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李長森????著澳門理工學院????出版
《澳門史志書系》編輯委員會主任：李向玉委員：王 熹江 淳林發欽溫學權鄭雲杰譚世寶
澳門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其獨特的地理優勢與博大精深的嶺南文化底蘊，使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著中轉和橋樑的重要作用。明清以來，在長達400多年中國傳統文化與來自歐洲和東南亞等地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及融匯共榮中，澳門文化逐漸具有了以中華文化為主和以葡萄牙文化為特質的多元文化色彩，在中華歷史文明寶庫中猶如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熠熠發光。2008年12月，澳門特區政府啟動了具有開創意義的《澳門通志》編纂工程的籌備工作，這對推動澳門歷史文化的全面梳理和研究具有深遠的影響。為了充分做好此次編纂工程啟動前的各項準備，其籌備事宜由澳門理工學院承擔，包括相關文件的起草和擬訂工作。其間完成了代擬特區政府上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以及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的請示報告；借鑒內地及港台修志的成功經驗和做法，起草擬訂了《澳門通志》的規劃方案和編纂工作所需的各種規章等。在編纂工程的籌備過程中，澳門理工學院又因應澳門歷史研究現狀和資料積累的情況，對澳門史研究和修志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工作做了科學的規劃，例如澳門史研究主要圍繞澳門歷史和現實的重要問題，以研究較為薄弱的近現代史作為主攻領域之一，集聚有實力的專家學者與團隊，發表或出版具有學術創見並有一定研究分量的著述。修志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也是以澳門歷史發展軌跡為主線，以攸關《澳門通志》編纂的新資料發掘、基本資料的彌補和系統完善為重點，為纂輯各門類資料長編做好文獻儲備。經過初步的探索和實踐，我們逐漸形成了編輯出版《澳門史志書系》的基本思路和想法。《澳門史志書系》在編纂原則上，堅持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原則，凡是能夠反映澳門不同歷史階段發展軌跡、體現澳門地域文化特點、彰顯澳門歷史文化特色的研究著述和文獻資料，都是入選的重點。在編纂內容上，以專題著述和文獻資料為品牌，梳理並解決有關學術爭議問題，從不《澳門史志書系》總序
同角度、不同層面，立體地揭示澳門歷史發展的規律，闡釋澳門文化的多樣性。《澳門史志書系》主張百花齊放、不拘一格，充分尊重著述者和纂輯者的意願，以彰顯個性化為主要特徵。凡總字數在五萬字以上，並具有一定學術研究水準、有利於推進澳門史研究的著述，如澳門通史、斷代史、文物典章、宗教史、藝術史、教育史、傳統文化與民間習俗、碑刻銘文及古跡遺存、華商家族史、澳門與海內外關係、人物研究、著名人物回憶錄等，都在入選的範圍。《澳門史志書系》出版類型豐富多彩，不拘一格，口述訪談、文物圖錄、專題調研報告、論集，以及不同語種的文獻資料彙編、專題資料輯錄、個人檔案資料等，都可以採用。我們希望，透過《澳門史志書系》的出版，一是可以向世人展示一個輪廓清晰、有血有肉、多姿多采和真實豐滿的澳門，二是可以凝聚並團結一批有志於澳門歷史與現實問題研究的專家學者與團隊，集思廣益，發揮各自的優勢，全方位拓展、挖掘澳門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使澳門的歷史研究和文獻資料的整理，在前人具有開創性的工作基礎上，更為系統，更有規模，更具特色與活力。《澳門史志書系》的出版，對推進澳門歷史研究的深入，推進編纂高品質的《澳門通志》的理論和資料準備工作，具有重要的價值，對於造就澳門的歷史研究人才、促進澳門的學術文化發展、提升澳門的文化品位，具有非常積極的現實意義。南宋著名史學家鄭樵在歷史著作《通志》中曾說：“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涓涓細流，匯成大海。我們深信，只要堅持不懈，用心統籌規劃，朝著正確的方向努力，透過《澳門史志書系》的出版，必會促進澳門學術文化的繁榮發展。是所望焉。謹以為序。2012年3月6日於澳門理工學院
李長森教授簡介李長森，生於中國東北吉林省，歷史學博士、教授，澳門理工學院顧問。先後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原北京廣播學院）及廣州暨南大學。主修葡萄牙語言文化及史學。長期從事新聞傳媒、翻譯、外事以及葡語教學和管理工作，並進行語言學、澳門學、明清史、中國近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翻譯學以及葡漢語言比較等領域的研究工作。曾任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葡語節目部翻譯、播音主持、時政記者、副主任。其間曾於1973至1975年間由國防部借調赴非洲叢林遊擊訓練中心培訓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及莫三比克解放陣線武裝力量軍事人員，經歷了一生中最艱苦的時期。葡萄牙發生“四‧二五革命”後，於1975年春回國，繼續在廣播電台從事編播工作。1983至1984年赴幾內亞比紹任農業項目組譯員，對非洲葡語國家有了進一步瞭解。回國後新聞尺度開放，任國際廣播電台時政記者，多次隨同國家領導人出訪葡語國家，或全程採訪葡語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訪華活動，採編製作的節目多年榮獲各種獎項。1990年底由國務院港澳辦借調派往澳門協助過渡期法律翻譯工作，任澳門翻譯有限公司經理，在新華社澳門分社（現中聯辦前身）領導下組織並從事澳門過渡期多部法律及行政領域的翻譯工作，包括開展基本法及澳門法律制度的研究。1995年起在澳門理工學院從事教學工作，先後擔任院長顧問、副教授、教授、葡語課程主任、葡語教學暨科研委員會主席、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澳門理工學報》中文主編、《中西文化研究》雜誌常務副主編、葡語國家研究中心秘書長等職務。教授主要科目為翻譯理論與實踐、翻譯學、對外漢語教學、中國歷史文化及中西交流史，以及輔導學生畢業論文等。2008年起退出教學第一線專事研究工作，並推動中國與葡萄牙在教學及研究領域的各項合作。退休後繼續從事學術研究，任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第六屆理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日本關西大學東亞文化交流學會理事等職務。2013年被西安外國語大學聘為兼職講座教授。1998年參與創辦學術刊物《澳門理工學報》，任中文常務主編。2002年主編
出版了中國第一部中葡翻譯教材《實用葡漢翻譯教程》，並榮獲澳門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近年在澳門史及澳門學研究方面有突破性進展，代表性專著《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全文五十多萬字，於200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並榮獲澳門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著作類一等獎。另一重要研究成果是對19世紀的澳門外報進行研究，其代表性著作《近代澳門外報史稿》於2010年5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補中國新聞史研究空白，並榮獲澳門第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著作類二等獎。數十年來翻譯漢葡文各種著作、文獻、史料、法律文件數百萬字。多次參加國內外各種研討會並發表各種學術論文百餘篇。其中多篇論文被收入各種文集，包括人大複印資料中心全文轉載。2013年3月起承擔澳門政府文化局關於澳門翻譯史的研究項目，於2014年2月初步完成研究工作，成果將以《近代澳門翻譯史稿》為題向社會公佈，全文約二十萬字。
1865年10月9日澳門政府公報（憲報）公佈葡萄牙海軍及海外事務大臣班德拉侯爵（MarquesdeSádaBandeira）於1865年7月12日簽署的關於在澳門政府設立翻譯隊的政令，並將培訓工作定為該翻譯隊的三大職責之一。此為澳門公職翻譯員培訓架構的雛形。
1877年6月16日第24期澳門政府公報頒佈澳門華政衙門（華人事務理事官公署）法典及規例，其中第二條規定正式設立翻譯員職程及職級，包括接受翻譯培訓的學員職級。
1886年3月22日澳門政府公報公佈葡萄牙海軍及海外事務秘書米格爾•沙加斯（MiguelPinheiroChagas）關於譯務處脫離華政衙門變為獨立譯務署的命令，為政府各部門提供翻譯服務。
1907年3月第12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總督命令，根據同年10月24日第157號訓令設立一個委員會，負責制訂澳門中文翻譯教學組織方案。委員會成員包括著名翻譯家施利華（ManueldaSilvaMendes）、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宋次生（CarlosAugustod’Assumpção）、佐治（JoséVicentreJorge）和羅利斯（AntónioJoséRoliz），這些人均為後來翻譯學校的籌備者和組建者。他們編撰的中文翻譯組織方案亦成為後來翻譯學校的課程設置奠定了基礎。
1914年11月30日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公報頒佈第1:118號法令（憲報中文譯文為大總統令），批准澳門華務署（憲報中文譯文為譯務署）新章程，明確翻譯培訓是該署重要職能之一，並首次公佈培訓課程計劃，使該署培訓機構正式成為一所架構健全、計劃周詳、課程設置規範、考核制度嚴謹的全日制正規中葡翻譯培訓學校，不僅在澳門首創，在全國亦絕無僅有。
1946年5月4日第18期澳門政府公報頒佈第928號法令，對澳門華務署架構做了重大改組，同時將華語翻譯學校的學制從八年縮短為六年，即二級課程從五年改為四年，一級課程從三年改為两年。1976年10月30日澳門政府公報頒佈澳門政府第47/76/M號法令，再次將華務部門獨立，設立澳門政府華務廳（後升格為華務司），而其附屬翻譯學校改名為華務廳技術學校（後改名為華務司技術學校）。1992年3月2日澳門政府公報頒佈第16/92/M號法令，將華務司技術學校併入澳門理工學院，改名為語言暨翻譯學校（後改名為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納入現代高等教育框架。
141831466583100114135151171185213225自序華語學校成立前的澳門翻譯及培訓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高美士——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驕傲對華語學校創建有影響的人物及建校初期的校長從華語學校到華務司技術學校歷史性的轉變：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與澳門過渡期的“三化”百年老校，十年騰飛中國葡萄牙語教學與澳門理工學院的平台作用附圖參考文獻後記目?錄
1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職業翻譯學校，其成立過程十分複雜。該校的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澳門於1583年設立（葡萄牙王室於1587批准）的市政廳理事官公署（華政衙門）。後來逐漸演變為澳門政府專門培養翻譯員的公立職業技術培訓學校，其過程歷時300多年。1865年，華政衙門脫離市政廳管轄，改為直接向澳門總督府輔政司署負責，並將原有華務功能分為兩個不同的處，一個是負責中葡翻譯工作（包括口筆譯）的第一處，另一個是負責華人司法事務的第二處。第一處組成翻譯隊，除承擔日常翻譯工作外，開始內部翻譯培訓工作，此為澳門翻譯培訓機構雛形。1877年，政府頒布華政衙門章程，對第一處的工作職能做了新的具體規定和調整，翻譯隊培訓工作更加規範化。1885年11月2日頒布法令，將華政衙門第一處獨立出來專門設立華務署，仍隸屬於輔政司署，專門承擔政府各種翻譯工作。此時華政衙門僅保留第二處，直至1893年澳葡政府將葡人和華人司法事務統一，華政衙門撤銷。華務署翻譯隊繼續承擔培訓任務，培訓計劃越加周詳。1905年7月22日，葡萄牙王室頒布殖民地預算法令，決定在澳門華務署翻譯隊基礎上設立語言翻譯學校，但由於單獨設立學校涉及一系列行政程序及資源籌組，出現華務署翻譯隊繼續按計劃開展翻譯培訓，同時政府積極立法籌備組建學校的情況。直到1914年，葡政府通過11月30日第1:118號法令頒布了澳門華務署章程，而該章程的主要內容是在原華務署翻譯隊基礎上設立翻譯學校，取名為華語翻譯學校，並規定了該校的教學計劃和課程安排，以便開始正式招收學生，學校架構正式出現。這也是今天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以法令形式頒布的第一個教學計劃，意義重大。華語翻譯學校成立後，根據不同時期分別隸屬於華務署（廳級單位）和民政廳華人事務辦公處（處級單位），但華語學校的名稱在建校後的70多年時間裡無任何改變，直至1976年通過第47/76/M號法令將民政廳華人事務辦公處升格為華務廳（廳級單位），才將華語學校更名為華務廳技術學校，隸屬於新設立的華務廳。1986年，任華務廳再次升格，變為華務司（司級單位），其技術學校職能及架構並無受何影響，只是名稱改為華務司技術學校。為適應澳門回自序
2歸過渡期的形勢，澳門理工學院根據49/91/M號法令於1991年建立，並將政府監管的各職業學校併入理工學院。根據此原則，澳葡政府於1992年通過第16/92/M號法令，將華務司技術學校劃歸新成立的澳門理工學院，並改名為語言暨翻譯學校。1999年12月6日主權移交前夕，澳葡政府頒布第469/99/M號訓令，將該校改名為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從以上介紹可以看出，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歷史十分悠久，該校開創了中國近代以正規學校開展翻譯培訓的歷史，意義重大。語言暨翻譯學校的建立不僅在澳門是首創，在中國近代史的翻譯培訓方面，亦開先河。在中國近代翻譯培訓史研究方面，亦佔有重要地位。這是澳門理工學院的驕傲，亦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寶貴財富。筆者從2004年起開始對這段珍貴歷史進行研究，至今已有十年。此期間發表了十多篇關於該校歷史的研究論文，對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發展過程做了初步的研究。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故於該校首個課程計劃頒布一百周年之際，將這些論文結集出版，書名定為《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以使廣大社會認識澳門理工學院的歷史，瞭解語言暨翻譯學校百年來在培養中西文化交流人才方面的作用，同時激勵全院師生繼承以伯多祿、宋次生、高美士等為代表的前輩師生的光榮傳統，奮發努力，促進教學，從而實現澳門理工學院“紮根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爭創一流”的辦學理念和“普專兼擅、中西融通”的校訓。從前面的介紹來看，語言暨翻譯學校在歷史上有幾個重要的日子。第一個是1627年，但距今已有近四百年，時間太過久遠。雖然當時的《本城通官通事暨番書規例》中已經提到官方翻譯（通事）的培訓問題，但並未設立正規機制；第二個日子是1865年，此時頒布法令要求成立翻譯隊進行翻譯培訓，但仍非正規學校；第三個日子是1905年7月22日，葡王室於該日發布法令為澳門設立翻譯學校做出財務預算。照理說可以定為一個紀念日，但法令公佈並非意味學校已經建立或運作，法令實施有個過程。根據現有已發掘的史料，可以證實語言暨翻譯學校最遲於1914年11月30日開始運作，因為該日《葡萄牙政府公報》頒布了澳門語言暨翻譯學校第一個詳細而具體的教學計劃和課程編排，是有案可稽的最早記錄語言暨翻譯學校開始運作情況的文件。依此推斷，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作為一所培養澳門政府翻譯員的正規學校至今已有百年歷史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無論對於人物，還是對於事件，一百周年都是
3值得紀念的日子，所以，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應該以此為契機，開展各項紀念活動，向師生宣講校史，增強自豪感和使命感，在翻譯教學方面更上一層樓，為本澳及國家培養更多的優秀翻譯人才。巧合的是，澳門理工學院正好位於高美士街，而高美士正是語言暨翻譯學校的畢業生。高美士成為澳門歷史上傑出的漢學家和翻譯家，與其在語言暨翻譯學校多年的勤奮努力學習不無關係。語言暨翻譯學校在歷史上能培養出對澳門社會有如此影響的人物，說明舉辦紀念活動已不是理工學院自己的事了，而是為澳門特區增光的大事。本書共收集作者十年來撰寫的十一篇論文，就語言暨翻譯學校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了專題研究。現將這些論文匯集成書公佈於世，無非有幾個目的：一是回顧及紀念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歷史；二是希望社會各界對該校的歷史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這是澳門社會的共同財富；三是為對該校歷史有興趣的研究者提供一些線索，以推動澳門翻譯史的研究活動。當然，這些論文僅是初步研究，而且是一管之見，難免有認知上的瑕疵甚至錯誤。還望社會各界及學者在閱讀過程中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以便更好展現語言暨翻譯學校的真實歷史面貌。需要說明的是，語言暨翻譯學校的歷史是近代澳門翻譯史的重要組成部份。對語言翻譯學校校史的研究，離不開澳門近代史的大環境，特別是不能與澳門翻譯史相分割。在這個意義上，僅就十一篇論文的內容來判斷澳門近代的翻譯及其培訓活動是不全面的。有鑒於此，本人正在做澳門翻譯史的全面研究，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第一階段的研究工作在澳門政府文化局的支持下已告完成。如果該研究成果未來能夠出版成書的話，將會是對本文集的最好補充。——李長森
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一、史料中的火?亞三與“舌人”的作用葡萄牙人於1498年發現印度洋航路後，從非洲東海岸到南洋的摩魯加群島活動了半個多世紀，先後建立了數十個居民點，最終於1553年在澳門定居並於1557得到中國政府的正式認可。澳門的開埠使這個彈丸之地成為明末清初中國對外開放，並允許外國人居留的唯一港口，因而也就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毫無疑問，翻譯人員在這一交流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中葡關係中的翻譯活動早在葡人定居澳門前就開始了。《明史》卷三二三《佛郎機》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佛郎機，近滿剌加。正德中，據滿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1518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始知其名。詔給方物之直遣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為食。已而夤緣鎮守中貴，許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為戲。……亞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明年，武宗崩，亞三下吏，……乃伏法。”1文中被誤認為是使者的火者亞三，實則葡國派往中國第一個使者皮萊資（ToméPires）2的通事（即譯員）。這是中國史籍文內容提要葡萄牙王室於1905年在殖民地預演算法令中決定設立澳門華語（翻譯）學校並非偶然，他是澳門開埠以來350年的翻譯活動隨著政治形勢發展變化而產生的必然結果。從耶穌會士傳播西方科學技術而翻書譯著，到聖若瑟修道院和華務司技術學校對翻譯員開班培訓，澳門的翻譯及培訓活動在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熟。本文試圖通過對華語學校設立前澳門翻譯活動及其培訓方法的回顧，探討其演變和發展過程及其特點，而第一所培訓中葡翻譯員的正規學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瓜熟蒂落，於一百年前在中國土地上宣告誕生。華語學校成立前的澳門翻譯及培訓?1. 見《明史》卷三二三《佛郎機傳》。2. 皮萊資（ToméPires），葡萄牙藥學家。1511年被派往東方研究各種動植物性藥物。1516年在印度斯坦將其研究成果寄書葡曼努埃爾一世國王，引起國王濃厚興趣。遂命其率團出使中國，以便了解更多關於中國的情況並與其建立關係，從而成為葡派往中國的第一個使團。
5華語學校成立前的澳門翻譯及培訓獻中首次提到中葡交往中有關翻譯的情況，雖然當時葡人已在珠江口一帶活動了數年，甚至盤據屯門一段時間，但尚未在澳門定居。而皮萊資率領的葡萄牙使團則於1516年受葡國王委託由印葡總督派出，從印度出發經馬六甲赴廣州，請求晉見中國皇帝。關於明史中所說火者亞三是何方人士？為何能在葡人尚未在中國落腳前充當中葡翻譯？他是在哪裡學的葡語？目前尚無資料可考。有學者認為他是華人，甚至指明籍貫為江西。說其是華人，有一定道理，但說其來自江西，則令人生疑。可能是將明史中記載的亞劉推斷為火者亞三，但理據似有不足。能擔任葡國首個來華使團翻譯，並且能“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為戲”，而且“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甚至被明朝官員誤認為使團之尊，說明其並非一般翻譯。如不精通葡語，真正使者皮萊資不可能任其如此張揚。更何況史料記載陪同皮萊資進京會見明朝皇帝的通事（翻譯）竟有四五人之多。然而，在當時情況下，葡人尚未進入中國內地，更沒有在華定居，境內華人並無接觸葡人，因而不具備向葡人學習葡語而成為翻譯的條件。另外，學習葡語非一日之功，能熟練擔任中葡之間語言溝通的翻譯並非短時間內能夠成就。皮萊資等人離開馬六甲循海路到廣東，臨時在中國召募譯員並無可能，故火者亞三等人不大可能是中國境內的華人。皮萊資率使團從馬六甲出發遠渡重洋去中國，而且身負打通中國關係的重要使命。明廷本來由於“佛郎機強，舉兵侵奪其地，王蘇端媽末出奔，遣使告難。時世宗嗣位，敕責佛郎機，令還其故土”1而對其不滿，後來屯門之役更加使明朝當局對葡人十分警惕，此次出使冒有極大風險，故不能不在各方面作好充份準備，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要選擇雙方之間的溝通者，作好翻譯方面的準備，在當地招募通曉葡語者加入使團。因此，火者亞三等人應該是來自葡人佔據多年的馬六甲。馬六甲自古以來就與中國商貿關係密切，“其自販於中國者，則直達廣東香山澳，接跡不絕云”2。由於山川阻隔，地處遙遠，向有華人充當傳譯的傳統。明史中就曾記載，“其通事亞劉，本江西萬安人蕭明舉，負罪逃入其國，賂大通事王永＂3。史中記載的亞劉和王永兩人均為翻譯。其實，許多葡國學者在分析有關文獻後都認為，葡人在澳門定居初期充當與華方交涉的譯1. 見《明史》卷三二五，《列傳》第二一三，外國六，中華書局出版，1974年，八四一九頁。2. 同前。3. 同前。
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員大多數是來自馬來半島及南洋一帶的華人，因為這些，地區早已是東南沿海居民赴海外謀生的首選。早於葡人東來一百年前鄭和率船七下西洋時，就受到在該地區華人的熱烈歡迎。而阿布克爾克於1511年攻陷馬六甲時，亦曾得到在當地經商的華人暗中支持。澳門開埠之初，葡人稱從事這種傳譯工作的人為“jurubaça”就是證明。“jurubaça”一詞源於葡人定居的馬來半島，屬馬來語，其意義為“舌頭”，原指能言善辯的人，後指口頭傳譯的人。顯而易見，其與今天“翻譯員”的意義有很大不同。後來才使用葡文詞滙稱之謂“intérprete”1或“tradutor”2。這些人多由於商業需要通過同葡人接觸而熟悉其語言，因此一般都是口頭翻譯者，絕大多數並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口譯翻譯訓練，更不用說筆譯了。由於沒有受過正規的語言訓練，而且是不同種族的華裔，不僅在語義轉達方面會出現失誤，而且會由於經濟利益或政治壓力及態度而使翻譯節外生枝。因此，在同中國政府打交道時，使用這些人會冒有很大的風險。皮萊資出使明廷的失敗，與火者亞三等人的態度不無關係。不僅沒有增進瞭解，反而產生了許多誤會。葡國學者何思靈曾說：“雖然在很多情況下都需要這些馬來亞人及華馬混血人作為語言溝通的仲介者，但這種作法不僅不實際，而且在處理一些微妙棘手的事情時冒有很大風險。因為每一個中間傳話的人（指翻譯）都有可能成為陰謀討好或者洩漏天機的根源。”3說明葡人對馬來半島的華裔充當傳譯很不信任，擔心他們在中葡兩國的溝通中會成為雙重效忠的獲益者。然而，在當時情況下，想要進入中國並站住腳，只能如此，別無他法。澳門開埠後，為了能在該半島長期居留，用的還是這種辦法。在中葡雙方之間進行溝通的，依然是這些極其缺乏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異類“舌頭”。葡人若想知己知彼，同中華帝國建立有利於自己的關係，就一定要由“自己人”來充當翻譯。然而，葡人定居澳門初期，由於忙於開辟日本、菲律賓、巽它群島等航線，澳門半島魚龍混雜，管治架構很不健全，甚至管理葡人的議事會亦未成立，因而不可能設立專門培訓翻譯員的機構。1. 該葡文詞義原為“解釋者”、“說明者”，此為“口譯者”。2. 詞意為“譯者”或“翻譯”，一般指筆譯。3. CelinaVeigadeOliveira,AEscoladeLínguaSínicanoContextodasRelaçõesLuso-Chinesas,RevistaCultura,No.18,ICM,1994.
7華語學校成立前的澳門翻譯及培訓二、耶穌會傳教士從事的翻譯活動16世紀末，許多耶穌會傳教士出於入華傳教及瞭解中國文化的目的，開始熱心學習漢語，有些人甚至成為西方第一批漢學家，不僅會說粵語，還能講流利的官話。明末清初許多介紹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著作都是在他們的參與下翻譯成功的。這使他們中的一些人能夠在明朝政府中擔任諸如欽天監之類的高官。其中的利瑪竇和羅明堅還編纂了最早的葡華詞典。這些傳教士如何學習漢語，是否在澳門已有正式的語言培訓機構，尚未見詳細記載，但通過傳入中國的許多譯著來看，其譯者大多來自澳門的聖保祿學院。雖然至今並未見到該學院設置專門培訓翻譯機構或課程的正式文字記載，但多數學者都認為該院有教授中文課程，至少有了一個傳教士自學漢語的學習環境，使他們在掌握中國語言文化後能順利進入中國內地開展傳教活動。聖保祿學院始創於1594年12月1日。其前身是耶穌會設立的一所相當於小學的初等教育機構，名為聖保祿小學。該所於1571年就創辦的小學“是天主教會在華創辦的第一所西式學堂”1。小學升格為學院後，無論從其規模還是專業設置，都相當於當時西方的大學，因而被史學家稱為澳門及遠東的第一所西式大學。許多學者都認為該學院開辦的課程有神學、數學、地理學、中文、葡文、拉丁文以及天文學等科目，從而使其成為派往中國、日本及遠東其他地區傳教人士的培訓中心，同時也使澳門成為天主教在亞洲地區開展活動的重要基地。著名的傳教士利瑪竇（MatteoRicci）湯若望（AdamSchall）等人在入華前均曾在這裡學習過中國語言及文化。特別是被邀請進京為明廷服務的傳教士，除在這裡進修當時中國十分感興趣的西方天文學和數學知識外，更加刻苦學習漢語，潛心研究中國的文化傳統及風俗習慣，使他們成為學貫東西的漢學專家。聖保祿學院於1594年建院之初便擁有200多名學生及59位耶穌會教師。隨著大量耶穌會士被派往遠東各地傳教，該校的學生越來越多。聖保祿學院於建院次年便由於一場大火而連同附屬教堂一起被部份焚毀。但由於學院的重要性及在遠東特別是中國傳教的需要，重建工作很快就完成了。18世紀中期，葡萄牙龐巴爾首相宣佈取締耶穌會，澳門的耶穌會士於1762年被全部驅1. 李向玉著：《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第17頁。
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逐出境，聖保祿學院被強行關閉。後來，該院址被用作駐軍兵營，1835年冬天再次遭遇火災，被大火焚毀，僅留下正面牆壁，成為今天的遺址。由於該時期歐洲的傳教士紛紛經澳門進入內地，聖保祿學院自然成為傳教士學習語言及從事翻譯的基地。學校課程分為三類：1.人文科—漢語、拉丁語、修辭學、音樂；2.哲學科—哲學、神學；3.自然科—數學、天文、曆算、物理學、醫藥學等。其中漢語為必修課程，課時最多1。 這些傳教士在掌握中國語言文化之後陸續進入中國，除了進行傳教活動外，還帶來了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並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幫助下，利用他們掌握的漢語將其譯成中文，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二次文化交流及翻譯的高潮，在中國翻譯史中意義深遠。在這次史稱西學東漸的大規模翻譯活動中，佔相當比例的主要是西方的自然科學著作。因此，這次翻譯活動與東漢至南宋的前一次翻譯高潮相比有很大不同。明末清初來華西方傳教士多達70多人，其中佼佼者有利瑪竇（MatteoRicci）、湯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羅雅各（JacobusRho）、鄧玉涵（JeanTerrenz）、金尼閣（NicolauTrigault）、南懷仁（FerdinardVerbiest）等人。這些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傳教士毫無例外地以澳門作為基地，學習中國的語言及文化，在進入中國內地後與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和王徵等對西方科學技術感興趣的中國士大夫或民間的知識分子緊密合作，通過翻譯的方法著書立說，其中有關科學技術的就達120多種，為西學東漸作出了重大貢獻，推動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教士兼學者翻譯的科學技術著作涉及多個領域。而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都在澳門聖保祿學院接受過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培訓。關於聖保祿學院的學習生活，吳歷在《三巴集》中曾有生動的描述：“性學難逢海外師，遠來從者盡童兒。何當日課分卯酉，靜聽搖鈴讀二時。”2說明在聖保祿學院學習的有很多遠道而來的青少年，不僅每天學習時間長，而且十分刻苦。“門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教筆可通。我寫蠅頭君鳥爪，橫看直視更難窮。”3該詩則描繪了東西方人士互相交流學習語言的生動景象。1. 黃鴻釗著《論澳門文化的形成和歷史地位》。澳門《行政》雜誌第九卷第33期，1996年9月/pp.843-851。2. 見吳歷著《三巴集》第1-4頁。《小石山房叢書》第13冊。3. 同前。
9華語學校成立前的澳門翻譯及培訓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18世紀中期以前有成就的中葡雙語人才和漢學研究專家多出於聖保祿學院。該時期雖無正規的翻譯培訓機構，但出於赴中國內地傳教的需要，澳門聖保祿學院以最自然原始的方法進行中國語言文化的培訓，而傳教士成功地成為雙語人才主要取決於他們的使命感。同時，該時期澳門華葡兩族之間的溝通（口譯）主要依賴澳門土生人才及少數華人進教者，甚至有毗鄰澳門的華人。“香山人類能番語，有貪其利者往往入贅焉＂1說的就是這種人。當然，他們對語言的習得並非通過學校，而是主要是依靠共融共處過程中的交往與實踐。三、聖若瑟修院的作用聖若瑟修院位於崗頂，屬澳門半島的中心位置，由耶穌會士創建於1728年。目前該學院連同聖若瑟教堂（俗稱小三巴教堂）一起被納入“澳門歷史城區”範圍，從而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歷史文化遺產名錄，成為全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說明該學院在人類文化發展中的重要程度。聖若瑟修院是繼聖保祿學院之後葡萄牙天主教會在遠東最重要的傳教士培訓基地之一。建院之後不久，其附屬的小三巴教堂便於1835年在火災中焚毀。建院初期，其培訓的傳教士大多被派往中國內地從事傳教活動。1762年，由於耶穌會被驅逐出澳門，便由葡屬印度的果阿（Goa）和碩朗（Chorão）修道院的拉紮祿教派神父接管。2至1856年遣使會管理時期結束，歷時近百年。該校學生大多來自本澳、香港、中國內地以及東帝汶，亦有在葡萄牙邊遠地區招募的幼童。文德泉神父曾回憶到，1924年7月，當他12歲時便同來自葡萄牙邊遠地區的另外四名兒童馬薩（EduardoAugustoMassa，13歲）、皮雷斯（AntónioManuelPires，15歲）3、馬德拉（FranciscoMadeira，12歲）4和瓦利斯（ManuelMariaVariz，14歲）來到澳門聖若瑟修院學習，後來分赴各地擔任神職。51. （清）佚名著《清朝野史大觀》：卷三《廣東諸番》。2. JournaloftheSocietyofArchitecturalHistorians,oftheVol.15,Page24,n.o3,PortuguesesEmpireIssue,Oct,1956.3. 皮雷斯從聖若瑟修院畢業後被分配到東帝汶任神父。日軍佔領東帝汶期間，皮雷斯因向澳大利亞軍隊供應糧食及煙草,慘遭日軍殺害並被焚屍。4. 馬德拉於聖若瑟修道院畢業後被派遣至東帝汶擔任神職人員。為抵抗日軍入侵加入澳大利亞軍隊，後壯烈犧牲。5. AntónioAresta,MonsenhorManuelTeixeiraeahistóriadaeducaçãoemMacau,RevistadaAdministraçãon.o40,SAFP,1998,Macau,p.335.
1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雖然聖若瑟修院被認為是繼聖保祿學院之後另一所高等教育機構，並於1800年被葡國瑪利亞一世女王授以遣史會之家稱號，但其並非一所培訓翻譯的正規學校，然而令人奇怪的是18世紀後期及19世紀初的澳門有成就的中葡翻譯人才多出自該所學校。作為一所專門培養神職人員的教育機構，其很多畢業的學生後來成為中葡兩國交往中的雙語外交人才或澳門培訓翻譯人員的專家，如在翻譯和漢學方面有傑出貢獻的伯多祿和馬貴斯。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由於同澳門以前的教育機構，特別是同聖保祿學院相比，該校具備更加良好的人文環境及教學條件。18至19世紀的歐洲，高等教育已日漸成熟，無論是學科的設置還是教學方法都有了重大突破和進步。這不能不影響到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聖若瑟修院在該時期擁有各類教師23位，而且絕大多數來自歐洲，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勤勉敬業。開設的課程有哲學、宗教、修辭、數學、閱讀、書寫、計算、葡文、拉丁文、英文、法文、中文、音樂等。1聖若瑟修道院能夠培養高素質的翻譯，亦與該校擁有高水準的漢學專家有密切關係，而其中的佼佼者就是19世紀著名的漢學家江沙維（JoaquimAfonsoGonçalves）和法國外方傳教會的神父科龍班（RégisGervaix）等一批從事漢學研究的教師。為了能培育出精通中國語言文化的本地人才，江沙維“以有條理的方式及毅力學習艱澀的中文，這是他邁向中國的第一步。其後，便是適應豐富多彩的風俗習慣，日常生活的心理活動，以及民間文化、藝術或禮儀。時至今日，人們仍對江沙維神父能在短短數年時間裡迅速掌握漢語表示驚訝。不但能講，而且能以極有深度的中文撰寫大量的作品”。2江沙維神父在實踐中意識到西方人學習中國語言的難處，特別是考慮到澳門翻譯工作的特點和需要，將其豐富的教學經驗上升為理論，並編寫了適合西方人學習漢語的語法教材。他一向認為傳譯和溝通絕不是單方面的，澳門的葡人認識中文固然重要，但華人認識葡文亦同樣重要。各自對另一方語言的瞭解和認識，可以消除相互間語義上的模糊之處。然而，澳門卻是另外一種情況，創造了翻譯這種行業。通常由一名懂雙語的澳門土生人或華人教1. 葉農著：《試述澳門聖若瑟修院在遣使會管理時期（1784-1856）的發展》，《學術研究》，2005年第12期。2. AntónioAresta,JoaquimAfonsoGonçalves,professoresinólogo,RevistadaAdministraçãon.o48,SAFP,Junhode2000,Macau.
11華語學校成立前的澳門翻譯及培訓友擔任傳譯工作。毫無疑問，自然會在語言傳譯過程中出現很多誤解的情況。針對這一問題，他編寫了一系列教材，使“江沙維神父在翻譯培訓教材及教學理論範疇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江沙維神父編寫的涉及語言和翻譯的教材及工具書主要有：《中國青年實用拉丁文文法》（1828年）;《中文技巧》（1829年，內容包括語音及文法，各種類型的範文）;《一般通俗及古典葡漢詞典》（1831年）;《一般通俗及古典漢葡詞典》（1833年）;《簡明拉漢讀音詞典》;《袖珍拉漢詞典》（1839年，其中包括所有的早期聖經用語）;《拉漢大詞典》（1841年，包括詞源、正音及構詞）。另外還留下多部未刊行的著作，如《新約全書》中文版及《中拉詞典》等。2從以上範圍廣泛的書目可以看出江沙維神父知識淵博，教學有方，顯然是一名優秀的中文教師，培養出大量雙語精英。“他的許多學生在政府擔任高職，甚至擔任華務司的理事官。”3江沙維神父以其漢語教學方面的突出成就，成為19世紀第一位偉大的葡萄牙漢學家。雖然澳門政府於1627年就制定頒布了《本城通官通事暨番書規例》，對澳門的語言培訓及使用作了法律規範，特別是強調了華語在澳門社會中的重要性，但從未對此採取過任何措施，更沒有制定教授及學習書面及口語的中文培訓方針和計劃。因此只能設立職業翻譯隊伍，協助政府推行各種法例，更有效地實現政府與社群之間的溝通。在江沙維的學生中，有一位名叫若瑟．馬爾蒂諾．馬貴斯（JoséMartinhoMarques）的澳門土生人，亦有人譯為馬葵士，於1810年3月2日生於澳門風順堂區，1867年7月4日歿於同一堂區。自幼在聖若瑟修院學習，精修漢語，後任澳門政府及多個外國使團翻譯。他對漢語極其精通，於1852年先後編出《地理備考》（TratadodeGeografia）和《音樂基礎讀本》（PrincípioselementaresdaMúsica）。另外，還留下一部尚未刊行的《漢葡詞典》（DiccionárioChina-Portuguez）。由於其在法國駐華使團的出色表現，曾被法國授予使團榮譽勳章。41. AntónioAresta,JoaquimAfonsoGonçalves,professoresinólogo,RevistadaAdministraçãon.o48,SAFP,Junhode2000,Macau,pp.680-681.2. 同前，p.681。3. 同前。4.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II,p.577
1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從政府方面，由於形勢的需要，亦開始考慮重視翻譯培訓問題。以1865年葡萄牙海事及海外部部長班德拉（MarquêsdeSádaBandeira）發佈12/07/865號法令為契機，澳葡政府根據法令中“設立一支華語翻譯隊，以便能夠承擔其應履行的職責”1的要求，開始在華務署內部以口傳面授的形式展開了翻譯員的培訓工作。著名翻譯員宋次生便是1879年十七歲時以該種“學徒＂身份進入該署學習翻譯的，後來成為葡國駐北京使團的重要翻譯。19世紀大量有才幹的翻譯員的出現，除了政治形勢的需要外，與聖若瑟學院和華務署內部的培訓活動不無關係。該兩機構前者屬民間性質，後者屬官方性質，雖然均不屬正式的翻譯培訓機構，但已形成澳門較為有效的翻譯培訓機構的雛形，為後來華語學校的正式成立創造了有利的組織條件，為該校未來培訓內容的制訂及教學方法的形成取得了寶貴經驗。四、近代澳門翻譯的中堅力量土生葡人19世紀中期，澳葡政府利用西方列強對華戰爭之際，肆意擴張澳門領土，取得對澳門的管治權。特別是澳門總督阿馬留拆毀清朝設在澳門的海關，驅逐中國官員，佔領龍田、望廈等原屬中國管轄的地區。由於把對葡裔居民的管治權擴展至華人社區，以及發展粵澳關系並強化同中國的外交來往以便獲取更多利益，澳門開始重視翻譯人員的培訓，在葡裔人士中出現許多精通葡漢雙語及中國文化的口筆譯翻譯人才。特別是宋次生、伯多祿、馬葵士、高士德等人均有在澳葡政府華務司擔任翻譯的經歷，並且在澳粵接觸甚至同北京政府的溝通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卡洛斯．羅莎（CarlosAugustoRochaD’Assumpção），取漢名宋次生，是19世紀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他是曾擔任澳門立法會主席的著名澳門土生人領袖宋玉生先生（CarlosAugustoCorrêaPaesD’Assumpção）的祖父。宋次生於1862年生於澳門風順堂區，1932年由於心臟病歿於香港九龍家中。關於他的情況，《澳門土生回聲報》作了這樣的報導：“他是一位學識淵博的翻譯員。1879年開始其翻譯生涯，任原華人事務總署二級通事生翻譯員，1898年晉升為一級翻譯員並擔任署長。1887年春被派往葡國駐廣州領事館，處理1. 見1865年10月9日澳門政府公報公佈的第12/07/865號法令。
13華語學校成立前的澳門翻譯及培訓橫琴島問題。1893年10月至1895年3月被派往葡萄牙駐上海總領事館，協助處理兩國之間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1901年12月至1902年10月作為外交使團成員赴北京工作。1900年10月陪同理事官赴香山石岐和斗門處理新基督教徒問題。”1宋玉生對漢學很有研究，特別在學習漢語方面有豐富經驗，是他為澳門土生人編輯出版了第一部學習漢語的實用教材。2新近出版的《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一中葡關係卷》記錄了宋次生（即卡洛斯．羅莎）以使館譯員身份分別致清政府外務部左丞和慶親王的信函。3從其流暢的文言文語句，可以看出其漢文的深厚功底及對中國文化的瞭解。澳門飛南第家族第四代小貝爾納迪諾‧塞納‧飛南第（BernardinodeSennaFernandesJr.）伯爵，1867年6月20日生於澳門大堂區。其堂兄法蘭西斯科‧飛南第（FranciscoHermenegildoFernandes）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朋友及澳門著名報人。小貝爾納迪諾年輕時曾負笈英國留學，後於1887年回澳門定居。小貝爾納迪諾‧飛南第伯爵精通數種外語，並且酷愛音樂，曾任暹羅駐澳門領事。4他擔任該職亦是繼承同名父親（BernardinodeSennaFernandes）曾擔任過的職務。安東尼奧．亞歷山大利諾．梅羅（塞爾高男爵）精通法語、意大利語、英語和西班牙語，同時熟練掌握漢語。他是一位“業餘”外交家，以不同語言為不同國家服務。曾先後擔任意大利駐澳門領事（1869年）、法國駐澳門副領事（1872年）、巴西駐澳門領事（1875年）以及比利時駐澳門領事（1876年）。當然，這與其在語言方面的天賦有密切關係；在政治方面，他擔任澳門政府許多重要職務，包括政府委員會常設委員（1869-1871）、法官（1870）、工務局技術委員會委員（1873）、工務局長；在社會方面擔任仁慈堂行政委員會主席（1875）。5他在建築方面也對澳門做出了很大貢獻。作為曾在法國和意大利學習過繪畫藝術的工程師，他不僅擔任過工務局長，還參與了許多建築物的設計工作，包括今天成為著名景點的聖珊澤宮（原澳督官邸）、澳督府（現特區政1. Jornal«EcoMacaense»,daediçãon.o27,de9deAbrilde1932.2.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p.195.3. 參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葡關係卷》第一冊，中華書局，2004，第一○六至一○七頁影印件。4.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I,p.545。5. 前引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第646/647頁。
1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府總部）、西洋墳場以及港務局大樓（原嚤羅兵營）。他還主持修建了曾被人譽為西洋建築精品的舊山頂醫院（已被拆毀）以及伯多祿五世劇院的翻修工作。1對中國文化頗有研究的澳門土生葡人翻譯還有阿比利奧．巴斯托（AbílioMariadaSilvaBasto）。他於1889年10月29日生於澳門大堂區。曾任華務署副署長，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館譯員。曾出版一些書籍，有《中國的婚姻》、《中國的考試制度》等，對漢學頗有研究。21913年4月12日在大堂區同熱諾維娃．安東尼婭（D.GenovevaAntóniadeSequeira）結婚，共育有9名子女，其中有3名生於廣州沙面，說明他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得益於其長期在廣州的生活。在翻譯方面貢獻卓著的還有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高美士不僅是一位多產的作家，而且集史學家、文學家、漢學家、翻譯家及新聞工作者於一身。高美士於1907年生於澳門。是庇山耶和曼努埃爾．門德斯（ManueldaSilvaMendes）的學生。擔任小學教師及校長達20年之久，很早就精通中國語言和文化。曾任漢語翻譯，並用漢語寫成《向兒童講述葡國魂》及《葡萄牙史概要》，同時還編纂了《粵葡詞典》。高美士最重要的著作是《澳門土生圖書編目》，為研究澳門歷史及文化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查閱途徑。高美士另一項功不可沒的工作，是將印光任和張汝霖的《澳門記略》譯成葡語，成為研究澳門史的葡國及其他西方學者必讀的參考書。另外，他還將中國經典著作《三字經》、《千字文》、《孝經》、《四書》、《論語》、《大學》、《中庸》以及老子的《道德經》等譯成葡語。他還將葡文、意大利文、法文等重要著作譯成漢語，其中就包括曾德昭的《大中國志》，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做出了重大貢獻，實為西人中所罕見。3值得一提的是，這位令澳門人引以自豪的偉大翻譯家正是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前身華語學校培訓出來的。近代澳門著名翻譯工作者伯多祿出生於1842年5月6日，自幼就讀於澳門聖若瑟修院，並以實習生身份到澳門政府華務署擔任譯員，後來成為該署1. 李長森著：《澳門歷史城區建築遺產與澳門土生葡人》，文化雜誌第63期。2. 前引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I,SEQUEIRA家族，§3º，n.ºVI。3. CarlosPintoSantosOrlandoNeves,DeLongeàChina–MacaunaHistoriografiaenaLiteraturaPortuguesas,Vol.III。另見LuísGonzagaGomes,Macau,FactoseLendas,由QuinzenadeMacau出版，1979年，里斯本。
15華語學校成立前的澳門翻譯及培訓署長。11887年，曾作為譯員隨葡國全權公使索薩．羅莎伯爵赴北京談判。這次出使的成果，是於該年12月1日簽署了葡中和好通商條約，中國從此正式失去了對澳門的管治權。伯多祿曾任聖若瑟修院和商業學校的中文教師，編輯若干語言教材，其中最為突出者是《澳門土生青年漢語教科書》。他是澳門商業學校的創建者，並任該校第一任校長。後該校即以其姓名命名。2他任澳門市政廳副主席及主席期間，改造了營地街市，並且為澳門所有街道安裝了路燈。人們最為欣賞的，是他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及深厚的漢語功底，尤其是對中國古漢語掌握得十分嫻熟，運用自如，具有相當出色的翻譯能力。現留存的他於1898年翻譯的一篇題為《大西洋國人航海尋獲印度路徑始末》的文章集中表現了他的翻譯文采。3不僅行文流暢，而且文風古雅。伯多祿編寫的一些關於漢語知識及中國文化的著作都曾作為華語學校學生學習翻譯的重要教材。澳門土生人中從事翻譯工作的還有若昂．伐利亞．馬爾薩（JoãodeLicópolisdeFariaMarçal）。他是馬爾薩家族第五代後裔。於1849年生於澳門大堂區，1898年歿於北京。他長期擔任西班牙駐北京使團的中文翻譯。由於澳門政府拒絕其擔任華務總署翻譯員的請求而決定在北京定居。雖然懷才不遇，但他在語言方面的天賦確實令人歎為觀止。他能夠準確流利地書寫及操講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蒙語、日語、拉丁語、希臘語，以及中國的官話（國語）、粵語、客家話、潮州話、寧波話等方言。他在學習這些語言的時候從來不需要專門的教師進行指導。4是無師自通，自學成才的典範。澳門19世紀大量優秀翻譯人才的出現，不僅形成了社會重視翻譯工作的氛圍，而且帶動了以學習中國語言文化為主要方向的漢學研究的發展及有關著作的大量問世。其中許多著作成為日後澳葡政府華語學校的教材。如伯1. 該署亦被華人稱為“華務司”或“華務局”，故上述街名被譯為“伯多祿局長街”。前揭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I,SILVA家族章節。2. 該校葡文校名為EscolaComercialdePedroNolascodaSilva，可簡譯為“伯多祿商業學校”或“商業學校”。3. 譯文全文約三千字，載於葡文報刊《唯獨報》第6版至第10版，1898年5月在澳門出版。雙語並排，其中漢語從右至左豎排，依古例無標點符號。該篇文章是作者JoãoPereiraVasco用葡文寫成，由伯多祿譯成漢語。其內容涉及紀念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航路400周年，刊載於1898年5月出版的《唯獨報》（葡文刊名«JornalÚnico»）。該報僅出一期，4開56版，彩色印刷並附照片。4. Pe.ManuelTeixeira,GaleriadeMacaensesIlustres,p.474.
1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多祿編著的《漢語語法》及其翻譯的《聖諭廣訓》均被納入華語學校1915年的教學計劃之中，成為學習中葡翻譯專業的學生必備教科書。同時，這些人亦為華語學校的師資來源提供了保證，為華語學校的建立與發展提供了優秀的人力資源。伯多祿本人就曾在華語學校講授有關課程。五、利宵中學?─?華語學校學生的主要來源地利宵中學（Lyceu）在澳門近代教育史中佔有重要地位。該校根據1893年7月27日的法律建立。同年10月，利用崗頂的聖奧斯丁修道院原有的建築物開始校舍改建工程。一年後的1894年9月28日，澳門總督高士德出席該校校址啟用及開學典禮，宣佈利宵中學正式開始運作。而該校一年級的新生便在聖奧斯丁修道院的原址開始了澳門利宵中學的學習生活。從此，澳門有了第一所正規的西式初中級教育機構。同年，《澳門政府公報》公佈法令在該校設立圖書館，此應為在華西式中小學設置圖書館之始。為了保證該校的教學質量，許多教師都聘自宗主國葡萄牙，其中包括在該校教授基礎哲學科目的庇山耶1和教授數學科目的莫拉斯。21900年，利宵中學遷入位於南灣街和市政廳之間的一幢大廈。1917年，於1890年建成的原準備作為風景酒店設施的建築物成為利宵中學的臨時校舍。該校曾經歷數次搬遷，於澳門主權回歸前遷至原伯多祿商業學校校址，並更名為葡文學校。利宵中學的創辦不僅使澳門有了歷史上第一所開展初中等教育的正規學校，使有求學願望的葡裔青少年不再遠赴果阿或葡國讀書，而且為後來成立的培訓翻譯的華語學校輸送了合格的畢業生。華語學校的招生規定以文件審核的形式公開招考，考生應該擁有“修讀國立中學（即利宵中學）或者任何類似中等教育機構全部規定課程”的資歷，並且必須“在澳門的中等教育機構修讀過華語課程”3。1. 庇山耶，葡文全名CamiloAlmeidaPessanha，1867年9月7日生於葡萄牙科英布拉，1926年3月1日殁於澳門。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畢業，1894年定居澳門從事法律工作，曾在利宵中學教授基礎哲學三年。葡萄牙象徵主義詩人，在澳門生活30多年，留有混血後裔。除有大量詩作外，亦曾將中國古體詩譯成葡文。2. 莫拉斯，葡文全名WenceslauJosédeSousadeMoraes，1854年5月30日生於里斯本，1875年於海軍學校畢業後即在海軍服役，先後在莫桑比克、澳門、帝汶、日本等港口駐勤。在澳門常駐期間，曾任澳門港務局長，並擔任利宵中學的數學教師。一生酷愛東方文化，特別是十分迷戀日本文化。1898年任葡國駐日本領事，後離開澳門的中國妻子阿嬋（音譯）及兩名子女赴日定居，先後同兩名日本女子同居。1929年7月1日殁於日本德島。3. 1914年11月30日第1:118號法令。
17華語學校成立前的澳門翻譯及培訓雖然法令用了招生對象包括“任何類似中等教育機構”的說法，但利宵中學是澳門僅有的一所中學，說明華語學校的學生主要來自利宵中學的畢業生。而“類似”的說法僅適用於偶爾來自葡國或其他葡屬領地的考生，但此種情況應十分罕見。綜上所述，19世紀聖若瑟修院精通漢學的神父所推動的中國語言文化教育為中葡翻譯的培訓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提供了優秀的師資；同時期大量優秀翻譯人才的出現形成了社會重視翻譯的環境與氛圍，許多澳門土生青年有志獻身於翻譯事業，渴望澳門設立正規的有資質的翻譯培訓機構，以便接受有效的翻譯訓練；眾多學者，包括澳門土生學者潛心研究中國語言文化並出版了大量的漢語教材及工具書，同時，歐洲漢學在該時期得到迅速發展，許多西方學者亦編寫出版了許多關於中國語言、文化、習俗、禮儀、地理、歷史、政治等方面的知識性著作，甚至涉及儒學、四書五經、官式文書、中西方關係等。這些都能成為翻譯培訓的理想教材；澳門利宵中學的創建使華語學校的生源問題得以解決；19世紀和20世紀交替之際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需要和立法上的保障使翻譯培訓成為可能。在上述種種有利形勢下，華語學校的建立已水到渠成，指日可待。葡萄牙王室終於在1905年7月22日發佈了王室預算法令，宣佈正式設立培訓澳門中葡翻譯的華語學校，即現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前身。本文於2009年9月刊於《澳門理工學報》2009年第3期
1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以阿馬留（JoãoFerreiradoAmaral）於1846年就任澳門第七十九屆總督後完全取得澳門半島治權為分水嶺，澳葡當局在翻譯的培訓方面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在此之前，澳門治權屬於明清政府，從16世紀中期至19世紀中期的三百年時間裡，在澳門生活居住的華人居民一直由廣東省香山縣管轄。雖然居澳葡人自16世紀末便設立了議事會（即市政廳），並且具體由該機構選出的治安判事和理事官以及王室派來的王室法官對澳門實施管理，但這種管理僅適用於葡人社區內部，從來沒有延伸到界牆以外的半島北部地區1。因此，澳葡當局只需要與中國官方打交道，具體通過理事官與香山及廣州進行聯絡，處理粵澳之間的各種問題。在葡人居澳450年的大多數時間裡，澳葡政府一直沒有一項確定的語言政策，更談不上在翻譯培訓問題上有甚麼策略。面對許多非洲葡屬殖民地葡語的普及，許多葡萄牙學者將澳門的情況歸咎於澳葡政府目光短淺，施政不力。比如前語言暨翻譯學校校長高曼娜就批評說“在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的400年裡，歷屆政府都拖延了語言溝通問題，從來就沒有一項與語言培訓有關的既定策略。沒有語言政策使不同族群被封閉在自己的語言圈子裡”2。其實，內容提要如果從1905年7月22日葡萄牙發佈王室預算法令在澳葡政府華務署設立專門培養翻譯的學校算起，澳門政府設立機構培訓中葡翻譯的歷史至今已一百多年了。而該所澳門歷史上培養出許多諸如高美士這樣著名翻譯人才的中葡翻譯培訓機構，就是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前身。本文旨在通過澳門官方中葡翻譯課程一個世紀的發展演變過程，說明翻譯培訓及教學在澳門多語言社會中的作用，以及在新的形勢下澳門理工學院繼續加強及改善中葡翻譯教學的重要性。尤其是研究百年前澳門中葡翻譯教學的課程設置對我們今日的翻譯教學仍具有啟迪意義。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1. 指望廈、龍田、台山等地區。2. 高曼娜（MariaManuelaGomesPaiva）著，EncontroseDesencontrosdaCoexistência–Opapeldointérprete-tradutornasociedadedeMacau,NotaPrévia.LivrosdoOriente,2004,Macau,p.9。
19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這種批評有失偏頗，這是因為中國同非洲情況不同，在治權屬中國政府及大多數居民為文化底蘊深厚的華人情況下，澳葡當局不是不想為之，而是不能為之。由於澳葡當局在華語溝通方面主要限於澳粵官方之間，因而長期以來並不重視中葡雙語人才的培訓，亦沒有設置翻譯員的官方職位。充當澳粵之間傳譯工作的，多是通曉粵語口語的澳門土生市民或商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從事這種傳譯工作的人早期叫做“jurubaça”1，後來叫做“intérprete”2。可見，這些人都是口頭翻譯者，絕大多數並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口譯翻譯訓練，更不用說筆譯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關心及重視中葡翻譯教學及培訓的反而是非官方的教會。從16世紀末開始，便有許多傳教士熱心學習漢語，有些人甚至成為西方第一批漢學家，不僅會說粵語，還能講流利的官話。明末清初許多介紹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著作都是在他們的參與下翻譯成功的。這使他們中的一些人能夠在明朝政府中擔任諸如欽天監之類的高官。其中的利瑪竇和羅明堅還編纂了最早的葡華詞典。到了19世紀中期，葡萄牙趁英法等國大肆侵華並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清朝政府無睱自顧之際，公然奪取澳門治權。先是葡國女王瑪麗亞二世宣佈澳門為自由港，繼而於1846年派出強硬派軍人阿馬留擔任澳門總督，驅逐中國官員，擴張北區領土，將整個澳門半島置於葡方管治之下。在這種情況下，澳門華夷居民共處分治的局面被完全打破，澳葡政府管理的不僅僅是葡裔居民，而且也包括佔澳門人口絕大多數的華裔居民。除了要與講官話的中國官方繼續保持聯繫，還要與操粵語的居澳華人居民實現對話。語言溝通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1865年，考慮到澳門形勢的新發展，葡萄牙海事及海外部部長MarquêsdeSádaBandeira發佈12/07/865號法令，認為由於澳門“政府當局與中華帝國的頻繁交往以及其居民的特殊性”，因而有必要頒佈法令“設立一支華語翻譯隊伍，以便能夠承擔其應履行的職責”3。1. 該詞源於東來葡人最早定居的馬來半島，其意義為“舌頭”，原指能言善辯的人，亦稱“舌人”，後指口頭傳譯的人。顯而易見，其與今天“翻譯員”的意義有很大不同。明史中記載的“火者阿三”就是這樣的人。2. 該葡文詞義原為“解釋者”，現為“口譯者”。3. 見1865年10月9日澳門政府公報公佈的第12/07/865號法令。
2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同年，澳葡政府根據上述法令建立了第一支屬公務員編制的翻譯隊伍，除了滿足本地政府與華人及廣東政府溝通的需要，還承擔向葡國駐北京、上海、廣州等地使領館派出翻譯員的任務。該支翻譯隊伍在建立之初由一名一等翻譯員、一名二等翻譯員及兩名通事生1組成。其中通事生每月可以得到20$000至30$000雷亞爾的學習補貼，並且須在“理事官公署2或澳門政府輔政司署3實習”。在政府機構中出現“通事生”的職稱，說明政府從1865年就已正式建立了翻譯員的培訓機制，而此就是後來設立專門培訓翻譯的學校雛型。早在此之前，就在專司華人事務的理事官公署之下設立了華人事務辦公處（SecçãodeExpedienteSínico）。阿馬留驅趕中方官員，擴張澳門領土，完全取得澳門管治權後，如何處理佔澳門人口絶大多數的華人事務成為燃眉之急。於是，澳葡政府於1885年11月2日頒佈法令，將華人事務辦公處從理事官公署獨立出來升格為華務署（RepartiçãodoExpedienteSínico）。成立該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澳葡行政當局與廣大華人社會的語言溝通。面對人數眾多的華人社會，澳葡政府需要在社會、文化、經濟、法律等諸多方面實施管理。毫無疑問，華人事務署承擔著多方面的繁重工作，而其中最主要就是翻譯工作。為了充份發揮發揮該署的職能和作用，就有必要對充當筆頭和口頭翻譯的人員進行正規培訓，因而也就需要設立一個培訓翻譯人員的機構。在華務署成立章程的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中，要求設立一個政府翻譯人員的培訓教育機構。於是在葡萄牙王室1905年7月22日公佈的王室預算法令中，決定在澳門設立一所正規翻譯學校。文德泉神父曾在他的研究著作《澳門的教育》中談到該所學校的建立：“……在澳門華務署屬下設立一所培養諳熟中國問題的合格翻譯員的學校，以便研習書面華語及粵語方言，使其符合該1. 葡文原文為“aluno”，該詞意為學生，即這些“通事生”實際上是在工作中學習翻譯的學生。2. 葡文詞為“procuratura”。該詞有代理人的職位或者機構之意，可譯為理事官公署。在澳門歷史上指代表澳葡政府與華人及中國官方聯絡的機構，因而亦有人譯為華務專員公署或華政衙門。其負責人稱為理事官（procurador），或華務專員，中方歷史文獻中多誤稱為“唩嚟哆”。但“唩嚟哆”其實是“vereador”（市政廳委員）的音譯。而“vereador”和“procurador”（理事官）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職責。可能是中方官員最初將理事官和市政廳委員兩種職位混淆了，亦或者理事官可能同時擔任vereador一職。總之是以訛傳訛，被中國官方採用。其原因較為複雜，在此不再贅述。3. 葡文詞為Secretariadogoverno，前澳督府辦事機構，相當於現代的秘書處或者辦公處。
21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省（指澳門）所需公職人員的資格。”1從此，澳門便有了第一所培訓翻譯的學校，揭開了官方正規培訓翻譯的新篇章。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學者對1905年是否設立了翻譯學校存有懷疑。高曼娜認為：“不能確定該法令是否產生了效力，因為被發現的第一批涉及該校的文件所標示的日期是1909年，更何況華務署章程第19條規定中所使用的動詞是將來時，即（學校）‘將在華務署屬下設立一所華語學校’”。2吳志良博士亦認為，“1905年政府預算法令中，曾提及建立一所翻譯學校，但翻譯學校的真正創立還要等到1914年”3。並且在註釋中說，“……許多法例只是名義上的，未必被真正執行。”4筆者認為上述學者的分析有一定道理。這是因為，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更何況是設立一所前所未有的學校。至於高曼娜提到的動詞將來時問題，這沒有甚麼奇怪。哪怕學校於法令公佈次日建成，法令中的動詞也應是將來時。吳志良博士提到的“翻譯學校的真正創立還要等到1914年”，是指分別於1914年11月30日在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公報及1915年2月6日在澳門政府公報第6期上公佈的第1:118號法令。但該法令的主要內容是對華務署的翻譯培訓模式進行改造5及規範，以便該校能夠更好地發揮為其規定的職能。說明該學校在1914年之前就以某種形式存在了，更何況高曼娜通過對該校史料的研究，已經發現第一批涉及該校的文件所標示的日期是1909年。當然，由於沒有發現建校的具體資料，很難說清楚學校是哪一天正式宣佈成立的。但通過以上分析，至少可以確定學校的籌建不晚於1909年，而正式運作不晚於1914年。數年內籌備建成一所學校在今天也是正常的，更何況是在當年。但無論如何，澳門華語翻譯學校的建立緣於1905年的王室預算法令。學者何思靈認為，“1905年7月22日頒佈了預算法令，雖然這一法令的效果是值得懷疑的，但它正式宣佈了建立一座以澳門政府公務員為對象，旨1. 文德泉神父（Pe.ManuelTeixeira）著，AEducaçãoemMacau,1982,Macau,p.136。2. 前揭高曼娜著EncontroseDesencontrosdaCoexistência–Opapeldointérprete-tradutornasociedadedeMacau,NotaPrévia.LivrosdoOriente,2004,Macau,p.29。3.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序言部份，《序—翻譯的神話與語言的政治》，澳門基金會出版，澳門，2002年，第VII頁。4. 同前。5. 法令中使用的動詞是remodelar，指重新塑造、改變、改造、重做等詞義。
2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在培養中文翻譯並教授中文書面語言和廣東方言的學校。”11914年的第1:118號法令提出了辦學的三個目標，其中有兩項與語言傳譯有直接關係。“向葡萄牙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及駐廣州和上海的葡萄牙領事館提供華語翻譯員；使年輕人能夠承擔華語翻譯工作”。21915年8月3日的葡萄牙共和國政府第130期每日公報及同年10月9日的澳門政府第41期公報刊登了第1:786號法令，對澳門的華語學校又做了進一步的規範。其中第一條規定指出，“學校隸屬於華務署，其宗旨是為華語口譯以及筆譯職位培訓合格的候選人”。3令人奇怪的是，這所專門培養翻譯的教學機構並非取名為翻譯學校。該法令獨一條規定“學校的名稱為華語學校，校址設在華務署所在大廈內”4。唯一的解釋是，學校的性質是“外語”學校，因而學生應該是母語為非漢語的澳門土生青年。該法令規定，“華語學校的運作受本章程規定約束，在有遺漏情況下，受澳門國立中學5現行章程規定約束。”6由此可見，在澳門沒有高等學校辦學經驗的情況下，雖然該學校的授課內容遠遠高於中等學校，而且招生的學生必須是讀完高中的畢業生，但在管理方面仍遵循較為成熟的葡國公立中等學校模式。華語學校主要開設二等翻譯員及一等翻譯員的培訓課程。其中二等翻譯員的學制為五年，課程包括書面漢語和粵方言口語。7一等翻譯員的學制為三年，課程包括書面漢語和相關科目以及北京官話（國語）口語。8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該語言學校意識到培養合格翻譯員的難度以及對教學的嚴格要求。學生需要經過前後八年的學習才能達到一等翻譯員的水準並且允許畢業。修讀年限差不多相當於今天從學士到博士的全部學習時間。難怪在當時的澳門土生人中會出現相當優秀的翻譯作品。如該校畢業的學生高美士（LuísGongzagaGomes）不僅翻譯出《論語》、《詩經》等數十部中國經典著作，而且把清代任光印和張汝霖的《澳門紀略》譯成葡文，至今仍是葡國史學1. 何思靈（CelinaVeigadeOlivera）著，姚京明譯《葡中關係背景下的中文翻譯學校》，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十八期，澳門，1994年，第43頁。2. 1914年11月30日第1:118號法令。3. 1915年第1:786號法令。4. 同前。5. 即利宵中學。利宵一詞是葡文“Liceu”的音譯，指公立中等學校。6. 前揭1915年第1:786號法令第二條。7. 前揭1915年第1:786號法令第四條。8. 前揭1915年第1:786號法令第五條。
23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界研究澳門歷史的重要參考書。另一位著名的土生葡人翻譯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竟能用流利的中國文言將葡語譯成漢語。說明當時的翻譯人員語言技巧之精湛及文學修養之高深。關於學生的招生，該校規定以文件審核的形式公開招考。也就是說，考生應該擁有“修讀國立中學或者任何類似中等教育機構全部規定課程”的資歷，並且必須“在澳門的中等教育機構修讀過華語課程”1。從該項規定中可以看出，雖然學校的規模不大，而且其名稱僅為“學校”而非大學，但對學生的起點要求很高。對報讀該學校的入學要求並不低於今日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同類課程的入學條件。從當時的教學大綱可以看出，二等翻譯員的課程主要是教授漢語書面語及口語（粵方言）基礎知識。而規定的所謂“相關課程”則指中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禮儀等科目，為升入一等翻譯員的學習課程打好基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還開設了孔子及孟子的儒學課程、關於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關係的課程，以及中國官方禮儀和民間習俗的課程。顯而易見，這些課程的設置與華務署章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的“向葡萄牙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及駐廣州和上海的葡萄牙領事館提供華語翻譯員”的目標有關，為葡萄牙的對華外交領域培養合格人才。教學大綱規定一等翻譯員還要學習英語和法語。說明要求學生掌握多種外語，以滿足當時外交工作的需要。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會有相當多的澳門土生人在駐北京的外國使團及英法等國的大公司中充當傳譯人員。學校還規定，每學年結束時要進行不同語言對譯的翻譯實踐考試，同時亦進行英語及法語的實踐考試。何思靈就提到，後來成為著名漢學家的土生學生高美士在修讀一等翻譯課程時，由於其三年級的中文考試不合格而未獲准畢業，後來考慮到其法文及英文考試成績優秀，在政府司法顧問的干預下才得以避免留級重修的厄運。220世紀中期，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中國內戰的影響，以及後來葡萄牙拒不承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華葡國使領館撤出，與中方斷絕任何來往，澳葡當局對翻譯的需求大大減小，翻譯員職業的前景十分暗淡，於是1. 前揭1914年11月30日第1:118號法令第三章。2. 前揭奧利維拉著，姚京明譯《葡中關係背景下的中文翻譯學校》，第44頁。
2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華語學校門可羅雀，相當冷清，甚至連續幾年招不到學生。根據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保存的檔案資料記載，從1944年起，華語學校再沒有招收過學生，這種情況一直延續了17年。1面對這種政治及社會形勢，澳門總督戴思樂（GabrielMaurícioTeixeira）於1946年5月4日發佈第928號法規，對仍在生效的1914年11月30日第1:118號法令及1915年7月22日的第1:786號法令核准的原華務署及其所屬學校的章程進行了修改，以便新成立的民政司中心署華務特別處（SecçãoEspecialdoExpedienteSínicodaRepartiçãoCentraldosServiçosdeAdministraçãoCivil）適應新的形勢，並且有效地開展工作。新法規對於華語學校的目的和責任似乎未做重大改動，因為其第一條第四款規定要“繼續保留一所學校以便培訓青年成為合格的華語翻譯人員”。但從華務特別處的人員配備上，可以看出對翻譯員的需求有所減少，僅需要兩名一等翻譯員和三名二等翻譯員。2關於學校，法規規定仍設立一等翻譯員課程和二等翻譯員課程，並要求所有二等翻譯員及學生翻譯員（即通事生）必須分別修讀上述課程。3說明這時的華語（翻譯）學校雖然沒有招收學生，但培訓工作沒有停止，更沒有停辦，而是以培訓在職翻譯員為主。關於教師，1946年的法規要求漢語的書面語言及口語（粵語和國語）分別由華務特別處處長以及粵語文案和國語文案4根據章程後附的教學大綱教授。5每週分別有三個小時的書面漢語課及三個小時的口語課。可見課時安排亦有所減少。每月安排數次書面練習，每年都進行書面考試及口試。書面考試內容包括將一篇中文文章譯成葡文，同時將一篇葡文文章譯成中文。另外，還要將一篇葡文文章譯成英文。說明對學生的要求很高。其他課程還有葡萄牙及中國歷史、地理、公證服務、中國禮儀、中國行政機構、1. 前揭高曼娜EncontroseDesencontrosdaCoexistência–Opapeldointérprete-tradutornasociedadedeMacau,NotaPrévia.LivrosdoOriente,2004,Macau,p.31。2. 第928號法規第二條。3. 前揭第928號法規第十二條。4. 此處提到“粵語文案”和“國語文案”似有些費解。澳門政府的文案應是指以書面漢語為譯文進行修改及潤色的工作人員。“粵語”和“國語”在口語上區别很大，但對於口譯工作來說不可能需要文案。若是指規範的書面漢語，則粵語同國語應該是統一的，無甚區別。當時澳葡政府分別設“粵語文案”和“國語文案”，可能由於葡人誤以為粵語和國語使用不同的書面語之故。亦有可能是分工不同，“粵語文案”處理本地文書，而“國語文案”處理同北京打交道的文書。5. 前揭第928號法規附課程大綱，附件III和附件IV。
25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澳門行政機構，以及打字考試。不要小看打字科目的設置。在當時情況下，中文打字機尚未出現，打字僅用於西方文字。即使後來林語堂發明了打字機，但由於中國文字結構複雜，能掌握中文打字只是少數經過特別訓練的人。要求翻譯學校的學生學習打字，這說明澳葡政府的翻譯策略根據形勢的變化而有所改變。從以葡漢翻譯為主轉為以漢葡翻譯為主。無論是1914的課程大綱，還是1946的課程大綱，均顯示該學校在主修語言方面僅為中文（英文和法文是副科）。說明當時將該校定名為“華語學校”是名副其實的，是一所母語為葡語者學習漢語（外語）的學校，使良好掌握母語的學生通過對“外語”的學習而成為翻譯人員。這與當前中國內地許多外語院校的作法很相似。另外，所使用的教學方法及主要翻譯教材，則是由著名土生葡人翻譯家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制定及編寫的。這時的語言學校亦招收外部學生，但沒有政府補貼，而且必須符合規定的入學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報考者必須修讀完利宵中學高中的課程並合格，或者具有相等學歷。接受政府補貼的學生（兼職接受培訓）在課外必須為政府提供服務，而在課程結束後必須接受委派，並且根據其學習翻譯的等級，到葡萄牙駐華使團或者駐上海及廣州領事館工作至少三年。當然，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葡斷交，便沒有這種需要了。該學校恢復生機已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事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其中包括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並且於七十年代初加入聯合國並成為常任理事國，另一方面，葡萄牙於1974年發生了推翻獨裁專制的政變，開始推行民主化及非殖民化進程，1976年核准的葡萄牙新憲法承認了中國對澳門的主權，中葡關係開始緩和，尤其是粵澳之間開始加強聯繫，翻譯的地位再次突出。1976年，澳葡政府通過10月30日第47/76/M號法令對該學校做了新的規定。可能是由於這一時期學生的成份或者培養目標發生變化，將沿用了近60年的華語學校改名為華務廳技術學校。第47/76/M號法令規定：“考慮到澳門地區人口的構成，在上個世紀成立了一個主要目的是為了葡人及華人之間更好溝通的公共機構。……現在必須承認急需將核機構進行擴大並對其架構模式進行重組，以更好適應目前要求，更加有效地發揮其作用，故此設立華務廳……”
2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在談到該廳具體職能時，第47/76/M號法令指出該廳應“在與華裔居民溝通方面為本澳公共機構提供協助；向有需要的葡萄牙使館及領事館提供技術人員；通過其技術學校培養專門人才”。這一時期華務廳的翻譯陣容亦空前強大。計有一名司長；一名司長助理；一名主任翻譯員；四名一等翻譯員；四名二等翻譯員；十四名見習翻譯員；一名主任文案；三名一等文案；兩名二等文案；一名三等文案；以及六名見習文案。翻譯員竟有二十五人之多。可見該時期對翻譯需求量之大。關於技術學校，該法令指出“在華務廳屬下設置技術學校，其基本目標是為翻譯職位培養合格人才”。1由於此時為翻譯員職程設置了不同級別，故技術學校在課程設置上亦做了相應的調整，共開設了三級課程，每一級課程修讀期為兩年，也就是說共需六年時間才能修完技術學校設置的全部翻譯課程。具體來說，見習翻譯員必須修讀第一級課程；三級翻譯員必須修讀第二級課程；而二級翻譯員必須修讀第三級課程。2技術學校亦對外公開招收學生，但必須符合學校的要求，其最低學歷為利宵中學畢業或者同等學歷，但必須繳付學費。第47/76/M號法令對技術學校畢業生的標準要求是相當高的。比如規定一等翻譯員必須能夠翻譯絕密文件及其他重要文件；能將公證處的各種契約文書及公共機構的各種合約譯成中文；能在法院從事相關專業工作；能為立法會、諮詢會及法院承擔翻譯工作；在需要的時候能在技術學校承擔教學工作等等。法令對二等翻譯員和三等翻譯員的要求亦做了相應規定。因此，技術學校在設計教學大綱時必須與上述要求相配合。由於形勢的需要，華務廳後來升格為華務司，技術學校也就成了華務司技術學校。應該說，華務司技術學校為後來澳門過渡期的翻譯及雙語人才培養做出了重大貢獻。目前在澳門各政府部門工作的翻譯員絕大多數在該技術學校接受過培訓，尤其是早期畢業的學生多數成為各個部門的主管及負責人，特區政府成立後擔任司局級官員的不在少數，甚至成為法官及檢察官。正因為修讀中葡翻譯課程有很好的前景，報讀華務司技術學校的青年在澳門主權回歸的過渡期逐年增加，使其在澳門尚無公立高等學校的情況下，成為澳門1. 見第47/76/M號法令第五十四條。2. 前揭第47/76/M號法令第六十一條。
27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最重要的專業培訓機構。當時許多青年人報讀華務司技術學校亦與澳葡政府付給學生豐厚的薪酬有關。政府公佈的五月二十九日第24/90/M號法令一開始就提到：“鑒於華務司技術學校課程的發展及就讀人數的增加，該校工作日益繁重，因此，除在將來進行更深入檢討外，現即時設立條件以使該校領導獲致更佳運作，並修訂該校部分學生的薪酬，作為支持普及雙語政策最重要機構的即時措施。”1其中第二十二條第四款對進入翻譯員職程的學生薪酬及制度做了具體規定：a）基本課程第一年，相當於240個薪俸索引點；b）基本課程第二年及就讀進入翻譯員職程第一職等速成課程者，相當於260個薪俸索引點；c）基本課程第三年，相當於280個薪俸索引點；d）就讀進入翻譯員職程第三職等速成課程者，相當於430個薪俸索引點；e）在專業實習及其後直至進入有關職級時止，相當於該職級第一職階薪俸索引減20點的薪酬。也就是說，當一名學生進入最後一年學習的時候，已經可以收取接近在職高級技術員第一職階的報酬。這種帶高薪學習的政策無疑刺激了許多學生的學習熱情，尤其是對家庭貧困者。與此同時，華務司也進入全盛時期，其擁有的翻譯技術人員竟達到130人，其中尚不包括擔任領導職務的10名高級翻譯技術人員2和30名文案3。一時間，位於荷蘭園的那幢米黃色歐陸式二層小樓裡書聲朗朗，門庭若市，一改幾十年的冷清景象。1. 據澳門政府規定，只有高級雙語人才才能擔任華務司的領導及指導職務。此亦是該部門的傳統。比如澳門歷史上著名漢學家伯多祿就曾擔任華務署署長。擔任華務司領導及指導職務的人亦須參加重要翻譯工作。比如前華務司司長蘇保明在中葡談判期間曾多次擔任會談翻譯。因此，他們亦應屬翻譯技術人員。2. 文案的設置是澳門翻譯史中的一大特色，至今在公務員的編制中仍保留該職稱，雖然其職責已有所改變。傳統上，文案的主要職責是對中文譯本進行修改及潤色，是翻譯程序中最後一個環節。在一般情況下並不要求其具有葡文水平。雖然文案在翻譯中只是起到輔助作用，但譯文的水準及準確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案對翻譯交出的“毛坯”譯稿的理解。由於文案並非精通葡文，經過“潤色”後雖然使中文譯本增色不少，高雅許多，但在有些情況下卻“謬之千里”。可見，由文案協助翻譯是有一定風險的。3. 據9月30日第185/91/M號訓令附表。BoletimOficialdeMacau,no.39,doDia30deSetembrode1991,Suplemento.
2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人員組別???職系???職級及職稱????職缺領導及指導翻譯行政工人及助理員b)總計司長副司長廳長a)處長署長b)組長c)辦事處主任b)科長翻譯顧問主任翻譯首席翻譯一等翻譯二等翻譯三等翻譯主任文案首席文案一等文案二等文案三等文案行政文員繕錄打字員b)專業助理員助理員1121111230100121824714206531華務司全盛時期人員編制1將技術學校的教學大綱同以前的華語學校相比較，會發現在課程設置上有重大改變。在課程的安排上增加了大量的葡文科目，特別是葡萄牙語言及文學科目。這說明不僅學校的名稱發生了改變，而且其教學內容亦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他已不再是葡人學習中文的一所“外語”學校，而是不同族群的學生在此共同學習雙語的真正意義上的“翻譯學校”。由於華人學生對該所學校越來越感興趣，華人和土生葡人同坐一室學習中葡翻譯漸成風氣。另外，為了加強翻譯的訓練，還增設了筆譯及口譯技巧等課程，加強了中葡兩種語言的互譯訓練。同時，中國語言及文化繼續在課時中佔很大比重。與華語學校時代相比，技術學校似乎有了較大的自主性。比如在課時安排上，1. 據9月30日第185/91/M號訓令附表。BoletimOficialdeMacau,no.39,doDia30deSetembrode1991,Suplemento.a)其一為技術學校校長；b)倘職位出缺時，取銷該職位；c)技術學校副校長。
29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1. 據第16/92/M號法令。華語學校必須按照法令的規定去做，但對技術學校來說，具體課時安排由校長決定。在師資力量上，技術學校的規模依然不大。該校一級課程配備兩名教師，其他各級課程各配備一名教師。技術學校的真正大發展，是在1992年併入澳門理工學院以後，使澳門培訓翻譯人才的搖籃真正被納入高等教育範疇，正可謂百年搖籃，根深葉茂。華務司技術學校被納入澳門理工學院編制與後來華務司被撤銷有關。雖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華務機構主要擔當文件翻譯及與華人行政溝通的任務，但應該說該機構的設立從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在明清政府對澳門實施有效管治的年代裡，澳葡當局從來沒有設置這一機構，僅有一個理事官公署代表葡人社會同中方打交道。從19世紀中期起至主權回歸前的後過渡期被撤銷為止，該機構存在的一百多年正好是葡萄牙取得澳門主權至澳門主權回歸中國的歷史。從理論上看，一個政府機構的存在是不分種族對待全體公民的，但澳葡當局取得澳門主權後專設管理華人的機構，雖然起到政府同華人溝通的作用，但亦說明是統一管治下的分治，是佔人口少數操另一種語言的外族對佔人口多數的華人的管治，是將居民分成等級的管治。當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澳門進入過渡期時，這個機構已沒有存在的必要。於是，澳葡政府於1992年通過三月二日的第16/92/M號法令，“將賦予華務司技術學校之職責及權限轉予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1，納入澳門高等教育系統。此後不久，便於1994年發佈第23/94/M號法令，將華務司併入行政暨公職司，並易名為該司屬下的公共行政翻譯中心。從此，這個一直督管翻譯學校的機構不復存在。華務司技術學校被納入澳門理工學院，使該所運作了將近一個世紀的老校煥發了青春，在新的形勢下有了迅速發展，逐漸實現了正規化及現代化教學。經過一年的準備，1993年暑期正式開辦了與葡萄牙高等教育制度相統一的中葡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1994年，澳門總督通過發佈第100/94/M號訓令，正式宣佈開設中葡翻譯學士學位課程，使澳門第一次有了本地區培養的具有學士學位的翻譯人員。
3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隨著澳門回歸後的經濟發展，社會對中英翻譯的需求越來越大。應因社會的這種需求，澳門理工學院決定於2000年在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開設中英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從而突破了該校培訓單一翻譯人才的局面。該課程開辦以後，在社會引起積極反響，每年報讀該課程的學生大幅增加，學額供不應求。致使中英翻譯課程在規模上大大超過傳統的中葡翻譯課程。2002年，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發佈第57/2002號批示，批准在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開辦頒授學士學位的中英翻譯補充課程。從此，這兩個課程比翼雙飛，成為理工學院的兩個重要品牌課程。????參考文獻1. 文德泉神父（Pe.ManuelTeixeira）著，AEducaçãoemMacau, 1982, 澳門；2. 高曼娜著EncontroseDesencontrosdaCoexistência–Opapeldointérprete-tradutornasociedadedeMacau,NotaPrévia.LivrosdoOriente,2004,Macau；3.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澳門基金會出版，澳門，2002年；4. 何思靈（CelinaVeigadeOlivera）著，姚京明譯《葡中關係背景下的中文翻譯學校》，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十八期，澳門，1994年；5. 第57/2002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 在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開辦頒授學士學位的中英翻譯補充課程，並核准該課程的學術與教學編排和學習計劃； 6. 第101/99/M號法令 - 核准正式語文之地位；7. 第207/97/M號訓令 - 在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增設可頒授學士學位之一年補充課程，作為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之補充；8. 第32/SAAEJ/97號批示 - 調整公共行政翻譯中心提供翻譯及傳譯服務之收費；9. 第253/96/M號訓令 - 核准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之學習計劃及學術 － 教學編排；10. 第100/94/M號訓令 - 在澳門理工學院之語言及翻譯學校內開設翻譯課程及翻譯補充課程及學習計劃；11. 第16/92/M號法令 - 將賦予華務司技術學校之職責及權限轉予澳門理工學院語言及翻譯學校。本文於2005年8月刊於《澳門理工學報》第8卷2005年第3期（總第19期）
31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筆者於2005年8月在《澳門理工學報》上發表了題為《百年搖籃，樹老花香─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的文章，對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前身華語學校的成立過程進行了研究。文章指出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前身是前澳葡政府的華務司技術學校，而該技術學校的前身又是澳葡政府根據1905年的王室預算法令成立的華語學校。如果將這三個時期聯繫起來看的話，現在的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了。文章發表後引起許多人對該校歷史的關注，認為澳門政府官方翻譯員培訓機構擁有百年歷史意義重大。有些人甚至認為該項成果填補了我國早期語言翻譯教學研究的空白，並就該校的性質和辦學特點提出了許多問題。為此，筆者對這所學校做了進一步研究，現將研究結果作為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史研究的另一成果刊於《澳門理工學報》，以饗讀者。筆者將會繼續對該課題進行研究，將該校的歷史全貌逐漸展現在讀者面前。一、華語學校課程設置的背景澳門政府華務署（後來於不同時期改名為華務廳和華務司）屬下的華語學校（後改名為技術學校）成立之後，由於其在一個世紀裡為澳葡政府培養了大批翻譯人才，尤其是20世紀初葡萄牙在華使領館外交機構擔任譯員者多內容提要澳葡政府根據1905年的王室預演算法令設立華語學校，該校在歷史上一直被視為一間“翻譯”學校。然而，由於就讀該校的多為母語為葡語的葡裔澳門土生學生，因而在教學大綱的設計上突出了漢語及中國文化的學習，從而使這所學校成為一所葡裔青年學習漢語的“外語”學校，也是在中國土地上為葡裔人士建立的第一所以漢語為外語進行教學的高等語言培訓機構。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
3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出自該所學校，因而成為澳葡政府培訓翻譯人才及華務官員的搖籃。同時，人們也一直認為該校是一所雙語教學的“翻譯學校”。然而，對該校的歷史檔案進行分析研究後，發現該校從成立之初至20世紀70年代這一段時間，應該是一所以漢語為第二語言進行教學的高等教育培訓機構。正因為如此，從該校成立至1992年，澳門政府從來沒有將這所產生大量優秀中葡翻譯人才的學校命名為翻譯學校，直至澳門主權回歸前的過渡時期將該校併入澳門理工學院後，才更名為語言暨翻譯學校。為甚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不能不從該校的辦學方針和課程設置來進行分析。從16世紀中期至19世紀中期的三百多年時間裡，雖然澳葡管治當局一直同中國從中央到廣東地方的各級政府有著各種各樣的聯系，但從來沒有想到過要設立一所培訓政府翻譯人員的官方教育機構。面對強大的中華帝國及華族人口越來越多的澳門半島，澳葡政府實在無法確定自己的語言政策。按照西方殖民者的傳統作法，為實現同當地社會及原住民的溝通，一是強行推行自己的語言，使其成為殖民地的統一語言，至少要通過學校教育強行推行該種語言，使有知識的青年一代逐漸接受這種語言，進而在主流社會及社會生活中得以普及通行；二是大量培訓翻譯人員，使其成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實現溝通的橋樑。然而，反觀澳門歷史的幾個世紀，這兩個目標均沒有實現。面對非洲及美洲葡屬殖民地葡語的普及，許多葡萄牙學者將澳門的情況歸咎於澳葡政府目光短淺，施政不力。認為“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的400年裡，歷屆政府都拖延了語言溝通問題，從來就沒有一項與語言培訓有關的既定策略。無語言政策的情況使不同族群被封閉在自己的語言圈子裡”。1其實，這種批評有失偏頗，這是因為中國同美、非兩大洲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以非洲葡屬領地為例，原住民族群極其複雜，本無統一的語言，有些族群或部落甚至沒有文字。在葡人進入該地區之前多數地區無明顯的國家概念，各族群以部落為活動範圍，相互之間很少交流。以面積僅有三萬多平方公里的幾內亞比紹（葡屬幾內亞）2為例，殖民當初僅有數十萬的原住民分屬富拉、曼丁卡、1. MariaManuelaGomesPaiva,EncontroseDesencontrosdaCoexistência–Opapeldointérprete-tradutornasociedadedeMacau,NotaPrévia.LivrosdoOriente,2004,Macau,p.9.2. 歐洲的葡萄牙、法國和西班牙均在西非擁有名為幾內亞的殖民地，即幾內亞比紹（葡屬）、幾內亞科納克里（法屬）和赤道幾內亞（西屬）。
33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巴蘭達等二十七個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語言，相互之間很難溝通，而且多數並無文字。在這種情況下，反而有助於葡語在該地區的推行與普及，成為各族居民能夠接受的統一語言。然而，在治權屬中國政府及大多數居民為文化底蘊深厚的華人情況下，澳葡當局不是不想為之，而是不能為之。在明清政府的強大壓力下，居澳葡人不可能在華人中推廣他們的語言，因而葡萄牙語始終處於強勢華語的包圍之中。那末，是否可以通過培訓翻譯人員實現澳葡統治當局與華族的溝通呢？事實證明亦不成功。除了前面談到的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外，不能不涉及澳門的主權和地位問題。澳門在這方面亦與葡萄牙早期在非洲及美洲的殖民地有很大不同。葡萄牙在上述大多數地區都實現了主權的控制及殖民目標，然而澳門卻一直是無法真正拿到手的“禮物”。即使是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堅准葡萄牙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但仍然規定“葡萄牙如將澳門讓與他國，必須經過中國同意”1。在這種情況下，澳葡當局一直不能在法理上統治澳門，幾個世紀以來與華族只能“共處分治”，實際管理的只能是半島界牆以內的葡裔族群。長期以來，葡華兩族分而治之，“鷄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從政府方面看，則無翻譯員協助進行溝通的必要。當然，在同中國政府溝通方面，亦有對付的辦法，由來自東南亞或者本地“自學成才”的“舌人”2權當溝通的中間人。吳志良博士亦認為，“澳門葡人對翻譯的需求主要在於與中國當局的交往及幫助葡萄牙赴華使團的工作。澳門內部社會歷史發展中，一向華洋分處共治，澳門華人居民直接受香山縣政府管治，他們與澳門政府在司法和行政方面的接觸實際上是不存在的。”3然而，由於這些“舌人”多為缺乏專業知識的“土翻譯”，並未受過系統訓練，文化素質極低，使澳粵雙方在歷史上頻頻出現相互“誤會”的情況。到了19世紀中期，葡萄牙趁英法等國大肆侵華並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清朝政府無暇自顧之際，公然奪取澳門治權。先是葡國女王瑪麗亞二世宣佈1. 見該條約第二款規定。其實《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由於內容含糊及簽約後並無划界，之後的細節談判始終無果，因而是一個不完整的條約，無法實際執行。2. 葡文史料中多次提到“jurubaça”和“língua”兩個詞，前者源於馬來語，後者為葡語，均為“舌人”之意，指協助澳葡當局和粵方進行語言溝通的人。3. 吳志良，《翻譯的神話與語言的政治》，載湯開建、吳志良主編的《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出版，2002年，頁VII。
3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澳門為自由港，以便同盤據香港的英國競爭，繼而於1846年派出強硬派軍人阿馬留擔任澳門總督，驅逐中國官員，擴張北區領土，吞併路氹二島，將整個澳門置於葡方管治之下。在這種情況下，澳門華夷居民共處分治的局面被打破，澳葡政府不僅要繼續管理葡裔居民，而且想把占澳門人口90%以上的華裔居民置於其管治之下。除了要與講官話的中國當局繼續保持聯繫，還要與操粵語的居澳華人居民實現對話，語言溝通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再依靠臨時召募的“舌人”或併湊的翻譯小組來從事官方翻譯工作就不行了。澳葡當局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要考慮制訂翻譯的新策略。1865年，考慮到澳門形勢的新發展，葡萄牙海洋及海外事務大臣M.S.班德拉發布12/07/865號法令，認為由於澳門“政府當局與中華帝國的頻繁交往以及其居民的特殊性”，因而有必要頒布法令“設立一支華語翻譯隊，以便能夠承擔其應履行的職責”1。於是，澳葡政府根據上述法令建立了第一支屬公務員編制的正式翻譯隊，除了滿足本地政府與華人及廣東政府溝通的需要，還承擔向葡國駐北京、上海、廣州等地使領館派出翻譯員的任務。像19世紀末活躍在澳門及北京的著名翻譯人員宋次生、伯多祿、飛南第等人均是該支隊伍中的佼佼者。然而，該法令僅指出“設立一支華語翻譯隊”的必要性，並未指明如何形成該隊伍的具體方法，尤其是沒有建立翻譯員培訓的規範機制。直到1885年11月2日，澳葡政府才頒布一項法令，在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中明確要求設立一個政府翻譯人員的培訓教育機構。然而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這一目標並未實現。20年後，葡國於1905年7月22日頒布了的王室殖民地預算法令，才決定在澳門設立一所培養中葡翻譯員的正規學校。從此，澳門便有了第一所培訓葡裔人士學習漢語的正式學校，揭開了官方正規培訓“中文翻譯”的新篇章。文德泉神父曾在他的研究著作《澳門的教育》中談到該所學校的建立：“……在澳門華務署屬下設立一所培養諳熟中國問題的合格翻譯員的學校，以便研習書面華語及粵語方言，使其符合該省（指澳門）所需公職人員的資格。”2從1865年頒布12/07/865號法令到1905年的王室預算法令要求設立培訓1. 第12/07/865號法令。2. 文德泉神父（Pe.ManuelTeixeira）著，AEducaçãoemMacau,1982,Macau,p.136。
35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翻譯的學校，歷時40年。雖然該期間沒有設立任何正規的翻譯培訓學校，但有了華務部門翻譯隊實際工作的正面和負面的經驗，包括內部培訓經驗。毫無疑問，正式翻譯隊的建立會優於以前的“舌人”，然而該支隊伍畢竟沒有經過正規學校的訓練，多數翻譯員都是在華務署內部以“師傅帶徒弟”的口傳面授方式進行培訓的。缺乏系統的語言訓練和中國文化知識的學習是這些翻譯員的致命傷。然而，以澳門土生人為主的這支翻譯隊伍卻帶著這些致命傷運作了40年。雖然這種情況在中葡雙方溝通過程中不是好事，但卻有了充份時間總結培訓工作的利弊，知道以澳門土生人為主的翻譯員需要何種培訓方法及哪方面的知識。因此，能在學校正式成立之前從容制訂符合澳門實際情況的教學方針、教學內容和教學大綱。後來，澳葡當局於1946年對教學大綱進行了修改，以適應二戰結束後形勢的新發展。1976年，澳葡政府通過10月30日第47/76/M號法令又對該校做了新的規定。可能是由於這一時期學生的成份或者培養目標發生變化，將沿用了60多年的華語學校改名為華務廳技術學校，後來又改名為華務司技術學校，並且從80年代開始逐漸從以漢語為主的語言翻譯教學轉向中葡雙語翻譯教學。第47/76/M號法令規定：華務廳應“在與華裔居民溝通方面為本澳公共機構提供協助；向有需要的葡萄牙使館及領事館提供技術人員；通過其技術學校培養專門人才”。11986年，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進入實質性階段，兩國政府的聯合聲明簽署在即，澳門主權回歸大勢所趨，已成定局，澳門即將進入回歸前的過渡期。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澳葡當局再次對該學校的教學計劃進行了修改。將技術學校時期同以前華語學校時期的教學大綱相比較，會發現在課程設置上有重大改變。在課程的安排上增加了大量的葡文科目，特別是葡萄牙語言及文化科目，包括葡國歷史、文學等。這說明不僅學校的名稱發生了改變，而且其教學內容及學生來源亦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他已不再是葡人或澳門土生人學習中文的一所“外語”學校，而是不同種族的學生在此共同學習漢語和葡語。至此，該所擁有近70年歷史的學校才開始具有了“翻譯學校”的特點和性質。1. 第47/76/M號法令。
3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二、課程設置為了培養符合形勢需要的翻譯人員，澳葡政府於1914年頒布了關於華語學校課程設置的第1:118號法令。該法令規定了華語學校辦學的三個目標，其中有兩項與語言傳譯有直接關係：“向葡萄牙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及駐廣州和上海的葡萄牙領事館提供華語翻譯員；使年輕人能夠承擔華語翻譯工作。”1毫無疑問，該教學目標的確定要求學員不僅需要系統掌握翻譯的重要工具─語言，而且要瞭解目的語的文化傳統和知識。說明同歷史上的翻譯相比較，澳葡當局對擔任外交工作的翻譯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15年8月3日的葡萄牙共和國政府第130期《每日公報》及同年10月9日的澳門政府第41期《政府公報》先後刊登了第1:786號法令，對澳門的華語學校又做了進一步的規範。其中第一條規定指出，“學校隸屬於華務署，其宗旨是為華語口譯以及筆譯職位培訓合格的候選人”2。該法令獨一條規定“學校的名稱為華語學校，校址設在華務署所在大廈內”3。這所專門培養翻譯的教學機構並非取名為翻譯學校，而是華語學校。唯一的解釋是，學校的性質是以掌握漢語和中國傳統文化為主要學習目的，是一所非華裔人士學習漢語的“外語”學校，因而學生應該是母語為非漢語的澳門土生人4。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不妨對該校當年的教學大綱和課程設置進行一下比較和分析。1. 1914年11月30日第1:118號法令。2. 1915年第1:786號法令。3. 同前。4. 澳門土生人是生活在澳門的一個特殊族群，其概念十分複雜。簡而言之，是指四個多世紀以來東來葡人與亞洲各地人種混雜並在澳門定居的後裔，其基本特徵是講葡語、認同葡國文化、信仰天主教。
37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三級翻譯課程2年二級翻譯課程2年一級翻譯課程2年學制????????教學計劃??????招生要求華語學校1915華語學校1946技術學校1976技術學校1986二級翻譯課程5年二級：書面漢語、口語（粵語）、其他副科二級：口語（粵語）、書面漢語、文學、地理、歷史一級：口語（京話）、書面漢語、孔學一級：書面漢語、其他副科二級課程考試通過者利宵中學或類似學校二級課程考試通過者一級翻譯課程2年二級翻譯課程4年中國及葡國文化、地理筆譯和口譯北京話、術語技巧語言科：葡語、漢語、文學及書信技巧文化科：歷史、文化、中國和葡國地理、政治、法律、經濟、財政；翻譯科：翻譯理論和實踐基礎課程：葡語教育十一年級或類似，並須通過粵語口試；對於中文或英文全日制中學考生須具有葡語二級水準一級翻譯員強化課程：葡語教育十一年級或類似，並須具有漢語初級水準；對於中文或英文全日制中學考生須具有葡語語言文化三級水準三級翻譯員強化課程：須達到葡語高等教育學士水準，並須具有漢語初級水準；中文或英文高等教育學士學位並須具有葡語文化四級水準利宵中學或類似學校三級課程考試通過者二級課程考試通過者一級翻譯課程2年基礎翻譯課程3年（加3個月實習）強化翻譯課程1年（加3個月實習）利宵中學或類似學校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技術學校）不同時期的教學計劃從以上四個不同時期的教學計劃及課程編排情況已經可以看出該校教授的主要科目均與漢語和漢學有關。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問題，現以華語學校1915年的課程設置為例說明該校的辦學宗旨和教學特點。
3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課程?年級?課程設置二級一年二年三年四年1.口語（粵語）：a)發音練習，包括通過語音表進行聲調、語調練習；b)由DierBall1編寫的《如何說粵語》。2.書面語：a)漢字244個偏旁；b)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編寫的《漢語語法》；c)漢語教材《新讀本》第一、二、三冊或《國文教科書》第一、二、三冊；d)書寫及聽寫練習。3.副科由甘沛澍（M.Kenelly）編譯的英文教科書《中國坤輿詳誌》2第一、二、三、四節。1.口語（粵語）：a)發音練習，包括通過語音表進行聲調、語調練習；b)由DierBall編寫的《粵語閱讀練習》。2.書面語：a)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編寫的《漢語語法》；b)漢語教材《新讀本》第四、五、六冊或《國文教科書》第四、五、六冊；c)書寫及聽寫練習。3.副科由甘沛澍（M.Kenelly）編譯的英文教科書《中國坤輿詳誌》第二冊第五節。1.口語（粵語）：a)《魯賓孫漂流記》；b)由DierBall編寫的《粵語閱讀練習》。2.書面語：a)漢語語法-使用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編寫的教材；b)漢語教材《新讀本》第五、六冊或《國文教科書》第五、六冊；c)書寫及聽寫練習。3.副科由甘沛澍（M.Kenelly）編譯的英文教科書《中國坤輿詳誌》第二冊第五節。1.口語（粵語）：會話練習；2.書面語：a)由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翻譯的《聖諭廣訓》；b)商業信函；c)由李蔚良（W.G.Lay）翻譯的《公文譯要》（英文）；d)書寫及聽寫練習；e)撰寫簡單公文信函及通告。3.副科由GilbertWalsh編寫的英文教科書《WaysthataredarkorsomechaptersonChineseetiquetteandsocialprocedure》。1915年的課程設置及教學計劃
39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一級一年二年三年五年1.口語（粵語）：會話練習。2.書面語：a)由SirThomasWade編寫的《Documentaryseries》（第一、二、三、四部分）；b)由F.Hirth博士編寫的《文件錄》；c)書寫及聽寫練習d)撰寫簡單公文信函、申請及通告。3.副科由W.F.Mayers編寫的英文教科書《中國政府》。1.口語（京話）：由SirWalterHilier編寫的《中國語文及學習》第一、二冊（英文教材）；2.書面語：a)由S.Couvreur編輯的中文文章及其法文和拉丁文譯文（法文教材）；b)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c)1858年的《中英天津條約》；d)撰寫公文信函及申請等。3.副科a)由M.FredericMayers編寫的英文教科書《漢語使用手冊－傳記神話及一般文學作品》（英文教材）；b)由H.B.Morse編寫的《大中華帝國商貿及行政管理》（英文教材）。1.口語（京話）：a)由H.Boucher編寫的《官話指南》；b)由F.W.Baler編寫的《聖諭口譯》（英文教材）。2.書面語：a)由S.Couvreur編寫的法文教材《孟子》，該材料引自《四書》，含中文原文及法文和拉丁文譯文（法文教材），第一至第七部份；b)撰寫請求書、公文及照會練習。3.副科由H.Giles編寫的英文教科書《中國文學史》。1.口語（京話）：a)由C.H.B.Tailor編寫的《談論新編》；b)由Yei-Tsugu-Hara（日籍）編寫的《官語必經》。2.書面語：由S.Couvreur用法文編寫的《論語》，《四書》第一至第十部份；3.副科a)英文教科書《中國官方禮儀手冊》（英文教材）；b)由法國人H.Cordier編寫的《中國與西方列強關係史》（法文教材）；c)由William編寫的《中央帝國》（英文教材）。1. 作者JamesDyerBall在廣州出生，曾在香港高等法院當翻譯，據說廣東話和本地人一樣流利。1883年出版第一版的TheCantoneseMadeEasy，是當年教洋人廣東話的名著。2. 其實，該教科書由夏之時編寫，美國人甘沛澍翻譯成英文，1908年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為外國人學習中國地理的最佳教科書。
4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三、課程設置與辦學宗旨葡國學者何思靈認為，“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頒佈了王室預算法令，雖然該法令的實際效果令人生疑，但它正式宣佈建立一所以澳門政府公務員為對象，旨在培養中文翻譯並教授中文書面語和廣東方言的學校。”1其實她的這番話已經說明了華語學校的辦學宗旨和教學特點。根據該校的培養目標可以看出，這所學校是“向葡萄牙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及駐廣州和上海的葡萄牙領事館提供華語翻譯員，為葡萄牙的對華外交領域培養合格人才”。2因此，上述教學大綱規定，二等翻譯員的課程主要是教授漢語書面語及口語（粵方言）基礎知識。而規定的所謂“相關課程”則指中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禮儀等科目，為升入一等翻譯的學習課程打好基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還開設了孔子及孟子的儒學課程、關於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關係的課程以及中國官方禮儀和民間習俗的課程。顯而易見，這些課程的設置與華務署章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的“向葡萄牙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及駐廣州和上海的葡萄牙領事館提供華語翻譯員”的目標有關，為葡萄牙的對華外交領域培養合格人才。該教學大綱規定一等翻譯員還要學習英語和法語。說明學校要求學生掌握多種外語，以便同主要的西方國家溝通，滿足當時駐華外交工作的需要。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會有相當多的澳門土生人在駐北京的外國使團及英法等國的大公司中充當傳譯人員。學校還規定，每學年結束時要進行不同語言對譯的翻譯實踐考試，同時亦須進行英語及法語的實踐考試。大綱要求書面考試內容包括將一篇中文文章譯成葡文，同時將一篇葡文文章譯成中文。另外，還要將一篇葡文文章譯成英文。說明對學生的要求很高。其他方面還有葡萄牙及中國歷史、地理、公證服務、中國禮儀、中國行政機構、澳門行政機構，以及打字技術等各種學科的考試。關於學生招生，該校採取了與當代教育不同的作法，規定以文件審核的1. CelinaVeigadeOliveira,AEscoladeLínguaSínicanoContextodasRelaçõesLuso-chinesas,RevistaCultura,No.18,ICM,1994.2. 華務署章程第二條第二款。
41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形式公開招考，不設招生考試。也就是說考生應該擁有“修讀國立中學或者任何類似中等教育機構全部規定課程”1的資歷，並且必須“在澳門的中等教育機構修讀過華語課程”2。據此可知學生多為澳門土生人或其他葡裔人士。報讀該校的學生須出示各種證明其學歷及資格的文憑證書，然後由校方組成的所謂典試委員會對各種文件進行審查及分析，最終確定入學者名單。語言學校亦招收外部學生，但沒有政府補貼，而且必須符合規定的入學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報考者必須修讀完政府利宵中學高中的課程並合格，或者具有相等學歷。接受政府津貼的學生（兼職接受培訓）在課外必須為政府提供服務，而在課程結束後必須接受委派，並且根據其學習翻譯的等級，到葡萄牙駐華使團或者駐上海及廣州領事館工作至少三年。另外，為了加強翻譯的訓練，還增設了筆譯及口譯技巧等課程，加強了中葡兩種語言的互譯訓練。同時，中國語言及文化科目繼續在課時中佔很大比重。與華語學校時代相比，華務司技術學校似乎有了較大的自主性。比如在課時安排上，華語學校必須按照法令的規定去做，但對技術學校來說，具體課時安排由校長（一般由華務司長兼任）決定。從教材方面看，主要是漢語教材，如語文方面的《談論新編》、《新讀本》等；中國禮儀文化方面的《中國官方禮儀手冊》、《四書》等；粵語及官話方面的《語音表》、《官話指南》、《聖諭口譯》以及其他語音和閱讀教材。在語法方面有伯多祿編寫的《漢語語法》等；另外還有英法漢學家編寫的一系列教材，如《大中華帝國地理誌》等。總而言之，從以上幾個方面可以看出這所學校以漢語為第二語言〈外語〉進行教學的特點。四、高等教育培訓性質第1:786號法令規定，“華語學校的運作受本章程規定約束，在有遺漏1. 此處所謂“國立中學”並非漢語一般意義上的“國中”，而是指當時澳門唯一的一所官辦葡文學校，葡文為“Liceu”，中文音譯為“利宵中學”。但“Liceu”一詞在葡文中泛指官辦的中小學，在葡國各地很普遍。但在澳門僅有一所。利宵中學在澳門歷史悠久，至澳門主權回歸前改為由政府補貼的民間學校，主要由葡國政府和東方基金會資助。2. 前揭1914年11月30日第1:118號法令第三章。
4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情況下，受澳門國立中學現行章程規定約束。”1由此可見，在澳門沒有高等學校辦學經驗的情況下，雖然該學校的授課內容遠遠高於中等學校，而且招生的學生必須是讀完高中的畢業生，但在管理方面仍遵循較為成熟的中等學校模式。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認為核校具有高等教育培訓性質。主要理由如下：1.從學制方面看，學校推行兩級八年的學習時間。首先，華語學校開設二等翻譯員及一等翻譯員的培訓課程。其中二等翻譯員的學制為五年，課程包括書面漢語和粵方言口語。2一等翻譯員的學制為三年，課程包括書面漢語和相關科目以及官話（國語）口語。3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該語言學校意識到培養合格翻譯員的難度以及對教學的嚴格要求。學生需要經過前後八年的學習才能達到一等翻譯員的水準並且允許畢業。修讀年限差不多相當於今天從學士到博士的全部學習時間。難怪在當時的澳門土生人中會出現相當優秀的翻譯作品。如該校畢業的學生高美士不僅翻譯出《論語》、《詩經》等數十部中國經典著作，而且把清代任光印和張汝霖的《澳門紀略》譯成葡文，至今仍是葡國史學界研究澳門歷史的重要參考書。另一位著名的土生葡人翻譯伯多祿竟能用流利的中國文言文將葡語譯成漢語。說明當時的翻譯人員語言技巧之精湛及文學修養之高深。2.從學生來源及學歷方面看，主要是中等學校〈高中〉畢業或在職人員。雖然學校規模不大，而且其名稱僅為“學校”而非大學，但對學生的起點要求很高。對報讀該學校的入學要求並不低於今日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同類課程的入學條件。華務司技術學校時期亦對外公開招收學生，但必須符合學校的要求，其最低學歷為利宵中學畢業或者同等學歷，但必須繳付學費。3.從對畢業生的要求方面看，該校一直遵循高標準的原則。華語學校創辦之初，即要求畢業的學生能立即勝任派駐中國使領館的繁重翻譯工作。這與今日世界各高等院校對學習外語或翻譯的本科〈學士〉畢業生要求無異。第47/76/M號法令對技術學校畢業生的標準要求更加嚴格。比如規定完成一等翻譯員課程的畢業生必須能夠翻譯絕密文件及其他重要文件；能將公證處1. 1915年第1:786號法令第二條。2. 前揭1915年第1786號法令第四條。3. 前揭1915年第1786號法令第五條。
43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的各種契約文書及公共機構的各種合約譯成中文；能在法院從事相關專門工作；能為立法會、諮詢會及法院承擔翻譯工作；在需要的時候能在技術學校承擔教學工作等等。法令對完成二等翻譯員和三等翻譯員課程的畢業生亦提出了相應的要求。因此，技術學校在設計教學大綱時必須與上述要求相配合。4.從學生和畢業生待遇方面看，學生帶薪學習，其待遇遠高於一般政府公務員。當時許多青年人報讀華務司技術學校亦與澳葡政府付給學生豐厚的薪酬有關。對於畢業後參加工作的翻譯人員，待遇更加優厚。儘管他們就讀的學校並未冠以大學的名稱，反而給人以中等職業培訓學校的印象，但該校畢業生（並無學士文憑）薪酬待遇起薪點一直等同於擁有學士學位的高等院校畢業學生。即使還沒有畢業，如果學生進入最後一年的學習，即可以收取在職高級技術員第一職階的報酬。也就是說，學生尚未畢業，已經被看作是高等院校的畢業生了。澳門政府翻譯員的薪酬高於同等學歷的其他公務員已不是甚麼秘密。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這種帶高薪學習的政策不僅刺激了學生的學習熱情，尤其是對家庭貧困者，而且說明該校培養的是高級翻譯人才。5.從師資力量方面看，該校配備的都是經驗豐富的資深教師。其中有些人並非普通教師，而是華務司的技術官員。不僅有多年的中葡翻譯實踐經驗，而且通過實踐總結出一整套的翻譯理論。因此，何人能擔任何種科目的教師由法律作出嚴格規定。譬如法規要求漢語的書面語言及口語（粵語和國語）必須分別由華務特別處處長以及粵語文案和國語文案根據章程後附的教學大綱教授。1這些人都是經驗極其豐富的漢學專家。另外從課程設置上看，不少科目聘用的是英法等國家的漢學專家。6.教材方面，通過前面的介紹已經看出，雖然華語學校使用的教材出現在百年之前，但那時就在安排教學教劃時考慮到語言與文化的密切關係，認識到僅學好語言並不能勝任翻譯工作。因此，在教學計劃中安排了與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關係密切的其他科目，如甘沛澍（M.Kenelly）編寫的英文教科書《中國坤舆詳志》；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編寫的《漢語語法》；DierBall編寫的《粵語閱讀練習》；W.F.Mayers編寫的英文教科1. 前揭第928號法規附課程大綱，附件III和附件IV。
4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書《中國政府》；H.B.Morse編寫的《大中華帝國商貿及行政管理》（英文教材）；H.Giles編寫的英文教科書《中國文學史》等等。這些教材的編者都是當時著名的西方漢學家，而有些用英法文編寫的教材甚至是當時世界通用的關於中國語言文化學習的教材。另外還有S.Couvreur用法文編寫的《論語》和《四書》；英文教科書《中國官方禮儀手冊》（英文教材）；法國人H.Cordier編寫的《中國與西方列強關係史》（法文教材）；William編寫的《中央帝國》（英文教材），以及各種條約文本、公文、中國文化習俗等具有針對性的學習教材，甚至包括中國古代文言文的學習教材。課程計劃編寫思路基本同於當代高等院校語言翻譯專業的作法，在當時情況下觀念十分超前。課程設置的種類亦是當代外語院校所經常涉及的，區別在於澳門政府華語學校的課程種類更多，內容更複雜，因此需要八年時間才能讀完。7.從對第二外語的要求方面看，華語學校要求學生必修兩門第二外語，即設英法兩門外語課。學生在校期間除熟練掌握書面漢語及粵語和官話口語，還要掌握古漢語及法語和英語，這在現代高等教育中也是十分罕見的，其標準顯然高於當代高等院校對本科教育的要求。五、結?論根據1905年法令在澳門設立的華語學校，雖然澳葡政府一直強調該校的培養目標是雙語翻譯人才，但根據對該校初期教學計劃及課程設置的分析，在一百年前成立的這所學校是最早在中國土地上設立的以漢語為第二語言進行教學以及從事漢學研究的高等語言培訓學校。正因為如此，澳門才出現了一大批以伯多祿和高美士為代表的漢學家，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從海外漢學研究角度看，清末民初的澳門政府華語學校無論在國外漢語教育史研究方面還是在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方面均具有重要意義。雖然學校的設立和教學的組織與實施並非華人，但由於其設在中國領土上，故在某種意義上仍具有對外漢語教學的性質。從中西文化交流角度看，澳門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清末民初的澳門政府華語學校培養了大批精通漢語的外籍翻譯人才及外交人才，這些人活躍在北京、上海、廣州以及港澳等地，或從政，或經商，或出書，或辦報，
45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在客觀上促進了歐洲漢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參考文獻：1.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基金會出版，2002年；2. 李長森著《百年搖籃，樹老花香 ─ 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澳門理工學報》2005年8月號，澳門理工學院出版；3. Pe.ManuelTeixeira）,AEducaçãoemMacau,1982,Macau；4. MariaManuelaGomesPaiva,EncontroseDesencontrosdaCoexistência–Opapeldointérprete-tradutornasociedadedeMacau,LivrosdoOriente,2004,Macau；5. CelinaVeigadeOliveira,AEscoladeLínguaSínicanoContextodasRelaçõesLuso-chinesas,RevistaCultura,No.18,ICM,1994；6. 第16/92/M號法令 - 將賦予華務司技術學校之職責及權限轉予澳門理工學院語言及翻譯學校。本文於2009年6月刊於澳門理工學報2009年第2期
4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一、伯多祿生平在澳門華人中，很少有人知道伯多祿是誰，但說到白馬行，便無人不曉。白馬行是澳門中區的一條繁忙街道，但該條街的葡文名卻叫伯多祿局長街（RuadePedroNolascodaSilva），這是為了紀念澳門近代歷史上一位貢獻卓著的土生葡人，他的名字叫伯多祿‧諾拉斯庫‧施利華（PedroNolascodaSilva）。自澳門開埠的數百年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形成頗具特色的“咸淡水文化”1，而伯多祿就是19世紀受“鹹淡水文化”影響最大的一位澳門土生學者。在鹹淡水交融的環境中成長的伯多祿對澳門的最大貢獻，就是總結了澳門歷史上的翻譯經驗，編寫翻譯教材，致力於翻譯研究和教學，最終形成近代澳門的中葡文翻譯風格，對澳門翻譯的發展影響重大。伯多祿家族在澳門已有兩百多年歷史了，可以追溯到1740年在澳門出生的曾祖父若昂．施利華（JoãodaSilva），說明該家族最晚於18世紀中期以前就在澳門定居了。伯多祿的祖父若阿金．施利華（JoaquimJosédaSilva）於1794年1月23日在澳門主教座堂同另一澳門土生家族女子AntónioMariadaSilvaAires結婚，並於1803年1月31日生下伯多祿的父親伯多祿‧諾拉斯庫‧施利華（PedroNolascodaSilva）。伯多祿家族姓氏中本無諾拉斯科（Nola）內容提要澳門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平臺，因而也是中國近代翻譯的重要基地。在長達4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澳門翻譯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伯多祿是澳門19世紀的著名翻譯家，也是培養翻譯的優秀教育家，他編寫的教材及獨創的教學方法長時間被語言暨翻譯譯學校的前身華語學校所遵循，並對澳門翻譯風格的形成影響極大，這種譯風影響了澳門幾代譯者，至今仍在發揮作用。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1. 有學者形容中西文交流如同內陸江河同海洋的融匯，江河是淡水，海洋是鹹水，故稱這種融匯的文化是“鹹淡水文化”。
47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一詞，但由於其出生那天正好是聖伯多祿‧諾拉斯庫日1，故在姓氏中加入聖人之名，以求尊貴，並與當時澳門諸多姓氏為施利華的土生葡人家族相區別。伯多祿的父親是19世紀中葉澳門形勢動盪時期的顯赫人物。既是商業大亨，也是軍隊高官。作為商人，他擁有數艘商船，並親任船長帶領船隊來往於澳門、帝汶和果阿之間從事海上貿易活動；作為軍人，他服役軍隊多年，並曾擔任澳門駐軍國民營第一連的連長，官階至上尉。伯多祿於1842年5月6日生於澳門大堂區，1912年10月12日歿於家辣堂街的家中，終年70歲。伯多祿出生後受洗時取祖父名若瑟．施利華（PedroJosédaSilva）2，但後來改從父名，亦因為區別於一位要好的同名同鄉。伯多祿自幼就讀於澳門聖若瑟修院，學習勤奮努力，尤其對漢語學習興趣濃厚，畢業後以實習生身份到剛剛成立不久的澳門政府華務署擔任譯員，後來成為該署署長。31868年5月16日同在香港出生後來在澳門定居的英裔女孩瑪麗（EdithMariaAngier）結婚。岳父亨利（HenryAngier）是英國商人。1887年，伯多祿曾作為譯員隨葡國全權公使索薩．羅莎伯爵赴北京談判簽署葡中和好通商條約。4伯多祿曾任聖若瑟修院和商業學校的中文教師，編輯許多語言教材，其中最為突出者是《澳門土生青年漢語教科書》。他亦是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的創建者之一，同時也是澳門商業學校的創建者，並任該校第一任校長。後該校即以其姓名命名。5他任澳門市政廳副主席及主席期間，改造了營地街市，並且為澳門所有街道安裝了街燈。曾編輯澳門土生族群的《人民回聲報》，在移居香港的澳門土生人中發行，並且是澳門出版的《澳門土生人報》和《澳門土生回聲報》6的主編。1. SãoPedroNolasco,(1189-1256)，法國商人，天主教徒，後在西班牙傳教，因一生救助被穆斯林囚禁的天主教徒而被羅馬教廷封為聖人。但教會一般選擇1月29日為紀念SãoPedroNolasco的日子。2. 葡人男子在受洗取名時有取祖父名的習慣。3. 該署亦被華人稱為“華務司”或“華務局”，故上述街名被譯為“伯多祿局長街”。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NolascodaSILVA家族章節。4.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765.5. 該校葡文校名為EscolaComercialdePedroNolascodaSilva，可簡譯為“伯多祿商業學校”。6. 該兩份報紙葡文名稱分別為«OMacaense»和«EchoMacaense»，多數情況下被譯成《澳門人報》或者《澳門回聲報》。作為報紙刊名，一般來說這種譯法並無錯誤，而且易被中國讀者接受。但這種譯法多少與葡文原文含義有些出入，或者有違編者初衷。該兩份報紙均使用了“macaense”一詞，其意指在澳門世代定居的葡裔或葡亞裔人士，即澳門土生人。由於本文專門研究澳門土生族群問題，故選擇直譯方法。請閱讀時注意。
4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伯多祿的妻子瑪麗（EdithMaryAngier）是一位特殊的澳門土生人，具有英格蘭和愛爾蘭血統。於1850年12月20日出生於香港，是英國人費萊德里克‧瓊（FrederickJohnAngier）和一名叫SarahCarroll的愛爾蘭女人的私生女。費萊德里克於1843年便搭乘LadyAmherst號軍艦來到香港，成為這個新開埠的殖民地第一批居民。瑪麗五歲時，費萊德里克才於1856年作為單身男子同來自英國曼徹斯特西德利的詹姆斯‧戈頓（JamesGorton）的二女兒薩拉（SarahChappelGorton）在香港新教聖約翰教堂登记結婚。這對夫婦於次年回到英國，育有兩個女兒和5個兒子。由於瑪麗是私生女，無正統名份，於是被父親託付給極富愛心的澳門土生葡人女士羅薩莉娅（RosáliaBarreto）收養。當時她開辦了一所私人育嬰院。瑪麗便在這種環境中長大成人。伯多祿成為資深翻譯家及漢學家，與其對語言的嚴格要求與訓練是分不開的。就拿葡語來說，雖然是他的母語，但亦要求嚴格。當時在澳門土生族群中流行巴圖阿語（patoá），這是葡語在亞洲的一種變體。由於巴圖阿語對葡語進行了很大的簡化，同時引入許多東方詞滙，方便學習及使用，故在土生人家庭中廣為流行。然而，這已不是純正標準的葡語，失去葡萄牙語結構嚴謹的特點，特別是損害了動詞的精髓之處，長期使用會影響純正葡語的保留與發展，故伯多祿極其反對在家庭中使用巴圖阿語。專門研究澳門土生人的文德泉神父（Pe.ManuelTeixeira）曾說，伯多祿在家中不同妻子講巴圖阿語。我們自從1924年起便認識他們的所有子女，我們可以確證，他們全部講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語，不帶任何澳門土音。1974年，伯多祿當時唯一在世的女兒安熱莉娜（D.AngelinaNolasco）1給文德泉神父寫了下面一封信：親愛的文德泉神父：很高興收到你的信。恕我不能及時回信，因我的大腦非常虛弱，患有晚期動脈硬化；有些時候我感覺好些，我就能夠寫幾行字。我得知你對我家的生活和聲譽依然保有興趣，我必須告訴你，我們在家不說巴圖亞語，我父親1. 全名AngelinaMariaEmiliaNolascodaSilva。伯多祿有10名子女，AngelinaNolasco是伯多祿最小的女兒，於1890年生於澳門大堂區，後移居葡萄牙里斯本，獨身。
49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寫一手流利的葡語和英語，擔任報紙《澳門回音》1的主編，我母親是英國人，可是從小就說葡語，我們從小就習慣說葡語，雖帶有一點點澳門土音。您舊時的教友和朋友安熱莉娜1974年9月4日，里斯本2從上封信中可以看出，伯多祿的家庭十分重視語言修養。雖然在當時的澳門土生家庭流行巴圖阿語，但一家人堅持使用純正的葡萄牙語，這是伯多祿成為優秀語言學家及翻譯家的重要條件。伯多祿在中葡翻譯方面的造詣亦影響到他的家人，其後有不少人都在語言翻譯及文化領域成為優秀人才。在他的10名子女中，最出色的是他的第三個兒子小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Jr.）由於在漢語方面的成就亦曾擔任華務署署長。他的四子若瑟（JoséNolascodaSilva）亦有語言天分，他不僅掌握了葡語，而且精通法語、英語及三種中國方言：即粵語、上海話和北京官話。其嫻熟程度甚至能充當不懂對方方言的華人之間的翻譯。由於他的商業知識和語言才能，被聘為中國海關處理多國事務的官員。3他的二女兒勞拉（LauraNolascodaSilva）是伯多祿商業學校的法文教師，亦有語言天分。二、伯多祿與華語學校伯多祿是1912年去世的，而華語學校是根據1905年的葡國王室預算法令成立的。由於華語翻譯學校屬澳門華務署編制，故作為澳門華務署署長，伯多祿至少參與了該校的創建工作。更何況根據華語學校的組織章程，其校長必須由華務署署長兼任，而且應當承擔一些課程的教授工作。我們至今尚未發現其直接授課的有關資料，但發現該校編製的教學計劃及課程大綱中涉及語言及翻譯科目的主要教材都是伯多祿編寫的。當然，其中有些教材並非為該校編寫，而是早期用於其任教的聖若瑟修院、伯多祿商業學校以及利宵中學的前身澳門中心學校，但華語學校成立後立即將這些內容編入自己的教學計劃，說明伯多祿編寫的漢語教學及翻譯教學的課本具有很高的實用性及1. 即《澳門土生回聲報》。2. 澳門政府文化局中央圖書館网站：http://www.library.gov.mo/macreturn/DATA/I20-197/I208199.HTM3. 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784.
5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學術價值。正是由於這些教材，才使得華語學校培養出包括高美士在內的許多優秀的翻譯家及漢學家。伯多祿十分重視教材建設，直到其去世之前，仍在孜孜不倦地為全澳學習漢語及中葡翻譯的葡人編寫《澳門土生方言指南》、《國文教科書》及《粵方言指南之漢語文章滙編》等教材用書。以上資料據JorgeForjaz著作整理。1表1：著作名稱?用途??出版地點?印刷?????年代??頁數葡漢語文知識寓言故事漢語入門漢語書寫國文教科書澳門土生方言指南漢語實用語法粵方言及北京官話詞彙及句型北京官話和粵方言常用句型及對話漢語讀寫教材（第2冊）漢語讀寫教材（第2冊）粵方言指南之漢語文章滙編澳門葡人學校漢語讀寫教材（第1冊）粵方言及北京官話常用句型初學漢語者澳門中心學校學生澳門中心學校學生男子中心學校學生漢語口語練習，詞彙聖諭廣訓翻譯譯成葡文漢語書寫練習，基本概念，逐堂教授漢語口語，常用句型，口語對話，交談模式香港澳門澳門澳門澳門澳門澳門澳門澳門澳門澳門澳門澳門澳門蓋德斯印刷館大眾印刷館商務印字館商務印字館澳門差報印刷館諾羅尼亞印刷館諾羅尼亞印刷館商務印字館商務印字館商務印字館商務印字館商務印字館1884年1884年1884年1886年1889年1894年1895年1901年1902年1903年1903年1912年1912年1912年145頁341頁123頁130頁190頁234頁145頁130頁262頁2冊，61頁及83頁153+34頁45頁55頁66頁伯多祿關於學習漢語的主要教材1.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766.
51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從上表可以看出，伯多祿編寫的教材是華語學校二級課程的主要翻譯教學內容。二級課程共5年，是華語學校培養翻譯員的第一階段課程，屬打基礎階段，涉及漢語語法和漢語聽說讀寫練習等各個方面的基本訓練。尤其是在翻譯實踐方面，編寫了《聖諭廣訓》譯文欣賞，以其譯文為翻譯訓練的基礎藍本，不僅使學生通過逐段逐字的分析瞭解漢文語言結構，而且認識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與道德標準。《聖諭廣訓》是清朝官方頒佈，並通過各級政府廣為刊行的官樣書籍。《聖諭廣訓》一書的主要內容包括康熙皇帝的《聖諭十六條》和雍正皇帝的《廣訓》兩部份。《聖諭十六條》乃摘錄自康熙九年（1670）所頒上諭，每條7字，共16句，112字，結構工整，朗朗上口。1而《廣訓》部分，則完成於雍正即位次年（1724）。雍正皇帝希望其子民通過習讀背誦《聖諭》以達到“俾服誦聖訓者咸得曉然于聖祖牖民覺世之旨”之目的，但為了避免“徒視為條表2：級別?年級?????課程設置二級課程一級課程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無無無a)《漢語語法》；b)《國文教科書》1、2、3冊；c)書寫及聽寫練習。書面語：a)《漢語語法》；b)《國文教科書》4、5、6冊；c)書寫及聽寫練習。書面語：a)《漢語語法》；b)《國文教科書》4、5、6冊；c)書寫及聽寫練習。書面語：a)伯多祿《聖諭廣訓》譯文欣賞；b)書寫及聽寫練習；書面語：書寫及聽寫練習華語學校1915年課程設置中使用的伯多祿教材1. 康熙皇帝聖諭16句共112字箴言的內容為：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穆；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誡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讎忿以重身命。
5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教”，故親自就康熙《聖諭十六條》各條目創作了十六篇短文及一篇序言，逐一“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聖諭廣訓》”。至此《聖諭廣訓》一卷於焉問世（後人簡稱《廣訓》。《聖諭廣訓》出現後，不僅頒發於各地，清朝政府還一再運用政府權力，命令全國官民閱讀該書。“雍正二年，御制《聖諭廣訓》萬言，頒發直省督撫學臣，轉行該地方文武各官暨教職衙門，曉諭軍民生童人等，通行講讀。”1從此，《聖諭廣訓》成了全國學校的必修科目。為了使《聖諭廣訓》廣為流傳，深入人心，還規定“凡童子應試、初入學者，並令默寫無遺，乃為合格；而於朔望日，令有司鄉約耆長宣讀，以警覺顓蒙。蓋所以陶成民俗，祇服訓言者，法良意美，洵無以復加云。”2清代各朝除要求全國各地於每月初一及十五均要朗讀該讀本之一部分外，還要求凡求取科甲功名者，需熟讀該書。無論縣考、府考或科考，其中必有默寫《聖諭廣訓》之考試，非但不可有錯，亦不得誤寫或添改。要求之嚴厲，可見一斑。由此可見，《聖諭廣訓》是清代全民必須遵循的為人行事之最高道德標準，是清政權得以穩固的重要基石。伯多祿深知其重要性，亦瞭解其中深刻的文化內涵，認為《聖諭廣訓》是瞭解中國文化，進入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橋樑，故將萬餘言的《聖諭廣訓》逐段譯成葡文，作為學生學習漢文及翻譯的基本教材，供學生研習。從上表中可以看出，華語翻譯學校將該教材安排於第四年的學習計劃內，因為此時學生已經初步掌握了漢語基礎知識，具有了理解漢語文言文的初步能力。通過對《聖諭廣訓》的精讀練習，必能大大提高學生的閱讀及翻譯能力。伯多祿在為《聖諭廣訓譯文欣賞》寫的序言中說：“我們選擇這本書作為翻譯練習的教材，不僅由於該文風格時尚、行文優雅、字義清晰，而且由於其勾劃出中國精神領域的基本原則，既有意義，又具教育性。”3伯多祿為了編好這本教材下了很大功夫。他首先把《聖諭廣訓》中文原文分成許多小段落，並且按照葡文的書寫方式自左至右排成橫列。然後在每段下面放上葡1. 見《大清會典》。2. 見《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之乾隆四十七年十月“聖諭廣訓”條。3. PedroNolascodaSilva,TraduçãodaAmplificaçãodoSantoDecreto,Introdução,inLinguaSinicaEscripta,2ºVolume,Macau,1903.
53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文譯文，以方便學生對照原文和譯文進行練習。他還將很少使用的生僻字專門註釋於每條箴言的末尾，解釋其意義。為了讓學生熟悉漢文體例並習慣中文閱讀方式，還特意另將原文竪排置於文中。他在序言中要求學生“背誦漢語全文，以豐富對佳句及常用句的記憶儲存”。1從以上介紹可以看出，伯多祿為了學生能夠學好中葡翻譯，真是煞費苦心。三、伯多祿的翻譯伯多祿能夠編寫諸多漢語及翻譯教材並非偶然，這是他長期努力學習中國語言文化的必然結果。作為華務署署長及一等翻譯員，其翻譯水準令人驚嘆。人們最為欣賞的，是伯多祿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及深厚的漢語功底，尤其是對中國古漢語掌握得十分嫺熟，運用自如，具有相當出色的翻譯能力。關於他的翻譯，可以欣賞一下他於1898年翻譯的一篇題為《大西洋國人航海尋獲印度路徑始末》文章的譯文。2該文刊載於當年發行的《唯獨報》上。全文如下：大西洋國人航海尋獲印度路徑始末粵降生一千二百年間即南宋朝時也歐洲人曾喧傳東方有一國其君名俾賴斯地若翰國極富饒良玉精金甚為充牣該國君崇奉天主聖教以故歐洲人鹹喜識之於是幾經遣人由陸路探其疆理終未尋獲嗣擬改由海道訪求又多誤信古傳謬載大西洋海中有凶妖惡怪傷人之語竟無有敢前往者夫印度土產以絲斤黃金香料為大宗所有載入歐洲各國者率由亞喇伯商旅從陸地轉運而來第運費過昂物價因而翔貴歐洲見其物產珍美銳求去盛地意不稍衰其最能奮志航海探求者則在大西洋國太子英理基創興之先是太子英理基在沙基利斯地方設一學堂教人習行船事凡奮勇航海探求新地之士多出其門均有敢作敢為爭奇鬥勝之才名標寰宇概由此學所致迨至一千四百八十六年有著名之西洋航海士巴多羅謬地亞士由京師理斯波阿乘船泛海往求俾賴斯地若翰國之路徑行至好望角海波壁立舟人愕驚以故阻礙行程不得已折回面陳國君曰船至海角寔屬辛苦難行似可名之為1. 同前。2. 該篇文章是作者JoãoPereiraVasco用葡文寫成，由伯多祿譯成漢語。其內容涉及紀念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航路400周年，刊載於1898年5月出版的《唯獨報》（葡文刊名«JornalÚnico»）。該報僅出一期，4開56版，彩色印刷並附照片，實際上是紀念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航路400周年的特刊。
5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暴風角國君曰行過該處之角則有望於印度矣遂名其地曰好望角當時複派二人由陸路往尋因不識亞喇伯國語言只至耶路撒冷地方礙難進發而返踰年查悉穀惟倫暨白衣瓦二人善通亞喇伯土談遂循陸地複往探尋迨穀維倫行抵印度之加拿奴耳哦瓦即小西洋並加里孤度埠即舍陸登舟渡過印度洋至疏法喇地方求亞非利加洲東方沿海情形繼至埃及國加衣勞地方即將所訪各情據寔奏聞君主第尋求俾賴斯地若翰國徑事宜仍屬渺然無著而大西洋君主尋訪該國之心猶未深洽焉然既指明航海赴印度之路陳明循亞非利加南沿可至東方之區亦非無關緊要維時大西洋君主若翰第三即令備艦艘往尋印度疆域事未就而駕崩太子馬懦而踐阼即繼前君之志遂選得智勇兼備明達有為之臣名法司哥搭加馬命其乘艦繞出亞非利加洲尋印度地其所製之艦共四艘一名聖加巴列喇可容一百二十墩一名日列堯可容八十墩一名拉發夜喇可容一百墩一名聖美基耳可容二百墩溯法司古搭加馬當經奉詔時遂使其兄保祿充聖拉發夜刺船管駕其聖加巴列刺船法司古搭加馬自行管理船內隨帶前經從地亞士尋好望角之引水人俾祿阿郎基另每船帶教士二員通曉亞刺伯國暨亞非利加洲黑人語言之士各數名並帶死囚牢犯拾名以備沿途使令登岸入內地探訪情形倘得有功以抵其罪計四艦共載一百六十人皆遴選才藝精幹之輩竟駕如葦之扁舟嶼辦理極大且艱之要務洵不易也方其整備四艦之時國君馬儒而躬往閱視更與地亞士法司古搭加馬並明達航海之員叅論沿海路程海圖形式以及穀維倫所奏各情無不悉心詳酌製備妥善不便稍有乖舛需用不敷迨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六月終船中各色均已整備齊楚七月七日即瞻禮六夜間法司古搭加馬偕同各管駕並僚友諸人咸詣類司得婁地方聖母堂通宵祈禱其艦則列於對海翌日京師理斯波阿闔城黎庶群赴海千望其啟行而君主率大小臣工皆臨海漘相送教士恭做彌撒一台俾行船各人聽之聽畢遂列隊登舟京師河邊眾民靡不為之灑淚蓋念諸人去一無定向之處未悉終歸如何至將來返國回家之人多寡亦不可知是時君主亦上船餞別隨一聲號發各艦即起椗揚帆船尾向西而去所有黎民齊聲鳴咽送別其聲帶有痛念之意船內諸人反皆踴躍欣然辭謝長往是時乃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七月初八日即明朝孝宗九年間也及四艦泛乎中洋行七日至加拿釐島適遇大霧迷漫四船分散繼由廿三至廿七五日內始在薩喇島復逐漸集聚嗣至岌威德內之聖地亞古島棌薪汲水以濟路需候至八月初三日又解維前進將船駛開距島較遠始順流向南進發時閱三月適十一月初四日抵衣裡拿海灣上岸小憩仰測經緯線度而所用儀器殊非精巧及卑興所造極粗之木質三角形者時與該灣土人稍有競鬥直待月之十五日方掛帆離灣十一
55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月十九日行抵好望角海波浪翻騰三晝夜而不止雖膽氣素豪者亦為之色變前地亞士呼此地為暴風角者信不誣也念二日過好望角念五日到聖布拉薩地方因無風不得行候至十二月初七日始起椗取道前往時聖美基耳船所載糗糧業已用罄即遵君主詔旨在聖布拉薩處將該船焚毀是時幾與該處土人有爭戰之勢幸法司古搭加馬生性靈敏應變隨機始罷爭息事十二日值遇暴風天色陰瞑非燈火而不能見物復將各艦吹散至一小島名查行至此均為地亞士所經者此後凡法司古搭加馬所歷程途盡屬人跡所不到不得已只循照穀維倫所奏含糊形勢取道前行洪濤震憾日瞑風狂遂將各艦沖入南淵此際匪特有膽略之人盡為驚駭即前隨地亞士所來之水手亦俱股栗因而地亞士水手行徑鼓噪喧囂欲圖回歸梓裡顧法司古搭加馬操持堅定不為所移遂彈壓使退洎一千四百九十八年正月初十日王衣牙巴尼二十二日抵鷄利馬尼該處土人內有頭戴絲帽繡以花卉者登船相候時值船艘需加修理血枯病人應調醫小住一月始行解纜三月初二日至墨三鼻基其國君躬親降臨溫問有禮隨雲前所謂俾頼斯地若翰國王殊有重權沿海埠口多為所屬當經允送引水人指引路經旋悔爽信只得取道沿海至邦巴薩地方有摩囉人欲加謀弑幸惟天救護未遭其害遂開船到美林地得一摩魯引水人識加利弧度路徑後前行計過印度洋海已閱日二十有六洵屬歷盡艱辛心疲神瘁矣至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始見印度地該艦先到加布加地廿日抵加利弧度埠該埠正當興旺居於馬拉巴喇海邊計由大西洋京師理斯波阿至此共行十閱月零十一日也泊岸後見此東方地勢繁華炫爛目不暇給煇煌寶物艷羨如迷而加利弧度國王初以友禮相待寵遇異常惟是該地貿易均為摩魯人獨擅其利忽見有西洋人來誠恐將來貿易為其所奪受其挾制因在王前行譖國王欵待之禮遂衰然法士古搭加馬覷其意之所在遂立意回國將經已尋獲該地路徑奏明君王計自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八月廿九日揚帆回至京師理斯波阿行程恰是一年統自大西洋國京師理斯波阿啟程至印度加利弧度復由該處回計之往返乃二年有二月也去時一百六十人回國時只六十有五餘皆病歿而法司古搭加馬之兄亦當其數先是西洋國君主馬懦而切盼法司古搭加馬早日回歸是以時登欣得樂山頂頻頻遠眺一日陡見白列堯船逐波而回不勝欣喜爰立意建卑靈修道院結構巍峨紛華靡麗以為大西洋國人尋獲印度路徑之紀績俾後世之人不忘所自及至法司古搭加馬抵京各人均歡迎道左贊嘆弗衰君主馬懦而大悅即加賜職銜極為優獎以示榮寵從此航海尋獲印度路徑盡人皆知也至於尋獲印度殊非西洋國智勇之人一朝之力乃歷年志意堅真嘉謨廣運始成厥功遂將數百年歐洲荒渺難窮之境一日瞭如指掌且因而貿易
5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繁盛學問開廣教化顯揚人材輩出大西洋國版圖從此增拓而所航海路及尋踞土地寔為世上各人開萬世之利益後大西洋君主馬懦而自號為衣地奧必雅亞喇伯波斯印度等國踞地航海通商之主也大西洋自有此一舉則盛名揚於海外美聲播於邊疆詩人加梅士作雅詩而誌事書史者著綱鑑以錄名茲適值法司古搭加馬尋獲印度海路四百年斯各處均歡欣慶興頌賀稱觴洵足榮耀人寰豈不懿歟伯多祿譯於一八九八年五月1以上是伯多祿翻譯的有關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航路歷史背景的一些情況。從這段文字中，不難看出其深厚的漢文功底。若閑暇之時，仔細推敲玩味，更覺譯文遣詞造句之巧妙。甚至有些句子表現出傳統駢文的意味，如“良玉精金，甚為充牣”、“探其疆理，終未尋獲”、“海波壁立，舟人愕驚”、“歡迎道左，贊嘆弗衰”、“貿易繁盛，學問開廣，教化顯揚，人材輩出”、“盛名揚於海外，美聲播於邊疆”等等。這種用漢語文言如行雲流水般一氣呵成的文章，即使是今天精通漢語的華人亦不易寫出。看了上段譯文，對於伯多祿的翻譯水準已無需再加評論，如果用嚴復先生提出的翻譯“信、達、雅”三字標準來衡量，則毫無疑問屬上乘譯作。伯多祿的譯文亦說明，他1. 譯文全文2598字，載於葡文報刊《唯獨報》第6版至第10版，1898年5月在澳門出版。雙語並排，其中漢語從右至左豎排，依古例無標點符號。
57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1. 見1897年《蘇報》載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另見資料載該文刊於1898年8月7日裘廷梁主編之《无錫白話報》第19、20期。在翻譯中所追求的已不僅僅是譯文的準確和符合漢語文言文的書寫體例，而是表現出他對中華文化古老傳統的熱愛與崇尚。在譯文的字裡行間，無不透露出漢字書寫的流暢，文言表達的快感，以及能夠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浩瀚海洋中倘佯的心滿意足的自豪。這時的伯多祿，儼然是一位身著長袍馬褂咬文嚼字的中國老派文人。伯多祿所處的時代，正是文言文和白話文交替的時代。雖然胡適是1917年1月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宣導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宗，但是，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並非從胡適才開始。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將文學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近代白話文運動尤其受到維新派人士的大力推舉，1897年倡導白話文的先驅裘廷梁就曾提倡“崇白話而廢文言”1，甚至有人稱文言文為“桐城妖孽，文選謬種”，文言文在清末民初像瘟疫一般，讓人唯恐避之不及。然而，伯多祿並不為其所動，依然執著地以文言文為葡文譯中文的載體，並且以由此而形成的譯風影響了澳門幾代譯者。即使民國政府教育部在1920年9月命令國民學校一二年級的國文教學從該年秋季起一律改用白話文，澳門的翻譯依然以文言文翻譯為主，其遺風甚至影響到今日的法律翻譯。四、伯多祿與澳門19世紀的翻譯風格伯多祿的翻譯風格還可以從澳門政府憲報的譯文中可以看出。澳門政府憲報創刊於1838年，但直到1850年才開始出現少許與華人有關的中文內容。後來中文內容逐漸增多，而作為華政衙門（華務署）一等翻譯員的伯多祿自然成為澳門憲報中文翻譯及校審的第一人選。現以1883年4月19日和12月8日的兩期憲報第一版為例，分析一下伯多祿的翻譯風格及其對澳門翻譯的影響。為方便分析，我們亦採用伯多祿編寫《聖諭廣訓譯文欣賞》的方法，將原文和譯文分段進行比較，其版式盡量依原貌，文中□表示內文中空格，△表示段落起始處空格。首先看1883年4月19日憲報第一版的報名。葡文為BoletimdaProvinciadeMacaueTimor，譯文為“澳門地捫憲報”，並未按現代譯法譯成“政府公報”而是譯成類似文言的“憲報”，同時，未將Timor一詞按現代
5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澳門地捫憲報上的伯多祿譯文接下來是出版日期的翻譯，葡文是Quinta-Feira,19deAbrilde1883,-2.ºSupplementoaoN.o15；而中文譯成“禮拜四日□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四月十九日△△癸未年三月十三日□十五號第二附報”。有趣的是，譯者在翻譯日期時不厭其煩地將西元紀年換算成中國的農曆紀年，在“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後又補上“癸未年三月十三日”，然而這並非畫蛇添足。這是典型的歸化翻譯方法。當時的華人尚不熟悉西曆，只知道中國農曆。毫無疑問，這種翻譯學上的“歸化”手法不僅為了讓華人讀者能領會其內容，亦表現出譯者對中國文化的高度尊重。另外，將“星期”譯成“禮拜”，將“副刊”譯成“附報”，均表明當時譯文的特點。既然有譯文，由於文化的差異必然會在表述上產生理解上的歧義，為避免爭拗，每期憲報必有以下說明：“奉大憲劄諭所有澳門地捫憲報以西洋文華文頒行者遇有辯論之處仍以西洋文為正也”。毫無疑問，這段話的翻譯用的是標準的文言文。在用詞上亦採用歸化手法，將今譯“上級”譯成“大憲”，將今譯“命令”譯成“劄諭”，將今譯“葡文”譯成“西洋文”等等，不一而足。把西方文化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另外，每期憲報都註明譯文的譯法譯成“帝汶”，而是譯成“地捫”。需要說明的是，將“地捫”同“澳門”放在一起，是因為當時葡國政府將兩地劃為同一省區。
59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譯者及校核者。而本期的譯者就是伯多祿，報首部分即可見到伯多祿的姓名，並說明其一等翻譯員身份及譯文內容已經他核審無誤。下段進入正文，是政府的一份通告。背景是里斯本政府於1883年任命托馬斯‧羅沙（ThomazdeSousaRosa）擔任澳門總督，並於該年4月離葡經香港赴澳門上任。根據慣例，每逢新總督抵澳上任，均要舉行隆重歡迎儀式。本通告即向各界通報迎接新總督的具體儀式安排情況。為便於分析，現將上圖憲報中文譯文按原格式轉抄如下：從上文通告七項內容來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依然使用歸化手法，將結構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字轉換成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標準文言文。具體有以下明顯特點：
6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書寫完全採用中國傳統體例，文字從右向左竪排，起始段落首行不空格，其他各行反而有兩個空格，全文無標點符號，在體例上完全巓覆了葡文原文的結構。這已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譯，而是翻譯過程中作了重新整合，使譯文不動聲色地納入中文的體例和規範。凡遇國名及尊號，亦依中國古代公文作諱名處理，如在“憲駕”、“大西洋”等詞前空一格，以免直呼其名，張顯不尊。因為根據中國文化傳統，對長輩或君王是不能直呼其名的，書面的表示方法往往在名前用空格表示尊重。“憲駕”在這裡指總督，伯多祿等譯者為表示對重要人物的尊重，故在“憲駕”前空一格。“大西洋”表示葡萄牙國家，出於對“祖國”的尊重，亦作同樣處理。在翻譯人名、地名、職務時，亦採用歸化手法。如將ThomazdeSousaRosa（托馬斯‧羅沙）譯成“羅大人”；將Portugal（葡萄牙）譯成“大西洋”；將Governador（總督）譯成“憲駕”；將guardapolicial（警衛隊）譯成“巡捕兵營”；將signal（信號）譯成“旗號”；將salva（禮炮）譯成“恭賀炮”；將secretariogeral（秘書長）譯成“輔政使司”等。更有趣的是將oficial（副官）譯成“中軍”；將cumprimento（致意）譯成“請安”；將galeota（小桅船）譯成“綵艇”。說明伯多祿等譯者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的深度。聯想到澳門許多街道名稱的翻譯用詞，如提督（實為為海軍上將），美副將（實為上校），鮑公（實為葡人名Paulino），廉訪（實為王室法官）等，就明白上述憲報的翻譯絕非個案，而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代表作。或者說代表了當時的譯風。譯文雖算不上四字駢文，亦不覺平仄對仗，但已看出文言文的言文分離、行文簡練的特點。文言文與白話文在詞彙使用上有很大差異。這個差異通常必須以詞典或字典的形式加以條列，才能完整表達。不過，人們公認的特點就是文言文的詞彙較為簡潔，各種詞類的用途可以互換，使用也較靈活。另外，相較於白話文的詞以雙音節為主，文言文中的詞以單音節為主。這些特點在上述譯文中均能感受得到。譯文中大量使用文言虛詞，這當然是文言文所必需。問題是虛詞的使用在文言文中並非易事，需閱讀背誦大量中文典籍方能領會，說明伯多祿等人學習之刻苦。以下是1883年12月8日憲報第一報一則通告及其譯文，譯者亦為伯多祿。
61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毫無疑問，該譯文具有前面通告譯文的共同特點，此處不再贅述。但由於文體不同，亦有另外一些特點。比如，在此文告中幾乎所有涉案人的姓名都是X亞X。亦可認為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翻譯社會底層華人姓名的統一模式。粵人在稱謂上有一習慣，雖有姓名，但在熟人之間相互稱謂時會只該期憲報亦由伯多祿翻譯，刊登了澳門警衛隊的一份報告，其主要內容是將1883年11月29日至12月5日一週時間內澳門發生的刑事案件及處理結果公佈於眾。以下是抄錄的譯文內容：
6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1883年12月8日第49期澳門地捫憲報取名的最後一字，再在前面加上“阿”（即譯文中的“亞”字，粵語發言相同）以表示親切。尤其同輩之間或長輩對小輩。在介紹自己時亦會這樣稱呼，比如“我叫阿X！”在那個時代，人們是沒有身分證的，若有犯案，警方在作筆錄時會根據當事人自己的介紹記錄姓名。這些人便稱自己的名字是“阿X”。於是就在文告中出現劉亞禮、林亞章、李亞殿、李亞深、吳亞福、李亞開、蔡亞禧、吳亞秀等姓名。上述文告中用“亞”字代替姓名中的中間字，尤如今天電視抽獎隱去手機號碼中間的4位數字，可能不願把真實姓名完全透露出來，既向社會公佈了罪案事實，又適當隱去部份身份資料，以免涉案人日後難以重新融入社會。有人認為是由於這些人社會地位低下，無完整姓名，似不可信，因為上述人名末字均很有意義，甚至十分文雅，並非粗人所取。另外，文告起始段譯文“大西洋澳門巡捕兵營統領副將施”亦值得分析。從現代觀點看，譯文中的“大西洋”指“葡萄牙”，“巡捕兵營”指“警隊”，“統領”指“總司令”，“副將”指“上校”軍銜。全句除“澳門”一詞外全都作了納入中國文化的歸化處理。值得分析的是最後一個字“施”。從文言角度看，這是指一位姓施的軍官，那末這姓施的人是從何而來的呢？查看原文，方知這是一位名叫FranciscoAugustoFerreiradaSilva的葡國人。按照新華通訊社擬定的西方人名標準譯法，該人名應譯為費朗西斯科‧奧古斯都‧費雷拉‧席爾瓦。在澳門，其中的“席爾瓦”姓按粵語傳統譯法為“施利華”。譯者為了遵從漢文規範，特別是為了適應文言文簡潔明快的特點，將本來是家族姓氏的“施利華”三個字簡縮為一個字“施”，而中國正好也有“施”姓，這就為全文作了歸化式的“整容”，已看不出任何西方文字的痕跡。可見譯
63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者用心之良苦，然而這只有對中國語言及傳統文化有深入的瞭解才能作得到。受19世紀此種翻譯風格的影響，居澳葡人將姓名歸化為漢人習慣者已十分流行，流傳至今。如華年達（Valente）、苗藍圖（Miranda）、文禮治（Melancia）、馬若龍（Marreiro）、戴明揚（Damiao）、黎祖智（Jorge）、羅世賢（Rocha）、馬許願（Martins）、江道蓮（DeolindadeConceição）、江濠生（Gonçalo）、安棟樑（CostaAntunes）、施綺蓮（EdithdaSilva）、高天賜（Coutinho）、宋玉生（Assumpção）、林綺濤（Ritchie）等等澳門熟知的葡籍或土生人士，不僅姓名優美文雅，寓意深刻，而且性別分明，已看不出任何西方人的痕跡。五、結論自葡人1557年在澳門定居始，即長期處於華人包圍之中且必須面對強大的中華帝國。為了實現溝通及相互瞭解，達到永居澳門的目的，翻譯活動始終伴隨著澳門的發展。雖然翻譯對葡人生存十分重要，但也歷經坎坷，步履艱難。翻譯人員的構成走過了從馬來半島華僑、西來傳教士、澳門華人到澳門土生人的漫長路程。同時，翻譯風格亦不斷演化。到了19世紀，由於形勢的劇烈變化，澳葡當局同滿清政府來往日漸密切，並在北京、上海、寧波、廈門、廣州、香港等地大量設立外交及商務機構，派駐翻譯人員，澳葡當局對譯員需求量大增。在這種形勢下，不僅將歷史上的理事官公署改為華務署，專設翻譯機構，而且設立專門培養中葡翻譯的華語學校（即語言翻譯學校）。對翻譯的需求使澳門土生人中湧現出諸如伯多祿、宋次生、馬貴斯、佐治、高美士等一大批優秀的翻譯人才，並成為清末民初澳門翻譯及漢學研究的主要力量。這些人在翻譯實踐中逐漸形成近代澳門以文言為主採取歸化手法的翻譯風格，不僅在當時意義深遠，而且其影響留傳至今。參考文獻：1. 1883年4月19日和12月8日兩期澳門政府公報；2. 澳門中央圖書館網站：http://www.library.gov.mo/macreturn/DATA/I20-197/I208199.HTM；3.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澳門基金會出版，澳門，2002年；4. 《大清會典》；
6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5. 《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6. PedroNolascodaSilva,TraduçãodaAmplificaçãodoSantoDecreto,Introdução,inLinguaSinicaEscripta,2ºVolume,Macau,1903；7. 《唯獨報》（«JornalÚnico»）紀念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航路400周年的特刊；8. 1897年《蘇報》；9. 《明史》；10.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11. Pe.ManuelTeixeira,GaleriadeMacaensesIustres,Macau;12. Pe.ManuelTeixeira,AEducaçãoemMacau,1982,Macau;13. MariaManuelaGomesPaiva,EncontroseDesencontrosdaCoexistência–Opapeldointérprete-tradutornasociedadedeMacau,NotaPrévia.LivrosdoOriente,2004,Macau；14. CarlosPintoSantosOrlandoNeves,DeLongeàChina–MacaunaHistoriografiaenaLiteraturaPortuguesas,Vol.III;本文2010年9月刊於澳門理工學報2010年第3期
65高美士?─?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驕傲一、高美士其人在澳門，很多人都知道高美士這三個字，因為澳門有太多與高美士有關的事物，如位於新口岸的高美士街，著名的高美士中葡中學，南灣花園的高美士雕像等。但若談及高美士的詳情，就沒有多少人能夠說得清楚。其實，高美士是澳門歷史上貢獻卓著的土生葡人，而且與澳門理工學院有著密切的關係。高美士，全名路易士‧貢薩加‧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澳門土生人，於1907年7月11日生於澳門，1976年3月20日在澳門去世，終年68歲。高美士一生都沒有離開過澳門，是真正的“澳門之子”。高美士是中西文化融滙的代表人物，同時為中學西傳做出了重大貢獻。雖然一生成績卓著，但他為人誠懇，質樸親切，澳門土生葡人都親切地稱呼他為依紐（InhoGomes）。路易士‧高美士是在澳門定居的高美士家族第六代土生葡人，其祖上可以追溯到18世紀開始在澳門定居的弗蘭西斯科‧高美士（FranciscoGomes）。該家族第二代若昂‧高美士（JoãoJeronomoGomes）於1785年生於澳門，同沙維爾家族的帕斯嘉（PascoadeMacedo）聯姻後1於1810年內容提要澳門政府華語學校是20世紀初應因政府對翻譯員的需要而創辦的，因此建校以來培養了許多優秀的翻譯人員及漢學家，而澳門土生人高美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文試圖通過對高美士的介紹與研究，說明華語學校推動澳門翻譯及漢學研究發展的重要作用。高美士?─?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驕傲1. 這是帕斯嘉（PascoadeMacedo）的第二次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來自里斯本的葡人若瑟‧蘇沙（JosédeSousa）。見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 Vol.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1041。
6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生下高美士的曾祖父若阿金‧高美士（JoaquimFranciscoNicasioXavierGomes）。若阿金‧高美士的妻子若安娜（JoanaMariadeJesus）於1832年10月7日在澳門風順堂區誕下高美士的祖父若阿金‧安東尼奧‧高美士（JoaquimAntonioGomes，又名JoaquimFranciscoGomes）。高美士家族在當時的澳門葡人社會中被稱為“鬥雞之家”。據移居波士頓的該家族後人埃薩‧努內斯（D.Purezad’EçaNunes）1女士寫給《澳門土生家族》作者福爾加斯（JorgeForjaz）的信中說：“Capigalos”一詞是澳門土生巴圖阿語2，由Capi和galo兩個詞組成。Capi在巴圖阿語中指把東西夾在腋下，而galo指雞。因此Capigalos指腋下夾著雞出去鬥的人。鬥雞時圍觀者會下賭注猜輸贏。埃薩‧努內斯據此推斷其祖父或者更早一輩是從事鬥雞行業的。3若阿金‧安東尼奧‧高美士（第四代）於1853年10月29日在風順堂區同馬利婭‧萊梅吉奧斯（PrudenciaMariadosRemedios）結婚。該對夫婦育有9名子女，而排行第八的若阿金‧弗蘭西斯科‧沙維爾‧高美士（JoaquimFranciscoXavierGomes）（第五代）就是路易士‧高美士的父親。4路易士‧高美士的父親若阿金‧弗蘭西斯科‧沙維爾‧高美士昵稱黑炭（Coque），於1872年12月2日生於風順堂區，1942年2月8日歿于花王堂區，曾任澳門男子中心學校的校長及教師。並任商學院的執事5。曾兩次結婚。同第一任妻子薩拉（SaraCarolinadaEncarnação）於1899年成婚，育1. 埃薩‧努內斯（D.Purezad’EçaNunes）是高美士祖母的曾外孫女。見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I,FundaçãoOrienteeInstitutoCulturaldeMacau,1996,p.124。2. 巴圖阿語是東方葡萄牙克里奧語的一種變體，流行於澳門葡人社會，尤其在婦女中使用。其語法源於葡語，但十分簡略。語言中包含大量馬來語、印度語甚至漢語詞彙。3. D.Purezad’EçaNunes給《澳門土生家族》作者JorgeForjaz信的英文原文：“IntheMacauPortugueseLanguage–patois–«capí»meanstotuckunderortuckbetween.«Capigalo»(capígalo)meanstotucktherooster,presumablyunderthearm,sincewemayalsopresumethatourgreat-grand-father(orevenisforefathersbeforehim)couldhavebeenacock-fightaficionadoandfollowedthetraditionalwayoftakingtherooster(ortworoosters)tobetinthegamesbytuckingthebirdunderhisarm.”參閱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37。4.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Remedios家族11節第三代。5. 此處的商學院（InstitutoComercial）並非今天意義的商學院，而是1901年至1919年期间附屬与於利宵中學的商科班（專業），亦是後來的伯多祿商業學校發展的重要階段之一。澳門商業學校是澳門近代一所極其重要的學校，但發展歷史十分坎坷。在澳門土生協進會的努力下於1878年1月8日創建，於1885年設於聖若瑟修院內。16年後因開設第二商科課程問題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與修道院神父產生分歧，轉而設於利宵中學內，並改名為商學院。1919年12月9日再次獨立，並改名為伯多祿商業學校。詳細內容可參閱Pe.ManuelTeixeira,AEducaoemMacau,DSEC（前澳門教育文化司出版），1982,pp.83-104。
67高美士?─?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驕傲有四名子女。第二任妻子阿瑪麗婭（AmáliaMariadasDôresEpiscopal），是前任妻子的妹妹，於1923年同若阿金‧弗蘭西斯科‧沙維爾‧高美士結婚。路易士‧高美士就是第一任妻子的第四個孩子。1高美士是中葡混血土生人，其中國血統至少可以追溯到其祖母馬利婭‧萊梅吉奧斯（PrudenciaMariadosRemedios）。澳門有多個萊梅吉奧斯家族，而其中的大多數來源於華人進教者，即加入天主教並接受葡國文化的純華人家庭。2高美士的祖母就出生於這樣一個家族。馬利婭‧萊梅吉奧斯的祖父安東尼奧‧萊梅吉奧斯（AntonioRemedios）於1770年出生於一個華人家庭，全家由於信仰天主教而納入葡人社會。3然而，高美士並非純中葡混血，仍帶有其他種族的基因。其母親就有荷蘭人的血統。4所以，可以說高美士出身於一個多種血緣混雜的典型澳門土生人家庭，體現了四百多年來葡萄牙人東進過程中與多個種族融滙形成澳門土生人的明顯特點。雖然該家族祖上從事鬥雞行業，但高美士成長的家庭環境則是標準的“書香門第”。不僅其父親是澳門最早的官辦男子中心小學的教師和校長，其母親亦是官辦女子中心小學的教師和校長。5父母兩人均從事教育工作，而且高美士是家中最小者，對其愛護有加，這種良好的教育環境對他後來知識的學習和積累以及學術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由於父母重視教育，高美士在當時最好的利宵中學完成了正規的十二年中等教育。而且該期間他有幸接觸到澳門歷史上最出色的教師，如庇山耶、莫拉斯等人，這與其後來的發展與取得的成就不無關係。高美士兄弟姐妹四人，其排行最小。長兄維森特（JoséVicente）情況不詳，僅知其於1900年7月22日生於澳門大堂區。大姐馬嘉莉達（MariaMargaridaGomes）生於1902年，一直未婚，對音樂很有研究，早年曾赴國外學習聲樂1. 見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p.37-46.2. 據葡國編年史學家JorgeForjaz研究，澳門土生族群中有許多姓氏為Remedios的家族，但多為非葡裔的進教家庭，主要來自印度、中國、馬來亞及非洲東部的加菲爾人地區。其中有許多是進教華人。見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FOeICM,p.31.3.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I,FOeICM,1996,p.123.4. 其曾外祖母（JulianaAntoniavanderWynn）是荷蘭人。見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1038.5. 其母親（SaraCarolinadaEncarnação）從1896年起擔任女子中心小學教師。見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FundaçãoOrienteeInstitutoCulturaldeMacau,1996,p.1039。女子中心小學創辦於1895年7月9日，由分別設於大堂區和風順堂區的兩所女子小學合併而成。該校直到1939年才同男校在士多鳥拜斯大馬路共同擁有自己的校舍。
6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和鋼琴，甚至對芭蕾舞亦十分感興趣。高美士一生十分喜愛音樂，小提琴技藝嫻熟，經常參加各種表演，相信與這位姐姐的影響不無關係。澳門著名教育家白坦麗就曾說：“小路易士向姐姐學習拉小提琴……在他們家裡專門設有一個欣賞音樂的試聽間，至今仍保留著音響設備及數以百計的古典音樂磁帶。”1正是由於高美士在音樂方面的出色造詣，他才能出任澳門音樂學院（AcademiadeMusica）籌備委員會的秘書並多年擔任澳門音樂電台的台長和澳門文化音樂團體的秘書。2高美士的二姐阿馬莉婭（AmáliadasDôresGomes）比他年長兩歲，早年嫁到香港，同移居香港多年的古鐵雷斯家族聯姻。古鐵雷斯家族源於西班牙，後移居菲律賓，18世紀移居澳門，19世紀中期則隨大批澳門土生人移民到香港，是最早開發香港的澳門土生家族之一。3高美士在少年時期就表現出超人的聰明與才智，他13歲剛入中學不久就與同學參與編輯出版葡文校刊《學術報》（AAcademia）。4該刊在校長卡洛斯‧德加杜（CarlosBorgesDelgado）指導下由學生佩德羅‧施利華（PedrodaSilva）創辦。第一期於1920年10月5日發行，而高美士就曾在該刊發表了一篇關於美國科學家及政治家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文章。從此走上文學及研究道路。二、高美士與華語學校高美士完成利宵中學學業後，於1925年考入華務署屬下的華語學校（即現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之前身）5學習中葡翻譯課程。按照當時該校的教學大綱，他要在華語學校修完八年的課程，包括第一階段的五年二等翻譯員課程和第二階段的三年一等翻譯員課程。所用時間相當於現代西方從學士到博士的全部學習過程。華語學校課程的設置非今日可比，不僅科目繁多，而且艱澀深奧，學生不僅要學習白話，而且要學習古代漢語，包括1. PrefáciodeGracieteBatalha,MacauFactoseLendas,autoriadeLuizGongzagaGomes,pp.5-7,EdiçãodaQuinzenadeMacau,Outubrode1979,Lisboa.2. PrefáciodeGracieteBatalha,MacauFactoseLendas,autoriadeLuizGongzagaGomes,pp.5-7,EdiçãodaQuinzenadeMacau,Outubrode1979,Lisboa.3.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FundaçãoOrienteeInstitutoCulturaldeMacau,1996,pp.37-46.4. 關於該刊情況，拙著《近代澳門外報史稿》第二章有較為詳細的介紹。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5. 華語學校（EscolaSínica）於1905年根據葡萄牙王室預算法令成立，1976年10月根據47/76/M號法令將學校改名為華務司技術學校（EscolaTécnica），1992年3月根據16/92/M號法令將華務司技術學校併入澳門理工學院，並改為語言暨翻譯學校（EscoladeLínguaseTradução）。詳情見拙文《百年搖籃，樹老花香─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載《澳門理工學報》總第19期，2005年8月。
69高美士?─?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驕傲文言文、四書五經、孔孟之道，甚至要學習中國地理、歷史、禮儀、民俗等。1學校還規定一等翻譯員要學習英語和法語。說明學校要求學生掌握多種外語，以便同主要的西方國家溝通，滿足當時駐華外交工作的需要。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會有相當多的澳門土生人在駐北京的外國使團及英法等國的大公司中充當傳譯人員。學校還規定，每學年結束時要進行不同語言相互對譯的翻譯實踐考試，同時亦須進行英語及法語的實踐考試。學校對學生要求如此之高，使很多澳門土生青年望而卻步，即使像高美士這樣有良好家庭教育背景的人亦很難適應。畢竟正值年少時期，對於一個十多歲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青少年來說，要在八年時間裡像中國人那樣學習漢文，熟讀四書五經，掌握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實在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然而，由於中葡文化差異太大，而且粵澳關係在當時十分微妙，只有通過如此痛苦的磨煉，才能成為合格的翻譯，並且熟練地處理與華人有關的各種事務，包括派往葡萄牙駐中國的使領館擔任翻譯工作。何思靈就提到，後來成為著名漢學家的土生學生高美士在修讀一等翻譯課程時，由於其一等翻譯課程第三年的中文考試不合格而未獲准畢業，後來考慮到其法文及英文考試成績優秀，在政府司法顧問的干預下才得以避免留級重修的厄運。2高美士從1925年至1930年用了5年時間修完了華語學校的二等翻譯課程，從1930/1931學年開始修讀一等翻譯員課程。前兩年各科的學習成績均合格，但在第三學年的期終考試中，中文的書面及口語考核均未獲通過，被學校的考試評審團裁定為留級重修。然而，政府的法律顧問對該項重修決定提出質疑，要求學校評審團按照學校章程作出解釋。據此認為，儘管法語和英語並非華語學校的主修科目，屬翻譯課程的副科，但考試評審團應該“將學生的法語和英語成績加入最後平均成績的計算中”，並要求評審團修改原先裁定。儘管如此，後來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許多人對此有保留意見。當時擔任評審團委員的著名土生史學家及報人白樂嘉（JackBraga）就認為，按照他的理解“章程規定的意思是要求應考人應當熟練掌握漢語，但也接受上級部門對章程的解釋”。3另一位委員安東尼奧‧白坦利（AntónioFerreira1. 課程大綱詳細內容可參閱李長森《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載《澳門理工學報》總第34期，2009年6月。2. CelinaVeigadeOliveira,AEscoladeLínguaSínicanoContextodasRelaçõesLuso-chinesas,RevistaCultura,No.18,ICM,1994.3. CelinaVeigadeOliveira,AEscoladeLínguaSínicanoContextodasRelaçõesLuso-chinesas,RevistaCultura,No.18,ICM,1994.
7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Batalha）明確指出，按照他的理解，根據學生的考試結果，應該令其留級，因為漢語知識是成為翻譯員最重要的技術要求。但作為一名守紀律的公務員，他願意服從上級的命令。最後，高美士終於被獲准以合格成績畢業，完成了一等翻譯員課程。然而，能否畢業的風波並未影響高美士後來成為優秀的翻譯家和漢學家。畢業後，高美士繼續鑽研中文，提高漢語能力，其後得到舉薦，獲聘進入澳門政府華務總署工作。由於表現優秀，在短時間內即晉升為首席傳譯員，其級別相當於署長。其實，高美士畢業考核中遇到的問題與其後來的發展亦無矛盾。分析起來應該得出如下結論：首先，學校對畢業生的要求十分嚴格。高美士從1925年入學至1933年畢業的八年學習中，儘管課程十分艱澀繁雜，但並無不良成績，然而在畢業考試中卻出乎意料地遭遇滑鐵盧。如果不是考試制度有問題，那就只能說明考試內容艱深，要求嚴格。從當年的教學大綱中即可看出對學生的嚴格要求。1第二，華語學校對學生長達八年的艱苦訓練發揮了作用。從教學大綱中可以看出，八年中的大多數課程都屬於學習中國語言文化最基本的訓練，而且結合當時的形勢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學到的知識立刻就會應用到實踐中去。另外，澳門的環境亦極其有利於知識的發揮。第三，說明高美士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和熱愛，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研究抱有強烈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這成為他後來堅持不懈從事漢學研究及翻譯工作的重要動力。同時也說明高美士為此而付出的極大努力。他一生都在為漢學研究兢兢業業，嘔心瀝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出色使者。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華語學校精密編排的教學計劃和嚴格的語言訓練，以及高美士本人的勤奮努力和堅持不懈造就了這位偉人，同時也實現了華語學校為高美士一類學生制定的培養目標。在華語學校的八年艱苦訓練使高美士不僅成為優秀的翻譯員，而且成為出色的漢學家，並通過他的努力向西方介紹了充滿神秘感的中國文化。他對澳門歷史的研究尤其深入，這從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得以體現。21. 李長森《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載《澳門理工學報》總第34期，2009年。2. CelinaVeigadeOliveira,AEscoladeLínguaSínicanoContextodasRelaçõesLuso-chinesas,RevistaCultura,No.18,ICM,1994.
71高美士?─?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驕傲三、傑出的翻譯家和漢學家高美士從華語學校畢業後，便利用學到的漢語知識投身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各項工作中，最終成為近代澳門土生翻譯工作者中成就最大者。不僅空前，而且絕後，至少目前尚未見有超過其能力者。現僅將其部份作品展示給讀者，就能看出其對中國文化研究的深度及在翻譯領域的重要貢獻。首先，在翻譯工具書方面，他於1941年編著了《粵葡詞滙》一書，成為當時翻譯工作者特別是口譯者的重要參考書，接著又於次年編著出版了《葡粵詞滙》一書，專供母語為葡語者查找粵語詞滙時使用，當時他年僅34歲。在傳播中國語言文化方面，他翻譯了中國使用了千年的教材《三字經》（1944）和《千字文》（1944）。其實，這兩部書是專供中國兒童讀書識字之用的啟蒙讀物，對於葡人學習漢語並非理想的教科書。由於該兩部書講究押韻對仗，翻譯起來十分困難，可以說是出力不討好的事情。但高美士十分執著，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裡將該兩部書介紹給西方人士。說明其主要目的在於傳播中華文化，希望西方讀者通過《三字經》和《千字文》瞭解中國的文化及教育情況，特別是中國文字的特點及教學方法。同一年，高美士還翻譯了中國的《孝經》，由當時的澳門政府官印局出版。《孝經》的翻譯，使西方人士對中國的孝道有了深刻的認識。1945年，年僅38歲的高美士向更高目標前進，在該年完成了《四書》中的《論語》、《大學》和《中庸》的翻譯，由官印局出版。高美士最具有現實意義的翻譯成就，莫過於將清代印光任和張汝霖的《澳門紀略》譯成葡文，於1950年由澳門政府官印局出版。《澳門紀略》乃由印光任、張汝霖所撰，兩位皆曾出任澳門海防軍民同知。他們在任期間“曆海島，訪民蕃，搜卷帙”，搜集了大量澳門地方的第一手資料。1744年，印光任成為第一任澳門海防軍民同知，發現澳門歷史地理資料非常缺乏，欲編撰一部澳門地方志書；印光任隨即開始搜集相關資料，於1745年完成初稿。1741年在香山任職縣令的張汝霖，亦開展了對澳門的研究。1748年，張汝霖亦被委任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兩人先後擔任澳門同知時，各自搜集並累積了大量澳門地方資料。1751年（即清乾隆十六年）印光任署潮州知府，張汝霖則在潮州出任鹽運通判。兩人同時在潮州任職，使其
7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能夠合力展開《澳門紀略》的編撰工作。《澳門紀略》以印光任初稿為藍本，進行增刪修改後於1751年底公諸於世。《澳門紀略》分上下兩卷：上卷分別為《形勢篇》和《官守篇》。主要介紹澳門及附近地方之地理、氣候與軍事佈防以及歷史沿革，明朝與清朝的管治、相關政令與歷史事件等。下卷為《澳蕃篇》。主要詳述外蕃之貿易往來、宗教信仰和傳教士在中國之風俗習慣等。全書介紹了澳門歷史、地理風貌、中西文化、風俗民情、民間技藝等，並附有插圖21幀和400多條中葡對照詞語。毫無疑問，將這樣一部以文言文形式寫成的史志由一名澳門土生人譯成葡文是十分困難的，更何況文中有許多令西人費解的枝竹詞。在19世紀初，《澳門紀略》的全部或部分內容，開始被譯成日、法、英等外文，但沒有葡文版。高美士認為，葡人在澳門定居數百年，而這部關於澳門的極其重要的中文著作竟然沒有葡文譯本，實屬遺憾，於是決心將該著作譯成葡萄牙文。該譯本使長期關注中國及澳門的葡國學者對澳門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成為葡國學者研究澳門歷史最重要的參考史料之一。葡人凡撰寫澳門近代史者，高美士的葡譯本必會列入參考書目之中。華語學校重視第二外語的教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在高美士身上亦有體現。前面提到高美士在華語學校學習時英語和法語成績十分優秀，多種語言的掌握為高美士在翻譯事業上的發展創造了廣濶的前景。在高美士的譯作中不乏西方語言的翻譯成果。他的譯作安文思神父（Pe.GabrieldeMagalhões）1的《中國新志》（NovaRelaçãodaChina）便譯自法文，於1957年刊於《澳門趣聞軼事》第十七卷上；另一篇曾德昭神父2（ÁlvaroSemedo）的《大中國志》（RelaçãodaGrandeMonarquiadaChina）則譯自意大利文，於1955年刊於《澳門趣聞軼事》第十六卷上。曾德昭的《大中國志》是在華耶穌會士介紹儒家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書中介紹了孔子和中國的教育制度。這些譯作對東學西傳，向西方介紹中國古老的文化思想，以及對澳門史及天主教東傳史的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1. 安文思（GabrieldeMagalhāes，1609－1677），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葡文名加布里埃爾‧麥哲倫，為開辟環球航路的航海家斐迪南‧麥哲倫的後裔。安文思1640年入華傳教，長期與利類思合作，初期在成都建立教堂，後為明末起義軍張獻忠服務。張獻忠敗亡後被虜往北京。後被釋放，建立北京東堂。1677年，安文斯病逝於北京，葬於滕公柵欄墓地。2. 曾德昭（ÁlvaroSemedo），1585－1658，原名謝務祿，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到達中國南京，四十四年（1616年）經歷南京教案，後改名曾德昭潛回中國繼續傳教，1636年離開中國。著有《大中國志》，該書介紹了中國大明王朝的強盛與繁華。
73高美士?─?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驕傲四、永遠值得紀念的澳門土生人高美士不僅是一位多產的作家，而且集史學家、文學家、漢學家、翻譯家及新聞工作者於一身。他從華語學校畢業後從事中葡翻譯及漢學研究的同時，擔任小學教師及校長達20年之久。他精通中國語言和文化，擔任中葡翻譯，並用漢語寫成《向兒童講述葡國魂》及《葡萄牙史概要》，同時還編纂了《粵葡詞典》，創辦《賈梅士學院學報》，主編《復興》雜誌，擔任《澳門新聞報》秘書長。高美士最重要的著作是《澳門土生圖書編目》，為研究澳門歷史及文化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查閱途徑。高美士從1964年起開始編輯出版月刊《澳門檔案》，堅持該項工作一直到1976年去世。他還將葡文、意大利文、法文等重要著作譯成漢語，其中就包括曾德昭的《大中國志》，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做出重大貢獻，實為西人中所罕見。其他著作還有《澳門華人傳說》、《中國的節日》、《澳門歷史篇章》、《古代澳門傳奇》、《中國風》、《中國藝術》、《澳門手稿目錄》等。1高美士還為培養中葡翻譯做出了很大貢獻，他不僅在澳門的中小學教授葡語，普及葡國語言文化，而且還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葡語人才。澳門國際研究所主席，著名土生葡人領袖黎祖智先生在紀念高美士誕辰100周年的文章中就說到：“……高美士還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聯係機構派駐澳門高級官員的葡文教師＂2黎祖智先生說的基本符合事實，但略有出入。20世紀中葉，當時世界正處於冷戰時期，政治營壘分明，有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分。在這種形勢下，中葡關係較為冷淡，故該事較為隱秘，鮮為人知。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非洲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該大陸葡屬領地亦先後創建爭取民族獨立的政黨，開展反對葡萄牙殖民主義的武裝鬥爭。中國出於發展對外關係的需要，特別是要盡國際主義義務支持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及非洲民族解放運動，中國政府通過澳門南光公司選派內地青年學生秘密進入澳門學習葡語，而南光公司就是黎祖智所指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聯係機構＂，後來成為新華社澳門分社，回歸後成為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但黎祖智說這些人是“派駐澳門的高級官員”就不1. CarlosPintoSantosOrlandoNeves,ed.,«DeLongeàChina–MacaunaHistoriografiaenaLiteraturaPortuguesas»,Vol.III。另見LuísGonzagaGomes,Macau,FactoseLendas,QuinzenadeMacau,Lisboa,1979。2. 黎祖智著，顏巧蓉譯《路易士‧貢沙華‧高美士百年誕辰》，澳門國際研究所出版，2008年，第13頁。
7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對了，雖然他們中的有些人數十年後成為高級官員，特別是外交家及翻譯家，如張寶生大使、陳篤慶大使、蔣元德大使等等，但這些人當時都是內地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1，甚至是剛剛畢業的高中學生2，前後共有多批，其中許多人都得到高美士的親自教誨。2007年，為紀念高美士誕辰一百周年，澳門土生社團舉辦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特別是澳門國際研究所舉辦了“紀念高美士晚餐會”，並且再版了漢學家高美士的若干著作。令人感動的是，年屆八旬的澳門土生作家飛歷奇大律師還親自主持紀念活動。為了紀念這位偉人，澳門國際研究所專門在其機構內設立了“高美士展廳”，在此展示高美士一生的著作、書籍和照片，以及其使用過的各種物品和關於這位著名土生漢學家的各種文件。澳門著名作家及史學家官龍耀於2007年接受《大眾報》採訪時曾說，“高美士作為四個多世紀以來文化橋樑的最偉大溝通者，出版了大量著作，並且為了在葡文學校中推廣漢語努力奮鬥，堅持不懈。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實現華葡社會的接近與融滙。”他認為高美士對澳門土生人來說是生動的榜樣，因為他將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了澳門這片土地。高美士雖然內向，但也十分熱心各種社會活動，曾擔任各種社會職務，主要有：澳門市政廳副主席、《澳門新聞報》（NotíciasdeMacau）秘書長、《復興報》（JornalRenascimento）總監等職。同時還擔任華務司技術廳（RepartiçãoTécnicadoExpedienteSínico）的翻譯。他還擔任過澳門伯多祿官立小學的教師及校長，澳門電台台長，賈梅士博物院（現澳門藝術博物館）院長以及音樂文化中心主任。由於他在文化領域的傑出貢獻，曾被澳門政府授予殷皇子勛章（medalhadoInfanteD.Henrique）及法國金棕櫚騎士勛章（CavaleirodaOrdemdasPalmasdaFrança）◦澳門土生建築師馬若龍（CarlosMarreiros）在紀念活動中說：“他住在大砲台斜巷，住宅旁有一個小花園。論人品，他是一個和藹可親，不愛說話，珍惜時光的人。他能演奏多種樂器，是音樂社（CiclodeCulturaMusical）的主要負責人，曾邀請一個著名的樂團來澳門演出。除了在中學任教外，他也1. 如張寶生、劉保真等人原是天津南開大學英語系二年級的學生，由於工作需要於1960年被外交部派到澳門南光公司學習葡語。2. 如陳篤慶、蔣元德等人均為1964年高中畢業生，被教育部選派到澳門南光公司學習葡語。
75高美士?─?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驕傲愛研究澳門地理，是一位卓越的澳門研究者。各種繁多的活動使高美士先生變成了一個大忙人，往往沒有時間與人詳談。”1高美士的另一個學生施綺蓮（EdithSilva）曾任澳門回歸前的政府教育司司長。她在回憶高美士時說：“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是高美士先生。他是我五年級的英語老師，他鼓勵我選修漢語。他說：‘我們都會說漢語，但不會讀寫。在這裏我們是文盲。’他的話很有道理，並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決定學習漢語。雖然我們接受葡萄牙式的教育，但我們身上也流著中國人的血。當時學習漢語的學生有12人，我們學習聽寫、翻譯及參與一些課堂表演，但有些同學因為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困難而放棄了。由於漢語不是必修課，我也有過放棄的念頭。我的父親與高美士先生是知交，他鼓勵我繼續學下去。幸好我堅持下來，後來漢語果然派上用場。那時我可能是第一個完成三年漢語課程的學生。”2無論是高美士的譯作，還是他的其他著述及文章，在澳門史的研究方面及澳門文學特別是澳門土生文學方面均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他的著作很受各國讀者尤其是學者歡迎，多次再版。高美士在《復興》雜誌發表的一系列作品尤其具有學術性，對澳門問題及中國文化的研究深度令許多葡國同行嘆為觀止。澳門國際研究所在紀念高美士誕辰一百周年的時候，亦向公眾宣佈將再次出版高美士的一系列著作。於回歸前擔任澳門市政廳主席的著名澳門土生建築師馬司華曾經是高美士的學生。他在紀念活動中這樣評價高美士，說他是“偉大的漢學家，對於中國的語言及文學研究十分精深。高美士曾在《澳門新聞報》上撰寫發表過許多文章，很多熱心讀者將這些文章剪下來裝釘成冊，精心收藏”。3除了在各種報刊上發表文章，高美士還留下了150多部譯作，並且撰寫了許多關於中國的故事、傳說、神話，並介紹中國的文化傳統及風俗習慣。這些著作後來以《澳門趣聞軼事》（“NotíciasdeMacau”）為題被編成五個集子出版，分別是《澳門華人傳說》（LendasChinesasdeMacau）、《中國1. 見http://www.eslc.k12.edu.mo/Homepage/06-07events/cgomes1907-2007/index1.htm高美士中葡中學紀念網頁。◦2. 見http://www.eslc.k12.edu.mo/Homepage/06-07events/cgomes1907-2007/index1.htm高美士中葡中學紀念網頁。◦3. 見2007年9月11日《大眾報》葡文版。
7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故事》（ContosChineses）、《中國風》（Chinesices）、《舊澳門奇聞錄》（CuriosidadesdaMacauAntiga）和《華族節慶活動》（FestividadesChinesas）等。在澳門從事四十多年教育工作的葡國教育家白坦麗在題為《高美士和葡中文化交流》（“LuísGonzagaGomeseoIntercâmbioCulturalLuso-chinês”）的小冊子裡認為高美士不僅從事翻譯工作，而且用葡文和中文進行寫作，留下了30多部文學作品，因而成為著名的澳門土生作家之一。高美士認為任何文學作品都應該通俗易懂，引人入勝，否則就沒有傳播的價值。為此，他專門為兒童寫了《向孩子講述葡國魂》，以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紹了賈梅士的著名史詩作品《葡國魂》，以及費爾南多‧佩索瓦的詩作。高美士重視向兒童傳授葡國文化當然是受到從事教育工作並且分別擔任男子中心學校和女子中心學校校長的父親和母親的影響◦高美士極力主張在葡文學校中普及中文教育。馬斯華回憶說：“我記得童年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我讀小學時高美士是我的老師。他編寫的《粵葡詞滙》、《葡粵詞滙》以及教科書《漢語基本概念》（NoçõesElementaresdaLínguaChinesa）均為其從事中文教學的成果。”◦高美士曾任澳門市政廳圖書館館長，為了使後人能瞭解澳門的歷史，在處理大批史料文獻存檔方面費盡心機。1822年創刊的《蜜蜂華報》是最早在中國境內出版的西文報紙，亦藏於該館。此外，1964年華務司圖書館亦被歸入該館，大大提高了館藏價值。1965年高美士撰寫報告建議擴充圖書館，向政府提議為圖書館另建大樓，選址於當時的荷蘭園塔石衛生司大樓(20年代曾為利宵中學校址)，可是高美士先生這個美好的願望直至他離世也未能實現。1976年3月20日，高美士與世長辭，終年68歲，雖算不上英年早逝，但也正值才華鼎盛，學問如日中天之時。他的去世，無疑是澳門的一大損失。為紀念高美士對澳門社會的貢獻，澳門政府於1985年以他的名字創辦了高美士中葡中學(EscolaSecundáriaLuso-ChinesadeLuísGonzagaGomes)，新口岸的高美士街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令人欣慰的是，高美士曾就讀過的學校如今已變成澳門理工學院的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同高美士時代相比，這所學校有了更大的發展，並成為全國乃至整個東方矚目的培養中葡翻譯的高等教育機構。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
77高美士?─?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驕傲提高及同葡語國家關係的發展，中國內地有越來越多的學校開始創辦葡語及中葡翻譯課程。高美士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的母校會在21世紀的今天成為全國中葡翻譯教學的堅強後盾，許多內地大學紛紛來訪尋求支援。從2000年起，語言暨翻譯學校不僅接受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孔子學院等單位的學生進行葡語培訓，而且派出教師協助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大學等單位開展教學。從2006年起，葡萄牙也開始每年派學生來學習中葡翻譯。目前，語言暨翻譯學校正在向更高的目標邁進，準備和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著名大學開展合作，向他們派出教師協助創辦新的中葡翻譯課程，並每年開辦全中國葡語教師的暑期培訓活動，努力把理工學院變成全國葡語培訓的基地。1999年，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於澳門回歸祖國前夕從北區雅廉訪大馬路的幸運閣遷至以高美士命名的街道。這雖然是歷史的巧合，但也正好說明了歷史的延續。在全球化及資訊發達的今天，語言暨翻譯學校的翻譯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與高美士學習的時代已不能同日而語，然而高美士刻苦學習的精神卻是今日語言暨翻譯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值得學習的。學校附近鑲嵌著高美士姓名的街道標示牌將永遠激勵語言暨翻譯學校的師生搞好中葡翻譯教學，以完成澳門及祖國賦予的神聖使命。附：高美士部份著作語言類：《粵葡辭典》，VocabulárioCantonense-Português,1941年；《葡粵辭典》，VocabulárioPortuguês-Cantonense,1942年；《千字文》，Oestudodemilcaracteres,1944年；《關於“道”》，EmtornodovocábuloTou,1951年；《中國格言》，Citaçõeschinesas,1953年；《葡英粵辭典》，VocabulárioPortuguês-Inglês-Cantonense,1954年；《漢語基礎知識》，Noçõeselementaresdalínguachinesa,1958年。
7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漢譯葡類：《學生青年詩歌》，Versosparaajuventudeescolar,1944年；《孝經》，Oclássicodapiedadefilial,1944年；《三字經》，Oclássicotrimétrico,1944年（第二版，1997年）；《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Asquatroobras:DiscursoseDiálogos,SupremaEducação,MeioConstanteeMêncio,1945年；《澳門記略》，MonografiadeMacau,1950年（第二版，1979年）；《老子道德經》，OlivrodaviaedavirtudedeLáucio,1952年（第二版，1995年）；曾德昭《大中國誌》，RelaçãodaGrandeMonarquiadaChina,dopadreÁlvaroSemedo,1956年（第二版，1994年）安文思《中國新誌》，NovaRelaçãodaChina,dopadreGabrieldeMagalhães,1957年（第二版，1997年）沙拉比亞（EduardoSarabia）《漢字的起源》，ElorigemdelaescrituraChina,1975年。葡譯漢類：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Pessoa）《使命‧啟示》，Mensagem,FernandoPessoa,1959年；約翰‧巴路士（JoãodeBarros）《葡國魂釋義》，OsLusíadascontadosàscrianças,deJoãodeBarros,1972年。漢語著作：《葡國史略》，HistóriadePortugal,1955年。編著及前言：文第士《文集》，4卷，Coletâneadeartigos,deManueldaSilvaMendes,em4volumes,1949年；文第士《新文集》，3卷，Coletâneadeartigos,deManueldaSilvaMendes,em3volumes,1963－1964年。
79高美士?─?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驕傲中國文化研究：《中國曆書》，Oalmanaquechinês,1943年；《中秋節》，AfestividadedoOutono,1943年；《中國日曆》，Ocalendáriochinês,1943年；《中國六十甲子》，OsciclossexagenáriosdeCatái,1943年；《中國軼聞》，Curiosidadeschinesas,1943年；《罷狀元》，AdesautoraçãodumTchong-Un,1943年；《風水》，AGeomância,1943年；《中國武術》，Alutachinesa,1943年；《中國傢具》，Omobiliáriochinês,1943年；《中國青銅器名稱及其裝飾》，Nomenclaturadosbronzeschineseseseusornatos,1943年；《中國絲綢及刺繡》，Asedaeosbordadoschineses,1943年；《中國日曆中的人物》，Patronosdocalendáriochinês,1944年；《中國遊戲》，Jogoschineses,1944年；《中國建築》，Construçõesarquitectónicaschinesas,1944年；《中國雕塑》，Aesculturachinesa,1944年；《中國元旦節》，Afestividadedoanonovochinês,1944年；《元旦節慶》，Festasdoanochinês,1944年；《龍舟節》，AfestividadedoBarco-Dragão,1944年；《鬼節》，Afestividadedosespíritoserradios,1944年；《立春》，AfestividadedoiníciodaPrimavera,1944年；《燈節》，Afestividadedaslanternas,1944年；《清明節》，Afestividadedepuraclaridade,1944年；《中國繪畫的發展》，Evoluçãodapinturachinesa,1944年；《中國節日》，FestividadesChinesas,1944年（第二版，1953年）《景德鎮瓷器》，AporcelanadeKeong-Ták-Tchan,1945年；《中國裝飾圖案的象徵》，Símbolosempregadosnosmotivosdecorativos
8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chineses,1945年；《中國的收養制度》，OsistemadeadopçãonaChina,1945年；《東莞縣的雌雄路》，AsestradasfemininaemasculinadodistritodeTong-kun,1945年；《淡水廟梨樹的奇聞》，AestranhahistóriadapereiradonichodeTám-Soi,1945年；《蓮溪廟》，OtemplodeLin-Kái,1947年；《人力車的辭源》，OtermoRiquexó,1947年；《中國佛教》，ObudismonaChina,1947年；《中華民國》，ARepúblicaChinesa,1948年；《大米》，Oarroz,1949年；《茶文化與茶貿易》，Aculturaeocomérciodochá,1949年；《中國短篇小說》，ContosChineses,1950年；《蓮花》，Oloto,1950年；《澳門中國傳說》，LendasChinesasdeMacau,1951年；《華風國粹》，Chinesices,1952年（第二版，1986年）《中國藝術》，ArteChinesa,1954年；《當鋪》，Casasdepenhor,1983年。澳門歷史文化研究：《著名畫家吳漁山》，OfamosopintorNgUShan,1943年；《為人遺忘的在中國沿海鎮壓海盜一頁》，UmesquecidoepisódioderepressãodapiratarianosmaresdaChina,1945年；《古代澳門軼聞，2卷。》，CuriosidadesdeMacauantiga,2volumes,1945及1952年；《澳門的砲仗工業》，AindústriadepanchõesemMacau,1949年；《澳門及中國的漁業》，ApescanaChinaeemMacau,1949年；《葡萄牙與中國藝術》，Portugaleaartechinesa,1950年；《1622年6月24日之戰役》，Oataquede24deJunhode1622,1950年；《澳門的一座中文圖書館》，UmabibliotecadelivroschinesesemMacau,1950年；《已消失的馬交石村》，OextintopovoadodeMacau-Seak,1950年；
81高美士?─?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驕傲《澳門歷史檔案》，ArquivohistóricodeMacau,1953年；《澳門歷史掠影》，EfeméridesdaHistóriadeMacau,1954年；《澳門議事亭》，OLealSenadodaCâmaradeMacau,1955年；《往昔賦予澳門的優待及特權》，RegaliaseprivilégiosoutroraconcedidosaMacau,1957年；《通過馬六甲的葡萄牙與澳門關係》，RelationsbetweenPortugalandMacauwithMalaca,1960年；《澳門手稿目錄》，CatálogodosmanuscritosdeMacau,1965年；《澳門歷史篇章》，PáginasdaHistóriadeMacau,1966年；《葡人初抵中國》，Chegamosportugueses,pelaprimeiravez,àChina,1966年；《16世紀葡萄牙在中國北方的短暫貿易》，Efémerocomércioportuguês,noséc.XVI,naChinadoNorte,1967年；《兩次遣華使命的失敗》，OmalogrodeduasmissõesaoImpériodoMeio:aembaixadadeToméPires,1967年；《16世紀葡萄牙在華貿易之坎坷》，1968年；《澳門起源三異說》，Teses,divertimentossobreaorigemdacidadedeMacau,1969年；《澳門之始》，OsiníciosdacidadedeMacau,1969年；《澳門諸名》，DiversosnomesdeMacau,1969年；《對西班牙主權的承認及澳門開埠之始》，Reconhecimentodasoberaniacastelhanaeoiníciodomunicípiomacaense,1970年；《澳門書目》，Bibliografiamacaense,1973年（第二版，1987年）；《賈梅士博物館》，MuseuLuísdeCamões,1973年；《菲利佩二世時代的澳門》，MacaunaépocadeFilipeII,1974年；《澳門：事實與傳說》，Macau:factoselendas,1979年（第二版，1986年）；《澳門—歷史悠久的城市》，Macau:ummunicípiocomhistória,1997年。參考文獻：1. CarlosPintoSantosOrlandoNeves,DeLongeàChina–MacaunaHistoriografiaenaLiteraturaPortuguesas,Vols.I-IV,ICM,1988-1996;2. CelinaVeigadeOliveira,AEscoladeLínguaSínicanoContextodasRelaçõesLuso-
8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chinesas,RevistaCultura,No.18,ICM,1994;3.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FundacaoOrienteeICM,Macau,1996;4.LuizGongzagaGomes,MacauFactoseLendas,EdiçãodaQuinzenadeMacau,Lisboa,1979;5. Pe.ManuelTeixeira,GaleriadeMacaensesIlustresdoSéculoXIX.ImprensaNacional,Macau,1942; 6. Pe.ManuelTeixeira,AEducaçãoemMacau,DSEJ,Macau,1982;7. MariaManuelaGomesPaiva,EncontroseDesencontrosdaCoexistência–Opapeldointérprete-tradutornasociedadedeMacau,NotaPrévia,LivrosdoOriente,Macau,2004;8. 李長森著《澳葡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載《澳門理工學報》總第34期，2009年；9. 李長森著《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中華書局，2007年；10. 黎祖智著，顏巧蓉譯《路易士·貢沙華·高美士百年誕辰》，澳門國際研究所出版，2008年；11.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澳門基金會出版 ，2002年；12. 張廷玉編《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本文於2010年6月刊於澳門理工學報2010年第2期
83對華語學校創建有影?的人物及建校初期的校長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前身是華務司技術學校，而華務司技術學校前身又是根據1905年葡萄牙王室法令創建的華語學校。然而，華語學校的誕生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孕育過程，特別是從19世紀初開始出現的一批致力於漢學研究及中文教學的葡人，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有別於中國傳統的漢語教學方法，結合西方的教育制度編制出適合葡人學習漢語的教材，並先是在聖若瑟修道院，後又在理事官公署（華政衙門）進行實踐，才於20世紀初形勢需要的時候，能夠很快建立起制度完善、科目齊全、教學計劃缜密、培養目標明確的正規翻譯學校。因此，對華語學校建立過程進行研究的時候，有必要追尋及探討對華語學校的創辦產生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以及建校初期的一些校長，以說明為何華語學校成立伊始就能培養出高水準的翻譯人才。其中許多思維和作法都是值得今天從事翻譯教學的機構借鑒的。在展開本文論述之前，首先需要明確何為對華語學校創辦有影響的人物。主要有兩類：一類是間接產生影響的人，是他們從19世紀初開始研究對葡人及其他外籍人士教授漢語的方法，逐漸形成規範的近代翻譯培養制度和教學內容提要澳葡政府於1905年頒佈法令年創建培養翻譯員的華語學校固然出於形勢的需要,但與此前聖若瑟修道院及理事官公署屬下的華人事務辦公處培養翻譯員的實踐不無關係。這一過程從江沙維神父起長達數十年，逐漸總結出培訓翻譯員的科學方法，為華語學校的創建奠定了基礎。建校之後，政府要求華務署（司）長兼任校長，不僅指導學校的各項工作，而且要親自編制教學計劃，編纂教材，甚至組織教學並親臨課堂上課。因此，校長必須是通曉多種語言特別是漢葡雙語的專家，對華語學校初期的發展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對華語學校創建有影?的人物及建校初期的校長
8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1. ArtigoN.o20,doRegulamentodaRepartiçãodoExpedienteSínicodeMacaude1914.2. CapítuloIII:Professores,ArtigoN.o8,doRegulamentodaEscoladaLínguaSínica,de1915.3. 華語學校學制共8年，分為兩個階段完成，即初級5年，高級3年，全部修完考試合格後方能正式進入華務署擔任二等翻譯員。詳情見拙著《百年搖籃，樹老花香：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百年滄桑》，載《澳門理工學報》2005年8月號。4. CapítuloIII:Professores,ArtigosN.o9e10,doRegulamentodaEscoladaLínguaSínica,de1915.方法，亦是近代對外漢語教學的雛形，如聖若瑟修道院的江沙維神父；另一類是前者的繼承者及發揚者，在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上將規範的翻譯培養制度和教學方法引進政府的翻譯培訓機制，如著名土生葡人漢學家及翻譯家伯多祿。另外，需要說明一下對華語學校校長身份的認定。由於華語學校歷時百多年，其間多次轉換隸屬機構，幾經改名搬遷，故導致大量資料失散，因此很難確定早期校長身份。但仍可循另一方法進行確認。從19世紀中期起，由於理事官公署專設華人辦公處負責翻譯員培訓工作，後根據形勢需要將其獨立出來專設華人事務署，接著又演變成華務司，但培訓翻譯員的主要職能未變，因此，按照澳葡政府的規定，凡擔任華務署署長者均為翻譯培訓機構的第一負責人。待華語學校成立後，署長則自然兼任學校的校長。該傳統一直延續至澳門特區成立之前將華務司撤銷為止。如1914年通過的華務署章程第二十條規定：“該校將由（華務）署長負責。”11915年頒佈的《華語學校章程》第三章第八條更加明確規定：“華語學校課程的教學工作由華務署長負責，其擔任學校校長職務，並在班級管理方面由其選擇的該署兩名華語文案及一名翻譯員協助，文案主要在閱讀、會話及寫作方面提供協助。”2據此可以認定，華語學校及後來華務司技術學校校長均由華務署（司）長兼任。另外，該章程亦對署長管理教學的內容作了具體規定，說明署長兼任校長一職並非虛設，更非掛名，而是直接領導教學的核心人物及學術帶頭人，具有較高的漢語水準及豐富的翻譯經歷。如章程第九條明確規定“華務署長負責向前條中所指人員分配工作”，並在該條第一款中規定“署長須承擔初級翻譯員課程的四、五年級及高級翻譯員課程的一、二、三年級書面漢語科目及衍生科目的教學工作”3，第十條規定“所有科目教學的分配及監督由華務署長負責”，4由此即可證明，華務署長必須是指導漢語教學及翻譯教學的內行專家，其漢語及翻譯水準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學校的教育質量。因此，除1931年任該職的安東尼奧‧施利華
85對華語學校創建有影?的人物及建校初期的校長（AntónioMariadaSilva）外，幾乎所有兼任華語學校校長的華務署署長均為澳門近代貢獻卓著的優秀翻譯人才。一、對華語學校創辦產生重大影?的歷史人物江沙維神父筆者在前幾篇文章已經提到，華語學校在漢語教學及翻譯教學方面採取了近乎西方教育制度的規範系統和嚴謹方法，1但此種方法的研究者及創立者則是聖若瑟修道院的江沙維神父（Pe.JoaquimAfonsoGonçalves）。澳門聖若瑟修道院由耶穌會建於1728年，為了與大炮臺附近耶穌會的聖保祿學院相區別，華人稱其為三巴仔。耶穌會被逐出澳門後曾一度遭關閉。1784年由葡萄牙及法國遣使會合作復辦。該校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培訓神職人員，澳門及派往遠東各地的許多神父都出身於該學院，包括近代著名史學家文德泉神父。從19世紀初起，由於澳門政治形勢的影響，特別是受到近代歐洲民主思潮的影響，開始注重神學以外的教育。在繼續培養遠東各地所需神父的同時，亦培養為政府及社會服務的各種人才。至1856年遣使會結束對該校管理時期，在該校任職的各類教師達23名，分別教授哲學、宗教、修辭、數學、閱讀、寫作、計算、葡文、拉丁文、英文、法文、中文、音樂等課程。該校尤其引入規範的漢語教學，奠定了近代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聖若瑟修道院能夠在19世紀培養出一批像馬貴斯一樣的高素質翻譯家，與該校擁有高水準的漢學專家有密切關係，而其中的佼佼者就是19世紀著名的漢學家江沙維等一批從事漢學研究的優秀教師。江沙維於1781年3月2日生於葡萄牙北部後山省維拉萊爾縣塞爾瓦鎮的托雅爾村。1799年5月17日入里斯本里亞福雷斯（Rilhafoles）修道院，1801年5月18日宣誓獲聖職，1812年從里斯本搭船出發赴遠東傳教，目的地是大清帝國首都北京。然而他於1813年6月28日在澳門登岸後，由於清廷政局影響，2未能出發赴京，於是留在澳門傳教，並擔任聖若瑟皇家修道院的教師。由於其淵博的學識，被選為加爾各答亞洲皇家修會成員，並擔任里斯本科學院院士及聖母會會員。江沙維神父於1841年10月3日在澳門去世，終年60歲，1. 詳情見拙著《澳門政府華語學校早期的課程設置─語言暨翻譯學校史研究之二》，載《澳門理工學報》2009年6月號。2. 指嘉慶十八年（1813）九月京城爆發的“癸酉之變”。
8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被葬於聖保祿教堂遺址墓地，1872年，遺骨被遷移至聖若瑟修道院教堂。江沙維不僅是用科學方法進行對外漢語教學的第一人，而且是近代創立中葡翻譯教學法的奠基人。為了能培育出精通中國語言文化的本地人才，江沙維“以有條理的方式及毅力學習艱澀的中文，這是他邁向中國的第一步。其後，便是適應豐富多彩的風俗習慣，日常生活的心理活動，以及民間文化、藝術或禮儀。時至今日，人們仍對江沙維神父能在短短數年內迅速掌握漢語表示驚訝。不但能講，而且能以極有深度的中文撰寫大量作品”。1江沙維神父在實踐中意識到西方人學習漢語的難處，特別是考慮到澳門翻譯工作的特點和需要，將其豐富的教學經驗上升為理論，並編寫了適合西方人學習漢語的語法教材。他一向認為傳譯和溝通絕不是單方面的，各自對另一方語言的瞭解和認識，可以消除相互間語義上的模糊之處。澳門具有悠久的翻譯歷史，創造了翻譯這種行業。通常由一名懂雙語的澳門土生人或華人教友擔任傳譯工作。毫無疑問，自然會在語言傳譯過程中出現很多誤解的情況。針對這一問題，他編寫了一系列教材，使“江沙維神父在翻譯培訓教材及教學理論範疇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江沙維神父編寫的涉及語言和翻譯的教材及工具書主要有：《中國青年實用拉丁文語法》（1828年）；《中文技巧》（1829年，內容包括語音及文法，各種類型的範文）；《一般通俗及古典葡漢詞典》（1831年）；《一般通俗及古典漢葡詞典》（1833年）；《簡明拉漢讀音詞典》；《袖珍拉漢詞典》（1839年，其中包括所有早期聖經用語）以及《拉漢大詞典》（1841年，包括詞源、正音及構詞）等。另外還留下多部未刊行的著作，如《新約全書》中文譯本等，成為後世練習翻譯的範本。3從上述範圍廣泛的書目可以看出江沙維神父知識淵博，教學有方，顯然是一名優秀的漢語教師，培養出大量雙語精英。“他的許多學生在政府擔任高職，甚至擔任華政衙門的理事官。”4江沙維神父以其漢語教學方面的突1. AntónioAresta,JoaquimAfonsoGonçalves,professoresinólogo,RevistadaAdministraçãon.o48,SAFP,Junhode2000,Macau.2. AntónioAresta,JoaquimAfonsoGonçalves,professoresinólogo,RevistadaAdministraçãon.o48,SAFP,Junhode2000,Macau,pp.680-681.3. AntónioAresta,JoaquimAfonsoGonçalves,professoresinólogo,RevistadaAdministraçãon.o48,SAFP,Junhode2000,Macau,pp.680-681.4. AntónioAresta,JoaquimAfonsoGonçalves,professoresinólogo,RevistadaAdministraçãon.o48,SAFP,Junhode2000,Macau,pp.680-681.
87對華語學校創建有影?的人物及建校初期的校長出成就，成為19世紀前期第一位偉大的葡萄牙漢學家。雖然澳門政府於1627年就制定頒布了《本城通官通事暨番書規例》，對澳門的語言培訓及使用作了法律規範，特別是強調了華語在澳門社會中的重要性，但從未對此採取過切實有效的措施，更沒有制定教授及學習書面及口語的中文培訓方針和計劃。雖然為此設立了職業翻譯隊伍，以協助政府推行各種法例，實現政府與社群之間的溝通，但在翻譯員培訓方面依然是口傳面授，注重的只是口語溝通，嚴重忽視漢語的書寫撰文以及對漢語文字精髓的學習與研究。在江沙維的學生中，有一位名叫若瑟．馬爾蒂諾．馬貴斯（JoséMartinhoMarques）的澳門土生人，亦有人譯為馬葵士。於1810年3月2日生於澳門風順堂區，1867年7月4日歿於同一堂區。馬貴斯自幼在聖若瑟修院學習，精修漢語，後任澳門政府及多個外國使團翻譯。他對漢語極其精通，於1852年先後編出《地理備考》和《音樂基礎讀本》。另外，還留下一部尚未刊行的《漢葡詞典》。由於其在法國駐華使團的出色表現，曾被法國授予使團榮譽勳章。1毫無疑問，江沙維神父開創的對葡籍學生系統進行聽、說、讀、寫、譯訓練的綜合教學方法取得很好效果，為後來的漢語學習及翻譯培訓樹立了樣板，被許多設有漢語教學科目的學校所採用，並得到發揚光大。尤其重要的是，擁有公共資源的澳葡政府在伯多祿等人的努下將此種方法引進官辦翻譯教學機構，並以法律形式予以保證，其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華務署章程》及《澳門華語學校章程》，對後來澳門政府華語學校的翻譯員培訓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伯多祿（1885—1892年任華務署長）至1865年，澳門形勢已發生很大變化。從1846年接任的阿馬留總督起，葡萄牙逐漸取得澳門管治權。其對澳門的管治從單純的葡人社區擴展至包括華人在內的整個半島。為有效管治所有居民，葡萄牙海事及海外部認爲必須加強翻譯人才的培養。於是班德拉（MarquêsdeSádaBandeira）部長在該年7月發佈法令2，要求澳門政府“設立一支華語翻譯隊，以便能夠承擔其應履行1.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577.2. 見1865年10月9日澳門政府公報公佈的第12/07/865號法令。3. 見1865年10月9日澳門政府公報公佈的第12/07/865號法令。
8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的職責”3。爲了建立這一支能夠持久發揮作用的翻譯隊，華務機構內部從1865年起就開始了翻譯培訓工作，並將受訓人員稱爲通事生1，在一等翻譯員和二等翻譯員指導下邊學習邊工作。通事生每月可以得到20至30雷亞爾的補貼，並且在“理事官公署2或澳門政府輔政司署3實習”。從此，澳葡政府有了系統培訓翻譯員的機制，以及培訓所需要的教材和方法。華政部門早期被稱爲理事官公署，並無培訓翻譯員的功能。所需翻譯多為自學成才的澳門土生葡人或者華人教友，由議事會及理事官公署招募。後來由於華人事務日益繁多，對翻譯員需求日漸迫切，於是根據班德拉的指示必須設立培訓機構。為了實現此目標，在理事官公署屬下專門設立了華人事務辦公處4，以開展翻譯員培訓。澳葡當局完全取得澳門管治權後，如何處理占澳門人口絶大多數的華人事務成為燃眉之急。於是，澳葡政府於1885年11月2日頒布法令，將華人事務辦公處從理事官公署獨立出來專設華人事務署5，後來又升格為華務司6，直至澳門主權回歸前夕被澳葡當局撤銷。1885年成立該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澳葡行政當局與廣大華人社會的語言溝通。面對人數眾多的華人社會，澳葡政府需要在社會、文化、經濟、法律等諸多方面實施管理。毫無疑問，華人事務署承擔著多方面的繁重工作，而其中最主要就是翻譯工作。為了充份發揮該署的職能和作用，就有必要對充當筆頭和口頭翻譯的人員進行正規培訓，因而也就需要設立一個培訓翻譯人員的機構。而此時第一個被任命擔當署長重任的就是從聖若瑟修道院畢業1. 葡文原文為“aluno”，該詞原意為學生，即這些“見習翻譯員”實際上是在工作中學習翻譯的學生。2. 葡文詞為“procuratura”。該詞有代理人職位或代理機構之意，可譯為理事官公署。在澳門歷史上指代表澳葡政府與華人及中國官方聯絡的機構，因而亦有人譯為華務專員公署。其負責人稱為理事官（procurador），或華務專員，中方歷史文獻中多誤稱為“唩嚟哆”。但“唩嚟哆”其實是“vereador”（市政廳委員）的音譯。而“vereador”和“procurador”（理事官）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職責。可能是中方官員最初將理事官和市政廳委員兩種職位混淆了，亦或者理事官可能同時擔任vereador一職。總之是以訛傳訛。其原因較為複雜，在此不再贅述。3. 葡文詞為Secretariadogoverno，澳葡總督府的辦事機構，相當於現代的秘書處或者辦公廳。4. 葡文為SecçãodeExpedienteSínico，成立於1865年。5. 葡文為RepartiçãodoExpedienteSínico，成立於1885年。6. 華務司的成立經歷兩個階段，首先於1976年10月30日根據47/76/M號法令將該部門葡文名從RepartiçãodoExpedienteSínico改為RepartiçãodosServiçosdeAssuntosChinesesdeMacau（中文意思相同），並重新製訂章程。1986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前，根據57/86/M號法令正式設立DirecçãodosServiçosdeAssuntosChineses，可譯為華務司。
89對華語學校創建有影?的人物及建校初期的校長的伯多祿。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於1842年5月6日出生於澳門，1912年10月12日去世。1關於伯多祿的身世及其對華語學校的影響，筆者在《澳門理工學報》2010年第3期已作詳細介紹，故不再贅述，僅在某些方面作少許補充，以說明其後來對華語學校的影響。文德泉神父曾這樣評價伯多祿在翻譯方面的貢獻，認為伯多祿是“偉大漢學家的真正繼承者，他能夠獨自用漢語寫作，熟練掌握中國官方語言的形式與風格（formalismoeetiquetas），而這種形式與風格在帝王統治時代是十分繁瑣複雜的。直至他去世六天前，還請一位華人文案在其病榻前一同編寫向葡人教授漢語的教科書”。2伯多祿於1862年3月15日根據總督第8號訓令被接受為總督衙門翻譯學員，每月學習津貼25澳門圓。3第一階段課程完成後，理事官公署華人事務辦公處成立，接管翻譯培訓工作，於是根據總督1865年1月30日第5號訓令轉任華務辦公處翻譯學員，繼續學習。41866年曾離職赴香港工作，次年返澳繼續在理事官公署華人事務辦公處學習翻譯，並於1871年完成全部學業後被任命為一等翻譯員。1872年，曾擔任聖若瑟修道院漢語教師，進行漢語教學實踐，教授粵方言語法、北京官話、書面漢語以及中葡翻譯等科目，積累了豐富經驗，並全盤接受了江沙維神父創立的教學方法。1885年11月2日華務署成立，其被任命為第一任署長，任職至1892年11月17日。在其任職的7年時間裡，除了處理十分繁重的華人事務及翻譯工作，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華務署翻譯員培訓工作中去，精心編寫了大量正規教材。後來許多教材都被納入華語學校的教學計劃及教學大綱之中。他曾翻譯《葡萄牙簡史》，1882年8月1日第64號總督訓令中曾這樣寫道：“華人事務辦公處一等翻譯員伯多祿將《葡萄牙簡史》譯成漢語，立即被公共教育監督委員會挑選為該範疇最合適的教科書。”5進入20世紀，伯多祿年事已高，早已從署長位置退下，但政府仍不時委派其承擔一些十分重要的工作。1.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p.765-766.2. Teixeira,ManuelPe.,PedroNolascodaSilva.ImprensaNacional,1942,Macau,p.19.3. 見澳門總督1862年3月15日第8號訓令。4. 見澳門總督1865年1月30日第5號訓令。5. 見澳門總督1882年8月1日第64號訓令。
9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如1906年澳門總督任命他為一個委員會的主席，為澳門設有中文課程的葡文學校研究及編製教學計劃。11909年仍被澳葡政府指派擔任中葡雙方關於澳門劃界問題談判的葡方翻譯員。馬貴斯（1892—1898年任職華務署長）1892年，伯多祿卸任，由馬貴斯擔任華務署署長，主持該署翻譯員的培訓工作直至1898年。由於筆者在研究過程中尚未發現關於曾擔任過華務署長的馬貴斯更為翔實的史料，加之近代澳門有三位從事中葡翻譯工作的馬貴斯，而且均頗有建樹，所以究竟是哪一位馬貴斯擔任該職尚存疑問，有待更多史料的發掘及確認。第一位是曾編寫《地理備考》的澳門土生人若瑟．馬爾蒂諾．馬貴斯（JoséMartinhoMarques），亦有人譯為馬葵士。雖然此馬貴斯在漢學研究方面卓有建樹，並為許多中國史學家所引述，但他出生於1810年3月2日，歿於1867年7月4日，根本不可能在1892年擔任華務署的署長及該署翻譯培訓機構的負責人。第二位名叫奧古斯都‧馬貴斯（AugustoÓscarMarques），關於他的材料比較多。據福爾加斯提供的史料，奧古斯都‧馬貴斯於1853年5月2日生於澳門風順堂區，於1907年2月8日歿於花王堂區賈梅士前地門牌1-A號家中。1878年10月被派往上海任葡萄牙駐滬總領事館中文翻譯員，同時還擔任上海外國使團的翻譯，說明他是各國使團公認的最佳翻譯。他還擔任華務署副署長，從事中葡文翻譯歷時25年之久。2奧古斯都‧馬貴斯還曾擔任澳門男子中心學校的中文教師。3從其經歷看，不僅從事中葡翻譯工作長達數十年，而且閱歷豐富。另外他亦有許多華務署長曾赴上海領事館擔任翻譯員的經歷，應該說他是符合條件的。但有一點令人置疑，即按照澳葡政府法律規定，必須擔任華務署正職署長者才能成為翻譯員培訓的第一負責人，而此點他不符合條件。1. A.H.M./LS/P–373,Teixeira,ManuelPe.PedroNolascodaSilva,ImprensaNacional,1942,Macau;Portarian°64de1deAgostode1882;Portarian°50,publicadanoBoletimdaProvínciadeMacaueTimor,n°37,de16deSetembrode1867;Portarian°8de15deMarçode1862,BoletimOfficial,n°43,Vol.VI,27deOutubrode1906.2. A.H.M./AC/P–01903,Cx38,CartadirigidaaoGovernadordaProvínciadeMacau;MicrofilmeA740,AVerdade,8deJulhode1909.3.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p.569.
91對華語學校創建有影?的人物及建校初期的校長第三位是愛德華‧馬貴斯（EduardoMarques）。他應該是上述奧古斯都‧馬貴斯同時代的人物，而且亦有在華務署長期任職翻譯的經歷。愛德華‧馬貴斯於1871年起擔任華人事務辦公處二等翻譯員，開始中葡翻譯生涯。葡國學者高曼娜根據澳門1909年兩種葡文報紙的資料認為其於1892年11月17日接替伯多祿擔任華人事務署署長。1然而，目前尚未發現更多關於愛德華‧馬貴斯的資料，特別是在翻譯方面的經歷及貢獻。但不管怎樣，兩人均有擔任華務署副署長以上職務的經歷，且是同時代人，均會對華務署的翻譯員培訓工作產生重大影響，亦可能共同參與翻譯培訓工作及教學計劃的製訂。二、華語學校的創辦?宋次生宋次生（1898—1911年任職華務署長兼華語學校校長）嚴格的講，籌備建立正式翻譯學校的負責人是19世紀末的著名澳門土生翻譯宋次生。因為華語學校籌建時期，正是宋次生擔任華務署長的時期。按照澳葡政府的規定，華務署署長不僅要根據1905年的葡萄牙王室訓令負責具體籌建華語學校，而且一定要兼任華語學校校長職務，並且統一組織及領導學校的教學工作。宋次生不僅在1898至1911年擔任華務署長的13年時間裡完成了籌建華語學校的重任，而且於1893年編寫過向葡人教授漢語的教材。宋次生（CarlosAugustoRochaD’Assumpção），按現代音譯名卡洛斯‧奧古斯都‧羅莎‧亞松森。澳門土生葡人均有取漢名的習慣，宋次生即為其漢名。其長房長孫宋玉生（CarlosAugustoCorrêaPaesD’Assumpção）先生是近代土生名人，曾於澳門回歸前任立法會主席，氹仔島史伯泰海軍將軍馬路和孫逸仙博士大馬路相接的迴旋處有其半身紀念雕像。宋次生是19世紀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於1862年生於澳門風順堂區，1932年因心臟病歿於香港九龍家中，終年70歲2。關於他的情況，《澳門土生回聲報》曾做過這樣的報導：他是一位學識淵博的翻譯員。1879年開始其翻譯生涯，任原華人事務辦公處二級翻譯員，1898年晉升為一級翻譯員並擔任署長。3說明其擔任署長時已有近20年的翻譯實踐經驗。1. AVerdade,10deJunhode1909,VidaNova,13deJunhode1909.2.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p.295.3. Jornal«EcoMacaense»,daediçãon.o27,de9deAbrilde1932.
9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宋次生於1887年春曾被派往葡國駐廣州領事館工作，專門處理橫琴島問題。1893年10月至1895年3月被派往葡萄牙駐上海總領事館，協助處理中葡兩國之間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1900年10月陪同理事官赴香山石岐和斗門處理新教徒問題。1901年12月至1902年10月作為外交使團成員赴北京工作。1說明宋次生雖然擔任華務署署長，但經常受命往返穿梭於澳門與京、滬、粵之間，處理清末世紀之交中葡兩國間許多敏感的外交問題，並在此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翻譯經驗。宋次生對漢學很有研究，特別在漢語教學方面頗有創造性，亦為澳門土生人編輯出版了學習漢語的實用教材。2數年前出版的《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葡關係卷》記錄了宋次生以使館譯員身份分別致清政府外務部左丞和慶親王的信函。3從其流暢的文言文語句，可以看出其漢文的深厚功底及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宋次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擔任華務署一等翻譯員及華務署署長。在該署1897年3月27日至總督衙門的公文中這樣說：“……特發給本署一等二級翻譯員宋次生及華語文案胡華方（音譯）今晨赴廣州之授權指引，以便其在葡國駐廣州領事領導下開展工作。”該年4月，結束廣州使命返澳恢復原職。他還擔任澳門男子中心學校和利宵中學商科班中文課程計劃製訂及研究委員會委員，致力於對葡裔人士的漢語教學工作。4?三、酷愛中國藝術的校長佐治佐治（1911—1920年任職華務署長兼華語學校校長）佐治（JoséVicenteJorge）在澳門近代史中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和翻譯家，同時亦是中國藝術品的愛好者及收藏家，曾在澳門擁有一座漂亮的花園別墅，並留下一部記載中國藝術品的著作。他於1872年生於澳門一個土生家庭，1890年18歲時就繼承父業進入華務署擔任翻譯員。曾任澳葡政府華務署署長，葡萄牙駐上海領事館副領事兼翻譯員，亦曾任葡萄牙駐北京使團秘書1. Jornal«EcoMacaense»,daediçãon.o27,de9deAbrilde1932.2.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p.195.3. 參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葡關係卷》第一冊，中華書局，2004，第一○六至一○七頁影印件。4. A.H.M.,MicrofilmeA0712,AVerdade,8deAbrilde1909,BoletimOfficial,N°43,Vol.VI,27deOutubrode1906.5.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2,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p.261-262;
93對華語學校創建有影?的人物及建校初期的校長兼翻譯。51909年光緒皇帝駕崩時，曾作為葡萄牙王室的外交代表赴京出席光緒皇帝的葬禮。在翻譯教學方面，他翻譯並注釋了重要的漢語教材《新讀本》，該教材被廣泛用於澳門對葡人進行中文教學的學校。他還先後於1907年和1908年編寫了《閱讀新法》兩冊，每冊30課。佐治曾任利宵中學商科班的中文教師，並為男子中心學校和利宵中學的中文課編製教學計劃。1他同庇山也（CamiloPessanha）合作翻譯了不少著作，特別是《國文教科書》。其對漢語的深入研究使庇山也亦尊稱其為“我的導師”。佐治對中國文化的嚮往使其成為當時澳門最優秀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家。1926年，由於其對澳門的卓出貢獻榮獲基督十字勛章。1. A.H.M.,MicrofilmeA0712,A.H.M./LR.602.1,A.H.M./AC/P-4077,BoletimOfficial,N°43,Vol.VI,27deOutubrode1906,A.H.M./LS/P-168.當時，華務署的翻譯員不僅要處理澳葡政府對北京及廣州等繁雜的日常外聯工作，而且要處理澳葡府管轄區內與華人民眾有關的所有事務，而華人居民又占澳門人口中絕大多數。因此，翻譯工作對於澳門的經濟發展及生活的穩定與平衡十分重要。佐治酷愛中國文化，對中國的詩詞格律亦頗有研究，不斷向來自葡國的詩人庇山也介紹中國詩歌的奧秘之處，並共同對一些詩歌進行了翻譯。因此，佐治成為葡國作家庇山也和文斯勞（WenceslaudeMoraes）家的座上客，備受歡迎及尊重。太平洋戰爭後，戰火蔓延至東南亞及澳門附近地區，難民大量湧入澳門，經濟環境極其惡劣。佐治年事已高，身體情況極差，在極度混亂的形勢下難以維持生計，於是被迫移居葡萄牙暫避，未料到沒過多久，便於1948年11月22日因糖尿病惡化而去世，終年75歲。雖然他沒有能夠再回到澳門，但他一再叮囑後人要熱愛他出生的地方以及其為之傾心的中國文化。
9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佐治作為一名深受中葡兩國文化影響的澳門土生學者，是20世紀前半葉的優秀翻譯和漢語教師，在聯繫華葡兩族及中葡兩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善於將澳門小半島上不同文化的精髓之處進行有機的結合及融匯。同宋次生一樣，佐治亦擔負著繁重的外交工作。其擔任華務署長時，正值中國發生辛亥革命，毗鄰澳門的廣東成為革命的中心地帶，動蕩的時局使華務署的工作十分繁重，對翻譯的需求亦大大增加。而此時的華語學校剛剛成立。作為校長，他必須為教學計劃的製訂及執行付出極大努力。現存該校早期的教學計劃及課程設置多為他任校長時製訂的。從教學計劃的周密性及課程設置的系統性，說明他已十分瞭解西方人學習漢語的特點和需求，並為此研究出一整套適合外國人學習漢語及中國文化的教學方法。他特別強調對中國語言文化真諦的認識與瞭解，摒棄以前葡人僅注重口語而忽視筆頭的學習漢語方法，在這方面他與江沙維、伯多祿以及宋次生等人一脈相承。他與同時代的飛南第一樣，對中國革命寄予同情。孫中山先生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後曾來澳門訪問，不僅探訪昔日的華葡兩族朋友，而且與政府官員舉行了會見。當時的佐治作為負責華人事務的官員，亦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的官方及私人會見活動。佐治的中葡翻譯員、漢語教師、政務官和外交官多重身份，使其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華葡兩個不同世界之間的文化橋樑作用。更為重要的是，他所領導的華語學校源源不斷培養出來的翻譯人才在不停地加固這座橋樑，使得華葡兩族能夠更加和睦相處，從而使澳門形成的多元文化碩果得以保留及發揚。佐治生活在新舊世界交替的艱難時代，歐洲的劇變及中國的動蕩如同迎面相交的海嘯，而澳門正處在兩股浪潮的夾擊之中。雖然如此，佐治並未放棄他的理想，更未放棄他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熱愛。這是他領導華語學校十年的最成功之處。四、動蕩時局下的華語學校校長中國進入20世紀後，時局更加動蕩。1911年清王室的倒臺及中華民國的建立不僅沒有使天下太平，反而連年內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與侵略愈演愈烈，最終導致日本大規模侵華，抗日戰爭爆發。內憂外患的動亂形勢
95對華語學校創建有影?的人物及建校初期的校長亦影響到澳門，華語學校從此進入困難時期，特別是二戰時期，由於澳門在戰時保持中立，致使近百萬難民湧到澳門，不僅百姓生活困苦，政府運作亦十分艱難，華語學校進入低迷時期。該時期負責華語學校的校長主要有以下幾位：若阿金‧沙加斯（1920—1928年任職華務署長兼華語學校校長）1920年，若阿金‧沙加斯（JoaquimFaustodasChagas）接替佐治擔任華語學校校長。其擔任該職務至1928年。著名澳門土生漢學家高美士正是沙加斯任校長時進入該校學習中葡翻譯課程的。該時期正值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軍閥混戰，民生塗炭，尤其兩廣地區極不穩定，並對澳門產生直接影響。若阿金‧沙加斯亦是一位有豐富翻譯實踐經驗的華務官員。曾於1904年被派往上海擔任葡萄牙駐滬領事館的翻譯員。在華務署於1897年2月9日致澳門總督衙門的公文中曾有這樣的記載：“……今天舉行了第六次及最後一次北京方言（官話）學期考試，資深翻譯學員若阿金‧沙加斯均已順利通過。＂1通過該公文的記載可以看出這樣幾個問題：澳門政府對培訓中葡翻譯員十分重視，像華務署一位普通學員通過考試這樣的事都要立即向政府最高層滙報；1897年華語學校尚未成立，該考試一定是華務署內部對學員的考試。說明當時華務署內部的培訓機制已十分健全，雖然未設正規學校，但其已按正規學校的要求安排教學計劃，不僅將不同的教學內容分配於各個學期，而且還有嚴格的考試制度。若阿金‧沙加斯通過第六學期及最後一次考試，說明他順利完成了第二階段三年的課程，加上第一階段五年的課程，共修讀了八年中葡翻譯課程；在諸多考試科目中，華務署的公文僅匯報了“北京方言”內容，其原因不詳，但至少說明了當時澳門政府十分重視翻譯員“官話”技能的培養和訓練；該文件亦證明，若阿金‧沙加斯是1897年在華務署完成學業的，而後在該署任正式翻譯員。其生卒年份不詳，但據此可判斷其生於19世紀70年代，1. A.H.M.,MicrofilmeA0712,AH/AC/P-01098,OPatriota,9deMarçode1904.
9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在華務署完成培訓畢業時應至少有20歲，又經過7年實踐鍛煉後即被派往上海擔當翻譯員工作。至1920年接任翻譯學校校長，已積累了23年的翻譯實踐經驗。小伯多祿（1928—1931年任職華務署長兼華語學校校長）小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Júnior）是伯多祿第三個兒子，1876年4月30日生於澳門大堂區，1946年8月13日去世。1900年同澳門土生Canavarro家族聯姻，娶伊莎貝爾（SaturninaIsabelCostaCanavarro）為妻。1子承父業，小伯多祿在翻譯領域亦取得很大成就，於1894年1月31日被任命為華務署二等翻譯員，1906年11月24日被任命為一等代理翻譯員。並於1928年擔任華務署署長職務，自然也兼任華語學校的校長。根據華務署1897年2月9日致澳門總督衙門的公文內容，可以看出小伯多祿與他的前任若阿金‧沙加斯是同期同學，區別在於此時他已經是二等翻譯員。2由此可看出小伯多祿在翻譯方面的造詣。安東尼奧?施利華（1931—1945年任職華務署長兼華語學校校長）1931年，安東尼奧‧施利華（AntónioMariadaSilva）接任華務署工作並擔任華語學校校長。安東尼奧‧施利華1887年9月10日生於澳門大堂區，1968年8月歿於葡萄牙里斯本。3與其各位前任不同的是，他並非翻譯員出身，而是法律界人士。他曾取得法學士學位並擔任過律師，雖然與其他前任一樣有在上海工作的經歷，但並非從事翻譯工作，而是於1916-1920年期間擔任葡國駐上海代理總領事及上海租界會審公廨（InternationalMixedCourt）會審官。亦曾任澳門仁慈堂值理。1931年被任命為華務署長。他擔任的其他公職有華人學校監督委員會主席及澳門立法會議員，以及葡萄牙議會中的澳門議員。安東尼奧‧施利華擔任華語學校校長至1945年。晚年移居葡國並擔任里斯本大西洋銀行監事會委員。安東尼奧‧施利華擔任華語學校校長的時期正是日軍侵華至二戰結束1.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783.2. BoletimOfficial,N°14,Vol.VII,6deAbrilde1907;CartadaRepartiçãodoExpedienteSínicoàSecretariaGeraldoGoverno,de30deMaiode1899:A.H.M.,MicrofilmeA0712;MemorialdirigidoaoGovernadordaProvínciadeMacau,A.H.M./AC/P-27009,MicrofilmeA2797;VidaNova,25deJulhode1909,eCartadaRepartiçãodoExpedienteSínicoàSecretariadoGovernode9deFevereirode1897.3. 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p.733.
97對華語學校創建有影?的人物及建校初期的校長的混亂時期，同時也是培養翻譯員的華語學校處於最低潮時期，甚至多年招不到學生。這種情況當然與當時形勢有關：周邊地區戰亂不停，時局動蕩，大量難民湧進澳門，居澳葡籍人士人心惶惶，對澳門未來前景十分悲觀，甚至移民他鄉，躲避戰亂。澳葡政府為了應付百萬難民的衣食已經力不從心，無暇顧及其他，更何況一間學校了。但亦應該看到，安東尼奧‧施利華並不適宜擔任華語學校校長一職。與其所有前任校長相比較，就會發現他有致命的弱點，即他並非漢學領域的專家。嚴格講，他是一位法律界人士，後來更是一位政治家，而並非精通中國語言文化的人士。他在翻譯方面的經歷甚至不如其兄長法蘭西斯科‧施利華（FranciscoXavierAnacletodaSilva）1。他的經歷及學識決定了他不可能像《華語學校章程》規定的那樣組織教學並親自授課。外行領導內行必然導致負面後果。1933年高美士畢業時正值安東尼奧‧施利華擔任校長。像高美士這樣的優秀學生竟然差一點未能畢業，固然與評審團的決定有關，但不能說擔任華務署署長兼華語學校校長的安東尼奧‧施利華沒有任何責任。在判定學生能否畢業方面，校長絕對是有影響力的。在組成學生畢業考試評審團時，校長是當然的成員，而且由於是一校之長，其意見就會起到關鍵作用。葡國學者丹尼爾‧皮雷斯在《庇山也生平及作品》一文中記載：“1916年7月10日：庇山也主持一級課程五年級及二級課程一年級翻譯員考試的評審團工作，擔任華務署長的佐治亦是評審團成員。”2說明雖然會請校外專家組成評審團以求公正，但校長必須參加評審團，對決定最終評審結果至關重要。其實這樣作沒有甚麼不好，因為校長對學生情況十分瞭解，會對學生提出較為客觀公正的看法，在校外專家不瞭解情況時，會起到平息異見的作用。問題是，由於安東尼奧‧施利華出身法律界，更多地是以法律工作者的身份照章辦事，機械地作出判斷，並非認識到翻譯工作的特殊性及其背後複雜的文化因素，未能客觀全面地分析學生的翻譯能力，缺乏應有的靈活性，因而差一點埋沒了一位極其優秀的翻譯人才。雖然他亦喜愛中國文化，並留下一1. 指其二哥FranciscoXavierAnacletodaSilva，頗有名氣的澳門中葡翻譯，曾任澳門市政廳主席。詳見JorgeForjaz,FamíliasMacaenses,Vol.III,FundaçãoOrienteeICM,1996,pp.719.2. DanielPires,CronologiadaVidaeObradeCamiloPessanha,BNP,BibliotecaNacionaldePortugal,http://purl.pt/14369/1/cronologia1909.html.
9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些詩作，但他留下更多的是在葡萄牙議會的激昂演說和政論文章，並且為葡萄牙保留海外領地及海外立法出謀獻策，成為葡萄牙中央政府的智囊。1五、結語澳葡政府根據1905年葡國王室法令設立培訓翻譯的華語學校除了因應中葡關係特別是粵澳形勢的需要，亦與19世紀澳門漢語教學及翻譯教學的逐漸規範不無關係。首先是聖若瑟修院的江沙維神父創建了這種教學模式，後由伯多祿將這一先進教學方法引入政府的翻譯培訓機制，從根本上改變了舊有的口傳面授，只注重口語而輕視書面語言的傳統學習中文方法。嚴格的學制及缜密的教學計劃大大提高了翻譯教學的效果和質量，使澳門出現了一大批既能流利使用粵語及官話，又能熟練用文言文書寫的漢學家及翻譯員。為了加強華語學校的教學與管理，澳葡政府規定必須由華務機構首長兼任華語學校校長，並立法規定其必須是精通漢語的專家，親自組織教學，成為學術上的帶頭人，為保證學校的正常運作及教學質量作出卓越貢獻。從上述介紹中亦可看出，大多數擔任華務署署長並兼任華語學校校長職務者具有以下共同特點：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在聖若瑟修道院受過正規的漢語及翻譯訓練，因而能將該修道院的教學方法帶到工作實踐之中，特別是應用於培訓翻譯員的學校之中，並對其發揚光大；他們均從普通翻譯員做起，經過二等翻譯員至一等翻譯員的漫長經歷，一般情況下都在取得20年以上的經驗後才擔當華務署長職務，進而兼任華語學校校長職務；他們均十分注重教材的編寫，並對教材不斷更新。與此同時，他們都會親自編製教學大綱及教學計劃，並嚴格按照計劃開展教學；他們均有從事外交工作的豐富經驗，親身處理過複雜而敏感的外交問題，如中葡外交談判，澳粵劃界問題，華葡兩族各種矛盾及爭端等等，得到實際鍛煉；1. http://app.parlamento.pt/PublicacoesOnLine/DeputadosAN_1935-1974/html/pdf/s/silva_antonio_maria_da.pdf.
99對華語學校創建有影?的人物及建校初期的校長他們均有在葡萄牙駐北京或者上海使領館從事翻譯工作的經歷。說明培訓精通中國歷史文化，瞭解中國國情，善於處理中葡外交問題的對華工作翻譯人才，是華語學校的主要目標之一；除了領導華務署及華語學校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均關心利宵中學及中心學校等官立學校的漢語教學工作，並為其組織教學及編寫教材。從華語學校成立至20世紀中期學校走向衰落，共有5人曾擔任華語學校校長職務。他們分別是：宋次生（1898—1911）；佐治（1911—1920）；若阿金‧沙加斯（1920—1928）；小伯多祿（1928—1931）；以及安東尼奧‧施利華（1931—1945）。直到1974年葡國發生四‧二五革命後，華語學校才恢復生機，並於1976年根據第47/76/M號法令改名為華務司技術學校。從學校成立到衰落的半個世紀時間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為學校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並影響了澳門數代翻譯員，由他們建立的某些翻譯制度至今還被澳門特區政府所採用，說明他們的影響極其深遠。本文2011年3月刊於澳門理工學報，2011年第1期
10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一、導言華語學校於20世紀初成立後曾有過一段輝煌的時期，培養出以高美士為代表的一批優秀中葡翻譯人才，在溝通中葡兩國關係及粵澳關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抗日戰爭結束後，葡萄牙政府追隨美國等西方大國採取敵視中國政策，拒不承認新中國政府，致使中葡關係進入低潮，對翻譯的需求大不如前。華語學校從此經營慘淡，甚至十多年招不到學生。由於華務署功能的衰落，澳葡政府於1968年6月5日根據第48420號法令撤銷了運作了73年的華務署，其編制降格為民政廳華人事務辦公處，屬民政廳管轄，專事華人日常事務，培訓功能明顯削弱。1至20世紀60年代初，非洲葡屬殖民地紛紛開展民族獨立運動，葡萄牙不斷從國內派出軍力到非洲各殖民地實施鎮壓。連年戰爭使葡萄牙青壯年死傷慘重，經濟不堪重負，國內矛盾日益激化，軍內反戰思潮嚴重，導致一批中下級軍官於1974年4月25日發動政變，推翻加埃塔諾政權，建立民主政制，並宣佈放棄非洲殖民地，實行非殖民化，同意非洲五個領地宣佈獨立。與此同時，葡新政府著手調整澳門政策，中葡關係出現轉機，澳葡政府亦於1976年通過立法，將日漸萎縮的華務機構改組為華務廳，並將華語學校更名為技術學校。根據新訂立的章程，學校在各方面內容提要華語學校於二戰後進入低迷時期，加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葡兩國關係進入低潮，學校經營慘淡，甚至多年招不到學生。葡萄牙由於多年非洲殖民戰爭，國內矛盾激化，導致1974年發生四‧二五革命政變，中葡關係出現轉機，澳葡政府亦開始調整其政策。1976年通過立法將日漸萎縮的華務機構改組為華務廳，並將華語學校更名為技術學校。根據新訂立的章程，學校在各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從此，經歷了70年風風雨雨的華語翻譯學校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從華語學校到華務司技術學校1. 見1968年6月5日第48420號法令。
101從華語學校到華務司技術學校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從此，經歷了70年風風雨雨的華語翻譯學校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二、華語學校重組的背景四‧二五革命後，葡新政府在推行非殖民化的同時，立即考慮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從1974年5月起，葡方就在不同場合放出口信，表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外交關係的願望。然而，由於非洲非殖民化的進程並不明朗，加之中國仍處於“文化大革命”形勢十分複雜的階段，這些表態並沒有得到中方的積極回應。當海峽對岸的台灣在外交上承認葡萄牙新政權的時候，北京卻一反常態保持沉默，僅僅表示支持非洲葡屬殖民地的獨立。1中國希望繼續觀望一段時間，當時的外交部長姬鵬飛於1974年5月25日在坦桑尼亞駐中國大使館紀念“非洲日”活動上的講話只是提到“最近葡萄牙加埃塔諾反動政權的倒臺是葡萄牙推行殖民政策遭到可恥失敗的必然結果，亦是非洲人民長期堅持武裝鬥爭的偉大勝利”。並表示“一如繼往地堅決支持非洲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正義鬥爭”。強調“只要偉大的非洲人民加強團結，堅持鬥爭，就一定能夠克服困難，取得非洲大陸的徹底獨立和解放”。2除了繼續關注非洲外，中國政府似乎並不在意葡萄牙國內形勢的變化。然而，在葡人管治了四個多世紀的“領地”澳門，民眾則對中葡關係的未來發展及澳門未來形勢表示了極大關心。絕大多數人出於澳門經濟及社會形勢穩定與發展考慮，自然希望中葡雙方重建友好關係，以利澳門民生。澳門著名華人領袖何賢在1974年6月7日接受澳門華語媒體訪問時對未來作了這樣的預測：“隨著同非洲解放運動組織談判的開展，里斯本將會受到北京的歡迎。”31. 其實，中國政府一直關注葡萄牙的形勢，即使在1974年4月25日之前亦是如此。如北京媒體就曾播發戈麥斯將軍（CostaGomes）和斯皮諾拉將軍（AntóniodeSpínola）分別被解除武裝部隊參謀長和副參謀長職務的消息，並且注意到CaldasdaRainha發動的未遂軍事政變。根據對該等事件的解釋，認為葡萄牙政府內部對令人感到羞辱的非洲問題明顯意見不合。北京將葡萄牙政治形勢的不穩定說成是由於“非洲人民解放鬥爭的沉重打擊”，迫使葡萄牙政府將其國防預算削減50%。參閱Portugal:PoliticalSituationUnstable,BeijingReview/北京周報英文版，第17卷，第13期（1974年3月29日），第29頁。2. AfricaDayinBeijing:JiPengfeionPortugueseColonies,（新華通訊社英文稿，1974年5月25日），SummaryofWorldBroadcasts轉載（1974年5月28日），FE/4610/A5/1。3. OgovernodeLisboaéacolhidofavoravelmenteporPequim–dizumaaltaindividualidademacaísta,DiáriodeNotícias,ano110,n.º38.880(8deJunhode1974),p.7.
10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毫無疑問，澳門土生葡人更加關注澳門問題，剛成立的澳門民主中心領導人戴明揚（DamiãoRodrigues）和《澳門土生周報》社長李安奴（LeonelBorralho）5月22日呼籲里斯本政府承認北京政府。這一立場與澳門歷屆前任總督要求中央政府承認北京政權的要求十分吻合。事實上，從1949年起，歷任澳門總督都指出有迫切需要承認北京政府，並且同其建立雙邊外交關係。如果實現這兩項政治外交行動，澳門總督管理澳門事務或許會有更大活動空間。與此同時，葡萄牙繼續努力向國際社會解釋葡萄牙的形勢及政府推行非殖民化的主要方針。後來擔任總統的葡萄牙外交部長蘇亞雷斯（MarioSoares）在1974年6月的第一週即向紐約派出一個代表團，向聯合國及若干成員國說明葡萄牙政府推行非殖民化的進程。該代表團由後來亦擔任總統的沈拜奧（JorgeSampaio）率領，同聯合國副秘書長及17個國家的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進行了接觸。據媒體報導，沈拜奧表示“曾試圖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團會晤，但未能成功，儘管沒有任何惡意對此產生影響”。1面對澳門方面的呼籲，葡政府想方設法打開外交僵局。一方面尋求同中國接觸的最佳地點，以便“不失面子”地就建交及澳門問題展開談判。葡萄牙外交部1974年11月27日的一份內部“非正式記錄”就曾建議“最理想的談判地點無論從政治上考慮還是從後勤支援上考慮都應是巴黎”2。後來葡駐聯合國大使西蒙（VeigaSimão）通過電報進一步強調了該意見。他在電報中告訴外交部說，“中國準備談判在法國首都舉行”。3另一方面，為了向中國表達誠意，葡外交部國務秘書要求台灣駐里斯本使團盡快關閉其使館。1975年2月3日，該使團通過照會正式確認台灣同葡1. JorgeSampaioregressouaLisboa–‘Ambientedefrancacordialidadeegrandeexpectativa’naONUsobreapolíticaportuguesadedescolonização–revelouoenviadodePortugal,DiáriodeNotícias,ano110,n.º38.881(10deJunhode1974),p.2.2. MinistériodosNegóciosEstrangeiros,‘Apontamentoinformal’doministériodosNegóciosEstrangeirosde27deNovembrode1974,PAAM.1166,AHDMNE,Lisboa.3. MinistériodosNegóciosEstrangeiros,Telegraman.º999doembaixadordePortugaljuntodaONUemNovaIorque,VeigaSimão,paraoministrodosNegóciosEstrangeiros,MárioSoares,de30deNovembrode1974,PAAM.1166,AHDMNE,Lisboa.
103從華語學校到華務司技術學校萄牙斷交，並關閉駐里斯本的使館和駐東帝汶的領事館。1雖然中葡兩國正式談判至1978年2月才正式展開，但葡方急於盡早為澳門作出定位，由民主人民黨（PPD/PSD）於1975年7月8日向制憲議會提出一項關於澳門的憲法草案，在議案第四條第五款中提出“在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必須有一個與其相適應的特別章程”2。該議案於7月31日獲制憲議會基本原則委員會的一致通過。3然而，由於並未瞭解中國政府未來解決澳門的正式想法，澳門總督李安道任命的委員會起草的《澳門組織章程》並沒有規定澳門交還中國的內容。相反，其他殖民地的組織章程卻規定了獨立過渡的時間表，而在澳門的組織章程中則沒有規定這種結果，只是作了無限期的暫時規定。這一作法說明葡方留意到中方的看法，並未將澳門的地位等同於非洲的“殖民地”，為後來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保留了較大空間。該文件送革命委員會，並於1976年1月6日的會議上未經任何討論而全文獲得“通過”。4《澳門組織章程》的頒布確立了澳門的特殊地位，其第二條規定“澳門地區為一公法人，在不抵觸共和國憲法與本章程的原則，以及在尊重兩者所定的權利、自由與保障的情況下，享有行政、經濟、財政、立法及司法自治權”。5《澳門組織章程》使澳葡政府重新面對廣大的華人社群及重視同中國內地的關係，並且再次感受到翻譯人才的寶貴作用。華語學校的重組便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三、華務廳及其屬下技術學校面對《澳門組織章程》建立的政府新架構，澳葡政府意識到中葡兩國政府遲早要就澳門問題進行談判。不管結果如何，葡萄牙最終要離開澳門，而政權亦須交由華人管理。在這種情況下，澳葡政府於1976年10月30日頒布1. MinistériodosNegóciosEstrangeiros,NotaCI/75/08dalegaçãodaRepúblicadaChina(Formosa/Taiwan)emLisboaparaoministérioportuguêsdosNegóciosEstrangeiros,de3deFevereirode1975,PAAM.1165,AHDMNE,Lisboa.2. ProjectodeConstituiçãoapresentadopeloPartidoPopularDemocrático(PPD),DiáriodaAssembleiaConstituinte,suplementoaon.º14(9deJulhode1975),p.296–(2).3. Sessãon.º23,em31deJulho,DiáriodaAssembleiaConstituinte,n.º24(1deAgostode1975),p.602.4. InstitutodosArquivosNacionais/TorredoTombo,ComunicadodareuniãodoConselhodaRevolução,de6deJaneirode1976,ACR,vol.2,n.º2,IAN/TT,Lisboa.5. 見《澳門組織章程》第二條，2月17日第1/76號法律通過（政府公報第9期，副刊，1976年3月1日）。
10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第47/76/M號法令，將民政廳屬下的華人事務辦公處再次分離出來，重新設立華務廳（RepartiçãodosServiçosdeAssuntosChinesesdeMacau），並將培養翻譯人員的華語學校更名為技術學校。1從上述法令中可以明顯看出該變化是出於形勢發展的需要，澳葡政府開始真正重視華人社會，並為此培訓人才。該法令第二條規定的華務廳職能中就包括“促進葡中兩國關係的積極諒解及加強”2；“就華人法律、習俗等問題開展研究並向政府提供資訊”3；“在對華裔居民聯係方面向本澳公共部門提供協助”4；“在有需要時向葡外交使團或領事館提供技術人員”5；以及“通過技術學校培養專業人員”6。顯而易見，此次重設華務廳的目的比1885年設立華務署及20世紀初設立華語學校時更加明確。與此同時，華務廳承擔的工作亦更加具體，包括為政府各部門提供口筆譯服務；向司法機關及公證部門提供專業服務；翻譯政府需要公開刊登的文件及文告；應政府要求向澳門境外提供翻譯服務；收集及保存與華人事務有關的一切書籍資料文件等共11項工作。7華務廳職能的擴大及細化對培養翻譯員的技術學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華務署及民政廳時代相比，章程強調了技術學校的重要性。該章程第七章專門為技術學校作了規定。其第五十四條規定“技術學校隸屬於華務廳，其職能是培養口筆譯人才。”8並再次強調“技術學校校長由廳長兼任”。9技術學校的最大變化是在學制方面作了較大改革。其課程由原來的二級八年改為三級六年，即整個課程在六年內分三個階段完成，每一階段兩年，分別為一級課程、二級課程和三級課程。10同時規定翻譯的入職及晉升與課程掛鈎。入職見習翻譯員者須修讀完一級課程，晉升三等翻譯員者須修完二級課程，而晉升二等翻譯員者須修完三級課程。11不願修讀二級及三級課程者，1. 見1976年10月30日第47/76/M號法令，載1976年第44期澳門政府公報。2. 第47/76/M號法令第二條a)項及《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一章第一條a)項。3. 第47/76/M號法令第二條b)項及《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一章第一條b)項。4. 第47/76/M號法令第二條c)項及《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一章第一條c)項。5. 第47/76/M號法令第二條d)項及《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一章第一條d)項。6. 第47/76/M號法令第二條e)項及《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一章第一條e)項。7. 第47/76/M號法令附《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一章第二條a)項至l)項。8. 第47/76/M號法令附《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七章第五十四條。9. 第47/76/M號法令附《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七章第五十五條。10. 第47/76/M號法令附《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七章第六十條。11. 第47/76/M號法令附《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七章第六十一條。
105從華語學校到華務司技術學校無論其翻譯經驗如何豐富，均無晉升機會。1規定相當嚴厲。從課程的設置亦可以看出，其學生來源依然是澳門土生人，技術學校並未改變“華語學校”對外漢語教學的性質。技術學校的考試制度亦較前嚴厲。除每級別之間有“升學”考試，每個級別內亦有學年考試。“升學”考試不僅包括教學計劃內規定的課程內容，而且涉及公共領域的基本知識，包括政府架構、海外公職章程以及澳門組織章程等內容。2關於招生考試，規定必須有15—20分鐘的口語面試，其主考人由校長、一位在職翻譯員和一位技術學校教師或文案組成。3考試成績的評定採用20分制，詳見下表：1. 第47/76/M號法令附《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七章第六十三條。2. 第47/76/M號法令附《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七章第六十五條。3. 第47/76/M號法令附《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七章第六十八條第2款。4. 第47/76/M號法令附《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七章第五十六條第2款。5. 第47/76/M號法令附《澳門華務廳章程》第七章第七十條。表1：合格不合格不及格低於10分優良及格18-20分14-17分10-13分華務廳技術學校評分制度同華語學校時代相比，技術學校教師的招聘更加正規，體現了公開與公正原則。除校長外，全部教授中文的4名教師均須通過由總督任命的典試委員會審查，典試委員會由3人組成，由華務廳長擔任主席，另一人是主任文案或首席文案，而第三人是本地有影響力的華人中學校長，說明此時特別強調對應聘教師中文水準的考查。4專門教授葡文的教師則由教育廳提供。另外，每一級別的課程均須頒發證書。5即修讀完全部課程並合格者可獲三個不同級別的證書。華務廳技術學校的課程設置亦有了很大改變，完全廢棄了華語學校使用了數十年的教學內容。對教學科目作了簡化，取消了文言文為主的教學方法。針對學生主要為葡語為母語的澳門土生群體，技術學校十分重視漢語的學習與實踐。在教材上按照華人學校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不同階段進行區分
10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表2：表3：第一學年第一學年歷史：同上地理：同上葡萄牙語文歷史：同上地理：同上葡萄牙語文專業術語修辭研究歷史：同上地理：同上葡萄牙語文專業術語修辭研究歷史：同上地理：同上葡萄牙語文北京話口語練習北京話口語練習中葡文互譯的口筆譯技巧及傳譯服務中葡文互譯的口筆譯技巧及傳譯服務第二學年第二學年中國語文：採用中文學校初級小學課程使用的教材1─6冊，或在技術學校校長建議下由總督指定的教材。中國語文：採用中文學校初級中學課程使用的教材1─3冊，或在技術學校校長建議下由總督指定的教材。中國語文：採用中文學校高級小學課程使用的教材7─12冊，或在技術學校校長建議下由總督指定的教材。中國語文：採用中文學校初級中學課程使用的教材4─6冊，或在技術學校校長建議下由總督指定的教材。口筆譯翻譯員一級課程計劃（粵語）口筆譯翻譯員二級課程計劃（國語）及選擇。三個階段的課程配置整齊平均，只是程度有所變化，由簡到繁，逐漸深入。然而，這樣的課程設置亦有其致命弱點，完全變成了對漢語語言的學習，忽視了翻譯理論的學習與翻譯實踐。雖然一級課程中設有中葡文互譯的口筆譯技巧科目，但以華人學校小學的漢語水準去研究口筆譯技巧實在有些荒唐。二三級課程使中文水準分別達到初中和高中，但卻無任何翻譯實踐科目。相信根據該教學計劃學習六年的畢業學生只能通過日後的工作實踐去提高自己的翻譯水準了。
107從華語學校到華務司技術學校四、八十年代的華務司技術學校中葡兩國於1979年2月恢復外交關係後，中葡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兩國來往日漸密切。其最明顯的標志就是1984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率龐大代表團訪問葡萄牙，接著，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將軍（GeneralAntónioEanes）於次年對中國作了回訪。隨著中葡兩國政府就澳門問題的談判逐漸深入，澳門未來形勢日漸明朗，澳門特別行政區未來的架構逐漸清晰。應因未來澳門主權移交的需要，澳葡政府在兩國之間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尚未簽署的情況下，以罕見的速度在華人事務及中葡翻譯員培訓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立法行動。首先，於1986年12月23日發布第12/86/M號法律，授權總督對華務司章程及技術學校章程進行大幅度修改。為了加速立法，第12/86/M號法律規定此次立法授權期限僅為30日1。果然，僅過一個星期，便於12月29日公佈了第57/86/M號法令和183/86/M號訓令，分別就華務司和技術學校的章程作了新的規定。不僅將華務廳升格為華務司，而且重新制訂了技術學校的架構及課程計劃，無論是學制還是教學內容均作了大幅度的修改。新章程體現了翻譯培訓的緊迫性，強調了中葡翻譯人才對澳門主權移交的重要作用。第57/86/M號法令導語中就說：“雖然華務司設立後不斷通過法規對其進行調整，但仍不能適應日漸臨近的本澳政治－行政過渡進程所要1. 見第12/86/M號法律第二條。表4：第一學年歷史：同上地理：同上葡萄牙語文專業術語修辭研究歷史：同上地理：同上葡萄牙語文專業術語修辭研究第二學年中國語文：採用中文學校高級中學課程使用的教材1─3冊，或在技術學校校長建議下由總督指定的教材。中國語文：採用中文學校高級中學課程使用的教材4─6冊，或在技術學校校長建議下由總督指定的教材。口筆譯翻譯員三級課程計劃（國語）
10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求的任務。因此，需要刻不容緩地對華務司架構進行重組，以便為繼續其職能提供不可或缺的技術及人力支援。”1另外，在為華務司規定的5項職責中全部與翻譯工作及培訓有關。第183/86/M號訓令則對華務司技術學校的章程作了修訂。其中最大的改變是再次縮短學制，將原來規定的三級六年課程改為四年制的基礎課程和一年制的強化課程，而且基礎課程和強化課程之間並無因果之間的聯繫，表現出澳葡政府面對主權回歸需要大量培訓中葡雙語人才的急切性。其意義已不僅限於翻譯員的培訓，而是希望回歸後的澳門有更多的雙語人才進入司法機構及公共行政管理機構。急需雙語人才的政策在招生方面的體現是放寬了入學要求。在基礎課程方面，規定學制為4年，其中包括1年專業實習。2對於葡文制度的學生僅要求九年級的學歷（相當於初中畢業）並會講廣東話；對於中文制度的學生亦要求初中畢業並達到葡語一級水準。3強化課程並非基礎課程的延續，其學制僅有1年，其中包括3個月的專業實習。4其入學要求為，進入一級翻譯職程強化課程的葡文制度學生須達到十一年級（相當於高中畢業）及中文水準達到高小畢業；中文制度學生須高中畢業及葡文水準須達二級。5顯而易見，以這樣的程度僅學習一年（除掉3個月實習及假期實則半年）就能進入一級翻譯員職程實屬天方夜談。也許立法者注意到這一點，故規定“進入一級翻譯職程的強化課程僅在特殊情況才可開辦”。6看來也是當時急需雙語人才的無奈之舉。進入三級翻譯職程強化課程的葡文制度學生須擁有葡萄牙高等教育學士學位及中文水準達到高小畢業；中文制度學生須擁有中國高等教育學士學位及葡文水準須達二級。7雖然看起來其對第二語言的要求與一級強化課程相同，但畢竟母語高等教育的學歷可彌補先天不足，而且該類人士多為政府在職人員，至少工作經驗優於初出茅廬的中學畢業生。在課程設置方面，同47/76/M號法令規定的內容相比，1986年的課程計1. 見第57/86/M號法令導語。2. 見第183/86/M號訓令第十六條。3. 見第57/86/M號法令第十九條第二款。4. 見第183/86/M號訓令第十七條。5. 見第57/86/M號法令第十九條第三款。6. 見第183/86/M號訓令第十七條第四款。7. 見第57/86/M號法令第十九條第四款。
109從華語學校到華務司技術學校劃做了很大改變，將全部二十多門課目分為三大類，即語言類、文化類和翻譯類。這種安排表面上看分類簡單，實則十分混亂。更令人費解的是，基礎課程和強化課程的課目幾乎完全相同。雖然課目相同程度可能不同，但對於強化課程來說，將二十多門課在六七個月時間內修完難以想象。由於並無訂明每個課目的學時，令人懷疑該計劃是否能真正執行。這樣的安排只能解釋為政府希望在短時間內培養出更多的雙語人才，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然而，如此缺乏科學性的安排只能適得其反。澳門主權回歸前的法律翻譯質素低下原因大出於此。下表則顯示183/86/M號訓令附件中規定的華務司技術學校中葡翻譯基礎課程和強化課程的計劃。表5：表6：a) 僅適用於葡文教育制度學生。a) 僅適用於中文教育制度學生；b) 僅適用於葡文教育制度學生。一、語言類二、文化類三、翻譯類葡語：文章分析、語言學、文學、文體漢語：粵語a)、國語、語言學、文學、書信規範筆譯理論與實踐、口譯理論與實踐澳門史、葡萄牙史、中國史、葡萄牙地理、中國地理、葡萄牙文化、中國文化、政治學導論、澳門葡萄牙及中國政治及行政體系、法學導論、澳門司法制度、經濟學導論、澳門經濟制度、財政入門、澳門金融制度一、語言類二、文化類三、翻譯類葡語：文章分析a)、語言學、文學漢語：國語、語言學b)、文學筆譯理論與實踐、口譯理論與實踐澳門史、葡萄牙史a)、中國史b)、葡萄牙地理a)、中國地理b)、法律入門、澳門司法制度、政治學導論、澳門葡萄牙及中國政治及行政體系、經濟學導論、澳門經濟制度、財政入門、澳門金融制度基礎課程計劃一級翻譯職程強化課程計劃
11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五、結語葡萄牙四‧二五革命的成功及非洲葡屬殖民地的獨立為中葡關係的恢復與發展帶來契機，澳門主權移交在即導致澳葡政府重新調整華務政策，培養更多雙語人才成為過渡期的燃眉之急。將華語學校改為技術學校的舉措不僅為了解決特殊時期翻譯資源的人才缺口，而且為了華人執政後在公共機構有更多葡人通曉漢語及更多華人通曉葡語。為了吸引更多人入讀技術學校，不僅放寛入學標準，簡化課程計劃，而且給學生以高額津貼，致使入讀技術學校的學員逐年增多。1976年的第47/76/M號法令、1986年的第57/86/M號法令和第183/86/M號訓令將華語學校變為技術學校，體制完全納入政府架構，成為一所中級語言培訓機構。學制的縮短、招生條件的放寬、課程的簡化、學術規範的弱化以及政府色彩的強化，令教學質量難以保證。然而，技術學校出現在澳門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極短的政權過渡期間產生以上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從1976年至移交澳門理工學院的16年中，技術學校為澳門公共機構培育了大量中葡雙語人才，其中少數人成為法律及行政方面的翻譯人員，更多的人則成為未來政府公務員隊伍的中堅力量，甚至擔任政府各部門的主管官員。雖然這些人中的多數未必達到翻譯行業的水準及要求，但對後來的公務員本地化及法律本地化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技術學校在該時期的特殊歷史貢獻不容否定。1992年華務司技術學校劃歸澳門理工學院時，仍是一所專科學校，後來經過數年努力，在各方面逐漸與國際高等教育制度接軌，終於成為一所在全國頗具影響力的培養中葡及中英高等翻譯人才的現代化高a) 僅適用於中文教育制度學生；b) 僅適用於葡文教育制度學生。表7：一、語言類二、文化類三、翻譯類葡語：文章分析a)、語言學a)、文學a)漢語：國語、語言學b)、文學b)、書信規範b)筆譯理論與實踐、口譯理論與實踐澳門史、葡萄牙史a)、中國史b)、葡萄牙地理a)、中國地理b)、葡萄牙文化a)、中國文化b)、政治學導論、澳門葡萄牙及中國政治及行政體系、法律入門、澳門法律制度、經濟學導論、澳門經濟制度、財政入門、澳門金融制度三級翻譯職程強化課程計劃
111從華語學校到華務司技術學校等學校。附圖：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歷史演變過程1583年在市政廳內設理事官公署，專門處理粵澳關係及華人事務。1627年制訂《通官通事及番書規例》規定翻譯架構，設通官通事及番書。1865年理事官公署脫离市政廳獨立，並根據12/07/865號法令設華人事務辦公處，除承擔華務翻譯工作，其翻譯隊亦開展翻譯培訓工作，並逐漸形成系統的分級培訓制度。1905年7月頒布王室預算法令正式設華語學校，由華務署培訓機構原班人馬組成。1914年11月30日第1118號法令及1915年第1786號法令對華語學校的架構及課程作了具體規定。1885年11月2日通過法令設獨立華務署，仍保持內部培訓機制。其翻譯隊即後來成立的華語翻譯學校之前身，華語學校早期多名校長均通過此種機制接受培訓。1946年5月4日第928號法規對華語學校教學計劃作了調整。
11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1968年通過第48420號法令設立民政廳華人事務辦公處，華語學校即划歸該處。1976年通過第47/76/M號法令將華人事務辦公處升格為華務廳，並將華語學校更名為技術學校。技術學校隸屬華務廳，並制訂新的教學計劃及有關章程。1992年通過第16/92/M號法令將華務司技術學校划歸澳門理工學院，並更名為語言暨翻譯學校。最初學制三年，後立法增設補充課程，變為3+1學制，正式成為高等教育機構。1986年通過第57/86/M號法令和第183/86/M號訓令將華務廳升格為華務司，技術學校划歸該司技術廳管轄，並制訂華務司和技術學校新章程，對教學計劃作大幅改革。1999年12月6日澳葡政府於主權移交前夕頒布第469/99/M號訓令，將澳門理工學院所有學校升格為高等學校，語言暨翻譯學校變為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
113從華語學校到華務司技術學校參考文獻：1. 1627年RegimentodoLinguadaCidade,edosJurubaçasmenores,eEscrivaens,BibliotecadaAjuda-ColecçãoJesuítasnaÁsia,Cód.49-V-6,SériedaProvínciadaChina；2. 1865年12/07/865號法令；3. 1885年11月2日法令，刊於1886年3月22日澳門及帝汶省政府公報；4. 1905年7月王室預演算法令；5. 1914年11月30日第1118號法令；6. 1915年第1786號法令；7. 1946年5月4日第928號法規；8. 1968年6月5日第48420號法令； 9. 1976年2月17日第1/76號法律；10. 1976年10月30日第47/76/M號法令；11. 1978年8月12日第16/78/M號法律；12. 1980年1月12日第2/80/M號法令；13. 1981年4月18日第3/81/M號法律；14. 1984年11月29日第259/84/M號訓令；15. 1985年6月25日第51/85/M號法令；16. 1986年12月23日第12/86/M號法律；17. 1986年12月29日第57/86/M號法令；18. 1986年12月29日第183/86/M號訓令；19. 1992年第16/92/M號法令；20. 1999年12月6日第469/99/M號訓令。 本文2011年6月刊於澳門理工學報2011年第2期
11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一、1992年：倉促的重組導致新瓶裝舊酒中葡兩國政府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標誌著澳門正式進入管治權回歸的過度期。然而從1987年至回歸文件規定的1999年底政權移交僅有12年的時間，能否在短時期內作好政權交接的準備工作，無論對中國政府還是葡萄牙政府都是巨大的考驗及挑戰。尤其是對澳葡政府來說，將其管治了近450年的澳門連同其政府架構一起歸還中國絶非易事。因此，一方面就政權移交的具體事務同中國政府緊鑼密鼓地進行磋商及談判，另一方面，則須將明顯不符合未來形勢發展的政府機構進行重組甚至撤銷。而首當其衝的就是頗具殖民地管理色彩及歧視性的華務司。當然，其公開的理由便是“調整公共行政當局之結構以滿足過渡期挑戰之需要，此乃從事行政之組織行政現代化、程序之簡化、縮短與市民之距離及從本地化之角度出發正確管理人力資源之公共機關致力達到之主要目標＂。1華務司歷史上稱華政衙門，其架構出現於16世紀末。雖然歷史上曾多次改變不同名稱，但其功能一直是處理華人事務，包括同中國政府的溝通與聯繫，以及對澳門半島華人事務的管理。毫無疑問，華務司是個務實機構，是內容提要1987年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後，澳門正式進入治權移交的過渡期。為順應形勢的發展，在中葡兩國政府就權力移交的具體事項進行緊張協商的同時，澳葡政府逐漸對政府架構作必要調整，由此帶來的結果之一是1992年將原屬華務司培訓翻譯員的技術學校劃歸澳門理工學院，並更名為語言暨翻譯學校。然而，這一過程是漸進的，直至1997年才完成了從政府公職培訓機構到高等教育機構的歷史性過渡，歷時5年，使澳門終於擁有了與世界高等教育接軌的正規大學翻譯課程。歷史性的轉變：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1. 第23/94/M號法令導語。
115歷史性的轉變：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1. 第16/92/M号法令。2. 第16/92/M号法令導語。3. 第16/92/M号法令第二條。4. 第16/92/M号法令第三條。5. 第16/92/M号法令第四條第一款。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因此在歷史上中葡雙方的溝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無論如何由佔人口僅百分之幾的少數異族控制的政府專門設立機構管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澳葡政府知道，在政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未來的特區政府絕不會允許這個機構繼續存在。與其未來由新政府將其撤銷，不如自己先行以重組政府架構的形式逐步將其取消。尤其是進入90年代的後過渡期，距政權移交的日期愈加臨近，這一工作便愈加顯得緊迫。為了減少撤銷該機構引起的震蕩及影響，澳葡政府根據華務司原有的功能採取兩步走的作法。從19世紀末，華務機構主要承擔兩項工作，一是為政府提供筆譯及口譯翻譯服務，二是進行翻譯人員的培訓，不僅為政府提供口筆譯人才，而且向駐華使領館輸送翻譯及外交人才。因此，澳葡政府在解決華務司的問題上遵循先易後難的原則，首先將其培訓職能移交給剛剛組建的澳門理工學院。1992年3月2日，澳葡政府頒布第16/92/M號法令，正式“將賦予華務司技術學校之職責及許可權轉予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1。雖然此項變更是“考慮到組織和發展高等教育的法定條件導致了在澳門理工學院內設立語言暨翻譯學校，以培養在文化、科學、技術和職業品質要求方面具有更高水準的人才＂，而且認為“由華務司技術學校卓越地進行的翻譯員培訓透過澳門理工學院可達到更廣泛且品質要求更高的目的＂2，但從該訓令的具體條文看，並未改變原華務司技術學校的培訓方式和培訓內容，更無符合高等教育要求的教學大綱及課程計劃。從第16/92/M號法令的內容看，這次改制僅涉及人事及財務方面。在人事方面，該法令規定“在技術學校服務且與公共行政當局有永久性聯繫的人員，轉在語言暨翻譯學校服務，且權利和福利不得受到損害，並確保其選擇與澳門理工學院簽訂工作合約或當獲豁免服務時即返回原本職位的權利。＂3在財政方面，則規定“將屬於技術學校的財產移交澳門理工學院”4及“由語
11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言暨翻譯學校開展活動所取得的收入構成澳門理工學院本身的收入”5。除此之外，一切保持不變。如“在技術學校服務且與公共行政當局有永久性聯繫的人員，轉在語言及翻譯學校服務，且權利和福利不得受到損害”1；“直至已開始的翻譯課程結束，在該等課程註冊的學生應得的報酬，繼續由華務司負責支付”2；“在未制訂就讀未來翻譯員課程的學費及對學生的其它輔助的新制度前，維持現行制度，而華務司應承擔有關的財政費用”3；以及“澳門理工學院透過語言暨翻譯學校，在維護已在技術學校註冊的學生的權利前提下，確保在技術學校已開始的翻譯課程的繼續及完成”。4從以上即可看出，澳葡政府在1992年作出的這項決定，並未真正改變已更名為語言暨翻譯學校的原有培訓機構的性質。唯一的變化是，原華務司技術學校的教師、學生及財產一起併入澳門理工學院設於雅廉訪大馬路幸運閣大廈閣樓的校舍，成為澳門理工學院屬下的一個教學單位，而原技術學校校長馬家傑先生也就自然成為新組建的語言暨翻譯學校第一任校長。5由此看來，澳葡政府此項舉措的真正意圖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華務司的架構問題。先將華務司的翻譯培訓任務交給澳門理工學院，其他問題以後再行解決。6果然，澳葡政府於次年頒布第312/93/M號訓令，對華務司人員的編制進行了更改，以利於之後的調整與移交。接著，於1994年，頒布第23/94/M號1. 第16/92/M号法令第二條第一款。根據5月29日第24/90/M號法令第二十二條第五款a）項規定，倘係與公職有聯繫之人員，經華務司司長建議，並經聽取有關人員所屬機關之領導人意見後，由總督透過批示以定期委任方式就讀。2. 第16/92/M号法令第三條第三款。華務司技術學校的學生是帶薪學習的。根據5月29日第24/90/M號法令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規定，學生的薪酬為：a）基本課程第一年，相當于薪俸索引240點；b）基本課程第二年及就讀進入翻譯員職程第一職等之速成課程，相當於薪俸索引260點；c）基本課程第三年，相當於薪俸索引280點；d）就讀進入翻譯員職程第三職等之速成課程，相當於薪俸索引430點；e）在專業實習及其後直至進入有關職級時止，相當於該職級第一職階薪俸索引減20點的薪酬。3. 第16/92/M号法令第四條第三款。4. 第16/92/M号法令第五條。5. 馬家傑 (JoaquimRibeiroMadeiradeCarvalho)，澳門土生人，1953年生於澳門。公共行政學士，早年完成多種翻譯課程，擁有葡語教師以及里斯本大學文學院教學實踐及葡語教學方法論教師資格。1975年進入公職，1977—1992年任華務司翻譯員，其中1987—1992年間任華務司技術學校校長，該校轉制時成為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首任校長。1990—1993年擔任中葡聯絡小組葡方代表處專家；1992—1993年任過渡期事務辦公室主任及過渡期事務委員會委員；1992年成立的澳門語言狀況關注委員會委員。1993年起任澳門市政廳副主席，1997年任海島市政廳主席。曾獲澳門政府頒授專業功績勳章。另外，在第16/92/M號法令公佈不久，《澳門日報》於1992年3月10日專門報導馬家傑談語言暨翻譯學校的發展計劃，希望將該校服務擴展至廣大市民，亦說明其是語言暨翻譯學校的首任校長。6. 1993/1994學年共有原華務司技術學校135名學生參加澳門理工學院附設語言及翻譯學校所舉辦的翻譯課程，其中75人於1994年結業。
117歷史性的轉變：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1. 第23/94/M號法令導語。2. 第23/94/M號法令第二十六條。3. 至1994年5月，任職華務司的翻譯員計114人，其中60人在各公共機構工作，包括6人為定期委任制，19人為派駐制，35人為徵用制。華務司撤消後，其員工由1994年6月1日起全部納入行政暨公職司編制。4. 從1987年4月中葡聯合聲明簽署至1993年期間，華務司技術學校及後來的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共培養政府各部門翻譯員131人，平均每年22人，為該校歷史上所罕見。5. 第100/94/M號訓令。法令，認為“負責翻譯及傳譯以及負責公眾服務暨諮詢之部門，應成為行政暨公職司之從屬機構，同時，將不符合行政暨公職司基本任務之某些職責及權限轉移予其他機關＂1，並決定將“原屬行政暨公職司、華務司及公眾服務暨諮詢中心編制之人員，按原職級及職階轉入附於本法規編制之職位＂。2完成此次法律行動後，華務司則正式完成歷史使命，壽終正寢。3二、1994年：第100/94/M號訓令由於第16/92/M號法令並未改變語言暨翻譯學校的性質，故在華務司技術學校劃歸理工學院後繼續承擔技術學校的職責。依然遵循華務司技術學校的制度及教學計劃組織教學活動。毫無疑問，此種狀況並不符合現代高等教育機構的要求。雖然歷史上華語學校時代該校對教育質量曾有過極高的要求，甚至有過長達8年的學制且培育出水準極高的翻譯人才，但畢竟與現代高等教育的理念要求相去甚遠，更何況經過70年代的變化，由於學制的縮短，招生條件的放寛以及教學內容的簡化，該校早已變成政府的一個中等職業培訓機構。然而，仍須強調的是，造成該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政權移交的過渡期對雙語人才的大量需求，時間緊迫，使培訓機構不能依照常規來制訂教學計劃，亦因為如此才能在短短的數年內培訓出大量中葡翻譯或具有雙語能力的公務人員。4有鑒於此，澳葡政府於1994年完成了華務司撤銷的法律動作後，在該年4月18日頒布了第100/94/M號訓令，試圖對第16/92/M號法令的缺陷進行補救及完善。實際上，澳葡政府十分清楚當年的決定是權宜之計，在第100/94/M號訓令中就承認將“此項任務交托於華務司技術學校並由其承擔長達七年之久”，並且認為現在“有必要使此項培訓達到學術要求之高等教育程度，以及為便於確保畢業生求取合適之職業＂。5毫無疑問，以上文字中的“七年之久”，指的是1986年12月29日公佈的第57/86/M號法令與1994年4月
11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18日頒布第100/94/M號訓令之間的時段，自然包括將技術學校轉入澳門理工學院並改名為語言暨翻譯學校的兩年。換言之，法令變相承認在技術學校轉入澳門理工學院的兩年期間並沒有“使此項培訓達到學術要求之高等教育程度＂。第100/94/M號訓令最明顯的特點是補充了第16/92/M號法令缺少的課程大綱及教學計劃，並將課程分為三年制的“翻譯課程＂和一年制的“翻譯補充課程＂。然而此舉仍未使翻譯學校的中葡翻譯課程達到現代高等教育要求的學士水準，因為其中第一條就規定“在澳門理工學院之語言暨翻譯學校內開設授予如下專科學位課程＂。也就是說，新法令只允許語言暨翻譯學校開設“專科學位＂1課程，仍不可以開設學士學位課程。雖然法令中亦設立了為期一年的“翻譯補充課程＂，但“其目的在於使華務司技術學校基礎課程及速成課程之畢業生求取專科學位。＂2換言之，該“翻譯補充課程＂具有補課性質，其設立是為了使原執行華務司技術學校“基礎課程＂計劃及“速成課程＂計劃的學生能夠補齊“高等專科學位＂所要求的學習科目，以滿足現代高等教育對“高等專科學位＂（即大專）的最低要求。所以，此處“翻譯補充課程”的概念與理工學院後來3+1體制中的“補充課程＂概念完全不同。由此亦反證原華務司技術學校的中等專業培訓性質，其教學計劃及課程設置並未達到現代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儘管如此，第100/94/M號訓令使語言暨翻譯學校在理工學院體制下運作了兩年後發生了質的變化，向正規高等教育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訓令明確指出設立“專科學位＂課程並頒發學位證書。這是改變原華務司技術學校公職培訓性質並向高等教育機構靠攏的重要舉措。從上個世紀初華務署“華語學校＂設立至華務司“技術學校＂移交澳門理工學院（含移交後的兩年）近90年時間裡，該校從未授予畢業生任何代表學術資質的學位，而是根據學生修讀的課程級別並經考核後直接進入政府翻譯員的不同職程，如見習翻譯員職程、一等翻譯員職程及二等翻譯員職程等。換言之，學生畢1. 葡文用詞為bacharelato，在以後的法令中被譯成“高等專科學位＂。2. 第100/94/M號訓令第一條。
119歷史性的轉變：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1. 詳見拙文《從華語學校到華務司技術學校─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史研究之九》，載《理工學報》2011年第2期。業後並無國際公認的學位證書，只能進入政府公務員系列，而其學術水準及資質則無法被社會其他行業認同，更無法得到世界其他地區的承認，其自由擇業受到極大限制。同華務司技術學校80年代的課程設置相比較，教學計劃初步體現出現代高等教育的氣息。雖然當時的第183/86/M號訓令為華務司技術學校設置了20多門課目，但並未列出詳細而科學的教學計劃，用“一鍋燴＂的辦法將其分為三大類，即語言類、文化類和翻譯類，極度缺乏科學性、條理性及計劃性，無法體現出學科及學術特點。這種安排表面上看分類簡單，實則十分混亂。尤其是基礎課程和強化課程的科目幾乎完全相同，1致使強化課程的計劃根本無法實行，因為用一年的時間（其中尚含三個月的實習）學習20多門課是絕對不可能的。在基礎課程計劃中，對於每一科目亦未規定明確的學時、學分、學期及學年，反正在4年（含1年專業實習）時間裡將全部科目修完就可以了，實際效果令人生疑。第100/94/M號訓令規定的課程大綱及教學計劃則有了很大進步，不僅計劃周詳，科目齊全，而且首次引進學分制及每週學時，基本符合現代高等教育制度的要求。在訓令附件中既有學術及教學的分類編排，亦有列表清晰的教學計劃。從該法令規定普通翻譯課程教學計劃的附件一中可以看出，首次將學生來源分為“葡文教育制度學生＂和“中英文教育制度學生＂，並分別為其制訂了不同系列的教學計劃。有別於華務司技術學校由學生根據自身情況在統一教學計劃中“選擇性＂必修的作法。對於葡文教育制度的學生，附件一的學術及教學編排要求學生必須修讀以下5類科目：A.語言及文學類：葡萄牙語；葡萄牙語語言及文學；葡萄牙語語言學；葡萄牙當代文學作品分折；漢語；中文；普通話；現代漢語等科目；B.歷史及文化類：澳門歷史；葡萄牙文化；中國文化；中西方關係簡史等；C.法律類：法律入門；澳門政治及行政組織；D.資訊類：資訊入門；資訊實踐；
12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E.翻譯類：筆譯理論及實踐；口譯實踐；筆譯實踐。對於中英文教育制度的學生，附件一的學術及教學編排亦要求學生必須修讀5類科目，其中最大不同之處是A類語言及文學科目，主要包括：葡萄牙語；葡萄牙語語言學；葡萄牙當代文學作品分析；葡萄牙語語法；葡萄牙語會話；漢語；中國語言及文學；普通話；現代漢語；中國古典、現代及當代文學作品分析等科目。而B.C.D.E.四類科目則與葡文教育制度學生相同。說明兩組學生的最大區別是母語不同，來源於不同的教育制度，故對語言文學類的科目強調的重點有異。第100/94/M號訓令附件二對翻譯補充課程的學術及教學編排作出了規定，但未區分學生教育制度來源，僅以a)或b)的注解形式要求來自不同教育制度的學生必修。主要科目包括：A.語言及文學類：葡萄牙語；葡萄牙現代及當代文學作品分折I及II；葡萄牙語語言學IIIb）；漢語；中文IV及Va）；2B.歷史及文化類：中西方關係簡史；中國文化b）；3C.翻譯類：筆譯理論及實踐；口譯理論及實踐。三、1996年：第253/96/M號訓令由於第100/94/M號訓令是補充性質的，因此並不完善，尚未符合現代高等教育的要求，故澳葡政府於1996年10月14日頒布第253/96/M號訓令，“以便滿足該領域專業不斷增長的需求，目的是使畢業生在其職業生涯中可不斷更有效地擔任工作。＂4。然而，從該訓令的內容看依然具有過度性質，因為其第二條規定“學習計劃及學術教學編排開始適用於就讀1996/1997學年課程的學生，其餘學生應根據4月18日第100/94/M號訓令所核准的計劃及編排完成課程”。5換言之，該法令規定的教學計劃僅適用於從1996/1997學年起入學的學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語言暨翻譯學校將要實行兩套教學計劃。另外，該法令頒布生效時1996/1997學年已經開學，會對教學秩序造成一定影2. a）項指葡文教育制度學生。3. b）項指中、英文教育制度學生。4. 第253/96/M號訓令導語。5. 第253/96/M號訓令第二條。
121歷史性的轉變：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1. 第253/96/M號訓令導語。2. 第253/96/M號訓令導語。響。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該法令首次使用了“高等專科學位＂的提法，與高等教育體制更接近一步，但仍未提到學士學位課程。法令對兩年前頒布的100/94/M號訓令規定的教學計劃及編排作了較大調整，其理由是“第100/94/M號訓令公佈核准澳門理工學院所開設之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的學習計劃和學術教學編排已歷時二年＂1，以及“有需要適應現時專業市場的需求＂2。同第100/94/M號法令相比，上述法令4個附件規定的教學計劃具有以下特點：以葡文教育制度學生執行的計劃為例，新計劃加強了語言及翻譯科目的學習。尤其是將翻譯的理論學習與實踐學習分成兩個不同的科目，以強化學生對翻譯理論的學習與理解，並用以指導翻譯實踐。在通識類科目中，將歷史文化類及法律類合併為文化類通識科目，增加了與澳門現狀有關的科目，如澳門與中國之政治行政組織；法律學習入門；澳門法律制度；中國法律；財經學習等。將資訊內容改為文書處理，加強實用性學習。同時增加了調研方法及文獻入門兩科。最具特點的是增加了補充類，這是前所未有的。所謂補充類分為計劃A1和計劃B1。其中計劃A1指在有關科目範圍內進行術語學及概念資料的收集及研究；而計劃B1則指在有關科目範圍內進行相當篇幅的翻譯實踐並對翻譯進行評論。對於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來自葡文教育制度的學生，其附件Ⅰ的教學計劃主要包括以下內容：1.語言文學類：中文；普通話；葡萄牙語；2.翻譯類：筆譯與口譯方法及理論；筆譯實踐；專業筆譯實踐；口譯實踐；3.文化類：葡萄牙歷史文化；中國歷史文化；澳門歷史及中西方關係史；澳門與中國之政治行政組織；法律學習入門；澳門法律制度；中國法律；財經學習；4.文書處理類：文書處理入門；高級文書處理；調研方法；文獻入門；5.補充類：計劃A1；計劃B1。
12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對於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來自中英文教育制度的學生，其附件Ⅲ的教學計劃除語言及文學類科目外，其他均與葡文教育制的學生相同。四、1997年：第207/97/M號訓令如前所述，第253/96/M號訓令依然具有過渡性質，根據該法令的規定內容，語言暨翻譯學校仍未達到現代高等教育須設置學士學位課程的最低要求。一所沒有學士學位的教育機構，只能稱為大專而不能稱為大學。故澳葡政府於1997年9月8日頒布了第207/97/M號訓令設立頒授學士學位的補充課程。該訓令一開始就明確指出：“修改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學習計劃，使其能配合本澳當今需求的10月14日第253/96/M號訓令已公佈將近一年。現時，為提高和加強這些具有高等專科學位人士的學術能力，有需要向他們提供一項補充課程，以確保他們可獲得具較高學術水準的培訓。＂1雖然上述法令中譯文本不太順暢，但仍能看出澳葡政府頒布該法令的用意是希望通過立法形式提升語言暨翻譯學校的課程級別，用一年補充課程的“戴帽”方法使原有課程上升為學士學位課程，同時使往屆畢業學生亦能夠通過這種“戴帽”方法升級。訓令第一條規定“在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增設一年可頒授學士學位的補充課程，作為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的補充＂。2為了使計劃能惠及往屆的畢業生，該訓令還規定“凡具有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者，均可報讀翻譯補充課程＂。3至此，澳葡政府終於完成了語言暨翻譯學校從政府公職培訓機構向高等教育機構過度的全部法律程序，前後用了整整5年時間。由於新設立的一年制補充課程是三年制高等專科學位課程的延續，學生已具備初步的第二語言溝通及理解能力，因此第207/97/M號訓令設計的教學計劃編排並未將來自不同教育制度的學生分開，而是在附件II中使用了統一的教學計劃，令兩組學生在同一個班級上課。詳見下表：1. 第207/97/M號訓令導語。2. 第207/97/M號訓令第一條。3. 第207/97/M號訓令第三條。
123歷史性的轉變：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1. 該計劃根據第347/2009號行政長官批示已於2009年作了大幅度更改。詳見該批示內容。中葡翻譯學士學位補充課程學習計劃1?科目名稱?類別??學分??每週學時專業筆譯技巧口譯技巧翻譯學比較法律社會科學導論中文表達技巧葡文表達技巧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66233226a)6a)23322從上表中不難看出，補充課程計劃設置的科目強調學生的翻譯理論水準及翻譯實踐中的表達技巧。考慮到澳門學生畢業後會在工作中接觸到中葡兩國不同的法律領域以及多為公共行政部門服務，計劃中同時增加了法學及社會學的教學內容。補充課程的設置，使語言暨翻譯學校的翻譯課程基本達到高等教育的教學要求，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終於突破了澳門400多年來翻譯培訓的舊有框架，成為名副其實的現代化高等學校。該計劃從1997年起實行了12年之久，培育了數百名本澳及內地符合高等教育要求的中葡翻譯學士，從而使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成為遠近馳名的中葡翻譯員培訓基地。結語上個世紀末澳門管治權移交中國的過渡期內，澳葡政府為使未來政府架構適應權力移交後的形勢，以及滿足過渡期對大量雙語人才的需求，於1992年倉促將華務司技術學校劃歸剛剛組建的澳門理工學院。然而，此舉雖然培訓了過渡期大量需要的雙語人才，但並未改變該校作為政府中等職業培訓機構的性質。從1994年起，政府採取一系列立法行動，至1997年終於從架構上完成了語言暨翻譯學校從中等職業培訓機構向高等教育機構過渡的全部法律程式。然而，法理上成為高等教育機構，並不意味其質素符合高等教育機序的要求。尤其在高等教育起步較晚，高等教育基礎十分薄弱的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步履更加艱難。能否使辦學條件完全達到真正高等教育的標準，a)學生可從該兩項科目（專業筆譯技巧或口譯技巧）中選修其一，在此情況下，每週為12學時。
12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尚有待時間的檢驗。經過十多年的實踐，該校對教學情況進行了總結，研究執行上述計劃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已畢業的學生進行了追訪，瞭解所學知識與工作實踐的聯繫程度，並請校外專家對課程進行評估，考察計劃的實際效果，最後在此基礎上向特區政府提出改革課程計劃的建議。2006年9月，澳門政府首先通過社會文化司司長第86/2006號批示將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中葡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進行了改革，2009年，又通過第347/2009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了新的補充課程計劃，增加了交替傳譯及同聲傳譯等實用性極強的科目，強化了翻譯的傳意性教學。最為重要的是，新計劃增加了翻譯批評的內容，提高學生的分析及鑒別能力。新計劃還增加了畢業報告，使學生將翻譯實踐通過自己的分析上升到理論，對學到的語言暨翻譯知識作系統的總結。如今，經過十多年的努力，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在教學、科研、學術交流、對外合作以及師資培訓等方面均達到新的高度，學生來自本澳及內地各省，培養出數百名符合高等教育要求的翻譯人才，在翻譯領域成為一所在全國頗具影響力的高等教育機構。附錄一：第100/94/Ｍ號訓令附件I及附件II翻譯課程學習計劃1.?葡文教育制度學生
125歷史性的轉變：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中文I普通話I葡萄牙語言及文學I葡萄牙語語言學I澳門歷史資訊實踐學年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學期10563331056333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中文II普通話I葡萄牙語言及文學II葡萄牙語語言學II澳門歷史資訊實踐學期學年學期學期學年學期10563331056333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中文III現代漢語I普通話II葡萄牙當代文學作品分折I葡萄牙文化I筆譯實踐學期學期學年學期學期學年925632925632
12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中文IV現代漢語II普通話II葡萄牙當代文學作品分析II葡萄牙文化II澳門政治及行政組織筆譯實踐中文V現代漢語III普通話III中國文化葡萄牙當代文學作品分折III法律入門I筆譯理論及實踐口譯實踐中文VI普通話III中國文化中西方關係簡史葡萄牙當代文學作品分析IV法律入門II筆譯理論及實踐口譯實踐學期學期學年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學年學期學期學年學年學期學年學年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學年8254332723333336333333382543327233333363333333
127歷史性的轉變：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翻譯課程學習計劃2.?中、英文教育制度學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葡萄牙語I現代漢語I中國語言及文學I普通話I資訊入門葡萄牙語II現代漢語II中國語言及文學II普通話I資訊入門葡萄牙語III葡萄牙語語法I葡萄牙語會話I中國古典、現代及當代文學作品分析I普通話II中國文化筆譯實踐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學年學年學年15264315264393343321526431526439334332
12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葡萄牙語IV葡萄牙語語法II葡萄牙語會話II葡萄牙文化I中國古典、現代及當代文學作品分析I普通話II中國文化筆譯實踐葡萄牙當代文學作品分析I葡萄牙語語言學I葡萄牙文化II中國古典、現代及當代文學作品分析II澳門歷史法律入門I筆譯理論及實踐口譯實踐葡萄牙當代文學作品分析II澳門歷史中國古典、現代及當代文學作品分析II中西方關係簡史法律入門II澳門政治及行政組織筆譯理論及實踐口譯實踐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學年學期學年學年學期學年學年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學年633343326333333363333333633343326333333363333333
129歷史性的轉變：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第一學期第二學期第一學期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葡萄牙現代及當代文學作品分析I中文IV普通話筆譯理論及實踐口譯理論及實踐葡萄牙現代及當代文學作品分析II中西方關係簡史中文IV普通話筆譯理論及實踐口譯理論及實踐葡萄牙現代及當代文學作品分析I葡萄牙語語言學III中國文化普通話筆譯理論及實踐口譯理論及實踐學期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期學期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期學年學期學年學年學年6633233633263333266332336332633332翻譯補充課程學習計劃?1.?葡文教育制度學生翻譯補充課程學習計劃2.?中、英文教育制度學生
13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第二學期第一學期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葡萄牙現代及當代文學作品分析II葡萄牙語語言學III中西方關係簡史普通話筆譯理論及實踐口譯理論及實踐中文Ⅰ普通話Ⅰ葡文Ⅰ葡萄牙歷史文化中國歷史文化文書處理入門高級文書處理學期學年學期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期學期63333266633226333326663322附錄二：第253/96/M號訓令附件Ⅱ2.教學計劃（來自葡文教育制度的學生）
131歷史性的轉變：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第二學年第三學年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筆譯與口譯方法及理論Ⅰ筆譯實踐澳門歷史及中西方關係史澳門與中國之政治行政組織中文Ⅱ普通話Ⅱ葡文Ⅱ調研方法文獻入門筆譯及口譯方法和理論(*)(**)專業筆譯實踐(*)(**)口譯實踐(*)法律學習入門Ⅰ澳門法律制度Ⅰ中國法律Ⅰ財徑學習中國語言－普通話葡文Ⅲ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期學期學年學年學年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學年263343322266333342263343322266333342(*)此科目將實施計劃A1－術語學及概念資料收集。(**)此科目範圍實施計劃B1－－評論注釋長篇翻譯。
13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第二學年第一學年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筆譯與口譯方法及理論Ⅰ筆譯實踐澳門歷史及中西方關係史澳門與中國之政治行政組織中文－－普通話Ⅰ葡萄牙語Ⅱ調研方法文獻入門中文普通話葡萄牙語Ⅰ葡萄牙歷史文化中國歷史文化文書處理入門高級文書處理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期學期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學期學期26333722441033222633372244103322附件Ⅳ2.?教學計劃（來自中文及英文教育制度的學生）
133歷史性的轉變：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第三學年中葡翻譯學士學位補充課程學習計劃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課程???????類別?學分?週時數筆譯與口譯方法及理論Ⅱ(*)(**)專業筆譯實踐(*)(**)口譯實踐Ⅰ(*)法律學習入門澳門法律制度Ⅰ中國法律Ⅰ財徑學習中文－－普通話Ⅱ葡萄牙語Ⅲ葡漢翻譯實踐漢葡翻譯實踐交替傳譯同聲傳譯入門中文傳意技巧（一）中文傳意技巧（二）葡文傳意技巧（一）葡文傳意技巧（二）翻譯理論與批評畢業報告學年學年學年學期學期學期學期學年學年必修必修必修必修必修必修必修必修必修必修26633332466663333222663333246666333322(*)該科目將實施計劃A1─術語學及概念資料收集；(**)該科目將實施計劃B1─評論註釋長篇翻譯。註：所有科目均為學期制科目。附錄三：第347/2009號行政長官批示附件二
13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參考文獻：1. 第57/86/M號法令；2. 第183/86/M號訓令；3. 第24/90/M號法令；4. 第16/92/M號法令；5. 第312/93/M號訓令；6. 第23/94/M號法令；7. 第100/94/M號訓令；8. 第253/96/M號訓令；9. 第207/97/M號訓令；10. 第86/2006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11. 第347/2009號行政長官批示；12. 《澳門理工學院法例》，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1995年；13. 李長森著《從華語學校到華務司技術學校》，澳門理工學院《理工學報》，2011年。本文2011年9月刊於澳門理工學報2011年第3期
135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與澳門過渡期的“三化”到2010年12月，澳門回歸祖國整整11周年了。雖然並非逢五逢十的大慶，但作為劃時代歷史事件的見證者，每當回想起語言暨翻譯學校在澳門回歸祖國前的件件往事，仍十分感慨。中葡兩國政府經過四輪談判後，最終於1987年4月1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澳門正式進入過渡期。然而，從聲明簽署至澳門回歸僅有12年的準備時間，為求平穩過渡，不至政權交接後出現真空，中葡雙方幾經協商，同意過渡期逐步實現“三化”，即中文官方化，法律本地化以及公務員本地化。由於“三化”問題均與語言培訓有關，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便歷史性地承擔了這項重任，成績斐然，為政權順利交接作出重大貢獻，在語言暨翻譯學校百年發展史中留下了值得紀念的一頁。一、澳門回歸前的語言狀況澳門開埠近五個世紀以來，由於經濟及政治等諸多因素，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移民不斷流動的城市。特別是19世紀以來，澳門周邊地區形勢動盪，頻繁的戰爭及天災人禍使人口流動異常，形成多個族群雜居的局面，其中不僅內容提要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在北京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澳門正式進入回歸前的過渡期。為求平穩過渡，不至政權交接後出現真空，中葡雙方幾經協商，同意過渡期逐步解決三化問題，即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化以及公務員本地化。其實，三化問題均與語言培訓有密切關係，於是，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便歷史性地承擔了這項重任，成績斐然，為政權順利交接做出重大貢獻。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與澳門過渡期的“三化”
13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有歐裔及非裔族群，亦有泰、緬、越、菲、印巴及印尼等亞洲族群，逐漸形成一個多語言、多文化的城市。特殊的歷史原因以及地理環境，造就了澳門語言文化的複雜性。所以，不少人稱其為“語言博物館”，反映了澳門多語多文並存這一事實。澳門開埠之前，僅為一個漁村，操不同方言的閩粵漁民雜居澳門半島，形成了最初的語言混雜。葡人定居澳門後，大量在東南亞一帶躑躅的葡亞裔人湧進澳門，“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夷眾殆萬人”1，不僅帶來了西方文化，而且使澳門的語言狀況愈加複雜。雖然開埠以來由於葡人設立市政管理機構，葡語成爲主導行政管理的語言，而且葡萄牙一直擁有東方保教權，但搭乘葡國船隻來澳的傳教士卻不都是葡萄牙人，其中許多人來自意大利、比利時、日爾曼、法國等歐洲其他國家，如盡人皆知的利瑪竇、湯若望等；17世紀初，日本迫害天主教徒，致使許多日裔人士特別是婦女來到澳門；18世紀，荷英兩國崛起，由於多次設法與清政府溝通但始終不得入其門，於是千方百計以澳門為跳板，發展對華貿易，甚至將東印度公司設在澳門。英、荷以及瑞士等歐洲人士成了澳門的常客，甚至在澳門定居；太平天國運動肇始於兩廣，戰火連綿，民生塗炭，大量難民流入澳門，尤其是附近新會、香山、斗門、江門、順德、番禺等地居民的加入使粵語成為澳門的主流語言；鴉片戰爭後，香港開埠，五口通商，許多澳門人紛紛遠赴港滬等地謀生，致使澳門人口銳減；二次大戰期間，澳門是中立區，粵港等地區飽受戰爭蹂躪的難民湧入澳門，使小小的澳門半島人口達到罕見的飽和；戰後，天下太平，由於澳門與鄰埠相比仍顯落後，難民返鄉，人口再次下降；50年代，東南亞華僑受到居住地國家歧視排斥，許多印尼、緬甸華僑轉道來到澳門定居，使族群更加多元化；60年代內地的天災及後來的政治動亂，再次引起移民高潮；70年代末，大陸改革開放，港澳與內地關係愈加緊密，使內地以尋親形式來澳門的新移民大量增加，其中包括許多操普通話及上海話的北方移民；80年代，澳門中產階級初具規模，許多家庭深受香港潮流影響雇用菲傭主持家政，使數萬菲籍人士來到澳門。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澳門人口至回歸前達到創紀錄的40萬人，形成語言五彩繽紛，文化多元共存的奇特景觀。人們在街頭巷尾可以聽到各種語言，初到澳門的外地人在同本地人溝通中陷入雞同鴨講的尷尬窘狀司空見慣。1. 【明】龐尚鵬著《百可亭摘稿》卷一《撫處濠鏡澳夷疏》。
137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與澳門過渡期的“三化”從人口結構來說，葡人占澳門人口的3%，其中土生葡人近萬人、來自葡國本土的數千人，其他歐美、亞洲國家的人占1%。講葡語的占1.8%，講英語的占0.05%，講其他語言的占1.l%。澳門社會的族群主要有三個：華人族群、葡人族群以及介乎兩者之間的土生葡人族群。雖然不同宗教、族群、膚色的居民家庭中使用的語言五花八門，但中、葡、英三種語言一直是澳門最主要的溝通工具。然而，這三種語言在澳門不同歷史時期扮演的角色卻各有不同，並隨著人口、族群及政治形勢的變化而不斷消漲。最為重要的是，這三種語言的地位是極其不平等的，從而形成行政司法語言與社會生活語言嚴重脫節的現象。四個世紀以來，葡語一直是居澳葡人及土生葡人的正式語言，不僅流行於葡人社區，而且使用於所有史籍記載及官方文件中。葡人於19世紀中後期取得治權後，無視龐大華人社會存在的事實，硬將葡語定為澳門所有轄區唯一的官方語言。然而，從開埠至今，葡語使用者占人口比例一直很小，尤其是18世紀以來，使用人口始終沒有超過總人口的5%，但在行政司法方面卻是統治澳門半島的強勢語言，至今仍對澳門立法、司法及行政領域產生深遠影響。對於中文來說，雖然華人在人口中始終占絕對優勢，但中文從來沒有受到澳葡時期歷屆政府的重視。葡人管治澳門長達400多年，但直至中葡兩國政府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1987年，澳門主要的40多部法典全部都是葡文版本，沒有一部被譯成中文。這種在法律及行政上以佔人口不到5%的少數人語言統治佔人口95%以上華人的局面在世界並非殖民地的案例中實屬罕見。香港由於毗鄰澳門，自開埠以來就對澳門產生重大影響。19世紀澳門土生葡人大批赴港定居及後來香港經濟的飛速發展，使英語在澳門十分流行。由於兩地歷史上在經濟上的緊密聯繫，以及全球化帶來的現代科技、國際商貿、金融機構、高等教育以及旅遊等方面的發展，英語是溝通現代業務，聯繫世界的重要工具。因此，英語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在外交、政治、商貿、科技、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已被公認為國際的中心語言。毫無疑問，20世紀末澳門如此複雜的語言形勢，為主權回歸造成很大障礙。澳門能否在短短的12年中平穩過渡，成為人們十分關切的重大問題。主
13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即將成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且其人口中的絕大多數是華人。毫無疑問，澳門回歸後中文必須是特區的官方語言。1987年簽署的《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明確規定，在建立特別行政區後，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院使用的主要語文是中文。1993年頒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澳門的語文作了原則性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以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1這從法律上確定了中文官方化的地位。然而，雖然兩國簽署的聯合聲明保證了葡語的既有地位，但直至90年代初，澳葡當局仍沒有通過法律形式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為保證回歸後新政府的正常運作，這是一個必須於回歸前解決的重要問題；其二，根據兩國簽署的聯合聲明，澳門於1999年回歸後，法律制度保持不變。但澳門的法律制度源於葡萄牙，其所有法律文本均為葡文。澳門主權回歸後，在華人主政情況下如何能延續法制，如何運用葡文法律管治華人，成為首要難題。在來不及或者無法重新立法的情況下，至少應將葡文法律譯成中文。然而，法律翻譯的情況卻令人擔憂。為了說明這一問題，請參閱下表：1.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1993年3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3號公佈。見該法第九條規定。表1：年份1975197819801982198419861988198919901991總計6119176110392313120000000114-25171321327111514137-733041291514675643547013274106928763777871131674767655263葡國法律及法令頒佈頒佈頒佈翻譯翻譯翻譯澳門立法會法規澳門總督法令1975—1991年10個年份中澳門法律翻譯狀況
139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與澳門過渡期的“三化”從上表可以看出澳門過渡期法律翻譯狀況的嚴重性。葡萄牙1974年“四‧二五”革命之前，澳門基本不存在法律翻譯問題。從1975年至1984年簽署聯合聲明，法律翻譯的文本廖廖無法。總體來講，至澳門主權即將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夕，在1975年至1991年16年時間裡，其間有10個年份中延伸至澳門的共131部葡國法律僅有4部被譯成中文，僅佔全部法律的3%，而且葡國延伸至澳門的法律往往是指導性的重要法典；在137部立法會頒佈的法規中，亦只有67部被譯成中文，佔全部法律的48.9%，其中多數是中葡兩國聯合聲明簽署後頒佈的法律。雖然在777項總督法令中有263部被譯成中文，佔總數的33.8%，但其中絕大多數亦是1989年以後的法律。試想以這樣的情況，在執行“澳人治澳”政策華人接掌政權後，如何能有效地對澳門進行管治實在令人存疑及擔憂。若不改變此種形勢，基本法中規定的所謂“澳人治澳”只能是一句空話。語言形勢十分嚴峻。其三，由於葡文是行政及司法語言，整個政府機器的運作以葡語為鏈條，除了少數受過葡文教育的華人及勤雜人員，澳葡政府的公務員幾乎清一色是葡人或土生葡人，華人很難進入公職。特別是澳門回歸時會有大量葡人撤離澳門，給即將誕生的特區政府造成管治真空，這亦是十分危險的。即使立即輸入華人公務員，但由於司法語言和行政語言依然以葡語為根基及主導，語言問題也會造成政府運作停擺。為避免這種形勢出現，中葡雙方經過反復協商，特別是雙方聯絡小組舉行多輪會談，終於提出在澳門回歸的過渡期內要實現“三化”，即“中文官方化”、“法律本地化”和“公務員本地化”。毫無疑問，在上述“三大問題”中，“中文官方化”是一個直接關係到澳門平穩過渡和1999年政權順利移交的重大問題。同時，“中文官方化”問題也直接影嚮到另外兩大問題的解決，因而是重中之重。1991年中葡兩國外長在里斯本達成協議，同年12月，葡萄牙部長會議通過法令，確定中文在澳門地區享有官方地位，並具有與葡語同等法律效力。1992年1月，上述賦予中文具有與葡文相等之官方地位的法令終於在《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並正式在澳門生效。1“中文官方化”主要解決中文的法律地位問題，使其成為澳門回歸後的主導官方語言；“法律本地化”是指將主要法典及法規譯成中文，使回歸後1. 參閱1992年1月13日第455/91號法令，載《澳門政府公報》1992年第2期。
14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的特區政府在“澳人治澳”的情況下有法可依；而“公務員本地化”則體現“澳人治澳”精神，使澳門永久居民成為公務員的主體。顯而易見，上述三個問題的解決均與語言培訓有密切關係。具體地說，為保障主權順利交接及正常運作，根據“澳人治澳”精神已經進入或者即將進入政府的華人必須提高其中文水準；現有葡裔或土生葡人公務員在可能情況下應該學習中文或者普通話；為做到“法律本地化”必須培訓翻譯人才，特別是吸收華人學習翻譯；由於機構或者工作環境的特殊性對仍需要葡語進行溝通的華人繼續進行葡語培訓。由於回歸在即，澳葡政府必須立即採取措施推動“中文官方化”的進程，並以此帶動“法律本地化”和“公務員本地化”問題的解決。為此，首先於1991年頒佈第49/91/M號法令，設立澳門理工學院，“使由不同的公共機關負責的其他課程能轉至澳門理工學院，以及在高等理工教育範圍內開設對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有利的課程”。1從此，澳門政府第一次有了開展官方培訓工作的正規高等院校。接著，於次年頒佈第16/92/M號法令，將賦予華務司技術學校之職責及權限轉予澳門理工學院語言及翻譯學校，以便“由華務司技術學校卓越地進行的翻譯員培訓透過澳門理工學院可達到更廣泛且質量要求更高的目的”2，說明澳葡政府已開始為“法律本地化”的實施培養人才；1993年，頒布第44/93/M號法令，正式將行政暨公職司公共行政培訓中心語言培訓，特別是中文培訓之職責和權限移轉予澳門理工學院3。至此，為實現“三化”的語言培訓問題便歷史性地落在剛由華務司轉移到澳門理工學院的語言暨翻譯學校肩上。二、語言培訓與“中文官方化”如何實現“中文官方化”？除立法確定中文的官方地位外，更重要的是對有關人員進行中文培訓。如果執政人員中文水準不高，即使有法律保證，亦難真正實現“中文官方化”的目標。那麼中文培訓的內容又是什么呢？由於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各地方言差異懸殊。而普通話是全中國的共同1. 參閱1991年9月16日第49/91/M號法令，載《澳門政府公報》1991年第37期。2. 參閱1992年3月2日第16/92/M號法令，載《澳門政府公報》1992年第9期。3. 參閱1993年8月30日第44/93/M號法令，關於將行政暨公職司公共行政培訓中心之職責和權限移轉予澳門理工學院事宜─若干廢止，載《澳門政府公報》1993年第35期。
141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與澳門過渡期的“三化”1. 【清】舒懋官主修《新安縣志》，嘉慶二十四年影印本。2. 【清】舒懋官主修《新安縣志》，嘉慶二十四年影印本。3. 【清】俞正燮編《癸巳存稿》。語，且最接近規範的中文書面語，故語言培訓重點應是普通話。其實，中國歷史上各朝代都十分重視語言的規範與統一，尤其在行政管理方面有更加嚴格的要求。清雍正六年上諭中便稱：“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見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尚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於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致吏胥從中代為傳述，於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1指出行政管理上不使用通用語的危害。為此，雍正皇帝要求“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及教官，遍為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為鄉音”。2雍正皇帝還明令閩粵等地要推行官話：“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着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館。”3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限期對知識分子進行通用語的培訓，不合格者不能參加公務員考試，進不了公務員隊伍。說明中國推廣官話歷史悠久。澳門是個華洋雜居，以華人為主的社會，但在主權回歸的過渡時期，政府及民間的語言形勢並不如人意，公務員中的漢語及普通話水準普遍低下。據澳門政府統計司1991年統計，澳門總人口為40萬人，其中華人佔人口的96%以上。澳門屬粵方言區，粵語是強勢方言，華人以使用粵語為主，佔總人口的86.3%，而講普通話者僅佔1.2%，講其他中國方言者也只有9.2%，因此，對華人的普通話教學顯得十分重要。語言暨翻譯學校承擔解決“三化”問題的語言培訓任務後，立即從兩個方面着手開展培訓工作。除了為“法律本地化”通過學士學位課程繼續培養精通雙語的翻譯人才及公務人員之外，該校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將“中文官方化”的語言培訓活動定為具有重大意義的中心工作，並為此開設了漢語課程和普通話課程。1.過渡期的漢語及普通話教學為解決“中文官方化”和“公務員本地化”問題，語言及翻譯學校積極
14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開辦各種漢語及普通話培訓課程，特別是在回歸前後的10年時間裡形成規模。據統計，在10年期間有兩萬多人次在語言暨翻譯學校參加了各種形式的培訓班，幾乎涵蓋絕大多數公務員，特別是葡裔及土生葡人公務員。語言暨翻譯學校在普通話培訓及推廣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a)開辦形式多樣的漢語及普通話課程由於每年有兩千多人報讀漢語及普通話課程，語言暨翻譯學校為政府部門開辦了數十個程度不同、形式多樣的普通話（漢語）培訓班。既有華人的初、中、高級的普通話口語班及提高班，又有對土生葡人及其他外國人的聽說讀寫漢語教學班，還有中文公文寫作課程；為照顧不同學員的需要，培訓時間有長有短，有日間班也有夜間班。教學對象有華人，土生葡人，也有其他外國人。除大量公務員，也有學生和私人學校的教師以及商業機構的文員等。語言學校還於回歸前為欲繼續留任的葡籍高級公務員開辦了“主管”班，受訓人員均為來自當時市政廳、郵政司、經濟司、統計司等政府機構處級以上的主管官員。為提高澳門政府公務員中文公文寫作能力和水準，開設了《中文公文寫作》課程，並在李向玉教授直接領導下編寫出版了《中文公文寫作教程》。與此同時，教師還針對不同對象編寫了補充教材。b)採用多種教學手段推廣普通話除了課堂教學，語言暨翻譯學校還採用多種教學手段，深化中文及普通話教學。為了使學生能及時消化課堂學習的內容，語言暨翻譯學校與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以及當時屬於理工學院的教育電視台密切配合，選派優秀教師為語言暨翻譯學校資深教授編寫的《漢語教程》（1-6冊）錄製學習光碟。同時，從1994年起，以電視教育形式錄製了普通話、粵語及葡文系列教學節目，其中的普通話和粵語節目的教學對象是那些平時工作繁忙沒有固定時間親臨課堂學習的土生葡人及其他外籍人士。以葡語為教學語言的普通話節目為例，該節目以精通普通話和葡語的雙語教師進行，授課語言為葡語。前後共錄製了初級、一級（李長森教授執教）、二級（崔維孝教授執教）共三套節目，每套節目100集，每集15分鐘，每天在澳廣視葡文頻道滾動式播出三次，專供外籍人士學習普通話。為了鞏固學習效果，還專門出版發行了印製精美的教材及盒式錄影帶，方便人們在閑暇時自學。
143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與澳門過渡期的“三化”1. 參閱1999年12月13日第101/99/M號法令，載《澳門政府公報》1999年第50期。c) 加強普通話教師隊伍語言暨翻譯學校每年對兩千人進行語言培訓，教師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雖然一直與北京語言大學密切合作，不斷得到有經驗的資深教師支援，但畢竟杯水車薪，難以滿足大規模普通話培訓的需求。因此，師資問題只能立足於本地解決。由於教師中本地人居多，且經驗不足，故學校十分重視對新教師的培訓，並適時開展學術研討及交流活動，以提高教師教學及學術水準。許多兼職教師把普通話和漢語教學當作自己的正式職業，勤勤懇懇，敬業樂業，為普及提高澳門的普通話水準做出了貢獻。其中許多人後來成為澳門地區漢語及普通話教學的骨幹力量，亦有人轉為理工學院的全職教師。2.回歸後漢語及普通話的教學與研究澳門回歸前夕，政府公佈第101/99/M號法令，核准正式語文地位。其中第一條第一款便規定“中文及葡文均為澳門正式語文”；第二款指出“兩種正式語文具同等尊嚴，且均為表達任何法律行為之有效工具”。特別是該法令在第四款中強調“行政當局應促進正式語文之教授及正確使用”1，對中文培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說回歸前的普通話（漢語）教學主要是普及的話，那麼回歸後的語言培訓則要求普及與提高並舉，並且以提高為主。既要重視教學，又要重視研究，以研究促進教學，不斷提高教學品質。為此，語言暨翻譯學校主要做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a)繼續加強普通話（漢語）教學回歸後，首先在學院層面取消了各校中文教育制度的學生必須選擇學習葡語，葡語教育制度的學生必須選擇學習普通話（漢語）的規定，使學生根據自己的需要及未來發展自主選修語言課程。除少數專業的特殊需要，如未來從醫療護理工作的衛生學校學生仍需要學習葡語外，多數都選擇了普通話作為語言學習科目。為集中師資力量加強這方面的教學，學校逐漸縮小普通話推廣班的招生規模。據2001年統計，全院修讀普通話（漢語）課程的學生達735人。理工學院與行政暨公職局及其他政府部門合作開展了對公務員的普通話
14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和漢語的培訓及教學工作，其他有關部門也為推廣普通話不同程度做出了努力。回歸後，這一工作仍在繼續進行。平均每年學習普通話（漢語）者達千人之多。據2000年和2001年兩年統計共有學員2226人，其中2000年1230人（公職局957人，財政局56人，旅遊局10人，語言暨翻譯學校107人）；2002年996人（公職局810人，消防局20人，民政總署46人，語言暨翻譯學校120人）。b) 鼓勵教師進修，自我增值回歸後，語言暨翻譯學校對從事普通話教學的教師提出新的要求，學歷上要求一定具有相關專業學士以上學位，並須通過普通話水準測試，取得二級乙或以上證書。為了提高有關教師的學術水準，為其創造進修條件，理工學院與北京語言大學在語言暨翻譯學校合辦了語言學碩士課程，其中多數學員是語言暨翻譯學校的全職或兼職普通話教師。學員通過碩士課程的學習初步掌握了語言學知識，對漢語的語音、語法、辭彙、語用本體的認識，以及對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特點、性質和方法的認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並能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將經驗上升到理論層面。c)開展教師培訓活動為了使澳門普通話的推廣與教學提升到新的高度，必須建立和培訓一支高水準、高品質以及具有新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的師資隊伍。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和澳門業餘進修中心於回歸後的2001年聯合舉辦了“普通話教學及教學法”師資培訓班。根據澳門普通話教師的具體情況，該班有針對性地安排了語言教學理論、語音及其實踐、教學語法、聽力教學和教學法四門課，對有關教師進行培訓。教學內容從普通話的語音、辭彙、語法、教學理論到教學法，這些都是教學所必須的基礎理論和基礎知識，對普通話教學具有指導意義，令人受益匪淺。d) 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學術講座語言暨翻譯學校還不定期舉辦各種學術講座，鼓勵教師參加學術研討會，開拓教師學術視野。在澳門回歸祖國兩周年前夕，舉辦了普通話教學學術研討會。語言暨翻譯學校普通話教師和社會各界熱心普通話教學事業的同仁40多人積極參加研討活動，一起總結普通話教學中的經驗和心得體會，並在會
145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與澳門過渡期的“三化”議中討論普通話教學中存在的問題。語言暨翻譯學校的全職及兼職普通話教師在研討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共遞交學術論文20餘篇，並編輯成論文集出版。與此同時，學校還組織教師到內地有關教學機構參觀學習，通過學術交流拓寬視野，提高漢語及普通話教學水準。e)開展多種形式的語言實踐活動為鞏固普通話的學習成果，語言暨翻譯學校十分注重普通話的各種實踐活動。2002年，設於該校的普通話測試中心和業餘進修中心以及澳門電影協會聯袂舉辦為期一個月的“普通話朗誦藝術培訓班”，組織本澳普通話教師及學生共44人參加了培訓。為加強培訓效果，語言暨翻譯學校還專門聘請廣東省話劇團、廣州軍區話劇團以及本澳著名專家擔任培訓班導師。培訓活動結束後舉辦的學習成果朗誦彙報演出，展示了學員的普通話朗誦水準。後來又舉辦了第二屆培訓班，參加人數達80人，與前一屆相比人數幾乎成倍增長，說明該活動深受人們歡迎。為配合普通話（漢語）教學，語言暨翻譯學校於澳門回歸前後多次舉辦校內及校際“普通話表演比賽”活動。參賽者通過朗誦、相聲、小品、活報劇等多樣化的形式展現學習普通話的成果，氣氛活躍，場面熱烈。尤其是不少土生葡人的出色表現令人贊嘆不已，其風趣幽默的表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有力地說明了澳門普通話的推廣活動已深入人心，成為時尚。這次活動在澳門引起很大反響，媒體亦十分重視，《澳門日報》以半版篇幅加以報導，報道詳細，圖文並茂。需要強調的是，參賽者大部分都是在語言暨翻譯學校學習普通話的政府公務員，亦有中葡翻譯和中英翻譯課程的學生。另外，由於澳門理工學院是粵港澳普通話大賽的主辦者之一，語言暨翻譯學校每年均會派出教師參加評比活動。三、普通話測試與漢語水平考試普通話是漢語共同語，是不同方言區的通用語言。澳門主權回歸，與內地聯繫日漸緊密，加之“中文官方化”的強勁東風，在澳門掀起學習普通話熱潮。如何對語言暨翻譯學校培訓的數萬學員普通話水準進行評定，特別是對大批從事普通話教學工作的本地師資進行考核，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普通話教
14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學具有一定的規模後，必須適時引入考核機制。1994年，中央政府兩委一部頒佈了開展普通話水準測試工作的決定，成立了國家普通話水準測試委員會，把普通話水準測試作為推普工作的重要組成部份，是推廣普通話工作走向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的重要措施。至澳門回歸前夕，澳門理工學院的普通話（漢語）教學已開展多年，積累了一定經驗，對從事普通話教學的教師提出更高的標準，要求他們具備必要的專業素質，使其滿足新形勢下開展普通話教學的需要。與此同時，對學員來說，亦需要有一個衡量自己學習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澳門理工學院積極創造條件籌備成立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並且將該中心設在語言暨翻譯學校內，以便在本地開展普通話水準測試（PSC）和漢語水準考試（HSK）工作。普通話水準測試（PSC）和漢語水準考試（HSK）試均為國家級水準考試。普通話水準測試由國家語委派出的國家級測試員和本澳的國家級測試員共同主持，漢語水準考試則由國家漢語考試委員會派員主持考試，顯示了該兩種考試的權威性。前者測試對象是母語為中文者，後者測試對象是母語為非中文者，主要指澳門土生葡人和居澳的其他國籍人士。1.?普通話水平測試（PSC）1998年3月26日，澳門理工學院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終於在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掛牌成立。這是澳門第一個普通話培訓及測試中心，其成立得到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以及北京語言大學的鼎力支援，以及原國家語委主任許嘉璐和原教育部副部長韋鈺的熱心關注。澳門理工學院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成立伊始，即與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和國家漢語考試委員會開展首次合作，至2003年連續五年舉辦普通話水準測試。1998年的普通話水準測試是澳門普通話推廣史上的第一次，有144人報名參加了這次歷史性的測試活動。1999年至2002年四次考試又有248人參加，五年總計考生392人，其中以教師為最多，共178人，占45%；其次是文員和公務員各占20%和19%。語言暨翻譯學校的普通話教師均取得滿意的成績。可見，在政府未對教師普通話進行考核的情況下，以規範的普
147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與澳門過渡期的“三化”1. 趙永新著：《普通話（漢語）在澳門推廣與教學的歷史及現狀，回顧與展望—紀念澳門理工學院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成立五周年》，澳門理工學院舉辦的“漢語（普通話）教學與測試研討會”論文，2003年3月。2. 同前通話來要求自己，已成為大中小學教師的自覺要求。1五年普通話水準測試的總及格率為97.6%，獲得一級甲的9人，占2.3%；一級乙75人，占19.l%；二級甲77人，占19.6%；二級乙92人，23.4%；三級甲96人，占24.4%；三級乙32人，占8.1%；不及格9人，占2.3%。從統計結果看，兩頭小，中間大，獲二級的占43%，占了多數。2以上數據充分說明，語言暨翻譯學校併入理工學院十年來在普通話培訓方面及配合澳門主權回歸推動“中文官方化”方面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圖1：表1：年份19981999200020012002總數%教師公司文員公務員學生醫護人員商人工程設計人員其他專業人員測試總人數合格率9025222000514499%362721050089795%17923500246098%19119402065196%161006200640100%1788275177222939297.6%45.4%20.9%19.1%4.3%1.8%0.5%0.5%7.4%100%澳門回歸前後不同行業人員普通話水準測試（PSC）情況澳門回歸前後普通話水準測試（PSC）總體情況16014012010080604020019981999200020012002男性女性總數
14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男性女性3510925721050133812289529724.2%75.8%由於每年均有許多人申請普通話測試，國家語委不可能在每次需要時都能及時派出測試人員，故需建立自己的普通話測試隊伍，培訓本土的普通話測試員，以補充測試人員的不足及保持普通話測試常態化。1999年在國家語委協助下，理工學院為語言暨翻譯學校的一些教師舉辦了普通話測試員培訓班，聘請資深專家講課，經過培訓並通過考核後，成為本土第一批普通話測試員，並通過考試後獲得國家級普通話測試員資格，在後來的測試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 漢語水平考試（HSK）：根據澳門理工學院與國家漢語考試委員會及北京語言大學漢語水平考試中心聯合簽署的協議，語言暨翻譯學校於1998年舉行了首次漢語水平考試，至2004年普通話測試中心劃歸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先後對100多人進行了漢語水平考試。這是為母語為非漢語人士舉行的國家級水平考試。在澳門主要是對土生葡人及其他外籍人士專設的考試。此類考試，分初、中級和高等兩種，四次考試除了第一次設初、中級，其他三次又增設了高級的考試。參加考試的有澳門的公務員、教師、醫生、學生、文員等，其中主要是土生葡人。成績一般都不錯，這對他們進一步學習和掌握漢語，認識中國文化，增強了信心。四、結語澳門回歸祖國前的過渡期是澳門歷史發展中極其重要的一個時期，亦是關乎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重要時期，而解決“三化”問題，特別是“中文官方化”問題，又是該時期決定政權能否順利移交及正常運作的關鍵一環。“三化”問題被提到關係“一國兩制”目標能否實現的高度。為實現“三化”，在不到十年的極短時間裡迅速提升語言環境極其複雜的澳門中文及普通話水準是難以想像的艱巨工程，不僅前無古人，恐怕也是後無來者的歷史壯舉。然而，
149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與澳門過渡期的“三化”於1992年才劃歸理工學院的語言暨翻譯學校卻毅然承擔了這一歷史使命，在學院理事會的領導下，經過回歸前後近十年的努力，終於不負眾望，不辱使命，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完成了對數萬澳門政府公務員及專業人士進行漢語及普通話培訓的任務，為保證澳門主權的平穩過渡移交及正常運作做出了重要貢獻。澳門在中葡兩國簽署聯合聲明時並無自己的高等教育機構。澳門理工學院為配合澳門主權移交的培訓工作才匆匆成立，因而建院之初人們並不看好這所剛出襁褓的所謂大學，其規模、架構、師資、設備均不能同當時兩岸四地任何一所大學相比，更談不上與世界名校同日而語。語言暨翻譯學校劃歸理工學院時，全部教師僅十餘人，校舍更是簡陋狹小，默默無聞地畏縮在北區幸運閣大廈矮小的閣樓中。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語言暨翻譯學校完成了配合過渡期實現“三化”目標的語言培訓工作，培訓了數萬澳門人，並且在這一過程中發展壯大，終於在今天變成一所令人矚目的高水準的現代化高等學校。如今，澳門特區政府絕大多數司法人員及公務人員都有在語言暨翻譯學校接受語言培訓的經歷，並運用他們學習到的中葡文語言知識為年輕的特區政府及澳門居民服務。如果說澳門回歸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的話，如果說澳門回歸是當代中華民族引以自豪的巨大成就的話，如果說澳門回歸是“一國兩制”政策的豐碩成果的話，如果說澳門回歸是實現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重要步驟的話，那麼可以毫不慚愧地說，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5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參考文獻：1.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2. 《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3. 【清】張廷玉編《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4. 【清】舒懋官主修《新安縣志》，嘉慶二十四年影印本；5. 【清】蔣良騏編，王先謙修，朱壽朋續修《十二朝東華錄》；6. 【清】俞正燮編《癸巳存稿》；7. 澳門政府第469/99/M號訓令：核准新的《澳門理工學院章程》； 8. 澳門政府第44/93/M號法令：關於將行政暨公職司公共行政培訓中心之職責和權限移轉予澳門理工學院事宜─若干廢止；9. 澳門政府第16/92/M號法令：將賦予華務司技術學校之職責及權限轉予澳門理工學院語言及翻譯學校； 10. 澳門政府第49/91/M號法令：設立澳門理工學院； 11. 澳門政府第101/99/M號法令：核准正式語文之地位；本文2010年12月刊於澳門理工學報2010年第4期
151百年老校，十年騰飛澳門政府培訓中葡翻譯人才的機構從華語學校到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歷時百年。百年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其中有輝煌，也有挫折。該校於19世紀初創辦時，雖然規模不大，但由於中西方關係處於特殊時期，該校為培育中葡翻譯人才發揮了重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敵視中國的態度造成中葡關係冷淡，華語學校進入衰落時期，最困難時僅有4人報讀該校，後來索性沒有任何生源，造成連續十多年停辦的局面。1984年中葡兩國政府開始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並經前後四輪談判後於1987年4月正式簽署了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該所學校的地位才再次受到重視。一、過渡期催生的高等學校早在1974年葡萄牙四‧二五革命成功後，葡國政府就預見到未來形勢的變化：中國於七十年代初加入聯合國並成為常任理事國，國際地位明顯提高，葡萄牙於1974年發生了推翻專制的政變，開始推行民主化及非殖民化進程，1976年核准的葡萄牙新憲法承認了中國對澳門的主權，中葡關係開始緩和，內容提要澳門政府培訓中葡翻譯人才的機構從華語學校到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歷時百年。百年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其中有輝煌，也有挫折。該校的發展大體可分為四個時期：初創時的發展期；二戰後的衰落期；澳門回歸前的過渡期；以及回歸後的高速發展期。本文試圖通過回顧該校在澳門回歸祖國後近十年的發展，總結取得的成果與經驗，為未來進一步成為現代化的翻譯培訓基地提供有用的依據。百年老校，十年騰飛─?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十年發展回顧兼???????紀念澳門回歸祖國十周年
15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1.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第47/76/M號法令。2. 林玉鳳：〈廿載黌宮跨世紀──從東亞大學到澳門大學的二十年〉。《澳門大學二十周年紀念特刊》，2001年。3. 第50/91/M号法令。4. 第49/91/M号法令。5. 三月二日第16/92/M號法令第一條。尤其是粵澳之間開始加強聯繫，翻譯的地位再次突出。於是澳葡政府於1976年通過10月30日第47/76/M號法令將沿用了近六十多年的華語學校名稱改為華務司技術學校。1至於華務司技術學校如何變為後來的語言暨翻譯學校，就不能不談到上個世紀80年代複雜的歷史背景。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簽署，標誌著澳門進入主權回歸的過渡期。從1987年至1999年僅十二年的時間，對中葡雙方來說都顯得時間緊迫，任務繁重。當時對澳門治權交接最重要的問題是實行三化，即公務員本地化、中文官方化及法律本地化。而公務員本地則關乎到未來特區政府能否正常運轉，事關重大，成為“三化”之首。長期以來，澳葡政府公務員職位一直為葡籍人士所壟斷，中高級公務員階層一向由葡國派來的技術或專業人士組成，低級公務員亦多為本地土生葡人。除司機雜役及普通警員外，華人很難進入公職。這一點與鄰埠香港的作法有很大不同。面臨澳葡政府中高級技術人員將於澳門回歸前大批回國，許多中高級職位形成真空，人才培訓成為燃眉之急，然而澳門卻沒有一所培訓管理人才的高等教育機構。為解決這一問題，澳門政府通過澳門基金會於1988年以一億一千萬澳門圓收購了港人在澳門創辦的東亞大學2，使其變成澳門公立教育機構，由澳門基金會託管，並於1991年改名為澳門大學。3隨即將其中的理工學院獨立出來，於同年通過第49/91/M號法令設立澳門理工學院，其任務是以公權法人身份在澳門推行高等理工教育。4為了解決翻譯人才培訓問題，又於1992年發佈三月二日第16/92/M號法令，將運作了16年的華務司技術學校併入澳門理工學院，並改名為“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簡稱語言暨翻譯學校”5。法令說：“考慮到組織和發展高等教育的法定條件導致了在澳門理工學院內設立語言暨翻譯學校，以培養在文化、科學、技術和職業質量要求方面具有更高水準的人材；考慮到一直由華務司技術學校卓越地進行的翻譯員培訓透
153百年老校，十年騰飛1. 三月二日第16/92/M號法令引言。2. 八月二十八日第45/95/M號法令。過澳門理工學院可達到更廣泛且質量要求更高的目的，故決定將華務司技術學校的職責和權限移交上述所指學校。”1至此，從無到有，澳葡政府通過贖買辦法用一億一千萬圓一下子擁有了四所高等學校，將購得的東亞大學一分為三，組成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和亞洲公開大學。後來又通過1995年8月28日第45/95/M號法令將澳門理工學院屬下的商貿旅遊學校的旅遊專業獨立出去成為現在的澳門旅遊培訓學院。2由此可以看出，澳門的高等教育是由於澳門回歸人才培養的需要而誕生的，是澳門過渡期中葡雙方共同努力而催生的產物。因此，這種倉促設立的高等學校在發展初期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諸多困難。試想，東亞大學本來規模不大，現一分為四，與同時期世界範圍高等教育大發展的形勢相比，很不相稱。二、語言暨翻譯學校面臨的困難與挑戰理工學院初創時期，困難重重。雖為大學，但僅有商貿旅遊、管理科學及公共行政三所學校。1992年併入華務司技術學校並更名為語言暨翻譯學校，1993年文化局視覺藝術學院併入並更名為藝術學校，同年設立體育運動學校，1995年理工學院屬下商貿旅遊學校的旅遊部份分出獨立成為旅遊培訓學院，1997年衛生司技術學校併入並更名為高等衛生學校。至澳門回歸前夕，理工學院下轄六所高等學校及一所長者書院。從調整過程不難看出，其中大多數教學單位實際上屬中等專業培訓性質，併入理工學院只是名義上變成高等專科學校，全院僅有4個學士學位課程。在管理方面更加不完善。學院雖設有行政財務部管理人事及財物，學術事務部管理招生，但在教學及科研方面竟無任何管理部門，六所學校分散在澳門六七個地方，各自為政。毫無疑問，無論在資質上，還是在規模上，均與正規大學相去甚遠。
15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1. 參閱第57/86/M號法令第十九條（課程）內容。其中規定華務司技術學校的任務是開辦兩年制的基礎課程及速成課程，藉以培訓翻譯員。報讀基礎課程的要求是：a)葡文教育十一年級（高二）學歷或等同學歷，並通過粵語口試；或b)完成中文或英文教育中學（高中）課程，以及葡萄牙語言及文化課程第II級或具有等同學歷。報讀翻譯員職程第一職等速成課程的要求是：a)葡文教育十一年級（高二）學歷或等同學歷，並完成中文教育初小課程或具有等同學歷；或b)完成中文或英文教育中學（高中）課程，以及葡萄牙語言及文化課程第III級或具有等同學歷。法令規定在報讀人數不足情況下可降低入學要求。具體要求是，具有葡文教育九年級學歷（初中畢業）或等同學歷，又或完成中文或英文教育初中課程。另外。具有葡文教育高等課程學士學位，並完成中文教育高小課程或具有等同學歷者，或中文或英文教育高等課程學士學位，並完成葡萄牙語言及文化課程第IV級或具有等同學歷者，可報讀為進入翻譯員職程第三職等之速成課程。由此不難看出，不僅學制僅有兩年，而且入學門檻極低，完全達不到高等教育的要求。 2. 1994年第100/94/M號訓令。從語言暨翻譯學校看，亦是如此。華務司技術學校在併入理工學院前只不過是一所兩年制的速成專業學校1，早已不見20世紀初華語學校的那種要求。1992年併入理工學院後才改為三年制高等專科。兩年後，該校通過第100/94/M號訓令設立翻譯補充課程。2當時的翻譯學校僅有幾十名學生，位於雅廉訪幸運閣大廈閣樓上的語言暨翻譯學校的主要工作是對澳門公務員進行普通話培訓。語言暨翻譯學校百多平方米的圖書館是理工學院最大的藏書單位，但僅有不到一萬冊書，甚至不及澳門稍大一點的中學藏書。這就是90年代末澳門高等教育的縮影。面對這種形勢，如何改變語言暨翻譯學校的面貌，使其迅速符合現代高等學校的標準和要求，成為時任翻譯學校副校長李向玉教授最為關心焦慮的頭等大事。其於1997年任理工學院副院長後，仍十分關心語言暨翻譯學校的發展。為改變這種落後於形勢的狀况，他在澳門回歸前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困難重重的情況下，採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努力打開局面。首先，他認為高等學校一定要創辦學術刊物，開辟教師學術交流的園地。在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組織人力創辦了中葡雙語的《理工學報》，開澳門高等院校創辦雙語學術期刊之先河。接著，向葡國米尼奧大學派出教師教授中國語言文化，成為理工學院開展對外交流合作之始。雖談不上規模，但為後來的發展起到指引性作用。澳門回歸前夕，李向玉教授榮任院長後，採取一系列措施對理工學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機構改革及教學秩序整頓，並向全院師生提出了“紮根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爭創一流”的辦學理念，励精圖志，共同奮鬥，爭取
155百年老校，十年騰飛1. 當時語言暨翻譯學校設在雅廉訪幸運閣大廈，體育運動學校設在望廈，公共行政學校設在士多鳥拜斯大馬路的東曦閣，藝術學校視覺藝術專業設在新口岸南鴻大廈（現更名為星海豪庭大廈），音樂專業設在崗頂，管理科學學校設在新口岸南岸花園大廈，成人培訓中心設在電力公司大廈，而衛生學校則設在山頂醫院。這種分散狀況為學院管理帶來極大不便。在短時間內改變學院落後面貌。主要有：將分散於澳門半島各處的教學單位集中到理工學院現址統一管理1，改變各自為政，各行其事的混亂局面；分階段調整了各校主要負責人，使其適應新形勢的發展；調整行政及教學管理部門，理順教學與行政之間的關係，統籌全院資源，實行中央化管理。特別是在教學方面首次設立了教務處和科研處，制訂了一系列規章制度，使全院的教學與科研工作進入有序發展的狀態。澳門理工學院終於像一所大學了。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於澳門回歸祖國前夕的1999年9月從雅廉訪大馬路的幸運閣閣樓遷到高美士街現址。雖然集中於總部，但在最初幾年仍延襲分散管理時的體制。自己招生，自己制訂教學計劃，無論行政管理還是教學安排均顯現出極大的不合理性。全校十多名行政輔助人員，近二十名教師，但僅有學生73人。比例嚴重失調，師生比幾乎是1:2，成本極高。在學生方面，生源缺乏，並未從根本上改變華務司技術學校時的狀況。一是當時的語言翻譯學校教學計劃及教學方法陳舊，並未在澳門社會上產生應有的影響，二是公眾誤以為澳門回歸後葡語已沒有用處，故回歸前後招生情況每況愈下。1999/2000學年在校學生73人，次年急劇下滑至49人，2001/2002學年的情況並沒有明顯好轉，在校學生53人。另一方面，學生流失情況亦十分嚴重。1999/2000學年招生20人，但到2000/2001學年，該班學生只有13人。語言暨翻譯學校的發展已到了十字路口，到了必須要改變的時候了。這種情況直到學院實行中央化以後才有所好轉。三、轉型時期的特殊貢獻然而，雖然本科教育相對落後，但此時的語言翻譯學校並非無所作為。既然理工學院是澳門回歸的特殊歷史時期催生的產物，他就必然帶有過渡期的明顯特點，擔負特殊時期的歷史任務。其中過渡期三大任務中的“中文官方化”任務便落在語言暨翻譯學校的肩上，以提高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因實行“公務員本地化”而進入政府機構的華人及澳門土生人的中文水準。開設的絕大多數課程都是提高中文寫作能力和普通話表達能力的短期培訓班，
15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1. 見第44/93/M號法令,關於將行政暨公職司公共行政培訓中心之職責和權限移轉予澳門理工學院事宜。其中最為火熱的，則是形形色色的普通話培訓班。這對於一所正規高等院校來說，看似“不務正業”，但在當時情況下對澳門意義重大。澳門的普通話學習與推廣在回歸前後漸成規模，歷時十多年。據官方統計，在該期間有兩萬多人次參加了各種形式的培訓班。該項工作原由澳門政府公職司（現稱為公職局）負責，澳門理工學院成立後，公職司將其主要培訓工作轉移至理工學院下屬的語言暨翻譯學校1，由這所新成立的學校負責調動各種資源，組織開辦各種普通話及漢語課程。高峰時期，語言暨翻譯學校為政府部門開辦的普通話（漢語）培訓班每年都招收學生兩千人以上，分別在幾十個不同程度的百多個班級內學習。既有對華人的初、中、高級的普通話口語班及提高班，亦有對土生葡人及其他外國人的聽說讀寫漢語班，甚至開設了專門培訓廳級以上澳門土生官員的主管班。另外，還開設中文公文寫作課程，既有長期班，也有短期班。教學對象有華人和土生葡人，亦有其他外國人，有公務員，也有學生、文員等。為了使教材更加具有針對性及本土化特點，由歐啟超教授和盛炎教授合作編寫了《漢語教程》(1-9冊)，並挑選發音準確的教師錄製出版了前六冊的配音光碟。趙永新教授主編了中葡雙語的語法教材，供母語為葡語的學員使用。為了提高澳門政府公務員中文公文寫作能力和水準，開設了《中文公文寫作》課程，並在李向玉院長主持下編寫出版了中葡雙語的《中文公文寫作教程》。面對每年培訓數千人普通話的局面，顯而易見，依靠學校本身的全職教師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一方面請求內地語言大學支援，選派優秀師資來澳任教，另一方面大量聘用本地兼職教師。他們把從事普通話和漢語教學當作自己的事業，勤勤懇懇，競競業業，為普及提高澳門的普通話水平做出了貢獻。澳門回歸祖國後，按照基本法規定，中文是法定的兩種語言之一。中文在政府運作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語言暨翻譯學校因應形勢變化而及時調整策略，將回歸前的普通話（漢語）教學以普及為主轉為回歸後普及與提高並重，在人力資源分配上，將本校的全職教師主要安排在課程提高上。同時，開始了漢語及普通話教學的研究工作，組織漢語及普通話教學研討會，以研
157百年老校，十年騰飛1. 見趙永新著《普通話（漢語）在澳門推廣與教學的歷史及現狀》，發表於澳門理工學院舉辦的“漢語（普通話）教學與測試研討會”，2003年3月。究促進教學，不斷提高教學品質。理工學院通過語言暨翻譯學校與行政暨公職局及其他政府部門合作開展了對公務員的普通話和漢語培訓及教學工作，其他有關部門亦為推廣普通話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回歸後，這一工作仍在繼續進行。平均每年有1,000多人學習普通話（漢語）。據2000至2001年兩年統計共有學員2,226人，其中2000年1,230人；2002年996人。1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提高師資水準，是新形勢下對教學人員提出的要求。為此，語言暨翻譯學校要求從事普通話教學的所有教師（包括兼職教師）一定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的學歷，並要通過普通話水準測試，取得二級乙或以上的證書。學校還不定期地舉辦學術講座，鼓勵教師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活動，開拓教師學術視野，組織教師到內地參觀學習，不斷提高師資水準。在澳門回歸祖國兩周年前夕，語言暨翻譯學校於2001年主辦了“普通話教學學術研討會”，學校的普通話教師和社會各界熱心普通話事業的同仁聚會在一起，共同總結普通話教學中的經驗及研討其中存在的問題。出席的代表40多人，主要是我院的普通話教師及兼職教師。遞交論文20多篇，後被編成論文集出版。為配合普通話（漢語）教學，語言暨翻譯學校於1999年及2000年曾分別舉辦過兩次“普通話表演比賽”活動。參賽的大部分人都是在理工學院培訓的政府公務員，也有中葡翻譯和中英翻譯學位班的學員。這是一個特殊的課堂，他們以各種形式展示普通話教學與學習的情況，也是學員向澳門各界彙報他們學習普通話成果的一次絕好機會。在普通話教學具有一定規模後，語言暨翻譯學校根據學院的指示不失時機地引入了考核機制。在這種情況下，澳門理工學院在國家語委的支持下於1998年在語言暨翻譯學校設立了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中心成立後的幾年分別開展了普通話水準測試（PSC）與漢語水準考試（HSK）工作。該兩種考試均是國家級的水準考試。普通話水準測試由國家語委派出國家級測試員與本澳國家級測試員共同主持，漢語水準考試則由國家漢語考試委員會派員主
15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持考試，顯示了這兩種考試的權威性。前者測試對象的母語為中文，後者的母語為非中文，主要是土生葡人及其他外國人。毫無疑問，語言暨翻譯學校不辱使命，為澳門過渡期實現中文官方化及新成立的澳門特區政府人才語言培訓做了重大貢獻，實現了澳葡政府將華務司技術學校併入理工學院的戰略目標，完成了語言暨翻譯學校成立後第一項重大任務。通過幾年的努力，澳門政府公職人員的中文及普通話水準有了空前提高。尤其是中高級公職人員語言水準的提高，為澳門管治權的平穩過渡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如澳門郵政局局長羅庇士、中葡經貿合作論壇辦公室主任珊桃絲、能源辦公室主任山多士、立法會議員高天賜等等。在這一過程中，從學院到學校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教授親自指導該項工作，並在新舊交替的重重困難情況下調動各種資源積極開展工作，與內地高等教育機構建立及發展合作關係，特別是爭取到國家教育部及北京語言大學的大力支持，在組織及人力資源方面得到了可靠的保障。語言暨翻譯學校的教職人員亦為此辛勤努力，在培訓的高潮階段，有的教師每週課時達二十小時。特別要指出的是，北京語言大學的歐啟超教授和回歸後擔任語言暨翻譯學校第一任校長的盛炎教授更是為漢語及普通話的培訓嘔心瀝血，不僅編著了適合澳門的培訓教材，而且在組織教學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他們身患絕症，仍孜孜不倦，可以說他們把生命的最後階段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了澳門過渡期的語言培訓工作。四、百年老校，十年騰飛語言暨翻譯學校在全力以赴承擔特區政府委託的語言培訓工作的同時，並沒有忘記高等學校本身的任務。從語言暨翻譯學校成立的第一天起，便將最優秀的葡語及雙語教師以及其他教學資源投入到中葡翻譯課程之中。由於該校從原華務司技術學校合併而來，因此在繼續完成原技術學校轉來學生的舊制度教學計劃的同時，要對其學習計劃進行更新及改進，以適應從華務司技術學校兩年制到語言暨翻譯學校三年制高等專科的過渡。1為此，澳葡政府於1996年10月14日發布第253/96/M號訓令，核准了該校中葡翻譯高等專科1. 見三月二日第16/92/M號法令第五條第一款。
159百年老校，十年騰飛1. 見第253/96/M號訓令。三年制的教學計劃。接著，又於1997年9月8日頒布了第207/97/M號訓令，核准了一年制的學士學位補充課程，終於完成了澳門中葡翻譯教學從職業培訓性質向正規高等教育的過渡。考慮到澳門存在葡裔土生族群居民的現實，語言暨翻譯學校採取了國際上十分罕見的辦學形式：將同一年級的同一班學生分為兩個組別，一個是母語是葡語的澳門土生學生組，另一個是母語是中文的華人組，並為其編制了不同的教學計劃。1另外，考慮到澳門有大量在職工作的兼讀生，故開設了日間及夜間兩個不同的班級。這些措施為有志從事中葡翻譯的學生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學習條件和環境。然而，由於澳門回歸之後人們在學習葡語認識上的誤區，以為澳門回歸之後是華人主導澳門的管治，於是葡語不再有用處了，在這種思想的驅使下，在1999年後的幾年中報讀中葡翻譯課程的人數越來越少，而且學生流失現象亦較嚴重。比如2000年報讀中葡翻譯課程的人僅有12人，次年便流失3人，僅剩9人。而三年級的16人僅有10人願意升入四年級。中葡翻譯課程正面臨真正的危機。幸運的是，這種情況僅僅延續了兩三年。澳門特區運作最初幾年的實踐，使人們深刻體會到葡語依然是澳門非常重要的一種語言，政府各部門對中葡翻譯的需求甚至多於回歸之前。由於澳門法律體系的根基源於葡萄牙，現行法律絕大多數以葡文為依歸，因此，依法行政就需要大量通曉雙語的翻譯人才。略懂葡語的人在政府求職及晉升方面仍然佔有很大的優勢。許多最早掌握葡語的人都成為部門的主管或主要官員。毫無疑問，基本法對葡語地位的肯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與澳門輕視葡語的思潮相反的是，隨著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的發展，內地開始把葡語視為最有前途的非通用語之一。上海外國語大學和北京廣播學院請求理工學院協助培訓他們的學生，先後派出數批學生到語言暨翻譯學校學習葡語，無疑為澳門帶來影響，使人們開始反思對葡語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從2002起，報讀中葡翻譯學校的學生逐年上升，成為澳門高等學校報考門檻最高的專業之一。
16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近年來，中國同葡語國家的關係得到進一步發展。在鞏固同葡萄牙和巴西傳統經貿關係的同時，加強了對非洲葡語國家的友好合作，特別是同安哥拉的關係得到了突破性的重大發展。中國大批國營及民營企業將投資的重點轉向安哥拉。具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安哥拉從事各種經貿及大型建設的中國人多達十多萬，對中葡翻譯資源的需求大增。另外，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均十分重視澳門在溝通葡語國家方面的平臺作用，採取一系列措施以推動澳門的經濟發展。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就是成立中國和葡語國家經濟貿易合作論壇，並把秘書處設在澳門。與此同時，澳門政府亦配合設立了該論壇的辦公室。所有這些措施均激發了人們學習葡語的熱情。葡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受到中國人的青睞。於是，每年都有大批本地及內地的青年報讀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中葡翻譯課程。表1：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總 計99/00201111317300/0112131684901/0221913105302/03381624139103/04503716911204/05244216139505/06392222129506/074843162212907/084248361714308/0943494722161澳門回歸十年來語言暨翻譯學校中葡翻譯課程學生人數總計：中葡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畢業生217人，補充課程（學士）畢業生157人。從下表可看出十年來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中葡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和學士學位補充課程的發展情況。下圖更能反映中葡翻譯本科專業持續增長的情況。尤其是與葡萄牙雷利亞理工學院合作開辦中葡翻譯課程的計劃推出以來，為學生赴葡就讀葡語課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使報讀中葡翻譯課程的本澳青年大幅增加。到2008/2009學年，該課程的在校人數達到前所未有的161人的新高點，創翻譯學校百年史最新紀錄。
161百年老校，十年騰飛與此同時，葡語亦成為其他專業學生喜歡選修的課程。澳門回歸之前，葡語是澳門理工學院的必修課，也就是說，其下屬每一所學校都必須把葡語列為各個專業的課程計劃。包括公共行政學校、衛生學校、管理科學學校、體育運動學校以及藝術學校。從2000年起，除語言暨翻譯學校外，其他學校將其改為選修課。改革初期，各校選修葡語的學生確實有所減少。然而，從2005年起，選修葡語課程的人數開始恢復增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對於內地學生來說，由於國內葡語人才市場供不應求，葡語翻譯的身價動輒年薪一二十萬圓人民幣。對於本地學生來說，由於葡語仍是重要的行政管理語言之一，多少懂些葡語會增大求職的籌碼。通過幾年的實踐，澳門人已經意識到，葡國人由於澳門回歸而撤出並不意味著葡語失去了作用，反而越來越有用處。因此，許多人又把目光轉向了葡語。近幾年來，從內地招收的中英翻譯課程的學生十分珍惜來澳門學習的機會，他們認為身邊就有這麼好的葡語學習資源十分寶貴，於是絕大多數學生都想在學好英語的同時能掌握一些基本的葡語知識，作為未來發展的一種選擇。語言暨翻譯學校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盡量滿足這些學生的要求，適時地作出人力調配及安排。圖1：180160140120100806040200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總数1999/20002000/20012001/2002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2006/20072007/20082008/2009表2：學年人數1999/20009462000/20016712001/20022512002/20033112003/20041072004/2005852005/2006147澳門主權回歸後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培訓各校選修葡語學生人數
16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目前，非中葡翻譯專業的學生依然對葡萄牙語言文化抱有極大的興趣，高等衛生學校、公共行政學校及管理科學學校繼續將葡語作為必修課或選修課。在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中英翻譯課程的許多學生，特別是內地學生，亦希望將葡語作為自己學習的第二外語。由於中國同葡語國家經貿關係的迅速發展，許多來自中國內地的學生更把葡語作為未來謀職的另一手段，因此他們對葡語學習表現出更大的熱情。從澳門回歸至2005年，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還通過理工學院成人培訓及特別計劃中心承擔著向社會特別是澳門政府一些機構，如公職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等單位提供教師開辦短期葡語課程的任務。其內容包括基礎葡萄牙語、葡語口語、公文寫作等課程，為特區政府的人員培訓繼續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下表是該期間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開辦短期葡語課程的情況。圖2：100090080070060050040030020010001999/20002000/20012001/2002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表三：學年人數1999/20003962000/20013072001/20024602002/20034162003/20042002004/20059232005/20061澳門主權回歸後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培訓各校選修葡語學生人數NO.ofStudents1. 註：由於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本科教育的發展，招收學生逐年上升，師資不足，從2005年起，除公職局急需協助的課程外，基本不再參與政府其他部門的短期葡語課程，故2005年之後的數字沒有統計在內。
163百年老校，十年騰飛圖3：10008006004002000人數1999/20002000/20012001/20022002/20032003/20042004/2005上表很能說明澳門回歸後社會對葡語的認識過程，頗具代表性。1999/2000學年報讀葡語短期課程的人數已經開始下降，之後逐年下降至2003/2004學年的最低點。而且這些學生主要是紀律部隊，特別是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及消防隊。由於該等部門許多主管是葡籍人士或澳門土生人士，且紀律部隊各種條例仍沿用葡國制度，在上下級溝通及訓練管理方面仍需要葡語，故仍屬警員及學員必修課程。所以，到了2004/2005學年報讀葡語短期課程人數突然大增至近千人。這主要是特區政府經過四五年的運作，逐漸意識到無論從法治還是依法行政方面均需要葡語人才。該期間政府各部門從葡國聘用的法律人才（主要是法律顧問）甚至多於回歸之前。政府開始重新審視葡語的作用及其培訓。從該學年起通過公職局又開始設立各種葡語短期培訓課程，包括口語、公文寫作等。然而，此時語言暨翻譯學校由於本科課程的大發展，及協助上海外國語大學和北京廣播學院培訓本科葡語學生，教師都在超負荷工作，已無能力承擔澳門社會的培訓任務，於是從2005年起，不再派教師協助本澳其他機構開辦短期葡語課程。五、中英翻譯課程的設立澳門回歸伊始，新任院長李向玉教授便開始考慮語言暨翻譯學校如何發展的問題。他認為中葡翻譯課程固然歷史悠久，在澳門特殊的人文及語言環境中作用重大，是理工學院的品牌課程，但作為一所高等教育性質的語言翻譯學校僅有一個本科課程是遠遠不夠的，不符合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
16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英語是世界通用性語言，澳門地域狹小，經濟發展單一，必須向世界打開窗口才能使其真正成為國際化的城市，從而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更何況從地緣方面看，英語一直是澳門金融貿易界的主導語言。因此，作為一所語言暨翻譯學校，不能沒有中英翻譯課程。然而，中英翻譯課程的開辦並非一舤風順。澳門政權剛剛移交，葡方對澳門回歸後語言政策的貫徹仍抱有不少疑慮。他們擔心對英語的重視會影響到葡語在澳門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面對不少反對聲音1，澳門理工學院在李向玉院長親自規劃下毅然決定在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開辦中英翻譯課程，並於2000年正式開學，創辦了澳門歷史上第一個專門培養中英翻譯的專業。22002年7月29日，社會文化司司長發出第57/2002號批示，核准了中英翻譯學士學位補充課程計劃。3至此，理工學院完成了開設中英翻譯學士學位課程的全部法律程序，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結束了該校近百年來僅培養中葡翻譯人才的狀況。從此，中英翻譯和中葡翻譯兩個課程比翼雙飛，成為吸引本澳及內地許多青年人的品牌課程。實踐證明，這一決策是十分正確的。中英翻譯課程開辦以後，得到社會積極的支持和響應，從2000年起，報考中英翻譯課程的學生逐年上升，很快便超過中葡翻譯課程的學生數量。至2003年，在校學生超過300人。限於資源條件及學額，學校決定維持該數量至今，否則學生人數還會增加。經過幾年的努力，中英翻譯課程已經成為澳門甚至華南地區頗具影響力的專業，每年都吸引大批本澳及內地優秀學生報考，因此每年招生時對學生的篩選十分嚴格。下表顯示歷年中英翻譯課程在校學生人數：表4：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總 計00/01414101/02834112402/03102834122603/0410794793731704/0575103917834705/068263987531806/076798599832207/088575935330608/0965797182297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2000-2009年中英翻譯課程學生人數1. 在諸多反對聲音中，最有“殺傷力”的莫過於說開辦中英翻譯課程違反基本法，其所謂的理由是英語不是基本法規定的官方語言。2. 第61/2000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3. 第57/2002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總計：中英翻譯高等專科學位畢業生532，學士學位畢業生423人。
165百年老校，十年騰飛圖4：3503002501501005002000/20012001/2002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2006/20072007/20082008/2009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總數以上示意圖可以看出，雖然中英翻譯課程是語言暨翻譯學校新設置的專業，但其發展相當迅速，並且很快就達到較高水準。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生員質量得到保證。如前所述，每年本地都有千人以上青年學生報考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中英翻譯專業，內地希望進入該專業的應屆畢業生更是趨之若鶩。以2008/2009學年招生為例，該年本地報考中英翻譯的學生為1,055人，而實則只能錄取不到60人，只為報考人數的一個零頭。雖算不上百裡挑一，但也說明錄取率極低，僅為5%。只能是那些過五關斬六將的優秀者才能入選；二是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從一開始就重視教師的素質。應聘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英語教師原則上應具有博士學位，因此中英翻譯課程教師博士所占比例為該校最高者，達53%，即使在全院也屬先進行列。另外，該校對英語教師的招聘面向全世界，除本澳教師外，許多教師來自於美、加、澳、英等英語發達國家和地區，亦有許多是內地的優秀教師。三是從學院層面十分重視英語教育，專門設立了英語教學委員會協調管理有關英語的一切教學及科研活動。從2006年起，該委員會統一管理中英翻譯課程的教學計劃編排、師資招聘、學術研究、舉辦研討活動、開展對外學術交流、舉辦全澳英語大賽以及組織本校學生參與全國性的英語比賽活動等，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四是隨著澳門近幾年經濟的發展，社會對中英翻譯工作有較大需求。澳
16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門是一個多語言的環境，除了中文及葡文外，英語是非官方語言中最為重要的語言。長期以來，“由於英語不是官方語言，在政治上不佔優勢，所以政府在英語的推廣上不怎麼重視，造成澳門居民的平均英語水準明顯遜於香港居民，對外交往缺乏共同語或輔助語，這對澳門國際地位的提高極為不利。＂1然而，澳門回歸以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博彩業及旅遊業的大發展使人們不得不正視英語的地位，對英語人才的需求大增，客觀上帶動了人們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六、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隨著澳門回歸後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教學及科研等各項工作日漸健全及完善，舊有的矛盾便開始突顯出來，特別是教學計劃已不適應新形勢下的要求。從2004年起，學校便開始著手考慮更新已沿用了十多年的教學計劃，其原則是突出外語的教學，加強語言能力訓練；減少相關科目的課時並作出相應的調整，以減輕學生負擔；將學年課程改為學期課程，增加對學生的考核及績效檢驗。經過兩年的努力，於2006年9月新學年開始時首先推出新的中葡翻譯高等專科學位教學計劃。由於此時已有了中英翻譯課程，澳門政府還通過第86/2006號批示將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的名稱更改為“中葡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並核准該課程新的學術與教學編排和學習計劃。2接著，學校開始組織對使用了多年的中英翻譯課程教學計劃進行更新。經過多次徵詢教學人員意見後，澳門政府發布了第85/2008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對第61/2000號批示作了重大修改，核准了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中英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新的學術與教學編排和學習計劃。3上述計劃的相繼推出，使課程的編排更加合理，並且增加了學習內容的實用性，與學生未來從事的工作聯係更加緊密。課時的減少使學生有了更多時間消化學到的知識。選修科目的增加激發了學生學習的興趣，有利於調動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另外在學分計算方面的改革亦與國際通常作法接軌，1. 盛炎著《澳門語言現狀與語言規劃》，載《第六屆雙語暨方言研討會（國際）論文選集》，漢學出版社，深圳，1999年，第248頁。2. 第86/2006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3. 第85/2008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167百年老校，十年騰飛有利於學生日後升讀內地及國外更高一級的課程及專業。由於採取以上措施，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更加具有吸引力。無論是中葡翻譯課程還是中英翻譯課程的學生持續增長，進入了健康有序的發展狀態。下表反映出回歸十年來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在學生數量方面的發展情況。在全球化時代，高等教育的發展必須面向世界，並且通過國際間的合作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吸取辦學的有益經驗，亦使學生通過交流互換在不同的教育環境下發揮更大的潛能。中葡翻譯課程繼續保持及加強同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文學院的合作與交流，不斷提高該課程的教學質量。根據2006年澳門理工學院與雷利亞理工學院簽訂的合辦中葡翻譯課程的協議書，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兩校已於2007年9月開始互換留學生。根據協議，兩校學生從二年級起互相到對方學習兩年，為學習語言文化開拓了新的模式。與此同時，澳門理工學院又與北京大學簽訂了合作培養北京大學新設葡表5：中英中葡總計99/00－737300/0141499001/021245317702/032269131704/0575103903/0431711242904/053479544205/063189541306/0732212945107/0830614344908/0929716146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2000-2009年學生人數圖5：5004504003503002502001501000中英翻譯中葡翻譯總計1999/20002000/20012001/2002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2006/20072007/20082008/2009
16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語專業學生的協議書，語言暨翻譯學校為此常年派出一位資深教授在北京大學授課。在中英翻譯課程方面，理工學院於2005年與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就推出中英翻譯碩士課程簽署了聯合辦學的協議書，凡語言暨翻譯學校畢業生成績達到雅思6.5分並通過昆士蘭大學入學考試，即可升讀該大學中英翻譯碩士課程。接著，又同北京語言大學簽署了合辦外國語言文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課程的協議書，並於2008年在本澳招收了首批學生。學校每年都組織學生參加在本澳或外埠舉辦的各種演講寫作及辯論比賽，如全澳英語演講大賽，CCTV杯全國英語演講大賽，中國大學莎士比亞戲劇大賽，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21世紀英語大賽，葡語演講比賽，並連連取得優異成績。學校還積極推動學生開展文化及語言考察和實習活動，組織中葡中英翻譯課程師生為澳門各類大型活動提供翻譯服務，推動和支援中葡翻譯課程學生到葡國進行暑期語言及文化考察，鼓勵和資助學生對內地大學進行考察和開展交流活動。特別是組織葡國雷利亞理工學院的留學生考察了珠江三角洲許多地區，對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有了新的認識，有助於他們對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習。理工學院並無真正意義上的理工科專業，但亦不是一所真正意義上的文科高等院校。其絕大多數專業或者界乎於文理科之間，如衛生護理、電腦資訊、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等，或者屬高級技能訓練，如競技體育、平面設計、視覺藝術、音樂創作等。因而理工學院在文科上的主要對外交往工作及培訓工作便由語言暨翻譯學校承擔，而院一級的與文化、歷史、哲學、語言等有關的大型國際研討活動亦主要由語言暨翻譯學校支持。一些國家及地區性質的學術機構及團體亦設在語言暨翻譯學校，如澳門翻譯員聯合會、葡語國家研究中心、國家漢辦孔子學院葡語培訓中心、葡語水準測試中心、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等，雖然工作繁重，但卻取得了寶貴的國際經驗。
169百年老校，十年騰飛參考文獻：1. 趙永新著《普通話（漢語）在澳門推廣與教學的歷史及現狀》，發表於澳門理工學院舉辦的“漢語（普通話）教學與測試研討會”， 2003年3月；2. 盛炎著《澳門語言現狀與語言規劃》，載《第六屆雙語暨方言研討會（國際）論文選集》，漢學出版社，深圳，1999年；3. 林玉鳳：〈廿載黌宮跨世紀 ─ 從東亞大學到澳門大學的二十年〉。《澳門大學二十周年紀念特刊》，2001年；4. Pe.ManuelTeixeira,GaleriadeMacaensesIlustres,Macau;5. Pe.ManuelTeixeira,AEducaçãoemMacau,1982,Macau;6. MariaManuelaGomesPaiva,EncontroseDesencontrosdaCoexistência–Opapeldointérprete-tradutornasociedadedeMacau,NotaPrévia.LivrosdoOriente,2004,Macau.有關法令：1. 第57/86/M號法令（經六月六日第43/88/M號法令修改）；2. 第469/99/M號訓令，核准新《澳門理工學院章程》； 3. 第29/SAAEJ/99號批示，核准澳門理工學院人事章程及教學人員章程； 4. 第49/97/M號法令，將衛生司技術學校納入澳門理工學院並設立高等衛生學校； 5. 第57/93/M號法令，在澳門理工學院設立體育暨運動學校； 6. 第45/93/M號法令，關於在澳門理工學院設立視覺藝術學校； 7. 第44/93/M號法令，關於將行政暨公職司公共行政培訓中心之職責和權限移轉予澳門理工學院事宜； 8. 第16/92/M號法令，將賦予華務司技術學校之職責及權限轉予澳門理工學院語言及翻譯學校； 9. 第49/91/M號法令，設立澳門理工學院； 10. 第86/2006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更改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的名稱為中葡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並核准該課程新的學術與教學編排和學習計劃；11. 第57/2002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在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開辦頒授學士學位的中英翻譯補充課程，並核准該課程的學術與教學編排和學習計劃；12. 第207/97/M號訓令，在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增設可頒授學士學位之
17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一年補充課程，作為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之補充；13. 第253/96/M號訓令，核准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之學習計劃及學術 ─ 教學編排；14. 第61/2000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附件I ，中英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學術 ─ 教學編排。本文於2009年12月刊於澳門理工學報2009第4期
171中國葡萄牙語教學與澳門理工學院的平台作用一、中國葡語教學發展情況及面臨的問題澳門自16世紀起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西學東漸及中學西傳的發展歷史均與澳門有密切關係。近20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的增強，我國愈加重視同葡語國家的傳統友好關係。2003年在澳門設立中國同葡語國家經貿論壇後，澳門再一次成為中國同葡語國家發展經貿及文化關係的重要紐帶。經過10年的努力，葡語國家通過澳門平台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有了長足的發展。10年來，在中央政府及澳門特區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關係愈見密切。至2011年，進出口總值達1172.3億美元，相當於中美兩國同期進出口總值的1/4。2010年中葡論壇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確定2013年貿易額達1000億美元，但僅一年就突破計劃，提前兩年實現並超過目標。僅2012年1-3月，中國與葡語國家進出口總額就達278.47億美元，同比又增長內容提要我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及文化關係發展迅速，對葡語人才供需缺口很大。面對這種形勢，許多高等院校看到新的發展機會，紛紛開辦葡語專業，短短幾年內，設有葡語專業的高等院校從2005年前的3所猛增到目前的近30所，增幅竟達10倍之多。其中絕大多數是近幾年匆忙開辦的，增速驚人。毫無疑問，由於市場需求，還會有更多高等院校在近期開辦葡語專業。然而，中國葡語教學大躍進式的快速發展帶來諸多問題。尤其在師資、教材、教學管理、教學方法、教學計劃、教學標準、圖書資料、師資培訓等方面的現狀令人堪憂，這種狀況會嚴重影響學生葡語能力的培養。近幾年來，澳門理工學院針對存在的上述問題，採取各種措施促進高等院校之間的合作，尤其在葡語教學與研究方面利用自身優勢努力發揮交流平台作用，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改善目前葡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做出貢獻。中國葡萄牙語教學與澳門理工學院的平台作用
17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了19%。前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葡萄牙訪問期間，特別提到要搞好葡萄牙孔子學院及中國語言文化的推廣工作。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10年11月13日在澳門舉行的中葡論壇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致辭時亦表示，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不限於經貿、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等傳統領域，還可向其他領域擴展。並指出，要積極拓展雙方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領域的務實合作，以加深雙方人民相互瞭解和友誼。再次體現了國家和政府對葡語國家的高度重視，同時也肯定了澳門在加強中國同葡語國家友好關係方面的重要作用。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亦十分重視發展同葡語國家的關係。不久前赴坦桑尼亞、南非、剛果等非洲國家訪問時，多次強調同非洲國家的傳統友誼，這中間就包括莫三比克及安哥拉等葡語國家。目前，我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及文化關係發展迅速，對葡語人才供需缺口很大。國家機關及出口型的大型企業嚴重缺乏具有學士學位以上的高端翻譯，在各類人才市場上對稍懂葡語溝通的人亦重金難聘。以非洲安哥拉為例，僅在首都羅安達就有數萬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及商貿人員在從事各種工作，許多公司動輒以數千美元月薪都聘不到通曉葡語的翻譯人員。面對這種形勢，許多高等院校看到新的發展機會，紛紛開辦葡語專業，短短幾年內，設有葡語專業的高等院校從2005年前的3所猛增到目前的30所，增幅竟達10倍之多（詳情參閱附録1）。其中絕大多數是近幾年匆忙開辦的。澳門亦有許多高校開辦或擴充葡文課程。僅城市大學一家就在葡文學院設立12個葡語學士學位課程及6個碩士學位課程1，增速驚人。澳門科技大學亦決定於2013年同時開辦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課程。加上澳門理工學院傳統的中葡翻譯學士專業和澳門大學的葡萄牙語言文化學士專業，以及近幾年快速發展的聖若瑟大學和上述城市大學等澳門高校，全國教授葡語的大學已經超過30所。教育部郝平副部長2012年春天在會見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校長時還說未來五年內中國開辦葡語專業的大學將達到30所，沒料到僅過一年，就提前達到目標。毫1. 見澳門城市大學网頁：http://www.cityu.edu.mo/index.php/tw/academic-research/faculty-of-portuguese-programs/about-us。但在該校中文网頁上介紹：“經澳門特區政府批准，本校開設的葡文學制課程達18門，含語言學、文化學、教育學、歷史學、數學統計、社會工作、電腦科學、環境科學等學科，其中學士學位課程16門，碩士學位課程2門。”與外文网頁總數相同，但學碩士科目有別。見网頁：http://www.cityu.edu.mo/index.php/tw/academic-research/institute-for-research-on-official-portuguese-speaking-countries。
173中國葡萄牙語教學與澳門理工學院的平台作用雖然中國内地第一個本科葡語專業創辦於1960年，至今已半個多世紀，但由於葡語專業一向收生稀少，且非每年招生，所以歷年培養的葡語人才極少。從1960年至2000年40年間僅培養出458人，平均每年11人，更何況早期培養的人才大多已經年逾古稀，早已退休。而從2002至2012年的11年時間裡，大學招收葡語學生竟達2272人，平均每年200多人，是2000年前年平均招生人數的20倍。其中僅2012年就招生476人，一年招收的葡語學生就超過前40年培養人才的總合。以此樣的基礎，近30所高等院校突然增加開辦葡語學位課程，適合要求的教師十分缺乏。據瞭解，有的學校僅有一名教師就匆忙開辦正規的葡語學士學位專業，有的學校聘用70多歲的退休翻譯人員擔任教師，更多的是剛剛畢業的僅有學士學位的年輕學生，尚無經驗就成為學科的主要帶頭人，高水準的師資嚴重匱乏，能否保證教學品質，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令人生疑。另外，各類設有葡語專業的高等院校還普遍存在以下問題：1）葡語教材奇缺，且不統一；2）教學方法參差不齊；3）工具書、教學參考書，以及教學輔助讀物跟不上教學的需求；4）教學計畫及課程大綱不統一，課程設置單調，缺乏合理性；5）由於師資缺乏，無法分工，口語、語法、精讀、泛讀、口筆譯等科目僅由一兩人教授。與此同時，各類民辦培訓機構亦紛紛成立，據不完全統計，至2010年，在各大城市開辦的葡語培訓及推廣機構及中心達40多個，其中絕大多數為盈利性機構，學費動輒上萬元，但學習僅為幾個月時間。毫無疑問，此類學校師資情況及教學品質更加令人憂慮。121086420開設葡語課程的地區華北東北華中華東華南西北西南澳門中國開辦葡語專業高等院校分佈無疑問，由於市場的需求，還會有更多的高等院校在近期開辦葡語專業。
17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二、澳門理工學院採取的措施毫無疑問，由於市場的需求，還會有更多高等院校在近期開辦葡語專業。然而，中國葡語教學大躍進式的快速發展帶來諸多問題。尤其在師資、教材、教學管理、教學方法、教學計劃、教學標準、圖書資料、師資培訓等方面的現狀令人堪憂，這種狀況會嚴重影響學生的素質，進而影響學生未來工作實踐中的葡語溝通能力。近幾年來，澳門理工學院針對存在的上述問題，採取各種措施，促進高等院校之間的合作，尤其在葡語教學與研究方面利用自身優勢努力發揮交流平台作用，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改善目前葡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做出貢獻。面對此種形勢，澳門理工學院近幾年來利用自己的教學及資源優勢，盡其所能為內地葡語教學的發展提供支援和幫助。澳門理工學院現有的中葡翻譯專業，源於1905年澳葡政府華語學校開設的翻譯課程，是中國境內最早的中葡翻譯培訓機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雄厚的葡語教學與研究人才。目前有從事葡語教學及科研工作的中葡籍教師3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擁有博士及碩士學位。與葡萄牙國內的多所院校有著穩固而良好的合作關係。澳門理工學院於1991年9月16日成立，是一所公立、多學科、應用型的高等學府。在特區政府大力支持下，經過全院教職員工20多年的努力，澳門理工學院已發展成為一所充滿活力、師資力量雄厚、教學設備精良、專業設置合理的高校。澳門理工學院堅持“紮根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爭創一流”的辦學宗旨，利用葡語及英語方面的優勢，開拓多元化的對外學術合作。特別是拓展與葡萄牙大學的合作一直是理工學院對外交往的重點工作之一。澳門理工學院與葡萄牙各大學本著平等互利、優勢互補、真誠合作的原則，在多個學術領域展開交流與合作，取得可喜成果。主要體現在：a)校際領導互訪；b)師生交流；c)合辦學位課程；d)合辦學術研討會；
175中國葡萄牙語教學與澳門理工學院的平台作用e)分別於2001年和2008年在波爾圖理工學院和雷利亞理工學院設立了中國語言文化中心；f)聘請著名學者擔任澳門理工學院名譽教授；g)合辦語言測試中心；h)加入國際葡語學術組織；i)簽訂合作協定等。多年來同葡萄牙合作的機構主要有：里斯本大學、科英布拉大學、阿威羅大學、米尼奧大學、雷利亞理工學院、波爾圖理工學院、布拉甘薩理工學院、賈梅士學會、古本江基金會以及葡萄牙教育部澳門科技文化中心等。1.?合辦中葡/葡中翻譯碩士學位課程澳門理工學院已經同葡萄牙雷利亞理工學院和北京語言大學達成協議，三方合作在雷利亞理工學院，為葡萄牙學生和中國學生開辦中葡/葡中翻譯碩士學位課程，相關文件準備及翻譯工作已經完成，雷利亞理工學院於2010年11月上報葡萄牙科技暨高教部，並已經獲得批准，該碩士課程現已開始招生，將於2013年9月開課。澳門理工學院和北京語言大學將向雷利亞理工學院分別派遣從事中葡翻譯和漢語教學的師資。2.?同里斯本大學合作為中國葡語教師提供攻讀博士學位機會澳門理工學院十分重視同內地及葡國高等院校的合作，特別是利用優勢互補合作開辦各種課程（詳情參閱附録2）。經過幾年的努力，並經澳門特區政府批准，澳門理工學院同里斯本大學達成協議，里斯本大學文學院願意為我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在職葡語教師開辦“葡語作為外語/第二語言教學的博士學位課程”，以提高葡語教師的博士比例。該課程也面向本澳其他教育機構具有碩士學位的葡語教師。如果法律層面的問題能夠解決，將來亦可接受內地葡語教師，目的在於提高本澳和內地葡語教師的專業素質，提高葡語教學水準。里斯本大學已經同意將該博士課程第一年的授課安排在澳門理工學院進行，目前澳門理工學院已經向澳門基金會提出申請，希望對該博士班在澳門舉辦給予贊助。該課程2012年5月在澳門開課。同時，澳門理工學院還同里斯本大學以同樣方式開辦了用葡語授課的公共行政管理博士學位課程。在此兩課程實踐經驗基礎上，兩校將於最近推出用葡語授課的教育學博士課程，培訓對象自然是從事葡語教學工
17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作的教師。相信這三個課程的推出，將大大提高本澳葡語教學水平，從而使未來學習葡語的學生受惠。3.?在澳門為葡萄牙大學生舉辦中國語言暨文化暑期班2010年9月於本澳召開葡語大學聯會年會期間，澳門理工學院與葡萄牙高等理工學院協調委員會達成協議，澳門理工學院將於2011年暑假期間，為該協調委員會屬下理工學院40名學生（每個學院派2-3名學生來澳門）舉辦為期兩周的中國語言暨文化課程，旨在讓葡萄牙的大學生瞭解澳門，瞭解中國，加強兩國大學生的交往。葡萄牙各理工學院對此舉表示贊同和支持。根據協定，澳門理工學院負責葡萄牙學生在澳門食宿及開展相關活動的費用，葡萄牙方面支付學生往來葡萄牙和澳門之間的國際旅費。目前，由於澳門理工學院校舍不足，特別是接待外國學生能力有限，暫時還不能將此項活動進一步擴大，但已經看出此種交流活動對促進學生校際交流方面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學生的語言能力明顯提高，對中國的語言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瞭解。4.?與葡萄牙科研機構合作開展“澳門翻譯史”研究工作澳門理工學院在搞好葡語教學的基礎上，十分重視科研工作。根據與葡萄牙教育部屬下澳門科學文化中心達成的協議，雙方從2009年起合作組成團隊開展“澳門翻譯史”的研究工作。經過雙方學者將近兩年的共同努力，第一階段的研究工作已經結束。為展示研究成果，雙方於2011年5月在澳門舉辦了第一屆有關澳門翻譯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國際研討會。雙方共9位學者在會上展示了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在雙方共同努力下，會議論文集已於2012年由合作的另一方葡萄牙澳門科學文化中心在里斯本出版。目前，澳門理工學院正籌劃該論文集的中文版本出版工作。5.?與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合作編寫葡語教材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同里斯本大學文學院葡萄牙語言文化系葡語教師達成協議，雙方同意合作，共同編寫一部面向澳門和中國內地的葡語教科書，書名初定為“環球葡萄牙語”（PortuguêsGlobal），共6冊，可供兩年的葡語教學使用。前兩冊藉北京外國語大學葡語專業創辦50周年慶典之際，已經於2011年9月出版；第三冊和第四冊亦於2013年底由澳門理工學院出版，並開始贈送有需要的內地院校。目前，正在籌備
177中國葡萄牙語教學與澳門理工學院的平台作用最後兩冊的編寫工作，爭取儘快出版。6.?支持並參與北京外國語大學葡語專業創辦50周年慶典暨第一屆葡語教學國際研討會活動北京外國語大學聯合澳門理工學院和澳門基金會，於2011年8月底在北京舉辦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葡語專業開辦50周年慶典暨首屆中國葡語教學與研究國際研討會。研討會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第二階段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行。雖然為協辦，但澳門理工學院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不僅邀請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學者，以及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和科英布拉大學的著名學者和教授參加澳門階段的會議，而且與他們共同組成規模較大的理工學院代表團，赴京出席第二階段的研討活動。會議結束後，澳門理工學院承擔了會議論文集的編輯及出版工作，經一年多努力，首部以內地葡文教師為主體並用葡文撰寫及編輯的大型關於中國葡語教學的論文集終於在2012年第二屆葡語國家高等教育管理論壇大會上發行，意義重大。澳門理工學院會承擔主辦2013年暑期在澳門舉行的第二屆中國葡語教學與研究國際論壇。7.?繼續與歐盟傳譯總局合作舉辦葡語教師暨翻譯員高級培訓課程善用葡萄牙在歐盟中的地位，繼續加強和擴大與歐盟委員會傳譯總局的合作交流。在2010年雙方聯合舉辦“同聲傳譯教師培訓課程”的基礎上”，澳門理工學院擬於2011年和2012年暑期連續三年邀請歐盟傳譯總局兩位葡語傳譯專家，為本澳和內地從事葡語傳譯教學的教師/翻譯員開辦中葡雙語交替傳譯、會議傳譯及同聲傳譯教師暨傳譯員高級培訓班。除本地大學葡語教師外，許多內地重點外語院校教師及外交部翻譯人員被邀請參加這一課程。8.?設立葡語教學暨研究中心，為葡語教學、研究及對合作工作提供有效保障澳門理工學院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在2012年11月成立了葡語教學與研究中心。中心的主要工作為：針對本澳及內地葡語教學中出現的問題，並利用澳門理工學院與葡語國家密切聯繫的優勢，培訓本澳及內地葡語師資，使其長期化及制度化，在適當時機，可發展到港臺地區有需要的高等院校；培養葡萄牙語專業的碩士、博士；開展與葡語國家的學術交流；召開葡萄牙語翻譯、教學、研究的國際會議；組織編寫葡語教材、工具書；
17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出版葡萄牙語教學與研究的期刊等；在條件成熟情況下，開展葡語語言學、文學、歷史、葡語國家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學術研究工作。三、澳門理工學院與內地的合作多年來，內地許多大學的葡語專業亦紛紛要求與澳門理工學院合作，凡理工學院能做到的，均提供有力的支持，主要有以下方面：1.以班級建制接受內地學生到澳門理工學院學習1—2年，不僅免收學費，而且向學生提供獎學金。2000年首次接受上海外國語大學整班16名學生學習一年。之後先後接受中國傳媒大學三個班級的共55名學生分別學習1年或2年；2009年，又接受北京大學首個葡語班3年級10名學生學習1年，並向他們提供了全額獎學金。目前（2012—2013學年），北京語言大學首個葡語班的學生亦根據該模式在澳門理工學院學習葡語。除此之外，澳門理工學院還於2003—2004學年接受暨南大學三名歷史專業的博士生來澳學習葡語，以方便他們的研究工作。目前，他們利用在澳門理工學院學到的葡文知識，在澳門史的研究方面及澳門史料的翻譯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2.向內地有關大學派出教授級教師承擔主要教學任務，受益者主要為中國傳媒大學和北京大學；3.向有關大學提供需要的教材。長期以來，葡語教學沒有統一教材。理工學院為此編寫出目前唯一的中葡翻譯教程及其他葡語教材，免費向有需要的學校提供；4.2002年，經國家教育部批准，澳門高等教育機構開始到內地招生，澳門理工學院當年便向內地開放，當年招收10名內地學生來澳門就讀中葡翻譯課程。至今已經招收11屆內地學生學習葡萄牙語言文化，不僅為他們創造了良好的學習環境，而且從2007年起以極其優惠的條件送他們赴葡萄牙學習兩年。這些學生畢業後大多充實到國家機關，為我國發展同葡語國家的外交、經貿及文化關係發揮了重要作用；5.澳門理工學院深知“授之於魚，不如授之於漁”的道理，內地葡語教學品質的提高必須從師資做起，於是從2006年開始每年利用暑期開辦各種教師培訓及研討活動，其主題及內容包括教學方法、教材編寫、翻譯
179中國葡萄牙語教學與澳門理工學院的平台作用教學等等，吸引內地開設葡語課程的主要院校教師來澳門學習交流，提高教學素質，不僅為其提供食宿條件，還對有需要者提供往返交通費用。從2010年起，該活動改為與歐盟翻譯總局合作，由理工學院出資聘請歐盟翻譯專家為澳門及內地10所大學的15名教師進行口譯培訓，引起較大反響。2010年10月，理工學院專門派代表團赴歐盟訪問，商定今後培訓的主要對象、目標及計劃。毫無疑問，此舉將會大大提高內地教師口譯能力及口譯授課水準；6.利用澳門理工學院現有的葡萄牙合作網路（詳情參閱附録3及附録4），向內地學校提供聘用外籍教師的協助。目前已聯絡葡萄牙雷利亞理工學院和布拉甘薩理工學院等分別向開辦葡語課程的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城市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等派出外籍教師；7.協助國家漢辦培訓派往葡語國家的孔子學院教師，並為此於2009年5月在澳門理工學院成立國際漢語師資澳門培訓中心，培訓向葡語國家推廣漢語文化的優秀教師，至今已成功培訓了三批學員，並已分赴各相關葡語國家，以學到的葡國語言文化知識開展工作。目前正在培訓第四批學員，學制亦從半年改為八個月。澳門理工學院將會在連續舉辦四期研習班的基礎上繼續總結經驗，改進教學，努力把國際漢語師資培訓中心辦成新時代中學西傳的重要語言培訓基地。8.澳門理工學院設有與里斯本大學合辦的葡萄牙語言測試中心，可為內地有需要的人員提供葡語水準測試。綜上所述，澳門理工學院已經為支援內地葡語教學做了一些工作，今後要繼續努力，爭取為內地葡語教學及研究工作提供更多支持。因此，澳門理工學院要更好地利用資源，更加有序地開展與內地有關院校的協調工作，發展同內地開設葡語課程院校的合作，逐步實現內地葡語教學的規範化，提高葡語教學品質，增強學生語言能力，為內地有關機構與葡語國家的商貿往來提供合格的葡語翻譯人才，緩解內地葡語人才奇缺的困難。四、結論澳門理工學院葡語教學暨研究中心的設立，標誌著該院擁有百年歷史的中葡翻譯專業從單純教學向學術研究及多元學科發展的重要一步。更為重要的是，該中心的成立為內地及葡國的葡語教學及暨研究工作提供了一
18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個良好的合作交流平台。如果未來條件成熟，能在教育部統籌與指導下，以澳門理工學院為基地，建立一個由京滬穗等一線城市設有葡語的高等院校共同參與的“中國葡萄牙語中心”，以協調全國的葡語教學與研究，使其統一化及規範化，相信未來中國葡語教學情況會大大改善。根據發現的葡萄牙政府公報於1914年公佈的教學計劃，明年將是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課程正式設立一百周年。澳門理工學院繼承該專業的百年傳統，一定會抓住時代賦予的千載難逢歷史機遇，善用歷史和現實賦予的地位、資源和財力，充分發揮澳門作為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地的作用，以及利用同葡語國家密切聯繫和往來的傳統優勢，不僅將澳門特別行政區建設成一個中國與葡語國家開展經貿合作的平台，而且將其建設成一個中國與葡語國家開展文化科技交流、教育合作、人員往來、相互學習的文化平台。澳門理工學院憑藉回歸後十多年在葡語教學和中葡/葡中翻譯領域的作為和所積累的經驗，以及同內地外語院校的緊密聯繫與合作的優勢，完全有能力成為中國葡語教學和研究的基地，為國家和澳門培養更多更優秀的葡語人才，使畢業的學生不僅擁有與葡語國家人民自由溝通的語言能力，而且有全球視野及寬廣的胸懷，不僅為自己的國家服務，而且為葡語國家服務。
181中國葡萄牙語教學與澳門理工學院的平台作用地區??城市?????院校??????????開辦時間華北華東北京市天津市石家莊廈門市杭州市石家莊保定市上海市南京市濟南市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交通大學天津外國語學院河北外國語學院華僑大學浙江外語學院復旦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城市學院河北傳媒學院河北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山東外事翻譯職業學院北京大學1961年開設，文革開始停辦，1973年恢復，初每2年招生一次（學、碩士），現每年招生1960年開設，招收3屆後於文革期間停辦，2000年始恢復招生（學士）2007年開辦，2012年招第二屆（學士）2009年開辦（學士）2005年開辦（學士）2011年招生（學士）籌備中，將於2014年開辦2005年開辦（學士）2010年開辦，教師主要為理工學生選修，由於師資缺乏暫停2013年開始招生2013年開辦選修課西班牙語專業，修西葡雙語，前兩年修西語，後兩年修葡語，達中級水準（DIPLE）1977年開辦，初4年一屆，2000年起2年一屆，2005每年一屆（學、碩士）2005年開辦（學士）外國語學院2010年開辦應用葡萄牙語專業2010年開辦，與巴西利亞大學合辦（學士）籌備中，現已開展巴西研究附錄1：內地開設葡萄牙語專業的院校：
18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地區??城市?????院校??????????開辦時間東北華南華中西南西北大連市廣州市武漢市長沙市重慶市成都市西安市蘭州市南昌市哈爾濱長春市文昌市珠海市大連外國語學院哈爾濱師範大學吉林華橋外國語學院海南外國語職業學院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湖北大學湖南外國語職業學院四川外國語學院四川師範大學西安外國大學蘭州交通大學江西理工大學暨南大學中山大學珠海分校2008年開辦（學士）2008年開辦（學士）2008年開辦（學士）2012年開辦、專科2008年開辦（學士）2009年開辦（學士）2009年開辦，選修2009年開辦、專科原為培訓班，2012年起招生1籌備中，預計2014年招生2007年開辦（學、碩士）籌備中，預計2014年招生2004年與巴西淡水河大學合辦，選修選修，由於師資缺乏暫停英葡雙語，選修1. 見网頁：http://spa.sisu.edu.cn:8080/index.php。
183中國葡萄牙語教學與澳門理工學院的平台作用附錄2：與其他高等院校合辦葡語課程及合作項目附錄3：同澳門理工學院簽訂合作協定的葡國教學及研究機構（僅含澳門回歸以來簽署協議）合作機構??????????內容????????年份雷利亞理工學院雷利亞理工學院、北京語言大學里斯本大學里斯本大學里斯本大學歐盟翻譯總局葡萄牙米尼奧大學澳門科學文化中心阿威羅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國家漢辦葡萄牙高等理工學院協調委員會波爾圖理工學院雷利亞理工學院中葡翻譯學士中葡翻譯碩士葡語語言學博士葡語公共行政博士葡語教育學博士傳譯培訓教師交流合作研究項目教師交流教師及學生交流教師及學生交流教師及學生交流代培孔子學院教師學生交流設立中國文化中心設立中國文化中心2007年2013年2011年2011年2013年2010年1999年2009年2002年2010年2007年2012年2002年2011年2001年2008年學校????????合作協定簽署??簽署日期波爾圖理工學院阿威羅大學里斯本大學文學院葡萄牙高等理工學院協調委員會雷利亞理工學院內貝拉大學布拉甘薩理工學院澳門科學文化中心雷利亞理工學院葡萄牙賈梅士學會合作協議書合作協議書合作協議書合作協議書合作備忘錄合作備忘錄合作備忘錄合作備忘錄合作協議書合作協議書2000年2002年4月2002年5月15日2004年10月6日2006年3月21日2007年6月18日2010年1月28日2010年2月1日2010年9月10日2010年11月22日
18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附錄4：澳門理工學院加入的葡語國家及地區國際學術組織附錄5：特區成立後澳門理工學院舉辦與葡語教學暨研究有關的活動?活動名稱??????????主辦單位????時間葡語教學國際研討會語言與方言國際研討會千禧年翻譯工作坊沙勿略誕辰500周年國際研討會第一屆葡語教學論壇第二屆葡語教學論壇16世紀的中國與西班牙國際研討會葡語教材編寫培訓班及葡語教學研討會天主教東進中的作用口譯暑期培訓班葡語國家文化國際論譠澳門翻譯史研討會口譯暑期培訓班第一屆中國葡語教學暨研究國際論壇16世紀東亞貿易國際研討會口譯暑期培訓班第二屆葡語國家暨地區高等教育管理論壇翻譯碩士課程研討會第二屆中國葡語教學暨研究國際論壇澳門理工學院、澳門大學、東方基金會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理工中西文化研究所理工語言翻譯高等學校上外、理工學院理工中西文化研究所理工語言翻譯高等學校理工中西文化研究所理工、歐盟口譯總局澳門理工學院理工、葡萄牙澳門科學文化中心理工、歐盟口譯總局理工學院、北外、澳門基金會理工中西文化研究所理工、歐盟口譯總局澳門理工學院理工學院、公職局澳門理工學院2000年2001年2002年3月2005年2006年7月2007年7月2007年10月2009年7月2009年11月2010年7月2011年5月2011年5月2011年7月2011年8月2011年11月2012年7月2012年11月2013年5月2013年7月組織名稱???????????擔任職務葡語大學聯會葡萄牙高等理工學院協調委員會葡萄牙高等院校管理論壇監事會候補委員委員副主席本文刊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2013年9月出版的論文集，原文標題為《促進葡語教學合作，提高學生語言能力》。此處轉載時內容稍作修改。
185附圖附 圖圖1華務司技術學校20世紀70年代初位於南灣合署大廈
18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圖2圖31989年位於蘇亞雷斯大馬路的校舍華務司技術學校20世紀80年代位於荷蘭園大馬路
187附圖圖4圖51992 年語言暨翻譯學校位於澳門北區幸運閣商場閣樓1999年位於新口岸高美士街的校舍新口岸校舍舊校門
18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圖61865年10月9日《澳門政府公報》刊登海軍暨海外事務大臣班德拉爵士命令，要求澳門建立翻譯隊
189附圖圖71886年3月22日《澳門地捫憲報》公佈法令決定設立華務署
19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圖8載於1898年出版的《紀念發現印度航路400周年專刊》上的伯多祿譯文譯文全文2587字，載於葡文報刊《獨報》（紀念發現印度航路400周年專刊）第6版至第10版，1898年5月在澳門出版。雙語並排，其中漢語從右至左豎排，依古例無標點符號。
191附圖圖9伯多祿1906年編撰的《聖諭廣訓》葡文教材，由澳門基金會影印再版早期翻譯學校校長佐治及其同事圖10
19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圖11華務署翻譯員小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和施利華（FranciscoAnacletodaSilva）關於翻譯職業及薪酬問題致澳門總督的備忘錄，小伯多祿曾任葡萄牙駐上海領事舘翻譯參贊及澳門華語翻譯學校校長。A.H.M. / AC / P-27009
193附圖伯多祿為學校編寫的粵語指南，介紹教材的學習方法Ummétodoparaoestudodalínguachinesa,InPedroNolascodaSilva(1911).BussoladoDialectoCantonense,LR944/Mic.B0209.圖12
19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圖13著名土生漢學家及翻譯家高美士畢業於華語學校。上圖為高美士畢業時典試委員會評核其成績的記錄，簽署者有時任華語學校校長施利華和校外評審專家白樂嘉。後該評核在政府干預下復議，允許高美士畢業。
195附圖圖14年輕時代的高美士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葡語人才奇缺，北京選派優秀學生到澳門南光公司學習葡語。高美士晚年為培訓中國內地葡語人才做出重大貢獻。圖為高美士與南光公司負責人交談，擔任翻譯者為其學生之一。圖15
19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圖161907年政府公報關於翻譯課程的規定
197附圖1914年11月30日《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公報》公佈的《澳門華務署章程》圖17
19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圖181914年11月30日《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公報》公佈的1:118號法令關於學校招生及課程的規定
199附圖圖191:118號法令關於翻譯報酬的規定
20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圖201:118號法令關於翻譯課程設置的附件
201附圖1915年10月9日第41期《澳門政府公報》公佈的《華語學校章程》圖21
20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圖221915年10月9日第41期《澳門政府公報》公佈的《華語學校章程》
203附圖圖23庇山耶編寫的《中國藝術收藏》目錄，上有庇山耶寫給佐治的筆跡
204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圖24圖25葡人學習漢語的《中文教科書》第三冊，譯者為佐治和庇山耶翻譯學校校長佐治編寫的漢語教材《新讀本》
205附圖圖26伯多祿核對的澳門總督馬沙度致兩廣總督張鳴岐的信函譯文
20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華務司技術學校時代的學生華務司技術學校划歸語言翻譯學校時期的學生圖27圖28
207附圖澳門回歸祖國後，澳門理工學院積極與內地院校展開交流與合作，為內地培養了大批葡語學生。圖為在語言暨翻譯學校學習葡語的中國傳媒大學學生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學生在各種比賽中獲得榮譽 圖29圖30
20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圖31圖32語言暨翻譯學校為澳門警務人員提供葡語培訓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教師出席國際研討活動
209附圖圖33圖34葡萄牙著名的馬拉加教授在輔導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學生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畢業生
210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圖35圖36澳門理工學院繼續發揮葡語交流平台作用，與葡國主要高等院校建立了廣泛而深入的友好合作關係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師資隊伍
211附圖圖37今日位於高美士街的澳門理工學院，高美士曾是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校友
21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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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135. BoletimdoGovernodeMacau,Vol.XI,n°23,de5deJunhode1865;136. BoletimdoGovernodeMacaude26deJunhode1865;137. BoletimOficialdeMacau,Vol.XVI,n°39,26deSetembrode1870;138. BoletimOfficial,n°43,Vol.VI,27deOutubrode1906;139. BoletimOfficial,n°14,Vol.VII,6deAbrilde1907;140. BoletimOficial,RegulamentodaRepartiçãodoExpedienteSínicodeMacau;30deNovembrode1914;141. BoletimdoConselhoUltramarino,VolumeI,1834a1851;142. Cartade18deDezembrode1727,publ.JulioFirminoJúdiceBiker,CollecçãodetratadoseconcertosdepazesqueoestadodaIndiaportuguezafezcomosreisesenhorescomquemteverelaçõesnaspartesdaAsiaeAfricaOrientaldesdeoprincípiodaconquistaatéaofimdoseculoXVIII(1881).14tt.,Lisboa,ImprensaNacional,1881—1887,t.VI;143. CartadaRepartiçãodoExpedienteSínicoàSecretariaGeraldoGoverno,de30deMaiode1899:A.H.M.,MicrofilmeA0712;144. CartadaRepartiçãodoExpedienteSínicoàSecretariadoGoverno,de9deFevereirode1897;145. ChineseRepository,1851,Cantão,Vol.XX,fotocópiadalistadeestrangeirosresidentesnaChina;146. DecretoLeino.1118doDia30deNovembrode1914;147. Decretono.1:786,doDia22deJulhode1915;148. DecretoLeino.47/76/M;149. DecretoLeino.16/92/M;150. DecretoLeino.1:786:RegulamentodaEscoladaLínguaSínicaanexaàRepartiçãodoExpedienteSínicodaProvínciadeMacau,BoletimOficialno.41,doDia9deOutubrode1915,Portu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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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後記後記本人是從2004年開始研究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歷史的，至今已整整十年。其實，對該段歷史的研究亦事出偶然。1987年4月，葡萄牙總理席爾瓦（澳門譯為施利華）訪問北京並簽署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當時我作為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葡語時政記者全程跟蹤采訪。雙方領導人正式會談時，記者不許在場，於是在人民大會堂休息廳與澳門同行聊天，等待會談結束發表公報。此時遇到澳門華務司官員蘇保明先生，我順便問他澳門中葡翻譯的培訓情況，他提到華務司屬下有一所技術學校專門負責培訓翻譯員。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所學校。當時還覺奇怪，為何由一所“技術”學校培養翻譯人員。蘇先生雖做了簡略解釋，但我並未放在心上。然而，帶著一份好奇心，技術學校這四個字卻一直記掛在心。1990年，受國務院港澳辦委託，國際廣播電台選派本人到澳門翻譯公司組織過渡期的法律翻譯工作，並以合作形式協助澳葡政府法律翻譯辦公室進行主要法典的翻譯。在這一過程中，知道當時在法律翻譯辦公室工作的幾位中葡翻譯人員均畢業於華務司技術學校，並在交談中初步瞭解到該校的運作情況，但對該校的演變歷史仍一無所知。直到1995年，本人有幸成為該校的一名教師，才知道這是一所具有傳奇歷史的學校，儘管此時該校已脫離華務司併入澳門理工學院，並改名為語言暨翻譯學校。在向學生教授翻譯理論的時候，結合本地情況必然會涉及澳門歷史上的翻譯及培訓活動，於是對語言暨翻譯學校的歷史有了初步瞭解。2002年，本人開始研究澳門土生族群問題，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意識到語言暨翻譯學校歷史的重要，隨即開始關注該課題。對該課題的正式研究始於2004年。在作其他研究時，發現2005年正好是葡萄牙王室為設立翻譯學校發布預算法令一百周年，覺得該法令對澳門近代翻譯培訓的規範化意義重大。正是由於該法令，澳葡政府才開始著手籌備創建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專門培養中葡翻譯員的正規學校，從而改變了翻譯員的培訓方法。於是決定寫一篇文章對該校的創建過程及簡略歷史做一總結，公佈於眾。該篇文章於2005年刊載於澳門理工學報8月號上。選擇該時間發表是因為葡萄牙王室關於設立澳門翻譯學校的法令頒布於1905年7月22日，到2005年正好一百周年。當時發表該文只是為了提醒人們注意語言暨翻譯學
226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校的悠久歷史，並未打算做系統研究。加之次年本人被任命為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同時仍兼任葡語課程主任，行政工作十分繁忙，無暇繼續此項研究。此事一放就是兩年。在此期間，一些讀過上述文章的人認為語言翻譯學校發展過程不僅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現實意義，故建議我繼續進行研究。2008年，我不再擔任課程主任，同時開始了中西文化研究所與葡萄牙澳門科學文化中心的學術合作，商定將澳門翻譯史定為雙方首個合作研究課題。於是全身心投入該課題的研究，並將研究過程中涉及語言暨翻譯學校的內容整理成論文，從2009年3月起陸續發表，基本上保證每季度發表一篇，於2011年收筆，共發表論文十篇。加上近年發表的關於理工學院與內地院校在葡語翻譯教學領域開展合作的文章，最終形成本書的初步格局。由於這些論文是分專題撰寫的，加之隨著時間的變化及新史料的發現，匯集成書需對這些文章重新審訂，甚至需要做些許修改及更新，為此斷斷續續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對語言暨翻譯學校歷史的研究還與本人的翻譯生涯有關。自從中學畢業後陰差陽錯地學習葡萄牙語後，就使自己與翻譯工作結下不解之緣，而且一幹就差不多半個世紀。大學畢業後走進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最先接觸的就是每天的新聞翻譯，而且是從翻譯越南抗擊美國侵略的戰報開始。後來，翻譯難度逐漸增加，從新聞到專稿，從豆腐塊到長篇大論，直到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時被上級抽調翻譯上萬字的人民日報重要文章，第一次感受到翻譯責任的重大。1973年被國防部抽調遠赴非洲叢林擔任遊擊訓練中心的翻譯不僅是對本人性格和意志的考驗，亦是對自己口譯能力的最佳鍛煉。回國後擔任了葡語時政記者，雖然主要工作是採訪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出訪活動或者葡語國家領導人訪華活動，但也是天天離不開翻譯工作。在澳門的二十多年裡，早期在澳門翻譯公司自然是從事翻譯，後來進入澳門理工學院擔任教師，教的課程仍主要是翻譯，包括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在從事教學實踐的基礎上，還與崔維孝教授共同編寫了中國第一部中葡翻譯教材《實用葡漢翻譯教程》。近十年主要從事史學研究工作，每天接觸的亦是許多葡文資料及文獻，在需要引用的時候，仍須自己翻譯。即使引用譯作，發現有疑問時，如有可能，亦會對照原文核對，甚至重譯。總而言之，四十九年來，除了新聞工作(用葡語進行播音及採訪其實也是翻譯工作)
227後記及教學工作外，承擔過各種翻譯工作。不僅有筆譯，也有口譯。不僅做過新聞翻譯、會談翻譯、外事翻譯、文學翻譯、法律翻譯和科技翻譯，而且還在非洲熱帶叢林中作過兩年軍事翻譯。可以說，本人整個一生都是與“翻譯”這兩個字聯繫在一起的。近二十年主要從事翻譯教學及研究工作，在數十年翻譯實踐的基礎上對翻譯理論進行了總結，使本人在理論上得到一些提高，因而對於與本人專業有關的中葡翻譯的方方面面均十分關注。語言暨翻譯學校的悠久歷史及其在近代中葡關係溝通中的作用，使我意識到澳門翻譯史是澳門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然而又往往被人們所忽視，所以覺得應該將該段歷史展示於公眾，為人們所認識。相信對該課題的研究可以激勵後人。亦願通過對澳門翻譯史的研究向世人展示澳門這塊彈丸之地在中國近代翻譯史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我總是在想，隔行如隔山，尤其是翻譯工作的特殊性，這是最難令人理解的工作。總是想通過對翻譯工作的總結，儘量讓人對翻譯工作有更多的瞭解。此種情結，促使本人對澳門翻譯史的研究產生了極大興趣，並且表現出某種執著。對語言暨譯學校校史的研究，還由於一種使命感使然。本人雖非中國內地第一批學習葡語者，但也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全國學習及從事中葡翻譯工作僅有的數十人之一。目前，中國最早學習葡語者已近耄耋之年，與本人同期者亦年近古稀。由於種種原因，目前從事葡語教學史及中葡翻譯史研究者寥寥無幾。中國的中葡翻譯教學事業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特殊國際形勢下開創的，而由於歷史的原因，內地的翻譯教學又與澳門有密切的關聯，又由於葡語畢竟是小語種，研究者甚少，若不將此段歷史展示於人，作為一名從事中葡翻譯工作近半個世紀的人，覺得是一種失職。因此，近十年來，雖然教學及科研任務繁重，而且還承擔一些行政領導工作，仍儘量抽出時間對語言暨翻譯學校的歷史展開研究，其成果以單篇論文的形式漸次发表。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亦是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第一個課程計劃公佈100周年。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來講，在中央政府的指導與關懷下，澳門在經濟發展及社會繁榮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績。15年的發展，說明一國兩制確實是複雜國際形勢下處理國家關係，實現祖國統一的偉大構想。未來的數十年，澳門將繼續按照基本法的指引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228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而基本法規定的中文和葡文均為澳門正式語言的政策將繼續保持下去。對於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來講，在繼承該校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已成為新時期中國葡語教學與研究的交流平台，為中國的葡語翻譯教學作出了新的貢獻。百年老校開新篇，在這樣的背景下，再次對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發展歷史的論文進行整理，由澳門理工學院出版，並籌辦該校百年史紀念活動，必定會顯現出非凡的意義。澳門地域狹小，人口不多。與大多數內地城市相比較，規模並非驚人。然而，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上，卻有著中國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亦有著其他城市不可能有的輝煌，這其中就包括不太被人重視但又一日不可或缺的翻譯工作及其培訓。因此，這是一個值得學界深入研究的課題。最後，在此感謝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對本人研究的重視，為本人開展研究提供了諸多支援，並出版本人的研究文集。同時感謝澳門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和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該兩學術單位具體籌劃並組織了該書的出版。還要藉此機會向澳門理工學院的同事及行政人員表示衷心謝意，尤其是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和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的同事，以及技術暨學術委員會秘書處的同事，是他們在本人從事相關研究的過程中提供了各種協助和支援。李長森2014年6月於澳門遠洋嘉園
《澳門史志書系》已出版書目“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辛亥百年再思考孫中山文獻考——從澳門看辛亥革命百年（1912—2012）真相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與未來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的人類學田野調查（配DVD）澳門哪咤信俗（DVD）廣州地區學術機構所藏澳門歷史資料目錄初編澳門圓形地研究澳門考古學史略九澳聖母村——澳門最後的麻瘋病留醫所眾聲平等：華人社會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中國漁民信俗研究與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鑑古知今再思考《〈澳門記略〉版本研究》澳門近代文學探微李向玉主編劉羨冰著譚世寶著李向玉主編鄭煒明陳德好編著澳門理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製作吳義雄主編黃翊著鄭煒明陳德好著鄭煒明陳德好著李向玉主編李向玉主編劉羨冰著鄧駿捷駱偉著陳業東著
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滄桑李長森著澳門理工學院江淳history@ipm.edu.mo滙豐印務2014年10月第一版1000本澳門幣70元正出版：責任編輯：電郵地址：排版及印刷：出版日期：版次：印數：定價：ISBN978-99965-2-096-9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