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歷史的巨变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0周年文集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出版

澳门歷史的巨变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0周年文集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出版2013年2月

編輯委員會主任：廖澤雲、崔世昌委員：楊允中、李沛霖、高開賢、林金城陳錦嗚、姚鴻明、陸波、劉本立

目錄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澳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2題詞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8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9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白志健10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胡正躍11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劉焯華12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會長廖澤雲13前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會長廖澤雲14回憶篇澳門基本法與行政主導李成俊18見證“一國兩制”構想在澳門的實現陳滋英23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勞工界）訪京團座談會上的講話陳滋英25中國法治體系的奇葩——回望澳門基本法起草工作孫琬鍾28憶我與澳葡官員交往的幾件事宗光耀32回歸路上難忘的人和事宗光耀40澳門問題的解決與基本法的制定康冀民47“一國兩制”的開拓性劉仕堯50歷史的腳步在加速吳志良53

難忘的歷程賀定一57擔任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回顧有感梁官漢62澳門——順利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前沿陣地楊允中69對基本法所規定的財政制度的理解崔世平87基本法勞資關係規定與澳門經濟、民生發展的關係崔世平91中葡聯合聲明草簽文本的校對出版工作趙燕芳95博采眾長求信達雅—回憶基本法葡文本的翻譯工作趙燕芳97走進澳門見證歷史米健103過渡期的法律翻譯沈振耀110情繫澳門立足基本法—親歷澳門回歸的幾件事麥瑞權116實踐澳門基本法與建設和諧澳門徐偉坤123我與澳門回歸許健康126講求實效學習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陳景垣129澳門昨天、今天、明天葉榮發132青春與特區一起成長馬志毅136學好基本法建設新澳門梁仕友139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年感言朱月霞141見證澳門回歸陳健英143我們正享用着基本法的果實鄧祖基144往昔詩作摘錄譚任傑147

與時俱進開創更美好明天李萊德149澳門特區的成人教育崔寶峰153落實澳門作為中國和葡語國家交流平台的角色姍桃絲157採訪篇接棒前後訪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178實踐與創新的回憶訪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183權為民所謀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名譽顧問唐志堅193小城巨變優勢突顯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全國人大代表劉藝良199“歸僑”載入基本法難以忘卻的回憶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歸僑總會會長梁仲虬205往事回顧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周禮杲211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大學校長趙偉216用十年時間填寫的答卷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科技大學校長許敖敖222扎根社群服務市民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立法會議員陳美儀227後記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理事長崔世昌232

序

澳門的明天會更好——為《澳門歷史的巨變》作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澳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在澳門基本法頒佈20周年之際，多位原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以及特區各界人士提筆撰文，回憶澳門基本法的起草過程，回顧澳門基本法實施以來澳門所發生的歷史性巨變，令我感動。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廖澤雲會長和崔世昌理事長要我為本書寫序，我欣然答應。澳門特區成立十三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99年12月19日，我第一次到澳門。在我印象�，澳門市區雖然商鋪很多，比較大的只有八佰伴。澳門半島南邊的地標建築只有老葡京酒店，洋觀音遠遠地矗立在水中央。對面的氹仔，靠澳門半島一面有一些建築，往南走，氹仔和路環之間還是雜草叢生的平地和水塘。此後我又數次來過澳門，每次看到的景象都不一樣。現在，澳門半島南端的現代化建築已經連成一片，洋觀音也快要上岸了。在氹仔，一座新城已拔地而起，尤其到了晚上，燈火輝煌。澳門湧現了一批現代化的大商場，世界各種名牌產品琳琅滿目，成為購物天堂。更重要的是，澳門居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在愛國愛澳、勤勞敬業精神的基礎上，展現出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姿態，積極投身澳門的建設與發展，對澳門的前景充滿了信心和決心。我贊同這樣的說法，澳門這十來年的發展變化，是數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這是“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正確指引的結果，是中央政府和內地

各地方大力支持的結果，更是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和現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以及特區政府帶領澳門社會各界人士團結奮鬥，求安定，謀發展的結果。記得在澳門基本法頒佈10周年時，我應邀參加在澳門舉辦的基本法學術研討會和宣傳推廣基本法園遊會等活動，那種人人參與的熱烈、生動場面至今印象深刻。這些年來，澳門特區辦成了許多大事情，先後成功進行三次行政長官選舉和四次立法會選舉，2009年順利完成了基本法第23條的相關立法工作，2012年穩妥處理政制發展問題，完成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還按照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發展定位，穩步推進與內地的經濟合作，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為未來發展努力奠定基礎，等等。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上也常常對某些問題有多種意見或看法，有時甚至有激烈的爭論，然而，每一件大的事情，最後都能在基本法的原則下形成總體共識，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在澳門，廣大居民尊崇基本法、愛戴基本法、自覺貫徹基本法，基本法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行為準則。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於1988年9月，由48人組成，其中澳門委員19人。兩地委員由於出生和成長的環境不同，所受的教育和經歷不

同，因而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不盡相同，即使內地委員與內地委員之問、澳門委員與澳門委員之間，所持觀點和所提出的意見和主張也往往有很大分歧。但是每一個成員都有平等的發言權，都可以暢所欲言，不受任何限制。大家本着共同對國家負責、對澳門未來前途負責的態度，坦誠發表意見，集思廣益，終於在一個個重大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應當說，今天澳門基本法得到廣大澳門居民的認同、愛戴和自覺貫徹執行，是與基本法制定過程中發揚民主、廣納民意分不開的，原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的工作更是功不可沒。澳門基本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一部全國性法律。基本法序言鄭重表達了制定這部法律的法理依據和立法目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基本法以法律形式確定了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將“一國兩制”方針由政策層面提升到制度層面，這是國家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的必然選擇，也是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的現實需要。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管理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是一個特殊組成部分，按照這一制度規定，特區享有中央授予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司法權和終審權，中央同時保留管理特區所必

須的權力，中央的管理權與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在行使過程中又是有機結合的。澳門回歸13年來，在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澳門保持原有社會制度不變，中央全力支持特區發展穩定，特區自覺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責任，特區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各項社會事業不斷進步，廣大澳門同胞管理澳門建設澳門的聰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發揮。事實生動地證明，“一國兩制”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澳門基本法完全符合澳門實際，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澳門基本法作為一項規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是規範而嚴肅的，但基本法所包含的人文思想又是十分豐富多彩的。求同存異、兼容並蓄，就是貫穿於“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之中的一個重要思想。比如，澳門基本法就澳門回歸後所實行的社會制度問題，在序言中有這樣的鄭重表述：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這種求同存異的思想和做法，不僅在澳門回歸過程中使眾多澳門居民吃了定心丸，也為世人瞭解“一國兩制”方針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澳門特區回歸後所實行的以行政為主導的

政治體制，不同於西方“三權分立”的體制，也不同於內地所實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全新的創制，這其中就吸收了澳葡時期政治體制的合理部分，吸收了以權力制約權力的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成果，同時與憲法規定的國家管理制度相互銜接。從中可以看出，基本法注重博採眾長，即便對原殖民統治時期的東西也不採取一概排斥的態度。再如，澳門基本法制定在香港基本法之後，香港基本法的很多內容為澳門基本法所借鑒，但澳門基本法又不是簡單照搬，其中澳門回歸後的經濟政策、文化政策、政治體制等，包括前段澳門處理政制發展工作時所涉及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都與香港有所不同，這是充分注意到澳門歷史和現實情況，從澳門實際出發制定的。貫徹落實好基本法，重要一點就是要深刻領會和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思想精髓，始終堅持求“一國”之大同，存“兩制”之大異的思想和原則，尤其要自覺地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要把求同存異的思想方法運用到處理各種具體問題之中。從內地來講，對特別行政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與之伴生的一些現象，不能按照內地的觀念和標準去衡量和要求，對外面先進的管理制度和經驗，要虛

心學習和借鑒。從特別行政區來說，則要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要尊重國家實行的政治體制、內地的司法制度，要深入瞭解國情，充分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同時，要不斷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加強特區的法制建設，持續提高依法治澳的水準。這樣，“一國兩制”實踐就會始終平穩健康地進展，澳門的明天就一定會更加美好。無論在澳門回歸前還是回歸後，中央領導人發表有關澳門歷次重要講話中，都十分強調澳門人可以管理好澳門，全體澳門人以實際行動證明了這一論斷。以上這些，是我的感想，也是多位作者文章中所表達到的內容，我衷心希望大家通過閱讀這本書，進一步瞭解澳門基本法的立法過程和澳門回歸以來實施基本法的生動實踐，進一步瞭解“一國兩制”的豐富內涵，更多的為“一國兩制”事業貢獻力量。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

題辭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白志健

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胡正躍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劉焯華

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會長廖澤雲

前言認真推動對基本法的正確理解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會長廖澤雲20年前的1993年3月31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高票順利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不僅是澳門社會生活中一件具劃時代意義的大事，而且也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一件意義深遠的大事。在鄧小平“一國兩制”創造性構想指引下，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共同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1993年3月31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順利完成澳門基本法的制定。澳門基本法不僅及時實現了“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制化、規範化、具體化，而且也開創了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在基本法的強有力指引下，澳門於1999年12月20日實現了歷史性的回歸，從此不僅徹底終結葡萄牙在澳門的殖民性質管治，而且也最後結束了西方列強在東方的殖民管治史。飽經滄桑的澳門重回祖國懷抱，這既是多代中國人民的強烈願望，也是偉大祖國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必然結果，更是鄧小平“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正確驗證的新標誌。澳門居民十分幸運，隨着具有歷史特殊性的澳門成為國家迄今僅有的兩個實施“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之一，澳門發展便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澳門特別行政區如今已走過了十三個年頭，作為驗證“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基本國策的有效載體，澳門特區不僅保持了較快的發展節奏，而且受到越來越高的廣泛認同。在偉大祖國強有力的全面支援下，素有愛國愛澳

優良傳統的澳門特區政府和各界居民，作為主宰自身命運的主人，充分發揮自強不息、開拓進取的時代精神，團結奮進，務實進取，在這塊幅員不大的空間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令澳門這座歷史悠久的商埠名城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活力，也令“一國兩制”的科學性、生命力得到全方位的展示和驗證。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不懈地宣傳推廣基本法，自覺以基本法規範行政、立法、司法行為和處理政制發展等重大問題，這是澳門特區成立十三年來的一項基本經驗，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作為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民間組織，對此也做出了一份承擔、一份付出。在澳門基本法正式頒佈至今20年間，澳門素有愛國愛澳光榮傳統的各界人士對於認真學習、宣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一向充滿熱情、不遺餘力。早在基本法起草階段，身負諮詢重任且全部由本地委員組成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千方百計根據不同階段的重點要求安排形式多樣的宣傳推介，包括直接為起草服務的深層次論證。1993年3月31日澳門基本法正式頒佈後，由原起草委員、諮詢委員組成的基本法協進會年復一年配合後過渡期法律本地化、行政官員本地化和中文官式語文化三大核心任務，堅持耐心細緻又靈活多樣的宣傳推介，活動數量、頻率、形式、質量都在加強，成為澳門社會的一道風景線。1999年12月20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由於特區政府的重視關心，重新定位設計、陣容日益擴大的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不斷總結、不斷完善，把新時代新形勢下的基本法宣傳推介逐步提升到一個更高水平，甚至

初步建立起力度大、形式活、創意多的新模式：有的側重於居民喜聞樂見、寓宣傳於娛樂的居民自我教育性質，有的屬於對“一國兩制”理論和基本法的深層次理解和思考；有的適宜於長年舉辦，細水長流，有的高密度集中於重大事件周年舉行；有的在本澳安排，有的在境外舉辦；有的配合特區陸續推出的重大政改主題，有的旨在提升基本理論認知。總之，本會堅持基本法系統宣傳的目的性、前膽性、原則性、靈活性，積極進取、量力而行，多年來受到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基本認同與肯定。面對全新形勢、全新任務，本會同仁清醒地認識到“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踐雖已取得有目共睹的進展，但社會發展的不均衡性仍較突出，深層次問題依然存在。應付未來挑戰的最好方法之一便是要緊緊把握發展大方向，認真貫徹落實基本法，為此，就要進一步推動各界居民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和“一國兩制”意識的有序提升。這是一項意義深遠、價值重大社會建設工程，當抓住不放。相信公民意識迅速提升的澳門各界居民，在時代面前不會停止前進腳步，澳門正確驗證“一國兩制”的成功舉措和有利啓示必定會延續下去，這正如胡錦濤主席2004年12月所指出：“實踐證明澳門人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發展好、建設好澳門的。”

回憶篇

澳門基本法與行政主導李成俊*口述伍婷記錄一問：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快將十三年了，李老，您能不能用一、兩句話，概括這十三年特區的成就？李：時光過得很快，澳門回歸將近十三年，面貌已煥然一新。即使是反對者，天天端着碗筷吃肉，放下碗筷罵娘，也不能不承認澳門特別行政區貫徹落實澳門基本法取得成果，今日澳門，跟過去大不一樣。我想用十六個字來概括：“官民合作，經濟急增，安居樂業，繁榮穩定。”這十六個字很平實，沒有豪言壯語。近年年增長率均逾雙位數字，失業率低至百之二，去年遊客達二千八百萬人次，均屬史無前例。前些時，有一個國際專家組織，公佈澳門人均壽命為八十四點六歲，較日本人均壽命八十四點四歲還高，位亞洲前列。這類統計，準確性可能存疑，聊作參考。我們看到成功一面，也應清醒地看到存在不足之處，比如：濟貧、扶貧，縮短貧富差距，要立即動手多建社屋和經屋，大力整頓臃腫的公務員隊伍等。回歸前，一萬七千多公務員，現在高至二萬五千名，每十八個人就有一位吃公職飯。政府人力資源統籌口口聲聲要學新加坡，他們應該知道，新加坡十萬人才四百個公務員，澳門十萬人有四千個公務員，如此龐大，能不使人咋舌！二問：據了解，當年為解決港、澳回歸中國，中、英談判了二十多次，*原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原副主任

1990年5月，基本法草委李成俊在浙江杭州出席基本法草委會專題小組會議。中、葡則談了四次，這是否意味着澳門回歸比香港順利？我們想聽聽李老的憶述。李：澳門回歸，中、葡兩國代表談判了四輪，總的來說順利，然而順利中也有小激流，不宜簡單化。回歸前，英國人對香港的管治是新殖民主義；葡萄牙人對澳門的管治是老殖民主義。當時離回歸不足半年，華人出任廳、局以上高官寥寥可數。我僅從電訊稿、記者和個別人員口中，略知一、二，只能說是個人憶述。大致上，葡方多從維護所謂“面子”、利益出發，全屬站不住腳的。（一）在回歸年期上，葡方希望安排於二○○三年或二○○七年，所以拖多幾年，是為了將佔領時間延至整數。中方強調，一定要在本世紀內（談判時是二十世紀）解決。最不愉快的是，當年葡方曾邀請我國代表團首席代表訪葡，本來是遊覽參觀，可是葡方仍囉囉嗦嗦地提出延至下一個世紀（即二十一世紀）才解決澳門回歸。中方首席代表周南不悅提前返國，參觀活動不歡而散。（二）在交接儀式上，葡方竟提出所謂“簡化”，即升旗、降旗按平常慣例，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中方升國旗、葡方降國旗之後，葡方主要官員撤出澳門返葡，毋須舉行簽字儀式，更不必雙方講話。這些“簡化”，被中方質問如何向世界人民交代？葡方為之語塞。（三）在“一切從簡”的思維下，葡方連交接儀式的會場也弄得小而不得

19916月，基本法草委李成俊在廣西桂林出席基本法草委會專題小組會議。體。中方提出修改方案，葡方推說沒有錢。事實上，葡方撤出前，政府庫房差不多被掏光。結果，中國外長錢其琛親自批撥了五千萬元作為交接儀式會場維修擴建之用。錢外長鄭重向有關人員指示：“會場建築以安全為主，座位不宜少於一千，要控制維修費用，如果花多了，不能追加！”三問：李老，我們讀過您回歸前後對基本法實施的多篇文章和發言，您一再強調政治體制不要照搬西方，講得很精闢。可否請您再講講這十多年來，在基本法實踐中要注意些甚麼？李：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後，第一屆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何厚鏵強調“固本培元”的原則，開局很好。他狠抓基本法23條的立法，這是澳門長治久安、繁榮發展的保證，也是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一項重要舉措。基本法的實施，首重行政主導，不能照搬西方甚麼三權分立的政制模式，堅決走“一國兩制”的康莊大道。西方政制，慣常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基本法重點是行政主導。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第一節“行政長官”第四十五條，明確規定：“行政長官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說一句通俗的話，行政長官的“老細”是中央人民政府，不能提出“打倒”，更不能荒謬向其擲紙飛機，甚至進行推撞等“肢體語言”。中央領導江澤民、胡錦濤在澳門講話時，均強調要樹立和尊重行政長官的

權威，特區政府政制發展，核心是民主，應循序漸進，既要有民主，也要有集中，只有民主，沒有集中，勢必成“一盤散沙”；只有集中沒有民主，難免“獨斷獨行”。民主是集中的基礎，集中主導推動民主發展。民主不是放縱，不是吵架鬧事，民主要有尊重、包容和互助、互諒，甚麼事都要從實際出發，結合實際，按照國情、區情辦事。“一國兩制”道路寬廣而又康莊，任何人都不應自毀長城，做歷史的罪人。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它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兩個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特區，國防、外交統一歸中央管理，司級和有關重要官員須經中央確認。四問：最後，我們還想向李老提一個問題，就是在您參加草擬基本法四年零五個月，以至特區政府成立後，出任人大常委會屬下的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長達十年，這麼長時間，大小會議肯定不少，我們想聽一些會議“花絮”。一句話，想您講一些輕鬆的會外2004年12月29日，李成俊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頒發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任命書。新聞，也許這正是閣下常說的“笑談真理”。李：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是起草基本法和出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後兩個工作、會議生活的寫照。記得澳門草委集體坐飛機赴京，機上空姐逐一徵詢委員要喝些甚麼。坐在我身旁的女委員回答道：“鴛鴦”。空姐聽極都不明，連續問了三次，這“鴛鴦”是飲料的牌子還是哪一種飲料的名字？結果弄清楚“鴛鴦”是半杯咖啡加半杯紅茶混在一起，這可能是港澳人士的“創舉”，似乎還未登大雅之堂，難怪考起空姐。再講語言問題，與會的澳門委員，大都南腔北調，但普遍都認為對普通話的聽說都一次比一次進步。有一次，馬老作了帶有總結性的發言，事後，魯平對諸樺說：“馬老的廣州話說得很好，我全都聽懂了；但可惜您的廣州話我至今聽懂的不多。”諸樺忍俊不禁，指出馬老剛才說的全是普通話，不是廣州

話。魯平也為之愕然。後來宋玉生大律師認為馬老的普通話，他可以聽懂。為此，他提出澳門委員最好大家都說馬老的廣州腔普通話。我國地大人多，用普通話統一全國語言，還要一段時間。好像雷潔瓊大姐，居住在上海、北京時間不算短，然而鄉音無改，至今還是一口廣東四邑腔的普通話。最精彩的是歐安利律師，他持着的發言稿，先用中文打大號字印出來，然後找人逐個字唸給他聽，他在逐個字旁注上英文拼音，開會現場照拼音宣讀。由於作好充分準備，現場宣讀時，頗為流暢。有人說，歐安利場上一分鐘，台下一個鐘。可見十分認真，值得讚許。五問：除了語言的笑談，還有哪些其他更開心的？李：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當然少不了一些文字遊戲。有一次，開會告一段落，成群各地各報記者蜂擁而至。一位常委說還是指派一位委員做發言人綜合報道較好。事後有一位老委員寫字條開玩笑——大委員，小委員，大委員委小委員，委實無聊。男幹事，女幹事，男幹事幹女幹事，幹得有趣。一次談到港澳地產業逐步被大集團操控，大魚吃小魚，勢所難免，另一位老委員聯想大發——大魚食小魚，小魚食蝦，蝦食沙，沙明水淨。先生壓學生，學生壓床，床壓地，地動山搖。總之，諧而不謔，點止笑話咁簡單。其問，有一位學者說，多年前《澳門日報》曾出過一副上聯，應徵的作者眾多，可惜未見精彩。有一位法律專家用字條提筆——東望洋，西望洋，東西望洋望東西。大賭王，小賭王，大小賭王賭大小。此聯天衣無縫，連燊哥也拍案叫絕。最後，我唸一塊墓碑碑文，逝者夜郎自大，使人捧腹：公，少聰敏。讀書，不成。學劍，又不成。退而學醫，自謂有成。公病，自醫，公薨。

見證“一國兩制”構想在澳門的實現陳滋英*1999年12月20日，以金字永垂史冊。這一天，中國人民終於實現了長期以來收回澳門的共同願望。將近十三年來，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指引下，回歸後的澳門呈現出一片繁榮穩定的永續景象。說起她來，同胞們無不感到喜悅，無不感到驕傲。筆者也不例外，而且還多了一層“親切感”。這是因為，在筆者的職業生涯中，似早已同澳門結下了“不解之緣”。上世紀八十年代，筆者在我國駐英國大使館工作，作為參贊主管香港事務。香港問題通過中英談判解決後，1986年6月，中國和葡萄牙兩國在北京舉行關於解決澳門問題的會談。同年年底，筆者被任命為中國駐葡萄牙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任務之一就是配合當時的澳門問題會談。次年春天，中葡兩國政府通過友好談判，順利地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這是繼香港問題解決之後又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1987年4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正式簽署，筆者有幸出席簽字儀式，並陪同前來簽字的葡萄牙總理希爾瓦在中國的活動。中葡兩國政府共同宣佈中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聯合聲明》，於1988年1月15日起生效，澳門遂進入了由葡國負責行政管理的過渡期。*原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國務院港澳辦原副主任

次年，筆者被調回國內，先後出任外交部港澳辦副主任、主任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並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高興地同澳門委員一道合作並聽取澳門同胞和其他居民的諮詢意見。同時，在上級的領導下，密切關注過渡期的進展，有何問題即與葡方商談。通過當年草委的工作，筆者深感：中央政府堅定不移地在澳門實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五十年不變，而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所制定出的特區基本法充分反映了澳門居民的意見和願望。然而，就在當時世界上的某個角落，卻出現了一些不同的微弱聲音，有的甚至認為“一國兩制”只不過是談判的策略而已。鑒此，1997年1月，筆者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表演講，着重介紹中國為何要在港澳實施“一國兩制”構想，說港澳回歸中國在即，不久人們都會親眼看到“一國兩制”付諸實施的具體生動事實。講話受到聽眾的歡迎和好評。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此前成立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筆者被任命為秘書長。12月19日，國家主席江澤民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在澳門舉行的中葡澳門政權交接儀式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儀式，筆者有幸為代表團成員兼觀禮團團長。2003年退休之前，筆者還一直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其後還不時應邀訪澳。之所以囉嗦這些，無非是想說明，對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情況，筆者都是歷歷在目的。回歸祖國後的澳門，全面貫徹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不但保持了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法律也基本不變，而且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喜人的發展與變化，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令澳門同胞的福祉獲得了提高。這雄辯地證明，鄧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是實事求是的，是行之有效的，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因而受到世人的讚譽。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構想的法律化，是澳門當地的根本大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的前夕，讓我們在這�衷心祝願，通過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澳門居民的不懈努力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應對當前的世界性經濟挑戰、繼續關注民生和民眾利益、適度多元化地發展本地經濟等方面，不斷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同時，也祝願在宣揚“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的“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在今後的工作中，更上一層樓！澳門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

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勞工界）訪京團座談會上的講話陳滋英*今天，能在北京同澳門勞工界人士見面，感到十分高興。雖然本人身體欠佳，但一定要來，和大家團聚一堂。澳門同胞，在學習、宣揚和研討澳門基本法方面，做得很有成效，令人讚佩。回想起，澳門特區基本法，是在內地和澳門各界人士的廣泛參與下完成的。一九八八年九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了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由內地和澳門的專家和各界代表組成。在草委的同事中，就有當時的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副會長劉焯華先生。次年，為配合草委會的諮詢工作，澳門成立了一個有代表性的民間諮詢機構“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那時的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會長唐星樵先生就是諮委會的一位副主任。澳門勞工界，同澳門各個界別一道，為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和諮詢，做出了歷史貢獻。從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日開始實施的澳門基本法，是澳門回歸前，差不多用了四年半的時間，經廣泛調研諮詢、認真起草，而於1993年春季才完成的一部特區的憲制性大法。澳門基本法的鮮明特點，就是充分反映澳門居民（也可以說是澳門社會各界）的意見和願望，切實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原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國務院港澳辦原副主任

在澳門基本法序言和總則中有如下的說明和規定：“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澳門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全國人大授權澳門特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特區還可享有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利。與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和特區的防務，則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在特區，基本法保證，澳門居民有廣泛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它規定：“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國籍、血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受到歧視。”談到“國籍”和“語言”，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澳門居民的主體從來就是中國人。可是過去在葡萄牙的佔領下，中文竟不是澳門的官方語言，公務員也只有葡人才能擔任。十三年前，澳門回歸祖國時，終於把這個問題擺正了。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區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還規定：澳門特區的“公務人員必須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同時規定，除另有規定者外，原澳門公務人員中的或持有特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葡籍和其他外籍人士，仍可任用，擔任各級公務人員。在勞工方面，基本法也作了周全安排。譬如，在第27條中規定，澳門居民享有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第39條規定：“澳門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第115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自行制定勞工政策，完善勞工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由政府、僱主團體、僱員團體的代表組成的諮詢性的協調組織。”根據第134條的規定，作為特別行政區的民間勞工團體“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關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需要時可冠用“中國澳門”的名義，參與有關活動。澳門的民間勞工團體，同全國其他地區相應的團體和組織的關係，根據基

本法的規定，“以互不隸屬、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原則為基礎”，這是由於“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緣故。關於選舉問題，澳門的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擔任。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勞工界在其中佔有不少席位。澳門的立法會由直接選舉的議員、間接選舉的議員和委任的議員組成，其中間選議員包括現任立法會主席，大家所熟悉的劉焯華先生。總之，澳門基本法，制定的好，實施的好。它所體現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是實事求是的，是行之有效的。今天，我們內地人看到澳門同胞都非常高興。澳門回歸祖國十三年來，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澳門居民的福祉不斷提高。傳統的中華文化得到弘揚，同時保留了多元色彩的西方文化，魅力不一般。這�，讓我們衷心祝願，通過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澳門居民的不懈努力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門特別行政區在今後的方方面面工作中，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同時，也衷心祝願在宣揚和研討基本法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的“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不斷取得新進展！

中國法治體系的奇葩——回望澳門基本法起草工作孫琬鍾*《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通過快20年了，但是參與這部基本法起草的過程，仍然縈繞心頭，歷歷在目，恍若昨天。1988年4月13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決定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當年9月5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名單。我非常榮幸地名列其中。從此，開啟了歷時將近五年的基本法起草工作。雖然時隔多年，但是這個經歷使我終生難忘，並成為我一生法律生涯中的寶貴經歷。首先，我深感中央對這部法律的制定工作的高度重視。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楊尚昆、李鵬、萬里、李先念親切會見了起草委員會全體成員。萬里委員長親自向各位起草委員會委員頒發了任命書。基本法制定工作結束後，喬石委員長向參與起草工作的委員逐一頒發了紀念牌，以表示對我們工作的充分肯定。其次，起草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廣泛性是一大亮點。草委會委員是經過了有關方面反覆研究和協商之後提出來的。48人當中包括有關部門負責人14人，各界知名人士6人，法律界人士6人，還包括澳門工商界、法律界、教育界、新聞界、宗教界、勞工界等各方面人士19人。另有我駐澳機構負責人3人。根據澳門*原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原民事審判庭庭長

的實際情況，還安排了兩位有葡萄牙血統的澳門居民參加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這樣的安排，代表性比較廣泛，照顧到了各個方面，各個階層，可以更好地反映澳門各界人士的意見、要求和願望，使起草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能夠更加符合和反映了澳門的實際情況。中央領導同志們的關心以及對委員會成員的精心挑選充分反映了國家對該法制定工作的高度重視。我們倍感責任之重大，因此，為了完成好國家交付的這一重要任務，澳門基本法起草工作從一開始就始終遵循“一國1993年1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召開政治體制小組會議兩制，澳人治澳”這一基本方針。首先，在基本法的序言和第一章之中都明確指出：澳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由於澳門特殊的歷史背景，決定不實施社會主義制度，仍然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就此形成了“一國兩制”的特殊局面。其次，基本法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通過大家的不懈努力，最終使澳門基本法通篇體現了“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精神。第三，基本法起草工作中充分體現了民主協商的精神。這部法律一共有145條，每一條都是經過反覆推敲，反覆協商，反覆討論的結果。為了起草好這部法律，更好地體現“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這一基本方針，起草委員會先成立了結構小組，對草案的組織結構進行研究，提出方案，提請委員會審議，並聽取各方意見。在委員會委員對結構草案取得共識的基礎上，再着手進行具體條文的起草工作。為了更好地完成起草工作，也為了更好地發揮各委員的作用，起草委員會設立了5個專題小組，分別為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專題小組，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專題小組，政治體制專題小組，經濟專題小組以及文化與社會事務專題小組。我有幸參加了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專題小組和政治體制專題小組。使我有更多機會與各位委員，特別是澳門地區的委員們來共同工作。我們的工作方法是，專題小組先就相關問題逐章逐節的進行討論，在取得共識之後，再提請委員會審議。在工作中，委員們積極進言，各抒己見，討論的很熱烈。常常會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見解，不同的主張提出來。起草委員會在審議的過程中總是讓有不同意見的代表充分闡述他們的理由和依據，與會

的其他委員都會認真的聽取和思考，經過反覆討論，達成共識之後，才形成條文。如果不能很快地統一思想，那麼就暫時擱置，留在會下交流探討，下次會議再進行討論，絕不會強人所難，也從不對不同意見進行簡單地1991年126至10日在福建福州召開的居民基本權利與義務小組會議否決，而是自始至終地貫徹了相互尊重，相互切磋，相互協商這一優良作風。所以在工作中，儘管有過這樣那樣的不同意見，大家的出發點都是一致的。大家心情都非常愉快，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在為澳門居民來立法，為了讓澳門的明天發展得更好來立法，那就是完成全國人民的委託，全國人大的委託，以及澳門人民的委託。所以經過幾年的努力，經過幾十次大會、小會的會議協商，委員們不僅達成了對澳門基本法的共識，也通過幾年的合作共處彼此建立了很好的友誼。第四，實事求是、堅持從澳門實際情況出發是起草工作的一大特點。我們制定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在澳門實施的一部基本法。它既要體現“一國兩制”的方針，更要照顧到澳門的現實和澳門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比如澳門有眾多葡裔血統的人士，基本法對他們的權益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如規定澳門的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國籍、血統、語言、性別、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狀況、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受到歧視。這樣的規定就充分照顧到葡裔人士以及他們後代的權益。澳門由於歷史的原因，一直存在博彩業，也是澳門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我們在基本法當中也特別關注到了這點。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根據本地的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相關政策。基本法還規定了關於澳門經濟的其他一些政策，比如規定澳門元作為法定貨幣繼續流通，等等。第五，澳門基本法具有適當的前瞻性。比如在起草基本法時，澳門還沒有機場，但是，從澳門的發展來看，應該擁有自己的機場。所以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中央政府授權，可自行制定民航相關制度。這樣不僅為澳門的航空業發展預留了空間，同時也提供了法律的依據。實踐證明，這樣做，對澳門回歸以後的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對外的交流與進出口貿易以及澳門旅遊業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經濟和文化事務方面，基本法都賦予了特別行政區制定政策來推動各項事務發展的權力。這樣規定，對於澳門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澳門回歸之後，認真地貫徹基本法，使得澳門的社會治安更加穩定，經濟發展更加快速，居民生活水準也有了大幅提高，澳門在地區性事務和國際活動中也有了更大的空間。第六，廣泛聽取意見是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當中，始終堅持的一項基本工作方法。在結構小組起草結構草案時，委員們就深入到澳門調查研究，廣泛地聽取意見。各個專題小組也分別先後到澳門與有關人士進行座談，在社區、企業和學校等地方進行訪問，充分地聽取澳門居民的意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初期，就委託澳門的委員籌組了由九十名澳門各界人士組成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他們通過各自的群體，配合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展開有關諮詢活動，收集整理各階層對基本法的各種意見和建議，向起草委員會反映。基本法草案成型後，在澳門也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地徵集意見。所以，基本法不僅是起草委員會近五年的辛勤勞動，群策群力的結果，也是澳門居民積極參與的結果。起草委員會和專題小組分別在澳門和內地多個地方召開會議，使內地委員對澳門有了更深的認識，也使澳門的委員對祖國的大好河山有了切身的感受。不僅增進了委員們的友誼，也使大家對我國的基本國情有了更深刻的瞭解。澳門回歸以後，我曾有機會到澳門參觀訪問。看到澳門經濟欣欣向榮，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祥和的景象，我深深地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為澳門人民感到高興，也為我能夠參加這部法律的制定，看到該法在澳門能夠順利實施而感到欣慰。基本法在澳門很好地貫徹實施也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各界人士以及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持久不懈的宣傳是分不開的。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使得澳門人民認識並認同，進而尊重和貫徹執行基本法。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我要向他們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謝！澳門基本法的制定是中國法治過程的一個歷史性的貢獻，是中國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一朵奇葩。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在特定的地區保留着資本主義，並使之穩定和發展。既保證一個國家的領土完整，又實現兩種制度共存，這既是對憲法體制的創新，又是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創新，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創新。箇中豐富經驗，有待法學家們認真深入地研究和總結。

憶我與澳葡官員交往的幾件事宗光耀*澳門回歸祖國之前，我一直擔任新華社澳門分社副社長，分管宣傳、教育、文化、體育、法律等方面的工作；在制定澳門基本法時，我是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回歸前夕，我任政權交接和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工作性質使我與當時澳葡政府的官員打交道較多。雖事隔多年，每當我回憶起有關的澳葡政府官員，就覺得，澳門能夠平衡過渡、順利回歸，主要是由於國家的強盛，中央的方針政策正確以及廣大澳門同胞的齊心努力，而另方面與中葡關係友好，特別是當時的澳葡政府、澳督本人的合作與配合也是分不開的。在此，我與大家回憶幾件往事。我向澳督通報澳門基本法（草案）1993年3月1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澳門基本法（草案），在送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前，我受委託，向澳葡政府通報澳門基本法（草案）的有關情況，交換意見，澳督韋奇立先生很重視，在他的會客室親自與我會談。這次會談印象最深刻的是澳督關心基本法（草案）是不是最後的文本，還有沒有修改的餘地，因他對（草案）有兩點意見：第一個意見是有關基本法序言的。澳督表示，葡方一直很關心澳門基本法*原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駐澳聯絡辦公室原副主任

的起草，他本人仔細閱讀過每次公佈的徵求意見稿和此次通過的（草案）文本，他對基本法的框架結構表示贊同，但對序言部分有看法。澳督說：“第一句話說澳門是中國領土，這沒問題。而緊接的第二句話就說葡萄牙佔領了澳門，‘佔領’這兩個字，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違背了今天中葡兩國的友好關係。中方領導人一再聲稱，解決澳門問題，不算歷史舊賬，着眼未來向前看。而澳門基本法（草案）序言一開頭就表現出要算歷史舊賬的架勢。1999年後，我和我的同事都會離開澳門返回里斯本，而大批留在澳門的土生葡人怎麼辦呢？他們將成為‘侵略者’的後代，隨時會受到懲罰，遭到打擊報復，他們的日子會很不好過，這是不公平的。”澳督說：“如果把‘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被葡萄牙逐步佔領’這句話刪除，序言就完美了。”聽了澳督的想法和意見，我認真向他解釋基本法序言，我說：“澳門基本法是依據我國的憲法，貫穿了中葡聯合聲明的有關條文和政策，並結合澳門實際情況而制定的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開創性的法律。基本法的序言雖然很短，只有345個字，但內容卻很豐富，它包括了三個主要內容：（一）澳門問題的由來和解決的歷史背景；（二）我國對澳門的方針政策及其法律依據；（三）制定澳門基本法的法律依據和目的。序言第一段用短短幾句話回答了為甚麼說澳門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為甚麼長期以來我國未能對它行使主權、為甚麼在1999年12月20日才實現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等等幾個問題。序言需要對這一歷史背景作一個簡短交代說明，否則外國朋友和我們的後代無法明白為甚麼‘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1999年才恢復行使主權’。至於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被葡萄牙逐步佔領，這是歷史事實，無需爭辯。長達四百多年的歷史，用“逐步佔領”四個字一筆帶過，既敘述了歷史的真實面目，又充分體現了不糾纏歷史舊賬，維護中葡友好的格局。序言中用的‘佔領’兩個字，是相當中性的詞彙。而沒有用‘侵佔’、‘侵略’、‘霸佔’、‘掠奪’一類強烈的字眼。我不清楚葡文翻譯使用甚麼詞，英語的譯文規定使用‘occupy就如洗手間‘occupy、座位‘occupy’一樣，只表明暫時佔住而已，不表明佔住行為的是與非，也不表明佔住的人是好人還是壞人。能想出用‘佔領’這樣中性的、溫和的字眼概括澳門四百多年恩恩怨怨的歷史，是起草委員們的高度智慧和良苦用心。做到這一點並非輕而易舉，更談不上有日後打擊土生葡人的伏筆。”對以上的解釋，我看到澳督連連點頭，接着他說了第二點意見。澳督說：“我的第二個意見是，基本法沒有明確澳門未來不設死刑，這是倒退，會引起社會的議論，人心的不安。對此，我們曾提出意見和建議，遺憾

的是終究未被採納。”對此，我作了如下回應：關於設死刑或不設死刑的問題，在草委會上多次討論過。大家認為，死刑是一種刑罰概念，有沒有死刑作為一種刑事政策，屬於刑事立法的範疇，故應由特別行政區自行決定，並將決定反映在刑罰典中。如果刑罰典沒有規定死刑這種刑法，那就意味着廢除了死刑。總之，1999年以後，澳門有沒有死刑，要由特別行政區的刑罰典來作出決定，中央不會干預。將來，即使中國內地繼續設死刑，也並不等於澳門一定要有死刑。一些西方國家，同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有的設死刑，有的廢除了死刑，甚至翻來覆去。我個人認為，如果將來社會平穩安定，也不會有人呼籲要設死刑。至於社會上有些議論，認為基本法不寫明不設死刑是為了要在1999年後恢復死刑，這種看法是沒有根據的，是無知的。看來基本法頒佈後，還有一個宣傳推廣基本法的任務。澳督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他說：“你這樣的理解、認識，我們就放心了。我也很贊成在社會上開展基本法的宣傳活動。”我接着澳督的話說：“基本法（草案）一旦獲得即將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審議通過，新聞媒體會立即熱鬧起來，總督閣下也會成為採訪的重點人物。屆時，我希望總督閣下對基本法多美言幾句。基本法對澳門過渡時期有何作用？肯定是記者們要問的問題之一。”澳督立即問我“像這樣的問題，你將如何應對？”“如果有記者問我，我的回答是，基本法的頒佈標誌着澳門已經進入後過渡時期。基本法雖然在1999年12月20日才正式生效、實施，但在後過渡時期，澳門社會的演變，澳葡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規、重大政策，都要與基本法相銜接、相接軌。”我如是說。澳督點了點頭說：“明白了。”至此，我這次的任務順利完成了。1993年3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八屆第一次會議順利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包括三個附件、三個決定、一個建議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和區徽圖案，並於當日由國家主席江澤民簽署公佈。澳督韋奇立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高度評價了澳門基本法。他說，基本法為澳門的未來勾劃出清晰的框架，是澳門未來的法律依據；基本法的內容符合中葡聯合聲明的精神原則；葡文與中文同等地位，也是官方語言，體現了中葡友好和維護了土生葡人的利益。在回答基本法在過渡時期有何作用時，他說，雖然基本法是在1999年政權移交後生效，但在過渡時期它會起到某種“指引”作用。

我們是大陸國家，喜歡用鐵路的術語，如“接軌”、“銜接”；葡萄牙是航海著稱的國家，習慣用“燈塔”、“指引”之類的字眼，其意思很接近。人民日報、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等內地媒體對澳督給予基本法的評價，特別是“在過渡時期起某種指引作用”的提法作了突出報導和引用。記得事後在一次活動場合，澳督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對基本法的評價，相信你會滿意了。”我說：“謝謝總督閣下的配合。我很欣賞你的‘指引’作用的提法。”探討政權交接儀式事1997年8月初的一天，澳葡政府政務司高樹維先生約我到他的辦公室會談。由於之前我們兩人都應邀出席了那年6月30日午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見證了歷史性的一刻，儀式結束後，政務司陪同一起出席儀式的澳督韋奇立飛往里斯本，所以那天一見面，我們的話題很自然地談到了香港的政權交接儀式。我們都讚賞當天的儀式隆重，會場佈置莊嚴，程序得體，是一個成功的範例。但隨即政務司話鋒一轉，一本正經地對我說：“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是很成功的，但是九九年我們澳門的政權交接儀式不必要仿照他們的一套，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做法。因為他們是中英、是香港，而我們是中葡、是澳門。這就是今天我約請宗副社長來，想與你交談的話題。當然，這完全是你我朋友之間的交談，是非正式的。”我意識到政務司將有重要的信息向我傳遞，我說：“我覺得香港舉行的政權交接儀式和特區政府成立大會非常成功、完美，我甚至覺得九九年我們澳門的做法照抄香港的就是了。現在看來政務司先生有更好的想法，我願洗耳恭聽。”政務司胸有成竹地說：“九九年澳門政權交接儀式規格要更高，增添喜慶氣氛，不請其他外國嘉賓，突出中葡兩國。”政務司接着解釋，“所謂規格更高，就是到時邀請中葡兩國的三巨頭，即葡國的總統、總理、議會議長，中國的國家主席、總理、人大委員長都到場出席儀式，這就比香港的規格高了。不必搞降旗、升旗的形式。深更半夜搞降旗、升旗，全世界都沒有，惹人笑話，會認為你我都是精神病。再說，我們在澳督府大門前的葡萄牙國旗12月19日傍晚就降下來了，到時我們會舉行莊重的降旗儀式。20日清晨，在同一旗杆上升起的自然是中國國旗，這就體現了政權的交接，而且是順利、平穩、自然的。還有，如果政權交接有降旗、升旗儀式，升中國國旗時現場的嘉賓和觀眾都會鼓掌、歡呼，而降葡萄牙國旗時人們如何辦？我們葡國人聽到掌聲會高興嗎？我自己就不願看到這個場面。如果不搞降旗、升旗，增加音樂、歌舞節目，氣

氛會更為喜慶。”政務司接着說：“澳門的政權交接是中葡兩國的事，沒必要邀請其他外國的嘉賓。屆時我們要準備返回里斯本，新上任的領導們還未坐進辦公室，接待更多的嘉賓會有困難的。”他繼續說：“我不理解英國王儲查爾斯和港督彭定康為甚麼半夜就離開了香港？香港回歸了，中英兩國關係更好才對，為甚麼他們就不能出席特區政府成立和特首宣誓就職典禮？其實，政權交接儀式和行政長官宣誓就職典禮完全可以在同場進行，這樣更加完整，效果也會更好。”聽了政務司一席話，我瞭解了葡方的一些想法和意見。我與他交流一些個人的看法，我說：“首先我贊成政務司先生主張九九年澳門回歸時政權交接儀式的規格要更高，即除了請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將全國人大委員長也請來。我建議中方觀禮團由中央各部、委和全國各省、市的第一把手組成。葡方來澳門出席儀式的與中方對應。我相信，只要事先商定，被邀請的領導人肯定都會接受邀請，樂意來澳門出席這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活動。這將是最高規格的了。只要定下來，具體操作並不難，我願意盡一切努力。”政務司插話說：“好，我們就朝這個方向努力，至少葡萄牙方面是沒有問題的。”我接着說：“澳門回歸祖國，政權交接既是中葡兩國的大事，也是本世紀末世界的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關注。正如中葡關於解決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它是中葡兩國達成的協議，然而又送交聯合國備案一樣。如果能邀請到聯合國的有關官員和外國嘉賓出席這一盛會，見證中葡聯合聲明的實現和澳門問題的圓滿解決，這是一件好事。至於邀請多少外國嘉賓，要根據會場的條件而定，邀請名單也要中葡雙方共同商定。這都是九九年的事，目前為時尚早。”政務司點了點頭，未發表意見。我繼續說：“關於降旗、升旗的事，這是一個儀式，也是一個重要的標誌，它標誌着葡國管治澳門時代的結束，將澳門交還給中國政府。像這樣一個具有重大標誌性的、國與國之間的重大事件，僅有兩國領導人的講話是不夠的。唱歌跳舞氣氛喜慶歡快，也不能代替國旗的角色。同是一面國旗，在特定場合的升降，它的含義也有所不同。正如1949年10月1日上午十時整在北京天安門升起的五星紅旗與我們每天早晨升起的五星紅旗的意義是不完全一樣的。我能理解政務司先生對降旗時場上可能會有掌聲的憂慮。如果葡方不樂意降旗時有掌聲，我看這並不難解決，我可以做這個工作。”“你能怎樣做？”政務司似乎有點驚喜。我說：“把降旗、升旗緊湊連在一起，待中國國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

旗升起，全場鼓掌、歡呼，人們可以理解這個掌聲是為降旗、升旗的重要程序順利完成而鼓的，不單是為中國國旗和澳門區旗的升起而鼓的。”政務司開心地說：“這樣好，就是為中國國旗升起而鼓掌又有何不可，我到時就會為你們的五星紅旗而鼓掌。”很顯然，葡萄牙人只是不樂意降旗時有掌聲，也不高興有差異。其實平等是相對的，差異是絕對的。升和降本身就是對立的。關於政權交接儀式和特區政府成立大會能否同場舉行還是分開舉行的問題。我表示，政權交接是兩國之間的事，中葡兩國領導人都是主人，共同主持，聯合國的官員出席見證。而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宣誓就職和特區政府成立是中央與特區的事，會場的佈置、主人、嘉賓的名單和座次與交接儀式可能都有不同。因此，分場舉行比較順當，也好操辦。關於葡國總統和澳督能否留下來出席特區政府成立大會的問題，我表示，這並非是大的原則問題。至少我本人很高興很歡迎。到時葡方有甚麼想法，可以通過正式渠道提出來，我相信中方會給予積極考慮的。如果他們出席特區政府的成立大會，我想他們將以尊貴的嘉賓身份入座，“澳督”的銜頭恐怕要去掉，只能稱呼“韋奇立將軍”或“韋奇立先生”。對此，政務司連聲說：“那是，那是。”那天的會談，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我們兩人的想法有所不同，觀點各異，但我們相互是坦誠的，交談氣氛是友好的平和的。事後，我向新華社澳門分社王啟仁社長彙報了政務司談話的詳細情況，相信政務司也會向澳督轉述我的觀點。據我所知，在以後的中葡雙方磋商中，葡方未再就降旗、升旗、不請外國嘉賓等問題提出意見。但我對葡方不願看到降旗時有掌聲一事一直記在心�。臨近回歸的日子�，我在一次相關的會議上強調，要保證20日零時零分五星紅旗升起飄揚，就得將降旗和升旗銜接得很緊湊，要以秒計算，而不是以分計算，中間不得拖拉。因此，在降葡國國旗時先不鼓掌，而在五星紅旗升起後再鼓掌。在私下我也曾給一些人士做降旗不鼓掌的工作。當然時至今日，葡萄牙朋友未必知道我的這份苦心。每當回憶起這些往事，我對當年打交道的澳葡政府的一些官員懷有敬意和想念。儘管他們的一些想法和理念，有時我們不能接受，未予以採納，但從另一角度看，澳葡政府的官員從葡方的立場出發所提出的問題和構想，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們的想法一旦與中方的不一致，經過交換意見，一般都是表示理解和謙讓的，他們能夠從中葡友好、澳門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的大局出發，

在回歸過程中做到認真負責、友好合作，實為難能可貴。二十日凌晨換旗在澳門期間，因工作需要我經常與澳葡政府的兩個市政廳（澳門市政廳和海島市政廳）打交道，特別是臨近回歸時，交往就更多。中央提出的問題和要求，兩個市政廳都給予很好的配合和解決。我個人與麥健智主席和馬家傑主席之間也建立了十分友好、親密的關係，至今仍懷念他們，在此回憶和他們交往合作的一件往事，即1999年12月20日凌晨將葡國國旗換成澳門特區區旗的事情。1999年12月19日，中國國家主席和葡萄牙總統將先後抵達澳門，出席當晚的政權交接儀式。按照慣例，兩國領導人到達之前，從機場通往下榻的賓館，從賓館通往政權交接儀式的會場，主要交通幹道沿路兩旁電線桿上都要插上中葡兩國國旗。17日我接到內部的緊急指示，要我與澳葡政府有關方面商量，務必要在20日天亮前把沿路的葡國國旗取下，換上特區區旗。一般情況下，來訪的國家領導人離開後當天或第二天取下裝飾的該國國旗都屬正常，但當時的情況很特殊，政權交接儀式將在19日午夜12點舉行，一點前結束，接着在另一會場是澳門特首和主要官員宣誓就職的儀式，這標誌澳門已經回歸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已經成立。葡國總統在政權交接儀式結束後立即去機場乘機離開澳門，如果第二天沿街還飄揚着葡國國旗，人們就會議論紛紛，說葡國人走了，而象徵葡國的國旗還在飄揚；說葡國的大國旗降下來了，而葡國的小國旗還在電線桿上飄着等等，有些媒體記者更要借題發揮，大作文章了。而換上澳門特區區旗，表明澳門已回歸祖國，澳門特區正式成立，其意義十分重大。接受任務後，我緊急約見了一位政務司，他聽後表示理解中方的想法，但表示因為涉及到的時間是20日凌晨，政權交接已經完成，他手中已無權，也不便於事先交待政權移交後要做的事，他建議我直接與市政廳麥健智主席商討解決。我完全理解這位政務司的心意，隨即便去了澳門市政廳見麥健智主席。見到麥健智，我向他說明了來意，強調了必須在20日天亮前換旗的考慮及其重要性。我說：“如果等20日天亮才取下葡國國旗，我擔心正好為記者們提供難得的鏡頭，我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傷害葡國的尊嚴。為此，我提議在葡國總統離開後立即動手將葡國國旗取下，換上澳門特區區旗，一切都要在天亮之前完成。”麥健智主席回應道：“我贊同中方的想法和建議，只是工作量很大，時間

太緊，而且我只能負責澳門半島的事，從機場到大橋，包括整條大橋的裝飾任務是由海島市政廳負責，需同馬家傑主席商談。不管怎樣，澳門半島的事我負責處理好。”我們商定換旗的最佳時段是凌晨的四至五點，因為這個時間街上行人少，車輛少，工作方便，也不會引起圍觀或拍照。我很高興我們之間達成了共識。告別麥健智，我直奔海島市政廳見馬家傑主席，還沒等我說話，馬主席就說：“剛才麥主席已經給我通了電話，我完全同意。儘管我的任務比他的重，特別是大橋橋身長，工作起來又不方便，但我會盡力的。”我表示了感謝，說：“我理解海島市政廳擔負的工作量大，人力緊張。據我的認識，國家元首來訪，路邊的國旗只起一個裝飾作用，並沒規定數量多少，密度也可大可小。如果一根電線桿上既有中國國旗又有葡國國旗，當然很好；也可以一根電線桿上只裝一面旗，將中葡兩國的旗間隔開來安裝，這樣工作量就減少了一半。”馬主席說：“好，這是好主意。”我們接着討論如果一根電線桿只安裝一面旗的話，誰家的國旗放在第一的問題。我表示，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但目前尚由葡國管治，中葡兩國關係友好，這個問題應不會有人計較，葡國國旗裝在前一個桿子上沒有甚麼不可。我說：“但是，中國國旗和特區區旗在同一場合出現，就有主次之分了，領先的肯定是國旗。”馬主席點了點頭說：“有道理，我知道該怎麼做了。”19日傍晚在澳督舉行的告別晚會上，我見到了兩位市政廳主席，我們相互問好，馬家傑主席對我說：“你交辦的事，我們已經安排好了。”當晚在綜藝館舉行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儀式，我回到宿舍已是20日凌晨三點半。老伴躺在床上，看見我把燈關了，半拉開窗簾站在窗前，凝望着樓下的友誼大馬路，一句話也不說，她就說：“你這人真怪，今天的政權交接儀式很順利很成功，何特首和主要官員也已順利宣誓就職，澳門已經回到祖國懷抱，應該高興才對，你好像還有甚麼心事⋯⋯”我沒有回應，她很快進入了夢鄉。馬路上漸漸平靜下來，路邊的電燈顯得更加明亮。突然一輛深色大卡車在路邊電線桿旁邊停了下來，車上跳下來幾個人，把電線桿上的葡國國旗取下，換上澳門特區區旗，然後爬上車向右前方另一根電線桿駛去。我遠望左前方，已不見葡國國旗，迎風飄着的是五星紅旗和澳門特區區旗。我看了一下手錶，正好是四點鐘，我激動得流下了眼淚。

回歸路上難忘的人和事宗光耀*1985年我從外交部調入中南海給主管外事及港澳事務的姬鵬飛副總理當秘書，從此，關注、參與港澳事務成了我的重要工作內容。1989年底我被派到澳門工作，任新華社澳門分社副社長（澳門回歸後改任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1991年我被委任為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1999年我擔任澳門政權交接和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副主任以及參加政權交接的中方代表團副秘書長，實地親身參與和見證了澳門回歸祖國的歷史過程。2001年我離開了工作生活13個年頭的澳門，回北京辦理了退休手續。如今，澳門回歸祖國也13年了。時光如梭，往事歷歷在目，那些難忘的人和事是我心中珍貴的回憶，這篇短文就給大家記述幾個小故事。澳門特區區旗綠色旗面的由來1990年12月，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召開了第五次全體會議，會上通過了關於向全社會廣泛徵集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的決定，成立了區旗、區徽評選委員會，因其特殊的重要性質，這項工作請時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錢偉長副主任委員負責主抓。1991年2月1日至6月30日為徵稿期。1991年7月14、15日，在澳門特別*原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駐澳聯絡辦公室原副主任

行政區區旗、區徽評選委員會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評選委員們根據體現“一國兩制”，反映澳門特點及莊嚴美觀的原則，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從所有應徵的782幅作品中評選出區旗、區徽優異設計圖案各15幅，以及其他優秀作品65幅。隨後，這些初選入圍的作品，在本澳和內地進行了公開展出，聽取各界人士的意見。1991年12月，區旗、區徽評選委員第三次會議對初選入圍的區旗、區徽圖案進行了評選，選出了區旗、區徽圖案各三幅，送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審定。1992年3月，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出了一等獎的區旗圖案一幅，而區徽圖案無一幅能獲得與會者二分之一多數的通過。1992年9月，區旗、區徽評選委員第四次會議決定，將獲得一等獎的區旗修改圖案和未獲二分之一多數票通過但得票最多的區徽修改圖案，一併提交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審議。在澳門特區區旗、區徽圖案的徵集、評選過程中，創作人和評委們更多關注的是圖案的內容，而不是顏色。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五星紅旗，旗面的紅色象徵革命。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也是紅色旗面，標誌着國家的統一。於是，按此推理以及多數人的預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旗也應是紅色旗面。記得有一天，錢偉長副主任找我談話，提出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的旗面採用綠色的主張。錢老認為，澳門自古以來沒有發生大的戰亂，日本侵華戰爭，攻佔了香港，也沒攻打澳門。澳門雖然一直被葡萄牙佔據、管治，但總的來說還算平靜，澳門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和平地區。澳門的地理環境四周環水，綠色生態好，我們國家也很重視綠化。為了象徵澳門順利回歸祖國、世代和平發展，象徵澳門優美的綠色生態和生機勃勃，主張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的旗面用綠色而不用紅色。錢老深邃的思想和鮮明的主張令我深受感動和啟發。錢老對我說：“澳門特區區旗用綠色旗面是我再三思考後得出的一個想法。我知道區旗用綠色旗面是一個大問題，很敏感。你是基本法起草委員，又是副秘書長，如果你贊同我的想法，還請你向姬鵬飛主任彙報，先聽聽姬老的意見。”我當即表示：“請錢老放心，我一定按錢老交待的去做。”隨後，我就向姬鵬飛主任彙報了錢老關於澳門特區區旗的旗面採用綠色的想法。姬老聽了我的彙報後說：“如果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的旗面是紅色，與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保持一致，當然沒有問題。但是也沒有規定特別行政區的區旗一定是紅色，或甚麼別的顏色。”姬老要我轉告錢老，“他的想法和

意見我都明白了，這件事還有時間，多聽聽其他委員的意見，特別是澳門委員的意見。”在得知姬老的意見後，錢老先後找了許多基本法起草委員和區旗、區徽評選委員談心、交換意見。1993年1月15日在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上，各位委員們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的定稿投下了自己神聖的一票。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並正式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其第10條第二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旗是繪有五星、蓮花、大橋、海水圖案的綠色旗幟。”第三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徽，中間是五星、蓮花、大橋、海水，周圍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葡文‘澳門’。”區徽呈圓形，同是綠色。區旗、區徽中的五星象徵國家統一，象徵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澳門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含苞待放的蓮花是澳門居民喜愛的花種，既與澳門古稱“蓮島”，舊稱的“蓮花地”、“蓮花莖”、“蓮峰山”相關，又寓意澳門將來的興旺發展；蓮花的三個花瓣表示澳門特別行政區由澳門半島、氹仔、路環三個島嶼組成；大橋、海水表示三島以跨海橋樑相互連接，顯現出澳門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特色；綠色的底色代表祖國大地，象徵着和平與安寧。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的徵集和評選，直至最後定稿寫進澳門基本法，前後經歷了兩年多時間，其得來是不容易的。雖距今已有20多年，但感覺就像是發生在昨天的事情。我忘不了全國各地及港澳的大批美術家、藝術家為此無私奉獻出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忘不了評委和草委們求真務實、不辭辛苦的忘我工作；忘不了尊敬的錢偉長老人家的卓越遠見、為國家為澳門認真負責的高尚品德；忘不了姬鵬飛主任既把握原則又虛心聽取意見和建議，審慎穩妥的工作作風。祖國的五星紅旗與澳門特區的綠色區旗並立在澳門的藍天下迎風飄揚，那一片紅那一片綠，是那麼地相襯，那麼地出色，又是那麼地和諧。澳門永遠和祖國密不可分，祖國永遠是澳門的堅強後盾。借地“種植金蓮花”“世上有金蓮花嗎？”“有呀，就在澳門。”

“那借地又是怎麼回事？”“請看下文分解。”蓮花自古就是澳門居民最喜愛的一種花。君不見，澳門的島稱為“蓮島”，澳門的山稱為“蓮峰山”，澳門的地稱為“蓮花地”，澳門的街道取名“蓮花莖”。有鑒於此，1999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時，中央人民政府特向澳門致送了一尊名為“盛世蓮花”的雕塑，分別大、小各一件，大的盛世蓮花雕塑在1999年12月17日由工程人員安置在澳門綜藝館旁邊的一個廣場上。安置於廣場上的大型“盛世蓮花”雕塑高6米，淨重6.5噸，花體部分最大直徑3.6米，主體部分由花莖、花瓣和花芯組成，青銅鑄造，表面貼金裝飾，形似蓮葉的基座部分則由23塊紅色花崗岩相迭組成，寓意澳門三島。整個設計象徵澳門座落於中國疆土之內，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花崗岩的正面有一塊小牌匾，匾名是“盛世蓮花”，而匾上的文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贈送日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貼金裝飾的“盛世蓮花”在陽光照耀下金光熠熠，非常壯麗，這就是澳門的“金蓮花”，安置“盛世蓮花”的廣場也順理成章被命名為“金蓮花廣場”，成為澳門一個著名地標及旅遊景點。說起“金蓮花”在澳門的落地，這�面有個鮮為人知的借地安置的故事。事緣1999年的一天，我奉命到北京參加中央關於澳門政權交接和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主任會議，會議由時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辦公廳秘書長的王忠禹主任主持。這次會議有一個議題是，澳門回歸祖國成立特區政府時，中央贈送甚麼紀念禮物？根據澳門的歷史文化與居民的傳統喜愛，以及區旗、區徽設計中的蓮花含義，與會者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送蓮花，最後決定送一座三米高的金蓮花，與1997年中央贈送香港特區的金紫荊花高度一致。金色的蓮花，亭亭玉立、冉冉升騰，象徵澳門永遠繁榮昌盛。金蓮花由有關部門鑄造好運到澳門後，選址安置成了一個重要問題。經有關領導多方聽取意見後，決定安置在綜藝館附近為好，因為政權交接、特區政府成立都將在同一地區舉行。說來也巧，有關人員實地勘察時，發現在綜藝館右側就有一很大面積的空地，這個地方用來安置金蓮花非常合適，當時空地上面堆積了許多的建築材料，似要開發。經過瞭解，這塊地原來是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的，已規劃建造商品住房，只是由於當時房地產形勢不好，所以遲遲末開工興建。

與澳娛公司總經理何鴻燊協商借地安置金蓮花的任務落在了我身上，因為當時我兼任澳門政權交接與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副主任。記得與何鴻燊總經理的第一次面談是在葡京他的辦公室�，那天我專程登門拜訪，何老闆認真地對我說：“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來一定是有要事對我說，請你不妨直言。”於是，我將擬借用綜藝館右側旅遊娛樂公司的那塊空地安置金蓮花的想法，與何總經理進行了溝通。何老闆問：“借多長時間？”我回答說：“至少一年，因為特區政府成立後，要辦的事很多，恐怕顧不上馬上着手處理金蓮花的搬遷事。到時候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和部門會與您商談的。”何老闆爽快地答應：“就這樣，聽宗副社長的，我無償借地一年。”前後不到半個小時借地問題就解決了。很快，娛樂公司按要求準時清理了原來堆放在空地上的建築材料和雜物。借地問題解決後，有關場地的配套設施擺上了議事日程。大家主張整個場地要按一個重要廣場的要求來設計，要有噴水池、燈光設備、台階、綠化等等，要高標準、高品質，要讓金蓮花成為澳門回歸突出的一景。這樣，估算下來需費用約一千萬元。錢從何處來？中央已贈送了珍貴禮品，不好意思再向中央要一筆擺放禮品的費用。禮品是為特區政府成立送的，不便向澳督提出。新華社的領導們經過研究後同意我再次約見旅遊娛樂公司何鴻燊總經理，商談可否由娛樂公司和新華社兩家共同出資修建廣場的費用。於是，我又一次去葡京約會了何鴻燊總經理。聽我說明了來意，何老闆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有沒搞錯，我無償拿出土地，還要我出錢修建？你想要我出多少錢？”我說：“估算總數不超過一千萬元。咱們兩家三七分攤。”我話音未落，何老闆搶先表態說：“好，那就是新華社七，旅遊娛樂公司三了。”我笑着回答：“不是，是旅遊娛樂公司七，新華社三，因為新華社用的錢是國家的錢，只能象徵性地出一點。”何老闆聞言當即拍板說：“好，我總是聽宗副社長的，就這樣定了，我很樂意，因為這也是為迎接澳門回歸祖國做的一件大事嘛。”會談結束時，我握着何老闆的手誠懇地對他說：“十分感謝何總經理的配合和支持⋯⋯”未等我說完，何老闆打斷我的話說：“千萬不能這樣講，是我應該感謝，你遇到了事首先想到我。何況這件事又關係到澳門回歸祖國，慶賀特區政府成立的大事，能為國家、為社會盡一點微薄的綿力是我和旅遊娛樂公司同仁們的光榮。”莊嚴美觀的金蓮花廣場如期建設好了，1999年12月20日中午，時主管澳

門事務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錢其琛副總理，在這�主持了隆重的中央贈送金蓮花的揭幕儀式。如今，位於澳門新口岸高美士街、畢士達大馬路及友誼大馬路之間的金蓮花廣場，不僅是海內外遊客必到的景點，而且是每年國慶、澳門回歸紀念日澳門特區政府舉行升國旗、區旗儀式的重要場地。這個故事結尾我要說的是，澳門回歸後，何厚鏵特首和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已就借地安置金蓮花一事，與旅遊娛樂公司做了妥善的安排。借地一事雖已過去多年，但我對何鴻燊先生和旅遊娛樂公司以及澳門社會各界人士，當年為迎接澳門回歸祖國大力支持、配合我們的工作，所體現出來的濃厚的愛國愛澳情操深為感動和敬佩，永遠難以忘懷。土風舞參加慶回歸大型文藝演出土風舞一詞由英文folkdance翻譯而來，其字義為富有鄉土風味之舞蹈，它代表一國的文化、風情、生活習慣、地理氣候以及歷史背景，是一種與地區民族傳統文化有密切關聯的、有自已獨特舞姿的舞蹈。可以說，土風舞是民族性的反映，舞蹈的風格和式樣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澳門的土風舞就展現了中西融合的獨特之風。1999年的下半年，為迎接澳門回歸和慶祝特區成立，大型文藝匯演《濠江歡歌》的各個節目正在抓緊排練。有一天，在匯總節目單時，我發覺整台表演全是華人節目，沒有葡人參與。我想，澳門能夠平穩過渡，順利回歸，中葡兩國友好關係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澳門回歸後，會有一大批葡萄牙人選擇繼續留在澳門生活，特別是數以萬計的土生葡人，澳門就是他們的家。如果慶回歸的大型表演活動沒有葡人、土生葡人的參與，將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和遺憾，而當地展現中西融合獨特之風的土風舞，作為葡人文化的代表作，參加慶回歸文藝表演，體現中葡友好，體現土生葡人歡迎澳門回歸中國、擁護特區政府成立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於是，我開始與有關人士進行接觸，但事情並不順利。因為有一些葡人社團的負責人認為，雖然澳門回歸中國、特區政府成立都是大事、好事，土生葡人也很歡迎這一天的平穩到來，但慶祝活動畢竟是中國人、華人的喜事，要組織葡國人跳土風舞參加到慶祝活動中去，是一件帶有政治敏感的事，有一定的難度，沒人願意牽頭。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更有必要做這個工作，聽了朋友和新華社同事的意見，我在皇都酒店約見了老朋友公職人員協會負責人姍桃絲小姐和高天賜先生。他們聽了我的想法後，都認為這是一件大好事，贊同《濠

江歡歌》的節目�有土風舞的表演，對提高留在澳門的葡國人特別是土生葡人的信心很有好處，並表示樂於承擔完成好這項任務。在那次約會中，我們還就參與演出的人數和如何解決演員的服裝經費等問題進行了商量。當時參加表演的腰鼓隊、荷花舞蹈隊、太極扇表演隊、南拳表演隊都是以一千人為單位，因此希望也能組織一支千人土風舞表演隊，這需要一定的費用。姍桃絲小姐和高天賜先生建議，有關費用直接向當時的澳督韋奇立申請為上策，請他親自劃撥一筆專款，贊助土風舞演員的服裝和從里斯本聘請專業舞蹈老師的費用，並表示這件事就由他們去落實。記得在我們這次約談不久後的一個社交場合，我遇見了澳督韋奇立將軍，他主動與我說起關於土風舞參加慶回歸大型文藝匯演的事。澳督表示，在這重要的歷史時刻，中方能邀請土風舞參加慶祝活動，是難能可貴的。土風舞參加慶祝政權交接和特區成立的文藝演出符合葡中友好的大局，也是向外界展示葡萄牙文化的良機，同時，這件事對鼓舞土生葡人的士氣很有作用。就這樣，在澳督韋奇立的支持下，經費問題順利解決了，從里斯本也請來了專業舞蹈老師。演出那天，當穿着具有葡國鄉村特色的絢麗服飾，唱着葡國傳統的民謠，一對對土風舞演員踏着舞曲的拍子，帶着濃郁的獨特的中西文化融合之風，在慶回歸大型文藝匯演《濠江歡歌》中和觀眾見面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土風舞的演出，為慶回歸活動的圓滿增添了別具一格的風彩。

澳門問題的解決與基本法的制定康冀民*一、主要情況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聯合聲明》，於1987年4月13日由兩國政府總理簽訂，經中、葡兩國各自最高立法機關批准後，1988年1月15日互換批准書，從此日起《聯合聲明》生效，澳門進入十二年過渡期。為何有十二年過渡期？概括起來，必須在過渡期內做好兩件大事，一是內部為澳門制定一部基本法，二是對外談判為澳門政權順利交接創造妥善條件，包括內部和外部。國際方面，加入有關國際組織以便進行國際方面合作交流。內部三大難題，後改稱三大問題（即中方提出法律當地語系化問題；公務員本地化問題；確定中文為法定語文問題），實際上有七大問題，必須在過渡期解決。兩條線同時展開工作，1988年4月中葡聯合聯絡小組開始談判澳門過渡期的問題。聯合聲明第二條第四款規定：澳門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請注意基本二字）。原葡萄牙法律與基本法相抵觸的，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條文和過時條文等必須修訂。葡萄牙法律不是原封不動搬到澳門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等法律也不在澳門使用。只有國際法、國旗法等法律使用。所以要給澳門制定一部基本法。聯合小組談判時對方大使提出基本二字不美，提出要刪掉⋯⋯，正式會談又提出，想顯示自己，想一成不變地保留葡國法律。*原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

1988年4月13日，七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起草委員會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各方面人士和專家組成。1988年8月29日，七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反覆研究協商提出了由48人組成的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名單，其中包括有關部門的負責人14人，各界知名人士6人，法律界人士6人，澳門工商界、法律界、教育界、新聞界、宗教界、勞工界等各方人士19人，我駐澳門機構負責人3人。根據澳門實際情況，還安排了兩位葡萄牙人士參加（澳門大律師宋玉生、政務司黎祖智）。1988年10月25日，全體草委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國家領導人接見全體草委，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向每位草委頒發了任命書。草委們分為五個專題小組，即：（1）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小組；（2）居民的權利和義務小組；（3）政治體制小組；（4）經濟小組；（5）文化與社會事務小組。另外，決定成立有幾名草委兼任，由澳門人士組成的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共90人。再一個是澳門區旗、區徽評選委員會。草委們經過四年多的工作，廣泛徵求意見，協商討論，先後舉行9次全體草委會議，70多次專題小組會議，3次主任擴大會議，制定出澳門基本法9章145條。1993年3月1日，草委第9次全體會議正式通過澳門基本法（草案）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的設計方案。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93年3月31日通過完成了法律程序，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形式頒佈。1993年4月20日，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向每位起草委員頒發一個紀念牌，起草工作勝利結束。為何稱基本法？澳門是個特別行政區，所以稱“基本法”。只有主權國家才能稱“憲法”。二、澳門基本法的主要內容一是特區的根本大法，是澳門制定有關法律、法規的依據；二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的法律保障；三是將《中葡聯合聲明》中所確認的重要原則，以法律形式加以確認，更全面、具體、制度化、法律化；三、意義、作用總結起來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第一，保證澳門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從澳門實際情況考慮，照顧到各階

層的利益。第二，繼續保持澳門的特殊地位，為祖國建設服務。第三，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對葡國的文化和葡國的後裔居民依法保護，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大國風度。第四，充分相信澳門居民能夠管理好澳門。第五，澳門基本法雖然只是在澳門實施，但也是全國人民都要遵守的法律。四、澳門基本法和香港基本法相同與不同之處（一）相同之處：都是和平談判解決歷史遺留的重大問題，都是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港人治港，原有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兩個基本法主要原則是一致的。（二）不同之處：1.香港基本法序言中有“佔領”二字，澳門基本法序言中有“逐步佔領”；香港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而被佔領的；澳門是16世紀中葡國商人行賄明朝地方官員後上岸佔據並逐步擴大佔領的，1849年後更全面實行殖民統治並武力佔領兩個離島。2.關於居民的權力和義務一章，香港基本法有19條內容，而澳門基本法有22條內容，澳門基本法參考了《國際人權公約》和《葡萄牙憲法》的有關規定。其中特別規定了保護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等內容。而香港沒有後裔的問題。3.香港特區主要官員限制不得有外國居留權，澳門特區行政長官限定“在任職期內不得有外國居留權”，此外其他官員不受此限制。4.澳門允許博彩業繼續經營等等。事實證明，基本法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澳門居民能夠管理好澳門。前不久，澳門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康偉主任與外交部在澳門工作過的人員舉行一次聯誼活動，介紹到澳門的發展變化，例如，2011年本地生產總值達到人均六萬多美元，成為亞洲第一，人們感到敬佩。我參加澳門回歸十周年慶典後，澳門朋友問我有何感想？我回答說：“十年勝過四百年⋯⋯”朋友又說：“最好把你的觀感寫篇文章，讓更多的人瞭解。”於是我寫了一篇文章《十載巨變》在《澳門日報》上發表，我認為，澳門翻天覆地大變化，來之不易，要珍惜。要維護澳門穩定發展，幸福日子來之不易，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做貢獻。

“一國兩制”的開拓性劉仕堯*在澳門基本法頒佈20周年之際，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推出《澳門歷史的巨變》紀念文集，把中、葡兩國從建交、談判到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基本法起草與諮詢、澳門後過渡期，以至回歸十多年來的珍貴歷史事件記錄下來，讓後世認識，具有重要意義。對此，我表示衷心祝賀，並借此機會，談談個人感受。1988年4月13日，《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一周年之際，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肩負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同年的10月25及26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標誌着起草工作正式展開。由於起草工作重大，影響深遠，牽動了社會廣泛關注。尤記起當時的報章、電子傳媒積極報導，不同階層、界別、社團人士紛紛進言獻策，充分體現了澳門廣大市民對基本法起草的關心。在為期四年五個月的起草過程中，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先後召開九次全體會議、三次主任擴大會議、七十二次專題小組會議、三次區旗區徽會議，並多次前來澳門直接聽取澳門各界的意見、建議和要求，得到各界別九十位有代表性人士組成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密切合作，並經過兩次公開諮詢，最終完成了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名譽顧問，澳門特區政府運輸工務司司長

基本法的起草與諮詢，在當時來說是一次前所未見的重大社會工作，它所投入的資源之多、橫跨時間之長、全國人民和澳門居民參與諮詢面之廣，皆屬難得的熾熱現象。因此，我認為澳門基本法不僅滿載專家學者、起草委員、諮詢委員等的心血，也體現了澳門廣大居民的熱誠與投入，更是難得的公民教育活動課堂。澳門基本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全面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文件，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大法，規範了特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事務以至居民行為的憲制性法律，法律地位高於所有本地法律，是建設澳門和諧社會的基本準則。作為服務澳門社會的公務員，深入認識基本法是必要的義務；只有透徹理解基本法，才能領悟當中的涵意，才能把基本法與公共行政渾然結合。由於“一國兩制”是新事物，而且澳門發展步伐快速，需要多了解、多學習、多思考、多摸索、多總結，把基本法的內涵融入澳門建設上。事實證明，澳門回歸以來，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在澳門市民的共同努力下，特區政府在治理澳門、建設澳門、發展澳門的過程中，不斷實現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改善民生的目標，城市規模不可同日而語。澳門正值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得到了騰飛的發展，社會就業充沛，建設項目不斷，澳門居民生活得到大大改善，驗證了澳門基本法的成功與實效，保證了澳門穩步發展。然而，在發展過程中，仍有不平坦的道路，需要大家一起思考，共同克服，共同前進。澳門陸地面積一向狹少，目前總面積只有29.2平方公里，對澳門未來發展造成一定的制約。回歸以來，社會發展飛快，用地需求隨之增加，無論在產業發展、社會設施、房屋需求等，皆需要土地支撐，才能回應社會訴求，才能使澳門可持續發展。要打破目前澳門發展的土地制約，加強與鄰近地區合作是長遠的出路之一。回歸後，澳門與內地的合作向前邁進了重要一步，“九加二”泛珠三角合作體系、CEPA合作框架，均大大提升了澳門與內地經貿的合作發展；另一方面，尋求粵、港、澳三方的重大基建協調與合作，為未來的整體發展鋪下重要的基石。澳門鄰近廣東與香港，三地各有優勢，各有地理特點，只要透過優勢互補、互相協調，加以政策導向，香港、廣東便能夠支援與澳門在城市規劃、軌道交通網絡、資訊網絡、能源基礎網絡、城市供水等多方面的對接，從而突破土地的制約，打破澳門發展的瓶頸，並解決民生困難。

澳門與廣東省唇齒相依，歷來有着密不可分的合作關係。澳門回歸後，兩地不斷加強合作，並在合作實踐中不斷探索形成自身特色，成為“一國兩制”下區域合作模式的重要體現。“一國兩制”的活力在於實踐與創新，按照“一國兩制”方針，秉承實事求是、創新思維的精神，粵澳雙方勇於探索、先行先試，從設立粵澳合作聯席會議機制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兩地在長期合作實踐中積累了重要基礎條件。隨着《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澳門與廣東省的合作關係有了突破性進展。《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賦予了澳門發展的廣闊空間，尋找了解決澳門自身問題的方向，透過粵澳合作解決澳門民生問題。舉例說，近年來澳門地區受到鹹潮困擾，一定程度上影響居民生活，而澳門大部分自來水來自內地，若要尋找解決方案，便需要從源頭着手，因此特區政府透過《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與內地水利部門磋商，共同提出興建竹銀水庫的計劃，完成工程後，經有關部門壓鹹補淡，鹹潮困擾逐步解緩。此外，交通基建的對接、海空航運的協調、環保領域的合作，以及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粵澳新通道等大型建設，也是透過《粵澳合作協議》的機制下逐步開展，為澳門注入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這些合作，不僅屬於工程項目，其深層意義在於使澳門的發展空間得以向外延伸，尋求更廣闊的發展機遇，並突破內部制約，加速粵澳合作的步伐，達到互利互惠、共同發展的目的。可以說，《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前瞻力量，將“兩制”下的不同地區透過特定機制作出協調、互補的合作，從而構建出大珠三角的繁盛區域，為澳門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生機與活力。本人有幸見證澳門回歸祖國後，一步一步地發展，從小城演變成國際大都市，同時透過“一國兩制”下所賦予的獨特優勢，以區域合作方式開展更緊密的區域關係，開拓全新的發展空間。這種模式，是大膽創新，也是符合實際，更具長遠發展效能，足以證明“一國兩制”的正確性及開拓性。

歷史的腳步在加速吳志良*1985年初春，訪華的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RamalhoEanes）邀請北京外國語學院葡語師生在鉤魚台國賓館吃早餐。作為被邀其中的一員，本人只顧欣賞國賓館的富麗堂皇和品味豐盛的早點，壓根子不知道，中葡有關澳門治權移交的談判即將展開。更意想不到是，這一年的十月份，竟踏入了澳門的土地，從此與澳門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澳門工作生活之始，經常閱讀葡語書刊，也順手編譯一些短稿，在《澳門日報》介紹葡萄牙的風土人情。一年後，有機會去里斯本進修，受《澳門日報》之托，以特約記者身份定期寫一些見閒雜記，當中不少涉及其時正在進行中的中葡澳門談判問題，對中葡有關澳門的歷史爭議以及談判的基本策略、立場和過程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回到澳門之後，《中葡聯合聲明》已經簽署，澳門亦已正式進入了過渡期。除澳門基金會的工作外，也在葡新社兼職翻譯新聞稿，同時，還接了不少翻譯活，其中很多內容是涉及過渡期事務的。一年後，有機會在澳門東亞大學與葡萄牙國立行政學院合辦的公共行政課程進修，有感於人們對澳葡制度不很了解的情況，逐漸產生了系統介紹澳門政治制度的構思。於是，陸陸續續寫了一些文章投往報刊發表，簡介當時澳門政制的方方面面。1992年由於要負責《澳*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一

門總覽》政制部分的寫作，遂將這些文章加以整理。1993年，《澳門政治制度——沿革、現狀與展望》由澳門公共行政理學會出版。1994年，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從此走上了澳門研究的不歸路，並有幸見證和從旁參與澳門回歸祖國的歷程。從1553年葡人入澳到1993年基本法頒佈，從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確認“大西洋國永居管理澳門”到1979年中葡建交確定澳門為葡管中國領土，再到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及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懷抱，澳門的歷史畫卷波瀾壯闊，扣人心魂；澳門的命運風吹浪打，歷經滄桑。澳門歷史的腳步也不斷加速，快速的節奏令人氣喘噓噓、眼花繚亂。在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前夕，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約稿，給了一個歇步靜思的機會，善莫大焉。這二十年，澳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澳門回歸祖國，成立特別行政區，經歷了革命性的和平政治轉變。過渡期雖然波折重重，但澳門居民能夠同舟共濟，使得回歸過程相對平穩順利。特區成立後，開局良好，依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則，官民携手併肩，守望相助，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尤其是2009年23條成功立法和去年完成的政制發展，均充分體現了澳門居民對基本法精神的深刻領會及其深厚的家國情懷。這是保障特區政治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礎，是世代澳門人愛國愛澳傳統的延續，當然，也與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及其前身——澳門基本法協進會長期辛勤工作分不開。澳門回歸十三年來取得的成就，充分證明，只要嚴格按基本法辦事，“一國兩制”的優勢便可以充分發揮，“一國兩制”便可以成功實踐。其次，澳門博彩業的適度開放，打破了主要支柱經濟產業的壟斷格局，為特區經濟繁榮創造了必要條件。經濟制度變遷以及中央政府CEPA和自由行政策帶動的跳躍性發展，使得特區自成立以來的經濟總量、財政收入、工資中位數成倍甚至幾倍增加，教育條件、就業環境、醫療衛生、社會福利以及整體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可以說，我們趕上了澳門歷史上經濟最繁華的年代，城市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社會設施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和完善。主觀上，這是始料不及的飛速發展；客觀上，卻是“一國兩制”政策優勢淋漓盡致的演繹。第三，隨着政治變遷、經濟增長，社會結構也產生了快速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新富裕階層迅速擴大，二是中產階層逐步形成，二

三是弱勢群體生存能力下降。經濟跳躍式增長和資產的價格膨脹，造就了一大批人在短時間積累了豐厚的財富；工資水平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促成了中產階級的形成和壯大；而樓價、物價和工作技能要求的提高，又使得弱勢社群求生能力更弱。此一社會發展趨勢，不可避免使社會關係產生變化，並將影響政治發展的方向。第四，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會福利顯著改善。有了豐厚的財政收入，政府在這些領域明顯加大了投入。十五年免費義務教育的推行、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獎學金的大量發放，使得本澳人口素質不斷改善；資源的大量投放，使得政府和民間文化活動及其規模、素質都在增加、擴大和提升，特別是歷史城區在相關學術研討會上發言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識及世界文化遺產後，城市文化形象更加突出鮮明，而由博彩企業帶動的文化創意產業，既為市民和遊客帶來更豐富多彩的國際性文化盛事，也為創意產業發展探索出一條可行的道路；醫療衛生設施的更新和現代化，更令澳門人均壽命名列世界前茅；在社會福利方面，不僅維生指數逐年提升，養老金、敬老金的設置，使老人的晚年生活有了基本保障；而雙層式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建立，將令居民對未來更加安心。不可否認，政治、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在諸多領域產生了不適應的現象，許多問題加速暴露，許多矛盾也不斷激化。這是開放、改革尤其是加快的開放、改革不可避免的。這些現象、問題和矛盾，也只能在進一步深化的開放、改革中逐漸化解。捨此，別無選擇。對於如何深化開放、改革，社會上已有廣泛的討論，結論也大同小異：一是居民在政治上更多、更廣泛、更具實質性的參與；二是經濟成果即財富的更合理分配；三是創造更加公平競爭的環境，使社會向上流動更加暢順；四是簡化行政程序，使政府和社會工作更有效率和效益；五為重組社會結構，理順社會關係。一句話，要開創“新共識政治”的新時代，說易做難，我們是否願意進一步解放思想，鼓足政治勇氣，從思維觀念上作好準備，準備好付出較大的三

代價，是形成“新共識政治”格局的前提。雖然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澳門傳統上也更加適合潤物細無聲的漸進主義，但解決問題、矛盾拖得越久，越缺乏整體性、系統性的規劃，付出的代價就越大。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不積極、不作為，面對歷史重任而不擔當，就有愧於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就辜負了祖國人民的重托，就無法跟上不斷加速的歷史步伐。在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之際，是我們反思的好時機，更是我們向歷史發展新階段蓄勢待發的好契機。我們不僅具備了更好的條件，也更加充滿信心，去迎接新時代的挑戰。

難忘的歷程賀定一*在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前夕，追憶當年往事，真是感慨萬千。我曾任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常務委員、澳門基本法諮委會結構專責小組成員、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的專責小組成員以及經濟專責小組的召集人，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後，擔任副秘書長，不僅見證了澳門基本法的誕生，而且見證了澳門的平穩過渡和順利回歸，以及“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在澳門的全面落實。這是一段難忘的歷程，人生難得的機遇，看到澳門今天的發展，我感到十分欣慰。回望當年1988年，本人有幸參加了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參與澳門基本法的諮詢工作。澳門基本法是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一項國家基本法律，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文件，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根本大法，是未來澳門必須遵循的基本法典。澳門基本法是各項立法的基礎，制定好這部法律對“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在澳門的落實和確保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有着深遠的意義，因此基本法起草和諮詢委員會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怎樣才能做好諮委，為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開展好諮詢工作？由於無前人之經驗可供借鑒，開始時確實感到困難，壓力很大，但心中懷着對澳門的深厚*原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常務委員，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副會長

感情、肩負着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成為我工作中最大的動力。四個寒暑，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我與諮委們一起全情投入諮委會的工作，日以繼夜，不計得失，不辭辛苦，工作忙碌、充實郤又那麼有意義。同時，本人還擔任了經濟專責小組的召集人，負責召集成員會議、主持會議及溝通協調，事前還需要為會議做很多準備。當時我還年青，深感肩上的擔子不輕，我時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做到積極主動、勤勉盡責、虛心請教、耐心聆聽、汲取知識。每當我向前輩和各界人士請教，他們總是耐心指導，細心講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對我做好諮委會工作是莫大的支持，至今仍感懷在心，特別要感謝前輩們對年青人的提攜和指導！經濟組的工作難度不小，因有關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以及居民的權力和義務等等是相對固定的，而經濟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要在1989年至1993年期間預計到1999年以後澳門的經濟發展是很難的，所以怎麼去寫基本法經濟這一章很不容易。為了給未來的澳門特區政府發展澳門經濟預留較大的決策空間，澳門基本法第五章“經濟”的十八條條文大多使用了“自行支配”、“自行制定”、“自行立法”的字眼，條文訂得相對靈活，但又嚴謹。例如：第114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工商企業的自由經營，自行制定工商業的發展政策。”其前贍性可見一斑，同時也體現了高度自治的方針。在基本法諮詢期內，諮委會共安排了168次諮詢會議及192次工作會議，先後共90次到數十間學校、社團機構收集對基本法的意見，並廣泛徵詢各階層、各界別的意見，然後把這些意見反映給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讓他們更好地瞭解澳門的實際情況。每年草委會的內地委員均來澳門聽取意見，與對口的諮委座談，介紹草委會會議情況，並收集大家的意見。草委會委員訪澳期間，除了與不同界別人士會面以外，亦會在諮委的陪同下進行參觀考察，親身瞭解澳門情況。而諮委會也多次組團到內地參觀訪問，讓我們進一步瞭解國情。通過這種面對面、直接對話的交流方式，可更快、更準確地聽取澳門居民的意見和建議。以參觀工廠為例，我們向草委們介紹本澳工廠和內地的差別，本澳工廠一般規模較小，而且出口依賴配額，澳門產業結構今後的調整方向以及未來經濟發展路向都是澳門各界較關注的重點。因為當時沒有“產業多元化”之說法，基本法第114條把“開發新產業和新市場”寫了進去。在今天看來，這條完全符合現今的經濟發展趨勢。回想起來，當時爭論最多的是第118條，因為博彩業是澳門當時四大經濟支柱之一，發展勢頭也很大，有人認為應該把“博彩”寫進基本法，但是也有人認為這是法律文件，把“博彩”寫進去不合適，爭論很大。經過多方聽取意

見、反覆討論，後來定稿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如今也有人對沒有把博彩業寫進去表示疑問，其實基本法第118條已作了具體規定，因為“旅遊娛樂業”的範圍是很廣泛的。如今“十二五規劃”把澳門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博彩業只是其中的一項，可見當時制定基本法之遠見。這�還有一個小插曲，原本定稿的基本法共有144條條文，但是大家認為這個數字不好，於是決定增加一條，但在哪�加好呢？別的章節都很規整，很難再加入，最後決定在經濟領域�增加有關“民用航空”的第117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可自行制定民用航空的各項管理制度”，雖然當時澳門還沒有機場。如今，澳門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制定相關政策，澳門航空事業從無到有，不斷發展。基本法的制定是一項嚴肅的工作，既要保持很強的原則性，又符合澳門實際，不能草率。回顧往昔，當年諮委會的委員們的確起到了澳門居民與草委之間的橋樑作用。在四年零四個月的歲月�，恪守客觀、公開、全面、深入的原則，本着求同存異、相容並蓄、嚴謹認真、一絲不茍的態度去工作，交流意見、溝通討論、各抒己見，字斟句酌，以期搜集、整理和反映的意見和建議能真正具有客觀性和代表性，這也使我在今後的工作中養成了同樣的工作態度。諮委會不但是一個工作構架，也為諮委們搭建了一個良好的溝通平台。來自各界的諮委們在工作中充分合作，增進了友情，密切了聯繫，為今後共同參與澳門發展和建設形成了更加團結的紐帶。1993年3月31日，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列席了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澳門基本法獲得通過。在基本法通過的那一刻，坐在壯嚴的人民大會堂，我的心情格外激動，因為我有機會全程參與了澳門基本法制定的過程，是在對基本法一字一句，甚至一個個標點符號的討論中一步步走來。澳門基本法字字珠璣，為今後澳門的發展作出了根本的保證，全面體現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偉大構想，把我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通過法律形式規定下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通過和公佈，標誌着澳門展開了歷史的新篇章，進入後過渡期的新階段。澳門基本法頒佈以後，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中的澳門委員和諮詢委員組成了基本法協進會。澳門回歸祖國以後，協進會又有所擴大，組成了現今的“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我們辛辛苦苦制定了澳門基本法，更重要的是向澳門市民宣傳推廣，令基本法更深入民心，使“一國兩制”的方針可按基本法貫徹實行。於是，我又投入到宣傳推廣基本法的社會工作中了。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

每年都會舉辦各種形式的深入淺出的宣傳推廣活動，為宣傳貫徹基本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為基本法在澳門的貫徹實施以及澳門回歸的平穩過渡奠下了基礎。想到的是澳門會好，沒有想到的是會這麼好回歸後的澳門，“一國兩制”得到貫徹落實，嚴格執行基本法，澳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失業率屢創新低，GDP屢創新高，澳門在國際上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日漸提高，持澳門特區護照外出旅行獲得很多國家免簽證待遇，體現了澳門地位的提升。當時想到的是澳門會好，但是沒有想到會這麼好！這一切都印證了基本法所體現的“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強大生命力。回歸前，澳門經濟連續七年負增長，大家都很擔心，但澳門人都對未來充滿信心，堅信澳門會好起來。記得在回歸前一年，即1998年，我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作了大會發言，講到“澳門就好比一顆有待繼續不斷雕琢的寶石，進入21世紀後必將發出更加燦爛的光芒！澳門的將來一定更加美好！”，這個雕琢，就是靠我們澳門人的共同努力，把澳門建設好。說明當時我們對澳門回歸祖國充滿期待，對澳門的未來、對“一國兩制”充滿信心，這篇講話引起很大的共鳴。澳門回歸正值經濟最艱難之時，而且治安又差。回歸後，在中央政府的關心和支持下，特別是推出了一系列有利於澳門發展的政策和措施，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和經濟適度多元化提供了發展平台，澳門特區成立後取得的成績，正是體現了“一國兩制”強大的生命力。澳門各界也清楚地知道，雖然澳門的經濟發展持續向好，但不能過份依賴博彩業，應要適度多元發展，把澳門打造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以及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服務平台。今天，我們應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讓澳門有進一步可持續的發展。也不要忘記他們作為一名女性，我有幸能涉足工商、婦女、慈善以及各項社會工作；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又讓我有機會參政議政；在澳門迎接回歸時期，我擔任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的副秘書長，見證了澳門的平穩過渡和順利回歸；特區政府成立以後，我連任了三屆立法議員，參與了澳門的立法工作。我深深感受到，在每一個領域，都使我對社會、對經濟、對民生等有了更全面、更細緻、更深入的瞭解。多年來的社會工作經驗，為我做好每一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在

服務社會的同時，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工作能力得到了提升，使我不斷成長。這樣的經歷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我覺得自己很榮幸。參與諮委和籌委的工作，雖然因為工作需要經常在北京、珠海、澳門出席會議和活動，有時也感到勞累，但能為澳門的未來發展略盡綿力，我很珍惜這些機會，這是一段難忘的歷程，直至今天仍歷歷在目。看到澳門今天的發展，我很高興，也感到很自豪，我很慶幸有機會參與，這是歷史賦予我的機遇，更體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我為之驕傲。2013年是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回顧這段歷史，澳門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是大家努力的成果，我們應該珍惜。看着那本多年前出版的有關基本法起草諮詢的紀念冊，我無限感慨，因為很多草委和諮委都已經永遠地離開我們了⋯⋯他們曾為澳門的發展、為澳門今天的繁榮作出過努力，為澳門作出了貢獻，我們要永遠記着他們，懷念他們，也更有責任把澳門建設好，不辜負他們為澳門付出的心血！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相信澳門未來會有更大的發展。澳門的美好藍圖需要澳門人共同來描繪，需要共同來努力！更需要青年人的熱情參與，希望更多的澳門青年人能夠以主人翁的姿態和責任感參與到建設澳門和服務澳門的工作中，去實現他們的價值。現在青年人的條件比我們當時好得多，應該對社會、對澳門做出更多的回饋和貢獻。我們也是從年輕的時候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也希望今天澳門的青年人加油，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澳門的未來是靠他們的。澳門就好比一顆有待繼續不斷雕琢的寶石，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發出更加燦爛的光芒，澳門的明天一定會朝着民主進步的方向發展，澳門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

擔任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回顧有感梁官漢*在撰寫這篇回顧文章之前，首先多謝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的邀請在行將出版的《澳門歷史的巨變》一書上，叙述基本法制定的經過，讓更多人明白和了解澳門基本法是實行“一國兩制”的最佳保證。在八十年代初，中國及英國政府雙方為香港回歸祖國經過冗長的交涉，一切都塵埃落定之後，1987年4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與葡萄牙共和國總理在北京共同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宣佈由1999年12月20日零時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一國兩制”，實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原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中葡聯合聲明中載入的中國政府對澳門管理方針政策規定，中國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區內實行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是澳門在過渡時期內必須完成的一個最重要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開始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商談有關澳門於1999年12月20日回歸祖國的問題，過程可說非常順利，於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應需要而產生了，以制定一部適合澳門回歸祖國後實行“一國兩制”的基本法則。*原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常務委員，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副監事長

1988年4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成立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決定，並於同年9月5日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其組成名單。起草委員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屬下的一個工作機構，具體負責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依據該名單起草委員會由48名委員組成，其中26名為內地委員，22名為澳門地區委員（包括3名中國政府駐澳門機構負責人），成員來自內地和澳門地區各個階層，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主任由姬鵬飛擔任，澳門方面五位副主任是馬萬祺、何鴻燊、何厚鏵、薛壽生、周鼎。1989年5月初，起草委員會成立了基本法結構起草小組，並決定成立五個專題小組，分工負責基本法各章節的起草工作，包括：“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政治體制”、“經濟”及“文化和社會事務”。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諮詢澳門和內地社會各界人士意見的基礎上，先後舉行了9次全體會議，72次專題小組會議，3次主任擴大會議，3次區旗區徽圖案評選委員會會議，終於圓滿完成了基本法草案的起草任務。為了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廣泛徵詢澳門居民意見，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委託在澳門地區的22位起草委員籌組一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這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民間諮詢組織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性質、功能不同，彼此沒有隸屬關係，它專門負責收集澳門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是起草委員會與澳門居民之間聯繫和溝通的橋樑。經過近半年的籌備，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於1989年5月28日在澳門宣告成立。諮詢委員會成員共有90名。其成員以自薦、推薦或諮詢委員會發起人會議商定邀請等三種方式產生，包括：工商、金融、地產、司法、法律、專業、教育、傳媒、勞工、公務員、政界團體、學生、社會服務、街坊、社區、宗教等各界代表人士及少數外籍人士，其中3名成員同時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以個人身份兼任諮詢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是澳門有史以來最具規模和代表性的諮詢組織。諮詢委員會秘書處於1989年5月出版的名為《通訊錄》的小冊子刊有90名委員的姓名、地址、電話及照片等，目的是為了方便各委員的交流或溝通。隨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選舉產生一個常務委員會，由15位委員組成，其主任是崔德祺，副主任是何厚鏵、唐星樵、歐安利，秘書長是廖澤雲，委員李鵬翥、吳福、崔世昌、崔樂其、康顯揚、陶開裕、彭彼得、賀定一、鍾志堅及本人梁官漢。由於鍾志堅委員於1990年請辭而出現空缺，諮詢委員會一致通過邀請陳麗敏補上該空缺。常務委員會的會議地點經常假羅理基博士馬路南光大厦二樓內舉行，由委

員會主任崔德祺主持。其權限包括通過各種方式廣泛收集和聽取各民間關注基本法小組、各社團、各界居民對基本法起草的意見、建議、要求；把收集到的意見、建議經整理、綜合後向起草委員會反映，但不能過濾、不能以表決方式進行取捨。諮詢委員會之日常事務由常務委員會直接領導下的秘書處協助處理，由楊允中擔任執行祕書加以統籌。在諮詢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中相繼成立了和起草委員會的五個專題小組名稱一樣的基本法結構專責諮詢小組，其任務是就各自承擔的專題進行調查研究和起草條文。本人主動參加“政治體制”小組成為其中一員，其職責是在小組討論中建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有關組織架構模式、職權範圍，各個政治機構的產生辦法及其法律地位，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等。從1989年12月中旬開始，各專題小組相繼開會，各委員都積極發言和反映普羅大眾的意見，為澳人爭取最大之利益。在認真研究徵詢到各種意見後，對有關章節以及附件、附錄提出了進一步修改意見。1990年1月間舉行的主任委員擴大會議，決定將各專題小組提出的修改意見作為對基本法（草案）的修改提案討論並進行表決。本人深感欣慰是在基本法（草案）諮詢過程中全程參與了專題小組、各項常務會議及全體大會，並曾經反映及提供了不少參考意見及可行的建議。專題小組成員所提的建議絕大部分被列入草案內，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條文的重要參考。最令人興奮的是不時受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邀請，本人和其他諮詢委員多次到內地和北京出席會議，及兩次入住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接受最高領導人之款待，包括和姬飛鵬主任、魯平秘書長及多位內地起草委員暢談，例如陳滋英、諸樺、邵天任、蕭蔚雲、項涥一、吳建璠等，令人受寵若驚，感受到歷時逾四載的辛勞大工程終於有所回報。時常代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出席會議的魯平秘書長，平易近人，以認真的態度聽取各方面的建議和意見。我記得他曾經對我們感慨地表示，國家花那麼多人力、時間、金錢起草兩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為了繼續保持香港及澳門的穩定繁榮。並不是像一些人所說的，拿着一把刀去砍掉香港及澳門的高度自治。如果真是這個樣子，中央政府只消一句話就行了，又何必要我們這樣辛苦。回顧有關條文設置的爭論，可以剖視基本法草擬的過程，也可了解這部重要法律文件的實質。如果我要逐一列出諮詢委員會曾經爭論的題目，肯定不下數拾個之多。但是，如果把這些題目再作分類歸納，不外兩個層面而已：第一層是要分清楚中央人民政府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各自管轄事項的具體權力範圍，

基本法起草委員來澳聽取意見，了解澳門情況。例如，中央政府授予澳門多少權力，澳門的高度自治程度如何？簡單來說，這一層面解決的是澳門與中央的關係問題；另一層要解決的則是澳門內部如何實行自治的問題，例如，澳門人的基本權利及義務是甚麼，政治體制的基本運作規則等。通過這樣的劃分之後，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凡屬於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層面的問題，無論意見分歧有多大以至極端，但其爭論基本是發展推進式的，整個過程如一個上升的螺旋體，最後達致一個終點。而屬於澳門內部層面的問題，其各自不同的意見大致是平列式的，可以說許多意見從提出到一併寫入草稿，幾乎是沒有發展的。在基本法（草案）諮詢期間，除了較集中在政制問題發表意見之外，另一個注意點是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的兩、三款條文。主要是有關基本法的解釋權問題，與之有關聯的司法管轄權問題，以及宣佈澳門進入緊急狀態的問題。在澳門人所表達的意見中，有一類屬於原則性的解決，即要求中央將這些權力下放給澳門。這類意見已經討論了一段時間，期間，中央政府方面在修改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時也下了決心，按照澳門人的意願作了大幅度的修改。時至今日，估計恐怕難以向這類要求的方向修改了。另一類則屬於技術性的修改，這些意見已使起草委員當時認真處理了有關條文。例如，對於宣佈澳門特

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條文，如何能修改得更慎重，使之有利於消除其心理因素，這些是起草委員也有考慮因素之一。事實上，大家都清楚意識到，諮詢工作越廣泛，越深入，將來的基本法就越能為絕大多數人接受。本人發覺基本法（草案）中的相當多條文爭議不大，因為可以參考已經頒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以各委員會集中討論有分歧的問題。諮詢委員會可以按專題小組劃分時間和階段，在澳展開諮詢，這樣有利於深化討論。爭議不大的專題，諮詢時間可以短些，爭議大的，則應給予較長的時間討論，而起草委員們在討論中積極回應，在意見的交流中促進認識的深化和協調的進展，使將來的修改能在廣泛深入的討論基礎上進行。四年多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曾積極配合及協助起草委員會工作，提供了各種研究報告和材料，收集反映了澳門各界對基本法的許多意見和建議。起草委員會還就起草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請諮詢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提供意見，這些都對當年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有很大幫助。據統計，諮詢委員會前前後後共收到來自澳門民間的建議書多達649份，含具體意見2，687條，這些意見經過整理、匯編後，都全部轉送給起草委員會，成為起草基本法最寶貴的參考資料。同時，諮詢委員會還通過論壇、講座、晚會、比賽、展覽、印發宣傳資料等多種形式進行廣泛宣傳推介，促進和推動社會各階層居民全面關注基本法起草工作。幾年的基本法諮詢歷程，儘管歷經風雲變幻，澳門人對之亦褒貶不一，但若從“澳人治澳”的起步點觀之，則評之為“有益而有建設性”，恐怕亦無不當吧。回顧諮詢歷程的經驗，就是人們應該看到，協調要取得成功，不僅澳門人之間要互諒互讓，而且中方及澳方之間也要相互信任和尊重。基本法諮詢、起草工作的全過程，其實質是一個協調工作的全過程，起草委員會一直在扮演着協調的主要角色。在協調方面，過去幾年的諮詢工作中，無論是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抑或體現為一個政治現象，都給澳人留下了深刻的回憶。起草工作有很高的透明度。每當召開各種會議時，隨時向採訪會議的澳門、香港或內地記者吹風，會後及時向諮詢委員會通報情況，各傳媒作了詳細報道，澳門人看得到起草的每一步進程，甚至曾建議的一個標點符號的修改。基本法的起草歷程生動地表明，其草稿是在廣泛諮詢、集思廣益的基礎上，逐步發展、逐步完善起來的，它是民主立法的產物，也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起草基本法所體現的民主立法精神，不僅在澳門開埠四百五十多年的歷史中不曾有過，而且即使在世界立法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起草基本法是內地和

澳門地區委員的初次共事，兩地委員生活在不同環境和不同社會制度下，受過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薰陶，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工作習慣、處事方法、思維方式也不同，甚至對同一個漢文詞義的理解都不盡相同。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加強相互的溝通和理解，充分發揚民主協商精神。以當家作主的精神扮演參與角色，是這四年多諮詢工作的主流。這一點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以及絕大多數成員的工作中得到明顯反映，從眾多團體的意見中得到體現。這種當家作主角色的最大特點就是：正面性、主動性和實效性。試以諮詢委員會舉例說明，該委員會成立以來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無論人們給予該會最終評價是甚麼，有幾項基本事實是無法否認的：第一項、全面而細緻地向廣大市民推廣介紹基本法起草的每一項細節內容，想方設法地使市民在明白或理解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意見；第二項、忠實公正、無一遺漏地將所有意見傳遞給起草委員會，使之清楚了解澳門人提出的每一個意見；第三項、各諮詢委員為了解決起草及諮詢過程中的每一個問題，最大限度地貢獻了智慧、精力和時間。諮詢委員會作為一個民間團體，面對工程浩大的基本法諮詢工作作出了上述奉獻，協助了起草工作順利進行。總括來說，當年澳門面臨主權回歸的歷史轉變，許多關係和問題都需要重新調整，重新理解，要拿出應有的承受能力。幸而，基本法的起草及諮詢工作，難能可責地提供了澳門人首次與中央政府在政治層面廣泛交往的機會。在當時交往中表現如何，得失如何並不重要，至為重要的郤是對於邁步將來，有了經驗，更有了充實的心理準備。最後得出反覆討論的結果是認為基本法的條文，宜寬不宜緊，不要定得太實，以致將來沒有轉園餘地。在此大原則下基本法草稿很快就得到各界人士之共識，成為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的圭臬。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成立四年多來，先後進行了三次全面、公開的諮詢活動。有關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時間、規劃和步驟大體上是這樣：由1988年10月至1989年10月，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基本法結構（草案）討論稿》展開公開諮詢；由1990年至1991年7月中，就《澳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展開為期四個月的公開諮詢；由1991年下半年至1992年第二季度經過徵求意見和修改，把基本法（草案）提交人大常委會予以公佈。由1992年第二季度至1993年初經第二次徵求意見和修改，將正式的基本法（草案）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1993年1月15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修訂、通過了《澳門基本法（草案）》，標誌着基本法的起草和諮詢工作已基本圓滿完成。

同年3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在關於基本法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按照澳門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國家憲法的；基本法自1999年12月20日成立之日起實施，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基本法為依據。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正式頒佈第三號主席令，公佈了基本法。至此，基本法的制定工作全部完成。基本法通過後，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評。中央政府作了如下評價：“基本法是一個重要里程碑，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地位奠定了基礎；基本法是中國當局與澳人經過四年多磋商取得的成果；就整體而言，基本法反映了中葡聯合聲明的精神”，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設計一個既有繼承更有發展的政治體制。在現行政制架構的外殼上，注入新的內容，以“一國兩制”方針和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規範下達致“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目標。由於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在1989年成立至今已跨越兩個世紀及近23年，很多在會議中談判細節經已淡忘，必須借助相關出版物及本人當時留下的筆記及少量報章資料才能勾起部分回憶，其中難免有錯漏之處，但總的來說，這篇回顧亦可充分表達出本人在這一段時間內的工作感想。

澳門——順利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前沿陣地楊允中*一、前言2013年3月3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正式頒佈的20周年。由於這部根本大法的指引和保障，在這20年中澳門真真正正、實實在在地發生了天翻地覆般變化：其一是1999年12月20日最後實現了政權順利交接、平穩過渡，從而全面結束了葡萄牙在澳門的長期管治，也結束了列強在中國土地上和東方的管治史；其二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13年來澳門得以大展拳腳，全面加快發展節奏，到2011年更成為全球華人社會發展指標最高的地區。這樣的變化，不僅澳門四個半世紀開埠以來從未有過，而且在人類文明史上也實屬罕見。站在新的歷史時空，人們不能不對曾為基本法起草立下歷史性功績的起草委員會深表感謝，對帶領全澳居民開拓“一國兩制”嶄新事業的何厚鏵、崔世安兩位行政長官心存敬意，也不能不對配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進行深入細緻諮詢工作的基本法諮委會以及曾為宣傳推介基本法而辛勤工作的基本法協進會和活動日趨多元化的基本法推廣協會表示欽佩。作為在澳門生活並活動已逾33年的新移民，本人適逢上述歷史巨變一幕幕在眼前發生，並有幸參與其中多項具體事務，也分享一份難以忘懷的寶貴記憶。最為令人感慨的是，澳門經這些年的蛻變，如今已成為驗證“一國兩制”的一個生動樣板。*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副會長、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

二、“一國兩制”開拓了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制高點中國作為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有五千年文明發展史的東方大國，過去、現在都存在大量極富開發探索價值的理論陣地，都不缺乏有突出理論建樹的大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一個當代最富創新價值、最具挑戰性的重大理論課題，它內涵豐富，包容量大，是幾代人創造性認知的總結與昇華。由於這個全新理論體系不斷豐富和完善，已足以讓中國全面進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已足以使海內外華人理所當然地開始成為受到尊重的平等一族。理論是人們對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規律性認識的集中體現，屬於社會精神財富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理論是認知的系統化、規範化、定型化。“必須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科學總結和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成就和寶貴經驗，不斷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1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方針，經鄧小平倡導與推動，經香港、澳門兩部基本法加以法制化具體化，經港澳兩特別行政區長逾十多年的實踐與驗證，已由“偉大構想”進入全面實踐，已由實踐的“摸石頭過河”到認知的逐步系統化、成熟化。澳門被歷史選中成為驗證“一國兩制”新理論、新思維的示範區，無論特區政府還是特區居民都是歷史的幸運者——成為正確實踐“一國兩制”有效載體。澳門的地位、功能十分突出，澳門的價值、作用十分重要。可以講，澳門是拓展“一國兩制”理論和完善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前沿陣地，澳門居民都是實行“一國兩制”的行為主體。在澳門所發生的一切，無論從政治、法律，還是經濟、民生，以至社會、文化方面觀察，都是特別行政區制度下依法施政的結果，都直接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構成正相關，都是實踐“一國兩制”的實際推進過程。要讓澳門特區展示出更高的驗證、示範成功率，就要進一步提升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理解和認知的自覺性，特別是要在一些規律性問題上及時作出回應、作出選擇。三、“一國兩制”推動了認識論領域的變革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和衷共濟的和諧世界觀，求同存異、兼容並蓄、融會貫通的互補共贏新思維，陰陽互濟、剛柔並重、內外兼及的兩手策略，這是中華智慧、東方文明在新時代、新形勢下的全面展示，這是華夏子孫淵遠流長、根深蒂固的科學世界觀和辯證認識論的升華。

3.1知行合一所謂知行合一，亦即知行相統一的觀點。“知”即知識、認識的意思“行”即行動和踐履。中國學者向來主張，知行統一觀就是關於認識和實踐相統一的理論、學說，認識和實踐的關係就是知和行的關係。為了鼓動人們起來推翻滿清，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說，賦予“行”的概念以革命實踐的內容。毛澤東更加強調“行”即實踐的作用與意義，他的代表性理論著作《實踐論》規定了知行範疇的科學內涵，為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提供了科學指引。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強調知行統一觀。不知不行、不行不知，有時先知後行，有時先行後知，程序上都是必要的。要在20世紀末之前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這是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知”，要用一種嶄新思維、雙贏模式有效地解決香港、澳門的回歸，這是新時代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要求採用的“行”。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根據對國家多年來正反經驗的總結，及時推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題，恰到好處地解決了知與行的關係，他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百年不爭論”、“三個有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等科學判斷充滿哲理、充滿智慧，僅僅30多年的奮發圖強、艱苦奮鬥便徹底改變了國家“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並使之逐步走上大國俱樂部、強國俱樂部的舞台。澳門回歸後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與啟示，也為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定位提供了嶄新註腳。無疑，這是知行合一科學認識論的成功。3.2求同存異這是一個大思維，一個既通俗又深奧的大道理，一個講來容易做來難的老問題。其邏輯重點是指找出共同點，保留不同點，力求以同化異、以異促同，做到互相尊重、和平相處、優勢互補。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便倡導“和為貴”、“和而不同”，這是中華文明、東方智慧的體現。在人類社會中，由於利益、願望、興趣、愛好之不同，存在某些不同的觀點、想法不足為奇，但本着互相依存、互補優勢的理念，應在大原則、大方向、大目標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適度保留、尊重某些不同要求，既求大同又存小異。事實上，“一國兩制”理論的思想淵源與求同存異思維密不可分。不同國家之間歷史遺留的問題可以用非和平手段解決，也可以用和平手段解決；可以用激進的強硬手段解決，也可以用理性化的智取模式解決。20世紀5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首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世界上享有良好的口碑。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所體現的求同存異原則和精神是當代最佳思維判斷。惟求同方能提升共識，擴大合作面，整合競爭力；惟存異方能突顯多彩世界，也不埋沒任何獨到

見解。求同存異有助於互補共贏，防止內爭內訌，促進和諧共融、取長補短，大至國家施政，小至個人關係都是一個務實選擇。3.3和諧包容中國千百年來世代相襲的文化傳統中，包括“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大愛無疆”、“和諧共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不戰而勝，以智取勝”等文明理念。這中間，“知行合一”與“求同存異”又是兩大核心價值，兩個蘊育極大力量源泉的成熟認知，同時也是“一國兩制”理論得以最終正確形成的思想淵源。“中華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對話中，應該而且必然有所作為，有所貢獻。這是因為，中華民族向以極大地包容、注重和諧、酷愛和平著稱。”2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已成功地走向世界，全球各個板塊也爭相向中國靠攏。早在三十多年前的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即作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發展主旋律的判斷，20世紀末中共十五大又作出21世紀前20年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中共十八大更明確提出2020年將是中國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城鄉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實現之年。“一國兩制”展示的大包容、大寬鬆思維，已在澳門特區得到正面應驗。這中間貫穿一條中華文明對和為貴、人類自身和諧以及與自然界之間保持和諧的崇高理念和科學認知。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4.1歷史進程1979年3月20日，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中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31982年9月1日，他在向中共十二大致開幕詞時，明確而嚴謹地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4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寫入黨章。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簡化成鄧小平理論並確立為中共指導思想。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概念。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概念及其內涵。52011年7月1日，胡錦濤在《慶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偉大旗幟、道路、制度共同並列為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四大核心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6這個理論體系，涉及對三大基本問題的回答和對三大基本規律的總結，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不斷探索和回答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甚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甚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並豐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不斷深化和發展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認識。”74.2鄧小平理論歷史地位不容動搖中共十五大總結的鄧小平理論中用“祖國統一”來表徵“一國兩制”，兩者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互通性，而“一國兩制”所展示的求同存異等哲學機理又將可能在處理國家內部問題和國際事務中發揮其不可取代的指導、協調作用，甚至可能為學科再造提供令人信服的借鑒。鄧小平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在總結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經驗並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指導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8它是貫通哲學、法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領域，涵蓋經濟、政治、法律、科技、教育、文化、民族、軍事、外交、統一戰線等方面比較完備並需要從各方面進一步豐富發展的科學體系。“這組內容豐富、涵蓋面廣、與時俱進的理論體系要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效實施，後者主要包括：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處於指導地位；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的軍事制度。”9作為鄧小平理論九大組成部分之一的“一國兩制”理論，涉及祖國和平統一的路徑選擇和實現要求，它直接關係到對黨和國家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的堅持和豐富，直接關係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

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軍事制度的堅持和完善。故此，“一國兩制”理論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最具中國特色、最具創新價值、最吸引國人和世人眼球的全新型標桿性理論。幸運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被歷史選中成為“一國兩制”事業的一個前沿陣地。五、“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涵與創新價值5.1“一國兩制”理論基本內涵5.1.1國家主權論，即堅持一個中國理念“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1o中國是統一而完整的東方大國，中國版圖既包括作為國家主體部分的大陸，也包括海峽對岸的台灣地區，當然也包括因歷史原因一度淪為外國管治的港澳地區；既包括逾960萬平方公里的陸上面積，也包括逾3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海域；既包括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且在改革開放後綜合國力迅猛提升的國家主體部分，也包括實行資本主義且在經濟、民生領域取得較好成果的局部地區。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逐步實現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和利益所在，國家對港澳先後恢復行使主權並令其同國家主體部分保持同步繁榮穩定，是歷史發展的必然。5.1.2兩制共存論所謂兩制共存，並非指兩制等量齊觀、平起平坐，而是主次分明、一主一次，核心是社會主義國家開創承認資本主義、駕馭資本主義、利用資本主義的先例。國家憲法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第31條）基本法規定：“澳門（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第5條）這是基於歷史和現實，基於國情和區情，基於全國人民意願和港澳兩地居民意願。事實有力地證明在國家主體部分繼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在局部地區靈活實行該地區原有社會制度是有利有益的，這意味着在特定歷史時期內特區可以充分利用原有優勢，也可有效利用國家支持的“一國兩制”優勢，從而使兩種制度的優勢可以在特區得到合理整合。5.1.3“澳人治澳”論和“港人治港”一樣，“澳人治澳”表明特別行政區公權力的行使以本地人特別是本地人中的中國公民為主體，這是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後的一個特殊要求，也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尊重本地人首創精神和人格尊嚴的創新制度安排。十

多年實踐“一國兩制”的歷史令人信服地證明，澳門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發展好建設好澳門。5.1.4高度自治論基本法規定，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2條）除直接體現國家主權的外交、國防外，特區公權力幾乎在所有領域都可有效行使管轄權，在司法領域更可行使終審權。這是迄今為止實行地方自治的最新做法、最高水平。重要一點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115.1.5政策穩定論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第5條）從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宣佈“一國兩制”政策五十年不變到兩部基本法確認的五十年不變的終結期共約七十年，相當於正常情況下的三代人成長與開拓期。經法制化的這項政策指引亦屬中外歷史所罕見。而且可以預見的發展趨勢是“一國兩制”現在是不應該變，以後是不需要變。其宗旨、目標就在於在科學地認定形勢特點前提下使“一國兩制”這一體現當代文明成果的制度創新得以不受干擾地貫徹始終，取得全面成功。5.1.6長期示範論作為基本國策，“一國兩制”在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十多年實踐已展示出極強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它已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內涵。充滿生機活力的特別行政區既有力地確保自身的繁榮穩定、寬鬆和諧，又積極促進了兩岸關係的持續改善。澳門經濟民生指標的巨變更驗證了“一國兩制”科學性、合理性與可行性。因而，可以毫不誇大地講，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存在與發展，已成為觀察當代中國發展進步，逐步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晴雨表和指向儀。香港和澳門，作為國家的兩顆掌上明珠必將進一步散發出奪目光彩。5.2“一國兩制”理論：在創新中發展，在實踐中完善隨着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並相繼建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正確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確保兩地長期保持繁榮穩定已及時進入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議事日程，也是特區居民本身的歷史使命。“一國兩制”直接關係到國家的深入改革開放和民族偉大復興。“‘一國兩制’事業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繁榮的事業，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12因而，對“一國兩制”理論，對基本法的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就成為國家和特區學術理論界一項十分突出而迫切的重大課題。早在2004年12月，胡錦濤便指出：“‘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在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按照‘一國兩制’方針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央政府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因此，“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廣大香港同胞、澳門同胞，都需要在貫徹‘一國兩制’的實踐中積極探索、不斷前進。”13要對“一國兩制”、基本法進行深入系統研究已成為國家領導人反覆強調的一個重大課題。2007年6月吳邦國針對香港特區指出：“隨着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基本法在實施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深入實施基本法的同時，需要本着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進一步加強對基本法的研究，認真總結幾次釋法的經驗，及時解決基本法實施中遇到的問題，不斷豐富基本法的實踐，把基本法貫徹好實施好。”142009年12月吳邦國針對澳門特區指出：“隨着澳門社會的發展，基本法實施中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情況。我們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同時，要加強對基本法的研究，認真總結基本法實施中的好經驗好做法，研究解決基本法實施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豐富基本法的理論和實踐，把基本法貫徹好實施好。”15吳邦國還進一步指出：“撫今追昔，是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偉大構想，親自領導制定對香港、澳門的一系列基本方針政策，開闢了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切實可行道路，指引着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前進方向；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妥善應對各種複雜矛盾和挑戰，進行開創性的實踐，確保了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使‘一國兩制’從科學構想變成生動現實；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往開來，與時俱進，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作為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16“實踐充分證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方針，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重要組成部分的祖國和平統一道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17長期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工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喬曉陽副秘書長指出，“‘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對世界和人類文明的眾多貢獻中的又一項偉大貢獻，為世界解決這類問題提供了新的思維和典型範例。”18“‘一國兩

制’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典範，是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的典範，充分體現了求同存異、開放包容精神，充分體現了和平和諧、合作共贏的思想。因此，‘一國兩制’不僅是一個極其豐富的政治學、法學理論寶庫，也是一個極其豐富的經濟學、哲學、文化等理論寶庫，值得我們認真挖掘。”19澳門不僅在正確實踐“一國兩制”方面走出了一條新路，而且在“一國兩制”理論研究方面也展示不俗的潛質。為了切實有效地宣傳推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基推會多年來堅持點面結合、廣度深度結合、居民喜聞樂見與深度探索結合的多元舉措。其實，早在基本法起草階段和回歸前的後過渡期，諮委會和基協會就未曾放鬆過相關思考與推動。下面僅舉本人有份參加的另一例說明。2008年8月行政長官何厚鏵不失時機作出成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決策。四年來這個研究中心年輕團隊不敢怠慢，也不負眾望地創下了多項全國第一：全國最大的研究“一國兩制”實體；出版全國第一份理論刊物《一國兩制研究》；建立全國最大的“一國兩制”文獻訊息庫；全國第一部“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編好並發行；有關“一國兩制”理論的一些判斷已在全國受到認同，收到較好社會效應。六、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學科歸屬6.1對“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認知6.1.1“一國兩制”，這是業已成熟至少是基本成熟的新型理論體系。衡量理論成熟化至少有兩大標準不容忽略：一是對社會現實的指導作用，實踐上是否行得通，經濟社會發展是否穩步推進；二是公權力機關的認知與廣大民眾的理解是否達到理性化程度。“一國兩制”，它不僅涵蓋面廣，創新價值高，影響力深遠，而且自成體系，吸引越來越多直接相關或間接相關學者樂此不疲地投入奉獻，開拓完善。它產生於中國特殊社會環境，植根於體現東方文明的古老華夏認識體系與傳統文化，經國家領導人積極倡導、定位已獲國人與世人廣泛認同，而且經兩個特別行政區長逾十年實踐驗證正確而可行，具有巨大生命力與優越性。6.1.2它標誌着新型政治發展模式的初步成功。新發展模式既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又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既令原有社會經濟制度與生活方式保持不變，又為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新政治體制、新運行機制、新施政理念得以全面啟動作出引導，現今新興特別行政區制度已全面投入運行且已展示出無比生命力、競爭力。6.1.3這是認識論、方法論的一大突破。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理念尤其明顯，

這是千百年人善良人的熱切追求，如今得以形成制度化、規範化的發展環境和約束機制。在這一機制下，自由表達、公平競爭、主動參與逐漸成為常態。人們在現實中也進一步理解到求大同存小異、寬鬆包容、人人均有直接參與機會的大環境的重要性。特別行政區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傳統中國人、東方人的思維定勢，而且也以活生生的事實令全球有識之士為之震驚。6.1.4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史上不曾有過的記錄。正因為它是多重創新，半個世紀之前不僅沒人做過，甚至也無人敢於想過；不僅特區官員、居民沒有做過，國家領導人也未曾做過。故此，在實踐過程中即使出現一些人們不想見到的甚至是負面現象，絕對不需大驚小怪：該依法處理的就依法處理，該存在改善空間的就認真加以改善，不過如此。“‘一國兩制’不僅是對人類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不僅是憲法學、行政法學，而且是法理學等各個法學領域）提出了重大挑戰，而且也是對經濟制度和經濟學理論、哲學思想和人的思維方式等都提出了重大挑戰。”20越來越清晰的一點是，“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國情、中國特色、中國智慧、中國創新；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現代化、成熟化；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與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規律；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學者思維體系自我完善的必要途徑。”216.2“一國兩制”與憲法學、憲政研究課題“一國兩制”產生在當代中國，也發展在當代中國。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十多年實踐“一國兩制”已積累了初步經驗，已走上各自適用的發展路向。現在擺在港澳人士面前的突出課題，已不再是對“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理解與討論，而是對自己驗證“一國兩制”經驗、問題、教訓及時作出清醒明智反思和總結。特區的人和事都可以用“一國兩制”加以定性和分類，順暢的成功的方方面面當然是“一國兩制”科學性、生命力的驗證成果，不順不暢的，不被認定是正面成功的問題、矛盾，也宜用“一國兩制”加以驗證：或是對基本國策缺乏認知所致，或是制定已逾二十年的基本法某些規定存有再認識的必要，或是善良人們不想見到的某些不測外來因素所使然。從學科範圍、研究對象觀察，“一國兩制”首先是憲法學理論的最新內涵，也是憲政發展的一個突出關注點。目前憲法已有三個條文進行指引，即第31條、第62條、第59條。實際上，“一國兩制”也是現代政治學需要重點研究的一大課題。它涉及國體、政體等政治學核心概念。當然，“一國兩制”也可理解為一個綜合性、跨學科理論課題，甚至也可界定為一個新型具大覆蓋

面的交叉學科，除憲法學、法理學、國際法等法學範疇以及國體、政體、行政主導等政治學、公共行政學範疇外，它還要求歷史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文獻學、人類學，以至傳媒學、美學、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予以認真關注。從現有法律定位和發展潛質觀察，“一國兩制”業已有條件成為服務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集中體現中國國情、中國特色的創新型學科，故此，進一步加大研究力度，加大相關專業人才梯隊的培養力度，已構成對中國高等教育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項嚴峻挑戰。對於這項活動的關注與重視，投入與參與，力度越大越好，時序越早越好。6.3一個呼之欲出的複合型學科“一國兩制”政治上倡導互信互諒，經濟上主張互利互補，文化上推動互通互容；總結“一國兩制”實踐與發展規律，提升“一國兩制”理論的權威性時代性價值，不僅有基本國策的保障與引導，而且有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作驗證實踐現實的示範平台；不僅事關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和民族偉大復興的莊嚴奮鬥目標，而且直接事關特區居民基本權益的實現和基本福祉的保障以及全體中國人民的殷切期盼。這是一個大理論、大學科，把它定位成“一國兩制”學（包括“一國兩制”法學、“一國兩制”政治學、“一國兩制”社會學、“一國兩制”經濟學、“一國兩制”哲學，等等）完全可行，給它取個較為通俗的“共贏學”（互贏學、多贏學，poliwinology，win-winology）名稱亦未嘗不可。形勢發展將有可能證明，這個創新型學科對現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科結構與內涵設定帶來的是一場革命性優化與促進，並會受到越來越多學科與學者的普遍認同與支持。七、有待多學科關注並全方位支持的新興理論作為新興理論，“一國兩制”理念、理論的形成與完善源於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的全方位支持，其正確實踐與驗證同樣有待各傳統學科在理論導向上的密切配合。以下試舉例說明。7.1外交學、國際關係學“弱國無外交”，代表國家處理對外事務，事關國家主權、核心利益，故“外交無小事”，人人要懂外交，外交思想、理念、原則，充滿鬥爭、充滿智慧。傑出領導人、外交家可以改寫歷史，1995年在印尼萬隆舉行的首屆亞非會議上周恩來總理的大義凜然、大度大氣，成為現代外交史上的傳世之作。中英、中葡兩次具改寫歷史性質的外交談判，完完全全依據中方十二點基本方針

政策進行，展示了中國的實力，同時也展示了中國領導人的堅定決心和高超智慧。基本法規定，外交權屬中央，但特區有對外交交往權，在中央授權下，保持暢通國際聯繫網絡，對特區對國家都有益而無害。當然，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亦要警鐘長鳴。7.2軍事學、軍事科學或國防學軍事科學是“反映戰爭和國防的本質的規律並用於指導戰爭和國防的準備與實施的科學”22，軍事學術是“關於作戰指導和軍隊建設理論與方法的統稱”23。槍桿子是維護主權獨立的有效主體，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力量要黨指揮槍，這個原則今後還要堅持。常規戰也好、現代特種戰也好，都要講兩手：一是展示發達肌肉，而且要“船堅炮利”；二是展示謀略，以智取勝，訓練有素。《孫子兵法》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兵書之一，主張鬥勇鬥智相結合。孫子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全勝戰略思想，對後世以及國際上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香港、澳門相繼回歸，和平收回主權開真正不戰而勝的國際先河。順利回歸離不開強大國防，回歸後的繁榮穩定同樣離不開國防，離不開鬥爭藝術的完善。7.3經濟學、管理學經濟學是一個綜合性學科，它所強調的資源配置合理性、市場競爭充分性、高投入產出比，對於“一國兩制”都有現實指導意義。無論強調自主命運的微型經濟學還是主張互利共贏的區域經濟學，無論追求跨越的發展經濟學還是側重場內博奕以及社會博奕的博彩經濟學，都有眾多課題要回應要探索，都要在特區深入落實“一國兩制”過程中予以理論突破。7.4歷史學以史為鑑：人類文明進程、發展經驗對澳門十分重要，而澳門開埠近五世紀對中國近現代史、東方文明史、人類文明史均具有特殊的參照、判斷價值。澳門歷史曲折而豐富，份屬史學富礦，人文社會科學富礦，2005年UNESCO確定澳門歷史城區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應該說這僅僅是一個良好開端，繼續發掘、開發歷史文化遺產，總結小城幾百年來歷史演進的經驗與啟示，應成為澳門學術界一項長遠奮鬥目標。7.5社會學社會關係協調、社會結構優化、社會利益共享、社會文明積累、社會生態健康，是當代社會學倡導並致力推動的目標。求同存異、寬鬆包容、公民意識與多元選擇，都應成為澳門特區政府施政和公民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與要求。

7.6政治學即研究國家公權有效行使的科學或管理國家大事的科學。恢復行使主權是國家大事，確保長期繁榮穩定也是國家大事，故此，政府官員也好，普通市民也好，適當掌握政治學知識並應用於依法施政實踐，完全必要。這其中多懂一點中國國情，多關注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應成為一個常態化課題；通過“一國兩制”實踐認真思考研究社會主義如何利用資本主義、管好資本主義，同樣具有特殊的積極性建設性。7.7法學亦可稱之為社會規範學。確保公權正當性和民權充分性，即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現代法治的核心要求，也是現代法學尤其是憲法學的核心主題。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法制化最大成果，開創多項第一：長達4年5個月的起草過程史上罕見，一個彈丸之地擁有一部具憲法結構的特區根本大法也極少見，正式頒佈與正式生效之間達6年8個月超長提前量，幾十萬人口的小城擁有終審權創國際之最，諸多破格優惠，不勝枚舉。7.8哲學哲學是“對宇宙作整體研究或綜合研究的學科”24，“關於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思維及其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的學問”25。處理好知與行、同與異、存在與意識相互關係，總結好社會發展的根本性認知，是哲學界的研究目標。“一國兩制”理論的形成與完善，令中國哲學佔據了一個創新的制高點，佔據了一個主動有利的陣位。其中，認識論的完善是“一國兩制”理論創新重要內涵。哲學也是學問，哲學也有樸素務實即可認知性一面，我們不應敬而遠之，自我邊緣化。7.9心理學心理學是研究包括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性格等心理特徵的基本規律的科學26。預防心理障礙，進一步消除回歸思維滯後綜合症，當前、今後都具現實意義，保持居民健康的心理狀態，是現代社會、發達社會的一個常態化推動目標，澳門亦不應例外。7.10美學美學是研究審美關係和審美意識，美的創造、發展、美育及其規律的科學27。美育是社會文明的一項重要表徵，要抓住不放。中華文明歷來倡導“真善美”，“一國兩制”認識論的核心是求同存異，做到最大限度的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就是真善美。真誠希望“真善美”這三個字能逐步成為澳門居民生涯規劃與自我完善的一個文明標桿，成年人要補課，青少年美育教育更應加

強，政府、社團、學者、居民都應身體力行、全力以赴。八、構建大“一國兩制”思維，培育“一國兩制”文明8.1形勢比人強鄧小平早在1982年便指出：“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28。他還充滿激情地說：“我們有充分的根據相信，這次代表大會制定的正確的綱領，一定能夠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使我們黨興旺發達，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使我們的國家和各民族興旺發展”29。30年後業已全面走向興旺發達的中國和中國人都是這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巨變的見證，13年來在鄧小平親手指定並全力推進的“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澳門特別行政區同樣發生了開埠460年來不曾有過的巨變。“一國兩制”社會現實的強勢存在，有力驗證了這項基本國策的必然性、科學性、可行性、優越性。但不容迴避的客觀現實是，圍繞特別行政區、圍繞“一國兩制”恐怕至今依然存在着認知上的差異。本人早在澳門回歸時便提出要認真防範“回歸思維滯後綜合症”，但13年後的今天，澳門特區恐怕不能排除這種病症的患者，至於在有人公開對抗國民教育的鄰近地區也許患者面就更大一些。在香港、澳門這樣國際化程度高的地方，居民的信仰和價值觀亦必然多元化，某種意義上講是好現象，是優勢，但任何情勢下，主流價值觀的導向都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作為有效行使管治權的政府也好，社會各界力爭順勢而行的團體、個人也好，都應高度關注、理性對待、積極反應。看不到或不承認時代發展的主流大方向，逆向而行、背道而馳者，絕不應一再得計、一再得逞。當然，主導者要善於及時總結教訓，正確運用公權力，正確啟動民間智慧。8.2破解博彩悖論在澳門，圍繞博彩業存在價值以及它與產業相對多元化的關聯的爭論，也許還會長期存在。這�，一是博彩博奕的關係。一提博彩，人們往往要抓住Casino不放，對其過分崇拜、依賴不妥，全面排斥、否定也不妥，其實，人類社會本身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無時不在的博奕場，在社會大舞台上健康力量與非健康力量在博奕，文明行為與非文明行為在博奕。政治領域是圍繞一個“權”字在博奕，經濟領域是圍繞一個“錢”字在博奕，文化領域是圍繞是與非、對與錯，即圍繞真善美與假惡醜的判斷價值在博奕。故此，如果有朝一日出現一個叫社會博奕學的新學科，那絕不會令人意外。二是博彩業利弊關係。有人說

澳門博彩靠賺大陸人錢而生存，有人說它是非文明產業，過分依賴它會後患無窮。博彩業的副作用和弊端絕對不容否定，但今天的澳門博彩業，首先是法定產業，依法經營、依法監管，即有其存在合法性；其次權衡利弊絕不是兩相等同或互為抵銷，而是利遠大於弊、功遠大於過，即具相對合理性；再次人們不應忘記，它在澳門存在已超過一個半世紀還多，它不是因特區成立而開辦，2002年的開放只是經營主體相對多元化。8.3姓資姓社對“一國兩制”造成的理論誤區，首要的恐怕還是集中在社會主義本質與資本主義本質的認知上。除個別別有用心的人外，對當代中國認知不足恐怕主要是由於思想片面性所致，日益強大進步的祖國是客觀存在，誰也否認不了，當然，對國家某些負面現象的監督、批評也應允許並歡迎。同時，對現代資本主義包括港澳地區缺乏基本認知，可能主要也是由於簡單化片面性思維。應該肯定的一點是，現代資本主義至今尚未全面腐朽、更未全面沒落全面垂死。資本主義長期積累的資金、技術、管理、法制、信息等優勢繼續加以適度開發利用依然必要。建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絕不是美化、討好資本主義，而是要叫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服務，實行社會主義單一制的國家對一二個具特殊性的局部地區在恢復行使主權後允許保留其原有資本主義，這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理念與制度創新。從管治層級來看，局部地區的資本主義置於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之下，小資本主義對大社會主義是補充、配合，不是平起平座；局部地區的首長作為下級要對中央政府負責，要向國家領導人述職，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定位是國家的地方行政區域，雙方是領導與被領導關係；日益強大的國家主體社會主義可以對局部地區資本主義實行優惠政策，後者則可把依然佔相對優勢一面充分發揮並參與國家的深度改革開放事業，相互間純屬一個國家內部的資源整合與互利共贏，對於特區來講，應該是集中兩大制度的優勢的積極成果，絕不宜看成是兩個大制度消極因素的組合。8.4走好文明路文明是一個民族自強復興的靈魂，文明需要長期有效積累。享有天時地利人和的特別行政區廣大居民已有不俗的文明積累，當然，提升空間也有目共睹。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公民教育或國民教育絕對是事關政權穩定，是事關長治久安的大事。要確保“一國兩制”偉大事業正確推進，要有效面對並回應複雜而多變的形勢，要自始至終掌握住對形勢發展的主導權主動權，就要認認真真地從根本上、從基礎上繼續提升對“一國兩制”的歷史必然性、制度合理性和運作可行性的系統認知，亦即從理論上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判

斷，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要繼續下功夫疏理、探索，擔任領導崗位的官員更應進一步作好適應、作好調整，要站在這個全面創新時代前沿，頂住歪風，作出積極判斷和正確選擇，要從事業的全局性、關聯的緊密性切入，建立大“一國兩制”思維，把國家與特區、社會與個人的關係擺好，把形勢發展要求和個人潛質開發協調好，把健康的價值觀、生涯觀、行為觀和對國家對民族光輝未來的信念進一步堅定起來，挺起胸膛，義無反顧地與文明結伴前行，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這是時代面前的一項明智選擇。九、結語“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認識真理永無止境，理論創新永無止境。”“理論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堅定的基礎，理論上的與時俱進是行動上銳意進取的前提。”30經過長逾30年開拓探索、總結完善，“一國兩制”作為全新社會制度、全新發展模式、全新社會生態、全新力量博奕已經逐漸走向成熟。作為“一國兩制”法制化、具體化的基本法，經過20年宣傳推介和13年貫徹實施，如今已家喻戶曉、盡人皆知，在特別行政區以至全國享有崇高的權威。從特別行政區活生生的社會現實，從國家領導人和全國人民的企盼祝福中，從海外以及國際社會日益調整視角的關注中，人們深深感到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內涵的“一國兩制”不僅是十分完整、十分系統、十分合乎邏輯的新型理論，而且是大包容量、大涵蓋面、高創新價值的理論；不僅為新興特別行政區的開局、運行提供全面而系統的指引，而且為國家的深入改革開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定型定性和日趨完善提供了寶貴的理論支撐；不僅對中國和平統一大業的最後實現和民族偉大復興的順利完成帶來一股全新的動力來源，而且也為新世紀新時代國際事務的處理和求同存異、互利共贏新型國際關係的建立帶來深刻啟示。生活在這個嶄新制度下的特區人，我們更應保持一份清醒理性的頭腦，因為作為新生事物的特別行政區在其發展道路上還要面對諸多不確定性，已初見成效的經驗要堅持，有待進一步完善的事項要認真跟進，尚待探索並加以合理利用的空間要敢於面對。總之，在“一國兩制”新時代大事業面前，人人都有擴大參與的權利，人人都有成就理想的機遇，關鍵的一點是要嘗試把握實踐“一國兩制”的基本規律，要敢於在不確定性因素中捕捉具核心價值的積極因素，與時俱進，自強不息。

註釋1轉引自《求是》雜誌，2012年第17期，第18頁。2許嘉璐：《做好與世界文明對話的準備》，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年11月23日，第1版。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頁。4同上，第3頁5《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十九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29-204頁。6胡錦濤：《中共十八大報告》，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年12月9日，第02版。7同註5，第29-205頁。8同上，第29-208頁。9同上。10同註6。11同上。12胡錦濤：《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滙編》（增訂版），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230頁。13胡錦濤：《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五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滙編》（增訂版），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226頁。14吳邦國：《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滙編》（增訂版），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239頁。15吳邦國：《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滙編》（增訂版），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244-245頁。16同上註。17同上註。18喬曉陽：《深刻理解“一國兩制”的偉大意義》，載於許崇德主編：《“一國兩制”知識叢書》序，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19同上註。20同上註。

21楊允中：《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幾個問題》，載《“一國兩制”研究》第七期，2011年1月，第19頁。22《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2009年，第12-318頁。23同上，第12-331頁。24《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2009年，第28-153頁。25《辭海》（第六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第2903頁。26《辭海》（第六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第2537頁。27同上，第1549頁。2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頁。29同上，第2頁。30胡錦濤：《在紀念中共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年7月30日，第2版。

對基本法所規定的財政制度的理解崔世平*一、基本法所規定的特區財政制度重點公共財政是政府機構維持正常運作，調控經濟發展，保障民生福利的重要工具。為了保障澳門社會經濟及民生的持續穩定發展，基本法為特區政府規定了穩健的財政政策。其要點包括：1.財政獨立財政獨立是“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本法第104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收入全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支配，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第106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澳門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澳門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專營稅制由法律另作規定。”2.量入為出的預算原則在賦予特區財政自治權的同時，基本法還為特區政府規定了穩健的財政預算政策，以保障澳門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基本法第105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3.行政主導和立法會制衡基本法第64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特區政府行使“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決算”的職權。第71條第（二）項規定：特區立法會行使“審核、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審議政府提出的預算執行情況報告”的職權。基本法第52條還規定：在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時，在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後，可以解散立法會（但行政長官在其一任任期內只能解散立法會一次）。基本法第53條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立法會未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時，可按上一財政年度的開支標準批准臨時短期撥款。”以上規定，集中體現了在財政預算問題上的行政主導和立法會制衡的機制，為特區政府正確運用財政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二、努力貫徹基本法規定的財政制度特區成立以來，基本法規定的財政政策得到了較好的貫徹落實，主要體現在：1.奉行審慎預算政策，財政盈餘逐年增加1999年政權移交時，澳葡當局基本上沒有給特區政府留下財政結餘（移交時所留下的歷年滾存僅約27億元）。特區政府在運作初期的財政狀況非常困難。統計數據顯示：回歸初期的三年，特區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一直在153億元上下徘徊，特區政府堅持量入為出，略有結餘的審慎預算政策，使每年均能有一定的財政盈餘。2000年度的財政收入約153億元，支出約150億元，結餘約3億元；2001年度的財政收入約156億元，支出約152億元，結餘約4億元；2002年度收入約152億元，支出約135億元，結餘約17億元。2002年賭權開放後，財政收入開始穩步增長，但政府仍以審慎態度控制開支，使每年的財政結餘開始有較大幅度的增加（2005年結餘為70億元）。2006年至2011年，財政收入高速增長，財政開支較前幾年有所寬鬆，但特區政府仍然繼續奉行審慎的盈餘預算原則，使開支增幅遠低於收入增幅，以至每年均可保持200億元以上的豐厚財政盈餘。2009年特區成立十周年時，歷年財政滾存加上儲備基金的總和累積約達1，000億元，比回歸初期增長近七倍。2010年盈餘約419億元，2011年盈餘達630億元。2012年度財政預算草案又是一份盈餘預算，預算總收入達1，152億元，預算支出總額近774億元，預算盈餘約378億元。

2.建立財政儲備制度各國的經驗表明，一個財政穩健的政府，必須要有一個能起穩定作用的財政儲備系統，確保政府能夠在經濟欠佳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履行其日常的公共職能。建立財政儲備制度，是澳門社會各界多年的呼聲。在歷年財政滾存已經超過1，000億元的基礎上，特區政府於2010年正式啟動了財政儲備制度的立法程序，並在2011年中由立法會通過了第8/2011號法律即《財政儲備法律制度》，自2012年1月1日起實施。該法律規定：財政儲備由基本儲備及超額儲備組成；基本儲備的金額相當於經立法會審核並通過的最近一份財政預算所載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中央部門開支撥款總額的一倍半；政府如要動用財政儲備，導致財政儲備減少，須提交相關財政預算案予立法會審核並通過。財政儲備制度的建立，是特區政府貫徹落實基本法規定的財政預算原則所取得的一個歷史性的突破，使財政預算政策從澳葡當局過去長期實行的年度平衡預算轉入到週期平衡預算的軌道。在經濟繁榮的時期，允許預算出現一定的盈餘，並將財政盈餘納入財政儲備；在經濟週期下降的時候，政府便可動用財政儲備來擴大公共開支或減少稅收，增加消費和促進投資。從而可以極大的提高抵禦財政風險的能力，使財政收支在較長的經濟週期內均可保持相對平衡。3.積極發揮各項財政政策的調節作用，調經濟保民生在貫徹基本法規定的財政政策過程中，特區政府根據財政情況及經濟民生的實際需求，適時運用各項具體的財政政策，積極調控經濟和保障民生福利。為回應社會的要求，政府在財力允許的前提下，努力從多方面增加在社會福利方面的公共開支，例如：調整養老金、增設敬老金、調升社會救濟金和殘疾人津貼；自2008年開始連續多年實施現金分享計劃，並向居民發放醫療券；推出中央儲蓄金計畫；居民家庭電費補貼；實行十五年義務教育；對65歲以上老人實行免費醫療；逐步增加在教育醫療領域的其他投入；加快建設社會房屋和經濟房屋；等等。在稅收方面，逐步提高職業稅的起徵點，在一定時期內豁免社會房屋租金，以適當舒緩居民和弱勢家庭的通脹壓力。面對樓價不斷高企的情況，通過開徵特別印花稅，對抑制樓市炒風和調控樓價也起到了的積極作用。回歸十三年來，特區政府在貫徹基本法規定的財政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也應看到還存在許多不如人意之處，還有不少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需要加緊解決。較為突出的問題主要有兩點：

第一，公共開支增幅較快，長期財政壓力不斷加大回歸初期的三年，每年的公共開支約在150億元左右，2011年預算開支已接近500億元，今年的預算開支更達773億元。公共開支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公務人員隊伍規模不斷膨脹，薪酬待遇不斷提升，人員開支大幅增加，今年的預算人員開支已接近150億元；二是各項社會福利開支持續增加，如現金分享以及中央儲蓄金等支出均動輒數十億元；三是大型公共工程項目的開支，如公屋、輕軌、港珠澳大橋等等。由於人員開支、社會福利以及大型工程項目的開支易放難收，一旦增加後便難以削減。否則將會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甚至引起社會不穩定。因此，如何合理控制開支增幅，減輕日益加大的財政壓力，是特區政府今後必須重視解決的重大課題。第二、公共財政的制度建設尚待加大力度近些年來的財政收入一路向好，政府庫房充盈，開支預算相對寬鬆，有些政府部門出現了花錢較為隨意、出手比較大方，甚至奢侈浪費的現象，因而時常受到社會批評，甚至被成為是“大花筒”。這個問題的產生，除了人的主觀因素外，相關制度不夠完善則是更為重要的原因。例如，對財政收支的有效監管機制尚不完善，立法會審議通過政府財政預算的職權行使還有待進一步強化。另外，第41/83/M號法令《預算綱要法》生效至今已近三十年，可謂“支架散亂”，社會各界不斷呼籲應做出檢討修訂。特區政府2012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指出：“持續關注和檢討《預算綱要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執行情況”，這一工作應當加快推進。

基本法勞資關係規定與澳門經濟、民生發展的關係崔世平*一、勞資關係和諧發展的意義及基本法的相關制度安排基本法第5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資關係是基本的社會關係和經濟關係。近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史表明，勞資關係的和諧發展是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民生發展的基本條件。為此，基本法從三個方面作出了較為全面的制度安排。1.勞工權益保障在勞資關係中，勞工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勞資關係的平衡，首先需要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對此，基本法作了有關規定。基本法第27條：“澳門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第35條：“澳門居民有選擇職業和工作的自由。”第39條：“澳門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第40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2.政治參與的制度設計為了保障勞工權益，平衡勞資關係，還必須作出適當的政治設計，使勞動者能夠積極參政。為此，基本法通過對澳門政治體制的規定，提供了勞工界別參政的多種途徑。主要包括：立法會選舉制度。基本法附件二規定立法會議員通過直選、間選和委任三種方式產生。尤其是間選制度，特別規定了勞工界別的議員名額，使勞工界別可以在立法會中佔有適當比例的席位。行政會委任制度。基本法第57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的委員由行政長官從政府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其任免由行政長官決定。”在實際運作中，行政長官均會委任勞工界代表出任行政會委員。政府諮詢委員會制度。基本法第66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可根據需要設立諮詢組織。”在較為具體的經濟、民生等事務領域，有關行政部門在設立諮詢機構時，均會委任勞工界人士出任諮詢委員會委員。3.社會協調機制在實際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勞資矛盾乃至勞資衝突是難免發生的。當矛盾產生時，是動輒採用激烈對抗的方式，還是盡可能通過社會協調的方式，對社會經濟和民生的影響截然不同。為了保持澳門社會穩定，促進經濟和民生的健康發展，在借鑒回歸前已經存在的社會協調制度經驗的基礎上，基本法第115條第二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由政府、僱主團體、僱員團體的代表組成的諮詢性的協調組織。”這個協調組織就是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是行政長官在社會勞動政策問題上的諮詢機關。自1987年透過六月一日第31/87/M號法令成立以來，至今已逾20年。作為政府、勞方和資方進行協商、對話和合作的平台，它有利於三方進行溝通、了解和協商彼此不同的觀點，有利於在社會、經濟和勞工政策等重大問題上，取得共識，並在一定程度上兼顧各方的利益，這都有助於建立一種較穩定與和諧的勞資關係，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二、全面貫徹落實基本法的相關規定，建設並維護健康和諧的勞資關係格局澳門特區成立12年來，社會基本穩定，經濟高速增長，民生福祉穩步提升，城市現代化水準顯著提高，基本原因是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以及各項具體政策得到了較為全面的貫徹實施。其

中，以穩定和諧及社會協調為基調的勞資關係政策的貫徹實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之一。主要包括：1.勞資關係法制化建設回歸以來，經過勞工界社團的不懈努力，特區立法會和特區政府制定了多個重要的調整勞資關係的法律法規。如：《勞動關係法》（第7/2008號法律）、《勞動訴訟法典》（第9/2003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第8/2010號行政法規）等等。從而，將勞資關係的調整逐步納入法制化的健康軌道。2.充分發揮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的作用在處理勞資關係的過程中，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對於特區政府重大的勞工政策的形成和制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其工作範圍也不斷擴展。例如，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2012年工作計劃就包括：外地僱員“過冷河”制度之修訂；討論非全職工作制度；有關最低工資之調研及討論；社會保障基金的供款及給付之調整；海員的勞動關係制度的制定；勞動關係法之修訂討論；職業介紹所條例之修訂；職業安全健康條例之修訂；延續“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法律制度”之修訂；制定工作場所分判商登記制度；非本地居民以非僱員身份來澳從事短期工作之制度；在澳就讀高等院校在讀生之兼職制度可行性討論；履行國際勞工標準第144號公約的規定；政府外判清潔保安員之薪金定期調整討論；社團確認；聘用外地僱員關注委員會對聘用外地僱員法之修訂探討等。3.積極發揮勞資社團的協調作用由於歷史原因，澳門的社團組織較為發達。其中，代表資方利益的（以中華總商會為代表）傳統工商界社團與代表勞方利益的（以工聯會為代表）傳統勞工界社團，在“愛國愛澳”的共同旗幟下，有着長期協商合作的良好傳統。儘管各自的立場、利益和訴求不同，但在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保障民生福祉等大是大非問題上，始終保有較高程度的共識。因此，在處理矛盾糾紛時，通常也都能夠通過協商和溝通，求同存異，顧全大局，化對抗為協調。就工聯會而言，無論是在立法會還是在行政會或者是在政府諮詢機構中，都積極為勞工界發聲，有理有利有節的努力爭取和維護勞工權益。工聯會的基層組織和服務機構，也密切聯繫會員工友，關注會員工友的切身利益，並通過各種合法管道，向政府和資方反映會員工友的合理訴求，為勞資關係的協調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特區成立以來，儘管在勞資關係方面不斷有各種具體矛盾和糾紛存在，甚

至也有少量的街頭抗議行動發生，由於基本法規定的相關政策得到了較為全面的貫徹落實，在總基調是協調而不是對抗的情況下，澳門的勞資關係在整體上還是保持了穩定和諧的局面。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社會穩定祥和，經濟高速發展，民生福利向好，基本實現全民就業，勞工薪酬福利水準穩步提升，社會保障制度亦不斷完善。澳門社會進步發展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無須多言。大好局面的取得來之不易，特區政府和勞資雙方的不懈努力彌足珍責，為此，繼續貫徹落實基本法的相關政策，努力保持勞資關係穩定和諧的發展格局，也就更為重要。必須看到，在整體上穩定和諧的勞資關係格局之下，還存在某些局部不平衡的情況，涉及大局發展的一些深層次矛盾還有待於深入研究解決。例如：制定工會法、最低工資制度、集體談判制度、保障本地居民充分就業和適當輸入外勞、合理提升員工薪酬待遇和員工退休保障等問題，均需要依據基本法的相關政策精神，積極穩妥的研究解決。在這方面，特區政府和勞資雙方社團責無旁貸，任重道遠。

中葡聯合聲明草簽文本的校對出版工作趙燕芳*1986年6月始，中葡兩國政府就澳門問題進行了四輪談判，圓滿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於1987年3月26日在北京草簽，1987年4月13日在北京正式簽署。1988年1月15日，中葡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中葡聯合聲明的批准書，聯合聲明正式生效。這份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是以中、葡兩種文字同時簽署的，而按照國際慣例，中、葡兩個文本同具法律效力。為使中葡聯合聲明草簽文本於草簽當天與澳門各界見面，澳門南光公司決定以其名義，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中文本和葡文本，印妥後運返澳門派發。中葡聯合聲明草簽前一天即1987年3月25日中午，我和羅進開同事接獲上級領導通知，中葡聯合聲明草簽文本中文本和葡文本的最終校對任務由我倆共同承擔。我和羅進開接獲這一歷史性任務後，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倍感榮幸更感責任重大。雖然我倆從事中葡文翻譯工作多年，文字工作經驗較豐富，又曾編輯出版過葡文小報《燈塔報》（0Farol），在文字校對方面已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要對具法律效力的國際性文件進行最終校對，這還是我倆人生的第一次，甚至可能是人生的唯一一次。1987年3月25日下午，我和羅進開同事帶備葡文字典、中葡字典和葡中字典等多本工具書赴港，準備參與中葡聯合聲明草簽文本中文本和葡文本的校對*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監事、中央人民政府駐澳聯絡辦公室原法律研究部副部長

工作，與我們同行的還有星光書店林苹經理。我們一行三人乘船到達香港後，即赴香港商務印書館印刷廠，但印刷廠尚未收到北京方面發來的聯合聲明文稿。由於文稿來得遲且排版需時，至晚上10時多我們才開始校對。首先校對的是聯合聲明草簽文本中文本，印刷廠多名專職校對員兩人一組分五組進行校對，即一組校對完後給另一組再校對，也就是說文本經過了五組人即五輪校對後才交給羅進開和我兩人核對並簽名確認付印。他們的校對方法是：每組兩人，一人按照校稿唸稿，逐個字、逐個標點符號都一一唸出來，另一人則看着原稿核對。至於葡文本，印刷廠的專職校對員也是以同樣方式進行校對，但只分兩組進行。由於他們都不懂葡文，按照校稿唸的人只能逐個英文字母唸（葡文字母與英文字母相同，只是比英文少用了3個字母），逐個葡文注音符號和標點符號唸，而看原稿的人則逐個英文字母、逐個葡文注音符號及標點符號核對。經兩輪校對後，他們將葡文本的三校稿交給我倆校對。我和羅進開接到第三校樣後，先由兩人合作校對，即一人朗讀校稿，另一人核對原稿，朗讀者以緩慢的速度、有節奏的音調，高聲朗讀每個單詞、每一句子、每個標點符號。對每一標題，每行另起等都分別以口頭交代清楚。然後我們兩人分別又一字一句一段去校對，遇到有疑問的地方，我們還得去查閱字典。在反覆多次的校對中，大家都非常認真負責，深恐有些文字串寫我們未能發現而印刷出來後出現過錯或瑕疵。總之，在整個校對過程中，我們思想高度集中，校對時認真細緻，這樣反覆校對了幾稿，確認無誤後，我們才在最終校樣簽名確認付印。這一天晚上，我們通宵達旦工作，徹夜未眠，第一批草簽文本中文本於翌日即1987年3月26日草簽當天早上6時30分印妥，大家如釋重負。在場見證了中葡聯合聲明草簽文本中文本和葡文本的排版、校對和印刷出版的工作人員，懷着興奮的心情，紛紛在羅進開遞上來的一本草簽文本中文本上簽名留念。可以肯定，參與中葡聯合聲明草簽文本葡文本的校對，是我職業生涯中最認真對待的一次葡文校對工作，也是最具歷史意義的一次文字校對工作。整份草簽文本文字雖然不多，但每一個詞彙，每一句子，每一段落，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給予我們很大的壓力。作為一名葡語工作者來說，在我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不僅能為中葡建交、中葡談判解決澳門問題、澳門基本法的起草⋯⋯等等，做了一些資料搜集、葡文報刊翻譯和專題研究工作，還能有機會直接參與中葡聯合聲明草簽文本葡文本和中文本的最終校對工作，親眼見證了澳門回歸歷程的很多重要環節，確實感到非常榮幸。這段經歷，不僅為我的人生增添姿彩，更永存在我難忘的、永恆的記憶之中。

博采眾長求信達雅——回憶基本法葡文本的翻譯工作趙燕芳*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莊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從此澳門進入了後過渡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既維護了國家領土主權的統一，又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以高度自治的權利，因此基本法的制定和頒佈為澳門主權平穩交接和澳門的穩定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013年3月31日，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正式頒佈20周年的極富紀念意義的日子。在這一特別時刻，對基本法葡文本整個翻譯進程作一簡要回顧，饒具意義。一、澳門基本法起草的背景和特點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據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並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88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同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隨之正式展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共有48名委員，既有內地委員，也有澳門委員，其中2*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監事、中央人民政府駐澳聯絡辦公室原法律研究部副部長

名澳門委員屬葡萄牙後裔居民，即通常所說的土生葡人居民。整個起草過程歷時四年多，經過9次全體會議，72次專題小組會議認真討論後才獲得通過。此外，為配合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還在澳門當地專門設立了一個由社會各界別人士，包括葡萄牙後裔居民階層組成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負責收集和整理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從翻譯工作角度看，基本法有兩個顯著特點：（1）它的葡文本不僅僅是翻譯文本，而且是正式文本，和中文本同樣使用，且具法律效力，這與中國其他法律的翻譯文本在性質上根本不同，從而對翻譯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嚴格的要求；（2）它的翻譯工作隨着起草工作而開始，經歷了逐步積累、修改、完善的漫長過程。在整個起草過程中，一直都有中葡文翻譯人員的積極參與和跟進。二、基本法葡文本的形成過程雖然基本法除序言外，只有九章共一百四十五條，另有三個附件，但由於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根本大法，是澳門各方面社會生活所必須遵循的基本法典，其內容極為豐富，範圍又非常廣泛，既涉及澳門的歷史和現實，又涉及各方面的事務。因此，要將這樣一部根本大法翻譯成葡文，確實是難度不小、任務艱巨，壓力頗大。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兩名不諳中文的土生葡人委員（其中一名為法律界人士）對基本法起草工作所發揮的特殊作用，並非常注意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在基本法每次全體會議和專題小組會議期間，草委會都選派兩名具一定經驗的葡文翻譯員分別為兩名土生葡人委員擔任葡語口譯和文件翻譯工作，且翻譯員相對固定，工作有一定的連貫性。在基本法結構（草案）形成文字後，草委會秘書處專門成立了一個包括新華社澳門分社（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前身）和外交部具較高葡語水平的人員及草委會秘書處的法律專業人員在內的翻譯工作小組，由草委會兩名副秘書長親自領導。小組多數成員都曾參與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翻譯工作，對澳門歷史和現狀，以及澳門各方面情況又比較了解，也曾在葡國工作或學習過一段時間，有多年從事中葡文翻譯工作的豐富經驗。基本法葡文本的翻譯工作就是由這樣一個翻譯工作小組負責完成的。從階段上說，基本法葡文本的翻譯工作主要分下列幾個階段：1.從1989年5月起草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成立基本法結構（草案）起草小組始，至1991年7月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公佈止。在此期間，伴隨着基本法起草工作的進程，先後形成了基本法結構（草案）、專題小組建議

條文、徵求意見稿的葡文文本。後一個文本曾作為諮詢文件由有關機構正式公佈並公開徵求意見。這是基本法葡文本的雛型。2.從1991年7月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公佈始，至1992年3月基本法（草案）公佈止。在此期間，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通過廣泛徵詢各方面意見，對徵求意見稿作反覆修改後形成了基本法（草案），翻譯工作小組根據這些修改意見在葡文翻譯方面作出相應修改，從而形成了基本法（草案）葡文本，這是基本法葡文本的初稿。3.從1992年3月基本法（草案）公佈後，至1993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基本法文本止。在此期間，翻譯工作小組除根據起草委員會對基本法（草案）作出的最後修改並據此在葡文本初稿作出相應修改外，還再次廣泛和反覆徵詢澳門法律界和翻譯界朋友對文本翻譯的意見，並對原文本進行全面翻譯，最終形成了基本法葡文本。這就是基本法葡文本經歷從無到有、從粗到精的一個逐步形成、不斷完善、博釆眾長，力求做到信達雅的過程。三、如何進行基本法葡文本的翻譯工作1.廣泛參閱各方面參考書籍，努力充實各類專業知識基本法絕不是一部孤立的法律，而是與中國內地和葡萄牙適用的法律有一定關連，且與澳門現行法律密切相關的。基本法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對外事務、權利義務、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市政機構、公務員制度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及相關制度，範圍非常廣泛，還涉及多種專業領域。因此，在翻譯開始之前及進行期間，翻譯工作人員都抓緊充實各類專業知識，大家努力學習葡國法律和中國法律的基礎知識，不斷熟悉和掌握澳門現行主要法律的內容，深入認識中葡兩國的歷史和文化、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以及澳門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情況，認識中葡兩種文化的差異。除閱讀很多介紹澳門各方面情況的古今中外的書籍外，還參閱了大量中葡文法律資料。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葡萄牙憲法、澳門組織章程、葡萄牙刑法典、葡萄牙法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葡文本、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立法會章程、澳門市政機構法律、澳門公職人員法律制度及澳門現行主要法律⋯⋯，都是大家在翻譯過程中經常查閱和參考的主要資料。通過大量參閱參考資料，翻譯工作人員不斷充實各領域的專業知識；通過大量閱讀澳門各方面情況的書刊，又加深對澳門歷史和現實情況的了解，這對基本法的翻譯工作很有幫助。

2.忠實於原文，力求做到表述的準確性和用詞的規範化與其他法律的翻譯一樣，基本法翻譯最重要一點是忠實於原文，其準則是表述的準確性和用詞的規範化。表述的準確性，首先是措詞要嚴謹，因為法律文件�每個詞都有特定的含義和作用，影響到整體意思，更可能成為日後訴訟時爭辯的焦點；用詞的規範化，首先是注意用詞要一致，因為法律上的名詞與一般日常用語的意義往往不盡相同，有特定的術語，法律文件的用詞必須合乎法律規範，而且用詞更要貫徹始終，不能前後矛盾。要做到忠實於原文，達到表述的準確性和用詞的規範化，就必須透徹熟悉、完全理解和準確掌握原文範圍。由於翻譯工作人員一直跟進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並參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各次全體會議及專題小組會議，大家對各章節條文的討論、修改及形成的整個過程都比較清楚，因此能完全理解和準確掌握原文，而且由於參閱了大量法律資料，能較好掌握文字表述的準確性和用詞的規範化，在翻譯時盡量以準確的葡文將原文意思表述出來，並以相應的葡文法律用詞來表述，如實在找不到相應的葡文用詞，仍盡可能以最接近的葡文用詞來表述。3.廣泛、反覆諮詢葡人和土生葡人朋友對基本法翻譯的意見和建議基本法葡文本是具法律效力的文本，其閱讀的對象主要是澳門葡裔居民，這就要求譯文不僅要顧及法律用詞的精確性，還要符合葡葡牙文字的規範性，才能使他們看得懂、掌握得好，不致產生混淆和誤解。我們知道，對一種語言的理解，特別是一些詞語的細微差別的體會，莫過於以此種語言為母語的人。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我們經常請教葡人和土生葡人朋友，很注意諮詢葡裔居民的意見。在整個翻譯和審譯過程中，翻譯工作小組多次反覆諮詢了包括法官、檢察官、澳門大學法學院教師、登記局局長、立契官、立法議員、草委、諮委、律師、立法事務辦公室的法律專業人員、法律翻譯辦公室的法律專業人員和翻譯人員、一些政府部門的翻譯專業人員、經濟學家、語言學家在內的幾十位澳門法律界和翻譯界朋友的意見，他們對基本法的翻譯工作給予了積極支持和大力協助，不少葡人和土生葡人朋友對譯文稿反覆修改和推敲，對文字表述的準確性和用詞的規範化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對於一些我們沒有充分把握的文字表述和用詞，我們都主動找改稿人反覆討論，以更好地理解其修改意見。在較廣泛聽取澳門法律界和翻譯界朋友對基本法翻譯的意見的基礎上，翻譯工作小組內部經過無數次認真、深入的討論和分析研究，從中吸納了不少具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經過博釆眾長，精益求精，力求達到信達雅，從而使基本法葡文本更臻完善。

四、對基本法翻譯工作的幾點體會1.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和紮實的基本功基本法的翻譯是一項政治性和技術性都很強的工作，其翻譯質量直接關係到它的權威性。因此，翻譯工作人員一定要對此項工作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文本每一章節條文，每一文字表述和用詞，都要認真對待。此外，還需要有紮實的基本功，這些基本功包括準確掌握中葡兩種語言文字包括法律語言文字的基本功、熟悉原文範圍內容的基本功、正確理解原文並能以準確的翻譯語文表述的基本功、掌握中國和葡國法律基礎知識的基本功，以及能駕馭中葡兩種語言文字和具有中葡兩種語言文字翻譯的豐富經驗等，這些基本功主要靠平時艱苦磨練、逐步積累和不斷提高。2.要有嚴謹的工作作風和鍥而不捨的進取精神基本法的翻譯是一項非常嚴肅、艱苦細致的工作，必須認真對待，絕不能草率從事。對任何一段文字表述、任何一個用詞都要嚴謹，尤其是要經常注意用詞的統一性和規範化，不要造成對同一個中文用詞在譯文用詞上前後不統一，即使在體系、格式方面也要上下連貫，不要出現偏差，這都要求嚴謹、認真和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對於每個詞匯的內涵、其真實含義及表述方式，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每個詞用單數或複數、動詞時態的運用，都要仔細琢磨、反覆推敲，要有一股鍥而不捨的進取精神。3.要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和民主討論的工作氛圍基本法的翻譯工作並不是個別人的工作，不能單靠兩、三個人就可以順利完成，而是需要充分發揮團隊的作用，需要整體緊密合作。它既需要翻譯工作人員之間互相討論、共同探索，又需要翻譯工作人員與中國法律專業人員和葡國法律專業人員相互交流、知識與優勢互補。它需要依靠集體討論、集思廣益，博釆眾長，精益求精，才能翻譯得更規範準確，避免出現差錯。基本法葡文本是由一名在澳門從事法律研究工作多年的翻譯工作人員負責譯成初稿，並在這個基礎上在翻譯工作小組內部進行多次討論、反覆推敲，還多次先後發給我們的葡人和上生葡人朋友諮詢其對譯文的意見和建議。筆者雖屬翻譯工作小組成員，但基本上沒有參與基本法葡文本的具體翻譯工作，只是負責相關工作的聯絡、統籌和協調。即便如此，筆者對基本法葡文本翻譯的各項事情和整個進程，還是非常清楚的。基本法葡文本可說是集體智慧的產物，完全有賴良好的合作精神和民主討論的工作氛圍。在翻譯工作小組內部，或翻譯工作人員與葡國法律專業人員的

會晤中，都充滿了民主討論的氣氛，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碰到分歧就反覆討論，有時為了某個條文的內容及文字表述、用詞，甚至可以爭論半天，在整個審譯過程中大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精神。正是這種良好的合作精神和民主討論的工作氛圍，基本法葡文本才能不斷得到充實和完善。從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到基本法葡文本的完稿，前後經歷逾四年時間。基本法葡文本翻譯和審譯工作的順利完成，無疑是翻譯工作人員四年多來辛勤勞動、默默耕耘的結晶，它蘊含着各方面專業人士的高度智慧，凝聚了翻譯工作人員的大量心血。在整個翻譯和審譯過程中，翻譯工作小組全體成員都非常認真負責、刻苦鑽研、積極進取，他們與澳門法律界和翻譯界的朋友發揚了共同求索的精神，集思廣益，使基本法葡文本融合了眾人的智慧，不斷走向成熟和完善。結束語現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正式頒佈已跨進第20個年頭，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施也已整整13年了。從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起，至今已有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歷程。澳門基本法的起草、諮詢、葡文本的翻譯，這一系列工作，屬澳門回歸歷程中的主要大事，能參與其中，倍感榮幸，深感生逢其時，不虛此生。這一系列大量和繁複的工作，儘管經已順利完成了20年，但每當筆者回顧和追憶曾參與有關澳門回歸工作的樁樁往事和難忘經歷，回顧當年與我的同事們、外交部的同行們及澳門法律界和翻譯界眾多朋友一道，為基本法的起草、諮詢和翻譯而付出的智慧、心血和辛勞時，真是心潮起伏、感慨萬千，在自己早已平靜的心中泛起陣陣漣漪⋯⋯。令人欣慰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以來，從沒發生過因對基本法葡文本的理解不同而引起任何爭辯或司法訴訟。這對曾親歷過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本大法翻譯工作的眾多工作人員來說，其內心的喜悅和心靈的滿足更是無法以筆墨來形容的。

走進澳門見證歷史米健*我與澳門有緣，二十多年來，每在我人生的關鍵時節，澳門就向我招手示意。此一緣分，始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1990年，我剛剛從意大利講學回北京，突然接到學校通知說澳門政府邀請我去澳門工作。講突然，是因為此前雖然有德國教授詢問我是否有意去澳門工作，我也做了“可以考慮”的肯定性回答。但是，事情來得這麼快，的確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更為重要的是，我那時在北京的工作勢頭正盛：剛剛從德國、意大利訪學回來，教學科研開展的順利愜意。當時的校長江平教授（我到澳門時，他已因“六·四”事故被免去校長職務）招收第一批博士生，共兩個名額，其中一名專門設了德語考試科目，知情人都明白，這是因我而設。工作順手、事業發展良好，恰巧這時，澳門政府的邀請到了，並且是當時的教委（今教育部）和司法部聯合下發的任務批件。於是，我不得不面對一個選擇：到澳門工作抑或繼續在內地發展，而這個選擇對我的人生意義重大。因為，這不僅意味着我要放棄博士學位和即將開始的副教授職稱評定，而且還意味着我將中斷發展正好的學校事業，從頭開始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徑。說真的，當時很是猶豫躊躇。其實，這也是為甚麼我遲遲赴澳的原因之一。事實上，我當時曾一度放棄赴澳的機會，但最終我還是來到了澳門。為甚麼？主要因為我是學歷史出身，對歷史有一種情結。我覺得，澳門即將回歸，這對中國歷史乃至*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法律顧問、澳門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室首席顧問

世界歷史都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能在這個期間到澳門直接參與相關工作，無疑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讀書人可借此直接參與到一個有實際意義、能夠效力於社會、國家的歷史進程中。總之，走進澳門，參與歷史是促使我下定決心到澳門工作的最主要理由。不過，二十多年前的中國大陸，遠未像今天這樣開放開明。所以，辦完所有手續後已經一年過去。我第一次走進澳門是1991年10月10日。那天恰好是台灣的雙十節，電視�看到內地看不到的新聞影像，所以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法律翻譯辦公室主任簡秉達、副主任譚劍虹和其他幾個辦公室的同事都在關閘口迎接，其熱情友好，給我留下很深很好的第一印象。送我到富豪酒店後，譚副主任特地囑咐我換件衣服後去辦公室。我換了件只有出國時才穿的西服下了樓來，看到他的臉上露出較為滿意的神情。時過很久說起，我才知道，當時去迎接我的澳門同事對於我衣着上的表叔氣息甚感驚訝。他們以為，我曾多次出國且在歐洲生活過，衣着應該不那麼土氣。沒想到，我當時穿得那件洗舊的土黃色夾克衫，可能正是最土氣的那種，典型的大陸表叔形象。現在想來，不由感歎二十多年前兩地差異何其之大。隨譚副主任一同前往位於南灣商業大廈的法律翻譯辦公室後，先同辦公室的其他領導同事一一見了面，稍作禮節性的交談，即去辦公室圖書館參加辦公室的工作會議。圖書館很小，緊緊挨着容納十幾個人，最多也就是二十個人而已。辦公室範圍的工作會議通常都在這�進行，討論的氣氛很濃，經常會有激烈的爭論。我到辦公室第一天第一次參加工作會議，就有了這樣的經歷。記得當時大家正在討論如何翻譯繼承法中的幾個概念。葡國法律專家和一些澳門同事堅持將葡國繼承法中的“sucessores”翻譯成“繼受人”。主張這種譯法，有其道理和根據：首先，當時辦公室翻譯工作確定了一個原則：“一字一詞”，即一個葡語法律術語必須對應一個中文法律術語；其次，葡國繼承法制度將繼承和遺贈並列為繼承的兩類形式，而兩者調整關係又確實不同。進一步說，葡國法中的繼承人（sucessores）是個大概念，包括繼承人和受遺贈人（herdeirosoulegatarios）兩類不同的“繼受人”。所以，按照上面說的翻譯原則，同時考慮到概念譜系的邏輯性，將“sucessores”翻譯成“繼受人”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既有的中文繼承法律術語中並沒有“繼受人”這個概念。雖然遺贈在中國法律中也屬繼承法調整範疇，但它並未被視為繼承的一種形式。在此制度設計上，中國和德國等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做法是一樣的。我當時不贊同把“sucessores”翻成“繼受人”還因為“繼受”和“繼受法”是比較法學中的概念，前者是說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法律的“接受”

(reception)或“移植’’(transplant，Umsetzung)活動，後者是說法律淵源通過繼受而獲得，並非本土生成的法律。所以，要在繼承法中用繼受這個詞，很容易和比較法學上的概念混淆。當然，最後採用了“繼受人”的譯法。不過我強調無論如何，繼承法這一編的名稱不能翻成“繼受”，否則會出現與早已形成的大陸法民法典各編名稱不符的現象。整體上看，《澳門民法典》中除第1870條第1款外，涉及“繼受人”的場合很有限（參見第1959、1977條、第2083條第1款；而第1992條雖然葡文是sucessor，但中文卻用了繼承）。到澳門第一天第一次參加工作會議，使我初次感受到了辦公室熱烈的工作氣氛。隨着日後工作的逐步深入參與，使我更多地體會和認識到當時法律翻譯辦公室工作的難難與嚴肅。一個概念或一個術語，往往要經過很多次討論和很激烈的爭論，會涉及到許多相關問題的研究。所以，看似一個簡單的術語翻譯，其實不僅僅是文字上轉換，而是對一個制度或規則的認識瞭解過程。因此，法律翻譯工作不僅要求翻譯者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還需要對特定制度的系統認識和對其社會文化背景的瞭解，需要良好的文字素養。從更廣闊的角度看，這實際上是認識、瞭解和傳遞另一種法律文化的過程。澳門回歸前法律本地化的活動，其實也是一個自覺或不自覺的法律文化交往進程。關於當年法律翻譯辦公室的工作方法，許多具有啟發意義。就前面提及的“一字一詞”原則而言，總體上或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相反，它體現了嚴謹科學的翻譯態度。不過，從具體操作層面上看，有時候的確也有困難。倘若在理論上略加挑剔的話，這個原則其實忽略了一個理論上存在、實際上經常遭遇的問題，即兩種不同文化的“文化間隙”。具體說，具有完全不同文化傳統的法律制度之間在彼此接觸和交往的過程中，不可能總是嚴絲合縫地完全對接，或此或彼，他們之間總不免會存在某些縫隙。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間隙。事實上，“一字一詞”的原則是以所有文化能夠完全對接的假設為前提，一般地說，這是正確的；但某些情況下，這卻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前面所說的關於“繼受人”的例子，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問題。不過，堅持這個原則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至少它可以保障在實際工作中最大限度地直接傳遞制度和文化資訊，盡可能避免歧譯甚至誤譯。例如，當年在翻譯“actosjurídicos”(《澳門民法典》第209條）和“negóciojurídico”(《澳門民法典》第288條）時，由於葡國專家堅持“一字一詞”原則，不同意都譯成“法律行為”，而是把前者譯作“法律上的行為”，後者譯成“法律行為”，從而避免了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發生混淆。說真話，當時我本人對此沒有較深的認識。多年之後，在我專門研究德國法中“Rechtshandlung”和“Rechtsgeschäft”

的區別時，才意識到當年翻譯葡國法律術語時堅持這種區分在理論上意義重大。而在同樣是大陸法系法律制度的内地和台灣，甚至在日本和韓國，混淆這兩個概念的問題至今存在，而且成了一個積重難返的學術尷尬。其起因，就是由於當年翻譯或傳遞這兩個法律概念時，對其制度缺乏較完整充分的認識。法律翻譯辦公室的具體工作形式是“teamwork”，即由葡國法律專家、中國法律專家、翻譯和文案四人組成檐負專責的工作小組，當時我所在的小組主要擔負民法典總則的翻譯，同時也經常接受臨時性的其他任務。翻譯工作通常以葡國法律專家為起點，將法律條文講給翻譯，翻譯再轉述給文案，文案整理好譯文後給中國法律專家（關於法律翻譯辦公室職能及其工作制度，我曾在一篇題為“現時澳門法律翻譯和未來澳門法律建設”的文章中有過詳述，見：《澳門日報》1993.08.09)。我所在的小組的葡國專家是高瑪麗小姐（Dr.GomesConceisão)，翻譯是馮瑞國先生，文案是António，此外，因我們的辦公室房間較大，所以打字的Sara小姐也和我們在一起。高瑪麗小姐工作認真負責，很有專業情神。她與其老師SantosSouventura歷經幾年做的澳門法社會學調查報告，在我看來是非常嚴肅認真、客觀真實和有豐富内容的研究成果。他們一絲不苟、科學公正的工作態度，令我頗為敬佩。我與她經常也會因為一個問題溝通不好或意見不同而爭得面紅耳赤，有幾次也氣得她大發小姐脾氣，拂袖奪門而去。但是，這從來沒有影響我們的工作關係，相反，長時間的合作相處，使我們成了思想溝通最多的同事和朋友。她幫助我搜集整理的比較法學研究資料，直到最近我寫書時還在使用。馮瑞國友善率真，António幽默含蓄，Sara聰明伶倒、樂於助人，得她之助，我很快學會了倉頡中文輸入法。總之，我們這個小組相處融洽、其樂融融。因為我們的房間大，所以經常被當作教室。澳門大學程祥徽教授每週都來教中文課，故有緣梱識，且每每以詩文相會，遂成忘年文友至今。現在回憶，那的確是一段美好的時光。澳門回歸前的那些年裏，社會氛圍總體是好的。雖然經濟沒有像回歸後這樣躍進發展，但社會相對穩定且積極向上。大概由於回歸在即，民心思歸，更加激發了社會各界和眾多居民的參與熱情。澳葡政府在此大勢之下，也在社會管治諸方面持較為開明的態度。各項社會活動、言論自由、學術探討，基本上都是自由的。作為政府公務員，我在公務之餘關注澳門社會問題，常會寫寫文章，參加學術研討會，有時候甚至會和葡國學者形成公開的論爭。我那時寫的文章，每每被《澳門日報》採用，《華澳郵報》亦經常全文地刊載我的文章。現在看來，可以說澳門中國法律人和葡國法律人之間公開的學術論爭，其實是從那時開始，而且活躍熱烈。應該說到的是，在時任澳門基金會委員吳志良的

動議和支持下，我和澳門其他幾位法律同行合作撰寫了《澳門法律》，亦當是首開澳門中文法學之先。這本書在相當一段時間�，提供了對澳門法律制度的基本知識與描述，影響了許多澳門年輕人。如今，當年大多年輕的作者，都已經是澳門法律界的精英乃至棟樑之才。因為有了在澳門工作的積累，我後來又寫了《澳門民商法》專著、出版了《澳門法制與大陸法系》論文集，後者是請李鵬翥先生題簽。已故學者黃漢強先生和我不止一次提到，我在這本文集後記中所說的“澳門是一塊飛地、福地和有趣之地”這句話，他特別喜歡，而且在許多場合引用。在參與法律本地化的論爭中，我還和至今仍然活躍在基本法宣傳推廣和“一國兩制”研究領域中的楊允中先生有了交往，而且頗得其鼓勵和教益。回歸前那些年，澳門的社會文化活動也很活躍豐富。大概因為那時候年輕，故興趣廣泛，業餘時間有時也會參加一些文化活動，甚至參加澳門中華詩詞學會，附庸風雅地學着寫寫近體詩。其間，頗受幾年前以108歲享壽仙逝的梁披雲老先生教益。前幾天看到圖書館中“澳門法律學刊”封面上梁老道勁揮灑的題字，不由回憶起當年負責創辦這個刊物的郭華成博士約我向梁老求字的過程。我得識梁老，乃由葉作蘭女士，因她與我廈門大學的導師李景禧是世交。結識梁老之後，彼此很是投緣，我也很高興一有機會就去看他，向他討教學問，有時也會順便求他寫幾個字，而且每求必應。一次，他拿出幾幅寫好的聯子讓我挑，我選了其中一幅“鐵肩擔道，辣手著文”的對聯。梁老笑着說，我就知道你會選這幅。因為他大概也知道，那時我正在就法律本地化的一些問題參與學術上的論爭。回到北京後很久，有一天我的女兒盯着牆上掛着的這幅對聯，突然問我：爸爸，你看這“道”的走之像甚麼？我仔細一看，恍然大悟，幾乎和女兒同聲說：像條蛇！從此，我知道了甚麼是神來之筆、筆走龍蛇。其實，就我個人而言，澳門最讓我鍾情之處是她的文化，是她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地位。中西方文化正面和全面的接觸與交流，應該是在澳門展開。在澳門，既有綠草芳菲、芝蘭沁人的傳統中國文化，亦有色彩繽紛、爭奇鬥豔的西方文化，這也許恰恰是澳門的魅力所在。也許正因如此，澳門才可能擁有兩位立足澳門、放眼世界，對近現代中國歷史影響極深遠的兩位偉人：思想家鄭觀應和政治家孫中山。昔日一個小小的海隅邊城，僅此就已足夠驕傲了。前些時間溫家寶總理來澳門，語重心長地說“澳門是有文化的”！我以為，這可是對澳門的最高讚譽。不過，澳門回歸前的法律本地化活動，較多的力量放在了葡萄牙五大法典的翻譯工作上，甚至使之成了法律本地化的核心工作。因此，當時的法律翻譯

辦公室實際擔當了法律本地化活動的主角。雖說法律本地化的內涵絕不僅僅是法律翻譯，它應該包括法律教育、法律人才培養、法律實務操作和司法機關運作等多個方面，但二十多年過去，回過頭來看待當時法律翻譯辦公室的工作，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卓著的貢獻。首先，法律翻譯辦公室翻譯了葡萄牙的五大法典及其他一系列法律法規，同時還擔當了雙語立法的職能，從而使“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得以奠定。其次，更重要的是，它為日後澳門法律界和公共行政機構培養了一大批法律和公共行政人才。現今澳門法律界，包括司法界、律師界、政界和教育界，到處都可以看到當年在法律翻譯辦公室工作過的精英才俊，他們當中有法官、檢察官、律師、政府部門領導官員和教授等，幾乎涉及到了所有法律領域。他們在澳門法制建設過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怎樣估量都不為過。僅就此而言，法律翻譯辦公室的貢獻已是大可讚揚。作為曾經在這個辦公室工作過的一名法律人，我亦為之感到自豪。1995年，因為割捨不掉的學術情結，我在思索許久之後最終提出辭職回學校教書治學。當時的辦公室主任簡秉達很是不解，堅持最快也在一個月後給答覆，以便我慎重考慮。不過，我們最後約定，我回北京後繼續保持和澳門方面的聯繫，雙方合作繼續共同推進澳門法律本地化。離開澳門前夕，辦公室在媽閣旁邊的“船屋”（Loche）舉行歡送晚宴，記得簡秉達、賈樂龍（Calado）、譚劍虹、沈振耀和梁葆瑩等幾乎全部辦公室中葡同事三、四十人都前來參加。眾人情真，頻頻舉杯，我則領之意切，一一答謝。梁葆瑩小姐代表大家贈送筆墨等物相勉，至今珍用未棄；劍虹先生豪飲豪吐，竟至歸去不知如何入戶；我晚宴後又與葡國同事前去文華東方，乘酒興濫竽土風之舞；旋又去西望洋山峰景酒店（bellavista）觀澳門夜色，更覺澳門美麗曼妙，愈生依依之情。此情此景，至今歷歷在目，令人懷舊不已。我離開辦公室後，中國政法大學相繼又有兩位教授來澳門參加法律翻譯工作。我在北京於當年就成立了澳門研究中心，除了推動澳門法律研究之外，也廣泛地展開澳門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從那時起直至回歸，中國政法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和澳門政府法律翻譯辦公室每年輪換主持舉辦澳門法律本地化的研討會。事實上，那時是內地研究澳門法律與社會最為興盛的時期。除了每年定期的學術研討會之外，我們雙方還共同合作完成了澳門五大法典的中文簡體版在內地的出版發行工作；回歸之際又出版了《澳門研究》專號，梁披雲先生為之題簽；回歸後與行政公職局合作出版了《澳門論學》，陳麗敏司長為之作序，當時的特首何厚鏵為之題簽。不過，我至今以為遺憾的是，回歸前夕，經過長期準備，澳門研究中心與法律翻譯辦公室合作，擬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一次規模

很大、雙方出席代表規格很高的學術研討會，以此慶祝澳門回歸。所有工作準備就緒，研討會請柬也已發出，然而卻在開會前兩天接到有關部門通知，傳令不得舉辦此會。臨陣偃旗息鼓，其尷尬之狀可想而知。後輾轉知道某領導的批語及原因，徒為興歎矣。澳門基本法頒佈已二十年，澳門回歸也已十三年，這些年，澳門社會進步、經濟繁榮，它在區域、國家和國際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如今的澳門，已經是一個澳人治澳、安居樂業、世人矚目豔羨的民生樂園。在此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過程中，能夠效一介書生匹夫微薄之力，實乃時代機緣。拾取以上點滴，權作慶幸自勉！

過渡期的法律翻譯沈振耀*首先，感謝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邀請本人撰寫回憶文章，談談在參與和見證澳門回歸的歷史過程中的一些經歷，與大家分享當中的點點滴滴。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長期以來為推廣澳門基本法作出了大量富有意義的工作和取得驕人的成果。本人藉此機會向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表示敬意，並祝願在未來取得更大的成功。一、概述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並於1999年12月20日起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8條規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8條規定的原有法律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而第9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1987年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澳門進入過渡期，法律本地化成為法務領域內首要的工作目標，以確保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及平穩過渡。為此，有必要通過澳門本身的有權機關建設一個符合社會實況、現代化和中葡雙語的法律制度。而自1989年起，在法律本地化這個項目中，法律翻譯被*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法律顧問

納入為過渡期主要問題之一。1回顧過去，在習慣以葡文為主的立法模式下，在過渡期剛開始時法律中譯文件寥寥可數。在制定法律過程中加入法律翻譯環節，作為建設中葡雙語法律制度的主要方法，不僅是一項全新的嘗試；加上生效法律的清理工作需時，工作範圍有待確定，時間有限，要完成實際上幾乎把整個法律制度“重寫一遍”的法律本地化相關翻譯工作，確實是一項重大的挑戰。綜觀而言，在配合法律本地化以及落實中文官方語言地位、培養本地人才及法律普及化的整體政策下，法律翻譯工作以建立一個雙語法制為目標2，設立專門的法律翻譯部門，循序漸進開展及改善相關工作。1988年設立法律翻譯辦公室。從該辦公室的設立及多次的重組和職能調整，可大概了解法律翻譯工作如何落實和演變。31988年1月13日第八/GM/八八號批示設立法律翻譯辦公室，存續期預計為四年。辦公室任務當時只有兩項：一、規劃、統籌及執行將澳門地區現行法律翻譯成中文之工作；二、編製一本中葡、葡中法律詞彙。1989年10月2日第一一三/GM/八九號批示重組法律翻譯辦公室，以回應2月27日第一一/GM/八九號法令的要求。該法令規定，法律或規章必須連同中譯本一起公佈。上述批示認為法律翻譯是普及澳門現行法律和推廣雙語的工具，基於缺乏雙語法律專家，由中、葡文法律專家、翻譯員及文案組成工作小組，是更有效的法律翻譯方法。在1991年6月1日第一0七/GM/九一號批示公佈後，由法律翻譯辦公室翻譯的法規數量日益增加。1992年1月8日第二/GM/九二號批示使法律翻譯辦公室的職責更為明確。該批示不僅擴大法律翻譯辦公室的工作任務，亦標誌着重組法律翻譯辦公室，使之成為常設部門的籌備程序開始。同時，辦公室亦被要求注視法院的情況，研究在法院建立一個在法律技術上有質量的翻譯系統，在法院擴大使用中文，以回應1991年12月31日第四五五/九一號法令的要求。該法令規定中文在澳門具有與葡文同等的官方地位及法律效力，並表明澳門地區的本身管理機關負責加強條件以使中文之官方地位能按澳門實況逐步及循序漸進地在行政、立法及司法領域內得以確立。1993年6月21日第三0/九三/M號法令重組辦公室的組織架構，將法律翻譯辦公室從一個項目組轉變為常設的技術辦公室，使其具備條件去應付新的職責和要求，其目標包括：一、使澳門行政當局內有一專門機關，負責統籌、規範及執行法律翻譯工作並確保法規的官方譯本在法律技術上的質素；二、確保

中文本在法律及技術上的嚴謹性和術語的統一，以實現在立法程序及法院內擴大中文的使用所需的條件；三、採取措施向澳門居民推廣法律，使基本法律原則及現行的權利、自由和保障制度之知識普及化。1998年的施政方針在司法政策領域提出再重組該辦公室，以便能切實地制定雙語法例。這個重組方案使辦公室能設置進行雙語草擬法規的組織架構，從而在過渡期內設立一個部門，專門負責雙語草擬法律、翻譯法律及推廣法律等工作。上述方向的重組其後並無實現。1999年7月26日第三五/九九/M號法令對法律翻譯辦公室進行最後一次的職能調整。法令的序言指出，隨着由法律翻譯辦公室負責的，在法院及檢察院的翻譯工作已鞏固，根據所取得之經驗，按類似過去對登記與公證機關所採用之做法，將上述職務轉由當時的司法事務司負責。以下僅就法律翻譯、以中文推廣法律和提供法律資訊以及在司法機關擴大中文的使用等三個方面談談有關工作的大致情況。二、法律翻譯法律翻譯工作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1.翻譯各大法典澳門的法律以成文法為主，當中作為法制支柱的五大法典成為法律本地化的主要工作對象，當中經本地化的《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分別於1996年1月1日和1997年4月1日開始生效，而《民法典》、《商法典》和《民事訴訟法典》亦於1999年11月1日開始生效。除五大法典外，其他規模較小且經完成本地化的法典和法規亦在具備中葡雙語文本下通過生效。2.新法例的翻譯在本地化進程中，本地立法不斷增加。立法程序中使用雙語的要求，使法規草案從討論至通過均須有兩種官方語言文本。新頒法規的翻譯亦成為另一項常規且規模龐大的工作。隨着中葡文本開始逐步同時公佈，自1995年年中起，雙語文本開始左右並排公佈。這公佈方式現今亦採用。3.已生效但僅具葡文本的本地法例的翻譯在法律本地化進行的同時，亦須處理已生效但僅具葡文本的本地法例的中譯工作。這項工作的對象主要是，從《澳門組織章程》生效起至開始以雙語頒佈法例這段期間僅以葡文公佈但預計會繼續生效的法令和訓令等規範性文件。這項工作於1996年開始，從較近年份至較遠的年份順序進行翻譯，以儘可

能配合法律本地化的進度，避免不必要的翻譯工作，而中文譯本的公佈則按照第三五/GM/九七號批示進行。缺乏雙語的法律專家及能掌握法律術語的翻譯員為初期開展翻譯工作帶來困難。故此，設立了不同的工作小組，由中、葡文法律專家、翻譯員及文案組成，進行法律翻譯工作，而翻譯員多數從當時剛開設的澳門法律課程中挑選。這種優先選擇澳門大學法律課程掌握雙語的學生擔任翻譯員，除了可對法律翻譯帶來積極的影響外，亦體現了甄選人員政策的策略意義，在培養雙語法律人材方面作出投資，充分利用他們所吸收的法律知識，並且創造條件使其掌握必需的經驗，在未來負起雙語法律專家的責任。4取得澳門法律學位的翻譯員日漸增多，加上內部的持續培訓及法律專家雙語能力的提升，為小組成員的專業成分帶來化學變化。在小組成員相互協作下，隨着經驗的累積，工作小組的介入範圍不斷擴大，介入的階段亦逐步提前，從原文成稿後的單純翻譯，繼而對原文文本提出法律及技術的修訂建議備忘，以至最終被指派參與法律文本的草擬，工作小組及其成員逐漸承擔超越單純的法律翻譯工作。為實現法律語言規範化，法律技術用語統一和嚴謹，有必要在翻譯法例的同時，製作中葡法律詞彙，以便在立法程序、法院及公共行政部門中使用。1988年7月出版第一本葡中、中葡法律詞彙，收錄約一千二百個在憲法、行政法、民法等方面的詞彙。在編制詞彙表的同時，法律專家亦選取法律詞彙作註釋，以供未來出版澳門法律詞典之用。1992年出版了另一本法律詞彙，收錄法律詞彙已超逾五千。其後，在翻譯五大法典及其他重大法規的同時，亦開展了製作一本新中葡、葡中法律詞彙的籌備工作，當中包含上述法典法規中的詞彙和載於舊版而經檢討及修訂的詞彙。為了出版一本純法律詞彙，將原有的公共行政的技術詞彙抽出並提供予當時的行政暨公職司，當時初步估計新的《詞彙》收錄詞目總量超過一萬。上述行政公職部門其後出版了一本公共行政技術詞彙。法律以兩種語言文本討論、通過和公佈後，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解決兩個文本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一項法律規則，即使兩個文本都是正式文本而且同具法律效力，也不會因此變成兩項規則。而正因兩個文本均為具法律效力的正式文本，故亦不能出現遇有疑問，以其中一個文本為準來解決出現的差異。1999年12月13日公佈的第一0一/九九/M號法令第五條三款就這個問題

作出了規定，訂明“規範性文件文本間出現意義差異時，應考慮在解釋法律方面通常採用之規則，採納各文本均含有之意義；如該方法不能解決問題，則採納最能符合該文件之目的之意義。”三、以中文開展法律推廣和提供法律資訊為實現法律普及化，單純以市民所認識的語言制定法律並不足夠，必須向市民推廣法律，讓市民大眾認識本身的權利和義務，知法守法。當中與大眾傳播媒體合作，以簡單易明的語言向市民推廣法律和提供充足法律資訊，尤為重要。自1994年開始，法律推廣工作在不同層面逐步開展。面向市民大眾的法律推廣項目主要有：在中文報章以專欄介紹澳門的法律，簡介新頒法規和澳門政府公報的內容；在電視台和電台節目中講解澳門法律並在澳門教育電視節目中設法律講場專題。為了加深市民對法律的認識，出版課題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澳門法律叢書和小冊子，以漫畫形式介紹人權公約；到社團、中學及學術機構推廣澳門法律；在市民常到的地點，例如公共部門和圖書館，設置法律宣傳單張和小冊子的存放點，方便市民免費索閱；對市民來信和電話諮詢，通過大眾傳播媒體闡釋。在刊物出版方面，出版法律著作、《法域縱橫》法律雙季刊、法律著作中譯本，其中與澳門大學法學院合作出版的《民法總論》中譯本至今仍被採用為中文法律課程的教材。在推動學術交流方面，與本地及外地學術機構合辦法律研討會，互換法律書刊；邀請外地法律專家到辦公室工作和研究澳門法律；與國內學術機構合作出版五大法典簡體字版；通過在互聯網上開設的網頁推廣澳門法律，逐步建立法律資訊平台；開發關鍵詞檢索系統，以便利查閱相關法律條文等等。四、在司法機關擴大中文的使用1993年的重組賦予辦公室另一項職責是確保在法院的翻譯工作。當時仍未有本地培訓的司法官員，擔任職務的司法官員沒有一個懂中文，大部分任職律師行業的專業人士均以葡文作為工作和溝通語言，司法輔助人員亦未具備條件使用兩種官方語言。在訴訟文書方面，僅部分文書有書面翻譯，絕大部分的表格、印件和常用文書只有葡文版本。在開庭審訊時，只設有交替傳譯，翻譯人員不足而且沒有法律專家提供協助。為了有效逐步在法院擴大中文的使用，落實中文在司法領域的官方語言地位，除原有工作外，採取了一系列新措施，主要有：增加在法院工作的翻譯人

員，為他門提供專門培訓及法律專家的輔助；引入同聲傳譯，以保障在開庭審訊時參與聽證的人士，尤其是嫌犯，不會受到語言的限制；擴大訴訟文書的翻譯；統一在法院使用的表格、印件和常用文書的格式和製作雙語版；翻譯法定強制刊登於政府公報的司法裁判等等。其後，新《刑事訴訟法典》的生效、司法組職的變更、本地培訓的司法官員和司法輔助人員的增加以及在法院翻譯工作所取得的經驗均使這領域的翻譯工作必須持續作出調整，以配合不斷增加的需求。五、結語上述各項工作的啟動、建基與發展不僅取決於各種因素的配合，亦有賴於各個參與者的努力和開拓，當中相當部分的工作人員現今已各自發展，投入不同的崗位。社會的進步、現實的變化和實踐的驗證為法律帶來與時並進的要求，同時為工作注入持續不斷的動力，推動法律的檢討及適應現實發展的需要，鼓勵大家向前邁進，精益求精。註釋1嚴格來說，1989年前澳門並沒有“真正的”法律翻譯。法律或其他規範性行為的翻譯都是屬介紹性質，不能在行政或司法機關引用，因為，中文並非澳門的官方語文。⋯如前所述，在《聯合聲明》生效後，法律翻譯才被視為確立中文具有官方地位的必需要件，⋯但實際應用時卻存在一定局限：本地區並無受葡萄牙法律或葡式法律培訓的雙語法律專家；本地區翻譯員對於法律翻譯的專門工作，在理論和技術上都未受過適當培訓；缺乏適當的翻譯輔助工具，特別是一般的、技術的和法律的葡中、中葡詞典和詞彙；對中文法律的特徵和狀況欠缺足夠認識；待翻譯的法例在法律技術及用詞方面都不嚴謹；不存在本地區的法律文化；中葡文在結構上存在差異。⋯〞，參見賈樂龍，澳門的法律翻譯一經驗與展望，《行政》，第八冊，第二十七期，1995，No.1，第217頁。2關於如何從法律翻譯到雙語立法，以建立一個雙語法制等問題，包括其概念和須具備的條件，可參閱簡秉達，法律翻譯一保障澳門法律一政治自治之核心工具及遵守聯合聲明之必要條件，《行政》，第五冊，第十六期，1992，No.2，第527-559頁；PedroHortaeCostaeSergiodeAlmeidaCorreia，論過渡時期法律翻譯及雙語立法工作的政策，《行政》，第三冊，第七期，1990，No.1第261—281頁。3更詳細的闡述，可參閱賈樂龍，同註1，第215頁及續後頁。4參見簡秉達，同註2，第546頁及557頁。

情繫澳門立足基本法——親歷澳門回歸的幾件事麥瑞權*為編印《澳門歷史的巨變》紀念文集，為澳門回歸前後的歷史性轉變留下一筆寶貴的記錄，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正在積極徵集相關文章。收到該協會的撰稿邀請時，我思緒萬千，記憶中珍存的那份雋永，猶如漫開的潑墨畫卷，伴隨着澳門回歸的歷史足跡，在腦海中一幕一幕地浮現⋯⋯澳門回歸場館承載的努力及信心1999年12月20日下午4時，據澳門回歸祖國僅剩最後八小時，回歸交接儀式進入倒計時，我與工友們對澳門回歸場館的主要機電設施做最後一次的檢查，離開前環顧此時此刻的場館所在地，已不再是4個月前的一片荒蕪，而是滿載民族自豪感且保衛森嚴的華堂。此刻的我感觸良多，忍不住再回頭多看一眼自己和工友們共同努力建造的場館，這其中又承載了多少對祖國、對澳門的惓惓深情⋯⋯在參與建造澳門回歸場館過程中，我逐漸加深了對祖國的認知，並懷着一顆期盼回歸的赤子之心，及“不計盈虧，專注奉獻”的信念，與工友們一同克服建造過程中的諸多困難。倍感欣慰的是，團隊中無論是澳門人還是葡國人，大家都只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齊心協力、共同出謀獻策完成回歸場館這項歷史性工程。*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曾有葡國朋友對我說：“Mr.Mak，過去就係過去，歷史就係歷史，過去嘅歷史我哋無法改變，但有幸見證澳門嘅回歸，為咗澳門，我哋係目前呢一刻同埋要面對嘅將來，都可以做得更加積極，更加好嘅。”此情此景，他的話令我尤為感動。當時，在澳門工程界常套用一句俗話“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即合約未簽，工程已提前籌備開工，大量建材需提早訂貨，故一項工程的競投及施工過程需要龐大的現金流作支撐，加上這一時期金融界流行“磚頭文化”，即如果企業沒有抵押則無法獲得貸款。在澳門回歸前夕，本地微小企要拿出足夠抵押巨額貸款的“硬磚頭（房屋）”，又談何容易？然而，回歸場館的興建作為一項政府工程，不僅僅是一盤普通的生意，更是對澳門回歸前景的考驗。作為葡資企業的大西洋銀行（BNU），卻對澳門的前途充滿信心，在其他銀行奉守“磚頭文化”的行業背景下，率先引入歐美銀行的經營理念，把申請貸款之投資環境、公司的潛質、生意的前景及公司領導班底的能力作為貸款的風險審核標準，願意以“無抵押”向合資格的企業提供貸款，最終協助本公司解決財務困難，個案顯示葡資企業立足本澳、支持澳門、信任澳門的堅定立場，亦即是對“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認同。更由此可見，回歸場館的建造並非只是一座冷冰冰的普通建築，而是融入了包括在澳葡國人在內的澳門人和中國人的一致努力，亦正是這份超越國界和民族的深情，使得場館在多方支持下，最終提前保質保量地交付使用。親歷澳門回歸的歷史時刻百感交集1999年12月20日晚上23時，回歸交接儀式進入最後一小時的倒計時，我與幾百個工友集合在南灣湖填海區，隨後將工友們分配到全澳各大小政府機構當中，準備執行一項莊嚴的任務。當20日零時的鐘聲敲響時，在雄偉的國歌中，葡國國旗緩緩落下，中國國旗冉冉升起⋯⋯就在國家領導人宣佈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那一刻，我和幾百個工友，同時將澳門各機構內的葡國國徽拆除，換上特區徽號；其中，澳督府由我親自帶隊前往執行任務，當時亦有隨同的《南方日報》記者用相機記錄下這一賦予歷史意義的神聖時刻。這一刻，連空氣中都彌漫着令人振奮的氣息，身臨其境的我，內心的感觸更是溢於言表。雖已真切地感受到澳門回歸的氛圍，而在澳門土生土長的我，由於成長過程中缺乏國民教育，因此，對國家、民族，甚至整個近代史並無清晰認知；對於個人前途，亦與當時許多澳門人一般，既憧憬又迷茫。一方面，作為中國

人，見證國家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我心中洋溢着自豪感；另一方面，作為澳門人，亦開始從各大媒體中認識到基本法，以及“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基本方針政策，這對我而言又有一種陌生感。振奮人心的國歌不斷在耳邊迴響，不禁令我回憶起童年時代的澳門，兒時的心境顯然與回歸之時的感受形成巨大反差。孩童時期，葡治下的澳門，華人政治地位普遍不高，我父母以小販生意支撐起一家人的生計，收入如此微薄仍時常遭到政府人員濫收“茶錢”，境況苦不堪言卻無處申訴。或許正是童年的這些經歷讓我的內心與大多數澳門人一樣，對澳門回歸祖國充滿期待，即使無法預知澳門回歸後將走向何方。無可否認，人的內心不時充溢着一些複雜、矛盾的情緒，縱然期盼回歸之心如此殷切，但在回歸前夕與葡國朋友聚會時，我仍對即將離開澳門的昔日友人心有不捨。所謂“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員”，人際關係亦會隨着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有位葡國朋友臨別之際對我說：“麥生，我走啦，來飲杯紅酒吧！”其實，當時的我並不飲酒，他們勸我說：“唉，試下啦，可能以後見面機會好少，但我有機會一定會返來嘅，但唔知係幾時，都歡迎你到葡國嚟探我哋。”當他們說出這番話時，我心中的不捨又多了一份期許，不知今後身邊的朋友圈子又將會是哪般景象？儘管親歷回歸的那一刻百感交集，但最終的一霎那只匯聚成一種純粹而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回歸，不僅僅意味着領土主權的交接、旗幟的更替，亦意味着朋友的離別，及社會生活和人際關係的變遷。澳門地小人多，是個典型的“人情社會”，人與人之間結成相應的社會關係，從偶然相識的泛泛之交到緊密結合的家庭關係⋯⋯各種關係鏈縱橫交錯，進而形成一張包羅萬象的社交網絡，而網絡中的參與者在其中交換價值觀和理想信念，並結成友誼甚至血緣關係等。回歸，成為澳門社會的歷史轉捩點，亦成為重新編織人際網絡、譜寫嶄新社會樂章的重要契機。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澳門人，此刻的我，對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心靈震撼及情感衝擊感受得尤為真切。回歸後自我增值由組建社團到當選議員1999年12月21日，回想起澳門回歸後的第一天，我仍記憶猶新，以往熟悉的政府部門、主要官員，乃至整個社會網絡已重新洗牌，徹底地更新換代，面對這一歷史性的轉變，忽然有種欣喜而又陌生的感覺湧上心頭。更為重要的是，回歸伊始的澳門特區政府財政零儲備，令基建項目等政府

工程的批給幾近乾涸，亦連帶建築業界減少了諸多工作機會，但卻無形中增加了業界朋友之間見面聊天及飲咖啡的閒暇時光。這個時期對整個建築業界而言，正如俗話所說“小病是福”，亦恰好給我一個停下腳步，認真思考和檢討的時機。從思考中我們驚覺，澳門整個建筑行業人才缺乏的現象極為普遍，出於對行業未來發展以及澳門前途等多方考量，在專家學者的建議下，我與同行們於2000年2月成立了建造業商會，並開始嘗試推動行業人才培訓，為行業內的會員搭建發揮特長及自我增值的平台。但我同時亦注意到，回歸初期照樣有建築企業天天開工，且工程越做越大，惟大部分傳統建築商無工可開。當時我更多是從傳統內部尋找原因，是否行業結構發生轉變、社會經濟大浪淘沙所致？直至2006年歐案爆發，大家才發現問題的根源在於社會制度的不健全，從而導致官員的腐敗，個別權力部門行政消極不作為，亂作為，不遵循市場規律、鑽法律空子、收取賄賂、扭曲招標結果，導致市場秩序混亂，出現不平等競爭的現象，進而令正當經營之企業的發展步入低潮，甚至被淘汰，更甚的是嚴重打擊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後果影響深遠。很多市民都反映，“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目標清晰，但“講就容易，寫出來都有問題，但做就難，做得好就難上加難”。我不禁恍然醒悟，要齊心建設澳門，僅靠小部分澳門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培養及儲備本地人才遠不足夠，更必須更宏觀地改變大家的思維和改革體制，在普及推廣基本法的同時，激勵更多澳門人有參政議政的社會意識，才是真正的“澳人治澳”，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良藥。在回歸前後的一段時間內，我陸續從電視及報章新聞中了解到，不少以前在政府測量學校的同窗校友已榮升官職，例如文化司張裕司長、警察總局白英偉局長、海關賴敏華副關長、房屋局譚光民局長、前澳門基金會李崇汾委員、黃顯輝和林笑雲大律師⋯⋯等等，自己亦被他們奮鬥進取的故事所激勵。如黃顯輝大律師，當時為了攻讀葡文及法律專業，通宵夜讀，但一早便開車送子女上學，可謂工作、學業及家庭多方兼顧，成為第一個澳門華人大律師。這一個個靠自身努力增值向上流動的成功個案，激勵和影響我對自己生涯規劃的重新調整，但有決心，亦要有能力，期間很多相識的專家學者也時常鼓勵我繼續學習。身處這一奮發向上流動的時代潮流之中，令我的求知欲空前強烈，並開始自我鞭策：為何我能鼓勵及支持業界同行進修，自己卻不付諸努力，積極求進呢？心智豁然開朗的我，重新走進了久違的課堂，讀書進修、參與科研、撰寫論文，腳踏實地去實現本職工作以外的人生價值。最終使我自己

能從基層的工人階層，往上流動成為環保建築商。眾所周知，澳門的社團文化具有濃郁的本土特色。澳門除了是“人情社會”外，亦是典型的“社團社會”，社團在澳門市民生活方方面面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機緣巧合的是，在進修期間，透過與專家學者的交流，改變了我對社團的固有思維。因為在現實中，澳門社團已由原先對抗澳葡政府壓力的團體，逐漸轉化為聯誼及爭取團體權益的組織，簡言之，社團要配合社會發展，就要參政議政。隨後，我更有機會參與籌組江門同鄉會，在實踐中加深對社團文化的認知，並深信，正面的社團力量，對促進體制完善、改善社會民生、推動社會進步有積極意義。中央賦予澳門特區“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基本政策，江門同鄉會作為一個擁有三萬多會員的社團，在支持“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方針政策等領域更是責無旁貸。適逢2009年9月20日立法會選舉，我受市民和鄉親的委託參選立法會議員，在廣大市民和鄉親的支持下，最終以高票當選，2009年10月16日正式宣誓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在議事廳內，自己商人兼議員的身份，在部分居民眼中可能覺得會是“在議會偏向商家利益”，但實際上，“商人”的定義在“小澳門”�實在有別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商人。澳門的小商人較多是勞動階層經過辛勤勞動取得的“職稱”，是努力的成果，“商人”的身份不應被標籤、被扭曲，社會不宜有“越窮越光榮”錯誤觀念，而是要鼓勵大家改變思維，鼓勵大家需要有主動透過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不斷向上流動及發展的態度。為此，我作為議會“新丁”更需要加倍用心聆聽市民的訴求，實事求是，監督政府，並定期落區拜訪居民，定期約會專家學者，收集社情民意，為居民利益，在議會內必據理力爭，亦不怕得罪權貴，務求在議會上提出具可操作性的建議。同時社會每日每刻不

斷改變，只要是對澳門人有利的事，我都會盡力去做。明確基本法對於澳門的重要性在立法會為市民服務的過程中，根據專家學者論述，對澳門特區而言，行政主導強調的是政府與立法會的關係在於相互之間的支持與配合、制約與監督。兩大權力系統都要積極面對，真正做到掌好權、用好權，確實是目前特區政府的一個大考驗。特區成立以來，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都發揮了其體制功能，在處理兩者之間關係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政府向立法會解釋政府政策，引介提交的法案，回應議員的質詢。同樣，立法會為支持和配合政府的施政，確實做了大量的工作，發揮了立法機關的職能，如審議政府的施政報告、積極反映社會呼聲及民意、對政府提交的法案提出各種實事求是的修改意見。總體來看，行政與立法的運作基本達到體制的預設職能。但亦有專家學者指出，回顧過去一段時間，在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上，立法會較側重於支持和配合政府，一些重大議題在未有充分的討論下獲得通過，一些涉及重大政策、制度的法案也在未盡完善的情況下同樣能獲得通過，一些影響民生的重大決策則未能及時和有效的監督。另一方面，政府在很多重大事項的決策上並沒有與立法會充分溝通與協商，在某些方面甚至連事先的知會和通報都沒有，很多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只是到政府向傳媒和社會公開之後，立法會才了解政策內情和政府的動向。因此，專家學者和市民普遍對立法會留下“配合有餘，但監督不足”的印象。在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特區法律體系中位階最高的根本大法，也是現代法制中最根本的法律制度，而身為澳門居民，不僅享有基本法和其它法律提供的基本權益保障，同時也有遵守基本法以及在澳門實施的其他法律的義務。亦即是，我們有責任學習好基本法，從而正確認識國家和特區自身的基本政治制度，了解“一國兩制”的內涵，熟識澳門的政治制度優勢，遵守法律規定。尤其是政府官員更須掌握基本法，因為權力在他們的手中。普及並貫徹落實基本法任重道遠實際上，在歸納了很多專家學者的意見後，亦認同這一觀點，例如在2012年初政制發展前段時間關於澳門政制發展的討論中，亦可以看出類似的問題。如討論過程中，大部分市民均是緊緊圍繞着基本法兩個附件的規定進行深入討

論，展示出作為“澳人治澳”主體的強烈國家意識和良好的心理素質。但個別“非主流意見”人士則透過不同的途徑和手段硬銷其政見，如拋出甚麼廢除立法會的委任議席，要求澳門要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甚至要求政府明確制定雙普選方案和時間表等等。然而，無論廢除立法會的委任議席抑或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都被證明違反基本法第68條“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的規定，以及違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和解釋當中的“兩不變”和“四有利”原則。因此，他們的訴求已經遠遠超出基本法的現有規定，不再是針對基本法兩個附件所規定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修改。但“非主流意見”人士仍然在不同場合和不同階段以偷換概念、似是而非的言論，通過迂迴和曲線的方式來挑戰和否定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和解釋中的“兩不變”和“四有利”原則。又因為“非主流意見”人士以特有的政治技藝和政治包裝手法掩藏着其違背基本法規定來爭取“雙普選”的真正意圖和目的，而在華麗的政治語言的誤導之下，確實令到部分對政治和基本法認識不足的居民誤以為現階段就應實現“雙普選”。社會一再呼籲，在澳門政制發展問題上，必須遵守基本法的規定和尊重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毋庸置疑，澳門是一個法治社會，包括政制發展在內的一切事情都要依法辦事。基於澳門的政制發展和將來的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包括政府官員和立法議員，在澳門特區人人都有必要正確認識基本法、認真貫徹基本法，更重要的還在於將基本法貫徹實施在具可操作性的層面上。總括而言，自1993年3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基本法，澳門過渡期政權交接、平穩過渡有了明確指引，1999年12月20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基本法開始實施以來近十三個年頭�，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持續不斷地舉辦各種各樣宣傳推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活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我們更應當看到，在某一程度上，基本法的宣傳、推廣還不能適應客觀形勢發展的要求，人們對基本法還遠不能說非常熟悉和完全理解，更未達致深入人心。且不說普通市民，就連政府官員和公務員，甚至是立法會議員對基本法的瞭解也有相當大的落差。因此，在澳門普及和貫徹落實基本法，尤其是加強對青少年的宣傳教育，使年輕一代逐步正確瞭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深刻內涵，仍然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誠然，大家要齊心建設澳門，必須首先學好基本法，亦需從自己開始，尤其是官員，更應身體力行，以身作則。

實踐澳門基本法與建設和諧澳門徐偉坤*《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於1993年3月31日在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一次會議通過後正式誕生，為將要成立的澳門特區標誌上牢固而極具影響力的歷史一筆。澳門基本法的憲法地位意義重大，除了是“一國兩制”方針的鮮明印證以外，它作為此後澳門制定一切法律法規的總依據，保障了澳門的平穩過渡及長治久安。光陰荏苒，轉瞬間將要慶祝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年的紀念。尤記得早在1989年澳門基本法起草工作進行期間，特成立了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下設五個專責諮詢小組，目的為收集各社團和各階層人士對澳門基本法的意見及建議供草委會參考。當時本人幸得機會，擔任五個諮詢小組其一的“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專責諮詢小組”成員，遂與澳門基本法初結淵源。談及中央與澳門特區的關係，澳門基本法總則第1條開宗明義：“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明確了上述原則之後，澳門基本法的第二章就把“一國兩制”之下中央與澳門特區的關係從不同的角度作出全面而具體化的分項註述，包括澳門之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轄關係（第12條）、外交及防務事務的管理職責（第13、14條）、官員任免以及行政、立法、司法的權限（第15、16、17、19條）、法律的實施（第18條）、澳門特區居民參與國家事務（第20、21條）、各省市與澳門的關係（第22條）、澳門自行立*原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法維護國家安全（第23條）等。澳門在1999年回歸祖國以後，特區政府嚴格按照基本法施政，得到中央的支持，也得到市民的一貫擁護。澳門實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則，而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經濟及法律在澳門基本法的保障之下也維持不變。有了這些優勢作為基石，澳門特區的經濟在回歸之後生機勃發，社會福利制度日益完善，社區建設有序發展，治安靖平。此外，各階層利益獲得平等兼顧，居民的自由與權利也受到全面保障。澳門的精神澳門基本法諮詢工作完成後，徐偉坤與前港澳辦主任魯平合照。面貌煥然一新，社會氛圍積極而生動。以往慣於沉默的澳門居民本着一份家國情懷與地方歸屬感，開始展現參與精神，主動就特區政府的施政發表意見。對於澳門“一國兩制”的落實情況，中央政府亦表示認同。在澳門回歸祖國10周年，即澳門特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胡錦濤主席在講話中指出“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的十年，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十年，是澳門基本法順利實施的十年，也是澳門各界人士積極探索符合澳門實際的發展道路、不斷取得進步的十年”；此外，胡主席亦表示“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各社會團體堅持不懈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自覺以澳門基本法規範行政、立法、司法行為和處理政制發展等重大問題。這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十年來所取得的一項重要成就”。領導人的一席話，是澳門基本法的實施取得基本成功的印證。關於澳門基本法之“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部分，本人印象最深刻的情景莫過於第23條的落實過程。澳門基本法第23條的內容是澳門特區應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這一項條文經過2009年2月立法會細則性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後得以正式落實，整個過程可說是當時對特區政府以至整個澳門數十萬居民的一個智慧與承擔的考驗。澳門居民深感這是澳門基本法所規定澳門須對國家履行的責任，而且是經過接近十年仍未填補的空白點。從特區政府展開諮詢工作起至法律生效及實施，都得到絕大多數居民的正面回應與大力支持。外在問題縱然存在，卻並未構成干擾與影響，乃是澳門民心安定、自重自覺的表現。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從草案的第一稿出台開始，便表現出積極開放的態度，不斷收集居民意見，一再作出修訂，使法案最終得到最大的完善，獲得最高的認受性。因此，《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通過與生效，是官民雙方和衷合作為國家效力的高度體現，是澳門基本法與“一國兩制”順利實施的有力證明，

更加是澳門居民的民族主義及愛家愛國的情感表現。立法過程的成功是多種因素積極配合的成果，背後有着非常深遠的意義。澳門基本法為澳門特區確立了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互相配合與制衡，同時保持司法獨立的政治模式。另一方面，澳門基本法對於選舉方法與制度也有規定。相對於有政黨的地區，澳門的政治環境簡單。自特區成立以來，澳門的民間社團繼續在這片人少地少、人際關係緊密的土地上發揮多層次具建設性的貢獻和效力。澳門的社情與澳門基本法融和配合，維持着獨有的地方特式，穩步走向適合自身的民主政制實踐道路。2012年澳門就政制發展而通過了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修正案，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澳門基本法頒佈至今已屆二十周年，二十年來的成就從始終和諧不變的社會環境中得到啟示，相信定可引領到更美好的未來，繼續作為“一國兩制”的良好示範，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盡力。

我與澳門回歸許健康*春秋代序，歲月崢嶸。澳門回歸祖國已有十三年，澳門基本法也迎來了頒佈二十周年的紀念日。作為一個親身經歷了澳門回歸前後兩個時期的見證人，我深感榮幸與自豪。上世紀八十年代，伴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春風，一批勤勞勇敢的福建鄉親開始赴澳門闖天下，我正是這批移民隊伍中的一員。憑着腳踏實地、堅忍不拔的精神，我們這支福建隊伍個人事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同時有效地推動了澳門經濟的發展，成為繼廣東移民後澳門社會的一股重要力量，為保持澳門社會穩定做出了有益貢獻。對我個人而言，從1980年初到澳門時的艱辛，到事業走上正軌，澳門留下了讓我終身難忘的奮鬥足跡：當過編織工，做過小商販，先後涉足過製衣、製傘、珠寶、金融、娛樂、建築、設計、物業、織造、貿易等眾多行業。經過多年的發展，自己的事業有了起色，但我不禁憂慮那些同期前往澳門卻還沒走出困境的鄉親們，如何才能幫助他們早日走向成功？此時，能夠為同鄉濟困扶危、助學興商、交流資訊、共用資源，解鄉親們的孤懸異地之苦，為當地服務的同鄉會進入我的眼簾。於是我開始積極參加各種商會和同鄉會，幫助還在困境中的同鄉們，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起謀劃事業。為此，1986年，我親身參與創建了福建居澳首個同鄉會——澳門晉江同鄉會，先後擔任該會副會*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

長、會長。之後，又參與創建了澳門福建同鄉總會、澳門福建體育總會，組織鄉親們參加澳門各項公益活動，組織代表團到國內、國外進行經貿活動和文化體育交流。福建居澳的各個同鄉會，始終秉持愛國、愛澳、愛閩的宗旨，充分發揮同鄉會紐帶和橋樑的作用，在以後的歲月中，這些社團不僅僅豐富了大陸及澳門的經貿和文體交流，更在澳門回歸、保持澳門持續繁榮穩定方面發揮了自己獨特的作用。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是值得歷史永遠銘記的一天，更是值得包括居澳華人、澳門同胞、全體中國人民和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倍感驕傲的一刻。自聯合聲明的簽署到1999年澳門回歸這段過渡時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籌備制定工作逐步展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深入聽取各界意見，積極凝聚社會共識，而我也代表工商界提出相應的建議。此外，讓我更加深感幸運和責任重大的是在澳門回歸的後過渡期，我被推選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推選委員會在當地以協商或協商後提名選舉方式，推舉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聯合聲明簽署後，澳門各界民眾無比興奮與激動。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一些澳門同胞對回歸祖國還持觀望態度，因為聲明簽署之時，祖國內地尚處改革開放的初期，他們對於未來發展前景心存或多或少的疑慮。不過，也有一批有遠見的澳門實業家堅信有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必能將中國帶上正確的發展軌道，祖國的發展潛力無限巨大，同時內地也為居澳回國投資的華人華僑提供了便利服務和各項優惠政策，從而促使他們毅然回國投資。我作為這批回潮人員中堅定的一份子，時至今日仍深感這個決策無疑是正確的。隨着中國進入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時期，大量國內資金也開始湧向澳門，促進澳門經濟跳躍式發展。這段時期兩地的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不僅成就了我們這一批人個人的事業，更重要的是兩地的合作交流，促使澳門與內地形成更為實質的密切聯繫，為澳門的順利回歸以及回歸後的持續繁榮穩定奠定了良好基礎。時鐘到了1995年，雖然我在祖國內地的事業日益壯大，但在澳門的社會工作卻沒有停止。這一年在我擔任晉江同鄉會會長期間，親身參與組織了“第二屆世界晉江同鄉會聯誼大會、暨亞洲晉江社團聯合會成立五周年、暨澳門晉江同鄉會成立八周年”大型綜合慶典活動，這個活動是1980年至1995年間福建居

澳移民舉辦的最大型慶典活動，規模之大、範圍之廣、人數之多，前所未有。澳督韋奇立、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王啟人分別率團出席開幕儀式並主持剪綵，來自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共2，000多人雲集澳門。活動讓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傑出人士瞭解了澳門面貌和未來發展的藍圖，又將澳門居民對即將來臨的新千年所懷抱的樂觀和希望資訊帶回他們所在的國家和地區。這次活動讓世界見證了大陸與澳門的血肉相連的骨肉親情，為澳門的順利回歸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1999年是祖國和澳門民眾翹首企盼的回歸之年，就在這一年，我參與組織成立了“澳門福建社團慶祝澳門回歸祖國活動委員會”，積極參與迎接回歸和慶祝回歸的籌備活動，包括動員居澳華人慶祝澳門回歸；派出100頭北獅到關閘去迎接人民解放軍進駐澳門；參與澳門大型文藝匯演；邀請了中國當代民族聲樂代表人彭麗媛在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型歌舞團到澳門演出等活動。1999年12月19日晚上，我一生中最令我感動的時刻終於到來了，我親自參加了對澳門行使主權的交接儀式，見證了澳門回歸的歷史一刻。在經歷了400年的漫長等待之後，澳門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當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蓮花區旗冉冉升起，聽到嘹亮的國歌響起，我禁不住心潮澎湃、熱淚盈眶，我深深地感受到：只要堅持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國家就會繁榮富強，民族就能興旺發達，人民就能安居樂業。澳門回歸之後，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基本方針的指導和澳門基本法的保障下，祖國內地與澳門的合作不斷深化，澳門開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營商環境逐步完善。作為一名炎黃子孫，我願意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澳門持續的繁榮穩定盡自己的微薄之力。

講求實效學習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陳景垣*歲月流轉，彈指一揮間，澳門基本法頒佈20周年這個值得我們紀念的日子又到來了。澳門回歸祖國十三年來，特區政府遵照國家“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政策方針，在施政上正確貫徹落實澳門基本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今天的澳門經濟發展，社會繁榮，民生改善。特區政府為執行國家“十二五”建設規劃，現正全力打造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一個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的平台。回想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結束葡國百年殖民地管治，實現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澳門的共同願望。喜訊傳來，大快人心，全澳愛國同胞都感到歡欣鼓舞。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祖國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因而決定，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澳門回歸祖國的日期既定，絕大多數同胞都熱切盼望這個日子早些來*原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外邀成員

臨。但畢竟澳門居民由於以往長期在澳葡政府管治下，習慣了資本主義社會環境和生活方式，對回歸後澳門的經濟模式、行政管治、以至法律法規、社會文化事務和對外來往等等會變得怎樣？能否適應呢？大家對澳門的回歸雖心懷喜悅，但仍有不少憂慮。可是，事實說明了，人們在心底�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經過起草委員會和陳景垣向內地基本法草委介紹街坊總會開展的基本法諮詢工作情況諮詢委員會的共同努力，都在後來正式頒佈的澳門基本法文本中得到了很好的回答。澳門基本法在北京進行起草期間，在澳門同時成立了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來配合草委會工作，在澳門開展全面廣泛的公開諮詢。我擔任了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外邀成員，每當諮委會開會後，會將有關議題帶回街坊總會組成的諮詢小組中，讓大家來認真討論，並把意見和建議匯總。實踐証明，我們對議題所提出的某些意見和建議，在澳門基本法文本中也有體現。澳門基本法正式頒佈後，我們踴躍參加了澳門基本法協進會主辦的澳門基本法研習班的學習，完成課程後隨即在多個地區坊會和頤康中心舉辦宣傳推廣基本法的講座，由於參加者大多關心他們在回歸後的切身利益，如各項稅收、退休金、公職留任、社會福利等是否有所改變而提出了不少問題。對此，我們都能一一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予以回應，減除了人們的一些疑慮。看來像這樣有問有答形式的講座很受居民歡迎，對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起到了一定的良好效應。此外，我們亦應一些工會、同鄉會等社團的邀約來協助宣傳推廣基本法。在慶祝澳門基本法頒佈十周年時，我們曾應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邀請安排到一些學院職業技能培訓中心主持“齊來認識基本法”講座。今年初，澳門特區政府就關於修改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本地區選舉法相關規定的建議，進行為期一個多月的諮詢，政府機關、本澳各大社團都舉行“政制發展座談會”，澳門廣大市民踴躍表達意見，為特區政府提供各種有益有建設性的修改意見，體現出“澳人治澳”和高

度自治的主人翁精神。日前，澳門立法會全體大會表決通過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兩個選舉法修正案，符合社會各界對澳門政制發展的主流民意，是順應民意的重大決定，是澳門政制向前邁進的重要標誌。但亦有意見指出，今次政制發展的討論中，可以發現部分居民對本澳政治制度的不熟悉，以至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缺乏了解，更漠視澳門的政制必須遵守基本法的相關規定，從而引發社會和議會就政制發展等議題出現更多不同意見的激烈討論。因此，希望政府能正視問題，日後應加強宣傳、推廣，貫徹執行基本法。澳門自回歸祖國後，特區政府每年均組織社會各界人士組團分別到內地各省市宣傳澳門和澳門基本法，還舉辦澳門基本法圖片展覽或各項宣傳推廣活動，這對內地人民了解澳門和認識澳門基本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此，澳門廣大居民亦希望特區政府在重視對外宣傳澳門基本法的同時，在本澳亦能投放足夠資源，着眼長遠、講求實效地，持續不斷、細水長流地把學習、宣傳、推廣基本法堅持下去。建議政府教育部門要肩負重任，編制教科書，讓學生從小就有機會學習基本法。此外，政府亦應因應不同情況，積極協助各界社團開辦例如“基本法學習班”、“基本法進階班”等以培養宣傳推廣人材。同時或可�常舉辦如“基本法常識問答比賽”、“基本法短劇匯演”等饒有趣味的文康活動，以便讓本澳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市民大眾，通過不同渠道來學習和認識澳門基本法，使“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內涵和規定更加深入人心，這樣才有利於澳門長治久安，以達至社會和諧包容穩定及可持續發展。

澳門昨天、今天、明天葉榮發*十多年來澳門發生了巨變，經濟由負增長變成正增長，而且是高速正增長；博彩業引入競爭機制，變得生機勃勃，已經由東方蒙地卡羅變成東方拉斯維加斯，博彩收益更是拉城的五倍之多。儘管仍然有許多抱怨，但不可否認，相比十年前，澳門居民今天的財富更多了，獲得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增加了。我想我們這一代是很幸運地享受到了澳門繁榮，然而我們能夠就此高枕無憂、沾沾自喜麼？我們的下一代仍能享受這樣的澳門繁榮麼？為了澳門的長久繁榮，我們今天應該做點甚麼？如果我們能夠清醒我們的實際處境，清醒澳門未來的方向，我們就能知道我們應當做甚麼。那麼甚麼是澳門的現實處境？甚麼又是澳門發展的方向？首先，今天澳門雖然經濟繁榮，但卻即將面臨激烈的外部競爭。澳門剛回歸時，經濟蕭條，連續多年負增長，失業率達6.1％。2002年賭權開放，引入國際典範企業，博彩業獲得驚人增長，帶動澳門整個社會發生巨變。實際上這種增長和巨變是出人意料的，從蕭條到繁盛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我們有了充足的能量積極扶助中小企業的發展，如提高中小企貸款上限；有能力承擔更完善民生福利，使民眾分享更多的經濟補助和稅費減免；未來澳門還打算進一步使特殊群體得到更好生活和使普通民眾的住房條件得到滿足和改善。然而如果我們滿足於當前的成就，這些成就很快就會被取代，150年前繁榮了兩個世紀的*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理事

澳門都能在短短幾年被剛剛開發的香港取代，那時澳門依賴對外貿易，是遠東最著名的商埠，但是1850年代香港崛起，澳門便淪為了普通商埠；如果我們沉溺於目前的繁華中，繁華可能很快消失，澳門歷史上經歷多次蕭條，就在10年前澳門仍然蕭條，開創容易守成難，繁華的保持可能比十年前開創繁華更難；如果我們不隨時保持清醒，關注周邊乃至世界的進步，澳門將被不斷前進的時代拋棄，請看看新加坡剛剛開賭便一躍成為世界著名的博彩中心，而我們的周邊正有越來越多的地區正在開賭，它們都具備與澳門競爭的潛力。因此在當前的繁榮中我提醒澳門要居安思危，並非杞人憂天。如果說，十年前，澳門的問題主要來自內部，那麼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競爭更加複雜，那時亞洲合法的博彩地區還寥寥無幾，今天卻呈爆炸式增長，因此雖然今天我們處於繁華，十年前我們處於蕭條，但是比起十年前，我們面臨的危機不是更小，而是更大。澳門的現實處境是繁榮但充滿潛在危機的，我們將做些甚麼應對這些危機、保持澳門的繁榮？清醒地認清正確方向並堅持沿着正確方向行動是我們應對危機的關鍵。那麼甚麼是澳門未來正確的方向？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澳門一直的願望。十年前，為了實現這個願望，我們有勇氣開放賭權、引進外資。今天，也是為了實現這個願望，我們又決心控制博彩業規模、大力發展多元經濟。今天我們實現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夢想了麼？我認為，接近了一些，但仍未達到。十年來，澳門特區政府着力於朝着推動澳門向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方向發展，不僅發展博彩業，更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包括發展集博彩、娛樂、會展、渡假、購物、美食、體育和各種國際盛事和文化體驗；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中醫藥產業，重點打造中葡經貿合作服務平台功能，加強發展相關服務行業；積極引進非博彩元素，如威尼斯人渡假村多元之會展及購物中心，新濠天地之大型水舞間表演和兒童娛樂場，銀河之綜合渡假城之多間豪華影院，讓澳門逐漸從博彩中心轉型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藍圖。不過就發展效果而言，這些行業本身在周邊城市中澳門並不算突出。澳門的旅遊繁榮主要靠博彩業帶動，而非博彩休閒的吸引力仍然不如香港、臺灣，新興都城新加坡博彩業與非博彩業的結合也好於澳門，香港仍然是遊客和旅行社心目中的購物天堂和美食勝地，沒有動搖。我們不能耽于博彩成果而駐足不前，我們所採取的方針和行動應當經得起風險，發展多元化經濟雖不能避免風險，但從目前來看會給澳門創造更多機會，長遠來看可能減小澳門即將面臨的風險。澳門即將面臨周邊的博彩業競爭，澳門必須居安思危；澳門仍然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夢想存在距離，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多元化經濟發展已經成為政府未來的市政重點並得到社會廣泛贊同，多元化轉型對澳門未來的作用絕不亞

於賭權開放，但卻更加艱難，它會更多地面臨短期效益和長遠利益的權衡，更多地面臨來自周邊地區的競爭，在這些困擾和困難中應當保持清醒和勇氣，借助博彩收益支持非博彩行業的發展，提升民眾的實際生活；引進典範模式，盡可能快速地使非博彩產業規模化，成行成市；提升澳門人的專業素質和服務品質，打造享譽世界的多元產業，實現澳門人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之夢。其次，澳門正在面臨民主化道路的爭論，民主化道路的選擇也將決定未來澳門的繁榮穩定。一些西方民主的重量級學者都將民主視為一套選擇政治領導人的方法。然而，即使是完整的引進一人一票制度仍不能保證民眾的投票基於理性而非情緒，基於充分的資訊而非盲目跟風。因此，民主制度的關鍵不在於引進在西方已經試驗成熟的模式，而在於培養市民的民主精神和民主能力，探索適合澳門的民主政治制度。我們必須承認，如果以民智水準和經濟發展水準來看，相對於西方發達地區，澳門的確有不足和缺陷。首先，西方民主理論家反覆強調充分自由的市場經濟是民主最重要的基礎，然而澳門卻是一業獨大，帶動和反哺其他經濟。儘管從國民收入水準來說，近幾年澳門進入了較高收入行列，但是清醒的人都明白這不是多元及經濟自由競爭的結果，恰恰相反，這普遍的較高收入是政府通過稅收和公共支出等措施干預的結果。高度干預的不均衡的經濟結構相對於西方完美民主政治模式來說是一個缺陷。其次，如果按照西方公民民主能力的要求，澳門大多數民眾的民主素質仍有待提高。回歸前佔澳門社會大多數的華人是缺乏參政機會和民主薰陶的，儘管回歸以來政務公開、公民教育以及增加公民參政的機會已經大大提高了澳門人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能力，尤其是澳門青年一代已經顯示了他們更高的民主素質，但是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澳門的民主文化的土壤仍不夠肥厚。實際上，澳門從1976年開始已經建立了民主制度框架，並且澳門的民主政制傳統有着鮮明的特色，比如注重事前諮詢，注重社團參與。然而，由於當時澳葡政府的政治重心是處理國與國關係，所以其民主的對象主要是土生葡人和華人精英，華人精英可以通過領導社團或進入澳葡政府的諮詢機構參政，但華人的基層民主制度是缺失的，大多數華人沒有民主生活的經歷，廣大普通華人甚至無法閱讀官方文件和與政府直接溝通。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澳葡民主政治體制下繼續發展民主政治制度，其以諮詢為主要形式的精英民主傳統不僅得以保留，而且始終是澳門民主政治的主要部分。這種形式有利於精英共識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澳門政治環境的穩定。因此，澳門政治環境的缺陷在於基層，澳門民主政治的核心在於基層民主制度的探索和公民民主素質的培育。

澳門的民主政治條件無論從社會文化、經濟環境，還是政治環境上均存在缺陷，但是澳門並不會因此而放棄民主實踐，實際上回歸後澳門的民主政治實踐從未停止。但澳門也不應不顧實際條件，強行照搬不符合澳門實際的民主模式，揠苗助長、終食惡果。澳門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應丟棄傳統，因為澳門獨特的民主政治傳統凝結了許多包容與和諧的智慧，在澳門內部經濟結構極度不平衡，又極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社會變遷劇烈，民眾的民主文化歷時尚短的形勢下，傳統民主政治制度仍然具有很高價值。澳門的民主制度也不會抱殘守缺，它會不斷探索、循序漸進。綜觀形勢，我們不能沉浸於當前的繁榮穩定中，我們的經濟面臨潛在危機，我們的民主政治道路面臨選擇，它們都是影響澳門是否能夠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的關鍵，也是我們的晚年以及我們的下一代是否能夠繼續享受富足的生活和和諧的社會的關鍵。因此，澳門並未高枕無憂，我們仍需要保持警醒，去維護現在的繁榮穩定，去為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未雨綢繆；我們需要長遠的眼光來關注澳門的今天與明天，選擇正確的道路，繼續努力。

青春與特區一起成長馬志毅*作為澳門特區憲制性文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無論是對澳門回歸還是回歸後的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二十年來，在基本法確定的原則和框架內，在中央政府領導下，澳門順利回歸了祖國，並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今天的澳門，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民生改善，國際影響力大大增強。二十年來，澳門人民開始逐漸真正當家作主，建設屬於自己的美好家園；二十年來，澳門青年始終站在時代前列，與民族同命運、與祖國共奮進、與特區齊發展，貢獻着獨特的智慧和力量。基本法的頒佈，可以說開啟了澳門回歸祖國的進程。二十年前的我們，對自己的祖國已有一點熟悉，但同樣也有陌生的時候。回歸，除了法律和政治意義上的交接，更重要是心靈和感情的歸屬；法律，除了制定頒佈，更需要推廣普及，讓所有民眾對其深入認識。只有當我們對基本法不斷加深了解，對“一國兩制”的方針堅定不移，才會自覺有更多的承擔：要堅決地維護基本法，不容許她受到破壞；要更好地貫徹基本法，讓她造福特區人民；要更深入地在青年中普及基本法，讓愛國愛澳薪火相傳。*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常務理事

一、推廣普及基本法，要全面、準確掌握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我見證了祖父、父親及其他長輩們親身參與澳門基本法起草、頒佈的過程，出來社會後也透過查閱相關文件資料，了解到有關詳情，其中有許多細節，都記載了起草過程所遇到的困難、所提出的爭議，如何在爭議中達到共識，以及起草委員們實事求事地解決問題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動。很多青年人一般都不了解基本法起草的背景、過程等，只是書面、字面上對基本法的閱讀，難於全面、準確地理解基本法。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機會、有更多的長輩特別是原起草委員會的成員，透過適當的形式，向新一代青年更多解釋基本法立法原意，講全講深講透，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成效。二、推廣普及基本法，要大力加強青年國情和價值觀教育我從小在澳門長大，但跟內地的交往很深入。記得1995年長江水災，我帶着腿傷拄着拐杖，陪爺爺到江西老區慰問災區人民；後來，我到內地學習深造，並經常參加各種交流活動。這使我更加瞭解國情，瞭解到大陸發展初期的艱難，也感覺到作為祖國一份子身上的責任。基本法頒佈以來，透過各界針對性的努力，澳門市民特別是青年一代愛國愛澳意識及國家觀念明顯增強，可以說，國情教育在澳門可算做得比較好。但現實仍需兼顧涵蓋青年價值觀的德育發展，將基本法以及國情、德育教育納入正規課程，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扶助課程規劃，有助培養當代青年健康的價值觀和德育發展。三、推廣普及基本法，要與培養青年政治人才結合起來澳門發展一直受人才缺乏的制約，包括青年政治人才在內的青年人才培養問題，關係澳門未來長遠發展，長期以來倍受各界關注。近期，澳門正在開展的政制發展活動，這有利於廣大市民進一步學習、理解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尤其是為青年人親身參與體驗本澳的政治體制和政制發展提供了機會。希望政府能以此為契機，加強對青年意見以及政治參與的重視，提升青年的政治效能感；深化與社團的合作，充分發揮社團在推動澳門青年政治參與的角色和作用；培育更多的青年政治人才，為特區薪火相傳做好準備，為社會的和諧穩定奠下更穩固的根基。希望全社會形成支持鼓勵青年積極有序參與政治的良好氛圍，以更開闊的胸襟和積極的支援，為青年人參政議政提供更有利的空間。

四、推廣普及基本法，要充分考慮當代青年的新特點新思維當代青年特別是80後、90後，大多生活在實施基本法過程中，他們的公民意識已經得到了很大提升，他們對社會發生的事件比前一輩同齡時更加關心，加上他們接受的資訊越來越多，對社會的看法也趨於多元化。為此，在推廣普及基本法過程中，要在認真總結以往好經在澳門青年聯合會第二屆會長理監事就職典禮上致詞驗好做法基礎上，針對新情況新問題，改善優化推廣普及的方式方法，充分利用科技資訊、互聯網管道，發揮社交網站、博客及網上課堂的作用，迎合年輕人“口味”，堅持學習與娛樂並存，以青年朋友喜聞樂見的方式，在潛移默化中增強效果。基本法的推廣普及，一如青年人才的培養，是一項長期的事業，絕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政府、社團、學校各司其職，又良性互動。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基本法推廣普及得越來越好，澳門社會將更加繁榮穩定，特區青年亦有更加光明的前程。

學好基本法建設新澳門梁仕友*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年，我看到澳門社會發展快速，經濟騰飛，社會治安良好，居民安居樂業，感到由衷的喜悅。澳門基本法給予我們一個憲制性法律的保障，賦予澳門居民言論自由，出入境自由，私人財產得到保護，居民的民主權益得到保障，這是基本法實施以後，大家有目共睹的。尤其根據基本法第23條，2009年訂立了《維護國家安全法》以後，澳門社會更加穩定，這是我們十分欣喜的。我是第一屆、第二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和選舉委員會委員，可以推舉、選舉我們所信賴的行政長官，在澳門真正當家作主，這在回歸前是無法想像的。作為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的理事，我有機會隨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組織的訪京團到北京參加基本法學習班，聆聽法律專家的專題講座並與制定基本法的原草委、法律界人士座談，收穫很大。我深深地感到澳門基本法經過內地和澳門兩地的法律專家和人士制定，並進行一字一句的反覆推敲，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其核心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這十三年來，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嚴格按基本法辦事，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中央政府十分支持澳門經濟的發展，頒佈了一系列有利於澳門經濟發展的措施，如簽訂了CEPA、開放自由行等，配合賭權開放令澳門經濟進一步快速發展。中央政府的工作報告中亦提出了澳門除發展旅遊休閒*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理事

產業以外，經濟要適度多元發展，這是對澳門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高瞻遠矚。要做到澳門基本法深入人心，宣傳教育應放首位。在這方面，基本法推廣協會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在青少年中推廣基本法，在公民教育中講解基本法，在學校通過各種生動活潑的形式推廣基本法，效果是好的。在社會上，我們通過辦基本法培訓班、專題講座、圖片展、園遊會等多種形式推廣基本法，凝聚愛國愛澳力量，努力做到基本法深入人心，成績也是值得肯定的。本人希望藉着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的契機，透過社會各界，如新聞媒體、社團、學校、街坊、政府有關部門廣泛宣傳基本法，把學習和宣傳基本法作為一項長期的工作，相信效果會更明顯。我的工作主要是從事凍肉食品的批發加工。目前，中小企業經營最困難的瓶頸在於舖租、庫房租金貴，用人難，人民幣升值增加經營成本等方面。澳門地方小，市場相對小，廠房的租金高企，經營成本不斷增加。中小企業人工不可能與博彩從業員相比，用人難更加突出，幸好澳門政府勞工局對中小企業按用人指標批准合理聘用外勞，由於內地工人因人民幣升值而令工資增加，現在請內地勞工也十分困難，這樣使中小企業雪上加霜。我們希望澳門政府推出更多優惠措施，改善營商環境，中小企業才能生存下去。在參與社會活動方面，由於社會兼職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甚麼都親力親為，因此我的做法是：首先，社會職務是正職的，一定要親力親為，人家要我拿主意、拍板，我都會盡力做好。其次，對於社會職務是副職的，我會盡量抽空參與，多出主意，不掛虛名。在推廣基本法方面，我始終抱着學習的態度，與同事一起參與，動員周圍的人參與宣傳基本法。我感到澳門回歸祖國以來，基本法是施政的準則，基本法的宣傳要做到家喻戶曉，取得一定成效仍需不斷努力。在這�，我更要強調的是，基本法的不少內容我們需要花時間去學習，才能真正掌握基本法，落實基本法。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年了，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1993年全國人大通過澳門基本法，澳門進入後過渡期，着手澳門回歸的工作，從法律本地化入手，籌組特區政府，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1999年12月20日政權順利交接，特區政府是新班子、新人員、新氣象，萬象更新。首屆政府開局良好，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工作卓有成效，社會安定祥和，經濟快速發展，居民安居樂業，第三屆政府的陽光政策，也頗深入人心，得以取得這樣的成績，應歸功於特區政府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當然，特區政府的工作也有不足，如何貼近民心，回應市民的訴求方面，仍有不少工作需要努力。我相信在全體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加深居民對基本法的認識和了解，貫徹基本法精神，澳門的明天會更美好。

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年感言朱月霞*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了，作為多年來積極參與會務活動的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的一員，我感慨良多。值此紀念之際，我願分享多年來的心得、體會和啟示。首先，澳門回歸之後，經濟迅速走出谷底，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究其根本原因，祖國內地的全力支持是主要原因。而這種支持正是建立在特區政府、社會團體、和廣大市民積極貫徹基本法中的“一國”原則，擁護、配合中央的各項政策，而贏得的高度信任的基礎上。澳門特區成立之初，整體經濟仍處於亞洲金融風暴的陰影之下，而治安不靖更令旅遊博彩業雪上加霜。在祖國強有力的支持下，特區政府採取斷然措施，懲治了犯罪團夥，恢復了遊客的信心。長達四十年的賭業一家專營雖然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然而卻難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基礎設施、服務質素也難以提高。在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下，特區政府成功實現的賭權開放，迎來了澳門的經濟奇跡。逐步開放的自由行，使澳門率先獲得了世界上最大的遊客來源地，為澳門提供了龐大而穩定的需求。其他諸如跨境工業區、填海工程、澳大橫琴校區、食品供應等祖國內地給予澳門的優惠政策更使澳門有了可持續發展的保障。其次，澳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基本法訂定了最適宜澳門地域文化和發展階段的政治體制：既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又兼顧了行政效*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監事

率。澳門以行政主導為特色的政治體制是澳門現階段最為適宜的政治制度。行政主導避免了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出現的朝野對立、久議不決、甚至暴民政治。澳門特區之所以在困難的起始狀態和複雜的周邊和國際環境下，得以完成幾次重大的政策改變，得益於行政長官的權威。澳門的間接選舉制度更是充分發揮了澳門社團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中的中堅力量。而逐步增加的直接選舉也為未來時機成熟之下進一步的政制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事實上，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一直關注澳門政治民主化的進程，積極審慎的研究相關方案，並按部就班的推進這一進程。事實證明，澳門的現行體制和計畫中的體制改革進度有利於澳門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得到絕大多數市民的支持。第三，在特區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廣大市民的理解支持下，基本法規定的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順利通過。在此期間，政府官員、商界精英、社會人士、專家學者積極參與，以主人翁的高度負責態度完成了基本法規定的任務。而這一事件的重要意義在於，澳門人學會了如何在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隨着時代的進展逐步豐富基本法的內涵。國家安全立法各國均有之，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也非常完備與嚴格。然而，由於各自文化不同、信任不足，原本正常的立法卻在鄰埠舉步維艱，成為各方角力的焦點。相比之下，澳門社會對中央政府信任有加，積極配合。特區政府廣泛諮詢各方意見，工作耐心細緻，直至取得全社會共識。澳門的愛國、愛澳團體更在是次活動中顯示了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和威信。可以想見，這個受到廣大市民支持的法律在實施過程中也會順暢。第四，在“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中，澳門在兩岸關係中的作用舉足輕重。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特區政府、社會團體和個人，通過不同方式積極參與促進兩岸交流，為祖國和平統一做出了貢獻，受到中央和內地各界人士的好評。澳門在兩岸關係中發揮的作用敏感而重大。回歸前，澳門的愛國愛澳社團已經為兩岸交流合作貢獻良多。回歸後，特區政府積極進行角色轉變，迅速建立起台澳合作的新型政治框架。還有，有關台灣、台澳關係的研究得到有力的支持，學術活動、學術出版層出不窮。此外，各個層面台澳交流的社會團體不斷誕生，並在特區政府和社會賢達的支持下展開豐富多彩的聯誼活動。隨着澳門經濟的起飛，澳台間經貿合作與日俱增，澳門的經濟仲介作用也在新的框架下得到加強。澳門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族群文化背景，在兩岸交流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贏得了中央的高度信任。“一國兩制”是恆古未有的偉大嘗試，而澳門回歸後的實踐證明，只要我們始終不渝的維護基本法的尊嚴、按基本法辦事，澳門特區即使身處國際金融危機和其他各種內外干擾，也會持續繁榮穩定。

見證澳門回歸陳健英*在人生的長河中，剎那的光輝不能代表永恆，但我卻有幸遇上澳門回歸祖國這一盛事，讓我感到非常有意義，終生難忘！當澳門全體市民喜氣洋洋準備迎接澳門回歸，本人獲邀成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活動委員會的一名成員，負責總務部工作。慶回歸活動是前所未有的，本人親力親為，積極參與，出謀獻策，務求把慶回歸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多姿多彩。終於，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傾全力舉辦的一系列迎、慶回歸活動取得圓滿成功。最難忘的是九七年我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推動了河北省舉辦大型宣傳澳門基本法系列活動。在我記憶中，這是澳門首次在河北舉辦的大型活動，聲勢空前，影響很大，為冀澳兩地的交流搭建了平台，也為慶祝澳門回歸、宣傳基本法拉開了序幕。此後，還舉辦了冀澳兩地中學生徵文比賽，得獎作品匯編成書，並組織澳門獲獎學生到河北參觀交流，最後還在赴西柏坡途中的山上由兩地學生種植“澳門回歸林”。一個人要為社會做貢獻，要熱愛自己的國家才有價值。今後我將朝着這個方向，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偉大的洪流中！*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副秘書長

我們正享用着基本法的果實鄧祖基*澳門基本法正式頒佈已逾二十年，澳門回歸十三周年多了，這些年來，澳門正在持續平穩健康地發展，我們看到城市面貌在急劇蛻變，經濟建設項目日增，市面繁榮，民生改善，回歸十多年來的巨大變化，超乎我們的想像。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呢，答案很清楚，這是在基本法的指引下，澳門進行着史無前例的社會管理實踐中，在特區政府和廣大居民共同努力下，所取得的成果。當前，澳門居民正享用着基本法的果實。大家可切實感受到的是有着較安定的生活環境，享有各種社會福利，教育、醫療都有相當的保障，這是前所未有的，作為澳門人，你有這樣的體會嗎？目前，我們所享有的福利，也許仍未足夠，宜居的環境還未如理想，各階層生活還有很大的差距。當然，對於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每個人所期望，怎樣算做足夠，很難說出一個標準，因為滿足難有界線，但總有比較的感覺，那就是現在要比過去好，今天勝過昨天，只要有進步、有改善，這就是成績。客觀地看待澳門的各項發展，是應予肯定的，取得這成績固然是特區政府和全體居民努力的成果，而根本所在是依循着基本法的有效實踐，得以至之，無可置疑，這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和外地親友的交往中，談到生活情況他們都很羨慕澳門人擁有的福利，例如：十五年免費教育、醫療保障、醫療券、失業補貼、現金分享、中央儲蓄制*原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

度等，特別是老年人，福利更多，享受免費醫療外，可領取社會保障基金、敬老金，還有乘車優惠等等。這許多福利，固然是特區的施政措施，但也關乎基本法的落實。在這�列舉幾條基本法的內容，談談當中的關係。基本法第104條，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收入全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支配，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第130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有關社會福利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第118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第121條，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教育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推行義務教育等等。這些條文，為澳門推行各項福利措施創造了條件，也是法理的依據。眾所周知，特區要推行社會福利措施，除了政策之外，還需要經濟資源，上述條文正好解決有關問題，旅遊娛樂政策促進了特區經濟發展，庫房收入大增，又無需上繳中央，這樣才有能力推行各種福利措施，而且可以在原有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和改進，可見，目前實行的許多福利措施，正是基本法的果實。還可以看到，基本法是充分地體現澳門居民的意願，並維護其權益，在諮詢過程中，不少居民對前景信心不足，耽心中央政策有變，這種心態在制定基本法時也受到關顧。例如，有不少條文作出明確表述，如特區自行制定工商業發展政策，自行制定勞工政策，自行制定文化政策、教育政策、科學政策、醫療政策等等，既充分體現高度自治，也照應到居民的意願。當年草擬基本法的前提是有所依據的，錢其琛副主任曾談到有三項依據，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二是中葡聯合聲明；三是澳門的實際情況和澳人的意願，即是說要按照“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則，符合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意願並體現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意願，據此而草擬出的一份基本法。中葡聯合聲明公佈後，經多時醞釀，1988年10月25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負責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隨後於1989年5月28日組成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諮委會的宗旨是配合草委會的工作，正如上述，要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根據中葡聯合聲明的精神為起草一份符合澳門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意願和體現在澳門葡萄牙後裔居民意願的基本法，在澳門展開諮詢活動。在草委們、諮委們的努力下，歷時四年多的起草諮詢，收集意見，研究討論，草擬審議，草案修訂經三上三下，才完成基本法的制定。作為諮委的一員，追隨着眾同工，為完成澳門居民賦予的重任，從事諮詢活動，雖有不逮，未敢稍懈，而在工作中，深有體會，亦獲益良多。我覺得諮

詢活動不僅是一份光榮的工作，更是接受教育，加深認識，擴濶視野，提升思想的過程。例如：涉及葡人葡裔居民的問題，在諮詢中聽到不少意見，有所謂民族報復心理，澳門經歷四百多年的殖民管治，居民飽遭欺凌，深受其苦，許多居民都有所體會。就我個人而言，還記得少年時前往議事亭前新嘉賓酒店訪見長輩，因在梯間相阻，竟遭一名葡人橫蠻掌摑，至今難忘。遭受壓迫凌辱後的報復心態，可以理解，為此在諮詢基本法時，不少意見對葡人公務員，葡裔居民的寬容優待感到疑惑，亦看到不少葡裔人士對未來惶恐不安，有的錯估了中國人的氣量，紛紛籌劃離去。在諮詢和研議過程中，各種想法交流，領會到應從大局和長遠看問題，報復只逞一時之快，並無好處。對葡裔人士採取寬容態度，凝聚一起，共同建設澳門，既多一分力量，對國際社會和中國對外交往都會有良好影響，更符合草擬基本法的依據中提到要體現葡萄牙後裔居民意願的原則。事實上，回歸十多年的實踐中，可以看到在澳的葡裔居民作出了不少貢獻，推動了澳門的發展，在宏觀上，在對中葡、中歐和葡語國家的關係中也有良好影響。這些也都是基本法的成果。個人在參與有關問題的諮詢中，學懂了以前贍的角度看待歷史，領悟到適度地處理局部與整體的、目前與未來的關係，確實加深了認識，擴闊了視野。在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之際，拉雜地談談一些感受，希望有更多的啟發。基本法是澳門的小憲法，為澳門特區的自我管治模式提供適當的指引，要把澳門管好，必須學好基本法，用好基本法，深切祈盼澳門人繼續努力，使基本法的實踐，有更豐碩的成果，讓我們得到更滿意的福祉。

往昔詩作摘錄1譚任傑*北國之行——出席北京釣魚台姬鵬飛主任之宴會京城秋月動詩吟，世事身謀報國心。自古詩人知愛國，騷詞傳誦到而今。天涯知己盼長存，有幸重逢夢得溫。每覽河山懷去日，山光遠近認留痕。宜人天氣中秋過，北國涼風一路迎。深盼江山經淬礪，懷開民裕樂昇平。大慶油田一望無涯闊，原油遍地藏。歌呼開拓者，物裕黑龍江。*原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大連金石灘金石多奇異，擎天一柱撐。恐龍吞海水，龜裂2玉瓊瑩。旅順博物館文物多珍品，神州見進程。證今應鑒古，愛國更豪情。在周總理播撒骨灰的運—5飛機前留照3灰骨神州撒，當年痛哭歌。英靈遺愛在，百代壯山河。龍門石窟百劫千秋在，浮雕巨細精。龍門遊石窟，躍鯉蕩心情。註釋11990年隨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組織諮委赴內地進行諮詢交流活動時的作品。2龜裂石為沉積環境的地質標本，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塊奇石，形成於六億年前的震旦紀，至今完好保存着喀斯特地貌。石堅硬，呈粉紅色。3航空博物館，在北京昌平太陽山腳下，展出一百五十多架飛機，每架飛機都有動人的故事或與航空史重大事件相關聯。

與時俱進開創更美好明天李萊德*日月如梭，光陰似箭，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莊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一歷史性文件，迄今已歷經二十個春秋，卻依然閃耀着光輝，不斷應變創新，充實完善。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在基本法的保障下，實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方針，政治穩定、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繁榮進步、市民安居樂業。本人作為澳門的一份子，多年服務澳門社會福利和文化教育界，又多年擔任澳門同善堂值理會副主席、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常務理事及以促進世界和平、加強文化和教育交流為宗旨的澳門國際創價學會理事長等社團職務，因此一向比較關注澳門民生和文化教育的發展狀況，並積極投入其中，因此本文着重從這方面談談澳門基本法和澳門回歸祖國給澳門帶來的變化和發展。追憶往昔回歸以前，澳門連續幾年經濟負增長，社會治安不靖，失業率高，居民的生活處於低水平，加上沒有經濟實力的支持，澳門本身的文化底蘊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和外界的文化教育交流也不多。有感於文化和教育乃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元素，因此樂於盡自己之綿力，推動這方面的工作，概述如下：（一）1993年，促成當時的澳門政府首次赴日本訪問創價大學，並進行*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

了具建設性的交流。（二）其後，日本創價大學與當時的澳門東亞大學（今為澳門大學）合作，在該校設立了“日本研究中心”——澳門高等學府中一個國際性的研究機構。（三）1999年澳門回歸前夕，適逢一個難得的機會，得到新華社（今澳門中聯辦）宣教文體部協助，澳門國際創價學會有幸把中國的國粹“京劇”介紹給澳門觀眾，邀請並接待著名的北京戰友京劇團來澳，於9月份為“澳門各界同胞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安排兩晚三場“中國京劇團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國慶賀演”，反應熱烈，好評如潮。（四）還有其他點點滴滴的文化、教育及慈善等方面的工作，為迎接新澳門的到來添磚加瓦。審視當前澳門回歸祖國後，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全體澳門人的團結奮鬥下，僅短短的十二三年時間，澳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發展踏入“快速道”，年訪澳旅客人次及年經濟增長率連續多年創雙位數增長：“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公共事業全面發展；社會治安狀況根本好轉；對外交往成果顯著；十五年義務教育舉世矚目；醫療事業發展迅速；服務水平顯著提高；文化藝術蓬勃興旺，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澳門在世界的知名度大為提高，已經成為世界著名的旅遊城市。我們的家園正朝着以人為本，盡可能讓每一個澳門人都可以分享到經濟成果，打造和諧新澳門的目標前進。本人深知眾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回歸後繼續帶領澳門國際創價學會，與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潮州同鄉會、澳門頤園書畫會、澳門美術協會等澳門各界友好社團一起，在民生及文教慈善領域不遺餘力地為澳門的長足發展作出貢獻：（一）於2000年元月，與當時的澳門臨時市政局聯合主辦“水滸人物詩、書、畫、印刻、陶塑展覽”，並於展後將展品，包括人物塑像贈予澳門臨時市政局（民政總署前身）。該批作品及後又先後應邀赴美國及澳洲多個城市巡迴展出達18個月之久，成為澳門與外國文化交流的橋樑。（二）2001年3月，與澳門文化局、澳門教育暨青年局、澳門大學及澳門教科文中心聯合主辦金庸、池田大作聯合書展“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三）2002年11月，為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與民政總署、澳

門藝術博物館聯合舉辦池田大作“與自然對話”攝影展。（四）2007年7月，與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筆會、澳門潮州同鄉會聯合舉辦“魯迅是誰”展覽及文化講座。（五）2008年7月，與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頤園書畫會並聯同廣西師範大學、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聯合舉辦“山水擷英藝海拾貝——桂林高校教師藝術作品展”及繪畫比賽。（六）2009年7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與廣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廣州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聯合舉辦、廣州市美術家協會、廣州市書法家協會、澳門美術協會及澳門書法家協會承辦“穗墨流香——廣州書畫名家作品展”。（七）2010年7月，為慶祝《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五周年，與廣西藝術學院、澳門美術協會及澳門書法家協會聯合舉辦“美麗廣西·情繫世遺——漓濠雙江書畫展”。（八）2010年10月24日至28日，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張裕司長率領的“非高等教育委員會”交流團到日本訪問，延續兩地的文化與教育交流。（九）2012年元月，與廣西藝術學院於澳門聯合主辦“濠鏡西風展彩顏——漓濠學生寫生交流活動”，並於4月，於廣西藝術學院舉辦“濠鏡西風展彩顏——漓濠學生寫生交流作品展”。（十）2012年7月，與寧波美術家協會及澳門頤園書畫會聯合主辦“彩墨映輝、韻源中華——寧波中國畫、水彩畫作品展”。能夠為我們的家園——澳門作一點貢獻，本人不僅從內心感到高興，而且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感受到了澳門回歸以來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和長足發展。當下的世界，局部戰爭和動亂不斷，經濟危機或不景此起彼伏，局勢並不明朗。就澳門來說，恐難獨善其身，因此需要有危機意識和未雨綢繆的思想準備。何況，隨着社會的發展，新的矛盾和深層次的各種問題將不可避免地浮現出來。我們必須以基本法為指針，才不致迷失方向。祖國是我們的可靠靠山，給予澳門的是全方位、強有力的支持。這些年來，陸續出台了《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共同開發橫琴島等舉措，大大有利於維護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為實現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適度多元的經濟發展願景，開啟了廣闊的空間。本人也將一如既往，積極參予基本法的推廣工作，繼續關注澳門民生及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致力加強澳門市民的文化素養。我們認為，在這方面，政

府雖然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但任重道遠，還有更多工作要做、還需投入更多的資源。因為提高市民的文化素養，是一件長期和潛移默化的工作，不僅要重視和加強公民教育，還要提供足夠的文化養份。我們願與澳門各界共勉，並繼續積極配合澳門政府依法施政，為澳門的民生及文教事業之發展貢獻綿力，與澳門全體民眾一起，共同開創澳門更美好的明天。

澳門特區的成人教育崔寶峰*1987年4月13日有幸被邀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儀式的澳門觀禮團成員之一，代表教育界（成人教育）。當時我只有34歲，在澳門只居留約七年，被誠邀參加約五十人的澳門代表團，深感意外和榮幸。當時自省一番，在澳門的七年，自己也算為澳門成人教育作了一點事情：包括（1）1980年起出任澳門第一所大學《東亞大學》的進修學院教務長；（2）1983年與澳門成人教育界人士共同發起成立《澳門成人教育協會》，成立典禮的主禮嘉賓有馬萬祺先生，黎祖智政務司及廣東省教育廳廳長楊行女士；（3）1986年在澳門成功籌辦了歷史性第一次成人教育的國際會議，開幕式由澳門總督馬俊賢醫生主禮；（4）1986澳門國際會議後即被《亞太區成人教育總會》委任為東亞分區義務總幹事，主要負責開展及協調兩岸四地民間成人教育的國際合作交流及技術轉移活動。1988年亦有幸成為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員，參與了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的諮詢工作。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亦出席由我國江澤民國家主席主禮的澳門管治權的移交儀式。事實上，自1990年至1999年我是以全職擔任《亞太區成人教育總會》的工作，歷任東亞分區總幹事及行政委員的職務，亦兼任《國際成人教育聯會（ICAE）》的亞洲區代表理事。雖然出差頻繁，但仍以澳門為*原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家，心繫澳門教育發展，故同時仍擔當澳門政府教育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公職。期間個人亦任教委會附屬之第三三二/九五/M號法令（成人教育之組織及發展總框架）、第三三/九六/M號法令（特殊教育制度）、第四/九八/M號法令（藝術教育之法律體系）及第三八/九八/M號法令（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之發展及監察制度）四個法令專責小組的主席。隨着回歸臨近，個人亦希望可回歸澳門全身投入特區後的澳門成人教育，故積極籌備在澳門設立成人教育機構，當時得到《蔡氏教育文化基金會》及《澳門成人教育協會》之支持，於1999年9月成立了《新華夜中學》，向成人提供夜初中的課程，翌年更加辦成人夜高中。又於2003年9月得到蘇樹輝博士（澳博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為首的《創新教育協會》的支持，成立了全日運作的成人中學——《創新中學》，並擔任校長至今。回顧澳門回歸祖國已近十三年，如現有人問我過去十三年澳門的成人教育及終身學習發展得怎樣？我簡單的答案是大有進展，但仍有改善的空間。現在由我試述澳門回歸後成人教育及終身學習“大有進展”的政策及方針之制定：1.1999年何厚鏵參選第一屆特首的政綱（第三章）第七段：“教育沒有年齡的界限，特區政府應當創造條件，積極發展成人教育和在職進修⋯⋯。”2.2000年施政方針之高等教育方面的第六段“促進成人高校教育的發展與推廣終身教育的觀念，為此需特別注重持續培訓和大學延續培訓的需求”。非高等教育方面的第十二段“終身教育方面，主要在回歸教育以及持續和社會教育，須發展其構思，培訓和提供資訊活動。”3.2001年施政方針只有摘要，但在執行情況可略知方針教育施政為——推廣終身教育，鼓勵終身學習風氣；——推廣中華文化，基本法及家庭教育；——創造條件，建構終身教育體系。4.2002年教育施政方針：“密切加強與學校、社團的合作關係、開發、開放及利用現有的終身教育資源，特別是學校資源，進行研究及規劃未來澳門的終身教育體系⋯並推動出版一系列成人教育教材及成人教育的研究刊物；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創造條件，為實現全民教育邁向學習型社會作好準備，營造健康向上的社會面貌。”5.2003年教育施政方針：“各高等院校將推動終身學習計劃，提高市民的文化及技能水平⋯⋯為進一步提高市民的文化及知識水平，各院校需要發展

有關培訓的部門，開設多類型課程，鼓勵市民終身學習。”“為確保本澳終身教育的有序發展，教育當局將採取一些鼓勵和規範措施豐富終身教育的資源，確保終身教育的質素。為此，將會透過場地的提供，鼓勵終身教育機構的成立，並對任教導師及教育培訓活動作出一定的規範，以保證學習的質量和教學水平。”6.2004年教育施政方針：“為了讓學生領略閱讀的樂趣和養成良好終身學習的習慣，將推行親子閱讀和師生閱讀計劃⋯⋯亦會逐步落實成人教育導師能力指標、成人教育導師的專業認可制度和學校社區化的指引等。”7.2005年教育施政方針：“促進學校社區化，建立與非牟利成人教育機構和團體合作的機制，開辦多元化的成人教育培訓課程，為廣大市民提供豐富的終身學習資源。”8.2006年教育施政方針：“⋯⋯進一步發展社區教育，增進學校與社區的合作⋯為市民的終身學習提供更充足的場所及設施，推動公立及私立學校開放校園。”9.2007年教育施政方針：“⋯⋯推行《持續教育資助計劃》，鼓勵在家庭成員間形成樂於學習的氣氛，開展學習型組織的培訓⋯⋯”10.2008年教育施政方針之司長引介發言：“⋯⋯特區政府繼續通過政策推行、經費發放及師資培訓，大力推動持續教育的發展，包括回歸教育、社區教育及其他各種正規教育以外的教育或培訓活動的發展，務求將澳門建設成為一個學習型的城市，提高未來的競爭力。”11.2009年教育施政方針：“⋯⋯將完善相關法規，檢討及完善持續教育資助計劃，鼓勵更多市民參與終身學習⋯，同時推動更多學校參與學校社區化計劃、促進學校與社區和民間社團合作，共同開展各類型的社區教育活動。”12.2010年教育施政方針：“⋯⋯實施學習型社區先導計劃，開展豐富的社區教育活動⋯並為長者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充分發揮教育電視、電台等各種媒體的作用，宣傳終身學習的理念。”13.2011年教育施政方針：“⋯⋯在持續教育方面，高等院校繼續開辦各類專業及培訓課程，推動市民終身學習。”3.2.6：⋯⋯“特區政府計劃動用五億元作為實施《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起動經費，以定額資助的方式有效支持年滿15歲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居民持續進修。⋯⋯實施學習型社區先導計劃，構建學習型社區⋯⋯”14.2012年施政方針：“⋯⋯為構建學習型社會，將進一步完善《終身學習獎勵計劃》，舉辦《終身學習周》，宣傳和推廣終身學習理念；繼續開展《學習

型社區先導計劃》，成立社區教育團隊，推動學習型組織的建立和社區閱讀，並整合社區資源，建立社區學習體系，資助民間機構開展社區教育。發展多元化長者教育，開辦《長者學習義務工作團隊》計劃推行家長教育，廣泛宣傳家長教育理念，拓展家長教育網絡，培訓家長教育導師。”從回歸後的每年施政方針，我們不難看出施政方針越來越落實、細緻及有效。剛回歸後之初期，因領導實施方針的官員是從1999年前澳葡政府過渡至特區政府，其重點仍放在正規教育。當時曾有某位教育領導官員與我談及成人及終身教育發展時說出大意是，教育暨青年局應主力放在正規教育的學校及適齡之青年人；應另設政府部門執行成人及終身教育。這言論不無道理，但在未有另一新部門成立執行此功能之前，而領導官員自己的思想又重正規教育而輕成人教育，使在回歸初期很多與成人及終身教育有關施政方針都未得到該些教育領導官員之落實執行。後來，官員變動了，直至2006年津貼學員最高達七成的《持續教育資助計劃》出台及2011年起政府撥款2億作《持續進修發展計劃》，使每位15歲以上澳門居民均每人有五千澳門元作持續進修，澳門邁向終身學習社會的目標及前進的步伐才得以躍進。在這�不得不讚揚第三屆特首崔世安博士以其特首之權力直接地發動《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開展，亦經過處心積慮多年，替換了一些教育領導官員，真的做到了“傳承與創新”的理念，將前任何厚鏵特首發起推行終身教育及構建學習型社會的理想傳承，並以創新思維，躍進的方法，以持續進修作平台去擴展持續教育至非以教育為主的領域及政府部門。事實上，學習型社會乃全社會及所有政府部門均須合作方可構建成功的。不單是為“教育”而“學習”，而是為全民素質及未來競爭力而學習。為“全民素質”而學習的有關領域及政府部門包括：社會工作、環境保護、文化、衛生、體育、社會保障、民政⋯⋯；而未來競爭力學習的則包括：勞工、經濟、旅遊、文化創意、科學技術、金融、貿易、民航、能源、運輸、基建、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消費、房屋及交通。估計崔特首將有下着去將此任務擴大至其它政府部門，不會只靠教育暨青年局屬下的一個處去完成這偉大的“全民素質及競爭力提升保證”的歷史性大工程。

落實澳門作為中國和葡語國家交流平台的角色姍桃絲*一、過渡期我來自一個家族成員大概有五百人的大家庭，我有十兄弟姐妹，其中一個哥哥在前年歸於主懷。現在我有九兄弟姐妹，還有侄子、侄女、侄孫、外甥子、外甥女和外甥孫等共二十六人。我們的家族姓“Botelho”和姓“dosSantos”，現在大多數都居住在澳門。記得1995年是我人生其中一個最困擾的年頭，因為我還有我的親人們都要根據法律規定作出我們人生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決定，就是選擇留在澳門，還是選擇離開我們的家（澳門）而納入葡萄牙公務員編制。1995年一整年這個問題都痛苦地在我們腦海�縈繞，我們不斷為此思考該如何選擇，腦海中充滿了各種各樣關於澳門將來未知的疑問，所思考的包括：1999年以後澳門會怎樣？是否一切都會改變？中國將來會否把土生和葡萄牙人都“請出”澳門？我們的葡萄牙語將來會怎樣呢？政府部門將來是否只用中文？是否所有文件都只用中文撰寫？我們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工資、享有的福利將來會否跟珠海或其他內地城市的公務員一樣？我們的文化傳統將來會否保留？我們可否繼續享有宗教自由，參加彌撒和其他宗教儀式？我們的言論自由會否得到保障？將來的政治制度會怎樣？澳門會否實行共產主義？⋯⋯*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會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輔助辦公室主任

所有這些關於澳門將來的疑問都令我難以入睡，我反覆思量須要決定的主要問題，包括：1.納入葡萄牙共和國編制；2.倘在政府部門有超過十五年工齡可選擇離開公職收取補償金；3.倘在政府部門有三十年工齡可提早退休；4.選擇納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務員編制。我有些葡萄牙朋友和土生朋友選擇納入葡萄牙共和國編制並離開澳門公職。至於我的情況，這決定的確是我的人生大事，認為必須和家人商量，尤其丈夫和兒子，以討論該如何選擇。他們倆人皆希望繼續在澳門生活，因為我們的根就在澳門，生於斯長於斯。認為如果選擇到葡萄牙生活一定是千辛萬苦地重頭開始，且要離開我們熱愛的澳門和在澳門的家人。決定留在澳門：我和家人再三考慮後，決定留在澳門，同時將此決定告訴我的兄弟姐妹，侄子，甥女等家族成員和親戚友好們，建議他們也留在澳門。在1995年，有了留在澳門的決定後便馬上向澳門財政局遞交文件，確定我們留在澳門，一心為將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而服務。自從決定了自己將來的命運後，我開始非常關注澳門的未來。當時我為澳門公職人員協會監事會主席，至1998年開始我擔任該會理事會主席。因為這個身份，聯合聲明工作小組的負責人開始向我諮詢關於公務員和澳門土生的指導方針和將來的安排。在工作會議上以及在起草基本法時，中國保證在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模式，對此，許多同事和朋友聽了我們的意見後漸漸改變想法，亦都選擇留在澳門。基本法的內容使我們對澳門未來有着強大的信心，其序言已清楚說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的規定，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另外，基本法還提供闡述明瞭回應我們的疑惑和憂慮，給予了保障：我們的習慣和風俗將獲得尊重並依法受到保護（第42條“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我們的語言也可以繼續使用，因為第9條規定葡文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中一種正式語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最後，第98條保障我們的薪金、津貼、福利待遇不變（“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原在澳門任職的公務人員，包括警務人員和司法輔助人員，均可留用，繼續工作，其薪金、津貼、福利待遇不低於原來的標準，原來享有的年資予以保留”）。在過渡期間，本人以土生葡人代表及澳門公職人員協會主席的身份獲中葡雙方工作小組負責人的邀請，就中葡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發表意見，並借此機會

就各有關利益群體，包括公務員、葡人和土生葡人社團的擔憂發表講話。儘管這種坦率和諧的對話可以使中葡雙方交換意見取得成效，但我記得在那個非常時期發生了一些可笑的小插曲，以致我們再次憂心忡忡。例如其中一個事件，就是報章發表的文章認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土生葡人有可能因需要選擇中國籍而丟失葡籍，這使土生葡人感到憂慮，原因是根據中國國籍法，我們很明顯具有中國血統的，我們會被認為是中國人。作為公職人員協會主席，為此，本人便要求向本會會員（土生葡人公務員）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99.9％的被訪者皆希望保留出生時獲得的葡萄牙國籍。作為聯絡人和發言人，所以本人特向專責香港和澳門事務的領導人反映了我們國籍的憂慮，他們承諾會適當考慮有關問題，而有關的承諾也安撫了土生葡人社團。其後，根據傳達給我們的保證，中央政府就此問題作出了明智的反應，內容是：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可以保留葡萄牙國籍，也可以自由選擇獲得中國國籍。學習普通話：我覺得我留在澳門的選擇是正確及值得的，本人憑藉在社會活動及公職工作中所作的努力和付出，由組長逐漸晉升為前澳門海島市政廳司長，儘管如此，我很快便意識到在1986年至1989年期間所取得的四年級中文水準的學歷並不足以迎接澳門特區的未來挑戰。藉當時澳葡政府為未來政府作準備和培養人才而提供的機會，本人憑着個人努力，在1992年報讀了普通話課程並在2003年成功畢業。其後，本人也被選中與政府一眾土生葡人司長、副司長及廳長級官員一起於1996年和1997年分別到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及國家行政學院進行密集的培訓修讀課程。在這些培訓期間，我獲得了關於中國對外開放及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新知識。還記得，在課堂上大家經常以普通話對遇到的問題開放地進行討論，以尋求解決的最佳辦法，同時又安排訪問不同的政府機構以及全國人大代表等，通過這兩個月的學習，讓我的普通話水準很快獲得提升，更使我對澳門的未來充滿信心。另外，在往北京培訓生活之前，我對中國的認識是不完整及扭曲的，經過實地生活後，一切都得到瞭解和踏實了。在過渡期的期間�，許多熟悉澳門以及跟傳統社團有聯繫的朋友常同我交談，皆推心置腹提議我紮根澳門，給予我信心。所以，我將永遠無限感激當時給我精神支持的朋友。同樣也感謝當時澳門新華社的負責人，原因是他們向我提供了許多有關中國政策和保證的資訊，希望無論是葡萄牙人、土生葡人都能繼續留在澳門特區當公務員或作為特區居民。成立葡萄牙土風舞表演隊：在我經歷的許多事件中，尤其記得一個令我非常感動的時刻，那就是1999年，當正籌備在澳門氹仔運動場舉行大型慶祝活

動之時，澳門街坊會前會長誠意邀請澳門公職人員協會成立葡萄牙土風舞表演隊，並安排來自北京的協調員參加排練，給予不少支持。經過多方努力，在得到土生葡人、葡萄牙人及中國人民的支持下，我們終於促成了一支由350人組成的葡萄牙土風舞表演隊伍。藉此，我想提一提澳門最後一任總督韋奇立將軍，他亦給予我們無條件的支持，為組“葡萄牙土風舞表演隊”他當時立即撥發津貼給澳門公職人員協會以購置葡式傳統服裝及樂器等，又批准邀請一位來自葡萄牙的舞蹈專業導師來澳教練。另有一個難忘的體驗，是在舞蹈排練期間，中國華人群體、葡萄牙人群體和土生葡人群體大家充分配合，團結一致，旨在為了共同一個目標，就是“慶祝1999年12月20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大日子。本人以澳門公職人員協會理事會主席的身份，榮幸獲邀請參加了許多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的重大活動。中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的支持：在中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的支持下，本人以澳門公職人員協會理事會主席的身份，聯同高天賜副主席及兩名理事會成員，前往葡萄牙和有關當局、工會及政黨舉行了多次工作會議，目的為確保繼續發放養老金給退休及領取撫恤金的人士，並豁免繳交個人所得稅（IRS）光榮屬於大家的：令我最開心的時刻是獲選成為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我和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公職人員協會會員，為澳門土生葡人可以參與選舉行政長官而感到自豪。當時，何厚鏵先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最高領導人，無論是過去或現在，無論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前或之後，他一直以來都給予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群體大力的支持與關懷。我還被邀請成為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創會成員，在協會�本人有機會認識來自澳門不同社會階層的各界人士。同時，通過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舉辦的系列研討會、培訓課程以及活動交流意見，使我更瞭解基本法的精神，加深了解“一國兩制”的真正意義。二、1999年12月20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1999年12月20日對我來說是一個難忘的日子，我有機會見證這個由中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共同舉行的歷史性活動。此乃我記憶的一部分，這重要日子烙下了我一些朋友的傷感，尤其在見證葡萄牙國旗緩緩下降的莊嚴一刻。我親眼見證了一個盛大的演出，就是由葡萄牙土風舞表演團350個成員以及澳門、中國內地其他表演者在澳門氹仔運動場的大型表演，大家在喜悅和充滿希望的氣氛下迎接新政府的誕生，共同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三年後的今天，同時在得到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的鼎力支持和關懷下，我肯定上述留在澳門的朋友在澳門生活得幸福，與華人群體和諧相處，共融生活。就我而言，面對1999年12月20日，像是迎接新的一天，對未來充滿希望，相信社會經濟能繼續更好發展。唯一不快的事，就是在回歸前幾年，澳葡政府面對着經濟問題和社會幫派所引起的若干治安問題⋯⋯。三、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中的作用雖然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已具備和諧發展的條件，但我們（即土生葡人社群）感覺到幕後有股力量企圖改變基本法第9條所規定的使用葡語政策，原因當時有些政府部門僅發出以中文撰寫的函件或文件。因我已有一定的中文水準，雖對我不構成問題，但對於很多不懂中文的葡萄牙人（選擇留在澳門的那些人）及土生葡人來說，這語言障礙的確是無法想像的。我們可以理解，在這歷史性時刻以及過渡期間必然會產生一些緊張和摩擦情況。中葡聯繫橋樑：根據基本法的精神以及中央政府的承諾，提出了在澳門設立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的項目，是一個確認方向的決定，確認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聯繫橋樑和平台。當時，通過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閣下以及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先生的批准，本人非常榮幸地獲得特區政府邀請擔任“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籌建辦公室”的負責人。這項任務是那麼的創新那麼的大膽，有些葡萄牙人以及土生葡人懷疑其能否成功實踐。對此，當時我也有些疑慮和擔心：推想可能基於本人是公職人員協會主席，特區政府會把我置之不理⋯⋯在2003年的首幾個月�，經過和葡語國家駐京大使及中國商務部進行多次會議後，親眼目睹了中央政府對澳門這個“中葡平台”項目給予支持，以及所有葡語國家的衷心支持（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葡萄牙和東帝汶），這些國家都盛讚選擇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並決定在澳門設立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是非常正確的。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2003年10月13日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我見證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辦並獲得葡語國家大力支持的《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第一屆部長級會議經貿合作行動綱領》的成功舉辦和簽署。在此“行動綱領”第9點中，部長們一致同意在澳門設立一個常設秘書處，從

而體現了中國與七個葡語國家（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葡萄牙和東帝汶）的經貿合作，相信澳門有能力成功落實這件雄心勃勃的項目。那時，我們土生葡人都覺得特區政府很明智地選擇了以多元化發展澳門經濟，以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濟、貿易和文化方面合作的一個服務平台，讓我們這個社群得以發揮橋樑作用，做出自身的貢獻。我一直與很多來自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葡萄牙、東帝汶，聖多美及普林西比島，果阿，達曼·第烏的澳門永久性居民以及土生葡人聯繫交談，他們對保持澳門的獨特性，保持使用葡語，以及按基本法第42條的規定，我們的習俗和傳統在澳門特區受到尊重而充滿信心。十三年來，在特區政府的支持下，為了更好地發揮澳門平台作用，這些葡語國家的居民、組織及有關協會，一直為澳門和他們本土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文化合作擔當橋樑角色。許多來自中國內地、澳門和葡語國家的澳門居民、企業家，長期以來亦都保持組織與這些國家有聯繫的工商協會、商會等進行交流，他們為發揮澳門的平台作用作出了貢獻。為進一步加強葡人社群及土生葡人社群對澳門的信心，本人一直與他們保持聯繫加強交流，積極向他們傳達中國及澳門政府關於澳門與葡語國家聯繫的重要政策和訊息。中葡論壇三屆部長級會議都成功在澳門召開，最近一次是第三屆部長級會議，中國總理與葡語國家高層之間進行了會議，本人認為中央政府越來越關注澳門，亦重視葡國在澳後裔居民，希望我們能為澳門成為中葡平台的項目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而在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中，中國總理溫家寶閣下宣佈在澳門設立中葡論壇（澳門）培訓中心，從而再次體現中國最高領導人對澳門葡語系社群及土生葡人的高度信任。此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二五”規劃綱要內，中央政府宣佈“澳門將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並發揮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作用”中央政府的支持再一次體現了對澳門的重視和關懷。多年來，每當有葡語國家領導、企業界，特別是高層領導人訪問中國內地時，皆選擇順訪澳門，澳門幾乎被公認為必須參觀的地方。此外，澳門常常還被邀請協助組織中國代表團參加葡語國家的展銷會、洽談會和商業配對等各種活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三年來以及中葡論壇十年來的工作中，我見證了中國華人群體，葡語系國家群體，土生葡人群體在多方面都能夠和睦相處，相

葡語國家駐華大使出席中葡論壇（澳門）培訓中心揭牌儀式互尊重，深深感到我們得到了特區政府和市民的支持和關懷，葡萄牙語受到了尊重。一直以來，我總會建議許多中國華人多學習葡萄牙語，也建議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多學習中文（普通話），衷心推動他們能夠有效地由經濟到商業，由文化到健康等多方面發揮澳門服務平台作用。我們出生的地方——澳門，能獲得國際認同，應歸功於生活在澳門的所有群體、所有葡語國家的朋友、中央政府以及澳門特區政府所作的努力和貢獻。四、展望未來作為土生葡人，我為能夠有機會為澳門社會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而感到自豪，特別是為落實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貢獻而感到高興。我希望有一天在澳門乘坐出租車時可以用葡萄牙語和司機交談，要做到這一點，是需要澳門市民的大力支持，需要特區政府廣泛推動葡語教學。如此，澳門將會更好地擔當中葡平台的角色，通過現有掌握兩種官方語言的雙語居民，作為一個更有力的工具以聯繫我們的葡語國家朋友。為了澳門，我還有以下的希望：1.使葡語國家更深入瞭解澳門和中國內地，因澳門是與內地聯繫的平台；2.使澳門通過中葡論壇成為葡語國家人力資源培訓中心；3.以澳門作為服務平台，推動中國遊客到葡語國家旅遊參觀，並推動葡語

國家遊客到澳門及中國內地旅遊；4.通過澳門提供的平台以及中葡論壇，加強多邊聯繫及深化有利於社會發展、社會福利、社會和諧及多元文化的多邊項目發展，這些皆是世界和平的重要條件。5.鼓勵更多新一代的土生葡人繼續推動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在經貿、文化領域的服務平台作用。在這�，本人謹感謝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崔世安閣下及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先生對本人的信任，繼續支持本人擔任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輔助辦公室主任的職務。更特別感謝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先生一直以來支持落實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台作用，為此而提供一切所需的資源，並致力關注中葡論壇的有關工作。最後，衷心感謝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給予本人透過此文章發表淺見的機會。

ConvivênciaharmoniosadascomunidadesapósoregressodeMacauàpátriachinesaeaconcretizaçãodopapeldeplataformadeserviçodeMacau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ConvivênciaharmoniosadascomunidadesapósoregressodeMatauàpátriachinesaeaconcretizaçãodopapeldeplataformadeserviçodeMatauení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RitaBotelhodosSantos*I-FASEDATRANSIÇÃOPertençoaumafamílianumerosaqueseestendeatéporvoltade500pessoas.ÉramosdezirmãosantesdoestabelecimentodaRAEMe,apósofalecimentorecentedeumirmão,somosagoranove.Tenho26sobrinhosesobrinhosnetos.MuitoscontinuamaviveremMacau,tioseprimosdasfamílias“Botelho”e“dosSantos”.Recordooanode1995comoumdosanosmaisdifíceisdaminhavida,porqueeu,meusirmãos,cunhados,sobrinhoseprimostínhamosnostermosdalei,emvigornaalturaemMacau,detomarumadasdecisõesmaisimportantedasnossasvidas:permaneceremMacauouoptarporsermosintegradosnosquadrosdePortugal,deixandoparatrásanossaterra.Confrontadoscomasopçõesquenoseramoferecidas,foidolorosaareflexãoqueocupouasnossasmentesaolongodesseanode1995.AssoladospormuitasdúvidassobreofuturodeMacau,voltávamossempreàmesmainterrogação:comoseriaMacauapós1999?Iriatudomudar?AChinaacabariapor“convidar”osMacaensesePortuguesesasairdeMacau?Qualseriaofuturodanossalínguaportuguesa?Aadministraçãopúblicapassariaafuncionarexclusivamenteemlínguachinesacomosdocumentosaseremelaboradosnessalíngua?OsnossossaláriosebenefíciosnafunçãopúblicaacabariamporserequiparadosaosdavizinhacidadedeZhuhaioudeoutrascidadesdointeriordaChina?Asnossastradiçõesculturaisiriamserpreservadas?Poderíamosguardaranossaliberdadereligiosa,iràmissa*MembrodaADLBM,GabinetedeApoioaoSecretariadoPermanentedoFórumparaaCooperaçãoEconómicaeComercial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doGovernodaRegiãoAdministrativaEspecialdeMacau

eparticiparnasprocissõescatólicas?Anossaliberdadedeexpressãoseriagarantida?Qualseriaosistemapolítico?OcomunismoseriaimplementadoemMacau?TodasestasinterrogaçõessobreofuturodeMacauacabarampormetirarosonoepasseimuitasnoitesareflectirsobreasopçõesquenoseramcolocadas:1.IntegraçãonosquadrosdaRepúblicaPortuguesa;2.PossibilidadededesvinculaçãodaFunçãoPública,recebendoumacompensaçãopecuniária,casocontabilizassemais15anosdeserviço;3.Aposentaçãoantecipada,casocontabilizasse30anosdeserviçonafunçãopública;4.IntegraçãonoquadrodaRAEM.AlgunsdosmeusamigosportuguesesemacaensesoptarampelaintegraçãonosquadrosdaRepúblicaPortuguesaepeladesvinculação.Estadecisãoenvolvia,nomeucaso,umaopçãodevidaquepassariaporumdiálogonecessáriocomaminhafamíliaeconverseicomomeumaridoeomeufilhosobreasopçõesquemeeramapresentadas.AmbosqueriamcontinuaraviveremMacau,ondetínhamosasnossasraízeseondetínhamosvividotodaavida,peloquepensarnumavidaemPortugalimplicariaolaboriosoesforçodereconstruirumanovasociabilidade,novosamigosedeixarpartedanossafamília.Depoisdemuitareflexãoindividual，familiaretomadaanossadecisão,deciditransmitiraosmeusirmãos,cunhados,sobrinhoseprimosanossaescolhaesugeriquetodospermanecessememMacau.Foiassimqueconcretizámosanossadecisãoentregando,em1995,osdocumentosaosServiçosdeFinançasdeMacauconfirmandoanossapermanênciaemMacauparaprestarserviçonofuturoGovernodaRAEM.Confiadanodestinoquetinhadecididoseguir,aminhavisãopassou

aserorientadaexclusivamenteparaofuturodeMacau.NaalturaeueraPresidentedoConselhoFiscaldaAssociaçãodosTrabalhadoresdaFunçãoPúblicadeMacau(ATFPM)e,em1998,passeiaassumiraPresidênciadaDirecçãodaAssociação.Foinessaqualidadequecomeceiaserconsultadaparadaropiniõessobreasorientaçõesedestinosdosfuncionáriospúblicosedosmacaensesaosresponsáveisdo“GrupodeTrabalhosobreaDeclaraçãoConjunta”.Guiadospelonossoaconselhamento,muitosdosmeuscolegaseamigosforamgradualmentemudandoasuavisãoeoptarampelapermanênciaemMacau,verificandoduranteasreuniõesdetrabalho,assimcomonafasedaredacçãodaLeiBásica,queaChinagarantiaaimplementaçãoemMacaudafórmula“UmPaís,DoisSistemas”.AsreferênciasdaLeiBásicaquenostrouxeramreconfortoeconfiançasobreofuturodeMacau,encontravam-sedesdejáplasmadasnopreâmbulodaLeiBásicaemquesepodialer“deacordocomasdisposiçõesdoartigo31°daConstituiçãodaRepúblicaPopulardaChinaeque,deharmoniacomoprincípio“umpaís,doissistemas”,nãoseaplicamemMacauosistemaeaspolíticassocialistas”.Poroutrolado,aLeiBásicaofereciaasgarantiasquevinhamresponderàsnossasinterrogaçõesereceios:osnossosusosecostumesseriamrespeitadoseatéprotegidosporlei(artigo42°-‘OsinteressesdosresidentesdeascendênciaportuguesaemMacausãoprotegido,nostermosdaLei,pelaRegiãoAdministrativaEspecialdeMacau”).Tambémanossalínguacontinuariaaserusadajáqueoartigo9oconsagravaalínguaportuguesacomoumadasduaslínguasoficiaisdaRAEM(“Alémdalínguachinesa,podeusar-setambémalínguaportuguesanosórgãosexecutivo,legislativoejudiciaisdaRegiãoAdministrativaEspecialdeMacau,sendotambémoportuguêslínguaoficial”）e,porfim,oartigo98°garantiaqueosnossosvencimentos,subsídiosebenefíciosnãoseriamalterados(“ÀdatadoestabelecimentodaRegiãoAdministrativaEspecialdeMacauosfuncionárioseagentespúblicosqueoriginalmenteexerçamfunçõesemMacau,incluindoosdapolíciaeosfuncionáriosjudiciais,podemmanterosseusvínculos,subsídiosebenefíciosnãoinferioresaosanteriores,contando-se,paraefeitosdesuaantiguidade,oserviçoanteriormenteprestado”）.Duranteafasedatransição,tambémnaminhaqualidadedemacaense

edirigentedaAssociaçãodosTrabalhadoresdaFunçãoPública,fuiconvidadapelosresponsáveisdoGrupodetrabalhodeambasaspartes,chinesaeportuguesa,paraopinarsobrearedacçãodaDeclaraçãoConjuntaedaLeiBásica,aproveitandoestaoportunidadeparaseraporta-vozdaspreocupaçõesdosváriosgruposdeinteresseaqueestavaligada,nomeadamenteosfuncionáriospúblicoseascomunidadesportuguesaemacaense.Nãoobstanteestediálogofrancoeharmoniosoquepermitiufrutíferastrocasdeopiniõesentreasparteschinesaseportuguesas,recordo-medeepisódiosalarmantesemque,nessemomentodeaindagrandeindefinição,asnossaspreocupaçõesvoltavamareaparecer.Porexemplo,ocasodoepisódioemqueosmacaensesforaminfluenciadospelapublicaçãodeartigosemjornaisdeMacauemquesedeixavapressuporqueosmacaenses,apósoestabelecimentodaRAEM,passariamaserchinesesperdendoassimanacionalidadeportuguesa,tendoemcontaque,deacordocomaleidanacionalidadechinesa,estávamosclaramenteincluídosnogrupodejussanguinis,ouseja,possuidoresdesanguechinêse,comotal,consideradoschineses.ComoPresidentedaATFPMsoliciteiquefosseelaboradouminquéritojuntodosassociados(funcionáriospúblicosmacaenses)everificou-seque99,9%desejavamanteranacionalidadeportuguesaadquiridaànascença.Novamentecomoelodeligaçãoeporta-voz,transmitiessanossapreocupaçãoaosresponsáveisdosassuntosdeHongKongeMacauqueasseguraramqueoassuntoiriasertratadocomadevidaponderaçãoedeixaramadivinharpalavrasdecompromissoquetranquilizaramacomunidademacaense.OGovernoCentral,sobreestaquestão,agiuajuizadamenteedeacordocomasgarantiasquenostinhamsidotransmitidas:osresidentesdeascendênciaportuguesaemMacaupoderiammanteranacionalidadeportuguesapodendo,porsualivrevontadeeescolha,optarpelanacionalidadechinesa.SentiqueaminhaescolhadepermaneceremMacaufoirecompensadaassimcomoosmeusesforçosecontributosnasactividadessociaisenasactividadesdesenvolvidasnafunçãopública,tendosidopromovidagradualmentedeChefedeSectoratéDirectoraMunicipaldoEx-Leal

SenadodeMacau.Noentanto,apercebi-merapidamentequeoníveldechinêsequivalenteà4aclassequetinhafrequentadoentreosanosde1986a1989nãoerasuficienteparaenfrentarosdesafiosfuturosnaRAEM.ComomeuesforçopessoaleaspossibilidadesquenosofereciamentãonaalturaaAdministraçãoPortuguesa,queaomesmotempoestavaaprepararaformaçãodequadrosparaafuturaadministração,inscrevi-meem1992noCursodeMandarimquefinalizeinoano2003.SeguidamentefuiseleccionadatambémparafrequentaracçõesdeformaçãointensivascomoutrosDirectores,SubdirectoreseChefesdeDepartamentosmacaensesnaUniversidadedeLínguaeCulturadePequimbemcomonoInstitutoNacionaldeAdministraçãodePequim,em1996e1997.FoiduranteestasformaçõesqueadquiriconhecimentossobreaaberturadaChinabemcomosobreoseudesenvolvimentopolíticoeeconómico.Recordo-medeaulascomdiscussõesabertaseversandosobretemasqueiamaoencontrodaresoluçãodasnossasansiedades.NestesdoismesesdeaprendizagemganheiconfiançanofuturodeMacaueaperfeiçoeirapidamenteomeuconhecimentodePutonghua,comvisitasaosdiversosServiçosPúblicoseàAssembleiaPopularNacional.Antesdestaconvivêncianacapitalchinesa,omeuconhecimentorelativamenteàChinaeraesparsoedistorcido.Duranteafasedetransiçãomuitosdosmeusamigosqueestavamligadosàsassociaçõestradicionaisconversavamcomigo,aconselhando-meapermaneceremMacau.Foigrandeoapoiomoralquerecebinessaalturadeamigosparaquemsereieternamentegrata.IgualmenteosresponsáveisdaagênciaXinHuaShequetinhasedeemMacauproporcionaram-meelementosinformativossobreapolíticadaChina,sublinhandoagarantiaedesejodacontinuidadedosmacaenseseportuguesesnaRAEMquercomofuncionáriospúblicos,quercomocidadãosdanovaRegiãoAdministrativa.Dosmuitosepisódiosentãovividos,recordo-meemparticulardeummomentoquemuitomeemocionouequeveiodeumex-DirigentedaAssociaçãodosMoradoresdeMacau,jáem1999,naalturadapreparaçãodagrandefestanoEstádiodeMacau(naTaipa),dirigindoàATFPMum

conviteparaorganizarumgrupodedançasfolclóricasportuguesascomapresençadeumcoordenadororiundodePequimqueviriaassistiraosensaios.Comoapoiodemacaenses,portuguesesechinesesformámosumgrupodeDançaFolclóricaPortuguesacompostode350pessoas.DevomencionaraquioapoioincondicionalquerecebidoúltimoGovernadordeMacau,oGeneralVascoRochaVieiraque,deimediato,atribuiuumsubsídioàATFPMparaadquirirostrajestradicionaiseinstrumentosmusicais,oquepermitiutambémoconvitedeuminstrutororiundodePortugal.Foiumaconvivênciainesquecívelduranteosensaioscomascomunidadeschinesa,portuguesaemacaensejuntasparaumúnicoobjectivo:festejaroestabelecimentodaRAEMnodia20deDezembrode1999.TambémcomoapoiodosGovernosdaChinaedePortugal,naqualidadedePresidentedaDirecçãodaATFPMjuntamentecomoVice-PresidentedaDirecção,JoséPereiraCoutinhoemaisdoismembrosdaDirecção,tivemosreuniõesdetrabalhoemPortugalcomasautoridadesgovernativas,sindicatosepartidospolíticosparagarantiracontinuidadedopagamentodaspensõesaosaposentadosepensionistasbemcomoaisençãodopagamentodoIRS.NaqualidadedePresidentedaDirecçãodaAssociaçãodosTrabalhadoresdeFunçãoPúblicafuiaindaconvidadaaparticiparemmuitasactividadesparacelebraçãodoEstabelecimentodaRAEM.UmdosmeusmomentosfavoritosfoitertidoaoportunidadedesereleitacomoMembrodaComissãodeEscolhadoprimeiroMandatodoChefedoExecutivo.Eu,minhafamília,osmeusamigoseossóciosdaATFPMficámosorgulhososqueumamacaensepudesseparticiparnaeleiçãodoChefedoExecutivo,Dr.EdmundoHoHauWah,odirigentemáximoqueviriaadirigirosdestinosdaRAEM,epessoaqueapoiava-econtinuaaapoiar-acomunidademacaenseeportuguesaantesedepoisdoestabelecimentodaRAEM.FuiaindaconvidadaparaintegrarcomosóciafundadoraaAssociaçãodeDivulgaçãodaLeiBásicadeMacau,tendooportunidadedeconheceroutroscírculosdeMacaucompessoasprovenientesdediferentescamadassociais,conseguindoassimaprofundarosmeusconhecimentossobrealei

básica.ComoscursosdeformaçãoemqueparticipeienastrocasdeideiasnossemináriosorganizadospelaAssociaçãodeDivulgaçãodaLeiBásicadeMacau,foipossívelinteirar-medoespíritodaleiemelhorconhecerorealsignificadodoprincípio“UmPaís,DoisSistemas”.II-DIA20DEDEZEMBRODE1999-ESTABELECIMENTODAREGIÃOADMINISTRATIVAESPECIALDEMACAUOdia20deDezembrode1999foiumdiainesquecívelparamim.Foi-medadaaoportunidadedetestemunharesteeventohistóricoparticipandonasactividadesorganizadaspelosGovernosdaChinaedePortugal.Fazempartedasminhasmemóriasdestediamarcanteatristezaquealgunsdosmeusamigosevidenciaramnoactosolenedobaixardabandeiraportuguesa.Hoje,passados13anosdoestabelecimentodaRAEM,ecomoapoiodoactualChefedoExecutivodaRAEM,Dr.FernandoChuiSaiOn,possoafirmarqueestesamigosresidemfelizeseemharmoniacomacomunidadeschinesaemMacau.Quantoamim,enfrenteiodia20deDezembrode1999comoumdianovo,esperançadanumrenovadofuturoquenosprometiadesenvolvimentosócio-económicoporque,infelizmente,nosúltimosanosantesdatransição,asautoridadesportuguesasestavamconfrontadascomproblemaseconómicosedesegurançadevidoàlutaentreasseitasculminandoemvárioscrimesdesangue.FoigrandeafestaquepresencieinoEstádiodeMacau(Taipa),nodia20deDezembrode1999,juntamentecomos350membrosdoGrupodeDançasFolclóricasPortuguesaseosoutrosartistasdeMacauedointeriordaChinareunidosparacelebraroestabelecimentodaRAEMnumambientedealegriaedeesperançaparareceberumanovaadministração.III-TREZEANOSDEPOISDOESTABELECIMENTODARAEM-OPAPELDAPLATAFORMADESERVIÇOSDEMACAUNASRELAÇÕESECONÓMICASECOMERCIAIS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

EmboraascondiçõesestivessemreunidasparaqueoestabelecimentodaRAEMfossedeharmoniaededesenvolvimento,pareceu-nos-anós,comunidadesmacaense-quepersistiamalgumascorrentesquenosbastidoresmanobravamparaalterarapolíticadeutilizaçãodalínguaportuguesaconsagradanoartigo9odaLeiBásica,havendoalgunsserviçospúblicosquesóenviavamdocumentaçãoemlínguachinesa.Emboradaminhapartenãoconstituísseproblema,peloníveldelínguaquejátinhaadquirido,masparamuitosportugueses(queoptaramporpermanecer)emacaenses,estabarreiralinguísticaeraincomensurávelporquenãodominavamalínguachinesa.Entrealgumastensõesefricções,naturaisnestetipodetransiçõesemomentoshistóricos,surgiuumdecisãoqueveioconfirmarocaminhoe,noespíritodaLeiBásicaedaspromessasdoGovernoCentral,atrajectóriadaRAEMcomopontedeligação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SurgiuoprojectodeestabeleceremMacauumFórumparaaCooperaçãoEconómicaeComercial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Macau).TiveasúbitahonradereceberdoGovernodaRAEM,atravésdeSuaExcelênciaoChefedoExecutivo,Dr.EdmundoHoHawWah,edoExmo.SenhorSecretárioparaaEconomiaeFinanças,Dr.TamPakYuen,oconviteparaserdirigentedo“GabineteparaaOrganizaçãodoFórumparaaCooperaçãoEconómicaeComercial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Oprojectoeratãoinovadorcomoambiciosoealgunsportuguesesemacaensesduvidavamdasuaconcretização.Euprópriareceei,ouvindoalgunscépticos,queoGovernodaRAEMqueria“colocar-menaprateleira”pelofactodeterintegradocomoDirigenteaATFPM.Duranteosprimeirosmesesde2003，edepoisdeváriasreuniõesdetrabalhonoMinistériodoComérciodaChinajuntamentecomosSenhoresEmbaixadoresd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emPequim,testemunheioapoioqueoGovernoCentraldavaaesteprojectoparaMacauecomoapoioentusiásticodetodos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Angola,Brasil,CaboVerde,GuinéBissau,Moçambique,PortugaleTimorLeste),queaplaudiramaescolhadeMacaucomoplataformadeligaçãoparapromoção

económicaecomercial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decidiu-seestabeleceremMacauoSecretariadoPermanentedoFórumparaaCooperaçãoEconómicaeComercial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Macau).Odia13deOutubrode2003foiumdiamuitoespecialparamimeparaaminhafamília,testemunhandoaassinaturado1oPlanodeAcçãoparaaCooperaçãoEconómicaeComercialpelosMinistrosdaChinaed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na1a.ConferênciaMinisterialdoFórumdeMacau,realizadaporiniciativadaRepúblicaPopulardaChinaecomograndeapoiod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Noponto9destePlanodeAcção,osMinistrosconcordaramcomaconstituiçãodeumSecretariadoPermanenteemMacau,testemunhandooficialmenteaconfiançadepositadapelaChinaepelos7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Angola,Brasil,CaboVerde,GuinéBissau,Moçambique,PortugaleTimorLeste)nacapacidadedeMacauemlevarabomtermoesteambiciosoprojecto.Nós,macaenses,sentimosnestemesmomomentoqueoGovernodaRAEM,deumaformainteligente,tinhaoptadopeladiversificaçãodaeconomiadeMacaueconstituir-secomoplataformadeserviçosparaacooperaçãoeconómica,comercialecultural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contandocomonossocontributocomocomunidadedeligação.TenhoconversadomuitocomosresidentespermanentesemMacauquesãooriundosdeAngola,Brasil,CaboVerde,GuinéBissau,Moçambique,Portugal,TimorLeste,SãoePríncipe,Goa,DamãoeDiu,bemcomoosmacaenses,todoselesestãoconfiantescomamanutençãodaespecificidadedeMacau,comamanutençãodautilizaçãodalínguaportuguesa,assimcomocomorespeitoqueaRAEMtemdemonstradopelapreservaçãodosnossoscostumesetradiçõesconformeestipuladosnaLeiBásicanoseuartigo42°.DuranteostrezeanosdeestabelecimentodaRAEM,estesresidentesparamelhordesempenharemoseupapeldeplataformaecomoapoiodoGovernodaRAEM,constituíramasrespectivasassociaçõesquetêmservidodeelodeligaçãoparacooperaçãoeconómica,comercial

eculturalentreMacaueosseusPaísesdeorigem.MuitosempresáriosoriundosdaChina,Macaued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equesãotambémresidentesdeMacauestãoadaroseucontributoparaaconcretizaçãodopapeldeplataformadeMacau,constituindotambémassociaçõescomerciais,industriaisecâmarasdecomérciocomligaçãoaessesPaíses.Eu,pessoalmente,paraaumentaraindamaisaconfiançadascomunidadeslusófonasemacaenses,tenhoreunidocomelasetransmitindoapolíticadaRPCedoGovernodeMacaurelativamenteàimportânciadaligaçãodanossaterracom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Comarealizaçãode3ConferênciasMinisteriaisdoFórumdeMacau,sendoaúltimarealizadaaaltonívelcomosPrimeiros-MinistrosdaChinaed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sintoqueoGovernoCentralacarinhacadavezmaisanossaterradandotambémimportânciaaosresidentesdeascendênciaportuguesacontandotambémcomonossocontributoparaoprojectodeplataformadeMacau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Comoanúncio,naCerimóniadeAberturada3a.ConferênciaMinisterialdoFórumdeMacau,deSuaExcelênciaoPrimeiro-ministrodaChina,WenJiaBao,sobreaconstituiçãodoCentrodeFormaçãodoFórumdeMacau,oaltodirigentechinêsdeuaindamaisconfiançaàscomunidadeslusófonasemacaensedeMacau.NodécimosegundoplanoquinquenaldaRepúblicaPopulardaChinafoianunciadopeloGovernoCentralque“Macauseráocentromundialdelazeredeveconcretizaropapeldeplataformadeserviços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Dra.Lurdesescrevabemadesignaçãocorrecta).EsteapoiodoGovernoCentralémaisumcarinhoquedáaMacau.Aolongodos13anosdetrabalhoapósoestabelecimentodaRAEMeos10anosdoFórumdeMacau,consigotestemunharqueascomunidades

chinesa,lusófonaemacaensevivememharmoniacomrespeitomútuoemváriosdomínios.SomosacarinhadospeloGovernodaRAEMepelapopulação,sendoanossalínguaportuguesaérespeitada.Nessesúltimosanos,tenhoaconselhadomuitoschinesesaaprenderportuguêsemuitosportuguesesemacaensesaaprenderchinês(putonghua)paraquepossamdesempenharefectivamenteopapeldeplataformadeMacauemváriosdomínios:doeconómicoaocomercial,daculturaàsaúde.MacaujáéconsideradaquaseumpontodevisitaobrigatóriadosDirigenteseempresáriosd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quandosedeslocamaointeriordaChinae,principalmente,nasvisitasoficiaisdealtonível.TambémMacauéconvidadaparaajudaraorganizaçãodedelegaçõesdaChinaparaparticiparememfeiras,encontrosebolsasdecontactosn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Estereconhecimentointernacionaldanossaterrranatal-Macau-éfrutodocontributodetodasascomunidadesresidentesemMacau,doGovernoCentraldaRPC,doGovernodaRAEMedetodososamigosd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IV-PERSPECTIVASFUTURASComomacaensetenhoorgulhodepodercontribuirparaodesenvolvimentoeconómicoesocialdeMacaue,sobretudo,concorrerparaaconcretizaçãodopapeldeMacaunasrelaçõeseconómicasecomerciais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Esperoqueumdiaquandoapanharumtáxipossadialogaremportuguêscomocondutore,paratal,énecessárioumgrandeapoiodapopulaçãodeMacaubemcomodoGovernodaRAEMnaimplementaçãoalargadadoensinodalínguaportuguesa.Assim,Macauirádesempenharaindamelhoropapeldeplataformacomaexistênciadehabitantesbilinguescompetentesnautilizaçãoplenadasduaslínguasoficiaisenquantoveículodeligaçãoaindamaisfortecomosnossosamigosd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

1.PermitirqueMacaueaChinasejammaisconhecidosn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comoplataformacomaChina;2.PermitirqueMacausejaumpólodeformaçãoderecursoshumanosd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atravésdoFórumdeMacau;3.AlargarofluxodeturistasevisitantesdaChinan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utilizandoMacaucomoplataforma;4.Aprofundar,atravésdaplataformaoferecidaporMacaueoseuFórumasligaçõeseprojectosmultilateraisquebeneficiemodesenvolvimento,obem-estarsocial,aharmoniaeomulticulturalismoquesãocondiçõesfundamentaisparaaPaznoMundo;5.IncentivarmaismacaensesdanovageraçãoparacontinuaroprojectodopapeldeserviçodeMacaunasrelaçõeseconómica,comercialecultural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GostariadeagradeceraoGovernodaRAEM,nasuapessoaoChefedoExecutivo,Dr.FernandoChuiSaiOn,pelaconfiançaemmimdepositadaparacontinuaraexercerocargodeCoordenadoradoGabinetedeApoioaoSecretariadoPermanentedoFórumparaaCooperaçãoEconómicaeComercial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bemcomoaAssociaçãodeDivulgaçãodaLeiBásicadeMacaupelaoportunidadequemeédadaparadaraminhahumildeopiniãonopresentetexto.Paraterminar,umespecialagradecimentoaquiseregistapelaacçãodoExmo.SenhorSecretárioparaaEconomiaeFinanças,Dr.TamPakYuen,queapoioudesdeoprimeiroinstanteaconcretizaçãodaplataformadeMacauentreaChinaeosPaísesdeLínguaPortuguesa,proporcionandoosrecursosnecessáriosepelasuaempenhadaededicadaatençãoaostrabalhosrealizadospeloFórumdeMacau.

採訪篇

接棒前後訪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引子回歸後第一次來到政府總部，為行政法務司陳麗敏司長做採訪，她是原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常委，基本法起草諮詢時期，參與了諮詢工作，回歸後被任命為行政法務司司長至今。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訪問剛剛開始，陳麗敏司長就爽朗直率地說，“希望我們像聊天似的一起聊，回憶往事。”她是這樣開始她的故事的：“我是八九年開始加入諮委會。我當時在經濟司擔任公職，負責紡織品配額的工作，澳門主要經濟之一就是出口紡織品。”她說：“廖澤雲先生是當時出口紡織品廠家之一，有一天他邀請我參加諮委會。他說諮委會是為了將來澳門回歸以後執行的基本法進行諮詢和討論的。我認為很有意義，便參加了。”她說：“這是我作為公務員多年來參與的第一個這樣的社會組織。因為八七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了，而我參加諮委會是八九年。當時公務員非常關注八七年聯合聲明簽署後澳門的發展局勢。”*原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常務委員，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名譽顧問

她參加了在南光大廈召開的諮委會第一次成立大會，才知道這個組織有九十名委員，成員來自各個界別，是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組織。她說，當中大多數人我都是不熟悉的。在諮委中，因跟賀定一小姐比較熟稔，所以每逢開會的時候她都與賀定一經常走在一起，大家見到她們倆，就叫她們“孖公仔”。她說：“我們參加的是經濟組。基本法中的一條就是關於外貿以及紡織品出口配額方面的，因為我當時是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所以邀請我參加諮委會。當時有一個國際條約，是關於紡織品配額方面的。”“那個時候，我的工作範圍就是和出口廠家聯繫，除了熟悉自己的工作之外，對內地的情況和起草委員會方面的情況並不太瞭解。幸虧跟賀定一在一起，有甚麼事情就可以問她。”陳麗敏很坦白地說：“其實我當時的角色並不是很重要，但是只要我有時間，我都很樂意去開會。以前只是自己工作範疇，經濟司和廠商之間，參加諮詢工作以後，開始接觸認識其他諮委，大家都是來自不同的範疇，我的眼界一下開闊了很多”據瞭解，其實陳麗敏在制定基本法第五章第112條有關澳門的配額方面的內容，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她提了很多專業的意見。反映和解除土生葡人的憂慮在起草基本法期間以及整個後過渡期，關於公務員在回歸以後的一些問題，特別是土生公務員對國籍問題的憂慮比較凸顯。陳麗敏說，有一次諮委去北京開會，她有機會講土生的憂慮，那是她第一次講普通話。還記得那是諮委第一次在北京開會的時候，她替兩個葡國委員做翻譯，向草委反映土生葡人的憂慮，講土生人士的國籍問題。自己雖然不是土生，但是跟所有的公務員一樣，具有葡國國籍，拿的是葡國護照，將來怎麼辦？所以很擔心。當時關於公務員的問題，國籍的問題，關係到大家的去留問題，所以特別關注。除了關心出口配額的問題，這個問題，與很多公務員直接的自身利益相關。她說：“我們正在發愁，我們拿的這個葡國護照將來怎麼辦。然後有一次，草委們來澳門，記得諸樺女士對我們說，你們根本不用擔心，將來這個證件就是旅遊證件了。中國是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可是為了解決澳門居民的這個情況，可以承認這是一個旅遊證件，所以你們想繼續拿這個證件沒有問題可以繼續拿，但是你們心�要明白，我們是不承認雙重國籍的，但葡萄牙是承認

的，世界上有許多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國家也是這樣做的。這件事讓我很感動，感覺到草委和中央政府是很想找到一個真正解決的方法，是為澳人着想的。使命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就在那個晚上，正在北京語言大學學習的陳麗敏，接到好友賀定一打來的電話，說：“基本法今天頒佈了，我們正在北京飯店貴賓樓慶祝呢，你也快來吧！”那天晚上，她們一起渡過了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令人開心的夜晚。她說，從1999年12月20日回歸以後，基本法就成為了澳門的法律，正式實施。從基本法的制定，到回歸後基本法的實施，和現在一些法律的制定，我每一天的工作都與它有關，一直到今天，每天都會出現新的問題。陳麗敏一直說自己非常幸運。尤其是回歸以後，自己做了與基本法關係非常密切的行政法務司司長，對於她來說，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她感覺很自豪，有很強烈的使命感。她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情說：“啊，原來這個過程走到現在，我們要接棒了。”話語充滿了激情。“在執行的過程中，有很多挑戰要面對，要不斷地學習，要不斷地做得更好。現在是由我們自己來做，大家都很團結。”她回憶說，記得當年第一屆特首何厚鏵先生說：“特首我也沒做過，司長大家也都沒有做過⋯⋯但是我們都有使命感，我們通過我們自己的團隊，把這個地方管治好。”陳麗敏感慨的說：“不能忘記那些當年為基本法的制定付出過辛勞的人們，特別是起草委員們，他們為澳門作出很大的貢獻。”基本法頒佈十周年的時候，魯平先生來了澳門。魯平的一番話讓她非常感動，魯平說：“當時我們討論制定基本法的時候，很難想像澳門的未來是甚麼樣子，但是現在我們看到澳門今天的樣子，感到很安慰，你們在一步一步地，實實在在地落實基本法”她說：“當時抱着同一個使命感，為了國家也為了澳門來做這件事情。現在能夠有機會繼續去落實基本法，並且完全投入，真的覺得很自豪也很榮幸！”作為公務員要為民服務當問起陳麗敏司長，如今澳門的哪些變化是她不曾想到的，她首先說：“沒想到的是，澳門發展這麼快，變化這麼大，經濟這麼好。一些返葡國的朋友都

在安徽大學基本法研討會上回應有關問題希望回來。這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安慰。”她說，當時的葡國人也擔心將來的中國政府不會真正實行“一國兩制”但是現在一步一步走過來，經過這十三年不算長也不算短的時間考驗，他們看到了真正的“一國兩制”，真正的“澳人治澳”。他們從擔心，到後來的安心和放心。政府的一些法律顧問是葡國人，他們後來告訴她說，現在買了房子，在澳門停留下來了。他們已經把自己當作是這�的一份子，並且在法律方面做出了貢獻。她第二個沒想到的是回歸以後澳門的民主程度加深了。她說：“回歸以後，市民會時常批評政府，向政府提意見，比回歸之前真的多了。面對這種情況，公務員的壓力很大，每天面對批評覺得很辛苦，也很彷徨。其實市民給我們提意見，說明他們對我們有信心，不要覺得有壓力，要把壓力化為動力。”她說回歸以後，政府是以“為市民服務”為本，“以民為本”就是要做好每一項服務，沒有官和民之分的。最滿意的是我們可以團結市民和公務員，把事情做好。她說也有不滿意的方面，但我們可以努力做得更好。她進一步解釋：“因為發展得太快，例如人口方面和每年的遊客量這麼大，我們的基礎設施，我們的服務等等方面，幾乎達到飽和的狀態，顯得有點應付不來，追不上這麼快的發展。包括立法方面，都應該跟上發展的步伐，但有些東西不是可以馬上變出來的。尤其是立法方面，要研究很多次，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完成。”

她又說：“除了面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有些跟不上，還有一些我們自身的問題，例如公務員的培訓和認知方面的問題，公務員自身的投入還不夠，要加強。其實有些部門應該看清自己的責任，在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力之下去做得更好，而不是動不動就說要修改法律。”陳麗敏司長還沒有想到的就是，十三年來國家給澳門的全力支持。“一國兩制”，就是先有國家，才有澳門的，雖然在行政和司法方面是獨立的，但是也有一些方面是與國家有關係的。回歸前大家會害怕中央干涉太多。現在，在政府這個核心�面工作，都看得很清楚的：中央是中央的事，特區是特區的事，也有一些是中央和特區共同的事，之間是沒有矛盾和對抗的。”生命的價值在訪問即將結束的時候，陳麗敏司長描述了她對未來的願景和期望。她很希望他們這個服務型的、以民為本的政府團隊，無論這一代，還是下一代，都要加強團隊精神。她希望政府團隊把最初的那種激情和使命感繼續下去。澳門這個小地方，歷來大家都是相互救濟相互幫助的，現在也要培養人們對社會的責任感。政府要做到真正地人性化服務，真正為市民服務，而不要只追求個人發展，追求政績，公務員更要做到無私。最後，把陳麗敏司長的一句話作為這篇人物專訪的結尾：“不要因為經濟發展了就只想一己的物質利益，不要忘了我們最初的那些⋯⋯我們生命的價值。”（採訪人：蔡小楨）

實踐與創新的回憶訪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最初，對何超明檢察長的了解，是在公眾視線中的他。首位具有法學博士學位的澳門司法官。身上兼具東西兩種元素、兩種文化、兩種教育、兩種背景，並且可以將它們融合為一的人。澳門回歸祖國以後，司法獨立的第一位檢察長，並且在以後的日子�，將這個職務連任三屆。他見證了和參與了澳門由治安惡劣、經濟低迷，到踏進社會安定、經濟騰飛的十三年的社會變革。他曾對傳媒說過：“我會盡忠職守，做盛世蓮花的護法者。”作為長期堅守職務、職責的檢察長何超明，是在“一國兩制”的歷史實踐中，將澳門檢察制度與澳門基本法對接的最有發言權的實踐者。在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的日子即將到來的時候，記者走進了何超明檢察長辦公室的會客室，與他交談了將近一個小時。它的成功在於：走出了一條新的建政之路恰逢澳門基本法頒佈將近二十年，澳門回歸將近十三年這個歷史週期，我們的話題自然首先就放在了基本法和基本法所規定的“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在澳門的實踐。*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名譽顧問

他回憶說，在回歸前，澳門基本法就頒佈了，但是在基本法起草、討論和最後制定的過程中，包括在最初的實施階段，它的實踐形勢會是怎樣的？會出現甚麼樣的狀況？沒有人能夠完全預見。因為在一個國家�實行“一國兩制”，真的是前無古人的實踐。我們談到了回歸前後的司法，包括法官、檢察官和司法結構。回歸前，澳門沒有獨立的檢察機關，只有法院一家具有司法機關的地位，而行使檢察權的部門“檢察官公署”，卻從屬於法院，和法院合署辦公。由於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澳門的檢察制度源自於葡萄牙法律制度，而作為一個存在於法院內的“檢察官公署”的部門，也被視為葡萄牙檢察官公署的下屬機關，並且絕大部分澳門檢察官，都隸屬於葡萄牙的編制。何超明回憶說：“過去在澳門，你看不到有中國人的法官和檢察官，哪怕在1993年基本法頒佈的時候，在澳門還看不到一位中國人做法官和檢察官。1995年底到1996年初，澳門才有了中國人的首批法官檢察官。”回歸後的澳門，基本法明確規定了澳門檢察院作為獨立的司法機關的“身份”。基本法第90條第一款規定：檢察院獨立行使法律賦予的檢察職能，不受任何干涉。基本法同時還規定了，澳門的司法機關的負責人由中國籍的澳門永久居民擔任⋯⋯隨後，何超明的話語，就把記者帶到了十幾年前那個動人心魄的日子：“1999年12月20日的晚上，檢察官法官宣誓就職，其中就包括我，從那一時刻起，我們就下決心，要堅定地執行好基本法，履行好自己的職責。”他接着告訴我，12月20日那個晚上，應該說是澳門檢察院成立的那一天。那天大家帶着一種莊嚴的使命感，把手頭的所有檔案目錄清理了一次。第二天就要開始履行職責了，顧不上去高興和歡慶甚麼的，也顧不上去串門，去說些甚麼道喜的話，唯一的就是接手案件，履行職責。他說：“我們想的是，未來幾年的時間�，我們能不能保障我們的司法機構順利運作，發揮到它的作用。”他回憶說：“頭幾年，為了搞好社會治安，為了保證司法機關的運作，幾乎沒有享受過休假，也沒有想到過到哪�去串一串走一走，大家都只有一個目標，就是保證基本法的落實。”他還說：“就是想證明一點，中國人的司法官員一定會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澳門。”何超明他們做到了。回歸以後，澳門的司法機構很好地完成了與基本法的對接，並且表現了“澳人治澳”的出眾才華，為澳門社會的長治久安，做出了

貢獻。在訪談中，何超明很肯定地說：“基本法和它設定的‘一國兩制’和‘澳人治澳’的實踐是成功的。它的成功在於，走出了一條新的建政之路。”也如他自己在2011/2012司法年度開幕典禮上的致辭中所說的：“就檢察院而言，澳門基本法、司法組織綱要法明確了檢察院作為司法機關的法律地位，從制度上確保了檢察院不受任何干涉，只服從法律的獨立性。確保了檢察院無論在檢控普通刑事案件，還是檢控貪腐案件、選舉舞弊案件、行政訴訟案件，或者是在代表弱勢群體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中，都能秉持作為司法機關的職能特點和社會責任，獨立檢控，彰顯司法功能，真正使檢察權成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法律良心。”在結束我們之間第一個訪談話題時，他說：“說它成功還因為後來，不僅基本法章程中所規定的都得到了落實，而且還顯示出了它的生命力。”真正的“澳人治澳”與何超明所進行的第二個話題，就是想請他從個人的角度說說，作為一個普通澳門人，這些年所看到的澳門發生的變化。說說澳門人在回歸祖國以後，生活上發生的那些變和不變。他說作為一個在澳門生活的澳門人，在這方面感觸非常深。首先在大的制度方面，回歸以後，澳門依照基本法規定的模式，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這一點沒有變。但是這些年澳門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確實發生了巨變。“回歸以前，在澳門的主流社會，澳門人沒有自己的地位，畢竟原來是葡萄牙人管治的地區，心中的那種感受是不好的，你要參與主流社會，那也是有很多障礙的。”他說：“從我的家族說起。我的家原來是辦學校的，在下環街辦達明小學，爺爺和父輩都是在教書。那個時候澳門很多人家都是先讓小孩子讀書，然後再把孩子送到外面去上學，有的到香港，有的到加拿大，有的到內地⋯⋯”說到這�他笑了：“我就屬於何家到內地讀書的那一支。”他回憶着那個時代個人的狀態：“那個時候生活上雖然沒有更多的保障，但也過得去，就是總感到精神上的壓抑，總感到未來充滿着不確定的因素，回到澳門來也沒有快樂的感覺⋯⋯他說感到壓抑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自己想為社會做更多的事情，而當時得不到實現。為甚麼得不到實現呢？是法律障礙。在基本法實施以前，澳門的主

流社會和管治團隊，中國人是根本進不去的。那種感覺，也許就是一種來自於民族的情感，把個人的命運前途與民族聯繫在一起了。他說回歸後第一個大的感覺，就是真正的澳門人管理澳門了。不管是在法律上的障礙，還是在一些語言文化上的障礙，都因基本法的規定而得以排除，“澳人治澳”這是一個很大的翻身。他告訴記者：“我覺得對於一個專業人士來說，他能夠把自己的命運和社會的命運連在一起，他能夠把自己所具備的一些本領拿出來去為社會服務，我覺得這種感受是最好的！”何超明還談到了澳門百姓生活的另一個變化，就是經濟上去了，人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這不僅與國家設定的博彩政策有關，也與中國經濟的發展有關。他說：“澳門和國家在經濟上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國家經濟的發展，也成就了澳門經濟的發展。澳門回歸以後各方面的發展，為澳門人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發展的機會，就業的機會多了，人們的心態自然就好了。但是呢，原有的一些東西，慢慢也丟失了，今天回想起來，也確實值得去整理。比如我們原來辦的那種小學，今天就沒有人再去辦了，很少有人再去考慮街坊鄰里的事情，比如為一些小孩去進行學前的教育，或者是為一些小孩去進行中國文化、中國語言、古典文學等方面的補課⋯⋯這方面就很少有人去做了。”他感慨道：“所以說，人的感受就是這樣，獲得一些，又失去一些，在你往前走的時候，有的時候就顧不了那麼多。”他說：“到現在，澳門已經回歸十三年，澳門的經濟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總量，澳門的就業等其他的壓力也不大，這個時候，我們除了保持進取，還應該發揚澳門人過去的那種守望相助的精神，那種睦鄰友好，大家像一家人的精神。”他說“我希望把過去我們來不及做的事情，或是忽視了的一些事情⋯⋯那些精神，再把它培養起來。”何超明強調說：“愛國愛澳，守望相助。這應該成為我們精神領域�的一種元素。”對接的實踐與創新與檢察長交談的第三個話題是，作為一名首先將澳門的檢察制度與基本法對接的實踐者，請他談談這些年來記憶深刻的經歷和故事。於是，何超明談起他自己的工作來，講了一些與他的工作有關聯的故事，話語變得更加清晰和完美，表達準確和無懈可擊。

他說：“澳門基本法規定，要建立檢察院，但是檢察院究竟是一個甚麼規模的機構，基本法沒有規定那麼細，還是要靠我們這些創業者去摸索。那麼回歸以後，我們建立檢察院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作為檢察院，如何保證司法機關的公正性和對社會的保障性。”“我們根據澳門的歷史情況，決定檢察院不設立像法院那樣多層次的機構，只成立一個檢察院，完成它的三個層體，因為澳門當時只有不到50萬人，27.5平方公里，用不着建三級檢察院，三級行政架構。我們嘗試摸索一條‘小的機構，大的服務’，設置為‘一院建制，三個辦事處’，用最少的資源，最簡化的架構，去履行三級法院的訴訟職責，為社會提供一個好的服務。”“現在回過頭來看，機構走了十幾年，工作的管理、效率都很好，並且也體現了檢察一體的合理模式。這種模式，跟內地的檢察機關不同，跟葡萄牙現有的機制，也有點不同。我們是源自葡國法律傳統，又不同於它，更符合澳門實際。在這個過程中間，飽嘗爭議，也有很多人觀望。雖然我們重組了檢察院，但按照組織法，有一個運作，有一個適當的好的管理，效率還是出來了。”“頭一個階段，大概兩到三年，我們完成了平穩過渡，順利交接；第二個階段，我們有一個發展和提高，大概四年左右；現在我們進行一些深化的改革，使我們整體的辦理案件的品質和辦理案件的效率得到提高。”“這個過程，我就覺得，我們紮根在這個地方，我們作為一個司法機關的負責人，必須在基本法的框架內，探索一條符合澳門發展的路。這條路與過去可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是它的創新和它的改革，如果我們還是按照原來的設想，設立很多機構，很多層級，很多架構，那麼就會像今天很多機構那樣。我們感到整個管治架構比原來大了，比過去臃腫、重疊。”“這就是我們在過去十年看到的問題，不能走這條老路，一定要走符合澳門特點的路。這就是人少，地少，同時我們要服務的95％以上都是中國人，所以我們使用的語言，我們的文化素質，我們的服務的溝通技巧，都要為這個元素服務。這是我在回歸以後的一個體會。”關於如何處理澳門與內地的司法關係，何超明說，要在法律制度上真正地落實“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嘗試，沒有現成的模式，回歸後也是摸索着去做。他說：“澳門與內地司法的關係，是兩種不同的法律制度的合作，案件的合作是很困難的。而在過去就更加複雜，澳門必須先通過葡萄牙，然後到中國

的司法部，再到中國的檢察院⋯⋯一個普通案件的委託調查，就要走這麼多的過程，包括外交的、司法的過程。”“回歸以後，就變成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下的事情，但這種兩地的司法協助的規條還沒有建立。理論上來說，我們是一國，不用再通過外交途徑。但在案件方面怎麼協助呢？還是沒有一條現成的路可走。”說到此，何超明講了一個小故事：“當時遇到的其中一個案件就是發生在澳門新橋區的殺人碎屍案。一個女家傭，把一個老人殺了。殺了以後，這個涉嫌人就跑到了廣東的佛山。案件是在澳門破的，我們用DNA判定了那個涉案的兇犯。內地呢，就拘捕了那個疑犯。但是這個證據怎麼交換？看起來很簡單的事情，你把這個證據交給對方就完了嘛。但是法律規定，如果你拿回來證據的這個途徑，不是法律規定的途徑，那麼你的這個證據是沒有用的。這就可能會使案件得不到正確地處理。”“我們當時就覺得，都回歸了，一個案件合作起來怎麼還這麼難。然後我們就推動兩地的司法協助。結果這個案件是澳門和內地各審各的，我們審我們這一段，內地審內地的一段⋯⋯證據呢，就通過兩地檢察院之間，按照個別案件的協助關係，把它處理了。這不是制度化，而是合作化。”這是一個具體個案的對接。何超明繼續回憶說：“從這件事開始，我們就覺得一定要儘快研究關於澳門和內地在刑事和民事方面的案件的協助機制，沒有這個機制，就體現不了一國。過去澳門和內地的關係就是葡萄牙和中國的兩國的關係，但是現在兩地就肯定不是國與國的關係，所以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但是呢，它又不同於中國30個省市之間的那個關係，因為是兩個制度，總要有人去做這個事情，去解決兩地的法律衝突。”他又舉了一個很具體的例子：“比如在澳門，博彩是合法的，還是龍頭產業，在內地呢，博彩是不合法的，是要判刑的。那麼兩地就會產生一些問題，比如內地人帶着資金到這�來博彩了，他的資金來源很複雜，公款私款都有可能，怎麼解決呢？”他說：“我們就要解決合作的問題。最後我們就有了一個合作的機制，有一個原則，就是尊重所在地的法律。在澳門，依照澳門的法律；在內地，依照內地的法律。合作呢，要有一個簡便的途徑，有一個很高的效率。兩地的檢察機關，可以通過文書的交往，證據的交換，來促進懲治犯罪，確保兩地社會的安寧。”何超明欣慰地告訴記者：“市民是歡迎的，對社會也起到保障的作用。”

發展才是最好的保護何超明說：“在這個過程中，法律界爭論也很大，主要是接受葡萄牙和本地法律教育的人士，他們在這方面的想法會很多。覺得這樣澳門的法律體系會不會受到衝擊啊？澳門一些原有的東西還會不會得到保護啊？等等。”其實發展才是最好的保護。何超明說，這是他就任檢察長十三年來的一個很深的體會。他說：“事實上，你不發展也不行，你會被推着往前走，你不發展，你就會被邊緣。”他說：“我們應該具有在澳門生活過的冼星海那一代人那樣的寬闊胸懷，來看待我們今天這個歷史時期的發展，去處理今天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而不是只看到過去的那些東西，深深地抓住那些對於我們暫時還有些效益的東西不放，不去容納新的東西⋯⋯”“我們這個時代，就是像許多歷史上的發展變化一樣，必然會有很多新的元素來到我們的家鄉，來到我們的土地上⋯⋯我們必須吸收有用的東西、精華的東西，和祖國一起去前進，一起去發展，這樣的話，我們的澳門將更加璀璨！”他又說：“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冼星海他們那樣的思維方式，用他們的那種眼光去看社會，像他的音樂�所透出的那種胸懷，那種對未來的期望，還有他對國家對民族的那種深深的愛⋯⋯我們是不是可以再往遠看一點，在法律改革方面，在法律文化元素方面更多元一些，放開眼界，為了推動澳門的法律的改革，推動澳門和內地法律的融合，使它們更完善及更合理一些。”他說改革是必要的：“其實我們在沿用的一些葡萄牙的東西，是他們過去的東西，他們在加入歐盟以後，也被逼着往前走，也有一些新的東西，我們卻沒有用，而是沿用他們過去的東西。他們留給我們的都是七八十年代的東西，那個時候的世界是一個甚麼樣的狀況？那個時候的歐洲和葡萄牙是甚麼狀況？”他說：“你看我們的主幹的法律，刑法、民法、訴訟法都是九十年代中時期的。是基本法頒佈以後，為了要適應基本法的規定，在當時的情況下做了一些法律的翻譯，你說它怎麼能適應新的世紀的發展呢？葡萄牙已經改了，但是澳門呢，留下來的是一些它過去的東西，你還不改，還在施行，還在教，還在延續⋯⋯”他說：“我們應該有一個討論，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基本法頒佈已經二十年了，我們應該繼續提升，繼續往前走。大家坐下來，總結基本法頒佈二十

年來的情況，總結十三年來成功的經驗。”“有太多的沒想到”在記者的提綱�有這樣的提問：“您是否曾經憧憬到了澳門今天的模樣？對於今天的變化，哪些是想到的，哪些是沒有想到的？”何超明說：“最吸引我的還是這個話題。”他說：“這幾天在看報紙，或者飯後的時候，就會走神，就會想到這個問題，想起了1999年前後那時候的事⋯⋯確實，你會想到今天嗎？哪些是你想到的，哪些是你沒有想到的？我自己可以肯定地說，我是沒有想到澳門今天發展到今天這樣具體的環境，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人文的。最主要的是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情況⋯⋯”何超明的思路回到了那遙遠又不太遙遠的“昨天”：“當時會想到的是甚麼呢？想到的是，回歸啦，我們會高興。還想到的是，我們會有機會走上社會的主流，走上管治自己地區這個層面⋯⋯作為回歸前華人�最高的官員，想到自己會有機會參與這個社會的管理，這個想到了，別的都沒想到。”接着，他歷數後來的種種沒想到，他說：“沒有想到今天我們經濟收入的總量會那麼大，沒有想到我們每年可以容納兩千多萬的遊客，沒有想到發展到今天，我們還會有一個關於珠江三角洲的規劃，沒有想到我們會有一個要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計劃，當然更沒有想到有那麼多的外來投資，尤其是美資來到澳門，還會來那麼多。真的沒有想到！”“還沒有想到的是，我們會有這個‘自由行’，沒有想到中央政府對澳門發展的關注，每每澳門有了困難，中央政府都是及時地有力地扶持澳門政府。支持得這麼具體這麼深入，這是沒有想到的。”然後他想想，又笑着說：“當然，也沒有想到我們今天的公務員會那麼多，沒有想到今天的房價會那麼貴，怎麼會想到啊？”他說：“我首次回來的時候在婆仔屋對面那�花了十幾萬買了一套房子，一家人就住在那兒。沒有洗澡間，以前廣東人就拿個木桶在廚房�洗澡⋯⋯這些都沒有想到。”“想到的，就是剛才說的可能會參與這個社會的管理。這個想到了，別的都沒想到⋯⋯”“我真是沒有想到。”他不斷地重複着這句話。然後他說：“正是因為沒有想到，所以我才被這些所深深地吸引，才想為這些去付出，去做一點工作，它太有吸引力了！”何超明為自己以上的種種“沒想到”做了一番總結。他說：“所以，人們

的認識往往還是追不上社會的發展的。往往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只看到前面的一步，很多都是我們還沒有看到的，那麼我們就再往前看！”他憧憬着未來說：“我們要借着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這個機會，再往前看。再往前看又一個20年，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機會。”“我們要再往前看”對於未來，作為一名澳門特區政府高官，何超明有他的想法，他說：“基本法為了澳門的發展，確定了這個模式，我們應該走下去。在今天來說，雖然社會上有各種爭論，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沒有一個更好的法律，沒有一個比基本法更好的憲制模式，所以這一點我是堅定的。”“第二點，我們必須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改善民生。這點是堅定的。”“第三點，就是‘一國兩制’，兩制的精華就是，我們一定要把澳門的事情辦好，把澳門管理好，建設好。如果這一條做不好，那你兩制的精華在哪�呢？兩制的優越又在哪�呢？所以在管治方面，在為市民服務方面，不管是行政服務，還是在司法服務方面，都要下功夫。不然我們就沒有優勢，我們就愧對基本法的制定。”他特別提到的是二次分配問題。他說：“我們要搞好第二次分配。我們一沒有高科技，二沒有資源，我們只是靠博彩，因為這個適合澳門的經濟結構情況，國家給了我們這個特殊地區的特殊政策。我們就應該把通過博彩政策獲得的利潤，合理地進行第二次分配，要把它分配好。”“第二次分配怎麼分配？講一個最新鮮的話題，你就這樣分配給巴士公司，肯定很多地方你都擺不平，你不可能這樣分配嘛。你也不可能把經濟房屋蓋到石頭邊上，趕到那麼遠的地方。不可能這樣分配，這樣分配不科學，不舒暢。”“所以第二次分配一定要有一個好的調研，也要有好的公益。沒有一個好的調研，你會亂的。而我們現在是有條件的，我們可以進行二次分配的資源比較多。澳門地方小，沒有邊遠的地區，說‘你去哪出差，我去路環出差’，不可能。我們不用上繳稅收，我們也沒有貧窮落後的地區要去改善。”作為一名司法專業人士，何超明提到了管治好一個地區的要點是公平正義，他說：“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每一個管治者的前提。你說本領誰沒有呢？但是不僅要有本領，還要公平正義。作為一個管治者，如果沒有一個好的調研，一個公平正義的思維，怎麼管治得好呢？”

“有的時候，個人已經不屬於個人了，你管治的時候，你就是利益的化身。怎麼正確地處理這些矛盾，太重要了！”作為一名普通澳門居民，何超明希望澳門能很好地融入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整體，讓市民享受更多的方便和好處。他說：“那天車子走到拱北關口，感觸很深，人家把那個城際鐵路修到了你的家門口了，我們現在就是接不上，起碼要等多少年以後。能夠早些接軌有多好，如果我們銜接起來，在澳門搞一個換乘中心，我們的人員，我們的遊客，在這�就可以直接上輕鐵，到了廣州南站，我們就可以上各地去⋯⋯”遠的不說，內地到香港的輕鐵已經到了西九龍，到了西九龍才檢查證件。“我們不能只看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起來，說‘我挺好的’，人家建設到自己家門口，就想別人是不是來拿我的東西啊。這點不好。”他還說：“在飛機上看，甚麼叫國界？應該把思維拉遠一點看嘛。我們現在使用互聯網，誰還會用郵票呢，已經不是那個年代了。如果要回答你的問題甚麼想到，甚麼沒想到，就是還沒想到人家的鐵路修到我們的家門口，更沒有想到，我們沒有去接。”然後他說：“還是要從理論、從思維，從文化着手，造成一個氛圍，我們澳門的年輕一代、中青一代要思考一些問題，推動一些事情。”結語由此，記者結束了對何超明檢察長的訪談。在這個訪談結語�，記者所記錄的是滿紙信念。何超明說：“我想有中央政府的不間斷地支持，有基本法所設定的機制，有澳門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人的成長，澳門未來三十年會更好。這點我很有信心。“我們現在的困難，也有很多解決的辦法，只要我們群策群力，有好的調研，真正地把澳門市民的積極性發揮好，我想澳門的事情不難辦。”“我想今天的社會不同了，我們今天的基礎也不一樣。國家對澳門的支持想得很細也很深，有幾個措施，一個是自由行，一個是經貿關係的安排，再一個就是國家第一次把港澳列入了十二五規劃，這是對‘一國兩制’的新的發展。有這樣的前提，同時有澳門人在回歸十幾年當中積累的經驗，只要我們把眼光看遠一些，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澳門可以發展得更好，我是有信心的！”（採訪人：蔡小楨）

權為民所謀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名譽顧問唐志堅唐志堅現任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會主席，雖年事已高，但唐主席談吐仍那麼地直率、風趣和幽默，所談及的往事彷彿就發生在昨天，記憶是那麼地深刻，仍不失當年擔任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會發言人時的風釆，睿智的他給訪談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問：唐主席，您是澳門知名的校長，在1999年12月20日慶回歸遊行中，貴校打出了“回歸啦”的橫額，這個創意十分醒目，國內外各大媒體都報導了這個歡慶場面。請問，當時您是怎麼思考的？唐：澳門回歸慶祝遊行的盛況，反映了當時澳門居民盼回歸的歡快心情。那時，我擔任勞工子弟學校的校長，我們作為愛國愛澳學校，肯定也會參與這個盛事，我們考慮派一批師生參與。當時，師生們紛紛出主意，有人提議用綵車，有人提議用拼圖方法拼出國旗和區旗。我想，當時舉國旗、區旗的隊伍肯定不少，不夠突出，我反覆思考，決定抬三個大字，上面書寫“回歸啦”。當時，正好杭州有一位愛國老人送來了56個少數民族的服裝，我讓學生們穿上少數民族的服裝，簇擁着“回歸啦”載歌載舞。這樣效果果然很好。正如你所說的，本澳新聞媒體刊登了，國內各大媒體登載了，國際各大媒體也轉載不少。“回歸啦”三個字由學生們自己設計，用黑體字，莊重和嚴肅，我們既可以大聲歡呼，表達澳門各界市民對回歸的喜悅心情。我們也可以私下輕聲告知，如家人、親戚、朋友之間溫馨的話語。“回歸啦”三個字簡潔中見真情，表現了勞校師生盼望回歸的真摯感情。這次遊行，花小錢辦了大事，創意很

好。直到現在，勞校師生一旦談起，仍津津樂道。問：唐主席，您擔任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會新聞發言人，您的新聞發佈簡潔明瞭，回答記者時風趣幽默，澳門居民對您的風釆仍然記憶猶新，請問您擔任行政會發言人中有哪些事可以與我們分享的？唐：從澳門特區政府籌備開始，也就是說，在回歸前十月，我已開始做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澳門回歸祖國後，在何厚鏵擔任行政長官的兩屆政府中，我一直擔任行政會發言人。當何特首叫我做發言人時，我對何特首說，做行政會發言人，我沒有把握，以前也沒有先例，我可以試做一下，做不好我就辭職，如你認為不滿意隨時叫我走。我感到發言人工作是一種挑戰，我力圖從四個方面去思考：首先要學習、掌握有關法律標的，才能依法律為據，把法律講清晰明白。其次，當時發言沒有新聞稿，完全靠自己組織話語。哪些詳講，哪些略講，掌握重點達到新聞發言的目的。第三，在行政會上要準確理解會議每項議程的精神，在心中打好腹稿，完全靠自己的判斷。第四，掌握新聞媒體的反應，對於那些專業名詞，法律語句，或者市民不易理解的事，應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前五年，行政會開過後，新聞記者已在等候，我即刻要見記者，我需要臨時發揮，壓力真的好大。後五年，我改為在行政會後二、三天才開新聞發佈會，這樣，我可以有比較充分的準備。新聞發佈應該站在新聞媒體一邊講話，並且講話不能太快或太慢，有利於他們的記錄，則各傳媒報導才基本一致，實際上也有利於發言人的工作效果，這點十分重要。有些法律文本要講清楚很困難，例如博彩法，關係到博彩業開放賭權，對澳門經濟發展十分重要，也關係到吸引外商投資，如何讓外商認識澳門，這是關乎澳門未來發展的重要法律。那次的新聞發佈是我任發言人以來最大的挑戰，我特意請來譚伯源司長向新聞界朋友作了講解，使發佈達到預期效果。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社會發展的憲制性法律，作為行政會發言人，首先要學好基本法，以基本法為準繩，工作才會有成效。十年的新聞發佈工作，也見證了澳門快速穩定發展的十年。有驚無險地做了十年發言人，我特別感謝何特首的信任，感謝新聞界朋友的支持，更感謝本澳居民的支持。問：唐主席，您既是資深的教育工作者，也是經驗豐富的社會活動家，對很多問題有敏銳的看法，見解也十分深刻，現年事已高，仍然保持旺盛的思辨力，請問，根據澳門基本法的相關規定，請您談談澳門特別行政區在高度自治，行政主導下的行政、立法、司法之間的關係以及在多年實踐中對澳門穩定繁榮起作用的成功經驗和因素。唐：我在1988年曾擔任澳葡政府諮詢委員，當時這個諮詢會是澳葡政府的

諮詢機構，澳督一些重大決策會聽取諮詢會的意見。1992年，我參加立法會直選，連任兩屆，直至1999年，回歸後，再次當選立法會議員，至2005年之後不再參選，做行政會委員及行政會發言人，一直到2009年。工作最辛苦的時候，既要做立法會議員，又要做行政會委員，還要做勞校校長。我做校長，從教育與教學的理念、質量的提升、學校管理、校舍及教學設備的建設，自己都親力親為。那時，學校沒設秘書，文書工作都要自已做，內內外外工作很多，的確很忙碌。至2006年，很多時候無暇顧及，我先辭了校長職務，做校監，後又辭了校監，做勞校的校務顧問，不取薪酬，身心也輕鬆了。我自1988年參政，見證了澳門回歸前後的整個過程，親自參與了澳門回歸工作。我體會到，基本法是澳門繁榮發展的法律保證。“一國兩制”能在澳門實施，有賴於中央政府的支持，有賴於特區政府依法實施，有賴於澳門居民同心合力。回歸前，有人講澳門三權分立，是錯的，因為澳門總督擁有部分立法權，三權沒有真正的分立。回歸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高度自治和行政主導下的行政，立法互相制衡，互相監督，司法獨立。回歸後，立法權在立法會，特首沒有立法權，行政長官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基本法頒佈和實施，澳門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三權互相依賴，互相監督，互相制衡。立法會主要職責在於立法，也是民意的代表，履行監督政府的職能。有人認為：監督政府的職能是主要的，這種看法是片面的，立法會主要職責在於立法，這點應當十分明確。回歸前，澳門司法權受制於葡國，終審法院在葡國。在檢察工作方面，葡國派一名助理檢察總長領導及監督澳門的檢察工作。回歸後，澳門司法制度得到健全，並逐步邁向成熟，終審權在澳門，以及三級法院的建立，說明澳門的司法體系是成功的。澳門的法院、檢察院是一個年輕的機構，人員也是年輕的，這個現象在世界各國和地區是極少見到的。行政、立法、司法應互相支持、互相監督。立法會與行政機關之間，監督政府工作方面我認為做得不錯，立法會的直選議員、間選議員、委任議員都發揮作用，以澳門利益為依歸。值得注意的是，現在議員對政府工作質詢多，特別是書面質詢，我認為應多加一條，多提出些好的建議、意見，有利於特區政府更好地依法施政。議員不應只有質詢，沒有建議，政府應重視和多採納議員的建議。監督政府不應停留在質詢層面上，應與政府多溝通，特區政府是我們自己的政府，應與政府同呼吸共命運，應多些互相支持。特區政府與澳葡政府不同，回歸後，我們都應站在“澳人治澳”這個層面，不同角色應發揮不同的作用。

任何法律都有灰色地帶，有些法律立法滯後，這都是正常的現象。我們力圖制定完善的法律，希望制定一部幾十年不變的法律，還是制定一部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法律，仍有不少不同看法。我感到，法律的現代化十分重要，法律要符合社會的發展，時代的特徵，法律應回應大多數人的意志和願望。這樣法律的社會性就強，生命力也大。以往立法與回歸後立法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社會發展很快，總體上要求立法不能滯後，從與時並進上看，立法工作仍十分艱巨，需考慮的因素很多。問：根據澳門基本法在關於政治體制的規定方面，賦予有關機構適當的權力時，要相應承擔責任。基本法規定的主要責任有：（一）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二）行政長官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三）政府對立法會負責；（四）廉政公署和審計署對行政長官負責；（五）公務人員對政府負責等。從特區政府成立十多年所吸取的實踐經驗，請問應如何繼續推進和完善關於基本法所定的責任制（高官問責制）規範，規定主要官員既要對中央負責，也要對特區負責，保證主要官員嚴格依法行政，恪盡職守，堅守廉潔，誠信無私，公平公正；對違法行為或過錯追究責任。唐：澳門政府官員總體上講，能依法行政，恪守職責、廉潔奉公、精忠職守，基本法對政府官員的權責也講得十分清晰，十分明確。以往澳葡政府的官員，權力都在澳督手中，澳督的權力來自葡國總統，澳督把一部分權力授予政務司及司長，以往對每個部門法令只寫明具有那些權限，沒有職責，所以官員只對澳督負責，向澳督交到差，就完成任務了。回歸後，政府官員應對法律負責，對市民負責，官員不僅有權力，更要有責任，澳門居民可以問責，你對自己從事的工作責任如何，這是回歸前後官員的最大不同，現在由職權改為權責，一字之別，意義不同，官員不但要賦予權力，更要明確其職責。現在政府公務員要依法行政，特區政府對官員的要求多，做任何事必須對法律負責，這是行政責任，行政工作要有程序，也明確了官員的責任。回歸十三年來，政府公務員都知道要對法律負責，對特區政府負責，公務員工作的要求越來越高，市民對公務員的期望值也高了，這對公務員隊伍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比如，廉潔奉公是公務員最基本的條件，是做好工作的最起碼條件，並有法律制度做保障，我們希望公務員都廉潔奉公。現在有兩個部門，廉政公署、審計署，可以對政府官員和政府部門的工作起一種監督作用，這有利於政府官員的廉政。也有一個部門叫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也起着監察政府部門不能侵犯市民的個人資料。回歸前沒有審計署和個

人資料保護辦公室，但在行政法院有一個部門做審計的工作，現在對公務員的監督機制比較健全。問：為着有效落實執行澳門基本法以及其他法律的規定，法律人才的培養和法學理論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眾所周知，法律會因應社會發展需要而作出修改，從而發揮法律對社會發展的保障和促進作用。法律的修改或改革亦需要法律人才和法學理論研究作後盾。從總結過往的經驗和結合澳門實際情況出發，請問應採用甚麼措施或持續政策落實推動本地法律人才培養和法學理論研究，從而提高澳門法制建設的層次。唐：澳門回歸前存在的三大困難，即三大問題：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語化都有待推進。因回歸前官方語言是葡文，法律大部分是葡文的，回歸前幾乎沒有華人司法官員。所以，培養司法、法律人才在回歸前我們已經意識到，我們感到澳門司法官員、法律工作者、政府法律顧問，這部分人才最缺乏。當時，澳門法律人才少，有個別做律師，其他司法部門幾乎無法涉足。法律如何本地化，是澳門回歸前最大的挑戰，面臨這樣的困境，在1986年，由黃保銓、李鵬翥、劉明新、陳滿、畢漪文和我等六人發起成立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第一件工作就是培養本地法律人才。1987年開始送第一批學生到葡國學法律。在外國有先修班，葡國沒有先修班，只能先進里斯本大學的葡文班學習。當時困難很大，學生到了葡國得不到資助，要用2-3年學習葡文，與當地人一起考大學，況且法律專業在當地是最吃香的專業，很多人認為我們送學生去葡國學法律會失敗，不可能成功。事實並非如此，澳門學生心中有目標，很刻苦，第一批學生學成歸來。澳門回歸前，我們送了6批學生去葡國學法律，回歸後，停了幾年，2004年開始，又送了9批，至今，我們已培養了160多名法律人才，又為114名法學士赴葡進修葡文提供資助。學成歸來，年輕法官在澳門發揮了很大作用，回歸時司法部門官員約有三分之二是由大專教育基金會送去培養的。回顧我們的工作，司法、法律人才的培養，我們有四個途徑：（1）直接送到葡國學葡文、學法律。（2）送到北京學葡文，再回澳門大學學法律。（3）讀法律後，再送他們去葡國學葡文。（4）委托中山大學、汕頭大學辦法律課程學士班，他們的第一外語是葡文，總共有67人畢業。總之，不拘一格培養法律專業人才，以改善澳門回歸後法律人才不足的窘況。回歸後，不單是法院、檢察院需要人才，行政部門的本地法律人才需求也很大，特別是各部門的法律顧問，我們培養的這些人才正好適應社會急切的需

求，這也是定向培養的成功例子，也為澳門特區政府做了一件實事。我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具體的工作，這項工作有不少甘苦和困難，能為澳門社會提供人才，也是我應盡的責任。問：唐主席，您擔任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主席多久？有何體會與我們分享一下。唐：我自2004年開始擔任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主席，至今已有八年了。當時，為了落實《科技發展綱要法》，前特首何厚鏵安排我做這個工作，開始，我並不答應，但有幾個人來說服我，最終我答應把這個架構搭起來再說。澳門旅遊博彩是龍頭，但其他產業也要發展，科學技術方面過去是空白，要促進科技的發展，首先要營造一個科技氛圍，鼓勵和支持科技研發，吸納和匯集科技人才，推動科普教育和科普活動，使青少年能熱愛科學、學習科學和使用澳門首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科學。經過幾年的努力，澳門科技氛圍濃厚了，科研也出現一些成果，又建立了兩個重點實驗室，在2012年2月14日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澳門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這是澳門回歸以來首次獲此榮譽。另外，《澳門科技獎勵規章》也於2011年3月正式公佈，而今年十月，澳門將會有澳門科技獎勵的第一次頒獎禮，這是澳門科技界的一件大事。而科技基金於2007年也開展學校及社團、機構的科普資助工作，務求由小開始啟發科普研發的興趣，並且每年都於科技活動周上展出相關的科普成果，這工作對培養青少年的科學技術能力有幫助。我一生從事教育，這些工作與教育有關，也就堅持到今天。現在，我甚麼工作都辭了，這項工作也希望有年輕人來接班。在澳門生活了四、五十年，見證了澳門的發展變化，我堅信在澳門特區政府領導下，在澳門居民共同努加下，按澳門基本法辦事，澳門明天會更美好。（採訪人：高榮良）

小城巨變優勢突顯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全國人大代表劉藝良劉藝良是澳門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擔任眾多社團的領導職務，同時，作為澳門特區連任四屆的全國人大代表，他見證了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發展的點點滴滴，採訪他，讓我們有機會從不同的視角感受澳門回歸祖國以來所發生的重大變化。澳門首次選舉全國人大代表參與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事務1999年12月20日，全世界都透過電視信號見證了澳門回歸祖國的神聖時刻，這一刻標誌着澳門人真正成為這片土地的主人，澳門的發展邁入了歷史的新紀元。劉藝良表示，其實在這個莊嚴的時刻來臨之前，相關活動的開展都已經在見證澳門的轉變，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回歸日之前的一次全國人大代表選舉。該選舉於1999年回歸前夕舉行，即澳門特區補選產生七位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這是澳門第一次獨立選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組成代表團參與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管理事務，意義不言而喻。劉藝良積極而認真的參與了是次選舉，並最終順利當選為澳門特區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劉藝良有些激動地說，雖然自第四屆全國人大起已經有澳門的代表參與其中，但他們是通過參與廣東省人大的選舉，作為廣東省人大代表團的成員參與國家的管理事務，還沒有從真正意義上實現獨立以澳門代表團的身份參與國家政權。而回歸前夕透過補選產生的七位代表，連同之前屬於廣東省人大代表團

的五位代表，組成了十二人的澳門特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其真正意義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正式代表澳門參與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工作，這是澳門回歸祖國後，澳門同胞在自己的國家當家作主的重要表現與具體保障。他對於澳門人從此可以參與國家管理的那份自豪感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澳門小城巨變優勢突顯劉藝良說，澳門是一個小城，一直以來，除了因旅遊博彩的知名度可以令人想到澳門之外，澳門似乎有太多的東西被人遺忘。不過令人感到鼓舞的是，澳門回歸後，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把澳門打造成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經貿合作的平台、世界華商進入內地的服務平台、兩岸溝通與交流的特殊橋樑與平台等，澳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際知名度大大提高。作為一個澳門人，劉藝良的一席話切實道出了澳門從默默無聞到登上國際舞台，以及在區域合作背景下發揮重要作用的那種揚眉吐氣和自豪之情，這也恰恰是眾多澳門人心態的轉變。劉藝良舉例2005年“第十三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和2006年“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這兩次國際會議在澳門的成功舉辦，對宣傳回歸祖國後發生巨變的澳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於是親身經歷，至今仍記憶猶新。一、打造澳門成為世界華商進入內地的服務平台潮州人遍佈世界各地，且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望，作為澳門潮州同鄉會的會長，劉藝良高興的回憶起2005年“第十三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在澳門舉辦的情形。該年會於2005年11月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隆重舉行，來自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九十六個代表團，劉藝良在第13屆國際潮國聯誼年會歡迎晚會上致詞共超過三千人出席了這次大會。時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等領導和嘉賓出席了開幕式，這也是自東亞運動會閉幕後，第一個在東亞運體育館舉行的大型活動。劉藝良說，開幕式上超過三千人在原座位上的大合照，第一次在澳門定格了嘉賓雲集、高朋滿座的盛況。年會內容十分豐富，舉辦了“中國瓷都——潮州

陶瓷博覽會”、“澳門潮州美食文化節”、“國際潮人書畫展”、“潮學國際研討會”、“旅遊及經貿推介會”以及潮汕文化藝術大巡遊等活動。此外，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同汕頭、潮州、揭陽三市政府及澳門潮州同鄉會簽署了經貿合作協定。會後，所有與會的潮籍鄉親分乘數十輛大巴浩浩蕩蕩通過拱北口岸前往珠海，場面甚為壯觀，由於過關車輛規模過大，甚至造成了拱北邊檢車道電腦系統一度出現故障，需人工放行。這次的國際潮團聯誼年會成功達到了敦親睦族、促進交流、弘揚文化的目的。澳門不僅為世界潮商提供了推廣工商、擴大合作的機會，還為他們進入內地投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時，活動的成功開展也證明了澳門的軟硬件設施和接待能力已趨於成熟，澳門有能力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並歡迎世界各地華商透過澳門的服務平台進入內地投資發展。二、澳門作為兩岸溝通與交流的特殊橋樑和平台優勢突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因地緣、人緣關係及其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等與台灣相近，與台灣民間團體和人士的交流活動十分頻繁。對於眾多從未進入大陸交流、訪問、旅行等的台灣民眾，澳門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緩衝地，由此一來，澳門作為兩岸溝通與交流的特殊橋樑與平台優勢不斷加強，2005年成功舉辦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的“澳門模式”更加強化了這種作用。劉藝良談到澳門在兩岸關係中的特殊作用時，顯得有些興奮，因為他作為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會長，時刻期望着兩岸關係愈發緊密及和平發展，直至達成和平統一，這也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夙願。他說，2006年在澳門舉行的“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不僅在當時台灣的政治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還進一步加強了澳門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的特殊橋樑和平台作用。大會於2006年12月在澳門舉行，來自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一千多名代表參加了大會，是歷屆人數最多的一次，其中來自台灣的代表多達440餘人，使這次大會成為歷屆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大會。劉藝良回憶道，該大會的舉辦正值陳水扁及民進黨執政時期，主辦方克服了眾多困難和壓力才如期成功舉行了這次盛會。2006年的“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不僅具有歷史背景下的必要性，而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舉辦也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劉藝良描述當時情況時表示，他雖然舉辦過三千多人的國際潮團聯誼年會，但此次大會心理壓力實在太大，會議結束後因過於疲倦幾乎病倒了。2006年“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在澳門的舉辦，受到了中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06開式，從左至右的主禮嘉賓是：崔世昌、白志健、劉延東、何厚鏵、萬永祥、劉藝良。央的高度重視，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執行副會長劉延東女士與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親自出席並主禮了大會開幕式，中央統戰部、外交部、國務院僑辦、國務院台辦、國務院港澳辦、民革中央、台盟中央、全國僑聯、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部門也分別組團出席了大會。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憑藉地利、人和的優勢，在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這與該會的組成不無關係。澳門和統會成立於2004年12月，其宗旨是推動和發展海峽兩岸的民間往來、促進祖國早日實現和平統一，它的代表性非常強，由來自澳門社會各界及涉台社團的代表組成，可以真正做到團結澳門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力量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說到這�，劉藝良深有感觸的說，目前澳門的這種優勢在澳門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努力下正在進一步的增強，尤其是澳門特區政府於2011年在台灣設立了經濟文化辦事處之後，這種優勢作用將會更加明顯。澳門與內地合作交流頻密便利通關格局漸形成談到與內地的合作關係時，劉藝良表示，澳門回歸後與內地的交流合作程度透過不同角度都可以得出明顯的答案，無論是與日俱增的貿易額，還是越來越大的通關客流量，抑或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區域合作項目等等，無不說明澳

門與內地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愈發緊密。當前，澳門居民對口岸擴容、延長通關時間和便利通關的呼聲越來越大，這正是澳門與內地之間交往與合作頻密的表現，隨着《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進一步落實和橫琴開發的深入推進，相信這種需求將會更加強烈。說到這�，筆者不禁想到，劉藝良多年來致力於協調口岸通關事宜，藉着擔任珠海邊檢總站、閘口海關監督員以及珠海檢驗檢疫局諮委會委員等職務，為本澳相關業界和居民所關心的通關問題做了大量的工作，還多次在“兩會”期間提交建議，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那麼，他是如何看待這項工作，又是如何與通關問題“結緣”而成為“專家”的呢？劉藝良謙虛地表示，做這些事情只是盡一個人大代表及監督員的責任，談不上甚麼“專家”。說起這段歷史，還要從未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時候說起。1998年7月1日根據《國務院關於北京等九城市邊防檢查職業化改革試點方案的批覆》，珠海邊檢從兵役制向公務員編制轉變的職業化改革試點，隨後設立了特邀監督員以接受各界的監督，時任廣東省政協委員的劉藝良被聘為第一屆監督員，並獲得續任至今。後來，拱北海關、珠海檢驗檢疫局等口岸聯檢單位也陸續設立了監督員或諮委會委員，以接受社會監督、完善工作質量、便利往來旅客，他因其對口岸建設和通關問題的長期關注，均被相關部門聘任。隨着澳門與內地之間的聯繫和交往越來越頻繁，連接兩地的口岸成為本澳居民和來往旅客的必經之路，那麼澳門回歸祖國十三年來，作為一直關注口岸和通關問題的他印象最深的事件又是甚麼呢？劉藝良表示，口岸建設和通關便利的每一小步實際上都凝聚了多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心血，印象深刻的變化實在太多，可以舉兩個例子說明。一是關於橫琴口岸新聯檢樓的重建。劉藝良回憶起回歸伊始的橫琴口岸聯檢樓用“危樓”來形容絲毫都不過分，當時的聯檢樓不僅規模小、不敷應用，且年久失修，海關辦證大廳漏水嚴重，邊檢工作人員辦公場所傾斜。他說當時進入一間隊長室，因房屋過於傾斜而感到頭暈，不僅工作人員及旅客的安全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往來旅客及車輛的通關空間也難以滿足，還影響國家邊檢口岸的形象。經過多次實地考察和聽取聯檢單位意見，劉藝良聯同多位人大代表向國家提出建議，希望儘快建設橫琴口岸新聯檢大樓，並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工程得以順利完工。二是關於拱北口岸早上開關時間提前半個小時與澳門同步通關的爭取。2006年3月以前，因歷史原因和習慣，拱北口岸一直採用7時30分開關的措施（澳門關閘口岸7時正開關）。隨着澳門新聯檢大樓啟用，兩口岸的距離

縮短至僅有200米，趕早過關的旅客也不斷增多，而兩地開關時間的差異不僅為過關旅客帶來極大不便，且半個小時內旅客在拱北口岸入出境大廳玻璃門前的不斷聚集和擁擠也帶來很大的安全隱患。基於此，劉藝良聯同多位澳區人大代表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親自督辦下，在廣東省人民政府的協調下，最終克服了人員編制不足、員工提早返工交通問題等軟硬件配套的多種困難，兩地通關實現同步，便利了澳門居民和往來旅客。說起通關問題，劉藝良儼然一個行家，滔滔不絕。他表示，會一如既往的關注和跟進澳門居民所關心的通關問題，如加速拱北口岸改擴建工程、推動出境旅客隨車驗放行的建設、適當延長拱北關閘口岸通關時間、分步延長橫琴口岸通關時間直至24小時通關、延長灣仔與內港口岸通關時間、儘快將供澳鮮活產品專用通道搬遷至跨工區口岸、爭取實行“兩地一檢、單邊驗放”的便利通關措施等等。我們也希望，在中央政府、廣東省政府與特區政府及眾多像劉藝良一樣熱心的社會人士的共同推動下，澳門通關便利的格局得以進一步完善，為內地與澳門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為澳門的發展做出更大更積極的貢獻。結語是的，正如劉藝良所感觸、所自豪、所興奮的那樣，澳門回歸祖國以來的巨大變化的確令人歡欣鼓舞和無比振奮，“一國兩制”在這片土地上得到了成功的實踐。也正如劉藝良所描述的那樣，澳門這一切成就的取得，除了離不開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澳門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更離不開像他一樣的澳門社會各界人士所付出的努力，他們的分毫付出最終匯成了推動澳門持續發展的強大力量。

“歸僑”載入基本去難以忘卻的回憶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歸僑總會會長梁仲虬第一百三十三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文化、新聞、出版、體育、康樂、專業、醫療衛生、勞工、婦女、青年、歸僑、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面的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同全國其他地區相應的團體和組織的關係，以互不隸屬、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原則為基礎。第一百三十四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文化、新聞、出版、體育、康樂、專業、醫療衛生、勞工、婦女、青年、歸僑、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面的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關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各該團體和組織可根據需要冠用“中國澳門”的名義，參與有關活動。——引自澳門基本法第六章細讀基本法，總會勾起澳門人，特別是曾踴躍參與諮詢的澳門人，回憶連翩。澳門歸僑總會梁仲虬、盧學峰等負責人談起澳門基本法第133和第134條，同樣激情澎湃，為力爭將“歸僑”兩字載入基本法，由構思、提出、游說、力爭到終成事實，歷經曲折征程，在他們腦際刻下烙印，留住了難以忘卻的永恆記憶。

基本法草委到訪歸僑總會，從左至右：陳滋英、雷潔瓊、羅少榮、李後。“歸僑”兩字載入澳門基本法，確認了歸僑為澳門民間團體界別之一，第133條確立了歸僑界別可“同全國其他地區相應的團體和組織的關係，以互不隸屬、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原則為基礎”的地位；第134條確立了“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關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各該團體和組織可根據需要冠用“中國澳門”的名義，參與有關活動”的地位。梁仲虬、盧學峰帶着自豪語氣說，“歸僑”載入基本法，待法律生效後，即澳門回歸祖國後，歸僑團體可根據基本法，合法地與全國及世界各國的相關團體發展合作交流關係，這對澳門歸僑發揮“僑”字優勢，致力拓展澳門僑務工作為特區建設添磚加瓦奠定了法律基礎。澳門回歸後僑務工作的發展和進步也恰恰證明了力爭將“歸僑”兩字載入基本法的重要性。澳門基本法草案諮詢階段，盧學峰、梁仲虬時任澳門歸僑總會理事長、副理事長。憶當年，他們說，當年在會長梁雪予（梁披雲）領導下，力爭將“歸僑”兩字載入基本法，由提出、游說直至成事，時歷曲折，難以忘卻。過程曲折當年，澳門僑界也積極投入澳門基本法草案的諮詢工作。1989年9月16日，澳門歸僑總會召開理監事，議決成立澳門歸僑總會基本法關注小組，推選岑銳松、黎振強、勞福如、劉沃周、張華、莊文才、阮林愛、陳碧珠、陸康等理監事為小組成員，擔任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的歸僑總會副會長羅少榮亦是小組成員。

據梁仲虬、盧學峰憶述，當年，有關將“歸僑”列入澳門民間團體界別載入基本法的意見，經醞釀正式提出後，僑界出現迥然不同的反應：主流意見認為應據理力爭，千方遊說；有相當部分的人擔憂不能成事，主張放棄，主要理由是香港基本法並沒有相關條文，澳門再如何爭取也是“枉費心機”。梁、盧表示，主流意見認為，國家憲法保障歸僑僑眷權利，澳門歸僑來自五湖四海，融入澳門社會，為澳門的發展作了貢獻。澳門回歸後，保障歸僑的權利，在法律上保障僑界在未來特區建設發揮作用是理所當然的大事。為了凝聚共識，提升認知。1989年10月8日，澳門歸僑總會邀請擔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本會顧問李成俊專題主講有關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當時，李成俊在談到澳門歸僑的議題時，建議未來特區政府設“華僑司”，專責處理歸僑的問題；會長梁雪予建議未來澳門特區興建華僑城，訂定優惠歸僑定居和投資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有關歸僑權益保障問題的討論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入，將“歸僑”列入澳門民間團體的呼聲相隨越來越大，終得到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關注。提到研討的議事日程了。1990年3月13日，身兼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以及草委王叔文、趙汝能、孫琬鍾、吳建璠、蕭蔚雲等到訪澳門歸僑總會，聽取關於基本法的意見。當時，梁雪予、羅少榮、岑銳松、盧學峰、洪新業、張華等澳門歸僑總會負責人相繼發言，表達澳門僑界建議在基本法明確維護歸僑僑眷正當權益的條文的意見，與此同時也介紹了本會會務和反映了華僑來澳門和赴內地出入境受到歧視和刁難的問題。從左至右：魯平、梁披雲、郭東坡。魯平主任當時對歸僑關心基本法起草工作表示肯定，並冀持續表達意見和訴求。談到維護歸僑權益，魯平主任當時表示，目前中國公民居留（澳門）有條件限制，將來特區成立後，情況將掉轉過來，外國公民申請居留澳門才有所限制。魯平主任同時答允向中國公安部和僑務部門反映華僑出入境和居留的問題。翌年（1991年），魯平主任再訪澳門歸僑總會，聽取有關基本法的意見。他在致辭時呼籲歸僑發揮紐帶作用，向海外華僑宣傳國家的港澳政策、宣傳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當時，澳門歸僑總會副理事長梁仲虬建議基本法引申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有關維護歸僑正當權益的條文，載明持中國駐外使館簽發護照的華僑可以自由出入境和申請居留；以附件形式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法”載入澳門基本法。繼後，澳門僑界藉不同場合，多元渠道表達了意見和訴求。例如，1981年9月16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雷潔瓊、李後及草委陳滋英、武連元、彭清源、萬國權等到訪澳門歸僑總會；1992年5月18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王漢斌率草委李裕民、孫琬鍾、周小川、諸樺等到訪，與澳門歸僑總會、澳門緬華互助會、福州三山同鄉會等僑界團體負責人座談，聽取有關基本法起草的意見，僑界均表達了將歸僑界別載入基本法的意見和訴求。留下記憶機會終究留給有準備的人，辛勤的園丁終究會看到耕耘的碩果。將“歸僑”兩字載入澳門基本法，由據實提出，據理力爭，四方遊說，路程曲折崎嶇，但終願望成真。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喜訊，特別是“歸僑”載入澳門基本法的喜訊傳來，澳門僑界雀躍萬分，曾為此付出努力的僑總理事長盧學鋒當然心緒起伏，瞻前顧後，浮想聯翩，欣然拿筆撰文，在題為《澳門基本法與歸僑》的文章中記述了這一段歷史。盧在文章中寫道，澳門基本法是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大法，與每一個居民都是息息相關。最令人感到鼓舞的是“歸僑”這個界別已獲得承認，並列明在第六章文化和社會事務，以及第133條和134條條文內。這是澳門歸僑不斷努力爭取的成果，也充分體現了祖國對歸僑的關懷、照顧和重視。盧在憶述爭取“歸僑”載入基本法的歷程時，這樣寫道：在基本法起草的過程中，僑總的基本法關注小組積極參與，聽取意見，提出建議，要求基本法參照憲法第五十條的內容，把“維護歸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寫進基本法。所以，在諮委會舉辦的有關澳門基本法草案的公聽會上，或是與內地草委座談會上，或是其他公開的場合，甚至是書面意見上，我們一致認為：“歸僑”的情況特殊，必須作為一個界別列明在基本法的條文內。1991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刊登了出來，結果145條基本法徵詢稿及附件，竟連一個“僑”字都見不到，使歸僑感到失望和遺憾。這說明了歸僑的意見和建議，還未能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和採納。但是，我們並不灰心，仍然據理力爭。在一次內地草委訪問我會

時，許多歸僑實事求是地發言，反映歸僑在澳門的作用，歸僑與澳門的歷史關係。大家認為，既然國家憲法有保護華僑正當權利和利益，而全國各省、市的人大和政協機構，都設有華僑事務委員；各省、市、縣亦都有僑辦。這些機構完全是為“僑”字服務。這說明了我們的要求是合乎基本法起草委員訪歸僑總會情理的。因此，我們更具體地提出，希望引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十條條文或類似條文，把它列入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作為基本法附件之一；建議在第六章文化和社會事務第133條及134條分別加入“歸僑”界別等等。在1993年撰寫的文章，盧學峰認為，澳門已進入了後過渡期。怎樣在未來六年多的時間�，確保澳門的社會安定、經濟發展，這一問題已經擺到議事日程上來。澳門歸僑總會決心在這方面鼓勵歸僑和澳門居民一起，認真學習基本法，領悟和貫徹基本法的精神，為澳門的平穩過渡和順利銜接作出貢獻！澳門回歸祖國的日子越來越近。凡是炎黃子孫，都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又邁進一步而感到由衷的高興。特別是來自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澳門歸僑，曾經長期在僑居地受到歧視和迫害，更加希望祖國富強，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們衷心地期望：未來的澳門特區政府能夠繼續重視“歸僑”這個界別，發揮歸僑這座“橋樑”作用，使澳門在祖國的肥沃土地上，孕育出更加蓬勃興旺的生機！意義重大澳門回歸祖國後，依照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歸僑團體依法與祖國內地及世界各地的僑社、僑團展開交流合作活動，在中央僑務部門，中央駐澳機構和特區政府支持指導、組織下，在澳門舉辦了“華僑華人聚濠江聯誼大會”，“兩岸僑聯和平論壇”，“兩岸四地僑界青年年會”，“兩岸四地僑界青少年夏令營活動”，以及華僑華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型圖片展，“文化中國·四海同春”春節慰問演出等等。一批又一批的世界華僑華人代表，兩岸四地同胞蒞臨澳門，共�盛事，澳門的僑務工作空前活躍，盡收凝聚僑心，團結僑眾效益，有利推動促進兩岸和平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發展。與此同時，活動

期間，僑胞僑眾親臨澳門，感受了“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感受了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造就了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民主有序發展的成果。澳門僑務工作的發展和進步，屢獲中央僑務部門領導的肯定，譽澳門是開展對東南亞以及兩岸僑務工作的前沿陣地。環視澳門僑務工作的發展，澳門歸僑總會前輩領導羅少榮、盧學峰、梁仲虬以及現任領導黎振強、劉藝良、王彬成等都表示，這是澳門僑界共同努力的成果，是中央和特區政府支持和指導的成果。他們也異口同聲指出，一切也應歸功於“歸僑”載入基本法，使澳門歸僑能依法發揮僑字優勢，推動僑務工作深化發展。（採訪人：黃奕瑞）

往事回顧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周禮杲寫在前面的話筆者認識周禮杲校長將近二十年了，在筆者的眼�，周校長一直沒有甚麼變化，就這麼在澳門社會上來來去去的，做着的大都是有關用科技和教育興澳的事。而今，他已是高齡人了，但依然擔任着很多職務，依然來來去去為這個社會服務着。一個夏季的陽光如火的午後，筆者來到周校長在澳門科技大學的辦公室。他現在擔任着澳門科技大學校董會主席，每天都要到這間辦公室來上班。與周校長不陌生，於是他很快進入主題，講述那些他記憶中的故事。1991年，澳門大學通過澳葡政府向中國國家教委（現在的教育部）提請支援，周禮杲作為被推薦的科技教育方面的專家，應聘到澳門來，支援澳大的教學和管理工作，後來就留在澳門，一直從事澳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算起來已經超過二十年了。在這二十一年�，周禮杲懷揣着一份赤子之心，在走過的那些歲月�不斷地奉獻着，他見證和參與了澳門回歸前後的發展和變化，也見證和參與了“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實踐。他用自己的經歷講述的那些故事，生動而且真實。回歸前的澳大八年——培養澳門本地人才1991年的秋季，正在清華大學任教的周禮杲教授，被他所在的電機系和校

方負責人找去，問他是否願意到澳門去工作。但澳門是怎樣一個地方，有大學麼？怎麼去到澳門？⋯⋯周禮杲教授當時對澳門可說一無所知。于是詢問正在做外事工作的哥哥，才得知澳門有一所叫東亞大學的高等學校。後來他才知道，1981年由香港人來澳門創辦了一所現代高校——私立東亞大學。1988年澳葡政府將其收購過來進行改建調整，將大專部分分出去成立了公立澳門理工學院；成人教育部分分出去，成立了私立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而東亞大學的主體部分，包括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部分均保留，於1991年9月正式改名為公立澳門大學。並且建立了一些新的學院，例如科技學院和教育學院等，因此急需要有經驗的教授和行政管理人才。於是這所大學就通過澳葡政府向中國教育部提請支援。在清華大學和教育部的推薦下，1991年的金秋10月，周禮杲應聘前來澳門大學任教。在臨行前，清華大學兩位副校長和他談話，囑咐他去澳門大學工作，除了要認真完成澳門大學給予的任務以外，同時可盡量為清華大學在澳門建立一個窗口，以便發展清華大學與澳門的學術交流與科研合作關係。對這些，他是很容易理解的，他願意盡力做好這些工作。其實，當1991年10月，周禮杲抵達澳門大學準備開展工作時，他對國家推薦他到澳門大學工作的意義並非完全理解。不久，時任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的郭東坡先生，在第二年的春節時，請幾位內地公派來澳工作的教授吃飯。郭東坡先生的一席話，給了周禮杲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印刻在他的記憶中。郭東坡社長當時說：“中葡聯合聲明已經簽署，澳門已確定在1999年回歸祖國，現在距離澳門回歸只有八年時間了。要做到順利回歸需要解決三個問題；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的官方地位。核心問題是人才，這也是中葡雙方達成的共識。”郭社長還說：“要實現公務員本地化，就需要大力培養澳門的本地人才，特別是華人，葡國管治澳門400多年，澳門政府部門的公務員，特別是高層，幾乎都是葡國人，或是土生葡人，華人很少。這樣怎麼回歸？怎麼實行澳門基本法、“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回歸後主要由澳門本地人來管理澳門。所以從現在到回歸的幾年中，必須加緊培養本地的華人子弟，才能完成此歷史任務。”郭東坡社長又對他們說：“這將寄希望於澳門高校，特別是澳門大學。澳門缺乏人才，特別缺乏高水準的教授，希望各位教授努力幫助澳門大學辦好，培養好人才，為迎接澳門回歸做好人才的準備。”

這一席話，確實使周禮杲茅塞頓開，至此才真正認識到國家公派他們前來澳門大學工作的深層次意義，深感責任重大。為此，他努力熟悉澳門的高等教育法和澳門大學有關的法律，向澳門大學前任校長學習經驗，與中國教授團結合作，共同努力辦好澳門大學，並且廣泛結交葡萄牙教授及美、英、德、日等國的外籍教授。根據他在清華大學工作約40年的經驗，首先辦好澳門大學的科技學院。周禮杲擔任科技學院院長至1994年，澳門總督韋奇立將軍正式委任他為澳門大學副校長；1997年，又委任他為澳門大學校長。在1999年10月他卸任澳門大學校長職務時，澳門總督特別頒授他一枚專業功績勳章，肯定他為澳門大學發展做出的功績。他也積極從內地和別的國家聘請了一些教授到澳門大學來任教⋯⋯經過與有關人士的共同努力，澳門大學有了很大的發展，培養了一大批人才。據周禮杲校長回憶，1997年，澳門大學代表團到北京拜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時，他向主管澳門回歸事務的陳滋英副主任匯報說：“經過我們估算，到1999年回歸時，澳門大學累計將培養出各個專業的大學畢業生約三千人，包括法律、新聞、中文、葡文、經濟、科技、企業管理、公共行政管理等在內的多個專業。我們想，這樣基本上能滿足澳門回歸的需要。”他說，當時陳滋英副主任聽得很認真，並再次問是多少人？於是他又重複了一遍說是三千人時，陳滋英笑了。周校長說：“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樣的估計基本上符合實際情況。所以至今在澳門特區政府中，到處都可遇到當年的澳門大學畢業生。”他說：“也可以說，我終於完成了來澳門大學工作的主要任務。”有關籌委會的那些記憶在訪談中，另一個讓周校長難以忘懷的，是他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期間的那些經歷。1998年，距離澳門回歸祖國不到兩年的時間，中國政府為了澳門的順利回歸，決定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一百人，其中內地委員四十名，澳門委員六十名。周禮杲校長作為教育界的一名代表，成為了籌委會的澳門委員之一。這一年的年初，當時任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的王啟人，親自找周禮杲談話，邀請他進入籌委會，希望他能積極支持做好澳門回歸的籌備工作。這一年

的四月，他在北京與其他99位籌委會委員一起，接受了全國人大李鵬委員長頒發的任命書。當時澳門大學還有另外兩名籌委會委員，一位是黃漢強教授，一位是楊允中教授。前者進入了籌委會的經濟組，後者進入了政制組。周校長進入的是社會文化組。周校長回憶說，由於澳門基本法的制定，吸取了香港基本法的一些經驗，方方面面都比較好比較嚴謹，所以在籌備的過程中，沒有太多的爭議和太大的矛盾，感覺一切都進行得平穩和順利。當時在討論澳門基本法有關教育方面的條文時，幾位教育界的籌委都覺得那些有關教育的規定是寬鬆的，是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的。例如第六章第121條中規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自行制定教育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以及第122條中規定的“澳門原有各類學校將可以繼續開辦，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類學校均有辦學自主性，依法享有教學自主性和學術自由性”等等。另外，委員們還提出了，按照基本法的精神，澳門的教育一要多元化，二要在實際多元化的基礎上逐步推行規範化。他們並且提出了未來特區政府應加大對教育資源的投放，並且讓這種投放的分配，更為合理⋯⋯這次採訪周校長的時候，他回顧特區政府回歸後這些年來在教育方面的施政，是貫徹了基本法的精神，也採納了他們當初的意見，因此使特區政府的執政比較順利。尤其讓周禮杲校長難忘的是，籌委會最後一次會議，是在珠海進行的。他回憶說，當籌委會主任錢其琛宣佈，中央政府認真考慮了澳門的實際情況，決定在澳門回歸後向澳門派駐解放軍的時候，全場立即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這是因為在回歸前夕，澳門治安不靖，綁架事件頻頻發生，槍聲會在半夜震碎居民的好夢，黑社會幫派之間更是血雨腥風，光天化日之下也會有人動刀動槍⋯⋯搞得人心惶惶，市面很不安寧，人們普遍對當時政府的警員沒有信心。澳門大學門口也曾發生槍殺事件，使大學的一些負責人和師生都感到心中不安。回歸之後，澳門治安狀況明顯好轉，盡人皆知。周禮杲校長認為，這與國家在澳門派駐軍隊不無關係。雖然軍隊的進駐是以國家對外防務為名的，但是他們在鬧市之中安營紮寨，肯定對擾亂澳門治安的不法之徒，在精神上起到了威懾的作用。再加上特區政府成立後，迅速整頓警員隊伍，懲治了少數害群之馬，澳門街從此安寧。為澳門再建一所大學而忙碌在周校長給筆者講的故事中，有一個故事是延續到今天的，就是他參與

了澳門一所私立綜合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的籌備和建立，並擔任了這所大學的創校校長。其後至今，他仍然繼續在澳門科技大學服務，先後擔任校董會副主席和主席。1999年9月，還有三個月，澳門即將從四百多年葡萄牙的管治下回到祖國的懷抱。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也已經產生。剛剛從澳門大學校長的位置退下來的六十多歲的周禮杲校長還沒來得及喘口氣歇息一下，就先後被候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以及候任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先生請去，向他瞭解高等教育發展的國際趨勢，以及對今後澳門高等教育路向的看法。時隔不久，本地中華總商會副會長、企業家廖澤雲先生邀請周校長協助他及澳門的一些熱心教育的有識之士創辦一所新的大學，這就是在回歸後三個月正式開辦的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於2000年3月正式成立。這是一所在特區政府大力支持下，用社會力量建立起來的大學。建立這所大學旨在進一步提升澳門的國際形象，為賭城注入一個新的文化元素；旨在借澳門回歸祖國之好事，進一步利用內地名校的力量來發展澳門的高等教育事業，並使之更加多元化發展。周禮杲被聘為澳門科技大學首任校長，他用自己從事高等教育教學和管理多年的經驗，努力奮發將這所全新的大學引入一個良性循環的軌道。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四處網羅英才，因為他深切知道，辦起一所高質量高水平的大學，首要條件是要有優秀的教授。於是，一批學術造詣頗深、教學經驗豐富的教授先後從各地來到澳門科技大學任職和任教。在校董會的全局規劃和具體指導下，在周校長和全校教職員的努力下，以高質量、高水平、高起點和高速度的指針指引下，澳門科技大學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為後面的成長壯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如今，澳門科技大學已經發展為擁有約一萬名學生，並已經進入了兩岸四地前百名校的排名榜，成為了一所充滿活力的年青的綜合性大學。2002年底，周校長在科技大學校長任職屆滿，完成了他協助創校的使命，離任後，他繼續擔任該校校董會副主席。2010年，他接任廖澤雲先生校董會主席的職位。回顧往昔，周禮杲校長的腳步從未停下來。展望未來，他仍然覺得任重而道遠。2012年2月，周校長被委任為特區政府科學技術獎勵評審委員會委員。他的忙碌仍然繼續着⋯⋯（採訪人：蔡小楨）

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澳大首位通過全球公開招聘的校長那天與趙偉校長相約訪談的時間是一個下午，也是地面幾乎被太陽曬透了的一個炎熱的夏日。澳大公關部門的李小姐說，我們在澳大九龍壁那�見面。很久沒有來過澳門大學了，以前因為參加一些研討會或是採訪一些研討會常常來這�的。知道九龍壁大概在那個位置，不知道的是近年安裝了露天的扶手電梯直通那�。從資料看到，這個九龍壁是在1985年10月，當時的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贈給澳大的，後來成為澳大的地標之一。澳大校園雖小，卻頗有特色，是因為它建立在氹仔島高高的礁石上，是一層層地依山而建的。外人因為不熟悉，常常像走進了一個迷宮⋯一個使用了三十年的校區，終將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了。媒體近年最為關心的是，澳門大學將在不久以後遷往中國內地珠海橫琴島的新校區，它將以全新的面貌示人，相信所有的人都和筆者一樣期待着。趙偉校長在澳大任職近四年，他是這所大學第八任校長，是澳門大學首位通過全球公開招聘的校長，也是澳大歷史上第一位生長在內地的校長。而在他受聘來澳之前，已經在美國從事高等教育和科技研究工作二十多年。那一年，澳門大學校長職位組織遴選委員會完成公開招聘程序後，經澳大校董會審議及行政長官批准，委任美籍華裔學者趙偉為澳門大學第八任校長。

趙偉校長來到澳門大學趕上了一個好時候，一個好的機遇，一個施展他方方面面才華，以及讓他上任的這所大學因為開創新的空間，即將展翅翱翔的重大轉析時期。這就是澳門大學在珠海橫琴新校區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澳門高等教育與澳門大學一道，邁入新的際遇和新的紀元。200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紀念日的那天，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在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的陪同下，為澳大在橫琴的新校區主持了奠基儀式。當天的媒體有這樣一段話：“今天上午，澳門大學新校區將在珠海橫琴島舉行奠基儀式，隨後，澳大橫琴校區正式開工建設，並將於三年後建成投入使用。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昨日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澳門大學新校區的建設無先例可循，是關係到國家如何深化‘一國兩制’的重要舉措和試驗。”澳門的大學與澳門的特首——抱負懷揣着對趙偉校長的好奇心，筆者開始了與他的交談。趙校長說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作為漢語標準語，幾乎沒有瑕疵。其中摻雜着一些英文詞彙，說明他在國外生活多年，英文口語對於趙校長來說，也許更習慣。在此之前，一位來自陝西西安的新移民朋友曾很自豪地對筆者說過：“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是我們陝西人。”經過採訪證實，這個信息有誤。其實趙校長是蘇州人，在西安長大，不僅如此，他還在北京西板橋讀過四年小學。1982年，已經二十九歲，正在陝西師範大學任教的趙偉離開大陸赴美留學，其後留在那�工作，這一呆就是二十多年。期間，他在美國的南部和北部都生活和工作過。就是這樣東西南北中的生活體驗，讓筆者覺得趙校長說起話來總是會站在很高的角度，而從事理工科的科研基礎，他的談話又是那麼地真誠和嚴謹。當筆者把最初的話題放在他是如何想到來澳門工作的時候，趙校長講了以下這個小故事。2006年，趙偉在美國去應聘紐約州倫斯勒理工學院理學院院長一職，當對方面試時，問他為甚麼要來應聘這個院長的時候，他是這麼回答的：“我知道這�人才很多，不缺少一個中國人，也不缺少一個叫趙偉的人。”他說：“我來這�工作的目的，是有朝一日能當上校長，但不是在美國，而是中國，是為了將來回中國工作⋯⋯”而在另一位新聞記者對趙校長的採訪中，趙偉是這麼回答記者的提問的：“後來為甚麼到澳門來？我首先感覺到，歐美的強大某種意義上說是它的

大學很強大，培養和吸引了大批人才。在美國呆了一段時間後，我始終覺得亞洲特別是大中華地區應有一批很像樣的大學。如果我能有機會回來參與這樣的工作，可能會更有意義。”結果兩年以後，他如願以償，回到了中國的澳門，是澳門大學給了他這個機會。2008年底，趙偉先生懷揣着他的理想和抱負，高高興興地到澳門大學上任了。趙校長曾經對內地的記者說過：“我在中國長大並接受教育，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資源。我29歲才離開中國去美國留學，年輕時經歷的是中國一段非常不平靜的年代⋯⋯”，大概就是因為經受過那樣一個不平靜時代的磨礪，才使得趙偉更希望把自己在先進國家和地區學到的一切，拿回來奉獻給自己正在發展着的國家，讓她快速走向文明的吧。關於過去的澳門，趙校長瞭解得不多。在很多年前，他曾經由美國到澳門的近鄰城市香港度學術假，在那半年的時間�，他都沒敢到澳門來一次，因為他得到的有關澳門的負面信息太多了。現在他說，澳門是一個很叫人欣慰的城市。它小，但是小得精緻，小得可愛，他很欣賞這個小城人與人之間的那種守望相助的精神。如今，他常常會向他的朋友們宣傳澳門。在訪談中，趙校長說耶魯大學一位校長的話讓他很受啟發，大意是，“我希望五十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統（主席）是我們耶魯大學畢業的。”他還引用了一句名言是“大學的利益應該超過國家的利益”。意思是，真正具有國際水平的名牌大學是為全世界培養人才的。這就掙脫了一種狹隘的教育觀念，這是一種抱負，是一種高度。趙校長雖然沒有耶魯大學校長那樣，為別的國家培養總統的抱負，但是他的另一種理想，也曾令傳媒人瞠目，從而感受到了他的雄心和抱負。他說，希望在二十年後，澳門的特首是由澳門大學培養出來的。他說，這是我們的抱負和義務。他列舉了很多國家，以及周邊地區曾經的和當今的首腦人物，無一不是從本地大學走出來的，而澳門一直都不是。不僅不是，在一次內地記者對趙校長的採訪中，他是這樣對記者說的：“澳門今天大概有1/3的高中畢業生不在本澳念大學，要到別處去接受高等教育，這在全世界都很罕見，而且這個1/3還是處於最優區間的1/3。我後來在議會就說，澳門的高等教育對不起老百姓。”因此就引發了趙校長與他的同事們將澳門大學迅速提升為大中華地區，以

致于世界一流大學的憧憬。他說，兩岸三地都有進入全球排名在前百名的大學，而澳門沒有。當然，要實現將澳門大學提升為一流大學的抱負，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的。而橫琴新校區的設立，正是實現這一抱負的一個天賜良緣了。橫琴，讓澳門去彈奏新的樂章在筆者對趙校長的訪談開始不久，他就說：“我很想說說新校區的事。”是啊，建設澳大橫琴新校區——“一國兩制”的全新體驗和全新嘗試，中外萬眾矚目。作為澳大現任校長，作為這個項目的操盤手，這是擺在他面前的最最要緊的，讓他魂牽夢繫的大事。在此之前，我也查閱了許多有關橫琴澳大新校區的有關歷史資料，上面是分別這樣記載的——“長期以來，澳門大學校園面積過於狹小的現實，成為困擾該校歷屆領導的問題，由於在澳門難以找到新建校園的空間，而填海造地的計劃也因為成本的原因而未能實現，於是澳大校方將目光瞄準200米外的珠海橫琴島⋯⋯”“2008年，澳門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希望在毗鄰的中國內地珠海市橫琴島開闢澳門大學新校區，並由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實施管轄⋯⋯”“2009年6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關於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設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的決定》⋯⋯”“先是國務院通過了《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將橫琴島納入了珠海特區的範圍；而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授權未來由澳門管理位於橫琴島的、即將開建的佔地1.0926平方公里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澳門特區政府以租賃方式取得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的土地使用權。租賃期限為40年。據澳門特區官員披露，租金為四十年12億澳門幣（約合10.25億人民幣）⋯⋯”“經過人大常委會批准，在校園建設好以後，在校園�邊將用澳門的法律，由澳門特區政府實行管理，這是對‘一國兩制’的一個重大的突破。”2009年6月27日，臺灣的一家媒體使用了這樣一句話：“這是‘一國兩制’制度第一次在港澳地區以外實現。”也有人稱，未來的澳門大學是一所“‘一國兩制’高校”這件事不僅是剛剛上任半年有餘的澳大第八任校長趙偉先生的一個機遇，也是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新的機遇，更是澳門特區發展的一個新的機遇。

國家主席胡錦濤等為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奠基當時，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是這樣表述他的心情的——“我們深感榮幸，因為自己能和祖國一起書寫一頁‘一國兩制’的新歷史。不過我們也充分認識到這件事的分量，看起來就是一平方公里左右的事，只占全國陸地的九百六十萬分之一，實際上卻是關係到國家如何深化“一國兩制”的重要舉措和試驗。”他說：“這件事很大也很新。對澳門來說，管轄的地盤大了；對於珠海來說，多了一所大學⋯⋯這件事無論我們做得好還是不好，都是要寫進歷史的。這是我的榮幸，也是最大的挑戰所在。”他說：“新校區建設和將來的搬遷，都是大工程，千頭萬緒，很多事情要做。現在澳大校長不好當，常常睡不好覺！”而後，僅僅幾個月的時間之後，傳媒說——“值澳門回歸十周年之際，澳大因橫琴新校區的開發與建設，走到了‘一國兩制’新實踐的最前沿。200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十周年當天，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將正式奠基⋯⋯”澳大新校區建築面積大約82萬平方米，新校區面積是現校區的20倍。由世界級建築師、世博會中國館的設計者何鏡堂院士主持總體設計，總建築風格是：中西薈萃，山海交融，嶺南文脈，南歐風情⋯⋯為了這個美好的學習和科研環境，為了打造這個亞洲的唯一，澳門特區政府將投入超過一百個億的澳門幣。按照計劃，經過整整三年的風雨兼程地建設，到今年年底，澳大橫琴新校區就要交付給澳門大學了。說起設立新校區的意義，此時，趙校長更多了幾分自信。他從整體提升澳門目前高等教育的水平，說到為澳門培養高質量的人

才；從澳門大學的轉型，說到‘一國兩制’的新實踐⋯⋯筆者不盡感慨道：“開闢澳大橫琴新校區這件事真是太大，太特別⋯⋯”趙偉校長沒等我的話音落地，就接着說：“是非常大，非常特別！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歷史機遇！”趙偉校長當年應聘澳門大學校長這個職位，實現了他回中國當校長的抱負。而把澳大提升為一流大學這個抱負，由於橫琴的因素，變得更加有可能成為現實。但是趙校長深知，前面的路，是要靠雙腳一步一步地走出去的。他說：“把一個大學提升為一流大學，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會有一定難度，這張卷子要花十年二十年來填寫，信心是有的。”然後他依然那麼嚴謹地為我列舉了他的信心的來源，例如周邊地區的先例，例如過去三年努力已經得來的成果，例如擬定的澳大未來“四位一體”的教育模式，例如籌備中的亞洲第一所住宿式書院⋯⋯我們相信，我們期待，我們祝福。澳門正在朝着適合它發展的道路走着關於“一國兩制”的體驗，因為我們來到了橫琴校區這個話題�，就讓趙校長更有了他自己的話要說。他一面思考着，一面儘量清晰比劃表述着，他說：“你看這樣說合適不合適？人類選擇哪一種制度，要看那種制度是不是最適合那�社會文化形態的發展，選擇了‘一國兩制’，就說明資本主義制度還是適合澳門的發展。澳門是朝着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走着，那麼在不斷地發展中，保持和維護它的制度不變，我很認同。”“但是所有事物都是在發展中前進着的，變化着的，你看我們澳門大學要搬到內地珠海橫琴那塊土地上了，土地都可以‘動’，都可以變，這說明‘一國兩制’不是一個死的東西，它是活生生的，是會有所變化的，今後我們會看到更多的變化。”他說，我們說“井水不犯河水”，但不意味着“井”不變，“河”不變。這番話看似簡單，筆者卻覺察到了其中深刻的內涵。這就是在適合澳門經濟繁榮、社會發展的‘一國兩制’的模式之下，我們還會經歷很多的新鮮事物，我們會進一步體驗到那些變與不變。在這些變與不變之中，澳門百姓的生活將變得更好。（採訪人：蔡小楨）

用十年時間填寫的答卷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科技大學校長許敖敖開頭的話澳門科技大學在澳門說起來算是一所新的學校。說它新，是它與澳門其他幾所高校比較，建立的時間最晚。它成立於澳門回歸祖國四個月以後的2000年3月。它走過了十二年的發展路程，現在已經是澳門目前高等院校在校人數最多的一所大學。這所大學的現任校長許敖敖的名字在中國教育界並不陌生，他從事高等教育至今已經整整五十年了。許敖敖校長是江蘇常州人，天文學家，高等教育家。第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許敖敖的名字在澳門人的耳朵�也並不陌生，是因為他從南京大學來澳門就任這所大學的校長職位已經超過了十年了。但是對於我來說，見到許敖敖校長，這是第一次。為了完成這本回憶錄的幾個人物的訪談，我第一次進入了澳門科技大學這座綠色的校園，並見到了這位受人尊重的教育家。多年前，許敖敖校長由於他在自己的母校南京大學表現出了他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才能，而一步一步地被迫減少了他對曾經熱愛的天文學教育和研究的參與，放棄了對神秘浩瀚的地球大氣層以外的宇宙空間的探索，進入了這所百年老校的管理層。

十年前，在他“耳順”之年，又從他家鄉的百年老校來到了剛剛運作了兩年的全新的澳門科技大學，做了這所大學的第二任掌門人，一做就是超過十年。這些年來，許敖敖校長與他的管理團隊，以及所有支持他的人們一起，依託澳門東西方多元文化相容並蓄的獨特背景，以“增進文化交流，致力人才培養，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為己命，努力探索有特色的辦學模式，尋找一條培養有實踐能力的應用型人才的有效途徑，最終把學校建成一所開放的大學，一所相容並蓄的大學，一所有影響力的大學。經過了十年的努力，現在，一份答卷放在澳門社會的面前，他們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此時，許校長回憶起十幾年前的往事，依然記憶猶新。看到了澳門飛速發展的十年許敖敖校長說，曾經認為澳門是一個殖民地，是一個賭城，其他方面沒有更多的概念。他第一次來到澳門是1999年2月，當時以南京大學副校長的身份，帶領一個高教方面的代表團來澳門訪問，參觀了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和旅遊學院⋯⋯他說，當時住在葡京賭場附近的新麗華酒店，早上起來拉開窗簾，就看到下面的一個廣場上，一些年齡大的市民在做晨間運動，有的在打太極拳、木蘭拳，有的在跳扇子舞⋯⋯就想，這方面倒是和內地沒甚麼兩樣。當他來到噴水池一帶的時候，看到一些老年人坐在路邊的椅子上悠閒地看着街景和談天，當年已經五十九歲的他也想到了，這�真是一個退休老人很好的養老休閒的生活之地。他說當時澳門沒有現在這麼繁華，但是民風淳樸，百姓待人真誠。而許敖敖校長唯獨沒有想到的，就是三年以後，他又一次被邀請來到澳門，但他此行並非是來養老休閒的，而是肩負使命，而且是重任在肩。2001年，廖澤雲先生去南京聘請他來科大工作，而他正好第二年要退休，從南大副校長位置上退下來。於是順理成章地在2002年的8月，許敖敖校長來到澳門，準備接任澳門科技大學校長的職務。他對我說，這麼巧，我就來了。他感慨地說，來了已經十年了，對這個城市已經很有感情了。他說，這個城市的變化太大了。他指指窗外說，2002年來的時候，外面是大海和濕地，水烏在上面飛，遠處是山。晚上出去散步的時候，路上很冷清，甚至有些怕⋯⋯他說，後來看不到山，也看不到水烏了，“金光大道”就是從這�修起的，然後是“威尼斯人”矗立起來了。賭權開放以後變化太大了，一年一個樣，我

是看着它建設和興旺起來的。他說，澳門經濟的騰飛，似乎是從這條“金光大道”開始的，非常逼真地寫實。許校長說，我到澳門以後十年，正好看到了它飛速發展的十年。他說，其實也是澳門科大飛速發展的十年。他說，變化之大，是想都不敢想的。科大是跟隨着回歸後澳門的腳步一起前行的許敖敖校長說，這十年，澳門的高等教育發展很快，從科大的崛起，就說明了這一點。他說，澳門回歸是1999年12月20日，科大是2000年3月27日建立，相差四個月的時間，所以可以說，它是和特區同時起步，同時成長的。他說，科大的崛起，首先是得益於社會的需要。換言之，其實是在澳門特有的環境下，發展高等教育成為一種必然。因為澳門在澳葡政府執政期間，沒有把教育放在應有的位置，1981年才開始有高等學校東亞大學，這與國際都市的定位和發展很不相稱。他說，真正到澳門人自己辦大學，科大是第一所。他認為，當年科大的成立是特區政府的一種遠見。因為未來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文化的提升，教育都是一個戰略性的基礎。他說，就是從現在澳門的現實來看，仍然是缺少人力資源，特別是高層次的人才。現在澳門科大已經有了十二年的發展歷史，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開始的一千多名在校生，發展到現在的八千多名在校生，加上在職攻讀學位的，日間班、週末班的一千六百多人，加起來差不多一萬多人了。許校長說，我們這幾年的發展，就像特區的發展一樣，高速度。他欣慰地說，現在學校的知名度越來越高了，常常會有家鄉南京或是珠海的人托關係找上門來，想讓孩子到科大來讀書，他說現在很難了。許校長還告訴我，據有關方面去年對兩岸四地的兩千多所高校的評估，澳門科技大學順利進入了一百強，名次排在第八十二名。該校並被稱為“兩岸四地最年輕的百強名校”。他說，這是對他們付出的肯定，也是激勵。他說，還要做強，要朝真正的名校而努力。他認為，由於澳門高等教育起步晚，加之文化教育的積澱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而且原有的一些法律，不能適應今天的形勢，也束縛了高等教育的發展等等原因，澳門的高等教育距離高質量、高水準的高等教育還差得很遠。因此，還要在提高軟硬體方面多做努力，要提高辦學質量、教學質量和學生水平。他說，具體到科大，希望在新的十年，再上台階，關鍵是辦出自己的特

色。前面用十年打造本科教學，未來十年把科研推上去。他說，希望在位時，科大的方方面面都進入良性循環。他說，師資隊伍最重要，然後他引用了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的話：“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他說，不過建立優質的師資隊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啊。說到澳門高等教育的方向問題，他不認同本地個別高教界人士有關“高等教育產業化”的提法。他認為，依照澳門目前高等教育的現實，是沒有資格通過教育去賺錢的。他覺得這種提法很奇怪，他說，不錯，“一國兩制”在政制上為澳門的高教帶來了很多優勢，但是利用它來搞教育的資本運作是錯的，是會誤人子弟的。他說，靠教育賺錢要有三個前提，一要有優質的教師資源，二要有優質的教學水準，三要有足夠的辦學空間。但是這些在澳門都不具備。結語我為許敖敖校長的人生記錄了一下時間，自從他1962年大學畢業留在南京大學任教，至今已經超過五十年了。其間，他放棄了自己最初選擇的也是他喜愛的天文學專業，轉而進入了高等教育的高層管理，至今也已經超過二十年了。在採訪的時候，我小心地向他詢問，關於他的天文學專業。他遺憾地說在南京就減少了專業的投入，放棄了成為院士的奮鬥目標，從1992年到2002年，

花了十年的時間，負責學校的教學和招生工作，把南大的本科教學推上了國內頂尖大學的位置。2002年，年已62歲的他來到陌生的澳門，在一個全新的體制�，探索一條私立高校的辦學道路，傾盡心力，不由得心生敬佩。他說，很想有人早些來接他的班，七十多歲了，作為一名校長，早該退了。看着他還很健康的面色我問他，之後還會做些甚麼呢？他說在有生之年，還會為學校，為澳門的高等教育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另外就是要為自己留些時間，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例如音樂、文學、旅遊、健身運動⋯⋯結束了訪談，我想，作為一位教育家，許敖敖校長此生付出得太多。現在，無論是為這個社會，這個國家，為澳門，為科大，還是為他自己都可以提交一份很好的人生答卷了。他完全有資格去享受他後面的健康美好的人生。讓我們祝福他！（採訪人：蔡小楨）

扎根社群服務市民訪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立法會議員陳美儀颱風吹襲，我們冒雨來到陳美儀議員辦事處。在秘書引領下，我們走進她的辦公室，陳議員與我們熱情握手，一再表示歉意，她的親和力，熱情大方的舉止，快人快語的談吐，彷彿讓我們看到她扎根社群，在立法會殿堂為廣大居民鼓與呼的身影，引起了我們的談話興趣。問：您擔任立法會議員近三年，努力實踐自己當年的競選鋼領，為社會弱勢群體鼓與呼，關注老人、婦女、小孩的基本權益，這在社會上有目共睹。請問，您如何在立法會，按基本法的準則，做好立法會議員工作的。陳：澳門基本法是一個新生事物，正如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所說：我們很多事沒有前人的經驗，需要摸着石頭過河。澳門基本法同樣如此，經過13年的實踐，澳門基本法的實施是十分成功的。基本法的核心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強調五十年不變。澳門回歸祖國後，我們仍然沿用以前的法律，行政工作的程序也沒有很大的變動，基本法保證了澳門特區政府的正常運作，保證各項法律在澳門特區得到實施。民心穩定，社會繁榮，澳門居民的歸屬感增強了。在這�必須指出的是，目前澳門人讀葡文的不多，學校也未規定學生必須讀葡文，葡文在澳門沒有大力推廣。回歸後，雙語人才不多，然而，澳門的不少法律都是葡文，對如何執行葡文法律，理解葡文法律仍有不少的困難。回歸後，這個困難確實很大，澳門特區政府應正視這個客觀現實，如何制定相關政策，推廣葡文。基本法規定，中文是官方語文，葡文也是官方語文，尤其在法

律層面，葡文的作用更大，我們依法施政，依法營商，依法辦學，都涉及葡文法律。這也是我十分關注的一件事，也是對澳門基本法學習過程中的一個體驗吧。現在，澳門政府各級官員都有自己的職責範圍，作為一級官員，需要對自己管轄的工作作決策，以便下級執行。澳門的各項法律也要與時俱進，隨着社會的發展，有些法律需要修改，有些法律需要制定，還應注意各項法律之間相互聯繫、碰撞，更要與回歸前制定的法律進行比照，政府部門的法律翻譯人才不足，有時，一部法律的修訂或制定花費了不少時間，社會意見不少。我感到，政府官員的葡文水平不高，制定行政法規滯後，執行過程不順暢，我們需要給他們時間，提高依法施政的能力。2009年，我參選立法會議員，成功當選後，承諾當“全職議員”的我，在廣泛聽取民意，監督政府依法施政，盡全力為市民爭取權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三年來，在立法會議程前發言30餘次，提出書面質詢40餘次，反映居民訴求30餘項，為了更貼近社群，除在置地廣場有議員辦事處，在澳門中區、北區都開設辦事處，以便貼近社會，方便市民探訪。每周有一天落區定期聽取民意，辦事處隨時接待需幫助的市民，多層面為市民服務。我在參與立法會工作前，一直參與社會事務工作，對居民訴求十分關注。做了立法議員，應代表廣大民意，把居民的訴求綜合起來，經過自我消化、斟酌，在立法會提出合理方案，反映他們的合理訴求。比如，居民比較關注的物價上漲，樓價高企，提升養老金，健全社保制度，完善醫療保險，興建公共房屋等熱點問題，我都會認真聽取，向政府職能部門反映他們的訴求。問：您作為善明會主席，善明會成立以來，為社會做了不少實事、好事，社會反映相當好，請您為我們介紹一下善明會的工作。陳：善明會成立於2002年，至今已經歷了十個春秋，正如中聯辦主任白志健先生所言：播種陽光，收穫希望。澳門特區社工局局長容光耀先生所言：善行惠澳，明燈耀世。這是對我們的褒獎。善明會是一個非牟利的慈善團體，以“關心社會，濟弱扶貧”為宗旨，務求達到眾志成城的效益。從1996年起，我與一班好友每年多次以個人名義或自發性組織參與慈善活動，由於有感於每次活動只屬於個人參與，缺乏群體功能，遂創辦善明會。從2003年至今，每年4月至10月間，善明會均與澳門社工局、教青局、體發局舉辦“陽光少年”系列社會公益活動，以“遠離毒品，積極人生，捨棄暴力，健體強身”為宗旨，對青少年的“五育”培養，鼓勵青少年參與社會服

務，肯定他們對社會所作的貢獻。我感到，澳門社會關心青少年不足夠，如何引領青少年走正途，有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在2003年的首屆陽光少年活動中，有六千人參與，我震撼了，深深感到，應有更多社團來關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因為青少年是澳門的未來，對青少年的教育不能簡單地講些大道理，更要身體力行，多做潛移默化的工作，要掌握青少年的心理特徵。善明會的慈善活動，採用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幫助弱勢群體，組織青少年做義工，探訪老人院，揚“敬老愛老”新風，散播慈善種子。比如組織青少年到廣東英德的村莊，探訪當地老人、兒童。青少年在家長支持下，帶上自己購買的禮物，如洗髮水、維他奶、朱古力。當地的孩子從未吃過維他奶和朱古力，他們艱難的生活，讓澳門青少年上了一堂生動的現實課。通過探訪活動，青少年義工學習與不認識人如何相處，學會了待人接物，回來後，與親人、同學、朋友的相處會更好，珍惜親人的可貴，友情的可愛，增強了自信心，對自己所做的義工工作有了成就感。善明會現有會員二千四百餘人，工作人員五人，一年組織十來個慈善活動，本會是一個民主的團體，人人可以出主意，採用分工負責制，人人都是義工，每個理監事都是義工，都會出工出力出錢，服務社會。問：您是一個事業有成的職業女性，現在生活條件那麼好，議員工作做得也不錯，請問您有甚麼追求？陳：現代社會發展很大，澳門居民的生活與回歸前相比，有很大的改善。正如你所問的，我想，人生九十載，是一個長壽老人，我的人生剛好一半，生活很精彩。我想，人生中有十件值得歡樂的事，十件有意義的事，人生就活得很充實。就女性來講，買了一個名牌錢袋，可能是一時的歡樂，人生如有錢，有實力，能奉獻社會就是快樂的事，能為社會做點工作，才不枉此生。我在一個普通家庭長大，在澳門讀書求職，也做過不少工作，都是靠自己去拼搏，現

在家庭條件好了，丈夫也支持我多奉獻於社會，所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心安理得，踏踏實實的。現在，我是立法會議員，可以憑自己的身份，為社會弱勢群體呼籲，可以發揮自己更大的作用，這也是我參與立法會選舉工作的初衷。這樣，可以利用立法會的殿堂，呼籲政府多關心點青少年健康成長，多關心點老人安享晚年，多些政策傾斜，搭建關注民生的平台。問：澳門社會經濟飛速發展，民生有了很大變化，但不能否認，澳門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你認為可以從哪幾個方面進一步解決民生問題，尤其是如何做好關心弱勢群體的工作。陳：我想，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應有利於社會和諧發展，有利於社會均衡發展，有利於社會後續發展。澳門經濟以博彩業為龍頭，賭牌開放後，博彩業發展快速，政府稅收增加，可以辦不少實事，對改善澳門民生功不可沒的。同樣，博彩業快速發展，也帶來不少社會問題，中小企業經營難，樓價高企，居民怨聲載道，物價騰飛，弱勢居民生活艱難等等。我所接觸的居民，夫婦倆都在賭場工作，剛剛籌到首期購房款，樓價又上升了，只好望樓興嘆。還有一對夫婦，一個在賭場工作，一個是公務員，收入不算低，也向我感嘆，樓價太高，不願做房奴，只能租房度日。購房難成為青年談婚論嫁的攔路虎，成為中年夫婦想有一個安樂窩的奢望，成為社會夾心階層心中一塊心病。我想，政府如何在多建公共房屋，遏制樓價方面有所作為。現在，政府對博彩業的稅收，土地使用有不少優惠政策。但如何協助、扶持中小企業經營方面工作做得不夠，目前，中小企業有90％以上出現經營困難，這些中小企業的經營者，幾代人在澳門打拼，為澳門社會發展作過貢獻，他們扎根澳門，服務社會。現在出現企業租金高企，員工薪酬提升，原材料漲價，不少企業經營只有微利或處於虧損邊緣，政府應多推出扶持他們繼續經營的措施。政府的貸款到期要還，授之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政策活了，經營自然會活。比如，中小企業的外勞政策，不應太僵化，要與時俱進。關心弱勢群體，澳門特區政府有義不容辭的職責，社會各界人士，社團都有這個義務和責任，立法會除了制定法律，監督政府依法施政外，反映社會訴求，應竭盡所能做好這項工作。問：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年了，澳門回歸祖國十三年了，基本法也實施十三年，中央政府提出的澳門經濟應多元化，您對澳門經濟多元化有甚麼建議和見解？

陳：中央搭建了粵港澳區域合作的平台，為澳門經濟多元化創建了條件，中央給澳門定位是國際旅遊休閒中心，澳門地方小，但世界文化遺產景點多，世界名牌商品的店舖也不少，我們應在旅遊上多花些功夫，如為旅遊景點的交通提供方便，遊人的購物食肆提供方便，要扶持一些非博彩業的企業，政府應在悠閒旅遊這個行業多花功夫。政府在制定政策，人員配置，方便經營，應急預案等方面多聽取專業學者的建議和意見。讓遊客遊得快樂，食得實惠，購得稱心，為澳門帶來更多客源。當前，遊艇航行已有端倪，硬件設施的配套，能吸引內地及港台實業家的注資，對發展高端旅遊有幫助。澳門文創產業剛起步，創作要有靈感，我們要有信心，要有耐心看好這產業經濟的後勁。現在，澳門缺少文創產業人才，我們應從青少年開始培養，正如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指出：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一樣，我們的“陽光少年”活動，讓青少年接觸一些文創產業，如動漫畫產業，前景廣闊。澳門由於人口少，我們的文創產業要面向國內、面向國際，政府應注意文創產業的培養，擴大他們的國際視野。我對中央提出的澳門經濟應多元化發展的戰略決策是充滿信心的，有澳門基本法為憲制性法律為依據，有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有廣大市民的參政議政意識的加強，相信澳門經濟多元化必將成為現實。採訪結束，華燈初放，雨勢磅礴，應我們之邀，與陳美儀議員合照留念，已有七、八位老街坊坐在辦事處，陳議員熱情和他們打過招呼，似乎是她十分熟悉的阿婆、阿嬸、阿叔。當我們與她握手告別後，只見她坐在老街坊中間，傾聽着他們的訴求，她的親民形象讓我們肅然起敬。（採訪人：高榮良）

後記為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架橋鋪路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理事長崔世昌2013年3月31日是澳門基本法頒佈20周年，為隆重紀念澳門特區這一根本大法的誕生及其對澳門特區健康發展的保障與引導，本會特精心策劃並認真編撰《澳門歷史的巨變》這部紀念文集，回憶當年基本法起草、諮詢的過程，回望基本法實施以來澳門發生的歷史性巨變，這對更好地瞭解基本法的起草原意，學習、落實基本法具有重大意義。因此，去年4月開始我們向原基本法草委、諮委發出了徵集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周年文稿的邀請，這個邀請也同時發給了本會的名譽顧問、顧問、理監事等，以達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眾志成城，同心協力宣傳推廣、貫徹落實澳門基本法的目的。承蒙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吳邦國委員長在百忙之中親筆題寫書名盛情鼓勵，承蒙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澳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撰寫序言，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澳門中聯辦主任白志健、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胡正躍、澳門立法會主席劉焯華等領導惠贈題詞，隆情厚誼令本人及本會同仁十分之感動與感激。這�，本人僅以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的名義向吳邦國委員長和各位領導表示最衷心的感謝。紀念文集的成功出版，當然離不開惠贈論文佳作的各層面、各界別人士，包括原基本法起草委員和諮詢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澳門中聯辦前高層官員、本會領導層成員和會員、以及見證澳門歷史巨變的土生葡人和傳媒界朋

友。他們有的親撰回憶文章，重塑令人難以忘懷的歷史過程；有的無償提供珍藏的珍貴歷史資料；有的側重對回歸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進行深入分析；有的擴大觀察深度推動對正確實踐“一國兩制”歷史經驗的總結。總之，在過去的大半年來，從策劃到發動，從稿件整理到文字定稿，不僅有本會領導層的高度重視和工作人員的熱心投入，而且得到澳門社會各界各有關方面的通力合作與鼎力支持。在此，本人也以編委會名義向為本部紀念文集順利出版而做出寶貴貢獻的各有關方面和人士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這部文集記載了澳門基本法從起草、諮詢、頒佈到後過渡期的宣傳推介，以及特區成立後正式實施十三年來的不平凡歷程。二十多年前的1989年5月28日，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時，本人有幸應邀擔任其常務委員會委員並全程參與基本法諮詢工作，切身感受到澳門基本法是原基本法草委和基本法諮委共同努力的結果，是中央政府與澳門社會各界乃至全澳市民共同磋商的成果。這個過程充分體現了民主立法、民主協商的精神以及為保持澳門繁榮穩定發展的立法宗旨與目的。今天，在“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的正確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熱情關懷支持下，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各界居民堅定不移、富有創意的開拓進取，澳門在過去20年間特別是回歸後的13年間，真實地發生了歷史性巨

變。澳門作為實行“一國兩制”的新興特別行政區，一舉改寫了自身發展史，不僅一再創造令人引以為榮的高發展指標，而且也令澳門居民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福祉全面提升；不僅建立了正確實踐“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新型政權運行模式，而且也使廣大居民的公民意識持續上揚。在澳門，我們不僅有穩定而和諧的社會氛圍，而且有較為公平的運行機制和參與空間。為了進一步把澳門變成經濟持續發展、民生切實改善、民主循序漸進、社會包容共濟的宜居文明之地，變成成功驗證“一國兩制”的有效載體，我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其中，適應社會形勢需要與時並進地把宣傳推廣基本法做得更靈活、更具體、更深入，就是基本法推廣協會義不容辭的社會職能與歷史使命，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期望下，我們不會放鬆這種神聖使命的承擔和繼往開來的前進腳步，我們將繼續為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架橋鋪路。“一國兩制”這一新生事物在澳門特區的驗證已取得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成效。未來驗證“一國兩制”的路依然漫長，挑戰和風險不能低估，但澳門特區政府和廣大居民的潛質和智慧更不容低估。讓我們團結一心、再接再厲、與時俱進，為深入宣傳基本法、為正確實施基本法而堅定地繼續前行、奮鬥不懈。二零一三年一月

澳门歷史的巨变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0周年文集策劃出版：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封面題字：吳邦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主編：楊允中責任編輯：彭小燕、許姱姁植字：劉靜雯、呂佳歡設計排版：堅藝創意印刷：城市印刷廠有限公司版次：2013年2月第一版印數：2，000本（平裝）ISBN：978-99965-921-1-9版權所有不得翻印（非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