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理工學院出版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會史留聲溫學權楊珮欣主編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澳門中華教育會聯合策劃編輯委員會(按姓氏排序)主任李向玉何少金 研究助理方娜彬 王錦江 吳泳杰 宋婉婷 沈 乾陳可兒 陳嘉燕 黃寶儀 劉綺琪 歐 釗蕭詠琪 戴嘉茵 鍾國偉 關恆基 嚴子健編委江淳林發欽孫文悅陳華根溫學權楊珮欣
序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探索。近年開始，與澳門的民間團體開展了一系列的學術交流與合作，除進行文獻檔案整理外，還包括口述歷史訪談，從各團體涉及的專業及行業呈現澳門歷史發展面貌。2015年，迎來了澳門中華教育會成立95周年，澳門中華教育會與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合作開展了“澳門中華教育會資深會務工作者訪談計劃”，作為中華教育會成立95周年紀念的系列活動。是次訪談計劃於2014年5月正式開始，共對15位中華教育會的資深會務工作者進行了口述歷史訪談。訪談內容以敍述者在中華教育會的工作為重點，旁及敍述者的成長、工作等內容，在了解他們為中華教育會工作及澳門教育辛勤付出的同時，也可以對訪談內容提及的時空背景有所認識。期望大眾在閱讀這本口述歷史成果時候，能從中感受這十多位敘述者如何在前輩的基礎上，在自身的成長中，成就了今天的中華教育會，成就了今天的澳門教育，並成就了他們豐富多彩的人生。我們還向各敘述者徵集了舊相片和實物，部分更是敍述者少有公開的生活照。這些舊相片和實物除了反映教育會的發展歷程外，更立體地呈現了每位敘述者背後的故事，豐富了訪談的內容。敘述者拿著這些“家珍”，把自己和中華教育會的故事娓娓道來。他們為澳門教育奉獻了自己的青春，而部分敘述者依然孜孜不倦地在貢獻著自己一點一滴的力量。這也是口述歷史的珍貴和吸引之處：從人的故事到社會的故事，從人的足跡到歷史的足跡，從人的傳承到文化的傳承。就這樣，歷史走進了生活，生活融入了歷史。序一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
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中西文化研究所開展口述歷史計劃至今，訪談約200人次，整理訪談文稿約200萬字，加上由各團體或敘述者提供掃描的文獻檔案，累積了初步的研究成果。《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是當中首批出版的口述歷史專書之一，作為澳門中華教育會成立95周年的獻禮，有著重要的意義。春風化雨，潤物無聲。謹在澳門中華教育會成立95周年之際，送上我們美好的祝願，願中華教育會在將來繼續為澳門教育的發展建言獻策，堅守崗位，承傳創新，以推動教育來繪畫澳門的未來。
序《論語．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適逢今年是澳門中華教育會95周年的會慶，先賢的任“重”，澳門教育之路才能走得更深更遠，這份珍貴的教育瑰寶，正好作為對這些曾在澳門教育界付出無數心血的前輩們，作一次歷史性的回顧。教育界的前輩們，在整個澳門教育發展過程中，作出了許多的耕耘及無私奉獻，他們的付出奠定了今天澳門教育的基石，每一代的教育工作者都承傳著前人所留下的教育使命及重任，樂於奉獻自己的心血，為澳門教育界，以至澳門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培育大批的人才，為推動澳門教育事業發展作出努力和貢獻。師恩莫忘，今天這些杏壇之光，有些已成為歷史人物，也有些未必站在教育的最前線，但其事跡芳騰桃李，永耀後世，值得我們借鑒。《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這本書，結集了近半個世紀對澳門教育界作出奉獻的資深教育工作者的心路歷程，本書的出版首先要感謝多位受訪者的熱心參與，受邀訪談，坦誠回應，悉心及巨細無遺地羅列出教育界不少令人鼓舞熱血的大事。受訪者與編輯小組的對談實況，讓我們能以書與前輩們結緣。訪談間的一扣一問，迴響尤甚，常言道“扣之以大者則大鳴，扣之以小者則小鳴”，細讀原文，能激發起不同年齡階層教育工作者的迴響，聲聲相連，緣緣相續。惟因篇幅之限，未能盡收所有具代表性的教育事跡，期望未來能有適當機緣，繼續與大家分享。本書能順利出版，同時亦要感謝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的傾力支持，由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所長林發欽博士的領導下，江淳教授及溫學權講師傾注了無限的熱情，為這本具歷史性的澳門教育史料叢書進行系統的整理。過程中，訪談者的錄音及文檔都有完整的記錄，刊登前經由受序二澳門中華教育會何少金會長
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訪者參閱修訂。為了更全面呈現這段教育會的史料，本會安排由黃麗卿副理長及楊珮欣常務理事為統籌，理事陳華根老師及孫文悅老師與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的編輯小組進行嚴謹的校對及整理資料。書稿付梓前由主编及15位受訪者數度修訂，補充圖片，撰寫圖說，以便更有效回顧這段最珍貴的歷史片段，務求以最佳面貌呈獻給社會大眾。教育是一項細水長流的系統工程，是社會進步的基石，也是提升國民綜合素質的不二法門，澳門建設需要人才，人才培養需要教育，教育工作者須與時俱進，但同時亦要適時回顧，總結前人的寳貴經驗；透過這本書的出版，能令大家從前輩們身上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期望往後的教育工作者，能為特區政府培養出更多愛國愛澳的優秀人才，為社會長期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凡例本書以口述歷史內容為主，輔以相關的圖片，力求呈現澳門中華教育會近數十年來的歷史發展。本書的訪談主要以粵語提問，敘述者均以粵語回答。為了方便閱讀和傳播，訪談錄音皆按現代規範漢語來謄錄。謄錄過程中具特色的粵語字眼會被保留，部分以引號標示，並在字詞後方以括號標示對應的書面語。所有訪談稿件均經敘述者本人確定內容無誤。敘述者按年齡排序。凡例1.2.3.4.1
堅持二字，是我的期待信念的堅守提高教師能力，提昇整個澳門教學水平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她們的行動感染了我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為社會服務，十分有意義自己應該做，辛苦也樂在其中在工作中學習前輩老師們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既有付出，也有收穫有為有位，有位有為在教育會裏學到的，一生受用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老師都很辛苦，但也很開心寫在故事之前吳培理02何德明10冼為鏗20林顯富38羅佩芳64劉羨冰78黃楓樺120伍華佳140郭瑞萍158朱杏兒172許瑞瑰186李沛霖202岑美娟234何少金244王文常280楊珮欣296目錄contents
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吳培理
3堅持二字，是我的期待從香港來澳門我叫吳培理，是廣東潮州人，1926年在潮州出生。家裡有個兄弟姊妹，我排在中間。我家裡很貧窮，以前，我爸爸媽媽是在農村種地，後來我媽媽說在農村賺不到錢，生活是苦的，所以在我五、六歲時到了汕頭，在汕頭讀小學，小學畢業後就沒有再讀。後來就是日本侵華，日本投降後，我10多歲，還住在汕頭。那時候，我媽說我不能再待在汕頭，如果繼續在汕頭，會賺不到錢，所以她叫我到香港。1945年，我自己一個人乘船到香港，在洋行工作，即是有錢人的店子幫他們工作。所謂洋行就是與外國人做生意的公司。後來在香港不夠兩個月，老闆就說你還是去澳門吧﹗因為他在澳門還有生意。當時老闆叫我去哪裏，我就去哪裏，答應他後，就從香港乘船到澳門，從此就住在澳門。在鏡平學校在澳門的時候，晚上我就住在店裡面，看店子和睡覺。我們在晚上會去現在的八角亭，那裡有個青年學習活動，叫“青年讀書會”，我就參加了這個活動。還有就是到板樟堂星光書店，我們就在那裡，大家一起學習，讀些青年修養、愛國的書籍。我在這家店做到1951年。當時，澳門有很多學校，有的學校是反動的，堅持二字，是我的期待
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屬於國民黨力量的學校，有的學校則好一點。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們總共有十一、二個人，就在鏡平學校把那個反動的校長趕出去，然後我們就到學校做老師。以前的老師用的課本是反動的，所以我們決定把他們全部趕出去，包括學校校長、主任，都把他們趕出去。新的校長是鏡湖醫院的，所以叫“鏡湖學校”。另外還有一所平民學校，後來合併了，叫鏡平學校。鏡湖學校在新勝街。在鏡湖學校的時候，我主要教算盤和美術，而且在學校裏面是總務，做總務工作，學校裏面有兩個總務，一個總務是管學校的經濟、建設和雜務，另一個是教導主任。吳培理在學生集會上講話我一直在鏡平學校做到退休，一直都做總務，在中華教育會，我也是做總務。從50年代起在鏡平，直到90年代，大約有50年都在學校工作，一生主要都是教師、管理學校的生涯，青春年華都貢獻給了澳門的教育事業。加入中華教育會參加工作後，我很快就加入了中華教育會。當時中華教育會還未有自己的會址，只在中華總商會裡面的一個房間辦公。我的會員證是163號，入會時間是1952年10月。作為中華教育會會員，
5堅持二字，是我的期待有活動就參加。我們會第一個幹事叫梁豪，他是受薪，每個月都有工資的。他是唯一一個拿工資的，其他會員全都是義務做事情，沒有拿取任何錢。學生運動會總務因為我在學校當總務工作，可能搞得比較好一點，在教育會，一進去就做總務工作。後來教育會開始辦學生運動會，我就是負責學生運動會的總務工作。運動會的總務有大量工作，我一個人做不了，當時濠江中學的學生非常好，就來幫我，不是我自己一個人來做，一般都有七八個濠江學生幫我。運動會的材料、器材全部都是我負責的。運動服是各間學校的，但是運動會所有的設備，全都是我買的，買不到的設備還要自己做。當時運動會項目一般都是田徑，場地就在現在的跑狗場。那個地方是何賢的，我們要甚麼，他都會發給我們。何賢一位不計較金錢的人，他是很多學校的校長，只要澳門同胞有需要幫忙，他就幫忙，你告訴他，他就去
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做了。我們以前的運動會，每一隊在馬路進場的時候，都敲鑼打鼓伴奏，很威風。老師的福利中華教育會的總務工作，有需要為老師解決一些福利，譬如米、油，發一些食物等。當時澳門人很窮，老師工資非常低，廣大學校在50年代，老師的工資曾經是每個月三塊錢。老師的工資低，非常艱苦。我們想辦法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幫老師買油、買米，我們去大的批發商購入很多油和米，就便宜一些了。星期日就登記老師的地址，我們在濠江學校找8個人回來，你買多少斤米﹖30、40、50斤，在濠江學校的學生幫忙下，我們就秤著30、50斤米，送到他們家裏去。有的老師是住在4樓啊，都要搬上去。當時教育會還沒有建大廈，但都是在現在的地址，沒有拆。我們找學學生運動大會工作人員正忙著剪貼資料
7堅持二字，是我的期待吳培理（左二）與頤康組老師聯歡生幫忙，送米，很辛苦的，故給他們少許車馬費。米就是送貨上門，油就是老師自己來拿，油是一大桶的，老師自己拿東西來裝，你家要幾瓶，就用紙寫名字和地址貼上去。後來建新大樓以後就沒有地方給我們做這些了。當時超級市場已經很方便，很多人在家樓下買，已經不用我們送了。其他總務工作建了新的大樓以後，總務工作主要還是老師的福利，有福利金、慰問金、生活金那些。總務部和福利部是一起的，後來也叫做福利部。譬如發一些慰問金，有時有些醫療補助金，老師看病後拿單據來報銷。然後還有保育金，主要是生了孩子、探病等報銷，還有老師過世的話會有帛金。
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建大樓後，總務部——等於福利部，管理租樓問題，當時租了中建大廈地下屈臣氏的二樓寫字樓，我負責談合約、訂租金，當時一有人說要租寫字樓，就走出來談。銀行存款、定期存款等都是由福利部負責。我們建的中建大廈，房子可以租出去，那教育會就有錢了，通過租金的收入，就可以保證很多大型活動的舉辦，譬如說繪畫比賽、朗誦比賽等。其實早年的運動會花的錢多。錢是從哪裏來﹖主要是有人吳培理在崔世安校長手上接受榮休禮物捐款，包括何賢、馬萬祺、崔德祺那些人，而何賢又捐得比較多。一屆運動會，需要不止十萬的費用﹗因為需要材料很多，每年一次運動會為期三四天，花的錢也不少。裁判、運動員，他們工作不能走的啊﹗中午又要吃飯，這也是總務負責安排。
9堅持二字，是我的期待期待在中華教育會95周年紀念之際，我對澳門的教育，包括對澳門中華教育會的期待，就是兩個字：堅持。堅持教育會的工作，我們中華教育會幾十年來都是堅持工作，不堅持下去就很難搞的。
1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何德明
信念的堅守11高中畢業就當了教師我叫何德明，廣東珠海人，1930年在澳門出生。年幼時隨父母移居家鄉，但不久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開始發動侵華戰爭，家鄉淪陷，學校停辦，我沒有機會接受正統教育，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我才有機會到澳門親友家寄居，入學讀書。我於1952年8月高中畢業，高中畢業後我進了鏡平小學當小學教師。1958年，因為鏡平和當時的青洲小學同樣都是何賢先生當校長，當時青洲小學缺人，需要我去支援一下，徵求我意見，我同意了。作為小學教師，學校分配我教那一科，就自己去鑽研。當時我們未有讀過師範課程，你想讀都沒有機會，那時候澳門的經濟很差，大學和專科都沒有。我們進了學校之後，主要靠自己熱愛這個工作，大家好像兄弟姊妹這樣，利用工餘時間，自己找課外書本來學習，有時聚在一起談工作的事，總結一下經驗，一邊學，一邊工作。剛剛開始在鏡平小學工作，待遇稍為好些，每月人工有120元。課本是香港出版的，如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和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到青洲小學就是當教導主任，主要是行政工作和兼上其他的科目。大家都是青年人，經濟雖然不是說很好，但都不是很著緊，平時稍為辛苦一些，我自己又愛好這個工作，所以沒所謂啦。在青洲小學一教就教了年，到1972年，鏡平又有一位主任離職，鏡平學校說“你要回來幫手了，現在到我們‘手緊’啦”！“沒所謂啦！”因為是同一個校長嘛。1972年之後再回鏡平工作，一直教到1990年退休。信念的堅守
1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夫妻倆教書一輩子我跟太太在1959年的暑假結婚，她都是在1952年和我同一年進入鏡平教書，她比我還早一個學期。因為我們高中畢業只是一般的知識，專業的知識仍是很貧乏，大家都從事教育工作，亦本著服務社會之心，學校所收的都是清貧子弟。我們覺得，自己在抗日的時候失學，有過這種的遭遇，亦心感痛苦，當時澳門的經濟很差，我們面對這班學生，家長都是靠做炮竹、穿珠仔、做火柴盒為生。我們的學生放了學回家亦都要做這些工作，幫助家庭裡來維持生計，很艱苦，所以我們很關心學生，很樂意幫助他們，有困難我們經常都盡自己所能去協助他們。我們這一代人，和學生相處都很好，大家情同兄弟姊妹，像一家人那樣。直到現在，我們離開了學校那麼久，有些學生他們都已經做爺爺嫲嫲，何德明與同事們在青洲小學前合照（1960年代）
信念的堅守13做婆婆啦，現在見到我們，一定要跟我們“飲茶”，講起那一段生活，真的覺得很難得。我太太在鏡平一直工作了三十九年半，我在鏡平前後加起來是二十多年，即我從事教育工作，正式在學校教書三十八年，實際上都教了四十年。因為我讀到高中二的時候就幫助澳門學聯，在它附設的民眾夜校教了兩年。因為退休之後自己的身體亦都不是十分好，那時兒子都在外地做事，後來我就過了去香港，和兒子一齊生活。我們久不久也會回澳門找些朋友、舊同事聚一聚。同事有活動，有時我們都會來參加，很高興那些同事大家都很好，好像兄弟姊妹這樣。最怕雙春兼閏月我在鏡平的前六年是普通教師，1972年回到鏡平的時候，接任副主任，後來主任退休，我接上教導主任工作。到1984年，何賢先生過世了，校董會就委派我接任校長的工作，直到退休。說起人工，在青洲小學的時候，因為在五六十年代，澳門經濟較差，教師的待遇偏低，當時各行各業收入最少最低的就是教師，有些是六七十元一個月，當入行的時候，有些父母都不是很高興，有些人講笑說：“不窮不教學，為什麼你要選這行業呢？”收入太低微，實際上僅可以省省儉儉，夠供給自己一個人的生活，如果不是熱愛這個工作，都堅持不下去。有些青年教師因為家裏經濟負擔重，沒有辦法，被迫轉行。而我們就自己“負責”自己，仍可以維持，雖然困難些，但覺得很有樂趣。大家相處，一邊教一邊學，有假期又到外地旅行參觀學習，自己又得益，有進步就很高興了。所以當時的教師，雖然沒有機會讀師範，但是大家都很認真地去研究，經常去做教學觀摩，事後大家座談交流經驗等等。總之環境是艱苦一點，但在工作、生活中是充實和愉快的。我跟太太結婚了以後，在外面租了一間房，而且是向西的，夏天很熱，
1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很辛苦，但是因為經濟所限，想改善都沒有辦法。我們兩夫妻的工資收入200多元，有了孩子後，還要請個保姆，25蚊（元）一個月保姆費，連伙食都要40—50元，我們收入都是240-250元左右，五份之一給了保姆，所以我們生活都很困難。當時來說，我們最怕什麼呢？最怕雙春兼閏月，因為雙春兼閏月是多一個月，我們請保姆，就要多給一個月人工，我們的錢已經差不多個個月用光，但是每逢雙春兼閏月就令我們百上加斤！我們雖然這麼困難，都沒有立心轉行，而是咬緊牙關，省點再省點，就是這樣堅持下來。1951年參加教育會我在1951年正式參加了教育會，因為我在1950年8月已經在夜校教書。我的會員證是313號。我們最初參加的時候沒有什麼職務，只是普通會員。我是到了青洲小學之後才比較多些參加教育會工作，那時候是在1962、1963年，被選為候補理事，後來又當過理事。在1968年左右，時間我都不太記得清楚，我被何德明（前左六）與教育會領導及理事會成員合影
信念的堅守15選為常務理事。我作為常務理事的時候是兼秘書的工作，協助各部及處理日常會務工作。像我們這些老師、會員，包括理事，做這個工作，全部都是義務的。幾十年都是這樣，而且不單止沒有人工，還要自己出錢！有時去交朋友，去訪問，要自己出錢坐車，交際應酬等等，難免會多用一些錢。完全沒有用過教育會的錢，因為會沒有什麼錢，也都是靠教師這些會費來支持。那時的會費都很便宜，收到就是支給工友和職員，其他所有的理事都是義務的。會址的變遷最早在1951年我參加中華教育會的時候，會址在中華總商會二樓，即現在的仁慈堂那個地方。後來商會可能不夠地方用，那時候我不是理事，聽說會想找一個會址，因為會址要交回給商會，就開始準備籌備會址的工作。那時應該是60年代吧，各校老師都踴躍支持、捐款，就買了嘉辣堂街，即現在教育會那個地址，現在叫水坑尾街。買了那個大樓以後，曾經做過教育會昔日會址原貌
1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小規模的改建，在頂層改建了一個禮堂，那時很多教師自願出來義務勞動，有的老師一放了學自動出來幫忙啊，大家很熱心，因為都當做自己的家一樣。上世紀80年代中開始計劃改建會址，改建之後就叫中建大廈。當時畢校長、吳培理老師和我代表教育會跟中建談判，最後一次就是在南灣中建公司那裏，跟他們談妥了。本來他說給回我們六層（包括閣樓），後來為支持我們，多給半層，有六層半。最初我們希望改名“中華教育會大廈”，但是後來考慮到商人的利益，經過商討，終於接受對方意見，叫“中建大廈”。回來匯報的時候，各位理事都接受，“‘中’就把它當中華教育會！‘建’就中建公司啦！”“好啦！就這樣，一人讓一步啦！”就給六層半我們，地下、閣樓、六樓、七樓，好像一樓都是，全部給我們。改建了之後，會的經濟改善了，教師的很多活動都可以開展。就在那期間，又將地下和閣樓租了出去，那時候的收入在我們當時教育會來講都覺得很不錯，是很大的經濟支持。有了這個經濟支援，我們就可以開展多些活動，有效地支援了會務的發展。同心協力建會址
信念的堅守17我都算盡了自己的一些責任，在這裡受過職，亦要盡個責，要名副其實，而且這個亦是自己的大家庭，自己亦有一份享受，應該要出些力啊。從80年代建好大廈，到現在差不多30年了。我覺得會址的建成，對教育會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我們解決了一個最重要的經濟問題。當年有教師生活亦都很困苦，教育會理事和工作人員經常組織到訪貧困的教師，我們有了錢，可以盡一些綿力來幫助老師，雖然不能幫助很，但是都叫作心理上讓他們有些安慰。“龍的行動”說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內臨近港澳地區有些居民“偷渡”來澳，因為他們不是循正常途徑入境，沒有領得合法居留證，無身份證，不但找工作有困難，連他們的兒女入學讀書也有問題。幸好由社團、工會和教會所開辦的學校收容這些學生入學，這就是所謂“無證學生”。到80年代中，澳葡政府可能因社會環境的因素，表示要核查在街上流動居民的身份證，將無合法身份證人士遞解出境。這個消息一出，曾引起無證人士的恐慌，而在學校就讀的無證學生，特別是他們的家長也人心惶惶。何德明（左二）與教育會領導於新會址落成後留影
1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收容無證學生的學校教師，也非常關心這個問題，很同情這些學生，希望能幫助學生留校繼續學業。中華教育會有見及此，就發起了幫助那些無證學生，要求政府能夠發證給學生，給他們機會繼續留在這裏讀書。當時我們曾經去訪問過政府的有關部門，接見我們的是陸軍參謀長，我記得那時我、畢漪汶校長和劉羡冰校長幾個代表教育會去見他，將學生的情況向他陳述，要求他讓無證學生留在學校讀書，發證給他們。他經過再三考慮，終於同意了我們的這個意見，即給他們發證。學生和家長知道這個消息，當然很高興。政府在1986年、1988、1989年一共三次集中為無證學生辦理登記，我們沒有確實的數字，不過兩三千人是有的。所謂講“龍的行動”，並沒有正式大張旗鼓去講，但是成功之後，大家都說幸好教育會出來幫忙，帶頭去幫助這些無證的學生，解決了這個最大的困難，很高興我們都是龍的傳人啊！幫助我們龍的子孫能夠就學，不怕失學，“龍的行動”解決了無證學生的證件登記問題（相片由陳永漢先生提供）
信念的堅守19已經是好事啊，大家是這樣非正式地說說罷了。值得尊敬的教師隊伍澳門的教師隊伍確實非常值得尊敬，一向工資又低，堅持這麼多年，師生感情這麼好，那是一輩子的。而且這不只是個別學校的教師，其實全澳門大多數學校的教師都是這樣的。葡國政府的時代，政府對教育根本不重視、不理、不管，全靠不牟利學校和教師扛起澳門的教育工作。如果沒有一種堅持的精神，一種信念的堅守，那早就離開了。
2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冼為鏗
21提高教師能力，提昇整個澳門教學水平在戰火中逃難的童年我是1931年在佛山出生，在七個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三。在我之上有大哥和二哥，在我之下有四弟、五弟，在五弟之前有兩個妹妹。我爸爸在香港中環兩益做當舖掌櫃，我媽媽是家庭主婦。我在節芳小學讀一、二年級，讀了兩年後，抗日戰爭就爆發了。1938年，日本仔逼近南方時，我們家就逃難到了香港。後來我就在香港南華耀庭小學讀書，讀了二年級和四年級上學期，共一年半。到1941年12月，爆發了太平洋戰爭，就在香港經歷被日本飛機轟炸和炮轟的一段時期，當時我們住在海旁，日機每天都來轟炸，我爸爸就把我們一家轉了去灣仔一所當舖居住，那裏比較堅固，因為他們將門窗都用棉胎堵上了，甚至是幾層“棉胎”，流彈片都不容易飛進來。後來，見到日軍在對面的九龍打大炮來山頂，由於我們都習慣了不是飛機轟炸，而是大炮轟擊，所以覺得不太危險，還開著窗觀看對方如何襲擊山頂的英軍。有一天早上，“隆”一聲，那一次大炮就轟炸到我們當舖隔壁的金門酒家，我們幾兄弟很快地走到另一間當舖，當舖都是同一個老闆，我爸爸是打工的，因為同一個老闆，互相相識，所以在那裏暫時避難。打仗時，我們家吃飯很困難。因為那時的米很貴，我們家的兄弟姐妹多，當時我最小的弟弟在香港淪陷時出生了，即是排行第五的冼為焯，由於兄弟姊妹多，我們那時沒有飯吃，因為只有我爸爸一人工作養活我們，而媽提高教師能力，提昇整個澳門教學水平
2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媽就因為生最小的弟弟失血過多去世。媽媽去世後，就由繼祖母繼續照顧我們。我們七個兄弟姐妹，加上繼祖母八個人，那時候沒有飯吃，只有吃蕃薯、芋頭、神仙糕。甚麼是神仙糕呢﹖就是將硼砂發大那些米，然後蒸成一個米糕，表面上好似很大，但是吃不飽的。而且每頓都要每人平均多少兩蕃薯、芋頭、神仙糕，這樣是吃不飽的。“小朋友團”後來我就到濠江小學，開始讀四年級下學期。香港淪陷後，父親感到在香港生活不安全，1942年全家便遷到澳門居住。濠江小學即在現在鏡湖馬路幼稚園的原址，當時中、小、幼都在那裏。那時，那裏是分校，正校在天神巷，分校只是辦到初中三年級，即是小學到初中三年級。我就讀四年級。後來，我爸爸叫我去紀中附小讀五年級下學期。總理故鄉紀念中學附小，校址在南灣，即現在公教中心現址，八角亭和中華廣場對著的位置。那間學校組織了“小朋友團”，有一個教師叫黃就平，是黃就順的堂兄，他負責組織和指導小朋友團的工作。小朋友團相當於學生自治會，但因為小學的關係，用小朋友團的名稱。他找我做團長，搞學術、康樂、風紀隊等，黃就平老師經常都叫我到他家商量工作，他還獎了我一個小小的長方形銀牌，這個小銀牌，右上角刻著“為鏗學棣留念”，左下角刻著“黃就平贈”，正中是直排分兩行的四個大字“止於至善”，全部用陰文雕刻。那年，我在小學五年級下學期亦是考第一，所以無論班主任、黃就平等老師，都對我很關愛。班主任是基督徒女老師，叫鄭秀梅。這個老師非常好，每逢星期天，她都會帶一些成績好、紀律好的同學去當時的新口岸石基那裏釣魚，如果釣到魚，就會到她家一起吃晚飯。這個老師藏了一本叫《西行漫記》的書在床底，她曾拿出來借給我看。我在那裏讀書直到畢業。中一時就回到濠江。我爸爸負擔很重，他都希望子女有書讀而不用交學費。因為濠江辦免費中學，所以我去了那裏讀
23提高教師能力，提昇整個澳門教學水平中一。中學時光濠江是愛國進步的學校，中一時，教導主任是譚立明，他是勞工子弟學校第一任校長，他有進步思想，是愛國的老師，對同學也不錯，演講口才也很好，所以我們都很崇拜他。他對我印象好，怎樣印象好呢﹖因為我勤力，成績好，而且我很認真看課外書，他曾經借了一本鄒韜奮寫的《抗戰以來》的書給我，他星期六借給我，我星期一交回給他，他說，嘩﹗你看得這麼快﹗因為我日以繼夜在看，所以星期日一天便整本看完，這麼厚﹗整本書百多頁。他經常借一些進步的書給我看。所以那一年，我的課外閱讀和課內學習都取得很好成績。到了升中一下學期，他叫我教夜校，因為夜校是免費的女子學校，我有幾個同學都在那裏教，直到中二上學期。到下學期，好的老師都走光了，如譚立明、黃瑞焜等，他們都去了中山教書。可能他們覺得國民黨的力量黃就平老師給冼為鏗的獎牌
2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很強，對他們有些威脅，所以他們疏散去中山。所以我中二下學期轉去了孔教中學，但不久我就退學了，因為孔教的老師不負責任，上課東拉西扯，甚至不上課。讓學生“放羊”一樣，他們叫我們自己溫習，而他們就坐著。這些老師不負責任，所以我很不習慣。退學後，我去考聖若瑟學校，即是我跳了一年半級，中二的下學期退學，中三沒有讀，直接考到高一，就一直在聖若瑟讀高一、高二、高三。聖若瑟高二和高三的語文老師，水平都高，高二是麥格思老師，高三是陳道根主任。譬如麥格思，因為我的語文特別好，原因是我經常看課外書，名詞術語等都較豐富，所以麥格思很欣賞我，他評我的作文分為九十多分。另外高三的陳道根主任，他的水平很高，因為他讀國學，即是古典文學，所以他教得好。我有一個同學叫林名溢，我與他很好的。他告訴我曾經有全校高中作文比賽題目是“暴風雨後必有晴天”，他說我得了冠軍，拿了冼為鏗（前右四）與聖若瑟高三同學於南灣花園合照（1850年）
25提高教師能力，提昇整個澳門教學水平冼為鏗於高中第一年級獲學行優良獎(1948年)冼為鏗高級中學學生證(1947年)冼為鏗於聖若瑟中學高中畢業證書(1950年)
2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九十多分，而陳道根主任的評語是“文章有如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林名溢與我的關係很好。為甚麼關係好呢﹖因為我高一、高二、高三與他都是同班，而且我經常到他家，他也來我家。後來，籌備中華學生聯合總會，他也是和我一起參與籌備工作。學聯籌委學聯是1949年10月下旬開始籌備成立。籌備學聯時，我是中華學生聯合總會的總務，總務相當於主席，林名溢是生活部長，即是康樂部長，他都是負責人之一。是聖若瑟學校學生自治會的主席。當時學生自治會有五個人，他是主席，我是學術部長，另外財政部長是我的同班同學高觀行，學術副部長是我同班同學余啓彭，另外一個譚任遠。即是我、林名溢、譚任遠，三人都是學聯籌委。我寫了一個《告闔澳同學書》，起草後印發給各學校的同學。第一次的籌委會就在天通街鞋業工會開會，第一次的籌委有幾間學校，如聖若瑟冼為鏗於1951年五四青年節上作學聯第一屆會務總結報告
27提高教師能力，提昇整個澳門教學水平學校有我、林名溢，譚任遠、易明、林蘭芳和郭慧儀。還有中德中學，濠江中學、仿林中學、培正中學、鏡湖護士學校、和協學校等十九位同學出席。澳門學聯在1950年5月4日成立，成立時我當選為第一屆主席。參加工作1950年7月我高中畢業。畢業後我就進了勞工子弟學校教書，做勞校總務主任，上十六節課，教歷史和常識。勞校1950年開辦，那時我做總務主任時剛剛十九歲，85元一個月。為甚麼我會進勞校？因為那時我在學聯當主席，代表學聯參加勞工教育協進會當常務委員，第一任主任是梁培，即是工聯的主席，第二任好像是馬萬祺，因為勞教會是工聯、商會、婦聯、學聯各大社團一起組織的。1953年8月，我就去了糧食公會子弟學校，是一所在新馬路由商人組織的學校，我做教導主任和糧食同業公會的秘書。到1956年2月後，就到濠江中學附小做教導主任。我專職做，在小學做主任，到中學上課。那時濠江中學沒有那麼漂亮，只是用鋅鐵搭課室。在濠江，從1956年2月1日做到1981年2月共25年。因為我做了幾年小學主任，到1959年後，就做中學的副教導主任，1968年開始任正教導主任。南光公司1981年我去了南光公司，後來由南光公司改為新華社，新華社之後就改為中聯辦，即是中聯辦的前身是新華社，新華社的前身是南光公司。最初是做辦公室副主任，後來做了宣傳文體部的副部長，直到2000年退休。家庭情況我離開勞校後，劉羨冰進了勞校，接我的工作教小五、小六歷史，她要求我介紹以前怎樣教歷史的經驗，叫我到她家介紹一下過去我怎麼教歷
2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冼為鏗（左三）與濠江老師於國慶牌樓前留影（1961年）冼為鏗(後左一)、劉羨冰（前右一）與勞校教師一起。
29提高教師能力，提昇整個澳門教學水平史，就這樣認識她的。我們1958年結婚，有兩個孩子，一個女兒，一個兒子。女兒現在在香港中法水務公司工作，兒子是電腦學和圖書館管理學雙碩士，所以他考進了立法會的圖書館工作。早年的中華教育會工作我1950年做了教師後，就加入了中華教育會。那時要動員老師入會，因為要鞏固我們的愛國力量在中華教育會佔有的優勢，所以每票必爭，1949年11月，中華教育會改選，國民黨和愛國力量爭奪得很要命。1949年前，都是扯國民黨旗子。1949年11月20日開會員大會時，愛國力量開始稍為壓倒國民黨力量，所以掌握了這個會的領導權。以前的總務，相當於理事長，是聖若瑟校長何心源神父，他是傾向國民黨的，那次改選後，他就落選了，因為他少了一票。於是，教導主任陳道根，即是我在聖若瑟高三的語文老師，就做了總務。1950年後，我是教育會的候補理事，但我沒有去教育會，因為我要做學聯的主席，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學聯那裏。到1956年我到濠江後，我就在教育會做理事，主要工作在文教方面的工作，當時教育會辦了一個《澳門教育》的刊物，我為之撰稿等。另外，大概在1954年時，它又通過廣東省教育廳撥一筆款項，給一些學校發放教具、書籍補助金等。全澳的學校都有，但天主教的學校是不接受的，主要是較窮的私立學校接受。我於1956年做理事，到1958年做常務理事，擔任秘書長一職。那時的理事長是譚立明。1958年教育會開始改制，他當教育會的理事長。理事長當然要管全面的，但整個內務，如聯絡工作、福利工作等，實際上是秘書長來佈置的，即是我主要負責內務工作。當時在中華教育會工作，我們都是沒有工資，全部是用下班的時間義務做的。我由1958年到1962年做秘書長，到1963年後，我就做回理事，不做秘書長了。到1963年，就是黃瑞焜做秘書長。譚立明由1958年到1967做
3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理事長，做了十年。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時，他還是理事長。然後到1968年，就由杜嵐做了一屆理事長。到1969年開始，我做理事長，由1969年直到1982年，我做了十多年的理事長。1981年我去了南光公司，但當時的理事長還未辭職。1982年才改選，我才沒有做理事長。教師隊伍培訓我做理事長時剛剛是國內最亂的“文革”時期。那時根本不重視培訓，不重視業務，只會說政治。一切都很困難。譬如我做濠江的教導主任，我是教歷史的，但學生要求取消歷史課。我要站在操場的石凳上解釋為甚麼不能取消歷史課，用這樣的方法來維持歷史科。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教育會差不多每兩年都會召開愛國學校會議，即是一起討論加學費，以便調整教師的薪金，因為我們學校都是靠收學費維持的。但是如果不一起加學費，就會造成“你的學校加，我的學校不加”的現象，學生全都會去不加學費的學校。所以我做理事長，要與所有學校的校長召開冼為鏗之澳門中華教育會會員證(1960年代)
31提高教師能力，提昇整個澳門教學水平會議，大家一起共同商量，共同加多少學費，讓大家有信心加學費來改善教師的待遇。1985年時，我已經在南光公司，我做宣傳文體部副部長。當時，高教局正局長和副局長第一次來，正局長是林川，副局長是王江濤。王江濤與我很熟，他來我家作客，那時，我家還在醫院後街五樓，就說起我們的教師絕大多數都沒有大學畢業的，都是高中畢業就做老師，甚至有些是初中畢業的，所以他說應該辦一些培訓。那時，劉羨冰是教育會的宣教部長，理事長是畢漪汶，她們也很同意做這個培訓工作。教育會亦通過這個決議，然後跟澳葡教育司的施曼堯司長、施綺蓮商討，他們都同意。商定是由華南師範大學主辦，由他們派出教授，中華教育會負責組織工作，即是學員的登記、註冊、報名等；列印講義、組織課堂等都是由教育會負責；而財政方面就由教育司負責，三方面合作。當時澳門教師隊伍中大多數都是沒有大學畢業的，要拿到大學畢業，澳門中華教育會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第四十三屆理事會就職典禮聯歡會，冼為鏗（座中者）為理事長。
3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不單只有教師資格，同時工資會提高，因為教育司有津貼，即是大學畢業就有直接津貼。那是一個改善教師待遇的非常重要階段，同時提高教師的水平，改進整個澳門教學水準。當時連修女、神父也來報名。當時教育會與教育司商討，主要分成兩部分，即是五十歲以下，不讀這個課程，拿不到大學畢業的，就沒有資格教書；而五十歲以上，因為教了二三十年了，就可以免讀這個課程。所以年輕的一定要讀，不讀就沒有資格教書。我們的會址1950年時，教育會的會址只是借商會的一個房間，當時中華總商會即是在現在的議事亭前地大誠書局對面，現在已經拆建了。舊時中華總商會是三層樓的，隔壁是便民藥房，便民藥房過來這邊是中華總商會，現在拆建了成為食店等。那時是三層的，二樓一邊是商會辦公室，他借了另一邊的一個房子給教育會做會址。三樓就借了一個房間給學聯。二樓出來就有冼為鏗（前左五）與畢業班同學於保留中華教育會門牌的聖若瑟校門前留影（1950年）
33提高教師能力，提昇整個澳門教學水平一個大的會議室，近著陽台的，這裏就是教育會的辦公室。商會不收我們一分錢的租金，連水、電費都不用交。當時教育會在1950、1951、1952年時，請了一個有薪的辦事員，相當於秘書，名叫梁濠，是中山人。到譚立明做理事長時，才買下現在水坑尾的會址。那時還未建大廈，只有兩層樓，是大華行的貨倉，大華行是馬萬祺先生的一家公司。馬萬祺好像以用十九萬多賣給教育會。當時教育會籌款，除了教師學生捐款外，何賢、馬萬祺等都捐錢，何賢捐得最多。買下來後，那時只有兩層，所以就要建第三層，即是建一個禮堂。我們的教師都參加義務勞動，就去錘石子，拌沙泥，此外就請一班工人來建，我們就擔磚擔瓦上去。後來我進去南光公司，公司組織去內地的珠海學習，在學習班裏，我認識了中國建築公司的總經理明曉光，他是中資機構的負責人。聊天過程中，談到教育會想拆建，而他又有興趣。後來，畢漪汶、何德明、劉羨冰就直接與他商量。因為我們有三層，我們出地，他們建好以後，給教育會七層半，那時七層半已經很優厚，因為地下的租金是最貴的，他們都給教育會，所以算是優惠教育會。水坑尾這個地方寸土寸金，澳門最繁華的地方。當時明曉光想打開局面，他最初來澳門時沒有甚麼生意，他要打響名堂，要讓人知道中國建築公司的建築很好。當時陳炳華給我們畫則，不收我們的畫則費，計鐵工程是請施利華，他是一個葡人，也不收我們的錢，而建築就是明曉光。當時有甚麼阻滯呢﹖因為當時澳葡政府要求建高樓大廈要有停車場，但是如果在教育會那裏建停車場，停車場出口是交通頻繁的地方，建停車場是不合理的，出入很難，別人開車通過又難，因為一出車會阻礙後面的車輛。所以就與工務局商量，
3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後來工務局都妥協，認為教育會的理由是充分的，不用停車場都是合理的。關於教師工資整個澳門應該是比較需要很多教師，但教師工資很低。在街上掃地的人是政府的公務員，他們拿取的是政府中最低級公務員的工資，但工資都比教師高，譬如教師工資是百多元，他們有二百多元。我剛開始時工資85元。但我沒有做總務主任，做科任時，只有65元。在糧食公會做書記兼教導主任時，就有130元。到了濠江小學，都是130元。整個五六十年代都一樣，因為單純是靠收學費而拿取薪酬的。中華教育會（中建大廈）落成時的外貌學生家庭都很窮的，交不起高學費。勞校一個學期是3元的茶水費，每個月是5角，根本要靠籌款維持經費。破冰之旅我在1985年，曾經帶過一隊天主教訪問團訪問北京、南京和上海。當時澳門天主教的主教是高秉常。說來話長，我做教育會理事長時，就認識了副主教林家駿，他後來是主教。我進了南光公司做宣傳文體部的工作，1984年時，總經理柯正平叫我動員林家駿去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他第一次用副主教名義去。觀禮後他
35提高教師能力，提昇整個澳門教學水平很高興，因為他與內地的天主教神父有了交往。後來，柯正平亦叫我動員主教組織一團去內地訪問，以國家宗教局局長任務之的名義邀請。我通過林家駿副主教動員主教組團。經過好幾個月與林家駿副主教反復磋商才能夠成行，因為主教組織一個團要經過梵蒂岡批准，高秉常主教（中）、冼為鏗（前左一）與訪京團攝於北京利瑪竇神父碑前。
3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終於在1985年10月25日出發。那個團高秉常做團長，副團長是鍾志堅，即現在的副主教，團員有現在的主教黎鴻昇，現在的望德堂管堂神父劉炎新，劉玫瑰的弟弟，另外還有孔志剛神父、劉淑珍修女、康鳳貞修女，有兩個教友，一個是鄭妙霞，另一個是書法家蔡傳與，還有利瑪竇學校的校長，葡國神父呂碩基，很多人一同參加。我們先去北京。在北京先拜訪任務之，又拜訪北京的傅鐵山主教和其他神父。然後他要求港澳辦的負責人出面見他。當時港澳辦有一位工作人員，回歸前她做了澳門司的司長莫瑞瓊，她與我很熟悉，為甚麼熟悉呢﹖因為1968年我去國慶觀禮，莫瑞瓊是代表港澳辦接待我們的，在觀禮後帶我們到各地觀光，如延安等，那時候已經認識他們。那晚，我們住在香山飯店，飯後接到莫的電話我就對她說，主教希望能見到港澳辦的負責人，莫瑞瓊說，領導說不想見，因為中葡談判未開始，不知道要怎樣說。我說，“按中英談判的口徑說就可以了啊”。在請示後，港澳辦李後副主任願意見面了。見面時提及很多問題，他一一答覆了，有沒有宗教自由？他說有；我們教會辦的學校、養老院等可否繼續辦﹖他說可以；那與梵蒂岡的聯繫可以繼續嗎﹖他說可以。主教在北京要求參觀利瑪竇的墓地，墓地在中央黨校，北京方面開放給他們看，滿足他很多的要求，所以他們很高興。從北京到南京，再到上海，沿途訪問了很多的天主教學校。又譬如去到上海，主教要求見龔品梅神父。龔品梅後來做了主教，因為反對抗美援朝，組織一些天主教徒對抗新中國，所以當時坐監了，後來假釋。主教就希望去到上海能夠見龔品梅主教，而上海方面拿不定主意，莫瑞瓊問我的意見，我說是否可以在上海設宴的時候，在宴會上讓他們與龔品梅見面。結果，他們見到面就很開心。回來後，高主教告訴記者這次很成功，所以這是一次破天荒的破冰之旅。
37提高教師能力，提昇整個澳門教學水平七十三年前背誦的詩“滴答滴、滴答滴，鐘擺往來不停息，不停息，一秒一分走得急。滴答滴、滴答滴，你看歷史書一冊，百年千年也只是一日一日的堆積。”訪談中，冼為鏗一字不漏地為我們背出了
3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林顯富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39求學艱難我叫林顯富，1932年在澳門出生。從我的爺爺林煜南開始，就已經在澳門做生意，有金舖、當押、故衣等，後來，我很小的時候，有一間店舖燒了，我爺爺從此生意一落千丈。他當時是中華總商會的值理（最初辦的時候叫做“澳門商會”），亦是澳門同善堂的值理，現在同善堂的舊值理名單都會看到他的名字。我的爸爸叫林康樂，我的媽媽叫郭慕貞。我媽媽雖然是不認識很多字的家庭主婦，但是我覺得她一生中對我影響比較大。我媽媽很跟得上時代，敢於承擔。我爸爸當時本來都是一個有為青年，但是一方面家道中落，另一方面可能受到一些影響，在那個時候吸食了鴉片煙，無論是對身體、對家庭都影響很大，我媽媽就將家庭承擔起來。當時我的爺爺都有幾個兒女，他們要分家，我媽媽說：“其他甚麼都不重要，最重要給我們一個衣車。”因為她當時會“車衫”（指縫衣服），當時我們開故衣舖，故衣舖樓下是舖面，聘請一些師傅改衣服，我媽媽住宿就在樓上。舊時三樓有一些縫隙可以看到舖面，當年一般她不會去舖面，得閒時就在上面偷看那些人怎麼做衣服，於是她就學會了車衣服。她說：“我有一架衣車，我接衫來車，我都可以搵到食（指能夠謀生），最主要的是我有能力賺錢，就養得起兒女。”她有一些衣服不會做，找一些紙先裁剪，做了再去縫衣服。有人拿西裝過來，很難做，她說：“我不會縫，不過你相信我的話就給我。”她就將別人的西裝拆掉，之後再按照原來的步驟去做。我媽媽說：“沒有甚麼叫做‘做不到’的。”她這樣的性格對我的一生影響很大。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
4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我一共有七兄弟姐妹，我是第五個。因為我小時候受教育時，剛剛是最差的環境，所以小學階段都是很艱苦才完成。我曾在雨芬學校、同善堂小學讀過書，在同善堂讀書的時候，“日本仔”已經打到香港。後來我又去慈幼讀書，因為慈幼當時一天有三頓粥吃，早上上學一碗粥，有點稠的，到了中午吃一碗粥，晚上也是一碗粥。我讀到四年級左右就停學了。因為那時候的銀業公會，即是金銀貿易場需要聘請人聽電話。每日有1元，那時候30元一個月是很好的待遇，不單解決到自己生活，也能幫補家計。就這樣，我13歲已經在工作了。在那裡工作只是聽電話的童工，經常都坐著，就給了我一個寫字、畫畫的機會。我很羨慕其他人有書讀，所以一有機會就去進修，譬如有一家人，請了私塾來教他的兒子，我也一起去聽，我自己笑自己，實際上是做一個陪讀生。當時自己就開始看報紙，看其他書本。後來銀業公會又辦英文班和簿記班，組織乒乓球隊，還組織籃球、足球隊，我都會參加。當時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分為幾類：有一些人喜歡吃、喝、打麻將；有一些人喜歡跟別人做生意；我自己反而喜歡一些文體活動、看書等等，所以我在這些時間裏學習參與音樂、體育方面的活動。我是在業餘時間，在興趣和一定的條件中成長過來的。边做边學，边學边做上世紀50年代，澳門出現很多青年組織、現在來說應該是叫做進步團體的，當時有青年讀書會，又有語運合唱團等。1952年左右，我參加了群青聯誼社，成員包括有教師、文員，亦有工人、小商販等。當時組織學習，大家定了一個提綱去討論，從中國近代史、社會發展史、青年修養、大眾哲學等等來學習，討論，大家發表意見之後再總結。這個討論、學習會還有一個好處，我們會分組，一組幾個人發一個提綱，自己就去看書學習，之後每個人都要發言，要預先寫好一份發言稿，在討論中大家辯論，在辯論的過程中提高能力。每一次我們會選一個主持、一個記錄，做記錄的人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41在那裏都要用筆做記錄，練習概括和擇錄，我也有很多時候做記錄，有時候做主持，期间我的能力提高很多。群青聯誼社在木橋街的三樓，大家湊錢付租金。群青社有100多人，那時候每年的“五四”會搞節目，做話劇。我後來去做教師，是因為我心中很嚮往有機會學習。50年代初期的時候，銀業學校老師有打球啊，或者學生的訓練啊，比賽啊，我都會去參與。到後來1952、1953年，我經常都會去代課。到1954年就正式從銀業公會調到學校，就在那裏做教師。林顯富（右二）與盧任予、黎劍心於內港碼頭合照（1950年）。中華教育會主辦教師足球賽，林顯富（前右二）與球員周樹利（前左一）、尹君樂（前中者）等留影。
4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做了教師之後，感覺到自己承擔更大的責任，亦感覺到自己的不足，幸好我最初教的是術科，即美術、音樂、體育等，是自己很有興趣的，而且亦經過自己很長時間努力自學得來。做了教師之後還看了很多有關教育的書。當時還有一個有利條件，是星光書店開在板樟堂，即是國華戲院旁邊那裏，那時候我的家就在天神巷，就在旁邊那條巷，我回家的時候肯定會經過，是上下班的必經之路，我每日都進去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看書，跟他們的店員熟絡了，經常都進去看書。其實我是邊做邊學，邊學邊做。後來做了教師的時候，更給了我一個平台。初期教師的困難生活我是1961年結婚的。我太太是澳門小學生保送去廣州讀中學的，後來回來了，大約1958年她參加了群青的活動，就在群青裏面我們認識，大家互相學習。她是讀師範的，在銀業公會小學教書，一起參與青年團體、一起工作學習，又是同事，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愛好，所以就在1961年結婚了。結婚之後，那時候的教師待遇不高，因為我在銀業公會調過去，那時候我是110元的人工（指工資），當時教師最初第一年的入職是60元，後來是80元。那時候教師的生活都不是很好。我1961年結婚，1963年第一個兒子出生，1965年第二個兒子出生，我很深刻的印象，1965年，我太太的人工只夠買四罐雀巢奶粉，僅有兩元剩下。一罐奶粉是十九元五毛，她的人工不夠買奶粉給兩個兒子吃，另一份人工還有其他開銷，我還有媽媽在。經濟是比較困難的。生活雖然是困難，但是教書，大家有一個共同理想，嚮往未來，還是很開心。因為參加社團活動，所以沒有時間去搞補習和做其他兼職，雖然比較辛苦，但是都很充實。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43澳門學生運動會1954年我開始教書，1955年中華教育會組織一批教師去廣州參加“蘇展”，全名應該是叫做“蘇聯成就展覽會”，當時組織很多教師上去，當時杜嵐校長帶隊，有勞校、蔡高等很多間學校老師參加，令我大開眼界。1955年，我已經是教育會的會員了。當時教育會有幾個部門——宣傳教育部、康樂部等等，第二年我就是康樂部的部委，都有參加有關康樂部工作和演出的。到了1966、1967年的時候，我就不參加群青的工作，全部參加教育會的工作。參加教育會給我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一個工作實習的平台，這是很難得的。50年代最初參加一些文娛、體育、音樂的活動，有一個平台展現，到60年代開始負責具體工作，兼做負責人的時候，對我今後的工作、做人和學習是一個很大的提高。林顯富（前中者）與學運會工作人員於場賽上留影
4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譬如負責學生運動會，我應該由1956年開始負責。第一屆的學運會是1957年，第一屆之前的1956年，先舉辦一個銀業、崇義、孔教、廣大、培道五間學校的“五校聯歡”，作為學生運動會的前奏，試一試。最初不是我主持，我是參與工作，由參與一路到負責。1957年，當初我還是一個年輕的體育教師，但是當時有很多資深的體育工作者和老師，第一屆開始我就做擲部裁判長，是標槍、鐵餅、鉛球的裁判長。其實學運會應該講有兩重意義：一個是開展學生的體育運動，另一個是擴大學校團結、體育教師和體育界的人士團結，而其中有很多教會學校的體育教師或者體育界的在參與，由於一九五幾年我都有參加比賽，也是叫做有點知名度的運動員，所以跟他們聯繫都比較好，我作為擲部裁判長，也有跟聖若瑟學校的體育老師一起編排，一起合作。就是通過工作一起合作，之後有交往，而擴大了團結。前五屆都充分反映出達到了這兩點。除了這兩重意義外，還有引申出來最重要的是，全澳看到愛國學校的形象。在澳門來說，以前教區學校是佔了一半以上，我們是50年代才建起來的學校，所以人家怎麼看？組織能力是怎樣？這個學運會組織得很有規模，既展示中華教育會的能力，而且林顯富與周樹利於第三屆學運會上用鑼鼓指揮銀棒操表演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45亦團結了上層社會，因為邀請他們做顧問。當時中華教育會的幾個主要的負責人是何賢先生、馬萬祺、崔德祺等幾個人（具體記不太清了），都有參與這個會的開幕式和給予支持，我們又請了政府官員，50年代的澳門政府都不是對華人很好的政府，特別是跟新中國還沒有建交。我們這是擴大了團結，影響很大。從1957年開始第一屆，到1961年第五屆，然後就停了。有兩個原因，一個最主要是，當時蓮峰球場改建跑狗場，整個社會裏面就更少地方進行田徑等活動了。1961年之後，國內的情況應該是有點亂，1959到1961年那時候是三面紅旗，三年自然災害，所以到1961年就停了。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澳門之後爆發“一二•三事件”，壁壘分明，我們的子弟學校即紅色學校，和教會學校分得很清楚，所以這個對學生體育活動是很不利的。第二屆學生運動大會開幕式學生代表獻花給嘉賓，並於司令台前留影
4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到了1969年，我們主動辦邀請賽，邀請他們過來；另一方面，因為我跟他們熟悉，我可以親自訪問教會學校的體育老師：“你可不可以出來幫忙？”有一些肯出面，出名字也沒有問題，有一些是“我幫忙，但不出名字”，那也一樣歡迎，這樣來擴大團結。可以組織學生，學生用學校名義參加也可以，用個人名義也可以，用一個隊伍名字參加也可以，甚至乎我們學校都有很多改了名字，孔教就叫“鴕鳥”，勞校就叫“綠白”，鏡平就叫“海鷗”，培正就叫“鐵矛”，就這樣改了。1969年的邀請賽就等於1956年的五校邀請賽，試探了之後，第六屆就在1970年舉辦，1971、1972，其中有一年就隔了一屆，到了1978年就是第十三屆，辦到十三屆就停了，就變成政府舉辦。現在已經辦到三十多屆了。從教業到菜農在銀業小學，我負責美術、音樂、體育、會計、地理，還有學生輔導。在銀業的時候，每逢畢業禮編排節目、排舞蹈，大多數都是我負責策劃和訓練的，話劇排演也是，當時我是負責演出方面的康樂活動；體育方面，學生運動會裏面，又要參加大會工作，又要排練節目，要在運動場裏面排練自己編排的團體操。1974年至1976年左右，銀業學校跟孔教合併成教業學校。我在教業學校做到1982年，就在那年，因為菜農學校需要人，因為學校工作自己熟悉，又是自己的志願，我覺得在這方面對自己的發展有好處，就轉過去了。我之所以過去菜農，還因為我有自己的辦校理念，希望能夠有一個更好的開展。因為理念還要實踐，還有摸索，這是一定的。菜農辦學實踐來到菜農學校，當時有校長有教務主任，我任校務主任。校長是社團負責人，校務主任就是在校長之下，教務主任之上，上對校長負責，對社團負責，下就是負責自己的學校，對外對內都是這樣的。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47當時學校做每件事都要先向校委會、向校長講解，經批准下來才可以做，故開展起來很慢。1982年我去到的時候，當時是暑假，幾個月之後我打算開一個春班，因為新年一開始，有很多新移民進來。我已經寫好了計劃，但是送到校長那裏沒有反應，差不多一個月了都沒有反應，我說：“這樣不行的，不開不行的。”因為開春了，當時未曾有幼稚園預備班，開早半年，下期的學生人數會比較有保證。後來校長答覆：“因為我們學校的經費不多，再多開一班，怕不怕經費負擔不到？”他說，“你要自力更生，能夠辦下去，你就一直辦下去，辦不下去就逐步縮減。”這句說話，我覺得其實是對我的一個信任，考慮到經濟問題，就自力更生，在學校方面能夠辦得到就生存，辦得不好就要結束了。後來那個春班收到了一班人，到了暑期班再收了一班人，兩班人就有了保證。林顯富區天香與孩子於銀業學校課室前合照
4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努力提高教師待遇當時我就考慮新移民比較多，所收的學費較便宜，初辦的時候經濟很低迷，是靠收學費來養學校，教師的薪金很低，所以教師的流失就很大，單憑感情，留不住人的，因為過得了老師那關，也過不了家庭那一關，現實就是這樣的。要給他們對學校有信心，所以考慮到要增加他們的經濟收入。要增加教師經濟收入，又要自力更生，那就要開源。我就增加了一個雜費收入，每一個學生多收一點雜費，並不是很多，但是每一個學生收多一點的時候，老師的薪金又可以提升一點。我們菜農學校課室建得很大，每一個課室六十多平方米。從老師角度來講，老師收學生每班收夠四十幾人，就不會再收了，這本來也是合理的。但是你人數不多些，靠學費來養學校，就沒有辦法增加薪金。因為大家也想薪金高，我唯有將情況跟老師商量：“假如教多一些人，應該大家可以負擔到，將全部的收入加入薪金中，大家認為如何？”後來最多收到六十人一班。林顯富(右五)與孩子們打成一片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49由於人數多了，學費也多了，教師在薪金方面提高了，在福利方面增加了。另一方面，我考慮到過去由於節流，很多東西都要老師去做，譬如出試題、刻鋼板、油印是老師負責，我如果買一個電動油印機回來，自己可以寫好了一放下去就印，這樣就快很多，買一部回來，老師工作的負擔減輕了。後來有影印機了，我就將學校的設備現代化，減輕了老師的事務工作量，大家就多了一些時間。情況就一直改善，老師的積極性大了，對學校的信心大了，而且學校的設備先進了，現代化一點。要麼不辦，一辦就要先進一點。另一個，解決了人的認識問題。以前定了規則，一個學期有一個星期的病假。我去到菜農之後，發覺這個福利不太可行，因為每個人都不是這種完全的大公無私思想，病假過期無效，這個學期我有一個星期病假，學期完了就沒有了。往往一到學期尾，老師咳兩聲就放病假，影響教學，但又不能夠取消已有的病假福利，故此我不如就在經濟上解決，我用薪金代替。每人不是一個星期的病假，而是每人一個學期一個星期的補薪，給你薪金，如果林顯富（左二）與教育會學宣隊老師於水塘旅行
5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告病假就扣薪，告一天扣一天，告半天扣半天，對你是沒有損失，但是你不告病假就多了一個星期的薪水。到後來經濟好一點，我倒不如一個學期有半個月補假。當時菜農叫做“十四個月糧”，每年應該有一個月雙糧啊，而且另外又有補假。後來我就辦一個退休制，不是從老師那裏扣，在學校每年的預算裏面多留一個月的薪金存起來，他們退休之後分給每一個人。分為每一個人一個戶口，一方面教師簽名，另一方面學校負責人——校長和兩個主任，三個人簽名，我們是三個人裏面有兩個人就有效。一個甲方，一個乙方，存入銀行。由於我曾經做過會計，所以對財政的運營有些幫助，當年的每一學期，收到錢之後就存入銀行儲蓄戶，利息不是很多，我將它存為定期，利息多了一點。計算每一個月薪金的支出，再將其餘的錢全部存定期，定不同的期限，將利息用來儲備退休的儲備金。另外，學校辦有合作社，將合作社裏的營利一半撥來做退休金，另一半撥來給負責的老師、學生會，因為學生幫襯的嘛。包括買書本的盈餘，全部都分出去辦福利，學校不拿這些收入了，因為學校沒有需要。定了這個退休制度，自己覺得總算做了一些事情。菜農的福利都是來源於合作社，合作社買賣書簿的收入用作發展和經營食物部，食物部的經營，我規定不可以賣對學生不適宜的食物，我給食物部的員工每個月盈餘的百分之五作為花紅，工作的員工又很賣力，所得財政的收入用來改善福利。發揮學生積極性我很重視學生的課外活動，我覺得當時很多人對北區的學生有偏見，認為移民多肯定不好。我經常說我們的學生其實是很聰明的，看你有沒有給個機會，有沒有平台給他們發揮。菜農有一樣東西是好的，就是活動多，可以培養各方面的人才，動的不行就靜的，靜的不行就動的，動靜皆宜。老師在現實裏面實踐，他們的觀念會完全不同。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51最初我們辦幼稚園運動會，我一提出來，他們就取笑我：“別人辦運動會，你幼稚園又辦運動會。”我說：“嘗試一下，讓他們開心一下，鍛鍊一下。”但是當時菜農去到望廈體育館的路程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算短，又租不到車過去，幼稚園一大隊人怎麼去？老師如何帶隊？當時我說：“可以組織學生去。”老師說：“五、六年級的學生自己都管不好自己。”我說：“不是呀，儘管找上來試試。”然後去找五、六年級的學生，跟他們談：“你們有時候放學都要帶弟弟、妹妹，現在我給幼稚園的學生讓你們帶，五、六年級的一人帶兩個，有沒有保證啊？”我跟最調皮、最不聽話的幾個學生說：“我不相信你們不行，你有一定的能力，你負責幾個路口看著車輛，指揮大家往返的路程。”當年一九八幾年的時候沒有現在那麼多車。經過這一次之後，街坊改觀，老師改觀，想不到每一位同學那麼認真，學生們覺得：“其他人從來看不起我，說我‘爛泥扶唔上壁’，現在最重要的三個路口給我負責。”那一次之後，我覺得從這個事件更加證明要相信學生，給他們信心，我反過來跟老師說，以後我們開運動會的時候，雖然我們是一間小學，已不需要找人支援，自己的老師和學生負責。我覺得其實老師跟學生，你能夠動員到他們，發揮到積極性，就沒有甚麼是不可以做到。在1997年，當年北京有一個邀請，要派一個舞蹈隊去演出，後來才知道去中南海演出，慶祝香港回歸的港澳節目。負責人稱是5月底去慶祝“六一”，當時很多老師強調舞蹈隊幾個主要舞蹈演員是畢業班的同學，會不會影響功課？後來我就找舞蹈隊隊員和他們的家長來開會，5月底我們就會去，6月4日我們就考畢業試，全部八個人，有七個都是畢業生。我說：“回來是沒有特別，同樣是要考試，不是跳舞就不用考試。你們有沒有信心？”家長說：“這麼難得的機會，學生當然要去。”去中南海演出，我跟帶隊老師都覺得很榮幸。回來之後，他們全部考試都是前十名，沒有受到影響。他們表演完了以後就去溫習，我組織老師去幫助他們，他們在飛機上都在溫習。我說：“回來同樣要參加考試，沒有特殊。”
5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通過這些，所以菜農的課外活動開展很好，老師認識到可以激發到他們進步交流。我一直做到2006年，74歲退休了。是要讓別人接手，讓他們發揮。兩次參加亞運會1989年，全澳的田徑總會成立，他們需要有人幫忙，我就參加了田徑總會。最初是做副理事長，後來做理事長。1990年，剛好是北京辦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中國第一次辦世界賽，澳門就組隊參加，我就是亞運會的澳門田徑隊的領隊，就去參加開幕式。澳門組織了一百多人。當時澳門成立了澳門代表團，有田徑、游泳、籃球，一個總團裏面，我就是負責田徑的領隊。後來到了2010年，在廣州舉辦第十六屆亞運會，我說：“我還有精神，不如我多做一次領隊。”可以還我一個心願，中國第一次舉辦的第十一屆亞運會在北京，這一次，時隔20年，中國第二次接辦亞洲運動會，我又參林顯富（右二）與澳門田徑代表隊於北京參加第十一届亞洲運動會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53澳門各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活動委員會文體匯演部部長工作證加了，還是這一屆田徑的領隊。兩次帶隊，一個是北京，一個是廣州，我的感受有很大的不同。1990年舉辦亞運會時，是中國的一個艱難歲月，保安很嚴密，因為是“八九民運”之後。1990年剛好是中東的科威特事件，阿拉伯的國家有去北京，因為曾經試過奧運會的慕尼黑事件，所以中國的保安是很嚴密。那一屆去，是自己第一次參加國際賽事，很榮幸、很興奮，也增加很多見識。時隔20年，國家有很多大的發展，體育的發展也很大，當時中國辦亞運，規模很大，接待得很好，但是2010年那個更加現代化，組織力都很強，可以看到國力和綜合能力的增強。澳門運動員的成長很大，第一個是普及面廣了，第二個是水準也高了。在回歸之後，體育發展比較全面，國內有教練過來，在田徑總會大家的努力底下，這麼多年裏面是有成長的。當然要達到世界水平，澳門人口這麼少，而且全部是業餘的，是有一定的難度。但是最主要的是一種參與精神，作為祖國的一部分，要有我們的參與。
5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濠江歡歌”1999年的回歸是市民渴望已久的了，特別“濠江歡歌”那個節目是當時全澳同胞慶委會裏面一個大型的體藝表演節目，是組織全澳的市民參與。這個“濠江歡歌”，很多人都問：“到底澳門是否有能力去辦呢？”因為是多達一萬人的集體活動，在過去很少舉辦，有些人說：“以前從未有辦過。”在我自己來說，從來未有辦過？好像不是。以前的學運會，開幕式、閉幕式，就像是團體操，只是過去局限在學校，是大跟小之分，意義之分和條件不同，我覺得是這樣而已。我當時是慶委會裏面負責文體匯演部部長，整個慶祝活動裏面，除了交接儀式、就職儀式是大的政府行為之外，民間慶委會有三個最大型的活動，一個是文藝演出，國內及本澳組織參與的文藝晚會，一個是文體匯演，是一個整個團體在廣場、運動場裏的團體操，還有一個是巡遊，共三個部分。“濠江歡歌”文體匯演，對澳門來說亦是一個盛大的事，組織一個萬多人表演是不容易的；因為回歸是中國一件大事，不單止是澳門的大事，一定是世界矚目的，你如何能夠做到恰當地表達澳門人的心聲呢？我覺得這個責任很重，我又感覺到光榮，是對我的信任。當然，整個工作，來自大會、祖國內地各方面的支持，是最重要的，沒有這些力量，是沒有可能做到的。我只是很幸運能夠參與這個工作，這是對自己的一個考驗，自己能夠盡一點心意，能夠做到這件事，感覺此生無憾。整個活動最大的特點，是打破了全澳的學校區分，差不多每間學校都來參與，不僅僅是基層學校，私校、教會學校、官校都可以參與，這是一個配合；其次是不同階層的人都可以參與，就像在總結裡我說：“面很廣，團結面很大。”這很重要。第二是人的積極性發揮出來。譬如我知道後面的砌圖背景需要兩千多人負責，既要統一服裝，又要容易調動，又要平時可以練習怎樣翻板，如果找多間學校來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考慮到聖若瑟學校，校長亦積極支持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55回歸大事，說我們都應該盡一份力。這樣服裝解決了，用他們自己學校的運動服，不用大會去做服裝，做兩千多套統一服裝既花費金錢，亦需要一定的時間；學校的操場有看台，可以自己練習，因為一頁一頁，每一頁都要整齊，不可以有漏的。澳門回歸日的表演節目好像聖心、聖羅撒學校，平時很少參加這些活動，但是我考慮到如果能爭取他們參加，多好呀！既可擴大團結，他們又能參加盛會。後來設計成中間就是教業學校，兩旁設計為旗隊，當然設計要有些武術指導來做，我認為就找這兩間學校做，這兩間學校每間派一百多人出來，他的動作只是在兩旁作襯托，故此在演出時中心人數多和難度大的由教業中學負責，這樣配合起來效果很好，學校又能夠參與，不會將它當做背景板。這樣即是各方面都照顧得比較好，所以這個工作我覺得做得挺好。我覺得參加“濠江歡歌”，由排練到演出整個很圓滿，但是過程是很艱苦的，亦要解決很多問題，因為我們參與指導的內地專家，他們對澳門的環境不熟悉，對澳門的學校更不了解，所以有時候達不到要求他們就可能著急，常常強調不管怎樣一定要，但是我覺得若果太急，很可能會使學
5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校想沒有一個責任一定要擔任。不同於內地，我經常說，內地可以用一個命令，一定要完成，不完成不可以，我說：“它不會的，你是邀請大家自願參加，這是慶祝活動，是每個學校大家很開心參加。”譬如背板，因為要自己拿鐵架，要搬很多東西，排練時不行，不理想，特別排練那時候是12月15日，1999年那一年是最冷的，又有下雨，他們不行，但是內地指導專家一定要他們做，我說：“不行的。”排練到晚上的時候，排練掀板要配合前面演到哪裡掀哪裡，由第一個出入場排練了，不行，他就要繼續排練，繼續排練掀板的差不多又要坐兩個小時。但是因為去到氹仔球場，當時澳門的車往氹仔很不方便。要預早每一間學校自己約車的，車來到不能走，它回去之後，將會兩個多小時之後都沒有車來。因為兩千多人需要很多輛車，四十多輛車。但專家說：“不行，一定要。”我說：“其實是可以改為分兩邊排練。”所以我當時說，背景砌圖的他們從頭開始，由第一幕掀到第十六幕。只掀一次就可以走了，只需十五分鐘，排完就可以先走，改天我指揮，可以提點他們。當時專家說不行，但是下面學校打電話上來指揮部：“車來了，若果我們不上車，車走了要三個小時才回來。”那時候已經差不多七點鐘了。當時我都很大膽，搶著那個麥克風，我說：“現在宣佈背景砌圖的十五分鐘後可以走。”幾個專家當時對我很有意見，說：“不行，我要叫校長來問問他。”我說：“校長是神父來的，他很可能說：‘我的學生家長有意見，不行。’”我說：“我保證，如果他們不行我出場。”人家都笑我，經常跟專家爭論，我的普通話很差勁，很不行的，但是也要用普通話吵架了。其實是一個磨合，大家都理解。譬如排練時，南拳是十多間學校，一千多人表演，十多間學校裏面，肯定有些學校排練得比較好，有些學校排練得比較不好。當時的排練隊伍，憑我自己對學校的了解，一定要明確責任制，有些人多的學校分為十行，每行三十人，那就三百人了，若果沒有那麼多人，你只有三十人，就一行。為甚麼要用學校做單位呢？我說：“你要明白學校的習性，這樣他容易分清責任，到綵排你看到就行了。”後來教練就同意了。排練時把所有的學校負責人都叫來欣賞綵排，一站出來，這六行就是甚麼學校，那三行就是甚麼學校，排練了一次，不行；再來一次；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57接著老師就會緊張了，校長如果看到，“為甚麼會這樣？”因為你現場責任分清了嘛。如果中間打亂，按高低排列，就會亂。排練了幾次之後，哪裡差的，他自己回去學校練習，第二次排練就會不同了。我說，“他如果真的不行，有要求時，我們還可以派人再幫他。”現在用學校本身的條件去組織，因為每間學校有不同的情況，就可以組織成這樣。所以我覺得整個過程很理想。調動最難的是甚麼呢？球場的門口很小，出入很難，所以在12月15日綵排都不是很理想，但幸好在只是出入時間和銜接的問題，解決好出入時間就可以了。當時定了在12月18號再一次綵排，可是17號那一天，刮大風下大雨，如果堅持排練，擔心有很多人會生病。有些人熱情高漲，認為可以克服一切，但是因為這班是學生來的，平時不是經常曬，他們不是解放軍，頂不住。所以我跟澳門一些籌委、負責人，我們會的負責人——李沛霖、劉羨冰校長，都是籌委會的秘書處的，說了我的意見，“我有信心可以的，因為上一次排練，存在的幾個難題我已經想到辦法克服的了；更主要的，我考慮是這樣，要保障道具不要被淋濕。因為下大雨，道具濕透之後，做也來不及做，人就可以熬”寧棄十七，確保廿一的演出。他們大家都同意了，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信任。還有一個，專家他們不熟悉澳門，希望每間學校的節目一場一場配合，希望他們負責老師來到指揮台，由他們指揮。我說：“這樣不行的，因為澳門的人不習慣遙控演出，我的意見是我一個人在現場指揮，我找幾個教育會骨幹的老師配合串連、調度，而各校他們的節目負責人一定要跟著節目，這樣就會有保證。”到那一天正式演出，果然順利完成。整個過程是一個很好的配合。雖然專家不熟悉澳門的情況，但是他真是很專業，我們之間能夠很好溝通，專家的意見給了我，我就現場指揮。整個過程設計了之後，我將圖形複印了很多份，將出入路線寫清楚，每人發一份。由甚麼音樂，到甚麼時候通知，去到哪裏，是比較細緻一點，每一分一秒的時間都計算，要去到哪一個位置，每一個單位自己記住，幾點鐘報到，報到之後要怎樣，哪個節目怎麼樣，這樣
5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一個大的配合就比較好，所以很多人說：“澳門辦得了這樣大型的節目。”其實是大家的協助。組織這樣的大型活動，溝通很重要，要相信大家。譬如最初如何運送上萬人的表演人員到現場，吃飯問題，就需要很好解決。當時是21號下午兩點鐘演出，有些上午已經要集合的了，一直到晚上，兩萬人中午吃飯怎麼解決呢？當時有的要求找一間餐廳承包，我說：“承包是不行，一定要化整為零，你給回他們自己去解決。”當時都爭論了很久，我說：“你就算把飯空降在場中都來不及分，你怎麼做呢？有差不多兩萬人。”有一些是兩點半鐘演出的，他演出完了就會退場，退場之後他可以吃乾糧，或者他一早自己解決。總之你就交還給他們，每個演出單位、每間學校自己去解決，不用大會統籌，發錢給他們，都會好辦一點。另一個是在交通的方面。在內地可以調派很多車，工廠停工都可以，但是澳門地方這麼小，就算是很多車你都走不了。當時兩間巴士公司認為很難解決，上萬人，一輛車最多載五十人。我說：“交還各個表演隊伍，若果自己解決不到再來商量。”另外我找校車司機的工會幾個負責人來協助，協商看看他們有沒有辦法，跟學校講，看用不用他的校車。充分調動全澳那麼多間學校的校車。再加上兩間巴士公司的巴士，巴士如何調配呢？不由大會統籌，交還給學校自己直接溝通，大家的集合地點、集合時間、上車，不用指揮部管太多，總之就是責任制。我相信這些大事能夠處理好。有些人說：“怕不怕這裡那裡不行啊？”我說：“我相信澳門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大家都會挺身而出，會負責的。”有人說：“你做了這麼多東西，怕不怕很‘蝕底’、很辛苦？”我說：“亦很有得著，不是這麼容易有那麼大的平台、那麼多人。通過澳門的學運會，我學到很多東西，在人生裏面充滿多姿多彩。”“濠江歡歌”的成功，有北京的專家支持，有政府的支持，財力、物力、人力，還有全澳的人力總動員。我自己作為參與工作，有負責指揮，特別是當時的出入場，由我調度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59來說，是從學運會的工作積累而來，再有這個機會跟北京的專家和大家的交流，以及去參觀那麼多的開幕式，看那麼多的東西積累出來的，不是自己一個人的成就。有些澳門人說：“澳門回歸，辦了‘濠江歡歌’，是很精彩的。”其實就是澳門人大家積累出來的集體智慧，亦是跟各單位、各校的領導、老師，各界人仕、學生有關，所以這就是澳門的基礎，辦好大型活動的條件。機會均等的繪畫比賽繪畫比賽應該是在1979年主辦。當時為甚麼要辦這個比賽呢？1978年之後，我們已經停辦學生運動會，由當時政府的教育司主辦了。到1979年，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聯合國的國際兒童年，政府在澳督府裡面開籌備會，繪畫比賽作品展覽現的場盛況
6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邀請教育界去參加，有天主教的代表，我是代表澳門中華教育會去參加這個活動。會議上談到，在國際兒童年要關心兒童，開展兒童活動。在這個基礎下，我們當然要配合，當時劉羨冰校長認為，我們可以配合、支持這個活動，由我們會辦一個擴大的繪畫書法比賽。由於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以前形成的澳門天主教和我們的學校分歧一路下來，已經逐步磨合了很多，大家亦有來往，特別通過何賢先生，有時約兩方面的校長一起去旅行，溝通了很多。在這個條件下，我們趁這個機會，選擇地點，由中華教育會主辦學生的畫畫和書法比賽，當時第一屆是書法、繪畫兩個一起的。我們的地點選擇在聖羅撒學校，是天主教學校。聖羅撒學校的校園很漂亮，在八角亭對面那裏，校園又大，有台階，旁邊有教堂、課室等建築物，很美觀，是入畫很好的條件。寫生又可以，當時我們還有靜物寫生，擺設。剛巧聖羅撒學校的校長跟劉羨冰校長很熟，有了溝通，打破界限，所以大家說，好呀，這個對學生有好處，對教育有好處，大家就辦，所以第一屆就在那裏辦。辦了第一屆之後，大家覺得很好，第二年辦第二屆，我們考慮，因為有寫生，每年換地方好了。同時為了公平起見，這次辦的比賽，我們是現場作畫，定時收卷，不允許旁人參與指導。因為一般的繪畫比賽，交畫的時候，若果老師加幾筆下去，整幅畫就不一樣，畫龍點睛。但是我們在現場作畫，有組織教師監場。第二屆我們就在大炮台，又是很好的環境，那時候是叫做天文台，我們還有靜物寫生，一早放在那裏。因為我們第一、第二屆都是在5月、6月辦的，這個時候一個是熱，第二個是雨水多，露天活動。我們試過，當時請了天文台高級職員，他又是喜歡畫畫的，又做了評判，當時跟他講，我說，“怕不怕下雨？”他說：“不怕！”誰知道話還未說完，“沙”一聲落大雨，很大的雨，沒有辦法，中途取消了，再推遲了兩個星期之後，再舉行第二次，所以是辦了兩次。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61而書法呢？繪畫已經這麼多人了，再加書法就很難，所以我們就不辦書法了。書法比賽是後來學聯去辦。參加繪畫比賽的學生很多，第二屆開始有靜物寫生，有現場寫生，第三屆取消了靜物寫生，只留風景寫生就好。第三屆我們選擇在南灣八角亭那裏，每一年不同的地方。有一年在嶺南中學，臨比賽之前，突然間下傾盆大雨，這就考驗我們組委會的能力了，當時在學校有課室，立刻全部改到進去課室畫。等天氣好了，有一些人又出去畫，所以我們延長了時間。通過這幾次，我們覺得要做好兩手準備，以後的繪畫比賽，預計好天氣之中會突然間下雨怎麼樣？所以我們一定找一個避雨的地方，譬如在白鴿巢比賽，現在的東南學校，以前是勵群學校，跟這間學校先商量了，所以一下大雨的時候，我們已經一早都安排了哪些人在哪裡。第二天有張報紙寫，都不知道賽委會的人怎樣，下這麼大雨都不焦急，還笑笑口（即含笑），我心裏想：“按照計劃已經有人安排去避雨，你急也沒有用的，難道你要哭嗎？最重要能夠指揮得到。”後來就將比賽時間改到11月。從學運會總結經驗，有一套工作方法再經改良，移到這個繪畫比賽。這麼多年，最寶貴的是每次比賽之後，立刻分部門總結，用一本簿全部記下，收集了之後，自己的部門總結，定出下一屆的工作，根據這個去改善，每年的積累，其實我們就一年一年的改善了。繪畫比賽，每年都有分部門、分區域的管理，有監場觀察，有一些方法，其實都很有技巧。譬如你犯規、要人請槍，或者帶了不適合的東西，違反了賽會的規則，我們需要避免在現場當眾處理的。由於這個比賽很受學生、家長歡迎，通過這個比賽亦提高了澳門學生的繪畫水平。當時聽評判說，過去水平比較低，一屆一屆的，提高比較快，這促進了各校對美術教育的重視。家長又重視，學生又多了一個餘暇活動，這種風氣形成了。所以在澳門，中華教育會這個繪畫比賽真正是“考牌”，因為是現場作畫，兩個半小時
6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內要交卷，做不了假的，所以亦使學生的人生視野擴大了。還有一個好處，我們歡迎家長去參觀的，所以我們選擇的地方，有一千個學生參加，每每預留的地方要三四千人，有一些家長一家幾個人去看，亦有一些家長在曬的時候舉起雨傘，我們就開玩笑說，真是引伸出來的一個親子活動啊。很多家長一早便跟子女來到現場。在生活上照顧他沒有問題，你若果在技術上幫助他，那就不行。一旦犯規的話，我們亦採取了一個很巧妙的方式，這個亦好像運動會，我們有監場的，監場老師看到，可以提示他，假如他再犯，監場老師就會把他的號碼記下來，還要多找一個人證明；亦不告訴他，因為會影響他。第二是家長有些不同意，因為判不判犯規，我們是定有一個規則，但是現場吵起來，氣氛會不好。我們就將經過回來給組長、主委等看過，有人簽字，有原始資料了，到評選的時候，我們就會將他的畫抽起來和不評了。有一些人試過作弊，他自己心裏知道，為甚麼得不了獎？一次、兩次都不行，第三次他都不敢了。評選方式，都是比較公平的。後來在1999年，我們曾經去過北京參加七地的畫展，當時我是負責澳門那一部分，我都建議用現場作畫。但是其他各地就不可能的，後來我跟李汝匡教授商議：“不要緊，澳門會組織參選、入選那些人，用一個小時現場畫一次，他畫不完成也好。”因為畫畫沒有假的，你若果可以交出來的，再畫一次最多只是差一點，不會相差得很遠，後來大家接納。所以，李汝匡教授說：“你這個辦法都好。”減少了有別人幫忙完成的嫌疑。李汝匡是以前在教育學院教美術的一個很有名的畫家，我和他是代表澳門，我是領隊，他就是作為評判之一，他是比較專業的，更加認同、支持。通過這個繪畫比賽，我們經常摸索，工作裏最重要是不斷完善，不斷改進，繪畫比賽深得人心，覺得評判公布出來的完全不會是黑箱作業。我們的評判現在定了一個方式，當時我們在總結，基本上將參賽的20%入選，在20%裏面再選30%作為一、二等獎，再在30%裏面，10%是一等獎，這
有理念還要實踐，還要摸索63是基本數，不是一定的。全部的畫不寫名，名在後面，評判每人挑選，入選的20%，每人十分一，不會偏頗的；第二次，剩餘的80%還沒有完全淘汰，大家還可以再看一次，有沒有好的搬上去？有沒有不好的退下來？再評選取30%出來，選一、二等獎，剩下那些就是入選獎，再由評判每人給分，將分數排列了之後，大家還可以協商，看看有沒有調節，分數作為參考，再調節。因為藝術沒有絕對的，不等同於賽跑，賽跑連十分一秒都可以分別出來。中華教育會的繪畫活動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每一次的比賽都會動員很多老師、學生參與工作，參與工作的老師能力會提高，對比賽本身的宣傳也更好。我自己感覺比賽最重要是機會均等，公平、公正、公開、透明。
6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羅佩芳
她們的行動感染了我65因戰爭而來到澳門我叫羅佩芳，1933年在南海西樵出生。在抗日戰爭時，我爸爸見家鄉不安全，就要求我們來澳門，那時我是八九歲。來到澳門後，我才去讀書。因為當時是重男輕女的社會，我爸爸就說女孩不用讀太多書，於是，只是完成了小學就沒有再讀了，要做家務、做炮竹、做火柴、搓香等，那時只有這些行業，我們就會拿些炮竹和火柴回家做。後來，我去了一家位於提督馬路附近的“先進”印刷公司，做過一些包裝工作。我媽媽是替人結鈕扣的，以前別人要做衣服，很喜歡在家裡“車衫”（指縫衣服），別人“車衫”要讓人結鈕，我媽媽就是做這些，我有時也會做。讀書到初二就去教書後來自己年紀大些時，很想再讀書，1952年左右，去了商訓夜中學讀書。最初是讀國語班，後來讀簿記、會計。到商訓開辦夜中學時，我就報讀了這所夜中學。讀了一年多，那時澳門很缺乏學校，很多工會、社團辦學校搞很多工人子弟班，那時我讀到初二，學校就已經要求我去教書。最初我真的很不捨得，因為我真的很想讀書，商訓就讓我夜晚回來繼續讀，所以1956年，我已經到壚石塘的上架行木藝學校當老師。最初我是做科任老師每個月三十元，還要自己穿長衫上班。最初時很辛苦，因為甚麼也不懂。還要教複式班，幸好，那裡老師都很好，能夠幫我。這樣在木藝做了三年多老師，到1959年就去了濠江。最初在小學做了半年，後來去了鏡湖馬路的濠江幼稚園，現在校址還在那裏。她們的行動感染了我
6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從事幼兒教育工作48年我在那裏教到1975年，因為當時很多人需要出外工作，所以對托兒所需求很迫切，那時托兒所不多，有婦聯和一些教會學校所辦的，工聯也有辦一間托兒所，於是我就被調去籌辦同善堂托兒所。那時是1975年的下半年，籌備了半年後，在1976年就開始招托，托兒所就在台山巴坡沙大馬路113號。在同善堂托兒所，我是當主任。那時都是很戰戰兢兢，因為沒有經驗，雖然是教了很久的幼稚園，前後都有二十年，但也是一個從新開始的工作。因為托兒所是收兩歲的孩子，即是甚麼都不懂，要自己去摸索。我在濠江可以說是教了有16年多，加上木藝學校3年多，剛好是20年，然後是同善堂托兒所28年。在澳門從事幼兒教育工作48年，其實我只是盡了自己的能力，去完成我幼兒教育工作。
她們的行動感染了我671975年在同善堂開始，一直到2004年2月，做了28年多。退休以後，我就去了長者書院讀書，讀了八年，2013年是第二次畢業。讀的時候很開心，那時我也是減壓，因為我先生身體不是很好，所以去減減壓，讀書可以分散精神，於是就一直讀。第一次畢業後，隔了一年，很幸運又被抽中，那就繼續讀多四年。我的家庭我於1957年結婚。因為那時媽媽病重，都希望能看到我結婚，所以結婚很倉猝。先生是我在商訓讀書的同學。他可以說也是一個苦學生，他是中山人，十多歲時走難來澳門，都是自己養活自己。他最初在利豐米舖，做送米托米的工作，後來去了一間繁華百貨店，都是同一個老闆，就一直做到退休。我們育有三個女兒。加入中華教育會在上世紀50年代初，我已經知道有中華教育會了。當時我讀商訓，1952年、1953年、1954年清明那時，人們回鄉去掃墓是要有掃墓證的，不能隨便回國內，他們要到商會辦證。因為商訓當時沒有會址，所以借商會來辦公，由於我當時幫人辦證，經常都會去商會，所以接觸到教育會那些人。再加上在商訓讀書，李鵬翥老師、王瑞坤老師、何天錫老師他們都是教育羅佩芳與丈夫的合照羅佩芳全家福相片
6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會的理事，所以我當老師時，他們問我參不參加教育會。我就是這樣認識教育會的，在1956年一教書，就入了會。我的會員證是30號。那時教育會都有很多活動搞的，我就沒有特別去做甚麼工作，只是參加了這個會的活動。到了濠江後，在小學工作了一個學期後就到幼稚園，我的主任是周筱珍主任，她也是中華教育會的理事。當時我的兩個女兒是在婦聯托兒所長大的，後來她們長大要讀書，就讀濠江學校因我工作較忙，所以在學校“搭食”（指在外進餐），做菜那個人，我們稱她為“亚嫂”，她對我們大家非常好。尤其對我的女兒，當我要開會，女兒留在幼稚園給亚嫂照顧她們，我開完會或父親放工才把她們接回家。那時有很多老師經常來探望周筱珍主任，她們都是談工作，其中有一個是畢漪汶校長，另一個是鏡平的陳瑤清主任，還有一個是陳月新老師，她們四個經常都會一起。她們主要聊教育會的工作，如怎樣去探訪，怎樣去關心一些有困難的老師。特別是周主任，她身體不太好，我在濠江工作期間，她共做了七八次手術，但她無論做完大手術還是小手術，休息不久後，她都照樣工作。加上她們探望老師真的不是一朝一夕，不只做一次兩次，經常有些家長、老師、學生有困難時來找她們，她們一定會幫手。不論是翻風打雨還是甚麼，只要有需要，她們就會去幫助，如生病、老師有困難等。我為甚麼這麼清楚﹖因為我也在那裏“搭食”，我都是吃過飯，比較晚才回家，有時我回家了，她們都未回來吃飯。看到這樣的情況，在她們的感染下，我也慢慢地加入了她們工作隊伍。她們有時去探訪，人手不夠，就問我可否幫幫忙，我就與她們一起去。教師儲蓄金那時已經開始辦會員的儲蓄金。什麼是儲蓄金呢？過去澳門的老師每個月只有很少錢，而我去了濠江工作已經算不錯，有100元工資，後來才慢慢提升工資。如果教師有較多兒女，生活也是很困難。所以那時發動搞儲蓄金，每個月5元。那時老師都沒空，於是她們就每個月上門收參加儲蓄金
她們的行動感染了我69濠江學校60周年校慶羅佩芳回校參加酒會，與畢校長、周主任及一些老師合照。計劃老師的錢，幫助他們在年底時有60元。我不清楚教育會是存在銀行還是怎樣，那就有很少利息，年底就送回給他們，讓老師有錢過年。還辦集體購買米和油，價錢便宜些，可節省老師開支。那時真是很多老師生活都很艱難，甚至有些老師教完書後，還要很辛苦地為別人織冷衫（指毛衣），有些老師就做其他的事來幫助生活。當老師遇到困難時，教育會的理事們都很樂意去幫忙，特別是我剛才說的那幾位老師，她們真是出錢又出力，她們看到老師有困難或病了，就會買些東西去探他們。她們的這種情形感染了我，所以後來就跟她們做聯絡員和探訪，逐漸加入了她們的工作，教育會搞甚麼活動，我就做一些接待、聯絡員等工作，一直做到1979年。
7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福利部工作1979年後我就開始當理事，負責跟進福利部。到了1987年，就做福利部的部長，一直做到2004年退休。當時不管是理事還是部長、理事長，全部都是義務做事的。在福利部的這些年，我都與十多個理事和副部長一起工作過。福利部有很多項不同的福利要做。福利部要發放醫藥補助，老師生病時要到醫院探訪、發慰問金，如果老師不幸過身，會有帛金、教師子女的獎學金、保育金。老師有困難，有生活補助金。醫藥補助要老師他們來申請，申請時要與他們計算，最初每個老師都只是很少，最初一年補助全額好似是30元到50元左右。那時看病，只是幾塊錢，那還要替他們計算，要有百分比，他們拿醫藥費單來，你要每項為他們計算，每個來申請的老師都要為他們計算。每年都發放教師子女的獎學金，年底要為生活有困難的老師發生活補助金，經常都要做這些工作。當初，教育會靠會員入會交會費，只是很少，那時每年會費好像十多元。當時教育會要這麼多支出，最困難那時是怎樣的呢﹖我最記得就是每個月老師看病以後來申請補助，他們有一個規定的日期來取，他們來到一定要給他們。試過有幾次沒有錢，怎樣呢﹖向宣傳部借錢，為甚麼宣傳部會有錢呢﹖因為宣傳部會出一些教育會刊物，會請人登廣告，就有點廣告費，我們沒有錢時，還向他們借這些錢。甚至有時廣告費收入不多，如果問他們借，財務部也無廣告費收入，這期連發幾十元醫藥補助金也沒有，要怎麼辦呢﹖又不能不給那些申請補助的老師，那些老師都是很困難，唯有負責福利部的老師先墊支出來。我剛剛提的幾位老師，她們甚至自掏荷包付錢。她們不是一朝一夕，是長年累月都是這樣做這些工作。由於她們這種無私的精神感染了我，所以我就跟她們一起參與。後來，畢校長很多事都親力親為，去探訪老師、老人院等，她都會與我們一起去，她是教育會會長和理事長，但是她完全沒有架子。
她們的行動感染了我71那時教育會會務亦相當多，大家做事都很辛苦，除了福利部外，還有很多部門，又要搞學術、宣傳、旅遊、活動、學習等事，有兩個大型的比賽，教育會是辦得很成功的，一是繪畫比賽，二是朗誦比賽，這兩個大型比賽都很成功。後來還搞了趣味科學比賽。即使有很多工作要做，大家合力幹，沒怨言，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是很無私的。教育會福利部要搞各項工作，自己一個人是不能負擔的，所以福利部下又有其他的理事、部委，還聘請各校的聯絡員，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因為各校有不同的老師，光靠教育會的老師是不能了解這麼多的情況，或者有些急需的，你是沒有辦法知道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單位，所以就聘請一些聯絡員，了解他們學校老師有哪些困難，有哪些需要幫助或者福利部有甚麼需要傳達下去，那就靠他們。所以福利部的工作能夠完成，全靠這班老師。我們的會址最初教育會是完全沒有會址的，在商會借地方辦公，後來又去另外的地方，都是借回來的，其他理事就說，“不行啊，沒有會址，甚麼也沒有”，於是就商量籌款買會址。當時老師收入都很少，但是為了老師自己有一個大家庭，為了有一個羅佩芳在福利部舉辦的茶會上發言
7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會址能夠“聚腳”（指聚在一起），於是就湊錢。我記得很多人當時都很困難，有些老師捐了一個月的薪金，有些老師捐了半個月的薪金，有些老師則捐十天的薪金，其他社會人士亦都有支持。那時雖然不是很貴，我們1966年買的時候是十八萬，我們籌得的善款有二十多萬，當然有社會人士和老師支持，於是，買了嘉辣堂街那裡，即現在中建大廈，有兩層，有花園的。那時有了一個會址很開心，搞甚麼活動都可以，不用流離失所借別人的地方。後來越來越發展，老師、活動越來越多了，那時又要籌建會址，原本只有兩層，後來擴建到三層。但我知道就是這樣擴建，即是買、擴建，後來改建等。那時都是很困難，靠老師或熱心人士捐助，但都是自己白手興家。羅佩芳（右二）與學生們在昔日中華教育會會址前留影
她們的行動感染了我73福利部的工作很瑣碎教育會同時幫助一些年老且無依無靠的老師，協助他們入老人院。進了老人院以後，我們都會定期探望他們。過年過節時，甚至有空時，畢校長都會帶著我們一起去。所以，這些老師見有人去探望他們，他們都很開心。令我最深印象是甚麼呢﹖送帛金。因為送帛金不能過時間，要第一時間送給別人。我記得有一年的年三十晚，有老師去世了，那更加要早些送，以前來說，是很多人不願意去送的。那我想想不去也不行，如果不去，過年更加不好去送給人，那就年三十晚都要去送。很多時候送帛金都是兩個人去送，但問了幾個理事，都很忙。年三十晚，確實有很多工作要做，那唯有自己一個去送。做福利部的工作很瑣碎，其他大的工作沒有甚麼，全部都需要細水長流。羅佩芳（後左五）參加福利部慶祝六一兒童節活動
7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為保育員爭取津貼做福利部的工作，我感觸最深的就是老師向教育司申請直接津貼的事情。當時我已經在福利部，已經在托兒所工作，不是老師了。於是我在想，老師有直接津貼，托兒所保育員的薪金比老師低很多，也沒有直接津貼，現在他們有間接津貼，但當時我們是沒有的，我都希望能為保育員爭取津貼。於是我膽粗粗地與畢校長他們講，看看好不好去爭取？教育會說，“好的，你也一起去……”本來是想爭取直接津貼，但是1985年他們老師就去爭取了，我都希望與保育員一起爭取成功。怎料施曼堯來教育會做訪問，他是當時澳葡政府管教育的，說保育員不屬於教育司，是屬於社會工作司。那沒有辦法。但我在想，老師育人，保育員都是育人，而是保育員工作更辛苦和細緻，要搞孩子的起居飲食，培養好的生活習慣，培養語言能力，完全是從基礎做起的。後來，我與教育會的負責人畢校長、還有其他的老師一起去找社工司，一個叫李連達的人，談了很多次，他都認為很難有津貼，因為不是同一個範疇，所以沒有。當時劉焯華是議員，崔樂祺是同善堂的值理，他也是議員，後來通過福利部頒發獎學金
她們的行動感染了我75社會輿論和兩位立法會議員的爭取，因為保育員薪金不高，希望他們也有直接津貼。他們1985年去爭取，同時那年開始有教師節，就在1986年9月的教師節，宣佈老師就有直接津貼，每月不知是400還是600元。老師本來已經有間接津貼，而我們間接和直接津貼都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我都與教育會等人繼續爭取，後來通過社會輿論和立法會議員的發聲，直到1988年8月，才叫做有些間接津貼，就是給津貼到工作單位，再由單位分發。我們分到的只是很少，只有百多二百元，而且每間托兒所都不同。因為把間接津貼給托兒所，而托兒所分配給員工是不同的，但終於總算是成功爭取到保育員津貼。我也很多謝教育會，能夠為保育員爭取到這個福利，雖然是政府給的，但都要有人去爭取和支持。這是做福利部印象最深的，令保育員也開心一點。他們的薪金亦不是高，當時社會是看不起保育員的，他們只會認為你是“湊仔婆”（指照顧兒童的人）。但是保育員都是同樣做育人工作，他們的工作更細緻，更骯髒，是不
7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怕嘈，不怕髒，有愛心才有條件做這份工作。自己進了托兒所工作，才能體會到這一點，在這方面很多謝教育會。兩點感觸進了教育會這麼久，有兩件事，我是感觸很深的，一是當時沒有會址，那就去籌建會址、買會址、擴建和拆建舊會址，新的會址是1988年建成的，有七層半。有了自己的會址，亦都有收入，能夠為老師改進很多福利，辦很多活動、學術性的工作。即是從籌建、擴建和拆建會址，我覺得教育會的領導很有眼光，著力為發展教育會出了不少力。全澳老師有了一個大家庭，不用像以前搬來搬去。拆建後，有租金收入，有了經濟基礎，容易辦很多事，這是我印象很深的，亦感覺到教育會為老師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另一個感觸就是教育會能夠與華師大合辦了很多專業的學位課程。以前因為條件限制，澳門老師學歷不高。好似我這樣，中學未畢業，就要我去當老師。所以他們辦了這些課程。因為也是要符合澳葡政府的要求，不然他每件事都“卡”著，說你都沒有這個水平。教育會為社會、學校培養羅佩芳從管林校長手中領取教育專業畢業證書
她們的行動感染了我77了一大批人才，我覺得這個是給老師的一個精神福利。他們有了學位，提升了學識，工作較容易晉級，這個是最大的福利。我本人也是在差不多60歲時再去讀書，1990年讀學前專業，1993年畢業，終於拿到學位，可以說我是享受其中的樂趣與福利，後來社會工作局也是看你那間托兒所員工的學歷給津貼的。我最大的希望我真心希望今後教育會都好像以前這樣，創建一些新的舉措，為澳門這塊蓮花寶地培養出一支優質的教師隊伍，培育青少年，這是我最大的希望﹗
7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劉羨冰
79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走難的童年我叫劉羨冰，1934年在廣東中山出生。我的童年，在戰爭、走難中度過，經過很多艱難曲折，幾度出生入死，但是歷經磨難的生活，對我來說，亦是一個鍛煉，一種難得的經歷。我在中山出生，中山長大，四五歲就開始走難，大概六歲時跟家人走難來到澳門。在澳門安定地讀了三年書，親眼見到澳門有人餓死，人食人。我家是華僑家庭，澳門形勢變得更糟糕後，我們按照父親的指示走難到廣西。在廣西我也曾多次險死還生。抗戰勝利後，我得以回到廣州，繼續我的學業。在廣州，我有四年安定的學習生活，我是跳班的，從小學三年班跳到六年班下學期，畢業後又讀了初中三年。回中山讀了一年高中，然後就按照父親的要求，我們全家在1950年來到了澳門。我在澳門的高中生活非常豐富，我讀的是聖羅撒女子中學。我在聖羅撒女子中學時，作為班社的社長，是非常活躍的，在班上辦了很多活動，跟思想開放的修女很合得來，甚至神父都對我們很好，但是思想很保守的校長就不能接受我們，當然他也不接受比較開明的修女。結果我就心灰意冷，在高中三下學期轉去了中德學校，終於安定地完成了學業。畢業的時候，我一心一意想回新中國讀大學，但是就在這段時間，朋友介紹我去了非常窮苦的火柴工會去教識字班。我感受到在當時澳門最窮困的年代，很多窮苦人不單只自己沒有文化，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且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
8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他們的下一代真的沒有機會讀書，因此，我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決定放棄升學，在澳門從事教育工作，所以我就進了澳門勞工子弟學校教書。後來勞校又介紹我去一間百貨子弟學校，又是教工人子弟，接著又要我去開創一間新的學校——鮮魚子弟學校，還曾到鏡平小學工作兩年，後來又去到婦聯子弟學校，當負責人。1966年“一二•三”鬥爭之後，因為商訓夜中學所有的領導人都去開創街坊會工作，又要我去商訓夜中學負責校務工作，我一路就在商訓夜中學工作了33年，到2000年，66歲時退休。本來我應該65歲退休，但是那年適逢澳門回歸，學校不讓我退，所以又多做了一年。退休之後，我仍然在中華教育會工作。我1952年就是中華教育會的會員了，1972年就做教育會理事，一直都是負責文教部工作和《澳門教育》的編輯工作。後來做過副理事長，又做過四年的理事長，到1998年就不做理事長了，做監事長、副會長這些工作。2008年之前，我還代表教育會當教育委員，代表教育會當“學歷認可委員”，這一委員會從工作開始到結束。我在教育會工作，特別是為教育會的刊物寫作，是1953年開始歷經了很長的時間，一言難盡。澳門教師爭取權益的五十年我的一生，都跟澳門的教育事業結下不解之緣。長期以來，澳葡政府置華人教育於不顧，19世紀末才開辦少數官立義學，招收華童，亦不受大多數華人歡迎，因此澳門的華人教育，分別由宗教團體、慈善團體、氏族宗親團體、行業商會或職工會和界別社團開辦，具義學和半義學性質。私人開辦的學校，規模一般較小，均靠學費維持，在20世紀40年代已逐步結束，至60年代初，沒有社團背景的學校，已寥寥無幾，但並沒有改變澳門私立學校學生從來都佔百份之九十以上的現實。澳門私校教師始終承擔全澳絕大多數學生的教育工作，私校教師的問題基本上代表全澳教
81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師的問題。澳門私立學校教師的經濟待遇一向低，甚至是低得不合情理。主要原因是社團的經濟能力有限，廣大的私校教師長期成為社團福利事業的支持者、參與者，是善長仁翁背後的默默承擔者。他們團結自救，爭取權益，奮鬥了整整半個世紀。澳門教師團結自救20世紀50年代初，特別是朝鮮戰爭美國實行禁運期間，澳門社會不景氣，工人失業嚴重，學生也因而紛紛失學，教師生活也與全澳基層群眾一樣，十分艱難。我在1952年初，曾短期在火柴工會識字班義教，接觸到失業工人的苦況。當年的工會社團，秉承艱苦抗日歷程中發揚的優良傳統，以團結自救，共度難關的精神，紛紛開展籌募救濟活動，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還向外籌募財物以救濟貧民。中華教育會福利部和聯絡部的理事和工作人員，通過探訪，也切實了解當年不少教師的生活，不但深受教育，也弘揚了休戚與共的精神。當年濠江幼稚園主任周筱真，自身生活也很困難，但在訪問貧困的外校教師，她目睹困境，當即解囊相助；勞校教導主任李恬餘，把自己的棉被送給缺被的家長。1950年，中華教育會以“團結教育工作者，提高教育質量，發展教育和文化事業”為宗旨，提出“發揮自己的力量，爭取我們的福利”，以“團結互助，自救自存”的精神，理事會聘請何賢、馬萬祺、郭信堅、李瑞儀、李冬青和鄺秉仁為福利委員，通過籌委領頭認捐1,400餘元，接著發動會內、會友和學生推銷書簽，那次共籌得5,300多元。1954年和1960年，中華教育會又舉行了兩次小規模的籌募教師福利金，開始建立教師福利工作，設立了每年一次的生活補助金，並常設福利如生育、結婚、喪葬、失業、子女兒獎學金等福利。
8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籌建會址1966年4月，由理事長譚立明領導成立“澳門中華教育會籌募建設會址及文教福利經費委員會”，工作迅即得到會員熱烈響應，不少教師捐出全月薪金，還有一位教師捐出比薪金還多四份之一的金額；學生積極響應，捐出自己課餘時間穿珠、鑿炮、搓香、穿雞毛的收入；日工夜讀的夜校學生，多位捐出勞動例如派報，做手作等所得各五六十元。籌募工作同時得到社會支持，師生向外募捐，工聯、學聯、和婦聯等社團和工商界人士均大力支持，有商號自願來領捐冊。這次共籌得澳門元28萬餘。經過兩年的努力，教育會購得家辣堂街1-3號的會址，並且加建第三層，期間也獲理監事、部委、會員及家屬參與義務勞動。自此教育會有了自己的會址，更進一步提高會員教師的歸屬感，形成澳門教育界團結、愛會的傳統精神。1961年開始，中華教育會致力解決大多數教師長期待遇微薄的困境，多次向各學校負責人和辦校團體，提出了調整教師待遇的建議，希望各校根據實際條件，逐步調整教師薪金。對教育會這一建議，教育會的團體會員一致同意，均認為關心教師的生活，才能穩定教師隊伍，學校才能辦好。因此各校均想方設法，或加薪，或發放津貼，根據各校的情況，對教師的待遇，均略有輕微的改善。從1961年到1965年，教育會共支出福利金31,000多元，受益教師1594人次。中華教育會昔日會址原貌（1960年代）
83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爭取社會關注到了70年代，澳門社會經濟稍見好轉，但物價不斷上漲。澳門教師的待遇仍然很不合理，男教師為養家活口，被迫轉行。有的為了子女的教育，寧願百上加斤，日夜兼教，每週三四十節有之。當年澳門小學教師的薪金一般月薪都在200元左右，更有低至150元左右的。如此微薄的薪金，不要說養家活口，僅僅維持個人生活，也不寬裕，一旦生病，就更困難了。中華教育會同仁深感教育工作屬社會服務性質的公共事業，必須爭取社會的關注，加強社會的聯系，讓廣大的市民，特別是學生的家長關心教育，關心教師的生活，同心協力，才能辦好教育，於是向社會呼籲關心教育和教師的生活。1972年5月，中華教育會舉行了座談會，理事長冼為鏗與各校負責人商討如何切實改善教師的生活待遇問題。與會者一致表示響應教育會的號召，從1972年度上學期開始提高教師的薪金。1973年5月，教育會再度召開座談會廣泛聽取意見，再具體深入研究教職員工的生活問題。出席座談會或分組座談會的各校校長、主任非常踴躍，大家對於教育會關心教職員工生活的號召，表示擁護，因此經過反覆醞釀、協商，各校兩次調整教員薪金，都取得積極的成果。1972年和1973年春節前，教育會建議和推動各校發放教職員工的生活補助金，也得到了各校的響應和支持。為會員節約開支，教育會理事會從1973年3月開始，由福利部代教師購買米質好、價錢便宜的批發價大米和生油，減輕老師們的家庭負擔，深受老師的歡迎。這項工作堅持多年，每月由吳培理老師組織濠江和鏡平的學生，把訂購的大米和生油送上各位老師家中。當年許多住房沒有電梯，學生送到家家戶戶，甚至“廢寢忘餐，任勞任怨”，為會員服務，為老師服務。1959年，中華教育會福利部理事陳瑤清主任，在經濟專家陳律平校長
8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的策劃下，採取零存整付的方法，以每月5元為一份，將參加者小額儲款集中成教育會的大額儲款存入銀行，以獲得最優化的利息。年終從銀行取回，按份把本息送回參加的教師手上。該項儲款從開始時300多份，發展至1966年的3100多份，1979年參加定額儲蓄的學校共有老師559人次，增至35,585份。20年間金額增加百多倍，可見工作獲教師歡迎。這等煩瑣的工作，是獲大多數教師感激的善舉。每月五元的小額，集中起來是一個大額，年終的本息合計，使老師們的年關易過一點，解決了部份教師的煩憂。他們對教育會同仁長年無償服務心存感激，也加強了教育會的凝聚力，加深師生感情，深刻體會到團結一心的力量。為發揮集體智慧、合力解決教學上的困難以提升教學效益，中華教育會由理事陳文光組織以銀業教師為主的資深書法教師尹君樂、劉天復等編輯出版中小學生用的全套書法教材，幼稚園和小一年級的紅字簿、小二級上學期用的中楷字格、下學期用的大楷字格、到三四年級用的大楷字格。在勞校自編的暑期課本上，編印出版小學各級暑期課本，供應各會員學校使用。後來，歷任宣教部如李瑞儀、王文達、胡培周、鄧凝、劉羨冰、楊道炘、黃活麟等先後多次組織資深教師楊惠初、張耀輝、林曦、李月嫻、黎瓊珍等編輯出版幼稚園至小學共九個年級的語文課本十八冊，除本澳學校採用外，也獲香港部份學校採用。以上出版除減輕家長負擔外，所有盈餘均撥教育會福利金。這些工作在發動各校派出資深教師參與各個編輯小組，精英雲集，以老帶新，共同為該會的文教工作獻出智慧的同時，也為會員福利作出貢獻。要求政府承擔公共教育的階段1974年，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宣佈放棄殖民主義。李安道任澳督（1974—1979），對澳門的管治政策有所改變。1976年通過《澳門組織章程》，成立臨時立法會，實施總督與立法機構雙軌立法。
85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澳督李安道主動通過蔡高中學林汝昇校長，徵求中華教育會理事長冼為鏗意見，有意委任該會理事長為立法會議員。當年華人民間團體極少與政府部門來往，此議經教育會同仁研究，同意其委任培正校長鄺秉仁為適當。這是教育界代表委任進入立法機構的之始。1977年澳督李安道又通過林汝昇校長向教育會理事長冼為鏗表達，關心私校，將立法給予私校津貼，有意改變對私校長期“撒手不管”的政策。1978年3月19日批准全澳符合不牟利私校條件的48所私立中、小、幼學校，按其收費標準，分A、B、C三級給予資助。每學年按班資助額從澳幣1000元至3000元不等。這是澳葡政府津貼私校的開始。金額實在很低，教育界認為是“杯水車薪”、“聊勝於無”，卻是一個好的開始。70年代末，經中華教育會收集資料核計，教師的經濟待遇嚴重低於同等學歷的其他行業。例如鏡平小學資深而優秀的畢業班主任楊老師，介紹她的小六畢業生到鏡湖醫院當助護（未有醫護專業訓練的助理員），其待遇立即高於其班主任楊老師。包括中學校主任職務在內的絕大部份私校教育工作者，其薪酬低於公務員最低起薪點；官校教師的待遇是私校教師一《澳門教育》第114-115期（1982年）倍多至三倍。因此，澳門教育發展的癥結，就在教育經費的嚴重不足；澳門經濟起飛帶來教育最大的沖擊是教師隊伍的不穩定，嚴重傷害教育質量。在政府教育政策有所調整，已開始主動資助私校的條件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中華教育會決策把工作重心，移到爭取政府承擔公共教育上，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首先，爭取教育界、社會和官民對當前教育問題的共識。1982年慶祝
8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五•一”教師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畢漪汶在會上呼籲提高教師待遇，要求政府增加對不牟利私校的津貼；副會長馬萬祺在講話中指出政府教育經費比例太小，反映當局對教育未夠重視，均得到與會教師的認同。教育會並通過會刊《澳門教育》1982年、1983年兩次的“五•一”教師節發表評論：《重視教育的社會職能，提高教師的專業地位》和《增加不牟利私校的津貼，減輕學生家長的負擔》。會刊《澳門教育》1983年第2期，轉載名經濟學家千家駒的文章《提智力投資放在第一位》。《澳門教育》1983年第3期刊登了我的專稿《原子彈•日本汽車•教育經濟學》，闡明要改變視教育為“消費”項目，視免費教育為財政不勝負荷的錯誤觀點；基礎教育是公共事業，主要責任應由政府承擔；20世紀80年代，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已有170個實行了六至九年的免費教育。澳門只有葡人和官校華人享受免費教育，不足全澳學生的10%。就讀私校的華人學生佔全澳學生的90%以上，教育費長期由納稅人自己承擔是雙重負擔。《澳門教育》第120期，刊登了劉羨冰的文章“原子彈、日本汽車、教育經濟學”（1983年）1990年10月初，《澳門日報》發表我與高展鵬的調查報告《過去十年澳門私立中學新教師流動情況》，反映澳門1978—1988十年間具專上學歷的中學教師存在對外依賴性，且流失嚴重，年齡老化，後繼無人四大問題。由於教育會搜集的理據和數據充份有力，又採耐心說理的方式，爭取廣泛的同情和謀求各方的共識，甚至個別政府官員和立法議員，也贊同教育界的訴求。文化教育暨旅遊政務司黎祖智也
87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承認政府過去對華人私校“撒手不管”，還說：“憑良心說話，如果不是有一大批熱心教育的人士興辦了這麼多私校，澳門政府就難以應付居民子女的教育問題。”其次，中華教育會集中各校意見，呼籲提高對私校津的貼額。1982年初，津貼的款項僅佔各不牟利私校總支出的5%至10%，除彌補通貨膨脹，教育費重負仍在民間！1982年，全澳文化教育經費為41,441,400澳門元，僅佔政府總開支1,205,026,940澳門元的3.4%。而同期香港教育費佔政府總開支的14.58%，相差太遠。林家駿副主教更提供政府對天主教所辦的全部私校的津貼數字，僅佔全澳天主教學校財政年度活動費的0.822%。立法委員、私校津貼法案籌委林綺濤也認為“私校學生佔學生總數的極大比例，但佔政府教育經費則太少，這種現象非常不公平”。再次，繼續爭取提升對私校的津貼和豁免私校教師的職業稅。進入80年代，前兩階段所採的辦法，已經再難有繼續採用的餘地了。同時基於政府態度的改善，中華教育會決定繼續敦促政府增加承擔！1981年2月，教育會代表冼為鏗、陳律平、李瑞儀、畢漪汶及何德明拜會教育文化司長碧嘉路，提出兩項要求：1.要求政府提高對不牟利私校的津貼；2.要求豁免教師職業稅。請碧嘉路司長轉達有關方面。3月25日，教育會去函立法會主席宋玉生，提出按澳門職業稅章程第十條的精神，私校教師應享豁免職業稅的權利。1984年7月2日澳門憲報第65/84/M號法令“公佈澳門不牟利私校的教師在繳交職業稅方面被視作公用政團體人員看待”。對政府接納我們的合理要求，教育會及教育界人士均表歡迎。第四，獲得何賢會長鼎力支持。何賢會長擔任鏡湖護士學校、鏡平小學、商訓夜中學、青洲小學、孔教中學、銀業小學、何族崇義小學七所學校校長，澳門大學及濠江中學、培正中學、嶺南中學、培道中學等的教董會主席，還
8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長期支持其他教育機構，並以澳門華人代表，被政府委任為行政、立法會成員，長期與政府官員打交道，熟悉澳葡官員心態。教育會代表分析澳葡政府在《中葡聯合聲明》發表後的過渡期間，已有逐步承擔教育責任的意願，又反映近年教師流向官校、公職和商業文員的情況，提出請何賢會長詳細考慮。幾天後，何賢會長約理事長畢漪汶與我到他的辦公室，不但同意教育會去信教育文化暨旅遊政務司黎祖智，據理要求在政府財政預算中，增加文化教育經費，增加對不牟利私校的津貼；而且還建議，信函要寫四封，分別送澳督、政務司長、立法會主席和他本人，而由他以教育會會長身份在立法會上宣讀教育會的要求。教育會於1983年7月28日，分別去函上述四人。8月下旬，當局宣佈將下牟利私校津貼增加20%。儘管由於物價飛漲，這一增幅近半僅彌補了通貨膨脹，但此舉加強了教育界的團結，又引起立法會和社會輿論的關注，效果頗好。可惜當年12月何賢先生去世，這是他為教育界做的最後貢獻了。1983年9月，教育會廣泛採摘世界各地教育財政數據和本澳教育財政現況，向教育界發出問卷《對教育當局津貼不牟利私校意見調查》，於12月底公佈結果，全澳各大報章以顯著位置報道。《華僑報》編者還作出評述，表示要把調查結果轉送有關當局參考。關於教育經費佔政府總支出的比例一項，60%認為應在15-20%才為合理；加上認為要在20%以上的，就達95%了。這一民意與政府公佈由1977年至1981年平均佔4-5%的比例，實相去甚遠。更可惜的是1982年又降至3.4%！問卷數字有力說明問題，更在教育界和社會上凝聚了更廣泛的共識。爭取教師合理的經濟待遇1985年7月13日，中華教育會向教育司施曼堯司長遞交致澳督高斯達
89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的公開信，提出教育資源分配不合理，是阻礙本澳教育發展的癥結，全澳90%的私校津貼只佔教育經費的10%左右，而且連年下降至1985年的6.4%。而不足10%的官校學生及教育行政所佔的教育經費卻高至90%以上，極不合理，因而提出三點要求：1.要求增加對不牟利私校的津貼，讓承擔澳門主要教育任務的私校免受經費困擾與束縛；2.要求在短期內改變教師薪金低於公務員最低起薪點的不合理現象，以穩定教師隊伍，並能吸納優秀人材，有利教育素質的提升；3.儘早制定並有步驟地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以減輕家長對子女的學費負擔。一石激起千層浪，全澳各大報章顯著報道了教育會的要求。這三點要求獲文化界普遍認同，並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回響。《華僑報•見聞散記》專欄作者南陽以《發展教育的癥結所在》為題發表評論：“政府對教育事業的撥款本來已不足夠，而在這一項社會資源的分配上，亦很不合理，不牟利私校獲津貼甚少，私校教職員收入微薄，教育質素難以提高。”7月14日《市民日報•文戈專欄》對教育會致澳督的函件表示欣賞，認為教育會的三點要求“都是為了推廣教育事業，及造福教師的傑作，是可喜的！”7月16日，文戈專欄再發表意見：“如果教師收入低微，維持生活尚要分心，那能全心全力教好學生呢？”7月25日《大眾報》專欄作家鄭重也慨歎道：“本澳絕大部份私校教師的薪酬卻連最低等公務員也不如！”“按現時的生活指數及通脹率，私校教師的職位，起碼加薪百份之五十才比較有吸引。這樣的加薪幅度，私校本身無法解決，只有由政府予以津貼才行得通。”輿論熱一直持續到8月。《華僑報•橫眉集》胡先生兩次詳細分析教育會提供的數字，力論教育資源分配不合理；《澳門日報》讀者孺子牛為文提出兩點：第一，本澳教育事業是政府理所當然的責任；第二，政府應切實檢討對私校的政策。編輯為該文加上標題《免費教育當局責無旁貸改善教師待遇急不容緩》。這也代表了傳媒對教育工作者訴求的支持。
9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教育工作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引起社會關心教師、讚揚教師吃的是草，擠的是奶的奉獻精神。經過教育會的努力，加上社會的關懷、媒體的公平正義的輿論影響，教育工作的社會職能、政府應當承擔公共教育這些本質問題，已取得社會共識，是重大的收穫。頒授勳章與直接津貼1985年9月10日，在如此關注教育和關懷教師群體的社會氣氛中，澳門迎來第一屆中國教師節。慶祝會前，中華教育會向政府建議，弘揚尊師重教精神，表彰在澳門專職從事教育工作20年以上的教師，得到教育司的贊同與合作，於教育會舉行的慶祝餐會上，由文化教育司署及中華教育會分別向他們頒發感謝狀和紀念品。獲此項殊榮的共302人，超過50年的兩位，超過40年的22位，超過30年的99位，超過20年的179位。就在第一屆教師節慶祝會上，澳門總督高斯達不但親臨致賀，而且還在宴會上向中華教育會頒授文化功績勳章，表彰中華教育會長期為澳門的文化教育作出卓越的功績，由理事長畢漪汶代表接受。過去澳督每年均在賈梅士日在澳督府頒授勳章，從未在另外的日子在澳督府以外頒授，可見意義隆
91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重。更令與會教師興奮的，是澳督高斯達在致辭的時候，不但對長期為澳門教育獻身的教師表示尊重和敬仰，並且即場宣佈，由當月開始，向不牟利私校教師，發放每月津貼金。中學教師500至600澳門元；小學教師400至500澳門元。服務超10年和20年的再給予獎金50和100澳門元。這一意外的喜訊，為澳門第一屆教師節帶來了永誌不忘的美好回憶。爭取公平合理的工作條件20世紀50年代，教師的上課節數一般約每週20節，大多再兼班主任或其他職務。為解決薪金待遇一直偏低的主要矛盾，不少學校被迫採取為教師增加上課節數的辦法，稍微提高待遇。隨著社會的發展，學校在上課期間，不斷為學生增加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其中相當部份也由專任教師分擔。政府部門又各按自己的工作規律需要和管理上的方便，加諸不少填寫的報告和表格。至八九十年代，香港和澳門均出現多起教師因負荷過重、焦慮不安而自殺的事，離開專業的也有所增加，投考師範的人數也在減少。可惜在這麼一個重要的問題上，官方和民間在認知有分岐。中華教育會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聽取會員意見，搜集世界各地及鄰近地區的數據與本澳教師工作量作分析對比，提出澳門教育改革最大障礙是教師工作壓力太大，為澳門教師爭取合理的工作條件，是校長、主任、特別是教師共同的心聲。1991年澳門頒行名為《澳門教育制度》的地方教育法，並宣佈開始制訂實質是教師法的《教師章程和職程》。中華教育會同仁把教師爭取合理的工作條件寄託到這份教師章程和職程的出台。連同屬下團體會員的教職員工，組成四級諮詢架構，廣泛參與爭取立法保障自己的權益。可惜後來稱作“私校教師制度框架”的教師法難產21載，直到2012年才誕生。時間到了20世紀末，中華教育會才開始丟開這份寄望，全力關注教師
9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負荷沉重影響教育的主要矛盾，為謀求官民共識，社會共識，做出了不懈努力。首先是形成輿論：眾多研究從數量的對比到質性的分析，加上專家的論述，一致確定澳門教師負荷過重，是不爭的事實，是必須解決的問題。1999年9月，我在《中國教育》與中華教育會合辦的迎接澳門回歸的研討會上，首次提出澳門教師工作負擔過重，影響教學質量的問題突顯：“澳門教師教學任務與非教學任務不少呈超負荷狀態，具體指導學生、教育和接近學生不足，備課改卷時間、休息進修時間均不足，影響教育改革積極性”。為保證教育健康發展，毋損學生權益，保證教師的合理工作條件，成為21世紀中華教育會認為要迫切解決的焦點問題之一。2000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國教育管理專業年會上，我發表《澳門博彩業的發展與文化對策》，再次強調教師工作壓力過重，成為當前是澳門教育發展的主要矛盾，要靠教育財政的增加來解決人手短缺。2004年在“港澳穗創意教學研討會”上我堅持強調，“必須首先改變教師這種被動的、疲於奔命的工作狀況”。我根據各校教師反映情況，著手整理有關資料，分析了2003年全澳教育數字，以上海師班比的低標準計算，澳門小幼應有教師2812人，而實際只有1987人，缺825人；中學應有教師2634人，而實際只有1762人，缺872人。可以說，兩位澳門教師在做三個上海教師的工作，長期處於疲於奔命的狀態。這是本澳一個量化的研究。我寫成長文，在《澳門日報》及《華僑報》刊出，又提議三減兩加，“減少中小學專任教滿節標準，減少教師非教育教學的雜務，減少客串角色的扮演；增加關愛指導學生，及與家長溝通的時間”。其次，教育會在多種場合發聲。2000年6月中華教育會《對2001年度政府施政方針（教育部份）意見書》上要求“改善教學條件，減少超負荷教師課務，增加人力資源，訂出合理的人員編制，使教育專業人員既能充份發
93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揮其專業才能，又能不斷提高其專業水平，把主要精力移到教書育人的工作上，使因材施教原則得到落實，扭轉日漸疏離的師生關係，加強學校與家庭的聯系，讓每一個學生都得到發展，從而從根本上解決日益嚴重的青少年問題”。再次，抓住時機，一舉三得。2001年度澳門學生總額減少，教青局乘機推行小班，教育會表示贊同的同時，提出班級人數減少，不及減少課節對教師的支持作用更大，建議爭取減少教師上課節數。第四，提出“十八廿二”方案。2003年9月在澳門教育委員會上，我與天主教校聯會代表孔智剛聯合向教育暨青年局作出具體建議，“在不影響教師收入的條件下，確定專任教師中學18節為滿節；小學22節為滿節。希望政府及時向教師伸出援手，保證教師的工作量有實質的減輕”。這個方案的精神，得到主持會議的社會文化司長崔世安的認同。該年度雖未能實現，但及後教育當局逐步解決，至2014年已實現專任教師中學16-18節，小學為18-20節，幼稚園23節為滿節。至此，澳門教師的課務負擔，已逐步走向合理。香港教師會主辦之研討會是為兩岸四地基礎教育研討會之始祖，然後往年在不同地區舉行
9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對“唔窮唔教學”說“不”“唔窮唔教學”，是南中國長期流行的、反映知識份子命運的民間口語，也是20世紀前半葉澳門教師的真實寫照。澳門教師團結在澳門中華教育會的領導下，共同奮鬥五十年，基本扭轉了這一宿命。半個世紀，兩代人的努力，每一階段教育會的理事會都與團體會員深入商討，共同發動全體會員關注和參與，眾志成城，在逐步推動澳門發展中，澳門教師也提升對教育專業的認知，體會到“知識就是力量”的真諦。以弱抗強得道多助我還想談談回歸前葡政府強推葡語教育的經過。澳門教育司組織各校代表到北京訪問交流
95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1986年10月4日，葡萄牙共和國頒佈《教育制度綱要法》第22條，提出“促進葡萄牙語言和文化在國外傳播，使其被列入別國的課程計劃”。葡國將此作為重要任務，要在澳門治權行將交還中國的短短十二年間加以完成。1986年10月，澳門教育文化政務司高秉倫邀請里斯本政治學院籌備委員及高級院校教育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龔水桑•阿爾芙斯•斌多教授（M.c.AlvesPinto）專程來澳門，有針對性地研究澳門教育一個月。其研究結果《澳門教育對教育制度之探索》（以下簡稱《斌多探索》）於1987結集出版。斌多教授的研究成果，雖簡但精，點出要害。其三點結論是：1.澳門學制是“符合當地人教育需要而形成的靈活的制度”，無必要統一；2.“在澳門這個歷史時刻，毋需強調推廣葡語的重要性；3.中葡教育存在教師流動率高、學生留級率高和明顯的棄學傾向，似乎從未進行過科學反思。如果不盡快改變（葡語）教學質量，前景只會更加暗淡。“研究和改革更成為當務之急”。《斌多探索》理性專業、結論客觀中肯，理應成為澳門政府制訂政策措施的科學依據。在這短短的兩年間，來自葡國的政務司長高秉倫和教育司長盧倬智是按《斌多探索》的精神，務實地在政府部門、在私立學校、在社會層面開展了推廣葡語工作的，而且得到民間的配合，已取得突破性的進展。1988年2月，教育司長盧倬智具函邀請已開設葡語課程的私校代表，坦誠聽取意見，著意改進。我本人也代表商訓夜中學出席，對各校代表的報告作了扼要的紀錄。各校介紹葡語課程開辦以來的情況，提出不少教學問題和改進的建議，但基本精神是求改進而不是放棄的。據教育司派發《推廣葡語》資料顯示：1987—1988年度澳門私校已超
9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過四千學童選擇修讀葡語，教育司亦將派出約30名教師；教育司下設的葡語推廣中心在培養師資、教材、器材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可是，政務司長高秉倫已經有心無力了，因為澳督馬俊賢辭職後，葡京已委出新的澳督文禮治和新的政務司范禮保了。急功近利1988年2月8日，新上任的教育衛生暨社會事務政務司司長范禮保先後約見澳門的兩大教育團體——澳門中華教育會和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代表，直接提出一個較長遠的發展本澳教育的方案，包括統一學制、實施六年免費教育，中小學設葡語課等問題徵詢兩會意見；對當前學位不足，數千學童失學，政府宜大量興建中葡官校；政府將組織學歷認可小組，在澳門本地認可學歷。在會晤中，中華教育會代表對實施六年免費教育的計劃非常贊同，但認為各類學校學制的年限大同小異，多種學制的同時存在無礙義務教育的進行，不要把統一的學制作為推行免費教育的前提，以免延誤計劃的執行。對學位不足問題，代表坦率表示，中葡學校設中葡雙語而不設英語科，社1987年政府推廣葡語的進展
97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會難以接受，會影響學生的升學與就業，建議支持私校擴充學額，並鼓勵熱心人士辦校。代表們同意推廣葡語，但在私校小學不可行，贊成在中學作選修科。天主教學校聯會代表也認為沒有統一學制的必要，對推廣葡語的意見與中華教育會不謀而合，認為葡語對一般幼童，在學習上肯定有困難，不宜在低年級學生中實施。從這次會面開始，兩教育團體都明顯感到新政務司完全執行另一套新政策了，《斌多探索》已束之高閣了。兩會主張政府的意圖已經十分清楚，中華教育會必須在理監事和各團體會員中廣泛徵集意見，在如此重大問題上取得共識；與此同時，天主教學校聯會也作了同樣的工作，在主教林家駿和專業人士參與下，也對問題展開研究，兩會各自取得內部意見的一致。3月15日，在中華教育會會址內舉行座談會，兩會負責人一起充份討論政府提出的教育問題，並決定整理為兩會共識，在次日澳門各大報章與全澳市民見面。由於內容重大，牽連全澳百份之九十以上的學生，又是兩會破天荒發表一致的意見，轟動一時。民間稱為“兩會聯合聲明”的主要內容有：1.澳門學生百份之八十就讀中文學校，為適應就業和升學，英語為必修外語。如強行要求小學生加學葡語是行不通的，必會影響教學質量下降，留級人數增加，甚或打擊學生求學積極性。近年部份中學設葡語選修，中學生已普遍反映困難，負擔過重。兩會一致指出，葡語只宜在中學作選修，以尊重家長自願；2.學制多元是歷史形成，各有其適應性，實際上也類似，因此統一學制沒有迫切性，強制統一課程有違教學自主精神；3.在過渡期急需培養學生公民意識，建議加強公民教育。
9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社會共識同一天，也就是3月16日，報章刊出教育司副司長施綺蓮答記者問。她肯定推廣葡語有一定的困難，認為“小學生是不可能承受三種語言（中、英、葡）之教學壓力的”。作為教育部門的領導人，她在這個敏感時刻，報道真情實況，還坦誠表達了自己的見解：“這亦是葡語不能在小學推廣的主因。而且一般私校不欲放棄英語課程的。”3月17日，《華僑報•見聞散記》中總編輯南陽分析了澳門語言的使用情況，提出要學生專學葡語，實在難以為家長所接受，如增設葡語，對學生壓力很大，“培養葡語的精英翻譯，更切實用。效果應該會更好一些”。3月19日、20日，《市民日報》總編輯文戈連續兩日以《葡文教育是否殖民地教育》《英文教育不容取代》為題，分析葡語實用機會不大，聲言反對用葡語取代英語作為第二語文。對政府免費教育政策採不教葡語就沒有津貼表示不同意，反映“坊間有人擔心演變成奴化教育、殖民教育”。3月23日中華教育會舉行理監事聯席會議。副理事長何德明、理事長報章上刊登兩大教育團體的一致主張
99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畢漪汶先後向與會者報告兩次會議情況。監事長、東亞大學校長林達光、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提醒大家要留意澳門葡政府會推行一些對澳門不利的政策。監事林堅持校長分析：“政府資助不牟利私校的經費是納稅人手中的，我校就有些家長說，不能拿我們承擔的錢來強制自己的子弟學葡文。”會議確定中華教育會對當前教育問題的主張，不但是兩大教育社團的共識，而且是全教育界和廣大學生家長的共識，更成為澳門社會的共識了。輿論沸騰3月25日，官委立法議員葡人申齊士在立法會上作議程前發言，公開指責中華教育會理事長畢漪汶，他說：“澳門政府對私校給予補助，我們認為補助的目的不是加強英語教學而損害葡語教學。……推廣英語而忽視葡語，並不是《中葡聯合聲明》的主張，而是中華教育會理事長的主張。我們希望，華人教育負責人起應有的作用，執行《中葡聯合聲明》所明確規定的雙語政策。”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場空前的社會熱議興起，一致認為強制葡語教學有損學生前途，指責辛齊士殖民主義心態。我當時擔任中華教育會副理事長，立即回應辛齊士，明確《中葡聯合聲明》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院使用葡文，是有一定的範圍的，並不涉及各個領域。我強調應從學生的前途考慮，如果放棄英語而教葡語：“學生如何升學？東亞大學有多少學位能容納？……政府部門是否能容納每年數千畢業生？”重申教育會一向並不反對推廣葡語的立場，只是認為推廣的方式值得商榷。認為急需培養的是精通葡語人才。孔智剛神父、林達光校長等都針對澳葡政府的文教政策提出了意見。3月27日及29兩日各大報針對辛齊士在立法會的發言，除了大篇幅報道之外還刊出澳門教育界人士和社會人士、廣大家長的議論，亦先後發表
10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評論。3月27日《華僑報•見聞散記》中南陽的長文以《對辛齊士議員推廣葡語的看法》為題，重申“培養一批高水平的翻譯人才，比之要很多人去學葡文更為實際”的建議。同日，《市民日報•市民心聲》富權就《中葡聯合聲明》的內文與申齊士商榷，並指出：“如果要將普及葡文教育政策提高到政治角度的話，就將更能暴露出這一政策的推行者的殖民主義心態。”4月21日華人議員劉焯華在立法會議程前發言指出：“義務教育是居民應享權利，不應以推行雙語為前提。”事件轟動港澳，影響全國。新華社澳門記者彭承進4月3日發出題為《澳葡推行葡語教育遇到強烈抵制》的綜合報道，文中既引述政府的要求和葡人申齊士的發難，以及澳門教育界的立場和意見，也對澳門社會人士的反應和各大報章的報道和評議分析概括，特別對林達光校長的講話內容和社會的讚賞作了報道。得道多助因澳門教育界的大力反對，強大的政府力量暫時軟化下來了。6月24日，政務司范禮保取消原答應出席的活動突然回葡公幹，回澳後即提出“免費教育”計劃。軟化一定是暫時的，而且戰火迅即重燃；同時我們也相信，民主革命後的葡國，把澳門交回之前實施免費教育也是計劃之內的。新瓶舊酒10月20日，范禮保提出只能撥1,000多萬元推行助學金三方案，代替承諾的兩億元小學六年免費教育了。以後的七年（1988—1995），政府先後通過教育改革的命題，在草擬、審議和通過《澳門教育制度綱要法》過程中，前後九次提出實施免費教育
101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方案，忽而九年、十二年，忽而六年、七年，都是幌子，目的始終為製造一份中小學必須教授葡語的法律依據。例如1993年2月19日教委會上派發派發給教育團體代表的討論文件竟缺關鍵的十頁，其中第十七條內文：“雖然各校有安排節數的自由，但執行權可對各科目的比重實行標準化，按所呈的預算而作出資助的決定。”又例如在過去三次合計近十個小時的教委會議紀錄上，只記個別人贊成意見，大多數反對意見一句不記！1990年3—6月審議教育法的11人小組取得不少共識，一致意見否定了統一學制時，遭到政府突然撤消；教育委員會兩度重組，砌詞以增加葡人代表等，如此種種花樣翻新，實際都是新瓶舊酒。十年堅持1991年3月9日教育工作者協會、中華教育會、教師聯誼會三團體舉行多次聯席會議，寫成《聯合聲明》，向政府提三點要求和一項建議，促政府完善諮詢制度，。1991年5月28日教育學會、中華教育會、天主教校聯會、教育工作者協會、教師聯誼會以及東亞大學教育學院六教育單位舉行五次聯席會議，完成一份對《澳門教育制度綱要法建議案》的綜合意見書交給立法會。從1990年3月起，對《澳門教育綱要法》紛紛提出意見的，除中華教育會、天主教學校聯會、教育學會、澳門教育工作者協會、新澳門學社、教師聯誼會、大專畢業人士澳門協會、澳門成人教育協會等社團外，還有大批教育團體、教育界人士、社會人士教育界人士，分別就統一學制，統一課程，推行葡語這三大主題發表了大量意見，比1988年更為廣泛熱烈，沒有一人贊同在免費教育中、小、幼必須教授葡文。1994年6月18日，我在《澳門日報》重申中華教育會一貫立場，認為將教授葡語與免費教育及資助教育掛鉤，是違反人權、違反教育法和特區基本法。我還提出，葡國總理斯華高亦提出不值得強迫推行葡語教育。
10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中葡聯絡小組中方組長過家鼎認為葡語教育有需要，但不宜強制，這些看法鼓舞了澳門人。1995年6月26日，澳門總督韋奇立頒佈29/95/M號法令：《普及和傾向免費教育》，宣佈1995—1996年度開始，把只限於葡人的免費教育普及到全體澳門居民（包括持臨時逗留證者）。在小學預備班至小學六年級實行七年免費教育。該法令根據澳門地方實情，接受了本澳教育界意見，重視社會輿論，放棄了統一學制、統一課程，刪去強制或變相強制教授葡語的字句。教育界、文化界和社會輿論界均表示接受。以兩教育團體為主的澳門教育界同仁，一直苦苦堅持十年，終於實現澳門人來決定自己的前途，維護了學生的權益的免費教育。感悟良多十年爭持，澳門先後經三任澳葡總督（馬俊賢、文禮治、韋奇立），三個階段，掀起四次全社會的大辯論。政府先後九次提出實施與教授葡語掛鉤的免費教育，並反覆耍弄小動作，但礙於葡國憲法精神的規範，法律程序的尊嚴，加上華人社會輿論一致的強大壓力，澳門教育界終於抵禦住這一夕陽政策的干擾。爭持過程中我們能在法律層面上充份說理，除了同業齊心之外，並感謝傳媒的主持正義，凝聚了社會正氣！我們也不能忽視，沒有《中葡聯合聲明》的規範，沒有葡國憲法的規限，沒有法律程序的尊嚴，長官何須冒耍小動作的風險？這是我們抗爭的天時，憲法憲政的可貴，我們應該擁護；在理性和友好基礎上萌發中葡友誼，也應珍惜。邁向全澳教師專業化1983年，廣東省高等教育局長林川、副局長王江濤先後應中華教育會
103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的邀請來澳門考察訪問。他們對本澳教育十分關心，殷切垂詢，瞭解到澳門教師在師範教育和教師在職進修幾近空白的實況，對此十分關心。教育會也反映澳門在職教師也有專業提升的迫切要求。高教局代表回到廣州，即向國家教委寫報告，建議運用廣州華南師範學院（後升格為華南師範大學）的力量，儘量幫助澳門培育在職教師，抓緊澳門在回歸的過渡期間，提升澳門的教育、教學水平。此一高瞻遠矚的建議，得到國家教委破例批准，首次為當年作為行政管轄外的地區——澳門的教育工作者提供在職專業校外課程。經多次洽談、磋商，至1985年初，雙方基本取得意見一致，確定由華南師大提供為澳門在職教師“度身定造”三年期面授與自學相結合的教育專業十二個課程。創出粵澳、官民三方面的分工協作的範例按合約規定，華南師大承擔教學和考核的重任，由華南師範大學每年四次，每次兩週，派出優秀教師到澳門進行面授，讓普遍具有實踐經驗的澳門在職教師加上自學，以完成目標要求的作業。以此模式接受系統教育科學的專業理論的再培訓。中華教育會承擔來澳授課教師的接待工作、提供教學場所、協助學校招生、收費工作、聯絡學員和學籍管理工作。學費每人每年澳門幣2000元。澳葡政府協辦，承擔本澳註冊中小學教師120人三年的全部學費。至此，澳門教師之中收入微薄，長期處於不合理狀態、又未經專業訓練而有長期堅持教育崗位的澳門私校教師，都獲得了免費進修的機會。按國家要求並結合澳門實況的專業課程華南師範大學特別為澳門在職的、具有實踐經驗的教師，設計了一個三年專科、五年本科的課程。專科必修十二科和兩個選修科。第一學年註冊入學的共141人。1986年第二屆報名十分踴躍，但名額所限，向隅者眾，中華教育會再與校方商洽，增辦一會員班，以滿足會員
10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的強烈要求。因此，第二屆增至212人，兩屆合共353人。佔當時全澳在職教師五份之一。四課程延續和拓展的14年為了滿足大專課程畢業生繼續深造的強烈要求，華南師大再經廣東省高教局的批准，1989年續辦了兩年制的本科。八五級和八六級大專課程畢業的學員，大部份繼續深造，前後五年培育123位本科畢業生，其中98人獲頒教育學學士學位。華南師大在澳門開辦的課程獲得普遍歡迎，對澳門教育工作者影響甚大。儘管不久東亞大學、工人業餘中心亦開辦了教育課程，仍難符社會要求，因此中華教育會不但持續為在職教師開辦文憑課程和學位課程，還拓展了多學科、多專業、整個基礎教育惠及託兒教育、大面積在職培訓教育工作者，對澳門教育的質素和發展、對澳門社會都作出一定的貢獻。
105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課程的歷史意義首先，澳門教育走出一條引進外力的新路。在澳門回歸的過渡期前夕，中國政府機構為行政管轄外的地區——澳門的教育工作者提供在職專業校外課程，不單是首次，與當地外國政府機構合作開辦課程更為破例，但其效益卻為各方所滿意。其次，課程促進教師隊伍的專業化，功在社會，利在未來。開辦前兩期，已培訓了全澳在職中小學教師的五份之一，十年後，接受培訓的已達三份之一，可見影響面之廣，提升教師專業水平這數以千計的在職教師，專業知識得到系統化，聯系實踐教育教學方法得以更新，個人、學生、學校、社會多重得益。我們再從教育整體的角度來看，從1985年至1999年的15年間，根據本澳教育司統計，1985年該課程開辦前，全澳曾經接受過教育專業教育的中學教師，只佔23.8%，小幼教師只有20%；而學歷未符法定入職條件的中、小、幼在職教師合共超過60%。這自然是澳葡政府長期不承擔公共教育的惡果。但經過主、協辦三方的齊心堅持，情況已有根本的轉變，8年後的統計，全澳符合中、小、幼入職要求的已佔80%。15年後基本上都達到教師隊伍專業化的要求了。這是澳門教育史上空前的成效。再次，帶動澳門社會逐步趕上終身學習的世界潮流。終身教育是是時代的產物，是時代發展對人們的客觀需要。作為外向型的國際化城市，終身教育也是澳門的客觀需要，乘回歸的東風，得國家政策的特別關顧，澳門迅即興起群眾性的工餘進修熱潮，得以趕上終身學習的世界潮流。三大比賽的前因後果談起繪畫、朗誦、趣味科學這三個比賽之前，應該補充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教育會是一個愛國的團體，從成立開始已經是非常愛國的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都有一種比較良好的願望，我們的文化應該進步，
10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亦都受一些有偏頗的宣傳影響，覺得有些東西要跟。但是跟的過程中，大多數的理監事，他們都是有良知的，有些不那麼跟得緊。但是今天是十分清楚，“文革”基本上是錯誤的，我們中華教育會亦檢討過，在《澳門教育》的一百期，由我作為主編，都寫了一個檢討，後來有些會員覺得：“好啊！我們應該是要有這樣的胸懷和這樣的態度。”“文革”十年來，我們確實有脫離群眾，很多會員有了離心的感覺，他們不喜歡這種鬥爭哲學，連與家長的心都有了距離。老實說那時候，這些愛國團體是處於一個低潮。我在1972年開始擔任理事會的工作。我那時是做宣教部的工作，我們感覺到應該按照澳門教師、學生、澳門社會實際需要，來做好我們的工作，所以由那時候開始，我們開展了幾個方面的工作，一個是提升教師專業水平，對於學生，開展一些有益身心的學術活動。當時各校在正課方面已經負擔很重，教育會有些年紀大的前任理事都認為譬如算術、作文比賽，不要辦太多了，那我們就選擇一些對培養人才的確是有作用的活動。當年,作文比賽是很容易的，你找幾個語文老師就可以辦好了，所以社會上的作文比賽多到不得了，有些老師就說：“我們已經是社會出題，語文老師全沒有作文教學的系統。”還有澳門長跑比賽，一班人日日練，一聲號召就已經有一批人參加比賽。作為教育會，我們就根據各方面的意見，以前的經驗，現實學校的教學情況和社會組織的活動，我們就辦了三個比賽。繪畫比賽1979年，是國際兒童年。我在香港，得到教育界的朋友的啟發，於是就在澳門辦了一個小學生的書法美術的比賽。當時我的同班同學就是聖羅撒的校長，我又是聖羅撒的校友，所以就特別是借用聖羅撒的校址，它又有禮堂，又有課室，就在那裏舉行比賽。這個比賽辦得有聲有色，教師、家長、學生都很歡迎。就將它作為第一屆，第二年就叫做第二屆了。為什麼就改
107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為學生繪畫比賽呢？因為學聯辦了書法比賽，那我們就集中辦了繪畫比賽。很感謝美術協會的理事們，他們很支持我們去做，而且還介紹些葡人和土生葡人畫家來支持我們，所以比賽一直堅持到現在，全澳門都畫光了。現在這個畫賽已經成為全澳門一個很有名的比賽，甚至旅遊公司都將我們的比賽日期作為招攬遊客的節目之一，特別是去到大三巴牌坊，選手全坐在石級，場面非常壯觀。又有一次在新馬路噴水池那裏，真是澳門盛事，電視都出現了，很多的照片。這個比賽，我想補充一些它背後的東西。第一，我覺得是廣泛團結了澳門的教師，大家同心協力去做一件事，全部義務的，這個精神很重要。大批的教師在那裏巡視，努力做到精準執行，不可以代筆，不可以偷龍轉鳳，防止作弊，很嚴的，一定是真材實料的。我記得有個家長，他忘記給兒子報名，兒子哭了，他不敢講，自己帶一張畫紙，叫兒子坐在角落畫了，不要交而已。因為他沒有参赛証。第二，擴大了團結。學校參與面很廣，甚至我們都用葡文把章程譯出來，小學生繪畫書法比賽是往後繪畫比賽之始祖
10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因為有葡國人說：“為什麼我們葡國學生不參加？”我們團結了全澳門很多學校，很多教師，以及團結了一批葡國的、土生的畫家。他們很願意出錢出力的，譬如施利華工程師，他就很熱心，現在他的錢包裏面仍放著當年他和得獎的兩個小朋友的照片。有一次，保安司要求我們代辦一次繪畫比賽，就是找一等獎的選手，全部去畫他的保安司，畫他的建築物，然後他去發獎品。我們的比賽，在全澳引起共鳴和參與，以及好評如潮，但是這仍不算是最重要，其中有一些事情，令我覺得在中華教育會的歷史上是永遠都要記一筆的。有個博物館的館長，叫江連浩，他是土生，粵語講得很好。他很熱心，借他博物館給我們展覽，推介一些葡國人給我們去認識，每次都向我們提出意見，做我們的評判，不辭勞苦，亦都對我們很多幫助。另外有位葡國畫家，不懂得講中文，叫做杜連玉，已經過身了。杜連玉非常有心，除了關愛我們那些小朋友，他還拉一些葡國小朋友來參與。當他參加了幾次之後，跟我們熟絡了，他就問：“你們辦學校，辦比賽的錢是從哪裏來的？”“那些錢是找人捐的，我們有些會員很熱心的，好像何賢、馬萬祺都是我們的會員，他們還找外面的人捐錢給我們。”教育會負責人與部分嘉賓在聖羅撒女中天台合照，左起依序為冼為鏗、葡畫家杜連玉、中國畫家祁士、李瑞儀校長、畫家招雲峰、葡畫家戴多富、畫家甘長齡、畢漪汶及劉羨冰
109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沒理由的，政府不出錢嗎？”於是杜連玉自己去批評政府，認為政府應該承擔澳門的教育。當時他去找政務司長黎祖智，批評他們，又去找當時教育局的司長，也是提意見，結果他們回答：“那些華人都不理會我們的。”即是說澳門的華人都跟政府官員沒有什麼來往的，那些愛國團體跟政府沒有什麼來往的。“那不行的，你們不對的。”結果，他就帶我們去見一位教育司官員。那時是畢漪汶當理事長，最初的時候仍是冼為鏗做理事長的，我說：“好啊！就去見面吧！大家交談一下。”所以開始跟官方有了一個接觸，打開了這道大門。(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很快地，杜連玉又說：“只有教育司知道你們的工作，不行的，政務司都要知道。”有一次，他打電話叫我們去商量事情，我們走到半路，他突然間在電話中說，他想介紹我們認識政務司黎祖智，問我們要不要見？當時我和畢漪汶兩個正走到南灣，“喂！現在我們開不了會啊！”這麼大的一件事，我們還沒有機會和大家商量呢？我記得我們兩個討論了，說：“我們做的事情都是為大家的，他跟我們商量，要我們做什麼事，我們都可以不立即答應他，回來再跟大家商量的，不要緊啦！去見吧！”好，我們兩個就去見，結果，原來他已經在等候我們的答覆，我們一去到，他立即就打電話給黎祖智說：“他們願意見你啊！”就立即帶我們去見黎祖智。黎祖智就表示：“聽說你們很快就有繪畫比賽，我想去參觀。”“歡迎歡迎。”他還說希望以後跟我們多些聯繫，他可以做到的事，他願意幫我們。我們很高興，所以有一次繪畫比賽就有黎祖智出現了，我們就在門口等他，歡迎他進來，帶他參觀。
11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他看了之後，對我們會的工作認識就加深了，對我們的印象就比較好，覺得應該要跟我們談澳門的教育問題，應該以我們為對象。以後我們就開始了一系列的合作。當年開始跟政府接觸的時候，因為澳葡政府經歷了“四•二五”革命，政府要開始轉變政策，所以大家都有合作基礎，邁出一步是很重要的。自此之後，黎祖智感覺到需要跟中國人打交道了，所以他特別找了他的同學──施綺蓮，懂得講中國語言的，來做教育司長。以後一個很長時間，都是她跟華人學校打交道，就是因為繪畫比賽而起的。有了接觸，是破冰的開始。朗誦比賽因為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打開局面，豎立教育會新的形象，要按照教師、學生喜歡的、需要的東西來做好我們的服務的工作。教育會有一個詩人，是濠江的一位教師危亦健，他的詩寫得很好的，畢漪汶及劉羨冰訪問何東圖書館
111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1983年，他就介紹香港一位著名的詩人──何達——來澳門演講，他當時很大名氣啊。演講非常轟動，第一天在教育會演講，講完之後很多學校請他去。他又會去朗誦自己的作品，他的長詩──《長跑者之歌》很著名。何達在香港當朗誦節的評判，我們就連續去香港學習，做足準備工作了，於是我就回來澳門舉辦了。我做事講求穩妥，一開始不辦比賽，只是辦朗誦晩會。1984年開始辦朗誦會，到1985年就第一屆朗誦比賽了，我們就有粵語、普通話、英語、日語、葡語等多語種。因為要找評判，我們和大學的關係又打開了，很多大學教授很熱心幫助我們。本身任教的老師是不能擔任評判的，以示回避。我們第一屆朗誦比賽已經有二十一校、2,000多人參加了，因為做了充份準備。朗誦對學生很有好處，特別是獨誦，是學生的一個鍛煉和提升。集誦，學校花的力氣會比較大。於是我們就決定長期辦朗誦比賽，一路堅持到現在。趣味科學比賽趣味科學比賽是第三個比賽。我哥哥在香港理工學院工作，畢校長也有些同學在香港大學做教授，通過這些關係，我們結識了香港一些大學的教授，請他們過來澳門演講，譬如葛時進博士、方明博士、柳啟瑞博士等，接待香港著名詩人何達（右二）
11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他們在香港辦了一個穿梭機實驗室，過來澳門演講時，他們鼓勵我們參與。他們在香港辦有趣味科學比賽，於是給我們一個名額，作為澳門隊去參賽。我們澳門自己有初賽，選了出來就去決賽，年年都去。我記得第一個比賽是紙飛機，摺飛機鬥遠。結果教育會就在得獎的學校中，邀請他們的教師，帶得獎學生到香港出賽。後來一屆一屆辦下去時，令到很多學生的思維都牽動起來。例如有一次要自己用廢料做一架汽車，而且是不許用電動動力的，或者可以用橡皮筋，利用斜坡滑下去，總之要自己製造一個動力，鬥誰的車能夠去得遠。那些小朋友很認真，不但下課後自己去想，還幾個人一起想，甚至回到家告訴給爸爸聽，連床板都拆了，與家長一起動腦筋。我們認為這個活動的確很有價值，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於是我們就一屆一屆辦下去。凡是得獎的學生當然是很高興的。因為我們澳門自己有個初賽，全澳很多學校都有參加，評判呢，因為老師不能做評判的，就只能夠請工程師學會、醫學會、澳門大學的教授來幫我們做評判，各方面的人士都來支持，使我們的團結面更加廣，一屆一屆辦下去，都辦得有聲有色。最後一兩次去香港時，已經差不多把冠軍拿了一半回來，於是令香港人正式開口，說我們已經成熟了，可以自己辦。實際上，就是不太想我們參與了。不過我們都很感恩，不是他們從開始關照我們，我們很難有這樣的成績。那時候我們就找了澳門大學、澳門理工的教授來跟我們做評判，於是我們自己舉辦賽事了，堅持至今。如果說對澳門的科學教育起作用的話，我認為這個比賽功不可沒，首先多謝香港，其次是澳門各方科技人才，特別是歷屆評判的功勞都是很大的。而我認為最大得益的，就是貢獻得最多的科學教師，因為他們是訓練得最多的人，又是帶動學生的人，過程中的辛勞和智慧，他們是貢獻得最多的。這三個比賽，我認為不會加重學校的負擔，對學校正課沒有衝擊，而
113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且對學生的成長亦都有一定的幫助。為什麼說對學生成長有幫助？當時李瑞儀校長曾經囑咐我：“數學比賽你不要辦，作文比賽你不要辦，因為各校比賽評分標準不同，很麻煩。辦這些比賽只會令到大家傷感情，壓力又重，別人說那間學校語文很好啊，那間學校數學很好啊，那些失敗的不就好像很差的嗎？我們不要辦這些啦！”前面談到我們最大的收穫，擴大了團結面，與社會各方面溝通的能力。除了和政府溝通，再就是和天主教聯會的溝通。朗誦比賽起的作用就很大。當時中華教育會一開始辦朗誦比賽，我們向所有學校派章程，請大家來。有的天主教學校沒有去訓練，有的沒有什麼興趣，或者跟我們生疏，就不參加了，但是有些學校就來參加，特別是有幾間學校時常得獎，就一定參加啦。結果天主教學校想，既然我們這麼多人去參加，不如我們自己辦一個，讓大家參加。誰知他們搞了第一屆的時候，一些學校兩邊都參加，因為兩邊都拿獎。當時出現很多趣事，譬如香港朗誦節的主席何家松，有一晚我們請他過來，第二日是禮拜日，我們是朗誦比賽，他要做評判。誰知天主教學校就在禮拜六請他過來演講，他講完之後，天主教就想送他回香港，他說：“我
11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不走啊，我今晚住酒店啊。”那些人以為他自己旅遊啊，誰知他過來我們這邊食晚飯，然後我們送他去酒店。第二天早上，何家松才看出來，“咦！不是昨天那一班人的？”他才講道：“昨天，有個會請我的，是教會學校的。”我說：“我明白，我明白。”於是何家松開始去對天主教學校講：“你們為什麼要分開？而且別人搞了那麼久，很有基礎，他們的辦法就是學我們香港的，你現在又叫我教你，我都全教給他們了，他們已經做得好過我啦。”他們第二年借了公教服務中心，即是現在澳門大會堂的電影院。那個戲院經理是一個修女，修女跟我是很好的朋友，她就告訴我：“你這個人都挺喜歡學習的，為什麼你不來學一下別人的經驗呢？”我覺得我好像沒有什麼理由不學啊，我說：“我不是不學啦，是他沒有請我啊。”“他不請你，我請你，我後面有一行位是我的院主位，我現在安排兩個位，你找多一個人來坐那裏。”我說：“我找畢漪汶校長。”“好啊，你來啦，我在門口等你。”到了那天，我和畢漪汶校長兩個就去遲一點，到他們差不多全進場的時候，我倆就跟着戲院經理坐在後面。誰知有幾個校長就發現了我們兩個，我們就去跟他們好好打招呼，他們就在下面商量，說不可以給我們坐在後邊，要請我們兩個下去坐。我們就大大方方去坐了下面。過了一年，有一次，有一個花籃是送給他們的，但是送來我們會場那裏，我們說：“那個花籃不是我們的。”我們立即派人送回給他們。因為比賽時間有時候是同一天的，他們就是不想讓那些學校兩邊參加。那個花籃我們送回去了，他們也不好意思，因為有很多花籃是我們的，他們一看到這樣，
115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也把我們的花籃送回來。後來，聽說天主教學校就大多數表決，不再搞了，辦了三四年就停了。學歷認可制度澳門的基礎教育以私立學校為主，即各自頒發證書，而高等教育方面，較遲才有自己的大學，所以早期就有一個學歷認可制度。這個制度對於特別上世紀80—90年代在外面讀書的人很重要，他們讀書回來的證書一定要經過澳門政府的認可，另外頒發認可證書給你，你的證書在澳門才有價值。否則，讀完大學之後這個證書在澳門外面有效，但在澳門是得不到認可的。大概都是從80年代開始，那時學歷認可成立時，是由教青局的局長負責，請了天主教聯會一個代表、中華教育會一個代表、大學的一個代表、另外有工程人員，由這五六個人組成的。在此過程中，大家都是從無到有慢慢來的，章程亦是從這過程中慢慢訂立的，一直堅持到很長的時期。事實上，澳門的學校，有沒有一些證書是不那麼規範呢？是有的，但外面的證書更多。我覺得這個學歷認可的工作，實際上是我們與政府之間的一個很重要的關係。後來因為人們不太喜歡我們的認可委員會，結果，不知為何，就撤銷了。撤銷時，我們所有的委員都有意見，還有憂慮。後來，我們發現我們的憂慮是真實存在，但現在政府如何去認可學歷呢？我們都不得而知了。我認為我們是為澳門特區的成立把了關。因為當時的學歷認可，還有葡國人參與，開會時他們說要以年份來計算，認可五年的學位。香港那些三年的，就不被認可了，醫學院、法律系這些就認可，暨大、華大的都不行。但當時澳門最多就是這兩間學校的畢業生，連清華、北大都不行，因為它們的學位是四年。於是我們就研究，是不是要用年份計算呢？大家在不停地爭論。後來他們又說要計科數，要計一共讀過多少科，又有人說計學分。到底要計年份、
11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科數、學分，還是按其他什麼呢？在此過程中，華籍公務員主動向我提供情況，如果按照葡國的公務員職程，凡是將來在政府部門中要做組長、科長、廳長、局長、司長，最低的學歷要求是大專，可是我們沒有人知道，只是被告知必須有五年。凡是去葡國讀大學的就一定通過，不是去葡國讀大學的就全部不行，包括在香港讀浸大、港大的都不行，只有法律系、醫學系可以。我們聽到幾個講法，將來澳門的高官只有三十三個土生可以做。那絕對不公平。那時我感到害怕，我在做的是一件對不起澳門人的事。於是我就回中華教育會，與領導層進行研究。與此同時，亦跟個別的中國委員商談，大家都有很多疑問。我最記得有一次，我們幾個中國籍的委員約了去教青局對面的南灣花園開會，那兒有張石製的桌子。我們達成共識，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我們就對不起全澳門的人，包括那些土生葡人，因為即使他們在香港還是在澳門東亞大學讀都是沒有用的，那怎麼行呢？我們一起進行研究，最後終於破解，我們把凡是葡國的大專學歷歸為大專，中國的包括香港地區，以及世界各國的三年大專都撥入大專，而四年制的都是學士學位，學士學位都應該是可以通過的。當時，有關這個爭論非常激烈，在這個過程中我都學了很多東西。最後，終於通過了。在1990年，政府頒了一個“文化功績勳章”給我。很多大學的校友會的人祝賀我，認為我們幫他們解決了一個大問題，澳門開始有一個公平評定學歷的標準。當時我們都試過很多方法，譬如今次是要評建築，我們需要請工程師來，因為我們沒有太多專業知識。於是政府去請人，我們規定要請一個華人，一個葡國人，兩個工程師一起評判。還有一次，評定機電工程師，我們又請了電燈公司相關工程師。結果，想得到特權的人，當然無法達到目的。我們快速通過了一些新的規例，凡是該國政府承認的學士學位，我們
117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都認可，甚至後來經過我們的努力，連香港的三年制都可以通過了，因為他們是在中學時已經多讀一年大學預科，那怎能不承認呢？所以，通過我們的據理力爭，解決了大問題。澳門也出現些懸而未決的問題，譬如有些學生明明成績不行，卻可以畢業，我記得有間女子英文學校，有個學生很多科不合格，其校長居然都讓她畢業。的確，有些學校會規定三科或四科不合格，就不能畢業，只是修業，這些都合理。但澳門有幾間學校，我們是非常質疑的，因為其學生很多科不合格，補考都不合格，但不明白為什麼校長都會給那些學生發畢業證書。於是我們就請校長解釋，他的解釋就是，沒理由要人一輩子都不能畢業。這句話說不通，這些我們是不會認可的。在外面的畢業證書，我們發現有很多都是假的。當時我提出建議，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權威的機構，只好找一個權威的機構代我們去進行驗證，於是在90年代初，建議政府一張出50元，把那些我們不能夠下判斷的證書交回該國的政府幫我們認證，中國大陸是以省的機構進行認證。結果，認證出來假的證書相當多。我們認為，基本上我們的把關都算嚴格的了。假證書我們全部交回教青局處理，教青局再交給保安局處理，我知道有些是會起訴的。當時查到假證書的比例，應該都有百分之二三十，不低的。事實上，我是採取一個與人為善的方式，例如那個人什麼都沒有，我們會要求對方盡量把有關證明交來，但如果對方只交一張畢業相，影了相並不表示考試合格的，因為有些學校是影了畢業相才考畢業試，所以單靠一張相會不會讓人質疑我們呢？於是我們就教那個人，找你畢業時在學校教的老師，或者請學校發證明，複製一份當時畢業生的名單。但有些學校已經結束了，那怎麼辦呢？例如中德已經結束了，但我們知道中德的校長現在在聖若瑟當主任，那就可以解決了。有些人說自己沒有領取畢業證書，因為中德後來接受台灣的津貼，其畢業證書印了國民黨的旗，所以沒有領取。這樣的話，就要找校長寫一個證明書，證明你畢業合格。
11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學歷認可，是一個超級複雜以及難以處理的問題，因為它是來自全球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教育階段、不同的專業，不同的畢業標準跨域很大，出現的情況一定千差萬別的。例如除了大學之外，還有相當多的人出示的學歷，來自於不同國家的中小學，而小學、中學、高中、初中四級我們都認的。有個故事。有一個人，他在考小學畢業試前生病了，於是他沒有考試，但後來學校讓他繼續升讀初中一。讀完初中二後他就沒有讀了，出來做政府的司機，但他連小學的畢業證書都沒有，所以在他入職時，政府當他是文盲。這個人我們要幫幫他，但結果幫不到，所有的條例都沒有辦法，因為他小學證書、初中證書都沒有。後來我們提議政府辦一個開考小學畢業的學歷考試，就這樣，我們又幫了一堆人。我們主要是幫人的，這個精神很好，即大家都堅持盡一切辦法，與人為善。我們提議了很多辦法給政府，以便解決問題。另外就是我們那班委員，最初時大家有很多矛盾的，但一直堅持下來後，我們變成一班很好的朋友，所以結束時，大家都很不捨，不明白為什麼要結束。大家都依依惜別。學歷認可小組由開始到結束，都有十幾二十年。成員間中會有變動，例如政府都換過三四個人，公職局換過三個。我是由開始做到結束的。認可制度是投票，少數服從多數，二分一就通過了。當時的小組是由七八個人組成。投票時很少出現較難取捨的情況，因為我們都很理性，不論葡國人、中國人、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學校、來自不同政府部門都好，大家在討論過程中都是充分說理的。認證過程中，我們都很嚴謹，如果有不清楚就叫對方補充，今次不通過不等於會否決。無法認可的那些，我們會叫他補充材料；或者是分發去各地政府認證，如果有學校就可以請學校補充證明；如果我們懷疑有虛假的，就會要求學校查其學歷。剛開始時，不論本地還是外地，不通過、屬於第三類的比較多，後期
119奉獻教育事業永不言悔人人都知道我們是怎樣辦事的，都會整理好才來，才慢慢變少了。在整個工作過程中，我有自己的筆記記錄。例如有人打電話向我投訴，我又要向他們解釋。有些人的確是很冤枉的，因為“文化大革命”以致自己什麼證書都沒有，明明很有學問，但我們都愛莫能助。十幾二十年積累下來的材料，都足夠我寫一本書的。對中華教育會的深情寄望我覺得中華教育會的宗旨，不是為一小部分人，是為廣大的學生，為教師，為家長，更是為全澳門的教育服務。我認為這個宗旨不能為一些狹隘的利益所蒙蔽，一定要承擔起她的使命。全澳門的學生，都是我們的下一代，全澳門的教師，都是我們的財富，所以教育會應該為全澳的教師、全澳的家長、全澳的學生謀取利益，維護他們的權益。我們還應該與各方面合作，凡是有利於青少年健康成長的，我們都應該要做，好的要做，難的都要做。
12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黃楓樺
為社會服務，十分有意義121童年與讀書情況我是1935年4月4日出生的，出生地是廣東省中山縣，石岐的長洲鄉。在我三四歲時就跟父母來到澳門，我爸爸以前當過海員，行過遠航，舊金山也有去過。但1927年省港澳海員大罷工，當時因為參加大罷工而回鄉。我聽爸爸說，他在家鄉當過小學校長，媽媽當過小學教師，後來帶了我到澳門，當時我還小，大概是1941年，應該是5歲上幼稚園的時候，地點就是當年的新馬路風光攝影舖位置樓上，叫淑賢學校。那時候我姐姐讀一年級。我家裡共有七個兄弟姊妹，我排第二，我姐姐最大，我之後的那位弟弟在80年代時去世了，現在還剩六位，有五位也是當老師。說起來我家也算是“教育之家”，今天我數一數，有十三位當過教師，爸爸、媽媽、阿姨、姐姐、姐夫、我、我太太、我去世了的弟弟，另外兩位弟弟，六妹沒有做教師，七妹也是做到退休，七妹的先生也是，我的下一代，細媳婦也做過教師，教小學、幼稚園。家裡大學教授又有，像我這樣的中學教師也有，小幼的也有，我數過有十三位。我在淑賢學校讀了大概一年幼稚園，一年級也未讀完，1942年就回鄉了，雖然日本人那時沒有佔領澳門，但已經開始在澳門“搞搞震”（搗亂）。當時生活困難，爸爸留在澳門，我們跟媽媽回鄉，沒辦法讀書，環境很困難，就在家鄉煙洲小學就讀，這間學校也是當時培養青年的抗日根據地。在那裡讀完一年級，但當時家裡吃飯的人多，沒工做，在家鄉裡燒柴也是用樹葉而已，生活很艱難。我跟祖母去上海，先坐船去廣州，再由廣州坐大輪船去上海，我在上海有個叔叔，就是我爸爸的弟弟，做小經紀“搵兩餐”（糊為社會服務，十分有意義
12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口），他就供養我的祖母，即他媽媽，順道關照我，因為我是他的姪子。上海那裡我有親戚照顧。後來我在上海一間叫智仁勇女子中學入讀小學二年級。它附設有小學，男女兼收，我就在那裡讀二年級。讀了一年後又要停學，沒得讀了。很快就到了1945年，抗戰勝利，那時候爸爸的環境好了一點，就親自去上海接我回來。1946年我回來澳門後，在勵群小學三年級的下學期插班，讀到四年級就轉校了，轉到廣大中學的小學部。為什麼我要轉到廣大呢？因為當時我姐姐來澳門了，在中學部讀書，她讀書很勤力，考了第一名，免學費，爸爸有獎勵，我看見就羡慕了，那就也轉到廣大了，我在廣大讀小學五年級，果然在五年級讓我考到第一名。我講一件有趣的事，我小學的時候很喜歡打乒乓球，算是打得比較好，學校也有組織校隊，我和比我低一級姓周的同學也是考第一名的，乒乓球也打得較好。考試的時候，我們想回校打乒乓球，當時的校長陳律平就交代校工：“考試期間任何學生不得入內，不要開門給他們，但某某人和某某人兩個就可以，他們可以練習，他們自己會準備。”所以我們很有興趣打乒乓球，幫學校拿過幾次校際冠軍。中途輟學參與社團工作之後就在廣大初一、初二、初三、高一，讀了四年。1953年，朝鮮戰爭，美國禁運，澳門經濟蕭條，大量工人失業。當時我高一也沒讀完，讀到四月份，家裡真的沒辦法供我讀書，我就問人介紹工作，後來我就被介紹到一間叫“澳門豬肉燒臘工會”當工會的秘書，我上學到4點放學後去上班。在那裡工作一個月只有70元，40元是“家用”，只有30元花在早餐、衣服、剪頭髮上，有時候和工友“飲咖啡”也是用那30元，有時候工友見我這樣窮就說：“秘書，我請你，我收入比你多！”和工友們“喝咖啡”、“傾偈”聊天，那人家請你三次你也要請人一次吧，那時一毫半一杯咖啡，一毫一個包。當時生活就是這樣，水平較低，但工作很有意思，也算是比較穩定。
為社會服務，十分有意義123那時候在澳門年輕人找工作不容易，特別是未讀完書。以前可以做童工的，現在不行了，法律規定要16歲以上，我們那時候不是的，七八歲也可以出來工作。在澳門豬肉燒臘工會當秘書的那段時間，我還兼過五間工會的秘書，但豬肉燒臘工會我是一直做到最後的。其他工會的工作是因為工作需要，有些工會的秘書辭職了，找不到秘書，工聯就叫我去幫忙，有些是義務幫忙的，沒有薪水的，有些給的薪金也是很微薄的。我在沙籐工會工作過，在屠宰工會工作過，在公共汽車職工會工作過，後來也在糧食雜貨職工會工作過。從子弟學校開始教育工作後來豬肉燒臘工會開辦了子弟學校，當時是1956年左右，我第一份教育工作就是在工會做秘書的時候，兼任子弟學校的教導主任。教了兩年左右，後來工作需要又離開了工會，去了學聯專職當秘書。1962年5月剛好濠江中學需要人做實驗室管理員，我就去當實驗室管理員。我在濠江的職位可以說是步步高升，由實驗室管理員兼學生會輔導員開始，後來轉做教務員兼學生會輔導員，當時學生會輔導員已經有很多事要做。後來沒做教務員了，就做中學老師，教語文，還有當時叫“社常科”，就是差不多現在公民科的教材，內地就叫政治科，這是濠江獨有的一科“社常科”。後來當班主任，後來做副教導主任，再後來做校長室秘書，那時候沒有秘書長，就叫秘書，後來再升任副校長。濠江中學組織了教育協進會後，當時就由馬萬祺當協進會主席，杜嵐和我當副主席。與中華教育會結緣說起來就好笑了，怎樣跟中華教育會結緣呢？就在議事亭前地的商會舊大廈，現在的屈臣氏附近。1952年我讀初三時，當上了學聯的執委、副主席，學聯希望找一個愛國進步學校的學生會“阿頭”（領導人），於是，
12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我獲提名做執委，執委互選當選了做副主席。有一次“五四”青年節學聯開一個園遊會，當時有一些燈謎，就是請其時中華教育會的總務長陳道根先生出題的，我很喜歡打燈謎，我走過去見到有一條燈謎，謎面是：高大的樹木，猜現屆執委人名一。我想了一想，又是高大的樹木，又是人名一，又是現屆執委，難道是我自己？我就說“會不會是黃楓樺我自己”？果然是我！因為謎面是高大的樹木，我就猜中了。本來我做執委時，我名字黃風華是“風華正茂”的風華，跟樹木的“楓樺”不同，我想，高大樹木也很好，於是名字就從那時開始改用木字旁的。我當執委的名字，一直沿用到現在，最多人知道的就是這一個名字。第一次和中華教育會扯上關係，就是這個燈謎。陳道根這老人家文學根底很好，所以他就出了很多燈謎，從此我就認識了中華教育會的“阿頭”。在學聯時我做了一屆執委副主席，第二屆我就辭了，不過我離開了學聯也有一直幫忙，因為他們培養了我做學聯的主編，出版委員會的主任，我就從1953年這裡做到70年代，做了十多年。負責出黃楓樺（前左二）與林顯富（前左四）等同事合照
為社會服務，十分有意義125版學聯報、學聯半月刊，到後來的學生週刊，一星期出一次，很忙，但當時大家都很有興趣，很投入的。之後我參加了中華教育會。一般活動、會員大會等大型活動我都會參加。1985年我做了副校長，又當了省的人大代表，後來中華教育會有些年紀大的退下来了，換屆時就到我去當監事長，年份我忘記了。當了一屆監事長，後來又當了理事長、會長。參與各項會務工作當理事長、會長主要就是會務，每樣都要管的，很多理事會的例會都是我主持的，會長或者理事長主持會議，做決策、慶國慶，迎回歸等大活動都是由我們負責，還有繪畫比賽，學界運動會等。教育會宗旨是團結各間學校的老師、爭取教師的福利、培養師資、支持澳門的教育事業。20世紀80年代以前大學的畢業生，大學的老師，出來當中小學校的教師人數很少，澳門的老師都是抗戰時期從內地走難來到澳門加入學校，或是本地中學生黃楓樺（左一）與吳仕明（右一）於全國第十屆第五次人大會議期間攝於人民大會堂前
12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學位，一般本科是四年的，但因為我們是函授式的，他們來給我們上課。唉，那時候，也是“灌落去”的，來十天八天，講完一本書，你回家自己溫習，到時候來考試。屬於填鴨式教育，但也沒有辦法，你也不能停學去讀，就這樣拿了一個學歷。那就為各校培養了一批有本科學歷教育專業的老師，當時去讀的首先是校長級，校長沒時間就找主任，或者是找得力的、骨幹的老師去讀。以後就開放由老師自行報名參加了。今天，許多教師都獲得本科師範專業資格了。中華教育會為培養本澳教育人才，培訓師資，作出了好大貢獻。華南師範大學也有很大的功勞。教育會還極力提倡呼籲社會人士、各間學校，辦校團體要重視改善教師的生活，提高教師的待遇。濠江最低級中學教師，90元薪金，小學可能還低一點，兩年加一次薪，加一次工齡薪，兩年加5元，不是逐年加的，濠江只加5元，有些學校沒有工齡薪，調薪也不是年年調的，物價指數高就加一點，但加也是加20元，就這麼多，所以待遇很低。同時教師的生活不穩定，整天都搞不好，你要他提高質量，要他用心機教也沒辦法，所以多次呼籲，但各有說法，實際學校有困難也無奈。直到1985年，在教育會的多次呼籲下，當時澳門的總督高斯達，我們叫他大鬍子，他來出席教育會的第一屆慶祝教師節活動，1985年是在澳門畢業投身教育工作的。後來中華教育會爭取到與華南師範大學合作，得到澳葡時代的教育司支持，合作在澳門開辦師資培訓班。第一期大專班開辦的時候，當時我的校長很鼓勵我去讀，我當時是副校長，“將來要提高學歷的。”所以我就去讀，讀了五年，拿到畢業文憑，拿了學士
為社會服務，十分有意義127的第一屆教師節，和國內同步，國內定了9月10日是教師節。他來出席活動，他就向教師宣佈發放一些津貼，叫教師津貼。“直津”就是1985年時澳督出席時宣佈，雖然少，但好過沒有。當時社會經濟情況有所好轉，有些學校，特別是中華教育會屬下的學校，比如是濠江中學，帶頭調整薪金，連續一年兩年三年地調整，使教師的待遇適當地提高了。我記得有一年，最好的時候，調高百分之二十多，每個人都很歡喜，但原來基數很低，很“陰功”，當時我們七十多九十多元的人工。我告訴你兩個情況……我出來工作十年，在節衣縮食的情況下存了多少錢呢？十年！存摺上只有300元。結婚時都給家人，家人負責，擺幾圍酒，請親朋好友吃飯，校長也來了，當時在陶陶居多少錢呢？算出名的了，36元一席酒，大家公價人情3元，這說明做秘書也好，做教師也好，教師和秘書差不多，工资都低過工人。我沒有親身經歷，但很多教師經歷過，他說他的學生沒有畢業已出來在酒店做開車門的。有一天他去餐室，出門時，學生開門給他，還幫他開車門，那個老師坐的士趕路，他說：“老師，我現在的收入比你多，用得黃楓樺與家人合照
12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著讀書嗎？”真的是讀書無用論，他收的“貼士”比你多，做開門的比你多，你說多可恥，真的是魯迅先生說的“吃的是草，擠的是奶。”對不？這麼艱苦，所以教育會在這一方面不斷推動，呼籲社會重視。中國文化常識達標工程回歸前，澳門新華社宗光耀副社長通知我作為香港、澳門、台灣三地的代表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華僑華人中華文化常識普及標準”（即“達標”）首發大會。當時我的身份是中華教育會理事長，他指定我要在大會堂講話，我第一次在大會堂發言就是這樣，人生經歷第一次，所以印象很深刻。那個會是怎樣發起的呢？由香港世界傑出華人基金會發起，主席是香港知名華人莊世平先生，希望弘揚中華文化，使更多人能認識中國文化，所以有心之士、愛國之士就發起趁回歸弘揚中國文化常識的活動。當時是1999年6月份左右，我發言了，承擔了，保證回去後要大力推廣，特區政府還未成立我已經預期特區政府會大力支持，各校一定會大力支持，我們會推動。回去後向中華教育會匯報，1999年回歸的事情還未做好，於
為社會服務，十分有意義129是在2000年4月8日啟動，開始籌備工作，2001年開始第一屆“中國文化常識達標工程”考試。我曾到內地出席“達標”首發大會，不是舉手宣誓這麼簡單，回來要帶頭，在中華教育會也要帶頭，所以我首先報名參加，推動各校校長、老師、理監事去報名參加考試，推動各間學校參加。那年第一次參加考試有2809人。達標考試內容有漢語、中國文學、歷史、地理、中國文化古蹟五大方面，60分合格，叫作達標。最初第一次還要作短文，第二屆取消不用作文了。我們50多60歲的人，當時校務工作很忙，記憶力衰退，好在我是教語文的，歷史、漢語、文學、名勝古蹟也會懂多一點，去的地方也多，所以也算合格，我就溫習一下，臨考試真是“棟床板”，說學生“臨急開坑”，自己也是，沒辦法，工作忙，但又要帶頭考。考試那天在培正中學考場，天公真的“唔俾面”，滂沱大雨。嘩……那時還在家裡溫習，爭分奪秒，不捨得浪費時間，因為還未熟，冒著大雨趕去考場。入到考場，不用爭第一交卷的，第一交也沒分加的，答完再看，看完又改，最後才交卷。當時我是長青組第一名，當時第二名是濠江中學教導主任，他負責出題練習在學校試測，老師和學生都拿他的題目做過，我也有做過，順道溫習，考試時我比他幸運，我90多分，第三名不知道是哪間學校的，我只記得自己拿了第一。何厚鏵特首頒獎，各組別也有頒獎，獎金2000元，努力沒有白費。重溫了很多東西，溫故知新，有些原來忘記了，有些過去不知道的就認識了，確實是有好處。第一屆有2,809人參加考試，考試達標2,033人，合格率72.38%，也不錯，大家做足功夫。參加者一向都是學生最多，九成也是學生，教師第二，有些公務員，有些工人，商會也有組織一些人去。只有澳門在辦的“達標”工程再講一個故事，辦著辦著，現在只剩澳門在辦了，香港停了，辦的人離開沒辦了，台灣一直沒人辦。香港在開頭那幾年，也在著力推動，他們不
13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像我們這樣全港搞達標測驗，他先通過無綫，翡翠台那個叫“中華狀元紅”的節目辦比賽。澳門有代表隊去的。第一年2001年，是交流的形式，香港自己辦，只有四隊：澳門隊、香港狀元隊……因為他們自己在香港賽了一次，香港又有二隊，即是香港有兩隊參加，汶萊也有一隊，汶萊也很厲害，四隊中拿到第三。第二年澳門過去和他一起辦，邀請外地隊伍來參加，那時內地有一隊，還有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菲律賓，加上港澳，共七個國家和地區的華人、港澳同胞。當時帶隊的是鄧景濱教授，我當團長，那一次澳門拿了季軍，冠軍是香港，亞軍是新加坡。那他主人家就得地利了，電視台怎樣操作他們也熟悉，我們澳門拿到第三。第三年就是2003年9月19日，參賽隊伍有香港、澳門、新加坡、汶萊、TVB也出了一隊！好像是派明星參賽吧……最後決賽只剩澳門和香港爭冠軍，只差一分，大家同分，最後搶答，澳門隊搶先，答錯了，香港隊答對了，就贏一分，澳門隊屈居亞軍，雖敗猶榮。澳門隊很厲害，搶答很快很準。那年何少金校長當團長帶隊去，那幾年很“墟冚”(熱鬧)，澳門有很多人看，
為社會服務，十分有意義131看得很緊張。這就是關於“達標”的，以後“達標”每年在澳門也有頒獎，後來是在議事亭前地舉行頒獎禮，讓遊客也看得到，頒完獎後還有些節目表演。華夏綠洲助學行動華夏綠洲助學行動是自2006年起，由中國綠化基金會發動的，宗旨是推動海內外的華人關注內地西部防治風沙地區貧困少兒的生活，幫助他們改善學習的條件。澳門中華教育會聯同天主教學校聯會、公職教育協會，以及澳門大學、理工學院、科技大學和旅遊學院七個教育社團和高等教育機構聯合發起，這七個教育團體和機構都認為這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活動。於每年2月至3月春節期間，在本澳開展“一人一利是”募捐活動，各間學校會因應自己的實際條件在校內舉辦不同形式的募捐和宣傳教育活動。鄧景濱教授（左一）。何少金（右一）與參加中華狀元紅澳門區代表留影。
13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助學行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過去八年澳門總共籌得的善款接近1,000萬。華夏綠洲助學行動的捐款主要用於資助八個省區，包括：內蒙古、山西、陝西、青海、甘肅、寧夏、新疆、西藏等西部省區貧困學生讀書，幫助他們購買電腦化教學的設備，送給條件差的學校，以及資助上述地區家境貧困而品學兼優的學生到北京進行短期的參觀學習，因為他們從未去過北京，就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讓他們去北京參觀學習，藉此給西部的貧困少兒送上溫暖和鼓舞。自2011年開始，澳門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學院、旅遊學院四所高等院校每年均有向內地貧困地區提供一些免費學額，讓一些優秀學生可以到澳門的大學學習。暫時只是這四間高校提供免費學額，並承擔他們學習期間的生活費，即是免他們的學費，還提供生活費。在2013年陜西定邊縣第一中學高三畢業生李贇，他很聰明，在全國高考中取得532分的好成績，已經是超過一般錄取線47分，即是說國內很多大學已經可以取錄，結果給澳門大學的工商
為社會服務，十分有意義133管理系取錄了，李贇表示一定會努力學習，用優異的成績來報答大家。在“華夏綠洲”之前……話說回來，在華夏綠洲助學行動之前，即2004年春節，在中聯辦原副主任宗光耀先生穿線搭橋之下，澳門中華教育會得到他引薦參加了內地農林部、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聯合發起的“防沙植林助學行動”，號召北京學生捐1元，或者1本書用作幫助西部風沙地區貧困學生。那澳門中華教育會當年聯合了天主教學校聯會，公職教育協會、澳門大學、理工學院等五個教育機構和團體（最初未有科技大學和旅遊學院，後來才發展到七個）共同開展這個“一人一利是”活動，沒有捐書，捐一封利是。一封利是有多有少，各校學生自己捐，得到各校師生大力支持，熱烈響應，第一次捐款折合得人民幣80萬，捐款的人除了各校師生，還有個別社會熱心人士和家長。2004年北京成功申辦奧運，當時很歡喜，澳門就以種樹植林來支持北京奧運申辦成功，非常有意義。當年就選定了陝西省的神木縣，以捐五毛錢植一株樹的方式來資助造林，以一畝來算，大概能種六十株。當時澳門首任特首何厚鏵先生應邀為澳門師生林題寫碑名，表示支持。澳門綠化師生林現在已經佔地面積5,000多畝，植樹300多萬株，加起來有百多萬澳門元。經過十年培育，“十年樹木”，現在已長大成林了，多數都長到兩米以上，在防風沙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有30多個社團和學校捐款多達5,000元以上的獲立碑紀念，去年前往定邊助學的師生專門去神木縣參觀，看到十年前在荒涼的沙漠上栽種的小樹已經鬱鬱葱葱，十分高興，紛紛在何厚鏵先生題字的紀念碑前合影留念，有些人還在自己學校那畝園林上合影留念，回來跟老師和同學分享。2005年是到內蒙古助學的，我也有親自擔任團長帶隊，同樣取得很好的效果。直到2006年，為了更好地援助內地西部沙化地區貧困學生，才定名叫“華夏綠洲助學行動”，它的前身就是這樣。所以說這個活動的前身在當時植林方面使用的錢較多，後來多了在助學方面，捐一些桌椅、電腦、教學用品、書籍和助學金。
13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這個活動轉眼已經八年時間了，成果越來越好，影響越來越大、越深遠。師生們通過親身參與前往助學地區扶貧助學，以自己能代表所屬學校將助學金親手送到貧困學生手上表達一種愛心和關懷，感覺到這是一種榮耀來的，亦加深了解西部地區學生的生活和學習環境，通過耳聞目睹、接觸、訪問一些貧困學生的家庭，了解到他們的苦困和苦學的情況，感受到他們面對困難時奮鬥的精神，更加體會到今天自己作為澳門人的幸福，亦從貧困學生的艱苦求學精神激發他們要懂得珍惜時光，關愛別人，把握今天，認真學習，在思想教育上的收穫很大，所以不只是幫人，實際上自己也得益不少。回歸前後的教育界慶祝活動我介紹一下中華教育會及各校師生在澳門回歸前後的大事和一些難以忘懷的活動。澳門回歸祖國，這是中國人民長久盼望的一件大事，亦是澳門同胞熱切期待的一件大事。經過中葡兩國政府簽署發表《聯合聲明》後，1999年12月20日澳門就要回歸祖國，訂了具體日子。為了慶祝這個喜慶日子到來，澳門各界同胞特別成立了“慶祝澳門回歸祖國活動籌備委員會”，與全國人民一道投入了熱烈持久的各項活動的籌備工作，活動十分豐富，多姿多彩，意義非凡。例如：有學校組織師生代表團赴京出席澳門回歸祖國倒數100天立碑紀念活動；亦有京港澳學生在澳門舉辦迎回歸倒數50天紀念活動，是一個文藝演出;北京、香港、澳門三地學生舉辦一個大型文藝晚會倒數50天；亦有學校組織師生校友家長代表500人，成立一個龐大的迎回歸訪京團，其中一間就是濠江中學，我也有參與，坐火車去北京的，到北京參觀訪問，看升旗禮，參與植回歸林，在北京中國劇院演出“濠鏡春回”專題歌舞等等大型活動，都是未回歸之前的，迎回歸多少天倒數搞一些活動，又去種樹植林等。到了1999年12月20日，“戲肉”來了，澳門回歸祖國的日子終於到來，在深夜零時，中葡政府雙方舉行交接儀式，葡國降下國旗，中國的國旗在會場中升起，澳門各界代表和各國使節亦出席觀禮，見證了這個意義深遠，世人觸目，感人肺腑的場面，這個情景將會永誌於歷史，一國兩制的帷幕
為社會服務，十分有意義135從此掀開了。為了迎接人民解放軍進駐澳門，各界同胞在那天清晨紛紛組織起來，有秩序前往關閘、黑沙環、新填海區大賽車看台那條大馬路、加思欄一帶，一路排滿了“迎軍大隊”，等候迎接人民解放軍入城。慶祝大會的主要負責人，當時包括馬萬褀、唐星樵、劉光普等人和我專程一起坐專車前往安排好的地點。等到時辰一到，駐澳部隊就入關了，經過關閘入城，受到澳門同胞熱烈歡迎，大家歡歌曼舞，鼓掌吶喊，揮舞五星紅旗和澳門特區區旗，一片旗海飄揚，紅綠互相輝映，這種動人情景令不少人流下熱淚，在裝甲車上的解放軍亦深深被這種動人場面感動得熱淚盈眶，解放軍也流眼淚，感動了他也不簡單。時任慶祝大會主任委員馬萬祺等人代表澳門各界向駐澳部隊司令致送了一面“威武之師，文明之師”錦旗致敬，在場群眾掌聲雷動，隨後部隊
13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人員乘著裝甲車緩緩前行，檢閱我們迎接的隊伍，所經之處，人群揮舞鮮花、紅綢，敲起鑼鼓，跳起秧歌舞，表演醒獅舞龍，樂隊奏起“東方紅”和“解放軍進行曲”。氣氛非常歡樂，洋溢空際，氣沖牛斗，直上雲霄，解放軍人人面露笑容，頻頻揮手還禮，威武之餘，更顯得親切愛民。我記得當天的清晨，全澳都受到寒流侵襲，氣溫只有攝氏四、五度而已，還下著毛毛細雨，很冷，寒氣入心，學校準備了一些簡便雨衣，超市都賣到斷市了，但群眾仍然冒著凜冽寒風，天未亮已經出門趕去現場迎接部隊入城。部隊入城一刻，太陽出來了，人們情緒非常高漲，大家都感受到溫暖，有些人甚至因為又跳又唱，站得久，太陽又曬，熱到流出汗水，要揮扇納涼，本來只有四、五度，太陽出來變溫暖了。部隊經過的後面，接踵而來是花車大巡遊和各支隊伍的遊行表演，中華教育會承擔起大會重要一環，組織各校師生花車隊伍遊行，其中勞校師生隊伍走在前面，舉起大牌匾，三個醒目的大字“回歸啦”，言簡意賅，盡訴心中情，無聲勝有聲，霎時之間兩邊響起雷動的掌聲。所有參加遊行的隊伍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經過認真的組織和排練，彩衣鮮艷，道具吸引，人物表情神肖逼真，都是經過一段長時間刻苦排練，才能如此精彩成功。這次遊行，中華教育會配合了大會要求，在組織推動各個屬會團體會員學校抽調人員參加遊行演出方面，發揮很大作用，而各個屬會學校亦通力合作，努力排演，這是成功的要素。這次迎回歸的盛大遊行，不是絕後，但可以說是空前，前所未見，澳門的歷史上真的未見過。澳門教育界在澳門迎回歸當中通過各項活動接觸，一同商量，攜手參與，大大增進了友誼，加強了愛國團結。那時候舉辦的聯歡餐會，盛況空前，這是澳門教育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舉辦的一個聯歡餐會，場地就在萬豪軒。高等教育學校，中小幼學校，校長，行政管理層到教師都有參與，接近1500人，120席，創了萬豪軒的一個記錄，可以說是座無虛席，向隅恨晚。時任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應邀出席，在會上致辭，獲得全場掌聲不絕。席間觥籌交錯，
為社會服務，十分有意義137並有歌舞表演，盡歡而歸。自此之後，澳門教育界更加進一步加強了團結，有很多活動都是通過3個教育界團體，即中華教育會、天主教學校聯會和公職教育人員協會聯合主辦的，回歸促進了我們教育界的團結。最後我要特別強調補充一下，中華教育會全體理監事和各校師生大力支持參與，教育會全體工作人員的辛勤勞動配合，是我們迎回歸，慶回歸各項活動能取得圓滿成功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亦希望趁這個機會，要對他們，要對大家說一聲：衷心多謝。回首多年教育工作我有一個參加中華教育會的會員證，是1957年發給的，不是很大張的……我當時在豬肉燒臘工人子弟學校擔任教導主任時入了會，50年代到現在。那個會員證能夠保留下來真的不簡單，幾十年來，就擱在抽屜底，現在翻出來。我參加中華教育會理監事工作是由1994年開始，之前在教育會是一個黃楓樺的中華教育會永遠會員證普通會員，要說參與理監事會的工作就要追溯至1994年，前前後後我參與管理層的工作不計榮譽顧問也有16年，1994年開始到2010年，擔任了教育會領導層的工作16年。我覺得我是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而我參與了這麼多工作，從中也使自己學習、鍛鍊，得到成長的機會，尤其是剛剛適逢澳門回歸這件大事，是非常之榮幸的，遇上一個非常好的年代，由中葡簽署《聯合聲明》到回歸也十多年了，再在回歸後那麼多活動，那麼多成長機會，可以說是非常
13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有幸，非常逢時的。我自己也是和理監事和各校師生一道不斷在工作中學習、鍛鍊、互相支持，為澳門的教育界作出了點滴的貢獻，從中得到不少好處，除了自己作奉獻，亦有不少得著。對怎樣培養學生，怎樣為教師謀福利，怎樣擴大愛國團結，如何為澳門提升教育水平，提高教學質量，培訓師資等等也是大家不斷共同思考，共同努力，共同策劃；亦得到政府，得到祖國的關懷與支持，我們才可以事事取得成績。站在個人的角度來說，我真的學習到很多，一個人能夠為澳門同胞服務，或者說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一個人生於世上，這是十分有意義的，不是要取，是要能作出奉獻，是一種幸福，正所謂“施比受更有福”。我們能夠在工作中，能在社會上多作點滴貢獻，對一個人來說生活更有意義。我從事教育將近有半個世紀，我正正式式在教青局登記的教齡只有47年，有些之前子弟學校的教育也沒有計算在內，將近半個世紀，眼看自己培育出來的學生成長是最大的安慰，又看到我們培養不少學生適逢回歸的時機，他們有機會進入公職，或者在不同崗位上身居要職，能夠在平凡的職位中為特區政府作出貢獻，我們自己也感受到很安慰。我們覺得這是我們從事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報酬，最大的喜悅。我們的學生能成材，在社會上有貢獻，這是最大的安慰。我們這一輩人在過去幾十年生活非常艱苦，工資非常低下，一般人甚至是開車門的也比一般教師收入高，普通工人也對我們說：“老師你們太辛苦了，我們的收入也比你們高。”正如魯迅先生說：“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我們的同仁很多，特別是早期教育年代的教育工作者真是非常辛苦，有些人到後來晚景也是很悽涼，因為他沒有積蓄，收入很低。到現在教師在教育界共同努力，爭取社會人士支持，在特區政府的關心下，教師的待遇和地位不斷提高。到今天有了《私框》的出台，澳門的教育事業得以繼續向前發展，我希望明天會更好。
為社會服務，十分有意義139油畫中的黃楓樺（後中者）盼望著明天會更好
14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伍華佳
141自己應該做，辛苦也樂在其中由學聯開始說起……我1936年在廣州出生，不久回家鄉新會，大概是1938年到了香港。日軍攻打九龍時我就離開香港去湛江，就是“走日本”（逃避日本侵華戰亂）。1945年和平之後就從湛江經澳門回鄉，小時候在鄉下的祠堂讀書。1947年來澳定居，在致用及平民小學、鏡平學校讀書，後來轉到培正讀中學。我和哥哥和媽媽在澳門住，爸爸在香港做生意，哥哥在粵華上中學。後來哥哥回國內工作，只有我和媽媽一起住，經濟環境不好媽媽回內地跟隨哥哥，我停學到社會工作。我小學時已經參加了學聯，我們的老師是學聯的負責人，介紹我加入參加工作，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1952年，我被選為執委，在學聯裡跟大自己應該做，辛苦也樂在其中學生樂園主辦澳門學生游泳比賽之進場式（1955年）哥哥大姐姐一起工作。在學聯主要是參加一些會務工作及為《澳門學生》作校對，協助開展一些體育活動，如在工人游泳棚租一個棚供同學參加水上活動。1954年初學聯覺得除了辦學術活動之外亦可以開展文體康樂活動，為了適應當時情況，學聯的同學籌備成立了“學生樂園”，專辦學生文藝康樂活動。
14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後來我就到了學生樂園，專責協助策劃組織舉辦文娛康樂和體育活動。在此期間我協助學生樂園籌辦成立百靈鳥體育隊，組織同學參加籃球、羽毛球、兵乒球、游泳等比賽，先後舉辦學生羽毛球、兵乒球賽和第一屆澳門學生泳賽在業餘時間，我還代表百靈鳥游泳隊參與澳門泳聯現時泳種籌備成立工作。水電工人子弟學校──５０年教育工作的開端1955年左右澳門教育發展較快，最主要原因是解放後新中國成立，澳門當時的學生又不多，不多的原因是有學校，但很多人沒有經濟能力去讀書，很多失學兒童，義學學位又不夠。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怎麼辦呢？一些社團和工會就開始辦學，當時工聯組織了一個勞工教育協進會推廣教育。一些社團辦識字班，辦工人子弟學校，當時發展得很快，各行各業的工會也辦學校，需要很多老師。當時老師的入職要求不高，只要你有興趣，有一定的學歷文化水平，學校認為可以就會聘請了。學聯初期也有辦夜校，叫民眾夜校，有些在學的同學，一邊讀書一邊教書。1955年在三盞燈亞利鴉架街的水電工人子弟學校，當時有個老師臨時離職，所以教育會找學聯，學聯就問我有沒有興趣去代課，那時就到水伍華佳（前中）與教師生赴惠州訪問交流電學校做代課老師，之後開始一直當老師，到2005年剛好做了50年就退休了。在水電工人子弟學校時是科任老師，甚麼課也要代的。主要是教幼稚園，還有預備班和初小年級，教他們唱歌、講故事，體育堂也教。總之當時有甚麼課需要就要教甚麼，
143自己應該做，辛苦也樂在其中當時學生不多，只有幾個班：幼稚園、一年級、二年級，初期各工會子弟學校都是這樣的情況。學校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急需老師，不過當時澳門實際上讀完中學的人也不多，所以只要你有興趣，學校也覺得你可以擔當老師就可以了。特別是工人子弟學校，做老師是半義務性的。1956年菜農合群社要創辦學校，他們找我去幫忙，那我就去參與籌辦菜農子弟學校創校工作。那時候我只擔任學校教學工作，因為我業餘要去協助學生樂園和游泳會的社團工作，所以我在學校裡只教書。當時一間學校裡有兩個班，但只有三位老師：一個校長，一個主任，一個老師，三個人撐起一間學校，當時學校有八十多人。後來學生越來越多，因為課室不夠用，變了要“複式教學”，預備班、二年級合併，老師上課時最多去到八十人一班（一個班其實是兩個班，幼稚園一個班，一年級或二年班一個級），上課時就先上一年級或者二年級，再上幼稚園的課。這是很早期的情況。在菜農教了兩年，之後我轉到廣大中學，也是當代課老師和科任，主要是教小學及部份初中的課程，實際是幫忙搞生活指導，即是現在的德育、伍華佳（後中）與水電工人子弟學校師生合照
14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課外活動。我有教歌詠、體育、語文、歷史，變了類似“全能式”的老師，一教就教了5年。之後菜農子弟學校擴校，當時菜農子弟學校的主任是我的老師，他希望我回去，於是1962年我又回到了菜農。做了幾年後，培正學校有職員離開澳門移民美國，培正的老師希望我回培正當職員，我又跟學校商量，它說你想去就去吧，那我1966年就返回母校培正工作。當時教師和職員基本上是一樣的，叫教職員。因為當時如果需要上課，學校會叫你去上課。培正算是有規模和制度，職員可以兼任教師，教師可以兼任職員，基本上是叫教職員。當時離開澳門培正到美國的那個人是宗教幹事，他是教聖經的，也做事務工作，而我不是教徒，我不會教聖經，那我就去做他事務員那部分工作。後期我就在教務處做職員，一直做到2005年8月退休。培正有一部分職員會兼教課程，跟其他學校不同，不過基本上是專科專教，有些非主科可以由職員幫忙兼任。我一直都沒有兼過課，只有在有些老師請假時才會代課，但代課也是一兩堂而已。澳門教育初期一些學校實際上做甚麼沒有嚴格規定的，總之學校要你做甚麼你就做甚麼，一個人“一腳踢”。好像子弟學校，一個人可以是班主任，又可以是行政管理，又可以是事務員、總務員、財務員，總之有甚麼就做甚麼，沒有嚴格規定。教師的收入一點也不高我太太1954年當水電工人子弟學校教師，當時她既是學校的財政，也是班主任，薪金只有25元一個月。如果是科任老師，有的低至只有17.5元一個月。雖說是兼課越多薪金越高，但你兼得再多，在當時子弟學校的行政管理下，當主任也約是40元，當然有些學校教師也有百多元及二三百元的。當時學校規定有些老師要家訪，或者開家長招待會，家訪或者是開家長招待會時，女老師規定穿長衫。做長衫多少錢呢？一個月薪金也做不了一件長衫。那你想像一下，在那樣的情況下怎樣養活自己呢？所以當時特別是
145自己應該做，辛苦也樂在其中子弟學校的老師都是半義務模式，有些學校像是培正和鏡平有百多至三百元一個月，而這些子弟學校約廿多元一個月。早期（指70-80年代）澳門私立學校的教師和官立的教師不一樣，當時的老師只有千多兩千元一個月，但官立學校教師已經過萬元。不過現在已經改變了，以前葡萄牙政府根本不關心教育，才有這樣的情況。加入中華教育會我1955年做教師時就加入中華教育會了，也屬於是早期會員。我到了培正工作之後，他們希望培正找些老師來幫忙，那我就去了。1968年中華教育會開會員大會，那時我參選被選，為第四十屆理事，一直做到2006年改選，我沒有當理事了，被選為監事，到現在一直都是當監事。加入教育會開始我就一直參加工作，最初參加康樂部，後來於組織部、出版部工作，之後在秘書處當秘書的工作，再後來還當副理事長。教育會伍華佳（左一）與參加活動的學生樂園幹事留影
14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辦的活動基本上都會參與，可以說這麼多的活動我也有參與。從康樂部、組織部到出版部凡是教育會的會務，身為理事都要理的，所以需要我幫忙就要幫忙，沒有什麼規定的，但當然有部門分工，我最初就是協助康樂部工作。如組織教師籃球隊，動員老師參加外面的比賽，辦一些教師的康樂活動等，初期我主要在這些方面幫忙。然後我就加入了組織部，做聯絡教師的工作，動員教師參加我們教育會，這方面沒有下太多功夫，主要是靠各校的老師、行政和會員去動員各學校教職員參加。後期我沒在組織部工作了，就擔任出版部的工作。當時澳門學校用的課本都是香港或者內地的課本，我們老師坐在一起討論，都覺得這些課本不太適合澳門的教育發展，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辦一些補充課本？補充課本實際上是根據自己學校的情況，去選一些文章來補充課本，所以叫補充教材。那時教育會沒甚麼錢，收會費也很少，所以要解決會的經費，不如自己出版一些課本補助，幫補一下會的經費，同學們也可少花費些，一舉兩得。
147自己應該做，辛苦也樂在其中不然靠籌募經費也不是長遠之計，所以在各校老師的幫助下我們開始編輯一些教材。這些課本的編排、選擇都是我們的會員老師處理，語文老師找語文的資料，數學老師找數學的資料。我們出版了紅字簿，還有很多的補充教材，有算術、語文等補充教材、暑假課本等。這工作主要是宣傳部劉校長負責，她一直是主力負責的那位。我們有時會幫忙做一些校對工作。澳門回歸後，要宣傳基本法，我們又出版了一些基本法課本。我們主要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去辦這些工作，負責人是劉校長，我們是“跟頭跟尾”協助一下，需要我們幫甚麼就做甚麼。後來我在出版部的工作得到各校老師的幫助，《澳門教育》辦得不錯，一方面有學術問題的需要、專業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各校的情況、老師的心聲和學校園地的活動。我們認為在這方面應該要重視，所以出版部主要負責辦《澳門教育》。後來覺得只有《澳門教育》，可能觸及的層面不夠廣闊，教育會就去找一些教育資訊，將一些有關澳門教育的資料、報章等剪輯起來，另外有關於澳門教育專業的知識和文章我們也組織起來，所以我們有教育資訊和剪報資料。現在我們有三本，每個月都有，報紙的剪輯，教育文章專輯給各校，另外每三個月出版一期《澳門教育》。其實初期只有出版《澳門教育》，《澳門教育》的宣傳基本上都是劉校長負責，我接手跟進後期工作。教育會70周年、80周年、85周年的特刊我也有幫忙，迎回歸時教育會把王文達先生的《澳門掌故》出版，作為教師慶祝澳門回歸的獻禮，很受歡迎。王文達校長當時是教育會宣教部的副部長，他是蓮峰普濟學校的校長，寫了很多文章，我們就把他實際在報紙上發表的剪輯來出版，出版部也主要是這方面的工作。老師們投稿方面，稿費很少，只夠一杯咖啡，以前大概是60元一篇文章，字數多就80元，字數少就60元。後來投稿的各校活動通訊，只給20~30元，現在提高了，多少我不知道，因為我已經離職了。我當副理事長期間也有兼出版部的工作，一直參與出版部工作做到退休為止。
14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參與學生運動會與田徑工作學生運動會在1956年已經舉辦，我當時參加量度身高和做檢錄工作。因為當時參加運動會是以高度代表參加的組別，每個組都有一個高度限制而不是年齡限制，就由於這個關係要量高度，就由身高決定組別。當時有些人很“蠱惑”的，在量高度之前跑幾個圈再去量，到了臨界的話，就要躺在床上量度。組别標準之間有條界線，找一塊木板“趟”過去，過了木板就是這個組，過不了木板就要升組。那些學生以為跑幾個圈會矮一點，因為以為可以放鬆肚子，而且他盡量去忍、去縮。有些人多年來都是丁組，一來是他長高得不算快，二來是有點“蠱惑”，“縮小”自己的高度。後來以年齡來分組問題就解決了。我參加學運會時就是做這些工作。在澳門田徑運動會方面也是做檢錄比較多，後來學生運動會不辦了，田徑總會主辦田徑運動會，一直參與相關工作到退休。學生運動會的田徑、檢錄工作我做了幾十年。那時學生運動會在在蓮峰運動場舉行，很熱鬧的。1956年時我在菜農教書，運動會有入場式和表演。後來又為廣大中學帶領學生參加學運會田徑賽。當時我參加學運會工作是裁判，做量度及檢錄工作。初期實際辦的工作有組織學校參加演出，由八間學校組織一個團體操，在這期間，也曾參加。開辦教育專業課程要發展教育必須提高教師專業水平，老師薪俸又不多，要解決教師水平和經濟生活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教育會便想到，與教育司商量，希望伍華佳（左一）、陳律平校長（右）與女子獲獎者合照。
149自己應該做，辛苦也樂在其中同意合辦教師在職進修，以提高師資水平促進澳門教育發展。1983年時劉校長、何德明理事長、畢漪汶校長和李沛霖開始和省教育局研究，我直到1984年才參與，那時才正式開始設立華師大教育專業澳門班的籌辦工作。早期他們上廣州和省教育局、華師大聯絡的工作我沒有參與，1984年才開始跟進和廣州教育局和華南師範大學商量怎樣在澳門開設課程。課程的對象是在職老師，但老師的水平不同，有些已經中學畢業，有些中學未畢業，大學畢業的不用參與，但中學畢業和未畢業的老師都未受過師範課程的具體培訓，當時在澳門，有百分之七十多的老師都沒有上過師範課程。有部分雖然沒上過師範課程但卻是大學畢業生，起碼有過半老師都是在中學畢業後出來當教師，或者中學未畢業就出來當教師，像我一樣。雖然我後期是做職員，但早期我也是當教師，當了10年老師。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這項工作是需要的。這個教育專業課程澳門的主辦單位就是政府和教育會，教育會主要負責具體工作，政府的職責就是資助學費和承認證書。在這樣的情況下，教育司覺得有這個責任，就同意一起合辦。教育司答應出學費，不過老師的學習不能免費，沒有免費午餐的，一定要老師自己出雜費，教育司出學費。決定了後，我們就繼續跟華南師範大學商量了，要我們的學生到那裡上課還是他們來給學生上課？因為國內的老師不
15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可以隨便來澳門的。後來就跟政府商量好，讓他們來辦教育系專業課程，經費、開辦甚麼課程、老師來澳門上課時要怎樣也由我們跟他們商量。我們在做這些工作，澳門政府覺得我們做得好，同時他們有這個責任去做，所以決定合辦。我們辦這個班，辦康樂活動、學藝比賽活動，政府也欣賞，1985年我們在澳門辦了當時中國第一屆教師節活動，在葡京酒樓慶祝教師節，澳門政府覺得教育會工作做得很好，特別是辦教育專業課程，所以他們破天荒地由澳督親自去葡京酒樓出席慶祝教師節宴會，並在會上頒授文化教育功績勳章給我們澳門中華教育會。以前澳督頒勳章是在澳督府的，沒有特別去另外一個地方頒，表示澳葡政府認同我們的工作和努力。當然我們國家廣東省教育部門對我們的幫助非常大，經過大家努力就水到渠成。那麼哪些人可以入學呢？沒師範學歷的都可以讀，但澳門幾千個老師，一次過一起讀做不來，那就輪著來讀，年長和教齡較資深的老師先由學校推薦介紹。但也有老師問：“我年紀又不小了，教學經歷也相當豐富，可以免嗎？”教育會和教育司商定，四十歲以上的老師可以選擇讀或不讀。因為當老師都是很年青，廿歲左右就出來開始做老師，到四十歲一般教了十多二十年，有一定教學經驗又不準備去教更高年級的話，是不是可以讓他自己考慮呢？用他自己的教學經驗補他的不足。經過我們跟各校的校長主任和老師開會，大家認為這個辦法好，於是由學校推薦老師來，因為我們辦班有人數規限，太多人是不行的。我們預想是百多人，經各校推薦後已經有二百多人，後來因為人太多，課室不夠大，做不了。另外要經過面試，當然有些不用面試，結果也有百多個老師參加。第一屆就在教育會的禮堂上課，課程很緊密。有些家庭主婦，又要帶小孩，又要煮飯、洗衣服、備課、改卷，很辛苦的，能夠讀到畢業不簡單。初期是大專課程，後來才再辦本科。我們1985年開班是三年制大專課程，後來才接著再辦後兩年課程，1991年才有第一屆本科畢業生。之後開始直接辦本科課程，又增加辦分科課程（如數學、語文、英語、幼稚園等）。在
151自己應該做，辛苦也樂在其中這過程中實際上是華南師範大學的老師去授課，教育會只是負責聯絡。華師大派什麼老師來，開設甚麼課程，同學有甚麼反應，怎樣更了解同學們，幫助同學們，使他們在專業成長方面有更大得益等，都是由華師老師安排的。老師來了，我們就招呼他們和關心他們的生活起居，使老師有一個好的教學環境，安心工作。後來一直辦到我們所有澳門的老師都可以接受培訓。結果接受了培訓的大概有千多名老師，教育碩士課程後期由業餘進修中心接著來辦。現在有些老師入行雖然不是正式師範畢業，但要當教師要向教青局申請，審批後才合資格。開辦教育專業課程這些工作影響很大，我們除了教育專業之外，還有其他科的，有專教語文、數學、英文和幼兒科。所以，整個澳門教育的師資水平提高了，現在大家都看到澳門的師資水平，由以前約百分之二十五到現在超過百分之八十的老師都有師範學歷。教育會曾打算辦碩士課程，因為業餘進修中心也想辦。我們有參與籌備，後來課程交給了業餘進修中心辦。為什麼我們會給業餘進修中心辦呢？因為它已經開始籌辦中文系，既然它已經開始和華南師範大學合辦了，那就繼續讓它辦。而且後期澳門大學也有開設教育學院（全日制），不過我們用最少的錢，辦到最大的效益。早期它也像我們一樣，我們辦它們也辦，但它們的教育成本一個人十萬，我們一個人幾千元。教育會基本上完成任務了，就沒再辦。還有聖若瑟中學、蔡高中學也有辦師範課程，但是在業餘時間，是夜校課程，不是全日制課程，詳細情況我不清楚，或者可以問我們老會員陳既詒主任。籌辦中學生趣味科學比賽澳門中學生趣味科學比賽是我跟劉校長一起籌辦的，我們先邀約一些學校派學生參加，初期邀請學校參與，實際是組織同學到香港參加比賽。我們先辦了一個澳門地區選拔，利用這次選拔，舉辦中學生趣味科學比賽。我們辦完紙飛機方面的，再辦關於意粉橋的比賽。後來到香港參加比賽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15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那時應該是1990年，在70周年的特刊裡也有介紹這個趣味科學比賽。當時我們真的很“威水”，香港幾百間學校，推介中學生參加比賽，澳門學生取得大部分優異成績，例如8個優異獎，澳門學生佔了5個，最少也有3個。所以後來有香港老師笑著說：“你別來了，我們的獎項都被你們拿光了。”（說笑）後來他們辦比賽也沒有通知我們，是不是這個原因呢？哈哈，說笑而已，未必的，只是香港很多精英中學生沒有參加比賽而已，不等於他們水平低。主要是他們參加的人不多，特別是找一些精英學生參加比賽這方面不理想。由於我們澳門先辦了一個選拔賽，先選拔後再去香港參加，我們會比較有優勢。因為選拔賽是面向全澳門中學生選拔的，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取得了優勢。取得成績回來後，促進各校紛紛組織課外小組專攻科普教育。而且有個好處就是，90年代初期國內辦了一個全國性的“小小科學家”比賽，由香港長江集團贊助，和國內的團體合辦，邀請澳門參與。我們藉著去香港參賽，組織在比賽獲得優異成績的同學參加，也取得很好的表現。我們一直辦下去，趣味科學比賽現在也有。最初香港是在一九八幾年舉辦趣味科學比賽的。我們有些教育界朋友去香港，知道有這個比賽，叫我們有空去看，劉校長就組織了一些老師去觀摩，看他們辦比賽，然後覺得澳門也可以辦，我們就試著去辦有關紙飛機內容的比賽。後來香港方面邀請我們去參加，他們不知道澳門水平怎樣，誰知我們一去，原來這麼厲害。主要因為我們先辦了個選拔賽，而且選拔賽是根據他們給的內容，預先綵排好，這是我們優勝的地方，實際一定程度上我們是在“打茅波”。他們以往覺得澳門學生的水平較低，及不上香港，但由我們組織大家參與，老師與同學都很投入，給他們一個驚喜，澳門學生的水平原來不低，其實澳門學生也有很多尖子，很多老師的水平實際上也不低，如果低就沒有那麼多優秀學生，如果學生是蠢的哪可以取得如此好的成績。這說明了澳門教育水平逐步提升，師資水平提升了，學生的水平自然提升。
153自己應該做，辛苦也樂在其中爭取保障教師權益中華教育會發展的歷程中反映出澳門教育的發展，當然不是全面，但基本上包含了一些方面。這方面劉羨冰校長比較有深入研究，她抽時間專心搞澳門教育研究，她研究的專業都是關於澳門教育的，亦出版了很多書，幾本特刊裡其實有很多資料，《澳門教育》裡也有很多，我所講的東西實際上《澳門教育》也有，不過讓參與者來談一下。有人問我工作辛不辛苦，老老實實，很辛苦，早上要上班，沒有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假期就是教育會的工作和參與業餘體育活動（主要是游泳及聯絡工作），我們當業餘義工就是這樣的情況。現在不同了，以前教育會有問題會問學校，教師也會自動報名參加工作，而且不計較自己有甚麼得失、報酬。以前我們參與教育會辦繪畫比賽、朗誦比賽之類工作都是義務的，現在就不同了，因為現在教青局會覺得老師在業餘時間需要工作的話應該要有一定報酬，所以現在學校另外有車馬費、津貼。現在我們辦的活動，即使老師自願、學校分配也好，教育會也會給一定的車馬費、津貼，當然不夠教青局的多，但也有一點。現在老師的待遇也比以往提高了。我們1988年開始就跟澳葡政府商討，要求立法保障教師權益，保障學校辦學自主，教育職程、框架的探討就是這樣開始。1991年就出台了澳門教育法，整個過程我也有參與。後期再跟他們談，到去年（2012年）才通過的私框，其實1991年已經定稿了，但很多後續的東西談不妥，到我退休時還繼續進行，但我就沒再參與了。那小組是由教青局設的諮詢組織，政府有代表，學校有代表，教育會也有代表，天主教學校聯會也有代表。初期是由澳門東亞大學李天慶校長做組長，教育會就有我和劉校長兩個做代表參與。劉校長作為教育委員一直在跟進，所以整個過程中劉校長也是主力負責。後來就不只是我們幾個在跟進，有專責小組跟進徵求、收集各校老師的意見，反映給教育當局，在傾談中我們作為教育會代表將意見講出來，在參加他們的會議中很多時候我們也有發表意見，但怎麼商量也談不妥，我們也不放棄跟進。
15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主要問題是政府有自己的想法，這個想法和老師的想法不一樣。比如教學人員，我們怎樣解釋呢？教師也是教學人員，職員也是教學人員，他們有不同意見，但最後也同意了，立了法，教學人員不分教師和職員。當時施綺蓮司長就曾講到黎祖智司長的本職也是教師，不是司長。但是他沒有當官員後，接手的人就改變了。教師有津貼，如果你是職員，那怕你有擔當若干課程，或由教師轉任職員，只要是校長在填報時不寫明“教師”而是職員都不發放津貼。舉個例子，以前有教師由日校轉到夜校當主任也沒有津貼，這就是問題，很多學校也有一些這樣的情況，有些教師轉為職員後就沒了一年的津貼，第二年經校長同意爭取才獲發放津貼。現在職員都會兼一定課，為避免麻煩，校長說這個也是老師來的。這就避開了那個問題，所以現在有些職員或有兼一些課都有津貼，就不是一刀切。這個是題外話，知道原來澳門教育界有這樣的問題。後來經過多方探討，教育會和各校教師努力爭取，已解決並有新的規定。所以我剛才跟你說這是題外話，既然講到這，教學方面的問題，要了解這方伍華佳（後中）與教育界資深老師留影
155自己應該做，辛苦也樂在其中面。澳葡時代是這樣的情況，回歸後有些官員的思想還未轉過來。私框前的教育法是1991年定的，1999年才回歸，但問題在回歸前已經出現，這些都是屬於一些笑話，一些花絮。整個過程大家討論時說，官校的老師一萬八千一個月，我們老師薪水多少呢？三四千元、萬多元的也有。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免費教育之前教育司資助學校辦學是百分之七十，參與免費教育後學校也有津貼，但為什麼老師的薪金會低到只有三四千元一個月？有些教學團體收了那筆錢處理方法不一樣，政府監管也不力，所以老師的薪金這麼低。我們就建議政府不如直接將津貼發放給教師，怎樣才合理呢？定下是薪金的百分之五十就較為合理了。學校可以發薪水給老師，政府要保障教師薪金的權益的話，最好就有百分之五十津貼發給教師，現在達到了，這是經過漫長的爭取。我們希望官校和私校教師薪金要拉近，所以早期真正給教師的津貼就不是那麼多，最初時政府不是資助老師的，是問津，甚麼是問津？你一個班我補多少錢，那些錢實質是學校給老師的，但給多少就由學校定，有些學校一點也不給老師，或者給很少，所以老師就很不滿。後來經老師投訴後，教育司就干預，然而有些學校給老師百分之三四十而不是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於是出現有些學校的老師萬多元一個月，有些學校的老師只有三、四千元一個月。這方面屬於教師的權益，我們要爭取合理解決。教育會聽到這些聲音要反映，我們作為教育會代表在和政府傾談時就反映這些問題，爭取合理解決這些矛盾，現在基本上也差不多了，現在老師的直接津貼最高也有萬多元，最少也有四千多元。師範津貼也在逐步增加，教師亦有分級數。教育工作半世紀的感受我這個人很有趣的，我入行時也是人家問我喜不喜歡做這工作？可我一直做了半個世紀，由真正入行到退休做了剛好50年，整個過程中還有參加教育會工作和業餘體育工作活動，退休後還做義工，現在是中國澳門游泳總會會長，中國澳門體育總會聯合會秘書長。參加社團工作基本上都是義務，認為自己應該有責任為社會做些事。覺得自己應該做，辛不辛苦也
15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樂在其中。比如像參加其他體育團體例如游泳，基本上經濟是很困難的，獎品也還要人捐，捐也不夠，就要自己設法動手做，有時加班做到“三更半夜”，第二天還要上學。沒法子，經濟不好，你要開展活動、要參與活動，不過自己有興趣，雖然覺得辛苦，但是開心的，特別是做好一件事時覺得很開心。實際上我們一邊做當老師一邊學習，為什麼呢？我沒有讀過師範課程，初期我們大家一起備課的，一起學教育理論，上好每一次課。每個學段、學期也有總結，經常自己找時間讀一些有關教育知識書本，提高水平，特別是早期在子弟學校工作的時候。這樣做很受益，對自己的教育生涯很有幫助，參與工作的老師完全不計較。以前我們老師有很多職務，當教導主任也只有三四十元一個月，後期才陸續增加。不過我們除了上課外，還有很多工作。學生多，課室小，學生水平參差。放學後，不是拿著書包就走的，要叫學生排隊送他們回家，稱為歸程隊。比如我在菜農學校時，由關閘馬路送到圓台仔，圓台仔在哪裡？即是今天水塘北角那邊，那條路有多遠，老師帶隊到圓台仔路口，然後讓同學自己回家。此外又要家訪，每個學生每個學期最少一次，調皮的要去兩至三次。學校每學期都召開家長招待會，介紹同學在學校學習情況和校務情況，同時又辦課外活動，教師薪水不高，動力在哪呢？老師們覺得做老師是好的職業，有意思，雖是辛苦，可以教好小朋友，看見他們成長。特別是同學畢業到社會工作後回來叫你一聲老師，很歡喜。見到一些學生的成長，有些當了菜農學校的老師，有些當校長、當警察學校校長、當大學老師還記得你，就很有滿足感和喜悅。想起這些，有些學生離開了澳門幾十年回來，打電話問候老師，這真是非常美好。我們參加教育會工作，看到現在取得的成績，比如教育法、私框經過我們努力，讓老師們都得益。我們參加的教育團體當義工，都是義務工作的，下班後投入很多時間；辦體育活動，暑假是最好的時候，澳門體育也發展了，你看現在澳門體育發展得多好，這些我們都感受得到，所以業餘時間當義工雖然辛苦，但樂在其中，而且受到很大鼓舞，有時遇到困難，大家一起商量解決。我們當老師，做社會工作時很可能工作到深夜，明天要一早上班也沒
157自己應該做，辛苦也樂在其中伍華佳獲得特區政府頒發體育功績勳章（2002年）怨言，是無私奉獻，沒有報酬，可能你還要出錢的。現在整個社會社會情況改變了，生活有所改善了，我們很感高興，證明我們的付出有回報，不是白做的，這是最大的安慰。
15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郭瑞萍
在工作中學習159我的童年我叫郭瑞萍，1941年在澳門出生。原本我祖父那一代是在上海的，一九三幾年打仗的時候，就到了香港。我爸爸是在水喉公司做文員的。我的印象中，爸爸在上海的時候，在暨南大學附中讀書，到了香港在喇沙書院讀書，之後在一九四幾年就過來澳門生活了。我有七個兄弟姐妹，我在家裡排名第二。因爲姐姐一出生不久就不在了，現在我是最大的，但是實際我排第二，我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1945年以後，我媽媽就送我去上東莞同鄉會辦的學校讀小學，讀到四年級，因為家境困難，親戚介紹再去考鏡平學校，在鏡平重讀小四，讀到小學畢業。廣州讀書畢業之後，因爲當年我們班內很少女同學，女生要升中學很不容易，家人都不允許，我還有三個弟弟也要讀書的。當年鏡平學校的老師周建明（他已經去世了）和我媽媽商量，推介我上廣州繼續升中，辦好一切手續，我終於有機會去內地學習。我是保送去廣州讀書的，當年和澳門勞校、濠江的邱武邦、黃寶祥那些同學一齊保送上了廣州第二十一中學讀初中，而且就住在那裏。我們是由現在的婦聯學校前校長、當年的勞校老師錢明帶我們乘船上廣州的。我們讀書不用交學費，那裡有寄宿和買飯票的食堂。當時是屬於澳門很特別的一批少年學生保送去讀中學，我去的那一屆有七、八個人。在工作中學習
16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初中畢業，我由第二十一中學保送我讀廣州市第三師範學校，學費是全免的。當年挑選了我們這一批比較優秀的學生去讀中等師範學校，是為了培養小學教師。在澳門參加工作那個年代——1957至1958年，內地搞大躍進，大煉鋼鐵，加上自然災害，環境極其惡劣。因為爸爸生病失業，家庭中由於我是大女兒，家裏很需要我回來澳門工作。當年第三師範設在嘉禾市，我把我的情況向第三師範的校長申明，學校批准我請假返回澳門，後來我再去了嘉禾市的縣委負責人那裡申請通行證。嘉禾市屬於廣州郊區的縣城，很偏僻的，我們出去廣州都不容易，要步行到公共汽車總站才有車出廣州的。1958年暑假回來澳門之後，我本來是鏡平學校小學畢業的，我的老師就介紹我去代課。先是去海員工會子弟學校，當年在海傍那邊，在那裡郭瑞萍與老師們攝於湖南長沙（1968年）
在工作中學習161代了幾個月的課。1959年初的時候，回去鏡平小學，又代了兩三個月課。1959年的7月就入到銀業小學，銀業公會辦的小學。在銀業學校一直工作，1975年合校後就是教業學校，一直工作到2006年退休。早年艱難的生活1958年，我認識了我的先生林顯富。那時我參加澳門群青聯誼社，是一個青年愛國團體，那裏有很多的工人、店員、職員、教師，他也是很積極參加的一個。當年我剛進銀業學校的時候，第一學年薪金是60元一個月，後來很長時間維持着80元的薪金，因爲當年加薪是加得很慢的，長期都是一百元以內的條件很差。1961年，我跟林顯富結婚，後來養了兩個孩子，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也很低，只有200元左右。那時，我的薪金只夠買四罐奶粉，已經花光那80元了，就靠他那100多元的生活費。在那期間，雖然生活條件不好，但我們是很快樂的。我覺得我能達到我的志願，選讀師範是我的志願。當年我的老同學、老朋友有些就去讀護校，我選讀師範，有些同學就說我很奇怪，別人都不喜歡去讀師範，不喜歡做教師這個辛苦的行業，你要投身這麽低薪水的行業？我說最主要的是，因爲50年代我在鏡平學校讀書的時候，老師對我的影響很重要，他們很關心我們，特別對我們那些家庭環境不好的學生，他們真的是盡心盡力。那些老師的教學又很辛苦，當年的環境更差，他們拿很低的薪金，很多時候為了幫助我們，他們可以出錢請我們吃東西，帶我們一起活動，教我們很多知識，很愛學生，像鏡平的何德明校長就是我的小五班主任。我擔任過小學、中學的班主任，還有教導主任。從1975年到教業之後，也負責學校的行政工作，當了教導主任後還兼顧學校的德育工作，而教導主任主要負責教學、科研等的工作。
16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我教過中國語文，還有小學五六年班的數學。我算是很特別的一位教師，我先教一年班，當小一班主任八年左右，然後當小三班主任數年。接著我又負責幼稚園，當年的幼兒教育很困難，很難招生。開創了幼稚園教學，一邊教幼稚園，一邊教小六的常識科，於是我要向中學的老師請教怎麽做實驗，怎樣能夠在課室演示給學生看。由於學校需要初一班主任教師，我在小六做班主任多年，學校調我上初一，初一就做級組長。我們學校當年的初一開了有六、七個班，來自澳門各間學校的小學畢業生，需要有經驗的教師來當初一的班主任。除了教書以外，還要想怎麽去讓他們更加成熟地接受我們學校，怎樣去令他們接受愛國教育，因為每間學校都有不同的教學和教育的特點。在這個過程裏，再做了生活指導，還做了高中學生會的工作。之後我又被調回小學去，負責小學和幼稚園的行政工作，主要是小學各科組的教學改革，將幼稚園系統化，由原來的預備班變成一個有規模的幼稚園。在四十七年教學生涯中，我被調來調去，有機會鑽研各級各科的教學，成為一位合格的中小幼教師。在學校裡算很特別的一位教師。邊學邊進修澳門老師的薪金發展情況，剛開始是60元、80元，社會上都說教師的工資是很可恥的，連掃街的或“巴士妹”都不如，一個人生活都比較艱難，更不說有家庭要養家。經中華教育會多年的呼籲，在1985年開始第一年教育界慶祝9月10日的教師節，澳葡政府也有官員出席，接納教育會的意見，增加對教育會的撥款，之後就開始有津貼給我們私立學校。當年的私立學校是靠自身營運的，好像銀業每個月發薪水給教師，很多時候都不夠的，不夠的話去找何賢校長，在大豐銀行借錢回來，在經濟非常拮据的情況下負責我們老師的生活。華師大1985年開始在澳門辦了教育專業課程，我們老師參加教育會辦的一些課程，提高我們教師的水平，取得了教育專業的文憑課程證書，政府承認了我們學歷之後，就有直接津貼，情況就稍微好轉。
在工作中學習163我1985年開始參加教育會和教育司合辦的民辦第一屆教育專業文憑畢課程，讀了三年之後，因爲自己身體的問題就停課了。之後我在一九九幾年的時候想再讀完那個學位課程，就去讀中文專業。還有教青司和理工學院合辦的實務課程，請香港的學者過來主持，課時共72小時，我都讀完了。結合到自己負責搞德育的工作，我還讀了個實務課程，以後差不多都是一邊工作一邊進修。2000年又讀了一個國家教育培訓中心的一個校長教學管理的研究班。那個時候真的是“鑽窿鑽罅”（指東鑽西找），很少休息時間，放學是傍晚五點多，有時連煮飯都沒有時間。我要上學，又得完成學校的工作，然後回家照顧兒女，做家務，還要學習，很多時候工作到深夜。雖然感覺很困難，很艱苦，但是我感覺很滿足，因我能夠把我學的也教給我的學生，我們是一邊學一邊教一邊做。譬如我要教中一地理科，我就參加教育會舉辦的地理進修班，找些在澳門教地理有名的，例如黃就順老師，跟他們學習。這真的在一個很艱苦的情況下，自己一邊學一邊進修，一邊去提升自我水準。加入大家庭1959年，我已經知道我們有中華教育會這個大家庭，當年中華教育會舉辦很多的學術活動或者是教學活動我也有參與，我在那裡負責一些聯絡工郭瑞萍與學生排演節目（1960年代）
16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作。由何賢先生直接辦的學校，銀業、孔教、崇義，這三間學校裏的老師，因爲是同一個校長，大家同聲同氣，孔教就在我們隔壁，所以那些老師的活動，例如暑假的活動等，我們就會動員他們一起參加。我的會員證是338號。編輯出版工作我很感謝能夠參與教育會的工作，很多時候我負責文字的工作。由最初完全不懂得怎麽出版刊物，直到我能夠編輯到一本刊物出來，這是一個過程，跟著我們的老前輩學習，特別是劉羨冰校長，劉校長教了我很多的知識。最早我參加宣教部出版刊物，1965年的時候復辦《澳門教育》的時候，有一位和我同校的老師，現在已經不在了。他是宣教部的，在嶺南中學任教，負責校對收集的文章，做排版等的工作。全部稿件蒐集了以後要進行對稿，我最初是負責校對，校對之後慢慢我就學習怎麽編排、編輯的工作。很多時華南師範大學畢業證書—教育專業校外文憑課程(三年制專科)
在工作中學習165候要到印刷厰去校對，在印刷之前還要去校對，這個工作讓我學會怎麽去組織一些稿件，怎樣去排版，怎麽去預約一些有經驗的老師，他們會寫一些有關他們的教育心得和教學經驗的文章。我在那裏觀察和學習，這是一個學習過程。《澳門教育》，創刊號是1951年。辦了十幾期之後就停辦了，原因我也不清楚，那是一九六幾年的時候。1965年復辦直到現在是本季刊，三個月一次。在工作中，我參閲了很多教學經驗的文章，還有一些學術性的文章，我需要校稿的時候就要去學，我不認識的文字我就要查字典來校對，看有沒有校對錯的地方，那個過程，可以說是一個學習提升的過程，給了我一個平台和機會去學習。後來除了編輯工作以外，我在會内主要負責文字稿，譬如會的一些活動，一些宣傳活動，重大的學術活動，做記錄然後就發新聞稿，那是我最主要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我要將我寫好的稿件特別要交給劉校長，她是要看我很多東西，告訴我要怎麽修改，這個過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提升了我自己的能力。這工作在七八十年代就最多的了，好像朗誦賽，由開始辦一直到我退休前一直有參與，繪畫賽我也是做秘書，主力都是做這些稿件。最爲印郭瑞萍（右三）参加由教育會組織學習參觀團
16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象深刻的，繪畫賽去澳門不同的地方畫畫，我要準備好將這個過程即時發稿，在現場寫稿，寫好稿件第二天就要見報，這個就是最考驗我的一個比較艱苦的工作。當時我們還沒有那麽多工作人員，在工作上還沒有到這麽細緻的分工，宣教部包括學術部，學術又要負責出版，會裡的重大活動要負責發佈消息又是它。我們有個部長，我是副部長，下面有些委員，出版部編委又有些其他各校的老師來幫忙。我們很多時候需要搞一些大型活動，請一些專家學者過來，或者請國內的教授主持一些課程。當課程完結之後，會有一個報導，除了在《澳門日報》、《華僑報》等澳門的報紙報道之外，還需要整理好放進《澳門教育》，作爲一個大事情，要在《澳門教育》裏面出版的，留下記錄。我們外出訪問和交流活動，領導有什麽講話，就需要處理。那時候聽力比較好，記憶力比較強，因為那時是沒有錄音機什麽的，全部都是要靠自己手寫。還有要聽普通話，由於口音問題，要很留意聽，特別困難的是他們的人名和職位，我回來之後就要跟負責人拿他們的卡片整理好。講稿的內容、他們當天的談話內容等資料，需要給負責人檢查，校對有沒有錯誤。何賢先生邀請銀業、崇義、孔教三校老師到星湖遊覽（1964年）。
在工作中學習167東西，我可以向我們的前輩老師學習很多學問。我也很有滿足感，因爲能有這麽多的機會跟老前輩學習，是很難得的。例如廣大中學陳律平校長、培道中學李瑞儀校長、濠江中學杜嵐校長、東南畢漪汶校長等很多的前輩，鏡平陳瑤清主任還在生的，不過她年紀大了，年事已高。我跟著何德明、劉羨冰，黃楓樺、李沛霖等等，雖然李沛霖比較年輕一點，也能向他學到很多工作經驗。《澳門教育》這就需要自己多些去關心國家發生的事情，報章上的一些報導，尤其需要關心國內的一些新聞報導。這也提供給我很好的機會去提高知識，提高自己的思想水準。應該可以說這是幾十年來學到這樣的技巧。工作中學習教育會全部理監事都是義務工作，是在我們的課餘時間、休息時間，譬如星期六、日，放學後，甚至在晚上也要出來工作。雖然佔用了自己的時間，但我很樂意，我感覺這裡給了我很多機會，學了很多
16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製作課本我們在60年代中期，已經有一批有經驗的老師，由教育會組織他們製作語文課本，全套的小學語文課本。當時的語文課本目的是爲了要宣傳愛國教育。因為之前用的全部都是香港課本，內容就不太適合。後來主力是鏡平、濠江、勞校的老師，他們的語文科組比較成熟，很多有經驗的老師，他們收集一些資料，包括國內的教育大綱，還參考香港的課本，就製作了全套的語文教學課程的書。課本主要是用在勞校，他們有很多的子弟學校。如漁民子弟學校、豬臘子弟學校、造船子弟學校、海員子弟學校，以及濠江、鏡平等，反而我們銀業、孔教、崇義那些中立的學校就沒有用。教會學校也不會用，但是個別老師會拿來參考。在一九七幾年的時候再重編了課本，當年的語文教學大綱又再整理了第24屆全澳學生繪畫比賽
在工作中學習169一下。還有幼兒教學，主要是語文，分上冊、下冊，當年我們是叫幼兒高班、幼兒低班。預備高班、預備低班，就不是整個的幼稚園，不是這麽完整的。很多學校預備班是要讀兩年。兩年之後就上小一，學生就比較年紀大一點，在托兒所大一點出來就入學校了。最初還出版了一些字帖，書法課用的。陶俊棠老師、劉天復老師，林近老師都不在世了，現在仍然在世的有尹君樂等，曾舉辦針對老師教學的書法講座，之後就編印了字帖和描紅簿。這些書法字帖使用學校面廣，沒有立場問題。暑期課本方面，澳門很特別的，7月就有夏令班，歷史很悠久了，抗日戰爭期間就有了，用來改善教師待遇。暑期開辦夏令班就有很多學生，7月和8月兩個月的長時間，7月份是上午上課，下午不用上課的，上午的那段時間我們主要是開設語文、數學、英文的課，需要去幫學生補習。爲什麽會出一批課本？當時教育會的經濟環境很差，會員收費很低微，那我們又缺乏政府的補助，是靠澳門的商人，有些比較愛國的人士捐錢出來，但是不多，那我們要怎麽解決需要發放的一些福利金？那我們就出版課本。郭瑞萍獲邀主持兒童教育講座
17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出版課本都是屬於成本之外稍微貴一點，它就可以作爲補貼，而且定價比購買香港課本還要便宜，這就很適合我們的基層勞工大衆的家庭，他們可以買得起課本。課本還有一樣好處，就是改版不多，所以很多時候，哥哥用完弟弟可以用，家裏每個都可以用同一套，那也是解決當年經濟困難的方法。教師戲劇活動我的先生林顯富在教育會負責康樂工作，需要在每年的節日排話劇。他排話劇，我就做後勤的工作，弄那些服裝道具，甚至連我兒子都出來幫他，他不夠人，我們跟著一齊去排戲。劇本方面，因爲我們都比較熟悉文字，有一次他們排了一個劇《楓葉紅了的時候》，沒有劇本，那時候我就和其他幾個朋友，特別是和朱杏兒，利用聽完收音機廣播，將它錄下來，然後再逐字記錄、修正，他們就改成廣東話再去排練。那時候的話劇活動很蓬勃，一群各校年輕教師很愛好排演話劇，利用假日參與排練演出。要說排過的戲名，得問朱杏兒、岑美娟她們，因爲她們是直接參與，我只不過是幫她們。譬如服裝有問題，道具有問題，或者在後台，臨時有很多東西要準備的，我就負責那一類。譬如他們去永樂戲院演出之前，那麽我就在家裏煮好了飯菜給他們，吃完他們又去排戲了。可以說出錢出力，共同做好教育會的工作，團結更多教師。我很感恩我們是在澳葡時代生活過來的，其實我們也很害怕，上街一看到葡國兵，一看到黑人士兵——“ME咕”(葡語Amigo譯音，即朋友)就立刻避開，因爲他隨時會沒有理由地調戲女孩。個別土生的特意拿石頭扔你，打你。我們其實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當年在葡國統治下的殖民地社會，如果有經歷過的話，親身體會，就會覺得今天我們的祖國越來越強大，是應該值得我們愛護的。當年都有很多宣傳說共產黨怎麽不好，但是我們自己上學，
在工作中學習171回去祖國看，參觀活動或者我們私人去探望同學，就覺得國家是越來越好的，人們的生活有改善，我們的感受是要跟在殖民地統治下的澳門那時候的生活來對比，讓我們感覺到爲什麽要愛國。我們讀書的時候這麽艱難，讀不了書，如果我不是由學校保送去廣州，我是不可能讀完中學，再回來做教師，我也只能像我小學大多數的女同學那樣去香港做工，所以我覺得很感恩。小時我家家道中落，結果我們就沒有辦法讀書了，我的堂姐、堂哥都是自己爭取回去大陸上大學的。真心希望以後的下一代更加好，他們的條件比我們更好。國家更加富強，希望國家能重視教育。年輕一代很有潛力我已經退休了，但是現在我仍然還是監事會的成員，會裏活動我可以去的基本都參加，因爲我很喜歡活動。我覺得我們中華教育會年輕的一代，他們很有潛力，希望他們可以繼承老一輩的優良傳統，繼續向前發展，而且因爲澳門的教育發展，政府從完全不關心我們私立學校到現在是投放比較多的資源下去給學校，希望他們能夠充分利用我們爭取回來的這些福利，和在立法會上我們老師的代表，好好地利用這個平台，可以為澳門教育，發揮得更好。
17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朱杏兒
173前輩老師們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簡簡單單的童年我在1947年出生，家中幾代人都是在澳門長大的，父親、祖父都是，算是澳門的老居民了。我也是在澳門出生的，有很多兄弟姊妹，當時很多大家庭都有很多兄弟姊妹，環境跟現在相差很遠，我們住的地方就像“七十二家房客”般的大屋。那時候我家住在大三巴街，（大屋）裡面很大的，住了很多戶人，一間房住一家人。當時的小朋友不像現在，除了上學外，個個都要工作的。我家是做紙盒，放學回來兄弟姊妹都要幫手，其他小朋友有做炮仗，穿珠等等，都要幫補家計。那個年代父親工作要養活一家人，所以母親都要想辦法找些手活幫補家計，但小朋友也不會覺得不開心，他工作了，發了薪水，媽媽買多點東西吃就很開心了。可能當時沒有像現在生活一樣的對比，小朋友很滿足，女孩就玩跳飛機；男孩就玩拍公仔紙、捉迷藏，街坊相處很平和。我家裏共有八兄弟姊妹，我排行最大。大的當然要做多一點事，但大的也有很多好處，我想我那個年代很多孩子都是這樣的，穿衣服是穿新的，保存下來讓小的逐個穿；讀書的書本，自小我家裡就規定不可以把書畫花弄皺，因為弟妹還要讀，最多只可以寫一點筆記等東西，所以一直把書保存得很好，以前的書不用每個學期換的，一直幾代人用下去。我在教會學校、中葡學校讀過小學。當時大多數人的環境都不是很好，政府那時候是有官立學校，但不容易被錄取就讀，我讀的中葡學校也是官立的。後來我轉了讀銀業學校，就是現在的教業。小學畢業後，環境不太好，前輩老師們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
17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就去了讀商訓夜中學，後來到濠江讀高中至畢業，然後就出來教書了。踏上教書育人之路我畢業時是1966年，當時找工作不容易。比如你讀完書，學校介紹就會有工作做，不然自己找工作也很難，因為當時社會經濟不好，學校會給學生介紹工作，但不可能全都介紹。例如有些就介紹去鏡湖，有些留在學校教書，有些就會去一些當時的左派機構，例如永樂、南光公司、澳門日報等等工作。那個年代升學的人較少，澳門沒有大學，想讀大學的人大多數都回國內讀，因為較便宜；出國讀書的人也很少，家裡的人要很有知識，知道怎樣去外國讀書，以及經濟負擔得起。如果要升學的都回國內，但人數也不多，當時的觀念是讀完高中就算是讀完書，就應出來社會工作，晚上讀英文，讀會計，讀甚麼課程之類的。朱杏兒（右三）與同事們旅遊留影我在濠江學校、鏡平學校、廣大學校當過教師。在濠江和廣大教初中，在鏡平是教小學，教過語文和數學。但當時的教師和現在有點不同，現在要講學歷，那是很重要的。當時不是這樣，學校叫你做，你就花心機找一些課外資料，不會的話就去問人，盡自己努力去做。我有十五六年專職教書，然後出來做其他工作，也有幫學校代課，算是一直和教育界有接觸。那時教師的薪金偏低，我記得1966、1967年教初中做班主任也只是100多元，不夠200元。薪金是按堂數計算的，比較多的
175前輩老師們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們只有二三百元人工，但畫花碗有千多元。那時接近70年代，澳門經濟開始起飛，很多畫花碗這樣的工作。在教育會裡接觸了這麼多老師，覺得很受感動，一些年紀大的老師，真的很艱苦，而且大多數都是真心去教好學生，很認真的。你會覺得自己差很遠，整天想去玩甚麼的，他們真的很認真備課，有些老師做完家務很夜還要繼續備課，而那些學生對老師也很好。加入中華教育會在濠江教書時每個人都有加入中華教育會，因為會有很多活動，我們大家通常都入會。我們當時還年輕，沒有家庭負擔，教育會有甚麼事情都會幫忙，很多人都會一起做。最初是做話劇方面的，我記得當時我在鏡平教，為了慶祝國慶，一個月時間要排一套叫“南海長城”的戲。教育會有很多會務，如慶祝國慶、“五．一”、教師節等，一些講座也幫忙搬東西，總之有甚麼都幫忙做，差不多每晚都到教育會幫忙。以前也有職員，但只有一人，不像現在那麼多。大多數都是愛國學校的老師，有180元，新人只有140、160元左右，後來也有增加。以前加人工不多，我記得以前在鏡平教書也只有200多一點，學費加5元就要跟全部學生家訪說明。當時薪金真的不可以說是普通，簡直是低。以前在鏡平教六年級做班主任時有個小朋友跟我說：“朱老師，你這麼辛苦，人工又低，教完這班不要再教了，我姐姐畫花碗有千多元一個月。”那個年代我朱杏兒（右二）與畢漪汶、劉羨冰等前輩們旅遊時合照
17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教會學校的老師也有，但不多。教育會很多工作，我們很多人都有去幫忙。參與學運會工作參加教育會的工作最初就是排話劇，慶祝國慶的話劇是一年一次，當時很是盛事，不可以“求其”（指很隨便）的。其後也參加很多其他活動，如講座等，最大型應該是學運會。學運會是全澳很多學校都參加，有很多人的。我不是教育會的理事或負責人，是康樂部的部委，那我們參與學運會的工作，由報名開始，另外還負責“度高”，因為有些很高不用量都知道是甲組，乙組距離很遠沒所謂，有些臨界的有很多問題，你說他過（另一組）又學生運動大會盛況
177前輩老師們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不是，不過（另一組）又不是，要躺在一塊特別的木板上，木板上有坑，再用一塊小木板横過小坑“趟”過去，“趟”過了就是乙組，“趟”不過就甲組。學生們很有趣的，有些說用甚麼縮骨功去令自己變矮過關。之後是報名，報名也是很繁重的工作，因為當時沒有電腦，用電腦就易辦，你報好了電腦就幫你排好，那時不是的，人手做了電腦的程序，最重要不可以出錯，要校對。當時工作要很多人做，我想林顯富校長會最清楚，因為是他負責的。學運會事前的工作也有很多人幫忙，檢查表格、校對等，不可以出錯，很“大陣仗”的。當時在蓮峰運動場辦學運會，時間也較長，雖說比賽只有三兩天，但事前工作時間很長。學運會上學生們精神抖擻地步操
17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學運會的主要負責人有很多位，都是教育會的，而我只是做其中一部分，叫我做甚麼就做甚麼。比如學運會未開始前，我有參加量身高的工作，量高後就是各間學校報名，那時候沒有電腦，但報了名的資料要電腦般再做，將所有人和項目分開，只是抄表已經很辛苦。在很多學校找很多老師來，很多人坐在禮堂裡分組，分組後就抄表。因為比賽過程中，比如400米接力，起點和終點之間還有三個換人的地方，但人人也拿著份表要對名，各項事情也要紀錄。那我們要找一些“過底紙”寫7、8張，那時候影印還不是那麼流行，每個人都用筆很大力寫，不可以看不見。寫得也很辛苦，要找一些薄的“過底紙”去做，好像是可以過9張。參加跳高的幾百人，把全部人的名字都很用力寫，做那些工作分配好，也花很長時間。直到學運會比賽，有些老師被邀請去做裁判，那他不能整天出來工作，只是那幾天已經很花時間，那你給的東西要很清楚，他拿著就可以看到，所以事先做的事很多。我們每晚刨鉛筆也花了很多時間，因為你寫著寫著斷了不行的，那麼用力去寫又很容易“掘”（被磨平），所以刨鉛筆也用了很長時間。刨完就把它夾好，到時候工作起來就方便很多。記得我以前做檢錄時有很多有趣的事，同學們很想抽好籤，就用手指甲“咪”著它，那支就不要拿了。你也知道以前的跑道不是很好，特別是逸園賽狗場，最外面的跑道因為要淋水讓狗跑，會比較軟的，很難跑，抽中那個賽道的話，贏的機會就小很多。以前用雪條棍來抽賽道的，“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那怎樣呢？找一個火柴盒，那時很多火柴盒，寫好一二三四五，然後把火柴盒倒轉，讓你認不出來，盡量做到公正。學運會當時很多人，人山人海，檢錄處點名不是一個人點的，分四五堆人點的，在棚裡很多人點名，一堆堆點好後，時間到就帶出去進行比賽。我剛才也說過，報名工作是人手去做的，自然會有出錯。有時有些老師接力的時候會記錯報了其他名字，那見到人不對的時候，我們就拿原始的資料，發現有錯就查，是不是自己抄錯了，還是人家報錯了，即刻查，告訴是他錯了或者是自己錯了的話就看看如何改，非常忙碌。那些原始資料用行李箱裝的，早上就帶去，丟了的話就大件事了。
179前輩老師們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國慶晚會、“濠江歡歌”的回憶工人球場以前每年國慶節也有一個晚會，持續兩三晚。由各界的慶祝國慶籌委會籌辦，差不多是現在明愛慈善園遊會的規模。教育會是各界籌委會的主要負責人，整個工人球場有很多攤位玩遊戲，有幾個舞台表演節目，事前也是有很多事要做。我主要負責一些事前工作。慶祝晚會通常教育界做播音（廣播）方面的工作，例如是小孩不見了之類的，鏡湖就負責救護工作。那時辦慶祝國慶的活動都很大型。晚會會有跳舞、唱歌等表演，教育會也有組織學校小朋友表演歌舞。通常有幾個大台，上半場和下半場有不同單位組織演出。除了我們自己排的節目，各校的小朋友也有表演。回歸時，教育會參與了在氹仔運動場演出的“濠江歡歌”大型歌舞表演，林顯富校長負責組織節目，我們幫忙排練，當時有位北京專家來加了一些國內表演。“濠江歡歌”有很多內容，比如舉會變字的紙板，這個項目我記得澳門回歸日，朱杏兒（右四）與出席嘉賓留影
18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是聖若瑟學校負責的，交了這個任務給它們，然後林校長去看他們做得怎麼樣，到時我們編排坐位。有些單位負責歌舞，其他的表演太極，就是串連在一起表演。主要都是林顯富校長負責，我也只是幫手聯絡各間學校，安排車輛接送等。與話劇的相遇以前在學校、校友會、學聯裡也有演話劇，最初接觸戲劇是在學校讀書時，班主任找人演戲，那時大家也不會，照做就是。第一次演話劇時在商訓夜中學讀中二，有一個班際戲劇比賽，找到一個《啞妻》劇本，找幾個人演出，導演也是自己的同學，誰知得了學校的一等獎，學聯就叫我們去演，很開心。當時學校很流行文娛活動就是演話劇，“五．四”，一些紀念日，重要節日也做話劇，或者是講故事比賽。我覺得學生時期多參加此類活動很有好處，到高中讀濠江時，人家知道我演過戲，又被人“捉”出來演話劇，所以做得較多。加入了教育會後，第一次演《南海長城》時因為我要到鏡平上夜校，排戲的機會不多，因為一個月內要趕著完成排戲，那就做“通天後備”，即是分幾處去排戲，所以那套戲我是沒有演出，只是做司儀。演完那套劇之後，教育會邱子維老師寫劇本給我們演，我們演的戲有很多，有些是國內的舊劇本《南海長城》、《劉胡蘭》等。當時國內開始做樣板戲，做樣板戲是一字不易，不可以改，那我們做話劇怎麼可以不改呢？不改怎麼做？那就決定找一些不是樣板戲的例如《南海長城》，它沒被選做樣板戲，但又是內容比較進步的戲，《劉胡蘭》則是講烈士的，就排那些劇。後來邱子維老師寫了劇本，寫過《阿翠》，《阿翠》是講一個女孩只顧追明星，對父母又不敬，對師友又不敬，後來受到教訓。接着又寫了一個叫《紅梅花開》的劇本，講一名教師的父母怎樣拋棄了他，他是怎樣努力自學，後來成為了教師。還有長篇話劇《年轻一代》是聽電台錄音翻字出來的劇本，是講述革
181前輩老師們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命烈士的，以及年青一代怎樣投身國內建設。後來又演了國內的另一劇本《楓葉紅了的時候》，當時“四人幫”倒台了，講“四人幫”怎樣操縱大局這樣。我們當時長劇就排那些，小劇就找一些短劇改一下，或自己寫。戲劇比賽方面主要是學校辦的，教育會也有很多比賽，例如繪畫比賽、朗誦比賽。這些是一代帶一代的，我們的老師演了話劇後回去也帶領同學演，他們在學聯做或者學校聯歡、學校畢業禮上演出，有老師演出後就夠膽當導演帶領學生演戲。自己也有在學校和學生排戲，畢業禮除了歌舞外還有一個小小的短劇，也很受歡迎，找一些有教育意義的去演。都是勤力讀書、不要貪心、不要懶，孝敬父母那些，會在小學，初中畢業禮的時候演出。畢業禮演出的話不會太長，頒完證書之後最多只有1小時的節目，要待其他歌舞等演出完成，剩下來的時間只有20分鐘至半小時，很多學校也有這樣做。而國慶時演的就是長劇，一整晚都是你的節目，一般有兩個多小時。從籌備到演出都歷歷在目演長劇的幕後參與人數也不少，幕前幕後工作都要做，除非自己做不到，朱杏兒、梁卓美在演《阿翠》
18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包括製作服裝，有些老師很會“車衫”（縫衣）。當然首先看看能不能借，能借就借，比如唐裝，“我媽家裡有”，借得到就借。又比如說找一套警察衫，有同學的家長是警察來的，那就借他的衣服，盡量是這樣。借不到要做的話就找一些舊衣服看看能不能改，再不行就買一些布去做，節儉為主。佈景也有自己製作，有些就請人半義務幫忙，美術老師也會義務做佈景，有些大景像一間屋這樣的做不起，簡單的我們也能做。當時工聯有個工人裝置組，他們經常幫我們，要找甚麼也會借給我們，沒有的話就幫我們做，幫我們畫，總之多方面的人都會幫忙做。我們幾個負責印劇本，組成導演小組，去找演員，看哪個老師適合演哪位角色，約他出來問他演不演，多數都說不行，然後再勸幾下就會說試一下，大家都是這樣做的。當時教育會的成員很多都有參與演出，因為教師就是要站出來說話，這是一定行的，充其量就是演技的問題，你叫他演他才不害羞肯演出，很容易“搞掂”。只要聲音大，講話可以就沒問題了。除了“五．四”青年節和國慶外，“五．一”勞動節、“三．八”婦女節也有話劇表演，但那些就較短，較小規模。還有相聲，或者有老師“唱龍舟”，當時國內很流行“三句半”，就是4個人，一人講一句，第4人就講一句很短的“蝕骨”的說話，就叫“三句半”，講一些社會問題很受歡迎。這些戲劇演出是面向全澳的，當時的中小學生都會來看。我們教師演戲有個好處，就是多人來看，當中有很多學生。他們很有趣的，你在台上演戲，由於來自的學校不同，他們會叫老師的名字：“你的老師是奸的，我的老師是忠的”這樣也吵一輪。60、70年代時戲劇很流行，80年代開始淡了。我可說是由頭到尾參與了整個籌備演出的過程，每個人都有幾樣事要做，那時無分彼此的，有些年紀大的老師叫他幫忙他也做的。每年國慶演的大型劇目，完了一個馬上要想下一個做甚麼，要寫的話就要想寫甚麼題材，很早已經要想好，交給老師去執筆。排戲則需要一兩個月，最少一個月，差不多每晚都要去排。
183前輩老師們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當時甚麼都要“慳”（節儉），所以演一套話劇的成本不會很多，主要花在一些佈景和服裝方面，很多人也是義務幫忙的。我們演《年青一代》時在康樂館演出，請一些人來幫我們提意見，當時香港幾個有名的退休導演來給我們意見，在康樂館二樓開會茶水也沒設置。我們覺得這樣叫人家來開會，不停說話，不如我們湊錢買汽水請人家喝，當然後來這是教育會出錢。我們就是這樣不會浪費金錢的。與岑老師的“劇緣”我跟岑美娟老師都喜歡戲劇，她比我年輕，到教育會排戲，自然比我遲了幾年。我1966年已經畢業，同一間學校裡肯定會認識，直到我們排一套叫《劉胡蘭》的劇，她開始來教育會演戲。另外播音等工作也會一起做。岑老師她一直教書到退休，我可能比較“八卦”，甚麼也有份，很多時都回去幫手，接觸較多，剩下來專注演出的人好像只剩她和我，其實不是的，還有很多很多老師也有參與演出，他們離開了工作崗位少接觸而已。朱杏兒正在表演話劇
18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教育會工作給我的……我覺得我在教育會工作，前輩老師們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在教育會或者在學校內工作也好，有很多教師也是真心實意，有些老師自己的子女病了也先做好教育會的工作。有些老師真是嘔心瀝血地去對同學，甚至有些很頑皮的學生也會很愛老師，當時眼見老師們出百分百的力，你出不到也出八十吧，七十、六十也好，所以有時有這樣的老師在你前面做一些有意義的事，自己覺得也不可以懶，學不足也學一點。見到認真的老師有很多，愛同學的人也很多，很多時和舊朋友聊天時也覺得被這些老師感動了，不是一個半個，是很多很多。可能以前的社會和現在不同，很多老師都覺得要為社會出一分力。以前的老師們很互助的，比如說哪個老師病了，其他老師都會幫他，或者去醫院照顧他，醫藥費之類的大家會捐錢，很多時都有這些情況。現在就不用了，政府有醫療福利，教育會也有教師醫療福利，但以前是沒有的，有人病了就麻煩了，要去醫院照顧他，“幫輕”他的家人。我們那時年輕，通常都去幫忙。總括來說以前對會的感情很深厚，當會內有人有困難時，其他人都會盡力去幫，會覺得我不用人幫當然最好，但希望我也能幫人，就是有朱杏兒（右二）、岑美娟（左一）與港澳劇前演員合照。
185前輩老師們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會維繫著，感情也不同。我小時候讀書時，政府是不理你的，管不了你那麼多，沒有免費教育，只有少許官校及教會學校是免費的。同學不讀書，教育官員不會理你，以前你讀不讀書沒有人理的，你家長理就理，不理就不理。到了我是小朋友的時候，可能當時人口開始增多，解放初期來澳門的人也多，生小孩也多，就多了很多子弟學校，有鮮魚子弟學校、豬臘子弟學校等。有些學校讀書是“複式”上堂的，就是一班裡面，左面一年班，右邊另一班，兩邊輪著教，這邊教完後就溫習，老師就教另一邊。因為人力資源少，小朋友多，到後期才把那些子弟學校合起來做勞工子弟學校。因為沒有人理學生，所以當時的教師對學生很好，真心實意去教學生，有種心就是“貢獻自己的力量”，令那些失學的小朋友有書讀。小朋友對老師也很好，老師和家長間的關係都很好。所以說教育會的工作，我最深刻的體會就是教師們都很認真做事，很真心實意的為會工作，自己也覺得要盡自己的力量。部分相片由梁卓美老師提供
18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許瑞瑰
187既有付出，也有收穫難忘蓬萊新街的童年我是40年代在澳門出生，在澳門下環區及蓬萊新街長大，童年就是在該區成長。記憶中下環區是一個比較老舊的區，因為漁業的關係，應該是澳門發展得比較早的地區。童年最深的印象就是要拿一個暖水壺去泡水館打開水，譬如一毫子就有四個用竹制成的籌，每一個籌就可以去那些燒有一大銅煲水的泡水館購一壺水。當時家裡有父母和幾個兄弟姐妹，我爸爸與堂叔承租了一間店舖做洗衣店，店舖在蓬萊新街。堂叔負責洗衣服，爸爸負責熨衣服。那時的熨斗其實是一塊實心鐵，中間連炭也沒有，是一個實心的船型熨斗，然後插在一個六邊形的煤爐外面加熱，爐頂有一個蓋子蓋着那些煤，煤煙通過煙囪排出。熨斗是實心的，温度高低的掌握就要靠經驗，很熱的，通常用舊毯帽裁成的護墊包著熨斗的鐵柄來熨衣服。那衣服在哪裏洗呢？那時很多洗衣店都是，用竹籮裝着骯髒的衣服，然後踩單車到現在的青洲山，那裡有山泉水，一早去洗乾淨後，就鋪在草地上曬，曬乾後就用單車送回來。澳門當年的蓬萊新街是一條相當興旺的街，有很多酒店和食店。幾乎全天都會有東西賣的，早餐就賣麵包，當時一毫子一個豬仔包；有些用篩子裝着九層糕放在頭頂上，如果要買，就打開“X”型的架放下來賣給你；還有一種就是“噹噹糖”，即是很大塊用姜汁制成的糖，如果買就“鑿”些給你，這些小販有很多。還有一些民間“挑積”的人，現在應該沒有了，即是小朋友不開胃吃飯，“生積”（疳積），那人用一支針在手指的關節既有付出，也有收穫
18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刺下去，然後把一些黃色的液體刮出來之後，小朋友食飯就有胃口了。另外，我還見過一些剦雞，剦貓等。50年代，這條街還未有廁所，那時深夜有人三數天來倒一次糞便，然後用船運返內地做肥料。還有家裡吃剩的“餸頭餸尾”等廚餘及洗米水，又會有人來收集的，到年尾就會送一隻雞給那戶人家。還有一些敲響竹板叫賣雲吞麵的小販。由於近海旁，傍晚就有些賣白蟹或者東風螺的人，差不多每晚都會有些漁民上街叫賣，真是熱鬧。不過當時普通人的生活不能算好，譬如那條街有一間華記飯店，每天早上都會賣“餸尾”，即是晚上別人吃飯吃不完的餸，他們會用桶子裝着它，然後煮熱它，第二天早上有很多人在家拿容器出來買，譬如兩毫子就有很多菜和汁，三毫子的就會有些肉。還有一些工匠補鑊，我最喜歡看的，他會弄出一個個有像雞蛋仔的油波，並把它打在爛鑊的孔上，就可以修好。還有染衫、染布的，即是擔着染料桶的人，在街上把染料水燒開後再把舊衫放入桶內翻新，因爲以前要買一件新衣是不容易的。此外，還有一些用銅釘替人修補破爛瓷器碗碟及為飯店的食具刻字的工匠上門為街坊工作。我對蓬萊新街真的印象很深刻。當時那條街有新新酒店、五洲酒店、華記飯店、松記單車店、朱頌文的跌打醫館、義和洗衣店、來新洗新店、黃平記雜貨，還有興記行及國光攝影店等，該店現在好像還在營業，還有平安堂藥材店、德記咖啡，而合記就賣零食、糖果等，都很熱鬧。加上又近福隆新街，有很多賣唱的人，拿着秦琴進飯店站在客人身邊唱歌，唱完後，就拿些報酬。還有當時的司打口，都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區，現在經過還可以看到一個像酒杯的建築物，我們小時候稱它為“大酒杯”。小時候真的很喜歡到那裡玩，同時那裡也是大笪地，把一毫放入唱機那裡就可以聽“檳城艷”等老歌。又有些人賣武，或表演一些小魔術。譬如有個拿三枝竹籤的人，他叫你拿着那個圈，試“笠”中他有繩子穿着的那枝竹籤，但每次基本上都沒有人會“笠”中，他的速度很快，“笠”不中的就把錢賠了。
189既有付出，也有收穫早期兼顧讀書與工作生活童年時家不算好，老人家叫做“手搵口食”，家裡兩個人工作，而兄弟姊妹又有好幾個。我最初入學是在現已停辦的瑞雲學校就讀，位置在下環街一座很大的土地廟（下環街福德祠）旁邊。最印象深刻就是開學時，媽媽帶着我，拿著一個用籐編織成的書包，裏面放些葱、芹菜、生菜那些“意頭”的東西，還帶了些香燭並下跪拜孔子。後來，由於爸爸去世了，一家搬到北區的舅父那裡，那時我日間工作，晚上讀書。就在當時美副將馬路一間炮竹廠工作，那時對童工沒有甚麼限制。放工後，就去鏡平學校讀夜校。小學畢業後，就去了商訓夜中學繼續讀書。不過工作過程中，與不同年紀的姊妹工作都挺開心，又可以幫補家計。當時的物價大概是可以用兩毫買到一碗雲吞麵或牛腩麵，那些小販是用“車仔”推到來工廠門口賣的，又有小販擔著物品進入工廠賣。在那裡能看見有些人，不管他們是甚麼行業，大部分都是很誠實的。有一位阿叔，每天都進來工廠賣水果，有一天來得比較晚，他還有一些芒果未賣完，於是年紀較大的阿姐跟他說，要把剩下的芒果全買了，就問他多少錢，於是說好每人可分多少個芒果等。因為以前能吃芒果是很困難的事，不像現在，那時有一個芒果最少要三個人分享，将它分成三片，每個兄弟姊妹都會爭中間的。賣芒果的那個叔叔說“好”後，年長的阿姐二話沒說就去拿，很快就拿了幾個最大的，接着那個阿叔就說：“我不賣了！我不賣了！”然後就走了。他發牢騷地說：“點得呀？！你把最大的都拿走，那班阿妹就只能拿最差的！”我覺得他很樸素，很有性格，寧願賺少些錢，都要堅持自己的原則。在這些過程中，讓我們感受到有些人是很純樸、誠實和公正的。後來因勞資糾紛談判失敗，結果整班員工不幹了。當時60年代，針織是一個很興旺的行業，我就去了針織廠工作。以前在炮竹廠工作，都可以回
19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家吃飯，因為比較近；但去了做針織後，由於離家較遠，要早些上學，於是帶着書包返工，放工後買一個麵包後就直接回校上課，放學回家後才吃飯，飯後還要繼續做功課，因為翌日沒有空做。不過在針織廠工作可以認識另一種人。我負責的工序是把“冷衫”（毛衣）的衣袖口用機器縫合，這個工序的術語是“埋袖咀”。坐在我車位後面的女工很差，她每天不斷加衣車油，一踩“摩打”車油就噴到我的衣服上，天天如是。雖說針織業挺興旺，但有些工序一個人是完成不了，兩個人又不夠做，於是她認為我搶了她的工作。不過當時都很純情，去告訴管工她的行為，那管工要怎樣辦，只能罵兩句，因為她做得比我時間長，但也沒有辦法，我唯有繼續做。後來在商訓畢業後就入讀濠江中學，繼續讀到完成中學。青洲小學的工作歲月在濠江中學畢業以後，那時學校會介紹工作給同學，有些同學會去銀行工作，有些同學會去報館工作，有些同學則會去當老師等。我在1969年畢業，學校介紹我去青洲小學做老師，當時的社會不是有很多人願意做老師，因為我最初當老師的底薪是175元，譬如你做班主任，就加多5元職薪，而我初中的同學去製衣廠工作，他們一個月的工資已有300多元。但我認為我的老師教給我很多做人的道理，當時沒有那麼高層次想要回報社會的想法，只是想把自己所學到的知識教自己的學生。在青洲小學一直做到現在，45年了。今年是青洲小學建校63周年，60多年中，我都做了40多年。最初教書時，是教幼稚園，做幼稚園班主任。因為我校是在北區的一間學校，多數學生都是附近的居民。青洲原本是填海區域，50年代初期，很多居民在附近建了木屋居住。因為部分居民會養豬，很容易引起火警，所以早期的老師走火警和救火可
191既有付出，也有收穫謂家常便飯。上課期間，甚麼地方冒黑煙，就是這個地方火災，冒白煙，那就是被消防員撲滅了：“好了，沒有事就回學校了。”由於有這樣的情況，50年代初期，有很多社團參與救災，中華總商會就是四大社團的其中一員。後來，做了一些救災工作，有些人把建屋款捐贈出來，譬如你捐了一間木屋出來，就把你的名字鑲在門口。雖然災民有房屋住，但小朋友沒有書讀，於是在1951年，中華總商會辦了“青洲平民識字學校”，校舍也是木屋，那些居民子女就可以入讀。還有一個容易引起火災的原因，就是那個年代，澳門的炮竹業非常興旺，很多工廠的炮竹會發給一些人拿回去加工，“擯炮”，即是將“一餅餅”已經裝有火藥的炮竹，把一個個獨立的炮就擯成一串串的炮竹，很多小朋友放學回家後就幫家長做這樣的手作。同時電力也不是太好，有些家庭還是燃點火水燈（煤油燈），有很多同學需要做功課時，就會搬一張桌子到街上，就在水銀燈下面做功課和擯炮。所以我校的前期校友的感情非常好，又是同學，又在街坊，又是一起成長。老師亦與他們很融洽，隨時去同學的家裡，老師每個學期都必須到同學家裡做家訪。記得有一次家訪時，因為太晚了，我坐在學生家裏不停地“左腳擦右腳，右腳擦左腳”，因為被蚊叮，但又不好意思去拍蚊，於是家長說，“老師，你太‘生部’（不熟悉）了，蚊子在這個環境不太熟悉你，但我們習慣了就不怕”。許瑞瑰頒獎給朗誦比賽獲獎同學
19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有一次家訪時，到一個養豬的家庭，家長手推着一車豬糞，好像不太理會我，因為他趕着去倒豬糞，那怎麼辦呢？我只有跟在他後面，一邊走一邊做家訪。後來做總務的同事離職，於是我就由1974年做總務直到現在。初時還要上十多節課，後來陸續減少至幾節課，因為《私框》實行了，擔課就減輕了。我們所處的區，都是草根階層比較多，以往一次又一次的木屋大火，如果有些同學的家被燒毀了，他們就會把家中的東西搬到來學校，晚上則在課室睡覺，因為他們要生活。如果三戶人都在做飯，學校就會沒有電了，當時的電壓較低，所以會輪流做飯。那時學生人數很多，一個班的學生人數有六七十人，甚至超過八十人，許瑞瑰頒獎給運動員們
193既有付出，也有收穫把一些非常堅硬的青磚運到學校當作“石屎”，如何弄碎它呢？於是鼓勵同學帶鎚子回校，與老師、學生一起鎚碎青磚，然後把這些磚碎混合水泥和沙，接着再找專業家長鋪主場，而老師就動手鋪籃球場邊的地面。當時的愛校勞動氛圍很好，家長、同學、老師都很落力建設自己的學校。在那幾年，老師還要參與一些美化學校的勞動，譬如暑假期間，老師就要進行三天義務勞動，油課室和掃灰水；寒假期間較短，就分配兩天勞動。而學生每個學期有一次大掃除，他們帶一些清潔用品（如布）回來洗課室、桌子、椅子和門窗，工作過程很開心和興奮。從聯絡部到旅遊部1976年，當時何德明主任問我可否出去教育會幫手工作，因為之前已很多老師都是無怨無悔地教導學生，况且當時辦學條件都不太完善。1954年的一次大火，把學校全燒毀了，1955年才重建磚木結構金字頂的房屋。我們有些校董是建築師，他把拆掉古老大屋的木用來做屋樑，直到2002年重建校舍時，把這些屋樑拆下來，屋樑依然很堅固，那些建築師傅說這種木是“坤甸木”。那些木有幾十年歷史，拆完舊屋後又再用，木質依然好。校董也很關心我校，以前我們的操場是沙地，同學跌倒時很容易受傷，到70年代初期，把操場鋪成一個籃球場。當時，也是校董替別人拆了舊屋，許瑞瑰與同學參加學校大掃除勞動（70年代）
19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經在福利部做部委。我答應了他，由1976年開始直到現在。現在我是做旅遊部。開始時，我是做組織部，做一些聯繫會員的工作。最初認識教育會，是因為在商訓讀書期間，學校每年的畢業禮都在中華總商會大廈舉行，那裡原是中總的會址，中華教育會就設在中總的一個辦公室。後來，在商訓讀書時，老師問哪些同學可以參與義務勞動，於是我就參與建設教育會，當時好像要把兩層樓改建成三層樓，跟着老師去做義務勞動，如搬石屎、篩沙等。我做組織部時跟着前輩，如畢漪汶校長、劉羨冰校長等，跟着她們訪問一些團體會員或個人會員。後來就到福利部工作。擔任福利部工作期間，常常會探訪一些貧病會員，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到一個獨居退休會員家，剛好她正在吃晚飯，吃的是腩尾蒸豆豉及鹹蛋，蔬菜也不多。看見這情境，我與同行者都掏出一點錢送給她作為我們的心意，當時教育會還托我們送一些臘腸、臘肉給她。許瑞瑰（左一）與教育會理事赴山西、內蒙古參觀交流
195既有付出，也有收穫時康樂部的範圍很大，包含如文娛性的話劇、康樂性的乒乓球、其他球類活動和對外參與友誼賽，還有組織會員和老師旅行等，所以後來康樂部就分了一個旅遊部出來，在寒假和暑假，會組織一些比較長的旅遊路線讓教師去旅行，會盡量安排一些較有特色的路線。另外，定期舉辦一天遊，讓會員、家屬輕鬆一下，增廣見聞。因為自己參加旅行社報團要交團費，而教育會則相反，會員和老師可以享受補助，即是除了基本費用外，就不用再多交錢了。這麼多年來，都組織了很多線路，譬如内地、歐洲、東南亞等。雖然我們會的理事是來自不同的學校，但大家相處得很融洽，既有教育界前輩，又有後輩，儘管有時大家意見不同，但最後都為達到工作的最好效果而合作做好它，我覺得那種團隊精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我跟其他理監事一樣，參與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會務工作、活動、對外交流等。目前，我以旅遊部工作為重點，這個工作主要是豐富會員老師、會友以及他們的家屬一些課餘活動。因為我們都知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事實上通過旅遊，可以增廣見聞，有些會員老師有時會與家人一起參與，在旅行過程中感受到很温馨。譬如近年的“三．八”婦女節，都會組織一天遊，見到一些會員老師帶着他們的小朋友或較年長的媽媽參與，能見到這些老人家是很開心的，又見到會員愛他們的家庭。這個慶祝形式就是旅遊及吃許瑞瑰參加教育會陳月新老師授課的編織班組織部主要是聯絡工作、發展會員和搞聯誼活動等。譬如慶祝“三．八”婦女節，會組織幾間學校，自己想活動的形式，如曾經試過到青洲小學燒烤，或者搞一些文娛活動，如“踩單車鬥慢”等，讓各團體會員之間互相認識及增進友誼。教育會還有康樂部，當
19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兩頓飯，還有少許的餘慶節目就是抽獎，使大家很愉快地度過節日。因應一些主題或季節，有時我們會辦一些“摘水果團”，在寒暑假辦一些兩三天團，有時又會辦一些親子旅行團，盡量辦得輕鬆點，適合小朋友參與的。每年的暑假，就會辦一些長線的旅行，如歐洲、東南亞的路線。近年集中辦一些內地的長線，都受到會員的歡迎，我們的線路通常都是有關教師行業為側重點，老師都認為不錯。有時就會辦一些即日來回的一天遊，或者搞香港團，盡量使老師的課餘生活得到調劑。此外，我也曾擔任過福利部副部長的工作。福利部就是做會員福利性的工作，如會員子女獎學金、探望生病的會員、組織兒童節活動等。“龍的行動”這麼多年來印象深刻的是在80年代，教育會協助一些無證學生登記。當時開會決定要做這件事時，大家都會很認真和緊張，很秘密地進行，因為一掌握不好，就會為社會增添更大的麻煩。許瑞瑰（右一）與教育會理事往港參加香港回歸活動（1997年）
197既有付出，也有收穫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很緊張和很迅速的情況下把名單交給教育會，那就解決了一部分無證學生的登記。這樣的登記總共進行了三次，解決了過千個學生的證件問題。畢竟，在全澳的學生數字中，無證的學生只佔少數，但從千多人這個數字看來，說明問題也算嚴重。假如這一部分的同學在澳門生活了一段時間，但又沒有一個合法證件，到他們長大後，他們要升學和就業，那如何解決呢？中華教育會受政府委託辦好這件事，由此可知我們教育會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一個教育團體。 向前輩老師學習理事的工作，需要付出時間，不過有些人可能會誤會，這麼多人參與，可能是有津貼、車馬費等，其實我們全部都是熱心參與會務工作的。做了理事這麼久，覺得既有付出，也有收穫。如果我不在教育會工作，我是沒機會接觸到來自各校的前輩老師，並看到他們幾十年為教育辛苦耕耘的工作態度，他們是非常認真的，他們比我們在會中工作時間更長，付為無證學生登記的“龍的行動”（相片由陳永漢先生提供）當時想解決一些存在於各校的無證學生的問題。當決定後，我們理事又不能說出來，只是通知各學校何時要把全校學生名單認真地寫好，而校長和班主任也要簽名和蓋校印，確認那班學生人數不會有甚麼變化，並在特定時間內交給教育會存檔。當時我校也有做這項工作，
19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出更多。很早期的時候，我們甚至需要到會中值日。會裡只有一個職員，會員到會內消閒，因為當時沒有很多媒體生活，所以到會看看報紙、玩棋子、看書、打康樂棋等，於是理事們就要輪值日。說是值日，其實都是坐坐，聊天而已，這些他們都是願意參與，又可以聯繫不同的會員老師，聊聊天都挺開心。這工作除了付出時間和能接觸會員外，還可向前輩老師學習，也是對自己的一個促進。老師的開心和焦慮當老師是有開心的和焦慮的。開心的當然是看到一批批學生畢業，有時在街上看到，學生們很開心地跟自己打招呼，或者買了一瓶飲品，學生自己不喝，非要老師喝不可。其實我不喝某一種飲品，但他們都要我喝，那個是以前曾教過的幼稚園學生，沒有想過他們這麼乖巧。又有一天，有一位家長在早上7時多站在學校門口，挽着很多餅食，等學校開門後就拿了進來。家長的兒子早期移民到台灣，近年他的兒子再次回澳，開了一家台式餅店。他說他兒子早上5時多就開始做餅，那盒鳳梨酥特別加了很多材料在裏面，兒子說一定要給許老師吃，兒子說他當年太頑皮了，不敢回來見許老師啊！其實我只不過是教過他當中一位老師而已，但也感到開心和欣慰。那我為甚麼不會說不開心，而是焦慮呢？因為我校最高峰時，學生達到1200多人，而我校是平房式的校舍，下課鐘聲一響，千多人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好像“鴨仔”般在每個課室走出來，每班七八十人，每個課室有兩把吊扇，當你在夏天走過課室門口，有甚麼感受呢？兩股熱氣，每個課室門口發一股熱氣，你經過課室都會感受到這七十多人，但只有兩把吊扇吹出來的熱氣。有一位家長就說，“老師，我家中有多餘的座地風扇，不如我拿一把來？”我說學校的電力真的不夠，那時電壓只有110伏。這也說明家長是非常關心學校的。
199既有付出，也有收穫還有一次，突然有一個學生說看到另一位學生手臂彎了，原來他是跳橡筋繩（橡皮筋）時弄傷，橡筋繩是用腳跳，但他就找人拉着繩子兩邊，他就當跳高玩，像過杆跳，結果手先落地。看見這種情況，你說我是否會焦慮？當時沒有辦法，唯有拿一把間尺托着他的手，找一條手巾裹着，掛在脖子上，後來送到醫院時，發現他的手真的要斷了。其實每一次有學生受傷，我都會記得。那位學生那時是讀二年級的，現在也有兩個兒子了，但他彎了手臂的影像還在我腦海裏。還有一個學生是跳高去單手握籃球架旁邊的防護網，一不小心又掉下來了，與剛才提及的同學一樣弄傷手腕。唉！所以最焦慮就是學生的安全。我當了總務後，覺得在他們生活中，校園安全是最重要。看着他們成長是很開心的，最開心就是看到他們走一條“正路”。當然不是百分百的學生畢業後都是升中學、大學，將來走一條他們應該走的路，或者中途輟學的學生也會有。不過對他們的童年，他們會許瑞瑰與校內花卉種植比賽獲獎學生合照
20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好好珍惜同學。用心教好我們的學生人教我、我教人。有時老師說一些令你能感受得到的說話，會給你的人生很大的鞭策。例如我初中有一位老師說過某人的說話，他說“一個人做點好事不難，難的是一輩子都做好事”，他說這樣也不難，然後鏗鏘地說出“不做壞事”，我認為後面那四字是比較難做到的，這些金句有時用來鼓勵一些同學要做好事。譬如現在我校後面在建一些房屋，連續兩年我都在六年級裏，寫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問誰能解讀？兩次都只有一位同學能解釋。其實最難解讀的就是“治於人”，最後給了一些提示，同學也能夠理解到。我問是否一定是“勞心者治勞力者”呢？為何“勞力者是被勞心者治”呢？我說可以理解為你做勞心者多些知識，學歷好些，你有更多的選擇；當你甚麼都不想學和讀，你沒有一定學歷時，你有沒有可能做勞心者呢？首先，許瑞瑰、王文常與運動員合照。
201既有付出，也有收穫我問他們，你們寧願坐在有空調的空間工作，還是去後面的地盤？他們很齊聲地回答空調間，因為他們見到後面那些地盤工人真的很辛苦。即是讓他們有一個對環境的認識，我說我絕對沒有看不起建築工人的意思，雖然他們滿身是泥，在天氣熱的情況下仍穿着水靴工作，但他們心地善良，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家來到澳門工作，非常純樸。中午時，他們去燒味舖買飯盒，坐在樓梯級上吃，吃完後就回到地盤工作。人如果沒有學識和知識，在人生的道路上很難更上一層樓。我說還有很長的歲月等着同學們耕耘，希望讓他們有感性的認識。我在讀小學時有一個老師令我印象深刻，我們快要畢業時，每天寫一兩句警句、諺語、精句或人生哲理在黑板上，這種細水長流的傳授方式，讓你去感受，去領悟，所以我覺得是要用心教好我們的學生是責無旁貸的，他們的成材，也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20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李沛霖
203有為有位，有位有為護旗我叫李沛霖，1948年在澳門出生。我爸爸叫李光輝，他很早就從家鄉廣東南海來到澳門，做百貨行業的售貨員。最初他就在志光百貨公司工作，這間公司是愛國商人陳直生先生創辦。我爸爸在志光百貨公司工作也有很長的時間，他是一名工人，工資不高，但他很熱心參與社會事務。其中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國慶節保衛五星紅旗的英勇行為，當年的報章亦有刊登。大概是1950年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值得慶祝，但是澳門當時的社會環境都是國民黨的力量較大，在它的控制下，只要你是有一些紅色思想或說愛新中國，都會受到一些流氓等反動勢力的攻擊或騷擾。當年國慶節的時候，澳門只有三四個單位升五星红旗，其中一面就在志光百貨公司，當年陳直生先生剛好不在澳門，所以升旗和護旗的重責就落在有為有位，有位有為我爸爸身上。國民黨勢力他們所做的就是圍堵這些升五星紅旗的地方，就是要你們所有單位落下五星紅旗。其他幾個地方迫於流氓搗亂的壓力，有些還未到下午就已經把五星紅旗降下，但志光公司當年在我爸爸的帶領下，所有的員工堅決護旗。其他已經成李沛霖的爸爸
20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功逼迫降旗的流氓一齊聚集在志光門前，想盡辦法要逼迫將這面旗降下，甚至扔石頭、打破玻璃櫥窗等，但我爸爸和其他員工都堅決不把旗降下，不理他們用什麼手段。父親他們很有智慧，打電話報警。葡國警察因為有人報警，他們不得不過來。雖然過來都不怎麼處理，但起碼警察來了，那些搗亂的人就不敢做一些太過分的行為。所以我的爸爸和其他員工都堅持護旗，一直到晚上七點要降旗的時候，才把旗收回來。當年我爸爸帶領護旗的事蹟在《大眾報》上都有所報導。他長期參與工會工作。當年與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組織了“語運合唱團”，就是老牌青協的前身。他又參與工聯的工作，曾經擔任過工聯的副主席，到50年代，也創辦了百貨辦館業職工會，是第一任主席。李沛霖（右）與同學支持教育會籌募運動讀書我就是生長於這樣的家庭。我有四兄弟姊妹，我是最大的，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我整天跟隨我的爸爸參與各類活動，自然就對社會參與的方面耳濡目染，所以自小這個意識就萌芽。在父母的教育和言傳身教下，讀書時期便開始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例如在讀小學的時候，已經參與學生會及班會的工作。我在勞工子弟學校讀書，一到小學五年級，就已經加入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加入學聯，初期的目的只是打乒乓球、康樂棋、看看書，和其他人接觸，到後期受到大
205有為有位，有位有為哥哥姐姐的影響，很早就參與一些義務工作。其中最早做的就是助學金申請人的家訪工作，跟隨大哥哥姐姐去訪問一些申請者的家庭，協助他們怎樣通過探訪來合理批給助學金。從小學開始，我就已經是一邊讀書一邊參加社會活動，到中學就參與得更多。因為當年勞工子弟學校沒有中學，所以1960年的時候就轉到濠江中學讀書。濠江中學當年是愛國教育的一面旗幟，在這種環境和老師的教導下，我對國家加深認識和參與社會服務人群的意識更加強烈。一方面繼續參與學聯的工作，另外班級和學生會的工作亦都積極參與。當然由於工作上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認同，所以初中三已經選我做學生會副主席，初中三、高李沛霖（後左二）率領澳門教師代表團訪問井岡山（1973年）
20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中一、高中二連續三年，做了學生會的副主席。然後到我高中三的時候成為學生會主席。老師也對我們很信任，我們的班級非常活躍，組織溫習小組，幫助大家學習。我們也會自己去安排各種文娛康體活動。所以在學校的歷史上，當年我們是屬於比較突出的一個班級，因為不但學習成績好，其他各方面都人才輩出：書法比賽，我們班有很多人獲獎；其他體育競技，如在運動會中，我們班也得到很多獎項；歌唱活動，我們班也有很多人參與；當年比較盛行話劇，我們班也非常突出，甚至可以自編、自導、自演。直到後期，我們甚至自己做導演。班上一些平時不參與活動的同學，我們都會去帶動他們，所以一個班級四十多人，有三十幾人曾經當過話劇演員。甚至我們自己組織教同學唱歌，當年高二的時候，剛好盛行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我們就分工，每人每星期就負責教一首“東方紅”裏的歌曲，因此班上的文娛活動就發展得很好。三份工作前的選擇我是1966年中學畢業。畢業之時，澳門设有大學。香港的大學不收澳門學生，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學額不足，連香港人都照顧不到，又豈會照顧澳門呢!所以當年澳門只是兩三個人可以到香港讀大學。至於台灣我們一定不會去讀，因為掛五星紅旗的學校與台灣方面肯定是不合的，而且即使我想去對方也不會收，所以它是不會錄取。另一條路就是出國，但我們工人家庭沒有錢，唯一出路就是到內地升大學，但是1966年暫停招生。在濠江讀了一年大學預科——中六之後，到1967年，知道沒有機會升大學了。當時有幾份工作在等著我，其中一份就是中國旅行社，因為我曾經去做假期工，很熟悉那裡的工作。第二份就是《澳門日報》，我在高中三和中六就做他們的特約通訊員，協助他們深入工會採訪並且兼教文化，幫工友組織一些活動。後來在《澳門日報》做過特約記者，跟著那些老前輩去採訪。當年印象最深就是1967
207有為有位，有位有為年香港出現反英抗暴事件，後期又出現“西瓜”“菠蘿”炸藥、土制炸彈等好多事件。澳門因為當年有英國領事館，澳門同胞支援香港同胞反英抗暴，有很多的示威活動。我做特約記者到現場採訪，見到有些示威人士，甚至畫一個圈叫英領事站在那里，讓他們抗議。當年支持香港同胞的活動在澳門都非常蓬勃，非常多，但有些是太過火的做法，後期英國領事館也遷出澳門了。這兩份工我都還在思考，還沒決定究竟做哪一份，學校的校長就已經找我，因為學校要擴班，要我留在學校教書。當時是一種很特殊的情況，讀完中六就可以留在學校教初中一。我的教師生涯就從1967年開始了。我在濠江度過了我四分一的黃金時間，1960—1967年一直讀書唸完初李沛霖（前者）與團友於井岡山練兵場合照
20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中、高中及中六；從1967年到1985年做教師，整整18年。18年加上7年，共25年一直在濠江度過，青春年華都在那裏。濠江的磨練在濠江教書18年生涯中，對自己來說也是一個磨練，如何做一個稱職的教師，如何關顧青少年的弟妹輩。第一年做教師時，我只是比某些學生年長一兩年，像是哥哥教導弟妹一樣。可幸的是第一年，學生也好、家長也好，他們認爲這位年輕人“似模似樣”。接下十多年，在原有基礎上一直有所提升。在帶班過程當中，我主要心得是不要裝老師款，上課時當然嚴肅，但下課後就好似兄弟姊妹般，師生的關係非常密切。我認為最成功的就是擅於調動班幹部的積極性，讓他們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作用，這樣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集體，班務開展也較順利。我會調動頑劣學生的積極性，發掘他們的優點，使他們知道自己不是“一灘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我認為擅於發掘別人的優點，這就是長處。就好像打仗，積小勝為大勝，若從這個角度看，積小優點變成很多的優點。當年我在高中，有一位班主任很放手讓我們去做，我做班長時，就像班主任的助理，與其他同學一起研究班中事務如何做好，也不用老師管，我們自己已經管好班级了。因為有這種經驗，自然就會明白老師一定要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同時要發掘每個人的優點，只有這樣才能使學生更認真學習和更好地成長。在濠江教學工作當中，有些事情畢生難忘。譬如到80年代初時，當年電腦開始有一定影響力，所以有些學校率先在高中安排了電腦課，但當時任何教師都不是專門學電腦專業的，即使大學畢業的人也沒有學這個專業，所以，當年濠江中學的學校領導都認為我們要“跟上去”，派了我跟另一位老師去學電腦。學了很短時間，下學期馬上要設立電腦室和開電腦課。那時我不是學電腦的，更沒上大學，我是“半途出家”，接受了這個艱苦任務，一邊認
209有為有位，有位有為真學習，一邊籌備濠江中學的電腦室。講起當年的趣事都挺印象難忘的。一般說電腦不可以有塵，會影響它的運作，所以那時入電腦室很大陣仗，學生要穿白袍，換拖鞋。起初學生們很開心的，但後來我都馬上與學校商量取消那項措施。原因是只有15台機，每班學生都要輪流分批進入，有些學生剛上完體育課，滿身大汗，穿着白袍又粘身，脫下波鞋穿拖鞋會很臭！第一批不要緊，但接着進入的學生仍要穿那件白袍和那雙拖鞋就糟糕了﹗但又不能每個學生製一件袍。後來我與學校商量不要穿了，否則學生沒有心機上課！後來，我認為既然有電腦，學校也要電腦化。如何電腦化呢﹖因為那時都沒有打印的針孔紙等，當時我很大膽就用最簡單的電腦語言BASIC設計一個軟件，把學生成績輸入電腦，然後排列順序，列出名次，最後放入硬雞皮紙，把每個學生的成績表對好位置打印出來。當年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但我試驗成功。最初其他老師都沒有太大興趣，他們用算盤打一打，然後手抄每張成績表，認為很快。後來，我用了電腦處理方式，有些老師嘗了這方法的甜頭後，就告訴別的老師，後來差不多全部老師都用我這個方法了。這個印象我很深刻，有些事不會，但只要有心，“半途出家”又如何，同樣也可以把事件做好。而且還要有主動和積極性，要自覺地主動做事，做這些事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整個集體，為別人減輕工作負擔，這是大家都受惠的。這幾十年在社會上的工作，我都一直把這精神不斷變通，既可以幫人，也可以幫自己，把個人力量發揮到最大，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意義的。教師待遇我剛開始教書時才19歲，第一年工資好像是180元，很少。到80年代經濟開始起飛，那時有些老師開始轉行。曾經有一個數字統計，在80年代中期的三年內，八百多位老師離職，平均一天多就有一位老師離職，而且是男老師居多。當時澳門整個教師隊伍只有兩千人左右。教師待遇，當
21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年我們形容是“可恥”的待遇，連掃街的公務員工資也較教師高，一個普通的針織工人和製衣工人，他們一個月的工資比校長和老師還要多。當老師的要有事業上的一種信念，才能夠堅持下來。政府的津貼是由1978年開始。當年總督李安道，他回葡國前，我們形容他良心發現，因為之前所有華人學校，都沒有給過一分錢。澳葡政府只是給公立、土生葡人的學校有一點津貼，教會學校也沒有，總之，私立的學校都沒有。但從1978年開始，李安道覺得不太妥，所以他公佈對各間不牟利的私校給予津貼，這些津貼大概佔學校不夠一成的開支，但都比沒有的好。後來就有教師的間接津貼，即是給錢學校，要求學校把其中一部分分配給教師。這個是間接津貼。教師直接津貼從1985年開始。1985年國務院公佈，從那年起，每年9月10日是教師節。中華教育會認為很好，是一種向社會傳遞尊師重教的訊息，所以，中華教育會同步在9月10日舉辦慶祝教師節的活動。當時就在葡京酒樓舉辦餐會，邀請了澳督出席。澳督做了兩件事，一是拿了文化功績勳章頒授給中華教育會，由已故的畢漪汶校長，當年的理事長，代表接受。他不是頒給個人，是頒給整個中華教育會，這種情況是比較少有的，因為通常頒勳章都是在每年6月10日葡僑日或10月5日葡國國慶時在澳督府頒發，即是要人們到澳督府領勳章，但當年他是把這勳章帶到葡京酒樓。一個特別日子和特別場所，頒給一個特別團體，所以很有特殊意義的，也是向社會傳遞中華教育會值得表彰，教師行業是值得尊重的。同時，在致詞過程中，他宣佈了一件事，就是從9月起，每個月對專職教師給予直接津貼，小學400元，中學500元，這筆錢直接轉到教師的戶口，也帶出了教師的待遇太可恥的訊息，政府帶頭給津貼，向社會作出呼籲，希望社會關注教師一方面工作辛苦，一方面只有少許工資的情况。所以，1985年是澳門教育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年份，這個訊息也是對教育發展的一個推動，政府帶頭做了，其他熱心人士也會多點關注，因此，教師待遇才會逐年改善，從可恥的待遇逐步變成中上的水平。這是一個過程，
211有為有位，有位有為也與中華教育會同仁長期推動有密切關係。我與教育會1967年當教師以後，我已經加入了中華教育會，會員編號是645號，屬於較早的會員了。初時只是一個普通會員，對於各項的活動，如一些講座、話劇、歌詠、球類活動等，都會積極參與。1976年，中華教育會會務亦有所發展。當年理事長是冼為鏗先生，他是濠江中學教導主任，他希望我來中華教育會幫忙，所以從1976年開始我便到中華教育會工作，受到大家的信任，已經做常務理事、組織部長，實際上是聯絡部長，只是用了以前的稱呼。那時，我已經跟著副理事長、東南學校前任校長畢漪汶工作。畢校長澳督及政府代表與教育會負責人於教師節餐會上合照（1985年）
21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經驗非常豐富，與各間學校的聯絡做得非常好，而且人脈又廣，大家對她也很尊重。當時，畢校長是副理事長，而我跟著她訪問，從中學習。以前在學校是面對青少年，現在是面對知識分子、甚至很多是長輩，要如何開展工作呢﹖作為後輩，對他們尊重是必然的。但如何拉近距離﹖在交談中，既可以從中聽取他們的意見，又可以把會務相關工作向他們作一個推動，這也是一個新的學習。所以跟著前輩、畢校長他們，通過拜訪和接觸，逐步累積經驗，後來從組織部長變成秘書長，協助理事長工作。秘書長是會務各方面都要協調，所以，這是對自己的一種考驗。工作轉變80年代起我已經在教育會做秘書長角色，工作很忙，除了教學外，還要協助會務，時間上的確有衝突，學校也體諒，在最後那年，不用我做班主任，但我又有濠江中學電腦室的任務，所以很困身，那時間根本無法兼李沛霖（右二）澳門教師旅行團於北京參加慶祝十一大召開的遊行（1977年）
213有為有位，有位有為顧得好。到後期，只能作一個取捨，要不放棄中華教育會工作，要不調整工作單位。中華教育會這麼信任我，讓我做秘書長，1984年時推薦我成為“澳門各界慶祝國慶常設委員會”副秘書長，以一個年輕人來說，這個職務是信任你工作能力的安排，所以社會參與度越來越大。參與全澳性公開大型工作，社會事務多了，中華教育會工作兼顧也多了，在這個情況下，沒有辦法繼續在濠江教學，所以從1985年開始，我就轉去業餘進修中心。業餘進修中心是在1982年7月12日開辦的，它屬於工會聯合總會創辦的成人教育學校。因為80年代，澳門經濟開始起飛，需要大量具有知識水平的勞動者，所以工聯毅然在1982年創辦了成人學校，用業餘時間培訓，讓工人學一些技術和文化課程，譬如那時開始設電腦課。當時葡文的使用率越來越高，所以開設葡文課程。還有會計課程，讓一些人學習會計。還李沛霖（後二）與教育會康樂部教師旅行
21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有一些實務性培訓課程，包括語言課程，甚至從英語的ＡＢＣ開始教起，因為當時有大量由農村來澳的新移民，他們沒有這個文化，不會英語，但他們需要進修就業。1985年我去業餘進修中心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在那裏當校長的何頌恒先生是我恩師之一，是我當年初中一的班主任，他說既然工作難於分配，不如去幫他手。業餘進修中心1985年，我轉到去業餘進修中心當副主任。一方面，我對教育會工作能兼顧得更好，另一方面對業餘進修中心的工作提出改革的建議，如課程編號更科學化、更體現課程特點等，譬如英語課程用E字頭，電腦課程用Ｃ字頭，最後兩個號碼就用課室代號編排，使大家一看就知道。然後，逐步把檔案電腦化，重新編寫相關程序，把學校檔案資料、學生資料、班級資料、整個課程數據統計等，以電腦化作處理。另外，亦參與學校基本方針、政策的制訂，學校幾位行政人員共同研究，我特別提出一定要走“成人高教”的路。普通短期課程、補償性課程、興趣性課程等，一定要持續開辦，但是既然澳門欠缺高層次人才，我們就要提供條件給他們。當年業餘進修中心率先引進內地高等院校來到澳門辦課程。首先是引入華南師範大學，課程是中文專業課程，辦這個專業一定要有兼容性。中文專業是語文教師的需要，做秘書、公務員都要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其他文員也需要，甚至有些家庭主婦想學好些中文，來教育子女。就是考慮到這種兼容性，當時業餘進修中心“成人高教”引入了華南師範大學的中文專業課程。第一屆報名人數是超出所想像的，報名有百多人，第一屆這個課程有137人報讀。澳門非常需要這種大專培訓，後來逐步引進了其他高校的培訓，如中山大學、華僑大學、暨南大學等，甚至到1998年時還引進了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第一個課程就在業餘進修中心開辦。
215有為有位，有位有為從基礎教育轉到成人教育這條路，是我工作的一個轉折點。在新環境下，就要在新的崗位發揮新的作用，如何配合校長把相關工作做好。後來，我的恩師不幸逝世，工聯委任我接任校長工作。在退休年齡六十歲時，我就轉入爲校監，直到最近轉做校務顧問。業餘進修中心32年的經歷，為澳門培育不少人才，護士、地籍測量從業人員、圖書館從業人員等，都拿到更高的學歷。現在的3Ｄ動漫課程也是清華大學開設的，即是我們因應社會的不同需求而開設課程。其中中文專業比較長壽，到現在還有設置。澳門回歸期間，需要公務員本地化，當年我們都加以配合，引進中山大學的公共行政管理，現在的一些司長和局長，他們都是唸過這課程的畢業生。又如非師範類畢業的教師，我們現在還有一個補充課程，開設一年或一年半課程，讓他們修讀相關教育學課程、心理學課程、教學法課程等，使他們更加完整符合入職條件。在我們中心就讀的已經有十多萬人次，平均來說，澳門每五六個人當中便有一個曾經在我們中心接受培訓。李沛霖獲錢其琛副總理會見
21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從政協到人大90年代初起，我是廣東省第七屆、第八屆政協委員，第九屆的常委。第十屆就是全國政協委員，而第十一屆就是參選人大選舉當選，而今次是第十二屆。90年代開始參與國家事務或省的事務，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鍛練機會。無可否認這是一個榮譽，但更重要的是一種責任。無論何時，我對自己都有一個警惕，特別強調“有為有位，有位有為”八字。我覺得若果自己不做事，別人不會認同你。你都不是為大家做服務，為社會多作貢獻，別人也不會推薦你參與國家的事務。當你參與國家事務後，就一定要更加做好自己的工作，否則，不要霸佔那個位置。廣大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做得好與否，別人自然會有評價。我認為既然受到信任，因此，從參與廣東政協開始，一直到全國政協再到人大的工作，我都是全程參與，基本上沒有怎樣請假。我剛做人大代李沛霖於全國政協會議期間與國務委員楊潔篪合照
217有為有位，有位有為這是一個責任。更重要的是，政協、人大相關的工作，我必須積極參與，該要視察時就視察；該要考察時就考察；該有培訓課程，要提升自己對人大代表的認識，就參與這個課程；在進行執法檢查時，都要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平時，更重要的是要與廣大市民接觸，特別我作為教育界代表，應該多點與教育界聯繫，連天主教學校聯會都很支持我們的工作。早幾年前，他們給了我材料和書面意見，我代他們向國家教育部反映和轉達。回澳門以後，傳達兩會精神時，第一次有神父和修女來中華教育會參加，其他老師都感到很奇怪，因為從未出現過。他們都願意來中華教育會聽傳達，是因為教育會和天主教學校聯會關係很密切，另一個就是我作為人大代表，反映他們的意見，他們也是認同我的做法，來聽聽我的工作彙報。李沛霖在吳邦國手中接過澳門基本法委員任命書表時就被選為副團長，2008年，第一年參與人大工作，就在兩會期間，我爸爸去世。因為這是第一次人大會議，我必須在京開會，而且當時作為副團長，要坐在第一排，澳門特別行政區那個牌後面就是我坐的地方，每個位置都編定了。如果我返澳了，牌子後面不見了一個人，其他人不知道是甚麼原因，這不是個人問題，還會影響整個團。在這種情況下，家人也很支持我，我堅持開完會，參與會議，看文件，積極發言，等我開完會後才回澳辦喪事。儘管當時心情很沉重，有一定影響，但都要完成自己那份工作，因為我覺得
21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有一年我在廣東省提案當中，是說怎樣將境外學歷相關政策處理好，同時要更靈活和更合理地處理這些問題，提案亦在廣東省某些報章上報導。關於人大的建議，基本上每年至少有兩份由我牽頭。我不會獨立提案的，這個牽頭實際上就是我去調研或草擬，整份內容都是我經手，不經秘書，獲得相關代表認同聯署，都是以教育類居多。尤其有三年集中在如何關注澳大發展的問題。有一年提到澳門科學家能夠參與國家項目的研究、研究室的設立等問題，所以很快地，澳門已經設立了兩個國家級的實驗室。這不完全是我提出的功勞，但至少有一定的助力。我又曾經提了如何關注境外學生生活和學習、如何幫助澳門和香港在內地讀大學的學生有一個更好的環境等問題，甚至如何推行德育等範疇也都提過。回顧這個歷程，的確是很難忘的，因為這是個人成長當中值得回味的澳門回歸日當天，第一任澳門基本法委員與李鵬委員長合照於人民大會堂澳門廳（1999年）。
219有為有位，有位有為經歷。在整個社會參與當中，我們經常都強調均衡參與，均衡參與就應該是澳門有各行各業人士的參與，而教育界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教育作為整個社會的重要領域，這個重要領域有代表參與，亦方便反映業界意見，這樣社會的聲音才會多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澳方成員我有一份這樣的資料，是很珍貴的！這是1999年12月20日人大常委會對第九屆選舉會議被確認的成員頒發的一張證書，可以說這張證書是每位當選者的榮譽，因為肩負著選舉行政長官的重責。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亦很榮幸，由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和終審法院院長三個人聯合提名，出任澳門基本法附件所規定的澳門基本法委員會澳方成員之一，在自己經歷當中，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回憶。因為按照基本法規定，基本法委員會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下面的一個工作委員會，當遇到基本法需要解釋時或商議相關事情時，這個工作委員會就要開始工作，商量有關的問題，然後提出一些意見，供人大常委會在決議當中作一個參考，澳方有五位成員，而我能夠成為其中一名成員，自己非常珍惜。今年已經是第15年，而我已經連續當了三屆了。基本法的普及談到基本法問題，作為基本法委員會的委員之一，又作為教育界的其中一員，當中一個重要工作是如何令基本法在社會上加以普及，尤其是如何令它進入課堂。中華教育會非常重視這項工作，所以從最初基本法的諮詢、起草，到頒佈以至到回歸後開始實施整個過程，中華教育會可以說是與其他社團，如基本法推廣協會（回歸前她的前身是澳門基本法協進會）等共同努力，加上其他澳門團體，大力地推動了基本法的宣傳推廣工作。教育會所做的工作，一是相關負責人要推動各校負責人和相關科目老師，如公民老師等認真閱讀基本法，大家共同關注和認真學習。另外，我們
22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考慮到基本法在1993年3月31日頒佈，但頒佈不等於實施，還有一個後過渡期，到回歸日才正式生效，但我們宣傳教育的工作不應該是等到回歸時才開始，所以當時中華教育會與基本法協進會共同合作編寫了基本法的教材。這本教材可以說是最早進入中學課堂的基本法教科書，當時這本課本獲得十多所中學參與和使用，各間學校都很積極參與。我們的重點是給高中年級講授，但是小學也不能不關注基本法，基本法協進會也做得非常好，找了一些畫家，通過漫畫的形式表達基本法主要條文，出了五本較薄的漫畫書。有些小學就開始用這五本漫畫書向小學生灌輸基本法一些重要的概念，效果也不錯。後來我們都曾經修訂這課本，並且增加了教師用書。我們開了一些教師培訓班，請一些基本法的專家對一些教基本法的老師進行培訓。因為我們始終感覺到老師先學，老師先理解，老師先研究如何去教，那這樣教學效果就更好。如果老師自己不清晰，教學方法比較刻板，那學生肯定沒有興趣，本來已經很枯燥的法律東西，再用一些比較形式上的、了無生氣的教學方式進行講課時，老實說，教的辛苦，學的又“無癮”，設了這個課程就等
221有為有位，有位有為於沒有設一樣，這是不太理想的。回望過來的15年，加上基本法頒佈的8年半後過渡期，換言之，20多年基本法宣傳工作，我們覺得都有一定的效果。起碼透過一些活動、推廣日、遊戲、問答比賽，使基本法能作宣傳推廣，相對比較理想。在這方面的工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站在教育界角度，如何根據社會不斷的變化，大家對基本法思想上的認識，所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或者一些誤解及不理解，以至政府施政當中存在一些問題，與基本法結合起來如何去正確對待；如何更生動活潑地開展這方面的教育，使學生能夠認真準確理解基本法相關條文內容；廣大市民對基本法的理解，究竟有沒有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還是存在某方面的偏差；我們在學習過程當中，如何加深認識，從而推廣普及基本法宣傳；甚至捍衛、執行這些方面的工作；這些都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去完成的。教師培訓華南師範大學的教師培訓，這項工作在中華教育會會史當中，應該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甚至在澳門教育史上，這個也應該要大大著墨一筆。澳門過去沒有高等教育，1981年才開始有東亞大學，很多在那個年代，甚至更老一輩的，比我們年長的教師，他們沒有大學和師範學歷，就已經教書了，正如我1967年讀完高中後入行，只是讀了一年中六，已經要教初中一。這對任何人，即使水平相對較高的也好，都有不足，因為未經過專業的培訓，所以教學怎樣認真努力還是差一點，因為沒有理論的支撐。自學也好，總不及受過系統的培訓培養出來的人專業，這是不能否認的。社會很強調專業化，如果沒有這種專業化，很多時會違背了整體規律。所以在教育方面，接受師範的訓練是必需的，這是無可置疑的一件事。在這過程中，中華教育會深深體會到這點。起碼在領導層當中，有相當多的人都未讀過師範，大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22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一個契機就是1984年時，當時從香港教聯會和我們一些兄弟單位的教育團體中，得知他們遇到相同的問題，並且爭取華南師範大學開辦一些中文、英語、數學等科目培訓班。知道這些消息後，中華教育會的理事會，經過研究後，便覺得應該在這方面嘗試一下。當時決議後，就派何德明校長和我兩個人，利用三八節假期，專程上廣州接洽。我們拿着當時澳門新華社寫的一封介紹信，可說是“盲頭蒼蠅”般到處闖，大家對廣州的路也不熟，也不清楚華南師範大學在哪個地方，只知道在石牌，而石牌在哪裏，根本沒有方向，但我們也要去。當時通訊還未很發達，那時根本沒有手機，甚至有些通訊都是用電報的，所以我們只拿著介紹信儘量想辦法嘗試一下。澳門到廣州的路程都挺麻煩，又要乘車，又要乘過渡船等，好不容易到了廣州，找的士也找不到。我們幾經周折，才坐到公共汽車，入到石牌，然後不斷問路，終於找到華南師範大學。進入華南師範大學校園，左問右問之下，我們終於找到教務處，恰巧教務長也在，我們很開心，所以與教務長道明來意。那位教務長知道我們的來意後，說我們找錯部門了，他說他那部門只負責在校學生，至於境外的課程不是由他們負責。於是他介紹我們去函授部，我們繼續嘗試，到函授部詢問，恰巧函授部主任也在，我們再次與那位主任道明來意，說清楚我們前來的原因：當年澳門接受過師範培訓的老師佔全部老師比例不夠四分一，只有五分一多點，即是絕大部分的老師都未接受過專業培訓，所以我們很急需開辦一些培訓課程。可以這樣說，跟函授部趙育生主任聊的這個話題，他的一個念頭，可以決定澳門今天有沒有教育界的地位。因為他大可以不做，他也沒有這個責任做，那間學校不像暨南大學、華僑大學那様為港澳台學生服務，只是廣東省一所直屬的大學，沒有責任承擔這任務。他如果按常規辦事，大可
223有為有位，有位有為以說不好意思，不能為你們提供這個服務，這樣的話，這件事就到此為止。當年，在1984年時，他認真聽我們講述來意，而且肯去承擔，表示非常樂意向學校領導反映訴求，從他本人角度，亦很樂意幫助我們開展相關的工作。這一個念頭，就使澳門教育界的整個地位都改變了。當年是1984年3月7日，這個日子我記得非常清楚。接洽成功後，在那年來來往往，大家一起洽商、研究方案，最後我們甚至採取了一個辦法，就是找到教育司，即當時澳葡政府的教育部門，陳以利害，說明它的重要性，希望教育司會支持，大家共同合作，政府出錢，我們出力，然後華南師範大學出老師，共同培訓澳門在職教師，使他們能夠有系統專業的學歷培訓，使他們教學水平方面有所提升，對澳門整個教育都有好處。爭取了教青司支持後，第一班就在1985年3月6日在澳門開課。這個班都很厲害，有150人參與。這麼多人一個大班，在總統酒店舉行開學禮，第一個課程在何東中葡學校上課，第二個課程才回到中華教育會禮堂上課。這個課程第一班的開辦受到各校的歡迎，但僧多粥少，名額有限，想讀的人很多。我們當時採取客觀辦法，保證每間學校都有名額，每間學校需要讀的老師親自來報名，然後由校長負責在校內排序，按照工作上最需要的排首位，年紀大的老師排較前，因為年輕的老師可以遲些再讀。所以第一班有些老師都有五十、六十歲。辦這個課程第一班時，叫甚麼專業呢？叫教育專業。因為我們考慮到在職老師教的科目都不同，首先開辦兼容課程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叫“教育專業”。老師們已經有教學經驗，只是沒有一種理論和系統的專業知識，所以對各種相關學科教育灌輸教育專業知識，使大家在教學方面有所提升。當時八五級辦完後，就辦八六級。從三年大專的課程到後期補充兩年本科課程，這個課程讀五年就等於全日制讀四年課程的效力。成人高等教育特點在於授課時間不會很長，而且在工餘的時間上課，有利之處是參與
22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的學員已經有一定實踐經驗，領悟力會更高，聽完老師說的內容已經是“話頭醒尾”，知道有些事已經這樣做，用理論套入時，會更明白原因和如何做得更好，所以效果不會比全日制的學生差。後來證實這種分析是對的，因為大家對老師講解的內容的領悟力高，以致作業、文章等總體來說有一定的見地和水平。在這過程當中，還有一件事非常難得，就是當年社會上對內地的函授課程有誤解，當聽到函授課程，就以為不用上學，只是靠書信已經可以畢業，如果學生都找“替槍”時，豈不是證書都是假的？其實是自學為主，面授為輔，除了做作業外，還有考試，所以完全不會出現被人替代的情況，可以說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但內地的體制，證書發放是用函授方式，如果澳門社會對函授方式理解不足時，拿著那張證書很可能會被人誤會，所以當時與華南師範大學商量，可否將課程變成在職兼讀的證書。經過努力，他們亦都有一種創新，以當年的體制能夠爭取到顯示出來不是“函授”，括號內才寫著“函授”，以這種方式表達校外課程，使證書又合乎了澳門社會的特點，也合乎了內地教育的體制，這個是非常難得的。後期拿到證書後，澳門相關教育部門也承認這學歷，大部分在職教師都能接受培訓獲得相關學歷，以致他們的待遇、津貼等方面有所提升。華南師範大學教師培訓，造福了澳門的在職教師，我本人也受惠其中，當年沒有條件讀大學，所以現在一邊教一邊學相關課程，這是自己理想的實現，也彌補了當年的遺憾，後來能夠取得本科的畢業證書和學士學位，這是非常高興的事。培訓課程一直堅持了十多二十年，後期因為澳門大學有教育學院，亦有很多中學畢業的學生回內地或台灣讀相關師範課程，需要讀這課程的在職教師已經越來越少，認為可以暫時停止。但停了一段時間後，又因為教育的不斷變化和教育法的完善，出現了另外的群體，就是入職時他們已有大學的
225有為有位，有位有為學歷，但是沒有師範的文憑，所以對相關的群體提供一些補充課程。總之，我們感到與華南師範大學合作非常愉快，因為華南師範大學很明顯是一心一意為澳門培訓人才，從沒有考慮經濟方面得益多少，他們不會先提出要多少錢，而是我們需要甚麼，他們如何配合我們。30年以來，他們都是抱著這種精神來協助，我們認為這是非常難得的，也很感謝華南師範大學歷屆的學校領導和相關學院的老師。華夏園丁大聯歡華夏園丁活動其實是全國性基礎教育教師的交流活動，這項活動已經舉辦有約21年歷史。這件事的策劃是從1992年開始。1992年的暑假，香港中聯辦（當時稱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華社澳門分社聯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澳門中華教育會一起在深圳開預備會。預備會主要是大家一起商量一件事，因為1992年，距離香港1997回歸只有5年時間，距離澳門1999回歸有7年時間，究竟在教育界當中，怎樣可以有活動使香港和澳門教師能夠與內地的同行互相交流，讓他們對國家多一點認識，所以大家構思了一個项目，就是舉辦聯歡活動。那時研討會、論壇等還未流行，就決定用大聯歡名義，因為目標是全華夏園丁迎’93大聯歡代表證國性的。在討論中，我們的研究目光要更遠，不單是全國中、小幼教師的聚會，而且考慮到是否爭取邀請台灣、海外華人教師，如果能這樣就是最完美了，所以活動名稱就叫“華夏園丁大聯歡”。活動是由誰主辦呢？
22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當時一起研究時，就決定是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主辦，這是國家教育部下屬的民間組織，不是官方的組織，當時香港和澳門還未回歸，內地和境外之間的交流活動都是透過國際性的團體處理，所以由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牽頭，然後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和澳門中華教育會協辦，首先是由內地省市的教師聯同香港和澳門的教師一起參與這項活動。第一屆是試辦的性質，為何要選擇深圳？因為香港回歸在即，而深圳最近香港，香港老師去深圳，交通上比較方便，澳門亦都不是太遠。大聯歡定在甚麼時間比較合適呢？大家一起商量，不如定在聖誕節期間，因為想爭取香港和澳門老師多點參與。定在聖誕節期間的“華夏園丁”大聯歡是哪一年辦呢？最後確定用“華夏園丁迎’93大聯歡”這個名稱。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爭取了20個省市自治區的教育部門，派教師代表到深圳，香港有近100名教師。因為香港回歸在即，所以爭取多點教師來，能夠加深認識。而澳門因為地方小，教師又不多，只有30名，第一屆就是這樣安排，有300多人。到了深圳後，安排了重點發言，介紹情況，參觀學校，分組座談，這種模式是一種試辦的性質，除了學術上經驗交流外，既然是聯歡，所以在閉幕後亦爭取看一些文藝節目。當年舉辦的深圳西麗湖渡假村也很出名，我還記得最後表演時，請了一些人來唱歌，其中一個就是劉曉慶，當時她是著名演員，唱歌還不錯。第一屆試辦成功後，覺得值得辦下去。第二屆選在廣州，按照原來的模式來辦，然後再作一些改善，那屆是分科座談，也專門為港澳教育情況作一個介紹，所以第二屆我專門介紹澳門教育概況作一個發言。第三屆則在遠一點的廈門舉行；第四屆在廣東汕頭，第五屆在香港，原因是迎九七；第六屆在上海；第七屆移師澳門，因為迎九九；第八屆在北京，因為迎接新世紀，2000年。我們能看到前八屆都以城市為單位，集中在一個城市舉辦。澳門回歸後，
227有為有位，有位有為我們爭取了50個名額。在逐步發展下，全國各省市和自治區都有代表，所以我說這是全國性基礎教育的交流。到2000年後，就暫時停止了，香港和澳門都回歸了，路向要進一步探討。這個活動在2002年重新恢復，由教育部主辦，因為不算是國際了，香港和澳門都成為特區，一個國家之內辦這些交流活動，就由政府出面。形式改變了一點，是用論壇的形式，除了每次定一個主題外，還會設立一些子題，讓大家多些參與，每個人選擇自己喜歡參與的項目，印象會更加深刻和有興趣。在北京辦完後，從2003年起，就在江蘇舉辦，南京開幕，蘇州閉幕，橫跨了省內的幾個城市。時間同樣是聖誕節後，但名稱上不再叫“迎”甚麼華夏園丁第一次的大合照，就在澳門大三巴完成，往往每年均有一張大合照。
22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年了，而是“華夏園丁大聯歡2002”，以後就是2003、2004，以年份來表達，成了北京之旅、江蘇之旅、雲南之旅，以一個省為單位。曾在江蘇、雲南、山東、陝西、福建等地舉行，香港回歸十周年時，又回到香港，澳門回歸十周年時也有澳門舉行，然後還有安徽、湖南，以至東北的遼寧、黑龍江，而2014年底去海南島。“華夏園丁”，我們要爭取有台灣和海外的教師參與，終於在2003年第一次實現了。那一年有台灣的代表，星、馬有8個華人教師代表來參與，所以從那年起，已是一個真正的“華夏園丁”大聚會。我認為這項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意義深遠的地方是全國性，是炎黃子孫、華夏教師的交流。另外一個意義是真正的基礎教育活動，非常難得。另外活動的代表性非常強，每個省市自治區起碼有三名代表，都是精英教師，有一定教學成就，他們在論壇當中的發言質量是非常高的，對其他地區教師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交流學習機會。“華夏園丁”已成為品牌活動，澳門的教師也是非常願意參與這項活動。整個澳門，甚至在全國，只有我一個是最初在深圳出席籌備會議，每一屆直到今天仍然都有參與工作。而澳門這方面有一個特點，每屆參與的教師都不同，因為我們訂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除了我作為組委會的副主任，作為整項活動的策劃一定要長期參與才有延續性之外，每年其他教師都會盡量換人，讓不同教師體驗一下這項活動的好處。有這項措施執行，各間學校和各校老師都非常樂意參與。特別是在澳門主辦那兩屆，大家都是共同協助，爭取辦好。兩屆都很有特色，澳門第一次迎1999時辦的那屆，第一次拍大合照。以前那麼多屆都拍不到集體照，但經過策劃，澳門那屆事前有綵排、量好位置，我們利用早上的時間在牌坊影了大合照。參與人數有400人，我們研究如何排位置才不會被阻擋，參與的所有人的面孔都很清晰，包括在最頂位置或牌坊附近路人甲的樣子都很清晰。我們拍這張照片意義非常大，從那屆起，以後每屆都有拍集體照。
229有為有位，有位有為澳門回歸十周年那次，格調也非常高，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他就職後第一項參與的民間活動就是出席“華夏園丁”開幕宴會。崔世安先生伉儷出席，而且在宴會上從開始坐到結束，到最後我們一起上台唱歌時，特首也與我們一起唱“澳門之歌”，接着他的太太也一起上台唱“歌唱祖國”，帶起了氣氛。最後總結時，北京教育部的官員對我們的評價非常高，給予充分的肯定。我們覺得澳門成功承辦這兩屆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爭取將來辦得更好，這也是一種鍛鍊和學習，想辦法如何籌備大型活動，如何令別人來到有賓至如歸之感，同時能夠創出特色。這個過程當中，由於我是長期參與，所以對每屆的工作、事後總結、提出的一些改進意見，也獲得教育部相關領導的重視及與會人員的接納，譬如定會徽，創會歌、閉幕交接儀式和活動工作如何安排得更好，我都提了不少積極的建議，也獲得採納。回過頭來，參與這些大型活動，最重要就是要有投入感，集思廣益，使它更豐富和有成效，只要每個人的力量都能發揮得好，一定會做出更好的成績。“華夏園丁”大聯歡之所以成為經久不衰的國家教育品牌活動，都是與大家共同努力，共同經營，共同做好工作分不開的。學生到內地升學自從新中國成立後，澳門學生回內地升學都由來已久，每年都有些高中畢業生回內地升學。到“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起便停止招生，想回內地讀書的學生沒有機會了。十年後，國家從1979年開始重新對外招生，澳門的有志之士同樣也會回內地升學。但回內地升學，要回內地考入學試，交通不便，考試內容也沒完全掌握得好，如何考好也不容易。經過幾年的蘊釀，我們認為這項工作應該爭取作一個改變，而當年國
23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家教育管理部門，即是教育委員會，那時還未叫教育部，他們也覺得在境外設立考試點很值得考慮。假如把考試場所設在當地，就可以方便學生了，這大大有利於應屆畢業生。1984年國家教委開始在澳門設立考場，有9間學校聯合在澳門設考場招生。我印象中第一屆報名人數有210人，在澳門應屆畢業生人數不多的情況下，有這麼多人報考，相比起自己回內地考試時只有30多人，報考人數已經是倍數增長，這也是非常難得的。當年承擔這項工作，大家都很清楚不會由澳葡政府做，因為他們對教育不太重視，所以由中華教育會負責這方面工作。得到大家的信任，分派我就負責籌劃工作。第一次從澳門考場設考點招生起，一做就做了20多年，近年才由現在的理事會相關成員來負責。這項工作每年都由我們承擔，安排考場（如在濠江中學、勞校中學，後期在培正中學），考務的工作也是由我們組織，由一些現職老師來監考。以前報名地點是在中華教育會，後來隨著變化，也在網上報名。高考首次在澳門設考場
231有為有位，有位有為考試“有分有合”，有暨大、華大參與，但後來分開了，既有全國高校的考試，又有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獨立的一個考試，統稱兩校聯招，因為這兩間學校招澳門學生比較多，他們在命題、整體要求上有不同，所以有一個獨特的考試。到後來中山大學因為校區多，甚至連珠海也有校區，在過程中向境外擴大招生，多招些澳門學生，經教育部批准後，中山大學也在澳門有獨立考試。回歸前，澳門也得到國家教育部的特別關懷，部從1995年左右開始，各中學可以保送高三優秀畢業生免試入學，這是國家教育對澳門的特殊照顧，香港是沒有的。校內最優秀的十分一應屆高中畢業生能申請，最初只有十多間高校，包括清華、北大、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和汕頭大學，這是相應招比較多澳門學生的學校，每間大學只收五六個。澳門各間學校的應屆高中畢業生都可以爭取競爭，但最後可能是30位學生報名，只收5位學生，有些還可能更少。能夠使澳門優秀學生到國家著名學府學習，這是考入學試和免入學試的互為補充。一直以來，澳門學生回內地升學的人數也不少，畢竟當年到東亞大學（澳門大學）的學生不是很多，這也與本身招收的對象和學術水平有關。當然，現在澳門大學在橫琴有新校區，近年學術的成就又不斷提升，所以隨著變化，願意留澳讀書的學生越來越多，大家的選擇也不同。在這個過程當中，中華教育會一直以來都大力配合國家做好聯招工作。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感覺到在澳門回歸後，它要承擔一些相關的任務，後來他們接回全國聯招工作，到現在他們承接相關工作已經近十年。以中華教育會的考量，只要有需要，我們一定盡力配合，但我們會考慮大局，有些是屬於政府行為的事，由政府承擔；有些與院校相關的工作委託我們，而我們又力所能及，對澳門學生有好處的，我們也會積極配合。如果從推動應屆高中畢業生回內地升學和做好相關的工作來看，我覺得我
23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們都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入一行，愛一行”作為一個教師，我覺得一定要把本職工作做好，一旦入了行，就不要後悔。“入一行，愛一行”，不要把教育工作只作為一種職業，我們應要求自己有所提升，以事業來對待。如果每位教師都有崇高理想，真正明白人類靈魂工程師的重責，真正明白社會和諧穩定中教師所起的積極作用，就會想方設法去做好。“為人師表”四字，既是對教師職業的一個要求，也是社會的期待和道德準則，所以當你決定入行時，一定要認真工作，不能沾污教師這個光榮稱號。我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個人深刻體會是無論作為普通教師或科任老師，還是做班主任、行政工作或學校負責人，無論崗位在哪兒，都要把自己工作做好，把個人潛能發揮到極致，而且要有一種持久的精神，不是越做越隨便，以一句話說，就是“煥發精神，煥發青春”，只有敬業樂業，才可以無愧於教師“人類靈魂工程師”這個光榮稱號，這是其一。其二，教師不是在荒島工作，不是在行業中孤立地工作，我們作為社會人、地球人，也作為社會階層一分子，教師除了有道德要求、專業要求和職業要求，在社會中更有相當的責任。除了做好教師工作外，我們還需要積極參與社會，為社會發展和和諧穩定發揮作用。因為如果教師功能發揮得好，我們可以影響幾十個學生和家庭，在相互影響下則可以影響整個社會，所以要有合作和全局的精神，對社會多點關心，多點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譬如我自己能參與政協、人大工作，甚至被委任立法會議員四年，這也是通過參與集體工作，獲得認同，也是作為整個會的負責人代表做參與工作，是這樣的過程，所以我認為應該要嚴格要求，多點參與，多點服務。其三，我認為一個人的成長有一個過程，除了對自己應有嚴格要求外，需要參與社會團體，從中感受集體温暖和力量。在與前輩、平輩和後輩的交往中，透過瞭解他們身上的優點，對自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而且參與
233有為有位，有位有為團體工作，無論負責哪個部門，也是一種鍛鍊。人就是在鍛鍊中成長，如同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工作中學會更好的工作。參與團體固然花去很多精力和個人更多的時間，甚至是家庭活動、進修機會等，但只要能為集體做一些貢獻，我認為都是值得的。我從1976年參與中華教育會工作，到現在近40年，再加上參與學聯和學生時代等幾十年來的工作，除了做好自己的職業外，參與社會活動，確實在當中可以發揮作用，這是自己不斷學習、提升和進步的過程。中華教育會成立95周年，這是非常難得的光榮歷史，她今天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不斷有新鮮血液入會，有青年教師參與，非常值得大家作一個共同回憶和推動，使我們的會務工作更進一步發展，又能為特區、為國家、為“一國兩制”實踐做出更大貢獻。
23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岑美娟
235在教育會裏學到的一生受用從小與話劇有了聯繫我在1951年出生，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爸爸應該是逃難到澳門，無親無故。我爸爸開了一間街邊的咖啡檔，所以我才有機會讀書。我從出生開始，就知道我爸爸是一位業餘音樂師傅。晚上，他會去工會，如炮竹工會、市販工會，他是市販工會的成員,教哥哥姐姐唱曲，幫他們拍和。我爸爸文化不高，但他懂很多種樂器，我印象中他是會拉二胡伴奏，伴奏我們稱“拍和”，秦琴、笛子他都懂，印象中家裡有多種樂器。小時候，我朦朦朧朧地跟過他去工會聽粵曲和音樂，從小就受到感染。小時候只有粵語片、戲曲片，這些是伴我長大的。加上我爸爸的咖啡檔就在戲院的斜對面，放映很多戲曲類片子的，入口處員工會叫外賣，送外賣是我的任務，入了戲院我就“打戲釘”，即是看“霸王戲”，員工也不管我，送完外賣站在那裡，看一段才走。那些戲在腦海中，這就讓我對粵曲產生濃厚興趣。第一次的話劇演出在讀小學四年級時，我爸爸因為肝癌去世了。感謝我媽媽很辛苦供我讀中學，她想我讀書，那時讀中學是很奢侈的事。中學是五年制，我先在嶺南中學就讀，中三那年轉到濠江，在濠江讀書很開心，同學之間友愛互助，關係親切，加上學校有很多活動，我喜歡打球，乒乓球、籃球。至於話劇，就是邱子維老師發掘的。由我讀書到教書，他都指導我話劇的。話劇必會在每一年的畢業禮和晚會演出，節目由老師挑選演員排練話劇。那時每當在教育會裏學到的一生受用
23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有晚會，“哥哥姐姐班”自己排節目，很獨立自主，形成了一個風氣。有時候老師還會和學生一起演。1966年的畢業禮，就演出了兩幕話劇《七十二家房客》。邱老師選我原因爲我聲音大，因為那時沒有無線咪，只有一個“企咪”，聲音不夠大就很難演話劇。老師就安排我做了《七十二家房客》當中的角色，這是我第一次參與話劇演出。邱老師是戲劇的前輩，也是我戲劇的啟蒙老師，由於他給我的第一次機會，使我日後與戲劇結下不解之緣，四十多年來從不間斷直至今天，一把年紀還不時在舞台上出現，戀戀不捨。真要說句多謝邱子維老師！1966年“文革”，沒有這些話劇活動了。資產階級或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那些全都沒有了，升到中四以後，就發生“一二．三”事件。那時氹仔要建坊眾學校，但澳葡政府不批准，由警員打工人引起，於是分批到澳督府，即現在的政府總部，輪流抗議，每天都去。有天學校突然叫我們集中在大堂，看見邱老師全身濕透了，挺狼狽的樣子回來，原來就是被射水炮。接着用警棍打師生，動亂開始了。新馬路那裡拉倒了銅像，又把仁慈堂那些東西弄亂了，沒多久就有人開槍，市面開始戒嚴。《紅梅花開》是由邱子維編劇，岑美娟等主演
237在教育會裏學到的一生受用岑美娟等人演出《七十二家房客》澳門生活困苦，我們讀書就靠工會辦的子弟學校，大約10元一個學期的學費讀書，我就在勞校完成了小學階段。期間老師亦培養了我在唱歌，包括合唱、獨唱的興趣，同時在小學階段，勞校在運動方面是很着意培養學生，愛上運動打球也是這時開始的。完成中學，當時很難找工作做。我1968年畢業，那時澳門沒有大學，內地的大學，也因為“文革”而停了，畢業生都留在澳門，我也要出來工作幫補家計，減輕媽媽的負擔，因為還有一妹一弟要供養，能讀到中學已經“偷笑”。當老師也不忘演戲中學畢業後找工作是填志願的，學校根據志願幫你找工作。那我填第一志願是老師，就是因為可以演戲和假期多。另外，教師工作不死板，每天的個案、對象都不同，接觸不同的人物。工作太刻板的話，不適合自己。
23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當老師其實就像做演員，講課有吸引力，就是演技好。一進課室就像演員，要想辦法吸引觀眾，要準備充足。所以有演戲經驗，當老師會比較有利。訓練得來的語言能力，說話會比較動聽。那時候我就被派去東南學校任教。當時當教師，沒有師範培訓，甚至乎中學未畢業都可以去教書，因為低薪很難聘請教師，尤其是男教師。我起初在東南學校教幼稚園兼小學，甚麼都不懂，不懂怎樣控制課堂紀律，備課又不懂怎樣去備，但在同事的幫助下邊做邊學，都是自己一步步走過來，直至離開，整整幹了三十三年，這份工作就成為我人生中唯一的工作。在7、8、9月份會排戲，10月份就要迎合國慶節到來而演出，其中有長劇《南海長城》《劉胡蘭》《紅梅花開》，各校老師都出動，挺“墟冚”。除了國慶演出還會舆教育會的活動相配合，那個戲可以再演，亦有公開演出给學生欣賞。那時的澳門算，如果一年有一套長劇已經很難得。長劇至少個多兩小時，四至五幕，台前幕後需要的人力和物力是很多的，所以當時很多老師都積極投入參與各項工作，甚至以教育會為家。工人康樂館、永樂戲院是當時主要的表演場地。在會址未拆建時，三樓有一個小舞台，像禮堂，有時候在那裡演給老師看，當時非常受歡迎。從事教育會康樂部的工作我任教學校的校長本身也是教育會的理事長，教育會有工作需要，他就會在學校找老師幫忙。我也很樂意參加。當初教書，我在校長介紹下加入中華教育會成為會員，40多年至今。我參加教育會活動如球類比賽、繪畫比賽、朗誦比賽、國慶聚餐、頒獎禮等，都做司儀工作。後來在校長的推薦下，1992年開始做理事，做了16年左右後因結束33年教學生涯而退出理事會。
239在教育會裏學到的一生受用在理事會加入康樂部，直到我離開教育會為止，期間做過一屆福利部。康樂部活動是比較多的，辦甚麼慶典、活動都要去幫忙，其他部門的工作，有時候也要參與，如宣佈工作這些也是一種學習，從中學會辦事方法，每一個步驟都注意到，每次都要總結得失，盡量做到少出錯，每一步都做得很細緻。很多時最重要是經驗，學懂“執生”、臨場應變，從中使我得益不少。教育會工作教給我很多感覺康樂部最適合我的性格和喜好，包括司儀工作。這都是教育會給予我很多學習機會，不斷嘗試，不斷改進，也感謝他們給我寶貴意見，在他們帶領下，我獲益良多，豐富的人生中，離不開教育會這一段寶貴經歷。在理事會工作上，合作較多是李沛霖校長、林顯富校長，他們都是我的榜樣，見多識廣，沒有架子，工作經驗豐富。學生正參加教育會舉辦之全澳學生繪畫比賽
24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體，加強各校交流，都起到一定作用，所以每年都一定舉辦這些活動。年青時，球類比賽我都不會缺席的，從中認識了很多新朋友，樂趣無窮！同時老師比賽，就有學生捧場，加油喝彩，氣氛熱烈。這些活動是很有意義的。岑美娟正在主持晚會節目在教育會學到的，使我一生受用。康樂部的球賽活動球賽是老師喜愛的運動，參賽隊伍不少，尤其是男子組足球、籃球極受歡迎。還有乒乓球、羽毛球、保齡球，另外還有環山賽，對豐富教師的課餘生活，鍛煉身岑美娟（前左二）與隊友參加中華教育會主辦之籃球比賽
241在教育會裏學到的一生受用難忘參與回歸系列活動回歸是澳門一件盛事，在林顯富校長的領導下，亦有幸參加其中，深感榮幸，亦很難忘，集中全澳門學校社團力量來完成，是一個創舉，也是史無前例的一次。演出者包括國內多個省市表演團體，全澳學校學生及藝術、武術隊伍，國內歌唱家，香港歌手等等，一時無兩。教育會與別人交接當兒，回歸倒數晚會節目當司儀，當時噴水池人頭湧湧非常熱鬧，交接一刻畢生難忘。從演話劇到演粵劇以前中華教育會有一個戲劇組，我是成員之一。其實教育會話劇演出歷史很長，組織老師排戲劇，愛作一些公開演出，例如國慶晚會等。戲劇表演最興盛的時候就是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後期開始減少，原因是會務繁忙，加上老師進修，學校工作加重，漸漸就無疾而終了。回歸慶典上的千人操
24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同時，我喜歡看戲，哪裡有好的戲我就會去看，包括話劇、粵劇，有時甚至到香港即日來回看演出。近年亦間中參與拍攝了幾個政府宣傳片和微電影，亦是另一種演出經驗，覺得挺好玩。可能習慣對鏡頭不會怯場，無論做任何演出，我都盡力配合做好。平平凡凡就很好我最初選擇教師這工作，都是誤打誤撞而撞中了，教書都挺適合我，可以接觸不同人物，同時看見學生們學有所成老懷安慰，滿足感滿載。其實多年後，見到學生及家長，那種親切、喜悅，覺得那幾十年沒有白過。我很幸運遇到的同事、家長、前輩老師都對我很好和包容我。我生性岑美娟排演時的照片80年代末也辦了一期教師訓練班，但都很難維持下去。不過我自己都有在其他公開演出中露面。直至2001年退出教育界，在話劇及粵劇方面活躍起來，亦參加了工聯粵劇培訓班，學習粵劇基本功，兩三年，每年總有一兩次演出。粵劇方面我主要演小生和老婦角色，如夫人、婆婆、太后之類。我加入了一個粵劇社，多為劇社演戲。粵劇是博大精深的學問，如化妝，穿衣頭飾等，甚麼角色應該怎樣穿，甚麼角色應該怎樣化妝，穿帶甚麼配襯，這些真是學一輩子也學不完，不過我喜歡。
243在教育會裏學到的一生受用樂觀，喜歡暢所欲言、說笑，歡樂氣氛。我覺得平凡很可貴，平平凡凡就是福，只要自己活得開心，做好本分就得了。60多年来，艱苦過，捱過，但不覺遺憾，在平凡之中添色彩。做人就是要心態平衡，凡事看得太重，真是“搵自己笨”，累死自己。希望今後能為集體多做點事，服務大家，尤其是對教育會很有感情，有能力的話，會繼續我的興趣和服務大家。岑美娟的粵劇造型部分照片由梁卓美老師提供岑美娟（前右三）演出後與教育會負責人合照留影
24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何少金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45少年時代我叫何少金。生於50年代一個工人家庭。很多人都覺得我的名字蠻特別，為何那麼“少金”呢？其實我的名字是三個金，“鑫”，小時候開始讀書，要寫三個金字很難的，所以當時就只寫了一個金字，一直就用到今天了。我爸爸媽媽都是土生土長的澳門老居民。爸爸是做電器的，當過澳門電業工會主席。我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記得我剛剛讀書的時候，就是在家附近的上架木藝工會讀預備班。一年班就轉去現在的十月初五街旁邊的橫街，海邊新街的勞校分校，後來轉去美麗街的勞校分校讀五、六年級。1966年我就去濠江讀中學。上到中學，因為中午在學校“搭食”，我就開始打乒乓球了，自己自學，打著打著就開始進步了，後來我也做過埠代(澳門隊代表)，也是澳門青年單打第一屆的冠軍。那時候家境很困難的，放學之後還要去幫媽媽搓炮，完成之後才可以做功課，夜晚都是在很暗的燈光下做功課。後來我家從爐石塘搬去東方斜巷那邊，那些是仁慈堂的屋，租一個房子，一家五口就生活在一個小房間裡。鏡平學校，一做就做了40多年畢業之後，當時出路是比較窄的，一是做老師，一是去銀行工作，或者是到中資機構，當時我自己的志願就選擇了做老師。目的很簡單。因爲我喜歡寒暑兩假，可以去旅行，此外我也喜歡小朋友，目標就是這樣，根本未意識到當教師的意義。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
24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一畢業就進入鏡平學校，一做就做到現在，44年。學校叫我去鏡平的分校，當時除了現在望廈的正校之外，分校在峨嵋街，教五、六年級英文，還有一些常識科。鏡平的老師真的很好，雖然我沒有讀過任何的教育法，但是因爲鏡平已經有一套比較完善的備課制度，還有老教師會帶新教師，手把手地教，大家一起備課，當知道我在教學上有問題就即時去糾正。學校很重視教師的培訓，當時每個星期定了一天晚上，全體老師都要回去學校，整個晚上一起去學習，有時會學蘇聯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論，有時讀一下時事，有時又討論一下學校的校務。這個大家庭真的給了我很大的溫暖。當時的家長也都很好的，在下環街，我們是一間很小的學校，幼稚園和小學一至六年級，都是一個班，那時候峨嵋街一帶都住了很多漁民，很多漁民子弟來讀書的，有的一個爺爺帶著十幾個孫子，就一個一個地來讀書，今年哥哥讀了，明年就到妹妹，所以跟他們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有時候他們漁船回來，有些白蟹、魚穫等，家長們會拿過來給我們吃，大家的感情真的像親人一樣。澳門很多的社團都辦校，其實鏡平就是鏡湖慈善會屬下的學校，它是1949年由鏡湖小學和平民學校合併，所以叫“鏡湖平民聯合小學”。當時的校長就是何賢，何賢做很多間學校的校長，一年可能只是畢業禮的時候來一下。管理校務的是陳瑤清主任。後來我曾經去修讀函授的中文專業，1987年去讀聖若瑟的夜特師——夜間的特別師範課程。到了1990年的時候，就讀南華師範大學的教育專業，讀了五年，拿了個學士學位。我1988年讀完夜間課程以後，剛巧主任退休，就叫我做分校的主任，到1992年就調我回去正校了，現在望廈的那間，做副教導主任。1994年就當教導主任，然後到了1999年，澳門回歸那年，崔世安校長被特區委任做社會文化司司長，黎世祺副校長就升做正校長，而我就開始做副校長的工作。我的歷程就是這樣成長過來的。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47參加中華教育會我跟中華教育會很有緣分。鏡平學校是愛國的學校，當時凡是入來教書，就鼓勵參加中華教育會，我1971年進去教書就加入中華教育會，中華教育會有什麽活動，也會派我們去幫忙。80年代末的時候，何德明校長鼓勵我，“你不如出去參加一下中華教育會理事的工作”。我覺得我小孩還很小，他說，“要通過會員大會一人一票選舉的，可能未必選上。”誰知道就被選上了，當時對我是晴天霹靂，因爲在學校的工作比較忙，兒子才幾歲，我記得去教育會開會，我開完會回來他才肯睡覺的。有時候夜晚開會真的開到10點幾甚至11點。加入中華教育會的時候，我記得是做康樂部的，因爲喜歡打球，所以我主動爭取進去這個部門。後來就由康樂部理事、副部長，然後就做組織部副部長，跟著就是副理事長兼秘書長，2007年就做理事長，過程是這樣子走過來的。何少金（左四）與鏡平同事合照
24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教師工資我記得70年代我們進校的時候工資是兩百元左右。一直以來，澳門教師上堂的節數很多，每班的學生人數也很多，一般都有五六十人，有些學校，八十人一班的學生也有，總之就是密密麻麻擠在一起。那時學校不多，學校辦校以私校為主，當時澳葡政府根本上就不管華人教育。在70年代，中華教育會一直不停地向政府提出訴求，教育這是公共的事業，政府應有所承擔。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府才開始對私校有一些津貼。當時私校老師的薪金，劉羨冰校長經常都有提到，就是連一個掃街的都不如，當然我們不是去看低掃街的，但始終教師都是一種專業，社會有這麽多的何少金（右二）與老師們打成一片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49“師”，律師，工程師，我們教師的待遇就是那麽可恥。所以當時就是不停地去爭取，我當時的工資就是由兩百塊慢慢地加上去。澳門是私校為主，其實每間學校入職的薪金，還是有一定的差距，譬如對一些學校辦得比較有規模的，學生人數比較充足的，待遇就會好一些，目前澳門私校間的薪酬還是有一定差距。說到“年資”，政府的學業發展津貼有年資的體現，但是每間學校的年資各不相同，沒有一個統一的，有些學校就會教滿一年，有100元工齡薪，有些可能就沒有。曾經出現過女兒和媽媽在同一所學校教書，媽媽教了二、三十年，女兒剛剛進來，可能女兒教的年級高過媽媽教的，女兒的工資就比媽媽的還要高，所以是一個極不合理的現象。我們爲什麽要這麽強烈地去爭取教師權益？就是要建立教師的專業地位。中華教育會從它1920年成立，到2015年就95周年了，我們會看到它的歷程，一直以來為教師爭取合理權益，團結澳門的教育界，這個宗旨是沒有變的。澳門教育制度一般職程1991年，澳門才有了第一部教育制度。在1991年澳門教育制度立法，裡面的第25條的第一款、第四款裏，就很明確地説明“特別的法例將讀定教師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章程、職程及薪酬制度”，說明澳葡政府的時代已經訂明要為老師訂立職程制度。職程是指通過制度去確定相關職級的設定、晉升機制及薪酬福利，以體現職業生涯前景。就是説你教了多久的時間，就應該要有個提升，不是說教了40年也是個普通老師。當時劉羨冰校長在90年代，很致力去推動這個教師職程。曾經先後有三個不同的小組，都去討論制定教師職程，但是最終都是胎死腹中。什麽原因呢？歸根到底，就是因爲全澳的私校薪金福利各有不同。如果有這樣的一個職程，全澳的私校都認可的話，主要是看資源從哪裏來。只有政府承擔資源才好解決，如果沒有，訂了下來也沒有用，
25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最終也不能實現。中華教育會一直在推動要政府承擔公共教育義務。1995年澳門就實行傾向性免費教育，家長還是要交雜費的。傾向性免費教育從1995年發展到2007年，最終就實行了15年的免費教育，從過程中可以看到，政府的承擔逐步地加大力度，中華教育會一直在這裡力促政府要有所承擔。免費教育比義務教育範圍大，只要肯讀書的話，一定不會因爲經濟困難而沒有書讀，所以澳門在PISA——教育公平是居世界前列的，不會因爲社經地位影響學習成績，這也是澳門特有的優勢。21年的不懈奮鬥1991年，法律上已經訂明教師有職程制度，但是爲什麽拖延到2012年才可以制定出來？早期怎麽去爭取的情況，加入教育會以後，我跟著前輩去工作，我是知道一些的，但是真真正正全程投入後期私框的工作，是我2007年做了理事長以後的事。我很記得，回歸後，中華教育會力促政府要修訂澳門教育制度，因爲1991年制定之後，到回歸後，我們覺得很多東西已經跟不上社會發展，需要及時修訂。政府接納了我們的意見，2004年開始做修訂諮詢工作，2006年12月底，就通過了《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綱要法裏面第四十條第六款指明“私立學校教學人員的工作類型、職級、考評、工作量、退休保障及相應的權利和義務的制度框架，由專有法規訂定”，這個制度框架其實就是職程的延伸。在諮詢修訂過程中，政府是想各校自己制定一個框架，確定自己學校教師的職級，薪酬和福利，但是中華教育會認為，如果這樣一個框架是各自去制定，有什麽法律的效力？每間學校的資源都不一樣，根本起不到保證教師專業地位的作用，所以當時中華教育會堅決反對。最後訂明由專有法規去保障教師的薪津福利。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51每年中華教育會同教青局都有兩三次定期會議，當時社文司司長一年都會來一次，跟我們一起開會，討論教育問題。2006年年中開定期會議時，中華教育會再次力促政府制定教師職程，那時候《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還沒有通過，但是當時司長即現任特首崔世安對我們說，《教育制度綱要法》通過的時候，第一個解決的就是這個職程，他是跟我們做了承諾的，的確沒有食言。真的在2006年12月一通過這個法律，政府就著手草擬《私框》的諮詢文本，在2008年的2月推出文本，澳門就《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開始諮詢。從2008年開始經過三年諮詢、修正文本，到2011年6月才交上立法會，我們走的這條路真的是很艱難。官委議員中華教育會始終秉持著要為教師爭取合理權益。在這裡是有一定的矛盾的，爲什麽呢？站在行政的角度來看，他當然要顧全整個學校的大局，教育會領導層定期拜訪行政長官，並向長官獻策，優化澳門教育。
25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過你屬於什麽界別的團體，然後由法人團體代表選舉出，這是間選；另外一種直接就由特首去委任。2009年10月的時候，通知我被委任立法議員，我感到很突然，也感壓力很大，因爲我始終覺得自己一直以來都是教書的，我的範疇都是關注教育的發展，但是一下子要我做到官委議員，所有澳門整體的立法的工作，所牽涉的問題甚多，既有民生的又有經濟的，每一範疇都要瞭解，都要認識，我自己是沒有信心的，對於參政議政這種工作，我覺得自己的水準還不足夠。但最終我都是接受了。我自己有一種性格，要麼就不答應做這個事情，答應以後我就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總之就是問心無愧。2009到2013年，我做了一屆官委議員。他也要顧及學校的資源，究竟有多少錢真的可以支付給老師的，另外規定了老師每週工作的時間，這從老師或行政的角度，是會有不同的關注，怎麽去做一個平衡？其實都是一個很難的工作。在《私框》上面我自己的感受最深，可能我是理事長的緣故，也都適逢其會，我在2009年被委任做官委議員。現在議員有三種，一種是通過直選，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另一種通何少金於2009年行政長官選舉中投票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53在我立法議員的工作裏，我對自己做一個定位。立法會就好像一個小社會，來自不同界別，他們代表不同的聲音的，我是來自教育界的，我覺得我就應該關注教育的事情及關注青少年的成長，我就抓著這兩個重點。雙軌制到兩步走我2009年進入立法會，2010年6月立法會就接到《非高等教育公立學校教師及教學助理員職程制度》這個法案。當時由我們的小組跟進，過程當中，公立學校的老師也向我表達了很多意見，我在立法會中充分表達他們的意見，給他們爭取了一定的權益，也是很開心，付出就有回報了。公框完結之後，就到我們《私框》了。2008年推出之後，經過三輪的諮詢，後來到2011年6月29日，終於遞上立法會。當初一出來的時候，它把老師分了八個職級，由第一級到第八級，要教育界代表在討論《私框》立法等方案
25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用27年才可以晉升到最高級。很多老師覺得晉升時間太長了，缺乏一種激勵作用，覺得可以將職級更加濃縮，將晉升的時間更加縮短。政府很強調在學校裡面，體現老師不同的級別要有不同薪酬。中華教育會最早諮詢的時候，學校的行政也好，老師也好，都有一致的意向是行雙軌制的。什麽叫做雙軌制？從1985年開始，我們私立學校的老師每月有直接津貼，由政府直接發放給老師，當時爲什麽會有直接津貼呢？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教師的待遇是很可恥的，中華教育會力促澳葡政府不能只是關注葡文學校或者中葡學校的老師，應該都要關顧我們私校的老師。所以在1985年，中華教育會響應內地把9月10日定為教師節，在葡京舉行第一屆教師節慶祝敘餐，當時澳督來到會場，宣佈一個好消息，會為私校的教師發“直接津貼”，當時是每個月400、500元。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了。“直津”一直維持到回歸之後，私框文本把“直津”改叫“專業發展津貼”。當時我們的意見要走雙軌，就是政府的資源穩定，而且是直接給老師的，“專業發展津貼”由政府去承擔，譬如一級教師與剛剛進來的六級教師，之間肯定有教齡的差距，就由政府撥出資源去體現在“專業發展津貼”裏面。但是一直以來，私校之間的薪金都不一樣的，老師根據自己的意向選擇學校去教書。當時有些老師這樣和我們說，“我不喜歡去規模大的或者壓力大的學校教，我寧願收少一點的薪金，我喜歡去一些規模較小的學校去教”。這是老師的選擇。所以一級和六級教師的分別，只是在“專業發展津貼”裏面體現就算了，在學校的薪金裏不要體現出來。教師們怕“高處不勝寒”，譬如一級教師薪金高，他們怕教席不保。當然，從正面看一級教師是個寶，經驗豐富，教學水準高；但若從經濟角度去看，請一個五、六級教師，學校就不用那麼多資源。所以教師擔心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行政、教師都一致主張走雙軌制就是這個道理。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55但是當時政府不同意，政府堅持大家要一起同步，當然政府沒有要求全澳私校起薪點要一致，因爲始終私校辦校自主，但是要求在同校教書，一級教師和一個新進來的教師要有差距。最早提出的差距是1.8倍。當時學校的行政反響很強烈，因爲學校的資源不同，辦校的規模又不一樣，還有每間學校的一級老師數量都不相同的，一些老校有很長的歷史，有很大一批一級老師，餅也就那麽大，分下去的話負擔很重。很多私校的行政非常反對，因為根本上沒有底，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一級老師，也不清楚政府增撥的資源有多少，怎麽去實行？所以當時爭持得很激烈。起碼都有年多的時間大家在僵持，反反復復。後來政府提出捆綁式做法，就是一級教師和六級教師在學校薪金裡行1.3倍，政府給教師的“專業發展津貼”也同樣行1.3倍。當時中華教育會表示強烈不滿，我們認為政府資源穩定，為什麼不用“兩步走”方案，就是政府先行1.8倍，學校行1.3倍。等到學校在實行過程中存一個穩妥方案後，再逐步向1.8倍邁進。後來送到立法會的文本中就達成了兩步走的方案。由政府先行，第一級和第六級教師的“專業發展津貼”的級差為1.8倍，在校內一級教學人員與第六級教學人員月基本工資之間應有百分之三十或以上增長。其實《私框》實行了幾年，今天有些學校的薪級差別已不止1.3倍，有些已是1.5倍，甚至更高。行政與教師一定的矛盾每週工作時數在當時也是一個很大的爭議，因爲說回歷史，在回歸前，制定私立教育機構之教學人員通則15/96/M號法令第六條，訂明教學人員之工作時數為“一般每週36小時”，但私校一直沒有執行。從私校來説，老師怎麽可能每週工作僅僅36小時呢？尤其像我們這些傳統學校，教師全部都要坐班的，一早8點返工，然後一路要坐班，12點多下班，下午一、兩點上班，到五、六點才可以下班的。所以做了一個統計，澳門老師每週起碼
25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都40多個小時在學校裏面，還沒有包括晚上改卷、備課的時間。當私框諮詢文稿出來的時候，教學人員每週一般工作36小時，都有包括在內，開始諮詢了，大家都要認真去看待了。行政組很擔憂，36小時的話，學生的德育工作由誰去做呢？很多培訓、帶隊的工作誰來做呢？行政組對於這一條有所保留。但是站在老師的立場來看，老師當然希望能夠保障到自己的工作時間，所以老師很強烈要求有這一條。當時中華教育會聽取了很多意見，我們的宗旨就是——前缐老師的意見一定要表達，行政意見也要尊重。中華教育會一直以來，在爭取合理權益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和天主教學校一起合作的，因爲澳門兩大教育團體就是中華教育會和天主教學校聯會。但是天主教學校聯會的性質和我們更加不同，因爲我們有團體會員學校，也有個人會員，我們個人會員也超過四千了。但是天主教學校聯會，他們的主要成員，其實就是20多間天主教學校的校長。天主教學校當然從行政的角度出發，他們對一般36小時，認爲很難實行，建議改爲全年計算工作時數。但是很多的老師都覺得，如果是全年，根本就沒有保障的，怎麽去計算呢？寒暑假怎麽去算呢？7月份的時候怎麽算？而且大家覺得原先法律已經規定了，爲什麽在一個新的私框裏面反而取消了？大家有很強烈的反響。當時我作為教育會理事長，在2008年又開始當教育委員會委員，另外，因爲成立了一個《私框》的關注小組，我也是那個關注小組成員，我有責任去表達，老師的強烈反響，要保留這個36小時。我們一直都是在爭取老師的36小時，期間是經過了很多的曲折，很多的艱辛。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57聽取意見在2011年的“五一”，有老師上街遊行。2011年遊行的導火線是當年4月初，政府宣佈教師直津由4,000元加至4,300元。但是這300元就激起了老師的民憤，他們覺得私框由2008年一直到2011年，諮詢已經整整三年了，只聞樓梯響，不見人蹤影，現在還要說加300是通脹的，所以當時在網上有聲音說，這是澳門教師一個可恥的加幅。澳門教師們就通過網上，自發組織五一上街遊行。教師們的上街是力促了政府要將這個法案加快提上立法會其中一個因素，所以6月29日就在立法會，一般性地通過了法案。本會關注到法案文本與諮詢文本有些地方進行一些修改，也都有一些條文取消，譬如有一個條文提到，對即將退休的老師會發放一次性的退休金，還要為老師設定一個強制性公積金的，而現在澳門目前爲止，是沒有強制性的公積金的，但是那時已經為老師訂立了一個強制性的公積金。不過去到立法會的文本内，取消了為即將退休老師發放一次性的退休金。何少金與教育會領導層訪校，收集教育意見
25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中華教育會覺得很不滿，在那時的報章上，能夠找到我代表會發表的很多意見，都是強烈不滿，希望政府給予解釋。後來政府解釋，就是以法律的文本來制定這只是一次性的做法是不適宜，政府承諾會在私框通過之後再去跟進這個事情。中華教育會都接受了這個意見，《私框》立法後，在本會的推動下，2013年政府終於向合資格的退休教師發放一次性教師金。我記得當年6月份之後，本會立刻發信去團體會員學校，表達中華教育會負責人會在7月份到學校收集對《私框》新文本的意見。當時會長李沛霖鼓勵我，自己辛苦一些，也得走一走，及時聽取教師意見。後來我真的自己走了24家學校，試過一天之內走兩至三家，真的說到聲音都沙啞了。我將文本的內容向老師解釋，再去聽取他們的意見，在這個過程中都互動得很好。我記得在聽取意見過程中，幼稚園老師對每週授課時間最大意見，因為中、小學是以節數來規定的，我們的老師上課節數以前是二、三十節，私框規定了小學的老師18—20節，中學的老師是16—18節的，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對老師減輕了一定的上課負擔。當然，我們持的態度，不是讓老師可以舒服些、上少些課堂這麽簡單，我們中華教育會秉持的理據就是，減少老師上課節數，是為了讓老師騰出更多的時間去關顧我們的學生，做好教書育人的工作，做好教學研究的工作，提升教學質量。但是幼稚園的老師就有很大的爭辯，文本最初的用節數代表，到後來用小時代表，包括上課、保育時間，幼稚園很多老師強烈不滿，爲什麽小學和中學的老師是用節數去代表，我們幼稚園要用時數去代表？時數也沒有說明上課時間及保育時間分别是多少，他們擔心到頭來根本就沒有減少上課到節數。後來聽取他們的意見，我也在立法會裏面力爭幼稚園的老師上課由小時改爲節數，最終幼稚園的老師是，成功爭取到每周20—30節。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59我始終堅持，前綫老師的意見要表達，因爲這是前綫老師真真正正的心聲。“每週36個小時”的堅持中華教育會堅持表態三十六個小時按週計，因爲如果不是這樣，根本沒有辦法保障到我們老師的權益。最後立法的時候就是36個小時，而且將“一般”這個詞取消了。36個小時，對於行政來説也是一個很大的做法轉變，要去改變思維。因爲以前全部是要求坐班的，但是現在老師的那36個小時，除了上課之外，怎麽去計算，譬如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帶隊活動？其實行政擔心有行政的道理，譬如我自己作爲一個行政人員，我也要去想怎麽推行學校的教學工作。星期六搞一個親子活動，老師肯定要來，怎麽算加班費？超過了又怎麽去計算？而且超時工作，如果老師同意的話，要支付1.2倍的薪金，但是老師不同意加班，你一定要他加班，那要支付1.5倍的薪金。《私框》通過，對於行政來説，或者對於老師來説，都是一個全新的模式，大家要去適應，也都不能違法。當時有很多的校長擔憂，如果這樣，以後都不用去搞什麽活動，還有一些人甚至提出，中華教育會辦這麽多學藝比賽，也是靠老師來幫忙的，如果老師跟你說，“因爲36個小時已經超過了，我不來做啦”，不就沒有人去做了？如果做了，那怎麽計算呢？加班費是不是由中華教育會支付呢？其實以往，大家都有一種無私奉獻的態度，好像教育會的理監事，全部都是義工。由於《私框》，好像把以前歷史的一種良好的無私奉獻的做法也改變了。要怎麽更好地實行它，我覺得大家都在摸索當中。但是我覺得這兩年都實行得比較好。各學校都有不同的做法，當然學校會和老師攤開，大家都坐同一條船，會和老師商議出在不違法的情況下去處理每週36小時。
26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有些學校就計算得比較清楚，由老師自己去填報。譬如說兩個星期我超了兩個小時，然後自己可以拿回一些補休時間，在空堂的時候，可以不用坐班，你有需要就可以去辦自己的事情，這些就是有彈性了。各間學校都有各間學校的做法，有些學校適遇每年發給一定的津貼作為教師超時工作的補償。其實在《私框》實行過程裡，矛盾是會有的，因爲大家面向點不一樣。但只要本著教育的良心，一定會找到平衡點。老師的退休年齡在立法會内，有很多爭議。譬如文本裏面有退休的年齡，老師65歲就要退休，但是最終在立法會抽了出來，因爲有議員提出，現在的勞工法裏面都沒有提及退休年齡，不應該設定老師的退休年齡。後來是將這條給刪除了，廣大前缐老師有的人認同，有些人不認同。老師是很害怕的，甚至有些老師誤解了，“如果沒有了這條規定，就是説60歲想退休也不能退休了嗎？”後來我就給他們解釋，不是這樣的，每間學校也有他們的退休年齡，譬如我的學校，60歲就要退休的。立法會的意思是它不會硬性規定你何時退休。政府最初訂立這條也都是爲了面向發展，始終社會都是不斷發展的，當時澳門有很多的校長都有一定的年齡，所以可能有一種看法，希望有一種更替，有新的生力軍來推動澳門，教育夠有更好的發展、更好的思維。當時政府有這樣的看法，但是最後因爲勞工法的問題而取消了。立法會裡面我在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我很極力爭取將《私框》放在我這個小組，我覺得我對教育是熟悉的，而且在這幾年一直不斷去收集意見。最終如我所願，但是放在我的小組，我的壓力很大很大，當時我去問老師意見，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61大家的共同意見就是盡快要立法，希望在立法會的會期裡面，6月29日提交，8月16日休會之前通過，通過之後就在9月實施。因爲在9月實施的話，老師的直接津貼就立刻體現到，還有老師的授課節數，就算還沒有實施，也可以有個時間表。記得當年七月份與個人會員座談時他們也都希望能夠盡快立法，他們當時就提出，如果立法會拖一個月的話，就是我們私校教師拖一年。很可惜，不是如你所願的那麼順暢，因爲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在第二常設委員會，有很多來自不同界別的朋友，他們當時提出疑問，爲什麽法案要這麽傾斜你們私校的老師？其實社會上有很多行業的，社工也很偉大，他們也是默默地為青少年的成長付出很多努力，甚至說商人也很偉大，商人創造了這個社會，創造了很多的就業，也沒有一個框架去保障商人啊，為什麽有個《私框》去保障你們私校的老師？所以要費很多的唇舌去説明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是培養人才的，爲什麽我們要那麽傾斜教育，要用很多的説話解釋。所以當時在那段時期，我面對的壓力很大。那時也有意見質疑老師的質素，當時有媒體來訪問我的時候，我對著媒體說，“我要說句公道話，其實大部分澳門的老師都是兢兢業業，都是堅守自己的崗位，都是無私奉獻的。”自然，2011年的8月份來不及通過，因爲根本上是存在很多問題的，雖然老師一廂情願希望能夠通過。我們二常會是提出過的，立法會大會休息，我們二常會可以不休息，但是政府立法的程序就是這樣的，你提出了意見，政府將你的意見帶回去，討論修改，修改完之後還要走行政程序，還要交給行政會，行政會發下來，還要給法律顧問審議，繞完一個大圈然後才發回來，我記得足足走了4個月，等到12月修改稿才回來。根本上就是你急也急不來，政府的行政程序就是這樣。所以最後是2012年2月29日通過的，足足8個月時間。
26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條文的實施文本中大部分條文，是由2012年9月實施的，有一些條文更是推遲到2013年或2014年才實施，如教師的入職條件、教師評核等都需要按時間準備。其實私校老師最能夠體現的就是“專業發展津貼”，老師提出，希望“專業發展津貼”可以從2011年6月份追溯，但是一提追溯，議會內就引起很大反對聲音，從那時候開始，立法會是強調以後什麽法律也沒有追溯期。後來就爭取到，教師的“專業發展津貼”是在法律公佈翌月之首日起開始實施，就不用到9月份，即由4月1日開始實施。教師的套級其實就已經早了幾個月了。立法的感觸《私框》立法過程的辛酸非筆墨可以形容，真的很有感受。很多老師知道《私框》在立法過程中，教育界受到很多質疑，在電視上也被人駡我們教育界，大家都感同身受，都鼓勵我，令我感受大家給我很多關愛，很多支持，個人雖然受到很大壓力，但得到廣大教師的支持及鼓勵，心裡很堅定及踏實。我真的很感恩，這麽多的前輩如劉羨冰校長、唐志堅校長、黃楓樺校長，老前輩他們是默默地去為教師職程爭取，但是都沒能在他們在職的時候通過，我是“前人種樹，後人收成”。很感恩我能夠在這段期間適逢其會，能夠為老師付出過。學好《基本法》1993年3月《基本法》頒布後，中華教育會覺得作為教育界，向學生宣傳《基本法》是很重要的，因為《基本法》是我們未來特區的根本大法，大家要依隨《基本法》去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怎樣去理解它很重要。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63我們覺得要學好、宣傳好《基本法》，首先要我們的教師先要認識它，因此在當時我們已經覺得要先有一個課本，不然一些難懂的條文怎樣能令學生明白學到呢？所以在多方努力下，在1995年出版了第一版《基本法》課本。在那段時間。我們舉辦了很多教師培訓班，亦辦了一些講座。《基本法》課本推出之後，也深受各學校歡迎。課本是各間學校自由選擇，因為澳門始終是教學自主，有些學校是會採用，也有些學校是會自己編制一些課程，有些會用內地政治類的教材。現在我們看到《基本法》的推廣宣傳已經是逐漸較多了，我們的《基本法》課本在2005年又進行了一次修改。我們還製作了光碟，令老師能更好教學。其實未來我們也希望看看怎樣能推動老師製作更多的課件，能更好地向學生宣傳。因為講述一些很死硬的條文，對現在的小朋友來說是較難理解，要怎樣結合現在澳門生活去講解，讓他們更易明白，所以說教師的功力也很緊要。未來我們打算舉辦一些教師課件設計的比賽，推動老師們更好地教《基本法》。澳門基本法課本發行儀式
26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趣味科學比賽中華教育會每年面向學生舉辦三大學藝比賽，有繪畫、朗誦、趣味科學比賽。趣味科學比賽1992年開始舉辦，我有親身參與有關工作。在參與過程中，感受到學生對科普知識的興趣很濃厚，對比賽的得失不是很計較，名次不重要，重要是參與的過程。我們是在每年7月中舉辦的，因為學生放假，相對較悠閒。他們會自己去組合，因為規定人數不多，每支隊伍最多四人，一個人參加也有，有些甚至是男女組合兩個人就參加了。參加完比賽，即使輸了，他們也很開心，不會太計較得失，因為始終主題每年都不同的，趣味性很大。比如“雞蛋撞地球”，要設計一盛載物載著雞蛋，從高空擲下來要不爛，要用一些環保物料自己設計，學生們都有很多不同想法，有“降落傘”讓它慢慢安全著陸，有的放很多物料在承載物裡緩衝，當然我們要計重量的。有些設計不好的，一落地就爛，大家都開懷大笑。我也參加了幾年籌委的工作，我們的壓力很大，每年的主題不同，可能會有新問題、新情況，所以也很考驗工作委員會的智慧與能力。每年5月我們會開工作坊，我們與澳大科技學院和工程師學會合作他們趣味科學比賽頒獎禮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65設題，然後實踐試驗，多從力學方面去考慮。7月用一天比賽，那一天早上，所有同學都要用我們提供的物料去現場製作，下午比賽。有分初中組和高中組的，到時評一等獎、二等獎，亦有最佳設計圖紙，亦有最佳造型獎，因為有些同學未必拿到成績，但有些女同學，會把作品弄得很漂亮很花巧。其實比賽就是從多方面鼓勵學生，既要有自信同時有科普精神，因為現在大家會講到澳門欠缺科普人才，所以怎樣從青年時代埋下科普種子這點也很緊要。我覺得我們的趣味科學比賽不是著重選拔尖子，而是著重去普及推廣科普知識。我記得有一年的主題叫“筋疲力盡”，自己製作一輛車，然後繞橡皮筋，再放手，靠它的彈力衝上斜坡。那年真的做到很晚，由早上製作到下午比賽，做到夜晚七、八點，工作人員都說主題好，真的是“筋疲力盡”，自己也筋疲力盡，但看到學生的成長也是很滿足的。最主要是大家團結。每一年調動評判都有二三十人，因為初中組、高中組各有百多隊，只用一個下午，所以要開很多不同區角來比賽，但也做得很好。近年很多年輕的工程師也來參與比賽評委，他們見到學生對科普知識的熱愛也很開心。朗誦比賽朗誦比賽在1983年已經在籌備，前五屆都是劉羨冰校長做賽委主任，真是出了很多力，很認真，是劉校長一貫的工作作風。當時她借助了香港的力量，請了有關專家進行講座，講了朗誦有哪三種法則，做了示範表演。1984年6月10日，教育會就辦了一個“朗誦大會”，有三百多人參與，有獨誦和集誦。那次我女兒也有參賽，當時她3歲，用粵語朗誦《媽媽好》，是全場最小的參與者。從1985年開始中華教育會就正式辦全澳學生朗誦比賽。從那時起直到今天，沒有間斷過。第一屆時1985年5月11日至12日在濠江中學舉行，
26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師，基本功不是很扎實，通過這些平台可以起到觀摩交流的作用。一開始推動的時候，它的語種就有粵語、普通話，英文和葡語，葡語方面其實我們一直在推動。當然主要是葡文學校或者中葡學校，他們會組隊去參與，現在也有一些中文學校參與。這是一個長壽的節目，比較受師生歡迎。但是涉及人力、物力、財力也是比較大的一個項目。後來我也做了幾屆的主任委員，接李沛霖校長的棒，從2003年至2009年擔任主任委員，2003年因“沙士”而停辦。我當主任委員時，整個活動要一天半的時間，星期六的下午舉行，一直到星期日差不多傍晚7點才可以將所有的名次排出來。而且牽涉到不同語種的評判。所有工作人員全部需要一天半的時間來工作的，而且凡是老師的，在基礎教育教書，我們是不聘他做評委的，因為牽涉自己的學生，三歲小女孩正朗讀《媽媽好》來自本澳二十一間大中小學兩千多人，而1984年有三百多人。朗誦比賽是每年5月第二個星期舉辦的，有時都會碰上母親節，就出現一些很溫馨的場面，有子女送花給參與朗誦工作的媽媽。通過這樣的比賽，除了鍛鍊學生的朗誦技巧，表演能力和在大庭廣眾說話的能力，還有幾層意思，一個是老師、學生對文學的欣賞，你怎樣去理解作者寫這篇文章的中心和意境，然後再透過你的朗誦技巧去表達出來，是對學生人文素質修養的提升；再有就是老師間的教學技巧互相交流。現在有些年輕老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67所以我們全部要請大學的教授、講師或文化界朋友來做評委，請評委也是一個很頭痛的事情。在朗誦培訓方面老師的工作量都比較大，為什麼呢？集誦一個隊伍有50人，你想像一下一個集誦，誦出來好像一個人一樣，要一起來發聲，那是很需要技巧的。所以在訓練的時候，每一次都要集中50人一起訓練，與獨誦不一樣，今天早上或中午來訓練你無所謂，很靈活，但是集誦就不行，所以之前的培訓所消耗時間的確很大。因應這樣，我們在2010年就改了賽制，集誦方面，每一年我們就辦兩個語種，考慮到老師在這方面的確是很辛勞的。獨誦四個語種年年都舉行比賽，只不過集誦就一年兩個語種。另外起初每個語種組別的獨誦，我們可以讓學校派三個人參與，到現在我們只允許派兩個同學參加，人數也逐漸縮減了。最鼎盛的時候有8,000多人參加。朗誦比賽獲獎者與教育會負責人及評判合照
26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朗誦比賽可以說是全澳學界比賽裡最多人參與的一個活動。到現在還是有幾千人參與，這一個長壽的節目，始終都是很受老師同學的歡迎。繪畫比賽其實繪畫比賽，劉羨冰校長也是頭五屆的主任委員，是她開創的，對有關工作也很有心。繪畫比賽在1979年開始，到今天已經是三十五年，2014年的10月會踏入第三十六屆，沒有停過。當時是響應國際兒童年，就舉辦了小學生繪畫和書法比賽，是在聖羅撒女子中學舉行，參加人數有九百多人，其中参加繪畫的佔了五百多人。由那年開始，每年獨立作為一個繪畫比賽來舉行，由當時參加的千多人，到今天已經超過了兩千人。如果在當時歷史時期來說，是沒甚麼人會辦這類大型的繪畫比賽，中華教育會舉辦的這類型活動，可以說是開了先河。當時我女兒5歲時就跟黎鷹——澳門很有名的畫家，現在是美術協會的會長——學畫畫，於是我女兒就一直沒有停過參加比賽。現在很多的教師或者是藝術家，很多專業人士，繪畫比賽賽會負責人到比賽現場和學生打氣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69其實都參加過這個比賽。一般我們會在10月大概下旬的星期六下午舉行，說是兩千人，但其實真是去到差不多三千人。現在澳門的社會發展了，家長很重視親子關係，有時一個小孩來畫畫，全家人都来支持，媽媽幫他撐傘，爸爸幫他撥扇，擦汗，斟茶遞水，你會看到整個家族都來了，像個親子樂園般，有些甚至搬來枱櫈，你會覺得會場越來越擠迫，已經變成了一個嘉年華。比賽場地到現在也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因為每一年你要去找場地，要一早選定，另外要和民政總署商借，並向政府相關部門溝通，希望他們派出如警察、交通警維持秩序，又要調動百多個老師做現場監察，因為必須是自己畫，不可以有槍手或提示，這些又需要工作人員。比賽完後，收畫紙也是一門學問，怎樣去收畫紙？我們要做一些很大的網架，因為有很多水彩畫，如果你收得不好就會弄花其他畫，用網架一張疊一張放好它們。所以在這過程中大家都積累很多工作經驗，不斷去改善。我覺得繪畫始終是一種對小朋友藝術的薰陶，我們不是要小朋友將來做甚麼畫家、藝術家，但始終對美的追求和感受，對人的素質和品德培養都是一種提升。三大賽會作為一個教育專業團體，定位要清晰，所以有關學生的學藝比賽就只有三個，趣味科學比賽，繪畫比賽和朗誦比賽。如果搞太多比賽，可能會失去了教育專業團體的定位。當然，我們作為教師的專業團體，既要推動教師專業素質的提升，有關這些學藝比賽其實對他們在教學上有提升作用，但搞得太多，太繁，太雜的話，亦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們就定位這三大主題而已。現在其他的一些社團和機構都會辦很多類型的活動，有時他們也想借助我們中華教育會的力量，想和我們合辦，會有人問我們，“為什麼不搞
27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作文比賽”，“數學比賽”？但我們覺得適可而止就好了，有些活動可以讓其他團體去辦。主要的定位，我們覺得應該是要幫助我們的老師怎樣做好專業成長。奧運火炬手2008年奧運會時，澳門火炬傳遞，我有幸成為其中一員。火炬手都是來自社會各界人士，我是代表中華教育會去參加。當時我很開心，做了很多準備，因為不知道到時傳遞要跑多遠，所以兩個月前我無論多忙也好，也會在學校操場練跑。我記得我是第11棒。澳門一共120棒。當時組委會有問學校要不要組織啦啦隊，老師們知道我要去做火炬手，學生們也很開心，他們都說要組啦啦隊來支持，當時就安排了我的學生在文華東方酒店前面（即現在的金麗華酒店），所以我就熱切希望跑這一段，在學生見證下傳遞奧運精神，果然得償所願，排到我第11棒。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71能夠參與火炬傳遞，當時心情真的很興奮。每棒之間100米也沒有，很短，但當時我是很開心愉快的，因為這是十分光榮。很多人都說在電視直播上看到我跑，說我是眾多跑手之中跑姿最好，笑容又好的，當然這都是誇獎的話，但這也是很開心的。現在火炬放在中華教育會裡，作為教育會一個永久的紀念。《私框》之後《私框》通過之後，2012年，我們覺得教師的專業成長其實很重要，我們不是單單為老師去爭取福利，我們要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本會聯同公職教育協會啟動了“教師公約”的制定。其實這是作爲一個專業團體應該要做的工作，我們覺得作爲一個專業，除了要有專業知識，另外還是要與時俱進，要不斷去學習，還要有自己的專業守則，然後才能稱得上專業的隊伍。我們籌組了一個工作小組，做了一個由下而上的行動，全澳老師去討論這個“教師公約”。“教師公約”不像法律那樣，沒有遵守就要受到懲罰，但是我們是通過這個自律自約的公約，讓我們教師不斷內省自己的師德，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值得去做。一開始我們請了香港教育學院的余惠冰博士來澳開講座，介紹什麼是教師公約，以及香港的經驗。這是一個前奏，讓老師知道教師公約是什麽事情，還有師德要怎樣去培養。我記得在聖羅撒英文學校裏舉行，當天下着傾盆大雨，卻有400個老師到場，都是自發的，當天回收的問卷中，九成以上教師贊成制定教師公約。然後我們就做了兩次諮詢，到學校宣傳，收集老師的意見，全澳三分之一的教師參加問卷調查，最終是制定了11條的教師公約，全部民主地來制定的。我們希望透過老師之間以師德互相影響，去維護我們專業團隊的形象。另外還爭取到一次性的敬師金，為符合資格的一些退休老教師爭取。政府發一次性的敬師金，以每年2,000元來計算，最高是有40年，有老師
27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拿到了8萬元的敬師金。後來我們也辦了一個“敬師傳頌，立德樹人”的聯歡晚會，請了司長和所有老教師來聯歡，以彰顯尊師重教的社會風氣。另外我們開展了一個澳門教師專業成長計劃，拍攝了“師路心語”，找了老中青總共14個老師，拍攝他們的小故事，來宣揚正能量。澳門的教育，是一種多元的和諧共融，亦培養了學生多方面的興趣才能，德智體群美全面發展，不會單方面讀死書，走獨木橋去升大。可能因為澳門特定的歷史環境，造就了百花齊放，辦學自主，形成一定氛圍。接下來，比如現在做的“教師傳頌，立德樹人”工作，計劃這兩年一是訪問一些對會務工作經驗較深的教育工作者，來回顧中華教育會90多年歷程；二是組織一些資深的老師走進校園，對年輕的老師或者對學生，去講述澳門的歷史是怎樣走過來的，教育的發展怎樣走過來，我覺得是對青年老師或學生一種很好的激勵；還有中華教育會的老照片展，這些都是我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73們未來工作的重點。另一方面，我們對年輕的新老師亦比較關注，因為始終現在年輕的老師和我們以往不一樣，比如我17歲就出來教書，當時我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師範教育，但我們是怎樣成長？靠老一代手把手帶著，我們看到老教師以前那種無私奉獻，可能他只賺幾十塊錢的人工，但他們不會斤斤計較，放學後會留下跟學生補課，甚至有老師連自己的人工也拿一點出來幫助學生。我們從這點覺得，生命影響生命很重要。現在的年輕老師，可能他們一出來已經有很高的學歷，但我覺得他們可能在師德修養方面還不足夠，在實踐方面也與澳廣視合拍“師路心語”節目宏揚師德（2012年）肯定不夠，所以怎樣去帶好現在的老師成長呢？這也是我們未來工作的重點。在剛剛過去的半年，我們辦了一個“師友伙伴計劃”，徵求一些骨幹的老師，帶一些教齡只有一至三年的年輕老師，很多一畢業就來到學校的教師也參與。我們會去配對，骨幹老師一個人會帶兩個，組成一個團隊，每個月大家要定期聚會，或者透過WhatsApp或WeChat，交流一些教學上的經驗，或者和家長溝通時遇到的困難。除此之外，我們還設計了一定的課程，譬如對澳門教育法律法規的認識，尤其對《私框》的認識，制定的目的與
27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意義何在。我們也請了林發欽教授，講澳門教育的發展史，我們也找了一些優秀的班主任，講解班主任的工作經驗，又會找一些老師去講解和家長溝通的技巧。這個計劃為期半年。我參加了他們結業時的分享會，師友大家一起去分享這半年來的成長，他們發自內心覺得這個計劃好，幫助了他們。他們覺得這個“師友伙伴計劃”和師徒制也有不同，因為有時同一學校的師徒制，對於一些新老師來說，有些問題的看法不一致的時候，他不敢跟師傅講，因為始終他還在這間學校裡教。但我們的“師友伙伴計劃”，大家都是來自不同的學校，所以變得他的講話、交流，會更開放更透明，大家更交心，而且每間學校也有自己的優點，通過交流之後，大家互相吸收人家的優點。分享會裏，我聽到師友們對澳門教育的熱誠與追求，感受較深，覺得這個活動真的很成功，亦看到澳門教育很有希望，因為這批年輕老師都對教育充滿了熱誠。第一屆師友伙伴計畫留影（2013年）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75一任議員的心路歷程我教書教了超過40年以上，其實立法會議員在我教學歷程所佔，只有十分之一，但我覺得是一個難忘而難能可貴、可能是我人生閱歷裡比較重要的一部分。雖然只有短短四年，但經歷了酸甜苦辣，尤其是看到整個社會，立法會就是社會的縮影，看到立法會裡面整體的工作情況，也是眼界的開闊。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眼光是比較窄的，因為你看到的只不過就是教育的部分，你關心的就是自己的學生或者學校發展，就算我參加了教育社團，眼光擴寬了，對教育政策的關注，政府對教育的投入，重視程度這些，我算是比一般老師多了，但始終我還是圍繞著教育這個圈。其他比如民生、經濟等方面，其實作為教師，關心是不夠的。自從擔任了官委議員後，自己看問題是從一個宏觀方面看了，不再單單局限於教育方面，會從更高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而且立法會當時29個議員，7個是官委議員，10個是間選議員，12個直選議員，來自不同背景或者直選議員亦帶著市民的意見去左右有關決策，所以你會看到這真是社會的縮影，冼為鏗、劉羨冰將推動澳門教育的重任傳承給何少金
27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裡面有來自不同界別的人，所代表的聲音、關注的問題也是各方面的，在這裡你會學會怎樣去從宏觀角度看問題，亦會看到作為政府，要怎樣去更好地施政，採納民間意見，你會在那方面收穫很多。在這過程中，我作為官委議員，一開始我也給了自己一個要求：要實事求是，需要出聲就要出聲。因為我是很想打破人們對官委議員那種看法，大家是將官委議員標籤化了，會覺得官委議員就是“保皇黨”，官方說一你不說二，會這樣來標籤。當時我也說了，我希望我會實事求是地去做事，希望大家檢視下我這四年的工作。而我對我這四年的工作只有四個字：問心無愧。我本著良心去工作，不會因為我是官委議員，有些事我就不敢出聲，不可出聲。對來自教育界的聲音，我也會跟他們解釋，立法會也不會只聽我們教育界的聲音，有來自不同界別的，所以看問題要客觀一點，我一定會努力表達你們的意見，但有些事是不能夠百分百爭取到，我會跟他們解釋。老師是很支持我的，到現在為止，我已經卸任立法會議員了，有些我不認識的老師，都會給我一些很正面的說話：何少金為我們出了聲，我們感受到，謝謝你。有時簡單的一兩句說話已經很暖心。在這四年裡，有時我也會聽到有些以往我自己聽不到的。有次坐的士，是個女司機，她說：何議員，我很喜歡聽你講話，你在立法會內講話很清晰，而且你真的講到我們市民的心聲，下屆去參與直選，不要再做官委了。這些話我覺得已經是對自己的一種鼓舞。我最大的滿足就是在立法會內制定法律的過程裏，是要收集不同界別的意見，如果你在收集了這些意見後，能夠幫他們爭取到一些權益也好，一些改變也好，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滿足感。我來自教育界，雖然立法會是一個小社會，牽涉到不同範疇，不熟悉的我不做，所以我最關注的依然是教育界和青少年的成長這兩部分，這四年的工作內我真是以這兩部分為主。比如我2009年去做議員，2010年時我已接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77了一個法案，在我的小組內，就是公立學校人員職程制定，我們叫《公框》，在這過程內，很多公立老師亦專程找我來提意見，聽了他們意見後，亦為他們爭取了一定權益，為他們的晉升和入職條件，為他們爭取了在法律文件裡的修訂，所以在這方面其實也很滿足。一任立法議員下來，總體來說，我始終堅持29位議員，不論來自直選，間選或官委，應該是一個團隊，大家都應本著立好法而且要收集好民意，要監督政府依法施政，我覺得這點才是最重要的。當然大家來自不同背景，可能有個別議員會有不同看法，能否做到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呢？這當然是很難的事。總體來說，我和各議員之間關係非常好，亦建立了一定的友誼，但當然可能有些議員比較傾得埋（即志趣相投），而且我是新丁，有些議員真的給了我很多積極意見和幫助。當然一些議員他來自不同的界別、不同背景，和我的交往會比較少，但有時當我們面對共同的關注點時，其實大家也有共同語言。我有時候覺得可能大家政見不同，但大家目標一致的時候其實也可以走在一起，大家一起去做好這件事。展望未來中華教育會是澳門最悠久的文化教育團體之一，2015年就95歲了，在教育團體來說，所走過的歷程，亦見證了澳門教育的發展。所以我希望中華教育會能夠繼續堅持愛國愛澳，更好地團結澳門的教師，促進澳門教育發展。但這很有賴於我們這個會的薪火相傳，而且要不斷改進會務工作，然後才能何少金任官委議員
27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與時俱進。現在社會發展很快，再用以前那一套工作方法的話可能未必適合新時代發展，所以未來的工作我覺得是任重道遠，這要靠我們年輕人怎樣一棒一棒接過去了。無私的奉獻我覺是一定要做的，因為始終從我身上，我會感覺到“我自己是怎樣成長的呢”？初初我的心路歷程，其實不是很積極的參與，而是被動式，校長叫我出來參與中華教育會的工作，當時還很害怕被選中。但加入了這個大家庭後，你會感受到前輩是怎樣走過來的，亦推動了你的積極性，然後你也會無私地將你一些課餘生活，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奉獻給教育會，這真的是一代一代傳下去。但如果沒有這種奉獻的話，會務工作是不會繼續發展下去的。不排除有些青年老師會想“我為什麼要加入中華教育會？加入後有甚麼好處”？所以有時我覺得，怎樣去做好宣傳，讓更多人認識中華教育會呢？這也是一項工作，就比如今次我們透過訪問資深會員，來帶出中華教育會的歷程，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這樣會讓青年人看到中華教育會是這樣走過來的，原來我們現在享受到教師專業發展津貼，上課節數的減少，何少金獲頒授教育勳章
關注整個澳門教育界的發展279能夠從法律方面去保障教師權利義務，真的是得來不易，爭取了21年，經過很多前輩的努力才得到的。我很希望大家都知道，不然過了幾年後，新的老師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老師應該是這樣的，教育重要嘛，政府就要這樣。”他們不會覺得是“前人種樹，後人收成”。我亦已經是臨近退休年齡，所以未來怎樣讓我們的年輕人能接好這個棒，繼續將中華教育會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28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王文常
老師都很辛苦，但也很開心281自己賺錢，自力更生我叫王文常，1955年出生。我的爺爺在1900年已經來到澳門，所以我的爸爸也是在澳門出生，我的父母那輩都很辛苦。我有七個兄弟姊妹，我排行第六。小時候，生活環境很差，學費差不多也是“賒住先”，等待父母發工資才交學費。雖然一個學期只是幾元，但都交不起學費。我住在澳門崗頂，那裏有很多巷，稱“里弄”，住了很多人，譬如一個兩房一廳，就住了兩戶人，客廳和廚房是共用的，而我們一個房間裏就住了七兄弟姐妹和爸爸媽媽，當時的生活很艱苦。我小學曾讀過兩間學校，其中一間學校現在已經沒有了，叫做糧食小學，在新馬路盡頭的地方，十六浦附近。四至六年級就去了勞工子弟學校讀書。課餘我要賺錢交學費，我中一至中五的學費都是自己交的。做得最多的就是做茶樓酒家，想起也辛苦，凌晨三時到下午四時，一天工作十三小時，在星期六、日上班。只要找到一個老闆肯僱用你。像現在暑假七月、八月階段，我會做足整個月。每天有六元工資，賺到的錢儲存起來，便可以用來交學費。那時，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拿着十多碗飯，跑上樓梯都挺艱苦，但是大家也不覺得艱苦，原因是整個社區都是這樣，自己去賺錢，自力更生。中學一畢業就做老師我中學的時候讀濠江，中一到中五都在濠江讀，沒有接觸過師範，那個年代，去外地讀書是很困難的。1973年中學畢業，一畢業就當老師了，直到現在（指2014年）。在青老師都很辛苦，但也很開心
28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洲小學由1973年做到現在，41年了，都是同一間學校。因為我覺得教育事業非常重要，要教下一代。那時老師的薪金低得要命，我記得有一位新同事來，他很喜歡做老師，他原本是在製衣廠工作，他告訴我，他的薪金是我的兩倍，連字都不懂幾個的製衣工人比老師的薪金還要高。但那時我們堅持教育，因為我的老一輩，我在濠江讀書時的老師，還比我艱苦，他們有時窮到沒有糧出，只是給一些米或其他東西給他們（“出糧”即指“拿工資”）。我被他們深深感動，懂得教育事業的重要性，如果人人都為了賺多些錢而不從事教育事業，我們的下一代就“玩完了”。當了40多年的體育老師我在青洲小學主要當數學老師和體育老師，因為讀中學時期我這兩個科目是最好成績的，還有我喜歡訓練下一代參與體育活動，我帶學生賽籃球已經41年了，還有田徑、環山賽和越野賽都有帶領他們。我們這區的學生都澳門青州小學第十七屆(勁松社)畢業生合照（1974年）
老師都很辛苦，但也很開心283很受教，體育成績都很好，我能夠教到這麼久，就是因為他們成績好，又很熱愛運動。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經過我們的培養，在一個很長的時期，我校的體育成績在澳門排第一，沒有一間學校及得上我們，譬如濠江、勞校的田徑和籃球，以小學來計，他們的成績都及不上我們，所以反過來令我更有興趣教他們。還有學生的學業，雖然不是像打球這樣是最好，但很多學生讀書成績都不錯，很多都很有成就。有的已經在消防局做區長，在社會上的成就都不錯。他們都很感恩老師，所以搞校慶活動的時候，他們就會回來。他們經常找我，其他老師都說這些學生那麼偏心，只記得你，忘記了我。我說“當然偏心啦﹗老師與他們一起同甘共苦，起早摸黑鍛煉，令他們身體好”。當年，有一班學生因為體育成績好，才做到公務員，譬如警察、消防等。王文常（中左一）参加由市販互助會主辦第三屆乒乓球單人聯歡晚會
28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我的家庭1984年，我與當時一位同校女同事結婚。那時我們沒有甚麼娛樂，很難結識女生，所以近水樓台，找到自己的同事，大家也互相了解，合適就走到一起了。我有兩個兒子都是讀書人才。近這兩年，我的幼子都被特區政府頒發獎狀給他，他上年參加一個世界電腦比賽拿了冠軍。他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而長子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現在香港工作。澳門老師的待遇之前在澳門，老師的待遇都是很低的，我在70年代入行時，一個月有350元工資。雖然當時收入低，但物價很穩定，一毫子、幾毫子的年代是很長的。到90年代好了很多，工資已經去到四位數字。還有，那個年代的物價比較低，我與我太太1984年結婚時，雖然一個人只有接近1,000元一個月，但我們只需要141個月，便在筷子基買到一個兩房一廳的單位，都可以供得起。後期，在教育會的努力下，爭取了政府有直接津貼，這是其中一件大的事情，把老師的待遇提高了。近兩年，澳門政府通過了《私框》，教師待遇又有提高，特別是教了很久的老師。像我，已經是一級教師。我們曾經與其他學校的一級教師開會，大家說，“一級教師被‘炒魷魚’後很難再有人請”，因為一級教師的工資等於兩個六級教師的工資，其實是開玩笑的。我們去國內旅行時，經常都互相交流學習，校長都經常說我校有多少個特級教師，有多少個優秀教師。這些是學校的財富。邊學邊教到了80年代，澳門的老師，只有百分之二十以下的老師曾讀過師範，於是1985年，教育會與華南師範大學合辦一個專業培訓，那時我都有讀過，
老師都很辛苦，但也很開心285因為我們都要充實自己，得到更多理論上的經驗，才可以教好學生。在那個年代可以說，你喜歡做老師，就專心實意做老師。教得好與否很難說，因為還沒有掌握教學經驗，譬如我們沒有讀過師範，我們是一邊教一邊學的，向前輩老師吸收經驗。所以，雖然我們沒有專科畢業，而我校體育成績那麼好，當年很多學校都很羨慕我們，他們以為我們都是體專畢業的，其實這些老師都是邊學邊教。晚上，一起拿著書本和好的例子研究，如何把學生訓練好。人多才有力量1973年當老師後，我就加入了中華教育會。因為那個時代，我們分“紅底”和“不紅底”學校。天主教學校的老師有的是靜悄悄地加入，我們那王文常參加華南師範大學教育專業校外文憑課程八九屆畢業典禮
28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些愛國學校的老師會自動自覺地加入，壯大教師工會的力量，人多力量自然大。好像現在政府很多的教育工作，都會向教育會諮詢。因為全澳5,000多個老師中，有3,000多個是我們的會員，即是百分之七十多是我們的會員。政府有新的教學工作、教學改革，都會向我們的會諮詢，人多才有力量，一個人自己一個工會，說甚麼也是假的。70年代教育會的活動那時加入教育會，就是一般會員，但經常參與活動。70年代的時候，教育會的活動比現在豐富得多，譬如話劇、文娛康樂、旅遊等。1976年，我當選理事，開始辦康樂活動，一做就做了38年。1992年，澳門中華教育會第四十九次會員大會邀請信（1976年）做了副部長，1998年，就升了做正部長，一直到現在。旅遊活動主要是去附近。那時比較艱苦一點，旅行團都是乘火車的。另外，我們那時與國內很多地方聯繫，他們給我們很經濟的價錢，支援我們的老師。他們住招待所，如果有我們的會員證，都可以有優惠。那時的旅遊通常以學習為主，不只去遊玩的，有些學術的學習和交流。除了旅行，那時我們還有話劇組。70年代很興盛，有一些大型的演出，《南海長城》、《劉胡蘭》、《年輕的一代》、《楓葉紅了的時候》，還有《古宮魔影》。後面那兩部話劇，我都是做主角之一。《楓葉紅了的
老師都很辛苦，但也很開心287時候》是說江青的事，那時我是話劇組的台柱。為何我們老師的劇社比其他人優勝呢﹖因為老師經常上課要對著學生，我們已經把技術磨練得很好，包括如何喜怒哀樂、學生如何影響老師的思維等，所以當時我們老師的劇社在澳門劇社中不會賠本的。其他那些要自己準備，又要自己掏“銀包”找數，而老師的劇社在澳門很受歡迎，可能是很多學生支持啦﹗每當我們話劇表演時，都是場場爆滿的，演出多是在永樂戲院。譬如《楓葉紅了的時候》有五幕，主要是諷刺“四人幫”的，說江青當年胡亂提拔直升幹部，一場戲要演兩三個小時，很受歡迎。豐富多彩的體育活動我們會的體育活動很豐富，有最受歡迎的籃球賽和教師足球賽，這兩王文常（右一）與邱子維（右二）、林顯富（右三）等合演話劇
28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個活動香港的老師也很羨慕我們，因為香港地方太大，很難組織老師參加。譬如最近澳門有一個教師籃球賽，有23隊男老師和5隊女老師，共有28隊，超過300人參加。你想一下，300人好像不是很多，可是澳門只有5000多位老師，平均每十多位老師就有一位參加籃球賽；而足球賽就超過20隊，有200多人參加。全澳門5,000多位老師中，男老師不及女老師人數多，20隊就有200多個男老師參加，差不多是幾分之一。所以，這兩個活動很受歡迎，我們一直辦到現在。過往，辦球賽很辛苦，我們沒有太多錢，教師賽是要借各間學校的場地來比賽的，譬如教師籃球賽就在培正、勞校、濠江場賽球，因為外面租場是很貴的，空調費也很貴。那時，老師和裁判都很辛苦，打完首場比賽，第二場比賽就要幫手做球證（指做裁判）。我也試過，完成球赛後做球證，雙腳都抽筋了，很辛苦。現在政府和出版商都有贊助，所以打完後，有些王文常帶領學生參加香港、澳門、廣東、福州學界埠際籃球比賽，榮獲第二名。
老師都很辛苦，但也很開心289項目如籃球賽，獲獎的隊伍，每一隊都送一席酒席給他們，然後頒獎品給他們，邀請各間學校的校長加主任捧場。過往辦的活動沒有現在那麼多，現在我們因應年輕老師的情況，特地做一張桌球枱讓老師打，他們也喜歡打保齡球、桌球，雖然現在少了很多人打桌球。舊時活動最主要是足球賽、籃球賽、羽毛球賽和乒乓球賽。足球賽場地是借工人球場的，在現在新葡京那個位置，有一個工人球場，是沙地來的，一個很大的沙地場，我們有兩邊場可以一起賽。現在的場地建在關閘，我們借那個場，兩邊場一起賽，也要賽十多天，很開心﹗教師籃球賽這兩年得到教青局的贊助，借了中葡職中的場地給我們，還不收取我們的任何費用，為我們省了不少錢。因為我們是教師賽，教青局應該要支持，所以這兩年，它都全力協辦我們這個比賽。我們一年的活動真的有很多，老師做得很辛苦，但都很開心。澳門中華教育會康樂部主辦教師足球賽(1997年)
29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長盛不衰的長跑賽還有一件盛事就是鍛鍊老師的長跑賽，在每年國慶節舉行，是一件大事，當作慶祝國慶，很受歡迎，就在松山那裏舉辦，最多的一屆參與人數超過一千人。活動組織了十多二十年，今年是二十多屆了。因為這個比賽創新的一個地方就是並非人人都要跑，步行也行，其中有一組是“不分組”，有些老師怕自己跑不完全程，他們可與小朋友一起散步，總之30分鐘內，只要你能行到終點，我們也會送紀念品的，所以這活動很受老師歡迎，特別是上了年紀的老師；而其他年輕一輩的老師就參加比賽。近兩年，我們新加了一個接力賽，四個老師跑兩個圈，每人跑半個圈，這樣來提高他們的興趣。我們是限歲數的，讓一些年輕老師搭配一些年長的老師一起參加。我們限128周歲，如果你找20歲的，就要找一些年紀較大的老師，有時候我都要一起跑，因為有很多年輕老師，而他們四個加起來不夠128周歲，加老人家組隊，可以拉高歲數。這樣不只是年輕老師可以參加，學校一些年長的老師一起參與就更開心。我們還會邀請中聯辦、民政總署等社團，組織一個接力隊參與接力邀請賽，讓環山賽的氣氛更好。接力賽有兩個，一個是老師接力賽，一個是受邀請團體的接力賽，像中辦聯、民政總署等，他們不限歲數，多少歲也沒問題。大家都是義務奉獻中華教育會的康樂部有八個老師。全部都是義務做的，不只是康樂部，各個部門都是這樣。我們用空堂、晚上的時間去工作。比賽時，我們要派老師去監場，我們有八個人，每個人看兩晚場，因為有一個老師看場，那麼你可以聽其他人的意見，誰打得好，誰打得不好。我們委托籃總派出球證，因為現在的老師不可以再兼顧，避免別人說我們不公平，所以我們就請籃球總會派裁判和工作人員。就算是籃球賽、足球賽，康樂部都會派出一個理事監場，整晚四小時就是坐著看比賽，他們都是義務的。我自己還在打球。教師籃球賽、足球賽、乒乓球賽、羽毛球賽、保齡球
老師都很辛苦，但也很開心291賽等，我全部都參加。我喜歡籃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桌球、排球，曾經我還帶一班學生玩曲棍球。因為那時葡國人很喜歡打曲棍球，他們很希望有一隊中國人打曲棍球，於是我在小學那裏開始培訓一班學生，我也未曾學過，就跟他們一起學。他們教學生打曲棍球，我用籃球和足球的戰術指導他們。而他們的曲棍球是雪屐曲棍球，他們那些是用輪子的，不是用刀的，那些叫滾軸曲棍球。葡國人打得很好，他們經常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所以他們見到我們青年一輩不學很傷心，我就帶學生去打曲棍球。現在沒有了﹗因為那些裝備很貴，又不是很多人參加，所以得到的政府資源不多，很難維持下去，那些球棍一枝幾百元，乒乓乒乓幾下就要用一支了，接著，那些鞋一對千多至兩千元。當時，我們打曲棍球時，只是用別人用過後破舊的裝備，他們有錢後會添加新的裝備，所以會把舊的給我們。他們玩得都很開心，因為可以學習新項目，每個王文常（後排右二）組織的曲棍球隊
292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星期都練習一至兩次，接著參加聯賽，有一個時期都能打到前三名，很不錯的﹗聽取意見改進工作有些老師建曾議主辦教師田徑、游泳賽，但我認為要有一個群眾基礎才能辦這些運動，我們曾試過搞一次壁球賽，因爲常常都有老師打壁球。有一年，會員向我們提議搞壁球賽，於是就在新勝街泳池旁邊的得勝球場，裏面有壁球場，還有氹仔海洋花園的壁球場舉行，我們很辛苦借了兩個場，就讓老師參加第一次的壁球賽。但個别老師打了一場就棄權不再打了，因為他們覺得球場很遠，所以就取消了。而近幾年，有些老師向我提議搞網球賽，那我說試一下向我報名，有多少人參與，我們才搞網球賽。沒有人參與，沒有群眾基礎，而我們又用王文常（後排左三）參加澳港京長跑慶回歸活動
老師都很辛苦，但也很開心293了人力和物力，得不到好效果。另外，又有些人向我們提議說比賽太頻密，不如隔年搞，今年搞籃球賽，明年搞足球賽。我說，會對一些喜歡運動的人感到抱歉，如果那人只會打籃球，但隔年才有機會讓他打一次，所以我說寧願我的同事辛苦一點，都要每年舉辦。教育會與以前不同，經濟條件好了很多。這幾年有很多出版商都贊助我們的經費，能有宣傳作用。體育事業沒有贊助是不行的。對外體育交流近這十年，在12月份，我會組織澳門和香港的老師進行體育交流，我們的青年教師活動都搞的很好，各間學校的體育老師代表集中起來，跟香港元朗區的老師交流，元朗區有一個體育老師工會，差不多有幾百個會員。交流活動就是兩天一夜，去香港進行體育活動交流，包括籃球、足球、乒乓球和羽毛球，這是其中一個很受歡迎的對外交流活動。我們每年的活動豐富多彩，超過十個活動，籃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桌球、保齡球，環山跑，跟香港交流，其他一些友好社團都會約我們進行體育交流。因為與別人交往，能擴寬眼界，不會只是與老師交往，譬如歸僑總會，經常邀請我們的乒乓球隊交流。南海沙頭同鄉會就邀請我們派保齡球隊去，有時澳門大學的校友會都邀請我們打保齡球，因為這兩年老師打保齡球的水平都高了很多，曾試過贏他們，拿冠軍。我們有些校長很厲害的，打保齡球打到兩百多分﹗所以，近幾年除了我們會本身的比賽外，很多友好團體邀請我們，我們都會參與，除非沒有空，否則都會派老師去支持。我們還有跟內地老師的交流。前一兩年，廣州教育局帶齊教育局局長和副局長來澳門參觀，還順便進行體育交流，他們帶了籃球隊、乒乓球隊來與我們交流，而我們很多時都會去廣州與他們交流。
294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開心慶回歸1999年澳門回歸時，12月19日，在噴水池有一個與學聯和婦聯的大型活動，由晚上六七時直到十一時。慶回歸晚會，有學生聯合總會、婦聯、教育會三個團體。還有一個活動在同一個月份，在聖若瑟中學裡面，有1,800個老師慶祝回歸。因為是接著新年的，各間學校都派了很多表演隊伍，師生一起參加。那地方剛建好不久，場地又充裕，舞獅又舞龍。那晚，邀請了很多學校舞蹈隊表演，老師隊伍表演，又邀請了中聯辦等很多嘉賓。那是一次很大型的活動，以往只有我們教育會，那次有天主教學校聯會和其他不同機構一起，有些天主教學校的會員未必加入我們會的，聯合在一起搞活動，變成了整個教育界在12月底慶祝回歸，近著新曆年，搞得很大型，直到夜晚，很開心。年輕人把康樂部搞得更有聲有色在我部門的同工都很年輕化，他們有很多新的理念，希望他們可以吸收外面很多新的事情，然後改良，多點把康樂部的活動更新，迎合潮流。有很多活動和比賽，我們有意識地按他們的特點和所長分到不同的部門，讓他們先做好，然後慢慢再緃貫到全局。我的工作經驗就是跟前部長林顯富校長學習而取得的。我希望新的理事能夠盡量抽多點時間出來，提多些寶貴的意見，將康樂部的工作搞得更有聲有色。
老師都很辛苦，但也很開心295
296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三年前的二月最後一天，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當立法會傳來通過了《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下稱《私框》）的消息，教育界都興奮不已；前輩們爭取了二十多年的教師法，終於在這天，寫下了圓滿的一章。自從《私框》頒佈後，教師肩負起的，是對孩子及家長的一份教育使命，以及對社會的一種承諾──必須竭盡所能，同心協力，把澳門教育辦得更好。回想過去，澳門辦學的條件不完備，尤其教師的待遇，比其他行業為低，在沒有保障下，卻有一批留守在教育前線的教師，默默耕耘地為教育奉獻出一輩子的心力。那時候，沒有政策，也沒有任何政府津貼，就靠著那份對教育事業的熱誠，堅持站在杏壇上，傳授知識，照顧著孩子們的身心靈成長，以身作則，春風化雨。澳門中華教育會的負責人希望藉著這個《私框》頒佈下來的時機，宏揚師德，傳承前輩們的教育精神。於是，我們計畫要進行一個名為《敬師傳頌，立德樹人》的兩年計劃，內容包括有走進校園系列──邀請資深教師分享育人路上的心得要領，光影回眸95載──展覽澳門中華教育會成立95年來的珍貴圖片，以及這本與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合作的《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一書，透過訪談15位資深教育工作者，從他們的故事裏細訴過去從事教育的歷程，並且分享如何透過參與教育會的工作來優化澳門教育的故事，看似零星細碎，堆積起來，卻是一筆重要的澳門教育史料。本人有幸成為這個計劃的策劃者，這些年來，透過收集圖片，邀約嘉賓訪談等，令身為晚輩的我，感受到從事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神聖使命，以及教育家的風範。所以，在故事寫成之前，腦海裏浮現起過去一幕幕與15位前輩們的交往片段，感動著我。寫在故事之前楊珮欣
297後記·寫在故事之前……教育界翹楚：冼為鏗，劉羨冰為了這個兩年計劃，我多次造訪冼主任和劉校長，每一次也拿著一大疊相片和資料，逐一請教他們那些前輩的名字和相片的緣由。在他們的回憶裏，幾乎沒有一張是留空的，都能把這些人物一一細數，並且把對澳門教育界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巨細無遺地羅列出來，偶爾還帶著一些有趣的故事，令人津津樂道。記憶中，每回的拜訪，坐下來不久，冼主任總會細心地為我們準備一壺熱茶，讓我們慢慢回首往昔之中。很多個這樣的午後，我的思緒與過去的教育工作者相遇，想像著他們一直為優化澳門教育而奮鬥的故事。待我回家以後，劉校長總會把自己收藏的一些珍貴相片轉交給我，看看編輯小組是否合用。如此的認真和細心以及對教育的熱誠，總在他們的身上不經意地流露出來，溫暖著我。杏林裏的君子：李沛霖過去，李校長在我們心中，都是一位傳奇人物，嚴而不苛的形象，深入民心。直至與李校長真正接觸後，我對這位以bamboo自稱的李校長多了一份了解，完全明白到他廣受大眾尊敬的原因在於嚴於律己，言傳身教，將自己的學養奉獻於教育事業之上。還記得為了這個計劃，他不斷給予我們團隊意見，有一回，他更把一疊珍貴的資料，親自送到學校給我，當我接過這些物品時，心裡告訴自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不能辜負他對我們這群晚輩的期許。百年樹人：黃楓樺深入認識黃校長，就從一個“楓樺”開始，原來過去黃校長的名是“風
298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華”，有風華正茂之意，後來覺得高大的樹木也很好，所以名字就改用有木字旁的“楓樺”。就從那時起，我每次看到挺直的樹木，也會想到黃校長。退而不休的他，依然煥發著那份才華橫溢的動人風采，至今仍不斷培育下一代。印象最深的是那個寒冬的夜晚，我打算把稿件拿到他家的樓層處，結果，遠處迎來一位高大的身影正在大廈門口等著我，並且著我不用擔心，他會很快把稿件校對好，以免打擾我們的進度。那晚，回家路上，心裏泛起了絲絲暖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林顯富，郭瑞萍林校長與郭主任給我的感覺，總是夫唱婦隨，卻又不失彼此的專長和愛好。訪談中，林校長有如一位總司令，在學運會，戲劇活動，以及回歸日的大型表演節目上，他都是策劃者；郭主任則致力於編輯有關教育的書刊，談教養心得，夫婦倆熱愛教育，不但悉心照顧自己的孩子長大，也共同見證著很多孩子，在他們的培育下成才。每次邀約他們做訪談或請教一些問題時，不但馬上應允，而且不斷地鼓勵我們，肯定了大家的工作意義。育人路上，他們就是生命影響生命的一對最好見證。忘不了的教育情：吳培理十五位的訪談者中，我是完全沒有與吳主任接觸過的，因為他目前住在珠海，由於記憶力日漸衰退，已經很少回來澳門。於是，理工的團隊就拉著大隊，到他珠海的家進行訪談，那天我因為工作關係，無法隨行；然而，在訪談過程中，他把一疊相片交給訪談人員，完成了第一次校對以後，他還親自與家人到教育會一趟，把稿件交給我們。相信，對於吳主任而言，很多事情也許會淡忘，但教育事業肯定是伴隨他一輩子的記憶，永不忘懷。不言之化：何德明第一次與何校長見面，就在醫院病房。由於何校長目前已移居香港，看醫生時，才會回來澳門。那天，何校長正在醫院裏等待身體檢查，理工的
299後記·寫在故事之前……訪問團隊就到病房與何校長做訪談，而何校長的太太也在旁為之打點。在談到過去的教育生涯時，他們倆總帶著微笑地回首往事，就連在校園裡相識，備課以及何校長為了工作而累壞了身體，險些送命的過程，也重新演繹了一次。言談之間，教育的堅持與奉獻，就在他們的眼神裡閃著亮光。沂水春風：伍華佳一直以來，伍老師不管做教育會的工作，還是體育會的會務等，他也會把工作做個圓滿。這次計劃，讓我了解到過去的他，長期默默地與伙伴們為教師爭取專業成長的機會，並且不斷完善教育會的工作。每次的稿件，他都會細心校對，即使行動有些不便，還是堅持把稿件親自送到學校給我。至今的他，依然關心教育會的發展，以及參與培育青少年身心體魄的工作，從沒有休止。潤物細無聲：羅佩芳我與羅主任主要是透過電話聯絡的，直至稿件進行最後一次校對時，我們才第一次見面，彼此都很興奮；我對羅主任的印象是很難忘的，因為我每次把稿件放到她家的信箱後，哪怕是晚上，她也會馬上到信箱取，深怕延誤我們的工作。最難忘的是她分享過去在教育會參與總務工作時，就算年三十晚，有需要的話，她也會到醫院，甚至殯儀館，拿著大家的心意，送上問候，點點滴滴的細碎回憶，早已成為了我們學習榜樣。身教言傳，演出了真我：朱杏兒，岑美娟同樣熱愛演戲的朱老師和岑老師，每次看回她們過去的劇照時，不禁令我想起那個年代，利用戲劇來傳揚正氣，導人向善的意識是不斷影響著社會發展的。還有，過去的她們，一邊教書，一邊發展興趣，一邊為教育會獻出心力的工作態度，令人敬佩。直至今天，她們倆仍然堅持把興趣展
300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現在舞臺之上，從不同的角色裡，演活了教師的專業形象，唯有熱愛，才能成就一切美好的故事。琢玉成器：許瑞瑰許主任至今仍然在杏壇上發光發熱，而且對於教育會的會務，更加不離不棄。由於她是掌管旅遊部的，有她的出現，總給大家不少歡樂。於我而言，對許主任印象最深的是她一絲不苟的做事態度，記得第一次的稿件，許主任反覆思量了很久，原因是為了保證訪談內的史料準確，所以她總會細心地再去考證當中的年份，認真做事的態度，值得敬佩。賽場上的汗水匯成流：王文常可以這樣說，王老師的育人歲月，幾乎都在球場上度過，賽場上的他，認真、專注，不容許有任何差錯，提供最好的平台，讓學生竭盡所能，賽出佳績。或許，沒有這次訪談，我大抵不會發現，原來王老師對於他個人珍的物品，都井然有序地收藏著，就如這次徵集相片，王老師馬上把珍藏都拿出來了，似乎，這裏的一切，就和他在賽場上一樣，歷久彌堅。弦歌之聲不：何少金以身作則，做事認真，關心身邊的每一個人……放在何會長身上，絶對沒有人反對。育人路上，慶幸我能遇上何會長這樣的一位楷模人物，令我明白到身為教育工作者，要肩負的，不只是教書育人，還要關心整個教育的發展，多為澳門教育提意見，我們的孩子，才有更優化的環境作用適性的發揮。還有，最感動我們的，是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只要一通電話，何會長也義不容辭地給予意見，每次聽到她的聲音，就算再徬徨無助，也馬上能重燃起希望來。於她而言，2012年2月29日《私框》通過之日，是她一輩子最難忘的事，過程中有血有淚，每次她回憶這段故事時，總是振奮人心。寫在故事之前，15段難忘的人生歷程，15個動人的教育故事，如沐春風，
老師都很辛苦，但也很開心301滋潤著教育工作者的心靈，同時，也讓我們從會史裏，傳承著一段又一段的使命，讓澳門教育在前輩們穩健的根基下，繼續開展出一道美好的教育願景。
會史留聲：澳門中華教育會口述歷史溫學權楊珮欣主編澳門理工學院江淳history@ipm.edu.mo匯豐印務2015年10月第一版2000本澳門幣150元正出版：責任編輯：電郵地址：排版及印刷：出版日期：版次：印數：定價：ISBN978-99965-2-115-7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