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近代文學探微陳業東 著澳門理工學院 出版

《澳門史志書系》編輯委員會主任：李向玉委員：王 熹 江 淳 林發欽溫學權 鄭雲杰 譚世寶

《澳門史志書系》總序 澳門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其獨特的地理優勢與博大精深的嶺南文化底蘊，使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著中轉和橋樑的重要作用。明清以來，在長達400多年中國傳統文化與來自歐洲和東南亞等地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及融匯共榮中，澳門文化逐漸具有了以中華文化為主和以葡萄牙文化為特質的多元文化色彩，在中華歷史文明寶庫中猶如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熠熠發光。2008年12月，澳門特區政府啟動了具有開創意義的《澳門通志》編纂工程的籌備工作，這對推動澳門歷史文化的全面梳理和研究具有深遠的影響。為了充分做好此次編纂工程啟動前的各項準備，其籌備事宜由澳門理工學院承擔，包括相關文件的起草和擬訂工作。其間完成了代擬特區政府上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以及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的請示報告；借鑒內地及港台修志的成功經驗和做法，起草擬訂了《澳門通志》的規劃方案和編纂工作所需的各種規章等。在編纂工程的籌備過程中，澳門理工學院又因應澳門歷史研究的現狀和資料積累的情況，對澳門史研究和修志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工作做了科學的規劃。例如澳門史研究主要圍繞澳門歷史和現實的重要問題，以研究較為薄弱的近現代史作為主攻領域之一，集聚有實力的專家學者與團隊，發表或出版具有學術創見並有一定研究分量的著述。修志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也是以澳門歷史發展軌跡為主線，以攸關《澳門通志》編纂的新資料發掘、基本資料的彌補和系統完善為重點，為纂輯各門類資料長編做好文獻儲備。經過初步的探索和實踐，我們逐漸形成了編輯出版《澳門史志書系》的基本思路和想法。《澳門史志書系》在編纂原則上，堅持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原則，凡是能夠反映澳門不同歷史階段發展軌跡、體現澳門地域文化特點、彰顯iii

澳門歷史文化特色的研究著述和文獻資料，都是入選的重點。在編纂內容上，以專題著述和文獻資料為品牌，梳理並解決有關學術爭議問題，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立體地揭示澳門歷史發展的規律，闡釋澳門文化的多樣性。《澳門史志書系》主張百花齊放、不拘一格，充分尊重著述者和纂輯者的意願，以彰顯個性化為主要特徵。凡總字數在五萬字以上，並具有一定學術研究水準、有利於推進澳門史研究的著述，如澳門通史、斷代史、文物典章、宗教史、藝術史、教育史、傳統文化與民間習俗、碑刻銘文及古跡遺存、華商家族史、澳門與海內外關係、人物研究、著名人物回憶錄等，都在入選的範圍。《澳門史志書系》出版類型豐富多彩，不拘一格，口述訪談、文物圖錄、專題調研報告、論集，以及不同語種的文獻資料彙編、專題資料輯錄、個人檔案資料等，都可以採用。我們希望，透過《澳門史志書系》的出版，一是可以向世人展示一個輪廓清晰、有血有肉、多姿多采和真實豐滿的澳門，二是可以凝聚並團結一批有志於澳門歷史與現實問題研究的專家學者與團隊，集思廣益，發揮各自的優勢，全方位拓展、挖掘澳門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使澳門的歷史研究和文獻資料的整理，在前人具有開創性的工作基礎上，更為系統，更有規模，更具特色與活力。《澳門史志書系》的出版，對推進澳門歷史研究的深入，推進編纂高品質的《澳門通志》的理論和資料準備工作，具有重要的價值，對於造就澳門的歷史研究人才、促進澳門的學術文化發展、提升澳門的文化品位，具有非常積極的現實意義。 南宋著名史學家鄭樵在歷史著作《通志》中曾說：“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涓涓細流，匯成大海。我們深信，只要堅持不懈，用心統籌規劃，朝著正確的方向努力，透過《澳門史志書系》的出版，必會促進澳門學術文化的繁榮發展。是所望焉。謹以為序。 2012年4月2日於澳門理工學院 iv

目 錄0 前言 11 南天一幟：陳子褒與晚清白話文運動 72 一軸二十世紀初的“澳門清明上河圖” 18 ──梁喬漢《鏡湖雜詠》初探3 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進 324 從《富貴源頭》看鄭觀應的慈善思想 445 以出世精神 寫入世詩歌 54 ──竺摩法師的詩論與詩歌6 所期貫徹班超志 不碎東瀛不轉舵 65 ──讀李竹侯《抗戰詩集》7 《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 798 當分一頁歸青史 自有輝光照萬年 110 ──略論梁彥明詩歌的審美意蘊v

9 澳門廟宇楹聯的禪意及文學內涵 11910 鯨鐘響鞺鞳 流聲播海隅 125 ──論澳門舊體詩歌中的鐘聲意象11 試論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 13312 一卷在手 盡閱風騷 149 ──淺談《澳門詩詞箋注》的文學價值vi

陳子褒編寫婦孺讀物之一種蒙學書塾編印之《婦孺新讀本》陳子褒在《知新報》發表《論訓蒙宜先解字》參閱“南天一幟：陳子褒與晚清白話文運動”vii

二十世紀初的澳門人力車1890年的澳門市中心聖像出遊參閱“一軸二十世紀初的‘澳門清明上河圖’──梁喬漢《鏡湖雜詠》初探”viii

庇山耶在澳門與一位中國文人磋商譯事庇山耶銅像參閱“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進”ix

《富貴源頭》書影 《富貴源頭》封面鄭觀應晚年與家人合照參閱“從《富貴源頭》看鄭觀應的慈善思想”x

竺摩大師德相竺摩著《篆香室詩集》封面竺摩法師墨寶參閱“以出世精神 寫入世詩歌──竺摩法師的詩論與詩歌”xi

《淹留》書影廖平子像廖平子手書《淹留》第一期首頁書影參閱“《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xii

梁彥明像梁彥明墨寶參閱“當分一頁歸青史 自有輝光照萬年──略論梁彥明詩歌的審美意蘊”xiii

普濟禪院檀越堂對聯三卷四冊之《澳門詩詞箋注》參閱“一卷在手 盡閱風騷──淺談《澳門詩詞箋注》的文學價值”參閱“澳門廟宇楹聯的禪意及文學內涵”澳門楹聯學會出版之《澳門名勝楹聯輯注》封面xiv

1 前言 這是繼《中國近代文學論稿》後，個人第二本有關近代文學的集子，乃從近年所寫蕪文中揀選與澳門有關的篇章輯成。自1984年韓牧在“港澳作家座談會”上提出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至今近30年了。對於如何界定“澳門文學”的問題，學術界已逐漸有了共識。簡單來說，就是包涵（1）澳門人寫的作品；（2）非澳門籍作家寫澳門的作品。如所周知，文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的產生、變化和發展是受社會歷史條件制約的。同時，文學又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其演變有其自身發展規律。澳門因受特殊的發展歷程局限，文學積澱甚為淺薄，缺乏推動自身轉變的動力，很大程度上要靠外力來推動。所以，上述這種頗為寬鬆、近乎“寧濫毋缺”的界定，是符合澳門文學發展的特點和實際的，它有助推動澳門文學的發展。“澳門文學”的範疇劃定之後，“澳門近代文學”又該如何界定呢？我們發現，“近代文學”從未成澳門文學界談論的熱點，原因可能是覺得內地權威的文學史對中國文學史的分期早有定論，不必也不值得再探討了。事實真的如此嗎？關於中國文學史的分期，較普遍的是四段論。即：鴉片戰爭前為古代文學；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為近代文學；“五四”運動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現代文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今為當代文學。近年有學者對這樣的劃分提出異議。就近代文學而論，有學者提出上限應上推20年，以啟蒙者龔自珍進入文壇作起點，下限則下延10年，以近代文學的代表人物梁啟超謝世為終點。這種主張似乎至今尚未形成共識。以上是針對整個中國文學史而論的，澳門近代文學史的上下限應該如何界定呢？筆者試談談個人的認識 。

2欲界定澳門近代文學史的上下限，必先對近代文學的特點有所了解。對此，華南師範大學前校長管林教授有頗詳盡的論述。管教授指出，中國近代文學具有四大特點：1. 反帝反封建性。表現為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列強入侵，維護國家的獨立與尊嚴，愛國精神與民主思想相結合。2. 多樣性。包括文學題材的多樣性及文學體裁的多樣性。作品取材開始涉及外國歷史、自然科學及異國風光、民俗人情等。3. 複雜性。近代許多代表性的作家思想上都存在新與舊的矛盾，他們既是保持民族氣節的愛國者，又深受封建文化的影響。4. 過渡性。主要表現為新舊共處，新的因素逐步增長，為新文學的誕生作了先導和準備。1用以上幾個特點來量度，可以認定，澳門近代文學史的上限就在明末清初。澳門自16世紀中葉開埠以後，雖有零星的文學活動記錄，但真正形成規模的文學創作活動要到晚明才出現。當時一批“義不帝秦”的明末遺民避居澳門，在此常作採薇之詠，由是開始了澳門文學的發展。隨後，宦遊澳門的官員及來澳遊歷設席者絡繹不絕。文人雅士留澳期間，每有詩文記錄聞見、述志抒懷。這些作品（絕大部分是詩歌）在主題、題材、語言等方面已初具近代文學的特色。首先，這個時期澳門的詩歌中，傳統知識份子感時傷事的憂患意識已逐漸擴展到對外國入侵的擔憂。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掌粵海關的成克大，曾到澳門視事，並作詩記之。其中《望洋臺》有句：“濫觴不在多，積微固有漸。勿令登臺人，徒作望洋嘆。”擔心葡人勢力日漸強大，將會損害中國的權益。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二十九年（1690年）間曾多次來澳的屈大均，就在其《澳門》詩寫道：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兵愁蠻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無事，前山一將功。詩中明顯流露出對外國挑釁、朝廷將會失去領土管治權的擔憂。澳門詩歌中這種反殖民者侵略的精神不斷延續，貫穿了鴉片戰爭時期、清末民初時期以及抗日戰爭時期，並且表現得越來越鮮明，越來越強烈。1 管林：《論中國近代文學的特點》，《海南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

3其次，這個時期的澳門詩歌，題材多樣性的特點也很突出。很多在傳統詩歌未曾涉獵的領域如自然科學、華僑、海外風光、異族民俗人情等，都成為澳門詩歌常見的描寫對象。如成克大之《濠鏡澳即事》：編竹張飛蓋，肩輿類短床。兜羅衣尚錦，篤耨珮含香。茉莉蒸花露，檳榔當酒漿。倭絲襟底貯，但嗅不須嘗。對洋婦的服飾及西洋物品描寫甚詳。這是古代詩歌從未出現過的。再者，推動澳門文學發展最力者，應數因內地社會動盪而遁跡避難來澳的“遺民”。澳門文學濫觴於明清之際，之後曾出現過兩次高峰，分別為清末民初及抗日戰爭時期，就是有力的證明。這些避難來澳的文人，出身各異，思想也較為複雜。一方面，儒家傳統的倫理觀念令他們常流露出忠君憂國、懷念前朝的情緒，一方面，他們頭腦中的家國觀念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獨尊王室轉而關心社稷蒼生；他們尊崇和懷念傳統文化，但又無力阻止傳統文化被推向衰亡；即使他們對舊朝代的復辟不再抱希望，但對新時代、新文化又感到困惑和恐懼，故而常陷於矛盾和痛苦之中。澳門詩歌中眾多的述懷之作最能集中地表現出這種複雜性。還有，拿澳門詩歌與傳統古代詩歌作比較，會發現體裁格式雖無明顯變化，但詩歌的語言出現了新的突破。一些外國事物的名稱，如輪船、洋酒、自鳴鐘、教堂、洋琴以及外文的音譯詞語出現在格律詩中。誠如韓國學者李德超教授所說：“澳門為中國之最早華洋雜處區，其於語言之交流，亦為初地，故表現於文學作品者，亦多新異之處。”2 他還列舉屈大均的“共床花發貝多羅，鸚鵡堂前能唱歌”、王軫的“心倦懨懨體倦扶，明朝又是獨名孤”、李遐齡的“滑膩雞頭軟似棉，春蔥擎效西姑連”、鍾啟韶的“待醒蘆卑酒，巴菰卷葉煙”、梁喬漢的“飲饌較多番菜品，唐人爭說芥喱雞”為證。此外，張汝霖的“耶蘇不怪生衰漢，瑪竇何心納故明”、釋跡刪的“丹青不是支那筆，花木還同震旦春”、“年來吾道荒涼甚，翻羨侏離禮拜頻”等，皆以新詞入詩，令人耳目一新。通過以上分析，可知以舊體詩歌為代表性文體的澳門文學，甫登場即2 李德超：《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概況》，載《澳門文學論集》，澳門文化學會、澳門日報出版社，1988年3月。

4開始緩慢地由封閉型思維體系向開放型思維體系轉化。這是由澳門獨特的歷史時空決定的。這個當年只有6平方公里面積的蕞爾半島，從默默無聞的漁村一躍而成為東西方交通和貿易的港口，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時，就注定了澳門文學遠早於她的母體面向西方世界。換言之，澳門文學還沒來得及從古代文學中吸取更多的養分、更茁壯地成長時，就被歷史驅趕，茫然而好奇地接受西方文化的衝擊。中西方文化的共容共存，使澳門文學在幼年時期已在文學觀念、審美意識、詩歌語言以及表現手法等方面開始帶有近代文學的特點了。我們確認了澳門近代文學濫觴於明末清初，那麼，澳門近代文學史的下限又在何時？前面提過，近代文學還具有“過渡性”的特點，主要表現為新舊共處，新的因素逐步增長，為新文學的誕生作了先導和準備。由此推論，當澳門新文學誕生之時，就標誌着澳門近代文學的“過渡性”任務完結，可視為澳門近代文學史的下限了。中國的新文學肇始於1919年“五四”運動。但這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運動對澳門沒有即時影響，它的震波似乎被厚厚的海棉類的東西吸光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澳門文壇依然由舊文學（主要是舊體詩）作盟主。對於澳門新文學的出現，文壇前輩李成俊先生有過一段描述：澳門早期新文學活動應該是“九一八”救亡運動以後逐步開展起來的。最早是愛國人士陳少陵從日本回來，開設第一間供應新文藝書刊的“小小書店”（不是現在的“小小書店”）。著名學者繆朗山，組織過多次專題報告會，輔導青年學生閱讀愛國文藝作品。之後，“七君子”之一史良來澳宣傳抗日救國，救亡團體如“四界救災會”、“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起來讀書會”、“大眾歌詠團”、“前鋒劇社”、“曉鐘劇社”、“綠光劇社”等紛紛成立，演話劇、唱救亡歌曲，寫宣傳抗日的漫畫和文章，輸送了一大批愛國青年到國民黨的“七政大”做文藝宣傳工作。33 李成俊：《香港‧澳門‧中國現代文學》，載《澳門文學論集》，澳門文化學會，1988年3月。

5這段描述被視為澳門新文學發端的權威觀點，被廣泛引用。對此，筆者認為有可商榷之處。一般來說，判斷一個新的文學時期是否開始形成，往往會看是它否出現與舊文學有別的文學思想，是否出現一批有新題材、新語言、新手法的作品。李先生所述，陳少陵開設書店、繆朗山輔導青年學生閱讀愛國文藝作品、史良來澳宣傳抗日救國，以及各種社團演話劇、唱救亡歌曲、寫宣傳抗日的漫畫和文章、輸送愛國青年做文藝宣傳工作等，似乎都夠不上判定其屬於新文學運動的條件。至於另說在抗戰時期曾路過或短暫停留過澳門的文學作家如茅盾、張天翼、夏衍、端木蕻良、杜埃、秦牧、紫風、于逢、華嘉等，無可否認，他們都是新文學運動的幹將，但是他們在澳門為新文學運動做了些什麼呢？推動了些什麼，又取得了什麼樣的成效呢？目前還看不到有關材料，論者亦語焉不詳。我們總不能說，由於這些新文學的作家來過，就表示澳門開始進入新文學時期了吧？當然，我們不否認，這些人物來澳，對催生澳門新文學是有幫助的，但將之形容為“在澳門播下了新文學的種子”可能會更恰當。惟種子萌發尚需時日，亦需適當的溫度、充足的水分和養料。張炯教授編寫的《中華文學通史》說：“新文學在三四十年代的澳門，幾無蹤影。”4 劉登翰教授指出：“澳門新文學作品的出現，恐怕還要推遲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馮裕芳（化名丘老師）組織文藝小組；金應熙借古諷今撰寫歷史小品和陳霞子主持報紙副刊筆政時期了。”5 兩位教授將新文學的出現時間定在抗戰後期，是符合澳門文學發展實際的準確判斷。既然澳門新文學萌發於抗日戰爭後期，那麼，澳門近代文學史的下限定在此時就順理成章了。這也正是我將澳門的“抗戰文學”放在近代文學範疇去研究的理由。了解澳門文學發展歷程的人都承認，抗日戰爭時期是澳門文學發展的又一高峰。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眾多中土及鄰近地區的文人雅士投奔澳門，與本土文人一起在此留下了大量充滿愛國情懷的篇章。如果把澳門的“抗戰文學”劃歸“現代文學”，試問，處在萌芽狀態的“澳門現代文學”，能結出如此纍纍碩果嗎？4 張炯編：《中華文學通史》第八卷，《澳門的當代詩歌》章節見於《澳門現代詩刊》第16期，澳門五月詩社出版，1999年6月。5 劉登翰主編：《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1998年10月。

6綜上所述，可知澳門的古代文學尚未真正成長，在清末明初一下子便被推到了“近代”階段。而當澳門近代文學步履蹣跚走到20世紀40年代後期，這時內地已開始所謂的“當代”了。也就是說，澳門文學發展的歷史，幾乎沒有經歷傳統概念的“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兩個階段，這就顛覆了人們熟悉的“四段論”了。聽起來是有點怪，但這是澳門特殊的歷史發展歷程與澳門文學鮮明的“植入式”特點所決定的。借用澳門旅遊局的宣傳口號：“澳門就是與別不同！”對文學發展史分期，本意是希望將文學發展與社會歷史結合來研究，既看到歷史對文學的影響，又反映文學本身發展的變化。但這樣的劃分只能採用“模糊”概念，因為文學的傳承總有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不可能出現“某天關閉一道門，同時打開另一道門”那種截然分割的情況。事實上，澳門踏入“新文學”時代之後，新舊文學固然並存，而且舊文學的影響力在頗長時期內仍相當大。所以，為文學史分期雖是每位研究者為界定研究範疇必先解決的問題，但大可不必太執着，只須把不同時期的文學放回大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中去認真考察就行了。毋庸諱言，澳門近代文學並沒有產生偉大的作家和影響巨大的作品，但作為嶺南文學的一脈，澳門近代文學因其獨特的發展歷程和多元文化意蘊，具有其他地域文學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價值。近年本地和內地學者對澳門文學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更多被史塵湮沒的“寶藏”仍有待挖掘。筆者囿於學術能力，自知不能進行宏觀的勘查和開採，只合在“寶藏”周邊徘徊，望“寶”興嘆。幸好，幾回腳下踢到浮露在土表的小石，於是趕緊帶回家中拂去沙塵，摩挲鑑賞，自得其樂，竟不知老之既至。偶有所得，便胡亂記下，自詡曰：“探微。”今更不避賣弄之譏，結集刊行“獻世”，實盼日後各位高人雅士構築《澳門文學史》時，不鄙棄這堆略經整理的東西，將之填補合適的縫隙，則於願已足！囉囉唆唆地談過“澳門文學”，談過“澳門近代文學”，又解釋了“探微”之意，把重複的詞語刪掉，拼湊起來，就是《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了。 陳業東謹識 2013年8月

7南天一幟：陳子褒與晚清白話文運動南天一幟：陳子褒與晚清白話文運動談到晚清白話文運動，人們總會首先想起江蘇人裘廷梁。他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中，痛陳文言之危害，極讚白話的好處，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在白話文運動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當然，人們也不會忘記倡導白話的另一位領袖人物──陳子褒。陳子褒，名榮袞，字子褒，號耐庵，別號婦孺之僕，廣東新會外海人。生於1862年3月11日，卒於1922年7月4日。陳子褒早年與梁啟超友善。1893年與康有為同應鄉試，一同考中舉人，陳子褒考中第五名，康有為中式第八名。子褒對康氏之經國救民思想大為嘆服，乃入萬木草堂讀書，執弟子禮。在康有為的教導、指點下，陳子褒的新思想迅速滋長。戊戌變法失敗後，陳子褒曾東渡扶桑，遍察日本各地小學教育情況，認識到基礎教育和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回國後即致力改良小學教育，在澳門設立蒙學書塾，繼而先後創辦“教育學會”和“蒙學會”，倡行通俗化教育。 一 近代主張報章宜用白話的第一人戊戌政變令許多仁人志士逐漸明白，要實現變法的理想，首先就要進行思想的啟蒙，因而把注意力轉移到普及方面來。他們發現中國言文分離的現實是思想啟蒙的最大障礙。較早覺悟到這一問題的是黃遵憲，他在寫《日本國誌》時就指出：要使“天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就必須走“語言與文字合”的道路。裘廷梁在戊戌變法前一年，發表了《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把中國民智不開的現象歸罪於“言文分離”，主張“崇白話而廢文言”。這些都是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先聲。與裘廷梁幾乎同時，遠居澳門的維新派人物陳子褒，也旗幟鮮明地推動白話，為晚清白話文運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陳子褒寫了一篇《俗話說》，對語言的雅俗提出精闢的見解。他指出：“人人共曉之話謂之俗，人人不曉之話謂之雅，十得二者亦謂之雅。今日所謂極雅之話，在古人之時俱俗話也；今日所謂極俗之話，在千百年之後又謂之雅也。”在此，陳子褒根據語言發展演變的規律，提出了雅俗二元對立的語言觀。文字之始，本來就用以記錄口頭俗語，初時確是“言文合一”的。只是隨著時代變遷，年代綿邈，文字不變而語言已幾歷變化，結果早年的俗語變成了雅語，造成了“語言與文字離”的現象。而且語言的變化持續，今日極俗的話，千百年後又成為難解的雅語了。陳子褒所說“今日之雅語”，指的就是文言。由於言文分離，懂文言的充其量“十得二者”，甚至“人人不曉”，這對開啟民智、保種救國是十分不利的。在變法訴求日益強烈的背景中，陳子褒的文字改革論與政治改革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陳子褒在澳門《知新報》第一百一十一冊發表了《論報章宜改用淺說》，此文與裘廷梁的《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同為晚清白話文運動的綱領性文獻，陳子褒成為近代主張報章改用白話的第一人。《論報章宜改用淺說》（以下簡稱《淺說》）首先論述了改文言為白話的重要性。他指出：“今夫亡國之禍，文言其一端矣。中國五萬萬人之中，試問能文言者幾何？大約能文言者，五萬份中之百份耳。以百分之人遂舉四萬九千九百分之人置於不議不論，而惟日演其文言以為美觀。一國中若農、若工、若商、若婦人、若孺子，徒任其廢聰塞明、啞口瞪目，遂養成今日不痛不癢之世界。彼為文言者，曾亦靜言思之否耶？”由於國人中通文言者極少，絕大多數人面對文言就會“廢聰塞明、啞口瞪目”，自然民氣閉塞、國力不張。該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呢？陳子褒指出：“大抵今日變法，以開民智為先，開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陳子褒在《知新報》發表《論報章宜改用淺說》

9南天一幟：陳子褒與晚清白話文運動文言，則四萬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於黑暗世界中，是謂陸沉。若改文言，則四萬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於玻璃世界中，是謂不夜。”他痛斥文言之害，大有“天不變文言，萬古如長夜”之慨。中國歷代文言文的訓練，形成了文人的思維定勢。陳子褒提倡報章採用淺說，自然會遭到“淺說不雅”的責難。對此，他除了重申《俗話說》關於語言雅俗演化的觀點外，更強調在國危日迫的形勢下，提倡白話對開啟民智的重要性。他說：“今之好為文言者，豈不曰‘此雅觀也，此古藻也’。然余試取淺近者以譬之：文言譬如古玩店，淺說譬如賣米店。一國之中，可以人人不買古玩，不可以一人不買米。彼古玩者，不過米穀豐熟之時，出其餘錢買之耳，而實則無甚通用處也。況當此危局，有如凶年，閉了古玩店以開米店，不獨貧兒沾恩，即向來開古玩之家亦有平米食也。且今之君子，有文質兩存之說者，亦非計之得也。假如出一段言語，十人中有五人知之，有五人不知，孰若出一段言語，十人聞之即有十人知之也。”他批評堅持文言的人“使必重雅而輕俗，不可解也；使必求雅而棄俗，尤不可解也”。陳子褒的《淺說》大聲疾呼、再三論證，旗幟鮮明地提倡白話，與裘廷梁的《論白話為維新之本》雙璧輝映，同為晚清白話文運動的綱領性文獻。《淺說》將白話與文言的存廢同國家的進步與落後聯繫在一起，亦表現出作者的愛國思想和反封建的求變精神。《淺說》刊出後，《知新報》第一百一十三冊即出告白與《淺說》相呼應，曰：“本館今年新改體例，論說文字務取淺白，期於人人共曉，故盡人皆可購閱。”二 致力啟蒙教育，推動“言文合一”報章宜用淺說的道理闡明了，但問題尚未解決。因為對於不識字的

1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人，報章的文句再淺白亦是徒然。對此，陳子褒提出可行的建議：“有謂中國識字人少，雖以淺說作報亦未能大開民智者，則多開小學堂、多求訓蒙捷法可矣；有謂現在不識字之人多，雖有淺說報章，無從開導，則多開演說社可矣。”為了實踐開啟民智的的理想，1899年陳子褒由日本返國後即在澳門創辦蒙學書塾，推行啟蒙教育。他在《知新報》第一百一十冊連續發表了《論訓蒙宜先解字》及《論訓蒙宜用淺白新讀本》兩文，為啟蒙教育指出了新路向。陳子褒還以“婦孺之僕”的名號，先後編寫了數十種婦孺啟蒙讀本作推廣白話文的教材。這些讀本淺白易明，出版後極受粵港澳及四鄉學校的歡迎，傳佈甚廣。一時間，澳門教育居全粵之冠。陳子褒推行白話文運動的貢獻，表現在如下三方面。1. 確定以婦孺為推廣白話文的主要對象。陳子褒認為：幼童未習文言，先讀淺白課本，對掌握語言文字、實現“言文合一”會收事半功倍之效。況且兒童為未來社會棟樑，以淺白讀本訓之，對他們的成長亦有莫大的好處。他說：“今夫淺白讀本之有益也，余嘗以教授童子矣。甲童曰：‘好聽！好聽！’乙童曰：‘得意！得意！’所謂‘好聽’、‘得意’者，無他，一聞即解之謂耳。一聞即解，故讀之有趣味，且記憶亦易。如此，則腦筋不勞，無有以為苦事而不願入塾者。且兒童養生之道，亦在是矣。”當時科舉制度仍存，而“四書”、“五經”為科舉必考的內容，童子只讀淺白課本，能否適應科舉考試？陳子褒指出：舊的教法，先生只讀不解，學生雖熟讀《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而不解其意，實則無用。只有通過解字，才能讓學童領會文意。淺白課本用兒童“已曉之話，教以已曉之話之字，童子必大有樂趣。且所解之字觸目即是，開口即有，分外易記。”再通過“一字數解”及“兩字一解”的辦法，即可“將四書五經之字分開解釋矣，至是而教以四書五經，只講大義，彼自明白”。又有人質疑：四書五經乃聖賢道理，怎能捨之而習淺白課本？陳子褒反駁說：“四書五經之道理無分古今，惟其語言則儒林古國之語，而非今國之語也。若以今國之語言寫無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

11南天一幟：陳子褒與晚清白話文運動余所謂淺白讀本，非不講道理之謂，乃句話淺白之謂耳。”對於有人質疑兒童學習淺白讀本於寫作八股有礙，陳子褒解釋說：“新讀本固非為八股計也，然即為八股計亦無阻礙。新讀本之文法，與八股之文一耳。他日以八股講文法，不如今日以新讀本講文法。蓋轉落直落、一起一住等文法，若以深奧道理聯屬之，反難領會，若用眼前事物聯屬之，一聞即解。若幼時即解文法，他日作八股斷無誤用之虛字矣。”如此，陳子褒從理論上闡明了以淺白讀本對兒童啟蒙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至於婦女，因長期錮在“無才便是德”的桎梏中，識字者甚少。陳子褒揭露和批評封建制度輕視婦女的禍害，力促男女平等。他在《女學不興之弊》中寫道：“中國有一大害，如女子不讀書是也。……我中國四萬萬人，而有二萬萬不讀書之女子，是一半無用之人矣。有一半無用之人，中國所以日弱也。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誠哉斯言乎！……然信如孟子之言，則二萬萬無教之女子，豈不與禽獸相近耶？乃國民不以為恥，反以為固當如此也。嗚呼，豈不痛哉！豈不痛哉！”他大力提倡婦女教育，認為這也是振興中國的要務。若婦女掌握了知識學問，則可將小學教育之權歸於女子，他在《聯愛女校招生啟》中說：“女子者，國民之母也；女學者，幼學之母也。”陳子褒極力強調婦女接受教育的重要。他所辦的學塾在1903年已兼收女生，成為中國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學校。發表在《知新報》的《淺說》等三篇論文，集中地表達了陳子褒的白話觀，是他推行白話文啟蒙教育的綱領和策略。裘廷梁推動白話文運動時，重點放在開辦白話報章，對象為識字之人。陳子褒把學童婦人定為推廣白話教育的主要對象，無疑是深蘊愛國精神、別具戰略意義的真知遠見。2. 編寫了大量的《婦孺新讀本》陳子褒提倡使用淺白讀本，並親自編寫多種婦孺讀本，在其所辦學塾作教材，開了通俗文字教學的先河。從1895年至1921年的二十六年間，陳子褒共編撰出版各類婦孺讀物五十餘種。這些改良讀物，廣為省城、香港和澳門的書塾、學堂採用，風行一時。

1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陳子褒致力推行白話文，主張“言文合一”。他相信白話文能普及教育，學童婦人皆可較直接地接受科學與社會知識，從而促使思想觀念的轉變，使國家逐漸富強起來。這個出發點，無疑順應了當時社會要求變革的需要，但“言文合一”的目標卻與語言的現實狀況有較大的距離。須知，“言”是口頭語，“文”是書面語，兩者之間是難以完全一致的。特別是在澳門，通行的“白話”只是粵方言，其與書面語的差異，較國語“白話”與書面語的差異更大。那麼，陳子褒選擇了怎樣的語言去編撰讀物，能令學童婦人“一聞即解”呢？原來他採取了分別對待的策略，為學童與為婦人編寫教材時各有側重：學童用的課本採用“淺說”，即淺白的書面語；婦女讀物則偏重口語，即粵方言。先看學童的讀本。陳子褒編有《婦孺三四五字書》供初入塾的學童作啟蒙教材，以“早起身，下床去。先灑水，後掃地”的《三字書》取代“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的《三字經》；以“同枱食飯，手㬹莫橫；若係飲湯，讓人起羹”的《四字書》取代“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晨宿列張”的《千字文》；以“記得細時好，跟娘去飲茶；門前磨蜆殼，巷口撥泥沙”的《五字書》取代“天子重賢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幼學詩》。《五字書》中還有些結合蓄德開智的詩歌。如《戒煙詩》云：“莫食鴉片煙，一食魔鬼纏。煙癮忽然起，眼鼻水漣漣。面如鑊底黑，還聳一字肩。須戒第一口，煙床總莫眠。”《戒賭詩》云：“賭錢真下賤，無日得光鮮。當衫亦當褲，賣屋又賣田。父母常愁悶，親朋孰恤憐。人生有正業，不賭是贏錢。”此類韻文語句通順，明白如話，極富廣東地方特色。學童容易上口，里巷亦如童謠般傳唱。對於年級稍高的學童，陳子褒要求他們“口所能道者，筆亦略能述之”，因此編寫教材時就使用較雅的白話。如《婦孺論說入門》改良本中的《民國論》：“嗚呼，國之存亡，種之盛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彼東西國之何以勃然日興？我中國何以岌然日危？彼其國民，以國為己之國，以國事為己事，以國權為己權，以國恥為己恥，以國榮為己榮。我之國民，以國為君相之國，其事、其權、其榮、其恥，皆視為度外之事。嗚呼！不有民，何有國？不有國，何有民？民與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13南天一幟：陳子褒與晚清白話文運動今我民不以國為己之國，人人不自有其國，斯國亡矣！國亡而人權亡，而人道之苦，將不問矣。泰西人曰：中國人無愛國之性質。嗚呼！我四萬萬同胞，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此類短文配合維新宣傳，觀點明確、推論縝密。而所用文字皆甚淺白，雖似文言，實質與白話十分接近，文中更無僻澀典故，學童當然“聞之即解”。再看婦女讀物。陳子褒為婦女編寫的讀物傾向於直接使用粵港澳通行之“白話”──粵語。細緻些區分的話，可見由文言或淺白書面語翻譯成粵語，及由粵語翻譯成淺白書面語兩類。由文言或淺白書面語翻譯成粵語的情形，集中在《婦孺信札材料》中。如對日常用語的解釋：鼻 ──鼻哥、舖──舖頭、肚──個肚、槍──燒槍、毛──頭毛、爐──風爐、襪 ──對襪、頭 ──頭殼、晚──挨晚，等等。又如對部分書札用語的解釋：“揖別以來”──隔別咁耐、“目下”──現在也、“茲有懇者”──現在有事多煩你、“希為哂存”──送物件去人求人受落佢、“尊意如何”──你意思話怎樣、“統祈酌奪”──幾件事聽你定主意、“撥冗”──放落事幹未做來做別樣、“食言”──講過說話又唔認、“人云亦云”──人咁話佢又咁話、“適逢其偶”──剛剛遇著，等等。1903年編輯出版的一本《婦孺譯文》則見由粵語譯成書面語的典型例子。書內文字先以粵方言俗語寫出，再譯成淺白之書面語。如《遊馬交石》：“今日天時咁樣暑熱，好想薯去馬交石一遊，但係熱頭又猛，行路又辛苦唄。”譯文為：“今日天時，如此暑熱，甚欲往馬交石一遊。惟是太陽酷烈，行路又辛苦耳。”如此前後對照，語與文通，習者既易領會，亦有助提高語言文字表達能力，可謂良工心苦。陳子褒在《改良婦孺須知》卷上的序中說過：“僕自乙未之歲，草創《婦孺須知》一卷。模黃門之急就，羼揚雲之方言。通俗是貴，利用斯

1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在。”並在該書的例言中申明：“是書多登粵語，有字書所不收者，有字書所收而不作是解者。公羊作傳間用齊言，高密經屢引漢制，亦便俗之恉也。深人見之，諒不置喙。”又說：“是書之字，乃婦孺樂認之字。婦孺所見所聞，知其語而不知其字，今於婦孺所知之語，示以婦孺所知之語之字。聲入心通，樂何如之。”陳子褒就是這樣以淺白書面語或直接以粵語入文，以“通俗”、“便俗”為恉，追求語文合一，實踐以白話代替文言的主張。陳子褒出於愛國救民之志，一生致力於婦孺教育，抱著“今日編書宜為極貧極愚之國民設法，乃為有補大局”的宗旨，二十餘年辛勞不輟，編寫了大量婦孺讀本。這些讀物既通俗易懂，便於提高漢語言文字，又重視蓄德開智，進行文明教育，一掃四書五經等舊文言讀本沉悶和與時脫節之弊，故廣受歡迎，一版再版。各書不獨為澳門之新式學堂樂用，亦暢銷於廣州、香港及珠江三角洲。由於婦孺讀物風行各地，竟至出現盜印版本，令蒙學書塾不得不在出版時特別加以申明：“本書塾聯合同志編輯蒙學諸書，刊刻不苟，而且再三改良。近有書坊將各書貼板翻刻者，錯誤太甚。欲購各書者，須到各代售處購取，並認定板本，乃不致誤。”百年前竟出現盜印風波，可算是出版史上的一段軼話。雖然婦孺讀物並無總發行量的數字，僅從被盜印一事，已足證陳子褒為推動白話文運動而編的教材影響之廣。3. 培育出一代新人陳子褒以淺白之新讀本為教材，並親自教授經史、國文、習字等科，要求嚴格、諄諄教導，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學生。據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載，“他指導學生作文，經教導後，倘學生還未懂得其中關鍵的，他便自己撰寫範文一篇，和各學生的課卷一同貼堂，使學生們有所觀摩”。1915年9月，大飛行家譚根應澳門商會邀請，來澳作飛機飛行表演，籌款以賑濟當年廣東百年一遇的水災災民。當日，陳子褒開辦的灌根

15南天一幟：陳子褒與晚清白話文運動學校亦停課讓學童前去觀看，並要學生以觀賞飛行表演為題作文。一位名叫陳秀芬的學生寫道：“某日，某童約往關閘，曰：‘是日有大名鼎鼎之大飛行家譚根演放飛機，盍往觀乎？’眾童曰：‘諾！’於是掎裳連袂，緩緩而行。忽見遊人如蟻螻，足上下者，輿夫之奔也；急如電、響如雷，車輪之轉也。行行重行行，未幾即抵關閘焉。當是時也，譚根準備演放飛機。卒然則見飛機乘風而上，如鶴穿雲，越一小時許翱翔而降矣。嗚呼！十九世紀之文明所謂飛機者，層出不窮，各標一幟。而我國飛行家前仆後繼如譚根者，可謂為中國出色矣。”此文結構完整、敘議結合、描寫傳神，足見陳子褒以淺白書面語教學成績蜚然。陳子褒為社會培養出大批出色的人才，所辦學塾聲譽日高。曾受業於其門下的冼玉清、李應林、容啟東、陳德芸、冼秉熹、區朗若等，後來都成為卓然有成的學者。三 歷史的遺憾陳子褒配合維新宣傳，在澳、港致力推動白話文運動。除了在報章上撰文鼓吹白話之外，還親辦啟蒙學塾，自撰淺白教材。環顧晚清文壇和教育界，像他那樣身體力行、堅持二十餘年如一日，有綱領、有對象、有陣地、有教材“一條龍”式推動白話文運動並取得巨大成功的，實在找不出第二人。然而，晚清白話文運動最終並未能普及白話，陳子褒和他的戰友們留下了歷史的遺憾。其一，單純把白話作為政治“教化”工具的功利主義，埋下了白話文運動失敗的伏筆。晚清的白話文運動，是以改良政治為動力的。裘廷梁、陳子褒等人提倡白話，純是著眼於白話易為眾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有助於維新宣傳。其實語言的發展是有其自身規律的，把語言變革綁在政治變革的戰車上，結果干擾了語言的發展。在維新宣傳的高潮中，白話文運動蓬勃發展（戊戌至辛亥間全國湧現過百種以“白話”命名的報紙可證）。隨著辛亥革命成功，許多人覺得改革政治的任務已經完成，啟蒙宣傳也因清王朝的覆亡而失去了緊迫性，於是白話報刊數量急遽減少，白話文運動便陷入低潮。

1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尤其重要的是，由於語言變革和政治變革緊密結合，導致白話文運動倡導者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片面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們都把中國落後、民眾愚昧全歸罪於文言。陳子褒指“不改文言，是謂陸沉”，裘廷梁更認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話若。”故他們一味鼓吹“崇白話、廢文言”，彷彿只要革了文言的命，把一切以文言寫成的東西換成白話，中國就會富強了，亡國滅種的危機就消弭了。他們不明白文言是我國傳統文化的載體，在當時廢文言就是割斷傳統與現代的聯繫。而且文言作為一種文學語言，經過長時期的錘鍊與積累，精煉簡潔，短期內絕非當時那種雖淺白易懂、但粗糙不成熟的白話所能取代的。雖則提倡白話的本身可說是符合文學發展規律的，在客觀上也擴展了白話文的市場，但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先驅者們迫不及待地把白話推到救國救民的高度，其最終失敗，自不待言。其二，“言文合一”的局限。“言文合一”是晚清白話文運動的綱領性口號。裘廷梁主張“文字與語言合，聆之於耳，按之於書，殆無以異”，陳子褒編撰婦孺讀物時也不避便俗，追求文字與語言合一。戊戌以前，書面語與口語之間一直存在較大的差距，戊戌以後，新思想、新詞彙急速增加，書面語與口語之間的差距更大。此時，確有必要推動語言和文字走上合一的道路。但從語言的發展看，兩者存在差異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口語活躍、變化大，而書面語是一種規範的語言，保持著相對的穩定性，它作為一種準確的思想交流工具，享有更廣闊的時空範圍。陳子褒、裘廷梁等人忽視兩者之間的差異，欲在短時間以口語完全代替書面語，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且看陳子褒自己寫的文章也並不完全用白話可知一二。而且，在變革政治的背景中，白話只被視為開啟民智的工具，尚未有意識地把它作為一種文學表現媒介去經營，當然不可能完成由文言向白話的變革。還有，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們似乎都沒有解決“建立甚麼樣的白話”的問題。他們在追求“言文合一”時，常把白話與方言混為一談。裘廷梁等人辦的許多白話報其實只是方言報，陳子褒的婦孺讀物也有不少以粵方言寫成。言文是“合一”了，卻極大地限制了它們的傳播範圍，陳子

17南天一幟：陳子褒與晚清白話文運動褒的淺白新課本也就很難衝出廣州方言區。這算是追求“言文合一”付出的代價吧。晚清白話文運動雖則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奠定了堅實的語言基礎，但最終未能完成變革文學語言的使命。陳子褒逝於1922年，也未能親睹現代漢語迅速走向成熟。不過，作為近代語言變革的先驅，他在理論和實踐都有傑出的貢獻，早已名垂史冊，成為晚清白話文運動中一面飄揚在南國上空的旗幟。

1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一軸二十世紀初的“澳門清明上河圖”──梁喬漢《鏡湖雜詠》初探前言澳 門 雖 是 個 孤 懸 海 表 的 蕞 爾小城，但開埠歷史不短，且因中西文化薈萃，名勝古蹟頗多。幾百年來，澳門從未受到嚴重戰火蹂躪，來澳為宦、經商、旅遊及設館者，各朝皆有。每當中國政局動盪時，澳門因遠離動亂的漩渦，往往成為人們避兵遯居之所。內地的文人雅士來到澳門，被此地優美的景物撩動詩情，登高吟唱、雅集賦詩是常有的事。而洋人的服飾、語言乃至風俗習慣，更令他們感到新奇可愕，紛紛將所見所感記諸詩中。雖說近代澳門的詩歌基本上仍保留着傳統的形式，但詩詞中展現的澳門獨特風貌已與傳統詩歌大異其趣。組詩的形式最早出現在東晉時期，以後一直為詩家採用。到了近代，則為更多的詩人所接受。澳門可供吟詠的素材俯拾皆是，且此地較長時間華洋雜處，獨特的社會風貌常引起由內地來澳的詩人感情強烈的激蕩，篇幅短小的一首格律詩已不足以描繪及抒發淋漓盡致。於是在澳門近代詩歌史上，出現過一些以組詩形式出現的作品。諸如丘逢甲作於1900年的《澳門雜詩》、潘飛聲作於1908年的《澳門雜詩》、汪兆鏞作於1917年的《澳門雜詩》、黃節作於1929年的《澳居雜詩》等，都是歌詠澳門風物的著名組詩。另有一組為數五十首的詩歌，描述澳門風物甚為詳盡，可惜長期被人忽略，各種澳門詩歌選本甚至沒有提及，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它，就是梁喬漢的《鏡湖雜詠》。從松山眺望望廈，左為青盩山，右為望廈山

19一軸二十世紀初的“澳門清明上河圖”梁喬漢，廣東順德人，生卒年未詳。今見之《鏡湖雜詠》載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藏珍閣鋟版之《港澳旅遊草》。上有區應麟作序曰：“旅遊者，吾鄉茂才梁斗衡館於澳門而作也。是年余忝主講桂山書院之席，相去匪遠。屢承郵筒見寄，裒然成帙，足資聞見不少。猶憶曩時幸同硯席，君與其胞兄祝年孝廉手著《昶園詩草》共十卷，為其徒輩刊成《花萼聯集》，早已並行於世。今以海外輿圖風物，向乏歌詠之流傳，特有意補所未足，亦文獻之流亞，而方域之幸事也。因勸付之手民，留後日山川生色，然此特其餘緒耳。君別著有《享帚軒文集》，駢散體二卷，多有關世道之言，近亦開雕，轉盼梓成，當更爭先快睹也。此本排印既就，爰叙其略而綴於簡端。”目前，我們僅能憑這段文字約略了解梁喬漢的簡歷與著述。關於《鏡湖雜詠》的寫作，作者有一篇長達七八百字的“自序”。序中詳述了澳門被葡人逐漸侵佔的史實，並說明《雜詠》乃其於光緒庚子（1900年）在澳門設館教學時所作。他說：“賈閬仙詩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盡日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認并州是故鄉’。予生長順邑，遊學羊城，歷有年所。由今視昔，宛有同情。古人足跡所至，山川風土，不憚流傳。澳門濱臨海外，別成一島，人煙薈萃，殆亦都會也。開闢之由，未盡湮沒，有樂得而縷述者焉。……迄今採拓舊聞，搜訪遺址，在澳人尚罕有知者，蓋文獻不足故也。公餘多暇，因為覽其方輿，考其風俗，仿昔人《羊城百詠》之意，作為截句凡五十首。古蹟名勝十有五，風土二十有五，夷俗十，綴錄如左。有以澳事問者，出此遍觀以代塵談，亦省卻多少唇舌耳，工拙不計也。”由是可知作者是花了不少時間，足跡遍及全澳，經多方考察後才寫出這五十首描述澳門風土的絕句的。與一般描寫澳門風物的《雜詩》不同，梁喬漢在《鏡湖雜詠》的前言中，先以形學家的觀點，對澳門風水作詳盡的評介。他說：“澳門四面皆山，渟水如湖，故名鏡湖。地多出蠔，又呼蠔鏡。近自前山城白石村來龍脈，沉海底，有隨龍砂由北山嶺出，蜒蜿數里，是名高砂。護障東海，到頭突起。青盩山在西北作迎龍，跌斷，復由砂岡上脈起紅毛山（又名金字岡）開帳。再起柿岡，連續開帳，南走大廟及龍嵩廟，至風信廟高聳轉側出西望洋山，結馬角廟，一路起伏活動，是為正榦龍，發祖自青盩山。

2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其右邊由紅毛山帳角拖出白鴿巢山為右迎龍，對正青盩山，為顧祖回龍之局。其左邊起蓮峰山，在正北方為左迎龍。東走望廈岡、金菊岡，轉折南走豬頭岡。起東望洋山，出雀仔園山至南灣花園。盡結一帶，隴斷岡連，行度屈曲，皆為榦龍作護障東海之勢，補其空缺，是為枝龍。故全澳向號蓮花出水之地。其發脈處為蓮峰，下為蓮溪，外接高砂如蓮梗，內繞眾山如蓬如葉，正結馬角山則為蓮花，石瓣透露，如跗萼相銜，誠逼肖矣。”歷代形家亦皆認為澳門是風水絕佳的“蓮花寶地”。王文達先生的《澳門掌故》中載，相傳“宋代名堪輿家賴布衣……棄官浪遊，沿江西追‘龍’南下，至廣東見‘龍脈’分為兩支，其一趨向香港與寶安之間，因名該地曰九龍；其一則趨於澳門蓮峰山下，其地岡陵環抱，田畝縱橫，因取名龍環及龍田云。”如果說，賴布衣的說法是對澳門形勝作宏觀檢視的話，梁喬漢的分析就是具體而微的了。他對澳門各嶺的來“龍”去“脈”作了極清晰的描述，印證了澳門為“蓮花寶地”之說。《自序》云及“卻認并州是故鄉”，可知梁喬漢確是懷着熱愛故鄉一樣的感情去描繪澳門的風物的。閱讀《鏡湖雜詠》，眼前彷彿展現一軸百年前澳門風土民情的色彩斑斕的畫卷。別具風貌的名勝古蹟澳門地域狹小，惟名勝古蹟遍佈各區，令人目不暇給。歷代詩人遊覽澳門，曾留下許多值得誦讀的詩篇。梁喬漢在澳設館有年，教餘登覽的機會甚多。他對澳門風物的觀感，當比那些“到此一遊”的匆匆過客豐富深刻得多。神母風帆擇地來，靈祠馬角鬱佳哉。滿山蟠結蓮花石，占盡真龍海島迴。媽閣廟為澳門最古老的禪院，從來香火不衰，至今仍為遊客必到之地。廟內有弘仁殿，供奉天妃。據碑誌記載，明朝時福建人乘船來澳，一位林姓聖母化身為老婦登舟隨行，一夜疾駛數千里，平安抵澳，老婦人忽然隱身不見蹤影，眾皆神之。於是居澳的福建人與當地居民為感謝

21一軸二十世紀初的“澳門清明上河圖”天妃庇佑，遂在此立廟奉祀。梁喬漢早已認定龍脈所至“正結馬角山則為蓮花”，故這裡自然是寶地中的寶地。再加上上述傳說，他把詠馬角詩列為《鏡湖雜詠》的第一首，恐怕不是無意的。南灣風景足勾留，入畫爭傳五大洲。山水天然成位置，第三名勝紀環球。南灣本是個漁村。此處枕山面海，灣環如帶，堤岸巨榕成蔭，幽靜怡人。清代海防同知印光任有《南灣浴日》詩曰：“海岸如環抱，新潮浴渴烏。鎔金看躍冶，丹藥走洪爐。舟泛桃花浪，龍盤赤水珠。蠻煙頓清廓，萬象盡昭蘇。”道盡南灣美景。梁喬漢所云西洋人讚南灣為五大洲中第三景，不知所據者何。不過，當時的澳門人聽了，必會欣然受落。東望洋高第一峰，障川絕磴盛栽松。雲端轉動圓燈塔，夜夜紅光四照衝。東望洋山海拔93公尺，為澳門第一高峰。山上盛栽松樹，故又名萬松嶺。山巔聖母雪地殿教堂左方，有遠東最古老的燈塔。燈塔自1865年建成後，一直為黑夜航行的船隻指引方向，厥功甚偉。左右岡巒擁護來，柿山真面澳心開。西人審勢安營處，握要中權大炮臺。大炮臺即三巴炮臺，據說建於1616年明神宗年間。1622年抵抗荷蘭艦隊襲澳，此炮臺立過大功。梁喬漢居澳時，大炮臺每日下午一點鐘鳴炮一響，闔境皆聞，居民校鐘以為準。一炮響而闔境皆聞，足見其時澳門之“袖珍”矣。紅羊劫換幾經年，日本名坊尚巋然。見說前朝番舶至，開荒留跡鎮南天。聖保祿教堂由羅馬耶穌會意大利神父發起籌建。1602年奠基，得到當時居澳的日本人資助，於1638年建成。後幾遭祝融，最後一次乃在1835年，整座教堂被焚燬，僅餘前壁供人憑弔，此即大三巴牌坊，現在已成澳門標誌性建築物。

2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白鴿巢名自昔傳，上有孤亭瞰海天。樹木萬千迷路徑，不知山腳繞人煙。白鴿巢山原名鳳凰山，位處澳門古城牆外，毗連沙梨頭村，明末時仍是一個荒崗，後來荒崗成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物業。葡萄牙富豪馬葵士在此構建別墅，養有數百隻白鴿，時人遂稱之為白鴿巢。馬葵士去世前，把別墅捐給政府。十八世紀末，澳門政府再向東印度公司購入附近土地，擴充整飾成為公園。丘逢甲《澳門雜詩》有云：“白鴿巢高萬木蒼，沙梨兜擁水雲涼。炎天傾盡麻姑酒，選石來談海種桑。”可與梁詩參照讀之。永福祠壇控海流，天然朝案對青盩。鴿巢石氣靈光卸，顧祖回龍穴盡頭。永福古祠前臨淺海，背靠鳳凰山，相傳建於宋末，是全澳最古老的土地廟。梁喬漢認為這裡是顧祖回龍之地，風水殊佳。今永福古祠門旁尚有對聯云：“南盡天涯職貫新圖登里版，北來地軸山川崖氣入神壝。”神壇香案旁亦有聯云：“脈接雄關遠秀，靈敷鏡水長清。”梁喬漢的詩句，正好為兩聯作注。禪院由來普濟名，檀林梵宇澹香清。頭陀否解無言旨，盍證菩提印月明。位於美副將大馬路的普濟禪院，俗名觀音堂，供奉佛祖、羅漢、觀世音，在澳門三大禪院中規模最大。其開山祖為大汕和尚，後有暢瀾和尚、釋跡刪、天然和尚、澹歸和尚等高僧駐錫，留下不少文物精品。把普濟禪院稱為澳門宗教、歷史、文化的寶庫，決非過譽。高砂關閘設兵屯，海遠山遙驛易昏。風緊北邙荒草廢，纍纍誰為賦招魂。北邙在洛陽城北郊，本是唐代巨族名門營葬之地，詩中乃代指墓地。1848年，葡人兵頭亞馬勒開築馬路直通關閘，掘去不少華人的祖墳，將骸骨棄入海中，激起村民的義憤，沈亞米等義士為民行道，在蓮峰廟前將亞馬勒斬死。丘逢甲《澳門雜詩》：“誰報凶酋發塚冤？寶刀飲血月黃昏。要攜十斛葡萄酒，來酹秋原壯士魂。”直至民初，此處仍是荒煙野草，觸目驚心。民國年間澳門雪社詩人梁彥明有詩句描述：“關外斜陽一

23一軸二十世紀初的“澳門清明上河圖”角留，纍纍青冢照人愁。”今日關閘馬路和拱北一帶，高廈林立，一片熙攘，誰會想到百年前竟是叢葬之地？蓮峰古廟接來龍，蠔鏡全窺入首蹤。直幹蜿蜒經數里，平陽開放瓣花重。蓮峰山又名蓮花山，海拔63公尺。古以澳門之地若蓮花，由前山通至蓮花山下稱為蓮莖，其花即蓮峰山。梁喬漢認為蓮峰山在正北方，為澳龍入首之左迎，是澳門蓮花寶地的發脈處。山下之蓮峰廟始建於明代，為澳門三大禪院之一。除上，《鏡湖雜詠》還寫到三巴門、馬郊石、龍田村、二龍喉，蓮溪廟等古跡名勝。梁喬漢從澳門眾多名勝古跡中，選取十五處歌而詠之，並加小注，或摹其形，或頌其美，或溯其史，或述其俗，處處流露出對澳門的愛戀之情。十五首描寫澳門風光名勝的小詩，以正結為蓮花的馬角山始，以榦龍發脈的蓮峰山終，突出了“澳門向號蓮花出水之地”的旨意。即此編序，已見匠心。《鏡湖雜詠》所寫的十五處名勝古跡，都集中在澳門半島，不涉氹仔和路環。想是由於百年前兩島人煙稀少、交通不便的緣故。其實，就是在澳門半島西北方作迎龍之勢的青盩山，那時還是一個浮於海面的孤島呢！《鏡湖雜詠》的古跡名勝篇，抓住各景物的特點，加以細緻的描繪，令讀者彷如置身其景。居澳者讀之固然有強烈的親切感；即使未履澳地的人，讀了也必心焉嚮往，陶醉在鏡湖秀美的景色中。多采多姿的民生百俗澳門是中國最早有洋人聚居之地，數百年來華洋雜處，形成的風俗習慣與中土大異其趣。從內地來到澳門的人，目光首先被那歐陸式建築物和身穿奇異服裝、凹眼鬈髮的洋人所吸引，繼而會發現此地的風俗亦有不少新奇可愕之處。梁喬漢在《風土雜詠》部分用二十五首七絕，從不同側面，為我們記錄了百年前澳門市貌與民生民情。

2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碎石康莊繞萬家，不嫌地勢有欹斜。通衢晝夜驚雷響，男婦相逢慣坐車。澳門的碎石路最具葡國特色。不同顏色的小石密密排成各式各樣的圖形，煞是好看，車子輾過時隆隆作響，靜夜尤甚。此乃當年市聲之一。天半鶯聲嚦嚦纔，玲瓏樓閣綠窗開。綿蠻人語西洋雜，誤是嬌娃外國來。仙居粉壁倚雲頭，縹緲文窗面面周。結伴龍嵩街裡去，宛如身到泰西遊。綿蠻，乃鳥聲。人家飼養的鸚鵡之類，學舌時也夾帶西洋語調，竟令人誤以為是洋女的嚦嚦鶯聲。龍嵩街曾是葡人聚居之地，難怪梁喬漢徜徉其間，幾疑置身外國了。兩詩所表達的，都是乍從內地來澳的人強烈的感受，寫來真實有趣。鎮日開行省港輪，暫停禮拜報聞新。捷傳萬國安危信，不及香江電線頻。百多年前，廣州、香港與澳門間已有輪船通行。清道光年間的著名學者何紹基，就曾從廣州出發，乘火船遊覽香港和澳門。電訊方面，港澳之間的電報線路在1884年開通。澳門的公共電話則在1882年才正式啟用，只是線路甚少，較香港落後甚多，故梁喬漢有“不及香江電線頻”之評。士擔郵政寄書憑，輕重錙銖次第增。自載封函重例罰，每防瞞漏察行縢。此詩寫澳門的郵政。雖然1800年開始有郵政服務，但稍具規模的澳門郵政局，則遲至1884年3月1日才告成立。賃車一月費多金，辛苦生涯力自任。度日有餘租不足，得償枵腹稅難禁。澳門市內公共汽車遲至1925年才開設。之前公共交通主要依靠人力黃包車。車夫每日所得，糊口之餘根本負擔不起昂貴的租金和稅項。梁喬漢在詩中對在艱苦環境中討生活的勞動階層寄予無限同情。

25一軸二十世紀初的“澳門清明上河圖”當時一些饒有新意的飲食現象也吸引了梁喬漢，並寫進了《風土雜詠》中。麵包乾餅店東西，食味矜奇近市齊。飲饌較多番菜品，唐人爭說芥喱鷄。水從化學煉加鹽，滌暑招涼力倍兼。嚼雪幾人同荔啖，賣喧忘卻候趨炎。芥喱鷄本是外來番菜，從“唐人爭說”的描寫，可知當時極受華人的歡迎。而把水冷卻成冰，在時人眼中已不可思議，以冰塊配合荔枝同啖以消暑，則更是新奇之舉。燒香望廈拜蓮祠，乞取靈籤第幾枝？心事怕教遊侶笑，低頭密自訴神知。澳門居民信仰自由，其中佛教信徒眾多。本地居民和遊客常有人到普濟禪院求籤問玄機。“心事怕教遊侶笑，低頭密自訴神知”兩句，所寫求籤者之神態逼肖，令讀者發出會心微笑。謂行多露戒閨流，豈料殊方禮未周。夜夜金吾都不禁，雛姬韶婢任閒遊。金吾，本是掌管京城戒備防務的官員。元宵節開放夜禁，謂“金吾不禁”。受洋人習俗影響，部分少女（也可能就是洋女）穿上露臂衣服，晚上在街上閒逛。她們作風的開放每令途人側目，也令梁喬漢生出澳門“夜夜金吾都不禁”的驚嘆。不過，說到澳門民風的“開放”程度，較之香港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請看梁喬漢筆下澳門戲院的情形：戲院鄰街近福隆，坐編男女別西東。笑他香港無遮會，聽曲規儀也不同。鄰近福隆新街的清平戲院，是澳門首座較有規模的戲院。此戲院在1870年動工興建，1875年建成。演出時，觀眾座位按男女分開編排。當

2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時民風之保守，由是可見一斑。此亦與少女晚上閒遊的情形相映成趣。也許，保守與開放並存，正是澳門社會的特色吧！殷富題緣豈吝財，鏡湖同善兩堂開。濟人利物恩如海，遠邇仁聲載道來。鏡湖醫院於1871年創設，是華人最早的民間慈善團體。同善堂創立於1892年。這兩個慈善團體恤苦濟貧，贈醫施藥，受到市民同聲稱頌。“遠邇仁聲載道來”正是其真實寫照。《風土雜詠》還以較多的篇幅展示了當年澳門社會的另一面：黃、賭、毒。妓館迷離客棧旁，沿門倚笑競時妝。年來衣飾翻新樣，錯認歌場即戲場。酒樓歌管月明中，釧響釵光醉臉紅。曲罷燈闌人已杳，歡場未免太匆匆。往來嫖賭最豪奢，客棧租錢不慣賒。地段無多生事少，竟然消費十餘家。娼妓業大概也是澳門最古老的行業，起始年代已無從考定。百年前最著名的銷金窟是福隆新街、宜安街和福榮里。這幾條花街柳巷，秦樓楚館，櫛比鱗次。晚上華燈璀璨，笙歌盈耳。殷商巨賈來此徵歌逐色，揮金如土。賭業在澳門歷史久遠，早在清乾隆年間即有所記載。鴉片戰爭前後，澳門已賭館林立。梁喬漢在澳居留，自然不會放過對賭業的描寫：賭餉承充累萬千，番攤圍姓藪淵連。草堆街畔人如蟻，燈火家家不夜天。一月公司聚一回，彩票成例澳中開。舊時呂宋原機器，移向恆和會裡來。

27一軸二十世紀初的“澳門清明上河圖”番攤是當時澳門主要的博彩方式。因其玩法較為簡單，吸引了眾多賭徒，番攤館遍佈全澳各區，街頭賭檔亦隨處可見。圍姓，即闈姓，是一種以科舉制度為賭博的形式，清光緒年間由內地傳來澳門，很快盛行起來。清末取消科舉後，彩票取代了它的地位。生涯獨擅有同聲，公棧牌名客路忙。鶯粟膏香誇壟斷，聚工千百慕羶成。早在十七八世紀初，葡人已在澳門進行鴉片走私貿易。鴉片戰爭前，澳門是鴉片的集散地。鴉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毒害着部分澳門居民。二十世紀初，福隆“三街”一帶，妓院、銀牌（賭館）、茶話室（鴉片煙館）連成一片。富有人家來此飛箋侑酒、呼盧喝雉、吞雲吐霧、醉生夢死。黃、賭、毒的興盛，推動澳門市面畸形的繁榮，構成一道令人嘆息的風景線。《風土雜詠》最後一首以青洲水泥廠為題材：青盩山下四時煙，竈火濃氛海面旋。巧製利人丹雘勝，紅毛泥販八方傳。紅毛泥，即水泥。青洲水泥廠是澳門早期的重工業，由英國商人於1886年開辦。所產青洲水泥質量頗佳，薄有名氣，除供本地使用外，還銷往外地。澳門賭博由來已久青樓櫛比的福隆新街

2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新異詭特的夷俗《鏡湖雜詠》寫於1900年，時葡人取得澳門之“永居管理”權已十多年。其時全澳約七萬居民中，葡人及土生葡人佔百分之七，約有五千之數。葡人人數雖不多，但他們的生活習俗和宗教活動在華人（特別是甫從內地抵澳者）眼中，是如此新奇有趣。天主教在澳門歷史悠久，1576年已成立主教管區。幾百年來，大小教堂遍佈全澳，教徒人數亦不斷增加。每年的耶穌像和聖母像出遊，熱鬧的場面總會吸引眾多市民圍觀。歲例爭傳救祖公，春聞國難訃喪同。拈香一夜生還慶，十字扛歸大廟中。每年四旬期第一主日紀念耶穌復活，舉行耶穌像出遊活動。星期六傍晚由主教、神甫和教友到崗頂聖奧斯定堂迎接耶穌像，教徒沿途表現耶穌受難的情景。耶像抬至主教大堂停放一天，再抬回聖奧斯定堂。一年兩度出觀音，大廟迎來旅若林。扈從十分虔謹事，沿途經咒誦沉吟。“觀音”，指的是聖母。每年舉辦的花地瑪聖母像出遊規模很大，數以千計的教徒，抬着聖母像從聖玫瑰堂出發，沿南灣走向主教山聖堂，邊走邊誦聖經及唱聖詩，氣氛熱鬧。風信名垂廟祀華，年年禮拜動清茄。洋人數典難忘祖，姓字猶談嗎唎呀。風信堂一帶，昔日是葡人聚居的地方。教堂所奉聖老楞佐神像，是航海的葡人心目中庇佑平安、賜予風信之神。聖像出遊，教友塞途

29一軸二十世紀初的“澳門清明上河圖”出家猶復盛簪裾，巴禮威權孰勝渠。好水好山都占卻，大花園裡好樓居。詩中對洋教士在澳門反客為主，過着奢華生活表示不滿和憤慨，是整組詩歌中較特別的一首。而洋人少男少女自由戀愛的舉動也引起梁喬漢的興趣：婚娶何勞遣妁聯，兩人各自目成先。及瓜閨幼知憐婿，隨地留心看少年。還有一首寫洋人騎自行車的，也很形象細膩：單車並不費人牽，獨坐中衡自轉旋。兩腳踏將機起伏，輪行前後快如弦。自行車在十九世紀末傳到澳門，為免這種新式的交通工具衝撞途人，澳門政府特意指定一些街道作自行車專用道路。《文壽閣詩抄》有一首《荷蘭園看葡童鬥單車戲吟》：“笑指葡童八九齡，鬥車遊戲過園亭。勝優劣敗原公理，手段全憑運動靈 。 ” 梁 喬 漢 把 騎 單 車 作為“夷俗”去寫，可知當時單車確是洋人的新潮玩意，興許還是身份的象徵呢！結語 一、《鏡湖雜詠》各詩以描述澳門風土為旨，故用竹枝體。一詩一事，一詩一景。各詩用語淺白，甚少用典。而寫名勝古跡時，常在首句點明所述景點名稱，然後捕捉景物或事物的特徵，使用幾近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一幅幅生動明麗的畫面。作者在詩中的評述不多，然而其情已隱寓於人力車是當時主要的交通工具

3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景。詠名勝古跡時，每詩皆附小注，對有關景物作簡單介紹，這樣可補七言絕句容量的不足。這種安排，完全符合作者“有以澳事問者，出此遍觀以代塵談”的初衷。最具特色的，還是梁喬漢以形家目光分析澳門形勝，大力稱頌這塊“蓮花寶地”。這是歷代各組《澳門雜詩》中所僅見的，無疑為研究澳門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二 、 近 代 詩 人 踏 足 澳門，除被此地華洋並存的風貌習俗吸引之外，大多會對澳門淪為葡人管地表示憤慨，指 斥 明 清 兩 朝 統 治 者 的 失責。丘逢甲寫於1900年春的《澳門雜詩》開頭就寫道，“自頒一紙蠲租詔，坐看江山換主人”，又說“遮天妙手蹙輿圖，誤盡蒼生一字租”。民國後來澳的汪兆鏞也在關閘前寫下“我來長太息，疇為志疆理”之句。梁喬漢的《鏡湖雜詠》似乎沒有直接抒發其愛國之情。即使寫到蓮峰廟，也未提當年來澳巡視的林則徐，同樣不提刺殺亞馬勒的義士沈亞米。可能是由於作者採用竹枝體，重在描寫風土的緣故。作者另有兩首《登西望洋山頂》的詩，就集中地抒發了他的愛國情懷。其一云：“眼界凌空闊，巖疆一覽全。危樓疑縮地，遠水欲浮天。警備群峰應，防周眾戍聯。令人增壯志，立馬勒燕然。”其二云：“望古心遙集，開荒溯勝朝。通商從昔睦，據險至今驕。風氣趨洋薄，邊聲近海饒。愧無柔遠略，臨眺鬢蕭蕭。”三、《鏡湖雜詠》獨闢《夷俗雜詠》一節，專門記述洋人風習，這也是其他《雜詩》所沒有的。以外國語譯音入詩是當時流行的做法，《鏡湖雜詠》中就有不少這類句子。如：“三巴門路接香山，舊事嚴防或闖關”、“士擔郵政寄書憑，輕重錙銖次第增”、“飲饌較多番菜品，唐人爭說芥喱雞”、“洋人數典難忘祖，姓字猶談嗎唎呀”等等。其中的“三巴”、“士擔”、“芥喱”、“嗎唎 呀”皆為外語譯音。這1890年的澳門市中心

31一軸二十世紀初的“澳門清明上河圖”類混有外語譯音的詩句，標誌着西方文化在澳門產生的影響，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四、《鏡湖雜詠》五十首詩，全面地為我們再現了百年前澳門的風土民俗。蕞爾半島內，松山、馬角、蓮峰、柿山、白鴿巢山，眾山環繞，居高臨下，俯視民生百態。松山燈塔夜夜紅光四射；大炮台上巨炮神威不減；南灣西灣波光瀲灧，榕蔭護堤；三巴牌坊歷盡風霜，傲然聳立。澳門的市貌如此誘人，市內眾生同樣引人注目。你看，碎石路欹斜環繞，車子駛過時隆隆作響；那邊聖像出遊，場面熱鬧壯觀；龍嵩街頭，洋人華人比肩而過；彩燈影裡，韶婢把臂閒逛；省港汽輪停靠碼頭時，車夫蜑女爭相幫人挑提行李換取生計；洋童騎着自行車在馬路穿梭疾駛，吸引了途人艷羨的目光；中區那條被稱為嫖、賭、飲、吹“四淫齊”的福隆新街，紈絝子弟在醉生夢死，逐色徵歌；草堆街畔，呼盧喝雉之聲此起彼落，圍賭的人群深夜不散……以上就是《鏡湖雜詠》為我們展現的長幅畫卷，它分明是二十世紀初的“澳門清明上河圖”！《鏡湖雜詠》真實地記錄了當時澳門的社會風貌，是研究澳門歷史和民俗的可貴資料。可惜，相當長時期內不受關注，被棄置在寂靜的角落裡。李德超教授獨具慧眼，在《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概況》一文中指出：“梁喬漢者，雖聲名不甚廣，然其曾在澳門設帳，所著《港澳旅遊草》，述澳門之風土文物甚詳。……足與汪兆鏞所著《澳門雜詩》及吳歷之《三巴集》鼎足而三，蓋同為以澳地名篇之詩集焉也。”誠哉斯言！我們希望通過對《鏡湖雜詠》的探討，拭去蒙在這軸畫卷上的塵垢，讓其重現光彩，以肯定其在澳門文學、歷史和民俗研究方面的價值，為梁喬漢在澳門詩歌史上討回一個席位。注：本文有關資料，皆徵引自李鵬翥之《澳門古今》、鄧開頌之《澳門歷史》、鄭煒明、黃啟臣合著之《澳門宗教》、布衣之《澳門掌故》等。謹致謝意，恕不一一標出。

3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進中國近代以降，西方文化的大量輸入，對中國的發展影響極大，導致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在文學方面，它引發了近代文學觀念的轉變，擴大了文學的審美範圍，促進了近代文學理論的更新，推動了影響詩界、文界、小說界和戲劇界的文學革新運動的發展，大大加速了中國傳統文學向現代文學過渡的進程。捷克著名的文學史專家普實克說過：“如果沒有外界的衝擊力，在單一的文化條件下，文學的自然進化不能產生全新的結構。”1 中國文學的進化除了自身的變革要求外，當然也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而西方文化正是中國近代文學變革的推動力。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國被稱為“西學”。翻譯是“西學”傳入的主要媒介。最早是自然科學翻譯，接著是社會科學翻譯，最後才出現文學翻譯。通過西書中譯，大大地開闊了中國人民的科學文化視野，令不少人對“西學”的態度由懷疑轉為肯定，由抗拒轉為接受。與此同時，少數文人也開始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學名著和中國傳統文化，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外文化雙向交流。可惜，這種交流在相當長時期內是極不平衡的，佔壓倒態勢的流向是西學東漸，而中學的輸出就稀疏冷落得不成比例。在二十世紀初那為數不多的致力向西方推介中國文學的先驅者群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大鬍子外國人的身影。他，就是來自葡萄牙的法官和詩人卡米洛‧庇山耶。庇山耶在澳門斷續生活了近二十年。他努力學習中國語1 李燕喬等譯：《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第29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進

33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進言和文學，並克服種種困難，用葡語翻譯了《中國輓歌》和《粵謳》等中國文學作品寄返葡國刊登，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學，為扭轉近代中國文學對外交流的“入超”狀態作出了貢獻。 一卡米洛‧庇山耶(1867─1926)，葡萄牙文學象徵主義詩派代表人物，出生於葡萄牙的科英布拉，父親是一位行政長官，後任司法部最高法庭法官。1884年，十七歲的庇山耶進入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同時開始創作詩歌。病弱的身體拖延了學業，庇山耶到1891年才畢業，並以米蘭德拉的皇家檢查助理律師的身份開始了他的律師生涯。1893年澳門利宵中學開辦，庇山耶應徵教師職位被錄取，於1894年4月來到澳門，任教於利宵中學及其附屬的商業學校。他曾開設律師事務所，並多次代理法官職務。1900年曾出任物業登記局局長。他曾先後四度返葡處理個人事務和休假，1926年病逝於澳門。澳門政府為了紀念他，將爐石塘街改名為庇山耶街。1982年發行的100元澳門幣，亦以其肖像為圖版。2 在澳門新填海地段的藝園還有一座庇山耶的全身銅像。初抵澳門，庇山耶便明白，要在這塊地方立足，就必須盡快掌握廣東話。為此，他主動廣泛接觸華人，用心聆聽並模仿他們的語言。當他開設律師事務所時，便聘請了一位翻譯，同時又請了一位華籍文人專門教他中文。此外，庇山耶還不懈地跟他的同居女友及她的親戚、女傭等人學習漢語。空餘時間，他走遍澳門的2 庇山耶生平資料據《澳門百科全書》及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有關文章。座落於藝園的庇山耶銅像

3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大街小巷，甚至常偕朋友去到廣州，以了解民俗民情和學習廣東話。幾年後，他已能用發音雖不完全準確、但卻頗流利的廣東話與人溝通了。他的朋友阿爾貝爾托‧奧索里奧‧德‧卡斯特羅描寫道：“庇山耶在華人中是倍受尊敬的知名人物，在街頭巷尾，華人總是圍著他，用那古老的方言同其交流。”3粗通粵語和掌握了三千五百個漢語詞匯的庇山耶，出於對中國文化的傾慕，加上其作家的本能與律師事務的需要，開始嘗試把一些書面漢語譯成葡萄牙語。1910年庇山耶應席爾瓦律師的要求，翻譯了三封信。這批信件促使澳門政府發兵，終令被海盜從石岐擄至澳門路環島的兒童獲救。他還為英拉伊斯‧巴臘的著作《中國文明簡述》作序，以生動形象的文字向遠在萬里之外的葡萄牙讀者介紹中國。他出版過一本雜文集《中國》，內收《中國文化研究引論》等論文，也有文章記述1912年5月孫中山在澳門接見中西知名人士的情景。1915年3月13日庇山耶在軍事俱樂部以《中國文學》為題作過講演，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學的熱愛，也闡述了翻譯漢詩的艱辛。這篇講演，實際上就是庇山耶所譯《中國輓歌》的序言。它集中地表現了庇山耶的中國文學觀，成為人們研究庇山耶推動中葡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資料。二庇山耶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念頭或許已醞釀一段較長的日子，但真正動手翻譯《中國輓歌》則明顯帶有較大的偶然性。據庇山耶在《中國文學》的講演中說，一冊刊有中國明朝十六首小詩的集子，被他從澳門沙欄仔附近的舊雜架店中以區區二元購得。他形容此書“封面以名貴的菲律賓木製成，上刻大師(應是指翁方綱──筆者)尊姓大名及簡短的溢美之言。全書裝在一個雙層蓋的羅望子木匣裡”。《中國輓歌》內收明代十一位詩人的十六首詩，庇山耶用葡語譯出其中八首，交給葡萄牙《進步》週刊發表。這八首詩分別是王守仁的《登3 見丹尼路：《漢學家庇山耶》，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5期，第43頁。

35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進閱江樓》、《龍潭夜坐》；王廷相的《登臺》；徐禎卿的《在武昌作》、《古意》、《春思》；邊貢的《幽寂》；李夢陽的《湘妃怨》。俱見於清代沈德潛、周准所編《明詩別裁集》卷五和卷六。《中國輓歌》的選輯者為翁方綱。翁方綱(1733─1818)，乾隆十七年進士，曾授翰林院編修，累官至內閣學士，是清代中葉著名的詩評家和詩人。據庇山耶介紹，詩集是翁方綱作為禮物送給一位遠赴廣東某縣任副官的學生的。《輓歌》本是樂府詩題，即葬歌，屬相和歌詞，為出殯時執紼挽柩人所唱。魏晉以後，文士們開始仿作輓歌以抒懷，稱為“擬輓歌”。從庇山耶選譯之八首詩歌看，與殯葬並無直接關聯。《輓歌》之名，究係翁氏選編時所命，抑是庇山耶葡譯時所冠？因無緣見到該集子的廬山面目，故未敢妄評。庇山耶譯《輓歌》時，先由那位華籍文人指導他找出原詩的作者，然後用廣東話唸給他聽，庇山耶會用拉丁字母拼出地名，再按原文逐字迻譯成葡文。他將每一行詩譯為一個單句，譯文中盡量保留原詩句的寓意和象徵。初步譯妥後，庇山耶把譯稿交給當時的澳門政府華務廳廳長若熱。若熱對譯稿作了一些修改，同時補充了大量的註釋以方便讀者。譯詩難，幾乎是所有翻譯家的共同感受。在翻譯《中國輓歌》的過程中，庇山耶深深感到中國文學的博大精深，認定漢詩對所有譯者來說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他深有感觸地說：“漢詩深不可測，是一片令人覆舟的危險海洋。”4 庇山耶也明白，導致覆舟的礁石並非隱藏海底，強力的漩渦在水面也清晰可見，要安全到達彼岸，靠的是領航者高超的駕馭船隻的技能，即是要求翻譯者具有較高的中國文學素養。一如蘇曼殊所說，譯詩最基本的條件首在精通所譯國家的文字。嚴格說，庇山耶並不完全具備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學識和能力，幸而他能靈活變通，加上友人的幫助，終於渡過了漢詩的海洋。大體說來，庇山耶的成功，是因為他處理好了兩個橫亙在漢詩譯者面前共通的問題。1. 漢詩的格律和語言。《輓詩》八首全是近體詩，包括二首七律，一首七絕和五首五律。如所周知，格律詩的特點在於篇有定句、句有定字、4 庇山耶：《中國文學》，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5期，第30頁。

3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字有定聲、韻有定位、聯有定對。其中“定聲”、“定對”兩項是其他拼音文字所不具備的，而它們又正是決定格律詩歌節奏與音樂性的要素，任何譯詩者都不能迴避，而只能加以變通和決定取捨。庇山耶走過的路並非筆直。他回憶說：開始時“我按原文逐字迻譯。原是從中葡兩種文字之間的巨大差別所允許的等值性去譯。我盡力保持原文的意義，哪怕是一形容詞或附加成份也不放過。”5 但後來他終於發現“不能完全按我想譯的方法去譯一些中國古詩，不可能將中文的古詩譯成相應的葡萄牙語體詩”。就在譯事走入死胡同、可能夭折的時候，庇山耶學會了變通和捨棄。他說：“我將每一行詩譯為一單句。在譯文中，盡量保持原文的寓意及象徵。也就是說，我將中文詩中不可對譯部份準確地譯為葡萄牙語相似的名詞成份或相像部份。然而韻律部份因具有其獨特的格律技巧，是絕對不可迻譯的。”漢詩譯出來了，但經過“放棄格律、保存寓意與象徵”處理的譯詩是什麼模樣的呢？筆者不懂葡語，無法直接從庇山耶的譯句與原詩的對照中看出這種變通。為了相對逼真地了解葡萄牙讀者可以從庇山耶的譯詩中獲得怎樣的信息，我請一位粗通葡文、但從未看過《輓歌》原文的朋友根據庇山耶的譯詩，以最直接的方式意譯成中文。以下是其中的一首。原詩 葡詩中譯在武昌作 在“U-CHANG”(武昌)洞庭葉未下， “Hsian-Hsiang”(瀟湘)已經差不多是秋天了，瀟湘秋欲生。 雖然“Tung-ting”(洞庭)花園裡的葉還未落下。高齋今夜雨， 在晚上，由屋裡的天窗我聽到下雨，獨臥武昌城。 孤獨的，在“U-CHANG”(武昌)城。重以桑梓念， 我還記得父親家鄉的桑樹和梓樹，淒其江漢情。 感覺離“Kiang”(江)和“Han”(漢)的水很近。不知天外雁， 有人將聽到雁的喧嚷，何事樂長征？ 是因離開家園而不安！ （朋友譯時保留詩中地名的拼音，括號內的漢字為筆者事後所加。）5 同4，本節所引庇山耶語皆出於此文，不另註。

37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進徐楨卿的這首《在武昌作》是一首感傷詩，表達羈旅的愁苦和對家鄉的思念。原詩的意思是：洞庭湖畔的樹葉還沒落下，瀟湘岸邊的秋季就要來臨。今夜高齋外正在下雨，我獨自躺在武昌城。對故鄉的思念，使我在這江漢二水的匯合處感到格外淒清。不知天上高飛的大雁，為什麼那麼樂於遠征？以上的對照，“失真”度可能很高，不應作為嚴謹的論據。但我們仍能發現，庇山耶在翻譯漢詩時確實“盡量保持原文的寓意及象徵”，使葡語讀者循原來的閱讀習慣亦能讀懂漢詩。從庇山耶的譯詩，我們還可以了解他當時面對的另一個難題：語言。由於格律詩的字數有限，作者必須選詞擇字，力求創造最大的容量。因此，精煉古雅的文字就增加了理解的難度。還有，真正的全國性的語言是書面語而非口語，而庇山耶在澳門所學漢語僅是粵方言，他必須跨越從粵語到規範書面語的鴻溝。幸而在那位華籍文人的指導下，他做到了。若熱更幫助他把原來以廣東方言發音拼寫的地名轉換成歐洲人較熟悉的北京話，如：武昌─U-CHANG、瀟湘─HSIAN-HSIANG、江南─KIANG-NAN等，再加上較多的註釋，讀者閱讀和理解漢詩就容易得多了。庇山耶就是這樣，憑著詩人的觸覺和對中國文學的理解，從特有的詩歌格律與樂感把這組漢詩譯成了無韻的葡文詩。2. 漢詩的典故和寓意。庇山耶感到：“漢詩最顯著的特點亦可稱之為西方人理解漢詩最大的障礙，在於漢詩大量引用歷史及文學方面的典故。這使得許多段落，乃至全詩具有雙重意義──一層表面的直接的意義，另一層隱喻的或象徵的意義。這後一層意義更為深奧。”我們知道，漢語和西語在語法結構和詞意的表達上均有不同。格律詩的作者為了在有限的句子裡放進最多的內容，或為了某些避諱而不便直言時，常會運用典故，曲折委婉地表達自己的內心真意。不了解作者的個性和寫作背景，不熟悉有關典章故事的出處和含義，欲將詩歌翻譯得準確已屬奢求，若再要求譯文能表現原作獨特的藝術風格，更無異緣木求魚。試看《輓歌》中的一首。

3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原詩 葡詩中譯龍潭夜坐 晚上，坐在龍潭何處花香入夜清， 充滿這極度純潔的夜晚的花香是從哪裡來的？石林茅屋隔溪聲。 在荊棘叢生和陡峭的岩石之間，在發出輕微 聲響的小溪附近，有一間茅草屋。幽人月出每孤往， 就像風俗習慣，隱士離去，月亮出現，棲鳥山空曉一鳴。 空洞的山上，有一隻小鳥棲息，早上不停地啾囀。草露不辭芒屨濕， 不必管那露水沾濕了草鞋，春風偏與葛衣輕。 春風將麻布衣服輕輕地斜斜托起。臨流欲寫猗蘭意， 在急流的岸邊，我想為茂盛的蘭花作詩，江北江南無限情。 對“Kiang-Pei”(江北)和“Kiang-Nan”(江南) 的思念卻阻礙我，使我無限激動。這首詩的作者是王守仁。明正德五年，王守仁由貶所龍場驛起任南京太僕寺少卿。次年遊覽了滁州，《龍潭夜坐》就是此次滁州之行所作。詩的前四句描寫夜晚山中的寧靜，後四句描寫獨坐龍潭的心境。詩人覺得草露與松風主動親近，因而體會到大自然的生命與親情，感受到與大自然契合的快意。“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這裡，“猗蘭”用了典故，指的是“猗蘭操”，是琴曲名，相傳是孔子所作。謂孔子自衛返魯，見到隱谷之中香蘭獨盛，不禁喟然嘆曰：“蘭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乃援琴鼓之，托辭香蘭，感傷自己生不逢時。庇山耶在解釋這首詩時，根據“猗蘭”的典故判斷其為王守仁流放時寄託“生不逢時”的感慨。實際上，此是詩人復出後的作品，並且“猗蘭”典故的運用，正好表現出作者夜坐之後，領悟到大自然的親情，原來那種“生不逢時、才不獲展”的壓抑憤懣之慨已一掃而空。“江北江南無限情”一句，就表現了詩人昂揚豁達的心境。庇山耶為漢詩中的典故費過心思，也曾試圖破解詩句背後隱含之意，但有時做得不夠理想。

39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進梁啟超說：“翻譯本屬至難之業，翻譯詩歌尤屬難中之難。”6意思是說，文學翻譯不易為，翻譯詩歌更難。英國著名詩人雪萊甚至說過：詩不能翻譯，譯詩是徒勞的。事實上，中國近代把外國詩譯成中文的人不少，也不斷有人努力把中國詩譯成外文，但能真正打破兩種文字壁壘，使譯作在思想內容、藝術風格和修辭方面與原著完全相同、毫無差別者，實在找不出來。由此看來，姑無論庇山耶所譯《輓歌》的水準如何，僅就他將之譯成無韻詩以適應葡語的規範和葡人的閱讀習慣，同時又努力保留詩歌的本質和民族風格的嘗試，就已經值得稱讚了。如果說，庇山耶選擇葡譯《中國輓歌》帶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話，那麼，把《粵謳》譯成葡語就是他必然的最佳選擇了。《粵謳》是廣東的民間歌謠。屈大均《廣東新語》云：“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為樂。……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以俚言土音襯貼之。”其中，水上居民喜唱之摸魚歌〈亦稱木魚歌〉，經文人改造和仿作，稱為“新調”，由珠江畫舫上的歌女傳唱不輟。好事者將此類纏綿綺麗的歌詞刻而集之，定名“粵謳”。最早創作粵謳的人是馮詢，而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則推招子庸於道光年間刻印之《粵謳》。《粵謳》全書四冊，凡九十九題，有詞一百二十首。內容多寫男女之情，尤偏於寫妓女生活，寫淪落青樓者的哀音。其文辭綺麗，篇篇鑄意，首首含情，一出即傳遍珠江。倪鴻有詩詠曰：“白舫青簾柳外移，鸞箋分送比紅詩。笑他十五雙辮女，爭唱招郎絕好詞。”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我們說庇山耶在澳門把《粵謳》譯成葡萄牙語是最佳選擇，除了因為《粵謳》在澳門同樣風行、文本較易取得之外，還有以下兩層意思。其一，《粵謳》的出版與澳門有一定的淵源。《粵謳》的作者招子庸是澳門著名教育家趙允菁的學生。趙允菁祖籍香山，與父趙元輅久居澳門望廈。清乾隆、嘉慶年間，元輅與允菁相繼中舉，成就了一段“父子登科”的佳話。十九世紀初，二人在澳門望廈觀音堂對面的趙氏家廟偏殿開辦了趙氏父子私塾。招子庸童年時由父親招茂章啟蒙，稍長即從趙允菁學習四書五經，奠定了深厚的文史基礎。招子庸於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6 《新中國未來記》第四回“著者按”。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卷》上冊，第62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4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年）鄉試中舉人，後屢試不第，至道光九年（1829年）始得官，歷任山東宰嶧、朝城縣令，皆有政聲。在濰縣任上時，有廣東香山人鮑鵬來投。此人是趙允菁的親戚，招子庸早年已與之認識。原來鮑鵬是英商鴉片毒販顛地在澳門的助手，因被林則徐、鄧廷楨通緝，從澳門逃到山東。招子庸不知內情，收留了他，且見他通曉英語，先後將之推薦給山東巡撫托渾布及直隸總督琦善當翻譯。鴉片戰爭後，招子庸以收納逃犯罪被參革職。招子庸早年已醉心粵謳，此番罷官返粵，更與一眾愛好此道的名士譚瑩、黃培芳、張維屏、馮詢等寄情珠江風月，唱酬於鵝潭畫舫，創作了大量粵謳。可以說，由於鮑鵬從澳門潛逃投靠，間接催生了招子庸的《粵謳》。庇山耶在澳廣泛接觸華人，且遍遊大街小巷，對趙氏父子肯定早有所聞。說不定還到過大街趙家圍的趙家大屋，參觀過那塊“父子登科”的牌匾呢。《粵謳》進入他的視線，應是順理成章的事。其二，《粵謳》為地方文學，用淺白的廣東方言寫出，與庇山耶的中文程度較為吻合。前面提過，中國格律詩中有關典故、寓意和簡潔的書面語等，都是庇山耶這類中國文學造詣不很高的人從事翻譯的攔路虎。而《粵謳》雖同為韻文，但不限格律，篇法長短隨意，且用典不多，偶爾出現的亦是街談巷語或尋常小說戲曲所常見者，翻譯難度自然比《輓歌》低。姑引一闋以證。聽哀鴻斷腸人怕聽哀鴻，驚散姻緣在夢中。雁呀，你係咁孤鸞奴係咁寡鳳。你哀殘月，我獨對燈紅。可惜你一世孤單，無侶可共。我地天涯人遠，重話有信息相通。雁呀，我共你同病相憐，你便將我書信遠送。你莫向江關庇山耶在澳門立頓山莊（1921年）

41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進留戀，阻滯行蹤。我望雁好比望郎，心事更重，愁有萬種。雁呀，你莫學我情郎身世，只係斷梗飄蓬。庇山耶能操粵語，翻譯《粵謳》時語言的隔閡基本消除了，但文字的隔膜依舊存在，因為他所掌握的漢字詞匯還不足以準確流暢地閱讀那些詩歌。故而他還需要求助於教他中文的華人文士。筆者猜測，這位文士可能就是與兄長陳子褒一起開辦學塾，提倡白話文教學的陳子韶。陳子韶與庇山耶相交甚深，每夜到庇山耶家為其講解《粵謳》，使庇山耶得以把粵音與文字互相印證，終把《粵謳》譯成葡萄牙文，並寄回葡國發表。看來翻譯《中國輓歌》正是陳子韶與庇山耶此類合作的另一例子。據丹尼路介紹，除了翻譯《中國輓歌》和《粵謳》外，庇山耶還翻譯過兩篇中國短文。其中，《秋聲賦》發表在1918年1月13日的《亞特蘭大》雜誌上。另一篇是《張果老》，則刊登在時任葡萄牙司法部駐澳門代表的布利托‧德‧納西門托所著《中國──一個充滿痛苦的國度》。庇山耶的中文修養絕對稱不上高深，但他懷著對中華文化濃厚的興趣，鼓起勇氣把一些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葡語，讓遙遠的大西洋彼岸的讀者有機會接觸和了解東方古老的文學，我們實在應該誠心獻上敬意。三為了更一步闡明庇山耶所做工作的意義，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翻譯文學特別是中書西譯的概況。本文開頭提過，當時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很不平衡的，它明顯表現在西學以壓倒性的優勢輸入。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不難理解，因為西學本來就是伴隨著列強的堅船利炮進入中國的。翻譯是中外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手段。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至文學的東漸，俱有賴於當時發展迅速的翻譯事業，翻譯西書成了當時中西文交流的主要載體。至於中書的翻譯，就冷清得令人沮喪。其中，中國文學的翻譯更加不成氣候。

4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然而，中國文學的翻譯與西傳畢竟還是存在的，也有人產生過較大的影響。仔細審視一下當時中國文學翻譯的情況，就不難發現以下的現象。其一，翻譯小說散文多，翻譯詩歌少。在近代，翻譯中書、把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的人中，陳季同和辜鴻銘是貢獻較大的兩位。陳季同先後在歐洲生活了近二十年，精通法文，兼識英、德、拉丁文。他先後把《聊齋志異》中的二十六篇故事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了一本《中國故事》。他又翻譯出版過法文的《中國戲劇》等，在法國文壇佔有一席位。辜鴻銘是將中國儒家經典介紹到西方的第一人。他出身在馬來西亞半島一個華僑家庭，幼時到英國讀書，完成了小學至大學的學業，並先後在英、法、德幾國分別取得文科和理工科十餘項學士、碩士以至博士學位。光緒十一年(1885年)辜鴻銘受聘成為張之洞的幕僚。此時他開始從事一項前無古人的文化輸出工作──將《論語》、《中庸》、《大學》譯成英語。因他對西洋文學有高深造詣，隨手可引證西方名著以參考、對證、註釋。故他所譯之書，既令西方人容易理解，又極具學術價值。陳、辜等先驅者的貢獻當然值得大書特書，遺憾的是，大多數人似乎都不曾在譯詩方面花大氣力。其二，譯介者中華人多，洋人少。近代致力輸出中國文學的，大都是曾留學外國的華人，陳季同、辜鴻銘就是代表。少數外國人到中國來學習中國文學，浸淫中國文化，終成為外國人眼中的漢學家。他們也會挑選一些中國文學作品譯成本國文字加以推介，近者如1925年至1930年任香港總督的金文泰爵士，曾於1904年把《粵謳》譯成英語，名曰《廣州情歌》，在倫敦出版。但此類例子實如鳳毛麟角。其三，以英語譯介多，以葡語譯介少。近代走出國門、涉足外國的人，除到最近的日本外，最多的是到歐洲。由於英語被廣泛使用，“東漸”固然多由英語譯出，“西漸”同樣以英語為主要媒介。至於葡萄牙語，雖則葡人居澳數以百年，但澳門實在太小，居澳葡人也不多，當然不會引起國人的關注了。一百年前，“中學”特別是中國文學的輸出就是這樣令人氣餒。幸而，生活在祖國邊陲小城澳門的葡萄牙詩人庇山耶給我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雖然我們可以指出庇山耶所譯的中國文學作品不具廣泛的代表性，精

43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進通中葡雙語的學者也可以從他的譯文中挑出各種毛病，他的譯作也許不曾在葡萄牙讀者中引起過巨大反響，但我們實在不應對先行者求全責備。試想想，在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三多三少”的背景中，庇山耶作為一個外國人，來到澳門努力學習中國文學，再克服各種困難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推介到葡國，該是多麼難能可貴！承認這一點，庇山耶作為溝通漢葡文學先進者的地位也就昭然了。

4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 從《富貴源頭》看鄭觀應的慈善思想一中國的筆記小說發源甚早，魏晉以降，發展不輟，而作風亦數變。就其內容而論，大略可分為談神鬼怪異的志怪小說和記錄現實人物瑣聞軼事的志人小說兩類。關於志人小說，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識舊聞，或者記述近事，雖不過叢殘小語，而均為人間言動。”清人筆記小說數量頗多，流傳亦廣。《閱微草堂筆記》、《香祖筆記》、《春在堂隨筆》、《嘯亭雜錄》等都是上乘作品。晚清著名思想家鄭觀應在撰寫大量政論散文和憂國新詩的同時，也寫過不少筆記小說。先有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印行的《陶齋志果》，後有光緒四年戊寅（1878年）出版的《富貴源頭》。太平天國戰爭後，農村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自然災害頻仍，對經濟的打擊更是雪上加霜。1876年至1879年間，南北各省分別遭受嚴重的水災和旱災，死亡至少在一千萬人以上，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鄭觀應在《救時揭要》的《論救水災》篇中，對當時水災的禍害有清楚的記載：“嗚呼，兵戈未息，水患頻興。或兩廣常被水災，或長江時罹水患，黃河水決，清水潭崩，哀鴻遍野，慘不可言。去年，直隸春夏之間陰雨連綿，數月不止，河水盛漲，崩堤決口，地之被水者數郡。吳橋、寧津、南皮與天津境內之房屋，為水沖倒者不可勝計，百姓之露宿於野者不下八九萬人。若總直隸一省計之，則損壞之田廬等物，所值奚止千百萬？而民生之顛沛流離無所鄭觀應像(1842—1921)

45從《富貴源頭》看鄭觀應的慈善思想棲止者，又奚止百萬人哉？亦云慘矣！”災情是如此嚴重，民生是如此悲慘，天下之急公好義者連年發起賑濟活動，《富貴源頭》便應運而生。關於這本書編撰的緣起，鄭觀應在《自序》中說：“古今四大部洲，世家巨族富貴綿延，無不由祖先之陰德，以致代有偉人。而陰德之最大、報應之最速者，莫如荒年施賑，一舉可活千萬人。上契天心，下全民命。古云：‘活千人者後必昌’，洵不誣也。考諸記載，有因活饑民而及身富貴者；有因活饑民而克登上壽者；有因活饑民而子孫科甲、累代簪纓者，自古及今，不可勝數。蓋德愈積，福愈大，不求果報，不求人知。天之報施，愈覺其絲毫不爽。爰選錄救荒福報數十則，皆確有可據，請沈小園中翰鑑定，名曰《富貴源頭》，俾資觀感。當此直、豫、秦、晉數百年來未有之奇災，正禍福消長之秋，國家發帑截漕，士庶捐資助賑，皆趁此機緣耳。”《富貴源頭》內輯由漢代至清代救荒福報故事凡九十九則。每則故事篇幅短小，具有素描和特寫性質。按主角身份分，計官吏四十則、紳富二十四則、士庶二十七則、婦女六則、方外二則。鄭觀應說這些故事“皆確有可據”。《富貴源頭》出版後，迅即膾炙人口、影響甚巨。自光緒四年戊寅（1878年）至民國二年（1913年）三十餘年間，每逢賑務，即有善心人重刊是書分送，以為推動。各版作序者亦對此書推崇備至，有稱讀後“果足激發善心，為勸賑之左券”者；有讚“此書之有功於賑務，實非淺鮮”者；也有謂“賑款之集，皆是書之刻有以致之”者。民國庚申（1920）年，北方八省大災荒，鄭觀應將該書易名《救災福報》，廣為散佈。《富貴源頭》因此成為研究鄭觀應慈善思想的重要材料之一。《富貴源頭》封面

4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 二筆記的性質是隨筆雜記，格式本來就沒有嚴格的限制。《富貴源頭》所記乃時聞軼事，近乎四庫全書的雜事類。內中故事人物、情節、環境各要素俱備，將之歸為筆記小說是沒有問題的。它和鄭觀應的另一筆記小說《陶齋志果》一樣，具有觀點明確、語言通俗易懂、簡練明快的特色。而最大的共通點，在於兩書內容皆以因果報應喚醒世人，達到懲惡勸善的目的。只不過《陶齋志果》涉及的範圍較廣，而《富貴源頭》則集中在“施賑獲報”罷了。小說題作《富貴源頭》，清楚地揭示了作者的觀點：為善是富貴的源頭，欲想富貴，必先行善，行善是因，富貴是果。因此，因果報應的觀念貫穿全書，而“行善──得善報”也成為全書一個定型的敘事模式。歸結書中不同時代、不同階層人士行善的方式，約有如下幾類：或官吏矯制冒罪發賑，或出己俸救災，或鬻業罄家以活饑民，或收養棄嬰，或焚債券等等。而善報的結果則包括：登上壽、中科舉、升官、得子、癒疾、免禍、子孫富貴等等。雖則“行善──得善報”的敘事模式在書中反覆出現，強調因果報應的說教也難免削弱作品的可讀性，但作者還是通過一些文學手段去表達題旨。有些篇章不只以記事為目的，而能通過記事以描寫人的情緒感受，因而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有些篇章用比較對照的手法，顯示人物品格的高下優劣；有些篇章則加上評論或引用詩句以深化主題。例如《散賑改相》：太原布商劉全順，求袁柳莊相面。袁一見驚曰：“兄大限只在一月內，可飛速回家辦後事。”柳莊，神相也，言無不中。因自歸寓，惘然不樂。表侄周鰲問故始知，因勸云：“今大荒歉，人相食，何不捐資買米麥散諸貧人？積大陰德，或者可回造化！”劉即依言，星夜發銀辦米散賑。過一月餘無恙，復往見。柳莊又大驚曰：“爾作何大陰德？滿面陰騭紋，非但延壽，且可得二貴子。”劉後年八十五，生二子，皆登甲榜，子孫科第不絕。

47從《富貴源頭》看鄭觀應的慈善思想篇中描寫劉全順的“惘然不樂”與神相袁柳莊前後兩次“大驚”，都很準確傳神。《富貴源頭》亦間以《阻賑惡報》、《閉賑被戕》之類的故事，與眾多救荒福報的事例作對照，突出行善有福的主題。甚至在同一篇故事內，作者也有意安排正反面（善與惡）人物出現在同一場合，以“一流芳一遺臭”的結局作鮮明的對照，給讀者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如《善惡巧值》：青浦東郊徐涇鎮趙省齋，遇乾隆甲戌歲荒，盡出家資以救饑戶，妻彭氏盡變妝奩辦米施粥。時粥廠中司賬閔某，侵蝕錢米以肥家。後乾隆乙卯，省齋之孫諱文桂，號香林，名登鄉榜，回里拜謁縣尊。適逢閔姓之孫因事堂斷收監，恰於大堂階下相遇。一則乘輿飛進，一則帶枷拖出，兩相值并兩相訝云。善報惡報，兩兩相形，天殆故使之巧相值，以醒世輿。《富貴源頭》還有部分篇章模仿聊齋筆法，在篇末加上評論，加強勸善懲惡的效果。如《閉賑被戕》末云：“此雖盜賊之行，終歸梟磔，然亦足為不務恤賑之戒矣。”《阻賑惡報》寫了宋代林機阻賑，結果自己病卒，三子繼亡，其後遂絕。作者評曰：“嗚呼，萬姓生靈，林以一言殺之，立遭天譴，可不畏哉！”《同胞三鼎甲》寫昆山徐族請賑災，活數百萬人，其三孫先後舉狀元、探花。篇末評曰：“同胞三鼎甲，為熙朝之瑞事，為從古所罕聞。由此以觀，則知種福之道，莫有大於賑饑，即莫有捷於賑餓者也。”《楊呆》篇後之評語最長，謂：“可見為商為賈之人，若能留心積善，隨地可種大福。蓋錢財是命中一定之物，分中有財，能捨以積德，上天必千倍萬倍加利還之。分中無財，即使用盡心機，成家立業，而天地降罰，飛災橫禍，不難奪之而去。或為不孝子敗去，留不美之名與人作笑柄。所謂小人枉自為小人，深可惜也。”《許允》篇末則借文帝乩諭詩強調勸善懲惡的題旨：“救人性命功尤大，歲歉宜存濟眾心。許氏賑饑甘竭產，羅家閉糶不容情。積財能散天加祿，為富不仁天降祲。一死一榮分禍福，蒼蒼造化意何深。”這些評論和詩歌，與所述故事配合無縫、相得益彰，既有助點明和深化題旨，又為這本強調因果報應說教的通俗讀物增強了可讀性。

4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三談過了《富貴源頭》中因果報應的種種表現之後，接下來討論：如何看待《富貴源頭》中的因果報應思想？這種作品的出現有何社會意義？我們認為，小說中的因果報應思想並非洪水猛獸，《富貴源頭》的價值是應該肯定的。鄭觀應輯撰是書，從動機看，目的在於勸賑，而非宣揚因果報應觀念，因此談因果未必就是導人迷信；從效果看，《富貴源頭》在三十餘年間被一再重印，在歷次賑災中產生積極影響，證明它為弘揚民族優良傳統、維護社會與民生的安定起過良好的作用。因果報應意識在我們民族心理中積澱已久，上古典籍中就記載著一些鬼魂復仇的故事。魏晉時佛教傳播，其因果輪迴之說與鬼魂報應意識相融合，為當時及後世志怪小說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隨著人類對自然界認識的增加，在小說發展過程中反覆出現的因果報應觀，已漸漸脫離了單純的鬼魂報應和因果輪迴的局限，轉而成為人們解釋社會歷史的一種思維定勢。統治者利用因果報應觀念，強調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以消除百姓的抗爭思想；普通百姓相信因果報應，則是希望通過“善有善報”來滿足懲惡勸善的願望。據此，我們確是不宜把文學作品中的因果報應觀一概斥之為宣揚封建迷信的。對《富貴源頭》表現出來的善惡觀，同樣不應與宗教的善惡觀混為一談。雖然兩者在善惡報應這點上存在相通之處，但《富貴源頭》更多的是強調倫理方面的“善”。內裡有一篇題為《經懺不如施捨》的，說嘉慶年間，李文璧廣延僧道，修醮拜懺超渡亡父。其父憑孫女語文璧云：“爾固孝我，但當此荒年，有些錢財，何不施濟饑寒，較為有益。延酒肉僧道禮拜經懺，非但於我無補，更加你我罪愆。若肯施濟貧窮，功德比經懺勝百倍也。”文璧即從命施賑。不久，其父又憑孫女語文璧云：“爾之孝思已動幽冥，冥府已加增福壽，我今已往生富貴人家去矣。”故事中雖有佛教輪迴往生情節，但作者顯然更強調要施濟貧窮。他並非刻意引導讀者聽從上天的安排，向佛作真誠的懺悔，反而指出“施濟貧窮，功德比經懺勝百倍”。可見《富貴源頭》所弘揚的“善”，其真義是：惡念不生、眾善奉行。雖然它採用了“行善──得善報”的敘事模式，但其思想意義實質上

49從《富貴源頭》看鄭觀應的慈善思想已超越了佛家的果報觀念。故而可以認定，《富貴源頭》不是一本宣揚迷信的“報應之書”，而是一本喚醒世人的“勸善之書”。設若《富貴源頭》僅是一本“勸善之書”，那它還不具多大的價值。然而，它的出現卻含有較深刻的社會意義，值得我們細心探討。如所周知，文學作品負有反映現實生活的使命。《富貴源頭》是鄭觀應為勸賑而編撰的，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的現實。在以農業為主體的社會裡，每遇旱澇之災，廣大百姓皆受打擊，往往哀鴻遍野、十室九空。除由朝廷發賑外，民間自發的拯患救災活動，亦蔚成風氣，成為傳統。《富貴源頭》所輯救荒福報事例，涵蓋自漢至清各朝，綿延千餘年，對不同朝代的社會世情都有涉獵。它以近百則的事例向讀者表明，官紳士庶婦人雖則所處時代不同、地位各異，但救災恤隣之心則一。故此書除了是一本“勸善之書”外，還是一本反映社會現實的“世情之書”。《富貴源頭》的故事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蘊，它可以滿足人們追求長生富貴的願望。古人對碩大的宇宙深懷敬畏，常常感傷人生短暫與渺小。《古詩十九首》中“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之類的詠嘆，就是這種生命憂患意識的表現。千百年來，從君主到百姓都企圖擺脫生死這一自然規律的制約。或入山修煉，或食石服藥，或沉迷宗教，目的都是為了追求長命永壽。渴望長生富貴本質上已成為一種群體意識，一種蘊涵豐富的民族文化心理。《富貴源頭》正好為追求長壽富貴的人指明了一條通向彼岸的捷徑：只要賑荒行善，則長壽、富貴、得嗣、免禍、癒疾等等福報就在眼前！每個故事似乎都在告訴讀者，那霞彩斑斕、百花吐艷、紫氣氤氳的美境就在身旁，行善者伸手可觸、舉 《富貴源頭》書影

5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步即及！想想，這該有多大的誘惑啊！坦率點說，《富貴源頭》只是因果報應思想簡單的圖解，作為筆記小說，鄭觀應也不曾在藝術技巧方面下大功夫，其可讀性有限。出版後所以廣受歡迎，在歷次賑災活動中發揮巨大的影響力，歸根究底，就是由於它能滿足人們追求長生富貴的願望。魯迅曾說過，中國的根柢在道教。事實上，道教思想幾乎滲透到中國古代文化的每一角落。鄭觀應是位虔誠的道家弟子，一生學道不輟。翁同龢為他的《羅浮待鶴山人詩草》作序時說：“特神仙家支派有二：有持厭世主義而僅為自了漢者，有持救世主義而自度度人者。如前之說，其人雖仙，無裨於世，是方技家而非宗教家也；如後之說，大都由任俠而入於神仙者。縱不即仙，而抱此高尚純潔之理想，或見之於行事，或著之於寓言，其足以感發當世之心思，而變化其氣質者不少矣。”鄭觀應就是一個“持救世主義而自度度人者”，他曾表示“欲求點鐵成金術，普救災黎四海清”（《敬步呂祖師呈鍾離祖師原韻》），希望通過道術而度人濟世。至於如何才能度人濟世？鄭觀應認為必須先積陰德。他說：“大道無親，惟與善人。無論賢愚貴賤，但矢志不回，誠求師友，積德累功，即可超凡入聖。”在《〈呂祖詩文集〉序》中也自述“待鶴雖不敏，廉正自矢，志在先積陰功，後學神仙。曾在名利場中四十餘年，見義勇為，扶危救急，如籌賑、設善堂、施醫藥、保嬰、救溺，皆憚心竭力相助。凡有利可興，有弊可除，事關大局者，均不避嫌怨，條陳當道，並登報章，布告同胞，協力維持”。在晉、豫、魯、直各省遇到災荒時，他都努力籌辦捐賑，功勞卓著，備受褒揚。如1879年賑濟山西大旱災害中，他和父親鄭文瑞多方奔走，向各界人士勸賑，先後募得十四萬二千八百兩銀，拯救了千萬山西災民。可見，編撰《富貴源頭》勸賑正是他實踐道家“度人濟世”思想的一個大動作。出於同樣的動機，鄭觀應還編寫出版過一本《成仙捷徑》。是書可看作是《富貴源頭》的姊妹篇，也是專為配合賑而採集編纂的。鄭觀應在序言中說：“僕曾選輯古今賑饑而食報富貴者百餘則，名曰《富貴源頭》。茲復採由是而得道成仙者數十則，顏曰《成仙捷徑》，亦付手民以廣流傳。俾知古今真仙無不立功濟世，非徒獨善其身而已也。”又說：“苟非積德以求，又安能成聖成仙成佛也哉！”如果說，《富貴源頭》集中宣揚“施賑獲報”，那麼，《成仙捷徑》就更直接鼓吹“積德成仙”了。

51從《富貴源頭》看鄭觀應的慈善思想鄭觀應誠心求道之餘，也兼容儒學，並認為儒、道在“濟世”方面是相通的。他在《劍俠傳序》中說，道與儒“所致力者各異，其有濟於世，則未嘗異也”。儒家講究忠孝仁義，鄭觀應熱心善舉，除了濟世之外，亦是秉承先志的孝行。其父鄭文瑞慷慨好義，曾在家鄉籌置義田，建立善堂，對地方的公益事業無不盡力捐輸。光緒五年（1879年），河北、山西遇到災荒，他命家人售鬻衣飾捐資。時在上海經商的鄭觀應響應父親召喚，積極募得數十萬金，救活不少災民。由於鄭家賑災最早、集款最多，朝廷下旨褒揚其“一門義行”，御賜“樂善好施”四字。鄭觀應在民國三年（1914年）立遺囑時說：“先嚴嘗謂古人有言：‘積金玉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詩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德以遺子孫。’余亦欲承先志耳。是故身歷官商兩界數十年，凡有善舉，無不贊助。”在“丁戌奇荒”期間，他也曾按照母親陳氏的遺願，將存銀一千兩捐到災區。至於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甚至輪迴觀念，明顯貫穿《富貴源頭》的始終。這點前已詳述，不贅。鄭觀應融道、儒、佛三教於一身，無論是經商、撰著或舉善，目的都只為“救世”。在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近代知識份子的典型性格。在內憂外患不絕的動盪時代，愛國的知識份子都會滿懷憂患意識，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奔走呼號。他們吸收外國政治、科學知識，也從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宗教）中尋找救國的方略。鄭觀應一隻腳踏進了宗教世界，另一隻腳仍留在現實社會，《富貴源頭》的編撰，表現了他“度人濟世”的夙志。而他身體力行地勸捐施賑，則在行動上超越了當時眾多不做實事的書生。《富貴源頭》所記故事，主角屬於社會不同階層：官吏、紳富、士庶、婦女乃至方外人士。涵蓋面如此之廣，作者明顯在向讀者傳遞這樣一鄭觀應晚年與家人合照

5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個信息：善事人人可為，決無富貴貧賤之分。沈高齡為《富貴源頭》所寫的《跋》對此作了解釋：“明知好善者不過行其不忍之仁心，而未嘗冀富貴之報。而天之所以富貴之者，亦即視其不忍之仁心，而如量以予之也。譬水之有源頭也，其源不竭，其量自宏。則既富貴者正宜於此時栽培善果，而富貴自可世守而勿衰。未富貴者亦當於此時耕種福田，而富貴亦可不度而自至也。”鄭觀應認為世道的好壞關乎人心，禍福都是由人心造成的，因此努力勸人行善積德，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在《救時揭要》中說：“人之本何在？心是也。存其心則惟善為寶，而心廣體胖，事無不安，人無不樂，天必將於其間降之以福；失其心則以惡為能，而心悸神昏，事無不悖，人無不怨，天亦於其間降之以禍。”又說“因思今世之人，與其為無益以求冥福，何如為有益以濟生靈。蓋救濟之功可以贊化育，救濟之事可以參天地。有財者當濟之以財，無財者當濟之以力。雞鳴而起，孳孳為善，又奚患貧寒，無濟人之處哉？是在人之為善誠與不誠耳！”《富貴源頭》列舉做了好事得好報，做了壞事得惡報的例子，證明因果報應道理，以警醒世人。書後所附一篇《勸賑文》也圍繞這一點作了清晰的引申，文曰：“有財勢者積德易，易而不為，是自暴也；易而樂為，是錦上添花也。貧賤積德難，難而不為，是自棄也；難而肯為，則一善可當百善矣。如必待有餘而後濟人，此其人終不能為善矣，必愈多而愈貪矣。”《富貴源頭》傳遞的“人人皆可行善、人人皆可獲報”的信息，無疑大大地擴展了它的讀者層面，其社會效應也就得到更充分的發揮。除《勸賑文》外，《富貴源頭》書末尚附有《勸孝文》和《救災文》各一篇。在源遠流長的我國文化史上，此類勸世文章不知凡幾。雖然它們也曾對人們的行為方式、思想道德和心理質素產生過影響，但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看，通俗小說的讀者群更廣，實際產生的影響要比傳統的經史詩文大得多。究其原因，就在於通俗小說以情節和形象去感動讀者，一如修髯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引》所說，讀通俗小說可“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統必當扶，竊位必當誅，忠孝節義必當師，奸貪諛妄必當去。是是非非，了然於心目之下，裨益風教，廣且大焉”。鄭觀應僅把《勸賑文》、《勸孝文》和《救災文》附於《富貴源頭》的篇末，看來，他是非常了解小說的影響力勝於傳統經史詩文的道理的。

53從《富貴源頭》看鄭觀應的慈善思想綜上，可知鄭觀應的慈善思想乃源自道、釋、儒三教，“因果報應”觀是其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觀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持久的生命力。《富貴源頭》的藝術成就雖不算高，但它蘊含的社會意義確實值得我們認真探討。書中的因果報應觀念或帶有一些消極因素，但就作品整體思想傾向來說，決不是腐朽落後的。在《富貴源頭》面世一百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人們在賑災勸募時，不是依然宣揚“施比受更有福”、“種善因，得善果”、“福有攸歸”嗎？試問，有誰會在解囊捐輸的同時，去質疑甚或指責主事者是在宣揚封建迷信思想呢？

5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以出世精神 寫入世詩歌──竺摩法師的詩論與詩歌一竺摩法師1913年8月13日出生於浙江省樂清縣虹橋鎮河深橋村，俗名陳德安。父陳永旺，號紅梅居士，母王氏，兩人都是虔誠的佛教徒。陳德安天資聰慧，自幼即喜素食，常隨父親到本村淨宗寺聽經。十二歲時隨父到黃塘壽昌寺聽欽漢法師講地藏經，如癡如醉。欽漢法師覺得他頗有佛緣，勸其父讓他出家，遂禮寺中方丈白雲上人祝法，賜法名默誠，字守志。十三歲得師叔芝峰法師關護，教他學習古詩詞及禪宗典籍。他曾到溫州福慶寺拜見弘一法師，並獲贈墨寶。十四歲轉入寧波觀宗寺學習。十七歲進入太虛法師主持的佛教最高學府閩南佛學院，研究唯識宗及諸宗教義，兼學日文。因成績優異，深受太虛大師的賞識和愛護。1933年和1935年兩度隨侍太虛大師到粵港地區弘法，推動“人間佛教”。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竺摩取消留學日本的計劃，投身抗日救亡活動。1939年春應邀到澳門創辦佛學研究社，開講“維摩經”，以通俗明白的語言把佛教義理與救國救亡結合在一起，喚起人們的愛國精神。他在澳主編的《覺音》雜誌常刊登佛理與時代精神結合的文章，積極宣傳和鼓勵佛教界奮起抗戰，影響甚大。《覺音》和內地的《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並列為戰時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有讀者更稱讚《覺音》是戰時“華南佛教的降魔寶杵”。竺摩法師也成為抗戰時期港澳文化界的著名代表。竺摩大師（1913—2002）

55以出世精神 寫入世詩歌1954年竺摩法師雲遊南洋弘法，創辦馬來西亞佛學院、馬來西亞佛教總會，並興建三慧講堂。竺摩法師在馬近半個世紀，為大馬佛教界培育了大批僧材，為發展大馬佛教和傳播中華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被尊為“大馬漢系佛教之父”。1998年9月，檳州元首向竺摩法師封賜DMDN高級拿督勳銜。2002年2月4日，竺摩法師圓寂於檳城三慧講堂。出殯時送行者五千餘人，隊伍長一公里。遺體火化後得舍利子逾百顆。1二竺摩法師不僅精通佛法，學識淵博，且才華洋溢，詩文書畫造詣甚高，被稱譽為詩書畫三絕。生前著有《篆香畫室文集》26冊、《篆香室書畫集》3種和《竺摩長老佛學全書》16冊等，是繼蘇曼殊和弘一大師後的又一才子高僧。竺摩法師年輕時即表現出過人才情。十多歲在寧波觀宗寺學習期間，一日，根慧法師草擬法語第三句“一爐縹緲香煙起”，再續不下去，在旁的竺摩接口說：“百鳥銜花遍界香”，大師驚為奇才。竺摩一生寫下六百多首詩詞，並在不同場合闡述過自己對詩歌創作的觀點。透過對有關資料的分析，可知竺摩的詩歌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糾正泥古教徒不屑文學的傾向，肯定詩歌的教化功能竺摩認為，文學是時代的產物，是社會的反映和個性的思想意志的表現。因此文學有其崇高的社會義務。他引用高爾基的話來說明這一觀1 竺摩法師生平及有關資料乃據陳松青《中華一代奇僧 竺摩大師在世界文壇大放異彩》（《香港佛教》第544、546期）及盧友中編《篆香室詩集‧前言》（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篆香室詩集》封面

5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點：“文學的義務是在幫助人類明瞭他們自己，增加他們對於自己的信仰，而發展他們對於真理的渴慕。”2 竺摩指出，佛教徒是探求人生真理的人，我們的目的正是為着廣播大同平等主義的大乘佛教，我們的義務也正是要把自己所探求到的人生真理發揚以啟迪人類的智慧，使之由渴慕真理而徹底悟到人生的真理。竺摩法師由此得出結論：文學的目的和義務與佛理是一致的。有佛徒以禪的宗旨是“不立文字，直接人心，見性作佛”，因而唾棄文字，將吟詠詩歌呵為“打妄語”。針對這種謬誤傾向，竺摩首先指出：“佛教在方便上，本來就需要文學。佛陀雖說‘不立文字’而有三藏十二部的教典，祖師雖說‘教外別傳’而有百千數卷的語錄。”他還進一步說明：“從佛學說，‘文字般若’居三般若之首，從文入觀而有‘觀照般若’，由觀照成功而開發‘實相般若’。文字如舟，觀照如駕馭，實相如到彼岸，沒有舟就不能登彼岸，望洋興嘆而已！”他告訴那些泥古教徒，佛教並不排斥文學，只要坦白地把自己的感想寫出來，不矯揉造作，不賣弄風情，於己於人皆有感悟就不是“打妄語”。竺摩認為詩歌的價值更在於它有陶鑄性情的教化功能，而且與佛陀慈悲施教的意旨極相吻合。他分析說：“詩是一種觀感靈敏的將所感到所想到用美麗或雄壯的字句將剎那間的意象抓住，使人可以傳觀的東西。”因此，有意境而感情強烈的詩歌，必能陶怡性靈、美化人心。而佛徒的使命乃在廣泛傳播佛陀的慈悲平等至義精神，並以之教化眾生，達到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的真性清寧，聯結全人類的感情同創和平世界。因此，詩歌的無邪情趣、表現高度藝術真境，與佛義的蕩執知智、遷惡為善是完全一致的。由於詩歌有陶鑄性情、感化眾生的力量，故詩人亦負有轉移風氣、改善人心的社會責任。竺摩認為，“稱為詩人是不容易的，他必須先有高尚的品性、優良的氣質，然後他所作的詩，才能弘揚詩教、移風易俗、振衰起頹，表現愛護人群的精神，而達到扶輪衛道的責任。”2 竺摩：《詩情與禪理》（香港《人海燈》第四卷第二期）。下文所引皆出於此，不再一一注明。

57以出世精神 寫入世詩歌（二）主張詩歌應表達真實感情詩的本質在於抒情。劉勰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別林斯基也說過：“沒有感情就沒有詩人，也沒有詩。”竺摩強調真情是詩歌的神髓，他說：詩“是頂富於感情的文字”，又多次引用詩家的話來強調真實感情於詩歌的重要：“詩是用具體的形象來表現思想和感情的東西”，“一篇詩沒有了感情，便是沒有了骨髓的骷髏。”關 於 這 一 點 ， 竺 摩 法 師 詳 盡 分 析說：“詩所以重於感情，因為沒有感情或感情低劣的詩，不能把作者的精神傳達給讀者而引起同情與共鳴，沒有力量，就沒有價值了。故有意境有情感的美麗的詩，就是文字的結晶 藝術的表現。藝術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結合的手段之一，藝術作品的感情表現得愈深愈高，就愈能引精神上聯結的可能性，這是必然的道理。”他清楚指出，詩歌中的真情就是感動讀者、引發同情與共鳴的主要力量，是實現詩歌潛移默化社會功能的基本保證。只有那些直心直語、熱情激蕩的詩歌才有價值、才會流傳。據此，竺摩提倡真實感情流露的“吟詩”，反對無病呻吟、刻意雕琢的“作詩”。這是完全符合詩歌創作規律和審美特徵的。（三）主張詩歌題材必須反映社會現實關於詩歌的題材，竺摩法師也有很詳細的論述。他說：“曠古以來，不論僧俗的詩家，他寫詩的背景與目的，總不外乎這兩方面：一是反映出一時代一民族的政治、宗教、社會等等的情景；一是表現個性的思想與意志。”又說：“詩雖然偏於意象的理想主義，而未嘗離開寫實的現實主義，如即事詩、即景詩一類，何曾不是以寫實的題材？故什麼主義都不能完全脫離題材而獨立。換句話說：就是不能完全脫離現實，什麼主義都要竺摩墨寶

5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以現實為底子，方不落於空理空論。”竺摩指出詩歌反映現實的題材應包括如下幾方面：1. 顯示真如理。他認為這是佛家慈悲教化必備的，因為真如妙理精深博大，若無文字表顯和詩歌引示，難於悟解，“故欲接引現代一般避難就易、喜簡厭繁的根性，使之與佛教發生關係，倒不如精勁明簡的詩歌偈頌，在文藝的筆鋒之下骨子裡面含着無形的微妙的真理，使讀者的心嫣然一笑而不自知。讀者既不費時費力，作者亦不費時費力，而具有磁石般的吸引作用，把甚深微妙的勝義諦理，以美麗的藝術的詩歌表現出來，或隱隱的暗示。”2. 象徵人間苦。竺摩認為這是詩歌反映社會現實最重要的部分。他說：“文學與社會是有密切的關係，離了社會根本不需要文學，也好像佛教與人間有密切的關係，離開了人間根本便不需要佛教。”竺摩具體指出：“佛教是平等普遍沒有種族階級性的觀念，廣義的應該是以整個人類舞台的人間為單位而落墨，象徵全個人類的苦悶。雖然，我們住在某一個國土裡，亦不妨利用文學來描述所住之國的社會痛苦，像古德詩僧那樣地描寫人間！”3. 素描僧生活。竺摩認為，把樸素澹泊的僧伽生活在詩中描寫出來，也能潛移默化，改變社會的驕奢習氣而趨於儉樸風尚。他把僧侶生活題材概括為四類：一是寫僧侶身世，二是寫弘法利生的入世生活，三是寫潔身自守的山居生活，四是寫雲水行腳的生活。他特別指出：“近來佛教徒已改變了從前閉關主義過離群索居生活的風氣，漸與社會接近，所以現在與將來，這類入世的作品，當有更大的可觀。”4. 吟詠佳山水。竺摩認為祖國壯美的山水也是詩歌不可或缺的題材。他說：“我們所居的道場，多半是綠水青山，明媚可愛，那種秀麗清奇的風景，是素為一般人所嚮慕的。……名山佳水，弘法所至，便自然地產生出許多有情有景、有聲有色的作品。”竺摩所說四方面題材，明顯是指佛教徒的詩材範圍，似乎不夠全面。其實，若從寫詩的目的乃在“言志”和“緣情”而論，古今僧俗詩家，概莫能外。

59以出世精神 寫入世詩歌（四）主張詩歌的內容與形式應完美結合對於詩歌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竺摩主張“詩對於形式、個性、真實三元素都要顧到， 真實、個性，就是詩的內容了。”他說：“我們寫詩，頂好不拘泥於聲律韻腳，同時亦不能輕視了而完全放棄形式，因形式與內容是很有關係的。形式是練熟技巧問題，技巧高妙，方能引人入勝，否則內容即使臻到‘白雪陽春’，也很難招人注目，不能達到作者的目的，更不能由外形而引人入於內理。”甚麼樣的詩歌才算“三元素都要顧到”，才算內容與形式俱臻完善？竺摩提出應以陶淵明與白居易的詩歌為榜樣，他說：“現在可以從我們中國古來的詩壇上，舉出兩類人物來做榜樣：內容應如陶淵明一流人物的骨子精煉；形式要如白香山一流人物的婦孺能解。”他引用朱光潛的話推崇陶詩兼有平易而精煉之勝。對白居易的詩，竺摩則稱許其作風流暢、形式通俗、用語淺白，故能“大眾化，成為民間文字”。他總結說：“只有形式沒有內容的詩易流於浮淺，只有內容沒有形式的詩容易流於艱深，故舉了陶白兩流人物作為我們寫詩的借鏡。”竺摩主張“寫舊詩時不必拳拳服膺斤斤乎聲律與韻腳”，因為“咬文嚼字、呆板押韻的詩只有軀殼，沒有靈魂”。他說：“設使偶然得到精彩的警句，只因一二字數的平仄不對，就費了一日一月乃至若干長時間去搜腸絞腦，所謂‘推敲夜不眠’，那真夠蠢！”至於詩的韻腳，竺摩主張“除了古韻可通的不說，也不妨變通之像現在的新詩一樣押‘自然的音韻’”。竺摩的觀點是頗具辯證色彩的。文學與宗教都是一種社會意識的表現。詩歌以表現生活為能事，而宗教本是生活的一部分，故詩歌與宗教的密切關係不言而喻。盛唐以降，詩與禪逐漸融合。一方面是藉文學形式上的整合，禪者把祥杳高妙的悟境附擬於詩境，即將佛家境界轉化成詩家境界，借助詩境上空靈的特色來寄寓禪的意趣，形成禪詩。另一方面是經由內涵境界上的開闢，詩人們將禪理融入詩中，以詩境的空靈的特色去表現禪的意趣。我們清楚看到，竺摩詩論中關於詩歌的社會功能、詩歌必須反映社會現實、詩歌應表達真實感情等觀點，此前的詩論家早有論及，不算是開創性的見解。竺摩詩論的貢獻

6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僅在於他繼承了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的傳統，再結合佛學義理談詩，把詩與禪溝通起來，共同為改革社會服務，如此而已。三竺摩法師一生弘法，也一生與詩結緣，寫下大量詩詞作品。盧友中先生所編《篆香室詩集》就收有六百多首詩詞和六百多副聯語，這些作品奠定了竺摩法師當代第一詩僧的地位。研究竺摩法師卓然有成的盧友中先生按生平經歷，把竺摩的詩歌創作劃分為三個時期：內地學法時期、旅居港澳時期和駐錫檳城時期。以下，我們將探討竺摩不同時期詩歌的創作歷程和特點。一是內地學法時期，即二十歲前後。這一時期竺摩主要經歷是在佛學院學習，爾後伴隨太虛法師外出弘法。其詩歌的題材多是表達尋求佛陀真諦的心得，以顯示真如妙理，也有部分作品是素描僧生活及吟詠佳山水的。如《秋日述懷》： 天涯放棹欲何之？煙水渺茫我不知。 廿載韶華驚逝水，三藏妙義苦尋思。 雄心奮欲追高德，病骨秋來同瘦枝。 象教衰遲哀白馬，忍看風雨飄搖時。詩中流露出年輕的竺摩尋求佛教真諦的志向和決心。竺摩亦常將不同的題材寫進詩中，表現出自然敦厚、清新高逸、富有禪趣的特色。如《白湖秋曉》：閒來曉坐白湖邊，一碧秋光霽色妍。紅樹經霜燒水底，白雲拖樹抹峰巔。風吹萍轉游魚喜，病後心情止水禪。極目煙波彌漫裡，乘舟我欲枕書眠。此詩有情有景，有動有靜，有聲有色，禪趣亦蘊涵其中。

61以出世精神 寫入世詩歌二是旅居港澳時期，即1939年至1954年期間。1937年春，竺摩時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英語，準備赴日本大正大學留學五年。抗戰爆發後，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參加了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的工作。不久又奔赴武漢，參加“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又奉命帶領“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幾經危難，出生入死。1938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竺摩回到武昌佛學院，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香港弘法，同時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後因內地形勢惡化，竺摩於1939年春到澳門，在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社”，並親自擔任教學工作。同年，在祖國受難、港澳危急之際，竺摩毅然接手主編和發行《覺音》雜誌，他以極大的勇氣和非凡的毅力，獨力承擔《覺音》雜誌從征稿、編輯、校對、印刷、發行和通訊等全部工作，表現了對振興中華佛教、增強佛門內外抗戰救國的信心、責任感和使命感，贏得了海內外文化名流和高僧大德的讚許和支持。竺摩法師在澳門通過講學和主編《覺音》雜誌去推動人間佛教文化。他高度評價在國難危急之時，佛教徒走出廟門積極投身救苦救難的“僧救”活動。認為只有自覺地將愛國救難與愛教興教結合在一起，弘揚救世救民的精神，才算是一個真正的佛教徒。所以，他主編《覺音》雜誌時，就明確地把宣傳和鼓動以寺僧為代表的佛教界奮起抗擊日寇的愛國精神為主要內容。以詩傳教更是竺摩的長處。過人的才情和高深的文學修養使他在弘法事業上有更大的空間。他與大批澳門文化社團的成員及香港、內地來澳避難的文化界人士廣泛交往，成為文士雅集的常客。在唱酬賦詠中，既發揮佛教文化特有的人文關懷和終極追求在抗戰時期的吸引力，也充分展現出竺摩法師的人格魅力。竺摩法師留澳期間所作的詩歌，在反映社會現實、象徵人間苦以喚醒人心方面最為突出。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的災難和祖國的危亡，竺摩常以詩歌傾訴自己的所感所思。留澳期間，戰爭的烽火常使他的思鄉之情難以抑制。他曾題寫過一張扇面：江山好，宿雨帶朝暉。白水輕舟何處泊？光風霽月我思歸。花鳥正依依。

6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家鄉風光雖美，然漫天烽火中，何時才是我的歸期？這首《望江南》詞道盡了竺摩的思鄉之情。竺摩的部分澳門詩歌流露出來的撫時傷亂的憂思、憐憫百姓的慈懷，以及嫉惡如仇的愛國深情，無不慷慨激昂、感人至深。如《新七七有感》：忽聞舊七成新七，橫禍皆因暴寇來！滿地干戈騰物怨，盈空炮火動地哀。雀橋已被飛機炸，銀漢今成決口災。寄語人間乞巧者，留將身手逐狼豺！農曆七月初七是民俗的乞巧節，陽曆七月七日是日寇發動全面侵華的日子。竺摩法師以“舊七成新七”為題材，怒斥侵略者的暴行，號召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奮力驅逐豺狼。另有一首《讀太虛大師〈精誠團結與佛教之調整〉，熱血沸騰，不能自已。依陳銘樞將軍贈大師韻，漫成一律》云：抗建無分僧俗殊，相將微命效馳驅。欲全巢卵宜團結，豈狃華夷自闊迂？百世偽真明道釋，千年背向誤韓朱！今看讜論解民瘼，一吼當令萬象蘇。竺摩號召抗戰無分僧俗，全國人民團結一致，人人為國效力，便能保衛家園、解除苦難，最後取得勝利。在與澳門各界酬答的詩歌中，竺摩都不忘揭露日寇的殘暴行徑，表達共赴國難的決心。如《滄海居士惠詩，依韻酬之》：綠楊深處共安禪，曾記白湖一段緣。烽火無端驚巨寇，腥風不覺遍中天。一肩風雨愁腸斷，萬里雲山行腳連。長憶北征生死地，衲衣濺血痕猶鮮。又如《次彥明先生登西望洋山韻》：

63以出世精神 寫入世詩歌興來安步當車行，雅集西山鸞鶴朋。策杖尋幽花共老，聯吟得句月初升。秋多霜露思啼雁，目滿瘡痍感斷罾。如此遊成詩未已，尚餘悲憤填中膺！還有不少詩句同樣表現竺摩法師的民族氣節與愛國情懷。如：“殊知僧亦閒不得，聖地荒蕪待耕耘。況當震旦罹浩劫，山魈海寇何時滅？發大宏願滌腥膻，降伏群魔一指彈”（《聽松館主以茹素見邀……歸作俚歌記之》）、“觀我鼠膽常坦坦，當他螳臂亦勤勤。眼前魔焰熾如許，禿筆庶能掃濁氛”（《次韻戲答彥明先生》）、“烽煙淪落蒼生苦，霜露橫江行路艱。湘捷欣逢添盛餞，臨歧何惜唱陽關”（《酬澳海清遊會及潔社諸友》）。竺摩法師在澳門逗留兩年多，以出家人的身份投身抗日救國活動，既推動了澳門佛教的發展，也為繁榮澳門文學貢獻了力量，他的愛國詩篇成為澳門文學史上極具光彩的一部分。三是駐鍚檳城時期，即1954年赴東南亞弘法直至2002年圓寂。近半個世紀中，竺摩駐鍚檳城，為弘揚大乘佛教和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結盟泰馬中秋雅集，廣結詩緣，在弘法之餘，行吟唱酬不絕。由於時代與環境的變遷，這一時期的詩歌絕大部分是題贈的內容，反映重大社會事件的題材不多，藝術上也沒有明顯突破，價值不太高，只有部分抒寫情懷的詩歌可讀性較強。如《山居詩》：平生愛澹泊，是以入禪林。詩句聊舒意，文章豈計名？百年原一夢，萬事學忘情。最是忘機處，松關坐月明。又如《書懷》：人境居然隔，虛堂不掩扉。庭花花熾說，小鳥共忘機。禪定離喧寂，仙源近翠微。有時閒倚杖，目送白雲飛。

6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此類詩歌較集中地流露出竺摩法師自甘澹泊的個性，有一種超逸的神采。但與竺摩早年詠菊詩句“傲骨秋心誰識得，只宜寥落伴詩魂”相比較，似以禪趣取勝而詩境稍遜。四佛學與詩歌本是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只是由於詩意與禪意的“靈相共通”的聯繫而產生合流。佛學（尤其是禪宗）與詩歌兩者在技巧上都強調敏銳的心驗，都重視啟示和象喻，都追求意外之意，故自然產生融合和轉移。詩人喜歡在詩歌中有意無意地表現禪理禪趣，詩僧則樂於在吟唱中呈現他們對宇宙的觀照和人生的感悟。竺摩畢生弘揚大乘佛教，秉承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思想，提倡建設“人間佛教”，強調學佛要立足於現實社會，從做人修起。他在《不得僧伽半日閒》一文中指出：“僧伽是佛陀的傳承者，負有‘利生為事業，弘法為家務’的使命，非特自己學佛所學，行佛所行，同時還要把佛教文化敷揚宣說，做出世而入世的偉業。”又在《佛教與人生的關係》中說：“普通一般人的感覺，看見佛教徒入山或閉起門來用功，都以為佛教徒是消極厭世而自利的。其實呢，入山或閉門自作功夫，正是為入世利人的準備。所謂‘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這一句話，正可以表達這個意思。”竺摩法師精通佛法，又具過人的才情，故擅以詩傳教，廣結詩緣。他以出世的精神，寫入世的詩歌。他的詩作，無時無刻不透露大乘佛教的精義，無時無刻不流露“出世而入世”的精神。數十年弘法引渡信眾，門下弟子七萬多人；數十載賦詩吟詠，留下詩聯作品逾千，竺摩無可爭議地成為一代才子高僧。竺摩法師圓寂後，香港佛教僧伽會會長超塵長老致送輓聯曰：德之餘者，集文詩書畫於一身，當今無兩；化所及焉，綜馬星港澳將萬眾，溯古難尋。這應是對竺摩法師一生最恰當的評價了。

65所期貫徹班超志，不碎東瀛不轉舵所期貫徹班超志，不碎東瀛不轉舵 ──讀李竹侯《抗戰詩集》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了全面侵華戰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隨着戰火蔓延，南方不靖，創辦於1889年的廣州培正中學從廣州東山遷至鶴山，旋於1938年1月再遷至澳門，以500元租下整座盧家花園繼續辦學，學生上課的春草堂，正是孫中山先生曾入住的地方。1941年冬，香港淪陷，香港培正中學亦播遷來澳。從此，培正中學在澳門落地生根、開花散葉，為保持培正學校薪火相傳作出了貢獻。抗戰勝利後，廣州培正於1946年春返回廣州東山復校。廣州培正師生留澳八年間，基本上經歷了抗日戰爭的全過程，可謂艱苦備嘗。國難中，培正中學語文教師李竹侯在澳創作了大量詩歌，真實地記錄了抗戰各階段的重要新聞，依此吟詠成章。他以詩歌為工具，鼓勵青年學生紓國難、復國魂，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念。1947年廣州培正當局將其所作詩歌輯為《抗戰詩集》印刷刊行。李竹侯這些充滿凜然正氣的愛國詩篇，為抗戰時期的澳門詩壇增添了光彩。 一李竹侯（1874─1950），廣東從化縣人，是民國初年的學究。1916年廣州培正學校增辦中學部，李竹侯於1917年到培正擔任語文教師，服務培正31年。平生治學嚴謹，誨人不倦，門生遍天下。所授課目多為古文，故學生常稱其為“夫子”。李竹侯曾應培正校長楊元勳之請，以荷蘭舊國歌之樂曲，用七言詩譜寫出培正校歌歌詞。全歌共三段，現習慣只唱第一段歌詞。李竹侯於1948年退休，1950年在廣州病逝。李竹侯從1938年10月開始寫詩，至1946年初離澳返穗為止，七年多的時間裏共創作詩歌近兩千首。關於寫作緣起，李竹侯本人在《抗戰詩集》（以下簡稱《詩集》）的“卷頭語”有詳細的說明，下乃原文照錄。

6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我不是詩人，抗戰前我也沒有寫過甚麼詩。這樣，我現在為甚麼會存留這大堆的詩稿？這事實的需要和原起，我要略略的說明：這原起是始於民廿七年十月十七八倭寇入粵消息傳到澳門的第一天！時我正在段考監堂，眼見同學們聽到惠州失守，廣州動搖，個個都呈現着欲哭無淚的悲觀，無心考試，喪氣頹頭。我見到這情景，頓感覺他們對帝昺崇禎時，敵來瓦解，所以覆亡；民國抗戰年餘，空前團結，終必殲敵的顯明事實理由，全無認識；尤其感覺他們不識利用當前大戰時機，運用所儲學識，遇事批判，檢取未來應世經驗；便從那日起，逐日搜樂觀必勝的事實，寫上律絕詩或短詞，給他們作一個課堂打針式來重振他們已頹喪的精神；同時，不斷說明當前的戰事，是一部練習實驗的活動史，今日判定，隨即得到實用經驗，備將來應付社會國家國際一切艱鉅的要求，這就是我追隨白學士所謂“詩歌因時而作，為事而寫”的肇始，而至勝利迄今後還延續不斷。我這隨筆詩稿，當然陋劣。祇合我工餘課暇，翻閱自娛。很意外的，突如其來的，學校當局囑將劣稿印存圖書館，公開閱覽，視同珍藏。我想，舊稿今始公開印存，賣肖嫌疑，恐難避免。但轉念過去寫詩原起，全為鼓勵同學們乘時爭取經驗，準備應付艱難而作，爾時初三高一二各同學們筆記抄存亦當不少；表而出之，似乎也有點意思；且相信學校對這劣稿，如是珍惜有加，即對我這意思夙有同感。為着這緣故，所以我便不顧賣肖，將全稿奉獻出來。閱者們！劣稿印存，公開閱覽了！所望對我寫作原起，加以同情曲諒，不要哂予。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廿五日 廣州東山培正學校李竹侯序言李竹侯（1874—1950）

67所期貫徹班超志，不碎東瀛不轉舵《詩集》於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由廣州培正中學出版發行。關於出版目的，學校當局亦在《詩集》扉頁作了簡單的說明：李竹侯先生在培正任教三十年，誨人不倦，守己謹嚴。國難期中，堅信抗戰必勝，始終樂觀無間。每於課餘之暇，將其對時局感想，吟詠成章，以勗後輩。積年累月，蔚成巨秩。澳門不安時，由鄺樂生先生帶入內地；粵北淪陷後，經林瑞銘先生盡力保存。勝利復員後，培正當局請李先生將全稿整理後付印成書，以惠士林，以留紀念云爾。這裏提到詩稿保存和轉移的情況，我們可從李竹侯有關的詩歌中了解到更多細節。民三十四年十一月二日，李竹侯寫道：“以上兩年餘劣稿，留澳恐遭敵檢查，特託鄺樂生先生帶返羊石，不幸鄺先生仙逝，隨請林瑞銘先生代保存，隨砰石失陷，校亦星散，林先生在流離艱險中，公私雜物，頗多拋棄，特別將劣稿帶回東山母校中。在澳聞訊，頓起莫名感激，立函一絕致謝。”詩云：一堆殘紙累珍存，艱險流離總不捐。旅次備聞然諾重，心潮感激湧源源。林瑞銘接信後，即回一絕，云：知音受命保斯文，千里流離不忍分。應與放翁共鳴世，興亡時代豈相倫。詩中把李竹侯與南宋詩人陸游相比擬。李竹侯再寫一絕致謝：敢與放翁妄比倫，新興蠡測倖成真。雕蟲小技承隆譽，倒使汗顏苦煞人。鄺、林兩位先生在流離艱危中，寧捨己物，亦不負友人之託，盡力保存詩稿。此事可見愛國的知識份子相知相惜、共赴時艱的高尚情操。我們今天能讀到完整的《詩集》，實在應向鄺、林兩位先生獻上敬意。 二《詩集》的寫作時間，起自民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十七日，迄於民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六日。由於寫作的本意是希望驅除青年學生的悲觀情緒，重振他們已頹喪的精神，故題材多取自當日之新聞。概括說

6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來，大抵包涵兩大方面的內容。（一）宣揚抗戰必勝的信念抗戰初期，寇焰囂張，鐵蹄很快蹂躪我大半國土。面對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局面，不少青年學生一時看不清形勢，對前途感到悲觀。對此，李竹侯在詩歌中分別從三個方面去鼓勵和振奮他們抗敵禦侮的鬥志。1. 正面解讀時事，闡述自信自強的重要性李竹侯在《告對國事悲觀者》中說：越碰艱危越氣雄，才能萬事竟全功。若然遇敵心隨餒，那就人生希望窮。即使報紙刊出的是戰事失利的消息，李竹侯亦以樂觀的態度視之。如敵寇侵淡水、惠陽時，李竹侯寫道：暴敵南侵不要驚，十分把握衛羊城。且看虜騎沉泥淖，整個皇軍快土崩。武漢瀕危時，李竹侯認為並不足慮，他說“粵陷同時武漢危，統籌預定不足悲”。而當國軍退出武漢時，李竹侯認為這只是戰略轉移，“祇緣妥佈殲倭局，陣地應移便轉移。”他更在《抗戰前途樂觀》詩中說明自己樂觀的根據：我事無時不樂觀，祇須看法得其門。敵強迭告兵財竭，崩潰分明若火般。他認為，日寇強橫只是一時表象，戰爭發展下去，他們必定因兵財兩竭而最終敗亡，這個道理如洞中觀火般清楚，所以抗戰必勝的信念絕不會動搖。民國三十年（1941年）元旦，李竹侯口占一律，盡表其樂觀態度：垂老猶堪絕漠來，劍南詩句有餘哀。糜軀愈淬回天志，積怨從無避債臺。萬里提封仍故色，百年新運自今開。異時旌旗東還日，應笑蝦夷少霸才。2. 熱情謳歌抗日將士的戰功我軍在信陽大戰中奪獲敵“常勝將軍”旗，李竹侯十分高興，提筆寫道：

69所期貫徹班超志，不碎東瀛不轉舵常勝軍旗嚇煞人，怎知曾不值分文。有朝展覽場陳列，點綴裝潢也算新。敵人的“常勝”軍旗，在竹侯的眼中分文不值，唯一用途就是日後在抗戰勝利展覽館中作裝潢了。詩歌輕鬆的筆調盡顯竹侯對日寇的蔑視與抗戰必勝的豪情。又如寫擒敵機“天皇號”的《憶江南》詞：天皇號，也被我成擒。雖屬架機些小事，惟思名義夠歡心，怎不笑吟吟！詞中巧妙地把所擒飛機的名號與日本天皇連在一起，把天皇擒住，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事！對於強敵當前仍血戰到底的“孤軍”，李竹侯更是不吝筆墨，大加頌揚。如歌頌四行倉庫孤軍及廬山孤軍：四行倉庫顯英姿，今又廬山獨拄搘。輝映先後留節烈，聲威遠震攝蝦夷。竹侯又讚揚沙頭角八百孤軍：孤軍奮戰雖徒然，抗敵心腸鐵石堅。滬市沙頭留壯烈，後先輝映萬斯年。報載消息，我空軍炸蕪湖敵艦，最後駕駛員駕機衝下，與敵鉅型艦同歸於盡。竹侯即將此事寫入詩中：炸沉陸顯奧神威，今在蕪湖又發揮。機艦人員同毀滅，功成壯烈後先齊。他認為有此等視死如歸、忠勇殺敵的將士，決勝凱旋的日子一定到來。3. 勗勉青年學生努力充實自己，隨時為保衛和建設祖國貢獻力量李竹侯在課餘常與學生談心，勉勵他們繼承先賢優良傳統，重節輕財。這類活動在《詩集》中有所記載。1941年1月11日，李竹侯偕學生八人假海角亭談心，事後，學生蔡德銘作詩《謝李竹侯先生海角訓話》，李竹侯讀後答和： 清幽海角同函支，九朵心花燦爛開。廉恥闡明知重節，公忠互勵且輕財。 歡迎勝利來臨歲，準備新興翼贊材。小小春風沂水樂，所期壯志永無灰。另有一位學生黃錦均，從雲南寄了兩首詩給李竹侯，信中稍稍透露出信心不足、嚮往閒適生活之意。李竹侯即步原韻作詩勸勉道： 何事文山復出山，痛淪異族獻奴顏。西南現局雖嚴重，抗建完成實等閒。

7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 正在同肩艱鉅日，誰應獨作自由鷴。趕儲後勁追奔手，萬弩齊張向敵彎！1941年4月4日，李竹侯作《導師座談印象》，前有小序記其事：是日偕同學八人在南環花園樹下談把握時代、堅定信仰、認識人生三要義。續又在白鴿巢公園談話。其詩曰：南環樹下又談心，價值纍纍抵萬金。偉大人生深認識，嶄新時代信來臨。為山九仞初基奠，建國長材自我尋。準備及鋒今日起，橫磨牢記惜分陰。在勉勵學生勤學自強、為建設國家趕儲後勁的同時，李竹侯還着意搜尋青年學生從軍殺敵的新聞，寫詩歌來振奮培正學生的鬥志。如《四存學校員生冀南殺敵》：文弱書生保國疆，冀南殺敵挫頑強。四存學校留榮譽，漢族精神倍發揚。又如《贈自動參加軍訓同學》：生死存亡算甚麼？祇須有份保山河。所期貫徹班超志，不碎東瀛不轉舵。班超是東漢著名的外交家和軍事家，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43歲投筆從戎，屢立戰功。後奉命出使西域，為保障國家安全作出巨大貢獻。李竹侯勉勵學生以班超為榜樣，就是期望青年人肩負起安邦定國的重任。相類的詩作還有《中國人民當兵觀念大改變》、《渝智識女青年紛紛參加從軍》、《各大學生報名從軍日益踴躍》、《各地青年踴躍從軍遠征》、《白崇禧將軍、黃旭初主席子弟應徵服役》等。詩中所述雖是內地情況，而澳門青年回鄉奔赴戰場的事例也不少。其中，有駕機殺敵血灑長空的林耀；有在南京市郊駕機與敵作戰壯烈犧牲的蔡志昌。還有一位林毓恆，從澳門知用中學考入航空學校，1943年8月敵機轟炸重慶時，他隨教官升空迎敵，立下戰功。澳門青年為挽救民族危亡而英勇戰鬥，用鮮血甚至生命譜寫出赤子報國的讚歌。除了直接走上戰場與敵人作殊死戰之外，更多的旅澳青年回國回鄉參加戰地服務。他們每到一處，都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激發群眾的抗日情緒。澳門的愛國青年，在艱苦的鬥爭中得到了鍛鍊，為國家和民族作出了貢獻。培正的學生受到激勵，亦漸漸樹立起抗戰必勝的信心。1944年年級昭社的莫耀明同學寫過一篇《抗戰時期的青年》，說不少熱血青年獻身報國的良好榜樣已印入

71所期貫徹班超志，不碎東瀛不轉舵腦海裡，指出“戰爭勝利的因素，不在乎武器，而在人民自信力的加強與否”，他“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便是敵人失敗之期；也正是我國完成抗戰目的之日。有志的青年們！齊吼吧！那光明燦爛的民族自由解放前途快現在目前了”！請看，培正學生再也不“喪氣頹頭”了，莫耀明代表所有愛國青年發出了戰鬥的呼號！（二）揭露日寇虛弱的本質，指出其侵華必敗日本軍國主義者悍然發動侵華戰爭，一時氣焰囂張，但遭到中國人民的頑強抵抗，其速戰速決的美夢完全幻滅。戰事拖得越久，日本侵略者的內外困境就暴露得越徹底。1939年1月4日，報載日本內閣由於反對總動員法，該年六十萬萬軍費無着，無法應付戰局，決定集體辭職。李竹侯即作詩記之：醞釀半年總動員，虛張聲勢鬧囂喧。怎知實現終無法，內閣狂潮起急湍。此前，已有日本駐法國大使因反對出兵侵華，憤而辭職。李竹侯認為日使辭職的原因，就在於他清醒地看到，侵略中國是一埸非正義的戰爭，是注定失敗的。李竹侯對此評論說：突然辭職返東京，日使為何退志萌。聽說主因侵略誤，深憂國運快夷陵。隨着戰爭形勢逆轉，日寇的處境更為不利，厭戰的情緒在士兵中迅速蔓延，日本國民的反戰情緒也持續高漲。蘇報證實，日本北海道就曾發生大規模的反戰騷亂。更有駐廣州的敵兵直接面對市民指責敵酋不應侵戰，自取死亡；既無領土野心，不應強人掛良民證，自欺欺人。據此，李竹侯寫了一首《浪淘沙‧日軍反戰詞》：何事要侵華？苦煞儂家。想來心事亂如麻。孝養高堂成夢幻，還有呱呱。 聲討匪共狂，說話全謊。遠征徒自取傷亡。解甲投槍歸去也，還我堂堂！這首詞以日兵的口吻，指出日寇侵華的任何藉口都是謊言，這是一場禍國殃民的不正義的戰爭，是注定失敗的。1940年2月20日報載，武昌敵軍二千譁變，殺高級長官數人。事發後，敵指揮調大隊圍剿，雙方激戰，死傷達千人。另，三週前又有敵敗兵二千回抵雲夢時譁變。竹侯乃作詩記其事：

7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 大沽譁變後三週，又報武昌殺敵酋。普遍狂潮緣反戰，全軍崩潰快臨頭。1942年12月，德國在歐洲戰場已現敗跡，李竹侯不失時機，依《憶江南》譜寫了兩首《希特勒痛悔詞》：侵略夢，談起要傷神。快意一時吞小弱，鑄成大錯犯東鄰。悶煞憶前因。 軸心氣，抑屈再難伸。全局戰場皆敗北，驚人內敵且崩分。惟有待沉淪。類似的詩作還有《希特勒途窮恨》、《浪淘沙‧柏林內敵反戰詞》等。皆以揭露敵陣營分崩離析來鼓舞國人的鬥志。抗戰八年，李竹侯對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絲毫未變，而且隨着戰局發展，歐亞戰場抗擊德、意、日的形勢越來越好，必勝的信念更為堅定。1944年10月7日，竹侯寫了一首《答周達仁先生、林子豐校長》，詩前小序云：民二八，春間，因廣州失守，人們悲觀。我常在教員休息所中，提出種種事實理由，力言抗戰必勝。周達仁先生盛稱我雖年老，朝氣盛，難得。今午在校務處談起買炮竹慶祝雙十節，我力言美四十州長且領導美人慶祝雙十節，應買炮竹十萬。林校長也笑讚我人老心不老。詩云： 我實不知身已老，精神朝氣廿年前。良心接納君嗤笑，自信無疑且益堅。李竹侯就是這樣，堅持自己的信念，通過詩歌的感染，鼓舞着同儕。就讀於培正的學生，當他們奮筆抄錄和朗誦李竹侯老師洋溢着愛國熱情和勝利豪情的詩句時，能不熱血沸騰、信心百倍嗎？三《詩集》產生於抗日戰爭時期，有着鮮明的時代烙印。抵禦外侮的詩歌，通常會寫百姓的苦難、敵人的殘暴和中國人民英勇頑強的反抗精神，藝術風格會是悲憤。李竹侯只選取報上的新聞作題材、為鼓舞士氣而寫作，一首詩就是一頁歷史，兩千首詩當可作兩千頁歷史看。細讀《詩集》，可以發現如下的特色。

73所期貫徹班超志，不碎東瀛不轉舵（一）愛國主義是詩歌最突出的主題愛國主義是人們與自己祖國之間不可分割的、廣泛而深切的客觀聯繫的反映，它表現為對祖國的熱愛，以及基於這種感情而產生的為保衛祖國而奮鬥的精神和力量。澳門乃戰時“孤島”，物價飛漲，糧米短缺，市民生活相當困難。教師微薄的薪金根本不足以維持，不少教師除了日間授課，還須夤夜去望廈排隊領取僅足一日的糧米。李竹侯隨東山培正學校遷來澳門時，已經64歲了。是甚麼力量，驅使和支持這位之前沒有寫過甚麼詩歌的花甲老人，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堅持七八年，寫下這麼多的詩歌呢？是祖國的危亡和民族的災難激發了李竹侯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感，讓他毫不猶豫地拿起了筆，以詩歌為武器，投身於反對日本侵略、保衛中華民族的鬥爭。因而他的詩歌洋溢着強烈的愛國精神。李竹侯的愛國精神首先表現在他對抗戰抱着必勝的信念。他極力宣揚國軍戰鬥勝利的消息，是為了給青年學生“作一個課堂打針式，來重振他們已頹喪的精神”；他揭露日寇內外交困的處境，是為了讓青年學生看清侵略者虛弱的本質。他堅信中國人民決不會被張牙舞爪的日本侵略者所嚇倒。只要全國人民空前團結，同仇敵愾，打一場真正的人民戰爭，日寇敗亡就是必然的結局。李竹侯堅定的信念乃來自對人民力量的肯定與對祖國深沉的愛。1945年8月日寇戰敗投降。同年10月7日，竹侯應高二丙女生陳淑媛的請求，作了一首《國慶歌》，詩中寄託了祖國繁榮富強的祝願。詩曰：大中華！大中華！四強之一大中華。辛亥吐春芽，乙酉放奇花。年年雙十節，慶鬧倍增加。看，完成公業化，拄搘東亞，維護世界和平直至萬年遐。李竹侯的愛國精神也表現在對青年一代殷切的期望。抗戰初期，敵焰囂張，青年學生看不清形勢，一時感到悲觀頹喪。李竹侯深感“若然遇挫心隨餒，那就人生希望窮”。他決心以詩歌喚醒年輕一代的鬥志，以復國魂、紓國難。在《和蔡德銘君自題小照》中，針對蔡詩“渺渺天涯長在望，何時何日息風塵”流露出來的茫然，竹侯力加勸勉。詩云：

7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為甘破釜抗狼秦，走學濠江幾度春。勝利來臨知有日，新興建設屬吾人。自維今日成何器，好備乘時獻此身。十八韶華休浪擲，總須協贊滌胡塵。李竹侯對青年學生寄予厚望，不單鼓勵他們堅定信念投身抗戰，更希望他們能乘時作好準備，在抗戰勝利後肩負建設新興的重任。1946年1月，廣州培正返回東山復校並破天荒招收春班。4月27日熹社成立時，李竹侯為學生們寫下了充滿期望的詩句：晨光閃動正熹微，隱着春林暗映輝。所望杆頭紅日上，照臨大地歷群黎。而在該級社成立三周年紀念日，李竹侯再寫詩勉勵有加：晨熹閃爍正東升，直向靖空不稍停。所望雲消光四射，好教華廈慶清明。李竹侯對青年殷切的期望正是他愛國精神的一種體現。李竹侯的愛國精神還表現在他對汪精衛之輩無情的譴責和辛辣的諷刺。汪精衛早年參加同盟會，後曾擁袁竊國，又曾投奔孫中山，在國民政府中屢任要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汪主張對日妥協。抗戰初期，汪即宣揚投降主義。1938年7月29日在南京發表題為《最後關頭》的廣播講話，說甚麼“抗戰就是犧牲”，“我們如不犧牲，那就只能做傀儡了。”1938年12月，汪精衛潛離重慶抵越南河內，隨即發表“艷電”聲明，公開投降日本。1940年更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自任傀儡政權主席。汪精衛賣國求榮的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無比義憤。為此，李竹侯一口氣寫了六首詩怒斥汪精衛投降誤國，其二云：有何成見不能除，竟獻求和媚敵書。為做滿洲皇第二，白將民國斷根株。詩中痛斥汪精衛為了滿足一己之私，不惜斷送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妄圖追隨溥儀，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卵翼下當兒皇帝。指出汪逆的賣國行徑，必遭全國人民的反對和抵制。1939年4月6日，重慶《大公報》披露，汪精衛向敵獻進攻策三條，受款三百萬。李竹侯在《汪兆銘降敵賣國，中央將予嚴厲處置》其二寫道：夫婦同為賣國人，儼承檜賊是前身。軍機秘密全宣洩，姑恕如何服眾民。詩中，李竹侯直斥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儼如南宋賣國賊秦檜夫婦的繼承者，是整個民族的罪人，應受嚴懲。同年11月3日，當李竹侯得知韶關

75所期貫徹班超志，不碎東瀛不轉舵公園立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像時，立即作詩，再一次把汪、陳二人與秦檜夫婦聯繫在一起痛加鞭撻：唱隨聯跪岳王前，禍國臭遺亙萬年。不料韶關今有偶，一雙夫婦後輝先。李竹侯辛辣地諷刺道：秦檜夫婦被人鑄像在岳飛墓前跪了幾百年，受盡萬人唾罵。現在出現了罪惡更昭彰的汪氏夫婦，秦檜夫婦的“風光”恐怕會被後來者掩蓋了！李竹侯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性格，可從另一軼事見之。抗戰初起，李竹侯憂於國難，以十九路軍淞滬英勇殺敵為題，寫了一首打油詩以表愛國熱忱，中有一句用了廣東話罵人的話：“大聲呼喊 ×××！”學生問他為何先生也講粗口，他答曰：“對敵不妨罵一句！”（二）繼承現實主義手法，詩歌因時為事而作“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寫”，這是白居易現實主義創作論的核心，是儒家“尚用”文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白居易強調詩歌對時代和社會生活有重要影響，他說：“洎周衰秦興，採詩之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詩洩導人情，乃至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與元九書》）李竹侯除在《詩集‧卷頭語》中直言追隨白居易的寫法外，還寫過一首《對白學士“詩歌為事而寫”一語有感》，詩云：揭櫫為事寫詩歌，至論昭垂永不磨。一部國風工諷喻，勝談花月實多多！李竹侯把白氏的現實主義創作觀推為“至論”，指出詩歌應繼承《詩經》美刺、諷喻的傳統，對現實採取批判態度，做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他認為這樣的詩歌才有社會價值，絕非那些嘲風月、弄花草的詩歌可比。事核而實，也是李竹侯實踐白居易創作原則的另一表現。《詩集》的作品皆依報載新聞寫成，故內容真實可靠。他在《詩集‧卷頭語》之後附有一小段說明，謂“本稿題材，由民國廿七年十月十七八日起至勝利後逐日在港澳各報紙選出，閱者對各項欲詳晰明瞭當時事實真相，可按每題年月搜報翻查”。白居易《新樂府序》有云：“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李竹侯特意在每題下注明所詠事件出處日期，完全經得起查對，真

7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實性不容置疑，故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亦能起干預時事、揭發弊端、以求補救的作用。（三）語言淺顯通俗、樸素自然李竹侯生於清末，本為一學究，古文修養很好。 我們只須讀一讀他所寫的《培正校歌》歌詞便知一二。歌詞第一段云：培正培正何光榮，教育生涯慘澹營。培後進兮其素志，正軌道兮樹風聲！萬千氣象方蓬勃，鼓鑄群才備請纓。愛我培正莫謀遠，永為真理之干城！把培正辦學的理念、教育的目標、辦學的歷程以及對紅藍子弟的期望等內容，濃縮在琅琅上口的八句七言之中，難度不小。1943年5月鄺樂生先生仙遊，李竹侯撰聯輓之。聯曰：服役表赤誠身羈培正心眷從陽愴懷工作憶風神長灑伯牙酸淚家傳惟宗主留範在人潔靈導我羨脫凡塵歸天國上隨基督永生聯中既褒揚鄺先生赤誠服務培正學校的敬業精神，又寄託自己的哀思，述事與抒情糅合無痕。一語“長灑伯牙酸淚”，盡表對知音摯友的懷念追憶，令人讀之愴然。李竹侯古文修養如此高深，然而，翻遍《詩集》，我們幾乎找不到傳統詩歌含蓄用典之處，反而淺顯通俗的句子俯拾皆是，如：“希臘羅保大築防，證明納粹確慌忙”、“定期奪佔長沙夢，高興一場又落空”、“如斯鳥死鳴哀話，隱示收場指顧間”等等，不勝枚舉。相傳白居易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竹侯之詩，想來不必先請老嫗解讀。因他的詩句通俗如口語，學生一聽即明。為了發揮詩歌最大的社會作用，李竹侯執意錘鍊“質而徑”的語言，有時還雜用一些通俗的粵方言，令詩句更清新可誦。如：“你說膺懲怎膺懲，用齊八寶總無成”、“西北西南接濟泉，有何八寶斷來源”、“今始開明醒大矇”等。前兩句中的“八寶”粵方言指“方法”，後一句中的“大矇”粵方言指“胡塗”。其他如“在華權益攫清光，公約推翻抑更狼”，句中的“清光”、“更狼”本不是詩歌語言，但操粵語的學生讀起來則會感覺愈淺愈切。

77所期貫徹班超志，不碎東瀛不轉舵《詩集》詞語的感情色彩亦很鮮明、強烈。竹侯對抗日戰士滿懷熱情極力頌揚，而提及日寇或相關事物時，則每用“臭毒蠅”、“矮骨頭”、“黔驢技”、“蝦夷”、“邪魔”、“胡塵”等詞語鄙視之，讀來大快人心。《詩集》記錄了抗日戰爭不同階段的重大事件。李竹侯多就有關新聞加以剖析，提出自己的見解，整體風格給人的感覺是思辯性強而文采不足，但有一首《澳中旅行》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首詩寫於1945年10月30日，記李竹侯與友人聯袂到珠海小遊之事。詩云：聯赴前山過北山，舟輕橫渡浪微翻。南屏踏遍濂泉洞，遊罷竹仙轉澳還。此時，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已取得勝利，人心舒暢，竹侯的詩風也輕快起來。“前山”、“北山”、“濂泉洞”、“南屏”、“竹仙洞”幾處地點本來相隔頗遠距離，但在詩人筆下似乎一閃而過，一下子便已“轉澳還”。其實，各處距離未變，是李竹侯的心情變了。此詩輕快的筆調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那首“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生平第一首快詩”。由此可知，李竹侯的詩抒情較少，純是因應其“寫詩勵志”的目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無可否認，《詩集》整體的藝術成就不算高。原因可能在如下幾方面：其一是題材較單一，乃集中寫抗戰時期的新報載聞；其二是表現手法單一，多以評論為主；其三是體裁單一，幾乎全是容量較小的絕句。還有就是李竹侯每天讀報後即摘錄新聞，然後急就成詩，無暇細心經營詩境。可以說，李竹侯的詩歌為時為事而寫，做到事核而實，辭質而徑，具有較強的戰鬥性和文獻價值。至於其藝術感染力稍弱，只能說是一種在特定歷史背景下造成的缺憾吧！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葡萄牙為中立國，澳門因而未被戰火波及，成為兵燹中的“綠洲”。隨着廣州和香港相繼淪陷，大批難民湧來澳門。其中不少文人墨客，與本地詩人一起，創作了不少抗戰詩歌，推動了抗戰時期澳門詩壇的繁榮。

7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李竹侯來澳後始終抱着抗戰必勝的信念。教學之餘，以詩歌為武器，投身這場規模空前的反侵略鬥爭。他通過對國內外形勢的觀察與分析，在詩中表明自己的判斷。他的詩歌大長國人志氣，大滅敵人威風，深刻地演繹着愛國主義精神，對青年學生鼓舞很大。李竹侯所著的《詩集》無疑是澳門抗戰大合唱其中一組高亢的音符，是澳門抗日詩園的一朵奇葩，是澳門抗戰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李竹侯來澳時已經60多歲了，至抗戰勝利時更逾古稀。這位年長教師寫詩抗日的事跡，令人聯想起另一位於1938年秋澳，同樣以詩歌為武器與敵作殊死戰的老同盟會員、漢文學校教師廖平子。平子在澳獨力創作、編輯、繕寫、裝釘、發行抗日詩刊《淹留》四十期。李、廖兩位年長老師在國家危亡的艱難時刻，挺身肩負興亡之責，為推動抗戰勝利作出貢獻。兩人表現出來的愛國熱忱和浩然正氣，至今仍激勵着我們。他們留下的《詩集》和《淹留》，允稱澳門抗戰文學的雙璧。李竹侯在《詩集》付梓前寫了一首《卷末謝言》云： 八年抗戰溯經過，蠡測興亡遂願多。劣稿辱承全發表，感愧長此不消磨。詩中，竹侯為自己所作“抗戰必勝”的判斷得到實現感到高興與自豪。至於對《詩集》的出版“感愧”云云，當是竹侯自謙之辭。讀罷《詩集》，感觸良多，乃不避譾陋，斗膽將之竄改如下：八年抗戰溯經過，蠡測興亡遂願多。《詩集》刊成存浩氣，國魂長此不消磨！《抗戰詩集》封面照片

79《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澳門同胞的抗日救國活動，早於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已經蓬勃展開。當年11月27日，深懷愛國熱情的澳門市民即成立了“籌賑東北兵災慈善會”，積極籌款賑濟東北、上海等地的“兵災”，支援祖國抗戰。及至1937年“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戰爭烽火燃遍大江南北，大批難民湧入地處海隅的澳門，他們與澳門同胞一道，為支援全國抗戰作出貢獻。不少文人騷客創作的飽含愛國熱忱的詩歌，成為澳門文學寶庫中的珍品。最引人著目的，當推老同盟會員廖平子手抄發行、我國出版史上獨一無二的詩歌期刊《淹留》。一廖平子（1880─1943），原名士堅，參加同盟會後改名任肩，字蘋盦，別署皙翁、秋人，出生在順德勒南鄉東岸坊一世代書香家庭。祖父廖伯雪是舉人，在兄弟分家時不要田產，只要書籍，被鄉人視為傻瓜，後成為晚清順德詩人，有詩文行世。父親廖季延在勒流舊墟開設永隆雜貨店，也是個喜歡讀書的人。平子是家中長子，下有次妹、三弟（幼溺斃）、四弟梓侶及庶母康氏所出之五妹適可、六妹燕可、七弟樹芳。廖氏族中有一條家法，凡年少者，不得與年長者同席，先問能不能執筆作文章，如能，則又問能不能執槍射擊，如兩者皆能，然後可與共席。平子早年肄業於大良鳳山書院，品學兼優，深得師友愛重。他除能作文外，亦能持槍、能拳術。順德歷來多盜，清末匪患甚烈。平子年少時嘗廖平子（1880 ─1943）

8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荷槍隨丁勇禦匪，長槍壓肩，短辮束額，一時傳為佳話。後來留學日本時，一次與日人鬥毆，他持棍棒將對手擊倒。他的棍法名“十三點半”，乃得自家中傳授。廖平子弱冠即與同邑伍憲子（1881─1959）、盧信（1873─1933）等屬文抨擊清政，並倡民族革命，時人稱為“順德文化界三傑”。1904年秋應陳少白之聘，赴港任《中國日報》編輯，主持副刊《鼓吹錄》。不久加入興中會。1905年孫中山派馮自由到香港組織中國同盟會香港分會，平子與鄭貫公、黃世仲、盧信、陳樹人等率先加盟。1907年冬赴日本留學，參加了留日學生組織的“抗戰義勇隊”，並與夏重民、盧信等人創辦《大江月報》，宣傳革命思想，力排君憲言論。1909年回國後，先後擔任《中國日報》、《平民畫報》和加拿大《大漢日報》通訊記者，所撰文章、詩歌和小品文筆優美、鋒芒犀利。其長篇小說《尺素書》、《南宋亡國演義》和粵曲劇本《帝女花》、詩歌《從軍樂》等均得讀者喜愛。是年秋，平子回到故鄉順德闢桑田十畝，採用新法種桑養蠶，銳意為振興鄉邑農業摸索門徑。民國成立後，廖平子接受都督胡漢民委派，先後出任廣東省府秘書、高州宣撫使。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平子受稽勳局局長馮自由之邀，赴南京任臨時政府稽勳局審議員。與張通典、雷鐵崖、潘公復等人共事，對調查全國革命勳績事，貢獻良多。1913年秋，東南各省討袁軍事失利，平子對時局深為失望，他痛恨袁世凱竊國殃民，於是憤然辭職歸粵。他致力社會福利事業，先後主持廣州花埭孤兒院和上海精武體育會，成績顯著，在社會上產生過較大影響。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有關方面敦請他將關係轉入黨內，但他婉言拒絕，仍以同盟會員自居。1930年，出於對同盟會革命歷史的感情，他接受胡漢民的邀請，到南京擔任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的採訪員和國史館編輯。1932年因主持易人，遂辭職回鄉，靠農桑自給，餘暇則繪畫作詩撰文。其畫作深得宋人筆意。有人勸其製作多幅舉辦畫展，既可揚名，又可獲利。他回答說：“畫品只供雅人清賞，若鬻以得錢，即成俗品矣。”他甚至刊出告白曰：“蘋盦所作書畫，自娛而已，非欲炫世。奈近來見索者甚多，或以金錢釣取，或則強奪。此皆傖鄙行為，不可也。蘋盦願與同好相約：凡欲得本人書畫者，最好以藝

81《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術相贈答，庶得觀摩之益。其次花草竹石等類，凡足以供幽齋賞玩者，亦足以慰筆硯之勞。否則面卻則令人難堪，徒勞則趣味缺乏。尚希見諒焉。蘋盦謹白。”1938年秋，日寇大舉南侵，廣州淪陷。繼而南海、番禺、順德、中山等縣皆陷敵手。廖平子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毅然毀家紓難，變賣祖田數十畝，組織鄉民抗日敢死隊抵禦日寇。他曾親到澳門購買槍枝彈藥。可惜由於槍械差劣，又欠缺作戰謀略，堅持數日即告失敗，敢死隊被迫自行解散。廖平子因遭敵偽嚴緝，便於1938年11月22日攜繼室及五歲兒子廖鼎與七弟廖樹芳避居澳門。抵澳後，幾經艱辛在北區筷子磯貧民區賃得一屋，一家大小總算安頓下來。不久受聘到板樟堂漢文學校教授國文。廖氏一家居斗室中，生活頗拮据，但他拒收國民黨當局的救濟。“未死鬚眉負疚生，烈士暮年心未已”（黃尊生：《淹留曲》）。為了宣傳抗日，廖平子以熾烈的愛國熱情和驚人的毅力創辦手抄詩刊《淹留》。《淹留》為半月刊，所有詩歌、畫作皆為廖平子親自創作，編輯、繕寫、裝訂、發行亦全由他一手包辦。1939年2月16日發行第一期，每期發行十五冊，每冊售國幣五角，至1941年共發行了四十期。其後改名《天風》，又出了十四期。1941年冬，日寇侵佔香港，澳門已成孤島，形勢更加混亂。廖平子協同周之楨偷渡潛返順德淪陷區，拯救難童四百餘人。他向中央振務委員會請求撥款救助，振會以“順德非華僑區，格於成例，礙難照准”作覆。因經費無著，只好將難童就地遣散。其英勇行為，深為鄉里所敬仰。1942年廖平子接受知交、時在韶關仲元中學任校長之梁鏡堯邀聘擔任國文教員，舉家輾轉由廣寧四會而抵達粵北曲江縣，住在鶴涌仲元中學校園的一所破屋內。其時內地物資缺乏，米珠薪桂，教員微薄的工資難以養妻活兒。平子一家常以玉米充飢，營養不良加上疾病困擾，已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陳樹人聞其困頓，呈報蔣介石委員長，給予救濟費兩千元，廣東省當局亦贈以一千元，廖平子皆以“授受無名”婉辭卻之。他仍舊像在澳門時那樣，於課餘堅持獨力出版手寫抗戰詩畫刊物，取名《予心》，並於1943年3月16日發行第一期。他在序言寫道：“倭寇陷吾鄉時，曾與戰，因器械懸

8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殊而敗。走馬交，草《淹留》四十期，皆以詩歌為抗戰工作。槍放下，筆可操也。今歸矣！山居寂寂，而精神則在戰場，遂乃再草此集。屈靈均云：‘雖體解其猶未變，豈予心之可懲’，此意也。杜子美（筆者按：應為駱賓王，疑平子誤記）云：‘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亦此意也。是為序。”《予心》依舊擬每半月出一期，每期十五本，每本定價十元。由於平子飽歷憂患，心力俱疲，加之疾病煎熬，《予心》出版往往延期。《予心》中有一首《病起扶杖過黃田壩》真實地記錄了平子羸弱難支的病態：“置身乃如雲霧裏，只欲行時腳不起。人但驚余瘦似柴，那知兩臉白如紙。路旁見石輒欲眠，誓不與世相周旋。……”1943年8月，廖平子感冒中暑，因經濟困頓，未能及時治療，加上體質虛弱，纏綿匝月，病勢日益沉重，校方急忙把他送入曲江河西醫院留醫治療，惜已病入膏肓，終在同年9月19日與世長辭。時《予心》僅出五期，第六期尚未執筆。梁鏡堯校長為其料理後事，曾致函平子生前好友馮自由、陳樹人、梁寒操等云：“廖平子先生貧困病重，入河西醫院，十九日病逝。身後蕭條，無以為殮；孤兒寡婦，無以為生。請各故舊設法。”各人得電，皆致奠儀。馮自由向上峰呈報，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電請廣東省主席李漢魂就近代辦善後，廖平子終長眠曲江湘軍墳場。其病篤時曾自撰墓聯：“半榻孰憐羈旅夢，一抔新葬亂離人”，表達了國破家亡的沉哀。終生以報國為己任的廖平子，沒有等到日寇投降的日子，未能聽得億萬中國人民勝利的歡呼聲，在窮病交迫中，過早地離開了他深愛的土地和人民，實在可悲可嘆。廖平子手抄發行的刊名“淹留”一詞，出自屈原《離騷》：“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淹留》刊高十九公分，闊十六公分，用連史紙抄寫，白棉紙裝釘。封面右上角有“詩學專著”四字，下寫期數；左上方有刊名《淹留》二字，下寫發行日期，鈐“自怡室”或“五山一農”朱印。扉頁用宣紙作畫一幅，乃以當期一詩句為題之山水畫，後署“蘋盦”二字。內文首頁右上角寫“淹留第╳期”字樣，下鈐“廖平子印”一方。每期封底注明“著作、編輯、繕寫、裝釘、發行人廖蘋盦”。第一期扉頁有“凡例”。《淹留》容量頗大，每期內文八至九頁，半頁八行，每行字數不一。據現見三十八期統計，有詩二百一十六題共四百五十二首。

83《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其中，五、七言絕句八十二首，五七言律詩一百五十首，五七言及雜言古風二百二十首。另有詞二首，文三篇，函一通。《淹留》第一期刊出的“發起詞”，開宗明義闡述了創辦這一詩刊的宗旨：“淹留者何？誌無成也。讀書無成，抗戰亦無成也。然則將若之何？吾將以筆墨為原料，以詩歌為工作，身上百千萬億毛孔，一一放出無限光芒，以與敵作殊死戰。內則加筆伐於魑魅魍魎，表同情於志士仁人，於是國魂指日以復，國難指日以蘇，個人人格亦永永不令損失，以存天地正氣。”廖平子以救國為己任，在家鄉時曾武裝抵抗日偽，來澳後則以筆代槍，宣傳抗日救國，為喚醒國魂、平靖國難而奮鬥不息，直至生命終止，其言行實在令人感佩。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稱譽廖平子為“南國一詩人”，把《淹留》許為“抗戰詩史”，無疑是極準確的評價。二中國詩歌有著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愛國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意識，本質上是人們與自己祖國之間不可分割的、廣泛而深切的客觀聯繫的反映。它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這種對祖國的忠誠、熱愛之情，是任何國家與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凝聚劑與驅動力。它是國家之魂、民族之魂。自屈原始，歷代詩人皆寫下飽含愛國情愫的名句，內中，有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戀國癡情；有為多難的祖國而憂心的深沉哀傷；有痛憤異族壓迫的切齒悲吟；更有為救國不惜犧牲的豪情壯志。這《淹留》書影一

8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些愛國詩句代表了那一時代人民的呼聲，凝聚著人民的愛國情志，表現出禦侮救亡的堅強信念，千百年來，激勵著人民前仆後繼，為祖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奮鬥不息。更有一些優秀作品以社會重大事件和歷史人物為題材，情與事並著，詩與史相融，因而被譽為“詩史”。老同盟會員廖平子遭逢戰亂，避難到澳，孤身一人舞動其如椽大筆，透過出版詩刊宣傳抗日救亡，激發軍民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熱忱。《淹留》中的數百首詩歌，真實地反映了抗日時期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從而再現了歷史風雲，無負“抗戰詩史”的稱譽。我們可從以下幾方面得到印證。1. 《淹留》對廣東及鄰近地區的抗戰過程有概括性的敘寫抗日戰爭在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爆發。隨著寇焰蔓延，廣州在1938年秋淪陷。接著，南海、番禺、順德、中山等縣亦先後淪入敵手。但有侵略就會有反抗，日寇鐵蹄踐踏中華大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奮起反擊侵略者的歷程。廖平子淹留在澳三年，正是日寇氣焰囂張、中國抗戰處在最艱難的時期。期間一些重要事件如廣州淪陷、珠江三角洲地區發生的堅守中山之戰、三灶農民抗敵、收復中山之役、鶴山之戰、花縣環山之戰等戰鬥，以及五台山和尚軍報捷、廬山孤軍殺敵、賓陽大捷、湖南大捷等，都在《淹留》中得到生動形象的展現。請看《孤軍行》：“廬山有孤軍，足使中原增正氣；廬山有孤軍，黃帝子孫張大義。在山十月曾殺倭奴五千人，大小百戰每戰皆精神。……”詩中描寫廬山孤軍有勇有謀，英勇殺敵，令倭寇聞風喪膽，大張正義之師的志氣。《中山殺敵紀功歌》則高歌忍飢抵餓仍奮勇抗敵的戰士：“……鼓鼕鼕，氣更雄，昨日一戰克疊石，今日一戰復金鐘。部隊如何了？微聞每日幾難博一飽。愈經艱苦志愈堅，眼中自覺神山小。”直接記敘各大小戰役的詩歌尚有《搴旗歌》、《衝鋒歌》、《湘捷》等等。此類詩歌真實、形象地記錄了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悲壯進程，雖然不是一部完整的抗戰史，但已為我們展現了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歷史長卷的部分畫面。《淹留》以史入詩，以詩說史，確實表現出“詩”與“史”的雙重價值。

85《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2. 《淹留》塑造了這場侵略與反侵略戰爭中多種系列的人物形象抗日戰爭是一場偉大的人民戰爭，在《淹留》的許多詩篇中，廖平子都自覺地以寫人為中心，讓各類不同的人物形象在詩中得到生動的再現。透過一首首凝固了特定時空的詩篇，我們可以讀到日寇的瘋狂與凶殘；可以讀到部分將領的腐敗與無能；可以讀到戰爭帶給百姓的痛苦與劫難；可以讀到舉國軍民的不屈與抗爭；更可讀出人民戰爭最終必勝的信念與決心。首先，是塑造了廣大民眾堅貞不屈、誓死保衛家園的英雄群像。廖平子傾注滿腔熱情，把人民群眾作為反侵略戰爭的中堅去歌頌，顯示他們不可戰勝的力量，給予侵略者迎頭痛擊，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它使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場真正的人民戰爭，億萬民眾一旦覺醒，動員並組織起來將戰無不勝！《壕上曲》就是一首直接描寫戰鬥場面的頌歌。題辭寫道：“美戰壕也。戰壕愈多，抗戰愈烈，勝利愈可期也。”詩云：“漢家大將東出師，掘破崑崙八千里。山神黯黯魂欲斷，眼中突兀奇男子。遙天耿耿長庚明，啞啞烏棲敵夜驚。濁醇落肚苦不寐，腰間軋軋霜鋒鳴。壯者一躍如飛鳥，幼者初躍神魂小。老翁興酣亦上前，錚錚鐵骨精神矯。相將爭上戰壕來，血花歷歷沾蒼苔。頭頸幾番如雨下，青燐蕩漾堆塵埃。……國魂借問幾時蘇，誓如李廣平匈奴。壯哉戰壕內，光采昭百代。任是天昏鬼火青，到底山河增氣概。”通過戰場環境、戰鬥時間和戰爭氣氛的描寫，把壯者、幼者和老翁三代戰士的勇敢矯捷表現得淋漓盡致。《淹留》書影二

8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獨子從軍歌》寫了兄妹二人爭上戰場、並肩殺敵成功的故事：“自古英雄多獨子，不到疆場心不死。誰言獨子不從軍，國滅種亡胥在此。倭奴無日不逞兇，神州強半長蛇蹤。……嗚嗚嗚，笳鼓響，獨子責任爺能知，獨子功勳娘更想。獨子剛從學校回，忽聞入伍更不稍徘徊。左按莫邪劍，右舉珊瑚盃。雙親且勿意驚憒，我能使我民族登春臺。我能一箭射殺妖狐胎，我能艱難困苦出群才。獨子之妹亦獨女，聞兄出發喃喃語。忽然一夜失其蹤，似較阿兄更先舉。戰陣豈尋常，槍聲短促炮聲長。硝煙纔過輒見兩個少年將軍趁勢上，有如猛虎下山崗。……一戰成功眾歡呼，獨子獨女乃能摧朽更拉枯。”獨子毅然從軍殺敵，獨女亦馳騁疆場，象徵著中國人民敵愾同仇、堅拒外侮的決心。《殊死戰》之一：“朔風烈烈山河老，胡騎斬人如斬草。就中激起奇男兒，劍氣森森萬松道。肉搏不藉鼓鼙聲，舉眼看天夜五更。前方需鬼需鬼鬼神叫，敵騎正自臨邊城。邊城之高才十丈，惡木蕭森山俯仰。暗中伏地作蛇行，頭顱落地心仍痒。試問俘馘孰最多？白面書生刀晃晃。豺狼之肉劇腥膻，割取一臠大如掌。”一位偷襲敵營、割敵頭顱的青年戰士形象躍然紙上。最能反映戰爭激發人民保衛家園的愛國心的篇章，莫如仿唐代詩人杜甫詩題所作的《無家別》和《垂老別》了。《無家別》寫日機轟炸，家園盡毀。接著敵偽又進村掃蕩，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激發了村民的愛國心。“人生到此誠悲痛，渾如一榻春婆夢。何不趁此時機復國仇，勝此徒為造化相愚弄。阿兄聞此言，殷勤覓佩鞬；阿弟聞此言，髀肉手頻捫；老父聞此言，長髯一笑掀。還有幾輩婦人正哭泣，雄心勃發忘啼痕。相將次第抽身起：‘我等今朝真別矣。但期別後你我不相忘，精神活躍槍林裡’。”於是村民群起迎擊敵偽，然後一起走上戰場。“前驅幾個莽男兒，後有婆娘勢急促。見敵猶如虎見羊，奮爪一攫勾其腸。又如蒼鷹下擊九頭鶬，羽毛狼藉神魂傷。……無家別後事戎行，一心冀壯山河色。無家造成幾個奇男子，無家弱女亦可光青史。倘非一彈蠲除劣根性，不是醉生仍夢死。倭兮倭兮汝之炸彈何苦來，莫詡轟聲有似鳴春雷。摧人一屋包管增加敵愾千萬丈，死人一命反令父子兄弟殺敵心花開。萬眾一心齊禦侮，不受摧殘不鼓舞。……無家無家大有人，起來無復再逡巡。越

87《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經危難心彌壯，愧絕絲絲淚沾巾。”杜甫的《無家別》只寫出“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的苦況，而廖平子的《無家別》則賦予新的內涵，寫國仇家恨激發了鄉人的愛國心，他們組織起來殲殺敵人，然後告別已毀家園，昂然走上戰場，讀來令人振奮。《垂老別》則寫一位老人送子參軍後，自己也告別老妻奔赴前線的故事。“原來此老奮發起，疆場誓把國仇盡昭雪。此等氣概此等情，不愧中原大豪傑。”妻子憂慮丈夫“飽閱年華身漸老，星星白髮如蓬葆。筋疲無力荷干戈，何能疾走南山道”。她提議“不如將此責付長男，長男戰術夙曾諳。揮戈大可前方去，殺賊殺到星斗南。否則次男有力亦如虎，衝鋒亦可隨笳鼓。生男破敵父有榮，何必親身事行伍”？老翁則認為“孩兒殺敵孩兒事，亦如勞燕不同飛。……任教活到三萬六千歲，不經戰陣心不遂。多福多壽仍然是夭殤，暮年殺敵方許稱人瑞”。老翁的壯舉得到鄰里的支持，亦鼓舞了鄉人的鬥志。杜甫與廖平子之《垂老別》雖然同樣寫“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的戰亂環境，同樣寫一老翁與老妻告別的情形，但杜詩中的老翁是在“子孫陣亡盡”之後，自己又被官府逼上前線，告別時“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讀之令人壓抑、悱惻。廖詩中的老翁大義凜然，不畏年高，堅持以殺敵救國為己任。老婦亦深明大義，滿懷豪情，“代肩行李出門行，直送良人過山曲”。此詩格調高昂，讀之令人鼓舞奮發。《淹留》群英譜中，敵愾同仇、為救國義無反顧的人物還有很多。如《木腳英雄殺敵歌》中的一位士兵，作戰負傷被截失去一腿，裝上義肢後自稱編外士兵，繼續馳騁疆場殺敵。因多番受傷，他的“木腳已經三換矣，每換一腳至少能殲倭奴數十人”；《赤女行》中的一位女子，在日寇進村燒殺搶掠時，她“黑布纏頸刀在手，胸前烈彈纍纍懸，大叱一聲如虎吼，刀光一閃倭辟易，烈彈狂鳴倭窘迫，殺開一路血痕凝”；《俠客》中那位芳齡二十的西鄰女，她佯與蝦夷相好，伺機“一瞥亡其軀，更斫蝦夷頭，投諸八達衢”；《結客少年行》中一位少年，灌醉倭奴與漢奸後，將他們逐一斬殺，“手持人頭兩袋頻摩挲”。而描繪抗敵禦侮群體的，則有《中山殺敵紀功歌》、《搴旗歌》、《衝鋒歌》、《湘捷》、《和尚軍》等篇。這類詩歌，或記述正規軍艱苦作戰克敵，或讚揚軍民合作致勝，讀後皆令人鼓舞。另有一篇《婚劇》寫一維持會主席為巴結日寇，將女兒嫁

8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給日本人。婚禮進行中，游擊隊發動突襲，“喝聲‘殺！’忽然四面來罡風；喝聲‘炸！’忽然烈彈聲隆隆”。把智勇兼備的游擊隊員寫得栩栩如生。人民戰爭中，在前方浴血奮戰的壯士決非孤軍作戰，廣大民眾就是他們的堅強後盾。《縫衣詞》寫了婦女們日夜埋首縫製寒衣的故事，“縫衣試問贈何人，萬眾一心抗暴秦。霜威烈烈寒侵骨，壯士軍前多苦辛。……捱饑汝為誰？得非祖國遭憑凌；捱冷汝為誰？得非危難高千層。捨生取義報民族，民族當然為汝矜。……家山畀汝一戎衣，便把精神全給汝。試問四萬萬眾同此一精神，氣魄當然攝敵人。”這首詩正是全中國人民萬眾一心抗日愛國的生動寫照。廖平子以詩句頌揚廣大軍民團結奮戰、保家衛國的愛國精神，同時強烈地表達了正義之戰必勝的信念。如：“但期匹馬橫戈出，殺敵歸來日未斜”(《縫衣詞》)、“不如且待荔枝熟，閑看倭奴抱頭哭”(《齋中即事書感》)、“中原自有回天力，紛紛鬼蜮何足論”(《衝鋒歌》)、“殷勤守得箏琵暖，萬里陰霾為我開”(《風雨詞》)、“精誠倘許同團結，未必神州便陸沉”(《月夜漫行筷子磯》)、“紛紛小鳥休啁唧，管領山河有鷙鷹”(《哀江頭》)、“莫謂有家歸未得，三春蜂蝶故園飛”（《間關》）、“中原莫歎無顏色，松柏焉同秋草萎”(《中山殺敵紀功歌》)、“頹廢已非今日事，中原蓬勃多生意。秋風先正壯夫心，此後不容有寇侵”(《秋風引》)、“孤軍此舉更令世界皆推崇，抗日之師氣倍雄。蠢爾蝦夷何不掉尾縮頭去，凜凜神州多烈風”(《孤軍行》)、“大抵我國轟轟烈烈尚有人，不經危難不傳神。三秋肅殺將完結，會見中原一段春” (《婚劇》)。此類詩句既表現了軍民團結、眾志成城、試看天下誰能敵的無畏氣概，亦表現出對侵略者的蔑視和最終勝利的信心。《淹留》幾乎全景式地描繪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波瀾壯闊的戰鬥場面，為讀者呈獻了一組大型浮雕般的英雄群像。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故事，匯成一曲人民戰爭英雄的壯麗讚歌。作者熱情謳歌抗擊侵略者的正規軍、游擊隊及木腳英雄、醜女、獨子、老翁、老婦、年青男子、婦女、少年等不同出身、不同遭遇的普通勞動人民，讚頌他們具有歷史主動性和愛國義勇，讚頌他們的反抗精神，並以此顯示他們巨大的中堅力量。詩人把普通勞動人民引入這場反侵略戰爭，把他們納入詩歌的審美範疇，並作為英雄

89《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來禮讚，是很有意義的。這類描寫和歌頌人民群眾反侵略鬥爭的篇什，是《淹留》中最具光彩、也最能顯示其內涵與價值的部分，而《淹留》塑造的這些平凡而偉大的形象亦將永鑄在中華民族的英雄史冊上。其次，廖平子也描畫了失職的文臣武將與漢奸走狗的醜惡嘴臉。激於愛國反侵略的強烈意志，詩人以尖銳深刻的筆觸揭露和諷刺了那些誤國、賣國的民族敗類，把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讓這些罪惡的靈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背負千秋罵名。汪精衛是近代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的政治生涯從民主鬥士開始，最後淪落為臭名昭著的大漢奸。抗戰才展開不久，他就叫囂“戰必敗”，認為中國決不能自立，不降俄，則降日，而且降日比降俄更好。對此等賣國言論，廖平子加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他在《胡無人》詩中寫道：“可恨降胡有小汪，豈真傀儡能輝光。含情欲作彈箏妓，勁節終慚鄭妥娘。”平子怒斥汪精衛發表叛國投敵的言論，實為害群之馬，指其氣節還比不上《桃花扇》劇中那位妓女鄭妥娘！《封鎖歎》寫道：“近日人人爭談封鎖淪陷區，如何淪陷究竟得知無。既非倭奴有此掃蕩力，亦非民眾不肯捐微軀。都是幾個謬稱長官勤鑄錯，大錯鑄就便如洛山東倒難重扶。”“專員鄧胖子，枉他體態何魁梧，其實乏膽乏才兼乏識，又好積聚較錙銖。倭奴斷續來，有人問有何良圖？胖子只管垂其首，表示不肯為先驅。”“委託陸無髮，此人奸狡卑劣貪利無恥一齊俱。代庖以來每日只管包煙賭，有云月鏟數十萬，或者竟不誣。”“加上幾個縣長有些極似喪家狗，有些又似塚中狐。‘抵抗’二字不知如何寫，欲求指導不且太模糊。”“鄉村已淪陷，留得一般民眾血肉沾泥塗，咄咄長官何處去？遠適異地喝雉兼呼盧。”揭露“長官”們的昏庸、貪婪和怯懦，可謂淋漓盡致、入木三分。在《百粵將軍歌》中，詩人更毫不留情地揭露和譴責廣州守將棄城逃跑的行為：“百粵將軍鎮南服，一任倭奴佔山谷。極峰不責反慰留，引得千家萬家哭。”“名都大半皆流血，只有羊城未染紅。”“倭奴詭計未曾忘，暗渡陳倉夢未償。將軍睡眼朦朧起，十萬貔貅無主張。不能委說無糧械，不能推託無關隘。按兵不動是何心？大好江山由汝賣！”對於廣州

9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不戰而失，詩人多番表達他的悲憤。如：“回首當年棄廣州，使我臨風淚如霰”（《中山殺敵紀功歌》）、“回首羊城誰斷送，萬家涕淚看斯人”（《湘捷》）。《送友人赴赤柱受訓》詩開頭兩句更寫道：“斷送羊城有三憝，曾貪余蠢吳輕狂。”句中，“曾”是曾養甫，時任廣州特別市長；“余”乃余漢謀，時任廣東綏靖主任與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吳”即吳鐵城，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廖平子指名道姓譴責要為棄守廣州負主要責任的官員，分別以“貪、蠢、輕狂”去形容他們，表達了極大的憤慨。平子對那些助紂為虐的偽村、保長，以及借勢欺壓百姓的偽兵丁，亦給予徹底的揭露、辛辣的諷刺和無情的鞭撻。《婚劇》描寫偽主席女兒婚禮進行時被游擊隊突襲，“同來幾個蝦夷思抗拒，槍未拔出已無語。平時氣焰依然封豕與長蛇，原來卻是幾隻溝渠鼠。呵呵，主席今日不必再奔波，一彈送汝歸大羅。新娘本擬預備去作東洋婆，卻又變作油鹽醬醋拌燒鵝。”繪聲繪影，一眾敗類的醜態表露無遺。《支解》寫一九三九年夏，譚義鄉十三個為虎作倀的漢奸平日做盡壞事。他們“曾隨倭將抬屍骸，曾替倭兵掠婦女，曾為倭婦拭皮鞋。倭酋洩一氣，十三人中必有幾個聳其鼻。倭酋臀上生惡瘡，又能吮舐忘驚悸。”有一次，日寇被游擊隊偷襲後惱羞成怒，把這十三個漢奸支解洩恨。“一個一個牽將去，亂斬一頓不問手足與頭肩。”詩人指出：“古來媚敵終貽咎，莫謂我能恭順必毋張，蝦夷焉有好心腸。”他警告：背叛國家民族、與敵人狼狽為奸者決沒有好下場！代表著中華民族不屈鬥爭精神的廣大民眾的英雄群像，貪生怕死、怯懦無能的長官的嘴臉，再加上認賊作父、甘為倭寇吮癰舐痔的漢奸的醜態，組成了抗戰文學的人物畫廊。忠奸善惡的鮮明對比，使《淹留》這部詩史充滿強烈的動感。3. 《淹留》真實記錄了戰爭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侵略者的野蠻本性，在戰爭中暴露得最徹底。《淹留》這幅宏大的歷史畫卷，向人們展示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罪行，還真實地記錄了日寇鐵蹄所至，中國百姓流離失所、痛苦呻吟的悲慘處境。廖平子在家鄉組織義勇軍抗戰失敗後，被迫倉皇避難，淹留濠江。他深味國破家亡之痛和

91《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顛沛流離之苦，結合自身或親友的感受，在詩歌中真實、形象地描述了日寇帶給中國百姓的災難。切膚之痛使《淹留》中這類詩歌成為飽含著人民血淚和仇恨的控訴。《哀江頭》、《棄兒行》、《買薪》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哀江頭》寫一位三灶婦女因家園被毀，丈夫與數兒殺敵捐軀，她隻身逃亡到澳門，流落路旁。由於衣衫襤褸、蓬頭垢面，路人誤以為她是神經婦，紛走避之。婦人後來向平子傾訴了她的不幸：“儂今且述儂身世，舊居三灶多援繫。耕田鑿井久安居，碗大葵花插村髻。誰知胡馬逼人來，鐵鳥轟轟日數回。初毀田園後毀室，灶下崩騰有劫灰。良人努力田間起，誓與倭奴搏一死。……豈知梟鳥啼深夜，剩有招魂一盞燈。大兒卓卓霞軒舉，次男誠慤無誑語。三男愛國久忘家，四男終日籌糧糈。誰知一敗更無成，兄弟相將地下行。”原來難婦家人竟是一門忠烈，實在令人生敬。日寇曾在珠海三灶修建軍用機場，築成後竟把民工活埋。至今當地尚有一個萬人坑，是當年日寇殘害三灶百姓的罪證。在日寇鐵蹄踐踏之下，家室毀盡、骨肉無存的又何止此婦一人！《棄兒行》寫一位母親因“寇來飢又來”，生活無著，被迫把親兒棄在道旁。“骨肉棄道路，豈只心為靡。……誰知此一別，母子成參差；誰知此一別，相見已無期。十步九回頭，依然慈母慈。”就在這位慈母傷心欲絕的時候，竟有另一位母親亦來棄兒。兩位婦人彼此相對垂淚，“喉梗不成詞”。這類詩歌用白描手法，形象地再現了百姓遭受的劫難。詩人懷抱強烈的義憤，訴說著淪陷區人民國破家亡的悲痛。一首首飽蘸血淚的詩歌，就是一篇篇聲討日寇罪行的檄文！抗戰時期，澳門雖然未陷入日寇之手，但隨著香港、中山、珠海相繼淪陷，澳門實際上已成孤島。由於人口急遽膨脹，而對外交通梗阻，一切日用品來源斷絕，米價飛漲，民生陷於困境。冼玉清在《澳門小住記》中記述：“米固漲價，柴無來源，亦極緊張。紅木柚雜家具，居民析作燃料，衣服被褥，亦售以易米。”此種困況，廖平子有切身體會。《菜根》詩寫道：“逃難居遐方，無力致魚肉。只好咬菜根，貓狗同一哭。初意菜

9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根賤，雅可稱脫菽。詎知菜實貴，陡覺精神蹙。……索性不復購，鹽豉佐饘粥。”貧民往往連米漿也不得入口，路旁時有餓殍，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狀。燃料是生活必需品，居民除劈家具外，亦伐樹作柴火。當時荷蘭園古木千章，盡斬以為薪。更有人犯險潛回內地鄉村，偷運柴火回澳出售。《買薪》寫一位婦女偕家人隨眾由內地循水路運柴來澳，途中“倭奴汽艇來，風急如馬馳。近則刀劍斫，遠則槍炮施。同行二十人，什九血肉糜。儂夫中彈死，儂子失其肢。回頭艇已摧，飄泊苦不支。幸有薪在側，兩手攀其枝。浮沉一晝夜，始免隨蛟螭。倭奴炮未息，江畔多浮屍。”婦人哭訴“此薪有冤魂，此薪有血絲！”婦人的遭遇何其淒慘，毋怪令聽者含悲！我們說某部作品是“詩史”，主要是指詩的內容，即以其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的廣闊性、深刻性和真實性來說的。而且，“詩史”並不是指用寫史的方法去寫詩，“詩史”首先必須是詩，它要用形象思維，以情感人，創造意境、塑造形象等手段來反映現實。《淹留》通過對戰爭過程的敘寫，成功塑造多種系列人物形象，以及對侵略者罪行的揭露和控訴，讓詩與史、情與事緊密結合，把握住時代的脈搏，再現了歷史的整體風貌，寫出了人民的歌與哭，確實無愧於“抗戰詩史”的讚譽。三廖平子逗留在澳時，已年近花甲，且貧病交煎，日子過得很苦。《淹留》每期發行冊數不多，讀者面不廣，社會效應也就有限。這種狀況，平子是很清楚的。他為何仍要那樣做呢？原來，支持著平子在百般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仍堅持手抄發行抗戰詩刊《淹留》的，是奔湧在他胸中的愛國主義激情。正是這股愛國熱情，令他決心讓“身上百千萬億毛孔，一一放出無限光芒，以與敵作殊死戰”。事實上，今天我們翻開《淹留》時，仍能感到那股熾烈的愛國熱情破卷而出，仍能觸摸到這位老同盟會員那顆有力跳動的心。可見，愛國精神就是《淹留》的思想基礎。

93《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廖平子的愛國精神首先表現為濃烈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是中國知識份子特有的道德意識，是一種時代的使命感。孟子所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已將人生憂患與社會憂患結合起來思考，從而把憂患意識提昇到關係國家民族存亡的歷史規律這一層面來認識。千百年來，先進的知識份子以其所處時代的國家、民族、社稷民生為憂的情結代代相傳，蘊成中華民族愛國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每當時局遽變，潛藏在詩人良心深處的憂國憂民的本能，便會破壁而出，化為淒美之聲。廖平子避難到澳時，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淹留》中大批感事詩，字裡行間皆透露出廖平子對國運的擔憂。如：“天地鑄憂愁，白盡英雄髮”（《古意》之六）、“只因家國難，恨極渾成癡”（《聞蛙》）、“江籬徒見年年長，復我江山未有人”（《秋草》）、“蛇鼠縱橫逢此日，山河光復更何年”（《初得家書》）、“床頭舊夢何須憶，只憶江山付與人”（《立春》）、“祇因國難深，愈增意突兀，山神若有靈，為我驅胡羯“（《大寒節同諸公登萬松嶺》）、“綽約舊山河，何日得完整”（《十一月二十日違難馬交一周年，詩以當哭》）、“悠悠萬里心，使我傷家國”（《違難兩歲矣……》）、“腥膻何日盡？懷抱幾時開？客夢禠還續，鄉心往復回。山河刓漸盡，那得不徘徊”（《歲暮》之二）、“山河有恙神應斷，庭院無花我亦憎”（《新晴》）。這些憂國詩句，皆是廖平子對國家命運關切與思考的反映。《淹留》中，也有一些寫景的詩。這些描寫山水景色的詩歌，並非單純模山範水，它們往往與現實相聯繫，情溢言表，寄託了詩人愛國憂民的思想感情。這一切都向人們昭示：這是儒家“憂道不憂貧”的觀念在廖平子身上的投影。他雖身無分文，卻心憂天下，真正把國家民族的前途擺在生命的首位，放不下，也忘不了，表現出先進知識份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覺悟及對祖國和民族深切的責任感。廖平子的愛國精神亦表現在救國報國的奉獻行動在國家危難時，救國就是凝聚全國人民力量的精神支柱，愛國知識份子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也會化為勇敢救國的行動。當日寇鐵蹄踏進順德

9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時，廖平子立即毀家紓難，組織義勇隊與戰。“守此一孤村，本意驅寇賊。屢戰皆失利，村民實無力”（《去國》之一）。戰抗敵雖失敗，但平子非凡的勇敢與報國奉獻的精神已鼓舞了鄉眾與敵抗爭的鬥志。來到澳門後，生活窘迫，卻絲毫無損平子報國之志。他以自己的詩筆參加了這場反帝國主義侵略、保衛中華民族的愛國戰爭。他先後在澳手抄發行《淹留》、《天風》，在曲江發行《予心》，就是要以筆代槍，與侵略者作殊死戰。他說：“詩歌云者，豈特吟風弄月、欣奇賞勝、往復酬酢而已。必將察禍福之本源，挺起而為民族國家之保障。故夫武人之劍鋒不能為國家民族效力，武人之羞也；文人之筆鋒不能為國家民族捍衛，抑亦文人之羞也。”（《〈淹留〉自序》）《淹留》中的錚錚豪語印證著廖平子拳拳報國的赤子心。如：“胡塵一日掃未盡，我志未竟，肩頭無日不千鈞”（《聞歲》）、“不如歸，將敵掃，胡塵直同豬與狗，大好江山能再造”（《鳥語》之二）、“興酣且唱從軍曲，不讓幽并壯士聲”（《初夏憶故鄉》）、“且藏千尊劍，留與斬長蛇”（《旅況》）、“一死何足道，慎勿甘投閑”（《古意》之五）、“一生總覺求人苦，萬死猶嫌報國輕”（《新月》）等等。他在《與馮╳╳書》中亦表示“縱老仍有救民族救國家之任務”、“總之奮鬥一如昔日，救國不敢後人。”廖平子不是軍人，寫作《淹留》時只是一介平民，並無出現在與敵肉搏的戰場上，但卻處處盡到報國之心，將自己所能做的事全部聯繫到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上去。由於生活指數飛漲，平子居澳最後半年幾乎饔飧不繼，常以玉米充飢，有時全家每天只吃一餐。有一次，他餓極無力，竟至在路上顛蹶不起。在這般艱難的條件下，平子仍專心創作抗戰詩歌，霜晨吮筆，月夜吟哦，把一腔愛國熱情盡託之於《淹留》。平子在澳門板樟堂漢文小學教授國文時，常以《淹留》中的詩歌作教材，對學生進行愛國思想教育。如教讀《哀江頭》中的句子“倘無壯志驅回紇，何必強詞誇戰伐”時，平子就向學生解釋說，回紇本指匈奴，因當時不能直接提日寇侵略的事實，詩中只能以抗胡虜代表抵抗日寇。教到“紛紛小鳥休啁唧，管領山河有鷙鷹”時，平子就向學生講解，詩句的意思是希望大家不要那麼多意見，我們應齊心一致、槍口對外打日本。“鷙鷹”即指最高領袖。在教讀“莫謂有家歸未得，三春蜂蝶故園飛”時，平子就對學生說，大家要對抗戰抱必勝的信心，打完仗就跟著那些雀鳥飛回故鄉吧。廖平子的愛國行動

95《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給學生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年逾耋齡、曾任澳門中葡學校校長的林名溢先生是廖平子的學生，當年才十一歲。時隔七十餘年，他至今仍能背誦《淹留》中的部分詩歌。提到廖平子，林老先生總禁不住深情讚道：“我們的廖老師一心為國，真的很了不起！”事實上，無論是在順德鄉間，抑遯居澳門，又或在粵北居曲江，廖平子精誠報國的心志絲毫無改。在曲江時，有任某縣縣長之友人以千元欲購一本《予心》，平子說：“友實廉吏，鶴且休糧，以重資購予作，又烏乎可？勿已，移作購滑翔機獻呈政府乎！”平子臨終前數月寫信給馮自由說：“弟近有一種志願，擬鬻書畫，將所得購滑翔機一架，獻諸政府，以為抗戰之用。此事若成，當可為一般書獃吐氣。機架一萬元，現已賣得書畫約四千元。寫畫之款用以救國，《予心》之資用以救飢，庶公私兩得也。”廖平子早年曾拒絕鬻畫換錢，認為這是俗事。國難之中，他破除平夙不以畫賣錢之例，主動賣書畫籌款。此一改變，正好表現出平子拳拳的報國心。平子鬻畫籌款購機之事，當時在報界傳為新聞，影響頗大。平子歿後，馮自由撰詩六首輓之，其四即提及此事。詩云：“鬻畫從公事壯哉，獻機殺敵出書獃。詩翁正氣塞天地，愧煞貪污國難財。”廖平子就是這樣，時刻都準備著為國效力、為國獻身。他的每一縷思考，每一項行動，終極目的都是要為祖國作出貢獻。廖平子的愛國思想還表現在對祖國山河風物的熱愛國土是一個國家賴以生存的根基，每個人都應該熱愛自己民族生息發展的土地。每當國土淪喪、外敵橫行時，一切愛國者都會泣血高呼“還我河山！”這種對祖國河山的熱愛之情絕不是抽象的，它往往通過對淪亡故土的眷戀迸發出來。由於順德淪陷，廖平子被迫在澳棲身，但對家鄉的思念一刻不停，情難自已。無論是結伴登臨遠眺，或逢友儕相聚，或遇節氣輪替，或獨自月夜靜思，故鄉的一切都自然地浮現腦際，而澳門鄰近地方的景物也撩撥起他濃重的鄉思。這一切，都化為《淹留》中意切情真的避亂懷鄉句。諸如：“我正出門時，東谿雨漠漠。野樹正開花，群蜂爭活躍。此境洵清美，具見谿山樂”（《去國》之二）、“丈夫愁去國，鄉情日以賒”（《苦憶》之三）、“如此江山看不厭，終日煙波相瀲灩”（《初夏憶故鄉》）、“憶得家鄉似畫圖，胡塵飄蕩豈須臾。紫籐老屋書無數，可似

9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從前安好無？”（《憶得》）、“我久居殊方，我久違村景。心無一日樂，悶極肝腸梗。不知何日歸，東谿浮舴艋”（《前山》）、“倉皇走殊方，淒絕濠江水。江水故深深，不如北嶺陰。復我家和族，倦鳥思返林”（《北嶺》）、“子規啼叫不如歸，蠻風吹老絲絲鬢”（《歸鳥歎》）等。此外，在詩歌中先後出現過的順德物產如三黎魚、魴魚、甜筍、石栗、龍眼、黑葉荔枝等，作者皆傾注深愛之情，亦令讀者心焉嚮往。在為數甚多的懷鄉詩句中，有對家鄉景物的讚美；有家鄉淪喪的悲痛；有被迫離鄉的愁苦；更有思歸故里的冀盼。家鄉越美，愛鄉之心就越烈，思鄉之情就越難割捨。“愛我故鄉、保我家園”，是廖平子發自內心深處的呼喚，也是他愛國精神的具體表現。廖平子的愛國精神當然還表現在他對人民群眾的同情和熱愛，以及對敵人的切齒痛恨。如前所論，他在《淹留》中熱情謳歌這場人民戰爭的英雄群體，而對日寇及其走狗則給與無情的譴責和辛辣的諷刺，就是明證。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在血與淚、劍與火交織的時代背景中，日寇的暴行刺激著廖平子的心靈，他痛感百姓塗炭，從而激發起反抗侵略的決心。廣大人民群眾抗敵禦侮的事蹟，又大大地鼓舞了詩人的鬥志。“國家不幸詩家幸”，“憤怒出詩人”，《淹留》的篇什寄託著廖平子濃郁的憂國意識和深沉的報國情思，透露出一位愛國知識份子生生不息的浩然正氣。四詩歌的本質在於抒情，而且貴以真情感人。別林斯基說：“沒有感情就沒有詩人，也沒有詩。”事實上，情感真摯的詩歌，不必事以華藻，已能扣動讀者的心弦。廖平子才藝超卓，且浸淫日久，故詩文書畫均臻至上。尤以詩歌寫作，功力最深，短句長篇，皆得心應手。他下筆隨意揮灑，不事雕飾，純然抒寫胸懷。《淹留》所作，是他對國事觀察與感受的結果，與時代風雲緊密相連。不論是歌頌人民群眾共赴國難的凜然大義，或是揭露諷刺漢奸走狗的醜惡嘴臉，抑是控訴日寇的殘暴罪行，又或是抒發無盡的家國之思，都表達出詩人的喜愛與憎惡，道出了平子愛國主義的

97《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真情。可以說，具強烈而真實的感情色彩是《淹留》詩歌藝術的一大特色。《 淹 留 》 誕 生 時 ， 正 是 中 華 民 族處 於 生 死 存 亡 的 危 急 關 頭 。 時 代 的 災難，歷史的重負，人格的力量，使《淹留》刻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在強烈的憂國憂民和拯救民族危亡的文化意識支配下，廖平子以天下為己任，“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並繼承漢樂 府 “ 感 於 哀 樂 ， 緣 事 而 發 ” 的 現 實主 義 傳 統 ， 把 當 時 社 會 現 實 與 自 己 壯志 難 酬 的 悲 憤 中 激 蕩 出 來 的 心 聲 ， 一一 化 為 詩 句 。 其 中 ， 有 對 國 家 前 途 的憂 慮 ， 有 對 人 民 苦 難 的 同 情 ， 有 對 日 寇 的 仇 視 ， 更 有 正 義 必 勝的 信 念 。 這 些 感 情 的 表 達 是 迸 發 式 的 ， 正 如 梁 啟 超 所 形 容 的 ：“一燒燒到‘白熱度’，一毫不隱瞞，一毫不修飾，照那情感的原樣子，迸裂到字句上。”（《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例如：“明知毛髮都含疚，借問將身何處藏。月光浩蕩山河白，尚幸娟娟不我責。趁前照耀故谿山，容余淬礪魂和魄”（《舉頭望明月》）、“劇憐甌脫地，偏有未歸人。擢髮仇難數，覆巢恨未伸”（《燕子》之二）、“汝輩當求早恢復，莫慣乘桴不想陸。海國多添鼓枻民，到底終非山澤福。快呵，快呵，快起來，時危端仗出群才。隱忍一時羞百代，前人紕繆後人哀。”（《浮家歎》）此類句子皆發自胸臆，如黃河堤決，傾瀉而出，不假雕飾而真情自見。龔自珍認為詩人的真情實感應與作品思想自然統一，主張詩歌創作要做到詩如其人。他指出：“詩與人為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其面目也完。”（《書〈湯海秋詩集〉後》）他認為李白、杜甫、韓愈、李賀等詩人的作品都是“詩與人為一”的真性情的自我表現。廖平子亦以“詩與人為一”作準則，他說：“與其作詩，不如做人；與其看我的詩，不如看我這個人。”好友黃尊生在評價平子時也說：“即其詩可以見其人，由其全國圖書館文献縮微複製中心出版之《淹留》封面

9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人亦可知其詩。”人們通過讀平子的詩、看平子的生平，便知他的一腔愛國熱情，盡託於《淹留》之中。他的詩就是其人格的表現，到達“人外無詩，詩外無人”的藝術境界。曾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對廖平子的評價很高。抗戰初，仲元中學校長梁鏡堯在蔡之寓所見到室內掛有廖平子的一幅畫，問蔡：中西名畫頗多，為何獨懸此畫？蔡元培答說：“此老清高孤介，一如其字畫，余喜其人，神交三十年而未見其人。”廖平子對蔡元培亦極仰慕，就在《淹留》創刊發行前幾天，已託黃尊生寄出第一期到香港送給蔡元培。蔡讀畢大為讚賞，後親書平子居所名“自怡室”三字相贈。1939年5月21日，蔡元培更撰《題〈淹留〉》絕句三首贈給平子。其一云：“用則能行捨則藏，藏於詩國最安詳。熱腸豈許常韜晦，黑暗宵中掣電光。”其二云：“彭澤襟懷似臥龍，卻於平淡見豪雄。定盦巨眼超儕輩，引取名篇移贈公。”其三云：“勞力勞心等級平，事無巨細一般成。驚人軼事差相似，只有青年愛迪生。”蔡元培盛讚廖平子一副熱腸，早年積極投身革命，退隱後甘於澹泊。特別是歷經變亂而作《淹留》，恰似愛迪生在火車上辦報。更引龔自珍詩句，把平子比作陶淵明。他引取的名篇乃龔氏《舟中讀陶詩》之二，原詩是：“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意思是說陶潛與出山用世前的諸葛亮非常相似，他有著傲霜凌寒的松菊般高潔堅強的品格和節操。請不要相信詩人那種表面的平澹，他的詩三分之二像諸葛亮的《梁甫吟》，寄託著豪情壯志；三分之一像屈原的《離騷》，深懷憤怨不平。蔡元培借此詩高度讚揚廖平子既有政治抱負，又是熱愛祖國、感情激烈的人。蔡元培曾撰書一聯自勉，聯云：“貧賤何傷，只要把物與民胞安排下去；精神能因，卻須從冰天雪地磨鍊出來。”若以此聯移贈廖平子，不是也很貼切嗎？1940年1月13日，由黃尊生引介，蔡元培在其九龍寓所會見了廖平子，彼此相談甚歡，蔡夫人亦出來與平子相見。個多月後蔡元培即逝世，平子作《哭孑民師》七首悼之，憶述與蔡師會見經過，並表示“倘不負期望，揮戈復國讎”，意懇情真，十分感人。廖平子為人真誠、愛憎分明。他的詩歌同樣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不論是歌頌中國人民英勇頑強的鬥爭精神，或是揭露日寇及漢奸走狗的殘暴

99《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醜惡，又或是抒寫詩人的愛國情思，無一不具明顯的愛憎傾向。他有一首《理髮》詩寫道： “髮兮真不知應變，何不日長一寸披全面？只因我面實羞慚，輕輕不許人窺見……嗚呼！余之腦，儘清涼；余之國，怎商量。但願髮工把我頭砍去，俾使負國之輩毋復揚容光。”這首詩抒發了平子未能解救國難的痛苦心情。詩人負疚含羞，覺得自己再無面目苟存。簡練的詩句活現出詩人強烈而深沉的愛國情感，實令讀者動容。又如“莽莽中原歲又殘，幾番淒絕怯憑欄。不知故國蒼茫色，欲上高層仔細看。亂後佳辰非易得，樽前白眼且相安。明朝採得蓬蓬意，未必雄心便已闌。”這首題為《戊寅除夕》的詩，充溢著濃重的悲愁，詩人把家鄉淪亡的悲憤，思鄉的愁懷，以及自己因無力解救國難而引起的自慚，一併訴諸詩中。末聯表現出作者雄心未闌、始終以天下為己任的崇高精神。詩如其人，廖平子在詩中如此表白，他的一生也是這麼做的，其人品和詩品皆激勵著後人。任何優秀的作品都打上時代與詩人個性的烙印。《淹留》中的詩歌，蘊含著廖平子強烈的感情。詩人把反映重大的政治題材和抒寫個人情感有機地結合起來，將一己的深沉身世熔鑄於對國家民族的關注與對百姓的同情之中。我們把《淹留》譽為“詩史”，不僅指其詩歌反映了詩人所處時代的真實，描繪出許多栩栩如生的歷史畫卷，而且也指詩中所體現的作者對反映生活的判斷與評價是符合歷史本來面貌的，詩人的好惡愛憎是和廣大人民相一致的。細讀《淹留》，在憂時憫世的情感的反覆詠嘆中，我們感受到了平子內心的顫動和情感的呼嘯。風格悲壯激越是《淹留》的另一藝術特色作為抗日戰爭“詩史”，《淹留》誕生於血與淚、劍與火交織的背景之上。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的災難和祖國的危亡，詩人不得不用激憤的語言來傾訴自己的所感所思，因而形成了悲壯激越的藝術風格。《淹留》中流露出來的撫時傷亂的憂思、憐憫百姓的情懷、懷念故土的黍離之憂，以及殺敵報國的信念，無不悲壯激越，感人至深。“莽莽江湖又立春，大千憂恨總無垠。天心懶極難迴冷，地軸將殘悔作塵。四壁蟲鳴空有意，一幡風動豈無因。床頭舊夢何須憶，只憶江山付與人。”這首《立春》詩，寫自然節氣雖屆立春，但國家的春天並未

10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到來，國土仍陷日寇之手，百姓仍墮寒苦之中。末聯一句“只憶江山付與人”，表盡沉哀。《吃荔子酸而感賦》云：“佳實雖然得入唇，可曾微妙慰沉淪。中原半落妖魑手，縟圃羞為爛熳春。果亦安閑方有味，事須攀附不如貧。嫣紅莫詡佳人色，醋海唯君可問津。”日寇鐵蹄踐踏著中華大地，果園羞於展現爛熳春色，荔枝果實也因缺乏安閑環境而變酸。果猶如此，人何以堪！詩人深沉而委婉地表達了感時傷事的懷抱。表達同樣激憤情感的詩句還有：“悠悠萬里心，使我傷家國。蒼天我問汝，問汝何雍塞。……不能守勁枝，悵望煙塵黑。昨夢斫妖魑，醒來猶動色”（《違難兩周歲……》）、“早起窗前尚有星，家家燈火醉還醒。自憐半世無安榻，悔不新秋築小亭。舊夢恰同雲黯黯，宿霖添得水泠泠。閑鷗野鶴都驚散，耳畔悲笳總未停”（《早起》）等等。正所謂心憂國運放悲聲，這類詩句表達了詩人身在海隅、心繫家國而壯志難酬，其悲憤之情，溢於言表。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傷痛是巨大的，幾許家庭妻離子散，多少百姓背井離鄉。廖平子處身其中，與百姓一起倉皇避亂，深味國土淪喪、顛沛流離之苦。切膚之痛使他的詩歌充滿了對受難同胞的深切同情。《哀江頭》、《浮家歎》、《偶逢》、《棄兒行》、《買薪》等詩寫盡了民生苦況。還有不少詩句從不同角度反映百姓的流離之苦，如：“誰知胡馬反縱橫，萬屋凋殘無一瓦。蒼天負我我負人，眼看群生泣路塵。縱非嘔盡心頭血，已是絲絲淚滿巾”（《舉頭望明月》）、“萬人械足難奔走，羸屍滿地痕模糊”（《大雨登松山絕頂》）、“一覽蕭條景，能不心傷悲”（《陳寂爰以萬字果酒見贈》）、“桭桭出門行，相逢皆動色。道有避兵人，呻吟臥荊棘”（《去國》之一）、“胡塵莽莽遍天涯，旅客何年始放懷。涕淚滿身衣帶緩，江湖一夜信音乖”（《晚望》）等。睹時而傷心，詩人的筆鋒直入戰亂年代，往往從視覺、聽覺、觸覺等多角度抒寫所思所感，內心之悲與國恨家仇聯繫起來，交織成一幅幅百姓深陷水火的悲慘畫面，格調蒼涼悲壯，讀來催人淚下。思念故鄉是《淹留》的重要內容。廖平子避亂來澳，故鄉風物日夕縈懷，每有所感，即化為深情詩句。請看《聞雷》詩：“入春七日始聞雷，頹廢胸懷躍幾回。鸚鵡未迴唐社稷，驃騎應戀漢塵埃。飄搖似約三分

101《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柳，踐踏當憐一片苔。莫聽啼鵑歸去急，故園依舊暮吟哀。”雷鳴有時，而歸家無期，亂離之人只好借暮吟寄哀。《去國》寫道：“馬交衣帶水，潸然亦去國。問我幾時歸，悲來語哽塞。”澳門離平子家鄉順德不遠，相似的景物時時撩動平子的鄉愁。“松山以外山烏烏，每盼家鄉淚眼枯”（《大雨登松山絕頂》），“躑躅過高沙，不禁吞聲哭。我是無家人，忽然傷草木”（《高沙》）。不論是登松山、攀北嶺、游馬閣、過高沙，抑是望南屏、履前山，眼前景物依然，但大好河山已淪敵手，詩人禁不住悲從中來，不能自已。每遇節氣更替，甚至偶聞蛙聲鳥聲，都會觸動平子的鄉思。他有十首《憶得》，盡寫故鄉谿山之美。可是“鄉園不可問，禾黍正離離”，咫尺天涯，有家不能歸，平子心頭之痛是難以言表的。他哀歎“異地有誰能慰藉，故園無夢更歔欷。莫言飲恨余經慣，美酒不令醉一匙”（《端午》）。平子對故土的依戀之情，愈久愈烈，恨不能寇氛平靖，“復我家和族”。此類思歸的詩句充溢著濃重的悲愁氣氛。廖平子身處澳門，而報國之心從未稍減。《淹留》中表示復土雪恥的詩句同樣具有悲壯的風貌。“風雨尚疑秋，傷時已白頭。驚魂猶歷歷，江水更悠悠。戰伐渾疑夢，波濤欲洗羞。倘能驅寇賊，俯仰又何求”（《寒食》之三）。詩人在鄉間曾組織武裝抗日，戰敗遯居澳門，但“胡塵一日掃未盡，我志未竟，肩頭無日不千鈞”。翻閱《淹留》，我們隨處可見“驅寇賊”、“掃胡塵”等句子。由於當時澳葡當局標榜“中立”，不許使用“日寇”、“抗日”等字眼，報章上只好用別的詞語代替。冼玉清作文時用“狄”代“敵”，廖平子則以“胡塵”、“胡馬”、“胡羯”、“ 倭 奴 ” 、 “ 島 倭 ” 、 “ 瀛 東 鯨 ” 、 “ 東 海 夷 ” 、 “ 蝦 夷 ” 、“木屐兒”、“梟獍”等稱呼表示對日寇的鄙視。歌頌民眾英勇殺賊的《壕上曲》、《殊死戰》等詩皆挾雷裹電，雄渾沉鬱。決心報國靖難的詩句亦充滿英氣，如：“畸人應亦奮精神，誓將鐵血靖邊塵”（《送春》）、“丈夫思馬革，前路遍旌旗”（《雨後望南屏飛瀑》）、“策勳自是男兒事，射石將軍慣夜行”（《胡無人》）、“歸來斜倚幽窗想，何日燕然勒一銘”（《重九日白鴿巢公園登高》）、“東揭雲旗西按劍，留將鐵血障巖阿”（《憶得》之七）、“朝飲一杯酒，暮斬樓蘭首”（《古意》之九），等等。這些句子得承杜甫《三吏》、《三別》之風，又類陸游“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的悲壯。

10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憂患意識、渴望救國的雄心與廖平子沉鬱悲涼的心境結合，使得《淹留》中的詩歌既有開闊的境界，又迴盪著悲涼的人生感慨，從而形成了古樸蒼涼、慷慨激昂、具有振奮人心的悲壯美的藝術風格。它們繼承了我國古典詩詞以慷慨為美的傳統，融和著廖平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奏出悲憤激越的時代強音。通俗易誦是《淹留》的又一藝術特色平子工詩。除各種詩體的駕馭、意境的創造、各種表現技巧的運用皆精工嫻熟、運用自如外，還著意於詩歌語言的錘鍊，故而他的詩歌具有語言通俗、流暢易誦的特色。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句式靈活多變。首先是長短句雜用。《淹留》四百多首詩中，古體詩約佔一半。一般來說，伸縮自如的古體詩較宜於敘事。平子以詩敘史，多用古體是應有之義。《淹留》集中的五、七言古風固然詞筆俊逸、工穩可讀，雜言古詩更是瀟灑流暢、變化多姿。請看《開歲》詩：“昨歲開歲有佳句，佳處乃在驅胡人。豈知胡人忽然入我室，將我詩稿片片撕爛，有似翩躚蛺蝶嬉青春。今歲開歲又奚若？有句亦是驅胡塵。胡塵一日掃未盡，我志未竟，肩頭無日不千鈞。……奔鶉奔何處？惘惘出京津。…… 吁嗟乎！山河舊，終維新；風雨晦，將逢晨。”《獨子從軍歌》：“……戰陣豈尋常，槍聲短促炮聲長。硝煙纔過輒見兩個少年將軍趁勢上，有如猛虎下山崗。”兩詩以七言為主，同時雜用了三言、五言乃至十餘言的長句，節奏變化多姿。類似的詩歌不少，如：《縫衣詞》、《龍目為倭寇所伐，書以誌慨》、《催耕詞》、《垂老別》、《無家別》、《春蟲歎》、《婚劇》、《支解》等，皆長短句交雜運用，盡得錯落跌宕之妙。有時散句與偶句相間，更覺抑揚頓挫、流暢易誦。多次轉韻，亦使詩句增加變化。《淹留》中的古風，極少一韻到底。常配合句意及情感發展而轉韻，或一聯一轉，或兩聯一換，平聲、仄聲韻交替出現，雖多變而不著痕跡，故而大都音韻和協，讀來琅琅上口。多種修辭手法的使用也令詩句變得多彩多姿。《淹留》的古風常運用不同的修辭格去表現不同的內容。頂真句如：“捨生取義投民族，民族當然為汝矜”（《縫衣詞》）、“古詩人，悲塞下，塞下何曾有可悲？”

103《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壕上曲》）、“氣吞河嶽傲豐隆，豐隆借問誰家子”（《大雨登松山絕頂》）等。對偶句如：“寒衣今日去，露布明日歸”（《縫衣詞》）、“山河舊，終維新；風雨晦，將逢晨”（《開歲》）等。排比句如：“阿兄聞此言，殷勤覓佩鞬；阿弟聞此言，髀肉手頻捫；老父聞此言，長髯一笑掀”、“敵酋下令勤搜索，不管粱菰兼菽麥，不管雞豚與犬羊，不管衣裳與巾舄”（《無家別》）、“我能使我民族登春臺，我能一箭射殺妖狐胎，我能艱難困苦活現出群才”（《獨子從軍歌》）等。這些特色句子的運用，大都和感情的激越噴發相一致。而多種句式錯雜出現，熔寫景、敘事、抒情、議論於一爐，既增強詩歌的藝術感染力，亦令詩句流暢易誦。其二，句子通俗淺顯。廖平子經歷國土淪喪之痛，“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故有《淹留》之生。《淹留》繼承新樂府詩的優良傳統，把詩歌與政治及生民疾苦密切結合。為取得宣傳抗日的最大社會效果，平子執意追求“辭質而徑”，努力使詩句樸素自然而淺顯通俗。句子通俗淺顯，首先是用詞盡量接近口語。如：“一段辛酸味，從頭直到腳”（《去國》）、“筆禿詞不禿，人木心不木”（《齋頭四君詠》之《禿筆》）、“去歲春寒不入肉，今歲春寒直透心”（《春寒》）、“加上幾個縣長有些極似喪家狗”（《封鎖歎》）、“殺敵不知殺過幾多人，不分寒暑與晨昏”（《木腳英雄殺敵歌》）等。此類明白如話的句子，在《淹留》中觸目皆是。一般讀者固然不費氣力，目不識丁者，一聽亦能明其意。此外，平子亦常以時下語入詩，使得句子更淺顯易懂。如“人人爭言秋草衰，其實世人看錯了”（《秋草》）、“可惜娥眉不嗜杯中物，否則余固欣然向剪拂”（《將進酒》）等。句中的“其實”、“可惜”、“否則”等語，嚴格說來不能算是詩歌語言，但由於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它們出現在詩中絲毫不覺牽強突兀，反令句子清新可誦。《婚劇》一詩摻雜了較多的粵方言俚語，更具地方色彩。其中一句“新娘本擬去作東洋婆，卻又變作油鹽醬醋拌燒鵝”，亦莊亦諧，其對敵偽的鄙視之情溢於言表，令人過目不忘。難怪胡鈍俞讚道：“平子詩多用時下語而不俚俗，即可見其工夫。”句子通俗淺顯，還表現在採用百姓喜聞樂見的句式。請看：“鵓鴣鴣，鵓鴣鴣。平時夫喚婦，急時婦喚夫”（《鳥語》之《鵓鴣鴣》）、

10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婆呵，婆呵，汝等兒孫有幾多，可曾殺敵赴交河？”（《鳥語》之《婆呵》）。這些酷似民謠的詩句，不是極易誦易記嗎？幾首《七七詞》的句式，如：“七復七，抗戰以來無損失，無損失。倘非倭寇來侵凌，中國依然未統一。”其節奏極肖粵方言區流傳甚廣的“數白欖”，一讀即琅琅上口。這些，無疑是廖平子學習民間文學的成果。句子通俗淺顯，也有賴於選用讀者熟悉的事與物。比如《白鴿巢公園》中的“鄉人盼我歸，有似寒思帛”，詩句以天寒思暖衣比喻企盼心情的熱切，當然易被理解和接受。而在《淹留》中反覆出現的燕子、蛺蝶、春蟲、風雨、濃雲，以及作者故鄉東谿那些早為澳門同胞熟悉的風物如荔枝、三黎、石栗等，不少已成為戰亂詩歌中寄託遙深的意象。言近而旨遠，正是這些習見的事物，常令讀者心中漾起漣漪，引發共鳴。少用典，也是詩句通俗淺顯原因。眾所周知，寫作近體詩時適當用典，可收言簡意賅之效。廖平子學識深博，寫詩時也會融裁典故於言志抒情之中。但他不濫用典故，更不用冷僻之典。查《淹留》二百餘首五、七言絕句和律詩中，直接引用或化用的典故，僅“李廣射石”、“燕然勒銘”、“洛陽紙貴”、“魯陽駐日”、“魏絳和戎”、“班超投筆”、“祖逖著鞭”、“魯連蹈海”、“精衛銜木”等不足十個。這些典故在歷代詩歌中早為讀者熟悉，並不構成誦讀的障礙。我們在少年時讀過的《木蘭辭》等優秀詩歌，數十年後依然可以背誦如流，其中，詩句流暢易誦是重要的原因。林名溢先生年逾八旬，仍能背誦十一歲時所讀的《淹留》詩句，能單說是由於林老先生有超人的記憶力嗎？一直以來，人們往往從不同的側面去評論廖平子詩歌的藝術成就。平子的摯友黃尊生說“馬交東畔沙蘭涘，有客行吟同屈子”，把平子比作汨羅江畔行吟的屈原。馮自由則認為平子“近年所撰抗戰諸詩史，如《淹留》、《天風》、《予心》諸詠，慷慨悲涼，大有希臘羅馬詩人荷馬、拜倫之風概”。今人李有華、張解民認為平子的“古風風神近似杜甫”。胡鈍俞評價廖詩“詩情悲愴，詞筆勁健，得杜工部五古三昧”。杜如明指“平子之詩，現存以古風為多。久經喪亂，語語沉痛，而能忠厚悱惻，怨而不怒，哀而不傷，詩格宛似老杜”。若僅以詩歌而言，各人的評價當然

105《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都對。但我們把詩歌與為人結合在一起看，就會感到，不論是將之比作屈原，或是比作杜甫，又或是如蔡元培所言將之比作陶潛，總不足以盡平子。屈原的詩歌確實深刻地表達了對國事的憂憤和希望，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他的詩也表達了對“安史之亂”中百姓苦難的同情，而陶淵明歸隱田園，所為其實跡近自我放逐。他們幾位都沒有投身在災難裡，只能束手無策地歎息。黃尊生認為廖平子“高懷之沖淡，其愛國之熱誠，最與陸放翁相近”。陸游的詩歌不但寫出了愛國憂國的情思，更表達出要捨身報國的決心，這是他超越前述詩人的地方。至於平子，他無疑受杜詩的影響極深，這從他的詩風甚至《哀江頭》、《垂老別》、《無家別》等詩題可見。但如果一定要拿一個古代詩人作比擬的話，我們倒覺得廖平子與宋代詞人辛棄疾更為接近。雖然棄疾以詞稱，平子以詩著，但兩人作品中反映忠義慷慨的愛國情感是一致的，悲壯激越的藝術風格也相近。更重要的是，辛棄疾才兼文武，為實踐救國之志，曾親率輕騎直驅金兵營寨。廖平子組織義勇軍抗日的經歷，不是與之相似嗎？事實上，廖平子也是很仰慕辛棄疾的。1943年春，平子曾手書辛棄疾《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詞寄給黃尊生。該詞飽含愛國熱情，抒發報國無門的悲憤，悲哀深沉，盪氣迴腸。廖平子在辭世前數月書寄此詞，可以想見其懷抱。當然，隨著時代變遷，愛國精神的具體表現也就不同，我們似不必硬把廖平子與古人攀比。他不是屈原，不是陶淵明，不是杜甫，不是陸游，也不是辛棄疾，更不是荷馬、拜倫，廖平子就是廖平子。我們只須記住，廖平子是一個時刻準備報效國家民族的老同盟會員，是澳門抗戰詩史《淹留》的作者，這就足夠了。 五《淹留》是我國現代出版史上獨一無二的期刊，但一直未被藏書單位著錄，很多人只聞其名，卻無緣目睹其盧山真貌。1983年杪，香港知名人士何建華先生將畢生藏書二萬餘冊贈送給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內有《淹留》三十八期。廖平子此一嘔心瀝血之作，被湮沒數十年後，終於重現讀者眼前。1987年，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五十周年，時任中山圖書館館長的佟德山先生為文《〈淹留〉及其作者廖平子》以誌紀念。1990年6月，

10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淹留》一至三十八期由佟先生整理後交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影印發行。據知印數不多，只有少數圖書館購入庋藏。《淹留》原本經金鑲玉包裝，藏於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善本室。澳門知名歷史學者陳樹榮先生亦於十多年前從舊攤購得《淹留》一至三十八期。該書保存較好，品相較中山圖書館藏本更佳。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本與澳門陳樹榮先生藏本，就是目前僅見的兩套《淹留》原本了。由於《淹留》的讀者不多，研究者也就寥寥。但有限的文章在介紹廖平子及《淹留》的基本情況時說法各異，令人無所適從。以下，將對有關問題略作討論。其一，廖平子生於何年？關於廖平子的生年，至今尚無統一的說法。大部分研究者的文章都避而不提，甚至平子故鄉所編的《順德縣志》亦僅寫（？─1943）以存疑。其餘各類人物辭典及研究者文章中，分別有1880年、1882年、1892年三種說法。2005年筆者到順德訪問廖平子七弟廖樹芳先生時，特別提出平子生年的問題。他說：“大哥廖平子生於1880年。”而在隨後的交談中，他又提到平子“十九歲即到香港任《中國日報》記者”。這是兩條互相矛盾的信息。查《中國日報》是1899年秋由時在日本的孫中山派陳少白到香港籌辦的，當同年十二月下旬出版。廖平子摯友、後主持《中國日報》的馮自由在有關的回憶文章中說到，平子在“清季壬寅癸卯間，與王軍演、黃晦聞、盧信等同鼓吹民族主義，時投稿於革命機關之香港《中國日報》，評擊清廷暴政，不遺餘力”。可知平子不會早於1904年到香港。事實上，在《中國日報》筆政名單上，直到1904年才首次出現廖平盦的名字。這樣推算，無論平子生於1880年或1882年，他任《中國日報》記者時，虛齡澳門基金會出版之《淹留》封面

107《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實齡都不止十九歲了。據此，筆者認為平子“十九歲即到香港任《中國日報》記者”是廖樹芳老先生誤記。廖老先生生於1917年，接受訪問時已年近九旬，且抱病在身。接受採訪時剛從醫院出院返家，當時精神狀態尚可、有問必答，但亦難免有時誤記。如他一口咬定“廖平子在澳門並無教書”，就是明顯的例子。平子離開順德赴港任《中國日報》記者時，樹芳先生尚未出生，所以“十九歲即到香港任《中國日報》記者”之說，其實是他後來聽說的，並非徵驗。反之，樹芳先生必很清楚自己的生年，也記得大哥比自己年長多少歲，故筆者認為廖平子生於1880年之說較為可信。當然，此說仍有待日後發現諸如自傳、履歷表之類第一手資料時驗證。至於“生於1892”之說，謬誤十分明顯，就不須討論了。其二，《淹留》每期手抄多少份？ 黃尊生在《南國一詩人》中說《淹留》“每期居然寫到三十份以上”。《蔡元培日記》1939年2月15日載：“得黃尊生函，……《淹留》……每期出三十冊，云云。”方寬烈的《澳門當代詩詞紀事》說《淹留》每期“祇抄錄二十份”。馮自由之《廖平子》則說“每期僅能寫作十五冊”。認定《淹留》每期發行十五冊的，還有杜如明的《廖平子及其抗戰史詩》、陳華新的《詩翁正氣塞天地》、孫文鑠之《曾居澳門的報界怪傑廖平子》、佟德山之《〈淹留〉及其作者廖平子》、何道新之《一個愛國詩人的抗戰》、陳志峰之《澳門近代出版業的奇葩》等。“每期三十份”之說出自黃尊生。按說黃氏與平子過從甚密，他提供的情況應較可信，但我們仔細推算一下，又覺得有點懷疑了。《淹留》每期容量幾達二千言，若每期抄寫三十份，則需寫近六萬字，半月一期，即平均每天需抄錄四千字。若單純抄錄當然不成問題，更花時間的應是創作詩歌。此外，繪畫、裝訂、發行等工作亦在在需時。而且平子認為“自己做才有價值”，絕“不藉他人助力”。以廖平子在漢文學校教餘時間來推算，在十五天內發行三十冊《淹留》是不可能的事。《淹留》第十二期《旅況》詩有“曾揮一片淚，連寫萬篇詩”之句，其自注云：“《淹留》生此已六閱月，手寫將及萬篇”。筆者曾試圖循此推算《淹留》每期冊數。經點算，《淹留》一至十二期共有詩一百六十三首。若十二期共抄詩萬首之話，則每期須發行六十二冊。另外，第二十八期《大雨登

10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松山絕頂》中也有句“我有《淹留》一萬本”。照此計算，每期應有三百餘冊，這顯然更不可能。故“萬篇詩”、“一萬本”云云，只是“誇張的詩歌語言”，皆不能作準。平子七弟廖樹芳老先生當年隨平子逃難來澳，時已二十一歲，與兄嫂及侄兒住在一起，是目睹《淹留》出版全過程的人。那時他見平子實在太忙，曾請纓要幫忙抄寫，但被平子拒絕。他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明確肯定，《淹留》每期只發行十五份。樹芳先生的說法應是可信的。而且平子後來在曲江創辦《予心》，每期只發行十五份的事實，亦可為佐證。其三，《淹留》每冊售多少錢？《淹留》每期售價，同樣眾說紛紜。黃尊生說是五角，方寬烈說是一元，馮自由、佟德山、陳華新、蘇志遠、胡鈍俞、陳志峰皆說是十元，孫文鑠說是十五元。查陳樹榮藏本《淹留》第一期，末頁註有“著作、編輯、繕寫、裝訂、發行人廖蘋盦。每本定價國幣五角”字樣。蔡元培收到《淹留》第一期後，於1939年2月25日致函黃尊生，附去國幣十元，託轉致廖平子，作為《淹留》二十期之預約費。可見《淹留》發行時每冊只售國幣五角，這是清楚無疑的。但從第二期起，各期末頁僅保留“著作、編輯、繕寫、裝訂、發行人廖蘋盦”一句，再無標明售價。這可能是售價改變的訊號。從《淹留》詩中所寫“魚蔬價格高三倍”、“三塊銀元一擔薪”，可知澳門物價飛漲，維生指數不斷攀升。平子無奈提高定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照理不會從第二期起驟然加價。據廖樹芳先生回憶，當時是每冊只售一元。最早提出“售十元”的是馮自由，其他人都不過是援引馮氏之說。馮氏所說的根據又是什麼呢？筆者猜測，他可能是依《予心》的售價提出來的。馮自由曾記述廖平子在曲江“師昔年在澳門故智，重發行一種抗戰詩史之半月刊，名曰《予心》。所有文辭詩畫寫作裝訂諸事，亦如前以一身任之”。而廖平子給馮自由的信也寫道：“抗戰以來，弟素持吞口水養命之法，手寫詩稿，靠些筆墨費度日。因口水是自己的，自己吃自己的口水，勝似求人多多。《予心》之作，擬月出兩期，每期十五本，共得三百元。一家四口，可供米食。餘則另行設法。”因為《予心》每冊售十元，可能馮自由據此就以為《淹留》售價也與《予心》無異。當然，我們不排除《淹留》後期會繼續提高售價至十元，但起碼不

109《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應籠統地說《淹留》每冊售十元甚至十五元。其四，《淹留》最後兩期下落成謎。廖平子在《予心》序中寫道：“倭寇陷吾鄉時，曾與戰，因器械懸殊而敗。走馬交，草《淹留》四十期、《天風》十四期。”可是，現在所見之《淹留》僅得一至三十八期，最後兩期迄未浮現。本來，歷經動亂，缺一兩期並非不尋常。啟人疑竇的是：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本缺此兩期，陳樹榮藏本剛好亦缺此兩期，而且據陳華新透露，廖平子在兒童教養院時的學生吳範夫自抄有詩無畫的《淹留》，竟然同樣只有一至三十八期。這真的是巧合嗎？把《淹留》各期發行日期排列一看，就會發現從第二十二期開始，發行變得很不準時。如二十一期、二十二期與二十三期之間各相隔一個半月，三十一期與三十二期相隔兩個月，三十六期與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冊之間更相隔了整整三個月。這種情況在《淹留》出版前期是絕不曾出現過的。誤期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廖平子多次病倒。貧病交煎令《淹留》出版愈來愈困難了。廖平子是在1941年冬離澳潛返順德的，從該年三月發行《淹留》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冊（兩期合冊的處理也是前所未見的）至年底，在這八、九個月的時間裡，平子共發行《淹留》第三十九、四十期，接著又出版十四期《天風》。如此推想，廖平子在這大半年的時間非常忙碌，並且不能再生病，才有可能完成上述工作。不知《淹留》最後兩期及《天風》的發行量是否仍為十五本，有無可能曾因應情況而有所減少，以致今日仍未得見？順德《珠江商報》記者何道新在有關報導中直指“廖平子的《淹留》共出版三十八期”，似乎肯定最後兩期並不存在。不知所據者何。總之，《淹留》一日未成完璧，最後兩期下落仍是個待解之謎。廖平子在澳門創辦手抄抗戰詩刊《淹留》，是古今中外文士所無之舉，誠為中國出版史上的奇蹟。而這一奇蹟是由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在戰爭硝煙彌漫的歲月裡，在被日寇包圍的澳門孤島上，在貧病交煎的艱難環境中創造出來的。人們在感動之餘，不是應向這位愛國詩人致最崇高的敬禮嗎？廖平子辭世已逾一個甲子，激盪著民族之魂的《淹留》、《天風》、《予心》等詩刊，就是他留給澳門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他那為國家民族無私奉獻的精神，至今仍激勵著後人，他的高風亮節亦將長留人間！

11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當分一頁歸青史 自有輝光照萬年──略論梁彥明詩歌的審美意蘊梁彥明（1885—1942），字哲士，廣東新會人，南海師範學堂和兩廣優級師範學堂畢業。1909年來澳創辦崇實中學，次年結識林直勉、朱執信等革命志士，並加入中國同盟會南方支部。1927年組織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歷任澳門教育會會長、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常委、廣東省及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後，梁彥明在澳盡力推動救國工作，協助成立濟難會、公債會和救護團，又發起難童義學及募集獻金購買飛機等活動。因其積極抗日、守正不阿，致為敵偽所仇，不幸於1942年12月24日晚於龍嵩街被槍手暗殺受重傷，送往山頂醫院搶救，延至29日下午不治。梁彥明性耽風雅，餘事作詩人，與馮秋雪、馮印雪諸子組織“雪社”，聯吟唱酬，自號臥雪。梁彥明存詩百餘首，以其公務繁忙而有此成果，足見推敲發篋之勤。本文僅對梁彥明詩歌的審美意蘊作粗略的探討，以就教於方家。一、直抒胸臆的純真美詩是用以表情達意的，只有抒發真情實感的作品才會自然，才能感人。清代詩論家袁枚說：“詩者，心之聲也，性情所流露者也。”近代詩人丘逢甲也認為“詩無古今真為貴”。我們不否定詩歌在描繪意象時可以梁彥明（1885—1942）

111當分一頁歸青史 自有輝光照萬年虛構，但從詩人抒發的感情來說，只有詩人在接物感應中，心性情志自然流露生發者，才算是“真”，才有美學的價值。梁彥明的詩歌正具有這種直抒胸臆的純真美。梁彥明居澳30餘年，正值國家多事之秋。他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投身革命，加入同盟會。民國肇造，又投入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反對張勳復辟的鬥爭。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在澳門組織抗日救國會，發起抵制日貨。每逢星期日均往中山各鄉演講，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梁彥明積極投身救國活動，鞠躬盡瘁、靡計晨昏，早已得到同儕推崇和敬佩。抒發熾烈深沉的愛國熱情就成為他的詩歌中具有審美價值的重要特徵。梁彥明詩歌抒發的愛國熱情首先是濃烈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特有的道德意識，是一種時代的使命感。先進的知識份子把人生憂患與社會憂患結合起來思考，從而把憂患意識提昇到關係國家民族存亡的歷史規律的層面來認識。正是這種以所處時代的國家、民族、社稷民生為憂的情緒，使得梁彥明的詩歌增添了一種沉鬱感人的悲慨美。狺狺瘈狗吠西鄰，國勢陵夷屈未伸。鶉首賜秦憐帝醉，此生深愧作文人。 ──《書事》日寇侵華，國勢衰頹，令梁彥明無比憤慨。他怒斥日本侵略者是狺狺狂吠的瘋狗，恨不得痛擊之而後快。同時，他又以自己乃一介書生，未能親赴疆場殺敵為憾。其憂國情懷之真，報國壯志之切，皆令讀者產生共鳴。……風起水湧浪排山，潮流澎湃似時艱。乾坤整頓待何日，匹夫有責恥投閒。濠江溷跡將廿載，歲月蹉跎鬢漸斑。蒼生苦海陷溺深，狂瀾力挽仗婆心。……我生不辰拚與戰，安忍坐視任侵略。吾懷如此人亦然，相期努力勵仔肩。…… ──《夏雨暴作偕宇雪秋雪夜遊西灣》澳門西灣面對十字門海面，背枕西望洋山，長堤迤邐，綠蔭如蓋，風光極為幽靜。夏夜，梁彥明偕雪社詩侶同遊，驟逢暴雨。一時間，“風起

11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水湧浪排山”，優美的西灣變得猙獰恐怖。面對橫雨急風，詩人聯想到紛亂的時局。他表示不能坐視國家受侮，決心與同胞一起力挽狂瀾、重整乾坤。詩句融和着作者對“時艱”的憂慮，以及“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充滿激昂蹈勵之氣，讀來令人振奮。海闊天寬島嶼分，松山東望峙江濆。帆檣絡繹梭春水，樓閣參差聳暮雲。連楫空懷祖刺史，樓船誰是晉將軍？一舟洄溯多興感，容與中流話夕曛。 ──《舟行晚望》詩中以空懷祖逖感慨自己用世無所成就，又用西晉龍驤將軍王浚伐吳的典故，表明了忠勇報國、誓驅外虜的堅定志向。1939年7月7日，澳門同胞集會紀念抗戰兩週年。席上梁彥明賦詩贈諸同志：那堪烽火起蘆溝，抗戰於今歲兩週。天地不仁傷喋血，山河重整待從頭。艱危搘拄無雙士，勳業還期第一流。勝利可能操左券，平倭各自有千秋。在抗戰初期的艱難歲月，梁彥明對抗日的人民戰爭已抱着必勝的信念。他堅信中華民族有抗敵禦侮的優良傳統，最終必能澄清寇氛、重整山河。這種“正義必勝”的豪情在梁彥明的詩歌中得到充分的表達。如： 杜老當時憂國吟，干戈遍地古猶今。錦江水碧春仍在，玉壘煙埋寇已深。鐵鳥難摧豪傑氣，羽書望捷蜀人心。紆籌幸有賢明在，掃盡胡塵地反侵。《戰塵集》似劍南好，語重心長化作詩。敵勢觸藩終是苦，人心愛國險為夷。三湘子弟盡龍虎，西蜀雄師如豹羆。閒情亦有豪吟者，壕裏雍容空襲時。 ── 《 讀〈戰塵集〉賦呈陳樹人丈 》

113當分一頁歸青史 自有輝光照萬年梁彥明為蜩螗國事而憂，並矢志為掃靖妖氛而奮鬥。他的這種愛國情愫在其他詩句中也有充分的表達。例如：“甌脫山河不忍看，低徊國事盡悽酸”（《過廢城次仲恭韻》）、“肝膽輪囷疇可語，撫膺敢負生死期”（《偶成》）、“相期靖國難，努力惜三餘”（《得鄭生春和書卻寄》）、“三島十州勞掛眼，倭氛何日靖扶桑”（《登觀海樓》）、“翹首西瞻還北顧，寇氛殊惡待懲膺”（《八月初八夜與清遊會諸子同登西望洋山》）等等。這類詩句飽含着詩人熾烈的憂國情思和許身報國的豪情壯志，意激情真，英氣逼人。梁彥明詩歌抒發的愛國熱情還包括他對先輩民族英雄的景仰。在中華民族繁衍發展的過程中，幾許捨生取義的人物被載入史冊，他們的英名長留後世。梁彥明對那些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而獻身的英雄心懷敬佩，這種感情充分反映在他為數不多的拜謁詩中。鬚眉凜凜瞻遺像，戰績長存話薊遼。自壞長城真計左，朱明應悔失嫖姚。 ──《東官謁袁督師祠》袁督師即袁崇煥（1584—1630），字元素，號自如，廣東東莞人。他生逢明末萬曆、天啟、崇禎年代，是一位守衛北疆、叱吒風雲的名將。袁崇煥守邊抗金八年，經歷戰仗無數。最能彪炳其戍邊功績的是天啟六、七年的“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可惜，就在邊關局勢稍為穩定時，袁崇煥被閹黨彈劾，罷官歸里。後雖被起復，但崇禎皇帝又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以通敵謀叛的罪名將袁崇煥處以磔刑，一代名將含冤而逝。梁啟超在《袁督師事》中評價說：“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於古今未始有之；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梁彥明在祖國河山被日寇鐵蹄蹂躪、百姓飽受戰火煎熬的時候謁拜袁祠，心中百感交集。既緬懷袁督師禦敵衛國的彪炳戰績，又痛惜明朝皇帝殺害忠良、自毀長城。特別是袁崇煥以文進士出身而能馳騁疆場，為國立功，更令曾嘆“請纓我尚慚無路”、“此生深愧作文人”的梁彥明倍加敬慕。1936年，梁彥明作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在南京召開的全國第五次代表大會，會後曾遊杭州。此行有《杭州西湖雜詠》組詩，其中《謁岳王墳》曰：

11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不鑄金人鑄鐵人，沉冤三字獄終伸。燭奸豈有誅心論，不盡當時諱佞臣。岳飛是南宋時的愛國英雄，盡力抗金，卻遭高宗、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葬於西湖旁。詩句表現了作者對佞臣的憎惡和對英雄的崇敬。另有《蘇武》二首，亦是讚揚精忠報國、堅持民族氣節先賢的佳構。其一云：馬角烏頭總是欺，群羝未乳斷歸期。勳名萬世從何得？十九年中節一枝。梁彥明致力抗日救國，影響甚巨，深招敵偽之忌。友人曾勸他暫卸公務，以避凶焰。梁彥明回應說：“大丈夫不能馬革裹屍，亦當以身許國。此身非復為吾所有，生死置之度外久矣！”表現出捨生取義的浩然正氣。梁彥明對袁崇煥、岳飛和蘇武等中華民族代表人物一再表達敬仰和讚美，不正是他熱愛國家民族感情的真實流露嗎？我國古典詩詞向以慷慨悲憤為美，梁彥明的詩歌繼承了這種傳統，憂國情殷，直抒胸臆，深沉地反映社會現實，彈奏出時代的強音，表現出沉雄悲壯的情感之美。二、情景交融的意境美詩歌是感情的藝術，詩人常常通過摹景來抒情。明代有詩論家說，“詩乃模寫情景之具”，故優秀的詩歌應是情景交融的。當生活形象的客觀反映與詩人情感的主觀創造有機統一、渾然交融時，就形成意境。意境可以通過形象化的描寫，引領讀者進入一個想像的藝術境界。也就是說，意境往往由實境引出虛境，即由情景交融的藝術形象與它所引發的想像的形象相交而成。因為藝術所創造的意境是物化之情與情化之物昇華的結晶，故詩歌中完美的境界可以產生更大的審美效果。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指出：“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詞如此，詩亦當作如是看。

115當分一頁歸青史 自有輝光照萬年梁彥明的詩歌除直抒胸臆、有強烈的真情美之外，還致力尋找貼切的審美意象，創造情景與境契合無痕的意境，以寄託其心靈感受。海國朝霞起，漁郎愛曉春。桃花千萬樹，卻迷武陵津。 ──《詠紅》詩人把澳門比作桃花源，朝霞與桃花相映，美得醉人。認為倘使當年的武陵漁人到此，亦必流連意迷，忘卻歸路。流霞片片落前川，樓閣臨江景最妍。十里漁歌千頃浪，半隄燈火萬家煙。樹迷彭澤先生柳，門泊潯陽商婦船。閒數暮鴉歸點點，酒餘晚望意翛然。 ──《江樓晚望》其一江樓乃指位於澳門巴掌圍崇實學校附近的樓房。詩人登樓眺望，南灣與西灣水天相接，黃昏時天末流霞片片，隄岸華燈初上，景色美不勝收。這首詩以白描手法舖列登樓所見景物，引領讀者盡享澳門南灣幽雅晚景，拋卻塵慮，意興翛然。鑑湖十里瑩如鏡，晚傍蘇堤放櫂歌。最愛垂楊低拂水，萬絲千柳待鶯梭。 ──《蘇堤晚眺》西湖本來就是人間勝景，湖光山色迷倒過歷代萬千騷人墨客。梁彥明行吟湖畔，眼前如鑑平湖、拂水楊柳，一切顯得那樣和諧、天然。詩人剪裁最有代表性的景物入詩，熱愛祖國河山之情，躍然紙上。白蓮洞口雲氣鬱，泉水涓涓清可掬。鄉人好事構亭台，立廟支橋蔚深築。山花野草繞砌青，古樹修篁壓徑綠。清遊吾喜入溪山，小住龍天慰幽獨。 ──《白蓮洞小憩》

11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白蓮洞在今珠海蓮花山，毗連澳門。該處樹木蔥籠、泉水淙淙、翠竹掩徑，環境十分清幽。梁彥明公餘偕友同遊，陶醉在夏日幽靜怡人的景致中。詩人用精煉優美的筆調，將眼中所見之白雲、山花、碧草、古樹、修竹、亭台、小橋和廟宇，組成一幅美麗的圖畫呈現在讀者眼前。景中有情、情中帶景，情和景早已融為一體了。蓊鬱峰巒列畫屏，兩山環抱一溪亭。溪山鎮日閒閒坐，聽盡泉聲雜雨聲。 ──《濂泉洞小亭閒坐》作者小遊濂泉洞，遠望翠峰如屏，耳畔溪水潺潺，清幽的環境使人俗慮全消。詩人閒坐小亭，在泉聲雨聲中享受心靈的寧靜。這首小詩通過視覺和聽覺不同的感官交互作用，構建出豐富的審美意象。詩中沒有直接抒情，而詩人陶醉在大自然的閒適之情已融化在景物的描寫之中。煙邨三五綠陰森，淡淡斜曛噪夕禽。山上水田山下路，一聲泉落一聲琴。──《謝公儀仲少昆季約輝堂瑞墀李儉紫垣諸子遊西樵漫興》之六西樵乃廣東四大名山之一，向屬旅遊勝地。詩人偕友同遊，深深沉醉於山中幽雅的景致中。他選取綠陰掩映、炊煙繚繞的屋邨、徐徐落下的夕陽、噪鳴歸巢的雀鳥，以及淙淙似琴的泉水，以“三五”、“陰森”、“淡淡”、“一聲”等詞語點染連綴，再配上“噪”、“落”等動態描寫，以景含情，把外物轉化為感覺組合的抒情意象。詩中，情是融化於景的情，景是脈脈含情的景，兩者契合無痕。用可觀可感的語言構成一幅生動的畫面，有一種深曲婉致、幽思動遠的審美效果。古云：“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秀美的景色激發了詩人的感情，筆下的美景則是詩人蘊藏內心的愛國情愫的折射。除了努力創造情景相合的意境，梁彥明亦善於在詩歌中使用蘊含深意的意象。意象是詩歌藝術中與聲律並重的組成部分。它是情與物的高度契合，是詩人濃郁的感情融鑄於外在物象的藝術載體。梁彥明生活在時局動盪的時代，他在抒發對國運艱危的擔憂時常用“秋”字，在詩歌中賦予它們特定的內涵，使之成為情景合一的抒情意象。

117當分一頁歸青史 自有輝光照萬年在古代詩歌中，悲秋是個傳統命題。秋天到來的時候，一些詩人會悲歎秋天的寂寞蕭索，以表達內心的空虛。梁彥明公務倥傯，並無閒情去傷春悲秋。其詩中的“秋”雖然同樣有蕭瑟蒼涼的景致，但決非單純自然季節的描寫，而是將之放在國家政治氣候的大背景中，借秋景反映作者傷時憂國的情懷。如：橫天南渡有饑鴻，病羽離褷逐隊匆。徧地烽煙田絕粒，寒秋時節過衡東。 ──《饑鴻》大雁本是候鳥，秋來南飛乃平常規律。詩人發現橫天南渡的雁群中，有病弱的小雁在吃力地追趕同伴。他猜想這離群的“病羽”可能是由於“徧地烽煙田絕粒”而無法吃飽。詩人別有懷抱，見饑鴻而思百姓。他想起遭受戰火蹂躪的萬千百姓該如何度日呢？或許，他們只能像“病羽”那樣顛沛流離吧！寒秋時節，梁彥明單單選取“饑鴻”去寫，並將之與“徧地烽煙田絕粒”連繫起來，使“秋”成為有特定時代內蘊的抒情意象，寄託了詩人憂國憂民的心靈感受。又如：誰遣風蟬噪滿枝，綠榕古道早秋時。歸來攬鏡驚霜染，未老朱顏鬢有絲。 ──《秋感》天高雲淡，榕蔭與蟬噪聲色交雜，構成一幅典型的澳門早秋圖。末聯“歸來攬鏡驚霜染，未老朱顏鬢有絲”，筆鋒一轉，寫詩人由自然季節的秋想到了人生的“秋”。可是，詩人表達的決非“人生苦短、無可如何”之類的歎喟，他是在慨歎時光荏苒而壯志未酬。這和梁彥明的其他詩句，如：“大陸風雲急，從戎敢報遲”、“英雄歲月蹉跎易”、“相期靖國難，努力惜三餘”等，所表達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梁彥明的詩歌力避枯燥的說教，將愛國之情寓於藝術意象之中，容易引發讀者的共鳴。平情而論，梁彥明詩歌的藝術成就不算很高，對澳門詩壇的影響也不算大。但我們結合梁彥明的生平行狀來讀，就會承認：梁彥明的詩是詩人之詩，更是愛國者之詩，是有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學價值的。別林斯基說過，文學是“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的花朵和果實”。梁彥明的詩中，有抗

11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敵禦侮的浩然正氣；有“相期靖國難”的凌雲壯志；有“低徊國事盡悽酸”的深沉慨嘆；也有讚美祖國山川人物的款款深情。愛國主義就是梁彥明詩歌最突出的主題和最鮮明的特色。“生不逢時甘作殤”，一首首發自肺腑的心曲，正是梁彥明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的真實反映。1945年9月，與梁彥明同為“雪社”詩人的劉草衣為《梁彥明烈士紀念集》題詞云：“紀烈彰仁文字傳，邦人淚墨漬新編。當分一頁歸青史，自有輝光照萬年。”細讀梁詩，我們會得到到愛國主義教育和審美的享受。其人其詩，定當永垂青史，輝照萬年！《澳門教育史料展圖集》收錄的梁彥明墨寶

119澳門廟宇楹聯的禪意及文學內涵澳門廟宇楹聯的禪意及文學內涵楹聯以洗煉的語言，平仄協調的對仗去敘事、詠史與抒情，文字少而容量大，是中華文化的一朵奇葩。由鄧景濱、葉錦添兩位學者編注、澳門楹聯學會出版的《澳門名勝楹聯輯注》（以下簡稱《輯注》）一書，共收錄五十一個聯點及部分街聯共546副，加以說明、注釋，此舉對弘揚中華國粹、推動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功不可沒。本文試對《輯注》中部分廟宇楹聯的禪宗意味作簡單的探討，旨在揭示其內涵，進而肯定它們的文學價值。一對《輯注》所收名勝聯語作粗略的分析，就會發現：從聯點分佈看，廟宇居多。五十一個聯點中，屬“宮”、“寺”、“祠”、“廟”、“院”等不同教派廟會的，佔了四十處；從撰聯時間看，絕大部分屬近代；從作者看，除僧人住持外，著名的居士學人不少。把這些特點併在一起，再循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去追尋，就不難明白，為甚麼澳門的名勝楹聯會有這麼強烈的禪宗意味了。自佛教東漸至魏晉，以佛經翻譯為中介，形成般若學和禪學兩個體系。般若學重證體達本，主神與道合；禪學則重禪定修煉，主養生成神。由於慧能所開之南宗禪否定“著相修行”、“歷萬千劫”的苦行主義，將成佛的途徑放在“頓悟自性”方面，即把心外佛變成心內佛，由外在超越《澳門名勝楹聯輯注》封面

12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轉向內在超越，因而信奉者日多。《維摩詰經》描繪的維摩詰，以在家修行的居士方式通達佛道，突破了佛教的徹底出家主義，為文人參禪學佛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模式，文人學士從禪宗裡找到一個適宜的文化語境。從此，在中國的知識階層便興起了綿延千年之久的居士佛教，產生了大批居士詩人。這些居士詩人通於內典，信奉佛學，但不披袈裟。正如白居易在《山居》中所寫：“除卻青衫在，其餘便是僧。”他們一隻腳踏進了宗教的門檻，另一隻腳卻仍留在凡塵俗世；他們在精神上是出世者，生活上是在世者。居士詩人以禪入詩，以詩說禪，把覺悟到的佛禪義理化為抒發人生意趣的詩句，成為融通了禪味與詩意的“禪詩”。居士佛學直至近代依然盛行不衰。如所周知，宗教常常通過對終極信仰的追求，表現為批判俗世的傾向。晚清政治窳敗，國勢凌夷，所謂新學者無不祈向佛學，把出世的佛學變為關注國家興亡的經世之學。結果，士子學人習佛談禪蔚成風氣。不少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如龔自珍、魏源、楊仁山、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歐陽漸、葉恭綽、湯用彤等，全都是匯通儒佛的居士學者。難怪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評論說：“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要言之，是近代的社會背景、文人談禪的風氣，加上澳門廟宇的特定環境，釀成了澳門廟宇楹聯特濃的“禪味”。 二澳門廟宇楹聯的禪意，主要表露在下列三個方面。一是宣揚禪理。這類對聯往往直接搬用禪語，通過議論的方式去表現禪宗哲理。如蓮峰廟客堂聯：放下蒲團忘世味且同檀越晤禪心識透禪機方是釋丟開俗事可為僧

121澳門廟宇楹聯的禪意及文學內涵兩聯直接號召施主（檀越）拋開俗念，渾忘世俗，以求識透禪機，得晤禪心。又如普濟禪院檀越堂聯：客至學參禪，聽暮鼓晨鐘幾番猛省我來非佞佛，愛竹陰榕影一味清閒普濟禪院西廳聯：入門休問禪關少進步方知佛法深普濟禪院前花園聯：佛果證圓通，十方共仰慈雲蔭光明遍法界，萬善同登般若門這類聯語宣揚禪宗強調以把握本心為成佛的根源，在日常生活中皆可頓悟成佛的思想。二是抒發禪趣。禪趣，又稱禪悅、禪味。對聯往往通過對周遭景物的詠寫，抒發禪定時所體驗到的閒適愉悅的情趣。在澳門廟宇楹聯中，此類例子不少。如普濟禪院客堂聯：魚躍鳶飛徵妙道水流花放見真機無事渡溪橋，洗缽歸來雲滿袖有緣修佛界，談經空處雨飛花又如竹林寺左壁聯：閒心對定水清靜兩無塵包公廟呂祖仙院聯：蓬島夜風清，三醉玉壺忘世界鏡湖秋月白，一聲鐵笛振華夷章太炎撰書聯

12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還有蓮溪新廟佛爺殿聯：兩輪日月隨他轉一片身心任我閒禪宗追求“靜心”、“任性”、和“無念”，上引幾副對聯皆體現這一宗旨，同時又抒發了一種飄然物外，在煩囂的塵世中尋找寧靜超脫的情趣。特別值得提及的是由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撰並書、曾懸於普濟禪院檀越堂壁的一副對聯：露坐一生無步障春遊是處即行窩此聯深得禪宗那種一切都不着意，一切都不放在心上，隨遇而安的真趣。《檀經》說：“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章太炎聯似脫胎於此。《五燈會元》也是以“飢來吃飯，困來即眠”來形容得禪宗真趣者的。章太炎早年攻讀儒學，孜孜以求經國之政術，對佛教持抗拒態度。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章因“蘇報案”被拘入獄三年。他在獄中潛心研究佛學，終成一代佛學大師。深得禪味的唐代大詩人王維寫道：“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終南別業》），其閒適之情令人悠然嚮往。而章太炎所撰對聯表現的超然出世、物我相忘的精神境界與隨緣任性的生活態度，可說與之一脈相承，兩者皆流露禪宗“即心即佛”的觀點，具有梵我合一的特性，顯露出可貴的自然心。三是描寫禪境。就是通過對景物風光的着力渲染，寓禪理、禪趣於其中。此類對聯描寫的景物都具有鮮明的色彩，以構成具體的畫面，讓讀者進入聯語所描畫的境界，從而得到啟示和美的感受。請看蓮峰廟客堂聯：有水園林活無風草自閒普濟禪院檀越堂聯：古硯墨花飛靜夜疏簾香篆裊晴空

123澳門廟宇楹聯的禪意及文學內涵普濟禪院鶴林亭聯：鶴本自來還自去林深花落復花飛竹林寺曲徑門聯：鹿苑春深，花影泉聲俱寂禪關晝永，松風鶴夢同清禪宗主張法身遍一切境。《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上述對聯以不同景物組成一幅幅恬靜空靈的畫面，營造出一種清曠閒適的氛圍，把抽象的禪宗理念寄寓在對自然景物的描摹中，引導讀者去領悟“一念靜心，頓超佛地”的境界。三從不同角度審視過澳門廟宇部分禪聯後，我們再來看看這類對聯蘊涵的文學內涵。首先探查一下禪聯的淵源。禪聯最直接的淵源就是禪詩。佛學在東晉崛起後，慢慢出現了詩僧，產生了以詩歌形式去解佛悟禪的“禪詩”。而禪宗在中唐時的確立又推動了禪詩的發展，逐漸步入了詩禪合一的軌道。特別是唐宋之際，禪境與詩境融而為一，作詩即是悟禪。眾多有才華的僧人湧入表意悅性的詩境，大量文士則熱衷投向悟佛入神的禪境，他們創作的禪詩（很多是山水詩），顯示出極強的生命力和極高的審美價值。由唐至清，各家歸禪，詩禪合一的雙向遇合情況並無改變，只是在禪詩中更多地流露出“入世”救國的思想罷了。時至近代，隨着人間佛教的逐漸盛行，眾多的詩僧或居士以禪詩的傳統手法為澳門大小廟宇撰寫聯語。因此我們把禪詩視作禪聯的源頭，當是順理成章的事。佛偈也是禪聯的根源。自禪宗興起後，佛經中不少偈語被譯成詩歌的形式，甚至被直接寫進禪詩裡。澳門廟宇楹聯中，尤其是宣揚禪理那類對聯，可以清楚地看出“移植”佛偈的痕跡。竹林寺紫竹林右壁聯，更是直接搬用慧能的《示法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作聯語了。

12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其次談談澳門廟宇楹聯的審美意象。禪聯有其獨特的意境，它是由作者選取獨特的意象構成的。由於禪宗的核心乃在“空”和“靜”，故禪聯也和禪詩一樣着重表現“空靜”的禪境。宋代蘇軾在《送參寥師》中寫道：“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說出了寫好禪詩的真諦。據此，我們不難發現，澳門廟宇楹聯的作者精心濾取的意象，就是大自然中最能表現“空靜”的事物：山野、流水、翠竹、草木、夜風、秋月、閒鶴、春花。作者化心境為物境，既努力創造一個清麗空靈的意境，又把寺廟環境的寧靜與自身心境的寧靜統一起來，造成楹聯意境的優美及和諧的靜態美。審美意象的選擇及其物態化的傳達，完成了意象審美的創作過程。聯語作為一種感情符號，借助文學形象思維，構築起特定的藝術形象，表達了作者的感情。澳門廟宇楹聯強烈的禪意，表現在作者以禪入聯，又以聯化禪。以禪入聯是指以禪理、禪趣、禪境作聯，拓寬了傳統對聯的境界；以聯化禪則是不着痕跡地把宗教義理轉化為審美的意趣，使之更具藝術感染力。這樣的對聯使人讀後得到心靈的寧靜，同時又得到美的享受。澳門廟宇楹聯與源遠流長的禪詩一脈相承，是傳統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探討。慕堂趙允良聯

125鯨鐘響鞺鞳，流聲播海隅 鯨鐘響鞺鞳，流聲播海隅──論澳門舊體詩歌中的鐘聲意象一、鐘聲與鐘聲意象提到古典詩歌中描寫鐘聲的名句，人們自然想起唐代詩人張繼那首《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首詩的名氣大得使蘇州那座本不太起眼的寒山寺成了名勝，千百年來慕名尋幽探勝者絡繹不絕。但描寫鐘聲並非張繼的“專利”，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李商隱等大家無不寫過鐘聲，《全唐詩》中有近三百位詩人曾將鐘聲寫進作品裡。那些描寫鐘聲的名句，反映了唐代詩人的審美追求。唐代以降，各朝詩人亦為我們留下不少迴響着鐘聲的名句。澳門開埠才數百年，詩歌的歷史不長，詩歌數量亦遠遜唐、宋、元、明、清任何一個朝代。但是，隨手翻開《澳門四百年詩選》、《澳門當代詩詞紀事》、《港澳詩選注》、《澳門詩詞箋注》等選本，不難發現，澳門舊體詩詞中描寫鐘聲的句子也不少，甚至於可以認定這是澳門詩歌的特色之一。這點其實不難理解。由於澳門華洋雜處，寺廟教堂遍佈各區，加上地狹人稀、環境幽靜，無論身處何角落，幾乎都能聽到從教堂或古剎傳來悠揚的鐘聲。鐘聲已成澳門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伴隨着澳門居民迎接旭日，送走夕陽，故而在詩歌中較多出現描寫鐘聲的句子，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望德堂

12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澳門舊體詩詞中直接寫及鐘聲的句子確實不少。諸如：“潮落海門分十字，鐘鳴山寺禮三巴”、“聖院鐘聲似舊時，卻憐心境新來異”、“遠鐘聲徹三巴寺，番舶帆收十字門”、“疏鐘來遠寺，籟靜一聲閒”、“鐘聲沉斷岸，帆影亂浮鷗”、“鯨鐘響鞺鞳，流聲播海隅”、“但聽蕃寺鐘聲鬧，知有豪門上北邙”、“風外鐘聲杳，冷冷萬頃霜”、“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久坐莓苔鐘又動，留霞暝色起蒼蒼”、“晚寺鐘聲搖落日，寒空鴉點散零星”、“日斜媽閣鐘聲急，遙望湖光一鏡平”、“時聞鐘磬清，使我心無欲”、“怒龍伏虎鐘聲外，爭似吾宗語獨豪”、“亂山樹人秋空碧，斜日來聽海角鐘”、“岐關角語添鄉思，媽閣鐘聲動客愁”、“媽閣鐘聲隨落霧，漁舟晚唱逐浮鷗”、“僧馱晚陽歸梵院，鐘飄短夢出塵勞”、“最喜鐘聲聞百八，朝朝夕夕警人寰”、“江皋漁火隨波漾，嶺畔疏鐘入夜沉”、“惆悵一聲鐘，幽夢憑誰續”、 “山勢不根浮樹出，鐘聲微濁帶潮來”、“金布三千界，鐘鳴十二時”、“鐘聲每逐潮聲遠，花影常搖月影斜”、“清鐘時度寒雲外，漁火遙望野水邊”、“闌夜鐘鳴，勸君休惜醉顏酡”、“天外鐘聲遠，無來無去，眾生咸共斯願”、“禮罷空王，閒戀鐘聲話夕陽”。在詩歌藝術中，意象是除聲律以外另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詩歌中的意象是指對客觀景物或事物的全貌和外部聯繫作整體反映的藝術形象，是情與物的高度契合，是詩人的濃郁感情熔鑄於外在物象的藝術載體。意象一詞，首見於東漢王充《論衡‧亂龍篇》：“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但作為美學範疇，則最早出現在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神思》：“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這裡的意象，就是指作者想像中的境界。從唐代開始，已有部分論者嘗試以意象去評述詩歌。到了明代，更多的美學家不斷從各個側面探索意象的內涵，把意象作為詩歌藝術的真正本體去研究，其中，王廷相的觀點就很有代表性。他在《與郭介夫學士論詩書》中說：“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着。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雖以實求是也，……言徵實則寡餘味也，情真致而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他認為，若就事論事，就景寫景，詩歌就難有餘味。祇有努力營造透瑩的意象，才能吸引讀者反覆思考咀嚼，從而產生共鳴。

127鯨鐘響鞺鞳，流聲播海隅艾略特說：“詩是許多經驗的集中，是集中後所發生的新東西。”1他所說的集中，既非經驗的自然相加，亦非物象的機械堆砌，它需要詩人的思考選擇，融合自己的感受，然後用文字表達出來。詩人通過感物或物感逐漸形成清晰的意象，再以詞藻固定下來。由此可知意象必須包含物象，但又不是純客觀的物象，它包含了詩人的感知和感情在內。也就是說，詩歌中的意象，已從單純的物象轉化為詩人主觀的情意與客觀物象相結合而產生的藝術形象。劉勰說：“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又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 鍾嶸也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3 這些話清楚說明了物象與意象的關係。 二、鐘聲意象的經營鐘聲意象和雁、月、夢、酒、流水等意象一樣，早就出現在我國傳統詩歌中，澳門詩歌中的鐘聲只是傳承和襲用。不過，經驗告訴我們，儘管某一意象曾被人們反覆襲用，但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詩人，襲用的方式卻是千差萬別的。澳門舊體詩詞中鐘聲意象的經營，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作分析。1. 滲意入象的通道前人主張以詩言志，而為了使詩歌能夠充分表達作者的思想，便提出了“立象以盡意”的命題。僅存305篇的《詩經》，共擇取自然及社會物象近千種，就是古人重視立象的明證。如前所述，物象必待滲入了詩人主觀情意，才能成為詩歌的意象。那麼，澳門的詩歌是怎樣滲意入象的呢？澳門的教堂和古剎，皆有敲鐘之例，但在詩人精心經營下，透過鐘聲意象傳遞的信息卻各不相同。天主教堂的鐘樓大多高聳巍峨，巨鐘早晚敲響。清乾隆九年（1744年）來澳的首任澳門海防同知印光任有《三巴曉1 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卞之琳譯，見《艾略特詩學文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2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文心雕龍‧明詩》。3 鍾嶸：《詩品序》。

12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鐘》詩云：“疏鐘來遠寺，籟靜一聲閒。帶月清沉海，和雲冷度山。五更昏曉際，萬象有無間。試向蕃僧問，曾能識此關。”據《澳門紀略》載：三巴寺“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為擊撞形，以機轉之，按時發聲。”詩人懷着欣喜，沉醉在迎接光明的鐘聲裡。拂曉的一刻，黎明代替了黑暗。這本是自然界不易的規律，每天如是。而三巴寺的晨鐘亦每天如時響起，於是，在詩人的心中，鐘聲與晨曉就產生了固定的聯繫，進而形成意象。這種習慣性的關聯就是詩人滲意入象的通道。詩歌中意與象的結合，大都採用象中有意和意中有象兩種方式。象中有意，就是在客觀景物的形象中，寄寓詩人的意識。為此，傳統詩歌常將自然人格化，把自我的生命意識投射到習見而又有特定內涵的物象上。澳門詩歌中的“鐘聲每逐潮聲遠，花影常搖月影斜”、“岐關角語添鄉思，媽閣鐘聲動客愁”、“僧馱晚陽歸梵院，鐘飄短夢出塵勞”、“風外鐘聲杳，冷冷萬頃霜”、“晚寺鐘聲搖落日，寒空鴉點散零星”等，都賦予鐘聲以人的情感和動作，使客觀的物象包含了詩人的主觀意識。意中有象，即是將詩人心中的情感與客觀的物象結合時，把抽象的思想還原為直覺的感知。卡西爾說：“藝術王國是一個純粹形式的王國”，但“這些形式不是抽象的，而是訴諸感覺的”。45例如“清鐘時度寒雲外，漁火遙望野水邊”，作者意在抒發時局艱危之感，但不以抽象的概念直言之，而是通過觸及聽覺的“清鐘”，觸及視覺的“漁火”，再加上“寒雲”、“野水”的襯托，雖未直言憂患，而憂患之感已溢於言外。4 卡西爾：《語言與神話》，于曉譯，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16頁。5 卡西爾：《語言與神話》，于曉譯，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16頁。康公廟之大鐵鐘（鑄於清咸豐十年）

129鯨鐘響鞺鞳，流聲播海隅2. 鐘聲意象的表現手法詩歌表面看是詞語的聯綴，詩歌的意象也借助詞藻固定下來。但詞藻只是意象的外殼，意象的組合才是詩人着意經營的所在。澳門詩詞中鐘聲意象的表現手法以並置與對偶較為多見。並置──指詩人選取一個或多個意象與鐘聲意象平行羅列。“日斜媽閣鐘聲急，遙望湖光一鏡平”（李供林：《展重陽偕劉卓彬王子正登媽閣五疊庚韻》），句中並置“斜日”與“鐘聲”兩個意象。同類的句子還有：“風外鐘聲杳，冷冷萬頃霜”（印光任《蘭寺濤光》）、“亂山樹人秋空碧，斜日來聽海閣鐘”（潘飛聲：《澳門雜詩》）。並置式的句子雖有兩個或多個意象，但始終以“鐘聲”為中心意象。在其他意象的輔助下，鐘聲意象的內蘊得到更充分的表達。對偶──它既是格律詩的語言藝術技巧，又是連接意象的橋樑。“鐘聲每逐潮聲遠，花影常搖月影斜”（梁隱盦：《濠江感舊》）、“山勢不根浮樹出，鐘聲微濁帶潮來”（張汝霖：《寄椗青洲飯罷抵澳》）、“鐘聲沉斷岸，帆影亂浮鷗”（印光任：《青洲煙雨》）、“江皋漁火隨波漾，嶺畔疏鐘入夜沉”（何仲恭：《南灣玩月》）、“晚寺鐘聲搖落日，寒空鴉點散零星”（羅蕙屏：《蓮峰晚眺》）等句皆是。這類句子大多同時並置意象，或月影，或落日，或零星，它們在工整的對仗中藝術地完成了意象的組合，詩歌也因密集的意象加大了情感的容量。3. 鐘聲意象的想像特徵美國韋勒克與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第十五章說：“意象是一個既屬心理學，又屬文學研究的題目。”他們又指出：“在心理學中，‘意象’一詞表示有關過去的感受上、知覺上的經驗在心中的重現或回憶。”即是說，詩歌的意象乃糅合了詩人對客觀事物各種感覺（包括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的結果，是詩人心中知覺形象的物化形態。古人說：“假象見意”，6 詩歌無疑應借助形象表達作者的立意。惟鐘聲與自然界其他物象不同，它沒有具體的、固定的形狀，詩人只能憑聽覺感知鐘聲的存在，因而鐘聲意象的經營就不能着眼於物象描寫的形似，6 皎然：《詩評》。

13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詩人必須通過想像以補充繪形之不足。《文心雕龍‧神思》中所說之“神用象通”，其意就是指想像有助於意象的確立。前引印光任之《三巴曉鐘》詩，就是運用想像完成意象的例子。在萬籟俱寂的拂曉，詩人聽到從三巴寺傳來的鐘聲。他想像鐘聲正帶着幽清的月色沉入海中，又想像鐘聲伴着寒雲越過山嶺，消散在遠方。於是，詩人的思緒隨着鐘聲穿越時空界限，面對幽邈的夜空省悟着人生的真諦。審美意象是情景交融的產物。在審美意象中，情和景是不可分割的。澳門詩歌的作者，通過習慣關聯的通道，以並置、對偶等手段精心經營，使“鐘聲”成為獨具澳門風貌的情景交融的意象，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如王夫之所說：“情景雙收，更從何處分析？”7三、鐘聲意象的時代意蘊意象是詩人情感的載體。時代變遷、經歷不同，都會影響詩人審美取向的轉變。自葡人聚居始，澳門逐漸步入近代社會。在近代社會背景下出現的澳門詩歌，在繼承傳統之中亦發生變異。那麼，透過澳門舊體詩歌中的鐘聲意象，我們可以看到些什麼呢？首先，澳門舊體詩歌中的鐘聲，從側面反映了澳門華洋雜處的獨特社會風貌。我國傳統詩歌中的鐘聲，只源自佛教寺院，而天主教堂的建立，為澳門詩歌中的“鐘聲”意象增添了新的內涵。佛教寺院的鐘聲，每敲一百○八響，伴着紅魚青磬飛出寺外。“似夢浮生知覺岸”，每每令人有出塵之想。天主教堂的鐘聲，常在信徒禮拜時敲響。“華人神誕喜燃炮，葡人禮拜例敲鐘。”鄭觀應的《澳門感事》記錄了華洋習俗的不同。“但聽蕃寺鐘聲鬧，知有豪門上北邙。”汪兆鏞的詩句告訴我們，教堂的巨鐘有時會為去世的信徒敲響。原來當時華洋信徒擁厚資者歿後，其家人每乞禮拜堂為之敲鐘祈禱。這類詩句以述事取勝，意象內涵不深，但確實為人們展現了一幅有別於傳統詩歌的華洋宗教文化共存共容的風情畫。澳門舊體詩歌中的鐘聲意象，也表達了詩人的愛國情思。黃培芳《春晚望蓮峰》詩：“群峰繞翠擁嵐光，客裡登臨是故鄉。海國深春無落雁，7 王夫之：《薑齋詩話》。

131鯨鐘響鞺鞳，流聲播海隅川原芳樹有斜陽。人來近郭遊偏易，山愛佳名喚亦香。久坐莓苔鐘又動，留霞暝色起蒼蒼。”詩人筆下，青翠的山峰上薄霧繚繞，浪峰樹叢灑滿血紅的落日餘暉。景色美得令人陶醉。詩人久坐莓苔，直至蓮峰廟的鐘聲響起，才省覺暮色已籠罩山巒。詩中的“鐘聲”意象，含蓄地表達了詩人熱愛祖國河山的感情。二十世紀以來，澳門未罹兵燹。在內地發生戰亂的年代，澳門成為人們逃避戰火的“綠洲”。避難到澳的詩人，常在作品中抒發懷念故土的家國之思，鐘聲因而成為詩歌中重要的意象。抗日戰爭期間，香港淪陷，避居澳門的詩人多在其詩中表達愛國抗日的感情。鄭春霖《壬午中秋攜酒東望洋，同伍佩琳、余達生、羅竹坪、伍佩榮、何磊、黃蘊玉、王志勤、司徒奇潔社諸子作賞月之會》：“盈盈三五向秋圓，攜酒人同冒綠煙。暗想畫樓如昨夜，不知玉宇是何年。清鐘時度寒雲外，漁火遙生野水邊。欲把一尊酹明月，隔江狐鼠正喧闐。”作者以“清鐘”、“寒雲”、“野水”等意象組合營造出蕭瑟冷寂的意境，鞭撻“隔江狐鼠”的囂張氣焰，從而痛斥日寇的侵略行徑。澳門舊體詩歌中的鐘聲意象，流露出近代詩人的內心世界。意象是一種內心觀照，是詩人的心靈“從對象的客觀性轉回來，沉浸到心靈的本身裡，觀照自己的意識”（黑格爾語）。列‧斯托洛維奇也說過：“在藝術作品中不僅反映外部世界和客觀世界，而且既表現藝術家所描繪的角色，又表現藝術家本人內部世界的、主觀的、心理的現實。”8 澳門舊體詩歌的作者，大多從內地來到澳門，無論是營商、為宦、旅遊或避難，對此地東西方文化交雜的社會風貌都會感到新奇，而且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使他們憧憬失落的心靈在此求得平靜。於是往往不約而同地將自己的感情傾注在自然對象，在詩歌中通過意象的組合和描繪，寄託自己深邃的心靈感受。鐘聲就是這樣被賦予更豐富的意蘊而成為特定的意象，含蓄委婉地傳達出詩人內心的不平靜。張繼的《楓橋夜泊》詩，以落月、啼烏、寒霜，江楓、漁火構成幽暗靜謐的環境，突出鐘聲意象，令詩人臥聽夜半鐘聲時種種感受盡在不言之中。澳門詩歌的作者在營構鐘聲意象時，顯然在不同程度上借鏡了張詩。8 《審美價值的本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頁。

13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澳門“金布三千界，鐘鳴十二時”，但詩人大多選取晚鐘作意象。如：“日斜媽閣鐘聲急”、“嶺畔疏鐘入夜沉”、“閒戀鐘聲話夕陽”、“斜日來聽海閣鐘”、“晚寺鐘聲搖落日”等，寫的都是晚鐘。來自佛寺或教堂的鐘聲在夜空迴盪，給人的感覺特別強烈。鐘聲如此悠揚，似乎無遠弗屆。它滲透着宗教的情思，引動人們出塵的遐想。然而，當詩人收回遐思重墜現實時，又會被離亂的痛苦和生命有限性的無奈感所折磨。澳門獨特的政治環境和濃厚的宗教氣氛，注定了詩人的思想處於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之中。澳門詩歌中的鐘聲意象，充滿着鮮明的地方色彩和深沉的歷史感。借助於對鐘聲的觀照和對鐘聲意象的體認品味，詩人的心靈世界得到聚焦式的真實的呈現。

133試論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 試論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晚清時代，歷史長河的流速驟然加快。辛亥革命的槍聲宣告統治了中國268年的清王朝覆亡。面對社會巨變，部分文化保守者以堅守傳統為職志，隔絕於時代潮流之外，表現出清孤狷介、特立獨行的品格。汪兆鏞就是嶺南的文化保守者中較有代表性的一位。汪兆鏞（1861—1939），字伯序，一字憬吾，自號慵叟，晚號今吾、清溪漁隱。因牓所居曰“微尚齋”，故又稱微尚老人。為唐代越國公汪華之後。汪氏家族於唐時居江淮婺源，元末遷浙江山陰（今紹興市）。至汪兆鏞一輩落籍番禺，遂為粵人。汪兆鏞一生經歷過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戊戌政變、日俄戰爭、辛亥革命、護法運動、“五四”運動等幾乎包括整個近代中國的重大事件，晚年更親歷抗日戰爭的流離之苦。急遽變化的時代風雲衝擊着汪兆鏞，為他的一生塗上了一層悲劇色彩。不得志的鬱悶與感時傷世的情懷長在他思想深處積澱發酵，寄諸文字，便釀成了其詩詞沉鬱蒼涼的風格。辛亥革命後，由於內地政局動盪、治安不靖，汪兆鏞於辛亥年十月離開廣州，並首次踏足澳門。此後曾十二次來澳，斷續在澳門居住了近十四年，最後以79歲高齡病逝於澳門。汪兆鏞流寓澳門期間所作詩詞，其一為刊於庚辰（1940年）年之《微尚齋詩續稿》內之《辟地集》，內收古今體詩五十二篇凡七十二首。其二為刊於戊辰（1928年）年之《雨屋深鐙詞續稿》，收壬子（1912年）至丁卯（1927年）年所作，計二十一題二十五首。其三為《雨屋深鐙詞汪兆鏞（1861—1939）

13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三編》，是汪兆鏞去世後，由後人及朋輩輯其自戊辰（1928年）至己卯（1939年）年所作十九題二十首，於庚辰（1940年）年刊行。其四為排印於戊午（1918年）年之《澳門雜詩》，內收《雜詠》二十六首、《寓公詠》八首、《竹枝詞》四十首。汪兆鏞在這近二百首澳門詩詞中，反覆傾訴身世之感與興亡遺恨，在沉鬱蒼涼中表露出比前期詩歌更強烈的悲情性格。一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首先表現在抒發流寓澳門的身世之感汪兆鏞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即避地澳門，開頭並無久留的打算。他完全沒有意識到，辛亥革命的槍炮聲竟是徹底埋葬清王朝的喪鐘。他滿心期待着經歷一時的混亂之後，局勢就會恢復平靜。履澳前他曾到香港短暫停留，在那裏寫了一首《辛亥十月香港寓樓作》，開頭即寫道：“垂老逢兵革，浮家海一灣。未應真瓦解，尚或望珠還。”清楚道出他當時的想法。但由於政權的轉移已成定局，加上政局長期動盪，汪兆鏞無奈以澳門作寓居之地，但他的心情是極其沉悶抑鬱的。他在《十一月澳門寄沈懺盦三十韻》中寫道：“……滿目悲生事，驚心話里廛。可憐爭鷸蚌，誰念苦烽煙。孤憤空浮海，離憂欲問天。風波何日定，佇望釣磯邊。”汪兆鏞生當亂離紛濁之世，自傷情多，故難免在作品中流露出哀傷悲愴的身世之歎。癸丑（1913年）年夏，颱風襲澳，南灣樹木多為狂風摧折。汪兆鏞夜不成眠，寫了一首《癸丑七月十六夕大風》：萬馬聲何急，驚心夜未休。濤喧疑裂石，風獰欲掀樓。燕雀飛應急，魚龍夢亦愁。漂搖身世感，天地一虛舟。汪兆鏞從自然界的風雨聯想到政局的動盪，禁不住興起身世離亂飄搖之感。環境與心境交織一起，透露出詩人的內心世界，讀者由此觸摸到詩人孤獨的靈魂。另有《丁丑七月，避地南灣，有煙水清曠之致。小樓海面，如舟艤湖山間，因牓曰“湖船簃”。姚叔約為作圖，自題絕句八首，並寄崔伯越香島》其一：

135試論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泛宅浮家已白頭，避秦那復擇林邱。水棲自署湖船字，不問杭州與越州。吾家舊居山陰鑑湖上。作此詩時，汪兆鏞已先後寓居澳門十餘年。面對南灣海天一色的美景，詩人並無欣喜，反而勾起了濃烈的鄉愁。還有一首《中秋寓樓寫望， 烽火倉皇，不知今夕何夕矣》：小有聖湖趣，倚樓情邈然。山遙微點墨，水闊暗生煙。攬景非吾土，浮家各一天。懸知今夜月，無賴向人圓。在亂世中相對安定的澳門，汪兆鏞始終沒有找到“家”的感覺。一句“攬景非吾土”明顯脫胎於東漢王粲《登樓賦》中那句“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中秋佳節，明月撩人，自己卻與兒孫天各一方，汪兆鏞心境的鬱悶、孤寂可想而知。再看《辛未四月七十一初度，竹林寺作》：蕭寺重來又一時，半天風雨正迷離。劬勞罔極思親日，歌哭無端去國悲。自分浮生老江海，翻成浪跡混華夷。孱年濁世偏多病，冥想空山覓藥師。此詩作於1931年，時汪兆鏞來澳已二十個年頭。時局不靖，自己又“孱年多病”，不知何時才能返回廣州安定生活。孤寂悲苦充滿胸臆，難怪詩人“歌哭無端”了。汪兆鏞流寓飄泊的淒酸愁苦之情，也同樣寫進了他的詞作。如《柳梢青》：雨暗煙昏，故園何處？花落成茵。幾日離愁，閒拋篴譜，懶拂箏塵。儘教燕去 嗔，休忘去卻，東風舊因。夢裏還尋，愁邊獨寫，忍說殘春。春殘花落，燕飛 嗔，加上舊夢離愁，交織成詞人欲說還休的故園之思。另有一首《蜨戀花》詞，亦是汪兆鏞感懷身世、抒寫鄉愁的佳作：蜃霧漫空吹不定。浮海年年，身世同飄梗。有客談瀛多異境，藜牀病眼誰堪省。歸夢迢遙思越井。滿地風煙，漠漠迷三徑。經卷藥罏銷晝永，未妨腰瘦成孤另。

13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此詞作於民國十六年。時局動盪變幻，歸夢迢遙，難怪詞人哀歎身世如同無根的飄梗。客居孤伶，加上纏綿病榻，對身世的悲感加倍折磨人。“亂離身世詩人淚，古今傷心一浩歌”，汪兆鏞另詩所寫的句子，同樣是此刻詩人心境最貼切的形容。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也表現在懷念故朝的黍離之悲汪兆鏞出身於儒生門第，從小受經世致用的儒家傳統文化熏陶，把忠君愛國作為立身處世的最高規範。當清王朝被新政權取代、宣統皇帝黯然遜位，這在汪兆鏞心目中，不啻是天崩地解之事，對其內心的衝擊實在太大了，令他難以接受。在他的眼中，推翻清王朝乃“亂臣賊子”所為，因此他以遺老自居，拒絕與新政權合作，並多次推卻各方的邀聘。1912年，其弟汪兆銘（精衛）至廣州，回家相見，汪兆鏞亦表明“誓不任事”。辛亥農曆九月，汪兆鏞甫抵澳門，即於重陽日作《虞美人》詞：去年今日呼鸞道，烏帽清游早。今年風雨暗山城，鶴唳長空、猶誤紙鳶輕。素箏濁酒渾閒事，秋色寒如此。菊花向我亦無聊，獨看暮煙殘葉下蕭蕭。通過前後兩年重陽景色的對比，道出清室敗亡後，汪兆鏞心中無限感慨，心境一如秋色般蕭瑟。這一年除夕，汪兆鏞又寫了一首《除夕大雨》：年年今夕換桃符，雨橫風狂送歲徂。如此江山如此夜，坐看 淚夢丹除。汪兆鏞懷着複雜而悲痛的心情迎來辛亥革命後首個除夕夜，卻偏又遇上漫天風雨。汪兆鏞觸景生情，故國之思油然而生，以至於“坐看淚”、難於入眠了。詩中一句“如此江山如此夜”，蘊含着多少遺老悲愴情懷！誰能說，它只是汪兆鏞對眼前自然界風雨的寫實呢？民國元年（1912年）端陽節，汪兆鏞作《端午寄和丁潛客韻》云：“懷沙紀節候，欲弔屈左徒。……蘼蕪採山上，悽惻感故夫。……孑然待盡身，俛仰顧景孤。安得續命絲，空懷辟兵符。荒島抱一經，自甘山澤癯。角黍不忍餐，風雨愁江湖。炎 夜未歇，槭槭聽孤蒲。”詩人以“故

137試論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夫”喻前朝，從懷沙自沉的屈原的遭遇，聯想到自己棲身海隅、憂愁風雨的身世，以至於 子也難下嚥，吟出了“槭槭聽孤蒲”的悽苦之調。汪兆鏞堅持遺老生涯續命以表對前朝不二之心。這首詩的格調固然壓抑沉鬱，汪兆鏞的表白更含身殉的悲壯。辛亥革命後，一批與汪兆鏞一樣“義不帝秦”的文人以澳門作隱跡遁居之地，他們時常聚會共作採薇之詠，以遣故朝之思。其中吳道鎔、張學華數人，更與汪兆鏞在澳門二龍喉張園設了一個詩社，名為“蓮峰陶社”，定期雅集。“蓮峰”乃澳門的別稱，“陶”則取陶淵明隱居之意。這些人在往還唱酬間，都會表露鮮明的遺民心境。每年農曆正月十三日，他們會聚集一起，遙祝清廢帝溥儀的誕辰，並作詩紀之。如汪兆鏞所作《丙寅正月十三日娛園祝嘏，同集者八人，敬紀小詩，用甲子韻》：此日蒙塵萬乘身，祖宗厚澤與深仁。自忘天位真堯、舜，誰佐中興是甫、申。養晦惟蘄勤典學，宸章早見勁通神。昔年拜觀御筆臨歐陽詢《醴泉銘》。孑黎海澨無疆頌，時雨蓬蓬戀遠春。丙寅為公元1926年。題謂“用甲子韻”，指汪兆鏞曾於甲子（1924年）年偕張學華、吳道鎔親到香港九龍參與陳伯陶等人發起的祝嘏聚會後，汪兆鏞所作之《正月十三日，九龍城外槃園祝嘏，同集者十二人，禮成恭紀》。原詩云：白髮餘生待罪身，草間偷息荷皇仁。薄輸芹獻恩猶重，遠祝華封意莫申。復旦重光應有日，層霄撥霧豈無神。久雨，是日忽開霽。殷憂啟聖區區願，會看天門浩蕩春。陳伯陶（1855─1931年），字象華，號子礪，晚更名永燾，又號九龍真逸。廣東東莞人，陳銘圭之子。他光緒己卯（1879年）鄉試第一，己丑（1889年）考取內閣中書，壬辰（1892年）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編修。歷任雲南、貴州、山東副考官、文淵閣校理、武英殿纂修、國史館總纂、憲政編查館一等諮議、南書房行走擢江寧提學使，兩署江寧布政使，是深沐清室皇恩的士大夫。辛亥後隱居香港九龍，潛心著述。著有《宋東莞遺民錄》、《勝朝粵東遺民錄》、《孝經說》等，並主持修纂了《東莞縣志》。據載，陳伯陶自1912年起，每年夏曆正月十三

13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日都會約留港其他遺老，在其九龍私寓槃園為溥儀祝壽。參與者穿着清朝袍褂補服，對溥儀像行三跪九叩禮，祝“皇上”萬壽。禮後，置酒高會，自辰至午方畢。這些孤臣孽子對舊朝依然眷念，對溥儀依然一片忠誠。1923年初宣統大婚。“許多地方的遺老們更如驚蟄後的蟲子，成群飛向北京，帶來他們自己和別人的現金、古玩等等賀禮。”1 其中就有屬於港澳的一批舊臣送贈的大洋五千六百圓，並由陳伯陶親呈入京。1939年3月3日（農曆正月十三日），汪兆鏞度過有生之年最後一個“萬壽節”。這天清晨，他拖着羸弱的病軀與張學華前往蓮峰廟禮佛。禮畢有《己卯正月十三日偕張闇公蓮峰廟禮佛作》詩，開頭四句云：“草間愧偷活，悃愊無自申。嘉旦趨琳宮，惟祈萬年春。”汪兆鏞與陶社同人以氣節自居，故常在詩歌中寄託他們悲憤孤忠的遺民之志。出於同一心態，汪兆鏞對歷朝的遺民十分推崇，甚至在晚年自號“今吾”，亦是取宋代遺民汪炎詩“年光元日又除日，心事今吾非故吾”之意。《澳門雜詩‧寓公詠》八首，以明清之際曾寓澳門的文士何絳、跡刪和尚、陳恭尹、屈大均等人為歌詠對象，溯其流風，彰其氣節，寄託着汪兆鏞對這批不事新朝的前賢的無比敬意和嚮往。丁已冬（1918年初），汪兆鏞在澳門編定《元廣東遺民錄》，詳錄元末不事明朝的五十一位廣東遺民的事跡。汪兆鏞在“自序”中寫道：“當時特立獨行，豈有覬名後代之心。而百折不回者，誠以改柯易葉之深可恥也。俯仰古今，慨然興懷。”2 在“凡例”中亦讚揚遺民們“堅辭徵辟，不履新朝，已為歸潔其身”。這些話，無疑都是汪兆鏞心跡的剖白。壬午（1912年），汪兆鏞得溥儀親書“福”字的賞賜。他喜不自勝，即牓其居所為“賜福堂”，並倩金希農為刻一印，文曰“宣統辛亥後番禺汪氏賜福堂印”，珍而藏之。辛亥革命後，汪兆鏞以遺老自居，對已被推翻的王朝念念不忘，對清廢帝溥儀崇敬有加，常抱“復旦重光應有日”的希望。可是形格勢禁，他亦自知這個願望是絕不可能實現的。社會現實與遺老感情的矛盾是無解的，汪兆鏞常借詩句傾訴這種刻骨的淒苦。“人間何世，為灑前朝遺老淚。冷蕨荒山，殘墨淒涼那忍看。”（《減字木蘭花》）、“自古英雄兒1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第一集，香港文通書店出版，1964年版， 第129頁。2 汪兆鏞：《微尚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印行，1949年版 ，第39－40頁。

139試論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女，最傷心、杜鵑 苦。興亡彈指，可堪重說、美人黃土。一卷清詞，百年遺老，淚痕如許。”（《水龍吟》）、“人間即今何世，聽玉龍、哀怨不成聲。白髮故人三兩，澆愁分付飛觥。”（《木蘭花慢》）、“寂寂空山冷蕨薇，江湖同調更睽違。十年烽火心俱碎，萬里觚棱夢欲飛。……一天風雪今何世，誰向虞淵挽夕暉。”（《十一月，王舟瑤以詩見寄，……次韻寄答》）。即便是那幾首高調歌頌“聖明”的祝嘏詩中，人們也可以隱隱讀出遺老情懷的悲哀與絕望。遺老情是無奈的。清室覆亡、民國建立已是不可逆轉的事實。汪兆鏞和他的同道者落落寡合，只能在澳門小城以文酒之會抒發對舊朝的緬懷和依戀。人們只須看看“祝嘏”的同集者自始至終總是孤零零的那麼幾個人，便知道遺老思想是如何與時代的發展相悖的了。朝代變換後，所有的遺老都不過是絕世離群的孤獨的呻吟者。汪兆鏞藉以寄託這種無解痛苦的澳門詩詞篇什，流露出鮮明的孤獨愁苦的悲情性格，就是必然的了。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還表現在記述百姓亂離之痛民國的建立並未帶來穩定的政局。民國初年，粵中各派系軍閥爭閧迭起，戰事不斷。查《微尚老人自訂年譜》，可知汪兆鏞從1913年第二次來澳起，每次都是由於粵地戰亂不息而携家小倉皇至澳的。到了丁丑（1937年）7月，更因“日本飛機犯粵，避地澳門南灣七號二樓”。此後汪兆鏞再未北返，直至1939年9月壽終澳門。軍閥混戰乃至日寇入侵，給百姓帶來的災難是極其沉重的。汪兆鏞雖然來到暫無兵燹的澳門，但依然關心時局與百姓疾苦，並常在詩詞中傾訴其悲憤。辛亥革命後汪兆鏞抵澳不久，在《十一月，澳門寄沈懺盦三十韻》中即訴說戰亂帶來的不便：“……勞生本萍梗，邊徼況戈鋋。……避地俄三徒，行 祇一肩。”《懺盦至澳匝月，復返廣州，賦簡》詩，開頭就寫道：頻年苦鋒鏑，嶺海多凋殘。蒼穹胡弗仁，民命若草菅。既非博浪椎，復異酸棗壇。蠻觸恣相爭，漂血川成丹。蓬累吾遠行，圖作流民看。

14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另有《樓頭看月口占二首》之一：藥裹繩牀夢乍醒，望洋何忍說零丁。零丁洋在澳門東南。誰教大好清宵月，復照珠江萬骨腥。時廣州有兵事。由於連年鋒鏑不斷，百姓流離漂泊，亂世命若草菅。而且戰亂最直接的結果便是人命傷亡，一語“誰教大好清宵月，復照珠江萬骨腥”，讀來令人觸目驚心。己巳（1929）年初夏，汪兆鏞曾遊上海，與潘飛聲、金蓉鏡、易順豫、程頌萬等人雅聚。不料1931年初，便聞友人先後怛化，且日軍悍然進攻上海，曾遊之地已成焦土。汪兆鏞滿腔悲憤，寫了一闋《一萼紅》，詞云：訪槐陰，共江湖老去，華髮未勝簪。荒院鐘聲，疏簾燭影，相對罏篆煙沉。乍迴睇，楓林月黑，歎渺渺、天際叫哀禽。楚些繁憂，漢臺危涕，愁自登臨。 東海夕烽飊起，又蘭枯蕙悴，浩劫驚心。哀賦黃旗，蕪吟碧樹，塵外幽夢誰尋？忍還念、山川故國，向灤水、遺事話遼金。祇賸悲歌酒闌，臥雨鐙深。此詞感事傷時，既寫友人存歿之悲，更抒山河喪亂之感，情調低沉，讀之令人悒然。汪兆鏞晚年遭逢日寇侵華，抗戰初期形勢極為惡劣。日本侵略者長驅直入，很快侵佔了大半個中國，大量難民為避戰火蜂擁南逃。稍後廣州及珠三角地區相繼淪陷，持中立狀態的澳門便成為當時難民的主要目的地。抗戰初期已避居澳門的汪兆鏞對國家空前劫難深表憂慮，並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將眼光投向遭受戰火蹂躪的百姓，對他們寄予無限同情。最集中描寫戰禍帶給百姓傷痛的作品就是《岐關車行》。詩前小引：戊寅兵災，遠近災黎紛紛南來，輾轉由舊香山縣城附汽車至澳門，及赴香港，晝夜奔馳，情勢慘迫。香山城土名石岐，南行一百餘里，經蓮花莖，山下有關閘，入關即澳門。詩云：西法汽車通 岈，濠鏡雷轉驚飛沙。風聲鶴唳尤紛拏，車中黃童白叟兼稚娃。駢首蠕動如穴蛇，蹲伏更苦若井蛙。近自廣南鄉邑接小

141試論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槎，遠或鄂渚湘水贛江來荒遐，羸骨垢面髮鬖髿。困餓不得食，衝寒莫周遮，兒啼婦哭呼孃爺。問胡擾擾奔 ？為言達官擁纛牙。戰略焦土摧枯楂，積骸成丘流血成川窪。賴茲軌線達海涯，驅使謂他人昆脫網罝。堅壁清野古所嘉，先自糜爛其民奚為邪？道旁病翁聞之長咨嗟，大地萬物皆空何有家？獨憐濟人區區岐關車。這是汪詩歌行體頗有代表性的一首。小引所說“戊寅兵災”，指的是1938年抗日戰爭。那時澳葡當局限制新聞，禁用“日本侵華”、“抗日”、“抗戰”等字眼，故只能用“兵災”代替。在日寇橫行、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威脅的時候，已是風燭殘年的汪兆鏞滿懷悲憤，把目光投向流離失所的難民。詩中描寫遠從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逃難南來的災民，從中山石岐擠上汽車倉皇來澳。蓬頭垢面、飢腸轆轆的難民驚魂不定，蜷縮在狹窄的車廂裏。“兒啼婦哭呼孃爺”之聲慘不忍聞，難民講述的“積骸成丘流血成川窪”的慘狀更是聞之悚然！詩人並借災民之言，鞭撻當政者的昏憒，質問所謂“戰略焦土”，結果“先自糜爛其民”，到頭來“大地萬物皆空何有家？”悲憤之情，躍然紙上。汪兆鏞為避戰亂，多次奔波於穗澳之間，本身已是嘗透流離之苦的“流民”。他的心境與普通百姓有了相通之處，從而對災民產生同情之心。汪兆鏞在《岐關車行》中抒發的不再是個人的哀歎，災民百姓成為詩歌描寫的對象。詩人（“道旁病翁”）與廣大民眾站在一起，控訴日寇侵華給中國百姓帶來無盡的痛苦，痛斥當權者昏庸誤國的行徑。詩歌的主體由傳統的“我”轉換為“我們”，這是汪兆鏞以前的詩歌不曾出現過的。《岐關車行》繼承了唐人新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令人想起杜甫的《兵車行》。兩者都是控訴戰爭給百姓帶來沉重的禍患，“道旁病翁”亦與當年的“道旁過者”一樣，都在“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不同的是，《兵車行》僅揭露唐朝廷窮兵黷武給百姓帶來的不幸，《岐關車行》則站在民族的立場上揭露和控訴日寇侵華的罪惡。在全民精誠團結、艱苦抗戰的時候，汪兆鏞表現出深沉濃郁的愛國精神。《岐關車行》寫出了中華民族的正氣真聲，詩人憂國憂民的形象也清楚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我們看到，汪兆鏞此時的國家觀念，已非獨以清室為對象，轉而關心社稷百姓，這不能不說是汪兆鏞晚年思想的一次飛躍。家國的、時代的悲劇與詩人的一己之悲扭結在一起，令汪兆鏞的澳門詩詞表現出更深沉的悲情性格。

14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二流寓澳門的身世之感、懷念故朝的黍離之悲，加上百姓亂離之痛，就是汪兆鏞澳門詩詞中悲情性格的三大表現，也是汪兆鏞憂患意識的具體表現。憂患意識是我國傳統知識份子的道德意識，又是一種使命感。孟子所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3，已將人生憂患與國家興亡結合起來思考。憂患意識及社會危機，似和敏感的詩人與生俱來、形影相隨。千百年來，每當時局遽變或國家民族面臨危難時，潛藏在詩人心靈深處的憂國憂民的本能，就會噴湧而出，發為悲壯激越的詩句。汪兆鏞對動亂的時局以及民族危機都有所觀察，並從中抽離出各方面的憂患意識，溶化入詩歌中。為了形象表現社會危機意識，汪兆鏞在澳門詩詞中着意創造沉重悲涼的詩歌境界，令詩詞中的悲情性格突出為一股強烈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來自一個文化保守者與現實社會的矛盾，表現了汪兆鏞對傳統文化衰亡的深層憂慮。汪兆鏞出身書香家族，從小受着儒家思想的規範。文化積澱和傳統心理慣性，驅使青年時代的汪兆鏞希冀通過科舉考試博取功名，以光耀門閥，實現自我人生價值。可惜，到35歲時連續三次會試失敗，科舉之途戛然止步。這種實際生活遭遇與心理期待之間的落差，令汪兆鏞終生抱憾。不過，他也曾得到一項“安慰獎”。26歲那年，他雖然只考得“一等第十五名”，卻受到光緒皇帝接見，得以“仰瞻聖容”。對此，汪兆鏞感恩不盡，一直引以為傲。家族中人在科舉試中取得了令人艷羨的成績，亦多少彌補了汪兆鏞心中的遺憾。他在《微尚老人自訂年譜》中寫道：“（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仲弟於上年縣試第一，季弟府試第一，大兒考入武備學堂，二兒考入大學堂。……二兒上年未服闋，不能應試。去秋服滿，正月奉部咨。二月學使朱彊村祖謀按臨送考，榜發，取進正額第三名，與仲弟、季弟同日簪花釋菜，一時佳話。余署門聯曰：玉峰雙秀，珠樹三英。”4 從這段記載，可知傳統文化思想，在他心中已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3 《孟子‧告子章句下》，朱熹著《四書集注》，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第510頁。4 汪兆鏞：《微尚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印行，1949年版 ，第25－26頁。

143試論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丙戌年，汪兆鏞雖大挑“奉旨以知縣用”5，但最終並未分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汪兆鏞獲粵督岑春煊邀請入幕司章奏之務。次年，岑調任雲貴總督，行前保奏讓汪兆鏞獲“賞四品頂戴”，那也只是個虛銜，並無實職。既然汪兆鏞在清末僅為幕客，並無一官之守，為什麼他在清亡後會如此頑固地眷戀前朝、時刻不忘向遜帝溥儀輸誠呢？其實，中國古代的愛國思想無不與忠君聯繫起來。每當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時，國家、民族、皇帝往往被視為三位一體。這時，皇帝就成為民族和國家的代表。汪兆鏞一貫把清室看作中國傳統文化的表徵，故而將對傳統文化的眷戀之情投射在這個封建王朝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和唯一的思想內容就是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它是從唐代以來逐漸形成的正統文化觀。康有為說：“中國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繫相因。”6 其實質就是推崇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以儒術作為中國文化的載體，確立其神聖的地位。儒家思想主張以忠、孝、仁、義規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辛亥革命對於以三綱六紀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衝擊是巨大的。當時一種重要的思潮將中國落後的責任歸罪於儒家文化，誓將之連根拔除。在汪兆鏞等文化保守者的心目中，那些推翻清朝的“亂臣賊子”無疑就是摧毀文明教化和社會秩序的罪人，彼此的矛盾對立是不可調和的。所以，汪兆鏞選擇拒絕與新政權合作。他清醒地看到舊時代的滅亡已無可挽回，但卻無法擺脫那個造就了他的時代的文化上的眷戀，在感情和生活上舊時代的痕跡依然留存。這種在汪兆鏞心靈深處不能迴避的矛盾和困惑，正是他生命悲劇的根源，也是其澳門詩詞悲情性格的根源。和汪兆鏞一樣在民初仍依戀舊朝的文化保守者，經歷國變家移之後，精神上無不有被遺棄的“失怙”的悲哀。清室滅亡後，汪兆鏞及其同道者始終游離於俗流之外，表現出孤傲狷介、特立獨行的品格。汪兆鏞有一首《題君子泉》的七絕詩，前有小序：南灣與媽閣中隔一山，近年鑿而通之。山麓出泉一泓，人罕知者。味清而甘，不溢不涸，虛沖自守，是有君子之德，因名以“君子泉”，賦詩紀之。詩云：5 大挑：清乾隆以後定制：三科以上會試不中的舉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縣用，二等的以教職用，六年舉行一次，意在使舉人出身的有較寬的出路，名為“大挑”。6 康有為：《孔教會序二》，1912年12月7日，見湯志均編《康有為政論集》 下冊，第738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14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瓢飲山泉手自煎，居夷難得碧涓涓。典裘苦賃西頭屋，一半句留為此泉。泉水遠離塵俗，孤寂地順山麓涓涓而下。汪兆鏞譽其“虛沖自守，是有君子之德”。“君子”云云，明顯是詩人以“清流”自況。同是“遺老”的吳道鎔和詩道：“憐渠自抱涓涓潔，不逐珠江日夜潮”，則更直接地點明這批文化保守者孤獨自守的性格。汪兆鏞在《疏簾澹月‧盤香同素人》詞中，極讚盤香的香氣，然後指出其清高乃在“屈曲人間，贏得孤芳如此”，不同樣是對身世境遇的委婉自喻嗎？“一卷清詞，百年遺老，淚痕如許”，正道出了汪兆鏞內心的傷感。作為受傳統儒學教育的文人，入世之想是必然的。辛亥後，汪兆鏞不願依附新朝，選擇了“窮則獨善其身”，退而守其操行之途。他曾兩至羅浮，注籍酥醪觀為道士。“君子”之喻，正是汪兆鏞追求封建道德認可的自我完善，以此得到心理的平衡。我們發現，汪兆鏞常在其澳門詩詞中運用“斜陽夕照”和“落花殘葉”來表現內心強烈的孤獨感。如“雨暗煙昏，故園何處？花落成茵”（《柳梢青》）、“菊花向我亦無聊，獨看暮煙殘葉落蕭蕭”（《虞美人‧辛亥重九日作》）、“人間何處是桃園？花落耿無言。濛濛落日飛絮，千里憶王孫”（《訴衷情》）、“驀西風，江山如此，客愁吹墮如許。參軍寫出蕪城怨，腸斷夕陽沉處”（《買陂塘》）、“憶野色林邊，暗餘殘照”（《三株媚》）、“屐齒空山， 鈴荒寺，夕陽危涕”（《石湖仙》）、“黯銷凝，露立珠槃，黃昏立盡”（《解連環》）、“每到酒闌思舊雨，況當春去惜斜陽”（《壬子春暮，次懺盦韻二首》之一）、“搔首斜陽感慨多”（《竹枝詞》之四十）、“衝泥幾費詞人筆，對落英，感觸幽芳”（《高陽臺》）、“孤館墜英艷碎，驀自驚心時序換”（《芳草渡》）、“一自漚盟煙邈，致凋零，霜葉苦為誰飛？”（《聲聲慢》）等等。太陽和花朵是燦爛和鮮艷的，但夕陽卻代表着生命快將終結，離本的落英與風中的飄絮，在詩人的眼中則代表着一種“無主”、“無根”的難堪處境。這兩種意象在汪兆鏞澳門詩詞中反覆出現，正是詩人感情的外射和自身的比擬，令詩歌在彌漫的孤獨感中交錯着悲劇情調。詩人身世飄泊和對現實社會的悲觀，都化入一句“啼鴉淒迷殘照”（《三株媚》）裏，使讀者感觸到詩人孤獨心靈的律動。

145試論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辛亥後，汪兆鏞以遺老自居，拒絕與新政權合作。在澳門又是組織蓮峰陶社，在詩詞中盡吐悲情，又是編《元廣東遺民錄》，並每年為遜帝溥儀祝壽等等，所作所為似乎都是為亡清招魂。其實，汪兆鏞懷念舊朝只是一種寄託，最深層的悲哀來自他對傳統文化危亡的切膚之痛。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輓辭並序》中說過：“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王國維於1927年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初時人們評價他的死是“殉清”，現在愈來愈多的人相信，文化方面的苦惱是其死因之一。另有一位文化保守者梁濟（梁漱溟之父）更早在1918年11月10日投北京積水潭自盡。臨終前留下的《敬告世人書》把自己的心跡交代得很清楚：吾今竭誠致敬以告世人曰：曰梁濟之死係殉清朝而死也。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我舊說以忠孝節義範束全國之人心，一切法度紀綱，經數千年聖哲所創垂，豈竟毫無可貴？7這段話說得十分真切。梁濟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懷有強烈的責任感，為維護“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他不惜以身相殉，這是何等悲壯之舉！在汪兆鏞對舊朝故主的緬懷背後，人們也可以清楚看到他對傳統文化消亡的憂慮，以及為保存和復興傳統文化所作的努力。汪兆鏞曾舉學海堂專課生，受儒家傳統文化影響甚深，倫常禮教的觀念深刻印於腦中，對陳東塾先生亦尊敬有加。辛亥後，汪兆鏞不憚辛勞，先後為東塾先生輯印《憶江南館詞》、《公孫龍子注》，重刻《讀詩日錄》，鈔黃東發、陳東塾錄《老子道德經撮要》、《東塾先生遺詩》。先後建陳東塾先生祠及倩人摹東塾先生遺像刻石嵌於祠堂壁上。汪兆鏞所做的一切，固然包含尊師之義，但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世變日棘，可為深7 轉引自陳獨秀：《對於梁巨川先生自殺之感想》，見《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1919年1月15日，人民日報社1954年影印本。

146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恫”，故欲警醒世人不可數典忘祖。他“嘗痛時事之日非，慨然曰：‘治國以禮教為本，禮教亡矣，何以國為！’又曰：‘孔、孟論治，曰信，曰和。民不信，人不和，而徒襲外人，禍其在蕭牆內乎！’”8 他有一首《點絳脣》詞，前有小序：壬子冬暮，偶過學海堂，壁間石刻為亂兵椎毀，此君亭亦摧殘盡矣。徘徊淒感，依聲寫哀。詞曰：蒼雪亭空，山齋淒冷無人到。梅邊月小，畫出傷心稿。滄海歸來，我亦垂垂老。莓苔掃，舊題塵杳，悄聽哀蛩叫。學海堂在汪兆鏞心中有崇高的象徵意義。學海堂被毀，相當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神殿被破壞與摧殘，怎不令汪兆鏞有椎心之痛呢！出於對傳統文化消亡的憂慮，汪兆鏞對澳門中國居民傳統的時節禮俗十分關注，有多首《竹枝詞》記述這方面的內容。如第二十五首寫農曆新年活動：海澨居然古意多，元正跳舞效鄉儺。莫嫌假面猙獰甚，真相從來世所訶。第二十七首則詠二月初二土地誕和三月廿三日媽祖誕慶祝活動：二月二日土神廟，三月廿三娘媽祠。簫鼓鳴春燈照夜，風光渾已忘居夷。澳門華人按傳統習俗，會分別在沙梨頭永福古社祝土地誕，在媽閣廟祝娘媽誕，兩個慶典的高潮都是聘請粵劇戲班在夜間演出神功戲。其時燈火通明，簫鼓喧鳴，人山人海，非常熱鬧，給汪兆鏞留下極深的印象。又如第三十四首寫盂蘭節：中元節屆謁先祠，冥楮家家尚孝思。愧我飄零未親祭，鄰翁翻為餽香粢。傳統的年節祭祀、婚喪嫁娶等民間信俗文化，汪兆鏞在內地時再熟悉不過。但時代已變，汪兆鏞能在華夷雜居的澳門與之“重逢”，讓他深感8 張爾田：《清故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墓誌銘》，載《微尚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印行，1949年版， 第67頁。

147試論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澳門居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已深深植根在這片淪於異國的土地上。對於一個文化保守者，無疑是最大的慰藉。還有一首詩特別值得一提，那就是《澳門雜詩‧雜詠二十六首》之《學塾》：學僮禁讀經，中土新建議。此邦老塾師，猶不舊學棄。彈丸一海區，黌校已鱗次。雅頌聲琅琅，到耳良快意。禮失求諸野，宗風儻未墜。澳中華人學塾於西文、算術外，仍以四子書、五經課學生。西洋學堂亦繙譯《論》、《孟》為課本。辛亥革命後不久，國民政府禁止學生讀經與祀孔。1917年初，李大釗在《甲寅》雜誌撰文，批判憲法草案中“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的規定。同年五月，憲法審議會將此項規定刪去，同時否決將孔教定為國教的提案，於是尊孔讀經在中國內地受到抵制。而後再經“五四”運動砸爛孔家店，儒學於是被判定為“死灰”。澳門的塾師竟然不棄舊學，繼續教授《四書》、《五經》，甚至西洋學堂亦翻譯《論語》、《孟子》等儒家典籍為課本，學僮琅琅的讀經聲傳入耳鼓，汪兆鏞感到渾身舒泰，欣喜若狂。本以為自己所固守的“國粹”已被新政權趕盡殺絕，甚至連根拔起，不曾料想能在這海隅小城得以保留、傳承！汪兆鏞敏銳覺察到，澳門地方雖小，卻是唯一保留着中央王朝已失之禮的地方。碩果僅存、宗風未墜，他看到了維繫中國數千年傳統文化的命脈得以延續和復興的希望。興奮之餘，他寫下了這首流寓以來的“第一快詩”。可是，汪兆鏞表現得愈是亢奮，人們愈容易讀出他內心深處因“禮失”而產生的酸楚和悲哀。汪兆鏞眼看着從小就崇拜和恪守的精神文化被推向衰亡，而自己卻無挽回之力，其內心的痛苦與煎熬可想而知，其心靈的孤獨亦可想而知。他堅信傳統文化有其合理的價值，如果儒家精神的真諦不再為後人所知，這不僅是儒家文化的悲哀，也是中華文化的悲哀。他決心繼承並發揚歷代聖賢所創立的王道精神，讓傳統文化死而復生。在澳門逗留期間，汪兆鏞除着意保存家族中人及當代大儒的著作外，還先後編撰及輯刊《嶺南畫徵略》、《廣州城殘磚錄》、《廣州新出土隋碑考》、《學海堂課藝》、《續貢舉表》等文史資料。汪兆鏞辭世後，同是“蓮峰陶社”成員的張學

148澳門近代文學探微華為撰《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行狀》，對汪兆鏞保存傳統文化的努力有最清楚的表述：……桑海既更，內難迭作，日相尋於干戈。學校凌夷，禮法蕩然以盡。君篤於守舊，春秋祀典，以時修舉。嘗思與二三耆宿，發揚聖教，漸被儒風，維綱常於垂絕。終以清議力微，無救於陸沉之禍。端居太息，時時託於文字，抒其悲憤。9可見，汪兆鏞在澳門詩詞中再三傾訴家國舊情與生命悲感，從根本上看純是着眼於對傳統文化消亡的憂慮和眷戀。他看不慣新社會，留戀舊時代，但又不能完全脫離現存社會，這種理智──情感上的二重心態是矛盾的。而這種二重心態正是兩個時代之交傳統知識份子必然而特有的心理現象。詩人的情感心態，更多地取決於哺育和造就了他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環境。這時，傳統更有潛在的力量，控制得也更長久。當變革已成事實，汪兆鏞欲擔負傳承儒素之責，甚至希冀以二三耆宿之力“維綱常於垂絕”，其結果注定是悲劇性的，他亦不折不扣成為悲劇性人物。時代的悲劇加上悲劇性人物，必然折光為汪兆鏞澳門詩詞的悲情性格。汪兆鏞具較高深的國學造詣，辛亥後游離於俗流之外，表現得孤傲狷介、鬱鬱寡歡。但他始終愛國憂民、忠於信仰，在政局紛亂的時代廉潔自守，這些都不是“遺老”一詞所能涵蓋道盡的。我們可以不認同汪兆鏞的思想，但應該尊重他的人格。9 張學華：《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行狀》，載《微尚老人自訂年譜》，汪敬德堂印行，1949年版，第63頁。汪兆鏞（前排左三）晚年與家人攝於盧九花園內（鍾祐廣提供）

149一卷在手 盡閱風騷一卷在手 盡閱風騷──淺談《澳門詩詞箋注》的文學價值 章文欽教授的《澳門詩詞箋注》(以下簡稱《箋注》)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與珠海出版社聯合出版了，這是澳門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十年磨一劍”，這部近百萬字、飽凝著者十餘年心血的《箋注》，保 存 了 豐 富 的 文 學 資料，選錄和箋注了大量的詩詞作品，勾勒出澳門詩歌發展的軌跡，見證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試分述之。 一、保存了豐富的文學資料澳門文學活動的出現，可追溯到16世紀末。數百年間，有關澳門的詩詞作品數量相當可觀。但由於澳門地處海隅，面積狹小，人口不多，寫下澳門詩詞的絕大部分並非本土詩人。外來者到澳，或為宦，或為賈，或避禍，或謀事，或旅遊，停留時間都較短暫。這些“過客”詩人的流動性強，作品流佈廣，散佚較多。即使是本地詩人的作品，也不易蒐集。因此，研究者常因資料缺乏而興“難以為炊”之嘆。章教授花了兩年時間，輾轉奔波於廣州、北京、上海、中山、澳門之間，在大學及圖書館搜尋資料，先後翻閱、抄讀詩歌總集、別集、文集、筆記、方志、族譜、碑刻等有關文獻數千種，搜集到明清至民國時代有關澳門的詩歌千餘首。經過整理，選定了箋注的內容。其中《明清卷》含70位詩人275首作品，《晚清卷》含59位詩人269首作品，《民國卷》(上、三卷四冊之《澳門詩詞箋注》

150澳門近代文學探微下)含84位詩人655首作品。入選的作者中，有官員、士紳、商賈、僧人、塾師、教員、前朝遺民和本地文士。各人的社會地位有高有低，留澳時間有長有短，作品有多有少，影響有大有小，但他們在澳的活動情況及所作詩詞，都是研究澳門歷史，特別是研究澳門文學史的重要資料。《箋注》的出版令不少作品“重見天日”，得以保存下來，大利後來的研究者。《箋注》鉤沉發掘出一些過去鮮為人知的的作品，意義尤為重大。例如澳門文學的發端，一般認為在明萬曆十九年(1591年)湯顯祖所作的幾首澳門詩。章教授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披沙簡金，從蒲肇揚光緒二十三年重修之《南海甘蕉蒲氏家譜》卷十一《七世祖南池公傳》中錄出蒲龍的一首《感事》詩，並考證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553─1557)葡萄牙人入據澳門，蒲龍深表憂慮，作此詩以寄意，寫作時間當早於湯顯祖的澳門詩。若此論得到證實，則澳門文學的發軔期將提前數十年。因此，《箋注》在保存文學資料方面的貢獻是毫無疑問的。二、選錄和箋注了大量的詩詞作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詩的地位是最高的。要研究澳門文學的歷史，必先研究澳門詩歌的發展。《箋注》選錄和箋注了大量的澳門詩詞作品，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箋注詩詞，本來就是很考箋注者功力的。即便是依辭書對詩中典故作注已不易為，要對作者和作品進行較深入的研究，則更非等閒之事。讀罷《箋注》，我們欣喜地看到它能從更新的角度和更高的水平上，對箋注這一文學批評形式的運用，作了可貴的嘗試，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一，箋注者淹通文史，箋注時做到以詩證史，詩史結合。箋注詩詞，固然要把其中的詞語典故解釋清楚，若能結合有關史實作詮釋，就可以進一步揭示詩詞的深層涵義。《箋注》著者是位史學教授，對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卓然有成。其以澳門史實佐證澳門詩詞，實在是駕輕就熟、相得益彰之事。一如黃天驥教授為序時所舉，關於晚清沈亞米刺殺啞嗎 一事，由於《箋注》著者飽覽各種文獻，對沈案的來龍去脈有清楚的瞭解，故在注釋劉熽芬、潘飛聲等人的有關詩歌時，其玄奧處均能披郤中竅，一

151一卷在手 盡閱風騷一道出。實際上，此類例子在《箋注》中俯拾皆是。著者為詩歌作注時並不局限於字詞典故的解說，還將自己多年來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成果及其他有關論著資料一併錄入，供讀者參考。每首詩歌後的說明亦力求詳盡。部分詩歌如乾隆年間舉人彭翥的《歸自澳門》、康熙年間進士梁迪的《西洋風琴》、晚清魏源的《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民國劉翰棻的《綺寮怨‧功德林》、汪兆鏞的《永福社行》等篇，詩後的說明皆逾千言，詳列作品的寫作年代和背景等，從而帶出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這樣，既豐富了《箋注》的內容，有益於讀者，也提高了《箋注》的學術價值。其二，著者在介紹詩詞作者時，會說明他們與澳門的因緣，力求知人論世。“知人論世”是一個古老的命題，也是我國文學批評的一個傳統。《孟子‧萬章下》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因為作家的作品和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思想及所產生的時代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要真正了解作品，就必須“知其人”和“論其世”，也就是要了解作者的身世、經歷、思想感情、為人品德，還要了解作者所處的時代環境。《箋注》著者在詩詞作者小傳部分費力甚鉅、頗見匠心。一些名聲較著、作品影響大的詩人固然詳為介紹，部分作品不多、名不見經傳的作者，也能盡力考證其生活經歷。通過夾敘夾議，補充了一般史傳之不足，使讀者獲益更多。《箋注》在這方面的成就確實遠超以往任何一本澳門詩詞選本。三、勾勒出澳門詩歌發展的軌跡數百年來，澳門文學發展頗為緩慢，但詩歌始終是最重要的文學形式。廓清了舊體詩歌的發展軌跡，當代之前的澳門文學發展的概貌就不難掌握了。《箋注》的每卷卷首各有一篇導言，分別對各卷的時代背景、重要詩人及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作概括的介紹。如果說，對每首詩詞的箋注已傾注了著者微觀研究的心血，那麼，這三篇導言就是著者對澳門詩歌宏觀研究的驕人的成績表了。《箋注》為我們勾畫出澳

152澳門近代文學探微門詩歌發展的軌跡。透過《箋注》，我們可以看到澳門詩歌發展在數百年間曾出現過三個高潮：一在明清易代之際，二在清末民初，三在抗日戰爭時期。明清易代之際，大批在政治上忠於明王朝的士大夫誓不事清。他們懷著家國君父之痛與孤獨淒涼之感，或潛蹤山野，或放廢佯狂，或逃於釋道。部分遺民來到澳門，以詩歌描摹澳門的山川勝景，寄託邦國淪亡之痛。張穆、吳歷、屈大均、釋跡刪等人的詩歌，與稍後由清政府派來管治或巡視澳門的官員如杜臻、吳興祚、印光任、張汝霖等人的作品，掀起了澳門詩歌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清朝末年，內憂外患日益嚴重。先進的士大夫和知識份子已看到中國正面臨兩千餘年的一大變局，預感中國存在亡國滅種的危機。此時，澳門已被葡人逐步霸佔，進而實行殖民統治，成為“域外”之地。吟詠澳門的詩人大多從內地而來，中有遷客寓公、設帳塾師及愛國志士。聲名卓著、影響較大者如鄭觀應、潘飛聲、楊應麟、邱逢甲、梁喬漢等。他們有感於國運日蹙，遂以詩歌寄情，或誌濠鏡風土，或刺明清官吏昏庸誤國，或揭澳葡殖民統治，風格亦多悲壯。迨民國肇造，部分粵籍士大夫因內地戰亂而避地澳門。他們以東林自命，以遺老自許，寄懷篇什，彼此唱酬不絕。其中，汪兆鏞、汪兆銓、張學華、吳道鎔等人所作澳門詩影響較大。以上述詩人的作品為代表，在清末民初時期形成了澳門詩歌發展的第二個高潮。澳門詩歌發展的第三個高潮是在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廣州淪陷和1941年香港淪陷後，大批難民湧入未被戰火波及的澳門。由內地及香港避難來澳的騷人墨客結社唱酬，加上本地的“雪社”諸子，“頓教絕島成詩國”，共同推動了澳門詩壇的繁榮。影響較大的詩人有汪兆鏞、鄭哲園、王惺岸、易麟閣、梁彥明、廖平子、李供林等。儘管各人的命運遭遇不同，政治觀念迥異，但他們的詩作大都自覺地把自己與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同仇敵愾，痛斥日寇橫蠻，盼望光復河山，表達了民族的正氣真聲。這一時期詩人和作品的數量，都遠超以往各個時期，澳門詩壇從未如此熱鬧過。

153一卷在手 盡閱風騷澳門詩歌與中華文化母體的緊密聯繫，也在《箋注》勾畫發展軌跡時得到揭示。澳門新文學的幼芽，遲至上世紀四十年代才萌發。之前的詩歌皆為傳統舊體詩詞，而且詩歌內容無論是摹景、詠物、抒懷或記俗，都以儒家傳統的倫理觀念為依歸。在那政局動盪的時代，身處被葡人管治的澳門，詩人詩作表現出來的感時傷亂的悲慨心境，皆來自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憂患意識，足證澳門詩詞與中華文化同出一源。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澳門詩歌的寫作，實得力於中國古典詩歌的名篇。如後來者爭相唱和的張道源所作《題媽閣石壁》詩，乃步明代楊基《岳陽樓》詩的原韻，連意境的構思也明顯得力於楊詩。事實上，不少澳門詩歌的構思、意境、用典乃至表現手法，都可從中國古典詩歌名篇中找到淵源。究其原因，當與澳門詩人隊伍的“外來性”有莫大的關係。因此，澳門詩歌雖然具有有別於內地作品的“本土”特色，但其根仍在大陸，它始終是中華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四、見證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澳門是西方人最早踏足中國的地方。數百年間，在澳居留的葡萄牙人不斷增多。華洋雜處形成的風俗習慣與中土大異其趣。從內地到澳的詩人，首先被歐陸式的建築物和身穿奇異服裝、凹眼鬈髮的西洋人所吸引，繼而發現此地的風俗亦有不少新奇可愕之處。於是葡人的服飾、器物、習俗和宗教傳統都順理成章地成為詩歌的題材。從湯顯祖的“賈胡”，到韓鵠的“番女”，從葉廷勳的“鬼奴”，到李遐齡的“蕃雛”，各類洋人的形象躍然紙上。西洋鏡畫、風琴、馬戲、單車、摩托車等各類洋玩意，連番出現在澳門詩詞中。禮拜誦經、聖像出巡、化裝舞會、西式婚禮等，亦在詩人筆下成為永久的記錄。中國飲食文化的交融最為明顯。葡語的音譯，也成為詩中的新詞語。因此，在澳門詩詞裡，我們可以看到“澹巴菰”(煙草) 的裊煙，可以聞到“架非”(咖啡) 的餘香，可以嘗到“芥喱雞”的香辣，還可以聽到“及笠”(俱樂部) 的喧鬧。這一切，無可置辯地說明葡人及土生葡人的習俗已深深地融入了澳門華人的生活，也影響了澳門詩詞的創作，並由此釀成了澳門詩詞的一大特色。《箋注》搜集整理了此類作品，就是澳門社會中葡文化交流歷史的佐證。

154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操千曲然後曉聲，觀千劍然後識器。”要掌握全面評價作品的方法，須有廣博的學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章文欽教授具有豐富堅實的史識，對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早有創獲，著述頗多。他費十餘年的功夫，廣泛搜集澳門詩詞的有關資料，並多次來澳實地考察，厚積薄發而成《箋注》。《箋注》既有史料價值，更具文學價值。對此，黃天驥教授在序中評價得好：一書在手，盡閱風騷！

澳門近代文學探微陳業東 著ISBN 978-99965-2-090-7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出 版責 任 編 輯排版及印刷出 版 日 期版 次印 數定 價：澳門理工學院：江淳 溫學權：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2014年3月：第一版：1000本：澳門幣50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