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29識的陌路人,儘管繼續相遇千年,若不曾相交相知,哀思之情,從何而生?兩位主角的演出毋庸置疑,特別是久別舞臺的袁惠清,依稀仍記得昔日《天龍八部》馬夫人的艷麗,相隔多年體態豐滿仍不失光彩,是飾演楊貴妃的不二人選。問題是兩小時內,過多的元素遮蓋了故事的發展,致使每段情節蜻蜓點水,乏善可陳。但凡談及男女相愛的劇情,觀眾最易投入角色,產生共鳴。而《末代貴妃》找到了故事中心,卻用劃時代的手法、抽象式的意境和走馬式的情節去演繹,男女相悅之情單薄疏離,不夠細緻。編導是位資深戲劇工作者,同樣是位出色的舞臺劇演員,看他導的戲,有種執着和摯誠的心。每次都想給予觀眾很多很好的東西,由《聚龍通津》到《末代貴妃》,鄭氏在處理情節上都有個通病─不捨得。(原刊於《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2012年 6月 14日)評論場次資料主辦機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節目名稱:《末代貴妃》演出團體:曉角話劇研進社演出場次:2012年 5月 5日晚上八時演出場地:澳門崗頂劇院作者簡介小吖,本名 Rosa Vong,別名黃慧忻。台灣大學歷史系文學士,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某次在北海道旅行聽到群鴉在夜空中盤旋鳴叫,吖吖之聲別有韻致,取筆名為“小吖”。《hamlet b.》—To be or not to be? 李宇樑《hamlet b.》是個和以前不一樣的陳炳釗作品,不同在於:作者的取態、表現重點和美學形式。它和陳的前兩部作品《哈奈馬仙》、《賣飛佛時代》合稱為“消費時代系列”三部曲,如果將《hamlet b.》和第二部曲《賣飛佛時代》比較,《賣》是屬於黑白調子,《hamlet b.》則是色彩班斕;《賣》冰冷、抽離,《hamlet b.》則狂熱、投入。從《賣》對文化消費和文化創意產業的質疑和詰問,發展到《hamlet b.》的戲謔和調侃,可見陳炳釗的抗拒態度軟化。《hamlet b.》比起他以前的作品是少了一份沉重,多了一份玩世不恭、調侃和活潑,而且情節內容凌駕於劇場表現形式。除了以德國劇作家海納·米勒(Heiner Muller)寫於一九七七年的後現代主義經典《哈姆雷特機器》(Ham-letmachine)作為藍本,陳炳釗同時也借用了莎劇《哈姆雷特》裡的男女主角 Hamlet和 Ophelia,虛構出另一條現代版 Ophelia瘋狂追尋劇場偶像 Hamlet b.足跡的主線,構成了《hamlet b.》的情節內容;劇中也大量借用了《哈姆雷特機器》的臺詞。《hamlet b.》的 ”b”是指由A到 Z 共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其中的一個,隱喻為《哈姆
30 31雷特》眾多的演出版本和飾演 Hamlet演員當中的一個副本,莎劇《哈姆雷特》已成為消費文化品牌、大量生產的文化產業鉅製 (mass production)。陳炳釗的作品似乎艱澀難讀,其實只要跟貼他的創作和留意社會 /文化動態,其作品就很容易被解讀。比起陳以前的作品,《hamlet b.》的戲劇線索明顯;一開場就開宗明義:飾演《哈姆雷特》主角的演員 Hamlet b.於開演前在劇院裡迷失了方向,尋找不到出路,甚至茫然於自己身處哪個城市、國度,巡迴了一百個城市演出的Hamlet b.於最後一夜的演出之前陷於精神分裂的狀態。同時間,忠實“粉絲”Ophelia攀山涉水地踏遍世界各個劇場追尋偶像 Hamlet b.,作為文化消費者典型的她,尋找劇場(文化藝術)的旅程是這麼近、那麼遠。Ophelia尋找劇場的目的純粹基於典型消費者心態:“須要”買東西,不為甚麼、不為需要,純為消費而消費。她說:“我喜歡甚麼,不喜歡甚麼,我有自己的選擇。”消費者自以為可以有所選擇,其實消費者的選擇正影響着藝術者的創作,也主導着市場。莎劇經典《哈姆雷特》既成為商業化了的消費文化品牌,為了迎合市場,劇場難免會為觀眾 /消費者提供這樣的“選擇”:“武俠哈姆雷特”、“推理哈姆雷特”、“蝦碌哈姆雷特”、“艷情哈姆雷特”⋯⋯Ophelia說:“如果他們想從我身上賺一筆,就必須追上我的腳步。”這正是眾多藝術家對於消費文化所憂慮的關鍵:它必須追隨着消費者的腳步走。“你必須愛你所殺”(《哈姆雷特機器》臺詞),文化消費者卻未必愛他們所殺(文化)。全球銳意打造的文化產業大氣候究竟是文化藝術的冰河時期抑或暖化期 ? 背負純文化功能的劇場藝術在這個以消費作為主導的文化環境下的生存空間逐漸萎縮,最後似乎只剩下兩個選擇:要生存,抑或死亡 ? 一如《哈姆雷特》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原刊於《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2012年 3月 22日)評論場次資料主辦機構:澳門文化中心節目名稱:《hamlet b.》演出團體:香港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台灣莫比斯圖環創作公社演出場次:2012年 3月 9日晚上八時演出場地: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
32 33評《哥本哈根》李宇樑“Why, why did he come to Copenhagen?”、“What did he try to tell you?”、“A talk? To the enemy? In the middle of the war?” 原劇本這幾句臺詞已說明了《哥本哈根》(Co-penhagen)整個劇本佈下的懸念和線索。要了解英國作家Michael Frayn這部戲,先要認識一些史料: 丹麥籍的 Niels Bohr和德國籍的Werner Heisen-berg均是頂尖的物理學家,Bohr有一半猶太人血統;他是量子物理學之父,是 Heisenberg的恩師,兩人情同父子。一九四一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佔領了哥本哈根,德國和美國競相研製核武器。那年九月,Heisenberg專誠到哥本哈根走訪他的老師 Bohr和他的妻子 Margrethe,探訪目的不明,見面的結果是兩人反目成仇,兩個研究核武器的物理學權威的一次機密會面內容成為世間懸案。時代背景、兩個人的身份和關係已建構起強烈的戲劇性。《哥本哈根》的故事是說三個人死後,三個靈魂再見面的時候所作的對話,回憶和檢視那次兩人神秘的會談。故事通過三個靈魂的對話,推測Heisenberg拜訪 Bohr的幾個可能動機和企圖。Michael Frayn已賦予了《哥本哈根》這個劇本豐富的內涵、劇力和精彩的臺詞;而自一九九八年倫敦首演以來它一直在世界各地劇場熱演,為導演手法提供了很多參考。對導演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拉近觀眾和這部戲的距離,挑動觀眾對這部戲內提出的是非、道德觀的思辨,而非止於對這個著名劇本的獵奇。對演員來說,挑戰不是那艱澀的物理學原理和名詞,而是體驗和演繹於生靈塗炭的戰爭時期,世紀頂尖科學家的道德和愛國的矛盾、忠於“小我”(國家民族)和“大我”(人類)的抉擇。《哥本哈根》不是個任何演員都可以演得到的戲,“天邊外”今次做到了,三位演員實力平均,男演員臺詞鏗鏘,是對澳門業餘演員一個很好的唸白示範。葉嘉文和陳飛歷兩人先天的一剛一柔,恰好適合劇中兩個人物角色。陳飛歷於中年角色和鬼魂之間跳躍,形神有態。現在這種演繹就好,毋須太刻意於年紀上的假裝。兩位男演員的演技方法有別,飛歷着力於內在情緒的蘊釀;葉嘉文着重於形體,但每個走位、動作、舉手投足都明顯預見其慣性起動模式,表演的痕跡較為着跡。這部戲明顯是演員的 battle (戰場)和 show time,看兩位演員展示表演技巧比看角色吸引。筆者較喜歡林婷婷的演出,她那幾段戲最有人氣、自然,收放適度,叫人看得舒服。可能第一場熱身未夠,兩位男演員屢見甩臺詞的情況,瑕不掩瑜,都屬小瑕疵。演員衣服、座椅上那一抹塵封,還有開場時候,演員輕輕一抹椅子上的塵,都為“回憶”下了註腳,是個不俗的構思。開場前,三個角色各自孤立、在場中四處遊走,也為“靈魂”的氛圍作了鋪排。整部戲裡,
34 35演員的不住流動、走位,的確呼應了劇本裡的 walk and talk,只是過濫的“動”,沒有“靜”的烘托,也缺了“靜”的沉穩、凝重,失了一動一靜之間所產生的張弛。效果反不如宣傳海報上,三人於黑暗中圍坐所形成的壓迫、沉鬱和低氣壓讓人印象深刻。受制於小劇場的狹窄空間,而為了要照顧兩邊對坐的觀眾的視線,演員的空間調動顯得有點刻意和突兀,尤其在開場第一段回憶更明顯。可能限於劇場的燈光設備,燈區的切割不夠俐落,燈光變化欠缺層次,某些設計看似有些表達意圖,卻未到位。中場休息期間,觀眾手機屏幕發出的點點磷光,反而無意間營造出意想不到的劇場效果。(原刊於《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2012年 7月 26日,原題為“《哥本哈根》的文學力量”)評論場次資料主辦機構:天邊外(澳門)劇場節目名稱:《哥本哈根》演出團體:天邊外(澳門)劇場演出場次:2012年 7月 20日晚上八時演出場地:自家劇場作者簡介李宇樑,曾獲“澳門文學獎”、“香港匯演最佳編劇獎”、“澳門文學節短篇小說比賽”冠軍、“澳門中篇小說徵稿”獎項、“微型小說比賽”冠及亞軍。其劇作被中國話劇藝術研究所選入《中國話劇百年劇作選》及《中國九十年代劇作選》。作品《捕風中年》被拍成電影,獲第十六屆洛杉磯國際家庭電影節最佳外語喜劇片獎。二○一二年獲澳門特區政府頒授文化功績勳章。經典,可以這樣玩—談《賈寶玉》李展鵬如果要討論林奕華的《賈寶玉》的成績,除了起用明星被某些人認為是“純粹商業考量”之外,另一爭拗點就是此劇的現代元素:讓大觀園變成荒廢廠房,太怪了吧!把日文、英文、王菲的歌加進《紅樓夢》,有冇搞錯?故事中摻入大量 gag位,是讓名著變成電視節目《福祿壽》嗎?觀眾抱着看原汁原味(或是一板一眼!?)的《紅樓夢》的心態看《賈寶玉》,自然可以挑剔。不過對我來說,此劇帶來的最大驚喜正正在於此:華人終於可以在舞臺上這樣跟古代經典對話了。惡搞梵谷,翻新莎士比亞多年前遊阿姆斯特丹,我在紀念品店看到梵谷各種不同的自畫像版本的明信片。對於這位一代藝術大師,荷蘭人除了恭恭敬敬的把他的作品放在博物館中收藏展覽,也有不少人用他聞名於世的自畫像“惡搞”:例如給他架上太陽眼鏡,給他一根煙,或是把他的臉換上史諾比。這種無傷大雅的好玩創意,一方面讓梵谷的形象非
100 101楊光奇的“微模音樂”周凡夫菲利普.格拉斯(Phi l ip Glas s)的“微模主義”(Minimalist,亦譯為“簡約主義”)音樂,很多人都會視之為晦澀難明的前衛音樂,今年在澳門藝術節聽了楊光奇的“墓所事事”音樂會,又再一次證明“微模主義”可以只是一種音樂創作手法,“製成品”可以很不一樣。楊光奇是旅居加拿大的澳門作曲家,每年休假期間均回澳門參與不同的製作,當晚他與另外兩位拍檔,小提琴家洪逸宇和大提琴家利左特(Jean-Christophe Liz-otte)組成的三重奏演出,和一般在正式的場館中很不一樣。整個演出設計,有如在一個另類劇場,並加上眾多劇場元素。演出所在的“現場音樂協會”,在一座工廠大樓內。演出空間的樓底高度較一般住宅單位稍高,平日多用作流行音樂表演,當晚捨棄慣常的舞臺,三人移師到舞臺下,觀眾圍着三人而坐,座位隨意放置,所用座椅每張不同(借自天邊外劇團),大概可坐六十人。音樂會開始,楊光奇一身寒帶來客服裝打扮,戴着帽子,推着單車,帶領着群聚於狹窄大堂的觀眾,推開演出空間的門,音樂會便開始了。演出時,每到一個段落,更鼓勵聽眾離座走動,改換不同座位。楊光奇自奏鋼琴,選的是一台直立鋼琴,坐在鋼琴前面的觀眾便看不到奏琴的楊光奇,然而現場卻巧妙地在鋼琴上面的天花裝了一面圓形鏡子,能讓部分觀眾透過鏡面清楚地欣賞到楊光奇演奏時的神態和雙手,只是一切都顛倒過來,左變右,右變左了。如此安排很清楚地讓聽眾親身感受得到,現場欣賞可以因為不同的座位、不同的位置而會有不同的音樂感受,這也往往是聽現場音樂會的獨特之處。演出過程中所加的劇場元素,如燈光變化,投影在墓地野餐的影片,而影片中的幾位女士更“原裝”(是指仍穿着影片中的原來服裝)現身場內,有時為演出者送上紅酒,有時鼓勵觀眾離座換位⋯⋯但撇除這些劇場因素來聽楊光奇的音樂,現場便顯得較錄音多了活靈活現的生氣。當晚所奏的音樂,大都選自楊光奇的專輯 C D “Pincic in the Cemetery”。該張專輯收錄的都是很難類分的音樂,將古典、流行、西方、東方都混在一起。這些音樂,大多以鋼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件樂器演奏,到音樂會後半部分的《脈動》(Pulsing)才加入潘子文演奏的結他,但結他的效果並不突出。當晚所奏,其中不少樂曲都是採用了“微模主義”的手法,不同的是,大多只用作背景烘托,且多以鋼琴、敲擊顆粒性的樂音再作為變化推進的動機,成為音樂的動力所在;但另一方面,楊光奇卻能為擅奏線條旋律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寫出優美、富於感情的動聽旋律,有時更加入節奏性較強的
126 127作,有的只讀過劇本如《動物園的故事》、《山羊》,有的直接在澳門看過演出,如《屋外有花園》。雖然奧比常常被標籤為荒誕劇作家,但他的作品往往比其他“荒誕劇”如《等待果陀》、《椅子》等看起來較有“故事性”,人物行為看起來比較“正常”,看起來言之有物,不是胡言亂語,總之就像看其他的美式戲劇一樣,看起來很“靠譜”,不過“看起來”正正就是他劇作的形式,也是內容,在一些“看起來”很靠譜的、日常生活似的語言交鋒之後,總是要突然讓人大吃一驚,例如在公園與你閒聊的陌生人突然插你一刀,好好先生竟然有人獸交的癖好,整個社區裡的婦女夜間竟然都往城中當交際花。新加坡九年劇場在澳門藝術節上演了奧比的另一名作《誰怕吳爾芙?》,相對上面那些嚇人情節,《誰》劇算閒事一樁,充其量是夫妻間的謊言,明目張膽的通姦,以及像妄想症一般的自欺欺人(一個從未出場,又突然“被去世”的虛構“兒子”)。九年劇場的整體演繹很“中規中矩”,舉手投足、唸白語調都屬仿寫實主義的演技,而這種“中規中矩”在劇作的上半場是非常合適的,尤其演佐治的黃家強每每帶動了整場戲的氣氛與節奏,壓臺也。中產家庭場景、打扮、談吐,臺詞上的“唇槍舌劍”在美式翻譯劇中已是見慣不怪,可是到了下半場,也是奧比劇作最要命之處,在看似“現實”的處境裡逐漸導進荒誕的內核—西方中產家庭生活模式的崩壞,道德價值失落後的無重狀態,以至整部戲的演出風格如何調整、引導,成為最考驗導演功力所在,現在除卻客廳裡吊燈的一暗一明,有意識地突顯人物的心理狀態、塑造非寫實的氛圍外,虛構的孩子、年輕夫婦跟瑪達與佐治的對應關係等都沒有在整體的劇場元素與角色演繹上得到充分的呈現,誠為可惜。作為美國戲劇的必修劇本之一,喜歡演戲的朋友不妨以是次演出為起點,開始讀讀奧比的劇作。 《追·尋》 / Wayne McGregor Random 舞蹈團(英國) 當代舞蹈中有所謂“純舞”的說法,認為動作本身就是帶有意義的符號,舞作中沒有敘事,也不用事先設定主題,除卻動作與音樂外,一切元素減至最低限,舞者目無表情,不作交流不扮角色,只管精準地做着引發想像的動作。身體、動作的“陌生化”,令舞作不只是編舞主導的“美感”、“說故事”,而是一個“可寫的文本”,也就是說舞作的意義並非完滿,而是由觀眾在審美過程中,主動進行發掘、書寫完成。澳門藝術節開幕之作《旱·雨》是一部沒有“跳舞”的舞蹈劇場,但臺上的一位位老人家卻又真的用身體呈現了她們的故事與歷史性,因為編舞相信一切身體動作就是舞蹈,動作盡量簡約,忠於舞者的日常身體;而恰恰相反的是,閉儘節目《追·尋》其實是個相對有舞可跳的作品,只是它的動作不在乎傳統舞蹈所追求的
136 137也突然醒覺,他們不能繼續走火入魔下去,成了下半部劇情的轉捩點。而且,在這兒斟出去的烈酒,也擔當了兩對夫婦矛盾的催化劑。在酒精的誘導下,佐治、瑪達和來作客的尼克,都不自覺地吐出許多“秘密”,最終彼此傷害,而對於尼克妻子甜心來說,喝酒則是逃避現實的最佳辦法。所以酒櫃放置處,可以理解為一個虛擬的不真實的空間,類似的地方還有那神秘的閣樓。一切“孽緣”,皆由謊言與虛妄開始。在兩小時的演出當中,主人公佐治和瑪達幾乎沒有停止過針鋒相對,密集的臺詞,反而突顯了兩人空虛寂寞的日常生活,需要借助互揭瘡疤的痛,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或者對對方的愛。可能導演希望貫徹全劇的寫實主義風格,因此極少運用背景音樂烘托氣氛,也沒有以其他劇場技巧(如肢體表演、投影等)輔助感情發揮,演員駕馭劇本的能力便受到了較大考驗。除了飾演佐治的演員黃家強以外,其餘幾位對英譯中的臺詞似乎有點“消化不良”,令整齣戲的流暢度打了折扣。作為奧比的經典作品之一,《誰怕吳爾芙?》在世界各地的舞臺多次上演,甚至搬上螢幕,其恆久不衰的魅力相信在於,劇本揭露了人性脆弱的一面:情願自欺欺人,用想像來掩蓋自己的軟弱無助,極端者即如佐治與瑪達,虛構一個孩子來挽救他們病態的婚姻。當筆者看完戲走出崗頂劇院,星期天的下午,陽光熾烈得讓人睜不開眼睛,方才那些荒誕的情節,彷彿是一場夢境,但又不自覺地吟唱起“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的旋律來。瑪達最後不斷喃喃,“我怕,我怕”,怕是不知如何面對打破假想面具後的空虛吧。可是大部分時候,我們也只活在媒體構建的所謂“虛擬環境”,又了解真實世界幾何?(原刊於《劇場.閱讀》,2013年 8月號)評論場次資料主辦機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節目名稱:《誰怕吳爾芙?》演出團體:新加坡九年劇場演出場次:2013年 6月 1日晚上八時演出場地:澳門崗頂劇院作者簡介喬亞,第十一至十四屆澳門城市藝穗節駐節藝評人,第五屆台北藝穗節“藝穗看心心”評審。自認充滿演藝細胞,曾參加中學劇團及即興劇場表演,結果未受賞識,轉投新聞事業。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系,先後於藝文雜誌及電視臺擔任記者。
172 173態》,都遇上不少香港觀眾專程而來捧場,看來大家都期待能經歷特別的舞蹈觀賞經驗,卻不會問“評審怎麼搞的”。查爾特斯“離譜”舞蹈這兩個製作“特別”的地方是舞臺上展現出來的“舞蹈”,都與傳統上一般的“舞蹈”觀感(或美感)並不一樣。關於《舞》的演出,該位網上留言者的描寫確是很精準,但卻因為仍期待着能以既有的舞蹈觀賞經驗來欣賞,也就有“非常離譜”的感受了。如果事前知道“後現代舞蹈”(Postmodern Dance),知道格拉斯(P. Glass, 1937- )的“簡約主義”(Minimalism)是怎樣一回事,知道舞蹈大師露仙達.查爾特斯(Lucin-da Childs,1940- )的簡約藝術觀,亦類似格拉斯的簡約音樂觀,同樣是將基本元素不斷重複重疊,那便可能會用一個較包容接納的觀念去看當晚的《舞》,甚至因為事前有了較準確的了解和期待而不會質疑“評審怎麼搞的”。《舞》被《紐約時報》評為後現代舞蹈的經典傑作,甚至被認為是代表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人類的舞蹈藝術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殿堂級作品,這當會是當晚很多觀眾懷着朝聖之心慕名進場的原因。其實,如果去年在香港藝術節看過格拉斯和查爾特斯在一九七六年合作、劇場大師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製作的《沙灘上的愛因斯坦》(Einstein on the Beach),當會對這個晚上演出的《舞》,感到親切熟悉。事實上,《舞》亦確是查爾特斯和格拉斯當年在彩排《沙》劇時,靈感突現,共同構思,最後於一九七九年推出的舞蹈作品,兩者在舞蹈的藝術理念上堪稱極為接近,大可將《舞》視作為是《沙》劇衍生出來的“副產品”,甚至可以說是《沙》劇中的兩場舞蹈《場—太空船》(Field--Space Machine)加以擴大發展而成的獨立作品。查爾特斯的舞蹈創作概念與格拉斯的簡約主義音樂如出一轍,也就是一切事物均回到原始時的最簡約狀態,在以《舞》為標題的創作中,便是在特定的燈光、音樂及空間的配合下,讓觀眾能專注於舞蹈藝術本身的抽象美感,這亦正是“後現代舞”探索的空間;所以,如果說《舞》是一個“離譜舞蹈”,那確是離開了一般觀眾習慣了的舞蹈的“譜”,那可沒有錯!上一世紀五十年代從“不自然、不自由”,一切都有大經大法的芭蕾舞中擺脫出來的現代舞蹈,在美國風起雲湧下,舞蹈家伊凡.瑞娜(Yvonne Rainer)發表她的舞蹈宣言《No Manifesto》,首先提出“後現代舞”的觀念,將舞蹈抽離敘事性、故事性,擺脫戲劇性,離棄感情,回歸抽象的舞蹈本身,成為一種純粹藝術。為此,提出後現代舞是“反奇觀、反炫技、反變形、反戲法與假裝,反明星形象魅力,反英雄與英雄形象,反牽涉表演者與觀賞者,反風格、反陣營、反表演者對觀眾的誘惑,反
174 175動人與感動”。可以說,一切都是與現代舞“對着幹”。錄像舞影虛實對照查爾特斯的《舞》基本上便是在這套“後現代舞”的理念中發展出來,共分為三個部分,不間斷演出,〈舞一〉與〈舞三〉各有四男四女共八位舞者在舞臺上表演,夾在中間的〈舞二〉,長約二十分鐘的女舞者獨舞,當年首演由查爾特斯親自上臺擔綱,三個部分的演出共約一小時。每一個段落的舞蹈,無論是多少人,都是很簡約的舞蹈基本動作,沒有感情、沒有戲劇性,一切都是要回歸到最簡單的舞蹈本身,也就是為舞而舞,好讓觀眾能集中觀賞到舞蹈本身的“美”,這亦正是這個作品僅以“Dance”一字為題的原因。同時,《舞》的表演,表面看來只是不斷在重複,然而,實際上卻是,無論音樂,還是舞蹈,每次“重複”都與先前的有所不同,只是每次變化都不太大,一般觀眾都不易覺察。這種變化重複,背後的理念,其實是源於二十世紀現代人的刻板生活,就像每日的“朝九晚五”上班生活一樣,每日都在重複,但這種每天重複的生活,其實亦存在着變化,只是變化不大罷了,那可以說是現代人生活的現實寫照。不過,一九七九年的《舞》,在三十年後(二○○九年)查爾特斯將之作了一些修改再搬上舞臺。有趣的是與現場舞臺上的表演同步播放的,看來仍是當年首演時所用的“電影”(錄像),這是演藝舞臺上著名的“概念藝術”(Conceptual Art)專家索爾.勒維特(Sol Lewitt, 1928-2007)的製作。演出後細看場刊上錄像電影中的舞者名單,按出場序刊出的九位舞者,最後一位赫然便是這個作品的創造者露仙達.查爾特斯。為此,估計這次演出的應是二○○九年的修訂版,錄像電影便很可能真的是七十年代當年的錄像製作(勒維特在二○○七年四月已故世),如果演出前得知,觀賞時當會特別留意這位影響“後現代舞”發展的舞蹈大師當年的舞臺丰采!這個二○○九年版仍採用了格拉斯當年的音樂,第一及第三兩部分的音樂由格拉斯合奏團(Philip Glass Ensemble)演奏,中間第二部分的音樂則是格拉斯和 R. M. Riesman兩人演奏電子琴的錄音。至於舞衣亦是當年基斯汀娜(A. Christina Giannini)的原創,白色緊身卻仍保留有飄逸感覺,又能展示舞者身體線條美感的設計。此外,亦採用了原來埃蒙斯(Beverly Emmons)的燈光設計,相同的舞衣在不同燈光下,亦產生出對比效果,第三幕的色彩便更多的是玫瑰紅和金色,而格拉斯的音樂組成亦有較多和較複雜的變化。查爾特斯強調二○○九年版主要是增強整體性的對比效果。其實,同步播映勒維特加上剪輯設計的錄像“內容”,幾乎與舞臺上表演的現場舞蹈相同;不同的是,錄像的黑白色舞影很多時會放到很大(近鏡),但有
184 185了答案,那應與演奏管風琴的美籍華裔管風琴演奏家吳佳雯的技藝無關,主要還在於該台管風琴的質素和狀態問題,演奏家是“神仙”亦無能為力。前奏曲的末段,鋼琴再加入,管風琴又再“消失”了一樣。為此,如果說這場音樂會最大的疵漏,便是管風琴的不濟,整部作品的宗教氣氛大大被削弱,只餘戲劇性色彩。人聲合唱之美至於葡萄牙高秉根合唱團的“葡韻頌”音樂會,五組歌曲吸引了大量葡裔人士出席。對不諳葡語如筆者等人而言,當晚的歌曲,全部第一次聽聞,可說是一次“探險之旅”。但雖如此,並無阻對合唱藝術的欣賞興味,原因全在於由若熱.馬塔(Jorge Matta)指揮下的高秉根合唱團,在合唱藝術的呈現、表達、營造、琢磨、推進、鋪陳、高潮、轉接等各方面,都能做到充分掌握,能讓聽不懂葡文歌詞的聽眾,仍可輕易感受到人聲合唱之美。成立已有半世紀的高秉根合唱團,人數共約百人,當晚登臺的陣容,女聲廿一人,男聲十七人,演奏管風琴的塞吉奧.蕭爾瓦(Sérgio Silva),在為第一組歌曲奏完伴奏後,隨即回歸到合唱團中成為合唱歌手;為此,其餘各組演出的男聲便有十八位,而所唱的亦幾全是無伴奏的清唱(Cappella)作品,但其中有幾首歌曲則加入了軍鼓來加強節奏。軍鼓的擊打亦由合唱團中一位男歌手兼任。失通俗感染力這場音樂會的英文名字是“十七及二十世紀的葡國音樂”,年代很明確,但所唱五組歌曲則各有不同背景,第一組是來自科英布拉(Coimbra)的聖克魯斯修道院(Monastery of Santa Cruz)的比良西科歌曲(Villanci-co),雖然採用管風琴伴奏,但都是以十七世紀的世俗歌謠體裁寫成,世俗內容的歌曲,五首歌曲長度各五分鐘左右。第二組歌曲只有一首,葡國現代作曲家格拉薩(Fer-nando Lopes-Graça)於一九五六年創作的《三個咒語》,一首用詛咒驅趕惡魔的歌謠風短歌。第三組則是改編自巴西流行歌曲的四首合唱曲,旋律簡單,但都能發揮合唱效果的通俗內容歌曲。最後兩組歌曲則是葡國現代作曲家卡拉帕托索(E·Carrapatoso)的作品。第四組是採用庇山耶(Pessanha)的詩作寫成,以四首歌曲組成的《庇山耶的小詩集》,長約十五分鐘,是作曲家獲高秉根基金會委約,特別為紀念高秉根合唱團成立五十周年創作的歌曲,場刊節目表中註明是“世界首演”(World Premiere),難道在葡國並未演出過?但這肯定是廿一世紀的歌曲,也就和音樂會的英文標題“二十世紀”不盡相符了。至於最後一組五首歌曲《熱帶風告訴我》,場刊中提供的資料則未知是何時所寫,五首合唱曲的素材四首來自安哥拉,一首來自莫桑比克,其中第四首《假面舞會》則是男聲合唱歌曲。
186 187高秉根合唱團當晚各歌手採用半弧形雙排站立的方式,整個演出一氣呵成,以一小時十五分將整套五組歌曲唱完,展示出高度集中專注的凝聚能量;各個聲部極為平衡規整,將合唱藝術追求的高度精準、和諧齊一,作出了一次很好的示範性表演;特別是在音色的精細變化,力度速度的高度統一,都絕對是一流合唱團的水平。同時,整體性的音樂感同樣很高,整晚演出為愛樂者帶來的感染力,主要來自聲音上、音樂上的美感,多於歌曲的內容;這並非只是因為不諳葡文帶來的隔閡,主要仍在於若熱.馬塔對這些世俗歌曲的處理,不僅技術上至為嚴謹,要求做到一絲不苟的效果,為此,這些歌曲中應有的活潑生活感,甚至獨特的地域性、民族性特色,亦全被“共化”了。也就是說藝術化的藝術感染力取代了世俗歌曲中的通俗感染力,這無疑是追求合唱藝術的一個發展路向,但就歌曲的本質而言,便難免是一種缺失了。尾聲均有驚喜但無論如何,音樂會的“尾聲”卻為觀眾帶來意外的驚喜,在觀眾熱烈掌聲下,合唱團唱起了鄧麗君的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採用有聲無詞的哼鳴合唱方式,是聰明的改編,效果很不錯。接着指揮馬塔更示意觀眾加入高歌,由合唱團以哼鳴方式來伴唱,一時間綜合劇院內的歌聲此起彼伏,在不同角落響起。最後,合唱團一邊哼唱着這首旋律優美的歌曲,一邊退場,音樂會便在哼鳴歌聲逐漸遠去下結束。同樣地,西西里島抒情合唱團在演唱完《小莊嚴彌撒曲》後,同樣為觀眾帶來意外的驚喜。合唱團在高士德指揮下,以伴奏鋼琴唱出了威爾第歌劇《拿布果》(Nabucco)第三幕第二場的著名合唱曲《飛吧,乘着金色的翅膀!》(Va, Pensiero),雄渾強勁有如鋼鐵、柔和抒情如羽毛,實在精彩(有此效果與教堂的獨特空間有關)。接着合唱團加唱了強而有力的一首意大利歌劇合唱曲,馬斯卡尼(Mascagni)歌劇《伊麗斯》(Iris)中的合唱《Inno del sole》。最後,高士德將他的老師介紹到臺上來,也就是好些愛樂者可能都已忘記的意大利元老級女高音吉安娜.科麗卡(Giovanna Collica)。這位一度活躍於國際歌劇舞臺的女高音,轉向培育下一代的工作後已退出舞臺。驚喜的是,當晚她在高士德指揮下,與合唱團演唱了選自馬斯卡尼的傳世歌劇《鄉村騎士》(Cavalleria Rusticana)中的一個場景,先由合唱團唱出教堂詩班的讚美詩《天上的女王》(Regina Coeli ),然後科麗卡帶頭唱出劇中女主角桑圖扎(Santuzza)接唱的耶穌復活的讚歌《讓我們讚頌,天主並沒有死》(Inneggiamo, il Signor non è morto)。畢竟年紀已不輕(應已近七十歲),科麗卡音色已無復年輕時的光彩和宏亮,但氣息運用仍極流暢,且能揮灑自如,長約六分鐘的歌曲,仍能一氣呵成唱畢。事先沒料到指揮高士德是她的聲樂學生,亦沒有留意她
190 191可缺少。參賽劇組演出的劇目、劇中人與演出者、導演、劇作者、工作人員甚至是劇情介紹等等,均應在場刊上說明。須知道,評判在評戲,觀眾也憑場刊上的資料作參考評戲,演出者還會把它留作紀念。不太熟悉戲劇演出的主辦者,應與內行人緊密合作。戲劇雖不是高深莫測的表演藝術,但其綜合性與集體性還是不容忽視的。譬如說,流暢的佈景裝卸有賴後台工作人員的默契與合作;舞臺設備雖簡陋,導演也得動腦筋,利用簡單的燈光變化,利用二幕、屏風、台階、木箱等的擺設變化,塑造點場景的美感。除個別劇目外,此次演出有點像在彩排,實在是太簡陋了!當晚,觀眾席近半空設(這是我們舉辦演出最怕面對的現象)。上座率不高的原因,真的一言難盡:缺乏內行人的輔導,民眾戲劇式微,具吸引力的話劇少,宣傳不足⋯⋯真的要向這位一直在緊守崗位、今回又拿了兩個大獎的戲劇老師致敬。環顧四周不難發現,他的同輩甚至是前輩當中,不少已淡出劇壇,有的專心教學,有的醉心於電影或漫畫創作,也有的不愛寫劇本而改寫小說。最後,恕我向本澳民眾戲劇可見的未來再潑點冷水,我們如今所面對的是:戲劇不受重視、缺正規小劇場、缺劇本、少演出、專業戲劇工作者雖較前倍增,但我們仍缺自信,要倚賴外勞、自掃門前雪等等。這些負面的現象一天不改變,我看不出我們昔日曾遍地開花的民眾戲劇會有任何復甦的希望。(原刊於《澳門日報》藝海版,2014年 11月 1日)主辦機構: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節目名稱:“Where Is My Script話劇比賽 2014”演出場次:2014年 10月 26日晚上七時演出場地:婦聯綜合服務大樓何賢禮堂作者簡介周樹利,美國依利諾州州立大學教育碩士、語言溝通碩士,澳門演藝學院戲劇學校創校校長,澳門藝穗會會長,二○○四年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文化功績勳章。
210 211作者簡介紙鷂,愛看戲劇演出,一年一次獨自旅行,新晉劇評人。評論場次資料主辦機構:澳門小城實驗劇團節目名稱:《戲》演出團體:澳門小城實驗劇團演出場次:2014年 3月 8日晚上八時演出場地:自家劇場舞臺背後,生活依然評《Off / Site·在場》─環境創作及演出梁倩瑜《Off/Site·在場》的感動點在於,在近年澳門以浮華影像對外塑造魅力之城的時候,有人依然樂於展現這個城市最樸實的生活肌理,當中的豐富性來自十一位本地創作人與在地環境的互動過程中,保有各自看待日常的獨特視野,內化後的交集,就是在城人的生活。三名監製在去年參與了澳門文化中心舉辦的“當下.此刻.Here ─丹麥交流計劃”從丹麥回澳後,決定本年在澳門舊區進行走入社區的演出計劃。事實上,因歷史及場地限制等種種因素,加上近年來旅遊觀光業的推動下,正名為“環境劇場”的演出在過去二十年的澳門戲劇界已屢見不鮮,然而是次作品更強調“OFF the stage, on the SITE”,使着眼點放回場地與演出的特定關係上。若如筆者那樣於同一天觀看日夜場,感覺就是貫徹地在舊區遊走了一天。白天的路線傳遞的是較清晰的環境細節,真正的“演出”相對地隱沒在強烈旳環境氛圍當中。出發地點白鴿巢公園前地生活氣息濃厚,是伯伯阿姨晨運後的聚腳地,樹上的粉綠迎着早上開始刺目的陽光,演出其實在集合時已開始,我們跟隨導遊穿過聖
232 233生根,成為今天澳門人口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是從澳門的劇場創作來看,真正從當年大陸新移民眼中看澳門的作品少之又少,在劇場越來越強調本土題材、常常將社區掛在標題的今天,這種題材顯然處於邊緣,這也是《牡丹·吉祥》的可貴之處。不過,當我看見滿臺表演者、滿觀眾席都是“九十後”(或更年輕),我便有點貪婪地,希望看到臺上有更多讓他/她們置入觀點的空間,展現今天年輕人對這個社區、對“新移民”、對“偷渡來澳”的看法,而非單純地接收訊息、單純地舞動。雖然演出中真正出現街舞的場面不多,但街舞背後敢怒敢言的精神,為甚麼不可以呈現在她/他們充滿自信的身體上?(原刊於《澳門日報》新園地版,2014年 3月 30、31日)評論場次資料主辦機構:澳門基金會、澳門舞者工作室節目名稱:《牡丹·吉祥》演出團體:澳門舞者工作室演出場次:2014年 3月 15日晚上八時演出場地: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西斯汀”合唱團音樂會評述戴定澄一二○一四年九月十九日下午六時,西歐天主教界、音樂界歷史悠長、久負盛名的西斯汀教堂合唱團(The Sistine Chapel Choir,以下簡稱“西斯汀”)在座無虛席的澳門主教座堂內,向聽眾呈現了港、澳、台地區巡演的首場音樂會。“西斯汀”以其深厚的歷史積累及以文藝復興聖樂作品為特色的演繹表現,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西斯汀”的不凡身世,從場刊中列出的一批歷史上曾成為該團成員的、眾多在文藝復興時期首屈一指的大作曲家之名單(以下簡稱“西斯汀名單”),即可知一二。名單中,有佛蘭德斯作曲家普雷(J. Pres, 1450-1521),普雷作品的成就,建立了眾所公認的國際影響,並對之後的意大利樂壇發揮了重要影響,他的作品同奧克岡(J. Ockeghem, 1420-1497)等人一起,使佛蘭德斯樂派的創作成為介於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盛期之間的最重要橋樑;有以經典聖樂創作著名的羅馬樂派的領頭人物帕勒斯替那(G. P. da Palestrina, 1525-1594),帕氏將一生幾乎完全獻給了教堂音樂,其一流作曲家的地位在他生前已為世人所公認,而在他身後的數百年間,帕氏之名幾乎已無可爭議地被視作了複調音樂的代名詞;“西斯汀名單”還包括集前輩之大成、開半音化創作之先風、以非凡的牧作者簡介踱迢,本名莫兆忠,澳門出生,劇場創作、評論及策展人。澳門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澳門《劇場.閱讀》季刊主編。編著有《新世紀澳門華文劇場》、《慢走.澳門:環境劇場二十年》、《二○一三澳門劇場年鑑》等。
234 235歌作品著稱的馬倫齊奧(L. Marenzio, 1553-1599);及曾在羅馬生活、在意大利享有盛名的西班牙首屈一指的作曲家莫拉萊斯(C. de Morales, 1500-1553),其作品一手承接佛蘭德斯經典,一手探觸意大利方式,為西班牙宗教複調音樂作出傑出貢獻。相對而言,名單中的費斯塔(C. Festa., 1490-1545)則可稱為介於普雷和帕氏之間最重要的意大利複調作曲家之一,也是十六世紀上半葉少數幾位能夠同佛蘭德斯(外來)作曲技術風格相抗衡的意大利本土音樂家之一。“西斯汀名單”中,還包括生於佛蘭德斯、後赴意大利,並發揮巨大影響的作曲家阿卡岱爾特(J. Arcadelt, 約 1505-1567後)。“西斯汀名單”上的作曲家聲名卓著,功勛非凡,並非牽強附會,筆者在二○○○年寫作出版的專著《歐洲早期和聲的觀念與形態》及二○○八年編寫出版的《合唱經典》,均對上述作曲家及作品有詳細的論述和探討,謂這些作曲家是該時代的樂界翹楚毫不為過。這份名單令人感受到“西斯汀”的歷史榮耀,亦就此機會將之介紹給廣大讀者。二“西斯汀”演出的十首作品,除了巴赫(J. S Bach)、白禮士(L. Perosi, 1872-1956)的兩首作品及中世紀的一首額我略聖歌之外,均為文藝復興時期作曲家的經典聖樂。其中,包括帕勒斯替那四首、維多利亞(T. L. de Victoria , 1548-1611) 一首、拉素士(O. de Lassus, 1532-1594,場刊上誤寫為 Roland de Lassus) 一首,以及阿列格里(G. Allegri 1582-1652) 一首。其中,維多利亞亦為以帕氏為首的,以精緻、典型的“A cappella”風格著稱的羅馬樂派的代表作曲家之一;而拉素士則是在佛蘭德斯出生,同普雷等一脈相承,又在意大利宗教音樂領域同帕氏齊名的作曲家,他的精湛複調技術和充滿熱情、幽默的天才風格,享譽整個歐洲。同前述作曲家比較,阿列格里則屬後輩,但也是繼承羅馬樂派衣缽的作曲家,阿列格里也曾在“西斯汀”擔任歌手。可見,“西斯汀”澳門站呈現的作品,以教廷譽為正傳的羅馬樂派風格為主(十首之中七首),而以中世紀的“額我略讚”(Gregorian Chant)開場,向聽眾傳達的是教會禮儀音樂的溯源;以一首用巴赫之名為題的管風琴前奏與賦格為中場過渡,以及間插的一首十九、二十世紀交替時代的彌撒選曲(作曲家 L. Perosi亦曾在“西斯汀”任音樂總監,是當時已享譽世界的意大利聖樂作曲家),則顯示了“西斯汀”的歷史傳統延續功能和對近代聖樂的駕馭力。而前述“西斯汀”名單中大多令人尊敬的作曲家作品,未有列入節目表,很大程度是因為這些作曲家所屬的不同樂派和風格以及部分成果主要被歸類為世俗音樂領域所致,這也更披露出“西斯汀”的聖樂“嫡系”傳遞者地位。三音樂會以一首名為《基督服從至死》的額我略讚開
240 241聖彼得堡愛樂樂團聽後戴定澄一本年度的音樂節,有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亮點,不單是節目在表演風格、表演形式上的擴展,也以節目之優秀品質而令人矚目。就風格、形式而言,自去年首次引入難得一見的塞爾維亞東正教早期多聲聖詠表演以來,今年更有不少聖樂、早期音樂的表演專場,令人欣喜。而前不久在崗頂劇院上演的馬丁尼(G. B. Martini)的二部幕間喜劇,原汁原味的引入,似乎亦填補了文藝復興至古典前期間音樂的表演風格與形式的空白。將意大利這類較早期的音樂戲劇形式置於一八六○年代興建起的崗頂劇院上演,兩者在風格、環境、氣氛上,無疑是難得的匹配。就表演品質而言,聖彼得堡愛樂樂團在澳門的首場音樂會,其演奏表現,無論從曲目編排、樂隊編制,還是表演水準、舞臺氣氛來看,均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二音樂會的曲目編排,就形式而言,是經典的交響音樂會式的組合:序曲、協奏曲、交響曲。不同的是當天上半場的序曲並非通常的歌劇序曲,而代之於具交響史詩特點的單樂章音樂會序曲(《黎米尼的法蘭契斯卡》),時間較一般的歌劇序曲要長得多,音樂的交響特徵也更強些;第二部分為大提琴與樂隊形式(《洛可可變奏曲》),時間長度較通常的協奏曲要短些,而樂隊也比一般協奏曲的表現角色要主動些。故此,上半場的兩首曲目比較均衡,就樂隊的表演而言,也有更富足的空間。下面談作品風格。上半場兩首均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下半場則為拉赫曼尼諾夫的交響曲。同俄羅斯“五人集團”具強烈本土特色的作品相比,柴氏更為浪漫主義化,同德奧體系一脈相承;而作為世紀交替時代的作曲家拉氏,與同輩作曲家斯克里亞賓所秉持的神秘主義後浪漫風格比較,其作品也更具抒情特質。儘管如此,所有曲目也披露出俄羅斯作曲家作品中的獨特傳統。由流淌着作曲家同族血液的聖彼得堡愛樂的演奏家來詮釋這些作品,無疑具備了不可言喻的獨特優勢。從樂團陣容看,樂團出動應該是全班人馬的四管編制、百餘名樂師,弦樂(六十四人)的力量雄厚而聲部比例勻稱;樂團的午臺座位排列,也是當今一些超級交響樂團常用的排位方式。三樂團以豐富細膩的音色以及俄羅斯式波瀾壯闊的氣勢,震撼聽眾心靈。柴氏作品的配器、結構,及其特有的內在深邃,在不可遏制的激情演奏中得到淋漓盡致的披露。《洛可可變奏曲》中,大提琴與樂隊均從容不迫,
280 281任重道遠的戲劇農莊─從“第二屆亞洲青年戲劇匯演”說起于善祿認識 Jacky(李俊傑)和“戲劇農莊”這十年來,雖然不是每一件事都有參與,當然也不是每一齣戲都有觀看,但是對於該團在青年學生演劇活動的推廣教育這一層面上,則有些認識,亦覺意義重大,尤其對於澳門青年戲劇人才的培育、戲劇創意的激發,以及青春能量的釋放,居功甚偉。我曾經參與過“第四屆亞洲學生戲劇匯演”(二○○七)以及兩屆的“亞洲青年戲劇匯演”(二○一○、二○一二),在這些匯演之中,都聚集了大批亞洲各地的青年學生甚至是青年劇場藝術家的參與,不只拓展澳門當地青年學生的戲劇國際視野,也促進了各地青年學生彼此之間的文化交流。“第二屆亞洲青年戲劇匯演”總共有來自澳門、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韓國等地的十五個作品,演期橫跨三個禮拜,陸續在澳門文化中心小劇場及戲劇農莊黑盒劇場上演;由於行程上的安排,我所看到的是密集於最後一周上演的九個作品,依序為:《加班吧!絕地任務》(澳門戲劇農莊和香港騎士創作)、《戀上王八蛋》(馬來西亞“E House”)、《一念之轉,幸福開門》(台灣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給未來的情書》(澳門晴天娃娃戲藝坊)、《NONSENSE》(韓國“Oh!My Life Movement !eater”)、《港泰度》(香港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盧戲劇場)、《行兇》(香港“聯校製作”)、《春朝與志肥(教育版)》(香港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祝你幸福快樂》(香港衝劇團)。以下針對一些演出現象,提出我的觀察:年輕的學生觀眾對於舞臺上較為炫技的表演有特別強烈的反應,同樣地,有些演員也樂於以炫耀、展技、耍寶等表演方式來討好觀眾,吸引注意,突兀搶戲,不顧全局,以此態度來掩飾表演的不細膩與情感的不深刻,在各地的青年演劇中都極易看到。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指導老師或藝術總監、導演不知提醒或放縱演員如此表現的話,以為這樣的表演就是好的表現(因為很容易就可以達到效果,得到觀眾的掌聲與喝彩,且深受影視娛樂綜藝節目的影響),那麼表演認知只能停留在某個層次,殊為可惜。表演比較稚嫩與薄弱的團隊,通常會用很多無機的音樂當作氛圍襯托,但卻經常造成反效果,如音樂音量大過於演員的說話音量、演員的腳步和肢體節奏被音樂拉着跑,或者音樂原本的文化符號性太強,套用到劇情裡根本就是張冠李戴,只差沒有貽笑大方。其實如果信任演員的表演能力,戲味也夠,是可以不用過量的音樂的,觀眾反而更能夠專注於演員的表演,不受太多審美上的干擾。
300 301歷史建築的空間記憶這則寓言對應到澳門社會,“曉角話劇研進社”首先從演出空間—舊法院大樓本身的歷史特質切入應用,以虛構的互動重建空間的壓迫記憶。觀眾入場時,必須先經過關關檢視,被迫填寫表格、簽名、發出可笑的聲音等。在法院大樓的長廊上排隊等待,面對態度不佳一如世界各地的機關公務員,依照指示通過一間間空蕩的房間,感到些許窘迫地唸出牆上奇怪的拼音,好經過許可進入劇場—法院大樓裡的其中一間房。一連串的關卡,帶出似曾相識的切身經驗,也建立劇場、建築物與觀眾之間的開場聯結。然而這般驚喜安排實是險招,一是未能適切營造荒謬之感、挑釁觀眾,顯得流於形式。一是與觀眾互動的實驗在戲開演後並未延續,觀賞經驗的斷裂,反而錯失了建立現實與虛構在劇場裡對應的機會。那些曾在開演前與觀眾交手的職員們,本可成為觀眾感受強制處境的媒介,由於安守第四面牆的規則,造成觀眾的在場被忽略,舞臺上的一切仍隔絕在虛構敘事的世界,觀眾也依舊處於安全的旁觀距離。可是別忘了,哈維爾在舞臺指示裡特別要新語言的指導講師面對觀眾上課,觀眾亦是這個體制寓言裡的一分子。諷刺漫畫和詩意象徵臺上臺下的關係之所以重要,正在於《通知書》文本以荒謬劇形式,將官僚體系所掌握的語言詮釋權,放大扭曲至不可理解的情境,並承襲卡夫卡迷宮式的寓言,表達漫長的斷裂與異化。觀眾不僅是見證者,也從中再度體驗,存在已久卻視而不見、危機當前卻無可奈何的存在失落。曉角的兩位導演在空間和意象上的處理其實頗見巧思,諷刺漫畫的手法簡潔表現語言被剝奪的處境。例如:狡猾多辯的副局長與沉默認命的助手一高一矮如勞萊哈台(Laurel and Hardy);高的常握住矮的頭,如操偶腹語術,矮助手的嘴型和身體任憑擺佈,都只屬於在上位者的聲音和意志。從觀眾席下爬出來的監視員,當眾穿衣脫衣、模仿上司嘴臉,然在舞臺上始終屬於噤聲狀態,一個命令又得爬回觀眾席下,表現出官位遣調的任意與兒戲。看着局裡其他主管故作姿態地享樂、抽雪茄抽得滿室煙霧,對新語言運動感到迷惘的局長莫名成為局外人。舞臺以兩扇敞開通向長廊的大門為背景,加上閃爍的安全出口指示燈、橫豎亂貼牆上的封箱膠帶和兩側的紙箱牆,各角色反覆進場又離開,強化門作為重重迷失的意涵。末尾,局長放棄疑問、加入隊伍,所有職員拿着刀叉在門外長廊上肅穆莊嚴地行走,就像送葬行列圍繞整個劇場一圈又一圈,營造出一個搖搖欲墜、分歧、巨大卻封閉的象徵空間。信任語言便失去質疑的能力雖然導演找到和建築特質對話的方式,表演卻無力
316 317來自澳門的瓶中信郭亮廷拉斯維加斯是賭城、結婚之城、購物天堂,也是情色樂園、離婚聖地和自殺之城。拉城向全世界的觀光客收錢,也幫各地方的賭客收屍。二○○六年,澳門賭場收入超越了拉城,正式成為賭博業的世界第一大,同時間澳門迅速的國際化,有了國際機場和國際學校,國際煙花節也越放越盛大,還有台灣人從國際酒店的樓頂跳樓自殺。屍臭總會跟着銅臭傳來,所以高俊耀和莫兆忠聯合編導的《大世界娛樂場》要我們一起聞聞看。人變成非人的變形記舞臺還濛濛亮,演員便像鬼影一樣小跑步上場,他們駝背的身軀、下垂的雙臂,看上去是極度疲勞的群像,等到燈光在每個人的臉上暈開,他們居然都在笑。疲態與笑臉分明是彼此相反的兩樣東西,這裡卻辯證的結合成一塊,使得人體一開始就產生怪異的變形,然後我們很快知道,這場變形記,是人在追逐金錢的過勞之中逐漸變成非人。比如從“賽馬場”那一段,演員提着馬的步伐滿場跑,跑起來英姿煥發;接着為賭客跑腿的小弟阿 Ken上場,這裡幫人點外賣,那裡代人買名牌,演的是人,卻是替別人做牛做馬;再隔幾段,同一個演員飾演電話投注的接線生,整整兩天都在幫電話那頭的大陸老闆下注,他連牛馬都沒得做,只不過是聽指令做動作的一台機器。賭場裡的過 high 和過勞,在結尾的“澳門愛情故事”雙雙達到了高潮。故事的男主角周先生在金融海嘯時投資失敗,不久得了肺癌,住進醫院;女主角周太太受不了打擊,就往賭場逃。當周太太下好注離手,畫面立即分割為二,一邊是她一個小時贏了一億,心臟狂跳好像初夜,可是另一邊,與她初夜的男人在病房裡奄奄一息,而他的生命正好是給錢潮捲走的。哪邊是天堂?哪邊是地獄?周太太情緒最高亢、身形最扭曲的段落,其他演員拿手電筒照着她,牆壁上投映出巨大的影子,彷彿她就要被自身的黑暗所吞噬。顯然,她和他的眼前都是深淵。周太太說得沒錯:“賭場和醫院其實很像。”金錢和死亡有着相似的氣味。劇場感與賭場感不過,就演出整體而言,這兩股味道很多時候還是被沖淡了。因為無論是屍臭還是銅臭,都必須透過一種不管是興奮還是勞累、總之是被耗損到快要虛脫的身
362 363身體作為無法化約的差異林乃文“卓劇場藝術會”(Dirks !eatre Arts Association,簡稱“卓劇場”)雖是很年輕的劇團,但兩位創辦人胡美寶與葉嘉文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都曾前往英國深造,參與不同體系的歐洲形體劇場表演工作坊,並有港、台、澳、中國各地演出的豐富實務經驗。這使他們的創作,除了重視文本,更有透過形體編作的能力。“卓劇場”這兩年來以澳門為基地,積極發表原創劇場作品。今年在“澳門藝術節”發表的《克隆極樂》,取材自英國作家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小說《美麗新世界》,小說時空設定在科學至上和機器控制的未來,優生學發展到極端,人類的出生純然透過試管複製(cloning)所操控,一出生即決定階級。一種名叫“蘇麻”(soma)的迷幻藥物被發明並大量使用,以確保人們保持快樂,免去一切不必要的“負面情緒”侵襲。這是一個反烏托邦的寓言小說。赫胥黎筆下的西元二五四○年(書中的福特六三二年)的倫敦,無疑被用來影射這座被博彩產業帶領、全面走向觀光化和資本化的彈丸城市澳門。猶如“美麗新世界”的“美麗”、“幸福”、“快樂”都是精密調控和量產製造。現代資本社會也一樣不斷被灌輸富裕、快樂的價值,人們被鼓勵多多賺錢、消費、觀光,製造更多財富,再消費創作幸福的感覺,這不也是一種同質性越來越高的美麗寓言嗎?只是前者似是遙遠的虛構,後者卻是近在眼前的現實。《克隆極樂》演出空間在平時展覽用的澳門塔石藝文館內,幾條粉光水泥柱兀立其中,樓梯和古井用光華的玻璃封口,架燈的銀鋼架圈,在在加強這個人工化空間的特質,滿地鋪滿人造草皮,造成強烈視覺反差。男女演員穿着白色罩衫,袖子長如綁帶,宛如一群精神病院患者;“克隆極樂”好像一所精神病院的名字。“當吾主福特創立咗循環不息嘅生產線開始。當世上萬物都可以進行人工大量生產開始。世界就被引領進入一個‘共有、劃一、安定’嘅新紀元。”雖齊聲稱頌這個“運送、裝配、定位、壓縮協調而忙碌,規律而高效,流水式運作”的美麗新世界,但他們臉上卻沒有幸福的微笑。戲劇語言理性、冰冷而充滿知識感,肢體動作則是緊張壓抑,呈顯在高度自我控制下的質感。奇異的是在我眼中,他們呈現出來並非像文本中複誦的“共有、劃一、安定”的群體,而像一個個不安、脆弱的個體,在巨型結構中都瀕臨失控,設法掙扎着要
364 365清醒。使我心中浮起《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裡的一句話:“身體是一種無法化約的差異,同時是所有構造的原則”(劉森堯譯,第二百二十五頁)。身體無法化約的差異,具體化他們口中“同一”的荒謬性,以及“極樂”新世界的不自然。(原刊於“每周看戲俱樂部”網站,2014年 7月 18日)評論場次資料主辦機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節目名稱:《克隆極樂》演出團體:卓劇場藝術會演出場次:2014年 5月 30日晚上八時演出地點:澳門塔石藝文館作者簡介林乃文,台灣“表演藝術評論臺”特約評論人、資深劇評人、劇場編導。台北藝術大戲劇研究所碩士,現攻讀博士班。著作有《跨界劇場.人》、《妹妹與喵─日記不交換》(劇本),合集有《表演藝術達人秘笈》、《暗夜中的掌燈者》、《旅途中的音樂》(合集)。譯作有《羅伯.勒帕吉─創作之翼》。編導劇場作品《緘(姦)默》、《影像世紀寓言》、《甚麼是小劇場示範說明會》。改編劇本:《阿卡曼儂》、《金控迷霧》。如詩,沉重與輕盈—關於《石頭雨.海之歌》紀慧玲關於生存,大人總是憂心忡忡。大地受創,歷史斑痕累累,談起來多少惆悵,漫漶成河,成一首哀歌。小孩眼底世界,卻總不一樣。即使天空落下了石頭雨,雨傘下紙片卻像變魔術,一會兒高樓,一會兒一堵牆,人影閃躲其中,忽隱忽現,好玩極了。穿着雨衣的演員也滿臉歡愉,明明就是噴水遊戲,哪來憂傷?“應該告訴小孩甚麼?不應該告訴他們甚麼?”(編導的話),《石頭雨.海之歌》創作動機出於對澳門歷史、土地變遷、人文關懷,但歷史如此沉重,過大包袱加諸孩童身上仍只是沉重,無法警醒。或者,讓悲傷成為一場遊戲罷─像電影《美麗人生》(La vita è bella)將危險掩藏在捉迷藏遊戲裡,於是,關於澳門百餘年來填海造陸、滄海桑田的種種,演繹成一則好奇探密的尋海之旅。小朋友最愛聽故事,“牛牛”上自然課,老師教大家認識海,可是牛牛從沒看過海,得四處打探。鉤沉於中國南方海面的澳門,與海相依相存,百餘年來澳門歷史全寫在海與陸的換喻上。談土地先談海,先是“Sea”的發音教學、中文書寫;繼之則有立體書變幻出來的浪
376 377澳門身不由己—評《詠舞南音》郭亮廷法國電影學者貝雷妮絲·雷諾(Bérénice Reynaud)在《新中國,新電影》(Nouvelles Chines. Nouveaux ciné-mas)的第七章討論香港,名為〈香港身不由己〉(Hong Kong ne s' appartient pas)。顧名思義,殖民地昔日被帝國統治,今日受中國霸凌,城市從來不屬於它的市民,彷彿全城都是找不到歸宿的孤魂野鬼,殖民地就是鬼域。正因如此,雷諾認為,殖民地的歷史特別適合說成一則鬼故事,例如關錦鵬一九八七年的《胭脂扣》,就讓妓女的鬼魂返回現代都會的報館刊登尋人啟事,尋找忘了她的十二少,也找遺忘歷史的我們。顯然,《詠舞南音》和《胭脂扣》之所以神似,不只是女舞者的紅唇和旗袍、男舞者的油頭和長袍,活脫脫就是電影裡梅艷芳和張國榮的造型,而是邢亮和梅卓燕成功的將舞者們化身為過往的幽靈,然後找到了我們。闔上美杜莎之眼或許有人覺得,以龍華茶樓作為演出環境,那些木窗和卡座、字畫和馬賽克壁磚,五十年的歲月風華早已幫藝術家備妥了歷史感,歷史應該是最現成的題材,其實不然。事實是,場所越是古老,歷史反倒越是難以表現。我們都知道,時至今日,懷舊的場所幾乎都成為觀光景點,而一旦被觀光化,比方某家大屋被指定為世界遺產,它或許停止了持續的朽壞,它的樣貌卻從此固定了下來,就像博物館放在防彈玻璃罩裡的古物。時間不再對它起任何變化,於是非常弔詭,歷史場址就這樣成為最沒有歷史感的地方。在這樣一個地方跳舞,藝術家不但撿不到任何現成的便宜,他的挑戰不下於英雄歷險,因為觀光客的視線正像蛇髮女妖美杜莎之眼,會石化一切。所以,當《詠舞南音》的觀眾入場,眼前盡是日光燈照明的茶樓陳設,茶座上的舞者們靜止着,樂師吹奏着洞簫為這幅靜止的畫面配樂,宛如國家地理頻道澳門特輯的片頭。忽然,一關燈,室內全黑,旅遊節目的畫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聲音藝術家龔志成混音的街市聲響,逐漸滲入這片黑暗。從這關燈的一刻起,美杜莎闔上了眼睛。好比你逛博物館逛到一半停電了,周遭的文物突然都像鬼物一般隱隱浮動,彷彿封存在器物裡的幽靈被解咒了;同樣的,混音竄出的街坊聊天聲、唱戲聲,還有窗外的車輛聲、行人的落腳聲,都像是在為茶樓裡的家具和擺設配音,日常生活的聲響被剪接為這些靜物發出的歷史回聲,彷彿附着在器皿上的幽靈被喚醒了,得到釋放。而舞蹈的身體,自然最適合表現禁錮和釋放。在侷促之間流動歷史的幽靈得到釋放,茶樓卻顯然不是一個可以在空中做大跳躍的地方,何況舞者還不少於十人。令人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