。改革權力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權力集中下的有權無責，主要以權力再平衡改革為主；二是制度缺陷產生的有權無責，主要以制度改革為主，除了把權力關到制度的籠子裏，還須對權力進行問責和監督。當改革促使權責利相一致時，方可打造出一個有為政府。從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並衍生結構性風險看，本質上屬於資本壟斷問題，且涉及特區與國家之間利益衝突，過去16年，政府卻沒有與時俱進地推行相關改革，顯然是一種不作為。根據第十一章的澳門改革動力機制分析，這種不作為的產生是因為有權無責，而有權無責是因為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責任約束，故該改革的沒有改革。因此，改革的重點是“責任”。如果有權無責的產生是來自權力集中，則通過權力再平衡改革，使權力集中回歸到相對集中。如果有權無責的產生來自制度缺陷，則通過制度改革，一方面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另一方面增加責任約束的成本，使責任約束凌駕於個人利益激勵之上。改革的最終目標是促使權、責、利相一致，即有權有責利他。如果一個政府能夠做到有權有責利他，則是一個有為政府。從有權無責到有權有責的改革思路看，可以由四方面切入改革：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24第一，增加政治責任的約束力。要增加政治責任的約束力，最有效的做法是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產生實質性運作。當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產生實質性運作時，中央與特區之間的權力從屬關係將通過制度彰顯出來，並產生具實質性的政治責任。例如，假設行政長官因沒有履行政治責任而導致改革缺位，繼而損害國家利益有可能被政治問責。那麼，政治問責產生的政治壓力能使責任約束凌駕於個人利益激勵之上，使行政長官產生改革動力，並推行利他改革。從目前“一國兩制”運作看，增加政治責任的改革是最能促使有權有責的做法。第二，是設立高官問責制。問責制對於督促依法、合理地履行職責，建設有限政府、高效政府和責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義。1現代公共行政理論認為，高官問責制的設立確保官員有權有責。世界各國政府都有不同高官問責制，有的由正式制度規定，如中國，官員失責依法查辦；有的由非正式制度規定，如日本，官員失責自行請辭。由於澳門一直都沒有形成官員自動請辭的非正式制度(自省文化)約束，故高官問責制只能通過正式制度產生。而正式制度產生方式一般有法律、行政命令、內部規章等。由於澳門法律的滯後與先天不足，故內部規章產生的高官問責制較合符澳門當下的政治現實。理由之一法律系統難以釐清權力與責任之間的邊界問題，一旦法律化操作，邊界問題有可能構成政治風險，很可能打擊精英進入政府的意願；如果因高官問責制而不能產生一個精英政府，那麼改革就沒有現實意義。從長遠看，非正式制度約束下的高官問責制是最符合經濟效益，澳門可以朝非正式制度方向改革高官問責制。第三，高薪養責。正所謂“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如果只設立高官問責制而不推行高薪養責，那將產生有權有責無利。如果沒有足夠利益激勵，將較難激勵精英進入政府擔責。所以，要有效約束權力組1鄧木佳：《香港高官問責制的實踐經驗對提升澳門管治能力的可行性分析》，載於《行政》，2011年第1期，第23頁。

第十二章澳門如何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325織或個人擔責(法定責任和政治責任)，必須要有相應的報酬激勵才能夠做到，這就是權責利一致性原理，即是說，沒有人願意擔責，那麼不存在問責；如果沒有精英進入政府，也難以建立有為政府。李光耀在2015年曾堅決反對政府部長減薪，原因怕減薪不能吸引最優秀的人從政。從第二三點看，、高官問責制與高薪養責是一種伴生關係，它們必須配套推行才能有效運作，否則，只推行高官問責制而不推行高薪養責，則沒有勇夫擔責；只推行高薪養責而不推行高官問責，則有勇夫擔責而不履責；目前來看，公務員薪酬福利是各行業之首，應該不存在報酬激勵不足問題，建議政府改革重點放在問責而非養責上。如果將來市場工資高於政府工資，政府改革的重點是高薪養責。第四，加強反腐倡廉機制建設。高官問責制能夠約束權力組織或個人履責，高薪可以激勵權力組織或個人擔責，但不足以養廉。要養廉則須有反腐改革，建立反腐倡廉機制。因為權力組織或個人中有道德者，也有經濟人。具有經濟人特點的權力個人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基於風險成本與利益計算並進行權力尋租。一旦發生權力尋租，權力被扭曲導致其有權無責。反腐倡廉機制建設的目的是影響其風險成本與利益計算，使權力尋租的風險成本大於收益。當權力尋租的風險成本大於收益時，則權力尋租的機會減少。要使權為民所用，必須廉政，廉政則須靠制度維持，故必須與時俱進地推行反腐倡廉機制改革，使權力組織或個人在制度下“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新加坡正是反腐倡廉的成功典範。而反腐倡廉機制與高官問責制、高薪養責之間正好構成一種互補關係，反腐倡廉機制針對的權與利，使到權不能私用；高官問責制、高薪養責則使權力組織或個人勇於擔責、履責。這樣就更能促使權責利一致性。當改革促使權、責、利一致性時，則表示這是一個有為的特區政府。理論上，法定責任和政治責任約束將促使特區政府嚴格落實《澳門基本法》中的有關第103-120條的經濟規定，如第114條規定“澳門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26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工商企業的自由經營，自行制定工商業的發展政策。……改善經濟環境和提供法律保障，以促進工商業的發展，鼓勵和技術進步，並開發新產業和新市場。”第118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第119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實行環境保護。”等等。作為一個有為政府，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明顯不符合基本法第118條的規定，加上博彩財政與國家利益相抵觸，政治責任與法定責任的疊加必定能夠加大特區政府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改革。當一個有為政府產生時，它該改革什麼？從經濟發展角度看，它該改革產業結構，通過改革優化產業結構實現合理化和高度化，這才符合經濟發展的本質。而改革的目標是化解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並衍生的結構性風險。只有化解“擠佔效應”和結構性風險，才能使賭收不產生博彩財政下的利益捆綁，產業政策才能有機會向創新產業產生“鐘擺效應”。理論上，預期改革會為社會帶來陣痛，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克服改革產生的陣痛；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充分發揮高度自治的制度優勢推行經濟改革，如產權制度改革、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完善自由市場機制等；同時，通過產業政策發展創新產業，如發展現代中醫藥、研發海水化淡技術等、參與“一帶一路”核心建設，從而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第十二章澳門如何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327改革有為政府制度與政策有效供給產業結構優化圖12-1澳門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三、如何改革理論上，改革有四種方式：強制式、誘導式、漸進式、激進式。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基於漸進式，俄羅斯改革失敗基於激進式，美國的改革大致上是基於誘導式，新加坡的改革大致上是強制式。不同的改革方式都有其利弊，具體改革供給取決於客觀需要。以澳門的改革需求看，改革最終目標是優化產業結構。當中涉不同層面，如政府、市場、社會關係，需要改革法律、行政法規、內部規章、政策等，應該說，這樣改革是相當複雜的。而按照上述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的內在邏輯：改革權力－有為政府－制度改革－產業政策供給，似乎以一種改革方式一刀切推行是不符合客觀需要。澳門應該採取混合式改革，因應不同改革需要採用不同改革方式。(一)改革有權無責：強制式+誘導式改革有權無責適宜採取強制式、誘導式的混合改革，如反腐改革、高官問責制適宜採取強制式改革，高薪養責則適宜採取誘導式。原因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28在於：反腐改革、高官問責制屬於政府內部改革，具有強制改革的基礎，反腐、問責改革關係社會整利益和百姓福址，具有迫切性，構成改革的必要條件，強制式改革合符權力發展需要，一方面得民心，另一方面減少權力博弈產生的內耗。高薪養責，改革涉及的是責任感，強制+誘導式改革較為有效率。(二)經濟制度改革：漸進式+誘導式經濟體制改革涉及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任何改革都會牽一發動全身，任何的強制改革、激進改革都會產生不協調，從而打破原有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的均衡，如俄羅斯採取激進的休克療法改革引致經濟一蹶不振是典型的例子。不管任何體制的經濟改革，也不管是大國、小國或微型經濟體，經濟制度改革都合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即我們常說的發展規律，它是自然演變的，這也決定經濟制度改革適宜採用漸進式改革。針對博彩業一業獨大改革產生的“擠佔效應”改革，有兩點要注意：一是符合上述所指的制度變遷規律和路徑依賴；二是符合澳門發展客觀條件。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博彩業一業獨大構成的博彩財政，客觀條件已構成不能採用強制式或激進式改革，原因之一是如果有關改革導致博彩業收入減少，不但影響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而且也引發行業裁員，同一時間也難以用新產業填補行業裁員、博彩財政的流失，在蛋糕減少而又無填補下，對澳門這樣的微型經濟體而言，將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由此可見，當澳門推行經濟制度改革時，如產權制度改革、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完善自由市場機制，適宜採取漸進式改革；當漸進式改革也遇阻時，政府可以考慮通過誘導式改革讓既得利益者支持改革。然而，有一種情況除外，針對博彩業的特殊性問題(偏門)，如果博彩業特殊性衍生出負外部性影響，如病態賭博、放高利貸和洗黑錢等，根據基本法第118條規定和中央要求特區政府嚴格落實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政

第十二章澳門如何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329府非採取強制式或激進式改革不可，因為漸進式、誘導式改革不足以短時間內嚴格落實基本法的要求。(三)產業政策供給：誘導式+漸進式理論上，產業政策供給基於市場需求，意思指政府產業政策根據市場需求作出供給和調整，一般而言，主要針對三種情況：一是鞏固傳統產業發展優勢，二是支持創新產業發展，三是促進自由市場機制有效運作。針對澳門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高度化，主要涉及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結構不合理、發展新產業和產業升級轉型，政府適宜採取誘導式、漸進式的混合改革，如產業結構合理化可以採取漸進式為主，誘導式為輔的混合改革，主要考慮到結構性問題需要時間協調；產業高度化則可以採取誘導式為主，漸進式為輔的混合改革，主要考慮到高度化涉及技術研發(R&D)且耗資巨大，政府需要以補貼方式誘導企業進行相關研發。然而，有一種情況例外，當市場秩序發生失靈時或發生突發性經濟危機時，如樓價持續飊升或金融市場出現擠提等，政府可以採取強制式改革以穩定市場。小結經濟發展本質上是一個技術、產業不斷創新，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澳門要使經濟可持續發展，產業結構優化是不可或缺之一。在如何優化澳門產業結構問題上，本章給出的答案是改革。針對有權無責，通過高官問責制、高薪養責和反腐倡廉機制的改革，使權力受到法定責任和政治責任約束，變成一個有權有責改革利他的有為政府。當特區政府成為一個有為政府時，法定責任和政治責任將約束它改革博彩業一業獨大衍生的結構性風險，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高度化的優化目標。針對有關制度改革和產業政策供給，特區政府可以採取漸進式、誘導式的混合改革，這除符合經濟制度變遷規律之外，也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30符合澳門的客觀條件。然而，對博彩業在合法下產生的特殊性問題，如病態賭博、放高利貸和洗黑錢等，特區政府可以採取強制式或激進式的改革，以維護國家利益和澳門整體利益。當然，強制式或激進式的政策供給改革也適用於市場失靈或發生重大的經濟危機。

331第十三章結論本書的題目是《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以改革促發展的視角》，為了完成這項研究，分別運用了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相關理論，並結合了歷史和數據的相關分析。以下是本書的研究所得：1.梳理出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改革作為政治手段，而產業結構優化作為經濟發展的目標，顯然，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是具有多重性的。本書只梳理出其中一種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發展思路：反腐反壟斷改革－打破利益壟斷－制度創新－企業家精神－產業結構優化－經濟可持續發展。當中指出以下幾個關鍵環節：第一，利益是改革的根本動力。可以說，改革是利益催生出來的。在利益激勵下，不同的權力組織會產生不同的改革，有的改革是利己的，有的改革則利他。第二，尋租、壟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一般而言，利益會促使它們交織在一起，同時也促使權力與市場交織的一種運作，因為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即政治力需要生產力支配，生產力需要政治力支配；在發展過程中，它必然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尋租和壟斷；一旦發生權力組織因尋租而產生既得利益壟斷，而壟斷產生的擠佔會阻礙創新發展；因此，它必須以改革促反腐反壟斷。第三，利益博弈與政府競爭。利益壟斷必然產生利益博弈，因為利益最大化是每個人的追求。一方面，利益會激勵權力組織尋租和壟斷，另一方面，責任也會約束權力組織反尋租和反壟斷，在利益激勵與責任約束之間，必然產生利益博弈與政府競爭，從而形成政府間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利益博弈；歷史發展一再證明，代表人民利益的改革力量始終在博弈上是佔優的。第四，制度是改革的方向。新制度經濟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32學已告訴我們，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我們要追求創新發展，那必須推行制度創新，這可以說是必然的選擇。如果不推行制度創新，產權保障無效率和交易成本高都會打擊企業家精神和技術創新，最終因技術落後而導致發展停滯不前；如果發生產權制度無效率和交易成本高問題，那麼，必須以改革促制度變遷。第五，發展是改革的目標。經濟發展的本質告訴我們必須通過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優化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如果在發展過程中，因為壟斷而導致產業政策供給無效率和經濟制度改革無效率，那麼就需要通過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其次，發展離不開改革。在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尋租與壟斷。當尋租與壟斷達致一定規模時，它們必然會擠佔創新發展。如果一個地方缺乏創新發展，它必將失去競爭力，經濟必將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因此，任何追求經濟可持續發展，它必須與時俱進地推行反腐反壟斷改革，以確保經濟公平、自由市場機制不受影響，讓創新空間不被擠佔。此外，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受純經濟因素影響，也有的是受政治因素影響，更有的既受經濟因素，也受政治因素影響。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政治與經濟已由“分不開”發展至“密不可分”，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很大程度與政治因素有關。當然，並非一切政治因素干預都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例如：反腐反壟斷改革是一種政治手段，但它不但不會阻礙經濟發展，而且更會促進經濟創新發展，因為它打破壟斷產生的擠佔效應，能騰出足夠的空間和資源讓創新力量發展起來。所以，當我們面對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時，我們的發展思路首要是分析它是否政治因素影響，如改革缺位等，如果是，則謀求以改革促發展；如果不是，則分析經濟理論是否生搬硬套，造成實踐上的水土不服。另外，在可見的未來，隨着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度調整，經濟一體

第十三章結論333化的深化，以改革促發展的思路必將更為突出。但要強調的是，儘管政治與經濟是密不可分，但它們之間的邊界仍是清晰可見。改革只是一種手段，它的作用在於解決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優化所需的充要條件。改革，作為有形的手，它不能隨意對自由市場作出不適當的干預，否則，容易產生改革後遺症，必然導致自由市場機制失靈，市場因此而無法合理配置，而市場供求失衡引發的價格信號混亂也必然制約企業家精神，從而窒礙產業結構優化。反腐反壟斷改革是確保自由市場公平競爭，制度改革是激勵資本流動、人才集聚、企業家精神創新發展，改革的邊界也應到此為止。2.梳理出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運用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有關理論，結合第二章以改革促發展的發展思路綜述，得出以改革促發展的內在邏輯，而整個內在邏輯基於幾個方面考慮：一是政治經濟是分不開的，當市場發生失靈時，它需要政治切入解決；二是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發生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壟斷，它需要改革去打破，而改革正是政治的重要手段；三是改革取決於有為政府，因為改革是權力的產物；四是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指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它取決於企業家精神；五是制度變遷，它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因此，整個內在邏輯具體表現為：利益壟斷－有為政府－制度改革－企業家精神。在權力個人的有限理性行動人的條件假設下，權力個人具有利己心和利他心。當發生權力尋租產生的利益壟斷時，利益衝突產生利益博弈，新政治力量將結合社會力量取替舊政治力量實現權力再平衡，並建立有為政府；在利益相容約束條件下，利益激勵將促使新經濟力量與新政治力量在目標上形成一致，推行反壟斷改革和制度變遷。制度變遷的邏輯起點是消除利益壟斷和消除制度無效率，制度變遷的邏輯終點是確立自由市場機制和產權保障；當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環境產生時，政治的穩定性與市場的不確定性，利益最大化將激勵企業家精神和技術創新，最終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34會促使產業結構優化。構成整個內在邏輯的激勵條件是權力個人或組織的利他選擇(政治價值觀的驅使)，企業家的利己選擇(冒險精神與利益最大化的驅使)；構成整個內在邏輯的參與行動約束條件是利益博弈，當中包括政治博弈和經濟博弈。當普遍持有的信念體系與政治制度、產權和法律結合在一起，它將產生了一個非常有利於分散的競爭性市場體系；當這一體系與這個地方傳承下來的有利的要素稟賦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結果就是快速的經濟發展。內在邏輯除了有其內在必然性之外，還需要結合每一階段的邏輯起點。例如：利益壟斷的改革邏輯起點是利益最大化的角力，預期效用理論能夠說明改革的動力；有為政府的改革邏輯起點是權力再平衡，倒逼理論能夠說明政府推行反壟斷改革；制度變遷的改革邏輯起點是消除利益集團壟斷和制度無效率，制度變遷理論能夠說明建立自由市場競爭機制和產權保障制度是消除利益集團壟斷和確保制度有效率的正確做法。至於企業家精神，它不存在改革邏輯起點，因為這種精神不是由改革產生的，而是由制度環境孕育出來的。應該說，企業家精神是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根本體現，企業家精神的存量多少幾乎決定了創新發展的力度，而創新發展的力度決定了產業結構優化的進度。整個內在邏輯的改革思路為：在一個封閉的經濟系統下，當發生利益壟斷時，利益衝突將產生利益博弈。假設博弈方有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假設代表政治力量的權力個人在行動人、有限理性、個人偏好內生性的條件約束下，受到社會力量與經濟力量的倒逼，在利益反覆博弈下促使新政治力量與傳統政治力量競爭並實現權力再平衡；當實現權力再平衡後，新政治力量將建立有為政府並推行反壟斷改革；當既得利益壟斷打破後，能釋放出足夠資源和空間推行經濟制度改革，如產權保障和降低交易成本等；當制度改革實現自由市場、公平競爭，它將激勵企業家精神；當一個地方擁有足夠的企業家精神時，技術將得以創新，產業結構得以優化。

第十三章結論3353.提出改革動力機制的解釋框架。改革動力機制由三部分構成，分別為改革動力的產生、改革動力的合成和改革動力的耦合。改革動力機制的機理是政治經濟學的權責利一致性原理，即有權有責有利。改革動力的產生來自責任約束或利益激勵，責任約束包括政治責任和法定責任，利益激勵包括個人利益激勵和集體利益激勵，因為集體利益符合權責本質，所以歸向責任約束解釋。改革動力的合成由內生動力和外生動力組成，即是內在利益產生的壓力與外在利益產生的壓力的博弈結果。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伴隨着的是政治全球化產生的骨牌效應，內生動力不再是改革動力合成的主因。改革動力的耦合主要由重大發展機遇或重大事件發生。改革動力機制的框架給什麼因素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有效率改革或無效率改革提供解釋。從改革動力機制看，在一定前提的假設下，當權力運行受到責任約束時，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的改革是利他的(集體利益)；反之，當權力運行受到(個人)利益激勵時，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的改革是利己的(個人利益)。不論改革是利己或利他，權力推行改革的動力機制的產生是經過多重利益博弈、最終產生動力合成、動力耦合。4.改革動力源於利益，改革方向則源於理論。改革受利益驅動，但如何改革才能實現利益最大化則受到理論驅動，這正需要理論指導實踐。在資本主義制度泛全球化影響下，改革方向主要受到三大經濟理論影響：一是西方經濟學理論，主張自由市場競爭；馬克思學說，主張反壟斷；中國當代改革學說，既主張自由市場競爭又主張反壟斷。二戰後，它們給人類追求持續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人類社會因此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可以說，反壟斷改革合符三大理論的主張。當中，以中國當代改革學說值得改革者學習，其理論主要是由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學說混合而成，屬於一種既奉行自由市場機制又主張政府干預的混合理論。在這種理論供給下，結合了中國實情同時避免了生搬硬套，通過改革開放，僅用30多年的改革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36濟體，經濟實現可持續的較高速增長是世界罕見，這不但使中國13億人口脫貧，還使中國大部分地方走上了小康生活。5.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的，但改革有其客觀存在的特質。第一，必然性。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一篇改革史，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證明了改革存在的必然性。人類社會經歷了由奴隸制－封建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變遷，每次制度演變都代表了一場重大改革，而發生重大改革的前前後後必然由無數大大小小的改革組成，所以說，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就是一場由小改革到重大改革的演變過程。其必然性來自人類對個人自由發展的永恆追求，通過制度改革獲取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和權利，這是自人類文明開啟以來，至今形成一種恆久不變的規律。第二，實踐性。改革有其必然性，但必然性不等於實踐性。歷史上，因為商鞅變法而使秦國由弱變強；因為洋務運動失敗而使清朝滅亡；因為工業革命而使英國取代荷蘭成為海上霸權；因為與時俱進的改革而使新加坡由一個小漁村變成四小龍之一；因為改革開放而使中國走上小康社會道路。歷史一再證明在改革實踐上足以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歷史是一面鏡，它展現出改革實踐的重要性，我們要以史為鑑。現實中，改革的實踐性主要來自問題產生的倒逼，如重大事件發生與重大發展機遇會倒逼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改革。6.發展不平等的倒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民粹主義的抬頭，以改革促發展乃大勢所趨。首先，發展不平等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就業不平等和機會不平等，其產生的代價是相當高的，如法治被侵蝕、經濟被弱化和社會被分化，它足以倒逼政府改革；其次，2008年的一場國際金融危機，不但促使IMF重提資本管控的主張、還促使資本監管改革，如推行《巴塞爾協議III》；G20的成立，達成全球反洗錢、反腐敗的共識，其衝擊已倒逼國際組織尋求改革全球化。再有，民粹主義的抬頭，它正威脅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它將倒逼更多國

第十三章結論337家支持改革全球化。上述三個問題，如果它們發生在同一時期，則容易產生疊加效應，足以倒逼國際組織或國家推行改革。可以說，改革全球化是破解發展不平等、國際金融危機和民粹主義抬頭的最佳切入點，而中美合作是改革全球化的關鍵。目前，中美在改革全球化上邁出了重要一步，如支持G20反洗錢、反腐敗。而G20(2016)峰會在杭州舉辦，決定在中國成立一個國際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這是一個改革全球化信號的釋出，除了說明中美在改革全球化上趨於合作，還對中國自身反腐改革成績的高度肯定，也想借中國反腐經驗引向世界。可見，中國在改革全球化上是積極的。此外，中國在幫助全球發展不平等上也是進取的，從第十一章可見，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個覆蓋欠發達國家地區最多的合作項目，如果它成功，的确可以切實解決全球發展不平等相當一部分問題。儘管不少研究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地緣政治風險高，很難實現。然而，基於中美合作關係深化，加上中國提出的共商、共建、共用、共贏的發展原則和結合供給側改革優勢，中美能夠管控“一帶一路”建設的風險，中國也能夠凝聚沿線國家以改革促共同發展。7.澳門具備改革供需的均衡條件。從改革需求看，政策無效率、產業結構失衡、發展不平等構成改革需求。產業政策局部無效率反映在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擠佔效應、特殊化和博彩財政構成經濟單一的結構性風險；產業結構失衡反映在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生產配置不合理、資本密集沒有向技術密集過渡、製造業空心化、博彩業一業獨大的不可持續性風險；發展不平等反映在收入不平等和機會不平等；不同層面的問題倒迫成改革的需求。從改革供給看，澳門具有改革供給的必要條件，如政府財政豐裕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具體表現在：政策自主、財政自主、立法自主、澳門沿用原有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等等。理論上，不管是薩伊定理的供給創造需求或凱恩斯的需求創造供給，澳門都具備改革的供給的條件。為什麼在滿足供求均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38衡條件下，即使澳門具有改革的制度優勢和改革的必要條件，但卻發生該改革的沒有改革，有必要改革卻不改革，這值得社會深刻反思。8.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改革依賴與路徑選擇。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的機理由權力、責任、利益、社會倒逼、中央對澳門特區的授權與監督機制五大因素產生。當中央對澳門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不產生實質性運作時，澳門的改革動力機制將受到責任約束和利益激勵影響，其中責任約束來自法定責任和社會倒逼，利益激勵來自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和特區利益)，法定責任、個人利益激勵構成內部改革動力的主因；經過多重利益博弈後，如果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法定責任，改革動力合成的是利己改革；當中央對澳門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產生實質性運作時，澳門的改革內部動力機制將受到政治責任約束，那麼責任約束將凌駕於個人利益激勵，改革動力合成的是利他改革。過去16年，特區政府的產業政策並非完全無效率的，至少在賭權改革產生的博彩業高速增長是有效率，但在博彩業一業獨大產生的“擠佔效應”並衍生結構性風險上，有關產業政策供給顯然是無效率，主要在於政府沒有與時俱進地針對風險進行改革，發生該改革的沒有改革，因為改革缺位，所以導致有關產業政策無效率。什麼因素促使澳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經濟改革缺位？從第九章分析澳門特區的改革動力機制運作看，當中央對澳門特區授權與監督機制在監督上並沒有產生實質性運作時，導致了澳門的改革動力來自個人利益激勵，在利益激勵凌駕於責任約束下，改革動力合成的是利己改革。即使面對重大發展機遇或重大事件發生，澳門的改革動力也沒有發生改革耦合，從而導致改革缺位。而造成改革缺位的原因是改革動力合成主要由內生動力產生，而內生動力產生的原因除了政治責任約束不力未有構成外生動力之外，還因為內生動力下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責任約束之上，致使重大發展機遇或重大事件也沒有促使澳門改革動力發生完全耦

第十三章結論339合，這是經過多重利益博弈的結果。當下，世界經濟格局深度調整、隨着中國經濟發展的變化，澳門需要通過改革以應對瞬息萬變的外圍環境。除了受外圍環境影響之外，澳門對改革的依賴也來自自身方面，一是客觀方面──歷史轉變下產生的制度融合，二是發展方面──經濟增長不等於經濟發展的需求缺口。從目前看，澳門可以從三個路徑推行改革：一是權力再平衡；二是法律改革；三是政策調整。9.澳門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依次如下：第一，推行高官問責制，建立有為政府。第二，推行博彩業一業獨大改革，主要針對博彩特殊化問題、貴賓廳的營運模式及其擠佔效應。第三，推行經濟制度改革，如產業保障制度和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主要優化自由市場機制和公平競爭，建議嚴格修定反不正當競爭法和迅速推出反壟斷法。第四，確立產業結構優化目標，如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高度化。合理化主要針對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產值不協調、製造業空心化等問題，高度化主要針對具技術含量的創新產業，建議發展中醫藥、海水化淡技術。第五，推行創新發展政策。首要的是集中資源發展現代中醫藥，短期解決中醫藥國際標準和中醫藥檢測中心，中期先行推出保健為主的中醫藥產品，後期則發展以重大疾病治療為主的中醫藥產品；如果有條件也不妨提出發展海水化淡長中短期政策。其次的是配合創新發展政策的落實，政府適宜調高科研支出佔GDP2%或以上，建議取消每年約50億澳門元的現金分享計劃以用於科研支出，單此一項已經把科研支出佔GDP拉高至1.2%。第六，抓住當前國家一連串的重大發展機遇，結合自身發展需要，作出與時俱進的改革。中國正在通過“國家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製造2025”、“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參與全球經濟發展和治理，它們必定為世界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可以肯定，誰抓住這些機遇，誰能夠搭上經濟增長的列車。若澳門成功抓住機遇，則能夠通過宏觀發展拉動澳門微型經

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340濟體新增長點，從而加速產業結構優化。不過，成功非僥倖，抓住機遇的大前提下是澳門要主動實行供給側改革才能有效對接中國供給側改革並產生改革耦合作用，而只有通過改革耦合作用實現制度融合，澳門才能真正抓住國家一連串的發展機遇，也才能真正搭上中國“走出去”的高速例車。上述有關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澳門是具條件實行的，主要因為澳門特區具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制定政策的後發優勢和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從整個路徑選擇看，改革是關鍵的環節。針對上述改革內容，並提出一些改革思路：從整體看，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適宜採取漸進式、誘導式的混合改革，這除符合經濟制度變遷規律之外，也符合澳門的客觀條件；從個別看，針對博彩業在合法下產生的特殊性問題，如病態賭博、放高利貸和洗黑錢等，可以採取強制式或激進式的改革，以維護國家利益和澳門整體利益；針對在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尋租和壟斷，可以區別處理，尋租因危及公平競爭，嚴重破壞自由市場機制運作，可以採取激進式改革，而壟斷則採用漸進式改革，主要因為澳門屬於微型經濟體，壟斷的發生有其客觀性，但不能讓其客觀性變成合理性長期存在，否則，會影響澳門產業結構優化；針對自由市場機制、產權保障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改革則適宜採取漸進式與誘導式的混合改革，以激勵企業家精神。10.回答了為過去16年，澳門特區政府擁有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為什麼在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方面績效低下？根據澳門動力機制的框架分析得出：因為改革不到位。改革不到位的原因是(個人)利益激勵凌駕於責任約束，從而促使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這方面改革時並不給力。

341後記毫無疑問，改革是重要的。不然，世界不會有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不發達國家之分，也不會有各種發展不平等問題。而這一切，歸根到底是因為改革。發展離不開改革，因為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不同程度、各種形式的壟斷，如果不與時俱進地改革，壟斷的產生必然窒礙創新發展。以改革促發展的一個立論基礎是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不排除經濟問題由政治產生的可能。如果因為政治問題而影響經濟發展，那麼，破解之道是通過權力再平衡，建立有為政府。只有這樣，改革對經濟才不會產生X-非效率。《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研究──以改革促發展的視角》一書是本人自取得經濟博士學位後首本獨自完成的專著，它承接了2013年出版的《一國兩制下澳門產業結構優化》基礎上的一次再深化研究。《一國兩制下澳門產業結構優化》的結論之一是當特區政府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時，澳門產業結構將得以優化。顯然，它將帶出另一個問題：什麼因素促使澳門的權力組織或個人推行有效率的經濟改革和產業政策？如果經濟改革和產業政策得不到有效供給，則產業結構何來優化？這是必須且必然要回答的問題。從本人手上掌握的文獻看，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並不多見。在缺乏相關研究文獻下，本人作出了大膽嘗試，採用以改革促發展的視角進行了相關回答。這是一項艱巨的挑戰，也可以說是一种突破。為了給出較有邏輯和條理的回答，本書採用了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結合利益博弈，針對澳門如何以改革促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選擇分析。在研究過程中，遇到不少技術性難題，確有一種“不登高山，不知天高”的感慨。每當思路閉塞時，我會遠離鍵盤，拿着相機四處攝

342影。一方面，可以讓大腦休息、身體減壓；另一方面，盡量找機會讓自己從混沌思考中抽離出來。這本書用了三年半時間寫完，可以說，這是一個千錘百煉的認知學習過程。在此，特別多謝李向玉院長、冷鐵勛主任的鼓勵，楊允中教授、許昌教授的悉心指導，以及負責內部審稿教授們提出的寶貴意見、還有庄真真博士和同事們的鼎力協助，這本書才得以順利出版。最後，當然要感謝家人，特别感謝我的夫人，在背後予以莫大的關懷、鼓勵與幫助。研究永遠止境，回答了一個問題，必然產生新的問題，這是認知的規律。本人自知學識疏淺，在研究上必然存在缺失或一些認知不足的地方，煩請同行匡正。謝四德於珍禧樓201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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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一國兩制”文庫書目編號作者書名出版年份-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2011-楊允中主編《澳門特別行政區常用法律全書》20121楊允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滙編》20092楊允中《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20093何志輝《從殖民憲制到高度自治──澳門二百年來憲制演進述評》20094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澳門模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5張元元《澳門法治化治理中的角色分析》20096何厚鏵《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滙編(2000-2009)》20097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與憲政發展──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20098HoHauWahColecçãodosRelatóriosdasLinhasdeAcçãoGovernativadoChefedoExecutivo(2000-2009)20109王磊、甘超英等《澳門回歸十年憲制發展研究》201010許崇德、朱松嶺《澳門與台灣關係發展研究》201011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區法制建設──大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12朱顯龍、唐繼宗、郭濟修《“一國兩制”與澳台關係》(專題研究報告)201013林園丁、張德榮等《澳門特區民主發展前景研究──以選舉制度為視角》(專題研究報告)201014楊允中主編《“陽光政府與公民社會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15廉希聖、程潔、王巧瓏《澳門司法制度與基本法的實施》(專題研究報告)201016姬朝遠、謝偉等《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保障研究》(專題研究報告)201117饒戈平《國際條約在澳門的適用問題研究》201118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201119李元起、許崇德等《〈澳門基本法〉解釋體制研究》201120楊允中主編《“科學施政與制度化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21莊金鋒《繁榮穩定大局與“一國兩制”澳門模式》201122梁文慧、梁官漢等《澳門居民基本權益保障研究》(專題研究報告)201123祝捷等《澳珠區域一體化法律障礙及其解決機制》2011

35824葉麗琴、丘杉等《“一國兩制”港澳實踐對比研究》201125李曉兵等《“一國兩制”下兩岸憲政秩序的和諧建構》(專題研究報告)201126林園丁、容錦龍等《“一國兩制”文化與澳門和諧社會研究》201127榮開明、劉寶三《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新探》201128宋錫祥、莊金鋒等《“一國兩制”與中國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201229楊允中主編《政制發展與“一國兩制”理論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30楊允中、許昌、王禹、姬朝遠等《“一國兩制”理論探析》201231常江、張梓軒《“一國兩制”下澳門廣播電視業發展路徑研究》201232宋玉書、查燦長、婁勝華等《中國國家媒體上的澳門特區形象》(專題研究報告)201233樊建民等《澳門與內地合作打擊賄賂犯罪問題研究》201234劉耀強、朱新力、何志遠等《澳門博彩業監管體制的法治化出路》201335麥瑞權、丘海雄等《澳門社團參政問題研究》(專題研究報告)201336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與澳門法律體系完善》(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37史彤彪等編著《“一國兩制”下內地與澳門法律文化比較研究》201338王禹等《“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究》201339楊允中《“一國兩制”理論縱橫》201440楊允中冷鐵勛《“一國兩制”與澳門居民權利保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41楊允中、王禹等《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研究》201542楊允中冷鐵勛主編主編主編《憲法意識與“一國兩制”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43楊允中鄒平學《“一國兩制”實踐》與基本法實施的澳門模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44楊允中冷鐵勛《完善基本法實施機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45楊允中《“一國兩制”實踐論》2016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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